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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和艺术

陈燊

我哪天都在想：“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却只写出万分之一。[1]

托尔斯泰这段话写于1865年，当时他正致力于创作《战争与和平》。在这之后，他又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等许多杰作。虽则他一生中把大量时间花在教育事业、社会活动以及政论和宗教论文等上面；虽则他在世界观激变之后羞于写艺术作品，长期搁置了生花之笔，而他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已是光芒万丈，炳照千秋了！

诚然，我们也不为贤者讳。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有许多弱点的。他自己早年（1855）在日记中说过；“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题词：“我无所讳言。仅仅不公然撒谎是不够的，还得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2]在论述他时，我也将遵循“无所讳言”这一原则。

鉴于目前西方某些文论往往忽视一个作家的创作和思想的关系，忽视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因此，在这里我不是作概括的分析，而是沿着托尔斯泰的思想发展轨迹逐一谈谈他的作品，来看两者的联系，最后再粗浅地谈他的几个方面的艺术成就。

一

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恐怕很少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在其大量创作中贯穿着自传性因素。除了众所周知的伊尔杰尼耶夫、聂赫留道夫、奥列宁和列文以外，《袭击》中的志愿军、《伐林》中的士官生、《家庭的幸福》中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甚至谢辽沙，《舞会以后》中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3]，还有《魔鬼》中的叶夫盖尼·伊尔杰尼耶夫、《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萨雷采夫等人物身上，都这样那样程度不同地闪现着作家本人的身影。当然，我们不会也不应简单地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托尔斯泰自己说过，《童年》中“凌乱地混合着”他童年时朋友的故事和“我的童年的故事”。托尔斯泰的秘书、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尼·尼·古谢夫还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许多艺术作品初稿中通常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自传成分，而在后来的稿子中自传成分常常冲淡，而且部分地被作者勾销了。”[4]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创作不是表现自我，而主要是“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历史生活”的反映（列宁语）。问题在于，托尔斯泰是“实践的人”，在创作中不只限于作社会历史的“书记”，而是与其中某些人物一起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道路。自传因素不一定在于作品中的事实和作家的经历相吻合，主要在于同某些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肖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他的心灵的发展史。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书“是19世纪一个强烈的个性从事的一切探索的文献性的叙述，这一个性旨在寻找自己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5]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思想探索是在追求思想上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这种和谐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步作家的共同理想，不过，作为“19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高尔基语），他身上充满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所构成的“惊人的矛盾”，他的和谐的理想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近六十年，而主要“属于1861至1904年”。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怪物”像一把双面刃插入农村，既鲸吞贵族地主的地产，又扫荡农民经济的“旧基础”。贵族地主和农民都面临双重的威胁：对于前者，一方面是农民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愤怒海洋，另一方面是“新主人”在“樱桃园”里不断响起的丁丁斧声；对于后者，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的魔爪，另一方面是原始积累带来的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新灾难。这是一个矛盾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时代。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身名门世族。他自幼在上层圈子中长大，早年曾染上贵族社交界的某些恶习和贵族阶级的偏见。与其他一些俄国大作家不同，托尔斯泰不仅拥有田产，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亲自经营。直到世界观激变前夕，在1871和1878年他还先后购置了土地六千五百俄亩（约七千公顷）。我们并不会简单地理解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他“一直到到晚年也始终是一个大贵族”，[6]（普列汉诺夫是就他的思想认识不彻底而言的）但应该看到，在70年代末以前，与他的生活条件相适应，他的创作是带有本阶级的鲜明印记的。

当然，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要为别人而活着”。在十九岁时更认识到，人不是孤独的，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假使人人追求自己的福利”，将会“产生秩序的混乱”；反之，“假如人人力求自己本人的完善，秩序就无论如何也不会遭到破坏……”[7]追求个人完善，要为别人而活着，确实像他在50年代末说的，“永远成为我的信念”。但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是贵族地主，又因长期居住农村，熟悉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对地主的不信任和敌意，他早就知道，“存在着奴隶制的当代，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8]也就是说，他要个人完善首先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何况他的清醒的头脑对俄国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腐败不能不感到厌恶。另一方面，由于立场的限制，也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他只追求个人完善，只主张从道德上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变革社会。与此同时，出于对战胜他本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憎恶，以及对那因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陷于破产的农民的同情，他完全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过去，向往他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遗风，长期沉湎于天真的幻想，寻求地主与农民和睦相处的道路，希冀从此获得自己内心的和谐。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安娜·卡列尼娜》，都贯穿着这种幻想，只是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矛盾明朗化，这种幻想渐趋破灭，绝望的色彩日益加浓，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俄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激荡下，他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转到（而且仅仅只能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然而托尔斯泰的心灵始终没有获得宁静。他深刻地批判当时俄国社会的“恶”，但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并不能消灭社会的“恶”，也不能阻止这种“恶”的力量继续使用暴力，他对自己的教义日益感到怀疑。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宗法制农民大都受到这次革命的影响，或者卷入革命运动的洪流，托尔斯泰因自己同他们思想上有了分歧而悲观失望，同时他对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言行矛盾更深感不安。从1881年起他曾多次企图离家出走（这在《谢尔盖神父》、《复活》、《活尸》和《光在黑暗中发亮》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最后于1910年11月10日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希望通过同自己环境决裂来实现和谐的理想。不幸的是，这位82岁的老人，立时在途中患上肺炎，于20日在梁赞-乌拉尔铁路的阿斯塔波沃站逝世。他终于以自己的生活悲剧来了结思想悲剧。

二

托尔斯泰在少年时代曾从哲学探索人生意义。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9]而在他看来，个人的完善是改造人类的途径。也许他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在喀山大学求学时曾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感兴趣，而从喀山大学退学[10]后，曾在自己庄园里试行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自己和农民的关系，但因农民不信任而没有进展。失望之余，他在莫斯科过了一段放荡生活，旋即感到厌倦，于1851年随哥哥尼古拉去高加索从军，就在这里踏上了创作道路。因此苏联学者鲍·伊·布尔索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达到他追求个人完善的目的，先是研究哲学，继而付诸实践，最后从艺术领域找到实现这个目的——人生使命的手段。[11]实际上，哲学家—实践家—艺术家，既是他走向文学创作的历程，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三个方面，他是三位一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在青年时代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正以此截然不同于那些把创作当作目的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同时，多方面的活动也大大缩小了他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成就。[12]

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童年》（1852）和陆续发表的《少年》、《青年》的主题是主人公（大体上是作家自己）个性成长、亦即走向个人完善的过程。《童年》写的只是两天时间（一天在庄园，一天在莫斯科），以主人公过自觉的生活开始而以其失去童心结束。《少年》的内容，据作家自己说，是“孩子在童年之后逐渐腐化以及他在青年时期以前的改善”；《青年》则写主人公对美、幸福和美德的向往；最后一章“我失败了”既指考试，也指这些追求的失败。作品写作时期离故事发生时间已隔多年，作者的观点有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三部曲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过去，即主人公当时的观感，一个是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是批判性的，对于《童年》中宗法制的牧歌式的主仆关系，作者仍然一往情深，至于《少年》和《青年》中所表现的某些民主倾向，后来作者自己说，是他写作时所没有的，是不真诚的。[13]

和三部曲等同时创作的有战争小说《袭击》、《伐林》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这些小说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写在战争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品质。《袭击》开头部分说到：“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就是勇敢的人。”这个“勇敢”的定义是他的全部战争题材作品中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作家歌颂朴实平凡但却坚毅勇敢的士兵和普通军官，鄙夷外表威武、内心渺小、充满虚荣心和名利欲、漠视士兵死伤的贵族军官。小说一反俄国过去战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描绘战士英勇沉着的同时，并不隐讳他们的恐怖感和战争的残酷性。作家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真实”。[14]

战争小说也基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正是在他亲自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这场战役中作家目睹人民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所以他在该书中说：“史诗”的“主人公就是俄国人民”。他早已看到贵族们意志薄弱，缺乏毅力，在战争中他加深了这种认识。这段时间内写的《台球房记分员手记》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同样反映了贵族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作家原来希冀这次战争能使统治阶级得到道德上的复兴，使俄国社会中各阶层的目标趋于一致，可是这一幻想落空了。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托尔斯泰于1855年底来到彼得堡，作为文学界的新秀受到热烈欢迎。从《童年》起他一直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作品，但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格格不入。[15]当时是俄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刻。克里木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战争的失败又暴露了沙俄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腐败。继沙皇尼古拉一世自杀后，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势在必行，决定自上而下进行。托尔斯泰个人于1856年曾多次拟定解放农奴的纲领，并在自己的庄园内试行。在这个时候他写成了于1852年开始构思的关于一个俄国地主的小说，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它其实可以说是《童年》等三部曲的续篇，是他未完成的《成长的四个时期》的第四部分。据他的秘书、他的传记作者帕·伊·比留科夫说：小说内容是作家于1847年间的亲身经历，但其中也夹杂着作家写作此书时的活动和感受。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贫困和落后，展示了地主与农民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但是，主人公行为的动机虽则是鉴于农民的赤贫，而主要却是自己对他们的责任。造福农民是希求自己同农民的关系的和谐，首先是自己内心的和谐，这是当时、甚至80年代以前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1956年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气氛曾使托尔斯泰抱有各阶级一致行动的幻想，而随后兴起的农民起义和社会运动却使他感到威胁。他的文学观和创作都因此产生了变化。上文谈过，他曾一度接近自由主义者作家、批评家亚·瓦·德鲁日宁等人，接受他们的“纯艺术”观点，反对文学中的暴露倾向，反对为政治的艺术。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发表前他删去描写富农和官吏胡作非为的章节，就是这种倾向的例证。不过，在当时他仍然肯定英国作家萨克雷等的讽刺作用，他自己未完成的剧作片断中也不乏讽刺色彩。关键在于讽刺什么，暴露什么，当涉及社会重大问题时，他是望而却步的。这也正是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观上分歧之所在。

托尔斯泰于1857年第一次出国，到过法、德和瑞士等国家。资本主义文明使他认识到俄国的“丑恶”和“野蛮”，以致他回国后“久久地与厌恶祖国的情感作斗争”。[16]但他始终不能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农奴制而言有其相对的进步意义。这也表现于作品中。早在《两个骠骑兵》里，他把父辈描写得高于子辈，欣赏老图尔宾放荡不羁和慷慨豪迈的封建骑士精神，而鄙视小图尔宾工于算计和讲求实利的资产阶级习气。对于他的《卢塞恩》，论者通常都肯定其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像他对小图尔宾的讽刺一样，确是作品的有力的一面。但作家却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如果拿《卢塞恩》和《阿尔贝特》对照，更可看出作家的偏见。鲍·伊·布尔索夫中肯地指出，前者基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因而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描写的中心是客观现实；后者基于俄国生活，虽也批判，并非完全否定，所以着重写艺术家及其心理。[17]俄国社会当时远远落后干西欧，为什么作家不愿正视现实呢？不能以爱国的情感来解释。涅克拉索夫在给他的信里说；“您目前在乡下过得很好，所以您不明白为什么要愤恨。……难道这里让人愤恨的理由还少吗？我们只有更加愤恨，我们才能更加爱……自己的祖国。”[18]

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国的“恶”，也想改变现状，可是反对暴力，认为以暴力同恶斗争，将会使恶增加，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的暴力都是“恶”。他把俄国看成一片“泥泞”，自己面临的抉择是“沿着这片泥泞往上爬或是绕弯走……”。[19]他选的是绕弯走，即“哲学（不是研究，而是来自荒唐的真正内心的要求）、宗教和艺术”。在一封信里他写道：“……在俄国全是丑恶、丑恶、丑恶。……幸而还有生路，这就是精神的世界，艺术的、诗的和爱恋的世界。这里没有警察局长，没有管事，谁也不会打扰我。”[20]艺术的、诗的和爱恋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这几年创作的主要领域。如果说《阿尔贝特》遁入艺术，那么《三死》便是遁入自然。固然，《三死》也不乏批判因素，如其中描写贵族太太的虚伪做作。然而在作家看来，越接近自然就越是幸福，因此，树木之死比农民之死还要安详些。

遁入爱情和艺术的思想集中表现于《家庭的幸福》。小说有自传性质。但它与其说是作家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写照。写作期间他的一些书信和日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小说写女主人公由新婚的热恋、暂时的迷误到最后的悔悟、与丈夫和好。潜在的主题是主人公困扰于生活风波和躲入个人小天地。小说之所以用女主人公来叙述，并着重刻画其内心感受，也是为了避免涉及社会矛盾。这是在“纯艺术”思想支配下写成的不成功的作品。作家早在1857年4月的一封信中曾说：“宁静是心灵上的卑鄙”。[21]而在1859年10月，《家庭的幸福》刚刚发表之后，他在给亚·瓦·德鲁日宁的信里谈到：“看来是不会再写作了。”他痛苦地承认：“……生命短促，在成年时期浪掷生命”去写这类作品“是问心有愧的”。[22]他甚至要向《俄国导报》索回该小说，打算把第二部分的校样付之一炬。

在这部小说之后他懒于写作，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为农家子弟兴办学校，创办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23]，并在农奴制改革中担任和平调解人，这些活动使他进一步接近农民，并对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有所认识。此时写成的小说《波利库什卡》可以说是其产物。的确，较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个作品的批判因素有所削弱，但它不仅描写了农奴的悲惨命运，而且揭示了农奴与地主间的深度对立。地主太太对波利凯依（波利库什卡是他的小名）的信任并不能改变农奴总的说来不被了解和信任的境遇，因此他在丢失巨款之后深知无以自明，只能一死了之。小说还突出表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象征——金钱的罪恶。

完成于1862年的《哥萨克》颇能反映农奴改革前后托尔斯泰的复杂思想。主人公奥列宁厌弃莫斯科社交界生活，并为逃避债务而去高加索，同作家本人于1851年底去高加索的动机颇为肖似，小说构思开始于1852年也非偶然，但书中流露的很多是写作时（1858—1859）的思想情绪。奥列宁陶醉于高加索的大自然，而生聚于斯的哥萨克，这个尚未完全开化、尚无阶级对立的部族，尤其是玛丽亚娜和叶罗什卡，不啻大自然的化身，与文明社会截然对立。作品里有卢梭思想的痕迹，有对上流社会虚伪的批判，有平民化的意愿，也有为他人而活着才是幸福的想法。但是作家把上流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看作文明、教育（亦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恶果（这是他有代表性的观点），要从半开化的哥萨克寻求俄国的未来，则是反对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奥列宁要改造自己以融合于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亦即使自己适应外界而不是触动外界，因而仍然是“绕弯走”。当社会斗争激烈的时刻，高加索不啻世外桃源，是获得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值得玩味的是：在一份手稿中，奥列宁得到玛丽亚娜的爱情，定居于高加索。从这方面看，《哥萨克》与《家庭的幸福》有其内在的思想联系。

从《童年》到《哥萨克》不过十年，托尔斯泰已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批评家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指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文学创作的初期，托尔斯泰就显示出第一流艺术才华，并在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皮谢姆斯基这样一些作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地位……”[24]可是对他说来，还只是小试牛刀。如果说在50年代，他“暂时还从‘真人’，从自己的观感出发”，因而只局限于写亲身经历的“军事题材”与“地主题材”，[25]那么，在60、70年代，继《哥萨克》之后，他突飞猛进，进而广泛地反映历史和社会生活，写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史诗式巨著，他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同时，这二十年也是他的世界观开始逐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早在1856年，托尔斯泰曾拟撰写《十二月党人》。他在1858年的一份笔记中说：只有贵族（而不是政府）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在文学中或是在秘密的和公开的会社中，以言词和行动为农奴解放作了准备。他们因此被流放或处绞刑。[26]他谈的这些优秀贵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指十二月党人。1861至1862年他写成该小说的开头三章，以后曾再次回到这个作品上来，但始终没有完成。其原因是内在的：托尔斯泰不能接受革命，又幻想人民能在贵族领导下一致行动。而十二月党人却与此相反，既要进行革命，却又远离人民。

在《十二月党人》开头部分，他称1856年为“伟大的难忘的俄国民族复兴的年代”，认为当时大家都努力探索并企图解决“新而又新的问题”，写作、阅读和议论方案，都想矫正、消除和改变一切，“所有俄国人像一个人那样，处于难以形容的喜悦之中”。虽则这段文字读来令人感到有点讽刺味道，但举国上下一致进行改革的理想始终萦绕于作家脑际，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民族矛盾当前，才有可能。因此他很自然地转向1805年的卫国战争，撰写《战争与和平》。小说之所以从1805年开始，据作家的解释是，他不能只写1812年的胜利，而不写1805年的失败。

苏联学者米·谢·古斯不无根据地指出：《战争与和平》与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同一时期写成，三位作家都在这个历史严峻转折时期思考俄国的命运，三部长篇小说的中心向题都是时代的英雄问题。[27]当时俄国解放运动正处于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领导社会运动的时期。托尔斯泰回到过去，回到世纪初，正是希冀有彼埃尔和安德烈那样的优秀贵族来领导社会运动的当代英雄。事情不是孤立的。小说写于农奴制改革后反动势力嚣张、进步力量备受迫害的严酷时代（1863—1869）。虽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与托尔斯泰家里被宪兵搜查（因涉嫌与流亡国外的赫尔岑联系）发生在同一天，但此后两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了歌颂“新人”（即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小说《怎么办？》以及他受到死刑威胁的时候，托尔斯泰却写出讽刺“新人”、“虚无主义者”的喜剧《一个受传染的家庭》。正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燕尔新婚，沉醉于甜蜜无比的庄园主的家庭幸福之中，这同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运动高涨之际，他为大厦将焚、贵族面临“要土地还是要性命”的抉择而忧心忡忡，适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以参究当时他的思想立场。

然而也应看到，他当时思想是矛盾的。他对当时的社会是不满的，他转向历史上的优秀贵族，正由于他对当代贵族阶级的深感失望。他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是反对他们所主张的革命途径。他同情农民，赞许他们的淳朴善良，并且认识到：“俄国的力量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人民。”[28]这些想法也表现于《战争与和平》

中，足见他的世界观已有了一定的变化。

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之初，作者原拟写“自由的人们”（即贵族）的历史，[29]写1856年携眷归来的十二月党人。成书后他在“尾声”的一份手稿中说，他是“努力写人民的历史”。[30]从写贵族到写“人民”，并不意味着构思上的根本变化，而是因为他的“人民”概念实指民族，即“历史地形成的稳固的人们的共同体”。[31]不过，这个“人民”大抵指代表民族性格的农民，也包括具有这种民族性的优秀贵族。[32]因此对他所说的，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所爱的是“人民的思想”[33]应作较广泛的理解。

人民本身在小说中并不出现于前景，但也决非消极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人民力量的代表是士兵和普通军官，其特写镜头则是图申、季摩亨、杰尼索夫以及吉洪·谢尔巴特。如果说在1805年的两次战役中官兵们都表现了果敢镇定，表现了“谦逊的”英雄精神，那么在1812年，在敌人铁蹄蹂躏祖国的危难之秋，他们全体脸上都燃烧着有敌无我的烈火，乐观地面对牺牲和死亡。与奥斯特利茨等战役不同，波罗底诺之战更多地写集体的英雄形象，而且不限于军队。斯摩棱斯克的商人烧毁店铺，莫斯科近郊农民焚烧饲料，莫斯科居民不惜牺牲一切而全体撤退，最后是游击队“举起棍棒”……作者以此强调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的意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奥斯特利茨（那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失败正是反衬。

“人民”也包括某些将领，如巴格拉季翁。而最能代表并表达人民的精神和意志的是库图佐夫。他朴素而平易近人。作为统帅，他沉着果断，不顾虑个人得失，肩负拯救祖国的重任。但作家往往强调他的消极无为，说他的指挥艺术不在于英明决策，而在于忍耐与等待，他听任战事发展而不加以干预，认为事由前定，似持宿命论观点。作家以此否定理性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虽则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能纠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写出了库图佐夫的指挥若定。但就整体来说，这个人物形象是颇为矛盾的。不过，在他看来，要发现历史规律，不应该着眼于帝王将相，而应该研究支配群众的“各种极其细小的因素”。这种历史观有其合理的成分。

这里附带谈谈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他是库图佐夫的对立面，是反人民的。作为侵略者，他成为揭露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形象的一些细节，也符合史实。但对拿破仓的将略才能，他的历史意义，托尔斯泰显然是加以贬低的。他不仅反对侵略者拿破仑，主要还反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重要代表人物拿破仑（而拿破仑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历史意义是难以否定的）。无怪乎他删掉手稿中关于拿破仑的某些积极性的细节。[34]英国作家毛姆在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文中、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其《〈战争与和平〉序》中，对此都不无微词。[35]

“人民的思想”更重要的表现于以人民的观点来衡量一切。小说中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首都显贵、宫廷贵族以及与他们接近的人，如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一家、安娜·舍列尔、特鲁别茨卡娅和她的儿子，以及拉斯普特欣之流。正像有人说的，“他们的生活被沉重的大门同外界隔绝”，“除了两三个悄悄穿过地毯的仆役之外”，他们很少接触人民。他们虚伪做作，利欲薰心，冷漠无情，尤其是缺乏爱国心。他们身上没有民族特性，满口法语，而俄语却说得十分蹩脚，他们与人民格格不入，不是“俄国人”（也就不是“人民”）。

另一类是优秀贵族，如罗斯托夫一家。他们和农民的关系十分融洽，散发着牧歌式的诗意。他们善良、正直、单纯、慷慨。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这些“俄国人”品质，仿佛本乎天性，从老伯爵夫妇到小彼佳无一例外，而以娜塔莎为最。她天真无邪，一切听任感情的命令，对周围人们怀有无限的同情心，具有一颗“俄罗斯心灵”。关于她迷恋安纳托尔的几章，作者说是全书中的一个“关键”。[36]据托尔斯泰研究者雅·谢·比林基斯说，这是为了显示她的无限真诚和像普通人民那样“轻信”。[37]安德烈与彼埃尔同她的关系，似乎也象征他们同人民的关系，在莫斯科告急时，她在一次祈祷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米尔，[38]大家在一起，没有等级差别，没有仇恨，在友爱中联合起来……”这表达的正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优秀贵族中也有原来并不接近人民，但却在探索走向人民的途径的。他们克服本阶级的缺点，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中的弱点，走向人民，这是《战争与和平》的另一重要主题，这一思想是通过被埃尔和安德烈两个主要人物来表达的。据帕·伊·比留科夫说，作家在这两个自传性人物身上，“描写了自己心灵的不同方面和不同时期。”[39]他们有共同的品质，如正直、高尚、爱国等，但性格却颇不相同。研究者叶·尼·库普列雅诺娃中肯地指出，用哲学术语来说，被埃尔过分地服从“必然”，安德烈过分地要求意识“自由”。[40]的确，彼埃尔一切听任自然，倒如在继承遗产和婚姻上都听从人家安排。不过，他与多罗霍夫决斗，同爱伦决裂，一度曾同外界冲突。只是在这之后才转入内心，思考好与坏、爱与憎、生与死和人生意义等问题。为了自我洗涤，他参加共济会，[41]但旋即失望，他计划解放自己的农奴，却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到此为止，爱他人和自我牺牲，他的这条自我完善之路还只是死胡同。与彼埃尔不同，安德烈出场时那疲乏而厌倦的目光颇使人想起《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表明他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和同它的冲突。他和彼埃尔都曾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彼埃尔要师法拿破仑建立共和国，而安德烈则要步武“土伦”道路，建树不世功勋。安德烈与利已主义无缘，却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只为功名心而“活着”。后来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负伤仰卧战场时，高远无垠的天空使他省悟到一切都是“空虚”和“欺骗”，而在这长空的背景上他看到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并意识到他的渺小，自己的功名心也随之幻灭了。他的夫人丽莎之死使他初步意识到自己的冷漠寡情和自己对他人应有的责任感。因此不久他接受彼埃尔的忠告，要“矫正自己”，开始了内心生活的新的一页。月夜娜塔莎的笑语暂时点燃起他的生命的火焰，他开始想到“要同大家一起生活”。可他又面临新的考验：在协助米·米·斯佩兰斯基改革而徒劳无补之后，又遇上娜塔莎的突然变心。与彼埃尔和没有灵魂的爱伦重新和好不同，他竞不能宽恕娜塔莎。卫国战争是两个主人公精神转折的重要阶段。他们都感染了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与人民逐渐接近，分别被称为“我们的老爷”和“我们的公爵”，并且都分担人民的痛苦与不幸：一个成为备受折磨的俘虏，一个身负致命的重伤。他们的结局却是生死异路。彼埃尔在俘虏中也顺从命运安排，处之泰然，只是在法军枪杀俘虏时感到世界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人类之爱荡然无存，一度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这精神危机时刻，接受了驯顺而又博爱、把个人融合于整体的卡拉塔耶夫精神，[42]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内心的和谐，“完全的自由”。而安德烈则始终与外界冲突，不热情地向善，因而丧失生的意志，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寻找死亡。只有当弥留之际，他才宽恕了娜塔莎，才体验到不仅要爱邻人，而且要以“神圣之爱”来爱仇人。在尾声中，彼埃尔秘密结社。不过，他是十二月党人中的温和派，他们的“道德同盟”的纲领是“爱”和“互助”，而不是革命。

《战争与和平》是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要求爱一切人，甚至爱敌人，这不止基于宗教思想（在作家自传性人物中，安德烈第一个求助于《福音书》），而且是要求在接近人民的优秀贵族领导下各阶级之间的“和平”。另一方面，作家用人民的淳朴和纯真的品质、“潜在的爱国心”来衡量贵族阶级，从而对宫廷贵族作了多方面的揭露（虽则限于道德方面），对当时社会表示了深刻的不满，这一切标志他走向人民的一个步骤。同时，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描写的是19世纪初俄国社会矛盾尚未充分发展、宗法制遗风仍然保存的时代，又是民族存亡关头、举国上下共同对敌，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的时期，因此，他的各阶级联合一致的想法，不无现实基础。再则尽管他有意讳言19世纪初贵族地主的野蛮与残暴，[43]在小说中，农民与地主间牧歌式的关系只限于打猎与圣诞节等场面，而安德烈关于农民的想法，彼埃尔的防止普加乔夫起义，尤其是包古恰罗沃的农民骚动，仍然透露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因上述一切，使作家得以在无损于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创作出画面广阔、反映整个历史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史诗。

俄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显著发展，它促进了农奴制改革，而改革又反过来推动资本主义的急遽发展。到了70年代，俄国的旧秩序、旧农村已濒于分崩离析。托尔斯泰对此触目惊心，企图从历史上探讨当代社会急骤变化的原因，追溯到彼得一世。他收集并研究了许多有关资料，并写了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三十三种开端，却没有写下去。[4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般看法相反，他认为彼得一世人品恶劣：胆小、狡猾、残忍、淫荡，进行改革纯出个人打算，为大贵族所反对。[45]实际上，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当时落后的俄国接受西欧文明，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托尔斯泰却历来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不能承认其相对的进步意义。联系到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否定斯佩兰斯基的性质类似的改革，不能不认为是他的思想保守的表现。

现实生活使托尔斯泰那样惊惶不安，迫使他不再从历史、而直接从当前现实中探索激动他的问题的解决途径。于是写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其“基本的思想”是“家庭的思想”，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冲击下贵族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不过伟大作家并不停留于个别事物和事物的现象上，而是深入并广泛涉及时代的许多本质问题，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开阔的、自由自在的”社会小说。

小说以“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头，是意味深长的。奥布隆斯基这个留里克王朝的嫡裔是一个典型的彻底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掉自己应该珍视的贵族荣誉和门第观念，沉湎于官能的享受，以致道德败坏，经济破产。他的家庭的“混乱”招致安娜到莫斯科，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卡列宁、弗龙斯基、谢尔巴茨基和列文等家庭一下子都“混乱”了。这里还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混乱”的不止是这几个家族，而是整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这种“混乱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两个主要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分别是这场灾难性的两个方面的“混乱”的承受者。

在开始写这部长篇时，作家既要描写一个出身上流社会、已经出嫁而又堕落了的妇女的形象，而作品还只是一部家庭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初稿中其貌不扬、陷溺于情欲而无法自拔的雏型不同，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华贵，而且表里和谐，纯真自然，生命力旺盛，感情丰富炽烈，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与此相应，她的丈夫则由初稿中的聪明善良的正面人物变成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虚伪而没有活人情感的“官僚机器”。改动的原因尚无材料足以说明。据苏联学者鲍·米·艾兴包姆剖析，是因为作家构思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列文（初稿中姓奥尔季采夫），因此不再满足于光是爱情的情节，加入早就使他激动而且与年俱增的城乡对立问题。[46]的确，增加列文线索，扩大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灾难，而把安娜塑造为悲剧人物，则可以把个人道德问题深化为社会问题。

安娜悲剧的根源在于时代、社会和她的复杂性格。她生活于上流社会，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47]作为两个阶级的混血儿正是当时俄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在这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爱情自由的同时，也方便了勾引与通奸；而残存的封建礼法则默许淫乱放荡，却要求罩上虚伪体面的面纱。安娜受新的社会风习的熏陶，背叛非自主的婚姻和扼杀她的生命力的丈夫，她的纯真的性格则耻于欺骗丈夫，居然把暧昧关系公开。她以此迥然有别于淫荡无耻、伪装正经的贵族妇女，同时也正因此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和丈夫卡列宁。不过，安娜自己也未能完全摆脱旧的思想意识：例如经常怀有负罪感；无力抛开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和“社会地位”；别无理想而把爱情当作生活目的以至整个生活。再说她同弗龙斯基的关系并非基于真正的爱情。弗龙斯基因满足虚荣心而猎逐她，旋即因功名心蠕动而疏远她、以至厌弃她，而她的一见钟情也远非由于纯真的思想感情，只是出于旺盛的生命力的要求，她后来不惜用姿色的魅力来编织“爱情之网”，甘作弗龙斯基的“无条件的奴隶”，也只是出于要他“完完全全地献身”于她的自私的愿望。正是这种没有真正思想感情作基础的“爱”在得不到“满足”时便变成了恨。她自杀前的独白同时倾注对社会的控诉和对弗龙斯基的怨恨；她的自尽同时是对社会的抗议和对弗龙斯基的报复。作家对她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她背弃丈夫和儿子而委身情夫，是谴责的，而对她的纯真性格和因被压抑的生命力的要求而追求爱情，则始终是同情的。

列文是作家在其许多作品中自传性最强的人物之一。他同吉提的爱情关系和婚后生活，他对庄园贵族和首都贵族、自由主义贵族的不同看法，他为当时俄国农村“旧基础”的破坏而惶惶不安，他因贵族阶级没落和资产阶级进逼所感到的痛苦和愤慨，最后，他尊重农民和自己亲身去做农活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的经历和思想的自我写照。[48]他是聂赫留道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彼埃尔、安德烈的后继者。他幻想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吸收农民当股东，以缓和阶级矛盾，较他的前驱者虽有所前进，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新的更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旧的幻想的更新罢了。安德烈苦于生活完结了而在卫国战争的神圣事业中寻找死亡，列文则感到人生毫无意义而企图从自杀中求得解脱。他和安德烈都乞助于《福音书》，他追随彼埃尔从宗法制农民获得启示：“为了灵魂而活着”，并从此获得心灵的归宿。

安娜和列文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是作家对所探索的城乡对立问题的答案：一个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渊薮上流社会的影响和排挤下趋于毁灭；一个则在残存着宗法制遗风旧习的乡村里，在同淳朴的人民交往和共同劳动中找到“出路”。

尼·尼·古谢夫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几次精神危机时认为，50、60年代之交的几次危机都出于他私人生活中的不幸，惟有70、80年代之交却是在个人和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时完全丧失生的愿望。[49]但事实上，作家的几次精神危机都与社会动荡有关，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70、80年代之交的精神危机始于70年代初，而持续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整个创作时期。子女亲戚接连死亡是直接原因，但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袭击农村，政治上如涅恰耶夫事件[50]、彼得堡罢工、民粹派“到民间去”等运动恐怕是更深刻的原因。70年代初期他在农村离群索居，作了很大努力，为求“政治生活的旋风”不致把他“刮走”。[51]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一度醉心干叔本华的哲学，感到人生虚幻，想到涅槃、死亡。他“忧郁、颓唐、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成天坐着无所事事，往往接连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仿佛是精神上的死亡……”[52]这些悲观情绪以及他担心自己自杀的心情，与列文正相吻合。作家自己说：“……当我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这种绝望居然导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而只能思考，思忖我所处的可怕的地位。”[53]这使《安娜·卡列尼娜》一书蒙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之后，在70、80年代之交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和其他社会运动高涨之际，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质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这是他一生艰苦探索、与人民接近并受他们思想熏陶的积极结果，但他恰恰是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则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落后[54]和他的思想局限——一贯不能接受暴力革命。他没有真正找到心灵上的和谐。像上面谈到的，旧的思想矛盾克服了，新的思想矛盾又随之展开。

文学观是世界观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作家来说，更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演变和文学观的演变是形影相随的。如果说他在50年代末的《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中曾反对暴露文学，而在60、70年代的论文中则要求为人民而写作，那么，主要写于80、90年代的文艺论文进而强调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要明确“善恶之间的区别”，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审美趣味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艺术的本性及其哲学基础。诚然，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的《战争与和平》等杰作说成是“贵族的玩意儿”过于偏激，他贬低莎士比亚的剧作[55]近乎粗暴，他认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着重号为引用者加）的观点[56]不够全面，他要求文艺宣扬宗教意识的说教相当片面：这由于他艺术观的不完善和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狭隘的功利观点。但也正是从宗法制农民、亦即人民的立场出发，他严肃地指出：文艺“只供富裕阶级开心”“就是卖淫”，文艺应该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揭露的要求日益强烈”），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智力劳动者”享受体力劳动者的“物质食粮”，应偿还“有益的”“精神食粮”），文艺不应“只是散发着懒散的思想感情”——这些论点无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与文艺观的变化相适应，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形式上，他力求浅显易懂，认为“朴素、简单和明白是艺术形式的最高理想。”在内容上，他的注意的重心从生活中的“诗”转向生活中的“散文”，从贵族的命运转向人民的命运，从对当时现实的某种厌恶进而断然加以否定。他加深了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过去主要从道德方面，现在则往往直接触及国家和社会制度。与此同时，他又宣扬宗教思想，鼓吹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但他的忠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又经常在反驳他自己的说教。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时才五十多岁，正处于他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的中期。此后三十年间，除了许多社会活动外，这位“思想的艺术家”为了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经常直接以思想家身份出现，写了不少政论和宗教论文，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相形之下，艺术作品反而似乎不那么重要。因此有人认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已经“死亡了”，为宣传家托尔斯泰所“扼杀了”。[57]其实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很可观的。

先从剧作谈起。在50年代后半期，他曾写过喜剧的片段。60年代初写了《一个受传染的家庭》，反对妇女解放，并嘲笑虚无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意在规劝贵族子弟勿受新思想的侵蚀。这个喜剧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失败之作。70年代初他曾酝酿写剧作而没有成功。[58]只有到80年代后半期才真正写出剧本。因此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甚至怀疑他“缺乏写剧本的才能”。他说：“谁要是心中天生就有写剧本的冲动，决不会把登上舞台的时间拖延如此之久。”梅林并不否认，托尔斯泰在自己剧作中“即使不是伟大剧作家，毕竟是伟大作家”。不过，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晚年写剧本不是为了满足创作欲，而是“出于道德上的动机”。[59]的确，托尔斯泰的剧作，像他的后期小说一样，经常含有说教的成分，但并非每个剧本都是如此。同时也应看到，就是说教的剧本，也不乏深刻的批判因素。托尔斯泰写剧本的一个动机是供人民“娱乐”，他为民间剧院写过一些剧本，像《第一个酿酒者》，是讽喻酗酒之为害的。为民间剧院写的还有《黑暗的势力》和《教育的果实》，二者展示的是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中城乡对立问题。前一剧作还展示多少世纪以来农村中农奴制残余野蛮、可怕的景象，所谓“黑暗的势力”主要指腐蚀和破坏宗法制农村的城市文明（剧中主要人物、长工尼基塔在铁路上工作过，而铁路在作家心目中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和资产阶级关系（金钱的力量），也指农村的贫困和愚昧。剧中宣扬拯救灵魂的思想，作家让宗法制农民阿吉姆（尼基塔的父亲）担负这一任务，正是要以宗法制对抗资本主义的侵入。（对这个戏，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以它会给人过分阴暗印象为借口，长期禁止在民间剧院上演。）《教育的果实》直接以宗法制农民的眼光来看有教养阶级——他们精神空虚，无所事事，只知吃喝玩乐，智力低下，甚至迷信招魂术、降神术。剧本还尖锐地提出土地问题：城居地主占有土地数万顷，而庄稼汉却“连母鸡也没有地方养”。在剧中这个矛盾虽以喜剧方式解决，而庄稼汉（和老爷家的仆人们）同老爷之间的阶级关系仍然表现得壁垒分明。另两个剧本《活尸》和《光在黑暗中发亮》都涉及作家晚年反复思忖的离家出走问题，基本内容却不相同。《活尸》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的荒诞，体面人物（卡列宁和安娜·德米特利耶夫娜等）的伪善和卑鄙。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所清醒地看到的社会真相，以及他这个正直善良的人之成为“活尸”和陷入绝境，正表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没有前景。如果说像《教育的果实》一样，《活尸》“并无向人们说教的任何想法”，[60]那么《光在黑暗中发亮》较之《黑睹的势力》则突出地宣扬托尔斯泰主义。不过，剧中也展示了农村的赤贫和落后，批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以艺术的力量宣告了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的破产。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剧本，从中可以看到作家晚年同家庭和亲友的冲突，以及他的信念、探索和彷徨苦闷，是他的思想上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反映作家世界现转变的第一部小说是《伊凡·伊利奇之死》。像他的许多晚期作品一样，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主题是精神觉醒，在该书一份手稿边上写着：“不能、不能、再也不能像我过去和大家现在这样生活了，这是伊凡·伊利奇之死和他遗留的手札启示我的……”[61]在小说前面部分，主人公是讽刺对象。病给他拉开了人生的帷幕，他意识到自己一生庸碌无聊，热衷名利，冷酷虚伪，他周围的人们的作为和对他的态度既是他的生平的倒影，也是他的心灵的镜子。作品中与他们鲜明对照的是淳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劳动人民——仆人盖拉西姆。小说《霍尔斯托梅尔》描写私有财产不但对受害者、而且对占有者的深重祸害。它写作于二十多年前，发表时作过重大修改，因而是反映这个时期的思想的。马与主人的关系象征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马辛勤一生死后仍遭宰割，主人终生骄奢淫佚，死后却得厚殓安葬。不过，这里也寓有讽刺性对比：马尸依然对人有用，主人的残骸则一无用处。另一部小说《主人和雇工》与此不同。在开头它鲜明地揭示一个商人贪婪成性、不择手段地谋求发财致富，而当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暴风雪中，却以自己身体偎暖他长期冷酷剥削的工人，而自己却冻死了。这里以写阶级对立开始，却以阶级友爱结束。显然是以此宣扬人道与人性。这个时期写成的《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和《魔鬼》均涉及灵与肉的斗争的主题。前两个作品均鼓吹禁欲主义，其中《克莱采奏鸣曲》剧烈地暴露贵族老爷们的淫乱生活和他们的道德沦丧，但却甚至反对夫妇间的性爱，认为性爱有碍于人们团结，显然是可笑的。不过，它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再一次提出家庭、婚姻和伦理问题，并阐明基于肉欲的结合必然导致男女间的猜忌和互不信任，以及因此必然产生的悲剧结局。小说还给我们指出当时生活制度下形成的把妇女（包括妻子在内）单纯看作享乐对象的畸形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从第二稿起，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份由智力劳动者改为地主，因此，它与《魔鬼》都具有揭露贵族阶级的涵义。固然，后一作品还有作者的自传因素。[62]

20世纪初托尔斯泰写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有《舞会以后》、《为什么？》和《哈吉穆拉特》。《舞会以后》除精神觉醒的主题外，和《为什么？》分别写到军队中的夹鞭刑。这三篇作品和《谢尔盖神父》一样，都针对尼古拉一世，而《哈吉穆拉特》最为淋漓尽致。它和《为什么？》同样歌颂反抗者，后者着重写反抗者的精神品质，前者则直接肯定争取独立自由的暴力斗争。哈吉穆拉特心肠善良而意志刚强。他对俄国统治者表示警惕、不信任以至敌意，而对俄国人民则异常和善、友好，甚至显得稚气天真。书中固然提到他怀有统治整个车臣地方的野心，但在开头和结尾赞扬的那棵“不屈服”的牛蒡草，[63]哈吉穆拉特的母亲的歌，贯穿全书的关于尼古拉一世和瓦朗曹夫的背信弃义，以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杀害哈吉穆拉特的人的愤怒斥责（“你们都是刽子手”），都表明作家对主人公的完全同情。《哈吉穆拉特》和《为什么？》写于1905年革命前后，对于反对暴力革命的作者而言，正像他自己在评论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时说的：歌颂了该咒诅的。这也反映了他对革命者的矛盾态度。

最后谈谈作家晚期酝酿达十年之久（1889—1899）[64]的巨著《复活》，虽然它写于19世纪末，并非托尔斯泰的绝笔之作，但它不仅集合他前此未能实现的“一切构思”，而且是他后期许多艺术作品以及政论中思想的总汇。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他后期作品中自传性人物之一。他和卡秋莎·马斯洛娃的故事部分地是作家自己早年发生过的事实，[65]而不止基于科尼[66]提供的一个真实案件。聂赫留道夫从少年起的整个思想演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本人思想演变的缩影，他的探索的终点也几乎是作家本人探索的终点：老爷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他离开自己的“社会”，要在行动上（不止在思想上）走向人民；但他的道德上的复活却伴随着社会探索的幻灭。有的研究者认为，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完成了道德上的复活，他的命运和他以后同卡秋莎的关系“并没有给他的心理面貌增加什么东西。”也有人认为：其实，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同马斯洛娃偶然相遇时，“他的形象的内在发展已经终止，主人公往后的命运，他同他以前爱过并糟蹋过的女人的关系，已经没有对他忏悔并意识到自己罪过的人的心理面貌增加任何新的东西……”[67]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欠妥的，不合实际的。事实上，法庭一幕只是聂赫留道夫精神觉醒的开端，从这开端到真正的道德复活是贯穿全书的一个过程——他处理自己土地时的思想矛盾，他摆脱环境影响的艰苦挣扎，尤其是他对马斯洛娃的态度的犹豫和反复，他的念念不忘的贵族身份；另一方面，他为马斯洛娃等犯人而到处奔走时对上流社会、法庭、官僚上层以至国家机器等内幕的认识逐步深入，最后他对革命者和暴力革命的看法，以及他求助于《福音书》，要求爱一切人等等，就是这个过程。对于外界他不是无动于衷的静观者，他是在同它接触、冲突和感受中逐步达到道德上复活的。何况他的“复活”固然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但却是托尔斯泰式的，这也是开端时所没有的。因此不能认为这个过程没有给他“心理面貌”增加什么。且不说在开头部分他是揭露的对象，此后他也不是传声筒。这是一个艺术形象，他按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他只有在作家通过他这个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思想这一意义上才是“传声筒”，而这几乎是所有作家的通例，这个形象只是较为明显罢了。

在写作《复话》的中期，作家意识到这本小说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开端是错误的”。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开始”，“从她开始”。[68]于是他加强对马斯洛娃的命运的重视（固然，他并没有因此把聂赫留道夫的道德探索完全挤到次要的地位），而小说便以她被带到法庭开头。马斯洛娃是作家笔下真正出身人民的主人公，而且是从她的内心（而不止像以往笔下的人民那样只从外部）来刻画的。她不仅与统治阶级分庭抗礼（就其在作品中的意义来说），而且与之直接对立：她是统治阶级的受害者与控诉者。她的命运反映了人民的命运，她的觉醒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她的抗议反映了人民的抗议。她最后与聂赫留道夫分手，固然由于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实际上也正表明两个阶级间的鸿沟难以弥缝。作家于1895年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现存的生活制度应该摧毁。”[69]可以说，写成于1899年的这部《复活》，几乎是预告了1905年革命的到来。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政治犯，即革命者，有民粹派，也有马克思主义者。马斯洛娃的遭遇使她很自然同革命者接近，而且，她也正是在他们中间生活而终于获得精神复活的，不过她并没有接受革命思想。革命者中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作家尊敬他们为了人民而自我献身的精神，却不能接受其暴力革命思想。因此，在他笔底，凡是温和派大都带有迷人的优点，而激进派则往往具有消极的品质。马斯洛娃钦佩的是玛丽亚，定为终身伴侣的是西蒙松，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不过，要着重说明，《复活》不同于一般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并不占有中心位置。小说的重点是针砭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作家巧妙地让聂赫留道夫像《神曲》中的维吉尔，引导我们周游俄国，从彼得堡到农村、到西伯利亚。通过他的观感和言论，小说激烈批判法庭、国家机器、教会和土地私有制，深入整个社会的基础，揭示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正是因此，这部小说成为19世纪末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70]然而，在作品的第三部，批判的调子显著降低，作家看不到战胜猖獗一时的“恶”的可能，更不知道如何去战胜它，却主张服从上帝的戒律，宽恕一切人，互相亲爱，甚至“为仇人效劳”，亦即宣扬基督教教义，鼓吹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惊人的矛盾”；反映宗法制农民的仇恨和抗议以及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天真，十分鲜明地表现于这一作品中。当然，尽管如此，正如研究者雅·比林基斯指出：“卡秋莎和革命者接近，以及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革命者精神面貌的一切阐析，无可辩驳地表明，拒绝暴力，对托尔斯泰本人而言，任何时候，也不是同非正义的社会制度妥协的形式，不是放弃同恶斗争的形式……”[71]

三

说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等于说2+2=4。而要道出他的伟大在哪里，真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把托尔斯泰比作“大象”，比作“天然湖”。[72]我在这里分折他的艺术，则只是瞎子摸象，以蠡测海罢了！’

这是一个独立不羁、勇于创新的天才。他的处女怍《童年》就别开生面。与其他作家写童年的作品不同，它只写小主人公幼嫩的心灵所能感受的、与这颗心灵发展有关的一切，而不涉及旁的。[73]小说开门见山，主人公因家庭教师在他的头的上方拍打苍蝇而引起的委屈感，标志着他过自觉的生活的开始。小说另一特点是集中写两天生活，在开头部分交织着许多回忆。现代主义文学引以自豪的打破时空限制的“创新”和下文将谈到的“意识流”技巧，原来这位“过时了”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试笔中就已着了先鞭。

他早期写的战争小说也卓然不群。例如《伐林》就以其真实朴素地描绘“军人阶层的气质、见解和习惯”等而超过名噪一时的马尔林斯基写“穿中世纪勇士袍服”的官兵的浪漫主义小说。[74]《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则以写流血、受苦和死亡等战争真相，却不写战鼓雷鸣、旌旗蔽日、严整有序的行列和跃马扬鞭的将军等壮丽场面而不落俗套。这组短篇还以其取景不同而各呈特色。第一部写战地士兵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集体形象，是一幅鸟瞰图。第二部由“我”的眼光逼视画面的“细部”，表现鲜明的各个人物，他们的内心活动，展示在战争中的军官们的虚荣心、名利欲和各种猥琐的念头。第三部则把聚光灯集中在科泽尔卓夫弟弟（以及他的哥哥）身上，照亮他们心灵变化的全过程，通过他们，写出了在战争中人的内心真实。

篇幅不允许我缕述他的每个作品的独创性。下文只就三个方面谈谈他对小说艺术所作的贡献。附带指出，托尔斯泰晚年说过：“艺术作品只有当他发现生活的新的方面才是艺术作品”。[75]这句话表明他对创新的理解，也说明这种创新不是源自幻想的驰骋，而是基于生活的发现。

先谈结构问题。梅里美说过：他“并不以作品的规模来衡量其价值”。但是，“如果荷马写成二十四首小型叙事诗，每首相当于《伊利亚特》的一章，那他能成为诗人之王吗？”[76]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凭藉他的中短篇和剧作就足以传世。同样无疑的是，他假如没有三部长篇小说，特别是《战争与和平》，就难以同世界文学中寥寥可数的几位巨人并列于奥林匹斯的顶峰了。

创作鸿裁钜制，困难首先在驾驭巨大结构的工力。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的长篇《战争与和平》真可谓横空出世。《人间喜剧》当然规模宏大，就其总体所囊括的生活面来说，大大超越《战争与和平》，但它由多篇小说组成（虽则有贯篇人物），每篇自成起讫，作者在结构上要照应的只限于一般长篇小说的范围。《红楼梦》结构宏伟，又是多线索的，在世界文学中罕有畴匹。然而它主要写四大家族并集中于荣国府。而《战争与和平》则“幅员”既广，线索又多，把战争与和平、民族和个人，史实和虚构等不同“材料”熔于一炉，将前线和后方、宫廷和闺阃、首都沙龙和外省庄园等各种场面尽收笔底，不能不惊叹为鬼斧神工！[77]

饶有意思的是，正好在结构问题上，《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却受到西欧批评界的某些非难或质疑。法国保罗·布尔热居然断言，托尔斯泰只擅长塑造人物性格，却缺乏完美杰作必备的优点：结构。[78]罗曼·罗兰也曾坦言年轻时对《战争与和平》“结构上若干特点”“感到迷惑”。[79]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习惯于欧洲形式，并忽视托尔斯泰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在托尔斯泰看来，乃是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他说：“俄罗斯文学史自普希金时代以来，非但提供许多这种背离欧洲形式的例子，而且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开始，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艺术散文作品，是完全能归纳于长篇小说、叙事诗或中篇小说的形式之内的。”[80]

而且，这里还由于形式取决于内容。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说过：“俄罗斯的艺术思想不能放入这个（英国的）框架，而为自己寻求新的框架。”他又进一步指出：《战争与和平》“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叙事诗，更更不是历史演义，”而是“作者希冀并又能够在这种形式中加以表现、而且确实得到表现的东西”[81]，因为《战争与和平》不是描写某一事件，不能像一般长篇那样“有开端，有不断变化的兴趣，以及幸运或不幸的收场……”[82]作品写的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无数人的追求和活动、思想和情绪、爱情友谊和生死存亡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习，凡此种种，要求独特的形式。

对于这种形式，一些研究称之为史诗兼小说。一位侨居国外的俄国批评家米尔斯基则明确地断言该书“超越了小说的限制，完成了以前只有史诗才能完成的任务，它是有别于封闭性形式的一种开放性形式”。他还以比喻来说明这“开放性的形式”。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观察一条河从一处流到另一处时，我们会感到这条河并没有从哪一点发源，也没有在另一点停止。”[83]易言之，就是这部小说是“无始无终”的。这正好与上面托尔斯泰说的没有“开端”和“收场”相符合。但还有不足之处：米尔斯基只举出“无终”的例子，而且举的例子是尾声“出现了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小说就在新生命的开始时结束”，这不够全面，也不够确切。依我看来，还应指出小说的“无始”，这就是在开端时没有交代，径直入题。而其“无终”，则是在尾声中，战争已经结束，和平生活又在开始，小说几乎已经收场，可是尚有余波——彼埃尔的婚礼（安德烈的儿子可能是他的后继者），预示着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在一个巨大的浪潮消失了，下一个浪潮复起时结束全书。”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按原计划，作家还要写十二月党人和1856年，所以“最后那道敞开的门”也许是通向未写成的另一长篇的入口。

此外，“开放性的形式”还可以引伸：除纵的一面外还有横的一面，即小说的多线索。如果说《红楼梦》的多线索围绕着宝玉的爱情婚姻和四大家族的盛衰两大线索而展开，那么《战争与和平》的多线索则以战争与和平两大线索为轴心。与战争直接联系的是历史和政治的事件，与和平直接联系的是个人的和家庭的生活。小说让人物逐渐参加到历史事件中去，在历史事件的进展中，人物的性格随之展现，命运由之决定，各个人物（主要是人民和优秀贵族）又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联系，而他们在历史事件发展中趋于一致正是全书的核心主题。就这样，两大线索不是彼此平行，而是交织一起，它们和众多从属的线索的关系，也不是以辐射式或以波浪式向各方面展开。

而且这里《战争与和平》还有其他优点。如果说，多线索的长篇一般是以单线索开端，而以滚雪球的方式通向多线索，那么《战争与和平》则一开卷就是多线索的。在舍列尔的晚会上，全书的重要人物或家族都已直接或间接地（由人们谈到）一一登场。与此同时，从舍列尔的沙龙到包尔康斯基的庄园的和平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已闪现战争的阴影：人们纷纷议论战争或准备从军；到安德烈的童山告别，战云已经密布；此后转入战争，不啻水到渠成。于是，在第一部第一卷中，这位文学巨人就已把战争与和平两大线索相互揉合，把全书千丝万缕的头绪一把抓起。当然，本书多线索开端之妙还不在于让人物一齐涌向舞台，主要在于工巧的安排。一个可以信手带来的例子是，在开卷不久舍列尔的沙龙中，当客人到齐时，作家把他们分为三组，而只让一组重要人物居于舞台前景，多而不乱，使读者不致目不暇接；又如在这一卷中，穿插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对比场面（大的如舍列尔晚会上的虚与委蛇的应酬和罗斯托夫家命名日宴会上的真诚热情的好客，老罗斯托夫的慷慨好施和瓦西里公爵的争夺财产，小的如爱伦和丽莎，瓦西里请托舍列尔和德鲁别茨卡娅请托瓦西里，尼古拉和索尼亚的爱情与别尔格同薇拉的爱情等等），这些对比既使两种贵族的冲突初露端倪，又让齐流的万脉辉映成趣。

更应该指出，“开放性形式”虽然是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的独创性的突出表现，远不能概括《战争与和平》的全部结构特征。例如安·沙布罗夫在其专著中谈到，这部长篇的结构的两大要素之一是：“由戏剧性对白（或许多对白和场面）构成的戏剧性插曲”，而对白又“总是从属于情节的”。[84]也就是说，这些对白中包含着许多情节，它们直接推动情节发展，因此这种结构使小说经常处于动态之中。又如《战争与和平》虽按时间顺序发展，有许多事却在幕后进行，因而使结构具有跳跃性。这也是作家的技法，他早年曾嫌自己的《少年》“情节冗长，在时间上过于连贯，在思想上却不连贯。”[85]这种跳跃性基于严格的选择。他在致阿·费特的信中说过：“要思考上百万种可能的组合，以求从中选取百万分之一……”[86]谈的虽是人物塑造，在结构上显然他也不无这种考虑。例如彼埃尔和安德烈等主要人物，小说中只写他们与性格发展有关的几个生活片段。另一例子是，小说只写1805年两次战役和1812年的波罗底诺之战，而1807年的几次战役都只一笔带过。作为全书的高潮波罗底诺之战主要也只以彼埃尔的观感来写战壕的真实，随后从双方统帅的角度勾勒出简单的全景图。这一切使得结构十分经济。又如卢卡契在谈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客体的整体性”的完整性时说：“在《战争与和平》中圣诞节的化妆出游在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索尼亚的爱情中是一个危机的标志，胜利的骑兵的袭击在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生活中是一个危机的信号……”[87]这里也意味着：小说的许多插曲环环相扣，处处伏笔，前后呼应，也表明结构的周密性。又如，除了确实十分冗长的一些历史哲学的议论外，作家很少加入插叙。作家早年就认为插叙是一种“恶习”，应该抛弃。[88]因此，这部史诗虽则千头万绪，但却不枝不蔓。

我们这里只以《战争与和平》为例，并谈到其“开放性形式”，大致足以说明托尔斯泰在结构方面的独到造诣。至于他的“开阔的、无拘无束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同样也有许多创新，这里就不细谈了。

作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不仅是史诗诗人，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心理学家”（普列汉诺夫）。可以说，在他笔底，大而波涛万顷，气势磅礴，小而人物须眉，纤毫毕现，前者指上文所谈的结构，后者指下文将要谈的心理分析。

早在1853年，托尔斯泰刚刚开始创作时，他就认为：“现在普希金的散文已经陈旧了。……在新的倾向中，情感细节的兴趣代替了事件本身的兴趣。”[89]这不是偶然的。他从少年起就耽于自我分析，对自己内心的隐秘过程饶有兴趣。他记述这些内心活动的日记就是他的创作实验室。在他看来，“不认识自己，就无法认识别人”。[90]不过，他又认为，一个作家要真正艺术地描写生活，只有进入他所描绘的他人的心境才有可能。要描写一个伺机杀人越货的强盗，就必须体验他等待猎物时的那种战栗的心情。[91]这就是说，除认识自我外还要进行想象。但他又说过，一切都可以虚构，而虚构心理却是不行的。因此想象又非得以生活为基础。有人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是“实验”，托尔斯泰的方法则是“观察”。观察生活，“钻入”他人心灵，端赖敏锐的目光。彼·伊·柴可夫斯基在谈到自己对托尔斯泰初次晤面的印象时曾说：“我觉得这位最伟大的、洞察人心的人一眼便看透了我内心的全部秘密。”[92]屠格涅夫曾因小说《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惊叹托尔斯泰深谙马的心理，诙谐地说他前身是马。

心理分析，托尔斯泰师承自卢梭、斯泰恩、斯汤达和莱蒙托夫，而有长足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的心理描写的特点，是写“心理过程”，同时称之为“心灵辩证法”。不过，下文我将谈到，他说的“心理过程”与“心灵辩证法”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这里还得指出，“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主要是指描写某一内心活动、一种心境向另一些心境不断转变的心理过程，是指写一个人在某一片刻、某一场合内心变幻的过程。但有些评论者把“心灵辩证法”扩大到一个人物在整个作品中的全部内心变化。这种见解固然未可厚非，但既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意，又会混淆心理过程和性格发展的区别。

描绘心理过程，要抓住变幻不定、瞬息即逝的细微颤动和起伏，要抓住这些颤动和起伏的每一环节，其难度不下于拈起风中摇曳不定的一缕游丝。固然，在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作家中不乏写心理过程的。甚至嫌他的心理描写过于细腻以至啰嗦的屠格涅夫也偶尔使用这类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样以写心理过程著称，但他们俩的笔下的心理过程并不一样。不少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写处于不幸或病患中以及意志和情欲激烈冲突中等极端境况时的心理，托尔斯泰则不限于人物的精神探索或紧张时刻，也写平常状态中的内心过程。两位作家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常常写作为人格分裂的表现的内心分裂，后者虽也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有时则揭露人物的表里不一，但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另一个区别是：前者的心理分析很少有善恶的概念，后者则伴随着道德的评价。此外，托尔斯泰很有分寸感。在《论莎士比亚及戏剧》文中，他反复强调：“没有分寸感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艺术家”。他善于在杂乱纷繁的心理中选取最有意义、最典型的部分，而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泻千里，有时不免沙石俱下。

总的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是病态的、阴郁的，有时是晦涩费解的，托尔斯泰则永远是正常的、健康的、明朗的。罗曼·罗兰在谈到这两位天才并无轩轾之分时说：“《战争与和平》在我看来就像无边无际的生活，灵魂的海洋：你感觉到，你自己变成了神灵在那波涛的上空飞翔。《罪与罚》则是孤独的灵魂的风暴，而你就像只海鸥，一个巨浪打来，浪花飞溅，就把海鸥卷走了……”[93]我看，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位作家的心理分析给人的不同印象。

写心理过程，托尔斯泰经常通过生活。据苏联批评家弗·安·科瓦廖夫的归纳，在作家前期作品中，内心独白大致运用于三种场合；（1）“表达人物在其生活极端紧张之际的感受”，（2）“描述人物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及其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追求”，（3）“阐明人物心中各种动机的斗争及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94]在后期，他的内心独白也具有三种功能：（1）“揭露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生活和风习”，（2）“阐明主要人物心中善与恶斗争的过程，以及他们道德醒悟的过程”，（3）“传达普通人的思想和感情”。[95]要补充的是，托尔斯泰的内心独白也重视个性化。如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独白总是关于具体的事物，安德烈的大多是抽象的想法，卡列宁的则是文牍式的语言。此外，随着作家创作的发展，内心独白本身有深刻的变化。在初期，它本身就是目的，较少思想内容，在中期，尤其从《战争与和平》起，它增强了社会因素；在后期，它日趋简洁，而且大多让位于动作、表情等外在表现。还有，在内心独白的运用对象上，在中期，扩大到反面人物，很少运用于普通人民（如图申，卡拉塔耶夫等）。而在后期，《复活》中的马斯洛娃有内心独白，但相当简短。这也符合生活真实。普通人民单纯，很少沉溺于潜思默想。

在展开的心理过程描写中，托尔斯泰的内心独白穿插着很多作者的说明（如尼古拉·罗斯托夫赌博前后，达里娅到弗龙斯基庄园看望安娜时的心理变化等等）。他的内心独白也常常灵活运用，例如他有时用内心“对白”（人物在思想斗争中俨然一问一答），有时他化“内心的语言”为公开的“自白”（如《克莱采奏鸣曲》的后面部分）。生活也远非他描写心理过程的唯一手段。例如，他有时运用作者的“旁白”（如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许多地方像通常的心理小说，直接借助动作、手势和表情等。在赛马一场，安娜拿着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脸色苍白而严峻”，“痉挛地紧握着扇子”，沉默而“屏息”，最后是“大声惊叫”，“像一只给抓住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寥寥几个镜头，她的心理过程历历在目。

托尔斯泰还是在世界文学中最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上文说过，他少年时的习作《昨天的故事》（1851）几乎就是意识流小说。只因该习作在托尔斯泰生前没有发表过，因此没有引起他同时代批评界的注意。但此后不久，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中的普拉斯库兴中弹前后的意识活动的描述，是使用意识流手法并曾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敏锐发现，只是因为当时文论中并还没有意识流这个术语，而称之为“心灵辩证法”。必须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时虽然似乎将“心灵辩证法”与“内心独白”作为同义词使用，但他却特地明确地指出，托尔斯泰只有在这个作品和《暴风雪》、《两个骠骑兵》中运用“心灵辩证法”。[96]而这三个作品中他所引以为例的几段文字，实际就是意识流片断。由此可以断言，他相当明确地意识到，他说的“心灵辩证法”一词指的就是意识流技巧。[97]不过，托尔斯泰没有随处任意使用这种技巧，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它。在上述几部作品之后，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长篇小说中只有不多的几处运用过这种技巧。其中安娜自杀前的一段可以说是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事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道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谢辽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请看另一段；“‘……他这么起劲地对那个人讲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过路的人，这样想。‘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感情告诉别人吗？……’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她想，他把她当成了熟人“……‘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哩。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我知道我的胃口……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激凌……’她心里想，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激凌小贩……‘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激凌，吉提也一样，得不到弗龙斯基，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视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她想着忽然笑起来。但是马上又回想起她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谈笑的人了。‘……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无非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

这里，安娜思绪的凌乱和跳跃，都是由眼前外界事物引起的联想和回忆，一切下意识都和她的意识互为表里，是她在紧张时刻，所有的悔恨和省悟以及对社会、对弗龙斯基深恶痛绝等情绪纷至沓来、一齐涌向心头的表现。它以其重大的思想内容、截然不同与现代主义的一些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文字游戏。在这里不能已于言的是，美国批评家梅·弗里德曼在其《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一书中十分肯定《昨天的故事》中的意识流，而对安娜自杀前的这段意识流，虽然承认：在这里“作者小心翼翼地将感觉印象与大段独白交织起来。进一步使人相信意识流的存在……然而由于等待着介入的托尔斯泰的突然出现，这些都遭到了破坏。托尔斯泰总是在关键时刻介入故事，要么将人物的幻想小心地放入引号，要么就亲自描绘，小说仍旧里令人不快地保留着这种舞台指导。”结论是：“人们读这一页的解释，就会觉得《昨天的故事》中的那一段要比《安娜·卡列尼娜》里任何场面更能使人相信，它预示着现代小说的到来。”[98]他这里是如何颠倒优劣！固然，他坦承，他手中所持的是现代主义的标尺！

自我分析、想象力和观察生活，不仅使托尔斯泰掌握心理分析的才能，还使他塑造出众多的人物性格。光是《战争与和平》就使罗曼·罗兰叹为观止。他说：“这几百个人物，每个都有个性，令人难以忘怀。……这个人物肖像画廊在整个欧洲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99]的确，在一部小说中塑造那么多各具特色的形象，恐怕只有《红楼梦》堪与匹敌。如果说《红楼梦》四百数十人物中“达到典型高度或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达数十人，[100]那么《战争与和平》五百五十多人物中，这类形象，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以至历史人物，数量差可相埒。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有一百六十多个人物，而《复活》和其他剧本、中短篇中的人物更难以胜数。不少欧美作家称许这些人物的个性化，说他们栩栩如生，宛若熟人。柯罗连科则赞叹说：“托尔斯泰的想象力能浮起千百个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哪怕是偶然随便放到舞台上的，都会马上显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不愿从你的记忆中消失。”[101]克鲁泡特金说得更为具体。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他说：“我们熟悉了成百个各种类型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描绘得非常出色……具有区别于……其他许多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们之中的第二流人物，……读者都难以忘怀……甚至于各兵种的无名战士——步兵、骠骑兵或者炮兵——都有各自的容貌，甚至罗斯托夫或杰尼索夫的各类坐骑，都有自己的特征。”[102]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更进一步说：“无论他描绘的是地主，还是农民、士兵、哥萨克、哥萨克女人、军官、库图佐夫、拿破仑——他们在读者的想象中都栩栩如生；读者看着他们生活、看着他们行动，读者感到，他似乎不在小说中读到他们，而是见到了他们；他们心灵深处的奥妙，珍藏于内心的思想都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的外貌和内心世界那样具体、鲜明和清晰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可以像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相识那样认出和记得他们，而且也不可能把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混同起来……”[103]

王尔德赞赏托尔斯泰“在他所创作的巨大画幅上画满群像而不显得拥挤”。[104]但令人心折的还在于这些群像，即使是集体形象，也像柯罗连科说的，都是“具有独立生命的一群人”，“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物”。在对比《战争与和平》和《崩溃》时他说：左拉描写的是一些“战斗的单位”，而托尔斯泰笔下的团队，“在你面前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物——将军、校尉、士兵；他们都有自己的个人特点，都有自己在当时的意外感触”。“即使这种令人惊叹不已的运动掠过或消失了，你仍旧往往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物。”[105]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各家的评论，是因为他们都是行家里手，但却异口同声地从不同角度无保留地赞许托尔斯泰刻画人物的生花妙笔！

托尔斯泰的人物的多样化，也得力于他擅长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他的人物像他说的，不用单一色调来描绘，因而不像有些作家的人物那样，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其特点。不过，这些人物性格的特点都很平常，而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那样变态或畸形。托尔斯泰作为丹青妙手的卓越之处，也正在于用平常的“材料”来塑造难以胜数的有“个人特点”的生动的人物。而且他的人物并非人为地用几种成分来组合，也不是人为地加以理想化或漫画化，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因此，有些人物呈现的是复杂性，他们的性格充满矛盾，像安娜那样成为批评界的难解之结；而有些人物，如安德烈的性格，呈现的则是多面性而不是矛盾性。也正因为基于生活真实，他心爱的人物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所否定的人物也不乏某些良好的品质（虽则有时只是瞬间的表现）。他也善于抓住人物在某一特定刹那闪现的心灵的火花。例如德鲁别茨卡娅虚伪而近乎奸诈，而当罗斯托夫伯爵夫人赠给五百卢布时，流出了真诚的眼泪。卡列宁是“木头人”，而当安娜病危时，却真诚地宽恕她并在她病榻前和弗龙斯基握手。安德烈理智得近乎冷酷，因阿纳托利诱拐娜塔莎而到处找他决斗，但当看到后者在手术台上被切下大腿时，也萌生了怜悯仇人的爱心。正是这样，作家的笔下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而同意托尔斯泰的某些见解。例如他在晚年日记中说：人们“是斑驳不纯的，是坏的同时又是好的……”[106]在《复话》中又说：“人好比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因此不能按“善良”和“凶恶”等概念“把人分类”。实际上，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矫正了他的抽象议论。首先，尽管他笔下的有些人物性格相矛盾，但总有其主导方面，总是可以按作者的道德标准而区分其善恶。不用说谁也不会把安娜和卡列宁混为一谈，就凭《战争与和平》的开场，谁又能把丽莎和爱伦等量齐观呢？的确，凡是人，当然具有人性，即全人类的共性。他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没有表现人性。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中，本质上，人都带有阶级性。就是托尔斯泰的人物（除偶尔露面者外）既是鲜明的个性，又都带有阶级的印记。不仅贵族和农民迥然不同，就是贵族们也都于个性中寓有共性（阶级性）。尼古连卡从幼就意识到女仆纳塔丽娅不过是纳塔丽娅。安德烈一言一行流露贵族派头。彼埃尔单纯憨厚，但这位“我们的老爷”并未忘记防止普加乔夫“屠杀我们的子女”。奥布隆斯基是破落贵族，虽则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弗龙斯基丝毫不像奥布隆斯基，却也是自由主义“新派”贵族。列文自命为人民一分子，亲自参加割草，却立志要守卫贵族阶级的圣火，而且要尽量廉价雇用工人，也不让农民拖欠地租。当然，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其阶级性也不是一成不变，像《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就脱离本阶级，最终走向人民。但他是为数不多的例外。细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他笔下的人物的各自特点来自各自的生活条件，但不能越出总的范围。有的评论者忧心忡忡，惟恐写阶级本质会导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观此大约可以消除疑虑，更应关心的是作家的生活经验、洞察力和才能。

托尔斯泰早年说过；“要描写人本身是不可能的，却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不要用“善良”，“聪明”等抽象字眼来形容，[107]而是让人物像在生活中那样行动，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表演”。这虽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共同特点，但他独擅胜场。与此有关的是，他一般不像屠格涅夫那样集中地对人物作叙述性的介绍，而是让人物逐渐表现自己，也就是在动态中刻画人物性格。安德烈、彼埃尔，列文或安娜等人物登场时，外表和内心世界，都只是寥寥几笔的一幅草图，后来在不周场合，同他人交往和冲突中，在不同的人物心目中，才被一笔一笔地描绘出全貌，正像人们在生活中那样，在各个场所逐渐呈现自己的性格。

人物性格的逐渐展开并不等于性格本身的发展。托尔斯泰是主张写人物的“流动性”的，其涵义之一就是性格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他的探索性人物或主要人物，从尼古连卡到聂赫留道夫，以及娜塔莎、安娜和马斯洛娃，从上场到收场都有显著的变化。不过，他的人物性格也有静止的，以反面人物居多，其中也有正面人物，如包尔康斯基老公爵、丽莎、罗斯托夫老伯爵、索尼亚等，但都是次要人物。

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是绚烂多姿的。因此有人认为，他既是“荷马”，又是“莎士比亚”。[108]

*　　*　　*

南北朝一个画家谈山水画技巧时写道：“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109]我深惭没有这种才能，文章已经写了这么长，还只凌乱地抓住这种文学大师的思想和艺术的只鳞片爪，却也只好就此带住了。

本文集最初是在二十五年前，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七十五周年出版。此次再版，又值他逝世一百周年，因此完全可以说是纪念版。纪念当然是为了学习。学习什么呢？托尔斯泰可学习的东西很多。这里我只想援引他关于艺术和理想的关系的启示：

艺术的颓废是文明的颓废的最准确的标志。哪儿有理想，那么由于这些理想使产生了艺术作品；而当像目前我们这里那样不存在理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艺术作品！有的只是文字的游戏，声响的游戏，形象的游戏。[110]

望我国文艺界和文艺评论界三复斯言！

[1]《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讯集》，莫斯科，1962年，第261页。

[2]《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19页。

[3]尼·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秦传记资料》（1828—1855），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第4页。

[4]尼·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秦传记资料》（1828—1855），莫斯科，1954年，第4页。

[5]高尔基：《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503页。此处据俄文作了一些改动。

[6]《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北京，上册，1983年，第733页。

[7]《列·尼·托尔斯泰全集》，国立文学出版社，第1卷，莫斯科，第229页。

[8]《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8页。

[9]《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46卷，第31页。

[10]按：托尔斯泰于1844年9月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读阿拉伯-土耳其语文专业，一年后转到该校法律系，至1847年4月，因不满大学的教育措施，辍学离校。此后，他没有再读其他大学。

[11]《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莫斯科，1960年，第22—78页。

[12]在新版《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百卷本，科学出版社，莫斯科，从2000年起开始出书），文学作品只有18卷，此外为手稿17卷，论文20卷，日记13卷，书信32卷。

[13]参阅帕·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柏林，1921年，第1卷，第72页。

[14]《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5页。

[15]总的说来，在当时他对彼得堡文学界的三个集团——斯拉夫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持不同的态度。对斯拉夫主义者，他是否定的。对自由主义西方派，他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受过该派代表人物亚·德鲁日宁等的影响，但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见解则持讥笑态度。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反对他们的政治活动，但却肯定他们是人民的真正捍卫者，是时代的真正活动家。参阅《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论文集），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第30—32页。

[16]《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38页。

[17]《列夫·托尔斯泰。l847—1862》，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第274—275页

[18]《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讯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88年，上册，第40—41页，第35页。

[19]《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第232页。

[20]《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38页。

[21]《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第231页。

[22]《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第308页。

[23]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于1862年开始出刊，至1863年出版第12期后即停刊。

[24]《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25]鲍·米·艾兴包姆：《列夫·托尔斯泰》，第1卷，（50年代），激浪出版社，列宁格勒，1928年，第127页。

[26]《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5卷，第267—268页。

[27]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文学出版社，莫新科，1962年，第260页。

[28]《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7卷，第30页。

[29]《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第72页。

[30]《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I5卷，第241页。

[31]参阅安·沙布罗夫：《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7页。

[32]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在当时俄国，“人民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与“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差不多是同义词。

[33]《索·托尔斯泰娅日记》，莫斯科，1978年，上册，第502页。

[34]参阅《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第523页。

[35]《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259页，第317-318页。

[36]《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14页。

[37]《论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1959年，第246页。

[38]“米尔”在俄语中有“世界”、“公社”、“和平”等涵义，这里用在后两个意义上，“和平”，指的是阶级间的和平。

[39]《列·尼·托尔斯泰传》，第2卷，第71页。比留科夫说他们两人一个是冷漠的怀疑主义者，一个是天真的幻想家。在另一处他说，他们体现了托尔斯泰自己身上斗争着的两种力量，一是冷漠的理性，一是对理想的永恒追求。（《列·尼·托尔斯泰》，莫斯科-列宁格勒，第49—50页）。叶·尼·库普列雅诺娃则认为，安德烈身上反映的是作家思想探索的早期，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少年、青年时期，而彼埃尔则反映作家写作《战争与和平》时的体验（见《俄国长篇小说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第2卷，第316—317页。）

[40]《俄国长篇小说史》，科学出版社，第2卷，第307页。

[41]共济会：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其名称、组织（共济会分会）和传统来自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部分地继承了中世纪骑士和秘密修会的传统。共济会员希望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其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目的。18至19世纪影响最大。反动的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均与共济会保持联系。皮埃尔加入这个组织，响应该会号召，解放他庄园中的农民，设立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广布仁德。但由于他几个管家阳奉阴违，他大失所望，后来艰苦探索，才在小说结尾处接近十二月党人反专制农奴制的纲领。

[42]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宗法制农民。

[43]参阅《列夫·托尔斯泰论艺术和文学》，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第1卷，第375页。

[44]尼·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70—1881），第124页。

[45]参阅《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268页。

[46]《列夫·托尔斯泰》（70年代），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1960年，第156页。

[47]这里的“社会”一词，指上流社会。

[48]据托尔斯泰的内弟斯·恩·别尔斯的回忆录说：在列文身上，作家本人写了自己。但“这只在不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列文身上，只描写了他（托尔斯泰）的某些特征。关于这一点，他多次表示，他把列文写成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仅仅是为了把美好的生活与莫斯科和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丑恶生活进行鲜明对比而已。”（《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257页。）不过，应该知道，这些话托尔斯泰可能在聊天时说过，恐怕是漫不经心地说的，事实上，列文的形象并不这么简单。

[49]《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70—1881），第2I5—216页。

[50]谢·格·涅恰耶夫（185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他组织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1869年主使部下杀死他认为有叛变嫌疑的、他的小组成员，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逃亡国外，1872年被引渡回国，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狱中。

[51]参阅鲍·米·艾兴包姆：《列夫·托尔斯泰》（70年代），第174—176页。

[52]《索·托尔斯泰娅日记》，莫斯科，1978年，上册，第89页。

[53]《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23卷，第494页。

[54]罗莎·卢森堡认为：托尔斯泰“只有在晚年……才听到工业无产阶级首次强健的步伐。最后，已经是风烛年，他才遇到了革命。”（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71页），卢森堡主要看到托尔斯泰所面临的历史局限，而列宁的论文则是同时指出作家的思想局限的。

[55]见他的论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1903）。在文章中他非难莎士比亚的剧作“没有以宗教原则为基础”，说他们有“贵族气”等，但他前此是赞许过莎士比亚的。

[56]见他的论文《什么是艺术？》（1898）。他认为艺术是“人用以向他人转达他所体验的感情的”。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及他处曾指出这一定义的片面性。实际上这与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实践和言论也是矛盾的。他的艺术作品，众所周知，不仅表现感情，而且表现思想。他在文章或书信中也曾谈到艺术作品是表现感情和思想的。

[57]参阅康·尼·洛穆诺夫：《列夫·托尔斯泰在现代世界》，同时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5年，第431页。

[58]参阅康·尼·洛穆诺夫：《列·尼·托尔斯泰的戏剧》，国立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114—116页。

[59]《梅林文学批评论文集》，文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第457页。按：梅林当时只是就《黑暗的势力》而说的。

[60]《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54卷，第72页。

[61]《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26卷·第684页。

[62]参阅：帕·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3卷，第565页。托尔斯泰曾对比留科夫坦率地承认，自己曾与农村中一农妇有过“关系”。《魔鬼》中的故事显然与此有关。

[63]作家在日记中也谈到这棵牛蒡草，它差不多是写作这个小说的触媒。

[64]此书写作时间跨度为十年。实际上只有三年多。它开始于1889至1891年中期后，中辍了几乎四年之久。1895年底至1896年2月写了二稿，作家很不满意，甚至要抛弃这一构思，此后又中缀了两年半，1898年底才开始动手修改稿子，紧张地工作，至1889年写成定稿，前后六易其稿，积稿七千多页。

[65]参阅帕·伊·比留科夫：《列夫·托尔斯泰传》，第3卷，第564—565页。据比留科夫说：托尔斯泰主动同他说：“关于我，您（在传记中）写的全是好的。这是不真实、不全面的。也应该写坏的。”“在青年时，我过过很糟糕的生活，这段生活中两件事至今仍在折磨我。”他指的一是与一农妇的关系，在他结婚前。后在《魔鬼》中有所反映；“其次是与侍女玛莎的关系。她是无辜的，后来她被赶走，并且毁了。”

[66]皮·费·科尼（1844—1927），俄国法学家、社会活动家，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他曾同托尔斯泰谈到在他担任检察官时，一个年轻人与妓女罗扎莉娅·奥尼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在后者因偷窃入狱后仍决定与她结婚，但最后因她患斑疹伤寒死亡而未果。托尔斯泰曾根据这一事件写过《科尼的故事》，后来它发展成《复活》。（《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下册，1984年，第285—290页。）

[67]《俄罗斯长篇小说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下卷，第531页。

[68]《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307页。

[69]《列·尼·托尔斯察全集》，第60卷，第64页。

[70]顺便指出：托尔斯泰于1901年（在《复活》出版后两年）被开除教藉，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部作品。除了它的揭露性强烈之外，该书中还揭露当时宗教界权贵，东正教院总监康·彼·波别达诺斯采夫（1927—1907）。书中的托波罗夫就以他为原型，而托波罗夫的原文（Топоров）的词根原意是“斧子”。

[71]雅·比林基斯：《论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1959年，第375页。

[72]《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11页。

[73]参阅雅·比林基斯；《论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第34页。

[74]参阅《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1页。

[75]《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92页。

[76]《梅里美文集》，莫斯科，1963年，第5卷，第274页。

[77]对于《红搂梦》与《战争与和平》在结构上孰难孰易的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例如何其芳先生在对比这两部巨著时说：“《虹楼梦》主要是写一个家庭，不像（《战争与和平》——引用者）平行地写几个家庭那样便于分出几个清楚的线索……这样，它（指《红楼梦》——引用者）的结构，……是更为错综的。”（见《文学研究集刊》，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辑，1956年，第84—85页）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78]《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41—42页。

[79]《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78页。

[80]《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15页。

[81]《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15页。

[82]《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12页。

[83]这是据莫德的回忆，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95页。

[84]安·沙布罗夫：《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404页。

[85]《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7页。

[86]《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1卷，第240页。

[87]《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73—574页。他在下文还就赛马场面作为安娜与弗龙斯基的关系的转折点作了细致的分析。

[88]《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5页。

[89]《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18页。

[90]转引自B.奥斯诺文：《列·尼·托尔斯泰的戏剧》，莫斯科，1982年，第56页。

[91]《同时代人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上册，第255—256页。

[92]《同时代人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上册，第236页。

[93]《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88页。

[94]柯瓦辽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莫斯科，1983年，第31页。

[95]柯瓦辽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莫斯科，1983年，第38页。

[96]参阅《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7—31页。

[97]拙作：《列夫·托尔斯泰和意识流》（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6—69页。

[98]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99]《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2页。

[100]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

[101]《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04页。

[102]《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74页。

[103]《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97—198页。

[104]《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53页。

[105]《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03页。

[106]《列·尼·托而斯泰论文学》，第250页。

[107]《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5页。

[108]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198页。

[109]《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1982年，第15页。

[110]《列夫·托尔斯泰论艺术和文学》，第1卷，第240页。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卷

- 童年

- 少年

- 青年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2卷

- 袭击

-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 伐林

-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暴风雪

- 两个骠骑兵

-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 一个地主的早晨

- 题解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3卷

- 卢塞恩

- 阿尔贝特

- 三死

- 家庭幸福

- 哥萨克

- 波利库什卡

- 题解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

- 霍尔斯托梅尔

- 伊万·伊利奇之死

- 克莱采奏鸣曲

- 魔鬼

- 主人和雇工

- 谢尔盖神父

- 舞会以后

- 哈吉穆拉特

- 破罐子阿廖沙

- 为什么？

- 题解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5卷 战争与和平

- 第一册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6卷 战争与和平

- 第二册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

- 第五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7卷 战争与和平

- 第三册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8卷 战争与和平

- 第四册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

- 尾声

- 第一部

- 第二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9卷 安娜·卡列宁娜

- 上册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0卷 安娜·卡列宁娜

- 下册

- 第五部

- 第六部

- 第七部

- 第八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1卷 复活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2卷 故事

- 选自《新识字课本》

- 选自《俄语读本第一册》

- 选自《俄语读本第二册》

- 选自《俄语读本第三册》

- 选自《俄语读本第四册》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3卷 戏剧

- 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

- 黑暗的势力或是“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

- 教育的果实

- 光在黑暗中发亮

- 活尸

- 万恶之源

- 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 文论

- 《童年》第二稿（片断）

- 《童年》第二稿 《致读者》（片断）

-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

- 《战争与和平》序

- 《战争与和平》序

- 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

- 《战争与和平》尾声

- 关于民间出版物的讲话

-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 《劝善故事集》序

- 谈艺术

- 《莫泊桑文集》序

- 谢·杰·谢苗诺夫《农民故事》序

- 论所谓的艺术

- 什么是艺术？

- 威·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序

-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 亚·伊·埃尔杰利的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序

- 谈果戈理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 政论

-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 忏悔录

- 中国的贤哲

-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 论生命

- 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 当代的奴隶制度

- 不可杀人

- 论末世

- 小绿棒

- 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 到底怎么办？

-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 我不能沉默

- 生活的道路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 宗教论著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卷

列夫·托尔斯泰（1849年）

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列夫·托尔斯泰诞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这座房子里（189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们（1854年）
左起：德米特里、尼古拉、谢尔盖和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大哥尼古拉·托尔斯泰（1851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二哥谢尔盖·托尔斯泰（1902年）

童年

一 教师卡尔·伊万内奇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过十岁生日，得到那么珍奇的礼品以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万内奇用棍子上绑着糖纸做的蝇拍就在我的头上面打苍蝇，把我惊醒了。他打得那么笨，不但碰着了挂在柞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圣像，而且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脑袋上。我从被子下面伸出鼻子，用手扶稳还在摇晃的圣像，把那只死苍蝇扔到地板上，用虽然睡眼惺忪却含着怒意的眼光看了卡尔·伊万内奇一眼。他呢，身上穿着花布棉袍，腰里束着同样料子做的腰带，头上戴着红毛线织的带缨小圆帽，脚上穿着山羊皮靴，继续顺着墙边走来走去，瞅准苍蝇，啪啪地打着。

“就算我小吧，”我想，“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惊动我呢？他为什么不在沃洛佳[1]的床边打苍蝇呢？你瞧，那边有多少啊！不，沃洛佳比我大；我年纪最小，所以他就让我吃苦头。他一辈子净琢磨着怎么叫我不痛快。”我低声说，“他明明看见他把我弄醒了，吓了我一跳，却硬装作没有注意到的样子……讨厌的家伙！连棉袍、小帽、帽缨，都讨厌死了！”

当我心里这样恼恨卡尔·伊万内奇的时候，他走到自己的床前，望了望挂在床头、镶着小玻璃珠的钟座上的钟，然后把蝇拍挂到小钉上，带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转身朝着我们。

“Auf，Kinder，auf！……s’ist Zeit.Die Mutter ist schon im Saal！”[2]他用德国口音和颜悦色地喊道，然后朝我走过来，坐到我的床边，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在睡觉。卡尔·伊万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了擦鼻子，弹了弹手指，然后才来收拾我。他一边笑着，一边开始搔我的脚后跟。“Nun，nun，Faulenzer！”[3]他说。

尽管我怕痒，我还是没有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有理睬他，只是把头更往枕头下面钻，拼命踢蹬，竭力忍住不笑出来。

“他多善良，多喜欢我们，可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自己很难过，也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里很乱。

“Ach，lassen Sie，[4]卡尔·伊万内奇！”我眼泪汪汪地喊着，把头从枕头底下伸出来。

卡尔·伊万内奇吃了一惊，放开我的脚，不安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他那慈祥的德国人的面孔、他那竭力要猜出我为什么流泪的关注神情，更使我泪如雨下了：我很惭愧，而且不明白在一分钟之前，我怎么居然能不喜欢卡尔·伊万内奇，认为他的棉袍、小帽和帽缨讨厌呢？现在，恰好相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可爱，连帽缨都似乎成了他很善良的明证。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妈妈死了，人们抬着她去下葬。这完全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了什么梦。但是，当卡尔·伊万内奇被我的谎话所打动，开始安慰我、抚爱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真地做了那场噩梦，我流泪是由于别的原因了。

卡尔·伊万内奇离开我的时候，我从床上抬起身子，往自己的小脚上穿长统袜子，这时眼泪不怎么流了，但是我所虚构的那场噩梦的阴郁的想法，却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照料孩子的尼古拉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爱好整洁的人，一向严肃认真，彬彬有礼，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沃洛佳拿来的是靴子，给我拿来的却是我至今还讨厌的打着花结的鞋。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哭；况且，朝阳愉快地从窗口射进来，沃洛佳又站在脸盆架前面，很滑稽地模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姐姐的家庭女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响亮，连肩头搭着毛巾、一手拿着肥皂、一手提着水壶的一本正经的尼古拉都笑着说：

“得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5]，请洗脸吧。”

我十分快活了。

“Sind sie bald fertig？”[6]从教室里传来卡尔·伊万内奇的声音。

他的声音严厉，已经没有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音调了。在教室里，卡尔·伊万内奇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老师。我应声而来，连忙穿上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一边抚平我的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进教室。

卡尔·伊万内奇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一向坐的地方。门左边摆着两个小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外一个是卡尔·伊万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7]规规矩矩靠墙竖着，然后是长长的、厚厚的、大大小小的书籍，有的有封皮没书，有的有书没封皮。每逢课间休息以前，卡尔·伊万内奇就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卡尔·伊万内奇夸大地把这个小书架称作“图书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一切东西往那里乱塞。老师私人书架上的藏书，虽然册数没有我们书架上的那么多，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册：一本是没有硬封皮的德文小册子，内容讲在白菜地里施肥的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的、烧掉了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全部教程。卡尔·伊万内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甚至因此损伤了视力；不过，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8]杂志以外，他什么都不看。

在卡尔·伊万内奇的小书架上所有的东西中间，有一件东西最能使我想起他来。那是一只用纸板做的圆盘，它安着木腿，可以借着小轴移动。圆盘上贴着一张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贵妇和一个理发师[9]。卡尔·伊万内奇粘得很好，这个圆盘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做这个圆盘的目的是为了遮住太亮的光线，保护自己的视力衰退的眼睛。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他的身影——高高的个儿，穿着棉袍，戴着红色小帽，帽子下面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桌上摆着那只圆盘，圆盘上的理发师把阴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卡尔·伊万内奇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面前放着一只表盘上画着猎人的钟、一块方格手帕、一个圆形的黑鼻烟壶、一只绿色眼镜盒和摆在小托盘里的一把剪烛花的剪刀。这一切东西都那么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摆在各自的位置上，单凭着这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就可以断定卡尔·伊万内奇心地纯洁，心平气和。

平常，当我在楼下大厅里跑够了的时候，我就踮着脚悄悄地上楼，跑进教室，那时我总是发现，卡尔·伊万内奇正独自一人坐在安乐椅上，神情安详而庄严地阅读他喜爱的一本什么书。有时也遇到他没有读书。这时他总把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半睁半闭的蓝眼睛里含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嘴唇忧郁地微笑着。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他的均匀呼吸声和那块画着猎人的钟嘀嗒作响。

他常常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边想：“可怜的，可怜的老头儿！我们人多，我们玩呀，乐呀，可是他孤零零一个，没有任何人安慰他。他说自己是孤儿，真是一点也不错。他的身世真不幸！我记得他对尼古拉讲过自己的身世。他的处境真是可怕呀！”我非常可怜他，因此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说：“Lieber[10]卡尔·伊万内奇！”他很喜欢我这么对他说话。每当这种时刻，他总要抚摸我，显然他深深地受了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差不多全是破的，不过，卡尔·伊万内奇妙手回春，把它们都裱糊得好好的。第三面墙正中间是通楼梯口的门，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是我们的，刀痕累累；另外一把是崭新的，是他私人的，他用它训戒人的时候多，画线的时候少。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圆圈记着我们的大错，用十字记着我们的小错。黑板左边，就是罚我们下跪的角落。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记得炉门上的通风孔以及人们转动它时，它发出的响声。我常常在屋角跪的时间很长，跪得腰酸腿疼。这时候我心里就想：“卡尔·伊万内奇把我忘了。他大概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让他想起我，我就把炉门轻轻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抠下一块灰泥。但是，如果忽然有一块太大的灰泥嘭的一声掉到地板上，说真的，单是那份害怕就比任何惩罚都糟心。我回头望一望卡尔·伊万内奇，他却捧着一本书，兀自坐在那儿，好像什么都没有觉察似的。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破黑漆布，从漆布的许多窟窿下面好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的边沿。桌子周围摆着几张没有油漆过，但是由于使用了好久，已经磨得锃亮的凳子。最后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户。窗外的景色是这样：正前方有一条路，路上的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道车辙，都是我久已熟悉和喜爱的；走过这条路，就是一条修剪过的菩提树林阴路，路后有些地方隐隐约约露出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在林阴路那边，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的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可以看到守林人的小木房。从窗口朝右边眺望，可以看到一部分凉台，午饭以前，大人们常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万内奇批改默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朝那边观望，我可以看见妈妈的乌黑的头发和什么人的脊背，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那里的谈笑声。因为不能到那里去，我心里很生气。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再学习，永远不再死念《会话课本》，而同我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会变成悲伤，天知道我为什么沉思，沉思些什么，我想出了神，竟连卡尔·伊万内奇因为我的错误而发起脾气，我都没有听到。

卡尔·伊万内奇脱下棉袍，穿上他那件肩头垫得高高的、打着褶的蓝色燕尾服，照着镜子理一理领带，就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问安了。

二 MAMAN[11]

妈妈正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只手轻轻扶着茶壶，另一只手按着茶炊的龙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她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

当你努力追忆一个亲人的容貌时，总有许许多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要透过这些回忆来看它，就像透过泪眼看它一样，总是模糊不清。这是想象的眼泪。因此在我极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想象出她那流露着始终如一的慈爱的棕色眼睛，她那颗长在短短的鬈发下面的脖子上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和那常常爱抚我、常常让我亲吻的、细嫩纤瘦的手，但是她的整个神态却总是从我的记忆里滑掉。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大钢琴，大钢琴前面坐着我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姐姐柳博奇卡[12]，她用刚在冷水里洗过的玫瑰色手指显然很紧张地在弹克莱曼蒂[13]的练习曲。她十一岁了，穿着一件麻布短衣，一条雪白的、镶花边的衬裤，只能用arpeggio[14]弹八度音。她旁边侧身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戴着有红缎带的包发帽，身穿天蓝色敞胸短上衣，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卡尔·伊万内奇一进来，她更加板起脸来了。她威严地望一望他，也不答礼，用脚踏着拍子，继续数着：“Un，deux，trois，un，deux，trois”，[15]声音比以前更响，更专横。

卡尔·伊万内奇好像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是按照德国的敬礼方式，一直走到我母亲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了，摇摇头，仿佛想借此驱散忧思。她把手伸给卡尔·伊万内奇，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鬓角。

“Ich danke，lieber[16]卡尔·伊万内奇！”她仍旧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万内奇本来一只耳朵就聋，现在由于钢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弯下腰，更靠近沙发一些，一只手扶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一种当时我觉得是最文雅的笑容，把小帽往头上稍微一举，说：

“您原谅我吗，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卡尔·伊万内奇怕他的秃头着凉，从来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是每次走进客厅里来，他都请求人家许他这样。

“戴上吧，卡尔·伊万内奇……我在问您，孩子们睡得好不好？”maman向他稍微靠近一些说，声音相当响亮。

但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上秃头，笑得更和蔼了。

“你停一下，米米[17]！”maman笑着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妈妈的容貌本来就非常俊秀，她微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无比，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喜气洋溢了。如果我在自己一生中痛苦的时刻能看一眼这种笑容，我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了。我觉得人的美貌就在于一笑：如果这一笑增加了脸上的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这一笑不使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这一笑损害了它，它就是丑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以后，就用双手抱着我的头，让它朝后仰，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今天哭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用德语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当她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她总是用她熟谙的这种语言。

“我是在梦里哭的，maman。”我说。我回想起虚构的梦境的详情细节，不禁颤抖起来。

卡尔·伊万内奇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对于梦里的事只字未提。大家又谈到天气，米米也参加了谈话。然后，maman往托盘里放了六块糖给几个可敬的老家人，就站起身来，走近摆在窗口的刺绣架。

“喂，孩子们，现在到爸爸那里去吧，你们告诉他，他去打谷场以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到爸爸那里去了。穿过从祖父的时代就保留着仆从室这个名称的房间，我们走进了书房。

三 爸爸

他站在写字台前，指着一些信封、文件和几堆钱，神情急躁，激动地对管家雅科夫·米哈伊洛夫说明什么，管家站在他一向站的房门和晴雨表之间，反剪着双手，手指很快地乱动着。

爸爸越是急躁，管家的手指就动得越快，反过来，爸爸不做声了，他的手指也就不动了。当雅科夫自己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又极其不安地拼命向四面乱动弹。从手指的动作上，我觉得可以猜测出雅科夫内心的思想。他的神情总是很沉着，这说明他既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受人管的，这就是说：“我是对的，不过随您的便吧！”

爸爸看见我们，只说了一声：

“等一下，马上就完。”

接着用头示意，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关上门。

“啊，慈悲的上帝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雅科夫？”他继续对管家说着，耸了耸一边的肩膀（这是他的习惯），“这只装着八百卢布的信封……”

雅科夫把算盘拉近一些，用算盘珠拨出八百这个数字，眼睛盯着一个不明确的地方，等着听下文。

“……用来做我出门时的花销。你明白吗？从磨坊那里你可以收到一千卢布……对不对？你可以从国库收回八千卢布押金；干草，按照你自己的估计，可以出卖七千普特[18]，就算四十五个戈比一普特，你可以收到三千卢布；这样一来，你总共可以收到多少钱？一万二千卢布……是不是？”

“是的。”雅科夫说。

但是，根据他的飞快地动弹的手指来看，我觉察出他要提出异议。爸爸打断了他的话头。

“好吧，你要代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寄一万卢布给委员会。账房里存的钱，”爸爸接下去说（雅科夫把他在算盘上拨出来的一万二千抹掉，打上二万一千），“你现在给我拿来，就算今天支出好了（雅科夫又抹掉算盘珠儿，把算盘翻转，想必是以此表示那二万一千卢布也没有了）。这个装着钱的信封，你要代我按照上面写的地址转交。”

我站得离桌子很近，因此瞟了瞟信封上的字。上面写着：“卡尔·伊万内奇·毛厄尔”。

爸爸大概注意到我看了我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就把手放到我的肩头上，轻轻把我从桌边推开。我不了解这是爱抚还是斥责，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吻了吻搭在我肩头的那只青筋嶙嶙的大手。

“是！”雅科夫说，“关于哈巴罗夫卡那笔钱，您有什么吩咐吗？”

哈巴罗夫卡是妈妈的庄园。

“存在账房里，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动用。”

雅科夫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他的手指突然动得更快了。他在聆听主人命令时那副呆头呆脑、唯命是从的样子变了，又露出精明滑头的本相来。他把算盘拉近些，开口说：

“让我向您报告一下，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您可以随意处理，不过委员会那笔钱不能如期付清。您说，”他抑扬顿挫地继续说，“从押金、磨坊、干草上我们应该有一笔进项（他一边说这些项目，一边在算盘上打出数字来）……不过我看，这些款项恐怕我们算错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这样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您瞧呀：关于磨坊的事，磨坊老板已经来找过我两次，要求延期付款，赌咒发誓，一口咬定他没有钱……他现在就在这儿，您是不是愿意亲自同他谈谈？”

“他说什么？”爸爸追问道，摇了摇头，表示他不想同磨坊老板谈话。

“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他说根本没有生意，他仅有的那一点点钱都用在水坝上了。假定我们把他赶走，老爷，我们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您又提到押金，我好像已经向您报告过了，我们的钱投到那里，不会很快收回来的。前几天我往城里给伊万·阿法纳西奇运去一车面粉，顺便捎信问起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的回信又是那一套：‘我很高兴为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效劳，但是事情由不得我做主，’从这一切情况看来，再过两个月，您也未必收得到这笔款。至于您所说的干草，假定可以卖到三千卢布……”

他把算盘珠拨上三千，沉默了一下，一会儿看看算盘，一会儿又看看爸爸的眼睛，仿佛说：

“您自己看看，这太少了！再说，卖干草还得赔本；如果现在我们就卖出去，您自己也知道……”

看样子，他还有一大堆理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爸爸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我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说，“不过，如果这些款项当真要拖延好久才能收到，那也没有办法，需要多少钱，你就动用哈巴罗夫卡那笔钱好了。”

“是！”

从雅科夫的脸色和手指的动作可以看出，最后这个命令使他非常满意。

雅科夫原来是个农奴，为人非常勤恳，忠心耿耿。他像所有的好管家一样，很会替自己的主人精打细算，对主人的利益抱着非常古怪的见解。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减损女主人的财产来增加男主人的财产，因此就极力证明，非动用女主人庄园的一切收入来贴补彼得罗夫斯科耶（就是我们居住的村庄）不可。这时他扬扬得意，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如愿以偿了。

爸爸跟我们道过早安以后，就说，我们在乡下闲散够了，我们不再是孩子，应该认真学习了。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今天夜里要去莫斯科，而且要把你们带去，”他说，“你们要住在外祖母家，妈妈跟女孩子们留在这儿。你们要知道，听到你们学习成绩很好，令人满意，这对妈妈将是一种安慰。”

虽然由于最近几天所做的准备，我们已经料到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使我们大吃一惊。沃洛佳脸红了，用颤抖的声音传达了妈妈让他捎的话。

“我的梦给我的预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寻思了一下，“千万别发生更糟心的事了。”

我非常，非常舍不得妈妈，但同时，一想到我们真的成了大人，心里又很高兴。

“如果我们今天就走，那就一定不上课了。这太妙了！”我暗自思索，“可是，我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他大概会被辞退，要不然，就不会给他准备那个封套了……最好还是永远学习下去，不要走，不要离开妈妈，也不要让可怜的卡尔·伊万内奇伤心。他本来就够不幸的了。”

这些思想掠过我的心头；我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鞋上的黑蝴蝶结。

爸爸同卡尔·伊万内奇又谈了几句关于晴雨表下降的事，吩咐雅科夫不要喂狗，好在临走以前，吃过午饭去试一试小猎狗。这以后，跟我的预料相反，他打发我们去上课，不过安慰我们说，要带我们去打猎。

我上楼时，顺便跑到凉台上去看看。爸爸心爱的猎狗米尔卡正眯缝着眼睛，卧在门口晒太阳。

“亲爱的米尔卡，”我抚摩着它，吻它的小脸说，“我们今天就要走了。再见吧！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心一软，就哭了起来。

四 上课

卡尔·伊万内奇情绪不佳。这从他那皱紧的眉头，从他把大礼服抛进五屉柜，怒气冲冲地系腰带，用指甲使劲在《会话课本》上划一条线，标明要我们背熟的地方等等动作来看，都可以看得出。沃洛佳规规矩矩地学习，我却心里烦躁，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茫然若失地对《会话课本》望了好久，但是一想到就要离别，我便热泪盈眶，再也读不下去了。轮到我向卡尔·伊万内奇讲那段会话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听我说（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恰恰到一个人问：“Wo kommen Sie her？”[19]另一个回答说：“Ich komme vom Kaffe-Hause”[20]的段落，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由于痛哭失声，就说不出：“Haben sie die Zeitung nicht gelesen？”[21]这句话来了。到习字的时候，泪水落到纸上，弄得满纸墨斑，看上去好像是用水在包装纸上写的。

卡尔·伊万内奇生起气来，罚我跪下，反复地说，这是倔脾气，装腔作势（这是他的口头禅），他用戒尺威吓我，要我讨饶，我却被泪水哽住了，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大概感到自己做事不公平，就走进尼古拉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从教室里可以听到下房里的谈话。

“孩子们要去莫斯科，你听说了吧，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一进屋就说。

“不错，听说了。”

想必是尼古拉要站起来，因为卡尔·伊万内奇说：“坐着吧，尼古拉！”随后就关上门。我离开墙角，走到门边去偷听。

“不论替人家做了多少好事，不论多么忠心耿耿，看起来，决不能指望人家感激你。尼古拉，对不对？”卡尔·伊万内奇感伤地说。

坐在窗口补靴子的尼古拉，肯定地点点头。

“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十二年，我可以当着上帝起誓，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朝天花板抬起眼睛和鼻烟壶，“我爱护他们，照顾他们，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尽心。你记得吧，尼古拉，沃洛佳害热病的时候，你记得我怎样在他的床边坐了九天没有合眼。是的，那时我是个好心的人，是亲爱的卡尔·伊万内奇；那时用得着我。可是现在呢，”他含着一丝讽刺的笑意补充说，“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得认真地学习了！好像他们在这儿没有学习似的。尼古拉，是不是？”

“好像还得学习。”尼古拉放下锥子，双手拉着麻绳说。

“是的，现在用不着我了，要把我赶走了；诺言丢到哪儿去啦？哪儿有感激的意思？尼古拉呀，我很敬爱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一只手按着胸口说，“但是她又怎样呢？……在这所房子里，她的意旨反正是无足轻重的。”这时，他用一种富于表情的手势把一小片碎皮子扔到地板上，“我知道这是谁出的鬼主意，为什么不需要我了。因为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阿谀奉承，随声附和。我对任何人都总爱讲老实话，”他骄傲地说，“别去管他们！我不在这里，他们也发不了财。而我呢，上帝是慈悲的，总会找到一块面包的……是不是，尼古拉？”

尼古拉抬起头，看了看卡尔·伊万内奇，好像想弄清他是不是真的会找到一块面包。不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卡尔·伊万内奇照这样又唠叨了很久，说了好多。他提到，他以前住在某将军家里，他的功劳得到了较好的报酬（听见这话，我心里很难过），他说到萨克森、他的父母、他的朋友舍恩海特裁缝，等等，等等。

我很同情他的痛苦。我对父亲和卡尔·伊万内奇几乎是同样敬爱的，一想到他们互不理解，心里就很难过；我又回到角落里跪下，考虑怎样才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

卡尔·伊万内奇回到教室以后，吩咐我站起来，准备默写的练习本。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就威严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用一种仿佛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开始口授：“Von al-len Lei-den-schaf-ten die grau-samste ist…haben Sie geschrieben？”[22]说到这儿他停了一停，慢吞吞地吸了一撮鼻烟，打起精神接着说：“Die grausamste ist die Un-dank-bar-keit…Ein grosses U.”[23]我等着他往下说，写好最后一个字之后，向他望了一眼。

“Punctum[24].”他含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把练习本交给他。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把这句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格言读了好几遍。随后，他就坐在窗口给我们上历史课。他的脸色不像先前那么阴沉了，流露出一个已经充分出了气的人的得意神情。

差一刻就一点钟了；但是，卡尔·伊万内奇好像还不想放我们走：他接连不断地给我们上新课。无聊和食欲同样地增长起来。我急不可耐地注意着表明快吃午饭的一切迹象。一会儿一个女仆拿着擦子去刷碟子，一会儿听见饭厅里餐具的响声和挪动桌椅的声音，一会儿米米、柳博奇卡和卡坚卡[25]（卡坚卡是米米的女儿，十二岁）从花园里走进来。但是福卡——总是来宣布开饭的管家福卡——却没有露面。只有他露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扔下书本，不顾卡尔·伊万内奇，跑下楼去。

这回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但这并不是福卡！我熟悉他的脚步声，永远听得出他的靴子的咯吱声。门打开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门口。

五 苦行者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走进屋里来，他脸色苍白，长脸盘，一脸大麻子，留着长长的白发和几绺稀疏的红胡子。他身材非常高大，进门时不但要低下头，连整个身子都得弯下来。他穿着一件破布衫，这布衫既像农民的长襟外衣，又像神父的白袍，手里拿着一根大拐杖。进屋时，他用拐杖拼命敲了一下地板，扬着眉毛，嘴咧得特别大，发出非常可怕、非常不自然的哈哈大笑声。他瞎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的眼白不住地乱转，给他那本来就很丑陋的面孔增添了更加让人讨厌的神气。

“啊哈，捉住了！”他喊道，小步跑到沃洛佳跟前，抱住他的头，仔细察看他的头顶，随后带着十分严肃的神色放开沃洛佳，走到桌子跟前，向漆布下面吹气，在漆布上面画十字。“噢，可怜啊！噢，痛苦啊！……小宝贝们啊……就要飞走了。”他用一种颤巍巍的悲泣声音说着，感伤地望着沃洛佳，并且用袖口去擦当真掉下来的眼泪。

他的嗓音粗浊沙哑，动作慌里慌张，语无伦次（他永远不用代词），但是发的重音却那么动听，焦黄的丑脸上有时露出非常坦率的悲哀神色。听他讲话，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又是惋惜、又是恐惧、又是悲伤的复杂心情。

这就是那个苦行者，巡礼者格里沙。

他是什么来历？他的父母是谁？是什么迫使他选择了他过的这种流浪生活？谁也不了解这一点。我只知道，他从十五岁起，就成了尽人皆知的苦行者。无论冬夏，他都光着脚行走，朝拜寺院，把小圣像赠给他喜爱的人，说些费解的话，有的人认为这些话是预言。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是另外一种情形。有时他到我外祖母家去。有人说他是富家的不幸子弟，是个心地纯洁的人，又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庄稼人，是个懒汉。

那个严守时刻、令人望眼欲穿的福卡终于出现了，我们于是下楼去。格里沙呜咽着，继续讲一些语无伦次的话，他跟在我们后面，用拐杖敲打着楼梯的阶梯。爸爸和maman挽着胳膊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低声交谈着什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规规矩矩坐在紧挨着沙发、按照直角形对称摆着的一把安乐椅上，用严厉但却沉着的声音教训坐在她身边的姑娘们。卡尔·伊万内奇一走进房间，她瞅了他一眼，马上就扭过身去。她脸上露出一种可以这样解释的表情：“我没有注意您，卡尔·伊万内奇。”从姑娘们的眼色中可以看出，她们急着要告诉我们一件十分重要的消息；但是离开自己的座位跑到我们跟前，这是米米的规矩所不允许的。我们得先走到她跟前，说一声：“Bonjour，Mimi！”[26]立正行个礼，然后才能开始谈话。

这个米米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女人啊！当着她的面什么都不能讲，她认为一切都不成体统。另外，她还喋喋不休地要我们“Parlez dons français[27]”，可是那时，我们好像要故意惹她生气似的，偏想说俄语。要不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某样菜合你的胃口，希望没有人来干涉你的时候，她一定会说：“Mangez done avec du pain”[28]或是“Comment ce que vous tenez votrc fourchette？”[29]你会这样想，“她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呀？让她管教她的姑娘们去好了。有卡尔·伊万内奇管我们。”在厌恶某些人方面，我和他完全抱有同感。

“去央求一下妈妈，让他们带我们去打猎吧。”大人们领头到饭厅去的时候，卡坚卡拉住我的短外套，小声说。

“好，我们试试吧。”

格里沙在饭厅里吃饭，不过在另一张小桌上；他眼睛抬也不抬，紧盯着碟子，有时叹一口气，扮个吓人的鬼脸，并且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可怜！……飞走了，鸽子要飞上天了……啊，坟上有一块石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maman从早晨起就心绪不宁；格里沙的来临、他的言语和行动，显然使她更加心烦意乱。

“噢，对啦，我还忘记求你一件事。”她把一盘汤递给父亲时说。

“什么事？”

“请你叫人把你那群恶狗锁起来吧。你瞧，格里沙进院子的时候，它们险些儿把这个可怜的人咬伤了。像这样，它们也可能向孩子们扑过去。”

格里沙听人谈到自己，就扭过身朝着大饭桌，指指自己身上被撕破的衣襟，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嘟囔说：

“想把我咬死……上帝不允许。纵狗伤人是有罪的！大大的罪过！不要打，当家的[30]，为什么要打啊？上帝会饶恕的……世道不同了。”

“他说些什么？”爸爸问，很严厉地瞪着眼看他，“我一点也不懂。”

“但是我懂，”maman回答说，“他对我讲，有一个猎人故意纵狗咬他，所以他说，‘想把我咬死，但是上帝不允许，’他求你不要为这件事处罚那个猎人。”

“啊！原来如此！”爸爸说，“他怎么知道我要处罚那个猎人呢？你要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这样的先生们，”他用法语继续说，“不过，这位我觉得特别讨厌，想必……”

“噢，不要说这话，亲爱的！”maman好像吃惊似的，打断了爸爸的话头，“你怎么知道呢？”

“我似乎有机会研究这一类人，他们之中来拜访你的很多，全都一模一样。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套……”

显然，在这一点上母亲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她不愿意争论。

“请递给我一个油炸包子，”她说，“怎么样，今天的油炸包子好吃吗？”

“不，我很生气，”爸爸接着说，他拿起一个油炸包子，但是离得那么远，maman根本够不着它，“不，当我看见有头脑、有教养的人落到骗局里的时候，我很生气。”

说着，他用叉子敲敲桌子。

“我请你递给我一个油炸包子。”她又说了一遍，伸出手去。

“把这帮人关到警察局去，可算做了好事啦！”爸爸接着说，把手缩回来。“这帮家伙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使一些女人本来就很脆弱的神经更乱。”他笑着补充说，看到妈妈很不喜欢这场谈话，就把油炸包子递给了她。

“在这方面，我只想对你说明这样一点：一个六十岁的人，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走路，衣服下面总带着两普特重的铁链，再三再四拒绝人家提供给他的供给膳宿的舒适生活，我们很难相信这种人只是由于懒惰才采取这一切行动。至于说到预言，”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Je suis payée pour y croire；[31]我好像告诉过你，连我父亲将在哪一天，哪个时辰逝世，基留沙都向他预言了。”

“噢，你要拿我怎么样啊？”爸爸说，笑着把靠米米那边的那只手捂到嘴上（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紧张地听着，等着听一些笑话），“你为什么对我提到他的脚呢？我看了一眼，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

午饭快要吃完了。柳博奇卡和卡坚卡直向我使眼色，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总之，她们显得非常不安。这种眼色是说：“你们怎么不请求他们带我们去打猎呀？”我用胳膊肘推了推沃洛佳。沃洛佳推了推我，他终于鼓起勇气，起先声音还是畏怯的，随后就相当坚决而响亮地解释说：“今天我们就要走了，因此很想带着姑娘们一道坐敞篷马车去打猎。”大人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就依着我们的心意解决了，更令人高兴的是，maman说她自己也要跟我们去。

六 准备打猎

上甜食的时候，打发人把雅科夫叫来，并且发出了有关车辆、狗群和乘骑的指示，指示非常详尽，连每匹马的名字都点出来了。沃洛佳的马瘸了；爸爸吩咐给他备上一匹猎马。“猎马”这个词妈妈听起来很不入耳：她以为猎马一定类似烈性的野兽，准会狂奔一阵，把沃洛佳摔死。任凭爸爸和沃洛佳怎么劝慰，沃洛佳怀着令人惊异的勇气说，这没有什么，他最喜欢马奔驰，可怜的maman还是一个劲儿说，那样一来，整个郊游的时间她都会心烦意乱。

午饭吃完了；大人们到书房里去喝咖啡，我们便跑到花园里，踏得落满黄叶的小径沙沙作响，谈着话。我们谈沃洛佳骑猎马的事，谈柳博奇卡跑得没有卡坚卡快很丢脸，并且说要是看看格里沙的铁链会多么有趣，等等；但是关于我们就要分手的事，却只字未提。我们的谈话被驶近的马车声打断了，在那辆马车上每个装有弹簧的座位上都坐着一个小农奴。马车后面是猎手们，他们带着狗，骑着马；猎手们后面是车夫伊格纳特，骑着准备让沃洛佳骑的那匹猎马，牵着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我们都向篱笆旁边跑过去，从篱笆眼里可以看到这一切有趣的东西。随后，我们尖叫着跳着，跑上楼去换衣服，尽量打扮得像猎人模样。最主要的办法是把裤子塞到靴子里。我们马上这样动手做起来。我们急着做完，好跑到门口去欣赏狗和马，跟猎手们交谈一下。

那天天气很热，从大清早起天边就飘着洁白的、变幻无常的阴云；后来，微风把它们吹得越来越近，有时甚至遮住了太阳。不过，尽管阴云密布，越来越浓，显然也不会形成暴风雨，使我们最后一次打猎扫兴。傍晚时分，阴云开始消散：有的颜色变淡了，形状拖长了，向天边飘去；有的就在头顶上，变成透明的鳞片；只有一大片乌云停留在东方。卡尔·伊万内奇一向懂得乌云的动向，他说这块乌云会向马斯洛夫卡飘去，绝不会下雨，一定是个好天气。

福卡虽然上了年纪，却十分灵活，十分迅速地跑下楼，喊道：“赶过来！”于是，他叉开腿稳稳地站在大门口，也就是在车夫要停下马车的地点和门槛的中间，并且摆出一副姿态，表示无须人家提醒他的职责。太太小姐们下来了，略略讨论了一下谁坐在哪边，抓住什么（虽然我觉得，根本用不着抓住什么）之后，她们就坐上去，撑开阳伞，车就走动了。马车走动的时候，maman指着“猎马”，用颤巍巍的声音问车夫：

“这是给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备好的那匹马吗？”

车夫回答说是，这时候，她摆摆手，扭过身去。我简直忍耐不住了，就跨上马，把身子往前一伏，在院子里表演了好几手马术。

“请您不要踩着狗。”有个猎人对我说。

“你放心，我不是头一回呀！”我自豪地回答。

沃洛佳骑上“猎马”，尽管他性格坚强，也不免有些胆怯。他抚摩着马，问了好几次。

“它老实吗？”

他骑马的姿势很好看，就像大人似的。他那穿着紧身裤的大腿骑在马鞍上是那么健美，使我都嫉妒起来。特别是因为，从我的影子看来，我的姿势比他差远了。

现在可以听到爸爸下楼梯的脚步声。管追猎狗的人把四处奔跑的猎狗赶拢来，带着狼狗的猎人们把自己的狼狗唤到跟前，骑上马。马僮把一匹马牵到台阶边；爸爸的那一群猎狗本来都卧在台阶前面，摆出各种美妙的姿态，这时一齐向他扑过来。米尔卡戴着珠项圈，铃铛叮当地响着，跟在爸爸身后快活地跑出来。它出来的时候，总要同猎狗打招呼：同这一些玩玩，和那一些嗅嗅鼻子或者吼一声，在另外一些身上捉捉跳蚤。

爸爸骑上马，我们就出发了。

七 打猎

绰号“土耳其人”的那个猎人，头上戴着毛茸茸的帽子，肩上背着大号角，腰带里插着刀子，骑在一匹钩鼻子的、青灰色的马背上，走在大家前面。看了这个人的阴沉凶狠的外貌，会以为他是去决一死战，而不是去打猎。各种各样的猎狗汇成一支骚动的队伍，跟在他那匹马的后腿周围奔跑着。看到不幸掉队的那只狗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心里真觉得可怜。它必须费九牛二虎之力拖住自己的伴侣，而当它达到这个目的时，后面一个骑马的管猎狗的人一定会用短柄长鞭抽打它，大喝一声“归队！”我们出大门时，爸爸吩咐猎人和我们走大路，他自己却向裸麦田里走去。

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一望无际的、金光闪闪的田野只有一面同呈蓝色的高高的森林接壤，当时在我看来，那片森林是个极其遥远的神秘所在，它后面不是天涯海角，就是荒无人烟的国度。整个田野上净是麦垛和农民。在割了麦子的麦地的茂密高大的裸麦中间，可以看见一个割麦女人弯着的脊背，她抓住麦秆时麦穗的摆动，一个妇人俯在阴凉里的摇篮上，还有散布在长满矢车菊的割完麦子的麦地上的一束束裸麦。在另外一边，农民们只穿着衬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弄得龟裂的田地上尘土飞扬。村长穿着靴子，肩上披着厚呢上衣，手里拿着记数的筹码，～他远远地看见爸爸就摘下毡帽，用毛巾擦擦他那长着红头发的脑袋和胡子，并且对妇女们吆喝。爸爸骑的那匹小小的赤骝马，迈着轻快嬉戏的步子走着，有时把头俯在胸前，牵扯着缰绳，用蓬松的尾巴驱拂着贪婪地粘在它身上的牛虻和苍蝇。两条狼狗紧张地把尾巴弯成镰刀形，高高地抬起脚，跟在马蹄后面，从高高的麦茬上优美地跳过去。米尔卡跑在前面，昂着头，等待着野味。农民们的谈话声，马蹄践踏声，车轮的辚辚声，鹌鹑快活的啼鸣声，始终在空中成群盘旋的昆虫的嗡嗡声，艾草、麦秸和马汗的气味，炽烈的阳光在淡黄色麦茬上，在远处深蓝色的森林上，在淡紫色的云彩上照射出万紫千红、或明或暗的色调，以及那飘在空中、或者伸展在麦茬上的白蜘蛛网，这一切我都看见、听见和感觉到。

我们骑马到达卡里诺伏树林的时候，看见马车已经到达，而且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一辆单马车，车上坐着厨师。干草下面露出一个茶炊、一只冰激凌桶，还有一些吸引人的包裹和盒子。绝对错不了：这是要在野外吃茶点，还有冰激凌和水果。一看见单马车，我们就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在树林里的草地上，总之，在大家都认为没有人吃过茶点的地方吃茶点，是一件莫大的乐事。

土耳其人骑着马走近猎场，停下来，留心听爸爸的详细指示，像怎样看齐、往哪儿冲等等（不过，他从来也不考虑这些指示，而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解开那群狗的皮带，不慌不忙地绑在他的马鞍上，又上了马，吹着口哨消失在小白桦树后面。解开皮带的那群狗，先摇摇尾巴表示喜悦，又抖抖身子振作了一番，然后就闻一闻，摇摇尾巴，迈着小步向四面八方跑去。

“你有手帕吗？”爸爸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给他看。

“好吧，就用这块手帕绑住那条灰狗……”

“热兰吗？”我带着内行的神气问道。

“是的，顺着大路跑。到了林中那块空地，就停下来。注意，打不到兔子不要回来见我。”

我把手帕系到热兰毛茸茸的脖颈上，赶快朝指定的地点冲去。爸爸笑了，在我背后喊道：

“快点，快点，不然就迟了！”

热兰不住地停下，竖起耳朵，倾听猎人们的吆喝声。我没有力气把它拖走，于是喊起来：“去追！去追！”热兰因此拼命往前冲，我好容易才把它勒住。在到达指定的地点以前，我摔了好几个跟头。我在一棵大橡树下选了一个阴凉、平坦的地方，躺在青草上，让热兰卧在我身边，开始等待。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如此，我的想象力远远脱离了现实。当树林里传来第一只猎狗的吠声时，我已经在想象我纵犬去追第三只兔子了。土耳其人的声音在树林里显得更加响亮，更有劲。一只猎狗尖叫了一声，接着便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他的声音。另一个低一些的声音加进去，接着第三个、第四个……这些声音有时沉寂下去，有时争先恐后地响了起来。声音逐渐加强，连续不断，最后汇合成一片响亮的、喧闹的嘈杂声。猎场上充满了声音，那群猎狗齐声狂吠着。

听见这个，我发愣了，动也不动了。我的眼睛紧盯着林边，茫然若失地微笑着；我的脸上汗如雨下，虽然汗珠顺着下巴流下来怪痒痒的，但是我并没有去擦。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关头更紧要的了。如果这种紧张情况长久延续下去，那就太要命了。那群猎狗时而在林边狂吠，时而渐渐地离开我；并没有兔子。我开始四下张望。热兰也这样：最初它拼命挣扎，尖声吠叫，随后在我身边卧下，把头枕到我的膝盖上，安静下来。

我坐在橡树下面，在这棵橡树光秃秃的树根周围，灰蒙蒙的干土地上，在凋落的橡树叶、橡实、披着藓衣的干树枝、黄绿色的藓苔和有些地方冒出嫩芽的青草上，爬满了蚂蚁。这些蚂蚁一只跟着一只，在自己开辟的平坦小路上奔忙，有的拖着重载，有的空着身子。我拾起一根干树枝，挡住它们的去路。真好看，有的不怕危险，从树枝下面爬过去；也有的由上面爬过去；可是有些，特别是那些拖着东西的，十分慌乱，不知怎么办才好：它们停下来找寻出路，要不就退回去，或者顺着干树枝爬到我的手上，看来，它们打算爬进我的短上衣的袖筒里去。一只非常迷人的黄蝴蝶在我面前翩翩飞舞，把我的心思从这种有趣的观察上吸引开。我刚一注意它，它就飞得离我有两三步远，在一朵差不多凋谢了的野生白苜蓿花上绕了几圈，就落在上面。我不知道它是被太阳晒暖了呢，还是因为吮吸了苜蓿花汁，只见它显出非常满意的样子，有时鼓动一下小翅膀，紧偎着那朵花，最后一动也不动了。我把头枕在两只手上，津津有味地观察着它。

热兰突然吠叫起来，猛地往前一冲，使我险些儿摔了个跟头。我回头一看，林边有一只兔子在跳跃，它的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耳朵竖起来。热血涌上我的头，在这一瞬间我什么都忘掉了。我拼命地叫起来，松了狗，一纵身跑过去。但是，我刚这么做，就后悔了，因为兔子蹲下把身子一纵，我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但是，当土耳其人紧跟着那群一齐向林边奔来的猎狗从树丛后出现的时候，我是多么羞愧啊！他看见了我的过失（就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声：“唉，少爷！”但是，你应该听听他说这话的腔调！他还不如把我像只兔子一样吊在马鞍上，我还比这样轻松些呢。

我十分绝望地在那儿站了好久，没有唤狗，只是一个劲儿拍打着大腿念叨：

“天啊，我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听见那群猎狗跑远了，林边发出一阵咔嚓声，捉住了一只兔子，土耳其人用他的大号角召唤猎狗，我却依旧动也不动……

八 游戏

打猎结束了。在小白桦树的阴影里铺了一块地毯，大家围成一圈坐到毯子上。厨师加夫里洛踩平了他周围多汁的青草，正在擦盘子，从盒子里拿出用叶片包着的李子和桃子。阳光透过小白桦树的青枝绿叶射进来，圆圆的光点在地毯的图案上、我的腿上，甚至在加夫里洛的汗漉漉的秃顶上颤动着。一阵微风吹过树叶，吹过我的头发和出汗的脸，我感到非常凉爽。

我们坐在地毯上，吃完自己的那份冰激凌和水果，就没有事可做了，尽管夕阳还很灼人，我们仍然站起来去做游戏。

“喂，玩什么呢？”柳博奇卡在草地上蹦来蹦去，阳光照得她眯缝着眼睛，“我们来玩鲁滨逊的游戏吧！”

“不……没意思，”沃洛佳说，他懒洋洋地倒在草地上，嚼着草叶，“老玩鲁滨逊！如果一定要玩，我们顶好还是搭小亭子。”

沃洛佳分明是在摆架子：想必是因为他曾经骑过猎马，心里很得意，于是装出非常疲倦的样子。也可能是，他太理智，太缺乏想象力了，因而完全不欣赏鲁滨逊这种游戏。这种游戏是表演《Robinson Suisse》[32]中的场面，不久以前我们看过这本书。

“哦，请来玩吧……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得到这种乐趣呢？”姑娘们老缠着他，“你可以扮演查尔斯，或者欧内斯特，或者父亲，[33]随你挑，好不好？”卡坚卡说，拽住他的衣袖，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我真不愿意玩，太无聊了！”沃洛佳说，伸伸懒腰，同时自负地笑了笑。

“如果谁也不想玩，那还不如待在家里好呢。”柳博奇卡眼泪汪汪地嘟囔说。

她是一个爱哭的孩子。

“哦，来玩吧，请你千万不要哭，我可受不了！”

沃洛佳那份屈尊迁就的态度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乐趣；相反，他那副懒洋洋的、不耐烦的神气把游戏的全部魅力都破坏了。当我们坐到地上，想象我们是坐着船去钓鱼，拼命开始划桨的时候，沃洛佳却袖手坐在一边，神气根本不像个渔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他回答说，我们不论动不动胳膊，都不会因此有所得失，反正我们是走不远的。我不能不同意他这种看法。当我扛着一根棍子向树林走去，想象自己是在去打猎的时候，沃洛佳却仰面朝天躺下来，把手枕到脑袋下边，对我说，就算是他也去了。这样的言语行动使我们大为扫兴，让人极不痛快。特别是，我们心里又不能不承认沃洛佳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

我自己也知道，不但用棍子打不死鸟雀，而且根本不能射击。这不过是游戏。如果那么想，就不能坐在椅子上当骑马了；而沃洛佳，我想，他自己也记得，在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曾把头巾盖在安乐椅上，拿它当四轮马车。一个人坐在前面当车夫，另一个人在后面当仆人，姑娘们坐在中间，三把椅子当作三匹马，于是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经历了多少好玩的事情啊！那些冬夜过得多么愉快，多么快呀！……若是认真，就没有游戏了。要是没有游戏，那还有什么呢？……

九 似乎是初恋

柳博奇卡装作从树上摘一种美国水果的样子，她揪下的一片树叶上有一条大毛毛虫，她吓得把它扔到地上，举起双手跳到一旁，好像害怕里边会蹿出什么东西似的。游戏停止了。我们都伏在地上，头凑在一起，观察这个稀奇的东西。

我从卡坚卡的肩头望过去，她把一片叶子放在毛毛虫爬行的路上，想把它拾起来。

我注意到，好多姑娘都有耸肩膀的习惯，想用这种动作调整一下滑下肩头的开领衣裳。我还记得，米米看见这种动作总是很生气，说：“C’est un geste de femme de chambre.”[34]卡坚卡伏在毛毛虫上面时，就做了这种动作，同时一阵清风吹起她围在脖颈上的小围巾。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她的肩膀离我的嘴唇只有两指远。我不再瞧毛毛虫了，看着看着，我就使劲吻了吻卡坚卡的肩头。她没有回过头来，但是我觉察到，她的脖颈和耳朵都红了。沃洛佳头也没抬，轻蔑地说：

“这算什么柔情呀？”

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卡坚卡。我早就看惯了她那金发下面娇艳的小脸蛋，总是很喜欢它；现在我越仔细观察，我就越喜欢它了。我们回到大人们那里的时候，使我们大为高兴的是，爸爸宣布说，由于妈妈的请求，我们推迟到明天早晨才动身。

我们骑着马跟着马车一起回去。沃洛佳和我想在骑术和胆量上比个高低，在马车旁边大显身手。我的影子比以前长了些，根据影子来判断，我想象我具有十分漂亮的骑手的姿态；但是我体验到的这种自我欣赏的心情，不久就被下面一桩事故破坏了。我为了要迷住坐在马车里所有的人，就落后一点，然后鞭打脚踢，策马前进，摆出从容而优雅的姿势，想要像一阵旋风似的从卡坚卡坐的马车那边冲过去。只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声不响地疾驰过去好呢，还是大喊一声的好。但是，我那匹可恶的马在和拉着车的马齐头并进的时候，任凭我怎么努力，还是停了下来，而且停得那么突然，使我从马鞍上滑到马颈上，险些儿摔下去。

十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上一世纪的人，具有那个世纪年轻人所共有的那种难以捉摸的侠义精神、富于进取心、过于自信、待人宽厚和耽于酒色的性格。他看不起我们这个世纪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天生的骄傲，一方面是因为他恼怒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不到像在他那个时代的权势和成就。他生平的两大嗜好是打牌和女人；他一生中赢过几百万卢布，同数不清的、各个阶层的女人发生过关系。

他身材魁伟，体格端正，走路时迈着奇特的小步子，爱耸一边的肩膀，小眼睛里永远含着笑意，大鹰钩鼻子，线条不端正的嘴唇仿佛不好意思地、却很惬意地抿着，发音有缺陷，有点咬舌，头顶秃得厉害，我所能追忆得起的我父亲的外表，就是这些。凭着这副仪表，他不仅能够出名，而且还是个à bonnes for tunes[35]的人，不论哪个阶层、哪种地位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喜欢他，特别是那些他想取悦的人。

不论他同什么人交往，他都知道怎样占上风。他从来不是最上层社会里的人，但是他却经常同这个阶层的人物交往，而且博得他们的尊敬。他极其骄傲和自信，他既不得罪别人，又在舆论中提高自己的声誉。他富于独创性，但并非总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创见作为换取社会名誉地位或者金银财富的手段。在他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足为奇：不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他都觉得那是命中注定。他非常善于避而不提和摆脱人所共知的、充满小小的烦恼和悲伤的生活的阴暗面，使人不能不羡慕他。对于能够获得舒适和享受的一切事情，他是行家，而且很会享用它们。他最得意的是同达官要人来往，这部分是通过我母亲的亲戚，部分是通过他童年时代的伴侣，他心里对这些人很愤慨，因为他们的官衔远远超过他，而他始终是一个退伍的近卫军中尉。他，像所有的退伍军人一样，不知道怎样穿着入时；不过，他的打扮却很独特而优美。他总穿着十分宽大轻便的衣服，翻领卷袖的漂亮衬衫……不论他穿什么，都很适合他那魁梧的身材、强壮的体格、秃头和沉着而自信的动作。他多情善感，甚至好掉眼泪。时常，在朗诵的时候，当他读到动人的地方，他的声音就颤抖起来，眼泪汪汪，于是就难受地把书放下。他爱好音乐，自己弹钢琴伴奏，唱他的朋友A某所作的浪漫曲、茨冈曲，或者歌剧中的一些曲子；但是他不喜欢古典音乐，不顾公论，公然说贝多芬的奏鸣曲使他昏昏欲睡，兴味索然，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谢苗诺娃[36]所唱的《不要唤醒我的青春》，或者茨冈女郎塔纽莎唱的《我不孤独》更美妙的东西。他生就那么一种性格，认为好东西必须群众公认。群众公认是好的，他才认为好。天知道他是否有什么道德信念？他一生吃喝玩乐，以致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信念，再加上，他在生活中那么走运，使他认为信念是不必要的。

上了年纪，他对事物形成了固定的看法和一定之规，但是一切都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凡是给予他幸福或乐趣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他就认为是好的，而且认为，人人都应该经常依此行事。他说话娓娓动听，而这种本领，在我看来，给他的准则增添了灵活性：他能够把同一个行为说成是最可爱的戏谑行为或者说成是卑鄙无耻的行径。

十一 书房和客厅里的活动

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了。maman在钢琴旁边坐下，而我们这群孩子则拿来纸、笔和颜料，坐在圆桌旁边画画。我只有蓝颜料，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描绘打猎的情景。我栩栩如生地画了个骑着蓝马、穿着蓝衣服的男孩和一群蓝狗，我拿不准是不是可以画一只蓝兔子，于是跑到爸爸的书房里去商量。爸爸正在看书。他听我问“是不是有蓝兔子？”连头也没抬，就回答说：“有，亲爱的，有。”我回到圆桌旁边，画了只蓝兔子，以后又感到应该把蓝兔子改画成灌木丛。灌木丛我也不喜欢，我就把它改画成一棵树，又把树改画成一个大干草垛，把大干草垛改画成云彩，结果整张纸被蓝颜料抹得一塌糊涂，我很不高兴地把画撕碎了，就坐到高背安乐椅上打起瞌睡来。

maman在弹她的教师菲尔德[37]的《第二协奏曲》。我在打瞌睡，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一些轻快、明朗、晶莹的回忆。她开始弹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于是我回忆起一件令人感伤、压抑的凄惨事情。maman常常弹这两支曲子，因此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情绪。这种情绪很像回忆；但是什么回忆呢？仿佛在追忆一种从未有过的事情。

我对面是书房的门，我看见雅科夫和另外一些穿着长衣、留着大胡子的人走进去。那扇门随手就关上了。“哦，活动开始了！”我想道。在我看来，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比书房里所做的那些事情更为重要的了。由于大家一走到书房门前通常总是悄悄地讲话，踮起脚走路，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想法；同时从那里传出爸爸响亮的声音和雪茄烟味，不知怎地，雪茄烟味总是非常吸引我。矇眬中，仆役室里发出的一阵十分熟悉的靴子的咯吱声突然把我惊醒。卡尔·伊万内奇手里拿着一些字条，踮着脚，但是却带着忧郁而坚决的神色走到门口，轻轻敲了敲门。让他进去以后，门又砰的关上了。

“但愿别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心里想，“卡尔·伊万内奇很生气：他豁出去了……”

我又矇眬欲睡了。

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一点钟以后，我又被那双靴子的咯吱声惊醒。卡尔·伊万内奇用手帕擦着眼泪（我看见他脸上有泪痕）走出书房，嘴里嘟囔着什么，走上楼去。爸爸随着他出来，走进客厅。

“你知道，我刚才做了什么决定？”他声调快活地说，把一只手搭在maman肩上。

“什么，亲爱的？”

“我把卡尔·伊万内奇和孩子们一起带走。马车里有空。他们和他处惯了，他好像真的舍不得他们；一年七百卢布也算不了什么，et puis au fond c’est un très bon diable[38].”

我一点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骂卡尔·伊万内奇。

“为了孩子们，为了他，我很高兴。”maman说，“他是个好老头。”

“你要是看到，当我要他把这五百卢布当作礼物收下来的时候，他深受感动的情形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拿给我的这张账单。这真该瞧一瞧，”他笑了笑补充说，一边把卡尔·伊万内奇亲笔写的字条递给她，“简直妙极了！”

这就是字条的内容：

送给孩子们两根钓鱼竿 七十戈比

彩色纸、金边、浆糊和木块，糊盒子作礼物用 六卢布五十五戈比

书和弹弓 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八卢布十六戈比

送给尼古拉一条裤子 四卢布

彼得·亚历山德雷奇答应在一八××年从莫斯科带来一只金表 一百四十卢布

扣去薪水，卡尔·毛厄尔应得的总额 一百五十九卢布七十九戈比

任何人看到这张字条——上面开列着卡尔·伊万内奇要求偿还他送礼花费的全部金钱，甚至偿还答应送给他的礼物——就认为卡尔·伊万内奇只不过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家伙，那就错了。

他手里拿着字条，打好发言的腹稿，一走进书房，就打算口若悬河地对我爸爸说明他在我们家里受到的一切委屈；但是当他开始用他平常让我们默写时那种动人的声音和感伤的腔调讲话时，他的口才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最强烈的作用；因此，他一说到“离开孩子们将会使我很伤心”时，他就语无伦次了，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方格手帕。

“是的，彼得·亚历山德雷奇，”他噙着眼泪说（在他准备好的腹稿上根本没有这些话），“我和孩子们相处惯了，没有他们，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又补充说，“我宁愿不拿薪水替您效劳。”然后，他一只手抹眼泪，另一只手把账单递过去。

卡尔·伊万内奇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知道他的心肠很好；但是，这张账单和他的话怎么协调起来，在我始终是个谜。

“如果您觉得伤心，那么和您分开我就更觉得伤心了，”爸爸说，拍拍他的肩膀，“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晚饭前不久，格里沙走进屋来，从他一走进我们家，他就不断地唉声叹气，流眼泪，按照那些相信他的预言本事的人看来，这是我们家要遭到某种不幸的预兆。他开始告别，说明天早晨就要赶路。我对沃洛佳使了个眼色，就走出屋去。

“干什么？”

“如果你们想看看格里沙的铁链，我们就立刻到楼上男仆们的房间里去。格里沙住第二个房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贮藏室里，一切都看得到。”

“妙极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姑娘们。”

姑娘们跑来了，于是我们上楼去。我们争论了一番，才决定谁先走进那间阴暗的贮藏室，我们坐下来等待着。

十二 格里沙

在黑暗中，我们都觉得很害怕；我们彼此紧紧地挤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格里沙几乎紧跟着我们悄悄地走了进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拿着插在黄铜烛台上的脂油蜡烛。我们连气都不敢出。

“基督耶稣救世主！至圣的圣母！向圣父、圣子、圣灵……”他喘着气，不住地念叨着说，用的是只有常常翻来覆去讲这些话的人才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声调和略语。

他一边祷告，一边把拐杖在屋角放好，看了看床，就动手脱衣服。他解开破旧的黑腰带，慢条斯理地脱掉褴褛的黄色土布上衣，仔细折好，搭在椅背上。他的脸上现在已经没有平时那种慌张而愚蠢的神情；相反的，他很镇静，若有所思，甚至显得很威严的样子。他的举动缓慢而稳重。

只剩下一件衬衣的时候，他慢吞吞地坐到床上，朝四面八方都画了十字，然后用力（这从他皱紧的眉头上可以看出来）整理了一下他的衬衣下的铁链。他静坐了一会儿，仔细查看了一下他那破了好几处的衬衣，随后他就站起来，祷告着把蜡烛举到神龛那么高，龛里摆着几尊圣像，他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就把蜡烛翻过来，让火苗冲下，蜡烛爆了一下，就熄灭了。

将圆的月亮照进面向树林的窗户。苦行者的长长的白色身影一边被皎洁的银辉照耀着，另一边形成阴影；这阴影同窗框的影子连成一片，投到地板上、墙壁上，一直达到天花板。守夜人在外边敲着铁板。

格里沙把两只大手交叉在胸口，低着头，不住地深深叹息着，默默地站在圣像前面，然后费力地跪下去，开始祈祷。

最初他轻轻地念着人所周知的祷文，只强调一下某些字句，随后他又反复背诵，但是更加响亮，更带劲。后来他开始用自己的话祷告，挖空心思地想用古斯拉夫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语无伦次，但是很令人感动。他为自己所有的施主（他这样称呼那些接待他的人）祈祷，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和我们；他也为他自己祈祷，请求上帝饶恕他的重大罪孽。他反复地说：“主啊，饶恕我的敌人们吧！”他累得呼哧呼哧地站起来，三番五次地老说那一套话，然后不顾铁链的重量，伏在地上又站起来，铁链碰到地板，就发出刚劲刺耳的响声。

沃洛佳使劲在我的大腿上掐了一把，掐得我很疼；但是我连头都没有回，只用手揉了揉那个痛处，就带着孩子气的惊奇、怜悯和敬仰的心情，继续注意格里沙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语。

丝毫没有我走进贮藏室时期待的快乐和欢笑，我感到战栗和揪心。

格里沙还久久处在这种宗教狂热的状态中，即兴地编了些祈祷文。他时而一连串地重复好几遍：“主啊，慈悲慈悲吧！”但是每次都用新的语气和表情；时而说：“饶恕我吧，主啊，教导我怎么做……教导我怎么做，主啊！”说得好像他希望马上得到答复一样；有时只听见凄惨的痛哭声……他跪着稍微抬起身子，把双手交叉在胸口，一声不响了。

我悄悄地从门里探出头去，屏息静气。格里沙动也不动；他的胸膛里发出沉重的叹息声；月光照着他那只失明的眼睛，暗淡无光的瞳仁含着泪水。

“您的旨意会实现的！”他带着难以模拟的表情突然大叫一声，把额头俯在地上，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

从那时起，多少岁月流逝了，多少往事的回忆对我失去了意义，化作模糊的梦，就连巡礼者格里沙也早已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朝拜；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和他所引起的情绪，在我的脑海里却永远也不会消逝。

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沙！你的信心是那么坚定，使你感到了上帝的临近；你的爱是那么强烈，话语会自动地从你的嘴里流出来——你并不是用理智来检验它们……当你找不到言语来表达，倒在地上哭泣的时候，你献给至尊的又是多么崇高的颂词……

我倾听格里沙的话时怀着的那种感动心情并未能持续多久：第一，因为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其次，因为在一个地方坐得太久，我的腿麻了，而且很想参加到在我后面的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全体的低语声和骚动中去。有人拉住我的手，耳语说：“这是谁的手？”贮藏室里一片漆黑，但是单凭接触和我耳边的私语声，我立刻分辨出这是卡坚卡。

我完全无意识地握住她那从短袖下面裸露出来的臂肘，把嘴唇贴上去。这种举动大概使卡坚卡大吃一惊，于是她把胳膊缩回去；她这一缩把摆在贮藏室里的一把破椅子碰倒了。格里沙抬起头来，慢慢地四下张望，一边念祈祷文，一边朝房间的各个角落画十字。我们低语着，闹嚷嚷地跑出了贮藏室。

十三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

上一世纪中叶，在哈巴罗夫卡村的院落里，经常有一个穿粗布衣服，光着脚，但是快快活活的，红脸蛋的胖姑娘娜塔什卡[39]跑来跑去。由于她父亲，吹单簧管的萨瓦的功劳和请求，我的外祖父把她提拔上来，叫她给我外祖母当侍女。作为一个侍女，娜塔什卡性情柔顺和勤快是出名的。我母亲出生后需要一个保姆的时候，就由娜塔什卡来担负这个职务。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她以自己的工作、忠诚和对小女主人的爱护而博得了称赞和奖赏。不过，工作上同纳塔利娅经常来往的聪明伶俐的年轻仆人福卡，却以涂着发粉的头，用吊带的袜子迷惑住了她那颗粗野但是多情的心。她甚至鼓起勇气亲自去请求我外祖父准许她嫁给福卡。外祖父把她的愿望看成忘恩负义。他勃然大怒，把可怜的纳塔利娅遣送到草原村庄的畜牧场上作为惩罚。但是谁也代替不了纳塔利娅，过了六个月，就又把她叫回来恢复原职。她穿着粗布衣服从流放中回来，走到外祖父跟前，跪在他脚下，请求他依旧宽待她，照顾她，忘掉曾经使她着魔的那种糊涂念头，她发誓决不故态复萌。而她也真的没有食言。

从那时起，娜塔什卡就成了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并且戴上了包发帽[40]；她把心中蕴藏的全部爱情都转移到她照料的小姐身上。

当一个家庭女教师在我母亲身边代替了她的位置时，就把贮藏室的钥匙交给了她，内衣、桌布之类和所有的食品全归她掌管。她用同样的勤勉和热情完成了这些新任务。她全心全意地照管主人的财产；处处都发现有浪费、损坏和盗窃行为，于是千方百计地来防止。

maman结婚时，为了答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二十年的劳苦和忠诚，妈妈把她叫进自己的房间，大大地夸奖了她，向她表示了自己对她的满心感激和热爱，然后交给她一张印花纸，上面写着“给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解放证[41]”。并且说，不论她是否继续在我们家当差，她每年总有三百卢布的养老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声不响地听完这一切，然后就拿起那张文件，恶狠狠地望了它一眼，从牙缝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就跑出屋去，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maman不明白这种奇怪举动的来由，过了一会儿走进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只见她噙着眼泪坐在箱子上，用手指紧捏着手帕，目不转睛地瞅着散落在她面前地板上的、撕成碎片的解放证。

“你怎么啦，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maman拉住她的手问道。

“没有什么，亲爱的小姐，”她回答说，“想必是我有什么地方触怒了您，所以您要把我赶走……好吧，我就走。”

她抽回手去，几乎忍不住落下泪来，就要走出屋去。maman把她拦住，拥抱她，她们两个都放声大哭起来。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记得她的热情和爱抚；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懂得珍视这些，而在当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位老妇人是个多么难得的可贵的人。她不但从来不提自己，而且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她一生都怀着慈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我已经习惯了她对我们那种无私的、温存的爱，甚至想象不出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一点也不感激她，自己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她幸福吗？她满意吗？”

我时常借口有要紧的事逃学，到她的房间里去，坐下来，诉说自己的梦想，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拘束。她总是忙碌着，不是织袜子，或是在她的房间里摆满的箱子里乱翻，就是登记衬衣、桌布之类，一面听我胡言乱语，像“那么，等我当了将军，我就娶一个绝色的美人，给自己买一匹赤骝马，盖一幢玻璃房子，写信到萨克森去，把卡尔·伊万内奇的亲属召来”等等，她连连地说：“是的，我的宝贝，是的。”通常，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她就打开一只浅蓝色的箱子，我现在还记得箱盖里面贴着一张骠骑兵的彩色像、一张从生发油瓶上揭下来的画，还有一张沃洛佳画的画，她从这口箱子里拿出一块香点上，挥一挥，说：

“这个，我的宝贝，还是奥恰科夫的香哩。还是你故去的外祖父——但愿他在天国安宁——去打土耳其人的时候，从那里带回来的。这是最后一块了。”她叹了口气补充说。

她的房里摆满了箱子，简直是万宝囊。平时不管需要什么，人们总是说：“得找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去要。”真的，她翻腾了一会儿，就会找到人家需要的东西，并且说：“幸亏我收藏起来了。”这些箱子里有成千上万件物品，这些东西，除了她，家里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

有一次我生了她的气。事情是这样的。吃午饭的时候，我替自己倒了一杯克瓦斯[42]，不小心碰倒玻璃杯，把克瓦斯泼到桌布上了。

“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叫来，让她欣赏欣赏她的宝贝干的好事吧！”maman说。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走进来，看见我洒的一摊水，就摇摇头；随后maman在她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用手指对我威吓了一下，就走出屋去了。

午饭后，我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地到大厅里去，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冷不防从门背后跳出来，一只手拿着桌布，一只手捉住我，尽管我拼命反抗，她还是用那块湿桌布揉擦我的脸，一边说：“不要弄脏桌布！不要弄脏桌布！”我感到非常委屈，气得号啕大哭起来。

“怎么！”我自言自语，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不过是纳塔利娅罢了，居然对我称你，还用湿桌布打我的脸，好像我是个小奴才似的。不，这太可怕了！”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看见我伤心地哭起来，就立刻跑开了，于是我继续走来走去，盘算着怎样报复那个没有礼貌的纳塔利娅使我受到的侮辱。

过了一会儿，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回来了，畏畏缩缩地走到我跟前，开始安慰我说：

“得了，我的宝贝，别哭了……原谅我这个傻瓜……我做错了……不过，您原谅我吧，我的亲爱的……这是给您的……”

她从手帕下面掏出一个红纸卷，里面有两块糖和一个干无花果，用颤抖的手递给我。我没有勇气看那仁慈的老妇人的脸；我扭过身子，接了她的礼物，我的眼泪流得更多了，不过，这已经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爱和羞愧。

十四 离别

在我上面所写的那些事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一辆装有弹簧的四轮马车和一辆小四轮马车停在大门口。尼古拉是上路的打扮，就是说，把裤腿塞到靴子里，把旧礼服用腰带紧紧地束起来。他站在四轮马车里，把外套和靠垫铺到座位上；他觉得太高，于是坐到靠垫上，不住地跳动着，把它们压下去。

“看在老天爷分上，尼古拉·德米特里奇，把主人的小匣子放在您那边行不行？”爸爸的仆人喘吁吁地恳求着说，从装有弹簧的四轮马车里探出头来，“匣子很小……”

“你应该早些说，米海·伊万内奇。”尼古拉很快地、生气地回答说，然后用足力气把一个包裹丢在小四轮马车的车厢里。“说真的，我的脑袋本来就晕，您偏偏又来上个小匣子！”他补充了一句，推了推帽子，擦掉被太阳晒黑的前额上的大汗珠。

家里的男仆都光着头，穿着常礼服、普通长衣，或者衬衣；妇女们穿着粗布衣服，头上包着条纹头巾，怀里抱着婴儿；还有赤脚的孩子们，都站在门口，望着马车，彼此交谈着。有一个车夫是个驼背的老头儿，戴着暖帽，穿着厚呢上衣，扶着马车的辕杆，摸弄着它，仔细打量着车轴。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穿着腋下有红布镶条的白衬衫，他搔着卷曲的金发，一会儿把圆锥形的黑毡帽推到这只耳朵上，一会儿推到另一只耳朵上；他把厚呢上衣放在驭台上，把缰绳也扔上去，他不时用他那编制的小鞭轻轻地抽打一下，一会儿望望自己的靴子，一会儿望望给小四轮马车涂油的车夫。有一个车夫使劲托着车子；另一个俯在车轮上，正仔细往车轴和车毂上涂油，为了不浪费留在刷子上的润滑油，甚至就把它涂在车轮边上。几匹毛色不同、疲惫无力的驿马站在篱笆旁边，用尾巴驱拂着苍蝇。它们有的伸出毛茸茸的肿了的腿，眯缝着眼睛打瞌睡；有的因为无聊，就互相搔痒，或者咀嚼长在台阶旁边的粗糙的、暗绿色的羊齿植物的叶子和草茎。几条狼狗，有的卧在阳光下沉重地喘着气，有的走到两辆马车的阴影里，舐车轴上涂的油。空气中充满了灰蒙蒙的尘雾，地平线上呈现一片紫灰色，天空却没有一片乌云。一阵猛烈的西风从大路上和田野里卷起一股股尘土，吹弯了花园里高大的菩提树和白桦树的树梢，把枯黄的落叶刮到远处去。我坐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一切准备停当。

当大家坐在客厅里，围着圆桌共同消磨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将要面临着多么悲惨的时刻。最最无聊的思想掠过我的脑际。我暗自思量，不知哪个车夫赶小四轮马车，哪个车夫赶装着弹簧的马车？谁跟着爸爸，谁跟着卡尔·伊万内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围上围巾，穿上棉袄呢？

“难道我是个娇宝贝？我大概不会冻死。但愿这一切赶快弄好，就可以坐上车走啦！”

“请吩咐一声，我把孩子们的衣服清单交给谁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含着泪，拿着一张字条走进来，对妈妈说。

“交给尼古拉，然后就同孩子们告别吧。”

老妇人想说什么，但是突然停住不响了，用手帕捂住脸，挥了挥手，就走出屋去。我看见这个举动，感到有些心酸，但是急着上路的心情比这种情绪更强烈，我仍旧漫不经心地听着爸爸和妈妈谈话。他们在谈论分明双方都不感兴趣的问题：给家里买什么？对索菲公爵小姐和朱利夫人讲些什么？路好不好走？

福卡走进来，站在门口，恰恰像他平时报告“饭准备好了！”的腔调一样，说了声：“马套好了！”我发觉，妈妈一听见这个消息就哆嗦了一下，脸色苍白，好像出乎她意料似的。

吩咐福卡关上那个房间所有的门。这使我觉得很有趣，“好像大家在躲着什么人似的！”

大家都坐下来，[43]福卡也挨着椅子边坐下；但是他刚一坐下，门就吱呀响了一声，于是大家都回头看了看。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匆匆忙忙走进屋来，眼睛抬也不抬，就在门边同福卡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现在好像还看见福卡的秃头，他那布满皱纹的、呆板的面孔和那个戴着包发帽，从帽下露出白发的慈祥老妇人的驼背身姿。他们挤着坐在一张椅子上，俩人都很局促不安。

我仍旧漠不关心，而且急不可耐。我觉得，关上门静坐的这十秒钟简直好像是整整一个钟头。最后大家终于都站起来，画了十字，开始告别。爸爸搂住maman，吻了她好几次。

“好了，我心爱的人！”爸爸说，“我们并不是永别呀！”

“终归是很伤心的！”maman说，因为含着泪，她的声音都发颤了。

我一听见这种声音，一看见她那抖动的嘴唇和含满泪水的眼睛，一切就都忘到九霄云外，我感到非常悲哀、痛苦和可怕，我真想跑掉，不愿和她告别。我这一瞬间才明白，她拥抱爸爸，也就是和我们告别了。

她吻了沃洛佳那么多次，在他身上画了那么多次十字，我以为现在该轮到我了，于是就钻到前面去；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替他祝福，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最后我搂住她，恋恋不舍地依偎着她，哭了又哭，什么都不想，只想着我的伤心事。

我们要上马车的时候，令人讨厌的仆人们在前厅里同我们告别。他们所说的“让我吻吻您的手”，他们印在我肩膀上的响吻[44]和他们头上的油脂气味，在我心中唤起一种近似容易激动的人所感到的伤心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泪流满面向我告别的时候，我非常冷淡地吻了吻她的包发帽。

奇怪的是，我现在好像还看到所有仆人的面孔，而且能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但是maman的容貌和姿态我却完全忘记了，也许这是因为我一直都鼓不起勇气来看她一眼。我觉得，如果我这么做，我和她的悲哀就会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抢先跑上装着弹簧的四轮马车，坐在后座上。撑起的车篷使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maman还在马车旁边。

“我要不要再看看她？……是的，最后一次！”我自言自语地说着，从马车里探出头朝台阶望去。这时候，maman怀着同样的想法从马车的另一边走来，呼唤我的名字。听见她在身后叫我的声音，我就转过身来，但是由于转得太快，结果我们的头撞在一起了。她苦笑了一下，最后又非常、非常热烈地吻了我一次。

我们走了几俄丈[45]的时候，我决定再看她一眼。一阵风吹起她头上那块小小的蓝头巾；她低着头，双手捂着脸，慢慢地走上台阶。福卡扶着她。

爸爸坐在我身边，什么也没有说；我哭得喘不上气来，我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我简直害怕会闷死……上了大路，我们看见凉台上有人在挥白手帕。我开始挥我的手帕，这种动作使我平静了一点。我继续哭着；一想到我的眼泪足以证明我多情善感，就感到高兴和欣慰。

走了一俄里[46]光景，我坐得更舒适些，开始聚精会神地凝视眼前最近的物体——在我这边奔驰的拉边套马的臀部。我看看那匹花马怎样甩动尾巴，一只脚怎样叩打另一只，车夫的编制的马鞭怎样落到它身上，它的四脚怎样开始一齐跳动。我看见它身上的皮颈套和颈套上的铜环怎样跳动，我一直凝视到马尾附近的皮套布满汗珠为止。我开始四下环顾：观看起伏波动的成熟了的麦田，观看黑黝黝的休耕地，地里有时看得见一架木犁、一个农民和一匹带着马驹的母马；我观看里程标，甚至瞅一眼车夫的驭台，好看看跟我们去的是哪个车夫；我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我的思绪就已经远远地离开我的妈妈，也许我要同她永别了的妈妈。但是，一切回忆都使我想到她。我想起前一天我在白桦林阴路上找到的蘑菇，想起柳博奇卡和卡坚卡争吵谁来采它，还想起同我们分别时她们怎样哭泣。

我舍不得离开她们！也舍不得离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和那条白桦林阴路，还舍不得离开福卡！连那个很凶的米米，我也舍不得离开。我全都舍不得！而可怜的妈妈呢？泪水又涌到我的眼里；但是时间并不长。

十五 童年

幸福的、幸福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时代啊！怎能不爱惜，不珍重对童年的回忆呢？这些回忆使我精神舒爽，心情振奋，是我的无上乐趣的泉源。

跑够了，你就坐在茶桌旁那把高背的安乐椅里；时候不早了，你早就喝完了你那杯加糖的牛奶，睡意矇眬地闭上眼睛，但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谛听。你怎么能不听呢？maman在同什么人谈话，她的声音是那么悦耳，那么动人。单单这声音就给我的心灵很大的启发！我用矇眬的睡眼凝视着她的脸，她突然变得越来越小，她的脸只有纽扣那么大；但我还是看得非常清楚：我看见，她望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喜欢看见她只有这么一点点火。我把眼睛眯缝得更细一些，她变得还没有瞳仁里的小人那么大了；但是我动了一下，这种魔力就破灭了。我眯起眼睛，扭过身去，拼命想使这种现象重现，但是徒劳无益。

我站起来，连脚带腿蜷缩成一团，舒适地躺到安乐椅里。

“你又要睡着了，尼古连卡[47]，”maman对我说，“你最好上楼去。”

“我不想睡，好妈妈。”我回答她，但是模糊而甜美的幻想充满我的脑际，健康的孩子的睡意使我的眼睛闭拢，转瞬就进入梦乡，一直睡到我被唤醒为止。矇眬中我常常感到什么人温存的手抚摩我；单凭这种抚摩，我就知道是她，还在梦中我就不由自主地拉住那只手，把它紧紧地，紧紧地按在嘴唇上。

所有的人都已经散去；客厅里只点着一根蜡烛；maman说，她要亲自唤醒我；是她坐在我睡的那张椅子上，用那温柔得惊人的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用我听惯了的、可爱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起来，我的宝贝，该去睡了。”

没有任何人的冷淡的眼光会使她拘束：她不怕把她的全部温柔和慈爱倾注到我身上。我动也不动，只是更加热烈地吻她的手。

“起来，我的好宝贝！”

她用另外一只手托住我的脖子，她的手指迅速地动着，搔着我。房间里一片寂静，半明半暗；搔痒使我清醒，使我的神经兴奋；妈妈坐在我身边；她爱抚着我；我闻到她的香味，听到她的声音。这一切使我跳起来，双手搂住她的脖颈，把头偎在她怀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噢，亲爱的，亲爱的好妈妈，我多么爱你呀！”

她忧愁而迷人地微微一笑，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前额，让我坐在她的膝头上。

“这么说你非常爱我？”她沉默了片刻，随后说，“记住，你要永远爱我，决不要忘记我。如果妈妈不在了，你不会忘掉她吗？尼古连卡，你不会忘记吧？”

她更加温存地吻我。

“得了，别说这种话，我亲爱的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我叫起来，吻她的膝头，泪如泉涌，这是爱和狂喜的眼泪。

在这以后，当我回到楼上，穿上小棉袄，站在圣像前，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的爸爸和妈妈”时，我怀着多么奇妙的心情啊！当我重复我牙牙学语时初次为我亲爱的母亲祝福的祈祷文时，我对她的爱和对上帝的爱就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了。

祈祷以后，我往往就钻进被窝，心里觉得又轻松，又愉快，又高兴；一个梦想接着一个，但是梦想些什么呢？都很难捉摸，不过，梦里却充满了纯洁的爱和光明幸福的希望。有时我回忆起卡尔·伊万内奇和他的悲苦命运（他是我所晓得的唯一不幸的人），我替他那么难过，那么爱他，难过得替他掉下泪来，我想道：“愿上帝赐给他幸福，使我能够帮助他，减轻他的痛苦；为了他，我情愿牺牲一切。”随后，我就把我心爱的瓷玩具——一只小兔或者一只小狗——放到鸭绒枕头角上，欣赏它那么美好、舒适而温暖地躺在那里。接着我又祈祷，求上帝赐给大家幸福，让大家都称心如意，明天散步有好天气；然后我翻个身，思绪和梦想就混成一片，脸上还带着湿漉漉的泪水，便平静而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童年时代所具有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无忧无虑的心情，对爱的要求和信仰的力量，将来还会复返吗？当天真的喜悦和对爱的无限需求这两种至上的美德是人生唯一的愿望时，有什么时候会比它更美好呢？

那些热诚的祈祷在哪里？那最好的礼物——纯洁的感动的眼泪——在哪里呢？抚慰人的天使飞来，微笑着揩干这些眼泪，把甜蜜的梦想送到纯洁无邪的孩子的想象中。

难道生活在我的心头遗留下那样苦痛的痕迹，使那些眼泪和欢欣永远离开了我？难道留下的只是回忆？

十六 诗

我们迁到莫斯科一个来月以后，我坐在外祖母家楼上的一张大桌子旁写字；对面坐着图画老师，他正在给一幅用黑铅笔画的缠头巾的土耳其人头像进行最后加工。沃洛佳伸着脖子站在老师背后，从他的肩头望过去。这个头像是沃洛佳用黑铅笔画的第一幅作品，因为那天是外祖母的命名日，当天就要献给她。

“这儿您不再画点阴影吗？”沃洛佳对教师说，他踮着脚尖，指着土耳其人的脖颈。

“不，用不着，”老师说，把铅笔和笔套插进一只可以插笔的小匣子里，“现在很好了，您不要再动了。”他站起来，还斜眼望着那个土耳其人，补充说，“喂，您呢，尼古连卡，还是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们吧，您送给外祖母什么礼物呀？真的，您最好也画个头像。再见吧，先生们。”他说罢，拿起帽子和票子[48]就走了。

当时我也认为，画个头像比我搞的东西要好些。有人对我们说，不久就是外祖母的命名日，应当准备祝贺的礼物时，我忽然想到要写一首贺诗，我立刻写了两行押韵的诗句，希望赶快把其余的也写出来。我一点也记不起，这种对于小孩来说十分奇怪的念头怎么会钻进我的头脑里，不过我记得，我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人家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我一定会送给外祖母一件礼物，但是不对任何人讲这礼物究竟是什么。

结果事与愿违，除了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那两行诗而外，我虽然百般努力，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开始阅读书本里的诗句；但是德米特里耶夫[49]也好，杰尔查文[50]也好，对我都无济于事。相反的，他们使我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知道卡尔·伊万内奇喜欢抄诗，我开始偷偷地翻他的文件，终于在一些德文诗中找到一首俄文诗，这大概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献给露……彼得罗夫斯卡娅夫人

一八二八年六月三日

想着我近在眼前，

想着我远在天边，

想着我吧，

从今天直到永远，

到我死去仍然把我想念，

我曾多么忠实地把您爱恋。

卡尔·毛厄尔作

这首诗是用秀丽而圆浑的笔迹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诗里充满了动人的感情，我很喜欢它；我立刻就把它背熟了，决定拿它当作范本。以后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外祖母命名日那天，我写好一首十二行的祝贺诗，于是坐在教室的书桌旁，用精美的皮纸把它誊写出来。

我已经写坏了两张纸……并不是我想改动什么，诗句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写第三行以后，每行的末尾越来越往上翘，因此，就是从远处也会看出写得歪歪扭扭，完全不行。

第三张纸上的字同前两张的一样歪斜；但是我决定不再抄了。我这首诗祝贺外祖母，希望她长命百岁，结尾是这样：

我们要尽力使您欢欣舒畅，

并且爱您，像爱自己的亲娘。

这好像很不错，但是最后一句诗使我感到出奇地刺耳。

“并且爱您，像爱自己的亲娘。”我暗自反复吟哦，“还有什么字可以代替娘字作韵脚？荡？床？……哦，这还过得去！无论如何比卡尔·伊万内奇的强。”

于是我写下了最后一行。接着我在卧室里，做着手势，怀着感情，朗诵了一下全诗。有几行完全不押韵，但是我不再推敲了；只有最后一行听起来更不顺耳，更令人不快。我坐在床上思索……

“我为什么要写像爱自己的亲娘呢？她不在这儿，因此提都不用提她。的确，我很爱戴，很尊敬外祖母，不过总还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写呢？我为什么撒谎？就算是诗吧，也不该这样呀！”

正在这时，裁缝走进来，给我们送来崭新的小燕尾服。

“哦，算了吧！”我非常不耐烦地说，很懊丧地把那首诗塞到枕头底下，就跑去试穿莫斯科的服装了。

莫斯科的服装非常好；缀着铜扣的棕色小燕尾服缝得十分合身，不像在乡下给我们做的衣服那么肥大。黑裤子也窄窄的，简直好极了，它使筋肉都显露出来，下边罩在靴子上。

“我终于也有了镶着饰带的裤子，真正的礼服裤子！”我沉思着，得意忘形了，从四面打量着自己的腿。虽然新衣服很紧，穿着很不灵便，但我却不对任何人讲这一点，反而说它非常舒适，如果说这身衣服还有什么毛病，那就是它稍微肥了一点。接着我在穿衣镜前站了好久，梳我那涂了很多生发油的头发；但是无论怎么努力，我也梳不平头顶上那绺翘起的头发。我刚要试试看它听不听话，不再用梳子往下压，它马上就竖起来，向四面翘，这给我的脸添上一副滑稽相。

卡尔·伊万内奇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穿衣服，穿过教室给他拿去一件蓝色燕尾服和几件白内衣。在通楼梯的门口，传来外祖母的一个使女的声音，我出去看看她有什么事。她拿着一件浆得笔挺的胸衣，对我说是给卡尔·伊万内奇送来的，为了及时洗好，她通宵未睡。我承担了转送胸衣的使命，顺便问外祖母起来了没有。

“当然起来啦！她已经喝过咖啡。大司祭都来了。您多么漂亮呀！”她微微一笑补充说，一面打量我的新衣服。

这句评语使我脸红了，我金鸡独立地扭过身去，弹了弹指头，跳了一跳，想让她感觉到她还不十分清楚我实际上是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哩。

我给卡尔·伊万内奇送去胸衣时，他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穿上另一件，弯着腰，站在摆在桌上的小镜子前面，双手拿着领带的蓬松花结，试试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下巴是否能自如地套进套出。他给我们把衣服处处都拉直，并且叫尼古拉也替他这样做了以后，就领着我们去见外祖母。想起我们三个下楼时，发出多么浓烈的生发油味，我觉得真是好笑。

卡尔·伊万内奇捧着一只他亲手制做的匣子，沃洛佳拿着他那幅画，我拿着我的诗；每个人都准备好献礼的祝词。正当卡尔·伊万内奇打开大厅的门时，神父穿上法衣，传来祈祷仪式开始的声音。

外祖母已经在大厅里了：她弯着腰，扶着椅背，站在墙边虔诚地祈祷着；爸爸站在她身边。他转过身来，见到我们匆忙把准备好的礼物藏到身后，竭力想不惹人注意地留在门口，就微微一笑。我们本来打算来个出其不意，现在全完了。

当大家都走到十字架跟前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令人变得傻头傻脑的羞涩，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献上我的礼物，于是我就躲在卡尔·伊万内奇背后。他用最优美的词句向外祖母祝贺，把小匣子从右手倒换到左手，呈献给外祖母，然后朝旁边走了几步，让沃洛佳走上前去。外祖母好像很喜欢这个镶金边的匣子，用十分和蔼可亲的笑容表达了她的谢意。可是，很显然，她不知道把这个匣子摆在哪儿才好，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她要爸爸看看这个匣子做得多么精致。

爸爸看够了以后，就把它递给好像很喜欢这件小东西的大司祭：他摇摇头，好奇地一会儿看看匣子，一会儿看看能够做出这么精美东西的巧匠。沃洛佳献上他画的土耳其人，也博得大家的赞扬。轮到我了，外祖母含着鼓励的笑容望着我。

凡是尝过羞怯心情的滋味的人都晓得，这种心情是同时间成正比增长的，而一个人的决心却同时间成反比地减退，也就是说，羞怯心情持续越久就越难以克服，决心也就越小。

卡尔·伊万内奇和沃洛佳献礼的时候，我连最后的一点勇气和决心都失掉了，我的羞怯达到了极点：我觉得血液不住地从心里往头上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头和鼻梁上出现了大颗的汗珠。我的两耳发热，浑身发抖，汗如雨下，我一会儿用左脚站着，一会儿用右脚站着，但是却没有动地方。

“喂，尼古连卡，让我们看看你带来了什么？是只匣子呢，还是一幅画？”爸爸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只好用颤抖的手把那揉皱了的倒霉纸卷交给外祖母；但是我的声音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一声不响地站在外祖母面前。一想到，不是他们期待的画，他们会当众宣读我那糟糕透顶的诗句，像爱自己的亲娘这种足以证明我从来也不爱妈妈，而且已经把她忘了的诗句，我就心神不宁起来。外祖母开始朗诵我的诗，她因为看不清楚，念了一半就停下来，带着我当时觉得好像嘲讽的微笑瞧了爸爸一眼；她没有照着我所希望的那样去读，而且由于眼力不济，没有念完，就把那张纸递给爸爸，让他从头再念一遍，唉，此时此刻我的痛苦心情怎么来表达呢？我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爱念这么拙劣的、写得歪歪扭扭的诗，是要爸爸亲自读最后那句清楚地证明我缺乏感情的诗句。我以为他会用这卷诗在我的鼻子上打一下，说：“坏孩子，不要忘记你母亲……因此，你就挨一下吧！”但是根本没有发生这类事情；相反的，全诗读完了的时候，外祖母说：“Charmant[51]！”并且吻了吻我的额头。

匣子、画和诗，都放到外祖母常坐的高背安乐椅上的活动小桌上，摆在两块麻纱手帕和画着妈妈肖像的鼻烟壶旁边。

“瓦尔瓦拉·伊利尼奇娜公爵夫人到！”通常站在外祖母马车后面的两个高大的仆人中的一个通报说。

外祖母望着玳瑁鼻烟壶上的肖像，正在沉思，没有回答。

“请她进来吗，夫人？”仆人又问道。

十七 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

“请进来。”外祖母说，在安乐椅上更往后坐。

公爵夫人是个大约四十五岁的女人，身材矮小，瘦弱干瘪，满脸怨气，一双讨人厌的灰绿色小眼睛，她的眼神和那张动人得不自然的小嘴上的轮廓显然很不协调。在她那顶插着鸵鸟翎的丝绒帽子下面露出淡棕色头发，衬着她那憔悴的脸色，她的眉毛和睫毛的颜色显得更淡，更红了。虽然如此，由于她的雍容大方的举止，她的小手，由于她整个脸盘出奇的消瘦，她的整个外表还是有一种高贵和刚毅的神情。

公爵夫人滔滔不绝地讲着，按照她那爱说话的性格看来，她属于那一类人，这种人说话时总好像有人在反驳他，其实并没有人说过什么。她有时抬高嗓门，有时又渐渐压低声音，随后又忽然有声有色地讲起来，环顾着在场的、但是没有参加谈话的人，好像极力用这种眼光来激励自己似的。

虽然公爵夫人吻了外祖母的手，不住声地管她叫ma bonne tante[52]，但是我发现外祖母对她并不满意。外祖母在听她讲为什么米哈伊洛公爵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前来给外祖母祝寿，虽然他满心想来的时候，似乎很特别地扬着眉毛；在用俄语回答公爵夫人的法语时，她特别拉长了声调说：

“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关切，我的亲爱的；至于米哈伊洛公爵没有驾临，那还用说吗？……他总是有事情缠身。本来嘛，陪老太婆坐着又有什么乐趣呢？”

不容公爵夫人反驳她的话，她就又接着说：

“你们的孩子们好吗，我的亲爱的？”

“很好，感谢上帝，ma tante；他们长大了，正在读书，可是非常淘气……特别是艾蒂安，最大的那个。他变成那么一个调皮鬼，简直难以管教；可是他很聪明，un garçon，qui promet[53]。您可以想象，mon cousin[54]，”她接下去说，只对着我爸爸一个人，因为外祖母对公爵夫人的孩子们丝毫不感兴趣，只想夸耀一下自己的外孙，她小心翼翼地从匣子底下拿出我的诗，打开来，“您想想看，mon cousin，他前些天干了什么把戏呀……”

于是公爵夫人探过身来，兴致勃勃地对爸爸讲了起来。讲完我没有听清的那个故事，她就大笑起来，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爸爸的脸，说：

“什么样的孩子呀，mon cousin？他真该挨一顿揍；但是那鬼把戏是那么聪明有趣，我只好饶了他，mon cousin。”

于是公爵夫人把眼光盯在外祖母身上，一言不发，继续微笑着。

“难道您打自己的孩子吗，我亲爱的？”外祖母问，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特别着重“打”这个字。

“啊，ma bonne tante，”公爵夫人很快地扫了爸爸一眼，就用和善的声调回答说，“我知道您对这事怎么看法，但是在这点上我同您的看法不同。尽管对这问题我曾经左思右想，看过好多书，也向人家请教过，但是我的经验使我得出结论，用恐吓来管教孩子是必要的。如果要孩子有出息，就要吓唬他……不是吗，mon cousin？还有什么，je vous demande un peu[55]，比树条更让孩子害怕的东西吗？”

说着她用疑问的眼光瞅了瞅我们，老实说，不知怎地，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随便怎么说，一个十二岁的小子，甚至十四岁的小子，总还是个孩子；至于姑娘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幸亏我不是她的儿子。”我暗自思忖。

“是的，好极啦，我的亲爱的，”外祖母说，把我的诗卷起来，放在匣子底下，好像她认为公爵夫人说了这话以后就不配欣赏这样的作品了，“太好啦，不过请您说说，在这以后，您还怎么能要求您的孩子对您有好感呢？”

外祖母认为这个论证是不容反驳的，为了结束这场谈话，她就补充说：

“不过，在这件事上，各有各的看法。”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只是宽容地笑了笑，好像以此表示，她原谅她十分尊敬的人所抱的这种怪诞的成见。

“噢，让我同你们的年轻人认识认识吧。”她说，带着温和可亲的微笑望着我们。

我们站起来，凝视着公爵夫人的脸，不知怎么来行这个见面礼。

“吻公爵夫人的手呀。”爸爸说。

“请爱你们的老姑母吧，”她说，吻着沃洛佳的头发，“虽然我是你们的远亲，但是我重视友谊关系，而不重视远近亲疏。”她补充说，主要是对外祖母讲的；但是外祖母还是不满意她，回答说：

“唉，我的亲爱的，难道如今还把这样的亲戚放在眼里吗？”

“我这个孩子会成为善于交际的年轻人。”爸爸指着沃洛佳说，“这一个是个诗人。”他补充一句说，这时恰好我在吻公爵夫人的枯干的小手，仿佛历历在目地想象着那只手里的树条，树条下面的凳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哪一个？”公爵夫人问，拉住我的胳膊。

“这个小的，头上竖着一撮毛的。”爸爸喜笑颜开地回答说。

“我那撮毛跟他有什么关系……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讲吗？”我想道，于是向角落走去。

我对于美抱着最奇怪的概念，甚至认为卡尔·伊万内奇是世界第一美男子；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长得不漂亮，这一点我丝毫也没有弄错，因此一提我的外表，我就感到莫大的侮辱。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时我六岁，他们议论到我的外表，maman极力要在我的脸上找出一些美的地方，说我长着聪明的眼睛，笑起来讨人喜欢，但是，最后还是对爸爸的论证和显然的事实让步，不得不承认我长得难看；后来，当我为了那顿午餐感谢她的时候，[56]她拍拍我的脸蛋说：

“记住，尼古连卡，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相貌爱你；因此你要努力做个聪明的好孩子。”

这些话不仅使我确信我不是一个美男子，而且也使我相信我一定会做个聪明的好孩子。

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悲观失望：我想象，一个像我这样长着大鼻子、厚嘴唇和灰色小眼睛的人，在世界上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我请求上帝创造奇迹，使我变成美男子，我情愿牺牲我现有的一切和将来可能有的一切，来换取一张好看的面孔。

十八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当公爵夫人听了那首诗，对作者大加赞扬的时候，外祖母的脸色变得温和了，开始同她说法语，不再称她您，我的亲爱的，而且请她晚上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我们家来。公爵夫人表示同意，又坐了一会儿，就坐车走了。

那天真是宾客盈门，院子里，大门口，整个上午总有几辆马车同时停在那里。

“Bonjour，chère cousine！[57]”有一个客人走进屋，吻着外祖母的手说。

这个客人七十来岁，身材高大，穿着军装，佩着大肩章，领口下面露出一只很大的白色十字架，神色平静而坦然。他那种豪爽洒脱的举动使我很惊异。虽然他的后脑勺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半圈头发，虽然他的上嘴唇的样子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掉了牙，但是他的相貌依旧漂亮极了。

上世纪末叶，伊万·伊万内奇由于他高尚的性格、漂亮的仪表、过人的勇气、权贵的亲戚，特别是由于他的好运气，使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飞黄腾达起来。他继续服务，不久他就名利双收，在这方面不再有什么希求了。从小他的举止就仿佛他已准备在社交界占有后来命运给他安排的显赫地位；因此，虽然在他那显赫的、有些讲究虚荣的一生中，像所有别人一样，也有过不幸、失望和悔恨，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那始终非常泰然自若的风度、他那崇高的思想方式、他那基本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他赢得普遍的尊敬，并不是由于他的显赫地位，而是由于他那始终如一的言行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并不太聪明，但是由于他的地位使他能看不起人生的一切虚荣，因而他的思想是崇高的。他心地善良，富于感情，但是待人接物却那么冷淡，而且有几分傲慢。这是由于他处的地位可以对许多人都有所帮助，因此他极力用冷淡的态度来自卫，来抵挡那种净想依仗他的势力的人们的不断的纠缠和花言巧语。然而，这种冷淡却由于上流社会人物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而冲淡了。他很有教养，博学多识；但是他的教养只是在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末得到的。他读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修辞学方面所有的好作品，熟谙法国文学中所有的优秀作品，因此他常常能够而且喜欢引用拉辛[58]、高乃依[59]、布瓦洛[60]、莫里哀[61]、蒙田[62]和费讷隆[63]的词句；他通晓神话学，而且根据法译本研究过古代著名史诗，颇有心得；对历史有充分的知识，这是他从塞格尔[64]那里得来的；但是除了算术而外，他对数学一无所知，对物理和现代文学更是一窍不通。在谈话中他知道怎样沉默寡言，或者对歌德、席勒和拜伦泛泛地评论几句，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尽管他受过这种古典的法国教育（这种类型的人现在已经如凤毛麟角了），但是他的谈吐总是平易近人的，这种单纯既掩饰了他对某些事物的无知，也表现了他的良好风度和宽容。他非常仇恨一切别出心裁的见解，说别出心裁是没有教养的人的狡猾手段。社交对于他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他住在哪儿，在莫斯科或者在国外，他总是非常好客，在一定的日子招待全城。他在城里交游极广，人们甚至可以拿他的请帖当作进入任何客厅的出入证。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心甘情愿地把红润的脸颊献给他，而他就仿佛慈父一样地吻一吻；有些显然十分重要和体面的人物在获准参加公爵的招待会时，那份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像外祖母这样，和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受过同样教育，见解相同，年龄相仿的人，对公爵来说已经寥寥无几了；因此他特别重视他同她的老交情，总是向她表示很大的敬意。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公爵：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他的大肩章、外祖母看见他时流露出来的特别的喜悦，以及显然只有他一个人不怕她，同她相处十分随便，甚至胆敢称她ma cousine，这一切使我对他怀着与对外祖母同样的敬意，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让他看我的诗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跟前，说：

“怎么能知道呢，ma cousine，也许他会是杰尔查文第二呀！”

说着，他狠狠地捏了我的脸蛋一把，如果说我没有大叫起来，那只是因为我猜想这是爱抚的表示。

客人们散去了。爸爸和沃洛佳走出屋去；客厅里只剩下公爵、外祖母和我。

“为什么我们那可爱的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没有来？”停顿了片刻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突然问道。

“Ah！mon cher，”[65]外祖母压低了声音回答说，把手放在他的制服袖口上，“要是她能随心所欲的话，她一定会来的。她给我的信上说：‘Pierre[66]劝她来，但是她自己不肯来，因为他们今年一年没有一点进项；’她又说：‘况且，我今年用不着带着全家到莫斯科来。柳博奇卡还太小，至于男孩子们，可以住在您那里，那比他们跟我在一起，我还放心哩。’这一切自然很好啰！”外祖母接下去说，她的口气清清楚楚表现出她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男孩子们早就应该送到这儿来，好让他们能够学点东西，习惯社交界的情况；要不然，在乡下他们能受到什么教育？……要知道，大的快十三岁，另一个十一岁了……您看看，mon cousin，他们在这里完全像野孩子……连怎么走进客厅都不会。”

“不过，我不明白，”公爵回答说，“为什么老抱怨境况不好？他有一份很大的家业，对于纳塔利娅的哈巴罗夫卡（过去你我曾在那儿演过戏），我是了若指掌的，那份领地好极了，一向有可观的收入。”

“我把您当作知己，对您讲讲吧。”外祖母带着忧伤的神情，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觉得，这只是借口，让他可以单身住在这儿，常去俱乐部、赴宴会和干些天晓得的勾当；而她却丝毫也不怀疑。您知道她那天使一般的善良，她一切都相信他。他使她相信，孩子们应当带到莫斯科，她应当跟那个愚蠢的家庭女教师留在乡下——而她也就相信了。如果他对她讲，孩子们应当像瓦尔瓦拉·伊利尼奇娜打她的孩子们一样挨打，我想连这个她也会同意的。”外祖母说，带着十分轻蔑的神色在安乐椅上转动着。“是的，我的朋友，”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拿起她那两块手帕中的一块，来擦流出来的一滴眼泪，“我时常想，他既不重视她，也不了解她，尽管她心地善良，她爱他，她极力掩饰自己的悲哀，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她跟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记住我的话，如果他不……”

外祖母用手帕捂住脸。

“Eh！ma bonne amie，”[67]公爵用责备的口吻说，“我看，您一点也没有变得更明智，您总是自寻烦恼，为了想象出来的伤心事流泪。哦，您不难为情吗？我早就认识他了，晓得他是个殷勤周到、善于体贴的、出色的丈夫，主要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68]。”

无意中听到一场我不该听的话以后，我就踮着脚从屋里溜出去，心情非常激动。

十九 伊温家的孩子们

“沃洛佳，沃洛佳！伊温家的孩子们来了！”我从窗口看到三个穿着水獭皮领蓝大衣的男孩子，就喊叫道。他们跟着一个漂亮的年轻教师，从对面的人行道向我们家走来。

伊温家的孩子们是我们的亲戚，和我们年纪相仿；我们到莫斯科不久就同他们熟识了，跟他们很合得来。

伊温家的老二，谢廖扎，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鬈发男孩，长着倔强的小小的翘鼻子，十分鲜润的红嘴唇很少能完全盖住他那有点突出的洁白的上牙，深蓝色的眼睛非常漂亮，面部表情异常活泼。他从来不微笑，不是显得非常严肃，就是尽情大笑，发出一种响亮、清脆、非常动人的笑声。乍一见，他那独特的美就使我吃惊。我情不自禁地被他迷住了。看见他就足以使我高兴；有个时期，我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这种愿望上，隔三四天不见他，我就感到寂寞，忧郁得要哭。我的一切梦想，不管是醒着还是做梦，都是关于他的。临睡前，我希望梦见他；合上眼睛，我就看见他在我面前，我把这种幻想当作最大的乐趣。这种感情我不能向世上任何人吐露，我是那么珍重它。也许因为他讨厌我那不安的眼神不断地凝视他，或者只是因为他对我并没有好感，他分明更愿意跟沃洛佳玩耍和聊天，而不愿意同我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满意足，毫无奢望，毫无所求，情愿为他牺牲一切。除了他在我心头引起的这种热情的迷恋以外，他来了还在我心中引起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情绪，那就是怕惹他不快，怕得罪他，或者使他不高兴。也许因为他脸上有一种傲慢的神情，或者因为我瞧不起自己的外表，过分重视别人美的优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这是爱的必然征候，我有多么爱他，就有多么怕他。谢廖扎第一次同我讲话时，我因为受宠若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他有个坏习惯，在他想心事的时候，眼睛总盯住一个地方，翘着鼻子，扬着眉毛，一个劲儿地眨眼睛。大家都觉得，他的这种习惯大大有损于他的容貌，但是我却觉得这是那么可爱，不由得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我同他认识了几天之后，外祖母就问我是不是眼睛疼，因为我像只猫头鹰似的眨着眼睛。我们之间没有谈过一句爱慕的话；但是他感觉到他有力量控制我，于是就在我们童稚的关系上，不自觉地，但是暴虐地运用这种权力；而我，尽管渴望向他倾吐心曲，但是因为太怕他，不敢公开说出来；只装出好像不在意的样子，毫无怨言地服从他。有时我觉得他的权威太大，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却无力摆脱。

这种无私的、无限的、新鲜而美好的感情，没有倾吐出来，没有获得同情就破灭了，想起来真令人难过。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极力装得像个大人；而当我已经不再是小孩的时候，我又希望像个孩子。在同谢廖扎的关系上，我不愿意像个孩子，这种愿望常遏止了那种要倾诉的感情，使我变得虚假起来。我不但不敢吻他（尽管有时我非常想这样做），不敢拉他的手，也不敢讲我看见他是多么高兴，甚至也不敢叫他谢廖扎，总是叫谢尔盖[69]，这成了我们的规矩。每一种感情的流露都证明行为的幼稚，谁要犯这种过错，那他就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尝到那种使成年人在待人接物上谨慎小心、冷酷无情的痛苦滋味，因为仅仅是出于要模仿大人的奇怪的愿望，我们就使自己失去了那种温柔的、天真眷恋的纯洁的快乐。

我在仆人房里就遇见伊温家的孩子们，向他们问好之后，就匆匆忙忙跑去通知外祖母，告诉她伊温家的人来了，我说话的口气，好像这消息一定会使她十分高兴似的。随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谢廖扎，跟着他走进客厅，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外祖母说他长大了好多，用她那敏锐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我体会到那种又是害怕又是期待的心情，就像一个艺术家等待一位可敬的鉴赏家对他的作品下判断时的心情一样。

伊温家年轻的家庭教师Herr Frost[70]得到外祖母的许可，同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去。他坐在绿凳子上，很神气地架起腿来，把他那包着青铜头的手杖夹在两腿中间，带着非常欣赏自己举止的人的神气，点上一支雪茄烟。

Herr Frost是德国人，但是与我们心地善良的卡尔·伊万内奇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俄语说得很正确，而法语发音却很糟；他在一般人中间，特别是在妇女中间，享有博学多识的名声。其次，他留着两撇红色小胡子，把围巾的两端塞到背带下面，在围巾上别着一枚红宝石扣针，他穿着一条闪光的、镶着饰带的淡蓝色裤子。第三，他很年轻，仪表堂堂、沾沾自喜，长着两条好看的、肌肉发达的大腿。他分明特别看重最后这个优点，认为它对女性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想必是为了这种目的，他总是设法把腿摆在最惹人注目的地方，不论坐着或站着，总一个劲儿抖动着小腿肚。他是一个典型俄国式的德国青年，一心想做风流人物和花花公子。

我们在花园里玩得有意思极了，捉强盗的游戏玩得再好也没有；但是出了一件事，几乎破坏了一切。谢廖扎做强盗：他追逐旅客的时候，绊了一跤，猛地把膝头撞在树干上，撞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把膝头撞碎了。尽管我是宪兵，我的责任是要逮住他，但我却走上前去，关切地问他痛不痛。谢廖扎很生我的气；他攥着拳头，顿着脚，用一种明明证实他撞得很痛的声音对我喊道：

“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玩法！喂，你为什么不捉我？你为什么不捉我？”他说了好几遍，斜眼望着在小路上一边跳一边跑着、扮演旅客的沃洛佳和伊温家的老大；随后突然尖叫一声，大笑着跑去捉他们。

我无法表达这种英雄行为使我多么惊异和迷惑：尽管疼得要命，他不但没有哭一声，甚至没有露出疼痛的模样，一会儿都没有忘了游戏的事。

过了不久，当伊连卡·格拉普加入我们这一伙，我们在吃午饭前一起上楼去的时候，谢廖扎又有个机会以他那惊人的勇气和坚强的性格使我倍加惊异，倍加迷惑。

伊连卡·格拉普是一个穷外国人的儿子，他父亲以前曾在我外祖父家住过，受过他的恩惠，因此认为现在常常打发他的儿子来看望我们是他应尽的义务。如果他认为他的儿子同我们来往能够获得一些尊敬和乐趣，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不但不跟伊连卡要好，而且我们只有在想拿他寻开心的时候才理睬他。伊连卡·格拉普是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身材瘦长，脸色苍白，脸长得像鸟脸，表情善良温顺。他衣着十分寒酸，可是头发上却总涂着很厚一层生发油，以致我们相信，大晴天他头上的生发油一定会融化，滴到他的短外套上。现在我回忆起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殷勤、安静善良的男孩；但是当时我却觉得他是那么一个不足挂齿的人，不值得同情，甚至不值得去想他。

玩完捉强盗的游戏，我们就上楼去，开始玩闹，互相炫耀种种体育上的玩意儿。伊连卡带着胆怯而惊奇的笑容观看着我们，当我们邀请他也来露一手的时候，他就推托说他一点力气也没有。谢廖扎可爱极了；他脱掉短外套，容光焕发，眼睛闪闪发光，他不断地哈哈大笑，发明一些新把戏：跳过三把并排摆着的椅子，满屋子翻筋斗，把塔季谢夫编的辞典[71]摆在屋子中间当托架，在上面拿大顶，同时两只脚还做了一些滑稽得要命的动作，使人不能不发笑。玩过这最后一套把戏，他思索了一下，眨眨眼睛，带着十分正经的神情突然走到伊连卡面前，说：“试试这个吧，真的，这并不难。”格拉普见大家都注意看着他，脸就红了，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怎么也做不来这个。

“哦，真的，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愿意表演呢？他又不是个姑娘……一定要他拿个大顶！”

于是谢廖扎拉住他的手。

“一定，一定要拿个大顶！”我们异口同声喊道，把伊连卡包围起来，他那时显然吓了一跳，脸色发白了。我们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辞典那里。

“放开我，我自己来！你们会把我的衣服撕破的！”那个不幸的受难者喊道。但是这种绝望的喊叫使我们更来劲。我们笑得要死。他的绿色短上衣的衣缝全都绽开了。

沃洛佳和伊温家的老大把他的头按下去，放在辞典上；我和谢廖扎就揪住那个可怜孩子的乱踢乱蹬的细腿，把他的裤腿卷到膝头上，大笑着把他的腿举上去；伊温家最小的孩子扶着他，使他的全身保持平衡。

大笑了一阵以后，我们突然都沉默下来，屋里是那么寂静，只听见可怜的格拉普沉重的喘息声。在这一瞬间，我完全不相信这一切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事。

“哦，现在你是个好汉了！”谢廖扎拍了他一巴掌说。

伊连卡默不作声，乱踢乱蹬，拼命要挣脱身子。在他不顾死活地乱踢乱蹬的当儿，他的鞋后跟猛地踢着了谢廖扎的眼睛，谢廖扎疼得立刻放下他的腿，一边捂住不由自主地落下泪来的眼睛，一边用力推了伊连卡一把。伊连卡不再由我们扶着，像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嘭的一声倒在地上，被泪水噎得只能嘟囔说：

“你们为什么欺侮我？”

可怜的伊连卡，满面泪痕，头发蓬乱，裤腿卷着，从裤腿下面露出他那没有擦油的靴筒，他这副惨相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都默不作声了，极力勉强笑着。

首先镇静下来的是谢廖扎。

“老娘儿们！好哭的家伙！”他说，用脚轻轻地踢了踢伊连卡，“简直不能同他开玩笑……喂，得啦，起来吧！”

“我告诉你，你是个坏孩子！”伊连卡恶狠狠地说，走到一边，大声痛哭起来。

“哎呀，他用鞋后跟踢人，还破口大骂！”谢廖扎大叫一声，用手抓住那本辞典，就在那个不幸的男孩头上挥舞，那个男孩甚至都不想法自卫，只用手抱着头。

“瞧你！瞧你！要是他连开玩笑都不懂，我们就不要他……下楼去吧。”谢廖扎说着，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我同情地望了望那个可怜的男孩，他躺到地板上，把脸藏在辞典中间，哭得那么伤心，好像再哭一阵，那种使他全身抽搐的呜咽就会送他的命。

“唉，谢廖扎！”我对他说，“你为什么来这一手？”

“这很好啊！……今天我险些儿把骨头跌断了，我都没有哭。”

“是的，这是实情，”我暗自沉思，“伊连卡只不过是个好哭的家伙，而谢廖扎才是个好汉……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好汉啊！……”

我并没有考虑到，那个可怜的男孩所以哭，很可能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因为他想到，也许是他很喜欢的这五个男孩，竟会无缘无故地串通一气来憎恶他，欺侮他。

我简直无法说明我的行为是多么残酷。我为什么不走上前去，保护他，安慰他呢？我一看见一只从巢里被扔出来的小乌鸦，或者一只被扔到篱笆外的小狗，或者被小厨子逮去做汤的一只母鸡，就会哽咽着大声哭泣，现在把那份同情心丢到哪儿去了呢？

难道由于我对谢廖扎的爱和想在他的眼里显得跟他一样勇敢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感情就被窒息了吗？这种爱和想充好汉的愿望毕竟是不值得羡慕的啊！它们在我童年的回忆上留下了唯一的污点。

二十 宾客盈门

根据饭厅里引人注目的不寻常的忙碌，根据客厅和大厅里我早就熟悉的全部物件都增添了一种新鲜和喜庆色彩的灿烂光辉，特别是根据伊万·伊万内奇公爵不会平白无故派来他的管弦乐队，根据这种种事实来判断，预料晚上会宾客盈门。

一听到路过的车辆声，我就跑到窗口，把手放到太阳穴和玻璃上，怀着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向外张望。暮色苍茫，最初看不见窗外的一切景物，后来才渐渐分辨出来，正对面，那家早已熟悉的小店铺点着一盏灯；斜对面，是一幢大房子，楼下有两扇窗子露出了灯光；街道中间，有一辆载着两个乘客的驽马拉的马车，或者一辆缓步回家的空四轮马车；终于有一辆轿式马车赶到我们家门前，我完全肯定这是伊温家的人，因为他们答应早一点来；于是我就跑到前厅去迎接他们。然而，这不是伊温家的人，从打开车门的、穿着号衣的仆人的胳膊后面，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身穿貂皮领的蓝色大衣，另一个娇小玲珑，全身裹在绿披巾里，从披巾下面只露出她那穿着毛皮靴的小脚。她们丝毫也没有注意到我在前厅里，虽然我认为这两个女人进来时对她们行礼是我的义务，那个娇小的默默地走到高大的女人旁边，就站在她的面前。高大的女人把包住娇小的女人整个头部的披巾解开，解开她的外衣，当那个穿号衣的仆人接过这些东西，脱掉她的毛皮靴子的时候，那个裹得紧紧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美丽姑娘，她穿着一身短短的敞领薄纱衣服，雪白的裤子，小小的黑鞋。她的白脖颈上围着一条黑天鹅绒带子；她长着一头深棕色的鬈发，前面的鬓发和她的美丽小脸非常相称，后面的鬈发和裸露的肩头又那样相称，因此不论什么人告诉我，即使是卡尔·伊万内奇亲口告诉我说，头发这么卷曲是因为一清早就用一片片的《莫斯科新闻》[72]卷起来，而且用很热的火剪烫过，我也不会相信。好像她生来就长着这么一头鬈发似的。

她脸上令人惊异的特点是她那大得出奇、半睁半闭的鼓眼睛，这双眼睛同她的小嘴形成奇异而悦目的对比。她的嘴抿着，她的眼神非常严肃，从她的整个面部表情看来，使人不能希望她会露出笑容，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笑容就更加迷人。

我极力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溜到大厅门口，我觉得必须踱来踱去，装出一副正在沉思、完全不知道客人们到来的神情。当两位客人走到大厅中间的时候，我仿佛醒悟似的，并脚行了个敬礼，告诉她们外祖母在客厅里。瓦拉希娜夫人和蔼地对我点了点头，我很喜欢她的面孔，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她同她女儿索涅奇卡[73]的相貌十分相像。

外祖母看见索涅奇卡好像很高兴，让她走近一些，理了理耷拉在她前额上的一绺鬈发，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她的面庞，说：“Quelle charmante enfant！”[74]索涅奇卡微微一笑，脸上泛出红晕，显得那么妩媚动人，我望着她，脸也红了。

“希望你在我家里不会感到无聊，我的宝贝，”外祖母说，托起她的下巴，“尽情取乐和跳舞吧。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小姐和两个哥儿了。”她对瓦拉希娜夫人补充说，用手摸了我一下。

这种亲近使我非常愉快，因而又脸红了。

我感觉到自己的羞怯心情在不断增长，而且听到又有一辆马车到来的响声，于是我认为该退出去了。在前厅里，我见到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带着她的儿子和难以想象的一大群女儿来了。她的女儿们长相都一样，很像公爵夫人，很难看，因此一个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在她们脱大衣和摘皮围巾时，她们忽然异口同声尖声尖气地说着话，乱作一团，开心地笑什么，大概是笑她们有那么多人。艾蒂安是个十五岁模样的男孩，身材高大肥胖，面容枯瘦，眼睛下面是发青的塌眼窝，按年龄说，手脚都未免太大；他举止笨拙，嗓音难听，忽高忽低，但是好像非常自鸣得意，我想，这大概就是挨树条抽打的那个男孩。

我们面对面站了好久，一声不响地互相仔细打量着；随后我们走近一些，我想大概是打算接吻，但是又望了望彼此的脸色，不知怎地都改变了主意。当他所有的姊妹们衣服窸窣作响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时，为了找话说，我问他坐在马车里挤不挤。

“我不知道，”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说，“你要知道，我从来也不坐马车，因为我一坐进去就不舒服，妈妈知道这一点。晚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总坐在驭台上，那可有意思得多了，什么都看得见。菲利普让我赶车，有时我就接过鞭子来。这样赶车，你知道，有时候，”他富于表情地打着手势说，“妙极了！”

“少爷！”有一个仆人走进前厅说，“菲利普问您把鞭子放到哪儿了？”

“怎么问放到哪儿了？我还给他啦。”

“他说您没有还给他。”

“哦，那就是挂在车灯上了。”

“菲利普说也没有挂在车灯上……您最好还是承认，是您拿了把它弄丢了，为了您淘气，菲利普得自己掏腰包去赔偿。”那个怒冲冲的仆人接下去说，越来越激动了。

那个仆人看样子是个可敬的忧郁的人，非常热心地袒护着菲利普，决定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不由地觉得应该知趣一些，于是装出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一样向一旁走去；但是在场的仆人们却完全不这样，他们走得更近一些，带着赞许的神情望着那个老仆人。

“哦，丢了就丢了！”艾蒂安说，避免作进一步的解释，“鞭子要花多少钱，回头我来赔。这真可笑！”他添上一句说，走到我跟前，把我向客厅那边引去。

“不，请问少爷，您拿什么来赔呢？我知道您的赔法：您要偿还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二十戈比已经有七个多月了；欠我的呢，我想也有一年多了，另外还有欠彼得鲁什卡的……”

“住嘴！”年轻的公爵呵斥道，气得脸色铁青，“我没有别的话说了！”

“没有别的话了，没有别的话了！”仆人嘟囔说，“这可不好啊，少爷！”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他特别富于表情地补充一句说，然后把大衣放到衣橱里去。

“真高明，真高明！”在我们身后，由前厅里传来称赞的声音。

外祖母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会利用一定的口气和一定的情况，不是以第二人称复数就是用第二人称单数代词来表达她对人们的看法。虽然她应用您和你与一般通用的说法相反，但是这种细微差别到了她的嘴里却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意味。当小公爵走近她时，她对他说了三言两语，称呼他您，而且用那么轻视的眼光瞥了他一眼，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一定会手足无措了；但是艾蒂安显然不是这种性格的孩子：他不但不注意外祖母怎样接待他，甚至对她本人也不注意，而是对大伙行了个礼，举止即使算不得灵活，至少是十分随便的。索涅奇卡吸引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记得，当沃洛佳、艾蒂安和我在大厅里可以看见索涅奇卡，而且她也能看见我们和听见我们说话的地方交谈时，我就谈得津津有味；碰巧我说到什么自以为很好笑或者很漂亮的话时，我就放开嗓门，而且望着客厅门口；但是当我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客厅里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声音时，我就默默无言，对于谈话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客厅里和大厅里渐渐挤满了客人；他们中间，像儿童晚会上常有的情形一样，有些大孩子不愿意错过一场寻欢作乐和跳舞的机会，他们所以这样，好像只是为了讨女主人的欢心。

伊温家的孩子们到来时，我不但没有通常见到谢廖扎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反而非常奇怪地很生他的气，因为他要看看索涅奇卡，并且在她眼前显示一下自己。

二十一 跳马祖卡舞以前

“啊，看来，你们是要开舞会呀，”谢廖扎说，一边走出客厅，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新羊皮手套，“我得戴上手套。”

“怎么办呢？我们没有手套，”我寻思，“我得到楼上去找一找。”

但是，我虽然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只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旅行用的绿色无指手套，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一只对我毫无用处的羊皮手套：第一，因为它非常旧，非常肮脏；其次，因为我戴起来太大，尤其是因为它缺了中指，想必是卡尔·伊万内奇很早以前把它剪去包扎受伤的手了。但是，我还是戴上这只破手套，聚精会神地察看我那一向染着墨水的中指。

“要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在这儿就好了，她那里一定会找到手套的。我不能这样下楼去，因为他们如果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可怎么回答呢？可是，我也不能待在这儿，因为他们一定会找我的。我可怎么办呢？”我挥着胳膊说。

“你在这儿做什么？”沃洛佳跑进来说，“去邀请一位小姐吧……就要开始了。”

“沃洛佳，”我对他说，给他看看我那从脏手套里露出两个指头的手，用濒于绝望的声调说，“沃洛佳，你也没有想到这个吧！”

“想到什么？”他不耐烦地说，“噢，想到手套呀，”当他看见我的手时，毫不在意地补充说，“不错，我们没有。我们得去问外祖母……看她怎么说。”于是他不假思索，就跑下楼去了。

对待我觉得是那么重大的事件，他的态度是那么沉着，使我放下心来，我连忙跑进客厅，完全忘记了我左手戴着那只难看得要命的手套。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外祖母的安乐椅跟前，轻轻地拉了拉她的长袍，低声对她说：

“外婆，我们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手套！”

“什么，我的宝贝？”

“我们没有手套。”我重复了一遍，把身子凑得越来越近，并且把我的双手搭在安乐椅把手上。

“那么这是什么呢？”她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左手。“Voyez，ma chère[75]，”她接下去说，转向瓦拉希娜夫人。“voyez comme ce jeune homme s’est fait élégant pour danser avec votre fille.”[76]

外祖母紧紧握住我的手，带着疑问的神情十分严肃地望了望在座的人们，直到所有宾客的好奇心都得到满足，哄堂大笑为止。

要是谢廖扎看见我这样羞愧得双眉紧锁，想把手抽回又抽不回来，我一定会伤心死了，但是在笑得眼泪盈眶的、红晕的面孔周围的鬈发全都摆荡起来的索涅奇卡面前，我却丝毫也不觉得害羞。我明白，她的笑声太响，太自然了，不会含着讽刺的意味；恰恰相反，我们一同欢笑着，四目相视的情况，似乎使我和她更加接近了。手套这段插曲，虽然可能成为笑柄，但它却给我带来一个好处，使我在这个我总觉得非常可怕的圈子——客厅的圈子——里很自在；在大厅里，我一点也不觉得忸怩不安了。

怕羞的人的痛苦，是由于不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而产生的；这种看法一旦明确表达出来时（不论是好是坏），痛苦也就消失了。

当索涅奇卡·瓦拉希娜和那个蠢笨的小公爵在我对面跳法国卡德里尔舞[77]时，她有多么美丽啊！当她在跳chaîne[78]的当儿，把小手伸给我的时候，她笑得多么可爱啊！她头上的棕色鬈发随着音乐的节拍颤动得多么迷人啊！她用小脚跳jeté-assem-blé[79]时，显得多么天真啊！跳到第五种姿势，我的舞伴离开我跑到对面，而我，等着拍子，准备独舞时，索涅奇卡严肃地抿着嘴，望着一边。但是她用不着为我担心：我勇敢地chassé en avant，chassé en arrière，glissade[80]。当我跳到她面前时，我顽皮地把露出两个指头的手套给她看看，她哈哈大笑起来，迈动双脚更优美地在镶花地板上小步快速地跳动着。我还记得，当我们围成圆圈，手拉起手的时候，她低下头，并没有把手从我的手里抽走，就用她的手套擦擦那个小小的鼻子。这一切现在好像历历在目，我好像还听见当时所奏的《多瑙河的少女》中的卡德里尔舞曲，看到在乐声中发生的这一切情景。

第二次卡德里尔舞开始了，索涅奇卡做我的舞伴。坐在她身边，我觉得难为情极了，简直不知道同她谈什么才好。当我沉默过久的时候，我唯恐她把我当作傻瓜，就决定无论如何要使她不要对我产生这种误会。“Vous êtes une habitante de Moscou？”[81]我问她，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我又接着说，“Et moi，je n’ai encore jamais fréquenté la capitale.”[82]我特别指望 fréquenté[83]这个字发生效果。然而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场非常出色，而且充分证明我精通法语，但是我却不能一直这样谈下去。轮到我们跳舞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又陷入沉默。我心神不安地望着她，希望知道我给她的是什么印象，而且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您从哪儿找到一只这么滑稽的手套？”她突如其来地问我；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感到很轻松。我解释说，这只手套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并且添枝加叶，甚至带着一点讥笑的口吻谈到卡尔·伊万内奇本人，说他摘下小红帽时显得多么可笑；他有一次穿着绿大衣跌下马来，正好摔到泥塘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卡德里尔舞不知不觉跳完了。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讥笑卡尔·伊万内奇呢？要是我怀着实际上对他抱着的敬爱心情向索涅奇卡描绘他一下，难道我就会失去她的好感吗？

跳完了卡德里尔舞，索涅奇卡带着那么可爱的表情对我说了声merci[84]，好像我真的值得她感谢一样。我喜不自胜，得意忘形，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哪儿来的这份勇气、信心，甚至厚脸皮呢？“什么都不能使我害羞！”我满不在乎地在大厅里走着，思索着，“我准备去干一切！”

谢廖扎邀请我做他的vis-à-vis[85]。“好吧，”我说，“虽然我没有舞伴，我会找到的。”我用果断的眼光朝整个大厅扫视了一番，发现除了站在客厅门口的一个大姑娘而外，所有的姑娘都同人约好了。一个高大的青年朝她走过去，按我的推断，是去邀她跳舞的；他离她只有两步了，而我却在大厅另一头。转瞬之间，我在镶花地板上优雅地滑行着，滑过了我同她之间相隔的距离，并脚行了个敬礼，用坚决的声调邀请她跳一场卡德里尔舞。那个大姑娘迁就地微微一笑，就把手伸给我，撇下了那个青年没有舞伴。

我那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致毫不注意这位青年的懊丧；但是后来我听说，这位青年曾打听，那个从他身旁冲过去、在他眼前抢走舞伴的头发蓬乱的男孩是谁。

二十二 马祖卡舞

被我抢走舞伴的那个青年，在马祖卡舞里跳第一对。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拉住舞伴的手，不照米米教给我们的pas de Basques[86]跳，却一直朝前跑去；跑到屋角，停下来，叉开腿，用鞋后跟跺地板，转个身，一边跳，一边朝前跑。

我因为跳马祖卡舞没有舞伴，就坐在外祖母的高背安乐椅后面观看。

“他搞的是什么名堂？”我暗自思量，“一点也不像米米教给我们的：她总是对我们说，跳马祖卡舞都用脚尖跳，使脚从容不迫地做圆形动作；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样的跳法。伊温家的人和艾蒂安，大家都在跳舞，谁也不跳pas de Basques，连我们的沃洛佳，也学了新的跳法。这倒不错！……而索涅奇卡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呀？！她到那边去了……”我觉得快乐极了。

马祖卡舞快结束了：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太太前来同外祖母告别，坐车走了。仆人们躲闪着跳舞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往后面房间里端餐具。外祖母显然疲倦了，勉勉强强地说着话，声音拉得很长；乐队开始懒洋洋地奏那已经奏了第三十次的曲子。跟我跳过舞的那个大姑娘，跳花样时看到我，脸上堆着假笑，大概想以此来讨好外祖母；她领着索涅奇卡和无数公爵小姐中的一位走到我跟前。“Rose ou hortie？”[87]她对我说。

“噢，你在这儿！”外祖母说，在安乐椅上转过身来，“去吧，亲爱的，去吧。”

虽然当时我宁愿整个藏在外祖母的椅子下面，也不愿从椅子后边走出来，但是怎么能拒绝呢？我站起来，说了声“rose”[88]，就怯生生地望了索涅奇卡一眼。我还没有明白过来，一只戴白手套的手就放在我的手里了，公爵小姐笑盈盈地冲向前去，一点也没有料到我根本不懂怎么跳法。

我知道我跳pas de Basques是不适当的，不合礼仪的，甚至会完全使我丢脸；但是马祖卡舞熟悉的曲调对我的听觉起了作用，把熟悉的动作传给我的听觉神经，而听觉神经又把这运动传送到我的脚上；我的脚就完全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跳起那种莫名其妙的、圆形的、滑行舞步来，全场观众看了都很惊异。我们一直往前跳时，还可以凑合一阵，但是该转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不小心在意，就一定会跑到前面去。为了避免这种杀风景的事情，我稍稍停住脚步，打算依照领舞的那个青年所跳的优美舞步来跳个特别花样。但是我的脚刚一分开，准备跳跃，围着我飞快旋转的公爵小姐就带着茫然的好奇和惊异的神情瞅着我的脚。这种眼光使我万分狼狈！我心慌意乱，竟然不再跳舞了，却以最奇怪的姿态原地踏起步来，既不合拍，也不同任何东西协调，最后我完全停下来。所有的人都望着我，有的怀着惊异的神情，有的带着好奇的样子，有的露出嘲讽的笑容，又有的含着怜悯的神色；只有外祖母毫不在意地望着。

“Il ne fallait pas danser，si vous ne savez pas！”[89]爸爸在我耳边生气地说着，轻轻地把我推开，拉住我的舞伴的手，照古老的式样同她跳了一圈，在观众的喝彩声中，把她送到原位上。马祖卡舞立刻结束了。

“天啊！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地惩罚我呀！”………………………………………………………………………………………………

大家都看不起我，而且会永远看不起我……通往友谊、爱情、光荣等等的道路都给我堵上了……一切都完蛋了！沃洛佳干吗向我做那些人人都看得见、而且对我毫无裨益的手势呢？那个讨厌的公爵小姐为什么那样望了望我的脚呢？索涅奇卡干吗……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儿；但是当时她为什么微微一笑呢？爸爸为什么脸红了，揪住我的胳膊？难道他也替我害羞吗？噢，这太可怕了！要是妈妈在这儿，她就不会因为她的尼古连卡而脸红……于是我的想象远远地飞驰到这个可爱的形象那里去了。我想起房前那片草地和花园里高大的菩提树、上面有燕子盘旋的清澈的池塘、飘着透明的白云的蔚蓝色天空、一堆堆新割下来的芬芳的干草，另外，在我那烦恼的想象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平静而愉快的回忆。

二十三 马祖卡舞以后

晚饭时，领舞的那个青年坐在我们儿童席上，他对我特别照顾，要是我遇到那件倒霉的事以后还能有所感受的话，这一定会使我的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是那个青年好像想方设法要使我快活起来；他逗我，称我好样的，大人们只要一不注意我们，他就从各色各样的瓶子里往我的玻璃杯里斟酒，一定要我喝干。晚餐快结束时，管家从包着餐巾的酒瓶里往我的玻璃杯里只斟了四分之一香槟酒，那个青年坚持要他给我斟满，硬要我一口喝干；我觉得浑身有一股舒服的暖意，对我那快活的保护人特别有好感，不知为什么我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间，大厅里发出《祖父舞曲》[90]的乐声，于是大家都从餐桌旁站起来。我同那个青年的友谊立刻结束了：他加入成人群里，而我，不敢跟着他，只是怀着好奇心走过去，留神倾听瓦拉希娜夫人和她的女儿在说什么。

“再待半个钟头！”索涅奇卡恳求说。

“真的不行了，我的宝贝！”

“为了我，请求你。”索涅奇卡撒娇说。

“要是我明天病了，莫非你会高兴吗？”瓦拉希娜夫人说着，竟不经心地笑了笑。

“啊，你同意了！我们留下啦？”索涅奇卡说着，欢喜得雀跃起来。

“拿你真没有办法！好了，去跳舞吧……这儿有你的一个舞伴。”她的母亲指指我说。

索涅奇卡把手伸给我，于是我们跑到大厅里。

喝下去的酒、索涅奇卡的在场和她的兴致，使我完全忘怀了跳马祖卡舞时那件倒霉的事。我迈着最滑稽的舞步；时而模仿一匹马，小步奔跑着，傲慢地抬起脚来，时而又像一头对狗发脾气的公羊原地踏步，纵情大笑，一点也不在乎会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索涅奇卡也不住地笑；她笑我们手拉着手，不住地旋转；她笑一个年老的老爷慢腾腾地抬起脚来跨过一条手帕，装出一副做起来很吃力的样子，当我几乎跳到天花板那么高来显示自己的灵活时，她简直要笑死了。

穿过外祖母的书房时，我照了照镜子。我汗流满面，头发蓬乱，那一撮撮的头发比平时翘得更高了；但是我脸上的整个表情却是那么愉快、和蔼、健康，使我不禁顾影自怜起来。

“要是我永远像现在这样，那就好了，”我想，“我还能得到别人的欢心哩！”

但是我又望了望我的舞伴的美丽的小脸蛋，看见她脸上除了我脸上那种使我洋洋自得的快活、健康和无忧无虑的神情以外，还洋溢着那么娴雅、温柔的美，这使我自怨自艾起来，我明白自己妄想获得这么一个美人儿的青睐有多么愚蠢。

我不能指望我们会互相爱悦，根本连想也不必想，因为即使不这样，我的心灵也已经充满了幸福。我不懂得，除了使我的心灵得到满足的爱情而外，我还可以要求更大的幸福，或者做非分之想，好使这种感情永远继续下去。这样我已经非常幸福了。我的心像鸽子一样跳动，热血不住地往心房里涌，我想哭出声来。

当我们穿过走廊，经过楼梯下面黑暗的贮藏室时，我看了看它，想道：“要是能同她在这黑暗的贮藏室里过上一辈子，而且谁也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那该有多么幸福啊！”

“今天非常快活，是不是？”我用战栗的声音轻轻地问，一面加快脚步，与其说是由于我所说的话，不如说是由于我想说的话而吃惊。

“是的……非常快活！”她回答说，扭过头来望着我，脸上带着那样坦率而和蔼的表情，使我不再害怕了。

“特别是晚饭以后……不过，但愿您能知道，我有多么遗憾（我本来想说难过，但是不敢），你们不久就要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为什么再也见不到啦？”她说，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的小鞋尖，用手摸着我们经过的方格帷幔，“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我跟妈妈都乘车到特维尔林阴路去。难道您不想散步吗？”

“星期二我们一定要求去，如果不让我去，我就一个人不戴帽子跑出去。我认识路。”

“您知道吗？”索涅奇卡突然说，“我同常到我们家来的一些男孩，彼此总是称呼你；让我们彼此也称呼你吧！你愿意吗？”她补充了一句，猛地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

这时我们走进了大厅，正在奏《祖父舞曲》的另一个很活跃的部分。

“请您……”当音乐声和喧哗声足以淹没我的声音时，我说。

“请你，不是请您。”索涅奇卡纠正说，笑了起来。

《祖父舞曲》结束了，可是我没有来得及说一句带“你”字的话，虽然我不住地构思着，几次重复其中有这个代词的句子。我缺乏这样做的勇气。“你愿意吗？”“请你，”这些话在我耳朵里回响着，使我飘飘然起来：除了索涅奇卡，什么东西，什么人，我都看不见了。我看见，他们怎样把她的鬈发撩到她的耳后，露出我还没有见过的那部分额头和鬓角；我看见，他们那么紧紧地把她裹到绿披巾里，使人只看见她的小鼻子尖；我注意到，要是她没有用红润的手指在嘴边拉开一个小洞，她一定会闷死的；我看见，她跟着她的母亲走下楼去，迅速地回过头来对我们点点头，就走出门去了。

沃洛佳、伊温家的孩子们、小公爵和我，我们大家都爱上了索涅奇卡，站在楼梯上目送着她。她是对哪个特定的人点头，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确信那是对我。

同伊温家的孩子们告别时，我非常随便地，甚至有些冷淡地同谢廖扎讲话，同他握了握手。如果他明白，从那天起他就失去了我的爱和控制我的权力，他一定会为此感到惋惜，虽然他极力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一生中第一次在爱情上变了心，第一次感到这种感情的甜蜜滋味。把那种磨损了的习惯的忠心换成一种充满神秘意味和前途未卜的新鲜爱情，我觉得很高兴。况且，在同一时间，甩开一个人而爱上另一个人，意味着爱得比以前加倍地强烈。

二十四 在床上

“我怎么能那么强烈、那么长久地爱着谢廖扎呢？”我躺在床上纳闷，“不！他从来也不理解，不会看重，而且也不配享有我的爱……但是索涅奇卡呢？这是多么可爱的人儿啊！‘你愿意吗？’‘你来开头。’……”

我匍匐着跳起来，逼真地想象着她的小脸，随后用被子蒙上头，把全身都裹住，裹得非常严实的时候就躺下来，感到一种愉快的暖意，沉入甜蜜的梦想和回忆之中。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棉被里，就像一个钟头以前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我甚至在心里同她交谈；这场谈话虽然毫无意义，却给予我无法形容的乐趣，因为谈话里不断出现你、给你、同你、你的等字眼。

这些梦想是那么清晰，一股甜蜜的激动使我不能入睡，我很想跟什么人来分享一下我这过多的幸福。

“我的宝贝！”我几乎说出声来，猛地翻到另一边，“沃洛佳！你睡着了吗？”

“没有，”他用睡意矇眬的声音回答我说，“做什么？”

“我在恋爱，沃洛佳！肯定是爱上了索涅奇卡。”

“哦，那又怎样呢？”他回答我说，伸了一下懒腰。

“噢，沃洛佳！你想象不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裹着被子躺着，那么清楚、那么清楚地看见了她，和她谈话，简直奇怪极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吗？我躺着想念她的时候，天知道为什么，我很伤心，非常想哭。”

沃洛佳动了一下。

“我只希望一件事，”我接着说下去，“那就是永远和她在一起，永远看见她，再也没有别的了。你在恋爱吗？坦白地承认吧，沃洛佳。”

真奇怪，我愿意人人都爱上索涅奇卡，人人都这么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沃洛佳说着，转过脸来望着我，“也许。”

“你并不想睡，你在装样子！”我喊道，看见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丝毫没有睡意，于是我就把被窝掀开。“我们倒不如谈谈她。她不是很迷人吗？……那么迷人，要是她对我说一声：‘尼古拉沙[91]，从窗口跳下去！’或者‘跳到火里去！’嗯，我敢起誓！”我说，“我马上就跳，而且会高高兴兴地跳。噢，多迷人啊！”我补充一句，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她，为了充分欣赏这个形象，我突然翻到另一边，把头钻到枕头底下，“我非常想哭，沃洛佳！”

“傻瓜！”他笑着说，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又说，“我完全不像你那样。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先坐在她身边，同她谈谈天……”

“啊！那么你也在恋爱？”我打断他的话头。

“然后，”沃洛佳接着说，温柔地微笑着，“然后我就热烈地吻她的小手指头、小眼睛、小嘴、小鼻子、小脚，好好地把她都吻遍了……”

“胡说！”我从枕头底下喊道。

“你什么都不懂！”沃洛佳轻视地说。

“不，我懂；是你不懂，净说些蠢话。”我噙着眼泪说。

“不过，你根本用不着哭啊。简直跟女孩子一样。”

二十五 信

四月十六日，离我描述的那一天将近六个月以后，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爸爸走上楼来，说当天夜里我们就要同他一起下乡。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难过起来，我的思想立刻转到妈妈身上。

这样突如其来的启程是因为下面这封信引起的：

彼得罗夫斯科耶 四月十二日

直到现在，晚上十点钟，我才接到你四月三日那封亲切的信，我照一向的习惯，立即写回信。费奥多尔昨天就把你的信从城里带回来，但是因为天晚了，今天早晨他才交给米米。米米借口说我身体不好，心绪不宁，一整天都没有把信交给我。我的确有点低烧，说老实话，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不大舒服，没有起床。

请你千万不要害怕，亲爱的，我觉得自己相当好，如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许可，明天我就想起来。

上星期五，我带着孩子们坐车出去；但是在大路拐角上，就是在总使我感到害怕的小桥旁，马匹陷到泥塘里去了。天气非常明媚，我想趁他们把车子拖出来的时间，步行到大路上。当我走到小礼拜堂的时候，觉得非常疲倦，坐下来休息休息，隔了半个来钟头才来人拖车，我觉得身上发冷，特别是我的脚，因为我穿的是薄底靴，而且都湿透了。午饭后，我感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但是照常走动，吃茶以后，坐下来同柳博奇卡合奏（你简直不会认得她了，她有了那么大的进步！）。但是当我发现我不能数拍子时，你想想我是多么惊异吧！我数了好几次，但是我的脑子完全混乱了，我感到耳朵里也异样地鸣响起来。我数着一、二、三，接着就突然数起八、十五，主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语无伦次，却怎么也纠正不过来。最后米米来帮我的忙，几乎是强迫我躺到床上。这样，亲爱的，你就会详细了解我是怎样病倒的，而且全是我自己的过错。第二天我发烧相当厉害，于是我们那位善良的老伊万·瓦西里奇[92]来了，他一直留在我们家，答应不久就让我到户外去。这个伊万·瓦西里奇是个好极了的老头儿！当我发烧、说胡话的时候，他就整夜不合眼，坐在我的床边；现在，因为知道我要写信，就同小姑娘们坐在起居室里，我从卧室里可以听到，他在给她们讲德国童话，她们听着，险些笑死了。

La belle Flamande，[93]如你称呼她的，从上星期就到我们家来做客，因为她母亲到什么地方做客去了，她对我的关怀表明她怀着非常真诚的眷恋之情。她把内心的一切秘密都向我吐露了。以她那漂亮的脸庞、善良的心地和青春，要是有人好好地管教她，她在各方面都会出落成一个好姑娘；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根据她所讲的话来判断，她会完全毁掉的。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么多孩子，我就会做好事收养她。

柳博奇卡本来想亲自给你写信，但是已经撕掉三张纸了，她说：“我知道爸爸多么爱嘲笑人：如果写错了一点点，他就会拿给大家看。”卡坚卡还是那么可爱，米米还是那样善良而忧郁。

现在我们来谈正经事吧：你给我的信上说，今年冬天你的经济情况不好，你不得不动用哈巴罗夫卡那笔钱。我甚至觉得奇怪，你居然还要征求我的同意。难道我的东西不就是你的吗？

你那么体贴，我的亲爱的，为了怕使我伤心，把你的真实的经济情况隐瞒着我；但是我猜想得到：你大概输了很多钱，我敢起誓，我并没有因此而悲伤。因而，要是事情可以补救的话，就请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不必徒然折磨自己。我一向不指望你为孩子们赢钱，而且，请你原谅，也不指望你的全部财产。你赢了钱我并不高兴，输了钱我也不难过；使我难过的只是，你这不幸的赌癖夺去了你对我的一部分温存爱恋，逼得我像现在这样，说出这样痛心的真话；上帝晓得，这样做我有多么痛苦啊！我不住地向上帝祈祷一件事，请求他使我们摆脱……不是摆脱贫穷（贫穷算得了什么呢？），而是摆脱当我必须维护的孩子们的利益同我们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那种可怕处境。直到目前为止，上帝都倾听了我的祈祷；你没有越过那条界限，如果那样，我们就得牺牲那份已经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孩子们的财产，要不就是……想起来都可怕，但是这种可怕的不幸总在威胁着我们。是的，这是上帝加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

你给我的信上还谈到孩子们，又回到我们老早争论过的问题上：你要求我同意把他们送进学校。你知道我对这种教育抱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的亲爱的，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我恳求你，为了对我的爱答应我，无论在我活着或死后（要是上帝愿意拆散我们的话），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给我的信上说，你必须去彼得堡一趟料理我们的家务。愿基督与你同在，我的亲爱的，去吧，希望你早日回来。你不在，我们大家觉得那么寂寞！春光是惊人地明媚：凉台上的双层门已经卸下，通往暖房的小径四天前已经完全干了，桃花正在盛开；仅仅有些地方还有些残雪；燕子飞回来了；今天柳博奇卡给我拿来春天的第一枝花。医生说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完全复原，能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四月的阳光中晒晒太阳。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不要为我的病，也不要为你赌输了钱担心；赶快办完事，带着孩子们回来过一个夏天。至于我们怎样消夏，我已经做了美好的计划，只要你来就可以实现。

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用不整齐的连笔字体写在另一张纸上。我逐字地把它翻译过来：

不要相信我信上所写的病情；谁也猜想不到它有多么严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再也起不了床啦，不要错过一分钟，立刻带着孩子们回来。也许我还可以再拥抱你一次，再为你祝福一番；这是我最后的唯一希望。我知道，这对你是多么可怕的打击；不过反正迟早从我这里或者从别人那里，你会得到这种打击的；让我们坚强地，靠着上帝的恩典，尽力忍受这种不幸吧！让我们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不要认为我所写的是病中胡思乱想的梦呓；恰恰相反，这时我的思想极其清楚，我十分镇静。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怯懦的灵魂的虚妄的、模糊的预感，而用这种希望来安慰自己。不，我觉得我知道，我所以知道，是因为上帝已经给我启示，我活不长了。

难道我对你和孩子们的爱会随着我的生命而完结吗？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此刻我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我无法设想，没有它我就不能理解生存的这种感情，有朝一日会消灭。没有对你们的爱，我的灵魂就不能存在。像我的爱这样的感情，若是有朝一日会消灭的话，那它就不会产生，单凭这一点，我就知道它会永久存在。

我将不再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坚信我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这种想法使我的心灵得到慰藉，我十分平静地、毫无畏惧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我很平静，上帝知道，我一向把死看作是过渡到更美好的生活，现在也还是这样看；但是为什么眼泪使我窒息？……为什么要使孩子们失去亲爱的母亲？为什么要使你遭到这么沉重而意外的打击？当你的爱情使我的生活无限幸福的时刻，我为什么要死去呢？

让上帝的神圣意旨实现吧。

由于泪眼模糊，我再也不能写下去。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我的无价的朋友，为了今生你给予我的一切幸福，我感谢你；我会祈求上帝酬报你。别了，亲爱的朋友；记住，我虽然不在了，但是我的爱随时随地都不会离弃你。别了，沃洛佳！别了，我的宝贝！别了，我的本杰明——我的尼古连卡！

难道有一天他们会忘记我吗？！

这封信里还附着米米用法语写的一张便笺，内容如下：

她对您讲的这种悲惨的预感，已经被医生的话充分证实了。昨天夜里，她吩咐立刻把这封信付邮。我以为她是在说呓语，于是我决定等到今天早晨，并且决定拆开看看。我刚一打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就问那封信我怎么处理了，吩咐我说，如果还没有寄走就烧掉。她不住地这么说，而且肯定地说这会使你们痛苦万分。如果您希望在这位天使离开我们之前看一看她，那就不要拖延归期。原谅我写得这么潦草。我已经三夜没有睡了。您知道我多么爱她！

四月十一日，在我母亲的寝室里守了一整夜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告诉我说，maman写好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时，把信放在身边的小桌上，就寝了。

“我得承认，”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我自己在安乐椅上打盹了，我织的袜子从手里掉下去。半夜十二点多钟，我在梦中听到仿佛她在讲话；我睁开眼一看：她，我的宝贝，坐在床上，两手这样交叉着，泪如雨下。‘这么说，一切都完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就用双手把脸捂上。

“我跳起来问：‘怎么回事？’

“‘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愿你知道我刚刚梦见了谁？’

“不论我怎么追问，她都不对我讲。她只叫我把小桌移近一些，又写了几行字，叫我当面把信封上，立刻送走。以后，情况就越来越坏了。”

二十六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四月十八日，我们在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口下了马车。离开莫斯科时，爸爸心事重重，沃洛佳问他是不是maman病了，爸爸悲伤地望望他，默默地点点头。旅途中他显然平静了些；但是我们离家越近，他的脸色就越来越悲哀，下马车时，他问喘息着跑来的福卡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在哪儿？”他的声音颤巍巍的，眼中含着泪水。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打开前门，把脸扭到一边，回答说：

“她已经是第六天没有离开卧室了。”

后来我听说，米尔卡从maman病倒的那一天起，就不住声地哀叫。现在它快活地向爸爸冲过来，扑到他身上，一边尖叫，一边舐他的手；但是他把它推到一边，穿过客厅，从那里进入起居室，起居室的门直通卧室。他越走近那个房间，从他全身的动作看来，他的焦急心情也就越明显了；一进起居室，他就踮着脚走，几乎是屏住呼吸，在他没有下决心转动那扇关着的门上的锁时，先画了个十字。这时米米蓬头散发，满脸泪痕，从过道里跑出来。“啊，彼得·亚历山德雷奇！”她带着真正绝望的神情低声说，看见爸爸在转动门上的锁，她几乎听不出地补充说，“这儿进不去，要穿过使女的房间。”

这一切使我那由于可怕的预兆而不胜悲哀的、天真的想象感到多么悲痛！

我们走进使女的房间；在过道里我们遇见了傻子阿基姆，他一向好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但是这时我不仅不觉得他滑稽，而且一见他那冷淡而愚蠢的面孔，我就觉得痛苦得了不得。在使女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干活的使女欠起身来向我们行礼，她们那副愁容使我害怕极了。又穿过米米的房间，爸爸打开卧室的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门的右首是两扇窗户，窗户被窗帘遮住；一扇窗前坐着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她鼻梁上架着眼镜在织袜子。她没有照平时那样吻我们，只是欠起身来，透过眼镜望望我们，就泪如泉涌了。大家本来都十分平静，一看见我们都哭起来，这使我很不喜欢。

门的左边摆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是床、一张小桌、一个小药箱和一张大安乐椅，医生正坐在上面打瞌睡。床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的金发姑娘，她穿着雪白的晨装，袖子卷起一点，正往我当时看不见的maman的头上敷冰。这个姑娘就是妈妈信上说的那个la belle Flamande，后来她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进来，她就把一只手从 maman头上抽回，整理她胸部的衣褶，随后低声说：“昏迷了。”

我当时痛苦万分，但是不由地注意到一切细节。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很热，充满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霍夫曼药水[94]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不仅一闻到它，甚至一想到它，我就立刻回想起那间阴森森的、使人窒息的屋子，那可怕时刻的一切细节都立刻再现出来。

maman的眼睛睁着，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目光！目光里流露出多么苦痛的神情！……

我们被领走了。

后来我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起妈妈临终的情况，她对我这样讲：

“把你们领走之后，她又折腾了好久，我的亲爱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她这儿；随后她的头从枕头上滑下来，她就像天使一样，平静而安宁地睡着了。我刚走出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把她的药水送来，再回来时，她，我的心肝，已经把身边的一切推开，不住地招呼你爸爸到她身边去；你爸爸俯在她身上，但是她分明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她一开口就又呻吟起来：‘我的上帝！主啊！孩子们！孩子们！’我想跑去找你们，但是伊万·瓦西里奇拦住我说：‘那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最好不必。’后来，她刚举起手来，就又放了下去。她这是想表示什么意思，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想，她是在暗暗给你们祝福；显然，上帝不让她在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最后，她稍稍抬起身来，我的亲爱的，双手这么动了一下，突然用那么一种我想都不敢想的声调说：‘圣母呀，不要抛弃他们！……’这时她心痛起来；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可怜的人儿痛苦极了。她倒在枕头上，用牙咬住床单；而她的眼泪，我的少爷，就不住地往下滚。”

“嗯，以后呢？”我问。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maman在万分痛苦中逝世了。

二十七 悲痛

第二天深夜，我很想再看她一眼。我克制住不由自主的惧怕心情，轻轻地开了门，踮着脚走进大厅。

棺材停在房间当中的一张桌子上，周围是插在高大的银烛台里的残烛；教堂的诵经员坐在房间远远的角落里，用柔和而单调的声音朗诵圣诗。

我停在门口开始张望；但是，我的眼睛哭得那么厉害，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什么都分辨不出；烛光、锦缎、天鹅绒、高烛台、粉红色镶花边的枕头、花环、缀着缎带的帽子，还有一样透明的苍白如蜡的东西，这一切都怪异地融成一片。我站到椅子上想看看她的脸；但是在那里我又看见那浅黄色的、透明的东西。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脸。我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它，渐渐认出了她那可爱的、熟悉的面貌。当我肯定这就是她的时候，我恐怖得颤抖了；但是，为什么那双闭着的眼睛是那么深陷？为什么这么苍白可怕，一边脸颊的透明皮肤下还有了黑斑呢？她整个的面部表情为什么那么严肃、那么冷冰冰的？为什么嘴唇那么苍白，嘴形那么美好、那么肃穆，露出那么一种非人间所有的宁静，使我凝视着它，就毛骨悚然呢？……

我凝视着，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的目光吸引到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但是我的想象却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生命和幸福的图景。我忘记躺在我面前的这具死尸，忘记我像凝视与我的回忆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凝视着的这具尸体，就是她。我一会儿想象她已经死去，一会儿又想她还活着，活跃、高兴、含着微笑；随后，我所凝视着的那张苍白面庞上的某种特征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起可怕的现实境界，战栗起来，但是仍旧望着。幻想又代替了现实，现实的意识又破坏了幻想。终于想象疲倦了，它不再欺骗我。现实的意识也消失了，我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滞留了多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况；我只知道，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可能在她向极乐世界飞升时，她的善良的灵魂会悲哀地望望她把我们撇下的这个世界；她看到我的悲哀，怜悯起来，于是含着圣洁的怜悯的微笑，爱怜横溢地降到尘世，来安慰我，祝福我。

门吱呀一响，另一个来换班的诵经员走进大厅。这个声音惊醒了我，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既没有哭，而且以一种根本不会令人感动的姿态站在椅子上，那个诵经员可能认为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孩子，由于怜悯或者好奇才爬上椅子；于是，我画了个十字，行了个礼，就哭起来。

现在回忆我当时的印象，觉得只有那种一刹那间的忘我状态才是真正的悲哀。丧礼前后我不住地哭，十分悲伤，但是我羞于回忆这种悲伤的心情，因为其中总是混杂着一种爱面子的感情：有时是希望显示我比任何人都哀痛，有时考虑我对别人发生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无目的的好奇心，使我观察起米米的帽子或者在场人们的脸。我轻视自己，因为我没有体验到一种纯粹是悲哀的心情，于是就极力隐瞒着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因此，我的悲哀是不真诚、不自然的。况且，一想到我自己是不幸的，就感到一阵愉快，极力要唤起不幸的意识，这种自私的情感，比其他的一切更强烈地压制了我心中真正的悲哀。

在极度悲哀之后往往如此，我平静地酣睡了这一夜。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眶里干涸无泪，神经也十分平静。十点钟叫我们去参加出殡前的祭祷。房间里挤满了家仆和农奴，他们都眼泪汪汪地来向女主人告别。在丧仪中，我大哭了一场，画了十字，深深地行了礼，但心里并不曾祈祷，而且相当冷淡；我只关心他们给我穿的新的小燕尾服腋下很紧，我在盘算跪下时怎样不要把裤子弄得太脏，并且偷偷地打量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父亲站在棺材头上，苍白得像张白纸，分明好容易才忍住眼泪。他那穿着黑燕尾服的高大身姿，他那惨白的富于表情的面孔和在他画十字、行礼时用手触地，从神父手中接过一支蜡烛，或者走到棺材跟前时的那种像平时一样优雅而稳重的举动，都是极其动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当时能显得这么动人。米米靠墙站着，好像快要倒下去似的；她的衣服皱成一团，粘满绒毛，帽子也歪到一边；哭肿了的眼睛通红，头不住摇晃；她不住地用令人肝肠寸断的声调哭泣，一直用手帕和手捂着脸。我觉得，她这么做是为了遮住脸不让旁人看见，好假哭一阵以后休息一会儿。我记得前一天她对爸爸说，妈妈的逝世对她来说是一种她根本经受不起的极其可怕的打击，maman的逝世夺去了她的一切，这个天使（她这样称呼maman）临终也没有忘记她，并且表示愿意永远保障她和卡坚卡的未来。她讲这话时痛哭流涕，也许她的悲哀是真诚的，但是这种感情并不是绝对单纯的。柳博奇卡穿一件缀着丧章的黑衣服，满面泪痕，垂着脑袋，偶尔望一望棺材，这时她的脸上流露出的只是一种稚气的恐惧。卡坚卡站在她母亲身边，尽管哭丧着脸，却像往常一样红润。性情开朗的沃洛佳在悲哀的时刻也是神情开朗的：他有时沉思地站着，眼睛盯着什么东西，有时他的嘴突然歪斜起来，于是他赶快画个十字，俯首行礼。所有参加丧礼的外人，我都觉得难以忍受。他们对我父亲所说的安慰话，如“她在天上更美满”“她不是为尘世而生的”等等，都引起我的一种恼怒的心情。

他们有什么权利谈论她和哭她呢？他们有的人提到我们时，管我们叫孤儿。好像他们不提，我们自己就不懂得没有母亲的孩子被人家这样称呼似的！他们好像很喜欢带头这样称呼我们，就像人们通常急着抢先称呼新娘子为madame[95]一样。

在大厅远远的角落里，跪着一个屈身弓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乎是躲在餐室敞着的门后。她合着手，举目望天，她没有哭，只是在祈祷。她的心灵飞到上帝身边，请求上帝把她和她在世界上最爱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一点不久就会实现。

“这才是真正爱她的人！”我心里想，开始问心有愧起来。

追悼会结束了；死者的脸没有盖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除了我们，都挨次到棺材前去吻她。

在最后去向死者告别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她怀中抱着一个五岁模样的漂亮女孩，天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女孩抱来。这时，我无意中把湿手帕掉在地上，正要去拾；但是我刚弯下腰去，一声充满恐怖的可怕惨叫使我大吃一惊，即使我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这个喊声；我一想起来全身就不寒而栗。我抬起头，只见那个农妇站在棺材旁的一张凳子上，吃力地抱住那个女孩，女孩挥动着小手，吃惊的小脸向后仰着，瞪着眼睛凝视着死人的脸，用一种可怕的、狂乱的声音哭号起来。我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想，我的声音比使我大吃一惊的那个声音还要可怕，于是，我就跑出屋去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和神香的味道混合在一块儿、充满大厅的强烈而难闻的气味。我一想到那张几天前还那么美丽、那么温柔的面孔，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的面孔竟会引起恐怖，仿佛使我第一次明白了沉痛的真理，使我心里充满了绝望。

二十八 最后的悲痛回忆

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困了，于是到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膊，“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是的，我的少爷，好像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膊搂住我，开始吻我，说：

“‘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

“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

“为什么您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不，少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

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

“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

她这样继续说了好久，说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像在说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

“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谈话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结束说。

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

“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像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

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想睡了；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坐着流泪。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96]。”

“就来，就来，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像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浑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了莫斯科，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痛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服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在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为了自己的不幸她需要把气出在别人身上，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迅速地迈着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像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象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又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抵抗悲伤的药剂，可以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像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到床上（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做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1]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2]德语：起来，孩子们，起来……到时候了，妈妈已经在饭厅里了。

[3]德语：喂，喂，懒骨头。

[4]德语：喂，别碰我。

[5]沃洛佳的本名和父名。

[6]德语：你们快准备好了吗？

[7]法语：《游记》。

[8]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政治和文学报纸。

[9]指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所著的《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

[10]德语：亲爱的。

[11]法语：妈妈。

[12]柳博奇卡是柳博芙的小名。

[13]穆乔·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作有大量钢琴奏鸣曲和钢琴教材《乐艺津梁》。

[14]意大利语：琶音（即和弦中的各个组成音不是同时奏出，而是顺序奏出）。

[15]法语：一，二，三，一，二，三。

[16]德语：谢谢您，亲爱的。

[17]玛丽亚的法文小名。

[18]1普特合16.38公斤。

[19]德语：您从哪儿来？

[20]德语：我从咖啡馆来。

[21]德语：您没有看过报吗？

[22]德语：在一切缺点中，最可怕的……写好了吗？

[23]德语：最可怕的是忘、恩、负、义……U要大写。

[24]德语：句点。

[25]卡坚卡是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26]法语：您好，米米！

[27]法语：说法文。

[28]法语：就着面包吃吧。

[29]法语：你这是怎么拿叉子的？

[30]他对所有的男人都一律这样称呼。——作者注。

[31]法语：我是吃了苦头才相信的。

[32]法语：《瑞士鲁滨逊一家》。这是瑞士作家约翰·戴维·威斯（1743—1818）著的一部儿童惊险小说，一八一二年出版。该书模仿《鲁滨逊飘流记》，描写一个瑞士家庭在太平洋船只失事，幸免于难，流落到遥远的荒岛上。书中主要人物都是儿童。这部作品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直深受读者喜爱。

[33]以上都是书中人物。

[34]法语：这是使女的姿势。

[35]法语：走运的。

[36]谢苗诺娃（1787—1876），俄国著名女歌剧歌唱家。

[37]菲尔德（1782—1837），英国著名作曲家。一八○四年至一八三一年住在彼得堡，在贵族家里教授音乐课。晚年住在莫斯科，在那里逝世。

[38]法语：再说，他实在是个很好的家伙（diable的意思是“鬼”，bon diable的意思是“很好的家伙”，因此作者误认为爸爸在骂卡尔·伊万内奇）。

[39]娜塔什卡是纳塔利娅的爱称。

[40]旧俄时代婢女都包头巾，戴包发帽表示抬高她的身份。

[41]指帝俄时代发给农奴的解放证。

[42]一种由裸麦或面包屑酿成的清凉饮料。

[43]这是俄罗斯的风俗，出门以前家里人都聚在一起，默坐一会儿，以祝远行的人一路平安。

[44]俄俗，仆人吻主人的肩表示感谢。

[45]1俄丈合2.134米。

[46]1俄里合1.06公里。

[47]尼古连卡是尼古拉的小名。

[48]老师每教一课领一张票，积到一定的数目，就付清一次。

[49]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50]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卓越的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希金说：“杰尔查文是俄国诗人之父。”

[51]法语：好极了。

[52]法语：我亲爱的姑母。

[53]法语：是个前程远大的孩子。

[54]法语：表哥。

[55]法语：请问。

[56]按照俄罗斯的习惯，饭后每个人都要谢谢主人和主妇。

[57]法语：您好，亲爱的表妹。

[58]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戏剧家。

[59]高乃依（1606—1684），法国诗人，戏剧家。

[60]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61]莫里哀（1622—1673），法国戏剧家。

[62]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

[63]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十八世纪启蒙学派早期先驱者之一。

[64]塞格尔（1780—1873），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

[65]法语：唉！我的亲爱的。

[66]法语：皮埃尔（即俄语中的彼得）。

[67]法语：哎，我的好朋友！

[68]法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69]谢廖扎是谢尔盖的小名。孩子们之间一般都叫小名。

[70]德语：弗劳斯特先生。

[71]瓦·尼·塔季谢夫（1686—1750），俄国历史学家，曾编纂俄国的第一部百科辞典——《俄国历史、地理、政治和法律辞典》，共出三卷。

[72]莫斯科大学在一七五六年创办的报纸，一直办到一九一七年底。除了很短时期外，一直是维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反动刊物。

[73]索涅奇卡是索菲娅的小名。

[74]法语：多么迷人的孩子！

[75]法语：您瞧，我的亲爱的。

[76]法语：看看这个青年人，为了同您的女儿跳舞，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77]四人组成两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

[78]法语：连环（一种跳舞步法）。

[79]法语：齐步（一种跳舞步法）。

[80]法语：向前，向后，侧步。

[81]法语：您经常住在莫斯科吗？

[82]法语：可是我从来还没有访问过首都呢。

[83]法语：访问。

[84]法语：谢谢。

[85]法语：对舞者。

[86]法语：巴斯克舞的步法。

[87]法语：是玫瑰还是荨麻（这是跳舞时女伴用的代号）？

[88]法语：玫瑰。

[89]法语：如果你不会跳，就不要跳。

[90]老年人跳的、动作缓慢的舞蹈。

[91]尼古拉沙也是尼古拉的小名。

[92]就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93]法语：那个佛兰芒德美人。

[94]霍夫曼药水是俄国连用了好几代的非常通用的药品。

[95]法语：夫人。

[96]八宝供饭是用黍米、糖、葡萄干和类似这样的东西做的食品，在举行丧礼时供在死者面前。丧礼后，用以饷客。

少年

一 长途旅行

两辆马车又驶到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前，一辆是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一个使女，管家雅科夫自己坐在驭台上；另外一辆是小四轮马车，我、沃洛佳和刚刚从代役租农奴中找来的仆人瓦西里乘这辆车。

爸爸应该在我们启程后的三五天也去莫斯科，他光着头站在台阶上，对着轿式马车的车窗和小四轮马车画十字。

“哦，愿基督与你们同在！走吧！”雅科夫和车夫（我们乘的是自用马车）摘下帽子，画了十字。“驾！驾！上帝保佑吧！”两辆马车的车厢开始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林阴大道的白桦树一棵接着一棵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丝毫也不忧郁，因为我并不留恋我所留下的东西，而是使思绪飞驰到我将要遇到的事物上。当时我的头脑里还充满着沉痛的回忆。但是在踏上旅途之后，离开那些触动哀思的事物越远，那些回忆也就越失去它们的作用，不久就被充满力量、生气和希望的生活意识的愉快感情所取代了。

我以前很少像我们这次四天的旅途中这样度过几天那么舒服和美好的日子，我不说这几天过得快活，因为我还不好意思耽于欢乐。我的眼前没有了我每次走过都要不寒而栗、我母亲的寝室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也没有了不但没有人走近、反而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的那架关上的钢琴，也没有丧服（我们都穿着普通的旅行服装），也没有那一切使我生动地想起那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一切使我因为害怕侮辱对她的怀念而避开的洋溢着生命的东西。这儿，恰好相反，美丽如画的清新的景物不断地吸引和分散我的注意力，春天的自然环境在我心灵中唤起了快感，那是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光明的希望。

一清早，那位不讲情面的、像所有新来当差的人那样过分积极的瓦西里就掀开我的被子，说一切都准备停当，该出发了。随便你怎样把身子缩作一团，怎样耍滑头，或者发脾气，为了使早晨的美梦哪怕多延长一刻钟，但是，从瓦西里的坚决神色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准备再把被子掀开二十次；于是我就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洗脸。

门廊里的茶炊已经烧开了，驾驭前导马的米季卡正在吹火，脸红得像只龙虾。院子里很潮湿，雾蒙蒙的，仿佛有蒸汽在从恶臭冲鼻的粪堆上腾起；太阳用愉快而明朗的光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和院子周围宽大棚屋的闪烁着露珠的草屋顶。棚屋下面可以看见我们的几匹马拴在马槽附近，可以听见它们不慌不忙的咀嚼声。一只毛蓬蓬的看家狗，黎明前在干粪堆上打了个盹，伸了个懒腰，摇摇尾巴，小步向院子对面跑去。一个忙碌的农妇打开吱呀作响的大门，把一群好像在沉思的牛赶到外边，那里已经可以听见畜群的践踏声、哞哞声和咩咩声，她同一个睡意矇眬的邻居交谈了几句。菲利普卷起衬衫袖子，从深井里绞起一只水桶，清水泼溅着，他把水倒进一只橡木槽里，一群睡醒的鸭子已经在槽边的水坑里哗啦啦地戏水了；我颇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那张长着大胡子的出色的脸庞和他那强有力的光胳膊一用力就明显地突露出来的粗筋和肌肉。

米米带着姑娘们睡在隔板后面，昨晚我们隔着隔板交谈过，现在那里有了响动。玛莎捧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我们的好奇，尽力用衣服把它们蒙住），从我们身边跑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她打开了门，招呼我们进去喝茶。

瓦西里一时过分起劲，不住地跑进屋里来，一会儿搬走这件东西，一会儿又搬走那件，朝我们挤眉弄眼，想方设法恳求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早点上路。马匹套好了，偶尔把挽具上的铃铛弄响，来表示它们等得不耐烦了。旅行皮包、箱子、大大小小的匣子又装上车，我们就了座。但是，每次我们都发现小四轮马车里东西堆成山，没有座位可坐，因此我们完全莫名其妙，不知昨天这些东西是怎么装进去的，如今我们又怎么坐才好。特别是一只有三角形盒盖的胡桃木茶叶盒，不但放在我们坐的小四轮马车里，而且放在我的身子底下，这使我气愤极了。但是瓦西里说，它会压低下去的，我也只好相信他。

太阳刚刚升到遮住东方的密密层层的白云上边，四周的景色就被静穆而令人愉快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丽，我的心情是那么轻松宁静……道路像一条宽阔得出奇的缎带，在布满干了的麦茬的田地和露珠闪烁的绿树之间蜿蜒伸展。路上偶尔可以遇到一棵阴郁的爆竹柳，或者一棵长着黏性小叶子的小白桦，这些树在干了的黏土车辙上和路上的小青草上投下纹丝不动的、长长的阴影……车轮和铃铛的单调响声并没有掩盖住在路旁盘旋的百灵鸟的歌声。早晨的清香盖过了我们的小四轮马车里所特有的被虫蛀过的呢绒的气味、尘土味和一股酸臭味。我内心感到一种愉快的不安，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这是真正欢乐的标志。

我在旅店里没有来得及祷告；但是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要是哪一天我由于某种情况忘记完成这项仪式，我就会遇到什么不幸，于是我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摘下帽子，转向马车的一角，念祈祷文，在短外衣里画十字，不让人看见。但是，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事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有几次我心不在焉地把一句祈祷文重复念了几遍。

在大路旁蜿蜒伸展着的人行小道上，出现了一些缓慢移动的人形，那是女香客们。她们头上包着脏头巾，身后背着桦皮背囊，脚上裹着肮脏的破包脚布，穿着沉甸甸的树皮鞋。她们有节奏地挥动着手杖，迈着迟缓而沉重的脚步鱼贯向前走去，并不回头望我们。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她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们的旅途很长吗？她们投在路上的长长的影子会和她们将要经过的爆竹柳的阴影联结成一片吗？一辆套着四匹驿马的马车朝我们飞驰而来。两秒钟以后，一些亲切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面孔，在隔开两尺的地方闪过去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些面孔同我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它们。

两匹汗淋淋、毛蓬蓬的马套着颈轭，拖着挽具在路旁奔驰；后面，一个年轻的马车夫把穿着大靴子的长腿耷拉在马的两边，马脖子上驾着轭，小铃有时轻轻响着。他把毡帽歪戴到一边耳朵上，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他的脸上和姿态中流露出一副懒洋洋的、逍遥自在的神情，简直使我觉得，做一个赶马车的，骑着马来回走，唱着忧伤的小调，真是无上的幸福。山谷那边遥远的地方，在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绿顶的乡村教堂；那边有乡村，有乡绅宅邸的红屋顶和碧绿的花园。谁住在那幢房子里？里面有小孩们、父母，或者教师吗？我们为什么不把车驶到那幢房子跟前，跟主人结识一下呢？这儿来了一串大车，每辆都套着三匹肥壮的、粗腿的马，我们得紧挨着路边才走得过去。“你们运的是什么？”瓦西里问第一个车夫，那个车夫把两条粗腿从车上垂下来，挥舞着鞭子，茫然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一直到远得听不见的时候，才回答了一句什么。“你们运的什么货？”瓦西里对另一辆大车问道，在那辆车前边围着栏杆的地方，躺着另外一个车夫，身上盖着一张新蒲席。从蒲席下面突然探出一个脸色通红、长着亚麻色头发和两撇小红胡子的脑袋，用冷淡和轻蔑的眼光向我们的马车瞥了一眼，然后又把头蒙上了。我当时想道：“这些车夫大概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来踪和去处……”

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我一直在东张西望，饱览各种景物，而没有注意里程标上的歪歪扭扭的数字。但是，现在太阳更猛烈地照射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道路变得更加尘土飞扬，茶盒的三角盖开始使我极为不安，我几次改变姿势：我觉得闷热、不舒服、无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里程标和上面的数字上去；我做了种种计算，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下一站，如“十二俄里是三十六俄里的三分之一，到利佩茨还有四十一俄里，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还剩多少呢？”诸如此类。

“瓦西里，”当我看见他开始在赶车的座位上钓鱼[1]的时候，我说，“让我坐到赶车的座位上去吧，亲爱的。”瓦西里同意了。我们调换了位置；他立刻发出鼾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着，弄得别人在马车里简直没有容身之处；我坐在赶车的座位上高瞻远瞩，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我们的四匹马：涅鲁钦斯卡娅、“教堂诵经员”、左辕马和“药剂师”，它们的最细微的地方和每匹马本性上的细微差别，我都研究到了。

“今天‘教堂诵经员’为什么不套在左边，却套在右边，菲利普？”我有点胆怯地问。

“‘教堂诵经员’吗？”

“还有涅鲁钦斯卡娅根本就没有拉！”我说。

“不能把‘教堂诵经员’套在左边，”菲利普说，不理睬我最后的一句话，“它不是那种可以套在左边的马。左边需要那样一匹马，总之一句话，是要一匹好马，而它不是那样的马。”

菲利普说着这话，就向右边俯下身去，拼命拉缰绳，用那么一种特殊手法开始从下面抽打“教堂诵经员”的尾巴和大腿，虽然“教堂诵经员”拼命拖动整个马车，菲利普直抽打到他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才罢手。他的帽子本来好好地、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他不知为什么把它推到了一边。我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菲利普让我赶一会儿车。菲利普起初交给我一根缰绳，然后交给我另一根；最后把六根缰绳和马鞭全都交到我手里，我感到十分幸福。我想尽方法模仿菲利普，还问他好不好？但是通常总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不满意我，不是说这匹马拉得太吃力，就是说那匹马完全没有拉，最后从我身后伸过胳膊，夺去了我手中的缰绳。天气越来越热；一朵朵白云像肥皂泡一样开始向天空飘去，越飞越高，聚拢到一起，呈现出暗灰的色调。从马车窗口伸进一只手，递过来一只瓶子和一个小包；瓦西里以惊人的灵活劲儿从奔驰着的马车上跳下去，给我们拿来奶渣饼和克瓦斯。

遇到陡坡，我们就都下车，有时争先恐后地跑到桥边，同时，瓦西里和雅科夫轻轻地刹住车轮，然后在两边抓住马车，好像如果翻车，他们能拉得住似的。后来，得到米米的许可，我或者沃洛佳就坐进轿式马车，而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就坐进小四轮马车里来。这种变动使姑娘们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她们说得很对，在小四轮马车里快活得多。有时，在炎热的时刻穿过一座小树林的时候，我们就叫轿式马车先走，我们留在后面折下一些绿树枝，在小四轮马车上搭一座凉亭。这个活动凉亭用全速追赶轿式马车，这时柳博奇卡就用尖得刺耳的声音喊叫起来，每当她开心到极点的时候，她从来忘不了这么做。

我们预定要在那里吃饭和休息的村子就要到了。已经闻到了乡村的气息——烟、柏油和面包圈的味道；我们听到人声、走路和车轮的声音；马身上的铃铛不像在旷野里那么响亮了；两边隐隐约约出现一些草顶的木屋，带有镂花的木台阶和装着红红绿绿百叶窗的小窗户，有些窗口探出一个好奇的女人的头来。有些只穿衬衣的农家男孩女孩，睁大眼睛，伸着胳膊，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或者飞快地光着脚在尘土里追逐我们的车辆，不顾菲利普的威吓手势，极力爬到缚在后面的皮箱上。有两个红头发的旅店主从车子两边跑过来，说着动听的话，打着讨人喜欢的手势来招徕旅客。大门吱呀响了一声，车上的横木碰在门上，然后我们的马车赶进了一家旅店的院子。接着是四小时的休息和自由！

二 雷雨

夕阳西下，它那炎热的斜晖照射着我的脸颊和脖颈，像火烧似的，令人难以忍受；小四轮马车的边缘烫得连碰都碰不得；浓厚的尘土从大路上腾起，布满空中。没有一丝微风来把它吹散。在我们前面，轿式马车隔着一定的距离有节奏地摇晃着车顶上行李放得很高、蒙满灰尘的车身，从车身那边不时可以看到车夫挥舞着的鞭子、车夫的帽子和雅科夫的便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论是在我身旁打盹的沃洛佳的被灰尘弄黑的面孔，不论是菲利普背部的动作，也不论是我们的小四轮马车拖在后边的斜斜的长影，都不能给我解闷。我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从远处就看到的里程标和片片云彩上，这一片片的云彩原来分散在天边，现在却拖着险恶的黑影，聚成了一大片阴云。有时传来远处的雷鸣声。最后这种情况特别使我急不可耐地要快些赶到客店。雷雨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忧郁和恐怖的沉重心情。

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十俄里左右，可是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大片紫黑色的乌云，虽然没有一丝风，乌云却飞速地向我们飘过来。太阳还没有被乌云遮住，明亮地照耀着它那阴郁的云团和由它直拉到天边的一道道灰色的云。远方有时打闪，传来微弱的雷声，后来这雷声逐渐增强，自远而近，变成断断续续、响彻整个天空的霹雳。瓦西里从赶车的座位上欠起身来，拉起车篷；车夫穿上外套，打一次雷，他们就摘下帽子画一次十字；马匹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好像在嗅那片迫近的乌云带来的新鲜空气；于是，小四轮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加速前进。我觉得惊心动魄，感到血管里的热血流得更快了。现在，最前面的乌云已经开始遮住太阳。太阳投下最后的一瞥，照亮了阴沉可怕的天边，就消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呈现出一派阴惨的景象。白杨树林开始颤动。树叶变成苍白色，衬着紫色的乌云，这种颜色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树叶沙沙响着，旋转着。高大的白桦树的树冠开始摇晃，一簇簇干草从大路上飞过去。雨燕和白胸脯的燕子仿佛打算阻挡我们一样，在小四轮马车周围飞翔，从马肚皮底下穿过去；乌鸦展开羽毛凌乱的翅膀，似乎在侧身顺风斜飞；扣在我们身上的皮帘子的边缘开始掀动，放进了一阵阵湿风，皮帘子鼓动着，拍打着马车的车身。一道闪电仿佛就打进了马车，令人目眩，刹那间照亮了灰呢子、金银线带和沃洛佳踡缩在角落里的身形。就在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极大的轰隆声，它好像以一个巨大的螺旋线越升越高，越扩越广，声音逐渐加强，变成震耳欲聋的霹雳，使人不由得打哆嗦，连气也不敢出。“上帝发怒了！”这种民间流传的想法包含着多少诗意啊！

车轮滚动得越来越快了；从瓦西里和焦躁地抖动着缰绳的菲利普的背影看来，我觉得他们也很害怕。小四轮马车飞也似的向山下驰去，咕咚咕咚地驶上木桥；我动也不敢动，以为我们随时都会同归于尽。

咔嚓一声，车上的拴套轴掉了下来，尽管雷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我们却不得不停在桥上。

我把头靠着马车的边上，屏住呼吸，揪着心，绝望地注视着菲利普的粗大的黑指头的动作。他一边缓慢地用鞭子抽马，拉正挽索，一边用手掌和鞭柄推着拉边套的马。

我的忧郁和恐惧交织的惊惶不安的心情随着雷雨的增强而加剧，但是在雷雨大作之前通常出现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时刻到来时，这种心情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刻钟的话，我相信一定会由于激动而死去。就在这时，桥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裳又脏又破的人，他的脸浮肿而愚蠢，头发剪短的脑袋摇晃着，两条罗圈腿骨瘦如柴，一只手没有了，只剩下一截通红的、光溜溜的残臂，他就把这残臂一直伸到小四轮马车里来。

“老——老——爷！看——在基——督面上，赏给残——废人点东西吧！”这个乞丐用痛苦的声音说，说一个字就画一个十字，深深一鞠躬。

我表达不出当时我内心寒彻骨髓的恐怖心情。我毛骨悚然，眼睛吓得呆呆地紧盯着那个乞丐……

沿路施舍的瓦西里，指示着菲利普怎样绑好车前的拴套轴，等一切就绪，菲利普拿起缰绳，爬上赶车的座位时，他这才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东西来。但是我们的车子刚一行驶，就来了一阵耀眼的闪电，一瞬间使整个山谷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连马都不敢迈步了；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好像整个苍穹会在我们头上塌下来。风越来越猛；马鬃和马尾、瓦西里的外衣、皮帘子的边缘，都向一个方向吹去，拼命在狂风中招展。一滴大雨点沉甸甸地落到小四轮马车的皮篷上……接着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突然间，仿佛有人开始在我们头顶上敲鼓一样，周围响起落下来的雨点的均匀的淅沥声。从瓦西里的胳膊肘的动作看来，他在解钱袋；那个乞丐，还在一边画十字，一边行礼，紧挨着车轮跑着，他随时都可能被轧死。“赏点儿钱吧，看在基——督面上！”一个铜板终于从我们身边飞过去，那个浑身湿透、衣服紧裹在枯瘦肢体上的可怜人，手足无措地站在大路中间，在风中摇晃着，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雨被狂风吹斜了，倾盆似的降下来；雨水从瓦西里的粗布外套的背上不断流到在皮帘子上形成的混浊水洼里。尘土起初被打成泥团，经车轮轧过后又变成泥浆；颠簸得轻一些了，混浊的水流在黏土的车辙里流动。闪电照耀得更宽阔，颜色更苍白了，在节奏分明的哗哗的雨声中，雷声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心动魄了。

现在雨小些了；乌云开始分散成一朵朵云彩，在大概是太阳的地方开始发亮，透过乌云的淡灰色边缘，微微露出一小块晴朗的蓝天。过了一分钟，一线羞怯的阳光就已经在大路的水洼里，在仿佛筛落下来的细直的雨丝上，在被雨水冲洗过的路边的鲜嫩青草上闪烁着。一片乌云还是那么险恶地遮住对面的天边，但是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情绪，这种心情迅速地代替了我那沉重的恐怖感。我的心灵像焕然一新的、欢欢喜喜的大自然一样微笑着。瓦西里翻下外套的领子，摘下帽子抖了抖；沃洛佳掀开帘子；我从小四轮马车里探出身去，贪婪地吸着芳香的新鲜空气。轿式马车的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光亮的车身，连同顶上的箱子和提包，一起在我们前面摇晃着；马背、皮套、缰绳和轮带全都是湿漉漉的，像油漆过一样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大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越冬麦田，有些地方被浅浅的沟渠割断，这块麦田里闪现着潮湿的泥土和植物，像一块浓绿的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天边；大路的另一边，有一片夹杂着胡桃树和野樱桃树的白杨树林，它好像过分欢乐似的，纹丝不动地屹立着，慢腾腾地把亮晶晶的雨珠从洗净的树枝上滴落到去年的枯叶上。生着冠毛的云雀唱着愉快的歌曲到处盘旋，迅速地飞掠下来。在潮湿的树丛里可以听见小鸟在忙碌活动，从丛林中间很清晰地传出杜鹃的啼声。春天雷雨过后树林的这种奇妙的芬芳，白桦、紫堇、腐叶、羊肚菌和野樱桃的气味，是那么令人心醉，我在马车里简直坐不住了，于是从踏板上跳下来，往树丛里跑去，虽然滴落下来的雨点洒了我一身，我还是去攀折开着野樱桃花的潮湿树枝，用它来轻打我的脸，吸着它醉人的芳香。我甚至毫不注意靴子上沾了大泥团，袜子早就湿透，我蹚着泥浆，跑到轿式马车的窗前。

“柳博奇卡！卡坚卡！”我喊道，递进去几枝野樱桃花，“你们看，多好啊！”

姑娘们大呼小叫起来；米米大嚷着要我走开，她说我要是不走开，一定会被轧死。

“可是你闻闻，多好闻啊！”我叫道。

三 新观点

在小四轮马车里，卡坚卡坐在我身边，低着她那美丽的小脑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从车轮下面飞驰过去的满是灰尘的道路。我默默地望着她，由于我初次在她那粉红色的小脸上发现那种不像孩子所有的忧郁神情，不禁感到吃惊。

“我们不久就要到莫斯科了，”我说，“你想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她不乐意地回答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以为它比谢尔普霍夫[2]大还是小呢？……”

“什么？”

“我没什么。”

但是，凭着一个人用来猜测另一个人心思和用来作为谈话引线的直觉，卡坚卡明白她的冷淡使我痛苦；于是她抬起头来，对我说：

“爸爸对你们讲过，我们要住在你外祖母家吗？”

“讲过；外祖母希望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都住在那儿吗？”

“当然啰。我们住在楼上的一边，你们住在另一边，爸爸住厢房；但是，我们都在楼下同外祖母一起吃饭。”

“妈妈说，外祖母非常傲慢，爱发脾气，对吗？”

“不，不，只是乍看起来仿佛这样。她样子傲慢，但是一点也不爱发脾气；恰好相反，她很仁慈，很快活。要是你看见在她的命名日举行的舞会就好了！”

“反正我怕她；况且，天知道，我们会不会……”

卡坚卡突然不作声了，又沉思起来。

“什——么？”我不安地问。

“不，没有什么。”

“不对，你为什么说‘天知道……’呢？”

“你是说，外祖母家举行过一次很好的舞会吗？”

“是的，可惜你们没有参加。有好多客人，大概有上千人，还有音乐，有将军，我也跳了舞……卡坚卡！”我说了半截突然停止描述，“你不在听吧？”

“不，我在听；你说你跳舞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忧愁？”

“人不能总是快活的。”

“不，自从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你变多了。老实告诉我，”我补充一句说，带着坚决的神色转向她，“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古怪？”

“我是很古怪吗？”卡坚卡兴奋地回答说，表明我的评论使她感到兴趣，“我一点也不古怪。”

“不，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接着说，“以前看得出来，你和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你把我们当亲人看待，像我们爱你那样爱我们，但是现在你变得那么严肃，避开我们……”

“没有的事……”

“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打断她的话头，觉得鼻子已经有点发酸，这是我倾诉憋在心里已久的思想时经常涌到眼里来的泪水的前奏，“你躲避着我们，只同米米讲话，好像你不愿意认识我们一样。”

“但是人不能老是一个样子，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卡坚卡回答，她有一个习惯，当她不知道怎么讲才好的时候，她就用一种“宿命论”的必需来解释一切。

我记得，有一次她同柳博奇卡吵嘴，柳博奇卡管她叫傻丫头，她回答说：“不能人人都聪明，也该有傻的呀。”但是，她说“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这个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于是我继续追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呢？”

“要知道，我们不能永远住在一起，”卡坚卡回答，脸有点红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菲利普的后背，“我妈妈是你故去的母亲的好朋友，可以住在她家；但是同伯爵夫人，据说她脾气很大，天晓得，她们合不合得来？况且，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别的；你们有钱——你们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可我们穷，妈妈一无所有。”

“你们有钱，我们穷”，这句话和其中包含的概念，使我觉得万分奇怪。照我当时的理解，只有乞丐和农民才是穷人，在我的头脑中，贫穷这个概念怎么也不能同优雅美丽的卡坚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既然米米和卡坚卡过去总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将来也会永远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一切。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但是现在，我的头脑里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关她们无依无靠情况的新奇而模糊的想法，一想到我们有钱，她们穷，就使我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望卡坚卡一眼。

“我们有钱，她们穷，那又有什么呢？”我心里想，“为什么因此就必须分离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财产平分呢？”但是我懂得，同卡坚卡不便谈这个，一种与这个合乎逻辑的思考相矛盾的现实的本能已经暗示我，她的话是对的，向她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合适的。

“难道你真要离开我们吗？”我说，“分开了我们可怎么过呢？”

“那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也很难过；不过万一如此，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去做女演员吗？……那简直是胡闹！”我接茬说，知道做女演员是她的宿愿。

“不，那是我小时候说说的……”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进修道院，住在那里，穿上一件黑长袍，戴一顶天鹅绒帽子。”

卡坚卡哭起来了。

读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情形：在一生中的一定时期，你们突然发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好像你们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面，你还不认识的一面转向你们。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在我们旅行的期间初次在我心里发生，我认为，我的少年时代就是从此开始的。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这样明确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即我们一家人），并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们为中心，而是还有别的人们，还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以前也知道这些，但是并不像现在认识得那么清楚，以前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感觉到。

一种思想转变成一种信仰，只经过某种一定的途径，而这途径时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与别人获得同样信念所走的途径大不相同。同卡坚卡的这次谈话使我深为感动，并且使我考虑到她未来的境遇，对我说来，这次谈话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当我望着我们路过的乡村和城市，每幢房子里至少都住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望着那些由于一时好奇而打量着我们的马车、随后就永远消失了踪影的妇女儿童，望着那些不但不向我们行礼致敬（像我在彼得罗夫斯科耶见惯的那样），甚至都不赏脸看我们一眼的店员和农民，我心头初次涌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那么他们对什么感到兴趣呢？由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他们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们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们？是否教他们念书？让他们玩耍吗？怎样责罚他们呢？诸如此类。

四 在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对于事物、对人以及我同他们的关系的看法上的改变更加明显了。

刚同外祖母见面，当我看见她那清瘦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无神的眼睛时，我对她怀着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敬畏心情就变成了同情；而当她，把脸俯在柳博奇卡的头上，好像她爱女的尸体就摆在她眼前一样呜咽起来时，我心里的同情甚至变成了爱。我看见她一见到我们就十分悲伤，心里很不舒服；我意识到，我们本身在她眼中算不了什么，她珍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好像是一场回忆；我觉得她印在我们脸颊上的每一个吻，都表现着这么一种思想：她不在了，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爸爸到了莫斯科，几乎完全不管我们，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只有吃午饭时才穿着黑色大礼服或者燕尾服到我们这里来。他，以及他穿的那件大翻领的衬衣和长袍，他和村长、管家去看打谷场或者去打猎的行动，都在我的心目中大大丧失了威信。卡尔·伊万内奇（外祖母管他叫保育员）不知为什么突然异想天开，在他那令人尊敬的、我看惯了的秃头上戴上了中间分缝的火红色假发，显得那么古怪和可笑，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姑娘们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她们和我们都已经各有各的秘密了；她们仿佛因为裙子长了一些而感到自豪，而我们则因为裤腿上有饰带而自豪。头一个星期日米米下来吃午饭时，就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帽子上系着那样华丽的缎带，令人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不是在乡下，今后一切都要不同了。

五 哥哥

我比沃洛佳只小一岁零几个月，我们在一起长大，总是在一起学习和游戏。我们之间没有长幼的区别；但是就在我所讲的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在年龄、兴趣或者能力上，我和沃洛佳都没法相比。我甚至觉得，沃洛佳自己也意识到他的优越，而且以此自豪。这种信念也许是假的，是我每次和他发生冲突时，使我痛苦万分的自尊心引起的。他在游戏上、学习上、争论上和举止上，样样都比我强，这一切使我和他疏远起来，使我感到一种难以理解的精神痛苦。例如，当他们第一次给沃洛佳做了有褶缝的荷兰式衬衫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没有这样的衬衫我非常苦恼；我确信，有了它我会自在得多，不至于在他每次整理衣领时，都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侮辱我。

最使我苦恼的是，有时我觉得，沃洛佳理解我，但是他极力隐瞒着这一点。

有谁没有留意到，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弟兄、朋友、夫妻、主仆之间，特别是这些人如果不以诚相见的话，在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动作，或者眼色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神秘的、无言的关系呢？当人们的目光胆怯而踌躇地相遇时，在一个无心的眼光中，流露出多少一言难尽的愿望、思想，或者怕被识破的心情啊！

但是，在这方面，也许我的过分敏感和好分析的癖性欺骗了我；也许沃洛佳的感觉一点也不像我那样。他是热情、坦率、兴趣不固定的人。他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感到兴趣，全心全意地迷恋着它们。

有时他突然迷上了绘画：他自己画，用他所有的钱去买画，向绘画老师、爸爸和外祖母去讨画；有时他热爱上装饰品，从全家收集得来，摆在小桌上；有时他又爱好起小说来，悄悄地弄到手，整天整夜阅读……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热情吸引住了；但是我太骄傲，不肯模仿他，同时又太年轻，没有主见，无法替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最倾慕的是沃洛佳那种愉快、高贵而坦率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我们吵嘴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我模仿不了他。

有一次，当他爱好装饰品的癖好达到极点时，我走到他的桌前，无意中打碎了一个空的、鲜艳多彩的小瓶。

“谁叫你动我的东西？”沃洛佳说，他走进屋里，看到由于我破坏了他桌上形形色色的装饰品的对称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小瓶在哪儿？一定是你……”

“是我无意中弄掉下去，把它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请你永远不许动我的东西。”他说着，把打破了的小瓶的碎片凑在一起，心疼地望着它们。

“请你不要下命令，”我回答说，“打碎了就打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我微微一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笑。

“是的，对你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却有什么，”沃洛佳接下去说，耸耸肩膀，这是他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姿势，“打碎东西还笑！多么讨厌的小子！”

“我是小子；可是你又大又蠢。”

“我不打算和你破口对骂，”沃洛佳说着，轻轻推我一把，“滚出去！”

“别推！”

“滚出去！”

“我告诉你，别推！”

沃洛佳抓住我的手，就要把我从桌旁拉开；但是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我抓住一只桌腿，把桌子掀翻了。“我给你一下子，叫你瞧瞧！”于是，所有的瓷器和玻璃装饰品都哗啦一声掉到地板上了。

“讨厌的小子！……”沃洛佳大叫了一声，拼命想接住落下来的东西。

“得，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我一边走出屋去，一边想，“我们永远闹翻了。”

直到傍晚我们互相都没有讲话。我觉得自己错了，不敢看他，整天什么都干不了；可是沃洛佳却恰恰相反，他学习得很好，午饭后和姑娘们照常谈笑。

我们的教师刚一教完功课，我就走出屋去。单独同我哥哥留在屋里，我觉得害怕、不自在和难为情。晚上历史课以后，我拿起练习簿，就朝门口走去。走过沃洛佳身边时，虽然我想走到他跟前，同他言归于好，但是我噘着嘴，竭力装出一副怒容。这时沃洛佳抬起头来，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善良的讽刺的微笑大胆地望着我。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明白他了解我，而且他知道我明白他了解我；但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感情使我扭过身去。

“尼古连卡！”他用十分随便的、毫不激动的声音说，“别生气了。要是我得罪了你，就原谅我吧。”

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感到有个东西越升越高，忽然压住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只过了一秒钟，我的眼睛流出眼泪，觉得好过些了。

“原谅……我，沃洛佳！”我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

但是沃洛佳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眼中含着泪似的望着我……

六 玛莎

我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但是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改变是：我不再把一个使女看作女性的奴仆，而把她看成一个女人，我的安宁和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为转移的。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玛莎在我们家里，但是直到发生这件使我对她的看法完全改变的事情之前——这件事我就要叙述——我对她丝毫没有注意。我十四岁时，玛莎大约二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不敢描写她，唯恐在我的想象中又出现当我热爱她时所形成的那种令人心荡神怡的虚幻形象。为了不弄错，我只说她皮肤白皙异常，身体婀娜多姿，像个妇人；那时候我十四岁。

我有时手里拿着课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极力只踏在地板缝上，或者唱一支毫无意义的曲子，或者用墨水涂黑桌子边，或者不动脑筋地重复一句格言，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心思工作，想象占了上风，一味地找寻印象；有一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离开了教室，漫无目的地走到楼梯口。

有人穿着便鞋从下面的楼梯走上来。当然我想知道这是谁，但是突然脚步声没有了，我听见玛莎的声音说：“喂，您为什么要胡闹呀？要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了，这样好吗？”

“她不会来的。”沃洛佳的声音悄悄地说，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沃洛佳想把她拦住。

“喂，您的手往哪儿伸呀？真不害臊！”玛莎说着，从我身边跑过去，头巾歪在一边，从头巾下面露出她那丰满的白脖颈。

我表达不出，这个发现使我多么惊奇；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惊异的心情就被我对沃洛佳的行动的同情代替了。这种行动本身已经不使我惊异，使我惊异的是，他怎么会发现这样做是愉快的。我不由得想模仿他。

有时我在楼梯口消磨好几个钟头，什么都不想，很紧张地谛听着楼上最轻微的动静；但是，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效法沃洛佳，虽然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渴望的事。有时，我躲在门外，怀着又嫉妒又羡慕的痛苦心情倾听着使女室里发出的嘈杂声，于是我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上楼去，也像沃洛佳那样，想吻吻玛莎，我的情况又怎样呢？要是她问我要干什么，长着大鼻子和头发翘着的我，可怎么回答呢？有时我听见玛莎对沃洛佳说：“真是造孽！真的，您老缠着我干什么？走开，顽皮的孩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3]怎么从来不来胡闹呢？……”她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时正坐在楼梯下边，情愿为了处在顽皮的沃洛佳的地位而牺牲世上的一切。

我天生怕羞，由于相信自己长得丑，这种怕羞心理就更增强了。我深信，再也没有比人的外表（与其说是外表本身，不如说是对外表动人不动人的信念）对于人的发展会有这样惊人的影响。

我太自负了，因此不能习惯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像狐狸一样，使自己相信葡萄是酸的，来聊以自慰；也就是极力蔑视动人的外表所给予的一切乐趣。我觉得沃洛佳享有这种乐趣，我从心眼里嫉妒他，竭尽智力和想象力要在孤高之中寻求乐趣。

七 铅弹[4]

“我的上帝呀，火药……”米米高声叫道，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把房子烧掉，叫我们同归于尽……”

米米带着难以描绘的坚决神情，吩咐所有的人都站到一边，就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撒在地板上的铅弹跟前，不顾它会突然爆炸的危险，开始用脚去踩。当她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把米海叫进来，吩咐他把所有这些火药都扔得远远的，最好丢到水里，然后，她高傲地晃动着包发帽，向客厅走去。“没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照顾得真好！”她嘟囔着。

爸爸从厢房进来时，我们就同他到外祖母房里去。米米已经坐在那里的窗下，带着一副神秘的冷淡神情威严地朝门口望着。她手里拿着一包用几层纸包着的东西。我猜这就是铅弹，外祖母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米米，外祖母房里还有使女加莎，从她那气得通红的脸上看得出，她心绪十分混乱。另外还有布卢门塔尔医生，一个身材矮小、麻脸的人，他正在徒劳无益地用眼色和脑袋向加莎做着神秘的、安慰人的信号来安慰她。

外祖母本人略微侧着身子坐着，在摆旅客牌阵，这种游戏永远意味着她的心情非常恶劣。

“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妈妈？睡得好吗？”爸爸说着，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

“好极了，亲爱的，您知道，我总是十分健康的。”外祖母回答说，她的声调表示爸爸提出的问题是最不恰当、最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她转向加莎，继续说：“喂，您愿意给我一条干净手帕吗？”

“我已经给您了。”加莎回答，指着搭在安乐椅扶手上的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帕。

“把这块肮脏的破布拿走，给我一块干净的，我的亲爱的。”

加莎走到衣柜跟前，拉开一只抽屉，然后用力砰的一声关上，震得窗户玻璃都响起来。外祖母严厉地望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使女的一举一动。当她递给她那条在我看来还是同样的手帕的时候，外祖母说：

“您什么时候给我搓烟叶呀，我的亲爱的？”

“有工夫我就搓。”

“您说什么？”

“今天我就搓。”

“要是您不愿意服侍我，我的亲爱的，您就明说好了：我早就让您走了。”

“那就让我走吧，没有人会哭的。”使女小声嘟囔说。

这时医生开始向她使眼色；但是她那么愤怒而坚决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低下头，玩弄起怀表的钥匙来。

“您看，我亲爱的，”当加莎依旧嘟囔着，从屋里走出去的时候，外祖母对爸爸说，“在我家里，人家是怎样对我说话的呀？”

“妈妈，让我亲自来给您搓烟叶吧。”爸爸说，外祖母这样出乎意外的态度显然使他非常为难。

“不，谢谢您。要知道，她所以这样无礼，就是因为她知道，除了她，谁搓的烟叶我都不喜欢。您知道，我亲爱的，”外祖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您的孩子们今天险些儿把房子烧掉吗？”

爸爸怀着恭敬的好奇心望着外祖母。

“是的，这就是他们拿着玩的东西！给他看看。”她向米米说。

爸爸把铅弹拿到手里，不由得微微一笑。

“这是铅弹，妈妈，”他说，“这毫无危险。”

“非常感激您来教导我，我亲爱的，可惜我已经太老了……”

“神经质，神经质！”医生小声说。

爸爸马上转向我们：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你们怎么敢玩这种东西？”

“用不着问他们，应该问问他们的保育员，”外祖母说，在说“保育员”这几个字时含着特别的轻蔑意味，“他是管什么的？”

“沃洛佳说这火药是卡尔·伊万内奇亲自给他们的。”米米附和着说。

“好吧，您看，他可有多么好！”外祖母接下去说，“他在哪儿，那个保育员，他叫什么……派人把他叫来。”

“我让他做客去了。”爸爸说。

“岂有此理，他应该总在这儿。孩子不是我的，是您的，我无权给您出主意，因为您比我聪明，”外祖母接着说，“不过，好像该给他们请个家庭教师了，而不是一个保育员，一个德国庄稼佬。是的，一个愚蠢的庄稼佬，除了坏作风和蒂罗尔[5]的歌曲，什么也不会教。请问您，孩子们会唱蒂罗尔的歌曲有很大好处吗？不过，现在谁也不考虑这个了，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现在”这两个字眼意味着：“现在他们没有母亲了”，这在外祖母的心中引起了悲哀的回忆。她低下眼睛，望着带有肖像的鼻烟壶出神。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爸爸连忙说，“想同您商量一下，妈妈。我们就请现在凭票子给他们上课的那位St.-Jérôme[6]不好吗？”

“这样做好极了，我的好孩子。”外祖母说，不再用她先前说话的那种不满意的腔调了，“St.-Jérôme至少是一个懂得怎么教导des enfants de bonne maison[7]的gouverneur[8]，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menin[9]，不是只适合于带他们去散步的保育员。”

“我明天就同他谈。”爸爸说。

这次谈话后过了两天，卡尔·伊万内奇果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年轻的法国花花公子。

八 卡尔·伊万内奇的身世

卡尔·伊万内奇要永远离开我们的头一天夜里，他穿着棉袍，戴着小红帽，站在床边弯着腰，很仔细地往提包里装东西。

最近卡尔·伊万内奇对我们似乎特别冷淡：他好像避免同我们有任何接触似的。因此现在，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皱着眉头望了我一眼，就继续干他的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以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严格禁止我这样做，今天他却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一想到他再也不会斥责我们，再也不会管束我们，他同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清楚地了解即将来临的别离。他不再爱我们了，这使我很悲哀，我很想对他表达出这种感情。

“让我来帮您的忙，卡尔·伊万内奇。”我走到他跟前说。

卡尔·伊万内奇望了我一眼，就又转过身去，但是在他向我投来的匆匆的一瞥中，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用来解释他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神情，而是出自内心的深沉的悲痛。

“上帝无所不见，无所不晓，万事都取决于他的神圣意旨。”他说着，挺直身子，长叹了一口气。“是的，尼古连卡，”他接着说，注意到我望着他时所含着的真诚的同情，“我命中注定从小到死都要不幸。我总是行善，而人家总是善将恶报，我的奖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他指着天说，“但愿您知道我的身世和我一生中的遭遇！……我做过鞋匠，当过兵，做过逃兵，在工厂里做过工，做过教师，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却举目无亲。”他结束说，闭上眼睛，坐在安乐椅上。

我注意到卡尔·伊万内奇十分伤感，在这种心情下，他并不注意听者，他自言自语地倾吐自己的心事，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仁慈的面孔。

“您不是小孩了，您会懂得的！我来对您讲讲自己的身世和我一生中吃过的一切苦头。孩子们，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想念我这个非常疼爱你们的老朋友的！……”

卡尔·伊万内奇把一只胳膊支在身边的小桌上，吸了一撮鼻烟，翻着眼珠向上望，用他那平日要我们默写的那种特别的、悠扬的喉音开始讲述起来：

“我在母琴（亲）的肚子里就已今（经）是卜新（不幸）的了。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schon im Schosse meiner Mutter！[10]”他更加动感情地重复说。

由于卡尔·伊万内奇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说法和一成不变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自己的身世，我希望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转述出来。当然，语音上的错误我就不照录了，这一点读者由他的第一句话可以略见一斑。这究竟是他的真实经历呢，还是他在我们家中过着孤独生活时所产生的幻想，而由于反复讲述，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呢？抑或他只是用虚构的事实来点缀自己生平的实况呢？这些我至今无从判断。在一方面，当他述说自己的身世时，他的感情是那么充沛，前后是那么连贯（这是真实的重要表征），令人不能不相信它；而在另一方面，他的经历中过多地充满了美妙的诗意，就是这些美妙之处引起人的怀疑。

“在我的血管中流着封·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高贵血液！In meinen Adern fliesst das edle Blut des Grafen von Sommerblat！我的母亲结婚后六个星期就生下了我。我母亲的丈夫（我管他叫爸爸），是佐默布拉特家的佃户。他忘不了我母亲的耻辱，因此不喜欢我。我有个弟弟约翰，和两个妹妹；但是我在自己家中是个外人！Ich war ein Fremder in meiner eigenen Familie！约翰做了蠢事，爸爸就说：‘有了卡尔这个孩子，我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把我责骂、处罚一顿。我的两个妹妹吵嘴，爸爸就说：‘卡尔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于是又把我责骂、处罚一顿。只有我的好妈妈疼爱我，抚慰我。她常常对我说：‘卡尔，到我的房间里来！’于是她偷偷地吻我。‘可怜的、可怜的卡尔！’她说，‘没有人爱你，但是我不愿意拿你去换任何人。你妈妈要求你一件事，’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上帝不会抛弃你的！’‘Trachte nur ein ehrlicher Deutscher zu werden-sagte sie-und der liebe Gott wird dich nicht verlassen！’于是我就努力这样做。我十四岁能够去领圣餐时，妈妈就对我爸爸说：‘卡尔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古斯塔夫，我们拿他怎么办呢？’爸爸说：‘我不知道！’于是妈妈说：‘我们把他送到城里舒尔茨先生那里，让他将来做个鞋匠吧！’于是爸爸说：‘好！’und mein Vater sagte‘gut’。我在城里鞋匠师傅那儿待了六年零七个月，主人很喜欢我。他说：‘卡尔是个好工人，不久他就会成为我的Geselle[11]。’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七九六年实行Conscription[12]，凡是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能服兵役的人都要到城里集合。

“爸爸和约翰弟弟到城里来，于是我们一齐去抽Loos[13]，看看谁当Soldat[14]，谁不当Soldat。约翰抽到一个不好的号码，他得去当Soldat，而我抽到一个好号码，我不用当Soldat。于是爸爸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我得同他分离！Ich hatte einen einzigen Sohn und von diesem muss ich mich trennen！’

“我拉住他的手说：‘您为什么这么说，爸爸？跟我来，我有几句话对您讲。’爸爸来了。爸爸来了之后，我们就坐在酒馆的一张小桌旁。‘给我们拿两个Bierkrug[15]！’我说，于是给拿来了。我们一人喝了一杯，约翰弟弟也喝了。

“‘爸爸！’我说，‘您不要说您只有一个儿子，而您得同他分离。听见这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约翰弟弟不用服兵役，我去当Soldat！……这儿谁也不需要卡尔，卡尔去当Soldat。’

“‘你是个老实人，卡尔·伊万内奇！’爸爸对我说，吻了吻我。‘Du bist ein braver Bursche！’sagte mir mein Vater und küsste mich！

“于是我就当了Soldat！”

九 续前

“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尼古连卡。”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那时出了个拿破仑。他要征服德国[16]，于是我们保卫我们的祖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und wir verteidigten unser Vaterland bis auf den letzten Tropfen Blut！

“我到过乌尔姆，我到过奥斯特利茨，我到过瓦格拉姆！[17]ich war bei Wagram！”

“难道您也打过仗？”我惊异地望着他问，“难道您也杀过人？”

关于这一点，卡尔·伊万内奇马上使我放心了。

“有一次一个法国Grenadir[18]掉了队，倒在大路上。我端着枪跑上去，想要刺死他，aber der Franzose warf sein Gewehr und rief pardon，[19]于是我把他放了。

“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把我们赶到一个岛上，把我们包围住，完全没有生路。我们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拿破仑那个恶棍既不俘虏我们，也不放我们！und der Bösewicht Napoleon wollte uns nicht gefangen nehmen und auch nicht freilassen！

“第四天，谢天谢地，他们把我俘虏了，带到一个堡垒里去。我穿着蓝裤子，一件上等呢料军服，还有十五个泰勒[20]和一块银表，这是我爸爸给我的。一个法国Soldat把这全抢走了。幸亏我有三块金币，我妈妈给我缝在紧身衣里。他们谁也没有搜出来！

“我不愿意在那个堡垒里久留，决定逃走。有一次，在一个大节日，我对看守我们的中士说：‘中士先生，今天是个大节日，我想庆祝一番。请拿两瓶马德拉葡萄酒来，我们一起来把它喝光。’中士说：‘好！’当那个中士拿来葡萄酒的时候，我们就各饮了一杯，我拉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您也许有父母吧……’他说：‘有，毛厄尔先生……’我说：‘我的父母八年没有看见我了，他们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我的骨头早已埋在湿土里了。唉，中士先生！我的紧身衣里有两块金币，您拿去，放了我吧。您行行好吧，我母亲一生一世都会向全能的上帝为您祈祷。’

“那个中士干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说：‘毛厄尔先生，我很喜欢您，也很可怜您，但是您是个俘虏，而我是一个Soldat！’我握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Ich drückte ihm die Hand und sagte：‘Herr Sergeant！’

“于是那个中士说：‘您是个可怜的人儿，我不要您的钱，但是我会帮助您。我去就寝的时候，您买一桶白酒给士兵们喝，他们就会睡着了。我不监视您。’

“他是个善良的人。我买了一桶白酒，当Soldat喝醉的时候，我就穿上靴子和旧大衣，悄悄地溜出门去。我走上围墙，想要跳下去，但是底下有水，我不愿意弄坏我的最后一套衣服，因此便向大门口走去。

“一个端着枪的哨兵auf und ab[21]，瞧着我。‘Qui vive？’[22] sagte er auf einmal，[23]我不作声。‘Qui vive？’sagte er zum zweiten Mal，[24]我还是不作声。‘Qui vive？’sagte er zum dritten Mal，[25]于是我就跑起来。我跳进水里，爬到对岸，就逃走了。Ich sprang in’s Wasser，kletterte auf die andere Seite und machte mich aus dem Stanbe.

“我顺着大路跑了一夜，天亮时，我怕被人认出来，就藏在高高的裸麦棵里。我在那儿跪下，合着掌，感谢天父救了我，怀着平静的心情就入睡了。Ich dankte dem allmächtigen Gott für Seine Barmherzigkeit und mit beruhigtem Gefühl schlief ich ein.

“傍晚我醒来，再往前走。突然有一辆套着两匹黑马的德国大篷车赶上了我。车里坐着一个衣着考究的人；他抽着烟斗，望着我。我放慢脚步，好让车过去，但是我走得慢，车也走得慢，那人打量着我；我走快些，车也走得快了，那人还是打量着我。我坐在路边，那人就勒住马，打量我。‘年轻人，’他说，‘天色这么晚了，您到哪儿去呀？’我说：‘我去法兰克福[26]。’‘坐我的车吧，有空地方，我送您去……您怎么什么都不带？您的胡子怎么不剃，您的身上怎么净是泥？’我坐在他身边时，他问我。我说：‘我是个穷人，想在什么地方的工厂里找个工作，我的衣服脏，是因为我在路上摔倒了。’他说：‘您讲的不是实话，年轻人，路上现在是干的。’

“于是我不作声了。

“‘告诉我全部实情，’那个好心人对我说，‘您是干什么的，您从哪儿来？我喜欢您的长相，如果您是个诚实的人，我就帮您的忙。’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说：‘好的，年轻人，那就到我的制绳厂来吧。我给您工作、衣服、工钱，您可以住在我那儿。’

“于是我说：‘好的。’

“我们坐车到了制绳厂，那个好心人对他妻子说：‘这个青年曾经为祖国打过仗，是从敌人的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他无家可归，无衣无食。今后他就住在咱们家里，你给他件干净衣服，给他点东西吃。’

“我在制绳厂待了一年半，我的主人非常喜欢我，舍不得放我走。我也很心满意足。我那时是个美男子，年纪轻，大个子，蓝眼睛，罗马式的鼻子……因此露……夫人（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我主人的妻子，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爱上了我。

“她看见我时，就说：‘毛厄尔先生，您母亲怎么称呼您？’我说：‘Karlchen[27].’

“于是她说：‘Karlchen，坐到我身边来！’

“我坐到她身边，她说：‘Karlchen！吻吻我！’

“我吻吻他[28]，他就说：‘Karlchen！我那么爱您，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浑身战栗起来。”

说到这儿，卡尔·伊万内奇停顿了好久，他那和善的蓝眼睛转动着，微微地摇着头，开始微笑起来，像人们回忆起愉快的往事时那样微笑着。

“是的，”他又开口说，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掩上自己的棉袍，“我这一生饱经沧桑，有甜有苦。瞧，这是我的见证人，”他指着挂在他床头的一幅绣在十字布上的救世主像，说，“谁也不能说卡尔·伊万内奇不是个诚实的人！我不愿意用忘恩负义的卑鄙行为来报答露先生给予我的恩惠，于是我决定从他家逃走。晚间，大家都去睡觉的时候，我给主人写了封信，放在屋里的桌上。我拿了我的衣服和三个泰勒，悄悄地出走了。谁也没有看到我，我就沿着大路走了。”

十 续前

“我有九年没有见到妈妈了，不知道她是活着呢，还是骨头已经埋在湿土里了。我回到祖国，到了城里的时候，我打听给佐默布拉特伯爵做过佃户的古斯塔夫·毛厄尔住在哪儿？人家告诉我说：‘佐默布拉特伯爵死了，古斯塔夫·毛厄尔的家现在在大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我穿上我的新背心和我主人送给我的一件上等大礼服，把头发梳得光光的，就到我爸爸开的酒店去了。我妹妹小玛丽坐在酒店里，问我要什么？我说：‘我可以喝一杯酒吗？’她说：‘Vater！[29]有个年轻人要喝一杯酒。’于是爸爸说：‘给那个年轻人斟一杯酒。’我坐在小桌旁边，喝我那杯酒，抽着烟斗，望着我爸爸、小玛丽和也走进酒店来的约翰。我们谈话中间，爸爸对我说：‘您，年轻人，大概知道我们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哪儿？’我说：‘我就是从军队里来的，它驻扎在Wien[30]附近。’爸爸说：‘我们的儿子是个Soldat；他九年没有给我们写过信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的妻子总为他流泪……’我抽着烟斗说：‘你们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服务？也许我认识他……’我爸爸说：‘他叫卡尔·毛厄尔，在奥地利猎骑兵团里服务。’我妹妹小玛丽说：‘他是个像您这样又魁伟又漂亮的人。’我说：‘我认识你们的卡尔！’‘阿玛丽亚！’sagte auf einmal mein Vater[31]，‘到这儿来，这儿有个年轻人认识我们的卡尔！’于是我的亲爱的妈妈从后门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他[32]来。‘您认识我们的卡尔吗？’他说着，看了我一眼，脸色完全惨白了，浑身……颤抖……起来……‘是的，我见过他，’我说，不敢抬眼看她，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的卡尔还活着！’妈妈说，‘谢天谢地！我的亲爱的卡尔，他在哪儿？如果我能再看见他——我的心爱的儿子一次，我死也瞑目；但是上帝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他痛哭起来……我隐（忍）不住了……‘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卡尔！’于是他倒在我的怀里……”

卡尔·伊万内奇闭上眼睛，他的嘴唇抖动起来。

“‘Mutter！’sagte ich，‘ich bin ihr Sohn，ich bin ihr Karl！’ und sie stürzte mir in die Arme.[33]他镇静了一点，擦掉脸颊上流下来的大滴的眼泪，重复说。

“但是上帝不愿意我在祖国了此一生！我是注定要不幸的！das UngIück verfolgte mich überall！[34]……我在老家只待了三个月。一个星期日，我在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啤酒，抽着烟斗，同朋友们谈论着Politik[35]，谈论弗兰兹皇帝[36]、拿破仑、战争等等；每个人都讲自己的看法。我们旁边坐着一个穿着灰Ueberrock[37]的陌生绅士，他喝着咖啡，抽着烟斗，什么都不对我们讲。Er rauchte sein Pfeifchen und schwieg still.当Nachtwächter[38]报告十点钟的时候，我拿起帽子，付了钱，就回家了。半夜有人敲门。我醒了，说：‘是谁？’‘Macht auf！’[39]我说：‘请告诉我是谁，我就开门。’Ich sagte：‘Sagt，wer ihr seid，und ich werde aufmachen.’门外说：‘Macht auf im Namen des Gesetzes！’[40]于是我开了门。两个端着枪的Soldat站在门口，在咖啡店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穿灰Ueberrock的陌生人走进屋来。他是个密探！Es war ein Spion！……‘跟我走！’那个密探说。‘好吧。’我说……我穿上靴子und Pantalon[41]，系上背带，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心里在沸腾。我说：‘他是个坏蛋！’当我走到挂着我那把宝剑的墙边时，我突然抓住它说：‘你是个密探。你看剑吧！Du bist ein Spion，verteidige dich！’朝右边Ich gab ein Hieb[42]，朝左边ein Hieb，照脑袋上来了一下。密探倒下了。我抓起提包和钱就从窗口跳出去。Ich nahm meinen Mantelsack und Beutel und sprang zum Fenster hinaus.Ich kam nach Ems[43]；我在那儿认识了萨津将军。他很喜欢我，从大使馆给我弄到一张护照，把我带到俄国来教他的孩子们。萨津将军死后，您的妈妈就把我请来了。她说：‘卡尔·伊万内奇！我把我的孩子们交给您，爱他们吧，我永远不会把您辞掉，我会使您的晚景舒畅。’现在她不在了，一切都被遗忘了。虽然我工作了二十年，现在上了年纪，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上帝看见这个，知道这个，这是他的神圣意旨，只是我舍不得你们，孩子们！”卡尔·伊万内奇结束了他的话，把我拉到他怀里，吻我的头。

十一 一分

一年的服丧终了，外祖母从自己所遭受的悲痛打击中稍稍恢复了一些，开始偶尔接待客人，特别是接待我们这么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们。

十二月十三日，在柳博奇卡生日那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带着她的女儿们，瓦拉希娜夫人带着她的女儿索涅奇卡，伊连卡·格拉普和伊温家的两个最小的男孩，午饭前就都来了。

谈笑声和奔跑声从这些人在楼下聚集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但是我们不上完早课不能加入他们中间。挂在墙上的功课表列着：Lundi，de 2 à 3，Maît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44]我们非得等待的就是这位历史教师，得听完功课，送走他，才能自由。已经两点二十分了，但是还听不到历史教师的动静，连他必须路过的大街上都没有他的踪影，我望着那条街，强烈地愿望永远看不见他才好。

“看起来，列别杰夫今天不会来了。”沃洛佳说，视线从他正在准备功课的斯马拉格多夫所编的教科书[45]上移开了片刻。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要不然，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好像他来了。”我用悲伤的声调补充说。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口。

“不，这不是他，那是一位绅士，”他说，“我们要等到两点半。”他补充一句说，一边伸懒腰，一边搔头，他在做功课中间休息片刻时经常这样。“如果他两点半还不来，我们就可以对St.-Jérôme说一声，把练习本收起来。”

“他何必——来——呢？”我说着，也伸了伸懒腰，晃了晃我用双手捧在头上的凯达诺夫编的教科书[46]。

没有事做，我就翻开书本上留下功课的地方，开始读起来。那一课又长又难，我一点也不明白，而且看起来我怎么也来不及记下里面的东西，特别是我心烦意乱，在这种心情下，无论准备什么课程，思想都无法集中。

上次上过历史课（这门课程我总觉得是最枯燥、最困难的）以后，列别杰夫曾向St.-Jérôme说我功课不好，在我的分数本上打了个两分，这是很坏的分数。当时St.-Jérôme还对我说，如果下次上课我的分数不到三分，就要重重地处罚我。现在这下一次课就摆在我的面前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

我专心致志地温习我不熟悉的功课，前厅里脱套鞋的声音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身穿缀着学者纽扣的蓝色燕尾服的教师，就在门口露出我所讨厌的那张麻脸和十分熟悉的笨重的身形。

教师慢腾腾地把帽子放到窗台上，把练习本放到桌上，双手分开燕尾服的后襟（仿佛这是非常必要的），就喘吁吁地坐到他的位子上。

“喂，先生们，”他搓着他那双汗手说，“我们先温习上一回讲的，然后给你们接着讲中世纪的事件。”

这就是说，要复述功课。

沃洛佳带着一副从容不迫、满有把握的神情（这种神情是把功课准备得很好的人所特有的）回答他的问题，这时我就漫无目的地向楼梯走去，因为我不能下楼，就很自然地、不自觉地到了楼梯口。但是，刚想躲到门后我经常观望的位置上，米米突然遇上了我，而她永远是使我倒霉的原因。“您在这儿？”她说着，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望望使女室的门，然后又望望我。

为了不待在教室里，而跑到这么个不该来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完全错了，因此一声不响，低下头，露出一副非常令人感动的悔恨表情。

“不，这可太不像话了！”米米说，“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不作声。“不，这可不能就算了，”她重复说，用指关节敲着楼梯栏杆，“我要统统告诉伯爵夫人。”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教室。教师仿佛并没有发觉我不在，他正给沃洛佳讲下一课。他讲完之后，就开始把练习簿摞到一起，沃洛佳到隔壁房间去取上课票，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快慰的想法，以为万事大吉，把我忘记了。

但是，冷不防教师带着凶恶的、似笑非笑的神色转向我。

“我想，您的功课念熟了吧。”他搓着手说。

“念熟了。”我回答。

“请您给我讲讲圣路易[47]十字军远征的事情，”他说，在椅子上摇晃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脚下。“您先给我讲讲促使法国国王加入十字军的原因，”他说着，扬起眉毛，指着墨水瓶，“然后再给我解释一下十字军远征的一般特征，”他接下去说，手指乱动，仿佛他要抓住什么东西，“最后，讲一讲这次远征对于欧洲各国的普遍影响，”他说，用练习簿敲打着桌子左边，“特别是对法兰西王国。”他结束道，敲打着桌子右边，头也朝右歪着。

我咽了好几口唾沫，咳嗽了几声，歪着头，一声不响。接着我拿起摆在桌上的一支鹅毛笔，把毛拔掉，但是依旧一声不响。

“把鹅毛笔给我，”教师说着伸出手来，“它还能用。嗯。”

“路易……圣……圣路易……是……是……是一个仁慈而又聪明的皇帝……”

“什么人？”

“皇帝。他想到耶路撒冷去，于是把政权交给自己的母亲。”

“她叫什么？”

“布……布……朗卡！”

“什么？浅黄色的马[48]？”

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喂，您还知道什么？”他冷笑着说。

我反正豁出去了，于是就咳嗽一声，想到什么就信口开河地诌上一套。教师沉默着，用从我手中夺去的鹅毛笔掸拂桌上的灰尘，目不转睛地从我耳边望过去，一再地说：“好哇，太好啦！”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胡诌瞎编，看到教师并不拦阻我，也不纠正我，我觉得很痛苦。

“他为什么想去耶路撒冷呢？”他说，重复我的话。

“因为……为了……由于……因为……”

我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而且感觉到即使那个凶恶的教师一言不发地带着疑问的神气打量上我一年，我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教师凝视了我大约有三分钟，随后他的脸上突然显出非常痛心的样子，用感伤的声调对刚走进屋里来的沃洛佳说：

“把本子拿来让我打分数。”

沃洛佳把练习本递给他，小心翼翼地把上课票放在本子旁边。

教师打开练习本，慎重地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用他那漂亮的笔迹在成绩和操行栏里给沃洛佳写了个“五”。然后，把笔停在给我记分数的那一栏上边，他望了望我，甩掉点墨水，沉思了一下。

突然间，他的手轻轻一动，就在栏里写上一个很好看的“一”字，并且点了一点；又轻轻一动，在操行栏里便出现了另一个“一”字和一个点。

教师轻轻合上记分本，站了起来，仿佛没有注意到我那流露出绝望、恳求和责备的眼光，就向门口走去了。

“米哈伊尔·拉里奥内奇！”我说。

“不，”他回答说，他已经明白我想对他说什么了，“不能像这样学习。我不愿意白拿钱。”

教师穿上套鞋和驼绒大衣，非常小心地围上了围巾。在我遭到这件事以后，居然好像还能够关心别的事？在他是大笔一挥，而对我却是最大的不幸。

“课上完了吗？”St.-Jérôme走进屋来问。

“是的。”

“教师对你们满意吗？”

“是的。”沃洛佳说。

“您得了几分？”

“五分。”

“Nicolas[49]呢？”

我不作声。

“好像是四分。”沃洛佳说。

他明白，至少在今天必须拯救我。千万不要在今天有客人来的日子受处罚。

十二 小钥匙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下楼去向所有的客人问好，就被招呼去吃饭了。爸爸非常快活（他最近赢了钱），送给柳博奇卡一套贵重的银茶具，吃饭时忽然想起，他的厢房里还有为她的命名日准备好的一盒包装漂亮的糖果。

“何必派仆人呢？最好你去，考考[50]，”他对我说，“钥匙放在我那大桌子上的贝壳盘里，你知道吧？……你取出来，用那把最大的钥匙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在那儿你会找到一个盒子，糖果用纸包着，都拿到这儿来。”

“把雪茄烟也给您拿来吗？”我问，知道他在饭后总派人去取。

“拿来吧，不过千万不要动我的东西！”我往外走时，他在我身后说。

我在指定的地方找到钥匙，就要去开抽屉，但是这时我忽然想弄清这串钥匙中最小的一把究竟是开什么的。

在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中间，有一只挂锁的绣花公文包立在桌栏杆旁边，我想试试这把小钥匙开它合不合适。我的尝试完全成功，公文包打开了，我发现里面有一大堆文件。好奇心一个劲儿地劝我了解一下文件的内容，我就顾不得倾听良心的声音，开始查看公文包里有些什么…………………………………………………………………………………………………………………………

我对所有的长辈，特别是对爸爸，怀着绝对敬慕的稚气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强烈，因而我的智力自然就不能对我目睹的一切作出任何的结论来。我觉得，爸爸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美妙的、我所不能了解的、高不可攀的天地中，想要识破他的生活秘密，在我来说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

因此，我几乎是无意中在爸爸的公文包里的发现，除了使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以外，并没有遗留下任何明确的概念。我觉得羞愧和不安。

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我想尽快锁上公文包，但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分明注定了要遭到各种各样的不幸。把钥匙插进钥匙孔以后，我把方向转错了。我以为已经锁上，就把钥匙往外一拔，啊呀，糟糕！我手里只剩钥匙柄了。我想把它同留在锁里的那一半接合起来，用什么魔法把那一半拉出来，但是徒劳无益；结果，我不得不抱着这样可怕的想法：我又犯了一次罪，爸爸当天回到书房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米米的控告、一分和小钥匙！我真是倒霉透顶了。由于米米的控告，外祖母会惩罚我；由于我得了一分，St.-Jérôme会惩罚我；由于弄坏钥匙，爸爸会惩罚我……至迟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唉，唉，唉！我干了些什么呀？！”我一边在书房里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一边大声说着，“唉！”我自言自语地说，拿出糖果和雪茄烟，“在劫难逃啊……”我就跑到房里去。

我小时候无意中从尼古拉那里听来的这句宿命论的格言，每逢在我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刻，就对我产生一种有益的、宽慰一时的效能。我走进大厅时有几分激动和不自然，但是心情却愉快极了。

十三 见异思迁的姑娘

饭后开始petits jeux[51]，我积极地参加了。玩“猫捉老鼠”时，我很笨拙地撞上和我们一起游戏的、科尔纳科娃家的女家庭教师，无意中踩住她的衣服，把衣服给撕破了。我发现，所有的姑娘们，特别是索涅奇卡，看到女家庭教师脸色懊丧地到使女室去缝衣服，都开心得很，我决心再让她们乐一次。出于这种善意的企图，女家庭教师一回到屋里来，我就围着她奔跑，一直到我找到个适当的机会又踩着她的裙子，把它撕坏，才停止这种活动。索涅奇卡和公爵小姐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St.-Jérôme想必注意到我的鬼把戏，便向我走过来，皱紧眉头（这样子我最受不了），说我的快活显然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我不收敛一些，虽然是喜庆日子，他也会使我后悔的。

但是，我当时十分兴奋，就像一个人输的钱超过囊中所有时害怕算账，虽然没有翻本的希望，但是为了不容自己有时间清醒过来，继续孤注一掷。我放肆地笑了笑，就从他身边走开了。

玩完“猫捉老鼠”，有人提议玩我们似乎叫做Lange Nase[52]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面对面摆上两排椅子，男女分成两组，由女的轮流挑选对象。

小公爵小姐每次都挑伊温家最小的孩子，卡坚卡不是挑沃洛佳，就是挑伊连卡，而索涅奇卡每次都挑谢廖扎，令我极其惊异的是：当谢廖扎一直走过去，坐在她对面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害羞。她发出悦耳的、银铃般的笑声，点点头，表示他猜对了。但是没有人挑选我。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明白我是多余的人，是被遗忘的人，每次总得有人提到我说：“还剩下谁呀？”“噢，尼古连卡！好啦，你就要他吧。”因此，轮到我出来时，我不是一直走到我姐姐跟前，就是走到长得不好看的公爵小姐们中的一个跟前，不幸得很，每次都是这样。至于索涅奇卡，她仿佛心思都倾注在谢廖扎·伊温身上，她心目中根本没有我。我不知道，我凭什么在心里管她叫做见异思迁的姑娘，因为她从来没有答应过要挑选我而不挑选谢廖扎，但是我确信，她是在用最卑鄙的手段对待我。

玩完游戏以后，我发觉，那个见异思迁的姑娘（我看不起她，但是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同谢廖扎和卡坚卡一起到一个角落里去，秘密地嘀咕什么，我悄悄地走到钢琴后面，想要揭穿他们的秘密。我发现以下的情景：卡坚卡揪住一条麻纱手帕的两头做屏风，遮住谢廖扎和索涅奇卡的头。“不，你输了；现在还账吧！”谢廖扎说。索涅奇卡耷拉着胳膊，像个犯人一样站在他面前，红着脸说道：“不，我没有输，mademoiselle Catherine[53]，是不是？”“我爱说老实话，”卡坚卡回答，“打赌是你输了，ma chère。”

卡坚卡刚说完这句话，谢廖扎就俯下身去，吻了吻索涅奇卡。他直接吻了吻她的红唇。索涅奇卡笑了，仿佛这无所谓，仿佛这很有趣似的。可怕呀！！！噢，狡猾的见异思迁的姑娘！

十四 一时糊涂

我突然感到瞧不起所有的女性，特别是瞧不起索涅奇卡；我开始对自己说，这些游戏并没有丝毫的乐趣，它们只适合小丫头们玩，我特别想捣捣乱，露一手，使举座皆惊。不久就有了一个机会。

St.-Jérôme同米米商议了一阵以后，就走出屋去；最初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随后在我们头顶上，往教室那边去了。我想，米米一定告诉他上课时她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而St.-Jérôme一定是去看分数本。我认为，当时St.-Jérôme在他的生活中，除了想处罚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在什么书本上看到过，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就是在过渡到少年的时期，常常特别爱好杀人放火。回想我的少年时代，特别是我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的心情，我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毫无目的、毫无伤害人的念头而犯下滔天大罪的可能性，原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由于无意识地要干一番事情。有些时候，一个人觉得前途渺茫，使他连想都不敢想，他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活动，极力使自己相信既不会有将来，也不曾有过去。当思维不事先考虑意志的各种决定，而肉体本能变成生活的唯一动力的这种时候，我明白，一个孩子由于没有经验，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心情，他会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含着好奇的微笑，在他热爱的父母兄弟睡觉的房子里放一把火。在这种一时神志不清、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情况的影响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庄稼小伙子，当他的老父趴在条凳上睡熟的时候，他打量着摆在条凳旁的一把新磨过的斧头和利刃，突然抡起斧头，怀着愚蠢的好奇心看那被砍断的脖子怎样往条凳下流血。在同样神志不清的情况和本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如果跳下去，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把一支实弹的手枪对准脑门，想：“如果扳了扳机，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望着人人都阿谀奉承的某某要人，想：“如果我走到他面前，揪住他的鼻子，说：‘喂，来吧，亲爱的！’结果会怎样呢？”等等，都会感到一定的乐趣。

就是在这样内心骚乱和欠思考的情况下，当St.-Jérôme走下楼来，对我说，我无权待在这里，由于我行为不好，学习不好，我必须立刻上楼的时候，我对他伸了伸舌头，说我不离开这里。

St.-Jérôme最初又惊又气，说不出话来。

“C’est bien，”[54]他追赶着我说，“我已经几次讲过要处罚您，而您的外祖母总给您说情；但是现在我看出来，除了用树条而外，没有东西可以使您服从，今天您就好好地挨一顿鞭子吧。”

他说得那么响亮，使大家都听见了他的话。血液以罕有的强力涌上我的心头；我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脸色煞白，我的嘴唇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想必是那时我的神情非常可怕，因为St.-Jérôme躲避着我的眼光，很快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胳膊；但是我一感到他的手碰到我就觉得那么不舒服，气得失去了理智，我甩掉他的手，使出孩子的全部力气打他。

“你怎么啦？”沃洛佳说着，朝我走过来，看到我的举动又惊又怕。

“别管我！”我眼泪汪汪地对他叫道，“你们谁都不爱我，都不明白我有多么不幸！你们都是讨厌的，可恶的！”我怀着狂怒对全屋子的人补充了一句。

但是这时St.-Jérôme带着苍白而坚决的脸色，又走到我面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自卫，他就用很猛烈的动作像钳子一样抓住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拖走了。我激动得头昏眼花；我只记得，我用头和膝盖拼命地又踢又打，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我记得我的鼻子在什么人的大腿上撞了好几次，我咬住什么人的礼服，我听到四面八方都有人的脚步声，闻到灰尘和St.-Jérôme用的violette[55]的味道。

五分钟以后，贮藏室的门砰的一声，我被关在里面了。

“瓦西里！”他用讨厌的、扬扬得意的声音说，“拿树条来……”

十五 幻想

难道当时我能想象，遭遇到那一切不幸以后，我还会活下去，而且有朝一日会平心静气地回想它们吗？……

追忆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象不出会落个什么结局；但是我模糊地预感到，我算是无可挽救地完蛋了。

起初楼下和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至少说，由于我内心过分激动，使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逐渐能分辨出各种声音来了。瓦西里走上楼来，往窗台上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像是一把笤帚，他打着呵欠，躺在大木柜上。楼下传来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声音（他一定是在议论我），随后是孩子们的谈笑声、奔跑声，几分钟以后，家里一切如常，仿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

我没有哭，但是心口压着像石头那样沉重的东西。各种思绪和幻影，越来越快地从我的混乱的头脑中掠过；但是，关于我所遭受的不幸的回忆，不住地打断它们的离奇古怪的锁链，我又陷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不知我的命运如何，又是绝望，又是恐惧。

有时我想，大家都不喜欢我，甚至憎恨我，一定有些不明究竟的道理（当时我确信，所有的人，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车夫菲利普，都憎恨我，对我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一定不是我父母的儿子，不是沃洛佳的弟弟，而是一个不幸的孤儿，出于善心收养的弃婴，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荒唐想法不仅使我得到一些悲惨的安慰，甚至完全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我很高兴地想到：我所以不幸，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是我生来就命该如此，我的命运同不幸的卡尔·伊万内奇的很相似。

“我自己已经识破了这个秘密，何必还把它隐瞒着呢？”我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到爸爸跟前，对他说：‘爸爸，用不着隐瞒我的身世的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了。’他一定说：‘没有办法，我的孩子，这事迟早你总会知道的，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收养了你，如果你不辜负我的爱，我永远不会遗弃你。’于是我对他说：‘爸爸！虽然我没有权利这样称呼你，但是现在我最后再叫你一声，我一向爱你，将来也会爱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我的恩人，但是我再也不能在你家里待下去了。这里谁都不爱我，St.-Jérômc发誓要毁掉我。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因为我管束不住自己，我恨他恨到极点，因而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会杀死他。’是的，我就这么说：‘爸爸，我会杀死他。’”于是爸爸就开始恳求我，但是我只摆摆手，对他说：“不，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们不能一同生活，放我走吧。”于是我拥抱他，对他说（不知为什么说的是法语）：“Oh mon père，oh mon bienfaiteur，donne moi pour la dernière fois ta bénédiction et que la volonté de dieu soit faite！”[56]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想到这里就大哭起来。但是我猛然回想起等待着我的可耻的处罚，现实便露出它的真面目，幻想转瞬间都消逝了。

有时我想象自己已经自由了，不是在我们家里。我加入了骠骑兵团，前去打仗。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冲来，我挥舞着佩刀，杀死一个，又挥一下，又杀死一个，接着又是一个。最后，由于受伤和疲劳，我没有一点力气，就倒在地上，喊道：“胜利啦！”将军走到我跟前，问道：“我们的救星，他在哪儿？”人们指着我，他就扑过来拥抱我，含着欢喜的眼泪喊道：“胜利啦！”我逐渐恢复健康，胳膊上绑着黑色吊腕带，在特维尔林阴路上散步。我当了将军！那时皇帝遇见我，问道：“那个负了伤的年轻人是谁？”人们对他说，这就是那位著名的英雄尼古拉。皇帝走到我跟前，说：“谢谢你。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照办。”我恭恭敬敬地行个礼，倚着佩刀，说：“我很高兴，伟大的皇帝，能够为祖国流血，我愿意为祖国牺牲；但是，如果承您的恩宠，许我要求什么，我只要求一件事，允许我消灭我的仇人，那个外国鬼子St.-Jérôme。我渴望消灭我的仇人St.-Jérôme。”我威风凛凛地站在St.-Jérôme面前，对他说：“你造成我的不幸，à genoux[57]！”但是我猛然想起，真的St.-Jérôme随时会拿着树条进来，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拯救祖国的将军，而是一个最可怜、最悲惨的人了。

有时我想到上帝，我大胆地询问他，他为什么惩罚我？“我觉得早晚并没有忘记祷告；那么，我为什么要受苦呢？”可以肯定地说，在少年时期使我不安的对宗教的怀疑，现在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怀疑，并不是因为我遭到不幸，因而产生抱怨和不信神的心情，而是因为在我完全神经错乱和整日孤寂的这个时候，天道不公的思想涌上了我的心头，像一颗不好的种子雨后落在松软的土地上，迅速生根发芽一样。有时我想象我一定会死掉，我便生动地想象着当St.-Jérôme在贮藏室找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具死尸时，他所表现的惊异神情。我回想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讲的故事，说死人的阴魂不散，四十天不离开自己的家，我想象自己死后，就变成隐身人，在外祖母家所有的房间里游荡，偷听柳博奇卡真心真意的哭泣、外祖母的叹息、爸爸同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谈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爸爸会眼中含着泪水说。“是的，”St.-Jérôme说，“不过淘气极了！”“您应当尊重死者！”爸爸就会说，“是您把他置于死地；您把他吓坏了，他忍受不了您给他准备下的那份侮辱……滚吧，恶棍！”

于是St.-Jérôme就跪倒在地，哭着求饶。四十天以后，我的灵魂就飞到天堂去；在那儿我会看到一样美妙得惊人的、洁白透明的、长长的东西，感到那就是我母亲。那个白白的东西一直围绕着我，爱抚我；但是我觉得心神不定，好像辨认不出她来。“如果真的是你，”我说，“那就把身形显得更好一些，好让我能拥抱你！”于是她的声音回答我说：“我们这儿全都这样，我无法更好地拥抱你。难道这样你不高兴吗？”“不，我非常高兴，但是你不能给我搔痒，我也不能吻你的手……”“不必这样，在这儿，这样就好极了。”她说，于是我觉得真的美好极了，我同她一起越飞越高。这当儿我仿佛醒过来，又发现自己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泪流满面，毫无意义地重复一句话：“我们越飞越高。”我费了好半天的气力来弄清自己的处境；但是现在，我的心目中呈现出一幅阴惨透顶、难以测知的远景。我极力想再唤回那些被现实的意识打断了的、慰藉人心的快乐梦想，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我刚一进入先前那些幻想的境界，就看出它们不可能接续下去，而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已经不能使我得到丝毫的乐趣了。

十六 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在贮藏室里过了夜，谁也不来看我；到了第二天，就是说星期天，他们才把我转移到教室旁边的小屋里，又上了锁。我开始希望我的惩罚只限于监禁。在甜蜜的、令人身心舒畅的睡眠，在结着霜花的窗上嬉戏的灿烂的阳光和大街上日常的喧闹声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平静下来。但是孤独依然令人十分难受；我想活动，把郁结在心里的一切向什么人倾诉，但是我周围没有一个活人。这里比贮藏室更加令人不痛快，因为，尽管我觉得非常讨厌，但是我不能不听着St.-Jérôme一面在自己房里走动，一面十分平静地吹着愉快的歌曲。我完全相信，他根本不想吹口哨，只不过是吹来折磨我罢了。

两点钟的时候，St.-Jérôme和沃洛佳下楼去，尼古拉给我端来午饭，当我和他谈起我的所作所为和会有什么结局时，他说道：

“唉，少爷！不要发愁，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虽然这句格言以后不止一次地鼓舞我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使我苦苦沉思的却正是这个情况：给我送来的不是一块面包和水，而是全份午餐，甚至还有甜点心。如果他们没有给我送来甜点心，那就表示他们用禁闭来惩罚我，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还没有受到惩罚，仅仅作为危险人物同其他人隔离开，将来还是要惩罚的。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一把钥匙在我的监牢的锁眼里转动了，St.-Jérôme脸上带着严厉的、公事公办的神气走进屋来。

“到您外祖母那儿去！”他望也不望我，说。

我想把短外衣袖子上蹭的白粉掸掉再走出屋去，但是St.-Jérôme说这根本不必要，仿佛我处在那么可怜的精神状态中，用不着为自己的外表操心。

当St.-Jérôme拉着我的手穿过大厅的时候，卡坚卡、柳博奇卡和沃洛佳都用那样的神情望着我，就像我们平时在星期一观看从我们窗前押解过去的罪犯一样；当我走到外祖母的安乐椅跟前，打算吻她的手时，她扭过身去，把手藏在斗篷里。

“是的，我亲爱的，”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她说；沉默的时候她用非常严厉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叫我真不知道望着哪儿，把手放到什么地方才好，“我可以说，您很重视我的爱，是我真正的安慰。St.-Jérôme先生是经我的请求，”她拉长每一个字的声调，接着说，“来教育您的，而现在他不愿意再在我家里待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您，我亲爱的。我希望您会感激，”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她的声调表明她事先已经打好腹稿，“为了他的关怀和操劳，我希望您能重视他的功劳；可是你，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娃娃，居然敢动手打他。好啊！好极了！我也开始认为，您不能理解高尚的待遇，对您非得用别的不体面的手段不可了……立刻去请求他饶恕，”她指着St.-Jévôme，用严厉的命令口吻补充说，“你听见了吗？”

我向外祖母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St.-Jérôme的大礼服之后，就扭过身去，一动也不动，又感到心揪了起来。

“怎么？难道您没有听见我对您讲的话吗？”

我浑身颤抖，但是动也不动。

“考考！”外祖母说，想必看出来我内心的痛苦。“考考，”她说，用的已经不是命令的口吻，而是柔和的声调了，“你就这样吗？”

“外祖母！无论如何我也不求他饶恕……”我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感到，如果我再说一个字，我就要控制不住窒息着我的眼泪了。

“我命令你，我请求你，你为什么不呢？”

“我……我……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我说，郁积在我胸口的、被压抑的呜咽，突然冲破障碍，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

“C’est ainsi que vous obéissez à votre second mère，c’est ainsi que vous reconnaissez ses bontés！”[58]St.-Jérôme用悲痛的腔调说，“à genoux！”

“噢，我的天啊，但愿她能看见这个情景！”外祖母说着，背过身去，擦掉眼中涌出的泪水，“要是她能看见……就好了。不，她受不了这种痛苦，一定受不了。”

于是外祖母越哭越伤心。我也哭了，但是并不是想讨饶。

“Tranquillisez-vous au nom du ciel，madame la comtesse！”[59]St.-Jérôme说。

但是外祖母已经不听他的话；她用双手捂住脸，她的呜咽很快就变成哽咽和歇斯底里。米米和加莎神色惊慌地奔进屋来，出现了酒精的气味，整个家里突然充满了奔跑和耳语声。

“看看您干的好事吧！”St.-Jérôme说着，一边把我带到楼上去。

“我的老天爷，我闯了大祸了！我犯了多大的罪呀！”

St.-Jérôme吩咐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就下楼去了。他刚走后，我就糊里糊涂地顺着通到外面的大楼梯跑下去。

我是打算从家里逃跑呢，还是要投水自尽，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沿着楼梯越跑越远，用两手捂住脸，免得看见任何人。

“你到哪儿去？”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问我，“我正要找你，亲爱的！”

我想从他身边跑过去，但是爸爸抓住我的胳膊，严厉地说：

“跟我来，亲爱的。你怎么敢动我书房里的公文包？”他说着，把我领进小起居室。“喂，你怎么一声不响啊？喂……”他补充一句说，揪住我的耳朵。

“我错了，”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哼，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反复地说，说一个字就揪一下我的耳朵，“你将来还要乱管闲事吗？还要吗？还要吗？”

虽然我感到耳朵痛极了，但我却没有哭，精神上反而产生了一种快感。爸爸一放松我的耳朵，我就抓住他的手，含着泪水，热烈地吻起他的手来。

“再打我一顿吧！”我眼泪汪汪地说，“再使劲些，再疼一些，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可恶的人，我是个不幸的人！”

“你怎么啦？”他说着，轻轻地推开我。

“不，我决不去。”我说，抓住他的大礼服不放，“大家都憎恶我，我知道这一点，但是，看在上帝分上，你听我说说。保护我，要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他千方百计地侮辱我，命令我跪在他面前，要用鞭子抽我。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是个小孩，我忍受不了这个。我会死掉，我会自杀。他告诉外祖母，说我是个坏蛋；她现在病倒了，她会为了我死去的！我……同……他……看在上帝分上，鞭打我吧……何苦……折……磨我。”

眼泪哽住我的呼吸。我坐到沙发上，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把头垂在他的膝盖上，痛哭得那么厉害，仿佛我当时就会死掉一样。

“你说的是什么，胖娃娃？”爸爸同情地问道，俯在我身上。

“他是我的暴君……我的迫害者……我会死掉的……谁也不爱我！”我好容易才说出来，说完就抽起风来。

爸爸把我抱起来，送到寝室去。我睡着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的床边点着一支蜡烛，房间里坐着我们的家庭医生、米米和柳博奇卡。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在为我的健康担忧。但是，经过十二小时的睡眠以后，我觉得那么舒适，那么轻松，要不是我觉得打破他们确信我是病重的想法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我就马上从床上跳起来了。

十七 仇恨

是的，这是真正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仅仅在小说里描写的而我并不相信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仿佛以损害别人为乐事的仇恨，而是这样一种仇恨：它促使你对本来值得你尊敬的人抱着无法克制的反感，使你觉得他的毛发、脖颈、步伐、声音、四肢和一举一动无一不令人讨厌，同时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你吸引到他那里，迫使你怀着不安的心情注意观察他最细微的动作。这就是我对St.-Jérôme所怀的感情。

St.-Jérôme已经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半。现在当我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并不愚蠢，相当有学问，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尽义务，但是他具有他的同胞们所共有的、同俄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的特点——轻浮的个人主义、爱好虚荣、蛮横无礼、愚昧地自以为是。这一切我非常不喜欢。不消说，外祖母曾对他说明过她对体罚的看法，因此他不敢打我们；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常常用树条威吓我们，特别是对我，把fouetter[60]这个字说得那么难听，近似变打，而且用那么一种声调，好像鞭打我是他的最大的乐事。

我一点也不怕处罚的痛楚，我从来没有尝过那种滋味，但是一想到St.-Jérôme可能打我，我就陷入极度的悲观和愤怒之中。

有一次，卡尔·伊万内奇发了火，亲手用戒尺或者吊袜带来惩治我们，但是回想起这件事来，我没有一点儿恼恨。即使在我所讲的那个时候（那时我十四岁），如果卡尔·伊万内奇打我一顿，我也会冷静地忍受他的殴打。我爱卡尔·伊万内奇。从我懂事起就记得他，一向把他看作家庭的一员；但是St.-Jérôme为人自高自大，扬扬自得，除了所有的大人们教导我的那种不是出自我本心的尊敬以外，我对他毫无好感。卡尔·伊万内奇是个可笑的老保育员，我从心眼里爱他；但是在我对社会地位的幼稚理解中，我依旧认为他比我低。

St.-Jérôme恰好相反，是个又有教养又漂亮的花花公子，他极力使自己和所有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心平气和地责骂和处罚我们；看得出来，他认为尽管必须这样做，但它毕竟是一项很不愉快的职责。St.-Jérôme恰好相反，他很喜欢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显然他处罚我们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我们好，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开心。他自高自大得不得了。他那些辞藻华丽的法语，说话特别强调最后一个音节，加上accent circonflex[61]，使我说不出有多么反感。卡尔·伊万内奇生气的时候总是说：“骗人的把戏”“调皮的孩子”“发酒疯的苍蝇”。St.-Jérôme却管我们叫mauvais sujet，vilain garnement[62]等等伤害我的自尊心的称呼。

卡尔·伊万内奇让我们跪在墙角里，用这种姿势所引起的肉体痛苦来处罚我们；St.-Jérôme却挺起胸膛，威风凛凛地打着手势，用悲剧性的声调喊道：“A genoux，mauvais sujet！”[63]命令我脸朝他跪下，向他讨饶。这种惩罚在于侮辱人。

我没有受到责罚，甚至没有人向我提到我的事；但是我不能忘怀我这两天体验到的种种心情：绝望、羞耻、恐惧和仇恨。虽然从此以后，St.-Jérôme似乎对我置之不理，差不多完全不管我，我也不能养成对他淡然处之的习惯。每当我们的视线偶然相遇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眼光表现出过分露骨的敌意，连忙装出一副冷淡的神情；但是当我觉得他明白我是在伪装时，我就脸红了，整个转过身去。

总之，无论让我和他发生任何关系，我都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十八 使女室

我越来越觉得孤独，我的主要乐趣就是独自沉思和观察。关于我沉思的对象，我将在下一章里叙述。而我观察的主要场所则是使女室，那里发生了一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动人的恋爱故事。这恋爱故事的女主角当然是玛莎。她爱瓦西里，瓦西里在她还没有进外祖母家的时候就认识她，当时就答应要娶她。以后，命运使他们在五年前分离，又使他们在我外祖母家重逢，但是尼古拉（玛莎的亲叔叔）却阻挠他们的爱情，他不愿意听说他侄女同瓦西里结婚，他说瓦西里这个人做事乱来，不受管束。

这道障碍使得以前对这件事相当冷淡、毫不在意的瓦西里突然爱上了玛莎，他的爱情达到了一个穿粉红衬衫、涂着发油、当裁缝的家奴所能达到的程度。

虽然他表达爱情的方式非常奇怪和荒唐（譬如，一遇到玛莎，他总千方百计地伤害她，不是捏她一把，就是打她一巴掌，要么就使劲搂住她，使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但是他的爱情是真挚的，这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当尼古拉断然拒绝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的时候，瓦西里就借酒浇愁，经常出入酒馆，乱吵乱闹，总而言之，他的举止非常恶劣，不止一次被关到拘留所，受到丢脸的惩罚。但是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在玛莎的心目中似乎是值得赞叹的，更加助长了她对他的爱情。当瓦西里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玛莎就一天到晚眼泪不干，哭哭啼啼，向加莎（她非常关心这一对不幸的情人的事情）抱怨自己命苦，并且不顾她叔父的打骂，偷偷跑到警察局去探望和安慰她的好友。

读者们，请不要鄙弃我给你们介绍的这些人。如果你们心中的爱和同情的弦没有变弱，那么，在使女室里就会有使它们产生共鸣的音响。不论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我都要到楼梯口去，从那里可以看到使女室里发生的一切情景。那儿有一只炉架，上面放着熨斗和一个鼻子破了的纸做的娃娃、一只水罐和一只脸盆；窗台上凌乱地放着一块黑蜡、一卷绸子、一根吃了一半的青黄瓜和一个糖果盒；还有一张大红桌子，桌上放着没有做完的活计，活计上面放着一块用印花布包着的砖头。她坐在桌旁，穿着我喜欢的那件粉红麻布衣服，包着一条特别惹我注目的蓝头巾。她在缝衣服，偶尔停下来用针搔搔头，或者剪剪烛花；我一边望着她一边想：“她长着这么明亮的蓝眼睛，粗大的褐色发辫和高高的胸脯，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是个小姐呢？她如果头上戴着粉红缎带的小帽，穿着大红绸衣（不像米米的那一身，而像我在特维尔林阴路看见人家穿的那样的），坐在客厅里，那该多么相称啊！那时，她就会在绣花架前刺绣，我从镜子里看她，凡是她希望的，我都照办；替她披斗篷，亲自替她端饭……”

这个瓦西里，他把肮脏的粉红衬衫的下摆露在裤子外边，衬衫上面套着瘦窄的大礼服，那副醉醺醺的面孔像什么样子！那个身形多么令人讨厌！他的一举一动，他每一弯腰，我都看出他无疑是受到了使人十分难堪的惩罚……

“怎么，瓦夏[64]，又来了？”玛莎说，把针插在针垫上，瓦西里进来时，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

“你以为怎么样？难道他会做出好事！”瓦西里回答说，“他要做个决定就好了；要不然，全都因为他，我就白白地毁了。”

“您喝茶吗？”另一个使女娜焦莎说。

“谢谢您啦。那个强盗，你叔叔，他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有像样儿的衣服，因为我有派头，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总而言之……啊呀，天啊！”瓦西里挥着手结束说。

“应该听话，”玛莎说着把线头咬断，“但你总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豁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听到外祖母房门的响动声和加莎的声音，她一边上楼一边抱怨。

“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要什么，你怎么能叫她满意……该死的生活，囚犯的生活！但愿上帝饶恕我的罪过吧！”她摆着手，嘟囔说。

“向您致敬，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65]！”瓦西里说，迎着她站起来。

“滚你的吧！哪儿有工夫受你的礼呀！”她望着他，怒冲冲地回答，“你老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这是男人嫖姑娘的地方吗？……”

“我想问您身体可好。”瓦西里畏怯地说。

“我快死了，这就是我的健康状况！”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抬高嗓门，更加气愤地喊道。

瓦西里笑起来了。

“没有什么好笑的，我说滚，你就滚！看看这个坏蛋，还想结婚呐，这个下流东西！喂，滚，快滚！”

于是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顿着脚，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用劲关上门，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好久还听见她在隔板后面连连咒骂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咒骂她自己的生活。她把自己的东西乱扔一气，揪她的爱猫的耳朵；最后，门开了一道缝，那只猫凄惨地叫着，被倒提尾巴扔了出来。

“看样子，我还是下次再来喝茶吧，”瓦西里小声说，“下次再见吧。”

“没有关系，”娜焦莎使了个眼色说，“我就去看看茶炊烧开了没有。”

“我要想个办法结束这种情况，”瓦西里接下去说，娜焦莎一离开，他就挨着玛莎坐下，“要不我就直接去见伯爵夫人，对她如此这般一说，要不……我就抛掉一切，跑到天涯海角，真的！”

“抛下我可怎么办……”

“我就是舍不得你，要不然我老……早就自由了，千真万确！”

“怎么，瓦夏，你为什么不把衬衫拿来让我洗？”玛莎停顿了一会儿说，“你看，都成了黑的！”她补充了一句，拉住他的衬衣领子。

这时楼下外祖母的铃声响了，于是加莎便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

“喂，你这个坏东西，你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她说，把一见她就连忙站起身来的瓦西里往门口推去，“你把这个姑娘弄到这种地步，还来缠着她，好像你高兴看见她的眼泪，无耻的东西！滚出去！别在这儿留下你的影子！你发现了他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她接下去对玛莎说，“为了他，你叔父今天把你打得还不够吗？你老是死心眼儿：‘除了瓦西里·格鲁斯科夫，我谁都不嫁。’真是傻瓜。”

“是的，我谁都不嫁，谁都不爱，哪怕你杀死我也要跟他！”玛莎说着，突然痛哭起来。

我望了玛莎好久，她躺在大箱子上，用头巾擦着眼泪；我费尽心思想改变自己对瓦西里的看法，想找出能使她迷恋他的原因。不过，虽然我真心同情她的悲哀，但我怎么也不理解，以她这样一个让人神魂颠倒的人儿（我认为玛莎是这样），为什么竟会爱上瓦西里。

“等我长大了，”我上楼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心里暗自思忖，“彼得罗夫斯科耶就属于我，瓦西里和玛莎就会是我的农奴。我坐在书房里抽着烟斗。玛莎拿着熨斗到厨房去。我说：‘把玛莎给我叫来。’她就来了，屋里没有一个人……突然瓦西里走进来，看见玛莎，就说：‘我完蛋了！’于是玛莎也哭起来；可是我说：‘瓦西里！我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这一千卢布是给你的，同她结婚吧，愿上帝赐福给你！’说罢，我自己就走进起居室去。”在掠过脑际的万千思绪和幻想中，除了没有留下痕迹的，还有一些留下了深深的感人至深的沟痕；因此，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思想的实质，但是常常感到脑海里有些美好的东西，感到思想的痕迹，极力想把它再现出来。比如玛莎认为只有同瓦西里结合才能得到幸福，我想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感情——这样的念头在我心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十九 少年时代

我少年时代最爱好和经常思索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同我的年龄和地位非常不协调。但是，据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正是最可靠的真实的标志。

在我过着孤独的、内向的精神生活的一年间，一切有关人类使命、未来生活和灵魂不灭的抽象问题，已经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幼稚而贫乏的头脑，以其全部没有经验的热情，极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标明人类智慧已经达到最高阶段，但是它们却得不出答案来。

我觉得，人类智慧在各个人身上都是按着它千百年来发展的途径发展的，作为各种哲学理论基础的思想是智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人在知道哲学理论的存在以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清楚地理解它们了。

这些思想那么清晰、那么惊人地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我甚至极力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中去，以为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种伟大而有益的真理的人。

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我为了使自己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就不顾剧烈的疼痛，伸直胳膊把《塔季谢夫词典》高举五分钟之久，或者到贮藏室去，用绳子使劲抽打自己的光脊背，疼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又有一次我忽然记起，死神随时随刻都在等待我，我纳闷以前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一个人只有及时行乐，不考虑将来，才会得到幸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有三四天抛开功课，只躺在床上以读小说为乐事，吃点我用最后的钱买来的蜜糖姜饼。

又有一次，我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画各种各样的花样，当时我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对称看起来就顺眼？对称是什么呢？我自己回答说，这是天赋的感觉。这种感觉以什么为基础呢？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对称吗？恰恰相反，生活是这样的——于是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椭圆形。死后灵魂进入永恒；这就是永恒——我从椭圆的一边起画了一条线一直拉到黑板边上。那一边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线呢？实际上，永恒怎么能只在一边呢？我们在出生以前一定就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忘记了。

当时我觉得这种推理特别新奇而明确，我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它的来龙去脉。不过，它使我欢喜极了，我拿起一张纸，打算把它写出来；但是，由于千思万绪一齐涌上心头，我不得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当我走到窗口，我注意观看一个车夫套上去运水的马，我把所有的思路都集中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匹马死后转世，它会变成什么牲口，或者变成什么人？这时，沃洛佳从房里穿过去，看见我在想心事，就笑了笑。他的微笑足以使我了解我所想的一切都是十分荒唐的胡思乱想。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桩事情是值得纪念的，我所以叙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考是怎样的。

但是，在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再也没有比怀疑主义更使我神往的了，有一个时期，怀疑主义使我濒于疯狂的境地。我曾经想象：在整个宇宙中，除了我而外，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物体并非物体，只是当我加以注意时才出现的形象，我一不想它们，这些形象马上就消失了。总而言之，我的思想同谢林[66]不谋而合：物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同物体的关系。在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下，我曾经达到非常疯狂的地步，有时飞快地转过头去，朝对面张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我不曾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néant）。

人类的智慧是精神活动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动力！

我的贫乏的智慧看不透无法洞察的东西，然而在这种力所不及的精神活动中，我接二连三地丧失了那种为了我一生幸福我永远也不敢触动的信念。

在这一切繁重的精神活动中，除了削弱我的坚强意志随机应变的智能和经常进行破坏新鲜感觉以及明确理性的精神分析的习惯而外，我毫无收获。

由于人类在一定时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情，并把它转移入记忆之中，这就形成了抽象的概念。我对抽象思维的爱好在我的意识中畸形发展的程度，使我开始想到最普通的事物时，我常常陷入分析自己的思想而得不出任何结论的圈子，我不再考虑盘踞在我脑际的问题，而在思索我在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问：我在想什么？我回答说：我在想我所想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想什么。这样思索下去，我脑子就糊涂了……

但是我的哲学发现却使我的虚荣心得到特别的满足：我时常想象自己是个为全人类幸福发现了新的真理的伟大人物，我怀着了解自己身价的高傲心情来看待其他的凡人；但是，说也奇怪，每逢我接触这些凡人，我对哪一个都感到忸怩不安，我对自己的估价越高，我就越是不但不能向别人表达自尊的意识，连不为自己最简单的言语行动感到惭愧，都觉得不习惯了。

二十 沃洛佳

真的，这段生活我越往下描写，就越感到痛苦难堪。在这一阶段的回忆中，我极少找到那样光辉而且经常地照亮我的人生开端的那种真正的温暖感情的时刻。我不禁希望快快地跨过少年时期这片沙漠，到达一个幸福的时期，那时又有温暖而高贵的友情的光辉照耀着少年时期的结束，并且为充满愉快和诗意的新阶段——青年时期奠定开端。

我不想再琐琐碎碎地追忆往事，在从我以上讲述的时期起一直到我同一个对我的性格和倾向有决定性良好影响的非凡人物接近为止的阶段，我只想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事件。

沃洛佳日内就要进大学了，教师们已经单独给他上课。我怀着嫉妒和不由自主的尊敬心情倾听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很敏捷地写着，解析函数、正弦、坐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高不可攀的大智大慧的表现。有一个星期日，午饭后，所有的教师和两位教授都聚集在外祖母的房间里，当着爸爸和几位客人的面，举行了大学入学考试演习，在演习中，沃洛佳表现出非凡的博学多识，使外祖母高兴万分。他们也问了我一些课程中的问题，但是我答得很不好，教授们显然极力要在外祖母面前掩饰我的无知，这使我更加难堪了。然而，大家并不大注意我，因为我才十五岁，离考大学还有一年。沃洛佳只有吃午饭时才下楼，他整天，甚至整晚，都在楼上学习，这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他特别自负，不愿意勉强及格，而要成绩优异。

第一场考试的日子到了。沃洛佳穿上缀着青铜纽扣的蓝色燕尾服，戴着金表，穿着漆皮靴。爸爸的轻便四轮马车驶到门前，尼古拉打开车帘，沃洛佳同St.-Jérôme上了车，往大学里去。姑娘们，特别是卡坚卡，喜笑颜开地望着窗外沃洛佳上车时匀称的身材。爸爸说：“上帝保佑吧，上帝保佑！”外祖母也勉勉强强走到窗口，眼中含着泪花，朝着沃洛佳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一直到马车拐过小巷的转角才罢。

沃洛佳回来了。大家都急不可耐地问他：“怎么样？好吗？多少分？”不过，从他那高兴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情况很好。沃洛佳得了五分。第二天，大家又怀着祝他成功的愿望和担心的心情把他送走，又怀着迫不及待和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回来。这样过了九天。第十天举行最后一门最难的考试——神学。大家都站在窗口，更为焦急地等待着他。已经两点钟了，可是沃洛佳还没有回来。

“我的上帝啊！唉呀！！！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柳博奇卡叫道，脸紧贴在窗玻璃上。

果然不错，在马车里，沃洛佳坐在St.-Jérôme旁边，但是他穿的已经不是那身蓝色燕尾服，戴的已经不是那顶灰帽子，而是一套缀有浅蓝色绣花衣领的大学生制服，戴着三角帽，身边挎着一把短短的镀金宝剑。[67]

“噢，你[68]要是活着就好了！”外祖母看见沃洛佳穿着那身制服，叫了一声，就晕倒了。

沃洛佳容光焕发地跑进前厅，亲吻和拥抱我、柳博奇卡、米米和卡坚卡，这使卡坚卡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沃洛佳欢喜得忘了形。他穿上那身制服有多漂亮啊！那浅蓝衣领和他那刚刚长出来的黑色小胡子是多么相称呀！他的细长腰身有多么好看，举止是多么优雅！在那令人永远难忘的日子，大家都在外祖母房里用午饭，大家都笑逐颜开。上点心的时候，管家带着庄严而又愉快的神情，拿来一瓶用餐巾包着的香槟酒。自从妈妈死后，外祖母第一次喝香槟，在祝贺沃洛佳的时候，干了一满杯；她望着他，又高兴得哭起来。从此，沃洛佳就独自坐着自己的马车出门，招待自己的朋友到自己家里来，抽烟，参加舞会，我甚至亲眼看见，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同他的朋友们喝了两瓶香槟酒，听见他们频频为什么神秘的女人干杯，争论谁该得到le fond de la bouteille[69]。然而，他经常在家吃午饭，饭后依旧坐在起居室里，老是神秘地同卡坚卡谈论着什么；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就我所能听到的，他们只是谈读过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谈到嫉妒和爱情。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能在这种谈话中得到什么乐趣，他们为什么那么神秘地微笑，那么热烈地争论。

总之，我发现，在卡坚卡和沃洛佳之间，除了儿时伴侣的友情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俩与我们疏远，使他们彼此秘密地联系起来。

二十一 卡坚卡和柳博奇卡

卡坚卡十六岁；她长大了。一个小姑娘在年龄转变时期所特有的体态不匀称、羞涩和笨拙的举止已经消失，而出现了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一样的和谐、娇艳和优雅。不过，她的模样并没有改变。还是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那笑盈盈的目光，还是几乎与前额形成一条直线的笔直的小鼻子和坚实的鼻孔，还是那含着愉快笑意的嘴唇，在光泽而红润的脸颊上还是那两个小酒窝，还是那双白皙的小手……不知道为什么，整洁的小姑娘这个名称对她仍然非常合适。她身上出现的新特点，只是她像大人一样梳着淡棕色的粗辫子和显然使她又羞又喜的青春的胸脯。

虽然柳博奇卡和她一齐成长和受教育，但是她在各方面都是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柳博奇卡身材不高，佝偻病的后果使她直到如今还是罗圈腿，腰身很难看。她全身只有眼睛好，这双眼睛真是美极了，又大，又黑，含着那样矜持而天真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愉快神情，使人不能不注意它们。柳博奇卡在各方面都纯朴自然；而卡坚卡却仿佛愿意模仿什么人似的。柳博奇卡总是直视着人，有时候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什么人身上，直到人家骂她没有礼貌才垂下眼皮；卡坚卡恰恰相反，眼睫毛垂着，眼睛眯缝着，硬说她是近视眼，虽然我很清楚，她的视力好极了。柳博奇卡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装模作样，有人在客人们面前吻她的时候，她就绷着脸说，她忍受不了这种温情劲儿；而卡坚卡正相反，当着客人们的面，对米米总是显得特别温柔，喜欢搂着别的姑娘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柳博奇卡非常爱笑，有时她一边大笑，一边挥动着胳膊满屋子乱跑；而卡坚卡恰好相反，刚要笑，就用手帕或者双手捂住嘴。柳博奇卡总是笔直地坐着，走路时垂着胳膊；而卡坚卡总是微微歪着头，走起路来抱着胳膊。柳博奇卡同成年男人谈话的时候总是高兴极了，说她一定要嫁个骠骑兵；卡坚卡却说，她觉得所有的男人都讨厌，她永远不嫁人，男人同她说话的时候，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好像害怕什么一样。柳博奇卡为了米米给她把紧身衣束得那么紧，使她“喘不过气来”，总生她的气，而且很爱吃；而卡坚卡相反地，常常把一个指头放在自己衣服的突出部分，让我们看衣服有多么肥大，而且她吃得特别少。柳博奇卡爱画头像，卡坚卡却只画花卉和蝴蝶。柳博奇卡弹奏菲尔德的协奏曲和贝多芬的一些奏鸣曲，弹得非常明晰；卡坚卡却弹变奏曲和华尔兹舞曲，拉长拍子，踏着节拍，不住地踩踏板，未开始弹曲子以前，先富有感情用琶音弹三组和弦……

但是卡坚卡，据我当时的看法，更像个大人，因此更合我的心意。

二十二 爸爸

自从沃洛佳进了大学，爸爸特别高兴，到外祖母那里去吃午饭的次数比往常更频繁了。不过，他高兴的原因，据我听尼古拉说，是他最近赌钱大赢。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晚上去俱乐部以前，他还到我们这里来，坐在钢琴旁边，让我们围着他，用他的软靴（他不喜欢后跟，他的靴子上从来没有后跟）打着拍子，唱茨冈人的歌曲。那时你该看看他的爱女柳博奇卡，他的崇拜者的那副可笑的狂喜神情。有时他走进教室，一本正经地听我回讲功课，但是从他想用来纠正我的一些话看来，我发现他不大清楚我所学习的东西。有时候，外祖母无缘无故骂起人来，生大家的气，他就偷偷眨眨眼睛，向我们做手势。事后他说：“哦，我们挨骂了，孩子们！”总之，他在我的心目中，逐渐从我童年的想象把他摆在的那个高不可攀的高处稍稍下降。我照旧怀着真诚的敬爱心情吻他那白皙的大手，但是我已经敢于估量他，评论他的行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的这些念头，使我大为吃惊。我永远忘不了使我产生许多这类思想和使我的精神受到许多痛苦的一次事件。

有一回晚上很晚的时候，他穿着黑燕尾服和白背心走进客厅，打算带着正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沃洛佳去参加舞会。外祖母在卧室里等着看看沃洛佳（她有个习惯，在沃洛佳每次去舞会之前，总要把他叫到跟前，祝福他，打量他，嘱咐他一番）。大厅里只点着一盏灯，米米和卡坚卡在踱来踱去，柳博奇卡坐在钢琴前边，练习妈妈喜爱的曲子，菲尔德的第二协奏曲。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像我姐姐和我母亲那样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不在于面貌，也不在于体态，而在于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她的手，她走路的姿态，特别是她的声音和某些表情。当柳博奇卡发脾气说“缠着我一辈子”的时候（妈妈也有说“一辈子”的习惯），叫人听起来就像妈妈拉长声调说“一——辈——子”一样；但是，最罕见的相似是她弹钢琴的姿势和与此有关的一举一动：她同样地整理衣服，同样地用左手翻乐谱，当她很久弹不好难弹的段落时，也同样懊恼地用拳头敲打琴键，说：“啊，我的天！”她弹奏美妙动人的菲尔德的协奏曲时，那种同样难以捉摸的细腻而清晰的技巧，真堪称为jeu perlé[70]，那种魅力是最流行的钢琴家们的任何手法都不能使我们忘怀的。

爸爸迈着急促的小步走进屋来，走到柳博奇卡跟前，她一看见他，就停下不弹了。

“不，弹下去，柳芭，弹下去！”他说，让她坐下，“你知道，我多么爱听你……”

柳博奇卡继续弹下去，爸爸用手托着腮帮，面对着她坐了好久；随后，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每次走到钢琴旁边都停下来，久久凝视着柳博奇卡。从他的举动和走路的姿态上，我看出他心里很激动。在大厅里走了几趟之后，他在柳博奇卡的椅子背后停下，吻吻她那乌黑的头发，随后迅速地转过身去，又继续踱步。柳博奇卡弹完那支曲子，走到他面前，问道：“好吗？”他默默地抱住她的头，怀着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柔情吻她的前额和眼睛。

“啊，我的天啊！你哭了！”柳博奇卡突然说，松开他的表链，她那双含着惊异神情的大眼睛紧盯着他的脸，“原谅我，亲爱的爸爸，我完全忘了这是妈妈的曲子。”

“不，好孩子，常常弹吧！”他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但愿你知道，和你一同哭一场我觉得多好过……”

他又吻了吻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耸耸肩膀，走出穿过走廊通到沃洛佳房间的那扇门。

“弗拉基米尔，快准备好了吗？”他叫了一声，停在走廊中间。正在这时，使女玛莎在他身边走过，一看见主人，她就低下头，想从他身边绕过去。他把她拦住。

“你越来越漂亮啦！”他说着，朝她俯下身子。

玛莎脸红了，头垂得更低。

“请让我……”她小声说。

“弗拉基米尔，喂，快好了吗？”爸爸又说了一遍，当玛莎走过去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就耸耸肩膀，咳嗽了一声……

我爱父亲，但是人的理智是不受感情支配的，人的理智中常常包含着伤害感情、不为感情所理解、对感情十分残酷的思想。虽然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思想，但是它们却袭上我的心头……

二十三 外祖母

外祖母一天天衰弱下去；她叫人的铃声、加莎的抱怨声和房门的噼啪声，更频繁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她接见我们已经不是在起居室里的高背安乐椅上；而是在卧室里堆放着镶花边的枕头的高床上。向她问安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有一个浅黄的很光泽的肿瘤，房间里充满了五年前我在妈妈房间里闻到的难闻的气味。医生一天来看她三次，而且已经会诊了几次。但是她的脾气，她对待家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待爸爸那种高傲而讲究礼节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她讲起话来依旧拉长声调，扬起眉毛，说：“我亲爱的。”

已经有好几天不让我们去见她了，有一天早晨上课的时候，St.-Jérôme提议我跟柳博奇卡和卡坚卡去兜风。尽管上雪橇的时候，我发现外祖母房间窗前的街上铺着干草，我们的大门口站着几个穿蓝袄的人，但是我却一点也没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打发我们出去游逛。这一天，整个出游的时候，我和柳博奇卡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每一桩平常的事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使我们放声大笑起来。

一个小贩捧着托盘快步跑过马路，我们见了就笑起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雪橇车夫挥动缰绳的一端，纵马追赶我们的雪橇，我们见了哈哈大笑起来。菲利普的鞭子挂住了雪橇的滑木；他回过头来说：“哎呀！”我们见了笑得要死。米米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说，只有蠢人才无缘无故地傻笑。于是柳博奇卡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她由于拼命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我们的视线相遇之后，便哈哈狂笑起来，笑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们无法控制使我们透不过气来的一阵阵哄笑。我们刚刚平静下来一点，我就望望柳博奇卡，说一句在我们中间流行一时的、一向引人发笑的妙语，于是我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刚张开嘴，要对柳博奇卡做一个妙不可言的鬼脸，就看到靠着我家一扇大门的一个黑棺材盖，使我大吃一惊，我的嘴就那样歪着僵住了。

“Votre grand-mère est morte！”[71]St.-Jérôme说，脸色苍白地迎着我们走出来。

外祖母的尸体停放在家里的全部时间，我一直感到一种难过的怕死心情。就是说，死尸清楚地、令人不快地提醒我说，有朝一日，我也会死去。不知为什么，这种心情总夹杂着伤感。我并不惋惜外祖母，而且也未必有人真心惋惜她。虽然吊客盈门，但是对她的死谁也不感到惋惜，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她的极度悲伤使我惊讶得无法形容。这个人就是使女加莎。她藏到顶楼上，把自己锁在里面，不住地哭泣，咒骂自己，揪自己的头发，不愿听任何劝告，她说失掉了她所敬爱的女主人以后，只有死是她唯一的安慰。

我再重复一遍，感情上的矛盾乃是真实最可靠的标志。

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关她的回忆和各种各样的议论仍然存在我们家里。这种种议论多半同她临死前立的遗嘱有关，至于遗嘱的内容，除了她的遗嘱执行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外，谁也不知道。我注意到外祖母的仆人们中间有些骚动，时常听到谁将归谁所有的猜测，我承认，我不由自主地、愉快地想到我们将要得到遗产了。

六个星期以后，一向是我们家传播新闻的尼古拉对我说，外祖母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柳博奇卡，把她婚前的监护权委托给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不是爸爸。

二十四 我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进大学了。我学习得很好。上课时我不但不怀着惧怕的心情等待教师到来，甚至还感到某种乐趣。

清楚明晰地回讲我学会的功课，我觉得很愉快。我准备入数学系，说老实话，我做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正弦、切线、微分、积分，以及诸如此类的名词，使我特别喜欢。

我的身材比沃洛佳矮得多，肩宽，肥胖，还像从前那么难看，我还像从前一样为此苦恼。我极力想显得与众不同。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安慰：这就是，爸爸有一天谈到我，说我相貌聪明，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St.-Jérôme很满意我，夸奖我，我不仅不再憎恨他，而当他有时说以我的才能和我的聪明，不做出一番事业是很可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很喜爱他了。

我早就不去观察使女室的情况了，因为我觉得躲在门后是可耻的，又加上确信玛莎爱瓦西里，老实说，这使我的心有些凉了。彻底医好我所害的倒霉的单相思病的是瓦西里的结婚，由于他的请求，我曾亲自为他的婚事求得爸爸的同意。

当新婚夫妇用托盘端着糖果，来向爸爸道谢，而玛莎戴着系蓝缎带的帽子，也为了什么来向我们大家道谢，吻我们每个人的肩头的时候，我只闻到她头发上的玫瑰发油的香味，丝毫也不激动。

总而言之，我开始慢慢地改正我少年时期的缺点，不过，主要的缺点却没有纠正，这就是爱好空想，这种爱好使我一生受害不浅。

二十五 沃洛佳的朋友们

虽然在沃洛佳的朋友圈子里我扮演了有伤我的自尊心的角色，但是当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却喜欢坐在他的房间里，默默地观察那里发生的一切情景。最常来找沃洛佳的是副官杜布科夫和大学生涅赫柳多夫公爵。杜布科夫身材矮小，肌肉发达，黑头发，已经不是刚进入青年时期，腿短一点，但是长相不难看，而且总是高高兴兴的。他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这种人正因为才智不高而特别可爱，他们不能从各方面观察事物，他们永远被现象所迷惑。这类人的判断常常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但总是坦率而吸引人的。甚至他们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不知为什么，也显得情有可原和可喜可爱。除此而外，杜布科夫对于沃洛佳和我有着双重的魅力，他那军人的仪表，尤其是他的年纪，不知为什么，年轻人总习惯把这一点同他们估价很高的体面（comme il faut）的概念混为一谈。不过，杜布科夫真是人们所谓的un homme comme il faut[72]。只有一点使我很不痛快，这就是在他面前，沃洛佳有时好像为了我的天真的举动，尤其是我年幼无知而感到羞愧。

涅赫柳多夫并不漂亮：灰色的小眼睛，低平的前额，四肢不匀称，都不够个美字。他身上唯一美的地方是他那魁伟得出奇的身材，娇嫩的脸色和漂亮的牙齿，但是由于那光辉照人的小眼睛和那时而严肃、时而稚气和若隐若现、变化多端的微笑，他的面孔获得了那样独特而精力充沛的特征，使人不能不瞩目。

他似乎非常怕羞，一点小事就使他脸红到耳根；但是他的羞涩跟我的不一样。他的脸羞得越红，他的神色就变得越果断。好像他为了自己的弱点而生自己的气一样。

虽然他好像同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很要好，但是很显然，他同他们的交往只是出于偶然。他们的爱好完全不同：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好像最怕谈论严肃的问题和令人感伤的东西；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是个极端热情的人，虽然遭到嘲笑，却常常谈到哲学问题和情感。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喜欢谈论自己的恋爱对象（他们时常一下子爱上几个女人，有时两个人又爱上了一个）；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他们一暗示到他爱某一个红头发的姑娘，他就要大发脾气。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时常拿自己的亲戚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涅赫柳多夫恰恰相反，若是有人说一句不利于他热烈崇拜的姨母的话，就会发怒。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晚饭后时常坐着车到什么地方去游逛，不带涅赫柳多夫，并且管他叫作美人儿……

从第一次见面后，涅赫柳多夫公爵的谈吐和仪表都使我感到惊异。但是，尽管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心里产生了远非友好的感情。

我不喜欢他那灵活的眼神、坚决的声调、傲慢的态度，尤其是他那种完全漠视我的神情。在谈话中间，我特别爱和他唱反调；为了惩治他的自高自大，我想在辩论中驳倒他，向他表明，尽管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是很聪明的。

羞涩阻止了我。

二十六 讨论

下晚课后，我照平时的习惯到沃洛佳房间去的时候，他连腿带脚躺在沙发上，支着胳膊肘，在看一本法国小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阅读起来，这是一种最普通、最自然的动作，但是却使我脸红。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流露出问我来干什么的神情，而他赶紧把头低下去，这又表现出他不愿让我看出那眼神的含义。我当时连对最普通的举动也爱疑神疑鬼的脾气，是我这种年龄的特征。我走到桌边，也拿起一本书；但是还没有开始看，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整整一天没见面，这样彼此什么都不谈，是有些滑稽的。

“你今天晚上在家吗？”

“不知道，做什么？”

“没有什么。”我说，看话不投机，便拿起书看起来。

说也奇怪，沃洛佳和我单独相处时，竟会好几个钟头相对无言，但是只要有第三者在场，哪怕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就足以使我们之间展开各种各样十分有趣的谈话。我们感到，我们彼此太了解了。过分了解或者过分不了解，同样妨碍彼此接近。

“沃洛佳在家吗？”前厅传来杜布科夫的声音。

“在家。”沃洛佳说着，把脚放下来，把书摆到桌上。

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了进来。

“喂，沃洛佳，看戏去吗？”

“不，我没有工夫。”沃洛佳红着脸回答说。

“喂，那怎么行！咱们去吧！”

“不过我没有票呀。”

“戏院门口，你要多少有多少。”

“等一等，我就来。”沃洛佳搪塞说，于是耸耸肩膀，走出屋去。

我知道，沃洛佳很想上杜布科夫邀他去的戏院；他拒绝，只是因为他没有钱，他出去是去找管家借五个卢布，等下次发钱时归还。

“您好，外交家！”杜布科夫说着，跟我握手。

沃洛佳的朋友们管我叫外交家，是因为有一次午饭后，在外祖母的房间里，不知怎地，她当着他们的面谈论起我们的前途，说沃洛佳要当军人，但是她希望我做个外交家，穿着黑礼服，梳着à-la coq[73]，她认为这是外交官必不可少的条件。

“沃洛佳到哪儿去啦？”涅赫柳多夫问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一想到他们大概猜到沃洛佳出去的原因，脸就红了。

“大概他没有钱啦！对不对？噢！外交家！”他这样肯定地解释我的微笑，“我也没有钱，你有吗，杜布科夫？”

“我看看，”杜布科夫说着掏出钱包，用他那短手指头非常仔细地摸索里面的几个小钱，“这儿是五戈比，这儿是二十戈比，唉呀呀！”他说着做了个滑稽的手势。

这时，沃洛佳走进屋来。

“喂，去吗？”

“不去。”

“瞧你多有意思！”涅赫柳多夫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没有钱呢？要是你愿意去，就拿我的票去！”

“那你怎么办呢？”

“他到他表姐的包厢里去。”杜布科夫说。

“不，我根本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不喜欢坐在包厢里。”

“为什么？”

“我不喜欢。我觉得不自在。”

“又来这一套！我不懂，为什么在大家都高兴看见你的地方，你会不自在。真可笑，mon cher！”

“那有什么办法，si je suis timide[74]！我相信，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红过脸，但是我随时随刻，为了一点小事，就会脸红！”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

“Savez vous d’où vient votre timidité？…d’un excès d’amour propre，mon cher.”[75]杜布科夫用保护人的声调说。

“什么excès d’amour propre[76]！”涅赫柳多夫被刺到痛处，回答说，“恰恰相反，我害羞，是因为太缺乏amour propre[77]；恰恰相反，我总觉得，人家同我在一起会感到不愉快，感到无聊……因此……”

“去换衣服呀，沃洛佳！”杜布科夫说着，抓住沃洛佳的肩膀，替他脱下常礼服，“伊格纳特，给你主人换衣服！”

“因此我时常……”涅赫柳多夫接着说下去。

但是杜布科夫不再听他讲了。“特啦啦——塔——啦啦——啦——啦啦……”他哼着什么曲子。

“你不听我也要对你讲，”涅赫柳多夫说，“我要向你证明，害羞根本不是由于自尊心而产生的。”

“如果你同我们一道去，那你就证明吧。”

“我说过我不去。”

“嗯，那你就留在这儿，向外交家证明吧；等我们回来，他再讲给我们听。”

“我一定要证明，”涅赫柳多夫带着孩子气的固执劲儿反驳说，“不过要快点回来。”

“您认为我自尊心很强吗？”他说着，坐到我身边。

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听到这句出其不意的质问我是那么羞怯，以致未能马上答复他。

“我想，是的，”我说，一想到这是向他证明我聪明的好机会，我就感到我的声音发颤，红晕满面，“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于自尊心。”

“您所谓的自尊心，指的是什么呢？”涅赫柳多夫说，我觉得他的微笑带着几分轻蔑的意味。

“自尊心，”我说，“就是相信自己超群出众，聪明过人。”

“但是怎么能人人都相信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不过除我以外，谁也不会承认的；我相信我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我想您也相信这一点。”

“不，我首先要说，我遇见过一些我认为比我聪明的人。”涅赫柳多夫说。

“那不可能！”我坚信不移地回答说。

“难道您真的这么想吗？”涅赫柳多夫说着，全神贯注地打量我。

“真的！”我回答。

这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立刻就说了出来。

“我来向您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更值得爱。如果我们认为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就会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但是这种情形是从来也没有的。即使有，我的想法仍然是正确的！”我不由得带着扬扬自得的微笑补充说。

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

“哦，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聪明！”他含着那么善良的、和蔼可亲的笑容对我说，使我突然觉得幸福极了。

称赞不但对人的感情，而且对人的理智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令人愉快的影响之下，我觉得我变得聪明多了，各种想法异常迅速地接连涌入我的脑际。我们不知不觉地从自尊心谈到爱情，对这个题目，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虽然我们的讨论在局外人听来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是那么含糊和片面，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们的心灵是那么和谐，随便在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正是我们在谈话中所触及的各种心弦的共鸣，使我们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们觉得言语和时间都太少了，表达不出我们彼此要倾心吐露的思想的全部。

二十七 友谊的开端

从此以后，我和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之间建立起相当奇怪、然而极其愉快的关系。在外人面前，他差不多毫不注意我；但是只要碰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讨论起来，忘记了一切，也不注意时间的飞逝。

我们既讨论未来的生活，也谈论各种艺术、公务、婚姻、儿童教育等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谈的那一派胡言是既聪明又动人的荒唐话；在青年时代，我们还重视智慧，相信智慧。在青年时代，我们的全部心力都向往着未来，而这未来，在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建立在想象中幸福的可能上）的影响下，采取了那么多种多样、生动迷人的形式，因此，在这种年纪，单单是互相谈论、彼此理解关于未来幸福的幻想，就已经是真正的幸福了。在脱离实际的谈论中（这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我喜欢那样一种时刻：各种思想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快，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好像坠入五里雾中，使人感到没有表达它们的可能，本来打算讲心中所想的，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喜爱这个时刻，这时在思想的领域里越升越高，突然间理解到它是浩瀚无边的，意识到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有一次，在谢肉节期间，涅赫柳多夫拼命追寻各种各样的乐趣，虽然在一天之间到我家来了好几趟，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交谈，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委屈，因此我又觉得他这个人既自高自大又讨厌了。我只等着，一有机会就让他知道，我毫不珍视他的友情，对他并没有丝毫特殊的依恋之情。

过了谢肉节，他又想同我谈一谈，我第一次对他说，我要准备功课，然后就上楼去了；但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开教室的门，涅赫柳多夫走到我跟前。

“我打扰您吗？”他说。

“不。”我回答说，虽然我很想说我真的有事。

“那么您为什么离开沃洛佳的房间？要知道，咱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谈谈了。我跟您谈惯了，咱们不谈，我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的恼怒转瞬就消失了，德米特里在我的心目中又变成从前那个善良而可爱的人了。

“您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走开吧？”我说。

“也许知道，”他回答着，坐到我身边，“但是，即使我猜对了，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过，您倒可以讲讲。”他补充一句。

“那我就讲：我所以走开，是因为我生您的气……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很烦闷。简单地说：我总害怕您因为我还非常年轻而看不起我。”

“您知道，咱俩为什么这么情投意合吗？”他说着，用善意的、聪明的目光回答我的自白，“为什么我爱您超过那些跟我交情更深、与我有更多共同点的人呢？我刚刚得出了结论。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有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说的总是我羞于承认的事情，”我证实说，“但是我只对我深信不疑的那些人讲。”

“对。不过，要对人深信不疑，就必须和他亲密无间，而咱们俩还不大友好呢，Nicolas。您记得吧，我们谈过友谊：要做真正的知己，就必须互相信任。”

“我深信：我告诉您的事情，您不会对任何人讲，”我说，“不过您要知道，最重要、最有趣的思想，恰恰就是那些我们彼此无论如何都不肯讲的东西。”

“多么卑鄙的思想！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丑恶的思想，我们就应该承认它，它就永远也不敢再进入我们的头脑中来。您知道我想到什么吗？Nicolas？”他补充说，从摇椅上站起来，笑着搓搓手，“我们这么办吧，您会明白这对咱们俩会有多么大的好处；让我们约好，彼此之间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们彼此就会更了解，而且可以问心无愧；为了不怕外人，让我们约好，永远也不把彼此的事情对任何人讲。我们就这么办吧。”

“好！”我说。

我们真的这么办了。结果如何，我以后再说。

卡尔[78]说过，在任何眷恋中都有两方：一方爱，另一方就让自己被爱；一个吻，另一个就把面颊送过来。这是十分正确的；在我们的友谊中，是我吻，德米特里把面颊送过来；但是他也准备吻我。我们平等地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影响我，而我屈服于他。

不言而喻，在涅赫柳多夫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被他的倾向同化了，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对美德典范的热烈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自我完善。在当时看起来，使全人类改邪归正，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和不幸，好像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人，也似乎轻而易举……

然而，只有上帝知道，少年时代的这些崇高梦想是不是可笑的，这些梦想不能实现，又是谁的过错呢……

[1]指前仰后合，打瞌睡。

[2]城市名，现在是莫斯科州的区中心，在奥卡河畔。

[3]尼古连卡的本名和父名。

[4]铅弹是具一定大小的金属小球，是滑膛猎枪弹药的组成部分。

[5]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6]法语：圣热罗姆。

[7]法语：好人家的孩子。

[8]法语：家庭教师。

[9]法语：侍从。

[10]德语，意义同上句，不另译出。以下的句子同此。

[11]德语：帮工。

[12]德语：招募新兵。

[13]德语：签。

[14]德语：兵士。

[15]德语：啤酒杯。

[16]指一八○五年至一八○九年俄奥联军对拿破仑的战争。普鲁士并没有加入联盟，但卷入了军事行动中，让前去与奥军联合的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土。

[17]乌尔姆（德国西部城市），奥斯特利茨（现在捷克的斯拉夫科夫城），瓦格拉姆（维也纳附近村落），一八○五年至一八○九年在上述三地进行的战役中，奥军遭惨败。

[18]德语：掷弹兵。

[19]德语：可是那个法国兵扔掉武器，喊叫饶命。

[20]德国旧币名。

[21]德语：来回走着。

[22]法语：什么人？

[23]德语：他突然问。

[24]德语：他又一次问。

[25]德语：他第三次问。

[26]德国城市名。

[27]德语：小卡尔。

[28]卡尔·伊万内奇说俄语时，常把阴性的“她”说成阳性的“他”。

[29]德语：父亲。

[30]德语：维也纳。

[31]德语：我父亲突然说。

[32]又把“她”说成“他”了。

[33]德语：“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您的卡尔！”于是她倒在我的怀里。

[34]德语：不幸到处跟随着我。

[35]德语：政治。

[36]一八○四年至一八三五年的奥地利皇帝。

[37]德语：大礼服。

[38]德语：巡夜人。

[39]德语：开门。

[40]德语：根据法律要你开门。

[41]德语：裤子。

[42]德语：我击了一下。

[43]德语：我到了爱姆斯河畔。

[44]法语：星期一、二至三时，历史和地理教师。

[45]指一八四一年出版的斯马拉格多夫著的《中世纪历史教程》。

[46]指凯达诺夫著的《世界史简编》。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五四年共印行十六版。

[47]即路易九世（1226—1270），法国国王，曾进行过两次十字军远征。

[48]这里指路易九世的母亲勃朗士（Blanche de Castille，1188—1252），在俄文为Бланка（勃朗卡），但尼古拉说成Буланка（布朗卡）。“布朗卡”是“浅黄色的马”的意思。

[49]法语：尼古拉。

[50]尼古拉的小名。

[51]法语：游戏。

[52]德语：长鼻子。

[53]法语：卡特琳小姐（就是卡坚卡）。

[54]法语：好吧。

[55]法语：紫罗兰香水。

[56]法语：噢，爸爸，噢，我的恩人，最后一次为我祝福，让上帝的意旨实现吧！

[57]法语：给我跪下！

[58]法语：您就是这样服从您的第二个母亲，您就是这样报答她的恩惠！

[59]法语：伯爵夫人，看在上帝面上，您平静一些吧！

[60]法语：鞭打。

[61]法语：长音符。

[62]法语：坏蛋、流氓、无赖。

[63]法语：跪下，坏蛋！

[64]瓦夏是瓦西里的小名。

[65]加莎的本名和父名。

[66]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之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俄国有许多追随者。

[67]这是当时大学生的特定制服。

[68]这里的“你”是指沃洛佳的母亲。

[69]法语：最后一口。

[70]法语：珠玉般的演奏。

[71]法语：你们的外祖母逝世了。

[72]法语：一个体面的人物。

[73]法语：直译为“雄鸡式的”，即高耸的发式。

[74]法语：假如我害羞。

[75]法语：你知道你的羞涩是怎么产生的吗？……是由于自尊心太强，我的亲爱的。

[76]法语：自尊心太强。

[77]法语：自尊心。

[78]阿尔方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俄国读者中相当流行。

青年

一 我认为这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我说过，我同德米特里的友谊，使我对人生、对生活的目的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我确信人类的使命在于力求道德完善，这种完善是容易的，可能的，永远要进行的。但是直到如今，我只喜欢从这种信念中发现一些新思想，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为未来草拟辉煌的计划；但是，我的生活依旧沿着平凡的、错综的、闲散的方式进行下去。

我和我所崇拜的朋友德米特里（我有时暗自称他为不可思议的米佳[1]）常常交谈的那些合乎道德的想法，仍然只投合我的理智，而不投合我的感情。但是有那么一天，这些思想以那么朝气蓬勃的精神启示的力量涌上我的脑际，使我一想到自己浪费掉那么多大好光阴，就大吃一惊，立刻，就在这一秒钟，希望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去，并且决心永不改变它。

我认为这就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那时我将满十六岁。教师们仍然来教我功课。St.-Jérôme监督我的学习，我迫不得已地、勉勉强强地准备考大学。除了学习以外，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毫无系统地胡思乱想；进行体操锻炼，打算变成世界上第一名大力士；有时漫无目标、毫无主意地在所有的房间里，特别是在使女室的走廊里游荡；或者照照镜子，不过照了以后，我总是怀着灰心丧气，甚至厌恶的沉重心情走开。我不但深信我长得很丑，甚至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慰藉来安慰自己。我不能说，我长着一副富于表情的、聪明的、高尚的面孔。脸上毫无表情，五官极为普通，又粗，又丑；灰色的小眼睛，特别是当我照镜子的时候，与其说是聪颖，不如说是愚笨的。至于大丈夫气概，那就更缺乏了：虽然我身材不矮，按年龄说也是十分强壮的，但是我面部的轮廓柔和松弛、不分明。甚至也没有一点高贵的气度；恰好相反，我的脸和普通农民的一样，而且我也长着那样的大手大脚；当时，这使我觉得非常难堪。

二 春天

我进大学那一年，复活节不知怎么推迟到四月[2]，因此考试预定在复活节后一周内举行，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必须斋戒祈祷，同时做考试的最后准备。

下过一场夹雪的小雨（卡尔·伊万内奇称之为“子随父来”）之后，已经风和日丽，晴了三天。街道上看不见一堆残雪，潮湿光亮的路面和急流代替了污浊的泥浆。在阳光照耀下，房檐滴下最后的水滴，花园里枝头上已经鼓起了嫩芽，院子里有一条干爽的小路从冻硬的粪堆旁边通到马厩，台阶的石头缝里出现了绿色藓苔。这是春天的一个特别时节，它非常强烈地打动着人的心灵：明媚的阳光普照着万物，但是并不炎热；水流淙淙，雪融后露出了地面；空气中充满芬芳清新的气息，蔚蓝的天上点缀着一缕缕透明的白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觉得，在大城市里，初春时节对于心灵具有更显著、更强烈的影响。春色虽未艳，春意却正浓。朝阳透过双层窗玻璃，把布满灰尘的光线投射到我讨厌得要命的教室地板上，这时，我站在窗口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很长的代数方程式。我一只手拿着一本软皮的、破破烂烂的弗兰克尔《代数学》，另一只手拿着一小段粉笔，我的双手、脸上和小燕尾服的肘部都沾满了粉笔末。尼古拉系着围裙，卷起袖子，在用钳子敲油灰，撬开面对着花园的窗户上的钉子。他的工作和他弄出来的响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又加上我心情很坏，满肚子不高兴。不知怎的，一切都不顺利。我一开始就算错了，因此全得从头来；我掉了两次粉笔；我感到脸和手都弄脏了，海绵擦子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尼古拉的敲打声使我心烦。我想发脾气，抱怨几句；我扔下粉笔和《代数学》，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但是我忽然记起今天是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我们今天要去忏悔，应该避免一切不好的行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温和的心情，于是我走到尼古拉跟前。

“让我来帮你的忙，尼古拉。”我尽量用最柔和的声音说。一想到我能压制住内心的烦恼来帮他的忙，这种行为很不错，我的温和的心情就更加强了。

油灰敲掉了，钉子起出来了。尼古拉虽然拼命拉窗边横条，但是里层窗子却纹丝不动。

“我跟他一起拉，要是窗框立刻下来，那就是要倒霉，”我心里想，“那我今天就不学习了。”可是这时窗框歪到一边，给取了下来。

“把它搬到哪儿去？”我问。

“我自己来，”尼古拉回答，显然对我的热心觉得诧异，而且好像很不满意，“不能弄乱，要不就搬到储藏室去，我得编上号码放好。”

“我给这个编上号码。”我举起一扇窗子说。

我觉得，如果储藏室有两俄里远，窗子再重一倍，那我就非常满意了。我愿意帮尼古拉的忙，来消耗一下精力。当我返回房间的时候，碎砖头和盐块[3]已经搬到窗台上。尼古拉在用鹅毛把砂粒和冬眠的苍蝇从打开的窗口扫出去。清新芬芳的空气已经钻进房间，充满了空中。从窗口可以听到城里的喧哗声和花园里麻雀的嘁喳声。

万物被照耀得光辉灿烂，屋里变得令人心情舒畅，一阵微微的春风吹动我的《代数学》的书页和尼古拉的头发。我走到窗口，坐在窗台上，把身子探到花园里，沉思起来。

一种新奇的、极其强烈和愉快的感觉突然浸透了我的心灵。潮湿的土地上，有些地方长出带黄茎的鲜绿草叶；溪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里有泥块和木屑在打旋；紫丁香的树枝已经发红，它那鼓鼓的蓓蕾在窗下摇曳；树丛里的小鸟不住啁啾；发黑的篱笆被融雪浸湿了；尤其是，这馨香湿润的空气和怡人的阳光，清楚地向我显示了一种新颖而美好的事物，虽然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要尽量来表达我的感受，——一切都向我展示了美、幸福和美德；说明了，对我说来样样都是唾手可得，缺一不可，甚至美、幸福和美德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理解这一点呢？我以前有多么不好呀！将来我会，而且一定会多么快乐和幸福呀！”我自言自语说，“我必须快快地，快快地，马上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虽然如此，我依旧在窗台上坐了好久，无所事事地幻想着。您有过这样的情形吗？夏天，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白天躺下睡觉，日落时醒来，睁开眼睛，窗户的方格在我眼前渐渐扩大，在被吹得鼓鼓的、帘子横木敲打着窗台的纱帘下面，看见被雨水淋湿的菩提林阴路那阴暗、发紫的路面和湿漉漉的、被明亮的夕阳照亮的花园小径，突然听见花园里鸟雀愉快的鸣啭，看见被夕阳照得透明的昆虫在敞开的窗口盘旋，嗅到雨后空气的清香，心中想道：“睡得错过了这样美妙的黄昏真是难为情！”于是连忙跳起来，到花园里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您有过这种情况，就可以作为我当时体验到的强烈感情的例证了。

三 幻想

“现在我要忏悔，要洗净一切罪过，”我想道，“我再也不（想到这儿，我记起使我最痛苦的所有罪过）……我每星期天一定去教堂，过后再读一个钟头的《福音书》；再有，我上大学以后，从每月领的白票[4]里一定拿出两个半卢布（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做得不让任何人知道，不给要饭的，我要找那些无亲无故的穷人，比如孤儿或者老太婆。

“我自己会有一个房间（大概是St.-Jérôme住的那间），我要亲自拾掇它，弄得特别干净；我不让仆人帮我做一点事。仆人是跟我一样的人呀！再有，我每天要步行到大学去（如果他们给我一辆马车，我就卖掉，把这笔钱也施舍给穷人），一切我都要严格奉行（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怎么也说不出来，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明白和感到这‘一切’是合理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无可责难的生活）。我要写讲演稿，甚至事先温习各门功课，这样第一年我会得到第一名，还要写一篇论文；第二学年所有的功课我事先都会了，我可以跳级升到三年级，这样我十八岁就毕业，得第一名，获得学士学位和两枚金质奖章；以后我就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成为俄国第一流的学者……甚至会成为欧洲最博学多识的人……嗯，以后呢？”我问自己。但是这时我忽然想起，这些幻想是骄傲，是罪过，今天晚上我得向神父忏悔，于是我又回想开头沉思的事。“为了准备讲演稿，我要步行到麻雀山[5]去；我在那儿树底下挑选个地方，读讲演稿。有时候我要带点吃的东西：干酪，或者彼多蒂油炸包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要休息一下，看看什么好书，或者画画风景画，玩玩什么乐器（我一定要学着吹笛子）。随后她也到麻雀山来散步，有那么一天，她会走到我跟前，问我尊姓大名。我就像这样，愁容满面地望着她，说我是某个神父的儿子，只有在这儿，当我只身一人的时候，我才感到幸福。她跟我握手，说几句话，就坐到我身边。这样我们每天都到那儿去，成为朋友，于是我吻她……不，这可不好。相反地，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看女人一眼。我永远，永远也不到使女室里去，甚至尽量不从使女室门前经过；但是三年之后我就成人了，我一定要结婚。我要尽可能地多多运动，每天做体操，这样，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会比拉波[6]还强壮。第一天我挺举半普特，举五分钟，第二天举二十一俄磅[7]，第三天举二十二俄磅，依此类推，这样，总有一天，我每只手可以举重四普特，比哪一个奴仆都有力气；一旦有人想欺侮我，或者说她的坏话，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揪住他的胸膛，一只手把他举得离地面两俄尺[8]，就这样举着，让他晓得我的厉害，然后再放开他；不过，这也不大好，不，没关系，反正我不伤害他，只露一手，让他瞧瞧我……”

但愿大家别责备我，说我青年时期的幻想还像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幻想一样幼稚。我深深相信，若是我命中注定活到高龄，而我的故事能够赶上我的年龄，那么，当我变成七十岁的老翁时，我依旧会像现在这样，怀着不会实现的、幼稚的幻想。我会幻想有那么个妩媚动人的玛丽亚，她会爱上我这没牙的老头，就像她爱上马泽帕[9]一样，幻想我那愚笨的儿子由于特别的机缘当上部长，或者，幻想我突然间拥有百万家财。我深信，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有益的、令人宽慰的幻想能力。但是，除了一般的特征，即幻想不可能实现和幻想有魔力而外，每个人和每个不同年龄的幻想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我认为是少年时代终结和青年时代开始的那个时期，我的梦想建筑在四种感情上。第一种感情是对她，对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热爱，我总是按照一个样子去幻想她，希望随时随地会和她相逢。这个她有点像索涅奇卡，有点像用洗衣盆洗衬衫时的瓦西里的妻子玛莎，又有点像好久以前我在戏院隔壁包厢里见过的那个白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第二种感情是希望被爱。我愿意人人都认识我，都爱我。我想说出自己的名字：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而且希望这会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都包围住我，为了什么事向我道谢。第三种感情是希望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虚荣的幸运，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那么有力，简直使我疯狂。我深信，由于什么不寻常的机会，不久我就会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显赫的人物，我心里乱极了，不断期待着得到奇妙的幸福。我总希望，从现在就开始，我会获得一个人所能希冀的一切，因此我总是到处奔忙，以为它已经在我不在的地方开始了。第四种，也是最主要的感情，就是厌恶自己和悔恨，但是悔恨和向往幸福完全融合到一起，因此其中毫无悲伤的成分。我觉得摆脱过去的一切，改变和遗忘一切往事，完全改变一切关系，重新开始生活，好使过去不压迫我，不束缚我，这是那么轻而易举、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以厌弃过去当作乐事，极力把它看得比实际情况更为阴暗。回忆往事的境界越阴暗，光明灿烂的现在就显得更加辉煌，绚丽的未来就展现得更加艳丽。这种悔恨和热烈希望完美的声音，在我发育的这段时期，是我心灵中主要的新的感觉，就是它，给我对自己、对人类、对上帝的看法建立了新的基础。幸福、愉快的声音，以后，在我的心灵默默地屈服在尘世的虚伪和淫乱的势力之下的悲哀时刻，它有多少次突然间勇敢地奋起反抗一切虚伪欺诈，毫不留情地揭露过去，指给我看，使我爱光明的现在，使我对幸福愉快的未来怀着希望，——幸福的、愉快的声音啊！难道有朝一日你会不再发出响声吗？

四 我的家庭圈子

今年春天爸爸很少在家。但是每逢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他在钢琴上乱弹他心爱的曲子，对我们使些慈爱的眼色，捏造些事情同米米和我们大家开玩笑，比方他说，米米乘车出去兜风，被一个格鲁吉亚王子看见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以致请求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他离婚；他又说政府已经派我做维也纳公使的助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这些新闻。卡坚卡害怕蜘蛛，他就用蜘蛛吓唬她；他对我们的朋友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非常和蔼，一再向我们和客人们述说他未来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几乎天天变更，而且自相矛盾，但是它们却那么有趣，使我们都听出了神，柳博奇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的嘴，唯恐遗漏片言只语。爸爸一会儿计划让我们留在莫斯科上大学，而他带着柳博奇卡到意大利去上两年；一会儿计划在克里木南海岸置一个庄园，每年夏天到那里去避暑；要不就是全家搬到彼得堡，等等。但是除了这种特别的活泼态度而外，爸爸身上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使我大为吃惊的变化。他定做了时髦的服装——一身橄榄绿色的礼服，裤脚有套带的时髦裤子和一件对他非常合适的长大衣；他去做客的时候身上时常散发出好闻的香水味，特别是拜访某位夫人的时候，米米一提到她就叹气，从她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话来：“可怜的孤儿们！不幸的情欲！她不在了倒好！”诸如此类。我听尼古拉说（因为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讲他赌钱的事），他今年冬天赌钱特别走运，赢的钱多极了，把钱存在当铺里，打算春天不再赌了。大概是怕管束不住自己，所以他想尽快到乡下去。他甚至决定，不等我进大学，复活节以后立刻就带着姑娘们去彼得罗夫斯科耶，我和沃洛佳随后再去。

整个冬天，一直到春天，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始终形影不离（他们开始对德米特里冷淡了）。根据我听到的谈话来推测，他们的主要乐趣是不断地喝香槟酒，乘着雪橇从他们俩似乎都爱上的一位小姐的窗下驰过，不再在儿童舞会上，而在真正的舞会里面对面地跳舞。虽然我和沃洛佳相亲相爱，后面这种情况却使我们疏远了好多。我们觉得，在还有教师们来教课的男孩和在成人舞会上跳舞的男子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不敢互通心曲。卡坚卡已经长大成人，看过大量小说，我已经不觉得她快要结婚的念头是笑话了；不过，虽然沃洛佳也长大成人，但是他们并不接近，甚至好像谁也看不起谁。总之，卡坚卡一个人在家时，除了看小说，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多半是烦闷无聊；但是，当我们有男客的时候，她就变得十分活泼可爱，挤眉弄眼，而我实在不明白她这样是想表示什么。直到后来，在谈话中间我才听她说，唯一准许少女的卖弄风情，就是眉目传情，于是我懂得了这种别人毫不感到惊异的怪模怪样的、矫揉造作的眉来眼去。柳博奇卡也开始穿长一些的衣裳，这样一来，她的罗圈腿就几乎遮得看不见了，不过，她还像从前那样好哭。现在她已经不梦想嫁给骠骑兵，而是想嫁给一个歌唱家或音乐家，因此热心学音乐。St.-Jérôme晓得他在我们家只能待到我考试完毕为止，他已经在某伯爵家找到一个位置，从那时起就有点看不起我们家的人了。他很少在家，开始抽起香烟来，——这在当时非常出风头，还不断地用纸片吹一些快乐的曲子。米米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悲伤，仿佛从我们大家开始长大的时候起，她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存什么希望了。

我来吃午饭的时候，在饭厅发现只有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St.-Jérôme；爸爸没在家，沃洛佳正和同学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考试，吩咐把饭给他送去。最近饭桌的首位多半是由我们谁都不尊重的米米来占据，午餐失去了很多的魅力。午餐已经不像妈妈或者外祖母在世时那个样子；从前，可以说午餐是在一定的时间把全家集合到一起，把一天分成两半的一种仪式。现在我们敢于迟到，上第二道菜时才来，用玻璃杯喝酒（这是 St.-Jérôme亲自给我们立的榜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还没吃完就站起来，以及诸如此类的随随便便的举动。午餐不再是往日那样愉快家庭每天的庆祝聚会了。这哪像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呀，那时在两点钟，我们都梳洗停当，穿好衣服去吃午饭，坐在客厅里愉快地谈着天，等待着指定的时刻来临。当仆从室的钟刚要敲两点钟的时候，福卡胳膊上搭着餐巾，带着庄重而有几分严峻的神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来。他用大嗓门拉长声音宣布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大家带着快活的、满意的神情，年长的在前，年幼的在后，顺序走进饭厅，浆硬的裙子窸窣作响，靴鞋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大家小声交谈着，各就各位。或者说，这也不像在莫斯科呀，那时我们都站在大厅里摆好餐具的桌旁，悄声细语，等着外祖母，加夫里洛已经去向她通报午饭摆好了。突然间，门打开了，我们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外祖母戴着系有特殊的紫色缎带的帽子，微笑着，或者忧郁地斜视着（看健康情况而定），从容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加夫里洛赶紧走到她的安乐椅旁边，这时发出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每个人的脊背都感到一阵寒战（这是好胃口的预兆），拿起浆好的、有些发潮的餐巾，吃一片面包，怀着迫不及待的、令人喜悦的食欲在桌下搓搓手，望着管家按照等级、年龄和外祖母的眼色顺序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盘。

现在我来吃午饭时，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和激动了。

米米、St.-Jérôme和姑娘们议论着俄国教师穿的靴子是多么糟糕，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们穿着什么样带褶的衣服等等。对他们这样说长道短，以前我真是从心眼里蔑视，特别是对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我都不想掩饰我的这种蔑视。可是现在他们的闲谈却再也扰乱不了我这种新的、美好的心境了。我非常温柔，特别和蔼地微笑着听他们讲话，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把克瓦斯递给我，当St.-Jérôme在饭桌上纠正我的话，说je puis比je peux[10]讲起来更好听的时候，我表示同意。不过，我应当承认，因为谁也不特别注意我的温柔与善良，这使我有几分不快。午饭后柳博奇卡给我看一张纸，上面记着她所有的罪过；我觉得这很好，不过把自己所有的罪过都记在心上会更好些，而且这一切都不对头。

“哦，这样也不错；你不了解我。”于是，我对St.-Jérôme说要去学习，就回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实际上在忏悔以前还有一个半钟头，趁这工夫，我要为自己的一生定个义务表和日程表，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永远要奉行不渝的准则写到纸上。

五 准则

我拿起一张纸，最初想写下明年的义务表和日程表。需要在纸上画线。但是因为找不到尺子，我就拿拉丁语字典来代替。用钢笔沿着字典的边画了线再把字典移开，结果是，不但线没有画成，反而在纸上留下长长一道墨迹，字典不够纸的长度，画到字典的软角上，线就弯了。我又拿了一张纸，挪动着字典，将就着画好一道线。我把义务分成三类：对自己的义务，对别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我先写第一类，哪知道它们有那么多项目和那么多种类，非先写出“生活准则”，然后再列表不可。我拿起六张纸，订成本子，在封皮上写了“生活准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我考虑了好半天，要不要重新写过？望着这份撕破了的表格和这么难看的标题，我苦恼了好久。为什么在我心灵里，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而当我想要把我所计划的任何东西付诸实行的时候，结果写在纸上和在生活中竟是那么不像样呢？……

“神父来了，请下楼听训诫吧。”尼古拉来通报说。

我把本子放到桌子抽屉里，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梳上去，我认为，这样能使我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走进起居室，那里已经摆好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圣像，点着几支蜡烛。爸爸从另外一扇门与我同时走进来。神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修道士，板着老脸，向爸爸祝福。爸爸吻了吻他那又短又宽的、枯干的小手，我也照样做了。

“叫弗拉基米尔来，”爸爸说，“他在哪儿？不，不要找他了，他一定是在大学里斋戒。”

“他正在招待公爵呢。”卡坚卡说，瞥了柳博奇卡一眼。不知为什么柳博奇卡突然脸红了，皱起眉头，假装有些不舒服，走出屋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她在客厅站住，又用铅笔在纸上记什么。

“怎么，你又犯错误了吗？”我问。

“不，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满面红晕。

这时，前厅里传来德米特里向沃洛佳告别的声音。

“唉呀，一切对你都是诱惑。”卡坚卡走进屋里对柳博奇卡说。

我不明白姐姐出了什么事：她羞愧得眼泪汪汪，窘迫到了极点，不但生自己的气，也生卡坚卡的气，因为卡坚卡分明在嘲弄她。

“哦，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外国女人（再也没有比叫卡坚卡外国女人更让她难过的了，因此柳博奇卡就用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圣礼之前，”她用庄严的语气接着说，“你是存心叫我难过的……你要明白……这可不是儿戏……”

“你知道，尼古连卡，她写了什么？”卡坚卡说，因为叫她外国女人而非常生气，“她写了……”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坏，”柳博奇卡说，她大哭着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总是故意引人犯罪。我并没有老没完没了地提你的感情和痛苦呀。”

六 忏悔

我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回到起居室，那时大家都聚在这儿，神父站起来，准备诵读忏悔前的祈祷文。但是当神父一诵读祈祷文，他那富于表情的严厉声调在一片静寂中回响，特别是当他对我们说“毫不羞愧，毫无隐瞒，毫不辩解，坦白说出你的一切罪过，你的灵魂就会在上帝面前涤净，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的时候，我早晨想到即将来临的圣礼时体验到的虔敬心情又涌上心头。我在意识到这种心情时甚至感到乐趣，极力要留住它，一面制止涌上心头的种种思绪，一面增强某种敬畏的心情。

爸爸第一个去忏悔。他在外祖母的房里逗留了好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起居室里沉默不响，或者小声商量谁先去。我们终于又听到门那边神父诵读祈祷文的声音和爸爸的脚步声。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声，爸爸从里面走出来，照老习惯轻轻咳嗽一声，耸着肩膀，对我们任何人望也不望。

“现在你进去吧，柳芭，记住，要统统说出来。要知道，你是我的大罪人！”爸爸愉快地说，在她的脸蛋上捏了一把。

柳博奇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从围裙里掏出她的字条，又放回去，低下头，不知怎地缩着脖子，好像等待来自上方的打击一样，走进门去。她没有逗留很久，但是当她从门里出来的时候，抽噎得两肩直耸动。

美貌的卡坚卡笑眯眯地从门里走出来以后，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怀着不太强烈的恐惧心情，并且心里愿意使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神父站在讲经坛前，慢腾腾地扭过脸来朝着我。

我在外祖母的房里只逗留了五分钟，但是出来的时候很高兴，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纯洁的、在道德上重生的新人了。虽然旧日的一切生活环境——还是那些房间，还是那样的家具和我的依然如故的身形（我很愿意外表的一切都改变，就像我觉得内心已经改变一样）——使我感到不快，但是直到上床睡觉以前，我始终怀着那种欢愉的情绪。

我一边思索着我已经涤净的一切罪过，就沉沉入睡了，但在这时，我猛然回忆起一桩我忏悔时隐瞒了的可耻过错。忏悔前的祈祷文又浮上我的心头，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我的宁静心情转眼间就消失了。“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我不住地听到这话，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罪孽深重的人，随便给我什么惩罚都不够。我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久，思考着自己的处境，随时随刻等待着上帝的惩罚，甚至想到可能让我暴死，这个念头使我充满说不出的恐怖。但是突然间我想出个好主意：天一亮我就徒步或者坐车到修道院去见神父，再忏悔一次，——于是我就安心了。

七 去修道院

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11]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个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个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蹚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

“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

“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沾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

八 第二次忏悔

神父的脚步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您好，”他说，用手抚平他的白发，“您有什么事？”

我请求他为我祝福，怀着特别欢乐的心情吻了吻他那发黄的不大的手。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就走到圣像前边，开始忏悔。

忏悔结束后，我克服了羞愧的心情，把心里的事都向他倾诉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用嘹亮而柔和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愿圣父的恩典加在你身上，但愿他永远保持你的信仰、温顺和谦虚。阿门。”

我感到万分幸福；幸福的泪水哽住我的喉咙。我吻了吻他的毛布长袍的皱褶，抬起头来。神父的脸色非常平静。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深受感动的情绪，唯恐这种情绪被破坏。我赶紧辞别神父，目不旁视，免得分心，我走到墙外边，又坐上那辆摇摇晃晃的斑驳的马车。但是，车子的晃荡和眼前闪过的形形色色的物体，很快就驱散了这种情绪；我已经在想，神父现在大概在想，他平生从未遇见过，而且也不会遇见像我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青年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非常想对什么人说说。

我十分想同什么人谈谈，但是除了车夫，身边没有一个人，于是我就对他讲起来。

“我去了很久吗？”我问。

“这倒没什么。时间是很久了，马也早该喂了；要知道我是夜间赶车的。”老车夫回答，现在，由于阳光照耀，他显得比原先愉快多了。

“不过我却觉得，只有一会儿工夫，”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修道院吗？”我补充了一句，向深处挪了挪，更挨近老车夫一些。

“我们哪里管得着那些事情？反正乘客叫我们把车赶到哪儿，我们就赶到哪儿。”他回答。

“不过，你到底怎么想呢？”我继续追问。

“大概是要埋什么人，去买坟地吧。”他说。

“不对，老头。不过，你知道我坐车去干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老爷。”他重复说。

我觉得车夫的声音是那么和蔼，为了教导他，我决定告诉他我出门的目的，甚至告诉他我体验的心情。

“你愿意我讲给你听吗？你可知道……”

于是我向他吐露了一切，而且向他描述了我的一切美妙心情。现在我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免脸红。

“真的吗？”车夫不相信地说。

后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久一声不响，除了偶尔理一理不住从他那穿着条纹裤的腿下面滑出来的上衣下摆，他那穿着大皮靴的脚在踏板上顿着。我认为，他对我的看法一定同神父一样，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好青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但是，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那么，老爷，您的事是老爷的事。”

“什么？”我问。

“老爷的事情，老爷的事情。”他重复说，用没牙的瘪嘴唇嘟囔着。

“不，他没有了解我。”我暗自思索，不过一直到家门口，我再也没有同他讲话。

尽管在灿烂的阳光下，街上的人群到处都显得五光十色。一路上我心里怀着的虽不是深受感动和虔诚的心情本身，但却满意我曾体验过这种心情。可是，我一回到家里，这种情绪就完全消失了。我没有四十个戈比付给车夫。我已经欠了管家加夫里洛的钱，他不肯再借给我。车夫看见我在院子里跑了两趟（为找车钱），他大概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跑来跑去，就从马车上爬下来，虽然我原来觉得他很和蔼，现在他却分明想要挖苦我，开口大声说，常常有一些骗子坐车不给钱。

家里的人还都睡着，除了仆人而外，我向谁也借不到四十戈比。最后，我用名誉担保，求瓦西里——从瓦西里的脸色看得出，他丝毫也不相信——不过，因为他喜欢我，而且记得我帮过他的忙，就替我付了车钱。我的那种心情烟消云散了。当我开始穿衣服去做礼拜，好同大家一起去领圣餐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衣服没有改好，不能穿，我的罪孽真是太大了。我穿上另外一件衣服，怀着一种异样慌张的心情去领圣餐，心里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向。

九 我怎样准备考试

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四，爸爸、姐姐、米米和卡坚卡下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沃洛佳、St.-Jérôme和我留在外祖母的大宅邸里。忏悔那天和我去修道院那天的心情完全消逝了，只留下一种模糊的、但是非常愉快的回忆，而这种回忆越来越被自由生活的新的印象压下去了。

题着“生活准则”的记事簿也同我的草稿本一起收藏起来。我认为可能为一切生活情况制定准则，甚至永远以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我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很简单同时又很伟大，我还打算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不过，我好像又忘记这种想法需要立即付诸实行，老是把它往后拖延。但是，使我可以自慰的是，现在涌到我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都同我的准则和义务中的某一项恰好吻合：不是同对待别人的准则吻合，就是同对待自己或者同对待上帝的准则吻合。“那时候，我把这一项写在这儿，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同这问题有关的思想涌上心头。”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常常自问：是当时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万能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还是现在，当我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怀疑人类智慧的力量和意义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自由的意识，以及我提到过的那种有所期待的春天的情绪，使我兴奋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考试准备得非常糟。我往往在教室里学习一早晨，而且明明知道必须用功（因为明天有一门考试，我还有整整两道题没有读完），但是突然闻到窗口有一股春天的气息，好像我非得马上追忆什么不可，我的双手就自然而然地放下书本，两脚就自动地活动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脑子里好像被什么人拧紧发条，开动了机器；各种各样愉快的、离奇的幻想开始那么轻快、自然、而又飞速地掠过脑际。我只来得及看到它们闪耀的光芒。于是，一两个钟头就不知不觉地消逝了。要不然，我就对着书本坐着，勉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读的书上，这时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上有女人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坐不住了，虽然我非常清楚，除了外祖母的老女仆加莎，谁也不会在走廊上走过。“不过，万一是她呢？”我想，“万一现在就开始，而我错过机会了呢？”于是我跳进走廊，看见果然是加莎；但是事后我好久还定不下心来。发条拧紧了，脑子里又是一团乱麻。要不然，傍晚我点着一支蜡烛独自坐在房间里，为了剪剪烛花或是变换一下坐的姿势，我的心思就突然离开书本，看见门口和角落里到处黑洞洞的，听见整座房子里都是静悄悄的，于是又不能不停下来，不能不倾听这片寂静，不能不从通暗室的门口望着这片黑暗，不能不一动不动地待上好久，或者下楼走过所有的空房间。更常有的情形是，黄昏时分，我不惹人注意地在大厅里坐上好久，倾听《夜莺曲》，这是加莎单独坐在大厅里，在烛光下用两个指头在钢琴上弹出来的。至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根本不能不从床上爬起来，躺在朝着花园的窗台上，凝视沙波什尼科夫家映着月光的屋顶，凝视我们教区庄严的钟楼和横在花园小径上的篱笆和树丛的夜影；我不能不这样逗留好久，以致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才好不容易醒来。

因此，要不是继续前来给我上课的教师们，要不是St.-Jérôme有时不得不激起我的自尊心，更主要的，要不是想在我的朋友涅赫柳多夫的心目中显得像个能干的青年，也就是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这在他的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是为了这些，春天和自由就会使我忘记以前熟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考不取了。

十 历史考试

四月十六日，在St.-Jérôme的护送下，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大厅。我们是坐着我们家相当豪华的四轮马车来的。我生平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我的全部服装，连衬衣和袜子，都是最新式、最好的。当门房在楼下帮我脱大衣，而我衣着华丽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自己那么光彩夺目而有些害羞。但是当我一走进挤满了人的镶花地板的明亮大厅，就看见几百个穿中学生制服或者燕尾服的青年（其中有的冷冷看我一眼），还有态度傲慢的教授在远处桌子中间随便地踱来踱去，或者坐在大安乐椅上。一看见他们，我那种盼望引起普遍注意的心思就立刻化为乌有了；在家里，甚至在大学的门廊里，我脸上的表情还仿佛是懊悔我违反本意显得那么高贵，那么神气，此刻也变得非常胆怯，而且有点颓丧了。我甚至趋于另一个极端，当我看见近处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特别寒酸，年纪还不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的时候，我居然高兴极了。这个人远离人群，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我立刻挨着他坐下，开始打量那些考生，给他们下判断。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身形和面孔，但是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归为三类。

有的像我一样，由家庭教师或者父母陪着来考试，这些人里有伊温家最小的孩子由我认识的弗劳斯特陪着，有伊连卡·格拉普由他的老父亲陪着。所有这些人的下巴都毛茸茸的，露出干净的衬衣，规规矩矩地坐着，并不翻阅他们随身带来的书本和笔记。他们带着明显的畏怯神情望着教授和考桌。第二类考生是一些穿中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刮过胡子。他们大多数彼此都认识，大声交谈着，称呼着教授的教名和父名，当场准备问题，互相传递笔记本，从凳子上跨过去，从门廊拿来油炸包子和夹肉面包，当场就吃起来，只是把头低到凳子那么高。最后一类，也就是第三类考生，为数并不多，年纪很大，有的穿着燕尾服，而大多数穿着常礼服，没有露出衬衫。这些人举止非常严肃，独自坐着，神色非常忧郁。那个由于穿着的确比我寒酸而使我感到自慰的学生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他双手托着头，指缝里露出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正在读一本书，闪闪发光的眼睛偶尔向我投来短暂而不友好的一瞥，闷闷不乐地皱紧眉头，把光滑的胳膊肘又向我这边挪挪，使我不能更挨近他。中学生们恰好相反，他们自来熟，我真有点怕他们。比如，有个中学生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请递给他，那边。”另外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说：“让让路，老兄。”第三个从条凳上爬过去的时候，用手扶住我的肩头，像扶桌子一样。这一切我觉得又粗野又令人不快；我自认为比这些中学生高明得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不拘礼节。终于开始点名了。中学生们大胆地走上去，大部分回答得很好，兴高采烈地回来；我们这一类人却胆怯得多，似乎回答得也不好。年纪大的一类人中，有几个回答得非常出色，有一些很糟糕。叫到谢苗诺夫的时候，我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人粗鲁地推了我一把，从我腿上迈过去，走到桌子跟前。从教授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回答得出色而又大胆。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之后，不等着听他得了什么分数，就沉着地拿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听到点名的声音，我已经战栗了好几次，虽然已经叫了一些以K字为首的姓名，但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还没有轮到我。“伊科宁和捷尼耶夫！”突然有人从教授们那个角落呼唤道。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背和发根。

“叫谁？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我附近的人们议论说。

“伊科宁，去吧；叫你呢。但是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或者莫尔捷尼耶夫？我可不知道。是谁，谁就答应吧！”站在我身后的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

“是您。”St.-Jérôme说。

“我姓伊尔捷尼耶夫，”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叫伊尔捷尼耶夫了吗？”

“是呀！您为什么不去？……你瞧瞧，真是个公子哥儿！”他补充说，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我从凳子后面走过去时，可以听到他的话。走在我前面的是伊科宁，他是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属于第三类，即年龄大的一类。他穿着紧身橄榄绿色礼服，打着蓝缎子领带，长长的淡黄色头发按照农民的样式很细心地往后梳着。坐在条凳上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长得并不难看，爱讲话，但是最使我惊异的是，他那异样的红黄色头发居然拖到喉咙上，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不断解开背心的扣子，把手伸到衬衣里搔胸脯。

我和伊科宁一同朝桌边走去，桌后坐着三位教授；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一个年轻的教授像洗纸牌一样洗那堆考签；另外一位教授，燕尾服上别着一枚勋章，他正盯着一个滔滔不绝地讲查理曼大帝[12]的某些事迹、每说一句就加上一个“后来”的中学生；第三位教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他低着头，从镜片上边望着我们，指着考签。我觉得他的目光是同时对着伊科宁和我的，而且他对我们身上的某一点很不满意（可能是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因为他又看了我们一眼，就不耐烦地把头一昂，要我们赶快抽签。我又气又恼，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其次是因为他们显然把我和伊科宁相提并论，归到一类考生里去了，由于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对我也已经抱有成见。我毫不畏怯地抽了根签，准备回答；但是，那位教授却朝着伊科宁使了个眼色。我看看我那个签条上的问题，原来是我很熟悉的。于是我便静候轮到自己，一面观察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伊科宁毫不胆怯，甚至过分大胆地侧着身子上去抽签，把头发往后一甩，敏捷地看了看写在签上的问题。他张开嘴巴，我觉得他开始要回答了，这时佩着勋章的教授用称赞的话打发走一个中学生，突然看了他一眼。伊科宁好像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全体沉默了两三分钟。

“说呀！”戴眼镜的教授说。

伊科宁张开嘴，又不出声了。

“要知道，不是您一个人参加考试。请问您回不回答？”年轻的教授说，但是伊科宁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考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教授透过镜片，从眼镜上方看看他，又摘下眼镜看看他，并且小心地擦擦镜片，然后又戴上。伊科宁一个字也没有说。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笑意，他把头发甩到后面，又侧身朝着桌子，放下考签，轮流地望望每一位教授，然后又望望我，就扭过身去，迈着急速的步子，挥动着胳膊，回到条凳那边。教授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真是个好样的！”年轻的教授说，“自费生[13]！”

我走到桌子跟前，但是教授们依旧低声私下交谈着，好像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我在场。当时，我确信，三位教授都非常关心我会不会考取，会不会考得很出色，不过他们要摆摆架子，所以装出那么一副毫不在意、没有注意到我的模样。

当那个戴眼镜的教授漠不关心地转向我，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眼神，替他有点难为情，因为他在我面前摆出那么一副伪君子的神气，我开始回答时有点结结巴巴，但是不久就越来越流利了，因为那是俄国历史上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我出色地答完了，甚至讲得非常起劲，想让教授们感到我不是伊科宁，不能拿我和他相提并论，我提议再抽一个考签；但是那位教授朝我点点头，说：“好了。”并且在分数本上记了点什么。我一回到凳子那边，中学生们就告诉我，我得了五分，天晓得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十一 数学考试

下一场考试，除了我认为不配和我结交的格拉普和不知为什么见了我就害羞的伊温以外，我已经认识了好些生人。有一些已经同我打过招呼。伊科宁看见我，甚至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他的历史要复试，那个历史教授从去年考试起就对他抱着恶感，在那场考试时也出难题，把他难倒过。谢苗诺夫跟我一样，也要进数学系，直到考试结束，他一直躲避着所有的人，默默无言地独自坐着，手托着腮，手指插到白发里，考试的成绩却非常优异。他考了第二名，第一中学的一个学生考了第一。这个人高大而瘦弱，黑头发，面色苍白，打着黑领带，额头上长满疙瘩。他的手瘦而发红，手指特别长，指甲咬掉了很多，指尖好像用细线捆着一样。我觉得这一切好极了，考第一的中学生就应该这样。他像大伙一样，同每个人都交谈，连我都跟他认识了，但是我仍旧觉得，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嘴唇的动作上，在他的黑眼睛里，显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富有魅力的东西。

数学考试时，我到得比平常早。这门课我相当熟悉，但是代数上有两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没有问过教师，因此一窍不通。我现在记得，这是组合定理和牛顿二项式。我坐在后排凳子上，翻阅两个不熟悉的问题；但是由于不习惯在嘈杂的屋子里念书，而且预感到时间不够，使我不能全神贯注在我所读的东西上。

“他在这儿！这儿来，涅赫柳多夫！”我听见沃洛佳的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说。

我回过身去，看见我哥哥和德米特里，他们敞着大礼服，摆动着胳膊，在凳子中间穿过朝我走来。在大学里和在家里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单从他们的不扣纽扣的大礼服来看，就表明他们对我们这些考生的轻蔑，引得我们这些考生又是羡慕又是尊敬。想到我周围的人们会看到我认识两个二年级的大学生，我得意极了，连忙迎着他们站起来。

沃洛佳甚至忍不住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来。

“啊，你这可怜的家伙！”他说，“怎么，还没有考完哪？”

“没有。”

“你在看什么？难道你没有准备好吗？”

“是的，有两个问题不大透彻。我不懂这个。”

“什么？就是这个吗？”沃洛佳说着，开始给我解释牛顿二项式，但是讲得又快又不清楚，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对他的知识不信任的神色，他看了看德米特里，想必在他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脸红了，但是还继续讲着一些我不理解的话。

“不，等一等，沃洛佳，如果来得及，让我和他研究研究吧。”德米特里说，朝着教授们那个角落望了一眼，就在我身边坐下。

我立刻就发现我的朋友非常自得，非常温和，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总是这样，这一点是我特别喜爱的。他精通数学，而且讲得清清楚楚，把问题讲得那么透彻，我至今还记得。但是他刚要讲完，St.-Jérôme就用响亮的耳语说：“à vous，Nicolas！”[14]于是我就跟在伊科宁后边，从凳子中间走出来，没有来得及研究另外一道我不懂的问题。我向两位教授坐着的桌前走去，黑板跟前站着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很敏捷地写上一道公式，咔嚓一声把粉笔在黑板上弄断了，虽然教授已经对他说“够了”，并且让我们抽签，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写。“万一我抽到组合定理，可怎么办呀！”我暗自寻思，用颤抖的手指从那一堆柔软的纸片中抽了一个签条。伊科宁用和以前考试时同样勇敢的姿态，侧着身子，浑身摇晃着，也不选择就抽了上面那根签，看了看，就怒冲冲地皱紧眉头。

“我总是这样倒霉！”他嘟囔说。

我看看我的签。

啊呀，糟糕！正是组合定理……

“您抽着什么了？”伊科宁问。

我给他看看。

“我知道那一道。”他说。

“您要换吗？”

“不，反正是一样，我觉得心情不佳。”伊科宁还没有说完，教授就把我们叫到黑板跟前。

“唉，全完了！”我心里想，“考试成绩不但不像我想做到的那么优异，而且还要一辈子蒙上耻辱，比伊科宁还糟。”但是伊科宁冷不防转向我，当着教授的面，从我手里抢走考签，把他的考签给我。我看看他的签，原来是牛顿二项式定理。

那位教授不是个老头，他显得愉快而聪颖，突出的脑门使他显得更加如此。

“怎么回事？先生们，你们在换签吗？”他说。

“没有，他不过把他的给我看了一下罢了，教授先生。”伊科宁从容不迫地回答，教授先生几个字又是他在这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他又从我身边向后退，他望了望教授，望了望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副姿势好像说：“没关系，老兄！”（后来我听说，入学考试伊科宁已经考了三年）

我把我刚准备过的那道题回答得非常出色，教授甚至对我说，我回答得比要求的还要好，于是给了我五分。

十二 拉丁语考试

拉丁语考试以前，真是一帆风顺。脸上缠着绷带的那个中学生第一名，谢苗诺夫第二，我第三。我甚至开始骄傲起来，当真以为：虽然我年纪小，可是我真有一套。

从第一场考试起，人人就都战战兢兢地议论拉丁语教授，说他仿佛是以作践青年，特别是自费生为乐事的野兽，说他只讲拉丁语或者希腊语。St.-Jérôme是我的拉丁语教师，他很鼓励我，我自己也觉得，我可以不用字典翻译西塞罗[15]的讲演和贺拉斯[16]的若干颂歌，而且熟谙祖姆普特[17]的文法，我准备得并不比别人差；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整个早上只听见在我前面去的人落第的事，有一个得了零分，另一个得了一分，第三个还挨了一顿骂，差点被赶出考场，诸如此类。只有谢苗诺夫和考第一的那个学生，像往常一样，沉着地去了又回来，两人都得了五分。当我和伊科宁一同被叫到那个可怕的教授只身坐着的小桌前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不幸。这位可怕的教授身材瘦小，面色发黄，留着油光光的长发，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

他递给伊科宁一本西塞罗的讲演集，叫他翻译出来。

令我大为惊奇的是：伊科宁不但读出来，而且靠教授的提示，甚至还翻译了几行。分析句法时，伊科宁又像先前一样陷入无可奈何的沉默中，我感到自己比这么一个软弱的竞争者强得多，就忍不住微微一笑，甚至带着几分藐视的神气。我希望我那聪明的、略带讽刺的笑容会博得那位教授的欢心，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

“您大概懂得多，所以笑了，”那个教授用蹩脚的俄语对我说，“让我们来瞧瞧。喂，您讲吧。”

后来我听说，拉丁语教授袒护伊科宁，伊科宁甚至就住在他家里。我立即回答了他问伊科宁的那个造句法中的问题，但是教授露出很难受的表情扭过脸去。

“好的，会轮到您的，我们瞧瞧您懂得多少吧。”他说着，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开始向伊科宁解释问他的那个问题。

“您可以走了。”他说，我看见他在分数本上给伊科宁打了四分。“哦，”我暗自思索，“他一点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严厉。”伊科宁走后，他整理书本和考签，擤鼻涕，挪椅子，懒洋洋地靠着椅背，望着大厅，从这边望到那边，到处都望到了，就是不看我。这样过了有五分钟之久，我觉得足有五个钟头。然而，这么装模作样他还觉得不够；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阅读的样子，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一样。我往前走了一步，咳嗽了一声。

“啊，是的！您还在这儿吗？……好的，翻译点什么吧！”他说着，递给我一本书。“啊，不，最好是这个。”他翻开贺拉斯的作品，给我找出一段，在我看来，这地方没有一个人能翻译出来。

“我没有准备这个。”我说。

“您只想回答您背熟的啰？好吧！不，翻译这个吧。”

我极力琢磨，好容易才想出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位教授一看见我的疑问的眼光就摇摇头，叹口气说：“不行。”他终于不耐烦地很快把书本砰地一合，一个指头也夹在书里；他怒冲冲地把手指抽出来，递给我一条文法考签，向安乐椅上一仰，像凶神一样沉默不语。我本来要开口回答，但是他脸上的杀气使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怎么回答也不会对头。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他突然用他那发音糟透了的声音说，迅速地变换着姿势，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玩弄着松松地套在他左手瘦削的指头上的金戒指。“先生们，准备得这样就想进大学是不行的；你们大家只想穿上蓝领制服；你们懂得一点皮毛，就认为可以做大学生。不行，先生们，得认真地学习功课……”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在他讲这一大篇错误百出的俄语时，我始终呆呆地凝视着他那低垂的眼睛。最初，因为不能名列第三，我感到大失所望；随后，我害怕根本考不取；最后，又感到事情不公平，自尊心受了伤害，无故地受了屈辱，因而痛苦万分。此外，我瞧不起那位教授，因为按照我的看法，他不是comme il faut[18]的人物，这是我望着他那又短、又硬、又圆的指甲时发现的。这种蔑视像火上浇油一样，使上述的一切感情更为恶毒。他望了我一眼，发现我的嘴唇发抖，眼中噙着泪水，他大概把我的激动解释成请求加分数，于是，他好像可怜我一样，竟当着另一个刚走进来的教授的面说：

“好吧，我给您及格（就是说给我两分）。虽然您不该及格，但是我考虑到您年纪小，希望您上大学以后不要那么轻浮。”

他当着另外那位教授的面说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狼狈不堪，那位教授望着我，好像也在说：“哦，您懂了吧，年轻人！”一时之间，我的眼睛都模糊了。我觉得那位可怕的教授和他的桌子仿佛在遥远的地方，一个疯狂的念头偏偏很清楚地涌入我的脑际：“要是……会怎么样呢？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做，反而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位教授特别恭敬地行了个礼，像伊科宁那样微微地笑了笑，就从桌边走开了。

这种不公正当时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强烈，如果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话，我就不再去参加考试了。我完全失去了自尊心（就是想得第三名也已经不可能了），我毫不努力，甚至毫不激动地通过了其余的考试。我的平均分数虽然在四分以上，但是我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我自己认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向自己论证说，争取考第一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甚至是一种mauvais genre[19]。我应该像沃洛佳一样，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打算今后在大学里就采取这种方针，尽管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我现在只想着制服、三角帽、自用马车、单人房间，更主要的是，我本身的自由。

十三 我是大人了

然而，这些想法也具有它本身的魅力。

五月八日，考完最后一门《神学》以后回到家里，我发现罗扎诺夫裁缝店的帮工来了，我认识他，他以前曾送来过用线绷上的平整光泽的黑呢制服和礼服，用粉笔在翻领上画了记号。现在，他把完全做好的、缀着亮晶晶金纽扣的衣服送来了，纽扣都用纸裹着。

穿上这套衣服，觉得好极了。尽管St.-Jérôme硬说礼服背后有皱纹，我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扬扬得意的笑容走下楼，到沃洛佳房里去。我感到仆人们从前厅和过道里不住地凝视着我的目光，只是假装没有理会。管家加夫里洛在大厅里追上我，祝贺我进了大学，遵照爸爸的命令，递给我四张白票，并且说，也是遵照爸爸的命令，从即日起，车夫库兹马、一辆轻便四轮马车和那匹赤骝马美男子，完全由我支配。我喜出望外，在加夫里洛面前怎么也装不出毫不在乎的神情，而且有些张皇失措，喘不过气来，脱口说出首先涌上我脑际的念头——我似乎说了：“美男子真是一匹骏马。”我望了一下从前厅门里和过道里探出来的人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穿着那件缀着亮晶晶金纽扣的新礼服飞奔过大厅。我刚走进沃洛佳的房间，就听见背后传来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的声音，他们是来向我道贺的，提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顿饭，喝杯香槟酒，来祝贺我进了大学。德米特里对我说，虽然他不喜欢喝香槟酒，但是为了和我你我相称，他今天也要陪着去干上一杯。杜布科夫说，不知为什么我很像个上校；沃洛佳没有祝贺我，只冷冷地说，后天我们可以下乡。好像，他虽然高兴我进了大学，却有点不愿意我如今像他一样成了大人。St.-Jérôme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大言不惭地说，他已经尽了责任，他不知道他的责任尽的是好是坏，但是他尽了全部力量，明天他就要搬到那位伯爵家去了。人家无论问我什么，我回答时感到脸上不由得露出一种甜蜜的、快乐的、有些愚蠢的扬扬得意的微笑，我甚至注意到这种微笑感染了所有同我交谈的人。

现在，我没有家庭教师了，我有自己的马车，我的姓名印在大学生名册中，我的腰带上佩着一把宝剑，警察有时也会向我敬礼……我是大人了，我好像很幸福。

我们决定五点钟在雅尔饭店吃饭，但是沃洛佳到杜布科夫家去了，德米特里说他饭前还要办一件事，也照例溜走了，因此我可以随意消磨两个钟头。我在所有的房间里转悠了好久，照了所有的镜子，一会儿把礼服纽扣扣上，一会儿又完全解开，一会儿只扣住上面一个纽扣，不论怎样我都觉得美极了。后来，尽管我觉得露出过于兴高采烈的样子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我还是忍不住到马厩和车棚去看看美男子、库兹马和马车，随后又回来，满屋子乱转，照照镜子，数数口袋里的钱，依旧那样快活地微笑着。然而，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开始感到有些无聊，或者惋惜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光彩照人，于是我觉得需要活动活动。因此我吩咐驾上马车，打定主意最好到库兹涅茨桥去买点东西。

我记得沃洛佳进大学时，曾经买过石印的维克多·亚当[20]画的马，买过烟草和烟斗，于是我觉得我也必须那么做。

人们从四面八方注视着我，阳光在我的纽扣上、帽徽上和宝剑上闪烁，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停在达恰罗画店门口。我环顾了一下之后，就走进店里去。我不愿意买维克多·亚当画的马，免得人家说我盲目模仿沃洛佳，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麻烦那位殷勤的店员，于是就匆匆忙忙赶快挑选了摆在橱窗里的一张水粉画的女人头像，付了二十卢布。可是，在店里付了二十卢布以后，我还是觉得为了这么点小事麻烦两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店员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我又觉得他们还是那样爱理不理地对待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就去注意观看摆在玻璃柜里的一个银器，知道这是porte-crayon[21]，价值十八卢布之后，我就叫店员用纸把它包起来，付了钱。我又打听到在隔壁的烟草店里可以买到好烟斗和好烟叶，我就客客气气地向两个店员行了礼，夹着那幅画走出来。隔壁商店的招牌上画着个吸雪茄的黑人，在那家铺子里，我也不愿意模仿任何人，没有买茹科夫厂出品的烟叶，而是买了苏丹烟叶、一支镶着土耳其烟嘴的烟斗、一支菩提木的烟管和一支蔷薇木的烟管。出了商店上马车的时候，我看见谢苗诺夫穿着普通礼服，低着头在人行道上快步走着。他没有认出我，使我很气恼。我相当大声地喊：“把车赶过来！”然后就坐上马车，追上谢苗诺夫。

“您好呀。”我对他说。

“您好。”他回答说，继续往前走。

“您为什么不穿制服？”我问。

谢苗诺夫停下来，眯缝着眼睛，露出雪白的牙齿，好像对着阳光刺痛眼睛似的，其实呢，他是要对我的马车和制服表示冷漠，他默默地打量了我一眼，就走开了。

从库兹涅茨桥，我乘车到了特维尔大街一家糖果点心店，尽管我想装出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店里的报纸，我还是忍不住接连吃了几个甜馅饼。有个绅士从报纸后面好奇地打量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飞快地把店里所有的八种甜馅饼每样都尝了一个。

回家之后，我觉得胃有点痛；但是我丝毫没有注意，开始细看我买来的东西。我很不喜欢那幅画，我不仅没有像沃洛佳那样给它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甚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抽屉柜后边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回到家里，我也不喜欢那个porte-crayon，我把它放在桌上，不过，我想这东西是银的，值钱，对大学生很有用处，来以此自慰。我打算立刻使用烟具，试它一试。

拆开那个四分之一磅的纸包，我细心地把金黄的、切得很细的苏丹烟丝装满了土耳其烟斗，放上火绒，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我特别欣赏手的这种姿势），就开始抽起来。

烟味闻着很香，但是抽到嘴里却发苦，而且呛嗓子。可是，我硬着头皮抽了好半天，试着吐烟圈和吸进去。不久，屋子里满是淡蓝色烟雾。烟斗咝咝响起来，燃烧的烟叶冒起火星，我觉得嘴里发苦，头有点晕。我想不抽了。我刚要叼着烟斗去照镜子，可是我的两腿摇晃起来，使我吃了一惊。房间在旋转，我勉强走到镜子跟前，往镜子里一照，只见我的脸像块白布一样苍白。我刚来得及倒在沙发上，就想呕吐，四肢无力，于是我想象烟斗会要我的命，我觉得我要死了。我真吓坏了，想喊人救命，找人去请医生。

但是这种惊慌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头疼得厉害，浑身无力地在沙发上躺了半天，呆呆地望着纸包上画的博斯通若格格[22]的商标、掉在地板上的烟斗、烟蒂和馅饼屑；这时我忧伤失望地想：“如果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吸烟，大概是我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显然我命中注定不能像别人那样把烟嘴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吸口烟，再从黄胡子中间喷出去。”

德米特里五点钟来找我，正赶上我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下。但是喝了一杯水以后，我觉得差不多恢复了常态，准备和他一齐走了。

“您怎么想起抽烟的？”他说，看见我抽烟的痕迹，“这太愚蠢，白费钱。我打定主意决不抽烟……不过，快走吧！我们还得去找杜布科夫。”

十四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在做什么

德米特里一进我的房间，我从他的面部表情、走路的姿势、他心情不佳时眨着的眼睛、好像要整理领带把脑袋怪模怪样地往一边歪的这种特殊姿势，就看出他是处在一种冷淡、固执的心情中，这种心情是在他不满意自己的时候产生的，一向起着冷却我对他的感情的作用。最近我已经开始观察和批判我的朋友的性格，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变化：它还是那么新鲜、强烈，无论我从哪方面来看德米特里，我都不能不认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而这两种性格我觉得都是美妙无比的。一种性格是我热爱着的：善良、亲切、温顺、快活，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可爱的品质。当他怀着这种心情时，他的整个容貌、声调、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说：“我又温顺又善良，而且以温顺和善良为乐事，这一点你们都可以看出来。”另一种性格是我现在刚发现的，我对它的庄严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冷若冰霜、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高傲、笃信宗教到狂热的地步和迂腐道学。现在他就显示出第二种性格来。

我们坐上马车，我用成为我们关系中的必要条件——坦率的口吻对他说，在我这个幸福的日子，看见他的心情那么沉重，使我那么不愉快，我非常难过和痛心。

“想必有什么事情使您伤心了。您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问他。

“尼古连卡！”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神经质地往一边扭动脑袋，眨眨眼睛，“既然我保证任何事情都不瞒您，您就没有理由怀疑我隐瞒真情。一个人的情绪不能总是一样，假如有什么事情使我伤心，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这是多么惊人的坦率而真诚的性格呀。”我暗自思量，没有再同他交谈。

我们默默地到了杜布科夫家。杜布科夫的住宅非常讲究，也许是我这么觉得。到处是地毯、图画、窗帷、华丽的糊墙纸、画像、大小安乐椅，墙上挂着步枪、手枪、烟袋和一些纸板做的兽头。一看到他书房的情景，我就明白沃洛佳在布置房间时是模仿谁了。我们去时，杜布科夫和沃洛佳正在玩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绅士（从他那毕恭毕敬的态度看来，大概是个不重要的人）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牌戏。杜布科夫本人穿着绸长袍和便鞋。沃洛佳脱掉常礼服，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从他那通红的脸色看来，从他偶尔从牌上移开视线、匆匆向我们投来的不满的眼光看来，他是在全神贯注地玩牌。一看见我，他的脸越发红了。

“你发牌。”他对杜布科夫说。我明白，他不愿意我知道他玩牌。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却好像对我说：“是的，我玩牌，你对这大惊小怪，只是因为你还年轻。这不但不是坏事，而且在我们这种年纪还是理所当然的哩！”

我马上感觉到，并且理解到这一点。

可是，杜布科夫并不动手发牌，却站起身来，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下。他请我们抽烟，我们谢绝了。

“原来是他来了，我们的外交家，我们祝贺的对象！”杜布科夫说，“真的，他非常像个上校。”

“嗯！”我小声说，又感到脸上露出愚蠢的扬扬自得的笑容。

我尊敬杜布科夫，就像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尊敬一个二十七岁的副官那样，所有的成年人都说这位副官是个品行端正的年轻人，他舞姿优美，说法语，从心眼里轻视我的年轻，但是显然极力掩饰这一点。

尽管我尊敬他，但是在我们交往的全部时间内，天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正眼看他是件很难过、很不自在的事情。以后我注意到，有三种人的眼色我看起来不自在，这三种人就是：大大不如我的人，比我强得多的人和那些我不敢和他们互通心曲的人。杜布科夫也许比我强，也许不如我，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他经常撒谎，又否认这一点。我发现了他这个缺点，当然我不敢向他提。

“我们再玩一回！”沃洛佳说，像爸爸那样耸耸肩膀，洗着牌。

“看他老没个完！”杜布科夫说，“我们以后再玩好了。不过，玩一回也好，发牌吧！”

他们玩牌时，我观察他们的手。沃洛佳的手大而好看；他拿着牌的时候，他的大拇指的样子和弯曲着其他手指的样子跟爸爸的手像极了，一时之间，我甚至觉得沃洛佳是为了像个成年人而故意把手做出这个样子；但是我朝他脸上看了一眼，马上就看出来他除了玩牌而外，什么也不想。杜布科夫的手恰好相反，又小又胖，朝里弯着，非常灵活，手指柔软；正是常戴戒指而属于爱好做手工和喜欢漂亮东西的那种人的手。

沃洛佳一定是输了，因为观战的那个人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的运气太坏，而且杜布科夫掏出皮夹子，在上面记了点什么，给沃洛佳看了看，说：“对吧？”

“对！”沃洛佳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瞅了瞅记事本，“现在我们走吧。”

沃洛佳让杜布科夫和他同车，德米特里让我坐他的四轮轻便马车。

“他们玩的是什么牌？”我问德米特里。

“玩辟开[23]，一种愚蠢的玩法。赌钱根本是愚蠢的事情。”

“他们的赌注很大吗？”

“不大，不过照样不好。”

“您不玩牌吧？”

“不，我发誓不赌钱；但是，杜布科夫不赢什么人的钱就过不去。”

“这是他不好。”我说，“沃洛佳打牌的本领大概不如他吧？”

“当然是不好，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杜布科夫爱赌钱，而且赌得很高明，但是他依旧是个好人。”

“我根本不认为……”我说。

“不，绝对不能往坏里想他，因为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我很喜欢他，而且会永远喜欢他，尽管他有缺点。”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正是因为德米特里太热心于替杜布科夫辩护，他已经不再喜欢他，也不再尊敬他了，不过由于固执己见，唯恐人家责备他反复无常，所以不承认这一点罢了。他属于那么一类人，他们对朋友的友情所以终生不渝，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朋友始终可爱，而是因为他们一旦爱上某一个人，哪怕爱错了，他们都认为甩开他是不名誉的事情。

十五 大家向我道贺

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叫得出雅尔饭店所有人的名字，从看门人到老板，人人都很尊敬他们。饭店立刻给我们找了个单间，摆上一桌佳肴，这是杜布科夫按照法文菜单点的。一瓶冰镇香槟酒（我对它尽量显得毫不在意）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宴会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欢畅，虽然杜布科夫按照自己的习惯，讲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仿佛真有其事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讲的是他祖母如何用火枪打死三个抢劫她的强盗（这使我满面通红，垂下眼睛，扭过脸不去看他），虽然我一开口要讲话，沃洛佳就显然担心害怕（其实根本不必要，据我记得，我没有说过任何特别不得体的话）。上香槟的时候，大家都向我道贺，我和杜布科夫和德米特里挽着胳膊，亲如手足地干杯，并且和他们亲吻。我不知道这瓶香槟是谁请客（后来他们才对我说是共同分摊），我很愿意用自己的钱招待朋友，因此就不住地摸口袋里那些钱，我偷偷地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侍者叫来，将钱交给他，悄悄地，但是又让大伙听见，因为他们都默默地望着我，叫他再拿半瓶香槟酒来。沃洛佳满脸通红，直耸肩膀，吃惊地望着我和其余的人，我觉得我做错了，但是拿来那半瓶酒以后，大家喝得更来劲了。一切依旧进行得非常愉快。杜布科夫不住嘴地信口开河。沃洛佳也说了那么滑稽的笑话，而且说得妙极了，完全出乎我意料，我们笑了好久。他们（沃洛佳和杜布科夫）说笑话的特点是，模仿和夸大一个著名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问：“你到过外国吗？”另一个就回答说：“不，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的兄弟会拉小提琴。”他们把这种可笑的蠢话说得有声有色，甚至把原来的故事讲成：“我的兄弟从来也不拉提琴！”他们照这种方式一问一答，甚至有时不等人家问就牵强附会地把两种最不协调的东西硬扯到一起，一本正经地说出荒谬绝伦的话来，弄得非常可笑。我开始明白它的妙处，自己也想说些笑话，但是当我说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地望着我，或者竭力不看我，于是我的故事就失败了。杜布科夫说：“你信口开河了，外交家老弟。”但是由于我喝了香槟酒，而且同成年人交往，心情十分愉快，所以他的批评只不过像针扎了一下罢了。只有德米特里，虽然喝得跟我们一样多，却还保持着他那种严肃庄重的心情，使大家的欢乐受到一些拘束。

“喂，听着，先生们，”杜布科夫说，“饭后我们一定要抓住外交家。我们到姑母家去好不好？我们在那儿处置他。”

“你要知道，涅赫柳多夫不会去的。”沃洛佳说。

“讨厌的道学先生！你是个讨厌的道学先生！”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跟我们去，你会发现姑母是个妙人儿。”

“不但我不去，我也不让他跟着你们去！”德米特里红着脸回答说。

“不让谁去？不让外交家去吗？你想不去，外交家？你瞧，一提到姑母，他就笑逐颜开了！”

“倒不是我不让他去，”德米特里接着说，他站起来，眼睛不望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是我不劝他去，我不愿意他去。他现在不是个小孩了，如果他想去，你们不陪他，他一个人也可以去。但是你，杜布科夫，应该觉得羞愧：你做坏事，还要把别人带坏。”

“我请你们大家到姑母家喝杯茶，这有什么不好呢？”杜布科夫说着，对沃洛佳挤眉弄眼，“如果你不高兴同我们去，那就随你的便：我跟沃洛佳去。沃洛佳，你来吗？”

“好，好，”沃洛佳答应说，“我们去一下，然后你就同我回家，我们再接着打辟开。”

“你想不想同他们去？”德米特里说着，走到我跟前。

“不，”我回答说，在沙发上挪挪身子，给他让个地方，他在我旁边坐下，“我真不想去，如果你不劝我去，我决不会去。”

“不，”我后来又补充一句说，“说我不想同他们去是假话，但是我高兴我不去。”

“好极了，”他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最好的了。”

这场小小的争论不仅没有破坏，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兴致。德米特里的心情突然变成我所喜欢的温顺心情。正像我以后多次发现的，感觉到自己做得不错的意识，会在他身上发生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保护了我，他现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变得非常高兴，又要了一瓶香槟（这是违反他的准则的），把一个陌生绅士邀到我们房间里，请他喝酒，唱Gaudeamus igitur[24]，叫我们大家随着他唱，然后他提议到索科利尼基去兜风，对于最后这一点，杜布科夫说，未免显得太多情了。

“让我们及时行乐吧，”德米特里微笑着说，“为了庆祝他进了大学，我平生第一次要喝个酩酊大醉。就这样吧！”德米特里的这份欢畅似乎对他非常相称。他好像一位非常满意自己学生的家庭教师，或者一个十分满意自己子女的慈父那样兴高采烈，想让他们开开心，同时要证明一下，很正当地、很体面地寻欢作乐是可能的；虽然如此，他这种突如其来的欢快似乎感染了我和其他的人们，尤其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喝了半瓶香槟酒。

我怀着这种欢畅的心情到大房间里去，点上杜布科夫给我的一支香烟。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觉得有点头晕，必须特别注意我的手和腿，它们才能保持正常姿态。否则，我的腿就里溜外斜，我的手就胡抡乱舞。我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四肢上，强迫我的手举起来扣上礼服的纽扣，抚平头发（这时，不知怎地我的胳膊肘翘得老高），我强迫自己走到门口，腿照办了，但是踩下去不是太重，就是太轻，特别是左脚，几乎总是踮着脚尖走的。有个声音向我喊道：“你到哪儿去？他们会拿蜡烛来的！”我猜这是沃洛佳的声音，一想到自己总算猜对了，就感到高兴，但是我只对他微微一笑，就继续往前走。

十六 口角

那间大屋子里有个留着红胡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人坐在小桌旁吃东西。他身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他们在说法语。他们的眼神虽然使我很窘，但是我仍旧决定在他们面前的蜡烛上点着香烟。为了不同他们的视线接触，我就眼望着旁边，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点烟。香烟点着后，我忍不住看了那位吃午饭的先生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充满敌意盯着我。我刚要扭过身去，他的红胡子就微微抖动起来，他用法语说：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抽烟，先生！”

我嘟囔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不，我不喜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正颜厉色地接着说，飞快扫了那个没有胡子的人一眼，仿佛请他看看他怎样申斥我，“先生，我也不喜欢那些无礼到竟然到我的鼻子底下来抽烟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我立即恍然大悟，这个人是在骂我。但是一开始我还对他怀着歉意哩。

“我没有想到这会打扰您。”我说。

“啊，您没有想到您是个粗野的人，但是我可想到了。”那个人大喊起来。

“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喊叫？”我说，感到他是在侮辱我，我自己冒起火来。

“是这样一种权利，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对像您这样的家伙，我总要教训一顿。您姓什么，先生？您住在哪儿？”

我气得了不得，我的嘴唇发抖，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不对，大概因为香槟酒喝多了，我没有对那位先生说一句粗鲁的话，我的嘴唇反而很温顺地对他说出了我的姓名、住址。

“我姓科尔皮科夫，先生，您以后要客气些。我们后会有期（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25]）。”他结束说，因为全部谈话都是用的法语。

我只说了一句：“非常荣幸”，拼命使自己的声音尽量坚决，随后扭过身子，拿着那支已经熄灭的香烟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我既没有对我哥哥，也没有对我的朋友们讲出刚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思量这件怪事。“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un mal élevé，monsieur）[26]！”这句话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使我越来越愤慨。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当我考虑我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时，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像个懦夫。“他有什么权利攻击我？他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妨碍了他？可见是他错了？他管我叫粗野的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先生，粗野的人就是准许自己撒野的人呢？或者，我为什么不索性呵斥他说：住嘴！那样就妙极了。我为什么不要求他决斗呢？唉，我没有这样做，却像个卑鄙的懦夫一样忍气吞声。”“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这句话不住地刺痛我的耳鼓。“不，不能这样善罢甘休！”我暗自思量，于是站起身来，决心再去找那位先生，对他讲几句厉害话，如果迫不得已，甚至可以用烛台砸他的脑袋。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想到最后这个主意，但是当我又回到大房间的时候，心里却也相当害怕。幸亏科尔皮科夫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大房间里只有一个侍者在拾掇桌子。我想告诉侍者出了什么事，向他解释这一点也不怪我，但是不知怎地我改变了主意，又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的外交家出了什么事？”杜布科夫说，“他大概在决定欧洲的命运。”

“口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着，扭过身去。这以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怎地我开始思考杜布科夫根本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老开玩笑，叫我‘外交家’？这里面没有含着什么好意。他只想赢沃洛佳的钱，到什么姑母家去逛逛……他身上没有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他说的都是谎话，要不就是庸俗不堪的言语，而且他老想取笑我。我觉得他简直笨极了，而且还是个坏人。”我这样思考了五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对杜布科夫越来越怀着敌意。杜布科夫却不睬我，这使我更恼怒了。我看见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同他谈话，甚至生起他们俩的气来。

“听我说，诸位，得给外交家泼点冷水了。”杜布科夫突然说道，含着微笑瞅了我一眼。我觉得这种微笑是讥笑人的，甚至是阴险的。“他很不好！真的，他很不好！”

“也得给您泼点冷水，您自己也不好！”我恶意地微笑着，回嘴道，甚至忘了曾经跟他你我相称。

这种回答想必使杜布科夫大吃一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扭过身去，同沃洛佳和德米特里接着谈下去。

我想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又感到我绝对不会作假，于是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在那儿一直待到离开饭店为止。

我们付了账，开始穿大衣的时候，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27]到哪里去呀？大概是回家去谈情说爱吧。我们不干这个，我们要去拜访亲爱的姑母，这比你们酸溜溜的友谊强。”

“您怎么敢这么说话，敢嘲笑我们？”我突然脱口而出，走到他跟前，挥舞着胳膊，“您怎么敢嘲笑您不了解的感情？我不允许您这样！住嘴！”我大叫道，接着又不响了，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杜布科夫最初非常惊讶，后来想把它当作玩笑一笑置之，但是最后他竟恐慌起来，垂下眼睛，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根本没有敢嘲笑你们，也没有嘲笑你们的感情。我只是说……”他支支吾吾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我喊道，但是就在这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又可怜起杜布科夫来，他那通红的、惊慌的脸上流露出真正的痛苦。

“你怎么啦？”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想要欺负你。”

“不，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杜布科夫说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口，因此他没能听到我反驳的话。

我很想追上他，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但是正在这时，我与科尔皮科夫发生冲突时在场的那个侍者把大衣递给我，我立刻平静下来，仅仅在德米特里面前装出一脸怒气，免得他看见我突然息怒而感到奇怪。第二天，我和杜布科夫在沃洛佳的房间里碰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却疏远多了，而且彼此连看上一眼都觉得很困难了。

科尔皮科夫在第二天以及后来都没有把de ses nouvelles[28]告诉我。多少年来，我始终非常真切地记得同他的口角，而且感到十分痛苦。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五六年里，每逢我想到没有雪耻，就浑身战栗，大声喊叫，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回忆起在同杜布科夫的冲突中自己是个怎样的英雄好汉，很是得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怀着好笑的心情追忆我和科尔皮科夫的口角，并且后悔我不该迁怒于人，使好人杜布科夫平白无故受到侮辱。

当天晚上我把我同科尔皮科夫（我把他的相貌详尽地描绘了一番）的纠纷告诉德米特里时，他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家伙呀！”他说，“你想想看，这个科尔皮科夫是个出名的坏蛋、骗子手，尤其是个胆小鬼，他被同伴们从联队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挨了耳光，又不愿意决斗。他是哪儿来的这份胆量？”他补充一句说，带着和蔼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没有说过比‘粗野的人’更重的字眼吧？”

“没有。”我回答说，脸红了。

“这件事很不好，不过还没有多大关系！”德米特里安慰我说。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平心静气地思索当时情景的时候，我才作出相当合乎情理的结论，就是：科尔皮科夫大概觉得可以拿我来泄愤，当着那个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的面，来报复他多年以前挨的那记耳光，就像他叫我“粗野的人”，而我马上在无辜的杜布科夫身上发泄一样。

十七 我准备出门拜访

第二天醒来，我首先想到同科尔皮科夫的纠纷；我又咆哮了几声，在房间里跑了几步，但是无计可施；况且，这是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天，照爸爸的嘱咐，我得去拜访他亲自给我写在纸上的那几家，爸爸关心我们的社交关系胜过关心我们的操行和教育。他用潦草的字迹在纸上写道：（一）务必拜访伊万·伊万诺维奇公爵；（二）务必拜访伊温家；（三）拜访米哈伊尔公爵；（四）如果有时间，去拜访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和瓦拉希娜夫人。当然也要去拜访监护人、校长和教授们。

后边这几个人德米特里劝我不必去拜访，他说这不但不需要，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其余的几家，当天都要去拜望。我特别害怕拜访写着务必拜访的头两家。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当过陆军上将，是一个年老、独身的富翁，而我这个十六岁的大学生必须同他发生直接的关系，我推测这种关系对我不可能是愉快的。伊温家的孩子们也很有钱，他们的父亲是个地位很高的文官，外祖母在世时总共只到我们家来过一次。外祖母死后，我发现伊温家最小的那个躲着我们，好像摆起架子来了。伊温家的老大，我听说，已经读完法学课程，在彼得堡供职；老二谢尔盖，就是我一度崇拜过的那个，也在彼得堡，如今又高又胖，成了贵胄军官学校的学生。

我在青年时代不但不喜欢和那些自视比我高的人们来往，由于我经常害怕受辱，而且一心一意想对他们证明我的独立性，这种关系对我说来是痛苦得无法忍受的。然而，如果我不执行爸爸最后一项命令，我就得遵守前面那几项来补偿。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查看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宝剑和礼帽，正准备出门，格拉普老头儿就带着伊连卡来向我道贺了。伊连卡的父亲格拉普是个俄罗斯化的德国人，说话甜言蜜语，令人难受，他善于阿谀奉承，而且时常喝得烂醉如泥。他到我们家来多半只是求告什么，爸爸有时把他请到书房坐坐，但是从来没有请他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他那卑躬屈膝、死乞白赖的态度同他那种貌似忠厚以及与我们家过从甚密的情况联系起来，使大家以为他对我们全家的眷恋是一种莫大的美德，但是不知怎的我不喜欢他，他一讲话我就替他害羞。

这两位客人的到来使我非常不快，我也不设法掩饰我的厌烦情绪。我一向看不起伊连卡，他也一向认为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可是现在他居然成了和我一样的大学生，这真使我有些不愉快。我觉得，为了这种平等关系，他在我面前好像也有些难为情。我冷冷地和他寒暄了几句，并没有请他们父子坐下，因为我不好意思这样做，以为他们不用我请也会坐下，接着就吩咐套马车。伊连卡是个善良的年轻人，非常诚实，很聪明，然而是一个所谓的“糊涂小子”；他常常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种极端的情绪：为了一点小事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发怒；现在他好像处在后一种心境中。他一声不响，用怨恨的眼光望着我和他父亲，只有在对他讲话时，他才勉强露出恭顺的笑容。他已经习惯用这种笑容来掩饰自己的一切感情，特别是替他父亲害羞的感情，他在我们面前是不会感到害羞的。

“正是那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对我说，我穿衣服时，他跟着我满屋子转，恭恭敬敬、慢条斯理地在粗粗的手指间玩弄着我外祖母送给他的银鼻烟壶，“我一听见我儿子说您那么出色地考上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您很聪明——我立刻就跑来向您道贺，少爷。要知道，过去我曾经背过您，上帝作证，我像爱亲人一样爱你们，而我的伊连卡也一个劲儿要求来看您。他也和您处惯了。”

这时，伊连卡一声不响地坐在窗前，似乎在端详我的三角帽，并且几乎令人听不见地生气地嘟囔着什么。

“哦，我想问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接下去说，“我的伊连卡考得好不好？他说，他要同您在一起，因此请您不要把他撇在一边，多照顾他一点，给他出出主意。”

“怎么，他考得好极了。”我回答说。瞅了伊连卡一眼，他感到我的目光盯在他身上，脸就红了，嘴唇不再动了。

“他今儿个可以在您这儿待一天吗？”老头儿说，他带着那么胆怯的笑容，好像很怕我似的，不论我到哪儿，他都紧跟着我，使我时刻都能闻到他浑身那股烟酒气味。我很气恼，因为他使我处于对他儿子虚情假意的地位，因为他分散了我当时从事穿着打扮这项最重要的工作的注意力；尤其是那种紧缠着我不散的浓烈酒味，使我烦恼极了，因此我非常冷淡地对他说，我不能陪着伊连卡，因为我要出门一整天。

“父亲，您不是要到姐姐家去吗？”伊连卡笑着说，不望着我。“我也有事。”我越发恼怒和惭愧了，为了缓和我的拒绝，我连忙说，我今天出门，是为了必须去拜访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伊温家（他们家有那么显赫的地位），而且，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一定会留我吃午饭。我觉得，如果他们晓得我要去拜访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就不会紧缠住我了。他们准备走的时候，我请伊连卡下次再到我家来；但是伊连卡只嘟囔了几句，勉强笑一下。显然他再也不会来看望我了。

送走他们以后，我就出去拜访。我早晨就请沃洛佳陪我去，免得我一个人那么不自在。而他拒绝了，借口说兄弟俩坐一辆小马车未免显得太亲热了。

十八 瓦拉希娜夫人家

这样一来，我只好一个人去了。按照路程的远近，我先到西夫采夫·弗拉日克区去拜访瓦拉希娜夫人。我大约有三年没有见过索涅奇卡了，我对她的爱情，不用说，早就消逝了，但是我的心里还保留着过去童年时代爱情的生动而动人的回忆。在最近三年中间，我有时非常强烈、非常清晰地想到她，以至暗自流泪，觉得自己又在恋爱了，但是，这种心情只是持续几分钟，没有很快地恢复。

我知道索涅奇卡和她母亲在国外逗留了两年，而且听说她们坐的驿车翻了，索涅奇卡的脸被车窗玻璃划破，因此大大损害了她的容颜。去她们家的路上，我历历在目地回想着当年的索涅奇卡，想她现在该是什么样子。由于她在国外待了两年，不知怎的我想她一定长得特别高，身姿秀丽，庄严，傲慢，但是非常迷人。我的想象不肯描绘她那被伤疤损坏了的容貌。恰恰相反，我听说什么地方有一个热情的男子，尽管他的爱人被天花毁了容貌，他仍然忠实于她；因此，我就拼命想我自己迷恋着索涅奇卡，为的是具有那种尽管她脸上有伤疤、但也对她始终如一的美德。总之，当马车驶到瓦拉希娜夫人家门口的时候，我还不曾堕入情网，只不过唤醒了往日爱情的回忆，准备好去恋爱，而且非常愿意这么做；特别是因为，眼看着所有的朋友都在搞恋爱，只有我落在他们后面，我早就感到难为情了。

瓦拉希娜夫人家住在一幢小巧整洁的木房里，门前有个院落。一按门铃（当时莫斯科还很少有），就有一个矮小的、服装整洁的男孩给我开了门。他不知道，否则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主人在不在家，把我一个人撇在幽暗的前厅里，就跑到一条更暗的过道里去了。

我一个人在这个幽暗的房间里待了好久，这里除了前门和过道而外，还有一扇关着的门。这座房子的阴森森的光景使我有点惊异，但是我多多少少认为，出过国的人家里理应如此。大约过了五分钟，通大厅的那扇门被那个男孩从里面打开了，他把我领进一间整洁而并不豪华的客厅，索涅奇卡紧跟着就进来了。

她十七岁了，非常娇小瘦弱，脸色发黄，带着不健康的颜色。她脸上的疤痕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她那美妙的鼓眼睛，和她那开朗的、善良而愉快的笑容，还和我童年时代所晓得、所喜爱的一样。我一点也没有料到她是这副模样，因此我怎么也无法一下子向她倾注我在路上准备好的感情。她照英国习惯把手伸给我（当时这像门铃一样稀罕），坦率地紧握我的手，让我挨着她坐到沙发上。

“啊，看见您我多高兴啊，亲爱的Nicolas，”她说，带着那么真诚的欢畅神情望着我的脸，使我从“亲爱的Nicolas”这句话里感到一种友好的、而不是庇护的口吻。令我惊奇的是，她在出国游历以后，竟比以前更单纯、更可爱、待人更亲切了。我发现她的鼻子和眉毛上各有一个小疤，但是她那双美目和笑容同我记忆中的丝毫不差，依旧光彩照人。

“您变得多厉害呀！”她说，“您完全长大成人了。而我，您觉得怎么样？”

“口欧，我都要认不出您来了。”我回答说，虽然我刚才还在想，我永远会认得她。我感到自己又处在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心境中，就像五年前，我同她在外祖母家的舞会上跳“祖父舞”时一样。

“怎么，我变得很难看吗？”她追问，摇晃着小脑袋。

“不，完全不是。只是长高了些，年岁大了些，”我连忙回答，“不过恰好相反……甚至更……”

“哦，横竖一样！可是，您记得我们的跳舞、游戏、St.-Jérôme和madame多拉吗（我不记得什么madame多拉；她分明是沉湎于童年回忆的乐趣，把它们混淆了）？啊，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呀！”她接下去说，和从前一样微笑着，甚至比我记忆中的笑容更美；她那和从前一样的眼睛在我面前闪烁着光辉。她讲话的时候，我有时间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并且认定我现在已经在恋爱了。一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我那无忧无虑的快活心情就立刻消失，一片迷雾遮住了我面前的一切，甚至遮住了她的眼睛和笑容；我不知为什么害起羞来，满面通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时代变了，”她接着说，叹了口气，稍稍抬起眉毛来，“一切都变得糟多了，我们也变坏了，是不是，Nicolas？”

我回答不上来，默默地望着她。

“当年的伊温和科尔纳科夫家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哪儿呀？您记得他们吗？”她接下去说，带着几分好奇的表情望着我那通红的吃惊的脸，“那时候真美妙极了！”

我还是回答不上来。

老瓦拉希娜夫人走进来，使我暂时摆脱了这种窘境。我站起来，行了个礼，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是，索涅奇卡自从母亲进来以后，她身上就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她那种愉快和亲切的神情突然完全消逝了，连她的笑容都变了，除了高高的身材而外，她突然变成我想象会遇到的从国外归来的小姐了。这种变化似乎毫无理由，因为她母亲笑得还和以前那么欢畅，她的一举一动还像往日那么温柔。瓦拉希娜夫人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叫我坐在她身边。她用英语对女儿说了句什么，索涅奇卡马上就出去了，这使我更加轻松一些。瓦拉希娜夫人问候我家里的人、我哥哥、我父亲，随后向我讲她自己丧夫的悲痛，最后，感到同我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默默地望着我，好像说：“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行个礼走掉，你就算做得好极了，亲爱的！”但是我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况。索涅奇卡拿着活计回到房间里来，坐在客厅另一个角落里，因此我感到她的眼光盯在我身上。当她母亲讲述她丧夫的时候，我又回想起我正在恋爱，并且认为她母亲想必已经猜到了，于是我又遭到那么强烈的羞涩心情的袭击，以至于觉得连腿都不会自由挪动了。我知道要站起来走掉，就得想想腿怎么摆，脑袋和手怎么动；总而言之，我觉得差不多就像昨天晚上喝了半瓶香槟酒那样。我觉得这一切动作我都办不到，因此我站不起来，于是我就真的站不起来了。看见我那红布一样的脸和我那痴呆的神情，瓦拉希娜夫人大概非常惊讶；但是我打定主意，与其冒着不成体统地站起来走掉的危险，倒不如这样傻里傻气地坐着好些。因此我就坐了好久，希望得个意外的机会使我摆脱这种窘境。一个丑陋的年轻人提供了这种机会，他很随便地走进房间，客客气气地对我行了个礼。瓦拉希娜夫人站起来，告罪说她要同自己的homme d’affaires[29]谈谈，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情望了我一眼，好像说：“如果您愿意在这儿坐一辈子，我也不会把您赶出去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起来；但是已经无力鞠躬了，我走出去时，母女俩用同情的眼光目送着我，我碰了一把根本没有挡路的椅子，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我全神贯注在不要绊住脚下的地毯。可是到了外边，我哆嗦了一下，大声哼哼了几声（竟使库兹马几次问我要干什么）之后，这种心情就消散了。我相当平静地开始考虑我对索涅奇卡的爱情，以及她同她母亲那种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关系。后来我对父亲说，我发现瓦拉希娜夫人和她女儿的关系不好，他说：

“是的，她小气得要命，拼命地折磨她那可怜的女儿，真奇怪，”他带着超出对亲戚应有的感情补充一句说，“她从前是个多么迷人、可爱、美妙的女人啊！我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在她家里没有看到她的什么秘书吧？一个俄国太太要个秘书，这算什么作风呀！”他说着，很生气地从我身边走开。

“我看见他了。”我回答说。

“哦，他至少很漂亮吧？”

“不，一点也不漂亮。”

“简直莫名其妙！”爸爸说着，愤愤地耸了耸肩膀，咳嗽了一声。

“现在我也在恋爱了。”我心里想，坐着马车向前驶去。

十九 科尔纳科夫一家

按照路程的远近，我拜访的第二家是科尔纳科夫家。他们住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房子的第二层。楼梯极其讲究、整洁，但是并不豪华。到处都是擦得锃亮的铜棍压着的地毯，但是没有鲜花，也没有镜子。我走过大厅明亮的拼花地板走进客厅，客厅也布置得又庄严，又清爽，又整洁；一切东西都明晃晃的，虽然不是崭新的，但是似乎都很结实。不过，到处都看不见画、窗帘，或者装饰品。有几位公爵小姐在客厅里。她们那么规规矩矩、无所事事地坐着，一眼就看得出，没有客人时，她们决不那样坐着。

“maman马上就来。”最大的那个对我说，她挪身坐得离我近些。这位公爵小姐跟我极其随便地谈了一刻钟，她的谈吐是那么老练，谈话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不过，显然她是在应酬我，因此我不喜欢她。她顺便向我讲到她哥哥斯捷潘（她们管他叫艾蒂安）两年前进了士官学校，现在已经当了军官。当她谈到她哥哥，特别是当她谈到他违背maman的意旨加入骠骑兵团的时候，她做出一副惊恐的神色，几个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本来都不声不响地坐着，也都露出同样的表情。当她谈到我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她装出悲伤的样子，年轻的公爵小姐们也都照样做了；当她回忆到我怎样打St.-Jérôme以及我被带走的时候，她笑了起来，露出难看的牙齿，其他几位公爵小姐也笑起来，露出难看的牙齿。

公爵夫人进来了。还是那个瘦小枯干的妇人，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乱转，跟你说话时有一种眼睛紧盯着别人的习惯。她拉住我的手，把她的手举到我的嘴唇边让我吻，如果我不是考虑到非这样不可，我自己一定不会做的。

“看见您真高兴！”她用她素常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说，环顾着她的女儿们，“口欧，他多像他的maman呀！是不是，丽莎？”

丽莎说是真的，虽然我确实知道，我一点也不像我妈妈。

“这么说，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的艾蒂安，您记得他吧，他是您的从表兄弟呀……不，不是从表兄弟，丽莎，是什么呀？我的母亲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而您的外祖母是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那么是远从表兄弟，maman。”最大的公爵小姐说。

“唉，你总是把什么都搞混了！”她妈妈气愤地呵斥她说，“根本不是从表兄弟，a issus de germains[30]，这就是您和我的艾蒂安的关系。他已经是军官了，您知道吗？只有一点不好，他太不听话了。对你们这些年轻人还得好好地管束，就得这样！……我同您讲老实话，您可别生我这个老姨妈的气。我对艾蒂安管得很严，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是的，我们是这种亲戚关系，”她接下去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亲叔叔，也是您母亲的叔叔。因此，我和您母亲是表姊妹，不，是从表姊妹，对，就是这样。哦，请问，亲爱的，您拜访过伊万公爵了吗？”

我说还没有去，不过今天要去的。

“唉呀，您怎么能这样！”她大呼小叫起来，“您应当先拜访他。您要知道，伊万公爵就像是您的父亲一样。他没有子女，因此只有你们和我的孩子们是他的继承人。无论从他的年纪、社会地位和一切方面来看，您都应该尊重他。我知道，如今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大注意亲戚关系，也不敬爱老人，但是您听我这老姨妈的话吧，因为我爱你们，也爱你们的maman，而且也非常敬爱你们的外祖母。不，您要去，一定，一定要去。”

我说我一定去。我觉得我的拜访拖延得太久了，于是站起来要走，但是她拦住我。

“不，等一下。丽莎，你父亲在哪儿？把他请到这儿来。”她转向我，接下去说，“他会非常高兴见您的。”

过了两分钟光景，米哈伊洛公爵果然进来了。他是个矮胖子，穿着非常邋遢，没有刮胡子，脸上露出那么冷漠的表情，简直像个傻子。他一点也不高兴见我，至少他没有流露出高兴的神情。但是公爵夫人（看起来他很怕她）对他说：

“弗拉基米尔（想必是她忘了我的名字）不是很像他maman吗？”她对公爵使了那么个眼色，公爵大概猜到了她的要求，于是走到我跟前，带着最冷淡的、甚至很不满意的神情把没有刮过的面颊凑过来，让我吻。

“你还没有穿好衣服，可是你得走了！”在这以后，公爵夫人马上用恼怒的声调对他说，很显然，这是她对家奴用惯了的腔调，“你又要惹人生气，又想让人同你过不去啦。”

“就好了，就好了，亲爱的。”米哈伊洛公爵说着，就走出屋去。我鞠了个躬，也走出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是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继承人，这个消息使我震惊而不愉快。

二十 伊温一家

想到眼前非去不可的拜访，我更加不痛快了。但是在去公爵家以前，我得顺路先到伊温家去。他们住在特维尔大街一幢漂亮的大宅邸里。当我从手持锤形杖的看门人把守着的正门进去时，我有几分胆怯。

我问看门人，家里有人没有？

“您要见谁？将军的儿子在家。”看门人对我说。

“将军本人呢？”我鼓起勇气问道。

“得通报一声。您有什么吩咐？”看门人说着，按了按铃。在楼梯口出现了一个仆人的穿着靴子的腿。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胆怯，竟至对那个仆人说，不必向将军通报，我要先去见将军的儿子。当我顺着宽大的楼梯上楼时，我觉得，我变得渺小极了（不是比喻性的，而是按照这个字的本意）。当我的马车驶到大门前时，我就已经有了同样的感觉：我觉得那辆马车、马和车夫，都变得渺小了。我进屋的时候，将军的儿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面前摆着一本打开的书。他的家庭教师弗劳斯特先生还留在他们家，迈着轻快的步伐跟着我走进屋里，唤醒他的学生。看见我的时候，伊温并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神色，而且我发现，同我谈话时，他望着我的眉毛。虽然他非常客气，但是我觉得，他也像那位公爵小姐一样在敷衍我，他对我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不需要同我交往，因为他大概另有一圈朋友。这一切，我主要是从他凝视我的眉毛猜出来的。总而言之，他对待我的态度，无论我多么不高兴承认，差不多也就像我对待伊连卡一样。我开始激怒了，注意伊温的每个眼神，当他同弗劳斯特的目光相遇时，我认为那是在问：“他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同我交谈了几句之后，伊温说他父母在家，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下去见见他们。

“我马上去穿衣服。”他补充一句说，走进另外一个房间，虽然他在自己房间里穿的这身衣服——一件新礼服和一件白背心——就非常讲究了。两三分钟以后，他穿着一身扣得整整齐齐的制服回来，于是我们一同下楼去。我们穿过的接待室非常高大华丽，而且我觉得，装饰得富丽堂皇。那儿有大理石的、金的、用绫罗包着的东西，还有镜子。我们走进一间小客厅，伊温的母亲同时从另外一扇门走进来。她用非常亲热友好的态度接待我，让我坐在她身边，关切地向我打听我们全家的情况。

以前我只匆匆地见过这位夫人一两次，现在我聚精会神地望着她，很喜欢她。她身材高大瘦削，脸色苍白，仿佛总是那么忧郁和疲惫。她的笑容是忧伤的，但是特别和蔼；她的眼睛很大，充满倦意，有点斜视，这赋与她一种更加忧愁和动人的神情。她坐着的时候并没有弯下腰，但是仿佛全身都松弛了，她的一举一动都没精打采，说话少气无力，但是她的声调和说不清P和П的口音，非常好听。她并不是敷衍我。当我讲述我家里人的情况时，显然引起她一种感伤的兴趣，好像听我讲话，她就惆怅地回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她的儿子走出去了。她默默地望了我两三分钟，突然哭泣起来。我坐在她面前，想不出该怎么说，怎么办才好。她一个劲儿地哭，并不望着我。最初我替她很难过，随后我就盘算：“要不要安慰她？这应该怎么办？”但是最后，我开始气恼起来，因为她使我这么为难。“难道我真是那么一副可怜相吗？”我暗自沉思，“要不就是她故意这样，好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现在走不合适，好像我要躲避她的眼泪似的。”我接着想。我在椅子上转了转身，意思是至少可以提醒她我在那里。

“啊，我多蠢呀！”她看了我一眼说，极力微笑着，“我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她开始摸索摆在她身边沙发上的手帕，突然哭得更厉害了。

“啊，我的上帝！我老是哭，这多可笑呀！我那么爱你母亲，我们那么要好……我们……是……”

她找到手帕，用它捂住脸，继续哭。我的处境又为难了，这样继续了好久。我又是生气，更是可怜她。她的眼泪好像是真诚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她并不是为我母亲哭泣，而是为了她本身现在的不幸，她从前的光景要好得多。要不是小伊温进来，说他父亲找她，我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才好。她站起来刚要走，老伊温本人就进屋来了。他是个矮小结实的老头子，长着两道漆黑的浓眉，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嘴角带着非常严峻而坚决的表情。

我站起来向他行礼，但是那个绿色燕尾服上戴着三颗勋章的伊温，不但不还礼，几乎看都不看我一眼，这使我突然觉得我不是个人，而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东西——一把椅子或一扇窗户，即使是人的话，也和椅子和窗户毫无区别。

“你一直没有给伯爵夫人写信，亲爱的。”他用法语对他妻子说，脸上带着冷淡的、但是坚决的表情。

“再见，monsieur Irteneff[31]。”伊温夫人对我说，突然间不知怎地傲慢地点点头，而且像她儿子那样望望我的眉毛。我又对她和她丈夫行了个礼，而我的敬礼在老伊温身上发生的影响又像开关窗户一样。那位大学生伊温把我送到门口的路上对我说，他要转到彼得堡大学，因为他父亲要到那儿去当官（他对我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的名称）。

“哼，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坐在马车上暗自嘟囔，“我的脚再也不踏进这儿了；那位好哭的太太望着我哭，好像我是个不幸的人；而那个蠢猪伊温却不还礼；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要怎么教训他，这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却说出来了。

父亲常常训诫我说，必须培植这种交情，我不能要求像伊温那样有地位的人重视我这样一个小孩；但是我心里却有我的主意，坚持了很久不听他那一套。

二十一 伊万·伊万内奇公爵

“啊，现在要到尼基塔街做最后的拜访了。”我对库兹马说，于是我们的马车就向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家驶去。

通过前几次拜访的经验，我照例加强了自信心。我怀着相当平静的心情来到公爵家门前，但是这时我猛然想起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说我是伊万公爵的继承人的话，另外我又看到门口有两辆马车，因此又像以前一样胆怯起来。

我觉得，替我开门的老看门人，帮我脱大衣的仆人，还有我在客厅里看到的三位夫人和两位先生，特别是穿着常礼服、坐在沙发上的伊万公爵本人，好像都把我看作继承人，因此都对我没有好感。公爵对我十分亲切，吻了吻我，就是说，用他那柔软的、干巴巴的、冰冷的嘴唇贴了一下我的脸，问了问我的功课和计划，和我开了开玩笑，问我还写不写我在外祖母命名日写的那种诗，请我当天到他家来吃饭。但是他对我越是亲切，我就越觉得他所以怜爱我，只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多么不喜欢想到我是他的继承人。他满嘴假牙，因此有个习惯，就是每次说话以后，总要把上唇往鼻子上一翘，发出轻微的嗤鼻声，好像要把上唇吸到鼻子里去似的；现在他这么一来，我就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孩子，孩子，不用你提醒我，我也知道你是继承人，继承人。”等等。

我们小时候，一向管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叫爷爷。但是现在作为他的继承人，就不便叫他“爷爷”。然而，像另一位在座的先生那样称呼他“大人”，我又觉得有失身份，因此在整个谈话期间，我极力不称呼他。最使我不舒服的是住在他家里、也是公爵的继承人的一位老公爵小姐。进餐时，我坐在这位公爵小姐旁边，我想，公爵小姐在整个进餐时间所以不同我讲话，是因为她恨我也像她一样是公爵的继承人；公爵在饭桌上不理睬我们这边，是因为我们——公爵小姐和我——都是他的继承人，他觉得是同样的讨厌。

“是的，你不会相信我有多么不痛快。”当天晚上我对德米特里说。我想对他夸口，我一想到自己是继承人心里就非常反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尚的情操）。“今天在公爵家度过了整整两个钟头，我觉得多么不愉快。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而且待我非常亲切，”我说，心里想顺便让我的朋友知道，我说这一番话并非因为我在公爵面前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但是，”我接下去说，“一想到他们可能像对待那位寄人篱下的、阿谀奉承的公爵小姐一样看待我，就觉得非常可怕！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头儿，待人接物非常和善，非常周到，但是看到他瞧不起那位公爵小姐，真令人痛心。万恶的金钱破坏了一切关系！你要知道，我以为最好同公爵开诚布公谈一谈，”我说，“对他说，我尊敬他这个人，但是并不想要他的遗产，请他什么都不要留给我，并且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去拜望他。”

我说这番话时，德米特里并没有放声大笑；恰恰相反，他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吗？这是你不对。你根本不应该设想人家把你看做像你所说的那位公爵小姐一样，即使你真那么想，你也应该想开一些，这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们对你可能抱着什么看法，但是这种想法和你毫不相干，你要蔑视它，并且不根据它来采取任何行动。你以为，他们认为你在设想这一点……总而言之，”他补充说，觉得自己语无伦次了，“最好是根本不要妄加猜测。”

我朋友的话十分正确；但是只有在很久以后，通过生活实践我才确信，有好多事情看起来十分高尚，但是应当永远把它们埋藏在每个人心里，不让别人知道。琢磨这些事情是有害的，说出来就更加有害了。我又相信：高尚的言语很少同高尚的行动相一致。我确信，单凭表白良好的意图是很难，甚至多半不可能实现这种良好意图的。但是，怎么能够约束他不表白青年的高尚而扬扬自得的冲动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它们，惋惜它们，好像惋惜自己不由自主地折下的一朵含苞未放的花儿，看它后来在地上萎蔫、受人践踏一样。

我刚刚对我的朋友德米特里说到金钱如何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第二天早晨，在我们下乡以前，我发现自己的钱全都花费在买各种各样的图画和土耳其烟斗上了，所以只好接受他主动借给我的二十五个卢布作为旅费，欠了他好久才归还。

二十二 和我的朋友谈心

我们这番谈话是在去昆采沃[32]路上的四轮轻便马车上进行的。德米特里劝我不要早晨去拜访他母亲，而是他午饭后来找我，带我到他家的别墅消磨一个夜晚，甚至在那里过夜。我们出了城，肮脏的、什么颜色都有的街道和马路上的难以忍受的震耳欲聋的嘈杂声被广阔的田野风光和车轮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发出的轻柔的嘎吱声所代替，春天的芳香空气和旷野从四面八方包围住我，直到这时，我才从最近两天来把我搞得头昏脑涨的各种各样的新印象和自由的意识中清醒过来。德米特里又愿意同人谈话，又温和，既没有扭脖子调整领带，也没有神经质地眨眼睛，也没有眯缝起眼睛来。我很满意自己向他表白的那些高尚的感情，认为由于这些感情，他已经宽恕了我同科尔皮科夫的可耻事件，并不因此而轻视我了。我们友好地交谈着许多的知心话，那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会相互倾诉的。德米特里对我讲我还不认识的他的家庭，讲他的母亲、姨母、妹妹和沃洛佳与杜布科夫认为是我朋友的情人，管她叫红头发的那个女人。他用一种冷淡而庄重的赞美口吻谈到他的母亲，仿佛防止人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异议一样；他谈到他的姨母时，他的态度是既兴奋又有些姑息；关于他妹妹，他谈得很少，好像不好意思跟我谈起她；关于那个红头发，他倒是很兴奋地对我谈论了一番，她真正的名字叫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是个老处女，因为亲属关系寄居在涅赫柳多夫家。

“是的，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他说，羞得满面通红，但是越发大胆地凝视着我的眼睛，“她已经不是个年轻的姑娘，甚至都快老了，而且长得一点不美，但是，爱美是多么愚蠢，多么可笑呀……我无法理解这一点，这太愚蠢了（他说这话的口吻，就像他刚刚发现一个最新的、非同寻常的真理一样）！但是她具有那样的灵魂，那样的心地和节操……我确信，在现在这种社会里，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姑娘啦（我不知道，德米特里是从什么人那里学来的习惯，说现在的社会里好的东西非常少，不过，他很爱重复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对他也很合适）。我只怕，”他用自己的议论把那些爱美的蠢人完全抹杀以后，就平静地接着说，“我只怕你不能很快地了解她，认识她：她很谦虚，甚至很拘谨，不愿意显示她那美好的、惊人的品质。就说我妈妈吧，你会看到，她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女人，她认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仍旧不能理解她，也不想理解她。甚至昨天，我……我告诉你，当你问我的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前天，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希望我陪她到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家去。你大概听说过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吧，人家认为他是个疯子，其实他是个卓越的人物。我得告诉你，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非常虔诚，而且十分了解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她时常去他那里谈天，把她自己赚来的钱交给他转送给穷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就会看到的。我同她到伊万·雅科夫列维奇那里去了，十分感激她让我见到那个出色的人物。但是妈妈怎么也不理解这一点，把这当成迷信。昨天我和妈妈生平第一次争吵起来，而且吵得相当激烈。”他结束说，脖子痉挛地扭了扭，仿佛回想起他在那场争吵中体验到的心情。

“啊，你是怎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想象会有怎样的结果……也许你同她谈过将来如何，你们的爱情或友谊怎样收场吧？”我问道，想使他摆脱不愉快的回忆。

“你是问，我是不是想同她结婚吧？”他问我，脸又红了，但是扭过身来，大胆地望着我的脸。

“真的，”我安慰着自己，想道，“这没有什么，我们是大人了，两个好友坐着马车，讨论我们未来的生活。现在，就连任何局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或者看见我们的神情，都会感到愉快的。”

“为什么不呢？”在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他接下去说，“你要知道，我的目的就像明智的人所抱的目的一样，是尽可能过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同她在一起，当我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候，只要她愿意这样的话，我会比同世界上最漂亮的美人儿在一起还要快乐幸福。”

这么谈着，我们不知不觉地到了昆采沃，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天空阴云密布，就要下雨了。夕阳已经西沉，在右边悬在昆采沃公园的古树上，光彩夺目的红色日轮有一半被微微透明的灰云遮住；另一半放射出支离破碎的、像火焰一样的光线，清晰地照亮了花园里的古树，浓绿的树梢还在那块无云的、被太阳照亮的蔚蓝色天空的背景中闪耀着。这块天空的亮光同我们前面地平线那里的小白桦树林上空悬着的紫色乌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往右一些，从树林和灌木丛后边已经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别墅屋顶，有的反射着明亮的阳光，有的呈现出另外一边天空的阴沉景象。往下一些，左面有一个宁静的蓝色池塘，周围环绕着浅绿的杨柳，池塘暗淡的、似乎鼓起的水面上映出暗色的倒影。池塘那边的土坡上伸展着一片黑油油的休耕地，鲜绿的田垄笔直地伸向远方，直到阴沉沉的乌云密布的地平线为止。我们的马车在一条柔软的道路上悠然地摇晃着，道路两旁，一丛丛多汁的燕麦有的已经开始抽穗，绿得耀眼。空气十分宁静，散发着清新的气息。翠绿的树叶和燕麦纹丝不动，清洁明亮得出奇。每片叶子，每棵小草，仿佛都过着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我发现路旁有一条幽暗的羊肠小径，蜿蜒曲折地穿过暗绿色的、高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尺的燕麦田。这条小径不知怎的使我特别鲜明地想到乡下；由于回忆乡下，由于某种奇妙的联想，我又特别生动地想到索涅奇卡，想到我爱她。

尽管我对德米特里怀着满腔友谊，而且他的坦率给了我莫大的乐趣，但是我再也不想知道他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情感和意图，却急切地想告诉他自己对索涅奇卡的爱情，我觉得那是最高尚的爱情。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言不讳地向他吐露我的这种设想：当我同索涅奇卡结了婚，住在乡下，有一群在地下爬、管我叫“爸爸”的小孩，该有多么好；当他，带着他的妻子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穿着旅行服装来看望我，我该有多么高兴……我没有说这些话，只是指着落日说：“你看，德米特里，多么美呀！”

德米特里对我什么也没有说，他显然很不满意，因为我对他大概费了很大劲才吐露的自白置之不理，却让他去观赏他平常对之漠然的大自然。大自然对他和对我的影响完全不一样；打动他的不是大自然的美，而是大自然的引人入胜之处；他不是用感情，而是用理智来爱大自然。

“我非常幸福。”随后我又对他说，没有考虑他显然是在想心事，根本不关心我对他讲的事，“你记得吧，我对你讲过，我小时候爱过一个小姐；我今天见到她了，”我津津有味地说，“现在我确确实实爱上她了……”

尽管他脸上仍然是一副冷淡的神情，我还是对他讲了我的爱情和白头偕老的计划。说也奇怪，我刚刚详细描绘了自己感情的强烈程度，立刻就感到这种感情已经减弱了。

我们转到通往别墅的白桦林阴路上，遇到一阵小雨。但是，雨没有把我们淋湿。我所以知道在下雨，只是因为有几滴雨点落到我的鼻子和手上，因为有什么东西拍打着白桦树发光的嫩叶，白桦纹丝不动地垂着树叶纷披的树枝，使林阴路上充满强烈的香味，以此来表现，它们似乎很愉快地承受着这些纯净、透明的雨滴。我们下了马车，要赶紧穿过花园，跑到屋里去。但是我们在大门口遇到四位女士，两个拿着活计，一个拿着书，另一个抱着一只小哈巴狗，从另一边快步跑过来。德米特里马上给我介绍他母亲、妹妹、姨母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们停了一下，但是雨越下越密了。

“到凉台上去吧；在那儿你再介绍。”我认为是德米特里的母亲的那个女人说，于是我们同女士们一起走上楼梯。

二十三 涅赫柳多夫一家

起初，这一群人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穿着肥大的编织的鞋子，抱着小狗，随着大家走上楼梯，中途停下一两次，注意地打量我，接着马上又吻吻自己的小狗。她长得很不好看，火红的头发，又瘦又矮，身子有点歪。使她那不漂亮的面孔更加难看的是她那奇怪的发式，头发偏分着，这是秃顶的妇女给自己发明的一种发式。为了讨我朋友的欢心，虽然我设法寻找，但在她身上却找不出一点美的地方。就连她的褐色眼珠，虽然带着和善的神情，也太小、太无神了，一点也不好看；连她那双具有特色的手，虽然不大，也不难看，却是又红又粗。

当我跟着她们走进凉台的时候，除了德米特里的妹妹瓦连卡[33]只用她那深灰色的大眼睛盯了我一下而外，每位女士在重新开始做活以前，都同我寒暄了几句。瓦连卡把书摆在膝头上，用手指夹着书页，开始大声朗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四十来岁，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女人。从她那从帽子下边露出来的花白鬈发看来，她的岁数还要大些，但是从她那鲜艳的、极其娇嫩的、几乎没有一道皱纹的面孔看起来，特别是从她那双大眼睛里活泼而愉快的光辉来看，她显得年轻得多。她的眼珠是褐色的，睁得大大的；嘴唇太薄，有些严肃；鼻子相当端正，但是稍稍往左歪着；她的手很大，几乎像男人的手，长着美丽的长指甲，没有戴戒指。她穿一件扣领的藏青色衣服，紧紧裹住她那窈窕的、依旧年轻的腰肢，显然这是她喜欢夸耀的。她坐得笔直，在缝一件衣服。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她就拉住我的手，把我拖到她身边，仿佛想要从更近的地方端详我。她用酷似她儿子的有些冷漠而坦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因为听德米特里讲过，她早就认识我了，但是，为了使我和她们更熟悉起见，她请我同她们消磨一天一夜。

“您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要因为我们感到拘束，就像我们不因为您感到拘束一样，散散步，看看书，听听朗读，或者睡一觉，只要您觉得有意思就行。”她补充一句说。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个老处女，是公爵夫人的妹妹，但是看样子却比公爵夫人年纪大。她长着那种只有身材矮小、十分肥胖、穿紧身衣的老处女才具有的特殊丰满的体格。她的健康似乎一个劲儿地向上发展，使她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她那粗短的胳膊已经不能在她高耸的胸罩下面碰在一起，她已经看不到那绷得紧紧的胸罩上端了。

虽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长着黑头发、黑眼睛，而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却是金发碧睛，眼睛又大又活泼，又沉静（这是罕有的现象），但是两姊妹在血统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表情，同样的鼻子，同样的嘴巴；只是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鼻子和嘴唇稍微厚一些，笑的时候有点向右歪，而她姐姐的却向左歪。从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装束和发式看来，她显然还想打扮得年轻些，如果有白头发，她也不愿意让这种鬈发露出来。最初我觉得她的目光和她对待我的态度好像非常傲慢，使我窘迫，而同公爵夫人相处我却觉得非常自在。也许是这种肥胖，以及令我吃惊的她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肖像有某些相似之处，使她在我的眼中具有傲慢的神情。但是，当她凝神望着我说“我们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时，我感到羞怯极了。直到她说完这些话，沉默下来，张开嘴，长叹了一口气以后，我才定下心来，突然完全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大概由于肥胖，她养成一种习惯：说几句话，就微微张开嘴，转动几下蓝色的大眼珠，长叹一声。不知为什么，这种习惯表现出那么可爱的善良神情，因此在她叹气之后，我不再怕她，甚至非常喜欢她了。她的眼睛非常迷人，声音响亮悦耳，连她身体的那么圆滚滚的线条，在我那青年时代，都觉得不无妩媚动人之处。

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作为我的朋友的朋友（我以为这样），应当马上对我讲些十分友好的、亲切的话，她却默默无言地打量了我好久，仿佛决不定她要对我谈的话是不是过于亲切；但是，她只问我在大学哪一系来打破这种沉默。随后她又目不转睛地打量了我好久，分明在犹豫：要不要对我讲那些友好的、亲切的话？我发现她这样犹豫不决之后，就用面部的表情恳求她对我说出一切，但是她只说了声：“听说，如今大学里已经很少人学科学了。”就去唤她的哈巴狗休泽特卡了。

这天晚上，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讲的大半都是这类无关紧要、毫不连贯的话；但是我十分信任德米特里，而且他一晚上都那么担心地望望我，又望望她，神情仿佛在问：“喂，怎么样？”这使得我，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虽然心里确信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是还远远不愿说出这种想法，甚至对我自己都如此。

最后，瓦连卡，这一家最末的一员，是个十六七岁的胖姑娘。

只有那双深灰色的大眼睛（眼睛里既表现出活泼，又表现出沉静的注意，特别像她姨母的眼睛），还有那条棕色的大辫子和两只极其娇嫩而美丽的手，是她身上美的地方。

“我想，monsieur Nicolas[34]，从半截听起，您会觉得枯燥无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好心地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一边翻动她缝的衣服。

这时朗读停止了，因为德米特里走出屋去。

“您也许看过《罗布·罗伊》[35]吧？”

当时我认为，单凭我穿着大学生制服，在同我不十分熟悉的人们交谈时，我就有义务十分聪明而独到地回答每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单单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不是”，“无聊”，“有趣”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乃是奇耻大辱。我瞅了一下自己新做的时髦裤子和常礼服上亮晶晶的纽扣，回答说，我没有读过《罗布·罗伊》，很想听听人家朗读，因为我宁愿从半截腰看书，而不愿从头看起。

“那就加倍有趣：既要猜测过去，又要猜测未来。”我含着扬扬自得的笑容补充一句。

公爵夫人好像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以后我发现，她并没有别的笑法）。

“这也许是对的，”她说，“您要在此地逗留很久吗，Nicolas？我不称呼您先生，您不见怪吧？您什么时候离开呢？”

“我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我们还要待好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回答，虽然明天我们是一定要动身的。

“我倒希望您留下来，对于您，对于我的德米特里，”公爵夫人望着远处说，“在你们这种年纪，友谊是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人人都望着我，等着听我说什么，虽然瓦连卡装出在看她姨母的针线活；我觉得，她们把我放到一种接受考试的地位，因此我得好好地大显身手。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说，“德米特里的友谊是有益的，但是我对他不会有益处，因为他比我强千百倍呀。”（德米特里不可能听到我说的话，要不然我就害怕他会感到我言不由衷了）

公爵夫人又发出她那已经成为习惯的不自然的笑声。

“不过听他说，”她说，“c’est vous qui êtes un petit monstre de perfection.[36]”

“Monstre de perfection[37]——这可妙极了，我得记住。”我暗自想。

“不过，不用说您啦，他在这方面也是个能手，”她压低声音接下去说（这使我觉得特别愉快），用眼睛向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示意，“我认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休泽特卡有二十年了，而他在可怜的姑姑（他们这样称呼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身上发现了我从来没有看出的完美……瓦连卡，叫人给我拿杯水来，”她补充一句，又望着远处，大概认为把家里的关系讲给我听还嫌太早，或者根本没有必要，“不，他还是走开的好。他没事可做，你朗读下去。去吧，亲爱的，您一直走出门，走十五步光景，就停下，大声说：‘彼得，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拿一杯冰水来。’”她对我说，又不自然地轻轻笑了笑。

“她大概要议论我，”走出房间的时候，我暗自想，“大概她想说，她发现我是个非常聪明、聪明绝顶的青年人。”我还没有走上十五步，那个胖胖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就喘吁吁地，但是迈着轻快的步伐，赶上了我。

“Merci，mon cher，[38]”她说，“我自己去吧，我去说一声。”

二十四 爱

后来我发现，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属于少有的为家庭生活而生的、并不年轻的妇女，但命运偏偏不让她享受这种幸福，由于在这方面得不到满足，她们突然决定把为了子女和丈夫积聚已久的、在内心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全部的爱倾注到一些她中意的人们身上。在这一类老处女身上，爱的储藏简直无穷无尽，虽然中意的人很多，她的爱却还绰绰有余，她们就把这种爱倾注到周围所有的人身上，倾注到凡是她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好人和歹人身上。

爱有三种：

（一）美的爱；

（二）自我牺牲的爱；

（三）积极的爱。

我不谈青年男子对少女的爱或者少女对青年男子的爱。我害怕这样的柔情。我一生中非常不幸，在这种爱情中从来没有见过一点真情，见到的只有虚伪，在这虚伪之中，肉欲、夫妇关系、金钱、结婚或者离婚的愿望等等，大大扰乱了感情本身，闹得一切都辨别不清。我要说的是对人的爱，根据感情的强弱，或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或者倾注到许多人身上，我是说对父母、兄弟、子女、同伴、朋友、同胞的爱，我说的是对人的爱。

美的爱是爱这种感情本身的美和它的表现的美。对于这样爱的人来说，所爱的对象只有在它能引起一种快感时才是可爱的，他们享受这种快感的意识和表现。用美的爱来爱的人，很少关心相互间的关系，认为这种情况对感情的美和乐趣毫无影响。他们时常变换自己爱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经常要激起爱的快感。为了保持这种快感，他们经常用最优美的语言，向对象本身、向一切甚至与这爱毫不相干的人们来倾诉自己的爱。在我国，一定阶级的、爱这种美的人们，不但逢人就述说自己的爱，而且一定要用法语讲。说来又可笑又奇怪，不过我确信，在社会上某一团体里，过去有许多人，现在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妇女，要是禁止她们讲法语，她们对朋友、丈夫和子女的爱马上就会消逝。

第二种爱——自我牺牲的爱，就是对为了所爱的对象而牺牲自己的过程的爱，丝毫不顾这种牺牲对于所爱的对象有益还是有害。“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证实我对他或者她的忠诚，任何麻烦事我都敢做。”这就是这种爱的公式。这样爱的人从来不相信互爱（觉得为了不理解我的人牺牲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总是病态的，这也增加了牺牲的美德；他们大部分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们如果丧失为所爱的对象作出牺牲的美德，就感到痛苦；他们总是准备以一死来向他或她证明自己的一片忠诚，但是他们忽视日常的、细微的、不需要特殊牺牲热情的爱的表征。你胃口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开心不开心，你身体健康不健康，他们都不在乎，即使他们办得到，他们也决不为你张罗这些事情；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情愿冒着枪林弹雨，赴汤蹈火，为爱殉身，他们经常准备这样做。再有，喜欢自我牺牲的爱的人们，总以自己的爱感到自豪，他们苛求，嫉妒，猜疑，而且说也奇怪，他们盼望自己的对象遇到危险，以便前去搭救；盼望对象遭到不幸，以便前去安慰；甚至盼望对象有缺点，以便加以纠正。

比方，你和妻子单独住在乡间，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爱着你。你健康，平安，你有你喜欢的工作；爱你的妻子是那么娇弱，不能操持家务，只好交给仆人去做；她也不能照看孩子，只好交给保姆去管；她甚至连自己所喜爱的事情都不能做，因为除了你而外，她什么也不爱。她显然有病，但是不愿让你发愁，不想对你提这一点；她显然感到寂寞，但是为了你，她情愿寂寞一生；你全神贯注在工作上（不论是狩猎、书本、农业或者公事），这显然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她看出这些事情会断送你的性命，但是她默不作声，忍耐着。到后来，你果真病倒了，这时爱你的妻子就忘掉自己的病痛，寸步不离地坐在你的床边，尽管你恳求她不要白白折磨自己；你时刻都感到她那同情的目光落到你身上，好像说：“唉，我不是说过吗？不过，对于我总是一样，我反正不离开你。”第二天，早晨你觉得好了一些，走进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没有生火，也没有拾掇；你虽然只能喝汤，她却没有吩咐厨师去做，也没有派人去买药。爱你的妻子虽然由于通宵不眠疲惫不堪，却依旧用同情的眼光凝视着你，踮着脚尖走路，小声对仆人发出一些含混而生疏的命令。你要看书，爱你的妻子就叹气说，她知道你不听她的话，会生她的气，但是这些她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最好还是不要看书；你想在房间里走走，她也说你最好不要这样；你想同一位客人谈谈，她就劝你最好不要谈话。夜里你又发烧了。你想打个盹，但是爱你的妻子，瘦弱而苍白，偶尔叹口气，在半明半暗的小灯的微弱光线中坐在你对面的安乐椅上，她那轻微的动作、轻微的声音使你烦躁和不耐烦。你有个侍候了你二十年的仆人，你已经同他相处惯了，由于他白天睡够了，而且他的服务会得到报酬，所以他会愉快而出色地服侍你，然而她却不让他来服侍你。她用自己那柔弱的、不习惯干活的手指亲自动手去做一切，当这些白皙的手指徒劳无益地试图开药瓶、熄蜡烛、倒药水的时候，或者带着嫌恶的神情来摸你的时候，你不能不压抑着一腔怒火去望着它们。如果你是个性情急躁、好动怒的人，请她出去，那么，你那易受刺激的、生病的耳朵就会听见她在门外温顺地叹气和哭泣，对你的仆人嘟囔一些荒谬的话。最后，如果你没有死掉，爱你的妻子由于在你生病期间二十夜未睡（她不断地跟你提这件事）而病倒了，憔悴了，她痛苦，变得越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等你的健康恢复正常时，她只能用温柔的郁闷来表示自己的自我牺牲的爱，而这种郁闷会不知不觉地传染给你和周围所有的人。

笫三种——积极的爱，就是渴望满足爱人的一切需要、一切愿望、怪癖，甚至缺陷。像这样爱着的人们，他们的爱总是始终不渝，因为他们爱得越久，他们越了解爱的对象，就越容易去爱，也就越容易满足对象的愿望。他们很少用言语来表达爱，即使表达，也不是扬扬自得地尽说些漂亮话，而是带着羞涩的、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他们总怕爱得不够。这些人甚至爱他们所爱的人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使他们能够满足更多的新愿望。他们寻求互爱，甚至甘愿欺骗自己来相信互爱的存在，如果得到的话，便感到幸福；万一得不到，他们也仍旧爱下去，不但希望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而且总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大大小小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目光中，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不论对外甥、外甥女、姐姐、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甚至对我（因为德米特里爱我），都闪耀着这种积极的爱。

过了很久，我才充分理解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价值，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还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德米特里既然想用与一般青年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爱，而且始终有一位可爱的、多情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摆在眼前，他为什么突然热爱上那个难以理解的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而仅仅承认他的姨母也有美好的品质呢？看来，“本地的先知不吃香”这句名言是不错的。究其原因，不是由于人身上的缺点比优点多，就是由于人对于恶比对于善更容易感受。德米特里了解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还不久，而姨母的爱他生下来就体验到了。

二十五 我认识了

我回到凉台上的时候，她们根本没有像我猜想的那样在议论我；不过瓦连卡没有朗读，她把书放在一边，正在同德米特里激烈争辩，德米特里踱来踱去，扭着脖子调整领带，眯缝着眼睛。他们争论的题目表面上是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和迷信；但是这场争论过于激烈了，它的内容就不可能不暗示着同全家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公爵夫人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默默无言地坐着，一字不漏地听着，显然希望有时候参加到争论中去，但是抑制着自己，让别人代她们发言，瓦连卡代替一个，德米特里代替另一个。我进去的时候，瓦连卡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可见，那场争论使她全神贯注，她毫不介意我是否会听见她说的话。公爵夫人的眼光中也有同样的神情，她分明站在瓦连卡那边。但是，德米特里当着我的面争论得更激烈了，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好像因为我进来而感到十分惊慌，并不专对着什么人说：

“老人们说得对，si jeunesse savait，si vieillesse pouvait[39]。”

然而这句名言并没有使争论停止，只使我想到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和我朋友那一方是不对的。虽然我觉得，在发生小小的家庭口角时，有我在场是有几分难为情，但是看到这一家人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真正关系，感到我在场并没有妨碍他们表现这种关系，还是很愉快的。

常常有这种情形，你多年来看到一个家庭被同一的虚伪客套的帷幕遮掩着，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真正关系对你是个秘密（我甚至注意到，这张帷幕越厚，因此也越是美，你所见不到的那种真正关系就越糟糕）。但是，一旦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在这个家庭圈子里发生一桩有时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如关于某种丝织花边，或者妻子驾上丈夫的马出去拜访等等，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这场争论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在那块帷幕后面已经没有解决问题的余地；突然，使争论的人们恐惧万分，使在场的人们也惊异不置的是：一切真正的、粗暴的关系都暴露出来了，帷幕再也遮不住什么，它悠然自得地在争论的双方之间摇晃着，只会令你想到你怎么会被它蒙骗了这么久。一个人即使用足力气往门楣上撞头，往往也没有轻轻触到痛处那么疼。而差不多家家都有难言的隐痛。在涅赫柳多夫家，德米特里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怀着的异样的爱情，就是这种难言之隐，它在他母亲和妹妹心里唤起了即使不是嫉妒，至少也是受了侮辱的家属感情。因此，关于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和迷信的那场争论，对于他们大家才会有那样重大的意义。

“你总是看重别人嘲笑的东西和大家轻视的东西，”瓦连卡用响亮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你总是在这些里面千方百计地找出特别好的地方。”

“第一，只有最轻浮的人才能说出看不起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这样卓越人物的话，”德米特里回答说，痉挛地把头朝他妹妹相反的方向扭了扭，“第二，相反的，你却故意千方百计地看不见摆在你眼前的好东西。”

当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她好几次带着惊恐的神色，一会儿看看外甥，一会儿看看外甥女，随后又看看我，有一两次张开嘴深深叹了口气，好像心里在说什么。

“瓦连卡，请赶快念吧，”她说，把书递给瓦连卡，疼爱地拍拍她的手。“我一定要知道他又找到她没有（小说里似乎根本没有谈到谁找到谁的事）。你呀，德米特里，最好把腮帮扎上，亲爱的，要不然天凉了，你又要牙疼。”她对外甥说，尽管他投给她不满的眼色，大概因为她打断了他的论据的逻辑思路。朗读又继续下去。

这场小小的争论丝毫没有破坏家庭的宁静和这个女性圈子之间的和睦关系。

这个圈子的倾向和风格显然是由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确定的，在我看来，它具有一种崭新的、动人的、合乎逻辑而又单纯优美的风格。我从各种物件——小铃、书的封面、安乐椅、桌子——的优美、干净和坚实之中，从公爵夫人用胸衣衬出的笔挺的姿态中，从她那露在外边的花白鬈发中，从她一看见我就只称呼我为Nicolas的态度中，从她们所做的事情中，从朗读、缝纫，从妇女的手的异常白皙中，都看到了这种风格（她们的手都带有共同的家族特征，手心鲜红，有一条笔直的线同白得出奇的手背分开）。但是，这种风格最鲜明地表现在她们三个人讲话的风度上，她们的俄语和法语都说得极好，咬字清楚，像学究那样准确地说完每个字和每句话。这一切，特别是她们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自然而严肃地对待我，她们对我讲她们的意见，也倾听我的意见。我对这种情况很不习惯，尽管我衣服上有亮晶晶的纽扣和蓝袖口，我还是害怕她们会冷不防对我说：“难道您真以为人家会同您谈正经的吗？念书去吧！”总之，这一切使我同她们在一起丝毫没有感到忸怩不安。我站起来，从这个座位移到另一个座位，大胆地同大家聊天，只有对瓦连卡是例外，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初次见面就同她谈天是有失体统的，也是不准许的。

听着她朗读时那种嘹亮悦耳的声音，我一会儿望望她，一会儿望望花园里被雨点淋上圆圆的黑点的沙砾小路，望望菩提树，零零落落的雨点依旧从使我们挨了淋的、现在露出蓝天的那块云彩边上滴到树叶上，随后我望了望鲜红的落日余晖照耀着被雨淋湿的茂盛的老桦树，又望了望瓦连卡，我心里想，她一点也不像我最初觉得的那么难看。

“可惜我已经情有所钟了，”我暗自思忖，“可惜瓦连卡不是索涅奇卡！如果我突然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突然有了母亲、姨母和妻子，那该多么好啊！”这样想着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地盯着正在朗读的瓦连卡，而且想象我在对她施催眠术，她应当望我一眼。瓦连卡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望了望我，遇到我的视线，就扭过头去。

“不过还在下雨。”她说。

突然间我体验到一种异样的心情：我想起来，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旧事重演，那时也是下着毛毛细雨，太阳落到桦树后边，我望望她，她正在朗读，我向她施催眠术，而她回头一看，我甚至想起来，从前还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难道她是……她吗？”我暗自思索，“难道真的开始了吗？”但是我立刻断定她不是她，现在还没有开始。“第一，她不美，”我想，“她只是我以最普通的方式认识的一个普通的姑娘，而那一个将是非同寻常的，我会在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遇见的；再者，我所以非常热爱这一家人，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见过世面，”我寻思，“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永远会有，我一生中还会遇到很多。”

二十六 卖弄聪明

吃茶的时候，朗读停止了，女士们彼此开始谈到我所不熟悉的人物和情况，我觉得，这只是为了使我感到：她们虽然很亲切地接待我，但在年龄和社交地位上我同她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到了我能够参加的一般性谈话时，为了弥补我以前的沉默，我极力卖弄我那异常的聪明和独到的见解，由于我的制服，我觉得这是特别义不容辞的。谈到别墅的时候，我突然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在莫斯科附近有一所极好的别墅，甚至有人从伦敦和巴黎前来参观；那里有一道价值三十八万卢布的栏杆；我又说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近亲，我今天曾在他家里吃过午饭，他邀我一定到他的别墅去住上整整一个夏天，但是我拒绝了，因为那座别墅我太熟悉了，在那里住过好几次，我对于所有那些栏杆和小桥丝毫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忍受不了奢华气派，特别是在乡下，我喜欢在乡下就要完全像在乡下的样子……这样胡诌了一通之后，我狼狈起来，满面通红，因此大家一定都看出我是在撒谎。这时正递给我一杯茶的瓦连卡，还有在我说话时望着我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都扭过脸去，谈起别的事情，她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后来我常见到的当善良的人们听到非常年轻的人显然是当面撒谎时，脸上流露出的表情一样，意思是说：“我们明明晓得他在撒谎，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所以谈到伊万·伊万内奇有别墅，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借口来提我与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亲戚关系和当天我在他家吃过午饭；但是我为什么提起价值三十八万卢布的栏杆，提到我常到他的别墅去，而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也不可能到伊万·伊万内奇公爵那里去（涅赫柳多夫一家知道得很清楚，这位公爵只住在莫斯科和那不勒斯）呢？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连我自己都回答不上来。无论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还是在以后年纪更成熟的时代，我都没有发现自己有撒谎的毛病；相反地，我倒有过分诚实坦率的倾向；但是在青年时代的最初时期，我时常有一种奇怪的欲望，平白无故地睁着眼说瞎话。我说“睁着眼”，是因为我在很容易被人戳穿的事情上扯谎。我认为，这种奇怪嗜好的主要原因是：想使自己显得同本来的我截然不同的好虚荣的愿望，加上撒谎而不被戳穿的那种实现不了的希望。

吃过茶以后，由于雨过天晴，晚霞似锦，公爵夫人提议到下面花园里去散步，欣赏一下她喜爱的地方。按着我那总想标新立异的原则，而且认为像我和公爵夫人这样的聪明人应该摆脱庸俗的客套，我回答说，毫无目的的散步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喜欢散步，我就一个人独自去。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十分粗野无礼的。不过，当时我觉得，正像没有比庸俗的客套更可耻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比某种无礼的坦率更可爱、更新奇的东西了。我虽然很满意自己的回答，但我还是同大家一起散步去了。

公爵夫人喜爱的地方在最下边，在花园的幽静的角落，在狭长的池沼上架着小桥的地方。景色有限，但是像梦境一般非常幽雅。我们太习惯于把艺术和自然混为一谈，以至我们时常觉得在画中没有见过的自然风景是反常的，好像大自然本身是不自然的一样；反过来，在画中常见的现象，我们又觉得平淡无奇，而我们在现实中所见到的一些太富于同样情调的风景，又似乎是矫揉造作的。从公爵夫人心爱的场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有个池畔杂草丛生的小池塘，背后是长着参天古树和灌木丛的陡峭山峦，各种颜色的枝叶常常混成一片，山脚有一株老白桦树弯到池塘上，粗大的树根有一部分插在池塘湿润的岸边，树冠倚着一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树，茂盛的枝条垂在光滑的水面上，池中映出条条垂枝的倒影和周围的青枝绿叶。

“景致多美啊！”公爵夫人说着，摇摇头，并不特别对哪一个人说。

“是的，美极了，不过我觉得太像舞台布景了。”我说，对样样事都想卖弄我有自己的看法。

公爵夫人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继续欣赏美景，她转向她妹妹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指出景致最美妙的地方，她特别喜欢弯下的树枝和它的倒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一切都优美动人，她姐姐常常流连忘返地在这儿消磨几个钟头，但是显然她说这些只是为了让公爵夫人高兴。我发现，赋有积极的爱的本领的人，对于大自然的美是缺乏感受的。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也赞不绝口，顺便还问了一声：“这棵白桦树用什么支着？会立很久吗？”她不住地看她的休泽特卡，它摇摆着毛蓬蓬的尾巴，带着仿佛是平生第一次出门似的着急神情，迈着短短的罗圈腿在小桥上跑来跑去。德米特里和他母亲展开了十分合乎逻辑的争论，说视野受局限的风景不可能是美的。瓦连卡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回头看她的时候，她倚着小桥的栏杆，侧面朝我站着，眼睛望着前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住了她，甚至打动了她，因为她显然出神了，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人在看她。她那双大眼睛的眼神中含着那么多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和平静而开朗的思绪，她的姿态那么随便自然，虽然她的身材不高，然而却显得那么庄严，使我仿佛又回忆到她而吃惊起来，我又自言自语地说：“没有开始吗？”于是我又回答自己说，我已经爱上了索涅奇卡，而瓦连卡只是一位小姐，我朋友的妹妹。但是，这时我很喜爱她，因此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想对她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些扫兴的事。

“你知道，德米特里，”我对我的朋友说，更走近瓦连卡，好让她听到我要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蚊子，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而现在，”于是我拍了拍前额，真的打死了一只蚊子，“这儿根本不好。”

“您好像不爱大自然？”瓦连卡头也不回地对我说。

“我认为这是又无聊又无益的事。”我回答，高兴我总算对她说了点杀风景的、同时又独出心裁的话。瓦连卡带着遗憾的神情微微扬了扬眉毛，接着又静静地凝视着前方。

我恼恨起她来，但是，尽管如此，她倚着的油漆剥落的灰色桥栏，倾斜的桦树在幽暗的池塘里映出的、似乎要和垂枝混成一片的倒影，沼泽的气味，在额头上打死蚊子的感觉，瓦连卡聚精会神的眼光和庄严的神态，——这一切后来却时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二十七 德米特里

我们散完步回到家里的时候，瓦连卡不愿意像往常晚上那样唱歌了，我却很自信地认为这是因为我的缘故，以为这是因为我在小桥上对她说的话引起的。涅赫柳多夫家的人没有用晚饭，早早地就分散了，而那一天，正像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所预料的，德米特里真的牙疼起来，因此我们比平时早一些走进他的房间。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我的蓝领子和金纽扣所要求的一切，而且大家都很喜欢我，我的心情极为愉快，得意洋洋。德米特里却恰好相反，由于争论和牙疼，沉默郁闷。他坐在桌旁，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和笔记本，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和已经做的事情都记在笔记本上。他不住地皱紧眉头，用手摸脸，在日记本和笔记本上写了好久。

“口欧，别管我！”他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派来问他牙疼得如何，要不要敷药的使女吆喝道。后来，说了一声我的床马上就铺好，他马上就回来，就到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那里去了。

“多可惜，瓦连卡长得并不漂亮，她根本不是索涅奇卡！”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时，这样暗自寻思。“大学毕业后，到她们这儿来向她求婚，有多么好啊！我会说：‘公爵小姐，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不能疯狂地恋爱了，但是我永远会像爱亲姊妹那样爱您。’‘我早就很敬重您，’我会对她母亲说，‘而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相信我，我非常、非常重视您。’‘直截了当地对我讲吧，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是的。’于是她把手伸给我，我紧紧握住，说：‘我的爱情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可是，我猛然想道，“如果德米特里突然爱上柳博奇卡，——因为柳博奇卡本来就爱上他了——要同她结婚呢？那么我们中间就有一个不能结婚。[40]这就妙极了。我将来一定这么办。我马上就会看出这一点，但是我一声不响，走到德米特里跟前，说：‘我的朋友，我们相互隐瞒是没有用的。你知道，我对你妹妹的爱情至死不渝；但是我一切都晓得了，你破坏了我的最美好的希望，你使我不幸；不过，你知道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是怎样以德报怨吗？现在，我把我姐姐给你。’于是我就把柳博奇卡的手交给他。他会说：‘不，无论如何也不行！’……于是我就说：‘涅赫柳多夫公爵！您要想比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更宽宏大量是徒劳无益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慷慨了。’随后我就行个礼，走了出去。德米特里和柳博奇卡含着泪跑来追我，恳求我接受他们的牺牲。于是我就同意了，而且会非常、非常幸福，只要我爱上瓦连卡……”这些幻想太令人愉快了，我很想把它告诉我的朋友，但是，尽管我们之间立下互相开诚布公的誓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说的。

德米特里从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那里回来，牙齿上擦了她给他的药水，但是更疼了，因此他就更加郁闷起来。还没有给我铺好床，一个男孩——德米特里的仆人——来问我睡在什么地方。

“滚出去！”德米特里跺了跺脚喝道，“瓦西卡！瓦西卡！瓦西卡！”那个男孩刚走，他又喊道，声音越来越提高，“瓦西卡，给我在地板上铺床。”

“喂，最好我睡在地板上。”我说。

“哦，随便铺在哪儿都行，”德米特里用同样愤怒的声调继续说，“瓦西卡！你为什么不铺呀？”

但是瓦西卡显然不明白要他做什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喂，怎么啦？铺呀！铺呀！瓦西卡！瓦西卡！”德米特里喊叫着，突然发起火来。

但是瓦西卡还是不明白，畏缩着一动不动。

“你咒我死……要把我逼疯吗？”

于是德米特里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那个男孩跟前，用拳头使劲在瓦西卡头上打了几下，瓦西卡拼命跑出屋去。德米特里停在门口，回头看看我，他脸上方才闪现的狂怒而残忍的表情已经变成那么柔和、羞怯、多情的、孩子般的神情，使我甚至可怜起他来，尽管我想扭过身去，却不能那样做。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在房间里默默地踱了好久，偶尔带着求恕的目光看我一眼，随后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了点什么，脱掉常礼服，仔细叠好，走到挂着圣像的角落，把两只白皙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开始祈祷。他祈祷了好久，瓦西卡趁这工夫拿来一床褥垫，按照我小声吩咐他的那样，铺在地上。我脱了衣服，躺在地铺上，德米特里却还在祈祷。望着他那微微弯着的脊背和他每次跪拜时好像很恭顺地摆在我面前的脚跟，我比以前更强烈地爱德米特里了，心里不住地寻思：“要不要告诉他，我梦想到的我们的姐妹的事呢？”祈祷完毕，德米特里就到我的地铺上躺下，用胳膊肘支着身子，默默地用亲切的、羞怯的眼光看了我好久。他这样显然很痛苦，但是他仿佛在处罚自己。望着他，我微微一笑。他也笑了。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他说，“我的举动很不好？要知道，你刚才是那么想的吧？”

“是的，”我回答，虽然我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仿佛觉得，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是的，这很不好，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我说，这时候用你称呼他，使我感到特别畅快。“喂，你牙疼怎么样了？”我补充一句说。

“过去了！啊，尼古连卡，我的朋友！”德米特里开口说，说得那么亲切，明亮的眼睛似乎热泪盈眶了，“我知道，也感到我是多么不好，上帝知道我多么渴望好一些，而且求他使我好一些；不过，如果我生就这样一种不幸的、讨人嫌的性格，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怎么办呢？我极力克制自己，想要改正过来，但是你知道，这一下子是办不到的，单凭自己是办不到的。得有人帮助我，支持我。这个人就是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她了解我，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根据我的笔记我知道，最近这一年我改多了。噢，尼古连卡，我亲爱的！”在这样的自白以后，他用一种特殊的、异常温柔的神情和更平静的声调接着说，“像她这样的妇女的影响，有多么大的意义呀！天啊，一旦我独立自主了，同她这样的朋友在一起，那该有多么好啊！同她在一起，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以后，德米特里开始向我发表他的结婚、村居生活和不断改造自己的计划。

“我将住在乡下，你来看我，也许你会同索涅奇卡结婚，”他说，“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一切好像又可笑，又愚蠢，不过也许会实现的。”

“可不是！这很可能！”我笑着说，同时又想，如果我同他妹妹结婚，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只想象你爱上了索涅奇卡，不过，我看这都是无所谓的。你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我没有反驳，因为我差不多非常同意他的话。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大概注意到，我今天又发了脾气，而且同瓦连卡瞎争论了一场。后来我觉得非常不自在，特别是因为当着你的面。虽然好多事情她的想法不对头，但是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一个非常好的姑娘，你更深入了解她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改变了话题，从谈论我没有真正恋爱转到称赞自己的妹妹，这使我特别高兴，而且使我脸红，但是我依旧没有同他谈一句关于他妹妹的话，于是我们就继续谈别的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谈到鸡啼第二遍，当德米特里回到自己床上，吹灭了蜡烛时，窗口已经透进微微的曙光了。

“哦，现在睡吧。”他说。

“好，”我回答，“不过再说一句话。”

“说吧。”

“活在世界上很美妙吧？”我说。

“活在世界上是很美妙的。”他回答的声调使我在黑暗中仿佛看见他那快活、温柔的眼神和孩子般的微笑。

二十八 在乡下

第二天，我和沃洛佳乘着驿车下乡了。一路上，我重温着有关莫斯科的种种回忆。我回想起索涅奇卡·瓦拉希娜，但这是当我们已经走了五站，在黄昏时分才想起来的。“真怪，”我想，“我堕入情网，但是竟然完全忘了这件事；我应该想到她呀。”于是我开始想她，就像在旅途中那样想法，虽然不连贯，但是逼真。我想念她想到这种地步，以致到了乡下那两天，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卡坚卡面前，必须显得忧郁和若有所思；我认为卡坚卡在这种事上非常在行，于是我向她暗示了一下我的心境。但是，尽管我拼命自欺欺人，尽管我有意仿效我在情人们身上看到的一切特征，我却只有两天，而且不是经常的，主要是在傍晚想到我是在恋爱。最后，我一进入乡居生活和事物的新轨道，就完全忘记自己爱索涅奇卡了。

我们夜里到达彼得罗夫斯科耶，我睡得那么香甜，竟没有看到房子，没有看到白桦林阴路，也没有看见家里一个人，他们都散了，早就睡觉了。驼背的老福卡赤着脚，肩上披着他老婆的棉袄，拿着一支蜡烛，前来给我们开门。一看见我们，他欢喜得直颤抖，连连吻我们的肩头，连忙收拾起他的毯子，开始穿衣服。我穿过门廊，走上楼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是在前厅里，门锁，门闩，一块翘起的地板，箱子，滴满烛油的旧烛台，刚刚点上的弯弯的、冷的牛油蜡烛芯的影子，还有那永远布满灰尘的、没有拆下来的双层窗户（我记得，窗外长着一棵山楂树）——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充满那么多的回忆，彼此那么和谐，仿佛被一种思想联结在一起似的，使我突然感到这幢可爱的老房子在爱抚我。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我和这幢房子，怎么能分离这么久呢？——于是我连忙跑去，看看其他的房间是否依然如故。一切照旧，只是全都变小了、矮了，而我似乎变得又高、又粗、又笨重了；但是，虽然我变得这样，房子却依旧欢喜地把我拥入它的怀抱，每块地板、每扇窗户、每级楼梯、每个声音，都在我的心头唤起无穷的形象，唤起千思万绪，唤起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往事。我们到了我们儿时的卧室，童年的一切恐怖又潜伏在角落和门口的黑暗里；我们走进客厅，静穆、温存的母爱仿佛仍然散布在房间里的一切物件上；我们穿过大厅，喧哗的、无忧无虑的儿童的欢笑好像还萦绕在这个房间里，只等待人们使它复活。福卡把我们领到起居室，给我们铺好床，这个房间里的一切——穿衣镜、屏风、古香古色的木刻神像、糊着白纸的墙壁上的每个坑洼，都仿佛提示着痛苦、死亡和再也不会存在的东西。

我们躺下，福卡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

“maman不是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吗？”沃洛佳说。

我没有回答他，假装睡着了，如果我一说话，一定会哭起来。第二天清早我醒来的时候，爸爸穿着睡衣和软靴，嘴里叼着雪茄烟，坐在沃洛佳的床上，同他又说又笑。他愉快地耸耸肩，从沃洛佳的床上跳起来，走到我跟前，用他的大手拍拍我的脊背，把脸颊凑过来，贴到我的嘴唇上。

“哦，好极了，谢谢你，外交家！”他用他那特殊的、开玩笑的爱抚声调说，明亮的小眼睛凝视着我，“沃洛佳说你考得很好；好样的，好极了。只要你决心不淘气，你也是我的好孩子。谢谢你，我的宝贝！现在我们可以在这儿过过舒服日子，冬天我们也许搬到彼得堡去。只可惜打猎的季节过去了，不然我可以让你们开开心。你会用枪打猎吗，弗拉基米尔？野味多极了，哪天我亲自陪你们去。到了冬天，上帝保佑，我们搬到彼得堡去，你们要见见世面，结识些人。你们现在是我的大孩子了，我刚刚还对弗拉基米尔说，你们现在走上人生大道，我的任务已经完了，你们可以自己开步走了，不过，如果你们有事愿意和我商量，那就同我商量吧。我现在不是你们的监护人，而是一个朋友；至少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和伴侣，可能的话，做个顾问，再没有别的了。这合乎你的哲学吗，考考？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嗯？”

我当然说好极了，而且我真觉得那样。爸爸那天的表情似乎特别动人、快乐而幸福。他对待我像对待一个平辈、一个同伴一样，这种新的关系使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喂，讲给我听听，你拜访过我们所有的亲戚了吗？到伊温家去过吗？见过那个老头儿吗？他对你说什么来着？”他继续盘问我，“你拜望过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吗？”

我们没有穿好衣服，就这样谈了好久，阳光已经开始从起居室的窗口移开，雅科夫（他还像从前那样老态龙钟，手指还是在背后乱动，还带着仍然这个口头禅）走进我们的房间，禀报爸爸说小马车已经套好了。

“你到哪儿去？”我问爸爸。

“啊呀，我倒忘记了，”爸爸说着，烦恼地耸了耸肩，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答应今天到叶皮凡诺夫家去。你们记得叶皮凡诺娃，la belle Flamande吗？她过去常来探望你们的maman。他们这家人好极了。”于是爸爸耸耸肩膀（我觉得他好像害羞了），走出屋去。

我们聊天的时候，柳博奇卡已经几次走到门口，不断地问：“可不可以进来？”但是每次爸爸都隔着门对她喊道：“绝对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穿好衣服。”

“那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没有看见过你穿睡衣！”

“你不能看见你的兄弟们不穿裤子啊。”他对她喊叫，“他们俩都会去看你的。行吗？你去敲门吧！他们穿着这种便衣，连同你讲话都不成体统啊。”

“噢，你们真讨厌！那么，至少要快点到客厅来吧，米米急着要见你们。”柳博奇卡在门外大声说。

爸爸一走，我就连忙穿上大学生制服，到客厅里去；沃洛佳恰好相反，他不慌不忙地在楼上逗留了好久，和雅科夫谈什么地方有山鹬和水鹬。我已经讲过，他曾经说，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同弟弟、父亲或者姊妹表示温存，他避免流露出一点感情，而趋于另一个极端——冷漠无情，常常伤害了那些不晓得其中原因的人们。在前厅里，我碰见爸爸迈着快速的碎步，正要上车。他穿上了他那套崭新的、时髦的莫斯科礼服，身上散发出香水味。看见我，他快活地点了点头，好像说：“你看，好极了吧？”我早晨就觉察出的他的眼睛里那种幸福的神情又使我惊异起来。

客厅还是那间明亮、高大的房间，摆着黄色的英国大钢琴，敞着大窗户，从窗口可以很愉快地看到花园里黄红色的小径。和米米、柳博奇卡亲吻过以后，我走到卡坚卡跟前，我猛然想起，同她接吻已经不合礼法了，于是红着脸，默默地缩住脚步。卡坚卡毫不羞怯，伸出她的白皙的小手，祝贺我进了大学。沃洛佳走进客厅，遇到卡坚卡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我们一块儿长大，那时候天天见面，而现在，在初次离别之后，真难决定见面时该怎样才好。卡坚卡的脸比我们俩还要红。沃洛佳一点也不窘，对她微微点点头，就走到柳博奇卡身边，同她也谈了几句，而且并不严肃，就独自出去散步了。

二十九 我们同姑娘们的关系

沃洛佳对姑娘们抱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看法，他能够关心她们吃饱没有，睡得好不好，打扮得体面不体面，法语是否讲错了（这些错误会使他在外人面前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承认她们能够思考，或者对任何人性的东西有所感受，更不承认可以同她们谈论什么问题。要是她们向他请教某个正经问题（不过，她们极力避免这样），要是她们问他对某本小说的看法，或者他对大学里的功课有什么意见，他就朝她们扮个鬼脸，一声不响地走开，或者故意用蹩脚的法语回答，说什么КОМ СИ ТРИ ЖОЛИ[41]，或者装出一副严肃的、呆头呆脑的神情，答非所问地说些毫无意义的话，眼里突然露出无神的表情，说些甜面包、兜风、卷心菜或者类似的话。要是我向他复述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对我讲的话，他总是说：

“哼，你还同她们讨论哪？我看，你还是不怎么样！”

这时真得听听他的话，看看他的表情，才能充分领会他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深刻的、一成不变的轻蔑意味。沃洛佳已经成人两年了，遇到任何漂亮女人都会钟情。不过，他虽然每天都和卡坚卡见面，她也已经穿了两年长衣裳，而且一天比一天妩媚动人，他却从来没有想到可能同她发生恋爱。这究竟是由于对童年平淡的琐事——如戒尺、洗澡巾、任性调皮——记忆犹新呢？还是由于年轻人对家里的一切都抱有反感呢？或者是由于人类的共同弱点，对最初遇到的美好事物不予重视，心想：“唉，我一生中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呢！”不论什么缘故吧，沃洛佳一直没有把卡坚卡当作女人看待。

沃洛佳那年夏天显然是百无聊赖；他感到寂寞是由于他看不起我们，正如我讲过的一样，他也并不设法掩饰这一点。他脸上那副始终不变的神情表示：“呸，多无聊啊！没有一个谈得来的人！”他常常一清早或是一个人背着枪去打猎，或者待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都不穿好衣服。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索性把书拿到饭桌上来，一个劲儿地看，对我们谁也不理，使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得罪了他似的。晚上他也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枕着胳膊肘睡觉，或者一本正经地讲些可怕的、有时根本不成体统的废话，惹得米米非常恼怒，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们却笑得要死；但是除了跟爸爸，偶尔也跟我谈谈正经事以外，他跟我们家里别的任何人从来也不愿谈正经事。在对姑娘们的看法上，我完全不自觉地模仿我哥哥，虽然我不像他那样害怕温存，我对姑娘们的轻视也远远没有他那样根深蒂固。那个夏天，由于无聊，我有好几次尝试和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接近一些，谈一谈，但是每次我都发现，她们是那么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对于最简单、最平常的事，像金钱是什么，大学里读什么，战争是怎么回事等等，都那么无知，要是向她们解释这些事情，她们又是那么冷漠，因此我的尝试不过是更加证实了我对她们所抱的不利的看法。

我记得，有天晚上，柳博奇卡在钢琴上第一百次重奏一段使人厌烦透顶的曲子，那时沃洛佳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有时用恶意的讽刺口吻嘟囔几句，并不特别对哪个人说：“她叮叮咚咚地弹起来啰！……女音乐家！……贝多芬！……（他用一种特别嘲讽的口吻说出这个名字）好啊！……再来一次！就是这样！”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卡坚卡和我留在茶桌旁，不记得怎么的，卡坚卡把话题引到她心爱的问题——爱情——上。我有心要大发一番议论，开始高傲地给爱情下定义，说爱情就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自己所缺少的东西的愿望。但是卡坚卡回答我说，恰好相反，如果一个姑娘想嫁富翁，那就不是爱情，按照她的看法，财产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有经得起别离的痛苦的才是真正的爱情（我明白，她这是暗示她对杜布科夫的爱情）。沃洛佳一定在听我们的谈话，突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大声问道：

“卡坚卡！是俄罗斯人吗？”

“总是胡说八道！”卡坚卡说。

“放到胡椒瓶里吗？”沃洛佳接着说，着重每个母音。我不能不认为沃洛佳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发展的一般智力、感受性和艺术感而外，还有一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在家庭里或多或少发展的，我称做理解力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的要点就是一定的分寸感和对事物有一定的片面的看法。同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家庭里具有这种能力的两个人，总是让感情表达到一定程度，如果超过这个程度，两人都会觉得没有意思。他们在同一个时候看出，什么时候结束称赞而开始讽刺，什么时候停止迷恋而开始做假。但是对于理解力不同的人们，这就可能大不相同。对于理解力相同的人们，每种事物的滑稽的、或者美好的、或者肮脏的一面，都是同样地显眼。为了使一个阶层或者一家人便于表达同样的理解力，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说法，甚至能够表达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微妙概念的词汇。在我们家里，在爸爸和我们弟兄之间，这种理解发展到最高程度。杜布科夫，不知怎的，同我们这个圈子也很合得来，很有理解力；但是德米特里，虽然比他聪明得多，在这方面却很迟钝。不过我跟任何人也没有像跟和我在同一环境里长大的沃洛佳那样，把这种能力发展到那么微妙的地步。爸爸早就落在我们后边，好多在我们看来像二乘二得四那样清楚的事，他却不理解。譬如，天晓得怎么回事，沃洛佳和我规定了下面的具有相应概念的字眼：葡萄干，表示想炫耀自己有钱的虚荣心；松果（说的时候还得把手指撮在一起，特别强调松字），表示鲜艳、健康、优雅、但并不豪华的东西；复数名词，表示特别爱好那种东西，等等。不过，意思多半靠面部表情和谈话的总的意义来决定，因此，不论我们哪个发明了一个新词儿来表达一种新的微妙的差别，另一个只要根据暗示就会同样正确地领会。姑娘们没有我们的这种理解力，这是造成我们在精神上疏远和我们瞧不起她们的主要原因。

她们可能有她们自己的理解力，但是同我们的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已经看出是空话连篇，她们却认为是真的情感；我们觉得是讽刺，她们却觉得是实话；诸如此类。不过，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一点并不是她们的过错，缺乏理解力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既漂亮又聪明的姑娘；而我却看不起她们。另外，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坦白这个概念，为了趋于极端，我责备柳博奇卡那种文静的、轻信的性格是不露真情、装模作样，说她根本不认为有必要挖掘和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和内心的欲望。譬如，柳博奇卡每天夜里要为爸爸画十字，去祭祷妈妈时她和卡坚卡在教堂里流泪，卡坚卡在弹钢琴时叹气，把眼珠翻上去，我觉得这一切都太装腔作势，纳闷她们什么时候学得像大人那样矫揉造作，她们这样做怎么不觉得难为情？

三十 我的工作

尽管如此，因为我对音乐产生了热情，这年夏天我同家里的小姐们比往年更接近了。春天，邻家一个年轻人到乡下来拜望我们，他一进客厅，就盯着那架钢琴，而且一边同米米和卡坚卡谈话，一边就不知不觉地把椅子朝钢琴移过去。谈了谈天气和田园生活的乐趣以后，他就很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律师、音乐、钢琴上面，最后说他会弹钢琴；他很快地弹了三支圆舞曲，这时柳博奇卡、米米和卡坚卡都站在钢琴旁边望着他。从此以后，那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但是我非常喜爱他的演奏，他坐在钢琴前面的姿势，往后甩头发的姿态，特别是用左手弹八度音的姿势，他把小手指和大拇指迅速地伸展在八个音阶的宽度上，然后慢慢收拢，再飞快地伸开。这种优美的动作、潇洒的神态、往后甩头发的姿势，以及我们家女士们对他的才能的注目，都使我产生了要弹钢琴的念头。由于这种想法，并且深信我对音乐有才能，有热情，于是我就开始学起来。在这方面，我的行动就像千百万学音乐的男人，特别像女人一样，没有好的教师，没有真正的才能，丝毫不理解艺术的作用，也不知道为了使艺术发生效用，应当如何去从事它。在我看来，音乐（毋宁说弹钢琴）是拿自己的感情迷惑姑娘的手段。靠着卡坚卡的帮助，我学会了音符，我的粗手指练得有点灵活了，在这上面我孜孜不倦地下了两个月工夫，连吃饭睡觉时还在膝头和枕头上练习我那不听话的无名指。我立刻动手弹起乐曲来，自然是一心一意地、avec ame[42]弹，这一点卡坚卡也承认，不过弹得一点没有节拍。

我挑选的乐曲都是一些可爱的作曲家们的著名作品，有圆舞曲、加洛普舞曲、浪漫曲（arrangés[43]）等等。这些作品，凡是稍有健全欣赏力的人，都会从乐谱店的一大堆美妙作品中给您选出一小堆来，说：“这都是不该弹的，因为从来没有写出过比这更糟糕，更庸俗，更无意义的乐谱了。”想必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您在每个俄国小姐的钢琴上都会找到它们。不错，我们有那不幸的、总是被小姐们弹得支离破碎的《Sonate Pathétique》[44]，有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柳博奇卡常弹它们来纪念妈妈，还有柳博奇卡从莫斯科音乐教师那里学来的其他一些好的乐曲，但是也有那位教师自己创作的曲子，最荒谬的进行曲和加洛普舞曲，柳博奇卡也弹它们。我和卡坚卡不喜欢严肃的作品，倒爱好所有的《Le Fou》[45]和《夜莺曲》之类，这些曲子卡坚卡弹得飞快，几乎让人分不出她的指头，我也开始弹得相当响亮和流利了。我学会了那个年轻人的手法，时常惋惜没有一个外人来看我演奏。但是不久以后就发现，李斯特和加尔克不伦诺[46]的作品我弹不了，我明白自己不可能赶上卡坚卡。因此，我想象古典音乐可能容易一些，一部分也是为了标新立异，我突然认定我喜欢德国古典音乐；柳博奇卡弹《Sonate Pathétique》的时候，我就高兴起来（其实，我对这支奏鸣曲早已深恶痛绝），因此我开始弹起贝多芬来，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读贝多芬的名字。但是，就我现在回忆得起的，通过这些胡乱弹奏和装模作样，我身上真正有了一种类似才能的东西，因为音乐常常强烈地感动了我，使我落泪；我喜欢的那些作品，不看乐谱就能随手在钢琴上弹出来；因此，如果当时有人指导我把音乐看作目的，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享受，而不是以弹奏的流畅和热情作为迷惑姑娘们的手段，我也许真会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

看沃洛佳随身带来的大量的法国小说，是那个夏天我的另一项工作。当时“基度山式”[47]和各种《神秘》刚刚出现，我沉醉在欧仁·苏[48]、仲马[49]、保罗·得·考克[50]的小说里。所有那些离奇古怪的人物和事件，在我看来就像真事一样生动。我不但不敢怀疑作家在撒谎，而且我觉得作者本人并不存在，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从印好的书本上自动地出现在我眼前。如果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人，那么我从来也不怀疑他们会出现的。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着书里所描写的一切热情以及同每本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英雄和恶棍——相似之处，就像一个多疑的人看医学书，在自己身上发现可能有的一切疾病症状。我喜爱这些小说中的巧妙思想、热烈感情、神奇事件和单纯性格——要是好人，那就十全十美；要是坏人，那就无恶不作，就像我青年时代初期对人们的看法一样。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一切都是用法语写的，而且高兴我能够记住高尚的英雄所讲的高尚的话，万一我完成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利用它一番。假如有一天我再遇见科尔皮科夫，我可以借着这些小说想出多少句法国坏话来骂他，假如我终于遇到她，我会想出多少句美妙的法语向她吐露爱情呀！我会给他们准备那样一些话，他们听了都会气死。根据这些小说，我甚至对自己希望获得的道德品质都有了新的标准。首先，我希望在样样事情上，在一举一动中都很noble[51]（我说noble，而不说благородный[52]，因为这个法文字眼具有另外的含义，正如德国人用noble这个字眼，而不把noble这个字眼同 ehrlich[53]这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样）。其次，是要热情；最后，是要尽量comme il faut，我以前就有这种倾向。我甚至在仪表和习惯上都极力模仿具有这些品质的英雄人物。我记得，那个夏天我看过几百种小说，其中一本小说里有一个浓眉的、非常热情的英雄，我多么希望在外表上像他（精神上我觉得我同他丝毫不差），照镜子看眉毛时，我决定剃掉一点，好让它们长得更浓；但是有一次我动手剃的时候，有个地方竟剃多了，必须重新把它剃匀，结果一照镜子，使我大为惊慌，因为我看见自己没有眉毛了，非常难看。然而，希望不久就会像那个热情的人一样长出两道浓眉，我又可以自慰了，只是担心家里人看见我没有眉毛的时候，我对他们怎样讲法。我弄了沃洛佳的一点火药，描了描眉，而且烧焦了。虽然火药没有爆炸，我却非常像一个烧焦的人。不过没有人发现我这种把戏，到我已经忘了那个热情的人的时候，我的眉毛真长得浓多了。

三十一 COMME IL FAUT

在这本书所写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几次提到和这个法语标题相应的概念。现在我觉得有必要专章来阐明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教育和社会灌输给我的一种最有害、最虚伪的概念。

人可以划分为好多类——穷的富的，善的恶的，文的武的，聪明的愚笨的等等；但是，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自己所喜爱的主要分类，他不知不觉地把每个生人列在这一类里。在我描写的这个时期，我所喜爱的主要分类法就是把人分成comme il faut和 comme il ne faut pas[54]这样两种。第二种人又分成生来就不 comme il faut和普通人两类。我尊敬comme il faut的人，认为他们有资格和我发生平等的关系；而对于第二种人，我就装出轻视的神情，实际上是憎恶他们，对他们个人抱着一种侮辱的情绪；第三类人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我根本看不起他们。我所谓的 comme il faut，第一个主要条件是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是发音准确。一个法语发音不准确的人，马上就在我心里唤起憎恶的情绪。“你既然不行，又何必想和我们讲得一样呢？”我怀着恶毒的讥讽在心里问道。comme il faut的第二个条件是要留着长长的、刷得干干净净的指甲。第三个条件是要知道怎样行礼、跳舞和应酬。第四个条件十分重要，就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经常露出一种优雅而傲慢的厌倦神情。除此以外，我还看得出一些普遍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不必交谈，我就判断得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在这些特征中，除了布置房间、手套、字迹、马车以外，主要的是脚。我一看到靴子和裤子的关系，马上就能确定一个人的地位。不带后跟的方头靴子，窄裤脚上不系套带——这是个普通人。靴头又窄又圆，带后跟，裤脚很小，系着套带，裤腿紧裹着大腿，或者裤脚肥大，系着套带，像华盖一样罩在靴头上——这是一个mauvais genre[55]的人，诸如此类。

奇怪的是，我肯定不能成为comme il faut的人，却对这个概念感到极大兴趣。也许正因为我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做到这种comme il faut，它才牢牢地扎根在我心里。为了获得这种品质，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十六岁的美好光阴，回想起来都很可怕。我所模仿的一切人——沃洛佳、杜布科夫和我的大多数朋友，他们似乎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种品质。我怀着嫉妒的心情注视着他们，悄悄地学法语，学习行礼时不望着对方，学习应酬和跳舞，学习在心中培养一种不关心一切和厌倦一切的神情，学习修指甲，为了修指甲，我用剪子把手指上的肉都剪掉了，就是这样我还觉得，要达到目的，还要下很大的苦功。房间，写字台，四轮马车，这一切我怎么也不能布置得那么comme il faut，尽管我不喜欢实际事务，我还是尽量去做。在别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切搞得尽美尽善，好像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修指甲费了那么大力气，仍然徒劳无益，我就问指甲好得出奇的杜布科夫，他的指甲是不是早就这样，他怎样做到这样的？杜布科夫回答说：“从我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使它们这样，我不懂一个体面人怎么会有别样的指甲。”这个回答使我伤心透了。当时我还不知道，comme il faut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隐瞒在达到comme il faut上所花的力气。对于我来说，comme il faut不但是很重要的美德，良好的品质，是我想达到的完善的境界，而且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条件，少了它，世界上就没有幸福，没有荣誉，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著名的艺术家也罢，学者也罢，或者人类的救世主也罢，如果他不 comme il faut，我就不尊敬他。一个comme il faut的人比他们高一筹，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他让他们去画画，作曲，著书立说，行善；他甚至因此而称赞他们，不论谁有优点，为什么不加以称赞呢？但是，他不能同他们站在一个水平上，他是comme il faut，而他们不是——这就够了。我甚至觉得，假如我的兄弟，母亲或者父亲不comme il faut，我就要说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我和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观念给我带来的最大害处，既不是为了经常关心去遵循对我很困难的comme il faut条件妨碍我做任何正事而浪费了黄金般的光阴，也不是对十分之九的人类的憎恶和轻视，更不是对comme il faut圈子以外的美德注意不够。最大的害处在于，我相信comme il faut在社会上占有独立地位，一个人如果是comme il faut，就不必努力去做官，去当车匠，去当兵，或者去做学者；他如果达到这种地位，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甚至比大部分人都崇高。

在青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犯过许多错误，迷恋过许多事物以后，每个人通常都理解到必须积极参加社会生活，选择一个劳动部门为它献身；但是一个comme il faut的人却很少这样做。我过去认识，现在还认识许许多多年老的、高傲的、自以为是的、判断力很强的人，如果在阴间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你在阳世做了些什么？”他们只能这样回答：“Je fus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56]

这种命运等待着我。

三十二 青年时代

尽管那年夏天我脑子里的概念像一团乱麻，但是我却是年轻，天真，逍遥自在，因而差不多是很幸福的。

我有时，而且常常很早就起床（我睡在外边的凉台上，朝阳的斜晖唤醒我）。我连忙穿好衣服，夹着一条毛巾和一本法文小说，到离家半俄里的小桦树林阴里的河里去洗澡，然后就躺在树阴下的青草上看书，有时把眼光从书上移开，望一望在树阴下泛出紫罗兰色、被晨风吹皱的水面，望一望对岸发黄的麦田，望一望鲜红的晨曦越来越低地渲染着白桦树干，白桦一株后面还有一株，从我身边一直伸展到密林深处。我意识到内心也充满大自然在我周围散发出的那种新鲜的、青春的生命力，感到无穷的乐趣。当天空布满清晨的阴云，洗过澡我觉得冷的时候，我常常不择道路，穿林越野去漫游，舒服地让新鲜露珠透过靴子弄湿我的脚。这种时候，我历历在目地梦想着我刚看过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统帅，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大臣，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个非凡的大力士，一会儿又想象自己是个热情的人，我怀着某种战栗的心情不住地环顾四周，希望在林中空地或者树后什么地方突然遇到她。当我这样游荡，碰见在劳动的农民和农妇时，尽管我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但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十分窘迫，极力躲开他们。当天气热了，我们家的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吃茶的时候，我时常到菜园或者果园里去吃各种成熟了的瓜果蔬菜。这桩事也是我主要的乐趣之一。我常常走进苹果园，到高大茂密的马林浆果丛的深处。头顶上是明朗、炎热的天空，周围是同杂草交织成一片的马林浆果丛的淡绿刺叶。顶上开着小花的绿色荨麻，笔直向上伸展着；宽叶的牛蒡长着带刺的不自然的淡紫色花朵，长得比浆果丛还高，比我的头还高；有些地方的牛蒡同荨麻长在一起，甚至一直伸展到老苹果树淡绿色垂枝的地方，那些垂枝上一个个像果核般光泽的、圆圆的、还发青的苹果，朝着烈日，快要成熟。下面有一丛几乎枯干的、没有叶子的浆果，弯弯地朝着太阳；针状的绿草和嫩牛蒡，从去年的叶子下边钻出来，它们沾满露珠，在永不见天日的背阴里，呈现出水灵灵的绿色，仿佛并不知道强烈的阳光正在苹果树叶上照耀着似的。

这个密林里总是潮湿的，发出浓烈的、经常处在阴暗中的潮湿味，蜘蛛网的气味，落在腐烂落叶堆上、已经发黑的烂苹果和浆果的气味，有时还有树虫味，这种树虫你会无意中同浆果一起吞下去，然后连忙再吃一颗浆果来解那种味道。再往前走，就会惊起永远栖息在这里的麻雀，可以听见它们急促的嘁喳声和它们飞快地掀动着的小翅膀拍击树枝的声音；在某个地方可以听到一只大蜜蜂的嗡嗡声，而在小路上某个地方，你又可以听到园丁，傻子阿基姆的脚步声以及他永远没完没了的嘟囔声。你会暗自思索：“不，不论是他，不论是世界上任何人，在这儿都找不到我……”你的两只手会左右开弓，从圆锥形的白色小茎上摘下汁液饱满的浆果，快活地一颗接着一颗吞下去。你的腿会湿到膝盖以上，脑子里充满可怕的思想（你心里接连念叨了一千次：二十个一把，七个一把），手和湿透了的裤子里的大腿都被荨麻螫疼；阳光直透进密林，开始热烘烘地晒着脑袋，我早就不想吃东西了，但是仍然坐在密林里，东看看，西听听，思索些什么，机械地采摘和吞咽最好的浆果。

我通常在十点多钟，多半在吃过早茶之后，走进客厅，这时女士们已经坐下来各做各的事。在最近的窗口，遮阳的粗布窗帘已经放了下来，强烈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网眼，不论遇到什么东西都印上那么明亮的火热的斑点，使你看了眼睛都发痛；窗前摆着刺绣架，苍蝇在洁白的布面上悄悄地乱爬。米米坐在刺绣架前面，不住生气地摇着头，为了避开阳光不断挪动地方，而阳光却突然乘虚而入，把炽热的光线在她的脸上或手上到处乱射。另外三扇窗户的窗框用它的阴影圈出三个完整而明亮的四方形；在不上油漆的客厅地板上的一个四方形里，米尔卡照老习惯卧着，竖起耳朵，注视着在明亮的四方形里乱爬的苍蝇。卡坚卡坐在沙发上，不是织毛线，就是看书，用她那在强烈的光线中仿佛是透明的白皙的手不耐烦地挥着苍蝇，或者皱起眉头，摇着小脑袋，来驱逐一只钻进她的浓密金发而在那里嗡嗡乱叫的苍蝇。柳博奇卡不是倒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到果园里去，就是在钢琴上弹一些我早就熟悉每个音符的乐曲。我坐在一个地方，听听这种音乐或者朗诵，等着轮到我自己可以去弹钢琴。午饭后，有时我迁就姑娘们，陪她们去骑马（我认为步行出游同我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不相称）。我们骑着马游逛，我陪姑娘们到她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和谿谷，常常十分愉快。我们有时也遇到惊险的场面，那时我表现得像个英雄好汉，于是女士们就称赞我的骑术和勇敢，认为我是她们的保护人。傍晚，如果没有客人，在阴凉的凉台上吃过茶，同爸爸到农场上散过步以后，我就躺在我的老地方——那张高背安乐椅里，一边听卡坚卡或者柳博奇卡弹琴，一边看书，同时做旧日的美梦。有时候，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在柳博奇卡弹着什么老调子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放下书本，从凉台敞着的门望出去，望着夜影已经开始笼罩着的高大白桦树的茂盛的垂枝，望着晴朗的天空，当你聚精会神观看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灰尘一般小小的黄点，然后又消失了；当我倾听着大厅里传来的琴声、大门的咯吱声、农妇的说话声和回村的牛群声的时候，我突然栩栩如生地回想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maman和卡尔·伊万内奇，一时间我伤心起来。但是那时我的心灵里充满了那么多的生命力和希望，这些回忆只用翅膀触了触我，就飞走了。

晚饭后，有时是在同什么人到果园里去夜间散步——我害怕一个人走漆黑的林阴路——之后，我就独自去睡在凉台的地板上，尽管夜里有无数蚊子叮我，我却感到极大的乐趣。月圆的时候，我时常整夜坐在草垫上，环顾着光与影，谛听着周围的动静，梦想着各式各样的事情（主要是想我当时认为是人生最大幸福的风流韵事），并且由于这时我还只能想象而不能亲身体验这些幸福而伤心。有时，大家刚一走散，灯光从客厅里移到楼上的房间，从那里开始传来妇女的说话声和开关窗户的声音，我就走到凉台上，踱来踱去，急切地倾听入睡的房子里的一切动静。我所盼望的幸福，哪怕还有一点点可以实现一部分的毫无根据的希望，我就不能冷静地为自己构思一种想象的幸福。

一听见光脚走路声，咳嗽声，叹息声，推窗声，衣服的窸窣声，我就从床垫上跳起来，像小偷似的听一听，看一看，毫无理由地激动起来。但是，楼上窗户的灯光终于消失了，脚步声和谈话声被鼾声代替了，更夫开始打更，窗户里射出的红光刚一消逝，果园里就变得更幽暗，也更明亮了。最后的一道灯光从饭厅里移到前厅，把光线投射到浸着露珠的果园里，穿过窗口，我看见福卡的驼背的身影，他穿着短袄，手里拿着蜡烛，上床去睡觉。我常常在房屋的黑影中偷偷走过湿漉漉的草地，走到前厅窗口，屏息凝神地倾听男仆的鼾声、福卡的呻吟（他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和他不住念祈祷文的衰老声音，觉得这是使我激动的莫大的乐事。他的最后一线灯光也终于熄灭了，窗户砰的一声关上，撇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胆怯地东张西望，看看在花坛旁边或者我的床边是否有白衣女人，就快步跑到凉台上。随后我就躺在床垫上，脸朝着果园，尽量盖好，免得被蚊子和蝙蝠叮咬；我向果园里观看，倾听着夜里的声响，梦想着爱情和幸福。

那时，我觉得一切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老白桦树，一面在月光中闪耀着枝繁叶茂的树枝，一面却用自己的黑影遮住灌木和道路；池塘静穆而华丽的光辉，像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凉台前花朵上的露珠映出月光；花朵也把优雅的影子投射到灰色的花床上；池塘那边一只鹌鹑的啼声，大路上的人声，两棵老白桦树的轻微的、隐隐听得出的互相摩擦声，在被窝里我耳边的一只蚊子的嗡嗡声；挂住枝桠的苹果落在枯叶上的声音；青蛙的跳跃声，它们有时跑到凉台的阶前，绿油油的背脊在月光下闪着神秘的光彩，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具有奇怪的意义：它们把世界装点得太美了，而我追求的幸福却还未能如愿以偿。这时，仿佛她来临了，梳着黑油油的长辫子，丰满的胸脯，永远那么忧愁而美丽，裸露着的胳膊，令人心荡的拥抱。她爱我，为了得到她刹那的爱情，我牺牲了整个的生命。但是，月亮悬在天空，它越来越高，越来越皎洁，像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的池塘的华丽光辉，也变得越来越晶莹，阴影越来越黑，光彩越来越亮，当凝视和谛听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对我说，她裸露着胳膊，会热情拥抱，却远远不是整个的幸福，爱她也远远不是唯一的美德；我越观看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就越觉得真正的美和善越来越高，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接近他[57]，接近一切美和善的源泉；一种未曾得到满足的、但是令人激动的快乐的眼泪涌到我的眼里。

我仍然是孤独的，我仍然觉得，神秘而伟大的自然，这不知为何高悬在蔚蓝天空的某个地方、同时又无所不在、好像要填满无穷空间的、吸引人的亮晶晶的圆月；还有我，一个已经被各种各样卑鄙的、可怜的人类情欲所污损，但是有着无穷的、莫大的想象力和爱情的微不足道的蛆虫——在这种时刻，我觉得大自然、月亮和我，这三者仿佛融为一体了。

三十三 邻居

我们到家的头一天，爸爸把我们的邻居叶皮凡诺夫一家称作好人，使我听了大为惊讶，而他去拜望他们，就更使我惊异了。我们和叶皮凡诺夫家为了一块地产打了很久官司。我小的时候，屡次听见爸爸为这场官司生气，骂叶皮凡诺夫家，请来各式各样的人，按我的理解，是为了保护自己，对付他们；我听见雅科夫管他们叫我们的敌人和普通老百姓，我还记得妈妈要求在她的家里和当着她的面甚至不要提那些人。

由于这些事实，我从小就形成了那么坚定而明确的概念，认为叶皮凡诺夫一家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但准备刺死或者勒死爸爸，甚至包括他的儿子，如果他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普通老百姓；在我母亲逝世那年我看见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la belle Flamande——来侍候她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出身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我一直把这家人看作是寒微的人。虽然这一年夏天我们常同他们会面，我对他们全家却依旧抱着异样的成见。事实上，叶皮凡诺夫家就是这些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寡妇，还容光焕发，非常快活，一个漂亮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和一个结巴儿子，退伍的未婚的中尉，性格非常古板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叶皮凡诺夫。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在丈夫死去以前就同他分居了二十来年，有时她住在彼得堡，那儿她有亲戚，但是多半住在距离我们三俄里的、她自己的梅季希田庄上。她的生活方式被四邻讲得那么骇人听闻，以致梅萨琳娜[58]同她相形之下还算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哩。因此，妈妈要求，在我们家里连叶皮凡诺娃的名字都不许提；但是毫不带讥讽地说，形形色色的最恶毒的流言蜚语——乡间邻里间的谣言——连十分之一都不能相信。我头一次遇见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时候，虽然她家里有个农奴出身的管事米秋沙，他穿着一身契尔克斯式[59]的服装，头发卷曲，总是搽着发油，吃饭时侍立在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椅子后面，她常常当着他的面用法语请客人们欣赏他的漂亮眼睛和嘴巴，但是根本没有传闻中那一类事情。据说十年以前，也就是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写信要她那孝顺儿子彼得退伍回家的时候，她的确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地产并不多，总共只有一百多个农奴，但是她在过快活生活的期间花销很大，因此十年前她抵押的和再抵押的田产都过期了，不得不拍卖掉。在这种极端穷困之中，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认为监护呀，查封家产呀，审判官来临呀，以及诸如此类不愉快的事件，与其说是因为她付不出利息，不如说由于她是女人，因此她给军队里的儿子写信，要他回来把母亲从窘境中拯救出来。虽然彼得·叶皮凡诺夫在军队里一帆风顺，不久就可以独立自主，但是他放弃一切退了伍，像个孝顺儿子一样，认为安慰老母是他的首要义务（他在信里也十分诚恳地讲到了这一点），回到村里来了。

尽管彼得·叶皮凡诺夫其貌不扬，笨手笨脚，说话结巴，但他却是个严守规矩、头脑非常实际的人。靠着小笔小笔的贷款、各种周转、请求和诺言，他总算保住了田产。成了地主以后，彼得·叶皮凡诺夫就穿上他父亲存在贮藏室里的皮袄，打发掉马和马车，不请客人来梅季希，他开沟挖渠，开拓耕地，减少农奴的土地，用自己的农奴伐木，很划算地卖掉小树林，整顿好家务。彼得·叶皮凡诺夫发过誓，而且也履行了自己的誓言——除非把债务全部偿清，否则他除了父亲的皮袄和他给自己做的那身帆布衣服以外，他不穿别的衣服；除了坐乡下大车，骑农民的马之外，他什么车都不坐。他卑躬屈节地尊敬他的母亲，认为这是他的天职，在这种尊敬的容许下，他极力把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全家。在客厅里，他结结巴巴地对母亲曲意奉承，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如果仆人们不按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吩咐的去办，他就责骂他们；但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办公室里，如果仆人没有他的命令把一只鸭子端上饭桌，或者按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吩咐派了个农奴去探问一个邻居的病情，或者把农奴的女儿派到树林里去拾浆果，而不是派到菜园里去锄草，他都要严加惩处。

过了四年光景，债务就全部还清，彼得·叶皮凡诺夫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回来时穿着新衣服，坐着四轮马车。尽管他的家业欣欣向荣，但是他仍然保持着禁欲主义的脾气，而且在家里人和外人面前仿佛很忧郁地以此自豪；他时常结结巴巴地说：“真想见我的人，就是看见我穿着破皮袄也会高兴的。他会吃我的菜汤和大麦粥。我自己也吃呀！”他补充一句说。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骄傲的神情，这种骄傲的来源，就是他感到自己为母亲作出了牺牲，赎回了产业，同时又流露出看不起别人的神气，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类似的事情。

母亲和女儿的性格完全不像这样，而且在许多方面又各不相同。母亲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女人，在社交界总是非常和蔼、快活。一切美好和愉快的事物都使她真心喜悦。只有最善良的老年人才有的特征——一看见风流少年就心花怒放的本能——在她身上甚至发展到了极点。她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刚好相反，性格严肃，毋宁说是具有一种特殊冷漠的、高傲得毫无道理的脾气，这是未婚的美人儿常有的。当她想欢乐的时候，她的欢乐表现得有些奇怪，不知她是在嘲笑自己，是在嘲笑谈话的对方，还是在嘲笑全世界，而这大概都不是她的本意。我时常感到惊奇，心里纳闷，当她说“是的，我美极了；当然人人都会爱上我”诸如此类的话时，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总不闲着；她爱布置她的小屋和小花园，爱花，爱金丝雀和漂亮的小玩意儿。她的房间和花园并不大，也不豪华，但是一切都收拾得那么整齐，那么干净，一切都带着美妙的华尔兹舞和波尔卡舞所表现出的那种普遍的轻松愉快的性质，客人们常用小玩意儿这个词儿来夸奖，这对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间和小花园特别恰当。而且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本人就是个小玩意儿——娇小纤瘦，面色鲜艳，一双漂亮的小手，总是高高兴兴，穿着永远很合适。只是她的小手上显得有些过于凸出的青筋破坏了这总的印象。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恰恰相反，几乎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做，不但不喜欢摆弄小玩意儿或者养花，连对自己都太不注意，每次客人来时都要现跑去换衣服。但是她打扮好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她简直漂亮极了，除了她眼睛里和微笑中的冷漠而呆板的表情——这是绝色美人儿的通病。她那极其端正的、妩媚动人的面孔和她的窈窕身姿，永远好像在对您说：“您愿意看我，就请看吧！”

尽管母亲性格活泼，女儿的外表冷若冰霜，但是您却感到，母亲除了漂亮和令人欢快的东西而外，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一无所爱，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却具有那种性格，她一旦钟情，就不惜为她所爱的人牺牲整个生命。

三十四 父亲的婚事

父亲第二次结婚，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叶皮凡诺娃时，已经四十八岁了。

爸爸春天独自带着姑娘们下乡以后，据我想象，心情一定特别兴奋和喜欢与人交往，赌徒们赢了大笔钱，洗手不干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心情。他感到自己还有大量未耗尽的幸福，如果他不想再把它用在赌博上，他可以把它运用到人生的成就上。况且时当春季，他手里的钱多得出乎意外，他又是只身一人，寂寞得很。当他同雅科夫谈事务而回想起同叶皮凡诺夫家那场没有了结的官司，回想起他好久没见的美人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时，我想象他一定对雅科夫说：“你看，雅科夫·哈尔兰佩奇，我们与其为了这场官司捣麻烦，不如干脆把那块该死的土地让给他们，好不好？你看怎么样？……”

我想象，雅科夫听到这么一个问题，一定在背后乱动手指表示反对，并且证明说：“官司还是我们有理，彼得·亚历山德雷奇。”

但是爸爸吩咐套车，穿上时髦的橄榄绿色皮袄，梳了梳剩下的头发，手帕上洒了点香水，满心高兴地——这种心情的产生是由于他相信自己的举止像绅士，主要是希望遇到一个美人儿——去拜访他的邻居。

我只知道，爸爸第一次去拜访时没有遇到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因为彼得下地了，他独自和女士们消磨了两个来钟头。我可以想象，他如何满口恭维话，怎样使她们感到飘飘然，柔软的靴子轻轻地叩击着地板，低声细语，眉目传情。我也想象得出，那位快活的老妇人如何突然间深情地爱上他，她那位冷若冰霜的女儿怎样容光焕发。

当一个使女跑得喘吁吁地通知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老伊尔捷尼耶夫本人光临的时候，我想象得出，他会怒冲冲地回答：“哼，他来了又怎么样呢？”因此，他尽可能慢腾腾地走回家去，也许还先回到书房，故意穿上最脏的外套，派人告诉厨师说，如果女主人吩咐添什么菜，无论如何不准照办。

后来我时常看见爸爸和叶皮凡诺夫在一起，因此可以生动地想象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想象，虽然爸爸提议把那场官司和解地了结，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还是抑郁寡欢，十分生气，因为他为母亲牺牲了前程，而爸爸却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象，彼得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异；我想象，爸爸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郁闷，态度调皮、快活，把他当作一个极妙的小丑，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有时生气，有时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容忍。爸爸以他那玩世不恭的癖性，不知为什么把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称作上校，虽然有一次叶皮凡诺夫当着我的面，比往常结巴得更厉害，气得满脸通红地指出，他不是上——上——上——上校，而是上——上——上——上尉，可是五分钟以后，爸爸又管他叫上校了。

柳博奇卡对我说，我们没有下乡以前，他们天天和叶皮凡诺夫一家见面，过得快活极了。爸爸以他那种善于把一切安排得似乎别出心裁，妙趣横生，同时又简单优美的本领，一会儿想出来去打猎，一会儿去钓鱼，一会儿放焰火，叶皮凡诺夫家的人每次都到场。据柳博奇卡说，要不是那个讨厌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就更快活了，因为他绷着脸，说话结巴，使人扫兴。

我们回来以后，叶皮凡诺夫家的人只到我们家来过两次，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过一次。圣彼得节[60]，爸爸的命名日，他们和一大群宾客来了，但这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们同叶皮凡诺夫家完全断绝了往来，只有爸爸一个人仍然去看望他们。

在我看见爸爸和杜涅奇卡[61]——她妈妈这样叫她——在一起的短短时间里，我发现了下面的情景。爸爸总是那么兴致勃勃，我们刚回家的那天，他的这种心情使我很吃惊。他欢畅、年轻、充满活力和幸福感，他这种幸福的光辉散播到周围所有人身上，使他们不由得也感染上同样的心情。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寸步也不离开她，不住地对她讲些甜言蜜语，使我都替他难为情；或者默默地凝视着她，热情地、扬扬得意地耸着肩膀，咳嗽一声，有时微微一笑，甚至低声对她说几句什么；但是，他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仍然带着玩笑的神情；他就连处理最严肃的事情也采取这种态度。

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仿佛学到了爸爸那种幸福的表情，当时，这种表情几乎经常在她那大大的蓝眼睛里闪烁，除了她突然感到羞涩的时候。我理解这种感情，看着她感到既可怜又痛苦。在这种时刻，她害怕每个眼色和动作，以为大家都在望着她，都只考虑她，觉得她的一切都不得体。她惊慌不安地环顾所有的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于是她开始高声而大胆地讲话，说的多半都是毫无意义的话，她感觉到这一点，觉得爸爸和大家都在听她讲，于是脸红得更厉害了。但是在这种场合，爸爸竟没有注意到她说的毫无意义的话，他还是那样热情地咳嗽着，怀着欢喜若狂的神情看着她。我注意到，虽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的羞涩往往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但是有时是紧随着别人当着爸爸的面提到某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而来的。她这种经常从沉思转变到古怪而难为情的欢欣神情（像我已经说过的），重复爸爸说的词儿和词句，她同别人继续谈和爸爸谈开了头的话题——如果当事人不是我父亲，或者我年龄再大一些，这一切就可以向我说明爸爸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但是，甚至在爸爸当着我的面收到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一封信，显得心烦意乱，直到八月底一直没有去拜访叶皮凡诺夫家的时候，我对这种情况都没有丝毫怀疑。

八月底，爸爸又开始拜访我们的邻居了，在我和沃洛佳临去莫斯科的头一天，他向我们宣布他要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结婚。

三十五 我们怎样接受这个消息

正式宣布这个消息的前一天，家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议论纷纷。米米整天没有出屋，哭哭啼啼。卡坚卡陪着她，吃午饭时才出来，脸上带着分明模仿她母亲的委屈的神情；柳博奇卡，恰好相反，非常高兴，吃午饭的时候说，她晓得一件好极了的秘密，但是她不告诉任何人。

“你那个秘密一点也不好，”沃洛佳对她说，没有分享她的满意心情，“如果你能够认真地想一想，你就会了解，恰恰相反，这是很坏的事。”

柳博奇卡不胜惊讶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他一眼，就一声不响了。

午饭后，沃洛佳刚要挽起我的胳膊，但是，大概又害怕这样像感情用事，只是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朝着大厅点了点头。

“你知道柳博奇卡要谈什么秘密吗？”他确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同沃洛佳很少在一起谈什么正经事，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彼此都感到不自在，像沃洛佳所说的那样，眼睛里直冒金星；但是现在，我的惶惑不安的眼神所得到的反应是，他继续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脸上的表情好像说：“别着慌。我们终归是兄弟，得彼此商量商量家里的大事！”我了解他的意思，他接下去说：

“爸爸要同叶皮凡诺娃结婚了，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因为我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要知道，这件事情很不好。”沃洛佳继续说。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愤愤地回答，“有上校那么一位结结巴巴的舅舅和这门子亲戚，可真叫人高兴！而且，虽然她现在看起来很和善，很不错，谁知道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就算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柳博奇卡不久就要进入社交界了。有这么一位belle-mère[62]，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她连法语都说不好，她能给柳博奇卡培养出什么风度呢？她只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而已；就算心地善良吧，但总归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沃洛佳收尾说，显然很满意“小户人家出身”这个称呼。

尽管听到沃洛佳那么冷静地评论爸爸所选择的配偶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旧觉得他说得有理。

“爸爸为什么要结婚呢？”

“这可叫人无法理解了，只有天知道！我只知道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劝他，要求他结婚；爸爸不愿意，但是后来他突然想起一个怪念头，类似骑士精神。这是件无法理解的事。直到现在我才开始了解父亲，”沃洛佳接下去说（他叫他“父亲”而不叫“爸爸”，这刺痛了我），“他是个好人，又善良，又聪明，但是那么轻浮，那么轻率……这真奇怪！看见女人他就不能不动心。你要知道，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你知道，连米米他也爱过。”

“你说什么？”

“我讲给你听，不久以前我发现，米米年轻的时候，他爱过她，给她写过诗，他们有过一段什么。米米到现在还痛苦。”于是沃洛佳笑起来。

“不可能！”我不胜惊讶地说。

“不过主要的是，”沃洛佳又严肃地接着说，他突然开始用法语说，“我们所有的亲友会多么高兴这桩婚事呀！而且她一定会生孩子。”

听了沃洛佳这样入情入理的看法和预见，我惊异得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刚好这时，柳博奇卡来找我们。

“这么说，你们知道了？”她面带喜色说。

“是的，”沃洛佳说，“只是我很惊奇，柳博奇卡：你已经不是襁褓里的小娃娃了，居然会高兴爸爸娶这么一个贱货？”

柳博奇卡突然露出严肃的神情，若有所思。

“沃洛佳！为什么是贱货？你怎么敢这么说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既然爸爸要同她结婚，她就不会是贱货。”

“对，不是贱货，我只是这么说说，不过反正是……”

“用不着说什么‘反正是’，”柳博奇卡急躁地打断他的话头说，“我并没有说过你爱上的那位小姐是个贱货。你怎么能那样说爸爸和一个出色的女人呢？虽然你是哥哥，你也不能对我这样讲，你也不该这样讲。”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评论……”

“不能评论，”柳博奇卡又打断他的话头，“不能评论像我们这样的爸爸。米米可以评论，但不是你，哥哥。”

“不，你还一点都不懂，”沃洛佳轻蔑地说，“你要懂得！要一个什么杜涅奇卡·叶皮凡诺娃来代替死去的maman，这样做好吗？”

柳博奇卡沉默了一会儿，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我知道你很骄傲，不过我没有想到你这么狠毒。”她说着，就离开了我们。

“糊涂啊，”沃洛佳说，露出又认真又滑稽的样子和暗淡无光的眼神，“你同她议论去吧。”他继续说，好像责备自己忘了身份，竟然屈尊同柳博奇卡谈起话来。

第二天天气很坏，我走进客厅的时候，爸爸和女士们还没有下来吃茶。夜里下了一场寒冷的秋雨，夜里剩下的乌云在天空飘过，一轮明亮的太阳已经高悬空中，透过乌云朦胧地闪耀着。这一天有风，又潮湿，又寒冷。通花园的那扇门敞着，凉台上的地板因为被淋湿而显得发黑，昨夜的雨留在地板上的积水已经快要干了。敞开的门用铁钩钩住，被风吹得直晃荡，小路潮湿泥泞；长着光秃秃的白枝桠的老桦树、灌木丛、青草、荨蔴、红醋栗树和树叶的淡白色背面朝上翻着的接骨木树林，在一处颤动着，好像要脱离树根一样。圆形的黄叶在菩提树林阴路上飞舞，旋转着，互相追逐着，被雨水淋湿，就堆积在湿漉漉的小径上和潮湿的暗绿色再生草地上。我脑子里净想父亲未来的婚事，用沃洛佳的观点来看它。我觉得我姐姐的，我们的，甚至父亲本人的前途都不怎么美妙。我一想起来就愤怒：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主要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年轻女人，突然在许多方面占据别人的位置——是谁的位置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姑娘竟要占据我的亡母的地位！我感到忧伤，我越来越觉得父亲做得不对。恰好这时我听到他同沃洛佳在仆从室里谈话的声音。我不愿意看见父亲，于是从门口往后退；但是柳博奇卡来找我，说爸爸叫我去。

他站在客厅里，一只手扶着钢琴，急不可耐地、然而非常庄严地朝我这边望着。他的脸上已经没有这一时期我一直见到的那种青春幸福的表情。他很伤心。沃洛佳手里夹着烟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走到父亲身边，向他问安。

“哦，我的孩子们，”他抬起头来果断地说，声调特别快，一般是在谈到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时才用这种声调，“我想你们知道，我要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结婚了。”他停顿了一下，“你们的maman逝世后，我从来也没想续弦，但是……”他停了片刻，“但是……但是，显然是命里注定。杜涅奇卡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而且已经不太年轻；我希望你们会爱她，孩子们；她已经从心里爱上你们了，她是个好人。现在你们，”他说着，转向我和沃洛佳，仿佛怕我们打断他，很匆忙地说下去，“你们就要走了，我要在这儿待到新年，然后再去莫斯科，”他又迟疑起来，“那时候带着妻子和柳博奇卡。”看见父亲好像愧对我们的神情，我很难受，于是走近他一些，但是沃洛佳依旧抽着烟斗，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是的，我的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老父亲忽发奇想。”爸爸结束说，他红着脸，咳嗽着，把手伸给我和沃洛佳。他说这话时眼泪盈眶，他把手伸给这时在房间那头的沃洛佳，我发现那只手有点颤抖。看到那只颤抖的手，我很难过，我突然想到一个古怪念头，这使我更感动——我想到，爸爸在一八一二年服过兵役，而且是一个著名的勇敢军官。我握住他那青筋嶙嶙的大手，吻了吻。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突然呜咽起来，双手抱住柳博奇卡的一头黑发的脑袋，开始吻她的眼睛。沃洛佳假装掉了烟斗，弯下腰去，偷偷地用拳头擦了眼睛，尽力不让人发觉，走出屋去。

三十六 大学

婚礼要在两个星期以后举行；但是大学已经开学，我和沃洛佳就在九月初去莫斯科。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从乡下回来了。我和德米特里分手时，约好要通信，自然啰，信，我们一次也没有写过。回莫斯科以后，他立刻来看我，我们决定，他第二天带我到大学去听第一次课。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一走进教室，就觉得自己消失在这群快活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在从大窗户照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中，在所有的门口和走廊上熙熙攘攘地走着。感到自己是这个大集体里的一员的意识是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些人中我认识的并不多，而且认识的也只限于点头之交和说一声：“您好，伊尔捷尼耶夫！”在我周围，人们互相紧紧握手，拥挤，到处都是友好的话语、微笑、友情和玩笑，到处都感觉到有一种纽带把这群年轻人联结到一起，而且觉得伤心的是，这种纽带不知怎地竟把我撇开。但这是一瞬间的印象。由于这个印象和因此而产生的恼怒，相反地，甚至使我立刻觉得我不属于这个集体，我应该有自己的体面人的圈子，这倒也不错，于是我坐在第三排凳子上，Б伯爵、З男爵、Р公爵、伊温和其他这一类绅士都坐在那儿，其中我认识的有伊温和Б伯爵。但是，这些绅士也很奇怪地望着我，使我觉得我也并不完全属于他们那一群。我开始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一切。谢苗诺夫，一头蓬乱的白发，一口白牙，敞着礼服，坐得离我不远，他支着胳膊肘，咬着鹅毛笔管。考第一名的那个中学生坐在第一排凳子上，腮帮上依旧绑着黑领带，他玩弄着挂在缎子背心上的银表钥匙。伊科宁总算设法进了大学，他坐在上边的凳子上，穿着一条镶边的、罩住整个皮靴的淡蓝色裤子，哈哈大笑着，大声说他是在帕那斯山[63]上。伊连卡使我很惊异，他不但是冷淡地，甚至是轻蔑地向我行了一礼，好像要提醒我，我们在这儿是平等的，他坐在我前面，随随便便地（我觉得是做给我看的）把他的两条瘦腿往凳子上一搭，同另外一个学生交谈着，偶尔回头瞅我一眼。伊温的同伴们在我旁边用法语交谈。我觉得这些绅士愚蠢极了。我听到他们谈话中的一言一语，觉得不仅无聊，而且不正确，简直不是法语（我心里说，ce n’est pas Français[64]），而谢苗诺夫、伊连卡以及别人的举止言行，我觉得既不文雅，又不规矩，又不comme il faut。

我不属于任何集团，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不善于交际，不禁恼怒起来。坐在我前面凳子上的一个学生在咬指甲，指甲周围的红色肉刺叫人恶心，我甚至挪了一下，离他远些。我记得，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心里非常难过。

教授进来的时候，大伙动了一动之后，就鸦雀无声了。我记得我也把讽刺的目光投到教授身上，他用一句我觉得毫无意义的话作为开场白，开始讲课，使我很是吃惊。我本来希望这堂课自始至终都讲得那么精辟，以致增一个字不行，减一个字也不行。在这方面我失望了，我立刻就在我带来的装潢美观的笔记本的“第一讲”的标题下面，画了十八幅侧面像，组成花环似的圆圈，仅仅偶尔把手在纸上移动一下，让那位教授（我确信他很注意我）以为我是在记笔记。在这堂课上，我断定把每位教授讲的一切都记下来不但不必要，甚至是愚蠢的，直到学期终了我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上下面几节课时，我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我和好多同学打招呼，握手寒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和同学之间还缺乏真正的接近，我心里更加常常感到悲哀和虚伪。同伊温和贵族们（像大伙这么称呼他们的）那一伙，我合不来，因为，就我现在记得的，当时我非常腼腆，对待他们很无礼，要他们先向我行礼我才答礼，而且他们显然并不大需要和我结交。至于同大多数的同学，我跟他们合不来完全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一感到某位同学对我发生好感，我就立刻向他表示，我在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家用过饭，我有自用马车。我说这一切，无非是要从最有利的方面炫耀一下，使同学们因此更喜欢我；但是恰好相反，几乎每一次，由于我说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亲戚和我有自用马车，同学们就突然变得对我傲慢而冷淡了。

我们中间有一个公费生奥佩罗夫，他是一个谦虚的青年，很有才能，非常用功，他把手伸出来总像伸一块木板一样，手指一点不弯曲，动也不动，因此有些爱开玩笑的同学在同他握手时，常常也那样伸出手去，并且管这叫“木板”式的握手。我差不多总坐在他身边，时常和他交谈。由于奥佩罗夫对教授们所发表的自由看法，我特别喜欢他。他十分清楚而确切地阐明每个教授讲课的优缺点，甚至有时还嘲笑他们。他的小嘴用平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对我起了特别奇怪和惊人的影响。虽然如此，他仍然毫无例外地把所有的讲义都仔仔细细用他那娟秀的笔迹记录下来。我们已经开始接近起来，决定一起温习功课，当我靠着他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他那小小的灰色近视眼已经开始愉快地望着我了。但是有一次谈话中，我觉得必须向他说明，我母亲临死时，曾要求我父亲不要把我们送进任何公费学校，而且我开始相信，所有的公费生，纵然博学多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完全不像样子，我结结巴巴地说，ce ne sont pas des gens comme il faut，[65]并且感到不知怎地脸红了。奥佩罗夫什么也没有对我讲，但是以后上课时，他就不先跟我打招呼，不把他的“木板”伸给我，不交谈了，当我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就把头扭向一边，紧贴在练习本上，离它有一指远，假装看笔记的样子。奥佩罗夫毫无来由的冷淡使我惊奇。但是，我认为 pour un jeune homme de bonne maison[66]，巴结奥佩罗夫这样的公费生是有失体面的，于是我就不理他了，虽然坦白地说，他的冷淡使我伤心。有一次我比他来得早些，因为是大家敬爱的一位教授讲课，不常来听课的学生们也都来了，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我占了奥佩罗夫的位子，把笔记本放到桌上，就出去了。回到教室一看，我的笔记本已经被挪到后面的凳子上，而奥佩罗夫坐在我占的位子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把笔记本放在那儿的。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突然间面红耳赤，望也不望我一眼。

“我告诉你，我是把笔记本放在这儿的，”我说，故意发火，想用我的勇敢气概吓唬他，“大家都看见的。”我环顾了一下别的学生们，补充说；但是，虽然有好多人好奇地望着我，却没有一个应声。

“这儿的位子不是包下来的，谁先来谁就坐。”奥佩罗夫说，他很生气地在座位上坐正，用愤怒的眼光扫了我一眼。

“这说明您是个没有礼貌的人。”我说。

奥佩罗夫好像嘟囔了句什么，他甚至好像嘟囔说：“你是个蠢小子。”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听清楚。况且，我就是听清楚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像manants[67]一样吵嘴罢了（我很爱manant这个词，我用它回答和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也许我还会再说几句，但是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身穿蓝色燕尾服的教授行了个礼，匆匆地走上了讲台。

可是考试以前，当我需要笔记本的时候，奥佩罗夫记着他的诺言，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我，而且邀我一同温习功课。

三十七 恋爱事件

那年冬天，一些恋爱事件使我感到很大兴趣。我恋爱过三回。有一回我热爱上一个体态非常丰满的太太，她在弗赖塔格练马场上当着我的面骑马，因此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这是她骑马的日子——我就到练马场去看她，但是每次都那么害怕她看见我，所以总是离她远远的，而且从她必经的地方飞快地跑掉，当她望我这边的时候，我只是不经意地扭过身去，因此我连她的面貌都没有看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长得很美。

杜布科夫认识这位夫人，有一天他在练马场发现我躲在仆人们和他们抱着的皮大衣后面，而且听德米特里说到过我的热情，就要给我介绍这位女骑士，这个提议吓得我慌忙跑出练马场；一想到他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她，我就再也不敢进练马场，连仆人们那里也不敢去，害怕碰见她。

当我爱上不认识的女人，特别是有夫之妇时，我所感到的羞涩，比爱上索涅奇卡时所体验到的还要厉害一千倍。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对象晓得我的热情，甚至我的存在。我觉得，如果她知道我对她怀着的感情，那对她就会是莫大的侮辱，使她终生不能宽恕我。真的，如果那位女骑士晓得我从仆人身后望着她，想象把她拐走，带到乡下，怎样和她住在那里以及如何对待她的详情，她感到是受了莫大侮辱也许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想不明白，即使她认识了我，也不能马上发现我对她转的一切念头，因此，单单同她结识一下，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

第二次，我爱上来拜访我姐姐的索涅奇卡。我对她的第二度爱情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是我又第三次爱上了她，这是因为柳博奇卡把索涅奇卡抄的诗册给了我，在她抄的莱蒙托夫的《恶魔》中许多伤感的爱情句子下面都用红墨水画了道道，而且夹着花朵。回忆起去年沃洛佳怎样吻他的情人的钱包，我也试着那么做；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果真望着一朵小花，把它贴到嘴唇上，开始幻想，我感到一种快活得要落泪的心情，于是又陷入了情网，或者说，至少有几天工夫我这么认为。

最后，第三次，那年冬天我爱上了沃洛佳爱着的、常到我们家来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就我现在记得的，没有丝毫优点，特别是没有我一向爱好的优点。她是一位著名的莫斯科的聪颖博学的夫人的女儿，娇小玲珑，长长的金发梳成英国式的发卷儿，侧影线条分明。人人都说这位小姐比她母亲还聪明，还有学问。但是这一点我怎么也判断不出，因为，我一想到她的聪明和学问就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我只同她谈过一次话，而且还怀着难以形容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沃洛佳从来不因为有人在场而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欢欣，他那份欢欣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热烈地爱上了这位小姐。我觉得，沃洛佳如果知道哥儿俩爱上同一位小姐，他一定会不痛快，因此我没有对他提到我的爱情。恰好相反，这种情感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爱情是那么纯洁，虽然对象是同一个美人儿，但是我们依旧非常友好，而且必要时彼此都准备牺牲自己。不过，谈到准备牺牲这一点，沃洛佳同我的看法好像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爱得那么热烈，要是他听说有一个真正的外交家要娶她，他就会打他一个嘴巴，同他决斗。我觉得牺牲自己的感情是一大快事，也许这是因为费不了我多大气力，因为我只同这位小姐很奇特地谈过一次深奥的音乐的价值，而我的爱情，虽然我拼命保持它，过了一个星期就消失了。

三十八 社交

我初进大学时曾模仿我的哥哥，梦想沉湎在社交的欢乐中，可是那年冬天，这种欢乐使我完全失望了。沃洛佳经常跳舞，爸爸也时常带着年轻的妻子赴跳舞晚会；但是，他们想必不是认为我太年轻，就是认为我不能享受这种乐趣，谁也不领我到举行舞会的那些人家去。尽管我答应对德米特里要推心置腹，我却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多么想参加舞会，却被人家遗忘（他们显然把我看作什么哲学家，因此我就装出那副模样），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恼呀！

但是那年冬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举行了一次晚会。她亲自来邀请我们全家，也包括我在内。我头一次要去参加舞会了。临去以前，沃洛佳到我的房间里来，要看看我打扮得如何。他这种做法使我又吃惊又为难。我认为想打扮得很漂亮是极其可耻的，不应该让人知道这种愿望；而他却恰恰相反，认为这种愿望是那么自然和必要，所以他非常坦率地说，他怕我丢人。他叫我一定要穿上漆皮靴，当我要戴麂皮手套的时候，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按着一种奇特的样式给我戴上表，领我到库兹涅茨桥大街的理发店去。我烫了发。沃洛佳走开几步，从远处打量我。

“嗯，现在好了；不过，难道不能把这绺翘起来的额发弄平吗？”他对理发师说。

但是，无论Mr Charles[68]怎么努力把黏糊糊的生发油涂到我的额发上，在我戴帽子的时候，它仍然翘起来，总而言之，烫过头发之后，我觉得那副容貌比以前更难看得多。我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神情。只有这样，我的外表才像点样子。

沃洛佳好像也是这样看法，因为他要我把烫过的头发弄平服；我那样做了，还是不行，他就再也不看我了，在去科尔纳科夫家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我大胆地同沃洛佳走进科尔纳科夫家；但是当公爵夫人邀我跳舞的时候，虽然我一路上只想多多跳舞，却不知为什么说我不会跳舞，我胆怯了，单独留在陌生人中间，我平常那种无法克服的羞涩心情越来越强烈了。我默默地在一个地方站了一晚上。

跳华尔兹舞的时候，一位公爵小姐走到我跟前，带着他们全家共有的那种客套的亲切神情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记得，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是多么难为情，但同时，我又完全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种自满的微笑，我开始用最浮夸的法语，带着许多插话，说了一些荒唐话，在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来还感到羞愧。想必是音乐大大影响了我，刺激了我的神经，而且，我以为，掩盖了我话语中不大容易了解的部分。我谈到上流社会，谈到男人和女人的空虚无聊，最后竟信口开河，把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那句话是根本无法说完的。

连生来就善于交际的公爵小姐也觉得难堪了，用谴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微微一笑。在这要命的关头，沃洛佳和杜布科夫一齐走到我跟前来了，沃洛佳见我高谈阔论，大概要弄清楚我怎么用言词来弥补不跳舞的损失。当他看见我的笑容和公爵小姐的惊慌神情，听到我最后那半句可怕的话之后，他满面通红，扭身就走了。公爵小姐站起来，离开了我。我依旧笑着，但是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痛苦极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我又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活动活动，找点话说，好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我走到杜布科夫跟前，问他是不是同她跳了好几次华尔兹。我打算显得又富有风趣又快活，但实际上是向在雅尔饭店的酒宴上被我喝令“住口”的那个杜布科夫求援。杜布科夫装作没有听见我的话，扭头走开了。我走到沃洛佳跟前，费了好大力气，装出开玩笑的声调说：“喂，沃洛佳，累坏了吗？”但是沃洛佳望望我，那副神情好像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对我讲话。”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显然怕我还要缠住他。

“天呀，我哥哥也把我抛弃了！”我心里想。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勇气走掉。直到晚会结束我还忧郁地站在一个地方，只有当大家都要走了，拥在前厅里，给我穿大衣的仆人挂住了我的帽檐，帽子翘起来了，我才眼泪汪汪地苦笑了一下，并不专对某个人说：“Comme c’est gracieux！”[69]

三十九 酒宴

虽然在德米特里的影响下，我还没有沉溺在通常大学生们叫作酒宴的那种娱乐中，但那年冬天我却已经参加了一次酒宴，从中得到一种不十分愉快的印象。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那年年初，有一次在课堂上，З男爵，一个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端正的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神情的青年，邀请我们大家去他家参加同学晚会。我们大家——指的是多少还comme il faut的同班同学；其中，自然啰，既不包括格拉普、谢苗诺夫、奥佩罗夫，也没有这些不大好的先生。沃洛佳听说我要去参加大一学生的酒宴，轻蔑地笑了笑；但是我期望从我还根本不知道的消遣中获得极大的、不同寻常的乐趣，于是在八点钟准时到了З男爵家。

З男爵敞着礼服，穿着白背心，把客人们接待到他父母住的一幢小房子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和客厅里；他的父母把这两个豪华的房间让给他举行庆祝晚会。过道里可以隐约看见好奇的使女们的衣服和脑袋，有一次在餐厅里还看见一位夫人的衣服闪了一闪，我认为那就是男爵夫人本人。约摸有二十个客人，都是大学生，除了同伊温家的人一起前来的弗劳斯特先生和一个面孔红润、身材魁梧、穿着便服的绅士，——那位绅士主持宴会，在向大家介绍时，说他是男爵的亲戚，以前在杰尔普特大学[70]念过书。豪华的房间里，灯光亮得耀眼，布置没有特色，起初使这批青年非常扫兴，大家不由得都靠墙站着，只有几个大胆的人和那位杰尔普特的大学生算作例外，那位大学生已经敞开背心，仿佛在同一时间内，在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仿佛整个房间都充满他那嘹亮悦耳、从不间断的男高音。同学们大多数都不声不响，要不就谦虚地谈论教授们，谈论学科、考试和一般严肃而无趣的题目。大家毫无例外地都望着餐厅的门，虽然极力掩饰这一点，但是大家的神情仿佛都说：“喂，该开始了吧！”我也觉得该开始了，怀着急不可耐的喜悦心情等待着开场。

喝过仆人们给客人们送来的茶以后，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用俄语问弗劳斯特：

“你会做热糖酒[71]吗，弗劳斯特？”

“O ja！”[72]弗劳斯特回答，腿肚子颤抖着，但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学生又用俄语对他说：

“那么，这件事由你来办吧（他们在杰尔普特大学是同学，彼此你我相称）。”于是弗劳斯特就迈着他那朝外弯的、肌肉丰满的腿大步从客厅走到餐厅，又从餐厅走到客厅，不久桌上就出现了一个大汤碗，上面有一块十磅重的塔糖摆在三把交叉着的大学生佩剑当中。这时，З男爵不住地走到聚集在客厅里、望着汤碗的全体客人跟前，带着一成不变的严肃神情对每个人说着几乎是老一套的话：“诸位，让我们按着大学生的方式轮流饮酒，为友谊干杯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一年级就完全没有友谊了。解开衣服吧，或者照他那样，干脆脱掉！”真的，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已经脱掉礼服，把雪白的衬衫袖子挽到雪白的胳膊肘上面，果断地叉开两腿，烧起汤碗里的甜酒来了。

“先生们，灭了灯吧！”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突然叫道，他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威风凛凛，好像我们大家齐声喊叫才会这样。我们都默默地注视着汤碗和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白衬衫，感到隆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Löschen Sie die Lichter aus，Frost！”[73]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又喊道，这次是用德语说的，大概是太激动了。弗劳斯特和我们一齐动手灭灯。房间里暗了下来，只有雪白的衣袖和扶着宝剑上那块糖的手被蓝莹莹的火苗照亮。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的嘹亮的男高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了，因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发出了谈笑声。好多人脱掉礼服（特别是那些穿着十分清洁的漂亮衬衫的人），我也那样做了，懂得已经开始了。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坚决相信，当我们每人都干上一杯煮好的酒时，一切就会妙极了。

酒煮好了。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给每个玻璃杯斟上热糖酒，滴得满桌都是，然后他就喊道：“喂，先生们，现在请吧！”当我们每人端起一个斟得满满的、黏糊糊的酒杯时，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开始唱一支德国歌，歌里时常重复“哟嗨”这个惊叹词。我们大家都乱哄哄地跟着他们唱，开始碰杯，喊叫，称赞热糖酒，挽着或者不挽着胳膊，开始喝浓烈的甜酒。现在没有可等待的了，酒宴已经达到最高潮。我已经喝了满满一玻璃杯热糖酒；他们又给我斟上一杯。我的太阳穴在跳动，火焰好像是血红色的，我周围的人都在喊叫和哄笑，但是依旧非但不快活，而且我深信我和其他的人都感到无聊，只是不知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必须装出非常快乐的样子。也许唯一不装模作样的是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他的脸越来越红，而且他满场飞，给每个人的空杯斟满，把已经变得又甜又黏的桌子上泼了越来越多的酒。我已经记不清前后的情景，但是我却记得，那天晚上我非常喜爱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和弗劳斯特，心里背诵德国歌，吻他们两人的甜甜的嘴唇；我也记得，那天晚上我憎恨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想抡椅子砸他，但是克制住了；我记得，除了我在雅尔饭店吃饭那天所体验到的四肢不听使唤的感觉而外，这天晚上我头痛欲裂，晕头转向，我很害怕当场就会死掉；我也记得，我们不知为什么都坐到地板上，挥着胳膊，作出划船的姿势，唱《顺伏尔加河而下》，当时我觉得完全不应该那么做。我还记得，我躺在地板上，腿钩着腿，按照茨冈人的方式角力，扭某个人的脖子，心里想，要是他没有喝醉，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我还记得，我们吃了晚饭，喝了点别的东西；我到外面去透透气，我的头脑感到冷，走的时候，我发现天色已经漆黑了，马车的踏板变得歪斜滑溜，并且抓不住库兹马了，因为他变得软弱无力，像破布一样摇来晃去。但是我记得最主要的事情是，那天整个晚上，我不断地感觉到，我觉得自己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装出我爱狂饮，装出我毫无醉意，这真是愚蠢得很；我还一直觉得，别的人如此装模作样，也是非常愚蠢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不快活，但是他以为只有自己感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必须装出快活的样子，免得破坏全体的欢乐；而且，说也奇怪，单单为了倒在汤碗里三瓶十卢布一瓶的香槟酒和十瓶四卢布一瓶的甜酒（除去晚饭的花销，总共七十卢布），我就认为自己必须装模作样。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因此第二天上课时，那些参加З男爵家晚会的同学们回想起他们在晚会上的行为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津津乐道，让别的同学们也能听见，这使我特别惊异。他们说那是非常出色的酒宴，杰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办这种事很有能耐，他们二十个人喝了四十瓶甜酒，好多人喝得烂醉如泥，躺在桌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但谈论这件事，而且还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

四十 同涅赫柳多夫一家的友谊

那年冬天，我不仅和不时来我们家的德米特里常常见面，而且还常看见他全家的人，我同她们已经交上了朋友。

涅赫柳多夫家的人（母亲、姨母和女儿）每天晚上都在家，公爵夫人喜欢年轻人（照她的说法，那种不打牌、不跳舞而能消磨整个黄昏的男子）晚上去拜访她。但是，想必这样的男子很少，因为我差不多每天傍晚都去拜望她们，却很少在那里遇见客人。我同这一家人处惯了，也熟悉了她们的各种情绪，对她们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明确的概念，看惯了她们的房间和家具，没有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十分自由自在，只有留下我在房间里同瓦连卡单独相对时例外。我总觉得，她这个不很漂亮的姑娘，很希望我爱上她。但是，这种惶惑不安也渐渐消失了。她不论是同我，同她哥哥，或者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谈话，都同样显得十分自然；我也逐渐习惯把她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向她表示同她相处得到的乐趣既不可耻，也不危险。在我同她相识的全部时间，有时我觉得这个姑娘很丑，有时又觉得她不太丑，但是我连一次也没有问过自己，我爱不爱她。我有时也直接同她谈话，但是在多半的情况下，总是当着她的面，通过对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或者德米特里讲话来同她谈，我特别喜爱后面这种方法。在她面前聊天，听她唱歌，总而言之，知道她在我待的那个房间里，就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但是，这时我已经很少想到瓦连卡同我将来会有什么关系，也不再想什么如果我的朋友爱上我姐姐，我就牺牲自己了。即使我产生这种幻想和念头，我也非常满足现状，不知不觉地要把有关未来的想法驱出脑际。

尽管我们很接近，我仍然认为自己决不能让涅赫柳多夫全家，特别是瓦连卡晓得我的真正感情和癖性；我极力装出和我的真正面目完全不同的青年人的样子，甚至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模样。当我特别喜爱什么的时候，就拼命显得热情、狂欢、惊叹，装出满腔热情的姿态，同时，对于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不平常的事，都极力显出漠不关心的神情。我尽力装做蔑视一切的恶毒的嘲讽家，同时又是细致的观察者；尽力显得一举一动都入情入理，在生活中仔细而认真，同时又看不起一切物质的东西。我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我要比我极力装出的那个怪物好得多；不过，就是以我所装出的那副模样，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很喜欢我，幸运的是，她们似乎并不相信我的伪装。只有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一个人认为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无神论者、好嘲笑人的人，我觉得她不喜欢我，时常同我争论，生我的气，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顶我几句。但是，德米特里还同她保持着那种莫名其妙的、超出友谊的关系，他说谁也不了解她，她给了他很多好处。他同她的友情依旧苦恼着全家。

有一次瓦连卡同我谈到我们都大惑不解的这种关系，她这样解释：

“德米特里自尊心很强。他太高傲了，尽管他聪明绝顶，但是太喜欢受人夸奖和一鸣惊人了，喜欢永远居于首位，而姨母心地纯洁，总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太老实，没法不让他看到这种崇拜，结果成了她阿谀他，只不过毫不虚伪，而是真心诚意地罢了。”

我记住了这番议论，后来一分析，就不能不认为瓦连卡十分聪明，因此，我很愉快地在我的心目中提高了对她的评价。这种评价的提高是由于我在她身上发现的智慧和其他道德品质，不过纵然我乐意这么做，我还是适可而止，从来没有趋于极端，也就是达到欢欣若狂的地步。譬如说，索菲娅·伊万诺夫娜一谈起她外甥女来总也不知厌倦，她告诉我说，四年前在乡下，瓦连卡还很小的时候，不经大人允许，就把她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送给农家孩子，因此事后只好把它们一一追回。当时我听了，并没有立时把这当作值得提高对瓦连卡的评价的事件，心里还嘲笑她对事物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看法。

当涅赫柳多夫家来了客人，有时沃洛佳和杜布科夫也来了的时候，我就扬扬得意地、怀着几分像自家人的平静心情退到幕后，不言不语，只听别人讲话。我觉得别人所说的一切都愚蠢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甚至心里纳闷，以公爵夫人那么一位善于推理的聪明女人，以她一家那么善于推理的人们，怎么能够听这些胡言乱语，并且还予以回答。如果当时我头脑里把我单独在那里时所说的一切同别人所说的一比，我就一定不会大惊小怪了。如果我相信我们家里的人——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柳博奇卡和卡坚卡——跟别的女人一样，毫不比别人逊色，如果我回想起杜布科夫、卡坚卡和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彼此愉快地一谈笑就是一个晚上；杜布科夫每当吹毛求疵的时候，几乎总是多情善感地背诵这样的诗：“Au banquet de la vie，infor-tuné convive…”[74]或是《恶魔》的片断；总而言之，一回想起他们怎样津津有味地一连好几个钟头谈些毫无意义的话，我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当然，有客人的时候，瓦连卡不像我们单独相处时那样注意我，那时候既不朗诵，也不弹奏我爱听的音乐。同别的客人谈话时，她失去了我所感到的主要魅力——她的冷静的理性和单纯。我记得，她同我哥哥沃洛佳谈到剧院和天气那些话，使我多么惊奇。我知道，沃洛佳最不愿谈的、最瞧不起的是平凡庸俗的话，而瓦连卡也总是嘲笑“今天天气哈哈哈”那一类平凡的客套，那么，他们俩见了面，为什么总谈一些俗不可耐的琐事，而彼此又好像很难为情呢？他们这样谈话以后，每次我都暗地里生瓦连卡的气，第二天嘲笑昨天来的那些客人们，但是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独自待在涅赫柳多夫家里更加愉快了。

不管怎样，我开始觉得，和德米特里待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比同他单独在一起有趣得多。

四十一 和涅赫柳多夫的友谊

就在那个时候，我和德米特里的友谊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由于在他身上找不出缺点，我老早就开始研究他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我们只是热烈地爱，因此只爱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当热情的云雾渐渐消散，或者理性的明亮光辉不知不觉地穿透它，我们看到热爱的对象的本来面目（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时候，那些缺点就出人意外地、清清楚楚地、过分夸大地映入我们的眼帘；由于喜新厌旧的感情，由于希望别人达到高不可攀的尽美尽善的地步，结果我们不但对原来热爱的对象冷淡起来，而且感到讨厌，于是我们就不惜甩掉他向前跑，去寻找新的十全十美的事物。如果在我对待德来特里的关系上没有发生这种事，那只能归功于他那经久不变的、书呆子气的、理智超过感情的眷恋，使我绝对不好意思背信弃义。另外，还有那种推心置腹的奇怪规定束缚住我们。如果分了手，把我们彼此曾经吐露的、而且都感到羞愧的道德上的秘密留在对方的掌握之中，那就太可怕了。然而，我们都明白，推心置腹的规定早就不遵守了，它常常约束我们，使我们之间产生一种奇怪的关系。

那年冬天，我每次去看德米特里，几乎都遇到德米特里在给他的同学，大学生别佐别多夫上课。别佐别多夫又瘦又小，麻脸，小手上布满雀斑，满头蓬乱浓厚的红发；他总是破衣烂衫，邋里邋遢，毫无教养，连学习都很糟。德米特里同他的关系，正像他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关系一样，是我不能理解的。在所有的同学中，他能够挑选上他，同他接近，唯一的原因恐怕只是在大学里没有比别佐别多夫更丑陋的学生了。但是，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德米特里觉得，不管大家怎么看，对他表示好感是件乐事。他对那个大学生的态度中，处处都透露出这种骄傲的情绪：“你瞧，我无所谓，不管您是谁，对我都一样，我喜欢他，那就是说他很不错。”

使我纳闷的是：他经常克制自己怎么不觉得难受？可怜的别佐别多夫怎么竟会忍受这种难堪的处境呢？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友谊。

一天傍晚，我到德米特里家去，打算和他一起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消磨一个黄昏，闲聊，听瓦连卡唱歌或者朗读。但是别佐别多夫坐在楼上。德米特里用不客气的口吻回答我说，他不能下楼，因为像我看到的，他有客人。

“那里有什么乐趣呢？”他补充一句说，“顶好在这儿坐一会儿，聊聊。”虽然我根本不想同别佐别多夫坐上两个钟头，但是我不敢一个人到客厅里去；我朋友的古怪行动使我很生气，我只好坐在摇椅上，默默地摇晃起来。我非常恼怒德米特里和别佐别多夫，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下楼的乐趣；我等待别佐别多夫快点走掉，一边默默地听他们谈话，一边生他和德米特里的气。“好一个愉快的客人！居然陪他坐着！”当仆人送茶来的时候，我想道。德米特里需要几次三番地请别佐别多夫喝茶，因为那位怕羞的客人认为头一两次必须推辞一下，说：“您自己请吧！”德米特里分明费了很大力气陪客人谈话；他一再想把我拉进去，可是徒劳无益。我闷闷不乐地一声不响。

“用不着装出那副样子，谁也不敢怀疑我感到无聊。”我心里对德米特里说，但仍然一言不发，悠然地摇着椅子。我感到几分快慰的是，自己心里对朋友的隐隐的憎恨越来越炽烈了。“真是个傻瓜！”我暗自思忖，“他本来可以和可爱的家里人愉快地消磨一个晚上，可是偏不，却陪这个畜生坐着。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去客厅已经迟了。”我从椅子上向朋友瞅了一眼。他的胳膊、姿态、脖子（特别是他的后脑勺）和膝盖，我觉得都那么不顺眼，那么可气，当时我很可能欣然干出什么事，甚至干出使他最不愉快的事来。

别佐别多夫终于站了起来，但是德米特里还舍不得马上放走这么一个可爱的客人；他请他留下过夜，幸亏别佐别多夫没有答应，走掉了。

送走他以后，德米特里回来，有几分得意地微笑着搓着手，大概因为他耐着性子，终于摆脱了那个厌物。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瞅我一眼。我对他更反感了。“他怎么敢走来走去，而且还笑呢？”我心里想。

“你为什么生气？”他停在我面前，突如其来地说。

“我根本没有生气，”我回答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这么回答，“我气恼的只是，你对我，对别佐别多夫，对你自己，都是假装的。”

“胡说八道！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装假。”

“我没有忘记我们推心置腹的规定，我直率地对你说。我确信，”我说，“你同我一样讨厌这个别佐别多夫，因为他愚蠢，天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喜欢在他面前摆架子。”

“不对！第一，别佐别多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说对！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和柳博芙·谢尔盖耶夫娜的友谊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她把你看成神。”

“我告诉你，这不对！”

“我说对！因为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压住满腔怒火回答说，想用坦率使他无法反驳，“过去我对你说过，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总觉得，我爱那些对我说好话的人，但是仔细一研究，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情谊。”

“不对，”德米特里接着说，愤怒地扭扭脖子来调整领带，“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毁誉都不能改变我的感情。”

“这不是老实话，我向你承认过：当爸爸叫我废物的时候，我恨过他一些时候，巴望他死掉；你也如此……”

“只讲你自己吧！真可惜，如果你是那么一个……”

“恰好相反，”我嚷道，从摇椅上跳起来，怀着不顾一切的勇气逼视着他的眼睛，“你说的不对；你不是对我讲过我哥哥吗？我不是要提醒你这个，因为这是不名誉的，你不是对我说过……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多么了解你。”

于是，我拼命刺痛他，比他把我刺痛得还厉害，我开始向他证明他什么人都不爱，凡是我觉得我有权责备他的地方，我都统统对他说出来。我很满意向他吐露了一切，完全忘记这样做的唯一可能的目的，是要他承认我所指责的他的缺点，而在目前他正在气头上，这是办不到的。当他心平气和可以承认的时候，我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些。

当这场争论已经变成争吵的时候，德米特里突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到隔壁房里去。我跟着他接着讲，但是他没有回嘴。我知道在他的缺点里，有一项是爱发火，他现在是在克制自己。我咒骂他定的一切计划。

这就是我们的规定——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有关对方的一切，永远不向第三者泄露——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我们醉心于推心置腹，有时竟趋于极端，做出最无耻的自白，令人更感到害羞的是，我们拿假定和幻想来充当愿望和感情，就像我刚刚对他说的那番话一样；这种自白不但不会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反而使感情本身枯竭，拆散我们。现在，由于自尊心作祟，他突然不愿做最无聊的自白，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就运用起我们以前互相提供的武器，痛击对方。

四十二 继母

虽然爸爸打算过了新年才带着妻子来莫斯科，但是他却在深秋十月，在依然是携犬狩猎的好季节来到了。爸爸说，因为他的案件要在枢密院审理，所以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但是米米却说，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在乡下十分寂寞，经常谈到莫斯科，而且装病，所以爸爸决定满足她的愿望。

“因为她从来也不爱他，只是由于想嫁个阔佬，所以总把她的爱挂在嘴上。”米米补充了一句。她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仿佛说：“某些人，如果他能够赏识她们的话，就不会对他这样做。”

某些人对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是不公平的；她对爸爸的爱——热烈的、忠诚的、自我牺牲的爱，在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每个眼神中都可以看出来。但是这种爱情以及舍不得离开她所崇拜的丈夫的愿望，丝毫也不妨碍她想从安内特夫人的店里得到一条稀罕的头巾，戴上一顶插着罕见的蓝色鸵鸟翎的帽子，有一件会巧妙地露出她那至今只有丈夫和使女见过的白皙匀称的胸脯和胳膊的蓝色的威尼斯天鹅绒衣裳。卡坚卡当然站在她母亲那边。在我们和继母之间，从她来的那天起就建立了一种奇怪的玩笑关系。她一下马车，沃洛佳就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和暗淡无神的眼光，立正行礼，摇摇摆摆走上前去吻她的手，好像介绍什么人似的说：

“祝贺亲爱的妈妈来临，吻妈妈的手，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啊，亲爱的儿子！”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说，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

“您别忘了第二个儿子呀！”我说，也走上去吻她的手，不知不觉地极力模仿沃洛佳的表情和声调。

如果我们和继母认为彼此之间有感情，那么，这种表示就会意味着不愿流露爱的特征；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抱着恶感，这就会意味着讽刺或是蔑视，装模作样，或者是想不让在场的父亲了解我们的真正关系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思想感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完全投合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心意的表示简直毫无意义，只是掩饰了缺乏任何关系。我后来常发现，当别人家的成员预料到真正关系不会十分融洽时，也有开这种虚伪的玩笑的关系；在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和我们之间，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关系；我们对她总是装得恭恭敬敬，对她讲法语，立正行礼，管她叫 chère maman[75]，她听了总是用同样的玩笑口吻回答，露出她那娇媚、呆板的笑容。只有罗圈腿、说话老实、爱哭的柳博奇卡喜欢继母，她非常天真地，有时很笨拙地设法使继母和我们全家人接近；因此，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除了对爸爸的热爱以外，如果在全世界她对什么人哪怕有一丁点好感，那人就是柳博奇卡。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甚至对柳博奇卡流露出一种如醉如狂的赞叹和敬畏心情，使我大为惊奇。

最初，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常喜欢称自己是继母，暗示孩子们和家里的人们一般总是错误地、不公平地看待继母，因此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她虽然看出这种处境的一切不愉快，但是她却不想任何办法来摆脱它：爱抚这个，送礼物给那个，不要唠叨；其实她天性宽厚，为人和善，本来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她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恰恰相反，在看出自己处境的一切不愉快时，没有遭到攻击就准备自卫；她主观地以为全家人都千方百计同她作对，侮辱她，因此觉得样样事上都有阴谋诡计，认为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当然，她的消极无为不但没有赢得爱戴，反倒引起了人家的反感。再加上，她十分缺乏我在前边已经提过的、我们家里高度发展的理解能力，她的习惯又和我们家根深蒂固的习惯相反，这一点就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生活在我们的整洁的、井井有条的家庭里，她总像刚才来到似的：起床和就寝忽早忽晚；有时出来用午饭，有时又不出来；有时吃晚饭，有时又不吃。没有客人时，她差不多总是衣衫不整，让我们（甚至仆人们）看见她穿着白裙，披着披巾，袒肩露背，毫不觉得难为情。最初我很喜欢这种随便，但是后来，很快地，正是由于这种随便，我对她失去了最后一点敬意。我们觉得尤其奇怪的是，在有客人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完全是判若两人：一个，在客人面前，是个年轻健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美人儿，服装华丽，既不聪明，也不愚蠢，但是非常快活；另一个，在没有客人时，是个并不年轻的、憔悴的、悲哀的妇人，虽然多情，却邋里邋遢，百无聊赖。当她含着笑容，冬天做客归来冻得脸颊通红，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而不胜欣喜，她摘下帽子，走到穿衣镜前去照镜子的时候；或者当她的豪华露胸舞服窸窣地响着，她在仆人面前感到又害羞又高傲，坐上马车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家里举行小小的晚会，她穿着高领的绸衣裳，纤细的脖颈的领口上镶着精致的花边，到处闪耀着她那呆板的但是娇媚的微笑时，我常常望着她，心里暗自纳闷：那些赞美她的人如果看到她，像我每天晚上看到她留在家里那副模样，穿着睡衣，蓬头散发，等待丈夫从俱乐部回来，一直等到半夜，像影子一样在灯火黯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她一会儿走到钢琴跟前，紧张得皱紧眉头，弹弹她所晓得的唯一的圆舞曲，一会儿拿起一本小说，从中间看上几行又丢开；有时，不叫醒仆人们，亲自跑到餐厅里拿起一根黄瓜和一块冷牛肉，站在窗口就吃起来；有时，又疲倦又忧愁，漫无目的地在一个个房间里荡来荡去。但是最让我们和她疏远的原因是她缺乏理解力，这主要表现在当人家对她提到她不懂的事物时，她所特有的那种傲慢的注意神情。当人家向她讲她不大感兴趣的事物（除了她自己和她丈夫，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时，她有一种不自觉地撇嘴一笑和歪歪脑袋的习惯，这习惯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她老是这么笑，老是这么歪脑袋，就使人反感极了。她的乐趣好像在于嘲笑自己，嘲笑你们，嘲笑全世界，这种乐趣也是傻里傻气，不能感染任何人。她的多情过于矫揉造作。尤其是，她不住地对大家讲她对爸爸的爱，毫不羞涩。虽然当她说她的整个生命就在于她对丈夫的爱时，她一点儿也没有撒谎，虽然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证明她真是这样，然而，根据我们的认识，这样毫不害臊地不断强调自己的爱，令人不免作呕；而当她在外人面前这样讲时，比她讲错法语更使我们替她难为情。

她爱丈夫胜过世界上的一切，丈夫也爱她，特别是在最初，以及当他看到不仅他自己一个人喜欢她的时候。她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丈夫的爱情；但是，她好像故意要做出使他不快的一切，其目的就在于向他证明自己爱情的强烈和自我牺牲的决心。

她爱打扮，爸爸喜欢看见她是社交界的美人儿，引起人家的称赞和惊异；然而她为爸爸牺牲了爱打扮的癖好，越来越习惯穿件灰衬衫待在家里了。爸爸一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希望爱女柳博奇卡和善良的年轻妻子真正情投意合；但是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牺牲自己，认为必须对家里的真正女主人——她这样称呼柳博奇卡——表示有失体统的尊敬，这使爸爸非常痛心。那年冬天他大赌特赌，冬末输了很多钱，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不愿意把赌钱同家庭生活掺合起来，因而把自己赌钱的事瞒着全家。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作出自我牺牲，她有时生病，那年冬末又怀了孕，但是就在那样的时候，她也认为穿着灰衬衫，蓬头散发，摇摇晃晃地去迎接他是她的责任；那时，哪怕在早晨四五点钟，他输了钱，在俱乐部里打完八局之后回来，又是疲倦，又是羞愧。她心不在焉地问他输赢如何，含着傲慢的注意神情微笑着，一边摇头，一边听他讲他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和他第一百次恳求她再也不要等他回家。尽管她对于输赢——爸爸的财产全靠赌运来决定，——毫不感兴趣，但是他每夜从俱乐部回来的时候，她还是第一个去迎接他。然而这种迎接除了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外，她还受到一种隐秘的嫉妒心的驱策，这种嫉妒心使她痛苦到了极点。世界上谁也不能使她相信，爸爸是从俱乐部，而不是从情妇那里那么晚回来。她极力想从爸爸的脸上看出他的爱情秘密；看不出破绽的时候，她就带着几分悲哀的欢乐心情叹口气，沉思起自己的不幸来。

由于这些和许多其他连续不断的牺牲，那年冬天最后几个月——当时他输了很多钱，因此往往心情不好——爸爸对待妻子的态度中开始出现一种时断时续的隐隐憎恶的感情，对爱人怀着克制的厌恶，这种情绪的表现就是：他不自觉地渴望干出一切可能的、琐细的、使爱人精神上不愉快的事情。

四十三 新同学

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又开始化雪了，大学里已经贴出考试时间表，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要考十八门功课，这些功课我都听过，但是没有留神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也没有准备。奇怪的是，“怎么考及格？”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但是由于我长大成人，由于我comme il faut，那年冬天我一直高兴得昏头昏脑，每当想到“怎么考及格”这个问题时，我就拿自己和同学们比较，心里想：“他们也要考试，可是他们大多数还不够comme il faut，所以我有胜过他们的优点，我一定会考及格。”我去上课，那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了，因为爸爸把我从家里打发出来。况且，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里常常很快活。我喜欢教室里的喧哗和谈笑；上课时，我喜欢坐在后排椅子上，随着教授有节奏的声音，或是耽于幻想，或是观察同学。我有时喜欢跟着什么人跑到马特恩酒店去喝伏特加，吃点东西，而且明明知道会受到训斥，却跟在教授后面，胆怯地打开吱呀作响的门，走进教室；当各班学生拥挤在走廊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喜欢参加进去，搞搞恶作剧。这一切都是十分愉快的。

当大家都开始循规蹈矩地前去上课，物理教授讲完自己那门课，说考试时再会的时候，学生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一组一组地温课，我也想到该温习功课了。我同奥佩罗夫见面时仍然点头，但是，就像我前边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极了，但在这时，他不但让我用他的笔记，而且邀请我同他以及别的同学们一起温课。我谢谢他，表示同意，希望这种荣幸能使我和他尽释前嫌，只是请求他，要大家每次一定到我家里聚会，因为我的房间好一些。

他们回答我说，要轮流地来，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温习功课，按照远近来定。头一天在祖欣家。那是特鲁布内林阴路一幢大房子里隔扇后面的一间小屋。第一天我迟到了，进去时他们已经读起来。小屋里弥漫着烟味，而且不是好烟叶，是祖欣抽的那种劣等烟。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只酒杯、面包、盐和羊骨头。

祖欣没有站起来，他请我喝杯伏特加，脱掉礼服。

“您，我想，不习惯这样的款待吧？”他补充一句说。

他们都穿着不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和衬胸。我极力不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轻视，就脱掉常礼服，非常友好地躺到沙发上。祖欣有时参考笔记，讲了起来；别的人打断他，向他提问题，他很扼要地、聪明地、正确地解答着。我开始倾听，但是因为没有听上文，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于是就提了一个问题。

“啊，老兄，如果您不懂这个，听也没有用，”祖欣说，“我把笔记借给您。您明天看一遍，不然，向您解释有什么用呢？”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同时也觉得祖欣的话完全有理，于是就不再听他讲，开始打量这些新同学。按照把人们分为comme il faut和不comme il faut两类的分法，他们显然属于第二类，因此在我心里不仅引起轻蔑的情绪，而且对他们本人憎恶起来，我所以憎恶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不comme il faut，却好像不但认为我和他们平等，甚至他们还是好心照顾我。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他们的腿和咬坏指甲的脏手，奥佩罗夫的小手指上留着的长指甲，他们的粉红衬衫和衬胸，他们亲热地对骂，肮脏的房间，祖欣那种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不断轻轻擤鼻子的习惯，特别是他们应用和强调某些字眼的谈话方式。譬如，他们用蠢货代替傻瓜，用宛如代替确切，用壮丽代替美好、活动，诸如此类，在我看来，这都是咬文嚼字，不成体统。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俄文字，特别是一些外来语的发音更引起我这种“体面”的憎恨，例如他们把机器、活动、故意、在壁炉里、莎士比亚等等的重音都读错了。

尽管他们的外表在当时使我厌恶得不得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有着某些优点，羡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快活的友情，他们吸引我，使我想和他们接近，尽管这对我说来是非常困难。温厚而诚实的奥佩罗夫是我早已认识的；现在，那位活泼的、聪明绝顶的、分明在这群人中占居首位的祖欣，特别使我喜欢。他矮小，粗壮，黑发，胖胖的脸庞总是很光泽，但是非常聪明，活泼，独立不羁。特别是他的额头，虽然不高，却突出在他那深陷的黑眼睛上，还有他那翘起来的短发和好像永远不刮的浓密的黑胡髭，给他增添了这么一副表情。他好像并不考虑自己（人们身上的这个优点总使我特别喜欢），但是很显然，他从来没有不动脑筋的时候。有些人的脸是那么富于表情，你第一次见了它，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看到它们变得完全不同，祖欣的脸就是这样。快到夜晚时，在我的眼睛里，祖欣的脸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新的皱纹，眼睛陷得更深，笑容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整个容貌变得使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温习完功课以后，祖欣、别的大学生们和我，为了表示愿意结成朋友，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瓶里几乎涓滴不剩了。祖欣问谁有二十五戈比银币，他可以打发侍候他的老妇人再买点酒来。我表示愿意出钱，但是祖欣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转向奥佩罗夫，于是奥佩罗夫就掏出细珠穿的钱包，把所要的钱给了他。

“你当心，不要大喝特喝。”奥佩罗夫说，他自己滴酒不饮。

“别怕。”祖欣说，吸着羊骨髓（我记得当时我想：因为他吃了许多骨髓，所以那么聪明）。

“别怕，”祖欣微微笑着继续说，他的笑容是那么迷人，使你不由自主地会注意它，而且为了这一笑感激他，“即使我大喝特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老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打垮谁，是他打垮我呢，还是我打垮他。一切都准备好了，老兄，”他补充说，带着夸张的神情用手弹了弹额头，“但愿谢苗诺夫不要不及格，他好像大大地纵酒起来了。”

真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谢苗诺夫，在初次考试时，由于他的仪表不如我，使得我那么高兴；他以第二名考入大学之后，上课头一个月准时来听课，到复习以前就已开始纵酒。学期快结束时，在大学里根本不露面了。

“他在哪儿？”有个人打听。

“我已经见不到他的踪影了，”祖欣接下去说，“最后一次同他在一起，我们砸了里斯本酒馆。那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据说以后出了什么乱子……多好的脑筋啊？这个人多么热情！多聪明！要是他完蛋了，有多可惜！而他一定要完蛋的：以他那样容易冲动的性格，他可不是那种在大学里坐得住的人！”

又谈了一会儿，约定以后几天还在祖欣那里会面（因为他的住处离其他所有的人都近），大家就开始散去了。大伙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大家都步行，只有我一个人坐马车。我感到很羞愧，提议送奥佩罗夫一程。祖欣同我们一起出来，他向奥佩罗夫借了一个卢布，就到什么地方通宵做客去了。路上，奥佩罗夫对我讲了很多有关祖欣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话，到家以后，我好久不能入睡，思索着我所结识的这些新人物。我醒着躺了好久，心里踌躇不决，一方面尊敬他们，他们的知识、单纯、正直、青春和勇敢的诗意博得了我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的不修边幅使我厌恶。尽管我满心愿意那么做，但是当时我实在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的理解力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异构成了生活的全部魅力和意义，这些他们完全不理解，而且和我相反。但是不能接近的主要原因是，我穿的是二十卢布一尺的呢料礼服，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和一件麻布衬衫。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我总觉得，我的富裕的表征使他们不由得感到屈辱。我在他们面前觉得内疚，有时低声下气，有时又气愤自己不该卑躬屈节，于是又变得非常自负，怎么也不能和他们真诚地平等相待。祖欣的性格中粗野、恶劣的一面，由于我预感到他身上具有极大的勇敢的诗意，而被遮掩起来，使我当时根本不觉得他讨厌。

有两个星期的光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祖欣那里去学习。我很少温习功课，因为，我已经说过，我落在同学们后面，又无力单独学习来赶上他们，所以只装出在倾听和懂得他们所读的功课的模样。我觉得，同学们已经猜到我在装模作样，我时常发现，他们跳过自己懂得的地方，从来也不问我。

我一天天越来越原谅这群人的毫无规矩，逐渐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觉得其中有很多诗意。仅仅由于我向德米特里保证过不同他们去喝酒，才使我不想同他们去寻欢作乐。

有一次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文学知识，特别是法国文学的知识，于是把话头引到这个题目上来。结果，使我惊异的是，虽然他们用俄语发音来读外国书名，但是他们看的书比我多得多，知道而且欣赏英国甚至西班牙的作家，还有勒萨日[76]，这些人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他们认为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这不像我，当时我认为自己小时候阅读过、学习过的那些黄皮小书是文学）。他们对大仲马、欧仁·苏和费瓦尔[77]同样看不起，而且他们，特别是祖欣，对文学的批评比我强得多，清楚得多，这点我不能不承认。在音乐知识上，我也并不比他们高明。使我更为惊奇的是，奥佩罗夫还会拉小提琴，另外一个同我们一起学习的大学生拉大提琴和弹钢琴，他们俩都在大学乐队里演奏过，精通音乐，而且会欣赏好作品。总之，除了法语和德语的发音而外，凡是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的东西，他们懂得的都比我多，而且丝毫也不以此自豪。以我的处境，我很可以夸耀我的上流社会的风度，但是我不像沃洛佳那样具备这种风度。那么，我还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使我看不起他们呢？我同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亲戚关系吗？我的法语发音吗？自用马车吗？麻布衬衫吗？指甲吗？归根结底，这一切不是很无聊吗？在羡慕摆在我眼前的同窗友谊和青春欢畅的心情下，这种念头有时模模糊糊地进入我的脑海。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他们称呼的简单达到粗鲁的地步，但是在这粗鲁的表面下，经常可以看到唯恐伤害对方的心情。下流坯，猪猡——他们亲热地使用的这些语言只是使我作呕，给我暗暗嘲笑他们的口实，但是这些字眼得罪不了他们，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十分真诚友好的关系。在他们对待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又小心，又敏感，只有很穷的人和非常年轻的人才会这样。主要的是，我在祖欣的性格中和他在里斯本酒店的历险中，感到一种放荡不羁的豪迈气概。我推想，他们的这些酒宴一定完全不同于我在З男爵家中所参加的烧香槟酒和甜酒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宴会。

四十四 祖欣和谢苗诺夫

我不知道祖欣属于哪个阶层，但是我知道他上过C中学，毫无资产，好像不是贵族。当时他大概十八岁，虽然看上去要大一些。他非常聪明，特别机智，要他一下子就领会整个的复杂问题，预见到它的一切细节和结论，在他说来，比通过思考去研究得出这些结论的定律还容易。他晓得他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由于怀着这种骄傲的心情，他待所有的人同样随便和蔼。他的生活经历大概十分丰富。他那火热的、善感的性格，使他已经懂得爱情、友谊、买卖和金钱的滋味。纵然在社会下层，纵然程度很轻微，凡是他体验过的东西，他无一不是加以轻视，或者用冷淡的、玩忽的态度来对待，这是由于对他得来太容易了。他以那样的热情来从事一切新鲜事情，好像只是为了在达到目的以后，来轻视他所获得的东西，而他那优异的天赋又总是使他达到目的，取得轻视的权利。在学习方面也一样：他不大学习，不记笔记，但是他精通数学，当他说他会难倒教授的时候，也并不是吹牛，他认为他听的课程里有很多荒谬的东西，但是凭着他天性中所特有的那种下意识的实用主义的圆滑，他立刻就迎合教授的要求，因而所有的教授都喜欢他。他对待上级的态度是直率的，但是上级都很器重他。他不但不重视学习，不爱学习，甚至还看不起那些认真钻研他轻易得来的东西的人。学习，就他的理解，花不了他十分之一的才能；他的求学生活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可以专心研究的东西，而像他所说的火热的、好动的性格需要生活，于是他就沉湎在他的资财许可的酒宴中，对于酒宴他非常热情，并且怀着竭力折磨自己的愿望。现在，大考以前，奥佩罗夫的话应验了。祖欣失踪了两个星期，因此我们后来就在另一个大学生家里复习功课。但是第一堂考试时，他在大厅里出现了，面色苍白，精疲力竭，手发颤。可是，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二年级。

学年刚一开始，以祖欣为首的那个纵酒作乐的一伙有八个人。最初伊科宁、谢苗诺夫都是其中的成员，但是前者受不了年初他们所沉溺的疯狂的放荡生活，脱离了那个团体，而后者觉得这样还不过瘾，也脱离了。最初我们全班的人都怀着一种恐怖的心情注视着他们，互相传述他们的丰功伟绩。

这些丰功伟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是祖欣，而到学期末，则是谢苗诺夫了。后来，人人甚至都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谢苗诺夫，他来上课的时候（这是少有的事），教室里就骚动起来。

在大考就要开始之前，谢苗诺夫毅然决然地以独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放荡生涯，由于我同祖欣相识，曾亲眼目睹这个情况。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晚上，我们刚聚集在祖欣家，奥佩罗夫正埋头看笔记本，除了烛台上的一支蜡烛而外，他还把一支蜡烛插在靠近自己的瓶子里，开始细声读他用纤细的字迹记的物理笔记。这时候，女房东走进屋来通知祖欣，说有人给他送信来了。

祖欣出去了，不久就耷拉着脑袋，带着若有所思的神色走回来，手里拿着拆开了的、写在灰色皮纸上的信和两张十卢布的钞票。

“先生们，出了一件稀罕事。”他说，抬起头来，似乎很庄严地望了我们一眼。

“什么，是别人还给你钱了吗？”奥佩罗夫翻阅着自己的笔记本，说。

“嗯，往下念吧。”什么人说。

“不行，先生们！我不念下去了，”祖欣用同样的声调接着说，“我对你们说，真是想不到的事！谢苗诺夫打发一个兵给我送来二十卢布，这是他以前借的；他信上还说，若是我想见他，就到兵营里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补充一句说，向我们大家扫了一眼。我们大家都一声不响。“我马上就到他那儿去，”祖欣接下去说，“谁想去，就一起去。”

大家立刻都穿上礼服，准备去找谢苗诺夫。

“这恐怕不合适吧，”奥佩罗夫用他那细小的声音说，“我们都去看他，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我完全同意奥佩罗夫的意见。特别是以我而论，我同谢苗诺夫差不多不相识。但是，我乐意自己参加同学们共同的事情，并且非常渴望看一看谢苗诺夫本人，因此听了这话，我什么也没有讲。

“胡说！”祖欣说，“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去和一个同学告别，这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小事一桩！谁想去，我们就去吧。”

我们雇好马车，让那个士兵和我们坐在一起，就去了。兵营门口值班的下士不愿意放我们进去，但是祖欣设法说服了他，于是送信的那个士兵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几乎是昏暗的、被几盏小灯微微照亮的房间里，两边的木板床上有几个头顶剃光、穿灰大衣的新兵，或躺或坐。进了营房，那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几百人的鼾声使我大为吃惊。我跟在给我们领路的那个士兵和一马当先迈着坚定步伐从木板床中间穿过去的祖欣后面，怀着战栗的心情打量每个新兵的景况，把谢苗诺夫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加到每个新兵身上：结实有力的身姿，又长又乱的花白头发，苍白的嘴唇和忧郁而明亮的眼神。在营房最里面的角落里，在最后一个盛着黑油、灯芯冒烟的瓦罐旁边，祖欣紧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

“你好，谢苗诺夫。”他对一个跟别人一样头顶剃光的新兵说，那新兵穿着一件粗军衣，披着灰外套，连脚带腿坐在木板床上，正在同另一个新兵聊天，一边吃着什么。这就是他：一头剪短的白发，刮净的青额头，永远那么忧郁和刚毅的面部表情。我唯恐自己的目光会触怒他，因此扭过身去。奥佩罗夫好像跟我一样想法，站在大家后面，但是当谢苗诺夫用他平常那种断断续续的言语招呼祖欣和别人时，他的声调使我们完全放心了，于是我们连忙走上前去，我伸出我的手，奥佩罗夫伸出了他的“木板”。但是，谢苗诺夫却抢先伸出了他那黑黝黝的大手，仿佛以此来使我们免除向他致敬的不愉快感觉。他像平时一样冷淡而平静地说：

“你好，祖欣。谢谢你来看我。啊，诸位，请坐。你去吧，库德里亚什卡，”他向和他一起聊天、吃晚饭的新兵说，“我们以后再谈吧。请坐。怎么？使你很惊讶吧，祖欣？是不是？”

“你没有什么可使我惊讶的，”祖欣回答，挨着他坐在木板床上，脸上带着几分医生坐在病人床上的神情，“如果你来参加考试，倒会使我惊奇，就是这样。不过你讲讲吧，你溜到哪儿去啦？怎么来当兵啦？”

“溜到哪儿去啦？”他用深沉而有力的声音回答说，“溜到小饭店、小酒馆里去了，总之，反正是到寻欢作乐的地方去。不过请坐下吧，诸位，这儿有的是地方。你把腿往里缩一缩。”他对躺在他左边木板床上、头枕在手上，怀着懒洋洋的好奇心望着我们的一个新兵，命令式地喊了一声，露出了一嘴雪白的牙齿。“我大吃大喝。有不体面的事。也有好事。”他接下去说，每说一句断断续续的话，他那刚毅的面部表情总要改变一下，“和商人的那段事你是知道的。那个坏蛋死了。他们想把我赶出去。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但这没有什么。债台高筑，而且都是讨厌的债务。无法偿还。哦，就是这样。”

“你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的呢？”祖欣问。

“是这样的：有一次在雅罗斯拉夫饭店喝酒，你知道，那家饭店在斯托任卡，我同一个商人喝起来。他是招兵站上管供应的。我说：‘给我一千卢布，我就去。’于是我就来了。”

“不过，要知道，你是贵族啊。”祖欣说。

“这算什么！基里尔·伊万诺夫把一切都办妥了。”

“基里尔·伊万诺夫是谁呀？”

“就是买我的那个人（说到这里，他特别地，又奇怪，又滑稽，又含嘲带讽地闪亮了眼睛，好像微笑了一下）。他们得到枢密院的批准。我还是喝酒，还了债，就走了。这就是全部情形。自然啰，他们不能鞭打我……还有五个卢布……可能发生战争……”

随后，他开始对祖欣讲他那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历险，他那刚毅面孔上的表情不住变换着，而且忧郁地闪亮着眼睛。

当我们不得不离开营房的时候，我们开始同他告别。他把手伸给我们大家，紧紧握了我们的手，没有站起来送我们，说道：

“随便哪天再来吧，先生们，据说下个月才赶我们走哩。”他好像又微微一笑。

但是祖欣走了几步，又退回去了。我想看看他们告别，也停下来。我看见祖欣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他，而谢苗诺夫推开了他的手。后来我又看见他们互相吻了一下。我听到祖欣又走近我们，相当大声地喊道：“再见，长官！大概不等我毕业，你就会当上军官了。”

从来不笑的谢苗诺夫，听了这话，用嘹亮的、不习惯的、使我十分痛苦的笑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走出去了。

我们步行回家，祖欣一路没有作声，一会儿用手指按住鼻孔这边，一会儿按住那边，不断地轻轻擤着鼻子。一到家，他立刻离开我们，从那天起他就喝起酒来，一直喝到考试的时候。

四十五 我失败了

第一场考试是微积分，时间终于来临了。但我仍然糊里糊涂，不知前途如何。每天晚上，同祖欣和别的同学们聚会以后，我就想到自己的信念应当有所改变，其中有些东西不对头，不好，但是到了早晨旭日东升以后，我又变得很comme il faut，对这点十分满意，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改变。

我怀着这种心情去参加第一场考试。我在公爵们、伯爵们和男爵们坐着的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用法语同他们交谈，说来也奇怪，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马上就得回答我一窍不通的那门功课的问题。我冷静地望着那些上去应考的人们，居然还取笑某些人。

“喂，格拉普，”当伊连卡从考桌边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心里害怕吗？”

“等着瞧您的吧。”伊连卡说，他自从进了大学，就完全反抗我的势力，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笑也不笑，对我恶感很深。

听了伊连卡的回答我轻蔑地笑了笑，虽然他表示的怀疑使我惊慌了一下。但是迷雾又遮盖住这种心情，于是我依旧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甚至我还答应З男爵，考完以后（仿佛对我说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立刻陪他到马特恩酒店去吃东西。当我和伊科宁一齐被叫上去的时候，我整了整礼服的后襟，非常镇静地走到考桌前。

当一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入学考试时考过我的那一位——逼视着我的面孔，而我摸到考签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寒战才掠过我的脊背。伊科宁像以前考试时那样，全身摇晃着抽了个考题，尽管答得很不好，总算回答了几句；但是我又重蹈他以前考试时的覆辙，甚至更糟一些，因为我抽了第二个考题，也没有回答出来。教授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我的脸，用平静而坚决的声音说：

“您不能升入二年级，伊尔捷尼耶夫先生。您最好不参加考试。我们必须把这个系整顿一下。您也不行，伊科宁先生。”他补充一句说。

伊科宁要求准他重考，好像要求施舍一样，但是教授回答他说，只有两天工夫，他来不及办到一年里没有办到的事，他怎样也不能升级。伊科宁又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但是教授又拒绝了。

“你们可以走了，先生们。”他说，声调依然不高，但是很坚决。

这时我才打定主意离开考桌，由于我默默无言地在场，好像我也参与了伊科宁那种丢脸的恳求，我觉得很羞愧。我是怎样从大学生们身边穿过大厅，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怎样走进门道，怎样回到家里，我都不记得了。我感到受了侮辱，丢了脸，我真是不幸。

我三天没有出屋，谁也不见，像童年时代一样，从眼泪里寻求安慰，哭得很厉害。我寻找手枪，如果我非常愿意的话，我可以开枪自杀。我想，伊连卡·格拉普遇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唾我的脸，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奥佩罗夫一定会幸灾乐祸，到处给我宣传；科尔皮科夫在雅尔饭店侮辱我，是十分对的；我对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所讲的蠢话不会有别的结果，等等，等等。我生活中所有痛苦的、有伤我自尊心的时刻，一个接一个地涌进我的头脑里；我极力把我的不幸归罪于什么人。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搞的，我想象有人对我设下了整套阴谋，我埋怨教授们和同学们，埋怨沃洛佳和德米特里，也埋怨爸爸送我上大学，埋怨上帝使我遭受这种耻辱。最后，我觉得自己在所有熟人的眼里完全垮台了，我就请求爸爸让我去当骠骑兵，或者去高加索。爸爸不满意我，但是看到我伤心得那么厉害，就安慰我说，虽然考得很糟，如果转到别的系，事情还可以补救。沃洛佳也不认为我的不幸有什么可怕，他说在别的系里，我在新同学面前至少不会感到羞愧。

我们的女士们完全不懂，不愿意懂，或者不能懂考试意味着什么，升不了级意味着什么，她们可怜我，只是因为看到我很痛苦。

德米特里每天来看望我，一直非常温柔和蔼；但是，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他对我冷淡了。他上楼来，带着有点像医生坐在垂危病人床上的神情，默默无言地紧挨着我坐下，我总觉得痛苦和受了侮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瓦连卡托他把我以前要的书带来，并且希望我去看望她们；但是，正是在这种关切里，我看出她们对于一个一落千丈的人所抱的高傲的、令我感到侮辱的姑息。过了三天，我平静了一些，但是直到下乡以前，我都没有出过家门，一直在想我的伤心事，从这个房间闲荡到那个房间，极力躲避家里所有的人。

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楼下听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弹圆舞曲时，突然跳了起来，跑上楼，拿出写着“生活准则”的笔记本打开，霎时间感到又是悔恨，又是精神振奋。我哭起来，但是已经不再是绝望的眼泪了。我恢复常态之后，决定重订“生活准则”，而且坚决相信，我永远再也不做任何坏事了，再也不浪费光阴，再也不违背我的准则了。

这种精神振奋是否持久，它包含着什么内容，为我的精神上的发展奠定了哪些新基础，我将要在更幸福的青年时代的下半期来叙述[78]。

九月二十四日[79]

[1]米佳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2]复活节为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历法不同，正教复活节的具体日期同天主教、新教常相差一两个星期。

[3]把盐、沙和其他物品放在两层窗户之间，以便吸收潮气。

[4]旧俄票面值二十五卢布的钞票。

[5]在莫斯科西南，即今日莫斯科大学所在的列宁山。

[6]拉波是一位著名的大力士，体操家，一八三九年曾在莫斯科表演。

[7]1俄磅合409.51克。

[8]1俄尺合0.71米。

[9]马泽帕（1644—1709），乌克兰的军事头目，一七○○年俄国与瑞典打仗时，他加入瑞典部队，成了乌克兰人民的叛徒。这里表示决不会爱上他的意思。

[10]je puis和je peux在法语里都是“我能够”的意思，peux是正常的文法变化，puis是不规则的变化，但人们认为这样说好听一些。

[11]旧俄时贵族子弟受到严格的监护，直到长大成人。

[12]查理曼大帝（732—814），七六八年起为法兰克王，八○○年起为皇帝。

[13]大多数学生的学费，甚至膳费和宿费都由大学的公费交付，自费是相当例外的。

[14]法语：轮到您了，尼古拉！

[15]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古罗马的演说家，他的演说被认为是拉丁文体的典范。

[16]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的著名诗人。

[17]指德国语言学家卡尔·祖姆普特编的教科书《简明拉丁语文法》，俄文版第一版于一八三二年在莫斯科出版。

[18]法语：体面的。

[19]法语：坏作风。

[20]维克多·亚当（1801—1866），法国石印工人和画家。

[21]法语：铅笔套。

[22]莫斯科生产苏丹烟叶的烟草厂主。

[23]旧时一种纸牌戏，用三十二张牌，玩者二至四人。

[24]拉丁语：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这是一首大学生唱的古老的歌曲）。

[25]法语：您听我的信儿吧！

[26]法语：您是个坏小子，先生。

[27]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二人友情深厚。

[28]法语：信儿。

[29]法语：管事。

[30]法语：远从表兄弟。

[31]法语：伊尔捷尼耶夫先生。

[32]城市名，距莫斯科十一公里。

[33]瓦连卡是瓦连京娜的小名。

[34]法语：尼古拉先生。

[35]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所著的历史小说。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位“苏格兰的罗宾汉”。

[36]法语：您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怪人哩！

[37]法语：十全十美的怪人。

[38]法语：谢谢，我亲爱的。

[39]法语：但愿青年解事，老年有为。

[40]在俄国，夫妇的兄弟姐妹通婚是非法的。

[41]用俄语字母拼成的法语，正确的说法是Comme c’est très joli（多漂亮啊）！他故意讲错，来表示轻蔑。

[42]法语：全神贯注地。

[43]法语：改写曲。

[44]法语：《悲怆奏鸣曲》。

[45]法语：《狂人曲》。

[46]德国作曲家。

[47]指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

[48]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等。

[49]指大仲马（1803—1870），著有《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等。

[50]考克（1794—1871），法国作家，作品内容空洞、庸俗。

[51]法语：高尚。

[52]俄语：高尚。

[53]德语：尊贵。

[54]法语：体面和不体面。

[55]法语：趣味低下。

[56]法语：我过去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

[57]指上帝。

[58]罗马时代的皇妃，以残忍、淫荡著名。

[59]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少数民族。

[60]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61]杜涅奇卡是阿夫多季娅的小名。

[62]法语：继母。

[63]希腊中部的山峰。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圣地。

[64]法语：这不是法语。

[65]法语：他们不是很体面的人。

[66]法语：对于一个上等人家的青年。

[67]法语：乡下佬。

[68]英语：查理先生。

[69]法语：这多么优美啊！

[70]现名塔尔图大学，在爱沙尼亚塔尔图市，一八○二年创立。

[71]将甜酒或白兰地浇在大块糖上，点燃融化而成。

[72]德语：是呀！

[73]德语：弗劳斯特，灭灯！

[74]法语：“在人生的宴席上，不幸的同席的人啊。”这是引自法国诗人纪尔贝尔（1751—1780）模仿许多圣诗而写的《颂歌》，当时颇为流行。

[75]法语：亲爱的妈妈。

[76]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

[77]费瓦尔（1817—1887），法国小说家。

[78]据托尔斯泰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

[79]指一八五六年。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2卷

列夫·托尔斯泰（1854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1856年)
前排左起：伊·冈察洛夫、伊·屠格涅夫、亚·德鲁日宁、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后排左起：列夫·托尔斯泰、德·格里戈罗维奇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
（1862年9月22日，与托尔斯泰结婚的前一天）

列夫·托尔斯泰和夫人（1884年）

列夫·托尔斯泰全家照（1884年）

袭击

一个志愿兵讲的故事

一

七月十二号那天，赫洛波夫大尉佩着有穗的肩章，带着军刀，走进了我的窑洞的矮门。他这样装束，我来高加索以后还没有见过。

“我刚从上校那儿来，”他看到我眼里有疑问的神色，就解释说，“明天我们营要出发了。”

“上哪儿？”我问道。

“上NN。部队在那儿结集。”

“结集以后，大概要有什么行动了？”

“想必是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您怎么想法？”

“还有什么可想的？把我知道的告诉您吧。昨天夜里将军那儿派来个鞑靼人，送来一道命令，要我们营开拔，随身带上两天的干粮；至于上哪儿，干什么，时间多久？——这些个，老兄，是用不着问的：奉命走，这就得啦。”

“既然只带两天干粮，可见部队是不会走更久的。”

“唔，这还很难说……”

“那为什么？”我感到奇怪，问道。

“当然有道理！上次去达尔戈[1]的时候，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可是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可以跟你们去吗？”我沉默了一会，问道。

“可以倒是可以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险呢？……”

“不行，请原谅，我没法听您的话，我在这儿住了整整一个月，就是为了等个机会看看战斗的，您倒要我错过机会。”

“那您就去吧；不过，说实在的，您留下不更好吗？您可以在这儿等我们，打打猎；我们去我们的，靠上帝保佑。那多好！”他的语气极有说服力，我起初真觉得这样很好；但我还是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

“您到那儿有什么好看的呢？”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想知道战斗是怎么回事吗？读一读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2]的《战争记述》吧，那是一本好书：什么军团驻在什么地方，战斗的过程怎么样，这一切都写得很详细。”

“相反，这些我倒不感兴趣。”我答道。

“嗯，那对什么感兴趣呢？大概您就是想看杀人吧？……一八三二年的时候，这儿也有一个不在役的人，好像是西班牙人。跟我们参加过两次行动，披一件蓝斗篷……这小伙子最后给打死了。老兄，这儿谁也不会吃惊的。”

大尉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着实惭愧，可也不想辩白。

“怎么，他很勇敢？”我问他。

“天知道，他老爱跑在前头；哪儿交火，哪儿就有他。”

“这么说，是勇敢的了。”我说。

“不，没有要他去，他偏要去乱跑，这不是勇敢……”

“您认为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勇敢？”大尉重复着说，那样子像是初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行动得体的，才是勇敢的人。”他思索了一会说。

我想起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大尉的定义尽管在语意上笼统而模糊，我还是以为他们两人的基本思想并不像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的那样不同，甚至大尉的定义比希腊哲学家的定义还要确当些，因为他如果能采用柏拉图一样说法的话，大概他就会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

我想把我的意思讲给大尉听。

“是的，”我说，“我觉得，对待每一件危险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从责任心出发去对待，是勇敢，从卑鄙的心理出发去对待，便是胆怯；所以，出于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贪心，去冒生命危险的，不能叫做勇敢的人，反过来，出于正当的家庭方面的责任心，或者就是出于一种信念，躲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我说话的时候，大尉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

“得啦，这我可就没有能力给您论证啦，”他一边说，一边装着烟斗，“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士官生，也是爱议论哲理的。您就跟他谈谈去吧。他还做诗呢。”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认识大尉，但在俄罗斯就已经知道他了。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赫洛波娃，一个小地主，就住在离我的庄园两俄里[3]的地方。我动身来高加索以前，到过她家里。听说我能见到她的帕申卡[4]（她是这样称呼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大尉来的），这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能像一封活的信，把她的饮食起居告诉她的帕申卡，还可以捎个小包裹。这老太太请我吃过美味可口的大馅饼和半只熏鸡后，便到卧室里去，取来一个黑色的、相当大的护身香囊，上面连缀着一根也是黑色的丝带。

“这是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的圣母，”她说着，画了十字，吻了吻圣母像，就交在我手里，“小兄弟，劳您驾带给他。您可知道，他到高加山去的时候，我做了祈祷，许了愿：如果他能活着，平平安安，我就要定做这个小圣母像。到如今已有十八年了，靠圣母和圣徒保佑，他没有受过一次伤，可是，我看他什么仗没有打过啊！……跟他一起呆过的米哈伊洛，给我说了一星半点儿，您知道，我就吓得魂都没有了。本来，他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他这个人，我的亲爱的，自己打仗的事儿，一句也不在信上提，——怕吓着我哩。”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知道，——那也不是听大尉自己说的——大尉受过四次重伤；不消说，他受伤也好，打仗也好，都没有告诉过母亲。）

“现在就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她接着说，“我捎这圣像祝福他。圣母会保佑他平安的！尤其打仗的时候，千万要他记着挂上。我的小兄弟，你就说：是你母亲这样吩咐你的。”

我答应一准照办。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帕申卡的，”老太太继续说，“他可真好啊！您知道，没有一年他不给我捎钱，还给我女儿安努什卡不少帮助；都单靠一份饷银啊！我从心眼儿里一辈子也忘不了上帝的好处，”她含着眼泪最后说，“他赐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常给您写信吗？”我问道。

“很少，小兄弟，一年有个一回，那也是在要寄钱的时候，就画那么三两个字，不然就没有。他说，妈妈，如果我没有给您写信，那就是我还活着，身体好好儿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上帝保佑可别有那样的事儿——没有我的信，人家也会写的。”

我把这位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的时候（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大尉要了一张包装纸去，仔仔细细包好，藏了起来。我不厌其详地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形告诉了他，他一声也没有吭。待我说完以后，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斗，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

“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他从那儿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

这两句简单的话表达出了无穷的爱和悲伤。

“您为什么要在这儿服役呢？”我说。

“该这么做嘛，”他坚定地答道，“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是很有用的。”

大尉很节俭：不打牌，难得饮酒作乐，只抽普通的烟，那种烟他不知为什么不叫粗烟末儿，却叫山堡烟。我本来就已喜欢大尉：他有一张普通的沉静的俄罗斯型的脸，对这样的脸尽可以直视而又令人感到舒服；这次交谈后，我对他更是由衷地敬爱了。

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大尉找我来了。他穿着没有佩肩章的破旧的外衣，一条列兹金[5]式的肥裤，头上戴着白羊皮高帽，帽上发黄的羊毛耷拉了下来，肩上挎着一把蹩脚的亚细亚军刀，骑一匹白白的不高的马，这马低了头，小步跑着，不停地摆动着稀疏的尾巴。敦厚的大尉身上不仅没有多少英气，而且也谈不上漂亮，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泰然，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分钟也没有让他多等，立刻跨上马，跟他一起出了要塞的大门。

部队先走一步，已在我们前面二百来俄丈[6]远的地方，看上去像一长溜黑压压晃动不定的东西。只是凭了那如林的刺刀，间或还传来士兵唱歌，击鼓，以及我在要塞里已欣赏过好几回的六连一个优美男高音伴唱的声音，才可以一猜就着，那是步兵队伍。道路在又深又宽的山谷中间沿着一条小河伸展开去，小河这时候正在使性子，也就是在泛滥。一群野鸽在河边飞转忙碌，一会儿落在石岸上，一会儿又腾空飞起，迅速地打几个盘旋，就飞得看不见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山谷右边的顶上已被照亮了。灰色的、白刷刷的岩石，苍黄的苔藓，一丛丛缀满露珠的滨枣，石枣，叶榆，在明晃晃、金灿灿的朝阳辉映下，显得格外清晰明丽；另外一边，以及浓雾弥漫缭绕的凹地里，却依然那么潮湿，昏朦，泛着淡紫色，浅黑色，黛色，白色等等难以捉摸的错杂的颜色。纵目望去，在郁郁苍苍的地平线上，一带白皑皑、没有光泽的雪山赫然巍耸，山影和轮廓突兀险怪，连微细之处都极幽美。在高草丛中，蟋蟀、蜻蜓和数不清的其它昆虫醒过来了，空中充满了它们清亮的不绝的鸣声，有如无数小铃在耳际玎玲鸣响。空气中散发着水、雾和青草的气味。总之，是一个美丽的夏天的清晨。大尉用燧石打出火，抽起烟斗来；那山堡烟和火绒的气味，我觉得特别好闻。

为了快一些赶上步兵，我们顺着道边走。大尉显得比平日更见沉思的样子，嘴里一直含着达格斯坦的烟斗。他的坐骑左右晃着，每走一步，大尉的脚跟便碰一下马肚。在湿漉漉的高草地上，马蹄踩出了隐隐约约的深绿色的足印。一只雉鸡尖叫着从马蹄边扑剌剌飞起，慢慢地升到空中，要是有猎人听到，是会禁不住浑身发抖的。大尉却毫不理会。

我们正要追上部队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就有一个身穿军官服、头戴白色高皮帽的漂漂亮亮的青年赶上来。他到了我们身边，微微一笑，向大尉点点头，又把鞭子一扬……我只来得及看到，他那坐鞍子和握缰绳的姿态都好像显得特别文雅，他的眼睛乌黑而俊美，鼻子小小的，很秀气，胡子才有点影子。尤其使我喜欢的是，他发现我们在端详他，便不由得微微一笑。单凭这一笑，就可以断定他还很年轻。

“他又要到哪儿去？”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依然含着烟斗，喃喃说道。

“这是谁啊？”我问他。

“准尉阿拉宁，我连里的一个尉官……上个月才从中等武备学校来的。”

“大概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我说。

“所以高兴极啦！”大尉答道，深思地摇摇头，“年轻啊！”

“怎么不高兴呢？我理解，青年军官对这事儿准是很感兴趣的。”

大尉沉默了两三分钟。

“所以我才说：年轻啊！”他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一点儿没有经历过，才会高兴哩！常要这么去打仗，就不会高兴了。我们假定现在有二十来个军官，这些人当中，准有人会死伤的。今天我，明天他，后天第三个人：这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三

灿烂的太阳刚从山背后爬上来，照亮了我们正走着的山谷，缭绕的雾气消散了，天气也就热了起来。士兵们背着枪和背包，在尘土弥漫的路上缓缓地走着；队伍里有时发出小俄罗斯人的语声和笑声。几个穿白制服的老兵，大都是军士，含着烟斗在道边走着，老成持重地说着话。满载的三套车稳稳移动着，扬起浓密滞重的尘土。军官们骑马走在前面；有的军官在施展骑马术，也就是扬鞭纵马，让马跳三四步，又骤然停住，并掉过马头来这一套花样；其余的军官在听歌手们唱歌，那些歌手不怕天气闷热，不倦地唱了一支又一支。

一个亚细亚人打扮的英俊的高个子军官，在团里以天不怕地不怕，并且无论对谁都能当面直言不讳而闻名，他骑一匹大白马，同几个骑马的鞑靼人一起，在步兵前面百来俄丈远的地方走着。他穿着镶绦子的黑棉衣，配上同样的护腿，同样的紧绷绷的镶绦子的新平底软皮鞋，棉衣外面加一件黄色的束腰无领袍子[7]，头上戴一顶高高的向后折弯一截的皮帽。几条银线绦带从胸前搭到后背上，后背的绦带上挂着撒火药器和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把银套匕首佩在腰带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腰上还有一把军刀，装在镶金线绦的红色精制山羊皮鞘里，肩上还有一支套黑套子的步枪。从他的穿着、举止、骑马的姿态，总之从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他显然竭力要模仿鞑靼人的样子。他甚至还用我所听不懂的语言向一起走着的鞑靼人说些什么；不过从鞑靼人彼此交换疑惑的好笑的目光看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听懂他的话。他是属于我们那些深受马尔林斯基[8]和莱蒙托夫小说影响的青年军官、勇敢骑士之类的人。这些人正是透过穆拉-努尔一类当代英雄的棱镜来看高加索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仿效那些榜样的。

譬如这位中尉，他也许是喜欢上流社会的正派女人和将军、上校、副官等有地位的男人的——我甚至相信他是非常喜欢这上流社会的，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重的人。不过，他认为必须拿出自己粗鲁的一面来对待有地位的人，尽管他耍粗的时候也极有分寸。所以，要塞里来了什么贵妇人，他就认为应该单穿一件红衬衫，光脚套上平底软皮鞋，带上几个库纳克[9]，到她窗口走来走去，尽量放开嗓门叫骂——这倒并不是有意侮辱她，而是想叫她看看他的一双脚有多么好看多么白，她尽可以来爱他，既然他本人有这个意思。或者，他常在夜里带了两三个归顺的鞑靼人，上山埋伏在路边，守候不归顺的过路的鞑靼人，把他们打死，虽然他内心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这种做法根本谈不上什么勇敢，却还是认为，那些为了某种缘故使他失望、并且仿佛引起他鄙视和憎恨的人，他必须叫他们吃吃苦头。他身上有两件东西是从来不取下来的：一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很大的圣像，另一件是佩在衬衫外面的匕首，这匕首是连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不离身的。他心底里认定他有仇人。他要自己相信，他必须向某人报仇，以血来雪耻，这是他最大的乐事。他深信，对人类憎恨、报仇和鄙视的感情，是最崇高的、富有诗意的感情。但据后来我所见到的他的情妇——自然是契尔克斯[10]女人——说，他倒是个最善良、温顺不过的人，每天晚上总要写他极不愉快的笔记，还在带格的纸上算账，跪着向上帝祷告。他只为了装成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因为他的同僚和士兵没能照他的心意来理解他。有一次同几个库纳克到路上去夜袭时，他的子弹打伤了一个不归顺的车臣人[11]的腿，俘虏了过来。此后这人在中尉那儿住了七个星期，中尉替他治疗，照料他，像对待密友一样，等那人痊愈后，竟把那人放了，还送了他一些礼物。后来在一次出征中，中尉一面随着拉开的队伍后退，一面向敌人还击，这时，只听得敌人当中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正是被他打伤过的那个库纳克策马走到阵前来，做手势请他过去。中尉到了库纳克跟前，握了握他的手。山民们站在稍远的地方，不开枪；但等中尉一掉转马头，就有好几个人开枪打他，一颗子弹从背后穿进了他的腰部。还有一回，我是亲眼见来的，那是夜里要塞失火，两个连的士兵正在救火，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骑着一匹黑色的马，被深红的火光照得通亮，分开众人，直奔失火现场。到了跟前，中尉跳下马，冲进了一边着火的房子。过了五分钟，中尉从那里面出来，头发烧焦了，胳膊也烫伤了，怀里揣着两只从烈火中救出的小鸽子。

他姓罗森克兰茨；但他常常谈起自己的族系，举出理由来说原先是瓦兰人[12]，因此确凿证明他和他的祖先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

四

太阳走完了一半路程，把炙人的光芒透过炎热的空气投射到干燥的土地上。天空万里一碧，只有雪山脚下才有几抹淡紫色的云。空气凝然不动，满空像布着透明的灰尘：天热得不可忍受。部队中途走到一条小溪旁边，才稍事休息。士兵们架好枪，纷纷向小溪奔去；营长拿鼓垫着坐在阴影里，胖胖的脸上显露着一营之首的神气，同几个军官准备吃点心；大尉躺在连队辎重车下的草地上；勇敢的中尉罗森克兰茨和还有几个青年军官铺开毡斗篷坐在上面，打算痛饮作乐，因为他们身边已摆好水壶，酒瓶，歌手们在他们面前站成半圆形，兴高采烈，模仿列兹金女人的声音，夹着口哨声，唱起高加索的舞曲：

多少年来，

沙米尔[13]领头暴动，

特拉拉，拉塔塔，

沙米尔领头暴动。

早晨赶过我们的那个年轻准尉也在这些军官中间。此人有趣极了：两眼炯炯放光，说话有些语无伦次；竟想同所有的人接吻表示亲热……可怜的孩子哪！他还不知道，他那举动会使自己显得多么可笑，他那坦率的态度，他那硬要大伙接受的一片情意，不会像他所想望的博得人家的欢心，反而只会遭到讥笑，——他也不知道，当他满脸红扑扑的，终于扑倒在斗篷上，拿一只手支着头，把乌黑浓密的头发撩到后面去的时候，他是多么招人疼爱。两个军官坐在辎重车下面，在食品箱上拿纸牌玩“捉傻瓜”。

我好奇地细听士兵和军官们的谈话，用心注视他们脸上的表情；可是我无论在谁的身上也看不出我自己所感觉到的不安的影子；戏谑，纵笑，讲故事，显出大家对面临的危险都毫不介意。就好像不能设想：某些人已经注定不会从这条路上返回了！

五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疲乏不堪，走进了NN要塞宽阔的加固的大门。夕阳西下，玫瑰红的斜晖照着美丽如画的小炮垒，要塞四周白杨参天的花园，泛黄的庄稼地，簇拥在戴雪的山脉旁边的白云，这白云好像仿效山脉，也是连绵不断，显得奇特而优美。一钩新月像小朵透明的云彩，升上了地平线。大门附近的村子里，有个鞑靼人在平房顶上召唤教徒去祈祷；歌手们重新欢快而有力地唱起来。

我休息了一会，把身上的衣服稍稍整理了一下，就去找一个认识的副官，想请他把我的意图报告将军。我从我所驻的郊区出发，一路所见NN要塞的景象全然出乎我的意料。一辆精巧的双座马车从我身边擦了过去，里面露出一顶时兴的女帽，还飘出几句法国话。要塞司令家的窗户开着，传出走了调的蹩脚钢琴弹的《丽赞卡》或《卡坚卡-波尔卡》之类的曲子。我走过一家小酒馆时，只见几个司书手拿香烟，坐在那里喝酒，我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对不起……要说政治，我们的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是首屈一指的太太了。”一个驼背的犹太人，穿一件破旧的常礼服，面有病容，用刺耳的破烂手摇风琴拉着《露契娅》[14]中的最后乐段，琴声传遍了整个城郊。两个女人穿着窸窣做声的衣服，扎着丝头巾，手里举着鲜艳的彩伞，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从我身边袅袅婷婷走过去。两个姑娘，一个穿粉红色衣服，另一个穿天蓝色衣服，没有扎头巾，站在低矮的小房子的墙坎前，发出一阵阵不自然的媚笑，显然想招引过路军官注目。军官们穿着新的制服，戴着白手套，佩着闪闪有光的肩章，在街上和林荫道招摇而过。

我在将军寓所的楼下找到了我的熟人。我说明了来意，他就说很容易办到；他的话音刚落，只见我刚才遇到的那辆精巧的马车从我们窗外隆隆驰过，停在台阶旁边。车里出来一位个子高大、体态英俊、穿步兵制服、佩少校肩章的汉子，径直去找将军。

“哎，请原谅，”副官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我说，“我得去通报将军。”

“是谁来啦？”我问。

“伯爵夫人。”他答罢，就一边扣制服，一边跑上楼去。

过了几分钟，一个身材不高但仪表堂堂的人，穿一身不戴肩章的常礼服，纽孔上挂着白十字架，走到台阶上来。那个少校，副官，还有两个什么军官，也跟着他出来。将军的步态，声音，一举一动，都显出他是一个深知自己身价不凡的人。

“Bonsoir，madame la comtesse.”[15]他说着，把一只手伸进马车窗口。

一只戴细软羊皮手套的纤手握了握他的手，一张在黄色帽子覆盖下的秀媚的笑脸在马车窗口露了出来。

他们总共只说了几分钟的话，我只是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听见将军微笑着说：

“Vous savez，que j’ai fait voeu de combattre les infidèles；prenez donc garde de le devenir.”[16]

车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Adieu donc，cher général.”[17]

“Non，à revoir，”将军说着，一步一步上着台阶，“n’oubliez pas，que je m’invite pour le soirée de demain.”[18]

马车继续隆隆上路。

我回来时，心里想道：“瞧这位将军，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官衔、财产、显贵，他都有了——这么一位人，竟还能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会怎样了结的战斗之前，跟漂亮的女人开玩笑，答应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就好像是在舞会上见到她似的。”

就在那副官房间里，我还遇到一个人，叫我更加吃惊。那是K团的一个年轻中尉，模样几乎像女性一般温柔和胆怯，他来找副官发泄满肚子的怨气，说人家暗中反对他，不让他参加这次战斗。他说这种做法可恶已极，这不是同事式的态度，他是永远也忘不了的，等等。我定睛观察他脸上的表情，细细琢磨他说话的口气，我不能不相信，他一点也没有装假；因为不让他去打契尔克斯人，不让他去经历他们的枪林弹雨，他确实按不下这口气，伤心透了，伤心得像一个刚刚受冤枉被责打错了的孩子一样……我简直莫名其妙了。

六

部队要在晚上十点钟出发。八点半时，我骑马到将军那儿去；料想他和副官都有事，我就在外面停下，把马拴在栅栏上，往墙坎上一坐，只等将军出来，就去找他。

太阳的灼热和辉耀早已变为夜间的清凉和新月的柔光。幽蓝的星空中，新月带着半圆形的白闪闪的光晕，快要落山了；房子的窗口和窑洞的百叶窗缝里都透出了灯光。花园里的挺拔的白杨树，从一片粉刷过的洒满月色的草顶窑洞后面露出来，显得更高更黑了。

房屋、树木、栅栏的长长的影子，印在白亮的满是尘土的道路上，看去很美……青蛙在河里一个劲儿发着银铃般的声音[19]；街上时而有匆忙的脚步声和人语声，时而有奔跑的马蹄声；郊外间或传来手摇风琴拉的曲子：一会儿是《刮风歌》，一会儿是什么《Aurora-Walzer》[20]。

我不想说我这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第一，面前所见都是一片愉快和欢乐的景象，我心里却接二连三涌出阴暗的想法，我可真羞于承认；第二，插在这故事里来讲也不相宜。我正这么想得出了神，竟没有发觉钟敲了十一下，将军和随员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我忙跳上马，直追队伍。

后卫还在要塞大门口。我从拥挤不堪的大炮，弹药箱，连队辎重车和闹闹嚷嚷发着命令的军官之间，好不容易地挤过了桥。一出大门，我就催马加鞭，超过几乎拉了一俄里路长的、在夜色中不声不响走着的部队，追上了将军。我从排成单行的炮队和在炮之间穿行的军官们旁边走过时，只听见一个德国口音喊着：“鬼东西，把点火杆拿来！”一个士兵忙接着喊：“舍甫琴柯，中尉要接个火。”这声音好像在轻轻的、庄严而和谐的乐声中猛然跳出一个令人反感的不协和音，使我吃了一惊。

天空大部分布着长长的深灰色的云，只在某几处的云罅间才有淡淡的疏星在眨着眼睛。月亮已经隐没在右边很近一带黑魆魆的群山下，但还在山顶留下一痕朦胧的颤抖不定的微光，同山下一片漆黑显得截然分明。空气温暖宜人。四顾悄然，似乎一叶青草，一朵浮云都纹丝不动。天黑得连最近处的东西也看不清楚；路两边老有东西出现，时而是山岩，时而是动物，时而是什么奇怪的夜游人，等我听见了灌木丛的簌簌声，感觉到了那上面积的露水的凉意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都是灌木。

我看到前面有一道晃动着的漆黑的巨墙，墙尾跟着几点飘移着的影子：那是骑兵前卫和带随员的将军。我们后面也有一片黑影在前进，不过比前面的要低矮一些：那是步兵。

整个队伍静悄悄的，静得能听清充满神秘美的夜间的混合声音：远处胡狼时而像悲哭，时而像朗笑的凄切的嗥叫，蟋蟀、青蛙、鹌鹑响亮而单调的鸣唱，一种越来越近的叫我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来的喧嚣声，以及一切猜不着、识不透、依稀可闻的大自然夜间活动的声音，这些声音融成一片美妙的乐声，形成我们所称的夜的宁静。这种宁静，此刻被慢慢前进的队伍发出的沉浊的马蹄声和踩动高草的簌簌声打破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混合在一起了。

队伍里只偶尔才可听见重炮的当当声，刺刀的碰击声，压低了的人语声和马儿打响鼻的声音。

自然界有一种恬静的美和力。

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会感到挤得慌吗？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里能够留存愤恨，复仇或者非把同胞灭绝不可的欲望吗？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的东西，在接触到大自然，这最直接地体现了美和善的大自然的时候，似乎都应该荡然无存啊。

七

我们已经骑马走了两个钟头。我身上颇有些瑟缩，并且昏昏欲睡。黑暗中，依然能隐隐约约见到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远处的黑墙，几点移动的黑影，我身边的一匹白马的臀部，那马摆动着尾巴，后腿分得很开，马上是一个穿白色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背上晃动着一支黑套步枪，还露出一个套着绣花皮套的手枪的白柄，香烟的火光照亮了淡褐色的胡子、海龙皮领和一只戴麂皮手套的手。我向马颈俯下身去，闭上眼睛假寐了几分钟；后来猛然一阵熟悉的马蹄声和簌簌声把我惊醒了，我环顾了一下，恍惚觉得自己是站在原地，前面那道黑墙却向我移动过来，或者就觉得那墙停下来了，我立刻就要撞到那上面去。也就在这样的一瞬间，那个找不出原因来的越来越近的不间断的喧嚣声，使我更加惊讶，原来那是水声：我们进入了一个深邃的峡谷，走近了正在发大水[21]的山涧。喧嚣声更响亮，露水打湿的青草更密更高，灌木丛也更多，地平线却渐渐地缩短了。在群山的黑暗背景上，一些地方有时闪起明亮的火光，忽而又熄灭了。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火？”我轻声问一个在我旁边走着的鞑靼人。

“你不知道？”他反问道。

“不知道。”

“那是山民把麦秸捆在杆子上，点上火，在摇晃哩。”

“弄这东西做什么呢？”

“让每个人都知道有俄罗斯人来了。”他笑起来，又加添说，“现在村子里，哎哟，可乱着呢，把什么东西都往山沟里搬。”

“难道山里已经知道有部队来了吗？”我问。

“嘿，怎么能不知道！总是能知道的！我们这儿人就有这本事。”

“这么说，沙米尔现在就要出动了？”我说。

“不，”他回答说，一面摇头表示否定，“沙米尔是不露脸的；沙米尔派助手出来，自己留在山上，用望远镜看。”

“他住的地方远吗？”

“不远。就在左边，大概有十里路。”

“你怎么知道呢？”我问，“难道你到过那地方？”

“到过：我们全到过山里。”

“那就见过沙米尔啦？”

“没有！沙米尔我们是见不到的。他身边有成百成千个缪里德[22]。沙米尔就在那中间！”他说着，露出奴颜婢膝的敬畏的表情。

抬头望，可以看到东方天空朦朦胧胧已现鱼肚白，北斗星正向着地平线落下去；但在我们所走的山谷中却依然潮湿而昏黑。

倏忽间，在我们前面不远的黑暗中，亮起了几点火光；说时迟那时快，就有几颗子弹嘘嘘地飞过，枪声和响亮的尖叫声在一片静寂中远远地传开来。原来是遇上了敌方的前沿巡逻队。那队里的鞑靼人呐喊一阵，胡乱开几枪，就跑掉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将军叫翻译过去。一个穿白色束腰无领袍子的鞑靼人拍马来到他跟前，做着手势低声和他谈了半天不知什么话。

“哈桑诺夫上校，命令部队散开队形。”将军轻轻地、一字一顿地拖长了声调说。

队伍到了河边。峡谷的黑色山峦已经落在后面，天色慢慢地亮起来。隐约闪着惨淡的星星的天际好像升高了；东方的启明星发出清亮的光辉；清新料峭的晨风从西边微微吹拂，白雾像蒸气似的弥漫在喧哗的河面上。

八

向导指明一处可以涉水的浅滩，骑兵前卫在先，将军和随员在后，都下水过河。水深齐马胸，有几处水面现出一些白刷刷的石头，流水在其间猛烈地急奔着，马蹄落处，泡沫迸发，哗哗有声。马被水声所惊，都抬起了头，竖起了耳朵，但照旧稳稳地小心地踏着不平的河底逆水走着。骑在马上的人都提起腿和武器。步兵们只穿一件衬衫，把衣包挑在枪头，举出水面，二十来个人一组，手拉着手，脸色紧张，显然是在费力地同激流搏斗。炮队的驭手们大声吆喝着驱马进入水中。炮和绿色的弹药箱在河底石头上碰得嘎嘎作响，水有时哗哗漫过它们上面；但是黑海种良马齐心协力地紧拉着挽索，搅得水乱翻着泡沫，马尾巴和鬃毛都湿淋淋的，一口气爬上了对岸。

渡河刚完毕，将军脸上突然现出一种沉思和严肃的神色，掉转了马头，带着骑兵向展现在我们前面的一片开阔的、林木环绕的空地跑去。哥萨克骑兵沿着林边布开了散兵线。

树林里出现了一个身穿束腰无领袍子、头戴毛皮高帽的徒步的人，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有一个军官说：“那是鞑靼人。”话音刚落，只见一棵树背后冒起了一缕硝烟……一声枪响，又是一声……我们密集的枪声压倒了敌人的枪声。只是偶尔有一颗子弹发出像蜜蜂飞行似的悠徐的声音，从旁边飞过去，这才说明并非所有的枪都是我们放的。步兵和炮这时候都迅速地散了开来；可听见一片隆隆的炮声，霰弹飞行时的尖锐响亮的声音，照明弹的刷刷声，步枪的砰砰声。宽阔的空地的四边都可以看到骑兵、步兵和炮兵。炮、照明弹、步枪冒出的轻烟，和露水打湿的树木、雾霭混合成了一片。哈桑诺夫上校飞也似的跑到将军身边，一下子把马勒住。

“大人！”他说着，举手敬礼，“命令骑兵冲锋吧，已看见标旗[23]了。”他用鞭子指向一群骑马的鞑靼人，其中两个人骑着白马走在前头，拿着缚有红色和蓝色布片的杆子。

“冲锋吧，上帝保佑，伊万·米哈伊雷奇！”将军说。

上校在原地掉转马头，抽出军刀一扬，喊道：“乌拉！”

队伍随即响应着：“乌拉！乌拉！乌拉！”骑兵跟着上校疾驰而去。

所有的人都关切地望着：标旗一面，二面，三面，四面……

敌人没有等到攻击就躲到树林里去，从那儿开枪。子弹越来越密。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24]将军说着，让他骑的黑毛细腿的马照英国式轻轻地跳几步。

“Charmant！”少校用标准的巴黎音发r这个音，回答着，纵马跑到将军跟前。“C’est un vrrai plaisirr，que la guerre dans un aussi beau pays.”[25]他说。

“Et surtout en bonne compagnie.”[26]将军愉快地微笑着加添说。

少校微微颔首。

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带着急速的、令人厌恶的嘘嘘声飞了过来，打中了什么东西；后面传来受伤者的呻吟声。这呻吟声使我感到十分震惊，英勇的画面转瞬间对我失去了它的全部魅力；然而除我以外，仿佛谁也不以此为意：少校像是很有兴味地在笑着；另一个军官十分平静地重新说起刚才已经开了头的话；将军看着前方，脸上挂着安详的微笑，用法语说着什么话。

“命令给他们回击吗？”炮兵连长跑过来问。

“好的，吓唬吓唬他们。”将军漫不经心地说，一边点起烟来。

炮兵连摆好阵势，炮击就开始了。炮火不断闪亮着，打得地动山摇，硝烟弥漫，把人眼都遮住了，只能依稀分辨出炮身旁边活动着的炮手们。

村子被大炮轰了一遍。哈桑诺夫上校又跑过来，得到了将军的命令，便向村里飞驰而去。战斗的喊声又震天响起来，骑兵消失在他们扬起的尘雾中。

场面确实是雄壮的。只有一点，对我这个没有参加战斗、也不习惯于战斗的人说来，破坏了整个的印象，那就是：这种行动，这种豪情，这种呐喊，我觉得是多余的。我不由得想起，这好比一个人抡起斧子来要去砍空气。

九

村子已经被我们的部队占领，当将军和随员进去的时候，敌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是夹在随员中间进去的。

两条高低起伏、岩山嶙峋的丘陵上，散落着干干净净的长形的民房，房顶是平的，用泥抹成，上面有漂亮的烟囱。丘陵之间流着一条小溪，溪的一边是阳光明艳、葱茏郁茂的果园，长着巨大的梨树和樱桃李树，另一边有好些奇怪的影子，耸然直立的墓碑，以及很长的木杆，杆尖上挂着圆球和彩旗。（这是骑手的坟墓。）

队伍排列在村门外。

过了一会儿，龙骑兵、哥萨克、步兵们兴高采烈，纷纷进了曲曲折折的小巷，空空的村子顿时活跃起来。那边，屋顶塌下来了，斧子在坚实的木头上砍得橐橐有声，要把板门击破；这边，干草堆、栅栏、平房起火了，浓烟直向晴朗的天空升腾起来。有一个哥萨克在搬一大袋面粉和一条地毯；一个士兵满脸高兴地从一家平房里拿到一个铁盆子和一件什么破衣服；还有一个张开了两手，要抓两只在栅栏旁边咕咕叫着乱跑的母鸡；再有一个不知在哪儿发现了盛着牛奶的大瓦罐，喝了以后，便狂笑着把罐子摔在地上。

同我从NN要塞里一起出来的那营人也在村子里。大尉坐在一家屋顶上，嘴里的短烟斗喷出一缕一缕的烟；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泰然，使我看到他时，竟忘记了自己是在不归顺的村子里，倒完全像在家里似的。

“啊！您也在这儿？”他看到我说。

罗森克兰茨中尉的高大身影一会儿出现在村子的这边，一会儿又出现在那边；他不住地发着命令，一副满心关注着什么事的模样。我看见他时，他正洋洋得意地从一家平房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士兵，押着一个捆绑着的年老的鞑靼人。那老头儿穿着破破烂烂的杂色棉袄和破布做的裤子，人瘦弱极了，一双紧紧反剪在驼背后面的皮包骨头的手颤巍巍的，看来就要同肩膀脱节，两只弯曲的光脚滞重地拖着步子。他的脸上以及连一部分剃光了的头顶上都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撇歪着的瘪嘴边留着一圈剪短了的花白胡子，嘴不停地微动着，像是在嚼什么东西；但是血红的、没有睫毛的眼睛仍然奕奕放光，清楚地现出一个老人对于生活淡漠的神情。

罗森克兰茨通过翻译问他，为什么他不同别人一起走掉。

“我能到哪儿去呢？”他平静地看着一边说。

“人家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呗。”有人说。

“骑手们去跟俄罗斯人打仗，可我是个老头儿了。”

“难道你不怕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会拿我怎么样？我是个老头儿。”他又说道，随便扫了一眼围在他身边的人。

后来我回去的时候，看见这老头儿光着头，两手反剪着，坐在哥萨克向导的鞍子后面，一晃一颠，依然带着淡漠的神情看着自己的周围。他是被留下作为交换俘虏用的。

我爬上屋顶，靠着大尉坐下来。

“看样子敌人不多。”我对他说道，有意想了解他对刚才一仗的看法。

“敌人？”他惊讶地重复这两个字。“那根本没有。难道那叫敌人？……到晚上，您就看看我们撤退时的情形吧：您会看见他们来送行的，他们会从那儿一窝蜂拥出来！”他加添说，同时用烟斗指着我们早晨走过的那片小树林。

“那是怎么回事？”我打断了大尉的话，指着离我们不远处一群围着什么东西的顿河哥萨克人，不安地问道。

那人堆中传来像孩子啼哭的声音，还有下面这些话：

“喂，别剁……住手……人家会看见的……有刀吗，叶夫斯季格涅伊奇？……把刀给我……”

“在分什么东西，混蛋。”大尉沉着地说。

就在这时，只见那个漂亮的准尉从一个拐角里蓦地闪出来，满脸通红，神色惊慌，挥动着两手，直奔哥萨克人。

“别动，别打他！”他用童音喊道。

哥萨克人一见军官，就让出一条路，放下手里的一只白山羊羔。年轻的准尉全然不知所措，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话，窘态毕露地立在羊羔跟前。他看见屋顶上的我和大尉以后，脸红得更厉害了，接着就一纵一跳的向我们跑来。

“我还以为他们要杀小孩儿呢。”他羞怯地微笑着说。

十

将军和骑兵向前去了。同我一起从NN要塞出来的那个营当后卫。赫洛波夫大尉和罗森克兰茨中尉的连同时撤退。

大尉的预言完全证实了：我们一进入他所说的那片狭长的树林，骑马的、徒步的山民便从两边不断地闪出来，离得近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有些人弯着腰端着枪，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

大尉脱下帽子，虔诚地画了十字；一些老兵也这样做了。树林里一片呐喊声，叫着：“呀伊 吉亚乌尔！乌鲁斯 呀伊！”冷峭的短促的枪声接二连三地响着，两边子弹尖叫着。我们的人不声不响仓卒地还击着；队伍里只间或听见这样的话：“瞧他[27]从哪儿打，他躲在树背后倒是挺美的，用大炮来轰才好……”等等。

大炮摆好位置，放了几排霰弹，敌人好像被削弱了，可是过了一会，随着部队每前进一步，枪声和呐喊声又更强烈地响起来了。

我们刚撤出村子三百来俄丈远，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头上呼啸着飞过。我看见炮弹炸死了一个士兵……但是为什么要细述这可怕的景象呢，既然我自己为了要忘掉它，都愿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

罗森克兰茨亲自用步枪射击，嘶哑的嗓子一刻不停地对士兵喊着话，飞快地从散兵线的这头跑到那头。他显得有些苍白，这和他那英气勃勃的面容倒也十分相称。

漂亮的准尉非常兴奋；一对乌黑的美丽的眼睛放出勇敢的光芒，嘴角挂着微笑；他一再跑到大尉跟前来，要求准许他去高呼乌拉冲锋。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退，”他坚决地说，“真的，一定可以打退。”

“不必了，”大尉简短地答道，“应该撤退。”

大尉的连占据在林边，士兵们卧在地上回击敌人。大尉穿着他那破旧的常礼服，戴着毛皮蓬乱的小帽，放松了白马的缰绳，曲着腿踩在短短的马镫里，默默地老站在原来地方。（士兵们很了解自己的任务，做得很好，再用不着对他们发什么命令。）他只是偶尔提高嗓门，呵斥一下抬起头来的人。

大尉身上没有多少英气，但是充满真情，朴实无华，使我十分惊讶。我不由得想：“这就是真正勇敢的人了。”

他这时的神态和我平日所见没有丝毫不同：依然是沉静的动作，依然是平稳的声音，依然是一脸率真的表情，这张脸虽不漂亮，却纯朴；只有从那道比平时更见明亮的目光上，才可以看出一个沉静地关注着自己事情的人的注意力。和平日没有丝毫不同，这话说来倒容易；我在其他人的身上，却看到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变化啊：有的想装得镇定一些，有的想装得严肃一些，再有的想装得比平时愉快一些；而从大尉的脸上看来，显然他就不懂为什么要装模作样。

在滑铁卢说过“La garde meurt，mais ne se rend pas”[28]这句话的那个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说过值得铭记的名言的英雄，尤其是法国英雄，是勇敢的，确实是说出了值得铭记的名言；然而他们的勇敢有别于大尉的勇敢：假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伟大的字眼竟也在我的英雄内心闪了一下，我相信他也是不会说出口的，第一，因为说出了伟大的字眼，他便会怕这样反而败坏伟大的事业，第二，因为一个人既然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做伟大的事业，便再用不着说任何话了。这一点，我看就是俄罗斯人的勇敢的重大特征；既然这样，所以如果在我们年轻的战士中间竟有人说那种鄙俗的法国话，企图模仿过时的法国骑士派头，怎能不叫俄罗斯人痛心啊？……

突然，在漂亮的准尉和他的排所在的那一边，喊起了不齐也不响的“乌拉”声。我循声望去，只见三十来个士兵，端着枪，背着背包，极费力地在翻耕过的地上跑着。他们跌跌撞撞，一直前进着，喊叫着。而年轻的准尉，拔出了军刀，跑在他们的前头。

一切都隐没在树林里了……

一阵呐喊声和砰砰的枪声响过，一匹受惊的马从树林里跳了出来，接着，抬着打死的和受伤的人的士兵们也在林边出现了。受伤的人中间有年轻的准尉，被两个士兵架着走，脸色惨白如纸，刚才还鼓舞着他的那种虎虎生气此刻只留下点影子，漂亮的脑袋深陷在两肩中间，垂在胸前。外衣敞开，里面的衬衫上透出小小一点血迹。

“唉，多可怜！”我不禁说道，同时转过脸去，不忍心看这惨景。

“确实可怜。”一个老兵说道，一副抑郁的神情，拄着枪站在我旁边。“他什么也不怕。哪能这样！”他加添说，凝视着受伤的人。“还傻着呢——这就得到报偿了。”

“你难道怕？”我问道。

“可不！”

十一

四个士兵用担架抬着准尉；他们后面跟着一个驻在要塞外村里的士兵，手里牵的一匹瘦削的筋疲力尽的马驮着两只装着医疗用品的绿色箱子。大家都在盼望医生快来。军官们走到担架旁边，尽力想法鼓励和安慰受伤的人。

“喂，阿拉宁老弟，可得过好些日子才能再打响板跳舞呢。”罗森克兰茨中尉走过来微笑着说。

他大概以为这句话能叫漂亮的准尉提起精神来，可是从准尉冷冷的忧郁的神色看来，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大尉也走过来了。他定定地看了一阵受伤的人，向来泰然的脸上现出真诚的怜悯。

“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托利·伊万内奇？”他说道，声音里洋溢着温柔体贴，这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大概这是上帝的意思吧。”

受伤的人转过头来看了看，苦笑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些生气。

“是啊，我没有听您的话。”

“还是说这是上帝的意思吧。”大尉重复说。

医生来了，从助医手里接过绷带、探针和其他器具，卷起袖子，露出鼓励人的微笑，走到受伤的人跟前。

“怎么，看样子，您这好好儿的肉上也给捅了个小窟窿了，”他用随随便便的开玩笑的口气说，“让我看看吧。”

准尉听从了；但是他向乐呵呵的医生一瞥的表情中含着惊讶和责备，医生却没有觉察，依旧动手用探针从各个角度检查伤口。受伤的人忍不下去了，深沉地呻吟了一下，推开了他的手……

“不用管我了，”他用勉强可闻的声音说，“反正我要死了。”

说着，他便倒下了，五分钟后，我走到围绕着他的那群人旁边，问一个士兵说：“准尉怎么样了？”回答是：“走了。”

十二

部队排成宽纵队，唱着歌走近要塞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

太阳躲到戴雪的山脊后面去，把玫瑰红的余晖投射到停留在莹澈的天际的一长缕轻云上。雪山渐渐隐没在淡紫色的雾霭里；只有山脊的线条在深红的夕照中显得非常清晰。早已升起的透明的月亮在蓝幽幽的空中泛着白色。碧草绿树都已发暗，蒙上了露水。黑压压的大队人马在茂盛的草地上发出匀整的步声；四面都可以听到板鼓声、军鼓声和欢快的歌声。六连的伴唱雄劲有力，那圆润浑厚的男高音满含着感情和力量，远远地荡漾在明艳的晚空中。

（1852年）

潘安荣 译

[1]达尔戈是车臣人在阿卡依河右岸一个筑有强固防御工事的村子。其军事领袖沙米尔驻此。本篇所指向达尔戈进军发生于一八四五年，以失败告终。

[2]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史家，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为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著有《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述》。

[3]1俄里合1.06公里。

[4]帕申卡是帕维尔的小名。

[5]列兹金人是住在高加索的一个少数民族。

[6]1俄丈合2.134米。

[7]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穿的袍子。

[8]马尔林斯基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阿·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文中穆拉-努尔是其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9]“库纳克”意为“朋友”，高加索山民用语。——作者注。

[10]契尔克斯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11]车臣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

[12]是古代俄罗斯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据传说，有瓦兰人三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曾被俄罗斯人请到本国来统治（9—11世纪）；另有大批瓦兰人来东斯拉夫充当雇佣军；此外还有一些瓦兰商人。他们最终和东斯拉夫民族同化。罗森克兰茨是德国人的姓，应是德国人，但他自称是瓦兰人，以此证明纯属俄罗斯人。

[13]沙米尔（1799—1871），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殖民者和地方封建主的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14]即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作的三幕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娅》。

[15]法语：晚上好，伯爵夫人。

[16]法语：您知道，我已经发誓要同异教徒（也可作“不忠实的人”解，这里是双关语）作战，所以请您小心，可别做异教徒。

[17]法语：那就别了，亲爱的将军。

[18]法语：不，再见，不要忘了我明天晚上一定到您家来玩。

[19]高加索青蛙叫的声音同俄罗斯青蛙叫的咯咯声毫无相似之处。——作者注。

[20]德语：黎明圆舞曲。

[21]高加索的河流常在七月间发大水。——作者注。

[22]“缪里德”一词有许多意思，这里所指的是介乎副官和侍卫之间的一种职位。——作者注。

[23]山民的标旗作用与军旗相近，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任何骑手都可自制标旗使用。——作者注。

[24]法语：多好看的场面啊！

[25]法语：妙极了！能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作战，可真快乐啊。

[26]法语：尤其是有好伙伴。

[27]“他”是集体称呼，高加索士兵用来统称敌人。——作者注。

[28]法语：近卫队宁死不屈。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这是大约两点钟的事。打台球的先生有：大客人（我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公爵（他总是同大客人一起来），留小胡子的老爷，小个子的骠骑兵，当过演员的奥利弗，还有波兰老爷。人可真不少。

大客人同公爵打台球。只有我手拿记分板，在台盘周围走来走去，数我的数：九比四十八，十二比四十八。干我们记分员这一行，谁都知道，你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一连两宿没有睡觉，可还得一个劲儿喊叫，从网袋里掏球。我一边数数，一边东张西望，只见一个陌生的老爷走进门来，看了看，就坐在小长沙发上。好啊。

“我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什么身份？”我暗自揣摩着。

他衣着干干净净，笔挺笔挺，好像全身衣服是刚做好才穿上身似的：格子花呢的裤子，时髦的短短的上衣，毛绒的背心，还有一根金链条，链条上挂着各种小玩意儿。

他穿得干净，人长得更清秀：修长的身材，头发按时髦式样向前卷，脸上白里透红，嘿，一句话，是个英俊的青年。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官贵人，也有不少败类，所以尽管当个记分员，也得会敷衍各种人，换句话说，要有点儿手腕。

我望了望那位老爷，见他静静地坐着，跟谁也不认得，全身衣服崭新；我揣摩，他要么是外国人，英国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伯爵。他尽管年轻，派头倒挺大。坐在他旁边的奥利弗竟让开了一点儿。

一盘打完了。大客人输了，冲我喊道：

“你老是瞎报，你数得不对头，尽东张西望的。”

他骂了一通，把枪棒一扔就走了。这个人也真怪！平常晚上跟公爵打一盘要来五十卢布的输赢，这会儿才输了一瓶马孔葡萄酒，心里就不舒服了。瞧这种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打到两点钟，都不往网袋里放钱，我就知道，两人都身无分文了，可还要摆阔气。

“先来二十五卢布打角，行吗？”

“行！”

我只要稍一走神，或者没有把球放对——我又不是石头人！——他还想打我的耳光哩！

“又不是赌木头片儿，”他说，“赌的是钱。”

这个人最叫我为难了。

嘿，好啊。大客人走后，公爵才对那个新来的老爷说：

“跟我打一盘好不好？”

“好啊。”他说。

他坐在那儿，模样儿简直像个傻瓜！他倒想装得大模大样，可一站起来，走到台盘跟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怯了。不论胆怯不胆怯，可分明是不自在。不知道是穿了崭新的衣服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都瞧他，反正原来那副架子不见了。他走路时不知怎么的侧着身子，衣袋叫网袋挂住，用白粉擦枪棒时，又把白粉弄掉了。他不论站在哪儿打球，总要回头看看，涨红了脸。公爵就不同了，打台球在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拿白粉擦擦枪棒，擦擦手，卷起袖子就打，打得网袋里满是球，都快把网袋撑破了，虽说他身材矮小。

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公爵放下枪棒，说道：

“请问贵姓？”

“涅赫柳多夫。”他说。

“令尊当过军长吧？”公爵问道。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们用法语你一言我一语急促地说起什么来，我就听不懂了。大概都在列举亲戚吧。

“再见，”公爵用法语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他洗完手，吃东西去了；那一位拿着枪棒站在台盘旁边，偶尔推一下球。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对新来的人态度越粗鲁越好，所以我就把一只只球收拾到一起。他红了脸，说：

“还可以打吗？”

“当然，”我说，“摆着台盘就是为打球用的。”我并不看他，把枪棒摆好。

“愿意跟我打吗？”

“请吧，先生。”我说。

我摆好球。

“赌钻台盘好不好？”

“赌钻台盘？”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说，“您要是输了，给我半个卢布，我要是输了，就在台盘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很好玩，笑起来了。

“来吧。”他说。

好啊。我说：

“您先让我几分？”

“难道您打得不如我？”他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们这儿能打得过您的人很少。”

我们打起来了。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行家，劈里啪啦打得很来劲；那波兰老爷坐在那儿，不停地说：

“瞧这个球！瞧这一枪！”

真是！……他只管打，可一点也不会算计。好吧，我照例输了第一盘，钻了台盘，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时奥利弗和波兰老爷霍地站起来，敲着枪棒。

“好极了！再钻一回，”他们说，“再钻一回！”

干吗“再钻一回”！尤其是那波兰老爷，为了半个卢布，不用说钻台盘，无论往哪儿钻都是乐意的。可他还装蒜，喊道：

“好极了，”他说，“还没有把尘土全擦干净呢。”

记分员彼得鲁什卡[1]，我想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先有个记分员叫秋林，现在是彼得鲁什卡了。

只是打台球的本事，我当然还没有露，我又输了第二盘。

“先生，我实在不是您的对手啊。”我说。

他笑着。后来我赢了三盘——他原来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就把枪棒往台盘上一放，说：

“老爷，打加倍行不行？”

“怎么打加倍？”他说。

“要么您欠我三卢布，要么什么也不算。”我说。

“怎么？”他说，“难道我跟你是赌钱的？傻瓜！”

他的脸都红起来了。

好啊。他输了一盘。

“行啦。”他说。

他拿出皮夹子，崭新崭新的，从英国商店里买的，打了开来，我就看出，他是想摆阔。皮夹子里装满了钞票，全是一百卢布一张的。

“不行，”他说，“这里没有零钱。”

他从小钱包里拿出三个卢布。

“给你两个卢布，是打球输的，其余的拿去喝酒吧。”

我说，太谢谢啦。我看，他真是个好老爷！为这样的人，钻台盘也心甘。只可惜他不愿意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可以施展手段，转眼就捞它二十来个卢布，甚至四十个卢布。

波兰老爷一看见年轻老爷的钱，就说：“跟我来一盘好不好？您打得棒极了。”他来拍马屁了。“不行，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老爷说完就走了。

这个波兰老爷，鬼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波兰老爷，就这样叫开来了。他常常成天坐在台球房里，只管瞧着。人家揍过他，也骂过他，都不拉他打球，他总是自己坐在那儿，带烟斗来抽烟。可台球打得很精……这老油子！

好啊。涅赫柳多夫来了第二回，第三回，经常来了。往往早晚都来。打三只球，打落袋，打三角，全懂了。胆子大了些，跟大家都熟了，打得也好了。当然，一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有钱，谁都尊敬他。只是跟大客人抬过一回杠。

那是因为一件小事。

公爵，大客人，涅赫柳多夫，奥利弗以及另一个人在打落袋。涅赫柳多夫站在炉子旁边，跟谁在说话，大客人正要打——当时他酒可喝多了。他的球正好在炉子那边；那地方有点局促，他却喜欢甩开膀子打。

瞧他，也不知是没有瞧见涅赫柳多夫，还是存心的，一甩开膀子，那枪棒把儿就啪的一声打在涅赫柳多夫的胸口上！可怜的人惨叫了一声。结果怎么样？那粗野东西就是不道个歉！自管走开，连看也不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嘴里还叽叽咕咕，说什么：“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球也不好打。难道没有空地方？”

那一位走到他跟前，满脸煞白，可还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您该先道歉，您撞了我了。”

“我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他说，“我本该赢的，可现在人家要打掉我的球了。”

那一位又对他说：

“您应该道歉。”

“您滚开，”他说，“唠叨个没完！”眼睛却只管看着自己的球。

涅赫柳多夫靠他更近些，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您太不懂礼貌了，阁下！”

尽管他文弱娇嫩像个美丽的少女，性子却偏激：眼珠子光芒逼人，真像要把大客人一口吃掉似的。然而大客人是个彪形大汉，涅赫柳多夫哪里是他的对手！

“什—么，”他说，“我不懂礼貌！”

他一边嚷，一边就要对涅赫柳多夫动手。在场的人连忙跑过来，拉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拖开。

大家哄哄嚷嚷，涅赫柳多夫说：

“他要满足我的要求，他侮辱了我。”也就是说，他要同大客人决斗。当然啦，他们是先生，他们有这么个规矩……没办法！……嘿，一句话，他们是先生啊！

“我决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过是个娃娃。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揍他。”

“要是您不愿意决斗，”涅赫柳多夫说，“您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说着差点儿哭了。

“你是个娃娃，我对你一点也不见怪。”大客人说。

他们两人照例被拉到两个房间里去。涅赫柳多夫跟公爵已有交情。他对公爵说：

“看上帝面上，你去说服他，让他同意决斗吧！他醉了，也许会醒的。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了结。”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

“我决斗过，也打过仗。我不能跟一个娃娃决斗。我不干，就这话。”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了又说，都没话了；从此大客人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在这件叫人不愉快的事情中，他就像一只小公鸡，自尊心很强……我是说涅赫柳多夫……至于其他的事，他就根本不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

“你这儿家里有谁啊？”公爵问涅赫柳多夫。

“谁也没有。”他说。

“怎么谁也没有呢？”公爵又问。

“为什么要有？”他说。

“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这样过日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放声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笑起来。大伙都笑话他。

“那么从来没有过吗？”他们说。

“从来没有。”

他们笑得死去活来。我当然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嘲笑他。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决不去！”涅赫柳多夫说。

“得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你喝点酒壮壮胆，我们就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后生带走了。

他们约摸一点来钟的时候才回来。大家坐下吃晚饭，人不少，都是最好的先生：阿塔诺夫，拉津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措夫。大家都嘻嘻哈哈，给涅赫柳多夫道喜。我被叫了去，只见他们一个个乐不可支。

“你给老爷道喜吧。”他们说。

“道什么喜？”我说。

他是怎么说的？是说点化还是启蒙，我记不清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眉开眼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好啊。后来大家来到台球房，全都喜气洋洋，唯独涅赫柳多夫变了样：两眼浑浊无光，嘴唇微动着，老是打嗝儿，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当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这会子可让他狼狈了。他走到台盘旁边，支上胳膊肘，就说：

“你们都觉得好笑，我心里可难过。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公爵，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原谅自己。”

说着眼圈一红，放声哭起来。当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公爵走到他跟前，脸上笑吟吟的。

“得啦，”他说，“小事一桩！……我们回家吧，阿纳托利。”

“我哪儿也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一个劲儿地哭。又不肯离开台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

他就这样常到我们这儿来。有一回他跟公爵和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留小胡子的先生总是跟定公爵的，他是文官还是退伍的军官，上帝才知道，只是先生们全都管他叫费多特卡。他颧骨很高，长相难看，但穿得干干净净，来去都坐马车。先生们为什么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多特卡，费多特卡，一瞧，他们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又是替他付钱。可真是个骗子！输了，不付钱；赢了，一把抓！他们倒也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揍过他，还要同他决斗……他老是挽着公爵来来去去。

“你没有我就得完。我是费多特卡，可不是没种的。”

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唉，得啦。他们来了，说：

“我们三个人打落袋吧。”

“来吧。”他说。

他们以三卢布做赌注。涅赫柳多夫跟公爵闲扯起来。

“你瞧她的小腿多美。”他说。

“不，腿算不了什么！她那辫子才美哩。”公爵说。

当然，他们没有看打球，只是彼此说话。费多特卡可不忘他的事，只管使劲地打，那两个人却不是打空，就是让自己更不利。费多特卡就赢了他们每人六个卢布。他跟公爵天知道有什么旧账，彼此从来不付钱，涅赫柳多夫却掏出两张绿票[2]给了他。

“不，我不想拿你的钱。我们来打普通的吧，就是说：要么加倍，要么一个子儿也不算。”

我摆好球。费多特卡先动手，他们打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想露一手，中途有一次停下来说：我不想打，这太容易了。费多特卡却不忘他的事，只管慢慢打。当然，他暗中使手段，仿佛无意中又赢了一盘。

“再打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只是小输小赢，”他说，“我不想赢你好多钱。打加倍吧？”

“行。”

不管怎么样，输掉五十卢布总是心痛的。涅赫柳多夫就要求说：“打加倍吧。”一盘接一盘，越打输得越多，已有两百八十卢布输掉了。费多特卡很懂策略：打普通的，他就输；打角，他就赢。公爵坐在那儿，看出情况不太妙了，说：

“阿塞[3]，不打了。”

哪里收得住！赌注越下越大。

最后，涅赫柳多夫欠下五百多卢布。费多特卡把枪棒一放，说：

“打够了吧？我累了。”

打到天亮他心里都情愿，只要能捞钱……当然，这是手腕。那一位劲头却越来越大：来吧，再来吧。

“不，”费多特卡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你可以在那儿捞本。”

在我们楼上，先生们在打牌。先是打普列费兰斯，一会儿就打“爱不爱我”了。

就从费多特卡欺哄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打一两盘台球，就上楼去，上楼去。

他们在楼上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只不过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了，老是跟费多特卡一致行动。原先他总是衣着时髦，干干净净，卷着头发的，如今只有早上还是那副派头，上过楼以后，就头发蓬乱，衣服沾满绒毛和白粉，两手也肮脏了。

有一回，就这副模样跟公爵一起下楼来，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争论着什么事。只听见他说：

“我不许他对我说（他倒是说什么来着？）……说我好像不客气，说他不愿意用大牌吃掉我的小牌。我付给他一万卢布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话该留点神才是。”

“唉，得了吧，”公爵说，“犯得着生费多特卡的气吗？”

“不，”他说，“这件事我可撂不下。”

“算了，”公爵说，“您怎么可以不顾身份，去跟费多特卡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有旁人在场算什么？”公爵说，“我马上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不。”他说。

接着他们用法语叽叽咕咕说起来，我就听不懂了。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跟费多特卡一起吃饭，言归于好了。

好啊。另一次，他独自来了。

“怎么样？”他说，“我打得好吗？”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得讨好每一个客人，我就说：你打得真好。其实他好什么呀，打得很笨，又一点不会算计。自从跟费多特卡结交上以后，他总是下赌注打台球。原先他是什么也不爱赌的，既不赌吃的东西，也不赌香槟酒。有时候公爵说：

“赌一瓶香槟酒吧。”

“不，”他说，“我干脆叫人拿来好了……喂！来一瓶香槟酒。”

现在他总是真赌了。常常整天泡在我们这儿，不是跟谁打台球，就是上楼去。我寻思：怎么好处老让别人得，没我的份呢？

“先生，”我说，“怎么好久没跟我打了？”

我们这就打了起来。

我赢了他五卢布以后，就说：先生，把赢的钱都做赌注怎么样？

他不吭声。没有像上次一样说我是傻瓜。我们就一再把赢的钱每天做赌注打下去。我捞了他八十来卢布。结果怎么样呢？他都跟我来打了。只是总要等到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打，要不然，当着别人的面跟记分员打球他是不好意思的。有一回他发起急来，当时他已欠我大约六十卢布了。

“打加倍怎么样？”他说。

“行。”我说。

我赢了。

“一百二对一百二？”

“行。”我说。

我又赢了。

“二百四对二百四？”

“不太多了吗？”我说。

他不吭声。我们打起来，又是我赢了。

“四百八对四百八？”

我说：

“先生，我干吗要得罪您呢。给我一百个卢布，就算了。”

想不到他大喊大叫起来！原本是多文静的人啊。

“我要揍死你。打还是不打？”他说。

唉，我看没有办法了。

“三百八吧。”我说。

当然，我是想输。

我先让了四十分。他五十二，我三十六。他削黄球，一下子得了十八分，他的球还说不定滚到哪边去。

我一枪打去，想让球跳出台盘。不成，那球碰到台盘边反跳一下，落了袋。又是我赢了。

“我说彼得（他不叫我彼得鲁什卡），”他说，“我现在不能把钱全数给你，过两个月就是付三千卢布都可以。”

他满脸通红，连声音都发抖了。

“好吧，先生。”我说。

我放下了枪棒。他踱来踱去，满头大汗。

“彼得，全下注，来吧。”

说着差一点儿哭出来。

我说：

“先生，还打什么呀！”

“嘿，来吧，请吧。”

他亲自把枪棒递给我，我接过枪棒，使劲把球往台盘上一扔，球都飞到地上去了，不消说，我这是不能不摆架子。我说：

“来吧，先生！”

他真急得要命，亲自把球捡起来。我心里想：“我是没法拿到七百卢布的，反正我得输一输。”所以故意乱打一气。结果怎么样？

“你干吗故意乱打啊？”他说。

他的两手发抖；球一向网袋滚去，他的手指就张开来，嘴巴歪斜，脑袋和胳膊都向网袋那边探过去。我就说：

“先生，这样没有用。”

好啊。等他赢了这一盘，我说：

“您欠我一百八十卢布，一百五十盘，我可要吃晚饭去了。”

我放下枪棒走了。

我在一张对着门的小桌子旁边坐下，看他怎么样。结果呢：他踱来踱去——大概以为谁也没有注意他——猛然揪了一下头发，又踱来踱去，喃喃自语一阵，又揪了一下头发。

从那以后，有七八天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一回他来到餐厅，满脸愁容，也没有进台球房。

公爵看见了他，说：

“走吧，我们打台球去。”

“不，”他说，“我再不打了。”

“哪儿的话！走吧。”

“不，”他说，“我不去。我去了，你没有什么好处，我自己也会头晕。”

从此又有十天光景没有来，后来有一天过节，他来了，显然刚作过客，穿一身燕尾服，在我们这儿待了一整天，一直打着球。第二天又来，第三天……一切又照旧了。我想跟他再打几盘，没有成功，他说：我不跟你打了，我欠你的一百八十卢布，过一个月你上我那儿去可以拿到了。

好吧。过了一个月，我到了他那儿。

“说实话，还没有，星期四来吧。”他说。

我星期四去了。他租的是一套很漂亮的房子。

“在家吗？”我问仆人。

“在睡觉呢。”仆人回答我。

好吧，我等一等。

他的贴身仆人是从乡下带来的家人，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老实本分，一点也不机灵。我就跟他聊上了。

“我跟老爷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他说，“来到彼得堡，又忙又累，他什么名什么利都没有得到。刚从乡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我们会像老太爷在世一样——但愿他老人家进入天堂——三天两头拜访拜访公爵、伯爵、将军；还以为会从伯爵小姐当中选一位美人儿，带陪嫁的，过贵族排场的日子；没想到如今只是跑跑小饭馆，太糟糕了！说起来，公爵夫人勒季谢娃还是我们家老爷的亲姑母，沃罗滕采夫公爵是教父。可又怎么样呢？老爷只在圣诞节去过一回，就再不露面了。他们家的人就笑我，说：您那位老爷看起来不像他爸爸。有一回我对他说：‘老爷，怎么不上姑妈家走走啊？她好久没见到您，惦记着您哪。’他说：‘那儿闷得慌，杰米扬内奇！’

“得啦吧！他光顾着上饭馆找快乐去了。找一份差事做做也好啊，可是不成，成天打牌什么的，玩这种东西，他非倒霉不可……唉唉！我们要完了，这么下去，白白地完了！……我们家已故的老太太——但愿她老人家进入天堂——留下好大一笔财产：一千多个农奴，值三十万卢布的树林。如今全抵押了，树林卖掉了，让庄稼人全破产了，通通都完了。哪个不知道，老爷不在，总管比老爷还要……把庄稼人身上最后一层皮都扒了，就这么干。老爷要的是什么呢？他只要装满腰包，那边人全饿死也不管。前两天来了两个庄稼人，捎来全领地人的控诉信。他们说：‘叫庄稼人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怎么样呢？老爷看了控诉信，给每个庄稼人十个卢布，说：‘我自己快要回去了。等我拿到钱，付清账，就回去。’

“可我们不断借债，哪能付得清账啊！在这儿过了一个冬天，不论是多是少，就花掉了大约八万卢布；现在家里可连一个银卢布都没有了！全都是因为他为人太好了。就这么一位宝贝老爷，真叫人没法说。这么下去，他就要完了，就这么白白地完了。”

老头子说着，自己差点儿哭出来。这么可笑的老头子。

约摸十一点钟，老爷睡醒了，把我叫进去。

“钱还没有给我送来呢，”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又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门。

“你就把表或者钻石别针拿去当了吧，”他说，“你可以当到一百八十多卢布。等我拿到钱，我去赎回来。”

“行啊，”我说，“先生，您没有钱，那也没有办法，就请您把表给我吧。我可以尊重您，照您的意思办。”

我一瞧，这表值三百多卢布。

好啊。我把表当了一百卢布，把当票拿给他。

“您只欠我八十卢布了，”我说，“那表请您自己去赎吧。”

所以他至今还欠我八十卢布的债。

他就这样又每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账怎么样，反正他总是跟公爵同来同去。要不然就是跟费多特卡到楼上去打牌。他们三个人之间也有一本叫人不明白的账：这个付钱给那个，那个又付钱给另一个；至于是谁欠谁，那就怎么也闹不清了。

有两年工夫，他就这样差不多天天到我们这儿来，只是原来那副样子已经没有了，人变得灵活起来，有一回居然好意思向我借了一个卢布去付马车夫的车钱，至于同公爵打球，那还是要下一百卢布注的。

他心情苦闷，人又瘦又黄。常常一来就要一杯苦艾酒，吃一份卡纳佩[4]，再喝波尔特温酒[5]，这才好像高兴一点。

有一回午前来了，那是过谢肉节[6]的时候，他跟一个骠骑兵打球。

“想不想赌点什么东西？”他说。

“赌什么呢？”骠骑兵说。

“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行吗？”

“行。”

好啊。骠骑兵赢了，他们就去吃东西。在桌边坐下来以后，只听见涅赫柳多夫说：

“西蒙！来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可要好好温一温。”

西蒙走了，回头拿来吃的东西，却没有酒。

“怎么？”他说，“酒呢？”

西蒙跑了，又端来烤菜。

“来酒呀。”他说。

西蒙不做声。

“你疯啦！我们饭都快吃完了，酒还不送来。有谁拿甜食下酒的呢？”

西蒙跑了。

“老板请您。”他说。

涅赫柳多夫满脸通红，霍地从桌边站起来。

“他有什么事？”他说。

老板已经站在门口，说：

“要是您不把旧账付清，我不能再赊给您东西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月初我可以还清。”他说。

“随您的便，”老板说，“我可不能没完没了地赊东西，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我已经有几万卢布赊账赊丢了。”

“算了吧，蒙舍尔[7]，”他说，“对我还是可以相信的。您叫人拿一瓶酒来吧，我尽快把钱还给您。”

说完就跑回桌边。

“怎么啦，干吗叫您去？”骠骑兵说。

“没什么，”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

“现在喝上一杯暖和的美酒该多好啊！”骠骑兵说。

“西蒙，怎么啦？！”

我的西蒙跑来了。还是没有酒，根本没有。真糟糕。涅赫柳多夫离开餐桌，跑来找我。

“彼得鲁沙，”他说，“看上帝面上，借我六个卢布。”

他面无人色。

“不行，”我说，“先生，真的，您欠我的钱够多的了。”

“你借我六个卢布，过一个星期，我还你四十卢布。”他说。

“要是真有钱，我还敢不借您吗？实在是没有啊。”我说。

结果怎么样？他奔了出去，咬紧了牙齿，握紧了拳头，像疯子一样在过道里跑着，还劈里啪啦打自己的脑门。

“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他连餐厅都没有再进，径自跳上马车，跑了。

惹得人好一阵笑。骠骑兵说：

“跟我吃饭的那一位老爷哪儿去了？”

“走了。”人家说。

“怎么走了？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人家说，“坐上车，就走了。”

“这个家伙！”他说。

嘿，我心里想，他这回丢尽了脸，该长久不会来了。可是不，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随身提了一只箱子。进了台球房，脱了大衣。

“打球吧。”他说。

他皱着眉头看人，满脸怒气。

我们打了一盘。

“够了，”他说，“你去给我拿纸笔来，我要写封信。”

我没有多想什么，就拿来纸，放在小房间的桌上。

“放好了，先生。”我说。

好啊。他在桌边坐下。写呀，写呀，嘴里还嘀嘀咕咕，然后霍地站了起来，一脸愁苦的样子。

“去吧，”他说，“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那天是谢肉节的星期五，客人一个也没有，都参加舞会去了。

我正要去看马车，刚走出门，忽听见他好像害怕什么似的喊道：

“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

我折回来，见他脸色惨白，站在那儿看着我。

“叫我吗，先生？”我说。

他不吭声。

“您要什么？”

还不吭声。

“哎，对啦！再打一盘吧。”他说。

好啊。他赢了一盘。

“怎么样，”他说，“我学得不错了吧？”

“是啊。”我说。

“这才是啦。去吧，”他说，“去瞧瞧马车来了没有？”

他自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我没有多想，走到台阶上，一瞧什么马车也没有，又返回来。

我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好像有人用枪棒啪的敲了一下。我走进台球房，闻到一股怪气味。

我一瞧，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手枪掉在跟前。我吓得魂不附体，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一条腿抽了一下，又抽一下，就伸直了。然后嘴里发出一阵呼噜声，就这样四仰八叉完了。

他为什么造这个孽，毁了自己的灵魂，只有天知道；他只留下这张纸，可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先生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说到头，是先生们……一句话，是先生们。

凡是人生在世所希望有的，上帝都给我了：财富，名声，智慧，抱负。但我想寻欢作乐，把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糟蹋了。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倒运，没有犯任何罪，可我的所作所为比这更坏：我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裹住了，挣脱不出来，可又无法适应。我不断地堕落，堕落，我感觉到自己在堕落，但是不能自拔。

我还不如败坏了名誉，倒了运，或者犯了罪，倒还轻松些，因为那时候在我绝望的心中，还会自以为气概不凡，可以聊以自慰。假如我败坏了名誉，我就可以超脱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蔑视这个社会。假如我倒了运，我就可以怨天尤人。假如我犯了罪，我就可以凭悔过或者惩罚来赎罪；然而我不过是卑鄙龌龊，我了解这一点，可我不能自拔。

是什么毁了我呢？我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激情可以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的黄球，白粉，灰色的、彩虹色的钞票，香烟，出卖灵魂的女人，我所能回忆的就是这些！

那可怕的片刻——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迷迷糊糊的、卑鄙龌龊的片刻，使我清醒了过来。当我发现我同我本来想实现而且可以实现的志向之间横着一道怎样的鸿沟时，我不寒而栗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我青年时代的希望、理想和心思。

原来我清清楚楚，念念不忘对于生活、永恒和上帝的满心崇高的想法，都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快慰地温暖着我的心的、没有目标的爱的热力，到哪儿去了呢？盼望成家立业，同情一切美好事物，热爱亲朋好友、劳动、荣誉的感情，都到哪儿去了呢？责任心到哪儿去了呢？

我被人侮辱了，我提出决斗，以为这样可以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我需要钱来满足我的放荡和虚荣，我让上帝托付给我的几千户家庭破了产，我这样做时心里毫无羞耻之感，而我本来是十分理解我的神圣的责任的。一个缺德家伙说我没有廉耻，说我想偷东西，我却还做他的朋友，就因为他是缺德家伙，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愿意让我受委屈。人家对我说过洁身自好的生活太可笑，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的心灵之花——童贞给了出卖灵魂的女人。是的，我惋惜我的纯洁的爱，比惋惜我心灵的任何毁坏了的部分都厉害。我的天哪！有谁能像我还不曾接触过女人时那样一往情深啊！

假如我能顺着我的清新的头脑和纯洁的童心在我进入人生时就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该是多么好，多么幸福啊！我不只一次地试图脱离我的龌龊的生活轨道，转到这条光明的道路上来。我对自己说：你横一横心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我怕独自静处。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又堕落了。

我终于惶恐不安地相信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想这件事，索性把一切都忘怀了，然而无望的悔恨却更加强烈地使我不安。于是我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念头对别人说来可怕，对我自己说来却可喜。

然而在这件事上我也是卑鄙可耻的。只是昨天同骠骑兵闹出那件蠢事才使我有了足够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我身上没有留下一点高尚的东西了，有的只是虚荣心，就从虚荣心出发，我做了生平唯一的好事。

我原先以为死亡的临近会使我的灵魂升华。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我的眼光丝毫也没有变化。我依然那么看，依然那么听，依然那么想；思想上依然那么奇怪地不合逻辑，动摇不定，轻率浮躁，这跟人们天知道为什么总以为思想可以统一而明确，是如此的相反。棺材外面将是一番什么光景，还有明天勒季谢娃姑母家将怎么议论我的死，这些想法都同样强烈地交集在我的脑际。

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

（1854年）

潘安荣 译

[1]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昵称。

[2]旧俄票面值三卢布的钞票。

[3]法语：够了。

[4]法语：放菜肴的吐司。

[5]一种浓烈的葡萄酒。

[6]谢肉节在大斋前的一星期。

[7]法语：我亲爱的。

伐林

一个士官生讲的故事

一

一八五……年仲冬，我们炮兵连的分队被派驻在大切奇尼亚山。二月十四日晚上，我获悉因缺排长由我代为指挥的排被指派参加第二天的伐林纵队，[1]并在当晚接到了正式命令。我把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就比平日早一些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我没有那种爱用旺炭火烧暖帐篷的坏习惯，和衣躺到用小木柱支起来的床上，把毛皮高帽拉下来盖在眼睛上，裹上皮大衣，就睡着了，睡得特别熟而又不安稳——在危险即将到来的惶恐不宁的时候睡觉总是这样的。想到明天有战斗，我便陷入这种状态。

夜里三点钟，天还黑咕隆咚的时候，有人掀开我身上睡暖了的皮大衣，蜡烛的红光刺得我惺忪的睡眼怪不舒服。

“请起来吧。”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我闭上眼睛，无意识地把皮大衣重新拉回身上，又睡着了。“请起来吧，”德米特里重复说，一面无情地摇我的肩膀，“步兵要出发了。”我猛然记起了有事在身，哆嗦了一下，就一骨碌爬下床。匆匆喝了一杯茶，用冰冷的水洗过脸，爬出帐篷，径往停炮场走去。天很黑，雾蒙蒙的，颇有寒威。营地上这里那里烧着夜间的篝火，照亮了火边没有睡醒的士兵们的身影；这篝火的淡淡的红光使黑暗显得更深沉了。附近可听见均匀平稳的鼾声，远处有步兵活动、说话和火枪碰击的声音，他们已准备出发；空气中散发着烟、马粪、火绳和雾的气味；一阵清晨的寒战在背上掠过，牙齿就不由得打起战来。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里，只有凭了马儿打响鼻和稀少的马蹄声，才能判断出驾好了马的大炮前车和弹药箱停在哪里，凭了点火杆的点点亮光，才能判断出大炮停在哪里。“上帝保佑吧”这句话的声音一落，第一门炮就叮叮当当响起来，接着弹药箱也橐橐地响起来，一排人就出动了。我们都脱下帽子，画了十字。我们的排插到步兵的空档中，停了下来，等待整个纵队集合和队长出来，等了约莫一刻钟。

“我们缺一个兵，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个黑影走到我身边说，我只凭声音听出是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

“缺谁？”

“韦连丘克。套马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我看见他的，——这会儿不见了。”

因为看样子纵队不会马上出发，我们就决定派队列上等兵安东诺夫去找韦连丘克。过了不多一会工夫，黑暗中有几个骑马的人从我们身边迅速地跑过去，那是队长及随员；接着，纵队的先头就活动起来，出发了，最后我们也开动了——只落下了安东诺夫和韦连丘克。但是我们来不及走上一百步，两个士兵就追上了我们。

“他到哪儿去了？”我问安东诺夫。

“在停炮场睡觉。”

“怎么，他喝醉了？”

“没有的事。”

“那他到底为什么睡着了呢？”

“我没法知道。”

我们在不曾翻耕过的没有积雪的田地和矮灌木丛地上，一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摸黑走了三个来钟头，大炮压得灌木丛咔嚓咔嚓响。等到过了一条浅浅的但非常湍急的小溪，我们奉命停下来，只听见先头队伍断断续续传来步枪声。这声音像平常一样对大家有特殊的刺激作用。队伍仿佛醒过来了：有了说话、活动和笑的声音了。士兵们有的跟同伴角斗，有的两脚交替跳着，有的嚼干粮，或者为了消磨时间，咔嚓咔嚓做着举枪和放下枪的动作。这时，东方的雾霭明显地开始发白，潮气更可以感觉得到了，四周的景物也都渐渐地从昏暗中显露出来。我已经分辨出绿色的炮架，弹药箱，炮身上被雾打湿的铜件，我那些熟悉的、平日无意间观察得很细致的士兵的身影，枣红马，以及一行行背着发亮的刺刀、袋子、装药杆和小锅的步兵。

我们很快又开动，离开道路走了几百步，就说已到目的地。右边可以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的陡岸和鞑靼人公墓上高耸的木头柱子，左边和前边在雾霭中隐现着一带黑压压的东西。我们排的士兵们从前车上爬下来。八连为我们打掩护，架起了枪，营里其他士兵就全带了枪和斧子进了树林。

不到五分钟，四面八方生起了篝火，毕毕剥剥作响，冒起了烟。士兵们都分散了开来，用手和脚扇火，搬运树枝和原木。树林里响起几百把斧子的砍木声和树木坠倒的声音，毫不停息。

炮兵们似乎有意要同步兵竞赛，也烧起了一堆篝火，火势已经旺得两步内不能靠近。士兵们不断把冰树枝往火里压，黑色的浓烟从树枝间腾起，冰水滴在火中发出咝咝的响声，底下的树枝已烧成了炭，篝火周围白色的枯草都解冻了。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总觉得不够，搬来整段整段的原木，再拿杂草塞在下面，把火扇得越来越旺。

我走到篝火旁边点烟卷的时候，只见一向爱忙碌的韦连丘克因为犯了过失，在篝火跟前比谁都干得起劲，特别尽心地光着手从火堆中心取出一块炭，在两手间来回抛了两三下，扔在地上。

“你点一根小树枝给他吧。”另一个人说。“弟兄们，你们拿点火杆来吧。”又有一个人说。韦连丘克本来还想用手去取炭，见我没有靠他的帮助终于点燃了烟卷，才把烫伤了的手指往短皮大衣的后摆上擦了擦，并且大概是想做点什么吧，拿起了一大截悬铃木，使劲一抡，扔到篝火上。最后，他觉得可以休息一下了，便走到火跟前，敞开那只扣住背后一个扣子、当大斗篷披在身上的大衣，叉开两腿，向前伸出两只粗大的黑手，微微撇着嘴，眯缝起了眼睛。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他沉默了一会以后，并不专对着任何一个人，说道。

二

俄罗斯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士兵，可以包括所有部队的士兵：高加索部队，非近卫军部队，近卫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等等。

这三种主要类型，连同许多小类及彼此相似的特点，即为：

一、忠顺的。

二、爱摆威风的。

三、狂放的。

忠顺的可分为：甲、忠顺而沉静的，乙、忠顺而爱忙碌的。

爱摆威风的可分为：甲、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乙、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

狂放的可分为：甲、狂放的快活人，乙、狂放的淫乱者。

其中最常见的类型，是最可爱、最给人好感、多半兼具温和、虔诚、有耐心、忠于上帝意志等基督教美德的一种类型，是一般忠顺士兵的类型。忠顺而沉静的士兵的特点，是心境安静，什么事也搅乱不了，一生不论盛衰荣枯，都能淡然置之。忠顺而好喝酒的士兵的特点，是隐隐有一种诗的气质，对事敏感；爱忙碌的士兵的特点，是智力有限，却爱瞎起劲，无目的地操劳。

一般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则多半见于士兵的上层，如上等兵，军士，司务长，等等；这一类型就其第一小类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士兵说来，是非常高尚、有毅力的，多半好武，而且不乏强烈的诗的激情（我想要给读者介绍的上等兵安东诺夫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小类是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他们已从某个时期开始大大地扩充起来。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总是能说会道，识得字，穿粉红色的衬衫，不吃大锅饭，有时抽穆萨托夫牌烟，认为自己无可比拟地高于普通士兵，却极少像第一小类爱摆威风的人那样能当好兵。

狂放的士兵的类型正如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一样，也是以第一小类狂放的快活人为好，他们的特点是永远高高兴兴，做任何事都极有能耐，富于天赋，而且勇敢，第二小类狂放的淫乱者却同样坏得很，不过应该说，俄罗斯军队尚可庆幸的是，这类士兵倒很少遇见，即使有的话，那也往往为绝大多数士兵排除在同志关系之外。不信教和恣意纵欲，是这类士兵性格上的主要特征。

韦连丘克属于忠顺而爱忙碌的一类。他是小俄罗斯人，服役已有十五年，虽然是个不出众、不太机灵的士兵，为人却非常正直，心地厚道，做事尽心竭力，尽管大都做得不合时宜。我说为人非常正直，是因为去年有一件事情，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这个性格的特征。原来差不多每一个士兵都会一种手艺。比较普遍的手艺是会做衣服和皮鞋。韦连丘克会的是第一种，连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都叫他做衣服，可见他的手艺是相当高明的。去年在营中，韦连丘克为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缝制一件讲究的大衣；但是，就在他裁好了呢子，量好了配料，一齐藏在自己帐篷里枕头下的当天夜里，就出了倒霉事：价值七个卢布的呢子夜里不见了！韦连丘克两眼含泪，嘴唇煞白发颤，哽咽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发了一通脾气，在气头上把裁缝威吓了一阵。但他是个手头宽裕的人，为人也不错，所以后来就没有计较，不要韦连丘克赔偿衣料钱。爱忙碌的韦连丘克无论费多大劲，无论怎样对人哭诉自己的不幸，小偷却总是找不到。虽然有个狂放的淫乱的士兵，名叫切尔诺夫的和他睡一个帐篷，极可怀疑，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同炮兵连里的贵族——司务员和伙食管理员作些小交易，手头颇为宽裕，所以很快就把丢失大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韦连丘克却不然，他忘不了自己的倒霉事。士兵们说，那一阵子他们真为他担心，怕他自杀或者跑到山里去：这件倒霉事对他影响太大了。他不吃不喝，连活儿也干不了，只不住的哭。三天以后，他找到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脸色惨白，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从翻袖口里拿出一个金币交给他。“这实实在在是最后的钱了，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是向日丹诺夫先借来的，”他说着又唏嘘做声，“还有两个卢布，等挣到了，我一准还。他（他是什么人，韦连丘克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在您眼里变成一个骗子了。他，这个黑良心的东西，把自己弟兄最后一块心头肉都挖走了；可我，当了十五年的兵……”应该说，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算不错，没有拿韦连丘克欠的两个卢布，虽然两个月后韦连丘克送来要还他。

三

围在篝火旁边取暖的除了韦连丘克以外，还有我排里的五个士兵。

在背风的最好地方，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坐在铁桶上抽着烟斗。从这个人的姿态、眼神、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有发号施令的习惯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更不用提他坐的那个铁桶了，在途中休息的时候，这铁桶便是权力的象征，何况他还穿着粗皮面的短皮大衣。

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向我转过头来；但是他的目光仍停留在火上，过了半晌，他的视线才随着头的方向转到我的身上。马克西莫夫是个富裕的农民，有些钱，在教导队受训时成绩优良，学到不少知识。士兵们都说，他的钱多得很，学问大得很。我记得，有一次用象限仪进行曲射演习时，他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士兵解释说，水准仪不是别的，是发生于大气水银本身的运动。其实马克西莫夫一点也不傻，他通晓自己那门技术；但是他有一种不幸的癖性，就是有时候故意把话说得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我相信他本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话。他特别爱用“发生”和“继续”这两个词儿，所以每每说到“发生”和“继续”的时候，我就料定他以下要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了。士兵们却不然，就我所见，他们倒爱听他的“发生”，并且猜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虽然也像我一样，一个字也不明白。但是，他们把自己没有听懂的原因只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因而反倒越发尊敬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起来。一句话，马克西莫夫是个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人。

第二个士兵，刚在火边脱出筋脉显露的发红的两脚，整了整鞋子的，是安东诺夫——就是那个炮手安东诺夫，还在一八三七年的时候，他曾同另外两个士兵一起守着一门炮，没有掩护，回击着强大的敌人，大腿上已经中了两颗子弹，还继续在炮跟前往返装炮弹。士兵们都说：“要不是他那性子，他早该升军士了。”的确，他的性子是古怪的：在清醒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安静、更和气、更勤奋的人了；一旦喝了酒，就判若两人：眼里没有上司，爱打架胡闹，变成一个非常坏的士兵。不过一个星期以前，谢肉节的时候，他喝起酒来，无论怎样恫吓他，规劝他，把他拴在炮上，他依然没有节制地喝，一直折腾到大斋第一个星期吃素的星期一。而在整个斋期，虽然部队里有命令叫所有的人都吃荤食，他却单吃面包干，第一个星期连规定可以喝的一杯伏特加酒也没有喝。不过，当他醉意矇眬，青筋嶙嶙的手上拿着一把三角琴，有意无意地左顾右盼，弹起《巴勒娘》舞曲的时候，或者披了大衣，几颗勋章在大衣胸前晃动，两手插在蓝粗布裤的裤袋里，在街上优哉游哉走过的时候，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两腿短而弯曲、一副油光光的留小胡子的嘴脸的形像，是应该看一看的——应该看一看这时候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以当兵自豪、看不起非士兵的一切的神气，以便明白在这种时刻，要他不去同说话无礼或只是偶然遇见的勤务兵、哥萨克、步兵或移民，总而言之不是当炮兵的人打一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之所以要打架胡闹，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痛快，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持全体士兵的士气，他觉得自己是士兵的代表。

第三个士兵，戴一只耳环，蓄着硬得像鬃毛的小胡子，一副像鸟一样的小脸，嘴里叼着瓷质小烟斗，蹲在篝火旁边的，是驭手奇金。士兵们都管奇金叫宝贝，他是个快活人。不管天寒地冻的时候，不管在没膝的泥泞中，不管两天没有吃东西，不管在行军、检阅、操练中，这位宝贝总是无时无处不做鬼脸，用两腿跳出特别的舞姿，说几句俏皮话，使全排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在途中休息或扎营的时候，奇金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班年轻的士兵，奇金不是向他们提议玩“密探”[2]，就是给他们讲一个机灵的士兵和一位英国老爷的故事，或是装出鞑靼人、德国人的模样，再不然就只寥寥数语，使众人笑得死去活来。尽管在炮兵连里他的快活人的名气已很大，只要他一张嘴，一眼，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但是他确实有许多真正喜剧性的出人意料的招数。他善于在每一件事中看出特殊的、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尤其是，这种从一切事情中看出可笑之处的本领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第四个士兵是一个年纪轻轻、相貌难看的孩子，是去年送来的新兵，还是初次参加行军。他站在烟里，离火很近，仿佛火立刻就要把他的破旧的小短皮大衣烧着似的；但是尽管如此，从他敞开下摆、悠然自得、弓着小腿肚的姿势看来，显然他是感到非常愉快的。

最后，第五个士兵，坐在离篝火稍远的地方，在削一根小棍子的，是日丹诺夫大叔。日丹诺夫服役的年头比连里所有士兵都长，他是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当新兵来的，所以现在大家还都照老习惯叫他大叔。人都说他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连“刮鼻子”[3]都不玩），不用粗话骂人。所有空闲的时间，他都干做鞋的手艺，每逢假日，只要有可能便上教堂，或者在圣像前面点上一戈比一支的蜡烛，打开赞美诗来念，这是他所能念的唯一的一本书。他很少和士兵们往来——对于年纪虽较轻、衔头却较高的人，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同等的人，因为自己不喝酒，所以也很少有机会接近；然而他特别喜爱新兵和年轻的士兵：他总是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并且常常给以帮助。连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大概有二十五个卢布，他很乐意把这些钱借给确实穷困的士兵。就是现在已成了军士的那个马克西莫夫，曾经告诉我，十年前他来部队还是一名新兵，爱喝酒的老兵们同他一起把他的钱都喝光了的时候，日丹诺夫看到了他的不幸境遇，把他叫到自己那儿，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行为，甚至动手打了他几下，教训他应该如何当兵，然后，给了他一件他已经失去的衬衫和半个卢布，才把他放走。“他把我扶植成了人。”马克西莫夫说起他来总是怀着尊敬而感激的心情。韦连丘克不幸丢失大衣料的时候，也就是日丹诺夫帮了他的忙。他从韦连丘克刚当新兵起，就一直关心他。他在二十五年的当兵生涯中，帮助过许许多多别的人。

在执行勤务上，不可能指望有比他懂得更多、比他更勇敢勤奋的士兵了；但是要提升为军士，他太温和，太不起眼了，尽管当炮手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他只有一件乐事，甚至可以说是嗜好，那就是听唱歌：特别有几首歌曲，他很喜欢听，他经常把年轻士兵的唱歌小组召集起来，自己虽然不会唱，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两手插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眯缝起眼睛，不住地摇头晃脑，动着颧骨，以表示自己的赞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他耳边颧骨的均匀活动中，我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表情，我只有在他身上才见到颧骨的这种活动。白发苍苍的脑袋，抹了油膏的黑色小胡子，满是皱纹的晒黑的面孔，初看起来给他添了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然而，凑近前去仔细地看一看他的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是在眼睛微笑的时候（他的嘴唇是从来不笑的），又有一种非常温柔的近乎稚气的神情会突然使您愕然。

四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韦连丘克又说道。

“你抽雪茄烟不好吗，老兄？”奇金说着，又撇嘴，又使眼色。“我在家里是一向抽雪茄烟的，这烟比较甜。”

不用说，大家都笑得东歪西倒。

“原来是忘了带烟斗。”马克西莫夫插嘴说道，他并不理会大家的笑声，大模大样地把烟斗在左手掌上敲着清除烟灰，“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啊，韦连丘克？”

韦连丘克稍稍向他转过脸去，刚想要把手举到帽檐上，又放了下来。

“大概你昨天喝了酒，睡了一宿酒还没有醒，连站着也会睡着。你们这么搞，人家是不会说好话的。”

“要是我嘴里进过一滴酒，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你就当场揍死我好了；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韦连丘克答道。“哪有什么兴致喝酒！”他又喃喃道。

“就是嘛；为了你们，我得向上级负责哩，你们老是这样，真太不像话了。”善于辞令的马克西莫夫口气已较平和，最后说道。

“这可真怪，我的弟兄们，”沉默片刻以后，韦连丘克并不专对任何人，继续说道，一面轻轻地抓着后脑勺，“真怪啊，我的弟兄们！当了十六年的兵，我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呢。一声口令传来要炮手班整队，我就好好儿的出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想不到就在停炮场叫那东西把我逮住了……逮住我，就把我推倒在地，就是这样……我怎么会睡着的，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弟兄们！那东西大概就是睡魔了。”他收尾说。

“可不是，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叫醒呢，”安东诺夫一边说，一边穿长筒靴子，“我把你左推右推……像只死猪一样！”

“你瞧，”韦连丘克说，“假如是喝醉了，倒也罢了，可……”

“我们老家有个婆娘也是这样，”奇金说，“她差不多有两年工夫没有下炕。有一回去叫她时，还以为她在睡觉呢，想不到已经死了——也是睡魔老是把她缠住。也是这么回事儿哩，老兄！”

“你讲来听听，奇金，你休假回去，都吹了什么牛皮。”马克西莫夫说着，一边含笑看看我，像是说：“你也听听蠢人说话好不好？”

“吹什么牛皮啊，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奇金说着，瞟了我一眼，“还不是讲些高加索的事儿嘛。”

“对对，那倒是，那倒是！别扭扭捏捏了……你说说，你是怎么开导他们的？”

“还不就是这么开导的：他们问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奇金说得极快，那神气像是一个故事已说了好几遍了，“我说，老兄，我们过得很好：我们的伙食很丰富，每个士兵早晚都有一杯巧克来，中饭有老爷们吃的大麦米做的汤，喝的是葡萄酒，不是伏特加，每人有一杯。那是法国上等葡萄酒，不算瓶子钱，说还要四十二个戈比哩！”

“上等葡萄酒！”韦连丘克忍俊不禁，嚷得比别人都响，“真是好葡萄酒！”

“喂，亚洲人你是怎么说来的？”大家的笑声稍微静了些，马克西莫夫又问道。

奇金弯身凑到火边，用小棍子挑起一小块炭火放到烟斗上，仿佛没有发觉听众不声不响露出好奇的神情，仍默默地抽燃他的劣等烟，直至过了半天，抽到冒出浓烟，才扔掉炭火，把帽子再往后推了推，扭动着肩头，微露笑容继续说道：

“他们也问我，说，老弟，你们高加索有一种叫契尔克斯人，或者叫土耳其人，跟你们打仗是吗？我说：老兄，我们那儿契尔克斯人不是一种，有好多种哩。有一种叫达格斯坦人，住在石头山里，吃的是石头，不是面包。那些大个子，我说，就像大廊柱，脑门上只长一只眼睛，他们戴的红帽子，老兄，就跟你戴的一样，红得像把火！”他转脸对一个年轻的新兵加添说道，那人头上确实戴着极为可笑的红顶小帽。

新兵被突如其来一逗，倏地蹲了下去，往自己膝盖上猛拍了拍，放声笑了起来，笑得咳个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达格斯坦人原来是这个样的！”

“这不算，我说，还有穆姆拉人哩，”奇金继续说着，将脑袋一动，使小帽子盖到脑门上，“那是另一种样儿，是小小的双胞胎，瞧是什么样。总是成双成对，我说，手连着手，跑起来呀，我说，快极了，你骑马也赶不上。”他滑稽地摹仿着乡下佬的样子，憋着低沉的嗓门说：“他们就问：‘怎么回事儿，老弟，穆姆拉人生下来就手连着手吗？’我说：‘是啊，老乡，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的手一分开，血就流出来了，就跟中国人一样：你把他的帽子一摘下来，血就流出来了。’他们又问：‘你说说，老弟，他们是怎么打人的？’我说：‘是这么打的：把你捉住，撕开肚皮，掏出肠子在你的手上缠了又缠。他们缠着，你就发笑，直笑得灵魂出窍……’”

“好啦，奇金，他们都相信你吗？”马克西莫夫说着，露出淡淡的笑容，其余的人却都笑得要死。

“那种人真是怪得很，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他们什么都相信，真的，什么都相信。只是给他们说到基兹别克山上积雪整个夏天都不化，老兄，他们全都笑了！他们说：‘老弟，你瞎扯什么？那么一座大山，上面的雪还会不化的，会有这样的事儿吗？老弟，我们这儿解冻的时候，连小山岗上的雪都是先化的，山坳里才留得有雪哩。’你看怪不怪！”奇金霎霎眼睛结束说。

五

一轮旭日从乳白色的雾中透露出来，已经升得老高了；紫灰色的地平线渐渐地伸展开来，虽然伸得很远，却也被白蒙蒙的虚幻的雾墙截然拦住。

我们前面的树林已被砍伐，再往前是一片相当大的空地。空地四周烧着一堆堆的篝火，弥漫着烟气，有黑色的，乳白色的，也有淡紫色的；层层的白雾飘动着，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前面很远的地方，偶尔现出一群群骑马的鞑靼人，可以听见我们的来复枪、他们的步枪和大炮的稀疏的射击声。

正如厚道的赫洛波夫大尉说的：“这还不是战斗，只是闹玩儿罢了。”

给我们打掩护的猎兵九连连长走到我们大炮跟前，指着这时正在离我们有六百多俄丈的林地附近走动的三个骑马的鞑靼人，要求我对他们发一颗炮弹或者榴弹，因为步兵军官一般都爱炮击。

“您瞧，”他说着，露出好心的恳切的微笑，把一只手从我肩后伸出来，“有两棵大树的地方，一个骑白马、穿黑袍子的人在前面，还有两个在那后面。您瞧，能不能请您给他们……”

“那边又来了三个，在—在树林旁边，”眼力特别好的安东诺夫走到我们身边加添说道，一面把正在抽着的烟斗藏到背后，“前面一个把枪套都褪了。看得清清楚楚，长官！”

“瞧，开枪了，我的弟兄们！那不是冒白烟了吗？”韦连丘克说道，他站在我们后面稍远地方的一小群士兵中间。

“大概是瞄准我们开的，混蛋！”另一个人说道。

“瞧那树林后面，他们出来多少人啊，大概是看地形，想安炮哩，”又有一个补充说，“朝那人堆里打一发榴弹去，他们就会骂娘了……”

“老兄，你以为能正好打到那儿吗？”奇金问道。

“五百俄丈，要不五百二十，不会再多的，”马克西莫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样子很冷静，尽管他也分明像其他人一样，满心想开炮，“独角兽炮用四十五俄分打，就能正中目标，没错。”

“听我说，现在如果朝那堆里打，准能打中人的。瞧，现在他们正好聚集在一起，请快命令打吧。”连长一再请求我。

“下令瞄准吗？”安东诺夫突然用断断续续的低沉声音问道，摆出一副阴森的凶相。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极想开炮，于是就下令第二门炮瞄准。

我的话音刚落，榴弹的信管就给塞足火药，装上膛，安东诺夫紧贴着炮架，两只粗大的手指按在后挡板上，已经指挥着把炮架尾向左右转动了。

“稍微向左……向右一点点……还不够，再来一点……这样行啦。”他说着，露出高傲的神气离开炮。

步兵军官、我、马克西莫夫，都先后贴到瞄准器上看过，说出自己的意见。

“真的，会打过头的。”韦连丘克咂着舌头说道，虽然他是从安东诺夫肩后看的，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这样推测，“真—真的，会打过头的，直要打到那棵树上去了，我的弟兄们！”

“开炮！”我发出口令。

炮手们散了开来。安东诺夫跑到一旁，想看炮弹的飞行；信管突然一亮，铜件铿锵作响。就在这一瞬间，硝烟向我们兜头盖脸扑来，令人震惊的隆隆射击声中有一种唰唰的金属飞行声，像闪电一般迅速地传开去，在一片寂静中消失在远方。

在那小群骑马人后面不远的地方，升起了一团白烟，鞑靼人纷纷跑散，接着爆炸声就传到我们这边来。

“打得好！叫他们那个跑呀！瞧，那些家伙不喜欢哩！”炮兵和步兵队伍中纷纷发出称赞和欢笑的声音。

“要是稍微打低一点儿，准能中了，”韦连丘克说道，“我说过会打在树上，果然不错——偏右了。”

六

我让士兵们继续议论鞑靼人怎样一见榴弹就逃跑，他们到这一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树林里的人还多不多等问题，自己和连长走到几步开外，坐在一棵树底下，等候连长请我吃的肉饼热好送来。连长博尔霍夫是团里被称为“崩茹尔”[4]的军官之一。他有财产，以前在近卫军中服务过，会说一口法语。虽然这样，弟兄们还是喜欢他。他相当聪明，在穿彼得堡常礼服、吃上好饭菜、说法语方面很有分寸，不致叫其他军官太过不去。我们闲扯了一阵天气、军事行动和两人都熟悉的军官，从一问一答和双方的观点中，觉得彼此已颇为了解，于是就不由地谈得比较投机了。在高加索这个地方，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相遇，总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那就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仿佛觉得，我的对方正要回答我这个不便出口的问题了。

“这次出征什么时候能结束？”他懒懒地说，“无聊得很！”

“我不觉得无聊，”我说，“待在参谋部里才更无聊呢。”

“哦，待在参谋部里要坏一万倍，”他愤恨地说，“不！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结束啊？”

“您要它结束干什么呢？”我问道。

“我希望一切全都结束！……怎么样，肉饼得了吗，尼古拉耶夫？”他问道。

“既然您这样不喜欢高加索，”我说，“您又为什么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呢？”

“原因您是知道的，”他十分坦白地说，“是听信了传说的缘故。对于高加索，俄罗斯不是有非常奇怪的传说吗，说什么是任何不幸人的一个福地。”

“是的，这话有八九分对，”我说，“我们大部分人……”

“但是到头来，”他打断我的话，“我们所有听信了传说来到高加索的人，都完全失算了，我根本看不出因为情场失意或者败家破业，为什么偏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就不到喀山或者卡卢加去。在俄罗斯，总把高加索想象得那么雄伟美丽，有千年不化的处女冰，有湍急的河流，有匕首和毡斗篷，还有契尔克斯女人——这一切都好像不平常，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让人可乐的。但愿他们至少了解，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处女冰上，而且那里也根本没有可让人乐的；他们还应该了解，高加索分为斯塔夫罗波尔、第比利斯等几个省。”

“是啊，”我笑着说，“我们在俄罗斯对高加索的看法跟在这里完全不同。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好像念一首用您不大懂的语言写的诗：你会把它想象得比实际上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真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高加索这地方。”他打断我的话。

“不，对我说来，高加索就是现在也是好的，只不过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也许是好的，”他没好气地接口说，“我只知道我在高加索并不好。”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没话找话说。

“第一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我听信了传说，到高加索来想治愈的所有病痛，来了以后样样都照旧，不同的只是以前在大梯子上爬，现在在又小又脏的梯子上爬，每爬一级我都遇到无数小小的惊恐、丑事和屈辱；第二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了，主要是感觉到自己没法在这里服役了，因为我经不住危险……一句话，我不勇敢……”他停住，老老实实看了我一眼。

这种自我招认虽然叫我大为惊讶，我并没有去反驳他，我的对方说不定倒是想要我去反驳的，我偏要期待他本人推翻自己的话，这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常有的事。

“您知道，我这次出征，是第一回参加战斗，”他继续说，“您想象不到我昨天的情形。当司务长带来命令，派我的连参加纵队时，我的脸就变得像纸一样白，心里慌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您真想不出我昨夜是怎么过的！常说人因为受了惊吓头发都会变白，这句话要是不错的话，那么我今天就该是一头白发了，因为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夜之间所受的痛苦可能会比我更大；就是现在，虽然比夜里稍微轻松一些，可是我这里头还是一个劲儿翻腾着哪。”他拿拳头在自己胸前转动着补充说。“好笑的是，”他继续说，“这里正在演出非常可怕的悲剧，自己倒在吃煎肉饼配洋葱，并且要别人相信心里非常快乐。有酒吗，尼古拉耶夫？”他打着呵欠补充说。

“那不是他来啦，我的弟兄们？”这时传来了一个士兵的惊恐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一齐转到远处的树林边上去。

一团淡蓝色的烟云在远处扩散开来，随风飘飞着，升高着。我明白了那是敌人朝我们开的火，眼前的一切顿时都有了一种新的雄伟的气氛。无论是架起来的枪，无论是篝火的烟，无论是蔚蓝色的天空，无论是绿色的炮架，无论是尼古拉耶夫那张留小胡子的晒黑了的脸——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告诉我，那颗已经从炮口里射出、这一瞬间正在空中飞行的炮弹也许会正中我的胸膛。

“您从哪儿弄来的酒？”我嘴里懒懒地问博尔霍夫，内心却有两个声音在同样清楚地说话：一个说，主啊，请平平安安接受我的灵魂吧；另一个说，希望炮弹飞过的时候，我不至于低头弯腰，而是面带笑容——正在这一刹那，有个东西带着讨厌已极的声音从头上掠过，一颗炮弹轰然落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

“假如我是拿破仑或者腓特烈，”这时博尔霍夫十分沉静地转向我说道，“我准会说一句称赞你的话。”

“您现在不就说了吗？”我回答说，一面好不容易掩饰着心中被刚才的危险引起的惊恐。

“说了又怎么样呢：谁也不会记下来。”

“我来记。”

“您就是记了，那也是为了批评，像米先科夫说的，”他微笑着加添说。

“呸，你这该死的！”这时安东诺夫在我们后面说道，并恼怒地往旁边啐了一口，“差一点儿擦到腿上。”

听到这一声老实的喊叫，我突然觉得我那故作镇静的一切努力，我们的滑头的谈话，都蠢到无以复加了。

七

敌人果然在鞑靼人跑散的地方安了两门炮，每隔二、三十分钟向我们伐木的人开一次。我的排推进到空地上，受命进行还击。树林边上升起一团轻烟，传来开炮声、啸声，接着便会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后面或前面。侥幸的是，敌人的炮弹都落空，没有造成伤亡。

炮兵们像往常一样，做得好极了，他们敏捷地装炮弹，尽力瞄准白烟升起的地方，一面若无其事地彼此说笑。打掩护的步兵没有事情，默默地卧在我们旁边，等待着执行自己的任务。伐木的人只管继续干着，树林里的斧声更加急促密集；只在炮弹啸声传来的时候，一切才立时静了下来，而在死寂中可听到不很平静的语声：“躲开，弟兄们！”接着所有人的视线就集中到那颗在篝火和砍倒的粗树枝上蹦跳着的炮弹上。

朝雾已经完全升起来，形状像云，渐渐消失在深蓝色的空际；太阳露出脸来，灿烂夺目，把欢乐的朝晖投在刺刀的钢刃，大炮的铜件，解冻的土地和满眼的霜华上。空气中可以感觉到晓寒的清新，同时又有春阳的温暖；千奇百怪的影子和颜色在树林的枯叶上晃动，平坦光滑的路上已清楚地现出轮胎和马掌铁脐留下的痕迹。

两支部队之间的行动变得比较剧烈和明显了。四面八方淡蓝色的枪炮硝烟越来越频繁地升腾起来。龙骑兵挥舞着长矛，矛头上飘动着小旗子，向前走着；步兵连里歌声昂扬，运载木柴的辎重殿后。将军走近我们的排，下令准备撤退。敌人埋伏在我们左翼对面的灌木丛里，一个劲儿用枪火骚扰我们。左边树林里唰地飞来一颗子弹，打在炮架上，接着又飞来第二颗，第三颗……卧在我们旁边负责掩护的步兵哗啦啦爬起来，拿起枪，拉开了队伍。枪火越来越猛烈，子弹越来越密集。随着撤退开始，真正的战斗也就打响了，这在高加索已成为一种常例。

显而易见，炮兵是不喜欢子弹的，就像原先步兵不喜欢炮弹一样。安东诺夫微微皱起眉头。奇金滑稽地摹仿子弹的呼啸，拿它们取笑；但是显然他并不喜欢它们。他说有一颗子弹“好像赶路”，说另一颗是只“蜜蜂”，第三颗从我们头上飞过时有些缓慢，并且带着凄厉声音，他就说那是“孤儿”，这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那个新兵因为不习惯，每颗子弹飞来的时候他都要歪下头，伸长脖子，这也引得士兵们发笑。他们对他说：“怎么，你们认识？怎么点起头来了？”韦连丘克一向对危险毫不在意，这时却焦灼不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往子弹飞来的方向打霰弹，他心里有气。他好几次用不满的声音说：“就让他老是白白的揍我们？要是把炮口转到那边，用霰弹一轰，大概就会安静了。”

确实该这么做了，我就下令打掉最后一发榴弹，装上霰弹。

“霰弹！”榴弹刚发出去，安东诺夫就大叫一声，手拿通条在烟雾中敏捷地走到大炮跟前。

这时我听见身后不远处一颗子弹急速的嘘嘘叫着，突然击中什么东西，声音就中断了。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大概我们有人给打中了。”我这么想了一下，预感到不妙，却又不敢回头看。果然，随着那声音一停，就听得一个人的身体沉重地倒了下去，受伤者的一阵“哦—哦—哦—哦”的呻吟声令人痛彻肺腑。“给打中了，我的弟兄们！”一个声音费劲地说着，我听出来了，那是韦连丘克。他仰面倒在前车和炮的中间。他的背包被甩在一边。他的额头满是血，一股浓浓的鲜红的血水顺着右眼和鼻子淌下来。他是腹部受伤，但肚子上几乎没有血；额头是人倒下来的时候在树桩上碰破的。

这都是我过后好久才知道的；最初的时候我只看见一团模糊的东西和血，我只觉得血多极了。

装炮弹的士兵谁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有新兵喃喃地说“瞧你出血啦”之类的话，还有安东诺夫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嘿”了一声；但是看样子，每人心里都想到了死。大家行动更起劲了。炮弹转瞬间装上了膛，一个供弹兵送霰弹来的时候，在受伤者不断哼叫躺着的地方绕着走了两步。

八

凡是打过仗的人，大概都会对有人死伤的地方产生奇怪的厌恶感，这种感觉虽然没有道理，却总是十分强烈。我的士兵们需要把韦连丘克抬起来，送到一辆已经赶来的马车上去的时候，起初他们就有这种感觉。日丹诺夫恼怒地走到受伤者跟前，不管他嚷得越来越厉害，就两手伸到他的腋下把他抱了起来。“你们站在那儿干吗！动一动手吧！”他喊着，立刻有十来个帮手，甚至有用不着的，围到受伤者身边来。但是刚把他抬离原地，他就大叫大嚷，挣扎起来。

“跟兔子一样嚷什么！”安东诺夫抓紧了他的一条腿，粗声粗气地说，“要不然我们就丢下你不管了。”

受伤者果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说一句：“哎哟，我要死啦！哎—哎哟，弟兄们！”

他给放上马车以后，倒不再呻吟了，我听见他用轻轻的但是清晰的声音跟同伴们说什么话，大概是告别吧。

战斗中谁都不爱看受伤的人，我也本能地匆匆躲开这景象，命令快把他送往救护站去，自己转到了大炮跟前；但是过不几分钟，有人告诉我，说韦连丘克在叫我，于是我又回到马车旁边。

受伤者躺在马车里，两手抓住车帮子。他那张健康的阔脸在几秒钟之间完全变样了：他仿佛消瘦了，老了好几岁，他的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显然紧张地闭着；他的眼神慌张而迟钝，已没有那种明亮而安谧的闪光；血污的脑门和鼻子上已现出死亡的特征。

尽管稍稍动一动都会使他痛得难以忍受，他还是要求把他左腿上装钱的小袋子[5]解下来。

当士兵们给他脱靴子解钱袋的时候，他那条赤裸的白白的好腿在我心中引起了极为难受的感觉。

“这儿有三个半卢布的银币，”他见我接过小袋子，说道，“您就把它保存着吧。”

马车移动了，但他要求停下来。

“我给苏利莫夫斯基中尉做大衣，他—他给了我两个银币。我买扣子花了一个半，还有半个同扣子一起放在我的背包里。请您还给他吧。”

“好的，好的，”我说，“你好好养伤吧，老兄。”

他没有回答我，马车移动了，他又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那声音可怕已极，叫人听了心如刀割。仿佛他已把尘世上的事情了结，再用不着忍耐，认为现在可以这样来减轻痛苦了。

九

“你上哪儿去？回来！你上哪儿去啊？”我对那新兵喊道，他正把自己备用的点火杆夹在腋下，手里拿了一根小棍子，极其沉静地跟在运伤员的马车后面走去。

但是新兵只是懒懒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话，仍旧走他的路，于是我不得不派士兵去把他带回来。他脱下红帽子，傻笑看着我：

“你要上哪儿去？”我问道。

“回营地。”

“做什么？”

“那还不回去？——韦连丘克不是打伤了吗？”他说着又露出微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留在这儿。”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沉静地转过身，戴上帽子，回他的岗位去了。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听说哥萨克发起一次出色的攻击，带回来三具鞑靼人的尸体；步兵砍足了木柴，只伤了五六个人；炮兵中只有一个韦连丘克和两匹马下火线。可是树林已给伐了约摸三俄里，原来的地方经这一伐，已无法辨认：原先一带显眼的林边，变成了一片宽大的空地，尽是一堆堆冒烟的篝火和正要开回营地去的骑兵和步兵。虽然敌人不停地用枪炮火力追击我们，一直追到我们早晨走过的那条连着墓地的小河，我们的撤退还是顺利的。我正一心想着回到营地就可以吃到菜汤和烤羊排荞麦饭，忽然又接到通知，说将军命令在小河上造一个角面堡，要K团的三营和炮兵四连的一个排在那里留守到明天。装着木柴和伤员的马车、哥萨克、炮兵、肩扛步枪和木柴的步兵，闹哄哄地唱着歌从我们旁边走过去。因为危险已过，休息在望，人人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唯独我们和三营要等到明天才能尝到这种欢快。

十

我们炮兵还在大炮旁边忙着摆前车和弹药箱、打拴马桩的时候，步兵已架好枪，生好篝火，用树枝和玉米秸搭起小棚子，煮起饭来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空中飘浮着苍白的云朵。雾色霏霏如雨，打湿了地面和士兵的大衣；地平线缩短了，周围都蒙上了暗影。我的靴子里和脖子里都感觉到的潮湿，我没有参加的无休无止的活动和闲聊，我脚下的又滑又粘的泥泞，以及空空的肚子，使我在一天身心疲劳以后，情绪变得十分恶劣。韦连丘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回想起他一幕又一幕历年来当兵的简单生涯。

他的最后时刻也像他的一生一样，是那么磊落而平静。他太真诚太笃厚了，他对于未来天国生活的纯朴信念，在垂危的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阁下，”尼古拉耶夫走过来对我说，“请到大尉那儿去，他请您喝茶。”

我跟在尼古拉耶夫后面，费力地在枪架和篝火之间穿行着到博尔霍夫那儿去，心里高兴地想望着能喝到一杯热茶和一场能驱散我的阴郁思绪的愉快谈话。“怎么样，找到了吗？”博尔霍夫的声音从玉米秸搭的棚子里传出来，那里面亮着如豆的灯光。

“请来了，阁下！”尼古拉耶夫的低沉声音回答说。

进了棚子，只见博尔霍夫坐在一件干燥的毡斗篷上，敞开衣服，没有戴毛皮高帽。他旁边有一个正在沸腾的茶炊，一个上面摆着小菜的军鼓。地上插着一把刺刀，刺刀上安着蜡烛。“怎么样？”他自豪地说着，把这套舒适的东西扫视了一周。确实，棚子里真不错，我喝上茶，就把潮湿、黑暗、韦连丘克受伤的事丢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畅谈起莫斯科，畅谈起同战争和高加索毫不相干的事情。

闲聊再热烈，有时候也不免会中断，出现短暂的冷场。博尔霍夫就在这样一次冷场以后，微笑着看了看我。

“我想，我们早晨谈的话您会觉得很奇怪吧？”他说。

“不。为什么呢？我只觉得您太坦率了，有些事情我们心里全明白，从来用不着说出口来的。”

“为什么？不！要是能有什么机会抛弃这种生活，哪怕换成最庸俗最贫困的生活，只要没有危险，不服军役，我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

“那您为什么不转到俄罗斯去呢？”我说。

“为什么？”他重复说，“哦！这我早就盘算过了。在没有得到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以前，我现在不能回到俄罗斯去；脖子上挂一颗安娜勋章，得个少校头衔，是我来到这里就想好了的。”

“既然您说过，您觉得没法在这儿服役，那又何必呢？”

“但是我更加觉得，我不能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回去的时候还是照旧。这也是受了俄罗斯一种传说影响的缘故。帕谢克、斯列普佐夫[6]等人都肯定这一种传说，认为为了得到许多奖赏，是值得到高加索一来的。所以人家也就这样期待我们，要求我们；可我来这里满两年了，打过两次仗，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我自尊心还是有的，在没有当上少校，脖子上没有带上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以前，我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里。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格尼洛基什金得了奖赏，我却没有，我心里就会很不受用。再说，在高加索熬了两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叫我回到俄罗斯，哪有脸去见村长、买我粮食的商人科捷利尼科夫，去见莫斯科的姑姑和那班先生呢？虽然我不愿理会那班先生，他们大概也很少想着我；可是一个人就是这么怪：我不愿理会他们，却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虚度自己最好的年华，牺牲人间的一切幸福，葬送自己的整个前途。”

十一

这时外面传来营长的声音：“您在跟谁说话啊，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博尔霍夫说了我的名字，接着就有三个军官钻进了棚子：基尔萨诺夫少校，他的营副官和连长特罗先科。

基尔萨诺夫是个矮矮胖胖的汉子，留着乌黑的小胡子，红脸膛，小眼睛。这对眼睛是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笑起来眼睛只剩下两颗润湿的小星星，同抿紧的嘴唇及伸长的脖子凑在一起，有时构成一副非常奇怪、无法理解的表情。基尔萨诺夫在团里行事做人比谁都好，下级不骂他，上级器重他，尽管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太聪明。他懂得军务，认真而勤恳，手头一向宽裕，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厨子，并且善于非常自然地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来。

“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还不是谈些在这儿服役的开心事。”

这时基尔萨诺夫发觉了我这个士官生，为了让我感到他的身价，就装作没有听博尔霍夫回答的样子，眼睛看着鼓，问道：

“怎么，累了吗，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我们是……”博尔霍夫才开了个头。

大概又是营长的尊严让他打断别人的话，提出新的问题：

“今天这一仗打得可漂亮吧？”

营副官是不久前由士官生提升的年轻准尉，一个谦恭文静的孩子，生着一副腼腆的和蔼的面孔。我以前在博尔霍夫那儿见过他。这年轻人常去找博尔霍夫，点点头便坐到角落里去，一连几个钟头不发一言，只管卷烟卷抽，然后站起来，又点点头离开。这是俄国穷贵族子弟的类型，他们凭所受教育只能选择军职，并把自己的军官头衔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种敦厚可亲的类型，尽管他们总爱不离身带着一些可笑的东西：烟袋，睡衣，吉他，胡子刷；这些东西在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会连带想起来的。团里人常谈论他，说什么他自夸对勤务兵公正而严厉，他说过：“我难得处罚人，可是弄急了我，那就不留情了。”有一回勤务兵喝醉了酒，把他的东西偷个精光，甚至还骂主子，这时，据说他就把勤务兵带到禁闭室去，吩咐士兵们准备好体罚的全套东西，但是，当他一见准备的东西，却又窘态毕露，嘴里只是说：“嗯，你瞧……我本来可以……”接着，便惘然不知所措地跑回住处去，而且从此不敢正眼看他的切尔诺夫。同僚们不放过他，老拿这件事逗他，我几次听见这老实孩子为自己辩解，脸红到耳根，说那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人特罗先科大尉，是个十足的老高加索人，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个人：对他说来，他所指挥的连队便是家，参谋部所在的要塞便是故乡，听歌手们唱歌是唯一的生活乐趣；对他说来，同高加索无关的一切都应蔑视，而且几乎不必相信；同高加索有关的一切，可分为两类：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第一类是他喜爱的，第二类为他所深恶痛绝，主要的是，他是个久经沙场、沉着勇敢的人，对待同僚和部下十分厚道，对待他不知何故感到可恨的副官们和“崩茹尔”们却说话没有遮拦，甚至相当无礼。他进棚子的时候，脑袋差点儿把棚顶撞穿，接着，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嗯，怎么样？”他说罢，突然发觉我这陌生人，就住了口，把浑浊的目光定定地盯住我看。

“你们在谈什么呀？”少校一边问，一边掏出表来看，尽管我确信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问。

“他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服役。”

“那还用说，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想在这儿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回家去。”

“那您说说，阿布拉姆·伊利奇，您为什么在高加索服役？”

“说到我，您知道，第一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服役的义务。什么？”他发问说，虽然大家都没有做声。“昨天我接到俄罗斯来的一封信，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显然想改变话题，“他们向我……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博尔霍夫问道。

他笑了起来。

“真是奇怪的问题……他们问我，没有爱情，会不会吃醋……什么？”他一边问，一边向我们大家环视。

“原来如此！”博尔霍夫微笑着说。

“不错，您知道，在俄罗斯是挺好的。”他继续说着，仿佛他的话是十分自然地一句接一句流出来的，“五二年我在坦波夫的时候，到处都把我当作皇帝的侍从武官来招待。您信不信，在省长家的舞会上，我一进去，您可知道……招待得好极了。您知道，省长夫人亲自同我谈话，打听高加索的情形，问这问那的……我答不上来……他们把我的镶金马刀当作是一种珍品，问我凭什么得到这把马刀，凭什么得到安娜勋章，凭什么得到弗拉基米尔勋章，我都一一说给他们听了……什么？高加索好就好在这里，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不等回答又接下去说，“那儿对我们这些高加索人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年轻人，您知道，有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的校官，在俄罗斯很吃香……什么？”

“我看您总有点儿吹牛吧，阿布拉姆·伊利奇？”博尔霍夫说。

“嘻—嘻！”他傻笑起来，“您知道，这是免不了的。那两个月我吃得多舒服啊！”

“怎么样，俄罗斯那儿好吗？”特罗先科说道，他问起俄罗斯来就好像问什么中国或者日本一样。

“好啊，那两个月里我们喝了多少香槟酒啊，多得吓人哩！”

“您说什么呀！你们大概喝的是柠檬水。要是我，准会在那儿放开肚子喝，叫他们知道高加索人有多大的酒量。真正是名不虚传的。我会让他们瞧瞧有多大的酒量……啊，博尔霍夫？”他补充说。

“大叔，你在高加索可已经待了十年了，”博尔霍夫说，“你还记得叶尔莫洛夫[7]说的话；可阿布拉姆·伊利奇才六年……”

“什么十年！都快十六年了。”

“博尔霍夫，你叫他们拿点酒来。天气真潮湿，嗳呀呀！……啊？”他含笑补充说，“我们来喝一杯吧，少校！”

但是，老大尉刚才对待少校的态度使少校就已不满意了，这时看样子心里有点发虚，只好又摆他的架子。他哼起了什么曲子，又看了看表。

“我是永远不到那儿去的了，”特罗先科接着说道，不理会少校已皱起眉头，“我连说俄语，连俄罗斯人走路的步法都不会了。人家会说：那是什么怪物来了！一句话：亚细亚的。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我到俄罗斯去又干吗呢？反正总有一天会在这儿给子弹打中的。人家问：特罗先科哪儿去了啊？——给子弹打中了。到那时候，您怎么安排八连……啊？”他始终对着少校加添说道。

“派值日官到营里去！”基尔萨诺夫喊着，并不回答大尉的问题，虽然我又相信，他用不着发任何命令。

“小伙子，您现在能领双薪，我想该高兴吧？”沉默了几分钟后，少校对营副官说。

“可不，很高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饷是很高的，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年轻人日子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还可以稍微阔绰阔绰。”

“那倒不，说实话，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双薪是双薪，可也不过如此……总得有一匹马才好……”

“您跟我说什么呀，小伙子！我自己当过准尉，还不了解？没错，日子是可以过得挺好的了。不然您来算算看。”他说着弯起左手的小指。

“我们月月预支军饷——还算什么呀。”特罗先科说着，喝下一杯伏特加。

“这么说，您还要怎么样呢……什么？”

这时棚子的洞口伸进一个白头发、塌鼻子的脑袋，一个德国腔的尖利的声音说：

“您在这儿吗，阿布拉姆·伊利奇？值日官在找您呢。”

“进来吧，克拉夫特！”博尔霍夫说。

一个穿参谋部制服的高个子钻进门来，非常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

“哟，亲爱的大尉，您也在这儿？”他转向特罗先科说。

尽管光线很暗，新来的客人还是钻到了大尉的身边，我觉得使大尉大为惊讶和不快的是，他竟吻了吻大尉的嘴唇。

“这德国人想套交情哩。”我想。

十二

我的推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克拉夫特大尉要了一杯伏特加——他把伏特加叫做戈里尔卡[8]，扯开嗓门大叫一声，仰起头喝了下去。

“先生们，我们今天在切奇尼亚的平原上走了不少地方……”他正要说下去，一眼看见值日官，便立刻不做声，好让少校发命令。

“怎么样，您把前沿巡查过了吗？”

“巡查过了。”

“潜伏哨派出去了吗？”

“派出去了。”

“那您去给各连连长传达命令，要他们多加小心。”

“是。”

少校稍稍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您再通知一声，现在可以做饭了。”

“他们已经做上了。”

“好。您可以走了。”

“嗯，我们刚才正要算一算，一个军官都需要什么东西，”少校继续说着，向我们堆下宽厚的笑容，“我们来算算看吧。”

“您要有一件制服，一条裤子……是吧？”

“是。”

“假定这要花五十个卢布，可以穿两年，那么一年就要在穿衣上花二十五个卢布；还有吃饭，每天要花两个阿巴兹[9]……是吧？”

“是；这可以说不少。”

“就这么算吧。嗯，再加上马和鞍子的更新，花上三十个卢布——这就完了。总起来一算，二十五加一百二十，再加三十，等于一百七十五。您还是大约有二十个卢布多下来，可以买奢侈品，茶叶，糖，烟。看见了吗？……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对不起，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根本不会有钱多下来买茶叶和糖了。一套衣服您说能穿两年，可是行军时候裤子就不够用；鞋子呢？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穿破一双。还有内衣，衬衫，毛巾，包脚布——这一切都得买。这么一算，钱就根本没有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阿布拉姆·伊利奇！”

“是啊，用包脚布真好，”克拉夫特在片刻沉默以后突然说道，把“包脚布”三个字说得特别亲切，“可不是，俄罗斯这玩艺儿真方便。”

“我跟你们说，”特罗先科插嘴道，“算来算去，总好像我们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其实都照样过日子，照样喝茶，抽烟，喝伏特加。你干到我这岁数，”他转向准尉说下去，“也会过日子了。先生们，你们可知道他对待勤务兵的故事吗？”

说着就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一五一十给我们讲了准尉同勤务兵的故事，虽然我们都听过一千遍了。

“你怎么啦，老弟，怎么脸蛋像玫瑰花一样啦？”他继续对准尉说道。准尉涨红了脸，汗津津的，微微笑着，样子怪可怜的。“不要紧，老弟，我也是像你这样过来的，你瞧我现在可练出来了。让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到这儿来——我们见多了——他总要得抽筋病、风湿病什么的；可我在这儿一待，这儿就是我的家，我的床，我的一切。你瞧……”

说话间他又喝了一杯酒。

“啊？”他盯着克拉夫特又说。

“这才是我敬佩的！这才是真正的老高加索人！让我握握您的手。”

克拉夫特把我们大家推开，挤到特罗先科跟前，抓起他的手，格外亲热地使劲握了握。

“是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经受过一切考验，”他继续说，“四五年的时候……您不是也到过那儿吗，大尉？您还记得十二号那天夜里，在没膝的泥泞中过了一宿，第二天去攻打鹿砦的事吧？我那时跟着总司令，我们一天里攻下了十五座鹿砦。还记得吧，大尉？”

大尉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伸出下唇，眯缝起眼睛。

“您瞧……”克拉夫特不顾地方小，双手乱做手势，非常兴奋地开始对少校说。

但是这个故事少校大概已经听过不止一遍了，他的眼睛突然变得迷迷糊糊，木然看着对方，使得克拉夫特避开他的目光，转脸向我和博尔霍夫，轮流地看着我们两人。至于对特罗先科，他讲故事时连一眼也没有看。

“您瞧，我们早晨一出来，总司令就对我说：‘克拉夫特！去把这些鹿砦拿下来。’您知道，我们军人执行命令是没有二话的——我就敬了个礼。‘是，大人！’说完就走了。一到第一座鹿砦附近，我就回身对士兵们说：‘弟兄们！别害怕！机警些！谁要是落后，我要亲手杀死他。’您知道，对待俄国士兵要干脆。正说着，猛不防来了一颗榴弹……我一瞧，一个士兵倒下了，接着又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子弹也跟着飞来了……嘘！嘘！嘘！……我说：‘前进，弟兄们，跟我来！’您知道，我们刚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这……您知道……这叫什么来着？”他摇起手来，搜寻着词儿。

“悬崖。”博尔霍夫提示道。

“不……唉，这叫什么呀？我的天！嗯，这叫什么呀？……是悬崖，”他急速地说，“刚端起枪……冲啊！哒—啦—哒—哒—哒！敌人连个影儿都没有。您知道，大家都感到奇怪。也好：我们再向前推进，去攻第二座鹿砦。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您知道，我们的心都沸腾了。我们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第二座鹿砦——过不去。这儿……这叫什么，嗯，这东西叫什么呀……唉！这叫什么……”

“还是悬崖。”我提示道。

“根本不是，”他没好声气说，“不是悬崖，是……唉，真是，这叫什么呀，”说着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唉，我的天！这叫什么呀……”

看他那么苦恼的样子，旁人就只好再提示一下了。

“可能是河吧。”博尔霍夫说。

“不，就是悬崖。我们一到那儿，您真难相信，就碰到猛烈的火力，跟地狱里一样……”

这时棚子外面有人在找我，原来是马克西莫夫。因为我只听了攻打两座鹿砦的不同故事，还剩下十三座要听，所以乐得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回自己排里去。特罗先科和我一块儿出来。“尽撒谎，”我们离开那棚子几步远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他根本没有打过鹿砦。”特罗先科说着温厚地放声大笑，我也不禁觉得好笑起来。

十三

我收拾了一下，回到我的士兵们那儿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只有篝火把营地照得昏昏朦朦。一段大树桩在炭火上阴燃着。它的周围只坐着三个人：安东诺夫在火上转动着一只小锅煮里亚布科[10]，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用一根小枯枝扒着灰烬，奇金含着那个永远抽不着的烟斗。其余的人都已各自休息去了——有的在弹药箱下，有的在干草上，有的在篝火旁边。借着炭火的微光，我看到了那些熟悉的脊背、腿和脑袋；新兵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紧靠火边躺着，看来已经睡着了。安东诺夫给我腾出一个位子。我挨着他坐下抽起烟来。雾和湿柴冒烟的气味充塞空中，刺激着眼睛，幽暗的天空依然降着霏霏微雨。

我们旁边可以听见均匀的鼾声，火堆中树枝的毕剥声，低低的人语声，偶尔还有步兵枪支的哗啦声。前后左右到处是熊熊篝火，一堆堆的照出它周围不大圈子里的士兵的黑影。离得最近的一些篝火旁边的亮处，士兵们光了膀子，在火上摆动着自己的衬衣。还有许多士兵不曾睡，在十五平方俄丈的范围内走动，说话；但是深沉的黑夜给所有这些活动增添了特殊的神秘的气氛，仿佛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的岑寂，生怕破坏它的柔美的和谐。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异样；在所有坐在火边的士兵的脸上，我也发现流露出同样的心情。我还以为在我来到以前，他们是在谈受伤的同伴；可是根本不对：奇金是在谈他到第比利斯领取东西以及那儿的学生的情形。

凡是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在高加索，我总发现我们的士兵在危险临头的时候避而不谈可能对同伴的士气有不良影响的事情，显得极有分寸。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不像南方人的勇气那样是基于霎时燃起又倏忽即逝的热情上，他们是不容易激励，也同样难于气馁的。他们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鼓动、演说、雄壮的呐喊、歌曲和军鼓；相反，他们需要的却是安静，秩序，不做任何不自然的事。在俄罗斯士兵身上，在真正的俄罗斯士兵身上，您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危险临头时发愁，急躁；相反，他们性格的特征却是谦逊，纯朴，能把危险置之度外，而从中看到完全别的东西。我见过一个士兵，他的腿受了伤，最初一刻却只惋惜新短皮大衣被子弹打穿，又有一个驭手，他的马被打死，他从马身底下爬出来，先解马肚带，好把鞍子取下来。谁不记得围攻格尔格比尔时的那件事？当时炮库里有一颗装上火药的炸弹雷管着火了，炮兵军士就叫两个士兵快把炸弹搬出去扔到悬崖下面，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到就近的悬崖去扔，因为上校的帐篷就在那旁边，他们把炸弹搬远一些，以免惊醒帐篷里老爷们的清梦，结果两个人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我还记得一八五二年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战斗中不知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蠢话，好像是说他们的排已无法从那儿脱身了，于是全排人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而那句蠢话他们连重复一下都讨厌。就说眼下吧，每个人心里总都该惦记着韦连丘克，而且鞑靼人每秒钟都可能偷偷地过来向我们放一排枪，但是大家都在听奇金讲生动的故事，谁也不提今天的战斗，不提面临的危险或受伤的人，就好像这都是天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或者就简直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脸色比平时略微阴沉一些；他们听奇金讲故事的时候也并不太专心，连奇金也感到他们不在听他，不过他还是讲他的。

马克西莫夫走到篝火跟前来，坐在我身边。奇金给他让了个地方，住了口，又吸起烟斗来。

“步兵派人到营地取伏特加，”沉默了好一阵以后，马克西莫夫说，“现在回来了。”他向火里吐了一口痰，“那军士说，他们见到我们那个同伴了。”

“怎么样，还活着吗？”安东诺夫问道，一边转动着小锅子。

“不，死了。”

那新兵突然把戴着红顶帽的小脑袋抬到火堆之上，朝马克西莫夫和我愣愣地看了一会，然后又迅速地低下头，拿大衣裹住身子。

“瞧，怪不得早晨我在停炮场叫醒他的时候，死神已找上他了。”安东诺夫说。

“废话！”日丹诺夫一边转动着阴燃的树桩，一边说道，于是大家都不做声了。

一片寂静中，我们后面的营地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鼓手听见了，便敲起晚鼓来。最后的鼓点一停，日丹诺夫便首先站起来，脱下帽子。我们也都照着他做。

在静静的深夜里，响起了和谐的男声合唱：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11]

“四五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士兵在这儿受了暗伤，”当我们戴上帽子，又在火边坐下的时候，安东诺夫说道，“我们把他放在大炮上运了两天……你还记得舍甫琴柯吧，日丹诺夫？……后来就把他留在一棵树底下了。”

这时有个留着大胡子和小胡子相连的步兵，背着枪和背包，走到我们的篝火旁边。

“老乡，让我接个火抽烟斗。”他说。

“行，抽吧，火有的是。”奇金说。

“老乡，您兴许说的是达尔戈的事吧？”步兵扭头对安东诺夫说。

“是说四五年达尔戈的事。”安东诺夫答道。

那步兵摇摇头，眯缝起眼睛，在我身边蹲下来。

“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他说。

“为什么把他丢下了呢？”我问安东诺夫。

“因为他肚子痛得不行。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倒还好；一动，他就没命的直嚷嚷。死活要我们把他留下，可我们总可怜他。嘿，那工夫，他又拚命追击我们，打死我们炮兵班的三个人，打死一个军官，弄得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炮兵连。真倒霉！都以为炮也拉不走了。泥泞得厉害啊。”

“最泥泞的要算是印第安山[12]下了。”有一个士兵插嘴说。

“是啊，就在那儿，他更糟了。我跟老炮兵军士阿诺申卡估摸他真的活不成了，他自己又死活要我们把他留在那儿，我们也只好这么办了。那儿有一棵树，顶盖挺大，我们拿了些泡过的面包干——日丹诺夫带着——给他摆在身边，把他靠在那棵树上，换上干净的衬衫，郑重地跟他告别，就把他留下了。”

“是个好样儿的兵吗？”

“是不错的兵。”日丹诺夫说。

“他后来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安东诺夫继续说，“我们有好多弟兄留在那儿。”

“就在达尔戈吗？”那步兵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剔着烟斗，又眯起眼睛，摇摇头，“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

他说完就离开我们走了。

“到过达尔戈的兵，在我们炮兵连里还多吗？”我问。

“哪里！只剩日丹诺夫，我，现在休假的帕灿，还有五六个人。再没有了。”

“怎么，我们那个帕灿休假玩忘了吧？”奇金说着放下腿，把头枕在原木上。“你算算，他走了都快一年了。”

“你休过一年的假吗？”我问日丹诺夫。

“没有，没休过。”他不乐意地答道。

“家里有钱的，能回去自然是好，”安东诺夫说，“再不然自己有力气干活的，回去也好，自己脸上光彩，家里人也高兴。”

“可弟兄两人的，怎么能回去呢？”日丹诺夫继续说，“人家自己能口就不错，拿什么给我这当兵的吃？当了二十五年兵，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了。再说，他们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

“难道你就没有写过信？”我问。

“怎么没有写！去了两回信，都没有回音。不是死了，就是不愿写，意思挺明白，自己过着穷日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写信去很久了吗？”

“从达尔戈回来以后，写了最后一封信。”

“你还是唱《小白桦》吧。”日丹诺夫对安东诺夫说道，安东诺夫这时正把臂肘支在膝盖上，哼着什么歌。

安东诺夫唱起了《小白桦》。

“这是日丹诺夫大叔最最爱听的歌，”奇金把我的大衣拉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有一回菲利普·安东内奇唱起这支歌，他都哭了。”

日丹诺夫先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阴燃的木炭，脸上映着微红的火光，显得十分忧郁；后来他耳朵下面的颧骨开始越来越快地动起来，他终于立起身，铺开大衣，在篝火后面的黑地里躺了下去。也许是他躺下睡觉以后还在辗转反侧，发出哼哼声，也许是韦连丘克的死和这阴郁的天气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确实觉得他是在哭。

那树桩的下部已变成木炭，偶尔发出火光，照亮了安东诺夫的身影，他的花白的小胡子，红彤彤的脸膛，搭在身上的大衣上的勋章，还有不知是谁的靴子，脑袋或背。天上仍下着凄凉的微雨，空中仍然闻到潮气和烟味，四周仍然可见欲灭未灭的点点篝火，一片岑寂中还听得见安东诺夫的悲戚的歌声；在歌声中断的刹那间，营地上夜间轻微的响动——哨兵步枪哗啦一下、打鼾、低语的声音就应和了起来。

“换第二班！马卡秋克，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喊道。

安东诺夫停止唱歌，日丹诺夫爬起来，叹了口气，跨过原木，拖着脚步向大炮走去。

（1855年6月15日）

潘安荣 译

[1]沙皇军队为了扑灭以沙米尔为首的高加索山民的反抗斗争，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树林。

[2]士兵的牌戏。

[3]一种牌戏，输者鼻子需受牌击。

[4]法语：您好。

[5]一种腰带形状的钱袋，士兵们通常把它缚在膝盖下面。——作者注。

[6]帕谢克（1808—1845）、斯列普佐夫（1815—1851）都曾任沙俄高加索部队少将衔团长。

[7]叶尔莫洛夫（1777—1861），沙俄步兵上将，曾参加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七年曾任高加索军团司令，高加索战争初期的格鲁吉亚总司令。著有《笔记》一书。

[8]乌克兰语。

[9]高加索旧银辅币，约合二十戈比。

[10]士兵的食物，用泡过的面包干加猪油煮成。——作者注。

[1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被称为“主祷文”。

[12]指高加索主脉的支脉安吉山。沙米尔的府邸达尔戈村就在这里的群山之中。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朝霞刚开始渲染着萨蓬山上的天空；深蓝色的海面已经抹去了黑夜的朦胧，正等着最初的阳光来发出灿烂喜悦的光辉；寒气和迷雾从海湾飘来；因为没有雪，一切都显得黑沉沉的，但是凛冽的晨寒刺面，霜在脚下沙沙作响。从远处传来不停的海水的轰轰声，间或被塞瓦斯托波尔的隆隆的炮声所淹没。只有这澎湃的浪涛声打破早晨的寂静。从战舰上传出了八下幽微的钟声。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北部[1]，白天的活动逐渐取代了夜间的宁静：这儿有一小队换哨的士兵走过，把步枪弄得铿锵作响；那儿有个医生赶着到医院里去；这儿有个士兵从掩体里爬出来，用冰水洗那晒黑了的脸，然后，转身对着闪耀着红霞的东方，迅速地画着十字，祷告上帝；那儿一辆骆驼拉的又高又笨的玛扎拉[2]，装着差不多堆到顶的血迹斑斑的尸体，轧轧响着运到墓地去埋葬……您要是走近码头，就可以闻到煤、粪肥、潮湿和牛肉发出的一股怪味儿；成千样不同种类的东西——木柴、肉、土筐、面粉、铁等等——都堆在码头附近；各团的士兵，有的背着背包和枪，有的没背背包和枪，都挤在那儿抽烟，骂街，把笨重的东西搬运到一条停泊在浮桥旁的冒烟的轮船上；私人的渡船载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士兵、水手、商人和妇女，有的正在靠拢码头，有的正从码头上开走。

“先生，您到伯爵码头去吗？请上来吧！”两三个退伍的水兵从船上站起来向您兜揽生意。

您可以选一只离您比较近的小船，跨过躺在离船很近的烂泥里的一匹枣红马的半腐烂的尸体，向船舵走去。接着，您就离岸了。这时，您周围的海正在朝阳下闪耀。在您前面，一个穿驼毛大衣的老水兵和一个浅色头发的小伙子正在默不做声地使劲划着桨。您望着遍布在海湾远近的舰只的有条纹的庞大船身、像小黑点似的在一片闪光的蔚蓝里起伏着的舢板，眺望着在对岸现出的、被朝阳的玫瑰色的华彩映照着的美丽明媚的都市建筑，眺望着防御浮栅和在水面到处凄切地矗立着黑桅杆尖的沉船周围泛着泡沫的白线，眺望着在远处晶莹的水天之际隐约出现的敌军舰队，眺望着被桨激起的起着泡沫的浪花和在浪花中跳跃的咸水泡。您听着有节奏的打桨声、从水面传到您耳边的人语声，以及您似乎觉得越来越猛烈的塞瓦斯托波尔威严的炮击声。

一想到您也在塞瓦斯托波尔，一种勇气和自豪感就不能不深入到您的内心，您的血不由得在血管里流得更快了……

“先生，直接从基斯坚丁[3]旁边穿过去吧！”老水兵一面这样跟您说，一面回过头来看您掌舵，是否让小船走对了方向，“右舵。”

“这艘战舰上的炮还是全的呢。”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在经过战舰时打量着它说。

“那还用说：这是艘新船，科尔尼洛夫[4]在上面待过。”老水兵也瞧了瞧战舰说道。

“你看，在那边爆炸了！”小伙子在长久的沉默以后说，他瞧着突然在南湾的高空出现的一片正在扩散的白色的烟云，随之而起的是榴弹爆炸的剧烈的响声。

“这是他[5]今天在新炮台上开炮。”老水兵加了一句，同时漠不关心地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喂，米什卡，加把劲！赶过那条驳船。”于是，您的小船就在海湾间宽阔的海面上更加迅速地滑过，真的赶过了那条堆满了麻袋、由几个笨拙的士兵笨手笨脚地划着的沉重的驳船，然后便在停泊在伯爵码头上的许多各式各样的小船间靠岸了。

滨海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穿灰军服的士兵、穿黑军服的水兵和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熙熙攘攘。村妇们在卖面包，俄罗斯的庄稼汉们站在茶炊后面大声吆喝着卖热蜜水；也就在这儿，在码头的头几个石级上，乱堆着生锈的炮弹、榴弹、霰弹和各种口径的铁炮。再往前一点，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乱放着巨大的方木和炮架，躺着睡着了的士兵；有马匹、车辆、绿色的大炮、弹药箱、步兵的架着的步枪；步兵、水兵、军官、妇女、孩子、商人不断地来来往往；装着干草、麻袋和大桶的大车络绎不绝；在某处，有一个哥萨克和一位军官骑着马跑过来或是一位将军坐着马车驶过去。街的右边筑了一道防寨，防寨的炮眼里安着几门小炮，有个水兵坐在旁边吸烟斗。左边有一座华丽的大厦，山墙上写着罗马数字，墙根下有几名士兵和几副血迹斑斑的担架，——到处您都可以看见军营的令人不愉快的痕迹。您的最初的印象一定是极不快的：军营生活和都市生活、美丽的城市和肮脏的野营的奇怪的混合物，不但不美，而且显得令人可憎地杂乱无章；您甚至会觉得大家都惊慌万状，东奔西跑，不知所措。可是，要是您更近地瞧瞧那些在您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您就会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就拿这个辎重兵说吧，他一面牵着三匹枣红马去饮水，一面那么安详地哼着一支小曲，显然，他不会在这个乱哄哄的人群中迷路，对他说来，这人群是不存在的，而且，他无论执行什么勤务——饮马或是拖运大炮，——都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自信，那么冷漠，就像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图拉或是萨兰斯克的什么地方似的。在那位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的过路的军官的脸上，在坐在防寨上抽烟的水兵的脸上，在守着担架、在过去的议会大厅的台阶上守候着的担架兵的脸上，在那穿过街道、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上，以免弄湿自己的粉红色衣裙的姑娘的脸上，您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

是的！假如您是初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您一定会感到失望。在任何一张脸上，您都看不到忙乱、慌张、甚至激昂慷慨、为国捐躯、坚决果断的痕迹，——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您所看到的只是平凡的人们在平静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因此，您也许会因为您过度兴奋而责备自己，对您根据北部的所见所闻而在您心里形成的有关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们的英雄行为的概念的真实性，有点怀疑吧。可是，在您开始这样怀疑之前，您不妨先到棱堡去瞧瞧正在保卫阵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或者，最好直接到对面那座以前曾做过塞瓦斯托波尔议会的大厦里去，那儿的台阶上正站着守着担架的士兵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可怕而凄惨的、伟大而有趣的、然而是惊心动魄的、使灵魂崇高的景象。

您到议会大厅里去吧。您一打开门，四五十个截肢的和伤势非常严重的伤员，有的躺在病床上，但多半却躺在地板上的这种情景和室内的气味，会猛然使您触目惊心。您不要听信使您在大厅门口逡巡不前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坏的感情，——往前走吧，别因为您好像是来瞧瞧受难者而感到不好意思，也别不好意思走过去跟他们谈谈：不幸的人喜欢看到人们同情的脸，喜欢讲讲自己的痛苦，还喜欢听爱护和同情的话。您可以从病床之间穿过去，找个面色比较不那么严厉、不那么痛苦、您可以放心走近前去和他交谈的人。

“你哪儿受伤了？”您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地问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兵，他正坐在病床上，用和善的眼光盯着您，好像在邀请您到他跟前去似的。我所以说“畏畏缩缩地问”，就因为痛苦不但引起深切的同情，而且不知为什么还会使人产生惟恐伤害别人的感情，产生对能够忍受痛苦的人的崇高的敬意。

“腿上。”士兵答道；但是就在这时候，您自己从被子的皱褶上也看得出，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上面起都没有了。“现在谢谢上帝，”他接着说，“我想出院了。”

“你早就受伤了吗？”

“已经第六个星期了，先生！”

“怎么样，你现在还疼吗？”

“不，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只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小腿肚好像有点儿疼，平时倒没什么。”

“你是怎么受伤的？”

“那是在第五棱堡，先生，第一次炮击的时候：我把炮瞄准了，刚要到另一个炮眼去的时候，他就打中了我的腿，我好像一脚踩空掉进坑里去似的。再一瞧，我的腿没了。”

“难道你在最初的一刹那不觉得疼吗？”

“那倒没什么；只好像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使劲捅了一下我的腿。”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也没什么；只是在他们把我的皮肤绷紧的时候，好像火辣辣地有点儿疼。主要的是，先生，别想得太多：你不想，它就没什么。这痛苦多半是因为人想的缘故。”

这时候，有个系着黑头巾、身穿灰条子连衣裙的女人向您走过来；她加入了您和水兵的谈话，她开始谈起他，谈起他的痛苦，谈起四个星期来他那伤势险恶的情形，又说他受了伤还要担架停下，让他瞧瞧我们的炮台发射排炮，她又说，亲王们如何跟他谈话，并且赏给他二十五卢布，而他又是如何告诉他们，要是他不能再去作战的话，他就要求回棱堡去教练青年士兵。这个女人一口气叙说着这一切，她一会儿瞧瞧您，一会儿瞧瞧水兵；水兵把脸转过去，好像不愿听她说话，在那儿扯枕头上的一个棉线团[6]，她的眼睛里露出一种特别高兴的光芒。

“先生，她是我的老伴！”水兵跟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好像是说：“您得原谅她。谁都知道，娘儿们爱说废话。”

您开始了解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您在这个人面前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为了对他表示您的同情和赞叹，您要对他说的话真是太多了；可是您找不出话来，而头脑里想的那些话呢，又词不达意，——所以，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不自觉的伟大面前，在这种坚强的精神面前，在这种对自身的崇高品德感到羞涩的心情面前，您就会俯首无言。

“好吧，愿上帝保佑你早日恢复健康。”您对他说，然后您又在另一个病人前面停下来，他躺在地板上，好像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

这个人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脸浮肿而又苍白。他仰面躺着，把左手甩到后面，显出剧烈痛苦的样子。他那焦干的嘴张着，呼吸困难，发出嘶哑的声音；呆滞的蓝眼睛向上翻着，裹着绷带的右手的残肢从滑落下去的被子底下伸出来。腐肉的恶臭更使您惊骇，而且从这个受难者的四肢的散发出来的、消耗体力的内热，好像也在侵袭着您。

“怎么，他昏过去了吗？”您问跟在您后面的那个女人，她亲切地瞧着您就像瞧着自己亲人似的。

“没有，他还听得见，不过病情很严重。”她小声地加了一句，“我刚才给了他点儿茶喝，——唉，尽管不是自己的亲人，总得有点怜悯心，——他差不多不会喝了。”

“你觉得怎么样？”您问他。

这位伤员听见您的声音就把眼珠转过来，可是他看不见，也不明白您的意思。

“心里烧得慌。”

再往前一点，您看见一个年老的士兵在换衬衣。他的脸和身体似乎是咖啡色的，瘦得像具骷髅。他的整只胳膊都没有了：是齐肩截除的。他很有精神地坐着，他已经痊愈；可是从他那没有生气的、暗淡的眼神里，从他那瘦得可怕的身体和满脸的皱纹上，您可以看出这个人已经在忧患中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在对面的一张病床上，您看见一张女人的苍白、娇嫩、充满痛苦的脸，面颊烧得通红。

“她是我们这儿一个水兵的老婆，五号那天被一颗炮弹把腿给打伤了，”您的那位女向导这样告诉您，“她是到棱堡里去给丈夫送饭的。”

“怎么，把腿截除了吗？”

“从膝盖上面截除的。”

要是您的神经坚强的话，现在请您从左边的门进去吧：这是个包扎伤口和施行手术的房间。在那儿您可以看见军医们从手到胳膊肘都沾满了鲜血，脸色苍白而阴沉，站在一张病床的周围，忙着给一个躺在床上、已经上了麻药的伤员施行手术。那个伤员睁着眼睛，像说呓语似地在说些无意义的、有时是朴实而动人的话。军医们正在从事一项令人厌恶而又大有裨益的截肢工作。您可以看见锐利弯曲的手术刀切入白色壮健的肉体；您可以听见那个伤员在突然恢复知觉的时候发出可怕的撕裂人心的叫喊和咒骂；您可以看见医士把截去的胳膊扔到墙角里；您可以看见，就在这间屋子里，另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因瞧见自己的伙伴在动手术，便痉挛、呻吟起来，这与其说是由于肉体上的痛楚，倒不如说是由于等待的精神上的痛苦；您可以看见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景象；您看到的战争将不是队形井然、美丽雄伟的队伍，不是军乐悠扬、战鼓咚咚、军旗飘扬和骑着骏马的将军，而是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

一离开这所痛苦的房子，您一定会体验到一种愉快的感觉，您一定会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空气，因为想到自己的健康而感到高兴，可是，当您回想起这些痛苦时，您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您也就会沉静地、毫不犹豫地向棱堡走去……

“和这么多人的死亡这么多人的痛苦比起来，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虫豸的死亡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一看见明朗的天空、灿烂的阳光、美丽的城市、洞开的教堂、熙来攘去的军人，就马上会使你的心情恢复它那轻率、斤斤计较和只顾眼前的常态。

您也许会迎面碰上一个军官的殡葬行列从教堂里出来：人们抬着粉红色的棺材，奏着哀乐，打着飘扬的神幡；也许从棱堡发出的炮声会传到您的耳边，但这并不会唤起您刚才的想法；在您看来，出殡的行列是个非常美丽雄伟的场面，炮声是一种非常美丽雄壮的音乐，因此，您并不会把您刚才在卫生救护站所联想到的有关痛苦与死亡的明确的思想，和这种场面与这种炮声连在一起。

走过教堂和防寨，您就到了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方。街道两边全是小铺和饭馆的招牌。商人、戴着帽子或是包着头巾的女人、服装讲究的军官——一切都向您说明居民精神上的坚定、自信和安全感。

如果您想听听水兵和军官们的闲谈，就请您走进右边那家饭铺去吧：那儿，他们想必在谈论昨夜的情况，谈芬妮卡，谈二十四日的血战[7]，谈肉丸子又贵又不好吃，谈伙伴中谁跟谁被打死了。

“他妈的，我们那边眼下真是糟透了。”一个围着绿色毛围巾、淡黄头发、没有胡子的年轻的海军军官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们是哪儿？”另一个军官问他。

“第四棱堡。”年轻的军官答道；一听到“第四棱堡”几个字，您一定会怀着更大的兴趣，甚至某种敬意望着这位淡黄头发的军官。他那过分的满不在乎的神气，指手画脚的姿态、高声的谈笑，过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放肆，而现在您却认为这是有些非常年轻的人在经历过危险以后所常有的那种特殊的好勇斗狠的情绪；不过，您还是想，他一定会跟您谈谈第四棱堡由于炮火袭击怎么糟糕的情形：其实满不是那回事！他所说的糟乃是因为泥泞。“你就没法走近炮台。”他一面说，一面指着从小腿肚以上满是烂泥的长筒靴。“我的一个最好的炮长今天被打死了，恰好被打中了脑门。”另一个军官说。“谁？是米秋欣吗？”“不……喂，你们打算给我小牛肉不给？混账东西！”后面的话是他对饭铺堂倌说的，“不是米秋欣，是阿布拉西莫夫。这小子真棒——参加过六次出击。”

在餐桌的另一角，坐着两位步兵军官，他们面前摆着几盘肉丸子配青豆和一瓶所谓“波尔多”的克里木酸酒：那位红领子军大衣上佩着两颗星的年轻军官，正在向另一位黑领子军大衣上没有佩星章的老年军官讲述阿尔马战事[8]。前者已经有几分醉意；从他那时时中断的叙述里，从他表示怀疑人家是不是相信他的那种犹豫不决的眼神里，尤其是从在这整个战事中他所起的作用似乎太大、一切情形也似乎太可怕了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叙述离开事实真相未免太远了。可是您对于这种您今后还会在俄国各地常常听到的故事并不感到兴趣，因为您想赶快到棱堡去，特别是到第四棱堡去，到您已经听到有关它的那么多种种不同的故事的这个棱堡去。每逢有人说起他曾到过第四棱堡时，他总是带着特别的高兴和骄傲；每逢有人说“我要到第四棱堡去”时，他一定会显出某种轻微的激动或者过分的冷漠；每逢有人想拿另一个人开玩笑时，他就说：“该把你送到第四棱堡去”；每逢有人遇见担架时问：“从哪儿来？”回答多半是：“从第四棱堡来。”总之，关于这个可怕的棱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那些从来没到过那儿、深信凡是到第四棱堡去就必死无疑的人的看法；另一种是：那些生活在那儿的人的看法，就像那个淡黄头发的海军准尉那样，说起第四棱堡时，把那儿是干燥还是泥泞，掩蔽部是冷还是热之类的话告诉您。

您在饭铺里待了半个钟头，天气忽然变了：弥漫在海上的雾气已经凝成了灰色、单调、含有雨意的密云，遮住了太阳；接着便下了一阵凄凉的细雨，打湿了屋顶、人行道和士兵的大衣……

再过一道防寨，您从右首的门穿出去，就走上了大街。这道防寨的对面，街道两边的房屋都无人居住，没有招牌，门上钉着木板，窗子被打坏了，这儿的墙角被打塌了，那儿的屋顶被打穿了。这些建筑物好像是上了年岁、饱经忧患的老兵，似乎在骄傲地、有几分蔑视地瞧着您。在路上，您常常会在遍地的炮弹上和被榴弹在石头地上炸开的水坑里磕磕绊绊。在街上，您会遇到或是超过一队队的士兵。哥萨克步兵和军官；有时还会遇见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小孩，可是那已不是戴着帽子的女人，而是穿着旧皮袄和军靴的水兵的老婆。在街上再往前去。然后走下一个小山坡，您就再也看不见您周围有什么房屋了，只看见奇形怪状的一堆堆的碎砖、木板、黏土和原木；在您前面一座陡峭的山坡上，您会看见一片黑魆魆的、泥泞的、挖满壕沟的空地，而这个在您前面的地方，就是第四棱堡……在这儿，您遇见的人就更少了，根本看不见女人，士兵们急急忙忙地走着，路上到处都有血滴，而且您准会碰上四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准有一张蜡黄的脸和一件血污的军大衣。如果您问：“他哪儿受了伤？”假如这人是轻伤的话，担架员们就会对您不屑一顾地、气冲冲地回答说：腿上或是手上；或者，要是担架上看不见脑袋，这人已经死了或是受了重伤的话，那他们就会板着脸一声不吭。

当您开始爬上山去的时候，不远的炮弹或榴弹的呼啸声就会使您不愉快地大吃一惊。您会忽然理解到这种炮声的意义，和您在城里听见这种炮声时所理解到的意义迥然不同。一种宁静愉快的回忆突然从您心里掠过；于是您就开始更多地为您自己考虑，而不是去进行观察；您变得不大注意周围的一切了，一种令人不快的踌躇的情绪就会突然支配着您。虽然在看见危险的时候，您心里会突然冒出一种卑鄙的声音，可是特别是在您一眼瞥见一个士兵挥动着胳膊滑下山来，在烂泥浆里迈着快步，笑着打您身边跑过时，您就会把这种声音压下去，您就会不由得挺起胸膛，把头昂得更高，去继续攀登那座又滑又粘的小山。您刚爬了没几步，来复枪的子弹就开始从您左右两边嗖嗖地掠过，您也许会考虑，您是不是下到和道路平行的堑壕里去走的好；可是那条堑壕里充满没膝的发臭的黄泥浆，所以您一定得选择这条山路，何况您又看见大家都走这条路。走了二百来步时，您便走进了一片坎坷不平的泥泞的空地，周围到处是土筐、土堤、炮弹库、平板车和土屋，在这上面安着几门铁铸的大炮和一堆堆码得很整齐的炮弹。您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毫无目的、没有联系和秩序地乱堆在一起的。这儿，有一群水兵坐在炮台上；那儿，在空地中央有一门被击毁的大炮半截被埋在烂泥里；这儿，有一个步兵扛着一枝步枪，正在费劲地从烂泥里拔出脚来，一步步地走过炮台。但是到处，从四面八方，在所有的地方，您都可以看见碎瓦片、没有爆炸的榴弹、炮弹和营地留下的痕迹，这一切都陷在烂泥浆里。您好像听见离您不远的地方有炮声，又好像听见从四方八面传来声音各异的子弹声——有的像蜜蜂的嗡嗡声，有的呼啸而过，有的急促或是像琴弦发出的嘤嘤声，——您还会听到可怕的隆隆的炮声，使您胆战心惊，而且您觉得这种炮声不知为什么非常可怕。

“原来这就是第四棱堡，这就是那个可怕的、确实非常恐怖的地方！”在您感到一种轻微的骄傲感和一种强压下去的恐怖感时，您心里会不由得想道。可是您会失望的：这还不是第四棱堡。这是亚佐诺夫多面堡——比较起来是个非常安全、根本不可怕的地方。要到第四棱堡去，您得向右拐，沿着这条刚才有个步兵弯着腰，慢慢走过去的狭窄的堑壕前进。在这条堑壕里，您也许又会遇见担架、水兵和拿着铁锹的士兵；您会看见地雷的导火索、只有两个人弯着腰能钻进去的那座在泥泞中的掩蔽部；在那儿，您会看见黑海大队的哥萨克步兵在换靴子、吃东西、抽烟斗以及生活起居等事，接着，您又在各处看见那同样臭气难闻的泥泞、军营留下的痕迹和各色各样的废铁，再走三百来步，您又来到了一座炮台——在这块挖满坑洼的空地上，周围都是装满了土的土筐、架在板车上的大炮和土壁垒。在这儿，您也许会看见四五个水兵在胸墙下打纸牌，您还会遇到一位海军军官，他看出您是个好奇的新来者时，就会欣然把他的军事设施和一切可能使您感兴趣的东西指给您看。这位坐在炮身上的军官是那么镇静地用黄纸卷着烟卷，那么镇静地从这个炮眼走到那个炮眼，那么镇静地而又毫不装腔作势地跟您说话，因此，虽然子弹比以前越来越密集地在您头上嗡嗡地飞过，可是您自己却变得冷静下来，仔细地向这位军官问长问短，又用心地听他的讲述。这位军官会跟您谈起（但只有在您问起他的时候）五号那天炮击的情形[9]，说他的炮台上只有一门炮能打，在所有的炮手中只剩下了八个人，可是，第二天，即六号的早晨，他还是让所有的炮都开炮[10]了；他还会跟您说，五号那天有一颗榴弹打中了水兵的掩蔽部，打死了十一个人；他还会从炮台的一个炮眼里把离我军不出三四百俄丈的敌军的炮台和堑壕指给您看。我只担心一件事，当您从炮眼里伸出头去瞭望敌军时，在嗖嗖飞过的子弹的影响下，您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算看见了，您也会非常诧异：原来那座白色的石头壁垒离您那么近，而且在它上面还迸出一阵阵白烟，——原来那个白色的壁垒就是敌军——就是步兵和水兵们所说的他。

甚至很可能，这位海军军官出于虚荣心，或者干脆是为了让自己痛快一下，要当着您的面开上几炮。“叫炮长和炮手到大炮跟前去，”——于是大约十四名水兵就迅速地、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有的把烟斗塞进衣袋，有的把嘴里的面包干嚼完，钉了铁掌的皮靴咔嗒咔嗒地响着走上炮位，走到大炮跟前，装上炮弹。请您仔细瞧瞧这些人的脸，瞧瞧他们的姿态和动作吧：在那些晒黑的高颧骨的面孔的每条皱纹上，在每块筋肉上，在那些肩膀的宽度上，在那些穿着大靴子的两腿的粗度上，在每个沉着、坚定、从容不迫的动作上，都看得出构成俄国人的力量的这些主要特征——纯朴和顽强；可是，您会觉得在这儿的每张脸上，除了战争的危险、仇恨和痛苦这些主要的特征以外，还流露出认识到自己的尊严、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情操的痕迹。

突然，一声极其可怕的巨响，不仅震动了您的耳膜，而且震动了您的全身，使您不禁浑身哆嗦。接着您就听见炮弹远去的呼啸声，于是一股火药的浓烟就把您、炮位和在炮位上走动着的水兵们的黑影都给笼罩住了。对于我们的这一发炮，您会听见水兵们纷纷发出不同的议论，还会看见他们的兴奋和您或许不曾预料到的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就是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向敌人报仇雪恨的感情。“正好打中了炮眼；好像打死了俩……瞧，抬走了。”您会听见这样的兴高采烈的叫声。“瞧，他急了：说话就要向咱们开炮了。”有人这么说；果然，接着您就会看见您前面有火光一闪和一缕白烟；站在胸墙上的哨兵喊道：“大—大炮！”跟着一颗炮弹嗖的一声从您身边飞过，噗通一声钻进土里，在您四周激起的泥土和石块像漩涡般向上飞溅。这发炮弹把炮台指挥官惹火了，便下令给第二门炮和第三门炮都装上炮弹，敌人也开始对咱们进行还击，于是您就会体验到一种有趣的感情，会听到和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哨兵又喊道：“大炮！”于是您又听见那同样的响声和爆炸声，同样的泥石和激溅声。他或者会喊：“秋炮！[11]”于是您就会听见榴弹的均匀的、相当悦耳的呼啸声，一种难以和任何恐怖的事物发生联想的呼啸声。这种呼啸声以更快的速度逼近您，然后您就看见一个黑球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紧张的爆炸声。然后弹片带着尖利的呼啸声向四处飞溅，石块嗖嗖嗖地飞入天空，泥土溅满了您的全身。在听见这些响声时，您就会体验到快乐和恐怖交织在一起的奇妙的心情。在这一刹那间，当您知道炮弹在向您飞来时，您心里一定会想，这颗炮弹准会打死您；可是自尊心支持着您，而且谁也看不出，您的心像被刀割似的。然而，当炮弹飞过去而没有触及您时，您又会活跃起来，一种喜悦的、无法形容的愉快心情，虽然只有一瞬间，却占据着您，结果，您便在危险中，在这个生与死的游戏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就希望炮弹或是榴弹落在您周围越近越好。可是那个哨兵又嗄声大叫道：“秋炮！”又是榴弹的呼啸声、落地声和爆炸声；和这些声响混成一片，一个人的呻吟声使您吃了一惊。您和担架同时走近那个伤员，他躺在血泊和泥泞中，现出奇怪的、不像人的模样。这个水兵的胸部有一部分被炸飞了。在最初几分钟，他那溅满污泥的脸上，只现出惊惶和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所常有的一种佯装的稍嫌过早的痛苦表情；可是，当担架抬过来，他自己把没有受伤的半边身体躺下去时，您就会看到他的这种表情被一种昂扬的和难以表达的崇高思想的表情所替代：他的眼睛更亮了，牙齿咬紧了，头使劲昂得更高；当他被抬起来时，他叫担架停下，吃力地、声音发抖地对战友们说：“弟兄们，再见！”他还想说点什么，显然是想说点什么感人的话，可是他只是再次重复：“弟兄们，再见！”这时，一个水兵战友走近他，把军帽戴在这位伤员支起来的头上。然后，这个水兵就挥一挥手，沉着冷静地回到自己的大炮跟前。“每天就这样，七八个人，”海军军官为了回答您脸上现出的恐怖的表情，跟您说道。接着，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用黄纸卷着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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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您已经看见在防御阵地上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了，当您回去时，不知为什么，您毫不去注意到被毁坏的剧院去的一路上不断嗖嗖地掠过的炮弹和子弹，——您怀着平静的、昂扬的精神走着。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的信念，不但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您不是在无数的遮弹墙、胸墙、纵横交错的堑壕、地雷和重重叠叠的大炮上看到的，在这些东西上您什么也看不出，而是在人们的眼睛里、在言语举止上、在被叫作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上看到的。他们要干时，就干得那么干脆，那么轻松和卖劲，使您确信他们还能多干一百倍……他们什么都能干。您了解到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感情，并不是您自己所经验到的那种浅薄、虚荣、健忘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更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在人人都会遭受到的九死一生的机遇中，以及在这种不断的劳动、熬夜和泥泞的条件下泰然地生活。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加官晋爵，或者在威胁之下，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可怕的条件的：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只有现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的初期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它没有工事，没有军队，没有坚守的物质条件，可是仍旧没有丝毫的怀疑它决不会投降敌人；在那些日子里，那位可与古希腊媲美的英雄科尔尼洛夫在视察军队时曾说：“弟兄们，我们宁死也决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于是我们那些不善于说空话的俄国人答道：“宁死不屈！乌拉！”——只有现在，关于那个时期的故事，对您才不再是美丽的历史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您会清楚地了解到和想象出，您刚才所看见的那些人乃是一些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并不气馁，而是壮志凌云，不是为了一座城市，而是为了祖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已是黄昏了。临去的夕阳从遮满天空的灰色的云层里透射出来，霎时间发出了万道血红色的霞光，照亮了紫色的云彩，照亮了沧海和在浩淼平稳的海面上起伏着的巨舰和小船，照亮了城市中的白色建筑物和街道上熙来攘往的行人。林荫道上的军乐队奏出的一支古老的华尔兹的曲调，飘过水面，同棱堡上传来的炮声奇妙地应和着。

（1855年4月25日）

芳信 译

[1]塞瓦斯托波尔港将塞瓦斯托波尔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筑有防御工事。

[2]乌克兰南部的一种四轮大车。

[3]指“康斯坦丁”号军舰。——作者注。

[4]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战死。

[5]指敌人。

[6]这种棉线团是从破棉布上撕下来，以代替药棉为伤员裹伤用的。

[7]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发生因克尔曼血战（在塞瓦斯托波尔东南）。由于丹年贝格将军指挥失当，俄军惨败。

[8]一八五四年九月八日在塞瓦斯托波尔东北的阿尔马河上，发生了俄军与英法联军的第一次激战。

[9]一八五四年十月五日英法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第一次炮击。

[10]水兵们都说“开炮”，而不说“射击”。——作者注。

[11]臼炮。——作者注。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打出第一发呼啸着的炮弹，炸起了敌人工事上的泥土以来，六个月已经过去了；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成千上万颗榴弹、炮弹和枪弹不断地从棱堡飞到堑壕，从堑壕飞到棱堡，而死神也不断地在双方的上空翱翔。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满足，趾高气扬，成千上万的人长眠在死神的怀抱里。多少星章被戴上了，多少星章被摘下了，又有多少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多少粉红色的棺材和多少亚麻布的盖尸布！可是从棱堡上还是发出同样的炮声，在晴朗的夜晚，法国兵还是带着不由自主的战栗和迷信的恐惧，从自己的营地上瞭望着塞瓦斯托波尔棱堡的弹坑遍地的发黄的土地，瞭望着我们的水兵在棱堡上走动的黑影，数着有铁炮愤怒地伸出去炮眼；而且，我方的军士领航员还是从信号塔上用望远镜瞭望着法国兵的颜色斑驳[1]的幢幢人影，观测着他们的炮台、帐篷、在绿山上移动着的纵队和在堑壕里升起的硝烟；而且，不同种类的人群，还是以同样的热情，抱着更多的各种不同的希望，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向这个致命的地方。

可是，外交家无法解决的问题，用火药和流血就更难解决了。

我常常有一种奇想：如果交战国的一方面向另一方建议各自从军队中撤走一名士兵，那会怎么样呢？这种愿望可能显得很奇怪，但是为什么不来实行一下呢？然后双方都各自撤走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等，直到双方的军队里只剩下一名士兵（假定两军的力量相等，而且量可以被质所取代）。到那时候，假使在有理性的人们的有理性的代表们之间，确实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必须用武力来解决，那就让这两名士兵去厮杀好了——一个攻城，另一个守城。

这种议论似乎是奇谈怪论，但它是对的。真的，一个俄国人对同盟军的一个代表作战，同八万人对八万人作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不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呢？为什么不两万对两万呢？为什么不二十对二十呢？为什么不一对一呢？决不能说这一种办法比另一种办法更不合理。相反，最后一种要合理得多，因为它更人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战争是疯狂；或者如果人要制造这种疯狂，那他们就决不是像我们不知为什么通常所想的那样，是没有理性的。

二

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林荫道上，一支军乐队正在亭旁演奏，成群结队的军人和妇女都兴高采烈地在小路上漫步。春天明媚的太阳一早就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接着移到了棱堡上，然后又移到城市上，移到尼可拉耶夫兵营上，它用欢乐的光辉普照着万物；现在它又降落到远处蔚蓝色的大海上，大海有节奏地动荡着，闪烁着银光。

一个高个子、背有点驼的步兵军官，一面往手上戴着一只不十分白，然而很清洁的手套，从建筑在大海街左侧小小的水兵住宅中的一座小屋的便门里走出来，然后，他沉思地瞧着自己脚下，登上小山，向林荫道走去。这位军官的额头很低，其貌不扬，脸上的表情显出他的智力迟钝，可是，也显出他办事周到、诚实、为人正派。他的身材很难看——腿长、动作笨拙、举止之间好像有点怕难为情。他戴着半新的军帽，穿着一件紫得有点奇怪的薄军大衣，从衣襟下还露出一条金表链；他的裤脚上缝着套带，那双小牛皮靴子，虽然后跟有点磨歪了，可是干净锃亮，——但是，与其说是根据平时在步兵军官身上不常看到的这种装束，倒不如说根据他这个人的整个神态，一个老练的军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步兵军官，而是个身份略高的人。要不是他的相貌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他可能会被人家看作是德国人，或者是个副官，或者是个团军需官（那他就该带马刺了），或者是个在战时从骑兵队，也许是从近卫军临时调来的军官。他确实是从骑兵队调来的，而现在，当他上山向林荫道走去时，他想起了他刚才接到他的一位旧同僚（现在退伍了，是T省的一名地主）和他太太（脸色苍白、蓝眼睛的娜塔沙，他的很要好的朋友）的来信。他想起了信上的一段话，这位同僚写道：

“《残废人报》[2]一送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枪骑兵这样称呼他太太）就慌忙奔到外屋去，抓起报纸，跑到凉亭里的S形坐椅旁，或者跑到客厅里（你记得吗，当你的团驻扎在我们城里时，咱们在那儿一起度过了多么美的冬夜啊），然后，用你想象不到的热情，读你们的英雄事迹。她常常谈起你。她说：‘你瞧，米哈伊洛夫这人真可爱！等我看见他的时候，我非好好地吻吻他不可，——他在棱堡上打仗，一定会得到乔治十字勋章的，将来报上也一定会报导他，’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以致使我简直吃起你的醋来了。”他在另一处又写道：“我们的报来得太晚了，道听途说的新闻固然很多，但不能尽信。比如说，你认识的那几位玩音乐的小姐昨天就说，似乎拿破仑[3]已经被咱们的哥萨克抓住了，而且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消息我怎么能相信呢？有一个从彼得堡来的人（他是大臣的亲信，负有特别的使命，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当城里现在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出，他对我们来说是位多么消息神通[4]的人物啊！）曾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军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因此法军就和巴拉克拉瓦失去了联系，并说在这个战役中，我军被打死了二百人，而法军却高达一万五千人。内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兴高采烈，乐了一整夜；她说根据她的预感，你一定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且立了大功……”

读到我有意加了重点的那些单字和词句和看到这封信的整个语气，高傲的读者在对于穿着后跟磨歪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于他那位写“消息神通”而对地理有着那样奇怪概念的同僚，对于他那坐在S形坐椅上的脸色苍白的朋友（也许读者甚至会不无根据地想象这位娜塔莎的指甲大概很脏），总之，对于他所鄙视的这整个游手好闲、邋里邋遢的外省社交界，一定会在自己心里产生一种真实的，然而印象不佳的想法，——尽管如此，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惆怅而愉快的心情回忆起他那脸色苍白的外省女友，回忆起他常常在黄昏时和她坐在凉亭上谈情说爱的情景，回忆起当他们在书房里打赌注一个戈比的牌时，那位善良的枪骑兵同僚如何发脾气和如何赌输了，以及他太太又如何笑话他的情景，——他回忆起他们对他的友谊（他觉得从脸色苍白的女友方面也许还有一种超过友谊的东西）：这些人和他们家里的布置都以异常甜蜜的和令人欢娱的玫瑰色在他的心中掠过，于是他对自己的回忆微笑着，一面用手摸了摸放着他那封亲切可爱的信的衣袋。这些回忆对于米哈伊洛夫上尉所以会具有更大的魅力，就因为现在他所处的步兵团这个圈子，比他从前在T城以骑兵军官和太太小姐们的情人的姿态跻身其间、到处受到欢迎的那个圈子要逊色多了。

他以前的生活圈子比现在的要强多了，因此，在开怀畅谈的时候，他常常告诉他的步兵同事们说，过去他有自己的轻便马车，他曾经在省长的舞会上跳过舞，并且和总督打过牌；他们带着冷淡和将信将疑的神情听他讲，似乎只是不想反驳他、指出他的破绽而已——“让他说去吧”，如果说他对同事们的酗酒——痛饮伏特加，对他们用旧纸牌赌四分之一戈比的赌注，总之，对他们粗鲁的态度并没表示明显的鄙视的话，那无非是由于他的性格特别随和、善于与人相处和做事谨慎的缘故。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知不觉地从回忆转到幻想和希望。他穿着那双后跟磨歪的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走着，一面想道：“当娜塔莎忽然在《残废人报》上读到我如何头一个爬上大炮并得到乔治勋章的描述时，她该是多么又惊又喜啊。照老规矩我就该晋升大尉了。然后逐级晋升，今年很容易就可以升为少校，因为许多人被打死了，而且在这次战役中，我们中间一定还会有许多人被打死的。而且以后还有仗要打，于是像我这样一个知名人士就可以带一个团……当中校……挂上安娜勋章……当上校……”接着，他已经是将军了，根据他的幻想，他那位同僚到那时已经死了，娜塔莎做了寡妇，于是他就给她面子，去拜访她。当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林荫道上的音乐声更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边，人群也映进了他的眼帘；于是他发现自己是在林荫大道上，仍旧是原来那个微不足道的、胆小笨拙的步兵上尉。

三

他先走到军乐队在那儿的亭子跟前；同团的其他几名士兵拿着打开的乐谱，站在乐师们前面做乐谱架。文书、士官生、带着孩子的奶妈和穿着旧军大衣的军官，在他们的四周围成了一圈，与其说他们在听音乐，不如说他们在看热闹。大多数的水兵，副官和戴着白手套、穿着新的军大衣的军官在亭子周围站着、坐着或走来走去。各种各样的军官和各种各样的妇女漫步在林荫大道的林荫下，有些妇女戴着帽子，但多半包着头巾，也有不包头巾不戴帽子的，可是没有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值得注意的是，都是些年轻的女人。下面，在绿荫如盖、芳香扑鼻的刺槐林荫小道上，三三两两爱好幽静的人在那儿漫步或者闲坐。

在林荫道上碰见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也许除了他团里的两位大尉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跟他热烈地握手以外，谁也没有表示特别的高兴，可是前者穿着驼毛裤子，没有戴手套，军大衣都破了，满脸通红，一头是汗，而后者呢，大叫大嚷，肆无忌惮，以致令人羞于跟他们同行，尤其是在戴白手套的军官们面前。米哈伊洛夫上尉曾对其中一位军官——是位副官——鞠躬致意，而对另一位——是位校官——也可以鞠躬问候，因为他们在一位彼此都很熟的人那里已经见过两次。再说，他和奥布若戈夫跟苏斯利科夫这两位先生一天要见六次面，握六次手，那么，他跟他们一块儿散步有什么愉快可言呢？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才到军乐队这儿来的呀。

他很想走到他向他鞠躬问候的那位副官跟前去，和那些先生们谈谈话，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什捷茨基中尉和其他的人们看见他和他们谈话，而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可爱的人，而且消息又非常灵通——可能会跟他说点什么的……

可是，为什么米哈伊洛夫上尉要害怕，而且迟迟不敢走到他们跟前去呢？“万一他们不向我还礼，那怎么办？”他想，“或者他们跟我打过招呼之后，又接着他们谈自己的，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那又怎么办？或者他们干脆走开，把我一个人撂在显贵们中间，那又怎么办？”显贵这个词（意思是说不管哪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在咱们俄国（也许有人认为，这儿不应该有这种东西）从某个时期起就十分风行，而且深入到虚荣心所能深入到的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这种卑劣的嗜好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不会深入呢？）——深入到商人、官吏、文书和军官们中间，深入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和凡是有人的地方。既然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里人很多，所以也就有很多虚荣心，就是说也有显贵，虽然死神每分钟都盘旋在每个显贵和非显贵的头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看来，米哈伊洛夫上尉是显贵，因为他有一件整洁的军大衣和一副整洁的手套，虽然他有点尊敬他，对这一点却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看来，卡卢金是显贵，因为他是副官，而且和别的副官你我相称，所以他对他无甚好感，尽管他怕他。在副官卡卢金看来，诺尔多夫伯爵是显贵；他老是从心眼儿里骂他和瞧不起他，就因为他是皇帝的侍从武官。显贵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为什么佐博夫少尉在走过一个和校官坐在一起的同僚身边时，虽然没有什么可笑的，却要那么不自然地笑呢？就是为了要表明虽然他不是显贵，但丝毫也不比他们差。为什么校官要那么声音微弱地、懒洋洋地、拿腔拿调地说话呢？就是为了要向谈话的对方表明他是显贵，是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肯跟少尉说话。为什么士官生在跟一位初次见面、而且从来也不敢接近她的贵妇后面走时，要那么抡胳膊挤眼睛呢？就为了要对所有的军官表示，虽然他对他们脱帽敬礼，但他还是位显贵，而且他心里非常舒畅。为什么炮兵大尉要那么粗暴地对待那个善良的传令兵呢？就为了要向大家表明他决不巴结显贵，也不需要显贵，等等，等等，等等。

虚荣、虚荣，到处都是虚荣——甚至在行将就木的人和准备为了崇高的信念慷慨捐躯的人中间，也有虚荣。虚荣！它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和特种疾病。为什么在从前的人们之间就不曾听说过这种宛如天花和霍乱的恶癖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里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把虚荣的开始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它就是正确的，因而自愿屈从于它；另一种是把它当作不幸而又无法克服的条件的人，第三种是不知不觉地、在它的影响之下盲从地行动的人呢？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光荣和苦难，而我们当代的文学却只有“势力”和“虚荣”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呢？[5]

米哈伊洛夫上尉两次迟疑不决地从他认为是显贵的那些人身边走过，直到第三次才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身边。那一小圈人共有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对卡卢金本人来说，以前他甚至也多少算是位显贵；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一百二十二名上流社会的名流之一，他所以在退职后又参军，部分是受爱国心的影响，部分是受虚荣心的驱使，但主要的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这位俱乐部的莫斯科老单身汉，在这儿是属于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懂、对上级的所有命令都要指摘的牢骚派；还有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他也是一百二十二名英雄之一。米哈伊洛夫很幸运，卡卢金的心情非常愉快（将军刚才十分信任地跟他谈过话，而且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后又住在他那儿），所以他认为和米哈伊洛夫上尉握握手无损于自己的尊严，至于说普拉斯库欣，虽然他常常和米哈伊洛夫在棱堡见面，屡次喝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了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账，却下不了决心这样做。因为他和加利钦公爵还不大熟，所以他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出自己和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认识；他只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喂，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您还记得咱们在施瓦尔茨多面堡碰见的那天吗？打得真激烈，是不是？”

“是的，真激烈。”米哈伊洛夫说，他伤心地想起了那天夜间他那副狼狈相，当他弯着腰从堑壕里钻进棱堡去时，碰上了卡卢金把军刀弄得铿锵作响，精神抖擞地走来。

“照理，我应该明天去，可是我们那儿，”米哈伊洛夫接着说道，“有位军官病了，所以……”他原意是想说不该轮到他去，可是因为八连连长病了，连里只剩下一个准尉，所以他觉得建议自己去接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今天就要上棱堡去。可是卡卢金并没有听他说下去。

“我感到这几天会出什么事儿。”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怎么，今天总不至于出什么事吧？”米哈伊洛夫一会儿瞧瞧卡卢金，一会儿瞧瞧加利钦，胆怯地问道。谁也没有理他。加利钦公爵只是皱皱眉头，斜着眼睛从帽子旁看过去，他沉默了片刻，说道：

“那个包红头巾的女孩子真漂亮。您不认识她吗，上尉？”

“她是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一个水兵的女儿。”上尉答道。

“咱们去好好瞧瞧她。”

于是加利钦公爵便一手挽着卡卢金的胳膊，一手挽着上尉的胳膊；他事先就深信这不能不给后者以极大的愉快，而且的确是这样。

上尉很迷信，他认为在作战前调戏妇女是极大的罪恶，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却装得像个大色鬼，显然，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对此并不相信，这倒使那个包红头巾的姑娘大为诧异，因为她曾不止一次地看见上尉红着脸从她窗前走过。普拉斯库欣跟在他们后面，一个劲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国话评头品足；可是，因为四个人无法在小路上并排走，所以他只好一个人走，直到兜第二圈的时候，他才挽住了那位走过来跟他谈话、也很想加入这个显贵小圈子的、出名的勇敢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于是这位著名的勇士便欣然把自己那只肌肉发达、值得尊敬的胳膊伸到普拉斯库欣的胳膊弯里，虽然大家都知道，连谢尔维亚金自己也知道，普拉斯库欣是个不怎么好的人。普拉斯库欣为了要跟加利钦公爵说明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位海军军人的，便悄悄地告诉他说，这是一位著名的勇士，可是加利钦公爵因为昨天曾到过第四棱堡，曾看到过榴弹在离自己二十步的地方爆炸，便认为自己的勇敢并不亚于那位先生，而且认定很多人无非是徒有虚名罢了，所以他根本不理睬谢尔维亚金。

米哈伊洛夫上尉能和这一群人在一起散步真是开心极了，所以，他忘了从T城来的那封可爱的信，忘了由于一想到要去棱堡就丢不开的忧思，更重要的是，他忘了他在七点钟一定得回家这件事。他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到后来他们只是彼此交谈，避开他的视线，让他明白他可以走了，最后他们完全撇下他，自管走开。然而上尉还是心满意足，甚至在他经过那位昨天晚上头一次在第五棱堡的掩蔽部里过了一夜、便自以为是英雄，因此就特别骄傲和自负的士官生佩斯特身边时，他对于士官生那肃立和向他脱帽敬礼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怀疑的傲慢神态，丝毫没有感到不快。

四

但是上尉一迈过自己宿舍的门槛，他的头脑里就浮起了种种完全不同的想法。他看见自己小屋里高低不平的泥地、糊着纸的歪歪斜斜的窗户、自己的旧床、床上面钉着一张织着女骑士图的毯子、挂着两枝图拉制的手枪、以及和他同住的士官生的那张铺着印花布被子的肮脏的床铺；他看见他那头发又油又乱的尼基塔挠着头从地上爬起来；他看见自己的旧军大衣、私人的皮靴和一个给他准备带到棱堡去的小包裹（从里面露出肥皂似的干酪的一角和一个装着伏特加的黑啤酒瓶子的瓶颈），接着，他怀着近似恐怖的感情突然想起了他今天就得跟连队一起到战壕里去过一整夜。

“我今天一定会被打死的，”上尉想道，“我有这样的感觉。主要的是，本来用不着我去，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而那些硬要去的人往往都被打死。那个该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到底害的什么病呢？很可能他根本没病，而这儿为了他却有一个人要被打死，一定会被打死的。不过，要是不被打死的话，那我准能得到嘉奖。当我说‘要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有病，那就让我去吧’的时候，我看到团长是多么高兴啊。要是升不了少校，那弗拉基米尔勋章总是靠得住的。要知道我到棱堡去已经是第十三次了。唉，十三！这个倒霉的数字[6]。我一定会被打死的，我感到我会被打死的；可是总得有人去，因为一个准尉是不能带一连人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可关系到全团的荣誉，全军的荣誉。去是我的天职……是的，天职。不过，有一种预感。”上尉忘了每逢他要到棱堡去的时候，他都或强或弱地有过这样的预感，他也不知道，凡是去作战的人都会或强或弱地体验到这同样的预感。凡是智力不高的人一般都是这样，上尉的责任感也是特别发达和强烈的；这种责任感使他稍稍镇定下来，他在桌旁坐下，开始给父亲写诀别信，他跟他父亲最近因为金钱问题关系不大好。十分钟以后，他把信写好了，便泪眼模糊地从桌旁站起来，心里默诵着他所知道的所有的祈祷文（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自己仆人的面大声祷告上帝），并开始穿衣服。他还很想亲吻一下米特罗法尼的小圣像，这是他去世的母亲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对它有着特别的信仰，但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尼基塔的面这样做，所以他就把那个圣像从上衣里掏出来，以便他在街上不用解开纽扣就可以拿到它。那个醉醺醺的、粗鲁的仆人把新的常礼服懒洋洋地递给了他（上尉到棱堡去时平常穿的那件旧的还没补好）。

“为什么不把常礼服补好？你就知道睡觉，混蛋！”米哈伊洛夫气冲冲地说。

“还睡呢？”尼基塔埋怨道，“我成天都跟狗似地到处跑：人都快累趴下了——可这会儿还叫人别睡觉。”

“你又喝醉了，我看得出来。”

“又没花您的钱喝，您唠叨什么呀。”

“住口，畜生！”上尉大喝一声，准备揍这个仆人，他本来心里就够烦的，现在听到他喜欢的、甚至被他惯坏了的、已经伺候了他二十年的尼基塔的无礼的话，他简直火冒三丈，伤心极了。

“畜生！畜生！”仆人重复说，“老爷，您干吗骂我畜生呢？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骂人是不好的。”

米哈伊洛夫想起自己要去的地方，感到惭愧起来。

“要知道，尼基塔，随便谁对你都受不了，”他用温和的声调说，“这封给老太爷的信，就让它搁在桌上，你别动它。”他红着脸添了这么一句。

“是，老爷。”尼基塔说，他“用自己的钱”（诚如他所说）喝的酒性正在发作，他的心软了，他眨巴着眼睛，显然要哭出来了。

当上尉在台阶上说“尼基塔，再见！”的时候，尼基塔便禁不住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扑过去吻他的老爷的手。他哽咽着说：“老爷，再见！”

一个站在台阶上的水兵的老太婆，既然是个妇道人家，也就不能不参加到这个感伤的场面里来；她开始用肮脏的衣袖擦着眼睛，一面絮絮叨叨地说，连老爷都要去受这份罪，那当老爷还有什么用呢？又说她是个苦命人，如今守了寡，于是她便第一百次地对喝醉酒的尼基塔说起自己的不幸来：她的男人如何还在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就被打死了，她的小房子又如何整个儿被打毁了（她现在住的那所房子不属于她），等等，等等。老爷走后，尼基塔便点起烟斗，并且请房东家的小姑娘去买伏特加，他不但很快就不哭了，恰恰相反，竟为了一只似乎是被那老太婆踩坏了的小水桶跟她吵起来。

“也许我只是受伤而已。”上尉在暮色苍茫中带着一连人走近棱堡时这样自言自语地推想道。“可是伤在哪儿，伤得又怎么样呢？伤在这儿，还是这儿呢？”他心里指着腹部和胸部想道。“要是伤在这儿，”他想到腿的上部，“擦破点皮，那就好了。唉，要是伤在这儿，中了弹片，那就完了！”

然而，上尉还是弯着腰沿着交通壕平安地到达了战壕；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他和工兵军官一起把士兵们分别安排到各处工事上，便在胸墙下的一个小坑里坐了下来。炮火稀少；只是不时有火光一闪而过，一会儿在我们这边，一会儿在他那边，榴弹的发光的信管在黑暗的星空划出一道弧形的火光。但所有的榴弹都远远地落在上尉坐在那儿的避弹坑的后面和右面，所以他也就有点放心了，喝了点伏特加，吃了些肥皂似的干酪，抽了根香烟，接着祷告了上帝，就想稍许睡一会儿。

五

加利钦公爵，涅费尔多夫中校，还有在林荫道上碰见他们的那个士官生佩斯特男爵，以及谁也没叫他，谁也没跟他说话，可是他却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普拉斯库欣，都离开了林荫道，上卡卢金那儿去喝茶。

“喂，你还没把瓦西卡·门德尔的事跟我说完呢，”卡卢金脱下军大衣，坐在靠窗的一张舒适的软沙发椅上，一面解开整洁的、浆洗过的荷兰衬衫的领子，一面说，“他是怎么结婚的呢？”

“太可笑啦，老兄！Je vous dis，il y avait un temps où on ne parlait que de Ça à Pétersbourg，[7]”加利钦公爵笑着说，一面从他坐的钢琴旁站起来，在靠近卡卢金的窗台上坐下，“简直太可笑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全知道。”于是他快活地、俏皮地、生动地讲了一个恋爱故事；我们要把这个故事略而不谈，因为我们对它并不感兴趣。

然而，妙不可言的是，不仅是加利钦公爵，而且连所有这些先生们——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跷起了二郎腿，有的坐在钢琴旁，跟他们在林荫道上的时候似乎都判若两人：他们曾对步兵军官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可笑的妄自尊大和傲慢不逊没有了；在这儿，在自己的伙伴之间，他们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卡卢金和加利钦公爵真成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快活和善良的小伙子。他们谈的是彼得堡的同僚和熟人。

“马斯洛夫斯基怎么样了？”

“哪一个？是那位御林军的枪骑兵，还是那位近卫骑兵？”

“他们俩我都认识。我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近卫骑兵还是个孩子，刚离开学校。大的那个怎么样了——升骑兵大尉了吗？”

“哦！早就升了。”

“怎么，他还在跟那个吉卜赛姑娘鬼混吗？”

“不，甩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后来，加利钦公爵坐到钢琴旁，唱了一支吉卜赛小曲，唱得很好。普拉斯库欣，虽然谁也没请他，也跟着唱了起来，而且唱得这样好，以至大家真的请他合唱起来，为此，他感到十分得意。

仆人托着银盘走了进来，盘里放着茶、鲜奶油和8字形的小甜面包。

“端给公爵。”卡卢金说。

“想想都觉得奇怪，”加利钦拿起一杯茶走近窗前说，“我们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又有钢琴，又有加鲜奶油的茶，还有这么漂亮的住宅，真的，我真希望在彼得堡也有这样一套住宅。”

“哼，要是连这一点都没有，”那位对什么都要发牢骚的年老的中校说，“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眼看着每天打呀，打呀——打个没完没了，那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要是在这种时候还得在泥泞里生活，要什么没有什么的话……”

“那咱们的步兵军官们又怎么办呢，”卡卢金说，“他们在棱堡里和兵士们住在一起，住在掩蔽部里，喝兵士们喝的菜汤，那他们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所不明白的，而且，老实说，也没法相信，”加利钦说，“这些穿着肮脏的内衣、满身是虱子、手也不洗的人怎能够是勇敢的。你知道，cette belle bravoure de gentilhomme，[8]——是不可能有的。”

“他们甚至不懂得这种英雄气概。”普拉斯库欣说。

“你胡说什么呀，”卡卢金气冲冲地打断他说，“我在这儿见到的军官比你多，我永远要说，到处去说，诚然，咱们的步兵军官长满了虱子，十天都不换衬衣，但他们是英雄，是好汉。”

这时，一位步兵军官走进了房间。

“我……奉命前来……我可以见将……见大人吗？我是NN将军派来的。”他战战兢兢地敬了个礼，问道。

卡卢金站了起来，可是，他并没有向军官答礼，而是以一种侮慢的客套和勉强的官气十足的微笑询问军官，他是不是可以稍等片刻，而且，也不向他让坐，也不再去理睬他，就转过身去对着加利钦，跟他用法语说起话来，因此，那位可怜的军官只好站在房间当中，简直不知道拿他自己和他那双没有戴手套、在自己前面垂着的双手怎么办才好。

“长官，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位军官沉吟了片刻以后说道。

“啊！那么请过来吧。”卡卢金带着同样侮慢的微笑说道；然后穿上军大衣，领他向门口走去。

“Eh bien，messieurs，je crois que cela chauffera cette nuit.”[9]卡卢金从将军那儿出来时说道。

“啊？什么？什么？是出击吗？”大家都问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自己会看到的。”卡卢金露出神秘的微笑答道。

“你就告诉我吧，”佩斯特男爵说，“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得跟T团首先去进行出击。”

“好，那就请去吧。”

“我的长官也在棱堡，所以我也得去。”普拉斯库欣边说边挂上军刀，可是谁也没理他：他去不去，他自己应该知道。

“我觉得不会出什么事的。”佩斯特男爵说，一想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他就心里发紧，可是他却雄赳赳地歪戴上军帽，迈着响亮坚定的步伐，跟普拉斯库欣和涅费尔多夫（这两位也是心惊胆战地忙着赶往自己的阵地）一块儿走出了屋子。“诸位，别了！”“诸位，再见，今天夜间咱们还会再见面的！”卡卢金从窗口大声喊道；这时，普拉斯库欣和佩斯特已经俯身在哥萨克马鞍的鞍桥上，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哥萨克，拍马疾驰而去。

“对，有点儿！”没听清跟他说什么的士官生大声喊道，接着，哥萨克马驹的蹄声很快就在黑魆魆的街道上消逝了。

“Non，dites moi，est-ce qu’il y aura véritablement quelque chose cette nuit？”[10]加利钦和卡卢金并排躺在窗台上，瞧着在棱堡上空升起的榴弹，说。

“对你我倒可以说说，要知道，你不是到棱堡去过吗？（加利钦做了个肯定的动作，虽然他只到第四棱堡去过一次。）就在咱们的眼镜堡[11]对面有条堑壕。”于是卡卢金便以虽非专家，却以为自己的军事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人的姿态，开始有点紊乱地大谈起敌我双方的工事和预定的作战计划来，把筑城学的用词都弄错了。

“话又说回来，他们在战壕附近开始射击了。哎呀！这是咱们的还是他的？瞧，爆炸了！”他们躺在窗台上，瞧着在空中交叉着划过的榴弹的火线，瞧着那霎时间照亮了暗蓝色天空的炮火的闪光和火药的白烟，倾听着越来越激烈的炮击声，这样说。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12]是不是？”卡卢金说，他请自己的客人注意这个确实很美的景象。“你知道，有时候简直没法把星星和榴弹区别开来。”

“是呀，我刚才还以为那是颗星星呢，可是它却掉下来了，瞧，爆炸了；那颗大星星——它叫什么来着？——就跟榴弹一模一样。”

“你知道，我对这些榴弹已经习惯了，因此我相信，当我回到俄罗斯，在繁星满天的夜里，我会把这些星星都当作榴弹的：所以你也会习惯的。”

“那么，我要不要去参加这次出击呢？”加利钦公爵沉默了片刻之后说；一想到要在这样可怕的炮战中到那儿去，他就不寒而栗，同时想到，无论如何决不会在夜间派他到那儿去，又暗自庆幸。

“得了吧，老弟！别转这个念头了，再说，我也不放你去。”卡卢金答道，然而他非常清楚，加利钦是决不会到那儿去的，“以后机会多着呢，老弟！”

“当真？那你认为不必去啰？啊？”

这时，从这两位先生瞧的那个方向，随着隆隆的炮声传来了步枪的可怕的哒哒声，接着成千上万的小火花便不断在全线闪烁，发亮。

“好，来真的了！”卡卢金说，“我听到这种枪声就无法冷静，不知为什么，你知道，就像有什么揪住了我的心似的。听，喊‘乌拉’了。”他加了一句，一面倾听从棱堡传来的那几百个遥远的拖长的呐喊声：“啊—啊—啊—啊—啊。”

“这是哪一边在喊‘乌拉’？是他们，还是咱们？”

“不知道，可是一定在肉搏了，因为枪声都停了。”

这时，一名传令军官带着一名哥萨克驰近窗下的台阶，下了马。

“从哪儿来？”

“从棱堡来。要见将军。”

“走吧。怎么样？”

“敌人袭击战壕……给占领了……法军出动了大批后备军……进攻我军……咱们只有两个营。”这位在傍晚时分来过的军官说，他虽然气喘吁吁，可还是大大咧咧地向门口走去。

“怎么，撤退了吗？”加利钦问。

“没有，”军官气冲冲地答道，“另一个营及时赶到了，把他打退了，可是团长阵亡，许多军官也牺牲了，我是奉命来请求增援的……”

说完这话，他就跟随卡卢金去见将军，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跟他们同去了。

五分钟后，卡卢金骑上哥萨克战马（又是那种特别的所谓哥萨克的骑马姿势，我发现，所有的副官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喜欢这种骑马法），马儿就一路小跑向棱堡驰去，他要去传达将军的几项命令，并在那儿等候最后战果的消息；而加利钦公爵则在一种沉重的、激动的心情下，——一个没有参加战斗的旁观者看见战事逼近时往往会产生的那种沉重的、激动的心情下，——走出了屋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走起来。

六

一群群的士兵用担架抬着伤员，或是搀扶着伤员行走。街上完全黑了；只有医院里或是迟迟不睡的军官们的窗子里稀稀落落地透出几点灯光。从棱堡里传来同样隆隆的炮声和对射的枪声，同样的火光在漆黑的天空闪烁。有时候可以听见传令兵疾驰而过的马蹄声、伤员的呻吟声、担架兵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或是到台阶上看炮战的惊慌失措的居民中的女人的说话声。

在那些居民中，有我们已经认识的尼基塔、有尼基塔已经跟她言归于好的水兵的老寡妇和她的十岁的女儿。

“主啊，至圣的圣母啊！”老太婆一面叹着气自言自语，一面瞧着像火球似地从这边到那边不断飞来飞去的榴弹，“可怕啊，多可怕啊！哎呀呀。连第一次炮击的时候也没这样呀。瞧，这该死的东西在那儿爆炸了，——就在郊外咱们的房子那儿。”

“不，还远点儿，都掉在阿琳卡阿姨的花园里了。”小姑娘说。

“这会儿我的老爷在哪儿呢，他到底在哪儿呢？”还有点儿醉意的尼基塔拖长了声调说，“我可爱我们那位老爷啦，爱得连我自己都没谱了。虽然他揍我，可是我还是非常爱他。我太爱他了，假如他真不幸被打死的话，那可不得了啦；大婶，你相信吗，此后，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拿自个儿怎么办才好了。真的！他就是这么位老爷，就这句话！难道我肯把他去换那些在那儿打牌的家伙们吗？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呸，就这句话！”尼基塔最后说，他指着主人房间里被灯光照亮的窗子；在这间屋里，趁上尉不在的时候，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请了两位客人来狂饮，来庆祝他得了十字勋章，一位是乌格罗维奇少尉，一位就是本应该到棱堡去，但因为牙龈脓肿而不能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

“星星，星星在那儿直滚，”小姑娘瞧着天空说，打破了在尼基塔说话之后的沉默，“瞧，又有一颗滚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妈？”

“把咱们的房子全炸毁啦。”老太婆说时叹了口气，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

“今儿我跟舅舅上那儿去的时候，妈，”爱说话的小姑娘用唱歌般的声音继续说道，“有一颗大极了的炮弹躺在小屋中间的柜子旁边：它准是穿过过道飞进正屋里去的。这么老大，抱都抱不动。”

“有男人的跟有钱的都搬走了，”老太婆说，“而我呢，唉，苦命呀，真命苦呀，就剩下一幢小房子，还炸光了。瞧，瞧这坏蛋打炮打得多厉害呀！主啊，主啊！”

“我们刚出门，就有一颗炮弹飞—飞过来，炸—炸开了，炸得土都飞—飞起来了，我跟舅舅差一点儿叫一个弹片给打着了。”

“为这事她应该得到十字勋章。”跟军官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到台阶上来看炮战的士官生说。

“老太婆，你去找将军吧，”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拍拍她的肩膀说，“真的！”

“Pójdę na ulicę zobaczié co tam nowego.”[13]他一边下台阶一边接着说。

“A my tym czasem napijmy się wódki，bo coduszaw pięty ucieka.”[14]兴高采烈的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笑着说。

七

加利钦公爵遇见越来越多的用担架抬着和徒步走着、互相搀扶着、大声说着话的伤员。

“弟兄们，他们这个冲呀，”一个背着两枝步枪的高大的士兵用低沉的声音说，“一边冲，一边喊：‘阿拉，阿拉！’[15]接着前仆后继地冲过来。打死一批，另一批又爬上来——简直叫你没法儿办。人多极了，多极了……”

但是讲到这儿，加利钦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从棱堡来的吗？”

“是，大人。”

“嗯，那边怎么样？你讲讲。”

“怎么样吗？他们的兵力涌上来了，大人，往壁垒上冲，就这些。完全把咱们压倒了，大人！”

“怎么压倒了？你们不是把他打退了吗？”

“他的兵力全都出动了，把咱们的人都打死了，援兵又没派来，我们怎能把他打退呢？”（士兵弄错了，因为堑壕还在我军手里，可是这倒是一件谁都看得出来的怪事：一个在作战时负伤的士兵，总以为这一仗打败了，而且这是一场可怕的血战。）

“我怎么听说把敌人打退了呢。”加利钦烦恼地说。

这时，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在黑暗中看到那顶白军帽，就认出这是加利钦公爵，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跟这样一位要人交谈，于是就走到他跟前。

“您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把手举到帽檐上，毕恭毕敬地问道。

“我正在仔细打听呢。”加利钦公爵说着又转过身去问那个背着两枝步枪的士兵：“也许在你下来以后，敌人被打退了吧？你从那边下来很久了吗？”

“才下来，大人！”士兵答道，“不见得吧，堑壕一定在他手里，——完全把咱们给压倒了。”

“哼，你们把堑壕丢了，真丢人。这太可怕了！”对士兵的这种冷淡感到痛心的加利钦说。“真丢人！”他重复了这句话，就掉过身来，不去理睬那个士兵了。

“哦！这都是些非常糟糕的人！您还不知道他们呢，”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接过来说道，“我告诉您说吧，您还是别希望这些人有什么自豪感、爱国心和其他什么感情的好。您瞧瞧这群走过来的人吧，伤员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是护送伤员的，无非想逃避作战罢了。这些人真卑鄙！弟兄们，这样干是可耻的！把咱们的堑壕丢了是可耻的！”他又对士兵们加了这么两句话。

“有什么法子呢，人家有兵力！”士兵埋怨道。

“咳！二位大人！”这时，正赶上他们的一副担架上的士兵说，“他差不多把大伙儿全打死了，怎么能不丢呢？要是咱们有兵力，一辈子也丢不了。要不你有什么法子？我刺死了一个，跟着我就吃了一枪……哎哟，轻点儿，弟兄们，稳着点儿，弟兄们，走稳点儿……噢噢噢！”伤员呻吟道。

“可不是吗，好像有许多用不着下来的人都下来了，”加利钦说，接着又叫那个背着两枝步枪的大个儿士兵站下，“你干吗下来？说你呢，站住！”

士兵站住了，用左手摘下了帽子。

“你上哪儿，干吗去？”他严厉地对他喝道，“坏………”

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已走到了这个士兵的紧跟前，他发现士兵的右手缩在袖口里面，袖管到胳膊肘以上都染满了鲜血。

“我受伤了，大人！”

“被什么打伤的？”

“就这儿，准是吃了颗子弹，”士兵指着胳臂说，“还有脑袋这儿，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给打破了。”于是他低下了头，露出后脑勺上那团沾满鲜血、粘在一起的头发。

“那一枝枪是谁的？”

“夺来的一枝法国枪，大人；要不是送这个当兵的，我是不会下来的，要不然的话，——不小心，他会摔倒的。”他一面补充说，一面指着一个就在稍前一点、拄着枪、拖着左腿吃力地一瘸一瘸走着的士兵。

“你上哪儿去，混蛋！”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想显示自己的卖力来讨好显贵的公爵，对另一个跟他迎面走来的士兵喝道。这个士兵也受了伤。

加利钦公爵突然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感到非常惭愧，甚至更替他自己感到惭愧。他觉得他脸红了——他是难得脸红的，便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中尉；而且，他也不再询问伤员，也不再去观察他们，便向卫生救护站走去。

从徒步走来的伤员中间，从抬进伤员和抬出死人的担架员中间，加利钦很费劲地在台阶上挤了过去，走进了第一个房间，瞧了瞧，马上又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跑上了大街。这简直太可怕了！

八

这间高大而黑暗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厅里只点着四五支蜡烛，军医们就靠这种烛光在检查伤员。担架兵们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放在地上，地上早已很挤了，因此，这些不幸的人便只好挤来挤去，泡在彼此的血泊里，然后，担架兵们又出去抬新的伤员。在没有人躺着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摊摊的血，几百个患热病的人的呼吸和担架兵的汗臭，形成了一种特别难闻的、强烈的臭味，点在大厅四角上的四支蜡烛在这种臭气里发出黯淡的光。各种不同的呻吟声，叹息声，嗄哑声，以及有时候盖过这一切声音的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女护士们的面容镇静，脸上表现出来的不是空洞的、女性的、病态的、眼泪汪汪的怜悯，而是积极有效的同情；她们拿着药、水、绷带和棉线团在各处迈过伤员，在血污的军大衣和衬衫之间穿来穿去。军医们绷着脸，挽起袖子，跪在伤员们面前，借着医士手里的烛光，用手指伸进子弹伤口里去探摸，不顾那些受难者的可怕的呻吟和哀求，把打断了的、还挂着的四肢翻来翻去。当加利钦走进去的时候，一位军医坐在门旁的小桌跟前已经在登记第五百三十二号了。

“伊万·博加耶夫，C团三连列兵，fractura femoris com-plicata.”[16]另一位军医触诊着一条被打碎的腿，从大厅的尽头喊道。“把他翻个过儿。”

“哎，哎哟，我的爹，我的亲爹！”士兵大叫道，哀求着别碰他。

“Perforatio capitis.”[17]

“谢苗·涅费尔多夫，H步兵团中校。请您稍许忍着点痛，中校，要不然，这样没法办，那我就不管了。”第三位军医一面说，一面用一种小钩子在那不幸的中校的脑袋里掏。

“哎哟，别掏了！哎哟，看在上帝份上，快点儿，快点儿，看在……啊—啊—啊—啊！”

“Perforatio pectoris……[18]谢瓦斯季扬·谢列达，列兵……什么团的？……不过，不用写了：moritur[19]。把他抬走吧。”军医说完这话，就离开了那个眼睛翻白、正在咽气的士兵……

有四十来个担架兵站在门口等着把包扎好的伤员抬到军医院去，把死了的人送到小教堂去；他们默不作声地瞧着这个景象，间或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

九

在去棱堡的途中，卡卢金遇见许多伤员；但是，他凭经验知道，这种景象在战斗中对于一个人的精神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所以他不但不停下来询问他们，而且，相反，尽量不去注意他们。在山脚下，他碰见了一个从棱堡上火速疾驰而来的传令官。

“佐布金！佐布金！等一会儿。”

“喂，有什么事？”

“您从哪儿来？”

“从战壕。”

“那边的情形怎么样？打得激烈吗？”

“地狱，太可怕了！”

传令官说完这话就疾驰而去。

真的，枪声虽然稀少了，但是猛烈而疯狂的炮战却又开始了。

“唉，糟糕！”卡卢金带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想道，而且他也有一种预感，就是说，一种非常普通的想法——想到了死。但是卡卢金并不是米哈伊洛夫上尉，他有自尊心，而且生来神经坚强，总之，是所谓勇敢的人。他没有屈服于最初的感情，而是使自己振作起来。他想起了一位副官，好像是拿破仑的副官吧，这位副官传达了命令之后，就满头鲜血、马不停蹄地跑回拿破仑身边。

“Vous êtes blessé？”[20]拿破仑对他说。

“Je vous demande pardon，sire，je suis tué.”[21]接着这位副官就从马上摔下来，当场死去。

他认为这非常好，他甚至想象自己也有点像那位副官，然后他策马加鞭，摆出一副更为矫健的哥萨克的骑马姿态；回头瞧了瞧那个站在马镫上、跟在他后面奔驰着的哥萨克，雄赳赳地来到了他要下马的地方。在这儿，他发现有四个士兵坐在石头上抽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对他们喝道。

“我们刚抬走了一个伤员，大人，坐下来歇会儿。”其中一人答道，一面把烟斗藏在背后，一面摘下了帽子。

“还休息！归队去，我不告诉你们的团长才怪。”

于是他就和他们一起沿着堑壕上了山，他到处都遇见伤员。上了山，他就转身走进左边的堑壕，刚走几步，就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一块弹片就在他近边嗖的一声飞过，落在堑壕里。另一颗榴弹在他前面升起，好像直向他飞来似的。他突然觉得可怕极了，便飞也似地跑了四五步，扑倒在地上。当榴弹在离他很远的地方爆炸时，他对自己气恼极了，于是他站起来，向四下里瞧了瞧，是不是有人看见他扑倒，可是一个人也没有。

恐怖一旦潜入内心，它是不肯轻易让位给其他感情的；他这位一向夸口从不低头弯腰的人，现在却迈着快速的步子，在堑壕里几乎是匍匐前进。“哎呀，糟糕！”他被绊了一下，想道，“我一定会被打死的。”跟着他就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冒汗，他对自己都感到吃惊起来，可是他已经再也不想压制自己的感情了。

突然从他前面传来了什么人的脚步声。他连忙直起腰，昂起头，精神抖擞地碰响着军刀走去，不再像刚才那样快步前进了。他简直认不出他自己了。他碰见迎面走来的一名工兵军官和一名水兵，那位工兵军官一面大声叫他“卧倒”，一面指着那颗越来越亮、越来越快地飞近来、在堑壕附近爆炸的发亮的榴弹，他在这种惊惶的喊声的影响下，只不过不自觉地稍微低了低头，又向前走去。

“瞧，真勇敢，”那个满不在乎地瞧着榴弹掉下去、凭经验一眼就看出弹片决不会触及堑壕的水兵说道，“连卧倒都不干。”

卡卢金只要再走几步，穿过一块空地，就可以到达棱堡司令官掩蔽部，这时，他又一时糊涂，那个愚蠢的恐怖感又向他袭来；他的心跳得越发猛烈了，血涌上了脑袋，他得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跑到掩蔽部。

“您为什么这样气喘吁吁的？”当他把命令传达给将军后，将军问道。

“我走得太快了，大人！”

“要不要喝杯酒？”

卡卢金喝了一杯酒，点着一支烟。战斗已经停止，但是双方猛烈的炮击还在继续。坐在掩蔽部里的有棱堡司令官N将军和其他六个军官，其中一个是普拉斯库欣；他们正在那里谈论战斗的各个细节。坐在这间糊着蓝壁纸，有长沙发，有床，有放着公文的桌子，有挂钟，还有面前亮着长明灯的圣像的舒适的小屋里，瞧着这些有人居住的迹象和那构成顶棚的一俄尺来粗的横梁，听着在掩蔽部听来似乎微弱的炮声，卡卢金简直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两次让那种不可原谅的软弱把自己压倒；他生自己的气，他想到危险的地方去，以便再考验考验自己。

“您也在这儿，舰长，我很高兴。”他对一位海军军官说；这位海军军官留着大胡髭，穿着校官的军大衣，佩着乔治勋章，是刚走进掩蔽部来请求将军给他几名工兵去修理他的炮台上的两个被堵塞了的炮眼的。“将军派我来问问，”当炮台司令和将军说完了话，卡卢金接着说道，“您那儿的炮能不能把霰弹打到堑壕里去？”

“只有一门炮可以。”舰长阴沉地答道。

“咱们还是去瞧瞧吧。”

舰长皱紧了眉头，生气地哼了一声。

“我已经在那儿站了一整夜，刚进来想歇会儿，”他说，“您不好一个人去吗？我的助手卡尔茨中尉在那儿，他会把一切都指给您看的。”

舰长指挥这个最危险的炮台之一已经六个月了，——甚至在没有掩蔽部以前，从围困开始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棱堡上，而且他在水兵们中间素以勇敢著称。所以他的拒绝特别使卡卢金感到愕然和吃惊。

“徒有虚名！”他想。

“好，您要是允许的话，那我就一个人去了。”他用带点儿嘲笑的口吻对舰长说，可是舰长对他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然而，卡卢金没有想到，把各种时间都加上，他在棱堡上一共只待了五十来个小时，而舰长却在那儿过了六个月。激励卡卢金的动力还是虚荣——想出风头，希望奖赏、出名和尝尝冒险的滋味；可是舰长却已经经历过这一切——起初他也有过虚荣心，显示过勇敢，冒过险，希望过奖赏和出名，甚至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可是现在，所有这些刺激手段对他都失去了效力，而且他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了：他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可是，在棱堡过了六个月以后，他非常清楚，生还的希望是很少的，没有绝对必要，他是决不会去冒这个险的，所以那位一星期以前才到炮台来的年轻中尉，现在就领着卡卢金在视察炮台，跟他徒劳无益地从炮眼里伸出头去，爬上踏跺，显得比舰长还要勇敢十倍。

在视察完炮台回到掩蔽部去时，卡卢金在黑暗中碰上了带着传令官们一起去瞭望台的将军。

“普拉斯库欣大尉！”将军说，“请您到右翼的战壕去一趟，叫在那儿构筑工事的M团二营停止工作，从该地悄悄撤走，并和在山脚下待命的所属团会合。明白了吗？您亲自把他们带到该团去。”

“是，将军。”

于是普拉斯库欣就急忙向战壕跑去。

炮火渐渐变得稀少了。

十

“这是M团二营吗？”普拉斯库欣问道；他跑到目的地，碰见一些用麻袋在背土的士兵。

“是的，长官。”

“营长在哪儿？”

米哈伊洛夫以为有人找连长，就从自己的小土坑里爬了出来，他把普拉斯库欣当作长官，便举手行礼，向他走去。

“将军命令……你们……走……快走……主要是要悄悄地……撤回，不是撤回，而是到预备队去。”普拉斯库欣一面说，一面用眼角瞧着敌人炮火的方向。

米哈伊洛夫认出了普拉斯库欣，就把手放了下来；在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以后，他就把命令传达下去；接着这个营就愉快地行动起来；士兵们拿起了枪，穿上了军大衣，出发了。

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决不能想象一个在连续三小时的炮击之后，离开像战壕这样危险的地点的人所感到的快乐。米哈伊洛夫在这三小时中已经几次认为自己准死无疑，几次亲吻过他带在身上所有的圣像，末了，他稍稍平静下来，因为他深信他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是，尽管如此，当他和普拉斯库欣并排走在全连的前面走出战壕时，他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双腿，不让它们快跑。

“再见，”一位留在战壕的少校对他说；这位少校是另一个营的营长，曾经和他同坐在胸墙附近的小土坑里一起吃过肥皂似的干酪，“祝您一路平安。”

“也祝您平安地坚持到底；这会儿，炮火好像停了。”

但是，他刚说完这句话，敌人可能发现了战壕中有行动，就越来越密集地开起炮来。我军也予以还击，于是又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炮战。群星高照，可是天空中却暗淡无光；夜是黑沉沉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开炮和榴弹爆炸时的火光刹那间照亮周围的物体。士兵们迅速地、默不做声地、不自觉地争先恐后地行进着；在不断的隆隆的炮声中，只听见他们在干燥的路上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刺刀的碰击声、某个胆小的士兵的叹息声或是祈祷声：“主啊，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时候可以听见伤员的呻吟声和要“担架！”的喊叫声。（在米哈伊洛夫指挥的那个连里，仅由于炮击，一夜间就伤亡了二十六人。）一道闪光在遥远的黝黑的地平线上掠过，棱堡上的哨兵喊道：“大—大炮！”接着一颗炮弹在这连人的头上嗖地飞过，翻起了泥土，炸起了石块。

“他妈的！他们走得真慢，”普拉斯库欣想道，他和米哈伊洛夫并排走着，一面不断回头张望，“真的，我还是跑到前面去好，反正我把命令传达到了……可是，不行，这畜生可能以后会说我是胆小鬼，差不多就像我昨天说他那样。反正豁出去了——就跟他并排走吧。”

“干吗他跟我一块儿走呢，”米哈伊洛夫也想道，“我好几次发现，他总是带来不幸；瞧，这颗炮弹又好像朝这儿飞过来似的。”

走了几百步以后，他们碰见了奉将军之命到战壕来了解工事进展情况的卡卢金，精神抖擞地使军刀铿锵作响走着。可是，遇到米哈伊洛夫之后，他想，与其他亲自冒着可怕的炮火到那儿去，况且也没有命令他要这样做，倒不如详细地问一问这位刚从那儿下来的军官。米哈伊洛夫果然详细地说明了工事情况，不过，在讲述的时候，每逢有炮弹飞来，有时还落在很远的地方，他就蹲下去，弯下头，还一个劲地说：“这是直奔这儿来的。”这就把那位对炮火似乎毫不在意的卡卢金差点给乐坏了。

“留神，上尉，这可是直奔这儿来的。”卡卢金一面开玩笑地说，一面用胳膊肘捅捅普拉斯库欣。跟他们一同走了没有多远，他就转身走进通向掩蔽部的堑壕里去了。“这个上尉决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走进掩蔽部的大门时这样想道。

“喂，有什么新闻吗？”一位独自坐在屋里吃晚饭的军官问道。

“没什么，看样子不会再打了。”

“怎么不会？恰好相反，将军刚才又到瞭望台去了。又开来了一个团。您听枪声，听见了没有？又打枪了。您就别去了。何苦呢？”军官看见卡卢金做出要出去的样子，就加了一句。

“说实在的，我一定应该到那儿去，”卡卢金想道，“可是我今天就已经冒过很大的危险了。我希望我没有必要只是去充当chair à canon[22]。”

“不错，我还是在这儿等他们一会儿的好。”他说。

果然，过了约莫二十分钟，将军和随从他的军官们一起回来了；其中也有士官生佩斯特男爵，但是没有普拉斯库欣。战壕已被夺回，并由我军占领着。

得到关于战斗的详细情报以后，卡卢金就和佩斯特一起离开了掩蔽部。

十一

“你的军大衣上有血：难道你跟人家打肉搏战了吗？”卡卢金问他。

“哎呀，老兄，太可怕了！你不妨想象一下……”于是佩斯特就开始讲起他是怎样率领全连，连长是怎样阵亡的，他是怎样捅死一个法国兵的，以及要不是他，那就什么都完了，等等。

这个故事的根据：连长阵亡了，佩斯特刺死了一个法国兵——都是真的；可是，在转述细节时，士官生就胡编和吹起牛来。

他吹牛倒是无心的，因为在整个战斗时间内，他一直处在某种恍惚的迷糊状态，以致他觉得发生过的一切，似乎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所以很自然，在他回忆这些细节时，就尽量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出发。但是，这件事的真实情形是这样的。

士官生被临时调去参加出击的这个营，在靠近一堵矮墙旁已经在火力下待了近两个小时；然后，站在前面的营长说了些什么话，连长们就开始动起来，这营人便从胸墙后面出来，出发了，在走了一百来步时，又停了下来，各连排成了纵队。有人告诉佩斯特，叫他站在二连的右翼。

士官生站在指定的地方，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哪儿，为什么要在那儿，而且，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感到背上一阵阵冷颤，他无意识地瞧着前面黑魆魆的远方，在等待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因为没有炮击，他并不觉得怎么可怕；倒是因为想到自己处在要塞外的野外而觉得奇怪和害怕。站在前面的营长又说了些什么。军官们又低声把命令传达下去，接着一连形成的那堵黑墙突然低下去了。命令卧倒。二连也卧倒了，而佩斯特在卧倒时，却被什么带刺的东西扎了手。只有二连连长一个人没有卧倒；这个身材不高的人挥动着出鞘的军刀，一面不断地说话，一面在这连人前面走动。

“弟兄们！注意，要干得漂亮！别打枪，要叫这批混蛋吃刺刀。我喊‘乌拉’的时候，你们跟着我，别落后……主要的是，要齐心协力……让他们瞧瞧咱们的厉害，咱们是不会丢人现眼的，弟兄们，对不对？为了沙皇，为了我们的父亲！”他一面连咒带骂地说，一面使劲挥动着胳膊。

“咱们的连长姓什么？”佩斯特问一个和他并排趴着的士官生，“他真勇敢！”

“是呀，一到打仗，他老是喝得烂醉，”士官生答道，“他姓利辛科夫斯基。”

这时，就在这个连的正前方，霎时间亮起了一团火，发出了惊心动魄的炸裂声，把全连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接着石块和弹片就在高空中沙沙直响，（起码过了大约五十秒钟，一块石头从上面掉下来，把一个士兵的腿砸断了。）这是从升降炮架上发射出来的榴弹，而且，由于它打中了连队，这就证明法军已经发现了纵队。

“打榴弹！狗娘养的……看老子收拾你吧，回头叫你尝尝俄国人三棱刺刀的厉害，王八蛋！”连长大声嚷着，以至营长只好命令他住嘴，别使劲嚷。

在这以后，一连站了起来，接着是二连——命令端起枪，这个营就前进了。佩斯特吓得魂不附体，完全忘了他们走了多久。往哪儿去？谁在走，去干什么？他像醉汉似地走着。可是，突然从四面八方闪出了成千上万个火花，接着就有什么东西开始发出嗖嗖声和哒哒声；他一边喊一边跑，因为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喊。后来，他绊了一跤，跌倒在什么东西上——原来这是连长（这位连长在连队前面受了伤，把士官生当作了法国兵，一把抓住了他的腿）。再后来，当他拔出腿，刚要站起来，又有什么人在黑暗中用背撞了他一下，差点儿没把他又撞倒，这时，另一个人喊道：“刺他！你还瞧什么？”于是一个人便端起枪把刺刀扎进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里。“Ah！Dieu！”[23]一个人用可怕的、刺耳的声音叫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佩斯特才明白，他刺死了一个法国兵。

他浑身冒着冷汗，像发热病似地直打哆嗦，把枪都扔了。不过，这只持续了一刹那；他马上就想起了他是英雄。他抓起枪，和人群一起喊着“乌拉”，跑步离开了那个被他杀死的法国兵（这时一个士兵已经开始脱他的靴子）。他跑了二十来步，跑进了一道堑壕。我们的人和营长都在那儿。

“我捅死了一个！”他告诉营长。

“你干得好，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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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您知道吗，普拉斯库欣阵亡了。”佩斯特送卡卢金回家的时候说。

“不可能！”

“真的，我亲眼看见他的。”

“再见，我可得赶紧回去了。”

“我非常满意，”卡卢金在回寓所去的路上想道，“我在头一次值班的时候就走了好运。真是妙极了，我活着，并且平安无事；我会得到勤劳卓著的嘉奖的，而且准是把金刀。对，说实在的，我是受之无愧的。”

在他把一切必要的情况报告了将军之后，他就走进自己的房间，而那位早就回来了的加利钦公爵正坐在那儿等他，一面在看在卡卢金桌上找到的《Splendeur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24]。

卡卢金平安地回到寓所里，感到万分欣慰，他穿上睡衣，躺在床上，把战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加利钦，而且讲得非常自然，——因为这些详细的叙述和观点证明，他卡卢金是个非常干练而又勇敢的军官，其实，我看这种暗示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大家都知道，谁也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表示怀疑，也许，在这些人里面必须除去已故的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尽管这位骑兵大尉过去常常认为和卡卢金挽着胳膊散步是一种幸福，可是就在昨天，他还悄悄地跟一个朋友说，卡卢金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咱们关起门来说，他最恨到棱堡去了。

和米哈伊洛夫并排走着的普拉斯库欣，跟卡卢金刚分手，就走到一个比较不大危险的地方，这时，他的精神也开始振作了一点，可是，他忽然看见自己身后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听见哨兵喊“秋炮！”还有一个在后面走着的士兵说：“正好朝咱们营这边飞来了！”

米哈伊洛夫回头一瞧：那颗榴弹的明亮的圆点似乎停在它的最高点，——这样的位置简直叫人无法确定它的方向。可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榴弹越飞越快，越飞越近，以致都看得见信管的火花了，不祥的呼啸声也听到了，接着，就向这营人的正中间直落下来。

“卧倒！”有人吃惊地喊道。

米哈伊洛夫趴在地上。普拉斯库欣也不由自主地把身子俯近地面，眯起了眼睛；他只听见榴弹扑通一声掉在很近的硬地上。一秒钟过去了，就像一个钟头似的——榴弹没有爆炸。普拉斯库欣吃了一惊：他是不是可以不必显出胆怯的样子，——也许榴弹落在远处了，只是他自己觉得信管就在附近发出咝咝的响声罢了。他睁开眼，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满足看见米哈伊洛夫——他欠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这个人——正趴在地上，就在自己的脚跟前，比自己趴得低得多，一动不动地紧贴着他。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视线突然接触到了离他一俄尺远、打着旋的榴弹的发出亮光的信管。

恐怖——那排除其他一切思想感情的冷冰冰的恐怖——浸透了他的全身；他用手捂着脸，跪倒在地。

又是一秒钟过去了——在这一秒钟之间，感情、思想、希望和回忆的整个世界都在他的头脑里一闪而过。

“会打死谁呢——是我，还是米哈伊洛夫呢？还是两个人一块儿都被打死呢？要是打中我，那打在哪儿呢？要是头上，那就什么都完了；如果是腿上，那就得截肢，我就要求非用麻醉剂不可，——那我还能活下来。也许就打中米哈伊洛夫一个人，那我就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们是怎样并排走着的，他是怎样被打死的，他的血又是怎样溅到我身上来的。不，它更靠近我——打死的是我。”

于是他想起了他欠米哈伊洛夫十二个卢布，还想起了一笔在彼得堡早就该还的旧债；他晚上唱过的那支吉卜赛小曲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以前爱过的那个女人戴着有淡紫色缎带的帽子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又想起了五年前侮辱过他而他未予报复的那个人；尽管和这些以及其他几千个回忆分不开地联在一起，然而当前的感情——等死和恐怖——却连一刹那也没离开过他。“不过，也许不会爆炸吧。”想到这里，他就把心一横，想睁开眼睛。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一团红火透过他那还闭着的眼睑使他的眼睛为之吃惊，有个什么东西发出可怕的爆炸声打中了他的胸膛；于是他往什么地方跑去，被脚下的军刀绊了一下，就侧身摔倒了。

“谢天谢地！我不过被震伤了。”这是他最初的想法，他想用手去摸胸膛，可是他的手好像被捆住了，他的头也好像被虎钳夹住了。士兵们在他的眼前掠过——他便无意识地数着他们：“一个兵，两个兵，三个兵，还有一个把军大衣撩起来的军官。”他这样想道；接着，一道亮光在他眼前一闪，他想这是什么炮发射出来的：是臼炮呢，还是平射炮呢？大概是平射炮；又发了一炮，又有士兵走过来了——五个兵，六个兵，七个兵，他们都走过去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怕他们把他踩死；他想喊叫，说他被震伤了，可是他的嘴干得连舌头都粘在上颚上了，可怕的口渴使他难受极了。他觉得他的胸口周围湿漉漉的，——这种湿的感觉使他想起了水，他甚至想把这湿的东西喝下去。“我摔下去的时候，准是摔出血了。”他想道；他害怕不断掠过去的士兵把他踩死，这种恐怖感越来越厉害地攫住了他，所以他便使足气力想喊叫：“把我带走！”可是他喊不出来，却发出了一声非常可怕的呻吟，使他自己听了都毛骨悚然。接着，有几道红光开始在他眼前跳跃，而且他觉得士兵们在把石头堆在他身上；火光逐渐越跳越少了，往他身上堆的石头却越压越重了。他使劲想把石头推开，把身子挺直，可是他却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再也没有思想，再也没有感觉了。他被弹片打中了胸口，当场阵亡了。

十三

米哈伊洛夫一看见榴弹，就趴倒在地，同样眯着眼睛，同样两次睁眼和闭眼，而且在榴弹落下没有爆炸的那两秒钟里，他也像普拉斯库欣似的万念丛生，百感交集。他默默地祷告上帝，不断地反复说着：“上帝保佑我吧！”同时他又想：“我为什么要到军队里来服役呢，而且还要调到步兵里来参加作战，我留在T城的枪骑兵团，跟我的朋友娜塔莎一起消磨时光不是更好吗？……现在却弄成了这样！”于是他开始数一、二、三、四，用这几个数来占卦：要是在双数上爆炸——他就死不了，在单数上爆炸——他就会死。“一切都完了！我要死了！”当榴弹爆炸（他记不清是双数还是单数）时，他这样想道；他觉得挨了一下，头便剧痛起来。“主啊，请饶恕我的罪孽吧！”他把双手一拍，说；他刚欠起身子，便失去知觉，仰面倒下了。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鼻子流血，头疼倒是轻多了。“这是我的灵魂要归天了，”他想道，“到了那儿会怎么样呢？主啊！让我的灵魂安息吧。不过这就怪了，”他想道，“人都快要死了，我还能这么清楚地听见士兵们的脚步声和炮声。”

“来担架——喂！连长受伤了！”有个声音在他头顶上嚷着，他一听，无意中听出这是鼓手伊格纳季耶夫的声音。

有人搬着他的肩膀把他扶起来。他试着睁开眼睛，他看见头顶上暗蓝色的天空、群星和两颗互相追逐着在他头上飞过的榴弹，还看见伊格纳季耶夫、抬着担架和背着枪的士兵、堑壕的障壁，他便突然相信，他还没有到阴间去。

他被石头打在头部，受了点轻伤。他的第一个感想好像是遗憾：他本来预备好好地、平静地到那儿去的，然而，却回到了满是榴弹、堑壕、士兵和鲜血的现实，这使他感到很不愉快；他的第二个感想是，因为活着而油然生出的喜悦，第三个就是恐怖和希望赶快离开棱堡。鼓手用手帕把自己的连长的头包扎好了，就挽着他的胳膊，送他到救护站去。

“可是我上哪儿去呢，我去干什么呢？”上尉惊魂甫定，想道。“我的职责是和连队留在一起，而不是先走，何况连队很快就要离开炮火了，”一个声音悄悄地对他说，“而且带伤不下火线，准会得到嘉奖。”

“不用了，伙计，”他说着，一面从那个甘愿效劳、但主要是自己想赶快离开这儿的鼓手的胳膊里挣脱出来，“我不到救护站去，我要跟连队在一块儿。”

于是，他便回转身来。

“大人，您还是去好好儿包扎一下吧，”胆怯的伊格纳季耶夫说，“这是刚开始，它好像没什么；可别越来越厉害，您瞧，那边打得多激烈……真的，大人。”

米哈伊洛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要不是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在救护站看见的情景，他说不定会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的劝告：有个手上擦破了点皮的军官去包扎，军医们望着他笑了，有个留着大胡子的军医甚至对他说，这种伤是绝对死不了的，吃饭时被叉子扎一下可能还比这疼点儿哩。

“说不定大夫看了我的伤口也会不信任地笑笑，甚至还会说点俏皮话。”上尉想了想，便不听鼓手的劝说，坚决回连队去了。

“刚才跟我一块走的那个传令官普拉斯库欣呢？”当他碰到率领这个连的准尉时问道。

“不知道，好像是阵亡了吧。”准尉不乐意地答道；顺便提提，这位准尉非常不满，因为上尉回来了，这就使他失去了说就他一个军官留在连里的愉快。

“是阵亡了还是受伤？您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不是跟我们一块儿走的吗？您干吗不把他带走呢？”

“在那样激烈的战斗中，怎么把他带走！”

“唉，米哈尔·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米哈伊洛夫愤愤地说，“怎么可以把他扔下，万一他还活着呢；就算他阵亡了，也得把他的尸体带走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将军的传令官呀，也许他还活着呢。”

“既然我告诉您：我亲自跑过去，亲眼看见了，他哪儿还会活着呢，”准尉说，“怎么会呢！我巴不得把自己的人都带走。瞧，这坏蛋！这会儿又开炮了。”他蹲下去加了一句。米哈伊洛夫也蹲了下来，抱住了头，这一动，使他的头疼得要命。

“不，一定得去把他抬回来：说不定他还活着，”米哈伊洛夫说，“这是咱们的职责，米哈伊洛·伊万内奇！”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没有回答。

“假如他是个好军官，他当时就会把他带走的，可是现在，只好派几名士兵去了；但是怎么派法呢？在这种可怕的炮火下，他们会白白地送命的。”米哈伊洛夫想道。

“弟兄们！得有人回去——把那位受了伤、躺在那边沟里的军官抬回来。”他感到士兵们不会愉快地执行这一命令，便用不太高、也不大带有命令式的口气说道，——果然，因为他没有指定让谁去，所以谁也没有走出来去执行这一命令。

“军士！过来。”

军士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自管继续走着。

“是的，也许他已经死了，不值得叫弟兄们去白白地冒险，都怪我没关心这件事。我要亲自去瞧瞧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我的职责。”米哈伊洛夫自言自语道。

“米哈尔·伊万内奇！您带着队伍先走，我会赶上你们的。”他说，然后一手撩起军大衣，一手不断地摸着他特别信仰的神的侍者米特罗法尼的小圣像，差不多爬着，而且吓得哆嗦着，沿着堑壕快步跑去。

证实了他的伙伴确实阵亡以后，米哈伊洛夫就仍旧喘着气，猫着腰，用手按着滑落的绷带和他的又开始疼得非常厉害的脑袋，慢慢地走了回来。当米哈伊洛夫追上营部的时候，全营已经到达山下的指定地点，差不多已经在炮火的射程之外了。我说：差不多在炮火的射程之外，因为间或还有流弹飞到这儿来（当天晚上，就有一枚弹片把一名在战斗时坐在水兵掩蔽部里的大尉打死了）。

“明天我可要到救护站去挂个号了，”当来到这儿的医士给上尉包扎的时候，他想道，“这样会有助于呈请嘉奖。”

十四

两小时以前还满怀形形色色崇高的和渺小的向往和愿望的人们的几百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四肢僵硬地躺在把棱堡和堑壕分开的那带着露水的、野花盛开的山谷里，躺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教堂的平滑的地板上；几百名伤员——干渴的嘴里又是诅咒又是祷告——有的在野花盛开的山谷里的尸首中间，有的在担架上、病床上和救护站的血迹斑斑的地板上，爬着、辗转着和呻吟着；可是，还是和往日一样，金星在萨蓬山上升起，闪烁的星星逐渐隐没，白濛濛的迷雾从喧闹黝黑的海上弥漫过来，东方燃起红色的朝霞，一条条的红云在淡蓝色的天际飘忽，而且还是和往日一样，那壮丽的太阳冉冉升起，把欢乐、爱情和幸福许诺给正在苏醒的整个世界。

十五

第二天傍晚，猎骑兵的乐队又在林荫道上演奏，军官、士官生、士兵和年轻妇女又兴高采烈地在亭子附近和下边的芬芳的百花盛开的刺槐的小径上散步。

卡卢金、加利钦公爵和一位上校，挽着手在亭子附近漫步，一面谈论着昨天的战事。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跟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不是战事本身，而是谈话的人是如何参加战斗的以及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他们的脸色和说话的声音是严肃的，神情差不多是悲哀的，好像昨天的伤亡使每个人都非常感动、非常痛心似的，不过，老实说，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失去十分亲近的人，（但是在战争生活中谁又会有十分亲近的人呢？）这种悲哀的表情无非是应应景的，他们认为这样表示一下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相反，尽管卡卢金和上校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倒情愿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战斗，只要每次都能得到金刀和少将的头衔。我真爱听把一个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而使千百万生灵遭受涂炭的征服者叫作恶魔。可是，请您去问问彼得鲁绍夫准尉和安东诺夫少尉等人，请他们说句良心话，您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是小拿破仑，都是小魔鬼，只是为了多添一颗星或是多拿三分之一的薪金，他们愿意立刻挑起一场战斗，杀死上百个人。

“不，对不起，”上校说，“先是从左翼开始的。当时我正在那儿。”

“也许是，”卡卢金答道，“我多半在右翼；我到那儿去了两次：一次是去找将军，另一次是随便去的，去瞧瞧战壕，那儿打得真激烈啊。”

“嗯，对，卡卢金知道，”加利钦公爵对上校说，“你知道吗，今天B……跟我提起你，说你真了不起。”

“就是伤亡，伤亡太大了，”上校用假惺惺的悲伤的口吻说道，“在我那个团里，有四百人伤亡。真奇怪，我怎么能死里逃生的。”

这时，米哈伊洛夫穿着破旧的靴子，头上裹着绷带，身上穿着淡紫色军大衣的身影，在林荫道的另一头出现了，正向着这几位先生迎面走来。一看见他们，他就感到很窘：他想起了他昨天在卡卢金面前趴倒时的丑态，他想，他们可别以为他是假装受伤的。因此，要不是这几位先生看着他的话，他真想溜到山下去，转身回家，直到可以解下了绷带再出门。

“Il fallait voir dans quel état je l’ai rencontré hier sous le feu.”[25]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卡卢金笑了笑说道。

“怎么，您受伤了吗？上尉？”卡卢金笑吟吟地说，这种笑的意思是说：“喂，您昨天看见我了吗？我这人怎么样？”

“是的，受了点轻伤，叫石头砸破了。”米哈伊洛夫红着脸答道。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我瞧见您了，我承认您了不起，我可是很糟，很糟。”

“Est-ce que le pavillon est baissé déjà？”[26]加利钦公爵又摆出一副傲慢神气，瞧着上尉的军帽，并不专对着什么人问道。

“Non pas encore.”[27]米哈伊洛夫答道，他想表示自己听得懂，而且还会说法国话。

“难道休战还要继续下去吗？”加利钦很有礼貌地用俄国话问他，意思是说（上尉也是这样想的）：您说法国话想必很吃力吧，所以，干脆说本国话不是更好吗？……说到这里，副官们就离开了他。

和昨天一样，上尉感到非常孤独，他和形形色色的先生们点了点头——有的，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有的，他又不敢跟他们接近，——便在卡扎尔斯基的纪念碑旁坐下，抽起了烟卷。

佩斯特男爵也到林荫道上来了。他讲到他出席了休战谈判，跟法国军官们说过话，似乎有一位法国军官曾对他说：“S’il n’avait pas fait clair encore pendant une demi-heure，les embuscades auraient été reprises.”[28]他就回答他说：“Monsieur！je ne dis pas non，pour ne pas vous donner un démenti.”[29]以及他说得多么好等诸如此类的话。

实际上，虽然他出席过休战谈判，但是他在那儿并没有说出什么非常聪明的话，尽管他很想和法国人交谈（因为他觉得和法国人说话非常愉快）。士官生佩斯特男爵曾沿着战线走了好久，不断问那些离他很近的法国兵：“De quel régiment êtes-vous？”[30]法国士兵们回答了他——仅仅如此而已。当他越出战线很远的时候，那个法国哨兵没料到这个当兵的懂得法国话，便用第三人称骂他：“II vient regarder nos travaux ce sacré c……”[31]由于对休战不再感到兴趣，士官生佩斯特男爵就骑着马回来了，在归途中，他才想好了他刚才所说的那几句法国话。到林荫道去的还有大嗓门的佐博夫大尉，还有衣履不整的奥布若戈夫大尉，还有不巴结任何人的炮兵大尉和情场得意的士官生，还有其他一些昨天来过这儿的人们，他们总是怀着同样的虚伪、虚荣和轻浮的动机。缺少的只有普拉斯库欣、涅费尔多夫和另外一个某某人，现在在这儿未必会有人记得或想起他们，虽然他们的尸首还没洗净，还没收殓和安葬，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如果他们有的话，而且从前也没有忘记他们的话，那么过了一个月也会同样把他们忘掉的。

“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

十六

在我军的棱堡和法军的堑壕上都挂着白旗，在他们之间的野花盛开的山谷里，成堆地躺着穿灰军服[32]和蓝军服、没有靴子、缺胳膊断腿的尸体，伕役们正在把尸体搬运到车上。空气里充满着尸体的难闻的恶臭。成群结队的人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法军的营地纷纷走出来看热闹，而且彼此都怀着热切的和善意的好奇心聚集到一块。

听听这些人彼此之间所说的话吧。

瞧，一位年轻军官，他的法国话虽然说得不好，可是足以让人听懂他的意思，正在一群俄国人和法国人围成的圈子里，打量着一个近卫团的公文包。

“Э cecи nypкya ce yaзоиси？”[33]他说。

“Parce que c’est une giberne d’un régiment de la garde，monsieur，qui porte l’aigle impérial.”[34]

“Э вy дe лa гapд？”[35]

“Pardon，monsieur，du sixième de ligne.”[36]

“Э cecи y aщтe？”[37]军官指着那法国兵用来抽烟卷的黄色的木制烟嘴问道。

“A Balaclave，monsieur！C’est tout simple—en bois de palme.”[38]

“若利！”[39]军官说；在对话中，这位军官运用的不是使他能畅所欲言的词句，而是他所知道的单词。

“Si vous voulez bien garder cela comme souvenir de cette rencontre，vous m’obligerez.”[40]说完这句话，那个彬彬有礼的法国人便把烟卷掐灭，然后微微一鞠躬，把烟嘴递给了军官。军官也把自己的烟嘴送给了他，于是所有在场的人，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好像非常满意，一个个都露出笑容。

瞧，一个很精神的步兵，穿着粉红色衬衫，披着军大衣，后面跟着几个士兵，他们背着手，脸上现出快活的、好奇的神情，他走到一个法国兵跟前，向他借火抽烟斗。那个法国兵把烟斗吸旺了，抠了抠，便把火倒给了那俄国兵。

“烟丝崩[41]。”穿粉红衬衫的士兵说，看热闹的人都笑了。

“Oui，bon tabac，tabac turc，”法国兵说，“et chez vous tabac russe？bon？”[42]

“露斯崩。”[43]穿粉红衬衫的士兵说，于是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弗朗塞不崩，崩茹尔，穆谢。”[44]穿粉红衬衣的士兵立刻把他所知道的法国话全端了出来，接着拍拍那法国兵的肚子，笑了。周围的法国兵也笑了。

“Ils ne sont pas jolis ces bêtes de russes.”[45]法国人群中一个殖民地部队中的步兵[46]说。

“De quoi de ce qu’ils rient donc？”[47]另一个黑皮肤的殖民地部队步兵向我们的士兵走了过来，用带意大利口音的法国话问道。

“衣裳崩。”那个很精神的俄国兵打量着那法国殖民地部队步兵的绣花衣襟说道，于是大家又笑了。

“Ne sortez pas de la ligne，à vos places，sacré nom……”[48]一个法军班长喝道，于是士兵们就带着明显的不满散开了。

还有这儿，在一群法国军官中间，我军的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正在用法国理发师的行话大聊其天。谈的是一位“comte Sazonoff，que j’ai beaucoup connu，monsieur，”[49]一个只佩带一只带穗的肩章的法国军官说，“c’est un de ces vrais comtes russes，comme nous les aimons.”[50]

“Il y a un Sazonoff que j’ai connu，”骑兵军官说，“mais il n’est pas comte，a moins que je sache，un petit brun de votre âge à peu près.”[51]

“C’est ça monsieur，c’est lui.Oh，que je voudrais le voir ce cher comte.Si vous le voyez，je vous pris bien de lui faire mes compliments.Capitaine Latour.”[52]他一面说，一面鞠躬。

“N’est ce pas terrible la triste besogne，que nous fai-sons？ Ça chauffait cette nuit，n’est-ce pas？”[53]骑兵军官想要接着说下去，便指着尸体说。

“Oh，monsieur，c’est affreux！Mais quels gaillards vos soldats，quels gaillards！C’est un plaisir que de se battre contre des gaillards comme eux.”[54]

“Il faut avouer que les vôtres ne se mouchent pas du pied non plus.”[55]骑兵军官一面说一面鞠躬，自以为很亲切。可是够了。

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他戴着一顶旧帽子，大概是他父亲的，光脚穿着鞋，只剩下一根背带吊着黄色的土布裤子。他从休战一开始就越过壁垒跑出来，不断地在谷地里走来走去，一面用茫然的、好奇的眼光望着法国兵和躺在地上的尸体，一面采摘在这个致命的山谷里漫山遍野盛开的蓝色的野花。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拚命向要塞跑去。

是的，棱堡上和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野花盛开的山谷里满是发出恶臭的尸体，美丽的夕阳渐渐沉向碧海，碧波荡漾的大海在金色的阳光下闪烁。几千人挤在一起，相视而笑，彼此交谈。而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信奉爱和自我牺牲的同一个伟大的教义，他们在看着自己所做的事情，难道就不会怀着悔恨突然跪在把生命赐给他们、同时也把死的恐怖和对善与美的爱放进每个人心里的上帝面前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像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那些破白布被藏起来了——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呻吟声和诅咒声又听得见了。

好，我已经把我这次要说的话都说了；可是，沉痛的思虑使我难受。也许这些话本来就不需要说。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在每个人心里，为了不致让它成为有害的，就不应该把它说出来，就像不应该把酒的沉淀摇匀，以免把酒弄坏一样。

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大家都好，大家又都不好。

那位具有超群的勇敢（bravoure de gentilhomme[56]）和推动他一切行动的虚荣心的卡卢金也好，那个不学无术、而又无害于人的普拉斯库欣也好（虽然他为了信仰、皇上和祖国已战死沙场），那个怯懦的、眼光短浅的米哈伊洛夫也好，那个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法规的孩子般的佩斯特也好，——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既不能是恶人，也不可能是英雄。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

（1855年6月26日）

芳信 译

[1]当时的法军制服为蓝上衣和红裤子。

[2]即《俄国残废人报》。这是一家官方的报纸，常登军事报导。

[3]指拿破仑三世，即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

[4]把“消息灵通”误写成“消息神通”。

[5]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和散文集《势利人脸谱》。

[6]西俗认为“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7]法语：我告诉您吧，有一个时候在彼得堡人们就光谈这件事。

[8]法语：贵族的那种美妙绝伦的英雄气概。

[9]法语：喂，诸位，看样子，今天夜间该有场激战了。

[10]法语：不，告诉我，今天夜间会出什么事吗？

[11]一面敞开的工事。

[12]法语：这景色多美呀！

[13]波兰语：到街上去打听打听那儿有什么新闻。——作者注。

[14]波兰语：我们倒要趁这会儿喝点儿酒，要不然，就太可怕了。——作者注。

[15]自从和土耳其人作战以来，我们的士兵听惯了敌人的这种喊声，因此，现在他们老说法国人也喊“阿拉！”（“阿拉”是伊斯兰教的上帝。）——作者注。

[16]拉丁语；大腿粉碎性骨折，有并发症。

[17]拉丁语：颅骨穿孔。

[18]拉丁语：胸腔穿孔。

[19]拉丁语：快死了。

[20]法语：您受伤了吗？

[21]法语：请原谅，陛下，我阵亡了。

[22]法语：炮灰。

[23]法语：主啊！

[24]这是近来大量出现的可爱的书籍之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它特别在我们青年人之间风行一时。——作者注。（书名为法语：《交际花盛衰记》，是巴尔扎克著的一部小说。）

[25]法语：真应该瞧瞧昨天我在炮火下碰见他时，他那副模样。

[26]法语：难道旗子已经降下来了吗？

[27]法语：还没有。

[28]法语：如果再过半小时天还是黑的，战壕就要第二次被占领了。

[29]法语：先生，我所以不说不对，只是因为我不想反驳您罢了。

[30]法语：你们是那个团的？

[31]法语：他是来看咱们的工事的，这个该死的……

[32]当时的俄军穿灰色军服。

[33]俄国腔的法语：为什么这只鸟在这儿？

[34]法语：因为这是近卫团的公文包，先生，它上面有帝国的鹰徽。

[35]俄国腔的法语：那么您是近卫军吗？

[36]法语：不，先生，我是常备军第六团的。

[37]俄国腔的法语：这是哪儿买的？

[38]法语：在巴拉克拉瓦，先生！这是个很普通的东西——黄杨木做的。

[39]法语：漂亮！

[40]法语：您要是肯赏脸把这个收下来，作为我们相逢的纪念，那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41]法语：好。

[42]法语：是的，好烟丝，土耳其烟丝；您抽的是俄国烟丝？好吗？

[43]法语：俄国的好。

[44]法语：法国的不好；您好，先生。

[45]法语：他们真不漂亮，这些俄国畜生。

[46]指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步兵。

[47]法语：他们笑什么？

[48]法语：别过界，各就各位，他妈的……

[49]法语：我很熟悉的名叫萨佐诺夫的伯爵，先生。

[50]法语：他是一位我们爱戴的真正的俄国伯爵。

[51]法语：我倒认识一位萨佐诺夫，可是，据我所知，他不是伯爵，个儿不高，黑头发，年纪跟您差不多。

[52]法语：对，先生，就是他。哦，我真想看到这位可爱的伯爵。您要是见着他，请您务必替我向他问好。就说拉图尔大尉问候他。

[53]法语：咱们干的这种可悲的事不是很可怕吗？昨天晚上打得真激烈，对不对？

[54]法语：哦，先生，这太可怕了！可是你们的士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和这样了不起的人打仗真是件快事。

[55]法语：必须承认，你们的士兵也不是好惹的。

[56]法语：贵族的英勇气概。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

八月底，在杜万卡亚[1]和巴赫奇萨赖之间的那条塞瓦斯托波尔的崎岖的大路上，在浓密、炽热的尘土中，一辆军官乘坐的马车正在慢吞吞地走着（这是一种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特别的马车，一种介乎犹太四轮马车、俄国运货马车和树条编的马车车围之间的不伦不类的东西）。

在马车前面蹲着的是个勤务兵；他穿一件黄色土布上衣，戴着一顶人家戴过的、现在软瘪得不成样子的军官的帽子，手上拉着缰绳；后面，坐在用马披盖着的包袱和驮包上的，是一位穿着夏季军大衣的步兵军官。这位军官，从他坐着的样子可以推断，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非常宽厚，并不是说肩膀很宽，而是说胸部很厚；脖子和后脑勺都很发达，有弹性；至于所谓腰身，就是说，躯干中部比较窄的地方——他没有，不过，他的肚子也不大，相反，他是比较瘦的，尤其是脸，又黄、又黑，还带病容。其实，要不是他的脸有点浮肿和脸上的柔和的、宽阔的、并不是因为年老而有的皱纹，使他的脸显得轮廓不分明和粗大，并且使整个的脸带有一种萎靡不振和粗鲁的表情的话，他的脸应该是漂亮的。他的眼睛不大，呈深棕色，非常灵活，甚至蛮横；他的唇髭很密，但是不宽，看得出来，他有咬胡子的习惯；他的下巴上，尤其是颧骨上，长满了两天没有刮过的又硬又密的黑胡子。这位军官在五月十日被弹片打伤了头部，至今头上还缠着绷带，他觉得自己完全复原已经有一个来星期了，现在是从辛菲罗波尔军医院动身回团部去。他所属的那个团驻扎在从这里可以听见炮声的那个地方——但究竟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北部，还是在因克尔曼——他从任何人那儿都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已经听得见炮声了，尤其是在没有群山阻隔或者顺风吹来的时候，可以听得非常清晰，密集，好像就在近处似的：时而一声爆炸好像震撼了长空，使人不禁一哆嗦，时而不太响的射击声就像鼓点似的，迅速地相继而起，有时又被一个惊心动魄的轰隆声打断，时而一切又融合为一片滚动的破裂声，宛如暴风雨肆虐，大雨刚刚倾盆而下时的隆隆雷声。大家都说，而且也听得出来，正在进行可怕的炮击。军官催促勤务兵快走：他似乎想尽快赶到目的地。迎面来了一长串俄国农民的车队；他们把军粮运到塞瓦斯托波尔，现在又从那儿满载着病号和伤员往回走。车上有穿灰色军大衣的陆军，穿黑大衣的水兵，戴着红色非斯卡[2]的希腊志愿兵，还有留着大胡子的民兵。军官的马车只好停下来，路上扬起的停滞的密云似的尘土飞进这位军官的眼睛和耳朵，粘在他那汗涔涔的脸上，他便眯起眼睛，皱紧眉头，带着恶狠狠的冷漠的神情瞧着从他身边过去的病号和伤员的脸。

“那个有气无力的小兵是咱们连的。”勤务兵说，一面转身对着老爷，指着那辆满载着伤员、这时正走到他们跟前的大车。

在大车前面，斜坐着一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大胡子俄罗斯人，他正用胳膊肘挟着鞭把，在那儿系马鞭。在他后面有五六个士兵姿势各异地在车上东摇西晃。有一个士兵用一根什么绳子吊着一只胳膊，在非常脏的衬衫外面披着一件军大衣，虽然脸色苍白、消瘦，可是很精神地坐在车子当中，他一看见军官，就想举手敬礼，但是后来，大概想起了自己是伤员，便装作他只是想搔搔头。挨着他的一个士兵躺在大车的底部；只能看到他那两只抓住车帮的瘦胳膊和那两个耸起的、像韧皮似的摇来晃去的膝盖。第三个士兵的脸肿着，头上裹着绷带，绷带上顶着一顶军帽，侧身坐在车沿上，两条腿垂下来，挨着车轮，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好像在打盹。而这位过路的军官就是冲着他说话的。

“多尔日尼科夫！”他喊道。

“有！”那士兵睁开眼，摘下帽子，用那样深沉而急促的低音答道，好像有二十名士兵一块儿齐声呐喊似的。

“你什么时候受伤的，老弟？”

那士兵的沉滞、浮肿的眼睛有了精神：显然，他认出了自己的长官。

“您好，长官！”他用同样急促的低音大声说道。

“咱们的团现在在哪儿？”

“在塞瓦斯托波尔，星期三要转移，长官！”

“到哪儿？”

“不知道……大概去北部，长官！今天，长官，”他一面戴帽子，一面用拖长的声音接着说，“敌人已经全面开火了，用的多半是榴弹，甚至打着海湾了；今天打得可厉害哪……”

士兵所说的话往下就听不清了；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和姿势上可以看出：他带着受苦的人常有的牢骚所说的都是不利的消息。

这位过路的军官，科泽尔佐夫中尉，是位出色的军官。他不是那种因为别人这么生活和这么做，他就这么生活和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别人就照他那样去做，并且相信这样做好。他的天分很高；他不笨，而且很有才能，他唱歌唱得好，会弹吉他，能说会道，而且文笔非常流利，尤其是当他做团副官的时候，学会了一手好公文；可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那天赋的强烈的自尊心，虽然这种自尊心主要是建筑在这些辁才小慧之上的，可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显著而惊人的特征。他的这种自尊心已经完全和生活融成一片，而且多半在男性的尤其是军人的圈子里见得很多，因此，他认为不是第一，就宁愿死，舍此别无其他选择，自尊心甚至就是他那内在动机的推动力，所以，当他在心里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时，总喜欢自居第一，压倒别人。

“莫名其妙！我才不来听莫斯科[3]胡说八道呢！”在中尉看到运送伤员的车队和听到那个士兵说的话，而炮击声又把那些话的意义自然而然地表明了和证实了的时候，心里便有一种既沉重、又满不在乎的无所适从之感，所以他便喃喃地说。“这个莫斯科真可笑……走，尼古拉耶夫，走啊……你睡着了吗！”他整了整军大衣的下摆，有点埋怨地对勤务兵说。

尼古拉耶夫拉拉缰绳，吧嗒了一下嘴唇，马车又匆匆前进了。

“喂，一下马，就立刻赶路，今天就走。”军官说。

二

马车已经驶入杜万卡亚，在成为断垣残壁的鞑靼式房屋的废墟的街道上穿过，这时，科泽尔佐夫中尉又被运送榴弹和炮弹到塞瓦斯托波尔去，麇集在路上的一支运输队挡住了去路。

两个步兵坐在路旁一堵塌了的围墙的石头上，在弥漫的尘土中，吃着西瓜和面包。

“老乡，您上远处去吗？”其中的一个一面嚼着面包，一面问一个背着一个不大的背囊、站在他们旁边的士兵。

“从省城到连里去，”那个士兵答道，他转过脸去不看西瓜，一面把背上的背囊整了整，“我们给连里看守干草看了差不多有仨礼拜了，可这会儿，你瞧，又叫大伙统统去看守；可是又不知道我们团眼下在哪儿。有人说，我们的人上礼拜开到科拉别尔区去了。诸位，你们没听说在哪儿吗？”

“在城里，老弟，驻扎在城里，”另一个年老的辎重兵正在带劲地用折叠刀挖着没有熟的、瓤还是白的西瓜，说道，“我们是中午才离开那儿的，真可怕，老弟，你还是别去；就在这儿找个干草堆里躺下，躺它这么一两天——也许好些。”

“诸位，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没听见今儿周围都在打炮吗？打得连一块整地方都没有了。至于咱们弟兄被打死了多少，那就没法儿说了！”跟着，说这话的人挥了挥手，把帽子戴了戴正。

过路的士兵沉思地摇摇头，咂了咂嘴，然后从皮靴筒里掏出一只小烟斗，他没有装烟，只抠了抠烟斗里抽剩的烟叶，从另一个抽烟的士兵那里点着了火绒，接着，微微举了举帽子。

“诸位，生死有命！请原谅，再见！”他说完这句话，把背上的背囊往上撺了撺，便上路了。

“哎，你还是等等的好。”那个挖西瓜的人拉着长声恳切地说。

“反正一样，”那位过路的士兵一面从麇集的车辆中间穿过去，一面嘀咕道，“看来，我也得买个西瓜当晚饭了；瞧，人们说的这话。”

三

科泽尔佐夫来到驿站的时候，那儿挤满了人。他在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驿站长。这位驿站长是个瘦瘦的非常年轻的人，他正在和紧跟在他后面的两个军官争吵。

“别说三天三夜，十天十夜你们也得等！就是将军也得等，老兄！”存心挖苦挖苦旅客的驿站长说，“总不能拿我来给你们套车吧。”

“要是没马，那就谁也别给！……为什么又给那个带行李的听差呢？”那位手上端着一杯茶的年岁较大的军官嚷道，显然，他故意避免用代词，不过却让人感觉到，他是很容易用你来称呼这位驿站长的。

“站长先生，请您自己想想吧，”另一个年轻的军官讷讷地说，“我们又不是为了去游山玩水。您要知道，既然要我们去，可见那里需要我们。要不然，我非把这事报告克拉姆佩尔将军不可。要不，这像什么话……这么说，您是不尊重当军官的啰。”

“您老是捣乱！”那位年岁较大的军官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只会妨碍我；跟这种人说话得有一套本领。瞧，他简直是不尊重人。我说，立刻给我们马！”

“我很乐意给，老兄，可是叫我上哪儿去弄呢？”

驿站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变得急躁起来，他挥动着两手，开始说：

“我自己懂得，老兄，什么都知道；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只要让我（军官们的脸上现出了希望）……只要让我活到月底，我就不会在这儿了。我就是到马拉霍夫岗去也比在这儿强。真的！既然有这样的命令，那就听他的便吧：现在全驿站连一辆结实的马车也没有，马已经三天没见着一把干草了。”

说完这话，驿站长就躲进门里去了。

科泽尔佐夫和军官们一起走进了屋子。

“有什么办法呢，”那位年岁比较大的军官完全心平气和地对那位年轻的军官说，尽管刚才他还显得是怒气冲天，“咱们已经走了三个月了，索性再等等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得及！”

烟雾腾腾的肮脏的屋子里挤满了军官和摆满了手提箱，科泽尔佐夫好不容易才在窗台上找到了一个位子，便坐了下来；他一面端详着人们的脸，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卷起了烟卷。门右边，有一大群人挨着一张油污的歪斜的桌子坐着，桌上摆着两个有着斑斑点点绿色铜锈的茶炊，摊着好几包放在各种纸上的糖块。一位没有胡子的年轻军官，穿一件可能是用女人的长外衣改成的、绗过的新短上衣，正在往茶壶里灌水，还有四位同样年轻的军官坐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一位睡在长沙发上，用皮袄当枕头；另一位站在桌旁，正在给一位坐在桌旁、只有一只胳膊的军官切烤羊肉。还有两位军官，一位穿着副官的军大衣，另一位穿着步兵的薄呢大衣，肩上斜挂着一个公文包，他们俩都坐在火炕旁；从他们看人的神情和那位挂着公文包的军官抽雪茄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是前线的步兵军官，而且对这一点还颇为得意。并不是说他们在举止上有一种瞧不起人的神情，但是有一种洋洋得意、泰然自若的神情，一部分是由于有钱，一部分是由于和将军们的亲密交往，——这种优越感表现得如此突出，连他们自己都想加以掩饰了。还有一位厚嘴唇的年轻军医和一位面貌像德国人的炮兵军官，几乎是坐在那位在长沙发上睡觉的年轻军官的脚头在数钱。四个勤务兵——一个在打盹，其他的在门口忙着整理手提箱和包裹。科泽尔佐夫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没有找到一个熟人；可是他却很有兴趣地听他们说话。他一看就可以断定是刚从武备中学出来的那些年轻军官们，使他很有好感，主要是他们使他想起了他的弟弟，他弟弟也是从武备中学出来的，最近几天就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炮兵连去。可是那位挂着公文包的军官，他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身上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厌恶和厚颜无耻。他甚至这样想着：“他要是敢出言不逊，看我不收拾他。”一面从窗台边移近火炕，在炕上坐下。总之，像那些真正的前线军人和好军官那样，科泽尔佐夫不但不喜欢，而且十分憎恶参谋部的军官们，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军官是参谋官。

四

“真太可气了，”年轻的军官们中有一位说，“都这么近了，就是过不去。也许今天会有战斗，可是咱们却没法参加。”

这位年轻军官说话时的那种尖细的声调和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泛起的一朵朵鲜妍的红晕，表现出一个总怕把话说错的年轻人的可爱的腼腆。

那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笑眯眯地瞧了瞧他。

“您还赶得上，真的。”他说。

年轻军官怀着敬意望了望那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的突然变得笑容可掬的瘦脸，便默不做声，又斟起茶来。真的，在这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的脸上和他的态度上，特别是他那军大衣的空着的袖子上，都表现出一种非常沉着的冷漠，在任何情况下或是在谈话中，这都可以说明他似乎在说：“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只要我想干的话，我都能干。”

“咱们究竟决定怎么办，”年轻的军官又跟他那位穿短上衣的伙伴说，“在这儿过夜呢，还是骑咱们自己的马走呢？”

伙伴不同意走。

“您知道，大尉，”那位继续在斟茶的军官一面拾起一只胳膊的军官掉下的小刀，一面对他说，“人家告诉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马贵极了，所以我们就合伙在辛菲罗波尔买了一匹马。”

“我想，你们是被人家狠狠地敲了一记吧？”

“说实在的，我可不知道，大尉：我们连车带马花了九十卢布。这太贵了吗？”他转过身来向着大家和瞧着他的科泽尔佐夫，说。

“如果是匹年轻的马，那就不贵。”科泽尔佐夫说。

“真的吗？可是有人跟我们说太贵了……不过这匹马有点儿瘸，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这会好的。它倒是挺壮实。”

“你们是从哪一所武备中学出来的？”科泽尔佐夫问道，他想打听弟弟的消息。

“我们刚从贵族团来，我们一共六个人；我们都是自愿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的，”那位喜欢说话的年轻军官说，“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炮兵连在哪儿：有人说在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他们又说在敖德萨。”

“难道你们在辛菲罗波尔没法打听吗？”科泽尔佐夫问道。

“谁也不知道……您知道，我们有一个同学跑到那儿的办公厅去打听，他们对他说了许多不客气的话……您想想，这多气人！……我这儿有现成的烟卷，您来一根吗？”他对刚要掏出烟盒的一只胳膊的军官说。

他带着一种讨好的热情伺候着他。

“您也是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吗？”他继续说。“哦，我的上帝，简直太好了！您知道，我们大家在彼得堡是多么想念你们和我们所有的英雄们啊！”他怀着尊敬和淳厚的亲切向科泽尔佐夫说。

“怎么，也许，你们还得回去吧？”中尉问道。

“我们所怕的就是这个。您瞧，我们买了马，添置了一切必需品——一把带酒精灯的咖啡壶，还有种种必需的零星用品，——我们把钱全花光了，”他一面瞧瞧自己的伙伴，一面低声说，“所以，万一得回去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难道你们没有领旅费吗？”科泽尔佐夫问道。

“没有，”他低声答道，“他们倒是答应在这儿给我们的。”

“你们有证明文件吗？”

“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证明文件；可是在莫斯科有一位枢密官（他是我叔叔），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这儿会给的，要不然，他自己就给我了。那，他们会给吗？”

“一定会给的。”

“我也想，说不定会给的。”他说话的声调，表示他已经把这同一件事问过三十来个驿站，可是得到的回答却各不相同，因此，他再也不敢轻信任何人了。

五

“怎么能不给呢？”那位在台阶上和驿站长吵过架的军官突然说；这时，他正好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而且他这话多少是对坐在近旁的参谋官们——对那两位较有身份的听者说的。“其实我也和这几位先生一样，希望去作战部队，甚至放弃了很好的职位请求上塞瓦斯托波尔；我从П地出发，除了领到一百三十六个银卢布的驿马费以外，分文没领到，我自己的钱倒花了一百五十多卢布。请想想看，八百俄里走了两个多月。我跟这几位先生在一块儿就走了一个来月。好在我自己有钱。要是我没钱的话，那叫我怎么办？”

“真有两个多月了吗？”有人问道。

“有什么法子呢，”说话的人继续说，“瞧，要是我不愿去的话，那我就不会放弃一个好职位请求上前线了；所以说，我才不愿意在路上磨蹭呢，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实在是毫无办法。比方说，我在佩列科普待了两个星期；那个驿站长根本就不愿意理我，‘您爱多会儿走就多会儿走；您瞧，光是持有特急驿马使用证的就有多少。’不错，真是命该如此……我倒想去，可看来，命运不济；我并不是因为眼下正在进行炮击，而是因为不管你急不急——显然都一样；不过，我是多么想……”

这位军官极力说明他迟迟不走的原因，似乎想借此为自己辩白似的。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其实是他胆怯。当他问起他的团部所在地和那儿是否危险的时候，这就变得越发明显了。当那位同团的一只胳膊的军官告诉他，在这两天里，他们团里光是军官就有十七位伤亡的时候，他甚至脸都发白了，说话的声音也突然断了。

这位军官在这会儿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虽然在六个月以前还远不是这样。他发生了一个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那种激变。他本来住在我国有武备中学的一个省里，在那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安闲的差事，可是，在他从报上和私人的信件中看到他以前的伙伴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事迹时，他便突然燃起了功名心，而更多的是燃起了爱国心。

为了这种感情，他牺牲了很多东西——优裕的地位，八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有舒服家具的住宅、熟人和朋友、以及和一位阔小姐结婚的希望，——他放弃了这一切，还在二月份就申请参加作战部队，幻想取得不朽的荣誉的桂冠和将军的肩章。在递上申请书后两个月，他收到上级的一封公函，问他是否需要政府津贴。他回信说不需要，而且耐着性子继续等待任命，虽然在这两个月里，他的爱国热忱已经显著地冷却了。又过了两个月，他又收到一封公函，问他是否是共济会会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在作了否定的答复以后，他的任命终于在第五个月下达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而主要是那种每逢情况改变就出现的对新情况感到不满的后悔之感，使他深信他参加作战部队是干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当他患着胃灼热和满脸的尘土独自来到第五驿站，在那儿遇见了一个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信使，把战争的恐怖情形告诉了他，而他为了换马又等了十二个钟头时，——他已经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怀着模糊的恐怖心情想到即将到来的一切，于是便像去送死似的茫然地继续前进。在这三个月里，他从这个驿站转到那个驿站，而且几乎到处都得等候和遇见从塞瓦斯托波尔带来可怕的故事的军官，于是这种感情便不断地增长，终于，使这位可怜的军官从一个敢于赴汤蹈火的英雄，像他在П地所设想的那样，到了杜万卡亚，竟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懦夫；因此，在一个月以前和几位从武备中学来的青年相遇时，他就极力设法尽量走得慢些，他认为这几天是他一生中的最后的日子了，因此每到一个驿站就搭起床铺，打开食品箱，找人打牌，或翻阅意见簿来消磨时光，人家不给他马，他反而感到高兴。

要是他从П地直接到达棱堡的话，那他确实是一位英雄，可是现在，他要成为一个像我们所常见的俄国军官那样在劳苦和危险中成为一个沉着的坚韧不拔的人，那他还得经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可是要在他的心中恢复这种热情，已经很难了。

六

“哪位要的红菜汤？”一个四十来岁、相当邋遢的胖女掌柜，端着一大碗菜汤走进屋里来问道。

谈话声马上停止，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视线集中在那个小饭铺女掌柜的身上。那位从П地来的军官甚至对一位年轻军官冲她挤了挤眼。

“哦，这是科泽尔佐夫叫的，”年轻的军官说，“得叫醒他。起来吃饭吧。”他说着，一面走过去推推那个睡在长沙发上的人的肩膀。

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小青年，生着一对快乐的乌黑的眼睛和绯红的双颊，从长沙发上精神饱满地跳起来，擦着眼睛走到屋子中间，站住了。

“哦，请原谅。”他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对那位在他起身时被他撞了一下的军医说。

科泽尔佐夫中尉马上就认出这是他弟弟，便向他身边走去。

“不认得我了吗？”他笑眯眯地说。

“啊—啊—啊！”弟弟叫道，“真没想到！”接着就吻起哥哥来了。

他们互相亲吻了三次，可是在第三次停顿了一下，好像双方都这样想：为什么一定要吻三次呢？

“好，真是高兴！”哥哥打量着弟弟说，“咱们到台阶上去谈谈。”

“走，走。我不要汤了……费德尔松，你吃吧。”他对他的伙伴说。

“你不是想吃吗？”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吃。”

当他们到了台阶上时，弟弟不断地问哥哥：“喂，你怎么样，好吗，快告诉我吧。”他一个劲儿地说，看见哥哥是多么高兴，可是关于他自己却只字不提。

他们默默地过了五分钟，哥哥才问为什么弟弟没有像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进近卫军。

“哦，是的！”一想起往事脸都红了的弟弟答道，“这件事使我痛心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会出这样的事。你想想看，就在临毕业之前，我们三个人去抽烟，——你知道那个小屋子，就是在门房后面的那一间，在你们那时候，恐怕也是这么做的，——可是，你瞧，偏给那个混账门房看见了，他就跑去报告值日官（要知道，我们还给过这门房好几回酒钱呢），于是值日官就悄悄地来了；我们一看见他，那两人扔掉烟，从旁门溜走了，可是我没处跑，他就对我说了些叫人生气的话，当然，我也不饶他，于是他就去报告了副校长，事情便闹大了。就为了这事，他们给我的操行没打满分，虽然我每门功课都是优，只有一门力学得十二分，这一来，就倒霉了。把我分配到普通军队。后来又答应把我调到近卫军去，可是我不愿意，就申请来打仗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真的，我不是跟你说笑话，我对什么都感到讨厌，所以我想赶快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是啊，话又说回来，要是在这儿运气好，可以比在近卫军里提升得快：在那儿当个上校得十年，而在这儿呢，托特列边[4]在两年之中就从中校提升为将军了。嗳，万一被打死了，那也没法子！”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哥哥微笑着说。

“哥哥，你听我说，主要的是，”弟弟笑眯眯地红着脸说，好像打算说一件非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情，“这都无关紧要；我请求到前线去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都在这儿为国捐躯，我总觉得生活在彼得堡有点可耻。再说，我想跟你在一块儿。”他越发不好意思地补了这么句话。

“你这人真可笑！”哥哥一面说，一面掏烟盒，并不看着弟弟，“不过很遗憾，咱们不会在一块儿。”

“你说实话，在棱堡上可怕吗？”弟弟突然问道。

“起初可怕，以后惯了——也就没什么了。你自己会看到的。”

“还有件事情要问你：你看，塞瓦斯托波尔会失守吗？我想，绝对不会失守。”

“上帝知道。”

“有件事情真叫人恼火，你知道，真倒霉：我们整整一包袱东西在路上都叫人给偷走了，我的军帽就放在里面，所以我现在狼狈极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不过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发了新军帽了，总之，变化很大；一切都在变好。这一切我都可以讲给你听……我跑遍了莫斯科。”

小科泽尔佐夫，叫弗拉基米尔，很像他哥哥米哈伊尔，可是这种相似就像正在开放的玫瑰和凋谢了的野蔷薇一样。他的头发也是淡褐色的，可是很密，两鬓的头发打成鬈儿；在他那白嫩的后脑勺上的头发形成一个淡褐色的尖角——据奶妈们的说法，这是幸福的象征。他那又白又嫩的脸上的红晕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时浮现旺盛的青春的红晕，泄露出他的全部内心活动。他的眼睛也跟哥哥的一样，只是更大，更亮，而且，因为这双眼睛常常是水灵灵的，所以就显得特别亮。两腮和红红的唇边长着淡褐色的茸毛，嘴边老是现出腼腆的微笑，露出雪白发亮的牙齿。他的身材挺拔，肩膀很宽，从敞开的军大衣里露出斜领的红衬衫，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他倚在台阶的栏杆上，当他站在哥哥面前时，脸上和姿态中都现出一种天真的喜悦，他真是个美貌英俊的少年，谁都想多瞧他几眼。他见到哥哥非常高兴，而且带着敬意和骄傲看着哥哥，把哥哥看作是一位英雄；可是在某些方面，就是在上流社会的教养（说实在的，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讲法语，善于和要人们应酬以及跳舞等等方面，——他都有点儿替他哥哥害臊，瞧不起他，甚至想教育他。他所有的印象还是从彼得堡带来的，是从一位喜欢漂亮的少年、在节日曾请他去玩过的贵夫人家里和他曾去参加过一次盛大舞会的莫斯科的一位枢密官家里带来的。

七

两兄弟痛痛快快地谈了一阵，就半天不开口。两个虽然彼此相爱，但是却缺少共同之处的人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

“那你去把东西拿来，咱们这就走。”哥哥说。

弟弟突然脸红了，踌躇起来。

“直接去塞瓦斯托波尔吗？”他沉默了片刻后问道。

“是呀，你的东西反正也不多；我想，装得下。”

“好极了！咱们这就走。”弟弟叹了口气说，便向屋里走去。

可是，他没有开门，却在过道里站住了，悲哀地低下了头，开始想道：

“马上就直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到那个地狱去——太可怕了！不过，反正一样，迟早总得去。现在至少是跟哥哥在一块儿……”

问题是，直到现在，当他想到他一上了车，就必须到塞瓦斯托波尔才下车，而且已经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形能使他中途滞留时，他才清晰地想象到他所寻求的危险，——一想到危险的逼近，他就慌张和害怕了。他勉强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走进屋子里去；可是一刻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出来到哥哥那儿去，所以哥哥便只好推开门来叫他。小科泽尔佐夫像个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在跟П地来的一位军官说着什么。哥哥推开门时，他简直惊慌失措了。

“这就来，我这就来！”他一面对哥哥挥手一面说。“请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真的出来了，而且使劲叹了一口气走近了哥哥。

“你瞧，哥哥，我不能跟你一块儿走了。”他说。

“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

“米沙[5]，我把实话全对你说了吧！我们谁都没钱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欠那位从П地来的上尉钱。真丢人！”

哥哥皱紧眉头，半天没有出声。

“你欠得多吗？”他皱着眉头盯着弟弟，问道。

“多……不，不太多；不过，我觉得怪丢人的。三个驿站上的费用都是他替我付的。而且还老吃他的白糖……所以我不知道……再说，我们还玩牌来着……我又输给他了一点儿。”

“这太恶劣了，沃洛佳[6]！要不是遇见我，那你怎么办？”哥哥不看着弟弟，严厉地说道。

“我本来打算，哥哥，到塞瓦斯托波尔领到旅费就还给他。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办的；所以，我还是明天跟他一块儿走好。”

哥哥掏出钱包，手指有点哆嗦地从里面取出两张十卢布和一张三卢布的钞票。

“我的钱都在这儿了，”他说，“你欠多少？”

科泽尔佐夫说这是他的全部钱财，他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他还有四个金币缝在袖子的翻口里以防万一，可是他曾对自己发过誓决不动用它。

原来，连赌账和白糖，小科泽尔佐夫才欠那位从П地来的军官八卢布。哥哥把钱给了他，只说了句没有钱还赌牌，这是不应该的。

“你没有钱为什么还打牌呢？”

弟弟一言不答。哥哥的质问好像是对他的诚实有所怀疑。他生自己的气，他对那个会引起这种怀疑的行为所感到的羞耻，以及他从自己热爱的哥哥那儿受到的申斥，对他那敏感的天性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痛苦的感觉，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觉得他会抑制不住涌上喉头的哭腔。他看也不看地拿了钱，就往伙伴那儿去了。

八

尼古拉耶夫在杜万卡亚向一个在桥上卖酒的士兵买了两小杯伏特加喝了，提了提神以后，就拉动缰绳，马车便沿着通往塞瓦斯托波尔去的沿别尔别克河的那条在有的地方绿荫如盖的石子路上颠簸着前进了，而这弟兄俩，虽然腿碰腿，彼此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对方，可就是固执地沉默着。

“他为什么要侮辱我呢？”弟弟想道，“难道他不提这事就不行吗？他好像把我当作小偷；而且似乎他现在还在生我的气，所以我们已经永远也好不了了。不过，要是我们俩都能在塞瓦斯托波尔，该多好啊。哥儿俩，彼此相亲相爱，两个人共同杀敌；一个已经是老兵，虽然不很有教养，却是个勇敢的军人，而另一个呢——年纪虽轻，但也是好样的……一星期之后，我就会让大家瞧瞧我并不太年轻！我再也不脸红了，脸上还会显出一种英雄气概，至于说胡子，现在固然很少，可是到那时候就会长得相当多了。”这时，他捻了一下嘴角上长出的茸毛。“也许我们今天一到，我马上就会跟哥哥去参加战斗。他准是又顽强又非常勇敢——是个说话不多，但是干起来却比别人都好的人。我倒想知道，”他继续想道，“他是不是存心把我往车的紧边上挤？他大概感觉出我坐得不舒服，却装作没看见我似的。我们今天一到，”他紧挨着车帮，一动也不敢动，免得让哥哥看出他坐得不舒服，一面继续默想道，“就马上直奔棱堡：我随同大炮，哥哥随着连队，——我们一同出发。可是法军却突然向我们猛扑过来，我就拚命开炮：打死了许许多多敌人，可是他们还是向我直扑过来。已经没法开炮了，——当然，我也陷入了绝境；可是突然哥哥挥着军刀向前冲来，我就抓起步枪，于是我们就和士兵们一起冲锋。法军向哥哥猛扑过来。我就跑过去，打死一个法国兵，又打死一个法国兵，把哥哥救了。我一只胳膊受了伤，便用另一只手抓起步枪，还是向前冲；可是哥哥在我身边被一颗子弹打死了。我停了一会儿，非常悲伤地瞧了瞧他，然后又挺起身子，大声叫道：‘跟我来，我们要报仇！我爱哥哥胜过世上的一切，’我说，‘可是我失去了他。我们要报仇，要消灭敌人，否则我们大家就在这儿战死！’大家都呐喊起来，跟着我冲上去。这时，法国人的全部人马，连佩利西埃[7]本人都出动了。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歼灭；可是，我终于又一次负伤，第三次负伤，我生命垂危，倒下了。这时，大家全跑到我身边，戈尔恰科夫[8]也走来问我要什么。我就说，我什么也不要，只希望他们把我放在哥哥身旁，我想跟他死在一起。他们就把我抬起来，放在哥哥血迹斑斑的尸体旁边。我支起身子，只说了句：‘是的，你们不懂得重视这两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现在他们俩都倒下了……但愿上帝宽恕你们！’我说完就死了。”

谁知道这些幻想会在多大程度得到实现！

“喂，你参加过肉搏吗？”他突然问哥哥，完全忘了他本来不想和他说话。

“没有，一次也没有，”哥哥答道，“我们团伤亡了两千人，都是在筑工事的时候；我也是在筑工事的时候受伤的。沃洛佳，打仗根本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打法！”

“沃洛佳”这个称呼使弟弟感动了；他本想跟哥哥解释一下，而哥哥却压根儿就没想到他得罪了沃洛佳。

“米沙，你没生我的气吧？”他沉吟了片刻问道。

“为什么生气？”

“不——没什么。因为咱俩刚才的事。好，这没什么。”

“我一点儿也没生你的气。”哥哥转身对着他，拍拍他的腿，一面答道。

“米沙，如果我让你伤心，那就请原谅我。”

为了不让人看见突然从眼睛里涌出来的眼泪，弟弟把脸扭了过去。

九

“难道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弟弟问道；这时，他们登上山顶，在他们眼前展开了桅樯林立的海湾、远处敌舰云集的大海、海滨白色的炮台、兵营、输水管、船坞和城市的建筑，还有从环抱城市的黄色的群山不断升起的白色和淡紫色的烟云，停留在蓝色的天空，被夕阳的玫瑰色的金光照耀着；而那光华四射的夕阳正向黝黑的大海的水平线下沉落下去。

沃洛佳看见他多次想过的这个可怕的地方，毫不觉得胆寒；相反，他却怀着美的享受和英雄的自豪感眺望着这个确实是壮丽多姿的景色（他觉得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了），他聚精会神地眺望着，直到他们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北部哥哥团里的辎重队为止，因为他们必须在那儿把团和炮兵连的所在地打听清楚。

管理辎重队的军官住在靠近所谓新镇（水兵家属搭的一排木板房子）的一个帐篷里；帐篷紧挨着一个用还没完全干透的绿橡树枝编成的相当大的棚子。

弟兄俩看见一位穿着脏得发黄的衬衫的军官，坐在一张折叠桌前——桌上放着一杯漂着一层烟灰的冷茶，还有一只摆着伏特加、吃剩的干鱼子粒和面包屑的托盘，正在用一把大算盘数一大堆钞票。可是，在说到这位军官的为人和他的谈话以前，必须先仔细看看他这个棚子里的内部摆设，还得多少知道一点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这座新的棚子很大，结构很结实，而且十分舒适，里面还有荆条编的和用土坯垒的小桌子和长凳，——好像这是为了将军或者团长之类的人物特制的；为了防止树叶落下来，在侧面和顶上还挂着三条毛毯，毯子虽然非常难看，但是很新，而且还一定很贵。在那条最显眼的、上面织着女骑士图的毛毯下，摆着一张铁床；床上放着一条鲜红的绒毯、一个又脏又破的皮枕头和一件貉绒皮大衣；桌上放着一面银框镜子、一把脏极了的银刷子，一把沾满了油腻腻的头发的断牛角梳、一个银烛台、一瓶贴着金色和红色大商标的甜酒、一座绘有彼得大帝肖像的金色的座钟、两只金戒指、一小盒什么丸药、一块面包皮和一副乱摊着的旧纸牌；床底下堆着许多空酒瓶和没开的黑啤酒。这位军官是管理全团的辎重和粮秣的。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好朋友——一个包揽什么买卖的经纪人。这弟兄俩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帐篷里睡觉；因为快到月底，这位军需官正在结算公款。军需官的外表非常漂亮，而且威风凛凛：大高个儿，大胡子，魁梧。他身上唯一让人感到不愉快的是他那虚胖的脸和满脸油光光的，几乎掩没了他那对灰色的小眼睛（好像他浑身都给泼上了黑啤酒），还有，从他那稀稀拉拉、油光光的头发起，直到他那双穿着银鼠皮便鞋的光着的大脚指头——都脏得要命。

“嚯，这么多钱！”大科泽尔佐夫走进棚子，就不由自主地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那堆钞票说，“就是借给我一半也好，瓦西里·米哈伊雷奇！”

军需官看到两位客人，就像做贼被人逮住似的缩成一团，连忙把钱收起来，他站也没站起来，只是点了点头。

“咳，要是我的就好了……老兄，这是公款！跟您一块来的这位是谁？”他说着一面把钱藏进摆在他近旁的那只钱箱里，眼睛直盯着沃洛佳。

“这是我弟弟，刚从武备中学出来。我们是来向您打听我们团驻扎在哪儿的。”

“请坐吧，你们二位。”他说完这句话，就站起身来，走进帐篷里去了，也不理会这两位客人。“你们要不要喝点儿酒？黑啤酒，行吗？”他在那边问道。

“行啊，瓦西里·米哈伊雷奇！”

使沃洛佳感到惊讶的是军需官的气派、他那随便的态度和哥哥对他表示的尊敬。

“他准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好军官，受到大伙的尊敬；一定很平易近人，很勇敢，也很好客。”他拘束而腼腆地在沙发上坐下时想道。

“我们团究竟驻扎在哪儿？”哥哥隔着帐篷问道。

“什么？”

他又重问了一遍。

“赛费尔今天来过我这儿；他说昨天转移到第五棱堡去了。”

“靠得住吗？”

“我既然这么说了，就靠得住；不过，鬼知道他呢！撒谎在他是家常便饭。怎么样，要喝点黑啤酒吗？”军需官仍旧在帐篷那边说。

“好吧，喝。”科泽尔佐夫说。

“您喝不喝，奥西普·伊格纳季奇？”话声继续从帐篷里传出来，显然是对那个睡着的经纪人说的，“别再睡了：已经七点多了。”

“您跟我捣什么乱，我又没有睡着。”一个懒洋洋的尖细的声音答道，这个声音在发л和p两个字母时模糊不清，但很悦耳。

“喂，起来吧：没您，我闷得慌。”

说完这句话，军需官就回到客人们这边来了。

“来瓶黑啤酒。要辛菲罗波尔的！”他叫道。

一个神态傲慢的勤务兵（也许在沃洛佳看来是这样），走进棚子，甚至推了军官一下，从床底下掏出了一瓶黑啤酒。

“是呀，老兄，”军需官边斟酒边说，“现在咱们这儿来了一位新团长。什么都得给他置备，得花钱。”

“嗯，我想这是新的一代里的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科泽尔佐夫彬彬有礼地端起酒杯说。

“哼，新的一代！可照样是个吝啬鬼。当他指挥一个营的时候，他大嚷大叫，可现在，他唱的却是另一个调子了。这是不行的，老兄。”

“这话对。”

弟弟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哥哥说的不是真心话，好像只是因为喝了这位军官的黑啤酒才这么说的。

一瓶黑啤酒已经喝完了，大致相同的谈话继续得已经够久了，这时帐篷的门帘掀开了，一个个子不高，容光焕发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带子的蓝缎子睡衣，戴着有红帽箍和帽徽的军帽。他一边往里走，一边理了理自己黑色的小胡子，同时，眼睛望着毛毯的某一点，几乎看不出地动了动肩膀，算是回答军官们的问候。

“让我也喝一小杯！”他在桌旁坐下，说道，“我说，年轻人，您是从彼得堡来的吗？”他亲切地问沃洛佳。

“是的，我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是自己要求去的吗？”

“是的。”

“你们这是何苦呢，先生们，我真不懂！”经纪人接着说，“假使他们肯放我走，说真的，现在我情愿徒步走到彼得堡去。真的，这种猪狗似的生活简直让我腻味透了！”

“您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大科泽尔佐夫对他说，“您在这儿的生活还能说不好吗！”

经纪人瞧瞧他，把脸扭了过去。

“这么危险（‘他待在北部，还谈得到什么危险。’科泽尔佐夫想道），这么艰苦，什么东西都弄不到，”他还是继续对沃洛佳说，“你们这是何苦呢，先生们，我简直没法了解你们！哪怕有点什么好处也好呀，可是，这算什么呢。嗳，在您这种年纪万一落个终身残废，那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唯利是图；也有人为荣誉服务！”大科泽尔佐夫用恼怒的声调又插嘴说。

“当什么也吃不上的时候，还谈什么荣誉！”经纪人一面发出鄙夷的冷笑，一面转身对着听了这话也在发笑的军需官说。“你放一张《露契娅》的唱片，咱们来听听音乐吧，”他一面指着留声机，一面说，“我喜欢这个歌剧……”

“怎么，那个瓦西里·米哈伊雷奇是个好人吗？”当他们俩在薄暮中从棚子里出来，继续向塞瓦斯托波尔驰去的时候，沃洛佳问哥哥。

“没什么，这小子就是太吝啬！要知道，他一个月至少有三百卢布的收入，可是他的生活却像猪猡一样，这你都看见了。至于那个经纪人，我看见他就受不了，总有一天我非揍他一顿不可。要知道，这个流氓从土耳其捞了一万二……”于是科泽尔佐夫就大谈起重利盘剥来，他说时多少（老实说）带着对此深恶痛绝的人的口吻，这种人谴责重利盘剥，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罪恶，而是恼恨居然有人利用它发财，这使他很恼火。

十

差不多已经是黑夜的时候，他们乘车驶近横跨海湾的大桥，沃洛佳这时的心情并不是沮丧，但是他感到心头有点沉重。他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同他不久以前的印象很不相似；铺着镶花地板的敞亮的考试大厅、同学们亲切愉快的笑语声、新制服以及七年来他所常见的、并且在临别时含着眼泪称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的敬爱的沙皇，——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一切，和他那美丽、绚烂、崇高的幻想实在太不相似了。

“好，我们到了！”当他们到达米哈伊洛夫炮台，走下马车时，哥哥说，“要是肯让咱们过桥，那咱们马上就去尼古拉耶夫兵营。你在那儿待一宿，我先到团里去，打听一下你的炮兵连驻扎在哪儿，明天再来接你。”

“那又何必呢？还是一块儿走好，”沃洛佳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棱堡。反正得习惯它。既然你可以去，我也能去。”

“你最好别去。”

“不，让我去吧，至少我可以知道怎样……”

“我劝你别去，不过……”

天空清澄而又黑暗；星光以及榴弹和炮弹不断掠过的闪光已经在黑暗中闪亮。炮台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和桥头，从黑暗中显露出来。炮击和爆炸迅速地接连不断，或是同时而来，简直每秒钟都有好几次，并且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地震撼着长空。透过这轰隆声，可以听得见海湾的凄切的絮语，好像在和它应和。微风从海上吹来，空气湿润。弟兄俩走到桥边。一个民兵笨拙地端起枪，大声喝道：

“什么人？”

“当兵的！”

“禁止通行！”

“那怎么办！我们有事。”

“你们去问长官。”

一个坐在锚上打瞌睡的军官欠起身来，下令放行。

“到那边去行，从那边来不行。你们一齐挤什么！”他对麇集在桥头的那些高高地堆满土筐的军用马车喝道。

弟兄俩下到第一道浮桥时，碰见了几个大声说着话从对面走过来的士兵。

“等他领到了装备费，他就可以把债都还清了——真的……”

“嗨，弟兄们！”另一个说，“一到北部，真是重见光明！连空气都完全两样了。”

“别说啦！”第一个说，“前两天就有颗该死的炮弹飞过来把两个水兵的腿给打断了，——所以，你还是别说的好。”

弟兄俩走过第一道浮桥，在有些地方已经没在水里的第二道浮桥上站下，等候马车。风在旷野里似乎不大，在这儿却变得非常强劲；桥在摇晃，海浪喧哗地冲击着原木，被锚链和缆绳划开，涌到板上。右面，一片黑茫茫的大海在发出阴沉的、怀有敌意的怒吼，一条整齐的黑线把大海和淡灰色的星空划分开来；远处，敌舰上的灯火照耀着；左面，朦胧地现出我们的一艘军舰巨大的黑影，听得见波涛拍击船舷的声音；还可以看见一只汽船嘟嘟地、飞快地从北部驶出。一颗在它附近爆炸的榴弹的火光，霎时间照亮了高高地堆满在甲板上的土筐、两个站在上面的人影以及被汽船划破的碧波的白泡沫和浪花。一个只穿着衬衫的水兵坐在桥边，两脚泡在水里，正在修理浮桥上的什么东西；前面，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上空，有同样的火光掠过，传来越来越响的可怕的炮声。从海上涌起的波浪漫过桥的右面，打湿了沃洛佳的双脚；两个士兵蹚着水从他身边走过。突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崩裂了，一道闪光照亮了桥的前部、一辆在桥上行走的马车和一个骑马的人，接着，弹片带着呼啸声纷纷落进水里，溅起了浪花。

“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那个骑马的人在大科泽尔佐夫面前勒住马说，“怎么样，已经完全好了吗？”

“您不是看见了，您上哪儿去？”

“到北部去取弹药：要知道，我现在代理团副官……我们随时都等候敌人进攻，可是每个人的子弹盒里连五发子弹都没有。安排得可真好啊！”

“马尔佐夫呢？”

“昨天把腿给打断了……那时，他在城里，正在屋里睡觉……也许您会碰到他的，他在救护站。”

“咱们团在第五棱堡，对吗？”

“是的，M团的驻地由我们接防了。您到救护站去瞧瞧：咱们团有人在那儿——他们会带您去的。”

“喂，我在滨海街的那套房子没事儿吧？”

“咳呀，老兄！早就被炮弹炸毁啦。现在您都认不出塞瓦斯托波尔了；连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没有饭馆，也没有音乐；昨天连最后一家铺子都搬走了。现在真是惨极了……再见！”

说完这句话，军官就策马而去。

沃洛佳突然感到非常害怕：他老觉得炮弹或是弹片马上就会飞过来打中他的脑袋。这阴冷的昏暗，这所有的声响，尤其是海浪没完没了的拍击声，——这一切似乎都在对他说，别再往前走了，那儿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他，他的脚决不会再踏上海湾这边的俄罗斯土地了，他应该马上往回走，而且要尽可能地远远离开这个可怕的死地。“可是，也许已经晚了，现在命运已经定了。”他浑身哆嗦着想道，他哆嗦，部分是由于想到这些事，部分是由于水灌进了他的靴子，弄湿了他的脚。

沃洛佳深深地叹了口气，便离开哥哥，向一旁走了几步。

“天啊！难道我会被打死吗？要打死的正是我吗？天啊，饶恕我吧！”他低声说着，一面画了个十字。

“喂，沃洛佳，咱们走吧。”当马车上了桥时，哥哥说，“你看见过榴弹吗？”

弟兄俩在桥上遇见一辆辆运送伤员和满载着土筐的马车；还有一辆车装着家具，赶车的是个女人。过了桥，就没人阻拦他们了。

弟兄俩本能地紧贴着尼古拉耶夫炮台的墙壁，倾听着就在他们头上爆炸的炮弹的响声和弹片纷纷落下时的呼啸声，默不做声地走到了炮台里挂着圣像的地方。在这儿，他们打听到了沃洛佳被派往的第五轻炮兵连驻扎在科拉别尔区；虽然危险，他们还是决定一起到哥哥的第五棱堡去过夜，明天再从那儿上炮兵连去。他们拐进走廊，迈过顺着炮台的墙脚在睡觉的士兵们的腿，终于到了救护站。

十一

当他们走进摆满躺着伤员的病床、充满军医院所特有的极端难闻的恶臭的第一号病房时，他们遇见了迎面走出来的两个女护士。

一个是五十来岁的妇人，黑眼睛，脸上的神情严肃，拿着绷带和棉线团，正在叮嘱跟在她后面的一个小青年——医士；另一个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二十岁光景，她那苍白、娇嫩的小脸在白帽子下显出一种特别惹人爱怜的妩媚，她两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低着头，和那位老护士并排走着，好像怕落在她后面似的。

科泽尔佐夫问她们知不知道昨天被炸断了腿的马尔佐夫在哪儿。

“他好像是П团的吧？”老护士问道，“怎么，他是您的亲戚吗？”

“不，是同事。”

“嗯！您带他们去吧，”她用法语对年轻的护士说，“往这边走。”说完这话，她就和医士向一个伤员身边走去。

“咱们走吧，你瞧什么呀！”科泽尔佐夫对沃洛佳说，沃洛佳扬起眉毛，现出痛苦的表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伤员们，“咱们走吧。”

沃洛佳虽然跟着哥哥走，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回头张望，不自觉地反复说：

“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

“这位大概刚到这儿不久吧？”护士指着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跟着他们在走廊上走着的沃洛佳向科泽尔佐夫问道。

“他刚来。”

美丽的护士瞧了瞧沃洛佳，突然哭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一切多会儿才能完啊！”她带着绝望的声调说。

他们走进了军官病房。马尔佐夫仰面躺着，两只裸露到肘部的青筋暴露的胳膊放在头后，黄黄的脸上现出一个咬紧牙关以免痛得叫唤起来的人的表情。那只穿着长袜的好腿伸在被子外面，可以看得出他的脚趾在痉挛地抽搐。

“喂，您觉得怎么样？”护士一面问，一面用纤细柔嫩的手指（沃洛佳看见她一个手指上戴着金戒指）扶起他那有点秃顶的脑袋，整理了一下枕头。“瞧，您的两位朋友来看您了。”

“当然，疼，”他气冲冲地说，“别管我，我好得很！”他的脚趾在袜子里动得更快了。“您好！对不起，您贵姓？”他对科泽尔佐夫说。“哦，对了，请原谅，在这儿我把什么都忘了。”当对方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他时，他说。“原来我们以前在一块儿待过。”他不带任何高兴的表情补充了一句，同时还用询问的目光瞧着沃洛佳。

“这是我弟弟；今天刚从彼得堡来。”

“嗯！瞧，这下我可领一等残废金了，”他皱着眉头说，“哎哟，真疼！……还不如快点死了算了。”

他把腿缩了进去；两手捂着脸，哼哼唧唧地说了点什么。

“别打扰他了，”护士噙着眼泪低声说，“他的伤势很严重。”

弟兄俩还在北部时就决定一起到第五棱堡去；可是，当他们离开尼古拉耶夫炮台时，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不要去无谓地冒险，决定分手了。

“不过你怎么找得着呢，沃洛佳？”哥哥说，“对啦，尼古拉耶夫可以带你到科拉别尔区去；我先一个人走，明天再来找你。”

在这最后分别的时候，弟兄俩什么也没再说。

十二

炮声一直那么猛烈，可是，叶卡捷琳娜街却是一片荒凉和静寂。沃洛佳在前面走着，尼古拉耶夫默默地跟在后面。在昏暗中，他只能看到宽阔的街道上许多地方墙壁都遭破坏的白色大房子和他走的那条铺石板的人行道；间或可以碰见几个士兵和军官。当他走过街左的海军部时，借着从墙内射出来的一道亮光，他看见了栽种在人行道边上用绿色支柱撑着的洋槐和沾满尘土的惨淡的洋槐树叶。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跟在他后面气喘吁吁的尼古拉耶夫的脚步声。他什么都不想：美丽的护士，马尔佐夫的穿着长袜子的脚趾抽搐的脚，黑暗、榴弹以及种种死亡的形象都在他心里模糊地掠过。一种孤独感和当他处在危险之中，人们对他的命运的普遍的冷淡，使他那整个年轻、善感的心紧揪着，感到痛苦。“我会被打死，我会被折磨、受苦，可是谁也不会为我流一滴眼泪！”于是他曾经美妙地梦想过的那充满了毅力和同情心的英雄生活就被这一切代替了。榴弹的爆炸声和呼啸声越来越近；尼古拉耶夫的唉声叹气也越来越多，可是他并没有打破沉默。当他们走过通往科拉别尔区的那座桥时，他看见有一样东西飕的一声飞进了他附近的海湾，霎时间把紫色的波浪照得通红，接着就不见了，后来又从那儿激得浪花四溅。

“瞧，还没给憋死哪！”尼古拉耶夫说。

“是呀。”他用连自己都觉得不自然和意想不到的尖细刺耳的声音答道。

他们遇见了抬着伤员的担架和还是那些装着土筐的军用马车；在科拉别尔区，他们又遇见了一个团；还有一些人骑着马疾驰而过。其中有一位军官带着一名哥萨克。他骑着马快步驰来，可是一看见沃洛佳，就勒住了马，仔细地瞧了瞧他的脸，便转过身去，策马加鞭跑走了。“孤独，孤独！世界上有没有我这个人，谁都不在乎。”这个可怜的少年怀着恐惧的心情想道，他真想哭。

他上了山，走过一堵白色的高墙，走进了一条两旁的小房子都被炸毁而且不断被榴弹照亮的街道。一个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女人和一个水兵从一个小门里走出来，正好撞在他身上。

“因为，假如他是个上等人的话，”她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军官老爷！”

这个可怜的少年心里越来越痛苦；而在黑暗的地平线上的闪光却越来越频繁，榴弹也越来越多地在他周围发出呼啸声和爆炸声。尼古拉耶夫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用一种在沃洛佳听来好像是阴森森的声音说道：

“瞧，他老急着从省里往这儿赶。老催着走呀，走呀。有什么可急的呢！有些个聪明的老爷们才受了一点点轻伤，就舒舒服服地住在医院里。这才好啊，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既然哥哥现在已经好了，那有什么法子呢。”沃洛佳答道，他希望哪怕用谈话来驱散控制着他的忧愁。

“好了！他好什么呀，他原本就有病。就是那些真好了的，但是人家聪明，在这种时候都在医院里待着。在这儿可开心了，是不是？不是丢胳膊就是断腿——就这个！要遭殃还不容易！就是在这儿，在城里，都已经够吓人的了，更甭提上棱堡了！你一去——就一个劲儿地祷告。瞧，这鬼东西嘘的一声从你身边擦过去了！”他加了一句，一面注意地听着弹片在附近嘘嘘地飞过的声音。“现在，”尼古拉耶夫接着说，“吩咐我送您少爷。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叫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不过，要紧的是——把马车交给了一个什么当兵的，行李又解开了。一个劲地叫去，去；可是，丢了东西，又该我尼古拉耶夫倒霉了。”

又走了几步，他们到了一块空地上。尼古拉耶夫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少爷，您那炮兵连就在这儿！”他突然说，“问问哨兵，他会指给您看的。”于是沃洛佳又走了几步，就不再听见后面尼古拉耶夫叹气的声音了。

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完全地真正地孤独了。这种在危险中的孤独感——他觉得死就在眼前，——就像一块非常沉重的、冰冷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站在空地中央，回头瞧瞧，是不是有人看见他，他用手抱着脑袋，恐怖地寻思道：“主啊！难道我真是个懦夫吗？真是个卑鄙下流、微不足道的懦夫吗？难道我就不能为祖国、为沙皇光荣地死去吗？不久前我还曾高高兴兴地梦想过为皇上慷慨捐躯呢。不！我是个倒霉的可怜虫！”于是，沃洛佳怀着真正的失望和对自己绝望的感情，去向哨兵问了炮兵连长的住所，然后便朝哨兵指给他的方向走去。

十三

哨兵指给他看的炮兵连长的住所，是一座在院子里有门通到里边去的两层小楼。从一扇糊着纸的窗子里透出微弱的烛光。一个勤务兵坐在台阶上抽烟斗。他进去禀报了炮兵连长，然后便把沃洛佳领进屋去。在房间里两扇窗子之间的一面破镜子下，摆着一张堆满了公文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被褥整洁的铁床，床前有一块小地毯。

紧挨着门站着一个留着浓密髭须的漂亮男子——司务长，他佩着短剑，穿着军大衣，大衣上挂着一枚十字勋章和一枚匈牙利奖章。一位个子不高的校官，有四十岁左右，半边肿着的脸上缠着绷带，穿着一件旧薄呢军大衣，在房间当中来回地走着。

“被委派到第五轻炮兵连的小科泽尔佐夫准尉，前来报到。”沃洛佳一进屋，就把这句背熟了的话说了出来。

炮兵连长冷冷地还了礼，也没向他伸出手来，就请他坐下。

沃洛佳怯生生地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开始摆弄他顺手拿起的一把剪子。炮兵连长背着手，低着头，只是偶尔瞧瞧那双摆弄着剪子的手，露出正在回想什么事情的样子，一言不发地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炮兵连长相当胖，头顶上秃了一大块，浓密的小胡子把嘴都遮住了，他有一对令人愉快的栗色的大眼睛。他的手很好看，又干净，又胖；脚往外撇得厉害，步伐坚定而潇洒，说明炮兵连长并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是呀，”他在司务长前面站住说，“从明天起，拉弹药的军马还得多添点饲料，要不然，马都掉膘了。你觉得怎么样？”

“可不是吗，长官，是可以添点儿！这会儿燕麦贱多了，”司务长一面回答，一面动着贴在两边裤缝上的手指，显然，这两只手爱用手势来帮助说话，“还有，长官，咱们的粮秣管理员弗兰休克昨天从辎重队给我捎来个条儿，叫咱们一定要在那儿买些车轴，据说，那边挺便宜，——您下个命令吧？”

“好，买吧：反正他手里有钱。”接着，炮兵连长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了。“您的行李呢？”他在沃洛佳面前站住，突然问道。

可怜的沃洛佳想着自己是个懦夫，因此在每一个瞥视里，每一句话里，他都看到对自己的蔑视，就像对一个可怜的懦夫那样，为此他感到难受极了。他觉得炮兵连长已经看穿了他的秘密，正在嘲笑他。他感到很窘，就回答说行李在格拉弗区，他哥哥答应明天给他送来。

可是这位中校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向司务长问道：

“咱们让这位准尉住在哪儿呢？”

“让准尉吗？”司务长说时，很快地瞟了沃洛佳一眼，好像在问：“他算计什么准尉，也值得让他住在什么地方吗？”这就使沃洛佳更窘了。“那就住楼下吧，长官，可以把他安置在上尉屋里，”他想了想继续说，“上尉到棱堡去了，他的床空着。”

“也好，您能不能暂时委屈一下？”炮兵连长说，“我想，您一定累了；我们明天再好好安排一下。”

沃洛佳站起来，行了个礼。

“您不要喝点茶吗？”沃洛佳已经走到门口，炮兵连长说，“可以把茶炊烧上。”

沃洛佳行了个礼，就出来了。上校的勤务兵带他下了楼，把他领进一间四壁空空的脏屋子，房间里堆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张没有床单和被子的铁床。床上睡着一个穿粉红色衬衫的人，身上盖着厚厚的军大衣。

沃洛佳以为他是个士兵。

“彼得·尼古拉伊奇！”勤务兵一面说，一面推这个睡觉的人的肩膀。“准尉要睡这儿……这是我们的士官生。”他转身对准尉补了一句。

“哦，请不用费心了！”沃洛佳说；可是这个士官生——一个高大、结实、脸很漂亮、但是一副蠢相的年轻人——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军大衣，显然还没有醒透，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没关系，我到院子里睡去。”他嘟囔着说。

十四

剩下沃洛佳一个人独自思忖时，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厌恶自己的紊乱和凄凉心境。他希望能够睡着，忘掉周围的一切，主要的是，忘掉自己。他吹熄了蜡烛，上床躺下，用脱下的军大衣蒙住脑袋，希望躲开他从小就害怕的黑暗。可是他突然掠过一个念头：一颗榴弹飞过来，会打穿屋顶，把他炸死。他开始倾听：他听见炮兵连长的脚步声就在他的头上。

“不过，要是有炮弹飞来的话，”他想道，“那么，先打死楼上的人，然后才是我；至少打死的不是我一个人。”这种想法给了他一点安慰；他差不多要睡着了。“要是今天夜里塞瓦斯托波尔突然失守，法军冲到这儿来，那怎么办？我用什么来自卫呢？”他又爬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实际的危险的恐怖压倒了对黑暗的神秘的恐惧。除了一副马鞍和一个茶炊，屋里任何硬东西也没有。“我是个孱头，我是个懦夫，是个卑鄙的懦夫！”他突然想道，于是他心里又涌起了蔑视自己，甚至厌恶自己的那种沉痛之感。他再躺下，极力什么也不想。后来，由于炮声不断震得仅有的一个窗子上的玻璃格格作响，白天的印象便不由得浮上他的脑海，又使他想起了危险：他在幻想中一会儿看见伤员和鲜血，一会儿看见飞进屋里来的榴弹和弹片，一会儿看见那美丽的护士一面给他这个垂死的人包扎伤口，一面为他流泪，一会儿又看见他母亲在小县城里给他送别，含着眼泪在有灵的圣像前热烈地祷告，——因此，他又觉得睡不着了。可是他心里却突然清晰地出现了仁慈的、万能的、什么都能办到的、任何祷告都能听到的上帝。于是他便跪下来，画了十字，像小时候教他做祷告那样合上双手。这种姿势突然把他带到了那早已忘却了的欢愉的心情中。

“主啊，如果我非死不可，非结束生命不可，那就这么办吧，”他想道，“那你就快点儿这么办吧；但是，如果我需要勇气，需要坚定，而这二者又是我所缺少的，那就请赐给我吧；但是求你让我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羞愧和耻辱，请你教我怎样来执行您的旨意。”

这颗幼稚的、受惊的、狭隘的心突然变得成熟起来，开朗起来，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光明的新天地。在这种心情持续着的那短暂的时间内，他又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可是，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声和玻璃的震动声中，他很快就平静地无忧无虑地睡着了。

伟大的主啊！只有您才能听见和了解，从这个可怕的死地到达你那儿的简单的，但是热烈而绝望的祷告，那种充满无知、模糊的忏悔和痛苦的祷告！——从一秒钟之前还在想到早餐和挂在脖子上的乔治勋章，而现在却恐惧地感到你的来临的将军起，到那倒卧在尼古拉耶夫炮台的光地面上，祈求您为了他的一切不应得的痛苦赶快把他不自觉地预感到的奖赏赐给他的、又乏又饿、满身虱子的士兵止所作的祷告！是的，您在不倦地倾听着你的孩子们的祷告，而且，你还派遣安慰灵魂的天使到各处去把忍耐、责任感和希望的欢乐灌输到他们的心中。

十五

大科泽尔佐夫在街上遇见自己团里的一个士兵，就跟他一起直奔第五棱堡去了。

“挨着墙根，长官！”士兵说。

“为什么？”

“危险，长官；您瞧，它飞过去了。”那士兵一边说，一边听着那飕的一声飞过，掉在街对过干路上的炮弹的响声。

科泽尔佐夫没听那士兵的话，还是精神抖擞地在街心走着。

这儿还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甚至更频繁的火光、炮声、呻吟声和与伤员的相遇，同样的炮台、胸墙和堑壕，就像春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时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却显得更凄凉了，同时也更坚定了，——房屋上的弹洞也更多了，除了库辛家的房子（军医院）以外，别处的窗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灯光，连一个女人也碰不到了，——以前表现在一切事物上的那种见怪不怪和无忧无虑的气氛，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种焦虑的期待、疲惫和紧张的痕印。

可是，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道堑壕，这里听到了一个认出了自己老连长的П团的士兵的声音，这里就是那在黑暗中贴墙站着，时时被炮火照亮的第三营，同时，还听得见压低了的说话声和步枪碰击的声音。

“团长在哪儿？”科泽尔佐夫问。

“在海军掩蔽部，长官！”一个很殷勤的士兵答道，“这儿走，我带您去。”

那士兵带着科泽尔佐夫走过一道又一道的堑壕，然后到了堑壕里的一道小沟边。一个水兵坐在小沟里抽烟；他后面有一扇门，从门缝里透出一线灯光。

“我可以进去吗？”

“我这就去通报。”说着，那个水兵就走进门里去了。

从门里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如果普鲁士继续保持中立，”一个声音说，“那么奥地利也……”

“奥地利算什么，”另一个声音说，“当斯拉夫的土地……好，请他进来吧。”

科泽尔佐夫从来没到过这个掩蔽部。它的陈设的豪华使他吃惊。镶木地板，门口有架屏风。靠墙摆着两张床，墙角上挂着大幅金碧辉煌的圣母像，圣像前点着一盏粉红色的长明灯。在一张床上，有个海军军官和衣躺着睡觉，而在另一张床上，有两个人——新任的团长和副官，坐着在说话。在这张床前的桌上放着两瓶打开的酒。虽然科泽尔佐夫决不是一个胆小鬼，对政府和团长都问心无愧，可是一看见上校（不久以前还是自己的同僚）他就胆怯，两腿哆嗦：这位上校非常傲慢地站起身来听他说话。而且，坐在那儿的那位副官的姿态和目光也使他发窘，那副神气好像在说：“我只是您的团长的朋友。您不是来找我的，所以我不能，也不想要求您对我有任何敬意。”“真奇怪，”科泽尔佐夫望着自己的团长这样想道，“他担任团长才七个星期，可是他身上的一切——他的服装、姿态、目光——都显出了团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由于年龄大、资格老、战功卓著，而是由于他当了团长发了财。曾几何时，”他想道，“正是这个巴特里谢夫曾和我们一块儿大吃大喝，一件耐脏的棉布衬衫一穿就是几个星期，吃起炸肉饼和甜馅饺子来老是独吃，谁也不请，可是现在！大袖子的厚呢常礼服下面露出了荷兰衬衫，手里挟着十卢布一支的雪茄，桌上摆着六卢布一瓶的拉斐特酒[9]，——这一切都是通过辛菲罗波尔的军需官出了难以置信的高价买来的，——而且他眼睛里的那种阔贵族的冷淡骄傲的神气，好像在对你说：虽然我是个新派团长，也是你的朋友，可是你别忘了，你四个月的薪水才六十卢布，而我经手的却是上万卢布；说真的，我知道，你得熬上半辈子，才能爬到我的地位。”

“您治病的时间够长的。”上校用冷冷的眼光瞧着科泽尔佐夫说。

“我一直都没好，上校，到现在伤口也还没有愈合。”

“那您就不应该回来，”上校用不信任的眼光瞧着军官那结实的身形说，“您到底能不能履行职务？”

“当然能，长官。”

“好，我非常高兴。那您去接替扎伊采夫准尉指挥九连，也就是您从前的那个连；您马上就能接到任命。”

“是，长官。”

“您去的时候，劳驾叫团副官到我这儿来一趟。”团长说完这话，就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接见完毕。

离开掩蔽部时，科泽尔佐夫几次不知自言自语说了些什么，还耸耸肩膀，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难过，不舒服，或者生气似的；他倒不是生团长的气（这毫无必要），他好像是对自己，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纪律和它的条件——从属关系，像一切法定的关系一样，除了彼此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以外，只有建立在下级承认上级的经验、战功，或者干脆是道德品质的基础上，才能令人心悦诚服；但是，纪律一旦建立在侥幸或是金钱的基础上，像我们常常遇见的那样，它就总是在一方变成妄自尊大，在另一方则形成暗暗的嫉妒和愤懑，这不仅不利于把群众团结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个自知不能以德服人的人，便本能地怕和部下接近，而且拼命在外表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模样，以避免别人的批评。部下只看到这种损伤自己尊严的表面现象，而且认为在这种外表后面决没有（多半是有欠公允）任何足以称道的东西。

十六

科泽尔佐夫在去拜会他的同僚之前，先去问候了本连的弟兄们，看看连队驻扎在什么地方。用土筐垒成的胸墙、堑壕的形状、他所经过的大炮，以至一路上绊脚的弹片和榴弹，——这不断被炮火照亮的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三个月以前，他曾在这个棱堡上一步也没离开地度过了两个星期，这一切情景都还鲜明地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这个回忆里有很多可怕的东西，可是它也掺杂着往事的迷人之处，因此，他很高兴地认出了这些熟悉的地方和事物，好像在这儿度过的两个星期是很愉快似的。他的连部署在接近第六棱堡的防御墙下。

科泽尔佐夫走进了一座狭长的，入口处完全敞着的掩蔽部。有人告诉他，九连就驻扎在这儿。整个掩蔽部里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从入口处起就挤满了士兵。在一边，有个士兵躺着，拿着一支点着的弯蜡烛。另一个士兵紧凑着蜡烛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一本什么书。在掩蔽部的发出恶臭的昏暗中，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昂着头在热心地听他诵读。这本小书是一本识字课本；当科泽尔佐夫走进掩蔽部时，听见如下的词句：

“怕……死是……人……天生的……感情。”

“打一下烛花，”一个声音说，“这本书真好。”

“我的……上帝……”那朗读者继续念道。

当科泽尔佐夫问起司务长时，那朗读者停了下来；士兵们便开始动弹、咳嗽、擤鼻子，就像人们在克制的沉默以后那样；司务长一面扣着钮扣，一面从听诵读的那伙人里站起身来，跨过几条腿，踩着那些无处缩腿的人的腿走了出来，跑到军官面前。

“你好，兄弟！咱们全连的人都在这儿吗？”

“祝您健康！欢迎您回来，长官！”司务长一面喜笑颜开地瞧着科泽尔佐夫，一面答道，“您全好了吗，长官？真是谢天谢地！您不在这儿，我们可想您哪。”

一看就知道：连里的人都很喜欢科泽尔佐夫。从掩蔽部的紧里边传出了几个声音：“咱们的老连长回来了，就是那位受伤的连长，科泽尔佐夫，米哈伊尔·谢苗内奇。”等等；有几个人甚至向他挪近了一些，鼓手向他问了好。

“你好，奥班楚克！”科泽尔佐夫说，“你还活着哪？弟兄们，你们都好啊！”接着，他提高声音说。

“祝您健康！”掩蔽部里一声呐喊。

“弟兄们，你们好吗？”

“不好，长官：法国佬讨厌透了，——他们躲在工事后面猛打，就是不肯出来。”

“也许我的运气好，老天爷帮忙，他们会出来的，弟兄们！”科泽尔佐夫说，“咱们也不是头一回了：狠狠地再揍他们一顿。”

“一定效力，长官！”几个声音同时说道。

“是呀，他的确勇敢，咱们这位连长真是勇敢极了！”鼓手对另一个士兵说；他的声音不高，可是听得出他好像要对那士兵证明连长说得对，并使他相信这些话决没有任何夸大和不真实的地方。

科泽尔佐夫离开了士兵们，就到守备营去看望自己的军营同僚们了。

十七

营房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有海军军官、炮兵军官和步兵军官。有的在睡觉；有的坐在什么箱子上和要塞大炮的炮架上聊天；还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坐在拱门后面铺着两件氈斗篷的地上，一边喝黑啤酒，一边玩纸牌。

“啊！科泽尔佐夫，科泽尔佐夫！你回来得好，真行！……伤怎么样？”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显然在这儿大家也喜欢他，欢迎他回来。

和熟人握过手后，科泽尔佐夫就加入到吵吵嚷嚷地在玩牌的那群军官里，这中间也有他的熟人。坐庄的是个漂亮的、瘦瘦的黑发男子，鼻子细长，留着宽大的髭须，正用瘦长的白手指在发牌，一个手指上戴着一只有纹章的大金戒指。他发牌发得快而乱，显然不知有什么事心烦，又想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他右首，是个头发灰白的少校，他用胳膊肘支着身子侧身躺着，他已经喝了很多酒，却故作镇静地每次都下半个卢布的注，输了当场就付现钱。在庄家的左首，蹲着个满脸是汗的、漂亮的军官，他每逢输了的时候，总是勉强露出笑容，开句玩笑；他不断用一只手在那肥大的灯笼裤的空空的口袋里掏摸，他注下得很大，可是显然赌的已经不是现钱，正为了这个，那漂亮的黑发男子感到十分厌恶。一个秃顶、脸色苍白、大嘴巴露出凶相、没留胡子的瘦军官，手里拿着一大叠钞票在屋里来回走着，他老是拿现钱下注，而且总是赢。

科泽尔佐夫喝了点伏特加，在玩牌的人们身边坐下来。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下注吧！”庄家对他说，“我看，你一定带来了很多钱。”

“我上哪儿去弄钱？恰恰相反，我在城里把钱全花光了。”

“哪能！您大概在辛菲罗波尔把别人的钱全赢来了。”

“真的，不多。”科泽尔佐夫说，可是，显然他并不指望别人相信他的话，他解开衣服，拿出了一副旧牌。

“试试也好，什么事都难逆料！您知道，就是蚊子也能干出大事来。不过，我得喝点酒壮壮胆。”

于是，不大会儿工夫他又喝了三杯伏特加和几杯黑啤酒，这时他已经和大伙儿的情绪完全一致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糊涂了，忘记了现实，把最后的三个卢布也输光了。

那满脸是汗的小个子军官已经在账上记下了一百五十卢布。

“不，真不走运。”他说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又准备去拿牌。

“请您把钱送来。”庄家有一会儿停止发牌，眼睛盯着他，对他说。

“明天我准送来。”满脸是汗的军官回答说，一面站起身来，用手使劲去掏那空空的口袋。

“哼！”庄家哼了一声，接着恶狠狠地把牌扔给左右两边，发了一圈。“这可不成，”他放下牌说，“我不来了。扎哈尔·伊万内奇，这不成，”他接着说，“咱们赌的是现钱，不记账。”

“怎么，难道您还信不过我吗？真是怪事！”

“您让我去问谁要钱？”这时候已经喝得烂醉，而且赢了近八个卢布的少校嘟嘟囔囔地说，“我已经拿出去二十多卢布了，可我赢了——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桌面上没钱，”庄家说，“叫我拿什么来给？”

“我管不着！”少校站起身来嚷道，“我是跟你们这些规矩人赌，不是跟他赌。”

满脸是汗的军官突然冒起火来：

“我说过明天给：您怎么敢对我说这种无礼的话？”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规矩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我就这么说！”少校嚷道。

“算啦，费奥多尔·费奥多雷奇，”大家都劝阻少校说，“别说了！”

可是，少校好像专等大家来劝他冷静下来的当儿，好大发一通脾气似的。他突然跳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满脸是汗的军官。

“我说无礼的话了？到底谁比谁大，我为沙皇效忠已经二十年了，——说我说无礼的话？嘿，你这小子！”他突然尖着嗓子喊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激动，“混蛋！”

还是让我们赶快闭上这非常令人痛心的一幕吧。明天，也许就是今天，这些人个个都会欣然而骄傲地去迎接死亡，坚决而平静地去死；但在使最冷静的头脑都感到恐怖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而且毫无希望摆脱这种处境的情况下，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忘却和变得糊涂。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颗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可是这颗火花倦于发出明亮的火光，——直要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它才会燃起熊熊大火，照亮伟大的业绩。

十八

第二天，同样猛烈的炮击继续着。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沃洛佳·科泽尔佐夫和炮兵连的军官们坐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和他们有点熟了，便打量着那些刚认识的人们的脸，观察他们，向他们发问，也向他们讲述。炮兵军官们的质朴的、有点博学的谈话博得了他的尊敬和喜欢。而沃洛佳的羞怯的、天真而漂亮的外貌也博得了军官们的好感。炮兵连的一位老军官，是一位大尉，个子不高，一头棕黄色的头发，前额上挂下一小绺头发，两鬓梳得溜光，他受过旧式的炮兵教育，善于对太太们献殷勤，又似乎很有学问，他仔细问了沃洛佳关于炮兵的知识和新发明的兵器，亲切地拿他的年轻美丽的小脸开开玩笑，总之，他像父亲对待儿子似地待他，这使得沃洛佳非常高兴。佳坚科少尉是位年轻的军官，穿着破旧的军大衣，头发蓬乱，说话带乌克兰口音；尽管他说话嗓门很大，而且老是找机会跟人抬杠，举止也很粗鲁，可是沃洛佳还是很喜欢他，因为在这个粗暴的外表下，他不能不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非常善良的人。佳坚科不断表示要为沃洛佳效劳，并且向他证明，塞瓦斯托波尔所有的大炮摆得都不合规格。沃洛佳不喜欢的，只有眉毛高高扬起的切尔诺维茨基中尉，虽然这位军官最有礼貌，而且穿着相当整洁的常礼服，尽管不新，但补得很精细，缎子坎肩上还露出一条金表链。他不断地向他打听皇上和陆军大臣的情况，并且装出兴奋的样子向他讲述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事迹，喟叹爱国精神的不见多，命令决定又如何欠妥等等，总之，他处处显示很有学识，很聪明，情感高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沃洛佳看来，这一切都是事先背熟了的，听来很不自然。主要的是，他发现军官们几乎都不跟切尔诺维茨基说话。昨天晚上被他吵醒的士官生弗兰格也在这儿。他什么也不说，老老实实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到什么可笑的事就笑笑，军官们有什么事忘了，他就帮着回想，还帮着递酒，给所有的军官们卷纸烟。沃洛佳把这位士官生和军官同样对待，并不把他当作小孩任意支使。不知是沃洛佳的谦和而有礼貌的态度呢，还是他的令人喜欢的外表把这位弗兰佳（士兵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姓改成女性的姓）迷住了呢，使得弗兰格那对善良的、呆呆的大眼睛总是盯着这位新来的军官的脸，时时揣摩着他的心意为他效劳，而且时时都处于一种迷恋的状态，不用说，军官们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把它作为笑谈。

午饭前，上尉从棱堡上交班回来，便加入了他们一伙。克劳特上尉是位金头发的、漂亮的、动作麻利的军官，留着浓密的棕黄色的髭须和络腮胡子；他说俄国话说得非常好，可是在俄国人听来他的话未免太正确了，也太漂亮了。在工作和生活上，就像他说俄国话一样：他工作得很好，是个非常好的同僚，在金钱关系上又是个最可靠的人；不过，作为一个人来说，正因为这一切都太好了，所以他身上似乎缺了点什么。像所有俄国化的德国人一样，他和标准的纯粹的德国人形成奇怪的对照，他极端讲究实际。

“瞧，咱们的英雄来了！”当克劳特挥动着胳膊，响着马刺，高高兴兴地走进屋里的时候，大尉说，“您喝什么，弗里德里希·克列斯季亚内奇：茶呢还是伏特加？”

“我已经叫了茶了，”他答道，“不过喝点伏特加提提神也成。我非常高兴和您认识；请多关照，”他对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的沃洛佳说，“我是克劳特上尉。在棱堡上炮手告诉过我，您昨天就来了。”

“我非常谢谢您；我在您的床上睡了一宿。”

“不过，您睡得舒服吗？那张床有条腿断了；可是老找不到人来修理——在围困的情况下，——必须把它支上。”

“喂，您当班的时候还顺利吗？”佳坚科问道。

“还不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受了点伤，昨天还修好了一个炮架。炮座被打得粉碎。”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显然，他完全处于一个刚脱离险境的人的愉快的心情中。

“怎么样，德米特里·加夫里雷奇，”他摇着大尉的膝头说，“老兄，近况如何？您上的呈文怎么样了，还没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

“也不会有任何消息的，”佳坚科开口说，“这话我以前就跟您说过。”

“为什么不会有呢？”

“因为作战报告写得不好。”

“唉，您真爱抬杠，真爱抬杠，”克劳特笑嘻嘻地说，“真是个固执的乌克兰人。嗯，偏要存心气气您，让您当个中尉。”

“不，不会的。”

“弗兰格，给我把烟斗拿来，装上烟。”他转过身来对士官生说，士官生马上就非常乐意地跑去拿烟斗了。

克劳特讲炮击的情形，问起他不在的时候有什么情况，而且和每个人说话，使得大家都活跃起来。

十九

“嗯，怎么样？您在我们这儿安顿好了吗？”克劳特问沃洛佳。“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称叫什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炮兵的习惯。您弄到马了吗？”

“没有，”沃洛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过大尉，在我没有领到饲料费和旅费以前，我没有马，也没有钱。我本想向炮兵连长先借一匹马，可是又怕他不肯。”

“阿波隆·谢尔盖伊奇吗？”他咂嘴做声，表示非常怀疑，一面瞧瞧大尉说，“靠不住。”

“他不肯借也没什么，”大尉说，“说实话，在这儿并不需要马，不过，还是可以试试。我今天替您去问问。”

“得了吧！您不了解他，”佳坚科插嘴说，“别的事他可能拒绝，可是这件事决不会……要不要打赌？……”

“得了，谁不知道您老爱抬杠。”

“我抬杠是因为我知道，他在别的事情上小气，可是马会给的，因为拒绝对他没有好处。”

“怎么会没有好处呢，在这儿一匹马他得花八卢布的燕麦费！”克劳特说，“好处就在于可以少养一匹马！”

“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把椋鸟[10]要来吧，”拿了克劳特的烟斗回来的弗兰格说，“那匹马可好哪！”

“就是您在索罗基从它背上掉进沟里去的那匹吗？啊？弗兰格？”上尉笑起来了。

“不，他有单据，每匹马可以领十个半卢布，您还说什么要八个卢布的燕麦费，”佳坚科继续抬杠说，“当然没有好处。”

“他哪能什么都不留下！恐怕您做了炮兵连长，也不会让人家骑着马进城的！”

“我要是做了炮兵连长，老兄，我会给每匹马吃四袋燕麦；您甭担心，我不会揩油。”

“咱们等着瞧吧！”上尉说，“您也会揩油的，等他当了炮兵连长的时候，他也会把积余的钱上腰包的。”他指着沃洛佳加了一句。

“弗里德里希·克列斯季亚内奇，为什么您认为他也想揩油呢？”切尔诺维茨基插嘴说，“也许他有家当：他干吗要揩油呢？”

“不，我……请原谅我，大尉，”沃洛佳说，他连耳根都红了，“我认为这不高尚。”

“嘿嘿！他真厉害！”克劳特说，“等您当上了大尉，您就不这么说了。”

“将来也一样；我只是认为，不是我的钱，我就不能拿。”

“年轻人，我告诉您，”上尉开始用比较严肃的声调说，“您要知道，当您指挥一个炮兵连的时候，如果您能把事情办好，那您在平时一定可以多余五百卢布，在战时呢——就有七八千，而且，还仅是马匹一项。那么好吧。炮兵连长对士兵的口粮是不过问的：这是自古以来炮兵的老规矩；不过，要是您不是个好当家的，那您就什么也剩不下。这下，您就得付规定之外的马掌费——这是一（他屈起一个手指），医药费——这是二（他又屈起一个手指），办公费——这是三；拉炮的副马，小兄弟，每匹得付五百卢布，可是补充马匹的费用是五十卢布，这就要钱，——这是四。您还得付规定之外的给士兵们换衣领的费用，而且您又得花很多的煤火费，还得让军官们来搭伙吃饭。倘若您当了炮兵连长，您就得生活得像个样儿：您得有辆马车，得有件皮大衣，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要有这个，要有那个，样样都得有……这事不说您也明白……”

“主要的是，”始终默不做声的大尉也接口说，“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想想看，就拿我这个人来说吧，干了二十年，薪俸先是二百卢布，后来是三百，还经常闹穷；可是那些经纪人一礼拜就能赚上几万卢布，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干了一辈子让我赚点钱到老来有口饭吃呢？”

“哎，有什么可说的呢！”上尉又说话了，“您先别急着发牢骚，还是活着干下去吧。”

沃洛佳因为自己说话太欠考虑感到很惭愧，很不过意；他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就默不做声地继续听佳坚科的慷慨激昂的争论和反驳。

上校的勤务兵来请吃饭，争论才被打断了。

“您今天告诉阿波隆·谢尔盖伊奇，让他拿点酒出来，”切尔诺维茨基边扣钮扣边对大尉说，“他还小气什么呢？要是被打死了，谁也喝不成！”

“您自己说去吧。”大尉答道。

“不，您的官大：什么都得有个规矩嘛。”

二十

就在昨天沃洛佳向上校报到的那个房间里，桌子从墙边挪了出来，还铺上了一块脏桌布。炮兵连长今天和他握了手，而且问起彼得堡和路上的情形。

“喂，诸位，谁喝伏特加，请随便吧！准尉们可不许喝。”他对沃洛佳笑笑，添了这么一句。

一般说来，炮兵连长今天一点也不像昨天那么严厉；相反，他像是个亲切而好客的主人和年长的同僚。虽然如此，但是所有的军官，从老大尉到好抬杠的佳坚科都对他十分尊敬，这单从他们说话时恭恭敬敬地瞧着连长的眼色的神情，以及他们怯生生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去喝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午饭有一大碗菜汤，上面漂着几块肥牛肉，加了很多胡椒和桂叶，有加了芥末的波兰式米馅肉卷，还有加了不大新鲜的黄油的小饺子。没有餐巾，汤勺是白铁皮的或木头的，有两只玻璃杯，桌上只有一只断颈的长颈水瓶；可是这顿午饭吃得并不沉闷：谈话没有中断过。起先谈的是这个炮兵连曾参加作战的因克尔曼战役，于是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于失败原因的想法，等到炮兵连长开始说话时，大家就都不做声了；后来，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轻炮的口径太小和新式威力的轻炮，这就使沃洛佳有机会显示自己炮兵学的知识。可是，他们却没有提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前可怕的形势，好像每个人对这个题目考虑得太多了，不愿再去说它似的。关于沃洛佳应该担任的职务，根本没有提起，好像他到塞瓦斯托波尔来，只是为了谈谈轻炮以及和炮兵连长在一起吃吃饭而已，这使他感到吃惊和难受。在吃饭的时候，一颗榴弹落在离他们的房子不远的地方。地板和墙都震动了，好像发生了地震，接着窗子就被硝烟遮住了。

“我想，您在彼得堡是看不到这种情景的；可是在这儿却常有这类的意外，”炮兵连长说，“弗兰格，您去瞧瞧在哪儿爆炸了。”

弗兰格出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是在那片空地上，后来就没人再说起那炮弹的事了。

快吃完饭的时候，一个小老头，炮兵连的司书，拿着三封打上封漆的信走了进来，把它们交给炮兵连长。“这一封是非常重要的公文，炮兵司令刚才派哥萨克送来的。”所有的军官们都不由得迫不及待地瞧着炮兵连长用熟练的手指扯开信封上的封漆，从里面抽出那份非常重要的公文。“到底有什么事呢？”每个人都这样问自己。可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完全撤回去休整，也可能是指派整个炮兵连开赴棱堡。

“又来了！”炮兵连长狠狠地把那份公文往桌上一摔，说。

“阿波隆·谢尔盖伊奇，什么事？”那位老军官问道。

“要我派一个军官带几个炮手到那边一个什么臼炮连去。我一共只有四名军官，炮手也不满额，”炮兵连长抱怨说，“可是还问我要人。不过，诸位，还是得有人去，”他沉吟了片刻说，“命令七点钟到达罗加特卡……去叫司务长来！诸位，谁去呢，大家来决定吧。”他重复说。

“喏，这位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切尔诺维茨基指着沃洛佳说。

炮兵连长什么也没回答。

“好，我愿意去。”沃洛佳说时感到自己的背上和脖子上冒出了冷汗。

“不，为什么呢！”大尉打断了他的话，“当然，谁也不会拒绝，可是谁也不必要求去；如果阿波隆·谢尔盖伊奇肯把这事交给我们办的话，那我们就像上回那样来抓阄吧。”

大家都同意。克劳特把纸裁开卷成卷儿，扔在军帽里。大尉开着玩笑，甚至趁这个机会要求上校请大家喝点酒，像他所说的那样，好壮壮胆子。佳坚科闷闷不乐地坐着，沃洛佳不知道在笑什么，切尔诺维茨基硬说他一定会抓到，克劳特则泰然自若。

他们让沃洛佳先抓。他拿起了一个比较长的阄，可是他立刻又想换一个，——拿了另一个短点儿和厚点儿的，打开来一看，上面有个“去”字。

“该我去。”他叹了口气说。

“好，上帝保佑您。您马上就会习惯战斗生活的，”炮兵连长带着亲切的微笑瞧着准尉发窘的脸说，“不过要赶快收拾起来。为了让您快活些，弗兰格代替炮兵军士跟您一块儿去。”

二十一

弗兰格非常满意自己的任命，连忙跑去整理行装，穿戴好了，就来帮助沃洛佳，他极力劝他带上行军床、皮大衣、几本旧的《祖国纪事》、带酒精灯的咖啡壶，以及其他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大尉建议沃洛佳先读一下《须知》中有关臼炮射击的部分，并且马上把上面的射角表抄下来。沃洛佳立即着手做起来，使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他发现，对危险的恐惧以及比这更厉害的生怕自己将是个懦夫的那种心情，虽然还使他有点儿不安，但远不像昨天那么厉害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是在白天和在活动，而主要的是由于：像任何一种强烈的感情一样，恐惧感也是不能在同样的强度持续很久的。总之，他已经熬过去了，不再感到害怕了。在七点钟光景，太阳刚开始在尼古拉耶夫兵营后面落下去，司务长就进来宣布说，士兵们已准备好了，正等候出发。

“我把名单交给弗兰格了。长官，请您问他要吧！”他说。

大约二十名炮兵，没带别的东西，只佩着短剑，站在屋角后面。沃洛佳带着士官生向他们走去。“要不要对他们讲几句话，还是就说：‘弟兄们，你们好！’还是什么都不说呢？”他想道，“可是又为什么不说：‘弟兄们，你们好！’呢？——甚至应该这样。”于是他就放大了胆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喊道：“弟兄们，你们好！”士兵们都兴高采烈地回答他：年轻清脆的声音悦耳地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回响。沃洛佳精神抖擞地走在士兵们前面，虽然他的心在咚咚直跳，好像他一鼓作气跑了好几俄里似的，但是他的步子轻快，脸上喜气洋洋。当他们走近马拉霍夫冈，上山去的时候，他发现跟他寸步不离、在屋里显得非常勇敢的弗兰格，正在不断地东躲西闪，低着脑袋，好像所有已经十分频繁地在这儿呼啸而过的榴弹和炮弹，都是直冲他飞来似的。有几个士兵也是这样，总之在大多数人的脸上，不是现出害怕的神情，就是带着不安的神情。这种情形倒使沃洛佳完全镇定下来和振作起来了。

“好，我也到了马拉霍夫冈了，以前我真没必要把它想得那么可怕！而且我也能在走路时不向炮弹低头，甚至也不像别人那么胆小，比起他们来，我要好多了！这么说，我并不是懦夫？”他带着愉快的，甚至有点儿洋洋得意的心情想道。

可是，当他在暮色中的科尔尼洛夫炮台找寻棱堡司令官时所遇见的景象，很快就使他这种无畏和洋洋得意的心情动摇了。四个水兵在胸墙旁边正提着一具被剥了靴子和大衣的血迹斑斑的尸体的手脚摇晃着，要把它扔到胸墙外边去。（在炮击的第二天，他们来不及收殓棱堡上的尸体，所以就把那些尸体扔到沟里去，以免他们在炮台上碍事。）当沃洛佳看见尸体碰在胸墙顶上，然后慢慢地滚进沟里去时，他愣了一会儿；不过，幸好，就在这时候炮台司令官遇见了他，下达了命令，派了一名向导带他到炮台和指定给炮手们的掩蔽部去。在这儿，我不来叙述我们的主人公在那天晚上又经历了多少恐怖、危险和失望；他没有看到他希望在这儿找到的、以前在沃尔科夫广场所看见的、在各种符合规范和井然有序的条件下的那样的射击，却找到了两门没有瞄准器的破损的小臼炮，一门被炮弹打坏了炮口，一门放在被打毁的炮台的破木板上；他又如何在天明以前找不到人来修理炮台；炮弹又如何没有一颗是合乎《须知》上所规定的重量；他小队里的两名士兵如何负了伤，以及他又如何经历了二十次九死一生的危险。幸而，有个体格魁梧的海军炮手奉命前来帮助他；这位从围困一开始就在臼炮上工作的水兵，使他相信这两门炮还能打，还提着灯在黑夜里领他走遍了棱堡，好像是领他参观了自家的菜园子似的，而且答应明天准把一切都弄妥。向导领他去的掩蔽部，是一个在石质土壤上挖成的长方形的地洞，有两立方俄丈大小，上面盖着一俄尺来厚的橡树原木。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住在这个地洞里。弗兰格一看见掩蔽部的那个一俄尺高的矮门，就抢在大家前面跑了进去，差一点在石头地上摔得头破血流，然后躲在角落里，再也不出来了。等所有的士兵都挨着墙在地下坐定，有人点上了烟斗以后，沃洛佳才在一个角落里搭起了床，点着了蜡烛，点起一支烟，在床上躺下来。听得见掩蔽部上面的炮声不断。可是声音不太大，只有安在附近的一门大炮使掩蔽部震动得非常厉害，震得泥土从顶上纷纷落下。掩蔽部里甚至是静悄悄的：只有对新来的军官还感到有点拘束的士兵们，在偶尔交谈，叫另一个人让点地方或是借个火儿抽烟斗；有一只耗子在石头缝里抓挠，或是还没恢复平静的弗兰格恐惧地望着周围，突然大声叹气。在被一支蜡烛照亮的、挤满了人的角落里，沃洛佳躺在自己的床上，觉得有一种舒适感，好像他在小时候捉迷藏，常常躲在柜子里或者母亲的裙子下面屏息静听，又怕黑同时又感到很好玩似的。他既感到有点儿害怕，又感到高兴。

二十二

过了十来分钟，士兵们胆子有点大了，互相交谈起来。坐在靠近烛光和军官床前的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两个炮兵军士：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胸前挂满了各种奖章和十字勋章，只是没有乔治勋章；另一个是个小伙子，是个世袭兵[11]，正在抽着自卷的纸烟。鼓手照例担负起侍候军官的责任。炮兵下士们和得过勋章的人坐得稍近一点，而在入口处的黑影里，坐的是一些下级的。先说起话来的正是这些人。引起说话的原因是有人飞也似地冲进掩蔽部。

“喂，老兄，你干吗不在外面坐会儿呢？姑娘们不是在那儿玩得挺欢吗？”一个声音说。

“她们弹的这种曲子也真怪，在乡下从来没听见过。”[12]那个刚跑进掩蔽部来的人笑着说。

“瓦辛可不喜欢榴弹哪，嚯，他可不喜欢哪。”一个坐在高级的角落里的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瓦辛慢吞吞地说；他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不吱声了。“二十四号那天打得可厉害哪；[13]可是白白地送死有屁用！上级为了这个也不会对咱们弟兄说声谢谢的。”

“你看梅利尼科夫——说不定他还在外面坐着哪。”有人说。

“叫梅利尼科夫进来吧，”年老的炮兵军士加了一句，“说真的，他会白白地被打死的。”

“梅利尼科夫是什么人？”沃洛佳问道。

“长官，他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傻头傻脑的当兵的。他什么都不怕，这会儿还在外面溜达呢。请您瞧瞧他那模样吧：活像只狗熊。”

“他会念咒。”瓦辛在另一个角落里慢吞吞地说。

梅利尼科夫走进掩蔽部来了。他很胖（在士兵中这是很少见的），红头发，红脸，凸出的大脑门，一对淡蓝色的金鱼眼。

“怎么，你不怕榴弹吗？”沃洛佳问他。

“榴弹有什么好怕的，”梅利尼科夫耸耸肩膀，搔搔脑袋，答道，“榴弹打不死我，这我知道。”

“这么说，你是愿意待在这儿的了？”

“当然愿意。这儿挺快活的！”他说完这句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哦，那就该带你去参加出击！要我去跟将军说说吗？”沃洛佳说，虽然他在这儿连一位将军也不认识。

“怎么不要！当然要！”

后来梅利尼科夫就躲到别的士兵背后去了。

“小伙子们，咱们来玩‘括鼻子’吧！谁有纸牌？”可以听到他说这话时急促的声音。

果然，很快在后面的角落里就玩起来了——可以听到括鼻子声、笑声和叫王牌的声音。沃洛佳喝了鼓手给他预备好的茶炊里的茶，又请炮兵军士们喝，跟他们说笑话，聊天，希望博得大家的好感，而且他也非常得意他们对他表示的尊敬。士兵们也发现，这位长官很随和，就渐渐畅谈起来。有一个说，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的局势很快就要结束了，还说，舰队上有一个消息可靠的人曾告诉他，皇上的兄弟基斯坦丁[14]就要带领美国舰队来援救我们了，还有——很快就要有一个协议，停火两星期，好让双方休息，谁要是开火，那么，每打一炮就得罚款七十五戈比。

瓦辛（沃洛佳已经把他仔细端详了一番），矮矮的个子，有一对善良的大眼睛，留着连鬓胡子，他讲到他回去休假时，起先家里人都很高兴，后来父亲叫他出去干活，可是林务中尉竟派马车来接他的老婆，大家先是默默地听着，后来就哄堂大笑起来。这一切都使沃洛佳觉得非常有趣。他不但一点也不感到恐怖，或是由于掩蔽部里的拥挤和气味难闻而感到不满，相反，他觉得非常开心、愉快。

有很多士兵已经在打鼾。弗兰格也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那位年老的炮兵军士，也摊开军大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念念有词地做着临睡前的祷告，这时，沃洛佳想走出掩蔽部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缩腿！”他一站起来，士兵们就互相这样喊道；于是腿都缩回去了，给他让道。

似乎睡着了的弗兰格，突然抬起头来，一把抓住沃洛佳的军大衣的下摆。

“算了，别去了，那怎么行呢！”他用含泪的声调央求说，“您还不知道哩；外面不断地有炮弹落下来；还是在这儿待着好……”

但是，不管弗兰格怎样恳求，沃洛佳还是走出了掩蔽部，在门槛上坐下，梅利尼科夫也坐在那儿，在换靴子。

空气清新——尤其是刚从掩蔽部里出来；夜色明朗而又寂寥。在隆隆的炮声中，听得见运送土筐的大车的辚辚声和在火药库里干活的人们说话的声音。头上是高高的星空，空中不断地掠过一道道榴弹的火光；左边，相距约一俄尺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到另一个掩蔽部去，从那儿看进去，可以看见住在里面的水兵们的腿和背，听得见他们醉醺醺的声音；前面隐约可见火药库的突出地面的屋顶，有一些弯着腰的人影在它旁边晃动，在火药库上面，在它的最顶上，在枪弹和榴弹不断地在这儿呼啸而过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黑大衣的高大的身影，他两手插在口袋里，用脚把别人用麻袋运到那儿去的泥土踩实。在离火药库很近的地方，时时有榴弹飞过和爆炸。运土的士兵们常常弯下腰，躲到一边去；可是那黑色的身影却不动弹，照旧泰然自若地用脚踩着泥土，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待在原地。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是谁？”沃洛佳问梅利尼科夫。

“不知道；我去瞧瞧。”

“别去，用不着。”

可是梅利尼科夫不听他的，站起身来走到穿黑衣服的人的身边，而且同样满不在乎地、一动不动地在他身边站了老半天。

“长官，是管火药库的，”他回来时说，“火药库叫榴弹打穿了，所以步兵们在背土。”

不时有榴弹飞过，好像直向掩蔽部的门口飞来似的。

于是沃洛佳便躲到角落里，接着又伸出头向上瞧瞧是不是还有榴弹向这儿飞来。虽然弗兰格从掩蔽部里几次央求沃洛佳回去，可是沃洛佳还是在门槛上坐了将近三个钟头，从对命运的考验和对榴弹飞过的观察中，找到一种乐趣。快到半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有多少门炮从什么地方发射，以及它们发射的炮弹落到了什么地方。

二十三

第二天，二十七日，沃洛佳在睡了十个钟头以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一清早就走出了掩蔽部。弗兰格也跟他一块儿爬了出来，可是一听见枪声，他就拼命用头往人群里钻，跌跌撞撞地奔回掩蔽部的进口，招得士兵们都哈哈大笑，他们也大都是到外面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只有瓦辛、那个年老的炮兵军士，以及其他几个人，很少到堑壕里来；其余的人都待不住：大家都从臭气难闻的掩蔽部里纷纷出来，想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有的坐在门槛旁，有的躺在胸墙下，虽然炮击还像昨天一样猛烈。梅利尼科夫天刚亮就在炮台中间来回溜达，满不在乎地望望天空。

在门槛旁坐着两个老兵和一个年轻的、长得像犹太人的鬈发的士兵。这个士兵拾起一个弹壳，用瓦片把它在石头上砸扁，然后用刀子把它刻成乔治十字勋章的样子；另外两个人聊着天，瞧着他干活。这个十字勋章确实做得很漂亮。

“我说，咱们要是在这儿再待些日子，”其中一个人说道，“等太平了，大家都可以退伍了。”

“可不是吗！本来再有四年我就该退伍了，可是现在我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待了五个月。”

“我看，这不能算到退伍的账上。”另一个说。

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飕的一声从这两个说话的人头顶上飞过，落在离梅利尼科夫一俄尺来远的地方，梅利尼科夫正沿着堑壕向他们走来。

“差点儿把梅利尼科夫打死了。”一个人说。

“打不死。”梅利尼科夫答道。

“给，为了你的勇敢，奖给你这枚十字勋章。”那个做十字勋章的年轻士兵把它给了梅利尼科夫。

“不，老兄，在这儿一个月可以抵一年——有过这样的命令。”谈话又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只要一停战，皇上就会到华沙去阅兵；万一不能退伍，也会放长假的。”

就在这时候，一颗在什么东西上碰了一下的子弹哧溜一声从他们头上飞过，打在一块石头上。

“留神，要不然，到不了天黑你就要退伍回老家了。”一个士兵说。

大家都笑了。

不仅没等到天黑，而且，就在两个钟头以后，就有两名士兵退伍回老家去了，五名受了伤，可是其余的人还是照样开玩笑。

果然，到早晨，两门臼炮就都修理得可以开炮了。九点多钟，按照棱堡司令官的命令，沃洛佳召集了自己的那一小队人，带他们上炮台去。

士兵们只要一开始行动，像昨天表现出来的恐惧感就一点也没有了。只有弗兰格无法控制自己：还是那样躲躲藏藏，低头弯腰；瓦辛也多少失去了自己的镇静，忙忙乱乱，不断地蹲下。沃洛佳兴奋极了：他压根就没想到危险。他高兴的是：他在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仅不是懦夫，甚至很勇敢；同时，他意识到，他正在指挥二十个人，而这二十个人，他知道，正在好奇地望着他，——这使他成为一个地道的英雄。他甚至炫耀自己的勇敢，在士兵们面前卖弄，他爬上了踏垛，故意解开了军大衣，使自己成为更显眼。棱堡司令官，这时正在巡视像他所说的自己的家业，虽然在八个月中他已经看惯各种各样勇敢的表现，可他还是不能不欣赏这个漂亮少年：他敞着军大衣，从里面露出紧裹着他那又白又嫩的脖子的红衬衫，脸孔通红，眼睛发亮，拍着手，用洪亮的声音指挥着：“一炮，二炮！”然后高高兴兴地跑上胸墙，看看他的炮弹落在什么地方。十一点半，双方的炮击停止了，而到十二点整，对马拉霍夫冈，对第二、第三和第五棱堡的猛攻就开始了。

二十四

快近中午的时候，在海湾的这一边，在因克尔曼工事和北部工事之间的设有电信站的山冈上，站着两位海军军官：一位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塞瓦斯托波尔，另一位则带着一名哥萨克刚骑马来到大信号竿这儿。

灿烂的太阳高悬在海湾上空，以愉快、温暖的光辉嬉戏着停泊着的舰艇、行驶着的帆船以及小船。轻风微微地吹动电信站附近橡树上的枯叶，鼓起小船的风帆，拂动着海浪。塞瓦斯托波尔景色依旧：没有竣工的教堂、圆柱、滨海的街道、山上一片葱绿的林荫道和图书馆的优美的建筑、桅樯林立的浅蓝色的小海湾、自来水管的美丽如画的拱形结构，以及有时被炮火的红光照亮的蓝色硝烟；还是那样美丽、欢愉、骄傲的塞瓦斯托波尔，一面是黄色的烟雾弥漫的群山、一面是在阳光下闪烁的碧海——这一切都可以在海湾这边看见。在海天相连处，有一只小汽船冒着一道黑烟，飘着一缕缕的白云，这预示着快要起风。沿着整个防御工事，尤其是在左边的群山上，有一团团浓密的白烟，带着有时甚至在中午的阳光下也发亮的闪光，不断地突然出现，然后扩散开来，变成各种形状，往上升，到空中渐渐被染成深色。这些轻烟在群山上，在敌人的炮台上，在城市里，在高空中，时时升起，忽东忽西地飘浮着。爆炸声没有停过，隆隆地滚动着，震撼着空气……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硝烟越来越稀少，空气也不大被炮声震动了。

“第二棱堡根本不还击了，”一个骑在马上的骠骑兵军官说，“整个被摧毁了！真可怕！”

“是呀，敌人打三炮，马拉霍夫冈才还一炮，”那位用望远镜瞭望的军官答道，“他们不打炮，真把我气疯了。瞧，敌人又在轰科尔尼洛夫炮台了，可是它一炮也不还击。”

“你瞧，我说过，敌人总是在十二点钟停止炮击。今天又是这样。咱们还是去吃饭吧……他们在等着我们呢……没什么可看的了。”

“慢着，别打搅我！”军官答道，他正一个劲儿用望远镜瞧着塞瓦斯托波尔。

“那边怎么样？怎么样？”

“堑壕里有活动，有密集的队伍在行进。”

“不错，不用望远镜也看得见，”海军军官说，“敌军排成纵队出动了。应当发个信号。”

“瞧，瞧！从堑壕里出来了。”

真的，肉眼也看得见似乎有许多黑点在走下山来，越过山沟，从法军的炮台向棱堡推进。在那些黑点前面，有几条黑带已经逼近我们的防线。在棱堡上，有几处冒起了一团团炮火的白烟，好像在互相追逐。风送来交射的密集枪声，就像雨打在玻璃窗上。那几条黑带正在烟雾中移动，越来越近。射击声越来越大，变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滚动着的轰隆声。白烟也越来越多地上升，很快就扩大到整个防线，终于凝聚成为一大片舒卷不定的紫云；紫云里，有几处依稀闪着火光和黑点：一切响声都合成一片滚动着的爆炸声。

“冲过来了！”军官脸色发白，把望远镜递给水兵，说。

哥萨克们在路上飞驰而过，军官们骑着马，总司令坐着马车带着随员也过去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不安和预料到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神色。

“是不可能被占领的！”骑在马上的军官说。

“真的，军旗！瞧！瞧！”另一个军官气喘吁吁地说，离开了望远镜，“法国军旗插在马拉霍夫冈上了！”

“不可能！”

二十五

大科泽尔佐夫在夜里刚捞回本，又全输光了，甚至连缝在袖子翻口里的金币也输掉了；黎明前，他在第五棱堡的守备营里酣睡，但是睡得不舒服，这时候响起了用各种声音重复着的不祥的呼喊声：

“警报！……”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您怎么还睡！敌人发动攻击了！”有人对他这样喊道。

“大概是哪个淘气包在开玩笑。”他睁开眼说，还不相信。

但是，他忽然看到一个军官脸色苍白惊惶，在毫无目的地乱跑，他才明白了一切。想到人们会把他看做在这危急时刻不肯到连里去的懦夫，使他大吃一惊。他拚命向连里跑去。炮击已经停了；可是枪声却十分激烈。子弹不是像来复枪发出的子弹那样一颗一颗地嘘嘘飞过，而是像秋天的鸟群那样一群群地在头上飞过。他的营昨天驻扎的地方已经硝烟弥漫，听得见敌人的呐喊声和呼叫声。他碰到一群群受伤的和没受伤的士兵迎面而来。他又跑了三十来步，才看见自己连里的人正贴墙站着，还看见一个士兵的脸吓得惨白。其他士兵的脸也是一样。

科泽尔佐夫不由也受到了恐怖的感染：他吓得浑身冰凉。

“施瓦茨被占领了，”一个年轻军官说，他的牙齿在打战，“一切都完了！”

“胡说，”科泽尔佐夫怒气冲冲地说，为了给自己鼓劲，他拔出那把短小的钝铁剑，大声喊道，“弟兄们，前进！乌拉—拉！”

这个喊声很洪亮，使科泽尔佐夫本人也为之精神振奋。他沿着障壁向前冲去；约有五十名士兵呐喊着跟随他前进。当他们从障壁后面冲进了开阔的广场时，子弹简直像冰雹似的纷纷落下：两颗子弹打中了他，可是打在哪儿，伤得怎么样——是挫伤呢，还是创伤，他没有工夫去理会。前面，在一片硝烟中，他已经看得见蓝军衣和红裤子，听得见不是俄国人的呐喊声；一个法国兵站在胸墙上，一边挥动着军帽，一边在嚷着什么。科泽尔佐夫坚信自己必死无疑；这倒使他增添了勇气。他一个劲儿往前冲。有几个士兵赶过了他；其他的士兵也从侧面的什么地方出现了，冲上去。蓝军衣和他保持着原先的距离，他们转身向自己的堑壕逃去，可是脚下到处都有受伤的和被打死的人。科泽尔佐夫冲到外围的壕沟时，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他觉得胸口疼痛，便在踏垛上坐下，怀着极大的快感从射击孔里看到一群群穿蓝军衣的人狼狈不堪地向自己的堑壕逃窜，整个战场上躺着死人，穿红裤子蓝军衣的伤兵在爬行。

过了半个小时，他躺在尼古拉耶夫兵营附近的担架上，他知道自己受了伤，可是他几乎感不到疼痛；他只想喝点凉的东西，躺得更舒服点儿。

一个长着黑色大胡子的矮胖的军医走到他跟前，解开他的军大衣。科泽尔佐夫垂着眼睛望着军医怎样检查他的伤口，还望着军医的脸，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军医用衬衫盖上伤口，然后在大衣下摆上擦了擦手，一言不发，也不看他，就向另一个伤员走过去。科泽尔佐夫的眼睛无意识地注视着他眼前发生的事。他回想起在第五棱堡发生的情形时，他带着极为快慰的自豪感想起了他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从服役以来他是第一次干得这么出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问心无愧。正在给另一个军官包扎伤口的军医，指着科泽尔佐夫，跟一个留着大红胡子、拿着十字架站在那儿的神父说了句什么。

“怎么，我要死了吗？”当神父走过来时，科泽尔佐夫问道。

神父没有回答，念完了祷告，便把十字架递给这个受伤的人。

死亡并没有吓倒科泽尔佐夫。他用无力的双手接过十字架，把它紧贴在唇边，流下了眼泪。

“怎么样，各线的法军都被击退了吗？”他问神父。

“我军在各线都取得了胜利。”神父回答时把“胜”字说得很重；他对他隐瞒了在马拉霍夫冈已经飘扬着法国军旗，免得这个受伤的人伤心。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受伤的人说，没有感到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他想到自己完成的英雄业绩，心中感到无法形容的喜悦。

他的脑子里霎时间掠过了对弟弟的怀念。“愿上帝赐给他同样的幸福。”他想道。

二十六

可是等着沃洛佳的却不是这样的命运。他正在听瓦辛讲故事的时候，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法国人来了！”血立时涌到沃洛佳的心头，他感到脸都凉了，白了。他一动不动地待了一秒钟；但是，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看见士兵们都相当冷静地扣上了军大衣，挨个儿爬了出去；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梅利尼科夫——居然开玩笑说：

“小伙子们，拿着面包和盐出去吧！[15]”

沃洛佳和跟他寸步不离的弗兰佳一起爬出了掩蔽部，跑上了炮台。敌我双方都完全停止了炮击。与其说是士兵们的镇静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士官生的可怜的、无法掩饰的怯懦，激起了他的勇敢。“难道我能像他那样吗？”他这样想道，便愉快地向在近旁架着他的小臼炮的胸墙跑去。他清楚地看到法军越过开阔的田野向棱堡冲来，一群群的法国兵，带着在阳光下闪烁的刺刀，在附近的堑壕里蠕动。一个小个儿、宽肩、穿着法属殖民地兵军装的家伙，手持长剑，跑在前面，跳过一个个弹坑。“用霰弹打！”沃洛佳一面跑下踏垛，一面叫道；可是士兵们在他没下令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接着从两门臼炮先后发射出去的霰弹的呼啸的金属声，从他头上飞了过去。“一炮！二炮！”沃洛佳在两门臼炮之间的硝烟里来回奔跑，指挥，完全忘了危险。从侧翼传来了我军掩护部队在附近发出的步枪声和忙乱的呐喊声。

突然从左翼传来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绝望的喊叫（还有几个声音在跟着喊）：“包围过来了！包围过来了！”沃洛佳听到喊声回过头去。后面出现了二十来个法国兵。一个留着黑色大胡子，戴着一顶红非斯卡帽的漂亮男子，跑在大伙前面，可是当他跑到离炮台约莫十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打了一枪，然后又继续往前冲过来。沃洛佳愣了一刹那，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明白过来，向周围一看，蓝军衣已经站在他前面的胸墙上，甚至有一个已经跳了下来，在堵炮眼。除了在他身旁被子弹打死的梅利尼科夫和弗兰格以外，四周已经没有一个人，这时弗兰格突然抓起一根起重杆，满脸杀气，垂下眼睛，向前猛冲。“跟我来，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跟我来！咱们完了！”弗兰格拚命叫喊着，一面对着从后面上来的法国兵抡着起重杆。士官生凶神恶煞的样子把他们吓傻了。他对准最前面的一个法国兵当头就是一棒，其他人不由得都站住了，弗兰格继续环顾着周围，一面拚命地喊道：“跟我来，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干嘛站着？快跑呀！”他向着我们的步兵趴在那儿向法国兵射击的堑壕跑去。跳进堑壕以后，他又探出头来，看看他所崇拜的准尉在干什么。在沃洛佳原来站的地方，有个穿军大衣的人脸朝下趴着，这片地方已经被法军占领了，他们正在向我军射击。

二十七

弗兰格在第二道防线上找到了自己的炮兵连。臼炮炮台上的二十名士兵，只剩下了八个。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弗兰格和炮兵连坐着一条满载着士兵、大炮、马匹和伤员的轮船摆渡到北部。什么地方也没有炮声了。繁星还是像昨夜一样在天空闪耀；可是大风却掀起了海上的波涛。在第一和第二棱堡那边，地上不时亮起一道道闪光；爆炸声震撼着长空，火光照亮了周围黑魆魆的形状奇异的东西和飞到空中的石块。船坞附近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红色的火焰倒映在水中。挤满了人的浮桥，被尼古拉耶夫炮台的火光照得通明。在亚力山大炮台所在的遥远的海岬的水面上，好像笼罩着一片大火，照亮了滞留在它上面的烟云的下部，而遥远的敌军舰队上的灯火，还是和昨天一样沉着地、肆无忌惮地在海上闪耀，清新的风吹动海湾的海水。在大火的映照下，可以看见我军的缓慢地、越来越深地沉入水中的舰船的桅樯。甲板上听不到说话声；从有节奏的破浪和排汽声中，可以听见小驳船上的马在打响鼻和跺蹄声，还听得见船长的发令声和伤员的呻吟声。一整天没吃东西的弗兰格，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嚼起来，可是他突然想起了沃洛佳，便大哭起来，哭得连他旁边的士兵们都听见了。

“瞧，咱们的弗兰佳，一边吃面包一边哭。”瓦辛说。

“真怪！”另一个人说。

“瞧，咱们的营房也起火了，”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咱们有多少弟兄在那儿送了命啊；可是法军却一点不费气力就把它夺去了！”

“谢天谢地，咱们总算活着回来了。”瓦辛说。

“不过太气人了！”

“有什么可气的呢？难道他能在这儿自由自在地待着？没那事！瞧着吧，咱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不管咱们牺牲了多少弟兄，可是，无论如何，只要皇上下一道命令——咱们就能把它夺回来！难道咱们能就这样把它让给他吗？没那事！给，给你几堵空墙，所有的工事都炸毁了。他可以把旗子插在山冈上，但是他可进不了城。你等着吧，时机一到，我们还要跟你好好算账的。”最后，他冲着法军那边说道。

“当然要算账！”另一个士兵坚信不疑地说。

在塞瓦斯托波尔棱堡的整条战线上，多少个月来一直沸腾着斗志昂扬的生活，多少个月来都看到视死如归的英雄们前仆后继地死去，多少个月来使敌人恐惧，憎恨，乃至于钦佩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上，现在已经看不到人影了。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荒漠的、可怕的——但并不沉寂：仍旧还在进行着破坏。在不久前被炸得塌陷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被击毁的炮架，被压扁的俄国人和敌人的尸体，被可怕的力量扔进弹坑，半截炮身埋在土里的永远沉默了的沉重的铁炮、榴弹、炮弹，又是尸体、弹坑、原木的碎片、掩蔽部的残迹，又是穿着灰军大衣和蓝军大衣的沉默的尸体。这一切仍旧常常被继续震撼空气的爆炸震得颤动，被那深红色的火焰照得通明。

敌人看到，在威严的塞瓦斯托波尔正在发生某种不可理解的事情。棱堡上的这些爆炸和死一般的沉寂，使他们战栗；而且白天的沉着猛烈的抵抗，使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敌人已经撤离，所以他们只好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心惊胆战地等待着黑夜的结束。

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像黑夜中波动的大海，汇合，分散，忧心忡忡地挤做一堆，在海湾的浮桥上，在北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慢慢地移动着，离开这个留下了这么多勇敢的弟兄们的地方，离开这个他们洒遍了鲜血的地方，离开十一个月来一直抵抗着力量两倍于我的强敌，而现在却奉命不战而退的地方。

对于每个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命令首先给人的印象是难以理解的痛苦。其次是对被追击的恐惧。人们一旦离开他们战斗惯了的地方，就感到无法自卫，他们惊慌地聚集在被大风吹得摇晃着的浮桥头上的黑暗中。步兵们挤成一团，刺刀碰着刺刀，部队、车辆和民兵挤在一起，骑着马、带着命令的军官们挤过去了，居民们和带着不准放行的行李的勤务兵们在哭着，哀求着；炮车的车轮辚辚响着，急着撤退的炮兵也在向海湾挤去。虽然他们各人忙着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想保全自己，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可怕的死地。就连躺在帕夫洛夫滨海街的石头地上的五百名伤员中间的那个受了致命的重伤、只求速死的士兵的心里，在那个拚命挤进密集的人群中为骑马的将军开路的民兵的心里，在那个一面坚决命令人马渡过海湾，一面制止士兵的忙乱的将军的心里，在那个偶然跑到正在行进的部队里、被攒动的人群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的水兵的心里，在那个躺在四个士兵抬着的担架上，但被挤在一起的人群所阻而被放在尼古拉耶夫炮台旁的地上的负伤的军官的心里，在那个十六年来一直管着那门炮、如今却遵从他所不理解的上级的命令，由伙伴们帮忙把炮从陡峭的海岸上推到海湾里去的炮手的心里，以及在那些刚把军舰凿沉就敏捷地划着桨、驾着帆船离去的水兵们的心里，——个个都有这种想法。到了桥那边，几乎每个士兵都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可是在这种感情后面，还有另一种沉痛的、揪心的、更为深刻的感情：这是一种类似悔恨、羞愧和愤慨的感情。从北部回头望望被放弃的塞瓦斯托波尔时，几乎每个士兵心里都怀着说不出的痛苦叹了口气，并向敌人摇摇拳头。

（1855年12月27日）

芳信 译

[1]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的最后一个驿站。——作者注。

[2]某些亚非国家的一种帽子，平顶，圆锥形，带穗。

[3]在许多部队里，军官们常常半奚落半亲昵地把士兵叫作莫斯科，或叫作宣誓。——作者注。

[4]托特列边（1818 —1884），建设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的总指挥。

[5]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

[6]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7]佩利西埃（1794—1864），克里木战争中的法军总司令。

[8]戈尔恰科夫（1791—1861），俄国克里木军队的总司令。

[9]产于法国拉斐特的一种红葡萄酒。

[10]马名。

[11]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士兵的儿子从出生起，就由军事部门登记在册，以备在低级军事学校受训，并服兵役。

[12]以上对话是指掩蔽部外的隆隆炮声。

[13]指十月二十四日因克尔曼血战。

[14]应为“康斯坦丁”。

[15]俄国风俗，面包和盐是待客的食物。

暴风雪

一

傍晚六时许，我喝足了茶，从驿站启程，驿站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这似乎是在顿河部队辖区内，靠近诺沃契尔卡斯克。当我跟阿廖什卡并排坐上雪橇，裹紧大衣，围上车毯以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刚离开驿站时，天气似乎还暖和，静悄悄的，没有风。虽然没有下雪，头顶上却看不见一颗星星。天空似乎非常低，跟展现在我们前面的白雪皑皑的原野相比，又显得异常地黑。

我们刚走过几座黑黝黝的风磨（其中一座正笨拙地挥动着它那巨大的翅膀），出了村庄，我就发现路变得难走了，积雪也更深了，风也吹得更猛烈了。风开始从我的左面吹来，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一边，把被滑木和马蹄刨松的雪使劲刮起来，挟持而去。铃声渐喑，一股冷风从袖口的空隙吹进来直灌脊背，这时我不由得想起驿站长的劝告：还是别走的好，免得整夜不辨东西地瞎跑，冻死在路上。

“咱们不会迷路吧？”我问车夫。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又更清楚地提出了问题：“我说，赶车的，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回答，“你瞧，多厉害的风搅雪：啥路也瞅不见。主啊，老天爷！”

“你倒说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送到下一站吧？”我继续问道，“咱们到得了吗？”

“应该是到得了的。”车夫说，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因为风大，我没有听清。

回去我又不愿意；但是在顿河部队辖区这片荒漠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中整夜瞎跑，我又觉得实在不愉快。此外，虽说我在黑暗中没法把我的车夫好好地看个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他也引不起人家对他的信任。他缩起两腿坐在雪橇的正中间，而不是坐在旁边，他的个子过分高大，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戴的帽子也不是车夫们常戴的那种——很大，朝四面乱晃悠；而且他吆喝马也不合乎规矩，他用两手拉着缰绳，好像是个坐在赶车人位子上充当车夫的听差。而主要的是因为他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不知为什么使我不信任他。一句话，我不喜欢这个耸立在我前面的一本正经的伛偻的脊背，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说，还不如回去的好，”阿廖什卡对我说，“乱跑一气有什么劲儿！”

“主啊，老天爷！你瞧，刮起了多大的暴风雪！啥路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主啊，老天爷！”车夫嘟囔道。

我们走了不到一刻钟，车夫就勒住了马，把缰绳交给阿廖什卡，费劲地从座位上伸出两腿，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前去寻路了。

“怎么？你上哪儿？难道迷路了吗？”我问，但是车夫不理睬我，他转过脸去，不让风抽打他的眼睛，就离开了雪橇。

“嗯，怎么样？有路吗？”等他回来，我又问道。

“啥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和带有几分恼怒地对我说，仿佛他走岔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戴着结了冰的手套的手把缰绳分开。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又驱车前进时，我问道。

“那有啥办法！走着瞧呗。”

于是我们仍旧一溜小跑地出发了，分明已经迈不开大步，一路上，一会儿是深达四分之一俄尺[1]的松散的积雪，一会儿又是刷刷作响的冰凌。

虽说天气很冷，但领子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风搅起的雪暴越来越猛烈，空中也下起了稀稀落落的干雪。

很清楚，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们又走了约莫一刻钟，甚至连一个里程标也没有看到。

“你看怎么样，”我又问车夫，“我们到得了站吗？”

“到啥站？要是咱们往回走，由着马儿跑：它们准能拉到；至于到下一站，那就难说了……只会把咱们自个儿毁了。”

“嗯，那就回去吧，”我说，“真是的……”

“那么说，回去吗？”车夫又问了一遍。

“对，对，回去！”

车夫松开了缰绳。马跑得更欢了，虽然我没有注意我们的车是怎么掉头的，但是风向变了，很快，透过飞舞的雪花，又开始现出那几座风磨。车夫的精神好起来，也开始说话了。

“前些日子，正刮暴风雪，有一辆回头的雪橇从前头那个站回来，”他说，“他们在草垛里过了一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到站。还亏着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呀，大伙非一块儿冻死不可——那天可冷啦。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人把两条腿给冻坏了，足有仨礼拜疼得差点死过去。”

“可现在并不冷，风也小了些，”我说，“能走吗？”

“今儿个暖和倒还暖和，就是风把雪搅得满处飞。眼下咱们往回走，看来还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凶了。走，总还是能走的，如果是个信使，要不就是自个儿乐意；要是冻坏了乘客可不是闹着玩的。您老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头咋交待？”

二

这时我们背后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的铃铛声，它们向我们疾驰而来。

“这是特快车[2]的铃铛，”我的那个车夫说，“全驿站就一个这样的铃铛。”

果然，跑在前面的那辆雪橇的铃铛声已经清晰地随风飘来，声音异常优美：清脆、响亮、低沉而又铿锵悦耳。后来我才听说，这是爱好者弄的：把三只铃铛拴在一起：中间一只大的，声音甜美悦耳，两旁两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响的颤动的五度音融合在一起，真是异常动听，在这荒凉僻静的草原里听来特别优美。

“邮车[3]来了。”当三辆三套马雪橇中最前的那辆雪橇跟我们并驾齐驱时，我的那个车夫说道。“喂，路怎么样？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那个车夫大声问道；但是那人只是对他的马一声吆喝，并没有理睬他。

邮车刚从我们身旁掠过，铃铛声就立即被风吹走了。

我的那个车夫大概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就走吧，老爷！”他对我说，“趁人家刚走过——这会儿，他们的车印还是新的。”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掉转车头，在深深的积雪上慢吞吞地逆风前进。我从一旁望着路，以免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痕。约莫有两俄里光景，车辙看得很清楚；再往前，就只能看出滑木驶过的地方路上略显不平，很快我已经完全分辨不清这是车印呢，还是被风吹集在一起的一溜儿积雪。我瞧着雪在滑木下单调地往后跑，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便朝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到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却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又跟从前那样一会儿顶风，一会儿顺风，忽儿往右，忽儿往左，弄到最后，车夫说我们偏右了，我说偏左了，而阿廖什卡则一口咬定我们根本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又几次停下来，车夫又好几次将自己那双大脚伸出来爬下去寻路，但是一切都是枉然。有一回，我也下车去看了看，我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不是路；可是我顶着寒风吃力地才走了五六步路，就死心塌地地相信，到处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单调的积雪，所谓道路，我不过是在想象中看到它罢了，——可这时候，我却发现雪橇不见了。我大叫：“赶车的！阿廖什卡！”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没有出口，就被风从嘴里一把抓去，霎时间随风飘散，不知去向。我向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雪橇不见了，我又走到右边——也无影无踪。说来惭愧，记得我当时怎样用响得刺耳的、甚至有点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叫道：“赶车的！”其实他离开我才两步路。他那抱着马鞭、歪戴着大帽子的黢黑的身影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把我领到了雪橇旁。

“亏着今儿还暖和，”他说，“倘若碰到大冷天就了不得啦……主啊，老天爷！”

“放开马，让马把咱们拉回去吧，”我坐上雪橇后说，“它们能拉到吗？能行吗，赶车的？”

“应该是能拉到的。”

他抛开缰绳，挥起马鞭，在辕马的辕鞍上抽了三下，于是我们又朝某个方向走去。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蓦地，在我们前方又传来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悦耳的铃铛声和另外两个铃铛声；但是这会儿，这声音是迎着我们来的。这就是刚才的那三辆雪橇，它们已经卸下了邮件，把带回去的马拴在后面，正在回驿站去。那辆套着高头大马、系有悦耳的铃铛的三套马特快雪橇，正快步跑在最前头。雪橇上的一名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时而精神抖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中座上各坐着两名车夫，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高高兴兴地大声说话。其中一个车夫在抽烟斗，风中闪烁的火星照亮了他的一部分脸。

我望着他们，对于自己不敢前进，不由得感到惭愧，我的车夫大概与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吧。”

三

我的车夫不等最后那辆雪橇过去，就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把车杆撞在拴在后面的那几匹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地闪到一边，挣断缰绳，向一旁疾驰而去。

“瞧，鬼东西，你瞎了眼啦，也瞅不见你在往哪儿拐，——都拐到人家身上来了。鬼东西！”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嗄哑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破口大骂；我从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身材可以断定，这就是坐在后面那辆雪橇上的小老头。他一个箭步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面还继续痛骂我的车夫。

但是那几匹马不肯就范。车夫紧追不舍，霎时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暴风雪中。

“瓦西里—里！把那匹浅黄色的马骑来，要不然，逮不住它们。”还可以远远地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个子高极了的车夫，从雪橇里爬出来，一声不吭地解开自己那三匹马，牵过其中一匹，踩着皮马套爬上了马背，接着马蹄便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着，步法零乱地疾驰而去，在同一方向消失了。

于是我们就跟其他两辆雪橇尾随在那辆特快车后面，也不管有路没路，继续向前。那辆特快车则一路铃声叮当，快步跑在前头。

“可不！准能逮住！”我的那个车夫谈到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道，“倘若一匹马跟别的马不合群，那准是一匹劣性马，它要是领头跑到什么地方去呀，那……准不肯回来。”

我的车夫自从跟在人家后面走以后，他似乎变得比我高兴，也比较健谈。我因为尚无倦意，不用说，也就趁此与他攀谈起来。我开始向他问长问短：他是哪儿人？怎么会来这儿的？从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图拉省人，是个农奴，家住在基尔皮奇村；他们家的地少，自从那年闹霍乱以后，地里简直颗粒无收；他们家还有兄弟二人，老三当兵去了；剩下的一点粮食不够吃到圣诞节，只好出来挣钱口；在家里，当家的是他弟弟，因为弟弟成了亲，而他自己是个光棍。他又说，他们村每年都有不少车夫结伙到这儿来，他过去虽然没赶过车，但还是到驿站上来了，以便贴补贴补兄弟；他在这儿干活，谢谢上帝，每年能挣一百二十卢布纸币，他把一百卢布寄回家去；要不是“那些信使凶得像野兽，加上这儿的人又爱骂人”，日子本来可以过得蛮不错的。

“就说这个车夫吧，他为什么要骂人呢？主啊，老天爷！难道是我存心让他的马挣断缰绳的？难道我是个坏蛋？干吗要骑马去追它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嘛；要不，把马给累坏了且不说，还会把自己给毁了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一再重复说。

“前面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在我们前面有几个黑乎乎的东西，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走起来可有意思啦！”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苫着蒲席的带轱辘大车时，他又继续说道，“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都在睡觉。聪明的马自个儿明白：它是绝对迷不了路的。咱也跟过车队，所以知道。”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从蒲席顶直到车轮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零零的独自行进，——一眼望去，确实令人觉得异样。当我们的铃声从车队旁响过去时，只有领头的那辆大车上，覆盖着两指厚的积雪的蒲席被稍许抬起了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伸出来一小会儿。一匹高大的花马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脊梁，在被雪完全埋没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迈步前进，单调地摇摆着它那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走到与它并排时，它警惕地竖起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默地又走了大约半小时，车夫又跟我攀谈起来。

“我说老爷，您觉得怎么样，咱们走得对吗？”

“不知道。”我答道。

“原先风是那么吹的，可这会儿咱们却完全顶着暴风雪。不，咱们走得不对，咱们也迷路啦。”他十分镇静地总结道。

看得出来，尽管他十分胆小，但是“人多胆量大”，因此，自从我们的人数增多了，不用他带路和负责以后，他就变得十分镇定了。他十分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似的。确实，我发现领路的那辆三套马雪橇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左面，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块非常狭小的空间在来回打转似的。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正如我有时觉得领头的那辆雪橇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草原上到处是一马平川。

我们又走了若干时候，我看到，似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溜移动着的黑影；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明白，这就是我们刚才超过的那个车队。雪花依然纷纷扬扬地撒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轮上，有几只车轮甚至都不转了；大伙仍旧在蒲席下睡觉；领头的那匹花马仍旧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惕地不时竖起耳朵。

“瞧，转悠来转悠去又转到那个车队跟前来了！”我的车夫用不满的声调说。“特快车的马都是好马，所以他才这么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呀，倘若这么通宵不停地赶路，早就站住不走啦。”

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那又干吗呢？咱们总能到个什么地方吧。”

“到得了哪儿呀？咱们就得在草原上过夜了。瞧，暴风雪刮得多厉害……主啊，老天爷！”

领头的那个车夫分明已经迷失了道路和方向，但是他非但不去找路，反而愉快地一路吆喝着，继续大步流星地疾驰而去，这虽然使我觉得奇怪，可是我也就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得了。”我说。

车夫驱车前进，但他赶得比先前更没劲了，而且再没有开口跟我说过一句话。

四

暴风雪越刮越厉害了，空中下着星星点点的干雪；天似乎开始变冷了：鼻子和两腮冻得更厉害，一股股冷风更经常地灌进皮大衣，必须把衣服裹紧。有时候，雪橇在光秃秃的冰凌上辘辘地滑过：地面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跑了。虽说我很关心我们这次迷路到底结果如何，但是因为我不分昼夜地趱赶了五百多俄里，因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瞌睡。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起初我仿佛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雪白的原野：地平线大大开阔了，黢黑低矮的天空也突然不见了，四面八方只见一道道斜飘下来的雪花；走在前头的那几辆雪橇的轮廓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举首望天，我起初觉得似乎乌云已经四散，只有纷飞的大雪遮没了天空。在我打盹的那会儿工夫，月亮升起了，透过稀薄的云层和纷飞的大雪投下一片寒冷的清辉。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的那辆雪橇、马匹、车夫和跑在前面的另外三辆雪橇：第一辆是特快车，车上的车夫仍旧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驱车疾步前进；第二辆雪橇上坐着两个车夫，他们撂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从那里不时闪亮的火星看得出来；在第三辆雪橇上，什么人也看不见，也许那个车夫钻进雪橇里睡着了。不过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领头的那个车夫有时也勒住马下来寻找道路。每当我们停下来，风的怒号声就变得更清晰，在空中飞舞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楚了。在暴风雪铺天盖地的月光下，我看到那车夫的不高的身影，他手执马鞭，试探着身前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忽前忽后地走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身跃上前座，于是在风的单调的呼啸声中又传来他那利落、响亮的吆喝声和铃铛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下去寻路或者去寻找草垛时，从第二辆雪橇里就传来一个车夫的干脆利落的自信的声音，他向领头的那个车夫喊道：

“听着，伊格纳什卡！偏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暴风雪走。”或者嚷道：“瞎转悠什么？打雪地上走，哪儿有雪，哪儿就能找到道。”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嘛，伙计！你瞧，什么东西黑乎乎的，没准是路标。”或者说：“你乱走什么呀？你乱走什么呀！把花马给卸下来，让他带路，准能把你带上道。事情就好办啦。”

可是，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自己不仅没有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寻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次，当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出的点子后嚷道，既然他知道怎么走，他自己来带路得了，那人就答道，有朝一日让他赶特快车，他就带路，而且准能把大伙领上道。

“我们的马遇到暴风雪是带不了道的，”他嚷道，“不是那种马！”

“那就别瞎嚷嚷！”伊格纳什卡答道，一面愉快地连打几声唿哨，催马快跑。

跟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上的另一个车夫，对伊格纳什卡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根本不介入他们俩的争执，虽然他还没有睡着，——我从他那只一直没有熄灭的烟斗，以及当我们停下来时我总听到他那从容不迫的、不间断的谈话声就可以看出这点。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他显然因为他的旅行乐趣被一再打断而感到恼火，才对伊格纳什卡嚷道：

“怎么又停下来啦？瞧，他还想找到道哩！早跟你说啦：暴风雪！这会儿，哪怕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休想找到道。趁马还能拉，你就走呗。没准，咱们冻不死的……我说，你就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个信使差点给冻死了！”我的车夫搭腔道。

第三辆雪橇上的车夫始终酣睡不醒。只有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爱出点子的人嚷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因为菲利普没答理他，他又说道：“没准给冻死了吧？伊格纳什卡，你也该下车去瞅瞅呀。”

干什么都十分麻利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跟前，推了推那个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样！你冻死了也该说句话呀！”他摇着那车夫说道。

睡着的人嘟囔了一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哩，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于是我们又上路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边套的那匹小枣红马的尾巴上也不断地挨到鞭子，不止一次地跳起来，跌跌撞撞地放开脚步跑起来。

五

跑去追赶脱缰的马匹的那个小老头和瓦西里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想，已经快近半夜了。他俩逮住了马，找到了并且赶上了我们；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中，在这荒漠的草原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永远无法理解。那小老头晃动着胳膊肘和两腿，骑着那匹辕马快步而来（另外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决不能在暴风雪中把马撇下）。当他跑到和我并排时，他又大骂起我的车夫来：

“你瞎了眼啦，鬼东西！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讲故事的车夫喊道，“你活着吗？上我们这儿来吧。”

但是那老头不理他，继续骂不绝口。直到他觉得骂够了，才策马跑到第二辆雪橇跟前。

“全逮住了吗？”有人从那儿问他。

“可不！”

他那不大的身躯用胸部紧贴着马背，一路小跑着，然后一纵身跳到雪地上，脚不点地追着雪橇，然后一骨碌钻进去，两腿搁在车沿上，脚板朝上。高大的瓦西里仍旧和过去一样，一声不吭地爬上领头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找路。

“瞧他多会骂人……主啊，老天爷！”我的那个车夫嘟囔道。

在这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那寒冷、清彻、摇曳不定的光亮中走了很久。睁开眼睛——我眼前依旧耸立着那顶落满积雪的又大又笨的皮帽和脊背，依旧是那个不高的车轭，车轭下——辕马的脑袋依旧跟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间不停地摆动，黑黑的鬃毛一顺儿被风吹到一边；从背后望去，右边依旧是那匹拉边套的枣红马（它的尾巴短短地绾了个结），还有那偶尔敲击着雪橇夹板的辊子。再往下瞧——依旧是那被滑木分向两边的松散的积雪，风还在一个劲儿地把一切都从地面上吹起来，吹向一边。前面，带头的那几辆三套马雪橇还与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在一直向前飞奔；左右两边，一切都迷离恍惚，白茫茫的。我的眼睛想要寻找一件新物体，但是徒然：既无路标，又无草垛，更无栅栏——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而且在不断移动：地平线一会儿似乎无比遥远，一会儿又从四面逼近，好像近在咫尺，一会儿一堵白色的高墙陡然耸立在右边，在雪橇旁奔跑，一会儿又蓦地消失不见，陡然矗立在前面，接着它又不停地往回奔跑，重又消失。再往上看——起初觉得很亮，似乎透过雾霭可以看到星星；但是星星却越升越高，逐渐高出于我的视野之外，只见一片片雪花飞过我的眼帘落到脸上和大衣领子上；空中到处是一片明亮，一片洁白、无色和单调，而且经常在动。风向也似乎在不断变换：一会儿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一会儿又从旁边吹来，可恶地把大衣领子翻卷到头上，嘲弄地用领子拂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从背后吹来，钻进什么缝隙，发出嗡嗡的声音。只听得马蹄声和滑木从雪地上滑过时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以及当我们驶过很深的积雪，铃铛逐渐喑哑的丁当声。只有当我们间或逆风行驶和行走在光秃秃的冰冻的硬地上时，才能清楚地听到伊格纳特的精神抖擞的口哨声，他那在空中回响的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声，这些声音骤然欢快地打破了这片荒漠的忧郁色彩，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响声，令人难受地、一成不变地弹奏着我在想象中不由升起的同一个调子。我的一只脚冻僵了，可是当我侧过身子想把衣服裹紧一些时，落满我的领子和帽子的积雪又钻进了我的脖子，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我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一般说还是暖和的，于是瞌睡逐渐向我袭来。

六

在我的头脑中，回忆和想象分外迅速地纷至沓来。

“那个老是从第二辆雪橇里嚷嚷的爱出点子的车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准是个红头发、红胡子，身体结实、短腿的庄稼汉，”我想，“就跟我们家的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于是我就仿佛看见我们家大宅子里的楼梯，五个家奴沉重地迈着脚步，用毛巾垫着把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仿佛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挽起了粗布上衣的袖子，手中拿着钢琴上的一块踏板，抢前几步打开门闩，这儿拉一把，那儿推一把，在人家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可是他还煞有介事地不住声地嚷嚷：

“抬起来呀，我说前头的，前头的！这就对啦，后面的抬高些，抬高些，抬高些呀，抬进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尔多·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花匠怯生生地说，他的身子紧贴着栏杆，由于使劲涨得满脸通红，他用尽全力抬着钢琴的一角。

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肯罢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寻思道，“难道他以为大家干这活少了他就不行吗，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能说会道的本领，他就沾沾自喜，因而洋洋自得地滥用这个本领呢？也许正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又看到一个池塘，一些筋疲力竭的家奴正在没膝深的池水里拉鱼网，又是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手拿喷壶，对大家大叫大嚷，在岸边跑来跑去，只间或跑到水边，用一只手轻轻拿住金色的鲫鱼，把它们放进浑水里，然后又洒上些清水。但是，我又仿佛看到一个七月的中午。我正迈步在花园中的刚割过的草地上，顶着炎炎烈日走到什么地方去。我还很年轻，我老觉得我还欠缺什么，而且老在憧憬着什么。我向池塘边走去，向位于蔷薇花坛和白桦小道之间的我那心爱的地方走去，然后我便躺下睡觉。我记得，当我躺着，透过玫瑰那红色的带刺的枝条望着干松的黑土和清澈如镜的浅蓝色池塘时，我心中所怀的感情。这是一种天真的自负和带有几分忧郁的感情。我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美好，这美又对我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以致我觉得自己也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人赞赏我，这使我感到懊恼。天气很热。我想睡一觉来排遣愁思；但是苍蝇，可恶的苍蝇，就是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麇集在我的周围，一个劲地、不知为什么纠缠不休地，像一枚枚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跳到胳膊上。蜜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嗡嗡地叫着；一只只黄蝴蝶像蔫了似的，从这棵小草上飞到那棵小草上。我举眼望天，眼睛感到刺痛——太阳透过枝叶纷披的白桦树的明亮的树叶发出耀眼的光，白桦树枝高高地在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摆动，——望着上面就感到更热了。我用手帕盖住脸；又觉得太闷，苍蝇仿佛粘在我的出汗的手上。在蔷薇丛中有几只麻雀在啁啾。其中一只跳到地上，离我只有一俄尺远，它有两次假装使劲啄着地面，接着便把花枝弄得飒飒地响，发出一声快乐的啁啾，飞出了花坛；接着，另一只也跳到地上，摆了摆尾巴，又回头望了一眼，便跟着第一只，一面唧唧叫着，一面也像箭似的飞了出去。池塘上传来了捣衣声，这捣衣声仿佛在低低地贴着池面向四外飞散。可以听到在池塘里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他们在水中扑腾的声音。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一阵风吹来，把白桦的树梢吹得飒飒作响；接着风声渐近，风拂过草地，然后花坛上蔷薇的叶子也在枝头摆动摇曳起来；然后一阵清风吹来，掀起了我的手帕的一角，弄得我那汗涔涔的脸怪痒痒的。接着，一只苍蝇从被掀开的手帕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的湿润的嘴边乱飞。下面有一根枯树枝把我的脊背硌得难受。不行，没法再躺下去了：去洗个澡吧。可是就在花坛旁边，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惊惶失措的女人的声音：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个男人也没有呢！”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跑到太阳下，问那个大呼小叫地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头看了看我，又摆动着两条胳膊继续向前跑去。但是就在这当口，我看见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滑落下来的头巾，拖着一条穿着毛袜的腿，跌跌撞撞地向池塘边跑去。两个小女孩手拉手地跑着，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穿着他父亲的上衣，拽着其中一个女孩的麻布裙子，也跟在他们后面急急忙忙地跑着。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有个农民淹死了。”

“在哪儿？”

“池塘里。”

“哪个农民？咱们家的吗？”

“不，过路的。”

车夫伊万穿着一双大皮靴在刚刚割过的草地走着，还有一个是胖管家雅科夫，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池塘边跑去，于是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跑。

我还记得我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情：“跳下去，把那农民救出来，这下大家就会对你赞不绝口了。”我当时追求的正是这个。

“哪儿，哪儿呀？”我问挤在岸边的一群家奴。

“就在那边，在靠近对岸池水最深的地方，差不离就在浴室旁边，”洗衣服的女仆把湿衣裳搭在扁担上，说道，“我看见他钻进水里，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一会儿又露了出来，他使劲嚷道：‘我要淹死啦，老天爷！’然后他又沉底了，只瞧见冒了几个水泡。我一看见这农民快没命了，就拚命喊：‘老天爷，有个农民快淹死啦！’”

说罢，这个洗衣服的女人就挑起扁担，扭动着腰肢，踏上小径，离开了池塘。

“瞧，多造孽！”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用一筹莫展的声音说道，“这一来跟地方法院的麻烦事就少不了啦。”

这当儿，有一个农民手拿镰刀，从聚集在对岸的那群娘儿们、小孩和老头中间挤了过去，他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慢慢地开始脱鞋。

“哪儿，他在哪儿淹死的？”我一个劲儿地问，想要跳下水去，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来。

但是人家指给我看的却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微风过处，只偶或在水面吹起一丝涟漪。我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淹死的，而他头上的池水，却始终那么平静、美丽、若无其事地荡漾着，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片金光。我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没法干出一番令人惊叹的事情来，再加我的水性实在太差。可是那农民已经把身上的衬衫从头上脱下来，立刻跳进了水里。大家都抱着希望，屏息敛容地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水深齐肩的地方后，又慢慢地退了回来，穿上了衬衫：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纷跑来，人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出头帮忙。那些刚来的人七嘴八舌地出着点子，不住声地唉声叹气，脸上表现出惊恐和一筹莫展的神情。至于那些早先聚拢来的人，有的因为站累了就在草地上坐下，有的要回去。老太婆马特廖娜在问女儿，她有没有把炉门关上。那个穿着父亲上衣的小男孩则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头子儿。

但是就在这当口，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狗特列佐尔卡从屋旁跑下山来，它一面汪汪叫着，一面莫名其妙地回头张望。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玫瑰花坛后面出现了，他一面从山上跑下来，一面在喊着什么。

“你们站着干吗？”他嚷道，一面跑一面脱着上衣，“人都快淹死了，可他们还站着！快拿绳子来！”

大家抱着希望和恐惧望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手扶着一个巴结的家奴的肩膀，用左脚尖蹬下了右脚上的靴子。

“就在那边大伙站着的地方，就在那棵柳树左边一点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

“知道了！”他答道，接着就皱起眉头，可能是针对有些女人似乎露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样，他脱去衬衫，除下十字架，把它交给巴结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小花匠，然后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过刚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边走去。

特列佐尔卡不明白主人的动作为什么如此迅速，它站在人群旁，吧嗒着嘴唇，在岸边吃了几根青草，疑惑地望着他，接着它陡地发出一声快乐的尖叫，跟自己的主人一齐跳进了水里。在最初一刹那，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片泡沫和浪花，浪花甚至溅到了我们跟前。但是紧接着我就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他那白脊梁在从容不迫地起伏着，两臂大幅度地划动着，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便慌忙回到岸上，在人群旁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蹭着脊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已经游近对岸，与此同时，两名车夫也拿着卷在棍子上的鱼网向柳树跑去。这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了双手，一次、两次、三次地潜入水中，每次都从嘴里吐出一股水，他姿态优美地甩着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概不作答。最后，他终于上了岸。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看到他在吩咐把鱼网撒下去。接着鱼网被拉起来了，可是网底除了水草和水草间跳动着的几条小鲫鱼以外，什么也没有。当人们再一次开始拽网的时候，我也向那边跑去。

只听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在水面上的拍击声，以及人们恐惧的叹息声。系在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的挂着的水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被越来越多地拉离水面。

“现在大伙一齐拉，劲往一处使，拽！”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声音在喊。被水浸湿的鱼漂浮了出来。

“好像有样东西，伙计们，拉起来挺沉。”有人说。

接着，网的两端便被拖上岸来，网里有两三条鲫鱼在欢蹦乱跳，网紧压着草地，把草地都弄湿了。在拉紧的鱼网里，透过薄薄的一层起着涟漪的被搅浑的水露出一样白色的东西。在一片死寂中，人群里传出一声虽不很响，但却惊人清晰的恐惧的叹息声。

“拽，劲往一处使，拽到干地上！”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果断的声音，于是那个淹死的人就压着刚割过的牛蒡草和其他带刺的草茎，被大家连拉带拽地拖到了柳树旁边。

接着，我又仿佛看到了我那位穿着绸衣裙的心地善良的老姑妈，看到她那缀有流苏的雪青色的小阳伞（这把阳伞不知道为什么跟这幅简单得令人可怕的死的画面极不协调），以及她那张立刻就要失声痛哭的脸。我至今还记得在那张脸上所表现出来的连山金车素[4]也无法治愈的绝望的容貌，我至今还记得，当她怀着幼稚的自私的爱对我说：“咱们走吧，孩子。哎呀，这太可怕了！可你还总爱一个人去洗澡和游泳。”——当时我所体验到的痛苦的、悲戚的感情。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骄阳似火，阳光燻烤着我脚下的干燥松散的泥土，在波平如镜的池面上闪耀；几条大鲤鱼在岸边跳动；成群的小鱼在池中心搅动着平静的水面；一只鹞鹰在高空盘旋，俯视着一群在欢快地戏水的小鸭，这群小鸭正穿过芦苇丛向池中央游去。我记得当时正是山雨欲来，地平线上白云缭绕，被鱼网拉上来的污泥已逐渐消退，接着，当我走过堤岸，我又听到了那荡漾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但是，这会儿的捣衣声听来却像是两个捣衣声合成了一个三度音，这声音折磨着我，使我苦恼，再加我知道这捣衣声其实是钟声，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又不肯让这钟声停下来。于是这捣衣杵就跟刑具似的挤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入睡了。

我觉得，我们在非常迅速地奔驰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我身旁有两个声音在说话。

“喂，伊格纳特[5]我说，伊格纳特！”我的车夫的声音说道，“把乘客捎带上吧——你反正要去，何必让我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个脚得了！”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旁答道：

“让我担待一位乘客有啥好处？……你给一瓶白酒吗？”

“哼，一瓶！……半瓶还差不多。”

“真有你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叫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受累！”

我睁开眼睛。我眼前晃动着的仍旧是那令人生厌的漫天飞舞的雪，仍旧是那些车夫和马，但是我看见在自己身旁有一辆雪橇。我的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于是我们就并排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另一辆雪橇里有人劝伊格纳特不给一瓶白酒就不干，伊格纳特还是猝然把雪橇停下了。

“搬过来吧，那就一言为定，算你的运气。咱们明儿一到，你就出半瓶白酒。行李很多吗？”

我的车夫一听这话就用从来不曾有过的麻利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搬到伊格纳特的车上去。我一口答应；但是看得出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高兴极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要对人家倾诉一下他的感激和快乐：他向我连连鞠躬，一再向我、阿廖什卡和伊格纳什卡表示感谢。

“真得谢天谢地！要不这就难办了，主啊，老天爷！咱们走了半夜，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往哪儿走。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可是我的马已经根本走不动了。”

于是他就十分卖力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拿下来。

当他们在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势（简直是风把我给吹过去的）走到了第二辆雪橇跟前。在那两名车夫用厚呢子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面，雪橇上的雪积得特别厚，足有四分之一俄尺；可是在那件上衣底下，却又安静又舒适。那个小老头仍旧耷拉着腿躺在那儿，而那个讲故事的人还在讲着他的故事：

“正当将军奉国王圣谕到大牢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不需要你，我也不能爱你，就是说，你不能做我的情人；而我的情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继续讲下去，但是他看见了我，就住嘴片刻，吸起了烟斗。

“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另一个被我称做爱出点子的车夫说道。

“你们这儿真好，很快活！”我说。

“哪儿的话！随便解个闷儿，起码不胡思乱想啦。”

“那你们知道咱们眼下在哪儿吗？”

我觉得，这两个车夫似乎不爱听这个问题。

“谁闹得清在哪儿？没准咱们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答道。

“那咱们怎么办呢？”我问。

“怎么办？走呗，没准能走出去的。”他用不满的声调说。

“嗯，要是咱们走不出去，在雪地里马也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办呢？”

“那又怎么啦！不要紧的。”

“会冻死的呀。”

“那当然，因为眼下连草垛都瞅不见：那就是说，咱们完全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最要紧的是必须瞅着雪地。”

“看来，你害怕给冻死吧，老爷？”那小老头说，声音打着哆嗦。

尽管他似乎在取笑我，可是看得出来，他也浑身直打冷战。

“是的，天气变得冷极了。”我说。

“唉，你呀，老爷！你该学学我的办法：时不时地下来跑一跑，——一跑你就暖和了。”

“最要紧的是你得跟在雪橇后面跑。”爱出点子的人说。

七

“请上车吧：搬完啦！”阿廖什卡从前头的雪橇里向我喊道。

暴风雪是如此厉害，我只好弯下腰去俯身向前，两手抓住大衣的前襟，迎着被风从我脚下吹起的满处飞舞的雪花，好不容易才跨过我和我那辆雪橇之间相隔的几步路。我先前的车夫已经跪在那辆空雪橇的当中间，但是他一看见我，就摘下他那顶大皮帽（这时风狂暴地把他的头发吹得直竖起来），向我要酒钱。他大概也不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的拒绝丝毫没有使他不快。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扣上了帽子，对我说道：“好吧，上帝保佑您，老爷……”他说罢便拉起缰绳，咂了一下嘴唇，离开我们走了。紧接着，伊格纳什卡也使劲扭动了一下整个脊背，对马一声吆喝。于是刷刷的马蹄声、吆喝声和铃铛声又代替了风的咆哮声，——当我们在原地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听得特别清楚。

换乘了另一辆雪橇以后，我大约有一刻钟没有睡着，我打量着新车夫和新马来解闷。伊格纳什卡神气十足地坐着，身子不断上下跳动，不时向马匹挥动着挂着马鞭的胳膊，吆喝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又不住俯身向前拉正辕马上那老是滑到右边去的马套。他的个子并不高，但看来体格健壮。他身穿皮袄，皮袄上面又套了一件没有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领子几乎大敞着，因此脖子整个儿露在外面；他穿的不是毡靴而是皮靴，帽子也很小，他不断把它摘下来重新戴正。他的两耳也只有头发遮盖着。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所能看到的不仅是精力旺盛，而且我觉得他还在有意给自己鼓劲。然而，我们越往前走，他却越来越经常地一边整衣一边在座位上跳动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同时还跟我和阿廖什卡聊起天来：我觉得他是怕泄气。这也是事出有因的：虽然马儿很好，但是路却一步比一步艰难，越来越难走了，而且看得出来，马也越走越没有劲：已经要拿鞭子抽了，那匹辕马是一匹体格魁伟、鬃毛纷披的骏马，连它也打了两次前失，虽然它似乎大吃一惊，立刻奋勇向前，用力垂下那鬃毛蓬松的脑袋，几乎挨着了脖子下的铃铛。拉右边套的那马（我无意中一直注视着它，它的马套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靠外边的一面，老在晃荡和跳动），这时也明显地放松了套索，因此常常要吃鞭子。但是按照骏马，甚至烈性马的习惯，它仿佛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火，它常常怒气冲冲地低下和昂起脑袋，要求拉紧缰绳。暴风雪刮得越来越猛烈了，严寒也越来越厉害了，马也跑得筋疲力尽了，路也变得更难走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该往哪儿去，别说找驿站，就是找一个安身之地也无处可寻，——看到这种情景的确是可怕的。可是听到铃声丁当，响得那么从容和愉快，又听到伊格纳特卡吆喝得那么带劲和潇洒，——仿佛我们欣逢过节，在寒冬腊月阳光明媚的中午，在乡村的大街上乘车出游似的，——又觉得可笑而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前进，马不停蹄地离开我们原先的所在地向某处疾驰而去，——这样一想，又不免令人觉得诧异。伊格纳特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是用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假嗓子唱的，但却唱得如此嘹亮，如此抑扬顿挫，还不时伴以口哨，听到他的歌声还会觉得胆怯，那就未免太奇怪了。

“喂—喂！你扯着喉咙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的声音，“停下来歇会儿吧！”

“什么？”

“停—一—停！”

伊格纳特停了下来。一切又都沉寂下来，风又呼啸起来，雪花飞旋着，开始更稠更密地落进雪橇。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走到我们的雪橇跟前。

“什么事儿？”

“是这么回事儿！往哪儿走呢？”

“谁知道！”

“怎么，脚给冻坏了吗，干吗老拍拍打打的？”

“全冻麻了。”

“你不如下车去走一趟：瞧那儿影影绰绰的像是加尔梅克人的游牧站。走一趟也可以暖和暖和脚嘛。”

“好吧。你给拽住马……给。”

于是伊格纳特便向指给他的方向跑去。

“应该经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到道了；要不，瞎跑一阵顶什么用！”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对我说，“瞧，把马都给累得满身大汗了！”

当伊格纳特跑去找路的那会儿工夫（他去的时间是那么长，我都担心他可别迷路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用自信和从容不迫的声调对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说，最好把马卸下套，让它自己走，它一定能把你领上道；有时候也可以瞧着星星走路；他又说，如果让他领路，我们恐怕早就到站了。

“怎么样，找到了吗？”当伊格纳特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吃力地迈着两腿回来的时候，那人问他道。

“找是找到了，看见了游牧站，”伊格纳特气喘吁吁地答道，“就是闹不清这是啥游牧站。我说，伙计，咱们没准闯到普罗尔戈夫的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

“胡说什么呀！这压根儿是咱们的游牧站，就在庄子后面。”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反驳道。

“我说不是！”

“我一瞅就知道：准是它；如果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走到大桥——到八号里程标。”

“跟你说不是就不是！这可是我亲眼瞅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

“唉，伙计！你还是个车夫呢！”

“本来就是车夫嘛！你不信自个儿去跑一趟。”

“我去干吗！不去我也知道。”

看来，伊格纳特生气了：他不理他，跳上驭座继续驱车前进。

“你瞧，我的两只脚都冻麻了：简直没法暖和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脚继续更加频繁地互相拍打着，同时抠出并倒掉灌进靴统里的雪。

我简直困极了。

八

“难道我已经快要冻死了吗，”我睡眼矇眬地想，“据说，人冻死总是从睡觉开始的。即便淹死，也比冻死强，就让人家撒网把我给捞上来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淹死也罢，冻死也罢——反正一样，只要背下面没有这根棍硌得慌，能打个盹就好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儿。

“然而，这一切将会怎样了结呢？”我睁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白茫茫的原野，突然自言自语道，“这将会怎样了结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草垛，马也站住了，似乎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岂不是全都得冻死吗。”说实在的，我虽然也有点儿害怕，但是我又希望我们能够发生某种不平凡的、带有若干悲剧性的事，——这种愿望在我身上胜过了小小的恐惧。我觉得，如果在天亮以前马能够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而且必须有几个人甚至完全冻死了）带到某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村庄，那就算不错了。诸如此类的幻想异常清晰和迅速地在我的面前掠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马身上只看得见车轭和耳朵；但是蓦地，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辆三套马雪橇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旁驶过。我们央求他，喊他，请他把我们带走；但是风把我们的声音吹走了，杳无声响。伊格纳什卡微微一笑，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我们，逐渐消失在一片深深的积雪的沟壑里。小老头翻身上马，摆动着两个胳膊肘，想要疾驰而去，但他怎么也动不了窝；我从前的那个车夫，戴着大皮帽，向他猛扑过去，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推到雪地里，用脚踩他。“你是个装神弄鬼的家伙，”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大街的坏东西！咱们得一起来找路。”但是小老头用头穿过雪堆：与其说他像个小老头，倒不如说他像只兔子，一溜烟从我们身边跑开了。所有的狗都跟在他后面飞奔而去。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说，咱们大家最好围成个圆圈坐下，即使雪把咱们埋了，也没什么；咱们坐在一块儿就暖和了。果然，我们觉得又温暖又舒适；就是口渴。我拿出了食品箱，请大家喝加糖的罗木酒，我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车夫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说着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用雪搭成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给每人做间小屋，咱们就睡觉！”我说。雪跟羊毛似的又轻又软又温暖。我给自己做了间小屋，正想钻进去；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看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着！把钱拿出来。你反正要死了！”他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我把钱给了他，只求他们放我走，但是他们不信我的钱就这些，想要弄死我。我一把抓住小老头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开始吻它；小老头的手又柔软又可爱。起初，他使劲要把手抽回去，但是后来就听凭我去亲它，甚至还伸出另一只手来爱抚我。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威胁我。我跑进自己的屋子；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走廊，而且有人拽住我的两腿。我拚命挣扎。在那个拽住我的人的手里留下了我的衣服和一块皮；但是我却只感到冷和害臊——我尤其感到害臊的是，我的姑妈打着阳伞，手中拿着顺势疗法[6]的药箱，挽着那个淹死的人的胳膊向我迎面走来。他们边走边笑，不明白我向他们打的手势。我爬上雪橇，两脚在雪地上拖着；但是那个小老头却摆动着两个胳膊肘在后面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但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这两口钟前面，我就有救了。钟声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小老头追上了我，他扑过来用肚子压住我的脸，这样，钟声就几乎听不见了。我又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可是那个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叫道：“伊格纳什卡！停一停，那不是艾哈迈德卡的草垛吗，太像啦！你去瞧瞧！”这简直太可怕了。不行！我还不如醒来的好……

我睁开了眼睛。风把阿廖什卡大衣的前襟吹起来，盖住了我的脸，我的一只膝盖露在外面，我们正在光秃秃的冰凌上前进，铃铛的三度音合着荡漾在空中的铿锵悦耳的五度音，响得更清晰了。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但是我没有看到草垛，却睁着眼睛看到了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和一座要塞的带有雉堞的城墙。我无意去细看这座房子和要塞：我只想能够再看到我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到那教堂的钟声和亲小老头的手。我重又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九

我睡得很沉；但是我在梦中一直都听到那铃铛的三度音，甚至还看到它，一会儿像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一会儿又像一架风琴，我是其中的一根簧管，一会儿又像我做的一首法文诗。一会儿，我又觉得这三度音乃是一件刑具，它不断紧夹着我的右脚跟，很疼。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揉着脚。脚快要冻僵了。夜仍旧那么明亮、迷茫、雪白。我们仍旧在前进，我和雪橇仍旧在东摇西晃；那个伊格纳什卡仍旧侧身坐着，不断拍打着双脚；那匹拉边套的马仍旧伸长了脖子，腿提得不很高地一溜小跑踩着深深的积雪，颈套上的子跳动着，拍击着马肚子。辕马的脑袋披着随风飘动的鬃毛，把系在车轭上的缰绳忽儿拉紧，忽儿放松，有节奏地摆动着。但是这一切被雪覆盖得比从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的两旁飞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可没膝，而且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吹动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骖马的鬃毛，在车轭上面和车辕之间咆哮。

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我刚从领子里探出头来，就有一撮冰冷的干雪飞舞着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里和嘴里，钻到脖子后面。我极目四望——一切都是洁白、明亮、白雪皑皑，除了一片迷茫的光和雪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这太可怕了。阿廖什卡睡在我的脚头，在雪橇的最里边；他的背上已经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可是伊格纳什卡毫不气馁：他不断地拽着缰绳，吆喝着，拍打着双脚。铃铛声仍旧那么奇特地响着。马儿打着响鼻，但仍在不住地奔跑，不过越来越经常地打着前失，速度也放慢了些。伊格纳什卡又在座位上跳动了一下，挥动了一下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来。但是他没有把歌唱完就停下雪橇，把缰绳扔到前座上，下了车。狂风开始怒号；雪像从簸箕里倒下来似的一个劲儿地倒到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身后的第三辆雪橇不见了（它不知在哪儿掉了队）。在第二辆雪橇旁边，在白濛濛的一片飞雪中，可以看见那个小老头正在倒换着双脚跳来跳去。伊格纳什卡从雪橇旁走开了三两步，在雪地上坐下，解开腰带，开始脱靴子。

“你这是干吗？”我问。

“得换双靴子；要不然，我的两只脚都给冻僵了。”他答道，一面继续干他的事。

要从领子里伸出脖子去看他怎样在干这事儿，我实在怕冷。我笔直地坐着，望着那匹拉边套的马，它伸出一条腿，筋疲力尽地摆动着那条绾短了和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雪橇震动了一下，把我给惊醒了。

“怎么样，咱们现在在哪儿？”我问，“天亮前咱们到得了吗？”

“您放心：准能把您送到，”他答道，“现在要紧的是我换了双靴子，脚暖和过来了。”

于是他又驱车前进，铃声又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东摇西晃，风又开始在滑木下呼啸。于是，我们重又开始航行在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海中。

十

我睡着了，睡得很熟。阿廖什卡用脚踢了我一下，把我弄醒了，我睁开了眼睛，这时已是早晨。可是好像比夜里还冷。天上已不再下雪；但是干燥的大风继续把雪粉撒到旷野上，特别是把雪吹集到马蹄和滑木下面。在右侧，东方仍旧阴云四布，一片浓蓝，但是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却越来越分明地映现在空中。在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阳光微微映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浅蓝色的天空；左面，云朵明亮而轻盈，在不停地移动。极目四望，遍地皆是支支楞楞、重重叠叠的深深的白雪。在某处还可以看见一个灰白色的小丘；细细的、干燥的雪粉，一个劲儿地越过小丘飞旋而去。既看不到雪橇的痕迹，也看不到人的踪影，甚至也望不见野兽的足迹。车夫的背部和马背的轮廓和颜色，虽然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上，也看得异常清晰和分明……伊格纳什卡的藏青色帽子的帽圈、他的衣领、头发，甚至靴子都是白的。至于雪橇，更是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和脖子上的鬃毛也都糊满了雪；在我这边的那匹骖马的腿上，直到膝盖都陷在雪里，它那整个儿变得蓬蓬松松的汗湿的臀部的右边也给雪糊满了。颈套上的子仍旧合着你随意想到的任何旋律的节拍在不断跳动，骖马也照旧在奔跑，不过从它那塌陷的、经常起伏着的肚子和耷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经跑得筋疲力尽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被吹落到地上，风从右边飞旋而来，在里程标的四周堆成了一座雪山，而且还在使劲猛吹，不断把松散的雪从这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异常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到处乱闯，马不停蹄地走了一通宵，走了十二个小时，会终于跑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声似乎响得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断地裹紧衣服，吆喝着；我们身后，马在打着响鼻，小老头和爱出点子的车夫坐的那辆雪橇的铃声不住地响着；但是那个睡觉的车夫肯定在草原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走了半俄里，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车新留下来的辙印，不过辙印上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我们还间或在车辙间看到，大概是马蹄互相踩伤留下的淡红色血迹。

“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到咱们头里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抬头望去，只见路旁的积雪中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屋，几乎连屋顶和窗户都被雪埋住了。小酒店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这些马叉开腿，耷拉着脑袋，由于被汗湿透，毛都蜷曲着。门旁的雪已被清扫干净，门口还放着一把铁锹；但是风仍在呼啸，把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吹得满处飞舞。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就有一个高大的、满脸通红的红头发车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回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一下车。这时，我才头一次看见他的脸庞。

十一

他的脸并不像我根据他的头发和体型所想象的那样黝黑，瘦削，长着一个大鼻子。这是一张快乐的圆脸，翘鼻子，大嘴，还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圆圆的明亮的眼睛。他的腮帮子和脖子都是红红的，像用一块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睫毛和均匀地覆盖着他的脸庞下方的茸毛，都粘满了雪，全成为白的了。到驿站只剩下半俄里路了，我们停下来稍歇片刻。

“不过得快点。”我说。

“就一忽儿。”伊格纳什卡答道，说着便纵身跳下驭座，向菲利普走去。

“来吧，伙计。”他说，一面从右手摘下手套，把手套和马鞭一齐扔在雪地里，接着便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一小杯伏特加一口气喝干了。

酒店里的那个卖酒的，兴许是个退伍的哥萨克，这时也拿着一瓶半俄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

“给哪位斟酒？”他问。

高个儿瓦西里是个长着棕褐色头发的瘦瘦的庄稼汉，蓄着山羊胡子。还有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胖胖的，长着一头淡黄头发，他那红红的脸上围着一圈雪白的浓密的大胡子。他们都走上前去，每人喝了一小杯白酒。那个小老头也走到那帮喝酒的人跟前，但是人家没有给他斟酒，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拴在车后的马身边，抚摩着其中一匹马的脊背和臀部。

小老头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又瘦又小，满脸皱纹，脸色发青，长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山羊胡子，尖尖的鼻子，一嘴磨损的黄牙。他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全新的车夫帽，但那件短皮袄却破旧不堪，溅满了柏油，肩膀上和下摆都扯破了，既挡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进大毡靴里的粗麻布内衣。他拱背缩肩，双眉深锁，脸庞和膝盖都在发抖，他在雪橇旁边瞎忙，分明是想使身子暖和些。

“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怎么样：喝了酒可暖和啦。”爱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颤动了一下。他理了理他那匹马的马套，整了整车轭，然后走到我身边。

“我说，老爷，”他从他的白头发上摘下帽子，深深一鞠躬，说道，“跟您不辨东西地跑了一整宿，到处找路：您哪怕赏给我半瓶酒喝呢。说真格的，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就没法儿暖和了。”他露出一副巴结的笑容，加了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卖酒的拿出了半瓶酒，并给老头斟了一杯。他摘下了拿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黢黑、粗糙、有点儿发青的、瘦小的手去接杯子；但是他的大拇指好像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把酒给撒了，杯子掉到雪地上。

所有的车夫都哈哈大笑。

“瞧，把米特里奇冻成了这样！连酒都拿不住了。”

但是米特里奇却因撒了酒而十分懊恼。

然而，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酒，而且直接倒进了他的嘴里。他立刻快活起来，跑进小酒店，点着了烟斗，露出满嘴磨损的黄牙，并且每说一句话就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干了最后半瓶酒，就各自爬上雪橇，于是我们又驱车前进。

雪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着它，眼睛都感到酸痛。一条条橘红色的、淡红色的朝霞越升越高，也越来越鲜艳，在天际升腾飘散；甚至透过地平线上铅灰色的云层，还可以远远地看见一轮红日；天上的一片蔚蓝也变得更亮、更深了。在村子附近的大路上，车印清晰而分明，略呈黄色，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坑坑洼洼；在严寒、凝重的空气中，可以感到一种愉快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的那辆三套马雪橇跑得很快。辕马的脑袋和脖子迅速地上下摆动（脖子上的鬃毛也在车轭上面随风飘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那爱好者弄的铃铛底下，不断摆动。铃铛里的铃舌已经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着铃壁。左右两匹拉边套的骏马齐心协力地拉紧了冻硬了的弯曲的边套，在精力充沛地奔腾，子不断地拍击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边套的马从被马踩出的大路上摔进雪堆里，但是它很快又从雪堆里冲出来，扬起一片雪雾，迷住了人的眼睛。伊格纳什卡用快乐的男高音不时吆喝着；干冷的冰雪在滑木底下发出尖利的啸声；身后还可以听到两只铃铛在响亮地、喜气洋洋地叮叮当当响着，还可以听到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回头一看：两匹拉边套的鬃毛蓬松的马正伸长了脖子，均匀地呼着气，马嚼歪在一边，在雪地上奔驰前进。菲利普挥动了一下马鞭，整了整帽子，那个小老头则跷起两腿，仍旧跟从前那样躺在雪橇中央。

两分钟后，我们的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打扫干净的木板上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接着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落满雪花的、散发出一阵寒气的愉快的脸，向我说道：

“总算把您送到了，老爷！”

（1856年2月11日）

臧仲伦 译

[1]1俄尺合0.71米。

[2]这是旧俄传递官方信函和公文的特快驿车，中途不得停留。

[3]就是前面所说的特快驿车。

[4]用山金车（菊科植物）调制成的药酒，可用以医疗瘀伤及扭伤，并可治各种疾病。

[5]伊格纳特是伊格纳季的小名，伊格纳什卡是昵称。

[6]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两个骠骑兵

献给玛·尼·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1]

……若米尼，若米尼[2]，没有半个字提到伏特加……

丹·达维多夫

在十九世纪初，当时还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没有煤气灯，没有硬脂蜡烛，没有矮矮的弹簧沙发，没有不上漆的家具，没有戴眼镜的意志消沉的青年，没有自由主义的女哲学家，没有我们这个时代比比皆是的可爱的茶花女[3]，——在那个纯朴的时代里，当时坐普通马车或是轿式马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要随身带着全套家庭烹饪用具，在松软的尘土飞扬或是泥泞遍地的路上走上八天八夜，而且全靠炸肉丸子，靠瓦尔达伊的铃铛和小面包圈，——当时，在漫长的秋夜，脂油制的蜡烛结着烛花，照着二三十口人团聚在一起的家庭，在舞会上，枝形烛台上插着蜂蜡或是鲸蜡制的蜡烛，当时家具的摆设讲究对称，那时我们的父辈还很年轻，不但没有皱纹和白发，而且还会为了女人去决斗，会从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跑过来拾起一条有心或是无意掉下的手绢；那时我们的母辈都穿短腰身和袖子肥大的衣服，用抓阄来决定家务事；当时妖艳的茶花女们在白天都不露面，——在共济会[4]分会、马丁教徒[5]、豪气长存协会[6]的那个纯朴的时代里，也就是在米洛拉多维奇[7]、达维多夫和普希金的时代里，地主会议在省城К城开幕了，贵族选举即将结束。

一

“好，没关系，大厅里也行。”一位身穿皮大衣、头戴骠骑兵军帽的年轻军官刚从走远道的雪橇上下来，走进K城一家最好的旅馆时说。

“老爷，这真是个盛大的会议。”茶房说；因为他已经从勤务兵嘴里知道了这位骠骑兵就是图尔宾伯爵，所以尊称他“老爷”。“阿夫列莫夫的女地主和她的几位小姐说，她们今儿晚上就走；等十一号房间一腾出来，就请您搬过去。”茶房说时，沿着走廊轻轻地走在伯爵面前领路，还不断地回头张望。

在这间公用大厅里，在亚力山大皇上的那幅变成黑色的全身肖像下，有几个人（大概是当地的贵族）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喝香槟，在另一头，还有几位身穿蓝色皮大衣的外地客商，正坐在那儿聊天。

伯爵进屋后，就把他带来的那只灰色大米兰狗布柳赫尔叫到身边，然后，脱掉领子上还蒙着霜的军大衣，要了杯伏特加，便光穿着蓝缎子短上衣在一张桌前坐下，跟坐在这儿的绅士们攀谈起来。绅士们对这位来客的漂亮、开朗的仪表马上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们就敬了他一大杯香槟。伯爵先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然后也叫了一瓶香槟回请那几位新交。赶橇车的进来讨酒钱。

“萨什卡，”伯爵叫道，“给他！”

车夫跟着萨什卡走了出去，可是他手上攥着钱又回来了。

“我说，老爷，我给您老人家真够卖力气的了！您说过给半个卢布，可是他只给了我二十五戈比。”

“萨什卡，给他一个卢布！”

萨什卡低下头，望望车夫的脚。

“给他这点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而且我也没钱了。”

伯爵从钱包里掏出了仅有的两张蓝票[8]，把一张给了车夫。车夫亲了亲他的手，就出去了。

“我来得太匆忙了！”伯爵说，“就剩下了五个卢布。”

“真是骠骑兵作风，伯爵。”一位贵族笑着说；从这位贵族的胡子、说话的声调，以及他腿上的那种有劲而又随便的动作，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退役骑兵。“伯爵，您打算在这儿待很久吗？”

“必须弄点钱；要不然，我才不待在这儿呢。再说，又没房间。真他妈的活见鬼，在这种该死的小酒店……”

“对不起，伯爵，”骑兵说，“您能赏光上我那儿去吗？我就住在这儿的七号房间。您要是不嫌弃，就请在我那儿过夜吧。您在我们这儿待上这么三两天。今天首席贵族府上有舞会。他一定会非常欢迎阁下光临的！”

“真的，伯爵，您就在这儿待几天吧，”另外一个交谈者，一位漂亮的年轻人附和说，“您忙什么呢！您知道，选举——三年才举行一次。伯爵，您哪怕去瞧瞧我们这儿的小姐们呢！”

“萨什卡！给我衬衣，我要上澡堂，”伯爵说着站起身来，“洗完澡再说吧；说不定我真的会上首席贵族家去的。”

然后，他把茶房叫来，跟他悄悄说了几句话，茶房笑嘻嘻地答道：“事在人为嘛！”接着他就出去了。

“老兄，那我就叫人把皮箱搬到您房间里去了。”伯爵在门外大声叫道。

“请，不胜荣幸之至！”骑兵紧走两步，跑到门口，答道，“七号！别忘了。”

等不再听见伯爵的脚步声时，骑兵就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紧挨着一位官员坐下，两眼含笑地看了看他的脸，说：

“你知道，这就是那一位。”

“是吗？”

“我告诉你说吧，这就是那位爱跟人决斗的骠骑兵，——嗯，大名鼎鼎的图尔宾。他认识我。我敢打赌：他认出了我。哪能不认识呢，当我去补充军马的时候，曾和他在列别江足足三个星期喝得人事不知。在那儿还闹了一件事——是我俩一块干的，——可他干了这事，好像没事人似的。真是个好样的，对吗？”

“真了不起。他待人接物的样子多帅！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漂亮的年轻人答道，“瞧，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大概不到二十五岁吧？”

“不，看着年轻；其实他不止二十五岁了。真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米古诺娃是谁拐走的？是他。杀死萨布林的是他，抓住马特涅夫的双脚把他从窗口扔出去的是他，赢了涅斯捷罗夫公爵三十万卢布的也是他。还应该知道，他这人简直是个不顾死活的家伙。赌徒，决斗家，好勾引女人；但他是个骠骑兵——骠骑兵中的热心人，是个真正的热心人。关于我们骑兵虽说有种种传说；要是有人懂得一个真正的骠骑兵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哦，那时候是多么美妙啊！”

于是这位骑兵便把他和伯爵在列别江纵酒豪饮的情形告诉了自己的交谈者；那样的开怀痛饮不但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可能有的原因是：第一，他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伯爵，而且在伯爵入伍的前两年，他就退伍了；其次，因为这位骑兵甚至从来也没在骑兵队里服过役，只在别列夫团当了四年最低级的士官生，等到他刚被提升为准尉时，他就退伍了。但在十年前，当他得到了一笔遗产以后，倒真的上列别江去了一趟，和马匹采购员在那儿胡乱花掉七百卢布，为了想进枪骑兵，还订做了一套有橘黄色翻领的枪骑兵制服。想进骑兵队的愿望，以及和马匹采购员在列别江度过的三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期，因此，他先把这个愿望改变成现实，后来又把它改成了回忆，结果他竟坚信自己有过一段当骑兵的历史，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心地善良，为人诚实。

“是的，没有在骑兵队服务过的人，是永远不会了解我们的弟兄的，”他骑在椅子上，伸出下巴，用低沉的声音说，“常常，你骑马走在骑兵连前面；你骑的不是马，是恶魔；你骑在马上，连你自己也成了恶魔。那时，骑兵连长骑着马来检阅。他说：‘中尉，没您简直不行；请您带领骑兵连参加典礼吧。’你就说，‘好。’这一来，你就瞧吧！于是你环视一下队伍，对你那些留着小胡子的弟兄们大声喊着口令。哦，他妈的，那个日子多美啊！”

伯爵满脸通红，头发湿漉漉的，从澡堂里回来了，他径直走进了七号房间；这时，那位骑兵已穿上睡衣，叼着烟斗，怀着喜悦和某种惶恐的心情坐在那儿仔细玩味就要降临到他身上的幸福——和鼎鼎大名的图尔宾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那怎么办呢，”他不由得想道，“万一他突然把我的衣服剥光了，把我拽到城门外，撂在雪地上，或者……给抹上柏油，或者干脆……不，看在朋友面上，他不会这么干的……”他自宽自解地想道。

“萨什卡，喂喂布柳赫尔！”伯爵大声叫道。

旅行后喝了一大杯伏特加解乏，而且有相当几分醉意的萨什卡进来了。

“你就熬不住了，灌足了酒，混蛋！……喂喂布柳赫尔！”

“不喂它，它也死不了：瞧，它全身的毛多滑溜！”萨什卡一面抚摩着狗，一面答道。

“得了，别废话！快喂去。”

“您光想到让狗吃饱；人家喝了一小杯酒，您就数落开了。”

“呸，我揍你！”伯爵嚷道，声音大得连玻璃窗都震动了起来，甚至那位骑兵也感到有点害怕。

“您应该问问，萨什卡今天吃过点儿什么没有。好吧，您要是认为狗比人宝贵，那您就揍吧。”萨什卡说。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脸上挨了狠狠的一拳，他摔倒了，头撞在板壁上，他连忙用手捂着鼻子跑出门去，倒在走廊上的大木箱上。

“他把我的牙给打掉了，”萨什卡抱怨说；他一手擦着出血的鼻子，一手给正在舔毛的布柳赫尔挠背，“布柳什卡[9]，他把我的牙给打掉了，可是他还是我的伯爵，我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就这么回事！因为他是我的伯爵。你懂吗，布柳什卡？你要吃饭吗？”

他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喂了狗，这时差不多酒也醒了，于是他就去侍候自己的伯爵，问他要不要茶。

“您简直让我太难受了。”骑兵站在伯爵面前怯生生地说。伯爵正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双脚抬起来蹬在板壁上。“您知道，我也是一个老军人，可以说，还是个同僚。既然我乐意孝敬您二百卢布，您又何必去跟别人借呢。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数，只有一百，可是我今天准能把它凑足。伯爵，您简直让我太难受了！”

“谢谢您，老兄，”伯爵立刻就看出他们之间应该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于是他拍拍骑兵的肩膀说，“谢谢。嗳，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去参加舞会吧。可是现在咱们干什么呢？你就说说贵城的情况吧！有漂亮的姑娘吗？谁爱闹酒？谁好打牌？”

骑兵说明，舞会上会有好多好多漂亮女人；新当选的县警察局长科尔科夫最爱闹酒，不过他缺少真正骠骑兵的那种豪情，不过人倒挺好；伊柳什卡的吉卜赛合唱队从选举开始以来就一直在这儿演唱，由斯乔什卡领唱，而且今天大伙离开首席贵族府上的舞会以后，还要去听他们唱歌。

“好赌的人也不少，”他继续说，“卢赫诺夫是外地来的，既好赌，又有钱；还有住在八号房间里的伊利英，这位枪骑兵少尉，也输了很多钱。现在已经在他房间里赌上了。他们每天晚上都赌钱；伯爵，我告诉您说吧，这位伊利英真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一点也不吝啬——连最后一件衬衫都会拿出来送人。”

“那咱们就上他那儿去。咱们去瞧瞧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伯爵说。

“去吧，去吧！他们会非常高兴的。”

二

枪骑兵少尉伊利英刚睡醒。他从昨晚八点钟坐下来赌起，一连赌了十五个钟头，直到上午十一点。他大概输了很多钱，可是到底输了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有三千现款和一万五千公款，他早就把这两笔钱混在一起了，所以他不敢去数，以免证实他的预感：公款里已经短了多少钱。他差不多在正午才睡着，而且一直沉睡不醒，也不做梦，这只有非常年轻的人，在输了一大笔钱之后，才会这样酣睡。在晚上六点钟，正是图尔宾伯爵到达旅馆的时候，他才醒来，看见自己周围满地都是纸牌、粉笔和屋子当中那张弄得很脏的桌子，于是他恐怖地想起了昨天的赌博，以及使他输了五百卢布的最后那张牌——杰克，可是，他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事实，于是便从枕头底下掏出钱来，开始数点。他认得某几张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转了多少次的“折角”[10]和“转注”[11]的钞票，想起了赌钱的全部经过。自己的三千卢布已经没有了，公款也短了二千五。

这位枪骑兵一连赌了四夜。

他从莫斯科来，这笔公款就是他在那儿拿到的。在K城，驿站长借口没有马匹使他滞留了一天，但实际上是因为驿站长和旅馆老板早就串通好了，——要把所有的旅客都留一天。这位年轻快活的枪骑兵刚在莫斯科从双亲手里拿到三千卢布作为他在团队的装备费；他很高兴在选举期间能在K城待几天，并希望在那儿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他认识一位已经成家的地主，他打算去看看他，对他的几位小姐献献殷勤，就在这时候，他偶然同那位骑兵认识了，就在那天晚上，骑兵毫无恶意地把他自己的朋友卢赫诺夫和其他的赌友们在公用大厅里介绍给他。从那天晚上起，枪骑兵就坐下来打牌，不但没有去看那位相识的地主，再也没有去要驿马了，他一连四天都没出过房门。

在穿好衣服，喝过茶后，他走到了窗前。为了驱散那些恼人的关于赌博的回忆，他想出去走走。他穿上军大衣，走到街上。太阳已经躲到红屋顶的白房子后面；暮色降临了。天气暖和。一片片湿润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在泥泞的街上。想到他把就要逝去的这一整天都睡过去了，他心里忽然涌起了一阵难以忍受的悲哀。

“已经过去了的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想道。

“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倒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到他毁了自己的青春，——他甚至压根儿没想到这回事，——而是因为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现在我怎么办呢？”他寻思道，“跟什么人借点钱，走掉算了。”一位太太在人行道上走了过去。“这位太太真蠢。”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道，“可是借贷无门。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他来到了市场。一个穿狐皮大衣的商人站在铺子门口在招揽顾客。“我要是不把八点撤回，我就可以把本捞回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婆子跟在他后面苦苦地哀求。“借贷无门”。一个穿熊皮大衣的绅士驾着马车走过去了，一个岗警在值勤。“我能做出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呢？对他们开枪吗？不，那太无聊了！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哦，那些挂在那儿镶着小饰物的马颈圈多漂亮啊！我要能坐上三套马车就好了！哎呀，你们这些活宝！我得回去了。卢赫诺夫快来了，我们又可以赌了。”他回到旅馆，又数了数钱。不，他头一回并没有数错：公款还是短了二千五百卢布。“我先下二十五卢布的赌注，然后——折角……再下七倍的赌注……十五倍，三十倍，六十倍……三千了。我把马颈圈买来，就走人。他不会让我走的，这个坏蛋！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枪骑兵心里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卢赫诺夫果然走进了他的房间。

“怎么，米哈伊洛·瓦西里奇，您早就起来了吗？”卢赫诺夫问道；他慢条斯理地从干瘦的鼻子上摘下了金丝眼镜，拿一块红绸手绢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干净。

“不，才起来。睡得好极了。”

“有位骠骑兵来了，住在扎瓦利舍夫斯基的房间……您没听说吗？”

“没有，没听说……怎么，人还没来吗？”

“好像到普里亚欣那儿去了。马上就会来的。”

果然，不久他们都来了：一个是和卢赫诺夫形影不离的卫戍区军官；一个是有个深褐色大鹰钩鼻子和一双凹进去的黑眼睛的希腊商人；一个是经常赌通宵、但永远只下半卢布孤丁的、又肥又胖的地主兼一家酿酒厂的老板。大家都想尽快赌起来；可是那几位主要的赌客都不提这件事，尤其是卢赫诺夫在非常悠闲地讲述一件莫斯科的诈骗案。

“请想一想，”他说，“莫斯科，这个故都，堂堂的首都，骗子手们拿着钩子，化装成魔鬼，每天晚上出没街头，吓唬无知的老百姓，抢劫过往的行人——结果，居然不了了之。警察在干什么？真是怪事。”

枪骑兵注意地听着关于骗子手的故事，可是故事一完，他就站起身来，悄悄地吩咐拿牌来。胖地主首先开口：

“诸位，干吗浪费宝贵的光阴呢！说干就干嘛！”

“是呀，您昨天半卢布半卢布地捞走了一大笔钱，怪不得您这么起劲呢。”希腊人说。

“真的，该开场了。”卫戍区的军官说。

伊利英瞧了瞧卢赫诺夫。卢赫诺夫瞧着他的眼睛，继续不动声色地讲骗子手们化装成长有利爪的魔鬼的故事。

“您来坐庄？”枪骑兵问。

“不嫌太早吗？”

“别洛夫！”枪骑兵喊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脸红了，“给我拿午饭来……诸位，我还没吃东西呢……拿瓶香槟和几副牌来。”

就在这时候，伯爵和扎瓦利舍夫斯基走了进来。原来图尔宾和伊利英是同一个师的。他们马上就成了朋友，互相碰杯，喝起香槟来了，五分钟后，他们彼此已经你我相称。看来，伊利英博得了伯爵的好感。伯爵老是笑眯眯地望着他，取笑他年纪轻。

“好一位漂亮的枪骑兵！”他说，“好漂亮的小胡子，好漂亮的小胡子！”

其实，伊利英嘴上只有茸毛，而且颜色根本是很浅的。

“怎么，你们好像准备打牌似的？”伯爵说，“好，伊利英，祝你赌运亨通！我看，你准是一位好手！”他笑眯眯地加了一句。

“可不是，准备打牌，”卢赫诺夫一面回答，一面撕开那包一打装的纸牌，“伯爵，您不来吗？”

“不，我今天不来。我要是来的话，准把你们的口袋一扫而空。只要我一折角，任何一个庄家都非倒不可！我没法来。我在沃洛乔克附近的驿站上把钱全输光了。在那儿我碰见一个戴戒指的步兵，那家伙准是个赌棍，把我骗了个精光。”

“难道你在那个驿站上待了很久吗？”伊利英问道。

“待了二十二个钟头。我忘不了那个倒霉的驿站！哼，那个驿站长也忘不了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到，你知道：驿站长，那个滑头滑脑、一脸贼相的家伙，就蹦了出来，——他说没有马；不过，我得告诉你，我有个老规矩：只要没有马，我就连皮大衣也不脱，直奔驿站长的房间，不是到他的办公室，而是到他的住宅去，我吩咐把所有的门和气窗都开得大大的：理由是煤气味太重。我就在那儿也是那么办的。你记得上个月的天气有多冷啊——零下二十度。驿站长说话了，我就扇了他一个耳刮子。于是什么老太太呀、大姑娘、小媳妇们呀，便大呼小叫起来，端起盆盆罐罐的要往村里跑……我堵着门说：给我马，我就走；要不然，休想出去，把你们全给冻死！”

.“这个办法妙极了，”胖地主说，笑得直不起腰来，“就像冻死蟑螂似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一来，我没看好，出去了一下，驿站长便和所有的女人都溜走了。光剩下一位老太太在那儿做人质；她坐在火炕上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和祷告上帝。后来我们便开始了谈判：驿站长来了，他站得远远的，一个劲儿地劝我把老太太给放了，我便叫布柳赫尔去咬他，——布柳赫尔最能对付这些驿站长了。可是，那个坏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是不肯给我马。就在这当口，那个步兵来了。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于是就赌起来了。你们看见过布柳赫尔吗？……布柳赫尔！……唿！”

布柳赫尔跑了进来。尽管赌客们想着去办别的事，但他们还是宽大为怀地敷衍了它一下。

“诸位，你们怎么不玩呢？请吧，别让我妨碍你们。我这人就爱神聊，”图尔宾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爱聊总是件好事。”

三

卢赫诺夫把两枝蜡烛挪近自己，掏出一个装满了钱的咖啡色大钱包，然后，好像举行某种圣礼似的慢慢地把它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两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把它们压在牌下面。

“跟昨天一样，我拿二百坐庄。”他说完这句话，就把眼镜扶正，拆开一副纸牌。

“好吧。”伊利英说时并没有看他，还是和图尔宾继续谈话。

牌局开始了。卢赫诺夫发牌很准确，就跟机器似的，有时停下来，从容不迫地记下点什么，或是从眼镜上面严肃地瞧瞧，用低微的声音说：“请压牌。”胖地主说话的声音最大，听得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出种种想法，他用唾沫舔湿了胖乎乎的手指，把牌折起角来。卫戍区军官默默地在牌下面漂亮地写着什么，并在桌子下面折着小角。希腊人坐在庄家旁边，用他那双凹进去的黑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牌局，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扎瓦利舍夫斯基站在桌子旁边，突然浑身都动起来，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红票[12]，或者蓝票，把牌压在它上面，接着便用巴掌拍拍它说：“小七子呀，你给我帮个忙吧！”然后就咬胡子，两脚来回倒动，满脸通红，全身摇晃，直到牌发完为止。伊利英正坐在那儿吃黄瓜就小牛肉，这盘菜就放在他旁边的那张鬃垫的长沙发上；他一面迅速地在上衣上擦擦手，一面把牌一张张地放下。图尔宾起初坐在长沙发上，他立刻就发现了是怎么回事。卢赫诺夫根本不看枪骑兵，也不对他说什么话：只是有时他的眼镜会在一刹那间对准枪骑兵的手，而后者的大部分牌都输了。

“瞧，这张牌我可要赢了。”卢赫诺夫指着胖地主始终下半卢布赌注的牌说。

“您赢伊利英的吧，我算老几。”地主说。

果然，伊利英的牌输得比别人多。他在桌子下面焦躁地撕碎那张输了的牌，并用打颤的手去挑选另一张。图尔宾从长沙发上站起来，请希腊人让他坐在庄家身边。希腊人换到另一个位子上，伯爵便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聚精会神地盯着卢赫诺夫的手。

“伊利英！”他突然用自己惯常的声音说道，但他的声音却在无意中把所有别人的声音都压倒了，“你怎么老赌那张牌呢？你真不会赌！”

“不管怎么赌，反正一样。”

“那你就输定了。我来替你打一会儿。”

“不，对不起。我一向都自己打。你要是愿意打，那你就自己来。”

“我刚才说过我自己不来；我愿意替你来。看见你输钱，我心里恼火。”

“看来，我的手气不好！”

伯爵不做声，支着胳膊，又那样聚精会神地盯着庄家的手。

“可恶！”他突然拖长声音大声说。

卢赫诺夫回头瞧了瞧他。

“可恶，可恶！”他正眼瞧着卢赫诺夫的眼睛，更加大声地说道。

赌博继续进行着。

“岂—有—此—理！”卢赫诺夫刚赢了伊利英的一张大牌，图尔宾又说道。

“伯爵，您有什么事不满意呢？”庄家礼貌而又冷淡地问道。

“我不满的是：您让伊利英赢单注，可专吃他的折角。可恶就可恶在这儿。”

卢赫诺夫把肩膀和眉毛微微一动，表示劝他一切都得听天由命，又继续赌他的。

“布柳赫尔，唿！”伯爵站起来喊道。“抓他！”他又很快地加了一句。

布柳赫尔从长沙发底下冲出来，背碰在长沙发上，差点没把卫戍区的军官撞倒，它跑到它的主人跟前，狂吠起来，环视所有的人，摇着尾巴，好像在问：“这儿谁不老实？啊？”

卢赫诺夫放下了牌，连人带椅子移到一边。

“这样就没法赌了，”他说，“我最不喜欢狗。要是把整窝狗都叫到这儿来，那还赌个什么劲儿呢！”

“尤其是这种狗：它们好像叫吸血鬼吧。”卫戍区军官附和着说。

“我说，米哈伊洛·瓦西里奇，咱们是不是还玩下去呢？”卢赫诺夫对房间的主人说。

“伯爵，请你别打搅我们了！”伊利英转身对图尔宾说。

“到这儿来一下。”图尔宾说着便拉着伊利英的胳膊，同他走到隔壁的房间。

伯爵的话非常清晰地从那儿传了出来，虽然他的话是用自己平常的声调说的。但他的声音总是隔着三间屋子也能听得见。

“你莫非变傻了吗？难道你就看不出那个戴眼镜的先生是个头号的骗子吗？”

“唉，得了！你说什么呀！”

“不能得了，我告诉你，别玩了。这对我没有什么。换个时候，我自己还想赢你哩；可是看见你把钱输光，我真感到有点儿遗憾。你的公款还有吗？”

“不；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老弟，我自己就是过来人，所以一切玩牌捣鬼的花招我统统知道；我告诉你，那个戴眼镜的是个骗子。请你别赌了。我以朋友的资格请求你。”

“好，我打完这一副就歇手。”

“我知道这一副的结果是什么；好，咱们等着瞧吧。”

他们回去了。就在这一副牌里，伊利英出了多少张牌，人家就赢了他那么多，以致他输了很多钱。

图尔宾把手放到桌子当中，说：

“好，算了！咱们走吧。”

“不，我不能走；请你别管我。”伊利英一边恼恨地说，一边去洗弄弯了的牌，不去看图尔宾。

“哼，活该！既然你乐意，那你准输。我可要走了。扎瓦利舍夫斯基！咱们到首席贵族家去吧。”

于是他们走了。大家都默不做声，卢赫诺夫一直等他们的脚步声和布柳赫尔的爪子声在走廊里消失以后，才开始发牌。

“好厉害的主儿！”地主笑着说。

“好，现在他不会来打搅了。”卫戍区军官急忙地加了一句，不过仍是低声地。

于是赌博又继续下去。

四

由首席贵族的家奴组成的乐队的乐师们，正站在为举行舞会而腾出来的餐厅里；他们已经挽起了常礼服的袖子，一接到信号，便奏起一支古老的波兰舞曲《亚历山大，伊丽莎白》，于是，在辉煌柔和的烛光下，佩着星形勋章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总督挽着瘦削的首席贵族夫人，首席贵族挽着总督夫人，还有在各种各样的组合和变化中的本省的要人们，便轻盈地走过铺着镶木地板的大厅入场了。这时，扎瓦利舍夫斯基也走进了大厅；他身穿肩头打褶的大领蓝色燕尾服，脚着长统袜和舞鞋，他的胡子、翻领和手绢上都洒了浓郁的茉莉香水，散发出浓烈的香味。和他一块来的是一位英俊漂亮的骠骑兵；他穿着一条裹得很紧的天蓝色马裤，一件骠骑兵的绣金红披肩，上面挂着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和一八一二年纪念章[13]。伯爵的身材不高，可是体格十分匀称优美。他那双淡蓝色的炯炯发光的眼睛和相当浓密的、卷成一个个小圈儿的深褐色头发，给予他的美以一种非凡的气概。伯爵来参加舞会是件盼望之中的事：因为在旅馆中看见过他的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已经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首席贵族。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印象固然不同，但总的说来是不大愉快的。“这个小家伙说不定还会嘲笑我们呢。”——这是老太太们和男人们的想法。“要是他把我抢走了，怎么办呢？”——年轻的妇女和小姐们多少都在这么想。

波兰舞曲一完，一对对的舞侣们都互相行礼分开了，女人归女人，男人归男人，感到幸福和骄傲的扎瓦利舍夫斯基便把伯爵带到了女主人跟前。首席贵族夫人心中有点哆嗦，生怕这位骠骑兵在大庭广众会使她出丑，便傲慢而又轻蔑地转过脸去，说：“非常欢迎！我希望，您将参加跳舞吧？”——接着便用怀疑的眼光瞟了他一眼，那神情似乎在说：“你要是冒犯了一位女性，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可是伯爵以自己的殷勤、周到和漂亮愉快的外表很快就把这种先入之见征服了，因此在五分钟后，这位首席贵族夫人脸上的表情就已经在告诉周围的人说：“我知道怎样来对付这些先生们：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是在跟谁在打交道；瞧，他整个晚上都会对我献殷勤的。”而且就在这时候，那位和伯爵的父亲相识的总督走到了他跟前，十分客气地把他领到一边，跟他交谈起来，这就使得这帮外省人越发放心，伯爵的身价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提高了。接着，扎瓦利舍夫斯基又把他介绍给他妹妹；他妹妹是一位体态丰盈的小寡妇，伯爵一进来，她就用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盯着他。这时，乐师们奏起了华尔兹舞曲，伯爵就请这位小寡妇跳舞，他那高超的舞技终于把大家的成见一扫而光。

“真是个跳舞能手！”一位胖胖的地主太太一面这样说，一面紧盯着他那穿着蓝马裤的、在大厅里不时闪过的双腿，心里数着：“一，二，三；一，二，三……——跳得真好！”

“多么轻快，多么轻快，”另一位在本省社交界被认作风度欠佳的女客说。“他怎么不会叫马刺给绊了呢！太妙了，灵活极了！”

伯爵的跳舞艺术使本省的三位最出色的跳舞家黯然失色：一位是总督的副官，高个子，浅黄色头发，以跳舞的节奏明快和把自己的舞伴搂得很近而出名；另一位是骑兵，以他在跳华尔兹舞时优美的摇摆和常常轻轻地踏响鞋后跟而出名；还有一位是文官，虽然谁都说他没什么头脑，但他却是个优秀的跳舞家和所有舞会的灵魂。果然，从舞会开始到结束，这位文官就按着坐位轮流请所有的太太小姐跳舞，他一刻不停地跳，只是偶尔停下来，用那块湿透了的麻纱手帕擦擦他那疲倦而愉快的脸。伯爵使他们三位都黯然失色，他曾跟三位主要的太太跳过舞：一位身材高大，有钱，美丽而愚蠢；一位中等身材，瘦削，不十分美，可是衣着华丽；一位身材矮小，不美，可是非常聪明。他也跟别人跳，跟所有漂亮的女人跳，而且漂亮的女人也很多。但伯爵最中意的还是那位小寡妇——扎瓦利舍夫斯基的妹妹：他跟她跳卡德里尔舞、苏格兰舞、玛祖卡舞。他是这样开始的：当他们在跳卡德里尔舞中蹲下的时候，他对她说了许多恭维话，把她比作维纳斯，比作狄安娜[14]，比作玫瑰花，还比作别的什么花。对于所有这些甜言蜜语，这位小寡妇只是低垂着粉颈，半闭着眼睛，望着自己那件雪白的薄纱衣裙，或是把扇子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当她说：“得了，伯爵，您别开玩笑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时，她那略带喉音的声调里有着那么一种天真的憨厚和可笑的傻气，使人看着她时，会当真以为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一朵小花，但不是玫瑰花，而是一朵绚丽的、没有香味的浅粉红色的野花，孤零零地生长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一尘不染的雪堆里。

天真、毫不做作和秀丽这三者的结合，使得伯爵产生了那么一种奇怪的印象，以至好几次，在谈话中断，当他默默地凝视着她的眼睛或是她的手臂和脖子的美丽的线条时，他心里就燃起一个非常强烈的欲望，想突然把她抱起来，热烈地亲吻她，以至他不得不认真地克制着自己。这位小寡妇十分得意地看出了她所产生的效果；不过，尽管年轻的骠骑兵百般巴结，曲意奉承，照目前的看法，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但他仍旧彬彬有礼，可是在他的举止中，却有某种东西开始使她感到惶恐和不安。譬如：他跑去给她端杏仁酪呀，拾手绢儿呀，从一位也想对她献殷勤的弱不禁风的年轻地主手里夺过椅子，以便更快地递给她呀，等等。

当他发现，当时社交场中的献殷勤对他的这位太太起不了多大作用时，他就给她讲些有趣的故事，试图博得她的嫣然一笑：他声称，只要她吩咐一声，他就准备马上拿大顶，学鸡叫，跳窗或是跳进冰窟窿里去。这一招完全成功了：小寡妇乐不可支，不知怎么就格格地笑了起来，露出两排美妙的皓齿，她对自己的舞伴感到十分满意，伯爵也就一分钟比一分钟地越来越中意她，因此，在卡德里尔舞行将终了时，他就真心地爱上了她。

跳完卡德里尔舞以后，当那个很早以前就爱慕她的十八岁的年轻人——他是当地一位最有钱的地主的少爷，也就是图尔宾刚才从他手里夺过椅子的那位弱不禁风的、赋闲在家的年轻人——走到小寡妇跟前时，她对他非常冷淡，从她身上丝毫也看不出她和伯爵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哪怕十分之一的娇羞。

“您倒好，”她跟他说话时，一直在望着图尔宾的后背，而且不知不觉地推算着伯爵那整件短大衣上的金线需要用多少俄尺，“您倒好：您答应来接我坐车出去玩，还说要给我送糖果。”

“您知道，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我的确来过，可是您已经出去了，我给您留下了最好的糖果。”年轻人说；虽然他的个子很高，但声音却十分尖细。

“您总能找到借口！我不要您的糖果。请您别以为……”

“我已经看出来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您对我变心了，我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不好。”他又添了一句，可是，显然，由于一种强烈的内心激动，他的嘴唇迅速而奇怪地抽搐起来，使他无法把话说完。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并没有听他说话，她继续用眼睛盯着图尔宾。

首席贵族，这位一家之主，这位庄严富态的瘪嘴老人，走到伯爵跟前，挽住他的胳膊，请他到书房里去抽支烟，喝杯酒，要是他乐意的话。图尔宾一走，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感到在大厅里简直无事可做，于是她就挽起她的女友，一位干瘦的老小姐，到化装室去了。

“喂，怎么样？他可爱吗？”老小姐问道。

“就是老跟人缠个没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一面回答，一面走到镜子跟前去照镜子。

她容光焕发，眼睛含笑，脸上甚至泛起了红晕，突然，她模仿她在选举期间看见过的芭蕾舞女演员，踮起一只脚打了一个转，然后便用她那带着喉音、但是可爱的笑声大笑起来，甚至还屈起双膝，微微一跳。

“哪有这样的人呀？他还向我讨纪念品哩，”她对女友说，“可是我什么也不会—给—他。”她用歌唱般的声音唱出了最后几个字，举起戴着齐胳膊肘的软羊皮长手套的一个手指。

在首席贵族带图尔宾去的那间书房里，摆着各种各样的伏特加、果子酒、香槟和小吃。在烟叶的烟雾弥漫中，贵族们有的坐着，有的来回踱步，正在谈论选举的情况。

“既然本县的全体名门望族用自己的选举把荣誉给了他，”那位已经喝得够多、又一次当选的县警察局长说道，“那他就不应该公然缺席，决不应该……”

伯爵的到来使谈话中断。大家都来跟他寒暄、结交，尤其是县警察局长伸出双手把他的手握了很长时间，一再请他在舞会之后不要拒绝同他们一道到一家新开的酒馆里去（他经常在那儿宴请贵族，而且将有吉卜赛人在那儿卖唱）。伯爵答应一定去，并且跟他喝了几杯香槟。

“诸位，你们为什么不跳舞呢？”他在走出房间时问道。

“我们跳得不好，”县警察局长笑着答道，“我们更喜欢喝酒，伯爵……再说，所有这些小姐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伯爵！有时候我也跳跳苏格兰舞，伯爵……我能跳的，伯爵……”

“那咱们现在就去跳吧，”图尔宾说，“在去听吉卜赛人唱歌以前，咱们先玩个痛快。”

“也好，诸位，咱们走吧！也让主人高兴高兴。”

于是，从舞会一开始就在书房里喝酒的三四位贵族，脸上红通通的，有的戴上了黑手套，有的戴上了丝织的手套，他们跟伯爵一起刚要走进大厅，这时，那位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把他们挡住了；他脸色苍白，好容易才噙住眼泪，走到图尔宾跟前。

“您以为您是伯爵，就可以像在市场上那样乱撞，”他气喘吁吁地说，“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那情不自禁地抽搐着的嘴唇又把他满肚皮要说的话给止住了。

“什么？”图尔宾突然皱起眉头，大声叫道。“什么？娃娃！”他大喝一声，抓住他的胳膊，使劲一攥，使这位年轻人的血都涌上了脑袋，这与其说是由于恼怒，不如说是由于恐惧，“怎么着，您要决斗吗？好，我一定奉陪。”

图尔宾刚把他紧紧攥住的两只胳膊放开，就有两位贵族上去搀扶着那个年轻人，拽着他向后门走去。

“怎么，您疯了吗？您准是喝醉了。非告诉您爸爸不可。您怎么啦？”他们对他说。

“不，我没喝醉；而是他横行霸道，还不道歉。他是猪猡！我就这么骂他！”年轻人尖着嗓子说，这时他已经大哭起来了。

可是他们不听他的，把他送回了家。

“算了，伯爵！”县警察局长和扎瓦利舍夫斯基也在劝图尔宾，“他是个毛孩子，还在挨打哩，他才十六岁。不过，他这是怎么回事呢？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他怎么变成了这样？他父亲是一位非常可敬的人，是我们的候选人。”

“好，去他的吧，既然他不想……”

于是伯爵回到了大厅，和先前一样跟那位漂亮的小寡妇愉快地跳着苏格兰舞；在看见同他一起从书房里走出来的那些绅士们跳的舞步时，他乐得从心眼儿里大笑，当县警察局长滑了一跤，直挺挺地噗通一声倒在正跳着舞的人群中时，他那响亮的大笑声简直响遍了整个大厅。

五

当伯爵到书房里去的时候，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走到哥哥面前，不知为什么，她想到应该装出对伯爵毫不感兴趣的模样，开始问道：“跟我一块儿跳舞的那个骠骑兵是什么人呀？请您告诉我，哥哥。”骑兵尽可能地对妹妹说明了这位骠骑兵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同时还告诉她，伯爵所以要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钱在路上被人偷走了，他自己借了一百卢布给他，但这点钱太少，因此问妹妹能不能再借给他二百卢布；可是，扎瓦利舍夫斯基叫妹妹千万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尤其别跟伯爵说。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答应今天就把钱送来，并对此事保守秘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跳苏格兰舞时，她自己非常想对伯爵说，他要多少钱，她都可以给他。她考虑了很久，脸也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谈到了正题。

“伯爵，我哥哥对我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您现在没有钱了。如果您需要钱的话，您是不是愿意向我借呢？我是非常乐意借给您的。”

可是，这话一说出口，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突然不知为什么感到害怕，脸都红了。伯爵脸上的笑容也霎时全部消失了。

“您哥哥真是个笨蛋！”他毫不客气地说，“您知道，如果男人侮辱了男人，那他们就会决斗；如果女人侮辱了男人，那会怎么办，您知道吗？”

可怜的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羞得连脖子和耳朵都红了。她低下了头不回答。

“他们就会当众吻这个女人，”伯爵俯身凑着她的耳朵低声说。“哪怕让我亲亲您的小手也好呀。”伯爵可怜自己的舞伴的那种窘态，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又悄悄地加了一句。

“哎呀，这会儿可不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那什么时候呢？我明天一早就走……这可是您欠我的债呀。”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行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笑吟吟地说。

“为了亲您的手，您只要允许我今儿晚上找个机会看到您就行了。我一定会找到这个机会的。”

“您怎么能找到呢？”

“这您就甭管了。为了要看到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样好吗？”

“好吧。”

苏格兰舞跳完了；他们又跳了玛祖卡舞，这个舞伯爵跳得精彩极了，他一面接手绢，一面屈一膝跪下，用一种特别的华沙式的姿势碰响着马刺，以至所有的老人都放下了波斯顿牌，走出来到大厅里来观看，甚至连那位骑兵，那位最好的跳舞家，也自叹不如。晚饭后，他们又跳了“祖父舞”[15]，然后便纷纷告辞。伯爵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小寡妇。他说过，为了她，他可以跳进冰窟窿，这并不是一句假话。这是任性也罢，爱情也罢，倔强也罢，总之在那个晚上，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一个愿望上——去看她和爱她。他一发现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开始跟女主人告别，就跑进下房，又从那儿，连皮大衣也不穿，跑到院子里，跑到停马车的地方。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扎伊采娃的马车！”他叫道。一辆挂着车灯的高高的四座轿式马车离开原地，向台阶驶来。“站住！”他对车夫叫道，然后踏着齐膝的雪向马车跑去。

“您有什么事？”车夫问道。

“我要上车，”伯爵答道，一面打开还在行驶着的马车的车门，极力想钻进去，“站住，鬼东西！笨蛋！”

“瓦西卡！站住！”车夫对驾驭前导马的马夫叫道，接着勒住了马，“您上人家的马车干什么？这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太太的马车，可不是您老爷的马车。”

“你住口，蠢材！给你一个卢布，下来，关上车门。”伯爵说。可是因为车夫不肯动，所以他就自己提起了踏脚板，打开车窗，好不容易关上了车门。这辆轿式马车里就像所有古老的轿式马车里一样，尤其是在钉着黄色绦带的轿式马车里，常常散发出一种霉味和像烧煳了的鬃毛的怪味儿。伯爵从脚到膝盖都沾满了融雪，再加上穿着薄靴和马裤，他感到寒冷彻骨，而且，浑身浸透了冬天的寒气。马车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嘟囔着，好像准备爬下车去。可是伯爵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到。他的脸在发烧，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紧张地抓住黄皮带，从侧面的窗子探出身去，他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在这个期待上。这个期待没有继续多久。台阶上有人叫道：“扎伊采娃的马车！”车夫抖动了一下缰绳，车身便在高大的弹簧上晃动起来，于是这个公馆的灯火通明的窗子就一个接一个地掠过了轿式马车的窗子。

“注意，你这混蛋要是敢对跟班说我在这儿，”伯爵从前窗探出头去对马车夫说，“我就揍你；你要是不说，就再给你十个卢布。”

他刚把窗子放下，车身又更加剧烈地晃动起来，接着马车就停住了。他缩在角落里，屏住呼吸，甚至眯上了眼睛：他生怕由于某种原因使他那热烈的期待无法实现。车门开了，踏脚板响着，一个接一个地放了下去，开始有女人的衣服窸窣作响，发出霉味的轿式马车里顿时涌进了一股茉莉香水的香味儿，那轻盈的纤足迅速地蹬上了踏脚板，接着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那件敞着的大衣的下摆拂着了伯爵的腿，她默默地、呼吸急促地在他身旁的坐位上坐了下来。

她究竟有没有看见他，这一点谁也没法说，就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自己也不知道；但当他握着她的手说：“好，现在我可要亲您的小手了”时，她并没表示十分害怕，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把手伸给了他。于是伯爵便在比手套上面高得多的地方印上了无数的亲吻。轿式马车动身了。

“你说话呀。你没生气吧？”他对她说。

她一言不发地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可是突然不知为什么她哭了起来，主动把头倒在他的胸口。

六

再一次当选的县警察局长和他的那群朋友，骑兵和其他贵族们，早就在新开的酒店里听吉卜赛人唱歌和喝酒了；这时，伯爵才穿着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亡夫的那件挂着蓝呢面子的熊皮大衣来加入他们这一伙。

“伯爵大人！您可让我们等苦了！”一个黑黑的斜眼的吉卜赛人在过道里迎接他，连忙跑上前来给他脱大衣，露出一口闪亮的牙齿说道，“从列别江一别，就没见着您……您可把斯乔莎给想坏了……”

斯乔莎，这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吉卜赛小妞，深棕色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紫红色的红晕，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亮晶晶的，上面覆着长长的睫毛，也跑出来迎接伯爵。

“啊！亲爱的伯爵！小鸽子！好人儿！太让人高兴了！”她喜笑颜开，娇滴滴地说。

伊柳什卡也亲自跑出来迎接他，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老太太们、女人们、少女们一个个从坐位上跳起身来，团团地围住这位客人。有的自认是他的干亲，有的自认是他的干妹子。

图尔宾亲吻了所有年轻的吉卜赛姑娘的嘴唇；老太太们和男人们则吻他的肩膀和手。贵族们也非常高兴这位客人的光临，尤其是在狂歌醉酒到了顶点、现在已经逐渐冷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感到厌倦；酒已失去了对神经的兴奋作用，只是增加了胃的负担。每个人都已经尽情地发挥了自己的豪兴，互相看腻了对方；所有的歌曲都唱遍了，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乱糟糟的，只留下一片嘈闹的、放荡的印象。不论谁做出什么古怪的、惊人的玩艺儿，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可笑。县警察局长丑态百出地躺在一位老太太的脚旁，摇晃着两腿，大声嚷道：

“来香槟！……伯爵来了！……来香槟呀！……他来了！……我说，来香槟呀！……我要搞个香槟澡堂，洗个香槟澡……贵族老爷们！我就爱高尚的贵族社会……斯乔什卡！唱支《小路》吧。”

骑兵也有几分醉意，但是另一副样子。他坐在角落的一张长沙发上，紧挨着高高的、美丽的吉卜赛女人柳芭莎；当他感到他已经醉眼矇眬时，就眨巴着眼，摇晃着脑袋，颠来倒去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低声劝说那个吉卜赛女人跟他私奔。柳芭莎笑眯眯地听着他唠叨，好像他对她说的话很有趣似的，同时又有些忧郁地偶尔偷眼瞧瞧自己的丈夫，斜眼的萨什卡，他正站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背后。为了回答骑兵所表白的爱情，她低下头去对他耳语，请他悄悄地，别让别人看见，给她买些香水和缎带。

“乌拉！”伯爵进来时，骑兵叫道。

那位漂亮的年轻人，带着心事重重的模样，极力用坚定的脚步在屋里走来走去，哼着《后宫叛乱》中的一支曲子。

一位年老的一家之长，由于贵族们的再三请求（他们说没有他一切都要逊色，还不如不去的好），才被拉来听吉卜赛女人唱歌的，此刻他正躺在他一到这儿就躺在上面的长沙发上，而且谁也不去理他。一位官员也在这儿，他脱掉了燕尾服，坐在桌子上，带脚都放在桌上，他把自己的头发弄得蓬乱不堪，这就说明，他喝了很多的酒。伯爵一进来，他就解开衬衣领子，在桌子上坐得更高。总之，随着伯爵的到来，纵酒作乐顿时活跃起来。

在屋里闲荡的吉卜赛女人又坐成了一圈儿，伯爵让领唱的斯乔什卡坐在自己的腿上，吩咐再拿些香槟来。

伊柳什卡拿着吉他站在领唱人前面，于是跳舞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顺序唱起了吉卜赛歌曲：《我沿街走着》、《哦，你们这些骠骑兵……》、《你听见，你懂得……》等等。斯乔什卡唱得好极了。她那发自胸腔的柔韧嘹亮的女低音、她那在歌唱时的微笑、她那含笑的热情的眼睛、她那合着节拍情不自禁地微微动着的纤足，以及她在合唱开始时那一声叫喊——这一切都触动了某根响亮的、但是难得被触动的心弦。显然，她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她唱的那支歌里了。伊柳什卡用吉他给她伴奏，他的微笑、背、脚和整个身心都表现出他对这首歌的同感；同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好像他是第一次听见这支歌似的，专注而关切地合着歌的节拍低头和昂首。接着在最后的嘹亮的音调中，他突然挺直身子，好像觉得自己高出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傲岸而坚决地用腿把吉他抛起，把它旋转着，踏着拍子，抖动着头发，皱着眉头回头瞧着合唱队。他从头到脚，全身的每一块筋肉都在跳舞……于是二十条精力充沛的、强有力的歌喉，各自都用尽全力，更奇妙和非凡地彼此应和着，响彻了云霄。老太太们在椅子上跃跃欲试，挥动着手帕，龇着牙，合着节拍和谐地呼喊着，嗓门一个比一个响。男低音歌手们歪着脑袋，涨红了脖子，站在椅子背后发出低沉的歌声。

当斯乔莎唱到高音时，伊柳什卡好像要帮助她似的，把吉他更凑近她，而那漂亮的年轻人则乐得大叫，说现在低半音的符号开始了。

这时奏起了舞曲，杜尼亚莎抖动着肩膀和胸脯起舞，在伯爵面前转着身子，又飘然而去。图尔宾从坐位上一跃而起，脱去制服，光穿着一件红衬衫，剽悍地跟她翩翩起舞，舞得恰到好处，十分合拍，并用两脚做出种种有趣的花步，招得吉卜赛人都颔首微笑，互相使着眼色。

县警察局长像土耳其人似的盘腿坐下来，一面用拳头在胸口捶了一下，高呼一声“万岁！”然后，他抱着伯爵的腿说，他本来有两千卢布，现在只剩五百了，说什么只要伯爵允许，他无论什么都能办到。那位上了年纪的一家之长睡醒了，想要回去，可是他们不让他走。那位漂亮的年轻人一再请一位吉卜赛姑娘跟他跳华尔兹。骑兵想夸耀自己和伯爵的友谊，便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去拥抱图尔宾。

“啊，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你刚才为什么离开我们？啊？”伯爵不言语，看样子是在想别的事情。“你上哪儿去了？哎呀，伯爵，你这个滑头，我可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图尔宾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种不拘礼节的亲昵。他板着脸，默默地瞧了瞧骑兵的脸，突然冲着他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可怕的话，使骑兵难受得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把这种侮辱当作开玩笑呢，还是不当作开玩笑。终于他认定这是开玩笑，笑了笑又走到自己的吉卜赛女人身边，向她保证，在复活节后他一定跟她结婚。大家又唱起了另一支歌，又唱起了第三支歌，又跳了一会儿舞，又唱了一会儿喜歌，大家似乎依旧很快活。香槟酒开个没完。伯爵喝得很多。他的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雾，可是他并没有东倒西歪，舞跳得更好，话也说得很清楚，甚至还亲自加入合唱队伴唱，唱得非常出色，斯乔莎唱《友谊的温情》的时候，他还跟她配合。当他们舞兴正浓时，酒馆老板却来请客人们回家，因为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伯爵揪住老板的衣领，叫他跳矮步舞。老板不肯。伯爵就抓起一瓶香槟，把老板翻了个过儿，让他两脚朝天并吩咐他就这样倒站着，然后，在满座的哄笑中，慢慢地把一瓶酒全倒在他身上。

天已经亮了。除了伯爵以外，大家都脸色苍白，并且疲惫不堪。

“好，我该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他站起身来突然说道，“哥儿们，咱们都上我那儿去，给我送行……咱们喝杯茶。”

除了那位地主，大家都同意了；地主因为睡着了，只得留在那儿；于是他们就把停在门口的三辆雪橇挤得满满的，向旅馆驶去。

七

“套马！”伯爵带着一大群客人和吉卜赛人走进旅馆的公用大厅时，叫道，“萨什卡！不是吉卜赛人萨什卡，是我的萨什卡，你去跟驿站长说，他要是给我坏马，我就揍他。再给我们拿点茶来！扎瓦利舍夫斯基！你招呼大家喝茶，我要到伊利英那儿去瞧瞧他怎么样了。”图尔宾加了一句，就走到走廊里，向枪骑兵的房间走去。

伊利英刚赌完，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一个戈比也不剩，他正脸朝下趴在长沙发上的破鬃毛垫子上，把里面的鬃毛一根根地揪出来，放进嘴里咬了咬又吐出来。在摊满纸牌的呢面牌桌上，点着两支牛油蜡烛，其中的一支已经烧到垫的一小块纸上，烛光正在和透进窗子的晨曦有气无力地搏斗着。枪骑兵的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赌博的狂热像一片浓雾把他所有的精神才能都给掩蔽住了；甚至后悔之意也没有。他曾试试想到他现在该怎么办，分文没有怎么能走，又怎么来归还那输掉的一万五千公款，团长会怎么说，他母亲又会怎么说，同僚们又会怎么说，于是他感到非常可怕，非常厌恶自己，因此，他想找点什么事儿来忘却这一切，于是他就站起身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极力只踩着地板的缝，这时他又想起了昨夜赌博中的所有详情细节；他栩栩如生地想到，他已经快扳本了，正撤回了那张九点，把两千卢布押在黑桃国王下面。可是右边发了一张皇后，左边发了一张爱司，右边又发了一张红方块国王，——这一来就全完蛋了；假如右边发一张六点，左边发一张红方块国王，那就可以把输掉的钱都赢回来了，再来个加倍下注，那就可以净赢一万五，可以从团长那儿把那匹溜蹄马买过来，此外，还可以再买两匹马和一辆敞篷轻便马车。嗯，以后还买什么呢？那就妙啊，妙啊，其妙无比了！

他又躺在长沙发上，嚼起鬃毛来。

“七号房间里为什么唱歌呢？”他想道，“准是大伙儿在图尔宾那儿作乐。我何不上他那儿去好好地喝一杯呢。”

就在这时候，伯爵进来了。

“怎么样，老弟，输光了吧，啊？”他叫道。

“我装睡算了，”伊利英想道，“要不然，还得跟他说话，我可困了。”

可是图尔宾走到他跟前，摸摸他的头。

“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输光了吧？输得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你说话呀。”

伊利英没有回答。

伯爵拉拉他的手。

“输了。与你有什么相干？”伊利英没有改变姿势，用睡意矇眬的、冷淡不满的声调喃喃说道。

“全输光了？”

“是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全输光了。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说，作为对一个朋友，你说实话吧，”由于喝了酒而变得温存起来的伯爵说道，并且继续抚摩着他的头发，“真的，我很喜欢你。说实话吧：你要是把公款输掉了，我就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就晚了……有公款吗？”

伊利英从长沙发上跳起来。

“你要是要我说，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因为……唉，请你别跟我说话了……对准脑门子一枪——这就是我唯一的出路！”他怀着真正的绝望说道，他把头垂在两手上，忽然泪如雨下，尽管一分钟以前他还是那么平静地想到溜蹄马。

“唉，你呀，简直是个漂亮的大姑娘！得了，这样的事谁没碰上过呢！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还能补救。你在这儿等着我。”

伯爵走出了房间。

“地主卢赫诺夫住在哪儿？”他问茶房。

茶房自告奋勇给伯爵领路。尽管卢赫诺夫的听差说老爷刚回来，这会儿正在脱衣服，伯爵还是走进了房间。卢赫诺夫正穿着睡衣坐在桌前，在数放在他面前的几叠钞票。桌上放着一瓶他非常喜欢喝的莱茵葡萄酒。他因为赢了钱正准备享受一番。卢赫诺夫透过眼镜冷淡而严厉地望了望伯爵，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您好像不认得我了？”伯爵说时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了桌前。

卢赫诺夫认出了伯爵，问道：

“您有何贵干？”

“我想跟您赌会儿钱。”图尔宾在长沙发上坐下来说。

“就这会儿吗？”

“对。”

“下次一定奉陪，伯爵！现在我累了，想睡会儿。您要不要喝点儿酒？这是好酒。”

“可我现在想稍微赌一会儿。”

“今天我不打算再赌了。也许有别的先生要赌，可是我不赌了，伯爵！请您原谅。”

“那么说，您不赌啰？”

卢赫诺夫耸耸肩膀，对不能满足伯爵的愿望表示歉意。

“绝对不赌吗？”

他又耸了耸肩膀。

“可是我恳切地请求您……怎么样，赌不赌？……”

沉默。

“赌不赌？”伯爵再次问道，“您可要留神！”

同样的沉默，接着从眼镜上面投过迅速的一瞥，瞟了瞟伯爵开始皱起眉头的脸。

“赌不赌？”伯爵大喝一声，用手把桌子一拍，把莱茵葡萄酒瓶都打翻了，酒也流了出来，“要知道，您赢得不干不净！您赌不赌？我这是第三次问您了。”

“我说过了，我不赌。这真奇怪，伯爵！再说，用蛮横的手段来要挟别人是完全不成体统的。”卢赫诺夫说，没有抬起眼睛。

接着又沉默了片刻，这其间，伯爵的脸越来越苍白了。突然他照着卢赫诺夫的头狠狠一拳，把他打懵了。卢赫诺夫倒在长沙发上，拚命想把钱抓过来，——他发出一声尖锐绝望的叫喊，使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个永远镇定自若而又一表非凡的人发出的声音。图尔宾把放在桌上的其余的钱收了起来，推开跑进来想帮助主人的听差，快步走出了房间。

“如果您要决斗，我一定奉陪。我还要在我的房间里待半小时。”伯爵又回到卢赫诺夫的房门口，添了这两句话。

“骗子！强盗！……”从房间里传出了这样的叫声，“我要上刑事法庭去告你！”

伊利英没有把伯爵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话放在心上，还是那样躺在自己房间里的长沙发上，绝望的眼泪使他窒息。伯爵的亲切的同情，透过充满他心里一团乱麻似的感情、思想和回忆，使他意识到了现实，而这个意识始终没有离开他。他那满怀着希望的青春、荣誉、社会的尊敬、对爱情和友谊的梦想——这一切都永远失去了。泪泉已经开始干涸，过分镇定的绝望感越来越控制了他，自杀的念头已经不再引起厌恶和恐惧，而是越来越吸引着他的注意。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伯爵的坚定的脚步声。

图尔宾的脸上还看得出愤怒的痕迹，他的两手有点儿哆嗦，但他的眼睛里却闪出仁慈的喜悦和自得的光芒。

“给！赢回来了！”他说时把几叠钞票往桌上一扔，“数数，是不是全在这里？然后赶快到公用大厅里去。我马上要走了。”他加了一句，好像没有看见枪骑兵脸上现出的快乐和感激的非常激动的表情似的，然后，他用口哨吹着一支吉卜赛歌曲走出了房间。

八

萨什卡，腰里扎了一根宽腰带，禀报说马已经预备好了，可是他要求先去把伯爵那件镶着皮领、似乎值三百卢布的军大衣找回来，而把这件蓝色的破大衣还给在首席贵族家里换去伯爵军大衣的那个坏蛋；可是图尔宾说，那件军大衣不用去找了，说着就到自己房间里去换衣服。

骑兵默不做声地坐在自己的吉卜赛女人旁边，在不停地打嗝。县警察局长叫来了伏特加，邀请所有的先生立刻到他家里去吃早点，说他太太一定会亲自跟吉卜赛女人跳舞的。那位漂亮的年轻人正在对伊柳什卡庄重地解释，弹钢琴更能抒发感情，在吉他上是弹不出低半音的。那位官员坐在角落里，正在闷闷不乐地喝茶，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自己的腐化堕落感到惭愧似的。吉卜赛人彼此之间正在用吉卜赛话争吵，坚持还要唱些颂歌来祝贺老爷们，只有斯乔莎表示反对，说巴洛拉伊（吉卜赛语：伯爵或公爵，更正确些是大老爷）会生气的。总之，大家心中纵情声色的最后一点火花已经快要熄灭了。

“好，临别时再唱一支歌，然后各自回家吧。”伯爵穿着旅行装走进大厅里说。他又精神，又快活，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

吉卜赛人又围成了一个圈儿，刚准备要唱歌的时候，伊利英手里拿着一包钞票走了进来，把伯爵叫到一边。

“我只有一万五千公款，你却给了我一万六千三，”他说，“所以，这是你的。”

“这太好了！给我！”

伊利英怯生生地瞧着伯爵，把钱给了他，他张开嘴想说什么，可是脸一红，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然后他抓住伯爵的手，开始紧紧地握着它。

“滚吧！伊柳什卡！……我说……这些钱给你；可是你们得唱着歌送我出城。”于是他把伊利英拿来的一千三百卢布扔在他的吉他上。可是他根本忘了把昨天向骑兵借的一百卢布还给人家。

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太阳升上了屋顶，人们在街上来来往往，商人们早就打开了店门，贵族和官员们坐着马车在街上驶过，太太们也出来逛商场了，这时，一大群吉卜赛人、县警察局长、骑兵、漂亮的青年人、伊利英和穿着熊皮蓝大衣的伯爵走到了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这是个天气晴朗、冰雪融化的日子。三部三套马拉的驿站雪橇，马尾巴都绾着短结，马蹄啪哒啪哒地踩着泥浆，驶近了台阶，于是这群快活的人便分别坐上了雪橇。伯爵、伊利英、斯乔什卡、伊柳什卡和勤务兵沙什卡坐上第一部雪橇。布柳赫尔在大发脾气，摇着尾巴，冲着辕马狂吠。其余的绅士们也和男女吉卜赛人一起，坐上另外两部雪橇。三部雪橇一离开旅馆就排成一排，吉卜赛人齐声歌唱起来。

载着歌声和铃声的三部三套马雪橇，把它们遇到的所有车辆都逼上了人行道，驰过全城，直向城门驶去。

商人、不相识的行人，尤其是熟人，在看见这些贵族老爷们带着一群吉卜赛女人和喝醉了酒的吉卜赛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唱着歌招摇过市时，都感到很惊讶。

一出城，三部雪橇就停了下来，于是大家开始跟伯爵告别。

伊利英，在临别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一路上亲自驾驭着马，这时突然变得悲哀起来，他一再恳求伯爵再待一天，可是当他深信这不可能时，他就完全出乎意外地，含着泪扑过去吻他的那位新朋友，并声称，等他一归队，他就请求调到图尔宾在那儿服役的骠骑兵团去。伯爵今天特别高兴，他把从早晨起就已经和他称兄道弟的骑兵推倒在雪堆里，并嗾使布柳赫尔去咬县警察局长，还把斯焦什卡抱起来，想带她去莫斯科，最后，他跳上雪橇，让一直想站在正中间的布柳赫尔坐在自己旁边。萨什卡再一次请求骑兵去向他们把伯爵的军大衣要回来寄给伯爵，接着他也跳上了赶车人的坐位。伯爵喊了一声“走吧！”就摘下帽子在头顶上挥动着，然后学驿站车夫的样对马打起唿哨。三部三套马的橇车便各自东西了。

前面远远地现出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单调的平原，一条黄色泥泞的道路在中间蜿蜒曲折地穿过。明亮的太阳在结上了一层薄冰的融雪上金光粲然，晒得脸和背部都暖洋洋的。流着汗的马身上冒着热气。铃儿叮叮地响着。一个农民赶着一部载满货物的歪歪倒倒的雪橇，紧拉了几下用绳子编的缰绳，急忙闪到一边，然后，穿着湿透了的树皮鞋在积雪正在融化的路上啪哒啪哒地跑着；一个胖胖的，满脸红通通的农妇，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裹着羊皮袄，坐在另一部载货的雪橇上，用缰绳的末梢赶着一匹白色的秃尾巴驽马。这时，伯爵突然想起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

“回头！”他叫道。

车夫没有马上听明白。

“往回拐！到城里去！快！”

三套马的雪橇又穿过城门，飞也似地驶到扎伊采娃太太公馆的木板台阶前。伯爵迅速跑上阶磴，穿过前室和客厅，这时这位小寡妇还在睡觉，于是他就把她从床上抱起来，吻了吻她那睡意矇眬的眼睛，接着又飞快地往回跑。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只是似醒非醒地舔着嘴唇，问道：“怎么回事呀？”伯爵跳上了雪橇，对车夫吆喝了一声，就马不停蹄地永远离开了K城，他甚至既没有想起卢赫诺夫，也没有想起那位小寡妇和斯乔什卡，只是想到在莫斯科等待着他的一切。

九

约莫二十年过去了。从那时候起，时光流逝，许多人死去了，许多人出生了，许多人成长壮大和衰老了，而更多的思想产生了，又消灭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和许多丑陋的旧事物灭亡了，许多美好的新事物成长了，还有更多不成熟的、畸形的新事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费奥多尔·图尔宾伯爵很久以前在和一个外国人决斗时被打死了，因为他在街上用短柄长鞭抽了那个外国人。他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美少年了，正在近卫军骑兵队服役。可是在品德方面，这位年轻的图尔宾伯爵却一点也不像他父亲。在他身上甚至丝毫没有上一代的那种狂暴的、热情的，老实说，放荡的习气。除了聪明、教养和天赋的才能，他还彬彬有礼，爱好生活舒适，看人看事都讲实效，明白事理，有预见，这一切都是他的显著的优点。年轻的伯爵仕途得意：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中尉……战事一开始，他就决定为了提升更有利而转到现役部队里去，于是他就作为骑兵大尉进了骠骑兵团，很快就在那里指挥一个骑兵连了。

一八四八年五月，C骠骑兵团行军经过K省，年轻的图尔宾伯爵指挥的骑兵连必须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村庄——莫罗佐夫卡宿营一宵。安娜·费奥罗多夫娜还健在，但是已经不那么年轻，她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年轻了，——这对女人说来关系很重大。她已经变得很胖了，据说，胖可以使女人显得年轻；可是在她那白白胖胖的皮肤上，却可以看出柔和的大皱褶。她已经不再进城，因为她连上马车也嫌吃力，但她还是那么心地善良，那么傻乎乎的，——现在可以老实说，她已经不能用自己的美貌来吸引人了。她的女儿丽莎，一个二十三岁的俄国乡村美女，跟她住在一起；她的哥哥，我们熟悉的那位骑兵，因为心地善良而把自己的全部家财都挥霍光了，老来只好寄居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里。他一头头发也全白了；上嘴唇瘪了，可是嘴上面的小胡子却仔仔细细地染得很黑。不光是他的脑门和面颊上，连他的鼻子和脖子上，也满是皱纹，他的背驼了；可是从那无力的、弯曲的腿上，还是可以看出这位老骑兵当年的风度。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全家和家人们，都坐在这所古老的小房子的小客室里，阳台的门窗都开着，窗外是一座古老的、种植着菩提树的星形花园。白发苍苍的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穿着淡紫色的敞胸短上衣坐在长沙发上，正在一张红木小圆桌上摆纸牌。她哥哥穿着整洁的白裤子和蓝上衣，坐在窗前拿着捻线锤用白纸捻成细带子——这是他的外甥女教给他的，他又十分喜欢做的，因为他已经什么都干不了，看报固然是他所喜欢的事，但他的眼力已经不济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养女皮莫奇卡坐在他旁边温习功课，丽莎一面教她，一面用木织针在给舅舅织羊毛袜子。落日的余晖像平常这个时候一样，穿过菩提树的林荫道把零乱的斜晖投射在最远的窗子上和靠窗摆着的书架上。花园里和屋子里都是静悄悄的，可以听得见窗外燕子鼓翼疾飞的声音，或是室内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轻轻的叹息声，或是老头儿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时发出的哼哧声。

“这该怎么摆呢？丽赞卡，你来做给我看看。我老忘。”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在打通关[16]时停下来说。

丽莎手里拿着活计，走到母亲跟前，看了看牌。

“哟，好妈妈，您把牌给弄乱了，”她说着便重新把牌摆好，“瞧，应该这样。您占的卦还是挺灵的。”她又加了一句，偷偷地把一张牌抽掉。

“得了，你呀，老是骗我：说什么打通了。”

“不，真的，这就是说，准能成功。真通了。”

“嗯，好吧，好吧，淘气包！是不是该喝茶了呢？”

“我已经叫他们把茶炊烧上了。我这就去瞧瞧。给您端到这儿来吗？……喂，皮莫奇卡，赶快把功课做完，咱们去张罗一下。”

说完，丽莎就走出去了。

“丽佐奇卡！丽赞卡！”[17]舅舅聚精会神地瞧着自己的捻线锤说，“好像我又脱了一针。你给我挑上吧，宝贝儿！”

“我这就来，这就来！我得去让他们把糖砸碎。”

果然，过了三分钟，她就跑进房间里来，走到舅舅跟前，揪住他的耳朵。

“这是对您的教训，免得您又脱针，”她笑着说，“活儿做得真不地道。”

“得啦，好了，好了；快挑上吧，好像有个什么小疙瘩似的。”

丽莎拿起捻线锤，从自己的头巾上取下一根别针，这时从窗外吹来的风便把她的头巾微微吹开，接着她就用别针把那一针给挑上了，她抻了两抻，然后把捻线锤交给舅舅。

“好，那您得亲亲我了。”她说着就把红艳艳的面颊凑近他，一面用别针别住头巾，“您今儿茶里要对罗木酒吗？今儿可是星期五呀。”

说完，她又到喝茶室去了。

“舅舅，您来看：骠骑兵上咱们这儿来了！”从那儿传出了清脆的声音。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同哥哥一起到喝茶室去看骠骑兵，因为这里的窗子对着村子。从窗子里看不大清楚，透过尘雾只看见有一群人在移动。

“很可惜，妹妹，”舅舅对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可惜咱们的房子太小，厢房又还没盖好：要不倒可以请那些军官住到咱们这儿来。你知道，骠骑兵的军官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快活的青年；哪怕看看他们也好。”

“是呀，我打心眼儿里欢迎他们；可是哥哥，您自己也知道，没有地方呀；我的卧室，丽莎的房间，客厅，此外，就是您这间房间了——就这么几间。您自己想一想，哪有地方给他们住呢？米哈伊洛·马特维耶夫已经给他们把村长的木屋打扫过了；他说那儿也挺干净的。”

“丽佐奇卡，我们可以从他们里面给你找位姑爷，找一位非常好的骠骑兵！”舅舅说。

“不，我可不要骠骑兵；我要枪骑兵：舅舅，您不是在枪骑兵里服务过吗？……我才不稀罕这些骠骑兵呢。听说，他们都是亡命徒。”

说完这话，丽莎有点儿脸红了，可是她又发出清脆的笑声。

“瞧，乌斯秋什卡跑来了；得问问她，她瞧见了些什么。”她说。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吩咐把乌斯秋什卡叫来。

“你就不知道坐着干会儿活；有什么必要跑去瞧那些当兵的呢，”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我说，这个，军官们在哪儿住？”

“在叶列姆金家，太太。有两个长得可俊哪！人家说，一位是伯爵。”

“他姓什么？”

“是卡扎诺夫呢，还是图尔宾诺夫呢，对不起，我没记住。”

“真是个蠢东西，什么事都说不清。至少打听一下他姓什么呀。”

“那有什么，我再跑一趟好了。”

“我知道你就会干这种事儿，——不，让丹尼洛去吧；哥哥，你叫他去问问，那些军官需不需要什么；还是得讲点礼貌，就说太太打发他去问的。”

两位老人又在喝茶室里坐下来，丽莎便到女佣人的屋里去把砸碎的糖放进盒子里。乌斯秋莎正在那儿谈骠骑兵。

“好小姐，那位伯爵长得可俊啦，”她说，“简直像个黑眉毛的小天使。您要是有这么位姑爷就好了，那您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别的使女们都颔首微笑；坐在窗前织袜子的老奶妈叹了口气，然后吸着气，甚至念念有词地念起来了祷文。

“这么说，你看上这些骠骑兵了，”丽莎说，“瞧你伶牙俐齿的，多会说。乌斯秋莎，请你去拿点果子汁来，——给这些骠骑兵喝点酸的吧。”

说完这话，丽莎就笑着端着糖罐走出去。

“我真想瞧瞧那个骠骑兵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想道，“他的头发是黑的呢，还是淡黄的呢？我想，他准会高兴跟我们认识的。要不，他走了，也不知道这儿有我这样一个人，而且还想过他。再说，又有多少这样的人从我身边过去了。除了舅舅和乌斯秋莎以外，谁也看不见我。无论我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谁也不来欣赏一下。”她瞧着自己那双白白的、丰满的手，叹了口气，沉思道，“他准是个高个儿，大眼睛，留着两撇小黑胡子。唉，我已经满了二十二岁了，可是除了麻子伊万·伊帕特奇以外，谁也不曾爱上过我；四年前，我还要好看些；可是我的少女的青春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没有给任何人增添过欢乐。唉，我真是个不幸的，不幸的乡下小姐。”

母亲叫她去斟茶的声音，把这位乡下小姐从这种片刻的沉思中唤醒了。她甩了一下小脑袋，就走进了喝茶室。

好的东西往往是意料不到地得来的；而越是努力，结果反而越糟。在乡下，人们很少努力教育自己的子女，因此，倒往往在无意中给了他们极好的教育。丽莎的情形尤其是这样。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由于聪明有限和性情马虎，所以没给丽莎受过什么教育：既没教给她音乐，也没教给她非常有用的法语，她只是跟她去世的丈夫无意中生下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一个女儿；她把这孩子交给了奶妈和保姆，给她吃，给她穿印花布衣服和羊皮鞋，让她去散步，采蘑菇和摘野果，并请了一位神学院的学生来教她识字和算术——这样过了十六年，她偶然发现丽莎是她的好伴侣，而且是一个永远快快活活的、善良能干的主妇。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心眼好，总是把农奴的孩子或是弃儿抱来抚养。丽莎从十岁的时候起就开始照管那些孩子：教她们读书，替她们穿衣服，带她们上教堂，当她们太淘气时，还要管教她们。后来，那位老迈龙钟的、心地善良的舅舅来了，她又得像照料孩子似的去照料他。后来，奴仆们和农民们常常带着各种请求和疾病来找这位年轻的小姐，于是她就用接骨木、薄荷和樟脑精给他们治病。后来，所有的家务事就不知不觉地都转到了她手里。后来，她那没有得到满足的爱的要求，只有在大自然中和宗教中表现出来。于是丽莎便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能干的、善良快活的、有独立能力的、纯洁的、虔信宗教的女人。诚然，当她在教堂里看到站在她身旁的邻家女子戴着从K城买来的时新帽子时，她也曾由于虚荣心而感到过小小的痛苦；她曾因为她那上了年纪的、喜欢唠叨的母亲的任性而气得流过眼泪；而且她也曾在十分荒唐的、甚至有时候是粗鄙的形式中梦想过爱情，——但是有益的、已经成为她的必需的工作，把它们驱散了，因此，在这位二十二岁、身心的美都充分发展了的少女的明朗恬静的心灵上，既没有留下一个污点，也没有留下一点悔恨。丽莎身材适中，与其说瘦，还不如说是丰满的；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不大，下眼睑上稍有黑晕；淡褐色头发梳成一条长辫子。她的步子很宽，有点儿摇摆，就跟俗说的那样——鸭步。每逢她忙于干活、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使她激动的时候，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对所有那些瞧着它的人说：一个人要是爱上什么人，而且问心无愧，那他活在世上该多好、多快乐啊。即使在她烦恼、困惑、惊慌或是忧愁的时候，她也会透过泪珠、紧锁着的左边的眉毛和咬紧的嘴唇，与她的心意相违地闪出一种光辉来，而且，在她那两腮的酒窝上、在她的嘴角上、在她那习惯于微笑和对生活的喜悦的明亮的眼睛上，也会闪出一种没有被理智所破坏的、善良的、坦率的心灵的光辉。

十

当骑兵连进入莫罗佐夫卡时，太阳虽然已经西沉，但外面还是很热。在前面，在尘土弥漫的乡村的街道上，一头失群的花牛一面快步奔跑，一面不住地回头张望，有时还哞哞地叫着停下来，它怎么也没想到，它只要闪到一边就行了。年老的农民们、妇女们、孩子们和地主家的奴仆们都群集在街道两旁，贪婪地望着骠骑兵。骠骑兵们骑着戴着嚼子、有时打着响鼻的黑马，在尘埃滚滚之中，蹄声嘚嘚地行进着。骑兵连的右面有两位军官随随便便地骑在两匹漂亮的黑马上。一位是连长图尔宾伯爵，另一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不久以前才从士官生提升上来的波洛佐夫。

一个穿着白色军服的骠骑兵，从一座最好的木屋里走出来，摘下军帽，走到军官们跟前。

“给我们找的宿营地在哪儿？”伯爵问道。

“大人的宿营地吗？”设营员浑身打了一个哆嗦答道，“在本村村长家里；屋子已经打扫干净了。我本来要求在老爷家里，可是他们说没地方。那个女地主可厉害哪。”

“嗯，好吧，”伯爵说，就在村长家的木屋前下了马，伸了伸腿，“怎么，我的马车来了吗？”

“大人，您的马车已经到了！”设营员回答，用军帽指指在门口可以看见的一辆马车的皮制的车身，接着就朝前奔进木屋的过道，这时，过道里正挤满了一群想来看军官的农民的家属。当他敏捷地打开打扫好了的木屋的门，站到一旁让伯爵过去时，甚至把一个老太婆给撞倒了。

木屋相当大，也很宽敞，就是不大干净。那名穿得像个贵族老爷似的德国仆人，在摆好铁床，铺好床后，正站在屋里挑选手提箱里的衬衣。

“呸，这房间真叫人恶心！”伯爵恼火地说，“佳坚科！难道就不能在地主家里找个比较好的地方吗？”

“如果大人吩咐，我就到地主家去把什么人给撵出去，”佳坚科答道，“可是那儿的房子也不见得好，看起来并不比这所木屋强。”

“现在就不用了。你去吧。”

于是伯爵就躺在床上，把两手枕在脑后。

“约翰！”他对仆人大声喝道，“你又把中间弄得鼓了起来！你怎么就不会把床铺铺好呢？”

约翰想重新整理一下。

“得啦，现在就不用了……睡衣在哪儿？”他用不满的声调继续说。

仆人把睡衣递给了他。

伯爵在把睡衣穿上以前，先瞧了瞧下摆。

“果然不错：脏点子没有洗掉。当差的里头还有比你更坏的吗！”他加了一句，从仆人手里夺过睡衣穿上，“你说，你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茶准备好了吗？……”

“我哪来得及呢。”约翰答道。

“笨蛋！”

之后，伯爵拿起了那本给他预备好的法国小说，默不做声地看了好一会儿；约翰就到过道里生茶炊去了。显然，伯爵的情绪不好，——大概是由于疲劳、满脸的尘土、衣服太瘦和腹中饥饿的缘故。

“约翰！”他又叫道，“把那张十卢布的账单给我拿来。你在城里买了什么？”

伯爵瞧了瞧递给他的账单，又说了些嫌买来的东西太贵等不满的话。

“茶里面给我对点儿罗木酒。”

“我没买罗木酒。”约翰说。

“好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有罗木酒！”

“钱不够。”

“那么波洛佐夫为什么不买呢？你应该找他的仆人拿点嘛。”

“波洛佐夫少尉吗？我不知道。他买了茶叶和糖。”

“畜生！……滚出去！……就是你叫我受不了……你知道我在行军的时候喝茶总要对罗木酒的。”

“这是司令部给您的两封信。”仆人说。

伯爵躺着拆开了信，接着就看起信来。少尉把骑兵连的宿营地安排好了以后，喜笑颜开地走了进来。

“怎么样，图尔宾？这儿好像还挺好似的。老实说，我可累了。天气真热。”

“好极了！房子又脏又臭，还托你的福没有罗木酒：你那个笨蛋没买，我这个也一样。你至少应该说一声呢。”

说完这话，他又接着读信。读完信，他把它团了扔在地上。

“为什么你不买罗木酒呢？”这时少尉在过道里低声问自己的勤务兵，“你那儿不是有钱吗？”

“干吗什么都让咱们买！本来就老是我花钱；而他那个德国人就知道抽烟。”

第二封信看来并不是不愉快的，因为伯爵看信的时候笑眯眯的。

“这是谁来的信？”波洛佐夫回到房间里时问道，一面在炉子旁边的木板上给自己安排睡觉的地方。

“米娜的信，”伯爵喜形于色地答道，一面把信递给他，“要看吗？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啊！……嗳，真的，她比咱们的小姐们强……你瞧，她在这封信里是多么多情和聪明啊！……美中不足的是——要钱。”

“是的，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少尉说。

“不错，我答应过她；可是现在在行军，加上……不过，只要我能再当两三个月的骑兵连长，我就寄给她。决不吝惜，真的！多迷人啊！……啊？”他说这些话时，一直笑眯眯地用眼睛盯着正在看信的波洛佐夫脸上的表情。

“错别字太多了，不过很生动，而且看来，她好像真的很爱你似的。”少尉答道。

“嗯！可不是吗！这种女人，要爱就真心实意地爱。”

“那封信又是谁来的呢？”少尉把看过的信还给他时问道。

“没什么……那是一位先生写的；这家伙坏透了，我欠他的赌账，他已经是第三次来信催我了……我现在还不了……这封信真无聊！”伯爵答道；显然，这个回忆使他感到不痛快。

之后，两位军官沉默了很久。少尉显然受了伯爵的影响，只是默默地喝着茶，偶尔瞧瞧正在凝视着窗外的图尔宾那副阴沉的漂亮的脸，不敢先开口说话。

“嗯，我说，也许会有好结果的，”伯爵突然转身对着波洛佐夫愉快地摇了摇头说，“假如今年我们有机会提升，而且再参加一次战斗的话，那我就可以超过我们近卫军的那些骑兵大尉了。”

当他们喝第二杯茶，还在继续谈着同样的话题时，老丹尼洛走进来，转达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吩咐。

“此外，她还要我请问：您是不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图尔宾伯爵的少爷？”丹尼洛由于听到了这位军官的姓名，同时想起了死去的伯爵当年到达K城的情形，便自作主张地加了一句。“我们太太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跟他非常熟。”

“他是我父亲；告诉你们太太，我非常感谢她。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不过，烦你代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公馆里或是别处能不能给我们匀出一间干净点儿的房间来。”

“你这是何必呢？”丹尼洛走后，波洛佐夫说，“难道不是一样吗？在这儿就住一夜——难道不是一样吗；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你又来了！我看，咱们在这些熏得漆黑的木屋里已经住够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个不会打算的人……既然可以像人一样哪怕住上一夜，那为什么不利用呢？而且，相反，他们会非常满意的。就是一样讨厌：万一这位太太真的认识家父，”伯爵笑眯眯地露出发亮的白牙齿继续说，“不知怎么，我老是替先父感到惭愧：老是有些什么坍台的事或是什么债务。因此我最讨厌碰见家父的那些熟人。不过，当时就是那么个时代嘛。”他严肃地补充了一句。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哩，”波洛佐夫说，“我有一次碰见过一位枪骑兵旅旅长伊利英。他很想见见你，他爱你父亲爱得要命。”

“我看那个伊利英简直是个窝囊废。但最讨厌的是：那些大人先生们为了要巴结我，总说他们认识家父，而且，讲起家父那些丑事似乎是十分可爱的事情似的，叫我听着都害臊。真的，我并不是感情用事，而且看事情也很冷静，——他为人太热情，有时候做的也不完全是好事。话又说回来，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得说句公道话，因为他还是很有才能的。”

过了一刻钟，那个仆人回来了，他转达了女地主请他们上她家去住宿的邀请。

十一

一听说骠骑兵军官是费奥多尔·图尔宾伯爵的儿子，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忙开了。

“哟，我的天！他是我的小宝贝！……丹尼洛！赶快去说：太太有请。”她说完这话，就跳起身来，快步向女佣人的房里走去，“丽赞卡！乌斯秋什卡！快把你的屋子收拾好，丽莎。你搬到舅舅屋里去；而您呢，哥哥……哥哥！您就睡在客厅里吧。反正住一宿也没什么。”

“没什么，妹妹！我可以睡地板。”

“他要是像他父亲，我想，那准是个美男子。至少得瞧瞧他，瞧瞧这个小宝贝……丽莎，你也瞧瞧！他父亲可是个美男子……你把桌子往哪儿搬？就放在这儿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在瞎忙，“搬两张床来——一张到管家的屋里去搬；再把书架上的那个水晶烛台拿来，就是我哥哥在我的命名日送给我的那个，再插上一支卡列托夫的蜡烛。”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管母亲的干预，丽莎还是照自己的主意给两位军官布置了这个房间。她拿出洁净的、带木犀草香味的被单铺好了床；叫人把蜡烛和一玻璃瓶水放在靠床的小桌上；拿香纸燻了女佣人住的下房，然后把自己的小床搬到舅舅屋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稍微安静了些，重新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甚至拿起了纸牌，可是，她并没把牌摆开，而是把她那胖胖的胳膊肘支在桌上，沉思起来。“时光，时光过得好快啊！”她低声自言自语地重复说。“就有那样久了吗？好像现在他就在我眼前似的。哎，他真够淘气的！”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现在丽赞卡……可是她一点也不像我在她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样……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可是不，一点不像……”

“丽赞卡，今儿晚上你应该穿上那件凡而纱连衣裙。”

“妈妈，您真的要请他们来吗？算了吧，”丽莎答道；一想到要看见军官们时，她感到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动，“算了吧，妈。”

真的，与其说她希望见到他们，倒不如说她是害怕她觉得正在等待着她的那令人激动的幸福。

“丽赞卡，也许他们自己想跟咱们认识呢。”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边说边抚摩着她的头发，同时心里想道：“不，她的头发也不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不，丽佐奇卡，我真希望你……”的确，她非常希望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可是她不能想象和伯爵结亲，也不能希望有当年她自己和他父亲有过的那种关系，——可是她还是非常非常希望能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也许，她希望，在女儿心里也经历一次她和死者曾经历过的那种生活吧。

年老的骑兵对于伯爵的到来也有点儿激动。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过了一刻钟，他穿着轻骑兵的上衣和浅蓝色的裤子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现出一个少女初次穿上晚礼服时那种羞涩而又得意的表情，向给客人们预备的那个房间走去。

“妹妹，我要去瞧瞧如今的骠骑兵！去世的伯爵是个真正的骠骑兵。我要去瞧瞧，我要去瞧瞧。”

军官们已经从后面的台阶上来，进了给他们预备好的房间。

“嗯，你看见了吧，”伯爵说，就穿着满是尘土的靴子往给他预备好的床上一躺，“这儿难道不比那个有蟑螂的木屋好吗？”

“好是好，不过，我总觉得打扰了主人家……”

“胡扯！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必须讲究实际。他们会非常满意的，准没错儿……来人哪！”他大声叫道，“要点什么来把这扇窗子给挡上，要不然，夜里会有风吹进来。”

就在这时候，老人进来拜望军官们。当然，尽管他有点儿脸红，但他并没有忘记说，他是已故的伯爵的朋友，曾博得过他的好感，甚至说他曾不止一次地得到过故人的好处。所谓故人的好处，他是指那位故人始终不曾把借去的一百卢布还给他呢，还是指故人曾把他扔到雪堆里，或是大骂过他呢，——对此，老人并未予说明。伯爵对这位年老的骑兵非常恭敬，并对留宿表示感谢。

“陋居务请见谅，伯爵！（他差点儿没说出“大人”来，因为他已经不习惯和要人们交往了。）我妹妹的房子实在太小。好，我们马上就来挂上窗帘，那样就好了。”老人补充了一句，然后，他借口去找窗帘，但主要是想赶快回去讲讲军官们的事，于是他两脚一碰行了个军礼，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标致的乌斯秋莎拿着太太的披肩来做窗帘。此外，太太还叫她问问两位老爷要不要喝茶。

舒适的住处似乎对伯爵的心情起了良好的作用：他高兴地笑着，跟乌斯秋莎开了几句玩笑，因此，乌斯秋莎甚至管他叫淘气包，他还追根问底地问她，她们家小姐是不是漂亮，对于她问要不要喝茶的事，他回答说可以拿点茶来，但主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晚饭还没准备好，因此，现在可不可以要点伏特加，来点什么小吃，要是有的话，再来点白葡萄酒。

舅舅看见年轻的伯爵这样彬彬有礼，非常高兴，他把年轻一代的军官们捧上了天，他说如今的人比过去的人强多了，简直没法比。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可不同意——她认为谁也比不上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伯爵，到末了，她真的动气了，只冷冷地说：“对您来说，哥哥，谁最后一个对您好，谁就最好。当然啰，现在的人更聪明了，但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伯爵的苏格兰舞跳得太好了，而且人又那么可爱，可以说，当时所有的人都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了；可是除了我以外，他对谁也不注意。所以说，从前也有好人。”

这时，侍女来说，他们要伏特加、小吃和白葡萄酒。

“您瞧，哥哥，怎么样？您做事总是不地道。本来就应该预备晚饭嘛，”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丽莎！好闺女，你去安排一下！”

丽莎跑到食品室去拿了些蘑菇和鲜奶油，又吩咐厨子做炸肉饼。

“哥哥，您那儿还有白葡萄酒吗？”

“没有，妹妹！我从来不曾有过。”

“怎么会没有呢？您喝茶不是都要对什么吗？”

“那是罗木酒，安娜·费奥多罗夫娜。”

“难道这不是一样的吗？您就给他们那个得了，罗木酒也一样。哥哥，请他们上这儿来是不是更好呢？您什么都懂。我想他们不会见怪吧？”

骑兵声明，他保证，伯爵的心眼儿好，绝不会拒绝的，他一定会把他们请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不知为什么去换上了一件绸衣服，戴上了新帽子；可是丽莎却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去脱掉她原来穿的那件肥袖子的粉红色粗布连衣裙。加上她又异常激动：她觉得有一种惊人的事情在等着她，好像有一团低低的乌云压在她的心上。她觉得这位英俊的骠骑兵伯爵对她是个全新的、不可理解的、而又是一位十分好的人。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言谈——一切都应当是不寻常的，是她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他所想和所说的一切都应当是又聪明又正确的；他所做的一切也应当是诚实的；他的整个外表也应当是很漂亮的。她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假如他不仅要小吃和白葡萄酒，甚至要求用加了香水的鼠尾草水洗澡，她也不会感到诧异，也不会责怪他，而会坚信这是非常必要和理所当然的。

当骑兵向伯爵表示了他妹妹的愿望时，伯爵立即同意了，他梳了梳头，穿上了军大衣，拿起了雪茄烟盒。

“咱们走吧。”他对波洛佐夫说。

“真的，还是不去的好，”少尉答道，“ils feront des frais pour nous recevoir.”[18]

“扯淡！这只会使他们感到不胜荣幸哩。再说，我已经打听好了：他们家有个漂亮的女儿……走吧。”伯爵用法语说。

“Je vous en prie，messieurs！”[19]骑兵也用法语说，不只是为了要让军官们知道他也会说法语，而且懂得他们所说的话。

十二

军官们进来的时候，丽莎的脸红了，她垂下眼皮，装做专心在往茶壶里灌水，不敢去看他们。相反，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却急忙站起身来行了个礼，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瞧着伯爵的脸，跟他说起话来，一会儿说他长得简直跟他父亲像极了，一会儿又介绍自己的女儿，一会儿又是敬茶，又是请吃果酱，又是请他们尝尝农村的软果糕。至于少尉，由于长相平常，所以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倒因而很高兴，因为他正在礼节所许可的范围内端详着，甚至于详尽无遗地研究着丽莎的美，显然，她的美使他感到出乎意外地震惊。舅舅在听着妹妹跟伯爵谈话，把准备好了已到嘴边的话强忍着，等候机会来叙述他那关于骑兵生涯的回忆。伯爵喝茶时点着了一支烟味很冲的雪茄，丽莎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咳嗽。伯爵非常健谈，态度亲切；起先他只是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滔滔不绝的谈话的间歇中插话，可是到后来，简直就他一个人在说话了。有一点使他的听众不免感到有些奇怪：在他的叙述里，他常常说些在他的伙伴中间并不认为是不体面，而在这儿却稍嫌放肆的话，这一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倒有点害怕了，丽莎连耳朵都红了；可是伯爵却没注意到这个，还是那么泰然、直率和亲切。丽莎默默地斟着茶，并不把茶杯递到客人们手里，只放在靠近他们的桌子上，她还没有恢复平静，贪婪地听着伯爵讲话。他那极平凡的叙述和他那讷讷的言辞，渐渐使她平静了下来。她从他嘴里并没有听到她所期待的非常聪明的言谈，也没有看到她朦胧地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一举一动之中的优雅的风度。甚至，在倒第三杯茶的时候，当她那羞怯的目光和他的目光接触了一下，他并没有垂下眼睛，而是微微一笑，继续有点过分平静地望着她以后，她感到自己甚至对他有点怀着敌意，而且很快就发现他不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和她所见过的那些男人也毫无区别，根本用不着怕他，——他无非是手指甲又长又干净而已，甚至他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美的地方。丽莎内心不无惆怅地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突然平静了下来，只有当她感到那默默无言的少尉用目光盯着她的时候，她才有点心慌。她想：“也许不是他，而是他！”

十三

喝过茶，老太太请客人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她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

“伯爵，您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她问道。在伯爵回答还不想休息时，她继续说：“那么我拿什么来让二位贵客消遣一下呢？您会打牌吗，伯爵？我说，哥哥，您来招待一下客人，凑一局，随便玩点什么吧……”

“您自己不是会打普烈费兰斯吗？”骑兵答道，“那大家一块儿玩吧。伯爵，您来吗？您也来吗？”

军官们表示，不管好客的主人要干什么，他们都同意。

丽莎从自己的房间里拿来她用来算卦的那副旧牌：用它来问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牙疼是不是很快就会好，舅舅进城去了是不是当天回来，一位女邻居今天会不会来，等等。这副牌虽然已经用了两个来月，但是比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用来算卦的那副牌还要干净些。

“可是，也许你们不愿意小赌吧？”舅舅问道，“我们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总是赌半个戈比……就这样她也把我们的钱全都赢去。”

“哦，随您吩咐赌多少都成，我非常乐意奉陪。”伯爵答道。

“好，那就来一戈比纸币一回吧！为了奉陪亲爱的客人，让他们来赢我这个老太婆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时舒舒服服地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敞开了自己的短斗篷。

“也许我还会赢他们一个卢布哩。”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心里想道，她上了岁数，变得有点好打牌了。

“您要不要我来教您打‘分儿’和‘米塞尔’[20]！”伯爵说，“这种打法可好玩了。”

大家都喜欢这种彼得堡的新打法。舅舅甚至很有把握地说他知道这种打法，就跟打波斯顿一样，不过他有点儿忘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根本不明白，弄了好一会还是不懂，最后只好勉为其难地含笑点头，说这会儿她懂了，一切她都弄清楚了。打到半中间，当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拿着等于废牌的爱司和国王，宣布说“米塞尔”以及她只剩下一张六的时候，大家都大笑了。她甚至感到慌张起来，羞怯地笑了笑，连忙声明她还不大习惯这种新的打法。可是她还是输分了，而且输了很多；尤其是伯爵，由于他打惯了动脑筋的大牌，打得又稳，非常巧妙地让人上当，他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少尉在桌底下一个劲儿用脚踢他，以及他在进牌时怎么老犯大错。

丽莎又拿来了软果糕、三种果酱和贮存着的、特制的蜜饯阿波尔特苹果，然后站在母亲背后看她打牌，她偶尔瞧瞧军官们，特别注意伯爵那双留着修饰得很精细的玫瑰色指甲的雪白的手，那么熟练地、很有把握地、优美地发牌和拿起他吃进的牌。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又带有几分狂热抢在别人前头喊了七副，但由于少了三副，得分不足；按照哥哥的要求，她只好用难看的字迹记下了她的失分，终于，她变得完全不知所措和手忙脚乱了。

“没关系，妈，您还能赢回来！……”丽莎想要使母亲摆脱可笑的窘境，微笑着说，“您让舅舅有一次得分不足：那他就没辙了。”

“丽佐奇卡，你就来帮帮我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惊慌地瞧着女儿说，“我不知道这怎么……”

“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丽莎答道，心里暗自计算着母亲的失分，“妈，这样您会输好些钱的！连皮莫奇卡做衣服的钱也要保不住了。”她开玩笑地添了这么一句。

“是呀，这样很容易就会输掉十个银卢布。”少尉说时瞧着丽莎，想和她攀谈。

“咱们不是来纸币的吗？”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看了看大家问道。

“来什么我不知道，不过纸币我可不会算，”伯爵说，“这怎么算呢？我是说：用纸币究竟怎么算呢？”

“现在谁也不用纸币算了。”[21]舅舅赢了分，他一面玩着小打火石，一面附和着说。

老太太叫人拿来了汽酒，自己喝了两杯，满脸通红，好像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似的。甚至一绺白发从她的帽子下边露了出来，她也不去整理它。她大概以为，她已经输了几百万，她已经彻底完蛋了。少尉用脚踢伯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伯爵记下了老太太失分应付的罚款。牌局终于结束了。不管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昧着良心怎样尽量给自己多加分，假装她算错了和不会算，不管她怎样害怕自己输得太多，结果还是算出，她输了九百二十分。“这就是说，我输了九卢布纸币吗？”安娜·费奥多罗夫娜问了几次，而且她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输了多少，直到哥哥向她说明，她输了三十二卢布半的纸币，以及这笔钱一定得付，这才使她大吃一惊。伯爵甚至没有算自己赢了多少，牌局一完，他就站起来，走到窗前，丽莎正在那儿安排晚饭的冷盘，把罐子里的蘑菇取出来放在盘子里，伯爵非常泰然自若地做了一件少尉整个晚上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和丽莎谈起天气来。

少尉这时的处境却极其难堪。伯爵一离开，尤其是一直都使她保持心情愉快的丽莎也走开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便公然发起脾气来。

“真抱歉，我们让您输了这么多，”波洛佐夫为了找话说便这么说道，“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可不是吗，想出了什么打分呀，米塞尔呀！我根本不会；到底一共合多少纸币呀？”她问道。

“三十二卢布，三十二个半卢布，”因为赢了钱而兴高采烈的骑兵打趣地重复道，“给钱吧，妹妹……给吧。”

“我会统统给你们的；可是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再也不会了！这笔钱我这辈子也捞不回来了。”

于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走进自己的房间，又很快地摇摇摆摆地回来，拿来九卢布纸币。只是由于老头坚决要求，她才把赌账全部付清。

波洛佐夫有点害怕，唯恐要是他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话，她会痛骂他。他一言不发，悄悄地离开了她，走到正在打开的窗前说话的伯爵和丽莎跟前。

在房间里准备开晚饭的餐桌上，摆着两支牛油蜡烛。五月之夜的清新温暖的轻风，有时把烛光吹得摇曳不定。通花园的窗前也是明亮的，可是和房间里的光亮完全不同。一轮将圆的明月，已经失去淡淡的金辉，在高大的菩提树的上空飘浮；把偶尔遮住它的白色的薄云照得越来越亮了。池旁蛙声格格，透过林荫路看得见有一片被月色照得银光闪闪的水面。窗下，芬芳的丁香丛中，带露的花朵偶尔缓缓地摇摆着，几只小鸟扑着翅膀在枝头轻轻跳跃。

“多么美妙的天气！”伯爵走近丽莎，在矮窗台上坐下来说，“我想，您常常出去散步吧？”

“是的，”丽莎答道；在和伯爵谈话时，不知道为什么她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我去照看家务时就和皮莫奇卡散一会儿步。她是妈妈的养女。”

“住在乡下真好！”伯爵说时戴上了单眼镜，一会儿瞧瞧花园，一会儿瞧瞧丽莎，“晚上有月亮的时候，您不出去散步吗？”

“不去。可是前年在有月亮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和舅舅去散步。那时，他得了一种怪病——失眠症。每逢月圆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他那间小屋子，就是这间，正对着花园，而且窗子又矮：所以月亮直接照着他。”

“奇怪，”伯爵说，“那不是您的房间吗，好像是吧？”

“不，我只不过今儿晚上在那儿睡一宿。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了。”

“是吗？……哦，我的上帝！……这样打搅您，真叫我一辈子都过意不去，”伯爵为了表示感情的真挚，摘下眼镜说，“我要是早知道我会打搅您……”

“说不上打搅！相反，我非常高兴：舅舅的房间那么好，那么舒服，窗子又矮；在我没有睡以前，我要坐在那儿，或者爬到花园里，在临睡前再散散步。”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伯爵想道，又戴上单眼镜，瞧着她，然后装着要在窗台上坐下，想法用脚碰了碰她的小脚，“她多么巧妙地让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在花园的窗前看见她。”在他眼里，丽莎甚至失去了她的大部分魅力：他觉得要征服她真是太容易了。

“那该有多么快乐啊，”他说，一面沉思地望着黑沉沉的林荫路，“和心爱的人儿在花园里度过这样的夜晚。”

这些话和一再出现的、似乎是无意的脚的接触，使丽莎感到很窘。于是她，只是为了掩饰她的窘态，就不加考虑地说了一句话。她说：“是啊，在月夜散步是挺有意思的。”他感到有些不愉快了。她把装蘑菇的瓦罐扎好，正想从窗前走开，这时，少尉来到了他们跟前，她便想了解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夜色多美啊！”他说。

“他们怎么就知道谈天气。”丽莎想道。

“景色多优美啊！”少尉继续说，“不过，我想，您已经看腻了吧。”他生来有一种怪癖，爱对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说些不大中听的话，他又添了这么一句。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老是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服——会令人讨厌，假如你喜欢散步，你就决不会讨厌美丽的花园，尤其是在月亮渐渐升起的时候。从舅舅的房间里可以看见整个池塘。今天我又要看它了。”

“你们这儿好像没有夜莺吧？”伯爵问道，他对波洛佐夫走过来，妨碍他问明约会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感到非常不满。

“不，我们这儿一直都有；只是去年猎人逮了一只，今年在上礼拜，又叫了起来，叫得好听极了，可是区警察局局长坐着马车来的时候，车上的铃声又把它吓跑了。两年前我和舅舅常常坐在绿荫如盖的林荫小道上，一听就是两个小时。”

“这个话匣子在跟你们讲什么呀？”舅舅走到他们跟前说，“二位是否愿意吃点东西呢？”

在吃晚饭时，由于伯爵对饭菜赞不绝口，吃得又多，多少驱散了一些女主人的恶劣心情。吃完晚饭，军官们就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伯爵和舅舅握了握手；使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感到惊讶的是，他也握了握她的手，而没有吻它，甚至他还握了握丽莎的手，而且还直视着她，露出他那令人欢喜的笑容。这种眼光又使这位少女不好意思起来。

“人倒长得挺漂亮，”她想道，“就是太爱打扮了。”

十四

“喂，你怎么不害臊？”当军官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波洛佐夫说，“我想方设法故意输钱，还一个劲儿在桌底下用脚踢你。哎呀，你怎么就不害臊呢？你知道，老太太心里非常不痛快。”

伯爵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太太太可笑了！她还真生气了！”

于是他又乐得大笑起来，连站在他跟前的约翰也低下了头，朝着旁边微微一笑。

“居然和他们家老朋友的儿子生气！……哈哈哈！”伯爵继续笑道。

“不，真的，这不好。我甚至觉得可怜她。”少尉说。

“真是扯淡！你还太年轻！怎么，你希望我输吗？我为什么要输呢？当初我不会打牌的时候，也输过。十卢布，老弟，会有点用处的。对生活的态度得实际些，要不然，你会永远受人愚弄的。”

波洛佐夫沉默了；而且，他想独自一个人想想丽莎，他觉得她是个非常纯洁、美丽的姑娘。他脱了衣服，躺在为他准备好的又软又干净的床上。

“这种尊敬和军人的荣誉简直是扯淡！”他瞧着白色的月光透过挂着披巾的窗子悄悄地溜进来，这样想道，“和一个聪明、可爱、单纯的妻子同住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该多幸福啊！这才是可靠的、真正的幸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把这些梦想告诉自己的朋友，甚至没有提起这位乡村少女，虽然他相信伯爵也正在想她。

“你怎么不脱衣服？”他向正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的伯爵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想睡。你要是愿意，就把蜡烛吹熄；我可以就这样躺下。”

于是他又继续来回地走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想睡。”波洛佐夫也重复说；在今晚以后，他对伯爵的权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感到不满，而且想要反抗它。“我想象得出，”他心里对伯爵这样说道，“你那梳得光光的脑袋里这会正在转什么念头。我看出来了，你很喜欢她。可是你却无法了解这个单纯的、真诚的姑娘；你需要的是米娜这种女人和一副上校的肩章。真的，我要问问他，他究竟喜欢她到什么程度。”

于是波洛佐夫向他转过身来，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万一伯爵对丽莎的看法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那他不但不能和他争辩，甚至也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却使他一天天的越来越感到沉重和不公平。

“你上哪儿去？”当伯爵戴上军帽，向门口走去时，他问道。

“我到马房里去瞧瞧：是不是一切都弄停当了。”

“奇怪！”少尉想道，但他还是吹灭了蜡烛，翻了个身，极力要把钻进他脑子里来的、对自己原来的朋友所怀的荒谬的嫉妒和敌对的想法驱散。

这时，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像平时一样给哥哥、女儿和养女画了十字，深情地吻了他们，也回自己屋里去了。这位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天之中感受到这么多的强烈的印象，所以她无法平静地祈祷：所有关于已故的伯爵，关于那么肆无忌惮地赢了她的钱的、年轻花花公子的忧伤而鲜明的回忆，始终萦绕在她的脑际。不过，她还是照常脱了衣服，喝了半杯摆在她床头小桌上的克瓦斯，就上床躺下了。她那只心爱的小猫悄悄地溜了进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把它叫到身边，开始抚摩它，听着它那呼噜呼噜的打呼声，但她始终无法入睡。

“这是猫搅得我睡不着。”她想道，她就把猫赶走了。小猫轻轻地跌到地板上，慢慢地摇着毛茸茸的尾巴，纵身跳上了长凳；这时，在屋里睡地铺的侍女把毡垫拿来铺好，吹灭了蜡烛，点着了神灯。最后，侍女也打起鼾来了；可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还是睡不着，睡意没能使她的纷乱的想象平静下来。她一闭上眼睛，骠骑兵的脸就不断浮现在她眼前，等她睁开眼睛，借着神灯的昏暗的灯光望着五斗橱、小桌和挂着的白衣服时，他仿佛又以种种不同奇怪的形状在屋里出现。一会儿她觉得躺在羽毛褥子上太热，一会儿又觉得小桌上的钟声让她受不了，侍女的鼾声也使她无法忍受。她叫醒了她，吩咐她不许打鼾。她又想起了女儿，想起了老伯爵和年轻的伯爵，想起了普烈费兰斯——这些念头在她脑子里奇怪地混在一起。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在跟老伯爵跳华尔兹舞，一会儿又看见自己丰满的白肩膀，还觉得有人在亲它，后来又看见自己的女儿被搂在小伯爵的怀里。乌斯秋什卡又开始打鼾了……

“不，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跟从前不一样了，人也变了。那一个为了我情愿赴汤蹈火。而且不是平白无故的。可是这一个呢，现在多半睡得像个傻瓜似的，赢了钱就高兴，又不会追求女人。那一个却会跪下来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可以马上杀死自己，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只要我一句话，他就会杀死自己的。”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什么人光着脚跑来的声音，接着丽莎披着一块头巾，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着跑了进来，几乎是跌倒在母亲的床上……

跟母亲道了晚安之后，丽莎就独自到舅舅一向住的房间里去了。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用手帕包着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吹灭了蜡烛，打开窗子，盘着腿坐在椅子上，用沉思的目光凝视着这时已经闪烁着一片银光的池塘。

所有她做惯了的工作和有兴趣的事儿，突然以完全新的面貌在她面前出现：年老任性的母亲、已经成为她的灵魂一部分的对于母亲的盲目的爱、年老力衰而又和蔼可亲的舅舅、崇拜小姐的家奴和农民、乳牛和牛犊；这整个，这整个多次死去而又多次复生的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环抱中，她怀着对别人的爱和别人对她的爱，长大成人，所有使她的心灵得到非常轻松愉快的休息的一切，——这一切突然好像都变了，好像都变成沉闷的、不必要的了。似乎有人在对她这样说：“小傻瓜呀，小傻瓜！二十年来你做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不知道为了什么侍候着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和幸福！”现在，当她凝视着月光照着的静谧不动的花园深处时，这样想着这些话，比以前在任何这样的时候更强烈得多地想起了这些话。究竟是什么勾起这种想法呢？这决不是像人们可能推测的那样，她忽然爱上了伯爵。相反，她并不喜欢他。倒不如说她也许对少尉更感兴趣。但是少尉长得不好看，没有钱，而又沉默寡言。她不由得把他忘了，另一面她却又恨又恼地想起了伯爵的模样。“不，不是那么回事。”她自言自语地说。她的理想曾是如此美丽！那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大自然中，既不破坏大自然的美、又能被人所爱的理想，——这个理想一次也没有为了迎合粗俗的现实而被降低过。

起初，由于孤寂和缺少能引起她注意的人，使得爱的全部力量（这种爱是上帝一视同仁地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在她心中还是完整的、没有被骚扰的；可是现在，她靠这种忧郁的幸福已经生活得太久——她感到内心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偶尔打开她那神秘的心灵，欣赏着和观察着它的丰富多彩，——她再也不能毫不犹疑地把心灵中的一切都倾注在某个人身上了。但愿上帝让她到死都能享受这种微少的幸福。谁知道它是不是更好和更强烈的呢？它又是不是唯一真实的和可能的幸福呢？

“主啊，我的上帝！”她想道，“难道我就白白地失去了我的青春和幸福，而且再也不会……永远不会再有了吗？难道这是真的吗？”于是她又望着月光照亮了的高空；天空浮着一片片波浪似的白云，遮住星星的白云悠悠地移近了月亮。“要是上面的那朵小白云遮住了月亮，那就说是真的。”她想道。那片朦胧的轻烟般的薄云驶过了明亮的月轮的下半部，于是青草上、菩提树梢上、池塘上的光就开始暗下来；树木的黑影也渐渐变得不大清晰了。好像要和遮掩万物的阴影相应合似的，一阵微风拂过树叶，把带露的叶子、湿润的泥土和盛开的丁香的香味送到了窗前。

“不，这不是真的，”她安慰着自己，“要是今天夜里夜莺歌唱的话，那就是说，我所想的一切都是荒唐的，我就用不着悲观失望。”她想道。于是她又默默地坐了很久，像在等着什么人似的，虽然一切又明亮了，生了，小朵的白云又有几次遮住了月亮，一切又都变得暗淡。她这样坐在窗前快要睡着的时候，从下面池塘那边传来一阵阵夜莺的悠扬婉转的歌唱，把她吵醒了。这位乡村少女睁开了眼睛，她的整个灵魂，由于和那么宁静而光辉地在她面前展开的大自然的神秘的融合，又怀着新的欢乐复苏了。她两手托腮。一种恼人的甜蜜的忧愁紧压住她的胸口，于是她的眼睛里涌起了纯洁的、奔放的爱情的眼泪，渴望得到满足的、善良的、使人得到安慰的眼泪。她把胳膊放在窗台上，把头枕在上面。她喜爱的祈祷文自然而然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两眼还是湿的，就这么睡着了。

什么人的手的抚摩惊醒了她，她醒了过来。可是这抚摩是轻轻的，令人愉快。那只手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突然想起了现实，惊叫了一声，跳起身来，她竭力让自己相信，她没有看清全身浴着月光站在窗下的那个人是伯爵，就从房间里跑出去……

十五

果然，那是伯爵。一听见这位少女的叫声，以及篱笆后面的更夫为了回答这声喊叫而发出的呼哧声，他就像一个要被逮住的小偷似的，慌忙跑过潮湿的带露的草地，向花园深处跑去。“唉，我真傻！”他无意识地重复道，“我把她吓坏了。我应该悄悄地叫醒她。唉，我真是个笨手笨脚的畜生！”他站住了，侧耳倾听：更夫穿过小门走进花园，正曳着棍子沿着砂径走来。必须躲起来。他下到池塘边。几只青蛙急忙从他的脚下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把他吓了一跳。在这儿，尽管他的脚湿透了，他还是蹲了下去，并开始回想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怎样翻过篱笆，寻找她的窗子，终于看见了一个白影子的；他是怎样倾听着极细微的沙沙声，几次走近窗子而又离开窗子的；他是怎样一会儿毫不怀疑地觉得，她正在焦急地等待他，嗔怪他怎么迟迟不来，一会儿又觉得她会这么轻易地订下约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又是怎样认为她只是由于乡村少女的娇羞才装做睡着了，于是他便毅然决然地走过去，并且看清了她坐在那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突然急忙跑开了，只有在狠狠地责骂自己的怯懦之后，他才大胆地走近她，摸了摸她的手。更夫又哼哼了一声，接着篱笆门吱呀一响，他从花园里走出去了。小姐房间的窗子砰地一声关上了，还从里面关上百叶窗。看到这种情形，伯爵简直恼火透了。只要一切能从新开始，他情愿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他决不会再像刚才那样愚蠢了……“她真是个奇妙的小姐！多么娇艳！简直迷人极了！而我却这样把机会错过了。我真是个愚蠢的畜生！”这时他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他便迈着一个极为懊恼的人的坚定的步子，沿着绿荫如盖的菩提树的林荫小道去瞎闯。

在这儿，黑夜也给他带来了它那使悲哀得到慰藉的、使人平静的礼物，带来了对爱的需要。直射的苍白的月光透过浓密的菩提树叶，把一个个光斑投在有的地方长出小草或是铺着枯枝的泥路上。一根弯曲的树杈，被月光照着的那一面仿佛是长满了一层白苔似的。银光闪烁的树叶偶尔窃窃私语着。宅子里的灯光灭了，一切声音都沉寂了；只有夜莺的歌声似乎充满了整个辽阔的、沉默的、明亮的空间。“上帝啊，多么美的夜晚！多么奇妙的夜啊！”伯爵一面吸着园中的清香，一面这样想道。“我总觉得有点遗憾。好像我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个生活都感到不满。而她是个多么好、多么可爱的姑娘啊。也许她真的伤心了……”这时，他的种种梦想混在一起；他想象着自己在这座花园里和这位乡村少女在一块儿的种种离奇的情景；后来，小姐的角色被他的亲爱的米娜取代了。“唉，我真傻！应该干脆搂住她的腰，亲她。”于是伯爵便怀着这种懊丧的心情回到房间里。

少尉还没有睡着。他立刻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对着伯爵。

“你没睡着吗？”伯爵问道。

“没有。”

“要我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你吗？”

“怎么啦？”

“不，还是不说的好……要不，还是说吧。把腿缩进去点儿。”

于是，这位在心里把错过机会的艳遇置之度外的伯爵，带着兴奋的微笑在他的同僚的床上坐了下来。

“你能想象吗，这位小姐跟我有了rendez-vous[22]！”

“你说什么呀？”波洛佐夫从床上跳起来叫道。

“嗯，你听我说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不可能！”

“是这样的：在牌局结束后你们算分的时候，她对我说，夜里她将坐在窗口，从那个窗子里可以爬进去。瞧，这就叫一个讲实际的人！当你和老太太在那儿算账的时候，我就把这件小事儿给办妥了。你不是听见，她甚至当着你的面还说，她今天晚上将坐在窗口眺望池塘吗？”

“她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这，我就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不是无心的。也许她确实不想立刻就答应，只不过好像是那么回事罢了。结果闹了个大笑话。我简直当了回地道的傻瓜！”他轻蔑地嘲笑着自己，又加了一句。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除了自己几次进退犹豫不决的情形以外，伯爵如实地把一切经过都说了。

“是我自己弄糟的：应该大胆一些。她惊叫了一声，就从窗口跑开了。”

“原来她惊叫了一声就跑开了。”少尉说时带着一种难堪的微笑来回答伯爵那很久以来对他有着强烈影响的微笑。

“是的。得啦，现在该睡觉了。”

少尉又翻过身去，背对着门，默不做声地躺了近十分钟。天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当他再翻过身来的时候，他脸上现出了一种痛苦而坚决的神情。

“图尔宾伯爵！”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你怎么啦，你是不是说梦话？”伯爵平静地答道，“波洛佐夫少尉，什么事？”

“图尔宾伯爵！您真卑鄙！”波洛佐夫叫道，接着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十六

第二天，骑兵连出发了。两位军官没有看见主人，也没有跟他们告别。他们彼此也没有说话。他们一到下一站宿营地，便打算决斗。可是舒尔茨大尉，——这位好心的同僚，一个最出色的骑手，团队里人人都爱他，——被伯爵选作决斗见证人的人，却把这件事调解好了，不但使他们没有决斗，而且团队里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甚至图尔宾和波洛佐夫，虽然不再保持从前的友谊，但还是照旧你我相称，同席吃饭，同桌打牌。

（1856年4月11日）

芳信 译

[1]玛·尼·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妹妹。

[2]亨利·若米尼（1779—1869），法国军事著作家，参加过拿破仑一世的多次远征。后受排挤，转投俄军。历任沙皇军事顾问近二十年。这两句诗引自俄国诗人，一八一二年著名游击队员达维多夫（1784—1839）的诗《老骠骑兵之歌》。

[3]指娼妓。

[4]共济会是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秘密宗教组织，其宗旨是劝善惩恶，增进道德修养。

[5]马丁教派是共济会的一个教派。

[6]豪气长存协会是一八〇八年法军攻占德国期间在凯尼斯堡成立的一个爱国主义组织，旨在鼓舞德国人的士气。其后，俄国的许多秘密组织常将它奉为表率。

[7]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俄国将军，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8]旧俄时票面值五卢布的钞票。

[9]布柳赫尔的爱称。

[10]赌博用语：表示下四分之一的赌注，宣布时将纸牌折角。

[11]赌博用语：表示将赌注移到下一张牌。

[12]旧俄时票面值十卢布的钞票。

[13]指一八一二年俄国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纪念章。

[14]古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

[15]一种古老的德国舞。

[16]一个人玩的一种占卜游戏。

[17]丽莎、丽佐奇卡和丽赞卡都是伊丽莎白的小名。

[18]法语：人家会为了接待我们而破费。

[19]法语：先生们，请吧。

[20]一种无王牌的纸牌游戏。

[21]当时在俄国有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纸币和银卢布。纸币于一七六八年发行。拿破仑侵俄战争结束后，纸币大大贬值。

[22]法语：约会。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高加索回忆片断

我们被派遣在外。事情已经结束，树林里砍出了一条通道，所以天天盼着团部送来撤退回要塞的命令。我们炮兵连的小分队[1]驻在陡峭的山岭斜坡上，山岭尽头有一条湍急的山溪梅奇克；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这是我们大炮要轰击的地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平原上，在大炮的射程以外，有的时候，特别是傍晚时分，这儿那儿出现一群群非敌对的骑马的山民，他们出于好奇心，想看一看俄罗斯士兵的营地。这是一个明亮、安静、清新的黄昏，就像高加索平常十二月的黄昏一样，夕阳垂落在左边陡峭的山岭支脉后面，粉红色的余辉映照着沿山坡散落的帐篷，一群群活动的士兵和我们的两门炮，这两门炮仿佛伸长了脖子，笨重地一动不动地立在离我们两步开外的泥土炮台上。步兵巡查队驻在左边的小山上，他们的架起来的枪、一个哨兵的身影、一群士兵，以及点燃的篝火的烟，在透明的夕照中显得清清楚楚。右边和左边的半山腰，在被人踩过的黑色的土地上，是一些白色的帐篷，帐篷的后面，是一片黑压压的悬铃木的光秃树干，这片树林中，不断发出斧头声，篝火毕剥声和树木被砍倒的轰隆声。浅蓝色的烟雾从四面八方向淡青色的寒空腾起。哥萨克、龙骑兵和炮兵饮马回来，马匹蹄声嘚嘚，打着响鼻，接二连三在帐篷旁边和底下小溪旁边走过。天冷起来了，一切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平原前面很远的地方，空气纯洁稀薄，什么都可看得分明。敌人三五成群，静静地在收割过的浅黄色的玉米地上骑马走来走去，已引不起士兵的好奇，树木背后有些地方现出墓地上高高的柱子和炊烟袅袅的村庄。

我们的帐篷搭在离炮不远的一块干燥的高地上，这儿的视野特别宽阔。帐篷旁边，紧挨着炮台，清出一块场地，我们用来做打棒游戏。热心的士兵为我们用细树枝编成几条长凳和一张小桌子，安放在这儿。因为有这些舒适的东西，我们共事的炮兵军官，还有几位步兵军官，一到黄昏就喜欢聚集到我们炮台来，把这个地方叫做俱乐部。

今天是个好黄昏，打棒的好手都来了，我们就玩起来。我、Д准尉和О中尉，一连输了两场，把赢家从一个放木棒的地方背到另一个放木棒的地方，一共背了两次，使得那些观众，从各自帐篷里看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勤务兵无不哈哈大笑，好不痛快。特别有趣的是腰圆膀粗、身量魁梧的Ш上尉的样子，他趴在个子矮小、身体虚弱的О中尉的背上，气喘吁吁，露出温厚的微笑，两腿在地面上拖过。不过时间已不早了，勤务兵给我们六个人拿来了三杯茶，没有带茶碟，我们就结束游戏，朝树枝编的长凳走去。凳子旁边站着一个陌生人，个子不高，罗圈腿，身穿光板皮袄，头戴毛皮高帽，帽上长长的白羊毛耷拉下来。我们一走近他，他便犹豫不决地几次脱下帽子又戴上，几次想走到我们身边又停下来。等到大概认定再不可能不被人看出了，这才脱下帽子，绕过我们，走到Ш上尉跟前。

“啊，古西坎季尼[2]！怎么样啊，老兄？”Ш对他说道，嘴上还是挂着因为刚才让人背着而引起的温厚的微笑。

被Ш叫做古西坎季尼的那个人，立刻戴上帽子，装作要把双手插到皮袄口袋里去的样子，但是他的皮袄朝我的这一边并没有口袋，一只红红的小手就显得不知往哪里放才好。我想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是贵族出身的士官还是被贬谪的军官，我就仔细打量他的衣服和外表，却并没有发觉我的目光（一个陌生军官的目光）使他觉得不自在。他看来三十岁左右。他那双又小又圆的灰眼睛，隔着皮帽上一绺绺耷拉到脸上的肮脏白羊毛望出来，仿佛刚刚睡醒，而且不安的样子。一只肥大的不端正的鼻子，生在塌陷的两颊中间，更衬托出他本来病态的不自然的消瘦。长着又稀又软的淡黄胡子的嘴唇，一直不安地微动着，似乎要一会儿露出这种表情，一会儿又露出另一种表情。然而这些表情又不知怎么都是没有充分显露出来；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的主要还是恐惧和着急的表情。一条绿色的毛围巾围在他的干瘦的、青筋鼓暴的脖子上，围巾末梢掖在皮袄里。皮袄很破旧，很短，领子上和假口袋上镶着狗皮。裤子浅灰色、方格子，皮靴是短筒的，像士兵的一样没有染成黑色。

“请随便一些吧。”见他怯生生地瞟了我一眼，又要脱帽，我便对他说道。

他露出感激的表情向我点了点头，戴上帽子，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系有带子的肮脏的印花布烟荷包，卷起烟来。

我自己不久以前是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是个已经不能再当忠厚殷勤小伙伴的老士官，而且是个没有财产的士官，因此我了解一个并不年轻而又有自尊心的人处在这种地位时精神上的全部重压，我总是同情所有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并且尽力了解他们的性格、智力水平和倾向，以便据此判断他们精神上痛苦的程度。这个贵族士官或者被贬谪的军官，从他不安的目光和我所发现的有意不断改变的面部表情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丝毫不笨、自尊心极强、因此也就越发可怜的人。

Ш上尉向我们提议再玩一场打棒游戏，输家除了背人以外，还要出钱买几瓶红葡萄酒、罗木酒、一些糖、桂皮和调料丁香，来配制热红酒，今年冬天天冷，这种酒在我们部队里是非常流行的。古西坎季尼——Ш再次这样叫他——也被邀请来参加做游戏，不过在开始做以前，他显然一方面因为受到邀请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心里七上八下，于是把Ш上尉拉到一旁，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心肠的上尉用肥大的手掌拍了拍他的肚子，大声回答说：“没关系，老兄，我相信您。”

游戏做完，这个陌生士兵参加的一方赢了，我们的Ш准尉落得要背他。准尉红了脸，走到长凳跟前，给这士兵几支烟，算是抵偿背人的处罚。然后说定配热红酒，尼基塔派传令兵去买桂皮和调料丁香，在勤务兵的帐篷里，尼基塔的背时而撑起一边肮脏的篷布，时而又撑起另一边篷布，忙碌地张罗着，声音都可听得见。这时候，我们七个人坐在长凳旁边，轮流喝着三个杯子里的茶，望着前面暮色渐浓的平原，一边嘻嘻哈哈说着游戏中的种种趣事。穿皮袄的陌生人没有参加说笑，我几次让他喝茶，他都执意不喝，他照鞑靼人的规矩盘腿坐在地上，用旱烟末一支接一支卷烟抽，看样子主要不是为了过烟瘾，而是为了装出一个有事人的模样。当大家谈到明天可能撤退，说不定还有战斗的时候，他跪了起来，只向着上尉一个人，说他刚才就在副官那儿，亲手写过明天出动的命令。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全都一言不发，他说完后好像有点胆怯，我们也不管，非要他把我们非常关心的这条消息再说一遍。不过他复述一遍以后，又补充说，他是在人家把命令送来的时候，正好在副官那儿坐着，因为他是同副官住在一起的。

“瞧，要是您没有撒谎，老兄，我就得回连里去布置明天的事了。”Ш上尉说道。

“不……干吗要撒谎？……这怎么行，我正是……”士兵说着，突然收住口，大概认定是受委屈了，不自然地皱起了眉头，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话，又动手卷烟。他的印花布烟荷包里倒出来的烟末已经不够了，就向Ш借一支烟抽。我们闲扯了好大一会工夫，说的都是单调的军人的闲话，经历过军旅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熟悉的，无非总是用同样的语言抱怨行军的寂寞和漫长，用同样的方式议论长官，总是像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夸奖一个同僚，惋惜另一个同僚，为这个人赢那么多钱而那个人输那么多钱而吃惊，如此等等。

“哟，老兄，我们那副官可一败涂地了，”Ш上尉说道，“在团部，他无论跟谁坐下来，总是赢，总是搂钱，现在一个多月了，总是输。这次出征，他很不顺利。我估计，钱他已输了上千银卢布，还有价值五百多卢布的东西：从穆欣那儿赢来的地毯，尼基京制作的手枪，沃龙佐夫[3]送给他的萨达手表，全完了。”

“他活该，”О中尉说道，“因为他本来叫大家吃亏吃大了，跟他是不能赌的。”

“叫大家吃亏，现在自己可破产了，”Ш上尉温厚地笑起来，“古西科夫住在他那儿，他差点儿把古西科夫都输掉了，真的。老兄，是不是？”他转向古西科夫说。

古西科夫笑起来。他笑得挺可怜，有点病态，使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这一变，我便觉得我从前是知道并且见过这个人的，连他的真正的姓古西科夫我也觉得是熟悉的，不过我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知道并见过他的，全然想不起来。

“是啊，”古西科夫说着，一再抬起两手伸向小胡子，没有碰到小胡子又放下来，“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次出征很不顺利，真是veine de malheur[4]。”他用纯正的法语一字一顿地补充说道，这时我又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甚至常常见到他。“我很了解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他什么都信任我，”他继续说道，“我跟他还是老朋友呢，我是说，他很喜欢我，”他又补上后半句，大概因为说自己是副官的老朋友，怕太武断了。“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很高明，现在这样子真让人奇怪，他好像掉了魂了，是la chance a tourné[5]。”他主要对着我补充说。

我们开头还好像俯就似地听古西科夫说话，但是一当他又说了这句法语，我们便全都转脸不理他了。

“我跟他打过上千次牌了，真像您说的，现在可让人奇怪啦，”О中尉说道，特别强调奇怪两个字，“我哪一次也没有赢过他一个子儿，可为什么我又能赢别人的钱呢？太奇怪了！”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很高明，我早就认识他了。”我说。确实，我认识副官已有好几年了，我不止一次地见到他打牌的输赢按一般军官的收入来说实在大，我很欣赏他那漂亮的、微露忧郁的、总是泰然自若的面孔，他那慢条斯理的乌克兰的口音，他那漂亮的东西和马匹，他那从容不迫的、乌克兰人的英气勃勃的风度，尤其欣赏他那沉着、清楚、令人高兴地打牌的本领。老实说，我不止一次地看着他那双白白胖胖的手，无名指上戴一只钻石戒指，一张接一张打出大牌吃掉我的牌的时候，我就恨这只戒指，恨这双白手，恨副官这个人，不由对他起了种种不好的想法；不过事后冷静下来考虑一下，我还是相信他只是一个比所有同他一起打牌的人更聪明的赌徒罢了。尤其是听他谈赌经，如何从押小注起手，不弄平纸牌角，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罢休，以及赌现钱的最重要原则，等等，等等，就可以看清，他之所以总能赢钱，只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聪明、顽强。没想到这次出征，这个沉着、顽强的赌徒不仅输光了钱，连东西也输了，这对一个军官来说是最末等的输法了。

“他跟我打牌总是手气好得很，”О中尉继续说，“我都发过誓，再不跟他打了。”

“您真是个怪人，老兄，”Ш把整个脑袋向我一歪使眼色，一边对О中尉说，“您输给他三百来卢布，可是输了！”

“还要多呢。”中尉怒冲冲地说。

“现在清醒过来，可晚了，老兄：大家早都知道，他是我们团手脚不干净的赌棍。”Ш说着，好容易忍住笑，为自己想出这句话很得意。“只要古西科夫在场，他就给他预备纸牌。就是这个缘故，他们很有交情，我的老兄……”Ш上尉温厚地哈哈大笑，笑得全身直摇晃，把这时拿在手里的一杯热红酒都洒了出来。古西科夫那张又黄又瘦的脸好像发红了，他几次张开嘴，没有说出话来，抬手伸向小胡子，又收回放到该是衣袋的地方，稍稍欠起身，又坐下来，最后才用失常的声音说：

“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着人家的面说这些话，人家又不了解我，见我穿一身光板皮袄……因为……”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那双指甲肮脏的红红的小手从皮袄抬到脸上，时而摸摸小胡子、头发、鼻子，时而擦擦眼睛，或者毫无必要地搔搔面颊。

“都是老话了，谁都知道的，老兄。”Ш继续说，对于自己开的玩笑十分得意，根本没有发觉古西科夫的激动。古西科夫还喃喃说了句什么话，拿右手的臂肘支在左腿的膝盖上，姿态极不自然地望着Ш，装出一副似乎在轻蔑微笑的模样。

“没有错，”我看着他这副笑容，心里断然想道，“我不仅在哪儿见过他，还跟他说过话。”

“我跟您在哪儿见过面呢。”当Ш见大家都不说话，便不再笑的时候，我对他说道。古西科夫的变化无常的脸突然开朗起来，他的两眼第一次露出真挚愉快的表情盯着我看。

“可不是，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他用法语说起来，“四八年的时候，在莫斯科我姐姐伊瓦申娜家里，我有幸经常的见到您。”

我表示了歉意，因为他穿了这件衣服和这身皮袄，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犹犹豫豫地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在我旁边坐下。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却又并不看我，反而露出一种令人不快的夸耀的神气去扫视军官们。是不是因为我认出他就是前几年在客厅里穿燕尾服的人，还是因为他回忆起这些往事，自以为身价突然提高，我觉得他此刻的脸色甚至举止都完全变了：无处不透露着机灵，自知机灵而产生天真的自负之感，甚至还有满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派头。这么一来，老实说，我这位老朋友尽管境况可怜，却已引不起我的怜悯，倒是有些反感了。

我清楚地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四八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常到伊瓦申家去。我同伊瓦申是一起长大的，我们是老朋友。他的妻子是令人喜欢的主妇，即所谓可爱的女人，但我从来不喜欢她……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她常常谈起她的弟弟，总是掩饰不住骄傲的神情，说她弟弟不久前从学校毕业，似乎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中最有教养、最招人喜欢的青年之一。我听说，他们的父亲很有钱，地位很高，我又了解了古西科夫的姐姐的看法，所以我同年轻的古西科夫见面的时候，是抱有成见的。一天晚上，我来到伊瓦申家，见到一个身材不高、模样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燕尾服，白背心，系着领带，主人忘记给我们介绍了。看样子，这年轻人正要出去参加舞会，手拿帽子站在伊瓦申面前，热烈地但是有礼貌地同他争论一位当时在匈牙利之战中赫赫有名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他说这位朋友根本不是英雄，也不是大家所说的为战争而生的人，而只是一个聪明的有教养的人。我记得我也参加了争论，反驳古西科夫，我还好走极端，竟说智慧和教养同勇敢永远成反比。我记得古西科夫愉快而聪明地对我说，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的教养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不能不暗暗地表示同意，因为我也自认为是聪明有教养的人！我记得我们的谈话结束以后，伊瓦申娜把我同她弟弟作了介绍，她弟弟脸上堆起宽厚的微笑，把一只还没有完全戴好羊皮手套的小手伸给我，也像刚才那样轻轻地犹犹豫豫地握了握我的手。我虽然对他抱有成见，当时却不能不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能不同意他姐姐的话，他确实是聪明的、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在上流社会中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他非常整洁，衣着讲究，容光焕发，举止自信而谦恭，样子非常年轻，几乎像小孩。见到这副样子，您会不由地原谅他的自负神气和他想克制自己比您优越的心理，这种心理，在他的聪明的脸上，特别当他微笑的时候，是经常透露出来的。人家都说，那年冬天他在莫斯科的太太们中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在他姐姐家见到他以后，单凭他那年轻的外表上一副幸福得意的神情，以及他有时候说话不知谦虚，也可以判断出人家的传闻有多大道理。我跟他见过五六次面，话谈得很多，或者不如说他谈得很多，我听他谈。他多半说法语，说得很好，很流利漂亮，他还善于在谈话中委婉有礼地打断别人的话。总的说来，他对大家、对我都相当高傲，我觉得他这样是完全对的，我这个人对于那种深信应以高傲态度对待我而又为我所不大了解的人，一向是这样的。

现在，当他坐到我的身边，自己把手伸给我的时候，我在他身上又清楚地看出了从前那种自高自大的神情，我觉得他利用我是军官而他是士兵这一有利地位，大大咧咧地问我这些年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到这里来，不大合乎规矩。不管我每次都用俄语回答，他却还是说法语，他的法语显然不如以前那么流利了。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只对我略略提了提，说他出了一件不幸的蠢事以后（到底是什么事，我不了解，他也没有告诉我），被关押了三个月，然后就给派到高加索的N团来，如今在这个团当兵已有三年了。

“您真没法相信，我在这些团里吃了军官们的多少苦头，”他用法语对我说，“还好，我本来认识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副官，他是一个好人，真的，”他温厚地说道，“我住在他那儿，这样还算好过一些。Oui，mon cher，les jours se suivent，mais ne se ressemblent pas.”[6]他补充说，突然犹豫起来，红了脸，站起身，因为他见到我们说的那位副官正好来了。

“碰到像您这样的人，真高兴，”古西科夫轻声对我说着，从我身边走开，“我真想跟您好好地谈谈呢。”

我说我也很高兴跟他谈谈，然而实际上，老实说，古西科夫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没有好感的沉重的怜悯。

我预感到同他单独相对会很别扭，不过我倒想从他那儿了解许多事情，特别是为什么他父亲如此有钱，他却如此穷，这凭他的衣服和举止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副官向我们大家问好，只没有理古西科夫。他挨着我坐在被贬谪的古西科夫原来坐的地方。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本是一向沉着、从容、顽强的赌徒，而且是个有钱的人，但是现在比起我在他赌钱走运时期所见的样子来，完全变了；他好像是要匆匆到什么地方去，不断地环顾所有的人，没有过五分钟，他这个一向拒绝打牌的人，却提议О中尉凑一局班克牌。О中尉借口有公务在身，推辞不打，其实是因为他了解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东西和钱已所剩无几，犯不着拿自己的三百卢布冒险去赢一百卢布，也许还更少。

“怎么，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中尉改变话题，显然想摆脱对方再次提出要求，“都说明天要出动，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只是叫作好准备，真的，最好还是打牌吧，我可以把我那匹卡巴尔达马给您下注。”

“不，今天可……”

“拿灰马下注，就这样吧，要不，随您的便，赌现钱也行。怎么样？”

“我没什么……我倒是想赌的，您别以为我不想，”О中尉说道，他是在解答自己的疑问，“就是明天兴许有袭击或者行动，晚上得睡一个好觉。”

副官站起身，两手插到口袋里，在场地上踱起步来。他的脸上现出我所喜欢的平日那种冷漠而略带高傲的表情。

“要不要喝一杯热红酒？”我对他说。

“好啊。”他说着向我走过来，但是古西科夫早已抢先从我手中接过杯子，给副官拿去，同时尽力不去看他。古西科夫没有留心脚下一根绷帐篷的绳子，绊了一下，杯子脱手掉了，人也摔趴下了。

“这笨蛋！”副官说道，他本已伸手接杯子。大家都哈哈大笑，古西科夫也不例外，一面用手揉着干瘦的膝盖，他的膝盖是怎么也摔不坏的。

“真像狗熊给隐士帮倒忙了，[7]”副官继续说，“他天天就这么给我帮忙，把帐篷的桩子一根根都碰断了，——老是绊来绊去的。”

古西科夫没有听他说话，向我们表示歉意，露出浅浅的苦笑望着我，似乎告诉我，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他真可怜，但是收他同住的副官不知为什么好像很恼他，怎么也不让他安宁。

“这小子可真灵活呢！干什么都灵活得很。”

“那些桩子谁不绊啊，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古西科夫说，“您自己前天就绊过哩。”

“老兄，我不是士兵，对我用不着要求灵活。”

“他可以拖着腿走路，”Ш上尉附和着说，“士兵就该蹦蹦跳跳……”

“说得真怪。”古西科夫几乎像耳语似地说，低下了眼睛。副官大概偏爱同住的人，贪婪地细听他的每一句话。

“又要派潜伏哨了。”他对Ш说着，同时朝被贬谪的军官丢了一个眼色。

“这么说，又得掉眼泪了。”Ш笑着说。古西科夫已不再看我，装出从烟荷包里取烟的样子，其实那里面的烟早就一点也没有了。

“准备当潜伏哨去吧，老兄，”Ш边笑边说，“今天侦察员报告说，夜里敌人要来袭营，所以得派几个可靠的弟兄去。”古西科夫犹豫不决地微笑着，仿佛想说什么话，几次抬起恳求的目光看Ш。

“没什么，我去过，要是派我，我就再去。”他喃喃地说。

“会派的。”

“那我就去。会有什么事呢？”

“咳，像在阿尔贡一样，都从放哨地方跑了，把枪也扔了。”副官说罢，不再理他，转身对我们讲明天的命令。

确实，敌人夜里要向营地开火，明天会有什么行动。副官又谈了一通一般事情以后，仿佛无意中突然想起来似的，提议О中尉打一局小牌。О中尉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们便请Щ以及准尉一起到副官的帐篷里去，那里有可折叠的绿牌桌和纸牌。我们小分队的大尉队长回帐篷睡觉去了，其余的先生也都散了，只留下我和古西科夫两个人。我没有错，我跟他单独相对确实很别扭。我只好站起来，在炮台上踱来踱去。古西科夫也默默地在我身边走，他为了不落在我后面又不赶到我前面，转身时慌慌张张。

“我不妨碍您吧？”他用温和而凄切的声音说。我在暮色中尽力察看他的脸，似乎是一副心事重重的表情。

“一点也不。”我回答说；但是因为他没有往下说，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我们只是默默地长时间走着。

暮色浓重，夜已来临，在群山的黑色轮廓上面，亮起了晶莹的长庚星，头上蓝幽幽的寒空中，群星在闪目，四面八方的夜色中，篝火冒着红光，烟雾升腾，不远的地方是一些灰蒙蒙的帐篷，还有黑魆魆的炮台的土堤。我们的几个勤务兵在最近的一堆篝火旁边取暖，悄声闲聊，篝火的火光有时把炮台上重炮的铜件照得发亮，还显出一个身披大衣、在土堤边缓缓走动的哨兵的身影。

“您准想不到，能跟您这样的人说说话，我是多么高兴，”古西科夫对我说，尽管他跟我还是什么事也没有说，“这只有遭过我这份罪的人才能理解。”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所以我们又沉默下来，虽然他好像有话要说，我也愿意听。

“您是为什么事……您为什么事遭罪的啊？”我没有想出更好的话头，终于这样问他。

“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我跟梅捷宁的那件倒霉事吗？”

“哦，好像是决斗，我略略听说过，”我回答说，“因为我早就到高加索来了。”

“不，不是决斗，那是一件又蠢又可怕的事！既然您不知道，我就原原本本说给您听吧。就是我在姐姐家见到您的那一年，我当时住在彼得堡。应该告诉您，我当时具有所谓une position dans le monde[8]，这地位即便算不上辉煌，也是相当有利的。Mon père me donnait dix milles par an.[9]四九年的时候，人家答应在都灵的大使馆里给我一个位置，我的舅舅有力量，也始终准备为我办很多事。现在都已成泡影了，j’étais reçu dans la meilleure société de Pétersbourg，je pouvais prétendre[10]最好的配偶。我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念过中学，所以特别的教育我是没有受过的；不错，我后来读过很多书，mais j’avais sur-tout，ce jargon du monde，[11]不管怎样，我不知为什么被认为是彼得堡第一流的青年人之一。使我在一般人心目中身价倍增的，c’est cette liaison avec madame D，[12]彼得堡人常常谈起她，可我当时太年轻了，不大看重所有这些好处。我简直是又年轻又愚蠢，我还需要什么呢？当时那个梅捷宁在彼得堡很有名气……”古西科夫就这样一五一十给我讲他不幸的事，因为我一点不感兴趣，这里就从略了。“我被关押了两个月，”他继续说道，“我只身一人，那时我什么都想过了。告诉您，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以后，仿佛跟过去的关系也就一刀两断，我心里反而轻松一些了。Mon père，大概vous en avez entendu parler，[13]他是个性格刚毅、信念坚定的人，il m’a déshérité[14]，跟我断绝了一切关系。根据他的信念，他是应该这样办的，我一点也不责怪他：il a été conséquent[15]。我也丝毫没有设法让他改变主意。姐姐远在国外，只有D夫人等到许可以后给我写过信，她要给我帮忙，可是您知道，我拒绝了。所以，我身处逆境，让我可以稍稍松快一些的小东西都没有，您知道，我没有书，没有内衣，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我那时候思前想后，想了许多，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一切；比如，彼得堡上流社会那一片喧嚣，他们对我的议论，我不再感兴趣，丝毫没有因此沾沾自喜，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我认为自己错了，我不谨慎，年轻，我破坏了自己的前程，我只想着怎样来挽回。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和精神。我跟您说过，我被放出来以后，就被派到这高加索的N团来。我以为，”他越说越兴奋，“在高加索这儿，la vie de camp，[16]跟普通正直的人相处，战争，危险，所有这一切都太合乎我的心情了，我可以过新的生活了。On me verra au feu，[17]会喜欢我，会尊敬我，不是光为我的名字，而是为十字勋章，为一个军士，于是就撤消处分，我可以重返彼得堡了，et，vous savez，avec ce prestige du malheur[18]！然而quel désenchantement[19]。您准想不到，我是大错特错了！……您了解我们团的那班军官吗？”他沉默了好一阵，似乎在等我向他说，我了解这儿一班军官是多么坏；但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我讨厌的是，他知道我懂法语，就以为我一定恨这儿的军官；正好相反，我在高加索过的日子久了，已充分认识这儿军官的优点，我尊敬他们超过古西科夫先生出身的那个社会一千倍。我本想把这些话说给他听，但想到他的处境，只好作罢了。

“N团的军官比这儿的军官要坏一千倍，”他继续说，“J'es-pére que c’est beaucoup dire，[20]也就是说，您准想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情况！更不用提贵族士官和士兵了。那可太不像话了！开头对我还好，倒是一点也不错，可是后来看到我在不显眼的日常小事上不能不轻视他们，看到我是完全另外一种人，比他们高尚得多，他们就恨我，动不动给我来点小小的侮辱。Ce que j’ai eu à souffrir，vous ne vous faites pas une idée。[21]还有跟贵族士官的关系很不痛快，关键是avec les petits mo-yens que j’avais，je manquais de tout[22]，我只有姐姐捎来的东西。我可以给您证明我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这个人虽说有股子骨气，avec ma fierté，j’ai écrit à mon père[23]，求他多少给我寄一点钱来。我懂得，这样的日子过上五年，就会变成像我们那个被贬谪的德罗莫夫一样的人，他跟士兵们一起喝酒，给哪个军官都写小条子，恳求借三个卢布，并签上‘tout à vous[24]德罗莫夫’这样几个字。还得有我这样的骨气，才不至于完全落到这种可怕的地步。”他在我身边默默地走了好一阵。“Avez-vous un papiros？”[25]他问我。“唷，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我受不了这种日子，倒不是身体受不了，因为尽管很糟，又冷又饿，过着士兵的生活，但是军官们对我还算有些尊重的。我身上还有一种prestige[26]，对他们也是起作用的。他们不派我去放哨、操练。这些事我可真受不了。然而我精神上太苦了。主要是看不到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我给舅舅写信，求他把我调到这儿的团里来，这儿至少常有仗可打，还有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也在这儿，qui est le fils de l’intendant de mon père，[27]我想对我到底是有用的。舅舅给我办成了，把我调来了。跟原来那个团相比，我觉得这个团的人就像是宫廷高级侍从集合在一起似的。还有，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这儿，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所以，大家待我很好。根据舅舅的请求……古西科夫，vous savez[28]……可是我看出来，这些人没有教育和修养，他们对于一个头上没有富贵光环的人，是不会尊重，不会有一点尊重的表示的；我看出来，他们知道我穷以后，对我的态度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最后几乎看不起我了。这真可怕！但这完全是事实。

“我在这儿参加过战斗，打过仗，on m’a vu au feu，[29]”他继续说道，“可是熬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我看是没有头的！可我的体力和精神都快要耗尽了。我还想象过la guerre，la vie de camp[30]，可是我亲眼所见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蓬头垢面，身穿皮袄，脚套士兵靴子，去当潜伏哨，跟一个因为酗酒降为士兵的什么安东诺夫一起卧在山沟里，附近灌木丛里随时都可能有敌人向您开枪，打死您还是打死安东诺夫一个样。这儿已经谈不上勇敢问题了——这是可怕。C’est affreux，ça tue.”[31]

“话又说回来，这次出征以后，您可以当上军士，明年就可以升准尉了。”我说。

“是的，有可能，他们许过我了，可是还有两年，也就难说了。再说，这两年都是什么光景，有谁能了解啊。您想象一下，跟这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起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打牌，开粗野的玩笑，闹嚷嚷拚命喝酒；您想说说满肚子的怨恨，人家不了解您，甚至还笑您；有时找您说话，不是告诉您什么想法，而是想方设法让您再当笑柄。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庸俗、粗野、下流，而且您一刻也无法忘记您是个士兵，因为他们总是要让您心里明白您的身份如此。所以，您就不会了解，能跟您这样的人à coeur ouvert[32]交谈，是多么愉快。”

我怎么也不明白他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想吃点儿东西吗？”这时尼基塔在黑暗中悄悄走到我身边，对我说道，我发觉他不满意有客人在场，“只剩甜馅饺子和一点牛肉饼了。”

“大尉吃过了吗？”

“他早睡了。”尼基塔阴沉着脸回答说。我吩咐他把吃的东西和酒拿到我们这儿来，他不满地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慢吞吞地回他的帐篷去。他在那儿又叽咕了一阵，总算给我们拿来了一个食品箱；箱上点着蜡烛，前面围一张纸挡风，箱上有一只小锅，一罐芥末，一只带把的铁皮酒杯，还有一瓶苦艾酒。尼基塔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以后，还在我们旁边站了一会，看看我和古西科夫喝酒，大概他心里是很不高兴的。隔着纸，烛光朦朦胧胧，四周又是夜色笼罩，只能看清食品箱上的海豹皮，上面摆的晚餐，古西科夫的脸和皮袄，还有他那双正从锅里拿甜馅饺子的红红的小手。周围一片黑暗，只有定睛细看，才能分辨出黑色的炮台，胸墙上露出来的同样黑色的哨兵身影，两边的篝火和天上微红的星星。古西科夫脸上隐隐约约挂着悲伤而羞涩的微笑，仿佛他吐露真情以后，再不好意思向我直视了。他又喝了一杯酒，贪婪地吃着，打扫着锅底。

“是啊，您认识副官，日子到底可以好过一点，”我没话找话说，“我听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的，”被贬谪的军官回答说，“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不可能是另一种人，不可能真是一个人，凭他受的教育，也不能这样去要求。”他突然好像红了脸。“您今天就看到他为了派潜伏哨，开了多么粗野的玩笑。”不管我多次想把话岔开，古西科夫还是要向我表白，说他并没有从潜伏的地方溜掉，他不是副官和Ш想要别人知道的胆小鬼。

“我跟您说过，”他两手在皮袄上搓着，继续说，“这种人对于身为士兵又没有几个钱的人是不会客气的，这在他们是办不到的。就说最近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收到姐姐一点东西了，我就看出来，他们对我的态度变了。这件皮袄是我向一个士兵买来的，一点也不暖和，因为毛全磨光了（说着给我看了光秃秃的下摆）。我穿这样的皮袄，他一点也不可怜我，他对我的不幸一点也不关照，倒掩饰不住轻蔑的态度。不管我现在多么穷，除了士兵的荞麦饭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穿的，”他继续说着，一边低下头又倒了一杯酒，“他都没有想着主动借钱给我。他心里肯定明白我是会还他的。他只是等着我穷得日子没法过，低三下四向他张口。您会明白，我怎么张得了口，他又会怎么样。对您呢，比如说，我就可以照直说：vous êtes au-dessus de cela； mon cher，je n’ai pas le sou.[33]您知道，”他说着，突然无所顾忌地盯着我看，“我对您直说了吧，我现在的情况糟透了，pouvez vous me prêter dix rou-bles argent？[34]下一班邮件来，姐姐该会寄钱给我，et mon père[35]……”

“啊，我很高兴，”我说道，其实我很舍不得，也很伤脑筋，尤其因为昨夜打牌输了，我自己只剩下五个多卢布，放在尼基塔那儿，“马上给您，”我说着站起来，“我到帐篷里去拿。”

“不，等会儿再说，ne vous dérangez pas。[36]”

但我没有听他的话，爬进了扣着幔子的帐篷，我的床放在那里，大尉也睡在那里。“阿列克谢·伊万内奇，请给我十个卢布吧，等发了饷还您。”我对大尉说，一边推他。

“怎么，又输光了？昨天还说再不赌了呢。”大尉睡意未消，含含糊糊地说道。

“不是，我没有赌，我有用，请给我吧。”

“马卡秋克！”大尉喊他的勤务兵，“把小钱箱拿到这儿来。”

“轻点儿，轻点儿。”我一边说，一边听帐篷外面古西科夫的均匀的脚步声。

“什么？干吗轻点儿？”

“是那个被贬谪的军官向我借钱，他在这儿！”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借了，”大尉说，“我听说他这小子坏透了！”不过大尉还是把钱给了我，吩咐勤务兵藏好小钱箱，把帐篷拉严实，他又说：“早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给了。”接着便连头也蒙进棉被里。“记住，现在您欠我三十二个卢布了。”他对我喊道。

我走出帐篷，看见古西科夫在长凳附近踱着步。当他走过蜡烛的时候，他那小小的身影，一双罗圈腿，垂着长长白羊毛的难看的高帽子，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他假装没有看见我。我把钱给了他。他说了声merci[37]，把票子一团，就塞进裤袋里。

“我想这会儿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那儿打牌打得正起劲呢。”他接着说。

“我想是的。”

“他的打法很怪，总爱打阿列布尔牌，不弄平折起来的纸牌角；手气好的时候，这还不错，可是手气不好，就会大输特输了。他已经有这样的教训。这次出征，如果连东西算在内，他输了一千五百多卢布了。他从前打牌有节制，所以你们那位军官好像怀疑他手脚不干净。”

“那是他随便说说的……尼基塔，我们还有奇希尔葡萄酒吗？”我说道，古西科夫如此健谈，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尼基塔又咕噜了一阵，还是给我们拿来了葡萄酒，并再次狠狠地望着古西科夫喝完一杯酒。古西科夫从前那种大大咧咧的派头重新流露了出来。我真希望他快点儿离开，他没有这样做，大概只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到钱马上就走。我不言语了。

“您有财产，又没有任何必要，怎么de gaieté de coeur[38]决定到高加索来服役啊？这件事我真不明白。”他对我说。

我尽力把他觉得奇怪的这件事解释清楚。

“我琢磨，这班军官个个不懂教养，您也会觉得难相处的。您跟他们没法子互相了解。可不是，您住上十年，除了打牌，喝酒，谈奖赏和军事行动以外，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

他非要我同他一般见识，我很不高兴，于是我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非常喜欢打牌，喝酒，谈军事行动，我不想有比我现在的同僚更好的伙伴了。然而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唉，您不过这么说说罢了，”他继续说，“没有女人，我说的是femmes comme il faut[39]，难道不是一大欠缺吗？现在我只要能到哪家客厅去呆一会儿，哪怕隔着门缝瞧一眼可爱的女人，我真不知道我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沉默了一阵，又喝了一杯葡萄酒。

“哦，我的天，我的天哪！我们也许有一天还能在彼得堡相遇，在人家家里，跟人家呆在一起，跟女人呆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倒了瓶里剩的最后一杯酒，喝完以后又说，“啊，pardon[40]，可能您还要喝，我太糊涂了。我也好像喝得太多了，et je n’ai pas la tête forte.[41]从前我住在滨海街au rez de chaussée[42]，我有一套漂亮的房间，一套家具，告诉您，我有本事布置得很优雅，花钱倒不多，真的，因为mon père给我一些瓷器、花、精致的银器。Le matin je sortais，[43]拜访人，à cinq heures régulièrement[44]我到她家去吃饭，她常常一个人在家。Il faut avouer que c’était une femme ravissante！[45]您不认识她？一点不认识？”

“不认识。”

“您知道，她是那么富有女性的风致，那么温柔，到了绝顶了，还有她的情意，多么强烈！天哪！我那时候不会珍视这种幸福。我们常常看完戏，双双回家吃晚饭。跟她在一起，从来也不寂寞，toujours gaie，toujours aimante.[46]是的，我那时没有想到，这是多么难得有的幸福。对她Et j’ai beaucoup à me re-procher.Je l’ai fait souffrir et souvent.[47]我太残酷了。哦，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您听烦了吗？”

“不，一点也不。”

“那我就给您讲讲我们晚上的情形吧。进了门，就是楼梯，每一盆花我都知道，然后是门把手，这一切都那么可爱、熟悉，然后是前室，她的房间……不，这些都永远永远不复返了！她现在还给我写信，我可以把她的信给您看看。但我不是当年的我了，我毁了，我已经配不上她了……是的，我彻底毁了！Je suis cassé.[48]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自尊心，什么也没有了。连高尚的情操也没有了……是的，我毁了！永远没有一个人会了解我的痛苦。大家的心目中都没有我。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因为我道德上垮了……掉在……泥潭里了……”这时在他的话里可以听出发自肺腑的真正绝望的心情；他并没有看我，只是呆坐着。

“干吗这样绝望呢？”我说。

“因为我卑鄙，因为这种生活把我害了，我原有的一切统统完蛋了。我逆来顺受，没有自尊心，只有自卑感，dignité dans le malheur[49]已经谈不上了。我时时刻刻受屈辱，我都一一忍受，我还自动去受屈辱。这泥潭a déteint sur moi[50]，我自己也变粗野了，我忘了我本来的知识，我法语已经说不好了，我感到我下贱龌龊。在这样的情况中，我怎么打得了仗，根本打不了的。给我一个团、金肩章、号兵，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可是叫我跟一个粗野的什么安东诺夫·邦达连科一起出去，心里就要寻思，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打死我还是打死他全都一样，这么一来，我就伤心透了。想到哪一个歹徒打死我这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同打死我身边那个跟动物毫无区别的安东诺夫一样，而且很可能就是打死我，不是打死安东诺夫，une fata-lité[51]往往就这样对待一切高尚美好的事，一想到这里，您明白吗，我心里是多么可怕啊！我知道，他们叫我胆小鬼；就让我是胆小鬼吧，我正是胆小鬼，我不可能是别的。我岂但是胆小鬼，照他们看来，我还是个可鄙的穷光蛋。瞧我刚才就向您借钱，您是有权利看不起我的。不，还是把您的钱收回去吧，”他说着把揉成一团的钱递还给我，“我想要您看得起我。”他两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我全然不知如何是好，说些什么才是了。

“安静些吧，”我对他说，“您太容易冲动了，别把一切都放在心上，别东想西想了，什么事都得看开一些。您自己说过您有骨气，您就该振作起来，您的苦日子已经不长了。”我对他说着，说得语无伦次，因为我很激动：一方面怜悯他，另一方面悔恨自己心里不该谴责一个确实十分不幸的人。

“是的，”他又说开了，“我到了这个地狱以后，假如能有一回听到同情、体贴、知心的话，哪怕只有一句有人情味的话，像我从您这儿听到的一样，就好了。也许，我就能够平静地忍受一切；也许，我甚至能够振作起来，能够当好一个兵，可是现在这太可怕了……当我头脑清醒，细细思量起来，我真愿意一死了之，这种受尽屈辱的生活，这条已经毁灭、跟人世间一切美好东西无缘的命，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怜惜的呢？可是只要稍微遇上一点危险，我又突然会不由自主地爱起这条贱命，当作宝贝来保护，我没法，je ne puis pas[52]控制自己。说能控制也可以，”他沉默片刻又说，“可是这要我花大力气，花很大的力气，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跟别人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下，像你们打起仗来一样，我也是勇敢的，j’ai fait mes preuves，[53]因为我爱面子，自尊心强，这是我的弱点，而且要有别人在场……听我说，我可不可以在您这儿过夜，要不然我们那儿整夜打牌。我睡哪儿都行，就打地铺好了。”

当尼基塔铺床的时候，我们站起身，又在黑暗中沿着炮台溜达起来。古西科夫的脑袋看来确实很不中用，才喝了两杯伏特加和两杯葡萄酒，他就摇摇晃晃了。当我们站起身，离开蜡烛的时候，我发觉他尽力不让我看见，把刚才谈话时一直拿在手里的一张十卢布钞票重新塞到口袋里。他继续说，他如果有个像我一样能够同情他的人，他觉得自己还能够站起来。

我们正要到帐篷里去睡觉，冷不防一颗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轰隆一声落在不远处的地上。这真是令人奇怪，营地静悄悄的已入梦乡，我们说着话，突然一颗敌人的炮弹，天知道从哪儿来的，飞到我们这些帐篷的中心，这真是怪极了，我半天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派在炮台站岗的士兵安德烈耶夫走到我身边来。

“瞧，偷偷地来了！这儿就看见火光，”他说道。

“该把大尉叫醒。”我说着，瞥了一眼古西科夫。

他几乎把腰弯到地面，结结巴巴想说什么话。“这……要不然……敌……这太……可笑了。”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竟没有发现他怎么转瞬之间就溜到哪儿去了。

大尉的帐篷里亮起了烛光，传出他平常睡醒时的咳嗽声，接着他自己就走了出来，要人家拿一根点火杆来给他点小烟斗。

“怎么了，老兄，”他微笑着说，“今晚都不让我睡觉了，一会儿是您跟那个贬谪的军官，一会儿又是沙米尔；我们怎么办，回不回手？命令里这一点什么也没有交代吗？”

“没有。瞧，又来了，”我说，“是两门炮打的。”

果然，在黑魆魆的右前方，亮起了两个火光，像两只眼睛，霎时间一颗炮弹就在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又飞过另一颗，大概是我们的空榴弹炮，发出响亮刺耳的啸声。附近一些帐篷里的士兵爬了出来，传来他们干咳、伸懒腰和说话的声音。

“听，信管孔里像夜莺一样叫哩。”一个炮手说道。

“喊一声尼基塔，”大尉露出一向善意的讥笑说道，“尼基塔！你别躲起来，听听山上的夜莺叫吧。”

“好，大人，”尼基塔来到大尉身边说，“夜莺我倒见过了，我不怕，可这儿刚才有一位客人，喝了我们的奇希尔葡萄酒，一听见夜莺叫，就慌慌张张从我们帐篷旁边跑掉了，腰弯得像一头野兽，一溜烟不见了！”

“还是得找炮兵指挥官去，”大尉以上司的严肃口气对我说，“问问他，对方开了炮，要不要回手；回手意思不大，不过还是可以的。劳驾您骑马去问一问吧。叫人备马，快一点，骑我的波尔康去也行。”

五分钟之后，马给我送来了，我就去找炮兵指挥官。

“注意，口令是‘辕杆’，”认真细心的大尉轻轻地对我说，“要不然不让过岗哨线的。”

到炮兵指挥官那儿大约有半俄里路，都是在帐篷之间走的。一离开我们那堆篝火，四下里就全黑了，连马的耳朵也看不见，只有一堆堆篝火仿佛时而很远时而很近，在我眼中明灭无常。我信马由缰走了一会以后，才开始分辨出一座座四角形的白色帐篷，接着又看清了路上黑色的车辙；过了半个钟头，问了三四次路，在帐篷的桩子上绊了两三次，每次都遭到帐篷里的谩骂，此外还被哨兵拦住了两三次，我才来到炮兵指挥官那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曾两次听见我们的营地遭到炮轰，不过炮弹没有打到团部所在的地方。炮兵指挥官没有下令还击，何况敌人也已经不打了，于是我牵上马，在步兵的帐篷之间穿行往回走。我不止一次地在亮着灯的士兵帐篷旁边放慢脚步，倾听里面一个爱说笑的人讲故事，或者一个识字的人念一本小书，全班人挤满帐篷内外听那人念，只偶尔有人插话打断他，或者，帐篷里只是在议论军事行动、祖国和长官。

走过三营一座帐篷时，我听到了古西科夫的响亮的声音正说得兴高采烈。回答他的也是兴冲冲的声音，可听出那是些年轻的老爷，不是士兵。显然，这是贵族士官或者司务长的帐篷。我停下来了。

“我早就认识他了，”古西科夫说，“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常到我家来，我也到他家去，他总是在上流社会中过日子。”

“你讲的是谁啊？”一个酒醉的声音问道。

“讲公爵，”古西科夫说，“我跟他本来是亲戚，主要是老朋友。可不是，先生们，有这么一位熟人，真不错哩。要知道，他富有得很哩。一百个卢布在他是小意思。姐姐还没有寄钱来，我就从他那儿借了一些。”

“好，那就派人吧。”

“马上派。萨维利奇，亲爱的！”古西科夫的声音说起来，他正向帐篷门口走来，“这是十卢布，你拿去找随军小贩，买两瓶卡赫齐亚葡萄酒。别的还要什么？先生们？说呀！”古西科夫头发蓬乱，没有戴帽子，摇摇晃晃走出了帐篷。他撩开皮袄的下摆，两手插进浅灰裤子的口袋里，停在门口。虽然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还是怕他见到我，不由吓得发抖，尽力不弄出声音，趁早离开。

“谁在这儿？”古西科夫用醉醺醺的声音朝我喊起来。显然，站在冷地里，他的酒越发涌上来了。“什么鬼东西牵着马在这儿闲逛？”

我没有回答，默默地上了路。

（1856年11月15日）

潘安荣 译

[1]旧时原指炮兵的半个连。

[2]原姓古西科夫，此处改为古西坎季尼（一般是格鲁吉亚等地方的人姓这种姓），是谑称。

[3]沃龙佐夫（1782—1856），高加索总督。

[4]法语：一段不吉利的时光。

[5]法语：走背运了。

[6]法语：是啊，我的亲爱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可是一去不复返啊。

[7]典出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1769 —1844）的寓言《隐士和熊》。

[8]法语：上流社会中的地位。

[9]法语：我的父亲每年给我一万卢布。

[10]法语：我当时已跻身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我可以指望找到。

[11]法语：可是我特别掌握了上流社会的用语。

[12]法语：那是我同D夫人的关系。

[13]法语：我的父亲，您（大概）听说过的。

[14]法语：他取消了我的继承权。

[15]法语：他是始终不渝的。

[16]法语：军营生活。

[17]法语：人们会看见我出没于枪林弹雨。

[18]法语：而且您知道，我是带着遭受过不幸这种诱惑力（回去）的。

[19]法语：叫人多么失望啊。

[20]法语：我想这句话是够分量的了。

[21]法语：您准想不到我吃了多少苦头。

[22]法语：我手头拮据，我什么都缺。

[23]法语：自尊心强，可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信。

[24]法语：全都属于您的。

[25]法语：您有烟卷吗？

[26]法语：威信。

[27]法语：他是我父亲的总管的儿子。

[28]法语：您知道。

[29]法语：人家看见我出入枪林弹雨。

[30]法语：战争，军营生活。

[31]法语：这是可怕，这太可怕了。

[32]法语：倾心。

[33]法语：您是豁达大度的，我的亲爱的，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34]法语：您能不能借我十个银卢布？

[35]法语：我父亲也……

[36]法语：您别着急。

[37]法语：谢谢。

[38]法语：乐意。

[39]法语：正派女人。

[40]法语：对不起。

[41]法语：我的脑袋不中用。

[42]法语：底层。

[43]法语：早上我出门。

[44]法语：五点整。

[45]法语：说真的，她是个迷人的女人！

[46]法语：她总是快快活活，总是情意绵绵的。

[47]法语：我有许多事情要责备自己。我经常惹得她痛苦。

[48]法语：我完蛋了。

[49]法语：吃苦不忘尊严。

[50]法语：弄脏了我。

[51]法语：命运。

[52]法语：我不能。

[53]法语：我已有这样的例子。

一个地主的早晨

一

涅赫柳多夫公爵十九岁那年念完大学三年级，到他的田庄上来度暑假，独自在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他用尚未成型的幼稚的笔法给他的姑母别洛列茨卡娅伯爵夫人，也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朋友和世上最英明的女人，写了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姑妈：

我作出了一个将要支配我今生的命运的决定。我要离开学校到乡下去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是为此而生的。亲爱的姑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别笑我。您会说我幼稚，也许是这样，我的确还是个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向往行善，并且爱善。

我对您说过，我的家务糟得无法形容。我想加以整顿，就查问了一番，于是发现，主要糟在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而这种情形只能以劳动和耐心去改变。如果您能看到我的两个农民——达维德和伊万，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相信，为了向您讲清楚我的意图，让您看一看这两个可怜人比我说什么都强。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七百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为了做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东家，并不需要您如此希望我能拿到的学士文凭，也不需要官衔。亲爱的姑妈，请别为我作种种虚荣的计划了，请习惯于这样想：我走上了一条十分特殊的道路，不过这条路很好，而且，我觉得，会引我走向幸福。我反复考虑过我未来的义务，为自己写下了行动准则。如果上帝赐予我生命和精力，我的事业定会成功。

请别把这封信拿给瓦夏哥哥看，我怕他嘲笑我。他总是占我的上风，而我总是屈从于他。万尼亚即使不赞成我的想法，也能理解。

伯爵夫人也复给他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德米特里，你的信只向我证明，你有一副好心肠，这是我从来不怀疑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我们的优点反而比我们的缺点更坏事。我不来说：你在做蠢事，你的行为令我不快；我只是力求说服你。让我们讨论讨论吧，我的朋友。你说，你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在乡下生活，你想使你的农民幸福，希望做一个好心的东家。我必须告诉你，第一，只有当我们找错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第三，要做一个好心的东家，就得做一个冷酷而又严厉的人，这你未必办得到，硬装也不行。

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无可争议的，甚至把它们当作生活准则。然而，我的朋友，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既不相信什么意见，也不相信什么准则，而只相信经验；经验告诉我，你的意图是幼稚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见过许多可敬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出身名门、又有才干的年轻人会借口行善，跑到乡下去埋没自己。你总想标新立异，其实不过是过分自尊罢了。我的朋友，还是走常人走的路为好，因为走这样的路容易成功；尽管你自己不需要成功，它却是行你所爱的善不可缺少的条件。

几个农民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或者说，是你可以在不忘记你对社会、对亲人、对自己的全部义务的同时给以救助的不幸。以你的智力、心地和对美德的热爱，没有一条仕途你走不通，你至少要选择一条值得你走、并且能给你带来荣誉的路啊！

我相信，你说你没有虚荣心的话是真诚的，不过你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像你这种年纪而又有你这样的禀赋的人，虚荣心是美德；但是对于已经无力满足这种欲望的人来说，有这种欲望就成了缺陷而竟至卑劣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意图，你会体验到这一点的。再见，亲爱的米佳[1]。由于你作出这个荒唐、然而高尚慷慨的计划，我似乎更爱你了。按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我得承认，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

年轻人收到这封信以后想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英明的女人也会犯错误；于是他就递了退学申请书，从此在乡下定居。

二

这位年轻的地主，正如他写给他姑母的信中所说的，制定了管理田庄的行动准则，并且把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按月、按日、按钟点安排好。星期日用来接待求见的人、家奴和农民，巡视穷苦的农户，经村社大会同意给他们以救济（村社大会每星期日晚上召集一次，决定给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在管理田庄方面，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了。

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涅赫柳多夫喝罢咖啡、看完《Maison rustique》[2]的一章，把一本笔记簿和一叠钞票放进薄大衣口袋里，出了他那有圆柱和露台的乡村大宅第（他在其中只占用了楼下的一小间屋子），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中一些杂草丛生、未经清扫的小径，向着坐落在大道两旁的村子走去。涅赫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年轻人，头发浓密、鬈曲，呈深褐色，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脸颊娇嫩，嘴唇红润，上面刚长出一层青春期的茸毛来。他的举动和步态处处显出年轻人的朝气、精力和敦厚自得的神情。农民一群一群令人眼花缭乱地从教堂出来了；身穿节日服装的老翁老妪、少女儿童、抱着奶娃娃的村妇各自回家，看见东家的时候都向他深深地鞠躬，并且避开他绕道走。涅赫柳多夫进村以后，在街心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笔记簿，翻开涂满幼稚的笔迹的最后一页，念了几个标有记号的农民的名字。“伊万·丘里谢诺克——要木桩。”他念过这一行字，就走到右边第二间农舍的大门前。

丘里谢诺克的住房状况：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至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坎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只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井边有两株爆竹柳，也已老朽，树干开了裂，枝桠被折断，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一点灰绿色柳条。这两株爆竹柳说明，曾经有人想美化这个地方，现在一株树下坐着个淡黄色头发的八岁小女孩，她正叫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围着她在地上爬。在两个小女孩身边转来转去的看门狗，一见到老爷，立刻冲到大门口去，在那里发出惊惶的颤抖的吠叫声。

“伊万在家吗？”涅赫柳多夫问。

大的一个女孩听到这句问话似乎呆了，她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却不回答。小的一个则张开了嘴，像是要哭的样子。一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方格土布衣、腰里系一根旧的红宽腰带的小老太婆从门里伸出头来，也没有说话。涅赫柳多夫走到穿堂门口，又问了一遍。

“在家，老爷。”小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深深地弯下腰去，似乎不胜惶恐。

涅赫柳多夫向她问了好，然后经过穿堂，走进窄小的院子里。这时候老太婆用手掌托着腮走到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东家，连连摇头。院里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再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丘里谢诺克正用斧子清除被披屋顶压垮的篱笆。伊万·丘里斯[3]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于中等身材；一张晒得黝黑的长长的脸被夹杂着白须的深褐色大胡子和同样颜色的浓发围绕着，好看而又富于表情；一双半睁半闭的深蓝色眼睛聪明而又憨厚得无所挂虑地望着；稀疏的褐色口髭下面露出轮廓十分清晰的端正的小嘴，当他微笑的时候，嘴上便露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的一切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他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挺粗糙，皱纹很深，青筋暴突，肩膀不自然地拱着，两条腿弯成罗圈形。一望便知，他的一生都是在力难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他穿一条膝头上打了蓝补丁的白麻布裤子，一件后背和袖子都开了口的肮脏的白麻布衬衣，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一把铜钥匙。

“上帝保佑！”东家走进院里来的时候说。

丘里谢诺克回头看了一眼，又干他的活儿去了。他使了一下狠劲，终于把篱笆从披屋顶下面扯出来，这才将斧头斫进木墩子里，整了整腰带，走到院子中央。

“过节好，大人！”他甩着头发深深地弯下腰去说。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涅赫柳多夫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神情说，同时观察着那农民身上的衣服，“让我看看你要木桩子干什么吧，你在村社大会上向我要过。”

“木桩子吗？谁不知道木桩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大人。只要能给我撑着点就行，您自个儿看见了。前两天这个角塌了，多亏上帝保佑，当时牲口不在。全都是要塌要垮的，”丘里斯说着鄙夷地环视他那些没遮拦的歪歪倒倒的披屋，“只要动一动这些横梁竖梁就知道，没有一根顶用的木头。可如今又能上哪儿去弄木料啊？您自个儿知道。”

“既然一边披屋已经塌了，其他的披屋也快塌了，你要五根木桩有什么用呢？你需要的不是木桩，而是横梁、竖梁、柱子，而且都得是新的。”东家说，他显然在炫耀自己懂行。

丘里斯不作声。

“所以你需要木料，而不是木桩，你当初应该这样说。”

“当然需要，可没处找：不能总上东家院里去讨啊！我们庄户人要是养成这种癖性，什么东西都上东家院里去向您大人讨，我们还算什么农民？要是您开恩，东家的打谷场上有些放着没用的橡树梢，”他鞠了一躬，倒换着两只脚说，“要不我拿一点来，能替换的替换，能砍短的砍短，用旧料将就着搭好。”

“用旧料怎么搭？你自己说的，全都不行了，朽了，今天这个角塌下来，明天那个角，后天第三个角；既然要搭，那就重新搭，免得白费力气。照你看，这院里的棚子能熬得过今年冬天不？”

“谁知道啊！”

“照你看呢？会不会塌？”

丘里斯想了一想。

“全都会塌。”他突然说。

“你看看，在村社大会上你这样说就好了，你应该说，你的整个院子都得翻修，而不只是要几根木桩子。我是乐意帮助你的啊……”

“太难为您啦，”丘里斯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也不看东家一眼，“您只要赏给我四根原木、几根桩子，我自个儿大概就能对付了，不中用的木头还可以拿去撑正房。”

“你的正房也不行了吗？”

“我跟我老伴儿就等着它塌下来压死人呢，”丘里斯淡淡地说，“前些日子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盖板，把我老伴儿砸死了！”

“哪儿砸死了？”

“是砸死了，大人，一下砸在她背上，她就像死人似的一直躺到夜里。”

“后来缓过来了？”

“缓是缓过来了，总病病歪歪的。她像是生来就有病。”

“你怎么样，不舒服吗？”涅赫柳多夫问农妇，她本来一直站在门口，听见丈夫提到她，就立刻呻吟起来。

“就是这儿总出不来气。”她指着她那肮脏的瘪胸脯说。

“唉！”年轻的东家耸耸肩膀懊恼地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就是为此办的啊。没有人通知你们吗？”

“通知了，老爷，可总没工夫：得服劳役，还得干自家的活儿，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劳力……”

三

涅赫柳多夫走进正房。黑角[4]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一些破布片和衣服，红角[5]两边的墙上则简直是爬满了红红的蟑螂，圣像和条凳周围都有。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像是随时都会坍塌。

“嗯，这房子太糟了。”东家定睛望着丘里斯的脸说，丘里斯似乎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们跟孩子们都要给砸死。”农妇倚着高板床下面的炉灶哭哭啼啼地说。

“你别做声！”丘里斯厉声说，接着，抖动了一下的口髭底下便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他转过脸来对东家说，“我真拿这房子没办法，大人，这儿撑那儿垫的，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

“冬天可怎么过啊？唉—唉！”农妇说。

“要是再来几根支柱，垫上新盖板，”丈夫打断了妻子的话，一本正经地平静地说，“把椽子换掉几根，凑合着也能熬过冬天。这房子可以住，就是得撑上一圈支柱，要不一碰就完，一时不去碰它还行。”他说完，显然对自己能考虑到这个情况十分满意。

涅赫柳多夫觉得懊恼和难过的是，丘里斯竟弄到这步田地，而没有及早求他帮忙；其实他来到乡下以后，从不拒绝给农民以帮助，相反，倒是极力要大家直接向他提出要求。他甚至有点生这个农民的气，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膀，皱起了眉头。然而他周围的贫困景象，以及丘里斯在这贫困中表现出来的怡然自得的神态，把他的懊恼变成了一种愁苦和绝望的情绪。

“伊万，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在一张歪歪倒倒的肮脏的条凳上坐下来，责备道。

“我不敢，大人。”丘里斯的脸上又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两只漆黑的光脚在不平的泥土地上倒换着。这句话他说得那么大胆，那么从容，令人很难相信他是不敢去找东家。

“我们是庄稼人，怎么敢啊！……”农妇唏嘘着说。

“又多嘴。”丘里斯对农妇说。

“你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这屋子太糟！”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这么办吧……”

“是，大人。”丘里斯应道。

“你有没有见过格拉尔德式的石头房子，就是我在新村盖的那种空心墙房子？”

“怎么没有见过，大人，”丘里斯笑着说，露出一嘴雪白的完好的牙齿，“大伙儿直觉得希奇，这些巧房子是怎么盖的啊！大伙儿都笑，是不是粮仓啊，为了防耗子把粮食存在墙里边吧？房子是体面得很！”末了他摇摇头，不解地打趣道，“跟监狱似的。”

“嗯，可真是好房子，又干燥又暖和，还不怎么怕火。”东家说，他那年轻的脸上露出阴郁的神色，显然是对农民的讪笑不满。

“没说的，大人，房子体面得很。”

“有一间已经完全盖好了。这间是十俄尺见方，带穿堂、储藏室，已经完工了。我可以作价赊给你，将来你再还。”东家得意地笑着说，他一想到自己在行善，就忍不住要露出这种笑容来，“把你的老房子拆掉，”东家接着说，“在这儿盖粮仓合适，院子里的东西也搬过去。那边的水好，我划点荒地给你种菜，你的三块庄稼地我也在那边就近划给你。生活一定会好起来！怎么，你不喜欢？”涅赫柳多夫问。他刚提到搬家，就发现丘里斯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了笑容，两眼看着地面。

“您瞧着办吧。”他眼睛也不抬地说。

老太婆走上前来，她似乎被人触到了痛处，想说什么，然而她丈夫抢在她前头说了。

“您瞧着办吧，”他坚决而又顺从地重复了一遍，抬眼望着东家，甩了甩头发，“不过我们可不到新村去住。”

“为什么？”

“不行啊，大人，我们在这儿已经够穷的了，要是搬到那边去，我们就再也没法给您种地了。到那边去我们还种什么地啊？那边根本没法过日子，您瞧着办吧！”

“究竟为什么？”

“我们会把家当折腾完的，大人。”

“为什么不能在那边过日子？”

“在那边过什么日子啊？你想一想：那地方没人住过，水怎么样不清楚，没有放牧场。我们这儿的大麻田可是祖祖辈辈施过厩肥的，那边呢？那边有什么？一片荒！没有篱笆，没有烘谷房，没有板棚，什么也没有。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边去，大人，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那是个新地方，没人知道底细……”他沉思地说，同时坚决地摇头。

涅赫柳多夫正要向这个农民证明，迁移，相反，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篱笆和板棚可以在那边搭起来，那边的水又好，等等，然而丘里斯的沉默使他发窘，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说的不是他应该说的话。丘里斯没有表示反对，不过等东家闭上嘴以后，他却微微一笑说，最好把老家奴们和傻子阿廖沙迁到新村去看守粮食。

“这才是正经！”他说着又微微一笑，“这不要紧，大人！”

“那地方没有人住过又怎么样？”涅赫柳多夫耐心地坚持己见，“这里也曾经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现在人们在这里生活着。那边呢，不过是让你去开个好头……你一定要搬过去……”

“老爷，大人，怎么能这样比啊！”丘里斯连忙说，似乎害怕东家最后把这事决定下来，“这个地方大家伙儿在一起，热闹，习惯：有大道，有池塘给娘儿们洗衣服、饮牲口，我们庄稼人的家当也都在这儿，是祖祖辈辈置下的，还有场院啊，园子啊，这柳树是我爹妈种下的，我爷爷和我爹都在这儿归了天，我只想在这儿咽气，大人，别的什么也不要。您要是开恩给修修这房子，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不然我们就在这老房子里凑合过一辈子也行。让我们一辈子为您祈祷上帝，”他说着又低低地弯下腰去，“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

丘里斯说话的时候，从他妻子站着的那个地方，高板床下，便传来抽泣声，而且越来越响。等到丈夫喊了一声“老爷”，妻子竟跳出来，哭着跪倒在东家脚下。

“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你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我们都老了，无依无靠。还是听凭上帝安排吧……”她嚎开了。

涅赫柳多夫急忙从条凳上站起来，想扶起老太婆，她却像是不要命似的使劲用头撞着泥土地，把东家的手推开。

“你怎么啦？请起来吧！你们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不勉强。”他挥着双手退向门边。

当涅赫柳多夫重新在条凳上坐下来的时候，屋里已是一片沉寂，只听得见那农妇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她又躲到高板床下面去了，在那儿用衣袖擦着眼泪。年轻的地主这才明白，摇摇欲倒的农舍、没有井栏的井、肮脏的水洼、发霉的破畜棚破板棚、歪歪斜斜的窗外几株树干开了裂的柳树对于丘里斯和他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心里便产生一种沉重、愁苦的感觉，一种内疚。

“伊万，上星期天在村社大会上你怎么不说你需要一间房子？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才好。第一次集会我就对你们大家说了，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年轻的地主说了这一番话，他不知道，这种表白不能赢得任何人的信任，尤其俄罗斯人喜欢的是行动，不是言词，而且也不爱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情感。

但是这个单纯的青年却因为心里有一种使他觉得十分幸福的情感而非吐露不可。

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东家讲话，就像我们不得不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同我们又毫无关系的话一样。

“不过我不能满足大家向我提出的一切要求。如果谁问我要木料我都不拒绝，那么我的木料很快就会给光，不能够给真正需要的人了。因此我把禁伐林拿出来，供修缮农舍用，而且完全交给村社。现在这林子已经不是我的了，而是你们的，农民的；我已经不能支配这林子了，要由村社来支配。你今晚来开会吧，我要把你的要求告诉村社；如果村社决定给你修房子，那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木料了。我诚心诚意想帮助你，既然你不愿意搬家，那就不是我的事，而是村社的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太感激您啦，”丘里斯为难地说，“您要是能赏给我们整修院子的木料，我们就能对付了。村社管什么用？这是明摆着的……”

“你还是来开会吧。”

“是。我来。干吗不来啊？不过我可不问村社要。”

四

年轻的地主显然还想向主人询问什么，他没有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迟疑地看看丘里斯，又看看空空的没有生火的炉灶。

“怎么，你们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终于问。

丘里斯的口髭下面出现了讥讽的微笑，似乎是因为东家竟然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而觉得可笑。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吃什么午饭啊，老爷？”农妇长叹一声说，“啃点儿面包，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今天没工夫去挖野菜，就没东西做汤；克瓦斯倒有，又给孩子们喝了。”

“如今是持空心斋，大人，”丘里斯插进来为妻子解释说，“面包就大葱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还得感谢上帝，我有面包，感谢您的大恩，面包够吃到现在，要不我们农民根本连面包也没有。今年哪儿也不长大葱。前两天种菜的米哈伊尔那儿去了人，把葱一个铜板一捆拿走了，我们就买不到葱了。从复活节起我们差不多就没进过教堂，也没钱买蜡烛敬圣尼古拉。”

涅赫柳多夫对他的农民所处的极度贫困状况早就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也不是轻信了谁的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然而整个现实与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的心理气质和生活方式太不协调了，以至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生活的真实，每当有人像现在这样叫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真实的时候，他的心上便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和愁苦的感觉，仿佛想起自己犯下了什么无法赎补的罪过而痛苦不堪。

“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他不禁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粘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还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我的地靠我一个人种，人又老了……力不从心啊。我老伴儿有病，一年生一个丫头，都得养着。只我一个人苦熬，家里七张嘴。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常常想：上帝快点挑几个去就好了，我的担子就轻些，她们也免得在这儿受罪……”

“唉！”农妇大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给丈夫帮腔。

“我的帮手只有这么一个。”丘里斯说着指了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肚子很大，刚刚怯生生地推门进来，用两只小手拉住丘里斯的衬衣，蹙起眉头，一双惊讶的眼睛盯住了东家。“这就是我的帮手，”丘里斯接着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伸出粗糙的手抚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等他长大得等多久？我现在已经干不动了。年纪大还没什么，这疝气可把我害苦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我早就该告老不干啦。瞧，叶尔米洛夫、焦姆金、贾布列夫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早就把种地这担子交了。我呢，没人可交，这就是我的难处。要吃饭，还得拚命，大人。”

“我愿意减轻你的负担，真的。该怎么办？”年轻的东家同情地望着农民。

“怎么减轻吗？这是明摆着的啊，既然占着地，就得服劳役，这是明摆着的规定。我好歹等儿子长大吧。不过您要是开恩，就别叫他去上学：前两天地方长官来过，说您要我儿子也去上学。我儿子就免了吧，他有这脑子吗，大人？他还小，什么也不懂。”

“这可不行，”东家说，“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事理，该去上学了。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你自己想一想吧，等他长大成人，做了一家之主，能写会算，知书识理，还能在教堂读经，有上帝保佑，你家里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涅赫柳多夫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同时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而且结结巴巴地。

“可不是么，大人，您能不为我们好？就是家里没有人，我跟老伴儿要服劳役，孩子呢，虽说还小，也能帮一把了，圈牲口啦，饮马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男子汉啊。”丘里斯微笑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抓住男孩的鼻子，把鼻涕捏了下来。

“你在家而他又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叫他去上学吧，听见没有？一定要去。”

丘里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

五

“对啦，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不把粪肥运走？”涅赫柳多夫说。

“我们有什么粪肥啊，老爷！根本没有什么可运的。您看看我的牲口吧，只有一匹小母马、一匹小马驹，那头小母牛秋天就卖给车马店的老板了，我们的牲口就这么点。”

“既然你的牲口少，你怎么还把小母牛卖给别人呢？”东家惊讶地问。

“拿什么喂它啊？”

“难道喂牛的草料也不够？别人的可够。”

“别人的地是上肥的地，我的地里光有土，没办法啊。”

“要想叫地里不光是土，你就施粪肥，地里长出粮食来又有饲料喂牲口。”

“没有牲口，哪儿来粪肥啊？”

“奇怪的cercle vicieux[6]。”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但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大人，还是那句话，不是肥产粮食，而是上帝。”丘里斯接着说，“去年夏天我那没上肥的两分半地出了六大堆干草，上了肥的呢，连一小堆也割不到。只能靠上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再说牲口在我们家也养不活。过去五年都是这样。去年夏天一头小母牛死了，还有一头我卖了，因为没有饲料。前年挺好的一头奶牛也完了。赶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站不稳了，晃着晃着就断了气。我真命苦！”

“好啦，以后别说你没有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没有饲料是因为没有牲口，你把这钱拿去买一头奶牛。”涅赫柳多夫说着红了脸，从裤袋里掏出一叠揉皱的钞票，并且拆开来。“为了让我高兴，你去买一头奶牛吧，饲料就到打谷场上去拿，我会吩咐的。下星期日以前你可得把奶牛买到，我还要来的。”

丘里斯一面微笑一面倒换着两只脚，好久都没有伸手去拿钱，涅赫柳多夫便把钱搁在桌子边上，脸也更红了。

“太感激您了。”丘里斯说着露出他平日常有的那种略含讥讽意味的微笑。

老婆子在高板床下面发出几声沉重的叹息，似乎在祈祷。

年轻的东家觉得挺难为情，连忙从条凳上站起来，走到穿堂里去，并且叫丘里斯跟着他。看到这个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神色那么高兴，他真不愿现在就离开。

“我愿意帮助你，”他在井边停下来说，“你这个人还可以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不懒。只要你肯干，我就肯帮助你。有上帝保佑，你的情况会好起来。”

“哪儿说得上好起来，别把家产折腾光就行，大人。”丘里斯说着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脸相，似乎对东家说的他能好起来这句话极为不满，“我爹在世的时候，我跟兄弟们一块儿过，什么也不缺。等我爹一死，我们几弟兄分了家，日子就越过越紧。都是因为只有一个男劳力！”

“你们为什么要分家呢？”

“都是娘儿们闹的，大人。那时候您爷爷已经不在了，要是他老人家在世，我们可不敢：那年头的规矩可大了。他老人家跟您一样，什么事情都亲自过问，分家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老人家可不爱由着庄稼人的性子来。您爷爷不在了以后呢，管我们的是安德烈·伊利奇，这个人，上帝宽恕，是个酒鬼，靠不住。我们上他那儿去左求右求，说娘儿们闹得我们过不下去了，让我们分家吧。他呢，骂一阵揍一顿，结果还是让娘儿们称了愿，我们分开过了。庄稼人唱独脚戏怎么唱还不清楚吗！一点儿规矩也没有了，安德烈·伊利奇想怎么折腾我们就怎么折腾我们。他说：‘你得什么都有。’可庄稼人的东西从哪儿来，这他就不管了。那时候人头税又涨了，实物租也加码了，地可倒少了，还不长粮食。哼，划地界的时候，这个混账东西把我们的几块上肥的地划到东家的地里去了，逼得我们没活路啦！您爹，愿他进天堂，是位好东家，可我们见不着他，他总在莫斯科住着；那还用说，经常得往哪儿出车。赶上路不好走的季节，没有饲料的时候，也得出车。老爷没有供应不行啊。这我们不敢埋怨，就是没个规矩。如今随便哪个庄稼人您都许可他来见您，我们就都变了样，管事也变了一个人。如今我们起码知道我们有主子了。大伙别提多感激您了。受监护那时候[7]，总没个正经主子来管我们，谁都是主子：监护人充主子，伊利奇也充主子，他老婆就充主子奶奶，连县警察局的录事也来充主子。这么多主子，嘿！庄稼人可就倒大霉啦！”

涅赫柳多夫又有一种类似羞愧或者良心谴责的感觉。他举了举帽子，往前走去。

六

“尤赫万卡·穆德连内要卖马。”涅赫柳多夫看了笔记本上写着的这一行字，就朝对面尤赫万卡的宅院走去。尤赫万卡家的屋顶用东家打谷场上的麦秸盖得严严实实，房子是用新伐的灰白色白杨原木（来自东家的禁伐林）造的，两扇窗户都有红漆百叶窗，台阶上有廊檐，还有用薄板做的别出心裁的雕花栏杆。穿堂和不生火的屋子也很好。然而这一派富足的气象却有些被挨着大门的堆房破坏了：堆房的篱笆墙没有编完，后面隐约可见的披屋也没有盖顶。恰好在涅赫柳多夫从这边向台阶走去的时候，两个农妇抬着满满一桶水从对面走来，一个是尤赫万卡的妻子，一个是他母亲。他妻子是个身体结实、面色红润的女人，胸部特别发达，面颊宽大而肥厚。她上身穿一件袖子和领子都绣了花的干净衬衣，系一条干净的绣花围裙，下面是新的家织呢裙、棉靴，还戴一串项链和一顶用红棉纱和金属片绣了花的讲究的四角帽子。

扁担的一端稳稳地搁在她的宽阔而结实的肩上。那红扑扑的脸、脊背的弧线和手脚的均匀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轻松神态令人感觉到，她的体格异常健壮，力气大得像男人。尤赫万卡的母亲抬着扁担的另一端，她恰恰相反，是个衰老到了极点的女人。她那穿一件破黑衬衣和一条褪色的家织呢裙的骨瘦如柴的身躯弯得很厉害，以至扁担不是压在她肩上，而是压在她背上。皮肤呈古铜色、手指已经变形的双手像是一把抱住了扁担，靠它支持着身子，而且再也伸不直了。低垂的头上缠着破布，是一副最难看的贫穷和衰老的模样。窄狭的额头上面刻满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两只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就从那额头底下黯然无光地望着地面。瘪下去的上唇下面露出一颗黄牙，不停地摇动着，有时竟伸到尖尖的下巴上。脸的下半部和脖子上的皱皮好像袋子，一动就甩来甩去。她的呼吸是沉重的，发出咝咝的声音；两只没穿鞋袜的变了形的脚虽然看上去走得吃力，却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运动着。

七

年轻的农妇差一点撞到东家身上，她敏捷地放下水桶，垂下眼睛，鞠了一躬，然后怀着疑惧，目光闪闪地看了东家一眼，极力用绣花衬衣的袖子掩住脸上的一丝笑意，橐橐地登上台阶去了。

“妈，你把扁担给纳斯塔西娅大婶拿回去吧。”她在门口停下来对老妇说。

质朴的年轻地主严厉而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面色红润的农妇，皱起了眉头，转过身来向着老妇，她用变了形的手指解去扁担上的绳子，把扁担扛在肩上，顺从地朝邻家走去。

“你儿子在家吗？”东家问。

老妇把已经弯下的身子弯得更低一点，施了礼，想说什么，可是却捂着嘴大咳起来。涅赫柳多夫等不得，便径自走进屋去。尤赫万卡本来坐在红角的条凳上，看见东家进了屋，便奔到炉灶跟前去，像是要躲起来的样子，而且急忙把什么东西塞到高板床上，然后歪嘴斜眼的靠墙站定，像是给东家让路。尤赫万卡是个约莫三十岁的淡褐色头发小伙子，长得清瘦而匀称，留了一把山羊胡子，模样相当漂亮，美中不足的是那双深棕色小眼睛贼溜溜的，从蹙起的眉毛下面令人不快地望着，加以两颗门牙脱落，太惹人注意，因为他的嘴唇短，而且不停地在动。他穿着有鲜红色腋下镶条的漂亮衬衣、条纹印花布裤子、靴筒上带皱折的长筒大皮靴。尤赫万卡的屋子里不像丘里斯的屋子里那样局促和昏暗，虽然是同样地令人窒息，有一股烟火和羊皮袄的气味，而且同样乱扔着农人的衣服和用具。这里有两样东西相当古怪，一是放在搁板上的歪扭了的小茶炊，一是挂在圣像旁边那破黑镜框里的穿红军服的某将军肖像。涅赫柳多夫不无恶感地看了看茶炊、将军像和高板床——从那上面的一堆破布底下露出一支镶铜的烟袋的末端。然后他转过脸来，直视着尤赫万卡的眼睛说：

“你好，叶皮凡[8]。”

叶皮凡鞠了一躬，喃喃地说：“您好，大人。”最后两个字他说得格外温柔，两只眼睛在一瞬间把东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同时也向这屋子、地板和天棚瞟了一眼，目光没有在任何东西上面停留。接着他匆匆走到高板床前，从那上面扯下来一件粗呢上衣，准备穿上。

“你穿衣服做什么？”涅赫柳多夫说着在条凳上坐下来，显然极力要使自己看着叶皮凡的眼色尽可能严厉些。

“像这样行吗？我们也懂……”

“我来问问你，为什么要卖马？你的马多吗？你打算卖哪一匹？”东家干巴巴地问了这样几个显然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您不嫌弃，来看我这庄稼人，我们太感激您啦！”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迅速地在将军肖像、炉灶、东家的长筒靴，以及涅赫柳多夫的面孔以外的一切东西上面溜过，“我们总为您祈祷……”

“你为什么要卖马？”涅赫柳多夫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门问。

尤赫万卡叹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发，又扫了这屋子一眼，发现猫躺在条凳上泰然地打着呼噜，便对它吼了一声：“去！下贱东西！”然后连忙转过脸来对东家说：

“那马，大人，不中用了……好畜生我不会卖掉，大人。”

“你总共有几匹马？”

“三匹，大人。”

“没有马驹？”

“哪能没有，大人！马驹也有。”

八

“走，让我看看你的马，都在院子里吗？”

“是的，大人。您这么吩咐，我就这么办了，大人。我们能不照您的话办吗？雅科夫·伊利奇跟我说，明天可别把马拉到地里去，公爵要来看，我们就没拉出去。我们可不敢不照您的话办。”

涅赫柳多夫向门外走的当儿，尤赫万卡就从高板床上拿了烟袋，把它扔到炉灶后面去了。即便在东家的眼睛不望着他的时候，他的嘴唇仍旧不安地抽搐着。

一匹瘦瘦的瓦灰色小母马在披屋下面用嘴翻着一堆发霉的麦秸，而出生才两个月的长腿小马驹，说不上什么毛色，腿和脸都有点发青，寸步不离那母马的沾满牛蒡刺实的细尾巴。院子中央站着一匹膘肥的枣红色小骟马，它眯起眼睛垂头沉思着，看上去是干庄稼活的好马。

“你的马就这些？”

“不，大人，还有一匹母马、一匹马驹。”尤赫万卡指着那两匹马说，其实东家不会看不见它们。

“我看见了。你想卖哪一匹呢？”

“就是它，大人，”尤赫万卡说着对那匹沉思的骟马挥一挥衣襟，同时不停地眨眼睛，扯嘴唇。骟马睁开眼来，懒懒地转过身去，尾巴对着他。

“这马看样子不老，还挺壮实，”涅赫柳多夫说，“抓住它，给我看看它的牙口。我看得出它究竟老还是不老。”

“一个人可抓不住，大人。这牲口不值一文钱，可脾气挺倔，又咬又踢的，大人。”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两只眼睛乱转。

“你胡扯什么！跟你说抓住它！”

尤赫万卡笑了半天，而且倒换着两只脚，直到涅赫柳多夫生气地喊道：“怎么不动？”他才跑到披屋下面去拿了马笼头来，开始套马，一面吓唬它，一面从背后走上前去。

年轻的东家显然不耐烦看这种把戏，而且大约也想露一手。

“把笼头拿过来！”他说。

“大人，那怎么行啊！可别……”

涅赫柳多夫从正面径直走到马跟前，突然抓住它的两只耳朵，用力把它按在地上。那骟马却原来是一匹极温顺的干庄稼活的马，它晃了几下，嘶鸣起来，要挣脱开去。涅赫柳多夫发现根本用不着使那么大的力气，又看见尤赫万卡一直在笑，脑海里便产生了一种想法——在他这种年龄的人看来是最大的耻辱：尤赫万卡在讥笑他，把他当成一个娃娃。他涨红了脸，放开马耳，不用笼头就扳开了马嘴，看了看它的牙齿：犬齿完好，牙槽饱满（这些常识年轻的东家已经具备），这马当然还小。

这当儿尤赫万卡走到披屋跟前，发现耙搁的不是地方，便将它提起来，竖在篱笆边。

“你过来！”东家喊道。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恼怒，说话的声音几乎带着懊丧、愤恨的哭腔。“怎么，这马老了？”

“请大人宽恕，太老啦，有二十来岁了……这马……”

“住嘴！你撒谎，耍无赖，老实的庄稼人是不会撒谎的，他没有这个必要！”涅赫柳多夫气得透不过气来，愤怒的泪水已经涌上喉头。他于是闭上嘴，免得在农民面前哭出来丢自己的脸。尤赫万卡也不做声了，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一面吸鼻子一面微微扭动着头。“卖了这马，你拿什么拉犁耕地啊？”涅赫柳多夫镇静到能够用平常的声调说话的时候接下去问，“我们有意派你去干不用马的活儿，好让你在春耕以前调养好你的马，而你倒想卖光吗？主要的是，你为什么撒谎？”

东家一平静下来，尤赫万卡也就平静下来了。他笔直地站着，仍旧扯动着他的嘴唇，目光溜来溜去。

“我们给您干活不会比别人差。”他说。

“你用什么干？”

“您就放心吧，我们干得下来，”他说着就去轰马，把它赶开了，“要不是等钱用，我会卖吗？”

“你要钱做什么？”

“粮食没有了，大人，庄稼人还得还债，大人。”

“粮食怎么会没有了？为什么别人拉家带口的还有，你又不拉家带口，反倒没有了？粮食上哪儿去啦？”

“吃了，大人，现在一点儿也没有了。马呢，到秋天我再去买好了，大人。”

“卖马的事你休想！”

“照这样，大人，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没有粮食，又不许卖东西，”这话他完全是望着别处说的，同时扯动着嘴唇，有时突然把粗野无礼的目光直投到东家脸上来，“这么说，我们就该饿死。”

“你小心点！”涅赫柳多夫喊道，他气白了脸，心中产生了对这个农民个人的恶感，“像你这样的农民我可不要。你等着倒霉吧。”

“要是我不配，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尤赫万卡故作恭顺地闭了闭眼睛说，“可是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不用说，要是您不喜欢我，只好听您发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受这份罪？”

“为的是你的披屋没有盖顶，粪肥没有犁到地里去，篱笆破了，可是你坐在家里抽烟袋，不干活；还为的是你的老母亲把全部家产都给了你，而你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让你老婆打她，逼得她跑到我这儿来诉苦。”

“大人宽恕，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烟袋，”尤赫万卡窘困地说，看来最使他觉得刺心的是骂他抽烟袋，“给人编瞎话还不容易！”

“你又撒谎！我亲眼看见的……”

“我怎么敢在大人面前撒谎！”

涅赫柳多夫不做声了，他咬着嘴唇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尤赫万卡仍旧站在那里，眼睛跟着东家的脚转。

“你听着，叶皮凡，”涅赫柳多夫在尤赫万卡面前站住，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用孩子气的柔和的声音说，“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毁掉的。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好庄稼人，就得改变你的生活，丢掉你的坏习惯，不撒谎，不喝酒，孝敬自己的母亲。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把你的家业管起来吧，再别去偷官家的树了，也别下酒馆。你想一想，那有什么好处？你缺什么，就来找我，直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干什么用，别撒谎，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那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都不会拒绝。”

“大人宽恕，我们能听懂大人的话！”尤赫万卡笑着说，似乎完全明白东家开的玩笑有多美妙动听。

这笑容和答话使涅赫柳多夫怀抱的感化农民、劝他改邪归正的希望成了泡影。况且，他总觉得，由他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去劝说自己的农民未免有失身份，而他所说的话也完全不是他应该说的。他难过地低下头，走到穿堂里。老妇正坐在门坎上大声叹息，看样子她很同意她听到的东家的话。

“这个给你拿去买面包，”涅赫柳多夫把一张钞票放在老妇手上，对着她的耳朵说，“不过你得自己去买，可别给尤赫万卡，他会喝掉的。”

老妇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门框，想起身向东家道谢，她的头摇晃起来。等到她终于站稳，涅赫柳多夫已经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九

“达维德卡·别雷要粮食和木桩”——在尤赫万卡之后，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涅赫柳多夫走过几户农家，在一条胡同的入口处遇见了他的管事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管事老远就看见东家了，他摘下漆布制帽，掏出一方绸手帕来揩他那又胖又红的脸。

“戴上，雅科夫！雅科夫，我跟你说，戴上……”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大人？”雅科夫问，他拿帽子挡住阳光，没有戴上。

“我到穆德连内家去了。你说说吧，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东家一面往前走，一面说。

“怎么了，大人？”管事问，他恭恭敬敬地走在东家后面，终于戴上帽子，接着就去理他的口髭。

“什么怎么了？他简直是个无赖、懒虫，偷扒，说谎，虐待他母亲。看来，这种积习太深的无赖是永远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大人，我不知道您过去对他的印象不是这样……”

“他的女人，”东家打断了管事的话，“看样子坏透了。老婆子穿得比叫花子还破，没有吃的，那女人倒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自己也一样。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涅赫柳多夫说起尤赫万卡的妻子时，雅科夫明显地露出了窘态。

“既然他这样放纵自己，大人，”雅科夫说，“那就得想点办法。他家确实穷，跟所有的只有一个男劳力的农户一样，不过他还算比较注意，跟别人不同。他是个聪明的庄稼汉，有文化，好像也还老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在我手下当过三年村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第三年是监护人要把他撤下来。服劳役他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就是在城里驿站住的时候喝上了酒，得想点办法。过去他一闹起来，只要吓唬吓唬他，他就又规矩了。他好了，家里也就和睦了。您要是不愿意用这种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咱们该拿他怎么办。他确实太放纵了。叫他去当兵也不合适，您瞧见了吧，两颗牙都没有了[9]。我斗胆向您禀报，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这话你就别说了，雅科夫，”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问题我和你谈了又谈。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还是那样看。”

“那当然，大人，您都清楚。”雅科夫耸了耸肩，看着东家的后背说，那眼神似乎表明，他看到的绝不是好兆头。“再说那老婆子，您为她操心真是多余，”他接着说，“当然啦，她一个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养育了尤赫万卡，给他娶了亲，等等，不过农民一般都是这样，母亲或者父亲把家业交给儿子以后，儿子和媳妇就是一家之主，老婆子要吃面包就得卖力气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种温情，不过农民都是这样。所以我斗胆向您禀报，那老婆子让您伤脑筋真是多余。老婆子可是个机灵人，会当家，干吗什么事都来麻烦老爷？还不就是跟媳妇吵了架，也许媳妇搡了她一下，都是妇道人家之间的事嘛！再和好不就完了，何必来麻烦您！您也太爱操心了。”管事说，同时爱怜地望着一声不响、大步向前走去的东家。“您回家吗？”他问。

“不，我去看达维德卡·别雷，就是‘山羊’……他叫什么？”

“启禀大人，他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山羊一家子都这样。我在他身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也没有。昨天我巡视了农民的地，他连荞麦都还没有种上，您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老子要是能教教儿子也好，可老子也一样，是个懒虫：自己的地不种，东家的地也不种，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马马虎虎。监护人和我想尽了办法：送区警察局好几次，在家也常罚他——这您可不喜欢……”

“罚谁？是老头子吗？”

“是老头子。监护人罚他多少次了，有时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可是您相信吗？他跟没事人一样，抖一抖身子走了，照旧不改。启禀大人，那达维德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脑筋也不笨，不抽烟不喝酒，可是比人家喝酒的还糟。只能送他去当兵，要不就迁走，没有别的办法。山羊一家子都是这样，住黑屋子的玛特留什卡也是他们家的人，懒得没法治。”管事发现东家并没有听他说话，于是问道：“您不需要我了吧，大人？”

“不需要了，你走吧。”涅赫柳多夫心不在焉地说，随后朝达维德卡·别雷家走去。

达维德卡的木屋孤零零的歪站在村边，没有院落，没有烘谷房，也没有粮仓，只见一边搭了几间肮脏的畜栏，另一边堆着准备修建院落用的干树枝和原木。从前曾经是院落的地方，荒草长得很高。屋旁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猪躺在门坎边的烂泥里叫着。

涅赫柳多夫敲了敲破窗，没有人答应，他便走到穿堂门外喊了一声：“当家的！”还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穿堂，向空空的畜栏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走进敞着门的农舍。一只老红公鸡和两只母鸡在地板和条凳上踱步，不时地扯一扯颈毛，用脚趾笃笃地敲着木头。看见有人来了，它们就狂叫着扇起翅膀避到墙脚边，其中一只跳到炉灶上。这间六俄尺见方的屋子被炉灶、倒塌的烟囱、虽是夏天也没有抬出去的织布机和一张桌面已拱起而且开了裂的发黑的桌子占得满满的。

虽然天气干燥，门坎边却有一摊由于屋顶和天花板漏雨而形成的肮脏的积水。没有高板床。屋里和屋外一样杂乱，分明是无人收拾，令人很难设想这是住人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间农舍里，住着达维德卡·别雷和他的家人。别看此刻是六月大夏天，达维德卡却缩在灶炕的一角，用羊皮短袄蒙着头呼呼大睡。受到惊吓的母鸡跳上灶炕，在达维德卡的背上慌乱地走来走去也没有把他吵醒。

涅赫柳多夫没发现屋里有人，正要出去，忽然听见一声咂着嘴的长叹，说明主人在家。

“喂！谁在那儿？”东家大声问。

灶炕上又传来一声长叹。

“谁在那儿？过来！”

回答东家的还是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声牛鸣、一个挺响的哈欠。

“你怎么了？”

灶炕上渐渐有了响动，出现了破羊皮袄下摆，一只穿着破树皮鞋的大脚伸了下来，接着是另一只，最后出现了达维德卡·别雷的整个身躯，他坐在灶炕上，用一只大拳头懒懒地、不高兴地揉着眼睛。他慢慢低下头去，打着哈欠向屋里望了一眼，看见了东家，于是动作比刚才稍稍快了一点，但仍旧慢条斯理地，涅赫柳多夫从积水的门边走到织布机跟前又折回来，一连走了三趟，达维德卡还没有下地。达维德卡·别雷的确是个白人[10]，他的头发、身子、面孔都白得出奇。他又高又胖，不过是像庄稼人那样胖在身上，而不是胖在肚子上。但他胖得不结实，不健壮。那长了一双安详的浅蓝眼睛、蓄着一把宽而密的大胡子的相当漂亮的面孔是病态的，白中透黄，既没有日晒的痕迹，也没有红晕，两个眼圈发青。整个脸看上去像有一层浮油，又像得了水肿病。两只手胖乎乎的，皮肤发黄，好像水肿病人的手，上面还长着细细的白汗毛。他睡得太久，所以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怎么也站不稳脚跟，而且不停地打哈欠。

“大白天睡觉，”涅赫柳多夫说，“可是院子等着你修建，粮食也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

达维德卡终于清醒，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东家，于是立刻把交叉着的两手放在腹下，垂下头，而且稍稍偏朝一边，一动不动了。他沉默着，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和全身的姿势却在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头一回听您这么说。要打就打吧，我能挺过去。”他似乎希望东家别往下说了，还是快点打他一顿，哪怕是狠狠地揍他的胖脸都行，只要快点让他得个清静就好。涅赫柳多夫看到达维德卡没有听懂他的话，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力图使这个农民摆脱俯首帖耳地默默忍受的状态。

“你究竟为了什么向我要木料，要来又搁在那儿，整整一个月了，你最闲的时候也让它搁在那儿，呃？”

达维德卡就是不开口，连动也不动。

“喂，说呀！”

达维德卡哼了一声，了他的白睫毛。

“得干活啊，伙计，不干活怎么得了？现在你的粮食已经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你的地犁得不好，而且少翻耕一次，种子也下得不及时，都是因为懒。你向我要粮食，好吧，假定我给你，因为不能让你饿死，不过这样做不行啊。我拿谁的粮食给你呢？你想想，谁的？你说，我拿谁的粮食给你？”涅赫柳多夫一遍又一遍地问。

“东家的。”达维德卡说，同时胆怯而疑惑地抬起眼睛。

“东家的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自己想想吧，是谁耕地，耙地？谁下种，收获？是农民吧？对吗？所以，你看，要是拿东家的粮食去给农民，那么就应该给那些活儿干得多的人多一些粮食，而你比谁都干得少，劳役也完成得不好，却要求比别人多得一些东家的粮食。凭什么给你而不给别人呢？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样睡大觉，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完了。伙计，得劳动啊，你这样可不好，听见了吗，达维德？”

“听见了，大人。”他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来。

十

这时候，窗外闪过一个农妇的头，她用扁担挑着土布走过，转瞬间已进了屋子。是达维德卡的母亲，个子高高的，五十岁左右，看上去十分强健。她那布满麻斑和皱纹的面孔虽然不好看，而笔直的鼻子、紧闭的薄唇和灵活的灰眼睛却显得聪明、精力旺盛。她的方肩平胸，枯瘦的双手，以及裸露着的两只黑腿上的发达的肌肉证明，她早已不是女人，而只不过是个劳力。她敏捷地走进屋来，随手掩上门，拉平了土布裙子，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涅赫柳多夫正要跟她说话，她却转过身去，对着从织布机后面露出来的一幅漆黑的木刻圣像祈祷起来。做完这件事以后，她又整了整包着头的肮脏的方格布头巾，向东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给您请主日[11]安，大人，”她说，“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父亲……”

达维德卡看见母亲来了，显然感到不安，他的背弯了下去，头也垂得更低了。

“谢谢你，阿林娜，”涅赫柳多夫说，“我刚才跟你儿子谈起你们的家务。”

阿林娜（她做姑娘的时候，农民们都叫她拉纤夫）用支在左手掌上的右手握拳撑着下巴颏，不等东家说完就拉开了嗓门，满屋子都是她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仿佛有几个女人在同时说话：

“我的老爷，你跟他说什么！他连说话也没个人样儿。瞧，他站在那儿跟傻子似的。”她一面说，一面朝达维德卡那可怜的大块头鄙夷地晃着脑袋，“我的家务怎么样吗，大人？我们穷得丁当响，全村没有比我们家更差的了，自己的地、东家的地都种得不像样，丢人！这都怪他。生了他，养了他，一心盼他成人。可算盼到了！吃饭行，要他干活吗，就跟要这烂木头干活一样。光知道往灶炕上躺，要不就这么站着挠他的傻脑袋，”她一面说一面学她儿子的模样，“看样子你得给他点厉害。我求求你，看在上帝面上，治一治他，要不叫他去当兵，反正一样！我实在弄不了他啦。”

“达维德卡，你把母亲害成这样，不觉得罪过吗？”涅赫柳多夫责备他说。

达维德卡站着不动。

“要是人有病，也就算了，”阿林娜继续比划着活泼地说，“可是你瞧他，就像从磨坊出来的骟猪，浑身是膘。看他那么肥，干活有什么难的！没那回事！溜到灶炕上睡懒觉去了。他要是干点什么，那我简直就看不下去，不管是站起来也好，走动也好，”她拖腔拖调地说，同时笨拙地一左一右晃着她的方肩，“今天我老头自个儿到林子里拾柴火去了，叫他挖坑，可是他呀，连铁铲也没有摸一下……（她沉默了片刻……）真把我害苦了！”她突然尖声喊叫起来，并且挥舞着两只手，做出恐吓的样子，走到儿子跟前，“你这懒肥猪呀，上帝宽恕我！（她鄙夷而又绝望地转过脸来啐了一口，继续挥舞着双手，噙着眼泪，激昂地对东家说。）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老爷。我老头有病，又上了年纪，也是个不中用的，我什么都一个人担当。就是块石头也要给压碎了。不如死了的好，两眼一闭万事休。这个混账东西把我折磨死了！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不行啦！我儿媳妇累死了，我将来也就是这个下场。”

十一

“怎么累死了？”涅赫柳多夫疑惑地问。

“累过了头，老爷，我赌咒，是累死的。我们前年从巴布林村把她娶过来，”阿林娜接着说，脸上的表情忽然由凶狠变为悲戚，“年纪很轻，嫩生生的，脾气又好。在娘家当小姑子，有人照应，不愁吃不愁穿；等到嫁过来以后，就尝到了我们家的活儿的滋味：老爷的地、自家的地都得去种。上哪儿都是她和我两个人。我有什么？我干惯了，她可是有身子啊，老爷，这就受上苦了，她又总是拚死拚活地干，可怜她就这么累伤了。倒霉的是，夏天，圣彼得节的时候，还生下一个男孩。没有粮食，凑合着吃，老爷，活儿又忙，她的奶水就干了。孩子是头胎，家里没有奶牛，再说我们庄户人家哪儿使得上奶瓶子啊！得了，妇道人家嘛，就伤心得不得了。等孩子一死，她就伤心地哭啊，嚎啊，数叨穷，数叨累，人越来越不行了，一个夏天就垮下来，到圣母节[12]前，可怜她就死了。是他把她害死的，坏蛋！”她凶狠地对儿子吼了一声……“我想求你一件事，大人。”她沉默了一会儿，便又压低嗓门，一面鞠躬一面说。

“什么？”涅赫柳多夫失神地问，他还在为阿林娜的话激动。

“他还年轻。我能干多久啊？今天活着，明天就死了。他没有媳妇怎么行呢？他干不了活。帮我们想想吧，你就是我们的父亲。”

“那么你想给他娶亲？行啊，这是正事！”

“发发慈悲吧，东家就是我们的父母。”

于是阿林娜对儿子打了一个手势，和他一起跪倒在东家脚下。

“你何必下跪？”涅赫柳多夫一边说一边懊恼地扶她起来，“站着说不行吗？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给你儿子娶亲好啦，既然你已经看好了对象，我很高兴。”

老婆子站起身来，用衣袖擦了擦没有泪水的眼睛。达维德卡也学着她的样子，用肥大的拳头揉了揉眼睛，仍旧俯首帖耳地站在那儿听阿林娜说话。

“对象是有，哪能没有！瓦休特卡·米海金娜这姑娘就不错，可是你不做主就办不成。”

“她不同意吗？”

“嘿，老爷，等她同意还办得成！”

“那么怎么办呢？我不能强迫，你们另外找一个吧，我这儿没有就到别人那儿去找，我可以出赎金，不过要人家自愿，不能逼婚。法律不允许，这个罪过可大了。”

“唉—唉，老爷啊！能有那样的好事吗？瞧瞧我们过的日子，这穷相，谁会自愿啊？就连那当兵的寡妇也不愿意给自己找这个罪受。哪个庄稼人肯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死活不顾的人也不肯啊。我们穷得丁当响。人家会说：那一个差不多是叫你们给饿死的，我家闺女去了还不是落得这样的下场。谁肯给啊？”她疑惑地摇着头说，“你想想吧，大人。”

“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帮我们想想，亲人，”阿林娜再一次恳切地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我能想出什么来啊？像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

“你不帮我们想，谁帮我们想？”阿林娜垂下头，一筹莫展地摊开两手。

“你们要粮食，我已经吩咐给你们一些，”东家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他沉默的时候，阿林娜唉声叹气，达维德卡也跟着她唉声叹气，“此外我就无能为力了。”

涅赫柳多夫走出来，到了穿堂里。母子二人一面行礼，一面也跟着东家走出来。

十二

“唉，我的命真苦！”阿林娜深沉地叹息道。

她停下来，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达维德卡立刻转过身去，艰难地抬起他那只穿着肮脏的大树皮鞋的肥脚，迈过门坎，消失在对面一扇门后。

“我拿他怎么办，老爷？”阿林娜对东家说，“他像什么样儿，你自己看见了！人倒不坏，不喝酒，不惹事，不欺侮孩子，——说瞎话有罪。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可是天晓得他怎么了，偏偏跟自个儿过不去。连他自个儿也糟心。你信不信吧，老爷，看着他受那份罪，我真心疼啊。不管他像什么样儿，总是我生的，我可怜他，真可怜他！……他又不是跟我，跟他爹，跟上司作对，他这人胆子小得跟孩子似的。打光棍的日子叫他怎么过啊？你帮我们想想吧，老爷，”阿林娜说这话，显然是想改变她刚才的咒骂给老爷留下的坏印象……“老爷，”她信赖地低声说，“我左思右想，可就是不明白，他怎么成了这样一个人。准是给坏人坑的，中了邪。（她沉默了片刻）要是找得到救星，就能把他治好。”

“你胡说些什么，阿林娜！怎么会中邪？”

“老爷，会给坑得一辈子不像人样儿！世上的坏人还少吗？不安好心，从他脚印子底下抓一把土……要不就……他就一辈子没人样儿了，想干坏事还不容易？我琢磨得去找麻雀村的敦杜克老头，他知道各种各样的咒语、药草，能祛邪，能从十字架上放出水来，说不定他能帮忙？”阿林娜说，“也许他能把我儿子治好。”

“唉，这就是贫困和无知啊！”年轻的东家愁闷地垂下头，迈开大步在村中走的时候这样想，“我拿他怎么办？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不行，无论从我这方面考虑，还是从对别人的影响或者对他自己来说，都不行，”他扳着指头数着这些原因对自己说，“我不能看着他这样下去，可是如何挽救他呢？他使我的一切最美好的经营计划都落空了。如果我的农民都像这样，我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想到这里，他怨恨这个农民破坏了他的计划，“既然他自己不想好好过日子，那就照雅科夫说的办，把他迁出去，或者送他去当兵？对，起码我甩掉了他，还能换一个好农民来。”他盘算着。

他正高兴地想着，却又模糊地意识到，他只考虑到一个方面，而且有点不大好。他停住脚步。“等一等，我是怎么想的？”他问自己。“对啦，送他去当兵，或者把他迁走。凭什么呢？他是个好人，比许多人好，而且我怎么知道……要是让他自由呢？”他不像刚才那样单从一个方面来想问题了，“这不公道，而且也不行。”忽然间，他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他十分高兴，脸上便露出一个终于解开难题的人的笑容。“让他到庄园里来，”他对自己说，“我亲自监督他，用好言好语、耐心规劝、适当的工作培养他的劳动习惯，叫他重新做人。”

十三

“我就这样办。”涅赫柳多夫又高兴又得意地对自己说。这时他想起，他还应该到富裕农民杜特洛夫家去一趟，于是朝着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一间有两个烟囱的、高大宽敞的农舍走去。在邻家屋旁，他碰见迎面走来的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衣著朴素的高个子农妇。

“过节好，老爷。”农妇说，她毫不畏怯地在他身边站住，亲热地微笑着向他施礼。

“你好，奶妈，”他回答说，“近来可好？我这是去看你的邻居。”

“是吗，老爷，太好啦。您怎么不上我们家来？我老头儿该多高兴啊！”

“好吧，我进去坐一坐，跟你聊聊，奶妈。这是你的房子？”

“就是这间，老爷。”

奶妈跑到前面去，涅赫柳多夫跟着她进了穿堂，在一个木桶上坐下来，掏出烟卷点上。

当奶妈请他进屋里去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儿热，我们在这儿坐着说话好些。”奶妈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漂亮女人，她的脸庞，尤其是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和东家的很相像。她把叉着的两只手放在围裙下面，大胆地望着东家，不停地晃着头，拉开了话：

“老爷，您上杜特洛夫家去干什么呀？”

“我想让他租我的地，三十俄亩[13]吧，拿去办个大农场，还想让他跟我合伙买林子。钱他有，何必白搁在那儿？你看怎么样，奶妈？”

“那当然，老爷，杜特洛夫家的人都是能人，全领地就数他们家最殷实，”奶妈晃着头说，“去年他用自己的木料又盖了一间房，没有麻烦东家。马，除了小马驹和半大的，还够拉六辆三套车；牛羊放牧回来，媳妇们走出大门往圈里赶的时候，把门都要挤破了；蜜蜂养了两百来箱，也许还不止。可真是能人，钱肯定有。”

“你看他的钱多吗？”东家问。

“人家都说（当然是没安好心），老头子的钱可能不少。嘿，他才不会说钱的事呢，连儿子都不告诉，不过肯定有。他怎么能不喜欢林子？准是怕人家都知道他有钱。五年前他跟车马店的老板什卡利克合伙买过几块草场，不知是什卡利克骗了他，还是出了什么事，他白丢了三百卢布，从那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能不殷实吗，老爷，”奶妈接着说，“种着三块份地，一大家人个个都是劳力。老头子，没说的，是个地道当家人。他万事都顺心得叫人纳罕。粮食啦，马啦，牛羊啦，蜜蜂啦，孩子啦，样样有福星高照。如今儿子都成了亲。过去娶的都是本村姑娘，这回伊柳什卡娶的可是自由民了，老头子花钱赎的。也是个能干的娘们儿。”

“他们处得还和睦吗？”东家问。

“只要一家之主地道，家里就和睦。杜特洛夫的儿媳妇们，当然，妇道人家嘛，在锅台边总要吵一吵、闹一闹，可是在老头子跟前连儿子们也和睦相处。”

奶妈沉默了一会儿。

“如今听说老头子想叫大儿子卡尔普当家。他说他老了，只能养养蜜蜂了。卡尔普也是个好样的庄稼人，做事不含糊，不过跟老头子比还差得远。没有那副脑筋！”

“那么也许卡尔普愿意既种地又买林子，你看呢？”东家问，他想把奶妈了解的这家邻居的情况都打听清楚。

“不一定吧，老爷，”奶妈说，“钱的事老头子可不跟儿子说。只要老头子活着，家里有钱，那么不管什么事情还是老头子拿主意。他们多半干拉脚。”

“老头子不会同意？”

“他害怕。”

“怕什么？”

“老爷，庄稼人怎么能公开自己有多少钱啊？万一保不住，那就要丢光！您瞧，他跟车马店老板合伙来着，结果倒了霉。这官司他打得起吗？钱就丢了。跟地主合伙，那更完了。”

“是啊，这样做……”涅赫柳多夫说着涨红了脸，“再见，奶妈。”

“再见，老爷。多谢您了。”

十四

“回家不？”涅赫柳多夫走到杜特洛夫家大门前的时候这样想，心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精神上的疲倦。

然而这时候两扇新木板门呀的一声在他面前启开了，一个面颊红润，毛发淡黄的十八岁美少年穿着驿马夫的衣服出现在门口，他牵着三匹腿脚健壮、毛长得很好、还在出汗的马，看见东家，便活泼地甩了甩他的浅色头发，鞠了一躬。

“你父亲在家吗，伊利亚[14]？”涅赫柳多夫问。

“在后面养蜂场。”小伙子一面答应着，一面将马一匹一匹地牵出半开的大门外。

“不行，我要坚持，向他提出来，尽我所能。”涅赫柳多夫想。他让马走出来以后，就进了杜特洛夫家的宽敞的院子。看得出来，不久前他们刚把粪肥从院子里运出去，地还是黑的，而且潮湿，有的地方，尤其是大栅门边，留下一绺绺的红毛。有股粪肥和煤焦油气味。院内和高高的披屋下面，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大车、木犁、雪橇、木墩蜂房、木桶和其他农家的用具；鸽子在宽阔而结实的栋梁下阴影中咕咕地叫着飞来飞去。卡尔普和伊格纳特正在一个角落里给一辆包铁皮的三马拉大车配新垫板。杜特洛夫的三个儿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刚才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碰见的是小儿子伊利亚，他没有留大胡子，个子比两个哥哥矮一些，面孔红润些，衣著也漂亮些。老二伊格纳特个子高一些，皮肤黑一些，留一把山羊胡子，虽然也穿着长筒靴和驿马夫的衬衣，戴一顶羔皮帽，却没有小弟弟看上去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潇洒。老大卡尔普的身材更高，他穿一双树皮鞋、一件灰色长裾衫和腋下没有镶条的衬衣，留一把又宽又密的火红色大胡子，神情不仅严肃，而且几近于阴沉。

“要我去叫父亲来吗，老爷？”他走到东家跟前，笨拙地微微弯下腰说。

“不必了，我自己到养蜂场去找他，看看他弄得怎么样。对了，我有话跟你说。”涅赫柳多夫说着退到院子的另一边，免得伊格纳特听见他想对卡尔普说的话。

这两个庄稼汉的一举一动所显露出来的自信和某种程度的骄傲，再加上刚才奶妈说的一席话，使年轻的东家窘得难以开口向他们提那件事。他像是有点心虚，以为只跟一个儿子谈而又不让另一个听见可能方便一些。卡尔普对此似乎感到诧异，不过还是跟着东家走到一边去了。

“是这样，”涅赫柳多夫踌躇地说，“我想问问你，你们家的马多吗？”

“够拉五辆三套马车，马驹也有。”卡尔普挠着脊背，大模大样地说。

“你的兄弟们都赶邮车吗？”

“有三辆三套马车送邮件，伊柳什卡是去拉货，刚回来。”

“你们干这个挺赚钱吗？能挣多少？”

“赚什么钱啊，大人？只要人和马够吃就感谢上帝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营生？可以买点林子，或者租点地种。”

“地当然可以租，大人，只要有合适的。”

“我想给你们出个主意：既然拉脚只够口，你们何必干下去，不如从我这儿租三十俄亩地。我把萨波夫的地那边的一整块租给你们，你们可以办一个大农场。”

涅赫柳多夫又在做办农场的梦了，这是他反复考虑过的方案，因此滔滔不绝地对这个农民讲起他关于农民办农场的设想来。

卡尔普十分认真地听了东家的一席话。

“我们对您感激不尽，”等到涅赫柳多夫静下来，看了看他，等候回答的时候，卡尔普说，“当然啦，这没有什么不好。庄稼人种地比赶车强。东跑西颠的，什么样的人都见得着，我们就学坏了。庄稼人最好还是去种地。”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爹还活着，我能觉得怎么样，大人？得听他的。”

“你带我到养蜂场去，我跟他谈谈。”

“请这边来。”卡尔普说着朝后排板棚慢慢走去。他打开一扇通向养蜂场的矮小的栅门，让老爷过去，然后将栅门关上，回到伊格纳特跟前，默默地拿起刚才放下的活计。

十五

涅赫柳多夫弯下身子，穿过低矮的栅门，从檐下阴处出来，向养蜂场走去。这是一片不大的场地，四周围了一圈用麦秸覆盖着的透光的篱笆，场地上对称地摆着用零碎木板盖着的蜂房，金色的蜜蜂在蜂房附近嗡嗡地飞；六月的骄阳照着这一切，光辉灿烂。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栅门边直伸到场地中央一个有顶的木十字架跟前，十字架上有一小幅金箔制的圣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株挺拔的小椴树把它们鬈曲的树冠高耸在邻院的草房顶上。除了蜜蜂的嗡嗡声，还能隐约听到这些小树的墨绿色叶丛在拂动。所有这一切：有顶的篱笆、椴树、木板盖着的蜂房，都在蜂房间破土而出的一层鬈曲的小草上投下短短的黑影。在椴树中间一座顶上铺了新麦秸的原木仓房门口可以看见一个老人的并不高大的身形，他佝偻着，头上的白发和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听到栅门响，他转过身来，一面用衬衣下摆揩他那晒得黝黑的脸上的汗水，一面温和、愉快地微笑着，上前迎接东家。

养蜂场上是那么舒适，欢快，宁静，透亮。这个赤脚穿一双肥大的鞋子、眼睛周围布满鱼尾纹的白发老人和善而自得地微笑着，蹒跚地走上前来，在自己这别开生面的领地上欢迎东家来访。他的形象是如此和蔼可亲，竟使涅赫柳多夫在转瞬间把今天上午的种种令人不快的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爱的梦想又生动地出现在眼前。他已经看见，他所有的农民都像老杜特洛夫这样富裕、和善，都在亲切、愉快地向他微笑，因为是仰仗他一个人他们才得到了财富和幸福。

“您要不要戴上头罩，大人？眼下这蜜蜂挺凶，蜇人。”老人说着就从篱笆上摘下一个缝在树皮上、有蜜糖香味的脏麻布袋，递给东家。“蜜蜂认得我，不蜇我。”他又说，脸上仍旧挂着温和的微笑，这微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他那张晒黑了的好看的脸。

“那么我也不要。已经分群了？”涅赫柳多夫也笑着问，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要说分群的话，米特里·米古拉伊奇[15]老爷，刚刚才开头，”老人用本名和父名来称呼东家，在其中表达了一种特别的情意，“您知道，今年春寒。”

“我看见书上写着，”涅赫柳多夫挥手赶开一只钻到他的头发里、在他的耳边嗡嗡叫的蜜蜂，说，“要是让蜂巢竖起来，蜜蜂就早分群。有人为此用木板做蜂箱……加横条……”

“您别赶，越赶蜇得越凶，”老人说，“要不还是给您头罩吧？”

涅赫柳多夫被蜇得很痛，然而出于孩子气的自尊心，他不愿意承认，因此又一次拒绝戴头罩，继续对老人讲怎样做蜂箱，那是他从《Maison rustique》一书中看到的，他认为，那样做蜂箱能使蜜蜂分群数增加一倍，但是一只蜜蜂在他的脖子上蜇了一下，使得他心慌意乱，因而没有把话说完。

“是这样，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老人看着东家，以慈父对爱子说话的口吻说，“书上是写了。不过也可能是瞎写一气，心想，他就会照我们写的办，其实招我们笑话。会有这种事！能教蜜蜂上哪儿去做巢？它自个儿会根据木墩子的情况办，这回横着做，下回竖着做，您看看，”他说着揭开最靠近他的一个木墩子，往洞里张望，只见一些歪歪斜斜的蜂巢上爬满了嗡嗡叫的蜜蜂，“这是一窝小蜂，瞧，蜂王领着它们，它们做的巢有正的，也有歪的，在木墩子里怎么合适就怎么做。”老人说到他心爱的话题，显然忘乎所以，没有注意到东家的窘态，“今天它们采花粉了。今天暖和，什么都清楚。”他说着又把蜂房盖上，用破布把爬来爬去的蜜蜂塞进洞里，然后伸开粗糙的手指，把几只蜜蜂从他那布满皱褶的后颈上抓下来。蜜蜂不蜇他，而涅赫柳多夫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跑步离开养蜂场——他身上有三个地方被蜜蜂蜇了，他的脑袋和脖子周围还有蜜蜂在嗡嗡叫。

“你的木墩子蜂房多吗？”他一面往栅门那边退，一面问。

“上帝给多少有多少，”杜特洛夫笑道，“不能数，老爷，蜜蜂不喜欢数。对啦，大人，我想求您一件事，”他指着一些立在篱笆旁边的细木墩子又说，“就是奶妈的男人奥西普，您嘱咐他一句吧，在一个村子住，都是街坊，这么干可不好。”

“什么不好？……啊呀，这蜜蜂真的蜇人呢！”东家说，他已经抓住栅门的拉手了。

“年年把他的蜂子放过来撵我的小蜂。我的小蜂也得养养自个儿的身子吧，可是别人的蜂子总来叼它们的蜡，毁它们的巢。”老人说，他并没有看见东家的狼狈相。

“好吧，以后再说，现在……”涅赫柳多夫说，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挥着两手，大步跑出养蜂场。

“抓把土揉一揉就没事了。”老人说，他跟着东家走到院子里来。东家用泥土揉了揉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红着脸回头瞟了卡尔普和伊格纳特一眼（两兄弟并没有看他），生气地皱起了眉头。

十六

“我想为孩子们说一件事，大人。”老人说，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装没看见东家生气的样子。

“什么事？”

“感谢上帝，我们的马养得不错，雇工也有，服劳役不成问题。”

“那又怎么样？”

“您要是许可，让孩子们交代役租，夏天伊柳什卡和伊格纳特就赶三辆三套马车出去拉脚，说不定能赚点钱。”

“他们要上哪儿去啊？”

“能上哪儿就上哪儿，”伊柳什卡插进来说，他在棚下拴住了马，这时候便走到父亲身边来，“卡德明的孩子们赶了八辆三套马车去罗缅，听说，除了吃饱肚子，每辆车还挣了三十卢布回来，敖德斯特[16]他们也去，听说，那边饲料便宜。”

“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这件事，”东家对老人说，他想比较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农场上来，“请你说说，难道出去拉脚比在家种地更合算？”

“当然更合算，大人！”伊柳什卡又插进来说，而且使劲甩开他的头发，“在家没有东西喂马。”

“一个夏天你能挣多少？”

“从春天起，这时候饲料贵，我们拉货到基辅，在库尔斯克又装上运往莫斯科的粮食，这样我们自己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还带回来十五卢布。”

“干正当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好，”东家又对老人说，“不过我觉得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拉脚这种活儿要年轻人到处跑，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会学坏的。”他用卡尔普的话说。

“我们庄稼人不干拉脚的活儿干什么啊？”老人温和地笑着说，“只要拉得好，自个儿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要说学坏的话，感谢上帝，他们也不是头一年这么跑啦，我自个儿也跑过，没看见谁有什么不好，只有好处。”

“你们在家可干的事情还少吗？可以种地、育草场……”

“那怎么行啊，大人！”伊柳什卡兴奋地抢着说，“我们一生下来就干这些活儿，是怎么回事都知道了，我们会干的、最爱干的事，大人，是拉脚。”

“大人，请赏光到屋里坐坐！我们搬进新房您还没来过。”老人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给儿子递了个眼色。伊柳什卡连忙跑进屋去，涅赫柳多夫和老人跟在后面也进屋去了。

十七

进屋以后，老人又鞠了一躬，用衣服下摆掸了掸屋角一张给客人坐的条凳上的尘土，笑问道：

“拿什么招待您，大人？”

屋里（有烟囱）挺白，宽敞，有高板床，还搭了铺板。在新砌的杨树原木墙缝里可以看见不久前才枯干的苔藓，木头还没有发黑，新的条凳和高板床还没有磨光，泥土地面也还没有踩实。一个面孔呈椭圆形而且若有所思的清瘦的年轻农妇，是伊利亚的妻子，正坐在铺板床上，用一只脚摇着吊在由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长竿上的摇篮。摇篮里睡着一个婴儿，他闭着小眼睛，伸开四肢，轻轻呼吸着。另外一个农妇体格健壮，两颊绯红，是卡尔普的妻子；她把袖子挽到肘窝以上，露出晒得黝黑的有力的胳膊，正在灶前用一只木碗捣葱。还有一个是有身孕的麻脸农妇，她站在灶旁，用衣袖遮住了脸。屋里除了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以外，还有炉火的热气，刚烤好的面包香味扑鼻。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淡黄色小脑袋从高板床上好奇地俯视东家，他们爬到上面去是为了在那里等吃午饭。

看到这种富足的景象，涅赫柳多夫觉得高兴；同时，在盯住他看的女人和孩子面前，他不知为什么又感到惭愧。他红着脸在条凳上坐下来。

“给我一块热面包吧，我喜欢热面包。”说完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卡尔普的妻子切了一大块面包，用盘子端给了东家。涅赫柳多夫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女人们也都沉默着。老人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我究竟有什么可惭愧啊？就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为什么我不提办农场的事呢？真愚蠢！”但是他一直沉默着。

“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孩子们的事您到底怎么吩咐啊？”老人问。

“我想劝你别让他们出门，就在这儿给他们找活儿干，”涅赫柳多夫忽然鼓起勇气说，“我替你想好了，你和我二一添作五买一片官家的林子，还有地……”

温和的笑容立刻从老人的脸上消失了。

“大人，咱们怎么买，拿什么钱买啊？”他打断了东家的话。

“林子不大，要两百卢布左右吧。”涅赫柳多夫说。

老人冷笑了一声。

“要是有钱，干吗不买。”他说。

“你还没有这笔钱？”东家不以为然地说。

“唉，老爷！”老人回过头来看看门，唉声叹气地说，“能养活一家子就好，我们还买什么林子啊。”

“你不是有钱吗？搁着干什么？”涅赫柳多夫坚持自己的主张。

老人忽然大为激动，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肩头也抖了起来。

“准是不安好心的人说我什么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您相信上帝吧，”他越来越激动，两眼望着圣像说，“我要是有，就叫我瞎了眼，叫我陷到地下去，我只有十五卢布，是伊柳什卡拿回来的，还得交人头税，您自个儿知道：我盖了新房……”

“好啦，好啦！”东家说着站起身来，“再见吧，当家的。”

十八

“天哪！天哪！”涅赫柳多夫这样想着，经过草木丛生的园子里的林荫道大步走回家去，一路心不在焉地揪着面前的树叶和树枝，“难道我的一切关系到我的生活目标和义务的梦想都是荒诞无稽的吗？为什么我心里这样沉重、忧郁，仿佛我对自己不满意？我本以为，一旦我找到这条道路，我就时时刻刻都会有那种在道德上完全满足的感觉——当我脑海中初次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我是有过那种感觉的啊！”于是他格外生动，格外清晰地回想起一年前那个幸福的时刻来。

一大清早，他在所有的家人之前起身，怀着青春期的种种使他痛苦不安而又未曾表露过的隐秘冲动，他毫无目的地走到园子里来，接着进了树林，在五月的强壮、鲜艳、然而平静的大自然中间独自久久地徘徊，什么也不想，苦于心中充塞着一种情感，可又无法将它表露。有时候，他的青年人的想象力在他眼前呈现出一个具有未知世界的全部魅力的妖艳女子形象。于是他以为，这就是那未曾表露过的欲望了。然而另一种情感，崇高的情感却说：不对，而且要他去寻找别的。有时候，他的没有经验的炽热理智在抽象的领域里越飞越高，他以为发现了存在的规律，于是就为之踌躇满志而故步自封起来。然而崇高的情感又说：不对，又要他去求索，使他不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一个人在剧烈活动之后总是如此），仰面躺在树下，举目向上，望着在无边无际的蓝天上跑过的清晨的浮云。忽然，他的两眼毫无缘由地充满了泪水，天晓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填满了他的心胸、被他狂喜地抓住的明晰的思想：爱和善即是真实和幸福，而且是世上唯一的真实和唯一可能的幸福。崇高的情感不说“不对”了。他抬起半个身子，开始检验这个思想。“是这样，是这样！”他一一衡量着以往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拿它们与新发现的、在他看来是完全新的真实比较，同时狂喜地对自己说。“我过去了解、相信、热爱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他对自己说，“只有爱，只有牺牲才是唯一真实的、不为客观情况所左右的幸福！”他微笑着，挥动双手，反复地说。他把这个思想应用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肯定，不仅为生活所肯定，也为对他说“对”的内心声音所肯定，于是他感受到了愉快的激动和狂喜，一种对他来说是新的情感。“因此我应该行善，以便做一个幸福的人。”这样一想，他的整个前程就不抽象了，而是以种种形象，以地主的生活方式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看到，前面是供他一生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他要毕生行善，这样生活他就会幸福。他无需去寻找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现成的，他有直接的义务——他有农民……在他看来，既快乐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使他们富足，让他们受教育（我幸运地受到教育了），铲除他们那些由无知和迷信产生的恶习，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他们爱善……这是多么灿烂，多么幸福的前程啊！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为此我将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将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标。奇妙的前程啊！我过去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

“而且，”他又想，“谁妨碍我在对女性的爱中，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中，自己也得到幸福啊？”于是青年人的想象力为他描绘出一个更加迷人的前程：“我和我的妻子——我爱她的程度是世间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达到的——永远生活在这宁静、诗意的乡野，同孩子们，也许还有老姑妈，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爱孩子。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行善。我们互相帮助，向这个目标走去。我做出总的安排，提供一般的、公平的资助，兴办农场、储蓄所、作坊；她呢，有一个可爱的小脑袋，穿一件朴素的白连衣裙，并且将裙子提起在秀气的小脚之上，踩着泥泞，步行到农民学校，到医院，到不幸的、按理说不配得到帮助的农民家里去，处处去安慰人，帮助人……老弱妇孺都崇拜她，视她为天使的化身，神的化身。她回来以后却不告诉我她去看过那不幸的农民，而且给了他钱，但是我都知道，我热烈地拥抱她，热烈地、深情地吻她的可爱的眼睛、羞得绯红的脸颊和微笑的樱桃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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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这些梦想哪里去了？”年轻人结束了访问，快回到家的时候心里想，“我在这条道路上寻找幸福已经一年有余，我找到了什么呢？不错，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满足了，然而这是一种索然无味的理性的满足。不，我简直是对自己不满！我不满的原因是，我在其中并未体验到幸福，而我希望，热切地希望幸福。我未曾体验到欢乐，倒是弃绝了能带来欢乐的一切。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对谁有利？还是姑妈的话对：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我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吗？他们受到了教育，或者道德水平提高了吗？一点也没有。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我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哪怕我能看到我的事业有一点成就，哪怕有人感谢我……可是我看到的却是错误的因循守旧、恶习、不信任、束手无策。我在浪费人生最好的岁月。”他这样思忖着，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保姆说邻居们称他为纨袴子弟；他的帐房里一点钱也没有了；他弄来的新脱粒机第一次在脱谷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开动的时候只会呜呜地叫，引起庄稼人的一阵哄笑；最近一两天他得等地方法院来人登记财产，因为他一心尝试种种新的经营方法而误了付款期。忽然，他脑海中十分清晰，如同往日对乡野林中的漫步和地主生活的设想一样清晰地浮现出他在莫斯科做大学生的时候住过的房间，以及他和他的同学，朋友，他所崇拜的十六岁少年在一支烛光下坐到深夜的情景。他们往往一连五小时在一起反复阅读枯燥的民法笔记，读完以后就命人拿夜宵来，两人凑钱买一瓶香槟酒，边喝边畅谈他们的前程。在年轻的大学生眼里，前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时候，前程充满欢乐、各式各样的事业、辉煌的成就，而且无疑将引导他们两人取得当时在他们看来是世上最高的幸福，即名望。

“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走得很快，”涅赫柳多夫想到自己的朋友，“而我……”

这时候他已走到自家的阶前，十来个有事求见的农民和家奴站在那里等候他，他只得丢开遐想，面对现实。

一个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血迹斑斑的农妇，她哭着控告她的公公，说公公要打死她。此外是两兄弟，他们为分家吵闹已有两年，彼此怒目而视。另一个是没有刮脸、须发皆白的家奴，因为酗酒两手不停地颤抖着；他的儿子，园丁，把他拉到老爷跟前来，控告他行为不轨。还有一个农民把他妻子赶出了家门，说她一个春天都不干活；他妻子是个病病歪歪的农妇，也在场，却不说话，只坐在阶旁草地上哭泣，并且露出一只红肿的、用一块脏布胡乱包着的脚给大家看……

涅赫柳多夫听了所有的要求和控诉，给这几个人出了主意，给那几个人断了是非，又答应了一些人的要求，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心中交织着疲倦、羞惭、无能为力和悔恨的复杂情绪。

二十

涅赫柳多夫起居用的小房间里有一张挺旧的钉着铜钉的大皮沙发、几张同样的安乐椅、一张有雕花和镶饰的旧式包铜大牌桌，牌桌上摆着文件；还有一架古色古香的黄色英国大钢琴，开着盖子，琴键比较窄，已经磨损，而且不平整了。窗间墙壁上挂着一面镶在古老的镀金刻花框子里的大镜子。桌旁地板上是一堆堆的报纸、书籍和帐簿。总之，整个房间看上去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杂乱无章。这种富有生气的凌乱同宅第中其他房间的古板的旧式贵族气派形成强烈的对比。涅赫柳多夫进屋以后，气呼呼地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就在钢琴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垂下了头。

“开饭吗，大人？”一个又高又瘦、满脸皱纹、戴一顶包发帽、围一条大披巾、穿一件印花布连衣裙的老妇走进来问。

涅赫柳多夫回头看了她一眼，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考虑。

“不，我不想吃饭。”他说完又沉思起来。

保姆生气地对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唉，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老爷，干吗不高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都能过去，真的……”

“我并没有不高兴啊。你怎么这样说，马拉尼娅·菲诺格诺夫娜妈妈？”涅赫柳多夫勉强笑着说。

“怎么没有，我还看不出来？”保姆激烈地说，“整天价一个人待着。什么事都往心里去，什么事都亲自过问，连饭也不吃了。这合适吗？也得进一趟城，看一看邻居啊！有像您这样的吗？您年纪还轻，就这么操心！老爷见谅，我坐下了，”保姆说着靠门边坐下来，“给您惯的，谁也不怕了。老爷们能这样做事吗？一点好处也没有：自己吃亏，老百姓也惯坏了。老百姓就是这样，他才不领这个情呢。您还是到姑妈那儿去一趟吧，她信上说的是实话……”保姆告诫他说。

涅赫柳多夫心里越来越难过。他的右手支在膝上，有气无力地触了几个琴键。产生了一组和声，第二组和声，第三组和声……涅赫柳多夫向前挪动了一下，把左手从衣袋里抽出来，开始弹琴。他弹的和弦有时没有经过思考，甚至不完全正确，往往平淡到庸俗的地步，显得他毫无音乐天才，然而这样做却给他一种莫名的忧伤的快感。每变一次和弦，他都屏息等待由此产生的效果；如果出现了某种效果，他便在想象中模糊地弥补不足之处。他觉得他听到了千百种旋律，有合唱，有管弦乐，都与他的和声一致。他主要的快感来自紧张的想象，虽然断断续续，却极为明晰地向他呈现出过去和未来的各式各样相互交织着的怪异形象和图景。有时他眼前似乎出现了那个一看见母亲的青筋暴突的黑拳头就怕得连连他的白眼毛的达维德卡·别雷的肥胖身影，出现了他的浑圆的脊背和两只以忍耐和听天由命的态度回答虐待和贫困的长满白汗毛的大手。有时他看见的是那个因为在东家院里干活而变得活跃、胆大的奶妈，想象她正在各村串来串去，教唆农民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他便下意识地反复对自己说：“对，得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有时他脑海里忽然出现他未来的妻子的淡褐色小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泪流满面，极其悲哀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有时他看见丘里斯的善良的蓝眼睛温柔地望着他唯一的大肚儿子。在他眼里，这孩子不仅仅是儿子，而且是帮手，是救星。“这就是爱！”涅赫柳多夫喃喃地说。后来他又想到尤赫万卡的母亲，想到他在她那苍老的脸上察觉到的一种忍耐和宽恕一切的表情，别看她的一颗牙齿露在外面，相貌奇丑。“她活了七十年，我大约是发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想，并且喃喃地说，“奇怪！”他继续下意识地触击琴键，倾听它们发出来的乐音。后来他又生动地回想起他从养蜂场逃跑出来的情景和伊格纳特、卡尔普两人脸上的表情，他们两个显然想笑，但是做出没有看他的样子。他脸红了，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保姆，保姆依旧坐在门边，沉默地定睛望着他，间或摇摇头。忽然，他脑海里出现了三匹汗津津的马和伊柳什卡的漂亮、强壮的身材；伊柳什卡长着一头金黄色鬈发，两只细细的蓝眼睛在快乐地闪光，面颊红润，嘴边和下巴颏上刚长出一层浅色绒毛。他想起伊柳什卡是多么害怕不让他出去干拉脚，多么热烈地为他心爱的事业说话。于是他仿佛看见雾濛濛的清晨，滑溜溜的公路，一长列装载得很高、盖着蒲席的三套马车，席子上写着斗大的黑色字母。肥壮的马摇着串铃，弓着脊背，扯紧套绳，齐心协力往山上拉，用马蹄铁上长长的防滑钉紧紧抓住滑溜溜的路面。一辆邮车从山上迎面疾驶而下，它的铃声在大路两旁的森林中远远地回荡。

“哎—哎！”前导马驭者高举长鞭，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吆喝着，他的羔皮帽上有一块号牌。

留着火红色大胡子、目光阴沉的卡尔普穿一双大皮靴，迈着笨重的步子，走在第一辆车的前轮旁边。第二辆车上，伊柳什卡那好看的头从前车的蒲席下面伸了出来，他被朝阳晒得很舒服。三辆满载着箱笼的三套马车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车轮声、铃铛声、车夫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伊柳什卡把他那好看的头缩回蒲席下面去，昏昏欲睡。晴朗、温暖的黄昏降临了。汇集到车马店来的疲乏的三套马车前面吱吱呀呀地敞开了两扇板门，盖着蒲席的高高的大车一辆跟着一辆在大门口铺的木板上弹跳几下就隐到宽大的披屋下面去了。伊柳什卡跟脸蛋白皙而胸脯宽阔的老板娘嘻嘻哈哈地打招呼，老板娘一面用她那亮晶晶的媚眼高兴地望着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一面问：“打远路来的吗？你们吃晚饭的人多不多？”小伙子把马安顿好以后，走进挤满人的热气腾腾的木屋里，画过十字，在一个盛得满满的木碗前面就坐，并且跟老板娘和同伴们交谈起来。他过夜的地方也安排好了，就在披屋下面，在马匹身边的香气扑鼻的干草上，抬头可以看见星空，而马不时倒换着蹄子，喷着鼻息，从木槽里叼起草来嚼着。他走到干草堆前，先面向东方在他宽阔有力的胸膛上画三十来次十字，然后甩一甩他的金黄色鬈发，默念了《主祷文》，说了二十来次“求上帝宽恕”，这才用呢大衣连头一起盖好身子，进入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的健康、无忧的梦乡。于是他梦见一座座城市，基辅与当地的圣徒和一群群的朝圣者，罗缅与当地的商人和货物，敖德斯特与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君士坦丁堡与金屋子、白胸脯黑眉毛的土耳其女人——他是插上看不见的翅膀飞到那里去的。他自由地、轻松地飞着，越飞越远，看见下面是洒满阳光的黄金城池、群星密布的蓝色天空、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越往前飞他越觉陶然……

“多好！”涅赫柳多夫喃喃自语道，他脑海里竟也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他不是伊柳什卡啊！

（1856年）

陈馥 译

[1]米佳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2]法语：《农场》，指一位法国学者于一八三七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农场》一书。

[3]丘里斯是丘里谢诺克的别名。

[4]俄国农舍中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一般称为“红角”，是供圣像、放桌子板凳的地方，被视为上座；与它相对的靠门的角落就是“黑角”，又叫做“门角”。

[5]俄国农舍中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一般称为“红角”，是供圣像、放桌子板凳的地方，被视为上座；与它相对的靠门的角落就是“黑角”，又叫做“门角”。

[6]法语：恶性循环。

[7]指东家未成年、由监护人代管的时候。

[8]叶皮凡是尤赫万卡的本名。

[9]俄国农奴主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农奴去服兵役，他们的身体要合格，牙齿要完好。

[10]“别雷”一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白的”。

[11]主日即星期日。

[12]俄历十月一日，公历十月十四日。

[13]1俄亩合1.09公顷。

[14]伊利亚是伊柳什卡的本名。

[15]正确的发音应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16]即敖德萨。

题解

高加索是黑海、亚速海同里海之间的广阔地区。高加索战争（1817—1864）是由于俄国企图兼并东北高加索（切奇尼亚、达吉斯坦）而引起的战争。

从十八世纪起，沙俄就经常对车臣族用兵。俄国战胜拿破仑后，更是放手征伐东高加索及北高加索。一八一六年，叶尔莫洛夫将军受命率军出征，他下令广筑堡垒，对山民进行围攻，并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森林，将这场殖民战争推向高潮。一八二八年叶尔莫洛夫去职后，战事仍在继续。

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一八三四年，沙米尔被他们推选为宗教和军事领袖。他领导山民对抗俄军，屡获胜利。这次战争持续二十五年之久。但由于俄国军队的优势、山民内部社会矛盾的增长、人民的经济破产和厌倦情绪等原因，沙米尔遭到了失败。一八五九年他被俄军围困，最后投降。但直到一八六四年俄军占领索契附近的山村以后，高加索才被征服。

一八五一年四月，托尔斯泰由于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离开莫斯科，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斗。托尔斯泰在那里服役两年半，有关高加索的故事，都是他根据军中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的。

袭击

写于一八五二年五月至十二月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三年第三期《现代人》杂志。

作者写了高加索的帝俄军队对车臣山民的一次袭击，对山民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坚决谴责沙皇的黩武主义，也描述了俄国兵士和下级军官的一些表现。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四天内写于高加索，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描写一个贵族青年的堕落和他的道德基础的脆弱。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本篇是“一个原来有高尚志向的人堕落的故事”。

伐林

一八五三年六月动笔于高加索，一八五五年六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写完。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在小说中作者力求显示普通俄罗斯人的精神品质及其在战争中行动的特点。他通过许多方法，首先通过士兵的精神与贵族军官的世界观和情绪的明显对比，做到了这一点。

克里木战争是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俄国与英、法、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土耳其成为欧洲列强分割的对象。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插足巴尔干半岛。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中近东。一八五三年六月，俄国出兵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同年十月，俄土战争爆发，十一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中的土耳其舰队，引起英法干涉。一八五四年三月英法对俄宣战（次年一月撒丁参战）。同年秋，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登陆。一八五五年九月，英、法、撒、土联军攻陷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战败。一八五六年三月签订《巴黎和约》，沙俄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

塞瓦斯托波尔为一海军要塞和基地，是俄国在黑海方面的屏障，为联军攻击的直接目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持续十一个月之久，是克里木战争中最激烈、也是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托尔斯泰从多瑙河部队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一直战斗到次年八月俄军撤出塞瓦斯托波尔为止。

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下了一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这些故事克服了俄罗斯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出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

这组故事的主题是人民和战争，作者显示了普通士兵、水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爱国主义，揭示了贵族军官的怯懦和虚荣。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于一八五五年三、四月间在塞瓦斯托波尔写成，原名《塞瓦斯托波尔的白天和黑夜》，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六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描述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初期激战的情况，歌颂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在本篇中，无论是士兵、棱堡上的水兵、医院里的伤员都没有姓名，没有涉及个人的命运，但他们在一起体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集体的英雄形象，战斗的人民的形象。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与前一篇同时构思，一八五五年六月写成。初次发表在一八五五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原名《一八五五年春天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夜晚》。

流血厮杀已经继续了六个月，作者描写了战争的种种惨状，谴责了战争，也谴责了贵族，他把普通士兵的崇高精神品质与贵族军官的道德的低下作了对比。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八五五年在克里木开始写作，同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完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

故事通过科泽尔佐夫两兄弟参战和牺牲的经过，描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后几天的战斗和最后撤退的情景。

暴风雪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作者从高加索回来，于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顿河草原上遇到暴风雪，照作者的说法，他“整夜在瞎跑”。当时他就构思了这篇小说，两年后才动笔，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写完于彼得堡。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以高超的手法描写了大自然，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受暴风雪摆布的人们的体验。

两个骠骑兵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十一日一个月里在彼得堡写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五期《现代人》杂志。原名《父与子》，后来根据涅克拉索夫的建议，改为《两个骠骑兵》。

作者勾画了两个俄国贵族军官的代表——父亲和儿子，把父亲的热情、豪迈、豁达的骑士风度和儿子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念作了对比。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高加索回忆片断

一八五三年在高加索时作者就构思好这个故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才在彼得堡写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十二期《读者文库》杂志。原名《与莫斯科一熟人相逢于军旅。涅赫柳多夫公爵高加索笔记片断》。

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古西科夫被贬谪后，置身在普通人民之中，非但精神方面比普通人民低下，还变成了懦夫和卑鄙的人。

一个地主的早晨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十二期《祖国纪事》杂志。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农民和地主的利益不可调和，在农奴制的条件下，农村生活无法改善。作者指出，就连“善良的”地主对农民也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互相敌视和猜疑的鸿沟。

谈到这篇小说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托尔斯泰伯爵以出色的技巧再现了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得多的是，再现了农民对事物的看法。”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3卷

列夫·托尔斯泰（1856年）

列夫·托尔斯泰全家照（1887年）

列夫·托尔斯泰缝制的皮鞋和皮靴（1885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家人、客人中间（1888年）
左起第五人是著名画家H.H.格

列夫·托尔斯泰与农民一起割草（1890年）

卢塞恩[1]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7月8日

昨天晚上我到了卢塞恩，下榻在此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瑞士州的古城，在四州湖畔，”默里说，“是瑞士的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这儿有三条主要的公路交叉着；搭汽船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到达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见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之一。”

不管这话是不是正确，可是其他旅行指南上也是这样说的，因此，各国的旅行家们，尤其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非常多。

这座宏伟的五层楼的瑞士旅馆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在湖边的堤岸上，在那个老地方，原来有一座有顶的、弯曲的木桥，桥角上有小教堂，桥梁上有圣像。现在，由于英国人源源而来，由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趣味和他们的金钱，那座旧桥已被拆毁了，在那儿造了一条像棍子似的笔直的、以花岗岩为基座的堤岸，堤岸上，盖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在楼房前面，种了两行小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在菩提树中间，照例摆着绿色的长椅。这是个散步休憩的地方；那戴着瑞士草帽的英国女人和穿着结实而舒适的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儿来来往往，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堤岸、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该在这儿，不该在这极其庄严而又说不出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

当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里，打开临湖的窗子时，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间，真是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什么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晚上六点多钟了。整天都下着雨，现在天放晴了。像燃烧着的硫磺似的淡蓝色的湖上，有几点轻舟，后面拖着一道道正在消逝的波痕；湖水静止地、光滑地、像要溢出来似的在窗前的芳草纷披的绿岸间展开，蜿蜒地向前伸去，直到被紧夹在两座巨大的陡坡之间，于是显得黑了，接着便停滞和消逝在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雾霭和冰河之间。近处是伸展开去的濡湿、鲜绿的湖岸，岸上有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远一点是深绿的、树木繁茂的、有着古堡废墟的陡坡；最远处是一片耸立着离奇的峭壁岩和暗灰色雪峰的群山绵亘的紫白色的远景；万物都沉浸在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大气中，都被从云缝里射出的落日的炎热的光辉照耀着。湖上也好，山上也好，天空中也好，没有一丝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片完整的色彩，没有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离奇变幻，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而这儿，就在我的窗前，在这种模糊的、错杂的、无拘无束的美之中，却横着一条人工筑造的、愚蠢的、白棍子似的堤岸，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绿色的长椅——这些寒伧的、庸俗的、人造的东西，不但不像遥远的别墅和废墟那样，融合在美的统一的谐和当中，反而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和那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发生冲突，而且我心里直想推开它，毁掉它，就像要把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那颗黑点擦掉一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堤岸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尽量设法找寻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我就独自坐在那儿玩味着一个人在孤寂中凝视着大自然的美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虽不完全、但却甜得令人难受的感情，直到吃晚饭时为止。

七点半时，来叫我吃晚饭了。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以容纳一百人的长餐桌。客人们陆续来到大厅里，肃静的动作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女士们的衣服的声、很轻的脚步声以及和殷勤文雅的侍者们悄悄的商谈声；终于所有的坐位都给绅士太太们坐满了，他们一个个穿得都很漂亮，甚至很阔绰，一般都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客人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保持一种公认的严格的礼节、沉默寡言（不是由于骄傲，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接近），以及因自己的需要得到了适当和愉快的满足而自我陶醉的神情。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洁白的脸和手，从各方面闪闪发光。而那些脸孔，其中有许多很漂亮，只是现出一种感到个人幸福而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的表情；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理领子、切牛肉、斟酒才动动而已。那些手的动作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内心的活动。家属们偶尔用低微的声音交谈几句哪道菜或是哪种酒味美，或是里吉山上美丽的风景。单身的男女游客们默不作声地并排坐着，甚至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人里面间或有哪两个人彼此谈起话来，那他们准是谈天气和登里吉山。几乎听不见刀叉在盘子里动的声音，菜肴每次只吃一点儿，豌豆和青菜一定得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们不自主地被全体的肃静压倒，低声问你要什么酒。每逢吃这顿饭时，我总是感到压抑，不痛快，结果便变得忧郁起来。我老觉得好像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淘了气，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我的小乖乖，你就歇会儿吧！”——可是年轻的血液却在我血管里沸腾，而且我听见我的弟兄在隔壁屋里的欢闹声。以前我总想反抗在这样的会餐时所感受到的这种压抑的感情，可是徒然；所有这些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一种无法抵抗的影响，所以我也只好变得死气沉沉。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过和邻座的人谈谈；可是，除了在那同一个地方以及那同一个人重复显然是千篇一律的词句以外，我是得不到别的回答的。其实，所有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不过，大概这些僵化的人之中，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更复杂和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使自己失去人生中一种最大的享受——人跟人互相交谈的快乐呢？

我们巴黎的公寓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儿，我们，二十个国籍、职业和性格都极不相同的人，在法兰西的社交风尚的影响下，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就像在一块儿游戏一样。在那儿，从桌子这一头到另一头，我们交谈；在谈话中夹杂着诙谐和俏皮的双关语，哪怕时常用一些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没什么，谈话很快就融成了一片。在那儿，谁也不必担心结果怎么样，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bel esprit[2]，有我们的被嘲笑的对象，一切都是共同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就把桌子移开，不管合不合节拍，便开始在沾满尘埃的地毯上跳起la polka[3]来，直到深夜为止。在那儿，我们尽管有些轻浮，不大聪明，而且是不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我们却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得到进杜伊勒利宫[4]的许可证的美国医生，那留着长发的青年戏剧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好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美丽而薄命的寡妇，——我们大家都像人似的，虽然很表面，却很友好地彼此相待，而且互相留下了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很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却很真诚深刻。但是在这种英国式的table d’hôte[5]上，我老是一面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缎带、宝石戒指、搽着发油的头发和绸衣服，一面想：用这些装饰可以使多少活生生的女人得到幸福，同时也可以使得别人幸福。想起来都奇怪，有多少知心的朋友和情人们——非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人们——并排地坐在那儿，也许不知道这个。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他们从来也不想知道这个，从来也不把他们非常向往的和非常容易给人的这种幸福互相给予对方。

像平常吃过这种晚饭那样，我变得忧郁起来；没有吃完最后那道点心，我就没精打采地去遛弯儿。又窄又脏又没亮光的街道，上了门的店铺，喝得醉醺醺的工人，以及和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是和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一面贴着墙走来走去、一面东张西望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排除我的忧郁的心情，反而使它越发强烈。街上已经完全黑了；这时，我没有朝我的周围张望，心里什么也不想，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以睡眠来摆脱这种阴沉的心境。我心里感到可怕的冷淡、孤独和沉重，就像一个人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不禁悲从中来一样。

当我只看着我脚下的地面，沿着堤岸向瑞士旅馆走去时，一种奇妙而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种音响在一刹那间对我起了振奋的作用，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我感到舒服和愉快。我那昏昏欲睡的注意力又集中在我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于是夜景和湖山的美丽——我起先曾对它感到冷淡——好像一个新奇的东西突然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在这一刹那间，我不知不觉地注意到了被升起的月亮照着的阴暗天空中那片深蓝天幕上的灰色云块，映着几点灯光的、像镜子般的墨绿的湖水，远处雾沉沉的群山，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对岸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叫。就在我的正前面，在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乐声传来的那个地方，我看见了一个围成半圆形的人群在街心的薄暗中，而在人群前面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在浮飘着断云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花园中的几棵黑魆魆的杨树美妙地浮现了出来，两个森严的塔顶在古寺两边庄严地耸立着。

我走得更近了，乐声变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辨出在那远方、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它们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却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好像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6]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可是这是美丽的东西。那吉他的令人心荡神怡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花园中的黑的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的黑衣人的孤寂的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生活中一切紊乱的、无意中得来的印象，突然对我有了意义和魅力。好像有一朵鲜妍芬芳的花在我心里开放了一样。代替刚才我所经受到的对世上的一切的厌倦、漠然和冷淡，我突然感到了爱的需要、满怀希望和无以名状的生活乐趣。“你要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不禁这样问自己。“就是它，就是从四面八方环绕着你的美和诗。用你的全部力量大口地把它都吸进去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了。那个矮小的人好像是个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着，一面弹着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我能看得清楚的是：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常礼服，短短的黑发，戴着一顶非常俗气的旧便帽。他的服装没有一点儿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便的、天真愉快的姿态和动作，衬着他那小小的身材，却现出一副令人感动而又滑稽可笑的样子。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们，硬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者们；在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荫路上的菩提树之间，打扮得很漂亮的侍者们，戴着白帽子、穿着白罩衫的厨师们，互相搂着腰的姑娘们和散步的人们，都聚集在一块儿了，站住了。他们都好像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同样的感觉。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那歌手的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四周是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唱的间隔中，从远处掠过水面漂来的有节奏的锤声，以及从弗廖申堡岸边传来的断断续续、带着颤音的蛙声，混合着鹌鹑的清脆单调的啼声。

在黑暗的街上，那矮小的人像夜莺似的，一段又一段地、一曲接一曲地放声唱着。虽然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但是他的歌声还是不断地给我很大的快感。他那轻微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他用来控制着这种声音的柔和、韵味和圆润感是非凡的，而且显出了他那极大的天赋的才能。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唱法都不相同，而且显然，所有这些美妙的变化都是他信口唱来，即兴想起的。

在上面瑞士旅馆的人群中和在下面林荫路上的人群中，常常听得见唧唧哝哝的赞词，周围充满了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阳台上和窗子里，盛装艳服的男女越来越多，在屋里的灯光照映下，他们凭栏而立，就像画中的人儿一样。散步的人都站住了，而且，在堤岸上的阴影中，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男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旁边，离开人群不远，站着一个抽着雪茄的贵族派头的侍者和一个厨子。那厨子强烈地感到了音乐的美妙，而且在听见每个高度的假声的音调时，就兴高采烈地、莫名其妙地对那侍者挤挤眼，点点头，用胳膊肘捅捅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那侍者（凭他满脸的笑容，我已看出歌唱给他的愉快），为了回答厨子，便耸耸肩膀表示说：这很难使他感到惊奇，比这好得多的他都听过。

在歌唱的间隔中，当那歌手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时，我就问侍者，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常上这儿来。

“是的，夏天里总要来两三次，”侍者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不过是个要饭的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侍者一下子没明白我问的话，就回答说。可是后来他懂了，又补充说：“哦，不！我在这儿就看见他一个。再没别人了。”

在这个时候，那矮小的人唱完了第一支歌，敏捷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德国patois[7]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这话我不懂，可是引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什么？”我问道。

“他说他的嗓子太干了，要喝点酒。”那站在我旁边的侍者翻译给我听。

“嗯，他大概爱喝酒吧？”

“这种人都这样。”侍者答道，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那歌手摘下帽子，抡着吉他，走近了旅馆。他仰着头，面对站在窗子里和阳台上的绅士淑女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带意大利、半带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所用的语气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8]他停顿了，沉默了片刻，可是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扬了扬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9]上面的听众默不作声，可是仍旧站在那儿等听下一支歌曲；下面的人群都笑了，也许因为他的说法非常奇怪，而且因为谁也没把任何东西给他。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灵活地把它们从这只手里扔到那只手里，然后藏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便戴上了帽子，又开始唱起那支他管它叫l’air du Righi的、优美动人的蒂罗尔歌来。他留着最后唱的这支歌，比所有先头唱的歌都更出色，因此，在逐渐增多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传出了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抡着吉他，摘下帽子，把它向前伸去，然后，向着窗子迈了两步，接着又说了那句费解的话：“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10]显然，他认为这句话非常巧妙和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现在看出了某种由于他那矮小的身材而特别显著的踌躇的心情和孩子般的胆怯。那些文雅的听众还是在辉煌的灯光中，美丽如画地站在阳台上和窗子里，他们的盛装艳服闪闪发光；其中有几个人用相当低沉的声音显然在互相谈论那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还有几个人用好奇的眼光俯视着那小小的黑影子，从一个阳台上传出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嘹亮欢愉的笑声。在下面的人群中，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大了。歌手第三次重复了他那句话，可是他的声音却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手伸出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了。就是在第二次，从那几百个穿着漂亮、来听他歌唱的人们中，甚至也没一个人扔给他一个戈比。人群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小的歌手显得更小了；他用一只手拿着吉他，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在头上扬了扬，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11]然后又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彼此悠闲地交谈着的漂亮绅士和太太们，从阳台上渐渐地消逝了。人们又重新开始在林荫路上散步。在歌唱时一度寂静过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走过来，从远远的地方瞧着歌者在笑。我听见那矮小的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转了转身，好像显得更小了，便迈着快步向市内走去。那些快乐逍遥地散步的人还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笑……

我完全惘然若失了，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因此，我站在那个地方，茫然地凝视着那迈着大步飞也似的向市内走去、逐渐在黑暗中消逝的小小的人儿，凝视着那些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散步的人。我感到痛苦、忧郁，尤其是替那小小的人、替人群、替我自己感到可耻，好像是我自己向人家讨钱，他们什么也没给我，还要嘲笑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带着揪心的痛苦，迈着快步向瑞士旅馆的门口走去。我还捉摸不透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只知道有某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东西充塞在我的心头，使我感到压抑。

在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我遇见了那彬彬有礼地让路的看门人和一家子英国人。一位健壮、漂亮、高个子的绅士，留着英国式的浓黑的络腮胡子，戴着一顶黑呢帽，胳膊上搭着一条格子花呢披巾，手里拿着一根很值钱的手杖，和一位身穿色彩离奇的绸连衣裙、戴一顶镶有发亮的缎带和好看的花边的女帽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傲岸地走着。在他们旁边走着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戴着一顶精美的瑞士女帽，上面斜插着一支羽毛，à la mousquetaire，[12]帽子下面她那白皙的脸蛋的周围，纷垂着一绺绺柔软的、纤细的、淡褐色的鬈发。在他们前面，一个近十岁、脸色绯红的小姑娘一蹦一跳地走着，从精致的花边下露出那双白胖的小膝盖。

“夜色可美哪。”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位太太用甜蜜幸福的声调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嗯了一声，显然，他在世上活着真是好得连话都懒得说。甚至所有他们这种人都觉得在世上活着是非常宁静、舒服、整洁和容易的；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现出了对任何别人的生活的冷淡；他们绝对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和鞠躬，散步回来，他们会找到整洁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享用这一切，——因此，我就突然不禁把他们和那刚才羞惭地逃避嘲笑的人群的、疲惫或许饥饿的流浪歌手作了一个对比，我明白了刚才像石头似的压在我心头的是什么，同时，对这些人感到了说不出的义愤。我在这个英国人身边来回地走了两次，每次我都没有给他让路，而是用胳膊肘推开他，因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然后，我就走下了门口的台阶，穿过黑暗，朝市内的方向——那个矮小的人消失了的地方跑去。

赶上了三个在一块儿走路的人，我问他们歌手上哪儿去了；他们笑了，指给我看他在前面。他独自快步走着，没有人走近他；我觉得他还在气愤地嘟哝着什么。我赶上了他，提议同他上什么地方去喝瓶酒。他还是那样快地走着，而且不满意地回头瞧瞧我；可是，在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他就站住了。

“好吧，如果您有这种好意，我并不拒绝，”他说，“那儿有家小咖啡店，我们可以上那儿去——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这句话时，指着那家门还开着的小酒馆。

他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不要上那家普普通通的咖啡店去，而到那些曾听过他歌唱的人们住的瑞士旅馆去。虽然他怀着胆怯的激动几次谢绝到瑞士旅馆去，说那儿太讲究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于是他装出一副毫无窘态的样子，兴高采烈地抡动着吉他，和我沿着堤岸往回走。几个悠闲地散步的人，在我刚一走到歌手跟前时，就走近前来倾听我说话，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一面唧唧哝哝，一面跟着我们走到了旅馆门口，大概是盼望那蒂罗尔人还有什么演奏。

我在过道里遇见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他笑眯眯地瞧瞧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跑过去了。我向侍者头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了我的话，又把那胆怯的、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便严厉地叫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大厅里去。这个左边的大厅是个接待普通人的酒吧间。在这个屋子的角落里，一个驼背的女用人正在洗碗碟；全部家具只有几张没漆过的木头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和颜悦色、但却含有嘲笑意味的微笑瞧着我们，而且他把两手插在两边口袋里，和那洗碗碟的驼背女人交谈着什么。他显然想让我们知道，他觉得自己凭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觉得非常有趣。

“您要普通葡萄酒吗？”他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时一面对我的伙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食巾从这只胳膊上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来香槟，要最好的。”我尽量装出一副最傲慢和最威严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好，我那虚有其表的傲慢和威严也好，都没有在这侍者身上起到任何作用；他冷笑了笑，瞧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便从容不迫地看看自己的金表，然后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了屋子，好像他是出去散步似的。他很快就拿着酒和另外两个侍者一块儿回来了。那两个侍者在洗碗碟的女用人旁边坐下了，脸上现出愉快的关心和温存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在孩子们玩得很热闹的时候，欣赏自己那些可爱的孩子一样。只有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用人好像是带着同情，而不是带着嘲笑瞧着我们。虽然在这些侍者的炯炯的目光下，和歌手谈话以及款待他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而且很窘，但我还是竭力尽我的本分做到尽可能的无拘无束。在灯光下，我看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很瘦小的、体格匀称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个矮子，黑头发硬得像鬃毛一样，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老是泪汪汪的，没有睫毛，那张天生很可爱的小嘴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他的络腮胡子很短，头发也并不长，衣服简单寒伧。他邋里邋遢，衣服褴褛，晒得很黑，总之，他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表。与其说他是个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个贫穷的小贩。只有在他那双老是润湿的、亮晶晶的眼睛里和他那抿着的小嘴上，有某种独特的和令人感动的地方。看起来，他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其实，他三十八岁。

他带着温厚的本意和明显的真诚叙述了他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而且他也没有别的亲戚。他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手害了骨疽病，使得他不能干活。他从小爱唱歌，所以他就开始唱歌了。外国人有时候给他点钱，他就以此为生，买了一把吉他，十八年来，他跑遍了瑞士和意大利，在各地旅馆门前卖唱。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天晚上的宿费和饭钱。他每年，这是第十八次，都要跑一趟瑞士所有最好的、游客最多的地方：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经过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然后经过圣·哥达或是萨瓦又走回来。现在他渐渐感到走路吃力了，因为他受了风寒，他自己称它为关节炎的脚疼，一年比一年厉害，而且他的视力和歌喉也越来越衰退。尽管这样，但他现在还是要到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去，然后，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这是他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一般说，他好像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去，是不是有亲戚在那儿，还是有房产和田地的时候，他的嘴就像打褶似的抿成了一个愉快的微笑，接着他就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13]他一说完这句话，就对侍者们挤挤眼。

我不明白这话的意义，可是那几个侍者却笑了。

“我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会这样东奔西跑吗？”他对我解释着，“我所以要回故乡，就因为那儿总还有点什么吸引着我。”

于是他带着巧妙自满的微笑又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说完，他温和地笑了笑。侍者们都非常满意，也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洗碗碟的驼背女用人用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那矮小的人，给他拾起在我们谈话时从长凳上掉下去的那顶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卖艺的，甚至变戏法的，都爱称自己为艺术家，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伴侣暗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他根本不承认他有这种资格，而认为他的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问他唱的歌是不是他自己作的，他对这种奇怪的问题感到惊异，便回答说，他怎么能呢，这都是古老的蒂罗尔歌。

“里吉歌呢？我看，这不是一支古老的歌吧？”我说。

“是的，这是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很聪明的人；这是他作的。这支歌真美！您瞧，他是为旅游家们作的。”

于是他就开始把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非常喜欢这支歌。

如果你要去里吉，

到维吉斯这段不用穿鞋，

（因为你可以坐汽艇去），

从维吉斯可得拿粗手杖，

还得挽着一位少女，

动身时要去喝杯老酒，

只是别喝得太醉。

因为谁想喝酒，

谁就该先立下功绩……

“哦，这支歌真美！”他结束时说。

侍者们大概也认为这支歌非常好，所以他们都走到我们跟前来。

“那么，是谁作的曲呢？”我问道。

“不是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要想唱给外国人听，就得有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当侍者们把冰给我们送来，我替我的伴侣倒了一杯香槟时，他似乎很不好意思，便回头瞧瞧那些侍者，在板凳上感到坐立不安。我们碰杯，祝艺术家们健康；他喝了半杯酒，觉得应该沉思一下，就深沉地扬扬眉毛。

“我很久没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ça[14]。在意大利，d’Asti[15]酒虽然好，可是这个却更好。哦，意大利！在意大利可好哪！”他补充说。

“是的，那里的人们懂得欣赏音乐和艺术家。”我说，想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旅馆前面失败的话题上来。

“不，”他答道，“在那儿，关于音乐，我不能给任何人愉快。意大利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样的音乐家全世界上也很少见；不过，我唱的只是蒂罗尔歌。这对他们还是新鲜玩意儿。”

“那么，那儿的绅士老爷们比较慷慨吧？”我继续说，想使他分担我对瑞士旅馆的客人们所表示的愤懑，“那儿总不至于像这儿一样吧，在一家住着阔人的大旅馆里，上百的人听一位歌唱家唱歌，什么也不给他……”

我的问题完全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他甚至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相反，他把我的意见看成是对他那没有赢得任何报酬的才能的责难，所以他就拼命向我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答道，“有时候嗓子不好，累了。您知道，我今天就跑了九个钟头，差不多唱了一整天。够吃力的。而那些高傲的贵族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甚至不高兴听蒂罗尔歌。”

“无论如何，他们怎么能什么也不给呢？”我重复说。

他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倒没什么，”他说，“在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16]这是个问题。在这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他们不让您唱，但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随便唱，谁也不会对您说什么。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送您进监狱。”

“怎么，真的吗？”

“是的。假如他们警告过您一次，而您还要唱呢，他们就会送您进监狱。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眯眯地说，好像这是他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哦，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呢？”

“根据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样，”他继续说，变得振奋起来了，“他们不肯想想穷人也得设法生活。如果我不是个残废，那我就该干活。我唱歌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的歌会害人吗？这是什么意思？阔人可以随便怎么生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17]，甚至不能活着。这算什么共和国的法律？假如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先生，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只要……我们要……”他踌躇了片刻，“我们要自然的法律。”

我又给他斟满了一杯。

“您没喝。”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对我一鞠躬。

“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他说，眯缝着一只眼睛，用手指指我，“您要灌醉我，瞧我的好看；可是不，您不会成功的。”

“我干吗要灌醉您呢？”我说，“我不过是想让您高兴高兴罢了。”

大概他懊悔因误解了我的意思而得罪了我，所以他感到很窘，便欠起身子，捏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那双润湿的眼睛现出央求的表情瞧着我说，“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紊乱、巧妙、复杂的话，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

“Je ne vous dis que ça！”他最后说。

这样，我跟歌手继续喝酒聊天，而侍者们也仍旧毫不客气地瞧着我们，而且似乎有点取笑我们。虽然我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可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而且，我承认，我越来越冒火。其中一个侍者站起身来，走到那矮小的人跟前，瞧着他的头顶，开始笑了。我对瑞士旅馆的住客已经积下了满肚子的气愤，还没来得及在谁身上发泄，而现在，我承认，这群侍者真把我惹火了。这时，那看门人没有摘帽子便走进了屋里，然后，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在我旁边坐下了。这个最后的举动触犯了我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终于，使那在我心里憋了一整晚的、压抑着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当我一个人在大门口的时候，他会对我卑躬屈节地鞠躬，而现在，因为我和一个流浪歌手坐在一块儿，他就粗暴无礼地紧靠着我坐下呢？我心里充满了那种沸腾着的、深恶痛绝的愤懑，可是我暗自喜欢它，因为当它在我身上发作的时候，甚至刺激我，对我有镇静的作用，而且至少在短促的时间内，给我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加了一种非常的韧性、精力和力量。

我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对那侍者大声喝道，感到我的脸都白了，嘴唇禁不住直哆嗦。

“我没有笑，我就这样。”那侍者一边朝后退一边说。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当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而且还坐在这儿呢？不许你坐！”我大声喝道。

看门人嘴里嘟囔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都是侍者，你们有什么权利笑他，并且坐在他旁边呢？为什么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不笑我，不在我旁边坐着呢？是因为他穿的寒伧而且在街头卖唱吗？因为这个；而又因为我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人虽然穷，可是我相信他比你们要好一千倍。因为他不侮辱人，而你们却侮辱他。”

“我什么也没说，您何必这样呢，”我的敌人——那侍者胆怯地答道，“我又没有妨碍他坐在这儿。”

那侍者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德国话白说了。那粗暴的看门人想替侍者打抱不平，可是我猛烈地抨击了他，因此，他便装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挥了挥手。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人大概注意到了我的激烈的情绪，怕闹出事来，或者是同意我的看法，拥护我，所以她尽量站在我和看门人之间，一方面劝他别言语，一方面说我对，请我息怒。“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18]她一个劲儿说。那歌手现出了一副极可怜、极害怕的神情，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冒火，我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走。可是那愤恨的、一吐为快的言辞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什么也不给他的听众，以及我那无法平静下来的心情。我想，若是那些侍者和那看门人不表示让步，我就会尽兴地跟他们大干一场，或是用手杖在那无法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袋上乱敲一顿。假如这会儿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就会快乐地冲进英军的堑壕，把他们斩尽杀绝。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个房间里，而不到那个厅里去呢？啊？”我抓住看门人的胳膊，不让他走，一面责问他，“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一定得呆在这个房间里，而不呆在那个厅里呢？难道说，所有出钱的人，在旅馆里不是平等的吗？不仅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样。你们的共和国真是个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房间里来，而那些英国人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从他身上偷去了他们应该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把这个房间指定给我们呢？”

“那个厅关着哪。”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道，“撒谎，没关着。”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那看门人侧着身子从我身边走开了。

“唉！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嘟囔着说。

“不，别来‘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大声叫道，“马上把我领到那个厅里去。”

尽管那驼背女人一个劲儿劝我，歌手求我还是回去好，可是我却把那侍者头儿叫来了，同时我和我的伴侣走进了另一个厅里。侍者头儿听见我气愤的声调，又看见我激动的神情，没有和我争辩，只是带着蔑视的谦恭说，我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没来得及揭穿看门人的谎言，因为在我走进这另一个大厅以前，他就溜走了。

这个厅的确是开着，灯火通明，而且在一张桌子上，有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正坐在那儿吃晚饭。虽然侍者把我们让到一张特座的桌子上，可是我和这肮脏的歌手却挨着那英国人坐下，并吩咐把没有喝完的那半瓶酒给我们送到这儿来。

那两个英国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就恶狠狠地瞧着那呆若木鸡地坐在我旁边的矮小的人；他们俩嘀咕了几句，那女的把盘子向前一推，绸连衣裙作响地站起身来，接着他们俩就走掉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那英国人一面恶狠狠地在跟一个侍者说什么，一面不断地指着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么一来，我就能把我所有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发泄出来。幸好他们没有睬我们，然而当时我却觉得这是个遗憾。

先头不肯喝酒的歌手，现在却匆匆忙忙地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喝光了，想尽快离开这儿。可是，我觉得，他是深深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越发泪汪汪的和亮晶晶的了，而且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奇怪，挺紊乱的谢词。可是这句谢词还是使我感到了愉快；大意是说，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尊重艺术家，那他就好了，同时他还祝我一切幸福。我和他一块儿走进了过道。那些侍者和我的敌人——看门人——都站在那儿；那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我觉得他们都把我当做疯子。我要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所有这群人平等，因此，带着一副尽我所能表现的恭敬态度，我摘下了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干枯、瘦骨嶙嶙的手。侍者们装出一副毫不理睬我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恶意的笑声。

当歌手鞠了个躬，在黑暗中消逝时，我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里，想借睡眠摆脱这一切的印象和那突然在我心里生出的愚蠢幼稚的憎恨。可是，我感到自己激动得无法入睡，因此又上街去走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而且我得承认，除此以外，我还模糊地希望找个机会和那看门人、那侍者或是那英国人干起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可是，除了那一看见我便背过脸去的看门人以外，谁也没遇见，所以我只好独自沿着堤岸徘徊。

“这就是诗歌的奇怪的命运，”我稍微冷静了些，寻思着，“人人都爱诗歌，都找寻诗歌，人人都在生活中只向往和找寻它，可是谁也不承认诗歌的力量，谁也不珍视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幸福，既不看重也不感谢那些把这幸福给予人类的人。请问问住在瑞士旅馆里的那些客人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人：世上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所有的人，或许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会现出讥讽的表情对您说，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也许这种想法您不喜欢，和您那崇高的理想并不一致，’他会这样对您说，‘不过，既然人类的生活已经这样安排，只要有钱就能给人幸福，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性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说，‘也就是说去看真实。’你的理性够可怜了，你所希望的幸福够可怜了，而且你是个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可怜虫……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亲人、职业和财物，而聚集在瑞士的这座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晚上都走上凉台，肃静地倾听那小小的乞丐的歌唱呢？再说，假如他还肯唱下去，那你们就还会默默无言地听下去。难道金钱，即使几百万，就能把你们大家赶出祖国而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金钱能使你们云集在凉台上，沉默地、纹丝不动地站半个钟头吗？不！只有一种东西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会比生活中的一切别的动力更强烈地推动你们，这就是对诗歌的需要——你们不承认，可是你们会感到的，而且，只要你们身上还剩下一点儿人味，你们就永远会感到的对诗歌的需要。你们觉得‘诗歌’这个词儿滑稽可笑，你们把这个词儿用作嘲笑的非难，你们准许孩子们和傻姑娘们爱一种类似诗歌的东西，即使这样，你们还是嘲笑他们；对你们来说，你们需要一种普通的东西。可是孩子们却用健康的眼光来看生活，他们热爱，而且知道人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东西，但生活却把你们弄得头昏脑涨、堕落腐化，以致你们嘲笑你们所爱的一种东西，并且光去找寻你们所憎恨的、使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简直头脑糊涂了，因此你们不懂得你们对这个曾把纯粹的享受给了你们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而同时，你们又认为你们自己必须在一位勋爵面前白白地、既没好处也没乐趣地降低身份，而且为了某种目的为他牺牲自己的安静和便利。真荒唐！真是无法解释的荒谬！可是今天晚上最使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带来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的乐趣的麻木不仁，我是差不多了解的，或者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常遇见这种事，已经习惯了；人群的粗暴和无意识的残酷对我来说也并不新奇；不管那群众心理的辩护人怎么说，人群虽然是许多好人的结合体，但这些人只接近兽性的和卑下的方面，所以它只能表现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暴。而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可是，不，你们的祖国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应该有乞丐，也不应该有乞丐生活所依赖的怜悯心。但他已付出了劳力，他给了你们快乐，他央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东西给他一点，作为你们享用过他的劳动的报酬。可是你们却从你们的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中，带着冷漠的微笑，把他当做稀罕事物似的观赏，而且在你们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中，肯把一点东西扔给他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蒙受耻辱的人从你们身边走开了，而那没有头脑的人群却跟在他后面取笑他，他们侮辱的不是你们，而是他，——因为你们冷淡，残酷和可耻；因为你们偷去了他给了你们的快乐，就因为这个，他们才侮辱了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人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有一个流浪乞食的歌手，曾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约有一百位人士听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给他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任何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虚构，而是确凿的事实；只要有人肯到瑞士旅馆的常客那儿去调查一下，可以查阅报纸，七月七日哪些外国人曾在瑞士旅馆住过。

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什么英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中国人，[19]因为中国人没有用现钱买东西，而他们的国家却要吸收硬币；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卡比耳人[20]，因为非洲的庄稼长得好，还因为不断的战争对于训练军队有益；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ères[21]散步，而且在报刊上使人民确信，他只是秉承全体人民的意志才称皇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把早已周知的事实掩盖或透露出来的言论；可是七月七日在卢塞恩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件十分新鲜、奇怪的事，是一件和人性的永恒的丑恶面无关、而和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有关的事。这个事实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史料。

为什么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里不可能有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在这儿，在这个文明、自由和平等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在这个来自最文明的国家的最文明的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会有可能呢？为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做出种种光明正大、仁义道德的事来的，这些又有教养、又讲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对于个人的善行会没有人类的恻隐之心呢？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地关心在印度未婚的中国人的情况[22]，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的衮衮诸公，在自己的心灵中却找不到单纯的、原始的、人对人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感情吗？难道他们这种感情的位置已经被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誉心和利欲心给占据了吗？难道被称为文明的人的明理的、自私的结合的传播，把本能的友爱的结合的要求消灭和否定了吗？难道这就是为了它流了这么多无辜的血，犯了这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民族像孩子们似的光凭嚷嚷“平等”这个词儿，就能造成幸福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吗？难道人的整个一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度过的吗？其实，属于法律以内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千分之一的部分，其余部分是在法律以外，在社会的风尚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公然侮辱歌手。我穿得比侍者漂亮，我就可以公然侮辱侍者。看门人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和歌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和我们是平等的了，因此就变得粗暴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横蛮无礼，看门人便认为自己比我低。侍者对歌手横蛮无礼，歌手便觉得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甚至连一个公民，既没有加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为了免于饿死，才做一件他所能做的事，也要被关进监狱里去，难道这是自由的国家吗？这是像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

一个为了积极解决自己的需要因而被投到善与恶、事实、思考和矛盾这个永远动摇的无限的海洋中的人，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虫！为了把善推到一边，把恶推到另一边，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斗争和努力着。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具有公平心的人，无论在哪儿把他放在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并不摆动，在它的每一头有多少善，也有多少恶。人只要能学会不评论，不苦苦地积极地思索，不回答为了使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而对他提出的问题，那就好了！他只要能了解每种思想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就好了！它所以虚伪，是因为它的片面性，是因为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理：它所以真实，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愿望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这个永远动摇不定、没有尽头、无限错综的善恶交错之中给自己作出了分类，又在这个海洋上划出了假想的线，然后盼望海洋也照此自行分开，好像根本没有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另外一个方面作出的其他无数的分类似的。不错，这种新的分类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会过去。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束缚是恶。正是这种臆想的知识把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给消灭了。那么谁能给我下个定义：自由是什么，专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野蛮是什么？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界线在哪儿？谁的心里有这样一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使他能衡量所有瞬息即逝和错综复杂的事实呢？谁的头脑有那么伟大，就是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洞悉和衡量一切事实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并不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呢？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看见这个比那个更多，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错了呢？谁又能即使在一瞬间在精神上完全地离开人生而独立自主地超然观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指导者——主宰全世界的神明；他渗入到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心中，给每一个人灌注对一切应有的事物的渴求；正是这个神明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且叫我们本能地互相亲近。

而且，把文明的嘈杂忙乱的发展压倒了的，也正是这个唯一永远不犯错误的、幸福的声音。谁更多是人，谁更多是野蛮人呢：是那个因看见歌手的破烂衣服便恶狠狠地离开了桌子，而且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现在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屋子里，悠闲地大谈其中国的情形，认为在那儿犯屠杀罪是正义的那个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走遍了高山和低谷，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而用自己的歌唱安慰人，并在今天受了侮辱，差不多被人撵走，又累又饿，又蒙受了耻辱，已经跑到什么地方的霉烂稻草上去睡觉了的歌手呢？

在这个时候，从街头夜间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远远地听见了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吉他声和他的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谁曾在天平上称过这些人之中每个人的内在的幸福呢？瞧，他这会儿正坐在什么地方的肮脏的门槛上，凝视着月色溶溶的天空，在宁静、芬芳的夜色中快乐地歌唱；他心里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没有懊悔。可是谁知道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的人，心里现在正做什么打算呢？谁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人的心里，正像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心里一样，也有那种毫无牵挂的、柔和的生之喜悦和与世无争的胸襟呢？允许和命令这一切矛盾都存在的神的慈悲和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只有你，渺小的可怜虫，鲁莽而放肆地想要洞悉他的法则和他的意图的可怜虫，只有你，才觉得有矛盾。他从他那光辉超绝的高处，温存地俯视着而且欣赏着你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那充满矛盾而又永不止息地前进着的无限和谐。你居然骄傲自满地想摆脱这个普遍的法则。这是不行的！而你竟会对侍者们怀着毫不足道的愤慨，你对无穷无尽的和谐的要求也给予了回答……”

（1857年7月18日）

芳信 译

[1]旧译琉森。

[2]法语：有才智的人。

[3]法语：波尔卡舞。

[4]杜伊勒利宫，旧时法国王宫，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5]法语：公共餐桌。

[6]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7]法语：方言。

[8]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人。

[9]法语：现在，先生们太太们，我要给你们唱一首里吉民歌。

[10]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11]法语：先生们太太们，谢谢你们，我祝你们晚安。

[12]法语：像火枪手那样。

[13]法语：是的，糖是好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是甜的！

[14]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

[15]法语：阿斯提。

[16]法语：警察太麻烦了。

[17]法语：一个穷人。

[18]德语：这位先生对；您也对。

[19]一八五六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认为大不列颠国旗受到侮辱，从英国军舰上残酷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该城，杀死大量市民。

[20]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21]法语：普隆比埃尔。该地为伏吉萨尔的一个疗养地。此处拿破仑系指拿破仑三世。

[22]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国会提出招中国移民中的自由劳工去英殖民地的问题，中国移民不愿携带妻子前往，众议院会员建议对未婚移民课以重税。

阿尔贝特

一

五个有钱的年轻人在深夜两点多钟来到彼得堡的一个小型舞会作乐。

香槟酒喝了很多，大多数的绅士们都很年轻，少女们都很漂亮，钢琴和小提琴不知疲倦地一支又一支地弹奏着波尔卡舞曲，跳舞和喧闹声一直继续着；可是，总觉得有点沉闷、别扭，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谁都感到（像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没必要。

他们曾几次强打起精神，可是装出来的欢乐比沉闷更糟。

五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比起别人来，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整个晚会都更为不满，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站起身来，找到帽子走出去，打算悄悄地离开。

前厅里没有人，可是他听见在隔壁房间的门后有两个人在争论。这个年轻人便站住了，开始倾听。

“不行，那儿有客。”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请让我进去，不要紧的！”一个男人的微弱的声音央求道。

“没有太太的许可，我不能让您进去，”那个女人说，“您往哪儿？哎呀，您这人真是！……”

门突然大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的身影。女仆一看见客人，就不再去阻拦他，于是这个怪人便怯生生地鞠了一躬，迈动两条罗圈腿踉踉跄跄地走进了里屋。他中等身材，背部瘦窄而且有点驼，头发又长又乱。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窄小的破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粗糙的没有擦过的皮靴。长长的白脖子上系着一条像拧成麻花的领带。瘦骨嶙峋的双手从肮脏的衬衣的袖口露出来。尽管他的身子非常瘦，他的脸却又白又嫩，甚至在他的面颊上，在他那稀疏的黑胡须和络腮胡子上面，还泛着鲜艳的红晕。没有梳理的头发往上甩，露出了他那不高的、但非常光洁的前额。一双疲倦的黑眼睛温柔地、探索地、同时又傲慢地向前凝视着。那双眼睛的表情，和从稀疏的小胡子下面露出来的、弯弯的鲜艳的双唇的表情，迷人地融合在一起。

他向前走了几步，站住了，转过脸去对那年轻人微微一笑。他笑得似乎很勉强；可是，当他露出粲然的微笑时，那年轻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一笑。

“这是谁？”当那怪人走进舞乐洋溢的房间时，他低声问女仆。

“戏院里的一个疯乐师，”女仆答道，“他有时候来看我们太太。”

“杰列索夫，你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有人在大厅里喊道。

这个名叫杰列索夫的年轻人回到大厅里。

那位乐师站在门旁瞧着跳舞的人们，用微笑、眼神和用脚打着拍子，显示出这个场面给他带来的快乐。

“喂，您也来跳舞吧。”有个客人对他说。

那位乐师鞠了个躬，然后便用询问的目光瞧了瞧女主人。

“去吧，去吧，——既然大家都邀请您，您就跳吧。”女主人接茬说。

那位乐师的瘦弱的四肢突然使劲地动起来，他左顾右盼，微笑着，扭动着，吃力而笨拙地在大厅里跳起舞来。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一位快活的军官，舞跳得非常漂亮而且舞兴正浓，无意中撞了那位乐师一下。乐师的瘦弱的、疲倦的两腿失去了平衡，他踉踉跄跄地向旁走了几步，就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板上。虽然他摔倒时发出了急剧而重浊的响声，可是在最初的一刹那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哄笑起来。

但是乐师没有站起来。客人们都沉寂下来，连钢琴也停止了演奏；杰列索夫和女主人首先跑到摔倒的人跟前。乐师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呆呆地瞧着地面。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搀他在椅子上坐下以后，他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把前额上的头发迅速往后一掠，并不回答大家的问候，开始微微一笑。

“阿尔贝特先生！阿尔贝特先生！”女主人说，“怎么样，您摔着了吗？摔着哪儿了？瞧，我说过，不应该跳舞。他的身体太弱了！”她对客人们继续说道，“连走路都很吃力；怎么能跳舞呢？”

“他是谁？”有人问女主人。

“他是个穷人，是位艺术家。是个非常好的人，只是怪可怜的，您瞧。”

她说这话时，并不避讳乐师的在场。乐师清醒了过来，而且好像害怕什么似的蜷缩起身子，把那些围着他的人推开。

“这都不要紧的。”他忽然说，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而且，为了证明他一点也不疼，他走到房间当中，想纵身一跳，可是他摇晃了一下，要不是有人扶着他，他又会摔倒。

大家都感到很难堪；瞧着他，沉默着。

乐师的目光又黯淡了，而且他，显然忘记了大家，开始用手揉着膝盖，突然，他抬起头来，把发抖的腿向前迈了一步，而且又像刚才那样，用他那习惯的手势把头发往后一掠，然后，走到小提琴手跟前，把他的小提琴拿了过来。

“这都不要紧的！”他挥动了一下小提琴重复道，“诸位！咱们来拉支曲子消遣消遣吧！”

“这个人的脸真怪！”客人们交头接耳地说。

“也许是巨大的才华葬送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了！”客人中有人说。

“是呀，真可怜，真可怜！”另一个说。

“他的脸多美！……他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气质，”杰列索夫说，“让咱们瞧吧……”

二

这时，阿尔贝特旁若无人地把小提琴紧贴在肩膀上，一面沿着钢琴慢慢地走来走去，一面调着琴弦。他的抿着的嘴表情冷淡，看不见他的眼睛；可是他那瘦削的脊背、白皙的长颈脖、弯曲的两腿和那黑发纷披的脑袋却显得很奇怪，但不知为什么，丝毫也不令人觉得可笑。他把小提琴的弦调好以后，就敏捷地拉了一个和音，然后，他把头向后一仰，转向准备给他伴奏的钢琴师。

“《Melancholie G-dur》[1]！”他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对钢琴师说。

随后，好像为了那命令式的手势请求原谅似的，他温和地笑了笑，而且带着这种微笑环视了一下听众。阿尔贝特用他那只握着弓的手把头发往后一掠之后，就在钢琴角前站住了，用从容不迫的动作在弦上拉起了弓子。房间里响起了清澈悠扬的声音，室内变得完全寂静了。

在第一音符以后，主题便流畅而优美地倾泻出来，并突然以一种异常明朗的和令人快慰的光辉照亮着每个听者的心。没有一个不正确的或是夸张的音破坏听众们的凝神谛听，所有的音都是明晰的、优美的和有意义的。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怀着期待的悸动倾听着乐曲的发展部。这些人从原来所处的无聊的心情、热闹的消遣和心灵的沉睡中，不知不觉地突然被带到了一个他们早已忘却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心里时而涌起一种对于往事的平静的冥想，时而涌起对于某种幸福的热情的回忆，时而涌起一种对权力和荣华的无限的追求，时而又涌起一种无可奈何、得不到满足的爱情和忧愁之感。那时而亲切忧伤，时而迸发的绝望的音响自由地交织成一片，那么优美、那么强烈、那么不知不觉地逐一倾泻出来，以致听出来的不是音响，而是一种早就熟悉、但现在才首次表现出来的诗意的美妙的洪流，倾注到每个人的心田。阿尔贝特随着每个音符越来越高大了。他根本不丑，也不怪。他把下巴紧贴着小提琴，以热情专注的表情倾听着自己发出的音响，一面激动地挪动着双脚。他有时候挺直身子，有时候把腰弯得很低。那只紧张地弯着的左手，好像一直保持着这种固定的姿势，只有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在非常激动地拨动着；右手从容地、优美地、几乎看不出地移动着。他的脸容光焕发，现出一种持续的热情洋溢的喜悦；眼睛射出明亮的严厉的光辉，鼻孔鼓起，鲜红的嘴唇快活地张着。

有时候，他的头低俯在小提琴上，眼睛闭着，一半被头发遮着的脸上露出温和的幸福的微笑。有时候，他很快地挺直身子，伸出一只脚去；他那开阔的前额和他那环视室内的明亮的眼神，便闪耀着骄傲、庄严和意识到自己的威力。有一次，钢琴家由于疏忽错弹了一个和音。乐师的全身和脸上便表现出一种肉体上的痛苦。他停了一刹那，带着孩子般的恶狠狠的神情跺着脚叫道：“Mol，c-mol[2]！”钢琴家纠正了错误，阿尔贝特便闭上眼睛，微微一笑，于是他又把自己、别人和整个世界都忘了，带着无比欢乐的心情沉醉在自己的天职里。

当阿尔贝特演奏时，室内所有的人都悄然无声，似乎完全陶醉在他的音乐里。

那位快活的军官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无神的目光注视着地板，吃力地呼吸着，很少喘气。少女们都默不作声地靠墙坐着，只是偶尔彼此交换一下赞许的，以至于诧异的眼光。女主人的胖胖的、笑眯眯的脸快活得眉开眼笑。钢琴师的两眼紧盯着阿尔贝特的脸，并且，带着唯恐出错的惶恐的神情（这在他那挺直的全身中都表现出来）在拼命地跟上他。一个酒喝得最多的客人趴在长沙发上，尽量地一动不动，免得显露出自己的激动。杰列索夫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仿佛有一个冰冷的环箍在他的脑袋上，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他连头发根都变得有了感觉，脊梁上自下而上一阵阵发冷，有什么东西越来越往上地涌到他的喉头，仿佛有细针在扎他的鼻子和上颚，于是眼泪不知不觉地弄湿了他的双颊。他猛的晃动一下身子，极力想悄悄地把眼泪吸回去，把它擦净，可是新的眼泪又夺眶而出，顺着两颊流了下来。由于一种奇异的联想，阿尔贝特的小提琴的最初的音响就把杰列索夫带回到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一个已经不年轻、对生活感到疲倦、疲惫不堪的人——突然觉得自己是十七岁，对自己的漂亮感到得意，有些儿傻，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他想起了对穿玫瑰色连衣裙的表妹的初恋，想起了在菩提树的林荫小道上第一次爱情的表白，想起了那次偶然接吻的热烈和不可理解的魅力，想起了当时在他周围的大自然的神妙和令人莫测的神秘。他回忆往事，她便在模糊的希望、不可理解的欲求、以及对于不可能的幸福的可能实现的确定不移的信念的迷雾之中，放出异彩。所有当时不知珍惜的瞬间，接踵出现在他的面前，但这不是转瞬即逝的、现在的没有意义的瞬间，而是停留下来，不断扩大和带有谴责的过去的形象。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玩味着这些形象，他哭了，——他哭，并不是因为他可以更好地利用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使时光倒流，他也不会去更好地利用它），他哭，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逝去，不复返了。种种回忆都自然而然地涌上了他的心头，而阿尔贝特的小提琴却一再说着同样的话。它说：“对你来说，身强力壮、爱情和幸福的时代都永远过去了，决不会再回来了。为它哭泣吧，把眼泪统统哭干吧，在痛哭这个时代的眼泪中死去，——这就是留给你的无上幸福。”

在最后的变奏曲快结束时，阿尔贝特的脸变得通红，目光炯炯，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双颊流了下来。前额上的青筋突起，全身也越来动得越厉害，他的苍白的嘴唇已经不再闭上，他的整个姿态表现出一种对快乐的狂热的渴望。

他猛烈地摆动一下全身，把头发往后一甩，放下了小提琴，带着骄傲的庄严和幸福的微笑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们。然后，他的腰弯下了，头低下了，嘴闭上了，眼睛失去了光芒，他好像自惭形秽似的，胆怯地瞧了瞧周围，便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三

所有在座的人都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在继阿尔贝特的演奏后的死一般的沉寂中也感觉到某种奇怪的东西。好像谁都想说出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又说不出来。那么，这间又亮又热的房间、这些花枝招展的女人、这窗上的曙光、这激动的热血和逝去的音响所留下的清晰的印象——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可是谁也没有打算来说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反，差不多所有的人，因为感到自己不能完全跨进新的印象给他们展开的新的天地，而对它愤懑。

“您看，他拉得真好。”军官说。

“妙极了！”杰列索夫用袖子偷偷地擦着面颊，答道。

“不过，诸位，咱们该走了，”那个趴在长沙发上已经有些镇定下来的人说道，“诸位，应当给他点什么。咱们来凑点钱给他吧。”

这时候，阿尔贝特独自坐在另一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他的两肘支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两只有汗的、肮脏的手抚摩着自己的脸，把头发都弄乱了，他怡然自得地微笑着。

他们凑了很多钱，并由杰列索夫去交给他。

此外，音乐在杰列索夫心里留下了非常强烈和不寻常的印象，他想为这个人做点好事。他想把他带回自己家里，给他置备些衣服，并给他找个工作——总之，使他脱离这个卑贱的处境。

“怎么样，您累了吧？”杰列索夫走到他身边，问道。

阿尔贝特笑笑。

“您真有才华；您应该认真地钻研音乐，举行公演。”

“我倒想喝点什么。”阿尔贝特好像刚睡醒似的说。

杰列索夫拿来了酒，乐师便贪婪地喝了两杯。

“这酒太好了！”他说。

“《忧郁曲》，真是绝妙佳作！”杰列索夫说。

“哦，是的，是的，”阿尔贝特笑眯眯地答道，“可是，请您原谅；我不知道我有幸在和哪一位交谈；也许您是伯爵或者是公爵吧：您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呢？”他沉吟了片刻，“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个穷人。我没法还您。”

杰列索夫的脸红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赶紧把凑集起来的钱交给了乐师。

“非常感谢您，”阿尔贝特一把抓过钱，说，“现在咱们来点音乐消遣消遣吧；只要您高兴，我给您拉多少都成。不过我想喝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他站起来又加了一句。

杰列索夫又给他拿了酒来，并请他坐在自己身边。

“请原谅我坦白地跟您说，”杰列索夫说，“您的才华使我很感兴趣。我觉得您的境况并不好，是吗？”

阿尔贝特一会儿瞧瞧杰列索夫，一会儿瞧瞧走进屋来的女主人。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请允许我为您竭尽绵力；”杰列索夫继续说道，“要是您愿意暂时住在舍下，我一定竭诚欢迎。我就一个人，也许我对您有点儿用处。”

阿尔贝特笑笑，什么也没有说。

“您怎么不谢谢他？”女主人说，“当然，就您来说，这是个善举。不过，我倒不主张您这么办。”她转身向杰列索夫继续说道，而且不赞成地摇摇头。

“我非常感谢您，”阿尔贝特说时用自己汗湿的手握着杰列索夫的手，“可是现在，还是让我们来拉支曲子消遣消遣吧。”

但是其余的客人都已经准备要走了，尽管阿尔贝特劝他们别走，他们还是走进了前厅。

阿尔贝特告别了女主人，戴上他那顶破旧的宽边礼帽，披上夏季的旧斗篷（这就是他全部的冬装），然后和杰列索夫一起走到台阶上。

当杰列索夫和他这位新交坐上了马车，闻到从乐师身上发出的那股难闻的酒味和肮脏的气味时，他便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责备自己的幼稚的软心肠和考虑欠慎重。此外，阿尔贝特所说的话都十分愚蠢和庸俗，而且他到了户外突然显出了丑恶的醉态，使杰列索夫感到恶心。“我拿他怎么办呢？”他想道。

马车走了将近一刻钟，阿尔贝特就默不出声了，他的帽子掉在脚下，接着他自己也倒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打起呼来，车轮在上了冻的雪地上单调地轧轧响着；朝霞的微光依稀透过结着冰花的车窗。

杰列索夫回头瞧了瞧自己的伙伴。盖着斗篷的瘦长的身体毫无生气地躺在他旁边。杰列索夫觉得，那个有着黑色大鼻子的长脑袋在这个人身上摇晃着；可是，凑近前去细看，他才看出被他当作鼻子和脸的东西原来是头发，而真正的脸却在下面。他弯下腰去，才看清了阿尔贝特的面貌。于是那额头和平静地抿着的嘴唇的美，又使他感到惊讶。

神经因为到了早上还没睡觉而受了刺激，在神经疲倦以及在他所听到的音乐的影响下，杰列索夫望着这张脸，又回到了他昨夜曾向里面瞥视过一眼的那个欢乐的世界；他又想起了他那幸福的和豪迈的青年时代，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就不再感到后悔了。在这一瞬间，他真诚地、热烈地喜爱阿尔贝特，而且下了决心要为他做点好事。

四

第二天早上，当杰列索夫被叫醒去办公的时候，他带着不愉快的诧异的心情看到自己四周的那个旧围屏、他的老仆人和摆在小桌上的钟。“我究竟想看到什么呢？我能看到的无非是这些永远在我周围的东西罢了！”他这样问自己。这时他又想起了那位乐师的黑眼睛和幸福的微笑；《忧郁曲》的旋律和整个奇异的昨夜掠过了他的心头。

不过，他却没有工夫去考虑他把乐师带回家来的这种做法是好是坏。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在心里计划着这一天；他拿起公文，吩咐了必要的家务事，然后就赶快穿大衣和套鞋。他走过餐室的时候，往门里看了看。阿尔贝特把脸埋在枕头里，穿着又脏又破的衬衫，伸胳臂伸腿地沉睡在昨晚当他人事不省时被安置在那儿的皮沙发上。“总有点不大好。”杰列索夫不由得想道。

“请用我的名义到博留佐夫斯基那儿去一趟，把他的小提琴借来，给他用一两天，”他对自己的仆人说，“等他醒了，伺候他喝咖啡，把我的衬衣和旧衣服拿给他穿。总之，要好好儿招待他。劳你驾。”

杰列索夫很晚回到家里，没有看到阿尔贝特，觉得很吃惊。

“他上哪儿去了？”他问仆人。

“他一吃完午饭就出去了，”仆人答道，“拿起小提琴就走了；他答应一小时后回来，可是您瞧，到这会儿还没回来。”

“唉！唉！真糟糕，”杰列索夫说，“扎哈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

扎哈尔是一名彼得堡听差，已经侍候了杰列索夫八年。杰列索夫则是个孤零零的单身汉，所以不由得常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而且喜欢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每一件事的意见。

“我怎么敢不放他走呢？”扎哈尔回答时抚弄着自己表上的那颗小印章，“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要是告诉我不叫他走，我就会设法留住他。可是您只说了关于衣服的事。”

“唉！真糟糕！那么，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干什么呢？”

扎哈尔笑笑。

“他真可以称得上是个艺术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一醒就要喝马德拉酒，后来就一直跟女厨子和邻居家的男用人鬼混。这个人真逗……不过，他的脾气很好。我给他茶，端饭给他；可他什么也不肯一个人吃，老是请我吃。后来他拉小提琴，拉得可好啦，就是伊兹列尔[3]那儿也很少有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人咱们可以留着。当他给我们拉《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时候，真像一个人在哭似的。太好了！甚至楼上楼下的人都跑到咱们过道里来听了。”

“嗯，你拿衣服给他穿了吗？”主人打断了他的话。

“那当然，老爷；我把您的一件睡衣给了他，还把我的一件大衣给他穿上了。像这样的人是可以帮助的，他这个人真是可爱。”扎哈尔微微一笑，“他老问我，您是几品官，您认识不认识什么要人，您有多少农奴？”

“嗯，好吧，可是现在一定得找到他，而且以后决不要给他任何酒喝，要不然，这对他会更糟糕。”

“这倒是实话，”扎哈尔打断了主人的话，“看样子，他的身体很弱，从前咱们老爷就有过这样一位管家……”

杰列索夫早就知道那个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的管家的故事，所以没让扎哈尔说下去，便吩咐他把晚上的一切事情准备好之后就去找阿尔贝特，并且要把他带回来。

他躺在床上，吹熄了蜡烛，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老是想到阿尔贝特。“虽然我的朋友中有许多人会认为这一切很奇怪，”杰列索夫想道，“可是一个人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实在是太难得了，因此，当这种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感谢上帝，我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帮助他。也许他根本不是疯子，只是嗜酒成癖罢了。这又花不了我多少钱：够一个人吃的，也就够两个人吃。先让他在我这儿住着，然后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或是举行一次演奏会，先从泥坑里把他拉出来，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这样考虑之后，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洋洋自得的快感。

“真的，我并不完全是坏人；甚至根本不是坏人，”他想道，“甚至是个非常好的人，如果把我自己和别人相比的话……”

当他刚要睡着的时候，前厅里的开门声和脚步声把他吵醒了。

“嗯，我要对他严厉一些，”他想道，“这样比较好；而且我必须这样做。”

他按了一下铃。

“怎么样，把他带回来了吗？”扎哈尔进来时，他问道。

“他这个人真可怜，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说时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怎么，他喝醉了？”

“他衰弱极了。”

“他的小提琴还在吗？”

“我带回来了，是那位太太交给我的。”

“好，请别让他现在来看我；叫他躺下睡觉吧，明天绝对别让他出去。”

可是，扎哈尔还没来得及出去，阿尔贝特就走进来了。

五

“您要睡了吗？”阿尔贝特笑眯眯地说，“我到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去了。这个晚上过得快活极了：音乐弹唱，欢声笑语，高朋满座。请让我喝一杯什么吧，”他一说完这句话，就拿起摆在小桌上的那个长颈瓶，“就是不要喝水。”

阿尔贝特还是像昨天一样：那同样美丽的眼睛和嘴唇的微笑，那同样明朗和充满灵感的前额，那同样软弱的四肢。扎哈尔的大衣他穿着正合身，而且那睡衣的整洁的、长长的、没有浆过的领子在他那细长的白脖子周围美丽如画地敞着，赋予他某种特别的稚气和天真的神情。他坐到杰列索夫的床上，默默地望着他，露出快乐和感谢的微笑。杰列索夫注视着阿尔贝特的眼睛，突然又感到自己被他的微笑所征服。他不再想睡了，他忘了自己必须对他严厉些，相反，他想纵情欢乐，想听音乐，以至想和阿尔贝特亲密地谈天，哪怕谈到早上。于是杰列索夫吩咐扎哈尔去拿一瓶酒、香烟和小提琴来。

“这简直太好了，”阿尔贝特说，“还早呢，咱们来拉琴消遣吧；您想听多少支曲子，我都可以拉给您听。”

扎哈尔带着明显的高兴拿来一瓶拉斐特酒、两只玻璃杯、阿尔贝特爱抽的温和的香烟和小提琴。可是他并没有照主人吩咐他的那样去睡觉，却点着了一支雪茄，坐到隔壁的房间里。

“咱们还是谈谈吧。”杰列索夫对刚要拿起小提琴的乐师说道。

阿尔贝特顺从地在床上坐下，高兴地微微一笑。

“哦，对啦，”他说时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而且露出一副担心和好奇的神情，（他脸上的表情总是把他想要说的话先表现出来。）“请问……”他沉吟了片刻，“昨天晚上和您一块儿的那位先生……您管他叫N的，他是不是那位有名的N的儿子？”

“是他的亲儿子。”杰列索夫答道，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事会使阿尔贝特感到兴趣。

“怪不得呢，”他得意地微笑着说，“我从他的举止上立刻就看出了某种特别的贵族气派。我喜欢贵族：贵族身上有一种美丽优雅的东西。还有那位舞跳得很好的军官，”他问道，“我也非常喜欢他：他很有风趣，很高雅。他似乎是NN副官吧？”

“哪一位？”杰列索夫问道。

“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把我撞倒的那一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不，他是个毫不足道的家伙。”杰列索夫答道。

“哦，不！”阿尔贝特热烈地为他辩护，“他身上有某种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东西。而且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阿尔贝特补充说，“他曾在那儿演奏过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我很久没有这样喜欢什么人了。”

“是的，他演奏得很好，但我并不喜欢他的演奏，”杰列索夫说，想引他的交谈者谈音乐，“他不懂古典音乐；唐尼采蒂[4]和贝里尼[5]——您知道，这不是音乐。您大概也有同样的看法吧？”

“哦，不，不，对不起，”阿尔贝特带着温和的、袒护的神情说，“旧音乐是音乐，新音乐也是音乐。[6]就是新音乐里也有非常优美的东西：试看《梦游女》？！《露契亚》的最后乐章？！肖邦？！《罗勃》[7]？！我常常想……”他稍停了停，显然是在集中思想，“要是贝多芬还活着，他听了《梦游女》一定会高兴得哭起来。处处都充满了美。当维亚多[8]和鲁比尼[9]在这儿的时候，我头一次听《梦游女》，——当时就像这样，”他说时眼睛闪闪发光，而且用两手做了一个姿势，好像要从自己胸中把什么东西揪出来似的，“只要再加一点，就叫人受不住啦。”

“那么，您觉得现在的歌剧怎么样呢？”杰列索夫问道。

“博西奥[10]好，非常好，”他答道，“非常优美，就是不能打动这儿，”他说时指指自己凹陷的胸口，“歌唱家要有热情，可是她却没有。她给人欢乐，却不能使人痛苦。”

“嗯，那么拉布拉什[11]呢？”

“从前我在巴黎就听过他的《塞维勒的理发师》[12]；当时他是无敌的，可是现在他老了，——他不能当演员了，他老了。”

“老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在morceaux d’ensemble[13]中还是唱得很好的。”杰列索夫说道，每谈到拉布拉什时他都这么说。

“怎么老了有什么关系？”阿尔贝特严厉地反驳道，“他不应该老。一个艺术家就不应该老。艺术需要很多东西，但主要的是火！”他说时眼睛炯炯发光，两手向上举起。

果然，可怕的内在的火在他的全身燃烧起来了。

“哦，我的上帝！”他突然说道，“您不认识彼得罗夫——那位画家吗？”

“是的，我不认识。”杰列索夫微笑着答道。

“我真希望您能跟他认识！您跟他谈谈一定会感到愉快。他也是多么懂得艺术啊！我从前常常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碰见他，可是现在她不知为什么生他的气。我非常希望您能认识他。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怎么，他在画画吗？”杰列索夫问道。

“不知道，好像不画了吧，可是他曾经是一位学院派的画家。他的见解是多么精辟啊！有时候他侃侃而谈，简直妙极了。哦，彼得罗夫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只是他的生活太放荡不羁了。可惜得很。”阿尔贝特笑着加了一句。接着他从床边站起来，拿起小提琴，调起弦来。

“怎么，您早就不在歌剧院了吗？”杰列索夫问他。

阿尔贝特回过头来，叹了口气。

“唉，我再也不能了。”他抱着头说。他又挨着杰列索夫坐下。“我告诉您吧，”他几乎像耳语似的说，“我不能到那儿去了，我不能在那儿演奏了；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衣服，没有住处，没有小提琴。糟糕透了的生活！这生活糟糕透了！”他重复了几遍。“我上那儿去干吗呢？去干吗呢？没有必要，”他微笑着说，“唉！《唐璜》[14]！”

他用手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那么，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吧。”杰列索夫说。

阿尔贝特没有回答，他一跃而起，抓起小提琴，开始奏起《唐璜》第一幕的最后乐章来，他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这个歌剧的内容。

当他奏出那垂死的海盗的声音时，杰列索夫感到毛骨悚然。

“不，我今天不能拉了，”他说时放下了小提琴，“我喝得太多了。”

可是接着他又走到桌子跟前，倒满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又在杰列索夫的床上坐下。

杰列索夫目不转睛地瞧着阿尔贝特；阿尔贝特有时候笑笑，杰列索夫也笑笑。他们俩都一言不发；可是他们的目光和微笑在他们之间促成了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杰列索夫感到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人，而且体会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快乐。

“您恋爱过吗？”他突然问道。

阿尔贝特沉思了片刻，后来，他脸上露出了凄切的微笑。他俯身向杰列索夫，注意地瞧了瞧他的眼睛。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他低声说。“可是，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因为我很喜欢您，”在看了他一会儿之后，他又回过头来，继续说，“我不想欺骗您，我会如实地、源源本本地都告诉您。”他停了一停，接着他的眼睛便奇怪地、惊恐地定住了。“您知道我这人是不够理智的。”他突然说。“是的，是的，”他继续说，“安娜·伊万诺夫娜大概告诉过您了。她跟所有的人都说我是个疯子！这是不对的，她这么说不过是开开玩笑，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不过，从某个时候起，我的确是不十分健康。”

阿尔贝特又不言语了，然后便睁大眼睛直愣愣地瞧着黑魆魆的门。

“您问我是不是恋爱过？是的，我恋爱过，”他扬起眉毛低声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剧院里工作。我是歌剧院的第二提琴手，而她总是坐在左边的头等包厢里。”

阿尔贝特站起来，俯身凑着杰列索夫的耳朵。

“不，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说出来呢？”他说，“您一定认识她，大家都认识她。我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她；我知道我是个穷艺人，而她却是位贵夫人。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只是望着她，不敢存非分之想。”

阿尔贝特在沉思地回忆着往事。

“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记得了；反正有一次我被叫去拉小提琴给她伴奏。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穷艺人罢了！”他说时摇着头笑了笑，“可是不，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抓住头加了一句，“那时候我多幸福啊！”

“怎么，您过去常常到她家里去吗？”杰列索夫问道。

“去过一次，就一次……可是，这是我自己不对，我简直疯了。我是个穷艺人，而她却是位贵夫人。我不应该把什么话都告诉她的。可是我简直疯了，我干了蠢事。从那时候起，对我来说就一切都完了。彼得罗夫跟我说得对：还是只在剧场里看见她好……”

“您到底干什么了呢？”杰列索夫问道。

“哦，等一等，等一等，这我不能说。”

于是，他用手捂着脸，沉默了一会儿。

“我到乐队去迟到了。那天晚上我和彼得罗夫喝酒来着，而且我心里乱极了。她坐在她那个包厢里，在跟一位将军谈话。我不知道那位将军是谁。她坐在包厢的尽边上，手放在包厢的边上；她身穿白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她一面和他说话，一面看我。她看了我两次。她的发式如此美丽；我不演奏了，而是站在男低音歌手的旁边瞧着她。那时我第一次举止失措了。她对将军微微一笑，又看了看我。我感到，她是在说我，于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不是在乐队里，而是在包厢里，跟她站在一起，握着她的手，握着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呢？”沉默了片刻，阿尔贝特问道。

“这是生动的想象。”杰列索夫说。

“不，不……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阿尔贝特皱着眉头答道，“那个时候我已经穷了，没有住处，所以我去剧场的时候，有时就在那儿过夜。”

“什么？在剧场里？在那漆黑的空空的大厅里？”

“哦！我并不怕那些荒诞无稽的说法。哦，等一等。当人们都散了，我就到她坐过的那个包厢里，在那儿睡觉。这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在那儿度过了多少美丽的夜晚啊！不过有一次我又旧病复发了。夜里，我恍恍惚惚，看见许多东西，但是我没法把这许多东西全告诉您。”阿尔贝特垂下眼睛，瞧着杰列索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问道。

“奇怪！”杰列索夫说。

“不，等一等，等一等！”他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吻着她的手，站在她身旁哭了，我跟她说了许多话。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听见了她的声音。在一个晚上她跟我说了许多话。后来我就拿起小提琴，轻轻地开始拉起来。我拉得好极了。可是我感到害怕。我并不是怕那些荒诞无稽的说法，而且我也不信；但是我为我的头脑害怕起来，”他说时温和地笑着，用手摸摸前额，“我为我的可怜的理智害怕；我觉得我的脑子出了问题。也许这不要紧吧？您觉得怎么样？”

他们沉默了片刻。

Und wenn die Wolken sie verhüllen，

Die Sonne bleibt doch ewig klar.[15]

阿尔贝特温和地微笑着，唱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又加了一句。

Ich auch habe gelebt und genossen.[16]

“哦！若是那位彼得罗夫老头，就会把这一切全跟您说清楚了。”

杰列索夫默默地、惊恐地瞧着自己的交谈者的激动而苍白的脸。

“您知道《尤利斯特圆舞曲》[17]吗？”阿尔贝特突然叫道，而且，他没有等待回答，就一跃而起，抓起小提琴，开始拉起这支欢快的圆舞曲来。他完全忘了一切，显然认为整个乐队都在为他伴奏。阿尔贝特微笑着，摇晃着身子，挪动着双脚，拉得好极了。

“哎，够开心的了！”他拉完这支曲子，挥动了一下小提琴说。

“我要走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说，“您不去吗？”

“去哪儿？”杰列索夫诧异地问道。

“咱们再上安娜·伊万诺夫娜家去；那儿快活：又热闹、人又多，又有音乐。”

杰列索夫最初差点要表示同意，可是仔细一想，还是劝阿尔贝特今晚别去了。

“我就是一会儿。”

“真的，别去了吧。”

阿尔贝特叹了口气，放下了小提琴。

“那么不去了？”

他又瞧了瞧桌子（没有酒），就道了晚安，走了出去。

杰列索夫按了一下铃。

“注意，没有我的许可，别让阿尔贝特先生到任何地方去。”他对扎哈尔说。

六

第二天是假日。杰列索夫醒后，就坐在客厅里喝咖啡，看书。阿尔贝特在隔壁房间里还没有动静。

扎哈尔小心地打开门，往餐室里张望了一下。

“您相信吗，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就那么睡在光光的长沙发上！身底下什么东西也不要铺，真的。就跟小孩儿似的。真是个卖艺的。”

十一点多钟时，从门里传出了哼哼声和咳嗽声。

扎哈尔又走进了餐室；于是主人便听见扎哈尔的和蔼的声音和阿尔贝特的微弱的恳求声。

“嗯，怎么样？”当扎哈尔走出来时，主人问他。

“他觉得很无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他不肯洗脸，闷闷不乐。老是要酒喝。”

“不，既然做了，就得坚持到底。”杰列索夫对自己说。

于是，他吩咐了不许把酒拿给阿尔贝特，又重新看起书来，可是，他不由自主地侧耳倾听着餐室有什么动静。那儿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只是间或传出闷在胸腔里的费劲的咳嗽声和吐痰声。两小时过去了。杰列索夫换好衣服，在出去之前，决定去看看这位同住在一起的人。阿尔贝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两手托着头。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的脸黄黄的，满是皱纹，不仅忧愁，而且露出深深的不幸。他想笑笑以示问候，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更悲哀了。他好像要哭了。他很吃力地站起身来，行了个礼。

“只要能喝一小杯伏特加就好了，”他用恳求的神情说，“我软弱极了……劳您驾！”

“您还是喝点咖啡提提神吧。听我的劝告没错。”

阿尔贝特的脸上突然失去了孩子般的表情；他冷冷地、漠然地望了望窗外，接着便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难道您不想吃早饭吗？”

“不想吃，谢谢，我吃不下。”

“您要是想拉小提琴的话，您并不妨碍我。”杰列索夫说，把小提琴放在桌上。

阿尔贝特带着轻蔑的微笑瞧瞧小提琴。

“不，我太软弱了，拉不动。”他说完就把乐器从身边推开。

此后，不管杰列索夫怎么说；向他提议出去走走，晚上去看戏，他只是顺从地点头，固执地一言不发。杰列索夫坐车出去，拜访了几位朋友，在别人家里吃了午饭，直到去看戏之前，才回家来换衣服，并看看乐师在干什么。阿尔贝特坐在黑黢黢的前厅里，两手支着头，望着生着火的炉子。他穿得很整洁，脸也洗了，头也梳了；可是他的眼睛却是呆滞的、死气沉沉的，而且他的全身现出一种比上午还要软弱和疲惫的样子。

“怎么，阿尔贝特先生，您吃过午饭了吗？”杰列索夫问道。

阿尔贝特点了点头，表示吃了，他抬头瞧了瞧杰列索夫的脸，就害怕地垂下了眼皮。

杰列索夫感到很难堪。

“今天我和剧院的经理谈起您，”他说时也垂下了眼皮，“如果您能让他听听您的演奏的话，他会很高兴聘请您去的。”

“谢谢您，我拉不动。”阿尔贝特嘟嘟囔囔地说，接着就走进自己的房间，随手很轻地把门关上。

过了几分钟，门把手同样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接着他拿着小提琴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恶狠狠地匆匆瞥了杰列索夫一眼，把小提琴往椅子上一放，又不见了。

杰列索夫耸耸肩膀，微微一笑。

“那我还有什么法子？我到底错在哪儿呢？”他想道。

“喂，那位音乐家怎么样了？”晚上他很晚才回到家里，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不好！”扎哈尔简洁明了地答道，“老是唉声叹气、咳嗽，除了四五次要我给他伏特加以外，什么话也不说。结果我给了他一杯。要不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咱们真会要了他的命。就跟那个管家一样……”

“他没拉小提琴吗？”

“连摸也没摸。我把小提琴给他送去了两回，——他都轻轻地拿起，把它送了出来，”扎哈尔笑眯眯地答道，“那么，您是不是吩咐给他酒喝呢？”

“不，再等一天，看情形再说。现在他在干什么？”

“他锁上门待在客厅里呢。”

杰列索夫走进书房，挑了几册法文书和一本德文的《福音书》。

“明天把这个放到他房间里去，注意别让他出去。”他对扎哈尔说。

第二天早上，扎哈尔报告主人说，乐师一夜都没睡，一直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走进了餐具室，想打开碗柜和门，可是扎哈尔很仔细，把什么都锁上了。扎哈尔说，他假装睡着了，听见阿尔贝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挥动着两手。

阿尔贝特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阴沉、更沉默寡言了。他好像怕杰列索夫似的，而且，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脸上就现出一种病态的恐怖。他既不肯拿书，也不肯拿小提琴，也不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

乐师住在杰列索夫家里的第三天，杰列索夫深夜回到家里，又累，心里又烦。他坐着马车跑了一整天，忙着去办一件看来很简单容易的事，可是，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尽管费了很大的劲，可是事情却毫无进展。除此而外，他还在俱乐部里打惠斯特输了钱。他的情绪很不好。

“得啦，随他去吧！”在扎哈尔把阿尔贝特的闷闷不乐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他答道，“明天我一定要他明确答复：他是不是愿意住在我这儿，并听从我的劝告？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这就是与人为善的结果！”他暗自想道，“为了他，我百般迁就，把这个肮脏的家伙留在家里，为此，我上午没法儿接见生客；我为他到处奔走，可是他却把我看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快乐硬把他关在笼子里的坏蛋。而主要的是，他一点也不肯为他自己着想。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这个‘他们’是指一般人，尤其是指他今天打过交道的那些人）。现在我拿他怎么办呢？他在想什么和为什么事情发愁呢？他是舍不得我把他从里面硬拉出来的放荡生活吗？是为了他受过的屈辱吗？是为了我把他从中挽救出来的极端的贫困吗？看来，他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不敢正视正当的生活了……”

“不，这是幼稚的行为，”杰列索夫暗自想道，“但愿上帝能让我把自己管好就不错了，我又怎么能去改造别人呢？”他本想马上就放他走，可是想了一会儿以后，决定明天再说。

夜里，杰列索夫被前厅里桌子翻倒的响声、说话声和脚步声惊醒了。他点上蜡烛，惊异地侧耳倾听……

“您等着吧，我要去告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说；阿尔贝特在激昂而不连贯地唠叨什么。杰列索夫跳起来，拿着蜡烛跑进了前厅。扎哈尔穿着睡衣当门站着，阿尔贝特则戴着礼帽，披着斗篷，要把他从门旁推开，并用含泪的声音向他嚷道：

“您不能不让我走！我有身份证，你们家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您可以搜查我！我要去找警察局长！”

“对不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仍旧用背挡着门，对主人说，“他夜里起来，在我的大衣里找到钥匙，喝了整整一瓶加糖的伏特加。这难道对吗？现在他又要出去。您吩咐过不让他走，所以我就不能放他。”

阿尔贝特看到杰列索夫，就更加激动地逼近扎哈尔。

“谁也不能扣留我！谁也没有权力！”他叫道，而且声音越来越高。

“走开，扎哈尔。”杰列索夫说。“我不想扣留您，也不能扣留您，不过，我还是劝您留下来，住到明天。”他对阿尔贝特说。

“谁也不能扣留我！我要去找警察局长。”阿尔贝特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只对扎哈尔说，并不看着杰列索夫。“救命呀！”他突然用发狂的声音嚎叫起来。

“您这么嚷嚷干什么？又没人不让您走。”扎哈尔一边开门一边说道。

阿尔贝特停止了叫喊。“办不到吧？想弄死我。没门！”他一面穿套鞋，一面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告辞，而且不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走出了门。扎哈尔给他照着亮，送他到大门口，便回来了。

“谢谢上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日子长了，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他对主人说，“现在得查点一下银餐具。”

杰列索夫只是摇摇头，什么也没有回答。现在他清晰地想起了他和乐师一起度过的头两个晚上，想起了由于他的过错而使阿尔贝特在这儿度过的最近几天的闷闷不乐的日子，主要的是，他想起了从初次见面起这个怪人在他心里唤起的那种惊讶、爱和怜悯甜蜜地交织的感情，他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了。“现在他会怎样呢？”他想道，“没有钱，没有御寒的衣服，独自一人，在深更半夜……”他想打发扎哈尔去追他，可是已经迟了。

“外面冷吗？”杰列索夫问道。

“冷得够呛，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扎哈尔答道，“我忘了向您禀报，在春天以前，咱们还得买些木柴。”

“早先你怎么说还有富余的呢？”

七

外面的确很冷，但阿尔贝特并不觉得冷，因为喝下去的酒和刚才发生的争执使他浑身燥热。

走到街上，他回头望了望，快乐地搓了搓手。街上阒无人迹，可是那一长排路灯还在闪着红光；天空晴朗，繁星密布。“怎么样？”他对着杰列索夫住宅中灯光明亮的窗子说；然后，把两手插进斗篷下面的裤兜里，向前探着身子，迈着沉重、蹒跚的步子向右走去。他感到两腿和胃里都非常沉重，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两面摇晃，但他还是向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家的方向前进。他脑子里掠过种种奇怪的、不连贯的念头。一会儿他想起了和扎哈尔刚才的争执，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大海和他乘轮船初次到达俄国的情形，一会儿他又想起了和一位朋友在他路过的一家小铺里度过的幸福的夜晚；一会儿一个熟悉的曲调突然开始在他的想象中歌唱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他热恋的对象和在剧场里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尽管这一切回忆是不连贯的，但它们却这样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以致使他闭上了眼睛，不知道哪个更真实：是他所做的呢还是他所想的？他不记得，也没有感觉到他是怎么举步，怎样踉踉跄跄地撞到墙上，他是怎样茫然四顾，又怎样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的。他只记得和感到在他心里浮现的一切，奇妙地纷至沓来和错综交织。

在走过小莫尔斯卡雅街时，阿尔贝特绊了一跤。他霎时清醒过来，看见自己前面有一座庞大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他就继续向前走去。天空中看不见星星、曙光和月亮，路灯也没有了，可是所有的物体都清晰地现了出来。那耸立在街头的建筑物的窗内，都是灯火通明，但那些灯光却像倒影似的晃动着。那座建筑物越来越近，在阿尔贝特前面显得越来越清晰了。可是他刚走进那宽阔的大门时，灯光就熄灭了。里面黑魆魆的。拱顶下回响着孤寂的脚步声，当他走近前去，一些影子就很快溜走了。“我上这儿来干吗？”阿尔贝特想道；可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拉向前去，拉向大厅深处……那儿有个高台，周围默默地站着一些矮小的人。“谁要讲话？”阿尔贝特问道。没有人回答他，只有一个人向他指了指台上。这时，有个高个儿的瘦子，头发像鬃毛似的，穿着一件花袍，已经站在台上，阿尔贝特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朋友彼得罗夫。“真奇怪，他在这儿！”阿尔贝特想道。“不，弟兄们！”彼得罗夫指着一个人说，“你们并不了解这位生活在你们中间的人；你们并不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卖艺的，不是一个机械的演奏者，不是疯子，不是一个堕落的人。他是一位天才，是一位在你们中间不被注意和不受重视因而被断送了的伟大的音乐天才。”阿尔贝特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朋友说的是谁；可是，他不想使他受拘束，便谦逊地低下了头。

“他就像根稻草似的被我们大家所侍奉的圣火烧成了灰烬，”那个声音继续说，“可是他完成了上帝交给他的全部使命，因此，他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你们可以蔑视他，折磨他，侮辱他，”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地继续说道，“但是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比你们大家崇高得多。他幸福，他善良。他一视同仁，他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爱或者蔑视，他只为上天赋予他的使命服务。他只爱一样东西——美，这乃是世界上唯一无可怀疑的幸福。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都拜倒在他面前吧，跪下！”他大声喝道。

但是，从大厅对面的角落里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开始说，“我不愿意给他下跪。”那个声音说；阿尔贝特一听就知道这是杰列索夫的声音。“他有哪一点伟大？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下跪？难道他的行为是诚实正直的吗？难道他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益处？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借钱不还，以及他是怎样从自己同事那儿把小提琴拿去送进当铺吗？……（‘我的上帝，这一切他怎么全都知道！’阿尔贝特想道，把头垂得更低。）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巴结最卑微的人，为了几文钱去巴结他们的吗？”杰列索夫继续说，“难道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从剧院里被赶出来，安娜·伊万诺夫娜怎样想把他送进警察局的吗？”（“我的上帝！这都是真的，请为我辩护吧！”阿尔贝特说，“你是唯一知道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的人。”）

“别再说了，你不害臊吗，”彼得罗夫的声音又开始说。“你们有什么权利责备他呢？难道你们过过他的生活吗？感到过他的喜悦吗？（‘对啊，对呀！’阿尔贝特低声说。）艺术是人的威力的最高表现。它只给予极少数佼佼者，并把这些佼佼者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以至很难保持清醒健全的头脑。在艺术中，就像在一切斗争中一样，也有把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事业，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就遭到灭亡的英雄。”

说到这里，彼得罗夫停了下来，于是，阿尔贝特抬起了头，大声叫道：“对！对！”可是他的声音没有声响。

“这事与您无关。”画家彼得罗夫转身向他厉声说。“是的，侮辱他吧，蔑视他吧，”他继续说道，“然而他却是我们所有人之中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

听了这些话感到心花怒放的阿尔贝特，忍不住走到了这位朋友面前，想亲吻他。

“滚开，我不认识你，”彼得罗夫说，“走你自己的路吧，要不然，你就走不到了……”

“瞧，你都醉成这样了！你走不到家的。”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岗警叫道。

阿尔贝特站住了，集中全部力量，尽量做到不东摇西晃，拐进了胡同。

再走几步就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家了。灯光从她家的前厅射到院子里的积雪上，小门外停着雪橇和马车。

他用冻僵了的双手抓着栏杆，跑上了台阶，按了按铃。

睡眼惺忪的女仆从门上的小窗里探出头来，狠狠地瞅了阿尔贝特一眼。“不行！”她大声叫道，“上头吩咐，不让你进来。”说完这句话，就砰的一声把小窗关上了。在台阶上听得见音乐声和女人说话的声音。阿尔贝特便就地坐下，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霎时间，许多互不相联而亲切的幻影以新的力量包围了他，把他卷进它们的波浪中，并把他带到一个自由美丽的幻想之国。“是的，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这句话不由得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从门里传出了波尔卡舞曲的乐声。这些乐声也在说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附近的教堂里传出了钟声，这钟声也在说：“是的，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可是，我还要到那大厅里去，”阿尔贝特想道，“彼得罗夫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这时，大厅里已经阒无一人，不是画家彼得罗夫，而是阿尔贝特自己站在台上，用小提琴奏出那个人刚才说过的话。但这把小提琴的构造很奇特：它整个是用玻璃制成的。而且为了使它发出声音来，必须用两手抱着它，慢慢地把它紧贴在胸前。声音简直柔和悦耳极了，是阿尔贝特从来没听见过的。他把小提琴在胸前贴得越紧，他就越感到快乐和甜蜜。声音越是高亢激越，阴影就消散得越快，大厅的墙壁就被透明的光照得越亮。可是，为了不把小提琴压碎，必须非常小心地用它演奏。阿尔贝特用这个玻璃乐器非常小心而且非常好地演奏着。他奏出了他认为再也不会有人听到的音乐。当另一种遥远幽微的音响使他的注意力分散时，他已经开始感觉累了。这是钟声，可是这音响说话了：“是的，”这钟在一个地方遥远地、高亢地轰响道，“你们觉得他可怜，你们蔑视他，可是，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再也不会有人来奏这种乐器了。”

阿尔贝特突然觉得这些熟悉的话非常聪明新颖和公正，因此他停止了演奏，而且尽量做到不动，他举起双手，抬眼望天。他觉得自己身心愉快，十分幸福。虽然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但阿尔贝特却挺起胸膛，自豪地昂起头来，站在台上，以便大家都能看到他。突然有人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在薄暗中看见有一个女人。她忧伤地望着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所做的事不好，为自己感到惭愧。“到哪儿去？”他问她。她便再一次长久地注意地望了望他，然后伤心地低下了头。她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她，完全是她，穿的也是那件衣服，丰满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美丽的手臂裸露到胳膊肘以上。她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出大厅。“出口在那边。”阿尔贝特说；可是她笑笑，没有回答，还是带他往外走。在迈过大厅的门槛时，阿尔贝特看见了月亮和水。但水不像平常那样在下面，月亮也不在上面：像平常那样，一轮皓月固定在一个地方。月亮和水混在一块，到处都是——在上面、在下面、在侧面，在他们俩的周围。阿尔贝特和她一起跳进月亮和水里，而且他明白了，现在他能拥抱他爱的胜过世上一切的那个人儿了；他拥抱了她，感到了无上的幸福。“这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可是不！这是现实，而且比现实更真实：这是现实又是回忆。他感到，他在这一瞬间所享受到的那种无法言传的幸福已经过去了，而且决不会回来了。“我在哭什么呢？”他问她。她默不作声地、忧伤地望了望他。阿尔贝特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既然我还活着，那又怎么样呢？”他说。她没有回答，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前方。“这太可怕了！怎么能对她说明我还活着呢？”他恐怖地想道。“我的上帝！我还活着呀，您要了解我！”他低声说。“他是一个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一个声音说道。可是有一样东西越来越沉重地压在阿尔贝特身上。这是月亮和水呢，是她的拥抱呢，还是眼泪呢——他不知道，但他感到，他要说的话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从安娜·伊万诺夫娜家里走出来的两位客人，猛然发现直挺挺地躺在门口的阿尔贝特。其中一位回去把女主人叫了出来。

“这简直是造孽！”他说，“您竟能让一个人冻成这样。”

“哎呀，这个阿尔贝特真讨厌，——竟坐到这儿来了。”女主人答道。“安努什卡！快把他抬到屋里去。”她对女用人说。

“我还活着呀，干吗要埋葬我呢？”当阿尔贝特人事不省，被抬进屋里去的时候，他含糊不清地低声说。

（1858年2月28日）

芳信 译

[1]德语：《G大调忧郁曲》。

[2]德语：小调，c-小调。

[3]伊兹列尔是彼得堡市郊一家专营人工矿泉水的老板。为了招徕顾客，他常常聘请一些吉卜赛人在那里歌舞弹唱。

[4]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作品有《拉美摩尔的露契亚》等。

[5]贝里尼（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作品有《诺尔玛》《梦游女》和《清教徒》等。

[6]阿尔贝特和杰列索夫关于音乐的争论中，提到的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特别受欢迎的作曲家和音乐家。

[7]《罗勃》指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恶魔罗勃》。

[8]维亚多是法国有名的女中音歌唱家。

[9]鲁比尼是意大利男高音歌手。

[10]博西奥是意大利的歌唱家。

[11]拉布拉什是意大利歌剧的男低音歌手。

[12]《塞维勒的理发师》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剧。

[13]法语：合唱。

[14]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著名歌剧。

[15]德语：即使云彩遮住太阳，它还是永远明亮。（摘自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中阿格泰的抒情独唱。）

[16]德语：而且我也生活过、快乐过。（摘自舒伯特谱曲的席勒的诗《少女的哀叹》。）

[17]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三死

一

秋天了。两辆马车在大路上风驰电掣地飞驶着。前面那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太太，消瘦而苍白。另一个是侍女，容光焕发、脸色绯红、胖胖的，她那干涩的短发老从褪了色的帽子底下滑出来，所以那只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不时要把头发塞进去。那裹着粗毛披巾的高高的胸脯透出健康的气息，那双滴溜溜的黑眼睛，一会儿注视着窗外掠过的田野，一会儿胆怯地看看太太，一会儿不安地打量着马车的角落。太太那顶挂在网架上的帽子在她的鼻子前面摇晃着，一条小狗躺在她的膝上，她的脚跷着，让开放在地上的一堆小匣子，随着弹簧的颤动声和玻璃的震动声，可以微微地听见她的鞋底敲在小匣子上的声音。

太太把两手叠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靠着垫在她背后的靠垫上微微摇晃着，微皱着眉头隐隐地咳嗽着。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睡帽，娇嫩、苍白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围巾。在睡帽下面笔直的头缝把她那淡褐色的、非常平整的、抹了油的头发平分着，那条宽宽的平分线的白皮肤上，现出一种干枯的死色。她的面貌虽然秀丽，可是微微发黄的皮肤却干枯松弛，两腮和颧骨上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是干的、不安的，稀疏的睫毛没有卷，呢子的旅行外衣在她那凹下去的胸部形成一条条直褶。虽然太太的眼睛闭着，她的脸上却现出疲倦、恼火和惯有的痛苦的表情。

那个听差正在赶马车人的座位上把胳膊肘支在软椅上打瞌睡。那驿站的马车夫精神抖擞地吆喝着，赶着四匹汗淋淋的高头大马前进，他间或回头看看在后面那辆四轮马车上吆喝着的另一名马车夫。轮胎的宽阔的平行痕印在泥泞的石灰路上均匀而迅速地向前延伸。天空是灰色而寒冷的，潮湿的尘雾洒落在田野和道路上。马车里面很闷，而且有一股花露水和尘土的气味。病人把头往后一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那双大眼睛发亮，黑得好看。

“又来了。”当侍女的大衣下摆微微碰着她的腿时，她便用那美丽的瘦骨嶙峋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说道；她的嘴痛苦地歪扭着。玛特廖莎用双手提起自己的大衣，用壮实的两腿微微欠身起来，把身子挪开些。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满是娇艳的红晕。病人那双美丽的黑眼睛贪婪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按着坐位，也想欠起身子，往上坐一坐；可是她力不从心。她的嘴歪扭了，她整个的脸由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恶意的嘲讽的表情而变得难看。“你哪怕帮我一下呢！……哎呀！不用了！我自己会，劳你驾，请你别把你的麻袋之类的东西放在我背后！……既然你不会，你就别碰我！”太太闭上了眼睛，接着，又很快抬起眼皮，瞧了侍女一眼。玛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唇望着她。从病人胸中涌上一声深沉的叹息，可是叹息在中途便变成了咳嗽。她转过脸去，皱起眉头，两手揪着胸口。咳嗽完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驶进了一座村庄。玛特廖莎从披巾下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来画了个十字。

“这是什么？”太太问道。

“驿站，太太。”

“我问你为什么画十字？”

“有座教堂，太太。”

病人转身对着车窗，开始缓慢地画十字，睁大那双大眼睛瞧着她那辆轿式马车经过的那座乡村教堂。

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都在驿站前停住了。病人的丈夫和医生下了四轮马车，来到轿式马车跟前。

“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把着她的脉问道。

“嗯，你怎么样，亲爱的，你不累吧？”丈夫用法语问道，“你不想下来吗？”

玛特廖莎抱起包袱蜷缩在角落里，免得妨碍他们谈话。

“没什么，还是那样，”病人答道，“我不下去。”

丈夫站了一会儿，就走进驿站里去了。玛特廖莎从轿式马车上跳了下来，踮着脚跑过泥泞，走进了驿站的大门。

“我不舒服，并不能作为您不吃早饭的理由。”病人微笑着对站在车窗旁的医生说。

“他们谁也不管我，”当医生刚轻轻地迈脚离开她，很快地跑上了驿站的台阶时，她自言自语地寻思道，“他们身体好，所以他们不在乎。哦！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到医生时，带着愉快的微笑搓着手说，“我已经吩咐他们把食盒[1]拿进来，您对此意下如何？”

“行。”医生答道。

“嗯，她怎么样？”丈夫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扬起眉毛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就是到莫斯科也得看天意了。尤其是在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手捂着眼睛说。“拿到这儿来。”他对拿着食盒进来的仆人说。

“本来就该待在家里。”医生耸耸肩膀答道。

“请问，我有什么法子呢？”丈夫反问道，“您知道，我曾经想尽一切方法阻拦她，我提到了费用，提到了我们必须撇在家里的孩子，以及我的一应事务，可是她什么都不听。她订出在国外的生活计划，好像她是个健康人似的。可是把她的病情如实告诉她——又无疑是杀害她。”

“其实她已经被杀死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这一点您必须知道。人没有肺是活不成的，而肺是不能再长出来的。这的确很悲哀、很难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她尽可能平静地死去。现在得请牧师了。”

“哦，我的上帝！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得提醒她立遗嘱。随它去吧，我反正不能跟她提这件事。您知道，她是多么善良啊……”

“不过，您还是得想法子劝她等路冻结实了再走，”医生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要不然，在路上也许会出事……”

“阿克休莎，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尖声喊道；她把一件敞胸短上衣顶在头上，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咱们去瞧瞧希尔金家的太太去。听说她胸口疼，要到外国去。我还没见过害痨病的人是个什么样儿呢。”

阿克休莎从门里跳了出来，她们俩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她们放慢步子从轿式马车旁边走过去，向放了下来的车窗里张望了一下。病人向她们转过头来，可是，一发觉她们好奇的神情，就皱着眉头把脸转了过去。

“妈……呀！”驿站长的女儿很快地转过头来，说道，“从前她是个大美人儿，可现在成了什么样儿了？真可怕。阿克休莎，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是呀，可瘦啦！”阿克休莎附和着说，“咱们假装是到井台那边去，再去瞧瞧。瞧，她把脸转过去了，可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玛莎。”

“瞧这些烂泥！”玛莎答道，接着她俩又跑回大门里去了。

“看来，我的样子很可怕，”病人想道，“但愿我能尽快、尽快到外国去；我在那儿会很快恢复的。”

“怎么，亲爱的，你怎么样？”丈夫走到轿式马车跟前，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说。

“问来问去就这句话，”病人想道，“可他自己还在吃！”

“没什么。”她待答不理地说。

“你要知道，亲爱的，我担心在这样的天气里旅行会加重你的病，爱德华·伊万内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

她生气地一言不发。

“说不定天气会好起来，那时路也就好走了，你的病也见好了；我们大家再一块儿去。”

“对不起。如果早先我不听你的话，那我现在已经在柏林了，而且健康完全恢复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你要是肯再等一个月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大大地好起来；我也可以把事情办完，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可有病。”

“不过你要明白，亲爱的，假如因为这种天气你的病在路上加重……那时候咱们至少是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在家里等死吗？”病人勃然大怒地答道。但是死这个字显然把她吓住了，于是她央求地和疑惑地望了望丈夫。他低下眼睛，沉默了。病人的嘴突然像孩子似的撇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丈夫用手帕捂着脸，默默地从轿式马车旁走开了。

“不，我要去，”病人说时眼望着天，抱着胳膊，开始低声说些不连贯的话，“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她说时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热烈地祈祷了很久，可是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沉和灰暗，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屋顶上、轿式马车上和马车夫们的皮袄上。那些用洪亮、愉快的声音交谈着的马车夫正在给车轮涂油和套车……

…………………………………………………………………………

二

轿式马车套好了；可是车夫在磨蹭。他走进了车夫们待的小木屋。木屋里又热、又闷、又黑，有一股人味、烤面包的味、白菜和羊皮袄的气味。有几个马车夫在正房里坐着，一个女厨子在炉旁忙着，火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喂，赫韦多尔大叔！”一个穿着皮袄、腰里掖着鞭子的年轻马车夫，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饭桶，你找费季卡[2]干什么？”有个马车夫答应道，“瞧，你们的马车在等着你哪。”

“我想借他的靴子；我这双破了。”小伙子回答时把头发往后一甩，并把掖在腰里的无指手套塞好。“他睡着了？喂，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火炕跟前，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张长着红胡子的瘦脸从炕上探出来，向下张望着。接着，一只苍白瘦削的毛茸茸的大手拉过一件粗呢上衣，盖在穿着肮脏的衬衫的瘦肩膀上。“给我点水喝，小伙子；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了他一勺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3]，”他说时两脚倒替着站着，“现在你大概不需要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再满处跑了。”

病人把疲惫无力的头俯在那光滑的木勺上，下垂的稀稀拉拉的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无力而贪婪地喝着。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下去的、无神的眼睛吃力地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抬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可是力不从心，只好在粗呢上衣的袖子上蹭了蹭。他默默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强打精神直望着小伙子的眼睛。

“也许你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吧，”小伙子说，“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潮湿，我得出去干活，所以我想：我去把费季卡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不用了。要是你自己要用，那你就说……”

病人的胸中有什么涌上来了，咕噜咕噜地直响；他佝偻着身子，连咳带呛地、没命地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有什么用！”女厨子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炕了。瞧他这个咳劲儿，只要一听见他咳嗽，连我都觉得心口疼。他要靴子有什么用？总不会给他穿着新靴子下葬吧。他早就该走了，请上帝饶恕我的罪过！瞧他这个咳劲儿。应该让他搬到别的屋子里或是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像他占着这一大片地方——哪行？得了吧。弄得你简直没一点空地儿，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列加！上车去吧，老爷们在等着哪。”驿站长向门里叫道。

谢列加没有等到答复，刚想出去，可是那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列加，”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可是你听我说……等我死后，你给我买块碑石吧。”他声音嘶哑地加了一句。

“谢谢大叔，那我就拿走了，碑石我准给你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可是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出气来。

“好，我们听见了，”有一个马车夫说，“走吧，谢列加，上车去吧，要不然，驿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哪。”

谢列加赶快脱下自己那双大而无当的破靴子，把它们往长凳下面一扔。费多尔大叔的新靴子正合脚，谢列加打量着那双靴子，走出木屋，向轿式马车走去。

“嗨，多棒的靴子！让我来给它擦点儿油吧，”当谢列加爬上自己的坐位，拿起缰绳的时候，一个手上拿着上油毛刷的马车夫说道，“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吗？”谢列加答道，他微微欠起身来，用粗呢上衣的下摆把腿裹好。“走吧！我的宝贝儿！”他扬起鞭子向马吆喝道；于是载着乘客和大小皮箱的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便在潮湿的大路上飞快地驶去，在灰蒙蒙的秋雾中消逝了。

那生病的马车夫留在闷热的木屋里的火炕上，他始终咳不出痰来，于是使劲翻了个身，便安静下来了。

到了傍晚，木屋里人们进进出出，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理会这个病人。晚上，女厨子爬上炕去，迈过他的腿伸手去取皮袄。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有关系，”纳斯塔西娅嘟囔道，“大叔，你哪儿疼呀？你说吧。”

“我的五脏六腑都难受极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儿。”

“也许是咳嗽得嗓子疼吧？”

“哪儿都疼。我快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哎哟，哎哟，哎哟！”病人呻吟起来。

“你把腿盖严实了，就这样。”纳斯塔西娅说；当她从火炕上爬下来时，顺手拉过粗呢上衣给他盖上。

夜间，木屋里的小灯灯光昏暗。纳斯塔西娅和十来个马车夫睡在地板或是长凳上，大声打着呼噜。只有那个病人在火炕上翻来覆去，微弱地呻吟着，咳嗽着。到了早上，他完全寂然无声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第二天早上，纳斯塔西娅在薄暗中伸着懒腰说，“我梦见赫韦多尔大叔从炕上爬下来，出去劈木柴。他说，纳斯佳，让我来帮你的忙；我就对他说，你怎能劈柴呢？可是他抓起斧子就劈，劈得飞快，飞快，木片满处乱飞。哟，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不。他说，我好了，于是抡起斧子，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大喊了一声就醒了。他会不会死了？赫韦多尔大叔！喂，大叔！”

费多尔没有回答。

“可不是吗，没准是死了？我去瞧瞧。”一个刚睡醒的马车夫说。

那只从炕上垂下来的、满是红毛的瘦胳膊已经冷了，呈死白色。

“好像是死了，得去告诉驿站长。”马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个外乡人。第二天，人们把他埋在小树林后面的新墓地里，纳斯塔西娅接连好几天逢人便说她做的那个梦，讲她是第一个发现费多尔大叔死了的。

三

春天来了。湍急的溪水潺潺地沿着城市中潮湿的街道，在冻成块的粪肥间流过；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的人们熙来攘往，热闹地交谈着。在篱笆里面的小花园里，树木都发芽了，隐约可以听见树枝在清风中摆动。到处都有晶莹的水点滴下、流着……麻雀在热闹地唧唧喳喳地叫着，鼓起小小的翅膀飞翔着。在向阳的那边，在篱笆上，在房屋和树木上，一切都在动，都在闪烁着光亮。天空中、大地上和人们心里，都充满了欢乐和青春。

在一条通衢大道上的一家大公馆门前，铺上了新稻草；那位忙着出国垂死的病人，就在这个公馆里。

在那间关着的房门旁，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长沙发上坐着一位教士，他低着头，拿着一包用项巾[4]包着的东西。一位老太太——病人的母亲——躺在屋角里的一把高背手圈椅里伤心地哭泣。一个侍女拿着一块干净手绢在她身旁，伺候着老太太要用手绢；另一个侍女在用什么东西给老太太揉太阳穴，并且吹着她帽子底下的白发苍苍的头。

“好，基督保佑您，亲爱的，”丈夫对跟他一同站在门旁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说，“她非常信任您，您同她很谈得来，所以请您去好好地劝劝她，亲爱的，去吧。”他刚要给她开门，但是表姐拦住了他，几次用手绢按在眼睛上，猛地摇了摇头。

“好，现在我不像是哭过的了。”她说完这话，就自己开门进去了。

丈夫非常激动，而且好像心慌意乱极了。他向老太太身边走去；可是，没走几步就回转身来，穿过房间，走到教士身边。教士看了看他，抬起眉毛，仰天叹了口气。他那浓密的、花白的大胡子也跟着扬了起来，接着又垂了下去。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说。

“有什么办法呢？”教士叹息着说，他的眉毛和大胡子又都向上扬起，接着又垂了下来。

“而且我岳母也在这儿！”做丈夫的差不多绝望地说，“她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要知道，她是多么爱她啊，我简直不知道有谁像她这样爱……神父，您最好想个法子去安慰安慰她，劝她离开这儿。”

教士站起身来，走到老太太身边。

“真的，没有人能够懂得做母亲的心，”他说，“不过，上帝是仁慈的。”

老太太的脸突然整个抽搐起来，她歇斯底里地打起嗝来。

“上帝是仁慈的，”当她稍微平静下来以后，教士继续说道，“我告诉您，在我的教区里，从前有个病人，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病要重得多，可是有一个普通的做小买卖的用草药很快就把他治好了。而且那个做小买卖的现在就在莫斯科。我跟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过，——咱们不妨试试，至少对病人是个安慰。对上帝说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她已经没救了，”老太太说，“上帝不把我带走，倒要把她带走。”接着，歇斯底里的呃逆陡然加剧，使她失去了知觉。

病人的丈夫两手捂着脸，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他在走廊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那六岁的男孩；那男孩正在拼命追赶他的妹妹。

“要不要让我把孩子们带到妈妈那儿去？”保姆问道。

“不，她不愿意看见他们。这会使她伤心。”

男孩站了一会儿，凝神瞧了瞧爸爸的脸，突然尥着蹶子，又兴高采烈地嚷嚷着向前跑去了。

“爸爸，她像匹黑马！”男孩指着妹妹叫道。

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表姐坐在病人身边，正在用技巧的谈话努力使她对死有个思想准备。医生在另一个窗前调和着药水。

病人穿着宽大的白色晨衣坐在床上，用枕头团团围着，默不作声地瞧着表姐。

“哎呀，亲爱的，”她忽然打断她的话说，“别来给我做思想准备了。别把我当孩子。我是个基督徒。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也知道，要是我丈夫早肯听我的话，那我现在早在意大利了，而且也许，——甚至是毫无疑问，——我已经好了。大家都跟他这么说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显然，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大家的罪孽都很深重，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上帝的仁慈，人人都会得到宽恕，也许，人人都会得到宽恕的。我要尽力了解自己。我的罪孽也很深重，亲爱的。可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一直在拼命忍受我的苦痛……”

“那么，我去叫神父来好吗，亲爱的？您领过圣餐后，一定会觉得好些的。”表姐说。

病人低下了头，表示同意。

“上帝啊！请饶恕我这个罪人吧。”她低声说。

表姐走出去对神父使了个眼色。

“她是一位天使！”她噙着眼泪对病人的丈夫说。

做丈夫的哭了，教士走进了门，老太太还是人事不省，在第一间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五分钟后，教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先取下项巾，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谢谢上帝，她现在比较安心了，”他说，“她想看看你们。”

表姐和丈夫走进去。病人正望着圣像低声哭泣。

“亲爱的，祝贺你。”丈夫说。

“谢谢！现在我觉得好多了，我感到多么不可思议的甜蜜啊，”病人说，接着她那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上帝是多么仁慈啊！不是吗，他是仁慈的和万能的？”于是她又满含泪水，用热切祈求的眼光望着圣像。

后来，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示意叫丈夫到她身边去。

“我求你的事，你是从来不肯做的。”她用微弱的、不满的声调说道。

丈夫伸着脖子，恭顺地听着她的话。

“什么事，亲爱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些医生什么也不懂；倒是有些很平常的女郎中，她们治好了不少人……你瞧，神父就说过……有个做小买卖的……把她找来吧。”

“把谁找来呀，亲爱的？”

“我的上帝！他什么也不愿意懂！……”于是病人皱起了眉头，闭上了眼睛。

医生走到了她跟前，拿起她的手来。她的脉搏显然地越来越微弱了。他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病人看见了这个表情，便吃惊地回头看了看。表姐把脸转过去，哭起来了。

“别哭，别折磨你自己，也别折磨我了，”病人说，“这会夺去我最后的宁静。”

“你真是天使！”表姐吻着她的手说。

“不，吻这儿，只有对死人才吻手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这个病人就成了一具尸体，尸体入殓后，灵柩停放在公馆的大厅里。一个诵经士独自坐在这个关着门的大房间里，用有节奏的鼻音念着大卫的诗篇。明晃晃的烛光从高高的银烛台上投射在死者的苍白的前额上，投射在那双沉重的白蜡似的手上，以及投射在膝盖和脚趾处都可怕地凸起的衾衣上的僵硬的皱褶上。诵经士并不懂得自己念的诗句，只是有节奏地念着，在这个寂静的房间里，那些诗句听起来很怪，接着便静了下来。从那远远的房间里间或传来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他们的脚步声。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诗篇说，“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5]

死者的脸是严峻、平静和庄严的。她那洁净冰冷的前额，她那紧闭的嘴唇，都一动也不动。她整个的人都在注意倾听。可是即使在现在，她是否理解这些庄严的词句呢？

四

过了一个月，在那位贵妇的坟墓上建立了一座石头小教堂。那个马车夫的坟上还是没有石碑，只有坟头上长出碧绿的青草，算是一个人过去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谢列加，你要是不给赫韦多尔买块碑石，”驿站上的女厨子有一次说，“那你可造孽了。你老是说冬天买，冬天买，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你还是说话不算数？要知道，这话是当着我的面说。他已经来找过你一次了；你要是不买的话，他还会来，会把你掐死的。”

“什么，难道我能说话不算数吗？”谢列加答道，“我会去买一块碑石的，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会买的，我会花一个半卢布去买一块。我没忘，总得把它运回来呀。等我有机会进城，我一定买。”

“我说，你哪怕竖一个十字架也行呀，”一个年老的马车夫插嘴说，“要不然，那就真不应该了。你穿着人家的靴子哪。”

“我上哪儿去弄十字架呢？总不能用劈柴削一个吧？”

“你说什么呀？用劈柴削不出来，你拿把斧子，早早地到小树林去，在那儿做一个不就得了。砍一棵小树什么的。不就有个小十字架了。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请森林巡查员喝酒。为这么一个破玩意儿，你也不值得请他喝酒。瞧，前几天我弄断了一根木头撬棍，我就去砍了一根新的，挺棒，谁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破晓，谢列加就拿起斧子，到小树林里去了。

树林里一切都披着一层灰白色的寒露，没有受到阳光照耀的露水还在滴下。东方刚亮，在那被一层薄云罩着的穹苍上映出它那微弱的光辉。下面连一棵小草，枝头连一片树叶，都一动不动。只是有时候听得见的密林中的鼓翅声或是地面上的沙沙声，打破森林的沉寂。突然，一个奇怪的、不是大自然所有的响声在树林边缘上传开了，接着就消逝了。但是又听到响声，而且在一棵一动也不动的树干周围有节奏地重复着。有一棵树的树顶开始异乎寻常地颤动起来，它那苍翠欲滴的叶子开始低声絮语，接着，栖息在树枝上的一只知更鸟啁啾地叫着飞动了两次，然后，它动着尾巴，飞落在另一棵树上。

斧子在树下发出越来越重浊的响声，多汁的白木片飞落在带露的草上，从砍击声中听到一声轻微的折裂声。那棵树身整个颤动了一下，向一侧倾斜，接着很快又竖直了，紧挨根部惊恐地摇摆着。霎时间一切又归于沉寂，可是那棵树又向一侧倾斜，从它的树干上又发出折裂声，于是，它的树杈折断，树枝下垂，树冠轰隆一声倒在潮湿的土地上。斧声和脚步声都沉静了。那只知更鸟叫了一声，就往更高处飞去。它的翅膀掠过的那枝小树枝儿晃了一会儿，然后，就像别的小树枝一样，连同它的全部叶子都静止不动了。群树在新的开阔的空间以自己的纹丝不动的枝柯越发快乐地显出了自己的美丽。

初升的太阳穿过半透明的乌云，在天空中亮了一亮，接着就照遍了大地和天空。朝雾开始像波浪似的在低谷中升腾飘忽。露水在青青的草木上闪烁、嬉戏，透明的白云在碧空中急速地向四面八方飞驰。鸟儿在树丛中忙乱着，而且，好像十分激动地在叽叽喳喳叙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树梢上快乐而平静地低语着，那些活着的树木的树枝也开始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面慢慢地、庄严地微微晃动起来。

（1858年）

芳信 译

[1]俄国贵族出门旅行时随身携带的食盒，其中有各种饮料和食品。

[2]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费多尔。费季卡和费佳是他的小名。

[3]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费多尔。费季卡和费佳是他的小名。

[4]指披在颈上祭服下面的项巾。

[5]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一〇四篇。

家庭幸福

第一部

一

我们为在秋天去世的母亲服丧，所以整个冬天我都是孤零零地跟卡佳和索尼亚在乡下度过的。

卡佳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是把我们俩带大的家庭教师，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她，爱她。索尼亚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们的老宅里度过那个阴沉、凄凉的冬天的。天气冷，又刮风，所以积雪堆得比窗子还高；窗户上差不多老结着冰花，透不进光来；整个冬天我们几乎哪儿也没去过，也没乘车出去。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就是有人来，也没有给我们家里增添愉快和欢乐。大家都愁容满面，低声说话，好像生怕吵醒谁似的，也不笑，而且，在看到我，尤其是在看到穿着丧服的小索尼亚的时候，他们老是叹气，常常流泪。家里似乎还蒙着死的阴影；空气中充满了死的悲哀和恐怖。妈妈的房间锁着，每当我去睡觉走过那个房间的时候，总感到害怕，可是又情不自禁地想朝这个阴冷的空房间看上一眼。

我那时候十七岁，就在妈妈去世的那年，她原想搬到城里去，带我进社交界。失去母亲对我是个极大的悲哀，可是我得承认，在这种悲哀后面还有另一种情绪：虽然我年轻美貌，像大家对我说的那样，可是我在乡村孤寂的生活中又在白白地度过这第二个冬天了。在冬天快要结束时，这种孤独的忧郁感和纯粹的寂寞感便越来越强烈，以致使我懒得走出房门，懒得打开钢琴，懒得拿起书本。每逢卡佳劝我弹弹琴或读读书时，我就回答说：不想动，没兴致，可我心里却在说：为什么呢？既然我最好的时光都虚度了，何必还去做什么事呢？为什么呢？而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别的回答，只有眼泪。

人们说，我在这个时期消瘦了，变得憔悴了，但是甚至对于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为什么要好看呢？为谁呢？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本来就应该在这种孤独的偏僻荒凉和孤苦无依的忧郁中度过的，我自己一个人既没有力量摆脱它，甚至也不想摆脱它。在残冬的时候，卡佳为我担心起来，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带我到国外去。可是这需要钱，而我们几乎不知道，母亲死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因此我们每天都盼望着那位监护人，他一定会来，并且替我们清理家务。

三月里监护人来了。

“好了，谢天谢地！”有一天，当我没有事，没有思想，没有愿望，像影子似的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的时候，卡佳对我说，“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来了；他打发人来问候咱们，要来吃午饭。你得振作起精神来，我的玛舍奇卡[1]，”她又说，“要不然，他对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他是非常喜欢你们俩的。”

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是我们的近邻，是我故去的父亲的朋友，虽然他比我父亲年轻得多。除了他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计划，并使我们有可能离开乡村之外，我从小一向就爱他和尊敬他，在卡佳劝我振作起来时，她就猜到，在所有的熟人里面，我最怕在谢尔盖·米哈伊雷奇面前露出于我不利的一面。我除了像家里所有的人（从卡佳和他的教女索尼亚起，一直到马车夫止）那样，爱他是出于习惯之外，对我来说他还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母亲生前曾当着我的面说过一句话，她说，她希望我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听了甚至很不愉快；我心目中的英雄完全不是这样。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个清瘦、苍白而忧郁的人。可是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个儿又高又结实，而且，在我看来，永远是高高兴兴的；尽管如此，妈妈的那句话还是印进了我的脑海，甚至在六年前，我十一岁那年，他跟我说话还是你我相称，跟我玩儿，管我叫紫罗兰小姑娘的时候，我有时不无害怕地问我自己：要是他忽然要娶我，那我怎么办呢？

午饭前（卡佳给这顿午饭添了奶油点心和菠菜泥），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来了。我从窗口看见他坐着小雪橇向宅前驶来，可是，他刚一拐弯，我就连忙跑进客厅，想装出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样子。可是，当我听到前厅里他跺脚的声音、他那洪亮的说话声和卡佳的脚步声时，便忍不住亲自走出去迎接他了。他握着卡佳的手，笑眯眯的，大声说着话。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瞧了我好一会儿，也没有鞠躬。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感到脸都红了。

“哎呀！这真是您吗？”他用坚定而又随便的态度说，一面张开两手向我走来，“怎么变化这么大！您真长大了！这哪儿是紫罗兰！您已经是盛开的玫瑰了。”

他用他那只大手握住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又那么诚恳，不过并不痛。我以为他会亲我的手，所以我就向他弯下腰去，可是他只是再一次握了握我的手，用他那坚定而愉快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有六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变了很多；显得老了，黑了，还留着和他很不相称的连鬓胡子；可是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坦率正直的、浓眉大眼的脸庞、他那对聪明发亮的眼睛以及他那像孩子似的亲切的微笑，还是跟从前一样。

五分钟以后，他就不再像是做客了，而成了我们大家的自己人，甚至是仆人们的自己人了，这从仆人们殷勤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们特别欢迎他的来临。

他的举止一点也不像母亲死后来看我们的邻居那样：他们认为待在我们家就必须保持沉默和流泪；恰恰相反，他有说有笑，快快活活，而且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母亲，以致这种冷漠起初使我觉得奇怪，而且就这么一位亲近的人来说，甚至是不礼貌的。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这并不是冷漠，而是真诚，为了这一点我十分感激他。

到了晚上，卡佳坐在客厅里的老地方，像妈妈在世的时候那样给大家斟茶；我和索尼亚坐在她旁边；老仆格里戈里找到一个爸爸生前用过的烟斗，拿来给他，于是他就像从前那样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真想不到，这个家里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变化。”他停下脚步说。

“是呀。”卡佳叹了一口气说，接着，盖上了茶炊盖，瞧了瞧他，她真想放声大哭。

“我想，您还记得您父亲吧？”他转身对我说。

“不大记得了。”我答道。

“你们现在要是和他在一起，那该多好啊！”他轻声说，一面沉思地望着我的前额。“我非常爱您父亲！”他用更低的声音说，我觉得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

“可现在上帝又把她带走了！”卡佳说，她立刻把餐巾放在茶壶上，掏出手绢，哭了起来。

“是的，这个家里起了可怕的变化，”他扭过脸去重复说。“索尼亚，把你的玩具给我瞧瞧。”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说了就走到大厅里去了。他走出去以后，我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瞧了瞧卡佳。

“他真是个非常好的朋友！”她说。

真的，这位非亲非故的好人的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和安慰。

从客厅里传出索尼亚的尖叫声以及他跟她玩的笑语声。我叫人把茶给他送去；接着，我就听见他在钢琴前坐下，把着索尼亚的小手按起琴键来。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传来了他的声音，“到这儿来弹点什么吧。”

我喜欢他这样随便地、友好而略带命令式地跟我说话；我站起来，走到他那儿去了。

“就弹这个吧。”他打开了贝多芬的乐谱，指着quasi una fantasia[2]奏鸣曲的柔板说。“我们来听听您弹得怎么样。”他又加了一句，就端着茶杯走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没法拒绝或是事先声明我弹得不好；我顺从地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尽我所能地弹了起来，虽然，我怕他批评，因为我知道他懂得而又爱好音乐。柔板很适合我们喝茶时谈话所引起的那种回忆的情调，而且我似乎弹得不错。可是他不让我弹谐谑曲。“不，这个您弹不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别弹这个，第一乐章弹得不坏。您好像懂得音乐。”这个恰如其分的赞语使我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感到新鲜而愉快的是：他，我父亲的朋友和平辈，在我们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不再像从前那样把我当孩子看待，而是很认真地跟我说话。这时，卡佳上楼去安排索尼亚睡觉，客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俩。

他对我谈起我父亲，谈起他怎样跟他成为朋友，当我还在念读本和玩玩具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在一起愉快地生活的；从他的叙述中，在我脑海里头一次出现了父亲这个人的平易近人的、可爱的形象，这是我在这以前所不知道的。他还问我喜欢什么，看什么书，打算做什么，而且还给我出主意。现在，对我来说，他已经不是个爱逗我、帮我做玩具、爱逗乐的人了，而是个又严肃、又平易近人、又多情的人，我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了敬意和好感。跟他说话时，我感到轻松、愉快，同时又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紧张。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担心；我非常希望，仅仅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已经获得的他的爱，现在能凭我自己本人来赢得。

卡佳安排索尼亚睡下以后，就来加入我们的谈话；她对他抱怨说我整天无精打采，而关于这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原来她没有把最主要的事情告诉我。”他笑眯眯地、责备地对我摇摇头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这是很无聊的，而且就会过去的。”（这会儿我真的觉得不仅我的苦闷会过去，而且它已经过去了，甚至它从来就不曾有过。）

“一个人不会忍受孤独是不好的，”他说，“难道您是位小姐吗？”

“当然我是小姐。”我笑着答道。

“不，一个不好的小姐，只是在有人欣赏她的时候，她才生气勃勃，等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无精打采了，而且她感到什么都不如意；她活着只是为了让别人欣赏，而对于她自己，什么都无所谓。”

“您对我的看法真不错呀。”为了找话说，我这样说道。

“不！”他沉吟了片刻又说，“难怪您像您父亲，您也是这样。”他那亲切的注视又使我感到得意，并且使我感到愉快的羞涩。

只有在这会儿，我才发现，在他那高高兴兴的脸给人的最初印象后面，只有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眼神——最初是开朗的，然后越来越深沉，而且有点儿忧伤。

“您不应该也不能烦闷，”他说，“您有您懂得的音乐，有书，还可以学习，您的整个生活都摆在您的面前，只有现在为它做好准备，将来才不至于后悔。一年以后就太晚了。”

他跟我说话就像父亲或叔父似的，而且我感到，为了和我显得像平辈一样，他在不断地约束自己。我感到又气又高兴，气的是他把我看得比他低，高兴的是，就只为我一个人，他认为须要做得和他本人不一样。

晚上其余的时间，他跟卡佳谈家务。

“好，亲爱的朋友们，再见。”他说时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卡佳问道。

“春天，”他答道，继续握住我的手，“现在我要上达尼洛夫卡去（我们家的另一个村子）；到那边去了解一下情况，尽可能地安排一下，然后去莫斯科——办点私事，到夏天，咱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

“干吗您要去这么久呢？”我非常忧郁地说；说真的，我希望每天都能看见他，而且我突然觉得既惋惜又害怕，怕我的苦闷会再来。可能这一点在我的目光和声调中都表现出来了。

“是的；您要多找点事情做，别发愁，”他说，他的声调在我听来是过分冷漠而又平淡。“等到春天，我要来考您。”他松开我的手，也不瞧着我，又加了一句。

我们站在前厅里送他，他匆匆地穿上皮大衣，目光还是避开我。“他这又何必呢！”我想，“难道他以为，他瞧着我，我心里就会那么高兴吗？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只此而已。”

可是当天晚上，我和卡佳很久都没睡着，一直在谈话，不是谈他，而是谈我们怎样度过今年的夏天，在哪儿过冬和怎样过冬。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已经不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觉得非常简单明了，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且在我的想象中未来更是充满了幸福。我们这个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古老阴森的家也好像突然变得生意盎然，充满了光明。

二

转眼之间，春天来了。我原先的苦闷过去了，替代它的是充满幻想的春天的惆怅，勾引起朦胧的希望和期待。虽然我的生活不像初冬那样，而是，教索尼亚读书，自己弹弹琴，看看书，还常常到花园里，独自在小径上久久地徘徊，或是坐在凳子上，天知道在想什么，期待什么和希望什么。有时候整夜整夜，尤其是月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凭窗坐到黎明，有时候我只穿一件短上衣，瞒着卡佳，悄悄地溜到花园里，踏着露水跑到池塘边，有一次我甚至走到田野里，独自在夜里沿着整个花园绕了一圈。

现在我很难回忆和理解当时充满在我想象中的那些梦想。就是我想起来了，我也难于相信，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们是那么奇怪，又那么远离现实。

五月底，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旅行后如期回来了。

第一次他是傍晚来的，那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来。我们正坐在凉台上准备喝茶。花园里已是一片葱绿，夜莺已经在茂密的花坛中筑了巢，在圣彼得节[3]前的整个斋戒期一直住在这儿。一丛丛枝叶纷披的丁香，好像从顶上洒了一层白色和紫色的东西。这是快开花了。林荫道上的白桦树叶在落日的斜晖中全变得透明了。凉台上绿影婆娑。草地上一定落满了浓重的晚露。从花园外面传来白日的余音——赶牲口的嘈杂声；小傻瓜尼康正驾着水车在凉台前的小径上来来去去，从喷水车喷出的一股冰冷的水在大丽花茎和支架周围掘松的泥土上溅出了一个个黑圈。在我们的凉台上，擦得锃亮的茶炊在白桌布上闪闪发光、沸腾着，桌上放着鲜奶油、小甜面包和饼干。卡佳用那双胖乎乎的手像主妇那样在洗茶杯。我洗过澡，觉得饿了，等不及喝茶，拿起一块涂了一层厚厚的鲜奶油的面包就吃起来。我穿着阔袖的粗麻布短衫，湿头发上包着手巾。卡佳隔着窗子第一个看见了他。

“啊！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她说，“我们刚才还谈到您哩。”

我站起来，想去换衣服，可是我刚走到门口，他就看见我了。

“在乡下何必那么客气，”他瞧着我头上的手巾笑眯眯地说，“您在格里戈里面前并没有不好意思，而我呢，真的，对您来说，就跟格里戈里一样。”可是就在这会儿，我觉得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一点也不像格里戈里看我时那样，因此我感到很窘。

“我马上就来。”我说着就离开了他。

“这样有什么不好呢！”他在我后面大声说，“真像个农村的小媳妇。”

“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真奇怪，”我在楼上急忙换衣服时这么想道，“不过，谢天谢地，他总算来了，又可以热闹些了！”我照了照镜子，就快活地跑下楼来，而且我毫不掩饰我的着忙，我喘吁吁地跑上了凉台。他正坐在桌旁对卡佳讲我们的家事。他瞧了瞧我，笑了笑，又继续说下去。据他说，我们家的情况还挺好。现在我们只要在乡下住过夏天，然后，为了索尼亚的教育，或者上彼得堡去，或者到国外去。

“您要是能和我们一块儿到国外去就好了，”卡佳说，“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在那儿什么也不懂。”

“哎！我倒真想和你们一起去周游世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那有什么，”我说，“咱们就一起去周游世界好了。”

他笑笑，摇摇头。

“那么我妈妈怎么办？我的事又怎么办？”他说，“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您说说，您这一向过得怎么样？难道又无精打采的了？”

我告诉他说，他走了以后我很用功，也没烦闷过，加上卡佳又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就夸奖我，把我当做孩子，用言辞和目光表示赞许，好像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似的。我觉得有必要详详细细地、非常真诚地把我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告诉他，而且像做忏悔似的承认了他可能不满意的一切。暮色美极了，因此在茶具撤走以后，我们还待在凉台上，同时我觉得谈话非常有趣，我甚至没有觉察，我们周围的人声是怎样逐渐静下来的。从各处飘来了更加浓郁的花香，草上沾满了浓露，有一只夜莺在附近的丁香丛中歌唱，它听到我们的声音后，便停下了；星空好像要低垂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

有一只蝙蝠突然悄无声息地飞到凉台的帆布篷下，在我的白头巾周围拍着翅膀，这时我才发觉天已经黑了。我紧贴着墙，差点大叫起来，可是那只蝙蝠又悄无声息地、很快地从遮阳下飞走了，消失在花园的苍茫的暮色中。

“我真喜欢你们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他中断了谈话，说道，“我要是能坐在这个凉台上就这样过一辈子该多好。”

“那有什么，您就坐吧。”卡佳说。

“是呀，坐好了，”他说，“可是生活是不会坐着不动的。”

“您为什么不结婚呢？”卡佳说，“您会是个很好的丈夫。”

“就因为我喜欢坐着，”他笑了，“不，卡捷琳娜，卡尔洛夫娜，[4]咱们俩都不能结婚了。人们早就不认为我是个能结婚的人了。而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样很好，真的。”

我觉得他说这些娓娓动听的话有点不自然。

“好嘛！一个三十六岁的人就已经老了。”卡佳说。

“真是老了，”他继续说，“就想坐着。如果要结婚，这样就不行。您不信问问她吧，”他冲我点点头，这么补充说，“像她这样年龄的人才应该结婚。咱们只好看着他们幸福而感到高兴。”

他声调中含有的忧伤和紧张瞒不过我。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和卡佳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瞧，”他在椅子上回过头来，继续说，“假如我因为某种不幸的机会突然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比方说娶了玛莎……娶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很高兴有这样的结果……而且这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笑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高兴，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

“好，请您十分坦白地老实说吧，”他像开玩笑似的对我说，“要是让您把自己的一生和一个老人，一个只想坐着的、衰老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天知道当时您心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的时候，难道这对您不是不幸吗？”

我感到怪不好意思的，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向您求婚，”他笑着说，“不过，请您说实话，当您傍晚独自在林荫路上散步的时候，您所梦想的恐怕不是这样的丈夫吧；这将是不幸，不是吗？”

“不是不幸……”我开口道。

“嗯，而是不好。”他接着把话说完。

“是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可是，他又把我的话打断。

“您瞧，她说得完全对；我很感谢她的坦率，同时也很高兴我们能这样交谈。不仅这样，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大的不幸。”他补充说。

“您真是个怪人。一点也没变。”卡佳说，接着她就离开凉台，去吩咐开晚饭了。

卡佳走后，我们俩都沉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是那只夜莺不再像傍晚时那样时断时续、犹豫不决地歌唱，而是像夜间歌唱时那样，不慌不忙、婉转从容地叫了起来，整个花园都洋溢着它那嘹亮的歌声，于是另一只夜莺便从远处的低谷里今晚头一次与它应和。近处的这只夜莺停止了歌唱，好像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就用倾泻而出的银铃般的颤音，更高亢、更嘹亮地歌唱起来。这一唱一和的啼啭，庄严地、从容不迫地掠过了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鸟类的夜的世界。园丁到花房里去睡觉了，他那穿着厚皮靴的脚步声在小径上越来越远了。有人在山麓下尖声打了两次唿哨，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只隐约地听见树叶摇曳的飒飒声和凉台上帆布篷啪嗒啪嗒的响声；一阵在空中飘忽的幽香送到凉台上，使凉台上充满了芬芳。在刚才说过那些话以后，我觉得沉默使人难堪，可是该说什么，我又不知道。我瞧了瞧他。他那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半明半暗中回过来打量着我。

“生活在世上真是太好了！”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叹了口气。

“怎么？”

“生活在世上真是太好了！”我重复他的话说。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我又开始感到窘迫。我心里老在想，我同意他的说法，说他老了，因而刺伤了他，我想安慰他，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好。

“还是再见吧，”他站起来说，“妈妈等着我吃晚饭。今天我差不多还没见着她呢。”

“我想给您弹一支新的奏鸣曲。”我说。

“下回吧。”他说；我觉得他的声调冷冰冰的。

“再见。”

这时候我更觉得我是刺伤了他，我觉得很遗憾。我和卡佳送他下了台阶，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瞧着他在大路上消失。当他的马蹄声听不见了的时候，我就绕了一圈走上凉台，又开始望着花园，在充满了夜的声息的带露的雾霭中，我又看到和听到了我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他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由于过去我俩之间的奇怪的谈话所引起的窘迫之感完全消失了，而且也没有再发生过。整个夏天，他每星期来看我们两三次；我对他已经非常习惯。要是他有些日子不来，我就觉得一个人待着怪别扭的，而且我会生他的气，认为他扔下我不管，这样做很不好。他对待我像对待一个他所喜欢的年轻朋友似的，向我问长问短，要求我的最真诚的坦率，给我劝告和鼓励，有时候还责备我和制止我。虽然他尽力和我保持平等的地位，可是我却觉得在我所能理解他的那一部分后面，还有一个他认为没有必要让我进去的完全陌生的世界，正是这一点最有力地保持了我对他的尊敬和他对我的吸引力。我从卡佳和邻居们那儿知道他不但要照顾和他住在一起的老母亲，不但要料理自己的产业和代管我们的财务，而且还担负某些给他带来许多麻烦的贵族的事务；可是他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他的信念、计划和希望是什么，我从他嘴里始终没有听说过。只要我把话题转到他所做的事务上，他就会以他自己特有的表情皱紧眉头，好像在说：“请别问了，这与您无关。”——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起先这使我很生气，可是后来，我也就习惯了，我们总是只谈与我有关的事，而且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还有一件事情起初使我不快，可是后来反而使我高兴，那就是他完全漠不关心，甚至好像根本不把我的外貌放在眼里。他从来不用目光或是言辞对我暗示说我长得美，相反，每逢有人在他面前管我叫美人儿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发笑，他甚至喜欢找我外貌上的缺点，拿这些缺点来逗我笑。逢到节日，卡佳爱给我穿上漂亮的衣服，梳上流行的发式，这只能引起他的嘲笑，这使善良的卡佳很伤心，起初把我也弄得莫名其妙。卡佳心里认定他喜欢我，可是她怎么也不明白，怎么能不喜欢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显得漂漂亮亮的呢。我很快就懂得了他的想法。他希望我不要矫揉造作。而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在服装上、发式上和举止上，真的连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也没有了；可是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无法掩饰的做作的质朴。其实那时我还不能做到单纯质朴。我知道他爱我，——至于他是把我当做孩子还是当做女人来爱呢，我还没有问过自己；我重视这种爱，并且感到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因此我就不能不希望，这种错误的看法能够继续留在他的心里。而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在骗他。不过由于要骗他，我自己反变得更好了。我感到，在他面前显示我的心灵的优点，比显示我的外形的美更好，更有价值。我的头发、手、脸、习惯，无论这一切是好是坏，我觉得他立刻就能给予评价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我除了想欺骗他以外，不能给我的外表增添任何东西。可是我的心灵是他不知道的；因为他爱我的心灵，因为它当时正在成长和发展，所以在这方面，我能骗他，而且果然骗了他。当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和他相处是多么轻松啊！我那些毫无理由的羞涩和举止的拘谨就完全消失了。我觉得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侧面，坐着还是站着，他都能看见我，我的头发朝上梳还是朝下梳，——我的这一切他都知道，而且我感到他对我的模样很满意。要是他违背自己的习惯，突然像别人那样对我说，我的脸长得很美，我想我甚至丝毫也不会觉得高兴。可是，当他在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以后，仔细端详着我，用一种很感动而又竭力装作开玩笑的声调说：“不错，不错，您也是这样。您是个非常好的姑娘，这一点我必须告诉您。”那时候，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多么快活啊！

那么究竟为了什么我会得到这种使我心里充满骄傲和喜悦的赞许呢？就因为我说，我很能体会老格里戈里对自己小孙女的爱，或者因为我读了首诗或是小说感动得流泪，或是因为我喜欢莫扎特甚于舒尔霍夫[5]。使我想起来都觉得诧异的是：当时我以一种非凡的直觉猜出了什么是好的和应该爱什么；尽管我当时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应该爱什么。我以前的习惯和趣味多半不合他的心意；只要他的眉毛一动或是眼珠一转，表示他不喜欢我想要说的话，而且我觉得，只要他脸上一现出他那特别的、埋怨的、有点儿不屑一顾的神色，我就马上不再喜欢我以前所喜欢的东西了。有时候，他刚要给我什么劝告，我好像就知道了他要说什么。当他瞧着我的眼睛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的目光就能从我的心里引出他所想要的那种思想。当时所有我的思想和感情都不是我的，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突然变成了我的，进入到我的生活中，照亮了它。我完全不知不觉地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一切：看卡佳，看我们的仆人们，看索尼亚，看我自己以及我的学业。书籍，以前我只是为了消愁解闷才读的，现在忽然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的快乐；这只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谈论书，在一起看书，而这些书又是他带给我的缘故。以前给索尼亚上课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只是由于责任感才把它勉强承担起来；可是，在他听我给索尼亚上了一次课以后——注意索尼亚的进步对我就变成一种快乐。以前我觉得要把整篇乐曲背下来是件不可能的事；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他也许会听，会赞赏，我就会把一个乐句连弹四十次，直到可怜的卡佳用棉花堵上耳朵，而我还是不感到厌烦。从前那些同样的奏鸣曲现在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情趣，弹得完全不同而且好多了。就连我像对自己那样了解而喜爱的卡佳，在我眼里也变了样。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根本没有义务像她一向做的那样做我们的母亲、朋友和奴婢。我懂得了这个慈爱的人儿的全部自我牺牲和忠诚，懂得了我所仰仗于她的一切，而且变得更爱她了。他还教会了我用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仆人、农民、家奴和使女。说来可笑，虽然我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十七年，可是我对他们的了解比对我从未见过的外人还要少；我一次也没想到过他们跟我一样，也有爱情、愿望和烦恼。我很久以前就熟悉的我们的花园、我们的小树林、我们的田野，现在忽然在我眼前变成又新鲜又美丽的东西了。难怪他说人生只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幸福——就是为别人而生活。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奇怪，我也不理解它的意思；可是，这个信念没有经过思索就进到我的心里。他并没有改变我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没有给我的每种印象增添任何东西，却为我打开了眼前整个欢乐的新生活。从小就在我周围默不作声的一切，只要他一来，同样的这一切就会说起话来，争先恐后地涌进我的心里，使它充满了幸福。

在这个夏天，我常常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萦绕在我心头的已不是从前那种对未来怀着向往与希望的春愁，而是对现在的幸福的不安。我睡不着，就起来坐到卡佳的床上，告诉她我非常幸福，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这些话完全没有必要对她说，因为她自己能看到这一点的。可是她对我说：她什么也不需要，她也很幸福，接着她就亲亲我。我相信她的话——我觉得使人人都幸福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但是卡佳也许想到应该睡觉了，于是便假装生气，有时甚至把我从她床上赶走，然后就入睡了；而我却还要久久地逐一思索着使我如此幸福的一切。有时候，我便起来再次祷告上帝，用自己的话来祈祷，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一切幸福。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卡佳在睡梦中的均匀的呼吸声和她床旁的钟的滴答声，我辗转不能入睡，低声祷告，画十字，或是亲吻挂在我脖子上的十字架。门关上了，百叶窗也关上了，一只苍蝇或是蚊子，老在什么地方嗡嗡叫着。我真想永远不走出这个房间，希望黎明不要来临，希望环绕在我周围的这种心情不要消散。我觉得我的梦想、思想和祈祷都是活的东西，它们就在黑暗中和我生活在一起，在我的床旁飞翔，停留在我的上面。而且每个思想都是他的思想，每个感情都是他的感情。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我以为它也许永远就是这样，这种感情得来这么容易。

三

一天，在割麦子的时候，吃过午饭，我和卡佳带着索尼亚到花园里我们喜欢坐的那条长凳那儿去，长凳放在菩提树荫下，下面是峡谷，峡谷后面展开了一片森林和田野的景色。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已经有三天没有看我们了，这一天我们正盼着他来，再加上我们的管家说过，他答应到地里来看看。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骑着马走过黑麦地。卡佳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叫人拿来他非常爱吃的桃子和樱桃，然后她就躺在长凳上打盹儿。我折了一枝弯曲扁平的菩提树枝，枝上多汁的树叶和多汁的树皮把我的手都弄湿了，我一面用它给卡佳扇着，一面继续看书，并且不断地抬起头来瞧着他来时必经的那条田间小路。索尼亚在一棵老菩提树的树根旁给布娃娃搭亭子。天气闷热，没有风，热气蒸人，乌云密集，颜色越来越黑，从早上起就像要有雷雨。我很不安，在暴风雨之前我一向这样。可是午后，乌云开始从边上渐渐散开，太阳浮上了晴朗的天空，只有在一处地方还有隐隐的雷声，地平线上有一片浓密的乌云，与田野上的尘土连成一色，这里还偶尔有苍白的闪电劈开云层，射向地面。显然，今天不会有雷雨，至少我们这儿不会有了。在有些地方看得见的花园对面的路上，时而有一辆辆堆着高高的麦捆的大车慢慢地走着，发出吱吱的响声；时而有几辆空车轧轧响着，迎着它们疾驰而去，车上一双双的脚在晃动，衬衫在飘动。浓密的尘埃既不消散，也不落下，而是滞留在从园中透明似的树叶间可以看见的篱笆外面。从更远的打谷场上，传来同样的说话声和同样的车轮的轧轧声；装在大车上慢慢地经过篱笆旁运去的同样金黄色的麦捆，正在那儿的空中飞扬，接着在我眼前出现一个个椭圆形的麦堆，出现了麦堆的尖顶，以及顶上蠕动着的农民。前面，在尘土弥漫的田里，也有大车在移动，也看得见同样的金黄色的麦捆，同样的从远处传来了车声、人声和歌声。从一边望去，是一片越来越开阔的麦茬地和一条条长满了蒿草的田垄。稍右一点的山坡下，在割掉麦子、显得零乱难看的地里，可以看见穿着鲜艳衣服的农妇们正弯着腰、挥动着胳臂在捆麦子，零乱的田地被拾掇干净了，地里密密地摆着美丽的麦捆。在我眼前，夏天好像突然变成了秋天。除了花园中这块我们喜爱的地方以外，到处都是尘土和炎热。在这尘土和炎热中，在似火的骄阳下，劳动的人们谈着，嚷着，忙碌着。

卡佳却在我们的荫凉的长凳上用白麻纱手绢盖着脸，不时发出香甜的鼾声；鲜亮的黑樱桃在盘子里发光，我们的衣服是那么凉爽，那么清洁，水杯里的清水在太阳下闪烁着虹彩，我是多么幸福啊！“怎么办呢？”我这样想道，“我幸福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可是怎样同别人分享这种幸福呢？我把整个我自己和我的全部幸福献给谁呢，又怎么献法呢？……”

太阳已经西沉到林荫道上的白桦树梢后面去了，尘土渐渐飘落在田野上，远方在斜晖中显得更分明，更明亮了，乌云也全散了，从树丛间可以看见打谷场上的三个新麦垛的尖顶，农民们已经从麦垛上下来了；人们在上面大声吆喝着的大车大概是最后一次疾驰而过；扛着耙、腰上系着草绳的农妇们大声唱着歌回家去了，而谢尔盖·米哈伊雷奇还是没有来，虽然我早就看见他骑着马下山了。突然，在林荫道上，从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从那儿来的方向，出现了他的身影（他是绕过峡谷来的）。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摘下了帽子，快步向我走来。看见卡佳睡着了，他就咬着嘴唇、眯着眼睛、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我马上就看出他处于一种特别的、无缘无故的欢乐的心情中。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这种心情，我们管它叫做“狂喜”。他就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似的；他整个的人，从头到脚，都流露出一种满足、幸福和孩子般的淘气的神情。

“嗯，您好，小紫罗兰，您怎么样？好吗？”他一面低声说，一面走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好极了，”他回答我的问话说，“我今年十三岁；我想骑木马，想爬树。”

“又在狂喜了？”我说时瞧着他那双含笑的眼睛，我感到这种狂喜也感染了我。

“是的，”他答道，对我挤挤眼，忍着笑，“可是，您干吗要打卡捷琳娜·卡尔洛夫娜的鼻子呢？”

我一面瞧着他，一面继续扇着树枝，不留神把卡佳脸上的手绢扇掉了，于是树叶就拂着了她的脸。我笑了起来。

“她会说她没睡着。”我低声说，好像是为了不要吵醒卡佳；其实完全不是为此，我不过是喜欢跟他低声说话罢了。

他学我的样，动着嘴唇，好像我说话的声音太低，他什么也听不清。一看见那盘樱桃，他就假装偷偷地端起盘子，走到菩提树下索尼亚跟前，在她的布娃娃上坐下。索尼亚起初很生气，可是他很快就跟她和好了，和她比赛吃樱桃，看谁吃得快。

“您要是喜欢，我就叫人再拿点儿来，”我说，“要不然，咱们就自己去。”

他端起盘子，把布娃娃放在盘子里，然后，我们仨便向板棚走去。索尼亚笑着跟在我们后面跑，拉着他的大衣，要他把布娃娃还给她。他把布娃娃还给了她，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嗳，您怎么不是紫罗兰呢，”虽然不用担心吵醒任何人，可是他还是低声跟我说，“经过这番尘土、炎热和劳动之后，刚一走近您，就闻到一股紫罗兰的芬芳。不过，这并不是浓香扑鼻的紫罗兰，您知道，这是初放的紫罗兰，还是深色的、发出融雪和春草的香气的紫罗兰。”

“嗯，怎么样，收割进行得顺利吗？”为了掩饰他的话在我心里引起的快乐的激动，我这样问道。

“好极了！这儿的老百姓干什么都好极了。你越了解他们，就越爱他们。”

“是呀，”我说，“今天在您没来以前，我在花园里瞧着他们干活，我突然感到非常惭愧，他们在干活，而我却这么舒服，而且……”

“别矫情了，我的朋友，”他打断了我的话，突然用严肃而亲切的目光瞧了我一眼，“这是个神圣的问题。千万别说这种漂亮话。”

“我只是跟您这么说。”

“嗯，这我知道。嗯，樱桃怎么办？”

板棚的门锁着，一个园丁也没有（他把他们都打发去干活了）。索尼亚跑去取钥匙，可是他不等她回来就从墙角爬上去，撩起网，跳到里面去了。

“想要吗？”从墙那边传来他的声音，“把盘子给我。”

“不，我要自己摘，我去拿钥匙，”我说，“索尼亚找不着……”

可是同时，我又很想瞧瞧在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在那儿干些什么，他的神情怎么样，他的动作又怎么样。再说，这时我简直不愿意有一分钟不看见他。我踮起脚从荨麻中穿过，跑到板棚的另一边，那儿的墙比较矮，我站在一只空木桶上，墙头刚好齐到我的胸口下面，我探身到板棚里，朝里面张望了一下，看见那几棵长着齿形大叶的弯曲的老树，叶子下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饱满的黑樱桃，然后，我从网底下伸过头去，在一棵老樱桃树的节节疤疤的大树杈下，看见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他大概以为我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摘下帽子，闭着眼睛坐在一棵老樱桃树的树杈上，使劲把一块樱桃树上的树胶团成一个小球。突然他耸耸肩，睁开眼睛，嘴里说了句什么，笑了笑。那句话和那种笑都不像他平时那样，因为我偷看了他，我感到非常害臊。我觉得那句话是：“玛莎！”“这不可能。”我心里想。“亲爱的玛莎！”他用更低更温存的声音重复说。可是我已经清清楚楚听见了这几个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而且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好像是违禁的欢乐猛然攫住了我，我用两手紧抓着墙，免得掉下去暴露了自己。他听见了我的动静，吃惊地回头瞧了瞧，突然垂下了眼睛，像孩子似的脸都红了，发紫了。他想跟我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他的脸又一阵阵地发红。但是他瞧着我微微一笑。我也笑了。他满脸都焕发出快乐的光彩。他已经不是那位又疼我又训我的年长的叔叔了，他是我的平辈，他是个又爱我又怕我的人，我也又怕他又爱他。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四目对视。可是他突然皱紧了眉头，微笑和眼睛里的光辉消失了，他又像父辈那样冷冷地对待我了，好像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他已醒悟过来，并劝我也要醒悟过来似的。

“您还是下来吧，会摔伤的，”他说，“把头发理理好，瞧您像个什么样子。”

“他为什么要装假呢？他为什么要使我痛苦呢？”我苦恼地想道。而且就在这一瞬间，我起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想再一次扰乱他的平静，并在他身上试试我的力量。

“不，我要自己摘嘛。”我说完这句话，就双手抓住最近的一个树杈，纵身跳上了墙头。他还没来得及扶住我，我就跳进板棚，到了地上。

“您真是胡来！”他说时脸又红了，并且装出生气的样子，极力掩饰自己的窘态，“要知道，您会摔伤的。您从这儿怎么出去呢？”

他比刚才更窘了，可是现在这种窘态已经不是使我高兴，而是使我感到害怕了。它感染了我，我的脸也红了，为了避开他的眼光，又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开始摘樱桃，可是摘了又没处放。我责备自己，我后悔，我害怕，而且我觉得，我的这种举动在他眼里永远把自己毁了。我们俩都默不作声，都感到难过。幸亏索尼亚拿着钥匙跑来了，才使我们摆脱了这种窘境。这以后我们彼此有好半天没说话，两人都只跟索尼亚说话。我们回到卡佳跟前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一直没有睡，什么都听见了，我这才平静下来，于是他又极力做出那副慈父般的保护人的态度，可是他已经装不像了，也骗不了我。这时候，我清楚地想起了几天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卡佳说，恋爱和表白爱情，男人比女人要容易些。

“男人可以说他爱上了谁，可是女人却不行。”她说。

“可是，我觉得，男人不应该，也不能说他爱上了谁。”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道。

“因为这从来都是谎言。一个人爱上了谁，这有什么稀奇呢？好像只要他说出爱这个字，就会有什么啪的一响——他恋爱啦。好像只要他一说出这个字，就一定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一定要出现什么预兆，要万炮齐鸣似的。我觉得，”他接着说道，“凡是郑重其事地说‘我爱您’这句话的人，不是欺骗自己，甚至更糟的是欺骗别人。”

“要是男人不对女人说，她怎么会知道人家爱她呢？”卡佳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答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表达方法。要是有感情，它就会表现出来。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老是想象当中尉斯特列利斯基或是阿尔弗雷德说：‘埃列奥诺拉，我爱你！’时，他们脸上的窘相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以为将会突然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可是她和他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的眼睛、鼻子和一切还是跟原来一样。”

当时我已经从这个玩笑里感到一种和我自身有关的、严肃的事，可是卡佳不允许随便拿小说中的主人公开玩笑。

“老是发这种谬论，”她说，“您还是说实话吧，难道您自己就从来没有对女人说过您爱她吗？”

“从来没说过，也从来没有屈膝下跪过，”他笑着答道，“而且将来也不会。”

“是的，他用不着对我说他爱我，”这会儿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那次谈话，心里想道，“我知道他爱我。他那竭力装出来的冷淡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那天，整个晚上他都不大跟我说话，可是从他对卡佳和索尼亚所说的每句话，以及他的每个动作和眼神里，我都看到了爱，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我既怨他又可怜他，既然一切已经这么明显，这么简单而且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无限幸福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呢？可是刚才我跳进板棚去找他这件事，就像一桩罪行似的使我感到痛苦。我总觉得，为了这件事他再也不会尊重我了，他会生我的气。

喝过茶，我向钢琴走去，他跟在我后面。

“弹点什么吧，我很久没听您弹琴了。”他在客厅里追上了我，说道。

“我正想弹呢……谢尔盖·米哈伊雷奇！”我说时猛然直视着他的眼睛，“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为什么？”他问道。

“因为今天下午我没有听您的话。”我说时脸都红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摇摇头，笑了笑。他的目光似乎在说，本来是应该骂的，但是又不忍心骂我。

“就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咱们还是好朋友。”我一面说，一面在钢琴前坐下。

“可不是吗！”他说。

在高大的花厅里，只有钢琴上点着两支蜡烛，其余的空间都是半明半暗。夏夜的光辉从开着的窗口透进来。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从黑沉沉的客厅里有时传来卡佳的脚步声，还有他那匹拴在窗下的马在打响鼻和马蹄踩踏牛蒡的声音。他坐在我后面，所以我看不见他；可是在这个房间的幽暗中，在种种声响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处处都感到他的存在。我虽然看不见他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但它们都在我心里激起反响。我在弹莫扎特的一支幻想曲，乐谱是他给我带来的，我是在他面前而且为了他才把这支曲子学会的。我根本没有想我在弹什么，可是我似乎弹得很好，我觉得他很喜欢。我感到了他所感受到的快乐，也感到了他那从后面对我的凝视，虽然我并没有看他。我的手指机械地继续弹着，我完全不由自主地回头瞧了瞧他。在夜色的明亮的背景上他的头部的轮廓显得更清晰了。他双手托着头坐着，他的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一看到这种目光，我就笑了，不再弹了。他也笑了，责备地对着乐谱摇摇头，要我继续弹下去。当我弹完了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地升起，也更明亮了，屋里除了微弱的烛光以外，还有一道银色的清辉从窗口射到地板上。卡佳说我真不像话，因为我弹到最精彩的地方停住了，还说我弹得不好；可是他却说，正相反，我从来没有弹得像今天这样好过；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穿过大厅走到黑沉沉的客厅里，然后又回到大厅里来，每次都回头瞧瞧我，笑笑。我也笑笑，我甚至想无缘无故地放声欢笑；对于今天刚发生的那件事我是多么高兴啊。等他一走出门去，我就抱住卡佳（我和卡佳站在钢琴旁），亲她我最喜欢亲的地方——下巴下面胖乎乎的脖子；等他一回来，我又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好容易才忍住了笑。

“她今天是怎么回事？”卡佳对他说。

可是他没有回答，只是对我笑笑。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你们瞧，夜色多美啊！”他在客厅里说；那时他正站在开着的通花园的阳台门口。

我们走到他那边去，真的，这是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夜色。一轮皓月高悬在我们的房子后面，因此看不见它；屋顶、柱子和凉台布篷的半个阴影en raccourci[6]斜射在砂径和圆形的草坪上。其余的一切都是明亮的，洒满了银色的露水和月光。花径的一边，印着大丽菊和支架的斜影；整个宽宽的花径上都洒满月亮的清辉，高低不平的碎石子也闪着光，这条花径一直伸向雾蒙蒙的远方。树丛中透出花房的发亮的屋顶，峡谷间升起了越来越大的雾霭。已经有些落叶的丁香树丛，连枝柯都是整个发亮的。带露的花朵一朵朵都清晰可辨，林荫路上的光和影交织成一片，似乎这些林荫路不是由树林和小径组成的，倒像是一座座摇曳颤动着的透明的屋宇。右边，在这幢房子的阴影里，一切都是黑沉沉的，模糊不清而且可怕。可是从这片黑暗里伸出来的白杨树的怪诞地伸展开来的树冠，却显得更明亮了；那株白杨不知为什么奇怪地挺立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上面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而没有飞向那遥远的地方，飞向那蔚蓝色的长空。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说。

卡佳同意了，可是她要我穿上套鞋。

“用不着，卡佳，”我说，“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会搀着我的。”

好像这样就可以不致把我的脚弄湿似的。可是当时在我们三个人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毫不奇怪的。他从来也没有让我挽过他的胳膊，可现在我自动地挽住了它，他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三个人走下了凉台。这整个世界，这天宇，这花园，这空气，都和我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了。

当我们沿着林荫路走着，我顺着这条小道向前看的时候，我总觉得不能再往前走了，前边就是有限世界的尽头，这一切一定会永远凝固在它自身的美里。可是我们还往前走，于是那堵美的魔墙便向两边分开，让我们进去，那儿似乎又是我们所熟悉的花园、树木、小径和落叶。我们便真的在小径上漫步，踏着一圈圈的光和阴影，落叶也真的在我脚下簌簌作响，嫩枝也真的拂着我的脸。而那用均匀缓慢的脚步挨着我走而又小心翼翼地挽着我的胳膊的，真的就是他；那在我们旁边、脚步发出沙沙声走着的，也真的是卡佳了。而那透过一动不动的枝桠照着我们的，大概也真是天上的月亮……

可是每走一步，魔墙便把我们前后的路又堵上了，因此，我便不再相信还能向前走去，不再相信那存在过的一切。

“哎呀！一只青蛙！”卡佳说。

“是谁在说这话，为什么说这话？”我想道，可是后来我想起了，这是卡佳，她怕青蛙，于是我也仔细瞧了瞧我的脚下。一只小青蛙跳了跳，便在我前面静静地不动了，小径的发亮的泥地上，现出了它那小小的影子。

“您不怕吧？”他说。

我转过脸瞧了瞧他。在我们走过林荫路上缺了一棵菩提树的地方，我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脸。它是那样地美和可爱……

他说：“您不怕吗？”而我却似乎听见他在说：“我爱你，可爱的姑娘！”——我爱你！我爱你！——他的目光和他的胳膊都在这么重复说；月光、阴影、空气和一切也在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卡佳迈着小步和我们并排走着，她累得直喘。她说该回去了，我非常可怜她这个怪可怜的人。“为什么她没有我们这样的感觉呢？”我想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年轻，都幸福，就像这个夜，就像我和他这样呢？”

我们回到家里，虽然公鸡已经啼过，家里的人都睡了，他的马在窗下越来越频繁地踩着牛蒡，打着响鼻，可是他还是待了很久才走。卡佳没有提醒我们已经很晚了，我们坐在那儿随便瞎聊，不觉一直坐到凌晨两点多。在鸡叫过三遍、天快亮的时候[7]他才走。他和平时一样说了再见，什么特别的话也没说；可是我知道，从这天起他就是我的了，我再也不会失掉他了。当我一向自己承认说，我爱他，我就把一切全都告诉了卡佳。她听了很高兴，而且很感动，不过这个可怜的人在这样的夜晚居然能呼呼入睡；而我却在凉台上来回地走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又走进花园，一面追忆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一面沿着我刚才和他走过的林荫路走去。那天晚上我整夜没睡，而且在一生中是第一次看见日出和黎明。我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夜和这样的黎明了。“可是他为什么不肯干脆对我说他爱我呢？”我想道，“当一切都非常简单而又美好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瞎想出种种困难，管自己叫老头儿呢？为什么他要浪费也许一去永不复返的宝贵光阴呢？让他说：‘我爱你，’要用语言表示：‘我爱你’；让他的手握住我的手，对它低下头来说：‘我爱你’；让他羞红了脸在我面前垂下眼睛，那我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不，我不是告诉他，我要拥抱他，紧紧偎依着他，哭起来。但是，万一我弄错了，万一他并不爱我，那怎么办呢？”我头脑里突然掠过这样一个念头。

我自己的感情使我吓了一跳，——天知道它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起，在板棚里，我向他跳下去的时候他和我的窘态，我心里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我开始祷告。于是我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使我平静下来的思想和希望。我决定从今天起开始斋戒，在我生日那天领圣餐，而且就在这一天做他的未婚妻。

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这将怎样发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从那一瞬间起，我相信而且知道，将来一定会这样。当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天已经大亮了，人们也开始起床了。

四

因为是圣母升天节[8]的斋期，所以家里谁也不奇怪我想在这个时候斋戒。

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一次也没有来看我们；我不但不奇怪，不焦灼，不生他的气，而且，相反，我很高兴他不来，我只盼着他能在我生日那天来。在这一周间，我每天都很早起床，趁仆人替我套马的时候，我就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逐一回想昨天的罪过，考虑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以便对今天能感到满意，一点罪也不犯。当时我觉得，要做到一点罪也不犯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稍微努点力就行。等马车一来，我就和卡佳或是女仆坐上车，我们便向三俄里外的教堂驶去。我走进教堂，每次都想起为所有“怀着对上帝的敬畏走进去的”人祈祷，而且我正是尽量怀着这种感情走上教堂门前长着青草的那两磴台阶。这时候到教堂里来做斋戒祈祷的只有八九个农妇和家仆；他们向我鞠躬，我就尽量谦逊地向他们还礼；然后我亲自向蜡烛箱走去，向那从前当过兵的教堂管事[9]要了几支蜡烛，把它们插上，我感到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从圣障的门往里看，可以看到妈妈绣的祭坛的帷幔，圣障的上方站着两个木雕的托着星星的天使，我小时候觉得他们大极了，墙上还有一只放出金光的鸽子，那时候我觉得它很有趣。在唱诗班的席位后面，可以看见那只残破的圣水盘，我曾多少次用它给我们的家奴的孩子们施过洗礼，而我自己也是用它的水受洗的。老司祭穿着那件用我父亲的棺罩做的法衣走出来，用那同样的声音念着祷文——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用这种声音在我们家里做法事：索尼亚的洗礼，父亲的追荐和母亲的葬仪。诵经士那同样的颤动的声音从唱诗班里传了出来，还有教堂里每次做法事必到的那个老太婆，正弯着腰站在墙边，眼泪汪汪地望着唱诗班中的那尊圣像，交叉着的手指紧贴着褪了色的头巾，瘪嘴在低声说着什么。这一切已经不是好奇，也不是仅仅由于回忆才使我感到亲切，——现在这一切在我眼里都变得伟大、神圣，而且我觉得它们满含深刻的意义。我仔细听着祷文中的每个字，尽量使自己的感情和它相通，要是有的地方我不理解，我就默默地祷告上帝给我启发，或是编一些祷告词来代替我没听懂的词句。当念到忏悔的祈祷文时，我就回想自己的过去，而这个天真幼稚的过去跟我现在欢快的心情比较起来，我觉得是那么黯淡，因此我哭了，并且对自己感到害怕；可是同时我又感到这一切都是可以饶恕的，即使我有更大的罪过，忏悔对我就会更加，更加甜蜜。当司祭在礼拜结束时说“主降福于你们”时，我在这一刹那似乎感到一种肉体上的幸福。好像有一种光和温暖突然注入我的心头。礼拜结束了，神父出来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哪天让他们到我们家来做彻夜祈祷；我很感动地谢谢他想要为我（我是这样想的）做的事，我说，我自己会走路来或是坐车来的。

“那不是要让您受累了吗？”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能不犯傲慢的罪过。

做完礼拜以后，要是不带卡佳，我总是让马车先走，我独自步行回家，对所有碰到的人都谦逊地鞠躬问候，尽量找机会帮助人，劝导人，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扶起大车，给人家摇晃孩子入睡，为给人让路而弄脏自己的脚。有一天黄昏，我听见管家禀报卡佳说，有个庄稼人西蒙来讨块木板给他女儿做棺材，还要一个卢布办丧事，他都给了他。“难道他们这样穷吗？”我问道。“穷极了，小姐，连盐都吃不上。”管家答道。听到这话，我的心都酸了，同时又好像感到高兴似的。我骗卡佳说我要去散步，我跑上楼，拿出我所有的钱（钱固然很少，可是尽我所有），然后画了个十字，穿过凉台和花园，独自向村子里西蒙的小屋走去。小屋在村头上。我走近窗口时，谁也没有看见我；我把钱放在窗台上，敲了敲窗子。门轧地响了一声，有人从小屋里走出来，叫了我一声；我像犯罪似的吓得浑身发冷，直哆嗦，赶快跑回了家。卡佳问我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啦？可是我简直不明白她跟我说的是什么，也没有回答她。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非常渺小和不足道。我把我的房门锁上，独自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也不清楚自己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到他们全家的快乐，想到他们会用什么言词来称道这位施主，同时我又惋惜我没有亲手把钱交给他们。我还想到，要是谢尔盖·米哈伊雷奇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说什么，而且我又很高兴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觉得所有的人，连我自己在内都很坏，我又常觉得我自己和所有的人都非常可亲，于是关于死的想法就像关于幸福的梦想一样，浮上了我的心头。我微笑，我祈祷，我哭泣，在这一瞬间我是多么强烈地热爱世上所有的人和我自己啊。在两次礼拜之间，我经常读《福音书》，我越来越理解这本书，神的一生的事迹也就更平易、更动人，我在他的教义中找到的感情和思想也就变得更令人敬畏、更深奥了。可是，当我放下这本书，再观察和思考我周围的生活时，我又觉得一切是多么明白，多么简单啊。我觉得，过不好的生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而爱所有的人和被人们所爱却是非常简单的。所有的人都对我那么好，那么温存，甚至我一直教她读书的索尼亚也完全不同了，她极力想了解我，讨我喜欢，不惹我心烦。谁待我都像我待他们一样。在我逐一回想在忏悔以前我必须请他们饶恕的那些仇人时，我只想起不在我们家的一位小姐，她是我们的邻居，一年前我曾当着客人的面嘲笑过她，因此她不再和我们来往。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向她认错，并请她原谅。她回信说，她原谅我，并且要我原谅她。我看了这封简单的信，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从信里看到了一种非常深沉动人的感情。当我请我的奶妈原谅我的时候，她大哭起来。“为什么他们都对我这么好呢？我有哪一点值得大家这么爱我呢？”我问自己。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而且想了很久。我不能不这样做，甚至不认为这是罪过。不过我现在想他和那天夜晚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爱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想到他，就像想到我自己一样，而且不知不觉地把他和我关于自己未来的每个想法结合了起来。在他面前我一向都感到的那种自卑感，已经从我心里完全消失了。现在我感到我和他是平等的，并且从我当时所处的精神境界的高度，完全理解他。以前我觉得他身上有些东西很怪，现在我才明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他说为别人活着才是幸福，而且我现在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会有无穷的幸福和安宁。我心里想的不是到国外去旅行，不是社交界，不是豪华的气派，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在乡下的宁静的家庭生活，永远克己待人，永远相亲相爱，在一切事物中永远意识到仁慈的、帮助人们的上帝。

我照预定计划在我生日那天领了圣餐。当我那天从教堂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我甚至为生活担心，害怕任何的印象，害怕可能破坏这种幸福的一切。但是，我们刚下了马车走上台阶，从桥上便传来那熟悉的轻便马车的辚辚声，接着我就看见了谢尔盖·米哈伊雷奇。他祝贺了我，我们就一起走进客厅。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和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早上那么沉着而又独立不羁。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完整的新世界，是他所不能理解，而且还高过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毫不感到拘束。他大概明白了这个原因，所以对我特别温存亲切和尊敬。我刚要走近钢琴，他却把它锁上，把钥匙藏进口袋。

“不要破坏您的心情，”他说，“现在，您心里的音乐比世界上任何音乐更为美妙。”

我感谢他说了这句话，可是同时又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是过分容易而又清楚地看透了我心里全部应该说是不让人知道的秘密。吃午饭的时候，他说他是来向我表示祝贺，同时也是来辞行的，因为他明天要去莫斯科。他说这话的时候一面看着卡佳；但是后来他又匆匆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担心会从我脸上看到激动的神情。但是我既没有表示诧异，也没有显得慌张，甚至没有问他是不是要去很久。我知道他一定会把那句话说出来的。我知道他绝不会离开。我是怎么会知道的呢？现在我自己怎么也说不清；可是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觉得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好像在做一个好梦，将要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已经发生过，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一切还将发生，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他原想一吃过午饭就走，可是卡佳因为做礼拜回来累了，去躺一会儿，他必须等她醒来才能向她告别。大厅里满是阳光，我们走到凉台上去。我们刚坐下，我就非常平静地说起我的爱情的命运应该决定的话来。我开始说这话既不早，也不晚，而是在我们刚一坐下来，什么还没说，甚至任何声调和任何性质的谈话也没有，免得妨碍我想说的那话。我自己都不明白，我的这种沉着、坚决和用词的准确是从哪儿来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某种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借着我的嘴说出来的。他凭栏坐在我对面，把一枝丁香拉到面前，揪它的叶子。我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把树枝放掉，用手支着头。这是一个非常平静或是十分激动的人才可能有的姿势。

“您为什么要走？”我意味深长地、从容不迫地正眼瞧着他问道。

他没有立刻回答。

“有事！”他垂下了眼睛说。

我明白，他在我面前，而且是回答这样一个诚恳地提出的问题，要说谎是十分困难的。

“您听我说，”我说道，“您知道今天对于我是个什么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说，今天都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既然我问您，那就不是为了表示关心（您知道我和您相处惯了，而且爱您），我问您，是因为我须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呢？”

“我很难把真情告诉您，我为什么要走，”他说，“在这个星期里，关于您、关于我自己，我都想了很多，并且决定了我必须走。您懂得这是为什么吗？您要是爱我，就别再问了。”他用手擦擦前额，并且遮住了眼睛，“这使我很难受……可是您会理解的。”

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我无法理解，”我说，“简直无法理解，您就对我说吧，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今天的缘故，您就对我说吧，什么话我都会平静地听着。”我说。

他换了一个姿势，瞧了瞧我，又把丁香的枝子拉过来。

“不过，”他沉默片刻以后，便用一种故作坚定的声调说道，“虽然这要用言语来表达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很难受，可是我要尽量给您解释明白。”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像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皱紧眉头。

“说吧！”我说。

“您不妨设想一下，有一位A先生，假定这么说吧，”他说，“他老了，年纪一大把了，还有一位Б女士，年轻，幸福，既没有见过世面，又没有阅历过生活。由于种种家庭间的关系，他像爱女儿似的爱上了她，而且也不怕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

他停住了，但是我并没有打断他。

“可是他忘了Б非常年轻，生活对她还是游戏，”他突然很快、很坚决地继续说道，也不瞧着我，“他要爱上她很容易，而且她还会觉得这很有趣。于是他做了件错事，他突然感到他心里涌起了另一种类似忏悔的痛苦的感情，因此他害怕了。他害怕他们以前的友谊关系会遭到破坏，所以他就下决心在这种关系遭到破坏以前走掉。”他说这些话时又像漫不经心地用手揉揉眼睛，把眼睛遮住。

“为什么他要害怕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呢？”我克制着自己的激动，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的声调很平静；可是，他一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用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声调答道。

“您年轻，”他说，“我不年轻了。您想闹着玩儿，而我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您去玩儿去吧，可是别和我闹着玩儿，要不然，我会信以为真，这对我是不好的，您也会感到问心有愧。这是A说的话，”他又加了一句，“不过，这都是胡说，总之，您是了解我是为什么要走的。咱们别再谈这个了。请别谈了吧！”

“不！不！就要谈！”我说；我的声音发抖，都要哭了，“他爱她呢，还是不爱她？”

他没有回答。

“要是他不爱她，那他为什么要把她当小孩似的逗弄她？”我说。

“对，对，这是A的不是，”他连忙打断了我的话，答道，“可是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友好地……分手了。”

“不过，这太可怕了！难道就不能有别的结果吗？”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并且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害怕。

“不错，是有的，”他说，把手拿下，露出他那激动的脸，两眼直视着我，“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只是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别打断我，请您心平气和地了解我。有人说，”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现出痛苦的微笑，“有人说：A疯了，疯狂地爱上了Б，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而她只是笑笑。对她来说，这是个笑话，而对他来说这却是终身大事。”

我哆嗦了一下，想打断他的话，叫他不要替我说话，可是他拦住了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等一等，”他用发抖的声音说，“又有人说：她似乎可怜他；而且她，这个可怜的姑娘，由于不懂得人生，以为她真能够爱他，因此同意了做他的妻子。于是他，这个疯狂的人，便信以为真，相信他的整个生活要重新开始了，而她自己却看出，她是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她……咱们别再谈这个了吧。”他结束了这段话，显然无法再往下说了，接着他就在我对面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

虽然他说“咱们别再谈了”，可是我却看出他整个身心都在等待着我的答复。我想说，可是说不出来，我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我瞧了他一眼，他脸色苍白，下嘴唇直颤。我可怜起他来了。我猛地用力挣脱了束缚我的沉默的力量，开始用一种低低的、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起来，我害怕这声音随时都会中断。

“还有第三种结果，”我说到这里停住了，可是他一言不发，“第三种结果是：他并不爱她，而是使她痛苦，痛苦；他还自以为正确，于是他就走了，还以此自豪。把这件事当儿戏的是您，而不是我；我从第一天起就爱上了您，爱上了您。”我重复了两遍，而且在说“爱上”这个字时，我的声音不由得从轻轻的、发自内心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使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野性的叫喊。

他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他的下嘴唇哆嗦得越来越厉害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流到他的面颊上。

“这不好！”我差不多大叫起来，感到气愤的、哭不出的眼泪使我憋气。“这是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站起身来，想离开他。

可是他不放我走。他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他的嘴唇吻着我那还在发抖的双手，他的眼泪把我的双手都弄湿了。

“我的上帝，我早知道该多好。”他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反复地说，而我心里却感到了幸福，一种永远不会再有的幸福。

五分钟后，索尼亚跑到楼上卡佳那儿，对全家嚷嚷说：玛莎要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啦。

五

没有理由延缓我们的婚事，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不愿意这样。诚然，卡佳想到莫斯科去给我置办嫁妆，而他母亲则主张他在结婚以前得置备一辆新马车，买一套新家具，用新壁纸把房屋裱糊一新，可是我们俩都坚持：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这一切也得等以后办，结婚在我生日后过两个星期举行，不张扬，不办嫁妆，不请客人，不要傧相，不办酒席，不要香槟和婚礼的一切繁文缛节。他告诉我说，他母亲对办这件喜事没有乐队，没有堆积如山的箱笼，没有把全家装修一新，不像她结婚时那样花了三万卢布，表示非常不满；他还告诉我，他母亲瞒着他在贮藏室里翻箱倒柜，一面严肃而秘密地同女管家马留什卡商量，为了我们的幸福必须要什么样的地毯、窗帘和托盘。在我这方面，卡佳和我的奶妈库兹明尼什娜也在忙着同样的事。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开不得玩笑。她坚决相信，我们俩彼此在谈到我们的未来时，只会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正像处在我们这种状况的人所常有的那样；但是我们真正未来的幸福，还得由衬衫的正确的剪裁和缝制，由桌布和餐巾的滚边来决定。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和尼科尔斯科耶之间，每天都要交换几次秘密情报，互相说明彼此正在准备什么；虽然卡佳和他母亲之间表面上显得十分和气，可是可以感觉得出，她俩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敌意，但手腕却十分巧妙。他母亲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现在我已经和她很熟了），是个古板严厉的主妇，是位旧式的太太。他爱她不仅是出于做儿子的责任感，而且还出于做人的感情，他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最聪明、最善良和最慈爱的女人。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一向对我们很亲切，尤其是对我，高兴她儿子要结婚，但是当我以未来的媳妇的身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她希望我明白，要能配得上她的儿子，我还应该变得更好些，而且我也不妨永远记住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也同意她的意见。

在这最后的两个星期里，我们每天见面。他来吃午饭，一直坐到半夜。但是，虽然他说——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没有我他活不下去，可是他从来也没和我在一起待过一整天，并且尽量继续做他自己的事。到结婚那天为止，我们的表面关系还是跟从前一样：我们还是互相称您，他甚至不吻我的手；他不但不寻找，甚至还避免和我单独相处的机会。好像他害怕耽溺于他心中的过分的、有害的柔情似的。我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可是现在我感到我和他完全平等了，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出以前那种使我不喜欢的做作的平易近人了，我还常常高兴地看到，在我面前的已不是那个令人敬畏的男子，而是一个温顺的、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孩子。“他也不过如此罢了！”我常常想，“他不过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罢了。”现在我觉得，他整个的人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完全了解他。我所了解到的他的一切，是那么单纯而又那么和我一致。甚至他关于我们将来在一起生活的计划也跟我的计划一样，只是他说得更清楚，更好罢了。

这几天的天气很坏，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待在室内。钢琴和窗户之间的那个角落是我们最好的谈心的地方。在黑的窗上映着近处的烛光，雨点偶尔打在发亮的窗玻璃上，往下流。雨打着屋顶，水在水落管下面的水洼里汩汩地流着，潮气从窗口飘进来。而我们这个角落里却好像显得更明亮、更温暖、也更快乐。

“您知道，我早就想对您说一件事，”当我们俩在这个角落里坐到很晚的时候，有一次他说，“当您弹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您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全知道。”我说。

他微微一笑。

“对，真的，不说也罢。”

“不，您说吧，什么事？”我问道。

“是这么回事。您记得我给您讲的A和Б的故事吗？”

“这种愚蠢的故事怎么会不记得。好在就那样结束了……”

“是的，我全部的幸福差一点儿被我自己给毁了。您救了我。但主要的是：那时候我老不说真话，因此我觉得惭愧，现在我想把话说完。”

“嗳，请您别说了吧。”

“别害怕，”他笑眯眯地说，“我只想为自己表白一下。那天我开始说话的时候，我是想发一通议论的。”

“干吗要发议论！”我说，“毫无必要嘛。”

“是的，我的议论发得不对。在我经历了生活中的一切失望和错误以后，这次来到乡下的时候，我曾坚决地对自己说，爱情对于我已经结束了，我的义务只能是度过晚年，因此我很久都弄不清我对您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会有什么结果。我抱过希望，又不抱希望；有时候我觉得您是在跟我闹着玩，有时候我又信以为真，我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在那个黄昏以后，——您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花园里散步吗，——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我现在太幸福了，简直是不可能的。嗳，假如我让自己抱着希望而结果落空的话，那怎么办？可是，当然，我只想到自己；因为我是个卑劣的、自私自利的人。”

他瞧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我当时说的话也并非完全都是胡说。我的惶恐也决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从您那里得到的很多，可是我能给您的却很少。您还是个孩子，还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您是初恋，而我……”

“是的，您就对我实说吧，”我说，可是忽然又怕他的回答，“不，甭说了。”我又加了一句。

“是问我从前曾经爱过别人吗？”他马上猜透了我的心思，说，“这，我可以告诉您。没有，没有爱过别人。像这样的感情从来也不曾有过……”可是，好像有一种痛苦的回忆突然掠过他的心头。“不，为了有权利爱您，就是在这方面我也需要您的信任，”他忧郁地说，“在说我爱您以前，难道不需要郑重考虑吗？我能给您什么呢？爱情——对。”

“难道这还不够吗？”我瞧着他的眼睛说。

“不够，我的朋友，对您来说，还不够，”他继续说，“您有美貌和青春！我现在常常在夜里幸福得睡不着，老是想到我们将来在一起怎么生活。我年纪不小了，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里过一种宁静的幽居生活，有可能对人们做些好事，对这些人做好事是容易的，因为平常没有人对他们做好事；然后是劳动，——在我看来是有益的劳动；然后是休息、欣赏大自然、书籍、音乐、爱亲近的人，——这就是我的幸福，此外我没有任何奢望。除了这一切，还有像您这样的伴侣；也许还会有孩子；一个人所能希望的也不过如此了。”

“是呀。”我说。

“对于青春已经过去了的我来说，是这样，对您来说，可不是这样，”他继续说，“您还没有生活过，您也许还想在别的方面寻找幸福，您也许会在别的方面找到它。您现在觉得这是幸福，是因为您爱我。”

“不，我从来就希望并且喜爱这种安静的家庭生活，”我说，“因此您说的恰好正是我想的东西。”

他笑了笑。

“您不过是这样觉得罢了，我亲爱的。然而这对您是不够的。您有青春和美貌。”他沉思地重复说。

但是我生气了，因为他不相信我，好像要用我的美貌和青春来责备我似的。

“那您为什么要爱我呢？”我生气地问道，“是为了我年轻呢，还是就为了我本人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爱您。”他一面回答，一面用他那凝视的、富有吸力的目光瞧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有回答。突然我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起初，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后来他的脸在我面前消失了，只有他那双眼睛在炯炯发光，好像正对着我的眼睛，然后我觉得那双眼睛到了我的心里，于是一切都模糊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只好眯上眼睛，以便摆脱这种目光在我心里引起的喜悦和恐惧的感情……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天放晴了。入夏以来就一直下着的雨停了以后，第一次看到寒冷、明亮的秋夜。一切都是潮湿、萧索和明亮的，花园里也第一次出现了秋高气爽、绚烂和凋零的景色。天空明朗、寒冷和苍白。想到明天，我们结婚的日子天气这么好，我就快乐地去睡觉了。

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我就醒了，一想到今天已经是……我好像感到又是害怕又是吃惊似的。我走进花园。太阳刚出来，阳光灿烂，零碎地透过林荫路上凋落的发黄的菩提树丛。小径上铺满了沙沙作响的落叶。一串串皱皮的花楸果，挂在带着经霜卷缩的疏叶的枝头，鲜红夺目；大丽菊也凋谢了、变黑了。惨绿的草上和宅旁被折断的牛蒡叶上，初霜闪着银光。晴朗、寒冷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也不可能有云彩。

“难道就是今天吗？”我不相信自己的幸福，这样问我自己，“难道我明天醒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这儿，而是在那个陌生的、有圆柱的尼科尔斯科耶的宅子里了吗？难道我再也不用等待他，迎接他，也无须每天晚上和夜间跟卡佳谈起他了吗？我再也不会和他坐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大厅里的钢琴旁边了吗？再也不必送他走和在黑夜为他担心了吗？”可是我却想起了昨天他说他是最后一次来看我，还有卡佳一定要我试试结婚礼服，还说：“是为明天用的”；于是我刹那间相信这是真的，接着又怀疑起来。“难道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娜杰扎，离开格里戈里老头，离开卡佳，在那边和婆婆生活吗？我再也不能在临睡前亲亲奶妈，然后听她照老习惯给我画了十字后说：‘小姐，祝您晚安’了吗？我再也不能教索尼亚读书，和她一起玩，早上敲墙叫醒她，听她那清脆的笑声了吗？难道从今天起，我就要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陌生人，并且还有一个实现了我的希望和愿望的新生活出现在我的面前吗？难道这个新生活会永久存在吗？”我急不可待地等着他，我独自这样想着，感到心头沉重。他一早就来了，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完全相信今天我就要做他的妻子了，这样一想，我就不再感到害怕了。

午饭前，我们到教堂去追荐父亲。

“要是他现在还活着就好了！”我们一路走回家去，我心里这样想道；这时，我默默地靠在我正在思念的那个人生前最要好的朋友的胳膊上。在做祈祷时，我把头不断俯伏在小教堂里的冷冰冰的石头地上，这时，我父亲在我心里栩栩如生地出现了，我深信，他的在天之灵理解我，并且赞同我的选择，所以现在我觉得，他的在天之灵就在这儿，就在我们头上翱翔，而且我感到他在祝福我。于是回忆、希望、幸福和怅惘在我心里融成了一种庄严和愉快的感情，刚好和这种静止的新鲜空气、寂寥、凋零的田野和灰白的天空相协调；那灿烂然而无力的阳光，从这灰白的天空射下来普照大地，也想要晒着我的面颊。我觉得，这个和我并肩走着的人，是理解我的感情并和我有同感的。他慢慢地、默默地走着，我偶然望望他的脸，在他脸上也同样露出了那种充满在大自然里和我心里的又悲又喜的严肃的心情。

他突然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出他有话要说。“要是他要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那怎么办？”我这样想道。但是他谈起了父亲，甚至没有提他的名字。

“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和我的玛莎结婚吧！’”他说。

“现在他该多高兴啊！”我说时，更紧地靠着他那挽着我的胳膊。

“是呀，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他一面继续说，一面瞧着我的眼睛，“那时候我吻过这双眼睛，我所以爱它，只是因为这双眼睛长得像他，我决没想到这双眼睛本身会对我这么宝贵。那时候我管您叫玛莎。”

“对我说‘你’吧。”我说。

“我刚才就想对你说‘你’，”他说，“直到现在我才觉得你是完全属于我的。”接着他就用平静的、幸福的、令人心醉的眼神端详着我。

我们一直是慢慢地穿过那踩平了的、割过庄稼的、在田间还没走成路的小径；我们只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一边，是一片剩下棕黄色麦茬的田地，越过一个小山谷，伸展到那片远远的叶子凋落的树林；在这片田地里，离我们不远有个农民在用木犁没有声息地在一长条越来越宽的黑土上耕作。山脚下有一群散放的马，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另一边，往前去，直到我们的花园和从树丛间露出的我们的房屋为止，有的地方现出一垄垄的已经发绿的、凝霜已经化了的冬麦田。并不炎热的阳光照射着万物，万物都沾满了蛛网的细长的游丝。它们在我们周围的空中飘浮，落在被霜打的、略显干燥的麦茬地上，落到我们的眼睛、头发和衣服上。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便在我们头上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回响着，停滞着，好像只有我们在这整个世界中，只有我们俩独自在这有秋阳照耀着、闪动着和嬉戏着的蔚蓝的苍穹下。

我也想管他叫你，可是我不好意思。

“你干吗走得这么快？”我说得很快，而且几乎是低声地说，不由得脸都红了。

他放慢了步子，并且用更温存、更愉快、更幸福的目光瞧着我。

我们回到家里，他母亲和我们非请不可的客人们都已经在那儿了，因此，我再也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直到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上马车，到尼科尔斯科耶为止。

教堂里几乎是空的，我只是从眼角看见他母亲笔直地站在唱诗班近旁的小地毯上，卡佳戴着有淡紫色绦带的帽子，脸上挂着泪珠，还有两三个家奴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没有看他，可是我感到他就在这里，就在我身旁。我倾听着祈祷文，复诵着这些词句，可是我心里却毫无反应。我没法祈祷，只好呆呆地望着圣像、蜡烛、司祭法衣后背上绣着的十字架、圣像壁和教堂的窗子——我什么也看不明白。我只感到，在我身上正在发生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当司祭拿着十字架转身向着我们，祝贺我，告诉我说，他已给我画过十字，现在上帝已经使我们成婚了，卡佳和他母亲也吻了我们，我听到格里戈里叫马车的声音，这时我才感到惊讶和吃惊：一切都已经完了，而在我心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和我刚才接受过的圣礼相适应的事。我和他互相接了吻，而这种接吻是非常奇怪的，对我的感情是陌生的。“就这样吗？”我想。我们走出教堂，车轮在教堂的圆拱下发出重浊的声响，清风拂面，他戴上帽子，扶我上了马车。从车窗里，我看见了一轮带晕的寒月。他在我身旁坐下，随手关上了车门。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我觉得他举止之中那种自信的神气侮辱了我。卡佳大声喊我包上头巾；车轮在石子路上隆隆地滚过，然后走上了土路，于是我们便向前去了。我紧靠在角落里，从窗口眺望着遥远的明亮的田野和在月亮的寒光中飞逝而去的道路。我没有看他，可是我感到他就在我身旁。“怎么，难道我盼望会给我很多东西的这一刻，给我的就是这个吗？”我想道；而且独自和他坐得这么近，总使我感到屈辱。我向他转过脸去，想跟他说些什么。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好像我心里以前的柔情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只是一种被侮辱和恐惧的感情。

“在这一刻以前，我一直都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为了回答我的目光，他低声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害怕。”我说。

“怕我吗，亲爱的？”他说时握住我的手，向它低下头去。

我的手毫无生气地放在他的手里，我的心冷得作痛。

“是的。”我小声说。

然而，就在这时，我的心骤然跳得更剧烈了，手也哆嗦起来，并且紧握了他的手，我感到热，我的眼睛在薄暗中找寻他的目光，我突然感到我并不怕他，这种恐惧就是爱情——一种比以前还要温柔，还要强烈的新的爱情。我感到我整个儿是他的，我因为属于他而感到幸福。

第二部

六

一天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月的幽居的乡村生活，不知不觉地（当时我觉得是这样）过去了；这两个月的感情、激动和幸福是抵得上一生的。我们俩对于如何安排我们的村居生活的梦想，完全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实现。可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比我们的梦想差。没有那种刻板的劳动、履行自我牺牲的义务和为别人生活，像我在没有出嫁以前想象的那样；相反，有的只是那种彼此相爱的自私的感情，愿意被爱的热望，无缘无故的、经常的欢愉以及忘却世上的一切。虽然他有时到书房里去工作，有时进城去办事，或者为了农务到处奔忙；可是我看得出，和我分开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没有意思，他不能明白怎么能去做它。我也完全一样。我虽然看书、弹琴、陪伴婆婆、在学校里教书，可是我做这一切只是因为其中每件事都与他有关并能博得他的赞赏；然而只要想到他和某件事无关，我的手就垂了下来，而且一想到世界上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就觉得太滑稽了。也许这是一种不好的、自私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却给我幸福，并且使我高出于整个世界之上。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别的任何事物活着，我活着只能是为了他，为了做一个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我。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女性，具备一切可能有的美德，所以我就要努力在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好的人的眼里做这样的女人。

有一天我正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他走进我的房间。我回头瞧了瞧他，继续做祷告。为了不打扰我，他在桌旁坐下，打开了书。可是我觉得他在瞧着我，所以我又回头瞧了瞧。他微微一笑，我也笑了起来，就没法再做祷告了。

“你已经祷告过了吗？”我问道。

“是的。你接着祷告吧，我这就走。”

“我希望你也祷告，好吗？”

他没有回答，想走开，可是我叫住了他。

“亲爱的，为了我，请跟我一块儿念祈祷文吧。”

他和我并排站着，笨拙地垂着两手，脸色严肃，结结巴巴地念着。有时候他转身对着我，在我脸上寻找赞许和帮助。

等他念完了，我笑着拥抱了他。

“都是你，都是你！我好像又变得只有十岁了。”他说时脸都红了，并且吻我的手。

我们的房子是乡间一所古老的宅子，几代亲人互相敬爱，在里面生活。它到处显示出一种良好的、正直的家庭传统，我刚走进这座宅子，这种传统仿佛就突然也成了我的传统。家里的陈设和规矩都是由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照古老的规矩安排的。虽然说不上一切都雅致、漂亮；可是从用人到家具以及食物，样样都非常多，一切都非常整洁、坚固、井井有条，令人肃然起敬。客厅里陈设的家具都是对称的，挂着画像，地板上铺着家制的地毯和布条编的地毯。起居室里摆着一架旧钢琴、两个式样不同的小衣柜、几张沙发、几张包着黄铜和镶嵌物的小桌子。我的书房是经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精心布置的；里面摆着全家最好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样式的家具，其中有一架古老的穿衣镜，起初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照它，可是后来它却成了我十分珍爱的，像老朋友似的。从来听不见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声音，可是家里的一切就跟上了弦的钟似的进行着，虽然仆人的人数嫌多，可是所有这些穿着没有后跟的软靴的人们（因为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认为鞋底的嚓嚓声和鞋后跟的橐橐声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所有这些仆人似乎都因为自己的职责感到自豪，在老夫人面前战战兢兢，对待我丈夫和我则像长辈那样亲切，而且看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地各尽其职。每星期六家里照例要擦洗地板和拍打地毯，每个月的第一天都要做圣水祭的礼拜，每逢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和她儿子的命名日（这年秋天又头一次加上了我的命名日），都要大宴四邻。而且这一切，从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记事的时候起，就是不可移易的。我丈夫从不过问家务事；他只管理田里的事务和农民，这占去他很多时间。甚至在冬天他也起得很早，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总见不到他。他通常在喝茶的时候回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喝茶），而且差不多总是在那个时候，在农事操劳和许多烦心的事情之后，他正是处在我们称之为狂喜的那种特别快乐的心境中。我常常要他告诉我，他早上干了些什么，于是他就跟我讲一些荒唐可笑的事，以致我们俩都笑得要死；有时候我一定要他讲些正经事，他就忍着笑讲起来。我瞧着他的眼睛，瞧着他翕动着的嘴，什么也听不明白，只要能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快活了。

“嗯，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复述一遍吧。”他问道。可是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不跟我谈他自己和我的事，而谈别的什么事，这简直太可笑了。外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和我们都没有关系似的。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对他的工作有点了解和感兴趣。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在午饭以前是不出来的，她独自喝茶，并打发人来问我们好。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幸福得发狂的小天地里，听到从她那庄重规矩的另一个角落传来的声音，觉得十分古怪，因此，当女用人交叠着双手，不慌不忙地向我禀告说，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吩咐她来打听，我昨天出去散步以后回来睡得怎样，还吩咐她告诉我，她腰疼了一夜，村子里那条蠢狗吵得她简直没法睡；“太太还吩咐我问一声，您是不是喜欢今天烤的面包，太太还请您注意，今天不是塔拉斯烤的，而是尼可拉沙头一次试做的，太太说，他烤得很不错，特别是8字形的小甜面包，就是面包干烤过头了。”——我听了这些话，忍不住哈哈大笑算是回答。午饭前我们俩很少在一起。我一个人弹弹琴、看看书；他写信，或是再出去；可是在四点钟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客厅里见面了，妈妈从容不迫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接着，经常住在我们家的三两个穷贵族太太和女香客，也都出来了。每天我丈夫总是按老规矩搀着母亲去吃午饭；可是她一定要叫他用另一只手搀着我，因此我们每天总是你退我让地挤在门口。吃饭的时候，妈妈总是坐主位，谈话有礼貌而又有分寸，还略带点儿庄严。我丈夫和我的随随便便的谈话，常常愉快地破坏了这种午餐会议的庄严气氛。有时候他们娘儿俩还拌嘴，彼此嘲笑；我特别喜欢这种拌嘴和嘲笑，因为这最有力地表现出把母子俩连结在一起的温柔而牢固的爱。午饭后，maman[10]到客厅里去坐在那张大圈椅上研鼻烟，或是把新书的页子裁开，我们就读书给妈妈听，或是到起居室去弹琴。我们在这一时期一起读了很多书，但是我们最喜爱和最好的享受则是音乐，它每次都拨动我们心里的心弦，好像使我们相互重又显示自己的心灵。当我弹他所喜欢的曲子的时候，他总是坐到我几乎看不见他的那个远远的沙发上；出于羞涩，他总是竭力遮掩音乐在他心里产生的印象；可是我常常出其不意地从钢琴旁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尽力去找寻他脸上激动的痕迹和他眼睛里的不自然的光辉和泪影，虽然他竭力要瞒我，可是却瞒不住。妈妈常常想到起居室来瞧瞧我们，可是，大概，她怕使我们感到拘束，所以有时候，她假装不看我们，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而又冷淡的模样穿过起居室；不过我知道，她根本没有必要回屋去又这么快回来。晚上，我在大客厅里斟茶，全家人又都聚到桌旁。在明亮如镜的茶炊面前的这种庄严的会议以及把玻璃杯和茶杯分给大家，有很长一个时期使我感到很窘。我总觉得我还不配享有这种荣誉，我还太年轻和不够稳重，不够资格去拧这么大的茶炊的龙头，把玻璃杯放在尼基塔的托盘上，并说：“给彼得·伊万诺维奇，给玛丽亚·米妮奇娜。”还要问：“够甜吗？”还要给奶妈和那些有资格得到的人留出方糖来。“好极了，好极了！”我丈夫常常在一旁说，“像个大人了。”——这就使我更窘了。

喝完茶以后，maman就打通关或是听玛丽亚·米妮奇娜算命；然后吻我们俩，并给我们俩画十字，我们就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我们俩多半要坐到半夜，而且这是我们最美好和最愉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往事告诉我；我们做计划，有时候还发发议论，不过我们尽量悄悄地说话，免得让楼上的人听见，去禀报一定要我们早睡的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有时候我们饿了，就悄悄地走到放食品的房间里，托尼基塔给我们弄点冷餐，然后在我的书房里点起一枝蜡烛吃夜宵。我和他就像两个外人似的住在这个古老的大房子里，而古老的遗风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严谨的精神却统治着这儿的一切。不仅是她，就是仆人、年老的婢女、家具，以至画幅，都引起我的敬畏，而且使我意识到，我和他在这儿有点不合适，我们住在这里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看有许多事情——那种使人拘束的、始终不变的规矩和家里那一大群闲着没事干、爱问长问短的仆人——都是让人不舒服和难受的；不过，当时正是这种拘束使我们的爱情更有生气。不仅是我，就是他也不露出他有什么不满的样子。相反，他甚至对一切坏事好像避而不问。侍候妈妈的听差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是个烟鬼；他总是在每天午饭后我们在起居室的时候，到我丈夫的书房里从抽屉里拿他的烟丝；这时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就带着又惊又喜的神情蹑手蹑脚地向我身边走来，用手示意叫我不要声张，还向我挤挤眼睛，让我看决没想到会被人发觉的德米特里·西多罗夫——看见我丈夫这样做，真是有趣极了。当德米特里·西多罗夫没有发现我们而走出去以后，我丈夫由于高兴地看到一切都顺利结束，就像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一样，说我真可爱，并且亲吻我。有时候他这种泰然自若、姑息容忍以及好像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他的弱点，——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像个小孩，不敢显示自己意志！”我想。

“哎呀，亲爱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弱点使我感到惊讶，他回答我道，“像我这样幸福的人，怎么能对什么感到不满呢？与其让别人怕你，还不如自己让步，我早就深信这一点；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幸福。而我们又如此快乐！我没法儿生气；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不好的东西，只有可怜的和有趣的东西。主要的是——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11]你相信吗，当我听见铃铛声，或是接到信，甚至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感到害怕。我怕须要生活下去，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因为再不可能比现在更好了。”

我相信他的话，可是我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我固然很快活，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而且大家向来都这样，一定有个什么地方，还有另一种虽然不是更大、但却是不同的幸福。

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冬天挟着它的寒冷和暴风雪降临了，而我，虽然有他和我在一起，却开始感到孤独，开始感到生活只是老一套，无论在我身上或是在他身上都没有新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好像又在回到老路上。他开始埋头工作，而且比以前更多地离开我，因此我又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他不想让我进去的独特的天地。他那始终不变的平静使我不快。我和从前一样爱他，也和从前一样因他的爱而幸福；可是我的爱情停滞了，不再增加了，而且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一种新的不安的感觉开始偷偷地潜入我的心里。在我经历过热恋他的幸福之后，光爱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我需要的是活动，而不是平静的生活。我需要的是激动、危险和为了感情而牺牲自己。我身上有的是在我们平静生活中容不下的过剩的精力。我常常感到一阵阵忧郁，我把这当做不好的事，拼命想瞒住他，我又常常感到强烈的柔情和喜悦的冲动，这使他感到害怕。他比我更早就看出了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建议我进城去玩玩；可是我求他别去，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别破坏我们的幸福。我确实很幸福；可是使我痛苦的是：这种幸福用不着我花费什么气力和牺牲，而我却多么痛苦地希望付出代价和牺牲啊。我爱他，我看到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可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看见我们的爱情，而来阻挠我爱他，但我却还是爱他。我的理智以至感情都已无暇他顾，可是还有另一种感情——青春和要求行动的感情，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他要跟我说，只要我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城里去呢？他要是不跟我说这种话，说不定我会懂得，使我烦恼的感情是有害的、荒唐的，是我的罪过，而我所追求的那种牺牲就在这里，就在我面前，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只要搬到城里去我就能摆脱忧郁的这种想法，不知不觉浮上了我的心头；同时，为了我自己而要使他和他所爱的一切分开，我又觉得问心有愧和于心不忍。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雪越下越大，渐渐埋没房子的墙脚，而我们还是两个人厮守在一起，还是像以前那样单独相对；而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在五光十色之中，在喧闹之中，却有许多人激动着、痛苦着和欢乐着，既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对我来说最糟的是：我感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天一天地在把我们的生活紧箍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中，我们的感情渐渐变得不那么自由了，而是越来越屈从于平稳、没有激情的时光的流逝。早上，我们常常是愉快的，午餐时恭恭敬敬，晚上则情意绵绵。“行善吧！……”我对自己说，“行善以及过正直的生活，正如他所说，这固然好；可是这种事我们以后还来得及做，而还有一些事，只有现在我有力量做。”我要的不是行善，我要的是搏斗；我要的是感情在生活中支配我们，而不是让生活来支配感情，我希望和他一起走近万丈深渊，并说：“再走一步，我就掉下去了，只要一动，我就完了。”于是他，站在万丈深渊的边上，脸色发白，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抱住我，并且抱着我俯临深渊，以致我的心都吓冷了，然后随他高兴把我抱到哪里去。

这种精神状态甚至影响了我的健康，我开始神经衰弱了。有一天早上我的情形比往常更坏；他从警察局回来，情绪不好，这在他是少有的。我立刻看出了这一点，问他出了什么事。但是他不想告诉我，只说，这不值得一提。后来我才知道，县警察局长因为对我丈夫没有好感，把我们家的农民们叫了去，对他们提出非法的要求，而且还威胁他们。我丈夫对这一切不能忍受，不能把这看做是既可怜而又可笑的事；他很气愤，所以不愿意跟我谈这事。但是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谈这事，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个孩子，不能理解他做的事。我扭过头去不理他，吩咐用人去请在我们家作客的玛丽亚·米妮奇娜来喝茶。我很快喝完了茶，然后，拉着玛丽亚·米妮奇娜到起居室去，和她大声谈些我毫不感兴趣的无谓的废话。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偶尔瞥我们一眼。被他这样一看，在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更使我想说话，甚至想笑；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和玛丽亚·米妮奇娜说的话都很可笑。他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就走进自己的书房，随手把门关上。当我刚一不听见他的声音时，我愉快的心情突然全部消失了，连玛丽亚·米妮奇娜都吃了一惊，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她，坐到沙发上，只想哭。“他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一定是些无谓的小事，他却认为了不得了，其实，只要他告诉我，我就会让他看出来，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他一定是以为我不懂，一定是想用他那煞有介事的沉着来贬低我，总以为这样对待我是对的。但是，”我想道，“当我感到寂寞空虚的时候，当我想要生活，想要动，而不是老待在一个地方，感到时光从我身边溜走的时候，我又何尝不对呢。我想往前走，想每天每时都有新的东西，而他却想停止不前，并且拉着我不许前进。他要想让我满意真是容易极了！要做到这一点，他用不着带我进城，只要像我一样，不勉强自己，不克制自己，而是听其自然地生活。他是这样劝告我的，可是他自己并不随便。问题就在这儿！”

我感到我的心要哭，我生他的气。这种恼怒使我吃惊，我便去找他。他坐在书房里在写东西。听见我的脚步声，他冷淡平静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写。这种目光使我很不高兴；我没有走到他身边，就站在他书桌旁边，打开一本书看起来。他又停下工作，望了望我。

“玛莎！你不高兴吗？”他说。

我用冷冷的目光瞧了瞧他，似乎在说：“没有什么可问的！干吗这么客气？”他摇摇头，胆怯而温柔地微微一笑，可是我是头一次没有用微笑来回答他的微笑。

“今天你出了什么事？”我问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没什么！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答道，“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有两个农民到城里去……”

但是我没让他说下去。

“喝茶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时候我在生气，我会对你说出蠢话来。”

“那会儿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以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帮不了你的忙呢？”

“我哪有这种想法？”他说时扔下了笔，“我想的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你不仅在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上帮助我，而且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做。你想到哪儿去了！”他笑了，“我就为了你而活着。我觉得一切都好，就因为你在这儿，因为我需要你……”

“是的，这我知道；我是个需要安慰的乖孩子，”我说话的声调使他惊异地瞧了瞧我，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我不要你的冷静，你的冷静够多的了，够多的了。”我又添了这么几句。

“嗯，你要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连忙接着说，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怕我把话统统说出来，“你究竟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我现在不想听。”我答道。虽然我很想听他说，可是能破坏他的平静，我觉得痛快极了。“我不要装做在生活，”我说，“我要像你一样地生活。”

在他那生动迅速地反映出一切感情的脸上，这时现出了痛苦和紧张的神情。

“我要跟你过一样的生活，跟你……”

可是我没法把话说完；他脸上现出了那样的哀愁，深深的哀愁。他沉默了片刻。

“在哪一点上你跟我过的生活不一样呢？”他说，“是因为是我，而不是你，去和县警察局长和喝醉了的农民打交道吗……”

“不光是这一件事。”我说。

“看在上帝面上，亲爱的，请你理解我，”他继续说，“我知道，忧虑对我们永远是痛苦的；我生活过，这滋味我尝过。我爱你，因此，我不能不希望让你避免忧愁。我生活的目的就是爱你：所以，你不应该来扰乱我的生活。”

“你永远都是对的！”我说这话时没有瞧着他。

当我心里感到懊恼和一种类似后悔的感情时，他的开朗和平静的心情又把我惹火了。

“玛莎！你怎么啦？”他说，“问题不再是我对，还是你对，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别急着说，先考虑一下，再把你心里想的都告诉我。你对我不满意，你大概是对的，不过，你得让我明白我到底错在哪儿。”

可是我怎么能把我心里想的都告诉他呢？他一眼就能知道我的心事，我在他面前又成了孩子了，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他所不了解或是他预先没有看出来的，——这使我就更激动了。

“我一点没有对你不满，”我说，“我只是感到无聊，我希望不要感到无聊。可是你却说必须这样，而且又是你对。”

我说完这话，瞧了瞧他。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平静消失了，他脸上现出了惊恐和痛苦的表情。

“玛莎，”他用低沉而激动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决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请你什么也别回答我，先听我把话说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又是你对。你还是别说了吧，反正你对。”我冷冷地说，好像说话的不是我，而是我心里有一个恶魔在说话。

“假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好了！”他说的时候声音发抖。

我哭了，开始感到好受了些。他坐在我身旁，什么也没说。我又是可怜他，自己又觉得惭愧，又气我所做的事。我没有看他。我觉得，这一刻他一定或是严厉地、或是困惑不解地瞧着我。我转脸一看：原来他正用一种好像请求原谅似的温存、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便握住他的手说：

“请原谅我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可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而且你说的是实话。”

“什么？”我说。

“我们一定得去彼得堡，”他说，“目前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干的。”

“随你便。”我说。

他拥抱我，并且亲了亲我。

“请你原谅我，”他说，“我对不起你。”

那天晚上我为他弹了很久的琴，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低声说着什么。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因此我常常问他嘟囔些什么，他总是想一想，然后把他自言自语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我：多半是诗，有时候是毫无意思的废话，不过从这些废话里，我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你刚才在嘟囔什么呀？”我问道。

他站住，想了想，然后微微一笑，背了两行莱蒙托夫的诗：

……他像疯狂似的祈求暴风雨的来临，

好像暴风雨会给他带来宁静！

“不，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什么都知道！”我想道，“怎么能不爱他呢！”

我站起来，拉着他的手，开始和他一起走来走去，尽量使我们的步调一致。

“好吗？”他笑眯眯地瞧着我问道。

“好。”我低声说；一种愉快的心情笼罩了我们俩，我们的眼睛都笑了；我们的步子越迈越大，脚尖越踮越高。而且我们就这样迈着使格里戈里大为愤慨、使在客厅里打通关的妈妈惊奇的步子，穿过所有的房间，向饭厅走去；我们在那儿站住了，彼此对视，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两个星期，在圣诞节前，我们已经在彼得堡了。

七

我们去彼得堡的旅行，在莫斯科的一星期，拜访两家的亲戚，新居的安置，旅途的见闻，新的城市和新的人物——这一切都像梦似的过去了。这一切叫人眼花缭乱，新奇和愉快；他和他的爱把这一切照得那么温暖和明亮，使我觉得那静寂的乡村生活似乎是一种遥远和不足道的东西。令我大为诧异的是：我遇到的不是上流社会的骄傲和冷淡（我原来预料那里的人们都是那样），相反，他们都很真诚、亲切和高兴地欢迎我（不仅是亲戚们，而且还有不相识的人们），似乎他们一直都在想念我，盼望着我，我去了他们才高兴。还有一件出我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我发现我丈夫有许多熟人，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的；我觉得这些人都非常善良，可是我丈夫却严厉地批评其中的某些人，听到这些话，我常常感到奇怪和不愉快。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冷淡地对待他们，而且竭力避开许多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称赞的熟人。我觉得，好人应该认识得越多越好，而这儿所有的人又都是好人。

“你看，我们应该这样来安排一下，”在我们离开乡村之前他说，“我们在这儿是个小财主，可是到那儿我们就成了穷光蛋，所以我们只能在城里住到复活节，不能出入交际场，否则我们就麻烦了；而且为了你，我也不愿意……”

“为什么要到交际场中去？”我答道，“我们只要去看看戏，看看亲戚，听听歌剧和好的音乐，不到复活节我们就可以回到乡下来了。”

可是我们一到彼得堡，这些计划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忽然置身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新世界，在我周围充满了无穷的欢乐，在我面前出现了这样新奇有趣的事物，因此我就立刻（尽管是无意识地）把我的整个过去和过去所有的计划都抛弃了。“过去的一切简直是开玩笑；生活还没开始呢；而现在，才是真正的生活！将来还不定怎样呢？”我这样想。在乡村中使我烦恼的不安和烦闷，突然像变魔术似的完全消失了。我对丈夫的爱变得比较平静了，而且在这儿我再也没有想过，他对我的爱是不是比以前少了？何况，我也不能怀疑他的爱情：我的任何思想他能立刻理解；对我的感情他都有同感；我的愿望他都满足。可是他的平静的神情在这儿却消灭了，或者是不再激怒我了。同时我感到：在这里，他不仅像以前那样爱我，甚至还在欣赏我。常常在拜访了客人，结识了新交，或是在我们家里举行晚会，我因为怕自己失礼而惶恐地尽了主妇的责任以后，他就会说：“真不错，小姑娘！妙极了！别害怕。真的，好极了！”于是我就十分高兴。在我们到彼得堡后不久，他写了封信给妈妈，并且叫我附上几笔，可是他不肯让我看信，正因为这样，当然啰，我就一定要看，结果我还是看了。他写道：“您一定不认识玛莎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她了。她这种可爱而优美的自信、娴雅、交际的才能和殷勤周到是从哪儿来的呢？而且一切又自然、又妩媚、又贤淑。谁见了她都赞不绝口，连我自己也对她赞叹不已；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比以前更加爱她。”

“啊，原来我是这样的呀！”我想道。于是我高兴极了，舒服极了，甚至觉得比以前更爱他了。我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之中取得的成功，简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从各方面都听说，那儿有位叔叔特别喜欢我，这儿有位姑妈爱我爱得都发狂了；那个男人告诉我，我是彼得堡无与伦比的女人；另一个女人又使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成为社交界最风雅的女人。尤其是我丈夫的表姐，Д公爵夫人，上流社会中一位并不年轻的女人；她一见我就迷上了我，对我说的那些使我飘飘然的恭维话比谁都多。当这位表姐第一次请我去赴舞会，并请我丈夫答应的时候，他就对着我，带着勉强看得出的狡猾的微笑问我是不是想去？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同时感到自己的脸都红了。

“她像犯罪似的承认她想去。”他和蔼地笑着说道。

“你不是说过我们不到交际场中去的吗，而且你也不喜欢。”我答道，微笑着，用央求的眼光瞧着他。

“你要是非常想去的话，我们就去。”他说。

“真的，还是别去的好。”

“你想去吗？很想去吗？”他又问道。

我没有回答。

“社交界本身的害处倒不大，”他继续说，“可是社交界的填不满的欲望——却是不好的和丑恶的。一定要去，我们就去。”他最后坚定地说。

“说实话，”我说，“世界上我没有希望过任何东西，像我希望去参加这次舞会这样。”

我们去了，我所感到的愉快超出了我的意料。我觉得在这个舞会上，比以前更显得我是中心，一切都环绕着我旋转，只是为了我，这个大厅才灯烛辉煌，乐声悠扬，这一群赞美我的人才聚集到这里。所有的人，从理发师和侍女起，一直到穿越大厅的舞伴和老人止，似乎都在对我说或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是爱我的。在这个舞会上形成的对我的一致评论，我表姐把它告诉了我，那就是：我完全不同于别的女人，在我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乡村的、纯朴和迷人的东西。我的成功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因此我坦白地对我丈夫说，我很想今年再去参加两三次舞会，而且我还昧着良心加了这么一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好好地过瘾了。”

我丈夫欣然同意了，最初他是带着明显的满意和我一起去的，为我的成功感到高兴，好像完全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或是改变了他的初衷。

后来，他显然对我们所过的生活感到厌倦和苦恼。可是我没工夫去管这个；即使有时我注意到他用关切严肃的眼光询问地注视着我，我也不懂得它的含意。我觉得，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这么爱我，这种令人兴奋的爱，以及我初次在这儿呼吸到的那种优雅、愉快和新奇的气氛，使我如醉如痴，连他那约束着我的道德影响也突然在这儿消失了，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这个环境里，不但和他平等，而且还能高出于他，因而我对他的爱也比从前更深、更独立了，所以我不能理解，他在社交生活中究竟看到什么对我不愉快的事。每逢我走进舞会，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到一种新的骄傲和自负，而他呢，就好像羞于当众承认他是我的占有者似的，赶紧离开我，消失在穿黑燕尾服的人群中。“等一等！”当我用眼睛搜寻着他那隐没在大厅尽头的、有时是寂寞的身影时，我常常这样想道。“等一等！”我想，“等我们回到家里，你就会明白，你就会看到：我尽量打扮得这么美和光艳照人究竟是为了谁，在今晚围绕着我的一切之中我到底爱的是什么。”我真心诚意地以为，我的成功所以使我高兴只是为了他，只是为了能够为他而放弃这种成功。我认为，社交生活对我只能有一个危害，我也许会迷恋上一个在交际场中结识的人而引起我丈夫的嫉妒；可是他非常信任我，他显得很平静、毫不在乎，我觉得所有这些青年人和他相比都毫不足道，因此，在我看来，社交场中的这唯一的危险也就不足畏了。但是，尽管如此，交际场中许多人的注意却给了我愉快，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使我想到在我对丈夫的爱情中我多少有些功劳，因而使我对他的态度变得更自信，似乎也更随便了。

“我看见你跟H·H夫人在谈一件什么事，谈得可热闹哪。”有一次从舞会上回家时我说，一面用手指指着他，指名道姓地提到在当天晚上的确和他谈过话的那位彼得堡的知名女士。我说这话是为了让他打起精神；他显得特别沉默，太抑郁寡欢。

“哎，说这种话干什么呢？连你也说这话，玛莎！”他好像由于肉体上的痛苦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道，“这和你我都不相称！让别人去说这种话吧；这种虚假的关系会破坏我们真正的关系，可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真正的关系能够恢复。”

我感到惭愧，所以我没有做声。

“会恢复吗，玛莎？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它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不会被破坏。”我说，而且当时我也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愿如此，”他说，“其实，咱们也该回到乡下去了。”

可是这种话他只对我说过一次，我觉得，其余的时候他好像和我一样满意，而我是高兴极了，愉快极了。“即使他有时候感到寂寞，”我安慰自己说，“可是为了他，我在乡村里不是也寂寞过吗；要是我们的关系稍稍有些变化，那么只要我们夏天跟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一起住在我们的尼科尔斯科耶村的家里，这一切就都恢复。”

对我来说，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而我们违反我们的计划，甚至在彼得堡过了复活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已经准备起程，行李也都收拾好了；我丈夫已经买好送人的礼物、日用品和为装点乡村生活的花木，他正处在一种特别温柔愉快的心情中。就在这时候，表姐突然来看我们，请求我们过了星期六再走，以便去参加P伯爵夫人的隆重的招待晚会。她说P伯爵夫人很希望我去，因为有位M亲王那时正好在彼得堡，他在上一次舞会上就很想和我认识，他是为了这个才专程来出席这次招待晚会的，他还说我是俄国最漂亮的女人。全城的名流都会到那儿去，总之，要是我不去，那就太令人扫兴了。

我丈夫正在客厅里的另一头跟人说话。

“那么，玛丽，你去吗？”表姐说。

“我们打算后天回乡下去。”我瞧了瞧我丈夫，犹豫不决地回答。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急忙把脸转了过去。

“我会劝他留下的，”表姐说，“那咱们星期六就可以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好吗？”

“这会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都已经收拾好了。”我开始有些让步。

“她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给亲王请安。”我丈夫从房间的另一头用抑制着愤懑的声调说，这种声调是我从来没听见过的。

“哟！他吃醋了，这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呐，”表姐笑了起来，“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劝她去并不是为了亲王，而是为了我们大家。P伯爵夫人是多么殷切地请她去啊！”

“这让她自己决定吧。”我丈夫冷冷地说完了这句话，就走了出去。

我看出他比平常更激动；这使我很难过，我什么也没答应表姐。她一走，我就到我丈夫那儿去。他在沉思地来回走着，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他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

“他在想象中已经看见他那可爱的尼科尔斯科耶的家了，”我瞧着他这样想道，“看见在明亮的客厅里的早上的咖啡、他的田地、农民、起居室的黄昏和午夜偷吃夜宵。不！”我自己在心里决定说，“为了他的快乐的腼腆，为了他的温存的抚爱，我情愿放弃世界上的一切舞会和世界上所有亲王们的奉承。”我刚要告诉他我不去参加招待晚会而且我也不愿去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来，他一看见我，就皱起眉头，脸上温存沉思的表情也变了。他的目光中又现出了那种锐利、智慧、以保护者自居的平静的光芒。他不愿让我看见他是个普通人；他永远要像一个宝座上的半人半神站在我面前。

“亲爱的，你怎么样？”他带着一副随便和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我转过身来，问道。

我没有回答。我非常恼火他在我面前掩饰自己，不肯保持我所爱他的那个样子。

“星期六你想去参加那个招待晚会吗？”他问道。

“我是想去的，”我答道，“可是你不赞成。再说，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又加了一句。

他从来也没有用这样冷冰冰的眼光瞧过我，从来也没有用这样冷冰冰的声调跟我说过话。

“下星期二以前我不走，我去叫人把行李打开，”他说，“你要是想去的话可以去。请去吧。我不走了。”

他开始在房间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也不看我，他激动的时候一向都那样。

“我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我说时站在原地，用眼睛盯着他，“你说你永远都会保持冷静（他从来也没说过这话）。你干吗要跟我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你我情愿牺牲这种乐趣，你反倒用你从来也没跟我用过的这种讽刺口吻硬要我去。”

“那又怎么样！你牺牲（他特别着重地说这两个字），我也牺牲，这再好也没有了！这是在比赛宽宏大量。还有比这更好的家庭幸福吗？”

他的这种冷酷的嘲讽的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可是他的嘲笑并没有使我感到羞愧，只是使我觉得受了侮辱；他的冷酷没有吓住我，反而引得我也冷酷起来。这是他，这个一向害怕我们彼此说话不真诚、永远都是真诚纯朴的人，说的话吗？而且是为了什么？就因为我真心想为他牺牲我看不出有什么害处的乐趣，就因为在一分钟以前我还非常理解他和爱他。可是我们的态度却颠倒过来了，他不想直率简单地说话，我却设法这样做。

“你变得太厉害了，”我叹了口气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不是招待晚会，而是你心里对我另有积怨。干吗要这样不说实话呢？你自己一向不是最怕不真诚吗？直截了当地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怨恨我？”“看他说什么。”我想道，同时我洋洋自得地回想起，这整个冬天我做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指责的。

我走到房间当中，这样他就得挨着我身边走过去，我望着他。“他走过来，抱抱我，一切也就完了。”我心里这样想道，我甚至惋惜没能向他证明他的不对。可是他却在屋子的尽头站住了，望了望我。

“你还是不明白吗？”他问道。

“不明白。”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感到的和我不能不感到的这一点使我厌恶，使我第一次这样厌恶。”他停住不说了，显然是因自己的粗暴的声音而感到吃惊。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我的眼睛里噙着愤怒的眼泪。

“我厌恶，因为亲王认为你很漂亮就使你把丈夫，把自己和做女人的尊严统统忘了，而跑去逢迎他，而且你还不明白，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尊心，你丈夫应该替你感到难过；你反而来对你丈夫说，你在作出牺牲，这意思就是说：‘博得殿下的青睐是我莫大的幸福，可是我牺牲了它’。”

他越往下说，越被自己的声音激动；这种声音听来又狠辣、又冷酷、又粗暴。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料到过他会这样；血涌上了我的心，我害怕了，可是同时，一种委屈的羞耻感和遭受侮辱的自尊心使我激动，我想对他报复。

“我早就料到这一点了，”我说，“你说吧，说吧。”

“我不知道你料到了什么，”他继续说，“眼看着你天天陷在这个愚蠢社会的污浊、怠惰和奢侈里，我早就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了；而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过羞耻和痛苦；当你的朋友把她那双肮脏的手伸进我的心里，说我嫉妒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痛心；她说我嫉妒，那我嫉妒谁呢？嫉妒一个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的人。而你却故意不肯理解我的心情，要为我牺牲——牺牲什么呢？……我真替你害臊，替你的低三下四害臊！……牺牲！”他又重复道。

“啊！原来这就是丈夫的权利！”我想道，“侮辱和欺凌一个完全无辜的女人。这就是做丈夫的权利，可是我不会对它屈服。”

“不，我什么也没有为你牺牲，”我说这话时，感到我的鼻翼不自然地扩张起来，脸上失去了血色，“我星期六要去参加招待会，而且非去不可。”

“但愿你能去尽情地享乐，不过你我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他叫喊道，他的无法遏制的狂怒突发了。“你以后再也别折磨我了。我以前是个傻瓜，因为……”他又开始说道，可是他的嘴唇抖起来，显然是在拼命克制自己，以免把这句开了头的话说完。

在这一瞬间我既怕他又恨他。我要对他大大发作一通，想为了所受的一切侮辱对他报复；可是如果我一开口，我就会哭出来，在他面前失去尊严。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可是等我一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时，我就突然对我们所做的事感到害怕。我怕构成我的全部幸福的这个关系真的会永远破裂，所以我想回去。“但是，当我默默地伸出手去给他，瞧着他的时候，他能够平静下来，理解我吗？”我这样想道，“他能明白我的大度能容吗？万一他说我的悲伤是装出来的，那怎么办？或者他自以为有理，露出一副傲慢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接受我的忏悔和原谅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我所挚爱的人，会这样冷酷无情地侮辱我呢？……”

我没去找他，而是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独自在那里坐了很久，流着眼泪，恐惧地想起我们俩谈话里的每句话，并且把这些话换成了别的话，还加上了其他温柔的话，然后我又怀着恐惧和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想起了刚才的一幕。黄昏时我出去喝茶，当着来我们家做客的C面前遇见了我丈夫；我感到从今天起我们俩之间有了一条鸿沟。C问我哪一天走。我没来得及回答他。

“下星期二，”我丈夫答道，“我们还要去参加P伯爵夫人的招待晚会。”他转身问我：“你不是要去吗？”

他那种随便的声调使我害怕，我胆怯地回头看了看他。他的眼睛直视着我，眼光中含着恶意和嘲笑，他的声音平稳，冷冰冰的。

“是的。”我答道。

晚上，就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

“我今天跟你说的话，请你把它忘了吧。”他说。

我握住他的手，我脸上现出战栗的微笑，眼睛里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可是他把手又缩了回去，好像害怕这种多情的场面似的，他在一张离我相当远的圈椅上坐下来。“难道他还以为自己对吗？”我想道；我本来准备好的解释，并且要求不去参加招待晚会，可是我把话咽下去了。

“得写封信告诉妈妈，我们还得晚几天动身，”他说，“不然她会着急的。”

“你想哪天走？”我问道。

“下星期二，招待晚会以后。”他答道。

“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我说时瞧着他的眼睛，可是那双眼睛只是瞧着我，没有任何表情，好像有一片雾障把它们和我隔开似的。我突然觉得他的脸变得又老又丑。

我们去参加了招待晚会，我们之间似乎又恢复了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在招待晚会上，我正和几位贵夫人坐在一起时，亲王走到我跟前，为了和他说话，我得站起来。在站起来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搜寻我的丈夫；我看见他正从大厅的另一头瞧着我，接着就把脸扭了过去。我突然觉得那么羞愧和痛苦，以致使我局促万分，在亲王的一瞥之下，我连脸和脖子都红了。但是我必须站着，听他和我说话，让他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我们谈了不久，在我旁边没有他坐的地方，而且，他大概感到，和他在一起我很不自在。我们谈到上一次的舞会，谈到我上哪儿去消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离开我的时候，表示希望和我丈夫认识，后来我看见他们在大厅的另一头结识了，在谈话。亲王准是说到了我，因为在他们谈话的中间，他微笑着回过头来，朝我这面看了看。

我丈夫突然涨红了脸，深深地鞠了个躬，先离开了亲王。我的脸也红了，因想到亲王一定会对我，尤其是对我丈夫有一种看法，我就感到害臊。我觉得当我跟亲王说话的时候，谁都看出了我那难堪的羞涩和我丈夫的奇怪举动；天知道他们会怎样解释这件事；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丈夫的龃龉了？表姐用车送我回家，在路上我和她谈到我丈夫。我忍不住把由于这个不幸的招待晚会在我俩之间引起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她。她安慰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很平常的口角，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而且她还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我说明了我丈夫的性格，她发现他变得又孤僻又傲气；我同意她的看法，我还觉得，我自己现在能更平静和更好的理解他了。

可是后来就剩下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对于这样议论他的做法，就像犯了罪似的压在我的良心上，我感到现在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鸿沟变得更深了。

八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都完全变了。每逢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快乐了。有些问题我们避而不谈，有第三者在场，我们谈话反倒比两人单独相对时更容易。只要一谈到乡村生活或者舞会，我们就好像怪别扭似的，彼此都不好意思瞧着对方。我们俩好像都知道，把我们分开的鸿沟在哪儿，可是又都怕接近它。我确信他又骄傲，性子又急躁，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不去碰他的弱点。他也确信，我没有社交生活就活不下去，我不喜欢乡村，因此必须迁就这个不幸的趣味。我们俩都避免直接谈到这些话题，而且互相误解对方。我们早就谁也不把谁当做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了，而且总拿对方和别人作比较，在心里互相批评对方。在离开彼得堡以前我身体不好，我们非但没有到乡下去，反而搬进了一所别墅，我丈夫便从那儿独自回去看母亲。他动身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是他硬劝我留下来，好像是担心我的健康似的。我感到他并不是担心我的健康，而是担心我们在乡下会不快活；我没十分坚持，便留了下来。他不在，我感到空虚和寂寞，可是当他回来以后，我又感到，他已经不能在我的生活中增加从前增加过的东西。从前我要是不把任何一种思想和感受告诉他，我就会像犯了罪似的感到痛苦，他的一言一行对于我都似乎是完美无缺的典范，只要彼此看着对方，我们就会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得想笑，——现在，我们的这种关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一种，我们甚至没有发现，它已经不见了。我们俩都出现了各自的兴趣和须要操心的事，可是我们已经不再想把它们变成共同的了。我们俩各自有了自己的彼此无关的天地，这也不再使我们感到烦恼了。我们对这种想法已经习惯了，一年以后，当我们彼此对看的时候，也不再感到别扭了。他那和我在一起那种突发的孩子般的欢乐，也完全消失了，以前使我愤慨的他那原谅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也消失了；以前使我又难为情又高兴的那种深沉的眼光再也没有了，以前一同祷告一同欢乐的情景也没有了。我们甚至不大见面，他经常出门，不怕也不惜把我一个人留下；我也经常出入社交界，在那里我不需要他。

我们俩之间再也不发生口角和争执了，我尽量依着他，他也极力满足我的一切愿望，我们似乎很相爱。

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不大有的事），我和他在一起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激动，也不感到慌乱，好像旁边没有人似的。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个什么不认识的生人，而是个好人，他是我的丈夫，我熟悉他，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我深信：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什么，他有什么看法，——我都知道；万一他的做法和看法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就会认为他做错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期望。一句话，他是我的丈夫，如此而已。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俩之间没有别的关系，甚至从来也不曾有过别的关系。他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在一开头，我感到孤独和害怕，他不在，我就更加强烈地感到他的支持对我的意义；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快乐得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然而两个钟头以后，我就会把这种快乐忘得一干二净，我会感到跟他无话可说。只有在我们俩之间有时发生的那种平静温和的柔情脉脉的瞬间，我才觉得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有点痛苦，而且，我觉得，我从他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同样的心情。我感觉到这种柔情有个界限，他现在好像不想越过它，而我又不能越过。这有时候使我悲伤，可是我没有工夫来思虑这一切，因此我就尽量把我模糊地感到的这种变化的悲伤，忘却在我经常能得到的消遣里。社交生活，最初以它的五光十色和虚荣心的满足使我眼花缭乱，而且很快就完全支配了我的癖好，变成了习惯，把它的枷锁套在我身上，占据了我心里用于容纳感情的全部地方。我从不独自一个人待着，我怕考虑自己的处境。我所有的时间，从晌午起到深夜，都没有空，即使我不出去，我的时间也不是属于我的。这对于我，已经既不是快乐，也不是无聊，似乎一向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过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始终都是那样，它好像是停止了，冻结了，既不可能变坏，也不可能变好。在这三年里，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可是这两件事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的去世。起初，做母亲的感情用这样的力量充满了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引起了这样一种意外的欢悦，因此，我想，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可是过了两个月，我又开始出去了，这种感情就越来越淡，终于变成了一种习惯和一种毫无生气的履行义务。我的丈夫，恰恰相反，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起，又变成从前那样，又温存，又平静，不喜欢出门了，而且把他原有的温柔和喜悦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常常，当我穿着赴舞会的衣服走进育儿室去给孩子在临睡前画十字，在育儿室遇见我丈夫的时候，我似乎总感到他用责备的、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感到惭愧。我对孩子的冷漠突然使我自己吃惊，我问自己：“难道我比别的女人坏吗？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想道，“我爱我的儿子，可是总不能整天跟他坐在一起，这会使我感到无聊的；可是我也决不会装假。”他母亲的死对他是巨大的悲哀；他说在她去世以后还住在尼科尔斯科耶会使他痛苦，至于我，虽然也悼念她，虽然也同情我丈夫的悲痛，可是我却觉得现在住在乡下更愉快、更清静。这三年我们多半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只有一次在乡下待了两个月，第三年我们就出国了。

我们在温泉度过了一个夏天。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我们的经济状况，我想，是最好的时候；家庭生活所给予我的东西使我不再有任何需求；我觉得，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爱我；我的健康状况良好，我的服装在温泉是最考究的；我知道我长得很美；天气又好；我周围充满了美和优雅的气氛，我真是快活极了。这种快乐和在尼科尔斯科耶时并不一样，那时候我感到我本身就是幸福的；我幸福是因为我应该得到这种幸福；我固然非常幸福，可是还应该更幸福，总想越来越幸福。那时候是另一回事；可是在这个夏天，我也很快活。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希望，什么都不害怕；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心里也很平静。在这个季节里，在所有的年轻人里，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另眼相看，甚至不比对我大献殷勤的我们的老公使K公爵强些。有的年轻，有的年老；有的是淡黄色头发的英国人，有的是留胡子的法国人，对我来说他们都一样，可是他们都是我必不可少的。这些全都毫无区别的人，在我周围形成了一种快乐生活的气氛。其中只有一个人，意大利的Д侯爵，以他那对我表示的大胆的赞美，引起了我比对别人更多的注意。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和我跳舞、骑马、去娱乐场等等，还说我美。有几次我从窗口看见他在我们家的周围徘徊，他那双发亮的眼睛的怪讨厌的凝视，常常使我脸红，扭过头去。他年轻、漂亮、文雅，尤其是他的微笑和额头的神情很像我丈夫，虽然他比我丈夫漂亮得多。他和我丈夫的这种相似使我感到惊讶，虽然总的来说，他的嘴唇、目光和长下巴上，没有我丈夫那种善良和富有理想的宁静的美，有的只是一种粗鄙的、兽性的东西。那时候我以为他热烈地爱上了我，而且我有时候也怀着高傲的怜悯想到他。有时候我又想让他冷静，使他的态度转变成一种半是友谊的、平静的信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我的尝试，继续用他那按捺不住的、随时都会爆发的热情使我心烦。虽然我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可是我怕这个人，而又常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想他。我丈夫认识他，跟他比跟我们的别的朋友更熟（在那些人眼里，我丈夫不过是自己妻子的丈夫而已）；对他冷淡而傲慢。在这个季末，我病了，两个礼拜没有出门。当我病后头一次在晚上出去听音乐的时候，我知道了在我生病期间，有位被人们盼望已久的、以自己的美貌闻名的C夫人来了。一群人簇拥着我，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可是却有一群更体面的人簇拥着那位新来的交际花。我周围的人也一个劲地在谈她和她的美丽。人家把她指给我看，她的确很迷人，不过她脸上那洋洋得意的神情却使我很不舒服，我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以前我觉得是那么快活的一切，这天在我看来都索然无味。第二天，C夫人安排去游一座古堡，我谢绝了这一邀请。和我一起留下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因此，在我眼睛里一切都完全变了。我觉得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愚蠢和无聊的，我想哭，想赶快结束我的疗程回俄国去。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感情，可是我还不肯对自己承认它。我借口身体不适，再也不在盛大的集会上露面了，只是有时候早上独自去喝点矿泉水，或是和一位俄国女友ЛМ坐车去郊外。这时我丈夫不在；他要在海得尔堡待几天，等我的疗程结束一同回俄国去，只是偶尔来看看我。

有一天，C夫人带着大伙去打猎，我和ЛМ在午饭后坐车去逛古堡。我们的马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缓缓前进，两旁净是百年的栗树，透过古树，展开一片迎着落日余晖的巴登郊外的美丽恬静的景色。一路上我们严肃地交谈着，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这么交谈过。虽然我早就认识ЛМ，可是我今天头一次觉得她是个又好又聪明的女人，跟她可以无话不谈，跟她做朋友是很愉快的。我们谈到家庭，谈到孩子，谈到这里生活的空虚，我们真想回到俄国，回到乡村去，不知怎么我们变得又忧愁又愉快起来了。在这种严肃心情的影响下我们走进了古堡。里面绿荫蔽日，凉气袭人，阳光在废墟的上方嬉戏，可以听到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从门口望去，像镶在画框里似的，现出了一幅美妙的、而在我们俄国人看来却是冰冷冷的巴登的风景。我们坐下来休息，默默地望着落日。说话声听得更清楚了，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提我的名字。于是我侧耳倾听，无意之中听清楚了每句话。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原来是Д侯爵和我也认识的他的那个法国朋友。他们在谈论我和C夫人。法国人在拿我跟她比较，分析我们俩的美。他并没说什么侮辱人的话，可是当我听清楚了他的话时，我的血便涌上了我的心头。他详详细细地说明，我有什么优点，C夫人有什么优点。我已经有了孩子，而C夫人只有十九岁；我的头发固然好看些，可是她的体态却更轻盈婀娜；C夫人是位贵妇人，而“您的那位呢，”他说，“不过尔尔，不过是一位小小的俄国公爵夫人罢了，现在这类人这儿有的是。”他的结论是：我的做法很好，不打算同C夫人竞争；说我在巴登已被彻底埋葬了。

“我很可怜她。”

“只要她不是想和您在一起得到安慰。”他愉快而又冷酷地哈哈一笑，补充道。

“如果她离开这里，我就跟她走。”另一个带意大利的口音粗鲁地说。

“幸运的人！他倒还能恋爱！”法国人笑了起来。

“恋爱！”另一个人说，接着又沉默了片刻，“我没法不恋爱！没有爱情，我就活不下去。人生在世，恋爱乃是唯一的乐事。我的风流韵事从不半途而废，这一次我也要干到底。”

“Bonne chance，mon ami.”[12]法国人说。

因为他们拐过了墙角，下面的话我们就听不清了；接着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在下楼梯，过了几分钟，他们就从旁门出来了，看到我们，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当Д侯爵走近我的时候，我的脸都红了，走出古堡的时候，他向我伸出手来让我挽着，我觉得很害怕。我没法拒绝，于是我们便跟在和他的朋友走在一起的ЛМ后面向马车走去。我觉得那法国人对我的议论侮辱了我，虽然我心里承认，他只是把我自己所感到的说了出来；可是侯爵的话太粗鲁，使我吃惊和愤慨。一想到虽然我听见了他的话，而他却不怕我，我就感到痛苦。他离我这么近，使我感到厌恶，因此，我匆匆地跟在ЛМ和那个法国人后面，不看他，也不理他，尽量松松地挽着他的胳膊，好不去听他说话。侯爵谈到美丽的风景，谈到能遇见我是意外的幸福，还有别的什么话，可是我没有去听他。这时候我想到我的丈夫、孩子和俄罗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惭愧，有点悲伤和烦闷，我想赶快回去，回到Hôtel de Bade[13]我那孤零零的房间去，以便无拘无束地考虑一下刚才在我心里涌起的种种纷乱的情绪。可是ЛМ走得很慢，离马车还很远，而我的伴侣呢，我觉得他在尽量放慢脚步，好像打算让我停下。“不能这样！”我这样想时，便坚决地加快脚步。可是他真的拽住了我，甚至还挟紧了我的胳膊。ЛМ拐了弯，就剩下我们两人了。我感到害怕。

“对不起，”我冷冷地说，想把我的手抽出来，可是我袖口的花边挂在他的钮扣上了。他弯下腰，开始来解开花边，他那没戴手套的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一种不知是害怕还是愉快的新奇的感觉，使我的脊梁骨一阵发冷。我瞧了瞧他，想用冷淡的目光来表示我对他的无限轻蔑；可是我的目光没有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它只表现出惊慌和激动。他那双燃烧着的、润湿的眼睛正紧靠着我的脸，狂热地瞧着我，瞧着我的脖子和我的胸部；他的两手抚弄着我的手臂，他那张开的嘴唇在说着什么，说他爱我，说我是他的一切，于是他的嘴唇越来越靠近我了，他的手把我的手也越抓越紧，灼痛了我。一团火通过我的血管，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浑身哆嗦，我想说的阻止他的话也在我的喉头哽住了。我突然感到他在亲吻我的脸颊，于是我浑身哆嗦，发冷，我停下脚步望着他。我既说不出话来，也不能动弹，只是感到害怕，有所期待和盼望。这一切只持续了一刹那。不过这一刹那是可怕的！在这一刹那间我看清了他的一切。我把他的面貌看得清清楚楚：草帽下那低低的、凸出的前额很像我丈夫的前额，那鼓着鼻孔的美丽的、笔直的鼻子、那抹了刺鼻的香膏的长长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那刮得光光的面颊和晒得黑黑的脖子。我又恨他又怕他，我觉得他是那么陌生；可是在这一刹那间，这个可恨的陌生人的激动和狂热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强烈的反响！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想让那粗野而又美丽的嘴尽情地吻我，听凭那露出纤细的青筋、手指上戴着宝石戒指的胳膊来拥抱我。我一心只想不顾死活地投进那个突然在我面前张开的、富有诱惑力的、充满被禁止的欢悦的深渊……

“我太不幸了，”我想道，“让更多，更多的不幸落到我头上来吧。”

他用一只手搂住我，接着便俯身对着我的脸。“好吧，就让羞耻和罪恶越来越多地落到我头上来吧。”

“Je vous aime.”[14]他低声说，他的声音很像我丈夫的声音。我想起了我的丈夫和孩子，好像这是老早以前为我所宝贵、现在完全与我无关的人一样。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拐角那边传来了ЛМ叫我的声音。我清醒过来，把手挣脱出来，然后，没有看他，差不多奔跑着去追ЛМ。我们坐上了马车，这时我才瞧了瞧他。他摘下帽子，笑眯眯地问了一句什么话。他不懂得在这一刻我对他是感到多么难以形容的厌恶。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那么不幸，未来是那么渺茫，过去是那么黑暗！ЛМ跟我说话，可是我听不懂她的话。我觉得她跟我说话只是出于怜悯，为了掩饰我在她心里激起的轻蔑。在她的每句话和每个眼神里，我似乎都感到这种轻蔑和侮辱人的怜悯。那一吻的耻辱灼烧着我的面颊，一想到丈夫和孩子简直使我受不了。我独自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我希望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可是我又怕独自待着。我没喝完给我端来的茶，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心急如焚地准备立刻乘晚车到海得尔堡去找我丈夫。

当我和使女坐上空空的车厢，火车开动，凉风从窗口吹拂着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清醒过来，也比较清晰地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从我们初到彼得堡那天起的我的整个婚后生活，我现在忽然用新的眼光来看它，它像一种谴责，压在我的良心上。我第一次清晰地回想起我们在乡村的最初情景和我们的计划，而且我心里第一次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所有这段时间内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快乐？于是我感到自己对不起他。“可是他为什么不制止我呢，为什么要对我口是心非呢，他为什么要逃避解释呢，为什么要侮辱我呢？”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不对我行使他对我的爱情的权力呢？难道他不爱我吗？”可是不管他有多大过错，我还是感到那个讨厌的人的吻留在我的面颊上。我越是接近海得尔堡，我丈夫的模样在我想象中就越清晰，我也就越怕我们即将到来的会面。“我要把一切，一切都告诉他，我要用悔恨的眼泪在他面前求得宽恕，”我想道，“他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告诉他的“一切”是什么，而且我自己也不相信他会原谅我。

可是我刚走进我丈夫的房间，看见他那平静的，虽然是诧异的面庞时，我就感到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没有什么可承认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请求他的原谅。那没有倾吐出来的悲哀和悔恨必须埋藏在我的心底。

“你怎么会想起到这儿来的呢？”他说，“我本来想明天去看你的。”然后，他走近前来细看我的脸，好像很吃惊似的。“你怎么啦？你出了什么事吗？”他说。

“没什么，”我好容易忍住眼泪答道，“我来了就不走了。咱们就是明天回俄国也行。”

他相当久地、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你说吧，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说。

我不由得脸红了，把头低了下去。他眼睛里闪着受了侮辱和愤怒的光芒。我害怕他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便用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装假的本领说道：

“没出什么事，只是一个人待着怪寂寞、怪难受的，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生活和你的事。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把我带到你不愿意来的地方来呢？我早就感到对不起你了，”我重复这句话，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们回乡下去吧，永远住在那里。”

“唉！亲爱的，别来这种多愁善感的场面吧，”他冷冷地说，“你想回乡下去，这很好，因为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至于说永远在那儿住下去，那是幻想。我知道你是待不住的。还是喝点儿茶吧，还是这样好些。”他说完这句话，就站起身来按铃叫侍者。

我想象到他可能对我的种种想法，而且，在我一接触到他那注视着我的怀疑而又令人羞愧的眼光时，我就认为他心里一定产生了可怕的想法，为此，我感到受了侮辱。不！他不愿意也不会理解我的！我说我要去看孩子，就离开了他。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哭，哭，哭……

九

好久没有生火的尼科尔斯科耶的空房子，又有了生气，不过这儿存在过的事物，有的却不能复返了。妈妈已经不在了，只有我们俩朝夕相对。可是现在，我们不但不需要这种单独相处，它甚至使我们拘束。对我来说，那个冬天过得更糟，因为我一直在生病，直到生了第二个儿子以后才恢复。我和丈夫还是保持那种冷漠的友好关系，就像我们在城市生活时期一样，可是在乡村，每块地板、每堵墙、每张沙发都使我回想起他从前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回想起我失去的东西。好像有一种未被饶恕的宿怨横在我们中间，好像他为什么事情在惩罚我，但又装作自己没有觉察似的。我没有事情要请求原谅，也无需请求赦免；他惩罚我的方法只是：他不像从前那样把他的整个身心都交给我了；然而他也不把它交给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好像他已经没有心了似的。有时候我想，他只是装成这样来折磨我，从前的感情还活在他心里，所以我就极力想唤醒它。但是他每次都好像不愿意以诚相见，好像怀疑我在装假，而且害怕任何情意绵绵的场面，好像怕显得可笑似的。他的目光和声调似乎在说：我全知道，我全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想要说的话，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说的是一回事，干的是另一回事。起初我对他这种害怕以诚相见的态度感到受侮辱，可是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想：他并不是不肯以诚相见，而是没有以诚相见的要求。现在要我突然对他说我爱他，或是求他和我一起念祈祷文，或是叫他来听我弹琴，——这些话，我现在实在难以启齿。我们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敬如宾的默契。我们各过各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不需要我管，现在我也不想去管，我有我自己的闲散的生活，这种生活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使他生气或是使他伤心了。孩子们还太小，还不能把我们俩结合起来。

但是春天来了，卡佳和索尼亚到乡村来消夏；因为我们在尼科尔斯科耶的房子开始翻修，我们便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住。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座老宅还是和从前一样：凉台、折叠桌、摆在明亮的客厅中的钢琴、我那挂着白窗帘的旧时的卧室，以及似乎被忘却在那儿的我的少女时代的梦想。这个小房间里有两张小床——一张是我从前睡的，现在在这张床上睡着伸手伸脚的胖乎乎的可可沙，每天晚上我都给他画十字；另一张小床上，从襁褓中露出万尼亚的小脸。给他们画完十字，我常常站在这静悄悄的房间中间，这时从各个角落里，从墙壁上和窗帘上便突然浮现出旧时的、被忘却的青年时代的幻影。旧时的声音唱起了我少女时代的歌，这些幻影到哪儿去了？这些可爱的、甜蜜的歌到哪儿去了？我过去几乎不敢希望的一切都实现了。那些不清楚的模糊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现实却变成了一种沉重的、难堪的和毫无乐趣的生活。可是这里却一切如旧：从窗口看见的还是那同样的花园，同样的草坪，同样的花径，同样的长凳放在那边的峡谷之上，从池塘边传来同样的夜莺的歌唱，同样的盛开的丁香，同样的月亮高悬在房屋上面；然而人事的变迁真是太大了，也太难以置信了！本来应该是那么宝贵亲近的一切却成了这么冷冰冰的！像过去一样，我和卡佳两个人坐在客厅里悄悄地谈话，谈论着他。可是卡佳已是满脸皱纹，脸色也变黄了；她的眼睛也不再闪烁着快乐和希望，只是现出同情的哀愁和惋惜。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赞赏他了，我们议论他，我们并不惊奇为什么和何以我们会这么幸福，也不愿意像从前那样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全世界了；我们像阴谋家似的彼此窃窃私语，而且我们第一百次地互相讯问，为什么一切会变得这么凄凉？而他还是从前的那个他，只是他眉心的皱纹加深了，两鬓的白发增多了，可是他那深沉专注的目光却常常被乌云笼罩住，和我隔开。我也还是从前的我，可是我心中既没有爱情，也不希望爱情。我没有工作的要求，也不满意自己。以前的宗教的欢悦、以前的对他的爱、以前的充实的生活，现在似乎都是遥远的、不可能的了。为别人活着就是幸福——以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明白合理的；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明白它的意义了。当一个人甚至不想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为别人活着呢？

自从我们搬到彼得堡以来，我就把音乐完全抛弃了；可是现在，这架旧钢琴和这些旧乐谱又使我动心。

有一天，我不大舒服，独自待在家里；卡佳和索尼亚跟他一起到尼科尔斯科耶去看新房子去了。茶桌已经摆好，我下了楼，坐在钢琴前等他们。我打开quasi una fantasia奏鸣曲，开始弹奏。看不到什么人，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朝花园的窗子开着；熟悉的、忧伤庄严的琴音便在房间里鸣响着。我弹完第一乐章，便完全无意识地照老习惯回头瞧了瞧那个角落，以前他总爱坐在那儿听我弹琴。可是他并不在那儿；那张好久不曾搬动过的椅子还摆在原来的角落里；从窗口可以看见那丛浴着落日余晖的丁香，傍晚的凉风从开着的窗口飘进来。我两肘支在钢琴上，用手捂着脸，沉思起来。我这样坐了很久，痛苦地回想起无法挽回的过去，胆怯地想着未来。但是我的前面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好像既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希望。“难道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吗？”我想道；我恐怖地抬起头来，为了忘却和不再思索，我又弹起了琴，还是弹那个andante[15]。“我的上帝！”我想，“我要是犯了罪，就请你饶恕我吧，或者把以前曾在我心里如此美好的一切赐还给我，或者请你指点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样生活？”传来了车轮驶过草地的声音，接着声音就到了台阶跟前；然后就听见凉台上有那小心翼翼的、熟悉的脚步声，接着就沉寂了。可是我的心对这种熟悉的脚步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有什么反应了。当我弹完这个乐章的时候，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接着便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真聪明，竟想到弹这支奏鸣曲。”他说。

我没有做声。

“你还没喝茶吗？”

我摇摇头，也没有回头瞧他，免得让他看见我脸上留下的激动的痕迹。

“她们马上就来；马捣乱，她们干脆离开大路走回来。”他说。

“等等她们吧。”我说完这话，就走上了凉台，希望他也跟过来；可是他问了问孩子的情况，就去看他们了。他的出现和他那亲切随便的声音又使我怀疑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我还能希求什么呢？他又善良，又温柔；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缺少什么。我走到凉台上，在帆布篷下的长凳上坐下；在我们定情的那一天，我就是坐的这条长凳。太阳已经西沉，天开始黑了，一小片春天的乌云悬挂在房屋和花园的上空，只有在树林后面才看得见一片晴朗的天空，染着即将消逝的晚霞，一颗刚升起的黄昏的星星正在天边闪烁。薄云的阴影笼罩着一切，而一切正在等待着一场静静的春雨。风息了，连一片叶子，一棵小草都不动了；丁香和稠李的香味十分浓郁，似乎整个空气都像开了花似的，花园里，凉台上都是花香，一阵阵，忽浓忽淡，使人真想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一个劲儿闻着这种甜甜的芳香。大丽菊和一丛丛玫瑰还没开花，一动不动地挺立在被掘松的黑色狭长的花畦里，好像它们顺着刨光的白色支架在慢慢地往上长；在峡谷下面，青蛙好像要趁下雨之前（雨一下就会把它们赶下水去）拼命鼓噪，齐声而响亮地阁阁叫着。只有一种潺潺不断的流水声盖过了这片蛙鸣。夜莺在互相唱和，可以听到它们在惊慌地从这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这个春天又有一只夜莺想在窗下的灌木丛中筑巢，我走出去的时候，听见它飞到林荫路的对面去了，由那儿啼叫了一次，就不再叫了，它也在等着下雨。

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等待什么，又在惋惜什么。

他从楼上回来，在我身旁坐下。

“看来，她们要被雨淋了。”他说。

“是的，”我说，然后我们俩沉默了很久。

没有风，乌云越压越低；一切变得更寂静了，花香也更浓了，树木更是纹丝不动，突然掉下一滴雨点，好像还在凉台的帆布遮阳上跳了一下，接着另一滴雨点打在小径的砾石上；接着便噼噼啪啪地打在牛蒡叶上，于是便开始下起一阵雨点很大的、凉爽的骤雨来。夜莺和青蛙都沉寂了，只有那潺潺的水声，虽然在雨声中似乎显得更远，却还在空气中回荡；有一只小鸟，大概是躲进了靠近凉台的干叶子里，在不紧不慢地唱着它那两个单调的音符。他站起来想走。

“你上哪儿？”我喊住他，问道，“这儿多好啊。”

“得叫人把雨伞和套鞋送去。”他答道。

“用不着，雨马上就会过去的。”

他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便一起留在凉台的栏杆边。我把一只手支在滑腻潮湿的栏杆上，把头伸出去。清新的雨纷纷落下，把我的头发和脖子打湿了几处。乌云逐渐变亮变薄，在我们头上掠过；从天上和从树叶上掉下来的稀疏的雨点代替了均匀的雨声。青蛙在下面又阁阁地叫起来，夜莺又抖擞起精神，开始一会儿从这边，一会从那边，从湿漉漉的灌木丛中鸣叫起来。在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明亮起来了。

“多好啊！”他说着便坐在栏杆上，一面用手抚摩着我的濡湿的头发。

这种简单的爱抚在我身上起了责备似的作用，我真想哭。

“一个人还需要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心满意足了，什么都不需要，我简直幸福极了！”

“当初你谈到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想，“你说，不管你多么幸福，你总是希望越幸福越好。而现在当你觉得平静和满足的时候，我心里却好像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后悔和流不出来的眼泪。”

“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说，“不过，我忧郁，正因为在我面前的一切都这么美好。我心里很乱，很空，老在憧憬着什么；而这儿却是这么美好和平静。在你欣赏大自然的时候，难道你就毫不羼杂一点哀愁，会对什么不可能的事物没有追求，对过去没有惋惜吗？”

他把手从我的头上拿开，沉默了片刻。

“是的，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春天，”他好像在追忆往事似的说，“我在夜里也老是满怀着憧憬和希望，一直坐到天明，那是些多么美丽的夜啊！……不过那时候，一切都还在前面，而现在呢，一切都在后面了；现在我对现有的一切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觉得幸福极了。”他非常自信而又漫不经心地总结道。我听了这些话不管内心多么痛苦，我还是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难道你什么也不想要了吗？”我问道。

“不想要任何不可能的东西。”他猜中我的心思，答道。“瞧，你把头发都淋湿了，”他接着说时，像爱抚孩子似的爱抚着我，再一次用手抚摩我的头发，“你羡慕被雨淋湿的叶子和草，因此你就想也变成草，变成叶子，变成雨。而我呢，只是在欣赏它们，就像欣赏世界上的一切美好、年轻和幸福的事物一样。”

“难道你对过去的一点都不惋惜？”我继续问道，我感到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他沉思起来，又一言不发。我看出，他想要完全真诚地回答我。

“是的！”他简短地答道。

“不是真话！不是真话！”我说时转过身对着他，瞧着他的眼睛，“你不惋惜过去吗？”

“是的！”他再一次重复说，“我感谢过去，可是我不惋惜过去。”

“难道你不想让它回来吗？”我问道。

他转过身去看着花园。

“不想，就像我不想长上翅膀一样，”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想改正一下过去吗？不责备自己或者我吗？”

“决不！一切都已经好转了。”

“听我说！”我说时碰碰他的胳膊，叫他回过头来瞧着我，“我说，为什么你从来不对我说，你希望我像你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呢？为什么你要把我不会享用的自由给我呢？为什么你要停止开导我呢？你要是肯这样做的话，你要是肯引导我走另一条路的话，那就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说话的声调里不含着从前的爱，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表示出冷冷的愤懑和责备。

“不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转身对着我诧异地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事。一切都很好。很好嘛。”他笑眯眯地加了一句。

“难道他不懂吗，或者更糟的是，他不想懂吗？”我想道，眼泪夺眶而出。

“就不会发生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却受到你的冷淡甚至是轻蔑的惩罚了，”我突然说道，“就不会发生我毫无过错你却突然夺去了我所珍贵的一切。”

“亲爱的，你怎么啦！”他说道，好像他不明白我所说的话似的。

“不，让我把话说完……你已经从我这里把你的信赖、爱情甚至尊敬都夺去了；因为在发生了过去的种种以后，我不相信你现在还爱我。不，我要一下子把早就使我痛苦的一切都说出来，”我又打断了他，“我以往对生活无知，而你却让我独自去寻找……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现在，当我自己已经懂得我需要什么，而且已经快一年了，我极力设法回到你身边来的时候，你却把我推开，装作不明白我想要什么似的，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而且你老是做得你毫无可以责备的地方，而我却是有罪的，不幸的，是的，你是想再把我扔到那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俩都不幸的生活中去。”

“我怎么会使你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带着真正的惊讶和诧异问道。

“你昨天不是还说，而且你还不断地说，我在这儿住不惯，我们又得上我所憎恨的彼得堡去过冬吗？”我继续说，“你躲避对我坦率，一句亲热的真心话也不对我说，你还拿什么来支持我呀。可是，等到我完全堕落了的时候，你就会来责备我，对我的堕落称快了。”

“等一等，等一等，”他严厉地、冷冰冰地说，“你刚才这么说不好。这只能证明你对我心怀恶感，你并不……”

“我并不爱你吗？你说呀！说呀！”我一说完这句话，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长凳上坐下，用手帕捂着脸。

“原来他是这样理解我的！”我心里想，拼命忍住使我窒息的呜咽。“完了，我们从前的爱情完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这样说道。他没有走到我身边来，也没有安慰我。我的话使他感到受辱。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淡。

“我不知道你责备我什么，”他开口道，“如果你是说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你……”

“从前爱过！”我用手帕捂着脸说，痛苦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湿透了手帕。

“要是这样的话，时间和我们自己都有过错。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爱情……”他沉默了片刻，“你要是希望开诚布公，要我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你吗？在我刚认识你的那一年，我老是整夜不眠地想你，自己制造着爱情，于是这种爱情便在我心里逐渐增长，在彼得堡和在国外也是一样，又有许多可怕的夜晚，我彻夜不眠，我想把这使我痛苦的爱情打碎和毁掉。我并没有毁掉爱情，我只是把使我痛苦的那一部分毁掉了，我平静了下来，我仍旧是爱你的，不过这是另一种不同的爱。”

“不错，你叫这是爱情，但这是痛苦，”我说，“既然你认为社交界那样有害，你还为了这个不再爱我，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出入社交界呢？”

“亲爱的，问题不是社交界。”他说。

“你为什么不行使你的权力呢？”我继续说，“你为什么不把我捆起来，不杀了我呢？这样，比失去构成我的幸福的一切，我现在会好受得多。那我就会很快活，不致感到羞愧了。”

我又捂着脸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被雨淋湿的卡佳和索尼亚，高高兴兴地大声说笑着走上了凉台；可是，一看见我们，她们就不做声了，马上走了出去。

她们走后，我们又沉默了很久；我尽情哭了一阵，心里轻松了点。我瞧了瞧他。他坐在那儿用手支着头，他本想说点什么话来回答我的目光，可是他只深深地叹了口气，仍然用手支着头。

我走到他跟前，拿开他的手。他的目光转过来沉思地瞧着我。

“是的，”他好像在继续自己的思索似的开口说道，“我们大家，尤其是你们女人，为了要回到真正的生活中来，一定得亲身去经历一下那荒唐无聊的生活；别人的话你们是不信的。那时候你还远没有尝够那种迷人而可爱的无聊生活，我看着你觉得怪有意思，所以我就让你去体验它，我觉得我没有权力束缚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

“你要是爱我，你为什么要和我一块儿去过而且允许我去过那种荒唐的生活呢？”我说。

“因为，当时即使你愿意，你也决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你必须去亲身体验，而且你也体验到了。”

“你的考虑，你的考虑不少，”我说，“你的爱却不多。”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

“你刚才说的话固然很厉害，不过这倒是实话，”他说时突然站起来，开始在凉台上走来走去，“是的，这是实话。我错了！”他在我对面站住，接着说道，“要么我根本不应该让自己来爱你，要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爱你，对。”

“咱们把一切都忘了吧。”我胆怯地说。

“不，过去了的事再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回来了。”当他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

“一切都已经回来了。”我说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拿下我的手，紧握着它。

“不，我说我不惋惜过去，那是假话；不，我惋惜，我为那已经没有了、而且不可能再有的过去的爱情而哭泣。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不知道。爱情还存在，但已不是旧时的爱情；它的位置还存在，但它已经历尽沧桑，再也没有力量和光泽了，只剩下了回忆和感激，但是……”

“别这么说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让一切再恢复原状吧……要知道这是可能的，对吗？”我瞧着他的眼睛问道。他的眼睛是明亮平静的，然而却并没有深深地望进我的眼睛。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已经感到，我所希望和我向他请求的事是办不到的。他平静而温存地微微一笑，我觉得这是老年人的微笑。

“你还多么年轻啊，可我已经老了，”他说。“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你所寻求的东西，何必欺骗自己呢？”他又补了这几句，仍在同样地微笑着。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我心里觉得平静了些。

“我们不要极力去让生活重复，”他继续说，“我们也不要对自己说谎了。谢天谢地，以前的焦虑和激动都没有了！我们用不着再去寻找和激动了。我们已经找着了，而且我们已经够幸福的了。现在我们必须引退，给他让路，”他说时指着抱着万尼亚出来、在凉台门边站住的奶妈，“正是这样，亲爱的。”他说完这话，就弯下腰来亲吻我的头。不是一个恋人，而是一位老朋友在吻着我。

一阵夜的清香从花园里逐渐更浓烈、更甜蜜地飘起，声息和寂静变得更庄严了，星星开始越来越密地在天空闪烁。我望了望他，我心中突然轻快起来，好像使我痛苦的那根无形的、有病的神经被摘除了似的。我突然清楚而又平静地明白了：那时候的感情，就像时间本身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它回来不仅不可能，而且是痛苦和令人难堪的。算了吧，我觉得非常幸福的那个时代真就那么好吗？而且，这一切早就成了过眼云烟了！

“可是，该喝茶了！”他说，于是我们便一起向客厅走去。在门口我又遇上抱着万尼亚的奶妈。我接过孩子，盖上了他那裸露的红红的小腿，把他紧贴在我胸前，然后用嘴唇轻轻地、轻轻地吻了吻他。他好像在睡梦中动着他那有皱纹的手指张开的小手，睁开了睡意惺忪的小眼睛，好像在寻找或是在回想什么；突然那双小眼睛看着我身上，眼睛里闪出思想的火花；胖乎乎地撅着的小嘴开始闭拢来，又张开笑了。“我的，我的，我的孩子！”我想，我把他紧贴在胸前，四肢都感到一种幸福的紧张，我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把他弄疼。我开始吻他的凉丝丝的小腿、肚子、手和那刚长出头发来的小脑袋。我丈夫走到我身边，我连忙盖上孩子的脸，接着又让他的脸露出来。

“伊万·谢尔盖伊奇[16]！”我丈夫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去碰碰他的小下巴颏。可是我又赶快把伊万·谢尔盖伊奇盖上。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许多瞧我的孩子。我瞟了我丈夫一眼，他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在笑，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我也头一次轻松而且快乐地望着他的眼睛。

从那天起，我和我丈夫的恋爱关系结束了；旧的感情变成了一种宝贵的、不能复返的回忆，而爱孩子们和爱我孩子们的父亲的一种新的感情，却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而且这种幸福生活一直继续到现在……

（1859年）

芳信 译

[1]玛丽亚的爱称。

[2]意大利语：恰如一支幻想曲。

[3]圣彼得节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4]卡佳的本名和父名。

[5]舒尔霍夫（1825—1898），捷克钢琴家和作曲家，他曾将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改编成钢琴曲，而本人并无任何值得称道的作品传世。

[6]法语：缩小地。

[7]在俄国北方，夏夜很短，黄昏以后，几乎紧接着就是黎明。

[8]圣母升天节在俄历八月十五日。

[9]由教区选举产生或由教堂聘请的主管教堂财务和其他收入的人。

[10]法语：妈妈。

[11]法语：最好是好的仇敌。意即好了还要更好。

[12]法语：我的朋友，祝你成功。

[13]法语：巴德旅馆。

[14]法语：我爱你。

[15]意大利语：行板。

[16]这是她丈夫对孩子的戏称。孩子叫万尼亚，这是小名。他的本名和父名应是伊万·谢尔盖伊奇，这样的称呼，只能用于大人，并含有尊敬之意。

哥萨克

高加索的故事

一八五二年

一

莫斯科的一切都寂静了。偶尔可以听见车轮压过冬天的街道发出尖叫的声音。窗户里已经看不见灯火，路灯也熄了。教堂里响起的钟声在沉睡的城市上空荡漾着，报知早晨的来临。街上空旷无人。偶尔有夜间拉座的雪橇用它狭窄的橇板搅和着泥沙和雪，当它驰到另一个街角等待顾客的时候，车夫睡着了。一个老太太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稀稀落落、不匀称地插着几枝蜡烛，红艳艳地燃烧着，把圣像的黄金衣饰照得发光。干活的人度过漫长的冬夜，已经起身做工去了。

可是对于老爷们，仍然是晚上。

骑士饭店有扇窗户违反常规地从关住的百叶窗板缝里透出亮光。大门口停着轿车、雪橇和马车，背对背地挤在一起。驿站三套马车也停在那里。管院子的仆人裹紧了衣裳缩作一团，就仿佛要钻进屋角里似的。

“为什么净拿些废话说来道去的？”一个面孔干瘪的仆人在前厅里坐着，想道。“怎么我一值班就碰到这种事！”从隔壁明亮的房间里传出三个正吃晚饭的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在桌旁坐着，桌子上狼藉着吃剩的晚餐和酒瓶。其中有一位又瘦又小、面貌丑陋、衣着整洁的青年，用一对和善而疲倦的眼睛望着出行的人。另外一个人身材高大，在摆满空酒瓶的桌子旁边的沙发上躺着，用手摆弄着怀表钥匙。第三个穿着簇新的短皮大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用相当粗壮有力、指甲洁净的手指捏碎扁桃仁；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含着笑容；眼睛和脸膛泛着红光。他说起话来情绪热烈，做着手势；但是可以看出，他总也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所有到他嘴边的词句都仿佛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一切。他不住地微笑着。

“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出行的人说，“我并不是替自己辩护，我是希望你至少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不要像那班庸夫俗子那样看待这件事。你说我对不起她。”他对那个用和善的目光望着他的人说。

“是的，对不起她。”那个丑陋的小个子回答说，他的眼神似乎流露着更多的善良和倦意。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这话，”出行的人接着说，“依你看，被人爱和爱别人是同样的幸福，而且一旦得到它，就是够受用一辈子的。”

“是的，足够足够了，亲爱的！比需要的还要多。”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眨巴着眼睛，肯定地说。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恋爱呢！”出行的人说，他沉思着，仿佛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的朋友。“为什么不去恋爱？不想去恋爱吗……不，被人爱并不幸福，不幸福，因为你没付出同样的爱情，而且也不可能付出，所以你就觉得对不起人，啊，我的天呀！”他挥了挥手。“如果一切都按照理智进行就好了，可是相反，好像一切都不由我们，而是由着它自己在进行着。就仿佛我偷窃了人家的爱情，你就是这样想的；不要否认，你准是这样想的。你信不信吧，我一生做了不少蠢事和丑事，但是其中只有这一件我不后悔，而且也不可能后悔。不论是当初或者后来，我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她。我仿佛觉得，我终于爱上了她，但是后来看到，这是一场不自觉的骗局，这样恋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能再爱下去；于是她离开了我。难道因为我办不到就是我的错吗？我当时应当怎么办呢？”

“这一切都成过去了！”一个朋友说，他为了赶走睡意，点起一支雪茄，“不过有一点：你还没恋爱过，而且也不懂得恋爱。”

那个穿短皮大衣的人又想说什么，他抓住自己的头发。但是没有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没恋爱过！是的，真的没恋爱过。可是我内心有一种恋爱的欲望，再没有比它更强烈的欲望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实际上有这种爱情吗？好像事情总是有始无终似的。算啦，不谈这个了！我一生净干些糊涂事。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新的生活正在开始。”

“在新的生活里你又会干些糊涂事。”躺在沙发上玩弄怀表钥匙的人说；但是出行的人没有听见他的话。

“这次远行，我又感伤，又快乐，”他接着说下去，“为什么感伤？我不知道。”

于是出行的人只讲他自己的事，不去理会别人对这并不像他那样感觉兴趣。人再没有比在欢欣若狂的时刻更自私自利的了。他觉得，这个时刻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他本人更美好更有趣的了。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车夫不肯再等了！”一个穿皮袄、围围巾的年轻仆人走进来说，“马车从十一点就来了，现在已经是四点。”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看了看自己的仆人瓦纽沙。从他的围巾、他的毡靴、他刚睡醒的脸，他听见另一种生活的声音——一种充满了劳动、贫困、活动的生活的声音在向他呼唤。

“对了，告别吧！”他一面说，一面扣风纪扣。

虽然朋友们提议再给车夫添些酒钱，但是他仍然戴起帽子，站在屋子中间。他们吻了一次，两次，停一下，吻了第三次。那个穿短皮大衣的走到桌旁，把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握住那个丑陋的小个子的手，红了红脸。

“不，我还是要说……对你应该而且可以坦白，因为我是爱你的……你爱她，我一直是这样想……是不是？”

“是的。”朋友回答说，他的笑容显得更温和了。

“也许……”

“上面有吩咐，请把蜡烛吹灭。”一个睡眼惺忪的茶房说，他听到他们最后谈的话，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老谈那一套。“请问账单给谁？给您吗？”他向那个高个问了一句，他预先就已经知道他应该问谁。

“给我，”高个说，“多少钱？”

“二十六卢布。”

高个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把账单装到口袋里。

这时，另外两个人继续在谈话。

“再见，你这个出色的小伙子！”那个又小又丑而目光和善的先生说。

两个人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他们走到台阶上。

“啊，对了！”出行的人红着脸对高个说，“骑士饭店的账你来付，过后写信告诉我。”

“好的，好的，”高个一面戴手套一面说，“我是多么羡慕你啊！”当他们走到台阶上，他完全出乎意外地说了这一句。

出行的人坐上雪橇，裹紧了皮大衣，说：“那么好啦！咱们就一块走吧。”他甚至在雪橇上给那个说羡慕他的人腾出地方；他的声音颤抖了。

送行的人说：“再见，米佳[1]，上帝保佑你……”他除了希望他快点动身，再没有别的希望，所以他不能把他想说的讲完。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又说了一次：“再见。”又有个人说：“走了！”车夫开始赶车。

“叶利扎尔，把车赶过来！”一个送行的喊道。

车夫们动作起来，吧嗒着嘴赶马，拉了拉缰绳。冰冻的轿车在雪地上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

“这个奥列宁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一个送行的说，“他怎么想起去高加索，而且是以士官生的身份去的？要是我，贵贱都不去。明天你去俱乐部吃午饭吗？”

“去。”

送行的各自坐车走了。

出行的人觉得暖和起来，穿着皮大衣有点热了。他坐在雪橇底部，敞开了怀，那辆马毛蓬松的驿站三套马车驶过一条条黑暗的、两旁排列着他看不见的房屋的街道。奥列宁觉得，只有出行的人才走这样的街道。周围漆黑、寂静、凄凉，而他心里却充满了回忆、爱情、悔恨和愉快的压抑的眼泪……

二

“我爱！非常爱！真可爱！真好啊！”他反复地说，并且想哭一场。但是他为什么想哭？谁可爱？他非常爱谁？他不十分清楚。有时他细细地看了看某所房子，这所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古怪，这使他感到惊奇；有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跟他这么疏远的车夫和仆人瓦纽沙离他却这么近，由于拉边梢的马一阵阵地使劲拉冻僵的套索，他们和他都一起颤动着和摇晃着，于是他又说：“真可爱，我爱。”有一次甚至说：“多么令人感动！太好了！”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问自己：“难道我喝醉了吗？”不错，他喝了两瓶酒，但是，在奥列宁身上发生这种作用的不仅是酒。他想起了临行前人们对他说的那些情长谊深的话，那些话，他觉得都是推心置腹的，仿佛是出于无意又羞于说出口的。他回忆起那些握手、目光、沉默，以及当他已经坐在雪橇里有人说“米佳，再见！”的声音。他回忆起自己毅然决然的坦白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动。临行前，不仅亲戚朋友，不仅漠不关心的人，甚至令人反感的和不怀好意的人，都好像忽然商量好了似的，都更加爱他，仿佛在忏悔前或者临死时那样原谅他。“也许我从高加索回不来了吧。”他心里想道。他觉得，他爱自己的朋友们，此外还爱着一个人。他可怜自己。但不是对朋友的爱使得他心肠柔软和精神振奋，使得他情不自禁地说些自动来到唇边的没有意义的话，也不是对女人的爱（他从来还没有恋爱过）使他陷于这种精神状态。使得他哭泣和语无伦次的，是对自己的爱，是对那些只要是他内心的美好的一切的爱（而他现在觉得，他内心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满怀希望的、热烈的、青春的爱。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学校修完一门学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服过务的青年（他只是在某机关挂个名），他把自己的产业挥霍掉一半，已经是二十四岁的人还没有选择任何职业，从来也没做过任何事。他就是当时莫斯科社交界称之为“青年朋友”的那类人物。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从十八岁就是这样自由，那是只有从青年时代就失去双亲的四十年代俄罗斯富家子弟才有的自由。对于他，没有任何的约束——不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能把他束缚住。他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也没有信仰，也没有需要。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承认。可是，虽说他不承认一切，他不仅不是一个沉闷、乏味、古板的青年，而且相反，他是一个极容易动心的人。他认为爱情是没有的，但每逢年轻美丽的女人在场的时候，总使他神魂颠倒。他早就知道荣誉和称号都是扯淡，但是每当在舞会上谢尔盖公爵向他走过来说些亲热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满足。他有时醉心某种事情，但是只有当那件事情还没有束缚他的时候。他在专心致志实现一个意图的时候，一旦感到有点费劲和需要斗争，即使是需要同生活进行琐碎的斗争，他就本能地赶快从这种感情或者事情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自己的自由。他就是这样开始社交生活、服务、经营产业、学习音乐（有个时期他想献身于音乐）、甚至他所不相信的恋爱的。他拿不定主意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力量全部放到哪里，放到艺术上还是科学上，放到对女人的爱情上还是实际的活动上。这种青春的力量不是智慧、心灵或者教育的力量，而是一种不可再现的精神奋发，是人的一生只能得到一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把一个人塑造得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奥列宁甚至觉得，可以把全世界塑造得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是的，有些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振奋的状态，刚一走上人生的道路，就给自己戴上第一个遇见的枷锁，勤勤恳恳地戴着它工作一辈子。但是奥列宁却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在他身上有这种青春的万能上帝，有这种变为一个愿望、一个思想的能力，敢想敢做的能力，不问为了什么目的和为了什么缘故一头扎进无底深渊的能力。他怀着这个意识，并为这个意识而自豪，因为有了这个意识而不自觉地感到幸福。直到现在，他只爱自己，而且不能不爱，因为他只往好的方面期待自己，并且对自己还没有失望过。他怀着年轻人的幸福心情离开莫斯科，因为一个年轻人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忽然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过去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他以前没有想好好地生活，但是现在他离开莫斯科，新的生活就会开始，在新的生活中再不会有那些错误，也不会有什么悔恨，一定只有幸福。

出远门往往是这样，在开头的两三站，想象还停留在出发的地点，可是从第二天早晨起，想象就转移到旅行的目的地，已经在那里建筑未来的楼阁了。奥列宁也是这样。

出了城，他往四外望了望白雪覆盖的原野，很高兴原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裹紧了皮衣，坐到雪橇的底兜里，感到心境平静，打起盹来。同朋友们告别使他感动，他想起他这一年在莫斯科度过的整个冬天；过去一年的种种形象，在他的想象中不招自来，有时又被那些模糊的思绪和内疚所打断。

他回忆起给他送行的朋友，回忆起他对他们提到的那个姑娘的态度。那个姑娘很有钱。“既然她爱我，他怎么能爱她呢？”他想道，于是他心里起了不好的猜疑。“人们身上有很多不老实的东西，使你想不到。为什么我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他想到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我没恋爱过。难道我在精神上是一个怪物吗？”于是他想起自己的迷恋。他想起他的初次社交生活和一个朋友的妹妹，他和她在桌子旁灯光下消磨一个晚上，灯光照着她那做着活计的纤细的手指和秀丽的面庞的下部，他又想起那些像“火，火，你别灭”的游戏[2]那样没完没了的谈话，又想起两个人的不自然、拘束以及对这种紧张的空气老有一种气愤的感觉。仿佛有一种声音老是说：不对头，不对头，结果果然不对头。然后他又想起舞会，想起跟美丽的Д小姐跳玛祖卡舞。“那一夜我是多么钟情，多么幸福！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我又是自由的，我是多么痛苦而懊丧！为什么爱情不来，不把我的手脚捆住？”他想道，“不，爱情是没有的！一位邻居的太太对我、对杜布罗温、对贵族长都同样地说她爱星星，其实她也是不对头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乡下的产业，在这些回忆中还是没有什么可令人喜悦的。他忽然又想起：“他们会长久地谈论我的这次远行吗？”但是他们是谁？他不知道，接着，那个使他皱眉头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的思绪又涌上心头：这就是关于法国人卡佩尔先生和他欠这个裁缝的六百七十八卢布的回忆，他想起他在恳求裁缝再等一年时说的那些话，想起裁缝脸上那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唉，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重复着说，眯缝着眼睛，努力赶走这令人难堪的思绪。“虽然如此，她还是爱我的，”他想到临别时所谈论的那个姑娘，“是的，如果我和她结婚，我就不会负债了，而现在我还欠瓦西里耶夫的钱。”于是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从她那里出来就直接到俱乐部，和瓦西里耶夫先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赌博，又想起他低声下气地恳求再赌下去和对方冷淡的拒绝。“节省一年，这些债务就还清了，去他们的吧……”虽然有了这种自信，他还是重新计算他负的债务、它们的期限和可能偿还的时间。“除了欠骑士饭店的，我还欠莫列里的钱。”他回忆着；于是他欠这个人这么多钱的那天晚上的全部情景又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和茨冈们狂饮的一夜，这场狂饮是从彼得堡来的萨什卡·Б，侍从武官、Д公爵，还有那个神气十足的老头子……出的主意。“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么自鸣得意，”他想道，“他们凭着什么结成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他们认为别人能参加这个小圈子就会引以为荣。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是侍从武官吗？这简直可怕，他们把别人看得多么愚蠢而且下流啊！我要让他们知道，相反地，我丝毫不愿接近他们。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管家安德烈要是知道我和萨什卡·Б，一个侍从武官上校这种人称兄道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那天晚上谁也没有我喝得多；我教会了一个茨冈一支新歌，大家都听我们唱。虽然我做了不少蠢事，但是我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青年。”他想道。

次日早晨，奥列宁已经是在第三站了。他喝足了茶，亲自帮助瓦纽沙把包袱和箱子重新放好，神清气爽、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地坐在行李中间，他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钱在哪里，有多少钱，护照、驿马使用证、路费单据放在哪里；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合理，他的心情开朗了，以后的途程就像做一次远足旅行一样了。

整个早晨和中午，他整个身心都浸沉在计算中：他已经走了几里，到下一站、到下一个城市还有多远，还要多少时间吃中饭、喝茶，到斯塔夫罗波尔还有多少路，已经走过的路相当全程的几分之几。他还计算：他有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还清全部债务需要多少，一个月的生活费占他整个收入的几分之几。傍晚，他喝过茶后，计算出：到斯塔夫罗波尔还有整个路程的十一分之七，债务要七个月的节省再加上全部财产的八分之一才能还清，于是，他安心了，裹紧了衣服，躺在雪橇里，又打起盹来。现在，他已经是向往未来，向往高加索了。对未来的一切幻想，是和阿玛拉特伯克[3]、契尔克斯女人、山、悬崖、凶险的急流和冒险行为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诱惑人的光荣和威胁着人的死亡，构成了未来的兴趣。有时他非凡地勇敢，以惊人的力量杀死和征服了人数众多的山民；有时他本人就是山民，和他们并肩反对俄罗斯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可是一想到细节的时候，在这些细节里就出现了莫斯科的熟人。萨什卡·Б也在这里站在俄罗斯人一边或者站在山民们一边跟他打仗。不知为什么连那个法国裁缝卡佩尔先生也参加了凯旋大会。如果这时想起了过去的屈辱、弱点、错误，那么连这些回忆也只能使人愉快。显然，在群山之间，急流之旁，契尔克斯女人和冒险行为之中，这些错误是不会重犯的。既然在内心已经忏悔了，事情就算过去了。在年轻人的种种思想里，还掺和着一个最珍贵的幻想。这就是对于女人的幻想。那个在群山之中的女人，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契尔克斯女奴，她身材匀称，长长的辫子，一双眼睛又温柔又深邃。他想象山里有一间茅屋，她正佇立在门槛上等待他，这时他疲惫不堪，带着满身的尘土、鲜血和光荣回到她的身边，于是他感觉到她的亲吻、她的双肩，她的甜蜜的声音，她的温顺。她是可爱的，但是她没有受过教育，性情粗野。在漫长的冬夜里，他开始教育她。她聪明，理解力很强，天赋很高，很快就获得了一切必要的知识。有什么了不起？她很快就学会了各种语言，读法国文学作品，而且读得懂。譬如《Notre Dame de Paris》[4]，一定是她喜欢读的。她也会说法语。在客厅里，她比最上流社会的妇女具有更多的天赋的尊严。她会唱歌，唱得朴素、有力、热情。“唉！多么荒唐！”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到了站了，得换雪橇和打发酒钱。可是他又找回刚才打断的那个荒唐的幻想，他又想起契尔克斯女人、荣誉、回到俄罗斯、侍从武官的职务、迷人的妻子。“可是根本没有爱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地位，也是扯淡。可是六百七十八卢布呢？……还有能够给我一笔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的被征服的边疆呢？不过，这笔财富归我一人受用也是不好的。要分掉它。分给谁呢？给卡佩尔六百七十八卢布，然后看情况再说……”完全模糊了的幻梦遮住了思路，只有瓦纽沙的声音和行车中止的感觉才把年轻人健康的瞌睡打断，他自己也记不清，他又在一站换了一辆雪橇继续向前行进了。

次日早晨，一切仍然照旧——还是那些驿站、那些茶、那些晃动着的马的臀部、那些和瓦纽沙简短的交谈、那些模糊不清的幻想和每晚的打盹，以及年轻人疲乏的一夜不醒的酣睡。

三

奥列宁离开俄罗斯中心越远，他的一切回忆也就离开他越远；他越接近高加索，他的心境也就越畅快。“完全离开，永不回头，永不在社交界露面，”他有时这样想，“我在这里看见的人，不是那些人，他们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可能到我曾经待过的莫斯科社交界打听我的过去。那个社交界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些人中间做些什么。”在这些途中遇见的、他所不承认与莫斯科的熟人居于平等地位的粗人中间，他整个身心好像有一种从过去的一切解脱出来的焕然一新的自由感觉。周围的人越是粗鲁，文明的标志越是少，他就越是觉得自由。他必得路过的斯塔夫罗波尔使他感到烦恼。招牌、甚至法国招牌、坐在弹簧马车里的太太、停在广场上的马车、人行道，以及在人行道上走过并且张望着过路人的身穿外套头戴礼帽的先生，都给他一种痛苦的感觉。“也许这些人里面有和我的熟人认识的。”他又回忆起俱乐部、裁缝、纸牌、烛光……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一切都令人满意了：虽然粗野，然而却美丽而且威武。奥列宁越来越快乐了。所有的哥萨克、车夫、驿站长，他都觉得是朴实的人，他和他们可以随便开玩笑，谈话，不必考虑谁是属于什么等级。大家都属于人类，他们全都不自觉地使奥列宁觉得可亲可爱，他们也友好地对待他。

早在顿河哥萨克军区的时候，就由雪橇改乘大车；过了斯塔夫罗波尔，天气已经暖和，奥列宁脱了皮衣坐在车上。春天来了——这在奥列宁是一个不期而遇的、快乐的春天。夜间已经不许人出村，说是晚上行路有危险。瓦纽沙有点害怕，把枪装上子弹放在驿车上。奥列宁更快活了。在一个驿站上，站长讲到不久前路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开始碰见荷枪的人。“原来就在这里开始了！”奥列宁对自己说，他一直期待着看看人家给他说过好多次的雪山。有一次，将近薄暮的时候，诺盖[5]车夫用鞭子指了指云雾后发白的山。奥列宁贪婪地望过去，但是天气阴沉沉的，云彩遮到半山腰。奥列宁看见的是一些灰白色的曲卷着的东西，他无论怎样用力看，在这个他曾在书上读到和听人讲到无数次的雪山景物中也找不到什么好看的。他想，这里山和云的形状完全一样，人们向他谈论的雪山的特别优美，也像巴赫的音乐和他所不相信的爱情同样是虚构，——于是他不再期待看见雪山了。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清新凉爽的空气把他从驿车上拂醒了；他漫无目的地向右方望去。早晨是透彻的明净。忽然，在离他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乍一看去，仿佛是一群轮廓柔和的雪白的巨大的东西，它们的顶端衬着远方的天空显出奇异的、分明的、轻巧的边缘。当他弄清楚他和山与天空之间离得那么远，群山是那么庞大的时候，当他感觉到这种美是怎样的无限的时候，他惊呆了：这怕是幻景、是梦境吧。他为了更清醒点，摇晃了一下身子。但是那些山仍然是那样。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他问车夫。

“山嘛。”那个诺盖人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也看了很久，”瓦纽沙说，“真好看！坐在家里，谁也不会相信。”

三套马车顺着平坦的道路飞驰，那些山好像沿着天际也在奔跑，在初升的太阳下，山巅发出水红的光辉。起初，这些山只是使奥列宁惊奇，后来使他喜悦；可是再往后，当他更多更多地注视这不是从别的黑色的山、而是直接从草原上崛起、绵延不断地奔向远方的雪山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深入地体会这种美，并且感觉到山。从这一刻起，只要是他所见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觉得都获得一种新的特性，像山那样严峻端庄的特性。一切莫斯科的回忆、羞愧、悔恨，一切对高加索的可鄙的幻想，统统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才是开始。”仿佛有一个庄严的声音对他说。不论是道路也好，在远方影影绰绰的捷列克河也好，村庄也好，人民也好——现在他觉得这一切已经不再是儿戏。他望了望天空——心里想起山。他看看自己，看看瓦纽沙——心里想的还是山。有两个骑马的哥萨克走过去，装在布套里的枪在他们背后有节奏地摇动着，他们的马奔跑时枣红的和灰色的蹄子交错着；可是那些山啊……捷列克河对岸可以看见村中的炊烟；可是那些山啊……太阳升起了，芦苇丛中的捷列克河闪闪发光；可是那些山啊……从村里驶出一辆车子，走出一些女人，又漂亮又年轻的女人；可是那些山啊……“阿布列克[6]在草原上来回奔驰，而我坐着车在赶路，我不怕他们，我有枪，有力量，有青春；可是那些山啊……”

四

沿岸散布着格列宾哥萨克村庄、全长约八十俄里的捷列克河，不论是从地势或从居民说来，都具有同样的特点。这条把哥萨克和山民分开的捷列克河，浑浊而且湍急，然而这一段已经算是宽阔而平静的了，右岸低洼，芦苇丛生，经常淤积灰色的沙子，而左岸虽然不高，然而陡峭，岸边的百年橡树、腐烂的梧桐和幼树的根子不断被冲刷。在右岸散布着已经归顺俄国的、但仍然不平静的车臣人的村庄；沿左岸离河半俄里一带，都是哥萨克村庄。早年这些村庄大部分都是紧靠河边；但是捷列克河冲坏了南岸的山脚，逐年向北移动，现在只能看见乱草丛生的古老遗址，花园、梨树、酸枣和杨树，以及到处蔓延缠绕的黑莓丛和野葡萄。那里已经荒无人烟，成为麋鹿、豺狼、兔子和野雉喜爱的地方，沙地上处处可以看见它们的脚印。村与村之间，是在森林中采伐出的、像用炮弹轰得一样笔直的道路。沿路没有哥萨克守卫的哨所；哨所与哨所之间的瞭望台上有哨兵值班。属哥萨克管辖的只有狭窄的三百俄丈[7]宽的多林的肥沃地带。从这里往北，是诺盖草原（或者叫莫兹多克草原）的流沙地带，这草原一直往遥远的北方伸展，天晓得在什么地方和特鲁赫缅、阿斯特拉罕、吉尔吉斯-凯萨茨草原会合起来。捷列克河对岸以南，是大切奇尼亚、科奇卡雷科夫山脉、黑山，还有一条什么山脉，最后，就是只能看见而谁也没到过的雪山。在这肥沃的、多林的、植物富饶的地带，从远古以来就住着尚武的、美丽的、富裕的、信奉旧教的俄罗斯居民，他们称为格列宾哥萨克。

很早很早以前，他们的祖先，旧教徒，从俄罗斯逃出来，来到捷列克河南岸多林的大切奇尼亚山地第一条山脉格列宾，在车臣人中间落了户。哥萨克在车臣人中间生活，跟他们通婚，吸收了山民的风俗习惯；可是仍然保持着俄罗斯语言原有的纯洁性和旧信仰。有一个至今仍在哥萨克中流传的传说，说是伊凡雷帝曾来到捷列克河，把格列宾地方的老人召到他的驾前，赐给他们这边河岸的土地，训诫他们和睦地过日子，并答应不强迫他们归属俄罗斯，也不强迫他们改教。直到现在，哥萨克还认为他们和车臣人有着血缘关系，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也是爱自由，爱游手好闲，爱抢劫和战争。俄罗斯的影响仅仅表现在像干涉选举、撤消教堂的钟和驻扎的或过境的军队这些给他们印象不佳的方面。按其好恶，哥萨克对杀死他们弟兄的山民骑手的憎恨，远不如对驻在那里保护他们的村庄的、但抽烟熏臭了他们的屋子的俄罗斯士兵的憎恨来得强烈。他们敬重敌人——山民，但是蔑视俄罗斯士兵，视他们为外人和压迫者。在哥萨克心目中，俄罗斯人是一种陌生的、粗野的、可鄙的人，其实，他们是把常来串村的小贩和他们鄙视地称为“擀羊毛毡的”小俄罗斯移民当做了俄罗斯人。他们的所谓衣着考究就是对契尔克斯服装的模仿。最好的武器是从山民手里夺来的，最好的马也是从他们那里买来或者偷来的。好样的哥萨克喜欢炫耀自己精通鞑靼语言，当玩得起劲的时候，甚至跟自己的弟兄也讲鞑靼话。虽然如此，这一小群被抛在天涯海角的、住在半开化的伊斯兰教徒和士兵中间的基督教徒，却认为自己是有高度文化的，并且只承认哥萨克才是人；用轻视的眼光看待其他一切的人。哥萨克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哨所、战争、打猎或者捕鱼上。他几乎从来不在家里干活儿。他在村里逗留是例外，除非是他回来欢度假日。哥萨克家家酿酒，醉酒与其说是一般人共同的爱好，不如说是一种不履行它就认为改变信念的仪式。哥萨克把妇女看作供自己享福的工具；只有姑娘才许游玩作乐，而妇女不得不从年轻时起就为他干活，一直做到年老力衰，而且向妇女要求的是东方式的顺从和劳动。由于这种观点的结果，妇女不论在体力上或精神上都十分发达，虽然表面上顺从，可是在家庭生活中，一般说来，也像东方那样，享有在西方大得无比的权势和地位。由于她不参加社会生活，习惯干男人的沉重的工作，使她在家庭中得到更大的权威和力量。哥萨克认为在外人面前跟自己的女人说些亲热的话或者闲扯是不体面的，可是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她的优越。整个家庭、全部家财、所有经济都是靠她的操劳挣来的和维持着的。虽然他坚决地相信，劳动对于哥萨克是可耻的，只有对劳苦的诺盖人和妇女才合适，可是他模糊地感觉到，他所享有的一切，和所谓是自己的一切，都是这劳动的产物，他认为是自己奴仆的妇女——母亲或者妻子，有权力剥夺他们所享有的一切。此外，由于格列宾哥萨克妇女经常担负男人式的繁重的劳动和操心，这使她们具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男性性格，惊人地发展了她们的体力和健全的思想、果断坚毅的性格。哥萨克妇女多半都比男人有力、聪明、成熟、而且美丽。格列宾哥萨克女人的美特别惊人，因为她们有纯粹契尔克斯人的脸型，又有北方女人的魁梧的体格。哥萨克女人穿的是契尔克斯服装：鞑靼式的衣衫、短袄、平底皮鞋；但是头巾的扎法却是俄罗斯式的。穿戴和房间的摆设之讲究、清洁和雅致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习惯和必需。女人，特别是姑娘，在和男人的关系上享有完全的自由。诺沃姆林斯克村被认为是格列宾哥萨克的老根，这里比别的村更多地保存着古老的格列宾哥萨克的风俗，这个村的女人，自古以来就以美丽闻名于全高加索。哥萨克的生计全靠葡萄园、果木园、南瓜园、西瓜园、捕鱼、打猎、种玉蜀黍和谷子，以及战争的掠夺。

诺沃姆林斯克村离捷列克河有三俄里，中间隔着茂密的森林。村子一头有一条大路穿过，路旁是一条河；村子另一头是葱茏翠绿的葡萄园和果木园，还可以看见诺盖草原的“沙浪”（淤积的砂层）。村子周围是土城和带刺的乌荆子。从村子出进都通过一座高高的圆柱大门，门顶是用芦苇搭成的不大的遮檐，门旁有一尊大炮支在木架上，这尊已有百年不用、变得奇形怪状的大炮，当年曾击退过哥萨克。在大门旁，穿制服、带马刀和步枪的哥萨克，有时站岗，有时不站岗；对经过的军官有时敬礼，有时不敬礼。在大门檐盖下挂着一块白牌子，上面用黑漆写着：二六六户，男八九七人，女一〇一二人。哥萨克的房屋都是建筑在离地一俄丈或者更高一些的柱子上的，整洁地覆盖着芦苇，屋脊高高地耸立着。所有的房屋，即使不是新的，也都笔直而且清洁，带有各式各样的高大门廊，彼此挨得不但不紧，而是绰有余地、如画地坐落在宽阔的街上或者巷子里。在许多房屋的明亮的大窗户前面，在菜园后面，深绿色的杨树高过屋顶，柔嫩浅绿的洋槐挂着芬芳的白色花朵，那里还有耀眼的黄灿灿的向日葵和藤蔓缠绕的葫芦和葡萄。广场上有三个铺子，里面卖布匹、葵花子、皂荚和甜饼；在高大的围墙后面，从一排老杨树中间可以看见比其他房屋又长又高的、带有窗扇的团长的房屋。村子街上，平时很少看见人影，特别是在夏天。哥萨克男人都出外服役：在哨所或者出征；老人在打猎、捕鱼或者和女人们一起在花园和菜园里干活儿。只有最老的和最小的或者病人才留在家里。

五

这是只有高加索才有的特别的傍晚。太阳落山了，但是天还很亮。晚霞遮住三分之一的天空，霞光分明地衬出乳白色的巍峨高山。空气稀薄，凝然不动，似乎有响声。好几俄里长的高山影子，投到草原上。在草原，在河对岸，在每条道路上，到处看不见人影。只要一出现骑马的人，哨所的哥萨克和村里的车臣人就带着惊奇的眼光看他们，极力揣测他们可能是些什么歹人。一到晚上，人们由于彼此惧怕，都挤到屋子里，只有飞禽走兽不怕人，自由自在地在荒野里寻食。哥萨克女人把葡萄藤蔓扎好，就说说笑笑地赶快走出园子。园子和村子四周都空旷无人；可是傍晚时刻，村子里却特别热闹。人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吱吱呀呀的大车从四面八方回到村里。姑娘们掖起衣衫，拿着树条，说说笑笑，奔出大门迎接一群在云雾般的尘土和草原带来的蚊虫中间挤在一块的牲口。肥壮的母牛和水牛满街乱走，几个穿花衣裳的哥萨克女人在牛群中跑来跑去。从牲口的吼叫声中可以听见她们响脆的说话声、欢畅的笑声和尖叫声。那边有一个骑马带枪的、从哨所请假回来的哥萨克，走到一所房子前，弯腰敲了敲窗户，接着露出一个年轻漂亮的哥萨克女人的头，于是听见一阵含笑的亲热的谈话。那边有一个穿破衣裳的高颧骨的诺盖长工拉一车芦苇从草原回来，他在哥萨克大尉的清洁宽敞的院子里把吱吱作响的大车掉转头，从公牛摇摆着的头上卸下轭具，跟主人用鞑靼话高声交谈着。有一个水洼差不多占满了全街，多少年来人们都是紧贴着墙边从它旁边绕过，这时有一个女人背一捆柴火，把衣衫高高地提到雪白的大腿上，一个打猎回来的哥萨克开玩笑地喊道：“再提高点，不要脸的。”并且用枪瞄了瞄她，这个女人放下衣衫，柴火也丢掉了。一个哥萨克老人捕鱼归来，卷着裤脚，露着汗毛斑白的胸口，背着渔网，网里是活蹦乱跳的银白色的鲤鱼；他为了抄近路，从邻居的围墙缺口穿过来，正在扯下挂在围墙上的粗呢上衣。那边有个女人在拖一截干树枝，可以听见墙角后面的斧头声。街上只要有平地，就有小孩子在那里转陀螺，尖声地喊叫。女人们懒得绕路，都从篱笆爬过去。所有的烟囱都升起了烧干粪的芬芳的炊烟。每家院子里都可以听见夜的寂静来临前的更加忙碌的声音。

乌莉特卡老大娘是当教员的少尉的妻子，像其他女人一样，也走出大门，等她女儿玛丽扬卡[8]从街上赶来的牲口。她还没来得及打开篱笆门，一头被蚊子围着的大水牛就低吼着冲开了大门；几头肥壮的母牛在它后面慢慢地走着，睁得圆圆的大眼认出了女主人，用尾巴均匀地抽打自己的两胁。体态匀称的漂亮姑娘玛丽扬卡走进门来，就扔掉手里的树条，关上篱笆，撒起敏捷的腿把院里的牲口分开和赶走。“把鞋子脱掉，鬼丫头，”母亲喊道，“鞋全踩破了。”玛丽亚娜[9]丝毫没有因为叫她鬼丫头而生气，她认为这是亲热的称呼，仍然快乐地做自己的事。玛丽亚娜的脸被包头的头巾遮着；她穿着粉红长衫，外套一件绿上衣。她跟着肥大的牲口隐没在牛棚里的时候，只听见她从那里面对水牛发出温柔的劝告：“不愿意站着！你这家伙！去你的吧，我的老奶奶！……”不大一会儿，姑娘和老太婆从小牛棚向藏奶室走去，两个人都提着大罐子牛奶——当天挤出来的。从缸瓦的烟囱里，很快升起干粪的炊烟，牛奶正在做成熟奶油；姑娘在烧火，老太婆向大门口走去。黄昏已经笼罩着全村。空气中弥漫着蔬菜、牲口和芬芳的干粪炊烟的味道。大门口和街上，到处是拿着燃着的破布条子的女人奔忙着。院子里可以听见挤过奶的牛的喘息声和静静的反刍声，各家院子里和街上，妇女和儿童高声交谈着，平时很少听见男人喝醉酒的声音。

对面院子里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相貌威武的老太婆，到乌莉特卡老大娘这里来借火；她手里拿着一块破布。

“怎么样，大嫂子，收拾好了吗？”她说。

“女儿在烧火呢。你要借火吗？”乌莉特卡老大娘说，能给人帮忙，她觉得很光彩。

两个女人走进屋里；不习惯对付小巧物件的粗糙的手，颤颤巍巍地把那在高加索视为珍品的火柴盒打开。那个来点火的相貌威武的老太婆在台阶上坐下，显然是想拉拉家常。

“大嫂子，你那当家的在学校里？”进来的老太婆说。

“一直在教孩子，大嫂子。捎信来说，过节时回来。”少尉的妻子说。

“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处处有用。”

“谁说不是呢，是有用。”

“我的孩子卢卡什卡在哨所里，想回家，请不准假。”进来的老太婆说，虽然少尉的妻子早已知道这个。她需要讲一讲刚送进哥萨克兵营的她的卢卡什卡，她希望儿子能娶少尉的女儿玛丽亚娜做媳妇。

“在哨所里？”

“是啊，大嫂子。自从上次过节回趟家，以后再没回来过。前几天托福穆什金给他捎了一件衬衫。他说他不错，很受长官的夸奖。说他们又在搜捕高加索山贼。说卢卡什卡很快乐，很好。”

“那就谢天谢地了，”少尉的妻子说，“一句话：是把快手。”

由于卢卡什卡胆大，由于他抢救过一个落水的小孩，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快手。少尉的妻子提起这个绰号，为的是使卢卡什卡的母亲高兴。

“谢谢上帝，大嫂子，儿子是个好儿子，好样的，人人都夸，”卢卡什卡的母亲说，“只要他娶了亲，我死也瞑目了。”

“那有什么难，村子里的姑娘有的是。”狡猾的少尉妻子回答，一面用她那老树皮似的手使劲盖上火柴盒。

“有的是，大嫂子，有的是，”卢卡什卡的母亲说，摇着头，“你的姑娘玛丽亚奴什卡[10]，你的那个姑娘啊，那才是千里挑万里拣的呢。”

少尉的妻子知道卢卡什卡母亲的意思，虽然她也觉得卢卡什卡是一个好哥萨克，可是她还是岔开了这个话题，一来因为她是少尉的妻子并且有钱，而卢卡什卡是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是一个孤儿。二来因为她不愿很快和女儿分离。主要的是因为在礼节上需要作这样的表示。

“当然啰，等玛丽亚奴什卡长大了，也要找个人家的。”她慎重而谦虚地说。

“我打发媒人来，一定来，等把葡萄园收拾好了，我们就来提婚，”卢卡什卡的母亲说，“我们来向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提亲。”

“干吗要向伊利亚提亲！”少尉的妻子骄傲地说，“跟我说一样。做什么都得有个时机。”

卢卡什卡的母亲从少尉妻子的严峻的脸上看出，再说下去就没趣了，用火柴点着破布，站起身来说：“不要这样说，大嫂子，记住我的话。我走了，该去烧火了。”她又说了一句。

她伸直了手摇着燃烧的破布过街的时候，遇见玛丽扬卡，姑娘向她鞠躬。

“好一个美女，好一个能干的丫头，”她看着漂亮的姑娘，心里想道，“已经是大姑娘了！该是出嫁的时候了，嫁个好人家，嫁给卢卡什卡。”

老大娘乌莉特卡也有自家的心事，她坐在门槛上没有起来，在沉思什么，直到女儿来叫她。

六

村子里的男人不是去出征，就是在哨所里，或者像哥萨克所说的“在岗楼上”。快手卢卡什卡，就是两个老妇人在村里谈到的那个青年，将近傍晚时分在下普罗托茨克哨所的瞭望台上站岗。下普罗托茨克哨所紧靠捷列克河岸。他用臂肘倚在瞭望台的栏杆上，眯缝着眼睛，时而望望捷列克河对岸的远方，时而望望下面哥萨克同伴，偶尔跟他们交谈两句。太阳已经接近在曲卷的云彩上泛着白光的雪山顶峰。山脚翻滚着的云彩越来越显现出黑影。空气中充满了傍晚的明静。从茂密的野生森林里吹来清新的凉风，但是哨所附近还是炎热的。哥萨克的谈话声显得更响亮，在空中经久不散。在深棕色的湍急的捷列克河上，不动的河岸和流动的河水分得更清楚了。河水开始退了，在岸上和浅滩上有几片潮湿的沙土露着深黄的颜色。哨所正对面的岸上荒无人烟；直到山脚，都是一眼望不尽的低矮的荒凉的芦苇。旁边不远的低洼的河岸上，可以看见车臣人村庄的土屋、平坦的屋顶和漏斗形的烟囱。瞭望台上的哥萨克用他那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对岸归顺的村庄傍晚炊烟中车臣女人移动的身影，远远可以看见她们穿着青色的和红色的衣裳。

虽然哥萨克时时刻刻等待阿布列克从鞑靼人那边过河袭击，特别是在五月，这时捷列克河上的森林密得徒步很难穿过，而有些地方河水又浅得可以涉水而过，虽然前两天团长派骑者送发一份通告，内称据密探报告，发现八名歹徒企图渡河，因此指示加倍小心，可是，在哨所里并没有加严戒备。哥萨克跟在家里一样，马不备鞍，身上不带武器，有人在捕鱼，有人在醉酒，有人在打猎。只有值班的马备着鞍鞯，带着腿绊在森林旁边草坪上吃草，也只有站岗的哥萨克才穿着束腰无领长袍，佩着枪和刀。班长是个瘦高的哥萨克，背脊特别长，手脚特别小，他敞开上衣，带着懒散而百无聊赖的当官的神气坐在屋根旁土台上，合着眼，把头时而歪到左手时而歪到右手上。一个留着花白的大胡子、穿一件束有黑皮带的衬衫的上了年纪的哥萨克，躺在水边，懒洋洋地望着波浪滔滔、漩涡翻滚的单调的捷列克河。其他的人也热得脱了上衣，有的在河里洗衣裳，有的编笼头，有的躺在地上哼着歌儿，或躺在岸上滚热的沙土里。一个面孔瘦削、晒得黑黑的哥萨克，显然是烂醉如泥，仰面朝天躺在屋根土台上，两小时前那里还是阴影，可是现在炙热的斜阳正射到那里。

站在瞭望台上的卢卡什卡是一个高个、漂亮、模样非常像母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的面貌和全身，虽然具有青春期的瘦削，但却显示出极大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他入伍虽说不久，但从他脸上那种开朗的神情和沉着自信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已经学到了哥萨克或者一般常带武器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英武而且颇为高傲的气概，他已经成为一个知道自己全部价值的哥萨克。肥大的束腰无领长袍有的地方已经破了，帽子像车臣人那样推到脑后，靴统松到膝盖以下。他的衣着不算阔绰，但穿在他身上却显出那种跟车臣的骑手学来的哥萨克气派。一个真正骑手全身上下的装束永远是肥肥大大，破破烂烂，不拘小节；只有武器是阔绰的。但是破旧的衣着的穿戴、束扎和武器的佩带都有一定的式样，它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它一眼就被哥萨克和山民识别出来。卢卡什卡就有这种骑手的派头。他双手扶着马刀，眯缝着眼，老是注视着远方的村庄。他的五官分开来看并不好看，可是他那匀称的体格、乌黑的眉毛、聪明的脸型，令人一眼看去就不由得要说：“好一个小伙子！”

“瞧那些娘儿们，村里出来这么多的娘儿们！”他懒洋洋地露出雪亮的牙齿，也不专对哪个人，用尖利的声音说。

在下面躺着的纳扎尔卡连忙抬起头来说：

“大约是出来打水的。”

“放一枪吓唬她们一下，”卢卡什卡笑着说，“那就会乱成一团！”

“打不到。”

“你得了吧！我的枪能打过头。过些日子，等他们过节的时候，我到吉列伊汗那里去做客，喝布札酒[11]。”卢卡什卡说，一面气忿忿地挥走叮他的蚊虫。

密林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转移了哥萨克们的注意。一只花毛的杂种猎狗在寻找踪迹，拼命摇着脱毛的尾巴向哨所跑来。卢卡什卡认出这是他的邻居——猎户叶罗什卡大叔——的狗，狗的后面，可以看见那个猎人在密林中正在移动的身影。

叶罗什卡大叔是一个彪形大汉，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肩膀和胸脯也是宽阔的，在没有人和他比较的森林里，他显得并不很高，因为他的粗壮的四肢长得非常相称。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粗呢上衣，把下襟掖在腰间，脚上是用绳子绑着裹在包脚布上的泡软的鹿皮，头戴一顶破旧的白色小帽。他一个肩上背着捕野雉的网罩和口袋，口袋里装着引诱鹞鹰用的母鸡和青鹰；另一个肩上用皮带背着打死的野猫；腰后掖着几个布口袋，口袋里装的是子弹、火药、面包，还掖着拂蚊子用的马尾、一把刀鞘已经破烂而且满染陈旧血迹的大匕首和两只打死的野雉。他望了望哨所，停住了。

“嗨，良姆！”他用洪钟般的低音向狗喝了一声，远处的森林响起了回声。他把短筒的大枪（哥萨克称为火药枪）挎到肩上，举了举帽子。

“一天过得好啊，好人儿！嗨！”他用同样快乐有力的声音对哥萨克们说，他不费劲就说得那么响，仿佛向对岸什么人喊叫似的。

“你好，大叔！你好！”从四面八方响起年轻哥萨克们快乐的声音。

“看到什么没有？讲给我听听！”叶罗什卡喝道，一面用束腰无领长袍的袖子把汗珠从他那又大又红的脸上擦掉。

“告诉你，大叔！有一只好大的鹞鹰就在那边梧桐树上落脚！一到晚上就出来盘旋。”纳扎尔卡说，一面眨巴着眼皮，抽动着一边的肩膀和腿。

“你说真的！”老汉不相信地说。

“真的，大叔，你去守着吧。”纳扎尔卡笑着肯定地说。

哥萨克们都笑起来。

这个滑稽鬼并没看见什么鹞鹰；但是哨所里的年轻哥萨克们已经成为习惯：只要叶罗什卡大叔一来他们这里，他们就逗他，哄他。

“哎，傻瓜，净撒谎！”卢卡什卡从瞭望台上对纳扎尔卡说。

纳扎尔卡马上就闭了口。

“应该去守，我一定去守。”老汉回答，为的使所有的哥萨克皆大欢喜，“看到野猪没有？”

“说得倒容易！看见野猪！”班长说，他很高兴有个开心的机会，身子歪来歪去用两只手在背脊上搔痒。“现在要捉的是阿布列克，不是野猪。你什么都没听说吗，大叔？”他又问了一句，无缘无故地眯缝着眼，张开两排密密的白牙。

“捉阿布列克？”老汉说，“没有，没有听说。怎么样，有奇希尔[12]吗？拿来喝吧，好人儿。累坏了，真的。过些时候，我给你们拿新鲜的野味来，真的拿来。拿酒来吧。”他又说了一句。

“怎么样，你想不想去守啊？”班长问道，装着没有听清对方说什么。

“夜里去守，”叶罗什卡大叔回答，“靠上帝保佑，过节以前说不定能打到什么；打到东西也分给你一点，真的！”

“大叔！喂！大叔！”卢卡[13]在上面尖利地喊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有的哥萨克都抬头看他，“你到上游的河岔子去找，那里有大群的野猪。我不撒谎。真的！前些日子我们的弟兄打到一只。我说的是实话。”他一面把背上的枪背好，一面又说了一句，从他的声调可以看出他不是说笑话。

“哎，快手卢卡什卡在这里！”老汉往上望着，说道，“在什么地方打到的？”

“你没有找到吗！可见你还是孩子，”卢卡什卡说，“就在沟渠旁边，大叔，”他晃着脑袋认真地说了一句，“我们正顺着沟渠走，只听见它喀嚓喀嚓地响，我的枪放在套子里。伊利亚斯卡忽通一枪……大叔，我指给你看是在什么地方，——不远。稍微等一下。老兄，野猪走的路我都知道。莫谢夫大叔！”他坚决地、几乎命令似的对班长说，“该换岗了！”他拾起枪，不等下命令就从瞭望台上走下来。

“下来吧！”已经过了一会，班长才说，一面环顾着四周，“轮到你了吧，古尔卡？去吧！真是，你的卢卡什卡真学得机灵了，”班长对老汉说，“跟你一样，老在外面跑，在家里坐不住；前几天他打死了一只野猪。”

七

太阳已经落山，黑夜的阴影从森林那边很快地移过来。哥萨克在哨所附近干完了活儿，都到屋里吃晚饭去了。只有那个老汉还留在梧桐树下等待鹞鹰，不时地拉一拉系着腿的青鹰。鹞鹰站在树上，但不下来捉小鸡。卢卡什卡在最密的荆棘丛中野鸡惯走的小径上不慌不忙地安置捉野鸡的索套，他一支接着一支地唱着歌儿。他虽然体高手大，但是可以看出，不论粗细活儿，样样都得心应手。

“嗨，卢卡！”他们听见从不远的密林里传来纳扎尔卡的尖利响亮的声音，“哥萨克都去吃饭了。”

纳扎尔卡挟着一只活野鸡，穿过荆棘丛向小径走来。

“噢哟！”卢卡什卡说，停止了唱歌，“在哪儿捉来的野鸡，大概是我下的索套……”

纳扎尔卡和卢卡什卡同岁，也是在春天刚入伍。

他是一个丑陋瘦弱的小伙子，说话的声音尖利刺耳。他们是邻居又是同伴。卢卡什卡盘着腿坐在草地上整理索套。

“不知道是谁的。大概是你的。”

“是不是在坑后梧桐树旁边的那个？就是我的，是昨天放的。”

卢卡什卡站起来看了看被捉住的野鸡。用手摸了摸深蓝深蓝的脑袋，野鸡吃惊地伸长了脖子，滚动着眼珠，他把它抱过来。

“今天我们做鸡肉饭；你去把它宰了，摘掉毛。”

“怎么，我们自己吃还是要请班长？”

“够他的了。”

“我怕杀鸡。”纳扎尔卡说。

“给我来杀。”

卢卡什卡从短剑下面取出一把小刀，很快地用它一捅。野鸡颤抖起来，但还未来得及展开翅膀，血淋淋的脑袋就垂了下去，拍着翅膀挣扎着。

“就是这样办！”卢卡什卡把野鸡扔掉，说，“要吃一顿肥肥的鸡肉饭。”

纳扎尔卡瞅着野鸡，打了一个寒战。

“你听说吗，卢卡，鬼东西又要派我们去放潜伏哨了，”他拿起野鸡又说道，鬼东西是指班长，“把福穆什金派去买奇希尔，本来该是他的班的。谁愿意去守夜！倒霉的事净找到我们头上。”

卢卡什卡吹着口哨向哨所走去。

“把绳子带走！”他喊了一声。

纳扎尔卡服从了。

“我今天要给他讲，真的，我要讲，”纳扎尔卡继续说，“咱们就说：咱们不去，累了，就这么说。还是你说吧，真的，他听你的话。不然这怎么行呢！”

“没事找事！”卢卡什卡说，显然他在想别的，“净说废话！如果夜里从村子赶出来，那才叫气人呢。那里有好玩的，可是这里有什么？在哨所里待着，放潜伏哨，还不都一样。你这个人真是！……”

“你回村里去吗？”

“过节回去。”

“古尔卡说，你的杜娜伊卡和福穆什金要好呢。”纳扎尔卡忽然说。

“见她的鬼去吧！”卢卡什卡答道，他咧开密密的白牙，但是没有笑，“难道我不能再找一个？”

“古尔卡这样说的：他到她那里，她丈夫不在家。福穆什金坐在她那里，吃馅饼。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到窗子前他听见她说：‘鬼东西不在家。亲人儿，不吃馅饼了吗？不要回家去睡觉吧。’他在窗前说：‘好极了。’”

“胡说！”

“真的，我敢发誓。”

卢卡什卡沉默了一会儿。

“她找到了别人，就去她的吧：姑娘还少吗？她不这样，我也已经厌恶她了。”

“你瞧你这个怪人！”纳扎尔卡说，“你最好是找少尉的女儿玛丽扬卡。怎么样，她还没有相好的吧？”

卢卡什卡脸色变得阴沉了。

“玛丽扬卡又怎么样！都一样！”他说。

“你试试看……”

“你想的什么？村里的姑娘不是有的是吗？”

卢卡什卡又吹起口哨，向哨所走去，一面撕掉树枝上的叶子。经过灌树丛时，他忽然停住了，发现一棵光滑的小树，他从短剑下面取出小刀，把它割下来。

“可以做通条。”他说着，就把树条在空中挥得唿唿地响。

哥萨克们在土坯砌的哨所门厅里的土地上，围着鞑靼式的矮桌子坐着吃晚饭，这时正谈到该谁去放潜伏哨的事。

“今天该谁去？”一个哥萨克对着敞开的门口向班长喊了一声。

“该谁去？”班长应了一声，“布尔拉克大叔去过了，福穆什金去过了，”他不十分自信地说，“你们去，好不好？你和纳扎尔[14]，”他对卢卡什卡说，“叶尔古绍夫也一齐去；他大约醒酒了。”

“连你自己都没醒酒，他怎么会醒酒！”纳扎尔卡低声说。

哥萨克们笑起来。

叶尔古绍夫就是那个喝醉酒睡在屋旁的哥萨克。他刚擦着眼睛，踉踉跄跄地走进门厅。

这时卢卡什卡站起来，把枪背好了。

“你们快点去吧；吃了晚饭就去吧。”班长说。不等表示同意，班长就把门关上，看样子，他并不怎么希望哥萨克们听从。“要不是有命令，我也不会派你们，不然，说不定队长会亲自来巡查。并且听说有八个阿布列克要过河。”

“当然应该去，”叶尔古绍夫说，“规矩嘛！不能不去，赶上了这种时候。我说，应该去。”

这时，卢卡什卡两手抱着一大块鸡肉放在嘴边，时而看看班长，时而看看纳扎尔卡，仿佛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毫不关心，并且嘲笑他们两个。哥萨克正要去放潜伏哨，这时在梧桐树下白坐到天黑的叶罗什卡大叔走进黑暗的门厅。

“喂，孩子们，”他的低音在低矮的门厅里嗡嗡作响，压住了所有的声音，“我和你们一起去。你们守车臣人，我守野猪。”

八

叶罗什卡大叔和三个披着毡斗篷、挎着枪的哥萨克走出哨所，他们沿着捷列克河向指定放潜伏哨的地点走去，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纳扎尔卡简直不想去，但是卢卡喝了他一声，他们才很快地准备好。哥萨克默默地走了几步，就从沟渠转弯，沿着刚能看见的芦苇小径向捷列克河边走去。岸边横着一根被浪头抛上来的又粗又黑的木头，木头周围的芦苇是不久前才被踩倒的。

“就在这里守，好不好？”纳扎尔卡说。

“不然到哪里去！”卢卡什卡说，“在这里坐吧，我去指给大叔看，很快就回来。”

“这里是最好的地点：人家看不见我们，可是我们能看见人家，”叶尔古绍夫说，“就在这里坐；头等的位置。”

纳扎尔卡和叶尔古绍夫铺上毡斗篷，在木头后面安顿好，卢卡什卡和叶罗什卡大叔继续向前去了。

“就离这里不远，大叔，”卢卡什卡说，他在老汉前面脚步不出声地走着，“我指给你看野猪从哪里走过。老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指给我；你是个能干的，快手。”老汉也低声说。

又走了几步，卢卡什卡停住了，弯下身来看看一片水洼，他吹了一声口哨。

“就是这里，到这里喝水来的，看见没有？”他说，指着新踩的蹄印，声音低得刚能听见。

“基督保佑你，”老汉回答，“那家伙一定在渠那边水坑里，”他又说，“我坐在这里守着，你走吧。”

卢卡什卡往上纵了纵斗篷，独自一人沿着河岸走回去，他时而很快地看看左边像一堵墙壁似的芦苇，时而看看身旁陡岸下面波涛翻滚的捷列克河。“大约他们也在守卫或者在什么地方爬行。”他心中这样想象车臣人。忽然一阵强烈的沙沙声和溅水声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抓起枪来。河岸下面，跳出一只野猪，唿唿哧哧地喘着气，它那黑色的身影在发光的水面上一闪，就消失在芦苇丛里。卢卡什卡急忙拿起枪贴到肩窝上，但是没来得及射击：野猪已经隐入丛薮里了。他懊丧地啐了一口，继续往前走。快到潜伏哨，他又停住，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他的口哨有了应声，他才向同伴走去。

纳扎尔卡缩做一团，已经睡着了。叶尔古绍夫盘着腿坐着，他向一旁挪动一下，让点地方给卢卡什卡。

“在这里坐着真开心，真的，是个好地方，”他说，“送到了吗？”

“指给他看了，”卢卡什卡回答，一面把斗篷铺开，“刚才有一只老大的野猪在水边走动。大约就是我说的那只！你也许听见动静了？”

“听见像是有野兽喀嚓喀嚓地响。我马上就知道是野兽。我心里想：卢卡什卡把野兽惊动了。”叶尔古绍夫说，把身子蜷缩到斗篷里。“我现在睏觉，”他又说，“鸡叫头遍你叫醒我；要照规矩办事嘛。我先睏觉，睡一会儿；然后你来睏觉，我来坐着；就这么办。”

“谢谢，我连睡都不想睡。”卢卡什卡回答。

夜黑漆漆的，很暖和，而且无风。只有一边天际闪烁着星星；另一边，从山那边起，大半个天被大块的乌云遮着。和群山连成一片的乌云，在无风的空中慢慢地越移越近，蔚蓝的星空明显地衬出乌云的卷边。哥萨克只能看见前面的捷列克河和远方；后面和两旁都是黑墙似的芦苇。芦苇有时无缘无故地摇动，互相碰得沙沙作响。从下面望去，摇曳的芦花仿佛是远在明亮的天际的蓬蓬松松的树枝。前面脚下就是河岸，河岸下是滚滚的流水。往前看，光闪闪的移动的棕色水流在浅滩和岸边总是皱起同样的波纹。再往前看就是水、岸、乌云——所有这一切都融成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水面上有黑影移动，哥萨克的有经验的眼力认出这些黑影是上游带下来的一段木头。仅仅有时闪光映到水中，像映到一面黑镜子上似的，现出对面坡度徐缓的河岸轮廓。均匀的夜间的声响，芦苇的沙沙声，哥萨克的鼾声，蚊虫的嗡嗡声和流水声，有时被远方的枪声打断，有时被河岸塌土的声音打断，有时被大鱼的泼剌声打断，有时被野生密林中的野兽的劈劈啪啪的声音打断。有一次，一只猫头鹰沿着河边飞过，翅膀每扇动两下就互相碰击一下。飞到哥萨克头上，它向森林转去，快飞到树上的时候，不是每隔一下，而是每次扇动翅膀就互相碰击一下，然后落到一棵老梧桐树上，久久地骚动着。每次响起这突然的声音，没有睡眠的哥萨克的听觉就更加紧张起来，眯缝着眼睛，不慌不忙地摸着枪。

大半夜过去了。乌云向西移去，从它那撕碎的边缘露出布满繁星的清澈的天空，金钩倒悬的月亮，把群山的上空照得通红。开始吹来阵阵袭人的凉气。纳扎尔卡醒来，说了一会儿话，又睡了。卢卡什卡觉得闷得慌，站起来，从短剑下取出小刀，开始把小棍削成通条。他的头脑里总是萦回着这样的想法：在那边山里住着车臣人，这些好汉们向这边走来，他们不怕哥萨克，可以从别的地方渡河。想到这里，他就探着身子，顺着河边望去，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他有时望望河，望望那在幽暗的月光下和水分辨不清的远方的河岸，他已经不再想车臣人，只等叫醒同伴就回村里去了。他想到村里的冬妮卡，他的相好的（哥萨克是这样称呼情人的），但是他一想起她就有气。河面呈现出早晨的迹象：银色的雾在水面上发白，离他不远有几只年轻的鹰刺耳地尖叫，拍打着翅膀。最后，从村子远远传来第一遍雄鸡的高唱，跟着是另一只雄鸡的长鸣，然后又有其他的啼声响应它。

“该是叫醒他们的时候了。”卢卡什卡想道，他已经把通条削好，感到自己的眼皮发沉。他转身对着同伴们，细细辨认哪双脚是谁的；可是他忽然觉得，捷列克河对面发出拍水的声音，于是他再一次望望那在倒悬的月牙下发亮的山根，望望对岸的轮廓，望望捷列克河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漂浮在河上的木段。他仿佛觉得它在移动，而捷列克河和浮木却凝然不动；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他又细看。有一根带枝杈的黑色浮木特别引他注意。有点奇怪，这根浮木不摆动也不打转，它在河的正中间浮动。他甚至觉得，它不是顺流而下，而是横过捷列克河向浅滩浮去。卢卡什卡伸长了脖子死盯着它。浮木游到浅滩就停住了，奇怪地动弹着。卢卡什卡仿佛看到，从浮木下面伸出一只手来。“这回我可要打死一个阿布列克了！”他想。他抓起枪，从容不迫而迅速地架好枪架，把枪放好，贴紧肩窝。无声地扳住扳机，屏着气息，一面不断注视着，开始瞄准了。“我不叫醒他们。”他想。然而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着。浮木忽然噗咚一声落入水中，横过河面，向这岸游来。“可别有失闪！”他想，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见一个鞑靼人的脑袋在浮木前闪动一下。他瞄准了那个脑袋。他觉得那脑袋已经近极了，就在枪筒的末端。他又望过去。“就是他，阿布列克。”他快乐地想，忽然，猛一使劲，跳起身跪了下来，又挪动一下枪，看准了目标，这时它在长筒枪的末端刚能看得出，于是，他按照哥萨克从小就养成的习惯祷告了一句：“圣父圣子保佑。”就扳动扳机。勃然爆发的闪光一瞬间照亮了芦苇和水。猝然脆响的枪声响彻了河上，传到很远的地方变成隆隆的声音。浮木已经不是横着河面游动了，而是旋转着，晃荡着顺流而下。

“抓着，我说！”叶尔古绍夫喊叫起来，一面摸索枪，从木头后面欠起身来。

“住嘴，鬼东西！”卢卡咬紧了牙关，向他低声说，“阿布列克！”

“放枪打谁？”纳扎尔卡问，“打谁，卢卡什卡？”

卢卡什卡什么也没回答。他上了子弹，又注视着往下浮走的树木。流了不远，它停在一个浅滩上，从它后面露出一个挺大的东西，在水里摇动。

“打什么？你为啥不说话？”两个哥萨克又问。

“阿布列克！不是告诉你吗？”卢卡说。

“甭吹牛了！许是走火了吧？……”

“我打死一个阿布列克！就是为这放枪！”卢卡什卡说，由于激动嗓子都嘶哑了，他一跃站了起来。“有一个人泅水……”他指着浅滩说，“我把他打死了。朝这边看。”

“别胡扯了。”叶尔古绍夫揉着眼又重说一句。

“什么胡扯？你看嘛！朝这边看。”卢卡什卡说，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把他揪过来，痛得他叫了一声。

叶尔古绍夫朝卢卡什卡指的方向望去，他看出那具尸首后，忽然改变了腔调。

“哎哟！我告诉你，准还有，我给你说实话，”他轻轻地说，开始检查枪，“这个是打头站的；不是这里，就是对岸不远的地方，准还有；我给你说实话。”

卢卡什卡解开腰带，开始脱下束腰无领长袍。

“你到哪去，傻瓜？”叶尔古绍夫喊道，“你只要去试试，就会白白把命送掉，我给你说实话。既然被打死了，他就跑不了。给我一点火药，我要上火药。你有吗？纳扎尔！你快到哨所去，可不要走河岸，他们会干掉你的，我说实话。”

“就我一个人去！你自己去吧。”纳扎尔卡生气地说。

卢卡什卡脱掉长袍。向河岸走去。

“不要去，不是告诉过你，”叶尔古绍夫说，一面向枪膛的火药池里撒火药，“你瞧，他不动弹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天快亮了，等一等哨所就来人。纳扎尔，去吧；害怕了！不要怕，我说。”

“卢卡，我说卢卡！”纳扎尔卡说，“你讲一讲，是怎样干掉的。”

卢卡改变了主意，不马上下到水里。

“你们快到哨所去，我在这里守着。叫哥萨克们派出一班骑兵侦察。如果河这边有情况……好搜索！”

“我说，他们会逃掉的，”叶尔古绍夫站起来说，“非捉到不可，说实话。”

叶尔古绍夫和纳扎尔卡都站起来，画了十字，就向哨所走去，不是沿着河岸，而是披开荆棘穿过森林小径。

“喂，卢卡，要当心，一动也别动，”叶尔古绍夫说，“不然他们也会在这里宰掉你的。你要留神，别大意了，我说。”

“去吧，我知道。”卢卡说，查看一下枪，又坐到木头后面。

卢卡什卡一个人坐着，向浅滩张望，细心地倾听哥萨克有没有走来；可是哨所离得很远，等得他急躁不安；他心中总是想，和被打死的一齐来的阿布列克就要逃掉了。他对现在逃掉的阿布列克，就像对昨晚走掉的野猪一样觉得惋惜。他时而望望自己的周围，时而望望对岸，期待马上再看见一个，他整了整枪架，准备射击。至于人家也会打死他的念头，他连想都没去想。

九

天已经开始亮了。停在沙滩上微微摇荡着的车臣人的整个尸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忽然，离卢卡不远的地方，响起芦苇喀嚓喀嚓的声音，传来脚步的声音，芦花也在摇动。哥萨克把枪机扳到第二道卡齿，口中念念有词：“圣父圣子保佑。”随着枪机的响声，脚步声停止了。

“嗨，哥萨克！不要打大叔。”响起镇静的低音，叶罗什卡分开芦苇，向他走来。

“差一点儿把你打死，真的！”卢卡什卡说。

“放枪打什么？”老汉问。

老汉洪亮的声音响彻了森林，顺着河流滚滚而下，顿时驱散了哥萨克周围夜的沉寂和神秘。仿佛周围忽然变得更亮堂更鲜明了。

“你连一只野兽都没守到吧，大叔，我可打到一只。”卢卡什卡放下机枪，故作镇静地站起来说。

老汉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现在已经看得清楚的发白的背脊，在它周围，捷列克河水激起了波纹。

“背着一段木头泅水。我看出了他，可是……你往那边瞧！就是那儿！穿着蓝裤子，似乎还带一支枪……瞧见了吗？”卢卡说。

“怎么没瞧见！”老汉愤愤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一派庄重而且严峻的表情，“打死了一个骑手。”他好像不胜惋惜地说。

“我正坐着，一瞧，对岸什么东西黑糊糊的？老远老远我就看出是个人走到河边，下到水里。多么奇怪！大段树枝，一个老大老大的树枝在水上游，不是往下游，是横着过来。一瞧，哟，从它下面露出一个人脑袋。你说怪不怪？我摆好了枪，从芦苇里我看不见；我欠起身来，他大约听见了，狡猾的东西，向浅滩游去，爬了上去，往四外张望。别逞能，我心里想，你逃不脱的。他只是爬上去望了望。（哎哟，我喉咙堵得难受！）我把枪准备好，一动不动，等待机会。他停了又停，于是又游了，游到月光底下，连脊梁都看得见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保佑。’透过烟一瞧，他在乱动弹呢。他呻吟着，也许是我这样觉得吧？我想，谢天谢地，打死了！他给冲到浅滩上，全看得一清二楚的，他想站起来，但是没有力气。挣扎了一会儿，就躺下不动了。看得清清楚楚的。瞧他一动不动，准是完蛋了。他们两个回哨所报告去了，不叫其余的逃掉！”

“你还想再捉到！”老汉说，“老弟，早跑远了……”他又伤感地摇摇头。这时可以听见步行的和骑马的哥萨克大声地谈话，弄得树枝子喀嚓喀嚓乱响，沿着河岸来了。

“把小船带来没有？”卢卡喊了一声。

“真能干，卢卡！拖到岸上来！”有一个哥萨克喊道。

卢卡什卡不等小船来到，就开始脱衣服，目不转睛地瞅着捕获物。

“等一等，纳扎尔卡就把船撑过来了。”班长喊道。

“傻瓜！也许还活着呢！装死！带着短剑。”又有一个哥萨克喊道。

“废话！”卢卡脱着裤子喊道。他很快就脱了衣服，画了个十字，纵身一跃，就在溅起的水花中钻入水里，浑身都沾湿了，雪白的胳膊一左一右向前甩开，背脊高高地露出水面，大声喘着气，向浅滩横渡过去。岸上的一群哥萨克，几个声音同时大声谈论着。有三个骑兵巡逻去了。小船从河湾那边划过来。卢卡什卡爬上浅滩，俯下身来把那个车臣人晃了两下。只听见卢卡从那里尖声叫道：“挺尸了！”

车臣人头部中弹。他穿着蓝裤子、衬衫、束腰无领长袍，背上绑着枪和短剑，此外还绑着一个大树枝子，这就是那个起先瞒过卢卡什卡的树枝子。

“嗬，好大一条鲤鱼！”围成圈的哥萨克中间有人说，这时，那个从小船里拖上来的车臣人的尸体躺在岸上，压倒了一片野草。

“你看他的脸多黄！”其中又一个说。

“咱们的骑兵到哪儿搜索去了？他们大约全在对岸。如果不是打前站的，是不会这样泅水的。单个儿游过来干吗？”第三个人说。

“准是个能手，居然打先锋。看样子是个了不起的骑手！”卢卡什卡嘲笑地说，他在岸上拧着湿衣裳，不停地打哆嗦，“胡子还染过，修剪过。”

“背上还绑个口袋，里面装着粗呢上衣。这样泅水轻一点。”有一个人说。

“卢卡什卡，你听我说！”班长拿着从死者身上取下的短剑和枪，说，“你把短剑和上衣拿去，这支枪给我，我给你三个卢布。瞧，枪筒上有个砂眼，”他说着就向枪口吹气，“我不过是想留个纪念。”

卢卡什卡一句话没说，这样敲诈勒索显然使他气愤，但是他知道这是免不了的。

“咳，这算什么玩意儿！”他沉着脸子把车臣人的上衣向地上一摔，“上衣是件好的倒也罢了，而实际上，是一件乞丐的衣裳。”

“背柴时可以穿穿。”另外一个哥萨克说。

“莫谢夫！我要回家去。”卢卡什卡说，看样子，他已经忘了自己的气愤，想利用给官长送礼的机会找点便宜。

“回就回呗！”

“弟兄们，把尸首弄回哨所去，”他向哥萨克们吩咐道，一面老是查看枪，“给它搭一个棚子挡挡太阳。也许山里有人来赎。”

“天还不热呢。”有一个人说。

“给豺狼撕掉了呢？那怎么是好啊？”又一个哥萨克说。

“我们派人守着，不然有人来赎，一看撕得鸡零狗碎的，那可不好。”

“卢卡什卡，怎么样：请弟兄们喝一维德罗[15]吧。”班长又快乐地说了一句。

“这是老规矩，”哥萨克们附和着说，“瞧你运气多好：刚出来混事就打死一个阿布列克。”

“你们把短剑和上衣都买了吧。多给点钱。裤子也卖给你们。去你的吧，”卢卡说，“我穿不上：这家伙是一个精壮的汉子。”

有一个哥萨克花了一卢布把上衣买去。另一个用两维德罗酒把短剑换了去。

“弟兄们，喝吧，我请一维德罗酒，”卢卡什卡说，“我亲自从村里运来。”

“把裤子剪成头巾送给姑娘们。”纳扎尔卡说。

哥萨克们哄然大笑。

“够了够了，不要笑了，”班长重复着说，“把尸首弄走。干吗要把这么脏的东西放在屋子旁边……”

“干吗站着不动？弟兄们，把它拖到这里！”卢卡什卡对那些不愿意碰死尸的哥萨克们用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声，哥萨克们都执行他的命令，就仿佛他是首长似的。哥萨克们把尸首拖了几步，就把腿放下，这双腿毫无生气地抖了一下就落在地上，哥萨克们闪开来，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纳扎尔卡走到尸体跟前，把扭歪了的头颅摆正，露出太阳穴上血淋淋的圆圆的伤口和死者的整个面孔。

“瞧，做了个多么好的记号！正在脑子上！”他说，“这一下可丢不了啦，主人认得出。”

没有人说话，安静的天使又在哥萨克们的头上飞翔。

太阳已经升高了。四射的光芒照到饱含露水的绿叶上。不远的捷列克河在醒来的森林里滚滚地流着；野鸡从四面互相啼叫着迎接早晨。哥萨克们在死者周围默默不动地站着，不住地望着他。他那穿一条湿得发黑的蓝裤子，在瘪下去的肚子上束着腰带的棕色的身体匀称而且漂亮。肌肉发达的两只胳膊顺着两肋直直地放着。新剃的发青的圆脑壳带着血液凝结的伤口偏颇地往后歪着。平滑的晒黑的前额和新剃的脑壳界线分明。他睁着玻璃似的眼睛，瞳人在下方凝然不动，仿佛是越过一切往上望着。从剪短的红胡子下面露出薄薄的松弛的嘴唇，唇上仿佛停留着一丝善意的讥笑。他的小手长满了红毛，手指往里弯曲着，指甲也是染红了的。卢卡什卡还没有穿上衣裳。他浑身透湿，脖颈更显得发红，眼睛比平时更光亮；宽宽的颧骨颤抖着；他那白净而健康的身体在早晨的新鲜空气中微微冒着热气。

“本来也是个人物来的！”他说，显然是在欣赏死人。

“是啊，要是碰到他的手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哥萨克中间有人说。

静穆的天使飞走了。哥萨克们动作起来，谈起话来。有两个人去砍灌木准备搭棚。其他的人溜溜达达地走回哨所去。卢卡和纳扎尔卡跑过去收拾东西准备回村子。

半小时后，卢卡和纳扎尔卡几乎是跑步穿过捷列克河和村子中间的森林向家里走去，一面走一面不停地说话。

“记住，你不要对她说是我叫你来的；你就去看一看她丈夫在不在家？”卢卡厉声地说道。

“我顺便绕到亚姆卡家看看，——咱们吃喝它一顿吗？”顺从的纳扎尔卡问。

“今天不吃不喝，什么时候吃喝。”卢卡回答。

两个哥萨克走进村子，喝了酒，一倒头就睡到晚上。

十

在上述事件之后的第三天，有两个高加索步兵连来到诺沃姆林斯克村。卸了马的连队辎重车停在广场上。伙夫们掘好坑，从各家院子里顺手牵羊地拖来一些木头，煮起粥来。司务长在检查人数。辎重兵揳橛子拴马。设营员们像管家似的在大街小巷穿来穿去，给军官和士兵们分配住处。这里是排成一列的子弹箱。这里是炮车和马匹。这里是煮粥的大锅。这里是上尉，是中尉，是司务长奥尼西姆·米哈伊洛维奇。这一切就是发生在听说连队奉命在那里驻扎的村子里；因此，连队到了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为什么驻扎在这里？这些哥萨克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欢迎他们驻扎在那里吗？他们是不是分裂教派？这都没有关系。那些散了队的、疲惫不堪的、满身尘土的士兵们，像一群归巢的蜜蜂似的，吵吵嚷嚷和毫无秩序地散布在广场上和大街上；全然不去理会哥萨克们对他们的反感，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武器碰得锵锵作响，走进人家的屋里，把军用品挂起来，打开袋子整理东西，跟女人们开玩笑。在士兵喜爱的地方——煮粥的地方，聚了一大堆人，士兵们嘴里叼着烟袋，一会儿望望炊烟——它慢慢升到炎热的高空，凝聚成一朵白云，一会儿望望篝火——它在洁净的空气中像熔化了的玻璃似的颤动着，他们挖苦和取笑哥萨克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俄罗斯人的完全不一样。在各家的院子里都可以看见士兵，都可以听见他们的大笑声，听见哥萨克女人们卫护自己的家和不让士兵们使用水和器皿的厉声尖叫，小孩子和小姑娘偎依着母亲，母亲也偎依着他们，他们带着吃惊的眼神盯视着从未见过的军人的每一动作，并且敬而远之地跟在他们后面跑。老年的哥萨克走出屋子，坐在屋根的土台上，阴沉沉地一言不发地看着士兵们忙碌奔走，仿佛他们对这一切只好听之任之，不明白会闹成什么样子。

奥列宁在高加索团队当士官生已经三个月了。他分配到村中最好的房子，房东就是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和妻子乌莉特卡大娘。

“这怎么得了，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喘吁吁的瓦纽沙对奥列宁说。这时奥列宁身穿束腰无领长袍，骑着在格罗兹买的卡巴尔达马，在赶了五小时的路以后正高高兴兴地进入给他指定的住处的院子。

“怎么啦，伊万·瓦西里奇[16]？”他问道，一面抚摩着马，快乐地望着满头大汗、头发蓬乱、面色难看的瓦纽沙，他跟着行李车先到，正在整理东西。

奥列宁看上去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本来剃得光光的两颊，现在冒出年轻人的胡须。由于夜生活弄得枯槁憔悴、又黄又瘦的面孔，现在两颊、前额、耳后都露出发红的、晒黑的健康颜色。本来是洁净的、簇新的黑色燕尾服，现在换上白色的、肮脏的、打着宽大皱褶的束腰无领长袍，而且佩上武器。本来是新浆洗过的小领子，现在紧箍着晒黑的脖颈的是粗绸子上衣的红领子。他是学契尔克斯人的装束，但学得不好；谁都可以认出他是俄罗斯人，而不是骑手。看来满像那回事，其实不像。虽然如此，他全身仍然散发着健康、快乐和得意的气息。

“您觉得好笑，是吧，”瓦纽沙说，“您自己去试试跟这里的老乡谈谈，他们硬是给你钉子碰。你从他们嘴里连一句好听的话也掏不出。”瓦纽沙怒冲冲地把铁桶往门槛一扔，“不像咱们俄罗斯人。”

“你不会找村长去吗？”

“我知道他住在哪里？”瓦纽沙气愤地说。

“谁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奥列宁环顾着周围说。

“真见鬼！呸！正当家的不在，说是‘簖鱼’[17]去了。老太婆凶得像个魔鬼，上帝保佑！”瓦纽沙抓住头发，说，“我真不知道在这里怎样过下去。比鞑靼人还坏，真的。枉有个基督徒的称号。鞑靼人已经够呛的了，但比起来还算高尚的。‘簖鱼去了’！亏她想得出‘簖鱼’！”瓦纽沙把话说完了，转过脸去。

“怎么啦，有点不像在咱们家里，是不是？”奥列宁戏弄地说，他仍然没有下马。

“请您把马交给我吧。”瓦纽沙说，他显然被新的秩序弄糊涂了，但是也无可奈何。

“这么说来，鞑靼人还要高尚点？瓦纽沙，是不是？”奥列宁一面下马，拍了拍马鞍子，重复着说。

“你还笑呢！你觉得好笑！”瓦纽沙怨声怨气地说。

“等一等，别生气，伊万·瓦西里奇，”奥列宁仍然含着笑说，“让我到房东那里看看，一切都会弄好的。我们还要住得称心如意呢！不过你别着急。”

瓦纽沙没有答话，只是眯缝着眼鄙薄地瞧了瞧主人的背影，摇了摇头。瓦纽沙把奥列宁只当做主人，而奥列宁把瓦纽沙也只当做仆人，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是一对朋友的话，那么他们俩一定会感到惊奇。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确是朋友。瓦纽沙刚到主人家时才十一岁，奥列宁跟他同年。奥列宁十五岁时，有一个时期，对瓦纽沙进行了教育，教会了他读法文，瓦纽沙对这特别引以为骄傲。直到现在，瓦纽沙在高兴的时候还卖弄几句法国话，并且接着总是一阵傻笑。

奥列宁跑上台阶，推开通到过厅的门。玛丽亚娜穿一件哥萨克姑娘家常穿的粉红长衫，吃惊地从门口闪开，紧靠着墙站在那里，用鞑靼式长衫的宽袖子遮着脸的下部。奥列宁把门再推开一点，在半明半暗中看见了哥萨克姑娘的高大苗条的身材。怀着急不可待的青春的好奇心，他不由得注意到在薄薄的印花布长衫下衬出矫健的少女身姿，以及那双美丽的黑眼睛带着儿童的畏惧和野性的好奇心注视着他。“这就是她！”奥列宁想道，“还有很多这样的呢。”接着他心中又起了这个念头，于是他推开通到屋里的门。乌莉特卡老大娘也穿着一件长衫，正背着他弯腰扫地。

“你好，老大娘！我是来谈租房的事……”他开始说。

那个哥萨克女人没有直起腰来，把她那严厉的、然而还很美的脸转过来对着他。

“干吗来了？耍笑我们来了？是不是，我要笑给你看看！你这个染上黑死病的！”她喊道，斜着眼睛从紧皱的眉头下面瞅着他。

奥列宁起初想，劳苦勇敢的高加索军团一定到处受人欢迎，特别是受战友哥萨克们的欢迎，所以受到这样的接待使他莫名其妙。可是他没有慌乱，他想解释一下他是准备付房钱的，但是老太太不让他说完。

“你干吗来了？谁要你那倒霉的钱？你这个光脸皮！等一会主人回来，他会给你房子的。我不要你的臭钱。说得倒容易，真没见过！吸烟把屋子熏臭了，想付房钱了事，没见过这种臭东西！枪子儿打穿你的肚皮，穿透你的心！……”她打断奥列宁的话，尖着嗓子喊道。

“看起来，瓦纽沙是对的！”奥列宁想道，“鞑靼人要高尚些。”伴随着乌莉特卡大娘的骂声，他走出屋子。正在他走出去的时候，还是穿着那件粉红色的长衫，但是已经用白头巾遮到眼睛的玛丽亚娜，忽然从他面前溜出了过厅。她赤着脚飞快地从台阶咚咚地跑下去，猛然停住脚，转过脸来，用笑眯眯的眼睛看了看年轻人，就拐过屋角不见了。

那坚实的年轻的步伐，那白头巾下光闪闪的眼睛刺人的一瞥，那美人的矫健体格之匀称苗条，现在使奥列宁更感到吃惊。“大概就是她了。”他想道。他不再去想那租房的事，老是张望玛丽亚娜；他走到瓦纽沙跟前。

“瞧，那姑娘多么野，”瓦纽沙说，他还在车旁忙来忙去，但已经有点高兴了，“活像一匹马群里的小马驹！拉法姆[18]！”他又说一句，接着得意地高声哈哈大笑起来。

十一

将近傍晚，主人捕鱼回来了，他得知他可以得到房租，就劝慰了妻子，满足了瓦纽沙的要求。

新居一切都安置好了。房东搬到冬天住的房间，把夏天住的房间以每月三卢布的租金让给士官生。奥列宁吃过东西，就睡了。傍晚醒来，他洗了脸，把身上收拾干净，吃了中饭，就坐在朝街的窗户跟前抽起烟来。炎热减退了。带有镂花屋脊的茅舍的斜影，移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已经爬上对面房屋的墙根了。对面房屋陡峭的芦苇顶盖，在落日的光辉下闪闪发光。空气清凉了。村子里是一片寂静。士兵们分头住下，安静下来。牲畜还没有赶回来，人们还没有干完活儿回家。

奥列宁的住处几乎是在村头。有时，从捷列克河对岸的远方，就是从奥列宁来的那些地方，传来低沉的枪声，——这是从切奇尼亚或者卡尔梅克平原传来的。过了三个月的野营生活，奥列宁觉得非常好。在刚刮过的脸上，他感到凉爽，在强壮的身体上，他感到行军后异乎寻常的清洁，在歇过乏的四肢上，他感到宁静和力量。在他的心灵上也感到清新和明净。他回忆起危险已经过去的行军生活。回忆起他在危险中表现得很好，并不比别人差些，他被认为是勇敢的高加索军人中的一员。莫斯科生活的回忆已经飞到九霄云外。旧生活一扫而光，新的生活，全然崭新的、还没有犯过错误的生活开始了。他可以在这里的新人中间做一个新人，赢得一个新的好名声。他体验到一种无缘无故的生活的喜悦——这是一种青春的感觉。他时而往窗外看看在屋旁阴影里转陀螺的孩子们，时而看看刚收拾好的房间，他不住地想，在这对他说来还是新鲜的哥萨克村庄的生活中安顿下来，他是多么愉快。他再看一看山和天空，一种庄严的大自然的严峻感情，掺进他的一切回忆和幻想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了，并不像他离开莫斯科时所想的那样，而是出乎意外美好地开始了。山啊，山啊，山啊，他所想所感的一切，都含有它的气息。

“亲母狗！舔瓦罐！叶罗什卡大叔亲母狗！”在窗下转陀螺的孩子们忽然对着小巷子喊道，“亲母狗！卖了剑，喝了酒！”孩子们一面喊，一面挤做一团跑开了。

这是对叶罗什卡大叔喊的，这时他挎着枪，腰间挂着野鸡，打猎回来了。

“我的罪过，孩子们！我的罪过！”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面用力甩开两手，往街两旁的窗户张望着，“把母狗也卖掉喝了酒，是我的罪过！”他重复着说，看样子是生气了，但装作满不在乎。

孩子们这样招呼老猎人使奥列宁觉得奇怪，而使他更惊奇的是那个被称做叶罗什卡大叔的人那副富有表情的聪明的面孔和强壮的身体。

“老大爷！哥萨克！”他对他说，“到这里来。”

老汉往窗口望了望，停住了。

“你好，好人儿。”他说，在剪得短短的头发上举了举他的小帽。

“你好，好人儿，”奥列宁回答，“孩子们对你喊些什么？”

“逗着我老头子玩呢。这没什么。我喜欢。让他们取笑大叔好了。”他说，腔调硬朗而且好听，受人尊敬的老年人都是这样说话的，“你是军队的官长吗？”

“不是，我是士官生。你在哪里打到的野鸡？”奥列宁问道。

“在森林里打到三只野鸡。”老汉说着，就转身把宽阔的背脊对着窗户。在他背后挂着三只野鸡，它们的脑袋掖在腰带里，束腰无领长袍上染着斑斑的血迹。“难道你没见过吗？”他问。“你想要就拿去两只吧。给你！”他从窗口递进来两只野鸡。“怎么，你是猎人吗？”他问。

“是猎人。我在行军的时候亲手打死过四只。”

“四只？这么多！”老汉嘲笑地说，“你爱喝酒吗？喝奇希尔吗？”

“为什么不啊？我爱喝一盅。”

“啊，我看出你是一条汉子！咱们要交个朋友。”叶罗什卡大叔说。

“来吧，”奥列宁说，“咱们喝一杯奇希尔。”

“我就来，”老汉说，“你把这野鸡拿去吧。”

从老汉的脸上看得出，他很喜欢士官生，并且他马上就懂得，在士官生这里可以白喝酒，所以可以送给他一对野鸡。

几分钟后，屋门口出现了叶罗什卡大叔的身影。这时奥列宁才清楚地看出：虽然这个人留着雪白雪白的大胡子，枣红色的面孔全都刻画着老年的、有力的、劳动的皱纹，可是他的体格是多么魁伟和粗壮。他的胳膊、腿、肩膀，是这样丰满和滚圆，只有年轻人才是这样的。在他的头上，从短发下面露出几道深深的疤痕。青筋暴露、粗壮得像公牛似的脖颈满盖着纵横交错的皱褶。长满老茧的双手僵硬而且全是伤痕。他轻快利落地迈过门槛，把枪取下放在墙角，迅速地扫视了一下而且估了估屋里摆设的家当，于是迈开包在鹿皮里的外八字脚轻轻地走到屋子中间。一股强烈的、然而并不难闻的奇希尔、伏特加、火药和晒干的血的混合味道，跟他一起涌进屋里。

叶罗什卡大叔对圣像行了礼，捋了捋胡子，走到奥列宁跟前，向他伸出一只粗大的黑手。

“科什基利德！”他说，“这是鞑靼话，意思是祝你健康，祝你平安。”

“科什基利德！我懂。”奥列宁回答，也把手伸给他。

“嗨，你不懂，你不懂规矩！傻瓜！”叶罗什卡大叔责备地摇着头说，“人家对你说科什基利德，你就说：阿拉 拉兹 博松，意思是托天之福。要这样说，我的老弟，不要说科什基利德。我全教给你。以前我们这里有个伊利亚·莫谢伊奇，是你们俄罗斯人，俺俩是朋友来着。是条好汉。酒鬼，小偷，猎人，一个好样的猎人！我把什么都教会了他。”

“你要教我什么？”奥列宁问，他对这个老汉越来越感兴趣。

“我带你打猎，教你捕鱼，叫你认一认车臣人，你愿意的话，给你找个相好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是滑稽家！”老汉笑起来，“我坐一坐，老弟，我累了。卡尔加？”他又问了一句。

“卡尔加是什么意思？”奥列宁问。

“意思是：好，是格鲁吉亚话。我常这样说；我的口头语，卡尔加是我喜爱的话；我说卡尔加，是我开玩笑呢。怎么样，老弟，吩咐把奇希尔拿来。老总，你有勤务兵吗？有？伊万！”他喊道，“你们当兵的都叫伊万。你的勤务兵也叫伊万，是不是？”

“对了，叫伊万。瓦纽沙！向房东买点奇希尔来。”

“瓦纽沙也好，伊万也好，反正都一样。为什么你们当兵的都叫伊万？伊万！”老汉喊了一声，“老弟，你要新开的那桶酒。他家的奇希尔是全村最好的。要注意，三十戈比一两，多要不给，这就够那个老巫婆高兴的了……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地道，蠢得很，”当瓦纽沙走出屋子的时候，叶罗什卡大叔用推心置腹的声调继续说，“他们不把你们当人看。他们觉得你比鞑靼人还坏。他们说俄罗斯人都是世俗的人。可是我看，你虽说是兵，但仍然是人，也有一颗人心。我说的对吗？伊利亚·莫谢依奇是个兵，可是，他为人多么好啊！是不是，老弟，就是为了这，我们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我无所谓。我是个乐天派，我谁都爱，我是叶罗什卡嘛！就是这样的，老弟！”

说到这里，老汉亲热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十二

在这工夫，瓦纽沙已经整顿好自己的家务，甚至在连部的理发师那里理了发，并且把裤脚儿放在靴子外面，这表示连队已经住在宽敞的宅院里，他的心情十分舒畅。他聚精会神地但不怀善意地把叶罗什卡打量了一番，像打量一个从未见过的野兽一样，他看了看被他弄脏了的地板，摇摇头，从条凳下面拿出两个空瓶子，就到房东那里去了。

“您好，亲爱的，”他下决心表现得特别和善，“我们老爷吩咐买酒来了；给我们倒一点，善人们。”

老太婆一句话不答。姑娘在一面鞑靼式的小镜子前戴头巾；她默默地回头看了看瓦纽沙。

“我们给钱，敬爱的，”瓦纽沙摇了摇兜里的铜币，“你们待我们好，我们也待你们好，这样才好。”他加添了几句。

“要多少？”老太婆突然问道。

“二斤。”

“亲爱的，你去给他们倒二斤，”乌莉特卡老大娘对女儿说，“倒那个刚打开的，好孩子。”

姑娘拿起钥匙和大肚长颈瓶就同瓦纽沙一起走出了屋子。

“请问你，这个女人是谁？”当玛丽扬卡经过窗口的时候，奥列宁指着她问老汉。

老汉眨眨眼，用肘弯捅了捅年轻人。

“你等一下。”他说着就把头伸出窗外。“喀姆！喀姆！”他咳嗽了几声，就低沉着嗓子喊道，“玛丽亚奴什卡！哎，小妞儿玛丽亚奴什卡！爱我吧，亲爱的！我是个滑稽鬼。”他又对奥列宁低声说了一句。

那姑娘头也不转地均匀而有力地甩开两手，用哥萨克姑娘所特有的潇洒而矫健的步伐从窗口走过，她慢慢地转动被长睫毛遮着的黑眼睛，仅仅向老汉瞟了一眼。

“爱我吧，你会幸福的！”叶罗什卡喊道，又对奥列宁眨眨眼，疑问地看着他，“我是个好汉子，我是个滑稽鬼，”他又说，“这姑娘是个皇后？对吧？”

“美女，”奥列宁说，“叫她到这里来。”

“那可不行！”老汉说，“人家正要把她说给卢卡什卡呢。卢卡是个能干的哥萨克，骑手，前几天打死一个阿布列克。我给你找个更好的。给你找个浑身上下穿绫罗戴金银的。我说得出就办得到；找一个美人。”

“这么大年纪，还说这种话！”奥列宁说，“这是罪过啊！”

“罪过？有什么罪过？”老汉坚决地回答，“看看漂亮的姑娘就算罪过？和她玩玩就算罪过？难道爱她也算罪过吗？你们那里都是这样的吧？不，老弟，这不算罪过，这是超度灵魂。上帝造了你，上帝也造了姑娘。老弟，他造了一切。所以看看漂亮的姑娘不算罪过。造出她来，就是让人爱她，让人从她身上得到欢乐。我是这样看法，亲爱的。”

玛丽亚娜穿过院子走进一间摆满了桶的黑暗冰冷的贮藏室，她习惯地念着祷词走到桶跟前，把端子放了进去。瓦纽沙站在门口，微微含笑地看着她。他觉得她穿的那件长衫，后面紧箍着，前面往上吊着，太可笑了，更可笑的是她脖颈上挂着一串银币。他想，这不是俄罗斯式的打扮，他们仆人要是看到这样装束的姑娘，会哄然大笑的。“拉非利 科姆 塞 特雷 比耶，[19]别有风味，”他想，“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

“干吗挡着亮，鬼东西！”姑娘忽然喊了一声，“把瓶子拿过来嘛。”

玛丽亚娜把瓶子灌满红色的凉葡萄酒，就递给瓦纽沙。

“把钱交给妈妈。”她推开瓦纽沙拿着钱的手，说。

瓦纽沙微笑一下。

“您为什么这么凶，亲爱的？”他和和气气地说，犹犹豫豫地不知怎样办是好，这时姑娘已经把酒桶盖好。

她笑了起来。

“难道你们和气吗？”

“我和我们老爷都很和气，”瓦纽沙确信地回答，“我们可和气呢，不管住在哪里，我们的房东总是感激我们。因为他是贵族。”

姑娘停下来听他讲。

“他结过婚吗，你们家老爷？”她问。

“没有，我们老爷还年轻，没有结婚。因为贵族老爷从来不在年轻时候结婚。”瓦纽沙用教训的口吻反驳道。

“看你说的！吃得像头水牛似的，还说年轻不能结婚！他是你们军队的长官吗？”

“我们老爷是士官生，意思是说，还不是军官。可是这个称号比将军还大，是个大人物。因为不光是我们的团长认识他，连沙皇也认识他，”瓦纽沙骄傲地说，“我们不是那种叫花子军队，我们老爷是个枢密官，有一千多农奴，给我们寄钱一寄就是上千卢布。所以人家都喜欢我们。就是当个连长又怎么样，没有钱还不是白搭？……”

“走了，锁门了。”姑娘打断了他的话。

瓦纽沙把酒拿回去，对奥列宁说，拉非利 塞 特雷 茹利[20]，接着哈哈傻笑一阵就走开了。

十三

在这工夫，广场上号声响了。人们做完工回来了。大门口牲畜群哞哞地吼叫，在金色的尘土云雾里拥挤着。姑娘们和女人们在街上和院子里忙着赶牲口。太阳完全隐没在远方的雪山后面。一片淡蓝色的阴影遮着了天和地。在黑暗的果园上空，露出刚刚发亮的星星，村子里的声响渐渐静下来。哥萨克女人们收拾好牲口，都嗑着葵花子走到街的拐角，在土台上坐下来。玛丽亚娜挤完了两只黄牛和一只水牛的奶，也加入了其中的一伙儿。

这一伙儿里面有几个妇女和姑娘，还有一个哥萨克老人。

他们正在谈论打死阿布列克的事情，哥萨克老人讲，女人们问。

“我想，会给他很大的奖赏吧？”一个女人说。

“哪还用得着说？听说要给他寄来十字勋章呢。”

“就是这样，莫谢夫也想欺负他。把枪没收了去，基兹利亚尔的官长都知道了这件事。”

“真下流，这个莫谢夫！”

“听说卢卡什卡回来了。”一个姑娘说。

“和纳扎尔卡一起在亚姆卡（亚姆卡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放荡女人，她开设一个小酒店）那里玩呢。听说他们喝了半维德罗酒。”

“这个快手真幸运！”有一个人说，“简直是一个快手！没有说的！小伙子是好样的！多么麻利！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他父亲基里亚克就是这样的人；完全像父亲。他被打死的时候，全村都为他哭了……瞧，好像是他们来了，”那个说话的人指着顺着街向他们走来的哥萨克，继续说，“叶尔古绍夫也和他们一起来了！瞧那个醉鬼！”

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叶尔古绍夫喝完了半维德罗酒，向姑娘们走来了。他们三个人，特别是那个年纪大的哥萨克，面孔都比平常红。叶尔古绍夫踉踉跄跄的，老是放声大笑，撞着纳扎尔卡的腰。

“骚货，你们怎么不唱歌？”他对姑娘们喊道，“我说，唱个歌给我们助兴吧。”

“你们好？你们好？”响起了一阵欢迎声。

“唱什么歌？又不是过节。”一个女人说，“你灌足了，你唱吧。”

叶尔古绍夫哈哈大笑，推了推纳扎尔卡：

“你唱一个，怎么样！我也唱，我能干，我说。”

“怎么，美人儿，睡着了吗？”纳扎尔卡说，“我们从哨所来喝庆贺酒来了。我们刚才庆贺了卢卡什卡。”

卢卡什卡走到那伙人跟前，慢慢地举了举皮帽子，就在姑娘面前站住了。他那宽宽的颧骨和脖颈都是红的。他站在那里轻轻地、庄重地说话；但是这种缓慢而庄重的动作比纳扎尔卡的信口胡扯和忙忙乱乱却更能活跃气氛，而且增加力量。他好似一匹小马驹撒过欢，摇了摇尾巴，打了一个鼻响，四蹄像钉在地上似的站住了。卢卡什卡静静地站在姑娘们面前；眼睛含着笑意；他很少讲话，时而看看喝醉了的同伴，时而看看姑娘们。当玛丽亚娜向拐角走来的时候，他稳稳地、不慌不忙地举了举帽子，让到一旁，然后又在她面前站着，一只脚微微向前伸出，大拇指插进腰带里，摆弄着短剑。玛丽亚娜慢慢地低下头回答他的鞠躬，坐到土台上，从怀里掏出葵花子。卢卡什卡目不转睛地望着玛丽亚娜，她嗑着葵花子，慢慢地吐着壳儿。当玛丽亚娜走来的时候，大家都安安静静的。

“怎么样？这次回来要住很久吗？”一个哥萨克女人打破了沉默，问道。

“明天早上回去。”卢卡什卡庄重地回答。

“是啊，愿上帝保佑你得到好处，”那个年老的哥萨克说，“刚才还说来着，我很高兴。”

“我也是说嘛，”喝醉了的叶尔古绍夫笑着接过去说，“瞧这些客人！”他指着过路的士兵又说，“士兵的伏特加真好，我爱喝！”

“三个魔鬼派到我家住，”一个哥萨克女人说，“老爷爷到村公所去一趟；说是没关系，没法子可想。”

“啊哈！你尝到苦头了吧？”叶尔古绍夫说。

“大约他们用烟熏你们了吧？”另一个哥萨克女人问，“在院子里抽多少都可以，可不能让他们在屋子里抽。就是村长来说，也不行。他们还会偷东西呢。你瞧吧，他准不让住在自己家里，我是说村长那个鬼儿子。”

“你不乐意吧！”叶尔古绍夫又说。

“又有人说，要命令姑娘们给士兵铺床叠被呢，还要把奇希尔掺上蜜给他们喝。”纳扎尔卡说，他也学卢卡什卡伸出一只脚，也像他那样把皮帽子推到脑后。

叶尔古绍夫爆发出一阵大笑，抓起坐在他身旁的姑娘就拥抱。

“我是说真的。”

“唉，黑鬼，”姑娘尖声叫道，“我要告诉你老婆！”

“告诉去吧！”他叫道，“纳扎尔卡说的是实话；来过公事，他识字。是真的。”说着，他又挨排地搂第二个姑娘。

“胡缠什么，混账东西！”那个红润的圆脸的乌斯坚卡笑着尖声叫道，一面挥起手来打他。

哥萨克向旁边一闪，险些儿摔倒。

“瞧，谁说姑娘没有劲儿：差一点把我打死。”

“嗨，你这个黑鬼，鬼把你从哨所里送来了！”乌斯坚卡说，躲开他，又哄然大笑起来，“你睡过头了，没有打死那个阿布列克，是不是？要是他把你杀死，那才好呢。”

“那你会痛哭的！”纳扎尔卡笑道。

“瞧，她一点不难过。还说痛哭呢？纳扎尔卡，你看？”叶尔古绍夫说。

卢卡什卡始终默默地看着玛丽亚娜。他的注视显然使姑娘不好意思。

“玛丽扬卡，听说有个当官的住在你家里？”他向她走近一点说。

玛丽亚娜像平时一样，不马上回答，她慢慢地向哥萨克们抬起眼睛。卢卡什卡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他和这个姑娘之间这时发生一件特别的、与正在进行的谈话无关的事情。

“是的，他们家倒好，有两间屋子，”一个老太婆替玛丽亚娜答话，“福穆什金家里也搬进一个当官的，听说所有的角落都堆满了东西，弄得家里的人没地方住。村子里开进了大队人马，真没听说过！”她说，“他们来这里搞些什么鬼名堂！”

“听说要在捷列克河上修桥。”有一个姑娘说。

“可是我听人家说，”纳扎尔卡向乌斯坚卡走近一点，说，“他们要挖一个坑，把姑娘都填进去，因为她们不爱年轻小伙子。”他又做出一个他所喜爱的姿势，接着大家都哄然大笑，而叶尔古绍夫随即就去拥抱那个老女人，而放过应该轮到的玛丽亚娜。

“为什么不拥抱玛丽扬卡？挨着次序把大家都搂一遍嘛。”纳扎尔卡说。

“不，我的这个老家伙更甜蜜。”哥萨克喊道，一面亲吻正在挣扎的老太婆。

“勒死我了！”她笑着喊道。

街头整齐的脚步声打断了笑声。三个穿着军大衣、挎着枪的士兵齐步行进着，他们是到连部辎重堆栈去换岗的。上等兵是个年老的勋章获得者，他忿忿地看了看哥萨克们，他领着士兵向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站着的街道走来。纳扎尔卡让开了路，但卢卡什卡只是眯缝着眼睛，把头和宽阔的背转过去，动也不动。

“有人站在这里，绕路走吧。”他说，斜着眼轻蔑地向士兵摆了摆头。

士兵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踏着整齐的脚步，从旁边走过去。

玛丽亚娜笑起来，接着所有的姑娘都笑起来。

“嗬，穿得多么神气！”纳扎尔卡说，“像穿长衫的唱诗班似的。”他模仿他们在路上正步走了几步。

又爆发了一阵大笑。

卢卡什卡慢慢地向玛丽亚娜移近。

“你们那位官长住哪间屋子？”他问。

玛丽亚娜想了想。

“我们让出那间新屋子。”她说。

“他是怎么样的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卢卡什卡在她身旁坐下，问道。

“我又没问，”姑娘回答，“我去给他打奇希尔的时候，看见他和叶罗什卡大叔坐在窗口，像是红头发的。拉来满满一车家当。”

她垂下了眼睑。

“我很高兴，能够请假从哨所回来一趟！”卢卡什卡说，他在土台上向姑娘更近移一点，老是注视着她的眼睛。

“怎么样，回来要住多久？”玛丽亚娜微微含笑问道。

“明儿一早就走。给我点葵花子。”他伸出手来，又说了一句。

玛丽亚娜咧嘴微笑了，她解开长衫的领子。

“别全拿走。”她说。

“说真的，我老想你，说实在的。”卢卡用抑制的沉静的低声说，一面从姑娘的怀里掏出一把葵花子。他把身子向她凑得更近，向她耳语了几句，眼睛含着笑。

“我不去，说不去就不去。”玛丽亚娜忽然大声说，躲开他一点。

“真的……我给你说真的！”卢卡什卡低声说，“来吧，玛申卡[21]。”

玛丽亚娜摇头表示不愿意，但是微笑着。

“玛丽扬卡姐姐！姐姐！妈妈叫你吃饭呢。”玛丽亚娜的弟弟一面喊，一面跑来。

“我就去，”姑娘回答，“你回去吧，亲爱的，你一个人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卢卡什卡站起来举了举皮帽子。

“看样子我也该回家了，还是回去好些。”他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强忍着微笑，他拐过屋角不见了。

这时，夜已经完全降临村镇。明亮的星星撒满了黑暗的天空。街上漆黑，空旷无人。纳扎尔卡和姑娘们留在土台上，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卢卡什卡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姑娘们，忽然像猫似的弓着身子，按着晃动的宝剑，不出声地跑开了，他不回家，而是朝着少尉的家跑去。跑过两条街，转进一条小巷子，他拢起长袍的下襟，就坐在篱笆的阴影里地上。“少尉的女儿好神气，”他是在想玛丽亚娜，“玩一玩都不肯，鬼东西！走着瞧吧。”

一个渐渐走近的女人的脚步声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耳倾听，暗自笑起来。玛丽亚娜低着头，迈开快速均匀的步子直向他走来，一面用树枝敲打着篱笆的桩子。卢卡什卡站起身来。玛丽亚娜一哆嗦，站住了。

“哎哟，该死的鬼东西！吓死我了。你没有回家。”她说着高声地笑起来。

卢卡什卡用一只手搂着姑娘，用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脸。

“我有话想对你谈谈……我敢发誓！……”他的声音颤抖了，中断了。

“有什么话偏要在夜里谈，”玛丽亚娜回答说，“妈妈在等着我呢，你去找你的相好的去吧。”

她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往前跑了几步。她跑到自己的院子篱笆跟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哥萨克，他和她并排地跑着，不住地央求她等一会儿。

“你要说什么，我的夜游神？”她又笑起来。

“你别笑我，玛丽亚娜！真的！我有相好的又怎么样呢？见她的鬼去吧！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不要命地爱你，你要什么，我都办得到。你听！（他摇响了口袋里的钱。）现在咱们可以过好日子了。人人都过得乐呵呵的，可是我呢？从你身上半点欢乐也得不到，玛丽亚奴什卡！”

姑娘一言不发，站在他面前，用指头的迅速动作把树枝折成一段一段的。

卢卡什卡突然握紧了拳头，咬紧了牙关。

“为什么老让我等了又等！难道我不爱你吗，亲爱的？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忽然愤愤地皱着眉头说，并且抓住她的双手。

玛丽亚娜没有改变脸上沉静的表情和声调。

“你别胡闹，卢卡什卡，你听我的话，”她回答，并不把手挣脱，但是身子离他远一点，“当然啰，我是个姑娘，可是你得听我的话。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听我说，我做不了主。你放开我的手，让我自己说。我愿意嫁给你，可是你别指望我干什么蠢事。”玛丽亚娜没有把脸转过去，说。

“嫁给我？婚事咱们做不了主。你先爱爱我，玛丽亚奴什卡。”卢卡什卡说，他的态度忽然从阴郁而粗暴又变得和善、顺从和温柔了，微笑着逼视她的眼睛。

玛丽亚娜紧贴着他，用力吻了吻他的嘴唇。

“好兄弟！”她猛一使劲抱紧了他，低声说着。然后，挣脱了身子就跑掉了，头也不回地转进自己的大门口。

虽然哥萨克央求她再等一会儿，他有话要对她说，但是玛丽亚娜没有站住。

“走吧！人家看见！”她说，“可不是，好像那个鬼房客在院子里闲逛呢。”

“少尉的女儿要嫁给我！”卢卡什卡心中想道，“嫁给我自然好，可是你先爱爱我啊。”

他在亚姆卡那里找到纳扎尔卡，他们俩饮酒取乐了一阵，他就到杜妮亚什卡家去了，虽然她是不忠实的，他还是在她那里宿了一夜。

十四

的确是这样，在玛丽亚娜进门的时候，奥列宁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听见了她说“那个鬼房客在闲逛”。他和叶罗什卡大叔在他的新房子台阶上消磨了整个晚上。他吩咐把桌子、茶炊、酒、点着的蜡烛，都搬出来，他对着一杯茶，抽着一支雪茄，听着老汉（他就坐在他的脚边台阶上）讲故事。虽然空气平静，蜡烛还是溶泻，烛光向四面摇曳，时而照到檐下的柱子，时而照到桌子和杯盘，时而照到老汉的短短的白发。飞蛾在盘旋，扑打桌面和杯子，翅膀上撒下白粉，它们有时飞到烛火上，有时飞到亮光圈外的黑暗中。奥列宁和叶罗什卡两个人喝了五瓶奇希尔。叶罗什卡每次斟满杯子，总是把一杯递给奥列宁，跟他一起干杯；他谈起来没完没了。他讲哥萨克的古老生活，讲他的父亲什罗基[22]——他一个人能背一只十普特[23]重的野猪，一口气能喝两维德罗奇希尔。讲他从前的生活和他的好友吉尔奇克，他们俩在瘟疫盛行期间到捷列克河对岸偷运毡斗篷。讲打猎——一个早晨曾打死过两只鹿。讲他的相好的——她每夜都偷跑到哨所去找他。所有这一切都讲得有声有色，以致奥列宁不觉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

“就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黄金时代，要是那时认识我，你会看见我的本领的。如今叶罗什卡舔瓦罐，那时我叶罗什卡，团队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有头等的马？谁有古尔达[24]宝刀？到谁那儿去喝酒？跟谁一起游玩作乐？派谁到山里杀死阿赫麦特汗？全都是我叶罗什卡。姑娘们爱谁？也是我叶罗什卡。因为我是真正的骑手。我是醉汉，是小偷——从山里偷来成群的马，是歌手；样样我都在行。如今这样的哥萨克不多见了。看去简直叫人恶心。这么高（叶罗什卡把手抬高离地三尺），穿一双笨靴子，眼睛老是瞅着那双靴子，他们的乐趣只有这么一点儿。他们也醉酒；但是喝起酒来也不像一条好汉，不像样。从前我是什么人啊？我是小偷叶罗什卡；不光是每个村镇，就是山里也知道我。王公也是我的朋友，常来找我。我跟谁都交朋友：鞑靼人也好，亚美尼亚人也好，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都是朋友。我无所谓，只要是酒友就行。他说，你要戒绝跟世俗的人们往来：不同士兵一起饮酒，不同鞑靼人一起吃饭。”

“是谁说的？”奥列宁问道。

“是我们唱诗班领唱人说的。可是你听鞑靼的教士是怎样说的。他说：‘你们是不信教的，是吉亚乌尔[25]，为什么吃猪肉。啊？’那就是说，各有各的规矩。可是我看都是一样。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享乐的。什么罪恶都没有。就拿野兽说吧，它生活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也生活在我们的芦苇丛里。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上帝给他什么，它就吃什么。可是我们的人都说，为了这我们要到地狱里舔烙铁。我想这都是假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加添了一句。

“什么是假的？”奥列宁问。

“领唱人的话是假的。老爷，我们在契尔夫列纳亚的时候有个班长，是我的朋友。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好汉。在切奇尼亚被人杀死了。他说领唱人的话都是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他说，人死了，坟头上不过长长青草，再没别的。”老汉笑起来，“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你多大年纪？”奥列宁问道。

“只有上帝才知道！总有七十了。你们女皇[26]在世时，我已经不小了。你算算我有多大了。七十岁有吗？”

“有。可是你还是一条好汉呢。”

“当然啰，谢谢上帝，我很健康，完全健康；不过有个女人，妖婆，毁了我……”

“怎么啦？”

“就是这样毁了我……”

“那么你死了，坟上也长草吗？”奥列宁重复他的话。

叶罗什卡显然不愿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想什么？喝酒！”他喊道，微笑着把酒递给奥列宁。

十五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回忆着，继续说，“对了，我是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猎人。全团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不论什么飞禽走兽，我都能给你找到和指出；它叫什么，住在哪儿，我全知道。我有几条狗，有两支枪，有几张渔网，有一匹母马和一只鹰，——我全有，谢谢上帝。如果你不吹牛，你是一个真正的猎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是个什么人？我能找到踪迹，因为我知道野兽的习性，我知道它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喝水，到哪儿闲躺着。我做了个坐墩，整夜地坐在那儿守着。干吗要坐在家里！在家里净作孽，酗酒，还有女人们来瞎扯；小孩子吵闹；弄得你发疯。可是那就太美了：傍晚出去，找个好地方，挤进苇丛里，坐下来，像个好汉爷似的，坐那儿等着。树林里不论有什么动静，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抬头看天，星星在移动，细细地看它们，你就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周围望望——树林在微微作响，你老是等着，马上就要听见劈劈啪啪的声音，野猪就要来泥塘里打滚了。你听见年轻的鹰唧唧地叫，村里雄鸡彼此呼应，还有鹅叫。鹅叫表示到了半夜。这一切我全知道。有时远方传来枪声，于是引起种种念头。你就想：这是谁在放枪？也像我一样的哥萨克等到了一只野兽吧，他打中它没有，或者只是打伤了它，于是它在芦苇里乱窜，白流了鲜血，怪可怜的。我不喜欢这样！太不喜欢了！为什么把野兽打伤？傻瓜！傻瓜！或者你暗自想：也许是阿布列克打死一个蠢笨的哥萨克。这一切念头都在你脑子里出现了。有一次我坐在水边，看见一个摇篮从上游漂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摇篮，只是边儿破掉一点。于是念头又来了。这是谁的摇篮？我想，一定是你们当兵的魔鬼到了车臣人的村子，抓车臣女人，不知哪个魔鬼把小孩弄死了：抓起腿来就往墙角上摔。他们做不出这种事吗？唉，人是没有心肝的！一想到这里，就怜惜起来。我心里想：扔了摇篮，抓走了女人，烧了房屋，他们的骑手就拿起枪，到我们这边抢劫来了。老是在那里坐着，想着。当你一听见一群野猪在密林里乱窜，你的心就跳。亲爱的，你们来吧！它们到处闻来闻去，你心里想；坐着别动，可是心一个劲地咚，咚，咚！简直把你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今年春天，有一次来了一大群野猪，黑压压的一片。‘圣父圣子保佑……’我刚想放枪。母猪向小猪一哼哧鼻子，说：‘不好，孩子们，有人在守着呢，’于是全都从灌木丛里跑掉了。母猪离得这么近，好像用牙都可以咬住它。”

“母猪怎么会对小猪说有人在守着呢？”奥列宁问。

“你是怎样想的？你以为野兽是傻瓜？不，它比人还聪明呢，尽管你叫它猪。它啥都懂。举个例子说吧：你在别人的脚印上经过，没注意到它。可是野猪一碰到你的脚印，马上就跑得远远的；这就看出它有智力，你闻不到自己的气味，可是它能闻到你的。所以说：你想杀死它，它想活着在林子里游玩。你有你的法律，它有它的法律。它是猪，可是它并不比你差；它也是上帝造的。哎呀！人是愚蠢的，人愚蠢啊，愚蠢啊！”老汉重复了几遍，垂下头思索起来。

奥列宁也思索起来，下了台阶，背着两手，默默地走来走去。

叶罗什卡重新打起精神，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蛾，它们在摇曳的烛光上盘旋着，掉进火里。

“傻瓜，傻瓜！”他说，“往哪儿飞？傻瓜！傻瓜！”他欠起身来，用粗大的手指赶走飞蛾。

“会烧死的，小傻瓜，地方多得很，偏向这儿飞，”他一面柔声细语地说着，一面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捉它的翅膀，然后再放走它，“你自取灭亡，可是我可怜你。”

他一面闲扯一面喝酒，坐了很久。而奥列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忽然，大门外的低语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由得屏住气息，听见女人的笑声，男人的说话声和接吻声。他故意踩响草地，走到院子另一边。过了一会儿，篱笆响了。穿黑色束腰无领长袍和戴白羊皮帽的哥萨克（这是卢卡）顺着围墙走过，扎着白头巾的女人从奥列宁身旁过去了。“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玛丽亚娜的坚决的步子好像这样对他说。他目送着她，直送到主人门前的台阶，甚至隔着窗户看见她取下头巾，坐在长凳子上。忽然，一种忧郁孤独之感，一些模糊的意愿和希望以及对某人的羡慕占据了年轻人的心。

最后几家灯火熄灭了。村里最后的声音静下去了。篱笆、院子里闪着白光的牲口、屋顶、挺拔的白杨——一切都仿佛进入健康的、寂静的、经过一天劳动的梦境。只有嘹亮的不断的青蛙叫声从潮湿的远方传来，使人感到聒耳。东方星稀了，仿佛溶化到越来越亮的天空里。可是头上的星星却更加深远和繁密。老汉把头歪到一只手上打盹儿。对面院子的公鸡啼了一声。奥列宁还是走来走去，在思索着什么。传来几个人唱歌的声音。他走到围墙跟前倾听着。几个青年哥萨克的声音合唱出一支快乐的歌儿，其中一个青年的声音唱得特别起劲。

“你知道这是谁在唱歌吗？”老汉清醒一下，说，“这是骑手卢卡什卡。他打死一个车臣人，所以这么高兴。为了这也值得高兴？傻瓜，傻瓜！”

“你打死过人吗？”奥列宁问。

老汉忽然支着两肘直起身子，把脸凑近奥列宁的脸。

“鬼东西！”他对他喊道，“你问的什么话？不该说这种话。毁灭生灵可非同小可啊，可不是小事！再见，老弟，我酒足饭饱了，”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明天去打猎吗？”

“去。”

“注意，早点起身，睡过了头要受罚的。”

“大约我会比你起得早。”奥列宁回答。

老汉走了。歌声停了。可以听见脚步声和快乐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歌声又起了，但是比较远，叶罗什卡洪钟般的声音加入了先前的几个声音。“什么样的人们，什么样的生活啊！”奥列宁想道，他叹息了一声，独自一个回到自己的屋里。

十六

叶罗什卡大叔是非现役军人，是单身的哥萨克；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改信正教，离家私奔，嫁给一个俄罗斯的司务长；他没有子女。他讲他从前是村里头条好汉，并非夸口。全团无人不知他昔日的勇敢。在他的记忆中，他不止杀死一个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他常到山里打劫，到俄罗斯人那里盗窃，坐过两次牢。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森林里打猎，他能在那里一连几昼夜只吃一块面包，只喝一点水。可是在村里他能从早玩到晚。从奥列宁那里回来，他睡了两个钟头，天没亮就醒了，睡在床上暗自品评他昨晚认识的人。奥列宁的单纯使他欢喜（所谓单纯，就是奥列宁不吝惜酒）。奥列宁本人也使他欢喜。他惊奇的是，为什么俄罗斯人都是单纯而且富有，为什么他们啥都不懂，可是都是有学问的。他思索这些问题，还思索他能从奥列宁那里讨点什么。叶罗什卡的屋子相当大而且不旧，但一看便知它缺少女人的照料。跟哥萨克人经常爱干净相反，整个屋子肮脏不堪，杂乱无章。桌子上扔的是血痕斑斑的上衣，半块油饼，旁边是摘了毛和撕烂了的喂鹞鹰的穴鸟。长凳上凌乱地放着皮靴、枪、短剑、口袋、潮湿的衣裳和破布。墙角有一个木桶盛着又脏又臭的水，水里泡着另一双鹿皮靴子；那里还放着一支枪和赶野鸡的盾牌。地上横七竖八地扔着网和几只打死的野鸡，桌子旁有一只缚着腿的母鸡走来走去啄着脏污的地板。在没有生火的炉子上放着一个盛满牛奶似的液体的瓦罐。炉子上还有一只青鹰尖声地叫，它老想挣脱绳子，一只脱毛的鹞鹰乖乖地坐在炉边，斜着眼瞅那只母鸡，有时向左右歪歪头。叶罗什卡大叔仰面躺在吊在墙和炉子之间的短床上，他穿一件衬衫，把两条粗壮的腿跷在炉子上，正在用粗大的手指抠那被鹞鹰抓破的两手上的痂，因为他总是不戴手套把鹞鹰带出门。整个屋子的空气，特别是老汉周围，充满了老汉身上经常发出的那股强烈的、并不难闻的、混合的气味。

“大叔，乌依杰麻？（意思是：大叔在家吗？）”他从窗口听见尖利的叫声，他立刻就知道是邻人卢卡什卡的声音。

“乌依杰，乌依杰！在家，进来吧！”老汉喊道，“邻居马尔卡，卢卡·马尔卡，是到大叔这里来还是到哨所去？”

一听主人叫喊，鹞鹰全身抖动一下，扑打着翅膀，在系绳上猛挣。

老汉爱卢卡什卡。他瞧不起年轻一辈的哥萨克，只有卢卡什卡例外。此外还因为卢卡什卡和他母亲这两位邻人常常送老汉酒、熟奶油及其他叶罗什卡所没有的家常吃喝。一辈子都是热心的叶罗什卡，总是用一种实际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动机。“为什么不这样呢？人家过的不错，”他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们一点鲜肉，一只野鸡，他们也不会亏待大叔的，下次他们就会把包子和薄饼送来……”

“你好，马尔卡！我很高兴看见你。”老汉快乐地喊道，动作迅速地把一双赤脚放下床来，跳到地上，在轧轧作响的地板上迈了两步，看了看他那外八字脚，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脚好笑：他咧咧嘴，跺一下赤裸的脚后跟，又跺一下，做一个滑稽的动作。“挺利落的，是吧？”他问道，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卢卡什卡微微含笑。“怎么，回哨所去？”老汉说。

“给你送奇希尔来了，大叔，这是在哨所里答应的。”

“主保佑你。”老汉说，他把扔在地上的宽大的裤子和内衣拾起来穿上，束上皮带，从瓦罐里倒点水洗洗手，往旧裤子上擦擦，用一截梳子梳梳胡子，站到卢卡什卡面前。“好了！”他说。

卢卡什卡找到一个碗，擦干净了，倒了酒，坐到小凳子上，把酒递给大叔。

“祝你健康！圣父圣子保佑！”老汉庄严地接过酒，说，“祝你得到你所希望的，愿你做一个英雄，获得十字勋章！”

卢卡什卡也念着祷词喝一口酒，然后把碗放到桌子上。老汉站起来，拿来一条干鱼，把它放在门槛上用棍子敲得软和点，然后用他那粗糙的手捧着它放进他的唯一的青色碟子里，摆到桌子上。

“什么我都有，下酒的菜也有，谢谢上帝，”他骄傲地说，“莫谢夫怎么样啦？”老汉问道。

卢卡什卡把班长没收他的枪的事情讲了一遍，显然他是想知道老汉的意见。

“为了一支枪不值得，”老汉说，“舍不得枪，就得不了奖。”

“哪里！大叔！人家说，还没有当上骑兵的哥萨克能得什么奖呢？那支枪是支好枪，克里木造的，值八十卢布呢。”

“咳，算了吧！有一次我跟中尉发生了争执：他要我的马。他说，把马给我，我就保举你做少尉。我没有给他，也就没当上少尉。”

“你不知道，大叔！我要买一匹马，据说在河对岸没有五十卢布就买不到。妈妈还没有把酒卖掉。”

“咳！咱们不发愁，”老汉说，“大叔叶罗什卡像你这样岁数，他已经从诺盖人那里偷来成群的马了，还把它们全赶过捷列克河。有时，一匹好马只换一俄升[27]伏特加或者一件斗篷。”

“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换掉了？”卢卡什卡问。

“傻瓜，傻瓜，马尔卡！”老汉轻蔑地说，“不许的，——对待偷来的东西不许小气。你们大约连见都没见过怎样偷马。干吗不说话啊？”

“说啥，大叔？”卢卡什卡说，“我们显然不是那种人。”

“傻瓜，傻瓜，马尔卡！不是那种人！”老汉学着卢卡什卡的腔调嘲弄他说，“我在你那么大岁数可不是那样的哥萨克。”

“是什么样的呢？”卢卡什卡问道。

老汉轻蔑地摇了摇头。

“叶罗什卡大叔为人单纯，一点不吝啬。所以走遍切奇尼亚到处都有我的朋友。有朋友来找，我就请他喝个够，把他招待得乐滋滋的，同床睡觉；我找他去，总是带着礼物。人们都是这样行事的，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尽干些孩子玩意儿，嗑嗑葵花子，吐吐皮儿。”老汉一边鄙夷地作出结论，一边把面孔做出如今的哥萨克怎样嗑葵花子和吐皮的样子。

“这我是知道的，”卢卡什卡说，“的确这样！”

“你要想做一个好汉，那你就得做一名骑手，不要做一个乡巴佬。连乡巴佬买马也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才把马牵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论是在村里或者在哨所里，大叔，都是闷得慌；没有地方可以去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场。所有的人都是胆小鬼。就拿纳扎尔卡来说吧。前几天我们到车臣人的村子里。吉列伊汗约我们到诺盖去偷马，谁也不肯去；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你看大叔怎么样？你以为我老了！不，我不老。给我牵马来，我现在就到诺盖去。”

“光说空话有啥用？”卢卡说，“你告诉我怎样跟吉列伊汗打交道。他说，只要把马牵到捷列克河就行，哪怕赶来一群，他也能藏好。要知道他也是个光脑袋的鞑靼种，怎能叫人相信他。”

“吉列伊汗信得过，他全家都是好人；他的父亲是个忠实的朋友。不过要听大叔的话，我不会教错你的：你叫他发誓，那就没错了；跟他一起走路，随时要把手枪准备好。特别是在分马的时候。有一次我险些儿给一个车臣人宰掉，因为我问他要十卢布一匹马。相信是相信，可是睡觉时枪可不能离身。”

卢卡什卡注意地听老汉讲话。

“大叔，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你有虎耳草[28]。”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虎耳草我是没有的，不过我可以教你怎样去找，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不会忘掉老汉的。教你，好不好？”

“教我，大叔。”

“你知道乌龟吗？它是个鬼啊，那个乌龟。”

“我怎么不知道！”

“你找到它的窝，用篱笆把窝围起来，叫乌龟进不去。它来了，围着篱笆转了一圈，就走开了；它找到虎耳草，衔了来，篱笆就垮了。第二天早晨你要赶快去看看：在篱笆开口的地方，就有虎耳草。拿着它，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不论是锁或者门栓都挡不住你了。”

“你试过了吧，大叔？”

“试倒没试过，是好人告诉我的。我只会念咒语，我一骑上马，就念‘平安咒’，那就谁也打不死我。”

“什么是‘平安咒’啊，大叔？”

“你不知道吗？咳，你这人啊！你问大叔就算问对了。你听着，跟着我念：

平平安安住在西奥尼。

这是你的皇上老爷子。

我们骑上骏马。

索福尼哭，

扎哈里叫。

我主曼德雷奇

永远爱护人。

永远—永远—爱护人，”老汉重复着，“你知道了吧？你念一遍！”

卢卡什卡笑了。

“真有意思，大叔，一念咒就不会打死你？也许是碰巧了吧。”

“你们都变聪明了。你把它全学会，念它。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你念了‘曼德雷奇’，就对头了，”老汉自己也笑了，“可是你别到诺盖去，卢卡，说真的！”

“为什么？”

“不是那个年月了，你们也不是那样的人了，你们这些哥萨克都是狗屎。你看开进来多少俄国兵！他们会判你重刑的。真的，丢掉这个念头吧。你们哪行！想当年我跟吉尔奇克……”

于是老汉又讲起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卢卡什卡往窗外瞧了一眼。

“天大亮了，大叔，”他打断了他的话，“我该走了，改日再来吧。”

“基督保佑，我要到那个军人那里去了：我答应带他去打猎；人看来倒是好人。”

十七

卢卡什卡离开叶罗什卡就走回家去。在他回家的时候，潮湿的饱含露水的晨雾从地面升起，笼罩着村镇。只听得见叫声的牲口开始从四面八方动弹起来。雄鸡啼得也更勤更高了。空气变得透明，人们开始起身了。卢卡什卡走到跟前，才看清楚被雾弄湿的自己院子的围墙、屋子的台阶和敞着门的贮藏室。从雾里可以听见院子里劈柴火的斧头声。卢卡什卡走进了屋子。他的母亲站起来，站在炉子前面添柴火。小妹妹还在床上睡着。

“怎么样，卢卡沙，玩够了吧？”母亲轻轻地说，“昨天在哪儿过了一夜？”

“就在村子里。”儿子不乐意回答，从套子里取出枪来检查。

母亲摇了摇头。

卢卡什卡向枪上火药池里倒点火药，取出小袋子，从里面掏出几个空的弹药套，开始填火药，用破布裹着子弹把火药仔细地捣结实。他用牙试试装满火药的弹药套，察看一遍，就把它们放进小袋里。

“妈妈，我给你说过要把口袋补一补，补了没有？”他说。

“当然补了！哑巴昨夜在补什么东西来的。你该回哨所了吧？连多看你一眼也捞不到。”

“收拾好就走，”卢卡什卡回答，一面包着火药，“哑巴呢？出去了吗？”

“大概在劈柴。她老是想你想得伤心呢。她说她总是看不见你。她用手指指脸，舌头弹个响，两只手按着胸口，意思是说：‘我可怜他。’去叫她，怎么样？打死阿布列克的事，她全懂得。”

“叫她来吧，”卢卡什卡说，“我有一块油脂放在那里的，拿给我。刀该涂油了。”

老太太出去了，几分钟后，卢卡什卡的哑巴姐姐沿着轧轧作响的台阶走进了屋子。她比弟弟大六岁，面貌非常像他，只不过有着聋哑人常有的那种迟钝、粗野而且变化无常的表情罢了。她穿着一件打补钉的粗布长衫；两只脚赤裸着，非常肮脏；头上顶一块旧的蓝头巾。她的脖颈、手和脸都像农民的那样茁壮。从衣着和从其他一切可以看出，她是经常担负着男人干的重活。她抱进一捆柴火扔到炉旁。然后，她高兴地微笑着（微笑使她整个脸布满了皱纹）走到弟弟跟前，推了推他的肩膀，于是用两只手、脸和整个身子向他做出迅速的手势。

“好，好！能干，斯乔普卡！”弟弟点头回答，“把一切都准备好，修补好，真能干！这是给你的酬谢！”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块甜饼递给她。

哑巴脸红了，她高兴得粗野地吼叫起来。她抓起甜饼，更快地打着手势，时时指着一个方向，用粗大的手指画着眉毛和脸。卢卡什卡懂得她的意思，不住地含笑点头。她是说，弟弟应该送姑娘们一点吃的，还说，姑娘们都爱他，有一个姑娘，那就是玛丽亚娜，长得最美，她也爱他。她比画玛丽亚娜的时候，很快地指指她的院子，指指自己的眉毛和脸，咂咂嘴，摇摇头。她把手贴近胸口，亲亲自己的手，作出拥抱的样子，这是表示“她爱他”。母亲回到屋里，看出她在说什么，微笑着摇了摇头。哑巴把甜饼拿给她看，又高兴得吼了一声。

“前些日子我对乌莉特卡说，我要托人去说媒，”母亲说，“我这话她还听得进。”

卢卡什卡默默地看了看母亲。

“怎么样啦，妈妈？要把酒运到市上。需要买匹马。”

“到时候我就会运的；先得买几个桶。”母亲说，看样子她不愿儿子干预家务。“你走的时候，”老太太对儿子说，“想着把过厅里几个口袋带走。是向人家借的，准备给你带回哨所去的。要不要放进褡裢里啊？”

“行了，”卢卡什卡回答，“如果吉列伊汗过河来找我，你叫他到哨所去，得有些日子请不准假。我有事要跟他商量。”

他准备走了。

“叫他去，卢卡沙，叫他去。你怎么老是在亚姆卡那里玩？”老太婆说，“我夜里起来照料牲口去，听见像是你唱歌的声音。”

卢卡什卡没有回答，走到过厅里，把口袋挎到肩上，把衣襟掖到腰里，拿起枪，在门口站住了。

“再见，妈妈，”他倚着大门对母亲说，“你装一小桶酒托纳扎尔卡带来，我答应请弟兄们喝一杯；他等会儿来取。”

“基督保佑你，卢卡沙！上帝和你同在！托他带去，倒新桶里的酒托他带去。”老太婆回答，她向围墙走去。“你听我说。”她把身子探到围墙外边，又说起来。

哥萨克停住了。

“你在这里游游逛逛，倒也罢了，谢天谢地！年轻人不取乐谁取乐啊？上帝赐了你运气。这很好。可是到了那边，可要注意，孩子，不能那样……最要紧的是把长官服侍好，可不许胡闹！我把酒卖了，给你准备买马的钱，给你说一门好亲事。”

“得了，得了！”儿子皱着眉头回答。

哑巴为了引起弟弟的注意，叫了一声。她指指头和手，意思是说：剃光脑袋的车臣人。然后紧皱眉头，装出瞄准的样子，大叫一声，摇着头很快地唱起来。她是说，希望弟弟再打死一个车臣人。

卢卡什卡懂得她的意思，咧嘴笑了笑，迈开轻快的步伐，扶着背后斗篷下面的枪，在浓雾中消失了。

老太婆在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就立刻干起活儿来。

十八

在卢卡什卡走回哨所时，叶罗什卡大叔吹了一声口哨，把狗唤到跟前，就翻过篱笆，从屋后绕到奥列宁的住处（他出门打猎讨厌碰见女人）。奥列宁还在睡觉，甚至瓦纽沙虽然醒了，也没有起来，他东张西望，正在寻思是不是该起床的时候了，就在这时候，叶罗什卡大叔挎着枪，全副猎人装束，推开了门。

“拿棍子！”他用他那沉重的声音喊道。“警报！车臣人来了！伊万！给老爷升茶炊。你也起来！快！”老汉喊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好人儿。连姑娘们都起来了。你从窗口往外瞧，瞧，她都挑水去了，你还在睡着。”

奥列宁醒来了，从床上跳下来。他一看见老汉，一听见他的声音，就感到神清气爽，快乐起来。

“快！快，瓦纽沙！”他叫唤着。

“你不是要去打猎吗！人家都吃早饭了，你还在睡觉。良姆！你到哪儿去？”他这是喝狗。“枪准备好了吗？”老汉大声喊叫，就好像屋子里有一大群人似的。

“我错了，没办法。准备火药，瓦纽沙！把火药填好！”奥列宁说。

“罚款！”老汉喊道。

“久 捷 乌列乌？”[29]瓦纽沙得意地笑着说。

“你不是我们的人！不说我们的话，鬼东西！”老汉龇出牙根，向他呵斥。

“第一次可以饶恕。”奥列宁一边穿大皮靴，一边开玩笑地说。

“原谅你初犯，”叶罗什卡回答，“下次再睡过头，罚你一桶酒。天一热，就碰不到鹿了。”

“就算你能碰到它，可是它比咱们人还聪明啊，”奥列宁重复昨晚老汉说的话，说道，“你骗不了它的。”

“好，你笑吧！等会儿打死一只，咱们再说。快点！瞧，房东到你这儿来了，”叶罗什卡往窗外望着，说，“瞧他打扮的，穿上了新衣裳，他是要叫你看出他是一个军官。咳，这个人头儿啊！”

果然，瓦纽沙报告房东来见老爷。

“拉尔让。”[30]他意味深长地说，他这是向老爷示意少尉来访的目的。接着，少尉穿着带军官肩章的簇新的束腰无领长袍和光亮的皮靴——在哥萨克这是稀罕东西，脸上堆着笑，一摇一摆地走进屋子，他表示欢迎他的到来。

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哥萨克，他到过俄罗斯内地，现在是教员，主要的，他是个“高贵的人”。他想显示他是高贵的人；可是一看见他那副装腔作势的怪相：坐立不安、自以为是、语无伦次，就不由得使人把他当做叶罗什卡大叔一类的人。这从他晒黑的脸上、手上、发红的鼻子上也可以看出来。奥列宁请他坐下。

“你好，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仁兄！”叶罗什卡说，他站起带着讽刺意味（奥列宁这样觉得）鞠了个大躬。

“你好，大叔！你也在这儿？”少尉回答，随便向他点点头。

少尉四十岁上下，留一撮山羊胡子，又干又瘦，但人倒漂亮，而且对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来说，还显得很嫩少。他到奥列宁这里来，显然是怕人家把他当做普通的哥萨克，所以想让人一下子就感到他的身价。

“这是我们的埃及的宁录[31]，”他得意地微笑着，指着老汉对奥列宁说，“‘在主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在我们这里样样都是第一把能手。您老已经知道了吧？”

叶罗什卡大叔看着自己那双穿着浸湿了的生皮靴子的脚，沉思地摇摇头，仿佛是对少尉的博学多才表示惊奇，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说：“野鸡的泥路！他真会胡诌！”

“是啊，我们正想去打猎呢。”奥列宁说。

“是了，是了，”少尉说，“我找您有点小事。”

“有何见教？”

“我知道您是个高尚的人，”少尉开始说，“正像我了解自己一样，我们都有军官的头衔，正因为我们都是高尚的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慢慢商量。”他停了一下，含着微笑看了看老汉和奥列宁，“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请依照我的意见，因为我的妻子在我们阶层中是个愚蠢的妇女，她现今完全不能了解您昨天说的话。因为我的房子租给团部副官，不带马棚也要六卢布一月，可是，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免费让人使用。因为您乐意，我本人是个有军官头衔的人，而且作为本乡的居民，我可以亲自同您商谈一切，不必按照我们的习俗，在一切方面我都可以遵照条件……”

“他说得真干脆利落。”老汉咕哝着说。

少尉还说了很久类似的话。从他的话里，奥列宁挺费劲才弄明白少尉是希望租金每月六个卢布。他欣然同意，并请客人喝一杯茶。少尉谢绝了。

“按照敝乡的陋俗，”他说，“我们认为使用世俗的杯子是一桩罪过。虽然以我的教育，对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的妻子，由于人的弱点……”

“那么，您请不请用茶呢？”

“如果允许的话，我把我的茶杯取来，专用的茶杯，”少尉回答，他走到门廊下，“把茶杯拿来！”他喊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从门外伸进一只穿着粉红袖子的晒黑的年轻姑娘的手，手里拿着一个杯子。少尉走过去接过杯子，跟女儿咕唧了几句。奥列宁给少尉在专用的杯子里斟了茶，给叶罗什卡在世俗的杯子里斟了茶。

“但是，我不想耽误您，”少尉说，茶很烫，他忍耐着喝完了自己杯里的茶，“我对于捕鱼也有强烈的嗜好，我在这里不过是短期休假，如同暂时休假一样。我也有意思试试运气，看看捷列克河的赠品[32]，是不是也有我的份儿。我希望，您也到寒舍坐坐，按照敝乡的风俗，喝一杯房东的酒。”他加添着说。

少尉告辞，握了握奥列宁的手就走了。在奥列宁准备出发的时候，他听见少尉向家里人发出威严的、有条有理的命令。几分钟后，奥列宁看见少尉穿着卷到膝盖的裤子和破旧的外衣，背着渔网从他的窗前走过。

“骗子手，”叶罗什卡喝完他那世俗茶杯的茶，说道，“怎么，你真的付他一月六个卢布的房租？真没听说过！村里最好的房子也只能租两卢布。这个滑头鬼！三个卢布我就把我的租给你。”

“不，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奥列宁说。

“六个卢布！明明是捉冤大头。咳！”老汉说，“伊万，拿酒来！”

在上路以前吃了东西，喝了酒，早晨七点多钟，奥列宁和老汉一块儿走上了大街。

他们在大门口碰见一辆已经套好的大车。玛丽亚娜拉着拴在牛角上的绳子，正在牵着牛拉车；她用白头巾遮到眼睛，长衫上套一件上衣，穿一双皮靴，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树枝子。

“小妞儿！”老汉说，做出要捉她的样子。

玛丽亚娜用树枝子抽他一下，一双美丽的眼睛快乐地向他一闪。

奥列宁兴头更高了。

“咱们走吧，走吧！”他说，把枪背到肩上，感觉姑娘的目光投到自己身上。

“呵！呵！”在他后面响起玛丽亚娜吆喝牲口的声音，接着，开始走动的大车发出轧轧声。

在村后牧场的路上，叶罗什卡一路走一路谈。他不能忘记少尉，老是骂他。

“你为什么这样生他的气？”奥列宁问。

“吝啬鬼！我不喜欢。”老汉回答，“挺尸的时候，啥也带不走。为了谁积蓄？盖了两所房子。跟弟弟打官司又赢了一个园子。这个狗东西还是个刀笔吏呢。别的村里都来请他写状子。他怎样写，官司就怎样判。正做到节骨眼上。可是攒了钱给谁呢？统共只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子一出嫁，就没有什么人了。”

“攒了钱陪嫁啊。”奥列宁说。

“陪什么嫁啊？姑娘有人要，是个好姑娘。他是这么一个鬼东西，嫁女儿也要嫁个有钱的。想敲一大笔聘礼。卢卡是个哥萨克，我的邻居，并且是我的侄子，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打死一个车臣人，前些时候给他说过媒；可是他总不答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托；说是姑娘还年轻。可是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想让人家磕头作揖地求他。如今还拿着姑娘耍这一套，真丢人。反正卢卡什卡要说成这头亲事。因为他在村里是拔尖的哥萨克，骑手，打死一个阿布列克，奖他十字勋章。”

“可是那是怎么回事呢？昨晚我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看见房东的姑娘同一个哥萨克在接吻呢。”奥列宁说。

“你胡说。”老汉停住脚步叫了一声。

“说实话！”奥列宁说。

“女人是个鬼，”叶罗什卡沉思地说，“什么样的哥萨克？”

“我没有看清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帽顶是白羊皮的？”

“是的。”

“上衣是红的？有你这么高？”

“不，比我高些。”

“就是他。”叶罗什卡哈哈大笑，“就是他，我的马尔卡。他是卢卡什卡。我叫他马尔卡，是耍笑。就是他。我喜欢他！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老弟。看管他们有什么用？从前，我的情人跟母亲、跟嫂子一块儿睡，可是我还是钻了进去。她常常住在楼上；她母亲是个妖婆，鬼东西，恨透了我，我时常跟朋友——他名叫吉尔奇克，一块儿去。我们来到她的窗下，我爬到他的肩上，掀开窗门，就摸了进去。她睡在条凳上。有一次我弄醒了她。她差点儿喊起来！没有认出是我。这是谁啊？我又不能说话。她母亲已经动弹了。我摘下帽子，向她的脸上伸过去，她一看见帽子上的线缝，就认出来了。她跳了出来。那时候我啥都不缺。熟奶油啦，葡萄啦，她什么都拿给我，”总是从实际的观点看一切的叶罗什卡加添了一句，“不止一个相好的。好日子啊。”

“现在如何？”

“现在，咱们跟着狗走，看见野鸡落到树上，就射它。”

“你也跟玛丽亚娜胡缠吗？”

“你注意着狗。晚上我再说。”老汉指着自己的爱犬良姆，说。

他们沉默了。

谈着话走了百十步，老汉又停下了，他指了指横在路上的树枝子。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他说，“你是想这没有什么吧？不，这根棍子这样躺着不吉利。”

“怎么不吉利？”

他咧嘴笑了笑。

“你啥也不懂。你听我说。棍这样躺着的时候，你可别迈过去，要么你绕着走，要么你把它从路上扔开，并且要念祷词：‘圣父圣子及圣灵保佑’，然后再走，上帝就会保你平安。啥事都没有。这还是老人们教给我的。”

“别胡说了！”奥列宁说，“你最好谈一谈玛丽亚娜。她是不是跟卢卡什卡相好？”

“嘘！现在不要吭声了，”老汉又低声打断了这个谈话，“好好听着。我们走到四面森林里来了。”

老汉无声地踏着软皮靴，沿着通向茂密的、野生的森林的窄狭小道向前走去。他几次皱着眉头回头看奥列宁，因为奥列宁咯咯咚咚踩着他那大皮靴弄得沙沙作响，而且漫不经心背着枪，有好几次挂着沿路的树枝子。

“不要响，轻点儿走，当兵的！”他忿忿地低声对他说。

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太阳已经升起。雾散了，但还遮盖着森林树梢。森林显得非常之高。每走一步地势都有变化。以为是棵树，原来是棵灌木；而一棵芦苇却像一棵树。

十九

晨雾一部分上升，露出了湿漉漉的芦苇房顶；一部分变成露水，湿润了围墙附近的道路和青草。炊烟从各家的烟囱里涌出来。人们开始往村外走——有的去干活儿，有的去捕鱼，有的去哨所。两个猎人顺着潮湿的、长满着草的道路并肩走着。猎狗摇着尾巴在路旁跑着，不时地回头望望主人。成群的蚊虫在空中飞舞，追击着猎人，围攻他们的背、眼和手。空气中散发着青草和树木的潮湿味道。奥列宁不断地回头望那辆大车，坐在车上的玛丽亚娜拿着树枝子正在赶牛。

周围静悄悄的。村子里的声音原先可以听见，现在已经传不到猎人的耳边了；只有狗走在乌荆子上发出毕剥声，有时鸟儿此呼彼应地啼叫。奥列宁知道森林里是有危险的，阿布列克常常在这里出没。他也知道，在森林里行路，枪是有力的防御武器。他本人并不害怕，可是他觉得，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会害怕的。他怀着特别紧张的心情注视着雾气弥漫的潮湿的森林，倾听着偶尔响起的微弱的声音。他紧紧抓住枪，心中有一种愉快而新奇的感觉。叶罗什卡大叔走在前头，每经过有一对对野兽脚印的泥潭，他就停下来细细地观察，指给奥列宁看。他几乎不说话，仅仅偶尔低语几句。他们走的道路曾经被大车压过，现在早已长满了青草。路两旁的榆树和梧桐长得如此茂密，简直无法透过它们看见东西。几乎每棵树从上到下都被野葡萄缠满了；地上是长得密密实实的发黑的乌荆子丛薮。每一小块林中空地都长满了黑莓和摇曳着灰色芦花的苇子。有些地方，野兽走的大道和像隧道似的野鸡走的小径，从人行的路上伸向森林的深处。这座没有被牲口践踏过的森林，处处使奥列宁吃惊，他从未见过植物的生命力这样旺盛。这座森林、危险、老汉和他那神秘的低语、玛丽扬卡和她那英俊挺拔的身段、群山——这一切都使奥列宁觉得是在做梦。

“落下一只野鸡。”老汉低语道，四外张望着，把帽子拉下来压着自己的脸。“把脸遮起来，”他忿忿地向奥列宁挥挥手，然后几乎是用四肢向前爬去，“野鸡讨厌人的嘴脸。”

当老汉停下来向树上端详的时候，奥列宁还落在后面。野鸡朝着向它吠的狗叫了一声，奥列宁也看见了它。正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叶罗什卡的粗筒子枪像大炮似的打响了，那只野鸡扑闪一下翅膀，羽毛纷纷落下来，接着就掉到地上。奥列宁在向老汉走去的时候，惊起了另一只野鸡。他拿起枪，瞄了瞄，就射了出去。野鸡腾空飞起，然后像一块石头似的，碰着树枝落到树林里。

“好样的！”不会打飞鸟的老汉笑着说。

他们把野鸡拾起来，又往前走。被运动和夸奖弄得兴奋的奥列宁，一路走，一路跟老汉谈话。

“别说！到这儿来，”老汉打断了他的话，“昨天我在这儿看见鹿的脚印。”

他们转进森林深处，走了三百来步，来到生满芦苇和有的地方浸着水的空地。奥列宁还是落在后面，叶罗什卡大叔在他前面二十来步的地方弯下身来，意味深长地点着头，招手叫他。奥列宁走到他跟前，看见老汉指给他看的是人的脚印。

“你看见吗？”

“看见了。怎么？”奥列宁尽可能保持镇静地说，“是人的脚印。”

不由得在他脑子里闪出了库珀的《探路人》[33]和阿布列克，他看了看老汉那副神秘的样子，不准备问他，他不知道他那副神秘的样子是由于危险还是由于猎物的发现而引起的。

“不，这是我的脚印。”老汉随便地答道，他又指指草，那下面有刚能看得见的野兽的脚印。

老汉向前走去。奥列宁紧跟着他。走了二十来步，向洼地走下去，他们来到密林中一棵枝叶茂盛的梨树下面，这里的土地发黑，有野兽刚拉下的屎。

这地方缠满了野葡萄，像是一座舒适的亭子，又暗又凉快。

“早晨它在这儿来着，”老汉松了口气说，“瞧见吗，窝还发潮，刚睡过的。”

忽然，离他们十步开外的树林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喀嚓巨响。两个人都吓一跳，抓起了枪，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树枝折断的声音。响起一阵均匀的、迅速的疾驰的蹄声，转瞬就听不清了，嚓嚓的脆响变为咚咚的低音，在寂静的森林中越去越远，越来越扩散开来。奥列宁心里仿佛有块东西坠落下去。他向葱绿的密林里看了半天才看见老汉。叶罗什卡把枪顶住肩窝，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帽子推到脑后，眼睛发出奇异的光，张着嘴，嘴里露出被蛀的黄牙，就这样僵着不动了。

“是一只带角的，”他说。他把枪往地上一扔，绝望地揪住自己的白胡子。“站在这儿！本该从小路过来！傻瓜！傻瓜！”他愤恨地揪住自己的胡子。“傻瓜！笨猪！”他反复地说，用力扯自己的胡子。在雾气弥漫的森林上空仿佛有什么东西飞过；惊跑的鹿飞奔的蹄声越去越远，越来越扩散开来……

直到黄昏，奥列宁和老汉才回来，他又累又饿，可是精神饱满。午饭准备好了。他和老汉一起吃了饭，喝了酒，开始觉得暖和而且快乐起来，又走到门廊底下。在他的眼前又现出夕阳中的群山。老汉又讲起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打猎、阿布列克、相好的、无忧无虑的勇敢的生活。俊美的玛丽亚娜又出出进进地从院子里走过。长衫下衬出美女的强健的少女身姿。

二十

第二天，奥列宁独自一人去他们把鹿惊跑的地方。他不走大门，也像村里人那样，从有很多荆棘的篱笆翻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把挂在刺上的束腰无领长袍摘掉，他那条跑到前面的狗已经惊起了两只野鸡。他一进入乌荆子丛里，每走一步都有野鸡惊起（老汉昨天没有把这个地方告诉他，他是想留着用网子来捕的）。奥列宁放了十二枪打死五只，他披荆斩棘地寻找打死的野鸡，累得汗流浃背。他把狗唤回来，拉开扳机，把子弹放进霰弹里，用长袍袖子挥着蚊子，不声不响地向昨天那个地方走去。但是唤着狗是不可能的，它在路上还是跟踪追迹，他又打死两只野鸡，去捡它们又耽搁了一会儿，直到中午他才找到昨天到过的地方。

天气十分明净，寂静，炎热。早晨那股清凉，甚至在林中也灼干了，无数的蚊虫简直把脸、背和手叮得满满的。狗由黑的变成青灰色的：它的背上落满了蚊子。那件长袍也变成这样的颜色。奥列宁打算逃开这些蚊子；他觉得，夏天简直无法在村里居住。他已经走回家去了；但是他想到，这里也是人住的地方，于是决心忍受着，让它去咬。说也奇怪，快到中午时分，这种感觉甚至使他愉快。他甚至觉得，如果在他四周没有被蚊子包围的气氛，没有在汗湿的脸上一抹就是一手的蚊虫稠浆，以及周身坐立不安的痒痒，那么，这里的森林就会失去它的特色和魅力。这无数的蚊虫跟这里无比丰富的野生森林，跟这里充满森林的无数鸟兽，跟这里深绿的叶子，跟这里芳香的暑热的空气，以及跟这里到处从捷列克河渗透出来的、在低垂的树叶下潺潺流水的浑浊的沟渠，都极相称，因此先前他觉得可怕而且无法忍受的，现在反倒觉得愉快了。他把昨天发现鹿的地方走了一遍，但他什么也没遇见，他想休息一下。太阳高悬在森林上空，当他走到空地或者路上的时候，阳光一个劲地直射到他的背上和头上。七只沉重的野鸡压得他的腰酸背疼。他找到昨天的鹿的蹄印，从灌木丛里钻到森林的深处，钻到昨天鹿睡觉的地方，他就在鹿窝旁边躺下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深绿的树木，观察了一下被鹿汗湿的地方、昨天的鹿粪、鹿的膝盖的印记、鹿掘起的一块黑土以及昨天自己的脚印。他觉得又凉快又舒适；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忽然，他心头涌现一种奇怪的感情——无缘无故的幸福和对一切的爱，于是他按照童年的老习惯画十字，并且对某人表示感谢。他忽然特别清醒地感觉到：“我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现在独自一人躺在天晓得什么地方，躺在鹿住的地方，这是一只美丽的老鹿，也许它从来没见过人，躺在从来没有人坐过、也没人想到的地方。我坐在这里，周围是小树和老树，其中有一棵缠着野葡萄藤；离我不远有野鸡互相追逐，四处乱窜，它们也许已经闻到被打死的弟兄们。”他摸了摸自己的野鸡，把它们察看一遍，在长袍上擦了擦温暖的血淋淋的手。“也许豺狼也闻到了，露出不满的面孔钻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周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百个、一千个、百万个蚊子，在它们看来像巨大的绿洲似的树叶之间飞来飞去，它们在空中嗡嗡地叫，它们在我附近全都嗡嗡地述说着什么和为了某事而述说着，它们每个也都像我似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他清清楚楚地想象到蚊子在想什么和嗡嗡地叫什么。“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弟兄们！这儿有人可以吃。”它们嗡嗡地叫着说，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攻。他这时明白了，他并不是什么俄国贵族，莫斯科交际场中的人，某人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不过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野鸡，或者是一只鹿，就像现在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生物一样。“就像他们一样，像叶罗什卡大叔一样，活些时候就死去。他说得对：不过坟头上长长青草罢了。”

“坟上长青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继续想下去，“还是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因为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幸福。不管我是什么，就算是一个野兽，跟一切动物一样，在它坟头上只长青草，此外什么也没有，或者我是一个躯壳，其中安装着上帝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还是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样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于是他开始回忆他从前的生活，可是他对自己厌恶起来。他觉得自己曾是一个苛刻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当时实在并不需要什么。他不住地往四外张望，看看被阳光穿透的绿荫，看看落日和明朗的天空，始终觉得自己跟刚才一样幸福。“为什么我现在是幸福的？以前我为了什么而生活？”他想道，“我为了自己曾是多么苛求，曾是如何挖空心思而一无所得，得到的只是耻辱和痛苦！而我现在并不需要什么却得到了幸福！”忽然有一道新的光明使他豁然开朗。“幸福原来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生活。这一点是明确的。人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要求；因此，这种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用自私自利的方法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寻求财富、荣誉、舒适的生活、爱情，可是，有时由于种种情况，不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由此看来，不合乎情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想获得幸福的要求。不论外界的条件如何，而永远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欲望呢？究竟是什么呢？是爱，是自我牺牲！”发现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新的真理以后，他是如此高兴和激动，他跳起来，急不可待地想寻找他可以为之快点牺牲自己的人，可以为之做善事的人，可以爱的人。“既然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老是在想，“为什么不为他人而生活呢？”他拿起枪，一心想快点回家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并且找一个做善事的机会，他于是就走出了密林。来到空地上，他张望了一下：太阳已经从树梢上看不见了，空气有点凉意，地形变得完全认不出了，不像是村子四周。忽然一切都变了——气候和森林的性格都不同了：天空遮满乌云，风在树梢上簌簌作响，周围只能看见芦苇和年深日久的折断的树木。他唤那条离开他去追逐什么野兽的狗，他的声音仿佛是从荒野发出的回声。他忽然不寒而栗。他害怕起来。他想到阿布列克和人家给他讲的谋杀事件，他在等待着：马上就会从随便哪棵灌木里跳出一个车臣人，那他就得保卫自己的生命，或者死去，或者贪生怕死。他想起了上帝和未来的生活，好像很久没想起这些了。周围是同样阴暗的、严酷的、荒野的自然景物。“值得不值得为自己而生活，”他想道，“而你眼看就要死去，而且没有做一件善事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朝着他认为是往村子的方向走去。他已经不再想打猎的事，他感到难以支持的疲倦，他特别注意地、几乎是带着恐怖张望每棵灌木和每棵树，每分钟都在期待着生命的终结。转了半天，他走到一条沟渠，沟渠里流着从捷列克河流来的带沙的冰冷的水；为了不再乱撞，他决定沿着沟渠走。他走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条沟渠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忽然芦苇在他背后响了一声。他吓了一跳，抓起了枪。他害羞了；原来是过于热心的狗呼呼地喘着气跳到凉水沟里，在那里喝水呢。

他和狗一起喝足了水，朝着狗奔跑的方向走去，他认为狗会把他领到村子。虽然有狗做伴，但是他总觉得周围愈来愈阴惨。森林发暗了，风愈来愈厉害地刮着折断了枝子的老树顶梢。有几只大鸟一边尖叫，一边绕着这些老树上的巢盘旋。植物变得更贫乏了，更常碰见簌簌作响的芦苇和满是兽类足迹的不生草木的林中沙地。在轰隆的风声中，还夹杂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单调的呜呜声。他心里简直变得阴森森的了。他摸了摸腰后的野鸡，有一只不见了。那只野鸡坠断了绳子，丢掉了，只剩下血淋淋的脖颈和头矗在腰后。他从来没有这样觉得可怕。他开始祈祷上帝，他只怕一件事——没做一点善事和好事就死掉；他是这样希望活着，为了完成自我牺牲的伟绩活着。

二十一

忽然，好像阳光照亮了他的心灵。他听见俄国人说话的声音。听见捷列克河迅速而均匀的流水声音，在他面前两步远，出现了棕黄色的流动着的河面，以及河岸上褐色的潮湿的沙地和沙洲，出现了远方的草原，在水面上显得很清楚的哨所钟楼，在乌荆子丛中走动的绊着脚的备着鞍子的马，还有那山。红色的太阳从乌云里露出一瞬间，它的最后的光线快乐地照亮了一下沿河的一切，照亮了芦苇、钟楼和聚成一堆的哥萨克们，其中卢卡什卡身材特别矫健，不禁引起了奥列宁的注意。

奥列宁又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是完全幸福的。他无意走到了捷列克河上下普罗托茨克岗哨，对岸是归顺的车臣人的村子。他跟哥萨克们问过好，但还是没找到对谁做一件善事的借口，于是就走进屋子里。在屋里也没找到机会。哥萨克们待他很冷淡。他进入一所土坯屋里抽起纸烟来。哥萨克们不大注意奥列宁，首先因为他吸纸烟，其次因为今晚他们别有消遣。从山里来了没有归顺的车臣人——被打死的阿布列克的亲属，他们带着密探来赎尸首。人们在等着从村里来的哥萨克长官。死者的兄弟身材高大而挺拔，留着剪短了的和染红的胡子，虽然他的穿戴是破烂不堪的束腰无领长袍和皮帽，但他却像一个王子似的镇静和庄严。他的面孔非常像被打死的阿布列克。他对任何人都不屑一瞥，也没有看死者一眼，他蹲在阴凉的地方抽着烟袋，不时地吐唾沫，偶尔用粗重的喉音发出几声命令，跟他同来的人恭敬地听着。显然这是一个骑手，他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俄罗斯人，而这时在俄罗斯人身上不仅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惊奇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引他注意的。奥列宁走到死者跟前想看看他，但是这位弟弟镇静而轻蔑地翻起眼来瞅了瞅奥列宁，愤怒地、急促地说了一句话。密探赶快用束腰无领长袍盖上死者的脸。骑手脸上那副威严的表情使奥列宁吃惊；他本想跟他谈谈，问他是哪个村庄的，但是车臣人瞟了他一眼，轻蔑地啐口唾沫，转过身去。奥列宁十分惊异这个山民不愿理睬他，他认为他这种淡漠不过是由于他的愚蠢或者语言不通。他找他的同伴说话。他的同伴是密探也是翻译，他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但不是红胡子，而是黑胡子，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生着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和一对晶亮的眼睛。密探很乐意谈话，并且要了一支香烟。

“他们弟兄五个，”密探用他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讲道，“已经被俄罗斯人打死了三个，只剩下两个；他是一个骑手，大大的骑手，”密探指着车臣人说，“当艾哈迈德汗（被打死的阿布列克的名字）被打死的时候，他蹲在对岸的苇丛里；他全都看见了：人们怎样把他放到船上，又怎样把他搬到岸上的。他在那儿一直坐到夜里；他想放枪打死那个老头子，别人把他劝住了。”

卢卡什卡走到谈话的人身边坐下来。

“你是哪村的？”他问。

“就在那边山里，”密探回答，他指着河对岸云雾弥漫的蔚蓝的山峡，“你知道苏尤克-苏吧？苏尤克-苏过去再走十俄里。”

“你认识苏尤克-苏的吉列伊汗吗？”卢卡什卡问道，显然对这个相识引以为荣，“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邻居。”密探回答。

“好样的！”卢卡什卡显然很感兴趣，用鞑靼话跟翻译交谈起来。

不一会儿，骑着马的中尉和带着两个随从的村长来到了。中尉是一个新上任的哥萨克军官，他向哥萨克们问好；但是谁也不按照军队的规矩向他喊：“祝您健康，大人”，仅仅有人用普通的问好回答他。有几个人，其中也有卢卡什卡，直起身来立正站着。班长报告岗哨上平安无事。这一切都使奥列宁觉得好笑：就仿佛这些哥萨克是在扮演士兵。这套礼节很快就过渡到普通的关系；中尉跟其他的哥萨克一样，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操一口流利的鞑靼话跟翻译谈起来。哥萨克们写好一张文件交给密探，然后从他手里拿过钱，就向尸首走去。

“你们里面谁是加夫里洛夫·卢卡？”中尉说。卢卡什卡脱掉帽子，走向前去。

“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向团长打了报告。结果怎样，我还不知道，我请求奖你十字勋章，因为你当班长还嫌早。你识字吗？”

“不识字。”

“嗬，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中尉说，他继续扮演当官的，“戴上帽子吧。他是哪一家的加夫里洛夫？是‘什罗基’家的吗？”

“是他的侄子。”班长回答。

“知道，知道。好，动手吧，帮帮他们的忙。”他转向哥萨克们说。

卢卡什卡快乐得脸上发光，显得比平时更漂亮了。他离开班长，戴上帽子，又蹲到奥列宁身旁。

当尸首搬上小船的时候，那个车臣人的兄弟向河岸走去。哥萨克们不由得闪开给他让路。他用一条有力的腿往岸上一蹬，就跳到小船上。奥列宁看见，他在这时才第一次迅速地扫视一遍哥萨克们，又急促地向同伴问一句话。同伴指着卢卡什卡回答了一句。车臣人看了他一眼，就慢慢地转身往对岸望去。他那一瞥所含的不是仇恨，而是冷淡的轻蔑。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什么？”奥列宁问那个活泼好动的翻译。

“你们杀死我们，我们宰掉你们。有来有往，以暴易暴。”密探说，他显然是在撒谎，龇着白牙笑了，接着就跳到船上。

死者的兄弟坐在船上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岸。他是这样憎恨和蔑视，他甚至对这里任何东西都不感到兴趣。密探站在船尾，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地划着桨，麻利地掌着船，不停地说话。小船斜刺地横渡河流，越来越小，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最后，眼看着他们靠了河岸，岸上有他们的几匹马。他们把尸首搬上去；虽然马老是向一旁躲闪，人们还是把尸首放到鞍上，然后都骑上马，顺着从村旁经过的大路缓步走去，成群的人从村子里走出来看他们。这边河岸上的哥萨克们非常得意而且快乐。四面八方洋溢着笑声和戏谑的声音。中尉和村长被请到土屋里去吃饭。卢卡什卡带着满脸快乐的表情，努力装出庄重的样子，但是怎么也装不像，他坐到奥列宁身旁，肘子支着膝盖在削小棍。

“您为什么吸烟？”他好像怀着好奇的心情说道，“这难道是好事吗？”

他说这话，显然只是因为他看奥列宁怪尴尬的，在哥萨克中间没人理睬他。

“没什么，习惯，”奥列宁回答，“怎么？”

“哼！要是我们弟兄吸烟，那可就糟了！您瞧那山好像不远，”卢卡什卡指着峡谷说道，“可是你怎么也走不到！……您一个人怎么回家：天这样黑。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卢卡什卡说，“您向班长央求一下。”

“多么能干的小伙子。”奥列宁望着哥萨克的快乐的面孔，想道。他想起玛丽亚娜，想起他在大门后偷听到的接吻，他为卢卡什卡惋惜起来，惋惜他没有受过教育。“多么荒唐和错误！”他想道，“杀了人，他还觉得幸福，得意，仿佛他做了一件大好事。难道无法使他明白，这没什么可欢天喜地的？幸福不在于杀人，而在于自我牺牲？”

“以后可不要碰上他，老弟，”送走小船的一个哥萨克对卢卡什卡说，“你听见他是怎样问你的吗？”

卢卡什卡抬起头来。

“你是说干儿子吗？”卢卡什卡说，所谓干儿子是指那个被打死的车臣人。

“干儿子是站不起来了，我说的是那个干儿子的红胡子兄弟。”

“他自己能够囫囵着回去就托天之福了。”卢卡什卡笑着说。

“你高兴什么？”奥列宁对卢卡什卡说，“如果你的兄弟被打死了，你也高兴吗？”

哥萨克眼睛含笑向奥列宁望过去。奥列宁要对他说的话，他仿佛全都明白，但是他的想法要比这高一着。

“那有什么？难免的事！你当我们弟兄不被他们打死吗？”

二十二

中尉和村长走了；奥列宁为了想使卢卡什卡高兴和不至独自一人在黑暗的树林里走路，他替卢卡什卡去请假，班长准了他的假。奥列宁以为卢卡什卡想看见玛丽扬卡，而他也乐于跟这个样子可爱、喜欢谈笑的哥萨克做伴。在他的想象中，不由得把卢卡什卡和玛丽亚娜联在一起，并且一想到他们就觉得快乐。“他爱玛丽亚娜，”奥列宁暗自想道，“我也可以爱她。”他们在黑暗的树林里走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激情占有了他。卢卡什卡也是满心高兴。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青年之间，令人感到存在一种类似爱的感情。每当他们目光相遇，他们就想笑。

“你家大门在哪儿？”奥列宁问。

“在村子中间。我把你送到泥坑那儿，再往前您就不怕了。”

奥列宁笑了。

“你以为我害怕吗？你回去吧，谢谢你。我一个人走。”

“没关系的！我又有什么事好干呢？您怎能不害怕？连我们都怕。”卢卡什卡也笑了，为了安慰他的自尊心，说道。

“你到我那儿去吧。咱们谈谈，喝两盅，早晨你再回去。”

“您以为我找不到过夜的地方啊，”卢卡什卡笑起来，“可是班长叫我回去。”

“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唱歌来着，还看见你……”

“所有的人都是……”卢卡摇了摇头。

“听说你要结婚，是真的吗？”奥列宁问。

“母亲想给我娶亲。可是我还没有马。”

“你是非战斗员吗？”

“我哪儿是？我刚入伍。还没有马，又没地方去买。所以不能结婚。”

“一匹马值多少钱？”

“前些日子在河对岸有匹马要卖，给六十卢布还不肯脱手，马是诺盖种。”

“你跟我当护兵吧？（在行军中，护兵是跟随军官执行传令兵的职务的）。我来给你张罗，马，我可以送你一匹，”奥列宁忽然说道，“说真的，我有两匹，我不需要。”

“怎么说不需要？”卢卡什卡笑着说，“为什么要您送？等我们过上好日子，上帝会赐给的。”

“说真的！你不愿意当护兵吗？”奥列宁说，他很高兴他想起了送卢卡什卡一匹马的念头。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惭愧。他思索着，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卢卡什卡首先打破了沉默。

“您在俄罗斯有自家的房子吗？”他问道。

奥列宁不禁讲起他不仅有一所房子，而且有好几所。

“房子好吗？比我们的大吗？”卢卡什卡憨厚地问道。

“大得很，大十倍，三层楼高。”奥列宁讲道。

“也有像我们这样的马吗？”

“我有一百匹马，每匹都值三四百卢布，不过跟你们的不一样。三百银卢布！都是赛马，你懂吧……可是我还是更爱本地的马。”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卢卡什卡问道，仿佛他老是在笑似的。“看您走到哪儿去了，”他指着他们从旁走过的小道说道，“您应当向右转。”

“是的，我是自愿，”奥列宁回答，“想看看你们这地方，还想作几次出征。”

“我希望现在就有机会去出征，”卢卡什卡说，“你听，豺狼在嚎呢。”他又说，侧耳倾听着。

“怎么样，你杀了人，你不怕吗？”奥列宁问。

“怕什么？我希望去出征！”卢卡什卡重复说，“我非常想去，非常想去……”

“也许咱们会一块儿去的。我们的连在节前就出发，你们的中队也一齐去。”

“您为什么自愿到这儿来！又有房子，又有马，又有仆人。要是我，就要痛痛快快地玩。您是什么官级？”

“我是士官生，现在已经保举我当军官了。”

“如果您不是吹牛，您的日子真那么好，要是我，我就蹲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就是这样，我也哪儿都不要去。您在我们这儿觉得好不好？”

“好。非常好。”奥列宁说。

他们这样说着话快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森林中昏昏沉沉的幽暗仍在包围着他们。风在树梢的上空低鸣。豺狼仿佛就在他们附近，忽而嚎叫，忽而哈哈大笑，忽而哭泣；前面，已经可以听见女人说话和犬吠，清楚地显露出房屋的轮廓，闪烁着灯火，并且传来干粪炊烟的特别气味。特别是在今天晚上，奥列宁有这样的感觉，在这村子里有他的住屋，有他的家，有他的一切幸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没有像在这村子里过得这样幸福，而且将来也不会过得这样幸福。今天晚上他爱所有的人，特别是爱卢卡什卡！回到家里，使卢卡什卡大为惊讶：奥列宁亲自从贮藏室里牵出他在格罗兹尼买的那匹马——不是他常骑的那匹，而是另外的一匹。虽然老点，但还不错，他把这匹马送给了他。

“您为什么要送给我？”卢卡什卡说，“我还没有给您做一点事呢。”

“在我算不了什么，真的，”奥列宁回答，“收下吧，以后你也送我点什么……咱们还一块儿出征呢。”

卢卡什卡不知如何是好。

“这怎么行呢？一匹马值不少的钱。”他眼睛不望着马说道。

“收下吧，收下吧！你要是不收下，我要生你的气了。瓦纽沙，把这匹灰马牵给他。”

卢卡什卡拿起了缰绳。

“好，那就谢谢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奥列宁像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感到幸福。

“把马拴到这儿吧。这是一匹好马，我在格罗兹尼买的，跑起来很猛。瓦纽沙，给我们拿点奇希尔。咱们进屋子坐吧。”

酒拿来了。卢卡什卡坐下来拿起酒杯。

“上帝保佑，我也要报答您的，”他一边说一边干了一杯，“你叫什么名字？”

“德米特里·安德烈伊奇·奥列宁。”

“德米特里·安德烈伊奇·奥列宁，上帝保佑你。咱们要交个朋友。什么时候也到我们家里坐坐。我们虽然不是富人，朋友还请得起。你要是需要什么，熟奶油或者葡萄，我告诉母亲。如果你到哨所来，我侍候你去打猎，去过河，随便你要到哪儿去。你不知道我前些日子打死一个多么大的野猪！都分给哥萨克弟兄们了，不然我就送给你。”

“好的，谢谢。你可别用这匹马拉车，不然它就不好骑了。”

“怎么能用马拉车！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卢卡什卡低下头说，“不知你肯不肯，我有个朋友，吉列伊汗，他叫我在路上——就是从山里出来的路上——打埋伏，咱们一块儿去。我不会出卖你的，我做你的穆里德[34]。”

“一块儿去，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去。”

看来，卢卡什卡完全安心了，他已经弄明白奥列宁对他的态度。卢卡什卡谈话时的态度之沉着和单纯使奥列宁惊异，甚至有点使他不愉快。他们谈了很久，卢卡什卡喝了很多酒，但是没有醉（他从来没醉过）。天已经很晚了，他握了握奥列宁的手，就离开他走了。

奥列宁向窗外望去，看他离开他后做什么。卢卡什卡低着头轻轻地走出去。然后，把马牵到大门外，忽然一抖脑袋，像猫似的跳到马身上，把马笼头的缰绳甩到脖颈两旁，尖叫一声，就沿着大街驰骋开了。奥列宁以为他要去和玛丽扬卡分享快乐；虽然卢卡什卡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奥列宁心情之好是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他像孩子似的高兴，忍不住向瓦纽沙不仅讲起他送给卢卡什卡一匹马，而且还讲了为什么要赠送，以及他的全部关于幸福的新学说。瓦纽沙不赞成这个学说，说是拉尔让 伊利尼扬帕[35]，说啥都是假的。

卢卡什卡跑回家，从马上跳下来，把马交给了母亲，嘱咐把它放到哥萨克马群里；他在当天夜里就应当回哨所去。哑巴姐姐牵走了马，并且打手势表示，她要是看见那个送马的人，就这样拜倒在他脚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只是摇头，心里想，马是卢卡什卡偷来的，所以吩咐哑巴趁着天不亮就把马牵到马群里。

卢卡什卡一个人向哨所走去，不住地思索奥列宁的举动。虽然他觉得马不算是好的，然而至少也值四十卢布，卢卡什卡对这个赠品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要赠送，这一点他不能理解，因此他体验不到一点儿感激之意。相反，他头脑里老是萦回着一种模糊的猜疑，觉得士官生不怀好意。但是怀着什么恶意，他不能清楚地知道，他老是有这样的想法：一个陌生人把一匹价值四十卢布的马赠给他，什么也不图，只是为了行善，他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喝醉了酒，那倒可以理解：想摆摆阔。可是士官生是清醒的，这样看来，他准是想收买他做什么坏事。“办不到！”卢卡什卡想道，“反正马在我手里，咱们走着瞧吧。我也不是傻瓜蛋。看谁能骗着谁！咱们瞧吧！”他一边想，一边觉得对奥列宁必须多加小心，因此对他起了一种恶感。他对谁也没有讲起他是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他对一些人说是买的；对另外一些人只是支吾其词。然而村里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卢卡什卡的母亲、玛丽亚娜、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知道了奥列宁无缘无故赠马的事，感到莫名其妙，并且对士官生开始存有戒心。虽然存有戒心，但这个举动却引起他们对奥列宁的单纯和富有怀着莫大的尊敬。

“听说没有，那个士官生，就是住在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家的那位，轻易地就把一匹值五十卢布的马送给卢卡什卡，”一个说，“阔佬！”

“听说了，”另一个沉思地回答，“大约他替他做了什么事了。咱们瞧吧，瞧他出的是什么鬼点子。快手卢卡什卡真幸运。”

“这些士官生都是些滑头鬼，滑极了！”第三个说，“你瞧他非放火不可，或者搞点别的什么鬼名堂。”

二十三

奥列宁的生活单调而平静。他跟长官和同事们很少往来。在高加索，一个有钱的士官生在这方面是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的。不论是工作或训练，都派不到他。他为了参加一次远征已经被保荐为军官，而在这之前，长官先不打扰他。军官们认为他是贵族，所以对他都持自尊的态度。打牌和有歌队伴唱的军官们的纵酒豪饮，他在连队里是体验过的，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同时他也远离村里军官的社交界和军官们的生活。在哥萨克村子里的军官生活早已有其固定的方式。就像每个士官生和军官在要塞的时候一样，经常喝黑啤酒，打什托斯[36]，谈论因参加远征所得的奖赏，在哥萨克村子里也是经常地和房东们喝奇希尔，请姑娘们吃东西和蜜，跟他们中意的姑娘纠缠；有时也和本地的姑娘结婚。奥列宁总是过着独特的生活，他对于这条被人走得烂熟的路子，有一种不自觉的反感。所以在这里他没有走高加索军官们生活的旧辙。

自然而然地，天一亮他就醒了。他喝了茶，站在自己门前台阶上欣赏一会儿山、晨景和玛丽亚娜；然后穿上破烂的牛皮上衣，穿上哥萨克叫作碎皮编成的靴子的浸湿了的鹿皮靴，腰间挎上短剑，拿起枪，带着装有食物和烟草的口袋，唤着狗，早晨五点多钟就从村子出发到森林里去了。晚上六点多钟回来，他又累又饿，腰带上系着五六只野鸡，有时带回来野兽，还带着没有动用的装着食物和烟卷的口袋。如果他的头脑里的思想也像口袋里的烟卷一样，那么就可以看出，在这十四小时内，没有一个思想是活动过的。他回家时神清气爽，精神饱满，感到非常幸福。他说不出在这全部时间他在想什么。在他头脑里萦回的不是思想，不是回忆，不是幻想，而是这三种东西的片断的综合。清醒了一下，他问自己在想些什么。可是，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园子里和妻子一起干活的哥萨克，再不然就是山中的阿布列克，或者是离开他本人跑掉的野猪。他整天都是在倾听着、守候着和等待着野鸡、野猪或者鹿。

晚上照例是叶罗什卡大叔在他那里闲坐。瓦纽沙打来一瓶奇希尔，他们俩不紧不慢地谈天，喝足了酒，就心满意足的各自回去睡觉。明天又是打猎，又是有益于健康的疲倦，又是饭后过足酒瘾，又是感到幸福。有时，在节日或者在休息日，他整天在家里消磨时光。每当这时，他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看玛丽亚娜，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从窗口或从台阶上贪婪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看玛丽亚娜，爱她（他是这样觉得），就像他爱群山和天空的美一样，并不想跟她发生任何的关系。他觉得，他和她之间不可能存在她和哥萨克卢卡什卡之间可能存在的那种关系，更不可能存在有些富有的军官和哥萨克姑娘之间可能存在的那种关系。他觉得，如果也尝试一下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事情，那他就会失去旁观者的无穷乐趣，而得来的却是无限的痛苦、失望和悔恨。而且他对这个姑娘已经做了一件使他得到极大乐趣的自我牺牲的功绩；主要的，不知为什么他怕玛丽亚娜，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轻易对她说一句爱情的话。

夏天有一次奥列宁没有去打猎，在家里待着。完全出乎意外，一个莫斯科的熟人，一个在上流社会常和他见面的年纪很轻的人，进来找他。

“啊哈，mon cher[37]，我亲爱的，当我知道您在这里，我是多么高兴！”他用莫斯科口音的法语开始说，并且继续夹杂着法语说下去，“有人告诉我：‘奥列宁’。哪个奥列宁啊？我是这么高兴……命运又使我们见面了。哎，您怎么样？干些什么？为什么？”

于是这位别列茨基公爵讲起自己的全部经历：他是怎样暂时到这团里来的，总司令怎样叫他去当副官，在出征后他就到他那里去，虽然他对这并不感兴趣。

“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服务，至少也要挣个前程……十字勋章……一官半职……将来调到近卫军。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就是不为自己，也得为亲戚朋友。公爵待我很好；他是一个很有体面的人，”别列茨基滔滔不绝地说，“为了这次出征，已经呈请奖我一枚安娜勋章。在没有出征以前我住在这里。这里好极了。多么漂亮的女人！哎，您的生活如何？我们的上尉对我说——您知道吧，就是那个善良的蠢家伙……他说您过着可怕的野人的生活，跟谁都不来往。我是了解您不愿意跟本地的军官接近的。我很高兴现在咱们能够常常见面。我住在哥萨克班长家里。那里有一个多么好的姑娘，乌斯坚卡！我告诉您——简直迷人！”

从他嘴里越来越多地倾泻出的法语和俄语，这是奥列宁以为他永远离开了的那个社会的语言。大家都认为别列茨基是一个可爱的温厚的小伙子。也许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奥列宁却觉得，虽然他有一副温厚而漂亮的面孔，但是他非常令人不愉快。在他身上发散出一股他与之决裂的龌龊味道。使他最可气的是，他不能、而且简直无力断然推开这个来自另外社会的人，就仿佛他从前生活过的这个旧社会对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他对别列茨基和对自己都很恼火，并且违反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的谈话里也插进一些法语，打听总司令和莫斯科熟人的消息，又因为只有他们俩在哥萨克村庄里说法语，所以鄙夷地谈起同事的军官们，谈起哥萨克们，并且对别列茨基的态度很友好，答应拜访他和请他常到自己这里来。但是奥列宁本人仍然没有去找别列茨基。瓦纽沙却赞赏别列茨基，说他是真正的贵族老爷。

别列茨基一下子就过起村里富有的高加索军官们惯常过的生活。奥列宁眼看他一个月的工夫就成为村里的老居民：他请老人喝酒，举行晚会，他本人也参加姑娘们的晚会，夸耀胜利，甚至弄到这步田地，不知为什么姑娘和女人们都喊他老爷爷，而哥萨克们对他也习惯了，认为这是一个爱酒和爱女人的人，甚至喜欢他甚于喜欢奥列宁，因为他们觉得奥列宁是个谜。

二十四

一天早晨五点钟，瓦纽沙在茅屋台阶上用靴筒子吹着了茶炊的火。奥列宁已经骑着马到捷列克河洗澡去了（不久前他想出一件新鲜的娱乐——到捷列克河给马洗澡）。女房东在藏奶室里烧炉子，又黑又浓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姑娘在棚里挤牛奶。“不乖乖地站住，该死的东西！”从那里传来姑娘不耐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均匀的挤奶声。在宅院附近的街上，传来急驰的马蹄声，奥列宁骑着一匹不备鞍子、身量不高、深灰色的皮毛发着亮光的湿漉漉的骏马来到了大门前。扎着红头巾的玛丽亚娜的美丽的头，从棚子里伸出探望一下，又缩了回去。奥列宁身穿红色粗绸子衬衫和白色束腰无领长袍，紧束着佩有短剑的皮带，戴一顶高筒皮帽。他优雅地骑在膘肥体壮的潮湿的马背上，扶着背后的枪，弯身把大门推开。他的头发还是湿的，脸上焕发着青春和健康的光辉。他以为他美好，矫健，像一个骑手；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高加索人一眼就看出他仍然是一个大兵。看见姑娘伸出头来，他特别活泼地把腰一弯，把篱笆大门用力一推，收住缰绳，扬了一下鞭子，就进了院子。“瓦纽沙，茶预备好了吗？”他快乐地叫了一声，眼睛不去看棚子；他高兴地感觉到，那匹漂亮的马放松了臀部，紧挣着缰绳，全身的肌肉颤抖着，四蹄准备跳越围墙，在院子里的干燥的地上踏着步子。“塞 普雷！”[38]瓦纽沙回答。奥列宁觉得，玛丽亚娜的美丽的头还在从棚子里往外探着，但是他不回头看她。奥列宁从马背上跳下来，他的枪挂住了台阶，做了一个笨拙的动作，他惊慌地回顾一下棚子，那里谁也没有，只听见跟先前一样均匀的挤奶声。

他进了屋子，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带着一本书和烟斗到台阶上，面前摆着一杯茶，在倾斜的晨曦还没有射到的地方坐下来。这一天午饭前他不打算到哪里去，想写几封搁延很久的信；但不知为什么，他舍不得离开台阶上那块小天地，像进监牢似的不愿回屋里去。女房东生好了炉子，姑娘把牲口赶走，又回来收捡和在围墙上粘贴粪饼子。奥列宁还在读书，但他一点儿没有看懂他面前打开的书页上的字句。他的眼睛不断地离开书本去看那在他前面走来走去的强健的年轻姑娘。他怕漏掉她的任何一个动作——不论这个姑娘走到房屋投射的早晨潮湿的阴影里，或者走到被喜悦的晨曦照耀着的院子中间，她那鲜艳的衣服，匀称的体态，投在地上的黑影，都使得满院生辉。他高兴地看见，她一弯腰，是怎样潇洒优美，她那件最好看的衣服——粉红的长衫，在胸前和沿着端正的两腿，是怎样打成一道道的褶儿；她又是怎样直起腰来，在她那紧身的长衫下面，明显地露出胸脯起伏的轮廓；那一双虽然穿着红色的旧靴子而不走样的秀丽的脚，是怎样站到地上；她那卷起袖筒的强壮的胳膊是怎样绷紧了肌肉而且仿佛气愤地挥动着铁锹，她那又黑又深的眼睛有时是怎样向他看看。虽然细长的眉毛紧皱着，但是眼睛里却流露着快乐和觉得自己很美的神态。

“怎么，奥列宁，您早就起来了？”别列茨基穿着高加索军官的常礼服，走进院子来对奥列宁说。

“啊，是别列茨基！”奥列宁应了一声，伸出一只手来，“您怎么起得这么早？”

“有什么办法！我被撵出来了。我那儿今天晚上有舞会。玛丽亚娜，你也到乌斯坚卡那儿去，是不是？”他转过去对姑娘说。

奥列宁觉得奇怪，别列茨基怎么能就这样随便地对这个姑娘说话。但是玛丽亚娜仿佛没有听见似的，低着头，把铁锹扛到肩上，迈开她那矫健的男人的步伐向屋里走去。

“她害羞了，小妞儿，害羞了，”别列茨基望着她的背影说，“对您害羞了。”他快乐地微笑着，跑上了台阶。

“怎么，您那儿有舞会？谁把您赶出来了？”

“在乌斯坚卡那儿，就是在我的女房东那儿，有舞会，也请您去参加。舞会，就是馅儿饼加上一群姑娘。”

“我们去能做什么呢？”

别列茨基狡猾地微笑一下，挤了挤眼，向玛丽亚娜进去的那间屋子摆了摆头。

奥列宁耸耸肩膀，脸红了。

“说真的，您是个怪人！”奥列宁说。

“哎，您给我们讲一讲啊！”

奥列宁紧皱着眉头。别列茨基看出这一点，就讨好地笑了笑。

“得了吧，那怎么可能，”他说，“你们住在一个院里……这么可爱的丫头，这么好的姑娘，地地道道的美人儿……”

“美得惊人！我还没见过这样美的女人呢。”奥列宁说。

“那么怎么样呢？”别列茨基完全不能理解，问道。

“这种事也许令人觉得奇怪，”奥列宁回答，“但是我为什么不说实话呢？自从我住在这里以后，女人对于我就仿佛不存在似的。这样很好，的确很好！我们跟这些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叶罗什卡是另一回事；我和他有共同的爱好——打猎。”

“噢，原来这样？您说在我和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么回事。您会说，她们都是乱七八糟的，这是另一回事了。A la guerre，comme à la guerre！[39]”

“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之流的女人我不认识，而且从来不善于和她们打交道，”奥列宁回答，“但是对那种人不能尊重，对这种女人我是尊重的。”

“那您就尊重好了！有谁妨碍您吗？”

奥列宁没有回答。看来，他想说完他已经开始说的话。这些都是他急于要倾吐的。

“我知道我是例外。（他显然有点窘。）我这样安排生活，我不仅看不出有改变我的生活规律的必要，而且，我要是照您那样生活，我就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幸福地生活了。再说，我和您不同，我所寻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在她们身上看见了不同的东西。”

别列茨基不相信地抬起了眉毛。

“晚上还是请您到我这儿来吧，玛丽亚娜也来，我给您介绍。请您来吧！您要是觉得没意思，就离开。您来不来？”

“我可以去；但是，我对你说实话，我怕我认真地着了迷。”

“噢哟，哟，哟！”别列茨基喊道，“您只管来好了，我能使您安心。您来吧？说真的？”

“我可以去，但是，老实说，我不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请求您。您来吧？”

“好，我去，也许会去的。”奥列宁说。

“得了吧，哪儿能看见这样迷人的女人，可是您却过着和尚的生活！何苦呢？干吗要毁坏自己的生活而不享受现成的东西？您听说咱们的连队要到沃兹德维仁斯卡亚去吗？”

“恐怕不是吧！我听说第八连要去。”奥列宁说。

“不，我收到了副官的信。他说公爵要亲自出征。我很高兴我又要跟他见面了。我开始厌倦这个地方了。”

“我听说不久要举行一次袭击。”

“没听说；我听说克里诺维岑为了一次袭击得到安娜勋章。他原希望升为中尉的，”别列茨基笑着说，“他算是倒了霉。他到司令部去了……”

黄昏来了，奥列宁开始在想晚会的事。邀请使他苦恼。他想去，但一想起那里的情景就觉得奇怪，荒唐，甚至有点可怕。他知道，那里除了有姑娘，不会有任何人，既没有哥萨克，也没有老太婆。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他怎样应付？说些什么话？她们会说些什么话？他和这些野性的姑娘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别列茨基讲过这种奇怪的、厚颜无耻的、同时又是严重的关系……他一想起就觉得奇怪：他在那里将要跟玛丽亚娜在一间屋里，也许，他得和她说话。当他想起她那一副庄严的姿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别列茨基却把这一切说得极为普通。“难道别列茨基对待玛丽亚娜也是这个样子吗？这倒有趣。”他想道，“不，最好是不去。这一切都是这样讨厌，下流，而主要的，是毫无意义。”但是，“那里会有怎样的情景？”这个问题又使他苦恼。而且他仿佛是受着诺言的束缚。他去了，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就已经走到别列茨基的住处，并且走了进去。

别列茨基住的房子和奥列宁住的房子一样。它建筑在离地二俄尺高的支柱上，有两个房间。奥列宁顺着陡梯进去的第一间里，摆放着鸭绒褥子、地毯、被子，还有按照哥萨克式样在正面墙上一个挨着一个摆得好看而且雅致的枕头。屋子两边墙上挂着铜盆和武器；长凳下面放着西瓜和南瓜。在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大炉子、一张桌子、几条长凳和几幅旧教的圣像。这里是别列茨基的卧室，里面放着行军床，可以驮载的箱子；小块壁毯上挂着武器；桌子上摆着化妆品和画像。长凳上扔着一件绸睡衣。别列茨基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读《Les trois mousquetaires》[40]。

别列茨基跳下床来。

“您瞧我布置的。好吧？您来了很好。她们正忙得够呛。您知道馅儿饼是用什么做的吗？用面和猪肉还有葡萄。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儿。您来瞧瞧那儿忙成什么样子！”

的确，他们从窗口望过去，看见房东的屋子里忙成一团。姑娘们时而拿着这、时而拿着那从屋子出出进进。

“快好了吗？”别列茨基喊道。

“马上就好！你饿了吗，老爷爷？”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乌斯坚卡长得胖胖的，脸儿红红的，模样儿怪可爱，她卷着袖筒走进别列茨基的房间拿盘子。

“看你，走开！把盘子给摔了，”她对别列茨基尖叫道，“你最好去帮帮忙，”她笑着对奥列宁喊道，“别忘了给姑娘们准备点糖果。”

“玛丽扬卡来了吗？”别列茨基问。

“当然啰！她带来一块面团。”

“您要知道，”别列茨基说，“如果把这个乌斯坚卡穿戴起来，打扮一下，再保养保养，她会比我们所有的美人都美呢。有个哥萨克姑娘博尔谢娃，您见过吗？她嫁给了上校。她那dignité[41]才迷人呢！从哪儿能找到……”

“我没有见过博尔谢娃，可是依我看来，再没有比这种服装更好看的了。”

“啊哈，我对什么生活都能适应！”别列茨基快乐地叹息着说，“我去看看她们。”

他把睡衣一扔，跑了出去。

“您来照管一下糖果！”他喊道。

奥列宁打发勤务兵去买糖饼和蜂蜜，给钱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厌恶，仿佛他在贿赂什么人似的，所以当勤务兵问买多少薄荷饼、多少蜜糖饼的时候，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

“你看着办吧。”

“把钱全买了吗？”老兵郑重地问道，“薄荷的贵些。十六戈比一个。”

“全买，全买。”奥列宁说，靠近窗口坐下，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仿佛他在准备做一件重要而不好的事情似的。

当别列茨基走进姑娘们的房间的时候，奥列宁听见那里响起一阵喊叫声和尖叫声，几分钟后，他看见别列茨基随着一阵尖叫、喧哗和笑声跳出了屋子，顺着小梯子跑下来。

“被赶出来了。”他说。

几分钟后，乌斯坚卡走进房间，宣布一切都准备好了，郑重地邀请客人。

他们走进房间一看，果然一切都准备好了，乌斯坚卡正在整理靠墙的鸭绒垫子。在铺着一块小得不成比例的桌布的桌子上摆着干鱼和一瓶奇希尔。屋子里散发着生面和葡萄的味道。六七个穿着美丽的衣裳、没有像平时那样扎着头巾的姑娘挤在炉后墙角里，她们低语着，笑着，时而爆发出一阵哄笑。

“我恭请诸位向我的天使祈祷。”乌斯坚卡请客人们入座，说道。

奥列宁在一群毫无例外都很漂亮的姑娘中看见了玛丽扬卡，他在这种庸俗而难堪的场合和她相遇，他觉得痛苦而懊恼。他感到自己蠢笨而且难为情，决定别列茨基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别列茨基颇为庄重地、并且自信而又洒脱地走到桌前，为乌斯坚卡的健康干了一杯，并且请大家也干一杯。乌斯坚卡说姑娘们不喝酒。

“掺点儿蜜可以喝。”姑娘群里一个声音说。

叫来刚从铺子里买了蜜和甜食回来的勤务兵。勤务兵皱着眉头，不知是羡慕还是轻蔑，他环视着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吃喝玩乐的老爷小姐们，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把灰纸包里的一块蜂蜜和甜饼递上来，开始交待价钱和找回的零钱，但是别列茨基把他撵了出去。

别列茨基把蜜掺进盛着奇希尔的杯子里，把三俄磅[42]甜饼往桌子上阔绰地撒开，把姑娘们从角落里硬拖了过来，让她们挨着桌子坐下，把甜饼分给她们。奥列宁不由自主地看见玛丽亚娜的那只晒黑的、但还纤巧的手拿着两块圆形的薄荷甜饼和一块棕色的甜饼，不知怎么办是好。谈话进行得不自然而且不愉快，虽然乌斯坚卡和别列茨基态度洒脱而且希望大家高兴。奥列宁踌躇了，他想应当说些什么，他觉得他引起了人家的好奇心，也许引起了嘲笑，他的羞怯也传染给别人。他脸红了，觉得特别是玛丽亚娜态度不自然。“大约她们在等待我们给她们钱，”他想道，“我们怎样给呢？怎样快点给了就走掉才好！”

二十五

“你怎么不认识自己的房客啊！”别列茨基对玛丽亚娜说。

“他从来不到我们那儿去，怎么认得他呢？”玛丽亚娜向奥列宁看了一眼，说道。

奥列宁不知为什么吓了一跳，忽然涨红了脸，连自己也不知说的什么，就说：

“我怕你母亲。我头一次去你们那儿，她给我一顿好骂。”

玛丽亚娜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你就怕了？”她向他看了一眼说道，然后转过头去。

在这里，奥列宁第一次看见了这位美女的整个面庞，先前他只看见用头巾遮到眼睛的脸。无怪乎她被认为是村中第一美人。乌斯坚卡是一个俊俏的姑娘，她娇小、丰满、红润，有一对愉快的深棕色的眼睛，红嘴唇永远含着微笑，她永远是有说有笑的。玛丽亚娜却相反，她丝毫不俊俏，然而是美人。她的脸型可能使人觉得太刚毅，甚至近乎粗野，但是她身材高大挺拔，胸脯和两肩强壮，主要的，她那双黑眉下被阴影遮着的长长的乌黑的眼睛含着既严厉又温柔的表情，还有她那嘴的表情和微笑非常甜蜜。她轻易不笑，但是她一笑总是妩媚动人。她身上洋溢着处女的魅力和健康的气息。在座的姑娘都很美，但是她们，以及别列茨基，拿甜饼进来的勤务兵，——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看玛丽亚娜，对她说话也就是对姑娘们说话。她在姑娘中间是一个高傲而快乐的皇后。

别列茨基竭力保持晚会的体面，不停地瞎扯，逼着姑娘们敬酒，跟她们胡闹，不断地用法语向奥列宁说几句有关玛丽亚娜的美貌的不体面的评语，把她称作“您的la vôtre”[43]，请他也照着他那样做。奥列宁越来越觉得难堪。他想出一个脱身逃走的借口，这时别列茨基宣布乌斯坚卡过命名日应当敬酒献吻。她同意了，但有个附带条件，就是像在婚礼上那样，要向她的盘子里放钱。“鬼把我带到这个讨厌的宴会上来的！”奥列宁自言自语地说，他站起来想走。

“您到哪儿去？”

“我去把烟拿来。”他嘴里这样说，心里想溜走，但是别列茨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我有钱。”他用法语对他说。

“不能走，到了这儿就得破费点，”奥列宁想道，他又对自己的窘态感到恼火，“难道我就不能像别列茨基那样举动吗？不应当走，既然来了，就不该破坏他们的兴致。要像哥萨克似的喝酒。”于是他拿起木碗（能盛七八杯酒）斟满酒，然后几乎一饮而尽。姑娘们都莫名其妙而且惊慌失色地望着他喝酒。她们觉得他的举动奇怪而且不礼貌。乌斯坚卡又敬他们每人一杯，并且吻了吻他们俩。

“姑娘们，咱们狂欢吧。”她说，把他们俩放在盘子里的四个卢布抖搂得哗哗地响。

奥列宁已经不拘束了。他的话多起来。

“玛丽亚娜，现在轮到你来敬酒献吻了。”别列茨基捉住她的手说道。

“我就这个样亲你！”她开玩笑地拍打着他说。

“可以免费亲老爷爷。”另一个姑娘接过去说。

“这才是聪明的姑娘！”别列茨基说着就去吻那个挣扎的姑娘。“不行，你得敬酒，”别列茨基对玛丽亚娜坚持说，“你来给房客敬酒。”

他捉住她的手，把她领到长凳跟前，让她坐在奥列宁身旁。

“多么漂亮的姑娘！”他一边说，一边把她的头转成侧面的姿势。

玛丽亚娜不挣扎，她骄傲地微笑着，用她那细长的眼睛打量奥列宁。

“漂亮的姑娘。”别列茨基重复说。

“你瞧我多么漂亮！”玛丽亚娜的眼神仿佛这样重复说。奥列宁没有弄清他做的什么事，就抱起玛丽亚娜要接吻。她忽然挣脱了身子，撞了一下别列茨基的腿和桌子，跳到炉子跟前。响起一阵叫喊声和笑声。别列茨基对姑娘们低语了几句，他们忽然从屋子跑到过厅里，随手把门锁上。

“你为什么亲别列茨基而不愿意亲我？”奥列宁问。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没有什么。”她把上唇往上一撇，眉毛往上一挑，答道。“他是爷爷。”她微笑着补充一句。她走到门前，开始敲门。“干吗把门锁上，鬼东西？”

“就让他们在那儿好了，咱们在这儿。”奥列宁挨近她，说道。

她紧皱着眉头，严厉地用手推开了他。奥列宁又觉得她是如此庄严美丽，他忽然醒悟过来，开始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耻。他走向前去拉门。

“别列茨基，开门！开些什么愚蠢的玩笑？”

玛丽亚娜又笑起来，她的笑声是这么快乐而幸福。

“你怕我了吧？”她说。

“你像你母亲一样地凶，怎么不怕。”

“你和叶罗什卡再多混一混，姑娘们就会爱你了。”她微笑着，目光又直又近地逼视着他的眼睛。

他不知道应当说什么。

“要是我常到你们那儿去坐坐……”他突然说出这句话。

“那就不同了。”她震了震头说道。

这时，别列茨基推了一下，把门推开了，玛丽亚娜一闪，跳到奥列宁身上，她的胯股碰到他的腿。

“我以前所想的：什么爱情啦，什么自我牺牲啦，什么卢卡什卡啦，全是扯淡。幸福才是唯一的；谁是幸福的，谁就是对的。”奥列宁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他自己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他把美丽的玛丽亚娜抓过来就亲她的太阳穴和腮帮。玛丽亚娜没有生气，只是放声大笑，向其他的姑娘们跑过去。

晚会就这样结束了。老太婆——乌斯坚卡的母亲，干完活儿回来，大骂一场，把所有的姑娘都赶跑了。

二十六

“是啊，”奥列宁回家的时候想道，“只要我放松一点缰绳，我就会疯狂地爱上这个哥萨克姑娘的。”他躺下睡觉，这些思绪还在心头萦绕着，但是他以为这一切会过去的，他会回到先前的生活上去的。

但是先前的生活没有回来。他对玛丽亚娜的态度变了。先前把他们隔开的墙毁坏了。奥列宁每次碰见她，都跟她问好。

男主人回来收房钱，听说奥列宁有钱而且慷慨，就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老太婆和蔼地接待他。从晚会那天起，奥列宁晚上常到房东家里去，在他们那里一直坐到夜里。他觉得他在村子里的生活依然如故，但是他心中的一切都翻转了。他在森林中消磨一天，一到八点钟，天刚黑，他就独自一人或者和叶罗什卡大叔一起到房东家里。房东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他不去反倒使他们觉得奇怪。他付酒钱很痛快，人也老实。瓦纽沙给他送茶；他靠近炉子坐在墙角里；老太婆一点不拘束地做自己的事，他们一面喝茶或者喝奇希尔，一面谈些哥萨克人的生活，谈邻居，谈俄罗斯的事情（关于俄罗斯的事情，由奥列宁来讲，别人来问）。有时他捧着书在那里默读。玛丽亚娜像只野山羊，跪坐在炉炕上或者黑暗的角落里。她不参加谈话，但是奥列宁看见她的眼睛、脸，听见她的动作、嗑葵花子的声音，感觉她用全副精神听他说话，并且当他默默地看书时，他感到她就在跟前。有时他觉得，她的眼睛注视着他，跟她那神采奕奕的目光相遇时，他不由得停止了说话，端详着她。她于是马上藏起来，他假装忙着跟老太婆谈话，而其实是在静听她的呼吸，静听她的一举一动，并且又在等待她的目光。在别人面前，她对他多半是快乐而且和蔼，可是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她是生硬而且粗暴。有时他到他们那里去，玛丽亚娜还没有从外面回来：忽然听见她的有力的脚步声，她的蓝色印花布的长衫在打开的门里闪了一下。她走到屋子中间，看见他，她的眼睛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于是他就觉得快乐而且可怕。

他对她无所求，也不希望什么，可是，能有她在跟前，对于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必要了。

奥列宁对哥萨克村子的生活是如此习惯，过去对于他仿佛完全成为陌生的了；未来，特别是在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以外的未来，简直使他不感兴趣。接到家里或者亲戚朋友的信，他感到受了侮辱，因为他们把他当做一个似乎毁灭的人而为他悲伤，可是，他在这村子里却认为那些不愿像他这样过生活的人才是毁灭了的。他深信，他脱离了从前的生活，并且这样离群索居和与众不同地在这村子安顿下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在出征时，在要塞驻扎时，他觉得很好；但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叶罗什卡大叔的庇荫下，在这森林里，在这所村头的茅屋里，特别是在想起玛丽亚娜和卢卡什卡的时候，他对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全部的虚伪才看得清楚，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厌恶和可笑。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在这里更自由，更是一个人。他觉得高加索跟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找不到任何与他的一切幻想和与他所听到和读到的关于高加索的一切描写相像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毡斗篷、悬崖、阿马拉特-别克、英雄和强盗，”他想道，“人们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因此，这里的人跟他本人比较起来，他觉得是美好的，强健的，自由的，看见他们，他就为自己羞愧而且难过。他常常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扔掉一切，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他把她让给卢卡什卡了，和叶罗什卡住在一起，同他去打猎，捕鱼，跟哥萨克一同出征。“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我还等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他怂恿自己，羞辱自己：“难道我怕做那自己认为合理而且正确的事吗？难道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不损害任何人，而且还给人们做好事，难道幻想这一些比我从前所幻想的更愚蠢吗？比方说，从前曾幻想做部长，做团长。”但是有一种声音对他说，叫他等一等，先别忙决定。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使他踌躇不决，他仿佛觉得他不能完全过叶罗什卡和卢卡什卡的生活，因为他有另一种幸福，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他对卢卡什卡的慷慨行为仍然不断使他快乐，他经常寻找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有时他忘记了这个重新被他发现的获得幸福的单方，认为自己可以同叶罗什卡大叔的生活交融起来；但是后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抓住这个思想——自觉的自我牺牲，并且凭借这个思想，他心安理得地、骄傲地看待所有的人和别人的幸福。

二十七

快要收获葡萄之前，卢卡什卡骑着马来找奥列宁。他看上去比平时更显得英俊了。

“怎么样，要结婚吗？”奥列宁快乐地迎着他问道。

卢卡什卡没有直接回答。

“我在河对岸把您的马换了！这才是一匹好马！是洛夫-塔夫罗养马场的卡尔巴达种[44]。我最爱好马。”

他们细细地观察了新马，在院子里骑了几趟。果然是一匹非常好的马：这匹枣红的骟马身量又宽又长，皮毛发亮，尾巴蓬蓬松松，马鬃就像纯种的马那样细长而且柔软。它的膘水是那样好，正像卢卡什卡所说的，在它背上简直可以睡觉。蹄子、眼睛、牙齿，无一不优美，精致，只有最纯种的马才能这样。奥列宁不禁欣赏着这匹马。他在高加索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骏马。

“骑起来才好呢！”卢卡什卡抚摩着马颈，说，“多么好的跑相！而且聪明！它老是跟着主人。”

“要找补不少的钱吧？”奥列宁问。

“没有算钱，”卢卡什卡笑着回答，“是从一个朋友那里牵来的。”

“好极了，一匹美丽的马！给多少钱你肯脱手？”奥列宁问道。

“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卢布，我一个钱不要就可以给你，”卢卡什卡快乐地说，“只要你说句话，就给你。我把鞍子卸下，你就牵了去。你只要随便给我一匹服役的马就行了。”

“不，这可不行。”

“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说着，卢卡什卡就解开腰带，从挂在皮带上的两个短剑中解下一个，“从河对岸得来的。”

“那就谢谢你了。”

“母亲答应亲自把葡萄送来。”

“不需要，咱们的账会算清的。这把剑我就不给钱了。”

“怎么能给钱呢，朋友嘛！吉列伊汗把我领到河对岸他家里，说：拣你喜欢的拿吧。于是我就拿了这把刀。这是我们的规矩。”

他们走进屋里，饮起酒来。

“怎么，你在这里要住些日子吗？”奥列宁问道。

“不，我是来告辞的。现在我从哨所调到捷列河对岸中队里了。今天就要跟一个同伴纳扎尔卡一起去。”

“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不久就回来订婚，办完事还要回队里去。”卢卡不乐意回答。

“不看看未婚妻就走怎么行呢？”

“就是这样嘛！她有什么看头，您将来出征路过我们那里，请到中队问卢卡什卡·什罗基，就找到我了。那里野猪可多啦！我打死了两只。我送给您。”

“再见！基督保佑你。”

卢卡什卡骑上马，没有去找玛丽亚娜，就施展着高超的骑技，直向街上驰去，纳扎尔卡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

“怎么？咱们不去吗？”纳扎尔卡向亚姆卡住的地方挤了挤眼，问道。

“去！”卢卡什卡说，“拿住，把马牵到她那里，要是总见不到我的话，你给马一点干草。反正早晨我要到中队的。”

“怎么，士官生又送了点什么吗？”

“没有！幸亏我回送他一把剑，不然他会要这匹马的。”卢卡什卡说着，下了马，把马交给纳扎尔卡。

就在奥列宁窗户下面，他溜进了院子，向主人的房屋窗户走去。天已经完全黑了。玛丽亚娜穿着一件衬衣在梳辫子，准备睡觉。

“是我。”哥萨克低声说。

玛丽亚娜的表情本来是严峻冷漠的，但是一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就忽然容光焕发。她掀起窗户，又惊又喜地把头伸到窗外。

“什么？你要干什么？”她说。

“打开，”卢卡什卡说，“放我进去一会儿。我闷极了！闷得要命！”

他从窗口搂着她的头，吻她。

“真的，打开。”

“说什么废话！我已经说过不放你进来。要住几天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吻她。她也不再多问。

“你瞧，在窗口连好好地抱抱你都不行。”卢卡什卡说。

“玛丽亚奴什卡！”传来老太婆的声音，“你跟谁说话来着？”

卢卡什卡脱掉帽子，为了不叫人看见帽子就认出他来，他在窗下蹲下身来。

“快走吧。”玛丽亚娜低声说。

“卢卡什卡来了，”她回答母亲，“找爸爸来着。”

“那就让他进来吧。”

“他走了，说是没有工夫。”

果然，卢卡什卡加快了脚步，弯着身子，在窗户下跑进院子，然后向亚姆卡家里跑去；只有奥列宁一个人看见他。他和纳扎尔卡喝了两大杯奇希尔，就出了村子。夜是温暖的、黑暗的、寂静的。他们骑着马默默地走着，只能听见马蹄声。卢卡什卡开始唱一支赞扬哥萨克明加尔的歌儿，但是第一段还没唱完就停住了，他对纳扎尔卡转过身去。

“她不让进去。”他说。

“哦！”纳扎尔卡应道，“我就知道她不让进去。亚姆卡对我说，士官生常到他们那里去。叶罗什卡大叔吹嘘说，因为他给士官生撮合玛丽亚娜，士官生送他一支枪。”

“他吹牛，鬼东西！”卢卡什卡气愤地说，“她不是那种姑娘。老鬼，小心我打断他的腰杆。”于是他唱起他心爱的歌儿：

从伊斯梅洛沃村庄里，

从主人心爱的花园里，

逃走一只英武的雄鹰，

年轻的猎人紧紧去追赶，

他举起右手向雄鹰召唤。

英武的雄鹰答道：

你不会把我养在金笼里，

你不会把我架在右手上，

现在我飞向碧青的海洋：

我要啄死一只雪白的天鹅，

把那甜美的天鹅肉，

饱餐一场。

二十八

房东家里举行订婚礼。卢卡什卡回来了，但是没有到奥列宁那儿去。奥列宁接到少尉的邀请，也没有去参加订婚礼。自从他在这个村子住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愁闷过。傍晚，他看见卢卡什卡穿着新衣裳同母亲一起到房东家里去了；有一个念头使他苦恼：为什么卢卡什卡对他这样冷淡？奥列宁锁在自己屋里。开始写日记。

“近来我反复地思索，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奥列宁写道，“于是我懂得了在识字课本里就讲到的道理。为了做一个幸福的人，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爱，自我牺牲地爱，爱一切人和一切物，爱的网要伸展到四面八方：谁落进网里，就捉住谁。所以我捉住了瓦纽沙、叶罗什卡大叔、卢卡什卡、玛丽亚娜。”

奥列宁刚写到这里，叶罗什卡大叔进来了。

叶罗什卡兴高采烈。奥列宁前几天晚上去找他，在院子里正碰见他对着一只野猪，带着幸福而骄傲的表情熟练地用小刀剥它的皮。周围卧着几条狗，他的爱犬良姆也在里面，这些狗轻轻摇动尾巴，望着他干活儿。孩子们怀着敬意隔着篱笆围墙看他，甚至不像平时那样戏弄他。邻居的女人们一向对他不大亲热，也向他问好，送他东西——有的送一罐奇希尔，有的送熟奶油，有的送面粉。第二天早晨，叶罗什卡坐在自己牲口圈里，浑身血痕斑斑，论斤出售鲜肉——有的人用钱买，有的人用酒换。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上帝赐福让我打死一只野猪，现在大叔有用了。”在这以后，自然，他不出村子拼命地喝起酒来，一连喝了四天。这还不算，在订婚礼上他又喝了一顿。

叶罗什卡大叔从房东家来到奥列宁这里，他喝得烂醉，脸通红，胡子乱糟糟的，但是穿一件镶金边的红色新上衣，携带一个从河对岸取来的葫芦做的三弦琴。他早就答应弹三弦琴给奥列宁取乐，现在他正在兴头上。看见奥列宁在写东西，他烦恼起来。

“写吧，写吧，老弟。”他低声说，仿佛觉得写字的人和纸之间有个神灵，他生怕惊动它，所以不出声地、悄悄地坐在地板上。叶罗什卡大叔喝醉的时候，地板是他爱坐的地方。奥列宁回头看看，吩咐人拿酒，一面继续在写。叶罗什卡觉得一个人喝酒怪无聊的，他想谈谈话。

“我赴房东家订婚筵席来的。去他的吧，一群猪猡！我不高兴他们！所以到你这儿来了。”

“哪儿弄来的三弦琴？”奥列宁问，继续写下去。

“我到河对岸去了，老弟，弄到一个三弦琴，”他也轻轻地说，“我是个弹琴的能手：不论什么曲子——鞑靼的、哥萨克的、老爷们的、士兵的，都行，要什么就弹什么。”

奥列宁又向他看了一眼，咧嘴笑了笑，继续写日记。

微笑鼓起了老汉的勇气。

“别写了，我的老弟！别写了！”他忽然坚决地说，“人家得罪了你，去他们的，唾弃他们！干吗老是写呀，写呀！有什么用？”

于是他挖苦地学奥列宁写字，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头咚咚地在地板上乱划，扭歪了自己的肥胖面孔，做了一个鄙夷的鬼脸。

“干吗要写状子？你要是个好样的，就痛痛快快地玩玩！”

在他的头脑中，写东西就是意味着写损人利己的状子，此外再没别的理解。

奥列宁哈哈大笑起来。叶罗什卡也跟着笑了。他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开始显示他弹三弦琴的本领，并且唱起鞑靼歌曲。

“干吗老是写，好人儿！你最好听一听我唱的歌儿。你死了，就听不见歌儿了。痛快地玩吧！”

他先唱一支自己编的歌儿，一面唱一面舞：

阿狄—狄—狄里，

在哪儿见过他？

在市场的铺子里，

他在那儿卖别针。

然后他唱一支他从前的朋友——司务长教他的歌儿：

星期一我爱上了她，

星期二我痛苦了一整天，

星期三我表白了爱情，

星期四我等待回答，

星期五答复终于来到，

叫我从此死了这份心。

在那快快乐乐的星期六，

就决心结果自己的生命，

可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星期日我又变了卦。

接着又唱：

阿狄—狄—狄里，

在哪儿看见了他？

然后，他挤挤眼，耸耸肩，一面跳一面唱：

亲吻你，拥抱你，

鲜红的缎带编在你的辫子里，

我叫你娜杰仁卡[45]，

你是我的娜杰仁卡，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他玩得劲头儿上来了，他急速地低声弹奏着，忽然做了一个漂亮的动作，一个人在屋里跳开了。

“狄—狄里”歌儿及其他类似的歌儿是老爷们的歌，是他专为唱给奥列宁听的；但是接着他又喝了三杯奇希尔，回忆起往事，于是唱起真正哥萨克的和鞑靼的歌儿。在唱一支他心爱的歌儿唱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他停住不唱了，三弦琴的弦还弹得锵锵地响。

“唉，我的朋友啊！”他说。

奥列宁听见他的声音有点怪，回头一看：老汉哭了。泪水盈眶，有一滴顺着腮帮滚下来。

“我的好时光啊，你一去不回头了。”他抽抽搭搭地说，接着就沉默了。“喝啊，你干吗不喝！”他忽然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喊了一声，也不把眼泪擦掉。

有一支达格斯坦山民的歌儿特别使他感动。歌词很短，但是它最动人的地方是它那“咿！达咿！达拉拉咿！”悲怆的重唱。叶罗什卡把歌词译了出来：“小伙子赶着羊群从村子里上山去了，俄罗斯人来到把村庄烧光，杀死了所有的男人，掳走了所有的女人。小伙子从山上回来：村庄成了瓦砾场；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兄弟，没有了家园；只剩下一棵树。小伙子坐在树下哭起来。就像你一样，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了，小伙子唱道，‘咿！达咿！达拉拉咿！’”这一声如诉如怨、扣人心弦的重唱，被老汉重复了好几次。

唱完最后一次重唱的时候，叶罗什卡忽然从墙上抓起一支枪，急急忙忙跑出院子，朝天举起双筒枪射开了。然后更哀伤地又唱起：“咿！达咿！达拉拉咿！啊！啊！”忽然沉默了。

奥列宁跟着他跑到台阶上，默默地朝着弹光划过的方向眺望繁星闪烁的黑暗天空。主人的房屋里灯火明亮，人声嘈杂。院子里姑娘们聚在台阶和窗户旁边，从藏奶室往过厅跑来跑去。有几个哥萨克从过厅里闯出来，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叶罗什卡大叔的歌儿的尾声和枪声喊叫起来。

“你干吗不待在订婚酒席上了？”奥列宁问。

“去他们的，去他们的吧！”老汉说，显然那里有人得罪了他，“我不爱，我不爱！嘿，这种人！我们回屋里去吧！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

奥列宁回到屋里。

“卢卡什卡怎么样？他高兴吗？他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他问道。

“问卢卡什卡干吗！有人向他造谣，说我替你撮合那个丫头，”老汉低声说，“那个丫头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咱们愿意，姑娘就是咱们的，多出点钱——咱们就弄到手！我来替你办，真的。”

“不，大叔，如果她不爱，钱也帮不了忙。最好别谈这个吧。”

“咱们俩没有人疼，一对孤儿！”叶罗什卡忽然说道，又哭起来。

奥列宁听着老汉讲故事，喝了比平时更多的酒。“是啊，现在我的卢卡什卡幸福了。”他想道；但是他心中难过。这天晚上老汉喝得躺在地板上起不来，瓦纽沙不得不叫士兵来帮他的忙，一边啐着唾沫，一边拖他出去。他对老汉这个德行如此恼火，以致连一句法国话也说不出了。

二十九

已经是八月了。一连好几天，晴得万里无云；太阳下热得令人难耐，一早就刮起热风，从草原的沙地和大路上掀起云雾般的热沙，在空中飞扬着掠过苇丛、树木和村庄。草和树叶都蒙上一层尘土；大路和盐沼地都裸露着，干得当当的响。捷列克河水位早已下降，并且还在很快地降下去，沟渠也干了。村子附近池塘，被牲口践踏的泥岸也是光秃秃的，整天可以听见男孩子和女孩子玩水的声音和喊叫声。在草原上，浅滩干涸了，芦苇枯萎了，牲口白天吼叫着跑进庄稼地里。野兽迁到遥远的芦苇里和捷列克河对岸的山地里。蚊子和蠓虫像乌云般的在洼地和村庄上空飞舞。雪山笼罩着一层灰色的雾。空气稀薄而且难闻。听说阿布列克涉过变浅了的河，到这岸伺机抢劫。每晚太阳落山的时候，都烧成一片炽热的红光。这时正是农忙季节。村子里所有的居民都聚在西瓜地和葡萄园里。满园子交错盘绕的青枝绿叶和清凉的浓荫，遮得密密实实。透过宽大、透亮的叶子，到处露着黑紫色的、熟透了的、沉甸甸的葡萄嘟噜。一辆辆咿咿呀呀的大车，在通往园子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行走着，车上满载着发黑的葡萄。满是尘埃的大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被大车压过的成嘟噜的葡萄。男孩和女孩跟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他们满身涂染着葡萄汁，手里拿的，嘴里吃的，都是葡萄。路上不断碰见身穿破衣的雇工，他们用强壮的肩膀扛着成筐的葡萄。头巾遮到眼皮底下的姑娘们赶着满载葡萄的牛车。士兵碰见牛车，就向哥萨克姑娘们要葡萄，车子一边走着，姑娘一边爬到车上，抱起成抱的葡萄丢到士兵的衣襟里。有些院子已经在榨葡萄。空气中充满了葡萄汁的味道。在屋檐下可以看见血红的猪槽；院子里还可以看见卷着裤腿、小腿染得紫红的当雇工的诺盖人。猪哧哧哼哼地吃葡萄皮，在葡萄皮里打滚。平顶屋上摆满了晒软了的黑琥珀色的葡萄。乌鸦和喜鹊在屋顶附近飞来飞去啄葡萄籽。

人们欢欢乐乐地收获一年的劳动果实，而今年果实特别丰富而且良好。

在园子的绿荫里，在海洋般的葡萄园之间，四面八方都洋溢着笑声、歌声、欢乐声、女人的说话声，到处闪动着女人们鲜艳的花衣服。

正晌午，玛丽亚娜坐在园子里桃树荫下，从卸了套的大车下拿出全家的午餐。她对面，在铺开的马衣上，坐着从学校回来的少尉，他正从罐子里倒水洗手。刚从池塘里跑回来的小男孩——她的弟弟，正用袖子擦脸，不安地望着姐姐和母亲，等待着吃午饭，喘着粗气。年老的母亲卷着袖子，露出强壮的晒黑的胳膊，往低矮的小圆桌上摆葡萄、干鱼、熟奶油和面包。少尉擦干了手，脱掉帽子，画个十字，向桌子凑过去。小孩抓起罐子就贪婪地喝起来。母亲和女儿在桌旁盘腿坐下。树荫下也热得难耐。园子里的空气有种难闻的味道。吹过树枝的强烈的热风没有带来一点凉意，只是一个劲地吹弯了散布在园子里的梨树、桃树和桑树的树梢。少尉又祈祷一次，从背后拿起用葡萄叶盖着的奇希尔酒罐子，从长颈的罐口喝了一气，然后交给老太婆。少尉上身只穿一件衬衫，脖颈前的扣子解开，露出肌肉强健的毛茸茸的胸脯。他那细长而狡猾的面孔流露着喜悦。不论是从他的姿态和言谈中都看不出他平时那种诡计多端的气味；他的神情怡然自得。

“到晚上我们能收完棚子后面那块地吗？”他擦着沾湿了的胡子，说道。

“收得完，”老太婆回答，“只要天帮忙就行。焦姆全家连一半还没收完呢，”她加添了一句，“乌斯坚卡一个人干活儿，累死了。”

“他们也只能那样！”老头骄傲地说。

“玛丽亚奴什卡，拿去喝吧！”老太婆把罐子递给姑娘，说道。“上帝保佑，这样收成，办喜事不犯愁了。”老太婆又说。

“办喜事还有些日子呢。”少尉微微皱起眉头，说道。

姑娘低下了头。

“干吗不说呢？”老太婆说，“葡萄一收完，办喜事的日子就近了。”

“先别胡猜乱想，”少尉又说。“现在收葡萄要紧。”

“你看见卢卡什卡的那匹新马吗？”老太婆问道，“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送的那匹没了：他换了一匹新的。”

“没有看见。今天我和房客的仆人谈了谈，”少尉说，“他说家里又给他寄来一千卢布。”

“是个财主，没得说的。”老太婆肯定说。

全家都快乐而且满足。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葡萄比他们所期望的还多还好。

玛丽亚娜吃过午饭，把青草堆到牛跟前，折起上衣当枕头，就在大车下踩软了的多汁青草上躺下来，她头上扎着红绸子头巾，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天蓝印花布衬衫；但是她热得受不了。她的脸滚烫，两只脚不知放哪儿是好，眼睛蒙上一层睡梦和疲倦的湿润；嘴唇不自觉地张开，胸脯一起一伏粗重地呼吸着。

农忙已经开始两个星期了，沉重的、不停歇的工作占据了年轻姑娘的全部生活。天刚亮她就一跃而起，用凉水洗了脸，用头巾包了头，赤着脚跑去喂牲口。急急忙忙穿上鞋袜，穿上上衣，拿起一包面包，套好牛，就到葡萄园里去，一去就是一整天。那里只有一小时的休息，其余时间都是摘葡萄，搬运筐子，直到傍晚，她又快乐又疲倦，牵着牛，用长树枝子赶着，走回村子。黄昏的时候，收拾好牲口，抓些葵花子放在长衫的宽大袖筒里，走出门来，躲在角落里和姑娘们说笑。晚霞一熄灭，她就回家，在黑暗的藏奶室里和父亲、母亲、弟弟吃饱饭，她无忧无虑，身体健康，走进屋里，坐到炕炉上，睡意矇眬地听着房客的谈话。等他一走，她就往床上一躺，香甜地酣睡到天亮。第二天又是这样。订婚后她再没有见到卢卡什卡，安心地等待结婚的日子。她对房客已经习惯了，并且对他那凝神的注视自己感到高兴。

三十

虽然热得无处可躲，成群的蚊子在大车的阴凉地方飞舞，小弟弟老是翻来覆去地推撞她，玛丽亚娜用头巾盖上脸，已经入睡了，这时她的邻居乌斯坚卡忽然跑来，爬到大车底下，在她身旁睡下。

“睡吧，姑娘们！睡吧！”乌斯坚卡说着就在大车底下躺好。“等一下，”她又爬起来，说道，“这样不行。”

她一跃而起，折了些绿枝子，挂到两边的轮子上，然后把上衣搭在上面。

“让我进去，”当她又往车底下爬的时候，她对小男孩喊道，“难道这是哥萨克爷儿们和姑娘们在一起的地方吗？走开！”

车底下只剩下她和女友的时候，乌斯坚卡双手抱起玛丽亚娜，把她搂到胸前，开始亲吻她的腮帮和脖颈。

“我的亲爱的！小兄弟。”她一边尖声地、清晰地笑着，一边说。

“你瞧，都是跟老爷爷学来的，”玛丽亚娜躲闪着，答道，“得了，得了！”

她们俩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母亲呵斥了她们。

“你羡慕吗？”乌斯坚卡低声说。

“胡扯什么！睡觉吧。你干吗来了？”

但是乌斯坚卡不肯安静：

“我告诉你一件事，真的！”

玛丽亚娜支着肘子欠起身来，整理好歪到一边的头巾。

“你告诉我什么？”

“我知道你的房客的事。”

“没有什么可让你知道的。”玛丽亚娜答道。

“咳，你这个狡猾的丫头！”乌斯坚卡说，一边笑着用胳膊肘捣捣她，“什么话都不肯说。他常到你们那里去，是吧？”

“常去。那又怎么样呢！”玛丽亚娜说，脸忽然红了。

“我是个直心肠的姑娘，对什么人我都可以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乌斯坚卡说，她那快乐的绯红的面庞显出沉思的表情，“难道我对谁做了坏事吗？我爱他，就是这么回事！”

“爱老爷爷，是不是？”

“就是的。”

“罪过！”玛丽亚娜反对道。

“我说，玛申卡！做姑娘的时候，自由自在，不好好地玩玩更待何时？我嫁给一个哥萨克，我就得生儿养女，受苦受穷。就比方你吧，要是嫁给卢卡什卡，那你连想也甭想什么欢乐，除了生孩子，再就是干活儿。”

“那有什么，别人出了嫁，生活也满好的。反正都是一样！”玛丽亚娜静静地回答。

“你就告诉我这一回，你和卢卡什卡有过啥吗？”

“能有个啥？订了婚。爸爸把出嫁的日子推迟了一年；可是今天他们又商量，说是秋后就办。”

“他对你说过什么？”

玛丽亚娜微笑了一下。

“说什么，那还不是明摆着的。说他爱我。总是要求我跟他到园子里去。”

“你瞧，多么坏！你大概没有去。如今他变得可能干了！第一名骑手。在连队里也老是寻欢作乐。前些日子我们的基尔卡来了，他说：他换了一匹好马！大概他总是想你。他还说过什么！”乌斯坚卡问玛丽亚娜。

“你什么都要知道，”玛丽亚娜笑了，“有天夜里他骑着马回来，走到我的窗户下，醉醺醺的。他央求我。”

“你没有让他进去吗？”

“怎么能让他进来！我说了就算数，刚强得像石头。”玛丽亚娜严肃地说。

“真是好样的！只要他愿意，随便哪个姑娘都不会嫌弃他。”

“让他找别的姑娘去吧。”玛丽亚娜骄傲地回答。

“你不可怜他吗？”

“可怜，可是我不做蠢事。这样不好。”

乌斯坚卡忽然把头贴到女友胸脯上，两手抱住她，笑得喘不过气来，浑身直打颤。

“你真是个傻丫头！”她喘息着说，“你不想要幸福。”说着，她又胳肢起玛丽亚娜来。

“咳，得了！”玛丽亚娜透过笑声尖声地叫道，“把拉祖特卡[46]压坏了。”

“瞧你们，鬼东西，玩疯了，不知道累。”从大车上又传来老太婆睡意矇眬的声音。

“你不要幸福，”乌斯坚卡低声重复说，微微欠起身来，“你真幸运！人家都爱你！你长得粗里粗气的，可是都爱你。咳，要我是你的话，我要好好地追你们的房客，你看他的眼睛恨不得把你吃掉。我的老爷爷——他什么不送给我啊！你们那位，听说是俄国人里面头号大财主。他的勤务兵说，他们还有农奴呢。”

玛丽亚娜欠起身来，沉思地微微一笑。

“有一次，他，就是那个房客，对我说，”她咬着一根小草，说，“他说：‘我真希望我是哥萨克卢卡什卡或者是你弟弟拉祖特卡。’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扯呗，想到哪儿就扯到哪儿，”乌斯坚卡回答，“我的那位什么话不说！就像着了魔似的！”

玛丽亚娜枕着叠起的上衣，把一只手甩到乌斯坚卡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今天他想到园子来干活儿；爸爸叫他来的。”她说，停了一会儿不说话，就睡着了。

三十一

太阳已经升高了，梨树向大车投来阴影。斜射的阳光，甚至透过乌斯坚卡编的树枝子，灼烧着睡在大车下的姑娘们的脸。玛丽亚娜醒来，把头巾扎好。向周围环顾一下，她在梨树后面看见了房客，他挎着枪正站在那里跟父亲谈话。她推了推乌斯坚卡，默默地微笑着指了指他让她看。

“昨天我走了一趟，一只也没找到。”奥列宁说，不安地东张西望，隔着树枝子看不见玛丽亚娜。

“您到那边去，正好走一个圆规形，在那废弃的园子里，就是我们称之为荒地的地方，常有兔子出现。”少尉说，立刻改变了语言，转起文来。

“在农忙的时候打什么兔子！最好来帮帮我们的忙。和姑娘们一块儿干干活儿。”老太婆快乐地说。“喂，姑娘们，起来吧！”她喊了一声。

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在大车下窃窃低语，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自从人人都知道奥列宁送给卢卡什卡一匹价值五十卢布的马以后，房东们开始对他亲热一些；特别是少尉，好像很高兴看见他和女儿接近。

“可是我不会干这种活儿。”奥列宁说，努力不朝大车底下绿枝后面望，在那里他已经觉察到玛丽亚娜的蓝衫和红头巾。

“来帮忙吧，我给你杏干。”老太婆说。

“这是哥萨克待客的古老风俗，是妇道人家一点愚诚，”少尉解释说，仿佛是在更正老婆子的话，“在俄罗斯，我想，想吃多少有多少的，与其说是杏干，不如说是菠萝酱和蜜饯果子。”

“这么说来，在荒废的园子里有？”奥列宁问道，“我去一趟。”他向绿色的树枝后面迅速地投了一瞥，举了举皮帽子，就在葡萄园里整齐的绿色行列中消失了。

当奥列宁回园子来找房东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到园子篱笆后面了，细碎的光线穿过透亮的叶子闪耀着。风停了，葡萄园里开始散发着清新的凉气。奥列宁凭着本能，透过成行的葡萄藤，老远就认出玛丽亚娜的蓝长衫，他一边摘着葡萄，一边向她走去。过于兴奋的狗，有时也用垂涎欲滴的嘴衔一衔低垂的葡萄。玛丽亚娜脸通红，卷着袖子，把头巾放到下巴颏，很快地割掉沉甸甸的葡萄嘟噜，然后放到筐子里。她停住了手，但是没有放开葡萄蔓，亲切地微笑一下，又开始工作起来。奥列宁走近了，为了腾出手来把枪挎到肩上。“你家里的人呢？上帝保佑！只你一个人吗？”他想这样说，但是没有说出口，只是举了举帽子。他和玛丽亚娜单独在一起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但是他仿佛有意折磨自己，走到她跟前。

“你这样放枪会把女人打死的。”玛丽亚娜说。

“不会的，我不会射着的。”

他们俩沉默起来。

“你最好来帮一帮。”

他拿出一把小刀，就不声不响地割起来。从丛丛的叶子底下割掉一嘟噜沉重的、足有三俄斤的、密密实实的葡萄，上面的葡萄挤得一点空隙都没有，他把它拿给玛丽亚娜看。

“全都割掉吗？这嘟噜不太青吗？”

“拿来吧。”

他们的手互相接触了。奥列宁握着她的手，她微笑着望着他。

“怎么，你快要出嫁了吗？”他说。

她没有回答，转过身去，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怎么，你爱卢卡什卡吗？”

“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很羡慕。”

“你真会说！”

“真的，你是这么美！”

他忽然对他这句话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觉得他的话很可鄙。他恼火了，不知如何是好，他握住她的两只手。

“无论怎么说，也配不上你！干吗要开玩笑！”她回答，但是她的视线却在表示，她确切地知道他不是开玩笑。

“怎么是开玩笑啊！你不知道我是多么……”

这话说得更可鄙了，与他所感觉的更不相符合；可是他继续说：

“我不知道我要为你做些什么……”

“走开，讨厌！”

但是她的面孔，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她的高耸的胸脯和匀称的两腿，都在表示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他仿佛觉得，她懂得他说的一切是多么可鄙，但是她比这些看法站得更高，他好像又觉得，她早就知道他对她想说的和不善于说的一切，但是她想听一听他是怎么说法。“她怎会不知道呢？”他想道，“他想对她说的，只不过是她本身所具有的。但是她不想理解，也不想回答。”他想道。

“啊呜！”忽然从葡萄园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乌斯坚卡娇柔的声音和尖细的笑声。“来吧，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来帮帮我。我只有一个人！”她从叶丛里露出天真的小圆脸，向奥列宁喊道。

奥列宁一句也没回答，在原地一动不动。

玛丽亚娜继续割葡萄，但是不断地向房客望过去。他本想说什么来的，但是停了一下，耸了耸肩，挎上枪，快步走出了园子。

三十二

他两次停下来，倾听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响亮的笑声，她们聚到一起，正在大声说什么话。整个下午奥列宁都在森林里打猎。他没有打到什么，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薄暮了。他走过院子，看见房东的藏奶室的门开着，门里现出蓝色的衣衫。他特别提高了嗓子喊瓦纽沙，好让人知道他回来了，然后在台阶上常坐的地方坐下。房东已经从葡萄园回来；他们从藏奶室出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也没有请他进去坐坐。玛丽亚娜走出大门两次。有一次，在半明半暗中，他仿佛觉得她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贪婪地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向她跟前走去。当她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从台阶上下来，开始在院子里漫步。但是玛丽亚娜没有再出来。奥列宁整夜不睡觉地待在院子里，细听主人屋里每一个响动。他听见他们从晚上起就在谈话，吃晚饭，把褥垫拖出来，躺下睡觉，还听见玛丽亚娜不知为什么大笑；接着一切都沉寂下去。少尉和老婆子低声谈了一会，不知是谁发出呼吸的声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瓦纽沙没有脱衣服就睡了。奥列宁很羡慕他，又到院子里去散步，不断地在等待什么；但是没有人走出来，也没有人动弹；只听见三个人均匀的呼吸声。他听得出玛丽亚娜的呼吸，他老是听她的呼吸，听自己心脏的跳动。村中寂静无声，月亮迟迟地升上来，躺下去又慢慢地站起来的牲口看得更清楚了，它们的喘息声充满了院子。奥列宁气愤地问自己：“我需要什么呢？”但是他仍然舍不得离开今天的夜晚。他忽然清楚地听见主人屋里有脚步声和地板的轧轧声。他向房门冲过去；但是，除了均匀的呼吸声，又是什么都听不见，又是院子里的水牛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翻了翻身，先用前膝跪着，然后用四肢站起来，挥了挥尾巴，在院子里干燥的土地上有节奏地拍打着什么，又是它在朦胧的月光中躺下去……他问自己：“我怎么办呢？”于是他下决心准备回去睡觉；但是又听见了声音，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在夜雾弥漫的月光下玛丽亚娜走出来的身影，于是他又冲到窗前，又听见脚步声。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窗前，敲敲窗门，然后跑到门口，这次的确听见了玛丽亚娜的叹息声和脚步声。他握住门栓鼻，敲了敲。赤脚的小心的脚步声，在地板微微作响中，向门口移近了。门栓鼻晃动了，门吱一声，涌出一股丽山花和南瓜的味道，在门槛上现出玛丽亚娜的整个身影。他在月光下只看见她一瞬间。她把门一关，咕哝了几句，撒开轻盈的步子跑回去了。奥列宁轻轻地敲门，没有一点反应。他又走回窗前，开始倾听。忽然一声尖利的男人声音吓他一跳。

“干的好事！”一个戴着白羊皮帽的矮个哥萨克从院子里向奥列宁走近来，说道，“我看见的，干的好事！”

奥列宁认出是纳扎尔卡，没有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和说什么。

“干的好事！我要到村公所去告状，我还要告诉她父亲。好一个少尉的女儿！一个男人她还嫌不够。”

“你想要我怎么样，你想要什么？”奥列宁说。

“什么都不要，我有话到村公所去说。”

纳扎尔卡把声音提得很高，显然是有意的。

“你瞧，好一个机灵的士官生！”

奥列宁浑身打战，脸发白。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用力抓住他的手，牵着他向自己的屋子走去，“什么事都没有，她不让我进去，我也没做什么……她是个规矩的女孩子……”

“到那儿咱们再讲清楚……”纳扎尔卡说。

“可是我还是要给你一点东西……你等一等！……”

纳扎尔卡不说话了。奥列宁跑进自己的屋里，给这个哥萨克拿出十个卢布。

“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我还是有错的，这是我给你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给人知道。什么事也没有……”

“祝你幸福。”纳扎尔卡笑着说，就走开了。

纳扎尔卡那天夜里回村子，是受卢卡什卡的嘱托来找一个收藏偷来的马的地方，他在回家的路上听见了脚步声。第二天早晨他回到连队里，向同伴夸耀他巧妙地弄到十个卢布。次日清晨奥列宁碰见了主人们，他们对昨夜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他跟玛丽亚娜没有说话，她只是瞅着他笑了笑。他又是整夜没有睡觉，徒然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第二天他故意晚上也去打猎，为了逃避，他到别列茨基那里去。他害怕自己，对自己立誓不再到房东家去。第二天夜里司务长唤醒了奥列宁。连队立刻出发进行袭击。奥列宁对这个机会感到高兴，他想他再不回这个村子来了。

袭击延续了四天。长官和奥列宁是亲戚，他希望见一见奥列宁，并且建议他留在司令部里。奥列宁拒绝了。他离开他那村子活不下去，请求仍然返回原来的连队。为了这次袭击他得了一枚士兵十字勋章，这是他以前非常希望得到的，而现在对它却十分冷淡，对于提升为军官的委任状尚未到来一事，就更冷淡了。他和瓦纽沙没有遇见什么意外就驰过了防线，他比连队先到几个小时。奥列宁在台阶上欣赏着玛丽亚娜消磨了整个晚上。他又是整夜无目的无思想地在院子里闲逛。

三十三

第二天早晨，奥列宁醒得很晚。房东们已经出去了。他没有去打猎，他时而拿起书，时而走到台阶上，接着又走进屋子，躺在床上。瓦纽沙以为他病了。在薄暮前，奥列宁毅然决然地起来，开始写信，一直写到深夜。他写好了信，但没有寄出去，因为反正不会有人懂得他想要说的话，而且除了奥列宁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去弄懂他的话。他是这样写的：

人们从俄国寄给我慰问信；他们怕我在这荒凉的地方埋没自己，毁掉自己。人们谈到我的时候，都说：他变得粗野了，对于一切都落伍了，开始喝酒，说不定还会娶一个哥萨克老婆。怪不得叶尔莫洛夫说：谁在高加索服务十年，那他不是酗酒，就是娶一个放荡的女人。多可怕！的确，如果我三生有幸做了Б公爵小姐的丈夫，当了高级侍从或者贵族长，我就不会毁灭自己了。然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是多么可憎而又可怜啊！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不知道什么是生活！需要体验一次毫无矫揉做作的自然美的生活。需要看一看和理解一下我每天在面前所看见的一切：永远不可接近的雪山和庄严的女人——她那朴素的美，只有出自造物手中的第一个女人才具有这种美，然后就会明了，是谁毁灭自己，是谁生活在真实中，是谁生活在虚伪里——是你们还是我。可惜你们不知道，在我看来，你们那醉生梦死的生活是多么可厌而且可怜！只要我丢开不想我的小屋、我的森林和我的爱情，而一想到那些客厅、那些掺有假发的抹油的头发，那些不自然地翕动着的嘴唇，那些遮掩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瘦弱的四肢，以及客厅里那些本来不配称作谈话而勉强充作谈话的喁喁私语，我就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些迟钝的面孔，那些富有的小姐们——她们脸上的神气仿佛在说：‘没关系，可以的，来吧，别看我是一个有钱的小姐；’出现了那些就座和让座的烦琐客套，那厚颜无耻的情伴的撮合和那永远听不完的流言蜚语，永远看不尽的装模作样，那些繁文缛节——跟谁握手、对谁点头、和谁谈话；还出现了那世代相传的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消除的苦闷（这一切都出于自觉，认为非如此不可）。只请你们理解这个道理或者相信这个道理吧。应当看见和了解什么是真和美，你们所说所想的一切、你们希望我和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的那些愿望，都将化为乌有而烟消云散。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观赏自然和同它谈话。‘上帝饶恕他吧，他还要娶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姑娘呢，他将要完全从上流社会销声匿迹，’我想象他们是怀着真诚的同情这样谈论我的。可是，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希望完全照你们所说的那样销声匿迹，我希望娶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姑娘，但我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是幸福的顶点，我不配享受它。

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哥萨克姑娘玛丽亚娜以后，已经三个月过去了。我所走出的那个世界的观点和成见在我身上还是鲜明的。我当时不相信我能爱上这个女人。我欣赏她，像欣赏山峰和天空的美一样，我不能不欣赏她，因为她像山峰和天空一样美丽。后来我感觉到，对于这种美的观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爱上了她？但是，在我心中我没有找到丝毫与我所想象的感情相似的东西。这是一种那样的感情，它既不像孤独的痛苦和结为夫妻的愿望，也不像柏拉图式的恋爱，更不像我曾体验过的肉欲的爱情。我需要看见她，听见她，知道她在附近，而我与其说是感到幸福，不如说是感到宁静。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她在一起，而且挨近了她，我感觉我和这女人之间存在着虽未明言而无法分离的关系，挣脱这种关系是无能为力的。可是我还是挣脱；我对自己说：爱一个永远不了解我内心生活的兴趣的女人是可能的吗？难道可以仅仅为了美就爱一个女人，把她作为人像来爱吗？——我这样问自己，可是我已经爱上她了，虽然我还不相信我的感情。

在我和她初次谈话的那个晚会之后，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先前我觉得她是外界大自然中一个陌生而庄严的物象；在晚会后，我觉得她变成了人。我开始会见她，跟她谈话，有时跟着她父亲去干活儿，每天都到她家里，一坐就是整个晚上。在多次的接近以后，她在我眼中依然是那样纯洁，难以接近，庄严美丽。她不论回答什么，总是那么从容，骄傲，快乐中带着冷淡。有时她和蔼可亲，然而更多的场合，她那每一顾盼，每一言语，每一动作，都表现着冷淡——并非带有轻蔑，而是带有压力、令人倾倒的冷淡。每天，我唇边堆出笑容，努力装个样子，而内心却怀着痛苦的热情和欲望跟她说笑。她看出我是在装相：但是她却目光笔直、神情快乐、心地单纯地注视着我。这种情况使我难以忍受。我想对她说谎，又想对她说出我所想所感的一切。特别使我激怒的是在花园里发生的事。在那里我用那使我一回忆就感到羞耻的语言向她讲起我的爱情。我羞于回忆是因为我竟胆敢对她说出这种话，还因为她比我所要表达的言语和感情站得要高得多。我哑口无言了，从那天起我的处境变得难堪了。我不愿失掉体面，仍然保持原先开玩笑的态度，我感到我对她的态度做不到直率而单纯。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我究竟怎么办呢？在荒谬的幻想中，我时而想象她是我的情人，时而想象她是我的妻子，然后又厌恶地放弃了前一种与后一种想法。使她成为一个放荡的姑娘，这是可怕的。这无疑等于谋杀。使她成为一位贵夫人，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的太太，就像有一个本地哥萨克姑娘嫁给我们的军官那样，那就更糟了。如果我能够成为哥萨克卢卡什卡，像他那样偷马、喝酒、唱歌、杀人、喝醉了酒爬进她的窗户去过夜，全然不去想我是谁和我为什么这样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我就会幸福了。我曾尝试投身于这种生活，然而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弱点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复杂的、不协调的和畸形的过去。我感到我的未来更无希望。每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总是远方的雪山和这个健美的、幸福的女人。这世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不是为我准备的，这个女人也不是为我准备的！在我的处境中最可怕和最甜蜜的是：我觉得我了解她，而她永远不了解我。她不了解我并不是因为她低于我，相反，她不应当了解我。她是幸福的；她像大自然一样平稳宁静，不外露她的内心生活。我这个学坏了的渺小的人，竟然希望她了解我的丑恶和痛苦。我整夜不睡觉，毫无目的地在她窗前游逛，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十八号那天我们的连队出外袭击。一连三天我不在村里。我又感伤又淡漠。连队里唱歌、打牌、狂饮、谈论奖赏，这一切比平时更加引起我的反感。我现在回来了，看见了她，看见了我的房屋和叶罗什卡大叔，从台阶上眺望雪山，我被这样强烈的新的喜悦感情所包围，于是我全明白了。我爱这个姑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情。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怕这种感情会降低我的身份，我不会觉得我这种爱情是耻辱，我为这种爱情感到骄傲。我爱上了她并不是我的过错。爱情违反我的意志而袭来。我用自我牺牲的方法逃避我的爱情，我妄想从哥萨克卢卡什卡和玛丽亚娜的爱情中给自己寻找欢乐，但这只能激起我的爱情和嫉妒。这不是我从前体验过的那种理想的、所谓崇高的爱情；也不是那种迷恋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你欣赏自己的爱情，使你感到内心感情的泉源，使你自己去做一切。这也是我以前体验过的。这更不是那种享乐的愿望，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也许我爱她是爱自然，爱自然界一切美的化身；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意志，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通过我来爱她；整个上帝的世界，整个自然界把这种爱情嵌入我的灵魂，而且说：爱她吧。我不是用智力和想象爱她，而是用我整个存在爱她。爱她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是整个上帝的幸福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先前曾把那从我的孤独的生活产生的新的信念写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些信念在我内心形成时是多么艰辛，我认清了它们时又是怎样喜悦，我看见了一条新发现的生活道路。在我内心里再没有比这些信念更珍贵的了……可是……爱情来了，现在这些信念没有了，连可惜它们的念头也没有。我甚至难于了解我当初为什么这样珍视这种片面的、冷酷的、理智的情绪。美到来了，我的艰苦的重要的内心活动于是化为乌有。对于已经消失的连惋惜也不惋惜！自我牺牲——这都是胡扯和荒谬。这一切都是骄傲，是逃脱应得的不幸的避难所，是对他人幸福的嫉妒的逃避。为他人而生活，做善事！为了什么呢？在我的心灵里只有对自己的爱和只有一个愿望——爱她，和她住在一起，以她的生活为生活。我现在不为别人，不为卢卡什卡祈求幸福。我现在不爱这些别的人。要是在先前，我会对自己说，这是恶劣的。我会为这些问题而苦恼：她会怎样？我会怎样？卢卡什卡会怎样？现在我是无所谓了。我在生活中失去了主宰，仿佛有一种比我更强的东西引导着我。我很痛苦，但以前我是死的，只有现在我才活着。今天我就到他们那儿去，把一切都告诉她。

三十四

写完了信，奥列宁在很晚的时候走进房东家里。老太婆坐在炉后长凳子上缫丝。玛丽亚娜没有包头布在烛火旁边缝东西。她看见奥列宁，就一跃而起，拿起头巾，向炉子走去。

“怎么啦，同我们坐一会儿，玛丽亚奴什卡。”母亲说。

“不，我光着头呢。”她跳上了灶炕。

奥列宁只能看见她的膝盖和垂下来的匀称的小腿。他请老太婆喝茶。老太婆叫玛丽亚娜去把熟奶油拿来待客。玛丽亚娜把一碟奶油放在桌上，又跳上了炕炉，奥列宁只能感觉到她的一双眼睛。他和老太婆谈家务事。老婆子乌莉特卡兴头上来了，欢欢喜喜地招待客人。她给奥列宁拿来糖渍的葡萄，葡萄烙饼，最好的葡萄酒，她在让奥列宁吃东西时，那种为普通老百姓所特有的粗鲁而骄傲的殷勤好客劲儿，只有用自己的体力挣面包的人才有。老太婆先前曾以其粗暴使奥列宁吃惊，现在则以她对女儿的纯真的温柔使他感动。

“对上帝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谢天谢地，我们啥都有，榨了许多奇希尔，醃了很多咸菜，卖了三桶葡萄酒，剩下的够喝的了。你慢一点离开这儿。咱们在办喜事的日子好好地乐一乐。”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奥列宁问道，他忽然感觉血液涌到脸上，心也不平稳地、痛苦地跳动起来。

灶炕后面有人在动弹，可以听见嗑葵花子的声音。

“婚礼就在下礼拜举行。我们正在准备，”老太婆回答得那么随便而平静，就仿佛奥列宁不在跟前而且世上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我给玛丽亚奴什卡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排排场场地把她嫁出去。只有一样怪不顺心的：听说我们的卢卡什卡玩野了。简直玩野了！胡闹！前些日子从队上来了一个哥萨克，说是他到诺盖去过。”

“当心别给人捉住。”奥列宁说。

“我也说过：卢卡什卡啊，不要胡闹！当然啰，年轻人喜欢胡作非为。但是什么事都得有个尽头。你得了一些东西，偷了马，打死了阿布列克，是好样的！那就老老实实地生活吧。不然就会弄得糟透了。”

“是啊，我在队上看见过他两次，他总是在玩乐。还卖了一匹马。”奥列宁说着，就扭头向灶炕上望了望。

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向他闪着严厉的、不友好的光芒。他开始为他说的话感到羞耻。

“那有什么！他并没对任何人做过坏事，”玛丽亚娜忽然说，“他用自己的钱玩乐。”她把腿放下，从炕炉上跳下来，就走了出去，用力把门带上。

当她在屋子里的时候，奥列宁一双眼睛始终盯视着她。现在他望着门，等待着，老太婆乌莉特卡对他说的话，他一点也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客人：老人（老太婆乌莉特卡的哥哥）和叶罗什卡大叔，后面跟着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

“你们好啊？”乌斯坚卡尖声尖气地说。“你总是在玩？”乌斯坚卡转身对奥列宁说。

“是啊，我总是在玩。”他回答，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到害羞和不好意思。

他想走，但是走不了。不说话，他也觉得不可能。老人帮了他的忙：他要来了酒，于是他们喝起来。然后奥列宁和叶罗什卡干杯。然后他跟另一个哥萨克干杯。然后他又跟叶罗什卡干杯。奥列宁喝得越多，他的心头越沉重。可是老人们兴致越来越高。两个姑娘坐在灶炕上望着他们，唧唧咕咕地低语，他们一直喝到天色很晚。奥列宁一句话没说，喝得比谁都多。老人们在嚷嚷什么。老太婆把他们赶了出去，不再给他们奇希尔。姑娘们嘲笑叶罗什卡大叔，当他们走出门廊的时候，已经十点左右了。老人们自动到奥列宁那里玩了个通宵。乌斯坚卡跑回家去。叶罗什卡领着哥萨克老人到瓦纽沙那里。老太婆去收拾藏奶室。玛丽亚娜一个人留在屋里。奥列宁感到精神爽朗而旺盛，就仿佛刚睡醒似的。他留意地观察了一切，让老人们先走，他又回到屋里：玛丽亚娜正准备睡觉。他走到她跟前，想对她说话，但是他的声音断了。她把腿压在身下坐在床上，向角落里躲避他，用吃惊的怯生生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她显然是怕他。奥列宁感觉到这一点。怜悯和羞耻之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他又感到骄傲的满足，因为他在她心中总算激起了这点感情。

“玛丽亚娜！”他说，“难道你永远不可怜我吗？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爱你。”

她躲得更远。

“你听你说的什么醉话。你从我身上什么都得不到！”

“不，不是醉话。不要嫁给卢卡什卡。我娶你。”他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心中想道：“我说的是什么话啊？明天我还会说这同样的话吗？会说的，一定会说，现在我要重复地说。”内心的声音回答他。“嫁给我吧？”

她严肃地看着他，她的畏惧好像已经过去了。

“玛丽亚娜！我要发疯了。我管不住自己了。你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疯疯癫癫的温柔的话脱口而出。

“你胡说什么。”她打断了他的话，忽然抓住他向她伸过来的手。但是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而是用自己的有力的粗硬的手指紧紧地握住它。“难道老爷们能娶乡下姑娘吗？你走吧！”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反正我……”

“那把卢卡什卡放到哪儿去啊？”她笑着说。

他挣脱了她握住的那只手，用力地抱住了她那年轻的身体。可是她像一只小鹿似的一纵身，赤着脚跳下了床，就向台阶上跑去。奥列宁清醒过来，对自己的行为吃了一惊。比起她来，他又显得难以形容地丑恶。但是他丝毫不后悔他所说的话，他走回家去，对那些正在他那里喝酒的老人们一眼不看就躺下睡了，他睡得这么香甜，好久以来他就没有睡过这样的觉了。

三十五

第二天是个节日。傍晚，所有的居民都穿着在夕阳的光照中闪闪发光的节日服装走到街上。葡萄酒比往年酿得多。农忙过去了，居民们清闲下来。一个月后，哥萨克就要出征，很多人家正在准备婚礼。

在广场上，在村公所前和两家铺子附近站的人最多，——一家铺子卖小吃和葵瓜子，另一家卖头巾和印花布。村公所墙根土台上坐着和站着一些老年人，他们穿着没有金边和装饰的灰色或黑色的庄重的粗呢上衣。老人们庄严而淡漠地望着青年一代，用平静的、不紧不慢的声音谈论着年景和年轻的孩子们，谈论着公共事业和陈年往事。女人们和姑娘们从他们面前走过时，都停下来低了低头。年轻的哥萨克们恭恭敬敬地放慢脚步，举了举帽子。老人们停止谈话。他们有的严厉地，有的和蔼地注视着走过的人，慢慢地举了一下帽子又戴上。

姑娘们还没有开始跳环舞，她们穿着鲜亮的上衣，扎着遮到眼边的白色头巾，在夕阳的斜晖射不到的阴凉地里，团团地围坐在地上和墙根的土台上，高声地谈笑着。男孩子和女孩子正在玩棒球戏，把球高高地扔到晴朗的空中，呼啸着在广场上跑来跑去。小姑娘们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已经跳起环舞，用尖细的嗓子小声地唱着歌。司书们、免役的和回家过节的青年们，穿着漂亮的白色的和簇新的滚金边的红色束腰无领长袍，带着节日的、快乐的面容，三三两两搀着手，从这个女人和姑娘堆里走到另一堆里，停下来跟哥萨克少女们说笑，调情。一个亚美尼亚人小店铺的主人穿着滚金边的细呢束腰无领长袍站在可以望见货架上一摞折叠着的花头巾的敞开的大门旁，他露出东方商人的高傲和对自己重要作用的自觉等待着顾客。从捷列克河对岸来观赏节日的两个红胡子赤脚车臣人蹲在熟人的家旁边，漫不经心地吸着小烟袋，吐着唾沫，望着过节的人们，用粗重的喉音交谈着。有时，不过节的士兵穿着旧大衣急忙地从五光十色的人群中穿过广场。有些地方已经可以听见酩酊大醉的哥萨克扯起醉腔唱歌。所有的房屋都上了锁，门廊台阶从傍晚时分就刷洗干净了。甚至老太婆也来到了街上。在干燥的大街上，在脚下的尘土里到处都是西瓜子和南瓜子的皮壳。空气温暖而平静，晴朗的天空蔚蓝而明净。越过屋顶可以看见灰白色的山峰，在夕阳的斜晖中涂上一层玫瑰色，它好像就在眼前。在河对岸有时传来远方的大炮射击的隆隆声。但是村镇的上空，却响彻着一片节日的欢乐声。

奥列宁在院子里逛了整个早晨，等着看玛丽亚娜。可是她打扮好了以后，就到教堂去做礼拜；然后她和姑娘们坐在土台上嗑瓜子，有时和女伴们跑回家去，快乐地、和蔼地打量着房客。奥列宁怕当着别人跟她说玩笑话。他想把昨天的话对她说完，想从她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又在等待昨天晚上那样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时刻没有到来，而他感到自己再没有力量在这样不确定的关系中生活下去。她又走到街上，他等了一会儿，自己也不知道向哪里去，就跟着她去了。他经过街角，她正在那里坐着，她那蓝绸子上衣闪闪发光，他听到背后女孩子们哈哈大笑，他感到心口一阵疼痛。

别列茨基的屋子就在广场旁边。奥列宁从那里经过，听见别列茨基的声音：“请进来。”他于是就走了进去。

他们俩谈了一会儿，就在窗前坐下来。接着叶罗什卡穿着新上衣，也参加他们一伙儿，靠近他们坐在地板上。

“这是‘贵族集团’，”别列茨基用烟卷指了指街角上花花绿绿的一群，微笑着说，“我的也在那儿，你瞧，就是那个穿红衣裳的。那是一套新装。为什么还不跳环舞？”别列茨基望着窗外，喊道。“等一会儿天黑了，我们也去参加。然后把她们请到乌斯坚卡那儿。应当给她们安排一次舞会。”

“我也到乌斯坚卡那儿去，”奥列宁坚决地说，“玛丽亚娜去吗？”

“她去，您来吧！”别列茨基丝毫不感到惊讶，说道，“真是美极了。”他指着那群花花绿绿的姑娘，补充了一句。

“是啊，美极了！”奥列宁努力露出无所谓的样子，肯定了一句。“一到这样的节日，”他补充说，“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比方说，正好在今天十五号，忽然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起来？一切都像过节的样子。眼睛、面孔、声音、动作、衣裳、空气、太阳，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节日了。”

“是的。”不喜欢这种议论的别列茨基说。“老汉，你为什么不喝酒？”他对叶罗什卡说。

叶罗什卡瞅着别列茨基向奥列宁挤了挤眼，说：

“嗬，他多么高傲，你的朋友！”

别列茨基举起了杯子。

“阿拉 比尔德。”他说，接着干了一杯。（“阿拉 比尔德”意思是“上帝保佑”，是高加索人一同饮酒时的祝词。）

“萨乌 布尔（祝你健康），”叶罗什卡微笑着说，也干了自己的一杯。“你说：过节！”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对奥列宁说，“这算什么过节！可惜你没有看见从前人们是怎样玩乐！女人们走出来，总是穿着滚金边的萨拉凡[47]。胸前挂着两串金币。头戴绣花金冠。走起路来。每个女人都是公主。往往走出来一大群，唱起歌来，连空气都被震响了；人们通宵玩乐。哥萨克们把一桶桶酒滚到院子里，坐下来一喝就喝到天亮。有人手搀手走遍全村去网罗人，碰到谁，就把谁网罗进来，从这里走到那里，到处走。有时一连玩三天。我还记得，我父亲回到家里，满脸通红，浑身发肿，帽子也没了，啥都丢了，回来就躺下不动。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给他吃点新鲜鱼子，喝点奇希尔醒醒酒，亲自跑遍村子去找他的帽子。他就这样睡了两天两夜！你瞧那时候的人！如今算什么？”

“那些穿萨拉凡的姑娘们怎么玩？光是自己玩吗？”别列茨基问道。

“光是自己玩可好！哥萨克们走来或者骑马来，说道：‘咱们冲散她们的环舞圈子。’于是行动起来，姑娘们抄起棍子就打。每次过谢肉节，总有年轻小伙子闯进来，她们就打，打马，也打人。冲破了圈子，抓住心爱的姑娘，就把她带走。姑娘，相好的，要她怎么爱你，她就怎么爱你。那时的姑娘们啊！个个都是皇后！”

三十六

这时，从旁边的街道上驰来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是纳扎尔卡，另一个是卢卡什卡。卢卡什卡微微歪斜着骑一匹肥壮的枣红色卡巴尔达马，这匹马在坚硬的道路上轻巧地迈着步子，昂着马鬃光滑细柔的美丽的头。利利落落装在套子里的枪，挎在背后的手枪，放在马鞍后面卷好的斗篷，都证明卢卡什卡不是来自附近归顺的地区。从他那侧身骑马的漂亮的姿势，从他那轻声扬鞭打马肚皮的漫不经心的动作，特别是从他那高傲地环视四周、眯缝着的又黑又亮的眼睛，都表现出青春的力量和自信。“见过这样的好汉子吗？”他那双眼睛往两旁望望，仿佛这样说。体格匀称的马，配上全套的银质马具，和那支枪以及英俊的哥萨克本人，引得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对他注意。纳扎尔卡个子又瘦又小，穿得比卢卡什卡坏得多。走过老人面前，卢卡什卡稍停一下，把卷毛的白皮帽子在剪短了的黑头发上举了举。

“怎么样，赶来了很多的诺盖人的马吧？”一个瘦瘦的老头紧锁着眉头，眼神阴沉地说。

“你这样问，老爷爷，你大概是数过了。”卢卡什卡扭过脸去答道。

“你不该把我的孩子也带了去。”老头更阴沉地说。

“看样子，这个老鬼什么都知道了！”卢卡什卡自言自语地说，他脸上立刻现出忧虑的表情；但是他往街角一望，那里站着一群姑娘，他勒转了马向她们驰去。

“你们好啊，姑娘们！”他忽然勒住马，用省力的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我不在的时候把你们都想老了吧，鬼婆子们。”他笑起来。

“你好，卢卡什卡！你好，小爷子！”响起了快乐的声音，“带回来很多的钱吗？给姑娘们买了好吃的吧！这次回来要过些日子吧？好久没见到你了。”

“和纳扎尔卡一起飞来乐他一夜。”卢卡什卡说着就挥鞭纵马向姑娘们驰来。

“玛丽亚娜把你完全忘掉了。”乌斯坚卡娇声娇气地说，用臂肘推了推玛丽亚娜，尖声地笑起来。

玛丽亚娜躲开了马，仰着头，用闪亮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哥萨克。

“你很久没来了！干吗老让马踩人？”她淡淡地说，转过身去。

卢卡什卡特别高兴。他的脸焕发着勇敢和喜悦的光芒。看来，玛丽亚娜的冷淡的回答使他吃惊。他忽然皱紧了眉头。

“上马吧，我把你带到山里去，好姑娘！”他忽然喊了一声，仿佛要驱散不好的想法，在姑娘们中间显示一下骑技。他向玛丽亚娜弯下身来。“亲亲你，让我这样亲亲，快点！”

玛丽亚娜的眼睛和他的眼睛遇到一起，她忽然脸红了。她退了几步。

“去你的吧！踩着人家的脚了。”她说，低头看了看她那双穿着带羽状花纹的蓝袜子和窄窄的滚银边的红色新鞋的匀称的脚。

卢卡什卡转过脸去跟乌斯坚卡说话，玛丽亚娜在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身边坐下。小孩向姑娘探着身子，用胖胖的小手抓住挂在她的蓝上衣上的项链。玛丽亚娜弯身凑近他，一面斜视着卢卡什卡。卢卡什卡这时正从束腰无领长袍下面黑色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点心和瓜子。

“分给大家吃。”他说，把包包递给乌斯坚卡。微笑着看了玛丽亚娜一眼。

姑娘的脸上又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美丽的眼睛蒙上一层雾。她把头巾放到嘴唇下面，忽然把头贴着那个抓住她的项链的小孩的白胖的脸，开始贪婪地吻他。小孩用两只手扶着姑娘高耸的胸脯，张开没长牙的小嘴呀呀地喊叫。

“干吗把小娃娃亲得透不过气来？”小孩的母亲说，把小孩抱过去，解开上衣给他吃奶，“最好去跟小伙子亲热亲热。”

“我去把马安顿好，就和纳扎尔卡一起回来，我们要玩一整夜。”卢卡什卡说，他把马抽了一鞭，就离开姑娘驰走了。

他和纳扎尔卡转进旁边的街上，就往两所并排的房子走去。

“可回到家了，老弟！你快去快回！”卢卡什卡对同伴喊了一声，就在隔壁院子前面下了马，小心地牵着马走进自家院子的篱笆大门。“你好，斯乔普卡！”他对哑巴姐姐说。她也穿起过节的衣裳，从街上走来把马接过去。他向她打手势，叫她拿干草喂马，暂且不要卸鞍子。

哑巴呜呜地叫，指着马咂咂嘴，吻它的鼻子。这表示她爱这匹马，说它是一匹好马。

“妈妈，你好！怎么，你还没有到街上看看？”卢卡什卡扶着枪走上台阶的时候，喊道。

老太婆给他打开门。

“真是没想到没料到的，”老太婆说，“基尔卡说你不回来了。”

“妈妈，去拿些奇希尔来。等会儿纳扎尔卡要来，我们要祝贺节日。”

“我就拿，卢卡什卡，就拿，”老太婆回答，“咱村的女人们都去玩乐。大概咱家的哑巴也去了。”

她拿起钥匙，急忙向藏奶室走去。

纳扎尔卡安顿了自己的马，除下枪，就进来找卢卡什卡。

三十七

“祝你健康。”卢卡什卡说，他从母亲手里接过满满一杯奇希尔，小心地把它端到低下的头前。

“事情有点不妙，”纳扎尔卡说，“你听老爷爷布尔拉克说什么来着：‘你偷了很多的马吧？’看来，他知道了。”

“妖魔！”卢卡什卡简短地回答。“这有什么大不了？”他摇了摇头，补充说，“反正马在河那边。让他们找去吧。”

“还是不妥当。”

“有什么不妥当！明天送给他一点奇希尔。应当送点东西，就行了。现在玩吧。喝酒！”他喊了一声，像叶罗什卡老汉说这句话的声音一样，“咱们到街上去玩，到姑娘们那儿去。你去拿蜜来，或者我叫哑巴去拿。咱们要玩到明天早晨。”

纳扎尔卡微笑着。

“怎么，咱们要多玩一会儿吗？”他说。

“咱们多玩一会儿！快跑去拿酒来！给你钱！”

纳扎尔卡顺从地向亚姆卡家跑去。

叶罗什卡大叔和叶尔古绍夫像两只猛禽，闻到哪家吃酒作乐，两个醉汉就一前一后跌跌撞撞地闯进哪家屋子里。

“再来半维德罗！”当他们问好时，卢卡什卡对母亲喊道。

“鬼东西，你讲讲你在哪儿偷了马？”叶罗什卡大叔喊道，“真能干！我就爱这样的！”

“爱吗！”卢卡什卡笑着回答，“你从士官生那儿给姑娘们带来好吃的了。唉，你这个老头子！”

“不对，你说的不对！唉，我说马尔卡啊！”老汉大笑起来。“这个鬼东西再三央求我！他说：‘你去给张罗张罗。我送你一支枪。’不，去他的吧！我本来可以照办的，可是我可怜你。你讲一讲，你到哪里去了？”老汉用鞑靼话讲起来。

卢卡什卡流利地回答他。

叶尔古绍夫不大懂得鞑靼话，只是偶尔插进一两句俄语。

“我说，他赶走了马。这个我太知道了。”他附和着说。

“我和吉列伊卡一起去的。”卢卡什卡讲道。他把吉列伊汗叫作吉列伊卡，哥萨克一听见这样称呼，就感到一种英勇气概。“过了河，他老是吹牛，说整个草原他都熟悉，可以一直领到地方，我们一起走了，漆黑的夜，我的吉列伊卡迷了路，来回兜圈子，总也兜不出去。摸不到车臣人的村庄，完蛋了。看来，我们走得太偏右了。大约找了半夜。谢天谢地，听见狗叫了。”

“傻瓜，”叶罗什卡大叔说，“从前我们在草原走黑路也迷过路。鬼才认得清楚！我就爬到土岗上，学狼叫喊，就这样！”他把两手做成筒状放在嘴边，发出好似一群狼齐声嗥叫的声音，“一嗥叫，狗就响应。好，你讲完吧。怎么样，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们赶快给马套上笼头。纳扎尔卡险些儿给诺盖女人抓住了，好险啊！”

“是啊，给抓住了。”刚从外边回来的纳扎尔卡委屈地说。

“我们向回走了；吉列伊卡又迷了路，他简直把我们带到流沙里去了。我们老觉得是朝捷列克河走，其实是背着它走。”

“你不会看星星吗？”叶罗什卡大叔说。

“我也是说嘛。”叶尔古绍夫接过去说。

“是啊，你不知天有多黑。我左找右找，左找右找！我抓过一匹母马，给它套上笼头，让我的马随便地走；我想它会把我们带回去的。你猜怎么样？它喷着鼻子叫了两声，闻闻土地……就向前走开了，一直领到哥萨克村子。总算幸运，天已经大亮了；我们刚刚来得及把马藏到树林里。纳吉姆骑着马过河来了，他把马买了去。”

叶尔古绍夫摇摇头。

“我也是说嘛，干得利索！卖了很多钱吗？”

“都在这儿。”卢卡什卡拍了拍口袋，说。

这时老太婆走进来。卢卡什卡没有把话说完。

“喝酒！”他喊了一声。

“有一次，我和吉尔奇克一起夜里骑马出去……”叶罗什卡开始说。

“得了，永远听你讲不完！”卢卡什卡说，“我要走了。”卢卡什卡干了一杯，束紧腰带，就走了出去……

三十八

卢卡什卡走到街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秋夜凉爽而且无风。从耸立在广场一边的黑糊糊的杨树后面，金黄色的满月升上来。厨房烟囱冒着烟，它和雾融合在一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有些窗户亮着灯光。空气中充满了牛粪炊烟、葡萄皮和雾的气味。谈话声、笑声、歌声和嗑瓜子声还是那样嘈杂，但是听起来比白天更清晰。在墙边屋旁黑影中可以看见一堆堆的白头巾和皮帽子。

广场上，对着敞开的、被照亮了的铺子的门的地方，有一群哥萨克青年和姑娘现出黑色的身影和白色的头饰，可以听见他们在高声歌唱、大声说笑和谈话。姑娘们手搀手在跳环舞，在满是尘土的广场上徐徐缓缓地转圈子。一个瘦瘦的、最不漂亮的姑娘唱道：

从森林里，从黑色的森林里

哎咿—达—留里！

从花园里，从绿色的花园里，

走出来两个好样的小伙子，

两个小伙子，一对光棍汉，

走了一会儿，就停下来，

停下来就面对面地骂起来。

一个美丽的姑娘走向前，

走向前就对他们开了言：

我要嫁给你们中间一个人。

结果嫁给白脸膛的小伙子，

白脸膛、黄头发的小伙子。

他搀起、搀起她的右手，

搀起右手四邻八舍都走遍。

他见了朋友就夸奖：

“好弟兄，你看我的老婆多好看！”

老太婆站在旁边听年轻人唱歌。小男孩和小姑娘在黑暗中互相追逐，绕着圈子奔跑。哥萨克们团团地围着姑娘们站着，不住地碰一碰走过来的姑娘，有时冲进环舞的圈子。别列茨基和奥列宁穿着束腰无领长袍、戴着皮帽站在铺子门的暗影里，他们谈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听得见，而且不是哥萨克口音，他们感到他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穿着红色上衣的胖胖的乌斯坚卡，穿着新衣衫外套短上衣、身材魁伟的玛丽亚娜，两个人正在并排地跳环舞。奥列宁和别列茨基在谈论怎样从环舞圈子里把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拖出来。别列茨基以为奥列宁不过是想寻开心，而奥列宁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决定。他无论如何想在今天晚上单独地会见玛丽亚娜，向她说明一切，问她能不能和愿不愿意做他的妻子。虽然这个问题对于他早已作了否定的答复，但是他希望尽力向她诉说他所感到的一切，希望她了解他。

“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别列茨基说，“要不我托乌斯坚卡早给您安排好了。您这人真怪！”

“怎么办？等些时候我全告诉您，很快就会告诉您的。看在上帝分上，现在只请您安排安排，让她到乌斯坚卡家去。”

“好的。这个容易……怎么样，你要嫁给一个白脸膛的小伙子吗？玛丽亚娜，是吗？是不是嫁给卢卡什卡？”别列茨基为了顾全礼貌，先转身对玛丽亚娜说；没有等她回答，他走到乌斯坚卡面前，求她把玛丽亚娜一块儿带走。没等他把话说完，领唱者又开始唱另一支歌儿，姑娘们手拉手走开了。她们唱道：

年轻小伙子闲溜达，

他走大街串小巷

到花园去，到花园去。

他第一次走过时，

挥了挥右手，

他第二次走过时，

挥了挥毛茸茸的皮帽子，

第三次走过时，

他就停着不想走。

停下来，整整衣衫。

“我想来找你，

亲爱的，别怪我说你：

亲爱的，你为什么

不到花园去玩玩？

亲爱的，难道说

你是瞧不起我？

亲爱的，你一旦想通了，

就会心满意足了。

我就请媒人来求婚，

我一定向你求婚，

一定娶你做老婆，

那时你就会尝到我的苦头了。”

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说，

可是我不敢回答他。

我不敢回答他，

可是到花园里去玩耍。

我走到葱绿的花园里，

见了我那朋友就鞠躬。

“姑娘，我还你一鞠躬，

赠送你头巾一条。

亲爱的，请你接受礼物，

用雪白的手指拿起它，

用雪白的手指收起它，

姑娘请你爱我吧。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该用什么赠给我的爱，

我送给我的爱

一件宽大的披肩。

为了这件大披肩，

我亲她三次又找补两下。”

卢卡什卡和纳扎尔卡冲破了环舞圈子，就夹在姑娘们中间走起来。卢卡什卡扯起尖利的声音附和着唱歌，他一面挥着手，一面在圈子中间走着。

“喂，哪一位出场啊！”他说。

姑娘们都推玛丽亚娜；她不愿意出去。透过歌声可以听见尖细的笑声、击打声、接吻声、低语声。

卢卡什卡在奥列宁面前走过时，亲热地向他点了点头。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你也来看看吗？”他说。

“是的。”奥列宁生硬坚决地回答。

别列茨基凑过身去对着乌斯坚卡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她想回答，但是没来得及，等着再转过来时，她说：

“好，我们来。”

“玛丽亚娜也来吗？”

奥列宁弯着身对玛丽亚娜说：

“你来吗？来吧，求求你，哪怕来一分钟。我需要和你谈谈。”

“姑娘们都去，我也去。”

“我对你的请求，你答复我吗？”他又俯下身去问她，“你今天很快乐。”

她已经从他身边走开了。他跟着她走去。

“你答复吗？”

“答复什么？”

“就是前天我问你的那件事，”奥列宁低身凑近她的耳朵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玛丽亚娜思索了一下。

“我答复，”她说，“今天晚上就答复。”

在黑暗中，她的眼睛快乐地、亲热地向年轻人闪了闪。

他还是跟着她走。俯身凑近她对于他是一种喜悦。

卢卡什卡继续唱歌，用力拉了一下她的手，把她从环舞中拉到圈子中间。奥列宁只来得及说了一句“一定到乌斯坚卡家里去”，就向他的朋友跟前走去。歌儿唱完了。卢卡什卡擦擦嘴唇，玛丽亚娜也擦擦，他们接吻了。“不行。得亲五次。”卢卡什卡说。谈话声、笑声、奔跑声代替了平稳的动作和平稳的声音。卢卡什卡已经醉得很厉害，开始把糖果分给姑娘们。

“所有的人都有份儿。”他说，他那高傲的得意洋洋的神情，令人又好笑又感动。“谁找大兵玩，谁就从环舞圈子里滚出去。”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狠狠地向奥列宁看了一眼。

姑娘们从他手里抢糖果，笑着互相打闹。别列茨基和奥列宁走到一旁。

卢卡什卡好像对自己的慷慨大量感到害羞似的，脱掉皮帽，用袖子擦擦额头，走到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跟前。

“亲爱的，难道说你瞧不起我？”他重复着刚才唱过的歌儿。又转过身去对玛丽亚娜生气地重复说：“你出嫁的时候，就会尝到我的苦头了。”他说着就把乌斯坚卡和玛丽亚娜一起拥抱起来。

乌斯坚卡挣脱出去，扬起手来捶打他的背脊，把她的手都打痛了。

“怎么样，还要玩两圈吗？”他问。

“姑娘们愿意玩就玩，”乌斯坚卡回答，“我要回家了，玛丽亚娜也想到我们那儿去。”

哥萨克继续拥抱着玛丽亚娜，他把她领出人群，向黑暗的房屋拐角走去。

“不要去，玛申卡，”他说，“咱们最后一次玩玩。回家去吧，我到你那儿去。”

“我回家干什么？过节就是要玩嘛。我到乌斯坚卡家去。”玛丽亚娜说。

“反正我是要娶你的。”

“好吧，”玛丽亚娜说，“到时候看吧。”

“怎么样，嫁给我吗？”卢卡什卡严厉地问，把她抱到怀里，吻了吻她的腮帮。

“算了！干吗老缠着我？”玛丽亚娜挣脱身子，离开他。

“唉，你这个姑娘啊！……要吃亏的，”卢卡什卡站在那里摇着头，责备地说，“你要吃我的苦头的。”于是转过身去，对姑娘们喊了一声：“玩吧，干吗不玩啊！”

玛丽亚娜对他说的话仿佛感到又惊又气。她站住了。

“为什么要吃亏？”

“为那个。”

“为哪个？”

“为你和房客大兵玩，不再爱我了。”

“我高兴不爱就不爱。你又不是我的老子，不是我的娘。你要怎么样？我愿意爱谁就爱谁。”

“那好吧！”卢卡什卡说，“你记住好了！”他向铺子走去。“姑娘们！”他喊道，“干吗停住不动？再跳一圈环舞啊。纳扎尔卡！快去拿些奇希尔来。”

“怎么样，她们来吗？”奥列宁问别列茨基。

“她们马上就来，”别列茨基回答，“咱们走吧，得准备一下舞会。”

三十九

已经是深夜了，奥列宁跟着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从别列茨基的屋子走出来。两个姑娘的白头巾在黑暗的街道上闪着白光。金黄的月亮向着草原落下去。村子上空弥漫着银灰色的雾。周围寂静无声，没有一点灯亮，只听见渐渐走远的两个姑娘的脚步声。奥列宁的心跳得厉害。灼热的脸在潮湿的空气中感到凉爽。他望了望天空，望了望他走出来的那间屋子：屋里蜡烛熄灭了，他又仔细看了看渐渐走远了的姑娘们的身影。白色的头巾在雾中消失了。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他觉得可怕；他多么幸福！他跳下台阶，向姑娘们追去。

“是你啊！人家会看见的！”乌斯坚卡说。

“不要紧！”

奥列宁跑到玛丽亚娜跟前，拥抱她。玛丽亚娜并不拒绝。

“你们还没亲够，”乌斯坚卡说，“娶了她，再亲吧，现在忍住点儿。”

“再见，玛丽亚娜，明天我就去找你父亲，我亲自说。你先别说。”

“我干吗要说！”玛丽亚娜回答。

两个姑娘跑开了。奥列宁一个人走着，回忆着所发生的一切。他和她在靠近炉子的角落里消磨了整个晚上。乌斯坚卡一分钟也没有走出屋子，她跟别的姑娘们和别列茨基在嬉戏。奥列宁和玛丽亚娜在低声细语。

“你嫁给我吗？”他问她。

“你哄我，你不会娶我的。”她快活而平静地回答。

“你爱我吗？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

“为什么不爱你呢，你又不瞎又不聋的！”玛丽亚娜笑着回答，用她那双粗硬的手捏紧他的手，“你的手多么白，又白又软和，像熟奶油似的。”她说。

“我不是开玩笑。你说你嫁给我吗？”

“只要父亲答应，为什么不嫁给你呢？”

“你要记住，如果你哄我，我会发疯的。明天我就对你的父母说，我去求婚。”

玛丽亚娜忽然大笑起来。

“你怎么啦？”

“觉得可笑。”

“真的！我要买一座园子、买一处房子，我申请入哥萨克籍……”

“那时你可要当心，可不要爱别的女人！我是个醋坛子。”

奥列宁在想象中复述着这些甜蜜的语句。回忆起刚才的情景，他时而觉得心头疼痛，时而又觉得心里充满了幸福。他感到疼痛，是因为她仍然那么平静，仍像平时一样跟他说话。她似乎丝毫没有被这新的情况所激动。她仿佛不相信他，不去思索将来。他觉得她爱他只是在眼前这一刻，而将来和他一起生活的想法，在她心目中是没有的。但是他是幸福的，因为他觉得她说的是实话，她同意她属于他。“是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当她属于我的时候，我们才能互相了解。这种爱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有用生活、用整个生活来表达它。明天一切都会弄明白的。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明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的父亲，告诉别列茨基，告诉全村……”

卢卡什卡两夜没有睡觉，过节时又喝得这么多，他生平第一次醉倒了，睡在亚姆卡家里。

四十

第二天，奥列宁醒得比平时早，一醒来他就想到要做的事。他满怀喜悦地回忆着她的亲吻、她那粗硬的手指的握力和她的话：“你的手多么白！”他跳下床来，想马上就去见房东，向玛丽亚娜求婚。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忽然奥列宁觉得街上异乎寻常地骚乱：骑马的和步行的人们来来往往，说着话。他披上长袍，就跑到台阶上。房东一家还没有起来。来了五个骑马的哥萨克，吵吵嚷嚷地在谈论着什么事情。走在最前头的是骑着宽背的卡巴尔达马的卢卡什卡。哥萨克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喊叫，使人听不清他们在嚷什么。

“到上游那个哨所去！”一个喊道。

“备上马鞍，快点赶上。”另一个说。

“出那座大门近些。”

“废话，”卢卡什卡喊道，“当然走中间那座门啦。”

“对了，从那儿走近些。”说话的哥萨克满身尘土，骑着一匹汗淋淋的马。

卢卡什卡的脸通红，由于昨天狂饮而浮肿；皮顶帽子推到脑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喊叫，仿佛他是官长似的。

“怎么回事？到哪儿去？”奥列宁问道，他挺费劲才引起哥萨克对他注意。

“我们去捉阿布列克，他们在草原流沙里埋伏着。现在我们就去，可是人还不够。”

哥萨克们继续喊着，集合着，顺着大街往前驰去。奥列宁忽然想到，他不去怪不好的；同时他又想到可以提前回来。他穿上衣服，把枪上好子弹，跳上瓦纽沙匆忙之间备好的马，就驰出村外赶上了哥萨克。哥萨克下了马站成圆圈，从他们带来的小桶里斟满了一大木碗奇希尔，互相传递着饮酒，预祝出征胜利。他们之中有一个花花公子模样的青年少尉，他是偶然来到这个村子的，现在由他指挥这九个哥萨克。集合来的哥萨克都是士兵，虽然少尉摆出官长的样子，可是大家都听卢卡什卡的话。哥萨克对奥列宁一点也不注意。当大家都骑上马出发的时候，奥列宁策马走到少尉跟前，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平时和蔼可亲的少尉，这时也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奥列宁费了很大的劲才向他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派出侦察阿布列克的巡逻队在村外八俄里的沙地遇见了山民；这些阿布列克埋伏在沙坑里向哥萨克射击，并且威吓说誓死不投降。同两个哥萨克出来巡逻的班长留在那里守着他们，派一个哥萨克到村里求援。

太阳渐渐升上来。出了村子三俄里，四外就是开阔的草原，这里除了单调的、荒凉的、干燥的平原，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沙土的平原上，到处是牲口的脚印，有些地方生长着枯黄的草，洼地里生长着低矮的芦苇，有几条勉强看得出的小路，遥远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诺盖人的游牧帐篷。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看不见一点阴影，有一种严峻的情调。日出和日落，总是照得草原通红。一刮大风，整座沙山都能移走。无风的时候，就像这天早晨，寂静得简直令人吃惊，无论动作或声音都破坏不了这种寂静。这天早晨草原悄然无声，虽然太阳已经升起，可是阴沉沉的；这里仿佛特别荒凉、温和。空气纹丝不动，只听见马蹄声和马喷鼻声；连这个声音也是微弱的，即刻就消失了。

哥萨克多半时候都是默默地骑着马。他们的武器总是佩带得不发出声响。把武器碰得叮叮当当，对于哥萨克是最大的耻辱。村里又来了两个哥萨克在路上赶上他们，彼此交谈了两三句话。卢卡什卡骑的那匹马不知是颠踬还是被草绊了一下，它惊跳起来。这在哥萨克是不好的预兆。哥萨克们回头看了看，赶快转过脸去，极力不去注意这件在此刻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卢卡什卡拉了拉缰绳，严厉地皱着眉头，咬紧牙关，在头上挥了一下鞭子。这匹卡巴尔达骏马忽然踏着细碎步子，仿佛不知用哪只蹄子迈步，又好像要展翅腾空飞起似的；可是卢卡什卡用鞭子抽了一下它那肥壮的肋部，又抽一下，抽第三下——这匹卡巴尔达马龇着牙，松开尾巴，打着喷嚏，用后腿一蹬，就蹿到其余的哥萨克前面好几步远。

“好一匹坐骑！”少尉说。

他不说马，而说坐骑，是表示他对这匹马特别的赞扬。

“赛蛟龙。”一位年长的哥萨克表示赞同。

哥萨克们默默地骑着马有时慢行，有时小跑，只有这一种情况才打破一会儿沉寂和他们的行动的严肃的气氛。

在草原走了八俄里光景，他们只遇见一辆诺盖人的支着帐篷的大车，大车在离他们一俄里的地方缓缓地行走。这是诺盖人带着家眷从一个游牧区向另一个游牧区迁移。他们在一处洼地上还遇见两个衣衫褴褛的高颧骨的诺盖妇人，她们在草原上拾牲口遗下的粪做燃料。少尉向她们探问什么事情，她们不懂他那说得不好的库梅克话，面面相觑，显出胆怯的样子。

卢卡什卡走到跟前，勒住马，口齿伶俐地向她们问好，诺盖妇人显然高兴起来，就像跟自己的弟兄一样随便地跟他谈起来。

“哎依，哎依，抗阿布列克！”她们指着哥萨克要去的方向诉怨似的说。奥列宁懂得她们是说：“有很多的阿布列克。”

奥列宁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事情，仅仅从叶罗什卡大叔的讲述中得到一点有关的概念。奥列宁打算紧跟着哥萨克，好看见全部的经过。他欣赏哥萨克，仔细看和细心听一切，并且把自己的观察记在心里。虽然他也带着马刀和实弹的枪，但是看到哥萨克疏远他，他决定不参加战斗，特别是他认为他在连队里已经显示了他的勇敢，主要的，还因为他现在感到非常幸福。

忽然从远方传来一声枪响。

少尉激动起来，开始命令哥萨克散开和从哪个方向逼近敌人。但是哥萨克对他的命令显然一点不去注意，只听卢卡什卡的，也只看着卢卡什卡。卢卡的脸和身姿表现着镇静和庄严。他策马驰骋了一阵，把其他慢行的马撇到后面；眯缝着眼向前瞭望。

“来了一个骑马的。”他勒住马，和别的马并排时说。

奥列宁极目望去，什么也没看见。哥萨克们很快就认出两个骑马的人，于是从容不迫地直向他们驰去。

“这是阿布列克吗？”奥列宁问道。

哥萨克们没有回答这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如果阿布列克这样骑着马斜刺里冲来，那未免太傻了。

“好像是罗吉卡老叔向我们招手，”卢卡什卡指着两个已经看得清楚的骑马的人说道，“他向我们这边来了。”

果然不错，几分钟后就清楚地看出，骑马的人是巡逻的哥萨克，班长向卢卡驰来。

四十一

“还有多远？”卢卡什卡只问了这一句。

正在这时，三十步开外的地方响起了短促而脆裂的枪声。班长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这是我们的古尔卡朝他们放枪。”他朝着枪响的方向摆了摆头说道。

他们骑马走了几步，就看见坐在沙丘后面给枪装火药的古尔卡。为了解闷，古尔卡和伏在另一个沙丘后面的阿布列克互相射击。子弹从那里呼啸而过。少尉脸色苍白，手忙脚乱。卢卡什卡下了马，把马交给一个哥萨克，就向古尔卡走去。奥列宁也照样做了，弯着腰在他后面跟着。他们刚走到刚才射击的哥萨克身边，就有两颗子弹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卢卡什卡笑着看了看奥列宁，也稍微弯下身子。

“他们会打死你的，安德烈耶维奇，”他说，“你最好躲到一边。这儿没有你做的事。”

但是奥列宁一定要看看阿布列克。

离沙丘二百来步的地方，他看见了帽子和枪。从那里忽然冒起一股烟，又有一颗子弹呼啸而过。阿布列克躲在沙丘脚下的沼泽里。奥列宁对他们占据的地势感到惊奇。那地方本来同草原其他地方一样，可是因为阿布列克占据那里，忽然就显得跟其他地方不同，仿佛别具一番意味似的。他甚至觉得，正是那个地方是阿布列克应当占据的。卢卡什卡回头向他的马走去，奥列宁跟在他的后面。

“要找一辆装干草的大车，”卢卡说，“不然会被他们打死的。那边沙丘后面，有一辆诺盖人的干草车。”

少尉听从他的话，班长也同意。干草车推来了，于是哥萨克们躲在车后，把干草堆得离自己近点。奥列宁骑马跑到可以看清楚一切的沙丘上。干草车移动了；哥萨克都挤在车后面。哥萨克移动着；车臣人一共九个，膝盖并着膝盖坐成一排，也不射击。

周围寂静无声。忽然从车臣人那边响起了奇怪的歌声，好似叶罗什卡大叔唱的“哀—达—拉—拉依”的凄凉的曲调。车臣人知道他们已经逃不脱了，为了不致受逃跑的引诱，他们用皮带把膝盖并在一起捆起来，把枪准备好，唱着临死前的挽歌。

哥萨克推着车子越来越近，奥列宁时刻都在等待着射击；但是只有凄厉的歌声冲破寂静。歌声忽然停止了，响起了猝然的枪声，子弹碰击着车边的横梁，可以听见车臣人的骂声和尖叫声。枪声接连地响起来，子弹一颗颗的碰到车上。哥萨克不放枪，已经走到五步以内的地方了。

又过了一瞬间，哥萨克尖叫着从车两边跳将出来。卢卡什卡在最前面。奥列宁只听见几声枪响和喊叫声以及呻吟声。他仿佛看见了烟和血。他扔开马，忘掉一切地向哥萨克们跑去。恐怖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什么也分辨不清，只知道一切都完了。卢卡什卡脸色苍白得像块白布，抓住受伤的车臣人的两手喊道：“不要打死他！我要捉活的！”这个车臣人就是那个去取尸体的红胡子，他是被打死的车臣人的兄弟。卢卡什卡扭转他的双手。车臣人忽然挣脱开，用手枪对着卢卡什卡放了一枪。卢卡什卡应声倒下。他的腹部涌出鲜血。他纵身站起来，又倒下了，嘴里用俄语和鞑靼话咒骂着。他身上和身底下的血越来越多。哥萨克们走到他跟前动手给他解腰带。其中纳扎尔卡在要动手的时候，半天没有把马刀插进刀鞘里，因为马刀上反了。刀刃上全是血。

短胡子、火红色的车臣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打得浑身是伤，横七竖八地躺着。只有一个大家所认识的，就是朝卢卡什卡开枪的那个，虽然遍体鳞伤，但是还活着。他像一只被打伤的鹞鹰，浑身是血（从右眼流着血），咬紧牙关，脸色苍白而且阴沉，愤怒的大眼睛向四下张望，蹲在那里，手握着短剑还准备自卫。少尉走到他跟前，仿佛要绕过他似的，从他身旁用手枪对着他的耳朵迅速地放了一枪。车臣人想冲过去，但是没等冲上去就倒下了。

哥萨克们喘吁吁地把尸体拖开，解下他们身上的武器。这些红胡子车臣人每一个都曾经是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有的表情。人们把卢卡什卡抬到大车上。他老是用俄语和鞑靼话骂个不休。

“扯淡，我掐死你！你逃不出我的手！阿那 塞尼！”他断断续续地喊道。不一会儿工夫，他就没有力气说话了。

奥列宁回到家里。晚上他听说卢卡什卡快要断气了，又听说从河对岸来了一个鞑靼人，正用草药给他医治。

那些尸体运到村公所前面。女人们和孩子们都围上去观看。

奥列宁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很久不能从所见的一切中醒悟过来；但是在入夜的时候，昨晚的回忆又涌上心头；他向窗外望了望：玛丽亚娜从房里走到贮藏室料理家务。她母亲到葡萄园去了，父亲在村公所里。奥列宁等不及她完全收拾好，就向她走过去。她背过脸去在屋里站着。奥列宁以为她是害羞。

“玛丽亚娜！”他说，“我说玛丽亚娜！可以进来吗？”

她忽然转过身来，眼睛里微微含着泪花。脸上蒙着一层美丽的忧伤。她默默地、庄严地望着。

奥列宁又说：

“玛丽亚娜！我来……”

“不要这样。”她说。她的脸色没有变，但是眼泪流了出来。

“哭什么？你怎么啦？”

“怎么啦？”她用粗暴生硬的声音重复了一句，“哥萨克给人打死了，就为了这个。”

“是卢卡什卡吗？”奥列宁说。

“走开，你要干什么！”

“玛丽亚娜！”奥列宁说着就向她走去。

“你永远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

“玛丽亚娜，不要说这话吧。”奥列宁恳求她。

“走开，讨厌的东西！”姑娘大喊一声，一跺脚，威吓地向他走过去。她脸上显露着如此的厌恶、蔑视和愤恨，奥列宁忽然明白他是毫无希望的，他先前关于这个姑娘是难以接近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

奥列宁再没有对她说什么，就从屋里跑了出去。

四十二

他回到屋里，在床上动也不动地躺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去找连长，请准了调到团部，他和任何人都没有告别，叫瓦纽沙跟房东算清房钱，就准备到团部驻扎的要塞去了。只有叶罗什卡大叔一个人送他。他们俩干了一杯，又干一杯，又干一杯。就像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样，一辆三套马的驿车停在门口。但是奥列宁已经不像当时那样对自己抱有希望，也不对自己说，在这里所想所做的一切都不对头。他已经不再给自己设想什么新的生活。他比先前更爱玛丽亚娜，而且现在知道，她永远不会爱他。

“我的老弟，再见啦，”叶罗什卡大叔说，“出征的时候，要学聪明点，要听我老头子的话。当你袭击或者干什么的时候（我是一只老狼，啥都见过），遭到射击，你千万不要向人堆里跑，不要哪儿人多就往哪儿跑。你们弟兄一害怕，总是向人堆里挤：以为在人堆里快乐点。岂不知这最糟：人们总是朝人多的地方射击。我从来都是远远地离开人堆，单独一个人：所以我一次伤也没受过。我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

“你背上不是有一颗子弹？”正在收拾房子的瓦纽沙说。

“这是哥萨克闹着玩的。”叶罗什卡回答。

“哥萨克怎样闹着玩？”奥列宁问道。

“还不是那回事！我们喝酒来着。有一个叫万卡·西特金的哥萨克，兴头上来了，噼哧一下，他用手枪对着我这里就来一家伙。”

“怎么样，痛吗？”奥列宁问道。“瓦纽沙，快收拾好了吗？”他又加添一句。

“咳！忙什么！听我讲下去……他噼哧给我一家伙，没有打伤骨头，子弹就留在这里了。我对他说：老弟，你把我打死了。是吧？你对我做了什么事啊？我跟你不能这样就算拉倒。你得给我一维德罗酒。”

“怎么样，痛吗？”奥列宁又问，几乎没有听见老汉讲的故事。

“让我讲完。他出了一个维德罗。我们全喝光了。血还是流。满屋子流的都是血。布尔拉克爷爷说：‘看样子小伙子要完蛋。再来一大瓶甜的，不然我们要叫你吃官司。’又拿来一些酒。我们喝了又喝……”

“怎么样，你究竟痛不痛？”奥列宁又问。

“什么痛不痛！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不高兴这样。让我说完。喝啊，喝啊，一直玩到早上，喝醉了，就在灶炕上睡着了。上午醒来，身子怎么也伸不直。”

“痛得厉害吗？”奥列宁重复着问，以为这一次可要得到回答了。

“我又没对你说我痛得慌。不痛，就是直不了身子，也不能走路。”

“后来就长好了？”奥列宁说，甚至连笑也不笑，因为他的心头感到沉重。

“长好了，就是子弹永远留在这儿。你摸摸看。”他卷起衬衫，露出他那健壮的背脊，在靠近肩胛骨的地方滚动着一枚子弹。

“你瞧，就这样滚来滚去的。”他说，显然他把这颗子弹当做小玩意儿，“可以滚到背后面。”

“你看卢卡什卡能活吗？”奥列宁问道。

“上帝才知道！这儿没有大夫。他们去请去了。”

“到哪儿去请，到格罗兹尼吗？”奥列宁问道。

“不是，老弟，要是我是沙皇，我早就把你们俄罗斯大夫全都绞死。他们光知道开刀。我们有个哥萨克巴克拉舍夫就被他们弄得不成人样子，锯掉一条腿。全是些混蛋。现在巴克拉舍夫还中什么用？老弟，在山里有真正的大夫。我有个好朋友吉尔奇克，出征时在这儿，在胸口受了伤，你们的大夫拒绝医治，可是从山里来了一个赛义卜，他给治好了。老弟，他们懂得草药。”

“得了，别胡扯了，”奥列宁说，“我最好是从团部里派一个医官来。”

“胡说！”老汉有意逗他，“傻瓜，傻瓜！胡说！派医官来！如果你们的医官能把人治好，哥萨克和车臣人都找你们医治了，可是你们的军官和团长反倒从山里请大夫。你们那儿全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奥列宁不再回答。他非常同意老汉的话，他所生活过的和他现在要回去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假的。

“卢卡什卡怎么样？你去看过他吗？”他问。

“像个死人似的躺在那儿。不吃也不喝，光喝伏特加。能喝伏特加就不要紧。真要是有个好歹，我真可怜这个小伙子。是个好样的，跟我一样，是一个骑手。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快要断气：老太太们已经号啕大哭，哭得哞哞的。我的脑袋滚烫。人们把我移到圣像下面。我仿佛觉得，在我上面的灶炕上，都是这么大的小鼓手，全都是，他们拼命地擂鼓。我向他们大喝一声，他们反倒擂得更厉害了（老汉笑了）。女人们把唱圣诗的请了来，他们想葬掉我；他们说：他在世间太不守教规了，他找女人寻乐，残害生灵，破坏斋戒，弹三弦琴。忏悔吧，他们说。于是我就忏悔了。我说，我有罪。不管神父说什么，我总是说：我有罪。他问起三弦琴来。对于这我也说我有罪。他说：‘你那件该死的东西放在哪儿？你交出来，把它打碎。’我说我没有这个玩意儿。其实我把它藏在厨房里的渔网里；我知道他们找不到。他们就这样撇下了我。我也就好了。好了就去弹我的三弦琴……我刚才说什么来的，”他继续说下去，“你得听我的话，你要离人堆远一点，不然就会糊里糊涂地被人打死。我可怜你，真的。你是个酒鬼，我喜欢你。你们弟兄总爱骑马上土岗。从前我们这儿有一个俄罗斯人，他老是骑着马往土岗上爬，他给土岗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丘陵。一看见土岗就爬上去。有一次又往上爬，爬到顶上，很高兴。车臣人给他一枪，就打死了。咳，车臣人在枪架子上射击可准啦！比我都打得准。我不喜欢这样糊里糊涂被人打死。有时我看一看你们当兵的，我就觉得奇怪。真是愚蠢啊！可怜的人们，总是挤成堆儿，并且领子是红的。那怎么不被打中呢？打倒一个，人们把可怜的家伙拖开，再上去一个。真是蠢得可以！”他摇着头重复说，“要向旁边散开，而且要单调单的。以后你就照这样办。他们不会向你瞄准的。你一定这样做。”

“好，谢谢！再见，大叔！上帝保佑，我们还会见面的。”奥列宁说，他站起来往雪橇走去。

老汉坐在地板上，没有站起来。

“就这样就分手了吗？傻瓜！傻瓜！”他说，“咳，如今人都成了什么了！咱们在一起做伴，整整做了一年的伴：说声再见就走了。要知道我爱你，我非常可怜你！你的命好苦，总是孤单单的，孤单单的。没人疼也没人爱！有时候我睡不着，心里老想你，可怜你。就像歌里唱的：

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亲爱的弟兄，日子难过啊！

你就是这样。”

“好，再见了。”奥列宁又说。

老汉站起来，把手递给他；他握了握手，就准备走。

“把脸蛋凑过来，脸蛋。”

老汉用两只厚厚实实的手夹着他的头，用湿漉漉的胡子和嘴唇亲吻了三次，接着哭了起来。

“我爱你，再见！”

奥列宁坐到车上。

“怎么，就这样走了吗？送点东西做纪念也好啊，老弟。送一支枪吧。你要两支有啥用。”老汉说，他真心诚意地抽抽搭搭地哭着。

奥列宁拿出一支枪递给他。

“什么都给了这个老家伙！”瓦纽沙咕咕噜噜地说，“老没有个够！老乞丐。不懂道理的人。”他说着就裹紧了大衣，坐到前座上。

“住嘴，猪猡！”老汉笑着嚷了一声，“看你这个吝啬鬼！”

玛丽亚娜从贮藏室走出来，冷漠地望了望三套马车，鞠了个躬，就到屋里去了。

“拉非利[48]！”瓦纽沙挤了挤眼，傻笑着说。

“走了！”奥列宁气愤地喊了一声。

“别了，老弟！别了！永远记住你！”叶罗什卡喊道。

奥列宁回头望了一眼。叶罗什卡大叔和玛丽亚娜在谈话，好像是谈自己的事，不论是老头或者姑娘都没有看他。

（1863年）

刘辽逸 译

[1]德米特里的小名。

[2]一种古老的俄罗斯游戏：传递燃烧着的松明，传递者唱着或者合唱着“火，火，你别灭”，传到谁手里如果松明灭了，谁就得从人群中站出来受罚。

[3]阿玛拉特伯克是俄国作家马尔林斯基的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伯克是某些民族特有的官衔。

[4]法语：《巴黎圣母院》。

[5]诺盖是当地一种少数民族。

[6]越过捷列克河到俄罗斯土地上进行偷窃或掠夺的未归顺的车臣人，这种人被称为阿布列克。——作者注。

[7]1俄丈合2.134米。

[8]玛丽扬卡是玛林娜的小名。

[9]玛丽亚娜也是玛林娜的小名。

[10]玛丽亚奴什卡也是玛林娜的小名。

[11]鞑靼人用黄米酿的一种水酒。——作者注。

[12]奇希尔是高加索一带家酿的红葡萄酒。

[13]卢卡什卡的本名。

[14]纳扎尔是纳扎尔卡的本名。

[15]俄国液量名，1维德罗合12.3升。

[16]是瓦纽沙的尊称，在这里是主人跟他开玩笑。

[17]在靠岸的河水里插篱笆捉鱼。

[18]法语：女人！

[19]不准确的法语：这个姑娘很好看。

[20]不准确的法语：这个姑娘很美丽。

[21]玛申卡也是玛林娜的爱称。

[22]“什罗基”在俄语意思是“宽阔的”，实际上这是他的外号，指他的肩膀宽阔，膂力过人。俄国的农奴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后来外号就成为姓了。

[23]1普特合16.38公斤。

[24]在高加索，最珍贵的刀剑是以铸造匠古尔达的名字命名的。——作者注。

[25]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称呼。

[26]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

[27]1俄升合1.299公升。

[28]在俄罗斯童话中，传说虎耳草有破闩断锁的魔力。

[29]不准确的法语：您想喝茶吗？

[30]法语：钱。

[31]《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章记载：“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在这里教师有炫示自己学问的意思。

[32]这是莱蒙托夫的一首诗的题目。

[33]库珀（1789—1851），美国小说家，著有描写北美边疆冒险生活的小说《皮袜子故事集》，《探路人》是其中一篇。

[34]穆里德派本为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反动的宗派组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俄国高加索一带很流行。这一宗派的穆里德（教徒）要绝对服从穆里师德（教主）。一般非伊斯兰教的人所说的穆里德，相当“徒弟”、“部下”的意思。

[35]不准确的法语：没有钱。

[36]一种纸牌赌博。

[37]法语：我亲爱的。

[38]法语：准备好了！

[39]法语：“战争时就讲战争时的话！”相当我国“入乡随俗”之类的成语。

[40]法语：《三个火枪手》。

[41]法语：风度。

[42]1俄磅合409.51克。

[43]法语：您的。

[44]该养马场被认为是高加索最好的养马场之一。——作者注。

[45]娜杰仁卡在俄语中是“希望”的意思。

[46]拉祖特卡是玛丽亚娜的弟弟。上文说他被赶走，但没有交待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7]从前俄罗斯民间妇女穿的无袖长裙衣。

[48]法语：姑娘。

波利库什卡

一

“太太，就凭您吩咐了！不过杜特洛夫家也怪可怜的。他们家个个都是好样的；要是一个家奴也不派，那他们就非得有个人去不可了，”管家说，“本来现在大家就指着要他们去。不过，就看您的意思了。”

于是他把右手倒换过来搭在左手上，两手放在肚子前面，把脑袋侧向另一边，两片薄嘴唇往里一吸，差点儿嘬出声来，眼睛翻了翻，就不言语了。显然他是想保持长久的沉默，不表示异议地静听女主人一定要对他说的关于这事的种种废话。

这是一个家奴出身的管家，脸刮得光光的，穿着一件长长的常礼服（一种特制的管家式样），在这个秋天的晚上，站在他女主人面前回话。照女主人的理解，这类回禀就在于听取有关过去的事务总结，并对未来的事务作出指示。照管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理解，这类回话不过是一种仪式罢了：他要站在旮旯里，面对着沙发，两脚向外分开，端端正正地站着，听取各式各样的与正事无关的废话，并且要想方设法使女主人听了他的一切建议立刻不耐烦地说声：“好吧，好吧。”

现在正在谈征兵的事。波克罗夫斯科耶应当出三名壮丁。有两名由于家庭、道德品质和经济情况都符合，毫无疑义，已经由命运本身选定了。关于他们，无论从村社方面、无论从女主人方面、无论从公众舆论方面，都不会有犹疑和争论。可是对于第三名却有不同的意见。管家想庇护杜特洛夫家的三兄弟，而把已经成家的家奴波利库什卡派去，这个家奴的名声很坏，他曾因偷窃麻袋、缰绳和干草被人逮住过不止一次；可是太太却一直很疼爱波利库什卡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想用《福音书》上的教诲来改正他的道德品质，所以她不愿意把他送去当兵。同时，她又不愿意加害于她不认识的、从来也没见过面的杜特洛夫一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管家又不敢对她明说：如果波利库什卡不去，那么杜特洛夫家就非去一个人不可。“可我又不愿意杜特洛夫家遭到不幸。”她带着感情说。“如果您不愿意，那您就出三百卢布买个新兵得了。”——管家本想这样来回禀她。可是策略不允许他这样做。

于是，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安安稳稳地站好了，甚至悄悄地把背靠在门框上，可是脸上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神态，他开始看女主人的嘴唇怎样动，看她帽子上的荷叶边，以及荷叶边映在墙上一幅画儿下面的影子在怎样跳动。他认为大可不必去注意她说话的意思。女主人的话又多又长。他想打呵欠，因而感到耳朵后面直发麻；可是他却巧妙地把这种发麻变成了咳嗽，用手捂着嘴，假咳了两声。我不久以前就曾看见帕默斯顿[1]勋爵用帽子遮着脸坐着，那时反对党的一个成员正在猛烈地抨击内阁，后来，这位勋爵猛地站起来，发表了三个钟头的演说，以回击对方的所有论点；我看到这种情景，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曾经上千次地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看见过类似的情形。他是怕自己睡着了呢，还是他觉得女主人的谈话令人神往呢，总之，他把自己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了右脚，然后，像惯常那样，开始了漂亮动听的开场白：

“就看您的意思了，太太，不过……不过这会儿正在我的账房前面开会，所以非得有个结果不可。命令上说，圣母节[2]前必须把新兵送进城去。在农民里面，大家都指着非要杜特洛夫家出人不可。村社并不关心您的利益，我们把杜特洛夫家毁了，他们才不在乎呢。我可知道这一家子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从我管事的那天起，他们就一直过着穷日子。老头好不容易才等到最小的侄儿长大，现在又要把他们毁了。我呢，您老人家是知道的，我关心您的财产就跟关心自己的一样。照您的主意去办，太太，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拿过他们一文钱……”

“我也没有这样想呀，叶戈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可是她马上想到他准受了杜特洛夫家的好处。

“……不过，全波克罗夫斯科耶就数他们家最好。都是一些敬畏上帝的勤劳的庄稼汉。老头当教堂的管事当了三十年；他既不喝酒，也不爱用脏话骂人，还经常上教堂。（管家知道用什么方法讨好女主人。）最重要的，我要禀告您老人家的是他只有两个儿子，其余的是侄子。村社指名要他出人，其实他应该抽两次签。另外还有些有三个儿子的人，冒冒失失地分了家，可是现在他们倒做对了，而那些老实本分的人却要遭罪。”

听到这里，太太简直什么也不明白了——她不明白这儿所说的“抽两次签”和“老实本分”是什么意思；她听见的只是管家说话的声音。她端详着他那常礼服上的黄色土布钮扣：上面的那一颗，大概他不常扣，钉得还很结实，可是中间那一颗却完全松动了，耷拉着，早就应该钉一钉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谈话，尤其是在谈事务时，根本用不着了解别人对你说什么，只要记住你自己想说什么就成了。太太就是这样做的。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会不明白呢，”她说，“我丝毫无意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当兵。我觉得你多少是知道我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农民们不让他们遭到不幸。你知道，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我情愿牺牲我的一切，既不让杜特洛夫家去人，也不让霍留什金[3]去。（我不知道管家是否会想到，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用不着牺牲一切，只要三百卢布就够了；不过，这种想法是很容易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无论如何也不让波利凯去。偷钟的事发生以后，他亲口对我认错，他哭着发誓说，他一定痛改前非，我跟他谈了很久，我看出他是受了感动，而且是真心悔过。（‘嘿，她又唠叨开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想道，于是他开始端详放在她那杯水里的果子酱：是橘子的呢，还是柠檬的？‘大概有点苦。’他想道。）从那时候起已经有七个月了，他一次也没喝醉过，而且表现很好。他老婆告诉我，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他既然已经改过自新了，你怎么倒要我现在去惩罚他呢？他有五个孩子，全家靠他一个人养活，把他送去当兵，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不，这事你最好别说了，叶戈尔……”

太太说罢，端起杯子来呷了一口。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注视着水经过她的喉咙流了下去，然后便简短生涩地反驳道：

“那么您是决定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了？”

太太把两手一拍。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呢？难道我希望杜特洛夫家遭殃吗？难道我跟他们有什么事过不去吗？上帝给我作证，为了他们，我情愿尽一切力量。（她看了一眼屋角上的那幅画，可是她想起了那并不是圣像：‘反正一样，问题不在这儿。’她想道。然而奇怪的是，她竟没有往三百卢布上想。）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难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种事我可没法知道。好吧，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你知道我的心意。你要依法办事，还得让大家都满意。有什么法子呢？不光是他们，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过决不能把波利凯送去。你要明白，在我说来，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她还要接着往下说，——她太激动了；但这时有一个使女走进了房间。

“杜尼亚莎，你有什么事？”

“有一个庄稼人来问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要不要等他去开会？”杜尼亚莎说着忿忿地看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瞧这个管家！”她想，“他又把太太弄得心神不宁了；今儿个不到一点多钟她又不会让我睡觉了……”）

“那你去吧，叶戈尔，”太太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是，太太。（他已经只字不提杜特洛夫的事了。）那么派谁到花匠那儿去取钱呢？”

“难道彼得鲁沙还没从城里回来吗？”

“没有，太太。”

“那么尼古拉不能去吗？”

“我爹腰疼，躺着哪。”杜尼亚莎说。

“明天我自己去好吗？”管家问道。

“不，叶戈尔，你这儿还有事。（太太沉吟了片刻。）取多少钱？”

“四百六十二卢布，太太。”

“派波利凯去吧。”太太说时用果断的目光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瞥了一眼。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张开牙齿，好像微笑似的咧了咧嘴，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是，太太。”

“叫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太太。”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罢便回账房去了。

二

波利凯是个微不足道的、名声狼藉的人，而且又是从别的村子里迁来的，他没有靠山，无论是女管家也好，侍候开饭的也好，男管家也好，女仆也好，他都靠不上；他住的小屋是最糟糕的，虽然他和老婆孩子共有七口人之多。这些小屋还是老爷生前盖的：在一个十俄尺见方的石头房子的正中间，有座俄国式的火炕，四周是走廊（家奴们都这样称呼），而在每个屋犄角上用木板隔出一间小屋，所以地方都不大，尤其是波利凯的那间紧挨着门的小屋。一张结婚时用的床，床上放着绗过的棉被和印花布枕头；摇篮里睡着一个娃娃；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用来做饭、洗刷、放置各种家用什物，而且波利凯自己（他是个马医）也在那上面干活；几只小木桶，几件衣服，几只母鸡，一头牛犊以及大小七口人，把这整个小屋塞得满满的，假如他们没有四分之一公用的火炕，在那上面放东西和睡人，假如他们不能到台阶上去，那他们简直就转不开身了。这似乎是办不到的：十月里天气很冷，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件羊皮袄御寒；不过，孩子们可以用奔跑来取暖，大人可以干活，而且他们都可以爬到温度高达四十度的火炕上去。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倒不在乎：日子总还过得下去。阿库林娜给孩子们和丈夫缝缝洗洗，纺纱织布，漂白自己织的粗麻布，在公用的火坑上做饭，跟邻居们吵嘴、说长道短。每月的口粮不但够孩子们吃，而且还能喂头奶牛。劈柴随便拿，给牲口的饲料也是如此。有时候还可以从马厩里弄到点干草。他们有一小块菜园子。母牛还下了头牛犊；他们还养了些母鸡。波利凯在马厩里干活，照管两匹种马；给马和别的牲口放血，清理马蹄，消除马口盖肿，敷上他自己发明的药膏，因此得到点儿钱和食品。主人家的燕麦也可以留点儿下来。村里有个农民按月拿二十俄磅羊肉来换两俄斗[4]燕麦。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去的。可是这一家子有件极其不幸的事。波利凯打年轻时候起曾在另一个村子的养马场里干活。碰巧他遇见的那个马夫，是附近一带最大的贼：这人遭到了流放。波利凯最初就是在这个马夫手下当学徒，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小偷小摸，以至于到了后来想洗手不干，也戒不掉了。他是个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没有爹妈，也没人去开导他。波利凯喜欢喝酒，可是他不喜欢东西放得不是地方。无论是皮环，无论是辕枕，无论是锁，无论是轮轴，或者是更值钱的东西，——在波利凯·伊利奇那儿都能找到放的地方。到处都有人接受这些东西，讲好以后就用钱买或者用酒来换。这种钱最容易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既不要学艺，也不用费力气，什么都不要，而且只要你试过一次，别的活儿就不想干了。不过挣这钱也有一点不好：虽然什么东西都来得容易，不费劲，日子也过得满自在，可是万一碰上了厉害人，这买卖就不灵了，甚至得一下子把什么都赔出去，生活也不那么自在了。

波利凯的情形就是这样。后来波利凯娶了亲，上帝赐给了他幸福：他的老婆，一个喂牲口人的女儿，碰巧是个健康、聪明而又勤劳的娘儿们；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好。可是波利凯却始终没有放弃那行当，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忽然间有一次他倒了霉，叫人逮住了。而且是为了一件小事儿叫人给逮住的：他把一个农民的几条皮缰绳给藏了起来。人家发现了，揍了他一顿，并且报告了女主人，从此就对他留了神。他接连叫人家逮住了两三次。人们开始责骂他，管家威胁他，要送他去当兵，女主人申斥他，他老婆也痛哭流涕，非常伤心；于是一切事情都翻了个过儿。他本是个好人，并不坏，只是意志薄弱，爱喝酒，深深地染上了这种坏习惯，怎么也戒不掉。通常，他喝醉了酒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妻子就骂他，甚至打他，他便哭着说：“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怎么办呢？我戒酒，不喝了，要不就让我的眼睛瞎掉。”可是过了一个月，他又出去喝酒了，甚至两三天都见不着他。“他准是在哪儿弄到了钱，又去大吃大喝了。”人们都这么议论他。他最近的一件事是偷了账房的一座挂钟。账房里有座旧挂钟，早就不走了。有一次他独自走进门开着的账房，看上了这座钟，就把它拿进城去卖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买他钟的那个小铺老板碰巧是一个女仆的亲家，他到村子里来过节，提起了这座钟的事，大家便正经八百地追问起来。尤其是那位管家不喜欢波利凯。后来终于找到了，禀报了女主人。女主人就把波利凯叫了去。他立刻跪在她的脚下，像他妻子教给他的那样，真切感人地招认了一切。这一切他做得非常好。女主人开始规劝他，痛心地说了又说，数落了又数落，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为人的品德，谈到了将来的生活，又谈到了他的老婆孩子，终于把他说得流下了眼泪。女主人说：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从今以后永远不干这种事。”

“这辈子我不干了！不然就叫我下地狱，不得好死！”波利凯一边说，一边令人感动地哭着。

波利凯回到家后，躺在炕上，像头牛犊似的在家里嚎了一整天。从那时候起，一次也没发现波利凯出过什么事儿。只是他的日子过得不愉快了；人们把他看作小偷，而且，一到征兵的时候，大家就指着要他去。

前面已经说过，波利凯是个马医。他是怎样突然成为马医的呢，这事谁也说不清，他自己更是莫名其妙。在养马场，当他给那个被流放的马夫当下手时，他除了打扫马棚里的马粪，有时候刷刷马和运运水以外，再没有干过别的活儿。在那儿他不可能学会给马治病。后来他当了织布工；以后又在一个花园里干活，清扫花径；后来又被罚去砸砖头；以后为了偿付代役租，又雇给一个商人扫院子。可见，这里他也没有实践的机会。然而，在他最后一次待在家里的时候，不知怎么他那不平常的，甚至有点神奇的医马术的名声便开始逐渐传播开了。他给马放一两次血，然后把它放倒，从它的大腿上剔出一点什么东西来，然后让人把马捆在马架子上，接着就切开它的蹄叉，直到流血为止，不管马怎么挣扎，甚至尖声嘶叫，他却说这就是“放蹄下血”。然后，他对庄稼人说明，“为了让马更松快起见”，必须从两处血管里放血，接着他就用木槌往里敲那把钝柳叶刀；然后，他在马肚子下面拿一块从他老婆的头巾上扯下来的布边给那个管院子的人的马绑扎上。最后他把矾洒在所有的伤口上，从玻璃瓶里倒出点药水洒在伤口上，有时候他还灵机一动给马吃点什么药。总之，他越使马痛苦，弄死的马越多，人们就越相信他，牵来找他治病的马也就越多。

我觉得，我们这些老爷先生们嘲笑波利凯，是不十分恰当的。他为了博得信任而使用的方法，就像过去影响我们的父辈、现在影响我们、将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方法是一样的。一个庄稼人把肚子紧贴在他那匹仅有的母马头上（这匹母马不仅是他的财产，而且差不多是他家庭里的一员），怀着信仰和恐惧瞧着波利凯的俨乎其然的、紧皱双眉的脸和他那卷起袖子的细胳膊，这时波利凯故意按着那马的痛处，勇敢地给它那活生生的躯体开刀，一面心里暗自想道：“也许鬼使神差就好了呢”，他还用牙咬着一块包治百病的破布或是一个装着矾的小玻璃瓶，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他知道哪儿是血，哪儿是脓，哪儿是腱，哪儿有毛病的样子——那个庄稼人不可能想象，波利凯会什么也不懂就动手开刀。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可是一经很快地开了刀，他就决不会因为让他平白无故地开刀而责备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就经历过同样的情形：一个医生，应我的请求，让几个我心爱的人遭受了痛苦。那柳叶刀、装着升汞的神秘的乳白色瓶子，以及马晕症、痔疮、放血、排脓之类的话，难道不是和神经、风湿病、机体之类的话一样的吗？Wage du zu irren und zu träumen！[5]——这与其说是指诗人，还不如说是指医生和马医。

三

就在那天晚上，为了选派新兵，人们在十月之夜的寒冷的黑暗中，聚集在账房前乱哄哄地开会的时候，波利凯正坐在桌旁的床沿上，用一只瓶子在桌上碾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给马治病的药。这里面有升汞、硫磺、芒硝和波利凯采来的一种草药，——他有一次忽然灵机一动，想到用这种草药来治马的气肿病一定非常有效，并且认为也不妨用来治其他的病。孩子们已经躺下了：两个在炕上，两个在床上，一个在阿库林娜坐在旁边纺线的摇篮里。插在木烛台上的蜡烛头（这是女主人家没有放好的、点剩下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为了不打断丈夫的重要工作，阿库林娜还时时站起来用手指弹掉烛花。有些自由思想者认为波利凯是个毫不足道的马医和毫不足道的人。其他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为人虽不好，但却是一个医道高明的行家。阿库林娜呢，她虽然常常骂自己的丈夫，甚至打他，却认为他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马医和首屈一指的人物。波利凯把一种什么药倒在手心上。（他是不用天平的，甚至还讥讽地评论使用天平的德国人说：“这又不是药铺！”）波利凯掂了掂手上的药，估了估分量；但他觉得太少，便又倒出了十倍的药。“我都搁上，劲儿就更大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阿库林娜一听见当家的声音，连忙回过头来，听候吩咐；可是她看到这事与她无关，便耸了耸肩膀心里想道：“瞧，他还真行！他打哪儿学来的呢？”接着她又纺起线来。刚才倒出药来的那纸片掉到了桌子底下。阿库林娜没有忽略过这件事。

“安纽特卡，”她喊道，“瞧，你爹掉了东西，捡起来。”

安纽特卡把两只瘦小的光脚从盖在她身上的大褂下面伸出来，像小猫似的钻到桌子底下，捡起了纸。

“给，爹。”她说完又把那两只冻坏了的小脚一下伸进了被窝。

“挤我干斯么[6]。”她妹妹咬字不清、睡意矇眬地尖声喊道。“我打死你们！”阿库林娜说道；于是两个脑袋就钻到大褂下面不见了。

“他给我三个卢布，”波利凯在塞瓶口时说道，“我就把马治好。这还便宜了他，”他又加了一句，“费点脑筋，试试吧！阿库林娜，去问尼基塔借点烟叶来。我明儿个还他。”

波利凯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根菩提木做的小烟袋，烟杆上的漆已经剥落，顶上涂了一块火漆做烟嘴，接着他开始收拾烟锅。

阿库林娜搁下了纺锤，没有被什么绊着就走了出去，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波利凯打开小柜子，放好了药瓶，把一只空酒瓶对着嘴倒了倒；但是瓶里没有酒。他皱了皱眉头，可是，他老婆拿来了烟叶，他就装好烟锅坐在床上抽了起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个人做完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时那种得意和骄傲的神态。他是在想明天怎样揪住马的舌头，往马嘴里去灌那灵丹妙药呢，还是在思索一个有用处的人决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拒绝，因而尼基塔居然把烟叶给送了来呢？总之，他心情很好。忽然，那扇只有一个合页连着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上房的使女走进了他们的小屋，这不是那个二等使女，而是那个三等的粗使丫头。大家都知道，所谓上房就是主人家的宅子，虽然它坐落在下面。阿克休特卡——这个丫头的名字——老是像颗子弹似的飞来飞去，她飞的时候，胳膊并不弯曲，而是按照她行走的速度像钟摆似的左右摇摆，但不是在两旁摆，而是在身前摆；她的腮帮子永远比她的粉红色衣服还红；她的舌头动起来也像她的两条腿那样，一向很快。她飞进了屋子，不知干什么抓住了炕沿，身子就开始摆动起来，她好像打定主意一口气就说两三个字，决不多说，她蓦地对着阿库林娜气喘吁吁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太太叫波利凯·伊利奇马上就到上房去，叫……（她停了停，喘了口粗气）。叶戈尔·米哈雷奇到太太那儿去过，他们谈了壮丁的事，提到了波利凯·伊利奇……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他马上就去。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她又喘了口粗气）他马上就去。”

阿克休特卡瞧了瞧波利凯，瞧了瞧阿库林娜，瞧了瞧从被子下面探出头来的孩子们，瞧了大约有半分钟，顺手捡起炕上的一块胡桃壳，朝安纽特卡扔去，又说了一遍“马上就去”，接着便像一阵旋风似的飞出了房间，钟摆便以通常的速度在她的奔跑线上开始横着摆动起来。

阿库林娜又站了起来，把皮靴拿给丈夫。这是一双又脏又破的军用皮靴。然后，她从炕上取下了上衣，看也没看就递给了他。

“伊利奇，你不要换件衬衫吗？”

“不要。”波利凯说。

在波利凯默不作声地穿皮靴和穿上衣的时候，阿库林娜一次也没去看他的脸，不看倒好。因为波利凯的脸色苍白，下颚哆嗦，眼睛里现出一种快要哭出来的听天由命和深深不幸的神情，一种只有善良的、软弱的和有罪的人的眼睛里才会有的神情。他梳了梳头，便想走出去，可是他老婆拦住了他，把耷拉在外衣上面的衬衫带子给他往里掖了掖，又给他戴上帽子。

“怎么，波利凯·伊利奇，难道太太叫您去吗？”从隔板后面传出了木匠老婆的声音。

木匠老婆在今天早晨为着波利凯的孩子们打翻了她一瓦罐洗衣服用的灰水，刚跟阿库林娜大吵过一场，因此她一听见有人叫波利凯到太太那儿去，心里就感到高兴：准没好事儿。再说，她是个心眼儿多、手腕又灵活的尖酸刻薄的女人。谁都比不上她会拿话损人；至少她自己是这样想的。

“八成是派您进城买东西去，”她继续说，“我猜，准是要找个忠实可靠的人，所以太太才派您去。那就请您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茶叶吧，波利凯·伊利奇。”

阿库林娜忍住了眼泪，气得撅起了嘴。她真恨不得一把揪住这个木匠老婆，这个贱货的脏头发。可是，当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想到他们将成为孤儿，而她自己也将成为守活寡的大兵老婆时，她也就忘了那个尖嘴利舌的木匠老婆，她用手捂着脸，坐到床上，她的头落到了枕头上。

“妈，你要把我压扁了。”咬字不清的小女孩嘟哝说，一面从母亲的胳膊肘下面往外拉自己的破大衣。

“你们统统死了倒好！我生下你们活受罪！”阿库林娜叫道，接着便嚎啕大哭，整个小屋都充满了她的哭声，这可叫那个还没有忘记早晨打翻灰水这事的木匠老婆乐坏了。

四

半个钟头过去了。娃娃叫嚷起来。阿库林娜站起来，给他喂了奶。她已经不哭了，但是，她用手托着她那仍然美丽的消瘦的脸，凝视着残烛，想着她干吗要嫁人，干吗需要这么多的兵，还想着她该怎么去报复那个木匠老婆。

她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她擦干了泪痕，站起来，给他让路。波利凯得意洋洋地走进来，把帽子往床上一扔，喘了一口气，开始解腰带。

“什么事？她叫你去干吗？”

“哼，当然啰！波利库什卡是个最次的人，可是有了事儿，找谁呢？还得我波利库什卡。”

“什么事儿？”

波利凯没有急于回答；他抽起了烟袋，啐了一口唾沫。

“叫我到一个商人那儿去取钱。”

“取钱？”阿库林娜问道。

波利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她真会说话！她说：大家都对你有意见，说你这个人靠不住，可是跟别人比，我更相信你。（波利凯说话时声音很高，为的是让邻居们听见。）她说，你答应过我改过自新，这就是我相信你的第一个证明：到那个商人那儿去，她说，取了钱就拿回来。我就说，太太，我们都是您的奴仆，应该像侍候上帝那样来侍候您，所以我觉得，为了您老人家，我什么都能干，什么工作都不会推辞；您吩咐什么，我都照办，因为我是您的奴才。（他又露出了那种软弱、善良、负罪的人的特有的微笑。）那么你，她说，能忠实可靠地把这件事办妥吗？她说，你明白你的命运就靠这个来决定吗？我怎么会不明白我能够做到的一切呢？倘若有人说我的闲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指责的，可是我好像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您老人家有什么不满，这么一来我就把咱们太太的心给说软了。她说，你会成为一个我最信得过的人的。（他沉默了片刻，同样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脸上。）我很知道怎么和他们这种人说话。从前，我雇给人家干活的时候，可有会找茬儿的人哩，不过，只要我跟他说上两句，拍拍他的马屁，他就软下来了。”

“很多钱吗？”阿库林娜又问道。

“一千五百卢布。”波利凯不经意地答道。

她摇了摇头。

“什么时候走？”

“她叫我明儿走。挑一匹你中意的马，她说，再到账房去一趟，你就可以走了，祝你一路平安。”

“主啊，感谢你！”阿库林娜说道，一面站起身来画十字。“愿上帝保佑你，伊利奇。”她拉着他的衬衫袖子说道；为了不让隔壁听见，她压低声音又说：“伊利奇，你听我说，我用基督和上帝的名义请求你，在你动身的时候，吻一吻十字架，发誓滴酒不沾。”

“一路上带着这么多钱，能喝酒吗！”他轻蔑地笑道。“嗬，方才那儿还有人在弹钢琴，弹得真好，可好听啦！”他沉默了片刻，微笑着加了一句，“准是小姐。我就这样站在太太面前，站在一个玻璃柜旁边，那位小姐呢，就在隔壁弹琴。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弹得有板有眼，别提多好听了！说真格的，我要是会弹琴多好。我学得会的。一下就学会了。我干这些玩意儿巧着哩。明儿个你给我找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他们俩便幸福地入睡了。

五

这时，账房门前的大会吵吵嚷嚷开得正热闹。这可不是件闹着玩儿的事。老乡们差不多都来了，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女主人那儿去的时候，他们便戴上了帽子，这时，有更多的人讲起话来，声音也变得更大了。浓重的嗡嗡声充满了空中，这声音时而被喘吁吁的、嗄哑的、刺耳的说话声所打断，这种嗡嗡声就像喧嚣的大海的波涛传到女主人的窗子里，这时，她感到焦躁不安，就像猛烈的大雷雨引起的感觉一样。也不知道她是害怕呢，还是不痛快。她老觉得这声音立刻就会变得更大更急，并且要出事。她想：“似乎一切就不能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按照博爱与和平的精神，安安静静、心平气和、不争不吵地办妥似的。”

许多人都同时说话，可是嚷得最响的是木匠费奥多尔·列尊。他有两个儿子，他正在攻击杜特洛夫家。杜特洛夫老头则在自卫；他一开始是站在人群后面，现在走到前面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时而张开胳膊，时而扯着胡子，齉着鼻子连续不断地说些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话。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个个都是棒小伙子，缩着身子站在他后面，而杜特洛夫老头就像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一样。老鹰是列尊，不仅是列尊一个人，凡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子的，以及差不多攻击杜特洛夫的所有到会的人都是。原来，杜特洛夫的弟弟在三十年前就被送去当了兵，所以他不愿意跟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排在一起抽签，而希望把他弟弟的兵役也算上，那他就可以跟有两个儿子的人家一样，一总儿抽签了，然后再从这些人里面选派出第三名新兵。除了杜特洛夫这一户以外，还有四户有三个儿子的人家；但其中一户是村长，太太把他豁免了；第二户，在上次征兵的时候，就被送去了一名新兵；其余的两户已被指定出两名壮丁；其中一户的户主甚至没有到会，只有他的老婆忧伤地站在大家后面，暗暗地盼望命运的车轮好歹能倒转过来，逢凶化吉，另一名被指定送儿子去当兵的父亲，是红头发的罗曼，他虽然不穷，却穿着一件破外衣，靠在台阶旁站着，低着头，一直默不作声，只是有时抬起头来注视一下那放大嗓门说话的人，然后又低下头去。他整个的姿态都流露出一种不幸的样子。谢苗·杜特洛夫老头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多少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肯把几百或者几千卢布托付他保管。他是一个老成持重、敬畏上帝的富裕的人，同时又当过教堂管事。因此他现在的激愤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相反，木匠列尊是个又高又黑的人，脾气暴躁、酗酒、大胆，特别善于在集会和集市上跟工人、商人、农民或者老爷们争辩和谈判。此时他沉着而又刻薄，仗着他高大的身材、洪亮的嗓门和雄辩的才能把这位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完全越出了自己老成持重的常规的教堂管事压倒了。参加争论的人还有方头圆脸、鬈毛胡子、身材粗短、相貌显得年轻的加拉西卡·科佩洛夫；他是继列尊之后比较年轻一代中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说话一向以言词锋利著称，他的发言在大会上是举足轻重的。其次就是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这是一个面黄肌瘦、细高个儿、有点儿驼背的人，年纪也很轻，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一双小眼睛，总是牢骚满腹，显得十分阴沉的样子；不管什么事情他总往坏处想，常常会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东一头，西一棒槌，使大伙感到为难。这两个能说会道的人都站在列尊一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爱闲言闲语的人，有时候插进来打边鼓；一个叫赫拉普科夫，长相很忠厚，留着又大又密的淡褐色胡子，老爱说：“亲爱的朋友”，另一个叫日德科夫，是个小矮个儿，尖嘴猴腮，也老爱说：“由此可见，乡亲们”，他爱对大家伙说话，话也说得有条有理，就是文不对题。这两个人一会儿支持这边，一会儿又支持那边，可是谁也不去听他们唠叨。还有其他几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不过这两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他们的嗓门比谁都高，使女主人听了都感到害怕，但他们的话听的人最少，他们被喧哗声和叫喊声弄糊涂了，纯粹以耍嘴皮子为乐事。这儿还有许多性格不同的村民：有阴沉的、有斯文的、有漠不关心的，有垂头丧气的；还有拄着拐棍站在男人后面的村妇们；但是关于所有这些人，容我另找机会再来叙述吧。人群中大都是庄稼人；他们站在会场上，就像站在教堂里一样，在后面低声谈家常，谈什么时候到树林子里去砍柴，或是一言不发地等着吵闹赶快结束。还有一些富裕农民，这个大会既不能给他们增加什么好处也不能减少什么好处。叶尔米尔就是这种人；他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他因为有钱，所以老乡们都管他叫大肚子。像这样的庄稼人还有斯塔罗斯京；他脸上现出一副有权有势的洋洋自得的神气，似乎在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谁也不敢碰我。我有四个儿子，可是一个也不让去。”有时候他们也会捎带受到像科佩洛夫和列尊之流的自由思想者们的攻击，他们便予以反击，但在反击的时候态度沉着，坚决，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假如说杜特洛夫像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他的那群小伙们却不大像小鸡：他们不乱跑，不唧唧乱叫，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他后面。老大伊格纳特已经三十岁了；老二瓦西里也娶了亲，但不适于去当兵；老三，他的侄子伊柳什卡，刚结了婚，是个白净的、脸色红润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羊皮袄（他是赶驿车的），站在那儿瞧着大伙，有时搔搔帽子下面的后脑勺，好像这事与他无关似的，可是老鹰要抓的小鸡却正是他。

“照这么说，我爷爷也当过兵，”列尊说，“那我也可以不抽签啰。没有这样的法律，老伙计。上次征兵的时候，米海伊切夫被征了去，可是他叔叔当兵还没回家呢。”

“不管是你父亲也好，你叔叔也好，都没给沙皇服过务，”杜特洛夫抢着说道，“你甚至也没给太太或者村社当过差，就知道酗酒，怪不得你几个儿子都和你分开了。就因为你好找茬儿，没法跟你在一块儿过，你老是指指点点地瞅着别人，我可当过十年村警，当过教堂管事，家里两次失火，谁也没来帮过我的忙；可现在倒因为我们家和睦相处，安分守己，却要把我弄得家破人亡啊？把我兄弟给我送回来。他八成死在那儿了。正教的教友们，要按照真理，按照上帝的教义来说话，可别听这个醉鬼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格拉西姆对杜特洛夫说：

“你老拿你兄弟做借口，可是他并不是村社给送去的，是老爷因为他胡作非为把他送去的；所以你不能拿他来做挡箭牌。”

格拉西姆还没把话说完，那黄脸高个的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就走上前去，阴阳怪气地说：

“可不是吗，老爷们爱送谁去就送谁去，然后村社再来考虑。村社已决定了你儿子去，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去求太太好啦。我家里就我这么个壮丁，也许太太会叫我撇下孩子去当兵吧。这才合乎法律嘛！”他刻薄地说道。接着他又挥了挥手，站到原来的地方。

儿子已被选定了的红头发的罗曼，抬起头来说道：“说得对，对！”他甚至恼火地坐到了台阶上。

不过齐声说话的并不止这些人。除了站在后面谈自己私事的人以外，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也没忘记自己的义务。

“是啊，正教的教友们，”矮小的日德科夫重复杜特洛夫的话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乡亲们，我是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

“亲爱的朋友，要凭良心说话嘛，”忠厚的赫拉普科夫一面重复着科佩洛夫的话，一面拉着杜特洛夫的羊皮袄说道，“这是主人家的意思，可不是村社的决定。”

“说的对！这话有理！”其他的人说道。

“是谁喝醉了在胡说八道？”列尊反驳道，“是你请我喝酒的呢，还是你那个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儿子[7]想拿喝酒来挑我的眼儿呢？乡亲们，要赶快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想给杜特洛夫送人情，那么不但有两个儿子的，就是有独子的也得出人了，他准会笑话咱们的。”

“杜特洛夫家去！还用说吗！”

“明摆着嘛！有三个儿子的人应当先抽签。”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

“还得听听太太怎么吩咐。叶戈尔·米哈雷奇说过，他们想派一名家奴去。”有人说道。

这个意见使争论停息了片刻，可是马上又热烈争论起来，并且转为人身攻击。

被列尊说是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伊格纳特开始揭发列尊，说他偷了一个过路木匠的锯，还说他喝醉了酒，差点儿没把老婆打死。

列尊回答说，不论他喝醉了还是没喝醉，都要打老婆，而且总也打不够，这话惹得大家都笑了。但关于锯的事，他却突然发了火，他向伊格纳特逼近几步，开口问道：

“谁偷了？”

“你偷了。”身强力壮的伊格纳特也逼近几步，挺身答道。

“谁偷了？不正是你吗？”列尊大声嚷道。

“不，是你！”伊格纳特也大声嚷嚷。

说完了锯，他们又扯到偷马、一袋燕麦、村里的一小块什么菜园子、一具什么尸体的事上去了。这两个农民就用这些可怕的事情来互相对骂；要是他们互相指责的事情哪怕有百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他们两人就应该依法马上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至少也得发配去定居。

但是，杜特洛夫老头选定了另一种自卫的方法。他不喜欢他儿子大叫大嚷，他拦住了他说：“我告诉你，别嚷了，真造孽！”而他自己却硬说，不但那些三个儿子住在一起的人算是有三个壮丁的人家，就是那些和自己的儿子们分开过的人也一样。于是他又指出了斯塔罗斯京。

斯塔罗斯京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摸了摸胡子，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派头回答说，这就看主人家的意思了。如果吩咐把他儿子豁免，他儿子就理所当然地不去。

关于分家的问题，格拉西姆也驳倒了杜特洛夫的论据，他指出：照老爷在世时的规矩根本就不该允许分家，可是过去的事情就甭去提它了，反正现在总不能让独子去当兵。

“难道分家是闹着玩儿的吗？凭什么现在要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呢？”那些分了家的人说道；接着一些爱说话的人也加入了他们一伙起哄。

“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出钱去买个替身得了。你买得起！”列尊对杜特洛夫说。

杜特洛夫绝望地掩上衣襟，退到别的庄稼人后面。

“你好像数过我的钱似的，”他恶狠狠地说，“还得瞧叶戈尔·米哈雷奇从太太那儿回来后怎么说。”

六

果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候从宅子里出来了。人们头顶上的帽子一个个地举了起来，管家愈是走近，那些中间秃了或是前面秃了的脑袋——全白的、花白的、红发的、黑发的和淡褐色头发的，都一个跟着一个露了出来，同时，说话声也逐渐逐渐地静了下来，终于鸦雀无声。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站到台阶上，摆出一副要说话的架势。他穿着那件长长的常礼服，两手很不自然地插在前面的衣袋里，一顶工厂里做的帽子盖在他的前额上，他两脚分开，稳稳地站在高处，俯视着那些向他抬起来的、多半是年老的和多半是漂亮的、蓄着胡子的脑袋。现在，他跟站在太太面前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的模样十分威严。

“乡亲们，这是太太的决定：她不愿意把家奴送去当兵，你们中间谁去，由你们自己指定。今年我们需要三名壮丁。其实，只要两个半，那半个是预支的。反正一样：今年不去，下回去。”

“那可不！这话在理！”大家嚷道。

“依我看呀，”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霍留什金和瓦西卡·米秋欣一定要去，——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啊，对。”大家嚷道。

“第三个人要么让杜特洛夫家去，要么从有两个儿子的人中间再选派一个。你们说呢？”

“杜特洛夫家去，”大家说，“杜特洛夫家有三个壮丁。”

于是叫喊声又慢慢慢慢地开始了。后来，不知怎的，问题又转到锯子上、转到那一小块菜园子以及从主人家的院子里偷麻袋等事情上去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经管庄园已经有二十年了，他是个聪明而有经验的人。他站在那儿听了大约一刻钟，突然吩咐大家都不要说话了，让杜特洛夫家的三个孩子抽签，看应该让谁去。大家把签准备好了，赫拉普科夫摇了摇帽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签来，抽中的是伊柳什卡。大家都停止了说话。

“是我抽中了吗？让我瞧瞧。”伊柳什卡说道，他的声音都变了。

大家都一言不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吩咐明天每户送七戈比的征兵费来，然后宣布一切完毕，散会。人群走动开了；他们走过了拐角方才戴上帽子，发出一片嗡嗡的谈话声和脚步声。管家站在台阶上，望着散去的人。当杜特洛夫的小伙子们都拐过弯去走了，管家把老头叫到身边，杜特洛夫老头本来就没走，这时便跟他走进了账房。

“老伙计，我很可怜你，”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一面在桌前一张安乐椅上坐下，“轮到你了。你想不想给你侄儿买个替身呢？”

老头没有回答，含有深意地瞧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

“这是躲不过去的。”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他的目光说。

“叶戈尔·米哈雷奇，买，我倒愿意，就是没钱。两匹马在夏天给人家坑了，抢了。又给侄儿娶了亲。大概是因为我们太忠厚老实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得倒好。”（他想起了列尊。）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搓了搓脸，打了个呵欠。显然，他已经不耐烦了，而且也是该喝茶的时候了。

“哎，老伙计，别造孽了，”他说，“到地窖里去找找，说不定你会找到四百个卢布旧银币的。我给你买一个替身，可好啦。前些日子就有一个人愿意去。”

“在省里吗？”杜特洛夫问道，他说的省里就是城里。

“怎么样，你买吗？”

“我倒愿意买，可以对天起誓，不过……”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啦，老伙计，你听我说：不要让伊柳什卡对自己干什么蠢事[8]；等我一传下话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马上就把他带走。你送他去，你就得负责，万一他出了什么差错儿，我就拿你的大儿子顶替。听见了没有？”

“能不能叫有两个儿子的人家去呢，叶戈尔·米哈雷奇，这太气人了，”他沉默了片刻说道，“我兄弟已经当兵死了，现在又要把他的儿子弄走，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他说时差不多要哭了，恨不得屈膝跪下。

“好啦，走吧，走吧，”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毫无办法，这是规定。看着点伊柳什卡；你可要负责。”

杜特洛夫用菩提木手杖沉思地叩着高低不平的路面，走回家去了。

七

第二天清早，一匹骨骼粗大的枣红色骟马——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大鼓”，——驾着一辆出门用的马车（管家就是乘这辆车出门的），停在家奴“下房”的台阶前。波利凯的大女儿安纽特卡不顾雨里夹着雪珠，寒风刺骨，还是光着两脚，站在马头前面，她站得远远的、带着明显的害怕的样子，一手抓着缰绳，另一只手按着披在她头上的那件黄绿色短上衣，这件上衣在家里既当被子、皮袄、帽子、毯子用，也当波利凯的外衣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波利凯的小屋里正忙做一团。屋里还很黑；雨天的晨曦微微透过有的地方糊着纸的窗户。阿库林娜暂时撂下了炉子上的饭菜和孩子们（几个小的还没起来，正冻得发抖，因为他们的被子被拿去当了衣服，只给了他们一块母亲的头巾来代替被子），正忙着给丈夫收拾行装。一件衬衫是干净的，但那双靴子却像俗话所说“张开了大口”，这使她特别感到为难。首先，她从自己脚上脱下了那双唯一的厚毛袜给了丈夫；其次，她动脑筋用那块在马厩里没有放好、前天被伊利奇捡回家来的毡鞍垫做了一双鞋垫，做得既可以堵住靴子上的窟窿眼，又可以防止伊利奇的脚受潮。伊利奇自己则盘腿坐在床上，正忙着把那条宽腰带拧来拧去，免得它看起来像根脏绳子。那咬字不清、爱闹别扭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即使顶在头上还是要绊脚的羊皮袄，被打发去向尼基塔借帽子。前来托伊利奇在城里买东西的家奴们，更增加了忙乱。有的要买针，有的要买茶叶，有的要买低等橄榄油，有的要买烟叶，还有那个木匠老婆要买糖；她已经摆上了茶炊，为了讨好伊利奇，给他送来了一缸子她自己管它叫茶的饮料。虽然尼基塔不肯借帽子，他必须修理自己那顶旧的，就是说，要把露出来、耷拉在外面的棉花塞进去，再用马医用的针把那个窟窿补好；虽然那双垫着用毡鞍垫做鞋垫的靴子起初穿不进去；虽然安纽特卡冻僵了，几乎松开了“大鼓”，穿着皮袄的玛什卡便上去接替了她，随后玛什卡又得把皮袄脱下来，而由阿库林娜亲自前去拉着“大鼓”，——虽然这样，到末了，伊利奇还是把家里差不多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只留下了一件短上衣和一双便鞋，待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他便坐上了马车，掩好了衣襟，拾掇了一下干草，又掩好了衣襟，拿起了缰绳，又把衣襟掩得更紧一些，就像那些非常有身份的人所做的那样，驱车动身了。

他的小男孩米什卡跑到台阶上，要求带他去坐车玩。咬字不清的玛什卡也央求带她去“坐契（车）玩，就是不穿皮佬（袄）她也不冷”，于是波利凯便勒住“大鼓”，微微露出那种软弱的笑，阿库林娜便把孩子们抱上了车，又俯身向他低声说，叫他要记住起的誓，一路上千万不要喝酒。波利凯把孩子们带到铁匠铺那儿，便让他们下了车，他又裹了裹衣裳，又正了正帽子，便独自赶着车，放马小跑，不紧不忙地向前驶去了。车子一颠，他的腮帮子就一哆嗦，他的脚就轻轻地碰在车板上。玛什卡和米什卡光着脚拼命地跑着、叫着，顺着溜滑的山坡向家里飞奔而去，吓得一条从村子里跑到家奴那儿去的狗瞧了瞧他们，突然夹着尾巴狂吠着，逃回家去了，这一来，使波利凯的这两个继承人的尖叫声更增大了十倍。

天气很坏，寒风刺骨，天空飘落着似雪非雪、似雨非雨、似雪珠非雪珠的东西，有时打在伊利奇的脸上，打在他那藏在厚呢上衣袖子里面握着冰冷的缰绳的不戴手套的手上，打在马轭的皮子面上，打在这匹贴着耳朵、眯着眼睛的老马“大鼓”的头上。

后来雨突然停了，霎时间天空放晴了；淡蓝色的雪云显得格外分明，太阳似乎已开始露面，但它现出一副犹豫不决和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像波利凯本人的微笑一样。尽管如此，伊利奇还是沉浸在愉快的沉思中。他——这个要被送去流放和受到威胁要被送去当兵的人，这个只有懒人才不去打骂他的人，这个经常是哪儿坏就支使他到哪儿去的人，——现在居然坐着马车去取一笔款子，而且是一笔巨款，而且又是太太信托他，又是坐着“大鼓”拉的、管家坐的、有时候太太本人也乘坐的马车，他俨然像一位客店老板坐在一辆配备有皮轭索、皮缰绳的马车上。于是波利凯便把腰杆挺得更直地坐着，把帽子里露出来的棉花拾掇好了，把衣裳又裹紧了一点。不过，要是伊利奇以为他完全像一位有钱的客店老板，那他就错了。诚然，任何人都知道，手头有一万卢布的商人们乘坐的也是配备有皮马具的马车；话虽如此，但也未必尽然。要是有一个人乘车而来，他蓄着胡子，穿着蓝色的或黑色的大褂，驾着一匹高头大马，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你只消瞧一眼他那匹马的膘肥不肥，他本人是不是保养得很好，他的坐法怎样，马套得怎样，车轮上的轮箍怎样，他束的腰带怎样，那你就一目了然，此人到底在经营着几千卢布还是几百卢布的买卖。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只要走近一点瞧瞧波利凯，瞧瞧他的手和他的脸，瞧瞧他不久以前才蓄的胡子，瞧瞧他的腰带，瞧瞧那乱七八糟地扔在车厢里的干草，瞧瞧那匹干瘦的“大鼓”，瞧瞧那磨损了的轮箍，马上就会明白，坐在马车里的是个奴才，不是商人，也不是牲口贩子，也不是客店老板，他既不趁几千或几百，甚至连十个卢布也没有。但伊利奇并不这样想，他想错了，而且很惬意地想错了。他要把一千五百卢布揣在怀里带回家去。假如他愿意，他就可以勒转马头不回家，而到敖德斯特[9]去，而且他爱上哪儿就能上哪儿。不过他不这么做罢了；他要规规矩矩地把钱带给太太，这样，他以后就可以说，他带过的钱还远不止这些。当他来到一家酒馆门前时，“大鼓”就开始拉紧左边的缰绳，掉过头去，想停下来；这时波利凯，虽然身上带着人家托他买东西的钱，却抽了“大鼓”一鞭子，扬长而过。在另一家酒馆前，情形也是一样，快近中午时，他下了车，打开了一家客店的店门——太太家的仆人都在这家店里歇夜——他把车赶了进去，卸了马，给马喂了干草，跟客店的伙计们一块儿吃了饭，他当然不会忘记叙述，他是来办一件多么重要的事的；随后，他就带着放在帽子里的信到花匠那儿去了。花匠虽然认识波利凯，但他看信时却露出显然的怀疑神情，一再问他是不是真的吩咐他来取钱的。伊利奇想生气，但是他做不出来，他只是微微一笑，就像他惯常那样的笑法。花匠把信又看了一遍，才把钱给了他。波利凯收到钱以后，就把它揣在怀里，回住处去了。不论是啤酒店也好，各种酒店也好，什么都引诱不了他。他全身感到一种愉快的激动，他不止一次地停留在各种店铺门前，店铺里陈列着种种诱惑人的货色：长统靴子、厚呢外衣、帽子、印花布和食品。他站了不一会儿，就怀着愉快的心情走开了：我都买得起，就是不买。他走到市场上去买人家托他买的东西，东西买齐了，他就拿起了一件定价二十五卢布的熟皮大衣，问了问价钱。卖主瞅着波利凯，不知道为什么不相信他能买得起，可是波利凯指了指自己的怀里说，假如他愿意，他能把整个铺子都买下来，他要求试试那件皮大衣，他穿起来，揉揉，摸摸，把皮毛吹吹，弄得浑身发出一股臭皮子味儿，最后才叹了一口气把它脱下来。“价钱不合适。你要是十五个卢布肯卖的话，我一定买。”他说。商人没好气地把那件皮大衣隔着桌子扔了回去，波利凯便走出来，心情愉快地回到了住处。晚饭后，他给“大鼓”饮了水，喂了燕麦，就爬到火炕上，掏出信封来端详了老半天，然后请那个识字的客店老板念了念地址和“内附一千六百十七卢布纸币”这句话。信封是用普通的纸做的，封口压着印有铁锚形的棕色火漆：大的一个在中间，四边还有四个；边上也滴了火漆。伊利奇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记熟了，甚至还摸了摸纸币的尖角。他一想到自己手里有这么一大笔钱时，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他把信封塞进帽子的窟窿里，又把帽子放在枕头底下躺了下来；但就是在夜里，他还醒了好几次，去摸摸那个信封。每次他发现信封还在原来的地方时，便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他想到，他，波利凯，这个受人欺侮、被人作践的人，居然能带着这么大一笔款子，而且要诚实无欺地把它送到，这样地诚实，恐怕连管家自己也做不到。

八

将近半夜，店家的伙计和波利凯都被敲门声和农民们的叫喊声吵醒了。这是从波克罗夫斯科耶送来的新兵。他们约莫有十来个人：霍留什金、米秋什金、伊利亚[10]（杜特洛夫的侄子）。两个替身、村长、杜特洛夫老头和车夫们。屋里点着一盏通宵不灭的小灯，女厨子睡在神像下面的长凳上。她跳起身来，点着了蜡烛。波利凯也醒了，他从炕上探出身来望着进来的农民们。大家一边往里走一边画十字，他们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都十分平静，简直看不出到底谁送谁去当兵。他们向大伙问了好，聊着天，又要吃的。的确，有几个人很少说话，愁容满面；可是，另外几个人却显得特别高兴，看样子是喝醉了。其中就有伊利亚，他过去从来不喝酒。

“喂，小伙子们，咱们是吃晚饭呢，还是睡觉？”村长问道。

“吃晚饭，”伊利亚回答道，他敞着皮袄坐在板凳上，“派人去买点伏特加来。”

“伏特加喝得不少了，”村长顺口答道，然后又问其他的人说，“小伙子们，吃点面包吧。干吗去把人家叫醒呢？”

“来点伏特加。”伊利亚对谁也不瞧地重复说，听他那声调，不给他酒喝他是不肯轻易罢休的。

农民们听从了村长的劝告，从大车上拿了些面包来吃了，又要了些克瓦斯喝了，便躺下了，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躺在火炕上。

伊利亚还不时重复说：“来点伏特加，我说，给我拿来。”猛然，他看见了波利凯。

“伊利奇，啊，伊利奇！亲爱的朋友，你在这儿？要知道，我要去当兵啦；我跟我妈和老婆永远分别了……她那个哭呀！他们押送我去当兵。你请我喝点伏特加吧。”

“我没钱，”波利凯答道，“上帝保佑，说不定会退回来的。”波利凯安慰他说。

“不，老伙计，我像一棵干干净净的白桦树，从来没生过病。我怎么会给退回来呢？像我这样的兵不要，沙皇还要什么兵呢？”

波利凯便开始给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个农民给了医生一张蓝票[11]，于是就给退回来了。

伊利亚往炕前靠了靠，便谈起心来：

“不，伊利奇，现在完了，我自己也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我伯伯把我押送来。我们家就买不起一个替身吗？不，他舍不得他儿子，也舍不得钱。他们把我送去……现在我自己也不想在家待下去了。（他说话声音很低，推心置腹地、带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只有一点，我可怜我妈；亲爱的人哪，她是多么伤心啊！还有我老婆：他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把那娘儿们断送了；现在她算完了；一句话，她做了大兵的老婆了。还是不娶亲的好。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她们明儿要来。”

“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把你们送来了呢？”波利凯问道，“原来一点也没听说呀，突然一下子……”

“哼，他们怕我把自己弄残废了，”伊柳什卡微笑着答道，“不用怕，这种事我不干。我就是当了兵，也不会完蛋，只是可怜我妈。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他忧伤地低声说。

门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杜特洛夫老头走了进来。他抖搂着帽子，依然穿着那双总是那么老大老大的树皮鞋，脚上就像套了两只小船。

“阿法纳西，”他一面画十字，一面向看院子的说，“有灯笼没有？我要去装点燕麦。”

杜特洛夫没有抬起头来看伊利亚，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了蜡烛头。他的手套和马鞭塞在腰里，厚呢外衣整整齐齐地用腰带束着；他那模样好像是押着车队来似的：他那劳苦的脸上显出跟平时一样的厚道、随和以及操心家务的神情。

伊利亚一看见伯伯，就不做声了，他又闷闷不乐地低下了眼睛瞧着长凳上的什么地方，然后他对村长开口说道：

“叶尔米拉，来点伏特加，我要喝酒。”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懑和郁闷。

“这会儿还喝什么酒？”村长一面喝着茶，一面答道，“你瞧，别人都吃了，躺下了；你怎么还胡闹呢？”

显然，“胡闹”这个词儿使他产生了索性来胡闹一下的念头。“村长，你要是不给我伏特加，那我就闹出点事来给你瞧瞧。”

“你最好去开导开导他呢。”村长对杜特洛夫说。杜特洛夫已经把灯笼点好了，但他还是站在那儿，显然想听听还有什么下文，他乜斜着眼睛，十分同情地瞧着侄子，好像对他的孩子气感到诧异似的。

伊利亚低下了头，又说：

“拿酒来，要不然的话，我就闹事。”

“算啦，伊利亚！”村长温和地说，“真的，你还是别闹的好。”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说完，伊利亚就跳起身来，一拳打在玻璃窗上，一面使劲儿嚷嚷：

“你们要不听我的话，那你们就瞧着吧！”接着他就冲到另一个窗口，想把那块玻璃也给打碎。

伊利奇马上连翻了两个身，躲进了炕角落里，因而把所有的蟑螂都吓跑了。村长扔下了茶匙，跑到伊利亚跟前。杜特洛夫则慢慢地放下了灯笼，解下腰带，咂着舌头，摇了摇头，向伊利亚走去；伊利亚正在跟不让他到窗前去的村长和看院子的拉扯在一起。他们抓住他的手，似乎攥得很紧；但伊利亚一看见伯伯拿着宽腰带，力气就增加了十倍，他挣脱了身子，眼睛向上一翻，就握紧了拳头，冲到杜特洛夫跟前。

“你敢过来，畜生，我就打死你！你把我给害了，你跟你的两个强盗儿子把我给害了。干吗要给我娶亲？你敢过来，我就打死你！”

伊柳什卡的样子非常可怕。他的脸都发紫了，眼珠乱转；他那年轻力壮的身体像发疟疾似的不住发抖。他似乎想要而且能够把这三个向他进攻的人统统打死。

“吸血鬼，你在喝你兄弟的血！”

有一种神情在杜特洛夫永远平静的脸上闪过。他向前迈了一步。

“你不要不识好歹。”他说，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他猛扑过去，一把抱住侄子，和他一同滚到地上，接着，由村长帮着，他开始把他的两手捆绑起来。他们扭打了约莫五分钟；最后杜特洛夫在农民们的帮助下站了起来，把伊利亚紧抓着他皮袄的手拽开了，——他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又把反绑着两手的伊利亚架了起来，让他坐在角落里的一条长凳上。

“我说过，这样对你更不利，”他说，他一面理着衬衫上的腰带，一面由于刚才的搏斗还在气喘吁吁，“为什么要造孽呢？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把外衣给他枕在头底下，”他对店家说，“不然，他的头会发麻的。”说完这句话，他就提着灯笼，腰上拴了根绳子，又去照料马去了。

伊利亚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衬衫也给扯了出来；他向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好像在极力回忆他是在什么地方似的。店家收拾起碎玻璃，用一件短皮袄堵住窗口，免得冷风吹进来。村长又坐下来喝茶。

“唉，伊柳哈，伊柳哈[12]！我真可怜你。有什么法子呢！你瞧霍留什金，他也娶了亲；明摆着，是逃不了的嘛。”

“我就毁在我这个恶棍伯伯手里，”伊利亚咬牙切齿地重复说，“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我妈说，管家让他买个新兵替我。他就是不肯；他说：他买不起。难道我和我兄弟给家里挣的还少吗？……他就是恶棍！”

杜特洛夫回到屋里，对着神像做了祈祷，脱了衣服，便挨着村长坐下。女厨子仍把克瓦斯和勺子递给了他。伊利亚不做声，闭上了眼睛，躺在厚呢外衣上。村长默默地指了指他，摇了摇头。杜特洛夫挥了挥手。

“难道我舍得吗？他是我亲兄弟的儿子。不但舍不得，他们还使我在他面前成了恶棍。他老婆，别看这小娘儿们年轻，可坏啦，挑唆他，让他满脑子里都以为我们有钱，买得起替身，所以他怨我。不过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唉，这孩子是不错！”村长说。

“我拿他真没有办法。明儿个我打发伊格纳特来，他老婆也想来。”

“好，让他们来吧，”村长说完，便站起来，上了炕，“钱算什么？金钱如粪土。”

“要是有钱的话，谁会舍不得钱呢？”客店的伙计抬起头来说。

“唉，钱呀，钱呀！许多罪恶都是它造成的，”杜特洛夫说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钱那样造出那么多的罪恶。《圣经》上也这么说。”

“《圣经》上什么都说到了，”客店老板同意道，“有个人告诉过我一件事：从前有个商人，攒下了许多钱，但是连一个小钱也不愿意留下来；他太爱钱了，要把钱带进自己的棺材。他临死的时候，只吩咐把一个小枕头放进他的棺材里。可是谁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后来他的儿子们找起钱来了：什么也没有。有一个儿子猜到，这钱大概放在枕头里。这事叫沙皇知道了，便恩准他们掘坟。你猜怎么着？把棺材打开了，枕头里什么也没有，棺材里满是毒蛇；于是把棺材给埋了。瞧，这都是金钱在作怪。”

“可不是吗，造的孽可多啦。”杜特洛夫说罢就站起身来，开始祷告上帝。

他做完祷告，瞧了瞧侄子。那小伙子睡着了。杜特洛夫走过去给他松了绑，然后自己也躺了下来。另一个农民便去守着马睡觉了。

九

一切刚刚静下来，波利凯便像一个犯了过错的人似的悄悄地爬下了炕，开始收拾。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和新兵们一起过夜，他感到可怕。公鸡已经在频频报晓。“大鼓”已经吃完了它的全部燕麦，正往饮马槽里伸脖子。伊利奇把它套上车，牵着它从农民们的大车旁走了出来。他的帽子和放在那里面的东西都完整无缺，接着马车的车轮又在往波克罗夫斯科耶去的那条结着一层薄冰的大路上辚辚地响了起来。等到了城外，波利凯才感到轻松了些。要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老是听见后面有人在追他，叫他站住，而且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让他顶替伊利亚，明天送他到新兵站去。不知道是由于冷，还是由于害怕，他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冷，所以他老是不停地赶着“大鼓”往前走。他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个戴着高筒皮帽、随身带着一名独眼工人的牧师。波利凯越发害怕起来。可是出了城以后，这种恐怖便渐渐消失了。“大鼓”慢悠悠地走着，前面的路变得渐渐清晰起来；伊利奇摘下了帽子，摸了摸钱。“把钱藏在怀里吗？”他想道，“那还得解开腰带。还是等我下了坡，到那儿再下车重新收拾一下。帽顶缝得很结实，不会从里子里掉出来的。我不到家决不摘帽子。”“大鼓”走下了山坡，又乘兴跑上了另一座山，波利凯也和“大鼓”一样，想赶快回家，所以他并不制止它。一切都很顺当；至少他是这样想的，于是他便沉浸在幻想中，他想到女主人对他的夸奖，想到她会赏给他五个卢布，想到自己一家人的快乐。他摘下了帽子，又摸了摸那封信，然后把帽子紧紧地扣到前额上，微微一笑。帽子上的棉绒已经烂了，而且正因为头天晚上阿库林娜使劲把破的地方缝好了，它的另一头才开了线，而且正因为波利凯摘下了帽子，想在昏暗中把装着钱的信往棉絮里塞得更深些，——正因为这个动作他把帽子撑破了，并使信封的一角从棉绒下面露了出来。

天渐渐亮了，一宿没睡的波利凯打起了瞌睡。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因此那封信就更伸出来了，他在打瞌睡时，头不时碰在车侧的木杆上。快到家时他醒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抓帽子：帽子还紧紧地扣在头上；他没有把它摘下来，深信那个信封还在里面。他抽了“大鼓”一鞭子，把干草整了整，又摆出一副管院子的派头，大模大样地不时向周围瞧瞧，一颠一晃地往家里走去。

瞧，那儿是厨房，那儿是“下房”，那儿是木匠老婆在搬粗麻布，那儿是账房，那儿是太太的宅子，波利凯马上就要在这个宅子里证明他是个诚实可靠的人，证明“任何人都会遭到别人说闲话”，于是太太就说：“好，谢谢你，波利凯；给，给你三个……”也许是五个，也许是十个卢布，而且她还会叫人端杯茶给他，说不定还会给他点伏特加。喝杯酒驱驱寒气，倒也无妨。有了十个卢布，咱们就可以在过节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玩一阵，买双靴子，对啦，还可以还尼基塔四个半卢布，要不然，他老来纠缠不清……当他离家不到一百步的时候，波利凯又掩了掩衣襟，整了整腰带和领子，又摘下帽子，拢了拢头发，然后，不慌不忙地把手塞进帽里子下面。这只手开始在帽子里动起来，越来越快，另一只手也伸了进去；他的脸发白了，发白了，一只手把帽子捅了个对穿……接着波利凯便跪起来，勒住了马，开始在车上、干草里和买来的东西里到处寻找，摸摸怀里和灯笼裤里：钱哪儿都没有。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怎么办呢！”他揪住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起来。

但是他立刻想起，人们会看见他的，他便掉转马头，把帽子往下一拉，赶着又是惊讶又是不满的“大鼓”沿着来路往回走去。

“跟波利凯一块儿出来真叫人受不了。”“大鼓”一定在这样想，“他一辈子只有一回把我及时喂饱，让我喝足了，而且只是为了这么可恶地欺骗我。我是怎样使劲往家里跑啊！我累了，可是等我刚一闻到家里的干草香味的时候，他又赶着我往回跑了。”

“哼，你这该死的老马！”波利凯含泪叫道；他站在车上，一边拽着“大鼓”的马嚼子，一边用鞭子抽它。

十

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看见过波利凯。午饭后太太问了好几次。阿克休特卡也飞到阿库林娜那儿去过；可是阿库林娜说，他没有回来，八成是商人把他留住了，要不就是马出了什么事儿。“该不是马瘸了腿吧？”她说，“上回，马克西姆也是这样去了整整一天一夜；一路上都是步行回来的！”于是阿克休特卡摆动着她那钟摆又回到宅子里去了。阿库林娜左思右想，想出了使她丈夫耽搁的种种理由，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总是办不到！她心头很沉重，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去干明天过节该干的活儿。她更感到苦恼的是，木匠老婆硬说，她亲眼看见有个人，非常像伊利奇，驾着车子已经快到大街上了，后来又踅了回去。孩子们也焦急不安地盼着爹爹回来，但是他们是由于别的原因。阿纽特卡和玛什卡因为没有皮袄和外衣，即使轮流到外面去也不可能，因此她们只得穿着单衣，绕着房子加快速度跑圈子，这就少不了要使所有出入下房的居民感到不便。有一回，玛什卡撞了提着水的木匠老婆的腿，虽然她一撞着木匠老婆的膝盖，就抢先大哭起来，但还是被木匠老婆揪住头发揍了一顿，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要是她没有撞着人，她就一直跑进房门，踏着小木桶爬到炕上去。只有太太和阿库林娜才真正对波利凯放心不下；孩子们着急的只是爸爸把衣服穿走了。至于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他很得意他的预见被证实了，因为他在回禀太太时，太太问他：“波利凯还没回来吗？他能到哪儿去呢？”他就笑笑回答道：“我不知道。他本应该中午以前就回来的。”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一整天，在波克罗夫斯科耶，谁也不知道波利凯到底出了什么事；直到后来才听到邻村的农民说，他们曾看见他光着脑袋在大路上跑，而且逢人便问：“你捡到一封信没有？”还有一个人看见他睡在路边，身旁拴着马和车。“我还以为他喝醉了呢，”那个人说，“马也好像有两天没饮没喂了，肚子都瘪了下去。”阿库林娜一夜没睡，老是侧耳倾听，但是夜里波利凯也没有回来。假如她是孤身一人，或者还有个厨子和使女跟她在一起的话，那她就更加不幸了；可是公鸡刚叫过三遍，木匠老婆也起床了，阿库林娜也必须起来生炉子。这天过节：天亮以前得把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得做克瓦斯，做烙饼，挤牛奶，熨衣服和衬衫，给孩子们梳洗，提水，不让邻居们把整个炉灶都给占了。阿库林娜一面不停地侧耳倾听，一面干着这些家务活儿。天已经亮了，教堂的钟声也开始响了，孩子们也已经起床了，可是波利凯还是没有回家。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初雪，雪斑驳地覆盖着田野、道路和屋顶；今天好像为了过节，天气很好，晴朗而寒冷，因此老远就可以听见响声，可以看得老远。可是阿库林娜正站在炉旁，不时把头伸进炉口忙着做烙饼，所以她没听见波利凯驾着车子走来的声音，直到听到孩子们叫喊，她才知道丈夫回来了。老大安纽特卡，头上抹了油，自己穿好了衣服。她穿着一件崭新的、但是揉皱了的玫瑰色的印花布衣服，——这是太太送给她的，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就像树皮似的，使邻人们看了不顺眼；她的头发油亮油亮的，她把半瓶油都抹在头发上了；她的鞋子虽然不是新的，可是很精致。玛什卡还穿着那件短上衣，满身污垢，因此安纽特卡不让她挨近自己，免得弄脏了衣服。当父亲驾着车，拉着一只口袋回来时，玛什卡正在院子里。“爹回来了。”她尖声叫道，接着便从安纽特卡身边擦过，拼命冲进门去，把她的衣裳都给弄脏了。这时安纽特卡也不怕弄脏衣服了，抬手就揍了玛什卡一顿，可是阿库林娜放不下手里的活儿。她仅仅对孩子们喝道：“你们都欠揍，看我不把你们都揍扁了！”她说完，回头看了一眼门口。伊利奇两手提着口袋走进了过道，立即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小屋。阿库林娜觉得他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似乎既不像哭，又不像笑；但她没工夫来分辨这些。

“怎么样，伊利奇，一切都顺利吗？”她在炉灶旁问道。

伊利奇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她没听明白。

“怎么？”她叫道，“你上太太那儿去过了吗？”

伊利奇坐在自己小屋的床上，怯生生地瞧着自己周围，露出一种负罪的和极端不幸的微笑。他老半天什么也没回答。

“怎么啦，伊利奇？怎么去了这么久呀？”他听到阿库林娜询问的声音。

“阿库林娜，我把钱交给太太了，她夸了我半天！”他突然说道，越发不安地向四下张望着，微笑着。有两样东西特别吸引住他那双惶遽不安、像发寒热病似的圆睁着的眼睛：拴摇篮的绳子和婴儿。他走到摇篮跟前，用他那枯瘦的手指急忙解开了绳扣。接着他的眼睛停留在婴儿身上；可就在这时候，阿库林娜端着一板烙饼进了屋。伊利奇连忙把绳子藏在怀里，在床上坐了下来。

“怎么啦，伊利奇，你好像不大舒服似的？”阿库林娜说。

“没睡觉。”他答道。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窗前闪过，不一会儿，上房里的使唤丫头阿克休特卡像一支箭似的飞跑了进来。

“太太叫波利凯·伊利奇这会儿就去，”她说，“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他这会儿就去……这就去。”

波利凯看了看阿库林娜，然后又看了看这个小姑娘。

“马上就来！还有什么事吗？”他说得很自然，阿库林娜这才放了心：说不定她想犒赏犒赏他，“你说，我马上就来。”

他站起来走了出去；阿库林娜端起洗衣盆放在长凳上，把门旁水桶里和炉灶上锅里的热水倒了进去，又挽起袖子，试了试水温。

“来，玛什卡，给你洗澡。”

这个爱闹别扭、咬字不清的小姑娘大哭起来。

“来呀，讨厌鬼，我给你换件干净衬衫。哎呀，别闹了！来呀，我还要给妹妹洗呢。”

其实，波利凯并没有跟着那个上房里的使唤丫头到太太那儿去，而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了。在过道靠墙那边，有一个通到阁楼上去的、直上直下的梯子。波利凯走进过道后，回头看了看，见没有人，就弯下腰，几乎奔跑似的，灵巧而迅速地顺着这个梯子爬了上去。

“波利凯还不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太太向正在给她梳头的杜尼亚莎不耐烦地说，“波利凯上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还不来呢？”

阿克休特卡又往家奴们那儿跑去，又跑进了过道，又叫伊利奇到太太那儿去。

“他早就去啦。”阿库林娜答道；这时候，她已给玛什卡洗完澡，刚把她那个吃奶的小男孩放进洗衣盆里，不顾小孩的哭叫，正在洗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这小男孩啼哭着，皱着眉头，用他那双无力的小手竭力想抓住什么。阿库林娜用一只大手扶着他那胖胖的、满是胖窝的柔软的小脊背，用另一只手在给他洗澡。

“你去瞧瞧，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她不安地向四下张望着说。

就在这时候，木匠老婆头也没梳，敞着怀，提着裙子，到阁楼上去拿晾干了的衣服。突然阁楼上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喊，木匠老婆像疯子似的闭着眼睛，四肢着地倒退着，与其说是跑，还不如说像猫似的从梯子上滚了下来。

“伊利奇！”她喊了一声。

阿库林娜松开手，放开了婴儿。

“上吊啦！”木匠老婆大哭大叫。

阿库林娜冲进了过道，她没注意到，她那孩子像个小线球似的仰脸翻倒了，跷着两条小腿，脑袋浸到了水里。

“在梁上……挂着哩。”木匠老婆说，可是她一看见阿库林娜，就停住了。

阿库林娜摸到梯子上去，人们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她就跑上去了，只听得一声可怕的叫喊，她便像死尸似的倒在梯子上，要不是人们从各个角落里跑来及时把她扶住，她非摔死不可。

十一

大家乱哄哄的，有好几分钟什么也听不清。数不清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嚷成一片，孩子们和老太婆们在哭，阿库林娜人事不省地躺着。最后，男人们、木匠和跑来的管家，爬到阁楼上去了，木匠老婆已经说了第二十遍，“我怎么也没想到，去拿一件短披肩，就这么往里一瞧：看见有个人站在那儿，又一瞧：旁边放着一顶帽子，里子朝外翻。再一瞧呀，两条腿在那儿直晃悠。我吓得浑身像浇了凉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吊死人了，我怎么就偏偏碰上这种事儿呢！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是怎样轰隆一声摔下来的。上帝救了我，这真是奇迹。真的，是上帝饶恕了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陡，又那么高！我真会摔死的。”

上过阁楼的人下来也这么说。伊利奇只穿着一件衬衫和裤子吊在梁上，用的正是他从摇篮上解下来的那根绳子。他的帽子，里子朝外翻，也放在那儿，厚呢外衣和皮袄都脱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地搁在一边。他的脚虽然够着地，但是已经断气了。阿库林娜苏醒过来后，向梯子扑去，可是大家拦住了她。

“妈妈，肖姆卡呛死了。”那咬字不清的小姑娘突然在小屋里尖声叫道。

阿库林娜又挣脱开身子，向小屋跑去。那婴儿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洗衣盆里，他的小腿已经不动了。阿库林娜把他一把抱出来，但小孩已经咽气了，不动换了。阿库林娜把他扔到床上，两手叉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是那么高，那么响，那么可怕，使得起初也跟着笑的玛什卡捂住耳朵，哭着跑到过道里去了。人们又哭又号地拥进了小屋。人们把婴儿抱了出去，开始给他按摩；但一切都没有用了。阿库林娜一面在床上打滚，一面哈哈大笑，凡是听见这笑声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毛骨悚然。只有这时，在我们看到这些聚集在过道里的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的人群以后，我们才懂得，住在家奴们的下房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数又是如此众多。大家都乱成一团，七嘴八舌，很多人在哭，可是没有一个人干正经事儿。木匠老婆还可以找到一些没有听过她的故事的人，于是她又从头说起，那意外的情景怎样刺激了她那脆弱的感情，以及上帝怎样拯救了她，没让她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死。一个穿着女人上衣的侍候主人开饭的老头，在叙述老爷在世的时候，有个女人怎样投到水池子里自尽的故事。管家派人去找警察局长和教士，又指定了看守的人。上房的使唤丫头阿克休特卡一直瞪着两眼，望着阁楼的洞口，虽然她什么也没看见，可就是舍不得离开，回到太太那儿去。老太太从前的使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一边要茶喝来安神，一边在哭。老奶奶安娜用她那两只熟练的、胖乎乎的、涂满橄榄油的手把婴儿的尸体抱到桌子上。女人们站在阿库林娜周围，默默地望着她。孩子们缩在角落里，瞧着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后来他们不哭了，又瞧着母亲，蜷缩得更紧了。男孩子们和男人们都拥挤在台阶跟前，脸色惊慌地向门里和窗子里张望，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明白，于是便互相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有个人说，木匠用斧子把他老婆的一条腿给砍断了。另一个说，洗衣服的女用人一胎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说，厨子的猫疯了，咬伤了人。可是事实真相渐渐地传开了，终于传到了太太的耳朵里。但人们好像不会把事情说得婉转点，使太太有个精神准备似的。鲁莽的叶戈尔竟然冒冒失失地禀告了她，这就使得太太的神经受到了很大刺激，以致事后很久她都恢复不过来。人群已经开始安静下来；木匠老婆生上了茶炊，煮上了茶，同时那些没得到邀请就来的局外人，也觉得再待下去就有失体统了。男孩子们开始在台阶旁边打架。大家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便画着十字，开始各自散开。这时，忽然有人大声喊道：“太太来了，太太来了！”于是大家又聚拢来，并且靠得紧紧的，给她让路，但是大家也想看看她到底来干什么。太太脸色苍白，满面泪痕，跨过门槛，走进过道，进了阿库林娜的小屋。几十个脑袋挤在一块儿，在门旁张望。一个怀孕的女人被挤得尖叫起来，可是她马上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前面占了一个位置。人们怎能不看看在阿库林娜家里的太太呢！对家奴们来说，这等于一出戏收场时的五彩焰火。要是燃起了五彩焰火，那就值得一看，要是太太穿着丝绸花边衣裳来到阿库林娜家，那也值得一看。太太走到阿库林娜身边，拉住她的手；可是阿库林娜把手挣开了。年老的家奴们都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阿库林娜！”太太说，“你有孩子，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阿库林娜哈哈大笑，站起身来。

“我的孩子都是银子的，都是银子的……我不趁钞票，”她像开连珠炮似的嘟囔道，“我常跟伊利奇说，别要钞票，瞧，你让人家给抹上，抹上焦油了，抹上羼肥皂的焦油了，太太。无论生什么癣，都会立刻好的。”她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更响了。

太太转过头去，叫医士拿着芥末快来。“给点儿凉水。”她说罢就亲自去找水；可是太太一看见死了的婴儿，在婴儿前面站着老奶奶安娜，她就转过脸去，大家都看见她用手帕捂住脸哭了。于是老奶奶安娜（可惜太太没有看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赞赏的：这一切都是做给她看的。）用一块粗麻布给婴儿盖上，用她那两只胖乎乎的灵巧的手把婴儿的一只小胳膊弄直，然后摇摇头，撇撇嘴，伤感地眯缝起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出她的好心肠。可是太太没看见这个，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失声痛哭起来，她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了，于是人们挽着她的胳膊把她扶到过道里，又搀扶着把她送回了家。“她也不过如此罢了。”许多人这样想道，便又各自散开了。阿库林娜一直在哈哈大笑，胡言乱语。人们把她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给她放了血，敷上芥末膏，又把冰放在她头上；但她还是什么也不明白，她不哭，只是哈哈大笑和胡言乱语，并且做出种种举动，惹得那些看护她的善心的人们也忍不住笑了。

十二

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庄子里，节日过得很不愉快。虽然天气很好，但人们没有出去玩，姑娘们也没有在一块儿唱歌；从城里回家过节的年轻工人们既没有拉手风琴和弹三弦琴，也没有和姑娘们在一起玩。大家都坐在角落里，倘若有人说话，也是悄悄地，好像有什么恶魔在那儿能听见他们说话似的。白天还没有什么，可是一到晚上，天一断黑，狗吠叫起来，更糟糕的是寒风骤起，并且在烟囱里发出呼啸，这时，所有的家奴都胆战心惊，有蜡烛的都在神像前点上了蜡烛；一个人住在小屋里的，便到人口较多的邻居家去请求借宿，而那些该到牲口棚里去的，也不出去了，硬着心肠这一夜不给牲口喂饲料。每家储藏在小瓶里的圣水也在这一夜用光了。许多人甚至听见这天夜里有人老是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阁楼上走来走去，铁匠还看见，一条蛇直飞到阁楼上去了。波利凯的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孩子们和那个疯女人被带到别处去了。只有那个死婴儿还躺在那儿，那儿还有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女香客；这个女香客不是为了超度婴儿，而是为了禳灾避邪，出于自己的热诚正在诵读圣诗。这是太太要求她这样做的。刚读完一章圣诗，这两个老太婆和那个女香客就亲耳听见上面的房梁颤动起来，并且有人开始呻吟。她们一念：“愿神兴起[13]”，就寂静了。木匠老婆把教母请了来，一夜都没睡，跟她把留着喝一个礼拜的茶叶全喝光了。她们也听见上面的房梁喀嚓喀嚓地响，好像有麻袋从上面掉下来似的。要不是守夜的农民们给这些家奴壮胆，这一夜他们真会吓死的。这些农民躺在过道里的干草上，后来他们确凿有据地说，他们也听见阁楼上的怪声，虽然这一夜他们十分平静地相互谈论着征兵的事，啃着面包，搔着痒，主要的是，弄得过道里充满了庄稼人特有的那股怪味儿，以至木匠老婆走过他们身边时，啐一口唾沫，骂他们是乡下佬。不管怎样，反正那吊死的人还在阁楼上挂着，好像恶魔在这天夜里亲自用巨大的翅膀遮住了家奴的下房，显示出它的威势，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离这些人更近了。至少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甚至认为这是完全虚幻的。我想，如果有个胆大的人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擎着蜡烛或是提着灯笼，画过十字或连十字也不画，便走上阁楼去，借着烛光慢慢地驱散他面前的夜的恐怖，照亮房梁、沙土、布满蜘蛛网的烟道，和木匠老婆忘在那儿的披肩，一直走到伊利奇跟前，假如他没有被恐怖压倒，而把灯笼举到齐脸那么高，那么他就可以看见那熟悉的干瘦的身躯，两脚站在地面上（绳子已经松了），身子僵硬地歪向一边，衬衫领子敞着，衬衫下面看不见十字架；还可以看见他那垂在胸前的头，眼睛睁着，但却视而不见，善良的面孔，温和而负罪的微笑、肃穆的宁静和笼罩着一切的寂静。说实在的，木匠老婆缩在自己的床角上，披头散发，瞪着惊慌的眼睛，在叙述她听见麻袋怎样掉下来的那副神情，倒是比伊利奇更加可怖，更加骇人得多，虽然伊利奇的十字架已被摘了下来，放在房梁上。

在上房，也就是说，在太太那儿，像在下房里一样，也笼罩着同样的恐怖。太太的房间里发出一股花露水的香味和药味。杜尼亚莎在化黄蜡，做药膏。药膏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每逢太太生病的时候，总要做药膏。而现在，她心里难过得闹起病来了。为了给杜尼亚莎壮胆，她姑妈来这儿陪她过夜。她们一共四个人，跟小丫头坐在女仆室里悄悄地说着话。

“谁去拿点油来？”杜尼亚莎说。

“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14]，我说什么也不去。”那个二等使女坚决地答道。

“得啦，你跟阿克休特卡一块儿去吧。”

“我一个人跑去，我什么都不怕。”阿克休特卡说，但马上又胆怯起来。

“好吧，你去；乖孩子，向安娜老奶奶要，再放在杯子里端回来，可别洒了。”杜尼亚莎对她说。

阿克休特卡用一只手提着裙子，这样一来，她的两手就没法摆动了，可是她却加倍使劲地，与她的前进方向成直角，摆动起一条胳膊向前飞奔而去。她很害怕，她觉得，无论看见或是听见什么，哪怕是看见她那活着的母亲，她也会吓掉魂的。她半闭着眼睛，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飞也似的跑去。

十三

“太太睡了没有？”突然有一个农民的低沉的声音在阿克休特卡身旁问道。她睁开原先半闭着的眼睛，看见了一个人影，她觉得这个人影比下房还要高；她尖叫了一声，扭头就往回跑，跑得连她的裙子也跟不上她了。她一步跳上台阶，再一跳就到了女仆室，她狂叫一声扑到床上。杜尼亚莎、她姑妈和另一个使女都吓傻了；但还没有等她们清醒过来，便听到门道里和房门旁传来了一阵沉重、缓慢和犹疑不定的脚步声。杜尼亚莎拔脚就向太太屋里跑去，把药膏都撞翻了；那个二等使女藏进了挂在墙上的裙子后面；那位姑妈比较果断，她刚想去堵门，可是门却开了，一个庄稼汉走进了房间。这人就是穿着像小船似的树皮鞋的杜特洛夫。他不理会使女们的恐惧，只顾用眼睛去找寻神像，他因为没有找到那个挂在左墙角的小神像，便对着搁茶碗的碗柜画了个十字，把帽子放在窗台上，然后一只手深深地探进皮袄里面，像要在腋下抓痒似的掏出了一封用五个印有铁锚的棕褐色火漆封着的信。杜尼亚莎的姑妈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她好容易才说出话来：

“你可吓死我了，纳乌梅奇！我连话……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真以为我没命了。”

“哪能这样呀？”那个二等使女从裙子后面伸出头来说。

“连太太也被惊动了，”从太太屋里走出来的杜尼亚莎说，“你怎么问也不问就闯到女仆室的台阶上来呢？真是大老粗！”

杜特洛夫没有道歉，只是一再说他要见太太。

“她不舒服。”杜尼亚莎说。

这时，阿克休特卡噗嗤一声大笑起来，笑得不像话，只好把脑袋藏进床上的枕头里，尽管杜尼亚莎和她姑妈吓唬她，但她在那儿足有一小时抬不起头来，一抬头就要哈哈大笑，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那玫瑰色的衣服前襟和红红的双腮里爆炸了似的。她觉得，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简直太滑稽了，于是她又把脑袋藏起来，好像抽风似的用鞋底来回蹭地板，整个身子都在跳动。

杜特洛夫停住了脚步，注意地看了看她，好像要弄明白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转过身去继续说自己的话。

“是这么回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你只消去说，有个庄稼汉找着了那封装着钱的信就行了。”

“什么钱？”

杜尼亚莎在去通报之前，先念了信封上的姓名地址，又问明了杜特洛夫，他是在哪儿和怎样找到伊利奇应该从城里取回来的这笔钱的。当她把一切细节都问明白了，并把那大笑不止的飞毛腿推进过道以后，她就去见太太，但使杜特洛夫感到诧异的是：太太还是不接见他，并且什么也没有对杜尼亚莎说清楚。

“什么庄稼汉、什么钱，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太太说，“我谁都不能见，也不想见。叫他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那叫我怎么办呢？”杜特洛夫摆弄着信封说，“钱可不少呀。这上面写的什么？”他问杜尼亚莎，杜尼亚莎又把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给他念了一遍。

杜特洛夫总像不大相信似的。他希望这笔钱也许不是太太的，人家给他念的姓名也许不对。可是杜尼亚莎又向他证实了这没有错。他叹了口气，把信封揣到怀里，准备走了。

“看来，得交给警察局长了。”他说。

“等等，我再去试试看，去说说，”杜尼亚莎注视着这个庄稼人把信封揣在怀里以后，又叫住了他说，“把信给我。”

杜特洛夫又掏出信来，可是并没有立刻把它交到杜尼亚莎伸出来的手里。

“你就说是谢苗·杜特洛夫在路上捡到的。”

“你就给我吧。”

“我本以为这就是一封信罢了；可是一个当兵的看了，说里面有钱。”

“你给我嘛。”

“为了这，我连家都没敢回……”杜特洛夫又说，仍舍不得和这封宝贵的信分手，“您就这样回禀太太吧。”

杜尼亚莎拿了信，又到太太屋里去了。

“哎呀，我的上帝，杜尼亚莎，”太太用责备的声音说，“别对我提这笔钱了。我只要一想到那个小孩……”

“太太，那个庄稼人不知道您究竟吩咐把钱交给谁。”杜尼亚莎又说道。

太太拆开信封，一看见钱，就打了个寒战，沉思起来。

“可怕的钱，它作了多少恶啊！”她说。

“太太，这人叫杜特洛夫。您是吩咐他走呢，还是出去见见他？钱不短吧？”杜尼亚莎问道。

“我不要这笔钱了。这是一笔可怕的钱。它惹出了多少事啊！告诉他，要是他要，就让他拿去吧，”太太突然说道，一面去找杜尼亚莎的手，“是的，是的，是的，”太太对惊讶的杜尼亚莎重复道，“让他统统拿去，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千五百卢布哪。”杜尼亚莎好像对小孩子似的微笑着提醒她说。

“让他都拿去，”太太不耐烦地重复道，“怎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笔钱不吉利；永远不要再对我提起它了。就让捡到它的这个庄稼人拿去吧。去吧，你快去呀！”

杜尼亚莎出来，走进了女仆室。

“没少吧？”杜特洛夫问道。

“你自己数去，”杜尼亚莎说，把信封递给了他，“太太吩咐还给你。”

杜特洛夫把帽子夹在腋下，弯下了腰，数起钱来。

“没有算盘吗？”

杜特洛夫明白了：太太因为笨，不会数，所以才吩咐他做这件事儿。

“回家去数吧！给你了！钱是你的！”杜尼亚莎气冲冲地说，“太太说：‘我不要看见这笔钱，谁拿来的，就还给谁。’”

杜特洛夫没有直起腰来，眼睛直盯着杜尼亚莎。

杜尼亚莎的姑妈把两手使劲一拍。

“哎哟，我的妈呀！上帝让你交了好运啦！哎哟，我的妈呀！”

那个二等使女不信：

“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您开什么玩笑呀？”

“怎么开玩笑！太太吩咐还给这个庄稼汉……喂，把钱拿着，快走吧，”杜尼亚莎说，并不掩饰她的恼怒，“有人倒霉，有人走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千五百卢布哪。”姑妈说。

“还不止呢。”杜尼亚莎肯定道。“喂，你去买支十个小钱的蜡烛供供米柯拉[15]吧，”杜尼亚莎讥讽地说，“怎么，你还没有明白过来吗？这笔钱要是给一个穷人就好了！可他呀，有的是钱。”

杜特洛夫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开玩笑，于是他便开始把打开来数的钱收了起来，装进信封；但是他的手不住哆嗦，他老是瞅着使女们，想证实这并不是跟他开玩笑。

“瞧，他都乐昏了，”杜尼亚莎露出她还是瞧不起这庄稼人、根本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的模样说道，“让我来给你装吧。”

说罢她就想伸手，但杜特洛夫不让她拿；他把钞票攥成一团，更往深处塞了塞，然后拿起了帽子。

“你高兴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真是……”

他没把话说完，只是挥了挥手，得意地笑了笑，差点哭出来，然后走了出去。

太太房间里的铃响了。

“怎么，还给他了吗？”

“还给他了。”

“怎么样，他很高兴吗？”

“乐得简直跟疯了似的。”

“咳，去叫他回来。我要问他：他是怎么捡到的。叫他到这儿来，我没力气去。”

杜尼亚莎跑出去，在过道碰见了那个庄稼人。他没有戴上帽子，正掏出钱包来，弯下腰，在解钱包上的扣子，钱叼在嘴里。他大概觉得，钱不装进钱包就不是他的。杜尼亚莎喊他时，他吓了一跳。

“什么事，阿夫多季娅……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莫非她想把钱要回去吗？求您替我说句好话吧，真的，我一定送些蜂蜜给您。”

“说得倒好听！你什么时候给过？”

门又开了，这个庄稼汉被带到太太跟前。他很不痛快。“唉，她准是想把钱要回去！”他想道；当他穿过一个个房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像迈过高高的草丛似的高抬着腿，竭力不让树皮鞋发出响声来。他既不明白，也看不见他周围的一切。他走过一面镜子的时候，看见一些花、一个穿着树皮鞋把腿抬起来的庄稼人、老爷的画像只画着一只眼睛、一只绿桶和一样白的东西……瞧，这个白的东西开始说话了：这就是太太。他什么也听不懂，只是瞪着两眼，他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觉得好像一切都在迷雾中似的。

“是你捡到的吗，杜特洛夫？”

“是我，太太。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动也没动过，”他说，“我说实话，上帝作证！马也让我赶得够呛……”

“好啊，是你的运气，”她带着轻蔑而又亲切的微笑说道，“拿去吧，你拿去吧。”

他只是瞪着两眼。

“我很高兴这笔钱落到了你手里。上帝保佑你，但愿能对你有点用处！怎么样，你高兴吗？”

“我怎能不高兴啊！我真是高兴极啦，太太！我要永远为您祷告上帝。我真高兴，谢谢上帝，保佑我们太太长命百岁。而一切罪孽都由我来承担。”

“你是怎么捡到的呢？”

“这就是说，我们一向能够诚实无欺地为太太出力，决不会有什么……”

“他简直都颠三倒四了，太太。”杜尼亚莎说。

“我送我侄子去当兵，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准是波利凯无意中丢的。”

“好，你走吧，走吧，亲爱的。我很高兴。”

“我太高兴了，太太！……”庄稼汉说。

后来他想起了他还没有道谢，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太太和杜尼亚莎微笑着，于是他又迈开步子，像穿过深草丛似的走了出去，好容易才忍着没有拔腿飞跑起来。他老觉得，有人会突然叫住他，把钱抢走……

十四

杜特洛夫一到外面就离开大路向菩提树丛走去，为了更便于把钱包掏出来，他甚至解开了腰带，然后往里放钱。他虽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他却翕动着嘴唇，一会儿撅着，一会儿咧开。他放好了钱，束好了腰带，画了个十字，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沿着小路踉踉跄跄地走去：种种想法一下子涌上他的心头，他正专心在想心事。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向他迎面走来。他喊了一声，原来这是叶菲姆卡拿着一根粗棍子在家奴下房周围来回巡逻。

“啊，谢苗大叔，”叶菲姆卡更走近了些，快活地说道，（叶菲姆卡正感到一个人怪害怕的。）“怎么，把新兵都送走了吗，大叔？”

“都送走了。你在干吗？”

“伊利奇上吊死了，叫我在这儿守夜。”

“他在哪儿？”

“据说，在那儿，在阁楼上挂着哩。”叶菲姆卡答道，他说时用那根粗棍子在黑暗中指着下房的屋顶。

杜特洛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虽然什么也没看见，但却皱了皱眉，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

“警察局长来了，”叶菲姆卡说，“马车夫说的。马上就要把他放下来了。大叔，夜里可真吓人！要是他们命令我上去，在夜里说什么我也不去。哪怕叶戈尔·米哈雷奇把我揍死，我也不去。”

“罪过，真罪过！”杜特洛夫反复说，显然这不过出于礼貌罢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去想他在说什么，他只想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使他停住了脚步。

“喂，守夜的，到这儿来。”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台阶上喊道。

叶菲姆卡答应了一声。

“跟你站在一块儿的那个庄稼汉是谁？”

“杜特洛夫。”

“谢苗，你也来一下。”

杜特洛夫走上前去，借着马车夫手里的灯笼的亮光，看清楚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一位矮矮的官员；这位官员戴着缀有帽徽的制帽，穿着军大衣：这就是警察局长。

“老头也可以跟咱们一块儿去。”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见了他，说道。

老头感到很恶心；但又毫无办法。

“叶菲姆卡，你是个年轻小伙子；快跑到他上吊的阁楼上去，把梯子摆正，让长官上去。”

叶菲姆卡刚才还说他无论如何不到下房跟前去，现在他那双好像两截圆木头似的树皮鞋却咚咚地响着跑去了。

警察局长打火点着了烟斗。他住在离此两俄里的地方，因为酗酒刚被县警察局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所以现在他劲头十足：他晚上十点钟一到这儿就要立刻去验尸。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杜特洛夫，他到这儿来干什么。一路上，杜特洛夫把捡钱的事和太太处理这件事的经过都告诉了管家。杜特洛夫说，他是来请求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许可的。管家把信封要去看了看，这可把杜特洛夫吓坏了。警察局长也把信封拿在手里，简短而冷淡地问了问细节。

“得了，这钱算吹了。”杜特洛夫想道，接着便要为自己表白。可是警察局长却把钱还给了他。

“这个蠢货真走运！”他说。

“对他还正合适，”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刚把侄子送到征兵站去，现在就能赎回来了。”

“啊！”警察局长说罢便向前走去。

“怎么样，想把伊柳什卡赎回来吗？”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问道。

“怎么把他赎出来呢？钱够吗？再说，也许来不及了吧。”

“随你的便。”管家说，说罢，他们俩便跟在警察局长后面走去。

他们走到下房跟前，那些气味难闻的守夜人正打着灯笼在过道里等着。杜特洛夫跟在他们后面。守夜的人们都带着负疚的神情，这种神情只能是和他们发出的气味有关，因为他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大家都一言不发。

“在哪儿？”警察局长问道。

“在这儿，”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低声说，“叶菲姆卡，”他接着说，“你是个年轻小伙子，打着灯笼头里走吧！”

叶菲姆卡已经摆正了阁楼上的木板，好像他一点也不害怕了。他一步跨两三级，神色愉快地向上爬去，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用灯笼给警察局长照路。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跟在警察局长后面。当他们走上去看不见了的时候，杜特洛夫把一只脚登上了梯子，叹了口气，又站住了。过了一两分钟，他们的脚步声在阁楼上静了下来；想必，他们已走到了尸体跟前。

“大叔！叫你呢！”叶菲姆卡在阁楼的洞口喊道。

杜特洛夫爬了上去。灯笼的亮光只照见在房梁那边的警察局长和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上半身；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个人背着身子站着。这就是波利凯。杜特洛夫爬过房梁，画着十字，站住了。

“伙计们，把他转过身来。”警察局长说。

谁也不动弹。

“叶菲姆卡，你是个年轻小伙子。”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这年轻小伙子跨过房梁，把伊利奇的身子转过来，站在他旁边，用十分快活的眼神一会儿瞧瞧伊利奇，一会儿瞧瞧长官，就像一个要把天老儿[16]或者尤利娅·巴斯特拉娜[17]展览给人看的耍把戏的，时而看看观众，时而看看自己的展览品，以便满足观众提出的一切要求。

“把他再转过来点儿。”

伊利奇又被转过来一点，他的两条胳膊微微地晃动着，一只脚在沙土上拖了一下。

“扶住他，把他放下来。”

“要把绳子割断吗，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伙计们，拿把斧子来。”

对守夜人和杜特洛夫非得命令两次他们才肯动手，但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对待伊利奇就像对待一只宰好了的绵羊似的。他们终于割断了绳子，把尸体放下来，用东西盖上。警察局长说法医明天来，然后便让大家回去了。

十五

杜特洛夫微微动着嘴唇，向家里走去。起初他觉得很害怕，可是他越走近村子，这种感觉便逐渐消失了，一种快乐感越来越充满了他的心头。村子里传出了歌声和醉醺醺的说话声。杜特洛夫从来不喝酒，现在他也是直接走回家去。当他走进自己的木屋时，已经很晚了。他的老伴睡了。老大和孙子们睡在炕上，老二睡在堆东西的屋里。只有伊柳什卡的老婆没有睡，穿着一件平时穿的脏衬衫，没有包头巾，坐在长凳上恸哭。她没有出去给伯伯开门；等他一进屋，她就哭得更凶了，而且一边哭一边数落。照他老伴的说法，她哭诉得有板有眼，非常好听，虽然她年纪轻轻的，还不可能有实践经验。

老伴起来，去给丈夫做晚饭。杜特洛夫把伊柳什卡的老婆从桌旁赶走了。“够啦，够啦！”他说。阿克西尼娅站起来往长凳上一躺，还是不停地哭。老伴默默地把饭摆在桌子上，饭后，又默默地把桌子收拾干净。老头也是一句话不说。他祷告完上帝，打了个饱嗝，洗了手，便把挂在钉子上的算盘取下来，走进堆东西的屋里。他先在那儿跟老伴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后来老伴出去了，他便劈劈啪啪打起算盘来，最后他把箱子盖砰的一声盖上，又钻进了地下室。他在堆东西的屋子里和地下室里磨蹭了老半天。当他回到正屋时，屋里已经变得漆黑，松明也灭了。在白天照例不声不响的老伴，已经躺在高铺上睡着了，满屋子都是她的鼾声。爱吵吵嚷嚷的伊柳什卡的老婆也睡着了，不出声地呼吸着。她衣服也不脱就睡在长凳上，也没把什么东西放在头底下做枕头。杜特洛夫开始祷告，然后又瞧了瞧伊柳什卡的老婆，摇了摇头，他吹灭了松明，又打了个饱嗝，便爬上炕去挨着小孙子躺下。他在黑暗中把树皮鞋从炕上扔下去，仰面躺下，瞅着在他头上依稀可辨的挂在炕上面的渔具，倾听着蟑螂在墙上爬动的沙沙声、人的叹息声、鼾声、两脚互相蹭痒的声音和外面牲口的响声。他好久都睡不着；月亮已经升起，屋里变得亮些了；他也能看清睡在角落里的阿克西尼娅了，还有一些东西他却分辨不清：是他儿子忘在那儿的厚呢外衣呢，还是女人们放在那儿的一只小木桶呢，还是有人站在那儿呢？他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呢，还是没睡着，反正他又定睛注视起来……想必是那个恶魔，那个曾引诱伊利奇寻短见、在这天晚上家奴们都曾感觉到他降临的恶魔，展开了翅膀，也来到了村子，来到了杜特洛夫的木屋，这儿放着他用来毁了伊利奇的那笔钱。至少，杜特洛夫感到他在这儿，因此杜特洛夫觉得很不自在。睡也不是，起来也不是。他看见这个他分辨不清的东西以后，就想起了两手被捆绑起来的伊柳哈，想起了阿克西尼娅的脸和她那有板有眼的哭诉，想起了晃动着两手的伊利奇。突然，老头觉得有人从窗前走过。“这是谁呢，难道村长有什么事来通知我吗？”他想道。“他是怎么开门的呢？”老头听见过道里有脚步声，这样想道。“莫非是老伴到过道里去没有插上门吗？”狗在后院里叫起来，而他却在过道里走着，像后来老头所叙述的那样，他好像在找门，他擦着门走过去了，又开始顺着墙摸，他的脚绊在小木桶上，木桶响了起来。接着他又开始摸了，好像在找门把手似的。他抓住了门把手。老头浑身打了个哆嗦。他把门把手一拉，接着有个人影走了进来。杜特洛夫心里明白，这就是他。他想画十字，可是画不成。他走到铺着台布的桌子跟前，把台布扯下来，扔到地板上，又往炕上爬去。老头认出了，他化成了伊利奇的模样。他龇牙咧嘴，两手摆动着。他上了炕，使劲压在老头身上，想要掐死他。

“我的钱。”伊利奇说。

“你松手，我不啦。”谢苗想说，可是说不出来。

伊利奇用他那石山似的全部重量压在他胸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杜特洛夫知道，要是他一念祷告文，他就会放开他的，而且他也知道应该念什么祷告文，但他就是念不出来。他孙子睡在他的身旁。这男孩尖叫了一声，哭起来了：爷爷把他挤到墙边去了。孩子的喊声使老头张开了嘴。“愿神兴起。”杜特洛夫说。他放松了一点。“使他的仇敌四散……”杜特洛夫嘟嘟哝哝地说。他下了炕。杜特洛夫听见他的双脚碰着地响了一声。杜特洛夫一个劲儿念他所知道的祷告文，接连地念。他向门口走去，经过桌旁，又砰的一声关上门，使得整个木屋都震动起来。可是，除了爷爷和孙子以外，大家都睡着了。爷爷念着祷告文，浑身哆嗦，孙子则一边哭一边睡，把身子紧贴着爷爷。一切又沉寂了。爷爷一动不动地躺着。墙外一只公鸡在杜特洛夫的耳边打鸣。他听见母鸡动弹的声音，听见一只小公鸡想跟着老公鸡学打鸣，但又学不像。有什么东西在老头的脚边动起来。这是一只猫，它用柔软的爪子从炕上跳到地上，开始在门边喵喵地叫起来。爷爷起来，支起了窗子；外面漆黑一片，满是泥泞；大车的前轱轳和车辕就停在窗下。他光着脚，一边画着十字走到院子里，向马跟前走去。在这儿也看得出，那主儿[18]曾来过这儿。那匹母马站在马棚下的马槽旁，它的腿被缰绳绊住了，谷糠也弄撒了；它抬着腿，扭着头，等着主人来。一匹马驹躺在一堆马粪里。爷爷把它扶了起来，给母马解开了绊住的腿，喂了料，然后又回到木屋里。老伴起来了，点着了松明。“把孩子们叫醒，”他说，“我要进城去。”说完这句话，他就点着了神像前的一支蜡烛，擎着它到地下室去了。等杜特洛夫从那儿出来，不仅他一家点上了亮，所有邻居们的屋里也都点上亮了。年轻人已经起来了，正在收拾东西。妇女提着水桶和牛奶盆进进出出。伊格纳特在套车。老二在给另一辆车涂油。那个年轻媳妇已经不哭了，但是却打扮得齐齐整整，系上头巾，坐在屋里的长凳上，正等着到时候进城去跟丈夫告别。

老头显得特别严厉。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他穿上新外衣，系上腰带，把伊利奇的钱统统揣在怀里，就去找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了。

“你尽管磨蹭吧，”他冲着伊格纳特喊道，伊格纳特正在转动架起来涂了油的车轴上的轮子，“我马上就回来。把一切都准备好！”

管家刚起床，正在喝茶。他自己也准备进城去办新兵移交。

“你有什么事？”他问道。

“叶戈尔·米哈雷奇，我想把我那小子赎回来。这事可要您费神了。前几天您说，您认识城里一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请您给指点指点。我们什么也不懂。”

“怎么，你想通了吗？”

“想通了，叶戈尔·米哈雷奇：怪可怜的，他总算是我兄弟的儿子。不管他怎么样，总有点舍不得。许多罪孽都是钱造成的，都是钱这东西造成的。劳您驾给指点指点吧。”他深深地鞠着躬说。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如他平常遇到这种情形时那样，沉思地、一言不发地一个劲儿咂嘴；直到把问题斟酌好了以后，才写了两个便条，并且告诉他在城里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等杜特洛夫回到家里，那个年轻媳妇已经和伊格纳特动身走了；那匹灰色的大肚子母马已经完全套好了，正停在大门口。他从篱笆墙上折下一根长竿子，掩好了衣襟，就坐上马车，赶着马走了。杜特洛夫赶着马飞快地跑，以至马的肚子一会儿就瘪下去了；杜特洛夫连看也不去看它，免得看了心疼。他一想到他到征兵站去晚了，伊柳什卡要去当兵去了，这笔恶魔的钱仍然要留在他手里，他便感到痛苦。

我不想详细描写这天早上杜特洛夫的全部经历；我只想说说他特别走运的事。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便函给他的那个主儿，早有一个现成的自愿卖身当兵的人；这人已经花了二十三卢布，而且已经由局里批准了。他主人想把他卖四百卢布，但是城里有个买主磨蹭了三个礼拜，一再请求让到三百卢布。杜特洛夫只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办妥了。“三百二十五，卖不卖？”他说时伸出手去，但脸上的表情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还可以再添点。那卖主缩回手去，还是要四百。“三百二十五卖不卖？”杜特洛夫重说了一遍，用左手抓住卖主的右手，并且摆出架势准备用自己的右手拍下去。“不卖吗？好吧，上帝保佑你！”他突然说道，接着拍了一下那卖主的手掌，猛地把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来，非这样不可了！给你三百五。出张收据。把那小伙子领来。这是给你的定钱。两张红票[19]够了吧？”

于是杜特洛夫便解开腰带，掏出钱来。

那卖主虽然没有缩回手去，但总好像还是不太乐意似的，他没有收定钱，一定要杜特洛夫摆一桌酒，请请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

“别造孽了，”杜特洛夫把钱塞给他时反复说，“咱们都是要死的。”他用那种温和的、教训式的、自信的口吻重复着这句话，使得那卖主只好说道：

“没法子，”他又一次拍了杜特洛夫的手，然后开始祷告上帝，“祝你万事如意。”他说。

他们叫醒了因昨天喝酒过多还在睡觉的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检查了一遍，然后便一同到官署去了。这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很高兴，他要求喝点罗木酒来解解醉，杜特洛夫便给了他点钱去买酒，直到他们走进征兵办事处的门厅时，他才胆怯起来。穿着蓝色西比尔卡[20]的年老的卖主和穿着短皮袄、竖眉瞪眼的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在门厅里站了老半天；他们在那儿窃窃私语了半天，请求到什么地方去，在找什么人，又不知干吗对每一个录事都脱帽鞠躬，庄重地倾听那卖主认识的一位录事把决议书拿出来念给他们听。想在今天把手续办妥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于是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又变得高兴和放肆起来，杜特洛夫一看见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马上就一把抓住他不放，又是央求，又是鞠躬。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忙帮得非常见效，在两点多钟光景，这位志愿卖身当兵的人，在大为不满和诧异之中，被带进了办事处，送往征兵站，上自长官，下至守卫，不知为什么都很高兴，他就在这种气氛中被脱去衣服，剃了头，又穿上衣服，然后被带出门外，五分钟后，杜特洛夫点交了钱，拿了收据，告别了卖主和那个自愿卖身当兵的人，就回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新兵住的那家客店里。伊利亚和他的年轻媳妇正坐在厨房的角落里，老头一进门，他们就停止了谈话，用顺从而怀有敌意的目光盯着他。老头照例先祷告了上帝，解下腰带，然后掏出了一张纸，把大儿子伊格纳特和在院子里待着的伊柳什卡的母亲叫进了屋。

“伊柳哈，你别造孽了，”他走到侄子跟前说，“昨儿晚上你跟我说那样的话……难道我就舍得让你走吗？我记得我兄弟是怎样把你托付给我的。要是我有力量的话，我会把你送去当兵吗？上帝让我交了好运，我并不是舍不得。瞧，这是字据！”他说完就把收据放在桌上，用他那弯曲的、伸不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平了它。

所有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民们、客店里的伙计们，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都从院子里跑了进来。大家都在猜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没有打断老头的庄严的演说。

“瞧，这是字据！我花了四百个卢布。别怨你的伯伯了。”

伊柳哈站了起来，但是一言不发，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嘴唇激动得抖起来；他的老母亲啜泣着走到他的身边，想要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可是老头用一只胳膊慢慢地、命令式地把她推到一边，继续说道：

“你昨天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头又重复道，“你那句话像刀子似的刺痛了我的心。你父亲半死不活的把你托付给我，你就跟我亲生的儿子一样，我要是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那我们一家子都有罪。诸位正教的教友们，我说的话可对？”他转身向站在四周的农民们说。“你亲生的母亲和你年轻的媳妇都在这儿，这是给你们仨的收据。钱算不了什么！看在基督的面上，请你们原谅我！”

于是他撩起厚呢外衣的前襟，慢慢地跪下去给伊柳什卡和他的妻子叩头。这对年轻的夫妇想阻拦他没有拦住，直到他的头触到地面，他才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长凳上。伊柳什卡的母亲和年轻媳妇高兴得失声痛哭起来；人群中发出了一片赞美声。一个人说：“照真理，照上帝的教义，就应该这样。”另一个人说：“钱算什么？拿钱买不到一个小伙子来。”“多高兴啊，”第三个人说，“一句话，他是个正直的人。”只有那些被派定去当兵的农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不声不响地走到院子里去了。

两小时以后，杜特洛夫的两辆大车驶出了城郊。老头和伊格纳特坐在第一辆由灰色母马拉的车上，母马的肚子瘪了进去，脖子上流着汗。在大车的后部，有一串串的锅子和一些甜面包在摇晃着。婆媳俩系着头巾高高兴兴地端坐在第二辆车上（这辆车无人驾驭）。在媳妇围裙下放着一瓶酒。伊柳什卡满脸通红，蜷着身子，背朝着马，坐在马车的前部摇摇晃晃，一面吃面包，一面不停地说话。人语声、车轮走在路上的辚辚声、马打响鼻声——这一切汇合成了一片愉快的声响。马感到正在向回家的路上走去时，便不停地摇着尾巴，一步快似一步地向前奔驰。不论是步行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不由得回过头来瞧瞧这快乐的一家人。

一出城，杜特洛夫一家就赶上了一群新兵。这帮新兵正在一家酒铺门前围成一个圆圈站着。有个新兵因剃光了前额[21]，看上去样子很不自然，他把灰色军帽推到后脑勺上，正在灵巧地弹着三弦琴；另一个新兵，没有戴帽子，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正在圈子中央跳舞。伊格纳特勒住了马，下车去绕紧挽绳。杜特洛夫一家都怀着好奇、赞赏和愉快的心情看着这跳舞的人。这个新兵好像谁也看不见，但他感觉到对他赞叹的人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跳得更欢、更帅了。他敏捷地跳着。他双眉紧锁，红润的脸庞一动不动；嘴上挂着早已失去了表情的微笑。好像他内心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如何能使两只脚更快地倒换着跳，一会儿用脚跟，一会儿用脚尖。有时候他突然站住，对弹三弦琴的人使个眼色，于是弹三弦琴的人就更加敏捷地拨动起所有的琴弦，甚至不时用指节敲打着琴板。这个新兵停住了，虽然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但他好像还在跳舞似的。骤然，他抖动着肩膀，慢慢地动起来，又猛地纵身一跃，在半空中蹲了下来，一声吆喝，跳起了矮步舞。男孩子们在笑，女人们在不断摇头，男人们赞许地微笑。一个年老的军士泰然地站在那个跳舞的人身旁，那副神气似乎在说：“你们真是少见多怪，可是我们却司空见惯了。”弹三弦琴的人大概弹累了，懒洋洋向周围看了一眼，弹错了一个和声，于是猛然用手指敲了一下琴板，跳舞就结束了。

“喂，阿廖哈！”弹三弦琴的人指着杜特洛夫对那个跳舞的人说，“你的教父来了！”

“在哪儿？我的亲爱的朋友！”阿廖哈（就是杜特洛夫买的那个新兵）叫道，他踉踉跄跄拖着两条疲乏的腿，把那瓶伏特加举到头上，向大车跟前走去。

“米什卡！来只杯子！”他叫道，“老伙计！我的亲爱的朋友！真是幸会，真的！……”他把醉醺醺的脑袋伸进大车，嚷道，接着就请爷儿们和娘儿们喝酒。爷儿们喝了，娘儿们不肯喝。“我的亲人们，我拿什么送给你们呢？”阿廖哈搂着老太婆们叫道。

一个卖吃食的女人站在人群中。阿廖哈一看见她，就抢过她的托盘，把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倒进了大车。

“别害怕，我给……给你钱，见鬼去吧！”他带着哭声嚷道，接着就从马裤里掏出一个钱包，把它扔给了米什卡。

他站在那儿，用胳膊肘支在大车上，眼泪汪汪地瞧着坐在车上的人。

“哪位是母亲？”他问道，“你，是不是？我要送点东西给她。”

他沉思了片刻，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条叠好的新手绢和一条在军大衣底下用来束腰的毛巾，又匆匆忙忙从脖子上摘下红围巾，把它们揉成一团，塞到老太婆的膝盖上。

“给，我送给你。”他用越来越低的声音说。

“为了什么呢？谢谢你，亲爱的！瞧，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老太婆向走到她们这辆大车跟前的杜特洛夫老头说。

阿廖哈一声不响，没精打采的，就跟睡着了一样。他的头越垂越低了。

“我是替你们去的，替你们送命去的！”他说，“为了这，我才送给你们礼物。”

“我想，他也有母亲，”人群中有一个人说，“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多可怜！”

阿廖哈抬起头来。

“我有妈，”他说，“我也有亲爸。他们都不要我了。老大娘，你听我说，”他抓住伊柳什卡的母亲的手接着说道，“我送给了你礼物。看在基督的面上，你听我说。请你到沃德诺耶村去一趟，到那儿找一下尼科诺娃大娘，她就是我的亲妈，你懂吧，你就跟这位大娘，跟这位尼科诺娃大娘说，她住在村头第三家，门口有眼新打的井……你就跟她说，阿廖哈，她的儿子……已经……弹琴的！弹起来呀！”他大声叫道。

于是他又跳起舞来，还一面念念有词，把装着剩酒的瓶子摔倒在地上。

伊格纳特爬上大车，想要驱车动身。

“再见，愿上帝保佑你！……”老太婆一边掩上皮大衣的衣襟，一边说。

阿廖哈猛然站住了。

“你们都去见魔鬼吧，”他威胁地握紧拳头，大叫道，“让你的母亲……”

“哦，主啊！”伊柳什卡的母亲画着十字说。

伊格纳特给了母马一鞭，两辆大车又辚辚地前进了。那个新兵阿廖哈站在大路中间，紧握拳头，脸上现出狂怒的表情，用足力气大骂那些农民。

“你们停下来干什么？滚吧！魔鬼们，吃人的野兽们！”他大声嚷道，“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的！魔鬼们！穿树皮鞋的乡巴佬们！……”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不一会儿，杜特洛夫一家人走到了旷野里，他们回过头来张望，已经看不见那群新兵了。大车慢慢地走了将近五俄里，伊格纳特从父亲的大车上下来（这时他父亲已经在车上睡着了），挨着伊柳什卡的大车步行。

他们俩把那瓶从城里买来的酒喝光了。过了不多一会儿，伊利亚唱起歌来，娘儿们也跟着他唱起来。伊格纳特和着歌声的节拍不时愉快地吆喝着马。一辆快活的驿车迎面疾驰而来。当这辆驿车和那两辆愉快的大车擦肩而过时，驿车夫麻利地对马一声吆喝；邮差回过头来瞧了瞧，并向坐在车里东摇西晃、快乐地唱着歌、脸色红红的爷儿们和娘儿们挤了挤眼。

（1863年）

芳信 译

[1]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作者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底去英国时曾参加一次下议院的会议，听到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给海军增加拨款的演讲。

[2]圣母节在俄历十月一日。

[3]即波利库什卡。他的全名是波利凯·伊利奇·霍留什金。

[4]1俄斗约合16.38公斤。

[5]德语：敢于误解和敢于梦想。引自席勒的诗《台克拉》（一个幽灵的声音）。

[6]孩子咬字不清，把“什么”说成“斯么”。

[7]指醉倒在路上。

[8]在旧俄，农民常把自己弄成残废，以逃避兵役。

[9]即敖德萨。

[10]即伊柳什卡。

[11]旧俄时票面值五卢布的钞票。

[12]伊柳哈是伊利亚的小名。

[13]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14]杜尼亚莎的本名和父名。

[15]即圣尼古拉，俄国正教圣徒。

[16]天老儿是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的人，由于体内色素缺乏，全身毛发生来就呈白色或淡黄色，皮肤呈白色或淡红色，眼睛怕见较强的光。

[17]尤利娅·巴斯特拉娜属于“长胡子的女人”这一类的畸形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俄国，作为“自然界的奇迹”公开展览。

[18]指恶魔。

[19]旧俄票面值十卢布的钞票。

[20]一种腰间打褶的上衣。

[21]在旧俄，新兵入伍，必须在脑门上剃去一块头发，以防逃跑。

题解

卢塞恩——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写于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行期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七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是托尔斯泰根据他在瑞士卢塞恩地方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写成的。作者揭露了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也出现了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

阿尔贝特

写成于一八五八年二月，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八年第八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写一个已经堕落为酒鬼的有才华的音乐家和他的艺术的感染力。

三死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第一期《读者文库》杂志。

小说叙述一个贵妇人、一个农民和一株白桦的死。作者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的虚伪和道德上的丑恶，表现老百姓不但在他们辛劳的生活方面，就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方面也高于统治阶级。作品中充分发挥了作者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璞的思想。

家庭幸福

写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第七、八期（四月）《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带有自传性质，描述一个妇人对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丈夫所抱有的浪漫主义热情的破灭，后来这种感情转化为一种由对子女和子女的父亲的爱产生的安详持久的情谊。小说描述了上流社会社交生活对“家庭幸福”的致命性影响。女主人公原来纯洁的感情，在度过几个月上流社会的生活后就完全被玷污了。

哥萨克

写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三年，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三年第一期《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描述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而来到高加索，在高加索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自我牺牲和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个理想以破灭告终。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从自己的阶级“出走”，跟贵族社会脱离关系的问题。

波利库什卡

写于一八六一年三、四月作者在布鲁塞尔旅行期间，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三年第二期《俄国导报》杂志。

小说是六十年代初托尔斯泰以农民为主题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某些主题和形象是从《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继承过来的。作者表现了在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了波利库什卡的自杀。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

列夫·托尔斯泰（1885年）

列夫·托尔斯泰全家照（1892年）

列夫·托尔斯泰把灾民的请求记在本子上（1892年）

列夫·托尔斯泰特有的姿势（1892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夫人（1895年）

霍尔斯托梅尔

（一匹马的故事）

纪念M.A.斯塔霍维奇[1]

第一章

天空越升越高，朝霞弥漫天际，向四下扩散，朝露的一片银辉显得更白了，镰刀似的一钩残月也渐渐变得没有生气，树林中渐渐鸟语声喧，人们开始陆续起床，在老爷家的马圈里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马打响鼻的声音、马蹄踩着干草来回捣腾的声音，以至马麇集在一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架来而发出的愤怒的、尖利的嘶鸣声。

“靠边儿！来得及！都饿坏啦！”一个老牧马人一面打开轧轧作响的大门，一面说。“你上哪儿？”他挥手赶着一匹想要钻出大门去的小牝马，吆喝道。

牧马人内斯特身穿哥萨克上衣，腰系镶嵌着金属饰物的皮带，肩膀上挎着马鞭，腰里拴着用毛巾裹着的面包，双手拿着马鞍和笼头。

这些马一点不怕牧马人，对他的嘲弄口吻也毫不生气，它们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大门，只有一匹暗栗色的鬃毛很长的老牝马贴起一只耳朵，很快地转回身去。这会儿，有一匹站在后面的年轻的小牝马，本来这事跟它毫不相干，却尖声嘶叫起来，用臀部顶了一下靠它最近的马。

“走开！”牧马人大喝一声，声音更响也更严厉了，喊罢，他就向马圈的犄角走去。

在马圈里所有的马（约有一百匹）中，有一匹花斑骟马表现出最有耐性，它孤零零地站在棚舍下的犄角里，眯着眼睛，在舔着棚子的橡木立柱。不知道这匹花斑骟马在其中舔到了什么滋味，但是它在干这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别淘气！”牧马人走到它身边，用同样的口吻对它说道。他边说边把马鞍和磨得发亮的鞍垫放在它身旁的马粪上。

花斑骟马不再舔了，它一动不动地对内斯特望了很长时间。它不笑，也不发怒，也不皱眉，只是用整个肚子吁了口气，深深地长叹了一声，便转过脸去。牧马人搂住它的脖子，给它戴上了笼头。

“你叹什么气呀？”内斯特说。

骟马摆了摆尾巴，仿佛说：“不要紧，没什么，内斯特。”内斯特把鞍垫和马鞍放到它背上，这时，骟马便贴紧两耳，可能是表示自己的不满，但老头却因此而骂它是废物，并开始给它勒紧肚带。这时骟马便鼓起肚子，但是内斯特却把一只手指塞进它的嘴里，用膝盖顶了一下它的肚子，因此它只好把肚子里的气吐了出来。尽管如此，当老头用牙咬着勒紧它的肚带的时候，它又贴紧了耳朵，甚至还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然它知道这没有用，但它仍旧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它对此感到的不快，并且以后还要一直这样表示下去。当它被鞴好马鞍后，它便伸出一条浮肿的右腿，开始咀嚼马嚼子，这想必也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吧，因为它现在总该知道马嚼子是不可能有任何滋味的。

内斯特踩着短短的马镫跨上了骟马，接着便解开马鞭，抽出压在膝盖底下的哥萨克上衣，以赶车人、猎人和牧马人特有的骑马姿势在马鞍上坐好，拉了一下缰绳。骟马抬起头，表示它正待命出发，但仍站在原地不动。它知道，在出发以前，内斯特坐在它的马背上还有好一阵嚷嚷，还有好些话要吩咐另一名牧马人瓦西卡和马群。果然，内斯特开始嚷嚷起来：“瓦西卡！我说，瓦西卡！你把母马放出来了吗？你往哪儿闯，鬼东西！靠边！你难道还没有睡醒吗。把门打开，先放母马头里走。”等等。

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瓦西卡怒气冲冲，睡眼矇眬，他牵着一匹马的缰绳站在门框旁边，放马群出去。马儿开始小心翼翼地踩着干草，嗅着草香，一匹跟一匹地走出去。马群中，有年轻的小牝马、周岁的马驹、还在吃奶的驹子和怀驹的母马，这些母马小心翼翼地挺着大肚子，一匹匹单独地迈出了大门。年轻的小牝马有时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互相把头放在对方的脊背上，蹄声杂沓，争先恐后，拥挤在大门口，为此，每次都要受到牧马人的呵斥。还在吃奶的小驹子，有时候跑到别的母马的大腿旁，响亮地嘶鸣着，来回答母马的短促的呼唤。

一匹年轻淘气的小牝马一挤出大门就低下头，把脑袋歪向一边，掀起臀部，尖嘶了一声；但它毕竟不敢抢到浑身布满栗色斑点的灰色老马茹尔德芭的前面去。茹尔德芭慢条斯理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肚子左右摇摆着，像往常一样老成持重地走在马群的最前面。

才几分钟工夫，刚才还热热闹闹、挤满了马匹的马圈就变得空空的，显得很凄凉。空棚下面的一根根立柱忧郁地矗立着，一眼望去，只剩下一片被践踏得零乱不堪的、满是马粪的干草。花斑骟马对这一片马去棚空的景象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总还是感到不胜凄凉。它慢慢地，好像在鞠躬一样低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来，尽着被束紧的肚带可能容许的限度长叹一声，接着便瘸着酸痛的、弯曲的腿，步履艰难地随着马群走去，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还驮着年老的内斯特。

“我知道，现在他一走上大路准要打火，然后吸他那个拴着小链子、包着铜箍的木管烟袋，”骟马想，“对此，我倒觉得很高兴，因为一大早，踏着露水，我很喜欢闻这股烟味，它使我想起许多愉快的往事。可恼的只是，老头嘴里衔着烟袋总是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侧着身子坐着，而且非侧身坐着不行；可我这边正疼哩。话又说回来，由他去吧，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受苦，在我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我还觉得其中自有一番做马的乐趣。就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去神气活现吧。其实也只有当他一个人，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敢这么放肆，就让他去侧身坐着吧。”骟马一面思忖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迈着弯曲的四腿走在大路中央。

第二章

内斯特把马群赶到应该在那里放牧的河边，便跳下马来，卸下了鞍子。这时马群已经在这片尚未被践踏过的草地上慢慢地四下散开，草地上覆盖着露水和一片雾霭，有一条河环抱着这片牧场，这片雾霭就是从草地上和河上同时升起的。

内斯特给花斑骟马卸下了笼头，并给它的脖子底下挠了挠痒。作为回答，骟马闭上了眼睛以示感谢和快意。“这老家伙，可喜欢哩！”内斯特说。其实骟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挠痒，它只是出于礼貌才装作它对此感到很愉快，并且摇了摇头表示同意。但是内斯特也许认为，过分的亲昵会使花斑骟马误会他的用意，所以他就完全出其不意地、无缘无故和冷不防地把骟马的脑袋从自己身边推开，而且还挥了一下笼头，笼头上的皮带扣把骟马的干瘦的腿打得很疼，然后一句话不说，就向小丘上他通常坐着休息的树桩走去。

这种行为虽然使花斑骟马很伤心，但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摇摆着脱了毛的尾巴，一路嗅着向河边走去，啃着青草聊以解闷。它丝毫不去理会它周围那些在早上撒欢的年轻的小牝马、刚满周岁的马驹和还在吃奶的小驹子在玩什么花样，它知道，先空腹好好儿喝点水，然后再吃草，在它这个岁数这是最合乎健康之道的。于是它便挑选了一处坡度较缓也较开阔的河岸，弄湿了蹄子和蹄上的距毛，把嘴伸进水里，透过那被撕裂了的两片嘴唇吮吸着水，并翕张着饮满水的两胁，惬意得摇晃着它那稀稀拉拉的、尾根秃了的花斑尾巴。

那匹褐色小牝马是一个爱寻衅闹事的家伙，它总爱戏弄老马，做出种种使它不愉快的事。这会儿，它踩着水走到老马跟前，仿佛有什么事似的，其实只是为了存心把老马面前的水搅浑。但是花斑骟马已经喝足了水，它仿佛没有发觉褐色小牝马的计谋似的，从容不迫地把自己陷进泥里去的脚一只一只地拔了出来，然后甩了一下脑袋，躲开这个小姑娘，走到一边吃起草来。它用各种姿势伸开四腿，决不多践踏一棵草，它几乎腰也不伸地吃了整整三小时。它吃饱喝足，肚子都挂了下来，就像在骨瘦如柴的肋骨上挂了一只大口袋似的。它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压在四条病腿上，以期尽可能减少疼痛，特别是那条右前腿比其他三条腿都弱，接着它便睡着了。

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老年令人生厌，有的老年分外悲惨。也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和令人生厌兼而有之。花斑骟马的老年就属于这一类。

这匹骟马身躯高大——不低于两俄尺三俄寸[2]。它的毛色原先带乌黑的花斑。那是它过去的模样，可如今乌黑的斑点已变成了肮脏的棕褐色。它的花斑由三块黑斑组成：一块在头部，直到脖子中央，鼻旁还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白斑。粘满牛蒡草的长长的鬃毛，有的地方是白色，有的地方是浅褐色。另一块黑斑沿着右胁直到腹部正中；第三块黑斑在臀部，兼及尾巴的上部直到两条大腿的一半。尾巴的其余部分则花白相间。它那瘦骨嶙峋的大脑袋沉重地低垂在它那瘦得脊椎骨突出、像木头一般的脖子上，它的眼睛上方有两个深窝，嘴上还挂着一片过去被撕裂了的黑嘴唇。从耷拉下来的那片嘴唇看进去，可以看到过去被咬伤、已经歪向一边的发黑的舌头和被磨损的下齿的黄色残根。两只耳朵（其中一只被剪开了）低垂在两边，只间或懒洋洋地翕动一下以驱赶纠缠不去的苍蝇。一绺还是长长的额鬃耷拉在一只耳朵后面，宽大的额头凹了下去，而且粗糙不平，在宽大的颧骨上有两块皮像口袋似的悬挂着。脖子上和脑袋上的青筋纠结在一起，苍蝇一飞上去，青筋就战栗、跳动。它脸上的神色是忍气吞声的、深思的和痛苦的。它的两条前腿在膝盖处成了弓形，两只前蹄上都长了瘤，而在那条一半有黑斑的大腿上，靠近膝盖处，还长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两条后腿倒还比较有劲；但是大腿上的毛已被磨光，而且看来这些地方已经很久不长毛了。它的四腿很长，与它那瘦弱的身躯很不相称。它的肋骨虽然向外突出，但是它们十分阔大，而且绷得很紧，以致身上的那张皮仿佛干巴巴地紧贴在肋骨之间的凹陷处。它的耆甲和脊背伤痕累累，布满了从前惨遭毒打的疤痕，而且后部还有一处新的伤口在溃烂化脓；尾巴的黑色的根部翘起着，露出了尾椎骨，长长的尾巴几乎是秃的。在棕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巴处，有一块巴掌大的长了白毛的伤疤，仿佛是被咬伤的，在前部肩胛骨上还可以看到另一处刀伤。它的后膝盖和尾巴很脏，这是因为经常闹胃病的缘故。它全身的毛虽然很短，却根根直立。尽管这匹马的老年令人生厌，但是你若望它一眼，就会不由得陷入深思，至于行家，他马上就会说，想当年，它一定是一匹出色的好马。

行家甚至会说，俄国马只有一个品种能有这样宽大的骨骼，这样粗壮的股骨，这样的马蹄，这样细的腿骨，这样优美的脖子，尤其是这样的头骨和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头部和颈旁的这种纯种筋脉的隆块，这样细密的毛皮和鬃毛。在这匹马的形体上，在这种可怕的结合中——因为毛色驳杂而更显衰老的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和意识到过去的美和力量而现出自信和安详的姿态与神情，——确有某种悲壮的东西。

它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孤独地站在沾满露水的牧场中间，而从离它不远的地方传来四下散开的马群的蹄声、响鼻声、马驹的嘶鸣声和尖叫声。

第三章

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林上空，灿烂地照耀着草地和蜿蜒曲折的河流。露水渐干，逐渐凝成一滴滴水珠。在某些地方，在低洼处，在树林的上空，最后的一点晨雾正像轻烟般渐渐飘散。一缕缕云彩在舒卷变幻，但是还没有起风。河对岸，一大片绿油油的正在抽穗的黑麦像一根根鬃毛似的竖立着，散发着一片新绿和花的芳香。布谷鸟在树林里嗄哑地咕咕叫着，内斯特仰天躺着，计算着他还有多少年好活。百灵鸟在黑麦地和草地上振翅飞翔。一只迟归的野兔落到了马群中，它跳到开阔的地方，蹲在灌木旁边，侧耳倾听。瓦西卡把头埋在草丛里打盹，那些马驹绕过他，在下面一片低洼的牧场上散得更开了。那些老马不住地打着响鼻，踏着露水，踩出一条条亮晶晶的足迹，一直在挑选那些谁也不会来打扰它们的地方，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在吃草，只是在品尝着那些鲜美的嫩草。整个马群不知不觉地向一个方向移动。又是那匹老母马茹尔德芭老成持重地走在其他马的前面，以此表示还可以往前走。头一回下驹的年轻的黑马“小苍蝇”不停地叫唤着，翘起尾巴，对自己那匹淡紫色的小马驹打着响鼻，那小驹子在它周围蹒跚地走着，膝盖还在不停地哆嗦。暗栗色的、还没有配过种的“燕子”，毛色宛如缎子般光洁闪亮，它低下头去，黑丝线似的额鬃就遮住了它的脑门和眼睛。它在吃草玩，把草咬断又扔掉，还不住地用被露水打湿的长着毛茸茸的距毛的蹄子踢打着地面。有一匹较大的驹子大概正在设想它是在玩什么游戏，翘起了宛如头盔上的羽毛似的短而鬈曲的小尾巴，已经绕着自己的妈妈转了二十六圈。那匹母马在十分从容地吃着草，对于儿子的这种性格已经习以为常，只间或乜斜着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瞟它一眼。有一匹最小的驹子，黑毛，大头，额鬃怪模怪样地竖立在两耳中间，小尾巴还像它蜷伏在母腹里那样向一边蜷曲着。它竖起耳朵，瞪着两只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着那匹忽前忽后跑来跑去的小马驹，不知在羡慕它呢，还是在谴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小驹子用鼻子顶着母亲的乳房在吃奶，有些则不知道为什么故意不听母亲的叫唤，用蹒跚的小跑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又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下来，刺耳地尖声嘶鸣着；有些小驹子并排侧卧在草地上，有些在学吃草，有些则伸出后脚在耳朵后面搔痒。还有两匹怀驹的牝马在独自走着，一面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面在继续吃草。看得出来，它们的怀驹是受到别的马匹的尊重的，因此那些年幼的马驹谁也不敢走到它们跟前去捣乱。如果有哪一个淘气包胆敢挨近它们，它们只要动一动耳朵，摆一摆尾巴，就足以向它们表示，它们的行为是非常不成体统的。

刚满周岁的小牡马和刚满周岁的小牝马自以为大了，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很少蹦蹦跳跳，很少和快乐的伙伴们聚会在一起。它们弯着那被剪去鬃毛的、天鹅般的细长脖子，庄重地吃着草，摇摆着它们那扫帚似的秃尾巴，仿佛表示它们也有尾巴似的。有些则像大马那样躺着、打滚和互相挠痒。最快乐的一群是那些两三岁的马驹和那些还没有交配过的牝马。它们几乎总是走在一起，不与别的马为伍，宛如一群结伴同行的快乐的姑娘。从它们中间时时传来马蹄声、欢叫声，嘶鸣声和尥蹶子的声音。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把头搁在对方的背上，互相嗅着，跳跃着，有时还打起一声响鼻，高高地翘起尾巴，一溜小跑，骄傲地、卖弄风情地在自己的女伴面前跑过。在所有这些年轻的马中间，淘气的褐色小牝马是个头号美人和最爱领头闹事的。它想出什么鬼点子，别的马就跟着学样；它上哪儿，成群结队的美人也跟着它上哪儿。今天早晨，这个淘气包特别顽皮，兴致也特别好。它的心情十分快乐，就像人们的心情也常常会变得十分快乐一样。还在饮水的时候，它就把那匹老马作弄了一番，它踏着河水一路跑去，接着又假装看见了什么东西受了惊，打起一声响鼻，撒开腿向旷野里跑去，为此，瓦西卡只好骑上马去追它和那些尾随着它的其余的马。后来，吃了一会儿草以后，它又开始打滚，然后又跑到那些老牝马的前头，并以此逗弄它们，接着它又把一匹小驹子赶开，跟在它后面追它，仿佛要咬它似的。母马害怕了，便停止吃草，那匹小驹子用可怜的声音喊叫着，但是这个淘气包甚至碰都没有碰它，它不过是吓唬吓唬它，向它的女伴们表演一番，而那些女伴们则赞许地望着它的恶作剧。后来它看见在河对岸很远的黑麦地里有个农民正赶着一匹有杂毛的灰色马在犁田，它便想去勾引它。它止住了脚步，骄傲地昂起了头，头部微侧，接着抖动了一下身子，使用一种甜润、温柔和拖长的声音嘶鸣起来。在这声长嘶中既有顽皮，又有感情，又带有若干哀怨。在这声嘶鸣中流露出祈求、对于爱情的许诺和忧伤。

瞧那儿，有一只长脚秧鸡在稠密的芦苇丛中跑来跑去，在热情地呼唤着自己的女友，瞧那儿，布谷鸟和鹌鹑在歌唱爱情，花儿凭借风力在互相传送着芬芳馥郁的花粉。

“我既年轻又漂亮，而且身强力壮，”淘气包的嘶鸣声说道，“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尝到过这种感情的甜蜜，不仅没有尝到过，而且连一个情人，连一个情郎也没有看见过我。”

这声情意深长的嘶鸣，引起了低地和田野的忧伤而又充满青春烦恼的回响，由近及远，传到了有杂毛的灰马的耳朵里。它竖起耳朵，站住了。那农民用树皮鞋踢了它一下，但是灰马却被远处的这声银铃般的嘶鸣弄得神魂颠倒，也引吭长嘶起来。农民发火了，拽了下缰绳，用树皮鞋猛踢了一下它的肚子，以致它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它的嘶鸣，又继续前进了。但是灰马感到又甜蜜又伤心，因此从远处的黑麦地里还长时间地不断向马群传来刚开始的热情的嘶鸣和农民的怒气冲冲的吆喝。

如果说，这匹灰马只听到一声这样的嘶鸣就如醉如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那它如果亲眼见到淘气包这个大美人儿，看见它怎样竖起耳朵，张开鼻孔吸入空气，向前飞奔，抖动着自己那年轻美丽的身躯呼唤着它，它不知又该怎样神魂颠倒呢！

但是这匹淘气的小牝马并没有对自己的心事思忖多久。当灰马的声音一停，它又嘲弄地嘶鸣了一阵，然后便低下头去，开始用脚刨坑，然后又走上前去把花斑骟马弄醒，作弄它。花斑骟马一向是这些幸福青年的受气包和供它们耍笑逗乐的对象。它从这些年轻的马那儿吃到的苦头，远比从人那儿吃到的苦头多。对前者与后者它都没有做过坏事。人们曾经需要过它，可是这些年轻的马儿干什么要来折磨它呢？

第四章

它老了，它们还年轻；它瘦弱，它们却膘肥体壮；它闷闷不乐，它们却兴高采烈。由此可见，它完全是一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不相干的马，完全是另一类生物，因此不必去怜悯它。马只怜悯它们自己，间或也怜悯一些从它们身上很容易想像到自己处境的马。但是花斑骟马又老又瘦又丑，难道这是它的过错吗？……似乎并不是。但是，按照马的观点看来，它是有过错的，只有那些身强力壮、既年轻又幸福的马，那些前程远大的马，那些稍一动弹每块肌肉就在颤动、尾巴像根橛子似的翘得老高的马，才是永远正确的。也许，花斑骟马自己也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它也同意它是有过错的，因为它已经度过了它的一生，那它就得为这一生付出代价。但是它毕竟是匹马，因此当它眼睁睁地瞧着这帮年轻的马就因为它年老多病而欺侮它（其实它们在生命终了的时候也难免要年老多病的），它就禁不住感到委屈、忧伤和愤懑。那些马的残忍冷酷的原因，也是出于一种贵族感情。它们之中每一匹马的家谱，就其父系或者母系都可以追溯到那匹大名鼎鼎的斯梅坦卡，可是花斑骟马却家世不明；花斑骟马是个野种，是三年前花了八十卢布纸币从市集上买来的。

褐色小牝马仿佛信步走去，无意中走到了花斑骟马的鼻子跟前，撞了它一下。花斑骟马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贴紧耳朵，龇了龇牙。小牝马转过屁股，装作要踢它的样子。它睁开了眼睛，躲到一边去。它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它又开始吃草。又是这个淘气包被一群女友簇拥着，走到了骟马跟前。有一匹两岁的白额小牝马，它是一匹很蠢的马，它随时随地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在模仿褐色小牝马，这时它也跟它一起走了过来，就像模仿者一向所做的那样，领头的那匹马做什么，它也跟着学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褐色小牝马通常装作有事，贴近骟马的鼻子走过，甚至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以致花斑骟马简直不知道它是不是该生气，这确实很可笑。现在那匹褐色小牝马又如法炮制，但是跟在它后面的白额小牝马这时却撒起欢来，干脆用胸部撞了骟马一下。骟马又龇牙咧嘴尖叫了一声，竟然以人们意想不到它会有的灵巧劲儿向它猛扑过去，并且在它的大腿上咬了一口。白额小牝马尥起蹶子，重重地踢了一下老马的瘦骨嶙峋的肋骨，老马疼得直喘粗气，它本想再扑过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长叹一声，退到一边去了。马群中所有年轻的马想必都把花斑骟马对待白额小牝马的放肆举动看作是对它们个人的侮辱，因此在当天的全部剩余时间里坚决不让它再吃草，一分钟也不让它安宁，以致牧马人有好几次出面制止它们，他不明白它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骟马十分生气，当内斯特准备把马群赶回家的时候，它居然自动走到老头身边。当老头给它鞴好鞍，骑到它身上以后，它倒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安静些了。

当这匹年老的骟马驮着内斯特老头回家的时候，天知道它一路上想什么。它在伤心地想那些纠缠不休的残酷的年轻的马呢，还是怀着老马们所特有的轻蔑而又沉默的倨傲宽恕了那些欺侮过它的马呢？反正一直到家它都没有用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想法。

这天晚上，有几位干亲家来找内斯特。当他把马群赶过仆人们住的下房时，他看见有一辆套着马的大车拴在他家的台阶旁。他把马群赶进去以后，忙得连鞍子也顾不上卸下就把骟马赶进了马圈，接着他就喊瓦西卡，叫他把骟马的鞍子卸掉。说罢他便锁上大门，去找干亲家了。不知是因为这匹从马市上买来、生身父母不明的“满身痂疮的窝囊废”侮辱了白额小牝马，斯梅坦卡的曾孙女，因而也侮辱了全马圈的贵族感情呢，还是因为骟马驮着高高的鞍子而又无人骑坐的这副模样叫那些马看来实在古怪和荒唐，反正这天夜里马圈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所有的马，无论老少，都龇牙咧嘴地对骟马紧追不舍，把它赶得满马圈乱跑，马蹄踢着它的骨瘦如柴的两肋的声音和痛苦的哼唧声不绝于耳。骟马再也受不了这个了，它再也逃不开大家对它的踢打了。它在马圈中央停住脚步，脸上流露出衰弱无力的老年的令人讨厌的愠怒，接着便是悲观绝望；它贴紧耳朵，蓦然做了一个动作，致使所有的马立刻鸦雀无声。最老的牝马维亚佐普丽哈走上前去嗅了嗅骟马，长叹了一声。骟马也喟然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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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月光轻泻，在马圈中央站着那匹又高又瘦的骟马，它驮着高高的马鞍，鞍鞒的顶端耸起着。其他的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它的周围，屏息静听，仿佛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不平常的事似的。确实，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

下面的故事就是它们从它那儿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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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夜

“是的，我是柳别兹内[3]一世和芭芭[4]的儿子。照家谱上说，我的名字叫穆日克[5]一世。我穆日克一世，外号霍尔斯托梅尔[6]，人们所以这样叫我，乃是因为我步子宽大、健步如飞，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匹这样的马来。就出身来说，世界上没有一匹马比我的血统更高贵了。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何必呢？你们也永远不会认出我来。就像维亚佐普丽哈没有认出我来一样，她曾在赫列诺沃伊跟我待在一起，她也是直到现在才认出我来。要不是这位维亚佐普丽哈出来证明，也许你们现在也不会相信我。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我不需要马的怜悯。但是你们硬要我说。是的，我就是马迷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霍尔斯托梅尔，伯爵本人也知道，但因为我比他的爱马‘天鹅’跑得快，他就把我从养马场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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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花马，我想我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我记得，人们第一次评论我的毛色，使我和我的母亲都大为吃惊。我大概是在夜里出生的，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母亲舔干净，能够站着了。我记得我老想要什么，我老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但同时又非常简单。我们的单马房全在一个温暖的长过道里，装着栅栏门，因此隔着栅栏什么都一目了然。母亲把奶头凑过来喂我，可是我还是如此天真，一会儿用鼻子顶她的前腿，一会儿又钻到牲口槽下面去。蓦地，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栅栏门，便把一条腿从我的背上跨过去，退到一旁。值日的马夫隔着栅栏门到单马房里来看我们了。

“‘你瞧，芭芭下驹啦。’他说罢便拔开门闩，踏着新铺的干草走了进来，用双手搂住我。‘你瞧呀，塔拉斯，’他叫道，‘满身花斑，活像只喜鹊。’

“我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可是一个趔趄，跪倒在地上。

“‘瞧这小鬼。’他说。

“母亲担心起来，可是并没有过来保护我，只是长叹了一声，稍稍地退到一旁。马夫们都来看我了。一名马夫跑去报告马夫头。大家瞧着我身上的花斑都笑了，给我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不仅是我，就是我母亲也不明白这些字眼的意思。直到如今，在我们家属和我们的所有亲戚里都没有一匹是花马。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不好。我的体格和力气就在当时也是有口皆碑的。

“‘你瞧，多灵活，’马夫说，‘抓都抓不住它。’

“过了不大一会儿，马夫头来了，他看了我的颜色感到很诧异，甚至现出伤心的样子。

“‘这丑八怪到底像谁呢，’他说，‘现在，将军准不会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唉呀，芭芭，你真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对我母亲说，‘你哪怕给下匹白额呢，可你却偏下了匹花斑！’

“我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跟在平素相同的情况下一样，又叹了口气。

“‘它长得像个什么鬼啊，简直像个庄稼汉，’他继续说道，‘决不能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太丢人了，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非但他这么说，大家看着我也都这么说。过了几天，将军也亲自来看我了，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对我的毛色大惊小怪，把我和我母亲都骂了一顿。‘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无论谁看见我都这么说。

“直到开春，我们都分别住在专为母马预备的单马房里，每匹驹子都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马圈顶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的时候才间或把我们和母亲一起放出来，放我们到铺着新鲜干草的宽敞的院子里。在这里，我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所有亲属：近亲和远亲。这时我才从各个门里看到，当时所有的名马都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走了出来。这儿有年老的戈兰卡、斯梅坦卡的女儿‘小苍蝇’、克拉斯努哈、骑马多布罗霍季哈。所有当时的名马统统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聚集到这里，在太阳下漫步，在新鲜的干草上打滚，彼此嗅着，就像那些普通马一样。挤满当代美人的那个马圈的盛况，我至今都忘不了。你们一定觉得奇怪，而且也很难相信我也曾经年轻过，活泼过，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的这位维亚佐普丽哈也在那儿，当时她还是匹刚满周岁的马驹——一匹可爱、快乐、活泼的小马。但是，请她不要见怪，我要说，尽管现在她在你们中间被认为血统高贵，当时她不过是那一代马驹里的一匹较次的马罢了。如其不信，她自己会向你们承认这一点的。

“我的满身花斑虽然很不为人们所喜欢，但却招来了所有的马的特别喜爱；大家都围住我，欣赏我，和我玩。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对我的花斑的评论了，觉得自己十分快活。但是很快我就尝到了我一生中的头一次痛苦，而造成这次痛苦的原因就是我的母亲。那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麻雀在马棚下面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户外的春意也更浓了，可我母亲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也起了变化。她的脾气全变了，一会儿它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院子里奔跑嬉闹，这跟她那可敬的年纪是很不相称的；一会儿又陷入沉思，开始嘶鸣；一会儿对自己的牝马姐妹又咬又踢；一会儿跑过来嗅我，不满地打着响鼻；一会儿又跑到太阳底下，把脑袋放到她的表妹库普奇哈的肩膀上，长久地、沉思地给她挠着背，而且把我从她的奶头旁推开。有一次，马夫头来了，吩咐给她戴上笼头，把她带出了单马房。她一声长嘶，我也向她回叫了一下，向她扑去，但是她竟不曾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马夫塔拉斯一把搂住我，这时母亲已被牵出去了，门也随手关上了。我一纵身冲了过去，把马夫都摔倒在干草上，——但是门已经关上了，我只听见母亲的越来越远的嘶鸣声。可是在这片嘶鸣声中我已经听不到呼唤，我听到的乃是另一种感情的流露。同它的声音相应和的是远处一声雄壮的嘶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多布雷一世的声音，他正由两名马夫左右护卫着走去同我的母亲相会。我不记得马夫塔拉斯是怎么走出我的单马房的，因为我太伤心了。我感到我永远失去了母亲的爱。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这时我想起了人们对我的毛色的评论，我一时怒起，便把我的脑袋和膝盖拚命往马房的墙上撞——一直撞到我大汗淋漓，精疲力尽方才罢休。

“过了不大一会儿，母亲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听见她怎样一路小跑，迈着异样的步伐穿过过道，来到我们的单马房前。马夫给她开了门，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变得既年轻又漂亮。她嗅遍了我的全身，打了一声响鼻便开始低声叫唤起来。我根据她的整个表情看出来，她并不爱我。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多布雷多么美，她又多么爱他。这样的会面又继续了多次，而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了。

“不久我们就被放出去吃草。我从此便尝到了一种新的快乐，这种快乐代替了我那失去的母爱。我有了女友和伙伴，我们在一起学吃草，学大马一样嘶鸣，还学着翘起尾巴围着自己的母亲跑。这是一段幸福的时期。无论我干什么，大家都原谅我，大家都爱我、欣赏我，不管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大家也都对我宽宏大量。但是这个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我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骟马长叹了一声，离开了那些马，走到一边去了。

天色早已大亮。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内斯特走了进来。群马都散开了。牧马人整了整骟马背上的马鞍，把马群赶了出去。

第六章

第二夜

当马群刚一赶回来，它们又重新聚集在花马的周围。

“在八月份，人们就把我和母亲分开了，”花马继续说道，“对此，我倒并不觉得特别伤心。我看到我的母亲已经怀着我的弟弟，就是后来那著名的乌桑，我也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并不嫉妒，但是我感到我对她渐渐地冷淡了。此外，我也知道，离开母亲以后，我就得住进马驹的公共马厩，两匹或者三匹住在一起，每天成群结队地到户外去。我和米雷同住一间单马房。米雷是一匹骑马，后来他成了皇帝的坐骑，他曾被画在画里，还被塑了像。但在当时他还是一匹普通的马驹，毛色光洁细腻，脖子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四条腿宛如琴弦一样匀称而纤美。他永远十分快乐，他心肠好，和气，永远乐意同大家在一起玩，互相舔，同马或者人开个玩笑。我和他住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要好起来，而且在我们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快活而轻佻。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他跟牝马们打情骂俏，取笑我的天真和不解风情。也是我活该倒霉，我出于自尊心便学起他的样来，很快就一头扎进了情网。而我的这种早恋就成了我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的祸根。总之，我就这样堕入了情网。

“维亚佐普丽哈比我大一岁，我跟她特别要好；但是快到秋末的时候，我发现她开始看见我就害羞……但是，我不想来叙述我的初恋的全部不幸史，她自己一定记得我的那种狂热的迷恋，结果这场热恋却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重要的转捩点。牧马人都冲上前来赶她，并且打我。晚上，他们便把我赶进一间特别的马房。我叫了一整夜，好像预感到明天将要发生的变故。

“第二天早晨，将军、马夫头、马夫和牧马人都走进了我那马房的过道，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叫喊。将军大声叱骂马夫头，马夫头辩护说，他并没有吩咐把我放出去，是马夫们自作主张这样做的。将军说，他要把大伙都狠狠地揍一顿，但是决不能留下孽种。马夫头保证一切照办。他们安静了下来，后来就走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来对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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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我便永远不再嘶鸣了，我终于成了我现在这副模样[7]。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任何东西我都觉得不可爱，我陷入深思，开始思索。起初，我觉得一切都可憎可厌。我甚至不吃，不喝，不出去，至于玩，我压根儿就不去想它。有时候我也想尥一下蹶子，跑一跑，叫一叫；但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何必呢？这又干吗呢？于是就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被牵出去遛弯儿，这时马群正好从旷野里被赶回来。我老远就看见尘土飞扬和我们所有那些母马们的模糊而熟悉的身影。我听见快乐的叫唤声和马蹄声。尽管马夫牵着我的笼头上的绳子，勒得我的后脑勺疼，我还是站住了，开始眺望渐渐走近的马群，仿佛在眺望那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似的。她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能够分辨出每一匹马——都是我所熟悉的漂亮雄健、膘肥体壮的身躯。她们中也有一些回过头来看我。马夫使劲拽着我的笼头，我也已经不觉得疼了。我忘乎所以和不由自主地按照老习惯引吭长嘶起来，并且撒开蹄子小跑；但是我的嘶鸣声听起来凄楚、可笑，而且荒唐。马群中虽然没有马发笑，但是我发现，许多马都出于礼貌扭过头去，不愿看我。她们大概觉得既恶心，又可怜，又丢人，尤其觉得我太可笑了。她们觉得可笑的是我那细长的难看的脖子、大脑瓜（在这段时间里我瘦了）和我那又长又笨拙的四条腿，以及我照老习惯绕着马夫打圈的那种蠢笨的一溜小跑的步法。谁也没有回答我的嘶鸣，大家都对我掉头不顾。我蓦地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我跟她们大家的差距有多么大，而且还会永远这样，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跟着马夫回到家的。

“我本来就有爱好严肃和深思的习惯，如今在我身上又发生了激变。我身上那惹起人们如此奇怪的轻蔑的花斑，我那奇怪的出乎意外的不幸，以及我在养马场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这是我感觉到了的，但是我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迫使我陷入深思。我思索着人们的偏颇：他们指责我，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我思索着母爱和一般女性的爱的反复无常，以及这种爱居然会随着生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主要的是，我思索着我们与之关系密切、我们称之为人的那一种奇怪的动物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在养马场的地位的特殊性，对此，我是感觉到了的，但是我无法理解。这种特殊性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人的特性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我是经过下面这件事情之后才明白过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过节的时候。人们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喂料，也没有给我饮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马夫喝醉了。就在这一天，马夫头前来看我。他一看没有饲料，就用最难听的话把不在这儿的马夫臭骂了一顿，骂完就走了。第二天，马夫带着另一名伙计到我们的马房里来给我们喂草料，我发现他脸色特别苍白，而且十分伤心，特别是他那长长的脊背表现出某种非同小可和惹人怜悯的状态。他怒气冲冲地把干草扔进了栅栏门。我本想把头伸过他的肩膀去，但是他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我的鼻梁，我只得把头缩了回去。他还用皮靴踢了一下我的肚子。

“‘要不是这匹癞皮马[8]，’他说，‘啥事也没有。’

“‘怎么回事？’另一名马夫问道。

“‘要是伯爵的马，他兴许就不会来看了，可他自己的马驹呀，他每天非来看两回不可。’

“‘难道把花马给他了？’另一名马夫问。

“‘是卖给他的还是送给他的，狗才知道他们。伯爵的马哪怕统统饿死也不要紧，可你怎么敢不给他的马驹喂料呢。他说，躺下，就动手打开了。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疼牲口超过了疼人。这家伙分明丧尽了天良，他自己还边打边数，这野蛮人，将军打人也没这么打过，他把我的整个脊背都打烂了，分明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

“他们所讲的鞭打和基督徒的良心，我是十分明白的，可是什么‘他自己的呀，他的马驹呀’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还完全不懂，从这些话里我只看到，人们在推测我与马夫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清。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已经把我和其他马分开饲养了，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被称为是某人的所有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我这样一匹活生生的马说什么：‘我的马’，我觉得这话是如此奇怪，就像说什么‘我的土地，我的空气，我的水’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话却对我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不断思索着这一问题，直到我与人发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很久，我才终于明白了人们赋予这些奇怪的字眼以何种意义。这些字的意义是：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不是事业，而是字眼。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有可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津津乐道于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对象。属于这一类的就有在他们之中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字眼，说到底，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他们用这些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东西、生物和对象，甚至也用它们来谈论土地，谈论人和马。对于同一件东西，他们规定，只许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如果有谁能把数量最大的东西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种游戏说成是我的，那这个人就被认为是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过去曾有很长时间极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但结果却发现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例如，那些把我称为他们的马的人中，有许多人并不驾驭我，而真正驾驭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喂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待我好的也不是那些把我叫做他们的马的人，而是马车夫们、马医们，总之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后来，我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范围，我才弄清，不仅对于我们马来说，我的这一概念毫无道理可言，它不过是人称之为所有感和所有权的那种人类的低级的、兽性的本能罢了。一个人说：‘我的房子’，可是他从来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他关心的只是房屋的建造和维护。一个商人说：‘我的铺子’，比如说，‘我的呢绒铺子’，可是他没有一件衣服是用他铺子里出售的上好呢料做成的。有些人把土地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块土地，也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走过。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他们对待这些人的关系无非是净对他们作恶罢了。有些人把女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女人或者妻子，可是这些女人却和别的男人同居。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不是做一些他们认为是好事的事，而是一味追求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叫做自己的。我现在深信，这就是人和我们的本质区别。因此，且不说我们超过人类的其他的优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敢大胆地说，在生物排列的阶梯上，我们站得比人类高：人的活动——至少是我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些人的活动，遵循的是字眼，可是我们的活动遵循的却是事业。因此能够把我说成是我的马的这一权利，便由马夫头得到了，并因此而揍了马夫一顿。这一发现使我大为吃惊，连同我的毛色斑驳在人们中间所引起的种种想法和评论，以及由于我母亲的变心而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思，都促使我变成了一匹像我现在这样严肃和爱好深思的骟马。

“我有三大不幸：我是一匹花马，我是一匹骟马，人们还认为，我不属于上帝和我自己（就像一切活物都具有的特性那样），而是属于那个马夫头。

“他们对于我的这种设想引起了许多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把我单独饲养，喂得也好一些，更经常地用练马索让我跑圆道，而且较早地让我上套拉车。我两岁多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第一次上套拉车了。我记得，头一回，那个自以为我是属于他的马夫头，亲自带着一帮马夫来给我套车，他满以为我会暴跳如雷或者反抗。他们把我的嘴唇使劲扳开。他们把绳子套在我身上，让我驾上了辕。他们还在我背上套上一副很宽的十字形皮带，又把皮带拴在车辕上，以防我尥蹶子。可是我所盼望的只是乘此机会来表现一下我是愿意劳动和爱好劳动的。

“我走起路来活像一匹有经验的马，他们对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开始调教我，于是我便开始练习小跑。我每天都有很大长进，三个月以后连将军本人和许多别的人也纷纷夸奖我跑得好。但是事情也怪，正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马夫头的，所以连我的跑对于他们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人们让我的马驹兄弟们练跑，测试他们的耐力，出来观看他们，让他们驾上镀金的马车，给他们披上贵重的马披。我则拉着马夫头的普通马车到切斯缅卡和其他村子里去替他办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而最主要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的马，而是马夫头的财产。

“明天，如果咱们还活着，我将告诉你们，马夫头自以为他拥有的这一所有权，对于我产生了怎样的主要后果。”

这一整天，马群对霍尔斯托梅尔都毕恭毕敬。但是内斯特的态度仍旧很粗暴。庄稼汉的那匹灰马已经走到马群附近嘶鸣起来，于是褐色小牝马又开始搔首弄姿。

第七章

第三夜

新月初露，窄窄的镰刀似的月牙儿照着站在马圈中央的霍尔斯托梅尔的身影。其他的马都聚集在它身旁。

“由于我不是伯爵的，也不是上帝的，而是马夫头的，这对我便产生了一个主要的令人诧异的后果，”花马继续说道，“健步如飞本来是我们的主要优点，可是它却成了我被逐的原因。正当人们在跑圈调教‘天鹅’的时候，马夫头驾着我从切斯缅卡回来，在圈子旁站住了。‘天鹅’跑过我们身边。他跑得很好，但他毕竟有点卖弄，不像我那样训练有素，一只脚一接触地面，另一只脚随即离地而起，不随便浪费一点精力，而是全力以赴地勇往直前。‘天鹅’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圈子，马夫头并没有阻拦我。‘怎么样，来试试我的这匹花马好吗？’他嚷道，当‘天鹅’再次和我并排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因为‘天鹅’已经加快了速度，跑顺了腿，所以第一场我落后了，但是在跑第二场的时候，我追了上去，开始接近轻便马车，开始并驾齐驱，开始超过，而且终于超了过去。又试了第二次——情况依旧。我跑得更快。这使大家吃了一惊，决定趁早把我卖出去，而且卖得越远越好，不得走漏一点消息。‘要不然让伯爵知道了，那就糟了！’他们都这么说。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马贩子当辕马。我在马贩子那儿并没有待很久。我又被一个来补充军马的骠骑兵买了去。这一切是如此不公平，如此残酷，因此当我被人家从赫列诺沃伊牵走，永远离开那使我感到可亲可爱的一切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高兴。我待在他们中间实在太痛苦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爱情、荣誉、自由，摆在我面前的则是劳动、屈辱，屈辱、劳动，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因此我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的马。”

这天晚上，霍尔斯托梅尔没有能够再讲下去。马圈里发生了一件使所有的马都感到惊慌失措的事。怀驹过了预产期的牝马库普奇哈起初也在听故事，这时却突然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到马棚底下，开始在那里大声哼哼，使所有的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身上。接着它就躺了下去，然后又站起身来，接着又躺下。一些老母马都懂得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些年轻的马却慌了神，它们撇下骟马，围住了那匹病马。快天亮的时候，她下了一匹四腿哆嗦的小驹。内斯特叫来了马夫头，于是他们便把那匹牝马和驹子带进了单马房，而把除了它以外的马赶去放青。

第八章

第四夜

晚上，等大门关了，一切都静下来以后，花马又继续说下去：

“在我被人辗转倒卖的时候，我对人和马作了许多观察。我在两个主人那里待得最久：先是在一位公爵——骠骑兵军官那儿，后来是在一位住在显灵的尼古拉教堂附近的老太婆那儿。

“我在骠骑兵军官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虽然他是导致我毁灭的罪魁祸首，虽然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是正因为这一点我当时爱他，现在还爱他。我喜欢他漂亮、幸福、有钱，正是因此他谁都不爱。你们是懂得咱们这种崇高的马的感情的。他的冷酷，他的残忍，我对于他的从属地位，使我对他的爱更增添了一层特殊的力量。在我们那些美好的岁月里，我常常想，你就打死我，把我赶到筋疲力尽吧，我将因此而感到幸福。

“马夫头以八百卢布的代价把我卖给了马贩子，骠骑兵又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他所以买我，就因为谁也没有一匹花马。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有一个情妇。因为我每天拉他到她那儿去，或者拉她到他这儿来，有时候则拉他们俩，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他的情妇是个美人儿，他也是个美男子，而且他的车夫也是个美男子。正因为这点我爱他们仨。我的日子过得很美。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早，马夫来给我刷洗，不是车夫亲自动手，而是马夫。马夫是一个从农民中雇来的年轻小伙子。他打开门，把马身上冒出的热气放出去，把马粪清除掉，然后解下马披，接着就用刷子刷我的身体，用铁篦子篦下一缕缕白色的马皮屑，马皮屑落到被马蹄铁上的棘刺蹬坏了的铺着麻包的地上。我开玩笑地咬咬他的袖子，用一只脚轻轻地踢蹬着地面。然后他就把马一匹接一匹地牵到水槽旁边，那小伙子欣赏着经他刷洗光滑的我那花斑，欣赏着我那马蹄阔大、笔直如箭的腿，欣赏着我那闪闪发亮的臀部和脊背——都能躺在上面睡觉。他把干草塞进高高的栅栏门，把燕麦倒进橡木做的牲口槽。最后，车夫头费奥凡就来了。

“主人和车夫一模一样。两人都是什么也不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爱，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爱他们。费奥凡上穿红衬衫，下着棉绒裤，外披腰部带褶的外衣。我喜欢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头上抹了油，穿着腰部打褶的外衣走进马厩，一声吆喝：‘喂，畜生，你忘啦！’接着他就用叉子把捅捅我的大腿，但是他从来不触痛我，只是为了开开玩笑而已。我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于是便贴紧耳朵，龇牙咧嘴。

“与我配对的是一匹黑马驹。每逢夜间出车我常和它套在一块儿。这个波尔坎不懂开玩笑，简直凶得像个恶鬼。我和它并排站着，中间隔一道马栏，我常常跟它当真咬起架来。费奥凡不怕它。有时，波尔坎一直走上前来，一声长嘶，仿佛要把费奥凡踢死似的，其实它不过是虚晃一招，于是费奥凡就给它戴上笼头。有一回，我跟它配对拉车，沿铁匠桥飞奔而下。主人和车夫都不害怕，他们俩又说又笑，向人们吆喝着，拽紧缰绳，东拐西弯，居然没压着一个人。

“我在为他们卖命中丢掉了我最优良的品质和半条性命。就在那时候，他们把我饮伤了，把我的腿也给跑断了。但是，尽管如此，这还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们常常在十二点来，给我上好套，给马蹄抹上油，把我的额鬃和鬃毛给泼湿了，然后让我驾上辕。

“雪橇用芦席苫顶，上铺丝绒，挽具上还有各种小巧的银扣，缰绳也是真丝编的，有一个时候还是抽丝绣花的。这套挽具是如此合身，等所有的绳襻和皮带系紧扣好之后，你简直没法分清哪儿是挽具，哪儿是马。他们总是在板棚里就把我套上车，套得不松不紧，可以行动自如。这时候，费奥凡就进来了，他的屁股比肩膀还宽，腰里束着一根红色的宽腰带，几乎齐到腋下，他检查一下挽具，便坐下来，把上衣掖进裤腰，接着便把一只脚伸进脚镫，常常还开上两句玩笑，然后他就挎上马鞭（这鞭子几乎从来没有抽过我，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说道：‘走吧！’于是我就昂首阔步地迈出大门。女厨子出来泼泔水，总要在门口站住。农民们往院子里运劈柴，也总是瞪大了眼睛。我走出去，跑了几步，便停下来。仆人们出来了，车夫们也赶着车过来了，于是他们就聊起天来。大家老是等呀等呀，有时在大门口一等就是两三小时，我们有时候也出去跑上一段，拐个弯，又停下来。

“门里终于有了动静，白头发的吉洪穿着燕尾服、挺着大肚子跑了出来，叫道：‘来车！’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愚蠢的说法：‘上前’，仿佛我不知道拉车不能向后，只能向前似的。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就把雪橇赶近前去，接着公爵就大大咧咧地走出来，似乎这辆雪橇也罢，马也罢，弯腰曲背、伸出两手（这样伸着两手看来是没法持久的）的费奥凡也罢，都是平淡无奇的。公爵头戴高筒军帽，身穿灰色海龙皮领的军大衣，领子遮住了他那红润的、长着一对黑眉毛的美丽的脸庞——这样漂亮的脸是永远不应该遮住的。他踩着地毯走了出来，响着军刀、马刺和套鞋的铜后跟，似乎行色匆匆，丝毫不理会除了他以外人人争看、人人欣赏的我和费奥凡。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我就拉紧缰绳，恭恭敬敬地缓步走上前去，站住了。我斜过眼去瞟了一眼公爵，扬了扬我那纯种的马头和细密的额鬃。公爵的情绪很好，有时跟费奥凡开开玩笑，费奥凡则微微转过他那漂亮的脑袋来回答他，但是没有松手，只是用缰绳做了一个勉强察觉得出来的、只有我才懂得的动作，于是便一二三，步子越迈越宽，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颤动，我把雪和泥浆踢到雪橇的前下方，飞驰而去。那时候也没有眼下那种愚蠢的叫法：‘啊！’——好像车夫有什么地方在疼似的，而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当心躲开！’‘当心躲开！’费奥凡叫道，于是行人靠边，纷纷止步，弯过脖子，打量着漂亮的骟马、漂亮的车夫和漂亮的老爷。

“我最爱超过快马。有时候，我和费奥凡远远瞥见一辆值得我们努力追赶的雪橇，我们就像一阵旋风似的飞奔前去，渐渐地开始越离越近，我已经把泥浆踢到雪橇的背部，接着我就同车上的乘客并驾齐驱，我在他头上打了一声响鼻，接着便跟辕鞍，跟车轭并列，一忽儿已经看不见他了，只听见我身后他那越离越远的声音。而公爵、费奥凡和我——我们都默不作声，装作我们不过是有事外出，根本没去注意那些驾着劣马与我们邂逅的人。我喜欢超过别的马，但是我也同样喜欢遇到善跑的骏马；一个刹那、一个声响、匆匆的一瞥，我们已经分道扬镳，我们又各自东西了。”

大门又响了起来，接着便听到了内斯特和瓦西卡说话的声音。

第五夜

开始变天了。天色阴霾，一早连露水都没有，但是天气暖和，蚊虫嗡嗡嘤嘤地纠缠不休。马群一赶回来，群马就聚集在花马周围，于是它就这样说完了自己的往事：

“我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这样的生活我只过了两年。第二年冬末就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可是紧接着我又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不幸。这事发生在谢肉节，我拉公爵去赛车。参与赛车的还有‘缎子’和‘小公牛’。我不知道公爵在那边亭子里干什么，我只知道他出来后便吩咐费奥凡把车赶进圈子。我记得我被领进了圈子，他们让我站好，又让‘缎子’就了位。‘缎子’的背上骑着一名伴赛骑手，我则跟原来一样驾着那辆城里人惯坐的雪橇。我在拐弯处就把它撂到了后头，于是人们发出一片欢笑声和喊叫声，大家纷纷祝贺我。

“当我被牵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后面跟随着一群人。有五六个人向公爵出价几千卢布想买我。公爵只是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哈哈一笑。

“‘不，’他说，‘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位朋友，给金山我也不卖。再见了，诸位。’他掀开车毯，便上了车。

“‘上斯托任卡。’这是他情妇的住所。于是我们便飞驰而去。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幸福日子。

“我们到了她家。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而她却爱上了另一个人，跟他私奔了。他是到了她的住所才知道这事的。这时已是五点钟，于是他不给我卸套，立刻驱车去追她。这样的事是从未有过的：他们用马鞭抽我，让我飞跑。我生平第一次乱了步法，我感到惭愧，正想改正；但是我猛地听到公爵连声音都变了，他不断狂叫：‘快！’接着鞭子一声呼啸，狠狠地向我抽来，我狂奔而去，一条腿碰上了雪橇前部的铁条。我们追了二十五俄里[9]才追上了她。我虽然把他拉到了，但是我却整夜颤抖，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水喝。我喝了水，从此就不再是我从前那样的一匹马了。我病了，他们折磨我，把我弄成了残废，可是人们却说这是治疗。我的马蹄脱落了，腿部肿了，四腿弯曲了，胸脯瘪了进去，浑身衰弱无力。他们把我卖给了马贩子。他给我吃胡萝卜和别的什么东西，把我弄成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那模样又可以欺骗外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跑不动了。除此以外，马贩子还变着法儿折磨我，当买主一来，他就走进我的马房，用鞭子狠狠地抽我，吓唬我，简直把我弄得要发疯。然后他又抹去我身上的一道道鞭痕，牵了出去。后来有一个老太婆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去。她常常坐车到显灵的尼古拉教堂去，而且老打车夫。车夫在我的马栏里哭。这时候我才知道眼泪具有一种可口的咸味。后来那老婆子死了。她的管家就把我带到农村，卖给了一个布商。后来我因为吃小麦吃撑了，病变得更重了。他们又把我卖给了一个庄稼人。我便在那里耕地，几乎什么也不吃，而且那庄稼人又用犁头划破了我的一条腿。我又病了。接着，一个茨冈人把我换了去。他穷凶极恶地折磨我，最后才把我卖给了这儿的管家。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大家默然。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

第九章

第二天傍晚，马群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们的主人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茹尔德芭走近家门时，斜过眼去瞟了一眼这两个男人的身影：一个是头戴草帽的年轻的主人，另一个是又高又胖、皮肉松弛的军人。老牝马瞟了这两人一眼，便紧挨着客人的身边走了过去；其余的年轻的马惊慌起来，举步不前，特别是当主人陪着客人故意走进马群，互相指指点点，在谈论着什么的时候。

“这匹菊花青是我向沃耶伊科夫买来的。”主人说。

“这匹年轻的白腿黑马是谁的？——真好。”客人说。他们忽前忽后，指指点点，评论了许多马。他们也发现了那匹褐色小牝马。

“这是我从骑马赫列诺夫斯基留下来的种。”主人说。

他们边走边看，无法把所有的马都看遍。于是主人便把内斯特叫来，老头一听主人叫唤，就急忙用靴跟敲了敲花马的两胁，快步跑上前来。花马瘸着一条腿，但却跑得挺带劲，看来即使命令它使尽全力跑到天涯海角，它也不会有半句怨言。它甚至准备纵身飞奔，甚至还企图用右腿起跑。

“在俄国，我敢大胆说，没有一匹马能比这匹牝马更好的了。”主人指着一匹牝马说道。客人夸奖了一番。主人激动地或走或跑，指点着和叙述着每一匹马的来历和品种。显然，听着主人的介绍，客人感到乏味，于是他就想出一些问题，装作他对这些也颇感兴趣似的。

“是的，是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瞧，”主人说，并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瞧这几条腿……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它在我这儿下的马驹已经两岁了，能赛马了。”

“跑得好吗？”客人说。

他们就这样评论了所有的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显摆的了。他俩只好停止了说话。

“怎么样，咱们走吧？”

“走吧。”于是他们就向大门走去。客人很高兴，因为参观完毕，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在家里可以吃饭、喝酒、抽烟，他的心情分明快活起来。内斯特骑着花马在等待主人还有什么指示。当客人走过内斯特身边时，他用他那又大又胖的手拍了一下花马的屁股。

“瞧，浑身花斑！”他说，“我也有过这样一匹花马，你记得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主人听到已经不是在讲他的马，便不再听下去，却回过头去，继续望着他的马群。

蓦地，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蠢笨、孱弱、衰老的嘶鸣。这是花马在引吭长嘶，但是它没有叫完，就仿佛害臊似的戛然而止。无论客人或者主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声嘶鸣，他们从一旁走过，回家去了。霍尔斯托梅尔认出了这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就是它的心爱的主人，那个曾经显赫、富有的美男子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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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马圈里阴沉沉的，可是在老爷的宅子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家的豪华的客厅里摆下了非常讲究的晚茶。男主人、女主人和来客正坐在那儿用茶。

茶炊旁边坐着女主人，她怀孕了，这从她那隆起的肚子、挺直而凸出的姿态、丰腴的体形，特别是从她那温柔而又庄重地瞧着人的目光深沉的大眼睛，便可一目了然。

主人双手捧着一盒特制的十年陈雪茄，照他的说法，这样的雪茄谁也没有，因此他准备拿出来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主人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美男子，精神焕发，保养得很好，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他在家中穿着一套在伦敦定做的崭新的宽大而厚实的西服。他的表链上挂着几枚大而贵重的表坠。衬衫上的金袖扣大而厚实，还镶着绿松石。他的胡子是拿破仑三世式的；那两撇耗子尾巴[10]也是抹过油膏的，而且向上翘得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到的那种模样。女主人身穿一件印有五彩缤纷的大花束的薄绸连衣裙；她有一头淡褐色的浓发，虽然头发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但十分美丽，插着一些大而别致的金发针。手上戴着很多手镯和戒指，都十分贵重。茶炊是银的，茶具十分精致。一名男仆，身着燕尾服和白坎肩，系着领结，仪表非凡，像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门口，静候主人的指示。家具都是用弯曲木制成的，光洁明亮；壁纸是深色的，印着大花。桌旁站着一只十分小巧玲珑的小狗，它的银项圈在铿锵作响。这只小狗取了一个非常难叫的英国名字，夫妻俩因为不懂英语，所以叫起来很拗口。在墙角的鲜花丛中放着一架incrusté[11]钢琴。一切都焕发出时新、豪华和珍奇的气派。真是琳琅满目，但是在一切东西上又都留有一种穷奢极侈、珠光宝气和缺乏高雅情趣的特别的印记。

男主人是一个酷爱快马的人，他体格强壮，性情好动。像他这种人是从来不会绝迹的。他们穿着貂皮大衣驱车出游，把贵重的花束抛掷给女演员，喝最昂贵、最时新的美酒，住最贵的旅馆，颁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品，供养着花销最多的女人。

来客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人，又高又胖，秃顶，蓄着茂密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他过去一定很漂亮。但现在看来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金钱上都大不如前了。

他债台高筑，为了不被抓进大牢，他不得不找点事做。他现在是一处养马场的场长，正前往省城公干。这个位置是他的阔亲戚替他谋得的。他穿着军服上衣和蓝裤子。这样的上衣和裤子除了有钱人以外是谁也做不起的，他的内衣也一样，他的表也是英国货。他的皮靴底简直好极了，足有一指厚。

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辈子挥霍了两百万家产，现在还欠债十二万。因为有过这么一大笔财产，所以往往还保持着生活中的排场，使他能够借债度日，近乎阔绰地又过了十个年头。约莫十年过去了，排场完了，于是尼基塔的生活也就变得凄凉了。他已经开始喝酒，就是说借酒以图一醉，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其实喝酒，他从来没有开始过，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他的穷途落魄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的眼神的不安（他的目光开始躲躲闪闪）、语调和动作的迟疑不决中。这种不安的神情之所以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它分明是不久前才在他身上出现，而且看得出来，他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可现在，就在不久以前吧，他才因饱受苦难而一反常态，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主人和主妇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想必是心照不宣，这事且留待上床时再详细讨论，他们现在姑且对这位可怜的尼基塔敷衍应酬，甚至殷勤款待。年轻主人的幸福的神态伤害了尼基塔的自尊心，使他想起自己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心里又痛苦又嫉妒。

“怎么样，抽雪茄对您没什么吧，玛丽？”他对那位太太说，说话的声调是一种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只有长于此道的人才学得来，——这种声调客气而友好，但又不十分尊重，这是那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人同姘妇说话的腔调，以示与妻子有别。他倒并不是想要侮辱她，相反，他现在还巴不得能巴结上她和她那位当家的，虽然他自己决不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语调跟这样的女人说话。他知道，如果他对她像对待一位太太那样，她自己都会感到诧异，甚至还会生气的。此外，他对一位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的真正的妻子总得保持若干显示尊重的语调。他对待这一类太太一向是尊敬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意那些杂志（他从来不看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上所宣传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以及婚姻不足取诸如此类的所谓论点，而是因为一切体面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他是一个体面人，虽然已经潦倒了。

他拿起一支雪茄。但是主人却笨拙地抓起一把雪茄来敬客。

“不，你一抽就知道了，真好。拿去吧。”

尼基塔用手推开了雪茄，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受到侮辱和感到羞惭的神情。

“谢谢。”他掏出自己的烟盒，“你尝尝我的吧。”

女主人是敏感的。她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急忙和他谈起话来：

“我非常喜欢雪茄，要不是我周围大家都在抽烟，我自己还想抽哩。”

她说罢嫣然一笑，她的笑是美丽的、善良的。他也迟疑地报以一笑。他缺了两颗牙。

“不，你抽这个吧，”迟钝的男主人继续说道，“另一种的味道淡一些。弗里茨，bringen Sie noch eine Kasten，”他说，“dort Zwei[12]。”

他的德国听差又去把另一盒拿了来。

“你更喜欢哪一种？凶些的吗？这种非常好。你全拿去吧。”他又要把雪茄塞给他。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珍藏，他分明很得意，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点上了烟，急忙把已经开始的话题继续下去。

“那么‘缎子’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呢？”他说。

“可花了大价钱，不下五千吧，但是我起码赔不了本。老实告诉你，它下的驹子有多好啊！”

“能赛马了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问。

“赛得可好啦。它下的马驹眼下已得了三次奖：在图拉、莫斯科和彼得堡，在彼得堡那次是和沃耶伊科夫的‘大青马’跑的。要不是那个骑手机灵，四次矫正它跑乱了的步法，它恐怕就要榜上无名了。”

“这马就是胖了点。实打实说吧，荷兰马的味道太重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那么那些母马是干什么用的？我明天带你去看。多布雷尼娅，我花了三千。拉斯科瓦娅，我花了两千。”

男主人又开始列举自己的财产。女主人看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听了这些很难受，他不过假装在听罢了。

“你们还喝茶吗？”她问。

“我不喝了。”男主人说，又继续讲下去。她站起身来，男主人喊住了她，搂住她接了个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望着他们，也为了巴结他们，不自然地笑了笑，但是当男主人站起身来，搂着她，陪她走到门帘那边去时——尼基塔的脸色忽然变了，他长叹一声，在他皮肉松弛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绝望。甚至还可以看到愤愤不平的神态。

第十一章

主人回来了，笑吟吟地坐在尼基塔的对面。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你说过，你是向沃耶伊科夫买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买了‘缎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想从杜博维茨基那儿买几匹牝马来。可是他剩下的都是些废物。”

“他破产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但他刚说出口又止住了，四下看了看。他想到他还欠这个破了产的主儿两万卢布。如果说有什么人“破产”的话，那人们一准在说他。他闭上了嘴。

他俩又沉默了很长时间。主人在脑子里盘算着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一番。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则在思忖着，他怎么才能显示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人。但是两人的思路都很窄，尽管两人都在拚命抽雪茄提神。“话又说回来，什么时候喝酒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想。“一定得喝点酒，要不然，跟他在一起非闷死不可。”主人想。

“那你在此地还要逗留很久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再待个把月吧。怎么样，咱们吃晚饭去好吗？弗里茨，饭准备好了吗？”

他们走进了餐厅。在餐厅的吊灯下的餐桌上放着蜡烛和各种极为罕见的东西：带吸管的矿泉水瓶、有美人像的瓶塞、长颈瓶装的特种美酒、非同凡响的下酒菜和伏特加。他们喝了再喝，吃了又吃，话匣子总算打开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满脸绯红，他不再胆怯，谈了起来。

他们先谈女人。谁有什么女人：茨冈女人、舞女、法国女人。

“怎么，你离开那个马蒂埃了吗？”主人问。这就是那个从前靠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养活、使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倾家荡产的情妇。

“不是我离开了她，而是她离开了我。唉，老弟，你试想，我这辈子花了多少钱啊！现在我能有一千卢布，能够离开所有的人，真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莫斯科住不下去了。唉，有什么好说的呢。”

单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主人觉得乏味。他想说他自己——炫耀一番。可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却想谈他自己——谈他的显赫的过去。主人给他斟了一杯酒，等他什么时候把话说完，好自吹自擂一番：他是怎样办起了这座过去谁也不曾有过的养马场的。而且他的玛丽不仅因为他有钱才爱他，也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他。

“我想告诉你，在我的养马场里……”他刚开始说，但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打断了他的话。

“从前呀，我敢说，”他开口道，“我爱生活，也会生活。你刚才谈到赛马，那你就说说你哪一匹马跑得最快？”

主人一听到又有机会来谈自己的养马场了，感到分外高兴。他刚要开口，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又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他说，“要知道，你们这帮养马场老板的所谓赛马，无非是出于虚荣心罢了，并不是为了欢乐和生活。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曾经有过一匹拉车的马，是一匹花马，浑身花斑，就跟你的牧马人骑的那匹一样。唉，真是一匹好马！说来你也不信，那是在四二年，我刚到莫斯科；我到马贩子那儿去，看到一匹花斑骟马。体格很好。我一看就中意了。价钱呢？一千卢布。我很中意，就买了下来，让它拉车。这样的马我不曾有过，你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无论就拉速，就力气，就外表的美，我都没有见过比它更好的马了。你那时还是个毛孩子，这事你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想，你总该听说过吧。全莫斯科都知道它。”

“是的，我听说过，”主人不乐意地说道，“但是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马……”

“那你听说过啦。我买下它的时候，既不知道品种，也没有畜种证书；这是我后来才打听到的。是我和沃耶伊科夫俩打听出来的。它是柳别兹内一世的儿子，名叫霍尔斯托梅尔。也就是量粗麻布的意思。因为它毛色不纯，赫列诺沃伊养马场把它给了马夫头，这个马夫头又把它给骟了，卖给了马贩子。这样的好马天下少有，老弟！唉，俱往矣。唉，青春不再！”他唱了一句茨冈歌。他已经有了醉意。“唉，俱往矣，大好的岁月。我那时才二十五岁，我当时有八万银卢布[13]的年收入。没有一根白头发，满嘴的牙齿都像珍珠一样。无论干什么都马到成功。唉，俱往矣。”

“嗯，那时候的马也没有这样快，”主人利用对方说话的间歇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头一批马开始做坐骑和套车的时候，还没有……”

“你的马！那时候可要快多了。”

“怎么快多了。”

“快多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我驾着它出去赛车。我的马都不在那儿。我不喜欢大走马，我有一些纯种马：‘将军’、肖莱、穆罕默德等。我平时总是驾花马外出。我的车夫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我很喜欢他。现在他也变成酒鬼了。我就这样去了。有人说：‘谢尔普霍斯科伊，你什么时候才能养几匹大走马呀？’‘你们那些破玩意儿，去它们的吧，我这匹拉车的花马准跑得过你们所有的马。’‘这可是跑不过的。’‘赌一千卢布。’于是击掌为定。大家起跑了。我超过了五秒钟，赢到了一千卢布。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驾过纯种的三套马马车，三小时跑了一百俄里。全莫斯科都知道。”

于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便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胡诌起来，那位东道主连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和他往杯子里斟酒，聊以解闷。

天色渐明，可他们俩还坐在那里。主人感到乏味极了。他站起身来。

“该睡觉就睡觉去吧。”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他说着站起身来，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向安排给他住的房间走去。

主人和情妇同榻而卧。

“不，他真叫人受不了。喝醉了酒就没完没了地胡说。”

“他还向我献殷勤呢。”

“我怕他会开口借钱。”

谢尔普霍斯科伊和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我可能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他想，“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酒倒不错，但这家伙是个大混蛋。浑身商人气。我也是个大混蛋。”他自己对自己说，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过去我养活别人，现在别人养活我。不错，现在是温克勒莎在养活我——我向她拿钱花。他[14]这是活该，他这是活该！话又说回来，得把衣服脱掉，靴子我可脱不下来。”

“来人哪！”他叫道，但是打发来侍候他的那个仆人早就睡觉去了。

他坐起来，脱去了军服上衣、坎肩，凑凑合合地褪下了裤子，但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那个软软的大肚子碍事。他好容易脱下了一只，另一只——折腾了半天，弄得气喘吁吁，人都弄累了。他就这样，一只脚套在靴筒里倒了下去，打起鼾来，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烟味、酒味和肮脏的老年人的气味。

第十二章

如果说这天夜里霍尔斯托梅尔还在回忆什么往事的话，那它也被瓦西卡打了岔。他把马披扔到它身上，疾驰而去。他把它拴在酒店门口，让它直到天亮都和一匹农民的马待在一起。它俩互相舔着。早晨它回到马群里，一个劲地搔痒。

“不知道什么东西痒得这么厉害。”它想。

又过了五天。请来了马医。他高兴地说：

“疥疮。让我去卖给茨冈人吧。”

“何必呢？宰了得了，让它今儿就一命归天。”

早晨静悄悄的，风和日丽。马群到野外去了。霍尔斯托梅尔留了下来。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又瘦又黑又脏，外衣上溅满了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一个专剥兽皮的人。他连瞧都没瞧它一眼，就抓起霍尔斯托梅尔笼头上的缰绳，把它牵走了。霍尔斯托梅尔连头也没回，就像平时那样拖着四条腿，后脚上缠着干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走出大门后，它想去井台，但是剥兽皮的人拽了一下缰绳说：“不必了。”

剥兽皮的人和瓦西卡一前一后，走到砖棚后面的山沟里，便停了下来，仿佛在这个最普通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似的。这时候，剥兽皮的人把缰绳递给了瓦西卡，脱去外衣，挽起袖子，从靴筒里取出刀子和磨刀石，便动手磨起刀来。骟马向缰绳伸过头去，它出于无聊想嚼嚼绳子，但又够不着，它只得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它的一片嘴唇耷拉下来，露出磨平了的黄牙，接着它就在磨刀声中打起了瞌睡。只有那条稍稍伸出的长有瘤子的病腿在微微哆嗦。蓦地，它觉得有人托住了它的颧骨，把它的脑袋往上抬。它睁开了眼睛。它前面有两条狗。一条朝剥兽皮的人的方向嗅着，另一条蹲着，望着骟马，仿佛正等着它身上的什么东西似的。骟马望了它们一眼，接着便用颧骨蹭了蹭抓住它的那只手。

“大概想给我治病，”它想，“治就治吧！”

果然，它觉得有人在它的喉咙上做了什么手术。它觉得疼，哆嗦了一下，蹬了一下腿，但它还是忍住了，等待着下文。下文是一种什么液体像一大股喷泉似的流到了它的脖子上和胸上。它张开两胁吐了一口气。它感到轻松多了。它的生命的整个重担减轻了。它闭上了眼睛，垂下头去——谁也没有去扶住它。然后脖子也低垂下去，接着四条腿也哆嗦起来，全身开始晃动。它倒不是觉得害怕，它感到惊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它感到惊异，便向前、向上冲去。但是四条腿刚一挪动，就一个趔趄侧身倒了下去，它想跨前一步，却一个倒栽葱，又向左侧倒下了。剥兽皮的人等到痉挛停止，便赶开已经凑近来的那两条狗，然后抓住骟马的一条腿，把它翻了个身，让它肚子朝天，接着他便叫瓦西卡抓住这条腿，开始开膛剥皮。

“想当年，这也是一匹好马哩。”瓦西卡说。

“要是肥点，这张皮子就好了。”剥兽皮的人说。

傍晚，马群下山，那些走在左边的马看到山脚下有一摊鲜红的东西，旁边有一群狗在奔忙着，乌鸦和鹞鹰飞来飞去。一条狗用两腿蹬住马尸，摇晃着脑袋，把它咬住的那块马肉撕下来。褐色小牝马站住了，伸长了脑袋和脖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牧马人好容易才把它赶走。

清晨，在遍地老林的山沟里，在杂草丛生的林边洼地上，有几只大脑袋的狼崽在快乐地嗥叫着。它们一共五只：四只几乎一般大小，有一只最小，脑袋比身体还大。一只瘦瘦的正在换毛的母狼拖着吃得鼓鼓的肚子（大肚子上的奶头几乎拖到地上），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冲着狼崽坐了下来。狼崽们围成一个半圆，伫立在它对面。母狼走到那只最小的狼崽面前，垂下尾巴，弯下脑袋，将嘴朝下，做了几个抽搐的动作，接着便张开牙齿锋利的大嘴，用足力气吐出了一大块马肉。狼崽子们更加向它凑近了些，但是它威胁地向它们挪近一步，把整块马肉都给了那只小的。那只小狼崽仿佛在发怒似的嗥叫着，一口咬住马肉，将它按在脚下，大嚼起来。接着母狼又给第二只、第三只和所有的五只狼都吐出了一块肉，这时它才在它们对面躺下来休息。

一星期后，砖棚附近只剩下了一块巨大的颅骨和两根大腿骨，其余的统统被拖走了。到了夏天，一个收集骨头的农民又把这两根大腿骨和颅骨拿去派了用场。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个曾经出入社交界、吃喝玩乐了一辈子的人的尸体，被掩埋到土里却要晚得多。无论是他的皮也罢，肉也罢，骨头也罢，都毫无用处。正如二十年来他那具出入社交界的行尸走肉一直是大家的沉重负担一样，最后把这具尸体掩埋入土又只是给人们增添了一项新的麻烦。任何人都早就不需要他了，他早就成了大家的累赘，但是埋葬死人的活死人还是认为有必要给这具立时腐烂肿胀的尸体穿上好的制服、好的皮靴，把这具尸体安放在好的新棺材里，棺材的四角还挂上新流苏，然后再把这口新棺材放进另一口铅椁里，把它运往莫斯科，并且在那里把前人的尸骨挖掘出来，接着就在原地把这具正在腐烂生蛆、穿着新制服和锃亮的皮靴的尸体掩埋起来，用土盖上了一切。

（1885年）

臧仲伦 译

[1]本篇情节是《夜牧》和《骑手》的作者M.A.斯塔霍维奇所构思，后由A.A.斯塔霍维奇转让给作者的。——作者注。

[2]1俄尺合0.71米，1俄寸合4.4厘米。

[3]意为“殷勤周到的人”或“亲爱的”。

[4]意为“村妇”。

[5]意为“庄稼汉”。

[6]意为“量粗麻布的人”，以形容它在快跑时身躯矫捷，步子很大，就像量布人在量布一样。

[7]指被阉割，成了一匹骟马。

[8]指这匹马浑身花斑。

[9]1俄里合1.06公里。

[10]指两撇向上翘起的胡子。

[11]法语：带镶嵌的。

[12]德语：再去拿一盒来，那儿有两盒。

[13]1个银卢布合3.5纸卢布。

[14]指温克勒莎的丈夫。

伊万·伊利奇之死

一

在司法机关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温斯基家族一案。在庭间休息的时候，几名委员[1]和一名检察官都聚集到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里，谈起了那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旁征博引，认定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万·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则不置可否，从一开始就无意介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才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真的？”

“这不，请看。”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新出的、油墨气味很浓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赫然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亲友：爱夫，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谨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在座诸公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他患病已达数周之久，据说，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替他保留着，但是据推测，倘若他死了，上峰很可能委派阿列克谢耶夫来担任他的职务，而阿列克谢耶夫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什塔贝尔递补。因此，聚会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一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我想必可以得到什塔贝尔或者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此事上峰早已首肯，而这次晋升将为我增加八百卢布年俸，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呈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再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肯为她的亲戚出力了。”

“我早就想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出了声音，“可惜。”

“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医生也没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众说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过节以后还一直没有上他家去过。可老想去。”

“怎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似乎薄有资产。但也不过区区之数。”

“是啊，应当去。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当说，离您太远了。离开您住的地方，什么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对面，他总不肯原谅我。”彼得·伊万诺维奇笑容可掬地指着舍别克说。于是他们便谈论起城区距离的遥远，接着便去开庭。

由于此公的溘然长逝，从而引起每个人推测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可能有的变化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没有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这么感觉。伊万·伊利奇的一些相知，即他的一些所谓朋友们，此时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还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尚往来：参加祭奠和吊唁遗孀。

过去与伊万·伊利奇过从最密的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他过去在法律学校的同学，他认为他过去多承伊万·伊利奇关照，心中十分感激。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伊万·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又告诉她，也许有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也没躺下小憩片刻，便穿上燕尾服，坐车到伊万·伊利奇家里去了。

在伊万·伊利奇私邸的大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材盖，棺材四周挂着璎珞和刷有金粉的绦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女士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万·伊利奇的妹妹，这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另一位是不相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僚施瓦茨恰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面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递了个眼色，仿佛说：“伊万·伊利奇做得也够蠢的；换了足下与我，就完全不同啦。”

施瓦茨的蓄着英国式的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整个修长的身材，像平时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茨的谐谑、轻浮的性格适相矛盾，可是在这里却别具深意。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接着他就慢条斯理地跟在她们后面向楼梯走去。施瓦茨见此也就不下楼了，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他想跟他商定今天在哪儿打文特[2]。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茨严肃地抿紧嘴唇，投过调皮的一瞥，扬了扬眉毛，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到右边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像平时一样，这时他踌躇不决，不知道他在那儿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也无妨。但是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因而取了个折中办法：走进房间后，他画了个十字，微微弯了弯腰，似乎在鞠躬。同时，随着胳膊和脑袋的动作，他偷眼打量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侄子辈的，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位老妇人站着不动。一位奇怪地扬起眉毛的太太正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一位身穿常礼服、精神抖擞、态度果断的诵经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管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正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就立刻嗅到一种腐尸的微臭。在最后一次拜访伊万·伊利奇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农民；他当时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差事，而且伊万·伊利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不断画着十字，在介于棺材、诵经士和安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似乎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稍停片刻，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像死人一向躺的那样躺着，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四肢全无生气地陷进灵柩的垫子里，永远佝偻着的脑袋被放置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突出着（死人向来都是这样的），两鬓坍陷，脑门微秃，鼻子突出，鼻子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似的。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许多，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那样，他的脸却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庄重了。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个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这种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起码是与他无关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儿不快，便再一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近乎失礼），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茨正叉开两腿，两手在背后摆弄着他那圆筒礼帽，在外屋等着他。瞧一眼施瓦茨那玩世不恭、整洁挺括、英俊潇洒的仪表，就使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里明白，他施瓦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毫无抑郁不乐之感。他那副样子就似乎在说：伊万·伊利奇的丧事决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破坏“庭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摆好四支新开封的蜡烛的时候，打开纸牌，玩上一阵；总之没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件丧事会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了从他身旁走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并建议他们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碰头，打它一局。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注定今晚玩不成文特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朝相反的方面发展，还是从肩膀以下不断加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缎带，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模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陪同别的太太们从自己的内室出来，把她们送到死者的房门口，然后说道：

“马上就要举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似乎对这个建议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谢绝。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叹了口气，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的生前知交……”她瞧了瞧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正如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在这里就应当握一握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么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恰如所料：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有开始，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她说。“请把您的胳臂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了胳臂，他俩便向内室走去，当他们走过施瓦茨的身边时，施瓦茨伤心地向彼得·伊万诺维奇递了个眼色，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说：“打文特的事算吹啦！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您倘若能够脱身，五个人打也行。”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加伤心地长叹了一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俩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糊着玫瑰色的珠皮呢[3]，灯光昏暗，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下就不规则地乱颤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来想关照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去的，但她觉得眼下说这话跟她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张软凳上就座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伊万·伊利奇从前是怎样布置这间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玫瑰色珠皮呢的事。这位死者的遗孀从桌旁走过，想坐到长沙发上去的时候（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她那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上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想帮她解开，这时，他身下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出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动手把花边摘了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落座，压住了他身下那张正在造反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全摘下，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站起身来，软凳又重新开始造反，甚至还嘎的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感慨冲淡了，他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幸亏伊万·伊利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选定的那块坟地索价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接着便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默然以对，摇了摇头，表示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是势所难免、无可奈何的事。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大度同时又悲恸欲绝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跟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一面点烟，一面听见她非常详尽地询问了关于坟地的各种价钱，然后把她要买的那一块定了下来。谈完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吩咐了一些关于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便走了出去。

“一切都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照相册挪到一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忙不迭地将烟灰缸给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近了一点，说道：“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无法照料实际工作，我认为这是假的。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事虽然不能给我慰藉……却能替我分忧的话，那就是为他而操心张罗。”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是她又突然振作起来，似乎强忍下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不过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小心在意地不让软椅里的弹簧乱颤：这些弹簧又立刻在他的屁股底下动起来。

“最后几天他非常痛苦。”

“很痛苦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嗓子不停地喊叫。简直叫人听了心碎。我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重门都听得见。哎呀！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莫非他当时还神志清醒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告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死者相知多年。死者先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和他一起上学，及至成年，又是同僚。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可是一想到他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由人及己，他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事对于我也可能立刻和随时发生。”他这样想道，霎时感到一阵恐怖。但是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惯常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遭到这个变故的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他是不应该，也决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这样想就会抑郁寡欢，这是很不应该的；施瓦茨的脸色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彼得·伊万诺维奇作了这样的一番考虑以后，便放下心来，开始有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不过是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仅为伊万·伊利奇所独有，而与他毫不相干。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伊万·伊利奇遭受到的确实十分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诸般细节之后（这些细节，彼得·伊万诺维奇仅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位遗孀分明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万诺维奇，多么痛苦呀，多么可怕的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连连叹息，等待她什么时候擤鼻涕。他看到她擤鼻涕了，便说道：

“请相信我……”于是她又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了她找他到这里来的本意。她的用意是在探询，由于丈夫去世，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地似乎在征求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意见，但是他看出来，连最微末的细则她都知道了，甚至他不知道的事她也了如指掌：她已经知道，由于丈夫去世，她可以从国库捞到什么的种种规定；但是现在她想要打听的是，能否想个办法捞到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极力替她设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设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悭吝成性之后，他终于说道，再多恐怕不行了吧。于是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把客人支使走。他明白了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来，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室里悬挂着一座挂钟，这钟是伊万·伊利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对此颇感得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餐室里遇到了一位神父和几位来参加丧礼的熟人，他还看到一位他熟悉的年轻美貌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一身丧服。她的腰肢很细，现在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表情果断，近乎愠怒。她向彼得·伊万诺维奇点头行礼时的那种神态，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在女儿背后，站着一位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愠色，他是法院的预审官，彼得·伊万诺维奇听说，这就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们悲戚地点了点头，正想朝死者的房间走去，这时恰好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中学生，他是伊万·伊利奇的儿子，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这简直是个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像他儿子现在这样。男孩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那种邋遢样。那男孩一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板起面孔，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万诺维奇站着，双眉深锁，低头望着身前的脚尖。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底都没有屈从于那令人沮丧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前厅里阒无一人。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专管打杂的农民，从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所有的皮大衣一一扔开，终于找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搭讪道，“舍不得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个干得正欢的仆人那样，迅速打开门，向马车夫一声吆喝，接着侍候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又一个箭步跑回门廊，仿佛在想，他还需要做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闻够了神香、尸臭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这时吸到新鲜空气，感到分外愉快。

“您吩咐上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道再去看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接着，彼得·伊万诺维奇便驱车出发了。果然，他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牌友，很方便地参加了进去。

二

伊万·伊利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高等审判厅委员，终年四十五岁。他是一位官吏的儿子。他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和各司官运亨通，终于混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十分明显，这种人不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们资格老和官衔高，又不能强令他们引退，因此便为他们增设了一些闲职，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干薪，由六千至一万不等，并靠着这笔干薪颐养天年。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成员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便是这样的一号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万·伊利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像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供职，他也凭着资历快要升到拿干薪的地位了。他的幼子却宦海失意，在官场中到处碰壁，现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他的两位嫂子，不仅不喜欢遇见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连他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愿意提起。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此人也像他的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京官。伊万·伊利奇，诚如人们所说，乃是le phenix de la famille[4]。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不通人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莽撞。他介乎二者之间——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而又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起在法律学校攻读。弟弟没有毕业，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伊万·伊利奇却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他就已经是他后来终生恪守不渝的那样一种人了：为人干练、和蔼可亲、交游广阔，但是他又严格执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职责的一切，他无不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迎之徒，但他从少年时代起，恰如苍蝇之爱光一样，就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地位的人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也曾沉溺于女色和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也染上一些自由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他的锐敏的感觉向他正确指出的那个限度之内。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事先他就认为是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而且一边干一边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做过这些事，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坏的，因此他不仅转而承认这些行为是好的，而且把过去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

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以十品官的资格毕业，并从父亲那儿取得了一笔置装费以后，便到沙默尔的店里给自己定做了衣服，在表坠上挂了一枚上刻“respice finem”[5]的纪念章，然后告别了亲王和老师，并与同学们在多农大饭店饱餐了一顿，便手提时新的皮箱，带着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服装、刮脸和梳洗用具以及格子花毯等束装就道，到外省赴任，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像在法律学校一样，伊万·伊利奇立刻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秉公办事，仕途得意，同时又愉快而不失体面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峰派遣去巡视各县，他无论对上司或对下属都很庄重，并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为自豪的一丝不苟和清廉正直的态度来完成上峰交给他的主要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诸种事务。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酒色，他在处理公务上却非常审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私；但是在社交事务中，他却常常谈笑风生、妙语惊人，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彬彬有礼的，诚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他是一个bon enfant[6]。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硬是缠住这位穿戴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与他发生过暧昧关系；他还有一个情妇是时装店的女裁缝；他也有过同一些前来公干的侍从武官纵酒作乐和在晚间寻花问柳的事；他也有过巴结上司，甚至巴结上司太太的事，但是这些事他都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不可能遭人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格言来说明：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7]。这一切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口操法语干的，而且主要的，一切又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万·伊利奇这样供职了五年，接着他在职务上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8]，因此也就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成了这样的新人。

伊万·伊利奇被遴选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务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他还是欣然应命。朋友们都来为伊万·伊利奇送行，并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接着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在做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仍旧一如既往，就像他担任特派员的时候那样comme il faut[9]、彬彬有礼、公私分明，从而博得了普遍的尊敬。预审官的职务本身比起从前那个职务来，对于伊万·伊利奇也比较有兴趣得多，而且更吸引人。在他担任从前那个职务时，他常常穿着在沙默尔那儿定做的制服，从容不迫地走过战战兢兢、恭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的身边，无需通报跨进上司的办公室，点起一支烟，与上司坐在一块饮茶，——这固然很愉快；但是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接受派遣外出视察的时候，属于上述直接听命于他的人的，也只有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他喜欢谦恭有礼地对待这样的下属，几乎跟他们平起平坐，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但是他对待他们却十分友好和平易近人。然而那时候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身为法院预审官，伊万·伊利奇感到，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甚至那些最显赫、最自负的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印有案由的公文上写上几行字，这个显赫而又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者证人被带到他这里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伊万·伊利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个权力，相反，他总是尽量使这种权力的表现带有温和的色彩；但是意识到这个权力和可以使它带有温和的色彩，却成了他的这个新职务的主要兴趣所在和令他悠然神往的地方。至于在职务本身之中，也就是在预审工作中，伊万·伊利奇很快就学会了这样的办事方法，即撇开与公事无关的一切情况，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公文上等因奉此，照章办事，他个人的观点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是必须遵从一切规定的格式。这个工作是一件新事。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一八六四年条例附件的开创人之一。

在调到一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之后，伊万·伊利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举止行为也略有变化。他与省当局保持着某种适当的距离，并择优结交了一些居住在该城的司法界人士和富有的贵族，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不无微词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文明开通的作风。与此同时，伊万·伊利奇担任新职之后，一方面丝毫没有改变服饰的风雅，另一方面又蓄起了颔须，听凭胡须随意生长。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也十分愉快：跟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亲密无间；他的薪俸也比从前优厚了，此外，打惠斯特[10]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打惠斯特了，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脑子灵活，十分精明，因为具有这个本领，所以一般说他从来都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之后，伊万·伊利奇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尔是伊万·伊利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位非常妩媚动人、非常聪明、才貌出众的姑娘。伊万·伊利奇在公余之暇的消遣作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建立了一种说说笑笑的、十分随便的关系。

伊万·伊利奇在身为特派员的时候是常常跳舞的。他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跳舞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形了。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在新的机构中供职，而且又是五等文官，但是就跳舞而言，那我能够证明，在这类逢场作戏中我是能够胜过他人的。因此，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翩翩起舞，而且也主要是在这种跳舞的时候他征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万·伊利奇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是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不由得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待字闺中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位大家闺秀，长得也不难看；还薄有资产。伊万·伊利奇原可望攀一门更美满的亲事，但是这门亲事也就算好的了。伊万·伊利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应有此数。她出身名门，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十分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像如果说他所以结婚乃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赞同这门亲事一样。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结婚了。

结婚过程本身以及最初的婚后生活（夫妻恩爱、新家具、新餐具、新床新被，直到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致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改变他那轻松愉快、逍遥快活、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万·伊利奇认为这是一般生活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就在这时候，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对此怎么也摆脱不开。这种新情况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和有失体面的。

妻子无缘无故地（像伊万·伊利奇所认为的那样），de gaité de coeur[11]（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破坏生活的欢愉与体面：她毫无道理地吃醋，硬要他对她嘘寒问暖，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并与他寻衅争吵，说一些不愉快的和难听的话。

起初，伊万·伊利奇希望用一种对待生活的十分随便和十分体面的办法（这种办法过去曾使他数度摆脱困境）来摆脱这种情况的不愉快。他尝试着无视妻子的心情，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打牌，自己也试着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拜望朋友们。但是有一次妻子开始蛮不讲理地用粗话骂他，而且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办，她就骂不绝口。看来她已下定决心，不把他制服决不罢休，也就是说他必须坐在家里，像她一样闷闷不乐才是。对此，伊万·伊利奇真是大吃一惊。他至此才恍然大悟：夫妇生活（起码是跟他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的，相反，它常常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使自己免受这些破坏。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令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肃然起敬的唯一的事，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利用公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公事来与妻子斗争，借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

随着孩子的出生、想自己喂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和假病（对此，伊万·伊利奇必须表现出同情，可是他对于疾病及其症状简直一无所知），在家庭之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更加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也就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越来越多转移到公务上去。与过去相比，他变得更加喜爱公务，他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万·伊利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可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称道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对此定出自己的一定之规。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为自己定出了一套对待夫妇生活的一定之规。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逍遥自在，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自在的生活，就不胜感激之至；如果遇到反抗和埋怨，他就一头钻进自己独立的、与家庭隔绝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伊万·伊利奇受到上司的器重，被认为是一个恪尽厥职的好僚属。过了三年，他就被提升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大牢、公开的讲演，以及伊万·伊利奇在讲演中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沉湎于公务之中。

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唠叨和爱发脾气了，但伊万·伊利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一定之规使他成了她的埋怨几乎打不穿的铜墙铁壁。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城市里为官七年之后，又被调到另一个省就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又拮据，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他的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但是开销却更大了。除此以外，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万·伊利奇就更加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在这个新住地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诿过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话的多数话题，特别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都会重新挑起过去引起龃龉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妇间难得相亲相爱，而且为时不长。这不过是一些他们暂时停泊的小岛罢了，接着他们又重新驶进彼此怀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万·伊利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这种现象或许会使他觉得很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他在家庭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使自己越来越多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个办法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非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不可的话，他就尽量利用外人在场这一点来确保这种状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伊万·伊利奇有公务在身。他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官场之中。于是这种兴趣便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可能毁掉他想毁掉的任何人，当他走进法庭和会见下属时的威风，甚至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对待上司和下属的成功，而最主要的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他的办案才干，——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跟同僚们的闲谈、宴聚和惠斯特，都使他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它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继续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长女已经十六岁，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了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也是他们口角的对象。伊万·伊利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很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几次升迁他都谢绝了，他盼着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万·伊利奇期待着大学城的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霍普捷足先登，得到了这个职位。伊万·伊利奇很生气，开始责难他，并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于是上峰开始对他冷淡了，而且在下一次的任命中，他又是榜上无名。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〇年。这一年是伊万·伊利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一方面发现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别人却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岁入三千五百卢布的地位是极为正常，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则是意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太不公平，二来是妻子的没完没了的数落，末了是他开始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眼下的地位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了假，与妻子一起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哥哥的乡村里度夏。

在乡下，由于摆脱了公务，伊万·伊利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烦恼，于是他决定，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万·伊利奇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度过了一整宿不眠之夜以后，决定到彼得堡去奔走一番，并申请调到另一个部去，借此惩罚一下那些不善于知人善任的衮衮诸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一切劝阻，首途到彼得堡去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支持任何一个部、任何一个派系或者任何一种活动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行政工作也罢，银行也罢，铁路也罢，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关也罢，甚至海关都成，但是非得有五千卢布不可，并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善于知人善任的部。

不料伊万·伊利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朋友伊利英登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他，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封最新电报说，数日之内部里将发生人事更迭：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将由伊万·谢苗诺维奇接任。

这个正在拟议中的人事更迭，除了对俄国自有其意义姑且不论之外，对于伊万·伊利奇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由此可见，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这次人事更迭对伊万·伊利奇十分有利，因为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伊万·伊利奇到达彼得堡之后，就找到了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并取得了他的承诺，一定在他过去供职的司法部里给他谋一个职位。

一星期后，他电告妻子：

扎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在首次官报中即将取得任命。

伊万·伊利奇由于这次人事更迭出乎意料地在他过去供职的部里取得了这样一项任命，他居然一跃而高出他的同僚两级：五千卢布年俸和三千五百卢布调任费。伊万·伊利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整个部的一切恼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简直幸福极了。

伊万·伊利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笑逐颜开，他俩又签订了“停火协定”。伊万·伊利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大家怎样庆贺他，他过去的所有敌人怎样丢人现眼，现在又怎样对他拍马逢迎，人们又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在彼得堡大家都非常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听着他侃侃而谈，装作她对这些话都信以为真，没有跟他抬杠，只是作了一些他们在即将迁往的那个城市里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计划。伊万·伊利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就是他的计划，他俩想到一块去了，他那一度遇到的坎坷生活又将具有真正的、它所固有的逍遥自在而又体面的性质了。

伊万·伊利奇这次回来只能作短暂的停留。九月十日他就必须前去上任，此外，还得有时间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从省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购。一句话，关于如何安置的问题，他已有成竹在胸，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心里决定的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如此顺利，他们夫妇俩又目标一致了，此外，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本来想立刻携眷赴任，可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万·伊利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分外殷勤和亲近起来了）却坚持以为不可，于是伊万·伊利奇只好只身先行赴任。

伊万·伊利奇走了，他一直心情愉快，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情投意合二者互相促进而产生的。他找到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夫妻俩梦寐以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房子。高大、宽敞、古色古香的接待室，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卧室，儿子的学习室——一切都宛如特意为他们设计好了似的。伊万·伊利奇亲自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特别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别有一种古雅的气派），以及选购沙发套和椅套，于是东西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私下制定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超出了他的企望。他明白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和古雅脱俗的气派。他在临睡时想像着那面貌将焕然一新的客厅。他瞧着那装修尚未完工的客厅，他已经在想像中看到了那布置就绪时的壁炉、隔热板、格子架、那些随处摆放着的椅子、那些陈设在墙上的大盘和小碟，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对此也有同好的帕莎[12]和小丽莎[13]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能够搜求到而且廉价买进了一批古董，这将使一切赋有一种特别典雅的气派。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坏，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兴趣盎然，甚至于他所热中的新职务也没有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他在寻思窗帘应该用什么样的窗帘架，直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简直乐此不疲：他常常亲自张罗，重新摆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不过他身体壮实，手脚灵活，没有跌倒，只是肋部在梯子边上碰了一下。碰伤的地方痛了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好了。伊万·伊利奇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心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年。他本想在九月份把一切布置就绪，可是却拖到了十月中旬。然而新居却布置得美轮美奂，不仅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所有看见过的人也都向他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切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常有的，其结果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檀木、盆花、地毯以及黝暗和闪闪发光的青铜摆设，——这一切无非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居然弄得如此雷同，简直毫无值得注目之处，而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在铁路车站上迎来了自己的家属，把他们带到了灯烛辉煌、布置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听差给他们打开了通往饰有鲜花的前厅的门，接着他们就走进客厅和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这时，他感到幸福极了，他领着他们到处参观，踌躇满志地听着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顺便问起，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笑了，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表演给他们看，他是怎么从梯子上滑下来的，又怎么把裱糊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学过体操。别人非摔死不可，我不过在这儿稍微磕了一下；摸上去有点疼，但是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乌青。”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新居里住下来，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人们在某个新居住定以后，往往觉得样样都好，就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像常有的情形那样，还稍嫌不足，还缺少大约五百卢布的区区之数。总之，一切都很好。感到特别好的是在最初那个时期，那时一切尚未布置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去采购，一会儿去定做，一会儿要重新摆设，一会儿要稍加调整。夫妻之间虽然还有某些争执，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满意，再加又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过也就完了，没有引起大的口角。等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稍嫌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于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

伊万·伊利奇上午在法院视事，中午回家。在最初那个阶段，他的心情是好的，虽然稍感痛心，原因也是由于新居。（桌布和椅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的被拽断了的绳子，都使他十分恼火：他在布置这所新居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感到痛心。）但是，大体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仰，就像生活理应如此的那样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坐车上法院。在那儿，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立刻升堂视事。上诉人、办公室查讯、办公室本身、开庭——公审和预审。在这一切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经常破坏公事正常进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除了公事关系以外，决不允许跟人们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发生关系的情由也只能是公事往来，而且关系本身也只能是公事公办。例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什么事。因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伊万·伊利奇也就不能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倘若该人有事直接与审判厅委员有关，而且此种关系可以书写到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办到的事，伊万·伊利奇无不一一照办，与此同时，他还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等公务关系结束，其他任何关系也就随之告终。伊万·伊利奇对这种严格区分公与私的本领已高度娴熟，而且凭着长期的实践和独到的才干，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以致所谓公私混淆云云，有时他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偶一为之。他所以敢于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感到一旦有必要，他有随时恢复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本领。这事在伊万·伊利奇办来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甚至还技艺精湛。在公务间隙，他就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又稍许谈点打牌，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但是怀着一个优秀演奏家把自己的那个音部，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规规矩矩地演奏完毕的心情，回到家来。在家中，母女俩或是出门拜客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者上学校读书或是在跟家庭补习老师准备功课，在认真学习学校里教的课程。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万·伊利奇有时就读一点大家经常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披阅公文，核对法律，——对照供词，援引律例。对此，他既不感到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可以玩文特的时候，这些工作是乏味的；但是，倘若没有人玩文特，这毕竟比孤身独坐或者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万·伊利奇的乐趣是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女宾客来家便宴，跟这种人通常消磨时间的办法一样（就像他家的客厅与所有的客厅相同一样），同他们在一起消遣作乐。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晚会，让大家跳舞。伊万·伊利奇很快活，一切也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蛋糕和糖果的事发生了一场大的口角：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万·伊利奇却固执己见，硬要到一家售价昂贵的食品店里去购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剩下了，而食品店老板的账单却赫然开明共计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口角。这场口角吵得很厉害而且不愉快，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骂他是“笨蛋和窝囊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真是群贤荟萃，伊万·伊利奇还和特鲁福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这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做官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交际场中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万·伊利奇的真正乐趣则是玩文特的乐趣。他认为，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趣味相投的牌友和文文静静的搭档坐下玩文特，——这种乐趣好比是蜡烛照亮了所有的不愉快，——但是一定要四个人在一起玩（五个人就很不痛快了，虽然我总装作十分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而且认真（当出牌的时候），然后共进晚餐，喝一杯葡萄酒，在玩过文特之后，特别是稍许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万·伊利奇便心情特别愉快地上床就寝。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最优秀的人物，达官显要和一些年轻人也是座上客。

在对他们到底应结交何等样人的看法上，丈夫、妻子和女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亲戚和邋遢鬼拒之门外，闭门不纳，因为这些人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四壁悬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对他们嘘寒问暖。很快，这些邋遢朋友们也就不再贸然前来了，于是戈洛温家就只剩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达官贵人。一些年轻人竞相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公子，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万·伊利奇已经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商议：何不让他俩在一起乘车出游或者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在毫无变化地进行着，而且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虽然伊万·伊利奇有时说，他口中有一股怪味，腹部左侧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这就是不健康。

到后来，这种不舒服感却逐渐增加，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疼痛，但他总感到肋下有一种隐痛，心情也变坏了。这种恶劣的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在戈洛温家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轻松、体面的生活的愉快感了。丈夫与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也很快销声匿迹。就连体面也难以维持了。口角又频繁起来。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夫妻能够意见一致、不吵不闹地共处的岛屿已经很少。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丈夫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看来，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有一种喜欢夸大的习惯，她说，他的性格坏到极点，而且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是她的脾气好，谁也没法二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这种坏脾气。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倒也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而且常常在他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要没碴找碴，一会儿是发现某件餐具被损坏了，一会儿是吃的东西不对他的口味，一会儿是儿子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了，一会儿又是女儿的发型叫他看不顺眼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起初还反唇相讥，对他说些不愉快的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吃饭开始时发这么大的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由即将进食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病态，因此她也就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是催促大家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心中认定，她丈夫的性格太可怕了，造成了她毕生的不幸，于是她便自叹命苦起来。可是她越是自叹命苦，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是她又不能盼望当真如此，因为这样一来，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加激起了她的怒火，对他怀恨在心。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都救不了她。她十分恼怒，但还是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的恼怒又加剧了他的恼怒。

在一次伊万·伊利奇表现得特别蛮不讲理的口角之后，他解释说，他的肝火的确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于是她就对他说，他既然有病，就应该去治疗嘛，而且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像惯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架子，是医生的一种臭架子，也是他所熟悉的，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模一样；然后东敲敲，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人家做出他事先早已明确、显然是多余的回答，还有一种俨然的架势，那架势似乎在说，您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一切做出安排，至于一切如何安排，我们是心中有数和毫无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贵贱，我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中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中对被告装模作样那样，现在这位名医也在对他装模作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您体内有如此这般的疾病；但是，假如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之后未予证实，那么就可以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疾病。倘若假设您患有某种疾病，那么……如此等等。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他的病情是否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不予理睬。从医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此无需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估计各种可能性——究竟是游走肾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根本不存在伊万·伊利奇的生死问题，只有或是游走肾或是盲肠二者之间的争议。伊万·伊利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争议，他只作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够提供新的罪证，那么此案就将重新审理。这一切恰如伊万·伊利奇本人曾千百次同样冠冕堂皇地对被告所做的那样。现在，医生也同样冠冕堂皇地做出了自己的归纳，并且洋洋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方望了被告一眼。伊万·伊利奇从医生的归纳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妙，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无所谓，可是他却感到心情沉重。这个结论使伊万·伊利奇感到十分痛苦，使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巨大的怜悯感，同时对这个医生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居然漠然处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恰当的问题，”他说道，“但是，一般说，这病是否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眼镜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似乎在说：“被告，如果您不在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就此止步，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逐出法庭。”

“我认为需要告诉您的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经化验后自会分晓。”接着医生便点头送客。

伊万·伊利奇慢腾腾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他不断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极力把所有那些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人所说的话，并从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妙——对我来说是很不妙呢？还是暂时无甚紧要呢？他觉得，医生所说的一切，其含意都是情况不妙。伊万·伊利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出租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也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微微的、隐隐约约的、一秒钟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词的话联系在一起，就具有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万·伊利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感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开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是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帽子进来了：她准备同母亲一道出门。她勉强坐了一会儿，听了这些乏味的话，但是时间一长，她就受不了了，于是母亲也没有听完。

“嗯，我听了很高兴，”妻子说，“那你现在就得注意按时服药啰。把医生的处方给我，我这就打发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药。”她说罢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住了气，可是她一出去，他就长叹了一声。

“也罢，”他说，“也许确实无甚紧要……”

他开始服药，执行医嘱。而医嘱由于化验小便的结果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但是恰好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化验以及理应在这次化验之后紧接着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不能怪医生，但结果是医生对他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或是他忘记了，或是他没有说真话，或是他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是伊万·伊利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他在这样执行的初期还得到了一种安慰。

自从找医生看过病以后，伊万·伊利奇全力以赴地、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摄生与服药的医嘱，密切注视自己的病痛以及自己整个机体的发展趋势。人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所在。每当人们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者，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极力使自己的激动藏而不露，留神谛听，反复询问，并将这些话应用到自己的疾病上去。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伊万·伊利奇却强自振作，硬要自己相信病正在好转。当没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还可以欺骗欺骗自己。但是一遇到他和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出现了公务上不顺心的事，以及打文特的时候手气不好，他就立刻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过去，他也遇到过这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期望着很快就可以改变逆境，他将奋发自强，取得成功，赢得全胜。可是现在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寻思：瞧，我刚开始见好，药力正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桩可诅咒的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于是他怨恨那件不幸的事，以及那些存心跟他过不去、想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断送他的性命，但他又无法克制这种积愤。看来，他自己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理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区区小事。但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也密切注视着破坏这种安静的一切，可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读了一点医书，并常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但是病情的恶化是渐进的，因此将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似乎差别也不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找医生看病时，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迅速。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就医。

这个月，他又去拜望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一模一样，只是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加重了伊万·伊利奇的怀疑和害怕。他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是他对疾病又作了完全不同的诊断，虽然如此，他却保证此病一定能够痊愈，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假设却把伊万·伊利奇弄得更糊涂了，使他的疑心更深了。一位顺势疗法[14]派医生对疾病又作了另一种诊断，并给他开了药。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悄悄地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以后，因为不见起色，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的治疗都失去了信心，更加心灰意懒起来。有一次，一位相识的太太讲到拜求神像能包治百病。伊万·伊利奇发现自己正在凝神倾听，并且对此事的真实性信以为真。这个情况使他感到骇然。“难道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暗自思忖，“不要紧！一切都是扯淡，不要疑神疑鬼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我就这么办得了。现在就此结束。再别去想它了，要严格执行治疗直到夏天。到那时候再看情况。这种犹豫不决现在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就是办不到。肋下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变成经常性的，嘴里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他的食欲和体力也越来越差。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万·伊利奇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使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他看到，他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热中于出门拜客，她们什么也不懂，还嗔怪他老是闷闷不乐、吹毛求疵，似乎他在这方面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虽然她们极力掩饰，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妨碍了她们，但是妻子对他的疾病也给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对此恪守不渝。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伊万·伊利奇就像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总不肯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治疗。今天他遵守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就寝；可是到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突然忘了服药，吃起了鲟鱼（这是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文特，一打就到一点钟。”

“唉，这是哪辈子的事呀？”伊万·伊利奇恼火地说，“不就是有一回在彼得·伊万诺维奇家吗。”

“那昨天跟舍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这样下去永远也好不了，而我们却陪你受罪。”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对待丈夫的疾病的表面上的、说出来让别人和他本人听的态度就是如此，即这个病都是伊万·伊利奇自找的，而且这整个疾病乃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伊万·伊利奇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人们对待他的那种同样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都在端详他，就像端详一个即将出缺让位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的疑神疑鬼，仿佛在他体内出现的那个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正在不断地折磨他，而且正在不可阻挡地把他带往某处，——这事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特别是施瓦茨的喜笑颜开、精力充沛和落落大方使他十分恼火，这一切使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他本人在十年以前的模样。

朋友们常常前来凑牌局，大家就座。发牌，洗牌，红方块加红方块，共计七张。他的对手说：没有王牌，于是给了他两张红方块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兴高采烈，很可能赢得全胜。可是伊万·伊利奇却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以及嘴里的那股味儿，他对于自己会获得全胜居然感到高兴，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对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瞧着他如何用他那灵活的手拍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万·伊利奇的身边，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愉快，而无须麻烦他远远地伸出手去。“他在想什么呀，他以为我居然衰弱到不能远远地伸出手去了吗？”伊万·伊利奇这样想，把他的王牌忘了，多出了一次王牌，结果打了自己的牌，他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最后却以三分之差输掉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他看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难过，而他倒处之泰然。他为什么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真叫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便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一下。”休息？不，他一点都不累，他们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万·伊利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也传染给他们了，但又无法把它驱散。他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在独自寻思：他的生活毫无乐趣，而且使别人的生活也抑郁寡欢，此外，这种有害的状况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躺到床上，而且他常常由于疼痛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又得起床、穿衣、上法院、说话、写字，如果不去上班视事，那就得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新年之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城市，要住在他们家。当时伊万·伊利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买东西了。他从公廨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一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亲自收拾皮箱。他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他一秒钟。这一瞥向伊万·伊利奇说明了一切。他内兄张开了嘴，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便忍住了。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万·伊利奇一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外表，他仍旧讳莫如深。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回来了，他内兄便去找她。伊万·伊利奇锁上了门，照起了镜子——先照正面，接着又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他的照片和他在镜中所看到的容貌两相对照。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捋起袖子，露出了胳膊瞧了瞧，又把袖子放下来，坐到沙发榻上，脸变得比黑夜还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迅速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卷宗，开始披阅，但是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开始倾听。

“不，你太夸大其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

“我怎么夸大其词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已经是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没有光。他生的什么病？”

“谁都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什么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可是列谢季茨基（这就是那位名医）说恰好相反……”

伊万·伊利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游走肾。”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游走。于是他便在脑海中殚思极虑地想要捉住这个肾，不许它乱动，把它固定下来。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这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15]？”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道。

这种难得遇到的和颜悦色使他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阴郁地望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接着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他，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他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按照医生的看法）在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一切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种器官的功能，并减弱另一种器官的活动，便能发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办公。他披阅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时时刻刻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重要的心事，必须等公务完毕之后再行处理。当他办完公事，他才想起，这件心事乃是对于盲肠的种种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种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这时正好有客人来访，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心爱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万·伊利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走进去，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他所想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造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便支起身子来服了药，接着又仰面躺下，注意药物如何在有效地起作用，药物又如何在消灭疼痛。“不过应当适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稍许见好了，大大地见好了。”他开始抚摩肋下，——摸上去并不疼。“是的，我不感到疼，的确已经大大见好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陡地，他感到一阵原有的熟悉的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而且疼个没完，疼痛虽微，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叫人恶心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脑一阵发晕。“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在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跳起来，想要去点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一样，”他睁开两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都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要死的。这帮傻瓜们。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洋洋得意。这些畜生！”愤怒窒息着他。他感到十分痛苦，心头有说不出的难过。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受这种可怕的恐怖不可吧。他爬起身来。

“反正这样不妥；应当安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到尾细细地考虑一番。”于是他就开始思前想后，“是的，且说得病之初。先是肋部碰了一下，我依然那样，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然后去看医生，后来是沮丧，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越走离深渊越近了。体力减退了。越走越近了。我变得憔悴不堪，两眼没有神。死就在眼前，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却是死期将至。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弯下腰去寻找火柴，可是却把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上。它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一时怒起，便用力推了它一下，把床头柜推倒在地。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正在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和急促地喘着气，宛如一个人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接着他又想道：“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会懂的。”

她的确不懂。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了，就匆匆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病情更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又略坐了片刻。

“我说，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略坐片刻便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好吧。”

六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

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16]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他是万尼亚[17]，他先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厮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卡伊也闻过万尼亚那么喜欢闻的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么吻母亲的手的吗？难道母亲衣服的绸褶也是那么对卡伊窸窣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儿饼的事闹过风潮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案吗？

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决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个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毫无此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却是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而且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伫立在他的面前。

他又逐个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寻到支持。他企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是说来也怪，过去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的一切，现在已经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万·伊利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过去我就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摈弃一切疑虑，向法院走去。他与同僚们交谈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漫不经心地，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两手支着橡木软椅上的扶手，与平素一样探过身去，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蓦地抬起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好，发表了一些老生常谈，就宣布开庭。但是倏地在半中间，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隐隐作痛起来。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了，伫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卓越、精明的法官，也居然会乱了章程，出现差错。他抖擞起精神，极力使头脑清醒，他好不容易才把审讯进行到终了，怏怏不乐地坐车回家。一路上，他伤心地想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隐蔽的事情隐蔽过去了；即使埋头审案，他也不能摆脱它。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万·伊利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找别的挡箭牌，别的挡箭牌也果然被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又立刻失去了招架的力量，倒不是因为这些挡箭牌被毁坏了，而是被洞穿了，似乎它能穿越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

在最近这个时期，他有时走进由他布置的那间客厅，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他为了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这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蓦地看到在油漆一新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终于发现这是像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青铜饰物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由他充满了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像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像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这些整理好，把像册上的铜饰又扳正了。

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像册的établissement[18]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叫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跟他抬杠，他据理力争，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给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把东西移过去的时候，妻子却说：“这又何苦呢，用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挡箭牌，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隐匿不见，但是他不由得注意了一下肋下，那儿仍旧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忘不掉它了，它分明在花丛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在这个窗帘上，我就像对敌发动猛攻时捐弃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又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七

伊万·伊利奇患病的第三个月上，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而主要的是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最大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出缺让位，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自己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了，人家给他吃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哀愁起初曾使他的疼痛稍减，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让人受不了。

人们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让人生厌。

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小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再加上他知道，若要办理此事，还得有人在一旁伺候。

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万·伊利奇得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管打杂的农民来把便盆拿出去。

格拉西姆是一个穿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起胖来的年轻庄稼汉。他永远乐呵呵的，性格开朗。起初，看到这个永远干干净净地穿着俄国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便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瘦骨嶙峋的、软弱无力的大腿。

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柏油味和一种沁人心脾的冬天的户外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麻布围裙，里面穿着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他那年轻有力的胳膊，他没有抬头望伊万·伊利奇（显然，他在抑制着在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不痛快），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万·伊利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动作敏捷地把他那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的脸向病人转了过来。

“您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一定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这是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的、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就用他那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万·伊利奇依然坐在沙发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的忙。”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抱住了他，就像他走起路来十分轻巧一样，灵巧而又轻轻地把他抱起来，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给他提上了裤子，接着便想把他放下，让他坐好。可是伊万·伊利奇请他把自己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似乎没有碰着挤着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近旁，让他坐好。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开。但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他不想让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端过来。不，就这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脚下。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端过来，不磕不碰地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接着便把伊万·伊利奇的两腿扶起来放到椅子上；伊万·伊利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高高抬起的时候，他感到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万·伊利奇说，“请你把那边的那个靠垫给我搁在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好受了些。他把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他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的用人们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吗？事情都做完了，不过还要劈点儿柴留明天用。”

“那么你给我把脚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咱来得及。”

伊万·伊利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攀谈起来。事情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万·伊利奇有时就叫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说话。格拉西姆轻快、乐意、纯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使伊万·伊利奇深为感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常常使伊万·伊利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不但不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得到安慰。

伊万·伊利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虚伪，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虚伪，说什么他只是有病，而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取得某种很好的效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以外，什么效果也不会有。这种虚伪使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是想就他的险恶的病情对他说谎，而且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虚伪，在他临死前施加到他头上的这种虚伪，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这些出门拜客、窗帘、午餐的鲟鱼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虚伪，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非常痛苦。说来也怪，每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起码别再撒谎好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濒临死亡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水平，一种多少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如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可怜他，没有一个人愿意甚至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因此，伊万·伊利奇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整宿整宿地扛着他的两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万·伊利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猝然跟他“你我”相称，补充道：“要不是你有病，要不，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听到这话，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且认为对此无须隐瞒，他只是可怜这位衰弱的、憔悴不堪的老爷。甚至有一次，当伊万·伊利奇打发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认为干这活是受累，因为这活儿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这事落到他头上的时候有人也能替他干同样的活儿。

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他真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有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人们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们那样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等审判厅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颇相类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得到安慰。伊万·伊利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就在这时候他的同僚，高等审判厅委员舍别克光临了。伊万·伊利奇本来想哭和接受爱抚的，结果反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习惯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固执己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化了伊万·伊利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扇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屋子。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日也罢——反正都一样，反正都相同：持续不断的、一刻不停的剧痛；意识到那正在无望地逐渐离开、但还未完全离开的生命；正在日益迫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那劳什子的虚伪。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一小时一小时，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问，您不要喝茶吗？”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上必须喝茶。”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吗？”

“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了。”

仆人又干了一会儿。伊万·伊利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指他的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去叫醒她。请问要去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他说。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万·伊利奇害怕一个人留下。“找件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递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茶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扯淡，都是骗局，”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腻的和令人万念俱灰的药味，心里就想道，“不，我没法相信。但是这疼痛，这疼痛又干吗呢，它哪怕能稍微停一会儿呢。”他发出了呻吟。彼得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由于疼痛（尽管疼得非常厉害），倒不如说由于苦恼。“老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老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一切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手足无措起来。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你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洗脸，换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洗脸。他洗洗停停地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而且照了照镜子。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衫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低下头去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做完了。他穿上晨衣，裹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片刻间，他觉得精神备爽，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两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打发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奔腾咆哮，永远是疼痛，永远是忧伤，永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个人待着感到特别凄凉，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没有叫就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给来点吗啡呢——昏睡过去倒好。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给我想点法子。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没准是医生吧。不假，这是医生，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肥肥胖胖，喜笑颜开，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住了吧，咱们就来给您安排一切。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既然永远挂上了这副表情，就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穿上了燕尾服出去拜客一样。

医生精神抖擞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候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嗯，我说，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感到，医生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便改口道：“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难道你说谎从来不觉得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明白他提的这个问题。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说道：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不止，一点没有减轻。能有点什么药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嗯，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十分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任何意见了。来吧，您好。”于是医生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说说笑笑的态度，开始一本正经地检查病人，号脉，量体温，并开始东敲敲，西听听。

伊万·伊利奇深知，而且觉得，这一切无疑都是扯淡，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向他伸过头去，将耳朵忽高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却任凭他去装模作样，就如从前他听凭律师信口雌黄一样，其实他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话都是撒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绸衣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为什么大夫来了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在这里。

伊万·伊利奇望着她，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和从前一样。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更改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因此只能怪他自己，于是她就爱护备至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无法更改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两脚朝上，用这样的姿势躺着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亲切地微微一笑，略含轻蔑之意，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于是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便向伊万·伊利奇宣布，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那位普通医生的名字）一起会诊。

“请你千万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以此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双眉深锁。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简直难辨真假。

她替他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她为了自己竟做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他倒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这话了。

果然，在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关于肾脏，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相互问答，以致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就范。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却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万·伊利奇向他抬起了闪烁着恐惧与希望之光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位名医的回答是：无法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万·伊利奇送别医生时的抱着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到这个目光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门，以便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由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又是他那同样地不断作痛、备受煎熬的身体。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呻吟起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暮色苍茫，给他端来了饭菜。他勉强喝了点鸡汤，于是又周而复始，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饭以后，在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打扮就像去赴什么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乳房，她脸上还留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19]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下来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这是他自己硬要订一个包厢去看戏，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顾盼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是他看到，她问的目的不过是问问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因为她也知道没什么可问的，所以她就说起了她想要说的话：要不是包厢已经订下了，而且埃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单独去，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巴不能守着他坐在这里倒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姑爷）也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那使他十分痛苦的身体。可是她却把这个身体拿出来展览。她强壮、健康，分明在热恋中，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穿着燕尾服、烫着à la Capoul[20]鬈发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地裹着他那长长的、青筋毕露的脖子，衬衫的前胸一片雪白，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高顶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可怜巴巴的，戴着手套，眼睛底下有一块乌青；他为什么会有这块乌青，伊万·伊利奇是知道的。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他那吃惊的、哀伤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万·伊利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讯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拌起嘴来：是谁把它放起来了，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万·伊利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伊万·伊利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可后来又答道：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21]。”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不同意。于是又谈起了她的演技的优美与真实，也就是那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在说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望了伊万·伊利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人也瞧了他一眼，闭上了嘴。伊万·伊利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视着，分明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不敢造次，大家都害怕贸然破坏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使大家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但却说漏了嘴。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也该走了嘛。”她瞧了一眼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说道，接着便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窸窣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来，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万·伊利奇觉得心里松快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齐走了，但是却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反正每况愈下。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终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把格拉西姆叫来。”他在回答彼得的问话时说。

九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是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把格拉西姆打发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道：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吃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十分痛苦的昏睡中。他感到疼痛难忍，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加之，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痛苦难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在挣扎，然而又在帮忙。突然间，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在安静地、耐心地打着盹。可是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膀上；还是那支罩着灯罩的蜡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老爷。”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身躺下，把一条胳膊压在身底下，自怜自叹起来。等格拉西姆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根本没有希望得到回答，他哭的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又痛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似乎他不是在倾听用声音说出来的说话声，而是在倾听他内心中升起的心声和思路。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明确的概念。“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留神谛听，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的心声问道。

“对，活下去，像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像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的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这些愉快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去完全不像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而且统统如此——除了儿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过去，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是的确愉快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为它生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造成现在的他——伊万·伊利奇的那些事情一开始，过去被看作快乐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渐渐消散，变成某种渺小的、常常令人生厌的东西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他在法律学校上学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律学校倒还有某些确实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欢娱，那里有友谊，那里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级，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少起来了。然后是在省长身边第一次供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是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这一切便乱作一团，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以后美好的东西又更少了点，越往后越少。

结婚……于是骤然出现了失望、妻子嘴里的气味、肉欲和装模作样！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公务，还有那为金钱的操心，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是这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得死气沉沉。恰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我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做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你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呢？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像你眼下在法院里，当执行吏宣布：‘开庭！……’时那样活吗？开庭，开庭，”他向自己重复道，“瞧，这就是法庭！我可没有犯罪呀！”他愤怒地大叫，“为什么审判我？”接着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开始想那朝夕思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恐怖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他想到（这个想法常常来光顾他），这一切乃是因为他生活得不对头的时候，他又立刻想起他一生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于是他便把这个奇怪的想法赶走了。

十

又过了两星期。伊万·伊利奇已经躺在长沙发上起不来了。他不愿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面壁而卧，他孤独地忍受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的痛苦，孤独地思考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真要死吗？于是他内心的声音便答道：是的，这是真的。那这些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声音又答道：就这样，不干什么。此外，往下想就是一片空虚。

从伊万·伊利奇开始患病的时候起，从他头一次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分裂为两种彼此对立、互相交替的心情：时而是绝望和等待着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时而是希望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自己体内的活动，时而他眼前只看见暂时偏离自己职守的肾或者盲肠，时而又只看见那用任何办法也无法幸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

这两种心情从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现。但是越病下去，关于肾的种种推测就越变得可疑和荒诞不经，而死即将光临的意识却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他只消想一想，三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又是什么样子；想一想他怎样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使任何一点希望都破灭了。

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伊万·伊利奇在这可怕的孤独中，只靠回忆往事过日子。他的过去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总是从时间最近的开始，逐渐引向最遥远的过去，引向儿时，然后便停止在那里。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今天端给他吃的黑李子酱，他便想起了儿时那半生不熟的、皱了皮的法国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别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时的满嘴生津，由于想起李子的味道，同时又出现了一连串儿时的回忆：保姆、弟弟和玩具。“别想这个了……想起来太痛苦了。”伊万·伊利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又转向现在。他看到沙发背上的钮扣和山羊皮的皱纹。“山羊皮既贵又不结实，就是因为它惹起了口角。但那是另一块山羊皮，而且也是另一次争吵，当时，我们把父亲的皮包扯破了。我们受到了惩罚，可是妈妈却拿来了馅儿饼。”于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很痛苦，于是他又极力把这个思想驱散，努力去想别的事。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回忆的峰回路转，他心中又萦回着另一串回忆——想到他的病情是怎么加剧和发展的。越是追溯回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正如病痛越来越厉害一样，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坏了。”他这样想。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亮光，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迅速。“与死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22]伊万·伊利奇想。于是一块石头以加速度向下飞落的形象便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连串有增无已的痛苦，正在越来越迅速地飞向终点，飞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飞……”他战栗，动弹，想要反抗。但是他心中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的、但又不能不看着他前面的东西的眼睛看着沙发背，等待着，等待那可怕的坠落、碰击和毁灭。“反抗是不行的。”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哪怕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呢！那也办不到。如果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倒也是一种解释。但就是这点没法承认，”他自言自语道，想起自己毕生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就是这点不能认账。”他一面对自己说，一面哑然失笑，好像有什么人会看见他的微笑并被他的微笑所骗似的，“无法解释！痛苦，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十一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在这两星期中，发生了伊万·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彼得里谢夫正式提出了求婚。这事发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边走边寻思着怎样向他宣布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里伊万·伊利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见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不过换了个姿势。他仰面躺着在呻吟，目光呆滞地望着身前。

她先谈到药。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了过来。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的憎恨。

“看在基督分上，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

她想走开，但是这时女儿进来了，走到他跟前去问候。他像看妻子那样望了望女儿，她问候他的健康，对于她的问题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大家解放出来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俩一言不发，坐了片刻便出去了。

“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丽莎对母亲说，“好像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爸爸[23]，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

医生在平素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伊万·伊利奇在回答他“是与否”的时候，一直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最后终于说道：

“您明知道您已束手无策，那您就别管我了吧。”

“咱们总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吧。”医生说。

“那您也办不到，您就别管我了。”

医生走进客厅，告诉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病情很严重，若要减轻痛苦（痛苦一定很剧烈），只有一个办法——服鸦片。

医生说他的肉体痛苦很剧烈，这话倒不假。但比他的肉体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也是他的主要痛苦所在。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矇眬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道：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

他想到过去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他的一生过得不对头，——也许这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对身居最高地位的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那些微弱的企图，那些他立刻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的微弱的企图，——这些倒可能是对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公务的利益——这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企图在自己面前替这一切辩护。可是他忽然感到，他所辩护的事情太站不住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见用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这一认识加剧了，十倍地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呻吟，辗转反侧，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使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受。为此，他恨他们。

他们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鸦片，他昏睡过去了，但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疼痛又开始发作。他把所有的人统统赶了出去，痛得直打滚。

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说：

“Jean，亲爱的，这事你就算为我（为我？）做的吧。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反而时常有用。怎么样，这没关系的。没病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了眼睛。

“什么？领圣餐[24]吗？干什么？不要！不过……”

她哭了起来。

“行不行，亲爱的？我去把咱们的那位叫来，他非常和气的。”

“好极了，太好了。”他说。

当神父来了，并听了他的忏悔以后，他的心才软下来，他仿佛摆脱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阵轻松，正由于这样，痛苦也似乎减轻了，霎时间，他升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想到盲肠以及治愈它的可能性。他两眼噙着泪水领了圣餐。

领完圣餐以后，他们又扶他躺下，他感到一阵暂时的轻松，生的希望又出现了。他想起了他们建议他做手术的事儿。“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语道。妻子前来祝贺他[25]；她说了一些人们惯常说的话，又加了一句：

“你觉得好点了，是吗？”

他看也没有看她就说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体态、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声音——统统都在对他说着同样的话：“错了。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向你掩盖了生与死的一片虚伪和一场骗局罢了。”他一想到这个，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而伴随着憎恨又升起了肉体上的剧烈的痛苦，而与痛苦俱来的则是意识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他感到一阵绞痛和刺痛，疼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当他说“是的”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说完“是的”以后，便直视着她的面孔，接着便异常迅速地（就他的虚弱而言）翻过身去，脸朝下，大叫：

“走开，走开，你们别管我了！”

十二

从此刻起，便开始了那第三天不停的喊叫，这叫声是如此可怕，隔着两道门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问话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他完了，无可挽回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仍旧是疑惑。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各种声调叫道。他开始大叫：“我不要！”——接着便是一个劲儿地喊叫“哎哟”。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就在那黑咕隆咚的口袋里挣扎着。他苦苦地挣扎着，就像一个死囚明知道他已不能生还，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尽管他在拚命挣扎，可是每分钟都感到他离那使他胆战心惊的事越来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蓦地，有一股什么力量当胸，对准肋下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终于跃进了洞穴，可是在那边，在洞穴的尽头，有件什么东西在发亮。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他常常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情形那样，他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到末了他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是的，一切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这不要紧。可以，可以再往‘对’的方面做嘛。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忽然安静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临死前一小时。就在那时候，那个中学生悄悄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那个生命垂危的人还在拚命喊叫，两手乱甩。他的手打着了中学生的头。中学生抓住了它，把它贴到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伊万·伊利奇跌进了洞穴，看到了光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错了，但这事还是可以纠正的。他问他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接着他便屏息静听，安静了下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了。妻子走到他的身边。他望了她一眼。她张开了嘴，鼻子上和腮帮子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她神情绝望地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了。

“是的，我给他们增添了痛苦，”他想道，“他们觉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好起来的。”他想说这话，但是没有力气说出来。“其实，何必说呢，应当做到才是。”他这样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儿子，说道：

“领走……可怜……还有你……”他还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气力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他知道，谁该明白谁就会明白的。

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忽然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问他自己，“它到哪里去了呢？喂，疼痛，你在哪儿呀？”

他开始寻觅。

“是的，这就是它。那有什么要紧，让它去疼吧。”

“可是死呢？它在哪儿？”

他在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它在哪儿？死是怎样的？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对于他，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变。对于守候在旁的人来说，他的弥留状态又持续了两小时。他的胸膛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响，他那瘦削不堪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然后呼哧声和嗄哑声便越来越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的身旁说道。

他听见了这话，并在自己心中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死——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了。”

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下半口就咽了气，两腿一伸，死了。

（1886年3月）

臧仲伦 译

[1]指高等审判厅委员。

[2]一种牌戏。

[3]一种厚实的印花布，印有图案或花纹，用于糊墙，或为家具包面。

[4]法语：全家的骄傲。

[5]拉丁语：宜有先见之明。

[6]法语：好孩子。

[7]法语：年轻人难免要胡闹。

[8]一八六四年沙皇政府实行司法改革，添设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

[9]法语：正派，规矩。

[10]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11]法语：任性地。

[12]帕莎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13]丽莎是伊万·伊利奇的女儿。

[14]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15]法语：约翰。（约翰相当于俄语中的伊万。）

[16]基策韦特（1766—1819），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诠释者；他所著的逻辑教科书的俄译本曾在沙俄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17]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18]法语：设备。

[19]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20]法语：卡波式。

[21]法语：《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系法国戏剧家斯克里布（1791—1861）作的剧本。

[22]意为离死亡越近，速度越快。

[23]“爸爸”两字是用法国腔的俄语说的。

[24]又称领圣体血，东正教的一种礼仪：由神父对面饼和葡萄酒（象征耶稣为众人免罪而舍弃的身体和血）进行祝祷，然后由教徒领食之。教徒临终要领最后一次圣餐。

[25]祝贺他领了圣餐。

克莱采奏鸣曲[1]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到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一

这事发生在早春时节。我们坐车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多了。短途旅客不断上下，但是有三个旅客和我一样，从火车的始发站起就一直坐到现在：一个是既不漂亮也不年轻的会吸烟的太太，面容疲倦，身上穿一件男不男女不女的大衣，头上戴一顶小帽；另一个是这位太太的朋友，他的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十分健谈，随身带的行李都是崭新的，而且十分齐整；第三个是一位个子不高的绅士，他独处一隅，动作急速而仓促，人还不老，但是一头鬈发却显然过早地变白了，他的双目熠熠发光，异乎寻常，目光常常迅速地从一件东西转移到另一件东西上。他身穿一件出自高级裁缝之手的镶着羔皮领的旧大衣，头戴一顶羔皮的高筒软帽。他解开钮扣的时候，可以看见大衣底下穿着一件带褶的外衣和俄国式的绣花衬衫。这位绅士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时候爱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既像咳嗽，又像一种欲笑又止的干咳。

在整个旅途中，这位绅士极力避免与其他旅客交谈和结识。邻座同他攀谈的时候，他的回答常常简短而生硬，他或是看书，或是一面眺望窗外一面吸烟，或是从自己的旧行囊中取出食物，独自喝茶或吃东西。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孤僻也感到苦恼，我几次想开口同他说话，但是每次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就掉过头去，拿起书本，或者眺望窗外。

第二天傍晚，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的时候，这位神经质的绅士下车去打开水，为自己沏了茶。那位随身带着又新又齐整的行李的先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律师），同他的邻座，那位穿着男不男女不女的大衣的会吸烟的太太，也到车站的茶座里喝茶去了。

当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不在的时候，又有几个新上车的旅客走进了车厢，其中有一个是脸刮得光光的、满脸皱纹的高个儿老头，显然是个商人，他身穿貂皮大衣，头戴大帽檐的呢子便帽。这个商人就在太太和律师座位的对面坐了下来，并且立刻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看那模样，像是商号的伙计，他也是在这一站上车的。

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不动，所以在没有人走过的时候，我间或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先宣称，他是到自己的庄园去，他的庄园离此仅一站路；然后，他们俩就照例谈到行情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眼下的生意，接着又谈到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那伙计便谈起他们两人都知道的某富商怎样在集市上纵酒作乐的情形，但是那老头不让他说完便讲起了过去他亲自参加过的在库纳温开怀畅饮的情景。他对自己能参加这样的豪饮分明感到很骄傲，并且洋洋得意地谈到，有一次他怎样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在库纳温喝得酩酊大醉，干下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谈到此事他就窃窃私语，伙计听了哈哈大笑，笑得整节车厢都听得见，那老头也笑了起来，露出两颗大黄牙。

我已经不指望他们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了，便站起身来，想在开车之前到站台上去走走。在车厢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律师和那位太太，他俩正边走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要出去来不及了，”那位爱跟人搭讪的律师对我说道，“马上要摇第二遍铃了。”

我还没来得及走到车的尽头，铃声果然响起来。当我回到车厢的时候，那场热烈的谈话还在那位太太和那位律师之间继续进行着。那个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不斜视，间或不以为然地啧啧作声。

“后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丈夫宣布，”当我走过律师身边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说道，“她不能，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

接着，他又说下去，说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在我之后又进来了一些旅客，列车员也走了过去，一个办事员也匆匆地跑了进来，喧闹了好一阵，由于太吵，我听不清他们说的话。当一切重归平静以后，我才重新听到律师的谈话声，显然，谈话已经从个别的情况转到了一般性的话题。

律师说，欧洲的舆论界现在对离婚问题很有兴趣，而在我国，这一类事情也层出不穷。律师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便停止了自己的高谈阔论，转过身去问老头。

“在从前那会儿可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问道。

老头想要回答什么，但是这时候火车开动了，于是老头便摘下便帽，开始画十字，并低声念着祷告。律师把眼睛转向一边，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念完了祷告，又画了三次十字，才端端正正地戴上自己的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并在座位上坐端正了，方才开始说话。

“这事儿过去也常有，先生，不过要少一些，”他说，“如今这世道，这事儿哪能没有呢。大伙的文化太高了嘛。”

火车越开越快，在铁轨交接处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因此我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听听也怪有意思的，于是我就挪近了些。我的邻座，那位目光炯炯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也听出了味，他在留神谛听，不过没有离座。

“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呢？”那位太太淡淡地一笑，说道。“像过去那会儿，新郎新娘彼此甚至都没有见过面，难道这样的结婚倒好吗？”她继续说道，按照许多太太的习惯，不去回答对方说的话，而是去回答自以为对方会说的话。“她们既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爱他，就随随便便地嫁个人完事，结果痛苦一辈子；依你们看，这样倒更好吗？”她说；她这番话显然是冲着我和律师说的，她根本无意对跟她交谈的老头说这番话。

“大家的文化太高了嘛。”商人重复道，鄙夷地望着那位太太，对她的问题避而不答。

“我倒想知道您如何来解释受教育和夫妻不睦之间的关系。”律师微微露出一丝儿笑容。说道。

商人想说什么，但是那位太太打断了他的话。

“不，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但是律师拦阻了她：

“不，还是让这位先生谈谈他的高见吧。”

“有了文化尽干傻事。”老头斩钉截铁地说。

“让那些并不相爱的人结婚，然后又大惊小怪，责怪他们不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那位太太抢先说道，扫了一眼律师、我，甚至那个伙计。那个伙计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来，一条胳膊支在椅背上，笑眯眯听着大家说话。“只有畜生才能听凭主人摆布随意交配，而人是有爱恋之心的。”她说道，分明想要刺一下那位商人。

“您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太太，”老头说，“畜生是牲口，而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跟一个人没有爱情，又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那位太太一直急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她大概觉得这些见解很新颖。

“过去可不讲这个，”老头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道，“只是眼下才时兴这一套。有一点屁事儿，她就说：‘我不跟你过啦。’庄稼汉们要这有什么用，可是这时髦玩意儿也时兴开了。说什么：‘给，这是你的衬衫和裤子，统统给你，我可要跟万卡走啦，因为他的头发比你的鬈。’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女人最要紧是应该懂得害怕。”

那个伙计看了看律师、太太和我，分明忍俊不禁，并且准备看大家对老头的话作何反应来决定，是表示嘲笑还是表示赞同。

“害怕什么？”太太说。

“害怕这个呗：应该害怕自己的丈—夫嘛！就是应当害怕这个。”

“哎呀，我说老爷子，那种时代已经过去啦。”那位太太甚至不无恼怒地说道。

“不，太太，那种时代是不会过去的。夏娃，也就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2]，过去是这样，直到世界末日也是这样。”老头说道，严厉而胜利地摆了摆头，以致那个伙计立刻认定，商人已经胜利在握，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男人家才这么认为，”太太说，她看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不肯认输，“你们自己可以胡作非为，可是却想把女人关在深闺之中。你们自己大概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吧。”

“谁也不许为所欲为，不过一个男人不会给家里惹是生非，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却是靠不住的破鞋。”商人继续开导大家说。

商人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威严，分明就要征服自己的听众了，甚至那位太太也感到自己被压倒了，但是她仍旧不服输。

“是的，但是我想，你们也会赞同的，女人总也是人吧，她也和男人一样有感情。如果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她又该怎么办呢？”

“不爱！”商人皱起眉头，嘬起嘴唇，厉声重复道，“没准会爱的！”

那伙计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论据特别满意，他啧啧连声，表示赞许。

“不会的，她不会爱的，”太太说道，“如果没有爱情，总不能强迫她爱吧。”

“嗯，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忠实，那怎么办呢？”律师说。

“这是不许可的，”老头说，“应当看好她，不许她胡来。”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那怎么办呢？要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呀。”

“有些人家常有，我们这儿可没有。”老头说。

大家都默然以对。伙计动弹了一下，又凑近了些，他大概不甘落后，便笑眯眯地开口道：

“可不是吗，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小伙子出了一件丑事。谁是谁非也是很难判断的。也是碰到了这样一个女人，偏是个骚货。她就胡搞起来了。可是这小伙子循规蹈矩，又有文化。起先，她跟账房胡搞。他好言好语地劝她。她就是不听。干尽了卑鄙下流的事。还偷起他的钱来。他就打她。可怎么样呢，她反倒越变越坏了。竟跟一个不信基督的犹太人，请恕我说句粗话，搞起破鞋来了。他怎么办呢？干脆把她给甩了。直到现在，他还在打光棍，而她呢，就到处鬼混。”

“就因为他太傻，”老头说，“要是他一开头就不许她胡来，狠狠地把她制服了，兴许她倒会安分守己。一开头就不能由着娘儿们胡来。在地里别相信马，在家里别相信老婆。”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收到下一站下车的车票。老头把自己的车票交给了他。

“可不是吗，对女人就得先来个下马威，把她给制服了，要不一切都完蛋。”

“嗯，那您自己怎么刚才还谈到，有些成了家的男人还在库纳温集市上寻欢作乐呢？”我忍不住问。

“那又当别论。”商人说，从此再不开口了。

当响起火车汽笛声的时候，商人便站起身来，从座位下取出行囊，掩上衣襟，接着举了举帽子，便向放制动闸的平台走去。

二

老头一走，大伙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来。

“一位思想古板的老爷子。”伙计说。

“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治家格言派’[3]，”那位太太说，“他关于妇女和婚姻的观点多么不讲理啊！”

“可不是吗，对于婚姻的观点我们离欧洲的看法还远得很哩。”

“要知道，这种人不明白的主要之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太太说，“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只有被爱情圣洁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伙计笑吟吟地听着，希望尽可能地多记住一些聪明的言谈以备将来应用。

就在那位太太发表宏论的半中间，我蓦地听到身后一种声音，既像是戛然而止的笑声，又像是失声痛哭。我们回过头去，看见我的那位邻座，那位白发苍苍、目光炯炯的孤独的绅士，显然对我们的谈话感到了兴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我们身旁。他站着，将两手放在椅背上，分明十分激动：他的脸红红的，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

“什么样的爱情……爱情……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呢？”他讷讷地说。

那位太太看到谈话对方那副激动的神态，便尽可能柔和而周到地回答他。

“真正的爱情……只有男女之间存在着这种爱情，婚姻才是可能的。”太太说。

“是啊，但是真正的爱情又指的什么呢？”那位目光炯炯的绅士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怯生生地问道。

“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爱情。”太太说，显然不想跟他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位绅士说，“必须下一个定义，您到底指什么……”

“怎么？说起来也很简单，”太太说，但又沉思了一会。“爱情吗？爱情就是对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超出于对所有其他人的特别的爱恋。”她说。

“这种爱恋能保持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天？半小时？”那位白发绅士笑了起来，说道。

“不，对不起，您分明别有所指吧。”

“不，我说的是同一回事。”

“她是说，”律师指着太太插嘴道，“婚姻必须首先出于一种爱恋之情，也可以说爱情吧，只有存在着这种爱情，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才可能是某种，可以说吧，神圣的东西。其次，任何婚姻，如果没有自然的爱恋之情（也可以说爱情吧）做基础，那它在自身中也就没有了任何道德约束力。我理解得对吗？”他问那位太太。

太太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对自己想法的解释。

“其次……”律师继续说道，但是那位现在两眼熠熠发光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等律师说完，便开口道：

“不，我说的也正是对一个男人或者对一个女人超出于对所有其他人的爱恋，不过我现在要问的是：这种爱恋能保持多久？”

“保持多久吗？很久很久，有时候是终身不渝。”太太耸了耸肩膀答道。

“要知道，这种情形只有小说里才有，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的。在现实中，这种对于一个人超出于对其他人的爱恋，可能保持几年，不过这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几个月，要不就是几星期，几天，几小时。”他说，显然知道他的意见使大家都感到吃惊，对此他颇感得意。

“哎呀，您说什么呀。那可不对。不，对不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道。甚至那个伙计也发出了某种不以为然的声音。

“是的，诸位，我知道，”那位白发绅士大声说道，把我们的声音全给压倒了，“你们讲的是自以为存在的东西，而我讲的则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男人对于每一个漂亮的女人都会体验到你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感情。”

“哎呀，您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是的确存在着那种被称做爱情的感情的呀，而且这种感情不是保持几个月和几年，而是要保持一辈子的。”

“不，这种感情是没有的。即使说一个男人终身爱着某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却完全有可能爱上另一个男人，这在世界上过去从来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他说罢便取出烟盒，点上了一支烟。

“但是这种感情也可能是相互的。”律师说。

“不，不可能，”他反驳道，“就像在一大车豌豆中，您看到的两粒豌豆不可能紧挨在一起一样。此外，这不仅不可能，这里还会发生厌倦。一辈子就爱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这无异说一支蜡烛可以点一辈子。”他一面说，一面贪婪地吸着烟。

“但是您说来说去都是说的肉体的爱。难道您就不允许有建立在理想上一致、精神上融洽无间的基础上的爱情吗？”那位太太说。

“精神上的融洽无间！理想上的一致！”他重复道，发出自己特有的那种怪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睡在一起呢（请恕我出言粗鲁）。要不然，由于理想上的一致，人们都可以睡到一块儿了。”他说罢便神经质地笑起来。

“但是对不起，”律师说，“事实与您所说的话是矛盾的。我们看到，男婚女嫁是确实存在的，全人类或者大部分人类都过着结婚生活，而且许多人都诚实地过着长期的结婚生活。”

那位白发绅士又笑了起来。

“你们说，婚姻是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当我表示怀疑除了性爱以外这种爱情是否存在的时候，你们却用存在着婚姻来证明存在着爱情。可是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是一场骗局罢了！”

“不，先生，对不起，”律师说，“我只是说，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

“婚姻是存在的。不过它为什么要存在呢？有些人把婚姻看作是某种神秘的事，看作是一种在上帝面前必须履行的圣礼，在这些人中，婚姻的确过去存在过，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存在于他们之中，可是却不存在于我们之间。在我们这儿，人们虽然也男婚女嫁，但他们在婚姻中所看到的，除了性交以外，别无他物，其结果不是一场骗局就是使用暴力。当不过是欺骗的时候，那还比较容易忍受一些。夫妻双方不过在骗人他们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实际上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生活。这固然可憎可厌，也还差强人意。最常见的情形却是，夫妻双方都承担了同居终身的表面上的义务，可是从第二个月起就已经彼此憎恨，希望分居，但又依旧住在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可怕的精神上的痛苦，它迫使人们去酗酒，去自杀，去杀人，去服毒自尽和互相下毒。”他越说越快，不让任何人插嘴，而且越来越慷慨激昂。大家都一言不发，感到很尴尬。

“是的，毫无疑问，在夫妇生活中常有一些令人咋舌的插曲。”律师说，希望就此结束这场有伤大雅的热烈的谈话。

“我看，你们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白发绅士低声地、似乎坦然地说道。

“不，我还未曾有此荣幸。”

“也谈不上什么荣幸。我就是那个您刚才暗示说发生过令人咋舌的插曲，就是发生过杀妻插曲的波兹内舍夫。”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我们中间的每个人，说道。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大家相对默然。

“好吧，反正一样，”他说，又发出他惯常的那种怪声，“不过，请诸位原谅！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您请别那么想……”律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别那么想”什么。

但是波兹内舍夫对他不予理睬，而是迅速转过身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位先生和那位太太在窃窃私语。我就坐在波兹内舍夫的身旁，我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只得相对无言。看书吧，天色已暗，于是我就闭上眼睛，装作想假寐片刻。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到了下一站。

在这一站，那位先生和太太坐到另一节车厢里去了，这是他们早就和列车员说好了的。那个伙计也在座位上安顿好，睡着了。波兹内舍夫一直在抽烟、喝茶，这茶还在上一站就沏好了。

我睁开眼睛，瞧了他一眼，他蓦地坚决地，并且恼怒地对我说道：

“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跟我坐在一起也许觉得不愉快吧？那我可以走开。”

“哦，不，这是哪儿的话。”

“好，那您不想喝点茶吗？只是浓了点儿。”他给我倒了杯茶。

“他们说话……总是在撒谎……”他说。

“您指什么？”我问。

“还是那老问题：关于他们的所谓爱情以及什么是爱情的问题。您不想睡觉吗？”

“毫无睡意。”

“那您是否愿意听我讲一讲这种所谓爱情是怎样使我落到我目前这个地步的呢？”

“好吧，如果您不觉得痛苦的话。”

“不，沉默才使我痛苦。请喝茶。是不是太浓了？”

茶的确浓得跟啤酒一样，但是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候列车员走了过去。他默默地、恶狠狠地目送着他，直到他离开了车厢，他才开口说话。

三

“好吧，那我就来讲给您听……不过您真的想听吗？”

我又重说了一遍我非常想听。他沉吟片刻，用两手搓了搓脸，方才开口说道：

“既然要说，那就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必须告诉您我是怎么结婚和为什么要结婚的，以及我在结婚以前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生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是一个地主和大学学士，还当过贵族长。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同时又跟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一面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一面还自以为我过的生活很正当。我心想，我是一个人人见了都喜欢的男子，而且是个无可訾议的正人君子。我不是一个以勾引女人为乐的人，也没有那些不自然的癖好[4]，而且也并不把这事当做生活的主要目的，就像许多与我年龄相同的人常常做的那样，我对于酒色之好是有节制的，无伤大雅的，是为了有益于健康。我避免染指那种可能用生孩子或者用对我的一往情深把我缠住的女人。话又说回来，也许，也有过孩子，也有过一往情深，但是我做得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对此，我不仅认为是道德的，而且还以此感到自豪。”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并且发出他惯常发出的那种声音，每当他出现一个显然是新的想法的时候，他常常这样。

“要知道，最为人不齿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叫道，“荒淫无耻并不在于肉体，肉体上的任何胡作非为还不就是荒淫无耻；荒淫无耻，真正的荒淫无耻，就在于跟一个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而又极力摆脱对这个女人的道义上的关系。而我又偏偏把这种超然物外看作是自己的一大美德。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就因为我没有来得及付钱给一个大概爱上了我、并且委身于我的女人。直到后来，我把钱寄给了她，以此表示我在道义上与她毫无瓜葛之后，我才感到心安。您别点头了，好像您同意我的观点似的，”他蓦地向我嚷道，“这种花招我是知道的。你们大家，还有您，您，如果不是罕见的例外的话，充其量，您和我观点一致。不过，反正一样，请恕我直言，”他继续说道，“但是问题在于，这可怕，可怕，太可怕了！”

“什么可怕？”我问。

“我们对于女人以及同她们的关系方面所处的那个迷误的深渊。是的，谈到这一点我就无法平静，倒不是因为我发生了像他所说的那个插曲，而是因为自从我发生了那个插曲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我才完全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切。一切都翻了个过儿，一切都翻了个过儿！……”

他点上了一支烟，然后将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开始说下去。

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是透过车厢的震动声可以听见他那令人感动的、悦耳的声音。

四

“是的，只有在像我这样受尽痛苦之后，只是由于这段心酸的经历，我才懂得了这一切的根源所在，我才懂得了什么才是对的，也因此而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全部可怕之处。

“请看，把我引上这一插曲的那事是怎么开始和何时开始的吧。这事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六岁。发生这事的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我的哥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我还没有跟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也像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们一样，我已经不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小孩了：我早就被别的男孩子带坏，而且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女人，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某种令人馋涎欲滴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在折磨着我了。我的单身生活并不是清白的。我跟我们这个圈子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们一样，感到苦恼。我害怕，我痛苦，我祷告，接着便是堕落。我已经在思想上和事实上都学坏了，但是我还没有迈出最后一步。我在独自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还没有染指过别人。但是有一次，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一个大学生，一个爱说笑逗乐的人，也就是一个所谓好心肠的糊涂虫，也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喝酒、打牌的最大的混蛋，在一次开怀畅饮之后，怂恿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去了。当时，我哥哥也还是一个清白的少年，他也是在那天夜里堕落的。我那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可是我玷污了自己，也参与玷污了一个女人。当时，我根本不懂我在做什么。要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个大人说过我做的那事有什么不好。即使现在也决不会有人听到这种话。诚然，这在圣训里有[5]，但是《十诫》只有在考试中回答神父问题的时候才用得着，而且也并非十分有用，还远不如在拉丁文的假定句里使用ut这条不可移易的规律更有用。

“就这样，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一个大人（他们的意见我是很尊重的）说过，这事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倒听见我所敬重的那些人常说，这是好的。我听说，做过这事以后，我内心的斗争和痛苦就会平静下来，我非但听说过而且还读到过，我还听见大人们常说，这对健康有好处。我又听见同学们说，干这种事能叫人刮目相看，是一种敢作敢为的表现。所以，总的说来，除了一片叫好声以外，我简直看不出有任何不好的地方。那么染上脏病的危险呢？但是连这一点也是被预见到了的。这事自有为民操劳的政府在关心。它监督着青楼妓院的正常活动，保证中学生们可以放心大胆去放荡淫乱。并有一批拿着官俸的医生在监督此举。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医生认为，淫乱有益于健康，因此他们也就制定出一套实行正确的、井然有序的淫乱的办法。我认识一些母亲，她们就是这样来关心儿子们的健康的。而且科学也怂恿他们去寻花问柳。”

“这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说。

“医生是什么人？他们是科学的祭司。是谁断言这有益于健康而使青年人去干淫乱的勾当的？是他们。然后他们又道貌岸然地给人家治疗梅毒。”

“治疗梅毒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如果把用于治疗梅毒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来根除淫乱的话，那梅毒早就绝迹了。而事实上，人们的精力不是用来根除淫乱，而是去鼓励它，并确保进行淫乱是安全的。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不仅是我，甚至于百分之九十（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不仅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而且所有的人，甚至农民，都发生过这一类可怕的事。我所以堕落，并不是因为我拜倒在某个女人的美貌的自然的诱惑下。不，任何女人都诱惑不了我，我所以堕落，乃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在堕落之中所看到的不是最合法的和有益于健康之举，就是最合情合理、不仅情有可原、甚至对于年轻人还是一种没有过错的游戏。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这就是堕落，我只是开始沉湎于那种半是快乐半是需要之中，人家告诉我，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需要，于是就像我开始喝酒、抽烟一样，开始沉溺于这个淫乱中。然而在我的第一次堕落中毕竟还有某种特别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我记得，在那里，我还没有走出房间就立刻产生一种凄恻的伤心之感，我真想痛哭一场，痛哭自己的童贞的毁灭，痛哭我那永远被戕害了的对女人的关系。是的，我对女人的那种自然的、淳朴的关系被永远戕害了。从那时候起，我对女人的纯洁的关系便再也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我成了一个人们所谓的淫棍。而做一个淫棍乃是一种生理状态，就像一个吸毒者、一个酒鬼和一个烟鬼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同样，一个为了寻欢作乐而与几个女人发生过肉体关系的男人，也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一个淫棍。正如一个酒鬼和一个吸毒者，从他们的脸色和举止一下就可以认出来一样，一个淫棍也是可以一眼就认出来的。一个淫棍可以有所节制，也可能有所斗争；但是对女人的那种纯朴的、襟怀坦荡的、纯洁的关系，那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他已经再也不会有了。从他如何端详和打量一个年轻女人的神态就可以立刻认出他是一个淫棍。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淫棍，从此不能自拔，也正是这点把我给彻底毁了。”

五

“是的，正是这样。我后来就越走越远了，走上了各种各样的邪路。我的上帝！一想到我在这方面的一切令人作呕的行为，我就不寒而栗！我所记得的我的过去就是如此，可当时朋友们还嘲笑我的所谓天真无邪呢。而你听到的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官和巴黎人又是怎样的呢！所有这些先生们，还有我，当我们这些对于女人犯下数百件形形色色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三十岁上下的淫棍们，洗干净脸，刮了胡子，洒了香水，穿着清洁的内衣，身着燕尾服或者军服，迈步走进客厅，或者去参加舞会的时候，真乃是纯洁的象征——英俊飘逸，风流倜傥！

“您不妨想一想事情应该怎样，而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吧。本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交场合有这么一位先生来接近我的妹妹或是我的女儿，而我则深知他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应该走上前去，把他叫到一边，低声对他说：‘亲爱的先生，我知道你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你怎样过夜并且同谁在一起过夜的。这里没有你立足之地。这里都是纯洁的、白璧无瑕的姑娘。你快走吧！’本来应该这样，可实际上却是：当这样一位先生翩然光临，搂着我的妹妹或者女儿，跟她跳舞的时候，只要他有钱和有关系，我们就会高兴得什么似的。也许他在看上了某个舞星[6]之后会对我的女儿特别垂青吧。即使他身上还留下一些病根和不健康，那也无关紧要。现在的医术十分高明。可不是吗，我就知道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由她们的父母做主，高高兴兴地嫁给了梅毒患者。哦！哦，多么令人作呕啊！总有一天这种污浊和虚伪会被揭露出来的！”

接着，他又好几次发出他特有的那种怪声，喝起了茶。茶浓极了，又没有水可以把它冲淡些。我喝了两杯茶以后感到特别兴奋。很可能，茶也对他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亢奋了。他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铿锵悦耳，越来越富于表情了。他不断地变换姿势，一会儿脱帽，一会儿戴上，而且他那面部表情在我们所坐的那片半明半暗之中奇怪地变化着。

“唉，我就这样活到了三十岁，但是我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结婚的念头，我想为自己安排一个最崇高、最纯洁的家庭生活，于是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四处物色适合于这一目标的姑娘，”他继续说，“我一面在糜烂的淫乱生活里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一面却又在到处物色就其纯洁性来说配得上我的姑娘。我对许多姑娘都看不上眼，就因为她们在我看来还不够纯洁。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我认为配得上我的小姐。这是奔萨省的一位从前很富有而如今败落了的地主的两位千金之一。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泛舟出游之后，我们踏着月色回家，我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那裹着针织衫的苗条的身材和她的鬈发，这时我蓦然决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她。在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感觉到和想到的一切她都懂得，而我所感觉、所想的乃是一些最崇高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还有她那鬈发把她的脸衬托得特别妩媚罢了。于是在那天跟她接近之后，我就想跟她更加亲近。

“真是咄咄怪事，认为美就是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个美丽的女子说了一句蠢话，你听了会不觉其蠢，反而觉得很聪明。她出言粗俗，行为卑劣，你却觉得十分可爱。而当她既不说蠢话，出言也不粗俗，但长得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立刻相信，她是惊人地聪明和温良贤淑。

“我满心高兴地回到家来，认定她是一个温良贤淑的女中魁首，所以她配得上做我的妻子，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提出了求婚。

“真是乱弹琴！在一千个结婚的男子里，不仅在我们的风尚习俗里，而且不幸的是也在老百姓中，未必有一个人不是在正式结婚以前已经结过十次婚的，要不就是像唐璜[7]一样，结过上百次、上千次婚。（诚然，我听到过，也看到过，现在也有一些纯洁的年轻人，他们感到和懂得这事非同儿戏，而是一件终身大事。但愿上帝保佑他们！但是在我那个时代，一万个人里面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都装作不知道。在所有的小说里都不厌其详地描写过男主人公们的感情，描写过他们在旁边漫步的池塘和花丛。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一位少女的伟大的爱时，却无一字提到这个风流人物的过去：只字不提他出入青楼妓院，只字不提那些女仆、厨娘和别人的妻子。即使也有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也决不让它们落到姑娘们的手中，特别是那些最需要知道这些情况的姑娘们的手中。在这些姑娘们面前，他们先是装作那充斥我们的城市甚至农村生活的半数的荒淫无耻根本就不存在。然后，人们对这种弄虚作假已经习以为常，最后，就像美国人那样，自己也开始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在君子国里的正人君子。于是姑娘们，那些可怜的人儿，也就对此深信不疑。而我那不幸的妻子也就是这样信以为真的。我记得，当时我已经是她的未婚夫了，我把我的日记拿给她看，从这本日记中，她多少可以知道一些我的过去，主要是有关我最近一次的男女私情，这事她可能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了，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她。我记得，当她知道了并且懂得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她是多么恐惧、绝望和不知所措啊。我看到，她那时想要抛弃我。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抛弃呢？”

他又发出他惯常的那种声音，然后沉吟片刻，呷了一口茶。

六

“不，话又说回来，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他大声说，“这对我是报应！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在这类事情里，要知道，受骗上当的只是那些不幸的姑娘。她们的母亲是知道这点的，特别是那些受过自己丈夫熏染的母亲，对这点更是洞若观火。她们装作对男人们的纯洁无瑕深信不疑，可实际上她们的做法却全然不是这样。她们知道，下什么样的钓饵才能为她们自己和为她们的女儿使男人上钩。

“只有我们男人不知道，而我们所以不知道，乃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可是女人们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的所谓最崇高和最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对方的温良贤淑，而是取决于双方肉体上的接近，同时也取决于对方的发型、衣服的颜色和剪裁。您试问一个以引诱男人为己任的、老于此道的、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她情愿冒哪一种危险：情愿当着被她勾引的男人的面被揭露为撒谎、残忍，甚至荒淫无耻好呢？还是情愿穿着缝制蹩脚、难看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好？——任何一个女人都宁愿选择前者。她知道，咱们这帮哥儿们总是鼓起如簧之舌，高谈什么高尚的情操，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只是她们的肉体，因此我们将会原谅一切卑鄙龌龊的行为，就是不能饶恕服装丑陋、趣味低级、缺乏风度。一个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任何一个天真的少女却跟动物出于本能一样，不自觉地懂得了这一点。

“由此而出现了那些叫人作呕的针织衫，那些假臀部，那些裸露的肩膀、胳臂以及几乎是胸脯。女人，特别是那些经过男人调教过的女人，知道得十分清楚，那些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空谈罢了，男人们需要的是肉体，以及使肉体纤毫毕露、显得最富有诱惑力的一切。于是女人们就投其所好，如法炮制。我们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这种见怪不怪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假如我们抛弃这种习惯，睁眼看一看我们这些上层阶级卑鄙无耻的生活的真面目，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所彻头彻尾的大妓院罢了。您不同意吗？对不起，我会证明给您看的，”他打断我的话，开始说道，“您说，我们上流社会的妇女另有旨趣，不同于那些窑姐儿，可是我说不，我这就来证明给您看。如果人们生活的目的不同，生活的内容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必定会反映到她们的外表上来，她们的外表也将各异。但是请您看一看那些不幸的为人不齿的娘儿们，再看一看那些最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吧：一样的装束，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香水，一样地裸露着胳臂、肩膀和胸脯，把突起的臀部同样裹得紧紧的，同样热中于各种珠光宝气的贵重饰物，同样的寻欢作乐、跳舞、听音乐和唱歌。那些娘儿们是不择手段地勾引男人，这些女人也同样如此。毫无二致。如果严加判定，应该说：短期的妓女通常被人看不起，而长期的妓女却受到人们尊敬。”

七

“是啊，于是这些针织衫呀、鬈发呀和假臀部呀就把我给逮住了。要逮住我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受的就是这种环境的熏染，就像温室里的黄瓜一样，自作多情的青年男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快速成长。要知道，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们的富于刺激性的过量的食物别无他用，只会不断燃起我们的淫欲。您诧异也罢，不诧异也罢，情况就是如此。要知道，直到最近，我自己对于这点还毫无所知。现在才恍然大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感到痛苦，我痛苦的是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刚才那位太太那样，净说一些这样的蠢话。

“可不是吗，今年春天，有些农民在我家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一个农民小伙子，通常的食物是面包、克瓦斯和大葱，他活得很好，而且身强力壮，干一些地里的轻活。可是他一上铁路，他的伙食就变为荞麦饭和一俄磅[8]肉。可是他要干十六小时的活，推三十普特[9]重的小车，也就把这一俄磅肉消耗完了。他也觉得正合适。可是我们每天要吃两俄磅肉，还有野味以及各种各样增加热量的珍馐美味以及饮料，这些又当如何消耗呢？只好用于发泄肉欲。如果所到之处那个救急阀是敞开的，便一切平安无事。但是您试关掉阀门，就像我当时把它暂时关闭一样，就会立刻激起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故意造作的生活的影响下，就会表现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自作多情，有时甚至还会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于是我就像大家男欢女爱那样堕入了情网。因为一切都已具备：又是欣喜若狂，又是含情脉脉，又是诗情画意。其实，我的这次恋爱，一方面是她的妈妈和几名女裁缝操劳活动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成果。如果一方面没有泛舟出游，又没有缝制细腰身的女裁缝等等，而我的妻子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宽大长衫，独自待在家里，另一方面，假如我又处在一个人的正常的情况下，只吃用于工作所需要的那么一点食物，假如那个救急阀对我又是敞开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它偶尔被关上了），——那我也就不会自作多情了，而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真是无独有偶：我的状况甚佳，她的服装颇好，再加泛舟出游，心旷神怡。二十次都失败了，这次却成功了。简直是个圈套。我不是说笑逗乐。要知道，时下的婚姻就是这样作成的，简直是一些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什么才是自然的呢？一个少女长大成人了，必须把她嫁出去。如果这个少女不是奇丑无比，又有一些男子愿意娶她，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前就是这么办的。一个姑娘成年了，父母就为她张罗婚事。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所有的人：中国人、印第安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我国的老百姓，也都是这么办的。全人类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都是这么办的。只有百分之一，或者不到百分之一的我们这类淫棍，才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便花样翻新。但又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叫姑娘们都坐着，让男人们像逛市场似的任意挑选。而姑娘们则等呀，想呀，就是不敢说出来：‘先生，选我吧！不，选我。不要选她，选我：你瞧，我的肩膀等等多漂亮呀，’于是我们这些男人们便走来走去，左顾右盼，洋洋得意。他们心想：‘我知道，我才不上当呢。’他们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洋洋得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可你瞧，他一不留神——啪的一下，给逮住啦！”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应该让女人提出求婚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讲平等，那就应该平等到底。如果人们认为说媒求亲有损尊严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糟糕一千倍。过去，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可现在，女人不过是一名陈列在市场上的女奴，或是一块引人掉进陷阱里去的诱饵而已。您试试对随便哪一位母亲或者姑娘本人如实以告，说她孜孜以求的就是想逮住一个未婚夫。上帝啊，这是多大的侮辱啊！可是要知道，她们苦心孤诣在做的不就是这个吗，而且除此以外，她们也无事可做。要知道，当你看到乐此不疲的有时是非常年轻的、可怜的、白璧无瑕的姑娘们的时候，多么叫人不寒而栗啊！再者，如果冠冕堂皇地这么做倒也罢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是骗局。‘哎呀，物种起源，这多么有意思啊！哎呀，丽莎可喜欢绘画啦！您要去参观画展吗？太有教育意义啦！坐马车去，去看戏，去听交响乐吗？哎呀，这太好啦！我的丽莎爱音乐都着了迷啦。您为什么不同意这个信念呢？坐船去吧！……’而骨子里想的只有一样东西：‘你就要了我吧，要我的丽莎吧！不，要我！哎呀，你哪怕先试试呢！……’哦，多令人作呕啊！虚伪透了！”末了，他说道，他把最后一点茶喝完，接着便开始收拾茶碗和茶具。

九

“您是知道那种所谓女人统治的，”他把茶和白糖收进行囊，开口说道，“世界吃尽了女人统治的苦头，这一切之所以产生，也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怎么是女人统治呢？”我说，“权利、优先权不都在男人这边吗！”

“是的，是的，就是这话呀，”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要对您说的也正是这话，正是这一点说明了那种不寻常的现象，一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妇女被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另一方面，她又统治着一切。这和犹太人的情形一模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势力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买卖。好哇，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就来控制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你们发泄肉欲的对象，好哇，我们这些发泄肉欲的对象就来奴役你们。’女人们说。女人的无权并不在于她不能表决或者不能做法官——做这些事并不构成任何权利，——而在于必须在性关系上与男子平等，有权随心所欲地利用男人或者置男人于不顾，有权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他们所挑选。您会说这太不像话了。好吧。那么男人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是男人有的权利女人没有。于是为了弥补这个权利之不足，她就在男人的肉欲上下工夫，通过肉欲来降服他，使他仅仅在形式上挑选女人，而实际上则是女人在挑选他。而她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就滥用起这个手段来了，取得了驾驭人们的可怕的权力。”

“可是这种特殊的权力又表现在哪里呢？”我问。

“这种权力表现在哪里吗？无所不在，到处可见。您试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一走。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人们为此而耗费的劳动简直无法计算，可是您再看一看，在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商店里可有什么供男人使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女人所必需，并为她们而存在的。您再计算一下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为女人制造毫无用处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消遣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们，毁在工厂的这类苦役般的劳动中，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女人们的任性的要求。女人们像女王一样，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置于受奴役和繁重劳动的羁绊之下。而这一切是由于人们使她们受到了屈辱，剥夺了她们与男子的平等权利。于是她们就用对我们的肉欲施加的影响，把我们捕捉到她们的罗网中来实行报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女人把自己造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施加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勾了魂去，弄得神魂颠倒。过去，每当我看到一位太太穿着舞衣，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感到别扭，感到可怕，可现在我简直感到恐惧，因为我看到的无异是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和违法的东西，我真想去把警察叫来，请求他们保护，以便抵御这种危险，并要求取缔和扫除这类危险品。

“是啊，您在笑话我！”他对我嚷道，“可是这根本不是什么玩笑。我坚信，有朝一日，也许很快，人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感到惊讶，一个容许这类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存在的社会居然能够存在，而且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居然会容许妇女穿戴着直接引起肉欲的服饰，这无异在各种游园会上，在各个花径小道上设置形形色色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糕！为什么要禁止赌博，而女人们穿戴着各种妖形怪状、引起肉感的装束就不予以禁止呢？她们比赌博可要危险一千倍呀！”

十

“我就这样被她们捉住了。我真是所谓堕入了情网。我不仅把她看作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甚至在我当未婚夫的这个时期，我把自己也看成了一个毫无瑕疵的正人君子。要知道，任何一个坏蛋，只要他去找，总能找到一些在某个方面比他还要坏的坏蛋，因此他总能找到一些足以自豪的借口，从而自鸣得意起来。我也是这样：我结婚并不是为了钱——简直无利可图，我结婚并不像我的大多数朋友那样，结婚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趋炎附势，——因为我富而她穷。这是其一。其次，我引以自豪的是，别人结婚是打算今后仍像婚前那样继续过那种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而我却坚决主张在婚后履行一夫一妻制。为此，我心里的那份自豪呀，就没法说了。是的，我是一头其蠢无比的猪，可是我却自以为是天使。

“我当未婚夫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就不能不感到害臊！多么可憎可厌啊！要知道，爱情的真谛在于精神，而不在于肉欲。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上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往，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交往就应当表现在言语、谈话和交谈之中。可是我们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每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谈话真是困难极了。这简直像是西绪福斯的劳役[10]。挖空心思在想说什么，可是把话说了出来，又得相对无言，搜索枯肠。简直无话可说。关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关于我们的安排、计划，可以说的一切都已经说完了，那么还说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我们俩是动物，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根本无须说话；可眼下却正好相反，必须说话，而又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用言谈可以解决的。可是与此同时，还有那岂有此理的风俗习惯：糖果啦，珍馐美味，大吃大喝啦，还有这一切令人生厌的婚礼准备工作：谈论居室、新房、被褥、便服、睡衣、内衣、化妆品。您要明白，如果像那个老头儿所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去结婚的话，那么羽毛褥子啦、妆奁啦、被褥啦——这一切不过是伴随圣礼而必须具备的一应物品罢了。可是我们，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他不仅不相信圣礼，甚至不相信他所做的乃是他的某种义务，同样，一百个男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过去不是结过婚的，五十个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事先不准备一有机会就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大多数人都把到教堂去[11]看做只是占有某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试想，这一切繁文缛节在此具有多么可怕的意义啊。可见事情的全部真谛就在这里。这简直像在做买卖。把一位白璧无瑕的姑娘出卖给一个淫棍，并为这笔买卖履行某种手续。”

十一

“大家都是这么结婚的，我也就这么结婚了，接着便开始了大吹大擂的所谓蜜月。要知道，单是这一名称就有多么下流啊！”他恶狠狠地嘀咕道，“有一次，我在巴黎观光，观看各种游艺杂耍，我在广告牌上看到了一个长胡子的女人和一只水狗，就想进去看个新鲜。原来，这不过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袒胸露臂的男人，和一只披着海象皮在浴缸里游泳的普通的狗而已。真是令人兴味索然。但是当我走出来时，马戏团老板却恭恭敬敬地把我送了出来，并且指着我对入口处的观众说：‘你们请问这位先生，是不是值得一看？请进吧，请进吧，每人一个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一看，马戏团老板大概也估计到了这一点。那些在蜜月中感到非常卑鄙龌龊，但又不忍使别人扫兴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也不忍去扫任何人的兴，但是现在我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如实以告。我甚至认为，必须把这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别扭、可耻、恶心、遗憾，而主要的是无聊，无聊透顶！这就像我刚学会抽烟时的感觉一样，当时我真想吐，唾沫都流了出来，但是我把唾沫咽了下去，装作津津有味的样子。抽烟的快乐，就像闺房中的乐趣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乐趣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夫妇双方都必须在自身中养成这种淫佚无度才能收到个中乐趣。”

“怎么是淫佚无度呢？”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自然的属性呀。”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属性？不，我的意见恰好相反，我坚信，这不是……自然的。是的，完全不是……自然的。您不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还没有走上邪路的姑娘家。我妹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嫁给了一个淫棍。我记得，在新婚之夜，我们简直诧异极了，看见她面色煞白，满脸泪痕，从他身边逃出来，浑身哆嗦，她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说不出口他要求她干什么。

“您还说这是自然的！人要吃饭，这是自然的。吃饭是快乐的，轻松的，愉快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无须羞羞答答；可是这件事却是可憎可厌，可耻和痛苦的。不，这是不自然的！我坚信，一个还没有学坏的姑娘从来都是憎恶这种行为的。”

“那么，”我说，“人类怎么传宗接代呢？”

“可不是吗，人类可别绝种啊！”他恼怒而又揶揄地说道，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提出这个他所熟悉的、言不由衷的反对意见似的，“为了英国的勋爵们能够随意纵欲而宣传避孕，这是可以的。为了能够更多地寻欢作乐而宣传避孕，这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稍一提到为了道德而实行避孕，我的天哪，就一片大呼小叫：就因为一二十个人不愿做猪狗不如的东西，人类可别绝种呀。不过，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灯光，可以把它挡住吗？”他指着那盏路灯，说道。

我说，我完全无所谓，于是他就像做任何事情那样，急匆匆地爬上座位，用呢窗帘把灯光给挡住了。

“反正，”我说，“如果大家都把您所说的奉为金科玉律，那人类是可能绝种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

“您倒说说，人类将怎样传宗接代呢？”他说，又坐到我的对面去，并且叉开两腿，趴下身子，用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人类又干吗要传宗接代呢？”他说。

“怎么干吗？要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也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干吗要存在？”

“怎么干吗？就为了活着呀。”

“活着又干吗呢？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而活着，那活着大可不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叔本华[12]呀，哈特曼[13]呀，以及所有的佛教徒们呀，就都是完全正确的了。好吧，假定活着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达到以后，生命就应当结束，这岂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这是不言自明的，”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道，分明十分重视他的这一想法，“这是不言自明的。请注意：如果人类的目的是幸福、善良和爱，您爱说什么都成；如果人类的目的就是像神启里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将被爱合而为一，他们将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是我们的各种情欲在阻碍着我们。而在七情六欲之中最强烈、最凶恶、最顽固的一种情欲，就是性爱和肉欲之爱。因此，如果铲除了各种情欲，也铲除了它们之中最高和最强烈的一种——性爱，那么神启就会实现，人类就将大同，人类的目的就将达到，而人类也就无需再活下去了。只要人类还活着，人类的面前就会有理想，当然不是兔子或者猪猡那种繁殖得越来越多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者巴黎人那种尽可能纤巧精致地享受性欲快感的理想，而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洁而达到的善的理想。人们一直在追求这个理想，现在也还在追求，请看，其结果又如何呢？

“其结果是，肉欲之爱成了一个救急阀。人类现今活着的这一代没有达到目的，它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七情六欲，而七情六欲中最强烈的一种就是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此目的。如果下一代还达不到，还有再下一代，如此世代相传，直到目的达到了，神启实现了，人类大同了为止。要不然，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假定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却把他们造成了或是会死的而又没有性欲的，或是长生不老的。如果他们会死，但又没有性欲，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他们活了一阵，没有达到目的，又死了；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上帝就必须创造另一种新的人。如果他们是长生不老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虽然由同样一些人来改正错误，并臻于至善，比起新的一代人来要困难些），我们可以假定，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但是到那时候他们再活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把他们打发到哪儿去呢？还不如现在这种状况最好……但是，也许您不喜欢这个说法吧，也许您还是一位进化论者吧？即便如此，其结果也相同。最高等的动物，人类，为了在与其他动物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像一窝蜜蜂那样抱成一团，而不是无休止地繁衍生殖；必须学蜜蜂那样，培育出一些无性的成员，就是必须力求节欲，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煽起淫欲，而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制度却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沉吟片刻，“人类会绝种吗？难道有什么人（不管他是怎样看世界的）会怀疑这一点吗？要知道，这就像人总要死一样是毫无疑义的。要知道，根据教会的一切教义来看，世界的末日总有一天要来临，而根据一切科学学说来看，同样的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根据道德的学说来看，其结果也相同，这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说完这一席话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从行囊中拿出了几支新烟，把它们放进自己那肮脏的旧烟盒。

“我懂得您的意思，”我说，“震颤派[14]教徒也有某种类似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他说，“性欲，不管它怎样梳妆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而生邪念的，他心里已经跟她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还是针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十二

“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一个人在未娶亲以前还想到节欲，那么在结婚之后，任何人都认为，现在节制性欲已经不必要了。要知道，婚后的蜜月旅行，小两口得到父母允许外出单独居住，——这无非是一种得到认可的纵欲而已。但是谁如果破坏了道德的法规，它是要报复的。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想给自己安排好蜜月，结果仍旧一无所获。我自始至终都感到可厌、可耻和无聊。但是很快我又感到痛苦和难受。这种心情很快就开始了。好像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我发现妻子百无聊赖，我就问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并且拥抱她，我还以为她想要我做的无非就这些罢了，可是她却推开我的手，哭了起来。什么事情使她这样伤心呢？她又说不出来。可是她觉得忧郁、难受。想必是她那受尽折磨的神经告诉了她我俩关系的卑劣的真相，但是她又说不出来。我开始刨根问底地问她，她说什么离开了母亲心里觉得难受诸如此类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她的真心话。于是我就开始劝她，但是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当时我不明白她不过是心绪烦闷罢了，至于想母亲无非是借口而已。但是，她马上就生气了，说什么我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好像是不相信她的话似的。她对我说，她看出来了，我不爱她。我责备她太任性了，于是她的脸色就一下子全变了，她满面怒容，忧郁的表情一扫而光，她用最恶毒的语言责备我自私和残忍。我瞅了她一眼。她满脸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气，而且充满了最大的敌意和几乎是对我的仇恨。我记得，我看到这种情形以后，简直大吃一惊。‘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爱情乃是两个心灵的结合，可是代替这个的却是这副模样。这决不可能，这绝不是她！’我试着用细声软语规劝她，可是却撞上了一堵冷冰冰的、充满了恶毒的敌意的不可逾越的高墙，因此我霎时间怒火中烧，接着我们便互相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我俩第一次争吵留下的印象是可怕的。我把这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乃是实际上存在于我俩之间的那个深渊的一次大暴露。我俩之间的卿卿我我已被肉欲的满足消耗净尽，剩下来的就只有存在于我们实际的相互关系中的互相敌对，也就是两个完全同床异梦的、然而又都希望通过对方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快感的利己主义者在四目对视。我把我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不过是由于肉欲的暂时中止而暴露出来的存在于我俩之间的真实关系罢了。我当时还不懂，这种冷冰冰的敌对态度正是我俩之间的正常关系，我之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还由于这种敌对态度，在初期很快又被重新激起的经过升华的肉欲，也就是男欢女爱掩盖了。

“我原以为，我俩吵了架又言归于好了，今后这类事情也就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就在这第一个蜜月中，很快，另一个彼此厌腻的时期又来临了，我们又不再需要对方了，于是又发生了争吵。这第二次争吵比第一次争吵更使我感到震惊。由此可见，第一次争吵并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今后一定还会如此。第二次争吵是由一件最不值得一提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格外使我感到震惊。因为钱而发生了龃龉，我对钱从来是慷慨大方的，妻子要用更不会小气。我只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就胡搅蛮缠，硬说这话的意思是想用钱来驾驭她，硬说我想利用钱来确立一种似乎是自己的什么特权，确立某种叫人受不了的、愚蠢的、卑鄙的东西，这是无论我还是她都不应该有的。我勃然大怒，开始责备她说话太没有分寸，她也对我反唇相讥，于是又吵了起来。在她的言语以及脸部和眼睛的表情中，我又看到了曾经使我大吃一惊的那种同样的、深深的、冷冰冰的敌意。我记得，我也曾跟我的兄弟、朋友、父母争吵过，但是我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眼下这种特别的、怀有恶意的怨愤。但是曾几何时，这种彼此憎恨又被男欢女爱，也就是肉欲掩盖了，我还自我安慰地想，这两次争吵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是不难纠正的。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了，这决非偶然，而是理应如此，而且今后也必将如此，我想到我将面临的情况，真是不寒而栗。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思想在折磨着我：只有我一个人同妻子生活在一起才过得这样糟，而不是像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相亲相爱，在别人的夫妻生活中是决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大家也都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独有的不幸，于是也就把自己的这件独有的、羞与外人道的不幸掩盖了起来，不仅不让外人知道，甚至也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情况从结婚初期就开始了，从此就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一发不可收拾。从最初几星期起，我就在心灵深处感到，我上当了，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结婚不仅不是幸福，而且还是某种令人十分痛苦的事，但是我也像大家一样，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要不是末了发生的事，恐怕到现在我还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不仅瞒着外人，也瞒着我自己。我当时怎么会看不出我的真正的处境的呢？对此，我现在都感到诧异。事情本来是不难看出来的，一旦吵完，连到底是什么事情引起争吵的都想不起来了。我们的脑子都来不及造出足够的理由来为经常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敌意寻找遁词。但是更叫人吃惊的是，连言归于好也找不出足够的借口。有时候还有言语、解释，甚至眼泪，但是有时候……唉！现在想起来都叫人作呕，在互相说了一些最叫人难堪的话语以后，会突然间无言地相视而笑，于是便接吻、拥抱……呸，多么令人作呕啊！我当时怎么会看不出这事要多丑就有多丑呢……”

十三

这时有两个旅客上车，他们在远处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在他们就座的时候，他缄口不言，但是当他们坐定以后，他又继续讲起来，显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己思想的线索。

“要知道，最可恶的主要是，”他开口道，“在理论上规定，爱情应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事，而在实际上爱情乃是某种可憎可厌的、猪狗不如的事，连说起它和想起它来，都叫人觉得可憎可厌和可耻。要知道，造化所以要把这造成可憎可厌和可耻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是可憎可厌和可耻的，那就应当这样去理解它。可现在，恰好相反，人们装腔作势地把可憎可厌和可耻的事当做是美好的和崇高的。那么我的爱情的最初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兽性大发，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我的精力居然如此充沛，当时我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精神生活，甚至连她的肉体生活也全不在意。我感到诧异，我们俩之间的彼此痛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这种彼此痛恨不过是人的天性对于把它压下去的兽性的一种抗议罢了。

“我对我们彼此间的憎恨感到惊讶。要知道，舍此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憎恨不过是两个同谋犯的互相憎恨而已——既恨对方的教唆，又恨自己的参与犯罪。这怎么不是犯罪呢，要知道，她也怪可怜的，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怀孕了，可是我们那种猪狗似的关系还在继续着。您以为我说话离题了吗？不，我丝毫没有离题！我是在把我怎样杀死妻子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在法庭上，他们问我，我是怎么杀死妻子的，用的是何种凶器？这帮蠢货！他们还以为我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用刀，在十月五日。我不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他们大家，大家还在杀人一样……”

“那他们用的什么凶器呢？”我问。

“这也真叫人感到吃惊：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知道如此彰明较著的事，对此，医生是一定知道并且应当加以宣传的，可是他们却讳莫如深。要知道，这事最简单不过了。男人和女人被造成像动物一样，在性爱之后便开始怀孕，接着是喂奶。在这种情况下，性爱对于妇女以及婴儿都是同样有害的。女人和男人的数量相等。由此将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动物也都在这么办，那就是节制性欲。但是不然。科学已经发达到在血液里发现了某种奔跑着的白血球，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蠢事，可是它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起码我们没有听到它说过这样的话。

“因此，女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把自己弄成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消灭掉或者不断地消灭她自身作为一个女人亦即母亲的机能，以便男人能够放心大胆地、经常地寻欢作乐。另一条出路甚至不能叫做出路，而是一种简单、粗暴、直接违反自然法则的做法，而在一切所谓规规矩矩的家庭中都是照此办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女人应该违反自己的天性，同时既怀孕、又喂奶，又供她的丈夫享乐，也就是做一个连畜类都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的人。况且她的体力也不够。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不少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而在老百姓中就出现了所谓‘中邪’[15]。请注意，清清白白的姑娘们是决不会中邪的，只有娘儿们，而且是跟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娘儿们，才会得这种病。我国的情况是如此。在欧洲也一模一样。所有治疗歇斯底里患者的医院都住满了破坏自然法则的女人。要知道，这些所谓中了邪的女人以及沙尔科[16]的女病人们，那都是完全残废了的人；至于半残废的女人，更是充斥全世界。您只要想一想，一个女人十月怀胎或者喂养一个生下来的婴儿，在她的身体内进行着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一件为我们承续子嗣、接替我们的东西在成长。而这个神圣的工作居然被破坏了，被什么破坏了呢？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人们居然还在侈谈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无异于一些食人生番在喂肥俘虏以供他们食用，同时却硬说，他们所关心的是俘虏们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席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势必对自己的妻子两年里只能亲热一次了，而男人……”

“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他接口道，“那些可爱的科学祭司又在晓谕大众了。换了我，就要命令这些术士们代行那些（按照他们的说法）男人离不开的女人的职责，看他们到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您让一个人相信，说什么他离不开伏特加、烟和鸦片，于是这些东西就变得当真离不开了。如此说来，上帝倒不明白到底需要什么了，加上他没有向术士们请教，于是便把世界安排得十分糟糕了。请看，这事就安排得不妥帖。他们认定，一个男人需要满足而且必须满足自己的淫欲，可是这里却夹进了什么生育和喂奶，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那怎么办呢？去求教那些术士们吧，他们会安排妥帖的。他们也果然想出了办法。唉，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术士们连同他们的骗术暴露于众，使之声誉扫地呢？是时候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在发疯，在开枪自杀，而一切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不如此又怎么办呢？畜类都似乎知道，它们的后代是为它们传宗接代的，因而在这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律。只有人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道理。他所关心的只是尽情享乐。这是谁呢？这是万物之灵的人。请注意，畜类只有在需要繁殖后代的时候才交配，可是这个下流的万物之灵，却随时都能行乐。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兽行吹嘘为世之瑰宝，并美其名曰爱情。于是他就以这个爱情亦即无耻兽行的名义毁坏着（难道不是吗？）人类的一半。女人本应该成为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中的助手，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寻欢作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内助。您再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到处阻碍着人类的前进运动？是女人。她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的呢？无非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是的，是的。”他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便开始动弹，掏出烟卷吸了起来，显然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稍许平静些。

十四

“我就这样过着猪狗似的生活，”他又用从前那种声调继续说道，“最糟糕的是，我一面过着这种卑鄙下流的生活，一面还自以为是个正人君子，因为我并不垂涎别的女人，因此我过的乃是一种正大光明的家庭生活，而且我毫无过错，如果说我们经常发生争吵的话，那也是她的不是，她的脾气不好。

“不用说，错并不在她。她跟所有的人，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她受过教育，就像一个妇女在我们这个社会所处的地位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她也像富有阶级的所有妇女（无一例外）那样被教育成人，她们也不可能不受到这样的教育。现在有人在侈谈什么新的妇女教育。这一切无非是空谈而已：所谓妇女教育，就现有的对于妇女的并不是虚情假意的、而是真正普遍一致的观点看来，正好恰如其分。

“妇女教育永远必须符合男人对于女人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Weiber und Gesang’[17]——诗人在诗歌中就是这么说的。试看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和雕塑，从情诗以及裸体的维纳斯和弗林娜这类的雕塑开始，您可以看到，女人不过是供男人玩乐的工具罢了；她在特鲁巴是如此，在格拉乔夫卡[18]是如此，在宫廷舞会上也是如此。请注意魔鬼的狡猾：好吧，你们尽管去寻欢作乐吧，那你们就应该坦白地说，这是为了寻欢作乐，女人不过是一桌珍馐美味罢了。可是不然，先是骑士们硬说，他们非常崇拜女人（非常崇拜，但是仍旧把她看作供他们玩乐的工具）。现在又有人硬说，他们是尊重女人的。有些人给女人让座，给女人拾手帕；另一些人则承认她有担任一切职务、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利，等等。凡此种种他们都做了，而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却万变不离其宗。她不过是一件供男人玩乐的工具罢了。她的肉体是供男人玩乐的手段。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这无异是一种奴隶制。要知道，奴隶制无非是一些人享有许多人的被迫的劳动而已。因此，为了消灭奴隶制，就必须使人们不希望享有他人的被迫的劳动，并认为这是一桩罪恶和耻辱。然而人们贸然取消了奴隶制的外形，规定从此不许买卖奴隶，于是他们便自以为并且也使自己相信，奴隶制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奴隶制依旧存在，因为人们一如既往地喜欢享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认为这样做是好的和正确的。既然他们认为这是好的，那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比别人强，也比别人狡猾，他们是擅长此事，精于此道的。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女人之被奴役，仅仅由于人们希望享有她，把她当做享乐的工具，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于是他们解放了妇女，给了她各种各样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他们却继续把她看作享乐的工具，而且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是这样教育她的。于是她就依然故我，依然是一个被人作践、被人糟蹋的女奴，而男人也依然故我，仍旧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奴隶主。

“人们只是在大学里和议院里大谈妇女解放，可是实际上却把女人看作是供他们玩乐的对象。你们去教她吧，就像她在我们这儿被教养成的那样，教会她也这样来看她自己吧，于是她就将永远是一个劣等动物。或者她在那些混蛋医生的帮助下实行避孕，也就是说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娼妓，从而堕落到了连禽兽都不如的程度，堕落到了一件东西的程度，或者她就像一个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歇斯底里的、不幸的女人，事实上她们也是如此，缺乏在精神上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的。要改变这一点，只有先改变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以及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只有当女人把处女的地位看作是最高的地位，才能改变现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一个人的最高情操看作是丢人现眼和奇耻大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每个少女所受的教育如何，她的理想仍旧是把尽可能多的男人，尽可能多的好色之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以便有可能从中挑选。

“至于某个女人对数学懂得多一些，另一个女人会弹竖琴，这都于事无补。只有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迷住了，她才能幸福，才能达到她所能够希望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会迷住男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当今这个世界中，这种情况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出嫁以后也仍将继续下去。在少女时代，这是为了选择对象，而在出嫁以后则是为了把丈夫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唯一能够中止或者哪怕暂时遏制这种状况的，这就是孩子，即便这样，那也是在这个女人不是成为畸形，也就是说在她亲自喂奶的时候才能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医生又出面干涉了。

“我的妻子是愿意亲自喂奶的，而且以后的五个孩子也都是她喂的奶，可是在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健康不佳。于是这些医生就恬不知耻地让她脱掉衣服，在她身上摸了个遍，对此，我还得对他们表示感谢，还要付钱给他们；这些可爱的医生们认定她不应该喂奶，于是她在最初这个阶段就被剥夺了可以使她不再搔首弄姿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奶妈喂的，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了一个女人的贫穷和无知，诱骗她撇下自己的孩子来奶我们家的孩子，而作为报酬，我们给她戴上一个镶有金银花边的月牙形头饰。但是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正在这时候，当她摆脱了妊娠和喂奶之后，过去沉睡在她心中的那种女性的搔首弄姿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嫉妒的痛苦也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在我婚后生活的整个时期，这种嫉妒之苦不断折磨着我，而这种痛苦也不能不折磨着那些像我这样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衮衮诸公。”

十五

“我在我婚后生活的整个时期一直体验到这种嫉妒之苦。但是有若干时期我尝到的个中苦味特别尖锐。其中有一个时期是在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医生禁止她喂奶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的嫉妒心特别重，首先是因为我的妻子正经历着一种做母亲所特有的烦躁不安，这是生活常规遭到无缘无故的破坏必然会引起的；其次因为我看到她轻易地就抛弃了一个做母亲的应尽的道德义务，我正确地，虽然是无意识地得出了结论：若要她抛弃夫妇之间的义务，她想必也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何况她十分健康，尽管那些可爱的医生们一再禁止，她还是亲自喂养了以后的几个孩子，而且喂养得非常好。”

“话又说回来，我看您是不喜欢医生的。”我发现他每次提到医生的时候那种特别深恶痛绝的口吻，便说道。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他们把我的生活给毁了，正像他们过去毁掉，现在还在继续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因此我不能不把后果和原因联系起来。我明白，他们和律师们以及其他人一样想赚钱，可是我情愿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拱手送给他们，我想，每一个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的人，也都情愿把自己财产的一半送给他们的，只要他们不干预你们的家庭生活，从此不再登门。我没有去搜集材料，但是我知道数十起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案例真是比比皆是），在这些案件中，他们把婴儿杀死于母腹之中，却硬说母亲不能分娩，可是这位母亲后来还是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都是顺产，要不，他们就借口施行什么手术，干脆把母亲杀死。要知道，谁也没有去统计过这些凶杀案，正像没有人会去统计宗教裁判所到底杀死了多少好人一样，因为据称，这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们所犯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但是，所有这些罪行比之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特别是通过女人）极端实利主义的道德败坏，是微不足道的。我且不说如果照他们的指点去办，由于疾病蔓延，人们将不是走向大同，而是走向分崩离析：根据他们的学说，那大家就应当分开坐，不应当把嘴里的石碳酸喷雾器取下来（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发现连石碳酸也无济于事了）。但是这也无关紧要。当前之大毒乃在于对人们，特别是对女人的诲淫诲盗。

“现在已经不能说：‘倘若你生活得没有意思，那你就好好地生活吧。’——现在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种话了。如果你生活得没有意思，那原因在于你的神经功能不正常，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就需要去向他们就医，于是他们就开给您一帖在药房索价三十五戈比的药，那您就吃下去吧。您的病情恶化了，您就再吃药，再去就医。真是一套妙不可言的把戏！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的仅仅是她亲自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正是这类妊娠和哺乳救了我，使我免受嫉妒之苦。如果不是这些，一切还会发生得更早些。孩子们救了我，也救了她。在八年中，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所有的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大的。”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我是说您的孩子们。”我问。

“孩子们吗？”他惊恐地反问道。

“请原谅我，您想起这些也许感到难受吧？”

“不，没有什么。我的孩子被我的大姨子和她的哥哥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我把产业交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把孩子给我。要知道，我简直像个疯子。我现在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孩子们，但是他们就是不肯给我。要不，我会教育他们，让他们长大了不至于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可是他们硬要这些孩子长大了跟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相信我，不肯把孩子们给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教育好他们。我想我无能为力。我已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废物。我身上只有一样东西。我知道。是啊，这是确实的，我懂得了一些大家还不会很快懂得的道理。

“是啊，孩子们还活着，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些野蛮人，就像他们周围所有的人们那样。我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三次。我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现在回南方老家去。我在那里有一座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的，人们还不会马上明白我所懂得的道理。在太阳和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很多铁，以及有何种金属——这是可以很快弄清楚的；至于要了解足以揭露我们的猪狗似的生活的东西，——那就难了，太难了。

“您居然在听我讲的这些话，真是不胜感激之至。”

十六

“您刚才提到了孩子。关于孩子，眼下又在散布一种多么可怕的弥天大谎啊。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孩子是快乐。要知道，这一切统统是欺人之谈。这一切从前有过，但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孩子是磨难，别无其他。大多数母亲直接感到了这一点，有时她们在无意中也直言不讳地把这话说了出来。您不妨去问一问我们这个富有者圈子里的大多数母亲，她们会告诉您的，她们因为害怕她们的孩子生病和夭折，宁可不要孩子，如果孩子已经出生，为了不致被他们拴住，不致活受罪，她们也不愿喂奶。孩子的可爱，孩子带给她们的快乐，他的可爱的小手小脚和整个小身体带给她们的乐趣，还抵不上她们所受的痛苦——且不说由于孩子生病或夭折，光是担心孩子可能生病和夭折，就已经够她们受的了。权衡利弊，还是得不偿失，因此她们不愿意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大胆地说出了这一点，还自以为这种感情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是出于一种她们引以自豪的好的、值得称赞的感情。她们没有看到，她们的这种论调直接否定了对孩子的爱，而仅仅肯定了她们的自私。对于她们来说，由于孩子的可爱而产生的快乐，还抵不上为他担惊受怕而产生的痛苦，因此她们不要孩子，即便她们将来也许会爱他们也罢。她们不是为了可爱的小东西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有可能成为可爱的小东西的人。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要为这种自私而谴责她们，谴责这些富有家庭的母亲们——一想到她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而受尽折磨（这又得感谢在我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中的那些医生们了），又于心不忍。甚至现在，只要我一想起在最初那个阶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妻子为了照顾他们真是废寝忘食，忙得不可开交，一想起她当时的生活和境况，——我就不寒而栗。我们简直不是在过日子。这种生活乃是一种危险频仍，从危险中得救，又发生危险，又死命挣扎，又得救——这种情况周而复始，就像待在一条即将下沉的船上似的。我有时候觉得，她这样做是故意的，她故意装作为孩子们寝食不安，目的是为了制服我。这样一来，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并且对她有利。我有时候觉得，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的故意做作。但是不，她自己也非常痛苦，她经常为了孩子们，为了他们的健康和疾病痛不欲生。这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对我也是如此。她怎能不痛苦呢！要知道，这种对于孩子的爱怜、哺育、爱抚和保护孩子们的动物的本能，她是有的，正如大多数妇女都有这种动物的本能一样，但是却没有动物所具有的缺少想像和思考力。一只母鸡是不会担心它的小鸡会出什么事情的，它也不知道这只小鸡可能得的所有疾病，更不知道人们自以为可以祛病延年的所有的药物。对于母鸡来说，它的雏儿们并不是痛苦。它为自己的小鸡做着它所能够做的事，并且乐此不疲；它的雏儿对它来说是快乐。当小鸡开始生病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事情是明确的：它暖和它，喂它。当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它必须做的。万一小鸡死了，它也不会问自己，它为什么死，它到哪里去了，它咕咕咕地叫一阵，然后就不叫了，于是便跟从前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以及对于我的妻子来说，却不怎么简单，姑且不谈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就说怎么教育孩子和抚养孩子吧，她从四面八方到处打听，并且读了不少众说纷纭、经常变来变去的章法。应当这样来喂，喂这个；不，不是这样，也不是喂这个，而是应当这样；穿衣呀，喝水呀，洗澡呀，让孩子睡觉呀，散步呀，呼吸新鲜空气呀，——对于这一切，我们，主要是她，每星期都会知道一些新的章程。好像人们从昨天起才开始生儿育女似的。结果因为没有这样喂奶，没有这样洗澡，而且做得又不是时候，于是孩子就生病了。到头来，竟然都是她的错，她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事。

“这还是健康的时候。就这样已经够受的了。要是一生病，那就完蛋了。简直痛苦极了。据说，疾病是可以医治的，既有这样的科学，又有这样的人——医生，他们精通此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精通医道，只有最高明的才行。就这样，孩子病了就必须去找那位最高明的、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生，这样孩子才能得救；倘若没有抓住那位医生，或者你住在这儿，而那位医生偏不住在这儿，孩子的小命就算完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特有的信仰，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女人都这样相信，她从四面八方听到的就只有这么一类话：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请伊万·扎哈雷奇，可是伊万·扎哈雷奇却救活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大女儿；再看彼得罗夫家，因为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及时隔离，大家分散到各个旅馆去住，孩子们至今还活着，而没有分散居住的呢，孩子们都死了。还有一位太太，她的孩子身子弱，他们听了医生的劝告，到南方去疗养，这才救了孩子的命。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动物般的爱恋，当这些孩子的小命取决于她能否及时得知伊万·扎哈雷奇对此说些什么，她怎能不终生提心吊胆，备受煎熬呢？至于伊万·扎哈雷奇究竟会说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对于医道一窍不通，什么病也治不好，只不过是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只要人们仍旧相信他深谙医道就成。要知道，倘若她完全是个动物，她也就不会痛苦了；倘若她完全是个人，她就会相信上帝，她就会像那些虔信上帝的乡下女人那样说，那样想了：‘上帝给的，上帝又拿去了，天命难违呀。’她就会想，所有的人（包括她的孩子们）的生与死，人们是无权过问的，只有听命于上帝，如果她能这样想，她就不会认为她能防止孩子们的病与死，可是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痛苦了。要不然，对于她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给了她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而对这些小东西她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一无所知，倒是那些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要取得这些人的治疗与医嘱，就必须付大价钱，而且付了大价钱也不见得永远奏效。

“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也是对于我，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又怎么能不痛苦呢？于是她就经常处在痛苦之中。常常，我们在一场争风吃醋或者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听说：瓦夏呕吐了，或者玛莎便血了，或者安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万事全休，简直不得安生。坐车上哪儿去，去请什么医生，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有完，另一件事又接踵而至。我们就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像的和真实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现在在大多数家庭里情形就是如此。而在我家则是特别严重。妻子是一个舐犊情深的人，而且人家说什么她都相信。

“因此，有了孩子以后，不仅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把它的气氛毒化了。此外，孩子还成了我们发生纷争的新借口。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正是孩子们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我们争吵不休的资料和对象。孩子不仅是我们争吵的对象，也是我们争斗的武器；我们似乎都在利用孩子来彼此进行争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利用的孩子作为争斗的武器。我多半利用大儿子瓦夏与她大打出手，而她则利用丽莎与我争吵不休。此外，孩子们渐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他们就成了我们各自拉到自己这边来的同盟军。这些可怜的孩子曾为此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在战火频仍中根本无心去考虑他们。女孩是我的同盟军，而那个大男孩却像他的母亲，是她的宠儿，因此经常被我憎恨。”

十七

“您瞧，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最后竟发展到不是分歧产生敌对，而是敌对产生分歧了：不管她说什么，她还没有开口，我就不同意，她对我也一样。

“在婚后的第四年，双方似乎都已自行认定，我们是不可能彼此了解的了，彼此也不可能取得一致。于是我们也就不再企图彼此说到一块儿去了。对于一些最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我们经常各执己见。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把我坚持的那些意见看得很重，以至于不能放弃；但是因为她的意见与我的相反，如果我让步，那不就意味着对她让步吗？这正是我办不到的。她大概也认为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在自己心目中，在她面前也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常常相对无言，或者说一些，我相信，连动物彼此之间也会进行的谈话：‘几点啦？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坐车上哪儿去呢？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去请医生吧。玛莎嗓子疼。’只要稍许超出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谈话范围，就会大动肝火。为了咖啡、桌布、马车、打文特时出的一张牌，就会爆发冲突和恶语伤人，而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起码在我身上经常沸腾着对她的可怕的憎恨！有时候，我看着她怎样斟茶、晃腿，或者把汤匙举到嘴边，吧嗒着嘴唇喝汤，就觉得不顺眼，对她深恶痛绝，认为这种举动太难看了。我当时没有发现，这些互相憎恨的时期在我身上竟是与我们称之为相亲相爱的时期丝毫不差、成等比例地交替出现的。紧接着相亲相爱的时期就是互相憎恨的时期；相亲相爱的时期越恩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长久；相亲相爱的表现越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短。那时候我们不懂，这种相亲相爱和互相憎恨不过是同一种动物感情的两个极端罢了。如果我们当时明白自己的状况，这样生活一定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既不明白，也看不到。如果一个人生活得不对头，他可以装糊涂，对自己的处境的灾难性视而不见，——这对于那个人来说既是一条生路，也是一种惩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她极力想借紧张的、永远忙碌的家务来忘掉自己：布置房间呀，赶制自己的和孩子们的衣服呀，关心孩子们的学业和健康呀，等等。我也有自己的自我陶醉的办法——沉湎于公务、打猎和打牌。我们两人经常很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越忙对对方就越没有好气。‘你倒好，挤眉弄眼的，’我对她寻思道，‘可你的无理取闹却折磨了我一夜，我还要去开会呐。’‘你倒好，’她不仅这样想，而且说了出来，‘可是我却守着孩子一夜都没合眼。’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眼前老是一团迷雾，看不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要不是发生了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过到老，一直到死还自以为没有虚度此生，即使不特别好，却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无穷的不幸和可鄙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视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化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都像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我对人对己都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说出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于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么惊人的巧合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们的教育创造条件，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他说罢便停了下来，发出了一两声他常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来简直就像是一种强压下去的号啕大哭。我们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午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出了神，没有发现他已经从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老爱扯到题外去，”他又开始说道，“我思前想后，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他早就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老是很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们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某人与某人，去拜访某人与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决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为自己延医治疗，给这个看病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是一片空虚和无聊。您瞧，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共同生活的痛苦也感觉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多得不可开交：必须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布置新居，再就是从城市到乡下，从乡下到城市来回奔跑，忙个不停。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出了下面这样一件谁都没有注意到的事，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浑蛋医生就不让她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以一种轻率的顽固固执己见，我只好屈服；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被解除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养育不易，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妇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已经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分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些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人为地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作一种不幸，看作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白的必要。现今有教养人士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贪淫好色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毫无良心可言，除非是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被违背：无须对社会感到任何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如此，伊万·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大堆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活动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也无需感到羞愧和害怕。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们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孩子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当然应当关进大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利落。

“我们就这样又生活了两年。那些浑蛋医生的方法显然开始奏效了，她的身体发胖了，人也变漂亮了，就像夏天最后的‘姹紫嫣红’。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精心修饰起来。她身上出现了一种妖冶的美，令人目眩神迷。她年方三十，已不再生育，吃得又好，容易激动，因此别有一番媚态。她的模样使人心荡神驰。每当她从男人中间走过，她就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她就像一匹久不拉车、膘肥体壮、上了套的牝马，但是它的笼头被卸除了。哪有什么笼头呀，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没有任何笼头一样。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感到害怕。”

十九

蓦地，他站了起来，坐到紧挨着窗口的位子上。

“对不起。”他两眼凝视着窗外说道，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接着，他长叹了一声，又坐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了样，目光凄恻，一种奇怪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弄皱了他的嘴唇。“我有点累了，但是我要讲下去。时间还很多，还没天亮。是的，”他点起了一支烟，又开始说道，“自从她停止生育以后，她的体态变得丰满了，她的心病——关于孩子的无休止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好转；不仅逐渐好转，她仿佛从酒醉中清醒过来，如梦初醒似的看到了那充满欢乐的大千世界。她一度把这个大千世界忘了。但是她过去在这个人世间不会生活，她也根本不了解它。‘可别蹉跎光阴！流光易逝，时不再来！’在我的想像中她就是这么想的，或者不如说，她是这么感觉的，除此以外，她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和别的感觉，因为她受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关注——那就是爱情。她出嫁了，尝到了一点这种爱情的味道，但是这种爱情不仅远不是人家交口称誉和她所盼望的，而且还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接着又立刻来了一种意外的磨难——孩子！这种磨难把她弄得精疲力尽。亏了那些好心的医生，她才懂得一个人也可以不怀孩子。她大喜过望，尝试了一下那个办法，于是她的感情复活了，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为了爱情，她又生气勃勃了。但是跟丈夫的爱情已面目全非，因为丈夫已经被嫉妒和形形色色的怨恨弄得面目可憎，叫人烦死了。她开始憧憬着另一种纯洁而新鲜的爱，至少我认为她是这么想的。于是她就开始左右顾盼，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这种情形我是看到的，不能不深感忧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她大胆地说（她和我说话一向通过别人，即看上去是和别人说话，而话却是说给我听的），根本不顾她在一小时以前还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母爱不过是一场骗局，当一个人还年轻，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孩子们真是太不值得了。那时候，她照看孩子们少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拼命了，可是她却越来越多地注意起自己和自己的外表来了（虽然她对此极力掩饰），关心自己的爱好，甚至本身的提高。她又兴致勃勃地练起了她从前完全荒废了的钢琴。于是一切便由此开始了。”

他又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窗外，但看来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立刻接下去说道：

“于是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嗫嚅道，用鼻子发出一两声他惯常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声音。

我看到，每次提起这个人的名字，回想到他，谈到他，都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仿佛冲破了拦阻他的障碍，又毅然决然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眼里，照我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倒不是因为他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多么坏的作用，而是因为他的确很坏。话又说回来，他的坏只是一个证明，证明她多么不能自持。没有他也就会有别的人来证明，事情早晚会发生。”他又不做声了。“是的，这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而是一个半职业半业余的以客串为业的人。

“他父亲是地主，是家父的近邻。他父亲败落下来以后，孩子们（三个男孩）都得到了安置，只有这个最小的被送到巴黎，交给他的教母抚养。他在那里被送进了音乐学院，因为他有音乐才能，毕业后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为人……”显然，他想说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接着便匆匆说道，“嗯，至于他过去是怎么生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那一年他回到了俄国，并且来看望了我。

“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杏仁般的眼睛，带笑的红嘴唇，两撇抹了发蜡的小胡子，最新、最时髦的发式，一张俗气而又漂亮的脸，以及一些女人们称之为此人‘并不难看’的东西。他的体格单薄，虽然并不丑，可是他的臀部却特别发达，像女人，或者像果天托特人[19]。据说果天托特人的臀部也很发达，也都有音乐天赋。他见人喜欢故作亲热，但他又很敏感，一遇到人家稍有抵触，就立刻适可而止，借以维持他那外表的尊严。他脚穿一双带有钮扣的皮鞋，颈系一件颜色鲜艳的领带，穿戴着一些外国人在巴黎经常买的东西——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别致的巴黎气派。这些东西由于自己的别致和新颖，对女人一向都有吸引力。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做作的、表面的谈笑风生。您知道，他还有一种用暗喻、说半句话的习惯，仿佛说：‘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也是记得的，不尽之意，请您自己补充。’

“于是他和他的音乐就成了一切的祸根。要知道，在法庭上此案却被说成是一切皆由嫉妒而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是似是而非。法庭上是这么裁定的：因为妻子有了外遇，我为了捍卫自己被玷污的名誉（要知道，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才杀人的。因此我被无罪开释。我在法庭上极力想把此案的意义说清楚，可是他们却把这理解成为我想为妻子的贞操恢复名誉。

“她和那个音乐家的关系，不管它究竟如何，对于我毫无意义，对于她也一样。对于我有意义的乃是我刚才告诉您的，也就是我的猪狗似的生活。一切皆由于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那个可怕的深渊（这事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已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一遇口实就足以产生险象。我们之间的争吵在最后那个阶段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与那同样强烈的兽欲交替出现，那就显得更加骇人听闻了。

“如果出现的不是他，就会出现别的人。如果不是以嫉妒作借口，就会有别的东西作借口。我坚持认为，一切像我那样生活的丈夫，肯定不是纵欲无度，就是分居，要不就干脆自杀，或者像我所做的那样杀死自己的妻子。如果有谁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就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要知道，我在结束这种状况以前，曾有好几次差点自杀，她也曾数度服毒。”

二十

“是啊，在那以前不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仿佛处在一种休战状态，并且没有任何原因要来破坏它。突然，在一次闲谈中，我谈到有这么一条狗在展览会上获得了奖牌。她说：‘不是获得奖牌，而是得到好评。’于是争论就开始了。我们开始逐一指摘，互相数落：‘嗯，这事早就老掉牙了，一向都是这样：你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么，是我瞎说喽！……’我感到那种可怕的争吵眼看就要爆发，此时我恨不得自杀或者把她杀死。我明知道争吵立刻就会爆发，但我对此也畏之如火，因此我就想忍下这口气算了，可是怒火却攫住我的全身。她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许还更糟。她故意歪曲我的每一句话，给它加上原来没有的意义。她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毒汁；只要她知道我哪儿最疼，她就专找这种地方来刺我。话越说越多。我大喝一声：‘住嘴！’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她猛一下冲出房间，向育儿室跑去。我拼命想要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并且把道理说透，我抓住了她的胳臂。她就假装我把她抓疼了，大叫：‘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打我啦！’我喝道：‘不许胡说！’‘你们看，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啦！’她使劲嚷嚷，或者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孩子们扑到她的身边去，她就安慰他们。我说：‘你别装相了！’她就回嘴：‘对你来说，什么都是装相；哪怕你杀了人，你也会说，他在装相。现在我算把你看透了。你就想下这个毒手！’‘哼，你死了倒好！’我嚷道。我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么可怕的、粗暴的话来，这些话居然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使我感到吃惊。我一面嚷嚷着这些可怕的话，一面向书房跑去，接着便坐下抽烟。我听见她走进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她不理我。‘哼，让她见鬼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回到书房，又躺下来抽烟。我脑子里生出了成千上万个计划：怎么报复她，怎么甩掉她，怎么挽救这一切，又怎么才能做得像没事人似的。我想着这一切，一面不断地抽烟，抽烟，抽烟。我想干脆离开她跑掉，躲起来，跑到美国去。想到后来，我甚至幻想把她甩了，这该多好啊，再去跟另一个漂亮的、完全不相干的女人相好。怎么甩法呢？除非她死了或者干脆同她离婚，于是我就开始设想，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看到自己的脑子乱了，想的都不是应该想的东西，为了不使自己看到我想的东西不是我所该想的，我就拼命抽烟。

“可是家里的生活还在照常进行。家庭女教师来问：‘ma-dame[20]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仆人也来问要不要上茶。我走进餐室；孩子们，特别是已经懂事的大女孩丽莎，都用询问的、仇视的目光瞧着我。我们默默地喝着茶。她一直没有回来。一晚上都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回来，两种感情在我心里此起彼伏：一种是恨她，恨她老不回来，使我和所有的孩子们都很痛苦，其结局无非是她回来了也就完事了，另一种是害怕她不回来，去寻死觅活。我本想去找她。但是到哪儿去找她呢？到她姐姐那儿吗？但是登门去询问未免太愚蠢了。那就由她去吧；如果她想折磨人，那就让她自己折磨自己好了。要不然，这倒称了她的心。下次会闹得更凶。如果她不在她姐姐那儿，正在自寻短见或者已经自寻短见了，那又怎么办呢？……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进卧室去，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等她太蠢了，可是在这里我也躺不住。我想找点事做，写几封信，看点书，但是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痛苦，恼怒，同时留神谛听外面的动静。三点，四点，她还是没有回来。快天亮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一看，她仍旧没有回来。

“家里的一切仍照常进行，但是大家都莫名其妙，大家都用疑问和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推测，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可是我还在进行着同样的内心斗争——一面恨她用这种办法折磨我，一面却又替她担心。

“十一点左右，她姐姐来了，是来替她当说客的。于是便开始了老一套的谈话：‘她的心情非常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底，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我就说到她的性格真叫人受不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话又说回来，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呀。’她姐姐说。

“‘那就看她了，与我无关，’我说，‘反正我决不走第一步。要离婚就离婚。’

“大姨子走了，一无所获。我跟她谈话的时候曾气势汹汹地说，我决不走第一步，可是她一走，我出去看见孩子们那种可怜巴巴和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已经准备迈出第一步了。这时候我已经乐于这样做了，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做起。我又走来走去，不断抽烟，吃饭的时候还喝了点伏特加和葡萄酒，终于达到了我无意中想要达到的境界：我已经看不到自己处境的愚蠢和卑劣了。

“三点左右，她回来了。她遇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还以为她屈服了，我就说我的火气是被她的横加指责惹出来的。可是她却板起面孔，十分痛苦地说，她不是来讲和的，而是来接孩子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法生活在一起了。我便说错不在我，是她逼得我发火的。她板起面孔，郑重其事地望着我，然后说道：

“‘别废话，你会后悔的。’

“我说我最讨厌装腔作势。于是她嚷嚷了一句什么话，这话我没听清，她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进去后，只听见钥匙响了一下，她把自己锁在里面了。我推了推门，她不理我，于是我就怒气冲冲地走开了。半小时后，丽莎满脸泪痕跑了进来。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听不见妈妈的声音了。’

“我们跑去。我使劲拉门。门闩没有插好，两扇门打开了。我走近床前。她穿着裙子和高靿皮鞋，姿势怪别扭地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床前的小桌上有一只放鸦片的空瓶子。我们把她救醒了。接着是眼泪汪汪，最后便和解了。也说不上是和解，双方依旧怀恨在心，互相敌对，再加上这次争吵引起的痛苦，每人都把这次痛苦全部归咎于对方。但是这一切总得设法收场呀，于是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就这样吵来吵去，越吵越凶，接连不断，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月一次，有时每天都吵。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有一次，我甚至已经领了出国护照（争吵持续了两天），但紧接着又是假惺惺的解释，假惺惺的和解，于是我又留了下来。”

二十一

“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关系中。此人一到莫斯科（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就来拜访我。这事发生在上午。我接待了他。过去我们曾一度‘你我’相称。他企图用一种含糊其辞的介于‘你’和‘您’之间的口吻，坚持与我‘你我’相称，可是我却直截了当地定下了调子，互相称‘您’，他也就立刻依从了。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很不喜欢他。但是说来也怪，冥冥之中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指使我没有把他拒之门外，没有请他滚蛋，而是相反，请他登堂入室。要是我跟他冷冷地寒暄几句，也不介绍他跟妻子认识，便跟他告别，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偏不这样，好像鬼使神差似的，我谈起了他的演奏。我说，人家告诉我，他已经不拉小提琴了。他说，恰好相反，他现在拉得比从前更多。他又想起我从前也爱玩玩乐器。我说，我现在已经不玩了，倒是我妻子钢琴弹得很好。

“说来也怪！在我与他相见的第一天和第一小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只有在那事发生过以后应该有的那种样子。我与他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我注意他或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词，并认为这些话十分重要。

“我把他介绍给我的妻子。于是我们就立刻谈起了音乐，他表示愿意陪她练琴。这一阵，妻子一直娴雅动人，富于诱惑力，漂亮得令人目眩神迷。看来，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他了。此外，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很希望有人用小提琴给她伴奏，为此她还从剧院里特意雇来一位小提琴师，——这下，有小提琴伴奏，弹起琴来就更有意思了。她的脸上也表现出了这种喜悦。但是她一看到我的脸色，就立刻懂得了我的心情，于是便改变了脸上的表情，接着就开始了那种互相欺骗的游戏。我愉快地笑着，装作我感到很高兴似的。他就像一切色鬼望着漂亮女人那样望着我的妻子，装作他感到兴趣的只是我们所谈的话题，其实，他对此已经毫无兴趣。她也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她所熟悉的我那醋劲大发的假惺惺的微笑以及他那色迷迷的眼神，显然使她兴趣倍增。我看到，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起，她的眼神就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彩，而且，大概是由于我的醋意吧，我看到，他俩之间好像立刻通了电似的，因而唤起了相同的神色、眼神和微笑。她脸红，他也脸红；她微笑，他也微笑。我们谈了一阵音乐、巴黎和各种各样的琐事。他站起身来告辞，笑容可掬地站着，拿着礼帽，把礼帽放在他那微微抖动着的大腿上，一会儿瞧着她，一会儿瞧着我，仿佛在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办似的。我所以对这一刻牢记不忘，就是因为在这一刻我完全可以决定不再邀请他，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是我望了他们两人一眼。‘你别以为我会对你吃醋。’我在心中对她说。‘你也别以为我会怕你。’我在心中又对他说，接着我便邀请他晚上无论如何把小提琴带来，陪我的妻子一起弹琴。她吃惊地瞧了我一眼，顿时满脸绯红，于是便好像害怕似的开始拒绝，说什么她的琴弹得还不够好。她的这个拒绝使我更加恼怒，因此我就更加坚持非请他来不可。我还记得我望着他走出去时的那种奇怪的感情：他像小鸟似的迈着跳跃式的步伐从我们家走出去，我望着他的后脑勺，望着他那梳成分头的黑头发衬托着他的白脖子。我不能不向自己承认，这个人的到来使我感到痛苦。‘这取决于我，’我想，‘就这么办：从此永远不再见他。’但是，果真这么办的话，那不等于承认我怕他了吗？不，我才不怕他呢！这样做太丢人了，我对自己说。我明知道妻子听得见我说话，于是我就在前厅里非坚持让他今晚带着小提琴来不可。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便告辞了。

“晚上，他果然带着小提琴来了，于是他们就在一起弹奏。但是到底弹奏什么却很久没有商量妥，因为他们需要的乐谱偏偏没有，而有的那些乐谱呢，我的妻子没做准备又弹不好。我非常喜欢音乐，很赞同他们在一起弹奏，我给他又是支乐谱架，又是翻乐谱。他俩弹奏了一些曲子，几支无词歌和一首莫扎特的小奏鸣曲。他的琴拉得好极了，他有一种高超的、通常称之为情调的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种细腻、高雅的审美力，这与他的人品完全不相称。

“不用说，他比我的妻子高明得多，他帮助她，同时又彬彬有礼地夸奖她的演技。他的举止很得体。妻子也好像只对音乐感兴趣，表现得十分随便和自然。我虽然也装作对音乐感兴趣的样子，但整个晚上都不断地为嫉妒所折磨。

“自从他的眼神与妻子相遇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看到他们两人都是禽兽，尽管他们俩都是有地位的人，又碍于上流社会的体面。他们似乎在一问一答：‘可以吗？’‘哦，当然，完全可以。’我看到，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我的妻子，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竟会如此妩媚动人，他对此感到喜出望外。因为他毫不怀疑她是同意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讨厌的丈夫不要从中作梗就成。倘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也许会不懂得个中的奥妙，但是我也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也是这样来揣度女人的，因此我对于他心中在想什么洞若观火。我特别感到痛苦的是，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她对我除了经常的恶语相对以外，毫无其他感情可言，只是间或掺杂着习惯性的放纵肉欲而已。可是这个人却凭着他外表的优雅和新颖，而主要是凭着他那无疑是卓越的音乐才能，凭着由于共同演奏而产生的接近，凭着音乐，特别是小提琴对于敏感的天性所发生的影响，不仅肯定会赢得她的欢心，而且还无疑会毫不犹豫地征服她，击溃她，随意摆布她，将她玩弄于股掌之上，要她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因此我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一种力量却迫使我违心地不仅对他特别彬彬有礼，而且还跟他很亲热。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表示我不怕他。这是做给妻子看的呢，还是做给他看的？要么就是为了自欺欺人，做给我自己看的，——这我不知道，反正自从我与他首次交往，我就无法对他态度随便。为了不致起意立刻杀死他，我就得对他表示亲热。晚餐时我请他喝昂贵的葡萄酒，对他的演奏表示赞赏，笑容可掬地同他说话，并且请他下星期来吃午饭，再同我妻子一起演奏。我说，我将邀请我的朋友，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听他拉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面。”

波兹内舍夫十分激动，变换了一下他坐的姿势，并且发出一种他惯常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声音。

“说来也怪，此人的到来对我起了多大的影响啊，”他又开始说道，分明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保持平静，“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在参观了一个展览会以后回家，我走进前厅，蓦地感到有一件沉重的东西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上，我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可能是当我穿过前厅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足以联想起他的东西。直到我走进书房，我才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不致弄错，我又回到了前厅。是的，我没有弄错，这是他的外套。您知道，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套。（尽管我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却会以不平常的注意力发现与他有关的一切。）我一问，他果然在这里。我没有穿过客厅，而是穿过学习室向大厅走去。我的女儿丽莎正在读书，保姆和最小的女孩坐在桌旁正在转一个什么盖子。大厅的门关着，我听见从里面传出了不快不慢的arpeggio[21]，以及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我侧耳倾听，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显然，这些钢琴声是故意用来掩盖他们的说话声的，也许还有接吻声。我的上帝！我心中什么滋味没有啊！现在，我一想到当时隐藏在我心中的那股兽性，就不寒而栗。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停止了跳动，然后又像打鼓似的怦怦乱跳起来。在任何恼怒中，一向有一种主要的感情，这就是自叹命苦。‘居然当着孩子们的面，当着保姆的面！’我想。也许，我的脸色很可怕，因为连丽莎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我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进去吗？我不能进去，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也不能一走了事。保姆用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仿佛她了解我的处境似的。‘可是又不能不进去。’我对自己说，接着便迅速打开了门。他坐在钢琴旁，正用他那向上屈曲的大而白皙的手指弹奏着arpeggio。她站在钢琴一边的犄角上，俯身看着那本打开的乐谱。她第一个看到我或者听见我走进来的声音，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她是大吃一惊而又装作并不感到吃惊呢，还是她的确并不惊慌，反正她并没有吓一大跳，也没有动弹，只是脸红了，而且这也是以后的事。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们正决不定星期天演奏什么呢。’她说，那声调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她跟我说话时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事，以及她把自己与他称做‘我们’，使我十分恼怒。我一言不发向他问了好。

“他握了握我的手，接着便立刻笑吟吟地（我觉得这种笑简直是嘲笑）向我解释，他带了一些乐谱来，是准备星期天演奏用的，可是到底演奏什么，他俩的意见不一致：演奏难度较大的古典作品，即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演奏一些小乐曲？一切是如此自然和简单，简直无可挑剔，然而我还是坚信，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他们商量好了来骗我的。

“对于那些爱吃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是醋坛子）来说，最最令人痛苦的关系之一莫过于某种上流社会的规矩，即允许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危险的接近。如果在舞会上对两性的接近横加干涉，或者不许医生去接近自己的女病人，不许那些从事艺术、绘画，尤其是音乐的人互相接近，这定将贻笑大方。人们在双双对对地从事最高尚的艺术——音乐，这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接近，这种接近是无可非议的，只有那种不像话的、醋劲大发的丈夫才会从中看到什么不足为训的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流社会中的大部分通奸案都是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尤其是通过音乐发生的。我脸上的表情很尴尬，我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尴尬分明也影响了他们，使他们也尴尬起来。我就像一只翻倒的瓶子，因为水装得太满了，反而倒不出来。我真想臭骂他一通，把他赶出去，但是我感到，我仍旧必须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于是我也就这么办了。我假装不管演奏什么我都赞成；我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情：对于他的在场我越是感到痛苦，这种感情就越是迫使我更加亲切地对待他；正是出于这种奇怪的感情，我对他说，我完全相信他的审美力，并且劝她也应相信他才好。他又待了一段必要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消除因我惊慌失色地突然走进房间而又一言不发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便告辞了，并装作现在终于决定明天演奏什么了。可是我完全相信，较之他们所关心的事来，演奏什么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乃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

“我十分恭敬地把他送到了前厅（对于一个前来破坏你全家的平静、毁坏你全家幸福的人，怎能不送呢！）。我特别亲切地握着他那白皙而柔软的手。”

二十二

“那天我一整天都没有跟她说话，我说不出来。她一走近我，就激起我心里对她的无比憎恨，恨得连我都替自己感到害怕了。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下星期我要到县城去开会[22]。我告诉了她何时动身。她问我路上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一言不发，默默地吃完了饭，又默默地走进了书房。最近她从来不到我的房间里来，尤其是在午后。我正躺在书房里生闷气。蓦地，我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我脑子里猝然生出一个可怕的、丑恶的想法：她就像乌利亚的妻子[23]那样，为了掩盖她已经犯下的罪，特意在这个她从来不来的时候到我这里来。‘难道她是到我这里来的吗？’我听着她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想道。如果她是来找我的，那就说明我想得对。于是我心里升起了对她的说不出的憎恨。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莫非是打这儿路过到大厅去？不，门呀的一声打开了，门口出现了她那漂亮修长的身影，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有一种胆怯和讨好的神态，她想掩饰这种表情，但是我还是看见了，并且知道她所以如此的原因。我长时间地屏住呼吸，差点憋死，我一面继续望着她，一面抓起了烟盒，点上了一支烟。

“‘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你倒抽起烟来了。’她说着便挨近我坐到长沙发上，靠在我身上。

“我挪开身子，免得碰着她。

“‘我看得出来，我要在星期天演奏，你是不满意的。’她说。

“‘我丝毫没有不满意。’我说。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嗯，你既然看出来，那我就恭喜你了。除了你的所作所为像个娼妓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如果你想要跟马车夫似的骂街，我就走。’

“‘你走吧，不过你要明白，如果你不珍惜家庭的名誉，那我珍惜的也不是你（见你的鬼去吧），我要珍惜家庭的名誉。’

“‘什么，什么？’

“‘滚，看在上帝面上，快滚开！’

“她假装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她真的没有听懂，反正她生气了，而且火气很大。她站起身来，但是并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房间中央。

“‘你这人真是岂有此理，’她开口道，‘你这种性格就是天使也没法和你处得来。’像往常一样，她为了尽可能疼地刺痛我，便提到了我对待我妹妹的行为（这件跟我妹妹有关的事，乃是因为有一次我怒不可遏，对自己的妹妹说了许多无礼的话；她知道这件事使我很痛苦，就专刺我这个痛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你的所作所为对我也就不足为怪了。’她说。

“‘行啊，侮辱我，贬低我，糟蹋我，再把罪责统统加到我头上。’我对自己说道，我蓦地火冒三丈，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对于她的可怕的愤怒。

“我第一次想要在肉体上来表达这种愤怒。我一跃而起，向她逼近。但是在我跳起身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我问自己，听任这种感情发作好吗？但我立刻又自问自答：这才好哩，这可以吓唬她一下。这当儿，我本来应该压制自己的怒火，可是我却火上加油，怒不可遏。怒火在我心中越烧越旺，我反而觉得高兴。

“‘滚，要不我就打死你！’我走到她的身边，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叫道。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恶狠狠地提高了嗓门。我的样子想必很可怕，因为她吓得甚至走不动了，只是一个劲儿说：

“‘瓦夏，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走开！’我更凶地咆哮起来，‘只有你才会把我逼疯，你逼我干出什么事情来，我可不负责！’

“我听任自己的怒火发作，我陶醉于怒火之中，我真想做出点非同寻常的事，以示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非常想打她，把她打死，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因此，为了出气，我从桌子上顺手抓起一个镇纸，又一次大叫：‘走开！’说罢便把它摔到她身边的地板上。我瞄得很准，正好落在她的身旁。她只好从房间里走出去，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于是我就立刻，趁她还看得见（我是故意做给她看的），从桌上拿起各种东西：烛台呀，墨水缸呀，把它们统统摔到地上，继续大叫大嚷：

“‘走开！滚！干出什么事情来，我可不负责！’

“她走了——我的怒气也立刻消了。

“过了一小时，保姆来找我，她说我妻子的歇斯底里症又犯了。我走去一看：她又哭又笑，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身哆嗦。她没有装假，倒是真病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安静了下来，于是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感情的影响下，我们又言归于好了。

“早晨，当我们言归于好之后，我向她承认，我因为她跟特鲁哈切夫斯基接近而吃她的醋，她听了这话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反而极其自然地付之一笑。据她说，她甚至觉得奇怪，她怎么可能看上这样一个人呢？

“‘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除了音乐带来的快乐以外，对于这种人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情吗？如果你愿意，我准备从此不再见他。甚至在这个星期天，虽然已经约请了所有的朋友。你干脆写封信给他，说我不舒服，不就完了。只有一点叫人恶心，很可能有人会想，特别是他自己会想，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的自尊心是不允许别人这样想的。’

“要知道，她并没有撒谎，她是相信她所说的话的；她希望用这些话来激起自己对他的蔑视，用这些话来保护自己不受他的侵犯，但是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都跟她作对，特别是这个该诅咒的音乐。一切就这么收场了，于是在星期天客人们来了，他们又在一起演奏了。”

二十三

“我这人很爱虚荣，我想，说这话是多余的。如果在我们的通常生活中，一个人不爱虚荣，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就兴味盎然地布置晚宴和安排起音乐晚会来了。我亲自去选购宴会上的一应物品和邀请客人。

“六点以前，客人到齐了，他也身穿燕尾服、佩戴着俗不可耐的钻石袖扣来了。他的举止十分随便，对一切都匆匆地报以赞同和会心的微笑，您知道吗，他那种特别的表情似乎在说，您所做和所说的一切，正是他盼望做和盼望说的。他身上的一切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我都看在眼里，而且那时我感到特别痛快，因为这一切使我放心了，并且也说明，对于我的妻子来说，此人太低下了，正如她所说，她是决不肯自轻自贱到这步田地的。我现在已经不允许自己再吃醋了。第一，我已经饱受嫉妒之苦，应当休息一下；第二，我愿意相信妻子的保证，并且信以为真。尽管我不再吃醋了，但是无论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在晚会的前半部分，当音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他和她还是很不自然。我依旧监视着他俩的一举一动和左右顾盼。

“所谓晚宴也就是一般的晚餐，无聊而且装腔作势。音乐开始得相当早。唉，那天晚会的一切细节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记得他怎样把小提琴取了来，打开琴盒，取下了某太太给他绣的琴盖，取出了小提琴，开始调弦。我记得妻子怎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出，在这种表面上的若无其事下，她掩盖着很大的胆怯——主要是对自己的演技所感到的胆怯，——她装模作样地坐到钢琴旁，于是便开始了由钢琴弹出的通常的A音，小提琴的拨奏以及定音。然后我记得他们怎样互相瞥了一眼，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纷纷就座的宾客，然后又互相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开始了。她先弹了第一个和音。他的面容变得庄重、严峻而又讨人喜欢，他倾听着自己的琴声，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轻抚着琴弦，与钢琴声相应和。接着演奏便开始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接连好几次发出自己的那种怪声。他想继续说下去，但是他发出一声抽泣，又停了下来。

“他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您知道第一乐章的急板吗？您知道吗？！”他叫道。“唉！……这支奏鸣曲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一部分。一般说来，音乐是一样可怕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懂。音乐是什么？音乐起什么作用？据说，音乐会使人的心灵高尚，——胡说，这是瞎话！它的确会起作用，起一种可怕的作用，我说的是对我自己，但它起的根本不是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的作用。它既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也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卑下，它只能刺激人的心。我怎么对您说呢？音乐能迫使我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真正处境，它能把我带进另一种不是我自己的处境之中。在音乐的影响下，我似乎感觉到了我本来感觉不到的东西，懂得了我本来不懂的东西，做到了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音乐对人的作用就像打哈欠和笑一样，本来我并不觉得困，但是我看见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打哈欠；我并不觉得好笑，但是我听见别人笑，自己也就笑了。

“它，也就是音乐，能一下子把我直接带进写音乐的人当时所处的心境之中。我和他心心相印，并同他一起从一种心境转到另一种心境，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拿那个创作《克莱采奏鸣曲》的人——贝多芬来说，他为什么处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肯定知道；这种心境促使他采取某种行动，因此这种心境对于他是有意义的，对于我却毫无意义。因此，音乐只能刺激我而不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例如，一奏起进行曲，兵士们就会合着进行曲的拍子前进，音乐也就达到了目的；奏起了舞曲，我就翩翩起舞，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再如，唱起了弥撒曲，我就领圣餐，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否则就只有激动，而在这种激动之中应当做些什么，却一无所知。正因为这个缘故，音乐有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可怕的、吓人的。在中国，音乐是由国家管辖的。本来就应当这样嘛。难道可以允许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单独对另一个人或者对许多人施行催眠术，然后对他们为所欲为吗？尤其是当这个施行催眠术的人竟是一个随便遇到的、没有道德的人，那就更不能允许了。

“要不然的话，这种可怕的手段就会落到任何人的手里。例如，就拿这支《克莱采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急板来说吧。难道可以在客厅里，在这群袒胸露臂的太太们中间演奏这段急板吗？演奏完了，拍拍巴掌，然后吃吃冰激凌，谈一通时下的流言蜚语？这类作品只能在某种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场合才能演奏，而且只有在要求做出某种与这支乐曲相适应的重大行动的时候才能演奏。演奏完毕就应当去做这支乐曲激励你去做的事。要不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去唤起无处发泄的精力和情感，就可能产生破坏作用。起码这支乐曲对我起的作用是可怕的；我觉得，仿佛有一种在此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完全新的感情、新的希望陡然展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我过去所想和所过的生活都不对，原来应当像这样，仿佛有人在我心中说。我那时知道的那个新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也弄不清，但是意识到这个新的意境却令我十分欢喜。还是那样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和他，现在看来却与过去迥然不同了。

“在这段急板之后，他俩又演奏了一支绝妙的、但却是普通的、毫无新意的andante[24]，变奏部分也很俗气，至于终曲，那简直差劲极了。接着，他们又应客人之请演奏了恩斯特[25]的悲歌和各种各样的小乐曲。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一切对我产生的印象还不及第一支曲子对我产生的印象的百分之一。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第一支曲子所产生的印象的背景上发生的。整个晚上，我的心情都十分轻松愉快。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妻子像那天晚上那样。当她演奏的时候，那神采飞扬的眼神，那严峻的、别具深意的表情，当他们演奏完毕以后，那种慵懒无力，那种淡淡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任何其他意义，她无非是体会到了那种与我相同的感受罢了，无非是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情仿佛被唤醒了似的，同时展现在她和我的面前罢了。晚会圆满结束后，大家也就各自回去了。

“特鲁哈切夫斯基知道我过两天就要去开会，因此在告辞的时候说，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能再为我重复一次今晚的愉快。从这个建议里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是不应该到我家里来的，我听到这话觉得很高兴。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在他离开莫斯科以前是回不来的，所以我跟他不可能再见面。

“我头一次以一种真正愉快的心情握了握他的手，感谢他给予我的快乐。他也和我的妻子告了别。我觉得他们的告别也是十分自然的和得体的。一切都很好。我们夫妻俩对这次晚会都很满意。”

二十四

“两天以后，我在最好、最平静的心情中辞别了妻子，到县城去了。在县城里，事情永远多得不可开交，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生活和特殊的小天地。头两天我是在官廨里度过的，每天工作十小时。第二天，有人到官廨里来，给我拿来了一封妻子的信，我立刻读了这封信。她谈到孩子，谈到叔叔，谈到保姆，谈到买东西，接着又捎带地像谈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似的谈到特鲁哈切夫斯基的来访，他带来了他答应带来的乐谱，他还答应再来拉一次琴，但是她谢绝了。我不记得他答应过要带乐谱来，我觉得当时他告辞的时候表示过暂时不再来了，因此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但我是如此之忙，简直没有工夫去想这件事，直到晚上，我回到寓所以后，才把这封信重读了一遍。除了特鲁哈切夫斯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又来过一趟以外，我觉得这封信的整个调子也都是牵强的。于是嫉妒这头疯狂的野兽又在它的巢穴里咆哮起来，而且想要窜出去，但是我害怕这头野兽，就赶紧把它锁了起来。‘这种嫉妒是多么卑劣的感情啊！’我对自己说，‘还能有什么比她写的更自然的呢？’

“于是我躺到床上，开始想明天要办的事。到这儿来开会，换了一个新地方，我通常很久都睡不着，可是这次我很快就睡着了。您知道，也常有这种情形，你会像触电似的猝然惊醒。我就是这样醒过来的，而且一醒过来就想到了她，想到我对她的肉欲的爱，同时又想到特鲁哈切夫斯基，想到她与他之间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恐惧和憎恨攫住了我的心。但是我又开始自譬自解。‘真是荒唐，’我对自己说，‘毫无根据，什么事也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我居然能设想出这种可怕的事来，这岂非贬低了她，也贬低了我自己吗？一个类似以卖艺为生的拉小提琴的，一个出名的窝囊废，突然之间，一位可敬的女人，一位受人尊敬的一家之母，我的妻子，却会……多么荒谬绝伦啊！’我一方面这样想。‘这又怎么不可能呢？’另一方面我又这样想。那件最简单明了的事又怎么不可能发生呢？——我就是为了这事才同她结的婚，我也是为了这事与她共同生活的，我需要在她身上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个，因此其他的人以及这位音乐家想要从她身上得到的也必定是这种东西。他是一个未婚的男子，身体又好（我记得他在吃肉排的时候怎样嚼脆骨，以及他怎样用他那鲜红的嘴唇贪婪地噙住酒杯），喂得肥头大耳、油光锃亮，他不仅放荡不羁，而且看来还是以‘及时行乐’作为生活信条的。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音乐上的联系，一种最细致入微的淫欲的交流。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使他不敢造次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一切都在向他招手。而她呢？她又是什么人呢？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谜。我不了解她。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动物。而动物是任何东西也不能，也绝对阻挡不了的。

“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俩的面容，他俩在奏完《克莱采奏鸣曲》后又奏了一支热情奔放的小乐曲，我不记得这是谁的作品，一支肉感到了淫猥下流地步的短曲。‘我怎么能外出呢？’我对自己说，一面回想着他们的面容，‘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是在那天晚上发生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那天晚上，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但是他俩，尤其是她，在他俩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却感到了某种羞涩，这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记得，当我走到钢琴前面去的时候，她怎样在擦着汗，脸上泛起两朵红霞，露出淡淡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他们俩当时已经避免四目对视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给她倒了一杯水，他们才互相看了一眼，莞尔一笑。我现在毛骨悚然地想起这个被我无意中看见的他俩之间的匆匆一瞥以及那依稀可辨的微笑。‘是的，一切都完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可是另一个声音又立刻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你大概糊涂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另一个声音对我说道。我在黑暗中躺着，感到不寒而栗，我划着了火柴，不知怎的，我觉得待在这个糊着黄壁纸的小房间里很可怕。我点着了一支烟，像平素一样，每当我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绕圈子时，我就抽烟，于是我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便麻醉自己的神经，不去正视这些矛盾。

“我整夜没有睡着，到五点钟我才毅然决定，再不能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待下去了，必须立刻动身，于是我就起床叫醒了侍候我的卫兵，吩咐他立刻套马。我写了一张便笺，派人送到会上，说我有急事必须立刻回莫斯科，并恳请一位委员代替我的职务。早上八点，我便坐上四轮马车匆匆登程。”

二十五

列车员走了进来，他发现我们的蜡烛已经点完，便把蜡烛吹灭了，也没有换上一支新的。窗外已是拂晓。当列车员还待在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时候，波兹内舍夫一直长吁短叹，一言不发。可是列车员一出去，他就继续讲起来，在半明半暗的车厢里只听到列车前进时车窗的震动声和那个伙计的均匀的鼾声。在晨曦朦胧中，我全然看不清他的人，只听得见他那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痛苦的说话声。

“路上得坐马车走三十五俄里，再坐火车走八个小时。坐着马车一路驰去，真是赏心悦目。秋风萧瑟，阳光明媚。您知道吗，是在这样一个时节，马蹄铁的棘刺一溜儿印在油光锃亮的道路上。道路平滑，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坐着四轮马车一路驰去，真惬意极了。当天色大亮时，我就出发了，我心头感到轻松了些。望着马匹、田野和行人，我简直忘了我要到哪儿去。有时我觉得我不过是乘兴出游罢了，并没有那件使我非回去不可的事，这类事情一概都没有。能这样忘怀一切，我觉得特别愉快。当我想起我是到哪儿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别去想它了。’再加上半路上出了点事，使我在路上耽搁了，这就使我的心思更加分散了：四轮马车坏了，必须修理。这个损坏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不能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在五点钟到达莫斯科，而是在午夜十二点钟，并在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因为我没能坐上快车而只能坐普通客车。找大车啦，修理啦，付钱啦，在客店里喝茶啦，跟店家聊天啦——这一切使我的心思更加分散了。直到暮色四合时才一切准备就绪，我又重新登程，夜里坐车比白天还好。一弯新月，夜来微寒，道路更好，蹄声嘚嘚，车夫也和气，我一路走去，感到心旷神怡，几乎完全忘记了等待着我的那件事，或者正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我才尽情享受，与生活的欢乐永远告别。但是我的这种平静状态，压制自己感情的能力，随着乘坐马车的行程一结束也就结束了。我一走进火车车厢，就开始了完全另一种状态。坐在火车车厢里的这八小时旅程，对于我简直太可怕了，这个我一生一世忘不了。是因为我坐进车厢以后，自以为已经到家了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人有一种刺激作用，反正我一坐进车厢以后，已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想像了，它开始一刻不停地、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着燃起我的嫉妒心的那一幅幅图画，而且一幅比一幅下流，统统都是关于我不在家时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怎样对我不忠实的情景。我注视着这些画面，我被愤慨、恼怒，以及因为自己被人侮辱而感到一种特别的陶醉煎熬着；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们，我不能不看它们，我抹不掉它们，也不能不一再想像到它们。而且，我越是注视着这些想像出来的图画，就越是信以为真。这些图画的逼真似乎在证明我想像出来的东西都是实有其事的。有一个魔鬼，好像违背我的意志似的，想起了和帮助我想起了一些最可怕的念头。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跟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的一次谈话，我把这次谈话同特鲁哈切夫斯基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我带着一种狂喜的心情想起了这次谈话，并用它来把我的心撕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记起了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他是不是常去逛妓院，他说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既然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他是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因为在那里很可能染上脏病，而且又脏又恶心。于是他，他的兄弟，就找到了我的妻子。‘不错，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旁边还缺了一颗牙，也稍许臃肿了些，’我替他想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就将就享用一下吧。’‘是啊，他找她做自己的情妇，还是对她的俯就哩。’我对自己说。‘而且她是保险的，没有脏病。’‘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在瞎想什么呀！’我恐惧地对自己说。‘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难道她不是对我说过，连想到我可能吃他的醋都是对她的侮辱吗？是的，但是她在撒谎，一直都在撒谎！’我叫道——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在我们这节车厢里只有两个旅客——一对老年夫妻，他们俩都不爱说话，而且还在一个站上下了车，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宛如一头关在笼中的野兽，一会儿跳起来走到窗口，一会儿又开始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极力催促火车快走；但是这列火车就像我们这节车厢一样，还是连同它的全部座位和所有的玻璃窗在颤巍巍地前进……”

说罢，波兹内舍夫就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然后又坐下来。

“哦，我真怕，真怕铁路上的火车，一看见它我就不寒而栗。是的，太可怕了！”他继续说道，“我对自己说：‘想点别的事吧。嗯，比如说，可以想想我喝茶的那家客店的老板嘛。’于是眨眼之间在我的想像中就浮现出了那位蓄着一把长胡子的店家和他的孙子，一个和我的瓦夏一般大的男孩。我的瓦夏呀！他一定看到那个音乐家怎样在吻他的母亲了。他那可怜的心又将怎样想呢？她才不在乎呢！她爱他……于是从前的那些想法又在我的心中升起。不，不……那么，我就来想关于视察医院的事吧。是的，想想昨天那个病人怎么控告医生的事也行。而那个医生也蓄着两撇小胡子，就跟特鲁哈切夫斯基一样。他多么无耻……他们俩都欺骗了我，说什么他要离开莫斯科。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我所想的一切都与他有关。我痛苦极了。我的主要痛苦在于我被蒙在鼓里，疑神疑鬼，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爱她呢，还是应该恨她。我的痛苦是如此强烈，我记得，我当时猛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我十分中意的想法：不如走到铁路上干脆卧轨自杀算了。那样至少可以不再犹豫和疑神疑鬼了吧。妨碍我这样做的唯一障碍是我对自己的怜悯，而紧随着这种怜悯又立刻激起我对她的仇恨。而对于他则抱着一种奇怪的感情：一面是恨！一面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和他的胜利；但是对她，我只有可怕的恨。‘决不能自寻短见而让她自由自在；应当让她也多少吃些苦头，至少也得让她明白我所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为了排遣愁思，每到一站我都下车。在一个车站上，我看见在小卖部里有人在喝酒，于是我也立刻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有一个犹太人正好站在我身旁，他也在喝酒。他打开了话匣子，正谈得起劲，我为了不致在自己的车厢里一个人待着，就陪他一起走进了他那肮脏的三等车厢，那里烟雾弥漫，到处吐满了瓜子壳儿。我挨着他坐下，他便信口开河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我听着他说话，但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还在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他发现了这一点，就开始要求我注意听他讲；这时，我就站起身来，又回到了自己那节车厢。‘应当好好考虑考虑，’我对自己说，‘我想的到底对不对，我感到痛苦有没有根据。’我坐下来，想要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但是代替心平气和的思索的却是立刻开始了原先那些东西：代替思考的是一幅幅图画和一幕幕戏。‘过去，有多少次我也这么痛苦过，’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过去的这类醋海风波），‘结果都是无的放矢。这次也是这样，也许，甚至是肯定的，我将发现她正在安静地睡觉；她猝然醒来，一看是我，一定很高兴，而我根据她的谈话和眼神将会感觉到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哦，这该多好啊！’‘但是不，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现在就不会有这种便宜事了。’一个声音对我说道，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是啊，精神上的无比痛苦也就在这里！为了打消一个年轻人的好色，我大可不必带他到花柳病院去，只消让他钻进我的内心去看看就行了，让他看看那些魔鬼在怎样撕裂着我的心！要知道，这是可怕的，我居然认为自己拥有对于她的肉体的无可置疑的、完全的权利，就好像这是我的肉体似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我无法支配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我的，她可以随意处置它，而她却希望不是像我所想要的那样来处置它。而我非但丝毫奈何他不得，而且也拿她毫无办法。他将像管家万卡[26]那样在临刑前唱起一支小曲，说他如何吻了她那香甜的嘴唇儿，等等。胜利的还是他。而对于她，我倒更加无可奈何了。如果她想做而没有做，可是我又知道她想这样做，那就更糟了：宁可她干了，让我知道，而不要这样成天疑神疑鬼。我说不清我到底希望什么。我只要她不去希望做她一定会希望做的那种事。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疯狂了！”

二十六

“在到达终点的前一站，列车员进来收了票，我也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走到设有制动闸的平台上，由于想到离家已经很近，这事即将分晓，更加强了我的激动。我觉得冷，下巴颏也哆嗦起来，牙齿在打战。我随着人群机械地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便坐车回家去了。我一路走去，望着稀稀落落的行人和看院子的。路灯和我的马车把阴影投到地上，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我什么也不想。走了约莫半俄里，我觉得脚冷，于是我想到我曾在车厢里脱下了毛袜，把它放进了提包。提包在哪儿呢？在这儿吗？在这儿。那么柳条箱在哪儿呢？我想起我把行李完全给忘了，但是我又想起了行李票，把它拿了出来，我决定不值得再回去取行李了，于是又继续往前驰去。

“尽管我现在极力回想，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在想什么？我准备怎么办？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意识到我一生中的一件非常可怕、非常重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这件重大的事是由于这么想才发生的呢，还是因为我预感到要发生才发生的呢？——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在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在此以前的所有经历都在回忆中被冲淡了。我的车子来到了我家的台阶跟前。已经十二点多了。还有几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旁等候着顾客，因为他们看到窗子里还有灯光（还亮着灯的窗户是在我的寓所的大厅和客厅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我家的窗户还有灯光，我就在等待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的心情中登上了台阶，拉了门铃。一个善良、卖力，但很蠢的听差叶戈尔出来开了门。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前厅里的衣帽架上，除了别的衣服以外，还挂着一件他的外套。我本来应该感到惊奇，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惊奇，似乎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果然不出所料，’我对自己说。我问叶戈尔谁在这儿，他告诉我是特鲁哈切夫斯基，我又问还有没有什么人。他说：

“‘没有了，老爷。’

“我记得，他向我回答这话时的口气似乎是想让我高兴一下，让我消除疑虑，别以为还有什么人在这儿。‘没有了，老爷。是的，是的。’我仿佛对自己说。

“‘那孩子们呢？’

“‘谢谢上帝，都很健康。早睡了，老爷。’

“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也止不住哆嗦着的下巴颏。‘是的，由此可见，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我过去以为将要发生不幸，结果却平安无事，一切照常。现在可不能照常了，你瞧，这一切都是我曾经想像过的，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想像罢了，可现在，你瞧，一切都千真万确。这就是一切。……’

“我差点失声痛哭，但立刻就有一个魔鬼向我悄声说道：‘你哭吧，伤感吧，他们就会从容分开，于是罪证没有了，这样，你就会一辈子疑神疑鬼，伤心痛苦了。’于是那种暗自伤怀的心情倏地烟消云散，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说来您也不信——一种快感，这下我的痛苦可以结束了，这下我就可以惩罚她、甩掉她，出一出我心头的这口气了。于是我就出了这口气——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又凶恶又狡猾的野兽。

“‘别进去，别进去，’我对叶戈尔说，他想走进客厅，‘你这就去办一件事，去雇一辆马车，马上就去；这是行李票，去把行李取回来。走吧。’

“他走过走廊去取自己的大衣。我担心他会把他们吓跑，于是就把他一直送到他的小屋，并且等他把衣服穿好了。从客厅里（中间隔着另一个房间）传来了说话声以及刀叉和碗碟声。他们在吃东西，没有听到门铃的声音。‘只要他们现在不出来就成。’我想。叶戈尔穿上了自己那件阿斯特拉罕的羔皮大衣，出去了。我放他走出去以后就随手锁上了门，当我感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而且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却感到不寒而栗。怎么行动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关于她是否无辜的一切怀疑都已不可能存在了，我要立刻惩罚她，与她一刀两断。

“从前我还有点犹豫，我曾对自己说：‘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我猜错了。’现在这种怀疑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偷偷地瞒着我，深更半夜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这简直是胆大包天，不顾一切了。或者还更糟糕：在犯罪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故意的大胆和放肆，以便这种放肆能够表明他们的清白无辜。一切都清清楚楚。毫无疑问。我害怕的只有一点：可别让他们跑了，然后又编出一套谎话，使我缺乏明显的罪证，无法惩治他们。为了能够尽快地逮住他们，我便蹑手蹑脚地向他们安坐在那里的大厅走去，不是穿过客厅，而是经过走廊和育儿室。

“在第一间育儿室里，男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在第二间育儿室里，保姆动弹了一下，似乎快要醒的样子，我想像她知道了一切以后会怎么想，一念及此，我那自叹命苦的想法又攫住了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为了不把孩子们吵醒，我赶紧蹑手蹑脚地跑进走廊，然后走进自己的书房，躺到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也是父母所生，我一辈子都在幻想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是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对她不忠实过……可是晴天一声霹雳！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却把一个拉小提琴的搂在怀里，就因为他唇红齿白！不，她不是人！她是一条母狗，一条下贱的母狗！就挨着孩子们的房间，还说什么她爱他们，一辈子都在装腔作势。还给我写她所写的那封信！居然会这么无耻地挂到人家的脖子上！我又知道什么呢？也许，她一向就这样。也许她早就跟仆人们私通，生下一大堆孩子，还说这些孩子是我的。倘若我明天回来，她就会梳妆打扮，花枝招展，以一种娇慵困倦的优美的动作（我看到了她那又妩媚又可恨的整个面孔）来迎接我，于是这头嫉妒的野兽就会一生一世盘踞在我的心中，撕裂着我的心。保姆会怎么想呢？还有叶戈尔？还有我那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多少懂事了。居然这般无耻！居然这般虚伪！居然做出这种发泄兽欲的事，她的这种兽欲我是一清二楚的。’我对自己说。

“我想站起身来，但是站不起来。心跳得使我无法站稳脚跟。是的，我会中风而死的。她会把我气死。她才巴不得这样呢。怎么办，就听凭她把我气死吗？办不到，这样她就太称心如意了，我决不会给她这种快乐的。是的，我坐在这里，他们却坐在那里边吃边笑，而且……是的，尽管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可是他并不嫌弃她：她毕竟长得还不难看，主要的是她对他那宝贵的健康至少是无害的。‘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掐死她呢？’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一星期以前我把她推出书房，然后砸东西的情景。我清楚地想起了我当时的心境；不仅是想起了，而且感觉到了我当时要打人、要毁坏一切的愿望。我记得，当时我多么想采取行动啊，于是一切考虑，除了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考虑以外，都被我置之度外。我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宛如一头野兽或一个人在危险时刻处于一种全身紧张的影响下，这个人会行动准确，从容不迫，但是又不浪费一分钟，直奔那唯一确定的目标。”

二十七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脱去靴子，只穿着袜子就走到沙发上方的墙壁跟前，墙上挂着我的枪和匕首，我取下一把弯形的、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异常锋利的大马士革匕首。我把匕首抽出刀鞘。我记得，刀鞘掉到沙发后面去了，我还记得，我自言自语道：‘以后得把它找出来，免得丢了。’然后我脱去了一直未脱的大衣，只穿着袜子就轻手轻脚地朝那儿走去。

“我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口，猛地打开了门。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脸上的表情。我所以还记得这个表情，因为这种表情给了我一种使人感到痛心的快乐。这是一种恐惧的表情。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猛一看见我时脸上显露出来的绝望的恐惧的表情。他好像坐在桌子旁边，但是他一看到我或者一听到我的声音以后，就倏地站起身来，背靠着碗柜，木然不动。他脸上只有一个确凿无疑的恐惧的表情。她脸上也是同样的恐惧的表情，不过其中还羼杂着一点别的什么。如果她的表情只有一种，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了；但是在她的面部表情中还有（起码在最初的一瞬间我是那么觉得的）一种恼恨和不满，好像人家破坏了她的爱情缠绵，破坏了她跟他在一起的幸福似的。那会儿她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人家不来干涉她眼下的幸福就成。两种表情只在他们的脸上停留了一刹那。他脸上的恐惧表情立刻换成一种疑问的表情：可不可以扯个谎搪塞过去呢？倘若可以，那就应该开始了。如果不可以，那就应该另作打算。但是打算什么呢？他探询地望了她一眼。她脸上的懊恼与不快的表情，在她看了他一眼之后，也换成了一种（据我看来）对他的关切之情。

“我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背后握着匕首。在这一瞬，他微微一笑，用一种若无其事到可笑程度的声调说道：

“‘我们在弹琴玩儿……’

“‘真没想到。’她同时也学着他的腔调开口道。

“但是他们两人还没有把话说完，我在一周以前所体验到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就支配了我。我又感到了那种需要破坏，需要诉诸暴力，需要疯狂的喜悦，并听凭这种狂暴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们两人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害怕的那另一件事就开始了，从而一下子打断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完的一切。我向她扑去，仍旧把匕首藏在背后，以免他上来阻拦我向她胸下的胁部扎去。我一上来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当我向她扑去的时候，他看见了，而且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竟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喊道：

“‘您冷静点，您怎么啦！来人哪！’

“我挣出胳膊，又一言不发地向他扑去。他的眼睛和我相遇了，他的脸直到嘴唇陡地变得刷白，两眼似乎很特别地倏忽一闪，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一头钻到钢琴底下，向门口跑去。我刚要拔脚追他，但是在我的左胳膊上吊上了一件沉重的东西。这是她。我甩开了她。可是她又更重地吊在我的胳膊上，不让我脱身。这个意想不到的阻碍、重压，以及她那使我感到十分恶心的接触，更加使我怒不可遏。我感到我完全疯了，而且样子一定很可怕，可是我对此反而感到高兴。我使出全身气力挥动左臂，胳膊肘正好碰到了她的脸上。她喊叫了一声，放开了我的胳膊。我想跑去追他，但转念一想，我穿着袜子去追赶我妻子的情夫也未免太可笑了，我不愿意成为人家的笑柄，我愿意让人家觉得可怕。尽管我处在可怕的疯狂中，可是我却记得这事的全过程、我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印象，甚至这个印象还部分地支配着我。我向她转过身来。她摔倒在榻上，用一只手捂着被我碰伤的眼睛，瞧着我。她的脸上充满了对我这个仇人的恐惧和憎恨，就像一只耗子在人们提起使它落网的那只捕鼠器时的眼神一模一样。我在她身上除了这种对我的恐惧和憎恨以外，起码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正是那种另有新欢必然会引起的对我的恐惧和憎恨。再者，如果她一声不吭，我倒也可能克制自己，不致做出我已经做下的那件事来。但是她忽然说起话来了，并且用一只手抓住我那握着匕首的胳膊。

“‘你冷静点！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呀……我敢起誓！’

“我本来还不至于立刻造次，要不是她最后那句话（我从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要求我立即做出回答。而这回答又必须与我当时的情绪相适应，我的怒火越来越crescendo[27]，而且还会不断上升，狂怒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别撒谎，臭婊子！’我大喝一声，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挣脱了。于是我没有放下匕首又伸出左手，终于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仰面摔倒，并开始掐她的脖子。她的脖子可真硬呀……她用两手抓住了我的手，把我的手从她的喉咙上掰开，我好像正等着她来这一手似的，便使出浑身力气把匕首向她左肋下的腰眼捅去。

“人们常说，他们在狂怒发作的时候，往往不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这是胡说，是瞎话。我什么都记得，而且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过记忆。我越是在自己的狂怒上面火上加油，我心中的意识之光就燃烧得越亮，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看不到我所做的一切。每一秒钟我都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能说我预先知道我将要干什么。但是我正在干的那一瞬间，甚至还似乎略早一些，我就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似乎就为的是我将来有可能后悔，就为的是我以后能够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可以住手的。我知道，我捅的是肋下，匕首扎得进去。在我干这件事的一瞬间，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可怕的事，这事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这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一想法只像闪电似的一掠而过，而在这一想法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听到了，而且现在还记得，当我的匕首捅进去的时候，她的胸衣和还有什么东西阻挡了一下，然后刀子就捅进了一块软的地方。她用两手抓住匕首，把手都拉破了，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后来，我在监狱里，当我身上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在想着这一时刻，尽力回忆着往事，一再琢磨。我记得有这么一小会儿，仅仅是一小会儿，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我可怕地意识到，我正在杀害而且已经杀死了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的恐怖，因此我得出结论，甚至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把匕首捅进去以后，我又立刻把它拔了出来，希望能够挽救我所做的事，并且就此罢手。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会儿，等待着将会发生什么事，能不能设法挽救。这时她突然跳起身来，大叫：

“‘保姆！他把我杀啦！’

“保姆闻声跑来，站在门口。这时，我一直站着，等待着，不敢信以为真。但是就在这时候，一股鲜血从她的胸衣下涌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我立刻认定本来就无需挽回，我要的就是这样，我应该做的就是这事。我一直等到她倒了下去，保姆一面喊着‘天呀！’一面向她跑去的时候，我才扔掉匕首，走出房间。

“‘不必慌张，应当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对自己说，既不看她，也不看保姆。保姆大呼小叫地呼唤使女。我穿过走廊，派了一名使女前去，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我走进书房，径直走到墙壁跟前，从墙上取下手枪，检查了一遍——手枪已经装上了子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我又从沙发后面取出刀鞘，接着便坐到沙发上。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我听见有人坐车来了，后来又有人来了。然后我又听见，而且看到叶戈尔把我带回来的柳条箱拿进了书房。好像有谁还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我说，‘告诉看院子的，叫他们去报告一下警察局。’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站起身来，锁上了门，接着拿出香烟和火柴，开始抽烟。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就倒下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小时。我记得，我在梦中看见我和她很和睦，虽然吵过架，但又言归于好了，虽然有些龃龉，但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我醒来时想道，‘我好像杀了人。也许这是她，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外面又敲了一下门。我没答理，还在思索那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件事呢？是的，发生过。我想起了胸衣的阻挡，刀子的插入，我背上像浇了一盆冷水。‘是的，发生过。是的，现在应该打死我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一面说这话，一面又知道我决不会自杀。然而我还是站起身来，重新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是事情也怪：我记得，从前有许多次我都差点自杀，甚至那天在火车里，我也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其所以轻而易举，是因为我想，我这样做一定会使她大吃一惊。现在我不仅绝不会自杀，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它了。‘我干吗要这样做呢？’我问自己，可是没有答案。又有人敲了敲门。‘对，应当先了解一下这是谁敲门。反正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并且用报纸把它盖上。我走到门口，拉开插销。这是我妻子的姐姐，一个好心肠的、蠢笨的寡妇。

“‘瓦夏！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着，她那眼眶里随时准备好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粗暴地问。我看到对她恶声相向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大可不必，但是我又想不出任何其他口吻。

“‘瓦夏，她快要死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位医生——她的医生和健康顾问。

“‘难道他在这儿吗？’我问，对她的满腔怒火又涌上了心头。‘那又怎么样呢？’

“‘瓦夏，你去看看她吧。哎呀，这多可怕呀。’她说。

“‘要不要去看看她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立刻答道：应当去看看她，想必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当一个丈夫像我这样杀死了妻子以后，那就一定要去看看她。‘既然向来如此，那就应当去，’我对自己说，‘倘若有此必要，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关于我企图开枪自杀的事，我想道，想罢我就跟着她去了。‘现在就要遇到一片数落和愁眉苦脸了，但我决不向他们屈服。’我对自己说。

“‘且慢，’我对她的姐姐说，‘不穿靴子多难看，至少让我把鞋穿上。’”

二十八

“说来也令人惊奇！当我走出房间，经过那些熟悉的房间的时候，我心中又出现了那种但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想法，但是医生使用的这类讨厌的东西（碘仿呀，石碳酸呀）的气味，却使我吃了一惊。不，一切都发生过了。我穿过走廊走过育儿室时，看见了小丽莎。她用惊恐的神色望着我。我甚至觉得五个孩子都在这里，而且大家都在望着我。我走到门口，女仆从里面给我开了门就出去了。首先扑进我眼帘的就是她那放在椅子上的银灰色衣服，整个衣服都被血染黑了。她弓起膝盖，躺在我们的双人床上，甚至是躺在我平常睡的这一边（走近去比较方便）。她半倚半躺地斜靠在枕头上，解开了上衣。伤口上似乎已经敷上了什么东西。屋子里满是浓郁的碘仿的气味。首先而且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她那满脸青肿，她的一部分鼻子和眼皮下面都肿了。这是她想拽住我，被我的胳膊肘碰伤留下的痕迹。她身上已经毫无美貌可言，有的只是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在门旁站住了。

“‘进来呀，到她身边来呀。’她姐姐对我说。

“‘对，她大概想忏悔了，’我想，‘饶恕她吗？对，她快要死了，可以饶恕她。’我想，极力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我走到她的身边。她吃力地向我抬起了眼睛（其中一只被我打伤了），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如愿以偿了，杀了……’在她的脸上，透过肉体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逼近，现出了与从前一模一样的、我见惯了的那种冷酷的兽性的憎恨，‘孩子们……我还是不能……交给你……给她（她姐姐）带走……’

“至于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她的罪孽，她的失节，她却似乎觉得不值得一提。

“‘对，欣赏一下你干的好事吧。’她说，望着门口抽泣起来。门口站着她的姐姐和孩子们。‘对，看你干下了什么事情啊！’

“我转过头去望了一眼孩子们，又看了一眼她那满脸青肿的被打伤的脸，我才生平第一次忘掉了我自己，忘掉了我的夫权和我的骄傲，我这才生平第一次发现她也是个人。那使我受到侮辱的一切——我那整个的嫉妒心，我在那时看来是如此渺小；而我所干下的那事又是如此重大，我恨不得把脸贴到她的手上说：‘饶恕我吧！’但是我不敢。

“她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她分明气力不支，说不下去了。后来，她那被伤残的脸开始哆嗦，脸被扭歪了。她有气无力地推开了我。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饶恕我吧。’我说。

“‘饶恕？这一切全是废话！……只要不死，那该多好啊！……’她叫道，微微支起身子，两只眼睛像发热病似的熠熠发光，逼视着我。‘对，你如愿以偿了！……我恨你！……哎呀！哎哟！’她分明在说胡话了，她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叫道，‘来吧，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吧，我不怕……不过把大家，把大家都杀了，把他也杀了。他走啦，走啦！’

“谵语一直继续着。她已经不认识人了。就在那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她死了。在此以前，在八点钟的时候，我被带到了警察分局，并从那里入狱。我在牢里候审，蹲了十一个月，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思前想后，终于想明白了。我是到第三天才开始明白过来的。在第三天他们把我带到那儿去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他止不住想要失声痛哭，于是便停了下来。他鼓足了劲才继续说道：

“直到我看到她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过来……”他抽泣了一下，但立刻又匆匆地说下去，“直到我看到她死后的脸相时，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是我杀死了她，由于我的所作所为，她本来是一个能够动弹的、有暖气的活人，现在却变成了一具不能够动弹的、蜡黄的、冰冷的尸体，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方法都不能挽回的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就没法明白……呜！呜！呜！……”他失声叫了几下，就不出声了。

我俩相对默然，坐了很久。他坐在我对面，低声抽泣，一言不发，浑身哆嗦。

“好了，请原谅……”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在座位上侧身躺下，盖上了毯子。在列车开到我需要下车的那一站时（这是早晨八点钟），我走到他的身边想跟他告别。不知他是睡着了呢，还是假装睡着了，反正他没有动弹。我用手触动了他一下。他掀开毯子，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睡着。

“再见。”我说，向他伸出了手。

他也向我伸出手来，微微一笑，但是笑得如此凄恻，使我不禁想哭。

“嗯，请原谅[28]。”他重复了一遍他在结束整个故事时所说的那句话。

（1889年）

臧仲伦 译

[1]《克莱采奏鸣曲》是贝多芬于一八〇三年创作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因献给法国小提琴家克莱采（1766—1831）而得名。

[2]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

[3]《治家格言》是俄国十六世纪的一部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法典性作品。后来人们便称恪守这个古训的老派人为“治家格言派”。

[4]指喜爱男色。

[5]指《摩西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

[6]原文意为“谐谑歌女”。这是巴黎某个轻歌剧舞星和歌女自取的艺名。后来这一艺名成了普通名词，专指一些声名狼藉的舞星和歌女。

[7]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这是一个到处寻花问柳、以勾引良家女子为乐的花花公子。

[8]1俄磅合409.51克。

[9]1普特合16.38公斤。

[10]西绪福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得罪诸神，被宙斯贬谪冥土，罚做永久苦役：他必须将巨石推上山顶，但是将到山顶，巨石又复滚下。此处西绪福斯的劳役是指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作。

[11]指结婚。

[12]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故人生充满着痛苦。

[13]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宣称人生是虚幻的。

[14]震颤派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教徒们祭神时边唱边跳，先是四肢颤动，接着就全身摆动。他们相信这样能使自己直接和圣灵相通，因而得名。他们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必须劳动，而且不许结婚。

[15]一种发生于女人的歇斯底里性的疾病，病发时，全身痉挛，狂呼乱叫。

[16]沙尔科（1825—1893），法国精神病理学家。

[17]德语：醇酒、女人与歌唱。

[18]特鲁巴和格拉乔夫卡是沙俄时代莫斯科的两条妓院最多的街道。

[19]非洲西南的一个民族。

[20]法语：太太。

[21]意大利语：琶音。

[22]指参加县贵族会议。

[23]乌利亚是犹太—以色列联合王国国王大卫的名将，他的妻子拔示巴与大卫私通。大卫为了永远占有拔示巴，设计将乌利亚杀害。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24]意大利语：行板。

[25]恩斯特（1814—1865），捷克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

[26]典出俄国民间古诗：管家万卡诱奸了女主人，到处夸耀，后被主人绞死。

[27]意大利语：增强（原为音乐术语）。

[28]俄语中“请原谅”一词，又可作“再见”解。此处是一语双关。

魔鬼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

一

锦绣前程正展现在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的面前。一切条件都已具备：良好的家庭教育、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优异成绩、不久前去世的父亲与最上层社会攀上的关系，加之，他又在部长的栽培下在部里谋上了个美差。而且他还有一份产业，甚至是相当可观的产业，不过这产业还有一些问题。父亲生前住在国外和彼得堡，除了供给两个儿子——叶夫根尼和在近卫重骑兵队服役的大儿子安德烈——每人六千卢布外，他自己和母亲的花费也很多。他只有在夏天才到庄园去住上两个月，但是并不过问产业，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好吃懒做的管家去照料。管家也同样不照管田产，却赢得了主人对他的绝对信任。

父亲过世后，弟兄俩分家时才发现，原来父亲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因而事务代理人甚至劝他们，不如留下祖母那份价值十万卢布的田产，而拒绝继承这份遗产。可是，和他家庄园毗邻的一个地主，与老伊尔捷涅夫有过财务往来，持有他出的期票，为了此事特地前来彼得堡，却说虽然债务累累，但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只消卖掉一片森林和几块零星荒地，守住那个大聚宝盆——谢苗诺夫斯科耶的四千俄亩[1]肥沃土地、一座糖厂和二百俄亩河边的牧场，自己再搬到乡下去住，苦心经营，精打细算，依然还可以保住一大笔财产。

于是，春天的时候（父亲是在大斋期故去的），叶夫根尼就到庄园去走了一趟，把一切查看了一遍，决定辞去职务，和母亲搬到乡下去经营产业，希望能保住这块主要的田产。叶夫根尼和哥哥的感情并不太好，他是这样来处理的：由他每年付给哥哥四千卢布，或者一次付给八万卢布，作为他哥哥放弃他应得的那份遗产的代价。

他果真就这么做了，他跟母亲搬进一座大宅子里定居下来以后，便满腔热情，并且兢兢业业地专心经营起产业来。

人们通常以为老年人总是因循守旧，而青年人才是勇于创新的，其实也不尽然。有时最因循守旧的倒还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要生活，可是他们却不去考虑应该怎样生活，而且也无暇及此。因此，他们往往选中过去的生活来做自己现在生活的楷模。

叶夫根尼也是这样。现在，搬到乡下以后，他心心念念要恢复的不是他父亲在世时的生活方式（他父亲是个败家子），而是他祖父时代的生活方式。因此现在无论在家里、花园里还是在庄园的管理上，他都极力恢复他祖父时代的生活气派，（当然，随着时代的要求作了一些变更。）——事事讲究排场阔气，处处要求称心如意，一切必须有条不紊，样样都要设备齐全。而要安排这样的生活，事情可就多了：为了满足债主和银行的要求，就得卖地和设法延缓付款期限；这事必须雇工人，那事必须用长工来继续经营谢苗诺夫斯科耶的四千亩耕地和一座糖厂的偌大产业，这儿要雇工，那儿要长工，就得去弄钱；此外，还得把家里和花园里照料得没有一点荒废破落的样子。

工作很多，但叶夫根尼的力量（体力和精力）却十分充沛。他今年二十六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由于经常做体操因而肌肉发达，血气旺盛，两颊红润，一口雪白的牙齿，两片鲜红的嘴唇，一头不太浓密的柔软的鬈发，他唯一的生理缺陷就是近视，因为戴眼镜又加深了近视，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夹鼻眼镜，鼻梁上已被眼镜夹出了痕印。他的外貌就是如此，至于他的精神面貌，那就是你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他母亲一向也最宠爱他，如今，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不但把她的全部柔情，而且把她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其实这么爱他的还不止他母亲一个人；他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同学们，不只特别喜欢他，而且还特别尊敬他。即便对不相干的人，他也总会起同样的影响。只要看到他那么坦率、诚实的相貌，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就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不能设想他会骗人和说谎。

总而言之，他的整个为人对他的事业大有帮助。放债的不肯借钱给别人，却会相信他；管家、村长、农夫可以暗中捣鬼，欺骗别人，然而和一个善良纯朴的人，特别是和诚恳坦率的人来往，心里一高兴，也就忘了使坏了。

时值五月底。叶夫根尼在城里设法赎回了押出去的荒地，把它卖给一个商人，然后又向这商人借来一笔钱，以便更新牲畜，就是添置一些牛马和大车。而主要的还是用来着手农庄必需的修建。事情总算办妥了。运来了木材，木匠也动了工，厩肥也运了八十大车，可是在此以前，一切还没有着落。

二

就在这百般繁忙中，发生了一件事，虽说无关紧要，但在当时却使叶夫根尼颇费踌躇。叶夫根尼正值青春年华，和所有年轻健康的未婚男子一样，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厮混。他并不是个淫荡好色之徒，但正如他自己对自己所说，也不是个修道士。他对此是适可而止，正如他自己所说，仅限于有益身心，醒神益智。他从十六岁起便开始干这种事，可是至今平安无事。所谓平安无事，是指他没有纵欲过度，没有一次不能自拔，也没有一次染上疾病。在彼得堡，他起初结识了一个女裁缝，后来她变坏了，于是他就另搞上一个。好在这方面是有保证的，并不使他伤脑筋。

可是现在，在乡下住了个把月，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得已的禁欲生活使他很不得劲。难道就为这点事进趟城吗？而且上哪儿去找，又怎么找法呢？就是这件事弄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烦躁不安，因为他确信，这是必需的，这是他的需要，他果然越来越感到需要了，他感觉无法摆脱，于是他便不由自主地两眼紧盯着每一个年轻女人。

叶夫根尼认为和本村的女人或姑娘相好是不合适的。他听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这方面和当时别的地主完全不同，他们在自己家里从来不和女农奴们勾勾搭搭，因此他决定也不干这种事。可是到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能摆脱，一想起他在小城市里可能发生怎样的事，就更觉得可怕。忽然他心里一亮：如今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农奴了，于是他打定主意：在这里干这种事也未尝不可。他自宽自解道：只要做得无人知道就行，这并不是为了淫欲，只是为了有益健康。主意打定之后，他反而更加心神不定起来。他和村长、农夫、木匠谈话时，不知不觉就扯到女人身上，而谈话一涉及女人，就说个没完。他对女人越看越入迷了。

三

不过心里打定主意是一回事，付诸实现又是一回事。自己直接去找女人可不行。再说，找什么样的女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必须有人从中牵线，可是又去找谁牵线呢？

事有凑巧，一天，他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找水喝，这个守林人是他父亲从前的猎人。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和他畅谈起来，守林人便讲了一些当年打猎时怎样纵酒狂饮的旧事。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不由得想起一个主意：要是在这里，在守林人的小屋里，或是在树林里干这种事，倒是很合适的。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丹尼拉老头是否肯帮忙。他心想：“他听到这样的话也许会大吃一惊，那我该多丢脸啊，也可能他会一口答应。”他一边听着丹尼拉的故事，一边心里这么盘算着。丹尼拉讲，那时他们怎样住在猎场上的诵经士老婆的家里，他怎样给普里亚尼奇尼科夫弄来了一个娘儿们。

“行啦。”叶夫根尼想。

“您的爸爸——愿他在天安宁——就不干这种荒唐事。”

“不行。”叶夫根尼想，可是他又想探探他的口气，便问道：

“你怎么能干这种不好的事呢？”

“这有什么不好的？女的心甘情愿，我那位费奥多尔·扎哈雷奇也高兴得不得了。我也弄个卢布花花。要知道，他有什么法子呢？人家也是个大活人嘛。大概还喜欢喝两盅。”

“是的，可以说。”叶夫根尼想了想，立刻开口道：

“你可知道，”他感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丹尼拉，你可知道，我简直难受极了。”丹尼拉笑了笑。“我毕竟不是个修道士——习惯了。”

他感到自己说的全是蠢话，可是他很高兴，因为丹尼拉表示赞同。

“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这好办。”丹尼拉说，“您只要说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嗐，说实在的，我无所谓。嗯，当然，不要太丑的，而且，人要健康。”

“懂了！”丹尼拉毫无顾忌地说。他想了想。“哦，有一个漂亮的娘儿们。”他开口说道。叶夫根尼的脸又涨红了。“这娘儿们还挺漂亮。您瞧，头年秋后刚出嫁，”丹尼拉开始压低声音说，“她男的没用。喜欢这一道的人，可是千金难买啊。”

叶夫根尼甚至羞得皱起了眉头。

“不，不，”他说，“我根本用不着那样的。我嘛，恰恰相反（怎么会恰恰相反呢？），我嘛，恰恰相反，只要人健康，再就是麻烦少些——大兵的老婆什么的就成……”

“知道了，那就把斯捷潘妮达介绍给您得了。她的丈夫在城里，不就跟大兵老婆差不多吗。这小娘儿们长得挺俊，没有病。管保您满意。而且昨天我还对她说：来吧，而她……”

“好吧，那么哪天呢？”

“就明天也成。等我去买烟叶的时候，顺便去一趟。明天晌午您到这儿来，或者您从菜园子后边绕到澡堂子去。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再说吃过午饭大伙都歇晌。”

“嗯，好吧。”

回家时，叶夫根尼心里激动得要命。“那会怎么样呢？乡下娘儿们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可别是个丑八怪、难看得要死？不会的，这里的女人都很漂亮。”他想起他平日对之垂涎三尺的那些女人，自言自语道。“可是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该干什么呢？”

他一整天坐立不安，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就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了。丹尼拉站在门口，一言不发而又意味深长地向树林那边摆了摆脑袋。血涌进了叶夫根尼的心房，他感到心在怦怦地跳，接着就朝菜园子那边走去。没有一个人。他走到澡堂跟前，也没有人。他跑进澡堂看了看，出来时忽然听见树枝的折断声。他回头一看，原来她正站在沟那边的树丛里。他跨过山沟向那边跑去。他没注意到山沟里长着荨麻，他被荨麻螫得火辣辣的，鼻梁上的夹鼻眼镜也弄丢了，他一口气跑到了对面的土岗上。她系着一条白色的绣花围裙，穿着一条红褐色带格子的裙子，头上是一块鲜艳的红头巾，光着脚站在那儿，羞答答地微笑着，显得那么娇艳、健壮、美丽。

“那边有小道，该绕过来嘛，”她说，“我们早来了。等了半晌了。”

他走到她身旁，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便和她亲热起来。

一刻钟以后，他们就分手了，他找到了夹鼻眼镜，顺路到丹尼拉那儿。丹尼拉问他道：“老爷，您满意吗？”他给了他一个卢布就回家去了。

他感到很满意。只是开头有点害臊。但是后来也就没什么了。一切都很好。主要的是，好就好在他现在一身轻松，心情舒畅，精神饱满。他甚至都没有好好地看清楚那个女人。只记得她挺干净，很艳丽，不难看，挺大方，也不那么扭扭捏捏。“她到底是谁家的媳妇呢？”他自言自语道，“他说是佩奇尼科夫家的，到底是哪一个佩奇尼科夫[2]呢？这里姓这个姓的有两家。也许是米哈伊拉老头的儿媳妇吧？对，大概就是他家的，他儿子不是在莫斯科吗？回头去问问丹尼拉。”

先前乡村生活那种最使他不愉快的感觉——不得已的禁欲生活——从此消除了。叶夫根尼的思路不再受到破坏，他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工作了。

但是叶夫根尼所肩负的事业委实艰巨，有时他觉得他简直无法支撑了，到头来恐怕还是得变卖田产，白辛苦一场。主要的是，这将证明他虎头蛇尾，没有能力把他所从事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正是使他最感到揪心的。他好不容易堵上了一个漏洞，谁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意料不到的窟窿。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以前不知道的父亲的债务，如今竟不断发现。这样看来，父亲晚年竟是饥不择食地到处举债。五月里分家时，叶夫根尼满以为家里的情况他全都摸清了，不料到了仲夏时节，他突然接到一封信，这才知道还欠着约西波娃寡妇一万二千卢布的债务。债主虽然拿不出借据，却有一张普通的收据，据律师说，对这张收据是可以提出异议的。可是叶夫根尼连想也不曾想到，仅仅因为对字据可以提出争议，就可以拒付父亲确实借过的债。他只是想弄清楚这笔债是否确有其事。

“妈妈，约西波娃·卡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是什么人？”当他们像平时一样坐在一起吃午饭时，他问母亲道。

“约西波娃？她是你祖父的养女。有什么事吗？”

叶夫根尼把来信的事告诉了母亲。

“奇怪，她怎么不觉得亏心！你爸爸给过她多少钱啊！”

“可是我们欠她钱吗？”

“叫我怎么跟你说呢？欠是不欠她的，你爸爸那人呀，就是心眼儿太好……”

“对，但是爸爸认为这是一笔债。”

“我没法给你讲。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本来就已经够困难的了。”

叶夫根尼看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而且似乎在探他的口气。

“从这一点我看出来，这笔债应该偿还，”儿子说道，“明天我就上她家去跟她说说，能不能缓期。”

“唉，我多么可怜你啊。不过，这样也好。你就去告诉她说，她必须等待。”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显然，儿子的决定使她放心，也使她感到自豪。

叶夫根尼的处境所以特别困难，还因为妈妈虽然和他住在一起，却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处境。她一辈子阔绰惯了，甚至想像不出儿子目前所处的困境，想像不出事情已经糟到这步田地，说不定今天还是明天他们会一无所有，儿子将不得不变卖一切，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所能谋得的差事，年俸最多只有两千卢布，靠此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她不明白，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只有缩减各项开支，因此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小事上，在雇用园丁、马车夫和用人方面，甚至在饮食上，叶夫根尼竟那么小气，斤斤计较。此外，她也跟一般孀居的妇人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念亡夫，而这种心情远不像他生前她对他所有的那种感情，而且她也无法想像，她丈夫生前所做的和所安排的事，也可能是不好的，应予改变。

叶夫根尼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雇用了两名园丁照顾花园和暖房，两名马车夫管理马厩。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竟天真地认为，凡是一个为儿子而自我牺牲的母亲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厨子老头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她没有抱怨；花园里的小径没有统统打扫干净，雇用一名小厮来代替几名听差，她统统都没有抱怨。对于这一笔新出现的债务也是这样，在叶夫根尼看来，这几乎是对他的全部事业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却认为这是表现叶夫根尼高贵品质的一个好机会。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叶夫根尼的经济状况所以不太担心，还因为她确信儿子会攀上一门好亲事，将使一切改观。他也确实能结一门好亲，她就知道，有十来家人家都乐意把女儿许配给叶夫根尼而引以为幸。因而她希望能尽快把这事办好。

四

叶夫根尼自己也盼着结婚，不过并不像他母亲幻想的那样：他对利用婚姻来重振家业这种想法十分反感，他想要的是光明正大、情投意合的婚姻。他把所见到和所认识的姑娘们全都仔细端详过，并且把自己跟她们逐一估量了一番，但是他的终身大事还是没有解决。同时，他绝没料到，他跟斯捷潘妮达的关系会继续下去，甚至取得了某种稳定的性质。叶夫根尼远不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他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觉得很苦恼，感到这不是好事，他从来也没有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甚至在第一次和斯捷潘妮达幽会之后，他就希望从此不再看见她。不料过了一段时候，驱使他去做这种事的那种烦躁不安的心情又发作了。不过这次的烦躁已经不像先前那样茫无目标；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正是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那说着“等了半晌啦”的低沉的胸音，那散发着的清新健壮的气息，那使围裙护襟高高鼓起的胸脯，而这一切又全都发生在那浴着明媚阳光的核桃林和槭树林里……尽管他心中感到不好意思，他还是去找了丹尼拉，又约定了晌午在林中幽会。这一次叶夫根尼细细地把她端详了一番，他觉得她身上无一不是十分妩媚。他搭讪着同她谈了几句，问起她的丈夫。果然，她的丈夫就是米哈伊拉的儿子，在莫斯科当马车夫。

“那你怎么可以……”叶夫根尼想问她怎么可以对丈夫不忠实。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她反问道。看得出，她很聪明，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

“你怎么能跟我到这儿来呢？”

“那有什么，”她快活地说道，“我看，他在外边也在寻欢作乐。我怎么就不行呢？”

显然，她是故意卖弄风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叶夫根尼却觉得这非常可爱。但他始终没有亲自和她订过约会。甚至当她提出不必通过丹尼拉（不知为什么她对丹尼拉很反感）而自订约会时，叶夫根尼也没有同意。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幽会了。他喜欢她。他认为这种关系对他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在他心灵深处却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法官不赞成他这样做，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即使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至少是不想参与其事，也不愿意为下次再干这事预先做准备。

整个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和她幽会了十来次，每次都通过丹尼拉。有一次，她不能前来赴约，因为她丈夫回来了，丹尼拉建议给他另找一个。叶夫根尼厌恶地拒绝了。后来她丈夫走了，幽会又照旧继续下去，起初是通过丹尼拉，后来他就干脆自己约定时间了，于是，她便跟一个姓普罗霍罗娃的娘儿们同来，因为女人家不便单独出门。有一次，他正要去赴约会的时候，有一家人来拜访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带着她准备给叶夫根尼说亲的一位姑娘前来，叶夫根尼实在无法脱身。他一得机会便装作去打谷场，绕小路走进树林，赶到约会的地点。她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平时幽会的地方，凡是伸手够得到的稠李和核桃枝子，甚至像棍子那么粗的槭树枝子全都给折断了。这说明她等急了，生气了，使性儿给他留下的纪念。他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去找丹尼拉，要他去叫她明天来。她果然来了，而且仍旧像往常一样。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他们总是在树林里幽会，只有一回，已是夏末秋初时节，是在叶夫根尼家后院打谷场的棚屋里。叶夫根尼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关系对他有什么意义。他也从不想念她。给她点钱就算完事了。他不知道，也没想到，这件事已经弄得全村人人皆知，而且都在羡慕她，她家里的人因为能从她身上弄到钱，反而怂恿她这样做，她关于罪恶的观念，在金钱的影响和家里人的怂恿下，已经消灭净尽。她觉得，既然人们羡慕她，那么她的所作所为就是好的。

“无非是为了有益于健康罢了，”叶夫根尼心想，“就算这样做不好，尽管谁也不说，可是大家或者很多人都知道了。比如，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娘儿们就知道。既然她知道了，就一定会去讲给别人听。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做是不好，”叶夫根尼想道，“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反正长不了。”

可是最使叶夫根尼不安的还是她的丈夫。不知怎的，起初他总以为她丈夫一定长得很丑，要真是这样，那他觉得自己还多少情有可原。可是他见到了她的丈夫，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一个穿着讲究的漂亮小伙子，一点也不比他差，可能还比他强。在下一次幽会时，他告诉她他见到了她的丈夫，说他欣赏了他半天，他真是个漂亮小伙子。

“村里再也挑不出第二个来了。”她骄傲地说。

这可真叫叶夫根尼莫名其妙了。从此以后，只要一想到她的丈夫，他就更加苦恼。有一次，他在丹尼拉那里，丹尼拉谈到兴头上，脱口说道：

“前些日子，米哈伊拉问我：老爷跟我儿媳相好，可是真的？我说我不知道。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我说，跟老爷相好总比跟庄稼汉强。”

“嗯，他怎么说呢？”

“也没说什么，他说：你瞧着吧，等我打听清楚了，非好好收拾她不可。”

叶夫根尼心想：“要是她丈夫回来，我就跟她断了。”可是她丈夫住在城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暂时还在继续下去。叶夫根尼又想：“一旦需要，就一刀两断，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他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整个夏季，许多各种各样的事务忙得他不可开交：新建一个农庄，收割庄稼，修建房屋，而最主要的是偿还债务和出售荒地。这些事耗尽了他的心血，弄得他白天黑夜都在想这些事。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生活。至于跟斯捷潘妮达的关系（他根本不把这种关系叫作“相好”），那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诚然，他想要看见她的时候，冲动非常强烈，别的事什么都不能想，可是这种情况持续并不久，幽会以后，他又有几个星期把她忘在脑后，有时甚至个把月都不想她。

这年秋天，叶夫根尼常常进城，跟那里的安年斯基一家逐渐接近起来。安年斯基家有个女儿，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名字叫丽莎·安年斯卡娅，叶夫根尼爱上了她，并且向她提出了求婚。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伤心，照她的说法，叶夫根尼简直降低了自己的身价。

从此，叶夫根尼和斯捷潘妮达的关系就断了。

五

为什么叶夫根尼会看中丽莎·安年斯卡娅，这是无法解释的，就如一个男子为什么偏偏看中这一个女人，而不看中另一个女人一样，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他看中丽莎的原因很多，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则因为丽莎不像她母亲替他说合的那些姑娘那样非常有钱；二来因为她天真无邪，可怜自己的母亲；三则因为她不是引人注目的美人，可也长得不难看。但最主要的还是叶夫根尼和丽莎的接近恰好开始于他对结婚考虑成熟的时候。他爱上了她是因为他知道，他应当结婚了。

起初，叶夫根尼不过是喜欢丽莎·安年斯卡娅而已，可是当他决定要娶她做妻子时，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要强烈得多：他感到他是爱上了她。

丽莎的身材很高，苗条而修长。她身上的一切，她的脸、手指和两只脚都是细长的。她的鼻子也长，不是向上隆起，而是笔直的。她的脸色白里透黄，十分娇嫩，还泛着娇艳的红晕，她那淡褐色的头发又软又长又卷，她那温柔的、信赖的眼睛美丽而明亮。特别是这双眼睛使叶夫根尼心醉，他一想起丽莎，这双明亮的、温柔的、信赖的眼睛便浮现在他的眼前。

她的外貌就是这样，至于她的内心，他还一无所知，他只看见这双眼睛。这双眼睛仿佛告诉了他他所要知道的一切。这也就是这双眼睛的魅力所在。

从十五岁起，还在贵族女子中学读书时，丽莎就经常倾心于一切富有魅力的男子，她只有在爱着别人的时候才容光焕发，感到幸福。毕业以后还是那样，对于她遇到的青年男子，她总是一见钟情，自然，她一认识叶夫根尼就爱上了他。正是她的这种脉脉柔情，使她的眼睛平添了一种特别的神韵，因而使叶夫根尼神魂颠倒。

就在这年冬天，她已经同时爱上两位青年，不用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是有人提到他们的名字，她也会激动得满脸通红。可是后来，她母亲暗示她说，看来伊尔捷涅夫对她十分有意，于是她又马上对伊尔捷涅夫钟情了，而且爱得那样强烈，甚至对先前的那两位几乎视同陌路。但是当伊尔捷涅夫开始常来他们家，参加他们家的舞会、音乐晚会，跟她跳舞的次数比跟其他姑娘跳舞要多，显然，他无非是想了解一下她是不是爱他罢了，——这时，她对伊尔捷涅夫的爱竟变成了一种病态，她夜里梦见他，白天在阴暗的屋子里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他，她心目中只有他，别的一切对她都消失了。当他提出求婚、他们也得到了祝福的时候，当她和他亲吻、两人成了未婚夫妇的时候，她的脑子里便再也没有别的念头和别的愿望了，她一心只想着他，只想着跟他在一起，爱他，并被他所爱。她以他自豪，她情意绵绵地想着他、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爱情，她整个儿都陶醉、溶化在对叶夫根尼的爱恋之中。叶夫根尼越是了解她，也就越爱她。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遇到这样的爱情，而这种爱情又更加强了他对她的感情。

六

开春前，叶夫根尼回到谢苗诺夫斯科耶看了看，安排了一下生产，主要是料理了一下家务，家里正在筹办婚事。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不满意儿子的这门亲事，但也只是因为这门婚配不如应有的那样美满罢了，再者，她不喜欢这位未来的丈母娘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究竟她为人是好是坏，她既不知道，也不能断定。至于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认定她不是一个正派人，不comme il faut，不是一位贵夫人，这在初次会面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因此心里很不痛快。她所以不痛快，因为她素来重视这种体面，知道叶夫根尼对这一点很敏感，因而已经预见到这将给儿子带来许多烦恼。那位小姐她倒很喜欢。她所以喜欢，主要是因为叶夫根尼喜欢她。因此她就应当爱她。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也准备真心诚意地这样做。

叶夫根尼回到家里，看见母亲高兴，十分满意。她在家里忙着安排一切，准备等儿子把新娘一接回来，自己就搬出去。叶夫根尼再三挽留母亲。这个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晚上，喝过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像往常一样玩帕西扬斯[3]，叶夫根尼坐在一旁给她帮忙。这是最适宜于说心里话的时候。算完了一卦，第二卦还没有开始，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瞧了瞧叶夫根尼，有些犹豫地说道：

“叶尼亚[4]，我想跟你说句话。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无非是想规劝你几句，在结婚以前，你所有的那些单身汉的事一定要结束掉，免得给你自己和……上帝保佑，你的妻子增添麻烦。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果然，叶夫根尼马上就明白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是在暗示他和斯捷潘妮达的暧昧关系，其实从秋天起这种关系就中断了，可是她跟一般孀居的女人一样，总是把这种关系看得比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叶夫根尼的脸红了，与其说是由于羞愧，不如说因为他那好心肠的母亲居然来瞎操这份心而感到遗憾，诚然，她是出于爱子之心，但究竟管得太宽了，这种事她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的。他对母亲说，他压根儿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他的行为一向检点，决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妨碍他的婚事。

“那就太好了，亲爱的。根尼亚[5]，你可不要见怪。”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局促不安地说。

可是叶夫根尼看得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她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果然不出所料，过不一会儿，她又谈到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人家请她去给……普切利尼科夫家的孩子做教母。

叶夫根尼倏地又满脸通红。但这一次可不是由于感到遗憾，更不是由于羞愧，而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感觉，使他不由自主地、与他的推断完全不相符合地意识到，现在要对他说出的那件事的重要性。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除了随便说说之外，仿佛别无任何其他目的。她说今年出生的全是男孩，这分明是要打仗的征兆。瓦辛家和普切利尼科夫家小媳妇的头生都是男孩。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本想轻描淡写地说了就算了，可是她看到儿子满脸通红、心神不宁地把夹鼻眼镜摘下，喀哒一响，然后又戴上，急急忙忙一口一口地抽烟的神情，她自己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不做声了。他也不做声，想不出办法来打破这个沉默。母子俩明白了，他们已经彼此心照不宣。

“是的，在乡下，最要紧的是做人公正，不要像你叔叔那样偏爱什么人。”

“妈妈，”叶夫根尼突然说道，“我懂得您说这话的意思了。您不必担心。对我来说，未来的家庭生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绝不会去破坏它。至于说到我做单身汉时候的事，那一切都已经完全结束了。而且我从来也不曾跟任何人相好过，因此，谁也没有任何权利对我有任何要求。”

“嗯，这样我就放心了。”母亲说，“我知道你人品高尚。”

叶夫根尼认为母亲这话是对他应有的赞许，便没有吭声。

第二天早晨他进城去了，一路上想着他的未婚妻，想着世界上的一切，可就是没有去想斯捷潘妮达。但是，鬼使神差，仿佛有意提醒他似的，当叶夫根尼驱车驶近教堂时，他看见教堂那边走来一伙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车。他遇见了马特维老汉和谢苗，一群孩子和一些年轻的姑娘们，其中有两个妇女：一个年纪稍大，另一个则盛装艳服，包着一块鲜艳的红头巾，看上去很眼熟。这女人走路轻盈、活泼，还抱着一个婴儿。他的车子走过她们身边时，年纪稍大的那个娘儿们停住了脚，照老规矩向他鞠了一躬，而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娘儿们只低了低头，他所熟悉的那双笑吟吟的、快活的眼睛，在头巾下面闪亮了一下。

“不错，果然是她，不过，一切都已经完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看她了。也许这孩子还是我的咧。”他脑子里闪过这么个念头，“不，真是无稽之谈。她丈夫回来过，她跟他在一起过。”他甚至连日子都没有计算一下。他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么做只是为了有益于健康，他每次都给了钱也就算完事了。他和她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过去也不曾有，不可能有，也绝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倒不是故意昧了良心这么说，不，而是良心根本没有对他说什么。自从他和母亲那次谈话以及在路上和她相遇以后，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她。而且后来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她。

复活节后的第一周，叶夫根尼在城里举行了婚礼，当即和新娘坐车到乡下来。他的房子已经布置一新，跟人们通常为新婚夫妇布置的那样。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想要搬出去，但是叶夫根尼，而主要是丽莎极力劝她留下来。不过她还是搬进了厢房。

叶夫根尼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七

第一年的家庭生活，对叶夫根尼来说是相当操心的，因为求亲期间勉强搁置下来的事情，在婚后猛的都向他压了下来。

事实证明，清偿全部债务是不可能的。别墅已经卖掉，几笔最紧迫的债也还了，但还是有剩下来的债务，而钱却没有了。庄园的收入很好，可是给哥哥的款子要寄出，结婚的花费要开支，所以钱也就花光了，糖厂没法再办下去了，只好暂时停工。要解燃眉之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妻子的钱周转一下。丽莎了解到丈夫的处境以后，就自动提出来要这样做。叶夫根尼同意这样做，不过要写一张卖契，把产业的一半转到妻子名下。虽然这辜负了妻子的一片好意，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这么做自然不是为了妻子，而是为了岳母。

事业上的成败和变化无常，是叶夫根尼婚后第一年生活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桩糟心的事是妻子身体不佳。就在这头一年的秋天，婚后才七个月，丽莎就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天，她坐着敞篷马车去迎接从城里回来的丈夫，不料那匹驯良的马突然发起脾气来，丽莎吃惊了，跳下了车。她跳得还算侥幸，不然她很可能被挂在车轮上。可是她已经怀孕在身，当夜就感到腹部疼痛，不久就流产了，而流产以后，身体很久未能复原。丢了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妻子的缠绵病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活失调，而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丽莎病后立即前来的岳母——这一切都使得叶夫根尼这一年的日子格外难过。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顺心的事，然而到这一年年底，叶夫根尼的情绪还是很好的。第一，他一心要重振家业，用新的形式来恢复他祖父时代的生活，虽然是困难重重，进展迟缓，但这个夙愿毕竟在逐步实现。现在，变卖全部祖产来清偿债务的事，是不用再提了。主要的产业虽说已经转到妻子名下，可总算是保住了，只要甜菜收成好，卖到好价钱，到明年手头就不至于拮据了，情况一定会大大好转。这是其一。

其次，不管他对妻子抱着多大的期望，可是他从她身上得到的，却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虽然不是他期望得到的东西，但却比那要好得多。他虽然也努力想表现出像一般的恩爱夫妻那样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可惜怎么也做不好，或者效果很差；但结果却全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生活不但更快乐、更愉快，而且也更舒服。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事实确实如此。

所以如此的原因，乃是因为自从订婚以后，她马上认定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最高尚、最聪明、最纯洁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为这位伊尔捷涅夫效劳，做他所喜欢的事。可是因为要强迫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就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先这么做。她也真的这样做了，所以她总是付出她的全部精力去了解、揣摩他的爱好，然后，不管这是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有多大困难，她一定尽力去做到。

她身上还有一种人们与热恋中的女人接触中所能感到的最大魅力，由于对丈夫的爱，她具有能洞悉他的内心世界的本领。他觉得她往往比他自己更能透彻地了解他，了解他的任何心境，了解他的感情的任何细微的变化，并且以此作为她行动的依据，所以她从来不曾刺伤过他的感情，总是竭力减轻他的忧思，加强他的欢乐感。她不仅懂得他的感情，而且还懂得他的想法。就连她最陌生的事物，如有关农业和糖厂的种种事情以及对人的评价等等，她都能很快领会到。他不仅可以和她谈这些事，而且还像他对她所说的那样，她往往成了他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好参谋。她对人，对物，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全都以她丈夫的眼光去观察。她爱她的母亲，可是当她看出叶夫根尼不喜欢岳母干预他们的生活时，她就马上站到丈夫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反而使他不得不来劝阻她。

除了这一切之外，她的兴趣广泛，说话也极有分寸，而更主要的是性情娴静。什么事她都做得悄无声息，人们只能看到事情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面，永远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优美细致。丽莎很快就懂得了她丈夫的生活理想是什么，于是便极力按照他的心意去安排、布置家里的一切，并且做到了他所希望做到的事。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不过这也还是有希望的。冬天他们到彼得堡去找过一位妇科医生，医生请他们放心，他说丽莎完全健康，是会有孩子的。

这个愿望也终于实现了：到了年底，她果然又怀了孕。

有一件事，倒不是说它破坏了他们的幸福，不过却在威胁着他们的幸福，那就是她的嫉妒。她也曾极力克制这种嫉妒，不流露出来，可是却又常常为它感到痛苦。不仅叶夫根尼不会去爱任何一个女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他（她却从来没有问过她自己，她是否配得上他），因此也就不许任何一个女人胆敢去爱他。

八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出去料理事务，有时到正在进行生产的糖厂去看看，有时到地里去走走。十点钟以前他回家喝咖啡。在凉台上喝咖啡的还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住在他们家的一位叔叔和丽莎。喝咖啡的时候大家随便闲聊，往往谈得十分热闹。喝过咖啡便各自散开，直到两点钟才聚在一起吃午饭。午饭后，或是出去散步，或是乘车出游。晚上，他从账房回来，他们很晚才用茶，有时候他朗读，她做活，或者大家弹琴消遣，如果有客人，就在一起聊天。要是他有事出门，他每天都写信给她，也能天天收到她的信。有时候她陪他一道外出，这就更加愉快了。他们俩过命名日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宾客，他看到她能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宾至如归，真是打心眼里高兴。他看到和听到人们夸她是一位可爱的年轻主妇，就更加爱她了。一切都非常美满。妊娠期间，她的反应也不大，他们俩虽然都有点担心，却已经在盘算将来怎样教育孩子了。养育孩子的方式和方法，这一切都由叶夫根尼决定，她只希望顺从地执行他的意旨。叶夫根尼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准备完全按照科学规则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不用说，这一切她都同意，并且也在做准备，缝制春秋和冬季用的襁褓，预备摇篮。婚后第二年和第二个春天就这样到来了。

九

圣三一节[6]即将来临的时候，丽莎怀孕已经五个月了，虽然她注意保重身体，可还是高高兴兴，动作灵活。她的母亲和他的母亲都跟他们住在一个宅子里。两位老夫人嘴上说是为了看护和照料丽莎，其实她们却总是互相挖苦，弄得丽莎不得安宁。叶夫根尼则在特别热心地搞生产，大规模地进行甜菜新法加工。

复活节以来，家里都不曾好好打扫过，眼看圣三一节就要到来，丽莎决定把全家好好扫除一番。她叫了两个打短工的女人来帮助女仆擦洗地板和门窗，拍打家具和地毯，换椅套和沙发套。这两个女人一早就来了，她们烧了几锅热水，便动手干起来。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就是斯捷潘妮达。她最近才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现在又和账房勾搭上了，硬求他让她来擦地板。她想好好看看那位新太太。斯捷潘妮达还和从前一样，一个人过活，丈夫不在家，她仍旧胡搞：最初她因为偷木柴被丹尼拉老头捉住，就跟老头搞上了，后来跟老爷，现在又跟那个年轻的账房。对于老爷，她压根儿就没去想他。“他现在有老婆了，”她想，“能瞧瞧太太也算开了眼，听说她把家里收拾得可好哩。”

斯捷潘妮达奶孩子的时候不能出来打短工，叶夫根尼又很少到村子里走动，所以自从那次碰到她抱着孩子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天是圣三一节的前一天，叶夫根尼清早四点多钟就起床到预定要撒磷肥的那块休耕地里去了。他出门的时候，这两个女人正在烧水，还没进屋。

叶夫根尼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兴致勃勃，心满意足，他觉得肚子很饿。他在门前下了马，把马交给正从那儿走过的园丁，用鞭子抽了几下长得很高的青草，嘴里念叨着他常常喜欢念叨的一句话往家里走去。他念叨的那句话是：“施磷肥，划得来。”——什么划得来，对谁划得来，他不知道，也不曾想过。

草地上有人在拍打地毯。家具都搬到外面来了。

“妈呀！丽莎也真会出花样，怎么又搞起扫除来了！施磷肥划得来。这可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可爱的主妇！是的，可爱的主妇！”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她那穿着宽大白长衫的身影，高兴得容光焕发的脸蛋，已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想像中。每当他朝她看的时候，她总是这副模样。“是的，得换一双靴子，要不然的话，施磷肥划得来，也就是说，有一股子粪臭味，而可爱的主妇还怀着孕呢。怎么会有孕呢？是的，一个新伊尔捷涅夫——小伊尔捷涅夫正在她体内发育。”他想道，“对，施磷肥划得来。”他一面对自己的这些想法发出微笑，一面伸出手去推自己的房门。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推门，门就自动开了，一个正往外走的女人和他走了个顶头。那女人提了一桶水，裙子掖在腰里，光脚，袖子挽得老高。他闪到一旁，让她过去；她也闪到一旁，同时抬起一只湿漉漉的手整了整她那滑落的头巾。

“走吧，走吧，我不进去，如果您要……”叶夫根尼刚开口说，一认出是她，便愣住了。

她两眼笑眯眯的，快活地望了他一眼，便拉了拉裙子，走了出去。

“多么荒唐呀……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叶夫根尼自言自语道。他皱着眉头，好像要赶走苍蝇似的摇了摇头，他因为看见了她而感到不快。他看到她，虽然感到不快，但又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她那随着两只光脚的矫健的步态而不断摆动着的身子、她的双手、她的肩膀、她的衬衫上那好看的皱襞和高高地掖到白白的小腿肚以上的红裙子。

“我还看什么呢？”他自言自语道，一面垂下眼睛，不去看她，“对，还是得进屋去另拿一双靴子。”于是他转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可是还没走上五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指挥，又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这时，她正要拐过墙角，恰好也回过头来看他。

“嗐，我这是干什么呀！”他心里喊道，“她可能认为我对她有意呢。甚至，她大概已经这么想了。”

他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只见地板上净是水。另外一个又老又瘦的女人还在那里洗地板。叶夫根尼踮着脚跨过一摊污水，走到放着靴子的墙边，在他正要出去的时候，这个女人也出去了。

“这个出去了，那个准进来，就只有斯捷潘妮达一个人。”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这么盘算着。

“我的上帝！我这是在想什么呀，我这是在做什么呀！”他抓起靴子跑到外屋，在那里把靴子穿上，刷净衣服，然后走到凉台上去，两位老夫人正坐在那儿喝咖啡。丽莎分明是在等他，这时，正从另一道门与他同时走到凉台上来。

“我的上帝，如果一向认为我是那么诚实、那么纯洁无瑕的她，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呢！”他心里想道。

丽莎像平时一样，满脸笑容地迎接他。不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觉得她特别苍白憔悴，细长而瘦弱。

十

喝咖啡的时候，女士们总要闲聊一阵，这是常有的事。不过这种闲聊是女人家所特有的，听来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又分明有些关联，因为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

两位老夫人在互相挖苦，丽莎只好随机应变地在她们两人中间打圆场。

“我觉得非常遗憾，没能在你回来以前把你的房间收拾好。”她对丈夫说，“真想把一件件东西都整理一遍。”

“你怎么样，我走后你睡着了吗？”

“是的，我睡着了，我觉得很好。”

“太阳照着窗户，热得叫人受不了，一个孕妇怎么会舒服！”丽莎的母亲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既没有遮阳板，又没有挡太阳的布帘子。我可是总用布帘子的。”

“可是这儿从十点钟起就有荫凉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正因为这样才会发烧呢。太潮湿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她没留意这句话正和她刚才说的话自相矛盾。“我的医生总是说，不知道病人的体质就永远没法确诊病情。他懂得这个，因为他是第一流的医生，所以我们付给他一百卢布。亡夫从来不相信医生，可是为了我，他从来不吝惜任何东西。”

“在妻子和孩子生命攸关的时刻，为了妻子，一个男人怎么能吝惜呢，也许……”

“对啰，要是有钱的话，做妻子的就不必依靠丈夫了。贤惠的妻子对丈夫总是百依百顺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不过丽莎自从病后，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不，妈妈，我觉得身体很好。怎么，烧开的奶油还没给你们端来吗？”

“我就不用啦。我也可以吃生奶油的。”

“我问过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她说她不要。”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好像在替自己表白似的。

“哦，不，这会儿我不想吃。”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仿佛要结束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似的，宽宏大量地表示了让步，一面又对叶夫根尼说道：“怎么样，磷肥撒了吗？”

丽莎跑去端奶油。

“我不要，真的不要！”

“丽莎！丽莎！慢慢儿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走路太快对她是有害的。”

“只要心情平静，什么都没有害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她的话仿佛是有所指，虽然她自己也知她这话不过是无的放矢罢了。

丽莎端着鲜奶油回来了。叶夫根尼喝着咖啡，闷闷不乐地听着。他已经听惯了这些话，可是今天这种无聊的谈话特别引起他的反感。他本想好好地思考一下刚才发生的事，可是这些絮叨尽妨碍他。喝完咖啡，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憋了一肚子闷气走开了。凉台上只剩下丽莎、叶夫根尼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于是谈话也就随便而愉快了。热爱丈夫的丽莎立刻敏感地觉察到有什么事在使叶夫根尼苦恼，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他没料到她会这么问他，稍微踌躇了一下，才回答说没什么。可是这样的回答倒更引起了丽莎的疑虑。至于说有什么心事在使他苦恼，使他非常苦恼，她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像牛奶里落进了苍蝇，她看得一清二楚一样，但是他不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十一

吃过早饭，各自散开了。叶夫根尼照例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他既没有开始阅读信件，也没有动手写信，而是坐下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思忖着。他以为自从结婚以来就已经摆脱了的那种肮脏的感情，不料现在又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觉得非常诧异，同时也感到非常难过。自从结婚以后，除了对自己的妻子以外，无论是对他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女人或者任何其他女人，他都不曾产生过这种感情。他曾经多次打心眼里觉得高兴：他已经摆脱掉它。可是现在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却告诉他，他并不曾摆脱掉。现在使他苦恼的，不是他又受到这种感情的支配，又想要她——他根本没想到这个——而是这种感情又在他心里蠢动，他得加倍小心地提防。他心中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把这种感情压下去。

叶夫根尼有一封信未复，还要起草一份公文。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来开始工作。工作完毕，他也就完全忘记了曾经打扰他的那桩心事，他走出书房，想到马厩去。可是很糟糕，也不知是不幸的巧遇呢，还是老天爷有意安排，他刚走到台阶上，就看见穿着红裙子、包着红头巾的她从拐角上走了出来，摆动着两手，扭着屁股，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其实她不是要走过去，而是开玩笑似的从他身旁跑了过去，追上了她的女伴。

于是，阳光明媚的中午，荨麻，守林人丹尼拉小屋的后面，槭树荫下她那噙着树叶、笑吟吟的脸蛋，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不，不能由它这样下去。”他自言自语道，等到看不见那两个女人以后，他才向账房走去。这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希望还能碰见管家。果然碰见了他。管家刚刚睡醒。他正站在账房里伸着懒腰打哈欠，一边望着正在对他说话的那个饲养牲口的农民。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您有什么吩咐？”

“我要跟您谈谈。”

“谈什么？”

“您把这事谈完了再说。”

“你难道就抱不回来吗？”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向饲养牲口的农民说。

“太沉了，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这是怎么回事？”叶夫根尼问道。

“母牛在地里下了只牛犊。好吧，我马上叫人套马。你去叫尼古拉把那匹大冬鸡[7]套上，就套那辆大板车吧。”

喂牲口的走了。

“是这么回事，”叶夫根尼红着脸开口道，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是这么回事，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在结婚以前曾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也许您也听说过……”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两眼含笑，显然他很同情老爷，他说：

“是关于斯捷帕什卡[8]的事吧？”

“对了。不过您听我说。劳您驾，以后别再找她来家里打短工了。您应当明白，我觉得非常别扭……”

“这大概是账房万尼亚给安排的。”

“那么就劳您驾……怎么样，剩下的都撒掉吗？”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叶夫根尼说道。

“您瞧，我这就去。”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叶夫根尼的心里也平静了，他希望，既然一年没有看见她也这么过去了，现在想必也可以如此。“再说，瓦西里会去告诉账房伊万[9]，伊万再去告诉她，她也就会明白我不愿意见她。”叶夫根尼自言自语道，他十分高兴，尽管这话难以启齿，他到底还是鼓起勇气对瓦西里说了，“这总比怀着鬼胎，于心有愧强。”一想起那桩罪过，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十二

叶夫根尼所做的这次道德上的努力：战胜羞愧，对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说了那话，使他心情平静了下来。他觉得，现在总算一切都结束了。丽莎也立刻发现，他的心情已经完全平静，甚至比平日更加愉快了。“大概两位老夫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使他不高兴。这也确实叫人难堪，尤其是像他那样敏感、那样高尚的人，老是听那些指桑骂槐的不友好的话，就更加叫人难以忍受了。”丽莎心里这样想道。

第二天正是圣三一节。天气好极了，乡下妇女按照惯例到树林里去编花环的时候，先到老爷的宅邸前唱歌、跳舞。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都穿上盛装，打着阳伞，走到台阶上，走到跳环舞的妇女们跟前。叶夫根尼的叔叔今年夏天住在他家里，这是一个皮肉松弛的淫棍和酒鬼，这时也穿着一件中国式的大褂，同她们一起出去看热闹。

像往常一样，一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媳妇和大姑娘们组成了环舞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外围，有如脱离了太阳而又绕着它旋转的行星和卫星，从四面八方拱卫着她们，一会儿是手拉着手、新花布敞襟长坎肩窸窣作响的姑娘们，一会儿是不知叫喊着什么、一个跟着一个前后乱窜的小孩们，再不然就是身穿蓝色和黑色腰间打褶的男外衣和红衬衫、头戴便帽、不住嗑着瓜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此外还有站得老远观看环舞的老爷家的奴仆们或者一些不相干的人们。两位老夫人一直走到舞圈的紧跟前，丽莎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同样颜色的缎带，也跟在她们后面。她那雪白细长的手臂和瘦骨嶙峋的胳膊肘从宽大的袖口裸露了出来。

叶夫根尼本来不想出来，可是躲着不露面也未免可笑。于是他叼着烟卷，也走到台阶上来，跟小伙子们和庄稼人点头招呼，还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这时候农妇们正扯开嗓子高唱着舞曲，一边弹着手指，一边拍着巴掌，翩翩起舞。

“太太叫您哩。”叶夫根尼没听到妻子在叫他，一个小孩走到他跟前告诉他说，丽莎叫他去看跳舞，看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正在跳舞的女人。那女人就是斯捷帕莎[10]。她身体宽大，精力充沛，两颊红润，神情快活，她穿一件黄色敞襟女坎肩，外套一件棉绒背心，头上包一条丝头巾。也许她跳得很出色。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好，好，”他说，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好，好。”他说，又心想：“这样看来，我是躲不开她的了。”

他不敢正眼看她，因为害怕她的诱惑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她身上匆匆瞥见的东西，使他感到特别有魅力。此外，他从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神中，知道她看见了他，并且她也看到他正在欣赏她。为了表示礼貌，他站了片刻，看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把她唤到身边，假惺惺地管她叫做可爱的姑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着什么，这时他就转过身去走开了。他走开了，回到宅子里。他走开是为了不再看见她，可是他一上楼，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和究竟为什么，竟走到窗口去，在那群女人停留在台阶旁的整个时间内，一直站在窗口观看，并且如醉如痴地望着她。

他趁着没人看见，急忙溜下楼去，轻手轻脚地跑到凉台上，在凉台上点起了一支烟，然后仿佛散步似的走进花园，顺着她走的方向走去。他在林荫小道上没走几步，就看见身穿粉红色敞襟长坎肩、外套棉绒背心、包着红头巾的她，在树后一闪而过。她和另一个女人不知道往哪里走。他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呢？”

蓦地，一阵欲火中烧，好像有人用手揪住他的心。叶夫根尼仿佛被鬼使神差似的，回头瞟了一眼，就向她走去。

“叶夫根尼·伊万内奇，叶夫根尼·伊万内奇！老爷，我有点事找您。”有人在他后面叫道。叶夫根尼回头一看，原来是在他家打井的萨莫欣老头，他这才清醒过来，连忙转身向老头走去。他一面跟老头谈话，一面侧过身子，看见她和女伴已经走到下面，显然是到井边去，要不就是借口到井边去，她们在那里略停片刻，便跑去跳环舞了。

十三

和萨莫欣说了几句话，叶夫根尼就回到宅子里，心情非常沮丧，像犯了罪似的。一来，她已经看出他的心事，以为他想和她相会，而她也盼望这个。二来，另外那个女人——安娜·普罗霍罗娃，分明也知道这件事的内情。

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已经被征服了，他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另有一种力量在左右他。今天他的得救纯属侥幸，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他总是要毁掉的。

“是的，一定会毁掉的，”他做不出别的解释来，“对不起自己的年轻多情的妻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村里和一个农家妇女胡搞，这难道不是毁灭，可怕的毁灭吗？我以后怎么还有脸活下去呢？不行，必须，必须马上采取对策。”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要这样毁掉吗？”他自己对自己说，“难道就没法子可想了吗？必须想出个办法来。”他命令自己：“别去想她，别想！”可是他立刻又想起她来了，看见她站在自己面前，看见槭树林的树荫。

他想起从前读过的一段故事：一位长老本应把手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给她治病，为了抵御这个女人的诱惑，他把另一只手放到火盆上去把手指烧伤。他想起了这个故事。“对，我宁可烧伤手指，也不能让自己毁掉。”他回头望了望，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于是他就划了一根火柴，把一个手指伸到火苗上。“哼，现在我叫你再想她！”他聊以解嘲地对自己说。他觉得很疼，便缩回被熏黑的手指，扔掉火柴，自己都觉得好笑。“真荒唐。该做的不是这个。而是应当采取措施不再见她——要么我自己离开这儿，要么打发她走。对，把她打发走！给她丈夫几个钱，让他搬到城里去或是到别的村子去。可是被人家知道了，一定会议论纷纷。那有什么，总比现在这样的危险要强。对，就这么办。”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这是到哪儿去呢？”他突然问自己。他觉得，她已经看见他站在窗口了，她瞟了他一眼，就跟一个妇女手拉着手，活泼地摆动着一只胳膊往花园里走去。他心神不定，自己也不知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竟信步朝账房走去。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抹了头油，穿着漂亮的常礼服，正和妻子陪着一个裹着厚头巾的女客在喝茶。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想跟您谈谈。”

“可以。请进吧。我们已经喝完茶了。”

“不，还是咱们一道出去走走。”

“等一下，让我拿上帽子就走。喂，塔尼娅，你把茶炊盖上。”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说着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

叶夫根尼觉得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好像喝醉了酒，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也许这样倒好，他就会同情主人的处境。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要谈的还是那件事，”叶夫根尼说，“谈那个女人的事。”

“那有什么。我已经吩咐以后绝对不要再找她了。”

“不是的，总的说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他们弄走，把他们全家都弄走？”

“把他们弄到哪儿去呢？”瓦西里说。叶夫根尼觉得他不大乐意，而且还带点嘲笑的口气。

“我是这样想的，给他们几个钱，甚至把科尔托夫斯科耶那边的地给他们，只要她能离开这儿。”

“可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他们离开老家，又能上哪儿去呢？再说您这又是干吗呢？她对您有什么妨碍吗？”

“唉，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您知道，太太要是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可是又有谁会去告诉她呢？”

“可是这么提心吊胆的，日子怎么过呢？总而言之这不是滋味。”

“说真的，您为什么要这样担心呢？谁要是提起旧事，就让他不得好死。人不是圣贤，谁能不犯过错？”

“我看还是把他们打发走的好。您能不能跟她丈夫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您这是何苦呢？事情早就过去了，也早就忘记了。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呢？现在还有谁会说您的不是呢？要知道，您可是个有地位的人呀。”

“不过，您还是去说说得了。”

“好吧，我去说说。”

虽然他事先就看出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次谈话多少使叶夫根尼平静了些。主要是他觉得，他由于心烦意乱把这种危险过分夸大了。

难道他真的会去和她幽会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过到花园里去随便走走，她凑巧也跑到那儿去罢了。

十四

就在圣三一节那天，吃过午饭，丽莎在花园里散步，丈夫想领她去看看三叶草，她从花园出来到牧场去，在越过一条小沟的时候，失足跌倒了。她斜着身子缓缓倒了下去，可是她哎呀了一声，这时她丈夫在她脸上看到的不仅是惊恐，而且现出痛苦的样子。他想扶她起来，可是她推开了他的手。

“不，等一等，叶夫根尼，”她无力地笑了一笑，说道，他觉得她有点抱歉似的从下面望着他，“不过是脚扭了一下。”

“我一向都这么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道，“身子不方便哪能跳沟？”

“不，妈妈，不要紧。我马上就可以站起来。”

她在丈夫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不料这时候她倏地脸色发白，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她低声对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

“哎呀，我的上帝，作了什么孽呀！我不是说过别出来走动吗，”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嚷道，“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人来。不能叫她自己走，得找人来抬。”

“你不害怕吗，丽莎？我抱你回去，”叶夫根尼用左手抱住她说，“搂着我的脖子，就这样。”

于是，他弯下身子，用右手抱住她的两腿，把她抱了起来。以后他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时他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痛苦同时又非常快乐的表情。

“你觉得重吗，亲爱的，”她笑吟吟地说，“妈妈跑去了，你告诉她一声吧。”

说着，她弯下身去吻了他一下。显然她很想让她母亲也看到他抱着她。

叶夫根尼喊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一声，叫她不用着急，他会把她抱回去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站住了脚，开始嚷得越发厉害了。

“你会把她摔了的，准会摔了。你这是想送她的命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这不是抱得好好的嘛。”

“我不愿意看，也看不下去你怎样折磨我的女儿。”说着，她就向前跑去，转过了林荫道的拐角。

“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丽莎笑眯眯地说。

“可不要再像上次那样。”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不要紧，我说的是妈妈。你累了，歇一会儿吧。”

叶夫根尼虽然感到吃力，但他怀着骄傲的喜悦把自己的妻子抱到家，没有把她交给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找来接他们的女仆和厨子。他把她一直抱进卧室，放在床上。

“好了，你去吧，”她说，把他的手拉到唇边，吻了一下，“我有阿努什卡就行了。”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也从厢房里跑过来。她们给丽莎脱掉衣服，把她安顿到床上。叶夫根尼拿了一本书，坐在客厅里等待着。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从他旁边走过，他看到她那副含着谴责的、忧愁的面孔，不禁害怕起来。

“怎么样了？”他问道。

“什么怎么样？有什么好问的？您在强迫妻子跳沟时抱的希望，看来，算是达到啦。”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他大声喊道，“这太岂有此理了，您要是存心想折磨人家，搅得人家不得安生。”他想说：那就请您到别处去吧，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口。“难道您对这事就不难过吗？”

“现在已经晚啦。”

她盛气凌人地抖了抖包发帽，就进了门。

这一跤跌得实在糟糕，脚扭伤了不消说，恐怕还有再次流产的危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静卧养息，但还是决定去请医生。

“敬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叶夫根尼给医生写道，“您一向对我们一家关怀备至，希望您能枉驾前来相助，贱内……”等等。他写完了信，就到马厩去吩咐备马套车。必须预备几匹马去接医生，还得预备马匹送医生回去。在经济情况不太宽裕的人家，这可不是说办就办得到的，必须很费一番脑筋。叶夫根尼亲自把这些事安排好，打发马车走了，九点多钟才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躺在床上，她说她很好，哪儿也不疼。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坐在灯旁（用琴谱挡住灯光，免得它照着丽莎的脸），正在编织一条宽大的红色毛线毯子，她脸上的那副神气分明在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就别想和睦相处了。“不管人家干什么，反正我是尽了我的本分。”

叶夫根尼看出了这一点，但为了装作没看见，尽量做出一副随便快活的样子，讲他怎么调拨马匹，说母马卡武什卡拉左边套拉得可好呢。

“那还用说吗，偏偏在要请大夫的时候出去练马。说不定连医生也会被摔到沟里去。”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把编织的毛活凑到灯前，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

“可是总得派马去呀。我是想尽量做得好些。”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你们那几匹马拉着我飞跑，差点冲到火车底下。”

这一番话是她早就编出来的，现在叶夫根尼一不留神，竟说她这话和事实不完全相符。

“这就难怪我一向都说，我跟公爵就说过好多次，跟不老实的、不真诚的人最难相处；我什么事都能忍受，就是受不了这个。”

“如果说有谁最痛苦，那恐怕只有我了。”叶夫根尼说。

“这还不明摆着。”

“什么？”

“没什么，我数数几针。”

这时叶夫根尼正站在床边，丽莎望着他，她的两只汗湿的手本来放在被子上面，这时她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他的手握了握。她的眼神似乎在说：“看在我的分上，别去理她。她并不能妨碍咱俩相亲相爱。”

“我不会的。这没有什么。”他低声说道，吻了吻她那汗湿的、细长的手，再吻了吻她那可爱的眼睛。当他吻她的眼睛时，她的眼睛闭了起来。

“难道又会是那样吗？”他说，“你觉得怎样？”

“要是不幸说中了，那就太可怕了。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活的，一定能活下去。”她望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唉，可怕，想想都可怕。”

尽管丽莎再三要他离开，他还是整夜守在她身边照料她，只偶尔打个盹儿。这一夜她睡得很好，要不是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也许她就可以下床了。

第二天近中午时分医生来了，自然说了一套模棱两可的话，说什么这种再发现象固然使人忧虑，不过说实在的，倒也没有肯定的症状，而且，由于看不出什么相反的迹象，因此，既可以从好的方面着想，也可以从坏的方面设想。所以，还是卧床静养为是，尽管我不喜欢给人家开药方，不过还是用点药为好，并且要卧床休息。此外，医生还给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讲了一套妇女的生理解剖知识，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还煞有介事地直点头。按照惯例，把诊费塞到医生的袖口里，医生走了，病人就在床上躺了一星期。

十五

叶夫根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妻子床边，照料她，陪她聊天，读书给她听，而最不容易的是，他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的攻击，甚至还能把这些攻击变成笑谈。

不过他也不能老待在家里。一则因为妻子硬要他出去，说老坐在屋里陪着她，他会生病的；二来，一应农活，事事非他亲自料理不可。他不能老守在家里，于是他便到田里、树林里、花园里、打谷场等等地方去走走。可是无论他到哪里，不光是心里思念斯捷潘妮达，而且她的活生生的模样儿到处追逐他，使他简直很少有时间忘掉她。这还不要紧，他也许还能把这种感情克制下去，最糟糕的是过去他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她，而现在却时常看见她，碰到她。她显然已经懂得他想跟她重续旧好，于是便极力想法碰到他。然而，无论是他或她，都不曾说过什么话，因此他和她都没有直接去赴约会，只是极力寻求见面的机会罢了。

他们可能相遇的地点就是那片树林，因为农家妇女常常带着麻袋到那儿去割喂母牛的草料。而叶夫根尼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天天都从这片树林旁走过。他每天都对自己说，他不去了，可是到临了，每天却都往树林的方向走去，他一听到人声，就站在灌木丛后面，屏住呼吸，紧张地往外张望，看看这是不是她。

他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不是她呢？他自己也说不出道理来。他心想：纵然是她，而且是一个人，他也不会去找她，他会跑开的；不过他需要看见她。有一次，他遇到了她：就在他走进树林去的时候，她正背着装满青草的沉甸甸的麻袋，和两个女人一道从树林里走出来。要是他早来一步，就可能在树林里碰上她，现在当着这两个女人的面，她当然不可能折回树林里去找他。虽然他明知道她不可能再回来，但他竟不顾会引起另外两个女人的注意，久久地站在榛树后面。当然她并没有折回来，而他却在那儿站了很久。而且，上帝呀，他在想像中把她描绘得何等妩媚可爱啊！而且这不是一次，而是第五、第六次了。而且越往后，这种感情越是强烈。他觉得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迷人。岂止迷人，她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使他神魂颠倒过。

他觉得自己已经六神无主，变得几乎疯疯癫癫的了。可是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相反，他看到自己的欲望，甚至行动（因为他在树林里徘徊不去就是一种行动），是非常卑鄙下流的。他知道，不管在哪里只要和她迎面相遇，又是在黑暗中，只要可以和她接触，他是准会放任自己的。他知道，只是因为碍着别人的面，在她面前不好意思，以及他自己还有羞耻之心，才克制着不去那么做。他也知道，他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不察觉到这种羞耻的环境，——就是在黑暗中，或是一旦接触，兽欲就会压倒羞耻心的那种环境。因此，他知道他是一个卑鄙下流的罪人，所以他以全部的精神力量鄙视自己，痛恨自己。他恨自己，因为他还没有屈服。他每天祈求上帝让他坚强起来，挽救他免于灭亡；他每天都下定决心，从此决不再走错一步，决不回头看她一眼，把她忘个干净。他每天都要想出一些办法来摆脱这个魔障，而且这些方法他都一一使用过了。

但是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第一种方法是不断地工作，第二种方法是加强体力劳动和吃素，第三种方法是极力想像当妻子、岳母、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自己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处境。所有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他觉得他已经胜利在望，可是到了中午，也就是到了以前他们幽会的时刻，以及到了他遇到她去割草的时刻，他又情不自禁地到树林里去了。

这样熬过了痛苦的五天。他只是远远地看见她，但是没有一次去接近过她。

十六

丽莎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她已经能够下床走动了，但是她所不了解的、她丈夫心里所发生的变化，却使她感到十分不安。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暂时走了，在他们家做客的就只有叔叔一个外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仍旧住在家里。

六月的暴雨足足下了两天，在六月的大雷雨之后常有这样情形，这两天里，叶夫根尼的情绪有点不正常。暴雨使各种工作都陷于停顿。由于天气潮湿，到处泥泞，甚至连粪肥也没法运了。大家都闷坐在家里。牧人们赶着牲口在外面受罪，只好把它们赶回家来。牛羊在牧场上、庄园里到处乱跑。妇女们光着脚，包着头巾，蹚着烂泥到处寻找走散的母牛。路上雨水漫流，树叶和野草上也满是水，沟里的雨水像小河似的，汩汩地流个不停，流进泡沫翻滚的一个个水洼里。今天，丽莎感到特别寂寞，叶夫根尼在家里陪她。她几次询问叶夫根尼为什么心绪不好，他厌烦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她只好不再问了，但心里很难过。

吃过早饭，他们坐在客厅里。叔叔在讲他编造出来的自己和达官贵人们交往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丽莎在织毛衣，唉声叹气地埋怨天气不好，说她腰疼。叔叔劝她去躺一会儿，他自己却要喝点酒。叶夫根尼在家里闷极了。他觉得一切都不顺心，枯燥乏味。他看书，抽烟，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

“对，应该去看看磨碎机，昨天就运来了。”说着他站起身来就走了。

“你带把雨伞去吧。”

“不用，我的衣服不透水。而且我就去一会儿。”

他穿上靴子，披上雨衣，就朝糖厂走去；可是没走上二十步，就迎面碰见了她。她的裙子掖得高高的，露出雪白的小腿肚。她两手抓住裹着她的脑袋和肩膀的披肩，走了过来。

“你干吗？”他问道，起初没认出她来。等到认出来时话已经说出口了。她站住脚，笑吟吟地望了他好一会儿。

“我找牛犊去。下雨天您这是上哪儿呀？”她说，好像她每天都见到他似的。

“你到窝棚里来吧。”突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话就像是另一个人借他的嘴说出来的。

她咬住头巾，丢了个眼色，就朝原来去的方向跑去，——进了花园，向窝棚跑去。他继续向前走着，故意绕过一丛丁香，然后也向那边走去。

“老爷，”他听见后面有人喊他，“太太请您回去一趟。”

这是他们家的仆人米沙。

“上帝啊，你这是第二次救我了。”叶夫根尼心想，立刻返回家去。丽莎提醒他说，他答应中午给一个害病的女人送药去，所以请他把药带上。

等到包好了药，已经过了五分钟。他拿着药走了出来，却不敢进窝棚，怕家里人看见。可是一走出他们的视野，他马上就拐弯向窝棚走去。他在自己的想像里已经看见她站在窝棚中央，快活地微笑着。但是她却不在那里，窝棚里连一点她到过的痕迹也没有。他心想，也许她没有来，没有听到或者没有明白他说的话。他低声地喃喃自语着，仿佛怕她听见似的。“也许她根本就不愿意来？我凭什么以为她就会乖乖地投进我的怀抱呢？她有自己的丈夫。只有我才这么卑鄙下流，我有妻子，而且是个贤惠的妻子，却偏要去追求人家的老婆。”他坐在窝棚里这么想着。顶棚上有个地方漏雨，雨水沿着麦秸往下滴。“要是她来了，那该多么幸福啊！下雨天，只有我们俩在这儿，哪怕能再拥抱她一次也好呀，以后管它呢。哦，对了，”他想起来了，“要是她来过的话，从脚印上准看得出来。”他望望通向窝棚的那条没有长草的小路，路上果然留有光脚板刚踏过的脚印，还有滑了一下的痕印。“是的，她来过。可是现在完了。干脆，不管在哪儿见到她，我就去找她。夜里去找她。”他在窝棚里坐了很久，然后痛苦不堪、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他把药送去以后，回到家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躺着，等着吃午饭。

十七

快吃午饭的时候，丽莎到他房间里来，她在不断琢磨着，到底是什么事使他闷闷不乐。她对他说，大家都主张送她到莫斯科去分娩，可是她担心他不乐意，所以她决定留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去莫斯科。他知道，她多么担心自己的分娩，又担心可别生出的婴儿不健全，因此，当他看到她出于对他的爱竟能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他不能不深受感动。家里样样都好，一切都显得快乐和整洁；可是他的心里却龌龊下流、可怕。叶夫根尼痛苦了整整一晚上。他知道，尽管他对自己的软弱真心地感到厌恶，尽管他下定决心和她一刀两断，可是到了明天，他又会故态复萌。

“不，这样下去不成，”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道，“一定得想个对策。上帝啊，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有人按照外国人的规矩敲了敲门。他知道这是叔叔。

“请进。”他说。

叔叔自告奋勇来替丽莎当说客。

“你知道，我确实看出你有点变了，”他说，“我懂得，丽莎为这事很痛苦。我明白你很难撂下已经开始了的、蒸蒸日上的事业，可是，你打算怎么办呢，que veux tu[11]？我建议你们俩出去走走。这对你，对丽莎都有好处。你听我说，我劝你们到克里木去。那儿气候好，产科大夫也好，你们去又正赶上葡萄成熟的季节。”

“叔叔，”叶夫根尼突然说道，“您能不能替我保守一件秘密？我有一个可怕的、见不得人的秘密。”

“你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叔叔！您是能够帮助我的。其实不是帮助，简直就是挽救我。”叶夫根尼说。他一想到要对这位他素来不尊敬的叔叔公开自己的秘密，一想到在叔叔眼里变得让人瞧不起，在叔叔面前有失尊严，心里反倒高兴。他觉得自己卑鄙，而且有罪，他想要惩罚自己。

“讲吧，孩子，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啊。”叔叔说道，看得出他颇为得意，因为有一个秘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人家就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而且他还能帮助他。

“首先我要讲我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恶棍，一个下流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流坯。”

“啊，你这是怎么啦？”叔叔用喉音开始说道。

“我怎么不是个卑鄙的家伙呢？我是丽莎，丽莎的丈夫，我本该珍惜她的纯洁，她的爱情，而我这个做丈夫的却想背着她和一个娘儿们乱搞。”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没有做出对不起她的事吧？”

“是的，不过也等于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了，因为我做不了自己的主，我已经准备去做了。可是让人给冲散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就……现在就……我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不过，对不起，你给我说明白点……”

“唉，是这么回事。我在结婚以前，一时糊涂，跟我们村里的一个娘儿们发生了关系。就是说，我跟她在树林里，在野地里幽会过……”

“她长得漂亮吗？”叔叔问道。

叶夫根尼听到这句问话皱了一下眉头，但是他非常需要外力帮助，于是只好装作没听见，继续往下说道：

“于是我想，这也没什么，我和她一刀两断也就完了。我真的在结婚以前就跟她断绝往来，几乎整整一年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想过她。”叶夫根尼听着自己的话，听着对自己的情况的描述，自己都觉得奇怪，“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有时候真不由得叫人相信是鬼迷心窍——我忽然看见了她，就像有虫子钻进我的心里似的，咬得我难受。我骂我自己，因为我懂得我自己的行为太可怕，也就是说，我随时都可能做出那种事来，我会自动去的，如果说我没做成，不过是上帝救了我。昨天我正要去找她的时候，恰好丽莎把我叫了回来。”

“怎么，在下雨天？”

“是的，我痛苦极了，叔叔，因此我才决心告诉您，求您帮助我。”

“是的，在自己的庄园里这样做当然不好。人家会知道的。我明白，丽莎身体很弱，应该体贴她，可是，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庄园里呢？”

叶夫根尼仍旧极力只当做没有听见叔叔所说的话，连忙转到正题上来。

“请您救救我，让我自拔出来。我现在只求您一件事。今天我侥幸没去成，不过明天，下一次就不会有人来干预了。她现在也知道了。请您不要放我一个人出去。”

“好吧，就算这样吧，”叔叔说，“不过你真的那么爱她吗？”

“唉，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不爱。这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有一种力量抓住了我不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我以后能坚强起来，那时候……”

“那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叔叔说，“咱们一起到克里木去！”

“好，好，咱们去就是了，可是眼下我要跟您在一起，有话我就对您说。”

十八

向叔叔吐露了自己的秘密，主要是那个下雨天以后受到的好一阵良心和羞耻心的谴责，叶夫根尼清醒了过来。他决定一星期以后到雅尔塔去旅行。在这一星期里，他进城去筹措旅费，坐在家里和账房里安排安排生产，他的心情又变得愉快了，和妻子的关系又变得亲密了，精神又振作了起来。

就这样，在那次下雨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斯捷潘妮达，就和妻子到克里木去了。他们在克里木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月。许许多多新鲜的观感，使叶夫根尼感到一切往事都从他的记忆中排除出去了。他们在克里木遇到许多从前的熟人，跟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此外，他们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叶夫根尼觉得在克里木简直是天天过节，此外，这里的生活还对他颇有教益。他们在这里和本省的前任贵族长往来很密，这位贵族长为人很聪明，是位自由主义者，他很喜欢叶夫根尼，谆谆地教导他，拉他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八月底，丽莎生下了一个美丽健康的女孩，分娩竟是出乎意料地顺利。

九月里，伊尔捷涅夫一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四个人了，他们带了孩子和奶妈，因为丽莎不能喂奶。叶夫根尼完全摆脱了从前那些恼人的事。他回到家里，简直像是换了个人，心情十分愉快。他体验到了做丈夫的在妻子分娩时所能体验到的一切滋味，他变得更爱自己的妻子了。他把孩子抱到怀里时，产生了一种可笑的、新鲜的、非常愉快的、全身痒酥酥的感觉。除了经营产业以外，现在他生活中又有一件新事：自从他跟前任贵族长杜姆钦结交以来，一部分是出于虚荣心，一部分是出于责任感，他心里忽然对地方自治会发生了兴趣。十月里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很可能当选。回家以后，他进了一趟城，另一回是去专程拜访杜姆钦。

关于诱惑和内心斗争的痛苦，他甚至忘了去想，对于当时的情景现在都难以想像了。他觉得那时他简直就像疯病发作似的。

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件事，所以当他回家后第一次见到管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竟不怕问起那档子事来。因为那件事他已经和他谈过，所以他问的时候十分坦然：

“怎么，西多尔·普切利尼科夫一直没有回家吗？”

“没有，他一直在城里。”

“他老婆怎么样？”

“真是个破鞋！现在又跟济诺维搭上了。简直浪透了。”

“那太好了，”叶夫根尼心想，“我现在听了这些竟能毫不在乎，我真的变了一个人了。”

十九

叶夫根尼希望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庄园保住了，工厂办成了，甜菜的产量很高，预料今年的收入一定相当可观；妻子分娩很顺利，岳母也走了，而且他在自治会里也被一致通过当选了。

选举完毕，叶夫根尼便从城里回家。因为人们纷纷祝贺他，他自然要答谢一番。他吃饭时喝了五六杯香槟。在他的思想中浮现出一些崭新的生活计划。他坐车回家时，一边想着这些计划。这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初秋季节。平坦的道路，灿烂的阳光。车子快驶近家门时，他正想到由于这次当选，他在老百姓中一定会取得他平素梦寐以求的地位，有了这种地位，他不仅能利用生产来为老百姓谋福利，使他们有工作可做，而且还能对他们直接发生影响。他在想像，三年以后，他自己的农民和其他村的农民们就会对他做出公断，“就连这个农民也包括在内”。这时车子正在村里走着，他望着一个农民和一个农妇抬着一只盛满水的双耳木桶，正在穿过大路。他们停住了脚，让四轮马车驶过去。原来这农夫是普切利尼科夫老汉，农妇就是斯捷潘妮达。叶夫根尼瞅了她一眼，认出是她，他觉得自己非常平静，因而感到很高兴。她还是那么妩媚，然而这丝毫也打动不了他的心。他到了家。妻子在台阶上迎接他。这是一个异常优美的夜晚。

“怎么样，可以祝贺你吗？”叔叔说道。

“是的，我当选了。”

“那太好了！应该痛饮几杯，庆贺一番！”

第二天清早，叶夫根尼就去视察他久未过问的生产。农庄里的新脱粒机正在工作着。叶夫根尼在一群农妇中间走来走去，察看脱粒机的工作情况，极力不去注意那些妇女，然而，无论他怎么克制，他还是有两三次看到正在搬运麦秸的斯捷潘妮达的黑眼睛和红头巾。他瞟了她两三眼，他感觉到又有点那个了，可是他自己也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第二天，当他又骑马到农庄的打谷场上去，毫无必要地在那儿待了两个钟头，不断含情脉脉地瞅着他所熟悉的那个年轻女人的美丽的身影，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这个人已经毁了，完全地、彻底地毁了。他又陷入了痛苦和一片恐怖之中。无可挽救了。

果然不出所料，他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第二天傍晚，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竟信步走到了她家草棚对面的后院旁边，有一次秋天他们曾在这间草棚里幽会过。他像在散步似的在这里停了下来，点起了一支烟。邻家的一个农妇看见了他，当他转过身来往回走时，只听得那个农妇对什么人说道：

“去吧，他在等你哩，他站在那儿急得要命。去呀，傻瓜！”

他看见一个农妇——她——向草棚跑去，但是他却没法折回去了，因为一个农夫碰到了他，他只好向家里走去。

二十

他来到了客厅，觉得一切都显得异样和不自然。早晨起来时他还是精神抖擞，决心抛开这事，忘掉这事，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可是他自己也没注意到这是怎么回事，整个上午，他对各种事务不仅毫无兴趣，而且还尽可能地甩手不管。以前他认为重要的、引以为乐的事，现在却不屑一顾了。他无意识地尽量摆脱各种事务。他觉得必须解脱出来，以便考虑、思索。他终于丢开一切，一个人待着。可是当他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他又信步向花园和树林里走去，而所有这些地方都被回忆，令他销魂的回忆所玷污。因而他感觉到，他在花园里踯躅，并对自己说，他有事情要考虑，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考虑，只是疯狂地、毫无道理地等待着她，希望出现一种奇迹会使她突然知道他需要她，于是一下子赶到这儿来，或者到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去，或者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别人看不见，连她本人也看不见的那种黑夜，她会突然来到他的身边，于是他就能接触到她的身体……

“是的，我想要和她断绝关系的时候，就与她一刀两断，”他对自己说道，“是的，我为了有益于健康曾经跟这个干净的、健康无病的女人勾搭过！不，看来不应该跟她逢场作戏。我原以为我抓住了她，结果却是她抓住了我，而且抓住了不放。我以为我跟她已经一刀两断，实际上却是藕断丝连。结婚的时候，我欺骗了我自己。一切都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自从我和她发生关系以来，我就体验到一种新的感觉，真正做丈夫的感觉。是的，我应该和她同居。

“是的，对我来说，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我和丽莎共同开始的生活：公务、家业、孩子、人们的尊敬。如果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有她斯捷潘妮达。就得像我说的那样，把她打发走，或者为了没有她，干脆把她消灭。而另一种生活——那就在眼前，把她从她丈夫手里夺过来，给他钱，不顾丢人现眼，干脆跟她同居。可是这样一来，就容不得丽莎和米米（孩子）存在。不，那又何必呢，孩子并不碍事，不过不能有丽莎，她得离开。就让丽莎知道好了，由她去诅咒好了，让她离开。就让她知道我背弃了她去跟一个乡下娘儿们相好，就让她知道我是个骗子、下流坯。不行，这太可怕了！不能这样做。是的，不过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他继续考虑道，“也可能是这样——丽莎得了病，死了。她死了就万事大吉了。

“万事大吉！哦，我真是个浑蛋！不，要死，就该她死。要是她斯捷潘妮达死了，那该多好啊。

“对，人们就是这样来毒死或者杀死妻子或者情妇的。拿起手枪，就去喊她出来，不是拥抱她，而是当胸给她一枪。于是就一了百了了。

“要知道她是一个魔鬼。简直就是一个魔鬼。要知道她是违反了我的本意抓住了我。杀死她吗？对。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杀死妻子，就是杀死她。因为不能这样活下去！[12]不行！必须深思熟虑，有预见。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以后又会怎样呢？

“以后我又会对自己说：我不愿意，我一定要一刀两断，但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傍晚，我又会到后院去，她又会知道，于是她又会来。或是，人们知道了这事，去告诉我的妻子，或是我会自动去告诉她，因为我不能撒谎，我不能这样活下去。我不能！这件事是要暴露出来的。闹得人人皆知，连帕拉莎和铁匠都会知道。那么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能够这样活下去吗？

“不行！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杀死妻子，就是杀死她。不过还有……

“哦，是了，还有第三条出路：自杀。”他悄悄地说出声来，蓦地打了个寒战。“是的，自杀，那就不必杀死她们了。”正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我有手枪。难道我真的自杀吗？这可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这将是多么奇怪啊。”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立刻打开柜子，柜子里放着手枪。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枪套，妻子就进来了。

二十一

他连忙拿了一张报纸盖在手枪上。

“老毛病又犯了……”她看了他一眼，惊慌不安地说道。

“什么老毛病？”

“又是那副可怕的神情，就像从前你心里有话又不愿意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根尼亚，亲爱的，告诉我吧。我看得出你心里很难受。告诉我吧，说出来你心里会好过些。这无论如何总比你这么痛苦要好些。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你知道啦？再见。”

“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我不放你走！”

他苦笑了一下。

“告诉她吗？不，绝对不能。况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也许他会告诉她的，不料正在这当儿奶妈走了进来，她问可以不可以出去散步。于是丽莎就出去给孩子穿衣服了。

“那么你会告诉我的，是吗？我马上就来。”

“好吧，也许……”

她永远忘不了他说这话时那种痛苦的微笑。她走了出去。

他匆匆忙忙地，悄悄地，像强盗那样一把抓起手枪，从枪套里把枪拔了出来。“它还上着子弹呢，是的，不过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缺一颗子弹。好吧，豁出去了。”

他把枪口对准了太阳穴，又犹豫起来，但是一想起斯捷潘妮达，想起不要再见她的决心，想起他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诱惑、堕落，又是思想斗争，不禁恐怖地打了一个寒战。“不，还是这样的好。”于是他按了一下扳机。

当丽莎跑进房间——她刚从凉台上下来——他已经仆倒在地上，一股黑乎乎的温热的血正从伤口涌出来，尸体还在微微颤动。

法院进行了一番侦讯。谁也无法理解和说明他自杀的原因。叔叔压根儿没有想到，叶夫根尼自杀的原因和两个月前他对他坦白的那件事有什么关联。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硬说，她早就预料到这事了。这在他和她抬杠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丽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尤其不能相信医生们所说的他有精神病。她们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们知道，他的神经比她们所认识的数以百计的人都健全。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有精神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至于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只看到别人身上有疯狂的症状，却看不出自己有这种症状的人。

（1889年11月19日作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魔鬼》的另一种结局

……他对自己说，于是走到桌子跟前，从桌子里取出手枪，检查了一遍——少了一颗子弹，——接着就把手枪放进了裤袋。

“我的上帝呀！我是在做什么啊！”他突然大声说道，于是便双手交叠，祷告起来，“主啊，求你帮助我，饶恕我吧。你知道，我不愿意做坏事，可是我一个人没有力量，求你帮助帮助我吧！”他一面说，一面对着神像画十字。

“我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出去走走，好好想想。”

他走到外屋，穿上皮袄、套鞋，然后走到台阶上。他的两脚不知不觉地绕过花园，沿着村道，向农庄走去。农庄里，脱粒机还在隆隆地响着，可以听见牧童的吆喝声。叶夫根尼走进谷物干燥棚。她在那儿。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她正在把谷穗扒成堆，一看见他，就乐得眉开眼笑，在散乱的谷穗旁快步跑动，敏捷地把谷穗扒拢来。叶夫根尼不愿意看她，但又不能不看她。直到看不见她时，他才清醒过来。管家报告说，现在正打着的麦捆，因为堆放过久，脱粒比较费事，出的麦子也比较少。叶夫根尼走到滚筒跟前，因为麦捆铺开得不匀，滚筒有时转动不灵，因而发出喀喀的响声，于是他问管家，像这种堆放过久的麦捆还多不多？

“还有五六车。”

“那么就……”叶夫根尼开口说，但没有把这句话说完。这时，她走到滚筒紧跟前，一边从滚筒下面扒出谷穗，一边向他投过笑吟吟的一瞥，使他觉得像被火燎似的。

这道目光道出了他们俩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爱，说明她知道他想念她，知道他到过她家的草棚；它还表明，她像往日一样，随时都准备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不考虑任何条件和任何后果。叶夫根尼觉得自己又落进了她的掌握之中，但他不甘屈服。

他记起了自己的祷告，想重复一遍那些祷词。他开始在心里默念着，但马上觉得这样做毫无用处。

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避开众人的耳目，跟她约会？

“如果今天打完了这一垛，您的意思是再打一垛新的呢，还是到明天再说？”管家问他。

“好吧，好吧。”叶夫根尼回答说，他身不由己地跟着她走到一堆打出来的麦子跟前，她正和另一个娘儿们把麦穗往堆上扒。

“难道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了吗？”他对自己说，“难道我真的毁了吗？主啊！但是根本就没有上帝。只有魔鬼。这魔鬼就是她。这魔鬼控制了我。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她是魔鬼，是的，正是魔鬼。”

他走到她跟前，从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她的脊背，砰、砰、砰，一连打了三枪。她往前跑了几步，就倒在麦堆上。

“老天爷啊！乡亲们啊！这是怎么回事呀？”农妇们嚷道。

“不，我不是无意的。我是存心打死她的，”叶夫根尼大声说道，“你们派人去请警察局长来吧。”

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跟妻子说，就走进自己的书房，把门反锁起来。

“别上我这里来。”他隔着门对妻子嚷道，“一切你都会知道的。”

过了一小时，他按了按铃，问进来的仆人：

“去打听一下，斯捷潘妮达是不是还活着。”

仆人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说，约莫在一小时前她就死了。

“那就太好了。现在你走吧。等警察局长或预审官来了，你来告诉我一声。”

第二天上午，区里的警察局长和预审官来了，于是叶夫根尼便跟妻子和孩子告了别，被带进了监狱。

这是陪审制度实行的初期。经过审判，认为他是一时精神失常，只判他作忏悔祈祷就算了事。

他在监狱里坐了九个月，在修道院里忏悔了一个月。

还在监狱里他就开始喝酒，在修道院里仍然不断地喝，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衰弱不堪、失去自制力的酒鬼了。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硬说，她早就料到这事了。这在他和她抬杠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丽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尤其不能相信医生们说他有什么精神病，是疯子。她们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们知道，他的神经比她们所认识的数以百计的人都健全。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在行凶时有精神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了。至于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只看到别人身上有疯狂的症状，却看不出自己有这种症状的人。

（1889年）

陈崇来 译

[1]l俄亩合1.09公顷。

[2]下文里的佩奇尼科夫这个姓全都改成了普切利尼科夫。

[3]即打通关，是一个人用纸牌玩的一种占卜游戏。

[4]叶夫根尼的小名。

[5]叶夫根尼的小名。

[6]圣三一节在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正当夏季。

[7]马名。

[8]斯捷帕什卡是斯捷潘妮达的昵称。

[9]伊万是账房的本名，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10]斯捷帕莎也是斯捷潘妮达的昵称。

[11]法语：你作何打算呢？

[12]这篇小说的另一种结局由此开始。

主人和雇工

一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正值冬季圣尼古拉节[1]过后第二天。因为节日里教区有纪念活动，村镇客店老板二等商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布列胡诺夫不能出门——他是教堂司务，得在教堂里守着，而家中也要接待和宴请亲友。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立刻收拾起来，准备到邻村地主那里去买他早就在讲价的一片林子。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急着去那里，生怕省城的商人抢了他这笔有油水的买卖。那位年轻的地主要价一万只是因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出七千。其实七千只合这林子的真正价格的三分之一。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也许能把价钱再压低一点，因为林子在他这个地区，而他和本地区乡县的商人之间早就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一个商人出的价钱不得高于本地区另一个商人所出的。但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听说省城的木材商人要来买戈里亚奇金林，因此决定立即去同地主成交。节日刚过，他就从木箱里拿出他的七百卢布，外加身上的两千三，凑齐了三千，数了又数，装进钱包里，准备上路。

这天在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雇工中间，尼基塔是唯一没有喝醉的人，他便跑去套车。尼基塔这天没有喝醉是因为他过去酗酒，在封斋前最后一个荤食日把上衣和长筒皮靴都脱下来换酒喝了，自那以后就戒了酒，已经一个多月不喝了。虽然圣尼古拉节头两天到处都在狂饮，令人垂涎，他也没有喝。

尼基塔是从邻村来的农民，五十岁左右，不当家。据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自己家里过的，而是在别人家里过的。无论在哪里，他的勤劳、灵巧和力气，尤其是善良可爱的性格，都受到赏识。但是他在哪里也待不长，因为一年总有一两次，或许更多，他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把身上的衣物都卖光，还要寻衅闹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也撵过他几次，然而事后又用他，就是看重他为人诚实、爱牲口，尤其是因为工钱便宜。像尼基塔这样的雇工应该拿八十卢布，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却只给他四十，又不付清，只零敲碎打地给，况且给的多半不是现钱，而是自己柜台上的高价商品。

尼基塔的妻子马尔法曾经是个既漂亮又麻利的女人。她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和两个女孩在家主宰一切，不叫尼基塔回去住。这首先是因为她跟一个箍桶匠（外村的农民）已经姘居二十来年，这人就住在他们家里。其次呢，别看丈夫清醒的时候妻子恣意虐待他，等到丈夫喝醉了，妻子怕丈夫却像怕火一样。有一回，尼基塔在家喝醉了，大约是要为他清醒时的低首下心出一口气吧，他把妻子的木箱砸开，取出她最贵重的衣服，拿起一柄斧子，在木墩上把这些衣服砍成了碎片。尼基塔挣的工钱全都交给妻子，对此他没有异议。这回圣尼古拉节前两天，马尔法还来找过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拿走了白面、茶叶、白糖、一点伏特加酒，总共合三个卢布，外加五卢布钞票。马尔法感谢主人特别开恩，其实，按最贱的价格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至少还欠他二十卢布呢。

“我跟你讲过什么条件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你要什么就拿，回头你再挣。我这儿可不像别人家那样：候日子，算细账，扣工钱。我们是凭人格。你给我干活，我不会不管你。”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真的相信，是他给了尼基塔好处。他善于说得使人相信，一切靠他的金钱活命的人，从尼基塔起，也都支持他的这种看法，即他没有欺骗雇工，而是给他们好处。

“我明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给您干活可是尽力的，就像给亲爹干活一样。我很明白。”尼基塔说，其实他很明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欺骗他，但又觉得没法跟他算清这笔账，目前无处可去，就得这么过，给多少拿多少。

现在听到主人命令套车，尼基塔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迈着轻快的八字步走进板棚，从钉子上取下带穗的沉重的皮笼头，碰得嚼环两边直响，然后朝一间门关着的马栏走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命他套的那匹马单独拴在这里。

“小傻瓜，闷得慌吧？”尼基塔对迎面传来的低微的马嘶应道。那独自站在栏里的公马是匹从各方面来看都不错的黄斑枣红马，中等个子，臀部有些下垂。“得了，得了！赶得上，先喝点水吧。”尼基塔跟马说话就像人们跟懂人话的动物说话一样。他提起衣襟，拂拭了被马具磨坏而又蒙上了灰尘的、肥胖得在中央形成一道槽沟的马背，把带嚼环的笼头套在年轻漂亮的马头上，拉出马耳和额鬃，扔下不带嚼环的笼头，牵马出去饮水。

公马小心翼翼地从粪已堆积得很深的栏里走出来，连蹦带跳，尥开了蹶子，做出想用后腿踢同它一起向井边跑去的尼基塔的样子。

“这小子，你调皮吧，调皮吧！”尼基塔口里念着，心里可知道，公马抬起后腿来的时候有多谨慎，只碰一碰他的脏皮袄，根本不踢人，因此他特别喜欢公马的这种举动。

公马喝足了冰冷的水以后，舒了一口气，来回动了动濡湿的结实的嘴唇，从那上面便有清亮的水珠顺着胡须滴到水槽里。于是它静静地站着不动了，仿佛陷入沉思之中。后来，它忽然打了一个响鼻。

“不想喝就算了，你记着吧，可别再要。”尼基塔就这样一本正经、仔细精确地对公马解释自己的一举一动。他又向板棚跑去，手里牵着一路都在尥蹶子撒欢的小公马，那嘚嘚的马蹄声在院子里震响。

家里的雇工一个也不在，只有一个外人，就是到这里来过节的厨娘的丈夫。

“乡亲，”尼基塔对他说，“你去问一问：套哪一辆雪橇，大的还是小的？”

厨娘的丈夫走进地基很高而又有铁皮盖顶的宅子里去了，不久就带信回来说，叫套小雪橇。这时候尼基塔已经给公马戴上了颈箍，系好了钉满小钉子的辕枕，于是一只手拿着分量挺轻的漆了颜色的拱轭，另一只手牵着公马，朝着停在板棚下面的两辆雪橇走去。

“套小的就套小的吧。”他说着把一直在假装要咬他的聪明的公马牵到车辕之间去，在厨娘的丈夫帮助下开始套车。

一切差不多都已弄好、只剩下系缰绳的时候，尼基塔就叫厨娘的丈夫到板棚下去拿麦秸，再到粮仓里去取絮垫。

“好啦。得，得，别使性子！”尼基塔一面说，一面把厨娘的丈夫拿来的今年才脱粒的燕麦秸放在雪橇上压实。“这下咱们铺上麻袋片，上面再搁絮垫。像这样，像这样，坐上去就舒服了。”他一面说一面做，用絮垫把坐位四周的麦秸都盖严。

“谢谢你啦，乡亲，”尼基塔对厨娘的丈夫说，“两个人一块干更带劲。”他整理好末端由一个环总到一起的皮缰绳，在驭者坐位上坐下来，命令那一心想走的骏马踩着牲畜院里的一层冻硬了的畜粪，朝大门口走去。

“米基特[2]叔叔，叔叔，叔叔！”一个七岁的男孩，身上穿一件黑短皮袄，脚下是一双新白毡靴，头上戴一顶暖和的棉帽子，急急忙忙从穿堂里跑出来，在尼基塔身后细声细气地叫喊。“让我坐吧！”孩子央求道，他一边走一边在扣衣扣。

“来，来，快跑，小宝贝。”尼基塔说着就停了车，把喜笑颜开的苍白瘦弱的小少爷抱到雪橇上，然后来到街上。

是下午两点多钟。天气很冷——零下十度左右，阴沉沉的，而且刮风。半边天都被低垂的乌云遮住了。不过在庭院里听不见风声，街上的风就明显一些，邻家板棚上的雪被刮下来，在街角上的澡堂旁边打旋。尼基塔刚返回院里、掉转马头走到阶前的时候，嘴里叼着烟卷、身上穿着挂了面子的羊皮袄、腰间低低地紧束一根宽腰带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就从穿堂里走了出来，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那台阶上被踩实的积雪在他的皮面毡靴底下吱吱作响。他用力吸了吸剩下的烟头，就把它扔在脚下踩灭了。然后他从口髭下吐出烟雾，斜眼看着出门回来的公马，把他那除口髭以外刮得很光的红扑扑的面颊两边的皮衣领朝里翻，免得毛被呼出来的热气弄潮。

“哟，这个调皮鬼，赶上了！”看见小儿子坐在雪橇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陪客人喝了几杯，有点兴奋，因此对属于他的一切和他所做的一切比平时更加满意。一向被他暗自称作继承人的儿子的模样使他感到十分快乐，他眯起眼睛，露出长牙，高兴地望着他。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妻子苍白，瘦弱，有孕在身。她连头带肩裹着一块羊毛披巾，只露出一双眼睛，站在穿堂里送行。

“还是把尼基塔带去好。”她胆怯地从门后走出来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句话，生气地皱起眉头，啐了一口。

“你带着钱上路，”妻子仍旧用哀求的语气说，“万一天气变了，真的。”

“我还不认得路，一定要带个向导？”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不自然地绷着嘴唇，他跟买主和卖主说话通常也是这样，把每个音节都咬得特别清晰。

“真的，带他去吧。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他妻子又说了一遍，同时把披巾裹到另一边去。

“瞧，缠上了……我把他往哪儿搁啊？”

“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去。”尼基塔兴高采烈地说。“不过我不在家得有人喂马。”他又对女主人说。

“我来瞧着，尼基图什卡[3]，我叫谢苗去喂。”女主人说。

“那我就跟您去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尼基塔在等候主人下命令。

“是啊，看来得尊重老太太。不过你既是要去，那就穿件暖和点的衣服。”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同时用一只眼睛示意尼基塔穿的是一件饱经风霜的破短皮袄，腋下和背上都已绽开，下摆撕成流苏一般，毛已揉坏而又沾满油污。

“喂，亲爱的，来给我牵着马！”尼基塔拉开嗓门对厨娘的丈夫喊道。

“我牵，我牵！”孩子尖声叫了起来，从衣袋里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去抓冰冷的皮缰绳。

“可别打扮个没完，快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龇着牙对尼基塔吼道。

“马上就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老爷。”尼基塔说着迅速移动他那双钉了毡鞋掌的旧毡靴，迈着八字步朝牲畜院里的下房跑去。

“喂，阿林努什卡[4]，把灶上我那件袍子给我，要跟主人出门！”尼基塔说着跑进屋去，从钉子上取下宽腰带。

厨娘睡足了午觉，正在给她丈夫烧茶。她嘻嘻哈哈地迎上前来，由于受到尼基塔的匆促的感染，也跟他一样忙开了，赶快把在灶上烘烤着的破旧直襟大呢袍拿下来抖啊揉的。

“嘿，你跟你掌柜的痛痛快快地逛去吧！”尼基塔对厨娘说。他跟人单独相对的时候，出于善意的礼貌，总要对人家说点什么。

他把那根因擀毡变窄了的腰带往腰里一围，把一口气直吸到瘪肚子里，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把系在短皮袄外面的腰带抽紧。

“得这样，”他不是对厨娘，而是对腰带说，同时把末端塞在腰带下面，“这样就钻不出来了。”接着他抬一抬肩膀，免得胳膊受拘束，再穿上大呢袍，也在背上使了使劲，让胳膊可以自由活动，又在两边腋下拍了几下，从搁板上取了无指手套，说：“这回齐了。”

“斯捷潘内奇[5]，你把脚重新包一包吧，”厨娘说，“靴子不行了。”

尼基塔站住，似乎才想起来。

“是得重新包……算了，就这样也能对付，路不远！”

于是他跑到外面去了。

“你冷不冷啊，尼基图什卡？”当他走到雪橇跟前的时候，女主人问。

“冷什么，暖和着呢。”尼基塔说。他理了理雪橇前车上的麦秸，以便拿来盖脚，又把好马用不着的鞭子塞在麦秸下面。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已经坐在雪橇上，他穿着两件皮袄，脊背几乎把雪橇那弯弯的后部填满了。他一提起缰绳，公马立即出发。尼基塔在雪橇行进中从左边坐到前面去，一只脚伸出车外。

二

公马拉动雪橇，沿着镇上那条被轧得溜光的冰路快步向前走去，滑铁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你爬到哪儿来了？给我鞭子，米基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喊道，他看见继承人站在车后的滑铁上，显然很高兴，“我揍你！快到妈妈那儿去，狗崽子！”

孩子跳下去了。公马加快了小走步，又打了一个噎，就换成了大走。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家所在的十字镇只有六户人家。他们刚走过最后一户，也就是铁匠的家，立刻发现风刮得比他们想像的要猛得多。路几乎看不见。滑铁留下的痕迹瞬间就被雪尘盖住了，他们还能分得清道路只是因为路面比两旁的地面高一些。雪尘在田野上飞舞，看不见地平线。一向很明显的捷利亚京林只是偶尔在雪尘后面现出模糊的黑影。风从左边来，固执地把公马那肥得向上隆起的脖子上的鬃毛吹向一边，卷起它那绾了个活结的毛蓬蓬的尾巴。坐在左边的尼基塔的长衣领便被风吹得贴在他的脸上和鼻子上。

“它跑不起来，雪太深，”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夸耀这好马说，“有一次我去帕舒京诺。它半小时就把我拉到了。”

“什么？”尼基塔问，他没有听清楚，因为耳朵被衣领捂住了。

“我说半小时就到了帕舒京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说。

“那还用说，这马是真好！”尼基塔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可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说话。

“喂，我好像嘱咐过你那口子，叫她别接待箍桶匠，对不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仍旧喊着，满以为尼基塔能跟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谈天，肯定会觉得荣幸，同时也为自己开了这样一个玩笑而得意万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话题会使尼基塔不快。

风把主人的话刮跑了，尼基塔又没有听清楚。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这个涉及箍桶匠的玩笑大声而又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随他们去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不管这些事。只要她不亏待我那小子，上帝保佑她吧。”

“是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那么春天你还买不买马？”他提出一个新的话题。

“不买不行啦！”尼基塔翻开衣领，凑到主人身边说。

现在谈话使尼基塔感兴趣了，他就想把话都听清楚。

“儿子大了，该自个儿耕地了，再说人家总雇他。”尼基塔说。

“行啊，你们把我那匹瘪屁股马拉去，我要价不高！”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喊道，他兴奋起来，原因是谈到了他心爱的、消耗着他的全部智力的事业——牟取暴利。

“要么您给我十五个卢布，我到马市上去买。”尼基塔说，他知道，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卖给他的那匹瘪屁股马顶多值七个卢布，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这匹马卖给他，就要算他二十五卢布，这样一来，今后半年内就别想看见他的钱了。

“这马真不错。我对你就像对自己一样。凭良心说，我布列胡诺夫是不欺侮人的。我宁愿自己吃亏，可不像别人那样。不瞒你说，”他用对买主和卖主说话的腔调喊道，“这马是货真价实的！”

“没错。”尼基塔叹了一口气说。他相信再也没有什么话可听了，便放下用手拉着的衣领，他的耳朵和脸颊立刻又被捂住。

他们默默地走了半小时。风吹透了尼基塔的腰部和手臂，因为皮袄的这些部位已经破了。

他缩着肩膀，把气呼在捂着他的嘴的衣领上。这样一来，身上还不感觉冷。

“你看，我们是往卡拉梅舍沃那边走，还是直奔目的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去卡拉梅舍沃的路走的人多些，沿途有两排完好的路标，不过也远些。一直向前的路近一点，但是走的人少，又没有路标，或者说只有一些不像样的路标，已经被雪掩埋了。

尼基塔想了一会儿。

“去卡拉梅舍沃的路虽说远一点，可是好走些。”他说。

“一直走，只要过了洼地就不会迷路，到树林里就好走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想走直路。

“您说怎么走就怎么走。”尼基塔说着又把衣领放下。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就一直向前走去，走了半俄里以后，在一根带着几片枯叶在风中摇摆的高高的橡树枝旁驱车向左。

转弯以后刮的几乎是顶风，而且下起雪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驾着车，不时地鼓起腮帮子，把气吹到胡子里去。尼基塔在打盹儿。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了十来分钟。忽然，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了一句话。

“什么？”尼基塔睁开眼睛问。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而是弯着身子向后向前张望。马一步步走着，由于出汗，它的腹股沟和脖子上都挂了白霜。

“我问你说什么？”尼基塔又问。

“什么，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生气地学着他的腔调，“看不见路标！准是迷路了！”

“那么你停车吧，我去看看路。”尼基塔说。他轻轻一纵，下了雪橇，从麦秸下面摸出皮鞭，向左边走去，然后再向右。

这一年的积雪不深，到处都能走，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地方积雪深及膝部，钻进了尼基塔的长筒靴里。尼基塔一面走一面用脚和皮鞭探路，但是找不到路在哪里。

“怎么样？”当尼基塔回到雪橇跟前的时候，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往这边去没有路，得上那边去找。”

“前面有什么东西发黑，你走过去看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尼基塔走到那个发黑的东西跟前去，原来是裸露在外的冬麦田里的泥土洒在积雪上，把雪染黑了。尼基塔又到右边去走了一阵才回到雪橇跟前来，把身上的雪花拍掉，将靴筒里的也倒了出来，然后坐到雪橇上去。

“得往右走。”他说得挺坚决。“风本来吹我的左边，现在直往脸上扑。往右走！”他坚决地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听从了他的话，向右驶去。但是路仍旧找不到。他们这样走了一些时候。风力并未减弱，又下起雪来。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看样子我们完全走错了。”尼基塔忽然说，似乎很高兴。“这是什么？”他指着从积雪下面钻出来的发黑的马铃薯茎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喝住汗津津、喘吁吁的公马。

“是什么？”他问。

“这就是说，我们在扎哈罗夫的地里。瞧，我们走到哪儿来啦！”

“你瞎说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我没瞎说，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说的是实话，”尼基塔说，“听雪橇的声音就知道，咱们是在土豆地里。瞧，那一堆一堆的，人家拉土豆秧来着。这是扎哈罗夫养马场的地。”

“哟，跑到这儿来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怎么办呢？”

“一直走就行，总能走出去，”尼基塔说，“不是到扎哈罗夫卡村也是到那位老爷的庄子上。”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依了尼基塔的话，驱马向前走去。他们像这样走了相当长时间，有时碰见一片片裸露在外的谷物幼芽，雪橇在冻硬了的土块上面驶过去，发出声响；有时来到割过庄稼的地上——一会儿是秋播地，一会儿是春播地，一根根蒿草和麦秸从积雪下面钻出来，在风中摇摆；有时又走在雪积得很深、到处一样白一样平的原野上，在它的上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雪从天上飘下来，有时从下面腾起。公马显然疲乏不堪，它披了一身雪花和由汗水结成的冰霜，一步步走着。忽然，它失足掉进沟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停下来，尼基塔却对他喊道：

“干吗停！走，得走过去。喔！亲爱的！喔！喔！乖乖！”他快活地对公马喊着，从雪橇上跳下来，自己也陷进沟里。

马用力一冲，立刻冲上了冰冻的土坡。显然，这是一条排水沟。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这就能知道！”尼基塔说，“往前走就知道了，总能走出去。”

“这大概是戈里亚奇金林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指着前面雪障后一个黑黑的东西问。

“走到跟前就知道是什么林了。”尼基塔说。

尼基塔看见在发黑的东西旁边飘着枯干的柳条，因此断定这不是林子，而是有人烟的地方，但他不愿意说。的确，他们离开那条沟不到十俄丈[6]远，前面就出现了黑影，显然是树木，还听见一种新的凄凉的声音。尼基塔猜得对，这不是林子，而是一排高大的柳树，上面还有些残叶在飘动。这些柳树看来是种在打谷场的排水沟边上。公马走到在风中发出悲鸣声的柳树跟前的时候，忽然高高提起前腿，往上一冲，后腿也就上了高台，然后向左边一转，脚下便没有没膝的积雪了。他们上了大路。

“到啦，”尼基塔说，“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公马准确地沿着白雪覆盖的大道前进。他们走了不过四十俄丈，就看见烘谷棚的一道笔直的篱笆在压着厚厚一层积雪的顶篷下面呈黑色，顶篷上的雪粉不停地洒下来。过了烘谷棚以后，路折往顺风的方向，他们撞到一个雪堆上。然而前面却出现了一条小巷，在两座房子之间，那雪堆看来是风吹起路上的积雪形成的，必须越过它。的确，越过雪堆就走进一条街。最靠边的这家院里的绳子上挂着冻硬了的衣服：一件红衬衫、一件白衬衫，还有裤子、包脚布、裙子，都在风中乱舞。那白衬衫舞得特别狂，拚命甩着两只袖子。

“哟，这婆娘真懒，要不就是快断气了，过节连衣服都不收。”尼基塔望着飞舞的衬衫说。

三

刚走进这条街的时候还有风，路上铺着白雪；到了村子中央却听不见风声了，变得暖和而又热闹。这家有条狗在叫，那家有个女人拿一件男外衣裹着头，不知从哪里跑来，进了门以后就站在门槛上看过路的人。村中传来少女的歌声。

风、雪、严寒在村子里似乎都减弱了。

“这是格里什金诺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可不是，”尼基塔应道。

的确，这是格里什金诺。原来他们向左偏离了正确的路线，不完全朝他们该走的方向走了约八俄里，不过还是向目的地靠近了。由格里什金诺村到戈里亚奇金诺有五俄里路。

在村中，他们碰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街心走着。

“谁？”这个人拦住马喊道，但是他立刻认出，来人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于是抓住车辕，两只手倒换着往前移动，一直走到雪橇跟前，爬上了驭者座。

此人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相识——农民伊赛，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是最厉害的偷马贼。

“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您这是上哪儿去啊？”伊赛说，把酒气喷在尼基塔的脸上。

“我们本来打算去戈里亚奇金诺。”

“嘿，跑到哪儿来啦！你们应该往马拉霍沃那边去。”

“谁说不该，就是没走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勒住马说。

“这马可是匹好马，”伊赛一面看马，一面习惯地伸出手去拉紧绾在粗大的马尾根上的那个松开了的结。

“在这儿过夜吗？”

“不，伙计，我们一定得走。”

“准是有事。这是谁？啊，尼基塔·斯捷潘内奇！”

“还能是谁？”尼基塔说，“亲爱的，可别叫我们再走错。”

“哪儿错得了！你向后转，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出了村还是一直走。别往左边去。上了大路再往右拐。”

“上了大路在哪儿拐弯？走夏天的路还是冬天的路？”尼基塔问。

“走冬天的路。出去就是小树林，小树林对面还有一个大橡木路标，挂着冰霜，那儿就是拐弯的地方。”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掉转马头，向村外走去。

“要不过一夜再走吧！”伊赛在他们背后喊道。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他一边驱马前行一边想：五俄里平路，其中两俄里穿过树林，看样子容易走，何况风像是停了，雪也不怎么下了。

他们又沿着那条被碾得很平、有些地方新近撒上了牲口粪因而发黑的道路走去，经过晾着衣服的院子，那件白衬衫已经被风刮下来，只有一只冻硬了的袖子挂在绳子上。他们又来到呜呜悲鸣的柳树旁，置身田野之中。暴风雪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像是更厉害了。道路完全被雪掩住，只能根据路标来判断走偏了没有。但是连前面的路标也很难看清，因为现在是顶风。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眯起眼睛，低下头去，同时留心察看路标，不过他多半任那公马自己向前走，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公马的确没有走偏，它沿着曲折的道路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地走着，用脚探着路，所以尽管雪下大了，风也更猛了，路标仍旧时而在右边，时而在左边出现。

他们像这样走了十来分钟，忽然，就在马前出现了一团黑的东西，在由风刮起来的斜斜的雪罩中运动。这是同行者。公马已经赶上他们，马蹄碰着了前面那辆雪橇。

“超过去吧……喂……前头走！”那辆雪橇上的人喊道。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开始超车。那辆雪橇上坐着三个庄稼汉和一个村妇。看样子是过节串门回来的人。一个庄稼汉用树枝打着覆盖着一层白雪的马的臀部。两个庄稼汉在前座上挥舞着两只手喊叫。村妇裹得严严实实，披了一身雪花，缩着头坐在后座上动也不动。

“你们是哪儿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问。

“阿—阿—阿……村的！”只听见他们这样回答。

“哪儿的，我问？”

“阿—阿—阿……村的！”有个庄稼汉拼命喊叫，然而还是听不清楚。

“快跑！别让！”另外一个庄稼汉喊道，他不停地用树枝敲打着马。

“过节回来吧？”

“走，走！快跑，谢姆卡！超！快跑！”

两辆雪橇的弯托梁互相碰来碰去，差一点要挂住，又散开，农民的雪橇渐渐落后。

农民的那匹毛蓬蓬的大肚驽马披一身雪花，在低低的拱轭下喘不过气来，它显然拼出最后一点力气枉自躲避着树枝的鞭挞，四条短腿在深深的积雪中一瘸一瘸地走，往往踢着自己。它的面孔显然还挺年轻，下唇像鱼嘴一样，鼻孔张得大大的，耳朵因为害怕而向后贴着，在尼基塔的肩膀旁边待了几秒钟就渐渐落到后面去了。

“喝了酒有什么好，”尼基塔说，“他们把小马折磨苦了。真是一班蛮子！”

有几分钟可以听见那匹被折磨苦了的小马从鼻孔里发出的呼哧呼哧声和三个醉汉的叫喊，接着呼哧呼哧声听不见了，最后连醉汉的喊叫也静下来。四周又是一片岑寂，只有风在耳边呼啸，滑铁偶尔在积雪被风刮跑的路面上滑过，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路遇行人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感到快活和振奋，他更大着胆子策马前进，也不去看路标了，把希望寄托在他的马身上。

尼基塔无事可做，每遇这种情形，他就要打盹儿，以弥补睡眠的不足。忽然，马站住了，尼基塔向前一冲，几乎摔下车去。

“我们又走得不对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什么？”

“看不见路标。大概又走偏了。”

“走偏了就得找回去，”尼基塔温和地说，他站起身来，又迈开八字脚轻快地向雪地里走去。

他走了许久，一会儿失了踪影，一会儿重新出现，一会儿又失了踪影，最后回到车旁。

“这儿没有路，可能在前头，”他一面上车一面说。

天色明显地黑下来。暴风雪虽然没有变得更猛，但是也没有减弱。

“能听见那几个庄稼汉的声音也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是啊，他们没有赶上来，想必是我们走偏了好远。说不定他们也走偏了。”尼基塔说。

“该往哪儿走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得放开马走，”尼基塔说。“它会把我们拉到的。把缰绳给我。”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很乐意把缰绳交出来，何况他的两只手在暖和的手套里也开始发僵了。

尼基塔接过缰绳，只攥在手里，尽量不去动它们，赞赏着他的爱马的智慧。的确，这聪明的马动动这只耳朵，动动那只耳朵，左一拐，右一拐，渐渐转过来。

“它只不过不会说话，”尼基塔说，“瞧它干得怎么样！走，只管走！对，对。”

现在风从后面吹来，身上暖和一点了。

“真聪明，”尼基塔还在赞赏他的马。“吉尔吉斯马劲大，可是笨。这马，瞧它怎么动耳朵。什么电报也不要，一里外它就知道。”

不到半小时，前方真的就出现了一团黑影，不知是树林还是村庄，右边又有了路标。显然，他们又来到大路上。

“嘿，还是格里什金诺，”尼基塔忽然说。

的确，这回烘谷棚在他们的左边，雪粉从那上面吹下来，再往前又是那根晾着冻硬了的衣服和裤子的绳子，衣服和裤子仍旧在风中拼命乱舞。

他们又驶进那条街，四周又变得安静、暖和、热闹了，又出现那条有牲口粪的路，又传来人声、歌声，一只狗又汪汪叫起来。天色已经很暗，有些屋子里上了灯。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街心掉转马头，向一座两开间的大砖房驶去，在台阶旁勒住了马。

尼基塔走到被冰封雪掩的有灯光的窗下，翻飞的雪花在光柱中闪亮。他用马鞭敲了敲窗子。

“谁？”屋里有人应声问道。

“是十字镇布列胡诺夫家的，”尼基塔说，“出来一下吧，乡亲！”

有人离开窗户，不一会儿就听见通穿堂的房门开了，然后外面这扇门的闩鼻响了一下，一个高高的大白胡子老汉在过节穿的白衬衣外披了一件短皮袄，用门挡着风探出头来，他身后是一个穿红衬衣和长筒皮靴的小伙子。

“是你吗，安德烈伊奇？”老汉问。

“是啊，走错路了，伙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我们想去戈里亚奇金诺，结果跑到你们这儿来。从你们这儿出去以后，又走错了。”

“哟，这顿瞎跑！”老汉说。“彼得鲁什卡[7]，去开大门！”他对穿红衬衣的小伙子说。

“行，”小伙子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跑到穿堂里去。

“我们可不在这儿过夜，伙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黑咕隆咚的上哪儿去啊，过一夜吧！”

“谁说不想过夜，可是不走不行。有事情，伙计。”

“那也得烤烤火吧，坐到茶炊跟前来，”老汉说。

“烤烤火可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天不会更黑，月亮一出来就亮了。咱们进去烤烤火怎么样，米基特？”

“嗯，烤烤火也行。”尼基塔说。他冷得要命，很想暖和暖和他那冻僵了的四肢。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跟着老汉进了屋，尼基塔就把雪橇赶进彼得鲁什卡打开的大门里，并且按他的指点，驱马到板棚檐下。板棚里的地上尽是畜粪，高高的拱轭碰着了椽子，蹲在那上面的母鸡和一只公鸡不满地咯咯叫起来，用脚爪抓了一阵。受惊的绵羊在冰冻的畜粪上连连顿足，闪到一旁去。一条狗狂吠着，怀着恐惧和怒气对陌生人像小狗那样尖声叫喊。

尼基塔跟所有的畜生都讲了话：向母鸡道了歉，并且保证不再惊动它们；责备绵羊不该无缘无故这么害怕；拴马的时候不停地数落着狗。

“这样就好了，”他掸着自己身上的雪说。“嘿，扯着嗓子叫！”他又对狗说，“得了吧！笨蛋，得了，得了。自找麻烦。不是贼，是自己人……”

“据说，这是家庭三顾问，”小伙子说着用一只有力的手把露在外面的雪橇往檐下推去。

“怎么是顾问？”尼基塔问。

“普尔森[8]的书上印着：贼人悄悄来到，狗咬是叫你别大意，留心点。鸡啼是叫你起床。猫洗脸是贵客来到，叫你准备招待。”小伙子笑着说。

彼得鲁哈[9]识字，他仅有的这本保尔森写的书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每逢像今天这样喝了几口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从中引用几句他觉得应景的话。

“没错。”尼基塔说。

“我看您冻坏了吧，大叔？”彼得鲁哈又问。

“嗯，可不是。”尼基塔说，于是他们两人经过院子和穿堂走进屋里去了。

四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进的这户人家，是村里最富的人家之一。全家种着五块份地，另外还租了一些地。马有六匹，奶牛三头，一岁牛犊两头，绵羊二十只。家中大小共二十二口：四个结了婚的儿子、六个孙子（其中只有彼得鲁哈一个人结了婚）、两个曾孙、三个孤儿，四个儿媳都有孩子。这种没分家的大家庭在当时已属罕见。然而，就是在这个家庭里，一种通常总是由女人之间开始的无言的内部纷争已经在进行着，这纷争不久必然会导致分家。两个儿子在莫斯科当运水工人，一个儿子当兵去了。家里现在有老头子、老婆子、二儿子——一家之主、从莫斯科回来过节的大儿子、所有的媳妇和孩子们，此外还有一个来做客的邻人，是亲家。

屋里的桌子上端吊着一盏有顶盖的灯，把下面的茶具、一瓶伏特加酒、下酒的小吃和砖墙照得雪亮，红角[10]挂着圣像，圣像两边都有图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只穿一件黑色短皮袄坐在上首，一面咂着结了冰的口髭，一面用他那双暴突的鹞鹰眼观察周围的人和这房子。除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以外，桌边还坐着主人，他是个已经秃顶的白胡子老汉，穿一件白土布衬衣。主人身边是他那从莫斯科回来过节的大儿子——穿一件细印花布衬衣，肩膀和脊背都很厚实；二儿子——肩膀长得宽阔，是在家里当家的兄长；还有邻人，一个有一头火红色头发的清瘦的农民。

几个农民刚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正准备喝茶，放在灶旁地上的茶炊已经响了。高板床上和灶台上都有孩子。一个媳妇坐在铺板上摇摇篮。脸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细碎皱纹、连嘴唇也起皱的老婆子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张罗着。

尼基塔走进屋来的时候，老婆子正往一只厚玻璃杯里斟满一杯伏特加酒，递给客人。

“别见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过节嘛，不喝不行，”她说，“喝吧，好汉！”

看见伏特加酒，闻见那味道，尼基塔心里很不平静，尤其是现在，他冻僵了，又乏得要命。他皱起眉头，抖掉帽子上和呢袍上的雪花，站到圣像前面去，旁若无人地画了三次十字，向圣像礼拜了，然后转过身来，先向主人老汉鞠了一躬，再向所有在桌边坐着的人鞠了一躬，最后向站在灶旁的女人们鞠了一躬，口里说：“过节好。”这之后他才脱下外衣，眼睛并不看桌子。

“你浑身都结霜了，大叔。”老汉的大儿子望着尼基塔那沾着雪花的脸、眼睛和大胡子说。

尼基塔脱下呢袍，抖了抖，挂在灶旁，然后走到桌边来。人家也请他喝伏特加。他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斗争，差点端起杯子将那香气扑鼻的清冽芳醇倒进嘴里。但是他看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眼，想起戒酒的誓言，想起喝掉的长筒靴，想起箍桶匠，想起他答应开春给儿子买一匹马，于是叹一口气，谢绝了。

“我不喝酒，多谢了，”他皱起眉头说，然后在第二扇窗户下面的条凳上就座。

“怎么这样？”大儿子问。

“不喝就是不喝。”尼基塔说，连眼睛也不抬，只斜视着他的稀疏的胡子，把冰溜子捏掉。

“他喝不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嚼着下酒的面包圈说。

“那就喝点茶吧，”殷勤的老婆子说。“我看你冻坏了，亲爱的。媳妇们，茶炊怎么还没弄好？”

“好了，”年轻的一个说，她用围裙掸了掸盖着盖子、向外溢水的茶炊，吃力地拿到桌边，提起来，咚的一声搁在桌上。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讲他们怎样走岔了路，两次来到这个村庄，怎样瞎跑一气，怎样遇见几个醉鬼。主人们觉得奇怪，解释了他们在哪里走偏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们碰到的醉鬼是什么人，并且告诉他们该怎样走。

“从这儿到莫尔恰诺夫卡，连小孩也走得到，就是要找准拐弯的地方，那儿从大路上能看见一丛树。你们没有走到那儿！”邻居说。

“就在这儿过一夜吧。媳妇们给铺床。”老婆子劝道。

“一早再走多好。”老汉接口说。

“不行啊，伙计，有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想起林子，想起那些有可能抢掉他的生意的商人，又说。“咱们能走到吧？”他问尼基塔。

尼基塔许久没有回答，好像一心一意在捏胡子上的冰。

“别再走错就好了。”他阴沉地说。

尼基塔的脸色阴沉是因为他非常想喝酒，而唯一能克制这个愿望的办法是喝茶，可是人家还没有给他端茶来。

“只要走到转弯的地方咱们就不会走错了，一直到头都在林子里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您说了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就走。”尼基塔说着接过一杯端给他的茶。

“咱们把茶喝足了就走。”

尼基塔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摇了几下头，小心地把茶水倒在碟子里，让水汽暖他的手，由于干活，他的手指总是肿胀。随后他咬下一小块糖，向主人们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身体健康！”这才将含热了的糖水咽下肚去。

“有个人把我们带到转弯的地方就好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行啊，”大儿子说。“叫彼得鲁哈套上车，送你们到拐弯的地方。”

“那就套车吧，伙计。我会谢你的。”

“你怎么这样说，好汉！”和蔼的老妇人说。“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

“彼得鲁哈，去套母马吧。”大哥说。

“行。”彼得鲁哈笑道。他立刻从钉子上取下帽子，跑出去套车了。

这当儿，谈话又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来到他们窗下时被打断的地方继续下去。老汉对邻人，也是村长，抱怨他的三儿子，说他过节也不给爹捎点东西回来，倒是给媳妇捎来一块法国头巾。

“年轻人都不服管教了。”老汉说。

“真不服呢！”邻人说。“没办法！聪明过了头。瞧，杰莫奇卡的儿子把老子的胳膊都拧断了。都是那脑子太聪明了，嘿。”

尼基塔听着他们的谈话，望着他们的脸，显然也想参加进去。可是他正忙着喝茶，因此只赞同地点头。他喝了一杯又一杯，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越来越舒服。有好长时间他们总在谈一件事，就是谈分家的坏处。这显然不是漫无目的的闲谈，而是针对这个家庭的，因为二儿子要求分家，他就坐在这里，阴郁地沉默不语。看来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且全家人都很关心，只是碍于面子，他们在外人面前没有涉及自家的私事。终于老汉按捺不住，带着哭腔说，只要他活着，就不允许分家。他说有这样一个家真要感谢上帝，如果把这个家分了，大家就得去讨饭。

“就像马特维耶夫家，”邻人说，“本来多好一个家，分了，现在谁都两手空空了。”

“你也想这样吗？”老汉问他的二儿子。

二儿子没有回答，一时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彼得鲁哈打破了这沉默，他已经套好车，而且回到屋里来待了几分钟，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普尔森有这么一个寓言，”他说，“一位父亲给儿子们一把笤帚，叫他们折断。一下子是折不断的，拆开来一根一根折可就容易了。这事也是一样。”他咧开嘴笑着说。“车套好了！”他又说。

“套好了，那我们就走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分家的事嘛，大爷，你别让步。家业是你挣的，你是一家之主。你去向调解法官上诉。他要管的。”

“真犟，真犟啊！”老汉仍旧如泣如诉地说自己的，“跟他没法和和气气地过。简直变得像魔鬼一样凶！”

这当儿，尼基塔喝完了第五杯茶，还嫌不够，盼望人家给他斟第六杯。但是茶炊里已经没有水了，女主人就没再给他斟，何况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已经站起来穿衣服了。没有办法。尼基塔也站起身来，把他啃过一圈儿的糖块放回糖罐里，用衣襟揩了揩出汗出湿了的脸，去穿大袍去了。

穿好以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向主人道了谢，又告别了一番，从暖和、明亮的屋子里走出去，到了黑暗、寒冷的穿堂——狂风呜呜地直往里灌，雪花从砰砰响的门缝里钻进来铺在地上；最后他来到漆黑的院子里。

彼得鲁哈穿一件皮袄，拉着他的马站在院子当中，笑着背诵普尔森的书里的诗句。他说：“乌云遮盖着天空，暴风雪翻卷飞扬，它像猛兽样咆哮，又像婴儿样哭喊。”

尼基塔一边赞赏地摇头，一边整理缰绳。

老汉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出来，提着灯走到穿堂里，想为他照路，但是灯立刻被风吹灭了。在外面甚至看得出，暴风雪更厉害了。

“嘿，这鬼天气，”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也许走不到了，可是不行，有事啊！已经准备好上路，主人的马也套上了。上帝保佑，我们能走到！”

老汉也在想，这时候不该走，但是他已经劝过客人，客人不肯留下。还多什么嘴啊。“说不定是我老了才这样胆小，人家走得到，”他想。“再说，我们起码可以按时睡觉，省得麻烦。”

彼得鲁哈并没有想到危险，因为这条路和这一带地方他都很熟，此外“暴风雪翻卷飞扬”这句诗鼓舞了他，因为它说的正是现在外面的情景，尼基塔根本不愿意走，然而他早已习惯于听别人的。因此，谁也没有阻拦他们。

五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到雪橇跟前，在黑暗中艰难地判断着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随后爬上雪橇，拿过缰绳。

“前头走！”他喊道。

彼得鲁哈跪在一辆无座雪橇上，放开了自己的马。黄斑枣红公马感觉到它前面是一匹母马，早就在嘶鸣了，这时就紧紧跟上去，于是他们来到街上。他们又从村中走过，仍旧沿着那条路，经过晾着冻硬了的衣服的院子，而衣服此刻已经看不见了；再经过那座板棚，它几乎被积雪掩埋起来，并且不断有雪粉从它的顶上落下；最后经过那几株发出悲鸣声的被风吹弯的柳树，又来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在呼啸翻腾的雪海上。风大极了，以至当它从侧面吹来、使坐在雪橇上的人承受到风力的时候，雪橇就向一侧倾斜，马也偏到一边去。彼得鲁哈让他那匹好母马迈着摇摇摆摆的小跑步在前面带路，并且精神饱满地吆喝着。公马紧紧跟上。

这样走了十来分钟，彼得鲁哈回头喊了一声。因为风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和尼基塔两人都没有听清楚，不过他们猜想一定是到了转弯处了。真的，彼得鲁哈向右转了，本来从侧面吹来的风，又成了顶风，右边雪障后面隐隐有一团发黑的东西。那就是转弯处的树丛。

“好啦，上帝保佑你们！”

“谢谢你，彼得鲁哈！”

“乌云遮盖着天空。”彼得鲁哈大声说着消失了踪影。

“哟，还是个做诗的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着抖了抖缰绳。

“嗯，小伙子不错，地道的庄稼人。”尼基塔说。

他们向前走去。

尼基塔把身子裹好，缩着头，他那不长的胡子就沾在脖子上了。他默默地坐着，极力保存在屋里喝茶时积攒的一点热量。眼前看到的是总叫他产生错觉、以为是被轧平的道路的两根笔直的车辕，公马那晃来晃去的臀部，扎起来、偏朝一边的马尾，再往前是高高的拱轭，摇动着的马头和马脖子，随风飘扬的鬃毛。他偶尔也看见路标，知道他们还走在路上，因此他无事可做。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驾车，他听任公马自己去找路走。公马虽然在村里歇了一口气，还是不高兴跑路，看样子像是偏离了大路，因此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有几次纠正了它。

“右边有一个路标，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数着。“前面就是林子了。”他望着前面发黑的地方想。其实他以为是林子的地方只有一丛灌木。经过这丛灌木又向前走了约二十俄丈，再没有发现第四个路标，林子也没有了。“这就应该是林子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由于刚才喝了酒和茶，他精神来了，不停地扯动缰绳，而驯服的好马就听从他指挥，时而溜蹄，时而小跑，朝着命令它前去的方向跑着，虽然明知这方向根本不对。十分钟过去了，林子依然不见。

“我们又走错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停住马说。

尼基塔默默地下了雪橇，拉着被风吹得一会儿紧裹在他身上、一会儿又翻开来要从他身上飞跑的大袍，在雪地上费力地东走西走。有两三次他完全从视野中消失，终于又走回来，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手中拿去缰绳。

“得往右走。”他严厉而又坚决地说，同时掉转马头。

“往右就往右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交出缰绳以后，就把冻僵的两只手插进袖筒里。

尼基塔没有答话。

“哎，加把劲，亲爱的！”他对公马喊道，但是不管他怎样扯动缰绳，公马只是一步一步走着。

有的地方雪深及膝，公马每走一步雪橇都要猛颠一下。

尼基塔拿起挂在前车的鞭子抽了一下，不习惯挨鞭子的好马向前冲去，跑了起来，但是立刻又换成走步。这样过了大约五分钟。天黑得很，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雪雾迷茫，有时候连拱轭也看不见了。有时候雪橇好像停在一个地方，只是原野向后奔去。忽然间，公马猛地停步，显然感觉到前面情况不妙。尼基塔，又轻轻跳下去，扔了缰绳，往公马前头走去，想看看它为什么站住。他刚想在公马前头迈一步，脚底下一滑，他就溜到陡坡下面去了。

“吁，吁，吁，”他对自己喝道，一面往下滑一面拼命要站住，但是站不住，直到两只脚插进沟底一层厚厚的积雪中才停下来。

挂在陡坡边上的大堆积雪被尼基塔下滑时碰着了，散落在他身上，把他齐衣领埋在雪中……

“嘿，这家伙！”尼基塔对雪堆和深沟责备地说，同时把雪从衣领下抖出来。

“尼基塔，尼基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上面叫喊。

尼基塔没有回答。

他没有工夫，因为他正忙着抖掉身上的雪，然后去找他滑下坡的时候失落的鞭子。找到鞭子以后，他就从滑下来的地方往上爬，但是爬不上去，反倒又滑了下来，他得在下面另找上去的路。离开滑下来的地方三俄丈远，他好不容易才手脚并用地爬上坡去，然后沿沟边向着想必是公马站立的地方走。公马和雪橇他都看不见，不过因为他迎着风走，在看见它们之前已经听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呼喊和公马的嘶鸣。

“来了，来了，嚷什么！”他说。

他走到雪橇跟前才看见公马和站在雪橇旁、像个庞然大物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

“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得往回走。再回到格里什金诺也行啊。”主人生气地对尼基塔说。

“我倒愿意回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可是怎么走啊？这儿一个大沟，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我滑这么一下，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

“咱们也不能站在这儿啊！总得去一个地方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尼基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背对着风坐在雪橇边上，把靴子脱下来，倒掉灌满靴筒的雪，又抓了一点麦秸，仔细从里面塞住左边那只靴子上的一个窟窿。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沉默着，仿佛现在把一切都交给尼基塔去安排了。尼基塔穿好靴子以后，把脚缩回雪橇上，又戴上无指手套，拿起缰绳，让公马沿着沟边走去。他们走了不到一百步，公马又不肯走了。前面又是一道沟。

尼基塔又爬下去，在雪地上乱转。他转了相当长时间，终于出现在与他刚才下去的那边相对的一边。

“安德烈伊奇，还活着吗？”他大声问。

“在这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应道。“怎么样？”

“怎么也弄不清楚。漆黑的。尽是沟。还得顶风走。”

他们又向前走了。尼基塔又一次下去在雪地上乱转一阵，再坐上雪橇，再一次下去转一阵，终于气喘吁吁的在雪橇边站住。

“怎么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唉，我累得不行了！马也走不动了。”

“怎么办呢？”

“嗯，等一会儿。”

尼基塔又走开了，不久就折回来。

“跟我来。”他说着走到公马前头去。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再也不发号施令了，尼基塔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这边来，跟着我！”尼基塔喊着迅速向右走，他抓住公马头上的一根缰绳，把它朝坡下一个雪堆拉去。

公马起初不肯走，后来就向前冲去，想跃过那雪堆，然而没有成功，反倒陷进雪堆里，直埋到颈圈。

“下来！”尼基塔对仍旧坐在雪橇上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喊了一声，然后从下面抓住一根车辕，把雪橇拉到公马跟前。“难啊，伙计，”他对公马说，“有什么办法呢？再加一把劲儿！喔，喔，再来一下！”他喊着。

公马挣扎了一次、两次，仍旧跳不出来，又蹲下去了，似乎在那里沉思默想。

“唉，伙计，怎么不行啦？”尼基塔奚落公马说。“再来一下！”

尼基塔又从这边拉车辕，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那边拉车辕。公马晃了晃脑袋，突然向前一冲。

“来！喔！可别陷下去！”尼基塔喊道。

公马跳了一下，再跳一下，跳第三下以后，终于从雪堆中挣扎出来，站在那里，一面喘粗气，一面抖掉身上的雪。尼基塔想牵着马向前走，可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被两件皮袄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能走路，便又倒在雪橇上。

“让我喘一口气，”他说着解开了他在村里的时候系在皮衣领外面的颈巾。

“这儿不要紧，你躺着吧，”尼基塔说，“我来牵马。”于是他牵着公马，拉着雪橇和雪橇上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向下走了大约十步，又向上走了几步，停下来。

尼基塔停下来的地方不在洼地里，洼地里积满了从岗子上吹下来的雪，停在那儿会被雪埋了。不过这地方多少还有大沟边沿挡住点风。有时候风力似乎弱下来，但是好景不长，而且似乎为了弥补这一休息耗去的时间，暴风又以十倍的力量袭来，撕扯、旋卷得更加凶狠。当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歇了一口气，从雪橇上下来，走到尼基塔身边，想跟他谈谈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就猛地刮过一阵狂风。他二人不由得弯下身子，没来得及说话，只等这阵狂风过去。公马也不由得贴住两耳，晃动脑袋。这阵风刚刮过，尼基塔就脱下无指手套，把它们塞在腰带下面，往手上哈了一口热气，然后去解拱轭上的缰绳。

“你这是干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卸马，还能干什么？我没劲儿了。”尼基塔似乎抱歉地说。

“我们就走不出去了？”

“走不出去了，白折磨马。瞧，宝贝马已经不行了，”尼基塔指着乖乖地站在一旁听命的公马说，它那汗津津的壮健的两肋一起一落地喘着粗气，“得在这儿过夜，”他又说。仿佛打算在车马店过夜，而且动手去解公马的颈圈下的绳子。

颈圈下面的钩子松开了。

“我们会冻死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嘿，要冻死也没办法。”尼基塔说。

六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穿着两件皮袄，因此身上一点也不冷，尤其是在雪堆里折腾了一阵以后。然而，当他领悟到非在这里夜宿不可的时候，他的背上却像有一股寒气流过。为了使自己镇静，他在雪橇上坐下来，并且掏出烟卷和火柴。

这当儿，尼基塔卸了马。他解开马肚带和搭腰，取下缰绳和轭索，旋开拱轭，同时不停地和公马说话，鼓励它。

“喂，出来，出来！”他说着把公马从两根车辕之间拉了出来。“咱们就把你拴在这儿。给你点麦秸，解了嚼子，”他一边说一边这样做。“吃点草你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尼基塔的话显然并没有使公马的心情平静下来，它惊惶不安，一面倒换着蹄子，一面向雪橇这边靠，背对风站定，用头擦尼基塔的袖子。

似乎只是为了表示不辜负尼基塔喂草的盛情，公马有一次突然从雪橇里叼了一束麦秸，但是又觉得现在顾不上吃草，当即抛开，狂风转眼间已将麦秸吹散，并且盖上了雪花。

“现在咱们来做个记号吧。”尼基塔说。他使雪橇正面对着风，又用马的搭腰把两根车辕扎在一起，将它们竖立起来，靠在前车上。“要是咱们给雪埋了，好心人就会看见这两根车辕，把我们刨出来，”尼基塔说着拍了拍无指手套，重新戴上。“老辈人就是这么教的。”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松开皮袄，用下摆挡着风，在一个钢火柴匣上划火柴。由于他的两手发抖，一根根的火柴刚刚划着，还没有送到纸烟跟前，就被风吹灭了。最后，一根火柴总算燃了起来，刹那间照亮了皮袄的毛皮、他的一只手朝里弯的食指上戴的一枚金戒指，还有从被雪覆盖的絮垫下面钻出来的燕麦麦秸。烟点着了。他贪馋地吸了两口，把烟气吞了下去，又从口髭间吐出雾来。他想再吸一口，然而烟卷的火头被风刮跑了，和麦秸朝同一个方向飞去。

不过这几口烟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高兴起来。

“过夜就过夜吧！”他坚决地说。

“等一等，我再做一面旗。”他又说。他拿起刚才从皮衣领上解下来扔在雪橇里的颈巾，脱了手套，站到前车上去，举起双手，够到搭腰，然后将颈巾牢牢地系在搭腰上，靠近一根车辕。

那颈巾立刻狂舞起来，一会儿贴在车辕上，一会儿又大大张开，在风中发出啪啪的响声。

“瞧，多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一边欣赏自己的作品，一边坐到雪橇里去。“两个人挨着暖和些，就是坐不下。”他说。

“我有地方，”尼基塔说，“不过得给马盖上点东西，这宝贝出了一身汗。让我一下。”他说着走到雪橇跟前，伸手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身子底下拉出一个絮垫来。

他把絮垫一叠为二，先拿下皮马套和辕枕，再将絮垫盖在公马身上。

“总要暖和一点吧，小傻瓜。”尼基塔说着又在絮垫上面给公马戴上皮马套和辕枕。做完这件事，他回到雪橇跟前说：“您不要麻袋片吧？麦秸也给我一点。”

尼基塔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身子底下拿了麻袋片和麦秸，走到雪橇背后，在雪地上给自己刨了一个坑，先铺上麦秸，随后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用大呢袍裹好身子，又拿麻袋片盖在上面，靠着为他挡风雪的树皮后座，坐在铺了麦秸的坑里。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对尼基塔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一般说来，他对农民的愚昧无知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准备就寝。

他把雪橇里剩下的麦秸铺平，在腰下垫厚一点，又将两只手插进袖管里，头靠在避风的前车一角。

他不想睡。他躺在那里想，想的不外乎是构成他的生活的唯一目的、意义、快乐和骄傲的事情，即他赚了多少钱，还能赚多少钱；他知道的那些人赚了多少钱，手头有多少钱；他们过去是怎样赚钱的，现在又怎样赚钱，他怎样才能像他们那样再赚一大笔钱。购买戈里亚奇金林对他说来意义重大。他指望着在这上面一下子也许赚到一万。于是他开始估算秋天他看过的那片树林的价值，当时他把两俄亩上的树都数了一遍。

“橡树砍了做雪橇滑木。房架材是现成的。一俄亩还能剩下三十立方俄丈柴火，”他对自己说，“一俄亩至少能赚二百二十五卢布。五十六俄亩呢？五十六乘一百加五十六乘一百加五十六乘十加五十六乘十加五十六乘五。”他发现，共赚一万二千多，不过因为手头没有算盘，他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一万我是不出的，出八千还得扣除林间空地。我再给丈量土地的人一点油水，一百或者一百五吧，他就会给我量出五俄亩的林间空地来。八千那地主也肯卖。我一到就塞给他三千。也许他就软下来了。”想到这里，他用下臂碰了碰衣袋里的钱包。“转弯以后我们是怎么走错的，天晓得！这儿应该有林子和护林小屋。也该听得见狗叫啊。该死的东西，要它们叫的时候它们又不叫了。”他把捂着耳朵的衣领拉开，倾听着。仍旧只听得见风在呼啸，挂在车辕间的颈巾发出啪啪的响声，雪花笃笃地扑打着雪橇的树皮车板。他又把耳朵捂住。

“早知如此，就该留在那边过夜。算了，明天到也一样。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在这种天气人家也不会去。”于是他想起，九日以前屠夫得付给他买阉羊的钱。“他想亲自来，要是我不在家，老婆可不会收钱。太没文化啦。不会应酬。”他接着往下想，于是回忆起他妻子如何应酬不了昨天来他家过节的区警察局局长。“妇道人家嘛！她见过什么？父母在世的时候咱们家像什么样子？不过是个阔乡巴佬，全部财产就是碾米机加车马店。而这十五年来我做了多少事？开了一间小铺、两处酒馆，外加磨坊、粮站，两个田庄出租，还盖了一座带粮仓的铁皮顶房子，”他自豪地想，“可不是父亲在世时候的景况了！如今这一带谁出名？布列胡诺夫。

“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心里总想着生意，拼命干，不像别人——要么懒，要么做蠢事。我一夜一夜不睡觉。不管刮不刮暴风雪都出门。事情就干成了。他们以为钱是开开玩笑就能赚到的。没有那回事，你得出力气，伤脑筋。还得像这样在露天过夜，不睡觉。想得翻来覆去不安稳，”他得意地想道。“他们以为，人有出息是靠运气。瞧，米罗诺夫现在是百万富翁了。到底为什么？干吧。上帝就会赏赐的。只要上帝保佑你健康就行。”

想到自己也能成为像米罗诺夫那样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兴奋起来，很想跟什么人谈谈。但是他找不到人说话……如果能走到戈里亚奇金诺，他就可以跟那位地主谈，说得他晕头转向。

“哟，风刮得这样猛！雪铺得这样厚，天亮了我们也走不出去！”他倾听着阵阵的风声想道，这一阵阵的风猛吹前车，把它吹得弯下来，雪花扑打在树皮车板上。他抬起半个身子向四周望了望：在动荡的白色暗夜中，只看得见公马的黑头，它那盖着在风中摆动的絮垫的脊背，还有绾起来的粗大的马尾。前后左右就只有单调的动荡的白色暗夜了，它时而似乎明亮起来，时而又显得更加黑暗。

“我真不该听尼基塔的话，”他想，“得往前走，总能走出去。哪怕再回到格里什金诺，也好在塔拉斯家里过夜啊。现在你就坐一夜吧。刚才不是想得挺好吗？对了，上帝赏赐给努力干的人，而不赏赐给懒蛋、傻瓜。应该抽支烟！”他坐起来，摸出烟盒，翻过身来趴在雪橇里，用衣襟挡风把火柴划着，可是风找到一条缝，把火柴一根一根都吹灭了。最后他总算燃起一根，点上了烟。他终于达到目的，心里很高兴。虽然那支烟多半让风抽了，他到底还是吸了两三口，因此又高兴起来。他再一次倒在后座上，蒙了头，又开始回忆和幻想，随后完全是突然间迷迷糊糊地打起盹儿来。

忽然像是有东西撞了他一下，把他惊醒了。不知是公马从他身子底下抽了麦秸，还是他心里动了一下，总之，他醒过来，心跳得很快，很剧烈，使他觉得雪橇都在颤动。他睁开眼睛。四周依然如故，只是天似乎亮一点了。“天快亮了，”他想，“也许不久就是早晨了。”然而他立刻又想起，天亮了一点只是因为月亮升上来了。他抬起半个身子，先看看公马。公马仍旧背对着风站在那里，浑身抖颤着。盖满雪花的絮垫有一边掀开了，皮马套也滑到一旁去，洒满雪花的马头和随风飞扬的鬃毛现在看得清楚一些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俯身向车后看了一眼。尼基塔仍旧保持着坐下去的姿势。他身上盖的麻袋片和一双脚都铺上了厚厚一层雪花。“可别冻死了，他身上衣服单薄。还得给他偿命呢。老百姓就是不明事理。愚昧无知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想着，就要把马身上的絮垫拿过来给尼基塔盖上，但是起来或者翻一翻身都很冷，再说他也怕把马冻死。“我把他带来干什么？都怪她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起不称心的妻子，又卧倒在前车的一角他刚才躺过的地方。“叔叔有一次就这样在雪地里坐了一夜，”他回忆起来，“倒也没出什么事。可谢瓦斯季扬是给人家刨出来的。”于是他眼前出现了那情景，“他死了，整个人都冻硬了，就像冰冻猪胴。”

“要是留在格里什金诺过夜，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把衣服紧紧裹在身上，不让皮毛的热气白白跑掉，脖子、膝盖、脚掌，到处都热乎乎的。他闭上眼睛，极力想再入睡。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却再也不能入睡了，反倒觉得精神抖擞。他又开始计算赢利和别人欠他的债，又对自己夸耀一番，很满意自己和自己的景况，不过暗暗袭上心头的恐惧和悔恨——悔恨自己没有留在格里什金诺过夜——现在总来打断他的思路。“躺在条凳上，暖暖和和的，那有多好。”他翻了几次身，极力想把身子摆得舒服一点，少受点风，但是怎么也摆不好。他又抬起半个身子，变换姿势，把脚裹上，闭了眼睛，安静下来。或许是蜷缩着的脚在结实的毡靴里开始作痛，或许是什么地方透风了，他躺了一会儿，又懊恼地想，如果现在他安安稳稳躺在格里什金诺那暖和的屋子里就好了。于是他又起来，翻身，裹身子，重新摆姿势。

有一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他听见远远地有公鸡叫了一声。他高兴极了，掀开皮袄，凝神细听。然而无论他怎样凝神，却听不见什么，只有风在车辕之间呼啸，吹得那颈巾啪啪地响，还有雪花扑打在车板上的声音。

尼基塔一直保持着当晚坐下去的姿势，一动不动。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叫了他两三次，他也不回答。“他没有什么可愁的，准睡着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烦闷地想，同时向雪橇后被厚厚一层雪花覆盖着的尼基塔张望。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折腾了二十来次。他觉得这一夜不会到头了。“现在大概快到早晨了。”有一次他起来向四周眺望，心里这样想。“让我来看看表。解开衣服会冻着。可是如果发现快到早晨了，总会快活一些。那我们就套马。”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内心深处知道，现在不会是早晨。但是他越来越胆怯，因此要向自己证明一下，同时也是欺骗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松开皮袄的扣钩，把手伸进怀里去摸了许久，终于摸到了背心。他好不客易才掏出他那只饰有珐琅花的银表来看。因为没有灯火，什么也看不见。他又趴在雪橇里，就像刚才点烟那样，拿出火柴来划。这回他做得麻利一些了。他摸到一根磷头最大的火柴，一下子就划着了。于是他把表盘放在亮光下面看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才十二点十分。漫漫长夜还在前头。

“唉，夜真长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脊背发凉。他又扣好衣服，蒙头躺在雪橇的一角，打算耐心地等下去。忽然，透过单调的风声，他清楚地听到了一种新的活物的声音。这声音正不紧不慢地一刻刻大起来，大到听得十分清楚的程度，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小下去。毫无疑问，这是一只狼。这只狼就在不远的地方嚎叫，顺风可以清楚地听见它怎样运动它的颚骨，变换着声调。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衣领翻开，仔细倾听。公马也紧张地听着，两只耳朵直动。等到那狼结束了一声嚎叫的时候，公马就倒换了一下蹄子，警惕地打了个响鼻。这样一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不仅无法入睡，而且无法平静下来。不管他怎样努力算他的账，谋划他的生意，陶醉于他的声望、尊严和财富，他心里的恐惧只是增大起来，终于一个念头占了绝对优势，挤掉了一切其他念头，那就是：他为什么不在格里什金诺留宿啊？

“管它林子不林子，不买这林子我的生意也做得挺好。真该留宿的！”他对自己说。“据说，喝醉酒的人经常冻死。我喝酒了啊！”他心里想。于是他留心体察自己的感觉，发现身上开始发抖了，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冷得发抖还是怕得发抖。他试着像先前那样蒙头躺着，但是做不到了。他躺不住，想起来做点事，以此压下心头产生的、他感到自己克制不了的恐惧。他又拿出烟卷和火柴，可是火柴只剩下三根，而且是最差的三根，都划不着。

“见鬼去吧，该死的东西，滚开！”他骂道，连自己也不知道骂谁，然后把揉碎的烟卷扔了。他还想把火柴盒也扔掉，但是中途停下来，把它塞进衣袋里。他忽然非常不安，在雪橇里待不住了。他便爬下去，背风站着，重新低低地系紧他的腰带。

“干吗躺着等死！骑上马走，”他忽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背上有人，马就不会停下来。至于他，”他指尼基塔，“死活一个样！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没有什么舍不下的。我可不然，感谢上帝，我还有的是好日子过呢……”

于是他解了马，把缰绳套在马脖子上，想跨上去。然而两件皮袄加一双长筒靴实在太重，他滑了下来。他就站到雪橇上去，想从那里往马背上跨。然而雪橇在他的重压下晃了一晃，他又摔倒了。最后，第三次，他把马牵到雪橇跟前，小心地踩着雪橇边沿，总算上去了，横趴在马背上。他趴了一会儿，又往前挪了两下，这才把一只脚跨过马背，坐了起来，脚登在皮马套的纵向皮带上。雪橇晃了晃，惊醒了尼基塔，他抬起半个身子，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他似乎说了什么话。

“听你们这些蠢货的话！就这么白白地完蛋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说。接着他就把被风掀开的皮袄下摆塞到膝头下面压住，掉转马头，驱赶它离开雪橇，朝着他以为是树林和护林小屋所在的方向走去。

七

尼基塔盖着麻袋片在雪橇后面坐下来以后，就一直那样坐着，连动也不动。像一切生活在天地间、缺吃少穿的人一样，他有耐性，能够安安静静地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不会感到烦躁不安。他听见主人叫他，但是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想动，也不想回答。虽然因为喝了茶，后来又在积雪上爬了半天，身上还有余热，但是他知道，这点热量维持不了多久，而他又没有力气再用活动来暖身子——他觉得疲乏极了，就像一匹累得停步的马，无论用什么鞭子打它也不能使它再前进一步，于是主人明白了，要使它能够再干活，必须喂它吃草。尼基塔的那只穿着破靴子的脚变得冰凉，他已经感觉不到大脚趾的存在。此外，他的全身也越来越凉。这天夜里他可能会死、甚至必死无疑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不过并不特别令他不快，也不特别令他害怕。这个念头没有特别令他不快的原因是，他这一辈子并非经常过好日子，相反，天天做人家的奴仆，他已经渐渐做不动了。这个念头没有令他特别害怕的原因是，除了他服侍过的像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的主人以外，他总觉得自己今生还隶属于一位主要的主人，就是差他到世上来的那一位，并且知道，他死后将由那一位主人支配，而那一位主人是不会欺侮他的。“舍不得抛下住惯了的人间和习惯了的一切吧？嗯，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也得对新的习惯习惯啊。”

“那是犯罪吗？”他想起自己曾经酗酒，喝掉了许多钱，虐待妻子，骂人，不去教堂做礼拜，不持斋，还有做忏悔的时候司祭指出他干过的一切恶事。“当然是犯罪。那又怎么样，这些罪过是我自找的吗？看来是上帝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嘿，犯罪！那叫我怎么办啊？”

就这样，他起初想到这天夜里他可能会出事，后来却再也不去想了，只顾回首往事，它们不请自来，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时而想起马尔法来找他的情景，雇工们怎样酗酒，自己一次次拒绝喝酒；时而想起这次外出，塔拉斯的屋子，关于分家的谈话；时而想起自己的儿子，公马——它现在披着马衣，暖和了；时而想起主人，他正在雪橇里翻来覆去，弄得雪橇咯吱咯吱响。“我看他自己也后悔不该出这趟门，”尼基塔想，“日子过得那么好，他才不想死呢。不像我们当雇工的。”这些回忆渐渐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脑海里乱成一团，于是他睡着了。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骑到马背上去的时候晃动了雪橇，背靠雪橇后部坐着的尼基塔就被甩开了，滑铁还打了他的脊背一下。他醒过来，不得不改变姿势。他吃力地伸了伸腿、抖掉腿上的雪花，站起身来。这时便有一股难以忍受的寒气穿透他的全身。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想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现在公马用不着的絮垫留给他盖，所以嚷了一句。

然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雪尘中了。

尼基塔独自留下来以后，想了想他该怎么办。去找有人烟的地方吧，他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老地方也不行，因为那里已经铺了一层雪。到雪橇里去，他觉得也暖和不过来，因为他没有东西盖身子，他的大呢袍和皮袄现在一点也不能御寒。他冷得像是只穿着一件衬衣。他毛骨悚然了。“上帝，天父啊！”他说。他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有人听见他说的话，不会弃他于不顾，这使他安心了。他深深叹一口气，头上顶着麻袋片，爬到雪橇里，在主人的位子上躺下。

然而在雪橇里他怎么也暖和不过来。起初他浑身发抖，后来不抖了，他便渐渐失去知觉。是濒于死亡了呢，还是睡去了？他不知道，只觉得自己对两者都同样准备接受。

八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正鞭打脚踢地策马走向他不知为什么以为是树林和护林小屋所在的方向。雪花糊住了他的眼睛，狂风似乎想阻止他前进，然而他向前弯着身子，不断地把皮袄衣襟拉过来塞在他的身子和妨碍他坐的冰凉的辕枕之间，同时不停地策马。马吃力地、然而却是顺从地走向他要它去的地方。

他觉得他一直往前走了五分钟了，可是除去马头和白色的荒原，什么也看不见，除去马耳边和自己的皮衣领边的风的呼啸，什么也听不见。

忽然，在他面前有一团黑黑的东西。他的心高兴得跳起来，他便向这黑东西走去，并且在其中似乎已经看见村里房屋的墙了。然而这黑东西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总在摇摆。这不是村庄，而是长在田埂上的一蓬高高的蒿草，从积雪下钻出来，在狂风中拚命摇摆，风把它压向一边，在其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这蓬被无情的风折磨着的蒿草的情状，不知为什么，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震颤了一下。他连忙驱马向前，因此没有发现，在向这蓬蒿草走过来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方向，现在正驱马走向另一边，而心里还以为是向护林小屋应在的方向走呢。不过马总是向右转，所以他总是把它往左边赶。

前面又有个黑黑的东西了。他高兴起来，满以为这回一定是村庄。不料这又是长着一蓬蒿草的田埂。那枯干的荒草也在拚命抖动，不知为什么叫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害怕。更何况这荒草旁边有被风刮下来的雪花盖得模糊了的马蹄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停下来，弯身仔细一看，的确是盖上一层薄雪的马蹄印，而且不可能是别人的马留下的，只可能是他的马留下的。他显然是在兜圈子，而且范围不大。“我会这么完蛋的！”他想。为了不被恐惧压倒，他更加用力策马，眼睛向白色的雪雾中望去，其间仿佛有些仔细一看又灭了的光点。有一次，他似乎听见狗吠或者狼嚎，不过那声音微弱难辨，以至他不知道究竟是真听见了，还是觉得有那样的声音，但是他停下来，紧张地谛听着。

忽然间，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叫声，脚下的一切便都战栗摇动起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赶紧抓住马脖子，可是连马脖子也在发抖，可怕的叫声也变得更加可怕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有好几秒钟都神魂不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不过是公马仰天长啸了一声，也许是给自己鼓劲，也许是呼救。“呸，该死的东西！吓死我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自言自语说。他明白了恐惧产生的真实原因以后，反倒无法驱散它了。

“得好好想一想，要稳住，”他对自己说，同时却又抑制不住地驱马前行，没有注意到，现在他不是往顺风的方向走，而是往逆风的方向走了。他的身子，特别是裤裆间，由于没有遮拦，又总是碰着辕枕，冻得冰凉，而且疼痛，手和腿都在颤抖，呼吸也时断时续。他看到自己会死在这片可怕的雪原上，没有活路了。

忽然，公马在他的身子下面一跌，陷进雪堆里，并且挣扎着向一侧倒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马背上跳下来，在往下跳的时候扯歪了脚踩着的皮马套，也掀翻了手抓着的辕枕。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刚跳下去，公马就站稳了，它向前一冲，纵了一下，再纵一下，又长啸一声，然后拖着絮垫和皮马套在视野中消失，留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个人在雪堆中。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跟在马后面追去，然而积雪太深，两件皮袄又那样重，他的每一条腿都陷到膝盖以上，走了不过二十步，他已经喘得只好停下来。“树林、阉羊、租金、小铺、酒馆、铁皮顶的房子和粮仓，还有继承人，”他想，“这一切可怎么丢得下啊？这算什么？不行！”他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不知怎的，他想起在风中摇摆的蒿草，他两次从它旁边走过。于是，他突然感到恐惧，甚至不肯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是真实的。他想：“这都是梦吧？”他要清醒过来，但是没法再清醒啦。这是真正的雪，正扑打着他的脸，洒在他的丢失了手套的右手上，把手冻得冰凉；这是真正的荒原，现在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就像那蓬蒿草，等着不可避免即将到来的毫无意义的死。

“圣母啊，教导我们禁欲的圣徒尼古拉啊。”他想起昨天的祈祷、穿金衣的黑面圣像和他卖出去给人敬这圣像的蜡烛，那些蜡烛当即就给他送回来，烛芯刚烧了一点的就被他藏在抽屉里了。现在他求助于这位灵验的圣尼古拉，许下愿要去向他祈祷供蜡烛。不过，毫无疑问，此刻他心里很清楚，那圣像的面孔、法衣、蜡烛、教士、祈祷等等在教堂里十分重要和需要，而在这荒原上对他却爱莫能助，蜡烛和祈祷与他此时的困境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不能丧气，”他想，“得跟着马蹄印往前走，不然连这些印子也要被雪盖住了，”他又想，“它把我带出去，我再把它抓住。不过别忙，太性急反而要倒霉。”他心里虽然是想慢慢走，两条腿却急急忙忙向前奔去，他跑着，不断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在积雪不深的地方，马蹄印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完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我会失去马的踪迹，赶不上马了。”就在这时候，他向前一望，发现一个黑的东西。这是公马，而且不仅只是公马，还有雪橇和系着颈巾的车辕。公马身上的皮马套和絮垫歪在一边，马现在也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而是挨着车辕站着，并且晃着脑袋，因为被脚踩住的缰绳把它的脑袋往下拉。原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陷下去的洼地就是他和尼基塔起先曾经陷下去的那个洼地，公马刚才驮着他往回走，回到雪橇跟前来，而他从公马背上跳下来的地方离开雪橇所在的地方不过五十步远。

九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终于来到雪橇跟前，他抓住雪橇，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歇一口气。尼基塔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但是雪橇里躺着一个东西，上面已经盖了一层白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猜到，这就是尼基塔。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恐惧现在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他还害怕什么，那只是他刚才在马背上，尤其是一个人陷在雪堆里的时候曾经体验过的恐惧的可怕心理状态。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让自己有这种恐惧心理了，为此就得做点事情。首先，他背对着风松开皮袄。等到他歇了一口气以后，他就把皮靴和左手手套里的雪抖出来；右手手套已经丢失，没有希望找到，大概一半已经埋在雪里了。接下去他又低低地系紧腰带，每当他从自己的小铺里走出去买农民用大车运来的粮食以前，他总要这样紧一紧腰带，准备行动。他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公马的一只被缠住的脚放开。他就这样做了，解开缰绳，把公马重新拴在老地方——前车的铁环上，然后走到公马身后，以便把它身上的皮马套、辕枕和絮垫扶正。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雪橇里的那个东西动了起来，从覆盖着它的白雪下面抬起了尼基塔的头。冻得发僵的尼基塔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抬起半个身子，坐了起来，而且有点奇特地在鼻子前面挥着手，就像赶苍蝇一样。他一面挥手一面在说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是叫他。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放下没来得及扶正的絮垫，走到雪橇跟前去。

“你怎么啦？”他问，“你说什么？”

“我要—要—要死啦，就是这话，”尼基塔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说，“我挣的钱你就交给我儿子，给老婆也一样。”

“怎么，冻坏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我觉得死神来了……宽恕我吧，看在基督面上……”尼基塔用哭腔说，两只手仍旧在脸孔前面挥动，就像在赶苍蝇一样。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随后他忽然怀着在成交一笔赚钱的买卖时与人击掌为定的那种决心倒退一步，挽起皮袄袖子，动手清除尼基塔身上的和雪橇里的积雪。清除掉积雪以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连忙解开腰带，把皮袄拉平，推了推尼基塔，然后躺在他身上，不仅用自己的皮袄，同时也用自己的整个热乎乎的身体覆盖着他。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皮袄的衣襟塞在雪橇壁和尼基塔的身体之间，又用自己的两个膝盖压住皮袄的下摆，就这样趴在尼基塔的身上，头顶着前车壁。现在他已经听不见公马的动静和狂风的呼啸了，只倾听着尼基塔的呼吸。尼基塔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然后才大声叹了一口气，动了动身子。

“瞧，你还说你要死了呢。躺着暖和暖和吧，我们就像这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叫他自己万分惊奇的是，往下他说不出话来了，因为眼泪夺眶而出，下颚抖得厉害。他不再说话，只把升上喉头的东西咽下去。“我显然是吓着了，浑身无力。”他想。不过这种浑身无力的感觉非但没有令他不快，反而给予他一种特殊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欢乐。

“我们就像这样。”他对自己说，同时体验到一种特别庄严的感动。他这样默默地躺了相当久，不时用皮袄的毛擦去泪水，又用膝盖压住被风掀起来的右边的衣襟。

不过他非常想对人讲一讲他心里的快乐。

“米基塔！”他说。

“挺好，暖和了。”尼基塔在下面答应道。

“是这样，伙计，我差点完蛋了。那你就会冻死，我也会……”

这时候，他的颧骨又颤抖起来，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他说不下去了。

“没关系，”他想，“我心里明白我知道了什么。”

于是他安静下来。他这样躺了许久。

尼基塔在下面使他觉得暖和，皮袄盖在上面也使他觉得暖和，只是他那在尼基塔的身体两边拉着衣襟的一双手和盖着皮袄又总被风掀开的两条腿渐渐冻僵了。没有手套的右手冻得尤其厉害。然而他既不去想自己的腿，也不去想自己的手，只想着怎样使躺在他下面的雇工暖和过来。

他向公马望过几眼，看见它的背上什么东西也没有，絮垫和皮马套掉在雪地上，应该起来给马盖上点东西。但是他一刻也不肯丢下尼基塔，不肯破坏他现在所处的快乐心境。他现在一点恐惧的感觉也没有了。

“他大概不会露到外面去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是，他要让雇工暖和过来，口气仍旧是夸耀的，好像他谈自己的买卖一样。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躺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并没有注意时间是怎样过去的。起初在他的脑海里浮过暴风雪、车辕、拱轭下的公马的印象，它们都在眼前乱晃。他也想到躺在他下面的尼基塔。接下去有关节日、妻子、区警察局局长、蜡烛箱、在这木箱下面躺着的尼基塔的回忆便渐渐交织在一起了。随后他想到的是买东西卖东西的农民、白色的墙、有铁皮顶的房子——底下躺着尼基塔。然后这一切又都混在一起，这个钻到那个里面，仿佛汇成白昼的光亮的七彩，各种不同的印象汇成一个乌有，他睡着了。他睡了很久，没有做梦，但是黎明前又做起梦来。他觉得自己似乎是站在蜡烛箱旁，吉洪的老婆向他要一支五戈比的蜡烛过节用，他想拿一支给她，但是两只手在衣袋里抽不出来。他想从木箱旁绕过去，可又迈不开腿，新的、刷得干干净净的套鞋长在石头地面上了，脚抬不起也抽不出。忽然，蜡烛箱不再是蜡烛箱了，变成了床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看见自己趴在蜡烛箱上，也就是自己的床上，在自己家里。他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可是他得起来，因为区警察局局长伊万·马特维伊奇就要来了，他得跟伊万·马特维伊奇一起去买林子，或者去把公马身上的皮马套扶正。于是他问妻子：“米古拉夫娜，他没来吧？”妻子回答说：“没有，没来。”他听见有人乘车来到阶前。一定是他。不对，车子过去了。“米古拉夫娜，米古拉夫娜，还没来吗？”“没有。”他躺在床上，还是起不来，而且总在等候，等得心里既害怕又高兴。忽然，令他高兴的事实现了：他等候的人来了，不过并不是区警察局局长伊万·马特维伊奇，而是另外一个人，那正是他等候的人。这个人来了，而且呼唤他的名字，呼唤他的名字的这个人就是命令他躺在尼基塔身上的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感到高兴的是，这个人是来接他的。“我来了！”他快活地喊道，喊声惊醒了他自己。他渐渐醒来，但他已经完全不是入睡时的他了。他要起来，可是起不来；要动一动手，动不了；动一动腿——也不行。他要转过头去——连这都做不到。他觉得奇怪，然而一点也不因此难过。他明白，这是死亡，却一点也不因此难过。他想起，尼基塔躺在他下面，已经暖和过来，还活着。于是他觉得他就是尼基塔，而尼基塔就是他。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而在尼基塔的身体里面。他紧张起听觉，听见尼基塔的呼吸，甚至听见尼基塔的轻微的鼾声。“尼基塔活着。这就是说，我也活着。”他庄严地对自己说。

他又想起钱、小铺、住房、买卖、千千万万个米罗诺夫。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名叫瓦西里·布列胡诺夫的这个人要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情。“还不是因为他不明事理，”他这样想着瓦西里·布列胡诺夫。“过去我不懂，那么现在我懂了。现在不会错了。现在我懂。”他又听见刚才呼唤过他的那个人在喊他。“我来了，我来了！”他的整个身心都在快乐地、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自由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了。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再也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了。

四周仍旧是漫天大雪。夹雪的旋风仍旧打着转儿，把雪花洒到僵死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皮袄上，洒到浑身颤抖的公马身上，洒到只隐约可见的雪橇上，洒到躺卧在雪橇深处、在已经僵死的主人下面的暖和过来的尼基塔身上。

十

黎明前，尼基塔醒了。是一股又开始穿透他的脊背的寒气把他弄醒的。他梦见，他从磨坊拉了一车主人的面粉回来，过小河的时候没走到桥上，把车子陷进泥里去了。他看见自己钻到车子底下去，挺直了脊背把车子举了起来。怪事！车子不动了，竟贴在他的脊背上，他既不能把车子举起来，又不能从车子底下爬出去。“得了吧，”他对那个拿车子压在他背上的人说，“把面袋卸下去！”但是车子越来越冷地压着他。忽然，有个挺特别的东西敲了一下，他完全醒过来，想起了一切。冰冷的车子是趴在他身上的冻死了的主人。敲了一下的是公马，它用蹄子踢了雪橇两下。

“安德烈伊奇，喂，安德烈伊奇！”尼基塔已经预感到真实情况是什么，他绷紧了脊背上的肌肉，小心翼翼地呼唤主人。

然而安德烈伊奇不回答，他的肚子、腿脚都是硬邦邦、冷冰冰、沉甸甸的，像秤砣一样。

“准是死了。愿他进天国！”尼基塔想。

他转动着头，把面前的雪扒到一边去，睁开眼睛。天亮了，风仍在车辕之间呼啸，雪仍在纷纷下落，只是不再扑打雪橇的车壁，而是无声地洒在雪橇上和公马身上，越积越高，而且再也听不见公马有一点动静和一丝气息了。“准是连它也冻死了，”尼基塔想。的确，刚才公马踢了雪橇两下，惊醒了尼基塔，那就是已经完全冻僵的公马在死前要站稳脚跟的最后挣扎了。

“主啊，看样子你来召我啦。”尼基塔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你的神圣意旨。就是叫人害怕。不过人生百年总有一死。那就快一点吧……”于是他又把手藏起来，闭上眼睛，昏昏沉沉的，满以为现在他已经处在濒死状态之中。

第二天午饭时分农民们才在离开大路三十俄丈、离开村庄半俄里的地方用铁铲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和尼基塔刨了出来。

雪堆得比雪橇高了，但是车辕和挂在车辕之间的颈巾还看得见。公马齐腹埋在雪中，背上的皮马套和絮垫歪在一边，周身雪白的站在那里，把僵死的头紧靠在冻硬了的前颈上，两个鼻孔里都结了冰柱，眼睛也挂了霜，结了泪珠一般的冰。一夜之间它瘦了许多，只剩下一架骨头和一张皮。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冻得像冰冻猪胴，农民们把他从尼基塔身上推下去的时候，他仍旧叉开着两条腿。他那双鹞鹰眼结了冰，修得短短的口髭下面的张开的嘴里填满了雪。尼基塔还活着，虽然浑身都冻僵了。人们把他唤醒的时候，他自信已经死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在阳世，而是在阴间。当他听到农民大叫大喊，把冻硬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他身上推下去，把他刨出来的时候，他起初觉得奇怪，怎么在阴间农民也这样叫喊，也有这样的肉身。等到他明白了自己还在这里，在阳世，尤其是感觉到两只脚的脚趾都已冻坏的时候，他竟因此难过，而不是高兴。

尼基塔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他的三个脚趾被切除，其余的都长好了，所以他还能劳动。他又活了二十年，先是当雇工，到了暮年就做了更夫。今年他才在家中死去，像他希望的那样，躺在圣像下面，手里捧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临终时他请求老伴原谅，他也原谅了老伴和箍桶匠的事，同儿孙们一一告别后才死去，真心诚意地高兴能够以一死给儿子和儿媳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同时自己真正得以由这一种令他苦恼够了的生活过渡到他一年年一刻刻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向往的另一种生活中去。他这回真正死去，在那边醒过来以后，情形是好些还是更坏？他在那边是失望了还是找到了他所期待的一切呢？我们大家不久就会知道。

（1895年）

陈馥 译

[1]冬季圣尼古拉节在俄历十二月六日，为圣尼古拉忌辰。

[2]米基特即尼基塔。

[3]尼基图什卡是尼基塔的爱称。

[4]阿林努什卡是厨娘阿林娜的爱称。

[5]斯捷潘内奇是尼基塔的父名，俄国民间有直呼对方的父名以表示尊敬的习惯。

[6]1俄丈合2.134米。

[7]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昵称。

[8]普尔森即伊·伊·保尔森（1825—1898），俄国著名教育家，写过一本《读本》，是通俗读物。

[9]彼得鲁哈是彼得鲁什卡的别名。

[10]红角是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供圣像处，被视为上座。

谢尔盖神父

一

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使大家惊奇的事：一位美男子，公爵，胸甲骑兵团禁卫骑兵连连长，大家都预言，他将被提升为侍从武官，拿稳了随侍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灿烂前程，可是他在与深得皇后宠幸的美丽的宫中女官举行婚礼前一个月，突然呈请退职，断绝了同未婚妻的关系，把自己一处不大的田庄交给了妹妹，进了修道院，想要出家当修士。这件事看来非同寻常，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斯捷潘·卡萨茨基公爵本人，发生这一切是如此合乎自然，他简直不能想像，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别的做法。

斯捷潘·卡萨茨基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禁卫军上校，他死的时候，儿子才十二岁。他临终时嘱咐，不要把儿子留在家里，应该把他送进武备学校[1]。母亲虽然舍不得让儿子离开家，但是她不敢违拗亡夫的遗愿，还是把他送进了武备学校。这位遗孀自己也偕同女儿瓦尔瓦拉移居彼得堡，以便在儿子所在的地方住下来，逢年过节的时候接他回家。

这孩子才华出众，自尊心很强，因此，他各门功课都名列第一，特别是他酷爱的数学，成绩更加拔尖。在队列训练和骑马方面，他也同样名列前茅。虽然他比一般人个子要高，但是长得英俊潇洒。此外，倘不是他性情暴躁，在操行上也是个模范生。他不喝酒，不好色，刚正不阿。唯一妨碍他为人表率的，是他那一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性格。当他怒火爆发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一头野兽。有一次，一个同学拿他收藏的矿物标本开了句玩笑，他差点把这个同学从窗口扔出去。另一次，他差点完蛋：他把一大盘肉丸子扣到庶务官的脸上，向这个军官扑过去，揍他；揍他的原因，据说是他说话不算数，并且当面撒谎。倘若不是校长把这件事遮盖过去，把庶务官逐出校门，他一定要被黜当兵。

他十八岁毕业，进贵族禁卫团当了军官。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皇帝尼古拉·帕夫洛维奇[2]就认识他，进了禁卫团以后，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因此大家预言，他稳可以当上侍从武官。而卡萨茨基也非常想得到这个，这不仅是出于虚荣心，主要是因为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就热烈地，正是热烈地爱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每当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身穿军服、唇髭上有一只鹰钩鼻、蓄着剪短的连鬓胡子、身材颀长、昂首挺胸，健步走进武备学校（他常来看他们），声音洪亮地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卡萨茨基就感到恋人般的狂喜，正如他后来遇到他的意中人所感到的那种狂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对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片痴情更为强烈。他真想有机会向他表露一下自己的无限忠心，甘愿为他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慷慨捐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也知道这种狂热是什么引起的，就故意激发它。他同军校学生一起玩，让他们随侍左右，他对他们一会儿像孩子似的随便，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庄严肃穆。在卡萨茨基最近发生的殴打军官的事情之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对卡萨茨基未置一词，但是当卡萨茨基走到他的身边，他又故作姿态地叫他走开，并且皱紧眉头，举起手指表示威胁。后来，他在临走的时候又说：

“您要明白，一切我都知道，不过有些事我不想知道罢了。但是它们全在这里。”

他指了指心。

然而，当军校毕业生觐见皇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提起这件事，而是像往常一样对他们说，为了他们能够为皇上和祖国效忠，他们有事全可以直接找他，他将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像往常一样十分感动，而卡萨茨基想到过去打庶务官的事，不禁声泪俱下，发誓要鞠躬尽瘁，效忠于敬爱的沙皇。

卡萨茨基进禁卫团以后，他母亲就带了女儿先是搬到莫斯科，后来又搬回农村。卡萨茨基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妹妹。而他留下的那一半，仅够他在那个奢侈讲究的禁卫团里供自己花销。

从外表看，卡萨茨基似乎只是一个仕途得意，而又颇为出色的非常普通的年轻禁卫军人而已，但是他的内心中却进行着复杂而紧张的活动。这种内心活动从他小时候起就似乎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尽善尽美，做出成绩，以博得人们的夸奖和惊叹。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一般功课，他都认真去做，非要得到夸奖，并把他提出来作为大家的表率才肯罢休。一件事达到了目的，就接着做另一件。他就这样在各门功课上都获得了第一。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他的法语会话不够流利，就全力以赴，力争达到掌握法语就像他掌握俄语一样。后来他学习下棋，同样孜孜不倦，终于达到还在军校上学的时候就下得非常出色的水平。

除了效忠沙皇和祖国这个总的人生使命之外，他还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其他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怎样微不足道，他还是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一当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另一目标又立刻呈现在他的脑海，代替了从前的。这种力争出人头地，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力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充满了他的整个生活。为此，当他担任军官以后，他就立志要尽善尽美地精通本职工作，虽然他那抑制不住的暴躁性格积重难返，使他又屡犯军纪，有害于他的上进，但他还是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后来，他在上流社会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自己受的普通教育尚有不足之处，他立志要充实它，于是就坐下来埋头读书，终于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后来他又立意在高等上流社会取得一种卓越的地位，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很快达到了目的：他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所有舞会和某些晚会。但是这一地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习惯于事事领先，而在这件事上他离独占鳌头还差得远。

那时的高等社会，依我看，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四种人组成：一，富有的宫廷显要；二，并不富有，但是在宫闱之内出生和长大的人；三，巴结朝廷显贵的富人；四，既不富有，又非出生宫闱，但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曲意奉迎的人。卡萨茨基不属于前两类。卡萨茨基充其量只能纳入后两类之列。他刚踏入上流社会，便立志要与这个社会的一个女人搞上关系。出乎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快看到，他出入的那个阶层不过是较低的阶层罢了，还有更高的阶层，而在这个高等的宫廷阶层里，他虽然被接纳，但总显得是外人；他们对他彬彬有礼，但是言语态度间往往流露出他们还有自己人在，而他并不是自己人。卡萨茨基想在那里成为自己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或者当上侍从武官（他正等待着这个），或者在这个圈子里结婚。他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这是一位美人和内侍女官，她不仅是他想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自己人，而且是在这个高级圈子里所有身居要职、地位稳固的人努力想要接近的一个女人。这便是科罗特科娃伯爵小姐。卡萨茨基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去追求科罗特科娃小姐，她还异常妩媚，因此他很快就爱上了她。起先，她对他特别冷淡，但是后来突然全都变了，她变得很温存，她的母亲也特别殷勤地邀他到她们家做客。

卡萨茨基提出求婚，被接受了。他感到奇怪：他竟轻易地得到了这样的幸福，而且在她们母女俩的言语态度间又流露出某种特别的、令人奇怪的东西。他太钟情了，他太迷恋了，因此居然没有发现在城里几乎尽人皆知的一件事：他的未婚妻在一年前曾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情妇。

二

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两周[3]，卡萨茨基坐在沙皇村他的未婚妻的别墅里。这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未婚夫陪同未婚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在绿荫如盖的菩提树林荫道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梅丽穿着一件白色的薄纱连衣裙，显得分外姣美。她仿佛是贞洁和爱的化身。她坐着，一会儿低下头，一会儿抬头望望这位魁梧的美男子。卡萨茨基特别温柔和特别小心翼翼地在同她说话，唯恐自己有一个姿势、一句话玷污和亵渎了未婚妻的天使般的纯洁。卡萨茨基属于四十年代（现在已经绝迹）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对自己恣意放纵，内心也不谴责这种行为的不洁，但是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白璧无瑕、守身如玉。对自己圈子里每一个少女的这种白璧无瑕他们是尊重的，也这样来对待她们。男人可以纵情酒色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但是关于女人的那种观点却与现在年轻人的观点截然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把每一个少女都看做是在寻找配偶的雌儿，我看上面的那种观点是有益的。少女们看见把她们这样神化，也就努力去多多少少做个女神。卡萨茨基就抱有对女人的这种观点，而且他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婚妻的。这天，他特别钟情，对未婚妻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肉欲，相反，他脉脉含情地看着她，就像看着一件高不可攀的东西似的。

他伸直自己高大的身躯，两手拄着军刀站在她面前。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全部幸福。这就是您，这就是你，”他怯怯地微笑着说，“给予我的幸福！”

他正处在这样的时期，还不习惯于对人称“你”。在精神上，他感到她高高在上。对这位天使称“你”，他感到害怕。

“由于……你，我才认识到我自己，认识到我比我想像的要好。”

“我早知道这个了。因此我才爱上了您。”

近处响起了夜莺的啼啭，微风过处，嫩绿的树叶在微微摆动。

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她明白他是在感谢她刚才所说的她爱上了他。他走了几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她跟前坐下。

“您知道，你知道，得了，反正一样。我跟你亲近不是无私的，我想建立起跟上流社会的联系，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你，这与你相比是多么渺小啊。为了这个，你不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手。

他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我不生气。”

“是的，你刚才说……”他踌躇了一下，他觉得这么说太无礼了，“你说，你爱上了我，但是，请原谅我，这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使你担忧，使你不安。这是什么呢？”

“对，要么现在，要么永远守口如瓶，”她想，“他反正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决不会走掉。啊呀，倘若他走掉，这该多么可怕呀！”

她用爱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那魁梧、高贵、健壮有力的身躯。现在她爱他胜过爱尼古拉。假如不是皇位，她才不愿意拿这个人去换皇上呢。

“您听我说。我不愿意不诚实。我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您会问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爱过别人。”

她用恳求的姿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一言不发。

“您想知道是谁吗？对，是他，皇上。”

“我们大家都爱他，我想，您是在学校……”

“不，是在后来。这是一时的迷恋，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但是我应该说出来……”

“嗯，那又怎么样呢？”

“不，我不是一般地。”

她用双手蒙住脸。

“怎么？您委身给他了吗？”

她一言不发。

“做了情妇？”

她一言不发。

他跳了起来，脸像死人一样苍白，颧骨抽搐着，站在她面前。他现在想起了，有一次，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在涅瓦大街遇见他，曾向他亲切祝贺[4]。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呀，斯季瓦[5]！”

“别碰，别碰我。噢，多痛苦啊！”

他扭头向屋里走去。在屋里，他遇见了她的母亲。

“您怎么啦，公爵？我……”她看见他的脸以后，不做声了。血猝然涌上了他的脸。

“您知道这事，居然想利用我来替他们遮丑。倘若你们俩不是女人的话，”他在她的头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嚷了一声，便转身跑了出去。

假如他的未婚妻的情夫不是一国之君，他非打死他不可，但这人偏偏是他崇拜的沙皇。

第二天，他就递上假条并呈请退职，同时推说有病，什么人也不见，接着就到乡下去了。

夏天他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度过的，顺便安排一下家务。夏天结束以后，他没有回彼得堡，而是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修士。

他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做事不要这样不留后路。他回信说，上帝的使命高于一切其他考虑，而他已经领悟到这个使命了。只有他妹妹一个人（她也像她哥哥一样骄傲和虚荣心很强）了解他。

她明白，他所以去当修士，是为了比那些想要显示站得比他高的人站得更高。她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他出家就是为了表明，他把别人以及从前他自己供职的时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切都视同粪土，而且他正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从前曾经羡慕过的芸芸众生。然而也不像他妹妹瓦莲卡[6]所想的那样，只有这一种感情在主宰着他。他心中还有另一种瓦莲卡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同骄傲感以及凡事争先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过去他一直把梅丽（未婚妻）想像成圣洁的天使，对梅丽的失望和受到的侮辱是如此厉害，这一切就把他引向绝望，绝望又把他引向哪里呢？——引向上帝，引向在他心中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童年的信仰。

三

在圣母节[7]那天，卡萨茨基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贵族，一个博学的著述家和长老，也就是说，他隶属于由瓦拉希亚[8]沿袭下来的传统——修士必须毫无怨言地服从他选定的领导人和师父。修道院长是著名的阿姆夫罗西长老的徒弟，阿姆夫罗西是马卡里的徒弟，马卡里是列昂尼德长老的徒弟，列昂尼德又是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9]的徒弟。而卡萨茨基就拜这位修道院长为师。

卡萨茨基在修道院除了意识到他那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之外，就像在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中那样，甚至在修道院里，他也竭力争取在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并从中找到乐趣。在禁卫团里，他不仅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军官，而且他做的比上级要求的还多，从而扩大了完美的范围。同样，在修道院里，他也力求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修士：恪尽厥职、克制、谦卑、宽厚、从行动到思想都很清白、顺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品德，或者说美德，减轻了他生活的艰难。修道院靠近首都，参观者不断，修士生活中的许多要求，都是他所不喜欢的，都在诱惑他，但是这一切都被顺从二字化为乌有：说长道短不是我的事，完成规定的职事才是我的本分，不管在圣遗骨[10]旁守灵，在唱诗班唱诗，或者在客舍记账，一切可能产生的疑惑，不管是对什么事情，都被对长老的顺从扫除净尽。倘若不是顺从，他很可能为教堂祈祷的冗长和单调，参观者的熙来攘往，以及师兄弟们的无聊庸俗感到苦恼，但是现在这一切不但都被快乐地忍受了，而且成了他生活中的慰藉和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祷告一天必须听好几遍，但是我知道必须这样。由于知道必须这样，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了乐趣。”长老曾对他说，正如为了维持生命必须有物质食粮一样，为了维持精神生命，也必须有精神食粮——教堂的祈祷。他相信这话是对的，固然，有时候清早他虽然勉强起来参加教堂祈祷，但是这确实给予他无可置疑的安慰和快乐。快乐来自谦卑的意识，以及所作所为和长老的一切规定的毋庸置疑。他的生活的兴趣不仅在于越来越大地驯服自己的意志和越来越谦卑，而且还在于达到基督徒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在最初一段时期他觉得是容易做到的。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了修道院而且毫不惋惜，他也不偷懒。对下属表示谦卑，在他不仅是容易的，而且带给他一种乐趣。甚至战胜淫欲之罪——无论是好色还是淫乱，他做起来也毫不费力。长老特别告诫他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卡萨茨基高兴的是，他并没有犯这个罪。

只有想起未婚妻使他痛苦。不仅是想起，甚至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事，都使他难受。他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所熟悉的那位皇上的宠姬，后来嫁了人，成了贤妻良母。她的丈夫身居要职，既有权，又有势，还有一个改邪归正的美丽的妻子。

在良好的时刻，这些思想并没有使卡萨茨基心烦意乱。当他在良好的时刻想起这些，他反而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些诱惑。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突然在他眼前黯然失色，虽然不能说他不再信仰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他不再看见它，不能再在自己心中唤起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回忆和（说来可怕）对自己贸然出家的悔恨攫住了他整个的心。

对这种状况的拯救是一应职事——工作和从早到晚地整天祈祷。他像平常一样祈祷、跪拜，甚至超过平常，祈祷得更多了，但他只是用肉体在祈祷，没有灵魂。这样的状况常常持续一天，有时候两天，然后自行消失。但是这一天或者两天是可怕的。卡萨茨基感到他已不在自己，也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是处在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在这个时期，他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就是听从长老的教导，守身自持，清静无为，坐以待变。总的说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萨茨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而在这个顺从中自有一种特别的宁静。

卡萨茨基就这样在他出家的第一所修道院里过了七年。在第三年末，他落发为修士司祭，赐名谢尔盖。落发对谢尔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内心事件。他过去在领圣体血时也曾体验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精神振奋；而现在，轮到他来主领祈祷了，主持奉献祈祷居然使他进入一种兴高采烈和深受感动的境界。但是后来这种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次正赶上他处在他常有的这种被压抑的心情下主领祈祷，他感到连这也将消失。的确，这种感情衰退了，但是留下的习惯还在。

总的说来，在修道院生活的第七年，谢尔盖开始感到厌倦了。须要学习的一切和须要做到的一切，他都做到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然而，麻木不仁的状态却越来越严重。也就在这时候，他知道了母亲的死耗和梅丽出嫁的消息。他对这两个消息都漠然置之。他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他出家的第四年，大主教对他特别垂青，为此长老对他说，如果上面有意委派他高级的职务，他是不应该拒绝的。于是修士的虚荣心便在他心中抬头了，而这正是修士们视为大忌的。他被指派到京城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去。他想要拒绝，但是长老命令他接受。他只得接受委派，告别了长老，转到另一所修道院去。

这次调往京都的修道院，在谢尔盖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各种各样的诱惑接踵而至，谢尔盖只好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对付这个。

在过去那所修道院里，女性的诱惑很少使谢尔盖感到痛苦，但是在这里，这种诱惑却以可怕的力量抬头了，甚至取得了某种固定的形式。有一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太太开始来勾引谢尔盖。她跟他攀谈，请他到她家里去做客。谢尔盖严词拒绝了，但他却被自己的愿望的明确性吓了一跳。他非常害怕，因此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长老，除此以外，他为了防范自己，又叫来了自己的年轻的徒弟，克服羞耻向他承认了自己的弱点，并请他看住他，除了祈祷和应做的职事以外，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

除此以外，对谢尔盖的一个很大的促使他犯罪的诱惑是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一个在宗教界飞黄腾达、尘缘未断、八面玲珑的人，谢尔盖对他十分憎恶。无论谢尔盖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克制不了这种反感。他极力忍让，但是内心深处还是谴责他。这种不好的感情终于爆发了。

这事发生在他来新修道院的第二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圣母节那天，大教堂里正在进行彻夜祈祷。来客云集。修道院长亲自主领祈祷。谢尔盖神父站在自己通常站的位置上进行祈祷，也就是说，他正处在他祈祷时经常有的那种内心斗争的状态中，特别是在大教堂，不是由他亲自主领祈祷的时候。他的内心斗争表现在：那些参观者们，先生们，特别是女士们激怒了他。他极力对他们视而不见，不去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一个士兵怎样把人们推开，陪他们进来，女士们怎样互相把修士指给对方看——她们甚至常常指着他和另一位漂亮的修士。他仿佛给自己设了障眼物，除了圣像幛前的烛光、圣像和诵经的人以外，极力对一切视而不见；除了唱和念的祷告词以外，对一切听而不闻，除了那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应该做的事而体验到的忘我境界以外，任何别的感情也不去体会。当他听着和默诵着听过这么多次的祷告的时候，总是体验到这种忘我的境界。

他就这么站着，鞠躬行礼，在需要画十字的时候画十字，内心斗争着，一会儿潜心于冷静的谴责，一会儿又故意什么也不想，心如止水。正在这时候，法衣圣器室执事尼科季姆神父（这人对于谢尔盖神父也是促使他犯罪的一大诱惑——他对修道院长的阿谀奉承，使谢尔盖神父不由得常常要指责他）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深深一鞠躬，说院长叫他到祭坛去。谢尔盖神父整了整法衣，戴上修士帽，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祭坛走去。

“Lise，regardez à droite，c’est lui，”[11]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Où，où？Il n’est pas tellement beau.”[12]

他知道这是在说他。他一面听着，一面像往常受到诱惑时常常做的那样，不断地默祷：“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他低下头，垂下眼睛，走过讲经台，绕过那些身穿法衣、这时正从圣像幛旁走过的唱诗班的领唱们，走进北边的门。他进了祭坛，按照惯例在胸口画着十字，向圣像深深鞠躬，然后抬起头来望了院长一眼。他用眼角看到在院长身旁还站着另一个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的人影，但是没有向他们转过身去。

院长身穿法衣，站在墙边。他从大肚子和肥胖的身体上披的法衣下面伸出短胖的小手抚摩着法衣上的金丝花边，正笑容可掬地和一个军人说话。那军人穿着缀有绣花缩写字、两肩饰有带的御前侍从的将军服。谢尔盖神父用自己的军人的习惯的眼睛一下就看清了这些花字和带。这位将军是他们团从前的团长。现在他显然身居要职，谢尔盖神父立刻发现院长是知道这个的，他正对此感到高兴，因此他那胖胖的红脸映着秃顶，容光焕发。这使谢尔盖神父十分不快，觉得受了侮辱。看院长的意思，把他谢尔盖神父叫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满足一下将军的好奇，正如将军所说，他想看一看他过去的同僚。谢尔盖神父一听这话，更增添了不快。

“非常高兴看到天使般模样的您，”将军伸出手来说，“希望您没有忘记老同事。”

须眉皆白的院长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仿佛对将军所说的话表示赞许，而将军那保养得很好的脸上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笑容，嘴里喷出一股酒味，颊须上散发着雪茄烟的臭气——这一切都惹恼了谢尔盖神父。他向院长再次鞠了个躬，说道：

“法师，您叫我？”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部表情和整个姿态都似乎在问：干什么？

院长说：

“是的，同将军见见面。”

“法师，为了免受诱惑，我已远离尘世，”他说，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您为什么又在这里让我受到这种诱惑呢？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神殿里。”

“走吧，走吧。”院长猛地面红耳赤，皱紧眉头，说道。

第二天，谢尔盖神父请求院长和师兄弟们原谅他的倨傲，但是与此同时，经过一夜的祈祷之后，他决定必须离开这所修道院。他把这事写信告诉了长老，并恳请长老允许他返回长老的修道院。他写道，他感到自己的弱点，没有长老的帮助，他独自一人是抵挡不了这些诱惑的。同时他忏悔自己犯的倨傲的罪。下一次邮班送来了长老的回信。长老在信中写道，他的傲气是一切的根源。长老向他说明，他的怒火所以爆发，因为他的谦卑和不为僧侣们感到的荣耀所动，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傲气；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什么也不需要。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对院长的行为觉得受不了。我为了上帝把一切都视同粪土，他们却拿我像野兽似的展览。“倘若你蔑视荣誉是为了上帝，你就会忍受。你身上的世俗的傲气还没有熄灭。我的孩子谢尔盖，我一面想着你一面祷告。关于你，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像过去一样地生活，要顺从天命。也就在这时候我获悉，过着圣徒生活的隐修士伊拉里翁在他的隐修地死去。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坦宾诺的住持问我，有没有哪位师兄愿意到那里去居住。恰好你在这时候来信。你就到坦宾诺修道院去找派西神父吧，我会写信告诉他的，你请求他允许你占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这倒不是说你可以代替伊拉里翁，但是为了克服傲气，你需要一个隐修的地方。愿上帝祝福你。”

谢尔盖听从了长老的忠告，把他的信给院长看了，求得了他的允许，把修道室和自己的一应物品交给修道院，便动身到坦宾诺隐修院去了。

坦宾诺隐修院的住持是一个非常好的当家人，商人出身，他随和地接纳了谢尔盖，把他安顿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起初给了他一名侍者，后来又听从他的意愿，留下了他一个人。修道室是在山里挖的一个窑洞。伊拉里翁就埋葬在这间窑洞里。窑洞的后室葬着伊拉里翁，前室则有一个铺着草垫的壁龛，供睡觉用，室内有一张小桌和一块搁板，搁板上放着圣像和书。在外面那扇经常关着的门上也钉着一块搁板，一名修士每天一次从修道院里拿来的食物，就放在这块搁板上。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成了隐修士。

四

在谢尔盖隐修生活第六年的谢肉节[13]，邻城里一伙快活的有钱人，有男有女，在吃完春饼、喝过酒之后，决定驾着三套马的雪橇外出郊游。这伙人中有两位律师、一位富有的地主、一位军官和四个女人。女人中一位是军官的太太，另一位是地主的太太，第三位是一个少女，地主的妹妹，第四位是一个离了婚的太太，一个美人，有钱而怪僻，她那乖张的行为常常使全城为之吃惊和不安。

天气好极了，路像地板一样。他们在郊外跑了大约十俄里，便停下来，开始商量往哪儿去：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是通哪儿的？”那位离了婚的美丽的太太马科夫金娜问。

“通坦宾诺，离这儿十二俄里，”向马科夫金娜献殷勤的那位律师说。

“嗯，再往下呢？”

“再往下就经过修道院到Л。”

“就是那位谢尔盖神父住的地方吗？”

“对。”

“卡萨茨基？那位美男子，隐修士？”

“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去找卡萨茨基吧。先在坦宾诺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但是，咱们就来不及回家过夜了。”

“没关系，就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很可能那儿有所修道院的客舍，而且非常好。我替马欣辩护的时候，到那儿去过。”

“不，我要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得了，哪怕您再神通广大，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打赌！”

“行啊。倘若您在他那儿过夜，要我给什么都行。”

“A discrétion.”[14]

“您也得这样！”

“那当然。走吧。”

给车夫们拿来了酒。他们自己则拿来了一箱馅儿饼、酒和糖果。女士们把自己紧裹在白色的狗皮大衣里。车夫们争论了一下由谁领头，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剽悍地侧转身子，把长鞭一扬，一声吆喝——铃声清脆地响起来，滑木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

雪橇轻轻地颠簸着和摇晃着。拉边套的马套着一副镶有金属饰件的套具，马尾巴被高高地绾起，它们平稳地，愉快地飞奔着。像抹了油一般光滑平坦的路面迅速地朝后倒退。车夫不时剽悍地抖动一下缰绳。律师和军官面对面地坐着，跟身旁的马科夫金娜闲扯。而她则裹紧大衣，一动不动地坐着，在想：“千篇一律，一切都叫人恶心：红红的油亮的脸，酒味，烟味，说来说去那一套，思想总也出不了那个圈子，一切都围着‘恶心’二字打转，可是他们还自鸣得意，坚信非这样不可，而且他们可以这样一直活到死。我可不干。我感到无聊。我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把这一切全打乱，翻个过儿。嗯，哪怕像萨拉托夫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好像出去玩时给冻死了。嗯，我们这帮人会怎样做呢？将怎样表现呢？肯定非常卑鄙。大家都只顾自己。而且，我的表现也很可能是卑鄙的。但是我起码长得漂亮。他们都知道这个。那么，那位修士呢？难道他连这个都不懂吗？不可能。这是他们唯一懂得的。就像秋天我跟那个军官学校学生一样，那家伙真蠢……”

“伊万·尼古拉伊奇！”她说。

“什么事？”

“他有多大年纪？”

“谁呀？”

“当然是卡萨茨基。”

“好像四十开外吧。”

“怎么，所有的人他都接见吗？”

“所有的人，不过他并不常常接见。”

“把我的腿盖上。不是这样。您真是笨手笨脚！对了，再裹紧点儿，再裹紧点儿，就这样。别捏我的腿呀！”

他们就这样一直跑到修道室所在地的树林跟前。

她走下雪橇，命令他们走开。他们再三劝阻她，她倒生起气来，命令他们快走。于是雪橇走了，而她，裹着她那件白色狗皮大衣，开始沿小路走去。律师下了雪橇，留下观望。

五

谢尔盖神父闭门隐修已经第六年了。他四十九岁。他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不是素食和祈祷有什么艰难，这算不了艰难，而是内心的斗争，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斗争的根源有二：怀疑和肉欲。而这两个敌人总是一起抬头。他曾经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敌人，其实这二者是相同的。怀疑一消除，淫欲也随之消灭。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魔鬼，一直同他们分别斗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想。“你为什么不赐给我信仰。是的，淫欲，是的，圣安东尼[15]和别的圣徒也曾和淫欲斗争，但是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仰，而我却有这样的没有信仰的时刻和日子。倘若尘世是罪恶的，必须弃绝尘世，那么整个世界，它的全部美，又是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诱惑呢？诱惑？我想逃避尘世的欢乐，在也许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孜孜以求，难道这就不是诱惑吗。”他对自己说，心里不寒而栗，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败类！败类！还想当圣徒哩，”他开始骂自己。接着便开始祷告。但是刚开始祷告，他在修道院里惯常的模样就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戴着修士帽，穿着长袍，道貌岸然。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真相。这是欺骗。但是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骗不了上帝。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笑的人。”于是他掀开法衣的衣襟，望了一眼他那穿着衬裤的可怜的腿，笑了笑。

然后他放下衣襟，开始念经、画十字和鞠躬行礼。“难道这张卧榻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吗？”他念道。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向他低声耳语：“单身的卧榻本来就是葬身之地嘛。虚伪。”于是他在想像中看到了那个曾与他姘居的寡妇的双肩。他甩了一下头，继续念经。他念完戒律，又拿起《福音书》打开来，翻到他反复诵读而且都会背了的地方：“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16]他收起涌上心头的一切怀疑。就像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他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它，以免把它碰倒。眼前的障幕又出现了，他心安了。他重念了一遍自己童年的祈祷：“主啊，带我去，带我去吧。”——于是他不仅感到了轻松，而且还感到快乐和深受感动。他画了一个十字，在铺在窄凳上的褥子上躺下，把夏天穿的法衣枕在头底下。他睡着了，睡得很轻。在梦中，他仿佛听见铃铛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醒了还是仍在梦中。但这时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对，这是很近的敲门声，在敲他的门，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上帝！我在圣徒传中读到，魔鬼常常装扮成女人的模样，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女人的声音，而且声音是那样温柔、畏怯、可爱！呸！”他啐了一口唾沫。“不，这是我的幻觉。”他说，便走到设着诵经台的那个墙角，用正确的、习惯的姿势双膝跪下，在这个下跪的姿势中他找到了快慰。他跪下，头发披散在脸上，他把已经光秃的脑门紧贴在潮湿、阴冷的花条布地毯上。（地板透风。）

……他念着赞美诗，那个小老头皮缅神父对他说过这能驱妖辟邪。他用有力的神经质的两腿轻轻地抬起他那消瘦的很轻的身体，他想继续念下去，但是他没有念，而是身不由己地竖起耳朵在听。他希望能再听到那声音。但是万籁无声。水依旧滴滴答答地从屋顶滴下来，滴到放在房角的小木桶里。外面细雨夹着浓雾，消融着积雪。静静的，静静的。突然窗外响起了沙沙声，而且显然是人的声音——还是那个温柔的、怯生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只能属于一个可爱的女人，这声音在说：

“让我进来吧。看在基督分上……”

仿佛全身的血都涌进了心脏，而且停止不动。他连气都不敢出：“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17]

“我可不是魔鬼呀……”听得出，说这话的嘴巴在微笑。“我不是魔鬼，我不过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迷了路——不是误入迷途，而是真的迷了路（她笑了），我冻坏了，请求一个安身之地。”

他把脸贴近玻璃。神灯反射在玻璃上，到处在闪闪发光。他把手掌贴近脸的两侧，向外仔细张望。浓雾、细雨、树，原来是在右边。她。对，她，一个穿白色长毛皮大衣的女人，戴着帽子，有一张十分可爱、善良、受惊的脸，她就在这儿，离他的脸只有两俄寸，正弯下腰看他，他们的眼睛相遇了，彼此都认出了对方。并不是说他们从前彼此见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他们交换的眼光里，他们（特别是他）感觉到，他们彼此相识，相互了解。交换过这样的眼光以后，再要怀疑这是魔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可爱的、怯生生的女人，那是不可能了。

“您是谁？您来干什么？”他说。

“您倒是开门呀，”她用撒娇似的专横口吻说道，“我冻坏了。跟您说，我迷了路。”

“要知道我是修士，一个隐居修炼的人。”

“哎呀，您就开门吧。您难道要在您祷告的时候让我在窗下冻死吗？”

“您是怎么……”

“我又不会吃了您。看在上帝分上，让我进来吧。我简直冻坏啦。”

她自己也觉得毛骨悚然。她说这话几乎带着哭音。

他离开窗户，望了一眼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说道，画着十字，深深地鞠躬，然后走到门旁，将门打开，进了门廊。在门廊里，他摸着了门钩，开始拔它。他听到门的那一边有脚步声。她正离开窗户向门口走来。“啊呀！”她突然叫了一声。他明白，她是一脚踩到门槛旁的水坑里了。他的手哆嗦着，他怎么也拔不出被门绷紧了的挂钩。

“您倒是怎么啦，让我进来呀。我全身都湿了。我冻僵啦。您净想着拯救灵魂，我可是冻僵啦。”

他把门使劲向身边一拉，拔出了门钩，他没有估计到门的弹力，把门顺手向外一推，碰了她一下。

“啊，对不起！”他说，突然完全变成了很久以前与女士们交往时的惯用口吻。

她听到这个“对不起”以后，微微一笑。“嗯，他还不怎么可怕。”她想。

“没什么，没什么。请您原谅我，”她从他身边走过，说道，“要不是情况这么特殊，我是说什么也不敢惊动您的。”

“请进，”他说，让她从身旁走过。一种他很久没有闻过的优雅的香水的强烈芳香沁入了他的心脾。她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他把外面的门砰地带上，没有挂上门钩，便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他不仅在心中不停地默祷，甚至形诸于色，不由得翕动嘴唇，念念有词。

“请进。”他说。

她站在房间中央，水从她身上滴到地上。她在仔细地打量他，她的眼睛在笑。

“请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您看，我实在没有办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从城里出外郊游，我跟他们打赌，我将一个人从麻雀村走到城里，但是在这儿迷了路，就这样，要不是碰巧遇见您的修道室……”她开始撒谎了。但是他的面容使她发窘，使她没法再说下去，便住了嘴。她意想中的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她所想像的那样的美男子，但是他在她的眼中仍旧非常美。鬈曲的、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端正的、秀气的鼻子，两眼像两枚火炭似的熠熠发光，当他举目直视的时候，使她吃了一惊。

他看出她在撒谎。

“是呀，是这样，”他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眼睛。“我一会儿再到这儿来，您请自便。”

于是他拿下灯，点上蜡烛，向她深深一鞠躬，走了出去，进了隔板后面的小屋。她听见他在那里挪动什么东西。“大概他在用什么东西顶住门，不让我进去。”她想了想，微微一笑。她脱下狗皮白大氅以后，开始取下用发卡卡在头发上的软帽和帽子底下的针织头巾。她站在窗下的时候，根本没有淋湿，她这样说，不过是催促他让她进去的借口。但是她在门旁的确踩了水坑，因此左脚一直湿到小腿肚，皮鞋和高统套鞋里也满是水。她坐到他的床上（一块木板，不过上面铺了一条小毯子），开始脱鞋。这间小小的修道室，她觉得美极了。这间三俄尺宽四俄尺长的窄小房间，像玻璃一样清洁。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她现在坐的，床上方的小搁板上放着书。墙角是一个小小的诵经台。门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皮大衣和法衣。诵经台的上方挂着一张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和一盏神灯。屋里的气味很怪：油味、汗味和泥土味。一切她都喜欢，甚至这味儿。

湿了的两脚，特别有一只脚使她不放心，她开始急急忙忙脱鞋，一面不时露出笑容。她感到高兴的与其说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倒不如说她看到她居然扰乱了这个非常可爱、令人莫名其妙、又怪又招人喜欢的男人的心。“嗯，不理我，那也没什么大了不起。”她自言自语道。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您是这么称呼的吧？”

“您有什么事？”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

“请您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真的，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当真会生病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病了。我全身都湿了，两只脚冰冷冰冷的。”

“请原谅我，”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无法为您效劳。”

“我本来是无论如何不敢惊动您的。我只要等到天亮。”

他没有回答。她听见他在低声地念念有词——显然，他在祷告。

“您不会到这边来吧？”她微笑着问。“要不，我要脱衣服啦，得烤一烤。”

他没有回答，继续在墙的那一边用平静的声音念着祷告。

“对，这才像个人，”她想，费劲地脱着那只咕哧咕哧响的高统套鞋。她拽着鞋，但拽不下来，她觉得这很好玩。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但她知道，他听得见她的笑声，而且这笑声会在他身上取得她预期的效果，因此她笑得更响了，而这个快乐、自然、善良的笑声果然在他身上取得了她想要取得的效果。

“是啊，这样的人是可以爱的。瞧那双眼睛，瞧那张纯朴、高贵和——不管他怎么喃喃地念着祷告——和充满热情的脸！”她想着。“我们女人是骗不了的。还在他把脸贴近玻璃看见我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就看上了我。眼睛亮了一下，便铭刻在心里了。他爱我，喜欢我。对，他喜欢我。”她说，终于脱下了套鞋和皮鞋，开始脱长统袜。要脱袜子——脱掉这双系在吊袜带上的长统丝袜，就必须撂起裙子。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便说道：

“别进来呀。”

但是墙那边没有任何回答。不快不慢的念念有词的声音在继续着，还有一些动作的声音。“大概，他在磕头，”她想，“但是他不会鞠躬告辞的，”她说，“他在想我，就像我在想他一样。他正怀着同样的感情在想着我的这两条腿，”她说，拉下湿漉漉的长统袜，光脚踩在床上，缩起两腿。她双手抱住膝盖坐了不大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这样荒无人烟的隐修院，这样的寂静。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她站起来，把袜子拿到炉子跟前，挂在通风口上。一种特别的通风口。她把它转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迈着光脚回到床上，把腿又蜷起来坐在上面。墙那边已经悄无声息。她瞧了一眼挂在她胸前的小表。已经两点了。“我们那帮人要三点左右来。”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怎么，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这么坐下去吗？多荒唐！我不干。我就叫他来。”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谢尔盖·德米特里奇。卡萨茨基公爵！”

门那边静悄悄的。

“听我说呀，这太残酷了。要不是我有事，我才不叫您哩。我病了。我不知我到底怎么啦，”她用痛苦的声音说道。“哎哟，哎哟！”她扑到床上，呻吟起来。说来也怪，她仿佛真的觉得她浑身无力，全身都疼，她在哆嗦，发高烧。

“听我说呀，帮帮我吧。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啦。哎哟！哎哟！”她解开上衣，露出胸脯，将裸露到肘部的两条胳膊一甩。“哎哟！哎哟！”

这时候，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贮藏室里，不停地祷告。把晚祷文全部念完之后，现在他正一动不动地站着，眼观鼻，鼻观心，在心中作着祷告，不断默诵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

但是他一切都听见了。他听见她脱衣服时绸衫子的窸窣声，听见她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听见她用手给自己搓脚的声音。他感到他意志薄弱，每一分钟都可能毁灭，因此他不停地祷告。他仿佛体验到童话里的英雄一往无前时体验到的那种心情。就这样，谢尔盖听到，感觉到，危险和毁灭就在这里，就在他的上下左右，他只有一眼也不去看她，才能得救。但是想要看一看她的愿望骤然攫住他整个身心。而就在这一刹那，她说道：

“听我说呀，这太不人道啦。我会死的。”

“对，去就去，但是我要像那位神父做的那样，把一只手按在淫妇头上，另一只手放进火盆。但是没有火盆呀。”他回头一看。灯。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火苗上，皱起了眉头，准备忍受，他觉得似乎相当久了竟毫无感觉，但是突然——他还说不上疼不疼和到底有多疼，就皱起了眉头，把手缩了回来，连连甩着手。“不，我干不了这个。”

“看在上帝分上！哎哟，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我要死了，哎哟！”

“那怎么办，我要毁灭吗？那不成。”

“我这就到您那里去，”他说，接着便打开房门，也不看她，就从她身边走过，进了那扇通向门廊的门（他常常在门廊里劈柴），摸着了劈柴的木墩和靠墙的斧子。

“就来，”他说罢就右手拿起斧子，把左手的食指放在木墩上，抡起斧子，一下就砍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以下。手指蹦了起来，比砍断一根同样粗细的劈柴要容易，它翻了个过儿，啪的一声蹦到木墩边上，然后落到地上。

他听见这声音比感到疼痛要早一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奇怪为什么不疼，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和流下的温暖的血。他迅速用法衣的下摆裹住被砍断的指关节，把它紧按在大腿上，回头走进了房门。他在那女人面前站住，垂下眼睛，低声问道：

“您有什么事？”

她望了望他那苍白的脸和左边的抖动着的面颊，她突然觉得羞耻起来。她跳下床，抓起皮大衣披在身上，裹住了身子。

“是的，我觉得疼……我着了凉……我……谢尔盖神父……我……”

他抬起眼睛望着她，眼睛里闪耀着平静的快乐的光，他说：

“好妹妹，你为什么要毁灭自己的不死的灵魂呢？诱惑必须进入尘世，但是诱惑经由他而进入尘世的那个人是有祸的……祷告吧，求上帝宽恕我们。”

她听着他的话，望着他。她突然听到有液体滴下的声音。她低头一看，看见血正从他的手上沿着法衣往下流。

“您把手怎么啦？”她想起了她听到的声音，便拿起灯，跑进门廊，看见地上有一节血淋淋的手指。她回到屋里，脸色比他的还要苍白，她想对他说什么；但是他悄悄地走进贮藏室，随手关上了门。

“请饶恕我，”她说，“我用什么来赎自己的罪呢？”

“走开。”

“让我来给您包扎一下伤口吧。”

“离开这里。”

她匆忙地、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她穿戴好了，裹上大衣，便坐下等候。外面传来了铃铛的声音。

“谢尔盖神父。请您饶恕我。”

“走吧，上帝会饶恕的。”

“谢尔盖神父。我一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别嫌弃我。”

“走吧。”

“请您饶恕我，祝福我。”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可以听见从隔板后面传来的声音，“走吧。”

她号啕大哭，走出了修道室。律师向她迎面走来。

“得了，输啦，没有办法。您坐哪儿？”

“哪儿都行。”

她坐上雪橇，一直到家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年以后，她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18]，在修道院里过着刻苦的生活。她的师父是一位隐修士，名字叫阿尔谢尼，他间或用写信的方式指导她。

六

谢尔盖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七年。起先，人家给他拿来的许多东西他都收下了：有茶，有白糖，有白面包，有牛奶，有衣服，有劈柴。但是日子越往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就越严格，他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后发展到除了一星期一次的黑面包以外，他什么也不要。给他拿来的一切，他都分给了前来求他的穷人。

谢尔盖神父的全部时间都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度过，不是祈祷，就是跟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交谈。谢尔盖神父间或外出，也仅仅是一年两三次到教堂里去，有时，他也外出挑水和砍柴，如果对此有需要的话。

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就发生了很快传遍各地的马科夫金娜事件，她的夜访，此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进修道院。从那时起，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开始大振。来访者越来越多，在他的修道室四周也搬来了修士，建起了教堂和客舍。谢尔盖神父的名声越传越远，而且恰如我们惯常见到的那样，他的名望往往超过了他的事迹。人们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来找他，也有带病人来的，硬说他能治好他们的病。

他第一次治愈病人是在他隐修生活的第八年。这是治好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母亲把他带来找谢尔盖神父，硬要谢尔盖神父把手按在他头上[19]。谢尔盖神父从来没有想到他能治病。他把这种想法认为是犯了倨傲的大罪。但是带孩子来的那位母亲硬是苦苦哀求，在地上磕头求告，她说，为什么他能给别人治病就不肯治好她的儿子呢，她请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行行好。谢尔盖神父认定能治病的只有上帝，她对此的回答是，她只请求他把手按一按，祷告祷告。谢尔盖神父拒绝了，走进了修道室。但是第二天（这事发生在秋天，夜里已经很冷），他走出修道室去挑水，又看到了那个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又听到她同样的哀告。谢尔盖神父想起了那个不义之官的故事[20]，过去他毫不怀疑他必须拒绝，现在他却感到怀疑，而感到怀疑之后，他就开始祈祷，一直祈祷到他在心中拿定主意为止。他拿定的主意是这样的：他必须满足那个女人的要求，因为她的信仰能够救她的儿子；至于他谢尔盖神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上帝选中的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走出去找那母亲，满足了她的愿望，把手按在孩子的头上，开始祷告。

母亲带着孩子走了，过了一个月，孩子居然痊愈了，于是谢尔盖长老（现在人们都这么称呼他）治病如神的名声传遍了四乡。从那时候起，没有一个星期没有病人川流不息地来找谢尔盖神父。他既然没有拒绝这一些人，也就不能拒绝另一些人，于是他便把手按在他们头上，进行祷告，居然许多人痊愈了，于是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

就这样在修道院里过了九年，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十三年。谢尔盖神父已经有了长老的仪表：长长的银髯，头发虽然稀少，但是仍旧黑而鬈曲。

七

谢尔盖神父已经有几个星期在执著地想着一个问题：屈从于这样的地位，他这样做好不好？这个地位与其说是他自己找的，不如说是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长强加给他的。这事开始于那个十四岁的男孩痊愈之后，从那时候起，谢尔盖每月、每周、每天都感到他的内心生活被毁坏了，被一种外在的生活所代替。仿佛有人把他里子朝外地翻了个过儿。

谢尔盖看到，他成了吸引来访者和施主们到修道院里来的工具。正因如此，院方才为他安排了使他能充分发挥效用的条件，例如，人们完全不让他有劳动的可能，为他准备好了他可能需要的一切，而要求于他的仅仅是，他不要剥夺给那些来访者的祝福。为了他的方便，他们替他安排了接见的日子。他们安排了一间男客接待室和一个专供他替来人祝福的地方。这个地方四周围了栏杆，免得那些向他挤过来的女客把他撞倒。倘若说人们需要他，他为了执行基督博爱的信条就不能拒绝人们想要看到他的要求，而避开这些人是残忍的——这一点他不能不同意，但是随着他越来越献身于这样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生活变成外在的了，他心中的活命之泉[21]在日见枯竭，他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人们，而不是为了上帝。

不论他向人们劝谕，还是单纯地祝福，不论他替病人祝祷，还是向人们指破迷津，倾听人们对他的感谢（因为据说，他曾以治病或者规诫帮助过这些人）——对此种种，他不能不感到高兴，他也不能不关心自己工作的后果，以及它对人们的影响。他想，他是一盏点亮的灯，他越是感觉到这个，他就越感觉到他心中燃烧着的上帝的真理之光正在渐渐黯淡和熄灭。“我做的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帝，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这个问题常常折磨着他。对此，他倒不是不能回答，但是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在灵魂深处感到，魔鬼用为人的活动偷换了他为上帝的整个活动。他所以感觉到这个，是因为过去人们打断了他的隐修，使他感到苦恼，而现在他却为他的隐修本身感到苦恼。他对这些来访者感到不胜负担，被他们弄得精疲力尽，但是他在灵魂深处对他们的来访还是高兴的，他高兴地听到那包围着他的一片颂扬。

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决心出走，躲起来。他甚至把一切都考虑好了这事应当怎么办。他给自己准备好了一套农人的衬衫、裤子、褂子和帽子。他借口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布施给那些向他求告的人。他把这套衣服藏在身边，考虑他将怎样穿戴起来，把头发剪短，离开这里。先坐火车离开，坐过三百俄里再下车，然后再沿着一个个村子走。他问过一个当兵的老汉，他是怎么求乞的，人家是怎么布施和留他住宿的。这老汉就告诉他，在哪儿乞求布施和在哪儿借宿好，谢尔盖神父也想照此办理。甚至有一天夜里，他穿好衣服，想要走了，但是他拿不定主意：留下好还是出走好？起先他犹豫不决，后来犹豫过去了，他便习以为常，向魔鬼屈服了。这套农人的服装只是使他回想起他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情而已。

来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留给他修道和祈祷的时间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候，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他想，他就好比那从前有过一泓清泉的地方。“从前曾经有过一股活命之水的纤细的清泉，静静地从我身上流出，流过我的全身。当‘她’（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回想起那一夜和她——现在的阿格尼娅姆姆[22]）诱惑我的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她尝到了那洁净的水。但是从那时候起，水还没有来得及流到一定数量，一群口渴的人就来了，他们你推我搡，互相拥挤。他们把什么都推了进去，剩下了一摊泥浆。”他在难得的头脑清醒的时刻这样想；但是他最惯常的状况是：疲倦和因这疲倦而产生的自我陶醉。

有一年春天，在仲春节[23]前夕。谢尔盖神父在自己的窑洞教堂里作彻夜祈祷。容纳得下的人都进来了，大约二十人左右。这都是些有钱的老爷和商人们。谢尔盖神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让谁进来，却是由一个指定照料他的修士和一个每天从修道院派到他的隐修地来的值日修士挑选的。一大群人，大约八十余名朝圣的香客，特别是一群村妇拥挤在外面，在等候谢尔盖神父出来替他们祝福。谢尔盖神父在主领祈祷，当他唱着赞美诗走出来……走到他的先行者的棺材跟前时，他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有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商人和一名跟在他后面充当助祭的修士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神父！谢尔盖神父！亲爱的！主啊！”一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道。“脸白得像手绢。”

但是谢尔盖神父立刻恢复了常态，虽然他的脸色还十分苍白。他把商人和助祭从身边推开，继续唱着赞美诗。谢拉皮翁神父、助祭，还有教堂差役，以及经常住在隐修地、侍候谢尔盖神父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太太，都齐声恳求他暂停祈祷。

“不要紧，不要紧的，”谢尔盖神父说，在他的胡子底下微微露出一丝微笑，“不要中断祈祷。”

“是的，圣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想。

“真是圣徒！上帝的使者！”他立刻听到身后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那个扶过他的商人的声音。他不听众人劝说，继续主领祈祷。大家又互相拥挤着，穿过甬道，回到了小教堂。在那里，虽然稍许把时间缩短了一点，谢尔盖神父还是把彻夜祈祷做完了。

做完祈祷，谢尔盖神父立刻给在场的人祝了福，然后走出来，走到洞口外一棵榆树下面的长凳前。他想休息一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觉得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刚一出来，人群就向他拥去，请求他祝福，请他指点迷津。这里有一群女香客，她们总是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从一个长老走到另一个长老那里，她们在任何圣地和任何长老面前永远是无限感动。谢尔盖神父深知这是一类司空见惯的、最不虔诚、最冷酷和最矫揉造作的人，其中还有一些云游派旧教徒，他们大都是脱离定居生活的退役士兵；还有一些是贫穷的、大都是爱酗酒的老汉，他们从一个修道院走到另一个修道院，到处流浪，但求一饱；也有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和村妇，带着他们的自私要求，或者要求治病，或者要求为他们的一些最实际的事排忧解难：女儿出嫁呀，承租店铺呀，购买土地呀，或者要求解脱他们睡觉时把孩子无意中压死或是跟人养私生子的罪孽呀，等等。对这一切谢尔盖神父是早就熟悉的，而且毫无兴趣。他知道，他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新东西，这些人在他心中也引不起任何虔诚的感情，但是他仍旧喜欢看到他们，喜欢看见这群需要他，珍视他，需要和珍视他的祝福、他的话的人，因此他一方面把这群人当做累赘，另一方面他又喜欢这群人。谢拉皮翁神父想把他们赶走，说谢尔盖神父累了，但是这时候谢尔盖神父想起了《福音书》上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24]一想到这个，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感动，便说让他们进来吧。

他站起来，走近栏杆。人们都聚集在栏杆近旁。他开始替他们祝福，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连他自己也大为感动。他虽然愿意接见所有的人，但是力不从心：他两眼又一阵发黑，他摇晃了一下，抓住了栏杆。他又感到血涌上了脑袋，先是脸色发白，然后突然满脸通红。

“是啊，看来，只能到明天了。我今天不行啦。”他说，向大家作了一个总的祝福，便向长凳走去。那商人又扶着他，拉着他的手走了过去，帮他坐下。

“神父！”听见人群中喊道。“神父！神父！你不要离开我们！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商人扶着谢尔盖神父坐在榆树下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告奋勇担任起警察的职务，非常坚决地将人们驱散。尽管他说话很轻，谢尔盖神父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是他说话的神气坚决而愤怒。

“滚开，滚开。祝福过就行了嘛，你们还要干什么？走。要不然，说真的，我可要揍啦。得了，得了！那大婶，那个缠黑色包脚布的，走开，走开。你往哪儿钻呀？跟你说，不干了。明天做什么听上帝安排，今天统统完了。”

“大叔，我就瞧一眼他的脸。”一个小老太婆说。

“我让你瞧！往哪儿钻？”

谢尔盖神父发现，商人的态度似乎太厉害了，于是就用衰弱的声音告诉侍者，请他不要把人赶走。谢尔盖神父知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把他们赶走的，他也很希望独自留下，歇会儿。他派侍者去说，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罢了。

“好，好。我不赶他们，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良心，”商人回答，“他们简直要人家的命嘛。他们简直没一点同情心，他们心里只有自己。跟你们说，不行。走。明天。”

商人终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商人如此卖力，是因为他喜欢整饬秩序，喜欢赶人，喜欢对他们为所欲为，而主要是因为他有求于谢尔盖神父。他是一个鳏夫，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有病，还没有出嫁，他跋涉一千四百俄里专程把她带来见谢尔盖神父，是希望谢尔盖神父能治好她的病。他在女儿生病的两年间到处替她延医治病，先是在省城大学区的附属医院里——没有治好；后来又带她到萨马拉省的一个农人那里——稍许减轻了一点；后来又带她到莫斯科的一个医生那里，花了不少钱——仍旧毫无起色。现在他听人说，谢尔盖神父能治病，就把她带来了。因此，商人把所有的人全赶走以后，便走到谢尔盖神父面前，二话没说，就双膝跪下，用大嗓门说道：

“神圣的神父，祝福我的生病的女儿吧，医好她的病痛吧。我大胆拜倒在您的神圣的脚下。”说罢就两手相握，拱手当胸。他做这一切和说这一切，仿佛是在做一件由法律和习俗明确和硬性规定的事情一样，仿佛必须这样，而不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请求治愈他的女儿。他做这事的时候信心十足，甚至连谢尔盖神父也觉得，所有这一切的确必须这样说、这样做才对。不过他还是吩咐他站起来说究竟有什么事。商人说，他的女儿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还没有出阁的闺女，两年前，她母亲得急病死了之后，她也犯了病，哎呀一声，就像他说的那样，从此得了精神病。如今他把她从一千四百俄里以外带到这里，她眼下在客舍等着，谢尔盖神父吩咐带她来她就来。她白天不能出门，怕光，要出来只能在太阳下山以后。

“怎么，她身体很弱吗？”谢尔盖神父说。

“不，她的身子骨倒不特别弱，还挺壮实，据大夫说，她不过是神经衰弱罢了。谢尔盖神父，如果你现在吩咐带她来，我就一口气跑回去。神圣的神父呀，让当爹的心死而复生吧；不要让我断子绝孙哪——请您用祈祷救救我的有病的女儿吧。”

商人又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歪着脑袋，拱手抱拳，长跪不起。谢尔盖神父再次吩咐他站起来，心想自己的工作也真够烦难的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勉为其难。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好，晚上带她来吧。我替她祷告祷告，但是我现在累了。”他闭上了眼睛。“到时候我会派人去找您的。”

商人踩着沙地蹑手蹑脚地退走了，可是皮靴发出的吱吱声反而更响。但他终于走了，剩下了谢尔盖神父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的整个生活不是祈祷就是接待来客，但今天的日子特别艰难。早上是一位从外地来的权贵同他谈了许久。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太太，带着儿子。儿子是一位年轻教授，不信教，而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仰谢尔盖神父。她把儿子带来，硬要谢尔盖神父同他谈谈。话谈得很不投机。年轻人显然不想和修士争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仿佛勉强顺着一个衰弱多病的人似的，但是谢尔盖神父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并不相信上帝，尽管如此，他仍旧十分安闲、自在和平静。现在，谢尔盖神父怏怏不乐地想起了这次谈话。

“吃点东西吧，神父。”侍者说。

“好，随便拿点什么来吧。”

侍者走进了盖在离窑洞洞口十步远的一间小修道室，谢尔盖神父又剩下了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只身独处，样样事自己动手，只用圣饼和面包充饥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人们早就向他证明，他没有权利忽视自己的健康。他们给他吃素的、但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他吃得很少，但是比从前多多了，而且常常吃得津津有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一边吃一边感到厌恶和自觉有罪。现在也同样如此。他吃了点粥，喝了一碗茶，又吃了半个白面包。

侍者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榆树底下的长凳上。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五月的傍晚，白桦、白杨、榆树、稠李和橡树上的叶子刚刚绽开。榆树后面的一丛丛稠李正繁花盛开，尚未凋落。一只夜莺就在近旁，另外两只或者三只，在下面河边的灌木丛里婉转歌唱。很远就可以听到从河那边传来的大概是下工回来的工人的歌声；太阳落到了森林后面，透过层层绿叶，迸溅出万道金光。这一边，是一片璀璨的新绿，那一边，连同榆树，则是一片昏暗。甲虫在飞，又常常摔下，掉到地上。

晚饭后，谢尔盖神父开始默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然后他开始念赞美诗。突然，在念赞美诗中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麻雀，它从树丛里飞下地来，叫着，跳着，蹦到他跟前，不知被什么吓了一跳，又飞走了。他念着祷告，诉说自己脱离尘世的决心，他想快点把它念完，好派人去叫商人把他生病的女儿带来：她引起了他的兴趣。她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种消遣，毕竟是一个新人。再说，她父亲和她都认为他是神的侍者，他的祈祷必定灵验。他虽然矢口否认这点，但是他在灵魂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常常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斯捷潘·卡萨茨基居然成了一名非同凡响的神的侍者，简直成了神医。他成了神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的奇迹，从那个衰弱无力的男孩开始，直到最后一个由于他的祈祷而眼睛复明的老妇人为止。

不论这有多么奇怪，但这毕竟是事实。商人的女儿所以引起他的兴趣，首先因为她是个新人，她信仰他，其次因为他可以在她身上又一次证明他那能治百病的能力和他的声望。他想：“人们不远千里而来，会登报，皇上会知道，欧洲，那个不信上帝的欧洲也会知道。”他突然对自己的虚荣心感到羞惭，于是他又开始祷告上帝。“主啊，上天的主宰，安慰者，真理之灵啊，来吧，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吧，洗涤我们身上的一切污浊，上帝啊，拯救我们的灵魂。把我满身的尘世虚荣污垢清洗掉吧。”他又重复祷告了一遍，他想起，他为这事不知道祷告多少遍了，但他的祷告迄今为止毫无效果：他的祷告为别人创造出奇迹，但是他却不能为自己向上帝求得摆脱这种渺小的情欲。

他想起自己在隐修初期的祷告，那时候，他祈求上帝赐给他纯洁、谦卑和爱，他觉得那时候上帝是垂听他的祷告的，他清白，砍断了自己的手指，他举起那截满是皱褶的断指吻了一下；他觉得那时候他自觉渺小，常常厌恶自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觉得他那时候也曾有过仁爱之心，他想起他是抱着怎样的恻隐之心来欢迎那个来求他的老头，那个来要钱的喝醉酒的兵和她的。但是现在呢？他问自己：他爱什么人吗？他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吗？爱谢拉皮翁神父吗？对今天到过他这里的所有的人他是不是都怀有博爱之心呢？他爱不爱那位年轻学者呢？——他曾那样循循善诱地同这个年轻人谈话，他关心的只是卖弄自己的聪明，显示自己有学问，并不落后。他们爱他，他感到高兴，他需要他们的爱，但是他却不觉得自己爱他们。他现在既没有爱，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听到商人的女儿才二十二岁，他很高兴。他还想知道她究竟漂亮不漂亮？他问她的病情，正是想知道她是不是具有女性的魅力。

“难道我竟这样堕落吗？”他想。“主啊，帮助我，让我恢复原来的样子吧，主啊，我的上帝。”他拱手当胸，开始祷告。夜莺在婉转歌唱。甲虫飞到他头上，在他的后脑勺上爬着，他把它拂落在地上。“他[25]究竟有没有呢？就好像我在敲一座从外面锁着的房子的门……门上挂着锁，我应该是看得见他的。这锁就是夜莺、甲虫、大自然。也许，那个年轻人是对的。”接着，他开始大声祷告，祷告了很久，直到这些想法消失不见，他又感到平静和充满了信心为止。他摇了一下铃，对走出来的侍者说，让商人和他的女儿现在就来吧。

商人挽着女儿的胳膊把她带来了。他把她搀进修道室，便立刻走了。

女儿一头金发，十分白嫩，是一个苍白、丰满、非常矮小的姑娘，她有一张受惊的、孩子般的脸和很发达的女性的体态。谢尔盖神父仍旧坐在洞口的长凳上。当那姑娘走过来，在他身旁停下，他替她祝福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放肆大吃一惊：他竟会这样地打量她的全身。她走过去了，他感到自己好像被螫了一下似的。他从她的面貌看出来，她性欲很强，但是智力迟钝。他站起来，走进修道室。她正坐在凳子上等他。

他走进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我要找爸爸。”她说。

“别怕，”他说，“你哪儿疼呀？”

“我哪儿都疼。”她说，忽然嫣然一笑。

“你的病会好的，”他说，“你祷告吧。”

“祷告什么呀，我祷告过，一点没用。”她一直在微笑。“还是您祷告吧，把手按在我身上。我梦见过您的。”

“怎么梦见过？”

“我梦见过您就这样把手按在我的胸口。”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胸前，“就按在这儿。”

他把右手伸给她。

“你叫什么呀？”他问，全身哆嗦着，他感到他被征服了，淫欲已经脱离了约束。

“我叫玛丽亚。怎么啦？”

她拿起他的手，吻了吻，然后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腰，紧紧地偎依着他。

“你要干什么？”他说，“玛丽亚，你是魔鬼。”

“得啦，没准不要紧的。”

于是她搂着他，同他一起坐到床上。

拂晓，他从屋子里出来，走上了台阶。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父亲一来，她会告诉他的。她是魔鬼。我该怎么办呢？瞧，那就是我用来砍断自己手指的斧子。”他抓起斧子，向修道室走去。

侍者迎上前来。

“您要劈柴吗？把斧子给我。”

他把斧子给了他。他走进修道室，她还躺着，在睡觉。他恐惧地望了她一眼，走进修道室，取下农人的衣服穿好，拿起剪子剪短了头发，就走出去，顺着小道向山脚下的河边走去，他已经四年没有到那里去了。

河边有一条路，他顺着这条路走去，走到吃午饭的时候。中午，他走进黑麦地，在地里躺了下来。傍晚，他来到河边的一个村子。他没有进村，而是向河边的一座悬崖走去。

清晨，离日出大约还有半小时。一切都是灰濛濛、阴沉沉的，从西边吹来一阵阵拂晓前的寒风。“是啊，应当结束了。没有上帝。怎么结束呢？跳河吗？我会游泳，淹不死。上吊吗？对，有腰带，挂在树上。”这好像是可行的，而且很近便，这使他感到一阵恐怖。他想照往常绝望的时候那样进行祷告。但是向谁祷告呀。没有上帝。他用手支着头躺着。他突然感到很困，手再也支撑不住脑袋，便伸直手，将头枕在胳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睡梦只持续了一刹那；他又立刻惊醒，精神恍惚，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

他仿佛看见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在乡下，在姥姥家。一辆马车走到他们跟前，从马车里走出了舅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他蓄着活像铁锹的黑色大胡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帕申卡[26]，她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和一张可怜巴巴的、怯生生的脸。现在给他们这群男孩里送来了这个帕申卡。必须陪她玩，但又实在没意思。她很笨。结果是大家都把她当笑料，硬要她表演她是怎么游泳的。于是她便躺在地板上，表演陆地游泳。大家哈哈大笑，把她当傻瓜。她看见这样便羞得面红耳赤，一副可怜相，可怜得叫人于心不忍，叫人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哭笑不得的、善良的、低声下气的笑容。谢尔盖在回想，这以后，他什么时候看见她的。他再次看见她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他当修士之前。她嫁给了一个地主，这家伙把她的全部家产挥霍得精光，还打她。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小时候就死了。

谢尔盖想起，他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很不幸。后来他又在修道院里看见过她一次，她已经守了寡。她还是老样子——不能说笨，但乏味、渺小、可怜。她是带着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一道来的。她们已经穷了。后来他又听人说，她住在一个小县城里，说她十分贫穷。“我为什么想到她呢？”他问自己。但又不能不想她。“她在哪里？她怎么样了？她还像从前在地板上表演游泳时那样一直很不幸吗？我为什么要想到她呢？我怎么啦？应该结束了。”

他又开始感到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思想，他又开始想帕申卡。

他这么躺了很久，一会儿想到自己那不可避免的结局[27]，一会儿又想到帕申卡。他把帕申卡想像成自己的救星。他终于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走来，对他说：“找帕申卡去吧，去问她你应该怎么办，你的罪孽是什么，你怎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醒了，认定这是上帝显灵，他很高兴，决定照梦中嘱咐他的话去做。他知道她住的那座城市（离此三百俄里），于是他便到那里去了。

八

帕申卡早就不是原来的帕申卡了，而是一个又老又干瘪、满脸皱纹的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一个穷愁潦倒、爱喝酒的小官吏马夫里基耶夫的丈母娘了。她住在女婿最后丢官的那个县城里，并在那里养活全家：女儿、患神经衰弱症的有病的女婿，以及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她靠给商人家的闺女上音乐课所得来养家，每节课收费五十戈比。有时一天四节课，有时一天五节课，因此每月可得大约六十卢布。他们便暂时以此为生，等候补缺。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恳求代为谋职的信寄给所有的亲戚和熟人，其中也包括谢尔盖。但是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是星期六，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正在自己和面做葡萄干奶油面包。这种奶油面包数她爸爸的那个农奴厨子做得最好。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在明天过星期日的时候让外孙和外孙女们吃一顿好的。

她的女儿玛莎正在照看最小的孩子；两个大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学去了。女婿因为夜里没睡，现在刚睡着。昨晚，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很久没有睡，极力劝阻女儿不要对丈夫发火。

她看到女婿是一个弱者，他不会换个样子说话和生活，她看到妻子对他的责备于事无补，因此极力劝说他们，叫他们要心平气和，不要互相埋怨，互相恼恨。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她在生理上就几乎受不了。她很清楚，这样做什么都不会变好，只会变坏。她甚至没有想这个，她只是一看到那副怨气冲天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就像闻到恶臭，听到噪音，看见殴打肉体一样。

她正在洋洋得意地教卢克里亚怎样和面，这时，那六岁的外孙米沙，围着兜兜，迈着罗圈腿，穿着补过的袜子，满脸惊慌地跑进了厨房。

“姥姥，一个挺可怕的老头找你。”

卢克里亚望了一眼外面。

“真的，一个朝圣的香客，太太。”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己的瘦胳膊肘互相对着擦干净了，又将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本来她想到屋去拿钱袋布施五个戈比，但是她接着想起她没有比十戈比银币更小的钱了，于是决定布施一点面包，她回到碗柜旁。但是她突然想起她刚才那么小气，突然脸红了。她一面吩咐卢克里亚切面包，一面就亲自去取外加的十戈比银币。“这是对你的惩罚，”她对自己说，“给双倍。”

她一面道歉，一面把钱和面包都给了那位朝圣的香客，当她布施的时候，她非但没有因自己的慷慨感到自豪，相反，因为给得太少而觉得羞愧。而这位朝圣者是这样仪表堂堂。

虽然他用基督的名义[28]跋涉了三百俄里，衣衫褴褛，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他的头发剪短了，戴着农人的帽子，穿着农人的皮靴，虽然他谦卑地鞠躬行礼，但是他仍旧器宇轩昂，令人注目。但是，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差不多有三十年没见他了，也不可能认识他。

“请别见怪，大爷。也许，您想吃点东西吧？”

他收下了面包和钱。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奇怪他怎么不走，而且老瞧着她。

“帕申卡。我是来找你的。让我进去吧。”

他那美丽的黑眼睛恳求地注视着她，闪着泪花。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凄恻地抖动了一下。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抓住她那干瘪的胸脯，张大了嘴，两眼发直，看着那位香客的脸发愣。

“这不可能！斯乔帕！[29]谢尔盖！谢尔盖神父。”

“对，就是他，”谢尔盖轻声说。“不过不是谢尔盖，也不是谢尔盖神父，而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斯捷潘·卡萨茨基，一个堕落的、罪孽深重的人。让我进去，你帮助帮助我吧。”

“这不可能，您怎么能这样谦卑呢？咱们快进去吧。”

她伸出手；但是他没有握她的手，他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但是带他上哪儿呢？屋子太小。先是分了一间很小的房间给她，跟一个小贮藏室差不多，但是后来连这个小贮藏室她也让给女儿了。现在玛莎正在那里摇着孩子哄他睡觉。

“您坐这儿，我就来。”她指着厨房里的一张长凳对谢尔盖说。

谢尔盖立刻坐下来，并且用显然已经习惯了的姿势把挎包先从一个肩头，然后从另一个肩头卸了下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变得多么谦卑呀，我的天！名气那么大，突然这样……”

谢尔盖没有理她，只是宽厚地笑了笑，把挎包放在自己的脚边。

“玛莎，你知道这是谁？”

接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便悄悄地告诉女儿谢尔盖是什么人，她们俩一起把被褥和摇篮搬出贮藏室，把屋子腾出来让给谢尔盖。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谢尔盖领进了小屋。

“您在这儿先休息休息。请别见怪。我要出去一下。”

“去哪儿？”

“我在这儿有课，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在教音乐。”

“教音乐——这好啊。不过有一点，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来找您是有事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您谈谈呢？”

“我把这个看做是我的福气。晚上行吗？”

“行，不过还有一个请求：别跟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只是对您才开诚相见。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必须这样。”

“啊呀，我告诉女儿了呀。”

“嗯，那就请她别说出去。”

谢尔盖脱下皮靴，躺了下来，在一夜未睡、跋涉了四十俄里之后，立刻睡着了。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回来的时候，谢尔盖正坐在那间小屋里等她。他没有出去吃午饭，只吃了一点卢克里亚给他拿进屋来的菜汤和稀粥。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谢尔盖说。“现在可以谈谈了吗？”

“这样的贵客，我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这份福气？我请了假，没去上课。以后再……我一直想去看您，还给您写过信，可突然这样幸福。”

“帕申卡！请把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当做忏悔，当做我临终前在上帝面前说的话。帕申卡！我不是圣徒，甚至也不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肮脏、丑恶、不走正路而又自命不凡的罪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所有的人都坏，但是我比最坏的人还坏。”

帕申卡先是瞪着眼睛看着他，将信将疑。后来，她完全相信了，便伸出手去摸摸他的手，苦笑着说：

“斯季瓦，你也许夸大了吧？”

“不，帕申卡。我是色鬼，我是凶手，我是一个渎神者和骗子。”

“我的上帝！这是什么话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必须活下去。过去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甚至还教过别人怎么生活，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请你教我。”

“哪能呢，斯季瓦。你在取笑我。你们干吗老取笑我呢？”

“嗯，好，我取笑你。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生活的，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我过的是最肮脏、最丢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上帝惩罚我，也惩罚得对，我生活得很糟，糟透啦……”

“你怎么出嫁的？你跟丈夫是怎么过的？”

“一切都很糟。我出嫁了——爱上了一个人，别提多丢人啦。爸爸不赞成这门婚事。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我出嫁后，本应当好好帮助丈夫，可是我却净用嫉妒折磨他，我没法克制心中的嫉妒。”

“听说，他爱喝酒。”

“可不，我又不会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要知道，这是一种病。他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还常常想起我怎么硬不让他喝。我们吵得可凶了。”

她用她那美丽的、因为回忆而感到痛苦的眼睛望着卡萨茨基。

卡萨茨基想起，人家对他说过，帕申卡的丈夫经常打她。现在，卡萨茨基瞧着她那干瘦的脖子，耳后青筋毕露，头上一簇稀疏的斑白的头发，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

“后来剩下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

“您不是有一座庄园吗？”

“瓦夏[30]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卖了，都……花光了。必须活下去，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我们这些小姐全一样。但是我特别不行，束手无策。就这样花完了最后一文钱，我教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捎带学了点。可是这时候米佳病了，已经读四年级啦，上帝把他带走了。玛涅奇卡[31]爱上了万尼亚——我那姑爷。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只是命不好。他有病。”

“妈，”女儿打断了她的话。“把米沙抱走吧，我总不能劈成两半呀。”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哆嗦了一下，站起来，穿着她那后跟已经磨坏的皮鞋快步走出房门，不一会儿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回来了，这孩子身子往后仰，用小手抓住她的头巾。

“对，我讲到哪儿啦？对了，他在这儿原来有个好差事——上司也很和气，但是万尼亚干不了，便辞职了。”

“他害的什么病？”

“神经衰弱，这是很可怕的病。我们商量过，应当出去疗养，但是没有钱。我老盼着这病过一阵会好。他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不过……”

“卢克里亚！”传来了他那怒气冲冲的、衰弱的声音，“用得着她的时候，总不知道把她支使到哪里去了。妈！……”

“来了，”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又打住了话头，“他还没吃饭。他没法跟我们一起吃。”

她走出去，在那里安排了点事，又回来，一面揩拭着晒黑的瘦瘦的手。

“我就这样过日子。我们总是发牢骚，总是不满，可是，谢谢上帝，外孙和外孙女们都很好，都很健康，日子还过得去。关于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么，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多少挣点钱。过去我因为音乐而苦恼，现在却亏了它。”

她把她的瘦小的手搁在她坐位旁的一只小衣柜上，好像弹练习曲似的用瘦削的手指弹着。

“您教课，人家给您多少钱？”

“有给一个卢布的，有给五十戈比的，也有给三十戈比的。他们对我都很好。”

“怎么样，有成绩吗？”卡萨茨基的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问道。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起初并不相信他提这问题是严肃的，她疑惑地望了望他的眼睛。

“成绩是有的。有一个很好的小姑娘，她爸爸是个卖肉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倘若我是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女人，不用说，凭爸爸的关系，我是能够给姑爷找到差事的。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所以才把他们大家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啊，是啊，”卡萨茨基说，低下了头，“那么，帕申卡，您是怎么参加宗教生活的呢？”他问。

“啊呀，别提了。糟透啦，实在顾不过来，我有时跟孩子们一起斋戒祈祷，也常常去教堂，但是有时就几个月不去。让孩子们去。”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呢？”

“说实话，”她的脸红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去，在女儿和外孙们面前怪难为情的，而新衣服又没有。反正是因为我懒罢了。”

“那么，您在家祷告吗？”

“祷告的，这又能算什么祷告呢，信口念念罢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没有真正的感情，只知道自己糟透了……”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卡萨茨基连连称是，似乎表示赞同。

“来了，来了。”她答应着女婿的叫唤，整了整盘在头上的辫子，走出了房间。

这次，她很久没有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卡萨茨基还像原来那样坐着，两肘支在膝盖上，低下了头。但是他的挎包已经背到背上了。

她拿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白铁灯走了进来，他抬起他那美丽的、疲倦的眼睛望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告诉他们您是谁，”她畏怯地开始说，“我只说我认识您，您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朝圣的香客。咱们吃饭去吧，喝点儿茶。”

“不……”

“那么，我拿到这儿来吧。”

“不，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你，帕申卡。我走了。如果你可怜我，那你就别告诉任何人你看见过我。我以永生的上帝的名义恳求你：别告诉任何人。谢谢你。我真想拜倒在你的脚下，但是我知道这会使你不安的。谢谢你，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祝福我吧。”

“上帝会祝福的。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他想要走，但是她不让他走，给他拿来了一点面包、面包圈和奶油。他全收下了，走了出去。

天黑了。他还没有走过两家房子，她就看不见他了，不过根据大司祭家的狗在向他叫，她知道他正在朝前走。

“我的梦原来应的是这个。帕申卡正是我从前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人。我从前为人们活着，却以上帝为借口；她活着为了上帝，却以为她活着为了别人。是啊，做一件好事，施舍一碗水，不图报答，比我的造福于人们更为可贵。但是我不是也曾有过几分真诚为上帝服务的心吗？”他问自己，他的回答是：“是的，但是这一切都被人世的虚荣玷污了、遮盖了。是的，对于像我这样活着的人，对于人世的虚荣，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要去找他。”

于是他向前走去，就像找帕申卡的时候那样，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同朝圣的男女香客们相遇又分手，凭着基督的名义乞讨一点面包，借宿一宵。间或有悍妇辱骂他，喝醉的农人怒斥他，但是大部分人给他吃，给他喝，甚至还给他一些东西路上吃用。他的老爷的仪表取得了某些人的好感。也有一些人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一个老爷也居然落得一贫如洗，似乎很高兴。但是他的温顺征服了一切人。

他在人家家里找到一本《福音书》，就常常念它，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听了都很感动，并且奇怪，他们听他念，就像听着一个新的、但同时又是早就熟悉了的东西似的。

倘若他能为人们做一点事：出点主意，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或者排难解纷，他也听不到对他的感谢，因为他走了。渐渐，上帝在他的心中出现了。

有一天，他跟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士兵在路上走。一位老爷跟太太坐在一辆套着快马的轻便马车上，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士骑着马，叫住了他们。太太的丈夫和女儿骑马，坐在马车里的是太太和一个显然是来旅行的法国人。

他们叫住了他们，大概是想让这个法国人看看les pèlerins[32]，——这种人由于俄国人固有的迷信，不去做工，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到处流浪。

他们说法语，以为这些人听不懂。

“Demandez leur，”法国人说，“s’ils sont bien sûrs de ce que leur pèlerinage est agréable à dieu.”[33]

他们问了，老太婆们回答：

“全由上帝怎么看了。我们的脚到了，心能不能到呢？”

又问了士兵。他说，因为他一个人无处可去。他们又问卡萨茨基是什么人？

“上帝的奴仆。”

“Qu’est ce qu’il dit？ Il ne répond pas.”[34]

“Il dit qu’il est un serviteur de dieu.”[35]

“Cela doit être un fils de prêtre.Il a de la race.Avez vous de la petite monnaie？”[36]

法国人有零钱。他给大家每人二十戈比。

“Mais dites leur que ce n’est pas pour des cierges que je leur donne，mais pour qu’ils se régalent de thé；[37]茶，茶，”他微笑着，“pour vous，mon vieux，”[38]他说，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卡萨茨基的肩膀。

“基督保佑你们，”卡萨茨基回答，他没有戴上帽子，光着头鞠了一躬。

这次的相遇使卡萨茨基特别高兴，因为他蔑视世俗之见，做了一件最平常，也最容易做的事——谦卑地收下了二十戈比，把它送给了同伴，一个瞎眼的乞丐。世俗之见具有的意义越小，他就越强烈地感觉到上帝。

卡萨茨基就这样过了八个月。到第九个月，他在省城的一家他和香客们过宿的收容所被拘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进了警察署。问他的证件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说，他没有证件，他是上帝的奴仆。他被当做流浪汉给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他在一家富有的农人的垦地上住了下来，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在东家的菜园里做工，还兼教孩子们读书和照顾病人。

（1898年）

臧仲伦 译

[1]这是沙俄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一种军官学校。

[2]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3]这是作者的疏忽。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是在举行婚礼前一个月。

[4]指卡萨茨基同梅丽订婚一事。

[5]斯季瓦是斯捷潘的小名。

[6]瓦莲卡是瓦尔瓦拉的小名。

[7]圣母节在俄历十月一日。

[8]瓦拉希亚，地区名，今已不用，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一七六三年，当时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应当地国王之请，来到瓦拉希亚整顿修道院，并担任德拉戈米尔纳修道院住持，以教规严格著称。

[9]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722—1794），俄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摩尔达维亚的尼亚梅茨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他十七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以苦修和生活严肃著称。曾创立一个特殊的修士团体圣以利亚隐修院。他曾到瓦拉希亚帮助国王整顿修道院。生平著译颇多，在宗教界很有名。阿姆夫罗西、马卡里、列昂尼德均为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长老。

[10]即被教会敬为圣徒的人死后留下的干尸。据说它能显灵，有神效。

[11]法语：丽莎，你往右边看呀，这就是他。

[12]法语：哪儿，哪儿？他也不怎么漂亮嘛。

[13]谢肉节在大斋前一星期，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送冬迎春的节日。

[14]法语：要什么给什么。

[15]圣安东尼（251—357），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修士的始祖。他以苦行和禁欲著称，他生平受过许多女性诱惑，但毫不动摇。

[16]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17]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18]这里的“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是指进修道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正式落发当修女。这是修士（修女）落发的第二级。落发后，由修道院长赐予法名，正式脱离尘世。第一级落发是刚进修道院的时候。最后一级落发是修行多年，道行日深，举行落发仪式后，即遁迹山林，穿上苦行修士服，进行隐修。正教教徒的落发，只剪去一圈头发。

[19]指施行基督教的按手礼：由神父把手按于领受者头上，念诵规定经文，以求得“圣灵”降于其身。

[20]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至六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申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申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21]指迷信中一种能起死回生的活命之水。

[22]即那个曾经诱惑过他的离了婚的太太马科夫金娜。现在她成了修女，名叫阿格尼娅姆姆。

[23]仲春节，东正教在复活节和圣三一节之间的节日。

[24]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十四节。

[25]指上帝。这时，谢尔盖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26]帕申卡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27]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28]指沿途乞讨为生。

[29]斯乔帕是斯捷潘的小名。

[30]帕申卡的丈夫。

[31]即玛莎。玛莎和玛涅奇卡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32]法语：朝圣者。

[33]法语：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坚信他们朝圣是上帝的意愿。

[34]法语：他说什么？他没有回答。

[35]法语：他说他是上帝的奴仆。

[36]法语：也许，这是一个教士的儿子。看得出是好人家出身。您有零钱吗？

[37]法语：不过请您告诉他们，我不是给他们买蜡烛的，是让他们美美地喝点儿茶。

[38]法语：给您，老爷爷。

舞会以后

“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端庄——正是端庄。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姣美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1]，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烈性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像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副钻石头饰[2]，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净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3]的画像上描画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舞会：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来自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完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筋疲力尽，——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衫，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玛祖尔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场，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4]，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尔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衫、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脸蛋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应该说，我不是她跳玛祖尔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5]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6]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尔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兹，她尽管呼吸急促，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Encore’[7]。于是我再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肉体。”

“咦，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还能感觉到她的哩。”一个男客人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涨红了脸，几乎是气冲冲地叫喊道：

“是的，你们现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你们眼里只有肉体。我们那个时代可不同。我爱得越强烈，就越是不注意她的肉体。你们现在只看到腿子、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在我看来，正像Alphonse Karr[8]——他是一位好作家——说的：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身铜打的衣服。我们不是把她脱个精光，而是极力遮盖她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9]一样。嗨，反正你们不会了解……”

“不要听他的。后来呢？”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问道。

“好吧。我就这样净跟她跳，没有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早已累得要命，——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总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演奏玛祖尔卡舞曲，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已经从客厅里的牌桌旁边站起来，等待吃晚饭，仆人拿着东西，更频繁地来回奔走着。这时是两点多钟。必须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一次选定了她，我们沿着舞厅跳到一百次了。

“‘晚饭以后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着她回到她的座位时问她。

“‘当然，只要家里人不把我带走。’她笑眯眯地说。

“‘我不让带走。’我说。

“‘扇子可要还给我。’她说。

“‘舍不得还。’我说，同时递给她那把不大值钱的白扇子。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不必舍不得了。’说着，她从扇子上扯下一小片羽毛给我。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眼光表示我的全部喜悦和感激。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我把那片羽毛塞进手套，呆呆地站在那里，再也离不开她。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她对我说道，一边指着她那身材魁梧端正、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过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的响亮声音。

“瓦莲卡往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Ma chère[10]，劝您父亲跟您跳一跳吧。喂，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女主人转向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器宇不凡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他的脸色红润，留着两撇雪白的à la Nicolas I[11]尖端鬈曲的唇髭和同样雪白的、跟唇髭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两鬓的头发向前梳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和嘴唇上，也像他女儿一样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他生就一副堂堂的仪表，宽阔的胸脯照军人的派头高挺着，胸前挂了不多几枚勋章，此外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肩膀和两条匀称的长腿。他是一位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对于跳舞早已荒疏，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人，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尔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瓦莲卡的优美的身子在他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全厅的人都在注视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不仅欣赏他们，而且受了深深的感动。格外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用裤脚带[12]扣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的靴子，只穿自制的靴子。’我想；所以这双方头靴格外使我感动。他显然有过舞艺精湛的时候，可是现在身体发胖，要跳出他竭力想跳的那一切优美快速的步法，腿部的弹力已经不够。不过他仍然巧妙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重又合拢来，虽说不太灵活，他还能跪下一条腿。她微笑着理了理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地绕着他跳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了。他有点吃力地站立起来，温柔亲热地抱住女儿的后脑，吻吻她的额头，随后领她到我身边，他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我不是她的舞伴。

“‘呃，反正一样，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将佩剑插进刀剑带里。

“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其余的便常常会大股大股地跟着往外倾泻，同样，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把蕴藏在我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释放出来了。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全世界。我也爱那戴着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的胸脯的女主人，也爱她的丈夫、她的客人、她的仆役，甚至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家制皮靴和像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玛祖尔卡舞结束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去用晚饭，但是Б上校推辞说，他明天必须早起，就向主人告别了。我唯恐连她也给带走，幸好她跟她母亲留下了。

“晚饭以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许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经无限地幸福，而我的幸福还是有增无已。我们完全没谈爱情，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我自己，她是否爱我。只要我爱她，在我就尽够了。我只担心一点——担心有什么东西破坏我的幸福。

“等我回到家中，脱下衣服，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出那是决不可能的事。我手里有一小片从她的扇子上扯下的羽毛和她的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她离开之前，我先后扶着她母亲和她上车时，她送给我的。我望着这两件东西，不用闭上眼睛，便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她来：或者是当她为了从两个男舞伴中挑选一个而猜测我的代号，用可爱的声音说出‘骄傲？是吗？’，并且快活地伸手给我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在晚餐席上一点一点地呷着香槟，皱起眉头，用亲热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不过我多半是回想她怎样跟她父亲跳舞，她怎样在他身边从容地转动，露出为自己和为他感到骄傲与喜悦的神态，瞧了瞧欣然赞赏的观众。我不禁对他和她同样发生柔和温婉的感情了。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的兄弟向来不喜欢上流社会，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已经睡了。我看看他那埋在枕头里面、叫法兰绒被子遮住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动了怜爱的心。我怜悯他，因为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服侍我们的农奴彼得鲁沙拿着蜡烛来接我，他想帮我脱下外衣，可是我遣开了他。我觉得他的睡眼惺忪的面貌和蓬乱的头发使人非常感动。我极力不发出声响，踮起脚尖走进自己房里，在床沿坐下。不行，我太幸福了，我没法睡。加之我在炉火熊熊的房间里感到闷热，我就不脱制服，轻轻地走入前厅，穿上大衣，打开通向外面的门，走到街上去了。

“我离开舞会是四点多钟，等我到家，在家里坐了一坐，又过了两个来钟头，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正是谢肉节的天气，有雾，饱含水分的积雪在路上融化，所有的屋檐都在滴水。当时Б家住在城市的尽头，靠近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一头是人们游息的场所，另一头是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的冷僻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才开始碰见行人和装运柴禾的雪橇，雪橇的滑木触到了路面。[13]马匹在光滑的木轭下有节奏地摆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车夫们身披蒲席，穿着肥大的皮靴，跟在货车旁边扑嚓扑嚓行走，沿街的房屋在雾中显得分外高大，——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可爱和有意思。

“我走到Б宅附近的空地，看见靠游息场所的一头有一大团黑糊糊的东西，听到从那边传来笛声和鼓声。我一直满心欢畅，有时玛祖尔卡舞曲还在我耳边萦绕。但这里是另一种音乐，一种生硬难听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随即沿着空地当中一条由车马碾踏出来的溜滑的道路，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走了一百来步，我开始从雾霭中看出那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在上操。’我想，便跟一个身穿油迹斑斑的短皮袄和围裙，手上拿着东西，走在我前头的铁匠一起，更往前走近些。士兵们穿着黑军服，面对面地分两行持枪立定，一动也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重复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铁匠。

“‘对一个鞑靼逃兵用夹鞭刑[14]。’铁匠瞧着远处的行列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朝那边望去，看见两行士兵中间有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向我逼近来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双手被捆在枪杆上面，两名军士用这枪牵着他。他的身旁有个穿大衣、戴制帽的魁梧的军官，我仿佛觉得面熟。受刑人浑身痉挛着，两只脚扑嚓扑嚓地踩着融化中的积雪，向我走来，棍子从两边往他身上纷纷打下，他一会儿朝后倒，于是两名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一推，一会儿他又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一拉，不让他栽倒。那魁梧的军官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始终跟他并行着。这就是她的脸色红润、留着雪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受刑人每挨一棍子，就好像吃了一惊似的，把他的痛苦得皱了起来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直到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这两句话。他不是说话，而是呜咽道：‘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但是弟兄们不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的紧跟前时，我看见站在我对面的一名士兵坚决地向前跨出一步，呼呼地挥动着棍子，使劲朝鞑靼人背上劈啪一声打下去。鞑靼人往前扑去，可是军士们拽住了他，接着，同样的一棍子又从另一边落在他的身上，又是这边一下，那边一下。上校在旁边走着，一会儿瞧瞧自己脚下，一会儿瞧瞧受刑人，他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然后撅着嘴唇，慢慢地吐出来。这一行人经过我站立的地方的时候，我向夹在两行士兵中间的受刑人的背脊扫了一眼。这是一个斑斑驳驳的、湿淋淋的、紫红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的躯体。

“‘天啊。’铁匠在我身边说道。

“这一行人慢慢离远了，棍子仍然从两边落在那踉踉跄跄、浑身抽搐的人背上，鼓声和笛声仍然鸣响着，身材魁梧端正的上校也仍然迈着坚定的步子，在受刑人身边走动。突然间，上校停下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要让你知道厉害，’我听见他用气呼呼的声音说，‘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

“我看见他举起戴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人的紫红的背脊打下棍子。

“‘来几条新的军棍！’他一边吼叫，一边回头观看，终于看见了我。他假装不认识我，可怕地、恶狠狠地皱起眉头，连忙转过脸去。我觉得那样羞耻，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仿佛我有一桩最可耻的行径被人揭发了似的，我埋下眼睛，匆匆回家去了。一路上我的耳边时而响起鼓声和笛声，时而传来‘弟兄们，发发慈悲吧’这两句话，时而又听见上校充满自信的、气呼呼的吼声：‘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同时我感到一种近似恶心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觉得我马上就要把这幅景象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怖统统呕出来了。我不记得是怎样到家和躺下的。可是我刚刚入睡，就又听见和看到那一切，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了。

“‘他显然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起上校，‘如果我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我也就会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致苦恼了。’可是无论我怎样反复思索，还是无法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件事，我直到傍晚才睡着，而且是上一位朋友家里去，跟他一起喝得烂醉以后才睡着的。

“嗯，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了我看到的是一件坏事吗？决不。‘既然这是带着那样大的信心干下的，并且人人都承认它是必要的，那么可见他们一定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于是努力去探究这一点。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探究不出来。探究不出，我就不能像原先希望的那样去服军役，我不但没有进军队供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像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得啦，我们知道您成了什么‘废物’，”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说，“您还不如说：要是没有您，有多少人会变成废物。”

“得了吧，这完全是扯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好，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这一天起衰退了。当她像平常那样面带笑容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广场上的上校，总觉得有点别扭和不快，于是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结果爱情便消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它使得人的整个生活发生变化，走上新的方向。你们却说……”他结束道。

（1903年8月20日作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蒋路 译

[1]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小组，探讨哲学和文学问题，传播先进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

[2]一种金链或绒布带，当中镶一颗宝石，束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3]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是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年的俄国女皇。

[4]有些理发店兼卖手套、领带等。

[5]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6]男舞伴必须给自己选定一个代号，如“温顺”或“骄傲”、“喜悦”或“悲哀”之类，跳舞以前，两个男舞伴由第三者领到女舞伴面前，请她猜测代号，被猜中的就可以跟她跳舞。

[7]法语：再来一次。

[8]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9]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九章：有一次挪亚喝醉酒，光着身子入睡，他的儿子闪和雅弗用衣服给他盖上。

[10]法语：我亲爱的。

[11]法语：尼古拉一世式的。

[12]缝在裤脚口的带子，捆在鞋跟和鞋掌之间的地方，以免人坐下时裤脚往上吊，露出袜子来。

[13]说明春天来到，积雪不深。

[14]沙皇军队中惩罚兵士的笞刑。受罚者行经两排手持鞭条的兵士中间，受每人的抽打。

哈吉穆拉特[1]

我穿过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时节。草地已经割完了，黑麦正要收割。

正是万紫千红、百花斗妍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红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叶草花；傲慢的延命菊花；乳白的、花蕊金灿灿的、浓郁袭人的“爱不爱”花[2]；甜蜜蜜的黄色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郁金香形状的、淡紫的和白色的吊钟花；匍匐缠绕的豌豆花；黄的、红的、粉红的、淡紫的玲珑的山萝卜花；微微有点红晕的茸毛和微微有点愉快香味的车前草花；在青春时代向着太阳发着青辉的、傍晚即进入暮年、变得又蓝又红的矢车菊花；以及那娇嫩的、有点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丝子花。

我采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这时，我看见沟里有一朵异样深红的，盛开的牛蒡花，我们那里管它叫“鞑靼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尔割掉一棵，割草人怕它刺手，总是把它从草堆里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当中。我下到沟里，把一只钻到花蕊中间，在那儿正睡得甜蜜蜜懒洋洋的山马蜂赶走，就开始折花了。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我用来裹手的手巾，——它并且是这样惊人地坚韧，我得一丝丝地把纤维劈开，差不多同它搏斗了五分钟的光景。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来，这时花梗已经破碎不堪，并且花朵也已经不那么鲜艳了。此外，由于它的粗犷和不驯，同花束中娇嫩的花朵也不和谐。我惋惜我白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来好端端地长在自己位置上的，于是我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多么惊人，”我回忆折花时所费的气力，想道，“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

回家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刚刚犁过的黑土田地中间穿过的。我沿着满是尘土的黑土路往上爬坡。犁过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广大，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匀的、还没有耙过的休耕地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犁得很好，整个田地里连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没有，——只见一大片黑色土地。“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残酷的动物啊，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灭了多少种动物、植物。”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得在这片死寂的黑土田地里寻找活的东西。在我前面道路的右边，发现一棵灌木。当我走近了的时候，我认出这棵灌木仍然是“鞑靼花”，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下并且扔掉的那个一样。

这棵“鞑靼花”有三个枝杈。其中一枝已经断掉了，残枝像砍断的胳膊突出着。另外两枝每枝都有一朵花。这两朵花原是红的，现在却变黑了。一枝是断的，断枝头上有一朵沾了污泥的花耷拉着；另一枝也涂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样子，整棵灌木曾被车轧过，过后才站起来，因此它歪着身子站着，但总算站住了。就好像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了五脏，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那消灭了它周围弟兄们的人，决不低头。

“好大的毅力！”我想道，“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像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底。

一个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哈吉穆拉特骑着马走进一座弥漫着芬芳的牛粪炊烟的[3]、没有归顺的车臣人[4]的马赫凯特村。

寺院司仪的紧张歌声刚刚沉寂下去，在混合着牛粪烟味的洁净的山地空气中，从那些分散在挤得像蜂窝似的村舍之间的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正在争吵的男人的粗重的喉音和由山下泉水边传来的妇女和小孩的声音。

哈吉穆拉特是沙米尔[5]部下一个功勋烜赫的州长，他每次出行总是打着自己的旗号，数十名骑技高强的穆里德[6]前呼后拥。现在，他却用风帽和斗篷裹得严严的，步枪在斗篷下面凸出着，随行的只有一个穆里德，他尽可能地不让人家注意，小心翼翼地用他那灵活的黑眼睛注视路上所遇见的老百姓的面孔。

哈吉穆拉特到了村子中间，他不走那通往广场的大街，却向左转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走到巷子里第二家，在山腰间挖成的土屋前面，他四下里望了望，就停住了。廊檐下没有一个人影，可是在屋顶上，在刚用黏土抹过的烟囱后面，躺着一个盖着皮大衣的人。[7]哈吉穆拉特用鞭子把戳了戳那个睡在屋顶上的人，并且用舌头弹了一个响。一个老人从皮袄底下抬起身来，他戴着睡帽，穿着油光光的破旧半截棉袄。老人的眼睛没有睫毛，发红而湿润；他不住地眨着眼，想把眼睛睁开。哈吉穆拉特说了一句“谢梁 阿列孔”[8]照例问候的话之后，就把脸露出来了。

“阿列孔 谢梁。”[9]老头子认出是哈吉穆拉特，瘪嘴巴微笑着说；于是用两条精瘦的细腿站了起来，两只脚放进摆在烟囱旁边的木后跟的鞋子里。穿好了鞋，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进一件皱皱巴巴的光板皮袄的袖筒里，脸冲外从靠在屋顶的梯子上爬下来。老头子一边穿衣裳，一边下梯子，那长在打皱的、晒黑了的、细长的脖颈上的脑袋不住摇晃着，瘪嘴巴不住地念叨着。下到地上，他殷勤地牵着哈吉穆拉特的马缰绳和扶着右边的马镫子，但是哈吉穆拉特的敏捷茁壮的穆里德很快就下了马，把老头子推开，代替他做这件事。

哈吉穆拉特下了马，微微地瘸着腿，走到廊檐下面。从门里迎面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一对黑得像熟透了的莓子似的亮晶晶的眼睛惊奇地盯视着来者。

“跑到寺院里去叫你父亲。”老头子吩咐他说，一边跑到哈吉穆拉特前面，替他把那轧轧作响的土屋的门推开。哈吉穆拉特一走进去，就有一个穿青裤子、黄衬衫外罩红棉袄的、纤瘦的中年妇人拿着坐垫从里屋走出来。

“欢迎你光临。”她说道，一面弯着腰把坐垫放在外屋墙边让客人坐。

“祝你的儿子们长命百岁。”哈吉穆拉特回答道，一面把斗篷、步枪和长刀取下来交给老头子。

老头小心地把枪和刀挂在主人的武器旁边，武器两旁挂着的两个大盆，在泥得光滑、刷得雪白的墙上闪闪发光。

哈吉穆拉特整一整背后的手枪，走到那个妇人安放的坐垫跟前，拢紧了束腰无领的袍子[10]，坐到垫子上。老头在他对面跪坐在自己的赤裸的脚后跟上，闭上眼，手心朝上举起两手。哈吉穆拉特也是这样做。然后他们俩一齐念祷词，两手抹过自己的脸，抹到胡须末端便合起掌来。

“涅 哈巴尔？”哈吉穆拉特向老头子问道，意思是说：有什么消息？

“哈巴尔 遥克（没有消息）。”老头回答道。他那发红的、没有生气的眼睛，不看哈吉穆拉特的脸，而是看着他的胸脯。“我住在养蜂场里，今天刚到这儿瞧看儿子。他都知道。”

哈吉穆拉特明白老头子不愿说出他所知道的、并且是哈吉穆拉特所需要知道的那件事情，于是就微微地点一点头，不再问什么。

“好消息一点没有，”老头子开口了，“有消息，不过是兔子们老是开会，商量怎样赶走老鹰。而老鹰呢，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上星期俄罗斯狗崽子在米其茨基村放火烧干草垛，应该撕碎他们的狗脸，”老头子恶狠狠地哑着嗓子说道。

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进来了，他那有力的两腿迈开大步在屋里土地上无声地走着，也像哈吉穆拉特一样，取下斗篷、步枪和长刀，身上仅留着短剑和手枪，自己把这些东西挂在哈吉穆拉特挂武器的那些钉子上。

“他是谁？”老头指着进来的人，问哈吉穆拉特。

“我的穆里德，他的名字叫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说道。

“好的。”老头子说道，指着哈吉穆拉特身旁的毡子让他坐下。

埃尔达尔坐下来，盘着腿，他一声不响，用他那一对美丽的羊眼睛注视着正在谈话的老头。老头讲他们的弟兄们上星期捉住两个俄国兵；打死一个，另一个送到韦坚诺村沙米尔那里。哈吉穆拉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瞅着门，细听外面的动静。在土屋前面的廊檐底下有脚步声，门吱扭一声打开了，主人走了进来。

土屋的主人名叫萨多，四十来岁，留一撮小胡须，长鼻梁，眼睛也同那十五岁的小孩——他儿子的一样黑，虽然没有那么亮；这个小孩也跑着跟他父亲一同走进屋子，靠着门坐下。主人在门口脱掉木鞋，把磨光了的旧皮帽推到好久没有剃、长满了黑头发的脑袋后面，立刻就在哈吉穆拉特的对面盘腿坐下。

他也同老头子一样，闭上眼睛，手心向上捧起，念了祷词，两手抹过脸，这才说话。他说沙米尔有命令叫拦截哈吉穆拉特，活捉或是打死，沙米尔的差人昨天才离开这里；又说老百姓不敢违抗沙米尔，所以要当心才是。

“在我家里，”萨多说，“只要我活着，没有人会惹我的库纳克[11]的。然而在野外会怎样？这是要想一想的。”

哈吉穆拉特凝神地听着，附和地点着头。等萨多说完，他说：

“好的，现在要派个人给俄国人送信。我的穆里德可以去，不过要有一个向导。”

“我打发我的弟弟巴塔去，”萨多说，“去叫巴塔。”他对儿子说。

男孩仿佛被弹簧弹起来似的，跳起敏捷的腿，甩开两手，很快地走出了屋子。约莫十分钟后，他同着一个车臣人转了回来，这人的皮肤晒得漆黑，青筋绷起，短腿，身上穿的黄色束腰无领袍开了缝，袖子破了边，靴筒子耷拉着。哈吉穆拉特同新进来的人问过好，不说废话，就简单地说：

“你可以领我的穆里德到俄国人那里去吗？”

“可以，”巴塔高兴地快声说，“一切都办得到。除了我，没有一个车臣人走得过去。让别人去的话，一切都满口答应，但结果什么都办不到。可是我能。”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酬谢你三个卢布。”哈吉穆拉特伸出三个指头说道。

巴塔点头表示他已经明白，但又加添说，他并不稀罕钱，而是诚心诚意替哈吉穆拉特效劳。山上的人都知道哈吉穆拉特怎样打过俄罗斯的猪猡们。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绳是长的好，话是短的好。”

“好，我就闭住嘴。”巴塔说。

“阿尔贡河转弯的地方，峭壁对面，树林中有一块空地，有两堆干草垛；你知道吗？”

“知道。”

“那儿有我的三个骑兵在等我。”哈吉穆拉特说。

“阿伊雅[12]。”巴塔点头说道。

“你问汗-马戈马。汗-马戈马知道做什么和说什么。把他领到俄国的长官沃龙佐夫公爵那里。能领到么？”

“领得到。”

“领了去再领回来。能办到吗？”

“办得到。”

“领了去，然后回到那树林子里，我就到那儿等着。”

“一切都能做到，”巴塔说道，一面站了起来，两手贴近胸口，走了出去。

“还要派一个人到格希村[13]去，”巴塔走后，哈吉穆拉特对主人说。“在格希村要这样……”他握着胸前一个子弹囊，正要说话，忽然看见两个女人走进屋子，他立刻放下手，停住不说了。

一个是萨多的妻子，就是那个放坐垫的瘦瘦的中年妇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红裤子，绿上衣，银币缀成的胸帘遮满了胸脯。在她两肩之间，瘦瘦的背后拖着一条不长的、然而又粗又硬的黑辫子，辫梢系着一个银卢布；像她父亲和弟弟一样，黑得像莓子似的眼睛，在年轻的、竭力装作严肃的脸上愉快地闪光。她不朝着客人们看，但是有客人在那里，显然她是感觉到的。

萨多的妻子拿进来一个矮矮的小圆桌，上面放着茶、饺子、油煎饼、干酪、玉蜀黍饼（一种做得很薄的馍）和蜂蜜。女孩子拿着盆、水罐和手巾。

女人们穿着平底红鞋轻轻地走动着，把拿来的东西摆在客人面前，——这当儿，哈吉穆拉特和萨多都沉默着，而埃尔达尔老是用他那对羊眼睛注视着盘着的腿，木雕泥塑似的一动不动。当女人们走了出去，她们的软软的脚步声在门外完全消失之后，埃尔达尔才松了口气；而哈吉穆拉特也才从胸前取出一个子弹囊，从囊里取出一颗子弹，又从子弹底下拿出一个卷成小筒筒的字条。

“把这交给我的儿子。”他说道。

“回信送到哪里？”萨多问道。

“送给你，你再送给我。”

“办得到，”萨多说道，一面把字条接过来放到自己胸前的子弹囊里。然后，他拿起水罐，把盆移到哈吉穆拉特面前。哈吉穆拉特把袖子卷到筋肉凸出的白手腕上，两手伸到萨多从罐里倒出来的冰冷透明的水流底下。用清洁的粗布手巾擦过手后，哈吉穆拉特就移近食物跟前。埃尔达尔也同样地做了。当客人吃饭时，萨多坐在他们对面，对他的光临再三地表示感谢。坐在门口的男孩子，光闪闪的黑眼睛老是盯着哈吉穆拉特，微笑着，好像用他的微笑来证实父亲的话。

虽然哈吉穆拉特一昼夜多没吃东西，但他仅仅吃了不多的馍、乳酪，又从短剑底下抽出一把小刀，挖了点蜜抹在馍上。

“我们的蜂蜜很好。今年的蜜，比往年又多又好。”老头说，看样子他很满意哈吉穆拉特吃了他的蜜。

“谢谢。”哈吉穆拉特说，就离开了饭桌。

埃尔达尔本来还想吃，但是他也像他的穆里师德一样，离开了饭桌，拿起盆和水壶递给哈吉穆拉特。

萨多知道，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哈吉穆拉特的，因为自从沙米尔同哈吉穆拉特决裂后，曾经告示车臣尼亚全体居民不得收留哈吉穆拉特，违者处以极刑。他知道，村民随时都可能知道哈吉穆拉特住在他的家里，并且可能要求他交出。但是这不仅不能使萨多发慌，反而使他高兴。萨多认为保护这位客人是他的义务，虽然这要付出他的性命；他并且因为做了应当做的事而自喜，自豪。

“只要你住在我家，只要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肩膀上，就没人敢来惹你。”他对哈吉穆拉特反复地说。

哈吉穆拉特看了看他的放光的眼睛，明白这是实话，颇为庄严地说道：

“祝你快乐而且长寿。”

萨多默默地把手贴到胸前，对这句吉利话表示感激。

萨多关上窗扉，把壁炉里的干树枝子点着，他怀着特别愉快而兴奋的心情从客室里出来，走进住着他的全家的那部分住处。女人们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在他们客室里留宿的危险的客人。

二

在这同一夜里，离哈吉穆拉特宿夜的村庄大约十五俄里的沃兹德维任斯克前线要塞里，有三个士兵和一个班长从堡垒里出来，向恰赫吉林峡那边走去。士兵们都是当时高加索士兵的装束：身穿短皮大衣，头戴高统皮帽子，肩头斜挎着打成卷的军大衣，脚上是高过膝盖的大皮靴。荷枪的士兵们先是顺着林中道路走，走了五百来步，就离开道路向右转，皮靴踏着枯叶沙沙地响，向右走了二十来步，就在一棵折断了的梧桐树旁边停下来，它的黑色树干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见。斥候通常就是派到这棵梧桐树附近的。

士兵们在树林里走着的时候，明亮的星星像是沿着树梢奔跑，现在星星停住了，在光秃秃的树枝之间亮晶晶地发光。

“多谢这儿干燥。”班长帕诺夫说，一边从肩上取下带刺刀的步枪，锵锵作响地把它靠在树身上。三个士兵也这样做了。

“本来是有的——丢了，”帕诺夫气愤愤地咕噜着，“不是忘了带来，就是丢在路上了。”

“你找什么？”一个士兵问道，他的声音洪亮而愉快。

“烟袋锅儿，——鬼晓得它丢到哪儿去了！”

“烟袋杆还有吗？”洪亮的声音问道。

“烟袋杆，这不是！”

“就在地下抽怎样？”

“嗯，在哪儿抽？”

“我们马上就弄好。”

在斥候的时候抽烟是禁止的，但是斥候几乎不能算为斥候了，倒像是前线的哨兵了，他们不过是派来防备山民偷偷地把大炮向前推进并向堡垒射击，他们以前常常是这样干的，因此帕诺夫认为不必禁止自己抽烟，于是就答应了那个快活的士兵的建议。快活的士兵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开始挖地。挖好了一个小坑，把它弄平整了，把烟袋杆的一端放在小坑里，再往小坑里放满了烟草，按紧了它，于是烟袋锅儿就做成了。划着火柴，火光一瞬间照亮了那个趴在地上的士兵的颧骨宽大的面孔。烟袋杆吱吱地响起来，帕诺夫嗅到了燃着的烟草的香味。

“弄好了吗？”他站起来问道。

“当然弄好了。”

“阿夫杰耶夫真能干！小调皮鬼。让我来试试！”

阿夫杰耶夫侧卧着，让出地方给帕诺夫，一面由嘴里吐出烟来。

帕诺夫趴倒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烟袋杆，开始抽起来。

过完了烟瘾，士兵们就开始闲谈。

“听说连长又拿公家的钱了。大约是赌输了。”一个士兵拉着懒洋洋的腔调说。

“他会还的。”帕诺夫说。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军官。”阿夫杰耶夫肯定地说。

“好军官，好军官，”那个开头谈话的人闷声闷气地说，“依我说咱们连应该找他谈谈：既然拿了，就要说个明白，拿多少，什么时候还。”

“连里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帕诺夫离开了烟袋，说道。

“对啦，团体是一个巨人。”阿夫杰耶夫肯定地说。

“你瞧，要买燕麦，春天来了又要补皮靴，处处得用钱，他竟把钱拿走了……”那个不满意的人坚持说。

“我说，随便连里怎么办，”帕诺夫重复说，“他借了还，还了借，已经不止一次了。”

当时在高加索，各连都是自己选出人来管理财务的。每连由国库照每人六个半卢布领了款子，就自给自足：种白菜，割草，有自己的马车，炫耀自己连部的肥马。连部的款子存在箱子里，钥匙由连长掌管，所以常发生连长从箱子里取钱挪用的事。现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士兵们所谈的也就是这件事。那个阴郁的士兵尼基京想要求连长公布账目，然而帕诺夫和阿夫杰耶夫都认为没有必要。

帕诺夫抽过后，尼基京也抽了烟；他把军大衣铺在身下面，倚着树坐下。士兵们安静了。仅仅听见风高高地在头上吹动着树梢。忽然从这不断的静静的微响中听见豺狼的嚎叫、哭泣和狞笑。

“你听，这可恶的东西叫喊的。”阿夫杰耶夫说。

“这是它们在笑你呢，笑你的嘴脸长歪了。”第四个士兵用尖细的乌克兰口音说道。

周围又寂静了，只有风吹树枝，时而把星星遮着，时而又露出。

“怎么样，安东内奇，”快活的阿夫杰耶夫忽然问帕诺夫道，“你有时闷得慌吗？”

“闷什么？”帕诺夫无心回答他。

“我有时闷得要命，闷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咳，你这个人！”帕诺夫说。

“我把钱都喝光了，这都是由于烦闷。那个闷啊，闷啊，我就想：好吧，就喝他一个痛快吧。”

“有时喝了酒更坏。”

“这是有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你这样烦闷。”

“我吗？想家。”

“怎么样？家里很富裕吗？”

“富倒不算富，日子还过得去。有吃有喝。”

于是阿夫杰耶夫又开始讲那已经给帕诺夫讲过许多次的话。

“我是自愿替哥哥当兵的，”阿夫杰耶夫讲道，“他连小孩子一共五口。我呢，才刚结婚。妈妈央求我。我想：好吧！也许他们会念着我的好处的。我去见主子，我们的主子是一个好人，他说：好小子，去吧。于是就替哥哥当了兵。”

“怎么，这是好事呀。”帕诺夫说。

“你会想不到的，安东内奇，现在我感到烦闷。一听人家说我为什么要替哥哥当兵，更使我觉得烦闷。人家都说：‘他在享福，你却在这里受罪。’越想越难过，大约我该着受这份罪。”

阿夫杰耶夫沉默了一会。

“我们再来抽烟好吗？”阿夫杰耶夫问道。

“好哇，你来弄好！”

但士兵们没能抽成。阿夫杰耶夫刚要起来弄好烟袋，从飒飒的风声中听见大路上有脚步声。帕诺夫拿起枪，踢了踢尼基京。尼基京爬起来，拿起军大衣。第三个士兵邦达连科也站了起来。

“伙计们，我做了一个梦……”

阿夫杰耶夫对邦达连科嗤了一声，于是士兵们都屏住气在细听。不像是穿靴子的人们的轻软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在黑暗中，树叶子和干树枝被踩得发出清脆声，越来越听得清楚了。接着就听见车臣人所特有的喉音谈话声。士兵们现在不但能听见，而且在树林空隙的微光里看见两个黑影。一个黑影矮一点，另一个高一点。当黑影同士兵们平行时，帕诺夫端着枪同两个同伴一块向大路上走去。

“什么人？”他喊道。

“车臣老百姓。”那个矮一点的人答话了。这人就是巴塔。“没有枪，没有刀，”他说道，一面做姿势给人看，“要见公爵。”

那个高一点的人，默默地站在他的同伴身旁，他也没有带武器。

“是密探，要去见团长的。”帕诺夫对自己的同伴解释道。

“非常火急要见沃龙佐夫公爵，有重大的事。”巴塔说道。

“好的，好的，我们带你去。”帕诺夫说道。“怎么样，你同邦达连科一块领他们去好吗？”他对阿夫杰耶夫说，“交给值班的，完了再回来。要当心，”帕诺夫说道，“要留点神，在他们后面押着走。这些秃脑袋都是些机灵鬼。”

“这个管干吗的？”阿夫杰耶夫用上着刺刀的枪摆出一个刺杀的动作，说道，“这么一戳，管叫他们都回老家。”

“你把他刺死了，他还中啥用，”邦达连科说道，“喂，开步走！”

两个士兵和密探们的脚步声沉寂下去的时候，帕诺夫和尼基京便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们干吗要在黑夜里才来！”尼基京说道。

“当然是有事啰，”帕诺夫说道。“天凉了。”他又说了一句，打开军大衣穿上，靠着树坐下来。

过了两个钟头，阿夫杰耶夫和邦达连科转回来了。

“怎么样，交代了吗？”帕诺夫问道。

“交代了。团长那里还没睡呢。一直带到他那里。老兄，这两个光头家伙真好，”阿夫杰耶夫接着说，“真的！我同他们谈来着。”

“就知道你要同他们谈话。”尼基京不满意地说道。

“真的，完全像个俄国人。一个是结了婚的。我问：‘玛鲁什卡[14]，巴尔[15]？’他说：‘巴尔。’我问：‘巴朗楚克[16]，巴尔？’‘巴尔。’‘很多吗？’‘一对，’他说。我们就这样谈得很起劲。小伙子蛮好的。”

“好得很呢，”尼基京说，“你单个儿遇着他试试看，他不把你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才怪呢。”

“大约天快亮了。”帕诺夫说道。

“唔，星星都灭了。”阿夫杰耶夫坐下来说道。

士兵们又寂静了。

三

兵营和士兵的小屋的窗户早已漆黑了，但要塞里一所最好的房子的窗户，还是明晃晃的。这所房子住着库林斯基团团长，总司令的儿子，侍从武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沃龙佐夫公爵。沃龙佐夫同太太——彼得堡出名的美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一块住，他们在这高加索的小要塞里度着从没有人在这里度过的豪华生活。而沃龙佐夫，尤其他的太太，却觉得他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不仅朴素，而且困苦备至；但当地居民已经对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大为吃惊了。

午夜十二点钟，在一间满铺地毯、垂着沉重窗帘的大客厅里，主人和客人们正在围着一张辉耀着四支蜡烛的大方桌玩牌。其中一个玩牌的，长长的脸膛，亚麻色的头发，佩着“侍从武官”绣花缩写字和带穗子的肩章的，就是主人沃龙佐夫上校；他的对方是一个形容抑郁、头发蓬乱的青年，他是彼得堡大学的学士，沃龙佐夫公爵夫人最近请来教她前夫的小儿子的教师。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军官：一个宽脸的、面容红润的、从近卫军调来的波尔托拉茨基连长，和一个坐得笔直的、容貌俊美而表情冷静的团部副官。公爵夫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一个身材高大、大眼睛、黑眉毛的美人，坐在波尔托拉茨基身旁看他玩牌，她的宽大的裙子触着他的两腿。她说的话，她的眼神、微笑，她的一举一动，她身上的香水味，——这一切都使波尔托拉茨基心神恍惚，忘记一切，只感到她在挨近自己；他接二连三地发错牌，越来越惹他的伙伴生气。

“不对，这是不许的！又糟蹋了一张王牌！”当波尔托拉茨基打出王牌，副官涨红了脸说道。

波尔托拉茨基好似睡梦初醒，睁大一对离得宽宽的和善的黑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不满意的副官。

“原谅他吧！”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您了。”她对波尔托拉茨基说。

“可是您说的全不是那回事呀。”波尔托拉茨基微笑着说。

“怎么不是那回事呢？”她说道，同时粲然一笑。这回答的微笑把波尔托拉茨基的心撩得如此激动，如此高兴，他的脸红得发紫，抓起牌来就要洗。

“不该你洗，”副官厉声说，于是用他那戴着宝石戒指的白净的手赶快发牌，就好像他想尽快把牌发完似的。

公爵的侍从进入官厅，报告说值日官请公爵有事。

“诸位请原谅，”公爵带着英语口音说道，“你替我来，Marie[17]，坐下。”

“你们同意吗？”公爵夫人问道，她轻快地站直了她那高大的身躯，丝绸衣服窣窣作响，满脸露出幸福女人的光辉笑容。

“我总是什么都同意的。”副官说道，他很高兴他现在的对手是完全不会玩牌的公爵夫人。而波尔托拉茨基只是微笑着把两只手摊开。

当公爵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已经快打完了一局。他特别快乐而且兴奋地走进来。

“你们猜我要向你们提议什么？”

“什么？”

“我们来喝一杯香槟。”

“对于这我永远是准备奉陪的。”波尔托拉茨基说道。

“好啊，这是件快事。”副官说道。

“瓦西里！拿酒来。”公爵说道。

“叫你有什么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问道。

“值日官和另外一个人来了。”

“谁？什么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急忙地问道。

“不能说。”沃龙佐夫耸了耸肩膀说道。

“不能说，”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重复了一句，“好，我们会知道的。”

香槟酒拿来了。客人们每人喝了一杯；打完了牌，清了账，大家就开始告辞。

“明天是您的连派到树林子里去伐林吗？[18]”

“是我的连。怎么？”

“那么咱们明天要见面的。”公爵含着笑说道。

“非常高兴。”波尔托拉茨基说道，并没有十分听懂沃龙佐夫对他说的话，心里光惦记着他马上就要握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又白又大的手。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跟向来一样，不但紧紧地握着波尔托拉茨基的手，而且使劲地抖着。她又一次对他提起他的错误——他以红方块开牌，并且向他微微一笑，波尔托拉茨基觉得这一笑迷人，亲切，而且大有深意。

波尔托拉茨基怀着满心的高兴走回家去，这种高兴的心情，只有像他这种在贵族社会里长大并且受教养的人，过了几个月孤独的军队生活后，又遇见从前的生活圈里的女人，而且遇见的又是像沃龙佐夫公爵夫人这样的女人，才能够理解的。

他走到他和一位同事同住的宿舍，推一推门，可是门是拴着的。敲了敲，仍然没人来开。他冒火了，开始用脚和佩刀咚咚地向拴着的门打将起来，门里面脚步声响了，一个农奴——波尔托拉茨基的家奴瓦维洛，拔去了门栓。

“干吗把门拴上！蠢货！”

“不拴怎么行呢，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

“又喝醉了。我叫你知道怎么能……”

波尔托拉茨基想照着瓦维洛打过去，可是又转了念头。

“好啦，饶你一顿。点上蜡烛。”

“马上就得。”

瓦维洛的确喝了酒，他是赴司务长[19]的命名日喝的酒。回到家里，他将自己的生活同司务长伊万·马凯伊奇的生活比较着思索起来。伊万·马凯伊奇有收入，结了婚，并且再过一年有希望完全脱离军队生活。然而瓦维洛呢，从小就被提拔上来，就是说，侍候老爷们，现在他已经是四十挂零的人了，可是还没有成家，跟着颠三倒四的主人过着行军的生活。主人倒是一个好人，很少打骂，但是这算什么生活呢！“主人已经允许从高加索回去后就给自由，然而我得了自由又往哪儿去呢……狗一样的生活。”瓦维洛想道。他困得要命，因为怕有人进来偷东西，所以拴上门，倒头就睡着了。

波尔托拉茨基进了房间，这里面还住着一位名叫吉洪诺夫的同事。

“怎么样，输了吧？”醒了的吉洪诺夫说道。

“正相反，倒赢了十七个卢布，并且喝了一瓶‘克利科’香槟酒。”

“也看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啦！”

“也看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啦。”波尔托拉茨基重复了一句。

“快要起床了，”吉洪诺夫道，“六点钟就要出队了。”

“瓦维洛！”波尔托拉茨基喊道。“明天五点钟想着把我叫醒。”

“怎么能叫醒你呢，你要打人的。”

“我让你叫你就叫。听见了没有？”

“是。”

瓦维洛拿起靴子和衣服走了出去。波尔托拉茨基上床躺下，微笑着点了一支烟，吹灭了蜡烛。在黑暗中，他眼前浮现着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的面影。

沃龙佐夫夫妻也没有马上睡觉。客人们散了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走到丈夫面前停下，严厉地说道：

“Eh bien，vous aller me dire ce que c’est？”

“Mais，ma chère……”

“Pas de‘ma chère’！C’est un émissaire，n’est-ce pas？”

“Quand même je ne puis pas vous le dire.”

“Vous ne pouvez pas？ Alors c’est moi qui vais vous le dire！”

“Vous？”[20]

“哈吉穆拉特？是吗？”公爵夫人说道，关于同哈吉穆拉特的谈判她已经听说好几天了，她以为到她丈夫这里来的是哈吉穆拉特本人。

沃龙佐夫不能否认，但是使妻子失望的是刚才来的不是哈吉穆拉特本人，不过是个密探，来报告哈吉穆拉特明天要在伐木的地方来投靠他的密探。

在要塞中过着单调生活的沃龙佐夫年轻夫妇，对这事件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谈论着，要是他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该多么愉快，夫妻俩直谈到两点多钟才躺下睡觉。

四

哈吉穆拉特为了逃脱沙米尔派来追击他的穆里德，一连三夜不曾睡觉，当萨多向他道过夜安走出后，他马上就睡着了。他没有脱衣服，用手支着头，肘子陷进主人给他安置的羽毛红枕头里。埃尔达尔睡在离他不远的墙边。埃尔达尔仰面朝天躺着，宽宽地张开年轻力壮的四肢，他那在白色束腰无领袍上面佩带着黑色子弹带的高高的胸脯，高出新剃的、发青的、从枕头上滑到一旁仰面朝天的脑袋。他那微微生一层茸毛的上嘴唇，孩子似的撅起来，一张一合地像是在喝东西。他也跟哈吉穆拉特一样和衣而卧，腰间带着手枪和短剑。土屋壁炉里树枝子已经烧尽了，小炉子里面还亮着萤火似的长明灯。

午夜时分，客室的门吱扭一声推开了，哈吉穆拉特立刻站了起来，一手抓着手枪。萨多进来了，轻软地踏着屋里的土地。

“干什么？”哈吉穆拉特精神抖擞地问道，好像他并未曾睡着似的。

“要想一想，”萨多蹲到哈吉穆拉特面前说道。“有一个女人从屋顶上看见你来了，告诉了她丈夫，现在弄得全村都知道了。刚才有一个邻居的女人跑来找我的老婆，她说老头子们都聚在寺院旁边，想阻拦你。”

“应当走。”哈吉穆拉特说。

“马都备好了。”萨多说道，迅速地从土屋里走出去。

“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低声喊道。埃尔达尔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主要的是听见了自己的穆里师德的声音，两条强健的腿一跃而起，戴正了皮帽子。哈吉穆拉特带上武器，披上斗篷。埃尔达尔也照样做了。两个人都默默地从土屋里走到檐下。那个黑眼睛的男孩牵过马来。坚硬的街道上一响起马蹄的声音，就有人从邻居的门里伸了伸头，同时有人踏着木屐爬坡朝寺院跑去。

没有月亮，漆黑的天空中闪烁着亮晶晶的星星，在黑暗中可以看见土屋顶的轮廓，和那在村子高岗上比别的建筑物都大的、有着尖塔的寺院。从寺院里传出嗡嗡的谈话声。

哈吉穆拉特迅速地扶了扶枪，一只脚伸入狭窄的马镫，眨眼工夫便无声地翻身坐到高高的马鞍上。

“真主保佑你！”他转脸对主人说，一面右脚习惯地寻找另一个马镫，用鞭子微微地碰了一下牵马的男孩让他离开。男孩子闪开了，马好像自己知道应当怎样做似的，健步地从小巷里朝着大路跑开了。埃尔达尔骑马在后面紧跟着。萨多穿着皮大衣，跟着他们小跑，一面迅速地挥着双手，在狭窄的小巷里时而跑到这边，时而跑到那边。村子出口地方，有一个移动的黑影穿过大路，然后——又有一个黑影。

“站住！骑马的是什么人？停下！”有人喊叫了，几个人挡住了道路。

哈吉穆拉特不但不停下，而且从腰间掏出手枪，加快了速度，策马直冲着挡路的人们驰去。站在路上的人们散开了，哈吉穆拉特头也不回，顺着大路飞奔而去。埃尔达尔跟在他后面疾驰着。后面砰啪响了两枪，两颗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既没伤着他，也没伤着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仍保持着同样的速度，跑出三百来步，他勒住了微喘的马，倾听着动静。前面洼地湍急的水流哗哗地响。后面村子里，雄鸡此唱彼和地啼叫着。从这些音响中可以听见在哈吉穆拉特身后越来越近的马蹄声和人声。哈吉穆拉特策动了马，用那不快不慢的速度行进着。

后面追击的人奔驰着，很快就追上了哈吉穆拉特。一共有二十来个骑者，都是那村的居民，想阻拦哈吉穆拉特，或者至少为了在沙米尔面前洗清自己，装作要阻拦他。当他们走近了，在昏暗中都看得见的时候，哈吉穆拉特停住了，丢下缰绳，习惯地用左手解开枪套，用右手把枪取出来。埃尔达尔也照样做了。

“要干什么？”哈吉穆拉特大喝一声。“想拿我吗？好，你们拿吧！”于是他举起了枪。村民们停下不动了。

哈吉穆拉特手中握着枪，向洼地驰去。追击的人远远地跟着他。当哈吉穆拉特走到洼地的另一边的时候，追击他的骑者向他喊叫，想让他听见他们要说话。哈吉穆拉特放了一枪作为回答，就放开马跑了。他勒马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听不见他后面追击的声音；鸡鸣也听不见了，仅仅更清晰地听见森林中流水声和时断时续的猫头鹰的哭叫声。像一堵黑墙似的森林在面前出现了。这就是他的穆里德们在那儿等候他的那座森林。哈吉穆拉特走到林边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吹响了口哨，然后静一静，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从森林里发出一声同样的口哨。哈吉穆拉特离开大道转进了森林。走了百十来步，隔着许多树干，哈吉穆拉特看见一堆篝火和坐在火旁的人影，还有一匹火光照亮半截身的备着鞍子的绊脚马。

坐在篝火旁的人们中，有一个人连忙站了起来走到哈吉穆拉特跟前，接过缰绳，扶着马镫。这是阿瓦里亚人哈涅菲，哈吉穆拉特的结义兄弟，他的一切事务的管理人。

“把火弄灭了。”哈吉穆拉特说道，一面下了马。

人们把火堆撒开，把正在燃着的树枝踩灭。

“巴塔来过这里吗？”哈吉穆拉特问道，往铺在地上的斗篷走过去。

“来过，和汗-马戈马走了很久了。”

“他们是走哪条路去的？”

“走这条。”哈涅菲指着跟哈吉穆拉特来的那条路相反的方向，答道。

“好啦，”哈吉穆拉特说，把枪取下来装上子弹，“要小心，有人在追我。”他对那个把火踩灭的人说道。

这人叫哈姆扎洛，是车臣人。哈姆扎洛走到斗篷旁边，拿起放在那上面的带套的步枪，默默地走到哈吉穆拉特从那儿进来的森林空地边缘。埃尔达尔下了马，把哈吉穆拉特的马也牵在手里，高高地拉紧了两匹马的头，把它们拴到树上；然后，也像哈姆扎洛那样，掮着枪向森林空地的另一边缘走去。篝火灭了，这时森林不像先前那样黑暗了，天上的星星虽然还闪着光，但是已经微弱了。

哈吉穆拉特望了望星，看见北斗星已经升到半空，他算计着早已过了大半夜，早就该夜祷了。他问哈涅菲要了经常放在褡裢里的水罐，披上斗篷，向水边走去。

脱掉鞋袜，洗盥完毕，哈吉穆拉特赤着脚走上斗篷，然后跪坐在小腿肚上，先用手指塞住耳朵，闭着眼睛，面朝东念了照例的祷词。

祷告完毕，他回到原先的位置，那儿放着一副褡裢。他坐在斗篷上，两只胳膊支着膝盖，垂下头，开始思索起来。

哈吉穆拉特一向相信自己的幸运。他心里一有什么打算，预先就坚信必能成功，事实上也是常常成功的。在他整个暴风雨般的战争生活期间，都是这样的，很少有例外。所以他相信这次也和过去一样。他想像着他怎样带领沃龙佐夫交给他的军队去打沙米尔，活捉了他，向他报仇，沙皇又怎样赏赐他，他不仅又可以统治阿瓦里亚[21]，而且要统治他所征服的全部车臣尼亚。他这样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梦见他和自己的弟兄们唱着歌，呐喊着“哈吉穆拉特来了！”对沙米尔一直冲过去，把他同他的妻妾捉着；他听见他的妻妾在哭泣和号咷。他醒来了。原来“拉 伊利亚哈”的歌声，“哈吉穆拉特来了！”的喊声，和沙米尔的妻妾的哭声，是把他惊醒了的豺狼的嚎叫和哭笑声音。哈吉穆拉特抬起头来，隔着许多树身凝视了一下鱼肚白的东方天空；他对离他远远地坐着的一个穆里德问起汗-马戈马。听说汗-马戈马还没有回来，哈吉穆拉特垂下头，立刻又打起盹来。

同巴塔出使归来的汗-马戈马的快乐的声音惊醒了他。汗-马戈马立刻就在哈吉穆拉特身旁坐下，开始讲起士兵们怎样遇见他们，领他们去见公爵本人，他怎样同公爵本人谈话，公爵又怎样欢喜，答应早晨在米奇克河对岸，在沙林斯克草地上，俄国人伐木的地方迎接他们。巴塔时时打断同伴的话，插进一些详细的情节。

哈吉穆拉特详细地打问沃龙佐夫对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的请求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汗-马戈马与巴塔都异口同声地说，公爵答应像接待客人似的接待哈吉穆拉特，怎样能使他觉得好就怎样做。哈吉穆拉特还问清了道路，当汗-马戈马向他担保，说他熟悉道路，他能一直领到那地方后，哈吉穆拉特拿出钱来，交给巴塔许过他的三个卢布；命令自己的人由褡裢里拿出他的镶金武器和缠着头巾的皮帽，叫穆里德们擦干净了，为的是很体面地去见俄国人。在人们把武器、鞍子、马具和马擦干净的当儿，星星都灭了，天已经大亮，吹拂着黎明前的微风。

五

一大早，天还黑蒙蒙的，波尔托拉茨基率领两连人带着斧头走了十俄里，出了恰赫吉林峡，在那儿拉开散兵线，天刚亮，伐木就开始了。快到八点，混合着湿树枝烧得毕毕剥剥和咝咝作响的篝火所发出的芬芳的烟气，晨雾开始上升了，先前离五步远就彼此看不见而仅能听见说话的伐木人，现在连篝火和塞满树木的林间道路都看得见了；太阳有时像一个明亮的圆球在雾中出现，有时又躲藏起来。离道路稍远的一片草地上，有几个军官坐在鼓上，其中有波尔托拉茨基同他的少尉吉洪诺夫，还有第三连的两个军官和一位因决斗而降级的前任骑兵近卫军官——波尔托拉茨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弗雷泽男爵。鼓的四周，满地扔的都是冷菜纸包、烟头和空酒瓶子。军官们喝了伏特加，这时正吃菜，喝英国黑啤酒。一个鼓手正在把第八瓶酒打开。波尔托拉茨基虽然没有睡够觉，然而他却特别振奋、快乐——那是一种心地善良、无牵无挂的快乐，当他同士兵和同事们处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总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这几位军官热烈地谈着一件最近的新闻——斯列普佐夫将军[22]之死。谁也没有把这个死看做是生命最紧要的关头——生命的终结和回到它所来的那个泉源，而只看到一个手持大刀的雄赳赳的军官向山民们猛扑上去，拼命砍杀他们的那股子英勇神情。

虽然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参战的军官们，知道并且能够知道：当时高加索的战争中，从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常常为人所想像和描写的那种拼大刀的肉搏战（如果一定说有，也不过是用大刀和刺刀砍和刺逃跑的败兵罢了）。这假想的肉搏战被这些军官们信以为真，并使他们感到一种安详的骄傲和愉快；他们怀着这种心情，有的摆出英武的姿势，有的相反，摆出谦逊的姿势，坐在鼓上抽烟、喝酒和谈笑，并不担心那死神时时刻刻都会光顾他们每个人，像光顾斯列普佐夫一样。果然，好像要证实他们的期待似的，他们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在道路的左方响起了猝然爆裂的、有力而悦耳的步枪声，子弹在雾气中愉快地呼啸飞过，啪的一声碰到树上。几声沉重而响亮的士兵的枪声回答了敌人的射击。

“嗬！”波尔托拉茨基用愉快的嗓音喊了一声，“这是对散兵线来的。喂，科斯佳老弟，”他对弗雷泽说，“你的运气来了。回连里去吧。我们现在来安排一场美妙的厮杀！让我们来表演它一出。”

那个被降级的男爵一跃而起，快步走到他那连人所在的烟雾腾腾的地方。人们给波尔托拉茨基带过来他的卡巴尔达种的枣红小马，他骑上马，把连队排好，带着他们对着射击的地方，朝散兵线走去。散兵线就在光秃秃的倾斜的山峡前面森林空地上。风向着森林吹过来，这时不仅山峡的斜坡，连山峡对面也看得很清楚了。

当波尔托拉茨基走到散兵线的时候，太阳冲破雾气出现了，山峡对面，约一百俄丈开外，在另一座小树林旁边，可以看见几个骑者。这是追击哈吉穆拉特和想看看他怎样投俄国人的车臣人。其中有人向散兵线放了一枪。几个士兵就地向他回射。车臣人往后退去，射击停止了。可是当波尔托拉茨基带着一连人走到的时候，他命令射击，口令刚一发出，只听见全散兵线连续响起了愉快而有力的子弹爆炸声，同时缕缕的轻烟缭绕多姿地渐渐散开。士兵们很高兴这种娱乐，都连忙装子弹，一枪连一枪地射击着。车臣人显然也来劲了，策马向前，接连地对士兵们放了几枪。其中有一枪打伤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就是那个做斥候的阿夫杰耶夫。当同伴走到他身旁时，他仰卧在地上，两手按着腹部的伤口，均匀地摇晃着身子。

“他刚要上子弹，我听见咔嗤一声，”和他在一起的士兵说，“我一看，他把枪扔掉了。”

阿夫杰耶夫是波尔托拉茨基那连的。看见有一堆士兵聚在一起，波尔托拉茨基策马走到他们跟前。

“怎么样，弟兄挂彩了吗？”他说，“伤着哪儿了？”

阿夫杰耶夫没有回答。

“他刚要上子弹，大人，”和阿夫杰耶夫在一起的那个士兵说，“听见咔嗤一声，我一看，他把枪扔掉了。”

“啧，啧，”波尔托拉茨基弹了几下舌头，“怎么样，痛吗，阿夫杰耶夫？”

“不痛，可是不能走。给我一点酒，大人。”

伏特卡——就是士兵们在高加索所喝的酒精——找来了，帕诺夫严峻地皱着眉头用碗盖盛着酒精拿给阿夫杰耶夫。阿夫杰耶夫开始喝酒，但立刻又用手将碗盖推开了。

“喝不下去，”他说，“你自己喝吧。”

帕诺夫喝完了酒精。阿夫杰耶夫试着站起来，但是又趴了下去。人们铺好军大衣，把阿夫杰耶夫安放到上面。

“大人，团长来了。”一个排长向波尔托拉茨基报告道。

“唔，好吧，你来照管吧，”波尔托拉茨基说道，挥了一下鞭子，飞奔着向沃龙佐夫迎去。

沃龙佐夫骑着英国种的血红色的马驹，后面跟随着团部的副官，哥萨克和翻译员车臣人。

“你这里出了什么事啦？”他向波尔托拉茨基问道。

“刚才来了一股人，向散兵线进攻。”波尔托拉茨基回答他说。

“啊，都是你惹出来的。”

“倒不是我，公爵，”波尔托拉茨基微笑道，“他们自己蹿来的。”

“我听说打伤了一个士兵？”

“是的，非常可惜。一个挺好的士兵。”

“伤很重吗？”

“好像很重，——肚子打伤了。”

“你知道我到哪儿去吗？”沃龙佐夫问道。

“不知道。”

“难道猜不出吗？”

“猜不出。”

“哈吉穆拉特出走了，马上就来跟我们会面。”

“不会的吧！”

“昨天他的密探来过，”沃龙佐夫说，竭力忍住快乐的微笑。“现在他大约在沙林斯克草地等我，那么您把散兵线拉到草地，然后到我这里来。”

“是。”波尔托拉茨基说道，行了举手礼，就回到自己的连里去了。他亲自带着散兵线向右方去，同时命令排长从左边也这样做。其间四个士兵将受伤的阿夫杰耶夫抬到要塞里去。

波尔托拉茨基正要回到沃龙佐夫那里去的时候，看见他后面有几个骑者追赶他。他停下来等他们。

为首的那人仪表威严，骑着一匹白鬃骏马，穿一身白色的束腰无领袍，皮帽子周围缠着头巾，带着镶金的武器。这人就是哈吉穆拉特。他到波尔托拉茨基面前，用鞑靼语对他说了几句话。波尔托拉茨基扬起眉头，摊开两手，表示他不懂得，并且微笑了一下。哈吉穆拉特也报以微笑，这个孩子般善良的微笑使波尔托拉茨基吃了一惊。波尔托拉茨基无论如何没料到这个可怕的山民是这个样子。他以为他一定是一个阴郁的、冷酷的、陌生的人，然而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那微笑是那么善良，好像他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个久已相识的朋友。在他身上只有一样是特别的：那就是他那双距离宽宽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注视别人眼睛的时候，是那么聚精会神，目光锋利而且安详。

哈吉穆拉特的随从是四个人。随从里面有昨晚去沃龙佐夫那里的汗-马戈马。这个人脸膛又红又圆，没有眼皮的眼睛黑亮黑亮的，满脸洋溢着一派乐天自得的神态。还有一个长得敦敦实实、两道眉毛连到一起、头发浓密的人。这是管理哈吉穆拉特全部财产的塔夫林人[23]哈涅菲。他牵着一匹备用的马，马身上驮着装满东西的褡裢。随从中其他两个人特别惹人注意：一个是年轻的美男子，他的腰细得像女人的一样，而肩膀却相当宽，亚麻色的胡子刚刚冒出，有一对山羊眼睛，这就是埃尔达尔；而另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眉毛和睫毛都没有，赤色的胡须修得短短的，横过鼻梁和脸有一道疤，这是车臣人哈姆扎洛。

波尔托拉茨基指着在大路上出现的沃龙佐夫给哈吉穆拉特看。哈吉穆拉特向他驰去，驰到紧跟前，他把右手贴着胸，说了几句鞑靼话停了下来。翻译员车臣人翻译道：

“他说，‘我向俄国沙皇陛下降服，任凭陛下裁决，愿意为他效劳，’他说，‘我早有这个愿望，只是沙米尔不让。’”

听完了翻译员的话，沃龙佐夫向哈吉穆拉特伸出一只带麂皮手套的手。哈吉穆拉特向这只手看了看，迟疑了一秒钟，可是然后紧紧地握着它，接着还说了几句话，时而看看翻译员，时而看看沃龙佐夫。

“他说他谁那里都不愿意去，就愿意到你这里来，因为你是总督的儿子。他非常尊重你。”

沃龙佐夫点头表示谢意。哈吉穆拉特指着自己的随从又说了几句话。

“他说这些人是他的穆里德，他们也像他一样地效忠俄国人。”

沃龙佐夫向他们扫视了一遍，也对他们点了点头。

愉快的、黑眼睛的、没有眼睑的车臣人汗-马戈马也点点头，他大约说了沃龙佐夫什么可笑的话，因为那个长头发的阿瓦里亚人咧开了雪白的牙齿微笑。红头发的哈姆扎洛仅仅对沃龙佐夫闪了一下他那一只红眼睛，又向着自己的马耳朵盯视着。

沃龙佐夫和哈吉穆拉特带着随从们一路回要塞的时候，解除了散兵线的士兵们聚成一堆，纷纷地谈论着：

“杀了多少人，该死的，现在倒恩典他。”一个士兵说。

“那当然啰。沙米尔手下第一员大将。现在，大约是……”

“这家伙听说是一个骑手呢。”

“你看那个红头发的，像个野兽，斜着眼看人。”

“啊哟，一定是个狗。”

大家特别对那个红头发的发表了很多意见。

在伐木的地方，那些靠近道路的士兵们都跑出来观看。一个军官喊他们回去，但是沃龙佐夫制止了他。

“让他们看一看他们的老朋友吧。你知道这是谁吗？”沃龙佐夫带着他那英国口音慢慢地咬着字眼，问一个站在近处的士兵。

“不知道，大人。”

“哈吉穆拉特，听说过吗？”

“怎么能没听说呢，大人，打过他很多回。”

“对啦，我们吃过他很多亏。”

“是，大人。”士兵答道，能够跟长官说几句话，他觉得很得意。

哈吉穆拉特懂得人们在谈论他，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微笑。沃龙佐夫怀着满心的高兴回到了要塞。

六

沃龙佐夫非常满意，满意他，只有他，能够诱降和接收这个主要的、最强大的、仅次于沙米尔的俄罗斯的敌人。只有一件事是不愉快的：在沃兹德维任斯克区的司令长官是梅勒—扎科梅利斯基将军，按正规手续，应当通过他办这件事。而沃龙佐夫没向他报告就全都办好了，这样会闹别扭的。就是这个思虑有点使沃龙佐夫扫兴。

到家后，沃龙佐夫把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们托付给团部副官，他领着哈吉穆拉特到自己的住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这位盛装艳服、满脸堆笑的公爵夫人，同一个鬈发的漂亮的六岁儿子在客厅里迎接哈吉穆拉特。哈吉穆拉特把双手贴到胸前，颇为庄严地通过和他一起进来的翻译员说：他认为自己是公爵的库纳克，因为公爵请他到自己家里，他觉得库纳克的全家也同他本人一样感到无上的光荣。不论哈吉穆拉特的外表或者态度都使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喜欢。当她向他伸出她那大大的雪白的手，他的脸突然发红了，这更引起她对他的好感。她请他坐下，问他喝不喝咖啡，吩咐人端上来。但哈吉穆拉特谢绝了人们端给他的咖啡。他懂得点俄语，但不会说，当他不懂的时候，就微笑。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也和波尔托拉茨基一样，很喜欢他的微笑。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鬈发的、眼睛灵活的小儿子（妈妈叫他布利卡），站在妈妈身旁，眼睛始终注视着哈吉穆拉特，他听过人家讲他是一个非凡的武士。

把哈吉穆拉特交给太太，沃龙佐夫到办公室去办理向长官报告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的事。写完了呈送格罗兹纳亚区左翼长官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报告和一封给父亲的信，沃龙佐夫赶快回家，怕太太不满意他把一个可怕的陌生人推给她招待，同这样的人周旋应当是不得罪，也不太亲热。然而他的恐惧是多余的。哈吉穆拉特坐在靠背椅里，把沃龙佐夫的继子布利卡抱在膝头，侧着头，注意地倾听翻译员传达笑着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话。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他说，如果他把这个库纳克所夸奖的每一件自己的东西都送给库纳克，那么他很快会变成亚当[24]了……

公爵进来时，哈吉穆拉特从膝头上抱下那个因为把他抱下而惊异的、并且生气的布利卡，站了起来，他脸上活泼的表情立刻换为严峻而庄重的表情。沃龙佐夫坐下后，他才坐下。继续谈话，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话，他回答说：他们的规矩是这样，库纳克所欢喜的东西，应当送给库纳克。

“你的儿子是个库纳克，”他看着那个又爬上他膝头的布利卡的鬈发，用俄国话说道。

“他挺可爱呢，你的这位绿林豪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用法语对丈夫说道。“布利卡看中了他的短剑。他把短剑送给他了。”

布利卡把短剑拿给继父看。

“C’est un objet de prix.”[25]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说道。

“Il faudra trouver l’occasion de lui faire cadeau，”[26]沃龙佐夫说道。

哈吉穆拉特坐着，垂下眼来看着小孩子的鬈发，说道：

“一个骑手，一个骑手。”

“好漂亮的剑，”沃龙佐夫把磨得锋利的鱼脊形的宝剑抽出半截，说道，“谢谢您的好意。”

“你问他，他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沃龙佐夫对翻译员说。

翻译员转达了，哈吉穆拉特立刻回答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但他请求马上给他一个地方，好让他祈祷。沃龙佐夫叫来了勤务兵，吩咐他执行哈吉穆拉特的愿望。

当哈吉穆拉特一个人留在拨给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刻改变了：那愉快的、时而殷勤时而庄严的表情消失了，露出满脸忧虑的表情。

沃龙佐夫对他的招待，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但是这个招待越是好，哈吉穆拉特对沃龙佐夫和他的军官们越是不信任。他惧怕一切：惧怕人们把他逮捕起来，钉上脚镣手铐，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干脆杀掉，所以他怀有戒心。

他问走进来的埃尔达尔：穆里德们安置在什么地方，马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没收他们的武器。

埃尔达尔报告说马都在公爵的马棚里，人安置在窝棚里，武器还带在他们身上，翻译员请他们吃东西和喝茶。

哈吉穆拉特狐疑地摇摇头，脱了衣裳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他吩咐把银鞘的短剑拿来，穿了衣服，系了腰带，盘腿坐在长凳上，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

四点多钟的时候，他被叫到公爵那里吃饭。

吃饭时，哈吉穆拉特除了吃点羊肉饭，什么都不吃，羊肉饭是他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挟过的地方挟来放在自己的碟子里的。

“他怕我们毒死他，”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丈夫说。“我在什么地方拿，他就在什么地方拿。”她随即又通过翻译员跟哈吉穆拉特说话，问他今天什么时候还要祷告。哈吉穆拉特举起五个手指，又指了指太阳。

“那么快到了。”

沃龙佐夫拿出自鸣怀表，按了按发条，——表打了四点一刻。哈吉穆拉特显然对这个声响很惊奇，他请求再让它响一次，并且看一看这个表。

“Voilà l’occasion.Donnez-lui la montre.”[27]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丈夫说。

沃龙佐夫随即就把表送给哈吉穆拉特。哈吉穆拉特把手贴近胸前表示谢意，把表收下。他几次地按弄发条，听着，赞赏地点着头。

饭后，手下人向公爵报告，说梅勒—扎科梅利斯基的副官来见。

副官向公爵传达，将军得知哈吉穆拉特出走，对于没有把这件事向他报告，非常不满，他要求立即把哈吉穆拉特送到他那里。沃龙佐夫说他马上就执行将军的命令；经翻译员把将军的要求向哈吉穆拉特传达后，就请他和他一起到梅勒那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知道了副官来见是为了什么事，立刻就料到她丈夫和将军之间可能闹别扭，不管丈夫怎样劝阻，她还是要陪着他和哈吉穆拉特一块儿到将军那儿去。

“Vous feriez beaucoup mieux de rester； c’est mon affaire，mais pas la vôtre.”

“Vous ne pouvez pas m’empêcher d’aller voir madame la générale.”[28]

“可以改日再去！”

“我要现在去。”

无可奈何，沃龙佐夫只好同意，于是三个人一同去了。

当他们走进的时候，梅勒带着阴沉沉的殷勤把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送到妻子那里，吩咐副官把哈吉穆拉特送到客厅里，没有他的命令不要放他到任何地方去。

“请，”他对沃龙佐夫说，一面推开办公室的门，让公爵在自己的前头走进去。

走进办公室，他站在公爵面前，没有让他坐下，就说道：

“我是这里的军事长官，所以同敌人进行的一切谈判应当通过我。为什么你没有向我报告哈吉穆拉特的投降？”

“一个密探来找我，通知说哈吉穆拉特愿意向我投降，”沃龙佐夫答道，由于预料那盛怒的将军的粗暴态度，激动得脸色苍白，他也被将军的愤怒所感染了。

“我问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我打算这样做的，男爵，可是……”

“我不是您的男爵，是您的大人。”

于是长久以来就压抑在男爵心头的怒气，这时突然爆发了。他把那早就在心中沸腾着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给皇上服务了二十七年，不是为了让那些刚开始供职的人利用亲戚关系，在我鼻子底下管那不应管的事。”

“大人，我请您不要说这不公平的话吧。”沃龙佐夫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让……”将军更加激怒地说。

在这时候，响起窸窸窣窣的裙子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进来了，她后面跟着一个身材不高的、温和朴质的妇人——将军夫人。

“啊哟，算啦，男爵，Simon[29]并没有跟您过不去的意思。”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说道。

“公爵夫人，我并不是说那话……”

“得啦，我们最好别谈这个吧。您是知道的：坏的争论胜似好的吵嘴。我是说……”她笑起来。

生气的将军被美人妩媚的微笑征服了。在他的髭须下面闪了闪笑意。

“我承认我是不对的，”沃龙佐夫说，“但是……”

“我性子也太急了一点。”梅勒说，把手伸给公爵。

和解成立了：于是决定暂时把哈吉穆拉特交给梅勒，以后再送到左翼长官那儿。

哈吉穆拉特坐在隔壁房间里，他虽然不懂他们说的什么，但是他明白了他所需要明白的事：他们是在争论他的问题，他的脱离沙米尔对俄国人是一件极重大的事件，因此，只要他不被充军或者杀掉，他便可以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此外，他还看出梅勒—扎科梅利斯基虽然是长官，但他并没有他的部下沃龙佐夫所具有的那样的作用，所以地位重要的是沃龙佐夫，而不是梅勒—扎科梅利斯基；因此，当梅勒—扎科梅利斯基把哈吉穆拉特叫来询问的时候，哈吉穆拉特的态度矜持而且庄严，他说他由山里逃出为的是给白沙皇[30]服务，至于一切详情，他只向总督，即向梯弗利斯[31]的总司令老沃龙佐夫公爵[32]报告。

七

受伤的阿夫杰耶夫被抬到病院里，病院设在要塞出口处一所不大的板顶的房子里；人们把他放在普通病房里一张空床上。病房里住着四个病人：一个是烧得辗转呻吟的伤寒病患者；另一个是患疟疾的，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不断打哈欠，等待着病的发作；还有两个是三星期前袭击时受的伤：一个伤在手掌骨（这个人没有躺倒），另一个伤在肩膀上（这个人坐在病床上）。除掉患伤寒的，所有的人都向抬进来的伤者围拢了来，向抬担架的询问着。

“有时子弹像撒豌豆似的，倒没有事；可是这回统共才放了五枪。”一个抬担架的讲道。

“人各有命！”

“哎哟！”当人们把阿夫杰耶夫向病床上安放时，他忍住痛，大叫了一声。把他放好躺下后，他紧皱着眉头，不再呻吟了，仅仅不住地颤动着脚掌。他两手按着伤口，目不转睛地老往前望。

医生来了，吩咐人把伤者翻转过来，看一看子弹从后面出来没有。

“这是什么？”医生指着他背上和臀部上十字形的白色伤痕问道。

“这是旧伤，大人。”阿夫杰耶夫吭吭哧哧地说道。

这是因为他把钱喝光了而受到惩罚的痕迹。

人们又把阿夫杰耶夫翻过身来，医生用探针在他的肚子里面掏了好久，已经探到子弹了，但是取不出来。贴上膏药，扎上伤口，医生走了。在掏伤口和扎绑的整个时间内，阿夫杰耶夫咬紧牙关，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医生走了后，他才睁开眼，惊讶地向四下里张望。他的目光投向病人和看护兵身上，但是他好像没有看见他们，而是看见了一种使他非常惊奇的什么东西。

阿夫杰耶夫的同伴帕诺夫和谢廖金来了。阿夫杰耶夫仍旧那样躺着，惊奇地向前面望着。他好久认不出自己的同伴，虽然他的眼睛照直瞪着他们。

“彼得，你有什么事要给家里说吗？”帕诺夫问道。

阿夫杰耶夫没有回答，虽然他瞧着帕诺夫的脸。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事要给家里说。”帕诺夫又问道，动一动他的冰冷的、粗大的手。

阿夫杰耶夫似乎苏醒了。

“啊，安东内奇来了！”

“哎，我来了。你要给家里捎个信儿吗？让谢廖金来写。”

“谢廖金，”阿夫杰耶夫挺费劲地把眼睛移向谢廖金，“你写吗？……你就这么写吧：你的儿子彼得再不能活在世上了……我很羡慕哥哥。我现在对你讲。现在，我是说，我很高兴。让他好好地活着吧。上帝保佑他，我很高兴。就这样写吧。”

说完了这话，他沉默了好久，眼睛盯着帕诺夫。

“哎，你的烟袋找到了吗？”他突然地问道。

帕诺夫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烟袋，烟袋，我说，找到没有？”阿夫杰耶夫重复地问道。

“在袋子里找到了。”

“原来这么着。哎，现在把蜡烛给我，我马上就要死了。”阿夫杰耶夫说道。

这时波尔托拉茨基来瞧看受伤的弟兄。

“怎么样，兄弟，不好吗？”他说。

阿夫杰耶夫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那颧骨凸起的面孔显得苍白而严峻。他什么都没回答，仅仅又向帕诺夫重复了一遍：

“给我蜡烛。我要死了。”

人们把蜡烛递到他手里，但是手指已经不能弯曲了；把蜡烛插进手指缝里，别人替他扶着。波尔托拉茨基走了，在他走后五分钟，看护兵把耳朵贴近阿夫杰耶夫的心窝，说是他死了。

在送到梯弗利斯的战报中，关于阿夫杰耶夫的死作了如下的描述：

十一月二十三日库林斯基团两连人由要塞出发砍伐森林。中午时突有大股山民袭击伐木士兵。散兵线开始后退。适当其时，第二连以刺刀冲杀并击溃山民。是役轻伤士兵二人，阵亡一人。而山民伤亡约百余人。

八

就在彼得·阿夫杰耶夫在沃兹德维任斯克病院里去世那天，他的老爹、他代她丈夫当兵的嫂嫂、侄女——一个已经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在寒冷的打谷场上打燕麦。头一天落了一场大雪，所以早晨冷得厉害。鸡啼三遍的时候，老头子就醒了，看看结着冰花的窗户上明亮的月光，便下了炉炕，穿上鞋子和皮袄，戴上帽子，到谷仓里去了。老头子在那里干了两小时的活，才回到屋里叫醒儿子和女人们。当女人们和孙女来到谷仓的时候，打谷场已扫得干干净净，一柄木锨插在酥软的白雪中，它旁边插着一把头朝上的扫帚；在洁净的打谷场上，燕麦禾束分成两排，穗对穗的摆成长长的一行。各人拿起自己的连枷，打谷开始了，有节奏地响着三声击打。老头子用一个沉重的连枷着着实实地拍打，把禾秆拍碎；姑娘均匀地从禾头上打；儿媳妇把燕麦打翻转过来。

月亮下去了，天色渐渐亮了；当大儿子阿基姆穿件半截皮大衣，戴顶帽子，走到正在干活的人群中的时候，已经打完了一行了。

“你干吗躲懒？”父亲停住打谷，拄着连枷，向他叱责道。

“要收拾马呀。”

“要收拾马，”父亲嘲弄地说，“你的老娘会收拾的。拿起连枷来。把你养肥了，酒鬼。”

“是你灌了我酒啦？”儿子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老头子紧蹙着眉头，放过一次拍打，威严地问道。

儿子默默地拿起连枷；现在是四个连枷在拍打：搭拍—搭—拍—搭，搭拍—搭—拍—搭……搭拍！这是响了三下之后，老头子沉重的连枷声。

“瞧他脖梗子肥的，像大老爷的一样，我可瘦得连裤子都穿不住了。”老头子说道，放过一次拍打，不过为了不致失去节奏，把连枷在空中转了一下。

又完了一行，女人们把禾秆耙走。

“彼得真傻，替你去当兵。你要是在军队里也许能把你那坏坯子改一改，他在家里顶你这样的五个。”

“得了，爸爸，”儿媳妇说道，一面把打碎了的捆禾结子扔开。

“可不是，白养你们六口，一个能干活的都没有。以前彼得干起活来一个顶两个，并不是说……”

从院子里沿着一条踩成的小径，走来一个老太婆，她那紧紧绑着毛布带子的新的树皮鞋踩在雪上咯咯吱吱地响。男人们把没有扬过的谷粒耙成一堆，妇人们和姑娘在打扫。

“村长来了。要各家出官差运砖头去，”老太婆说，“我去准备早饭去，你们去应官差吧。”

“好的。你把那匹灰毛马套上，拉去吧，”老头子对阿基姆说。“要当心，不要像上次那样，替你担不是。记着彼得的好处。”

“他在家的时候，你也照样地骂他，”这时阿基姆向父亲顶嘴了，“他不在，就拿我出气。”

“那是你自己招的，”母亲也生气地说，“不该把彼得来换你。”

“哼，算了吧。”儿子说。

“当然算啦。面粉都给你换酒喝光了，还说：算了吧。”

“跑了的都是大鱼。”儿媳妇说。于是大家放下连枷，走回家去。

父子的不和已经很久了，差不多自从送彼得当兵的时候起就开始了。那时老头子就已经感觉到，他用鹞鹰换来一只斑鸠。不错，老头子认为，按照法律没有子女的应当替有家小的去当兵。阿基姆有四个孩子，彼得没有一个，然而彼得却像老头子，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他矫捷、伶俐、有劲、耐劳，最主要的是爱劳动。他总是在干活。如果他从正在工作的人们身旁走过，他也像老头子一样，立刻上去帮一阵——或是割上两垄麦，或是装车，或是伐树，或是劈柴禾。老头子心里怜惜他，可是有苦说不出口。当兵就等于死。当了兵的人，犹如出了嫁的女儿，连想都不用想他了，想起枉叫人心痛。仅仅有时为要刺痛一下长子，像今天似的，老头子才提起他。母亲时常惦记着小儿子，并且很久以前，就在第二年，就叫老头子给彼得寄点钱去。可是老头子没有说出可否来。

阿夫杰耶夫家是富裕的，老头子手头藏点钱，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动用这笔私房钱。现在，老太婆听见他提起二儿子，她决定再央求他，卖掉燕麦后寄点钱给儿子，即使寄一个卢布也是好的。她就这样做了。当年轻夫妇去应官差，只剩下老两口的时候，她劝丈夫从卖燕麦的钱里给彼得寄一个卢布。这样说妥后，从扬过的燕麦中，用麻布口袋装了十二俄斗[33]，放在三辆雪橇上，麻袋是用木针缝得严严密密的，她交给老头子一封信，信是教堂执事照她的口述写成的，老头子答应进了城放一个卢布在信封里，照着地址寄出去。

老头子穿上新皮袄和长衫，用洁净的白毛布包脚，把信放到钱袋里，祷告过上帝，坐在前头一辆雪橇上，就进城了。后面一辆雪橇上坐着小孙子。到了城里老头子叫客栈主人读信给他听，他一面凝神地听，一面赞许地点头。

在彼得母亲的信中，开头写的是祝福的话，其次是家中人的问好，和关于一个农奴死亡的消息，结尾是关于阿克西尼娅（彼得的妻子）的消息，“她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过活，出外做用人去了。听说她过得不错，很本分。”又提到送给他的一点小意思——一个卢布，又添上几句她亲口说的话，苦命的老婆子含着满眶的泪水，叫教堂执事逐字逐句地写上：

“还有，我的乖孩子，我的宝贝彼得鲁申卡[34]啊，我想念你，想念得泪都哭干了，心都碎了。我心爱的小太阳，你把我撇给谁啊……”说到这里老婆子放声大哭起来，她哭着说道：

“就这样算啦。”

信上也就是这样写的，但彼得注定接不到关于他妻子从家里出走的消息，接不到一个卢布，接不到母亲最后的话。这封信和钱退了回来，里面附着一个通知，说彼得“为保卫沙皇、祖国和正教而阵亡了”。军营的文书这样写道。

接到这个消息后，老太婆大哭一场，直哭到该干活的时候才收起眼泪。在第一个星期日老太婆就上教堂祭祷亡魂，把彼得的名字记入追荐亡者名录里，并且为了纪念彼得这个神的奴仆把圣饼分给善人们。

彼得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得知“仅同居一年的亲爱的丈夫”死了，也大哭一场。她可怜丈夫，也可怜自己被毁掉的一生，她在号啕大哭中念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亚麻色的鬈发，他的爱情，她同孤儿万卡的悲惨生活[35]”，她悲痛地谴责彼得鲁沙[36]，说“他可怜哥哥，而不可怜苦命的她，不可怜一个妇道人家在这冰冷的人间流浪”。

其实阿克西尼娅在灵魂的深处对彼得的死是高兴的。她和一个地主管家同居又怀孕了，她就住在管家那里，现在谁也不能骂她了，管家可以娶她，当他向她求爱时，曾对她这样说过。

九

老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这个俄国大使的儿子，是在英国受的教育，在当时俄国高级官员中，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欧洲教养的人物，他对下级温和、亲热，很爱面子，对上级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宫廷大臣。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没有权力和没有服从的生活。他有一切高级的官衔和勋章，自认是一个干练的军事家，甚至是克拉斯内[37]战役战胜拿破仑的人。一八五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朝气勃勃，动作硬朗，主要的是他那精致的、愉快的、能支持他的权力并巩固和发扬他的威望的头脑，还完全保持着充分的灵活。他拥有万贯家产——他自己的和他太太布拉尼茨卡娅伯爵小姐的，以及在总督名下所收入的巨额薪俸。他把大部分财产都用在修建克里木南岸的宫殿和花园[38]上面。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七日傍晚，一辆信使的三套马车驶到梯弗利斯他的官邸门前。一个风尘仆仆、全身黑土的军官，从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那儿带来了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俄国的消息，他活动一下腿，不经守卫传达就进入总督府的宽敞的门厅。这时是下午六点钟，当人们报告信使到来的时候，沃龙佐夫正要用餐。他没有迟延就召见了信使，因此迟了几分钟入座。

当他走进客厅里时，被邀请赴宴的三十来个人——有的围坐在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克萨韦里耶夫娜周围，有的三五成群地靠窗户站着——都起立向进来的人转过脸来。沃龙佐夫身穿普通黑军服，没有佩带穗的肩章，只佩小型肩章，颈上挂着银色十字勋章。他那刮得光光的狐狸脸上堆出愉快的微笑，眼睛眯缝着环视所有聚会的人。

他脚步轻软而迅速地走了进来，请贵妇们原谅他的迟到，同男人们问过好，于是走到一位格鲁吉亚王妃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面前，把手伸给这个四十五岁的、东方人体型的、肥胖而高大的美人，引她入座。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克萨韦里耶夫娜把手递给一位新到的、髭须硬得像马鬃似的、红头发的将军；格鲁吉亚王爷把手递给公爵夫人的女友舒阿焦莉伯爵夫人。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副官和其他的人，有的伴着贵妇，有的没伴贵妇，在那三对后面跟上去。穿着长衫、长统袜和皮鞋的侍者们给走上来入座的人把椅子拉开一点或者靠近一点，膳食总管庄严地从银钵里倒着热气腾腾的汤羹。

沃龙佐夫在长桌子中间坐下。他的太太公爵夫人同将军坐在他的对面。他右边是他的女伴——美人奥尔别利亚尼，左边是一位身材匀称、头发乌黑、面庞红润、打扮得光彩照人、嘴角不断含着微笑的格鲁吉亚郡主。

“Excellentes，chère amie，”[39]沃龙佐夫回答公爵夫人问他信使带来什么消息。“Simon a eu de la chance.”[40]

于是他让在座的人都能听见地开始讲述沙米尔的赫赫有名的、极其骁勇的助手哈吉穆拉特投降了俄国，并且一两天内就要解到梯弗利斯来的惊人新闻——这只有对于他一个人不完全是新闻，因为谈判已经进行很久了。

所有进餐的人，甚至那些远远坐在桌子尽头本来低声谈笑的青年人、副官和官吏都肃静地听着。

“将军，您遇见过这位哈吉穆拉特没有？”当公爵停止讲话的时候，公爵夫人向她身旁那位鬃毛胡子的红发将军问道。

“并且不止一次呢，公爵夫人。”

于是这位将军讲述哈吉穆拉特在一八四三年，在山民占领格尔格比利村镇之后，突袭帕谢克将军的部队；并且他亲眼看见他险些儿把佐洛图欣上校打死。

沃龙佐夫带着愉快的微笑听着，显然很满意将军所说的话。但是沃龙佐夫的脸色突然换了一副散漫的、阴沉的表情。

那个讲到兴头上的将军开始讲他另一次同哈吉穆拉特相遭遇的情形。

“这就是他，”将军说道，“您还记得吧，阁下大人，那次在解围的地方给‘干粮远征’部队打了一个埋伏。”

“在什么地方？”沃龙佐夫眯起眼睛，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位勇敢的将军所说的“解围”是指那次不幸的达尔戈[41]出征；那次出征，要不是新赶到的军队给解了围，的确会全军覆没，连指挥官沃龙佐夫也不能幸免。大家都知道，沃龙佐夫所指挥的那次出征达尔戈，俄国人伤亡惨重，损失几门大炮，是一个耻辱的事件。因此，如果有人在沃龙佐夫面前提起这次出征，只能按照沃龙佐夫写给沙皇的报告的意思，就是说：这次俄国军队战果辉煌。所谓“解围”，无疑是说这不是什么战果辉煌，而是葬送了许多性命的大错。在座的人都明了这个，有的假装不注意将军说的是什么意思，有的吃惊地等待着将要发生什么事；还有的微笑着互相递眼色。

唯有这位鬃毛胡子的将军一点不曾察觉，全神贯注地讲故事，他安详地回答道：

“在解围的地方，阁下大人。”

喜爱的话题一旦说开了头，于是这位将军就详细地讲起哈吉穆拉特如何“敏捷地把部队切成两段，要不是给我们解围，”他仿佛特别喜欢重复“解围”这句话，“那么，所有的人都逃不脱，因为……”

将军没能够把话讲完，因为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看出情形不对，便来打断他的话，问他在梯弗利斯的住处舒适不舒适。将军吃了一惊，环顾一下所有的人，看了看那坐在餐桌末端的自己的副官，他正用执着的和示意的眼神盯着他——将军突然醒悟过来。他没有回答王妃的问题，紧皱着眉头不再说下去了，慌忙地叉起他面前盘子里的精致食品，没有看清它的形状，甚至没有品味就囫囵地吞到肚里。

大家都觉得不大自然，但是这不自然的气氛被格鲁吉亚王爷改变过来；这位也坐在沃龙佐夫公爵夫人身旁的王爷是一个顶蠢的、然而却是异常精到而技巧的阿谀者和宫廷大臣。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察觉，开始高声地叙述哈吉穆拉特劫持梅赫图林汗国[42]艾哈迈德汗的寡妻的故事。

“他在夜里进了村子，捉了他要捉的人，就带了全队人马跑了。”

“为什么他一定要捉这个女人？”公爵夫人问道。

“他同她丈夫有仇，到处追踪他，可是直到艾哈迈德汗死了也没碰到他，因此他向寡妇复仇。”

公爵夫人把故事译成法语，说给坐在格鲁吉亚王爷旁边她的老女友舒阿焦莉伯爵夫人听。

“Quelle horreur！”[43]伯爵夫人闭起眼睛，摇着头说道。

“啊，不是的，”沃龙佐夫微笑着说，“我听说他是以骑士般的尊敬对待那个女俘虏呢，并且后来把她放了。”

“是的，赎出的。”

“那自然喽，然而他的行为总算是高贵的。”

公爵这几句话给后来讲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定了调子。宫廷大臣们看出，对哈吉穆拉特的意义越是夸张，沃龙佐夫就越高兴。

“这人有惊人的勇敢。出色的人物。”

“是啊，一八四九年大白天闯进铁米尔-汗-舒腊城，把所有店铺抢劫一空。”

坐在桌子尽头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当时曾在铁米尔-汗-舒腊，把哈吉穆拉特这段战绩详述了一遍。

总而言之，整个吃饭时间都是讲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全都争先恐后地赞扬他的勇敢、聪明、宽宏大量。有人讲到他曾命令杀死二十六个俘虏；就连这也用一句普通的话给驳回了：

“那有什么办法！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44]”

“这是一个伟人。”

“假使他生在欧洲，也许是拿破仑再世，”蠢笨而有阿谀天才的格鲁吉亚王爷说道。

他知道，一提起拿破仑，就能使因为战胜拿破仑而带上银色十字勋章的沃龙佐夫高兴。

“哎，即使不是拿破仑，也是一个剽悍的骑兵将军——是的。”沃龙佐夫说道。

“如果不是拿破仑，也是穆拉[45]。”

“所以他名叫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出走，现在沙米尔就要完了。”有一个人说道。

“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现在’，是指沃龙佐夫在的时候）他们吃不消了。”又有一个人说道。

“Tout cela est grâce à vous.”[46]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说道。

沃龙佐夫公爵竭力遏止那恰似滚滚波涛向他涌来的阿谀奉承。然而他很愉快，他在搀着自己的女伴离开饭桌往客厅走去时，心情畅快极了。

饭后在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公爵对所有的客人都特别亲热，他走近那位红鬃胡子将军跟前，竭力向他表示他并没有觉察他的尴尬。

公爵和所有客人周旋一遍，然后坐下来玩牌。他只玩一种古老的牌戏——“龙白尔”。公爵的对手有：格鲁吉亚王爷，其次是亚美尼亚将军——他是跟公爵的侍从学会玩“龙白尔”牌戏的，第四位是权势显赫的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

沃龙佐夫把上面有亚历山大一世肖像的金质鼻烟壶放在身旁，打开一盒绸面的纸牌，正要发牌，这时进来一个侍从，意大利人乔瓦尼，他托着上面放着一封信的银盘。

“又来一个信使，阁下大人。”

沃龙佐夫把牌丢下，道一声歉，拆开信来看。

是儿子的信。他叙述哈吉穆拉特的出走以及他同梅勒—扎科梅利斯基的冲突。

公爵夫人走过来，问儿子写的什么。

“还是那个事儿……Il a eu quelques désagréments avec le commandant de la place.Simon a eu tort.[47] But all is well what ends well.[48]”他说道，把信递给太太，转身请那恭候着的对手们拿牌。

玩完一局后，沃龙佐夫打开鼻烟壶，做他心情特别愉快时常做的事情：用他那老得皱皱巴巴的白净的手捏起一撮法国鼻烟送到鼻孔，撒了进去。

十

第二天哈吉穆拉特去见老沃龙佐夫，公爵的客厅已经挤满了人。这里有昨天那个红鬃胡子将军，他全副武装和满挂勋章，是前来辞行的；这里有一个团长，因滥用团部的给养，可能要吃官司；这里有一位受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保护的亚美尼亚富商，他享有酒业专卖权，现在来疏通重订合同；这里有一个全身穿黑的阵亡军官的妻子，是来请求抚恤金或者请求官费送子女读书的；这里有一位破产的格鲁吉亚王爷，身着富丽华美的格鲁吉亚民族服装，是来给自己张罗一处废教堂的领地的；这里有一个监察官，手里拿一大卷关于征服高加索新方案的文件；这里还有一个汗，他来仅仅是为了回到家里好讲一讲他见过公爵。

顺序等候的人们，依次的被一个漂亮的金发青年副官引进公爵的办公室。

当哈吉穆拉特跛着脚健步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眼睛向他转过来，他听见各个角落都低声喊出他的名字。

哈吉穆拉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色束腰无领袍，内衬一件栗色的、领子绣有精致银丝的短上衣；他绑着黑裹腿，穿一双像手套似的紧包着脚跟的黑色平底靴子；剃光了的头上戴着皮帽和缠着头巾，——因为这个头巾，他曾被艾哈迈德汗告密因而被克吕格瑙[49]将军逮捕，也正是因为这个头巾，他投降了沙米尔。哈吉穆拉特快步地在客厅的镶木地板上走着，他一只腿比另一只短一点，走起路来一颠一颠地摆动着细窕窕的身腰。他两只距离宽宽的眼睛安详地往前望着，仿佛并没有看见屋子里有人似的。

那个漂亮的副官和他问过好后，请哈吉穆拉特坐一会儿，他就去报告公爵。但是哈吉穆拉特谢绝了，一只手按着短剑，迈出一只脚，仍然站着，轻蔑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翻译员塔尔哈诺夫公爵到哈吉穆拉特跟前说了几句话。哈吉穆拉特爱理不理地断断续续地回答他。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控诉监督官的库梅克王爷，在他之后，副官就来叫哈吉穆拉特，领他到办公室门口，把他让了进去。

沃龙佐夫站在桌子旁接待哈吉穆拉特。这位总司令的衰老的白净面孔已经不是昨天那样堆着笑脸，而是颇为严厉而且庄重的了。

哈吉穆拉特走进这间宽大的、里面有着一张巨型的办公桌和宽敞的绿色百叶窗的房间里，他把他那不大的、晒黑了的双手贴在胸脯上长袍衣襟交叉的地方，垂下眼睑，从容不迫地、清晰地、恭恭敬敬地用那一口漂亮的库梅克方言说道：

“我投身于伟大沙皇和阁下的强大保护下。我立誓忠心不贰，流最后一滴血为白沙皇服务，并希望对我的敌人，同时也是对您的敌人沙米尔的战事有所帮助。”

听完了翻译员的话之后，沃龙佐夫看了看哈吉穆拉特，同时哈吉穆拉特也向着沃龙佐夫的脸瞄了一下。

两人的眼睛遇到一起，彼此交谈了许多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话，这已经不是翻译员所说的那些话了。他们不用字句彼此直接说出了全部的实话：沃龙佐夫的眼睛说，他对于哈吉穆拉特所说的话连一个字也不相信，他知道他是全俄罗斯的敌人，并且永不会改变，现在他降服，不过是不得已罢了。连哈吉穆拉特也是明了这个的，但是他仍然保证了自己的忠诚。而哈吉穆拉特的眼睛是在说：这个老头子所想的应当是死，而不是战争，但是别看他老，可是很狡猾，对他要当心。连沃龙佐夫也是明了这个的，但是他仍然对哈吉穆拉特说了他认为为了战争的胜利应当说的话。

“你给他说，”沃龙佐夫对翻译员说（他对年轻的军官们讲话用“你”），“我们皇上既仁慈又强大，我想会依照我的请求宽恕他，并且任用他。转达了吗？”他问道，一面望着哈吉穆拉特。“在没有接到我主恩典前，告诉他，由我来招待他，并且使他在我们这里过得很愉快。”

哈吉穆拉特又一次把手贴在胸脯当中，接着很兴奋地说了一些话。

翻译员转达说，他从前在一八三九年统治阿瓦里亚的时候，他就忠实地替俄国人服务了，可惜他的敌人艾哈迈德汗想陷害他，在克吕格瑙将军跟前造谣中伤他，不然他是永远不会叛变的。

“知道，知道，”沃龙佐夫说（就算他知道，也早已忘干净了）。“我知道，”他坐下来说道，一面指着靠墙的不带靠背的大沙发让哈吉穆拉特也坐下。可是哈吉穆拉特没有坐；耸一耸强有力的肩膀，表示在这样重要的人物面前他不应坐下。

“不论是艾哈迈德汗，或是沙米尔，两个人都是我的敌人，”他对翻译员接着说。“告诉公爵，艾哈迈德汗死了，我不能向他报仇了，但是沙米尔还活着，我不报他的仇，死不瞑目。”他紧皱着眉头，咬紧了下颚，说道。

“是的，是的，”沃龙佐夫平静地说，“他想怎样向沙米尔报仇？”他对翻译员说，“告诉他：他可以坐下。”

哈吉穆拉特又谢了坐，他对转达给他的问题回答道，他就是为的帮助俄国人消灭沙米尔才来投降的。

“好的，好的，”沃龙佐夫说道，“那么他想怎么办呢？坐下，坐下……”

哈吉穆拉特坐下来。他说，只要派他带着军队到列兹根线上，他担保能把整个达吉斯坦鼓动起来，沙米尔就支持不住了。

“这是好的。这是可以的，”沃龙佐夫说道，“我考虑一下。”

翻译员向哈吉穆拉特转达了沃龙佐夫的话。哈吉穆拉特沉思起来。

“告诉总督，”他又说道，“我的家属还在我的敌人手里；我的家属还在山里一天，我的手脚就一天是被捆着的，就不能够效忠。如果我出面去打他，他便会杀掉我的妻子，杀掉母亲，杀掉孩子。公爵只要救出我的家属，用俘虏换过来，那时不是我拚死，就是沙米尔灭亡。”

“好的，好的，”沃龙佐夫说道，“关于这事我们考虑一下，现在让他到参谋长那里，把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计划和愿望，详细地向他叙述一遍。”

哈吉穆拉特同沃龙佐夫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晚上，在一家按东方风味装饰的新剧院演出意大利歌剧。沃龙佐夫在包厢里坐着，池座里出现了惹人注目的、缠着头巾和跛着脚的哈吉穆拉特的身影。他和一个陪着他的沃龙佐夫的副官洛里斯—梅利科夫[50]走了进来，在头排位子上落了座。有着东方的、伊斯兰教徒的尊严的哈吉穆拉特，不唯没有露出惊奇的表情，而且带着冷淡的神情看完第一幕，就站了起来，从容地环视着观众，走了出去，引得全场对他注意。

第二天是星期一，在沃龙佐夫家里举行照例的晚会。一座宽敞的大厅灯烛辉煌，乐队隐蔽在冬季花园里伴奏着。那些袒胸露臂的年轻的和并不很年轻的妇人们，在穿着鲜亮军服的男人们的怀抱里旋舞着。在一个巨大的食品柜子旁，穿着红燕尾服、长袜和皮鞋的仆人们不断地倒香槟酒，把糖果分送给贵妇们。总督夫人虽然已经上了岁数，也是那么半裸露着，和蔼地微笑着在客人们中间走来走去，并且通过翻译员对哈吉穆拉特说了几句亲热的话；他仍像昨天在戏院里一样，带着淡漠的态度环视着客人们。在女主人之后，又有几个裸露的妇人走到哈吉穆拉特跟前；她们不嫌害羞地站在他面前，都微笑着问那同样的一句话：他对他所看见的是否喜欢。沃龙佐夫本人佩着金线绣的肩章和穗带，颈上挂着银十字勋章和绶带，走到他面前，也是问了那一句话，显然他和所有的询问者同样相信：哈吉穆拉特不能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哈吉穆拉特对沃龙佐夫也是回答了那句回答所有的人的话：在他们那儿没有这个，——然而他没有说出在他们那儿所没有的这一切是好还是坏。

哈吉穆拉特甚至在这里，在跳舞会上，也想同沃龙佐夫提起赎出他的家属的事情，但是沃龙佐夫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离开他走了。过后洛里斯—梅利科夫对哈吉穆拉特说，这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

钟打了十一点，哈吉穆拉特又用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赠给他的那只表对了一下，他问洛里斯—梅利科夫是不是可以走。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别走。虽然如此，哈吉穆拉特没有留下，坐上那辆供他使用的敞篷轻便马车，到那指定给他的住处去了。

十一

哈吉穆拉特到梯弗利斯第五天，总督的副官洛里斯—梅利科夫奉总司令的命令来找他。

“不论这颗头颅和这双手都乐意为总司令服务，”哈吉穆拉特说道，摆出他那通常外交式的表情，低下头，把手放在胸前。“请你赐教，”他说道，亲热地看着洛里斯—梅利科夫的眼睛。

洛里斯—梅利科夫坐在桌旁靠背椅上。哈吉穆拉特在他对面沙发榻上坐下，两只手支住膝盖，低着头，侧耳细听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他所说的话。操着流利的鞑靼话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公爵虽然知道哈吉穆拉特的过去，但是愿意由他本人嘴里知道他全部的历史。

“你讲给我听，”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我写下来，然后我来译成俄文，再由公爵把它奏闻皇上。”

哈吉穆拉特沉默了一会（他不唯从来不打断人家的话，而且他总是等着对方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抬起头来，把皮帽子推到脑后，用他那特别的、儿童般的微笑——他曾用这种微笑迷住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了一下。

“这是可以的，”他说道，想到皇上将要读到他的经历，他显然觉得很荣幸。

“你（鞑靼话里面没有‘您’的称呼）从头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不要着急。”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一面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来。

“这是可以的。不过很多，要讲的非常之多。有好多事情。”哈吉穆拉特说道。

“一天完不了，第二天再接着讲。”洛里斯—梅利科夫说。

“从头讲起？”

“是的，从最初讲起：在哪儿出生，在哪儿生活过。”

哈吉穆拉特垂下头来坐了很久；然后拿起放在沙发榻上的一根小棍，从短剑鞘里抽出一把镶嵌金质象牙柄的、锋利有如刮胡刀片的小钢刀，他开始用刀削着小棍，一面讲起来。

“写吧：我生在采尔梅斯，一个不大的村庄，照我们山里人的说法：只有驴头那么大，”他开始讲了。“离我们那儿不远，差不多两个射程，便是汗们居住的洪扎[51]。我们的家庭同他们很亲近。我的母亲奶过年长的汗，阿布努察尔汗，因此我和汗们也接近起来。汗弟兄三个：阿布努察尔汗——我哥哥奥斯曼的奶兄弟，乌马汗——我的结拜兄弟，和布拉奇汗——最年幼的，这就是沙米尔从悬崖上扔下去的那个。这是后来的事。我十五岁那年，各村都有穆里德出现。他们用木剑击着石头，喊道：‘伊斯兰教徒们，圣战！’车臣人全投向穆里德，阿瓦里亚人也开始投奔他们。我当时在宫里住着。我同汗的弟兄们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慢慢地富裕起来。我有马，有枪，也有钱。自由自在地生活，什么事情都不想。可是到了卡济—穆拉[52]被害，哈姆扎特[53]代替了他的位子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结束了。哈姆扎特派使者对汗们说，假使他们不参加圣战，那他就要把洪扎毁掉。这是要好好考虑的。汗们怕俄国人，怕参加圣战，于是可敦[54]派我和她的次子乌马汗到梯弗利斯去求俄国长官帮助来抵御哈姆扎特。长官是罗森男爵。他既没接见我，也没有接见乌马汗。派人来告诉我们，说他会帮助的，但是什么也没有做。只有他的军官们来我们那儿和乌马汗玩牌。他们灌他酒，领他到坏地方去；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输给他们了。他力大如牛，狮子般勇敢，然而他的灵魂却软弱得像水。要不是我把他带走，他会把他最后的一匹马和武器输光的。由梯弗利斯回去后，我的主意变了，我开始劝可敦和年轻的汗们参加圣战。”

“为什么变了主意呢？”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你对俄国人不喜欢了吗？”

哈吉穆拉特沉吟一会儿。

“是的，不喜欢，”他坚决地说，闭上眼睛，“还有一件事使我想参加圣战。”

“什么事呢？”

“在采尔梅斯附近，我和汗跟三个穆里德冲突起来：两个逃走了，第三个被我用手枪打死了。我到他跟前想取下他的武器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对我看了看。‘你，’他说，‘把我打死了。我很好。然而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伊斯兰教徒啊，参加圣战吧。真主的旨意。’”

“怎么，你参加了吗？”

“没有参加，不过念头活动了。”哈吉穆拉特说，他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哈姆扎特迫近洪扎的时候，我们派了几个老人去见他，告诉他，我们同意参加圣战，不过要他派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商讨一下应当怎样进行圣战。哈姆扎特命令把老人们的胡须剃光，鼻孔穿通，在他们鼻子上挂着烧饼，打发他们回来了。老人们说哈姆扎特准备派教主来教我们圣战，但是可敦得把幼子送他那儿当人质。可敦相信了，于是就把布拉奇汗派到哈姆扎特那儿。哈姆扎特对布拉奇汗招待得很好，然后又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叫两个哥哥也去他那儿。他吩咐人对我们说，他愿意效忠汗们，像他父亲效忠汗们的父亲一样。可敦为人懦弱、愚笨，而且卤莽，像所有当家做主的妇道人家一样。派去两个儿子她是怕的，只派了一个乌马汗。我和他同去。穆里德们走出一俄里之外迎接我们，围绕着我们唱歌，鸣枪，表演马术。当我们走到的时候，哈姆扎特走出帐篷，到乌马汗的马镫跟前，像接待汗一样地接待了他。他说：‘我不曾对你们的家做任何坏事，并且也不想做。只希望你们不要害我，并且不要妨碍我领着人马去作圣战。我将要同我所有的军队效忠你们，像我的父亲效忠你们的父亲一样。让我住在你们家里。我用我的忠言来帮助你们，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乌马汗是一个拙于辞令的人，他不知道应当说什么，默默地不做声。当时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哈姆扎特到洪扎去好了。可敦和汗会恭恭敬敬接待他的。可是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在这里我第一次同沙米尔冲突了。当时他正在伊玛姆[55]旁边。

“‘不是问你，是问汗。’他对我说。

“我闭了口，哈姆扎特把乌马汗领到帐篷里。然后哈姆扎特把我叫了去，吩咐我同他的使者一块去洪则贺。我去了。使者劝可敦让长子也去哈姆扎特那儿。我知道这是叛变，劝可敦不要再把儿子派了去。可是妇人头脑里的智慧，只有鸡蛋上的毛发那样多。可敦相信了，就吩咐儿子去。阿布努察尔汗不愿意。于是她说：‘大约你是害怕了吧。’她像一只蜂子，知道在什么地方更能螫疼他。阿布努察尔汗冒起火来，二话没说，就吩咐人备马。我同他一块去。哈姆扎特迎接我们比迎接乌马汗还要排场。他亲自策马下山，走出两射程来迎接，他后面跟着打着旗号的骑兵，他们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56]，鸣枪，表演马术。当我们走近宿营地时，哈姆扎特把汗领进帐篷里，我同马匹留了下来。我在山下，这时哈姆扎特的帐篷里响起了枪声，我往帐篷跑去，乌马汗已经趴在血泊里，而阿布努察尔汗还同穆里德们在格斗，他的半边脸被砍掉了，耷拉着。他一只手扶着脸，另一只手用短剑砍那些走近他的人，我亲眼看见他砍死哈姆扎特的弟弟，正要向另一个人砍去，这时穆里德们向他开了枪，他扑倒了。”

哈吉穆拉特停住了，他那晒黑了的脸泛起棕红色，眼睛里充了血。

“我害怕起来，于是我逃跑了。”

“啊，是吗？”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我还以为你从来什么都不怕呢。”

“以后就永远没有怕过了；从那时起，我常常想起这场耻辱，一想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十二

“现在够了。应当祈祷了。”哈吉穆拉特说，从束腰无领袍的贴胸口袋里掏出沃龙佐夫送的自鸣表，小心地按了按发条，侧着头，含着孩子般的微笑倾听着。表打了十二响零一刻。

“库纳克沃龙佐夫的礼物，”他微笑着说。“一个好人儿。”

“是的，好人，”洛里斯—梅利科夫说，“并且表也是好的。你祷告去吧，我等着。”

“亚克希[57]，好的。”哈吉穆拉特说道，于是走进了卧室。

洛里斯—梅利科夫独自留在那里，把哈吉穆拉特给他讲的摘要记在小本子里，然后燃起一支烟，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走近卧室对面房间的门口，洛里斯—梅利科夫听见里面谈得很热闹，有人用鞑靼话迅速地说一件什么事。他想这一定是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有一种山民所特有的酸皮子气味。身穿油污的破烂上衣的红头发独眼龙哈姆扎洛，靠着窗户坐在铺在地上的斗篷上正在编马笼头。他用他那沙哑的喉音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可是洛里斯—梅利科夫一走进去，他马上就闭了嘴，并不注意进来的人，继续干自己的活儿。快活的汗-马戈马在他对面站着，露着雪白的牙微笑，没有睫毛的黑眼睛闪闪发光，老是重述着一句话。美男子埃尔达尔，袖筒卷到强健的胳膊上，正擦着挂在钉子上的鞍鞯上的肚带。哈涅菲——主要的帮手和管事人，没有在屋里。他在厨房里煮饭。

“你们在辩论什么呀？”洛里斯—梅利科夫同汗-马戈马打招呼后，问他道。

“他老夸奖沙米尔，”汗-马戈马说道，一面伸出手跟洛里斯—梅利科夫拉手，“他说，沙米尔是个大人物。又有学问，又是神圣，又是骑手。”

“为什么不跟他了，还老是夸奖他？”

“不跟他，还夸奖他。”汗-马戈马很快地说道，露出牙齿，眼睛闪着光。

“怎么说，你甚至认为他是神圣哪？”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他要不是神圣，人民就不会服从他了。”哈姆扎洛很快地说道。

“神圣不是沙米尔，而是曼苏尔[58]，”汗-马戈马说道，“他才是真正的神圣呢。他做伊玛姆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是另一个样子。他到备村里巡行，老百姓都到他跟前亲吻他的衣裾，忏悔罪恶，发誓不做坏事。老年人说：那时人人都像神圣一般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漏祈祷，彼此宽恕对自己的污辱，甚至宽恕血仇。那时人们把拾来的财物挂在竹竿上，竖在路边招领。那时真主也降福于每个人，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汗-马戈马说道。

“可是现在山里也不喝酒不抽烟呀。”哈姆扎洛说。

“你的沙米尔是一个‘蜡马鹿’。”汗-马戈马说，一面向洛里斯—梅利科夫挤挤眼。

“蜡马鹿”是对山民轻视的称呼。

“山民是蜡马鹿，”哈姆扎洛答道，“但是山里也有山鹰呀。”

“好小子！嘴真巧，”汗-马戈马因对手答得巧妙，高兴得咧嘴笑着说。

他看见洛里斯—梅利科夫手中有个银烟匣，向他要了一支烟。洛里斯—梅利科夫说他们是不许抽烟的，他用一只眼了，向哈吉穆拉特的卧室摆摆头，说是只要没看见，是可以的。他马上就抽起烟来，烟不往肚里吸，只笨拙地撅着通红的嘴唇往外吐。

“这不像话，”哈姆扎洛严厉地说，就从屋里走了出去。汗-马戈马向他了眼；一边抽烟，一边问洛里斯—梅利科夫哪里能买到绸子上衣和白皮帽子。

“怎么，你能有这么多钱吗？”

“有，有这么多。”汗-马戈马着眼回答道。

“你问他，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埃尔达尔把他漂亮的、微笑的面孔转向洛里斯—梅利科夫。

“是赢的，”汗-马戈马很快地说道。于是他讲起他昨天在梯弗利斯街上游逛，遇见一堆人，原来是俄国勤务兵和亚美尼亚人在赌“正反面”。挺大的一个赌注：三个金卢布和许多银的。汗-马戈马马上就明白了是怎样赌的，于是他哗哗啦啦地响着口袋的铜钱，走进圈子里，说他把庄上的赌注都压上。

“怎么说都压上，你能有这么多的钱吗？”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我一共只有十二戈比。”汗-马戈马龇着牙笑着说。

“要是输了呢？”

“有这个呢。”

汗-马戈马指着手枪。

“怎么，把那个给人家？”

“干么给人家？逃跑，有谁敢拦挡的话，就打死他。这不就完了。”

“怎么，赢了？”

“赢啦，收起所有的赌注，拔腿就走。”

对于汗-马戈马和埃尔达尔，洛里斯—梅利科夫是完全了解的。汗-马戈马是一个乐天的、爱玩乐的人，他不知道把过剩的生命力往哪儿发泄，一味地快乐、轻浮，赌自己的生命也赌别人的生命，由于这种赌博，现在投降俄国人，同样由于这种赌博，也许明天又投到沙米尔那边。埃尔达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穆里师德的人，他安静、强悍，而且坚决。唯独那个红头发的哈姆扎洛使洛里斯—梅利科夫不能了解。洛里斯—梅利科夫觉得这个人不仅忠于沙米尔，并且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抱有无法克制的反感、藐视、厌恶和憎恨；所以洛里斯—梅利科夫不明白他为什么投降俄国人。洛里斯—梅利科夫心中起了一种疑虑，这种疑虑也是某些高级官员所共有的，就是以为哈吉穆拉特的出走和他说他和沙米尔的敌对是一场骗局，他出走仅仅是为了要窥察俄国人的弱点；然后再跑回山里去，把兵力对准俄军的要害进攻。而哈姆扎洛则以他全部的存在肯定了这种假设。“那些人，连哈吉穆拉特也在内，”洛里斯—梅利科夫想道，“不过善于隐藏着自己的意图，而这个人则把自己隐藏不住的憎恨流露出来罢了。”

洛里斯—梅利科夫想同哈姆扎洛谈谈。他问他在这里烦闷不烦闷。他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向洛里斯—梅利科夫斜着他那只独眼，粗哑着嗓子，突然低吼道：

“不，不烦闷。”

而且回答其他一切问题也是这样。

洛里斯—梅利科夫在卫兵室里的时候，哈吉穆拉特的第四个穆里德，阿瓦利亚人哈涅菲进来了，他满脸满脖子都是毛，毛茸茸的鸡胸像一块毛皮。这是一个没有脑筋的、身体结实的勤劳者，他经常忙着做事，同埃尔达尔一样，不假思索地服从自己的主人。

他是来卫兵室拿米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叫住他，问他是哪里人，跟哈吉穆拉特有好久了。

“五年，”哈涅菲回答洛里斯—梅利科夫的问话。“我和他是同村。我的父亲杀死了他的舅舅，他们想杀死我，”他说道，同时眼睛安静地从浓密的眉毛底下望着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脸，“于是我就请求他认我作弟兄。”

“认作弟兄是怎么回事呢？”

“我两个月不剃头，不剪指甲，然后到他们那儿。他们让我到帕蒂玛特那儿，就是到他母亲那儿。帕蒂玛特给我奶吃，于是我就成为他的弟兄了。”

听见隔壁房里有哈吉穆拉特的声音，埃尔达尔立刻知道是主人在召唤，他擦干净了手，大踏步地走到客厅里。

“他叫你哪。”他转回来时说道。

洛里斯—梅利科夫又给快活的汗-马戈马一支烟，便往客厅去了。

十三

洛里斯—梅利科夫走进客厅的时候，哈吉穆拉特带着愉快的笑脸迎着他。

“怎么，接着说下去吗？”他在沙发榻上坐下，说道。

“哎，那是当然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我到你的卫兵那儿去了，同他们谈了谈。有一个活泼的小伙子，”洛里斯—梅利科夫加添说。

“是的，是汗-马戈马，——一个轻浮的家伙。”哈吉穆拉特说道。

“我挺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

“哦，是埃尔达尔。这小伙子年轻，可是跟铁一样结实。”

他们沉默了一会。

“就说下去吧？”

“是的，是的。”

“我已经说过怎样杀死了汗们。把他们杀死后，哈姆扎特便进入洪扎，登上了汗的宫殿，”哈吉穆拉特开始讲道，“可敦还留在那儿。哈姆扎特把她叫到面前。她责骂他。哈姆扎特向他的穆里德阿谢利杰尔递个眼色，阿谢利杰尔就从后面击倒可敦，把她杀了。”

“为什么他要杀死她呢？”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不这样怎么行：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要把全族都斩草除根。他们就这样做了。沙米尔把幼子杀死，从悬崖上扔了下去。全阿瓦里亚都被哈姆扎特征服了，只有我和哥哥不愿屈服，我们要向他讨还汗的血债。我们假装着屈服，而心里只想着怎样向他讨还血债。我们同祖父商量，决定等他由宫里出行的时候，设埋伏刺死他。不知谁偷听了我们，告诉了哈姆扎特，于是他把祖父叫了去，说道：‘你要注意，假使你的孙子阴谋反对我是真的的话，那我就要把你和他俩吊死在一个绞刑架上。我是替天行道的，阻挠我是不行的。去吧，记着我的话。’祖父到家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来，我们便决定不再等待，就在节日的第一天在寺院里举事。同伴们拒绝了，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我们每人带着两支手枪，穿上斗篷，便往寺院去了。哈姆扎特带着三十个穆里德走进寺院。他们全都拔刀出鞘。同哈姆扎特并排走的是阿谢利杰尔，他所宠爱的穆里德，也就是砍掉可敦的头的那个人。他看见我们，喝令我们把斗篷脱掉，并且向我们走过来。我手中拿着短剑，于是我杀了他，并向哈姆扎特扑去。这时我的哥哥奥斯曼已经向他射击。哈姆扎特还没有被打死，他拿着短剑向哥哥扑去，可是我刺中了他的脑袋。穆里德有三十人，而我们就两个。他们杀死了哥哥奥斯曼，可是我挣脱了，从窗户跳了出去，逃走了。当人们知道哈姆扎特被刺，全体人民都起来了，穆里德们都跑了，没有跑掉的全被杀死了。”

哈吉穆拉特讲到这里停了一下，沉重地喘息着。

“这一切都是好的，”他接着说，“后来一切都弄糟了。沙米尔登上了哈姆扎特的位子。他打发使者来见我，叫我跟他一同打俄国人；要是我拒绝的话，他威吓说要把洪扎铲为平地，并且把我杀死，我说我不去他那里，也不让他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你不到他那儿去呢？”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哈吉穆拉特紧皱着眉头，没有即刻回答。

“不能够。在沙米尔身上有哥哥奥斯曼和阿布努察尔的血债。我没有到他那儿去。罗森将军委了我一个军官的职位，并命我做阿瓦里亚的长官。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罗森先委了一个卡兹库梅赫的汗穆罕默德-米尔札来管理阿瓦里亚，后来又委了一个艾哈迈德汗。这个人仇视我。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可敦的女儿萨尔塔涅特。人家没把女儿许他。他以为是我从中作梗。他恨我，唆使他的卫兵谋害我，但我从他们手里逃走了。于是他向克吕格瑙说我的坏话，说我不让阿瓦里亚人供给俄国士兵柴火。他还对他说我缠头巾，就是这个头巾，”哈吉穆拉特指着皮帽子上的头巾说道，“说这是表示我忠于沙米尔。将军没有相信，也没有下令捉我。但是将军到梯弗利斯后，艾哈迈德汗便胡作非为起来：带一连兵把我抓住，并且把我上了锁链拴到大炮上。这样拘留了我六昼夜，第七昼夜把我解开往铁米尔-汗-舒腊押送。四十个枪上膛的士兵押着我。绑着我的手，并且有命令，如果我想逃，就打死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们快到的时候，在莫克索赫附近，山路很窄，右边是五十来俄丈深的峭壁。我离开士兵向右走，向峭壁的边缘走。有一个士兵想拦住我，可是我向峭壁下面一跳，顺手把那个士兵也拉了下去。士兵摔死了，而我却活了一条命。两肋、头、胳膊、腿，统统跌坏了。试着爬——可是爬不动。头晕眼花，于是就睡着了。醒来一看，浑身湿透了血。牧人看见了我，叫来人把我抬到村子里。两肋、头都长好了，腿也长好了，不过有一条腿短了一点儿。”

于是哈吉穆拉特伸出那条弯曲的腿。

“能走路，并且走得满好，”他说道，“老百姓知道了，都来看我。我复原后，移到采尔梅斯住。阿瓦里亚人又叫我管理他们，”哈吉穆拉特带着安详而自信的骄傲说，“我于是同意了。”

哈吉穆拉特迅速地站起来，在褡裢里取出一个公文夹子，从那里面抽出两封已经发黄的信件递给洛里斯—梅利科夫。这是克吕格瑙将军的信。洛里斯—梅利科夫看了一遍。第一封信写的是：

准尉哈吉穆拉特鉴：你跟我服务，我是满意你的。认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久前少将艾哈迈德汗报告我，说你是一个叛徒，说你缠头巾，说你同沙米尔有联系，说你教人民不听俄国长官的话。我命令逮捕你，并解到我这里来，可是你逃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有罪还是无罪。现在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对伟大的沙皇良心是洁白的话，如果你没有一点罪的话，那么就到我这里来。你谁也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人。汗并不能把你怎么样；他本人就是我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什么可怕的。

下面克吕格瑙写他永远是不食言的，是大公无私的，接着又是劝哈吉穆拉特到他那儿去。

洛里斯—梅利科夫读完了第一封信，哈吉穆拉特又拿出第二封信，信还没有递到洛里斯—梅利科夫手里的时候，他讲起他是怎样答复第一封信的。

“我给他回信说，头巾我是缠着的，但不是为的沙米尔，而是为的超度灵魂，说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投奔沙米尔，因为我的父亲、兄弟和亲族都是他杀死的，但是也不能投俄国人，因为我被侮辱了。在洪扎我被捆住的时候，一个流氓竟在我身上拉屎。这个人一天不被打死，我便一天不能到你那儿去。最主要的，我是怕艾哈迈德汗这个骗子。于是将军又给我送来了这封信。”哈吉穆拉特说道，一面把另一张发黄的信纸交给洛里斯—梅利科夫。洛里斯—梅利科夫读信：

你答复了我的信，——谢谢。你说你并不怕回来，但是因为有一个“吉亚乌尔”[59]侮辱了你，才使你不能这样做；我向你保证，俄国的法律是公正的，你会亲眼看见惩罚那个胆敢侮辱你的人，——我已经命令调查这件事情。听着，哈吉穆拉特，我有理由对你不满意，因为你不相信我和我的诚实，但是我原谅你，因为我知道多疑是一般山民的性格。如果你的良心是洁白的，如果你缠头巾实在只是为的超度灵魂，那么你是对的，你就敢于正视俄国的政府和我；我保证，谁侮辱了你，他一定会得到惩罚的，你的财产也要归还的，你将会看见并且知道俄国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况且俄国人对一切都有另种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一个什么混账侮辱了你，你并不算丢人。我本人就允许过吉姆林村[60]人缠头巾，同时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因此，我再重复一句，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同我派去的那个人到我这里来吧；他是忠于我的，他不是你的敌人的奴仆，而是受政府特别重视的人的朋友。

接着克吕格瑙在信里又劝哈吉穆拉特出走。

“我不信这些话，”等洛里斯—梅利科夫念完了信，哈吉穆拉特说道，“所以我没有到克吕格瑙那儿去。主要的，我要向艾哈迈德汗报仇，而这个我不能通过俄国人的手办到。在这时候，艾哈迈德汗包围了采尔梅斯，想捉住我或者打死我。我的人马太少了，不能打退他。恰当这时，沙米尔派一个带信的人到我这里。他允许帮助我打退艾哈迈德汗和杀掉他，并且让我管理整个阿瓦里亚。我想了好久，才投向沙米尔。从那时起，我总是不停地和俄国人打仗。”

于是哈吉穆拉特把他历来打仗的经过讲了一遍。战绩很多，其中有些是洛里斯—梅利科夫已经知道的。他每次出征和袭击都是以行军神速、进攻勇猛而令人吃惊，并且永远是旗开得胜。

“我和沙米尔之间，从来没有过友谊，”哈吉穆拉特在结束自己的故事时说道，“但他怕我，而我也需要他。有一次有人问我，除了沙米尔谁可以当伊玛姆。我说，谁的刀快谁是伊玛姆。这话传到沙米尔的耳眼里，于是他想把我摆脱掉。他派我到塔巴萨兰[61]。我到了那里夺了一千只羊和三百匹马。但是他说我做得不对，把我的州长职位撤掉，并且命令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我送了一千金卢布。他派穆里德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他要我去见他；我知道他想杀掉我，所以没有去。他派人捉拿我，我逃脱了，投到沃龙佐夫这儿。不过家属我没有带来。母亲、妻子、儿子都在他那儿。你告诉总司令说：家属留在那儿一天，我就一天什么都不能做。”

“我要告诉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

“请你多方设法，费神费神。我的一切也就是你的，只求你在公爵面前多多帮忙。我现在手脚是被捆着的，而绳头却牵在沙米尔手里。”

哈吉穆拉特用这几句话向洛里斯—梅利科夫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十四

十二月二十日，沃龙佐夫给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写了一封信。信是用法文写的。

我在最近的一次邮递中没曾给您去信，仁慈的公爵，因为我想对哈吉穆拉特的处理先作一决定，并且有两三天稍感不适。我在最后一封信中已经通知您哈吉穆拉特来到此地：他是八日到梯弗利斯的；第二天我就同他见了面，我和他谈了八九天，考虑他以后可以替我们做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他，因为他非常关心他家属的命运，他用各种全然坦白的方式表示，他的家属在沙米尔手中的时候，他是动不得的，不能给我们服务，不能对我们给予他的亲切的接待及宽恕表明自己的谢意。他所珍贵的家人的下落不明，使他处在冷热病的状态中，我所派定和他在此地同住的人们确信地对我说，他整夜不能入眠，几乎不进饮食，经常祷告，只要求跟几个哥萨克骑马兜风——这是他唯一可能的、由于多年习惯养成的不可缺少的娱乐和运动。他每天到我这里打听我有无他家属的消息，并且请求我集合各线所有属我们管辖的俘虏，以便向沙米尔提出交换的条件，此外他再添上少许的金钱。为这件事给他金钱的人是有的。他总是对我重复地说：“拯救我的家属，然后给我为您服务的机会（据他的意见，最好派他到列兹金线上），如果一个月内我没有给您立下大功的话，您认为应当怎样惩罚我，就怎样惩罚我。”

我回答他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正确的，假使他的家属留在山里，而没有在我们这里作为人质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我将尽一切可能集合我们边境的俘虏，然而按照我们的法令，我没有权力在他自己弄到的赎金上再给他添上不足的数额，我或者找另外的方法帮助他。此外，我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他说，沙米尔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家属交还他的，很可能他对他直接这样宣布，答应完全原谅他，恢复他原有的官职，并且威吓说，如果他不回来，就要杀掉他的母亲、妻子和六个孩子。我问他，他能不能坦白地说出，假定接到沙米尔这样的宣布，他将怎样办。哈吉穆拉特向天扬起眼和抬起手，对我说，一切都在上天的手中，但是他永远不会投到敌人手里，因为他确信沙米尔不会原谅他，那样他决不会久留人间了。至于迫害他的家属，他倒不以为沙米尔会这样轻举妄动：第一，为了不使他成为更绝望更危险的敌人；第二，在达吉斯坦有许多甚至很有势力的人会劝阻他这样做的。最后，他对我重复说了好几次，不管真主的意志对将来怎样安排，但是现在占有他的只有一个赎出家属的念头；他用真主的名义恳求我帮助他，准他回到车臣尼亚附近，在那里，他在我们官长的许可和帮助下可以和自己的家属发生联络，可以经常打听得到他家属的真实情况和搭救他们的方法；在这一部分敌人领土上有许多人，甚至有几个州长，对他多少是有点好感的；他在这被俄国人征服的或是中立的居民中，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很容易建立一些联系，以有利于达到那个使他日夜忧心如焚的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一方面使他安心，另方面使他有可能为我们的利益而发生作用和博得我们的信任。他请求带二三十个骁勇的哥萨克卫兵再回到格罗兹纳亚要塞去，——卫兵对于他有防御敌人的作用，而对于我们则有保证他的意愿的真实性的作用。

您是明白的，仁慈的公爵，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棘手，因为无论怎样做，我都担着莫大的责任。完全信任他原为一件极不慎重的事；但是，假若我们想要消除他逃跑的可能，那么我们就应当把他监禁起来；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公正和失策的。这种措施会很快传遍达吉斯坦，那些多少有点公开准备反对沙米尔的人，和那些非常关怀这个认为自己被迫投降我们的最勇敢最精明强干的教主的助手在我们这里的情况的人（这种人非常之多），就会打消自己的念头的，那将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我们骤然对待哈吉穆拉特像对待俘虏一样，那么他叛变沙米尔的全部的有利效果对我们就完结了。

所以我想，除了我现在所做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然而我仍然觉得我会犯一个大错而被人指摘，万一哈吉穆拉特又想逃走的话。在执行职务和处理这种繁难的事情中，想走直路而不犯错误和不担责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既然觉得路是直的，不管结果如何，就应当顺着它走去。

仁慈的公爵，请您将此奏闻皇帝陛下批阅，如果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子能够赞成我的行为，那我将是幸福的。以上我所呈报您的一切，我也向扎瓦多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斯基两位将军汇报了；让科兹洛夫斯基同哈吉穆拉特发生直接联络，同时我告诫哈吉穆拉特，不得后者同意，他不得做任何事情和到任何地方去。我对他宣称，如果他同我们的卫兵外出，对于我们倒是更好，不然沙米尔会宣扬我们把哈吉穆拉特禁闭起来了；并且我得到他的应诺，他永远不要到沃兹德维任斯克村去，因为我的儿子——他首先向他投降，并且认为他是自己的库纳克（朋友）——不是那个地方的长官，可能发生误会。况且沃兹德维任斯克村离那些敌视我们的村庄太近，要是为了他同自己的亲信发生联络，格罗兹纳亚要塞在各方面都是方便的。

除了二十个精选的哥萨克，依他的请求，寸步不离开他，此外我还派了骑兵大尉洛里斯—梅利科夫，一个有声望的、卓越的、非常聪明的军官，会说鞑靼话，对哈吉穆拉特很熟悉，哈吉穆拉特似乎也完全信任他。哈吉穆拉特在这里住了十天，在这期间，他还和因公来这里的少校塔尔哈诺夫公爵——舒申县长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这是一个真正可敬的人物，我完全信任他。他也得到哈吉穆拉特的信赖，经过他一个人从中翻译，——因为他能说一口漂亮的鞑靼话，我们讨论了最细微的和秘密的事情。

关于哈吉穆拉特的事，我和塔尔哈诺夫商量过，他完全同意我：或者照我现在这样做法去做，或者把哈吉穆拉特监禁起来，用一切可能的严厉手段看守他，因为一次对他不客气，以后就不容易防范他了，或者干脆把他送到国外。但是后两种办法不唯使我们失掉了由于哈吉穆拉特和沙米尔龃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而且会阻碍必然会有的各种怨言的发展和山民反抗沙米尔政权的可能。塔尔哈诺夫公爵对我说，他本人就相信哈吉穆拉特的真实，相信哈吉穆拉特不怀疑沙米尔永远不会原谅他，即使答应宽恕他，也会命令处死他的。在塔尔哈诺夫和哈吉穆拉特的来往中，使前者所忧虑的唯一的事，就是哈吉穆拉特对自己宗教的执着，并且他本人也不隐瞒，说沙米尔可能从这方面来感动他。但是，正如以上所说，沙米尔永远不能使哈吉穆拉特相信他不结果他的性命，不是即刻，便是在他回去后再过一些时候。

仁慈的公爵，这就是我所要报告您的此间近况中的一段插曲的全部。

十五

这份报告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梯弗利斯送出的。一八五一年除夕，一个信使在途中赶坏了十匹马，把十个车夫抽得满脸流血，把报告送到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那里。

一八五二年元旦，切尔内绍夫朝觐皇帝尼古拉，除了呈递其他公事外，还有沃龙佐夫的那份报告。

切尔内绍夫不喜欢沃龙佐夫，不仅因为沃龙佐夫受到普遍的尊敬，而且因为他有巨大的财富，特别因为沃龙佐夫是一个真正的贵族，而切尔内绍夫只能算是parvenu[62]，主要的，还因为皇上对沃龙佐夫特别有好感。所以切尔内绍夫一有机会就中伤沃龙佐夫。在上次关于高加索军事的报告中，由于军事长官的不慎，一支不大的高加索部队几乎全被山民歼灭，切尔内绍夫用这件事成功地使尼古拉对沃龙佐夫不满。现在他企图提出沃龙佐夫对于哈吉穆拉特问题处理的不利的方面。他想暗示皇上：沃龙佐夫总是特别使俄国人吃亏，而袒护甚至姑息土人，把哈吉穆拉特留在高加索是不智的举动；并且暗示，哈吉穆拉特很可能只是为了窥视我们的防御工事才投我们的，因此最好把哈吉穆拉特送到俄罗斯中部，等到他的家属从山里救出来，并且确信他的忠诚以后，再利用他。

切尔内绍夫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仅仅因为尼古拉在元旦那天早晨心情特别不好，仅仅由于心里别扭而不能采纳任何人的任何建议；况且他素来不喜欢接受切尔内绍夫的建议，他不过是勉强任用着切尔内绍夫，觉得暂时没有可以代替他的人，而且，当他知道切尔内绍夫在审判十二月党人案件中竭力陷害扎哈尔·切尔内绍夫[63]，企图占有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他是个大无赖了。这样一来，由于尼古拉心情恶劣，哈吉穆拉特就留在高加索了，他本来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命运的，如果切尔内绍夫是在别的时候来报告的话。

九点半钟的时候，在零下二十度严寒的雾气中，切尔内绍夫的留着胡子、头戴浅蓝天鹅绒尖顶帽子的胖车夫，坐在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所乘的一样的小型雪橇的驭者台上，驶到冬宫的小停车场，向他的朋友多尔戈鲁基公爵的车夫亲切地点一点头，这个车夫伺候主人下车后，早就停在宫廷的车场旁边，把缰绳塞在穿着臃肿的棉裤的大腿下面，正在摩擦冻僵了的手。

切尔内绍夫穿着一件绒毛柔软的灰色海狸皮领子的外套，按照一定的样式戴着雉毛三角帽。他掀开暖脚的熊皮，小心翼翼地把他那没有穿套鞋的（他以不知套鞋为何物而骄傲）、冻僵了的两腿从雪橇里腾挪出来，抖起精神，响着马刺，从地毯上走进那阍人恭恭敬敬给他打开的门里去了。在前厅把外套掷给一个跑向前来的老内侍手里，切尔内绍夫走到镜子前面，小心地把帽子从波纹形假发上脱下来。他对着镜子照一照，用那衰老的手习惯地卷一卷鬓角和前发，整一整十字勋章、穗带和带绣花字的肩章，于是软弱无力地迈动他那不听使唤的两条老腿，踏着铺着地毯的平缓楼梯向上走去。

经过那些穿着大礼服站在门旁边向他谄媚地鞠躬的内侍，切尔内绍夫走进了候见室。毕恭毕敬地迎接切尔内绍夫的值日官，是一个新任命的侍从武官，只见他那崭新的军服、肩章和穗带，以及那黑色小胡子和像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那样拢近眼角的鬓发衬托着尚未受到丧的红润面孔，浑身上下都是亮堂堂的。陆军大臣的副手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迟钝的面孔上带着沉闷的表情，颊须、胡髭和鬓角也像尼古拉那样打扮，站起来迎着切尔内绍夫，向他问好。

“L’empereur？”[64]切尔内绍夫转向侍从武官，眼睛疑问地望着办公室的门。

“Sa Majesté vient de rentrer，”[65]侍从武官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很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他踏着轻巧而平稳的步子——平稳得甚至头上顶着满满一杯水都不会流出来——往那无声地打开的门走去，他以整个存在对他走进去的那个地方表示着敬意，然后就在门后消失了。

在这工夫，多尔戈鲁基打开自己的公事包，查看一下里面的公文。

而切尔内绍夫却在那里紧皱着眉头来回踱步，活活腿，回想一下要向皇帝报告的事情。切尔内绍夫正在办公室的门旁站着，这时办公室的门又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比前一个更辉煌、更恭敬的侍从武官，做一个手势请大臣和大臣副手去见陛下。

冬宫遭过大火以后，早已修复了，但是尼古拉还是住在冬宫楼上。他听取大臣和高级官员的报告的办公室是一间有四面大窗的高大房间。正面墙上挂着一幅亚历山大一世的巨像。在窗与窗之间放着两张公事桌。靠墙放着几把椅子。在屋的中央有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尼古拉的靠背椅和几张给被接见的人预备的椅子。

尼古拉穿一件没有肩章，只有小肩章的黑礼服，他把鼓鼓的肚皮箍得紧紧的庞大身躯往后仰着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发直的、无生气的目光瞅着进来的人。从梳得光滑的、巧妙地连接那遮盖着秃顶的假发的两鬓之间，露出高大扁平的额头，长长的大白脸今天显得特别冰冷和呆滞。他那一对常常是昏沉的、现在看来比平时更加昏沉的眼睛，在往上翘的胡髭底下紧闭的嘴唇，被高领子顶着的、新剃过的、上面摆一对整整齐齐的灌肠似的颊须的肥胖腮帮，以及那给领子挤着的下巴颏，——这一切都给他的面孔增添一种不满、甚至愤怒的表情。心情不好的原因是由于疲倦，疲倦的原因是因为他昨晚参加假面舞会；在舞会上他像通常一样，戴着顶上有一只鸟的近卫骑兵钢盔，在那向他拥挤过来又畏怯地让开他那刚愎自用的庞大身躯的人群中间走过，这时他又遇见那个蒙面女人；在上次假面舞会的时候，她那雪白的皮肤、美好的身段、娇柔的声音，在他身上唤起了老年人的情欲，可是她躲开了他，约他在下次假面舞会上相会。昨天假面舞会上，她走到他面前，他已经不肯放走她了。他把她领到一所专门为了可以和女伴幽会而准备的单房间。默默地走到房间门口，尼古拉环视一下，想找侍者，可是侍者不在。尼古拉紧皱着眉头，自己推开房间的门，让女伴先进去。

“Il y a quelqu’un，”[66]蒙面女人停了下来，说道。单房间真的给人占了。一个枪骑兵军官和一个年轻的、好看的、金发曲鬈的、穿着化装斗篷和摘掉假面具的女郎，紧紧偎依着坐在天鹅绒的小沙发上。一看见直挺挺的、愤怒的尼古拉的身躯，那个金发女郎连忙带上假面。枪骑兵军官吓呆了，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双直瞪瞪的眼睛望着尼古拉。

尽管尼古拉已经看惯了人们在他面前的悚惧，然而这种悚惧总是使他感到愉快，并且，他有时爱对受惊的人们反而说几句亲切的话而使他们吃惊。现在他就是这样做的。

“喂，兄弟，你比我年轻，”他对那个吓得目瞪口呆的军官说道，“可以把位置让给我。”

那个军官一跃而起，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弯着腰，默默地用假面护着脸，从单房间里走了出去，剩下尼古拉单独地陪着他的女伴。

蒙面女人是一个二十岁的美丽贞洁的姑娘，瑞典籍的家庭女教师的女儿。这个姑娘对尼古拉说，她童年时候，看见他的相片就爱上他和崇拜他了，并且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得到他的注意。她现在果然得到了，她并且说，她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这个女孩子被载到尼古拉通常同女人们幽会的地方，在那儿尼古拉同她消磨了一点多钟。

这一夜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又窄又硬的床上，——他以睡这种床而自豪，盖上他的大氅，——他认为（并且也这样对人说）这大氅就像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名贵；他许久没能入睡。他时而想起那姑娘白净的脸上又惊又喜的表情，时而想起和他经常同居的情妇涅利多娃的有力而丰满的肩膀，并且把她们俩作一个比较。关于已婚的人的放荡是件不好的事，他是连想都没去想，如果有人为这事非难他的话，他甚至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虽然他自信他的行为是对的，然而他心里总留下一种不愉快的余味，为要消除这种感觉，他开始想那常常能使他安慰的事情，就是想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

虽然他很晚才睡着，但他仍像平时一样，八点钟就起床了；做完了照例的化装，用冰摩擦他那又大又肥的身体，在祷告上帝之后——他念那从小就念的照例的祷文：“圣母”，“虔诚”，“我主”，对所念的语句并不认为有任何意义，——就穿着军大衣和军帽，出了小门往河岸上走去。

在滨河街中间，他遇见一个像他一样巨大身材、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的法政学校的学生。看见那个因有自由思想而为他所不喜欢的学校的制服，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紧皱了眉头，但是那学生的高大身躯，笔直的立正，和那肘弯突出得惹人注目的敬礼，这一切都缓和了他的不满。

“姓什么？”他问道。

“波洛萨托夫，皇帝陛下。”

“好小子！”

那个学生仍然用手举到帽檐站在那儿。尼古拉停了下来。

“愿意服兵役吗？”

“不，皇帝陛下。”

“蠢材！”尼古拉转身向前走去，大声念着首先闯到他嘴边的话。“科佩尔魏因，科佩尔魏因，”他把昨天那个姑娘的名字重述了几次。“讨厌，讨厌。”他不思索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用说话来压制自己的情感。“是的，如果没有我，俄国会成什么样子，”他自言自语道，不满的情绪又涌上心头，“是的，如果没有我，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会成什么样子。”于是他想起内弟——普鲁士的国王，想起他的懦弱和昏庸，不禁摇了摇头。

他走回来经过冬宫门前的时候，看见叶连娜·帕夫洛夫娜[67]的马车，一个穿红制服的仆人把马车驰到萨尔特科夫门前。叶连娜·帕夫洛夫娜在他心目中是废物的化身，这些废物不仅议论科学和诗歌，而且还议论政治，设想他们能够把自己管理得比他尼古拉管理他们更好一点。他知道，不论他怎样压制这些人们，他们还是浮上来，甚至浮到水面上来。于是他想起不久前才去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68]。一种又懊恼又忧戚的心情抓住了他。他阴沉沉地皱起眉头，又开始低语着那首先闯出唇边的语句。他一走进宫门，就停止了低语。他走进自己的房里，在镜子前面理一理颊须、鬓发和天灵盖上的假发，然后他捻着胡须，一直向那听取报告的办公室走去。

他首先接见切尔内绍夫。切尔内绍夫立刻从尼古拉的脸上，主要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今天特别不高兴，他知道他昨天的猎艳经过，所以明白他不高兴的原因。冷冷地问过好，请切尔内绍夫坐下，尼古拉用他那无生气的眼睛盯住了他。

切尔内绍夫报告的第一件事，是关于军需官们的盗窃案；然后是关于在普鲁士边境调动军队的问题；在这以后是审定第一次名单遗漏的年终得奖的人；在这以后就是沃龙佐夫关于哈吉穆拉特的投降的报告了，最后是关于医学院的一个学生谋杀教授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尼古拉默默地紧闭嘴唇，用他那又大又白的、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抚摩着公文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尔内绍夫的额头和前发，听着关于盗窃案的报告。

尼古拉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盗窃。他知道现在应当惩办那些军需官们，决定把他们全送去当兵，但是同时也知道，这并不能妨碍那些填补遗缺的人做同样的事。官吏的本性就是盗窃，而他的责任就是惩办他们，这事无论怎样令他厌烦，他仍然认真地尽他的职责。

“看来在我们俄国只有一个廉洁的人。”他说道。

切尔内绍夫立刻就明白，在俄国唯一廉洁的人就是尼古拉本人，于是微笑一下表示同意。

“大约是这样的，陛下。”他说。

“行啦，我来批。”尼古拉说道，拿起公文，把它放在桌子的左边。

在这之后，切尔内绍夫开始报告奖金问题和调动军队问题。尼古拉看了看名单，画掉几个名字，然后简短而坚决地命令调两师人到普鲁士边境。

尼古拉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普鲁士国王在一八四八年后所颁布的那个宪法，所以，虽然在信中和在口头上对内弟表示最友爱的情感，但他认为必须在普鲁士边境上驻军以防万一。这支军队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普鲁士人民如果发生骚动（尼古拉看见到处都准备骚动），可以出兵保护内弟的王位，就像他出兵保护奥地利对抗匈牙利人一样。并且为了他对普鲁士国王的忠告更有分量和更有意义，边界上有这支军队也是必要的。

“是的，如果不是我，现在俄国会成什么样子啊。”他又想道。

“还有什么？”他说道。

“从高加索来一个机密使者，”切尔内绍夫说道，于是开始报告沃龙佐夫信中所写的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的事件。

“原来这么着，”尼古拉说道，“倒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见陛下手订的计划开始收效了。”切尔内绍夫说道。

这句对他的战略才能的夸奖，特别使尼古拉高兴，因为他虽然以自己的战略才能而自豪，但他内心却意识到，他是没有这种才能的。现在他想听一听对自己更详细的夸奖。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他问道。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早遵照陛下的计划，砍伐森林，消灭储备的粮食，虽然缓慢，可是逐渐地向前推进，那么高加索早已被征服了。哈吉穆拉特的降服，我只有归功于这个。他看出他们支持不住了。”

“对的。”尼古拉说道。

虽然在敌境内砍伐森林、消灭食粮、逐步推进的计划是叶尔莫洛夫[69]和韦利亚米诺夫[70]的计划，是完全跟尼古拉的计划相反的，依照他的计划，必须一举占领沙米尔的根据地，捣毁强盗的老巢，并且依照他的计划采取了付出那么多性命的一八四五年达尔戈出征；虽然如此，而尼古拉仍然把这个缓进的逐步砍伐森林和毁灭食粮的计划也归功于自己。为了要相信缓进、伐林和绝粮的计划是他的计划，似乎应当隐瞒他曾坚持的那个完全相反的一八四五年的军事措施。但是他没有隐瞒这个，并且以一八四五年的远征计划连同缓慢向前推进的计划都引为骄傲，虽然这两个计划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他周围的人们经常露骨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弄得他已经看不见自己的矛盾，已经使自己的言行不能跟实际、逻辑、甚至起码的常识相符合，而一味地相信他所有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多么无意义、不公正和彼此不一致，都成为有意义的、公正的和相互一致的，只因为是他下的命令。

他这次关于外科医学院的学生的决定就是这样的。在高加索报告之后，切尔内绍夫就开始关于学生的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学生两次没有考及格，第三次考试的时候，考试委员又没有给他及格，这个神经有毛病的学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抓起桌子上的削鹅毛笔尖的小刀，一时发疯，向教授扑去，使他受了几处微伤。

“姓什么？”尼古拉问道。

“布热佐夫斯基。”

“是波兰人吧？”

“原籍是波兰，一个天主教徒。”切尔内绍夫答道。

尼古拉皱起了眉头。

他对波兰人做了很多坏事。为了解释这些坏事是对的，他就得相信所有波兰人都是坏蛋。于是尼古拉就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并且随着他对他们做的坏事增加，他对他们的憎恨程度也相应地增加。

“等一会儿。”他说道，闭上眼睛，把头低下来。

切尔内绍夫不止一次地听过尼古拉说这话，所以知道他每当决定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他只需要聚精会神地沉默数秒钟，等他灵机一动，自然就形成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好像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他应当怎样做似的。他现在正在想如何才能更充分地满足他心中被这学生的事件所引起的对波兰人的愤恨，于是内心的声音启示了他做如下的决定。他把报告拿过来，在空白地方用他那粗大的字体写道：“应处死刑。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没有死刑，并且我也不愿意使用死刑。让他穿过一千人行列十二次。尼古拉。”用他那不自然的大大的花体字署了名。

尼古拉知道，一万二千下鞭打，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受苦的死刑，而且是过分的残酷，因为只要五千下笞杖就足以打死一个最强健的人了。然而做一个无情的残酷的人他却觉得愉快，并且想到我们没有死刑也觉得愉快。

他写完关于学生的批示后，把它移给切尔内绍夫。

“这就是，”他说道，“读一遍。”

切尔内绍夫读了一遍，把头垂下来，对那圣明的决定表示恭而敬之的惊奇。

“并且把所有的学生领到操场上，让他们参观笞刑。”尼古拉补充说。

“这对他们是有益的。我要消灭这种革命精神，连根儿拔掉。”他想道。

“是，是，”切尔内绍夫说，沉默了一会，整一整他的前发，又谈起高加索的报告。

“关于回复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您有什么吩咐？”

“坚决地遵照我的政策：烧光房屋，消灭光车臣尼亚的食粮，用奇袭惊扰他们。”尼古拉说道。

“关于哈吉穆拉特您有什么吩咐？”切尔内绍夫问道。

“沃龙佐夫不是写着他想在高加索利用他吗？”

“这会不会太有点冒险了？”切尔内绍夫回避着尼古拉的视线说道，“我怕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太信任他了。”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尼古拉看出切尔内绍夫想把沃龙佐夫的措施往坏的方面解释，突然插嘴问道。

“我想，把他送到俄罗斯内地比较保险点。”

“你想，”尼古拉嘲笑道，“而我却不想，我同意沃龙佐夫的意见。就这样回复他。”

“是，是。”切尔内绍夫说道，站起来鞠躬告辞。

多尔戈鲁基也鞠躬告辞；在整个报告时间，他仅仅回答了尼古拉几句关于调遣军队的询问。

在切尔内绍夫之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来辞行的西部边区督办比比科夫。尼古拉赞同了比比科夫对付那些不愿信仰正教而骚动的农民[71]的办法，命令他把所有不服从的老百姓都按军法从事。这就是说，判决他们受夹鞭刑。此外，他还命令把那登载关于数千个国家农民[72]划入皇室领地当农奴的消息的报馆编辑送去当兵。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必须的，”他说道，“我不许任何人议论这件事。”

比比科夫当然懂得对合并派教徒的处理是如何残酷，以及把当时唯一的自由民——国家农民改为皇室采地的农奴是如何不公平。但是不能反对。不同意尼古拉的命令就等于丧失他四十年来获得的和现在享受的显赫的地位。他只得顺从地低下他那黑发已经花白的头，表示遵从并且准备执行这残忍的、疯狂的、不正当的最高统治者的意志。

接见完了比比科夫后，尼古拉觉得完满地履行了自己的职务，伸一伸懒腰，看一看表，于是走去穿衣裳准备出去。他穿上那带有肩章、勋章和绶带的军服，走进了会客大厅，那里一百多位穿军服的男人和袒胸露臂的盛装的女人，都按照规定的位置排列着，战战兢兢地等待他出来。

他眼神死气沉沉，挺着胸脯，鼓起那从上到下箍紧了的肚皮，走向那些等待着的人们，因为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带着战栗的卑屈向着他，他拿出了更庄严的样子。他的眼睛遇到熟人的面孔，寻思着谁是谁，停住脚步，时而用俄语，时而用法语说几句话，并且用冰冷的、无生气的目光死盯着他们，听他们对他说话。

受了新年朝贺之后，尼古拉就到教堂里去了。

上帝也像凡人一样，通过他的仆人神父的嘴来问候和夸奖尼古拉，这些问候和夸奖虽然使他厌倦，但他仍然像领受应得的东西一样领受了。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世界的平安和幸福都系在他身上，虽然他已经倦于这些事，但他仍然不拒绝给全世界以帮助。午前祈祷终了，一个头发梳得漂亮、服装华美的助祭高呼“万岁”，唱经诗用洪亮的嗓音一致附和着，这时尼古拉环顾一下，看见站在窗户旁边的涅利多娃和她那丰满的肩膀，他从对她有利的方面把她和昨天那个姑娘作了一番比较。

午前祈祷后，他到皇后那里，同妻子和孩子们逗逗笑，在家庭里混了几分钟。然后他经过“爱尔弥达日”[73]到宫廷大臣沃尔孔斯基那里，除了其他事情，他还叫他从自己的私产中每年发给昨天那个姑娘的母亲一笔养老金。从他那里出来，就去作通常的散步去了。

这天的午餐设在庞贝大厅[74]；除了两个幼子——尼古拉和米哈伊尔，被邀请的还有：利文男爵，勒热武斯基伯爵，多尔戈鲁基，普鲁士的公使和普鲁士国王的侍从武官。

在等待皇后和皇帝的时候，因为最近从波兰接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普鲁士公使和利文男爵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La Pologne et le Caucase，ce sont les deux cautères de la Russie，”利文说道，“Il nous faut cent mille hommes à peu près dans chacun de ces deux pays.”[75]

公使对这话假装吃惊。

“Vous dites la Pologne.”[76]他说道。

“Oh，Oui，c’était un coup de maitre de Maeternich de nous en avoir laissé d’ambarras……”[77]

话说到这里，皇后进来了，她颤颤巍巍地摇着头，带着死板板的微笑，在她后面跟着尼古拉。

吃饭时，尼古拉讲起哈吉穆拉特的投降，讲起由于实行他的用伐林筑堡来围困山民的政策，高加索的战争现在快要结束了。

公使和普鲁士的侍从武官递一个眼色，今天早晨他们俩还说尼古拉自认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是一个不幸的弱点，而现在却大大夸奖这个计划，说它又一次证明了尼古拉的伟大的战略天才。

饭后尼古拉去看芭蕾舞演出，演出时有数百个穿着紧身裤的裸露的女人作进军式。其中一个女演员特别叫他看中，尼古拉把舞蹈指挥师叫来，向他称谢，并吩咐赠给他一只钻石戒指。

次日，在切尔内绍夫向皇上报告工作时，尼古拉重申一次对沃龙佐夫的命令，要他趁哈吉穆拉特出走，加强对车臣尼亚的骚扰，以碉堡群步步为营缩紧它。

切尔内绍夫照这意思给沃龙佐夫写了信，于是另一个机密使者，赶伤了很多马，打伤了很多车夫的脸，向梯弗利斯驰去了。

十六

为了执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命令，一八五二年一月，立即举行一次向车臣尼亚的袭击。

担任袭击的部队，是由四个步兵营、二百名哥萨克骑兵和八门大炮组成的。纵队走大路。纵队的两翼是连续的散兵线，一高一低地沿着山沟行进，步兵穿着高统皮靴、短皮大衣和戴着皮帽，肩上挎着枪和束着子弹带。像一向那样，部队在敌人的土地上行走，尽可能地保持肃静。仅仅有时大炮在沟渠里颠得锵锵地响，或者不懂肃静命令的炮队的马打喷嚏和嘶鸣；或者因为散兵线拉得太长或者距离纵队太近或太远，愤怒的官长以沙哑而压抑的嗓音叱责他的部下。只有一次肃静被破坏了：在散兵线和纵队之间有一堆不大的荆棘丛，从里面跳出一只白肚皮、白屁股、灰脊背的母山羊，和一只同样颜色的、有一对弯向背脊的小角的公山羊。这一对美丽的、受惊的动物，压低前肢，阔步地向纵队跳来，已经离纵队非常近了，有几个士兵连喊带笑地跑去追它们，想用刺刀刺它们，但是山羊掉转头蹿过了散兵线，被几条骑兵的和连部的军犬追赶着，像飞鸟似的向山上奔去。

仍然是冬天，但是太阳已开始升高了，中午时分，一早就出发的部队已经走了十俄里，这时开始晒得热起来，阳光是那么明亮，使人不敢看那明晃晃的刺刀和大炮的铜皮上像一个个小太阳似的突然爆发的反光。

后面是一条部队刚刚渡过的澄清湍急的小溪涧，前面是耕地和草地，以及一些不深的山沟；再往前是长满森林的神秘的黑色群山，在黑色的山后，又是怪石嶙峋的悬崖，而在高处的空际，是永远令人神往的、永远变幻莫测的、像宝石般闪光的雪山。

在第五连前面走着的，是一个身穿黑色短大衣、头戴皮帽子、肩挎长刀、不久前才由近卫军调过来的高高的漂亮军官——布特勒，他精力饱满，享受着生之喜悦，同时也感到死亡的危险和活动的愿望，并且意识到自己参加到一个巨大的、为一个意志所支配的整体之中。布特勒今天是第二次上战场，他很高兴地想到他们即刻就要遭到射击，他不仅不在飞来的炮弹之下低头，不去注意子弹的啸声，而且像上次一样，更高地抬着头，眼睛含笑环视着同伴和士兵，用最漠不关心的声调谈着不相干的事。

部队离开了好路，转到一条人迹罕到的、在收获过的玉蜀黍地里的小道上；快走到森林的时候，不知从何处带着不祥的啸声飞来一颗炮弹，正打在路旁辎重车中间，落到玉蜀黍地上爆炸起一团尘烟。

“开始了。”布特勒快乐地微笑着，对他身旁的同伴说道。

果然，跟着炮弹之后，从树林里出现了一群密集的、打着旗号的车臣人的骑兵。在这队人马中间有一面大绿旗，一个视力锐利的司务长告诉近视的布特勒说，这一定是沙米尔本人。这队人马走下山来，在右边最近的一个山沟里出现了，又往下走去。一个身穿厚厚的黑短大衣，头戴白羔皮高顶帽子的矮个将军，策马飞奔到布特勒的连部，命令他向右边去跟那走下山来的骑兵应战。布特勒带着自己的一连人迅速地往指定的方向走去，但是还没来得及走下山沟，就听见背后接连两响炮声。他回头一看：在两尊大炮上空升起来两朵青色的烟云，顺着山沟蔓延着。那一队骑兵显然没有料到有炮兵，于是就退走了。布特勒那连人射击着追击山民，整个谷地弥漫着火药烟雾。仅仅在山谷较高的地方可以看见山民一面射击正在追击他们的哥萨克骑兵，一面急急忙忙地退走。部队继续追踪山民；在第二个山沟坡上出现一座村庄。

布特勒带着连队随着哥萨克骑兵跑步进入村庄。村里一个人影子都没有。士兵奉命烧毁粮食、干草、甚至土屋。蚀眼的浓烟弥漫全村，士兵们在浓烟中到处乱钻，从土屋里拖出所发现的东西，主要的是捕捉和射击山民不能带走的母鸡。军官们坐在离浓烟远一点的地方吃早餐和喝酒，司务长用木板端来好些蜂房的蜂蜜。没有听见车臣人的动静。午后过了一会儿，便命令撤退。各连队在村后排成纵队，布特勒担任后卫。队伍刚一开拔，车臣人就出现了，追踪着部队，用射击给他们送行。

当部队走到开阔的地方，山民落到后面了。布特勒那一连没有一个人受伤，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精神非常饱满。

当部队涉水走过早晨曾经走过的溪涧，在玉蜀黍地和草地上拉开了队形的时候，各连队的歌手们走到前面，唱起歌来。

没有风，空气新鲜而清洁，并且异常明净，百里以外的雪山宛如近在眼前，当歌声停止时，整齐的脚步声和大炮锵锵的碰击声，仿佛是歌曲起始和休止的伴奏。布特勒的第五连所唱的是一个士官生为颂扬团队而作的歌，唱起来带着舞曲的调子和“轻骑兵，轻骑兵，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重唱。

布特勒骑着马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彼得罗夫少校——他俩住在一块儿——并排走着，他对自己离开近卫军调到高加索的决定，说不尽地高兴。他从近卫军调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彼得堡赌牌输得一文不剩。他怕留在近卫军没有决心戒赌而且再也没有钱可输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是另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美好而英勇的生活。他现在忘了自己的破产和不能清偿的债务。高加索、战争、士兵、军官、喜欢喝酒的和心地温厚的勇士彼得罗夫少校——所有这一切他都觉得这样好，他有时不敢相信他不是在彼得堡，不是在烟雾弥漫的斗室里“折角”[78]和押注，怀恨庄家，并且感到窒息的头痛；而是在这里，在这绝美的地方，在高加索的英雄们中间。

“轻骑兵，轻骑兵，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他的歌手们唱着。他的马伴着音乐，愉快地迈着步子。一条灰色长毛的连部的军犬——特列佐尔卡，像个长官似的，卷起尾巴，带着关心的神气跑到布特勒连队前头。他精神饱满，心境安详而且快活。在他心目中，战争不过是使他遭到危险和死亡的可能性罢了，但这却赢得奖赏，赢得这里的同僚与俄国内地的友人的尊敬。战争的另一面：官兵和山民的死伤，说来奇怪，在他的想像中却是没有的。为了对战争保持诗意的想像，他甚至不自觉地永远不看死伤的人。他今天就是这样的——这次战斗我方死三人，伤十二人。他从一个仰面朝天躺着的尸体旁边走过时，只斜眼瞟一眼，看见一只姿势奇怪的白蜡般的手和有一块殷红斑点的头，而再没有去细看。他想像中的山民也不过是一些应予以防御的骑手罢了。

“您瞧见了吧，亲爱的，”在歌唱间歇时少校说，“不像你们彼得堡，都是一些向右向左看齐的大马路。这儿要费点劲儿才能到家呢。玛舒尔卡[79]现在已经给我们预备好包子了，还有上好的菜汤。好光景啊！你说是吧？喂，来一个《彩霞烧起来》。”他命令唱他那支心爱的歌曲。

少校同药剂师的女儿——先是叫玛什卡[80]，后来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81]——过着夫妻的生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三十来岁，没有子女，她满脸雀斑，但却是一个俊俏的金发少妇。不管她过去怎样，现在却是少校的忠实伴侣，像保姆似的照管他，这对于常常喝得不省人事的少校是需要的。

回到要塞里，正如少校所预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他和布特勒、还有两个从部队里邀来的军官吃了一顿丰盛美味的午饭，少校大吃大喝，直喝得连话都说不出，就回到自己房里睡觉去了。布特勒也很疲乏，但很高兴，多喝了几杯奇希尔酒[82]，回到房间里，刚脱下衣裳把手掌垫在漂亮的鬈发的头下面，就立刻睡熟了，不做梦也不惊醒。

十七

遭受袭击破坏的村庄，就是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前夜住宿的那个村庄。

哈吉穆拉特曾在他那儿落脚的萨多，当俄国人快进村庄的时候，带着家眷逃到山上去了。回到村庄，萨多看见自己的土屋全毁了：房顶坍倒下来，门和走廊的柱子被烧毁，屋里面弄得脏污不堪。他的儿子，就是那个漂亮的、目光炯炯的、欢天喜地地向哈吉穆拉特望着的男孩，已经死了，尸体用一匹铺着斗篷的马驮到教堂里。他给刺刀刺穿了背脊。当哈吉穆拉特来时从事招待的那位端庄的妇人，现在穿着一件胸前撕破了的衣衫，露出她那老年人的下垂的乳房，披头散发地站在儿子前面，把自己的脸抓得出血，不停地号啕大哭。萨多拿着鹤嘴锄和铁锹同一家人一块儿去给儿子掘坟墓。老祖父坐在倒塌的土屋的墙边，手里削着一根小棍，眼睛直瞪瞪地向前望着。他刚从自己的养蜂场回来。那儿两堆干草垛被烧光了；老头子栽的并且培养长大的杏树和樱桃树被折断和烧焦了，主要的，所有蜂房和蜜蜂都烧光了。各家都听见女人放声大哭，在广场上——又有两具尸体运到那儿，也是一片哭声。小孩子和母亲一块儿号哭。没有东西喂的饥饿的牲口也在嚎叫。成年的孩子不玩耍了，睁着吃惊的眼睛望着大人。

泉水弄脏了，显然是有意弄脏的，使人们不能从那儿汲水。教堂也同样弄得肮脏不堪，阿訇和徒弟们正在打扫。

一家之主的老人们在广场上聚齐，大家都蹲在那里讨论目前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谈论对俄国人的憎恨，所有的车臣人，从大到小，所感受的是比那憎恨更厉害的一种感情。这不是憎恨，而是不承认这些俄国狗是人，并且这种深恶痛绝，对这些生物的毫无道理的残酷之不可理解，恨不得杀死他们像杀死老鼠、毒蜘蛛和狼一样的那种意愿，——这些都是像自卫本能一样的自然的感情。

在居民面前可供选择的是：留在原处，以拚命的努力复兴那曾费这么多劳动经营起来的和这么轻易和无意义被破坏了的一切，并且时时刻刻等待着这种破坏的重演；或者，违反教规，违反对俄国人的厌恶和鄙视的感情，向他们屈服。

老人们祷告完毕后，一致决定派使者到沙米尔那里请求他援助，同时立刻动手恢复被破坏的一切。

十八

袭击后的第三天，布特勒起得比较晚，他从后门走到街上，想在早点前散散步，换换空气，通常他是同彼得罗夫一块吃早点的。太阳已经从山后升起。街道右边的白土墙被阳光照得非常刺眼，然而向左边远眺，那步步高升、覆满森林的黑色山峦，那从山峡口露出、总是竭力模拟云彩的绵绵不断的乳白雪山，却令人悦目舒适。

布特勒望着这一带山，深深地呼吸，觉得很高兴，高兴他，正是他，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他还有一点高兴他昨天在战斗中，在进攻时，尤其在战斗颇为激烈的退却中，做得很漂亮；还高兴昨天那一段回忆，当他们行军回来时，玛沙或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就是彼得罗夫的情妇，请他们吃东西，她对所有的人都特别爽快和妩媚，但他觉得尤其对他亲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由于她那粗大的发辫、宽宽的肩膀、高耸的乳房、满盖雀斑的和善面孔上的光辉微笑，无意中在引诱年轻力壮的独身汉布特勒，他甚至觉得她对他有意。但是他认为这会对不起那位和善而憨厚的同事的，所以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保持着最普通的、恭敬的关系，而且很高兴自己这种做法。现在他正在想这件事。

他的思想被尘土道路上的频繁的马蹄声分散了，像是有好些骑马的。他抬头望去，看见街的尽头一群骑者缓步跑过来。在二十来个哥萨克的前头，有两个骑马的人：一个穿着白色束腰无领袍，戴着高皮帽，缠着头巾；另一个是在俄军服务的军官，黑脸膛，鹰鼻子，身穿青色束腰无领袍，衣服和武器闪耀着许多银饰。那个缠头巾的骑着一匹头颅小巧、眼睛美丽的赤兔骏马；那个军官骑的是一匹高大华美的卡拉巴赫马[83]。爱马的布特勒立刻认出第一匹马的雄壮体力，于是停住想打听这些人是谁。那个军官向布特勒说话了。

“这是军事长官的住宅吗？”他用鞭子向那座屋子指着问道，从他那用词不变语尾和口音，看得出他不是俄罗斯人。

“就是这儿。”布特勒说道。

“这是谁？”布特勒问道，他走到军官跟前，用眼睛指着那缠头巾的人。

“这是哈吉穆拉特。他来这儿要在军事长官这儿住下。”军官说道。

布特勒听说过哈吉穆拉特，也听说过他投降俄国，但是绝未料到在这小小的要塞里见到他。

哈吉穆拉特和善地看着他。

“你好，科什科利德[84]。”他用他刚学会的鞑靼人问好的话说道。

“绍布尔[85]。”哈吉穆拉特点头答道。他催马走到布特勒跟前，把他那两个指头挂着马鞭的手伸给他。

“你是长官？”他说道。

“不是，长官在这儿，我去叫他。”布特勒对军官说道，一面走上台阶推门。

但是“正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样叫它——是闩住的。布特勒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兜一个圈子绕到后门进去。喊自己的勤务兵，也没有人答应，两个勤务兵连一个也找不到，他走进厨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扎着头巾，满脸通红，把袖子卷到白胖的胳膊上面，正把那跟她手臂一样白的和好的面切成小块准备包包子。

“勤务兵到哪里去了？”布特勒说道。

“灌酒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您要干吗？”

“把大门打开；在您门前有一大队山民。哈吉穆拉特来了。”

“您真会胡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微笑着说。

“我不开玩笑。是真的。他们在门口站着呢。”

“真有这回事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我跟您扯什么谎。您去看看，他们在门口站着呢。”

“这真是想不到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放下袖子，抬手摸一摸她那粗大发辫上的卡子，“那么我就去叫醒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她说。

“不，我自己去。喂，邦达连科，你去把门开开。”布特勒说。

“那好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又做起自己的活来。

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得知哈吉穆拉特来到他这里，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他已经听说哈吉穆拉特到了格罗兹纳亚。他从床上坐了起来，拿出一支香烟捻一捻，点着它，开始穿衣裳，粗声粗气地咳嗽着，咕咕哝哝地埋怨长官给他送来“这个鬼东西”。穿好了衣裳，他叫勤务兵拿药来。勤务兵知道所谓药就是伏特加，就拿给他。

“再没有比同时喝几样酒更坏的了，”他咕哝着，一面喝伏特加，一面嚼黑面包，“昨天喝了奇希尔，头痛。好，准备好了。”他完了事就到客厅去，布特勒已经把哈吉穆拉特和陪他的军官领到那儿了。

送哈吉穆拉特的那个军官把左翼长官的命令交给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命令中指示他接待哈吉穆拉特，允许他通过密探和山民发生联系，但除非有哥萨克跟随，不得让他走出要塞。

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一面读公文，一面不断地向哈吉穆拉特注视，然后又伏在公文上研究起来。这样把眼睛从公文移到客人身上好几次，最后他把眼睛盯着哈吉穆拉特，说道：

“亚克希，贝克，亚克希[86]，让他住下来好了。告诉他说，有命令给我，不准放他出去。命令就是神圣。咱们把他安置在——布特勒，你看呢？——咱们把他安置在办公室里，行吗？”

布特勒还没来得及回答，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

“干吗安置在办公室里？就安置在这里。咱们把客厅和储藏室腾给他们。好歹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她说，向哈吉穆拉特看了看，遇见他的目光，连忙避开了。

“对了，我觉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得对。”布特勒说。

“去，去，去，这儿没有你们娘儿们的事。”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蹙着眉头说。

在整个谈话的时间，哈吉穆拉特坐在那里，手按着剑柄，微微露出轻蔑的微笑。他说，他住哪里都行。他所需要的和总司令准许他的一件事，就是同山民发生联系，因此他希望许可他们见他。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这办得到；在给客人拿吃的东西和准备房间的时候，他请布特勒陪他们坐一会儿，而他本人到办公室去写必要的公文和下必要的命令去了。

哈吉穆拉特对他这些新相识的态度，立刻就非常分明。对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哈吉穆拉特同他初次见面就感到一种厌恶和轻视，并且以后总是大模大样地对待他。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她给他做饭并给他拿饭，特别得他的欢心，他喜欢她的朴实、她那异民族所特有的美，并且喜欢她对他的一片好心，这片好心不自觉地感染了他。他竭力不看她，不同她说话，但是他的眼睛不由得转向她，注意她的动作。

而他同布特勒一见面就产生了好感，很高兴和他谈话，并且谈得很多，问他的生活和给他谈自己的生活，告诉他密探给他带来的关于他的家属情况的消息，甚至同他商量他应当怎样办。

密探给他的消息是不好的。他在要塞住的四天之内，他们去他那里两次，而两次的消息都是坏的。

十九

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不久，他的家属便被送到韦杰诺村，监禁在那里等候沙米尔的决定。女人们——老太太帕蒂玛特，哈吉穆拉特的两个妻子，此外还有两个妻子的五个幼子，都在百人队队长易卜拉欣·拉希德家里看守着，而哈吉穆拉特的长子优素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坐在牢里。所谓牢，就是一俄丈多深的大坑，这里还有四个犯人和他一样在等待着决定自己的命运。

决定暂时还做不出，因为沙米尔不在家。他出兵打俄国人去了。

一八五二年一月六日，沙米尔在跟俄国人打了一仗后，回到韦杰诺村，这次战役，俄国人认为沙米尔被打垮，逃回了韦杰诺村；而他和所有穆里德则认为大获全胜，把俄国人赶走了。在这次战役中，发生一件极少有的事：沙米尔亲自用步枪射击，并且抽出长刀准备策马向俄国人冲去，但跟随他的穆里德拦住了他。有两个就在沙米尔身旁被打死了。

中午时分，沙米尔回到自己的驻地，一群穆里德在他周围表演马术，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不停地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阿拉。”

韦杰诺这座大村镇上全体民众都站在街上和屋顶上迎接自己的统治者，放步枪和手枪表示庆祝。沙米尔骑一匹阿拉伯种白马，快到家的时候，它快乐地甩动着缰绳。马的装备是最普通的，没有金银的装饰品：中线有一条沟的红色皮缰绳，杯状的金属马镫，以及由鞍子下面露出的红色褥垫。伊玛姆穿着一件栗色呢面的皮袍，黑色皮毛露在脖颈和袖口外边，在那又细又长的腰间束着挂短剑的黑皮带；头戴一顶缠着白头巾的黑穗平顶高皮帽，头巾的末端搭在颈后；脚穿一双绿色布鞋，小腿打着普通线绳沿边的黑色裹腿。

在伊玛姆身上根本没有什么辉煌的、金或银的装饰品，但他那高大挺拔的雄伟身材，朴质无华的衣着，他周围那些服装和武器都是镶金带银的穆里德，这些都引起他愿意和善于在人民中引起的伟大印象。他那苍白的、赤色短须镶着面颊的、眼睛经常眯缝着的面孔，石像似的一动不动。经过村镇时，他感到数千只眼睛射到他身上，可是他对谁也不瞧一眼。哈吉穆拉特的妻妾带着孩子们也跟同院的居民们一起到游廊上看伊玛姆的到来。只有哈吉穆拉特的母亲帕蒂玛特老太太没有出来，独自留在家里，她像平时那样，披散着白发，两只长长的胳膊抱着瘦削的膝盖坐在土屋的地上，她那火辣辣的黑眼睛不住地眨巴着，望着壁炉里快要熄灭的树枝。她同她的儿子一样，从来都是憎恨沙米尔的，现在憎恨得更厉害，所以不想看见他。

没有看见隆重地欢迎沙米尔到达的还有哈吉穆拉特的儿子。他只能从又黑又臭的深坑里听到枪声和歌声，心里很痛苦，这种痛苦心情只有失去自由的充满了生命力的青年人才能体会到。坐在恶臭的牢坑里，总是看见那几个同他一块儿囚禁起来的、不幸的、肮脏的、憔悴的、多半是互相仇视的人们，他现在对那些享受着空气、阳光、自由，骑着烈马在伊玛姆周围表演马术、放枪、一齐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的人们羡慕得要命。

穿过村镇，沙米尔进入一座通到沙米尔的内宫的大院子。两个武装的列兹金人在第一座院子敞开的大门口迎着沙米尔。这个院子挤满了人。这里有因事来自远地的，有请愿的，有被沙米尔本人召来审判案件的。当沙米尔进来时，所有院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双手贴在胸前向伊玛姆致敬。有几个跪了下来，一直到沙米尔由前几道大门经过院子到了后几道大门才站起来。虽然沙米尔知道在这些等候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他所讨厌的人和许多要求照顾的无味的请愿者，但他面孔仍然像石像似的从他们中间穿过，进到里院，在一进大门左手住宅的游廊旁，就下了马。

这次出征是紧张的，这种紧张与其说是体力的，毋宁说是精神的，因为沙米尔虽然公开承认出征是胜利的，实际上他知道他这次出征是失败的，许多车臣人的村庄被烧光、被破坏，变化无常的、轻率的车臣人动摇了，有些离俄国人最近的已经准备归降。这一切都是令人心头沉重的，应当采取对策，但此刻沙米尔什么都不愿做，什么都不愿想。他现在只想一件事：能够见到他最爱的娇妾——一个黑眼睛的、腿脚敏捷的、十八岁的基斯京[87]姑娘阿米涅特，在家庭的温暖中得到休息和陶醉。

然而不仅要想看见阿米涅特不可能——她就在内院这堵隔开妻妾住宅和男人住宅的垣墙后面（沙米尔相信就在他现在下马的当儿，阿米涅特和其他的妻妾们正由墙缝里看他），不唯不能到她那儿去，而且连随意躺在鸭绒褥垫上歇歇乏儿都不可能。首先要做午祷，他现在对这一点儿心情都没有，但由于他处在人民的宗教领袖的地位，不履行它不但不可能，而且祈祷对他本人已经像每天吃饭一样必需了。于是他就去沐浴和祈祷。做完了祈祷，他便把等候他的人叫来。

第一个进来见他的是他的岳父和老师贾迈勒—埃丁，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须发白得像雪一样、脸膛红润的老人，他祷告过真主后，就问起沙米尔出征的经过和讲述当他不在时山里所发生的事件。

除了各种事件——报血仇的暗杀案、偷窃牲畜案、犯吸烟喝酒不守教规案，贾迈勒—埃丁还报告了哈吉穆拉特曾派人来想把他的家属接到俄国人那里，但这件事被发觉了，现在他全家都送到韦杰诺监禁起来，等待教主决定。隔壁客室里聚着许多老者，就是准备审议这些案件的，贾迈勒—埃丁向沙米尔建议，就在今日把事办完就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已经等了他三天了。

沙米尔在自己房里吃午饭——午饭是一个尖鼻子、黑头发、面孔令人不愉快的、不得他宠爱的大夫人扎伊杰特送来的。吃过饭，沙米尔便到客室里去了。

组成他的谋臣会议的六个老人，胡须有银白的、花白的和赤红的，有缠头巾的和没缠头巾的，有戴着高皮帽和穿着新袍子和束腰无领袍的，有腰束皮带佩剑的，——都站起来迎着他。沙米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出一个头。他们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手掌朝上举起，闭上眼睛，念过祷词，然后两手抹脸，抹到胡须末端就合起掌来。做完了后，大家坐下，沙米尔坐在中央的较高的坐垫上，于是开始讨论当前所有的案件。

对罪犯依照《沙里亚特法典》[88]做出了判决：两个盗窃犯被判剁掉一只手，一个杀人犯被判砍头，三个赦免。然后开始讨论重要的事项：关于防止车臣人归降俄国人的措施。为了反对这种归降，贾迈勒—埃丁拟好了一张告示：

愿万能的真主赐你们世世代代平安。我听说俄国人怀柔你们，号召你们归降。不要相信他们，不要归降，要忍耐。倘若这样，此生不得善报，来世一定能得善报的。想一想吧，从前俄国人没收了你们的武器，那是怎样的光景呀。当时倘不是我教导你们，真主啊，在一八四〇年你们就已经被拉去当兵了，你们手中拿的将不是剑而是刺刀了，你们的妻女都没有裤子可穿而且受辱了。以过去判断未来吧。宁愿与俄国人为敌而死，不愿无信仰而生。忍耐一下，我就要带着《古兰经》和剑到你们那儿去领你们去打俄国人。我现在严令你们不唯不准有归降俄国人的企图，而且不准有这种意念。

沙米尔赞同他的告示，签了字，决定把它分发到各地。

在办完这些事之后，便是讨论哈吉穆拉特事件。这事件对沙米尔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他知道，如果他有哈吉穆拉特，以其灵活、大胆和勇敢，车臣尼亚是不会遭到现在这种情况的。同哈吉穆拉特讲和，再利用他效劳，当然是好的；即使这个办不到，也不能让他帮助俄国人。因此，无论如何要把他叫来，叫来后再结果了他。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不是暗中派人到梯弗利斯就地刺死他，就是把他弄来这里杀了他。而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家属，尤其是他的儿子，沙米尔知道哈吉穆拉特非常喜爱他。因此必须通过儿子来办这事。

当谋臣们商谈这件事时，沙米尔闭着眼睛默坐。

谋臣们知道，这是表示他现在在倾听指示他应当怎样做的预言者的声音。经过五分钟的庄严沉默，沙米尔睁开了眼睛，但是眯缝得更细了，说道：

“把哈吉穆拉特的儿子带上来。”

“他就在这里。”贾迈勒—埃丁说道。

果然，哈吉穆拉特的儿子优素福，——一个身材细瘦、面色苍白、衣衫破烂而且发臭、然而体格和面孔依然俊秀、一双黑眼睛同祖母帕蒂玛特的一样火辣辣的青年，——已经站在前院门口听候传问了。

优素福并没有父亲对沙米尔的那种敌意。他不知道过去一切经过，或者知道，但是没有亲身体验过，所以他不了解他父亲为什么这样顽强地同沙米尔敌对。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过那轻松愉快的生活，就像他当州长的儿子的时候在洪扎所过的日子，所以觉得同沙米尔敌对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同父亲相对抗而且相矛盾，他特别喜欢沙米尔，而且对他怀着那在山中很普遍的狂热的崇拜。他现在带着特别敬仰的战栗情感走进客厅见伊玛姆，他在门口停下，迎见沙米尔顽强而眯缝的目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沙米尔跟前，吻了吻他那手指长长的白白的大手。

“你是哈吉穆拉特的儿子吗？”

“是的，伊玛姆。”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知道，伊玛姆，我对这很惋惜。”

“你会写字吗？”

“我是准备将来当阿訇的。”

“那好了，你给你的父亲写封信，假使他在巴兰节[89]前回到这里来，我原谅他，一切都照旧。如其不然，他仍留在俄国人那里的话，那么，”沙米尔皱起令人可怖的眉头，“我把你的祖母、你的母亲送到各村庄去当奴婢，把你的头砍掉。”

优素福脸上的肌肉没有丝毫的颤动，他低下头表示已经明白沙米尔的话。

“照这样写好了交给我的信差。”

沙米尔开始沉默，向优素福看了很久。

“你告诉他，我可怜你，不杀你，可是得把眼睛挖掉，就像我对待一切叛徒那样。去吧。”

优素福在沙米尔面前还保持着镇静，但人们把他由客厅里领出后，他冲着领他的那人扑去，从他刀鞘里拔出短剑，想拿它自杀，但人们抓着了他的双手，把他绑起来，又带回牢坑里去了。

这天晚上，沙米尔做完了晚祷，黄昏时分，他穿上白皮袍，穿过垣墙进入他的妻妾住的那进院子，向阿米涅特的住室走去。但阿米涅特不在那里，她到长夫人们那里去了。沙米尔竭力不使人瞧见，进到屋里等她。然而阿米涅特却在生沙米尔的气，因为他没有把绸料子送给她，而送给了扎伊杰特。她看见他从她的房里走出来又走进去找她，而她有意不回去。她在扎伊杰特房门口站了很久，静静地笑着，望着沙米尔白色的身影时而进去，时而从她的屋子出来。枉费工夫等了她很久，沙米尔回到自己的屋里，已经快到午夜祈祷的时候了。

二十

哈吉穆拉特在要塞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家里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了。虽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同毛发蓬蓬的哈涅菲吵过架（哈吉穆拉特只带来两个人——哈涅菲和埃尔达尔），并且有一次把他从厨房里推出来，为这件事他几乎把她杀死，可是她对哈吉穆拉特显然怀有特别的好感、尊敬和同情。她现在已经不给他送饭，把这件事让给埃尔达尔去做，但一有机会就去看他，向他讨好。她积极地参与营救他的家属的商讨，她知道他有几个妻子、几个小孩、多大年岁，并且每次密探来过之后，她都找人详细地询问商讨的结果。

在这一星期，布特勒同哈吉穆拉特完全成为好朋友了。有时哈吉穆拉特到他屋里去，有时布特勒来找他。有时他们通过翻译员谈话，有时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用手势、主要的用微笑谈话。显然，哈吉穆拉特很喜欢布特勒。这由埃尔达尔对布特勒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当布特勒走进哈吉穆拉特的房间时，埃尔达尔高兴地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笑着迎接布特勒，连忙放好垫子让他坐，如果他身上佩着长刀，就给他摘下来。

布特勒同毛发蓬蓬的哈涅菲，——哈吉穆拉特的结义兄弟——也混熟了，并且很合得来。哈涅菲知道许多山中民歌，也唱得挺好。哈吉穆拉特为了使布特勒喜欢，把哈涅菲叫来，叫他唱那他认为最好的民歌。哈涅菲的嗓子是洪亮的男高音，他唱得异常清晰而富于表情。其中有一支歌是哈吉穆拉特最欢喜的，它那庄严而忧郁的旋律使布特勒感动。布特勒请翻译员把歌的内容译述出来，他把歌词抄下来。

这支歌是唱报血仇的事，——就是哈涅菲和哈吉穆拉特之间所发生的事。

歌词是这样的：

我坟上的湿土干了，我的亲娘啊，你也就忘了我！坟头上长满了青草，我的老爹啊，那青草也就埋没了你的悲伤。我的姐姐眼泪干了的时候，悲伤也就从她的心头飞走了。

但是你，我的大哥，在没有替我的死报仇之前，可别忘了我。我的二哥，在你没有跟我躺在一块之前，也不要忘了我。

枪弹，你激烈，你夺去人的生命，但当我忠实奴仆的不也是你吗？黑色的土地呀，你埋葬我，但受我的马蹄践踏的不也是你吗？死亡，你冰冷，但我是你的主人。土地拿去我的躯壳，而上天却接收了我的灵魂。

哈吉穆拉特总是闭着眼睛听这支歌，当歌声以延长的渐渐低下去的音调煞尾时，他总是用俄国话说：

“好歌，聪明的歌。”

山民生活那种独特的、有力的诗情画意，由于哈吉穆拉特的来到，和跟他以及跟他的穆里德的接近，更使布特勒神往。他给自己制了一套长袍、束腰无领袍、裹腿，他似乎觉得他自己就是山民，并且过着山民的生活了。

哈吉穆拉特临行的那一天，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请了几个军官来给他饯行。军官们有的坐在茶桌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给他们斟茶，有的坐在摆着伏特加、奇希尔和冷菜的桌子旁，这时哈吉穆拉特穿着旅行的服装，踏着轻快的步子，跛着脚走进了屋子。

大家站起来一一同他握手问好。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请他坐长沙发，但他谢了谢，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落了座。他进来后那一阵沉默，显然丝毫没有使他不安，他注意地环视大家的面孔，最后把那冷淡的眼神停在摆着茶炊和冷菜的桌子上。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夫斯基的活泼的军官，他是初次看见哈吉穆拉特，通过翻译员问他喜不喜欢梯弗利斯。

“哎呀。”他说。

“他说，是的。”翻译员回答道。

“那么他喜欢什么呢？”

哈吉穆拉特回答了一句话。

“他最喜欢剧院。”

“总司令家里的舞会他喜欢吗？”

哈吉穆拉特皱紧了眉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我们那儿的女人不兴这样穿戴。”他看了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怎么，他不喜欢吗？”

“我们那儿有一句俗话，”他对翻译员说，“狗请骡子吃肉，骡子请狗吃草，两下里都落个饿肚子。”他微微一笑，“每个民族都觉得自己的风俗是好的。”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军官们有的开始喝茶，有的开始吃菜。哈吉穆拉特拿过那杯请他喝的茶放在面前。

“要什么？奶油？白面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递给他一面说道。

哈吉穆拉特把头低了一下表示谢谢。

“怎么样，咱们要分别了！”布特勒说道，碰一碰他的膝盖。“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别了！别了，”哈吉穆拉特微笑着用俄国话说道，“布特勒库纳克。你真是个好库纳克，到时候了，我要走了。”他说道，他的头像是对那要去的方向摆动一下。

在房门口出现了埃尔达尔，他的肩膀搭着一件又大又白的东西，手里拿着一把长剑。哈吉穆拉特招呼他进来，埃尔达尔大踏步地走到哈吉穆拉特面前，把白斗篷和长剑交给他。哈吉穆拉特站起来，拿着斗篷，把它掷到另一只手里，递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翻译员说了几句话。

“他说，——你夸奖这件斗篷，所以送给你。”

“这是为什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红了红脸，说道。

“这是应当的。我们的风俗是这样。”哈吉穆拉特说道。

“好的，谢谢你，”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斗篷收下，“上帝保佑您把儿子救出来。真是好人儿，”她又添上一句，“请您转达他，我祝他救出家属。”

哈吉穆拉特看了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从埃尔达尔手中拿过长剑递给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把长剑收下，对翻译员说道：

“你给他说，让他把我那匹枣红色的阉马牵去，再没有更多的东西送他了。”

哈吉穆拉特在脸前摆摆手，表示他什么都不需要，不收这匹马，然后他指一指山和自己的心，便向门口走去。大家都跟在后面送他。留在屋里的军官把剑拔出来，细细看那剑刃，判定这是真正的古尔达宝刀[90]。

布特勒同哈吉穆拉特一块儿走到门前的台阶，在这里忽然发生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几乎把哈吉穆拉特的命送掉，如果不是他的机警、坚决和敏捷的话。

库梅克人的村庄塔什-基丘的居民对哈吉穆拉特非常景仰，他们来要塞许多次，只为了要看一看这位有名的州长，在哈吉穆拉特临行的前三天，他们派使者来请他星期五到他们寺院里去。而住在塔什-基丘村的库梅克王爷们却仇恨哈吉穆拉特，和他有血仇，他们知道这件事后，对人民宣布他们不让哈吉穆拉特进寺院，民众骚动起来，于是民众和王爷的拥护者发生了械斗。俄国的长官把山民平息下去，并派人告诉哈吉穆拉特不要到寺院去。哈吉穆拉特没有去，大家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当哈吉穆拉特走到台阶上，马匹在大门口站着，就在这要出发的一刻，有一位布特勒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熟人库梅克王爷阿尔斯兰汗骑马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里来。

他一见哈吉穆拉特，便从腰里拔出手枪向着哈吉穆拉特瞄准，但是阿尔斯兰汗还没来得及射击，哈吉穆拉特虽然跛脚，但却像猫似的迅速地下了台阶向阿尔斯兰汗扑过去。阿尔斯兰汗放了一枪，但没有打中。哈吉穆拉特跑到他跟前，一只手抓住他的马缰绳，另一只手拔出短剑，用鞑靼话叫了一声。

同一时刻，布特勒和埃尔达尔也跑到那一对仇人跟前，抓住了他们两个人的手。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听见枪声也出来了。

“你这是怎么啦，阿尔斯兰汗，在我家门口就干起这勾当来了！”他得知是怎么回事之后，说道。“这是不好的，兄弟。在野外听你们的便，干吗想起在我这里杀人。”

阿尔斯兰汗，一个留黑髭须的小个子，满脸苍白，浑身发抖，下了马，恶毒地瞅一瞅哈吉穆拉特，便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到家里去，哈吉穆拉特回到马跟前，沉重地喘着气，微笑着。

“他为什么想杀他？”布特勒问道。

“他说，我们的法律是这样，”翻译员转达哈吉穆拉特的话。“阿尔斯兰汗必须向他报血仇！所以他想杀他。”

“如果他在路上追上你呢？”布特勒问道。

哈吉穆拉特微笑了一下。

“那有什么，如果他杀死我，那是真主的意思。好的，分别了。”他又用俄国话说道，抓住马鬃，用眼睛扫视所有送行的人，他的视线亲切地停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身上。

“别了，大嫂，”他对她说道，“谢谢你。”

“上帝保佑您，上帝保佑您把家属救出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重复地说道。他不懂得话，但是懂得她对他的同情，向她点了点头。

“记着，不要忘掉库纳克。”布特勒说道。

“你告诉他，我是他忠实的朋友，我永远忘不了他。”他通过翻译员回答道。别看他的腿弯曲，他刚碰到马镫，身子轻快地一翻，就坐到高高的马鞍上，用习惯的动作摸一摸手枪，整好长刀，带着山民骑在马身上所特有的骄傲而且威武的神气，离开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走了。哈涅菲和埃尔达尔也骑上马，和蔼地同主人和军官们告辞，小跑着赶上他们的穆里师德。

像通常一样，大家谈论起离别的人。

“真是好汉！”

“像狼似的向阿尔斯兰汗扑过去，脸色全变了。”

“他吹牛。他一定是个大骗子。”彼得罗夫斯基说道。

“上帝保佑，俄国能多有些这样的骗子就好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忽然气愤地插嘴说道，“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看见他的好处外，别的什么都没看见，又和气，又聪明，又公道。”

“为什么这一切您都会知道呢。”

“我当然知道。”

“她爱上他了吧？”走进来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道。“一定是这么回事。”

“就是爱上了又怎么样。干你们什么事。难道因为他是好人就说他坏话吗？他是鞑靼人，然而是好人。”

“对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布特勒说道，“您辩护得好极了。”

二十一

车臣尼亚线前沿要塞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从那时起，山民曾来骚扰过两次；这两次曾出动了几连人以及哥萨克骑兵和民团，但是两次都没有把山民截住。他们有一次跑到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从饮马的地方赶走哥萨克的八匹马，并且打死一个哥萨克。从最近那次捣毁那个村庄之后，没有再作袭击。因为左翼任命了新的长官巴里亚京斯基公爵[91]，正在等待着对大车臣尼亚来一次大规模的远征。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是皇太子的朋友，卡巴尔金团的前任团长，现在是整个左翼的长官。他来到格罗兹纳亚之后，立刻召集部队，继续执行切尔内绍夫写给沃龙佐夫的皇上的计划。在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集中的部队，从要塞里进入库林团方面的阵地。队伍驻在那儿砍伐森林。

小沃龙佐夫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呢绒帐篷里面，他的妻子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常到团部来，并且常留下过夜。巴里亚京斯基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她一到营地，就得派夜间斥候，所以非宫廷的军官和士兵都粗鲁地骂她。通常山民总是把大炮偷偷移近，并向营地放射炮弹。这些炮弹多半是射不中的，因此平时对这种射击则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可是为要使山民不能移近大炮和惊吓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所以派出斥候。为使贵妇人不致受惊而每夜去做斥候是屈辱的、可厌的，所以那些士兵和不参加上流社会的军官们用一些不好听的字眼说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闲话。

布特勒也从他的要塞请假到这部队来了，想瞧一瞧聚在这儿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在库林团团部当过传令官和副官的老同事。他刚到的头几天非常快乐。他在波尔托拉茨基帐篷里落脚，在那里他看见许多快乐地欢迎他的熟人。他还到沃龙佐夫那里去，他们有一点认识，因为有一个时期同在一个团里服务过。沃龙佐夫很亲切地招待他，介绍他跟巴里亚京斯基公爵认识，请他参加他给前任左翼长官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饯行的宴会。

筵席是豪华的。运来了六个帐篷，并排地扎下。放着食具和酒瓶的餐桌摆得同这些帐篷一样长。一切都像是彼得堡近卫军的生活样式。两点钟入席。在桌子中间坐着的：一边是科兹洛夫斯基，一边是巴里亚京斯基。科兹洛夫斯基的右边坐着沃龙佐夫，左边坐着沃龙佐夫的太太。其余两边坐的统统是卡巴尔金和库林两个团的军官。布特勒坐在波尔托拉茨基的旁边，两个人快活地谈着，和邻座的军官们喝酒。当筵席进行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勤务兵开始给每人斟上一杯香槟酒。波尔托拉茨基带着由衷的恐惧和遗憾对布特勒说：

“我们的‘这个这个’要出丑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讲话啊。他怎么能讲话呢？”

“是啊，兄弟，这可不像冒着弹雨冲锋陷阵那样容易。况且他身边坐着一位太太，又有这班宫廷的贵族们。的确，看他那副相就叫人可怜。”军官们彼此谈论着。

于是隆重的时刻来到了。巴里亚京斯基站起来，举起酒杯，对科兹洛夫斯基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巴里亚京斯基说完了，科兹洛夫斯基站起来，用相当生硬的嗓音开始说道：

“遵照至高无上陛下的意志，这个，我要离开你们走了，与你们分别了，诸位军官们，”他说道，“但是请你们算作我，这个这个，还是常常同你们一起……诸位，这个这个，有一个真理是你们知道的——孤掌难鸣。因此，这个，我在职的时候，这个，有对一切人的嘉奖，这个，和责罚，都是用皇帝陛下的伟大的博爱，这个，用我的地位，这个，用名誉，用一切一切坚决的，这个，……”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我对你们一切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这个，我都非常承情！”忽然他那皱纹叠叠的脸皱得更厉害了。他抽咽起来，泪水涌到眼睛里。“我以全心全意向你们，这个，致忠心的、诚恳的感激……”

科兹洛夫斯基不能再说下去了，开始拥抱那向他走来的军官们。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公爵夫人用手帕蒙着脸。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歪扭着嘴，不住地眨眼睛。许多军官也都流了泪。对科兹洛夫斯基很少认识的布特勒也忍不住流泪。所有这一切都使他非常欢喜。然后，为巴里亚京斯基、为沃龙佐夫、为军官们、为士兵们都干了杯，客人们离席时，一来因为饮酒，一来因为他们所特别嗜好的军营的狂欢，都醉醺醺的了。

天气晴丽，阳光普照，没有一点儿风，新鲜的空气，使人精神振奋。四面八方都是毕毕剥剥的篝火和歌声。所有的人都像是在欢度节日。布特勒怀着最幸福的激动的心情回到波尔托拉茨基那里。波尔托拉茨基那儿聚集了几个军官，拉开牌桌，一个副官以一百卢布为底当庄家。布特勒两次从帐篷里走出来，手在裤兜里捏着钱包，但是，最后却忍不住了，不管对自己和朋友们曾许下不再赌博的诺言，又押起注来。

不到一个钟头，布特勒便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一身的粉笔屑，两只肘倚着桌子坐着，在折皱的牌角底下画他的赌注码子。他输得那么多，他简直不敢计算登记下来的欠款数目。不用计算他也清楚，即使把他所能预支的全部薪金，再把他那匹马也折成价来还账，仍然清偿不了他欠那个不认识的副官的赌债。他还想赌下去，但是那个副官带着严冷的面孔，用他那白净的双手把牌放下来，开始计算那一纵列用粉笔写的布特勒的账目。布特勒狼狈地请求原谅，因为他不能即刻付清他所输的全部，他说他从家里派人送来，当他说这话时，他注意到所有的人都怜悯他，并且所有的人，甚至波尔托拉茨基都避开他的视线。这是他最后的一晚。只要他不赌博，而是到人们邀他去的沃龙佐夫那里，“一切都会是好的。”他想道。现在不但不好，简直可怕。

跟同事和熟人告辞后，他回家去了。到家后，立刻躺下睡觉，像一般人通常在输了钱之后睡觉一样，他一连睡了十八个小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他问她要半个卢布打发送他来的哥萨克的酒钱，从他忧郁的神情和简短的回答，明白他输了钱，于是她责备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不该放他出去。

第二天，布特勒在十二点钟醒来，想起自己的境况，本想再沉入那刚由其中醒过来的忘却中，但是不可能。应当想办法偿还他所欠那个不认识者的四百七十卢布。一个办法是给他哥哥去信，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他最后一次寄给他五百卢布，这笔钱算在那仍是他们共同所有的磨坊账内。其次他写信给他的一位吝啬的女亲戚，请求她借给他五百卢布，利息多少听她的便。再其次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那里，因为他知道他有钱，或者不如说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钱，请求她借给他五百卢布。

“我是没有问题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道，“马上就可以给你，可是玛什卡不肯。她们这些女人们都是些吝啬鬼，鬼晓得她们。然而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不知道随军食品商那个鬼东西有没有？”

向随军食品商借钱是用不着去碰钉子的。这样一来，布特勒的救星只有哥哥或者那位吝啬的女亲戚了。

二十二

哈吉穆拉特在车臣尼亚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又回到梯弗利斯，每天去见沃龙佐夫，他在被接见时，总是恳求他召集俘虏的山民，用他们换出他的家属。他再三地说，不然他是被束缚着的，不能如愿地给俄国人服务和消灭沙米尔。沃龙佐夫含含糊糊地答应他尽力去办，但总是拖延，说是等阿尔古京斯基将军来梯弗利斯时，同他商量一下再做决定。于是哈吉穆拉特请求沃龙佐夫准许他暂时到南高加索一个不大的努哈城小住；他认为在那里同沙米尔和同忠实于他的人谈判他的家属问题比较方便。除此以外，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努哈城中有清真寺，在那里他执行伊斯兰教规所要求的祷告更方便些。沃龙佐夫一方面把这件事情报告到彼得堡，一方面终于准许了哈吉穆拉特到努哈城去住。

对于沃龙佐夫，对于彼得堡当局，以及对于知道哈吉穆拉特历史的大多数俄国人，这个故事或者被看做高加索战事好转的关头，或者被看作一件普通的趣闻；而对于哈吉穆拉特，尤其最近，这是他生活中可怕的转变。他由山里逃出，一半是救自己，一半是因为对沙米尔的仇恨，尽管这次脱逃多么困难，但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在开头的时候，他的成功使他高兴，他也的确考虑过进攻沙米尔的计划。他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的家属救出，但事实上比他所想的要困难得多。沙米尔捉住他的家属当俘虏，宣称把女人们送到各村充当奴婢，杀死或者挖掉儿子的眼睛。现在哈吉穆拉特迁到努哈，希望通过他在达吉斯坦的信徒，用计策或者用武力把家眷从沙米尔手里劫走。最近有一个密探到努哈他那里，通知他说，效忠他的阿瓦里亚人准备劫夺他的家眷，并且同家眷一起投奔俄国人，但是肯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他们决定不在监禁家眷的地方韦杰诺下手，只有等家眷从韦杰诺解到别处时才能下手。他们答应在半路上完成这件事。哈吉穆拉特吩咐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他答应悬赏三千卢布营救他的家属。

在努哈，分配给哈吉穆拉特一所五间房屋的不大住宅，离寺院和汗的宫廷不远。此外还有跟随他的军官，翻译员和他的卫兵也住在这儿。哈吉穆拉特的生活除了等待和接见来自山中的密探，就是在四郊骑马游玩——这是得到批准的。

四月八日，哈吉穆拉特郊游归来，听说当他不在时，从梯弗利斯沃龙佐夫那里来了一个官吏。虽然哈吉穆拉特满心想知道这位官吏给他带来什么消息，但在没到那监督官和官吏等待他的房间之前，仍然先到自己房间做午祷。祷告完毕，他便到那当做会客室和接见室的房间去了。那位从梯弗利斯来的矮矮胖胖的五品文官基里洛夫把沃龙佐夫的意思转达哈吉穆拉特，要他在十二日前到梯弗利斯同阿尔古京斯基见面。

“亚克希。”哈吉穆拉特生气地说道。

他不欢喜这个官吏基里洛夫。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基里洛夫说。

“现在一共两个星期，”哈吉穆拉特说道，伸出十个指头，然后再伸出四个。“拿来。”

“马上就给你，”官吏说，由他的旅行袋里拿出钱包，“他要钱做什么用？”他用俄国话对监督官说，以为哈吉穆拉特听不懂，但是哈吉穆拉特是懂得的，他生气地向基里洛夫瞅了一眼。基里洛夫一面取钱，一面想同哈吉穆拉特谈一谈，回去好有话向沃龙佐夫报告，通过翻译员问他在此地闷不闷。哈吉穆拉特斜着眼向这位穿着便衣不带武器的矮小的胖子轻蔑地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翻译员又把问题重述一遍。

“你告诉他，我不愿意同他说话，让他给钱好了。”

说了这话后，哈吉穆拉特又坐到桌子旁准备数钱。

基里洛夫把金卢布拿出来，每十个金卢布一柱，叠成七柱（哈吉穆拉特每天应得五个金卢布），就把它们推到哈吉穆拉特面前。哈吉穆拉特把这些金卢布装进束腰无领袍的袖筒里，站了起来，他完全出人意外地朝着这位五品文官的秃头拍了一巴掌，就往外走。五品文官跳将前去，吩咐翻译员给他说，他胆敢这样做是不应当的，因为他是上校阶级，那个监督官也是这样附和地说，哈吉穆拉特点点头表示他懂得，就从屋子里走出去了。

“对他简直没有办法，”监督官说，“只有用小刀子一戳，就完事大吉。同这些虫豸们没有理可讲，我看他要发疯了。”

天刚黑，从山里来了两个用风帽把头包到眉毛下的密探。监督官领他们到房里去见哈吉穆拉特。一个密探是面皮黝黑、身躯肥胖的塔夫林人，另一个是瘦瘦的老头。他们带来的消息是使哈吉穆拉特不快乐的。那些答应搭救他的家属的朋友们，现在干脆拒绝了，因为沙米尔用最可怕的极刑恫吓那些帮助哈吉穆拉特的人。听完密探的讲述，哈吉穆拉特两肘倚在盘着的腿上，垂下戴着皮帽子的头，沉默了很久。哈吉穆拉特在想，坚决地想。他知道，现在是最后一次思索了，必须想出一个办法。哈吉穆拉特抬起头来，拿出两个金卢布，每个密探给一个，说道：

“你们去吧。”

“有什么回话吗？”

“回话要看真主的旨意了。你们去吧。”

密探站起来走了，哈吉穆拉特两肘倚在膝上，继续在地毯上坐着。他这样坐着想了很久。

“怎么办呢？相信沙米尔，回到他那里去吗？”哈吉穆拉特想道，“他这个老狐狸会骗人的。即使他不骗人，服从他，服从这个红胡须骗子，也是不可能的。这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我到过俄国人这儿以后，他已经不信任我了。”哈吉穆拉特想道。

于是他想起了塔夫林有一个关于鹰的童话：有只鹰曾被人捉住，在人间住了些时候，又回到山上自己人那里。但它是带着脚绊回去的，脚绊上还系着银铃。老鹰都不肯收留它。“你飞走吧，”它们说，“飞到人们给你带上银铃的地方去吧。我们没有银铃，也没有脚绊。”这只鹰舍不得离开故乡，便住了下来。但别的鹰不收留它，后来把它啄死了。

“他们也会这样啄死我的。”哈吉穆拉特想道。

“留在这里吗？替俄国沙皇征服高加索，挣得荣誉和高官厚禄吗？”

“这是可能的。”他想道，回忆起他同沃龙佐夫的会面和这位老公爵的甜言蜜语。

“应当马上决定，不然他会毁掉我的全家。”

哈吉穆拉特一夜没有睡觉，不断地在想。

二十三

快到午夜的时候，他的决定完成了。他决定逃回山上，同效忠他的阿瓦里亚人偷入韦杰诺，或是死，或是解救家属。他是不是带着家属回俄国人这里，或者跑到洪扎再同沙米尔战斗，——哈吉穆拉特没有决定。他只知道现在要从俄国人这里跑回山上。他于是马上着手实现这个决定。他从枕头下拿出一件黑布棉袄，向卫兵室走去。他们的住处要经过一条过道。当他刚走到敞着门的过道时，他感到一阵月夜露水的清凉沁人心脾，宅旁花园里有几只夜莺忽然同时啼叫起来，那清越婉转的歌声激荡人的耳鼓。

穿过过道，哈吉穆拉特推开卫兵的房门。房子里没有亮。只有上弦的新月从窗户照进来。桌子和两把椅子摆在旁边，四个卫兵都在地上铺着地毯和斗篷睡觉。哈涅菲在院子里同马匹一块儿睡。哈姆扎洛听见门声，站了起来，向哈吉穆拉特打量一下，认出是他，又躺下了。躺在近旁的埃尔达尔跳起身来，穿上棉袄，等待吩咐。库尔班和汗-马戈马还在睡觉。哈吉穆拉特把棉袄放在桌子上，棉袄里有一件硬的东西碰响了桌面。这是缝在里面的金卢布。

“把这些也缝上，”哈吉穆拉特说道，把他白天收到的金卢布交给埃尔达尔。

埃尔达尔拿着金卢布立刻走到亮的地方，在短剑下面拿出一把小刀，开始拆棉袄的里子。哈姆扎洛起来盘着腿坐着。

“哈姆扎洛，你吩咐弟兄们检查步枪，手枪，准备弹药，明天我们要走远路。”哈吉穆拉特说道。

“火药有，子弹有，一切都会准备好的。”哈姆扎洛说道，接着咕哝着使人听不懂的话。

哈姆扎洛明白哈吉穆拉特为什么吩咐把枪都装上弹药。他从一开始，直到后来，越来越强烈地只希望一件事：尽可能地打死杀死这些俄国狗，快点跑回山上去。现在他看见哈吉穆拉特也愿意这样做，所以很高兴。

哈吉穆拉特走了后，哈姆扎洛叫醒了同伴们，四个人整夜地检查步枪、手枪、火门、燧石，换去坏火药，在药池里装上新火药，把裹着油布的装好定量火药的子弹塞进子弹囊里，磨快长刀和短剑，把刀刃涂上脂油。

黎明以前，哈吉穆拉特又到过道去取水洗脸。黎明前的夜莺比夜里叫得更响亮更频繁了。从卫兵屋里传来短剑在石头上磨得均匀的霍霍声。哈吉穆拉特从桶里舀了水，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门前，这时在穆里德屋里除了磨刀声，还听见哈涅菲用细高的嗓音唱哈吉穆拉特所熟悉的一支歌，哈吉穆拉特停下来听他唱。

这支歌是讲骑手哈姆扎特同他的弟兄们从俄国人那边赶走一群白马。后来，一位俄国公爵在捷列克河畔追上他，无数的军队像森林似的把他包围起来。然后是唱哈姆扎特把马都杀了，同他的弟兄们隐蔽在鲜血淋淋的死马后面，同俄国人一直战斗到枪膛里没有子弹，腰间没有佩剑，脉搏里没有血液为止。在临死的时候，哈姆扎特看见空中有几只飞鸟，他对它们喊道：

你们过路的候鸟呀，飞到我们的家中去吧，告诉我们的姊妹、母亲和那肌肤雪白的姑娘们说，我们全都为圣战牺牲了。告诉她们说，我们的尸体不会躺在坟墓里，只好任那贪婪的狼群把我们的骨头东拉西扯，啃得精光，还有那乌鸦啄我们的眼睛。

歌词用这几句话煞尾，唱完最后几句悲怆的旋律，接着是快乐的汗-马戈马的洪亮的声音，他在曲终高声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尖利的声音刺人肺腑。然后一切又沉寂了，只听见花园里夜莺的婉转啼叫，和门后时断时续的迅速而均匀的霍霍磨刀声。

哈吉穆拉特想出了神，不觉地把水壶拿得倾斜了，水流了出来。他对自己摇摇头，便进屋里去了。

做完了晨祷，检查了武器，哈吉穆拉特便在床上坐下。再没有什么要做的了。骑马出游得问过监督官。现在外面还黑着，监督官还在睡觉。

哈涅菲这个歌使他想起另外一支他母亲编的歌。这支歌讲的是真事——事情发生在哈吉穆拉特刚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常常讲给他听。

歌词是这样的：

你的钢刀刺破我雪白的胸脯，可是我把我的孩子，我的小太阳，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滚烫的鲜血洗净他，伤口不用药石和草根就长好，我不怕死，我的小骑手长大也不怕死。

这歌词是唱给哈吉穆拉特的父亲听的，歌的意思是：哈吉穆拉特出生时，可敦也生下第二个儿子乌马汗，她要哈吉穆拉特的母亲去做她大儿子阿布努察尔汗的奶母。但帕蒂玛特不愿丢开自己的儿子，她说她不去。哈吉穆拉特的父亲生气了，命令她去。她又拒绝了，他就用短剑刺她，假如不是有人拉开的话，会把她刺死的。她就这样没有离开他，把他养大了，她为这件事编了一支歌。

哈吉穆拉特想起他的母亲，当她把他放在身旁，盖着皮袄，在屋顶上睡觉时，便唱这支歌给他听，他常常要她把肋部的伤痕给他看。他的母亲栩栩如生的在他眼前出现——不是现在他离开她时的样子：满脸皱纹、雪白的头发和稀疏的牙齿，而是又年轻又漂亮，而且是那样强健有力，当他已经五岁，身体相当沉重的时候，她用箩筐背着他翻山越岭到外祖父家去。

他又想起那个当银匠的满脸皱纹的白胡子外祖父，他怎样用他那青筋绽出的双手铸造银器，怎样逼外孙念祷词。他想起山脚下的喷泉，他牵住母亲的裤腿同她一道去汲水。想起一条舐他脸的瘦狗，想起他跟着母亲到棚屋里挤牛奶和煮牛奶时，那炊烟和酸牛奶的特别的气息和味道。想起母亲第一次怎样给他剃头，怎样在那挂在墙上的一面光闪闪的铜镜子里面，他惊奇地看见自己的圆圆的青头皮。

回忆了自己小的时候以后，他想起了爱子优素福，他亲自第一次给他剃头。现在优素福已经是一个年轻貌美的骑手了。他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儿子的情景。这是他从采尔梅斯出走的那一天。儿子给他牵过马来，要求准他送父亲一程。他穿戴好，武装起来，牵着自己的马。他那鲜红、年轻、俊秀的面孔，和那细长的身段（他比父亲高），都散发着青春的英勇和生命的喜悦。虽然年轻而臂膀却是宽宽的、相当宽阔的年轻人的骨盆、又细又长的躯干、长而有力的胳膊，每一个动作的力量、柔和、敏捷，——这一切都是常常使父亲高兴的，他常常欣赏自己的儿子。

“最好不要送我了。现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了。好好地照顾母亲和祖母吧。”哈吉穆拉特说道。

哈吉穆拉特记得，当优素福得意地红着脸说，只要他活着，就没有人敢欺负他的母亲和祖母的时候，他那股子勇敢和骄傲的神情。优素福终于骑上马，把父亲送到小河边。他从小河那里回去后，哈吉穆拉特就再没有看见母亲、妻子和儿子了。

沙米尔就是要弄瞎这个儿子的眼睛！至于人家要怎样处置他的妻子，他连想都不愿想。

这些思虑使哈吉穆拉特激动得不能再坐下去。他跳起身来，瘸着腿迅速地走到门前，把门打开，喊了一声埃尔达尔。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已大亮。夜莺还在歌唱。

“去告诉监督官，说我想骑马出去逛逛，你们把马鞴好。”他说道。

二十四

布特勒这一向唯一的娱乐，就是他不仅在公务上，而且在私生活上也醉心于战斗的诗意。他穿着切尔克斯人的服装，卖弄骑技，并且同波格丹诺维奇做过两次埋伏，虽然这两次他们都没遇见一个敌人，也没杀死一个敌人。这种勇敢行为和同有名的勇士波格丹诺维奇的友谊，布特勒觉得是一件愉快而重大的事。他在一个犹太人那里以高利贷借来钱把债务付清了，也就是说，只是把那未曾解决的窘况拖延了，逃避了。他竭力不去想自己的窘况，并且，除了战斗的诗意，还竭力沉溺在酒里。他越来越喝得多，一天比一天的更萎靡不振，他现在对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态度已经不是一个高贵的约瑟[92]，相反，他鲁莽地追求她，可是出乎他意外，却遭到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坚决抗拒。

四月底，要塞里来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巴里亚京斯基预备作越过被认为不可逾越的车臣尼亚全境的新的进军用的。来的是两连卡巴尔金团的人，照当时高加索的习惯，这两连人应该被库林团的连队当做客人般招待的。士兵们分配到各个营房里，不仅请他们吃晚餐、米饭、牛肉，而且还请他们喝伏特加，军官们被安置到各军官那里，当地的军官也照例设宴招待新来的军官。

宴会快结束时，大家开怀豪饮，歌咏队唱歌助兴，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喝得烂醉，脸色已经不是发红，而是青灰的，他骑在椅子上，拔出长刀，砍杀假想的敌人，时而骂人，时而大笑，时而同别人拥抱，时而唱着他所喜爱的歌曲跳舞：“沙米尔开始暴动在前几年，特啦—啦—哒哒，在前几年。”

布特勒也在席上。他在这里也努力看出战斗的诗意，但在心灵的深处，他是可怜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可是没有法子劝止他。布特勒觉得有几分酒意，便悄悄地溜回家去了。

圆圆的月亮照耀着白色的小屋和路上的石头。月光很亮，连路上每个石子儿、每根禾秆、每堆粪都看得很清楚。快到家的时候，布特勒遇见用头巾包着头和肩胛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自从布特勒受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抗拒后，他有点不好意思，避免同她碰面。现在喝了几杯酒，又在月光下，布特勒对这次相遇很高兴，又想向她表示亲热。

“您上哪儿去？”他问道。

“瞧我那老头子去，”她和善地答道。她拒绝布特勒的追求完全是诚心诚意而且坚决的，但他这一向总是躲着她，却使她不痛快。

“干吗要瞧他，他会来的。”

“到底来了没有呢？”

“不是来，是给人抬来。”

“哦，是这么着，这真不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这么说来就不必去了？”

“用不着去了，咱们最好回家吧。”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转身同布特勒并排走回家去。月光是这么亮，人的头影周围有一个光圈随着路旁移动着的身影移动着。布特勒望着自己头影的光圈，想对她说他仍然欢喜她，但不知从何说起。她等待他说话。他们这样默默地快走到家了，这时从拐角闪出几个骑者。骑马的人是一个军官和几个随从。

“这是什么风刮来的人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闪到路旁。

月亮照着骑者的背后，当他差不多走到他们身旁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才认出是谁。这个军官是卡梅涅夫，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以前的同事，所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认得他。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是您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说。

“就是我，”卡梅涅夫说道。“啊，布特勒！您好！还没睡，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块儿溜达？当心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找您算账，他在哪儿？”

“您听，在那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朝那传来鼓声和歌声的地方指了指。“他们在吃酒作乐呢。”

“怎么，是你们的人在吃酒作乐吗？”

“不，从哈萨夫-尤尔特来人了，在请他们吃饭呢。”

“啊，这是好事儿。我还赶得上。我到这儿来只要一分钟就行了。”

“怎么，有事吗？”布特勒问道。

“有点小事。”

“好的还是坏的？”

“这要看对谁说啦！对我们是好的，对于某些人是坏的。”卡梅涅夫笑起来。

这时候，步兵和卡梅涅夫都走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门口了。

“奇希列夫！”卡梅涅夫对一个哥萨克喊道，“到前面来。”

那个顿河的哥萨克，从其余的人中间策马走到前面来。哥萨克穿着平常顿河的军服，外罩军大衣，脚上穿着靴子，马鞍后放着褡裢。

“喂，把那玩意儿拿出来。”卡梅涅夫说道，一面下马。

哥萨克也下了马，从褡裢里拿出一个装着东西的口袋。卡梅涅夫从哥萨克手里接过口袋，把手伸进去。

“给你们看一个新鲜玩意儿，好吗？您怕不怕？”他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有什么可怕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这就是，”卡梅涅夫说道，一面拿出一个人头，把它摆在月光下面，“你们认得吗？”

这是一个剃光的头——眉骨高高地隆出，黑胡须剪得齐齐的，唇上的小胡子剪得短短的，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半合着，剃光了的脑壳上刀痕横七竖八，在鼻孔里凝结着黑色的血。脖颈上缠着一条血淋淋的手巾。虽然满头都是伤痕，但那发青的嘴唇的样子，却有一种儿童的善良的表情。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看了看，二话没说，就扭头快步走回家去。

布特勒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可怕的人头。这就是不久以前同他一起消磨夜晚时谈得非常亲热的哈吉穆拉特的头。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杀的？在什么地方杀的？”他问道。

“他想逃跑，被人捉住了。”卡梅涅夫说，把人头交给那个哥萨克，他同布特勒走进屋里。

“连死都死得英雄。”卡梅涅夫说。

“全部的经过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等一等，等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来了我把一切详细情形告诉你们。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巡回各要塞各村庄示众。”

派人去找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他醉醺醺的和两个同样醉得晕天倒地的军官回来了，拥抱了一下卡梅涅夫。

“我把哈吉穆拉特的头带到您这儿来了。”卡梅涅夫说道。

“胡说！杀死了吗？”

“是的，他想逃呢。”

“我说过，他靠不住。那么在哪儿？人头在哪儿？拿给我看。”

把那个哥萨克叫来了，他拿来装人头的口袋，把人头掏出来，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睁着醉眼矇眬的眼睛对它瞅了好久。

“总算是条好汉，”他说，“让我来给他亲个嘴。”

“一点不错，一条剽悍的汉子。”一个军官说道。

大家都看了一遍，又把人头交给那个哥萨克。他把人头装到口袋里，小心地放下来，尽可能轻一点碰地。

“怎么样，卡梅涅夫，把人头示众，另外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一个军官说。

“不，得让我给他亲亲嘴，他送过我一把剑。”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喊道。

布特勒走到门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第二级台阶上坐着。她看了布特勒一眼，立刻生气地转过脸去。

“您怎么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布特勒问道。

“你们全是些刽子手。我简直受不了。的确，都是刽子手。”她说道，一面站起来。

“这种事人人都可能碰到，”布特勒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战争嘛。”

“战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喊起来，“说什么战争啊？一句话，全是些刽子手。人死了应当埋在土里，而他们戏弄着玩。全是些刽子手，一点不错。”她重复着说，下了台阶，从后门回家去了。

布特勒回到吝厅里，请卡梅涅夫详细地讲讲全部的经过。

于是卡梅涅夫讲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五

哈吉穆拉特被准许在近郊骑马游玩，但必须有哥萨克伴随。努哈城里一共有五十个哥萨克兵，其中有十个分配到各个官长那里，如果照命令从其余的人中每次派十个人，那每隔一天就得指派一次。所以头一天派了十个哥萨克，以后便决定每天派五个，请哈吉穆拉特不要把他所有的卫兵都带在身边。但哈吉穆拉特在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出外游玩，却把所有的五个卫兵都带上了。哈吉穆拉特刚骑上马，队长就看到五个卫兵全都跟着哈吉穆拉特，便对他说，他是不准把所有的人都带着的，但哈吉穆拉特像是没有听见，便策动了马，那个队长也就没有坚持。带领哥萨克的是一个班长，名叫纳扎罗夫，圣乔治勋章获得者，他留着茶壶盖似的头发，皮肤白里透红，健康，头发浅黄的年轻小伙子。他自小没有父亲，是一个穷苦的旧教家庭的长子，养活一位老母亲、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当心啊，纳扎罗夫，别让他们走远啊！”那个队长喊道。

“是，大人，”纳扎罗夫一面蹬着马镫上马，一面答道。他扶住肩后的枪，策动那匹善良的、巨大的、枣红色的钩鼻子阉马小跑起来。四个哥萨克骑着马在他后面跟着：费拉蓬托夫，瘦长个子，最出名的小偷和赚钱的能手——把火药卖给哈姆扎洛的就是他；伊格纳托夫，兵役年限已满的上年纪的人，常常炫耀自己力气大的健康农民；米什金，一个被大家嘲笑的软弱无力的小孩子；彼得拉科夫，一个年轻金发的独子，和气而快乐的人。

早晨有雾，快吃早饭的时候，天晴了，太阳照耀在刚刚绽开的树叶上，照耀在青草的嫩芽上，照耀在新出土的禾苗上，照耀在路左边湍急河流的波纹上。

哈吉穆拉特的马缓步走着。哥萨克和他的卫兵不落后地紧跟着他。他们缓步走出要塞来到大路上。路上有几个头上顶着篮子的女人，赶辎重车的士兵，和吱吱扭扭响着的牛车。走出二俄里外，哈吉穆拉特策动了他的白马；他走得非常快，他的卫兵们策马急奔才跟上他。哥萨克也策马奔跑。

“哎，他的坐骑真是匹好马，”费拉蓬托夫说，“要是在他没有归顺的时候，我一定放倒他。”

“是的，兄弟，这匹马在梯弗利斯值三百卢布。”

“我的马能赶过他。”纳扎罗夫说。

“那当然，你能赶上。”费拉蓬托夫说。

哈吉穆拉特不断地加快速度。

“哎，朋友，不许这样，慢一点。”纳扎罗夫追上哈吉穆拉特喊道。

哈吉穆拉特环顾了一下，什么话没说，继续那样跑着，不减低速度。

“当心，他们不怀好意，鬼东西，”伊格纳托夫说，“你瞧，把马打得多凶。”

这样朝着山的方向跑了一里来路。

“我说，不能这样。”纳扎罗夫又喊道。

哈吉穆拉特没有回答，也没有环顾，更加快了速度，由疾驰改为飞奔。

“你这骗子，逃不了的！”纳扎罗夫真的着急了，喊道。

他给他那高大的枣红阉马加了一鞭，在马镫上欠起身来，向前匍匐着，用全速力向哈吉穆拉特赶去。

天空是这么晴朗，空气是这么新鲜，生命力是这么欢快地在纳扎罗夫灵魂中活跃，当他同他那强壮的骏马合为一体，在平坦的大路上跟着哈吉穆拉特飞奔着的时候，可能发生任何不好的、悲惨的、或者可怕的事情，在他脑子里连影子都没有。追赶哈吉穆拉特的每一跃进都使他高兴。哈吉穆拉特由渐近的哥萨克的马蹄声，揣度他快赶上他了，他右手拿出手枪，左手轻轻地勒着他那正跑得火热的、已经听得见它身后马蹄声的白马。

“不能这样，我说！”纳扎罗夫喊道，差不多同哈吉穆拉特并排了，伸手去抓他的马缰绳。但是没等抓住，枪已经响了。

“你这是干吗？”纳扎罗夫抓住胸口大叫一声，“打他们，弟兄们。”他说道，身子晃了晃，倒在鞍鞒上。

但是山民们抢先拿出了武器，用手枪射击哥萨克和用长刀砍他们。

纳扎罗夫挂在马脖子上，那匹吃惊的马围着它的同伴们乱窜。伊格纳托夫的马倒了，压住了他的一只腿。两个山民拔出长刀坐在马身上劈砍他的头和胳膊。彼得拉科夫扑上去救同伴，但这时两声射击烧痛了他，一枪打中了背，一枪打中了肋，他像一条口袋似的倒栽斤斗翻下马来。

米什金勒转马头，向要塞逃去。哈涅菲和汗-马戈马猛追他，但是他已经跑远了，山民们没能追上。

眼看追不上哥萨克，哈涅菲和汗-马戈马便转回来，哈姆扎洛用短剑给伊格纳托夫最后找补几下，又刺了纳扎罗夫几剑，使他跌下马来。汗-马戈马从死者身上取下挂包和子弹。哈涅菲想把纳扎罗夫的马牵走，但是给哈吉穆拉特喝住了，他于是顺着大路赶向前去。穆里德们赶走跟着他们跑的彼得拉科夫的马，追上哈吉穆拉特，直奔而去了。当塔上鸣枪告警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努哈三俄里，走进稻田里了。

彼得拉科夫肚皮被剖开，仰面朝天躺着，他那年轻的脸冲着天空，像一条待毙的鱼，奄奄一息地在抽气。

“天呀，我的亲爹呀，你们干的好事！”要塞长官得知哈吉穆拉特逃跑时，抓住自己的头喊道，“把你们的头砍掉。放走了，你们这些强盗！”他听着米什金的报告喊道。

各处都发了警报，不仅全体现有的哥萨克派去捉拿在逃的人，而且从归顺的村庄里又召集了一切可能召集的民团。宣布悬赏一千卢布捉拿哈吉穆拉特，活的死的都行。在哈吉穆拉特和同伴们逃脱哥萨克的两个钟头之后，便有两百多个骑兵随着监督官出发去搜索和捉拿在逃的人。

顺着大路走了数俄里后，哈吉穆拉特勒住他那气喘喘的和因流汗而发灰色的白马，停住了。路右边可以看见别拉尔吉克村的土屋和寺院的塔尖，左边是田地，田地的尽头可以望见一条河。虽然通到山上的道路是在右边，可是哈吉穆拉特却往相反的方向，向左边转去：估计追击者一定向右面追他。他现在落荒渡过阿拉赞河，走到那谁也没料到的大路上，顺着大路走到森林，再渡过一条河后，便穿过森林上山了。他这样决定后，便向左边转去。但走到河边原来是不可能的。那要越过的稻田，像每年春天一样，刚灌了水，变为沼泽地带，马在里面陷到小腿。哈吉穆拉特同他的卫兵左冲右闯，想找较干的地方，但他们所走的那块地一律都灌了水，并且已经浸透了。马像拔瓶塞似的扑扑哧哧地拖动那陷进黏泥里的腿，沉重地喘着气，走几步就得停一停。

他们这样挣扎了很久，薄暮来临了，可是还没走到河边。左手有一块小岛似的高地，上面长满已经发叶的灌木林。哈吉穆拉特决定到这灌木林里，让筋疲力尽的马休息一下，等到夜间再走。

进了灌木林，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下了马，绊上马腿，放它们吃草，然后把带来的面包和干酪拿出来吃。刚才照耀着的月亮现在落山了，夜色暗了。努哈的夜莺特别多。在这灌木林里也有两只。在哈吉穆拉特同他的人马进到灌木林，发出嘈杂声音的时候，夜莺不叫了。但人们一静下，它们又此呼彼应地啼起来。哈吉穆拉特倾听夜间的声响时，不由得就谛听夜莺清越嘹亮的啼啭。

夜莺的啼叫使他想起了昨晚出来打水时所听见的那支关于哈姆扎特的歌。他现在随时都可能落在哈姆扎特那样的境地。他预感一定会是这样的，于是他心中忽然有一种庄严的感觉。他铺上斗篷，做祈祷。刚做完祷告，便听见有声音离灌木林越来越近。这是许多马蹄在泥沼里跋涉的声音。汗-马戈马眼尖，他跑出灌木林的边沿，在黑暗中望见向灌木林走来的骑兵和步兵的黑影。哈涅菲在另一边沿也看见了同样的一群黑影。这是县城保安队长卡尔加诺夫带领着民团来到了。

“好的，就让我们像哈姆扎特那样战斗吧。”哈吉穆拉特想道。

警报发出后，卡尔加诺夫便带了一百民团和哥萨克去追赶哈吉穆拉特，但是哪儿也没有找到他，连踪迹也没有发现。卡尔加诺夫已经失望地转回去了，但在傍晚时候遇见一个鞑靼老头。卡尔加诺夫问老头有没有看见六个骑马的人。老头回答说看见了。他看见六个骑马的人在稻田里打转，后来进到他在那儿拾柴的灌木林里去了。卡尔加诺夫带着老头又转回来，看见绊着腿的马，相信哈吉穆拉特一定在那里面，夜间便把灌木林围住，等待早晨捉拿活的或者死的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知道自己被包围后，便在灌木林中间找到一条旧壕沟，决定伏到那里一直抵抗到没有弹药和力量为止。他把这告诉了他的同伴，吩咐他们在壕沟上做障碍物。于是卫兵们立刻着手砍伐树枝，用短剑掘地做土垒，哈吉穆拉特同他们一起工作。

天刚亮，那个民团队长便骑马跑到离灌木林很近的地方喊道：

“喂！哈吉穆拉特，投降吧！我们人多，你们人少。”

对这个的回答是从壕沟里冒出一股烟，步枪响了，子弹打中一个民团的马，它一踉跄便倒了下去。接着站在灌木林边沿的民团就一齐开枪射击，子弹咝咝地呼啸着打到树叶和树枝上，落到障碍物上，但没有打中伏在障碍物后面的人。只有哈姆扎洛那匹离群的马被打中了。马头受了伤。它没有倒下，挣开脚绊在灌木林中乱窜，向其余的马扑去，偎依着它们，鲜血洒到嫩草上。哈吉穆拉特同他的卫兵们仅仅当民团向前突进时才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三个民团受了伤，民团不但不打算向哈吉穆拉特扑去，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仅仅远远地盲目地射击。

这样继续一个多钟头。日头升到半树高，哈吉穆拉特已经想骑上马企图向河边突围了，这时忽然听见大批新来的人马的呐喊声。这是梅赫图林的加吉-阿加同其部下。他们有二百人。加吉-阿加以前是哈吉穆拉特的朋友，一块儿在山上住过，以后投降了俄国人。同他们一块儿来的还有艾哈迈德汗，是哈吉穆拉特仇人的儿子。加吉-阿加也同卡尔加诺夫一样，一开头是向哈吉穆拉特喊话，要他投降，也同第一次一样，哈吉穆拉特用射击来回答。

“拔出刀来，弟兄们！”加吉-阿加拔出刀来喊道，于是听见数百人的声音，尖声呐喊着向灌木林冲来。

民团向灌木林跑来，但从障碍物后面接连响了几枪。三个人倒下了，进攻的人在灌木林边站住了，也开始射击。他们一边射击，一边越过一棵棵灌木逐渐向障碍物推进。有几个人前进了，有几个人被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打倒了。哈吉穆拉特的射击百发百中；哈姆扎洛也同样地弹无虚发，每当看见打中目标，便欢快地尖叫一声。库尔班伏在壕沟边沿，唱着：“拉伊利亚哈伊利 阿拉”，不慌不忙地射击着，但很少命中。埃尔达尔因为着急想拿着短剑向敌人扑过去，浑身都在发抖，他射得很勤快，但漫无目标，不断地转脸看哈吉穆拉特，老向沟外探出身子。毛发浓密的哈涅菲卷着袖筒，在这里他也是执行着仆人的职务。他把哈吉穆拉特和库尔班递给他的枪装上弹药，紧张地把一律涂着油的子弹用铁通条捅进枪膛里，从火药罐里把干的火药洒到药池里。汗-马戈马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伏在壕沟里，却从壕沟里向马群跑过去，把它们赶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并且不断尖声地叫着，不是用枪架而是用手托着枪射击。他第一个受伤。子弹打中他的脖颈，他坐在地上，吐着血，咒骂着。然后是哈吉穆拉特受伤。子弹打穿他的臂膀。哈吉穆拉特从棉袄里撕下一块棉花塞住伤口，继续射击。

“冲上去跟他们拚刀。”埃尔达尔第三次这样说道。

他从沟渠里探出身子，准备向敌人冲去，就在这一瞬间，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晃了晃，便仰面朝天地倒在哈吉穆拉特的一只脚上。哈吉穆拉特看了他一眼。一对羊眼似的美丽的眼睛，凝然不动地、严肃地望着哈吉穆拉特。那孩子似的翘着上唇的嘴，紧闭着在扭动。哈吉穆拉特从他身下抽出那只脚，继续着瞄准。哈涅菲向被打死的埃尔达尔弯下腰，从他的束腰无领袍上迅速地取下未用的弹药。其间，库尔班不断在唱歌，一面慢慢地装子弹，对敌人射击。

敌人尖声喊叫着从一棵灌木跑到另一棵灌木，越来越离得近了。又有一颗子弹打中哈吉穆拉特的左肋。他躺在壕沟里，又从棉袄里撕下一块棉花把伤口塞上。肋部的伤是致命的，他感觉他在死去。各种回忆和形象在他的想像中一个跟着一个非常迅速地变幻着。在面前他时而看见大力士阿布努察尔汗，他一只手托着那砍得挂下来的腮，一只手拿着短剑向敌人扑去；时而看见衰弱的、没有血色的、生着一副狡猾的白脸的老沃龙佐夫，并且听见他柔和的声音；时而看见儿子优素福，时而看见妻子索菲亚特，时而看见他的敌人沙米尔的苍白的、红胡须的和眯缝着眼睛的脸。

所有这些回忆飞快地在他的想像中跑过，但没有唤起他任何的感情：无论是怜惜，无论是仇恨，无论是任何的愿望都没有唤起。对于他，所有这一切比起正在开始和已经开始的事情，是非常渺小而不足道的。这时，他强有力的身体仍继续做那已经开始的事情。他集中了最后的力量从障碍物后面站了起来，用手枪射击一个跑向前来的敌人，打中了他。那个人倒了。然后他完全爬出壕沟，手持短剑，沉重地拐着脚，冲着敌人一直走去。响了几声射击，他晃了晃，就倒下了。几个民团尖声欢呼着向倒下去的身体扑过去，但是，那个他们以为死了的身体忽然动弹起来。开始是那血淋淋的、没戴皮帽的、剃光的头抬起来，然后是上身抬起来，最后他抓住一棵树，整个人都站了起来。他是那么可怕，向前跑来的人都停住了脚。但他忽然战栗一下，一踉跄离开了那棵树，整个身子像一棵被砍倒的牛蒡花，脸冲地倒了下去，不再动了。

他不动，但还有感觉。当第一个跑到他面前的加吉-阿加用一把大型短剑砍他的头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有人用锤子打他的头，但他不明白这是谁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附在他身体上的最后的意识。以后他再没有一点知觉了，敌人们还在踩和剁那已经同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东西。加吉-阿加用一只脚踩住尸体的背，两刀便把头砍下来，他怕血弄脏鞋子，小心地把头踢开。鲜红的血从颈动脉涌出，黑色的血从头颅冒出，流到草地上。

卡尔加诺夫、加吉-阿加、艾哈迈德汗以及所有的民团，像猎人围着打死的野兽似的围着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们的尸体（哈涅菲，库尔班，哈姆扎洛被捆起来），他们站在硝烟弥漫的灌木林中，快乐地谈论着，庆祝他们的胜利。

在射击的时候沉默了的夜莺，又歌唱起来，先是一只在近处啼叫，然后是另外几只在远远的林边也跟着啼叫起来。

就是这个死，使我想起那棵在犁过的田地里被车轧倒的牛蒡花。

（1896年）

刘辽逸 译

[1]哈吉是伊斯兰教对曾朝拜过圣地麦加的教徒的一种称号，加于姓名之前。

[2]“爱不爱”花是俄国姑娘喜欢用来卜算爱情的甘菊花。卜算的方法是一瓣瓣地掐一朵花的花瓣，一面口中念着：“爱，不爱。”掐到最后一瓣，正好念到“爱”字，即是对方爱她，反之，则不爱。

[3]高加索一带有些少数民族用晒干的牛马粪饼子当做燃料。

[4]高加索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

[5]沙米尔（1799—1871），高加索穆斯林教派的宗教和军事领袖。从一八三四至一八五九年领导达吉斯坦和车臣尼亚的山民进行反抗沙皇兼并的斗争。

[6]穆里德是伊斯兰教中一种宗派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师父——穆里师德——无条件地服从。

[7]高加索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土屋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睡觉。

[8]突厥语，问好的意思。

[9]突厥语，回答问好的意思。

[10]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上衣。

[11]突厥语：客人或朋友。

[12]突厥语：是的。

[13]格希村位于车臣尼亚中部，周围都是树林。

[14]突厥语：妻子。

[15]突厥语：有。

[16]突厥语：小孩子。

[17]法语：玛丽亚。

[18]沙皇军队与高加索山民作战时，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御的树林。

[19]帝俄时代，司务长被视为低下的职务。这个司务长的出身显然是农奴。

[20]法语：喂，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的亲爱的……说什么“亲爱的”！这明明是个密探，是不是？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对你说。不能？那么我对你说了吧！你？

[21]阿瓦里亚是十四世纪中叶在山地的达吉斯坦的一个汗国。

[22]斯列普佐夫（1815—1851），哥萨克军团里的团长，在盖亨斯基山峡同沙米尔作战时阵亡。

[23]塔夫林人是达吉斯坦北部少数民族之一。前面说哈涅菲是阿瓦里亚人，阿瓦里亚人是达吉斯坦境内多数民族。哈涅菲的民族归属前后不统一，可能是作者笔误。

[24]意思是说，就要变成赤身裸体的人了。

[25]法语：这是件贵重的东西。

[26]法语：应当找一个机会还他礼。

[27]法语：这不是机会来了。把表送给他好了。

[28]法语：你最好是不要去；这是我的事，而不是你的事。你不能阻挡我去拜访将军夫人。

[29]沃龙佐夫的法文名字。

[30]指俄国沙皇，系某些少数民族对沙皇的称呼。

[31]梯弗利斯即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

[32]沃龙佐夫公爵（1782—1856），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六年尼古拉一世时代任高加索总督和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他是“用斧头”同高加索少数民族作战计划的拟订者。所谓“用斧头”，即将山民借以防御、埋伏、藏匿的森林砍净伐光。他在南方边区做省长时，曾迫害被放逐在那里的诗人普希金，由于他的密告，诗人又被流放至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

[33]1俄斗合209.91公升。

[34]彼得鲁申卡是彼得的爱称。

[35]上文说彼得没有孩子，这里又说撇下一个孤儿万卡，显然是在彼得当兵以后生的孩子。

[36]彼得鲁沙也是彼得的爱称。

[37]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山村，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在它附近曾发生过两次战役。

[38]这座宫殿在阿鲁斯加，一直保存到现在，已改为博物馆。

[39]法语：好极了，亲爱的朋友！

[40]法语：谢苗交了好运哪！

[41]出征达尔戈是沃龙佐夫于一八四五年所领导的，目的在于摧毁沙米尔在北达吉斯坦的达尔戈要塞。达尔戈被占领并且破坏了。但在这次战役中俄国损失三万余人。

[42]梅赫图林汗国是达吉斯坦的一部分。

[43]法语：多么可怕啊！

[44]法语：战争就得照战争的办法。

[45]穆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主要的将领。

[46]法语：这一切都亏了您啊。

[47]法语：他同要塞司令闹点意见。是谢苗不对。

[48]英语：结果好，一切都好。

[49]克吕格瑙（1791—1851），高加索军的将军。曾率领俄军侵入达吉斯坦，是达尔戈出征的参加者。

[50]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1888），尼古拉一世时高加索总督的副官，后为哈尔科夫省长；亚历山大二世末期，他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亚历山大三世时被削职。

[51]洪扎是阿瓦里亚的中心城市。

[52]卡济—穆拉（1785—1832），即卡济—穆罕默德，车臣尼亚和达吉斯坦区首任伊斯兰教教主，沙米尔的老师。

[53]哈姆扎特（1789—1834），即哈姆扎特—贝克，卡济—穆拉的继承人。

[54]汗的妻子叫“可敦”。

[55]伊玛姆是穆斯林教派穆里德派的宗教领袖和军事领袖。

[56]伊斯兰教祈祷语句，意思是：真主是唯一的主宰。

[57]突厥语：好。

[58]曼苏尔·哈斯·穆罕默德是高加索的伊斯兰教传教士。

[59]吉亚乌尔是伊斯兰教徒对一切异教徒的轻藐称呼。

[60]吉姆林村在阿瓦里亚，是沙米尔的故乡。

[61]塔巴萨兰在达吉斯坦南部。

[62]法语：新贵，暴发户。

[63]扎哈尔·格里戈罗维奇·切尔内绍夫伯爵（1797—1862），十二月党人。他没有直接参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但以“未曾告密罪”被判苦刑四年。刑满后被判终身流放。

[64]法语：皇帝呢？

[65]法语：陛下刚回来。

[66]法语：里面有人。

[67]叶连娜·帕夫洛夫娜（1806—1873），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妻子，有自由主义倾向，曾参加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废除农奴法运动。

[68]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1789—1848），尼古拉一世的弟弟，曾参加镇压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并残酷地扑灭波兰的起义。

[69]阿·彼·叶尔莫洛夫（1772—1861），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七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事长官。

[70]阿·阿·韦利亚米诺夫（1785—1835），叶尔莫洛夫的亲密同事，高加索部队的将军。

[71]此处系指宗教合并派的农民骚动。宗教合并派是合天主教和正教为一的宗派。因政府强迫他们只信仰正教而激起骚动。

[72]国家农民是耕种国家土地的自由农民。

[73]“爱尔弥达日”是连着冬宫的建筑物，现为列宁格勒美术陈列馆。

[74]庞贝大厅是冬宫中的大厅，其建筑及器具均仿照古罗马庞贝城样式。

[75]法语：波兰和高加索是俄国两处没有长好的伤，其中每一处都至少需要我们十万人。

[76]法语：你是说波兰吗？

[77]法语：唔，是的，这是梅特涅的一着妙棋，给我们出一个难题。

[78]“折角”是赌牌的术语，将牌折角，以表示赌注的数额。

[79]玛舒尔卡是玛丽亚的爱称。

[80]玛什卡是玛丽亚的卑称。

[81]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玛丽亚的尊称。

[82]奇希尔酒是高加索产的一种浓烈的葡萄酒。

[83]卡拉巴赫马是一种产自高加索山地的有名的马。

[84]突厥语：欢迎。

[85]突厥语：祝你健康。

[86]突厥语：好的，先生，好的。

[87]基斯京是高加索少数民族之一。

[88]《沙里亚特法典》是根据《古兰经》及其他伊斯兰教圣书编纂的民法。

[89]巴兰节是伊斯兰教最大的节日。

[90]古尔达宝刀是一种高加索产的名贵古剑。

[91]巴里亚京斯基公爵（1814—1879），将军，曾参加高加索战争。一八五六年起任高加索总督。

[92]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九章：约瑟不受主人妻子引诱的故事。

破罐子阿廖沙

阿廖什卡[1]是小弟弟。大家给他取了个“破罐子”的绰号是因为有一次他母亲叫他给助祭太太送一罐牛奶去，他绊了一下，把罐子摔破了。母亲打了他一顿，而小伙伴们就拿“罐子”来取笑他。“破罐子阿廖什卡”从此就成了他的绰号。

阿廖什卡身材瘦小，一对招风耳（耳朵像翅膀似的支棱着），鼻子也大。小伙伴们取笑地说：“阿廖什卡的鼻子像趴在土岗子上的公狗。”村里有一所小学，可是阿廖沙学不好文化，他也没有时间学。大哥在城里一个商人家中做工，阿廖什卡很小就开始帮父亲干活。他六岁的时候已经和小姐姐一起出去放牛放羊了，再大一点便看马，日夜都要照管。从十二岁起他开始耕田、赶车。力气虽小，胆量可大。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小伙伴们都讥笑他，他不是沉默就是笑。如果父亲骂他，他就默默地听着。人家一不骂他，他又笑眯眯的干他面前的活儿去了。

哥哥应征当兵的时候，阿廖沙十九岁了。父亲就叫他顶替哥哥到商人家去当仆役。阿廖沙拣了哥哥的旧皮靴、父亲的棉帽子和一件腰部带褶的上衣，坐车进城去了。他穿上这身衣服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商人却看不上眼。

“我以为你真找了个像样的人来顶替谢苗，”商人打量了阿廖沙一番以后说，“结果给我送来这么个废物。他能干什么啊？”

“他什么都行——套车、出车，干活又猛，只不过看上去不壮，像篱笆似的。他是个筋骨人。”

“哼，我看看再说。”

“最大的好处是不吭声。干活不惜力。”

“真拿你没办法。留下吧。”

于是阿廖沙在商人家里待下来。

商人家里人口不多：女主人、主人的老母亲、大儿子（结了婚，读过几天书，帮父亲做生意）、二儿子（有学问，中学毕业，还念过大学，可是被开除了，他就在家待着），还有一个女儿，是中学生。

起初阿廖什卡不招人喜欢，因为他太乡气，穿得又不好，还不懂规矩，对谁都称“你”，不过大家很快就习惯了。他比他哥哥干得还要好。的确是不吭声，什么事情都叫他去做，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又起劲又快，不停地放下这样拿起那样。无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商人那里，所有的工作都堆在阿廖沙头上。他做得越多，要他做的事情也越多。女主人、主人的老母亲、女儿、儿子、管事和厨娘，全都支使他，把他一会儿差到这儿，一会儿差到那儿。只听见：“伙计，跑一趟！”或者“阿廖沙，你弄弄这个。你是怎么的，阿廖什卡，把这个忘了？小心，可别忘了啊，阿廖沙”。于是阿廖沙跑过来跑过去，弄弄这个，看看那个，从不忘记，什么事都干了，还总是笑眯眯的。

哥哥的皮靴他不久就穿坏了，主人骂他穿得破破烂烂，连脚趾都露在外面，叫他到集市上去买一双新皮靴。买来的皮靴是新的，阿廖沙看着心里高兴，但他的脚是旧的，一到晚上就累得酸疼，因此他又很生气。阿廖沙怕父亲来领他的工钱时会因为商人扣去买靴子的钱而责怪他。

冬天阿廖沙天不亮就起床，先劈柴，然后扫院子，让奶牛和马吃草饮水。接着是生火，给主人一家子擦皮靴、刷衣服，烧茶炊，洗茶炊，随后不是管事叫他去搬货，就是厨娘派他去和面、洗锅。接着是差他进城，送个便条啦，去学校接小姐啦，给老太太买劣等橄榄油啦。“你跑到哪儿去了，该死的东西！”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对他说。“您何必亲自去，叫阿廖沙跑一趟。阿廖什卡！喂，阿廖什卡！”阿廖沙就这样跑来跑去。

早饭他边走边吞，中饭很少赶得上跟大家一起吃。厨娘骂他不和大家一块儿来，不过到底还是心疼他，无论中饭晚饭都给他留下热汤热菜。节前和节日期间活儿特别多。阿廖沙喜欢过节，尤其是因为在节日里他能得到一点茶钱，虽然很少，六十个戈比吧，不过总是他的钱。这钱他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自己的工钱他从来就没有看见过。父亲来一趟，从商人手里把钱拿走，对阿廖沙只有责备，嫌他靴子穿得太费。

当他的“茶”钱攒到两个卢布的时候，他按厨娘出的主意买了一件红毛衣。他穿上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阿廖沙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当别人吩咐他做某件某件事，或者问他能不能做某件某件事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这都行。”然后立刻跑去做，并且做好。

他什么祈祷文也不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教他念的，他忘记了，不过他早晚都祈祷，用手画十字来祈祷。

阿廖沙像这样生活了一年半，第二年的下半年就发生了一件在他的生活中是最不寻常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他吃惊地发现，除了由彼此需要而产生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不是一个人需要擦净皮靴，或者搬走买来的东西，或者套马，而是一个人并不为什么就被另一个人所需要，那另一个人需要为他做事，需要对他温存，而他阿廖沙就是这个人。他通过厨娘乌斯季尼娅知道了这一点。乌斯丘莎[2]是个孤儿，年纪轻轻的，也像阿廖沙一样勤快。她开始心疼阿廖沙了，于是阿廖沙第一次感觉到他，他本身，不是他的服侍，而是他本人被另一个人所需要。当他母亲心疼他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他自己心疼自己一样。可是现在他忽然发现，乌斯季尼娅完全是个外人，但却心疼他，用罐子给他留下掺奶油的粥，当他喝粥的时候，乌斯季尼娅用卷起袖子的一只手托着下巴望着他。他看她一眼，她就笑，他也就笑了。

这事真新鲜，真奇怪，因此起初吓着了阿廖沙。他感觉到这会妨碍他像过去那样干活。不过他心里还是高兴，当他看着他那条由乌斯季尼娅补过的裤子的时候，他就摇头微笑。他干活或者走路的时候，常常想起乌斯季尼娅，口里就说：“哎，乌斯季尼娅啊！”乌斯季尼娅尽力帮助他，他也帮助她。乌斯季尼娅把自己的身世讲给阿廖沙听，讲她怎样成了孤儿，姑妈怎样收养了她，又怎样将她送进城来，商人的儿子怎样勾引她，她怎样制止了他。乌斯季尼娅爱说话，而阿廖沙喜欢听乌斯季尼娅说话。他听说城市里常有乡下来的雇工娶厨娘为妻的事。有一次，乌斯季尼娅问他，家里是不是快要给他娶亲了。他说不知道，而且说他不愿意娶乡下的。

“你是看上谁了吧？”她问。

“嗯，我愿意娶你。你嫁给我吗？”

“哟，破罐子，破罐子，你真说得出口，”她拿锤子在他背上敲了一下说，“干吗不嫁啊？”

过谢肉节的时候，父亲到城里来取工钱。商人的妻子听说阿列克谢想娶乌斯季尼娅，心里很不喜欢。“以后就要怀孕，带一个孩子她还能干什么活啊！”她对丈夫说。

主人把工钱交给了阿列克谢的父亲。

“我儿子挺好吧？”父亲问，“我说过的，他不吭声。”

“不吭声是不吭声，就是胡思乱想。他想娶厨娘。我可不要有家室的仆人。这对我们不合适。”

“别看他是笨蛋，可倒想出这种事来，”父亲说，“你别发愁，我叫他死了这条心。”

父亲走到厨房里去，在桌边坐下来等儿子。阿廖沙在东奔西跑地做事，终于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是个规矩人呢。你胡想些什么？”父亲说。

“我没想什么呀。”

“怎么没想。你想娶媳妇。到时候我会给你娶媳妇，娶一个该娶的，可不要城里的烂婆娘。”

父亲说了许多话。阿廖沙站在那里叹气。等父亲说完话，阿廖沙就露出了笑容。

“行啊，这个可以不想。”

“对啦。”

父亲走了以后，他单独和乌斯季尼娅在一起，他对她（父亲同儿子说话的时候，她站在门背后听着）说：

“咱们的事不行，吹了。你听见了吗？他生气了，不许。”

她用围裙捂着嘴悄悄地哭了。

阿廖沙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怎么能不听话啊。看样子得搁下啦。”

晚上，女主人叫他关百叶窗的时候对他说：

“怎么样，听你父亲的话，不想你那些蠢事了吧？”

“看样子是不想了。”阿廖沙说，他笑了，但立刻又哭起来。

从那个时候起，阿廖沙再也不和乌斯季尼娅谈结婚的事，他的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

封斋期[3]管事派他去扫房顶上的积雪。他爬上房顶，把积雪扫掉了，就去剥冻在溜槽边的一点雪，可是脚下一滑，他连人带着铁铲一起摔下来。倒霉的是他没有落在积雪上，而是落在盖着铁皮的门口。乌斯季尼娅跑到他跟前来，还有小姐。

“摔坏了吧，阿廖沙？”

“嘿，摔坏了。没事！”

他想站起来，可是站不起来，于是露出了笑脸。人们把他抬到下房里。来了一位医士。给他检查了一下，问他哪里痛。

“到处都痛，这没什么。不过东家要见怪了。得给老爷报个信儿。”

阿廖沙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就派人去请司祭了。

“怎么，你要死了吗？”乌斯季尼娅问。

“不死又怎么样？咱们还能总活着？总有一天得死，”阿廖沙像平时一样急促地说，“乌斯季尼娅，谢谢你疼我。瞧，不许结婚倒好，要不就成了一场空。现在什么都好了。”

他只用他的手和心同司祭一起祈祷。他心中想的是，在这里多好，如果听话，而且不惹人，那么在那边也会好的。

他很少说话。只是要水喝，并且总是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对什么感到惊讶，把身子一挺就死了。

（1905年）

陈馥 译

[1]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小名，阿廖什卡是昵称。

[2]乌斯丘莎是乌斯季尼娅的小名。

[3]封斋期在复活节前。

为什么？

一

一八三〇年春天，亚切夫斯基先生一位亡友的独子，年轻的约瑟夫·米古尔斯基，到他的祖传田庄罗让卡来看望他。亚切夫斯基老人六十五岁，宽肩，宽胸，宽脑门，褐红色的脸上留着两撇长长的雪白的小胡须，他是波兰第二次被瓜分[1]时期的爱国志士。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和老米古尔斯基一同在科希秋什科麾下服役，以他热烈的爱国心，去憎恨被他称为神秘的荡妇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和她的卑鄙的情夫、叛国事敌的波尼亚托夫斯基[3]，他相信波兰一定能够复国，正如他夜间相信第二天早晨太阳又会升起一样。一八一二年，他在他所崇拜的拿破仑的部队中出任团长。[4]拿破仑的覆灭使他感到悲痛，不过他对于那虽然残破、但毕竟还是一个王国的波兰[5]的光复，并没有失去信心。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召开的议会唤起了他的希望[6]，然而神圣同盟[7]、全欧洲的反动以及康斯坦丁[8]的刚愎自用，却又把他的宿愿的实现给推迟了。从一八二五年起，亚切夫斯基息影田园，定居罗让卡，用持家、行猎、阅读报纸和书信来消磨时间，通过报纸和书信，他仍旧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事件。他第二次结婚时娶了一位清寒而美貌的小贵族小姐，这门婚事却不美满。他既不疼爱也不敬重他这位后妻，他把她当做累赘，用恶劣粗暴的态度对待她，仿佛因为自己犯下第二次结婚的错误而向她泄愤似的。后妻没有孩子。前妻养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万达是一个端庄的美人，她知道自己的美色的价值，深感乡居寂寞；小女儿阿尔宾娜最得父亲宠爱，她是个活泼清瘦的姑娘，生着一头金黄的鬈发和两只亮晶晶的、浅蓝色的、像父亲那样的彼此离得远远的大眼睛。

约瑟夫·米古尔斯基来访的时候，阿尔宾娜才十五岁。从前，当米古尔斯基还在念大学，而亚切夫斯基一家住在他们每年过冬的维尔诺[9]时，他也常去他们家里，并且追求过万达，现在却第一次作为一个已经完全成年的未婚的人，来乡间看望他们了。小米古尔斯基的来访使罗让卡的上上下下都很高兴。约瑟[10]·米古尔斯基使老人高兴，是由于他让老人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他的父亲，想起了他们两人的青年时代；其次又由于他怀着最美好的希望，热情地叙述了波兰以及外国的革命风潮，他当时刚从国外回来。米古尔斯基使亚切夫斯基太太高兴，是由于亚切夫斯基老人在客人面前只好克制着自己，不再像平日那样事事责备她。他使万达高兴，因为她相信米古尔斯基此来是为了她，他打算向她求婚；她准备答应他，不过她暗自思量，打算lui tenir la dragée haute[11]。阿尔宾娜也很快乐，只因大家都快乐。不止万达一个人相信米古尔斯基这次来有意向她求婚。从亚切夫斯基老人到保姆卢德维卡，全家都是这样想法，虽然谁也没有说出来。

这倒是真的。米古尔斯基是抱着这个意图来的，但他逗留了一个星期，竟为了一件什么事感到窘促和烦恼，没有求婚便走掉了。他这次突然离去叫人人都很惊讶，而且除了阿尔宾娜，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阿尔宾娜知道，他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去，原因是在她。在米古尔斯基居留罗让卡的整个期间，她发现他只有跟她在一块，才特别兴奋和快活。他对待她像对待小孩一样，他跟她开玩笑，逗弄她，然而她凭着女性的敏感，感觉到他对待她的这种态度不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却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每逢她走进房间，他前去相迎的时候，以及她走出房间，他去相送的时候，她从他的欣赏的目光和亲切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她不十分明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对她的这种态度使她快活，她也就情不自禁，努力去做他所喜欢的一切了。而无论她做什么，他都喜欢。所以她在他面前总是特别兴奋地去做她所做的一切。他喜欢看她怎样跟一只漂亮的霍尔特猎狗（灵）赛跑，她让它扑到她身上，舔她那红光焕发的脸蛋；他喜欢看她怎样为了一个极微小的缘由，迸发出有感染力的清朗的笑声；他喜欢看她在听天主教教士的乏味的讲道时，怎样一边继续用眼睛流露出快活的笑意，一边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也喜欢看她怎样非常逼真而又滑稽可笑地模拟别人——一会儿是那个老保姆，一会儿是醉醺醺的邻居，一会儿是他米古尔斯基自己，并且瞬息之间就从扮演一个人转而扮演另一个人。但他主要是喜欢她那兴致勃勃的乐观精神，好像她刚刚才充分认识到人生的全部美妙，于是赶紧去享受它似的。他喜欢她这份与众不同的乐观精神；正由于她知道这份乐观精神受到他的激赏，这乐观精神才更为高昂和强烈了。因此只有阿尔宾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米古尔斯基为了向万达求婚而来，没有求婚便走掉了。虽然她不敢对任何人吐露，她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明确地说过，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他本想爱她的姐姐，结果却爱上了她阿尔宾娜。阿尔宾娜很惊讶，她认为自己比起聪明的、有教养的美人万达来是十分渺小的；但她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也不能不为此而快乐，因为她自己也对米古尔斯基倾心相爱，人只有初恋时才能那样去爱，那样的爱一生只能有一次。

二

夏末时节，报纸带来巴黎革命[12]的消息。紧接着又陆续传来华沙准备暴动的消息。每逢有邮件送到，亚切夫斯基总是怀着恐惧和希望，等待着康斯坦丁被杀和革命爆发的信息。十一月间，罗让卡方面终于得到音讯，最初说是总督府受袭击，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在逃，然后又说议会已宣布罗曼诺夫皇朝从此失去了波兰王位，赫沃皮茨基[13]被宣布为独揽大权的执政者，波兰人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起义还没有波及罗让卡，但是那里的上上下下都注视着它的进展，希望并准备在当地举行起义。亚切夫斯基老人跟他的老相识、一位起义领袖通信，接待神秘的犹太代理人——不是经济事务而是革命事务代理人——还准备时机一到便参加起义。亚切夫斯基太太不仅照常地、而且比平常更多地关心着丈夫物质上的舒适安逸，可是她这样做照例只能越发激恼他。万达把自己的钻石寄给华沙一个女友，请她换成现金，捐献给革命委员会。阿尔宾娜只对米古尔斯基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她从父亲那里知道他加入了德韦尼茨基的部队，于是极力去打听有关这支部队的一切。米古尔斯基来过两次信：一次报告他从军的事，第二次在二月中旬，他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到波军在斯托切克附近取得胜利，掳获了六门俄国大炮和一批战俘。“Zwyciestwo Polakow i kleska Moskali！Wiwat！”[14]他在信末写道。阿尔宾娜满心欢喜。她查看地图，估计着俄国佬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被彻底击败，当父亲慢悠悠地拆开邮局送来的函件时，她总是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有一次继母走进她的房间，碰见她穿着长裤，戴一顶四角男帽，正在那里照镜子。阿尔宾娜准备换上男装离家出走，去加入波兰军队。继母告诉了父亲。父亲把女儿叫到身边，隐藏着自己对她的同情甚至嘉许，严厉地训斥了她一番，要求她抛开对参加作战的痴心眼。“妇女有别的事可做：爱那些为祖国作牺牲的人，安慰他们。”他对她说。现在他需要她，她是他的欢乐和安慰，总有一天，她未来的丈夫也会同样需要她。他知道怎样去打动她。他暗示她说他是孤独和不幸的，然后吻了吻她。她把脸紧偎在他的身上，以遮掩她的眼泪，而眼泪仍然沾湿了他的长袍袖子，她答应如果不征得他的同意，她决不采取任何行动。

三

波兰被瓜分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受制于可恶的德意志人，另一部分受制于更可恶的俄国佬；一个人只有体验过此后波兰人所体验的一切，才能理解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一年波兰人体验到的那种喜悦，当时，在经过前几次求解放的尝试而不幸失败之后，新的解放的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了。但是这个希望没有持续多久。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革命又遭到扼杀。千千万万盲目服从的俄国人重又被驱赶到波兰，时而在季比奇[15]、时而在帕斯凯维奇[16]和最高主宰尼古拉一世的指挥之下，连本身也不知其所以然，就让自己和波兰兄弟血染大地，屠杀波兰人，将他们重新交给懦弱庸碌之辈去统治，后者所希求的既不是波兰人的自由，也不是镇压他们，而只是一点：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幼稚的虚荣心。

华沙失守，有些部队给击溃了。成百成千的人横遭枪杀、鞭笞、流放。[17]小米古尔斯基也是流放者之一。他的田庄被没收，他本人则被遣发到乌拉尔斯克一个常备营去当兵。

亚切夫斯基一家为了老人的健康，在维尔诺度过一八三二年的冬天，——一八三一年以后，他就害了心脏病。他们在那里收到米古尔斯基从要塞寄来的一封信。他写道，不论他所经受和他所面临的事多么艰苦，他总是因为自己能够为祖国受难而感到快慰，他说他对于那个神圣的事业并不绝望，他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还准备献出他的余生，如果明天出现新的机会，他还要同样行事。老人朗读这封信的时候，念到这个地方不禁嚎啕大哭，久久无法继续下去。万达接着朗读了信上的其余部分，米古尔斯基在那里写着，他最后一次来访将永远是他一生中最光明的一点，无论他当时的计划和梦想如何，现在他都不能也不愿再提了。

万达和阿尔宾娜对这几句话的意思各有各的理解，但她们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她们是怎么理解的。米古尔斯基在信的末尾向所有的人致意，并顺便像他来访期间对待阿尔宾娜那样，在信上也用打趣的口吻对待她，问她是否还为了赛过霍尔特猎狗而四处飞跑。是否还惟妙惟肖地模仿一切人的姿态动作。他祝老人健康，祝伯母家务顺遂，祝万达有一位好丈夫，祝阿尔宾娜继续保持她的乐观精神。

四

亚切夫斯基老人的身体越来越糟，因此一八三三年全家迁居国外。万达在巴登碰上一个富有的波兰侨民，于是嫁给了他。老人的病情急剧地恶化着，一八三三年初，他终于在国外，在阿尔宾娜怀抱中故世了。他不准妻子照料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能宽恕她，因为她使他犯下了跟她结婚这个错误。亚切夫斯基太太带着阿尔宾娜回到乡间。阿尔宾娜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思念米古尔斯基。依她看来，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英雄和受难者，她决心献出她的一生来为他服务。早在出国以前，她就开始跟他通信，最初是受父亲嘱托，往后是用她自己的名义。父亲死后，她回到俄国，继续跟他通信，等她满了十八岁，她告诉继母，她决定上乌拉尔斯克去找米古尔斯基，打算在那里跟他结婚。继母开口责备米古尔斯基，怪他出于私心勾引了一位富家姑娘，迫使她为他分担不幸，希望借以改善自己的艰苦境遇。阿尔宾娜很生气，她告诉继母，只有她才能把这种卑鄙的杂念编派给一个为本民族牺牲了一切的人，她说恰恰相反，米古尔斯基甚至谢绝过她要向他提供的支助，她说她已坚定不移地决心去找他并跟他结婚，只要他愿意给予她这份幸福。阿尔宾娜已经成年，又有一宗现款——已故的叔父留给两个侄女的三十万兹罗提[18]，因此任什么也阻拦不了她。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阿尔宾娜辞别了家人，他们当她是赴死似的，流着眼泪为她送行，送她到那野蛮的莫斯科维亚[19]一个辽远陌生的地方去。她跟她随身带着的忠心的老保姆卢德维卡一起，坐上父亲留下的、为了远行重新修理过的轿式雪车，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五

米古尔斯基不是住在兵营中，他有一个单独的寓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要求被贬谪的波兰人不只是承担严酷的士兵生活的全部困苦，还得忍受当时的列兵所受到的一切屈辱。然而那些应该奉行他这项命令的普通人，大多很了解受贬谪者的艰苦处境，所以不顾违抗圣旨的风险，一有可能就不去奉行它。米古尔斯基加入的那一营的营长粗通文字，行伍出身，他了解这个曾经豪富、现在却一无所有的教养良好的青年人的境况，他怜惜他，敬重他，给了他各种各样的优待。对于这位有一副浮肿的大兵型面孔、留着白连鬓胡子的中校的厚意，米古尔斯基不能不加以珍视，他同意给他的几个准备进军校的儿子教教数学和法语，作为报答。

米古尔斯基在乌拉尔斯克已经挨过六个多月，这种生活不仅单调、沉闷、寂寞，而且痛苦。除了他尽可能极力疏远的营长以外，跟他相熟的只有一个被流放的波兰人，一个教养很差、刁滑讨厌的人，在当地经营鱼贩业的。但米古尔斯基的主要苦恼是他过不惯贫穷的生活。他的田庄被没收以后，他身无分文，只好变卖手头剩余的金器，勉强度日。

他被流放之后，他生活中唯一的大乐事是跟阿尔宾娜通信，自从他访问罗让卡以来，她的诗意的、可爱的形象一直留在他心里，如今在放逐中，就变得越发美好了。她在初期的一封信上曾顺便问起他，他早先那封信上所讲的“无论我的愿望和梦想如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她说，现在他可以对她招认：他的梦想便是能称她为妻子。她回答他说，她爱他。他回答说，她最好不要这样写，因为他一想到那件原来可能而现在已不可能的事，就不胜悲戚。她回答说，这不但可能，而且一定会实现。他回答她说，他不能接受她的牺牲，在他目前的境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收到一张两千兹罗提的汇票。根据信封上的邮戳和笔迹，他认出这是阿尔宾娜寄来的，于是他回想起在他初期的一封信上，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她描述过，现在他靠教书挣来他需要的一切——购买茶叶、烟草甚至书籍的钱，他感到很得意。他把那笔汇款装进另一个信封，寄回给她，还附了一封信，请求她不要用金钱来玷污他们之间的神圣关系。他写道，他什么都不短缺，他十分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了她这样一位朋友。他们的通信到此中断了。

十一月的一天，米古尔斯基正在中校家给孩子们教书，忽然传来由远而近的驿马铃铛声，雪橇的滑木在冰冻的雪地上嘎吱嘎吱作响，随后便在台阶跟前停下。孩子们一蹦而起，想去打听来的是谁。米古尔斯基留在房里，他望着门口，等待孩子们回来，而进门的却是中校太太。

“先生，来了两位太太，说要找您，”她说，“一定是从你们那个地方来的，像是波兰人。”

如果有人问米古尔斯基，他是否认为阿尔宾娜可能来找他，他会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一直在盼望她。热血涌上他的心头，他喘咻咻地奔到前室。前室里有个胖乎乎的麻脸女人正在解头巾。另一个女人也进了中校[20]的家门。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她掉过头来。风帽下闪动着阿尔宾娜那两只乐观的、彼此离得远远的、亮晶晶的浅蓝色眼睛，她的睫毛上结了一层白霜。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对待她，如何招呼她才好。“约瑟！”她高声叫道，她像她父亲那样称呼他，像她自言自语时那样称呼他，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将她红喷喷的冰冷的脸紧贴着他的脸，笑了一笑，就哭起来了。

好心的中校太太问明了阿尔宾娜是什么人和为什么来的，然后接待了她，让她住在自己家里，直到她结婚为止。

六

忠厚的中校设法得到上司批准，写信去奥伦堡请来一位天主教教士，为米古尔斯基和阿尔宾娜举行了婚礼。营长的妻子当女方的主婚人，一个学生捧圣像，那被流放的波兰人布若佐夫斯基做了男傧相。

不论这件事看来多么奇怪，阿尔宾娜确实是热爱自己的丈夫却又完全不了解他。她现在才熟识他。不用说，她从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发现了许多平凡的和非诗意的东西，那是她在她的想像中保持和培育出来的形象身上所没有的；然而，正由于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才能从中发现许多为那个抽象形象所没有的单纯美好的东西。她从熟人和朋友口中听说他作战勇猛，在失去财产和自由时态度坚强，于是她把他想像成一个英雄，他应当时时刻刻过着崇高的英雄生活；而实际上，他虽然具有非凡的体力和勇气，却是一头温驯的羔羊，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喜欢开开善意的玩笑，他那生满金黄胡须的肉感的嘴上，浮现出早在罗让卡时就迷住了她的稚气的微笑，他经常叼着一只烟斗，使她在怀孕期间特别不好受。

米古尔斯基也是到现在才认清阿尔宾娜，又从阿尔宾娜身上第一次认清了女性。单凭他结婚以前认识的那些女性，他是不能理解女性的。他在作为一般女性的阿尔宾娜身上看出的东西，不免使他惊异，毋宁说是可能使他对全体女性灰心失望，如果他对于作为一个独特女性的阿尔宾娜不是怀有格外温柔的感激之情的话。他对于作为一般女性的阿尔宾娜抱着怜爱的、有点嘲笑意味的俯就态度，而对于作为独特的女性的阿尔宾娜，他却不仅感到温柔的爱，还产生了钦佩和欠着她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的感觉，因为她牺牲自己而给他带来了他所不配享受的幸福。

米古尔斯基夫妇是幸福的，他们把各自的爱情的全部力量倾注到对方身上，他们在异国他乡体会到的感情，正如两个在冬天迷路受冻的人互相偎依着取暖时一样。保姆卢德维卡对她的小姐一片忘我的愚忠，憨厚而啰嗦，滑稽可笑，对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她加入米古尔斯基夫妇的生活，更增进了他们的生之乐趣。米古尔斯基夫妇又因为有两个孩子而觉得幸福。婚后一年，他们养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半，又养了一个女孩。男孩是母亲的翻版：同样的眼睛，同样的活泼秀媚。女孩却是一头健壮漂亮的小野兽。

米古尔斯基夫妇可又是不幸的，他们远离祖国，主要的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屈辱地位使他们太难堪。阿尔宾娜特别为这种屈辱而痛苦。他，她的约瑟，是英雄，是人的楷模，可他竟不得不在每个军官面前立正，持枪操练，站岗放哨和忍气吞声地服从。

此外，从波兰又传来了最令人悲伤的消息。几乎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被处流刑，或者丧失一切，逃亡国外。就米古尔斯基夫妇本身来说，何时才能结束他们的这种境遇也很渺茫。一切申请赦免或至少改善一下现状、让他晋升为军官的尝试，都没有达到目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举行大大小小的检阅，练兵演武，参加假面舞会，跟戴假面的女人调情，毫无必要地在俄国各地纵横驰骤，从丘古耶夫到新罗西斯克[21]，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使百姓惊惶，马匹乏累，如果有谁胆大包天，敢于奏请他为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22]或波兰人减轻厄运，虽然他们原是由于他自己所嘉许的爱国心才蒙受苦难的，他就挺起胸脯，把他那呆滞的目光停留在随便什么东西上，说道：“让他们继续服役吧。还早着哩。”仿佛他知道什么时候才算不早，什么时候才算合适似的。他所有的亲信——豢养在他身边的大将、侍从以及他们的妻子，看到这位伟大人物的非凡的远见和英明，都敬佩极了。

总的说来，在米古尔斯基夫妇的生活中，幸福毕竟多于不幸。

他们这样度过五年，突然遭到一场意外的大灾难。最初是女孩害病，过了两天，男孩也病了：他高烧三天，得不到医治（一个医生也找不着），第四天便死了。又过了两天，女孩也相继夭亡。

阿尔宾娜没有在乌拉尔河投水，只是因为她一想像丈夫听见她自杀的消息时的情况，就不能不毛骨悚然。可是她活下去也难。从前她一向爱活动爱操劳，现在却把全部家务交给卢德维卡，自己无所事事地一坐好几个钟头，默默地望着随便碰见的东西，要不就是猛地跳起来奔进她的斗室，不理睬丈夫和卢德维卡的劝慰，只顾幽幽地哭泣，一边摇着头，请求他们离开，让她独自留下。夏天她常到孩子的坟上去，坐在那里默想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她的心都碎了。格外使她苦恼的是，她想，如果孩子们住在城里，能够得到医疗，他们或许会活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她思量着，“约瑟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向任何人希求任何东西，他只希望像他出生以来那样生活，像他的祖辈和曾祖辈那样生活，我只希望跟他生活在一起，爱他，爱我的小宝宝，教育他们。但是突然之间，他就受到折磨，被流放了，我看得比整个世界更珍贵的孩子也给夺走了。为什么？为什么？”她向人们和上帝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她无法想像她会获得一个答案。

而没有这个答案也就没有生活。于是她的生活停滞了。早先她还能依照她的生活的雅趣，把可怜的放逐生活点缀点缀，现在这种生活不仅对她，甚至对米古尔斯基也已变得不可忍受，他为她痛苦，却不知道怎样帮助她。

七

正是在这个使米古尔斯基夫妇最难过的时期，乌拉尔斯克来了一个波兰人罗索洛夫斯基，他跟被流放的西罗钦斯基教士当时在西伯利亚布置暴动和潜逃的庞大计划有牵连。

罗索洛夫斯基如同米古尔斯基，如同成千成万流放西伯利亚的人一样，他们遭受惩罚，只因为愿意终生做个波兰人；他被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受过鞭笞，并被发配到米古尔斯基所在的那一营来当兵。罗索洛夫斯基原先是数学教员，瘦长个子，有点驼背，脸颊凹陷，前额紧蹙着。

罗索洛夫斯基来到的当天晚上，便在米古尔斯基家里一边喝茶，一边用缓慢平静的低音，自然而然讲起那个使他受过深重苦难的案件。案情是这样：西罗钦斯基组织了一个遍及全西伯利亚的秘密团体，目的是要在编入哥萨克军和常备军的波兰人帮助之下，激励士兵和苦役犯起来造反，发动被放逐的移民，在鄂木斯克夺取大炮，解放所有的人。

“这真有可能吗？”米古尔斯基问。

“很有可能，什么都准备好了。”罗索洛夫斯基忧郁地皱起眉头，说道，然后缓慢平静地叙述了全部解放计划，和为了使事情成功以及万一失败时为了援救密谋者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不是有两个坏人叛变，成功本来是有把握的。据罗索洛夫斯基说，西罗钦斯基是一位拥有伟大精神力量的天才人物。他就在死的时候也是一个英雄和受难者。于是罗索洛夫斯基用始终如一的平静的低音，讲起行刑的细节来，——他依照上司的命令，不得不和所有同案受审的人一起到场。

“两营士兵排成两行，形成一条长长的街道，每个士兵手中拿着一根有弹性的棍子，棍子的粗细是钦定的，一支枪的枪口只能插进三根。头一个押上来的是沙卡利斯基医生。两名士兵押着他，当他走到那些拿棍子的士兵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抽打他的光背脊。直到他走近我站立的地方，我才看清楚。起先我只听见一阵阵的鼓声，后来棍子的呼呼声和打在人身上的啪啪声也听得清了，我这才认出那走近来的人是他。我看到两个士兵把他拴在枪上拉着他走，他边走边哆嗦，他的头一会儿转向这一面，一会儿又掉向那一面。他第一次从我们身旁押过去时，我听见这位俄国医生对士兵们说：‘别使劲打，可怜可怜吧。’但是他们照样打他；当他第二次从我身旁押过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自己在行走，而是给拖着走了。看看他的背脊真吓人。我眯起眼睛。他倒下了，就给抬走了。随后又押来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再后是第四个。全都倒下，全都抬走了，——有的不省人事，有的奄奄一息，而我们还不得不一直站在那里观看。这次刑罚持续了六个钟头之久——从一大早到下午两点。最后押上来的是西罗钦斯基本人。我长久不见他，简直认不出来了：他老得厉害啊。他那刮过的脸上布满皱纹，现出青白色。光赤的身体又瘦又黄，一条条肋骨露在凹瘪的肚子上头。他像所有的人一样走了过去，每挨一鞭都哆嗦一下，扭一扭头，不过他没有哼哼，只是大声祷告：‘Miserere mei Deus secundam magnam misericordiam tuam’[23]。

“我亲耳听见的，”罗索洛夫斯基用嘶哑的声音急促地说，接着就闭上嘴巴，从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

坐在窗口的卢德维卡用手帕蒙住脸，放声痛哭。

“您何必细说啊！一群野兽——真是野兽！”米古尔斯基叫道，他丢下烟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朝着黑洞洞的卧室快步走去。阿尔宾娜石头似的呆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黑洞洞的屋角。

八

第二天，米古尔斯基上完操回家，对于妻子的神态感到惊异，她像当年一样迈着轻快的脚步，容光焕发地迎上来，将他领入卧室。

“呃，约瑟，你听我说。”

“说吧。什么事？”

“我把罗索洛夫斯基讲的话想了一整夜。我已经拿定主意：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在此地生活下去。不能！我宁愿死也不待在这里。”

“那么怎么办呢？”

“逃走。”

“逃走？怎么逃？”

“我通盘考虑过了。你听我说吧。”

然后她对他讲了她昨天夜间想出的计划。计划是这样：他，米古尔斯基，趁晚上离开家里，把他的军大衣留在乌拉尔河岸，大衣上放一封信，写明他要自杀。人家会明白他是投河了。他们将寻找他的尸体，发出公文。他却躲藏起来。她把他隐藏得好好的，谁也找不着他。他至少可以这样待上一个月。等到风波平息，他们便逃走。

起初米古尔斯基觉得她这个计谋无法实现，可是当那一天将要过完，她那么热情而自信地说服他时，他开始表示同意了。此外，他所以要同意，还有一个原因：即使逃跑失败，要受到罗索洛夫斯基所讲的那种惩罚，也自有他米古尔斯基来承当，如果成功，她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已经看到，孩子死后，在这里生活使她多么难受。

他们把这意图透露给罗索洛夫斯基和卢德维卡，经过长久的磋商、改动、修正，潜逃的计划制定了。最初他们想这样做：在米古尔斯基被认为淹死以后，他一个人徒步逃走。阿尔宾娜乘马车离开，在约定的地点去接他。第一个计划原是这样。然而后来罗索洛夫斯基讲起，最近五年西伯利亚所有潜逃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这整个期间，只有一个人侥幸逃脱），于是阿尔宾娜又提出另一个计划，——让约瑟躲在马车里，跟她和卢德维卡一同到萨拉托夫。他在萨拉托夫经过化装，沿着伏尔加河岸往下游走，到约定的地点搭上她在萨拉托夫雇来的小船，跟阿尔宾娜和卢德维卡一道，顺着伏尔加河往下行驶，直抵阿斯特拉罕，再经里海入波斯。所有的人，包括主要的组织者罗索洛夫斯基，都赞成这项计划，不过有个困难：要在马车中安排这样一块地方，既不会引起上司注意，而又容得下一个人。可是当阿尔宾娜到孩子的坟上去了一趟，回来对罗索洛夫斯基说，让孩子的尸骨留在异乡叫她多么伤心，这时候，他想了一想，说道：

“您可以请求上司准许您随身运走孩子的棺材，您会得到批准的。”

“不，我不愿，不愿这样！”阿尔宾娜说。

“您申请吧。这是个关键。我们不运走棺材，只做一口装棺材用的大箱子，把约瑟夫装在箱子里面。”

起初阿尔宾娜拒绝这项建议，她很不高兴将一个骗局跟对孩子的怀念联系在一起；可是米古尔斯基欣然赞许这个方案，她也就同意了。

因此，最后制定的计划是这样：米古尔斯基想方设法叫上司相信他已投河自尽，等到大家都认为他死了，阿尔宾娜才递上一份申请书，说丈夫既已亡故，希望批准她回国，并随身运走孩子的尸骨。当这一点也获得批准时，她便假装已经挖开坟墓，运走了棺材，其实棺材还留在原地，那特制的箱子里装的不是孩子的棺材，而是米古尔斯基。他们把箱子搁在旅行马车上，这样直达萨拉托夫。从萨拉托夫起，他们将改乘小船。上了船，约瑟夫才从箱子里出来，于是他们航行到里海。以后到波斯或土耳其，他们就自由了。

九

米古尔斯基夫妇首先借口要送卢德维卡回国，购置了一辆旅行马车。然后着手在车上安装一口木箱，木箱中可以躺下一个人，虽然只能曲着身子，却也不致闷死，并且可以迅速地从那里出来和重新钻进去，而不会被人发觉。阿尔宾娜、罗索洛夫斯基和米古尔斯基三人一道，设计和装配了这口箱子。罗索洛夫斯基的帮助特别重要，他是一个很好的细木工。箱子做成这样：它固定在车身后部连接前后轴的梁木上，紧靠着车身，箱子靠车身的那块侧板是可以拿掉的，人抽出这块侧板，就能够一部分躺在箱子中，一部分躺在马车底部。此外，箱子上还钻了一些通气孔，箱子上面和侧面都应当包上蒲席，用绳索捆好。人可以从马车座位底下进出箱子。

待到马车和箱子都已备妥，阿尔宾娜为了使上司精神上有所准备，还在丈夫隐藏起来之前，便去对中校说，她的丈夫心情忧郁，企图自杀，她为他担心，所以请求准许他休假几天。她的演剧艺术才能对她大有用处。她为丈夫焦急害怕的神色如此自然，中校竟受到感动，答应尽力而为了。之后，米古尔斯基就写了那封应该在乌拉尔河岸、在他的军大衣折袖里被人发现的书信，约定的那一天的傍晚，他去到乌拉尔河边，等到天黑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和装有书信的大衣往岸上一搁，偷偷溜回家来。在顶楼上给他准备好一个地方，外面加了锁。当天夜间，阿尔宾娜派卢德维卡去向中校报告，说她丈夫二十小时以前离家，至今未归。第二天早晨，有人给她带来丈夫的信，她装出深深绝望的神情，眼泪汪汪地将它交给了中校。

过了一个星期，阿尔宾娜递上一份回国申请书。米古尔斯基太太流露的哀伤深深地触动了所有见到她的人。大家都怜恤这位不幸的母亲和妻子。她获准离境以后，又递上另一份申请书，要求许可她挖出孩子的尸骨，随身带走。上司对于她这样重感情觉得奇怪，但是也照准了。

这件事获准后的第二天傍晚，罗索洛夫斯基跟阿尔宾娜和卢德维卡坐上一辆雇来的大车，带着那口本应用来装小孩棺材的箱子，去到墓地上孩子的坟前。阿尔宾娜跪在孩子的坟旁做完祷告，迅速站立起来，皱着眉头，转向罗索洛夫斯基，说道：

“该做的事由你们去做吧，我下不了手。”就走到一边去了。

罗索洛夫斯基和卢德维卡移开墓石，用铁锹刨了刨坟墓的表面，因此坟墓像是被人发掘过的样子。一切办完，他们叫来阿尔宾娜，带着装满泥土的箱子，回到家里。

预定动身的日子到了。罗索洛夫斯基欣庆事情即将圆满成功，卢德维卡烤了一些面饼和馅饼供路上食用，她一边使用她喜欢的口头禅“Jak mame kocham”[24]，一边说，她又害怕又高兴，心都要爆炸了。米古尔斯基既欣庆自己可以离开他蛰居过一个多月的顶楼，更欣庆阿尔宾娜恢复了生机和乐观精神。她似乎忘掉了早先的一切哀伤和当前的一切风险，好像少女时代一样，欢天喜地地奔到顶楼上来找他。

清早三点钟来了一名负责护送的哥萨克兵，另一个赶车的哥萨克牵来三匹马。阿尔宾娜跟卢德维卡和一只小狗在铺着毛毯的马车座垫上就坐。哥萨克兵和车夫坐上车夫座。米古尔斯基一身农民装束，躺在车身里面。

出城之后，三匹好马拉着车子，沿着平滑得像石头的坚实的道路，从一望无际的、没有耕种过因而长满隔年的银白色针茅的草原中间驰去了。

十

阿尔宾娜的心由于期待和喜悦，仿佛要停止跳动了。她希望有人分享她的感情，间或露出一丝微笑，一会儿用头指指那坐在车夫座上的哥萨克兵的宽大背脊，一会儿指指马车底下，向卢德维卡示意。卢德维卡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只是稍微撅起她的嘴唇。那是一个晴天。无边的荒凉的草原向四面伸展开去，因为长满了银白色的针茅，在朝阳的斜晖下熠熠闪耀着。三匹没有钉掌的快捷的巴什基里亚马沿着坚硬的、铺了柏油似的道路奔驰，发出响亮的蹄声，只是时而在道路的这一边，时而又在那一边，出现一些黄鼠堆成的小土堆，一只放哨的黄鼠蹲在那里，为了告警，尖声地吱吱叫着，钻到洞里去了。偶尔碰见过路的人——运送小麦的哥萨克车队或者骑马的巴什基里亚人，那负责护送的哥萨克兵总要用流利的鞑靼话跟他们搭讪几句。每个驿站上的马都精力充沛，吃得饱饱的，加之阿尔宾娜赏了半个卢布酒钱，这就使得车夫一路上快马加鞭，正如他们所说，像传送加急文书的信使一样了。

在第一个驿站上，阿尔宾娜趁着原先的车夫已经牵走他的马，而新的车夫还没有将马牵来，那哥萨克兵又进了院子的机会，弯下身子，问丈夫觉得怎么样，是否需要什么。

“好极了，很舒服。什么也不要。就是躺它两天两夜也不难。”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大村庄傑尔加奇。为了让丈夫能够舒展一下四肢和恢复恢复精神，阿尔宾娜不住驿站，却在一家大车店投宿，并且立刻交给哥萨克兵一点钱，派他去替她购买鸡蛋和牛奶。马车停在一个棚子底下。外面黑沉沉的。阿尔宾娜叫卢德维卡监视着哥萨克，自己就放出丈夫来，让他吃点东西；趁着哥萨克回来以前，他重又钻进了他那个秘密的地方。第二天，他们换了马匹，继续赶路。阿尔宾娜感到精神越来越亢奋，简直抑制不住她的喜悦和快活。她的谈话对手无非是卢德维卡、哥萨克兵和特列佐卡[25]，她只好拿他们来逗趣。

卢德维卡虽然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她一跟男人打交道，立刻怀疑这个男人有意爱她，现在对于这位身材高大而性情憨厚的、生着一对非常明亮善良的浅蓝色眼睛的乌拉尔哥萨克，她也怀疑他有同样的意思，何况他在护送途中本来就以他的淳朴与和蔼可亲，使两个妇女特别高兴。因此，除了阿尔宾娜不时吓唬着它、不让它在座位底下嗅来嗅去的特列佐卡之外，现在她又可以拿卢德维卡逗趣了，卢德维卡可笑地向哥萨克卖弄风情，而他并没料到人家会认为他有这种意图，只是用憨厚的微笑回答别人对他讲述的一切。阿尔宾娜被她所冒的风险、事情的初步成功、美妙的天气以及草原上的空气振奋激励着，体验到一种她好久不曾体验过的小孩般的喜悦和快活的心情。米古尔斯基听见她的欢快的谈话声，不顾他一直隐瞒着的、由他躺卧的位置所造成的肉体上的痛苦（他觉得特别闷热，又苦于口渴），竟也忘记自己，为她的快乐而快乐了。

第二天傍晚，从雾霭中逐渐呈现出一个什么东西。这是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河。哥萨克兵凭着他那草原居民的敏锐眼睛看见了伏尔加河和桅杆，于是指给卢德维卡观看。卢德维卡说她也看到了。阿尔宾娜却完全辨认不出来。不过为了使丈夫能听见，她故意大声说：

“萨拉托夫，伏尔加。”像是跟特列佐卡谈话似的，阿尔宾娜把她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丈夫听了。

十一

阿尔宾娜没有进萨拉托夫城，就在伏尔加河左岸，市区对面的波克罗夫镇住下。她希望夜间能够在这里跟丈夫谈一谈，甚至让他从箱子中出来。可是这整个短促的春夜里，哥萨克兵都不曾离开马车，一直坐在附近棚子底下的一辆空大车上。卢德维卡依照阿尔宾娜的吩咐，坐在马车里面，她完全相信，哥萨克是因为她的缘故才不肯离开马车的，她向他挤眉弄眼，吃吃地笑，还用一块手帕蒙住她那张麻脸，但是阿尔宾娜从这里再也看不出什么可乐的东西，她越来越不放心，不明白为什么哥萨克这样寸步不离地守在马车旁边。

在这个短促的、晚霞与朝霞交织在一起的五月之夜，阿尔宾娜有好几次经过一条臭烘烘的走廊，从大车店的客房来到后院的台阶上。哥萨克兵仍然没有睡，他坐在马车附近那辆空大车上面，放下两条腿子。直至天将破晓，家家户户的公鸡都已醒来，此呼彼应的时候，阿尔宾娜才走下台阶，找到机会跟丈夫谈了几句。哥萨克伸开四肢，随随便便躺在大车上，正在打鼾。她小心地走到马车跟前，碰了碰箱子。

“约瑟！”没有回答。“约瑟！约瑟！”她惊慌地提高嗓门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什么事？”米古尔斯基用带睡意的声音从箱子里说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

“睡着了，”他说，她从他的语音知道他在微笑，“怎么样，出去吗？”他问。

“不行，哥萨克在这里，”说完这话，她朝那睡在大车上的哥萨克看了一眼。

怪事，哥萨克在打鼾，而他的眼睛，那一对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却是睁开的。他望着她，可是刚刚跟她的视线相遇，他又闭上眼睛了。

“这是我的错觉，还是他真的没有睡着？”阿尔宾娜问自己。“大概是错觉。”她想，随后又转向丈夫。

“再忍耐一会儿。”她说，“想吃吗？”

“不。想抽烟。”

阿尔宾娜又看了哥萨克一眼。他在睡觉。“对，这是我的错觉。”她想。

“我现在就去找省长。”

“好，祝你顺利……”

于是阿尔宾娜从皮箱中取出一件长衫，回到客房去换衣。

阿尔宾娜换上这件最适合孀妇身份的长衫，渡过伏尔加河。她在滨河大道雇了一辆马车，前去拜会省长。省长接见了她。这个美貌的波兰孀妇露出可爱的笑容，操着一口纯熟的法语，叫打扮得年轻的老省长好不喜欢。他一切照准，还请她明天再来一次，向他领取给察里津市长的指令。阿尔宾娜欣庆自己的请求获得了成功，而且从省长的态度上看出她的妩媚产生了效验，她感到幸福，满怀着希望，坐上一辆敞篷车，沿着没有铺砌的街道向坡下行驶，回到码头。这时太阳已经升得比森林更高，它的斜晖在浩瀚的、微波起伏的水面闪动。左右山坡上都可以看见香花满枝的苹果树，好似一片片白云。岸边桅樯林立，河水在阳光中闪耀，被微风激起道道波纹，把帆篷映照得白晃晃的。阿尔宾娜在码头上跟车夫攀谈了一阵，问他能否雇船直放阿斯特拉罕；随即有几十个吵吵闹闹的快活的船家，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船只，为她效劳。她跟一个她最中意的船家谈妥以后，前去看看他那条没有甲板的中型木船，它停泊在码头附近，挤在其他船舶之间。船上安了一根带帆篷的不大的桅杆，所以能够随风航行，无风的时候就靠划桨，两名健壮快活的纤夫兼桨手正浴着阳光，坐在船上。快活而忠厚的领港人劝她不要丢掉她的旅行马车，不如卸下轮子，把马车装上船去。“正好可以摆下，这样您坐着还舒服些。要是上帝保佑，天气好，五天就能赶到阿斯特拉罕。”

阿尔宾娜跟船家讲好价钱，嘱咐他到波克罗夫镇的洛金大车店去看看马车，领取定洋。一切都办得比她预料的更好。阿尔宾娜怀着最欢快幸福的心情渡过伏尔加河，付清车钱，向大车店走去。

十二

哥萨克兵达尼洛·利法诺夫是公共高原射击军庄[26]人。他现年三十四岁，这是他的哥萨克服役期的最后一个月。他家有一位九十高龄的、还记得普加乔夫[27]的老爷爷，两个弟弟，为了信奉旧教[28]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哥哥的儿媳妇，他自己的老婆，两个女儿以及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在对法国人作战时阵亡。他是当家的。他们家有十六匹马、两群公牛，开垦了十五俄垧自留地[29]，都种着小麦。他达尼洛在奥伦堡和喀山服过兵役，马上要满期了。他笃信旧教，不抽烟，不喝酒，不跟世俗的人合用一件餐具，并同样严格地信守誓言。他处理任何事情都是稳扎稳打，对于上司交办的差事，他总是贯注全神去做，在完成他所理解的全部使命以前，他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它。现在他奉命护送两个运棺材的波兰女人到萨拉托夫去，是为了一路上不让别人对她们干什么坏事，也为了让她们老老实实地赶她们的路，不要调皮捣蛋，到了萨拉托夫，便规规矩矩把她们交给上司。他正是这样把她们，连同那只小狗，连同她们搬运的两口棺材，一齐送到了萨拉托夫。这两个女人很老实、和气；虽然是波兰人，倒没有干什么坏事。可是在这里，在波克罗夫镇，当他傍晚从马车旁边走过的时候，看见小狗跳上马车，在那里尖声叫着，摇着尾巴，他似乎觉得马车座位底下有人的声音。那个年纪大些的波兰女人看见小狗上了马车，吓了一跳，就抓住小狗，将它抱走了。

“这里有点鬼，”哥萨克兵想，于是注意起来。那年轻的波兰女人夜间来到马车跟前时，他假装入睡，分明听见箱子里发出男人的声音。第二天清早他上警察局报告，说他奉命护送的那两个波兰女人不安好心，她们用箱子装运的不是死尸，而是一个活人。

正当阿尔宾娜满心欢快，相信现在大功告成，再过几天他们便可以自由了，——当她这样走近大车店时，她不胜惊讶地看见大门口有一辆考究的双套马车和两名哥萨克。大门内聚集着一群人，向院子里张望。

她是那样充满着希望和毅力，绝没想到这辆双套马车和聚拢的人群跟她有什么相干。她走进院子，同时朝那停放她的旅行马车的棚子底下瞧了一眼，看到有另一群人正好聚集在她的马车附近，同一瞬间，她又听见了特列佐卡的绝望的叫声。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竟然发生了。马车跟前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他留着一部乌黑的连鬓胡子，整洁的制服泛出光泽，钮扣、肩章和漆皮长靴在阳光下熠熠闪耀，他正在扯开嘶哑的嗓子，用命令语气说着什么。他的前面，在两名士兵之间，站着她的约瑟，他一身农民装束，蓬乱的头发上沾着干草，似乎弄不清他周围所出的事故，只是耸耸他的强壮的肩膀。特列佐卡不知道它自己便是造成这全部不幸的原因，它竖起背脊上的毛，凶狠可是徒劳地向市警察局长汪汪乱叫。一看见阿尔宾娜，米古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他想走近她，但是被两名士兵拦住了。

“没有关系，阿尔宾娜，没有关系。”米古尔斯基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道。

“那位太太也来啦！”警察局长说，“请到这里来。您的小娃娃的棺材呢？啊？”他向米古尔斯基丢了个眼色，说道。

阿尔宾娜没有理睬，只是抱住胸脯，张开嘴巴，又惊讶又愤慨地望着丈夫。

正如人在临终的时刻以及生活中一般的决定性时刻所常有的情况，这一瞬息之间，无数种思想感情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同时，她还不理解、不相信自己的不幸。第一种感情是她早已熟悉的——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她看见她的英雄丈夫如今处在那些粗暴野蛮的家伙的淫威之下，蒙受屈辱。“他是人类的菁华，他们怎么敢对他大施淫威！”与此同时，她心中还充满着另一种感情：她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不幸。这种自知不幸的意识又使她回想起她一生的主要不幸——孩子的死。于是立刻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夺去了她的孩子？“为什么夺去了她的孩子？”这个问题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她的爱侣，人类的菁华，她的丈夫，现在面临着毁灭，受人折磨？”她马上想起他将遭到多么可耻的惩罚，想起这全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他是您的什么人？他是您的丈夫吗？”警察局长重复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她突然叫道，随后发出一阵止不住的歇斯底里的大笑，趴倒在箱子上面，这时箱子已从车夫座上搬下来，放在马车旁边。卢德维卡哭得浑身哆嗦，泪流满面地走到她的跟前。

“小姐，亲爱的小姐！只要俺们爱上帝，就出不了事，出不了！”她说，一边无意识地用双手在她身上来回抚摩。

米古尔斯基被戴上手铐，从院子里押走了。阿尔宾娜一见，紧跟着奔了出去。

“原谅我，原谅我，”她说，“全是我！全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是谁的过错，以后总会查清的。您反正脱不了干系。”警察局长说，并且用手推开她。

米古尔斯基被押往渡口那边，阿尔宾娜不听卢德维卡劝告，也跟在他后面走去，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这整段时间内，哥萨克兵达尼洛·利法诺夫一直站在旅行马车的轮子旁边，用忧愁的眼光时而看看警察局长，时而看看阿尔宾娜，时而又看看自己的脚。

米古尔斯基被押走以后，单独留下的特列佐卡摇着尾巴，向哥萨克表示亲热。它一路上跟他混熟了。突然之间，哥萨克离开马车，从头上摘掉帽子，使劲往地下一摔，又一脚踢开特列佐卡，就上一家小馆子去了。他在馆子里要来伏特加，喝了一天一夜，把身上所有的现钱和衣物喝光用尽，直到第二天夜间，他在一条壕沟里醒来，才不再思索那个使他苦恼的问题：他把波兰女人的丈夫躲在箱子里的事报告了上司，他这样做好不好呢？

米古尔斯基经过审讯，因潜逃罪被判夹鞭刑一千军棍。他的亲属和在彼得堡有关系的万达为他设法减刑，结果他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阿尔宾娜也跟着他去了。

至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他倒是很得意，因为他不但在波兰，而且在全欧洲杜绝了革命大患；他又很自豪，因为他没有违背俄国君主专制的遗训，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仍然把波兰保持在俄国控制之下。那些戴勋章和穿绣金制服的人为这件事大肆吹捧他，以致他居然真的相信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相信他的一生给全人类，特别是给俄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虽然他曾不自觉地竭尽全力来使他们变得堕落而愚昧。

（1906年）

蒋路 译

[1]一七七二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的一部分领土。一七九三年，俄、普两国又对波兰的另一部分进行第二次瓜分。一七九四年，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塔·科希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起义失败，次年俄、普、奥进而肢解了剩余的波兰国土；波兰至此灭亡，直到一九一八年才恢复独立。

[2]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年即位的俄国女皇。曾参与对波兰的三次瓜分，吞并了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地区的部分领土。

[3]斯·奥·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波兰末代国王（1764—1795），他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扶植下登上王位的。

[4]拿破仑于一八〇七年击败普鲁士，进军原波兰境内的普鲁士占领区，次年在该区成立华沙大公国，并组建一支相当庞大的波兰军队。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俄时，曾利用这支部队。

[5]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在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原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被割让给沙俄，改名波兰王国，沙皇兼摄国王，由他委派总督，代为统治。

[6]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一八〇一年即位的沙皇，一八一五年起兼摄波兰国王，同年为波兰制定一部宪法，表面上给了波兰较大的自治权。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失败后，这部宪法即被废除。

[7]神圣同盟，一八一五年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缔结的反动同盟，目的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封建统治秩序，扑灭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都加入了这个同盟。

[8]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1779—1831），亚历山大一世之弟，自一八一四年底起任波兰王国总司令，实际上是沙皇派驻波兰的总督。他是镇压这次波兰起义的刽子手之一。

[9]维尔诺，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属波兰。

[10]约瑟即约瑟夫。

[11]法语：让他先苦后甜。

[12]指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这次革命和同年的比利时九月革命推动了波兰起义。

[13]约瑟夫·赫沃皮茨基将军在起义中被推为首领，但他主张对沙皇妥协，反对波兰脱离俄国，不久即卸任。

[14]波兰语：波兰人万岁，消灭俄国佬！乌拉！

[15]伊·伊·季比奇（1785—1831），俄国元帅，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起指挥俄军镇压波兰起义，不久病死。

[16]伊·菲·帕斯凯维奇（1782—1856），俄国元帅，尼古拉一世的亲信。他接替季比奇继续镇压波兰起义，事后任波兰总督，竭力推行民族压迫和俄罗斯化的政策。一八四九年又率军扑灭匈牙利革命。

[17]史书记载，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五千户波兰贵族流放高加索，其土地被没收。二百六十名大学生充军，三十个妇女被迫当修女。

[18]波币名。

[19]旧时西欧人对俄国的称呼。

[20]此处“中校”原作“上校”，当系作者笔误，译者已擅自改正。

[21]丘古耶夫在乌克兰，当时是重要的军屯区。新罗西斯克位于黑海之滨，设有要塞。

[22]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在彼得堡起义反对沙皇制度的贵族革命家。

[23]拉丁语：上帝啊，以你的慈爱赦免我。

[24]波兰语：我的好妈哟。

[25]狗名。

[26]射击军是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伊凡雷帝建立的常备军。彼得一世时，射击军多次发动叛乱，遭到弹压，许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射击军庄是被流放的射击军的后代的居留地。

[27]普加乔夫（约1742—1775），杰出的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28]旧教，十七世纪中叶从俄国东正教中分出的一派，又称分裂教派，主张保存宗教生活和礼拜仪式中的旧规矩，反对官办教会，长期受到政府迫害。

[29]1俄垧合100平方俄丈，即213.4平方米。当时哥萨克还保存着土地公有制。

题解

霍尔斯托梅尔

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三卷（1885年版）。

早在一八五六年，托尔斯泰就想写一部以马为主人公的小说。他在日记中写道：“想写一匹马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屠格涅夫去拜访托尔斯泰。他们一同到庄园附近的牧场上散步，托尔斯泰走到一匹老马跟前停下来，向屠格涅夫讲起了这匹马的身世。屠格涅夫回忆道：“我简直听出了神。他不但自己走进去了，而且把我也带进了这个不幸的生物的处境。我忍不住说：‘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真的，您从前做过马吧。’”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一年正式开始写这篇小说，到一八六三年中断写作，一八八五年，托尔斯泰夫人准备出版《托尔斯泰作品全集》，他根据夫人的建议，重读了这篇小说，作了较大的修改，才最后定稿。原书名《赫雷斯托梅尔》也改为现名《霍尔斯托梅尔》。

一八八〇年前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弃绝本阶级，猛烈抨击私有制以及代表私有制的国家和教会。在这以后，他对二十余年前的旧稿《霍尔斯托梅尔》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反对私有制的主题。

伊万·伊利奇之死

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卷《近年作品》（莫斯科，1886年版）。

开始写作的确切日期不详。但是作者是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开始积极进行写作的，这个工作一直继续到一八八六年的二三月间。

据专家考证，小说主人公伊万·伊利奇·戈洛温的原型，是图拉地区法院委员伊万·伊利奇·梅奇尼科夫，他在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因患癌症去世。一九〇五年五月，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奇尼科夫去拜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曾跟他谈到，他“认识他的兄弟伊万·伊利奇，甚至我那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也跟死者有着某种关系……”库兹明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也写道：“伊万·伊利奇·梅奇尼科夫……是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的原型。他的妻子后来曾跟我讲过他临死前的一些思想，以及关于他虚度此生的一些谈话，这些话我都转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了。”

克莱采奏鸣曲

初次发表在一八九〇年付排的《列·尼·托尔斯泰作品集》第十三卷。

据托尔斯泰夫人说，这篇小说的题材是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的演员提供给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他告诉他，有一次，在铁路上，有一位先生向他倾诉了由于妻子不贞而引起的他的不幸，于是这个题材就被列沃奇卡用上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作于一八八七年，直到一八八九年秋才完成。

这篇小说在正式发表前，曾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广泛流传。当托尔斯泰打算把它收入自己的一本集子的时候，已经看过该小说的书报检查机关予以拒绝。托尔斯泰无奈，只得把小说抽出，用剧本《教育的果实》代替。后来，托尔斯泰夫人又想把这篇小说收进《托尔斯泰作品集》的第十三卷，也同样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严词拒绝。已经排好的第十三卷被扣留。于是托尔斯泰夫人不得不到彼得堡觐见皇上亚历山大三世。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三日她终于得到皇上恩准，但这篇小说只许在《作品集》中刊印，不得出单行本。直到一九〇〇年这道禁令才被沙皇政府明令取消。

魔鬼

写于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作者在自己的日记中叫它《弗雷杰里克斯的故事》，因为小说是根据法院侦查员HH弗雷杰里克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写成的。弗雷杰里克斯与农妇斯捷潘妮达发生关系，后来他与自己圈子中的一个女子结婚，婚后三个月他在打场时枪杀了斯捷潘妮达。

一八九〇年二月，切尔特科夫将《魔鬼》原稿的抄本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看了，作了修改，给小说另写了一种结尾：伊尔捷涅夫枪杀了斯捷潘妮达。

小说在一九一一年初次发表在切尔特科夫辑录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中。

主人和雇工

初次发表在《北方导报》一八九五年第三期上。

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冬，托尔斯泰就产生了要写这篇小说的想法。作者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六日的日记中初次提到这个构思：“……我仔细考虑了一篇关于主人和雇工的非常生动的、富有艺术性的故事。”

谢尔盖神父

初次发表在一九一一年由切尔特科夫主编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二卷。

托尔斯泰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产生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底至一八九〇年一月初。他在一八九〇年三月至五月间完成了小说初稿，以后又继续修改，直到一八九一年夏。一八九八年，为受到沙皇政府迫害、移居加拿大的反对正教仪式的教徒筹款，托尔斯泰又回过头来重新修改这篇小说。他认为小说还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拒绝发表。

可是他一直想完成它。一九〇〇年，他在会见高尔基时曾向他叙述了这篇小说的内容。高尔基后来写道：“我听着这篇小说，既惊愕于叙述的优美，又惊愕于它的质朴和思想。”

舞会以后

这篇小说的背景是一九〇三年四月南俄基什尼奥夫的警察当局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排犹事件，事件当时引起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俄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决定编印一本集子，以所得的收入来赈济这次惨案中的难民，为此特向托尔斯泰征稿。托尔斯泰欣然应允，于是根据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哥哥谢尔盖·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时的一段经历，在同年八月写出这篇揭露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的小说《舞会以后》。但原稿并未寄给肖洛姆—阿莱赫姆，直到一九一一年，才初次发表在切尔特科夫辑录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中。

哈吉穆拉特

这篇小说的背景是：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五九年，东北高加索少数民族在沙米尔领导下起来反抗沙皇，哈吉穆拉特——沙米尔部下一名屡立战功的勇将，因与沙米尔不和而投俄，后来为了营救家属企图逃走，在途中被追兵击毙。

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的引子中写道：“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像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哈吉穆拉特》开始写于一八九六年，断断续续写了九年，其间十易其稿。一九一二年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三卷时，小说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有关尼古拉一世的一章被大大压缩，描写遭受袭击破坏的村庄的第十七章几乎整个被删掉。在同年切尔特科夫辑录的柏林版《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三卷中，《哈吉穆拉特》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托尔斯泰在写作《哈吉穆拉特》期间，反复阅读、浏览并研究了大量保存在彼得堡和梯弗利斯的历史文献，研究高加索战争的历史学家的札记，以及有关哈吉穆拉特和高加索山民的资料等等。

《哈吉穆拉特》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不用说哈吉穆拉特本人，尼古拉一世，沃龙佐夫和沙米尔，连俄国军队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梅勒—扎科梅利斯基、斯列普佐夫），尼古拉一世周围的部长们，沙米尔周围的人们，以及参加沃龙佐夫公爵宴会的人，都是真有其人。

破罐子阿廖沙

写于一九〇五年二月，初次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版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

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的一个家奴。

为什么？

取材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抗俄起义；主人公米古尔斯基及其妻子阿尔宾娜的悲剧故事，见于民族志学者谢·马克西莫夫（1831—1901）所著的《西伯利亚与苦役》（1871）一书。托尔斯泰在阅读该书时便开始构思，此后又查考了大批有关这次起义的史籍，才在一九〇六年一月至四月动笔，稿成后于同年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读书界》第二卷上，次年华沙刊行了波兰文译本。作者对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切同情，以及这种态度和他那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之间的矛盾，在本篇中表现得很明显。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5卷

列夫·托尔斯泰（1861年）

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结婚三十四周年纪念照（1896年）

列夫·托尔斯泰骑车外出（1895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亲人、朋友及法国客人中间（1896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大学听讲座（1896年）

战争与和平 第一册

第一部

一

“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基督（是的，我认为他是敌基督）的一切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像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了。[1]哦，您好，您好。我看得出，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谈谈吧。”

一八○五年七月，大名鼎鼎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如她所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是新名词，还很少有人使用）。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样：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心目中尚无更好的消遣，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无任欢迎。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好厉害的进攻！”进来的公爵答道，并不为这样的接待露出丝毫的窘态。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佩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操着一口优雅的法语，这是我们先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考的那种优雅的法语，而语调又是那么文静，那么具有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宽宽心。”他没有改变腔调，说，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真的，所有这些招待会啦，焰火啦，都叫人腻烦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

“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您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调冰冷而且乏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却生气勃勃，容易激动。

她为人热情，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但为了不负熟人们的期望，她还是做了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可是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安娜·帕夫洛夫娜激昂起来。

“哎呀，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现在也不愿意打仗。它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罗斯才应当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主知道他的崇高使命，并且忠于他的使命。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他是那么德高望重，那么善良，上帝是不会见弃这样的人的，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镇压革命这个怪物，现在有这个凶手和恶棍做革命的代表，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我们还能指靠谁呢，我问您？……浑身商人气味的英国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英国拒绝退出马耳他。它想看出、想寻找我们行动的用意何在。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可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答应。就是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兑现的！普鲁士已经公开说，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不论是哈登贝格[2]的话，还是豪格维茨[3]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这个普鲁士的臭名昭著的中立，只不过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仁慈君主的至上命运。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了，对自己的急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想，”公爵微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去，而是派您去，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您给我一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顺便提一句，”她又平静下来说，“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通过罗昂家的关系，他与蒙莫朗西是亲戚，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真正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您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了吗？”

“啊！能见到他们，我非常高兴。”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接着说，仿佛他偶然想起一件事，并且特别漫不经心地提起它，而实际上，他所要问的问题，正是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听说居孀的太后想委任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似乎是个毫无可取的人。”瓦西里公爵想给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弄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表示不论是她或者任何人，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

“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给太后的。”她只是用哀愁而淡漠的声调说了这么一句。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起太后，脸上就忽然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同时还融和着每次谈起她这位至高的保护者就流露出的哀愁。她说，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于是她的目光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公爵冷淡地沉默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凭她特有的宫廷的和女人的圆滑和灵通，想一面指摘公爵，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安慰他。

“顺便谈谈您的家事吧，”她说，“您可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绝色的美人。”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常想，” 安娜·帕夫洛夫娜沉默片刻又接着说，并且向他移近些，对他亲切地微笑，似乎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谈谈心了，“我常常想，生活中有时幸福分配得不公平。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这么两个好孩子（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把眉毛一挑，不容置辩地插了一句，“为什么赐给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可是您，说真的，就是不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样的子女。”

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微微一笑。

“有什么办法呢？拉法特[4]准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

“别开玩笑。我想和您说正经的。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这话只可在您我之间谈谈（她脸上又露出哀愁的表情），有人在太后面前提到他，并且为您惋惜……”

公爵没有回答，但是她沉默着，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待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说，“您是知道的，为了他们的教育，一个当父亲的所能做的，我都做到了，可是结果却造就出一对傻瓜。伊波利特这个傻瓜至少还安分，而阿纳托利可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了。这就是他们俩唯一不同的地方。”他比平时更不自然，更兴奋地微笑说，笑的时候嘴边打成皱纹，特别显出出人意外的粗俗和讨厌。

“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赐给您这样的人家？如果您不做父亲，我就没有什么可责备您的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沉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承认。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该我背这副十字架。我是这样给自己解释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言语了，摆出对残酷命运无可奈何的架势。

安娜·帕夫洛夫娜沉思着。

“您从来没有想过给您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据说，”她说，“老姑娘都有说媒的癖好。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毛病，但是我心目中有一个姑娘，她陪伴着老父亲，生活很不幸，就是博尔孔斯卡娅，我们的亲戚，一位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虽然具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对她的话他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但没有答复。

“您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看样子他无力克制他那忧愁的思绪。他沉默了一会儿。

“照这样下去，五年后会怎么样啊？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她有钱吗？”

“她父亲很有钱，也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知道，这位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还在先帝在世时就退伍了，绰号叫‘普鲁士王’。他人聪明极了，就是乖僻，而且难处。可怜的小姐非常不幸。她有个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不久前才娶了丽莎·梅南，他今天要到我这里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公爵说，他突然抓住对方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拉，“替我安排这件事，我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像我的管家在报告中所写的）。她门第好，又有钱。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他用他那特有的亲昵而优雅的潇洒动作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然后，他靠到圈椅上握着女官的手摇了摇，而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

“等一等，”安娜·帕夫洛夫娜沉吟着说，“我今天和丽莎（小博尔孔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事情会成功的。我要在您府上开始学习老姑娘的行业。”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客人。前来赴会的都是彼得堡的达官要人，这些人虽然在年龄和性格上各自不同，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却是一样的；瓦西里的女儿——美丽的海伦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齐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她佩戴着花字奖章[5]，穿着赴舞会的服装。年轻、有名、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也来了，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因为怀孕，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但小型的招待会还是参加的。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由他引见的莫特马尔；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甫和其他许多人。

“您还没见过（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每一位来客说，然后郑重其事地领着客人去见一位头上扎着高高的花结、当客人快要到来时从另一个房间蹒跚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太；安娜·帕夫洛夫娜一面介绍客人的姓名，一面把视线缓缓地从客人移向我的姑母，然后就走开了。

每个客人都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的姑母行礼问候一番。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们的问候露出哀愁的、庄重的神情，默默地赞许。我的姑母对每位客人都说同样的话，谈到他们的健康，谈到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谢天谢地，太后今天好些了”。每位前来请安的人，为了顾全礼貌，都不露出匆忙的样子，但却怀着履行了沉重的义务之后的轻松之感离开老太婆，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

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里面放着她的针线活儿。她那略带黑色绒毛的好看的上唇，翘得遮不住牙齿，正因为上唇微翘，显得更加可爱，有时上唇向前伸或者跟下唇抿起来，就越发可爱了。正像特别惹人喜爱的女人常有的那样，她那缺点——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仿佛成为她的独特的美。不论谁看到这个精神饱满、活泼可爱、虽然怀孕然而轻松愉快的未来的母亲，都感到快乐。老年人和抑郁苦闷的年轻人，只要和她在一起待一会儿，谈几句话，就仿佛觉得他们也变得和她一样了。凡是和她说过话、看见她一说话就露出妩媚的微笑、看见她经常露出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就会觉得他那一天受到特别的宠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娇小的公爵夫人提着针线包，迈着细碎的快步，一摇一摆地绕过桌子，快活地整了整衣裳，就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来，仿佛她不论做什么，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一种娱乐。

“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她一面打开手提包，一面对大家说。

“您瞧，安内特，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她转身对女主人说，“您信上说是一个小小的晚会。您瞧我这一身穿的。”

她伸开两臂，让大家看她那件镶花边的雅致的灰色衣裳，胸口以下系着一条宽宽的缎带。

“您放心吧，丽莎，您总归比谁都好看。”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说。

“您可知道，我丈夫就要离开我了，”她继续用同样的腔调对一位将军说，“他要去送死。请您告诉我，这场可恶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啊？”她对瓦西里公爵说，不等回答，又转身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说话。

“这个娇小玲珑的公爵夫人，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儿！”瓦西里公爵低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小公爵夫人刚到不久，进来一个肥肥胖胖的魁伟青年，他戴着眼镜，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时髦的浅色裤子，又高又硬的折角领子，咖啡色的礼服。这个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赫赫有名的大官、而此刻在莫斯科是命在垂危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过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这是他初次涉足社交界。安娜·帕夫洛夫娜像对待客厅里最低一级的客人那样，对他点点头。尽管这是最低一级的礼节，但是当皮埃尔刚一进门，安娜·帕夫洛夫娜就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仿佛看见一个不该在那个地方出现的庞然大物似的。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些，但这种惊慌不安只可能由于他那既聪明而又羞怯、既敏锐而又自若、不同于客厅中其他人的眼神而引起的。

“皮埃尔先生，多承您厚爱，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领他去见姑母时，一面对他说，一面惶恐不安地向姑母递了个眼色。皮埃尔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一句，老是用眼睛搜寻什么。他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微微含笑，像对一个熟朋友似的向矮小的公爵夫人鞠了一躬，然后走到姑母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不安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皮埃尔没有听姑母讲完太后的健康情况，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连忙用话拦住他。

“您认识莫里约神甫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个谋求永久和平的计划，非常有趣，但未必有可能……”

“您是这样想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应酬几句，就去尽她做女主人的职责，但是皮埃尔又做出一个与前相反的没有礼貌的举动。刚才他没有听完姑母的话就走开了，现在他又用话缠住需要离开他的对谈者。他低着头，叉开两条长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证明，为什么他认为神甫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咱们以后再谈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

她摆脱了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又去履行她女主人的职责，继续东听听西望望，准备哪里谈得不大起劲就鼓动一下。像一个纺纱作坊的主人，把工人安排就位以后，就在作坊里来回巡视，发现纺锤运转失灵或者不顺耳、轧轧作响、声音太大时，就赶忙过去刹住，或者使它恢复正常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正是这样做的，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常走到发生冷场或者谈得太多的人堆跟前，插进三言两语或者把客人调动一下，于是谈话机器又节奏均匀、彬彬有礼地开动起来。但在她这样照料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出她特别担心皮埃尔。皮埃尔不论是在听莫特马尔周围的人们谈话，或者走到有神甫在场的那一堆人里，她都关切地注视着他。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对于一向在国外留学的皮埃尔说来，是他在俄罗斯见到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全彼得堡知识界的人才都聚集在这里，他像孩子走进玩具店一样，左顾右盼，目不暇给。他唯恐漏掉他可能听到的精辟谈话。他一面望着聚在这里的人们脸上信心十足而又温文尔雅的表情，一面总盼望听到特别高明的言论。最后，他走到莫里约跟前。他觉得这里谈得有趣，就停下来，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开足了马力。纺锤从四面八方发出连续不断的均匀响声。在这辉煌绚丽的交际场中，只有我的姑母和坐在她身旁的一位瘦削的、哭丧着脸子、上了年纪的妇人显得不大谐调。除了这两个人外，客人们分成三组。在男人占多数的一组里，神甫是中心人物。年轻人那一组的中心人物是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和小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她俊俏秀丽，肤色红润，但以她的年龄来说，显得太胖了些。第三组是以莫特马尔子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中心。

子爵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他显然以名流自居，但为了表示有教养，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十分谦让，俯首听命。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是要利用他来款待客人。办事漂亮的领班都会献上一盘倘若有人在肮脏的厨房里见过就不想吃的牛肉，当作一道特别的好菜，安娜·帕夫洛夫娜今天晚上正是这样，她先献出子爵，然后献出神甫，作为两道特别的珍馐美味招待客人。莫特马尔那一组立刻谈起昂吉安公爵[6]被害的经过。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死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波拿巴的怨恨是别有原因的。

“真的吗！子爵，讲给我们听听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觉得这句话有点像路易十五的腔调，因此感到很高兴。

子爵鞠躬表示服从，并且谦恭有礼地微微一笑。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把子爵围在中间，并且请大家都来听他讲故事。

“子爵本人就认识那位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位客人低声说。“子爵是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能手。”她对另一个人说。“一眼就看得出是上流社会出身的人。”她对第三个人说。于是，子爵像一盘点缀着生菜的热腾腾的煎牛里脊，以最优雅和对他最有利的方式被端出来奉献给在场的人。

子爵嘴角含着机智的微笑，就要开始讲故事了。

“到这里来，亲爱的海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坐在稍远的另一组的中心人物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说。

海伦公爵小姐微微含笑；她站起来，脸上始终带着进入客厅以来就带有的那种绝代佳人的微笑。当她从闪开让路的男人们中间穿过时，她那缀有常春藤和青苔花边的素白礼服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白净的肩膀、光泽的头发和璀璨的钻石都光彩夺目，她径自朝安娜·帕夫洛夫娜走去，眼睛不看任何人，但对所有的人都笑容可掬，仿佛她把欣赏她的身材、丰腴的双肩和装束入时的十分裸露的胸脯和背脊的美的权利慷慨大方地赐予每个人，仿佛给舞会带来全部光彩的也是她。海伦真是太漂亮了，她身上不仅毫无卖弄风情的意味，而且相反，仿佛她为自己无可置疑的、其魅力之大足以征服一切的美貌，感到不好意思。仿佛她宁愿减少自己的美的魅力，可就是办不到。

“好一个美人！”看见她的人都这么说。当她在子爵对面坐下，仍然带着始终不变的微笑注视着他的时候，子爵仿佛被一件不平凡的东西所惊倒，他耸了耸肩，垂下眼睛。

“夫人，面对这样的听众，我担心讲不好呢。”他低下头来，微笑着说。

公爵小姐把裸露的丰满的手臂倚在小桌上，她认为没有必要说话。她含笑等待着。在讲故事的全部时间，她直挺挺地坐着，时而看看轻轻地倚在桌边的丰满的美丽的手臂，时而整整钻石项链，看看更加美丽的胸脯；她整理了几次衣服的皱褶，当故事讲到动听的时候，她回头望望安娜·帕夫洛夫娜，立刻露出和女官一致的表情，然后又安闲自在地浮出容光焕发的微笑。娇小的公爵夫人也跟着海伦从茶桌旁过来了。

“等一下，我要拿我的手工。”她说。“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转身对伊波利特公爵说，“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和大家说话的时候，已经给她腾出位子，她坐下来，愉快地整了整衣裳。

“现在我坐好了。”她说了一句，就请求开始讲故事，一面又做起她的针线活来。

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递给她，跟着她走过去，把圈椅移得离她更近一些，在她身旁坐下。

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可爱的伊波利特和他美丽的妹妹长得非常相像，而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虽然相像，但他却丑得出奇。他的脸型和妹妹的一样，但妹妹那种乐天的、自满自足、洋溢着青春活力、永驻不变的微笑和体态非凡的古典美，使她光艳逼人；相反，哥哥那副面容却呆滞阴沉，老是有一种自以为是和不满的表情，身子又瘦又弱。眼睛、鼻子、嘴巴挤在一起，变成一副莫名其妙、枯燥无味的鬼脸，而手脚总是摆出不自然的姿势。

“是不是讲鬼的故事？”他说。他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连忙把长柄眼镜举到眼上，仿佛没有这副眼镜的帮助他就不能说话似的。

“完全不是，亲爱的。”讲故事的人吃了一惊，耸耸肩，说。

“因为我就讨厌鬼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从他说话的语调可以看出，他说了这话之后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说话时那么自以为是，叫人弄不清他的话是非常聪明呢，还是非常愚蠢。他穿一件深绿色的礼服，他自称为受惊的山林水泽女神的大腿颜色的裤子，穿长统袜和半高统皮鞋。

子爵娓娓动听地讲起当时流传的一段趣闻：昂吉安公爵秘密到巴黎去会乔治小姐[7]，当场碰上也受到这位女演员垂青的波拿巴；拿破仑在遇见公爵的时候，突然犯昏厥症晕倒了，于是他就落入公爵手中，公爵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但后来波拿巴却将公爵处死来报答公爵的宽宏大量。

故事非常动听而有趣，特别是讲到两个情敌忽然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看来，女士们都很激动。

“妙极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一面回头用探问的目光望了望娇小的公爵夫人。

“妙极了。”娇小的公爵夫人低声说，把针插在手工上，好像是表示故事太有趣，太美妙，听得她连活都做不下去了。

子爵很欣赏这无言的赞许，感激地微微一笑，又接着讲下去；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总在留意使她担心的那个年轻人，这时她忽然发现他不知为什么和神甫谈得太热烈，声音太高了，于是她连忙前去援救那个危险的地方。果然不错，皮埃尔居然和神甫谈起政治均势问题，神甫显然对这个年轻人的天真热情感到兴趣，就对他大谈起他那套得意的理论。两个人都听得和谈得过于兴奋，旁若无人，这使安娜·帕夫洛夫娜不大高兴。

“办法是欧洲的均势和民权，”神甫说，“只要有俄国这样以野蛮落后闻名于世的强国，大公无私地出来领导以谋求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全世界就有救了！”

“那么您怎样得到这种均势呢？”皮埃尔刚要说话，安娜·帕夫洛夫娜正好走过来，严厉地瞅了皮埃尔一眼，问那位意大利人可受得了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突然改变了脸色，露出一副显然是跟女人说话时惯用的虚假得令人难受的殷勤相。

“我有幸参加你们的社交活动，我完全为你们，尤其是女士们的那种美妙的智慧和教养所倾倒，因此还没有工夫想到气候呢。”他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再也不放过神甫和皮埃尔，为了便于监视，让他们加入人多的那一组。

这时客厅里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新来的客人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也就是小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中等身材，是一个十分英俊的青年，面目清秀而严峻。他浑身上下，从倦怠烦闷的眼神到从容不迫的步履，和他娇小活泼的妻子恰恰形成尖锐的对比。看来，客厅里所有的人他不仅全都认识，而且使他感到厌烦，甚至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他们说话，他都觉得非常无聊。在所有这些使他感到乏味的人们中间，他的漂亮的妻子似乎最使他感到厌倦。他做了一个有损他的漂亮面孔的怪相，向她背过身去。他吻了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然后眯起眼睛朝在场的人扫视了一下。

“您要去打仗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库图佐夫将军，”博尔孔斯基说，像法国人那样，说库图佐夫时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希望我做他的侍从官……”

“那么您的太太丽莎呢？”

“她到乡下去。”

“您怎么好把您那可爱的夫人从我们身边带走呢？”

“安德烈，”他的妻子说，她对丈夫说话和对别的男人说话同样都用那种娇滴滴的腔调，“子爵给我们讲了一段乔治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好极了！”

安德烈公爵眯起眼睛，转过身去。安德烈公爵一进客厅，皮埃尔就一直把他那喜悦的、友爱的目光投到他身上，这时他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头也不回，皱起眉头，露出一副怪相，表示对碰到他的手的人不耐烦，可是当他一回头看见皮埃尔的笑脸，就出人意外地露出和蔼而愉快的笑容。

“嗬，想不到！……连你也到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里来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会来。”皮埃尔答道。“我到您府上吃晚饭，”为了不致打扰子爵讲故事，他低声补充说，“可以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说，同时紧握对方的手，表示无须多问。他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起身告辞，男客们都起身给他们让路。

“请您原谅我，亲爱的子爵，”瓦西里公爵对那个法国人说，亲热地拉住他的袖口往椅子上按了按，让他不要起来，“叫人头痛的领事馆的招待会夺走了我在这里的快乐，并且打断了您的故事。离开您这美妙的晚会，真感到遗憾。”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他的女儿海伦公爵小姐，轻轻提起衣裙褶，从椅子中间走过，她美丽的面庞上微笑更加妩媚了。当她从皮埃尔身旁经过时，皮埃尔几乎是用惊奇的、狂喜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美人。

“好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真漂亮。”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时，抓起皮埃尔的手，转身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请您开导开导这只熊吧，”他说，“他在舍下住了一个月，我这是第一次在交际场中看见他。对于一个年轻人，再没有比聪明的女士们的社交界更为需要的了。”

四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答应照应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和瓦西里公爵是亲戚。那个原先坐在我的姑母身旁的老妇人，连忙站起来，在前厅赶上瓦西里公爵。方才装出来的兴致从她脸上消失了。她那和善的、哭肿了眼睛的面孔只露出不安和恐惧。

“公爵，关于小儿鲍里斯的事，您办得怎么样了？”她在前厅一面追赶他，一面说。她说鲍里斯时，把“鲍”字说得特别重。“我在彼得堡不能再住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带给我可怜的孩子什么消息？”

虽然瓦西里公爵很不乐意，几乎是不大客气地听这位老妇人说话，甚至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可是她亲切动人地朝他微笑，抓住他的手，惟恐他走掉。

“您只要给皇上提一句，他就可以调到近卫军去了，这在您算不了什么。”她请求道。

“请您相信，凡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到，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求皇上我有困难。我劝您最好通过戈利岑公爵去找鲁缅采夫，这么办比较明智。”

老妇人名叫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出身于俄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但是她已经落魄，早已退出交际场，失去旧日的联系。她这次来是为她的独生子在近卫军中谋个差事。仅仅为了要见瓦西里公爵，她才设法来参加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也是仅仅为了这，她才听子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吃了一惊，她那当年曾经秀丽的面孔露出怨恨的神情，但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她又露出微笑，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抓得更紧。

“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来没求过您，以后也不会求您，我也从来没有向您提过家父待您的情谊。可是现在，我恳求您看在上帝分上，为小儿办妥这件事吧，我永远把您当作恩人。”她连忙补上一句，“不，您不要生气，您答应我吧。我求过戈利岑，他拒绝了。像您从前那样，发发善心吧！”她说，极力赔着笑脸，但是她的眼睛却含着泪。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等在门口的海伦公爵小姐转过她那古典型肩膀上美丽的头，说。

权势在社会上是一笔资本，为了不让这笔资本消耗掉，就得爱惜它。瓦西里公爵知道这一点，他考虑到，如果他有求必应，那么他很快就不能为自己向别人求情了，所以他很少使用自己的权势。然而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上，经她再次提出请求后，他觉得仿佛受到良心的责备。她提醒他一个事实：当初走上仕途的时候，他曾受过她父亲的提携。此外，从她的态度上他看得出，有些女人，特别是做母亲的，一旦拿定一个主意，不达到目的，决不肯罢休，如不能如愿以偿，她们准备每时每刻纠缠不休，甚至大吵大闹，而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后面这点考虑使他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通常亲昵而枯燥的腔调说，“您所希望的，我几乎不可能办到；但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戴和对已故令尊的感念，我要办到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您的儿子会调到近卫军里去的，我向您保证。您满意了吧？”

“我亲爱的，您是一个善人！我就料到您会这样的，我知道您是多么仁慈。”

他准备走了。

“等一等，还有两句话。等他调到近卫军里以后……”她犹豫起来，“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很要好，请您把鲍里斯举荐给他当副官。那时我也就安心了，那时就

会……”

瓦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这个我可不能答应。您可知道，自从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8]以后，人们是怎样纠缠他吗？他亲自对我说过，全莫斯科的太太们都串通一气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他当副官。”

“不，答应吧，不然我不让您走，我的好恩人。”

“爸爸，”那位美人又用同样的声调说，“我们要迟到了。”

“好，再见，再见啦。您听见她说什么了吧？”

“那么您明天就奏明皇上？”

“一定的，可是向库图佐夫求情，我不能答应。”

“不行，一定答应，一定答应，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紧接着说，露出卖弄风情的年轻少妇的媚笑，这种媚笑从前大概是她习惯了的，而现在却与她那憔悴的面孔不相称。

看来，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习惯成自然地把自古以来妇女就使用的全副本领都施展了出来。但是当他刚走出门，她的脸又换成原先那种冷冰冰的虚假表情。她回到子爵仍在讲故事的那组人里，一面装作在听，一面等待时机离开，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最近，《米兰的加冕礼》那幕喜剧，您觉得怎么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还有新的喜剧呢：热那亚和卢加各族人民向波拿巴先生请愿。波拿巴先生高踞宝座，竟满足了各族人民的要求。嗬！妙极了！这简直叫人发狂。真了不起，全世界都弄得晕头转向了。”

安德烈公爵直瞅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冷冷一笑。

“‘上帝赐我以王冠，谁要碰它，谁就倒霉’，”他引了一句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据说他说这话时，挺神气的呢。”他补充一句，接着用意大利语把刚才那句话又说一遍。

“他已恶贯满盈，”安娜·帕夫洛夫娜接着说，“我希望这是他的最后一桩罪恶。各国元首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混世魔王了。”

“各国元首？我不是说俄国，”子爵谦恭有礼然而失望地说，“各国元首！他们为路易十六做了什么？为皇后、为伊丽莎白公主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他们为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将要受到惩罚。各国元首？他们还派大使去庆贺篡位的奸贼呢。”

他轻蔑地叹了口气，又换了换姿势。伊波利特手持长柄眼镜对子爵瞅了半天，在听到这些话时，他突然朝娇小的公爵夫人转过全身，向她要了一根针，用它在桌上画孔德的徽章给她看。他一本正经地向她解释这种徽章，仿佛娇小的公爵夫人请求他这样做似的。

“孔德家的房子，用徽章图案中的天蓝色兽嘴缠成的兽嘴仪仗队。[9]”他说。

公爵夫人面带笑容听着。

“如果波拿巴再在法国的王位待上一年，”子爵接着刚才的话说，他那神情，就像一个人谈起比谁都清楚的问题时不理会别人的话，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讲下去，“事情就越发不可收拾了。阴谋、暴力、放逐、死刑将要永远把法国社会，我指的是法国上流社会，断送掉，那时……”

他耸耸肩，摊开两手。皮埃尔想说什么：子爵的话使他感到兴趣，但是监视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接了过去。

“亚历山大皇帝宣布，”她带着一提起皇家就露出的哀愁，说，“他要让法国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政体。我相信，毫无疑问，一旦摆脱掉篡位的奸贼，全国上下都要争先恐后归顺合法的国王。”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极力向这个亡命的保皇党讨好。

“那不一定，”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说得完全正确，事情已经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我相信，走回头路是困难的。”

“据我所听到的，”皮埃尔红着脸又加入了谈话，“几乎所有贵族都已经投向波拿巴了。”

“这是波拿巴派说的话，”子爵眼睛不看着皮埃尔，说，“现在很难知道法国的社会舆论。”

“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说。（他显然不喜欢子爵，眼睛没有望着子爵，然而话却是针对子爵说的。）

“‘我向他们指出光荣的道路，’”他沉吟了一下，又复述拿破仑的话，说，“‘他们不愿意走。我向他们敞开前厅，他们成群地涌进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说这话。”

“没有任何权利，”子爵反驳说，“在杀害了公爵之后，甚至最偏激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即使他在某些人心目中曾经是英雄，”子爵转身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自从公爵被杀害以后，天上就多了个殉难者，地上也就少了个英雄了。”

还没等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别的人用微笑表示赞许子爵的话，皮埃尔又插嘴了，虽然安娜·帕夫洛夫娜预感到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却已经无法加以阻拦了。

“处死昂吉安公爵，”皮埃尔说，“对国家有其必要性。拿破仑不怕由他一个人负全责，我认为这正是他精神伟大之处。”

“天哪！我的天哪！”安娜·帕夫洛夫娜害怕地低声说。

“皮埃尔先生，您认为谋杀就是精神的伟大吗？”小公爵夫人一面说，一面微笑着凑近她的手工。

“啊！！”几个人同时惊叹起来。

“妙极了！”伊波利特公爵用英语说，并且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子爵只是耸了耸肩。

皮埃尔洋洋得意地从眼镜上方端详着听众。

“我所以这样说，”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陷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善于理解革命，战胜革命，因此，为了全体的利益，他不能因可惜一个人的生命而趑趄不前。”

“您到那边一桌去，好不好？”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但是皮埃尔不答理，继续讲他的话。

“不，”他越讲越兴奋，“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在革命之上，他扬弃了革命的弊端，保留了一切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权利啦，言论出版自由啦，等等，因此他才取得了政权。”

“是的，如果他取得政权以后，不是利用政权来屠杀，而是把政权交给合法的国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称他作伟人了。”

“他不能这样做。人民把政权交给他，正是因为他使人民摆脱了波旁王朝，而且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民才把他看作伟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他不顾一切插进这么一句挑战的话，显出他非常年轻，急于一吐为快。

“革命和弑君都是伟大的事业吗？……既然这样……您好不好到那边一桌去？”安娜·帕夫洛夫娜又说一遍。

“《民约论》[10]。”子爵露出温和的微笑，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是说理想。”

“是啊，抢劫、杀人和弑君的理想。”又有一个讽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这当然是过激的行为，但全部的意义并不在于此，意义在于人权，消除偏见，公民一律平等。所有这些理想，拿破仑都充分予以保留。”

“自由平等，”子爵轻蔑地说，仿佛他终于下决心向这个青年证明他的话是多么愚蠢，“这全是高调，早就名誉扫地了。谁不爱自由平等？我们的救主早就宣讲过自由平等。难道革命以后人们过得更幸福吗？正好相反。我们希望自由，而波拿巴却消灭自由。”

安德烈公爵含笑时而看看皮埃尔，时而看看子爵，时而看看女主人。起初，安娜·帕夫洛夫娜虽然有应付上流社会的经验，却被皮埃尔的狂妄无礼吓坏了。但是后来她看到，皮埃尔虽然说了些亵渎神圣的话，并没有惹恼子爵，当她确信阻止这些话已经不可能，她就和子爵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击这位演说家。

“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一个伟大人物可以处死公爵，他也可以不经审判无辜地处死随便什么人，您对这怎么解释呢？”

“我请问，”子爵说，“先生怎样解释雾月十八日[11]呢？难道这不是欺骗吗？这是骗局，丝毫不像伟大人物的行为。”

“还有他把非洲的俘虏全杀死了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这真可怕！”她耸了耸肩。

“不管怎么说，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先生不知应当回答谁好，他环顾一下所有的人，微笑了。他的微笑不像别人似笑非笑的样子。相反，他微笑时，那副严肃、甚至有点阴沉的面孔，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忽然换上一副稚气、善良、甚至有点拙笨的表情，仿佛在请求饶恕。

子爵虽然和他初次见面，可是已经看出，这个雅各宾党人完全不像他的话那样可怕。大家都沉默了。

“你们要他一下子回答所有的人，那怎么行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应当分清，哪些是他的私人行为，哪些是统帅的或者皇帝的行为。我觉得应当这样。”

“是的，是的，自然应当这样。”皮埃尔接过去说，他很高兴有人帮助他。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阿尔科拉[12]桥上的拿破仑是个伟人，在雅法[13]医院里向鼠疫患者伸出手来的拿破仑也是个伟人，但是……但是有些行为却令人很难为他辩解。”

安德烈公爵显然想和缓一下皮埃尔的失言；他欠起身来准备走，并且递给妻子一个暗示。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忽然站起来，用手势留住所有的人，请大家坐下，他开始说：

“嘿，今天我听到一段莫斯科的笑话，也应该讲给你们听听。请原谅，子爵，我要用俄语来讲，不然就没有味道了。”

伊波利特公爵开始用俄语讲，他那口音，就像一个刚到俄国才年把的法国人说的俄语。大家都留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热情而坚决地要求大家注意听他的故事。

“莫斯科有位太太，一位太太。她非常吝啬。她需要两个跟车的仆役。要非常高大的。这是她的爱好。她有一个侍女，也是个大个子。她说……”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公爵思索起来，显然在搜索枯肠。

“她说……对了，她说：丫头穿上制服，站在马车后面，跟我们一道去串门。”

说到这里，没等听众笑，伊波利特公爵噗哧一声笑起来，这一笑对讲故事的人产生了不利的效果。不过也有一些人，包括那位老太太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露出了笑容。

“她坐上车走了。忽然起了一阵大风。侍女的帽子刮跑了，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

他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于是整个社交界都知道了……”

笑话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个笑话，而且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客人都称赞伊波利特公爵的社交手腕，称赞他竟这样愉快地结束了皮埃尔先生令人不快的、无礼的谈话。讲过笑话之后，谈话就转入琐碎的、无关紧要的闲谈，比如谈下一次和上一次的舞会，谈演剧，以及某时某地谁将会见某人等等。

五

客人们谢过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引人入胜的晚会，开始告辞了。

皮埃尔笨头笨脑。他长得肥肥胖胖，个子比一般人高，肩膀宽阔，两只手又红又大。正像一般人所说的，他不懂进入客厅的礼节，更不懂离开客厅的礼节，也就是说，他不会在临走之前说几句特别好听的话。除此以外，他还心不在焉。他站起来，不去拿自己的帽子，却抓起一顶带将官羽饰的三角帽，一面拿在手里，一面揪着帽缨，直到那位将军把帽子要回去。不过他心不在焉、不懂进客厅的礼节，不善于在客厅里说话，所有这些都被他的温厚、纯朴、谦恭的表情补偿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怀着基督徒的温和，对他不得体的谈吐表示原谅，点了点头对他说：

“希望再看见您，不过也希望您能改变您的意见，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她说。

她对他说这话时，他一语不答，只是鞠躬，又一次向大家露出他的微笑，这微笑没有别的意思，只表示：“意见归意见，但是你们看我这个人多么善良，多么好。”所有的人，连同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内，都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一点。

安德烈公爵走到前厅，把肩膀转向给他披斗篷的仆役，淡漠地听他妻子和也走到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闲扯。伊波利特站在怀孕的漂亮的公爵夫人身旁，一个劲儿从长柄眼镜里直愣愣地看她。

“进去吧，安内特，您会着凉的。”娇小的公爵夫人向安娜·帕夫洛夫娜告别时说。“就这样决定吧。”她又低声说了一句。

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对丽莎谈过她有意给阿纳托利和娇小的公爵夫人的小姑做媒。

“我指望您了，亲爱的朋友，”安娜·帕夫洛夫娜也低声说，“您给她去信，并且告诉我，令尊对这件事的意见。再见。”于是她离开了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走到娇小的公爵夫人跟前，俯下身来把脸凑近她，低声对她说什么。

两个仆役，一个是公爵夫人的，手里拿着披肩，一个是他的，手臂上搭着长襟礼服，站在那里等候他们把话说完。他们听着他们听不懂的法语，脸上的表情却仿佛他们懂得，但是不愿露出懂得的样子。公爵夫人像平时一样，说话时满脸笑容，听话时笑出声来。

“我很高兴我没有去领事馆，”伊波利特公爵说，“无聊……今天的晚会好极了，您说对吧，好极了？”

“据说，那里的舞会好得很呢，”公爵夫人翘起毛茸茸的小嘴唇答道，“交际场中的漂亮女人全要出席。”

“不是所有的，因为您就不去，不是所有的。”伊波利特公爵一面说，一面高兴地大笑，他从仆役手里抓过披肩，甚至推开他，把披肩往公爵夫人身上披。不知是因为笨手笨脚还是故意如此（谁也弄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披肩已经披好了，他还是好半天没有放下手来，好像在拥抱那个年轻的女人。

她始终含着微笑，娉娉婷婷地闪开他，转脸看了看丈夫。安德烈公爵闭着眼睛：他好像很疲倦，要睡的样子。

“您准备好了吗？”他问妻子，目光避开她。

伊波利特公爵匆忙穿上他那件按照流行的式样做的长过脚跟的礼服，跌跌绊绊地追着公爵夫人跑到门廊，这时仆役正扶她上马车。

“公爵夫人，再见。”他喊道，他的舌头也像两条腿一样，不听使唤。

公爵夫人提起衣服，在黑暗的车厢里坐下。她的丈夫正整好佩刀。借口帮忙的伊波利特公爵碍大家的事。

“对不起，阁下。”安德烈公爵用俄语对妨碍他走过去的伊波利特公爵冷淡不悦地说。

“我等着你呢，皮埃尔。”仍然是安德烈公爵的声音，听去却亲热而柔和。

前导御者催动了乘马，车轮隆隆地响起来。伊波利特公爵发出阵阵的笑声，站在台阶上等候子爵，他答应送他回家。

“喂，亲爱的，您的那位小公爵夫人非常可爱，”子爵和伊波利特在马车里坐下来，说，“非常可爱。”他吻了吻自己的手指，“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女人。”

伊波利特噗哧一声笑了。

“您可知道，您那天真无邪的样子真可怕，”子爵继续说，“我可怜那个可怜的丈夫，就是那个硬充有权势的小军官。”

伊波利特又噗哧一笑，说：

“可是您说俄国女人不如法国女人。要善于对付她们。”

皮埃尔先到，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径直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立刻习惯地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书（这是凯撒[14]的《高卢战纪》和《内战纪》），用臂肘支着头，从半中间读起来。

“你对舍列尔小姐怎么啦？她现在一定病得更厉害了。”安德烈公爵走进客厅，一面搓着白皙的小手，一面说。

皮埃尔翻过身来，把沙发弄得轧轧作响，他把兴奋的面孔转向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把手一摆。

“不是的，那个神甫很有趣，只是不怎么懂得道理……我认为永久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是我说不清怎样才有可能……反正不是通过政治均势的途径……”

安德烈公爵显然对这些抽象的议论不感兴趣。

“你到处说你心里想的那一套是不行的，我亲爱的，怎么样，你最后决定了没有？你想做骑卫兵还是外交官？”安德烈公爵停了一下问道。

皮埃尔坐在沙发上，盘起两腿。

“实在说，我还不知道呢。两样没有一样是我喜欢的。”

“可是总得作个决定吧？令尊在等着呢。”

皮埃尔刚满十岁就和一个做家庭教师的神甫到国外去了，他在国外一直待到二十岁。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父亲辞退了那个神甫，对这个年轻人说：“现在你去彼得堡吧，到处看看，选个职业。我什么都同意。这是给瓦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的钱。把一切情形写信告诉我，我要在一切方面帮助你。”皮埃尔选择职业选了三个月，毫无结果。安德烈公爵正是和他谈这件事。皮埃尔擦了擦前额。

“他一定是个共济会[15]会员。”他指的是他在晚会上遇见的那个神甫。

“这都是胡思乱想，”安德烈公爵又阻止他说，“我们最好还是谈谈正事。你到骑卫军去过吗？……”

“没有，没去过，可是我心里有个想法，正要跟您谈谈。这次是反拿破仑的战争。如果为了自由而战，那我是理解的，我首先就去服兵役。但是帮助英国和奥地利去反对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这不好。”

对皮埃尔这番幼稚的谈话，安德烈公爵只是耸耸肩。他做出对这种蠢话无法作答的神情；的确，对这样天真的问题，除了像安德烈公爵这样答复，很难有别样的答复。

“如果大家都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战，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说。

“那就太好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冷冷一笑。

“也许真的是太好了，但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

“那么您为什么去打仗呢？”皮埃尔问。

“为什么？我不知道。必须去。此外，我必须去……”他沉吟了一下，“还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不合我的意！”

六

隔壁房里传来女人衣服的窸窣声。安德烈公爵好像忽然醒过来，全身抖动了一下，脸上又露出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的那副表情。皮埃尔把脚从沙发上放下来。公爵夫人进来了。她已经换上家常穿的、然而却同样雅致、鲜艳的便服。安德烈公爵站起来，彬彬有礼地把圈椅移到她跟前。

“为什么，我常常想，”她连忙坐到圈椅里，照例用法语说，“为什么安内特不结婚？先生们，你们都不娶她是多么愚蠢啊。请你们原谅我，你们一点也不会欣赏女人。您多爱抬杠，皮埃尔先生！”

“我正跟您的丈夫抬杠呢，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打仗。”皮埃尔丝毫没有年轻男人对年轻女人说话时常有的那种拘束态度，对公爵夫人说。

公爵夫人颤栗了一下。皮埃尔的话显然触到她的痛处。

“是啊，我就是说嘛！”她说，“我不明白，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不打仗就不能活？为什么我们女人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请您来评评吧。我总是对他说：他在这里做叔父的副官，总算是一个最显赫的位置。谁不知道他，谁不器重他。前些日子我在阿普拉克辛家听见一位太太问：‘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安德烈公爵吗？’真的！”她笑了，“他到处受欢迎。他很容易就能当上侍从武官。您知道，皇上很亲切地和他谈话。我和安内特都说，促成这件事并不费力。您以为如何？”

皮埃尔瞧了安德烈公爵一眼，看出他的朋友不大喜欢谈论这些事情，他就没有回答。

“您什么时候走？”他问。

“唉，别对我提走的事吧，别提！我不要听这些。”她说话的腔调，跟在客厅里和伊波利特说话时同样任性、撒娇，这在家里显然不合适，因为皮埃尔在这里可以被看作家庭的一员。“今天，我想到就要断绝这一切宝贵的关系……以后会怎么样，安德烈，你知道吗？”她意味深长地向丈夫眨了眨眼，“我害怕，我害怕！”她背脊直打战，低声说。

丈夫带着那样的神情望着她，仿佛他觉察出室内除了他和皮埃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使他感到惊讶似的。然而他还是冷冰冰地、礼貌地对妻子发出了疑问：

“你怕什么，丽莎？我不明白。”他说。

“所有的男人都多么自私，所有的，所有的男人都自私！为了满足自己异想天开的念头，天晓得为了什么，就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囚禁在乡下。”

“还有我父亲和妹妹在那里呢，你别忘了。”安德烈公爵轻轻地说。

“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还照样是孤零零一个人……他还想叫我不害怕呢。”

她已经口出怨言了，她翘起嘴唇，面有不悦之色，露出兽性的、松鼠似的表情。她不作声了，仿佛她认为在皮埃尔面前提起她正怀孕是不相宜，而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是不明白，你怕什么。”安德烈公爵目光没有离开妻子，慢慢地说。

公爵夫人脸红了，绝望地挥了挥双手。

“不，安德烈，你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你的医生要你早点躺下，”安德烈公爵说，“你最好去睡吧。”

公爵夫人一声不响，她那毛茸茸的短嘴唇忽然颤抖起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了耸肩，在房间里走了一趟。

皮埃尔惊讶而天真地透过眼镜时而看看他，时而看看公爵夫人，他动了一下，好像要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

“皮埃尔先生在这里也没关系，”小公爵夫人忽然说，她那俊秀的面孔顿时变成一副苦相，仿佛要哭的样子，“我早就想对你说，安德烈，你为什么变得对我这样？我对你怎么了？你要到军队里去，你不怜惜我。为什么？”

“丽莎！”安德烈公爵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在这句里有恳求，有威胁，主要的，还有自信——自信她会后悔自己的话，可是她急急忙忙继续说下去：

“你待我像病人或者孩子。我什么都看得出。你半年前难道是这样的吗？”

“丽莎，我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烈公爵更加重语气说。

皮埃尔听着这场谈话，越来越激动，站起来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看来，他见不得别人流泪，连他自己也想哭了。

“冷静些，公爵夫人。这都是您的想象，因为，请您相信我，我自己就体验过……为什么……因为……请原谅，外人在这里是多余的……好，冷静点……再见……”

安德烈公爵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不，等一等，皮埃尔。公爵夫人心肠非常好，她不会让我失去和你共度一个晚上的快乐的。”

“不，他只为自己着想。”公爵夫人说，忍不住流出气愤的眼泪。

“丽莎。”安德烈公爵冷淡地说，声音提得那么高，表示他的耐性已经达到极点了。

公爵夫人那俏丽面庞上像松鼠似的愤怒表情，忽然换上一副惹人怜爱的恐惧的样子，她皱起眉头，用美丽的眼睛看了看丈夫，像一只迅速而无力地摇着耷拉下来的尾巴的狗，脸上流露出怯懦、负疚的神情。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公爵夫人说，一只手提着裙褶，走到丈夫跟前，吻了吻他的前额。

“再见，丽莎。”安德烈公爵说，他站起来，像对待外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吻了吻她的手。

两个朋友都沉默着。谁也不想开口。皮埃尔看了看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小手擦了一下前额。

“咱们吃晚饭去吧。”他叹了口气，一面说，一面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他们走进一间重新装修过的雅致而富丽的餐厅。这里的一切，从餐巾到银器、陶瓷和水晶玻璃器皿，都具有一派新婚家庭所特有的焕然一新的气象。吃饭中间，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在餐桌上，开始说话了。他说话时的神情，像早就在心中郁积很久，现在突然决定一吐为快，他那神经质的激动表情，是皮埃尔在他这位朋友身上还从来未曾见过的。

“永远，永远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当你还不敢说你已经做到你能做的一切以前，当你还没有停止爱你所选择的女人，还没有把她看清楚以前，千万不要结婚，不然你就会大错特错，以至不可挽回了。到老得不中用的时候再结婚吧……不然你身上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都会毁灭掉的。一切都在琐碎小事上消磨掉了。真的，真的，真的！别这么吃惊地望着我。如果你对自己的前途有所期待，那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到，给你准备的只有客厅，在那里你将要成为与宫廷的奴仆和白痴同类的人，除此之外，一切都完了，处处行不通……就是这么回事！……”

他用力把手一挥。

皮埃尔摘下眼镜，摘去眼镜的面孔变了样，显得更善良了，他惊奇地望着朋友。

“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她是可以让丈夫不用担心自己的名誉的极少数女人当中的一个。可是，我的天哪，只要我现在能做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我愿意付出一切！我这话只对你一个人讲，而且是第一次讲，因为我是爱你的。”

安德烈公爵说这些话的时候，与先前懒洋洋地仰坐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圈椅里，半闭着眼睛，从牙缝里说法语的那个博尔孔斯基更不相像了。他那冷峻的脸上每根筋肉都兴奋得神经质地颤动，他那双本来似乎熄灭了生命之火的眼睛，现在却射出炯炯的光辉。看起来，他平时越是显得死气沉沉，在激动的时刻就越是精力充沛。

“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这话，”他继续说，“要知道，这是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经历。你提起波拿巴和他的事业，”他说，虽然皮埃尔并没有谈起波拿巴，“你提到波拿巴，但是波拿巴，当他进行工作，一步步向他的目标走去的时候，他是自由的，他心目中除了自己的目标再没有别的，所以他达到了目标。可是把自己和女人拴在一起，像一个戴上脚镣的囚犯，你就失去一切自由。你所有的希望和力量只能使你感到沉重，使你悔恨交加。客厅、流言蜚语、舞会、虚荣、琐碎小事——这一切就是我无法逃出的迷阵。我现在要去打仗，去参加空前伟大的战争，而我却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我只不过能说会道，”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大家都听我说话，还有那些女人……可惜你不知道，那些体面的女人和所有的女人是什么东西！我父亲说得对。自私自利、爱好虚荣、愚昧无知、毫无价值——当女人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仔细看看交际场的女人，似乎她们有点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千万不要结婚，亲爱的，不要结婚。”安德烈公爵结束说。

“我觉得可笑，”皮埃尔说，“您认为自己无能，认为自己的生活被毁掉了。其实您的前程还远大得很呢。而且您……”

他没有说出而且您怎么样，但从他的声调里可以听出，他对朋友的估价多么高，对他的前途抱有多大的希望。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皮埃尔想。皮埃尔认为安德烈公爵是一切美德的典范，因为在他身上最完美地结合着的正是皮埃尔所缺少的、可以用“毅力”这个最恰当的概念加以概括的那些品质。皮埃尔一向叹服安德烈公爵在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他那种非凡的记忆力，博学多识（他什么都读，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尤其使他叹服的是他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如果说，皮埃尔常常为安德烈公爵缺乏哲学的幻想力（皮埃尔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爱好）而感到吃惊，那么他认为连这也不是缺点，而是一种力量。

在最好、最友爱、最纯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赞扬或夸奖是必要的，就像车辆运转，需要润滑油一样。

“我这人算是完了，”安德烈公爵说。“关于我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谈谈你吧。”他停顿了一下说，对自己心安理得的想法微微一笑。那笑容霎时间也在皮埃尔的脸上反映出来。

“我有什么可说的？”皮埃尔说，他张开嘴，露出无忧无虑的快活的微笑，“我算什么？我是一个私生子！”他突然脸红了。看来，他费了很大劲儿才说出口。“既无名位，也无财产……当然啰，实际上……”他没有说出实际上怎么样，“目前我是自由的，很快活。可就是怎么也不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我想认真跟您商量一下。”

安德烈公爵用和善的目光望着他。但是在他那友爱亲切的目光中，仍然流露出一种优越感。

“我很尊重你，特别因为你是我们圈子里唯一的活人。你很自在，要怎样就怎样，都不成问题。你做什么都会一帆风顺，但只是有一样：你别再上库拉金家去了，不要再过那种生活。所有那些酗酒、荒唐，那些……对你没有好处。”

“没有办法，老兄，”皮埃尔耸耸肩说，“女人，老兄，女人嘛！”

“我不懂，”安德烈回答说。“正派女人，自然另当别论；但是库拉金家的女人，女人和酒，我真不明白！”

皮埃尔住在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家，他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厮混，过着放荡的生活，就是为了使阿纳托利改邪归正，他们希望他能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结婚。

“我告诉你！”皮埃尔说，他仿佛突然想起一个令人高兴的念头，“真的，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过这种生活，什么事都不能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好好地考虑。整天头痛，钱也用光了。今天晚上他们又叫我，我决定不去了。”

“你能向我发誓你不去吗？”

“我发誓！”

皮埃尔从朋友家出来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这时正是彼得堡六月的白夜。皮埃尔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准备回家。但是离家越近，他就越是感觉到在这毋宁说更像黄昏和黎明的夜晚无法入睡。阒然无人的街道上可以望得很远。在路上皮埃尔忽然想起，在阿纳托利·库拉金家里今晚一定有一群熟人聚赌，赌后照例是一顿狂饮，最后以皮埃尔喜爱的娱乐结束。

“要是到库拉金家去一趟，那该有多好。”他想道。但是即刻又想起他曾向安德烈公爵保证不去库拉金家的誓言。

可是，正像所谓意志薄弱的人常有的那样，他渴望再享受一次对他是如此熟悉的放荡生活，他决定去那里。他心中忽然有个想法：许下诺言是无所谓的，因为在答应安德烈公爵之前，他也答应过阿纳托利公爵到他那里去。最后他想，所有这一切誓言都是可真可假的，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特别是当他考虑到，也许明天他会死掉，也可能发生什么非常的变故，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誓言不誓言了。像这样的论断常常跑进皮埃尔的脑子里，打消了他的一切决心和打算。于是他到库拉金家里去了。

马车驶到骑卫兵营房旁一所大住宅前面，阿纳托利就住在这里。他走上灯光照亮的台阶，上楼梯，进入一扇敞开的门。前厅不见人影，这里横七竖八地摆着空酒瓶、斗篷、套鞋，散发着酒气，隐约听见里屋的谈话声和喊叫声。

赌局和晚餐已经结束了，但是客人还没有散去。皮埃尔脱下斗篷，走进第一间屋里，这里只有吃剩的晚餐和一个仆人，他以为没有人看见，偷偷地喝完了几杯剩酒。从第三间屋里传来骚乱声、大笑声、熟悉的喊叫声和狗熊的低吼声。八九个年轻人神情紧张地聚在打开的窗口。有三个人在玩一只小熊，一个人牵着链子拖着它吓唬另外两个人。

“我压史蒂文斯一百卢布！”一个人喊道。

“注意别扶东西！”另一个人喊道。

“我压多洛霍夫！”第三个人喊道，“库拉金，你来把手掰开[16]。”

“喂，别玩狗熊了，这里在打赌呢。”

“要一口气喝完，不然就得算输。”第四个人喊道。

“雅科夫，拿瓶酒来，雅科夫！”主人喊道，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美男子，站在那群人中间，只穿一件敞到胸口的薄薄的衬衫。“等一等，诸位先生！他来了，彼得鲁沙[17]，亲爱的朋友。”他转身对皮埃尔说。

另外一个个子不高，生着明亮的蓝眼睛的人在窗口喊道：“到这里来把我们的手掰开！”这喊声是所有醉酒的喊声中最清醒的。这人是多洛霍夫，谢苗诺夫团的军官，有名的赌徒和决斗家，同阿纳托利住在一起。皮埃尔微笑着，愉快地环顾四周。

“我一点儿不懂。是怎么回事啊？”他问。

“等一等，他没有醉。拿瓶酒来。”阿纳托利说，他从桌上拿起一只杯子，走到皮埃尔面前。

“先喝了再说。”

皮埃尔开始喝酒，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皱着眉头打量又聚在窗前的客人，倾听他们谈话。阿纳托利一面给他斟酒，一面说，多洛霍夫和在座的英国海军军官史蒂文斯打赌，条件是多洛霍夫坐在三楼的窗沿上，两脚垂到窗外，一气喝完一瓶罗姆酒。

“一定得喝完，”阿纳托利递给皮埃尔最后一杯，说，“不然我不饶你！”

“不，不想喝了。”皮埃尔说，他推开阿纳托利，走到窗前。

多洛霍夫握住英国人的手，清清楚楚地提出打赌的条件，他主要是对阿纳托利和皮埃尔说的。

多洛霍夫中等身材，鬈发，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约摸二十五岁左右。像所有的陆军军官一样，他没有留胡子，所以他脸上最惹人注意的嘴全部露出来，嘴的曲线非常美。上唇中间像一个尖尖的楔子有力地垂到坚实的下唇上，两边嘴角，经常露出两个似笑非笑的酒窝。所有这些，特别再加上他那坚定、大胆、聪明的目光，就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使人不能不注意这张面孔。多洛霍夫家道不富，也没有什么裙带关系。虽然阿纳托利每年要花掉数万卢布，多洛霍夫和他住在一起，居然为自己取得这样的地位，使得那些熟人在他们两人之间都更加尊重多洛霍夫，连阿纳托利本人也尊重他。多洛霍夫什么赌博都来得，而且几乎是每赌必赢。不论他喝多少酒，他从来不会失去清醒的头脑。库拉金和多洛霍夫在当时彼得堡浪子酒徒之中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一瓶罗姆酒拿来了。窗框使人不能在临街的窗台斜坡上坐下，因此两个仆人正在拆除窗框，他俩显然被周围绅士们的指挥和呵叱弄得手忙脚乱，惊惶失措。

阿纳托利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气走到窗前。他一心想毁坏点什么。他推开仆人，拽了拽窗框，可是拽不动，他就把玻璃打碎了。

“你来试一试，大力士。”他转身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揪住横梁，用力一拽，橡木窗框咔嚓一声，有的地方弄断了，有的地方被拽出来。

“全都卸掉，不然还以为我扶东西呢。”多洛霍夫说。

“英国人吹牛吧……是不是？……好了吗？……”阿纳托利说。

“好了。”皮埃尔说，他望着拿起一瓶罗姆酒向窗前走去的多洛霍夫，从窗口看得见天空的亮光，在天空中，晚霞和晨曦交融在一起。

多洛霍夫拿着酒瓶跳上窗台。

“听着！”他站在窗台上对屋里的人喊道。大家都不作声了。

“我打赌（为了让那个英国人能够听懂，他用法语说，但是他的法语说得不很好）。我赌五十金卢布，您想不想赌一百？”他问那个英国人。

“算了，就五十吧。”英国人说。

“好，赌五十金卢布，条件是我一气喝完一瓶罗姆酒，坐在窗台外边喝完，坐在这儿（他弯身指了指窗外倾斜的突出墙壁），而且不扶任何东西……是不是这样？……”

“很好。”英国人说。

阿纳托利向英国人转过身来，揪住他的燕尾服的钮扣，俯视着他（因为英国人是个矮个子），用英语把打赌的条件复述了一遍。

“等一等，”多洛霍夫一面用酒瓶敲着窗户让大家注意，一面喊道，“等一等，库拉金。大家听着，如果有人也能这样做，我愿出一百个金卢布。懂吗？”

英国人点了点头，但并没有表示他究竟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条件。阿纳托利没有放开英国人，虽然英国人点头表示他都明白，阿纳托利还是把多洛霍夫的话向他译成英语。一个瘦削的、非常年轻的、那天晚上输了钱的近卫骠骑军官，爬到窗台上，探头朝下望了望。

“哎—哟！”他望着窗下人行道上的石板，低声说。

“别胡闹！”多洛霍夫喊道，把那个军官从窗台上揪下来，那人被马刺绊了一下，跌跌撞撞地跳到屋里。

为了拿时方便，多洛霍夫把酒瓶放在窗台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慢慢爬上窗户。他把两脚垂下去，双手撑着窗沿，打量了一下，坐稳了，放开两手，左右移动了一下，把酒瓶拿到手里。阿纳托利拿来两支蜡烛放到窗台上，虽然这时天已经大亮了。蜡烛从两边照亮了多洛霍夫穿着白衬衫的后背和他那鬈发的头。大家都聚在窗口。英国人站在前面。皮埃尔微笑着，一句话没说。在场的一位年龄较大的人，面带惊恐和愤怒的神色，忽然挤到前面，想抓住多洛霍夫的衬衫。

“诸位先生，这是胡闹，他会摔死的。”那个比较理智的人说。

阿纳托利拦住他。

“别碰他，你会吓着他，他会摔死的。对吗？……那怎么办？……啊？……”

多洛霍夫转过身来，坐稳了，又用两手撑着窗沿。

“谁要是再靠近我，”他从抿紧的薄薄的嘴唇中间一字一板地说，“我马上把他扔到下面去。好了！……”

他说完“好了！”之后，又转过身来，松开两手，拿起酒瓶，移到嘴边，往后仰着头，抬起不拿酒瓶的那只手，保持平衡。一个拾碎玻璃的仆人弯着腰不动了，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口和多洛霍夫的脊背。阿纳托利瞪大眼睛，直挺挺地站着。英国人努着嘴，在一旁瞅着。那个想阻拦的人跑到屋角里，面对墙壁躺到沙发上。皮埃尔捂住脸，虽然他此刻满脸惊恐的神色，却仍有一丝笑意忘记褪掉。大家都一声不响。皮埃尔把手从眼睛上拿开。多洛霍夫还是那样坐着，只是头更往后仰，仰得后脑勺上的鬈发都碰到衣领了，拿酒瓶的那只手一面抖动一面用力，越举越高。酒瓶眼看着慢慢空了，举得越来越高，头也仰得更厉害。“怎么这么久？”皮埃尔心里想。他觉得似乎过了大半个小时了。忽然，多洛霍夫用背脊往后移了一下，一只手神经质地抖动起来；这样抖动足以使他坐在斜坡上的全身往下滑。他整个人都滑动了，他的手和头因为用力，抖得更厉害了。一只手举起来想抓住窗台，但是又放下了。皮埃尔又蒙住眼睛，对自己说，再也不睁开了。忽然他觉得周围的人在骚动。他一看：多洛霍夫已经站在窗台上，他的脸苍白，然而很高兴。

“空了！”

他把酒瓶扔给英国人，英国人利落地接住。多洛霍夫从窗口跳下来，嘴里喷出强烈的罗姆酒气。

“太好了！好样的！这才叫打赌！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四面八方喊起来。

英国人掏出钱袋来数钱。多洛霍夫皱着眉头一声不响。皮埃尔跳上窗台。

“诸位先生！谁愿意跟我打赌？我照样做，”他忽然喊道，“没人打赌，我也干。叫人拿瓶酒来。我做得到……叫人拿酒来。”

“让他干，让他干！”多洛霍夫微笑着说。

“你怎么了？发疯了？谁让你干？你连站在楼梯上都头晕。”四面八方嚷起来。

“我一定喝完，拿一瓶罗姆酒来！”皮埃尔喊道，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坚决地捶着椅子，接着就往窗口爬。

大家抓住他的双臂；但是他的气力很大，凡是挨近他的人，都被他推得远远的。

“不行，这样怎么也制服不了他，”阿纳托利说，“等等，我来哄他。喂，我来跟你打赌，不过要在明天，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到×××家里去了。”

“走吧，”皮埃尔喊道，“走！……把小熊也带去……”

于是他抓住那只熊，抱住它，然后把它举起来，和它在房间里跳起舞来。

七

瓦西里公爵履行了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晚会上答应德鲁别茨卡娅夫人给她的独子鲍里斯谋个官职的诺言。关于鲍里斯的事已经奏明皇上，他被破格委任在近卫军谢苗诺夫团当一名准尉。但谋取副官之职或在库图佐夫麾下服务，虽经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千方百计奔走钻营，都没有成功。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后不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回莫斯科，直接到她的有钱的亲戚罗斯托夫家里去了，这是她在莫斯科寄身的地方，她那个刚入伍就升为近卫军准尉的爱子鲍里斯从小就在这个家庭里教养成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近卫军已经在八月十日从彼得堡开走，留在莫斯科置办军服的儿子要在去拉兹维洛夫[18]的路上才能赶上队伍。

罗斯托夫家里有两个娜塔莉娅——母亲和小女儿——过命名日。从早晨起，波瓦尔大街上那座莫斯科全城闻名的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的大宅子门前，载着贺客的马车就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伯爵夫人和美丽的长女在客厅里陪客，客人川流不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伯爵夫人生着一副东方型的清瘦面孔，年纪约摸四十五岁，由于子女过多（她生过十二胎），面容显得憔悴。体弱无力使得她的举止言谈缓慢，但这却给她增添一种令人起敬的尊严的风度。相处如同家人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也坐在那里，帮助接待和应酬宾客。年轻人认为不用他们招待客人，都待在后面房间里。伯爵送往迎来，邀请所有的客人赴晚宴。

“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亲爱的（他对所有的人，不论地位比他高，或比他低，都毫无差别，一律称我亲爱的），我代表我个人和过命名日的亲人感谢您。别忘了来用晚餐。您不要让我失望，我亲爱的。我代表全家衷心地邀请您，我亲爱的。”他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人都说这些话，他那胖乎乎的、快乐的、刮得光光的脸上带着同样的表情，他同样地紧握着对方的手，连连地点头鞠躬。送走一位客人后，伯爵回到客厅里应酬未走的男客或女客。他移过一把圈椅，带着爱享福和会享福的人的神气，潇洒地摊开两腿，把两手放在膝头上，意味深长地摇晃着身子，预言一下天气，谈谈养生之道，有时说俄语，有时说很蹩脚、但自以为不错的法语，然后再一次带着疲惫不堪、但忠于职守的人的神情去送客，一面抚摸着秃顶上稀疏的白发，又邀请客人来用晚餐。有时从前厅回来，顺便穿过花房和仆役室走进大理石大厅，大厅里已经摆好准备八十人就餐的餐桌，他一面看仆人搬来银器和瓷器，摆桌子，铺提花桌布，一面把贵族出身的总管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叫到跟前，说：

“喂，米坚卡[19]，可要注意，一切都安排好。对，对，”他说，满意地打量着摆开的大餐桌，“摆台是件大事。这样就好……”他得意地舒了口气，又回客厅去了。

“玛丽亚·利沃夫娜·卡拉金娜和小姐到！”伯爵夫人的身材高大的侍从走进客厅，用低沉的声音禀报道。伯爵夫人沉吟了一下，嗅了嗅镶着丈夫肖像的金鼻烟壶。

“这些客人把我折磨死了，”她说，“好吧，再见她这最后一个吧。她是很讲究礼节的。请吧。”她用忧郁的声音对仆人说，那意思好像是说：“好吧，就让你们把我磨死吧！”

一位身材高大、丰满、神态傲慢的太太，带着圆脸的、满面笑容的女儿，衣裙窸窣作响，走进客厅。

“亲爱的伯爵夫人……已经这么久了……可怜的孩子，她病倒了……在拉祖莫夫斯基家的舞会上……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我真高兴……”传来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热烈的谈话声，还夹杂着衣裙的窸窣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一场谈话开始了，这场谈话在第一次停顿时恰好就可以站起来，弄得衣裙窸窣作响，说：“非常，非常高兴……妈妈的健康……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接着又弄得衣裙窸窣作响，朝前厅走去，穿起皮大衣或披上斗篷，就告辞了。谈话涉及当时本城一件重要新闻——有名的富翁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美男子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病和他的私生子皮埃尔，也就是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晚会上举止非常失礼的那个皮埃尔。

“我很怜惜可怜的伯爵，”一位女客说，“他的身体已经够差的了，现在又为儿子烦恼，这真要他的老命！”

“怎么回事？”伯爵夫人问，似乎她不知道那个女客说的什么，其实关于别祖霍夫伯爵苦恼的原因，她已经听过十几遍了。

“这就是如今的教育啊！”一位女客说，“早在国外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任性妄为，现在在彼得堡，据说，他干了些骇人听闻的事，已经被警察局驱逐出境了。”

“当真！”伯爵夫人说。

“他乱交朋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插嘴说，“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多洛霍夫，听人说，天晓得他们干了些什么名堂。两人都尝到了苦头。多洛霍夫被降为士兵，别祖霍夫的儿子被送到莫斯科。阿纳托利·库拉金呢，他父亲设法把案子私了了，但也被赶出了彼得堡。”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伯爵夫人问。

“简直是一伙强盗，特别是多洛霍夫，”那位女客说，“他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多洛霍娃的儿子，这么一位受人尊敬的太太，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大家想想看：他们三个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只狗熊，放在马车上，去看一帮女戏子。警察分局局长跑来干涉。他们逮住警察分局局长，把他跟狗熊背对背捆到一起，扔到莫伊卡河里。狗熊在水里游，那个警察分局局长躺在熊背上。”

“亲爱的，那个警察分局局长样子一定挺好看。”伯爵笑得要死，喊道。

“哎哟，太可怕了！伯爵，这有什么可笑的？”

可是，太太小姐们也禁不住笑起来。

“好不容易才把那个倒霉蛋救上来，”女客继续说，“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就是这么刁钻古怪，寻开心！”她补充说，“据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头脑也很聪明。这就是他在国外受教育的结果。我希望这里谁也不接待他，别看他有钱。有人要介绍他跟我认识。我坚决拒绝了：我是有女儿的人。”

“您怎么说这个年轻人非常有钱？” 伯爵夫人说，俯身避开姑娘们，那些姑娘立刻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要知道，他的孩子都是私生子。好像……皮埃尔也是私生子。”

女客摆了摆手。

“我想，他有二十来个私生子呢。”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也加入谈话，看来，她是想卖弄一下她的社会关系和她对交际场各方面情况的熟悉。

“是这么回事，”她意味深长地也压低声音说，“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名声无人不晓……他有多少孩子，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不过这个皮埃尔是他宠爱的一个。”

“去年这个老头子还怪好看的呢！”伯爵夫人说，“比他更漂亮的男人，我还没见过。”

“现在可变得厉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我刚才是要说，”她接着说，“由于妻子的关系，瓦西里公爵是他的全部财产承继人，但是伯爵很爱皮埃尔，让他受教育，还奏明了皇上……他一旦去世（他的身体很坏，随时都可能咽气，罗兰也从彼得堡来了），谁也不知道这笔巨额财产会落到何人手里，是皮埃尔呢，还是瓦西里公爵。四万农奴和数百万家产。我知道得很清楚，是瓦西里公爵亲口告诉我的。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还是我的表舅呢。而且他是鲍里亚[20]的教父。”她用好像并不看重这些事的语气补上一句。

“瓦西里公爵昨天到莫斯科来了。我听说他是来视察的。”那位女客说。

“是的，但是，咱们私下说，”公爵夫人说，“这是借口，其实，他是来找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他听说伯爵已经不行了。”

“不过，亲爱的，这真是个大玩笑，”伯爵说，他见那位年岁大的女客不听他说话，就向小姐们转过身来，“我想象，那个警察分局局长的样子一定挺好玩。”

他想象那个警察局长挥舞双臂的样子，又发出洪亮而低沉的笑声，只有吃得好，特别是喝得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他整个肥胖的身体都笑得晃动起来。“好吧，请务必来舍下用晚餐。”他说。

八

大家沉默了。伯爵夫人愉快地望着那位女客，同时也不掩饰：如果那位女客此刻起身告辞，她也丝毫不会感到不快。女客的女儿已经在整理衣服，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母亲，这时隔壁房间里忽然传来几个男人和女人朝门口奔过来的脚步声和绊倒椅子的响声，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跑进来，手里拿件什么东西藏在短短的纱裙下边，她在屋子当中站住了。显然，她是跑滑了脚，无意中冲得这么远。就在这一刹那，门口出现一个穿深红色领子衣服的大学生，一个近卫军军官，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和一个穿童装短上衣的、面孔绯红的胖胖的小男孩。

伯爵一跃而起，歪歪跩跩地走过去，伸开双臂，搂住跑进来的小姑娘。

“啊，她来了！”他笑着喊道，“过命名日的！我亲爱的小寿星！”

“亲爱的，什么事都得有个时候，”伯爵夫人装出一副严厉的神情说，“你老是惯着她，埃利。”她对丈夫加上一句。

“您好，我亲爱的，祝贺您。”女客说。“多么好的孩子！”她转向母亲，又说。

这个小姑娘黑眼睛，大嘴，不漂亮，但很活泼，因为跑得太快，披肩滑脱了，露出孩子的小肩膀，乌黑的鬈发向后摆着，光着纤细的胳膊，穿一条镶花边的裤子，两只小脚穿着没有系带的浅口皮鞋，她正当说少女还不是少女、说孩子已经不是孩子的美好年华。她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跑到母亲跟前，不理会母亲的严厉数落，把脸藏到她的花边披肩里，笑起来。不知她在笑什么，一面断断续续地讲起从裙子下面拿出来的布娃娃。

“瞧见吗？……布娃娃……咪咪……您瞧。”

娜塔莎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觉得一切都好笑）。她倒在母亲怀里，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响亮，所有的客人，甚至连那个古板的女客，都不由得笑起来。

“好了，去吧，把你这个丑八怪也拿走！”母亲说，装出生气的样子把女儿推开。“这是我的小女儿。”她对女客说。

娜塔莎把脸从母亲的花边披肩里抬起来，透过笑出的泪水，从下边看了她一眼，又把脸埋起来。

不得不欣赏家庭这个场面的那位女客，认为有参加一下的必要了。

“请问，我亲爱的，”她对娜塔莎说，“这个咪咪是您什么人？一定是女儿吧？”

娜塔莎不喜欢女客用对待孩子的那种宽厚的口气对她说话。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严肃地看了女客一眼。

这时，这里年轻的一代：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儿子鲍里斯——军官、伯爵的长子尼古拉——大学生、伯爵十五岁的外甥女索尼娅，还有伯爵的小儿子小彼得鲁沙，全在客厅里落了座，显然，他们极力把还浮在每人脸上的兴奋和快乐约制在礼貌的限度以内。可以看出，他们在匆忙跑出来的后面几个房间里，谈话比在这里谈论本城的流言蜚语、天气和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等话题要有趣得多。他们不时互相看看，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两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一个军官，从小就是朋友，他们同年，而且两人都很漂亮，但彼此并不相像。鲍里斯是一个浅黄头发、身材修长的青年，在他那沉静而漂亮的面孔上，五官生得清秀、端正。尼古拉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鬈发，面部表情开朗。他的上唇已经露出黑髭须，他那整个面孔洋溢着刚毅和热情。尼古拉刚走进客厅，脸就红了。看样子，他想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但是鲍里斯却相反，他立刻就找到了话题，沉着而风趣地谈起布娃娃咪咪，他说当它还是少女的时候，他就认识它了，那时它的鼻子还没有碰破，在他们相识的五年中，它老了，头盖骨也全裂了。他说完之后，看了娜塔莎一眼。娜塔莎避开他的目光，看了看眯起眼睛、抿着嘴笑得发抖的小弟弟，她再也忍不住了，跳起来，撒开灵活的小腿，飞快地从客厅里跑出去。鲍里斯没有笑。

“您也要走了吧，妈妈？您要马车吗？”他含笑对母亲说。

“好，走吧，走吧，你去吩咐准备马车。”她微笑着说。

鲍里斯悄悄出来，找娜塔莎去了，那个胖胖的男孩怒冲冲地跑去追他们，好像因为他的计划被打乱了，生气了似的。

九

年轻人中，除伯爵夫人的长女（她比妹妹大四岁，举止已经像个大人了）和那个作客的小姐不算以外，客厅里只剩下尼古拉和外甥女索尼娅了。索尼娅是个身材苗条、娇小玲珑的黑发姑娘，在长长的睫毛下流动着柔和的目光，又黑又粗的发辫在头上盘了两圈，脸上的肤色，特别是露在外面瘦削而健美的手臂和脖颈的肤色，有点儿发黄。她那举止的从容，纤细的四肢的柔软和灵活，她那有几分狡黠和矜持的仪容，使人想到她像一只美丽的、尚未成年、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只迷人的牝猫的小猫仔。她显然认为出于礼貌应该用微笑对大家的谈话表示关心。但是，事与愿违，她那对流露着少女热情崇拜的眼睛，却从又长又浓的睫毛下望着去从军的表兄，她那微笑丝毫也骗不过任何人，可以看出，这只小猫蹲下来，只不过是为了更有力地跳起来，像鲍里斯和娜塔莎一样从客厅里冲出去，和她的表兄一同玩耍。

“是的，我亲爱的，”老伯爵指着他的尼古拉，转身对女客说，“他的朋友鲍里斯升为军官，为了友谊他不愿落在他后面，撇下大学和我这个老头子，也要服兵役去了。本来已经在档案处给他谋到一个缺，一切都弄妥了。这就是讲交情吧？”他用疑问的口吻说。

“是啊，听说已经宣战了。”女客说。

“早就这么说了，”伯爵说，“今天说，明天说，不过说说罢了。我亲爱的，这就是讲交情！”他又说一遍，“他去当骠骑兵了。”

女客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摇摇头。

“完全不是为了友谊，”尼古拉面红耳赤，好像要回避一种使他感到羞耻的诽谤似的，辩解道，“完全不是为了友谊，我只觉得服兵役是我的天职罢了。”

他看了看表妹又看看那位作客的小姐，她们两人都含着赞许的微笑望着他。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团长舒伯特今天来我们家吃饭。他是来休假的，他要把他带走。有什么办法呢？”伯爵耸耸肩，打趣地说出这件显然使他非常痛苦的事。

“我已经对您说过，爸爸，”儿子说，“如果您不愿意我走，我可以留下。但是我知道，我除了服兵役，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外交家，不会做官，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他说着露出一副青春少年的轻佻相，不停地打量索尼娅和那位作客的小姐。

小猫凝神地盯着他，时刻准备玩耍，显露一下她那猫的天性。

“好了，好了！”老伯爵说，“一来就急躁……都是波拿巴冲昏了大家的头脑，人人都想着他是少尉出身当上皇帝的。好吧，但愿上帝保佑。”他又补上一句，没有注意那位女客讥讽的微笑。

年长的谈论起波拿巴来。卡拉金娜的女儿朱莉对小罗斯托夫说：

“真可惜，星期四您没有到阿尔哈罗夫家去。您不在那里使我怪无聊的。”她说，对他莞尔一笑。

年轻人受宠若惊，露出青春的媚笑，坐得离她更近些，和笑盈盈的朱莉单独交谈起来，丝毫没注意到他这无意的微笑却像一把妒嫉的尖刀刺进了索尼娅的心，她红着脸，装出一副笑脸。谈话当中，他回过头来看了看她，索尼娅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强忍住眼眶里的泪水，嘴上却装出微笑，站起来走出屋去。尼古拉的兴致顿时消失了。他等谈话刚一停顿，就怀着心慌意乱的神情，出去找索尼娅去了。

“这些年轻人都藏不住心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指着离去的尼古拉说。“姑表亲很危险。”她又说。

“是的，”随着年轻人进入客厅带来的一片阳光消失后，伯爵夫人好像在回答并没有人问她、但却经常萦绕心头的问题似的，说，“为了现在从他们身上能得一点欢乐，经受了多少痛苦，操过多少心啊！可是现在，说实在的，恐惧却多于欢乐。整天价叫人担惊受怕，整天价叫人担惊受怕！少男少女到这个年龄，正是充满了危险的年龄。”

“这全要看教育如何了。”女客说。

“是啊，您说得对，”伯爵夫人接着说，“直到现在，谢天谢地，我都是我孩子们的朋友，得到他们充分的信任，”伯爵夫人说，她重犯了许多父母曾经犯过的错误，以为儿女对她们什么都不隐瞒，“我知道，我永远是我女儿们的知心人，尼古连卡[21]容易冲动，如果他胡闹（男孩子免不了要胡闹），也不致像彼得堡的少爷们那样。”

“是啊，这些孩子都很好，好极了，”伯爵附和说，他总是用“好极了”这个字眼来解决他弄不清楚的问题，“您看多怪！居然想去当骠骑兵！叫您有什么办法，我亲爱的！”

“您的小女儿真可爱！”女客说，“火暴性子！”

“是啊，火暴性子，”伯爵说，“像我！她有一副多好的嗓子：虽然是我的女儿，我也要照实说，她一定会成为歌唱家，萨洛莫妮[22]第二。我们请了一位意大利人教她。”

“不太早吗？据说，这个年龄练唱对嗓子有害。”

“哪里，不算早！”伯爵说，“咱们母亲那一辈不是十二三岁就结婚了吗？”

“她现在就已经爱上鲍里斯了！”伯爵夫人淡淡地一笑，望着鲍里斯的母亲说，她好像是在回答一向梗在心头的问题似的，继续说：“您知道，如果我把她管得太严，如果不许她……天晓得他们背地里会干出什么事（伯爵夫人是想说他们会接吻），而现在，她的一言一行我都知道。她每天晚上自动跑来，什么都讲给我听。也许我是在娇惯她，但是，实在说来，这样似乎更好些。我对大女儿就管得严。”

“是的，我受的教育完全不同。”长女——美丽的薇拉伯爵小姐微笑着说。

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微笑并没有使薇拉的面孔变得好看；相反，她的脸变得不自然，因而也就令人觉得不舒服。大姐薇拉长得很俊，人也不笨，学习优良，受过极好的教育，她的嗓音悦耳，说话也合乎情理，恰如其分。但是说来奇怪，所有的人，连那位女客和伯爵夫人在内，都转脸看她，好像是奇怪她为什么说这话，并且感到不安似的。

“人们对长男长女从来都是费尽心思的，总想把他们造就成不平凡的人物。”女客说。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在薇拉身上费尽了心思，”伯爵说，“那有什么关系！她总算出落得很好。”他补充说，向薇拉赞赏地挤了挤眼。

客人们起身告辞了，答应来吃晚饭。

“成何体统！坐个没完没了！”送走客人后，伯爵夫人说。

十

娜塔莎从客厅跑出来，跑到花房，停下来倾听客厅里的谈话声，等候鲍里斯出来。她已经等急了，因为他没有立刻出来，她急得直跺脚，马上就要哭了，这时忽然听见一个年轻人的脚步声，不紧不慢，文质彬彬。娜塔莎连忙跑到花桶中间躲藏起来。

鲍里斯在花房中间停住脚步，四外张望了一下，拂了拂制服袖子上的尘土，走到镜前，端详他那漂亮的面孔。娜塔莎屏着气，从躲藏的地方张望，看他要做什么。他在镜前站了一会儿，微笑了一下，就朝门口走去。娜塔莎想叫他，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让他找吧。”她心里想。鲍里斯刚走出去，索尼娅就从另一道门进来了，她满脸通红，两眼含泪，愤愤地嘟哝什么。娜塔莎本想朝她跑过去，但是忍住了这最初一闪的念头，仍然留在躲藏的地方，好像戴了一顶隐身帽，观察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她感到一种特别新鲜的乐趣。索尼娅嘟哝着，不住地回头看客厅门。尼古拉从客厅里出来了。

“索尼娅！你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啊？”尼古拉说，一面向她跑来。

“没什么，没什么，别管我！”索尼娅大声哭起来。

“不，我知道为什么。”

“您知道，那好极了，您找她去吧。”

“索—尼娅！听我说一句话！只凭一点想象这样折磨我，折磨你自己行吗？”尼古拉握住她的手，说。

索尼娅没有从他的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停住不哭了。

娜塔莎屏息不动，用发光的眼睛从躲藏的地方观望。“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她想。

“索尼娅！整个世界我都不要！你就是我的一切，”尼古拉说，“我要向你证明这一点。”

“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好，我以后不说了，原谅我，索尼娅！”他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

“嗬，多好啊！”娜塔莎想道，当索尼娅和尼古拉从花房走出去，她也跟着出去了，把鲍里斯叫到跟前。

“鲍里斯，到这里来，”她带着意味深长的、狡黠的神情说，“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来，来。”她说，把他领到花房里她原来躲藏过的花桶中间。鲍里斯微笑着跟着她走。

“一件什么事？”他问。

她窘起来，环顾四周，看见她原先扔在花桶上的布娃娃，把它拿到手里。

“您亲亲这娃娃吧。”她说。

鲍里斯用专注、和蔼的目光望着她兴奋的面庞，没有说话。

“不愿意吗？那就到这里来吧。”她说着，就向花丛深处走去，把布娃娃扔掉。“走近点，走近点！”她低声说。她两手抓住军官的袖口，她那绯红的脸上露出严肃和恐惧的神情。

“那么您愿意亲亲我吗？”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同时她低头望着他，含着笑，激动得几乎哭出来。

鲍里斯脸红了。

“您真可笑！”他对她俯下身来，说，脸也更红了，但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等待着。

她忽然跳到一只花桶上，这样她就比他高了，她用两手搂着他，在他的脖颈上方弯起她那纤细的赤裸的手臂，她把头发甩到后面，正好吻在他的唇上。

然后，她穿过花盆溜到这桶花的另一边，低头站在那里。

“娜塔莎，”他说，“您知道，我爱您，但是……”

“您爱上我了吗？”娜塔莎打断他的话。

“是的，爱上您了，但是有个请求，咱们别像刚才那样……再过四年……那时我会向您求婚。”

娜塔莎沉吟了一下。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扳着纤细的指头计算。“好！就这样说定了？”

喜悦和欣慰的微笑使她兴奋的面庞容光焕发。

“说定了！”鲍里斯说。

“永远吗？”小姑娘说，“一直到死吗？”

于是，她挽起他的手臂，肩并肩缓步向起居室走去。

十一

客人的来访把伯爵夫人累坏了，她吩咐不再接见任何人，命令门房，再有来贺喜[23]的，只邀请他们务必前来赴宴就是了。伯爵夫人想和童年时代的好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单独谈谈，自从公爵夫人从彼得堡回来后，伯爵夫人还没有好好地看看她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脸哭丧相，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把圈椅向伯爵夫人移近一些。

“我对你无话不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咱们这辈的老朋友已经剩得不多了！所以你的友情对于我特别可贵。”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了薇拉一眼，停住了。伯爵夫人握住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转脸对显然不受宠爱的长女说，“您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啊？难道你不觉得你在这里是多余的吗？找妹妹们去吧，要不……”

美丽的薇拉轻蔑地微微一笑，显然她丝毫没感到委屈。

“如果您早对我说，妈妈，我早就走了。”她说着，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是，当她经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两边窗口对称地坐着两对情侣，于是停下脚步，轻蔑地一笑。索尼娅靠近尼古拉坐着，他正把他初次写作的诗抄给她看。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边窗下，看见薇拉进来，就不言语了。索尼娅和娜塔莎带着负疚和幸福的神情审视着薇拉。

看到这些钟情的少女们不能不使人高兴和感动，但她们的情景显然没有使薇拉感到愉快。

“我请求过你们多少次，”她说，“不要拿我的东西，你们都有自己的房间。”她把尼古拉身边的墨水瓶拿起来。

“等一下，等一下。”他蘸了蘸笔尖，说。

“你们尽做些不合时宜的事，”薇拉说，“刚才跑到客厅里，弄得大家都替你们难为情。”

虽然她说得都很对，也许正因为如此，谁也不答话，四个人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拿着墨水瓶迟迟不去。

“像你们这样的年龄，能有什么秘密，娜塔莎和鲍里斯，还有你们俩，全都是胡闹！”

“干你什么事，薇拉。”娜塔莎低声辩解说。

她今天对所有的人显然比平时更和气，更亲切。

“真是胡闹，”薇拉说，“我为你们害羞。这算什么秘密？……”

“各人有各人的秘密。我们并没有管你和贝格的事哪。”娜塔莎发火了。

“我想你们也不会管的，”薇拉说，“因为我一举一动从来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等着吧，我一定去告诉妈妈，说你是怎样对待鲍里斯的。”

“娜塔莉娅·伊利尼什娜[24]待我很好，”鲍里斯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说。

“您别管，鲍里斯，您是个大外交家（外交家一词在孩子们中间很流行，他们赋予它以特殊的含意），真没意思，”娜塔莎用颤抖的声音委屈地说，“她凭什么老跟我过不去？你永远不会理解，”她转身对薇拉说，“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没心没肝，你不过是让莉夫人[25]（这是尼古拉给薇拉起的非常难堪的绰号），你最大的乐趣就是惹得别人不愉快。你向贝格卖弄风情去吧，爱怎么卖弄就怎么卖弄。”她连珠炮似地把话说完。

“对了，我反正不会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去追逐年轻的男人就是了……”

“得了，你总算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嘴说，“对所有的人都说了些难听的话，搅得大家都不愉快。咱们到儿童室去吧。”

四个人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一齐站起来走出房去。

“是你们对我说了些难听的话，我对谁也没说什么。”薇拉说。

“让莉夫人！让莉夫人！”从门外传来讥笑声。

美丽的薇拉惹得人人生气，大家都不愉快，可是她微微含笑，对人们对她说的那些话，显然无动于衷，她走到镜前理了理围巾和头发：端详着自己漂亮的脸，她显得更加冷淡，更加沉着了。

客厅里还在继续谈话。

“啊，亲爱的，”伯爵夫人说，“在我的生活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难道我看不出吗，照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这点财产不会支撑很久的！这全怪那个俱乐部和他的好脾气。住在乡下难道就能安生吗？看戏呀，打猎呀，天晓得还有什么名堂。唉，我的事有什么可谈的！还是谈谈你都是怎么安排的？我常常感到惊奇，安内特，像你这么大的岁数，一个人坐着马车，一会儿到莫斯科，一会儿到彼得堡，找所有的部长，找所有的达官要人，不管什么人都应付得了，真使我惊奇！怎么处理得这样好？我在这方面简直一窍不通。”

“啊，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回答说，“上帝保佑，但愿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寡妇人家手头没有积蓄，又有一个心肝宝贝儿子，是多么艰难。样样都得学会，”她颇为骄傲地说，“那场官司使我长了见识。如果我想见某个大人物，我就写信：‘某公爵夫人求见某某’，于是我就坐车亲自登门拜访，一次不成，两次，三次，四次，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一概不管。”

“那么鲍连卡[26]的事你是拜托谁的呢？”伯爵夫人问，“要知道，你的孩子已经当上近卫军的军官了，而我的尼古卢什卡[27]才是个士官生。没有人为他去奔走。你是拜托谁的？”

“拜托瓦西里公爵。他非常好心。满口答应，并且奏明了皇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兴冲冲地说，全然忘了她为达到目的所遭受的屈辱。

“瓦西里公爵见老了吧？”伯爵夫人问，“自从在鲁缅采夫家我们演了那出戏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我想他把我给忘了。他追求过我。”伯爵夫人含笑回忆道。

“还是那样，”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回答，“他总是和蔼可亲，甜言蜜语的。荣耀的地位并没有使他改变。‘我很抱歉，我为您效劳太少了，亲爱的公爵夫人，’他对我说，‘有事您尽管吩咐吧。’不管怎样，他总算是一个好人，是个好亲戚。可是，娜塔莉，我对儿子的疼爱，你是知道的。为了他的幸福，我什么没有做到啊。可是我的景况坏到极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神情忧郁，压低声音继续说，“坏到极点了，我现在的处境可怕极了。那场倒霉的官司使我倾家荡产，但是毫无结果。你想也想不到，有时我简直是名副其实地一文不名，我真不知道我指靠什么给鲍里斯置办军服。”她掏出手绢哭起来。“我需要五百卢布，可是我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我的处境……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靠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了。如果他不愿帮助他的教子，——他是鲍里斯的教父，——不拨给他一笔生活费，那么我这一阵子辛苦奔走就白搭了：我指靠什么给他置装啊。”

伯爵夫人满眼含泪，默默地沉思起来。

“我常常想，也许这样想是有罪的，”公爵夫人说，“我常常想：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独自一人生活……有这么多的财产……他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生命对于他成了负担，可是鲍里斯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一定会给鲍里斯留点什么的。”伯爵夫人说。

“天晓得，亲爱的朋友！这些阔佬、大官都自私得很。可是我还是要马上带鲍里斯去见他，直截了当把事情说明白。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老实说，只要关系到我儿子的命运，我一切都不顾。”公爵夫人站起身来，“现在两点钟，你们四点钟才吃晚饭，我去一趟还来得及。”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像彼得堡的贵妇人那样，精明强干，善于抓紧时间。她打发人把鲍里斯叫来，和他一起向前厅走去。

“再见，我亲爱的，”她对送她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祝我马到成功吧。”她背着儿子低声补充了一句。

“您到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那里去吗，亲爱的？”伯爵从餐厅里出来说，他也要到前厅去，“如果他好一些，就叫皮埃尔到这里吃晚饭。好在他是来过的，跟孩子们跳过舞。一定叫亲爱的。咱们瞧瞧塔拉斯今天怎样显一显他的手艺。他说连奥尔洛夫伯爵[28]家里都不会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晚餐呢。”

十二

“我亲爱的鲍里斯，”当他们乘坐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的马车驶过铺着麦秸的街道，进入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家的大院子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对儿子说，“我亲爱的鲍里斯，”母亲从肥大的旧式外套下面抽出手来，畏畏葸葸地、爱抚地把手放在儿子的手上说，“要和气些，热情些。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总算是你的教父，你的前途全指靠他了。千万记住，我亲爱的，要亲切些，你能做到……”

“可是我知道，这样做，除了屈辱，什么结果都得不到……”儿子冷淡地回答说，“不过我既然答应您，为了您，我一定做到。”

门房虽然知道大门外停着谁的马车，但他还是把母子二人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俩没有吩咐通报，就径直走过两列壁龛塑像，进入玻璃门廊），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公爵夫人的旧外套，问他们要见谁，见公爵小姐，还是见伯爵，听说要见伯爵，他说大人今天病势更重，不接见任何人。

“咱们走吧。”儿子用法语说。

“我的朋友！”母亲用恳求的声音说，又碰了碰儿子的手，仿佛这么一碰，就可以稳住儿子，或者给他打气似的。

鲍里斯不出声了，他没有脱大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母亲。

“我的好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柔声细气地对门房说，“我知道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病得很厉害……我正是为这个来的……我是他的亲戚……我不会打扰他的，我的好人……我只要见一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不是住在这里嘛。请通报一下。”

门房阴沉着脸子，拉了一下通到楼上的铃铛，就转过身去了。

“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要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对从楼上跑下来、在楼梯上往下张望的一个穿长统袜、浅帮鞋和燕尾服的侍者喊道。

母亲整整染过的长绸衣的衣褶，对嵌在壁上的威尼斯大穿衣镜照了照，打起精神，迈开穿破皮鞋的双脚，踩着楼梯地毯，登上楼去。

“我的朋友，你答应我了。”她又转身对儿子说，用手碰了碰他，给他打气。

儿子垂下眼睛，顺从地跟着她。

他们走进大厅，这里有一扇门通到瓦西里公爵专用的房间。

母子二人走到大厅中间，正想向一个一见他们进来就立刻站起来的老仆人问路，一扇门的青铜把手转动了，瓦西里公爵走了出来，他穿一件丝绒面的皮上衣，按照居家的习惯，只戴一枚金星勋章，他正送一位黑发的美男子。此人就是闻名彼得堡的罗兰医生。

“这是真的吗？”公爵说。

“我的公爵，‘人人都免不了犯错误[29]’，可是……”医生回答说，发着喉音，用法国口音说拉丁语。

“好的，好的……”

瓦西里公爵看见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她儿子，就鞠躬送走医生，然后默默地、带着询问的神情向他们走过去。儿子看见母亲的眼睛顿时露出极度的悲哀，于是淡淡地一笑。

“唉，真是的，我们是在多么可悲的情况下见面啊，公爵……我们亲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她说，好像没有理会盯着她的冷冰冰的、令人难堪的目光。

瓦西里公爵带着狐疑不定的神情看看她，然后看看鲍里斯。鲍里斯毕恭毕敬鞠了一躬。瓦西里公爵没有答礼，转身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摇摇头，动了动嘴唇表示病人的希望不大，作为对她的问话的回答。

“真的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惊叫了一声，“唉，这太可怕了！想起来就叫人害怕……这是小儿，”她指着鲍里斯又说，“他要亲自来向您道谢。”

鲍里斯又毕恭毕敬鞠了一躬。

“请您相信，公爵，做母亲的心里永远忘不了您为我们做的好事。”

“能为你们做点愉快的事，我很高兴，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瓦西里公爵说，一边整了整胸前的皱褶花边。在莫斯科，较之在彼得堡安内特·舍列尔家的晚会上，他对受他恩惠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论在态度上，还是在语调中都傲慢得多了。

“要好好效劳，不负皇恩，”他板起面孔对鲍里斯说，“我很高兴……您是在这里休假吗？”他用冷淡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

“待命，大人，接到命令就出发，”鲍里斯回答说，他对公爵的生硬态度既不表示懊恼，也不表示愿意交谈，仍旧沉着、恭敬，公爵不由得盯了他一眼。

“您和母亲住在一起吗？”

“我住在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家里，”鲍里斯说，随后又补了一声，“大人。”

“就是那个跟娜塔莉娅·申申娜结婚的伊利亚·罗斯托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

“知道，知道，”瓦西里公爵用单调的声音说，“我永远也不明白，娜塔莉为什么竟嫁给这个肮脏的狗熊。不折不扣的蠢货和小丑，据说还是个赌鬼呢。”

“不过他是个善良的人，公爵。”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一边露出动人的微笑，好像她也知道罗斯托夫伯爵应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但是她请求怜惜一下这个可怜的老头。

“医生们怎么说？”公爵夫人沉默了片刻问，哭丧的脸上又露出极大的悲痛。

“希望不大。”公爵说。

“我想再一次感谢叔叔对我和鲍里亚的恩惠。这是他的教子。”她用那样的声调补充了一句，好像瓦西里公爵听了这个消息应当十分高兴似的。

瓦西里公爵沉思起来，皱着眉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明白，他怕她成为争夺别祖霍夫伯爵遗产的对手。她连忙宽慰他。

“如果不是我真爱叔叔，对他忠心耿耿的话，”她说，在说“叔叔”时，她的声调特别坚定而又漫不经心，“我知道他的为人，他高尚，爽直，但是只有公爵小姐们在他跟前……她们还太年轻……”她向前探过头去，低声细语补充说：“公爵， 他履行了最后的义务[30]没有？这最后的时刻可太宝贵了！现在就是弥留之际了，不会更坏了。既然如此，就该给他准备后事。我们女人家，公爵，”她莞尔一笑，“从来就知道这种事该怎么谈。我一定要见见他。不论这使我多么难过，好在我是苦惯了的。”

公爵看来已经明白，甚至在安内特·舍列尔家的晚会上已经明白，要想摆脱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不容易的。

“这样见面会使他太难过了吧，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咱们还是等到晚上，医生估计会出现危象。”

“可是，在这种时刻，公爵，不能再等了。可了不得，事关拯救他的灵魂啊！啊！真可怕，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内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位公爵小姐——伯爵的侄女。她满面愁容，神情淡漠，她上身长，腿短，上下身很不相称。

瓦西里公爵向她转过身来。

“他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您能希望怎么样，这么吵吵闹闹……”公爵小姐说，她看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像不认识她似的。

“啊，亲爱的，我没有认出是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愉快地微笑说，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朝伯爵的侄女小跑过去，“我是来帮您照顾叔叔的。我想象得出，您多么辛苦。”她同情地翻着白眼，补充说。

公爵小姐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露，就立刻出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脱下手套，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在圈椅里坐下来，并且请瓦西里公爵坐到她身旁来。

“鲍里斯！”她对儿子说，微微一笑，“我到伯爵叔叔那里去一下，你先去找皮埃尔，我的朋友，别忘了转告他，罗斯托夫家请他。他们请他去吃晚饭。我想他不会去的吧？”她转身对公爵说。

“恰恰相反，”公爵说，看样子他很不耐烦了，“如果您能让我摆脱这个年轻人，那我太高兴了……他在这里，伯爵一次也没有问起过他。”

他耸了耸肩。仆人领着年轻人下楼，从另一道楼梯上去找彼得·基里洛维奇[31]。

十三

皮埃尔在彼得堡终于没有选到一个职业，而且确实是由于闹事被遣送到莫斯科的。人们在罗斯托夫家讲的那段故事是真实的。皮埃尔参加了那次捆绑警察分局局长和狗熊的事件。他几天前才到，像往常一样，住在父亲家里。他虽然料到他的事已经闹得莫斯科满城风雨，他父亲周围那些对他从来不怀好意的女人，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惹伯爵生气，不过他到达的当天，仍然到他父亲的房间里去了。他走进公爵小姐们平时常待的客厅，向正在绣花和读书（其中一人正在朗读）的小姐们问好。她们一共三人。最大的是一个有洁癖、上身很长、板着面孔，也就是刚才出来看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那个姑娘，她正在朗读；两个小的面色红润，容貌俏丽，所不同的只是其中一个唇上生有一颗使她更加妩媚的黑痣，她们两人正在刺绣。皮埃尔被当作死人或是害鼠疫的人。大公爵小姐停止朗读，用惊恐的眼神默默地望着他；没有黑痣的那位小公爵小姐也露出同样的表情；生有黑痣的最小的一个，生性活泼爱笑，朝刺绣架俯下身去把笑脸藏起来，大概因为她预见到将有一场好戏可看，觉得好笑。她把线往下引，俯下身，仿佛在辨认图案，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您好，表妹，您不认得我了？”皮埃尔说。

“我太认识您了，太认识了。”

“伯爵身体怎么样？我能见见他吗？”皮埃尔像平常一样笨拙地问，但并不觉得窘。

“伯爵肉体和精神都在受折磨，您似乎存心要他受更大的精神折磨。”

“我可以见见伯爵吗？”皮埃尔又问。

“哼！……如果您想杀死他，一下子把他杀死，那您就去见他。奥莉加，你去看看给表叔燉的鸡汤好了没有，快到时候了。”她补上一句，表明她们很忙，忙着抚慰他父亲，而他呢，显然只忙着来让父亲难过。

奥莉加出去了。皮埃尔站了一会儿，看了两个表妹一眼，鞠了个躬说：

“那么我就回房去了。什么时候能见，我听候你们的通知。”

他走了，背后传来生有黑痣的那个表妹银铃般的、但是很低的笑声。

第二天瓦西里公爵来了，并且在伯爵家里住下。他把皮埃尔叫来，对他说：

“亲爱的，如果您在这里也像在彼得堡那样胡闹，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实话。伯爵病得非常、非常重：你千万不要见他。”

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打扰皮埃尔，他独自一人整天都待在楼上自己房里。

当鲍里斯进来找皮埃尔时，他正在房间里踱步，有时走到墙角停下来，对着墙摆出威吓的姿势，仿佛要用长剑刺穿看不见的敌人，并且从眼镜上方射出严厉的目光，然后又走来走去，有时嘴里咕哝着听不清的话，耸耸肩，摊开两手。

“英国完了，”他一面说，一面皱着眉头，用手指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皮特先生[32]出卖祖国，蹂躏人权，应处以……”他这时正想象自己是拿破仑本人，冒着危险跨过加来海峡，攻占了伦敦，但他还未来得及说完对皮特的判决，忽然看见一位身材匀称、面貌清秀的青年军官向他走来。他站住了。皮埃尔离开鲍里斯的时候，鲍里斯才十四岁，所以皮埃尔完全记不得他了；虽然这样，皮埃尔仍然以他特有的敏捷和亲热握住鲍里斯的手，露出友好的微笑。

“您还记得我吗？”鲍里斯露出愉快的微笑，平静地说，“我是和家母一同来看伯爵的，好像他老人家身体不大好。”

“是的，好像不大好。总有人打扰他。”皮埃尔一面回答，一面极力回忆这个年轻人是谁。

鲍里斯感觉出皮埃尔不认识他了，但是觉得没有必要通报姓名，他丝毫不感到窘迫，直盯着他的眼睛看。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吃饭。”在一阵相当长的、使皮埃尔感到不自在的沉默之后，他说。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高兴地说，“原来您是他的儿子，是伊利亚。您看看，乍一见面都认不出您了。您还记得咱们和雅科太太一块儿到麻雀山去吗……很久以前的事了。”

“您错了，”鲍里斯不慌不忙地说，甚至放肆地露出几分讥笑的意味，“我是鲍里斯，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儿子。老罗斯托夫名叫伊利亚，小罗斯托夫叫尼古拉。我并不认识什么雅科太太。”

皮埃尔挥挥手，摇摇头，仿佛有蚊子或蜜蜂向他进攻似的。

“哎呀，怎么搞的！我全弄错了。莫斯科的亲戚这么多！您是鲍里斯……对了。好，咱们总算弄清楚了。喂，您对布伦[33]出征有何感想？拿破仑一渡过海峡，英国人就要倒霉了？我看，出征很有可能。只要维尔纳夫[34]不出差错！”

关于布伦出征的事，鲍里斯一无所闻，他不读报，维尔纳夫这个名字，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住在莫斯科的，对宴会和流言蜚语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他用讥笑的口吻平静地说，“我对这毫无所知，也不去想它。莫斯科最关心的是流言蜚语，”他继续说，“目前人们正在谈论您和令尊呢。”

皮埃尔温和地一笑，仿佛怕对方失言，说出过后使他本人后悔的话。可是鲍里斯盯着皮埃尔的眼睛，把话说得清楚明白，冷淡无味。

“莫斯科除了传播流言蜚语就无事可干，”他接着说，“大家都想知道伯爵把财产留给谁，其实，说不定他比我们谁都活得长，我由衷地希望这样……”

“是的，这些事真叫人讨厌，”皮埃尔附和说，“真叫人讨厌。”皮埃尔老怕这个军官无意之间说出使他自己感到难堪的话。

“您一定会觉得，”鲍里斯脸上微微一红说，但声音和态度仍没有改变，“您一定会觉得，人人都想从富翁手里捞点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皮埃尔心里想。

“为了避免误会，我正想告诉您，如果您把我和家母也看成这类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很穷，但是，我至少要为自己声明一下：正因为令尊有钱，我才不把自己算做他的亲戚，不论是我，还是家母，永远不会向他索取，也不会从他手里接受任何东西。”

皮埃尔半天没有弄清，但是他一经明白过来，就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以他那特有的匆忙而拙笨的动作抓住鲍里斯的手腕，他的脸比鲍里斯的还红得多，他怀着又羞又恼的心情开口说：

“这从哪里说起！我难道……谁会往这上头想……我很清楚……”

但是鲍里斯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很高兴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您也许感到不愉快，那就请您原谅。”他说。他不但不接受皮埃尔的安慰，反而安慰皮埃尔，“我希望我没有得罪您。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我应当怎样回话？您去罗斯托夫家吃晚饭吗？”

鲍里斯显然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地位摆脱出来，却把别人放在那个地位上，他又变得十分愉快了。

“不，您听我说，”皮埃尔平静下来，说，“您这个人真不寻常。您刚才说得很好，很好。自然，您不了解我。我们很久不见了……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分手了……您可以这样猜疑我……我明白您的意思，完全明白。要是我就做不到，我没有这份勇气，可是这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和您认识。真奇怪，”他停了一下，微笑着补充说，“您把我看成什么了！”他笑起来，“这有什么？咱们将来会进一步了解的。就这样吧。”他握了握鲍里斯的手，“您可知道，我连一次也没有到伯爵那里去过呢。他没有叫我……我觉得他这个人怪可怜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您认为拿破仑的军队能渡过海峡吗？”鲍里斯微笑着问。

皮埃尔看出鲍里斯想改变话题，于是就依着他，开始阐述布伦出征的利弊。

仆役来请鲍里斯到公爵夫人那里去。公爵夫人要走了。为了能和鲍里斯更接近，皮埃尔答应去伯爵家吃晚饭。他紧紧握住鲍里斯的手，透过眼镜亲切地望着他……鲍里斯走后，皮埃尔又在屋里踱了很久，他已经不用剑刺那个看不见的敌人了，只是含笑回忆这个可爱的、聪明而坚强的年轻人。

正如在青春期，特别是过孤独生活的人常有的那样，他对这个年轻人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柔情，他许下心愿，一定和他交朋友。

瓦西里公爵送别公爵夫人。公爵夫人用手绢捂着眼睛，满脸泪痕。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说，“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定来守夜。不能就这样撂下他不管。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我不懂公爵小姐们还拖延什么。也许上帝能使我有办法给他做临终的仪式……公爵 ，愿上帝保佑您……”

“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公爵一面转身避开她，一面回答。

“唉呀，他病得真可怕，”母子二人又坐上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他几乎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我不明白，妈妈，他对皮埃尔的态度怎么样？”儿子问。

“遗嘱会说明一切的，我的孩子；遗嘱也关系着我们的运命呢……”

“可是您凭什么认为他也会给我们留点什么呢？”

“唉呀，我的孩子！他那么有钱，而我们又这么穷！”

“可这不能算是充分的理由啊，妈妈。”

“唉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病得多重啊！”母亲叹息道。

十四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儿子去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家时，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用手绢捂着眼睛，独自一人坐了很久。然后她按了按铃。

“您怎么了，亲爱的，”伯爵夫人对那个让她等了几分钟的侍女生气地说，“您不想服侍我还是怎么的？那我就另给您找个事做。”

伯爵夫人为女友的苦处和寒酸难过，所以情绪不好，每当这时，她总是用“亲爱的”和“您”称呼侍女。

“对不起，太太。”侍女说。

“请伯爵来一下。”

伯爵歪歪跩跩地向妻子走来，像往常一样，面带几分负疚的神情。

“好太太！调味汁加马德拉酒烧松鸡味道真好，我亲爱的！我尝过了。我花一千卢布买塔拉斯卡[35]不白花，值得！”

他在妻子身旁坐下，胳膊肘潇洒地支在膝盖上，两手搔乱了花白的头发。

“您有什么吩咐，好太太？”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你这里怎么脏了一块？”她指着他的背心说，“这是溅的调味汁，准是的，”她微笑着加了一句，“是这么回事，伯爵，我要用钱。”

她顿时满脸愁容。

“唉呀，我的好太太！……”伯爵连忙掏皮夹子。

“我需要很多，伯爵，我要用五百卢布。”她掏出麻纱手绢，擦丈夫的背心。

“马上，马上。喂，来人哪！”他喊道，只有自信被他传唤的人能招之即来，才会用他这样的口气喊人，“叫米坚卡到我这里来！”

米坚卡贵族出身，在伯爵家教养成人，现在是伯爵家的总管。他轻手轻脚走进来。

“有件事，亲爱的，”伯爵对进来的毕恭毕敬的年轻人说，“你给我拿……”他寻思起来，“对，拿七百卢布，对。要当心，像那次又破又脏的不要拿来，要好的，是给伯爵夫人的。”

“是的，米坚卡，拿干净的票子。”伯爵夫人忧愁地叹息道。

“大人，请吩咐什么时候送来？”米坚卡说，“您知道……不过请您放心，”他见伯爵开始急促地喘粗气，知道这照例是要发脾气的兆头，连忙补了一句，“我差一点忘了……是不是马上送来？”

“对，对，就是的，马上拿来。就交给伯爵夫人。”

“这个米坚卡真是个大好人，”年轻人走后，伯爵微笑说，“从来没说过‘办不到’。我最讨厌人家说‘办不到’。什么都办得到。”

“唉，钱哪，伯爵，钱哪，有了它，世上倒惹出多少不幸！”伯爵夫人说，“可是这笔钱，我非常需要。”

“好太太，您手面大方是出了名的。”伯爵说，吻了吻妻子的手，又回书房去了。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别祖霍夫家回来时，伯爵夫人身旁小桌上已经放着那笔钱，一律是新票子，用手绢盖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注意到，不知什么事使伯爵夫人心神不定。

“怎么样，我的朋友？”伯爵夫人问。

“唉呀，他的情况可怕极了！简直认不得他了，他病得真厉害，真厉害。我待了一会儿，没说两句话……”

“安内特，看在上帝分上，别推辞。”伯爵夫人忽然说，她脸红了，这在她那苍老、瘦削、庄重的面孔上显得很奇怪。她一边说，一边从手绢下面拿出钱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弯下身来，准备及时灵巧地拥抱伯爵夫人。

“这是我给鲍里斯的置装费……”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已经搂着她哭了。伯爵夫人也哭了。她们哭她们的友情是那么深厚，哭她们的心肠是那么善良，哭她们这对从小的朋友不得不为金钱这个可鄙的东西操心，还哭她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可是两人流下的都是愉快的泪水……

十五

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和女儿们已经陪着一大群客人坐在客厅里。伯爵把男客领到书房，请他们欣赏他收藏的土耳其烟斗。他有时出来问一声：“她来了吗？”大家都在等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她在社交界绰号叫恐龙，这位妇女所以赫赫有名不是由于财富或地位，而是因为她为人耿介，胸襟坦荡。提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个莫斯科和彼得堡无人不晓，连皇家贵族也知道她。这两个城市的人没有哪个不赞叹她的，而背后又常笑她的粗犷，谈论她的轶闻趣事。不过一无例外，人人都敬重她，而且惧怕她。

书房里烟雾腾腾，人们正在谈论诏书中已经宣布的战争，谈论征兵。还没有人看到敕令，但是大家都知道已经颁发了。伯爵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他两边的两位客人一面吸烟，一面谈话。伯爵本人既不吸烟，也不谈话，可是他把头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显出津津有味地看这两个吸烟的人，倾听由他挑起的这两个人的争论。

谈话的，其中一个是文官，堆满皱纹的瘦削面孔刮得光光的，带着容易激怒的表情，他已经上了年纪，可是穿戴却像最时髦的年轻人。他盘腿坐在沙发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嘴角深深地噙着一支琥珀烟嘴，眯起眼睛，忽断忽续地吸烟。这位是老鳏夫申申，伯爵夫人的堂兄，莫斯科交际场中都叫他“毒舌”。跟对方谈话，露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另外一位是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近卫军军官，他梳洗得一尘不染，装束得一丝不苟，把琥珀烟嘴噙在嘴当中，用绯红的嘴唇轻轻地吸烟，从美丽的嘴里吐出一串串的烟圈。他是谢苗诺夫团的军官贝格中尉，和鲍里斯一起到团部入伍的就是他，娜塔莎在挑逗薇拉（伯爵夫人的大女儿）时戏称他为她的未婚夫。伯爵坐在他们二人中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除了爱玩波士顿牌之外，最使他愉快的就是听人家争论了，尤其当争论是由他在两个爱说话的人中间挑起的时候。

“怎么，老弟，令人尊敬的阿尔方斯·卡尔雷奇，”申申嘲笑说，在最粗俗的俄国话中间夹杂着文雅的法语句子，这是他说话的特色，“您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收入，您想从连队里捞点油水吗？”

“不是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只是想说，论起好处，当骑兵比当步兵要少得多。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想想我现在的境况吧。”

贝格说话总是非常精确、沉着，而且有礼貌。他的话从来只涉及他个人的事情，要是人家谈的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他就安安静静不声不响。他可以这样一连几个小时一言不发，自己不感到也不让别人感到丝毫的局促不安。可是谈话一涉及他个人，他就滔滔不绝，带着明显的得意神情讲起来。

“请想想我的境况吧，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我当骑兵，尽管是中尉级的军衔，四个月的收入也不会超过二百卢布；现在我可以收入二百三十卢布。”他露出高兴的、讨人喜欢的笑容，说，一面望望申申和伯爵，好像他的成功永远是其他一切人的主要愿望，这在他看来是毫无问题的。

“再说，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调到近卫军，我的地位就更显赫了，”贝格继续说，“而且近卫军步兵里空额特别多。请您想想看，凭这二百三十卢布，怎么够我开支的。我得存起一些，还要寄一些给家父。”他说着吐出一个烟圈。

“的确不错……俗话说， 德国人从斧背上都能榨出油来。”申申说，一面把琥珀烟嘴噙到另一边嘴角，并且向伯爵挤挤眼。

伯爵哈哈大笑。别的客人看见申申在谈话，都走过来听。贝格既没有看出人们在嘲笑，也没看出人们很冷淡，继续讲他由于调到近卫军，官阶就高出武备中学的同学们，讲在战时当连长可能战死，而他在连队资格最老，会很容易升为连长，又讲他在团里最孚众望，他父亲对他如何满意。贝格谈这一切，显然自得其乐，他似乎丝毫没有想到，别人也会有别人感兴趣的事。不过他讲得那么好听，又那么一本正经，年轻人那一派天真的自私心暴露无遗，居然能把听众征服了。

“老弟，您不论当步兵，还是当骑兵，都是无往而不胜的，这一点我敢向您预言。”申申说着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把脚从沙发上放下来。

贝格高兴地微微一笑。伯爵和跟在他后面的客人们，向客厅走去。

晚宴就要开始了，这时，满堂的客人都等候用晚餐前的小吃，不再长篇大论地谈话，但同时又认为应当活动一下，不能不说点什么，表示他们丝毫不急于入席。男女主人不时望望门口，有时交换眼色。客人们从这些眼神里极力猜测主人还在等待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是等姗姗来迟的重要亲友呢，还是等尚未准备好的菜肴。

皮埃尔在快开宴时才来，他碰到一把椅子就在客厅中间笨拙地坐下，挡住了大家的路。伯爵夫人想叫他说话，但是他透过眼镜天真地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三言两语地回答伯爵夫人所有的问题。他使大家都感到拘束，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大部分客人都知道他那桩熊的故事，所以都好奇地端详这个身高体胖的老实人，奇怪这个颟顸、谦逊的汉子怎么会跟警察分局局长开那样的玩笑。

“您才回国不久吧？”伯爵夫人问他。

“是的，夫人。”他一面环顾，一面回答。

“您还没见我丈夫吧？”

“没有，夫人。”他很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

“您最近好像到过巴黎？我想一定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伯爵夫人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使了个眼色。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明白，这是要她来招待这个年轻人，于是就在他身旁坐下，谈起他的父亲；他像回答伯爵夫人一样，只用简短的话来回答她。客人们彼此都在交谈。

“拉祖莫夫斯基家的人……太好了……您太好了……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谈话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伯爵夫人起身朝大厅走去。

“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吗？”从大厅传来她的声音。

“正是她。”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回答说，话音刚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就进了客厅。

所有的小姐，甚至夫人们，除了上岁数的以外，都站了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门口停下来，这位五十岁的老太太身材肥胖，高大，她高高地昂起白发曲鬈的头，把客人们打量一番，不慌不忙地抻了抻宽大的袖口，好像要把它卷起来似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来都说俄语。

“恭喜过命名日[36]的夫人和孩子们，”她说，声如洪钟，把其他声音都压下去了，“你怎么样，老荒唐鬼，”他对吻她的手的伯爵说，“你大概在莫斯科闷得发慌吧？猎犬无用武之地了吧？可有什么法子呢，老头子，你看这些小雏儿都长大了……”她指着姑娘们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总得给她们找女婿。”

“怎么样，我的哥萨克好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管娜塔莎叫哥萨克。）”她说，抚摸着毫不畏缩、高高兴兴走过来吻她的手的娜塔莎，“我知道这丫头厉害，可是我喜欢她。”

她从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对梨形的红宝石耳坠，送给因过命名日而容光焕发、面颊绯红的娜塔莎，随后立刻朝皮埃尔转过身去。

“喂，喂！亲爱的！到这儿来，”她假装低声细气地说，“来呀，亲爱的……”

她带着威胁的意味把袖子往上卷了卷。

皮埃尔走过来，透过眼镜天真地望着她。

“走近点，走近点，亲爱的！你父亲得意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对他说老实话，现在对于你，上帝吩咐我也这样做。”

她停顿了一下。大家都一声不响，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觉得刚才只不过是开场白。

“好样的，没说的！好样的孩子！……父亲卧床不起，他倒把警察分局局长绑在熊背上，寻起开心来了。不嫌害臊，贤侄，不嫌害臊！你去打仗多好。”

她转过身去，把手递给伯爵，伯爵差一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怎么样，我想该入席了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骠骑兵上校挽着伯爵夫人，这位上校是个贵客，将要和尼古拉一起去追赶团队的就是他。接着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申申。贝格把手臂伸给薇拉。面带微笑的朱莉·卡拉金娜和尼古拉一起入席。他们之后还有成对的其他男女，长长地排满了整个大厅，最后是单个走的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仆人们忙合起来，响起椅子的碰击声，乐队开始奏乐，客人们都落了座。伯爵家庭乐队的乐声被刀叉声、客人的谈话声、仆人轻轻的脚步声代替了。在餐桌一端的主人席上坐着伯爵夫人。右边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左边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其他客人。另一端坐着伯爵，左边是骠骑兵上校，右边是申申和其他男客。长餐桌的一边坐着年龄较大的青年：薇拉挨着贝格，皮埃尔挨着鲍里斯；另一边坐着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伯爵不时从水晶玻璃酒瓶和果盘后面看看妻子和她那打着蓝花结的高高耸起的帽子，殷勤地给邻座斟酒，同时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斟酒。伯爵夫人没有忘记尽主妇的职责，同时向丈夫投来意味深长的眼色，她觉得丈夫的秃头和面颊在白发衬托下，显得分外地红了。妇女们那边，传来均匀的细语声；在男人们那边谈话声越来越高，特别是那位骠骑兵上校的声音，他吃得多，也喝得多，他的脸越来越红，伯爵叫其他客人都学他的榜样。贝格含着温柔的微笑和薇拉谈论爱情，说这种情感不属于人间，而属于天上。鲍里斯向他新交的朋友皮埃尔介绍餐桌上客人的姓名，不时和坐在对面的娜塔莎交换一下眼色。皮埃尔很少说话，他左顾右盼，望着生疏的面孔，吃得很多。从两道汤中他所选定的甲鱼汤和馅饼，到松鸡，他没有放过任何一道菜。当仆人拿着裹着餐巾的酒瓶从邻座背后悄悄走过来给他斟酒，一面报着酒名：“纯马迪拉酒”，或“匈牙利酒”，或“莱茵酒”时，他没有放过任何一种酒。每份餐具旁摆着四只用花体字刻着伯爵名字的酒杯，他随手拿起一只，心满意足地喝着，一面怀着越来越愉快的神情端详着客人们。坐在对面的娜塔莎，像十三岁的少女在看刚刚初次接过吻的、她所倾慕的男孩子那样，正用眼睛盯着鲍里斯。她这同样的眼神有时也落在皮埃尔身上，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在这个可笑的、活泼的姑娘注视下直想放声大笑。

尼古拉坐在朱莉·卡拉金娜身旁，离索尼娅很远。他又含着不由自主的微笑和她谈话。索尼娅摆出笑脸，但可以看出，她正妒火中烧，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全神贯注地倾听尼古拉和朱莉彼此在谈什么。家庭女教师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仿佛倘若有人竟敢欺负孩子，她随时准备给予回击似的。德国男家庭教师努力记住每样菜、甜食和葡萄酒，准备往德国写家信时，把这些详细描写一番，当仆人拿着用餐巾裹着的酒瓶忘记给他斟酒时，他简直气坏了。他皱起眉头，极力表示他并不想喝这种酒，他气恼的是谁也不了解，他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也不是因为贪杯，而是出于一种真心诚意的求知欲。

十六

餐桌上男客们谈得越来越热闹了。上校说，宣战的诏书已经从彼得堡发出，他亲眼看到一份诏书今天由专差送给总司令去了。

“真见鬼，为什么我们要和波拿巴打仗？”申申说， “他已经把奥地利的傲气打垮了，恐怕要临到我们头上了。”

上校，这个魁梧结实、血气旺盛的德国人，显然是个忠君爱国的老军人。他被申申的话惹恼了。

“为什么？仁慈的阁下，”他带着满口的德国口音说，“皇上知道为什么。他在诏书里说，不能眼看着俄国受到威胁，帝国的安全、它的尊严和盟国的尊严受到威胁而无动于衷。”他说，不知为什么特别强调“盟国的”这个字眼，仿佛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字眼上边似的。

凭着他那毫无差错的记忆公文的特有本领，他把诏书的引言部分复述一遍：“……皇帝的希望，他唯一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在欧洲奠定和平的巩固基础，现决定派一支军队出国，为达到此目的重作一番努力。”

“就是为了这个，仁慈的阁下。”他带着教训的口吻结束道，一面喝干一杯酒，看了看伯爵，征求他的同意。

“您可知道有句俗话说：‘叶廖马，叶廖马，莫如家中坐，纺好你的纱，’”申申皱起眉，含笑说，“ 这话对我们太合适了。即使是苏沃洛夫[37]又该如何——连他也被打得 一败涂地，我们苏沃洛夫式的英雄好汉们如今安在？ 我问问您。”他说，不断地从俄语又跳到法语。

“我们应当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上校捶着桌子说，“为皇帝陛下捐躯，那样一切就都好了。要尽可—能—地（他特别把‘可能地’这个词拖得很长），要尽可—能—地少发议论，”他结束说，然后又转向伯爵，“这是我们老骠骑兵的看法，我的话完了。年轻人和年轻的骠骑兵，您的意见如何呢？”他又对尼古拉说。尼古拉一听是在谈战争，就丢开谈话的对手，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上校说话。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尼古拉回答说，他满脸通红，一面转动碟子，移动酒杯，露出坚决而不顾一切的神情，仿佛眼前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似的，“我坚信，俄国人要么是死，要么是胜利。”他说。正像别人在这种场合说了显得太热烈的过头话感到局促不安一样，他也有这种感觉。

“好极了！您说得好极了。”坐在他身旁的朱莉叹口气说。尼古拉说话时，索尼娅浑身颤抖，脸顿时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颈，然后红到肩膀。皮埃尔仔细听着上校的话，赞许地点点头。

“说得好。”他说。

“真正的骠骑兵，年轻人。”上校又捶了一下桌子，喊道。

“你们在那儿嚷嚷什么？”从桌子那边忽然传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低沉的声音，“你干吗要捶桌子，”她对骠骑兵说，“你对谁发火？是不是你以为现在法国人就在你面前？”

“我是说实话。”骠骑兵微笑说。

“都是说战争的事，”伯爵在餐桌的另一端喊道，“我的儿子就要去打仗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儿子要去打仗了。”

“我有四个儿子都在军队里，我一点儿也不发愁。你是死在床上，还是死在战场上，全凭上帝的旨意。”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餐桌的另一端用低沉的声音毫不费劲地说。

“这话对。”

谈话又集中起来——妇女在餐桌的一端，男人们在餐桌的另一端。

“你就不敢问，”小弟弟对娜塔莎说，“你就不敢问！”

“我就要问。”娜塔莎回答说。

她的脸忽然红起来，露出无所畏惧的、欢快的决心。她欠起身来，用眼神向坐在对面的皮埃尔示意，叫他听着，她朝母亲转过脸去。

“妈妈！”她的童音响彻了整个餐桌。

“你要干什么？”伯爵夫人吃惊地问，但从女儿脸上看出她在淘气，就朝她严厉地摆摆手，摇摇头，做出威吓和制止的样子。

谈话停止了。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食？”娜塔莎的声音显得更坚决，更果断了。

伯爵夫人想皱眉，可是皱不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动着肥胖的食指，吓唬她。

“哥萨克！”她威吓说。

大多数客人都看着年长的人，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这场儿戏。

“你要当心！”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食？”娜塔莎已经勇敢、任性、快活地喊起来，她预先就相信，她的儿戏会受欢迎的。

索尼娅和小胖子彼佳[38]笑得不敢抬头。

“你看我不是问了。”娜塔莎对小弟弟和皮埃尔低声说，她又瞟了皮埃尔一眼。

“冰激凌，只是不给你。”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娜塔莎看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连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不怕。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哪一种冰激凌？我不喜欢奶油冰激凌。”

“胡萝卜冰激凌。”

“不对，是哪一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哪一种？”她几乎大声喊起来，“我要知道！”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夫人笑起来，跟着所有的客人也都笑起来。大家不是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回答，而是笑这个小姑娘不可思议的勇敢和机灵，她竟然有本领和勇气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样说话。

娜塔莎直到听说是菠萝冰激凌，才肯罢休。上冰激凌之前先上香槟酒。又奏起乐来，伯爵吻了吻伯爵夫人，所有的客人都起身向伯爵夫人道喜，隔着餐桌跟伯爵和孩子们碰杯，并且彼此碰杯。仆人又奔忙起来，又传来椅子的碰击声，客人们又按照原来的顺序，不过全带着通红的脸，返回客厅和伯爵的书房。

十七

打波士顿的牌桌摆开了，牌局也凑好了，伯爵的客人们分作两处，一处在起居室，一处在图书室。

伯爵把手里的牌搓成扇面形，强撑着克服饭后小睡的习惯。年轻人在伯爵夫人的怂恿下，都聚在古钢琴和竖琴周围。朱莉应大家的请求第一个用竖琴弹了一支变奏短曲，她和别的姑娘们一起邀请以音乐天才闻名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支歌。娜塔莎因为人家像待大人似的待她，显得很得意，同时又有点羞怯。

“咱们唱什么？”她问。

“《小泉流水》。”尼古拉回答说。

“好，快点。鲍里斯，到这儿来，”娜塔莎说，“索尼娅到哪儿去了？”

她环顾四周，见她的朋友不在屋里，就跑出去找她。

娜塔莎跑到索尼娅房里，没有找到她的朋友，又跑到儿童室，那里也没有索尼娅。娜塔莎明白了，索尼娅一定在走廊的大箱子上。走廊的大箱子是罗斯托夫家少女们发泄悲哀的地方。索尼娅果然在大箱子上，脸朝下躺在保姆肮脏的条纹布羽毛褥子上，身上的粉红纱衫都揉皱了。她用手捂着脸，哽哽咽咽地啼哭着，裸露的肩头直发颤。娜塔莎一整天都因为过命名日而容光焕发，这时突然变了脸色：她的眼神愣住了，随后，宽宽的脖颈颤动了一下，嘴角耷拉下来。

“索尼娅！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呜—呜—呜！……”

娜塔莎于是咧开大嘴，样子变得怪难看的，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她不知为什么，只是因为索尼娅在哭，她也哭开了。索尼娅想抬头，想回答她，但是办不到，于是把头埋得更深了。娜塔莎侧身坐在蓝色的羽毛褥子上，搂着女友哭着。索尼娅鼓足力气，欠起身来，擦擦眼泪，诉说起来。

“尼古连卡过一星期就要走了，他的……公文……已经下来了……他亲自告诉我的……我本来想不哭的……”她把手里的一张纸拿给娜塔莎看：那是尼古拉写的诗，“我本来不想哭的，可是你不会……任何人也不会了解……他有一颗多么好的心。”

于是，她又哭起来，哭他的心肠好。

“你当然好喽……我不嫉妒……我爱你，也爱鲍里斯，”她打起精神说，“他很可爱……你们没有障碍。可尼古拉是我的表兄……必须……总主教亲自许可[39]……就是那样也不行。再说，如果妈妈（索尼娅认伯爵夫人作母亲，可以这样称呼她）……她说我毁了尼古拉的前程，我没有心肝，说我忘恩负义，真的……说老实话……”她画了个十字，“我这么爱妈妈和你们大家，只有薇拉一个人……为什么啊？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我非常感激你们，情愿为你们牺牲一切，可是我一无所有……”

索尼娅说不下去了，又捂着脸，把头埋到羽毛褥子里。娜塔莎平静下来，但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完全懂得她朋友的痛苦是多么深重。

“索尼娅！”她忽然说，似乎猜到表姐苦恼的真正原因，“一定是薇拉在饭后对你说什么了？是不是？”

“是的，这些诗是尼古拉自己写的，我还抄了一些别的诗。她在我桌上发现了这些诗，她说要拿给妈妈看，还说我忘恩负义，说妈妈绝对不会让他娶我，他要娶朱莉。你没有看见他整天跟她在一起吗？……娜塔莎！为什么啊？……”

她又哭起来，哭得比先前更伤心了。娜塔莎把她扶起来，搂着她，含着泪水微笑着，开始安慰她。

“索尼娅，你别相信她，亲爱的，别信。你还记得咱们和尼古拉三人在起居室怎么说的吧，是晚饭后，记得吗？我们不是把将来的事全安排好了吗？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安排的了，可是你总记得一切都是那么称心如意，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比方申申叔叔有个兄弟，就是娶他的亲表妹，而咱们是远房的表亲。鲍里斯也说这是完全可以的。你知道，我什么都对他说了。他非常聪明，非常好，”娜塔莎说……“索尼娅，你别哭，亲爱的，我的心肝，索尼娅。”于是她笑着亲吻她，“薇拉最坏了，别去理她！一切都会很好的，她也不会告诉妈妈的。尼古拉会亲自对妈妈说，而且他对朱莉并没有什么情意。”

于是她吻她的头。索尼娅欠起身来，这只小猫又活跃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它似乎准备马上就摇摇尾巴，蹬起四只柔软的爪子纵身一跳，又开始玩线球，这玩意儿对它最合适不过了。

“你是这样想吗？真的？是实话？”她一边说一边连忙整理衣衫和头发。

“真的！是实话！”娜塔莎回答说，一面替她的朋友整理辫子下面一绺露出来的硬刷刷的头发。

她们两人都笑起来。

“咱们去唱《小泉流水》吧。”

“走吧。”

“你知道，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大胖子皮埃尔真有意思！”娜塔莎忽然停下来说，“我好快活！”

说着，娜塔莎就在走廊里跑起来。

索尼娅抖掉身上的绒毛，把诗稿藏在怀里颈下贴近胸骨的地方，迈开轻松愉快的脚步，满脸通红，跟着娜塔莎顺着走廊向起居室跑去。在客人们的请求下，年轻人唱了四重唱《小泉流水》，这曲子人人都爱听。随后尼古拉唱了一支他刚学会的歌：

在愉快的夜晚，幽静的月光下，

想到世上还有一个人，

她是那样深情地怀念你！

想到这里，多么甜蜜。

她那纤纤玉手拨动金色的竖琴，

奏出热情的曲调，

呼唤你啊，呼唤你！

再过一两天，极乐世界就在眼前，

可是，唉，你的朋友活不到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唱完最后一句，大厅里的年轻人就准备跳舞了，回廊上响起乐师们的脚步声和咳嗽声。

皮埃尔坐在客厅里，申申像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那样，对皮埃尔谈起使他感到枯燥乏味的政治问题，还有一些客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当音乐奏起来的时候，娜塔莎走进客厅，一直走到皮埃尔跟前，红着脸，笑着说：

“妈妈叫我请您去跳舞。”

“我怕我弄乱了舞步，”皮埃尔说，“要是您愿意做我的老师……”

于是他低低地垂下他的胖手，伸给纤细的小姑娘。

当舞伴们正在站好位置，乐师在调音的时候，皮埃尔和他的小舞伴坐下来。娜塔莎幸福极了：她已经和大人、和从国外回来的人跳舞了。她坐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像大人似的和他谈话。她手里拿一把扇子，这是一位小姐给她暂时拿着的。她摆出一副十足的交际家的姿态（天晓得她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她摇着扇子，隔着扇子露出笑容，和她的舞伴谈话。

“你们瞧，你们瞧，她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老伯爵夫人经过大厅时，指着娜塔莎说。

娜塔莎脸一红，笑起来。

“妈妈，您怎么啦？您何必这样？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当第三节苏格兰舞曲奏到一半的时候，客厅里传出移动椅子的声音，在这里玩牌的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以及大部分尊贵的客人和老年人，久坐之后伸了伸懒腰，把皮夹和钱袋都揣到衣兜里，走进大厅。走在前面的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两人都喜形于色。伯爵开玩笑地摆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做出一个芭蕾舞姿势，把圆滚滚的手臂递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挺直腰板，容光焕发，露出特别潇洒、机敏的微笑，苏格兰舞刚一跳完，他就向乐师们拍手，对回廊上的第一提琴手喊道：

“谢苗！你会奏《丹尼拉·库波尔》吗？”

这是伯爵喜爱的一种舞蹈，他年轻时就跳过。（其实《丹尼拉·库波尔》是英格兰舞的一节。）

“看爸爸。”娜塔莎对着整个大厅喊道（完全忘了她正在跟大人跳舞），她那鬈发的头低到膝盖，银铃般的笑声响彻了大厅。

的确，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带着喜悦的微笑看那个快乐的老头，他身旁是身材比他高大的、威风凛凛的女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弯起手臂，跟着拍子摇摆着，端平了肩膀，扭转脚步，轻轻地踏着拍子，他那圆圆的脸越来越眉飞色舞，让观众准备看将要发生的场面。刚一响起快乐的、吸引人的、像欢乐的《特烈帕克》[40]舞曲的《丹尼拉·库波尔》舞曲，大厅门口忽然挤满了仆人的笑脸，一边是男仆，一边是女仆，他们都来看玩得高兴的主人。

“瞧咱们家老爷！简直是一只鹰！”站在一扇门口的保姆大声说。

伯爵跳得好，并且知道自己跳得好，但是他的舞伴根本不会跳，也不想跳好。她那庞大的身躯站得笔直，垂下两只健壮的胳膊（她把手提包交给伯爵夫人了），只有她那严厉、然而却是美丽的脸在跳舞。表现在伯爵的整个滚圆的身体上的，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表现在越来越快活的脸上和翘起的鼻子上。如果说，跳得越来越起劲的伯爵以他那出人意外的灵活旋转和柔和脚步的轻巧跳跃使观众叹服的话，那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转身或顿足时随便一动肩或一弯手臂，就毫不费力地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特别是考虑到她身躯肥胖和态度一向严肃，就更令人赞叹了。跳得越来越热闹。别的舞伴连片刻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也不想引人注意。大家都看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娜塔莎扯扯这个人的袖子，拉拉那个人的衣裳，叫大家都看爸爸，其实人们本来就目不转睛地瞧着那对舞伴呢。跳舞间歇时，伯爵深深地喘气，向乐师们挥手喊话，叫他们奏快点。伯爵绕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阵风似地旋转，时而踮起脚尖，时而脚跟顿地，越来越快，越快，越快，越来越猛，越猛，越猛，终于把舞伴带到她的座位，他轻捷地向后抬起一只脚，满面笑容，低下冒汗的头，就这样跳完最后一个舞步，在掌声和笑声中，特别在娜塔莎的大笑声中，用右手挥了一个圆圈。一对舞伴停下来，深深地喘着气，用麻纱手绢擦汗。

“咱们当年就是这样跳舞的， 亲爱的。”伯爵说。

“《丹尼拉·库波尔》就是这样跳！”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呼哧呼哧喘着气，卷起袖子，一面说。

十八

当罗斯托夫家大厅里，在乐师们因疲倦而胡乱演奏的音乐伴奏下正跳第六节英格兰舞、劳累的仆人和厨师正准备晚餐的时候，别祖霍夫伯爵第六次发作了中风病。医生宣布复元无望，已经给病人做了默祷和圣餐礼，而且做了终敷礼的准备。像通常在这样的时刻一样，宅子里是一片忙乱和不安的期待，宅子外大门前聚集了一群棺材商人，一见有马车向门前驶来就躲开，他们等着做一笔殡葬伯爵的好买卖。不断打发人前来探问伯爵病情的莫斯科军区总司令，这天晚上亲自来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要人别祖霍夫伯爵作最后的诀别。

富丽堂皇的接待室坐满了人。当总司令单独和病人待了约摸半小时后走出来的时候，人们都恭敬地站起来，他微微点头答礼，加快脚步从那些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的医生、教士和亲友身边走过。这些天来变得消瘦、苍白的瓦西里公爵陪伴着总司令，低声向他重复地说着什么。

送走总司令，瓦西里公爵独自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把一只腿高高地跷在另一只腿上，胳膊肘支着膝盖，用手捂着眼睛。他这样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用吃惊的眼神环顾四周，迈开一向不习惯的匆匆的步子，穿过长廊，向后院公爵大小姐的住处走去。

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人们彼此正在絮语，声音时高时低，每当通到病人卧室的那扇门有人进出而发出轻微的响声时，大家就静下来，用充满疑问和期待的目光望着那扇门。

“人的寿数，”一位老教士对坐在他身旁天真地听他讲话的太太说，“是注定了的，不能超过。”

“我想，终敷礼会不会太晚了？”那位太太叫着老教士的尊号，问道，仿佛她毫无己见似的。

“这桩圣礼，太太，隆重得很。”老教士用手摸了摸秃顶上几绺往后梳的斑白头发，回答说。

“刚才是哪一位？是总司令吗？”坐在另一个角落的人问道。“样子多么年轻！……”

“六十开外的人了！怎么，听说伯爵已经认不得人了，是吗？要行终敷礼了吧？”

“我认识一个人，曾经受过七次终敷礼。”

二公爵小姐从病人卧室走出来，眼睛哭红了，她在罗兰医生旁边坐下。罗兰医生用臂肘支在桌上，姿态优雅地坐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画像下面。

“好极了，”医生在回答关于天气问题时说， “天气好极了，公爵小姐，再说，莫斯科很像乡下。”

“真的吗？”公爵小姐叹息着说，“可以给他喝水吗？”

罗兰沉吟起来。

“他吃药了吗？”

“吃过了。”

医生看了看卜列格怀表[41]。

“拿一杯开水，放上 一小撮（他用纤细的手指表示 一小撮是多少） 酒石……”

“从来没有犯了三次中风还能活过来的。”一个德国医生对副官说。

“他本来是个精力多么充沛的男子汉啊！”副官说，“这笔遗产将来留给谁呢？”他低声又说。

“愿意做继承人的有的是。”德国人微笑着回答说。

大家又向那扇门看去：门吱吜响了一声，二公爵小姐照罗兰的指示调好饮料，给病人送去。德国医生走到罗兰面前。

“也许还能撑到明天早晨吧？”德国人操着拙劣的法语问。

罗兰把嘴一撇，在鼻尖前严肃而否定地晃了晃手指。

“就在今天晚上，不会更晚。”他低声说，因为能确切了解并预言病人的情况而感到满足，彬彬有礼地微笑着走开了。

这时，瓦西里公爵推开了大公爵小姐的房门。

屋里半明半暗，圣像前只点着两盏小油灯。神香和鲜花散发着馨香。屋里摆满了小衣柜、小橱柜、小桌子等等小型的家具。屏风后可以看见垫着羽毛褥子的高床上铺着洁白的罩单。一只小狗叫起来。

“啊，是您吗， 我的表兄？”

她站起来整了整头发，她的头发永远是、甚至现在也是油光可鉴的，就好像头发和脑壳是用同一种材料做成的，而头发又外加了一道油漆。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她问，“把我吓坏了。”

“没什么，还是那样；卡季什，我只是来跟你谈一件事，”公爵说，疲倦地坐在她刚才坐的圈椅上，“你把椅子都坐热了，”他说，“坐到这里来吧， 咱们谈谈。”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大公爵小姐一面说，一面带着她那永远不变的、石像般的严肃表情在公爵对面坐下，准备听他说话。

“老想睡一会儿， 我的表兄，就是睡不着。”

“怎么样，亲爱的？”瓦西里公爵说，他握起大公爵小姐的手，习惯地往下一按。

看来，“怎么样”这句话是指他们俩心照不宣的很多事情。

大公爵小姐挺着她那比起腿来显得太长的、又僵又直的腰板，睁着鼓出的灰眼睛，直勾勾、冷冰冰地望着公爵。她摇摇头，叹口气，看了看圣像。她的姿势可以解释为悲伤和虔诚的表示，也可以解释为疲倦和希望快点休息的表示，瓦西里公爵把它解释为疲倦的表示。

“至于我，”他说，“你以为我轻松吗？ 我累得像一匹驿马。可是我还得跟你谈谈，卡季什，而且非常认真地谈谈。”

瓦西里公爵沉默了，他的腮帮时而这边时而那边神经质地抽动起来，给他的脸增添了一种可厌的表情，而这种表情是他在客厅里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他的眼神也跟平常不一样：时而玩世不恭地看人，时而惊慌不安地东张西望。

大公爵小姐用她那双干瘪的手把小狗抱在膝上，全神贯注地看着瓦西里公爵的眼睛。可是，看样子，她即使默不作声坐到天亮，也决不会提出问题来打破沉默。

“你要知道，亲爱的公爵小姐，我的表妹，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瓦西里公爵说，看样子，为了把要说的话说下去，他内心不是没有斗争的，“现在这种时刻，我们应当考虑到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将来，考虑到你们……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们，这你是知道的。”

大公爵小姐还是那样毫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最后，还要考虑到我的家庭。”瓦西里公爵烦躁地推开小桌，眼睛不看她，继续说，“你知道，卡季什，你们马蒙托夫家三姊妹，还有我的妻子，咱们是伯爵唯一的直系继承人。我知道，我知道，谈这些问题，想这些问题，对你是多么难过。就是对我也并不轻松；可是，我的亲爱的，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对一切都得有个准备。我已经派人去找皮埃尔，伯爵直指着他的肖像，一定要他来见他，你知道吗？”

瓦西里公爵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大公爵小姐，但他弄不清她是在考虑他对她说的话呢，还是只是这样看着他……

“我正为一件事不停地祈祷上帝， 我的表兄，”她答道，“祈求他宽恕他，让他纯洁的灵魂安静地离开这……”

“当然，这是当然的，”瓦西里公爵不耐烦地继续说，一面摸着秃顶，恶狠狠地把推开的小桌又拉过来，“可是，归根结底，归根结底，问题是，你自己也知道，去年冬天伯爵已经立下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并没有留给咱们直系继承人，都留给皮埃尔了。”

“让他去立他的遗嘱好了，”大公爵小姐平静地说，“但是他的遗产不能留给皮埃尔！皮埃尔是私生子。”

“我亲爱的，”瓦西里公爵突然说，他紧靠着桌子，兴奋起来，开始说得更快了，“可是如果伯爵给皇上写信，请求立皮埃尔为嫡子，那怎么办呢？你要知道，论起伯爵的功绩，他的请求会受到重视的……”

大公爵小姐笑了，凡是自以为对所谈的问题比对方知道得多的人都是这样笑的。

“我还要告诉你，”瓦西里公爵抓住她的手接着说，“信已经写好了，虽然还没有发出去，皇上也知道了这件事。不过问题是，这封信有没有销毁。假如没有销毁，那么一旦一切都完了，” 瓦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这样来暗示“一切都完了”是什么意思，“伯爵的文件就要开封，那时遗嘱和信就要呈给皇上，他的申请八成会得到批准的。皮埃尔将作为合法的儿子继承一切。”

“我们那一份呢？”大公爵小姐问，露出讥讽的微笑，仿佛一切都可能发生，惟独这件事不会发生似的。

“可是，卡季什，这是明摆着的事啊。到那时候，他就成为全部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了，你们连自己的一份也得不到。你应当知道，亲爱的，遗嘱和信是不是已经写好，或者写好了又销毁了。假如这些东西被人遗忘，那你就应当知道它们放在哪儿，并且要找到它们，因为……”

“竟有这样的事！”大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冷笑着，眼睛的表情并没有改变，“我是个妇道人家，在您看来，我们都是愚蠢的。但是，据我所知，私生子没有继承权……私生子。”她加了一句法语，以为一经这样翻译，就可以使公爵彻底明白他是没有继承根据的。

“说来说去，你怎么老不明白，卡季什！你这么聪明，怎么不明白：假如伯爵给皇上写了信，那就是说，皮埃尔已经不再是皮埃尔，而是别祖霍夫伯爵了，那时他就要根据遗嘱接受一切遗产。假如遗嘱和信没有销毁，那么，你除了落个贤慧的美名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而自慰外，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实话。”

“我知道已经立下遗嘱了，但是我也知道，它是无效的，您似乎认为我是个大傻瓜， 我的表兄。”大公爵小姐说，她说这话的神情，就像那些认为说了挖苦人的俏皮话的女人的神情一样。

“我的亲爱的公爵小姐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瓦西里公爵不耐烦地说，“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而是跟一个至亲，一个聪明、善良、真诚的至亲谈谈你本身的利益。我第十次对你说，假如给皇上的信和对皮埃尔有利的遗嘱是在伯爵的文件中，那么，亲爱的小姐，你和你的妹妹就不是继承人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总相信内行人的话吧：我刚才和德米特里·奥努夫里伊奇（这人是家庭法律顾问）谈过，他也是这样说。”

看来，大公爵小姐的思想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她那两片薄嘴唇发白了（眼珠还是那样），她开始说话时，声音像打雷一样，这显然出乎她自己的意料。

“这样倒好，”她说，“我从来什么都不要，现在也不想要。”

她从膝盖上把小狗推下去，整了整衣裳的皱褶。

“这就是感德报恩，这就是对那些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们的报答，”她说，“好极了！太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公爵。”

“是的，但不只你一个人，你还有妹妹。”瓦西里公爵回答说。

但是大公爵小姐没有听他的话。

“是的，这我早就知道，不过忘记了罢了，在这个家里，除了卑鄙、欺骗、嫉妒、阴谋，除了最卑劣的忘恩负义，我还能期待什么呢……”

“你到底知不知道遗嘱放在哪儿？”瓦西里公爵问，他的两腮抽搐得比刚才更厉害了。

“是的，我愚蠢，我还相信人，我热爱他们，牺牲自己。可是只有那些下流、龌龊的小人处处得手。我知道这是谁的阴谋。”

大公爵小姐想站起来，但是公爵拉住她的手，按住她。大公爵小姐那副神情像突然对全人类都感到失望似的，她恶狠狠地盯着谈话对方。

“还来得及，我的朋友。你记住，卡季什，这一切都出于偶然，是在愤怒和患病的时候做出的，过后就忘了。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就是改正他这个错误，不让他做出这种不公平的事，减轻他弥留之际的痛苦，不让他在临终时还觉得自己做出了使得那些人不幸的事……”

“对那些为他牺牲一切的人，”大公爵小姐一面附和说，一面又猛然要站起来，但是公爵阻住了她，“他从来就不会赏识他们。不， 我的表兄，”她叹了一口气，补充说，“我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期待报酬，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信义，也没有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就得狡诈、狠毒。”

“好啦， 好啦，镇静点，我知道你心肠好。”

“不，我的心肠狠。”

“我知道你的心，”公爵重复说，“我看重你的友谊，希望你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镇静一下吧， 咱们说正经的，趁现在还有时间——也许还有一昼夜，也许只有一小时，你把你知道的有关遗嘱的情形统统告诉我，主要的是，遗嘱放在什么地方，这你应当知道。我们马上就把它拿给伯爵看看。他准是早忘了，他一定想销毁它。你明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神圣地执行他的意志，我就是为这个才来的。我住在这里不过是为了帮助他和帮助你们。”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知道这是谁搞的鬼。我知道。”大公爵小姐说。

“问题不在这儿，亲爱的。”

“就是您的被保护人，您的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种卑鄙、无耻的女人，给我当使唤丫头我都不要。”

“咱们别浪费时间吧。”

“哎呀，您听我说！去年冬天，她跑到这里来，在伯爵面前编派了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编派了索菲种种坏话，种种不堪入耳的话，简直叫我无法重述一遍，弄得伯爵病了一场，有两个星期不愿见我们。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他写了这些卑鄙龌龊的文件，可是我以为这些文件不过是一纸空文。”

“问题就在这里。你为什么早先不告诉我呢？”

“在嵌花的公事包里放着，公事包压在他的枕头底下。现在我知道了，”大公爵小姐不回答他的问题，说道，“是的，如果说我有罪过，有天大的罪过，那就是我恨这个卑劣的女人，”大公爵小姐几乎在大喊大叫，样子完全变了，“她为什么要钻到这里来？我一定把要说的话对她全说出来，全说出来。总有那么一天！”

十九

这些谈话在客厅和在大公爵小姐卧室进行的时候，载着皮埃尔（他是被叫回去的）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认为有陪他同去的必要）的马车驶进了别祖霍夫伯爵的院子。当车轮软绵绵地驶过铺在窗下的干草上的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转身对皮埃尔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可是发现他靠着车厢角落睡着了，于是把他叫醒。皮埃尔醒来，跟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下了马车，这才想了想他将要跟垂死的父亲见面的问题。他发现他们的马车不是停在前门，而是停在后门。他下车时，有两个小市民装束的人赶快从后门口跑到墙边阴影里。皮埃尔停了一下，发现住宅两旁阴影里还有几个同样装束的人。不论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还是仆人，或是车夫，都不会不看见这些人的，但他们并不去注意他们。由此可见，事情应该是这样的，皮埃尔暗自断定，就跟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面沿着昏暗的狭窄石阶快步上楼，一面招呼落后的皮埃尔跟上来。皮埃尔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非得见伯爵不可，更不明白他为什么必须从后门走，但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自信和匆忙的神态看来，他心中断定这是非如此不可的。在楼梯半中腰，几个提着水桶的人，皮靴踩得咚咚的响，迎面跑下来，差点儿把他们绊倒。这几个人贴着墙根让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过去，当这几个人看见他们时，没露出丝毫惊奇的神色。

“这儿通公爵小姐们的住处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其中一个人问道。

“是的，”一个仆人大胆高声回答，好像现在一切都是许可的似的，“靠左边的门，太太。”

“也许伯爵没有叫我，”皮埃尔走到楼梯转弯的平台时，说，“我还是回自己的房间去吧。”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停下来，等着和皮埃尔并肩走。

“啊，我的朋友！”她摆出那天早晨对儿子说话的姿势，拽拽他的手，说，“您可以相信，我的痛苦并不亚于您，但是，您要做个男子汉大丈夫。”

“我非去不行吗？”皮埃尔和蔼可亲地从眼镜里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问道。

“啊，我的朋友，忘掉人家对您不公平的待遇吧，想想看，他是您的父亲……也许就要去世。”她叹了一口气，“ 一见面我就像爱儿子一样爱上了您。皮埃尔，相信我，我不会忘掉您的利益的。”

皮埃尔一点也不懂，只是越发感觉到，一切都应当如此，于是顺从地跟着已经在开门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这扇门正对着后门的过厅。公爵小姐们的一个老仆人坐在角落里织补袜子。皮埃尔从未到过住宅的这一部分，甚至没有想到还有这些内室。一个手捧托盘托着水瓶的侍女从后面赶过他们，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连声称呼她好姑娘、亲爱的，向她问候公爵小姐们的健康。她带领皮埃尔顺着石廊继续往前走。走廊里左边第一道门就是公爵小姐们的住室。托着水瓶的侍女匆匆忙忙没有把门关上（这时整个住宅上下一片忙乱），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过时，不由得往屋里扫了一眼，看见瓦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彼此坐得很近，正在谈话。瓦西里公爵看见有人走过，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往椅背上一靠；大公爵小姐一跃而起，发疯似的，使足了劲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这个举动和大公爵小姐平时的娴静大不相同，瓦西里公爵脸上的恐惧表情和他那一向傲慢的神气也不相称，这使皮埃尔停住脚步，从眼镜里疑问地看了看给他领路的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露出惊奇的神色，只是淡淡地一笑，叹了一口气，仿佛表示，这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

“拿出大丈夫的勇气来，我的朋友，我一定维护您的利益。”她在回答他的眼神时说，于是更加快脚步顺着走廊走去。

皮埃尔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维护您的利益是什么意思，但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如此的。他们穿过走廊来到与伯爵的客厅相连的半明半暗的大厅。这是皮埃尔从正门的门廊里看见过那些寒气袭人的豪华房间之一。但是，这房间的正中间也放着一只空澡盆，地毯上都洒上了水。一个仆人和一个提着香炉的辅祭蹑手蹑脚迎面走来，不曾注意他们。他们走进皮埃尔熟悉的客厅，里面有两扇对着冬季花园的意大利式窗户，有一座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半身大雕像和一幅全身画像。客厅里仍然是那些人，差不多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交头接耳低声谈话。人们顿时静下来，都转脸看走进来的哭丧着苍白的脸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低着头恭顺地跟在她后面的肥胖高大的皮埃尔。

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她叫皮埃尔寸步都别离开她，带着彼得堡女人那种精明强干的劲头，走进房间，那神气比早晨更加勇敢了。她觉得，她带来垂危的伯爵想要见到的人，所以她被伯爵接见是十分有把握的。她匆匆地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看见伯爵的神父，她好像并没有怎么弯腰，却突然变矮了半截，踏着小碎步跑到神父跟前，恭恭敬敬接受了一个神父的、然后另一个神父的祝福。

“谢天谢地，您来得正好，”她对一个神父说，“不然多么叫我们做亲属的担心啊。这个年轻人是伯爵的儿子，”她把声音压得更低，补充说，“可怕的时刻！”

她说完这几句话，就走到医生跟前。

“亲爱的医生，”她对他说， “这个年轻人是伯爵的儿子……还有希望吗？”

医生默不作声，迅速地朝上翻了翻眼，耸耸肩。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同样迅速地耸耸肩，翻了翻几乎是闭着的两眼，叹了口气，就离开医生回到皮埃尔跟前去了。她和皮埃尔说话时，态度特别恭敬，声音特别柔和而且忧郁。

“全凭上帝的慈悲！”她对他说，指了指小沙发，叫他坐在那里等她，她蹑手蹑脚一直往那扇大家望着的门走去，门轻轻响了一声，她就隐在门后不见了。

皮埃尔拿定主意完全听从指挥，于是就向她指给他的沙发走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刚进去，皮埃尔就发现屋里所有的目光都好奇而同情地集中在他身上。他看到，人们用目光指点他窃窃私语，那些目光似乎流露着惊恐、甚至低声下气的神情。人们都对他表示以前从未有过的尊敬：一位他不认识的太太，本来在和神父们谈话，这时站起来，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副官把他掉下的一只手套拾起来递给他。当他从医生们身旁走过时，他们都停止说话，闪到一旁给他让路。皮埃尔原想坐别的座位，免得太靠近那位太太，原想自己拾起手套，绕过那些完全没有挡路的医生们；但是他忽然觉得这样做恐怕不合适，他觉得他今天晚上是一个必须完成一种可怕的众所期望的仪式的人，所以他应当接受所有的人为他效劳。他从副官手里默默地接过手套，在那位太太的座位上坐下，把两只大手放在摆得对称的膝盖上，姿势像埃及雕像一样天真。他已经暗自打好主意，认为非如此不可，他今天晚上要想不致丢丑和做出蠢事，就不应当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必须完全服从指挥他的人的意志。

不过两分钟，瓦西里公爵穿着佩有三枚金星勋章的俄罗斯长衫，高高地昂着头，大模大样地走进来。他从早晨起似乎瘦了一些，当他向屋里瞥了一眼，看见皮埃尔的时候，他的眼睛比平时睁得更大了。他走到皮埃尔面前，握住他的手（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并且往下按了按，仿佛想试试这只手长得结实不结实。

“鼓起勇气，鼓起勇气，我的朋友。他吩咐把您叫来。这很好……”他想走开了。

但是皮埃尔认为有必要问一问：

“身体怎么样……”他迟疑起来，不知称呼垂死的人为伯爵是否合适。他不好意思叫他父亲。

“半小时前发作一次。又发作一次。 鼓起勇气，我的朋友……”

皮埃尔的头脑完全昏乱了，他把“发作”想象成受到什么东西的打击[42]。他茫然地看了看瓦西里公爵，后来才想起是指发病。瓦西里公爵边走边对罗兰说了几句话，就踮起脚尖向那扇门走去。他不会踮起脚尖走路，整个身子都笨拙地跳起来。他后面跟着大公爵小姐，再后面是神父们和教堂下级职员，仆人们也朝门口走去。从门里传出移动东西的声音，最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跑出来，她的脸仍然那么苍白，但是带着坚决执行职务的神情，她碰了碰皮埃尔的胳膊，说：

“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终敷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去吧。”

皮埃尔踏着软绵绵的地毯，朝门走去，他发现副官、那位不认识的太太、还有一个仆人都跟着他来了，好像现在已经不用得到许可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了。

二十

皮埃尔非常熟悉这个大房间，房间里间隔着圆柱和拱门，四壁满挂了波斯壁毯。圆柱后面，一边放着一张挂着绸帐子的红木高床，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神龛，像做晚祷时的教堂似的，照得红光满屋。金碧辉煌的神龛下，摆着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着雪白的、没有揉皱的、显然新换过的枕头，在这上面躺着皮埃尔熟悉的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的魁伟的身躯，齐腰盖着一床浅绿色的被子，他那宽阔的前额上仍然是像狮子鬃毛似的斑白长发，在他那英俊的桔红色的脸上，仍然是那些特有的气派高贵的深纹。他不偏不倚地躺在圣像下面，两只又肥又大的手伸在被子上。右手掌心朝下，拇指和食指之间放着一支蜡烛，一个老仆人从长沙发后面弯腰扶着那支蜡烛。沙发前面站着几位神父，穿着肥大的、金光闪闪的祭服，长长的头发披散在祭服外面，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缓慢而庄严地念着祷文。神父身后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年幼的公爵小姐，她们都用手绢捂着眼睛，她们前面是大公爵小姐卡季什，她露出凶狠而坚决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看着圣像，仿佛对大家说，如果她向周围一看，她就会发狂。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带温和的悲哀和原谅一切的神情与那位不相识的太太站在门旁。在门的另一边，靠近长沙发，瓦西里公爵站在雕花的丝绒椅后面，他把椅背转过来挨近自己，拿着蜡烛的左手支在椅背上，每当他把手指触到前额，眼睛就往上一翻，用右手画个十字。他脸上表现出无限的虔诚和对上帝旨意的绝对服从。“如果你们不了解这种感情，那你们就要更加倒霉了。”他那神情似乎说。

副官、医生和男仆们站在瓦西里公爵后面，像在教堂里一样，男女分列两边。大家都默默地画十字，只听见一片祈祷声、持重的、低沉的唱诗声，以及在间歇时移动脚步的声音和叹息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煞有介事地露出自以为是的神情，穿过整个房间走到皮埃尔跟前，递给他一支蜡烛。他点燃蜡烛，因为只顾观察周围的人，竟用拿蜡烛的那只手画起十字来。

年纪最小的索菲，也就是那个面颊绯红、爱笑、有一颗黑痣的公爵小姐，看着皮埃尔。她不由得笑了，把脸藏到手绢里，好久不敢把脸露出来。可是，她一看皮埃尔，又笑起来。看来，她觉得自己一看他就不能不笑，可是又忍不住要看他。为了躲开这个诱惑，她悄悄地溜到圆柱后面。当祈祷做到一半的时候，神父们的声音忽然停住了，有几位神父低声交谈了几句，把着伯爵的手的老仆人直起腰来，向太太们转过脸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上前去，向病人俯下身来，从背后向罗兰招手。这位法国医生手里没有拿点燃的蜡烛，带着一个外国人的恭敬神态倚着圆柱站在那里，他那神态表示，虽然信仰不同，他是理解正在举行的仪式的全部重要性的，他甚至赞许这种仪式。他迈起年富力壮的人的无声脚步走到病人跟前，用他那纤细、白净的手指从浅绿色的被子上拿起伯爵那只没有拿蜡烛的手，侧过身去，开始诊脉，并且沉思起来。人们给病人喝了点什么，在他周围忙了一阵，然后各自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祈祷又开始了。在停顿的时候，皮埃尔发现，瓦西里公爵从椅背后走开，也带着那副自以为是、谁不了解他谁就会更加倒霉的神气，没有到病人跟前去，而是从他面前经过，朝大公爵小姐走去，然后和她一起走到卧室深处挂绸帐子的高床那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从床那边的一道后门走出去，但在祈祷结束之前，他们俩人一前一后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皮埃尔对这个情况也像对其他一切情况一样，并不怎么注意，因为他已经坚定不移地确信今晚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

唱诗声停止了，只听见一位神父恭恭敬敬地祝贺病人领了圣礼。病人还是那么毫无知觉、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周围的人行动起来，响起脚步声和低语声，其中要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声音最响了。

皮埃尔听见她说：

“一定要移到床上去，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于是医生们、公爵小姐们和仆人们把病人围起来，这样皮埃尔就看不见桔红色的脸和花白的髭毛了，虽然在祈祷的时候他也看其他的人，但他的视线连一刻也不曾离开伯爵的脸。从长沙发周围的人们小心的动作，皮埃尔猜到，临终的人已经被抬起，并且正在搬移。

“把着我的手，不然会掉下去的，”他听见一个仆人惊慌的声音，“从下面……再来一个人。”几个声音同时说，于是人们粗重的喘气声和脚步的移动声来得更急促了，好像他们抬的重物是他们力所不及的。

包括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内的抬伯爵的人们从皮埃尔身边走过时，在他们的脊背和脑后之间，从他眼前闪过病人又高又肥胖的赤裸的胸脯、因被人架着腋下而微微耸起的肥胖肩膀和那银发曲鬈的狮子般的头。他的头，前额和颧骨特别宽大，一张嘴秀美而肉感，眼神严峻而冰冷，这一切并不因将要死亡而变样，跟三个月前伯爵准许皮埃尔去彼得堡时，完全一样。但是现在这个头却由于抬伯爵的人步履不谐调而无能为力地摇晃着，那冰冷而淡漠的目光不知要落在什么上面。

抬病人的人们在高床旁忙了几分钟，就散开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了拉皮埃尔的手，对他说：“过来。”皮埃尔跟着她走到床前，病人被摆在床上，姿势悠闲自得，这显然是由于刚刚做完圣礼的缘故。他高高地枕着枕头，手心朝下，两手对称地放在绿色绸被上。皮埃尔走到跟前时，伯爵两眼直直地对他望过去，但使人无法了解他那目光表示的意思是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表示，只不过是因为既然有一对眼睛，就得朝什么地方看罢了，也许是表示着太多的意思。皮埃尔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引导他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连忙给他递了个眼色，指了指病人的手，用嘴唇向那只手送了个飞吻。皮埃尔怕碰到绸被，极力伸长脖子，把嘴唇贴到那宽大肥厚的手上，照她示意的做了。不论是伯爵的手还是脸上的筋肉，都一动不动。皮埃尔又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问她现在应该做什么。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眼睛指了指床旁的圈椅。皮埃尔顺从地坐到圈椅里，继续用眼睛询问他做得对不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赞许地点点头。皮埃尔又摆出埃及雕像那种端庄、天真的姿态，看来，他为自己笨拙肥胖的身躯占的空间太大而深感遗憾，才煞费心思尽量把自己缩得小一点。他望着伯爵。伯爵仍然望着皮埃尔站着时他的脸所在的地方。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意识到这次父子诀别的时刻是多么令人感动。这个时刻持续了两分钟，皮埃尔觉得好像过了一小时似的。伯爵脸上宽大的筋肉和皱纹忽然颤动起来，越来越厉害，漂亮的嘴歪斜了（皮埃尔这才明白他父亲已经多么临近死亡），从歪斜的嘴里发出听不清的嘶哑的声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竭力看病人的眼睛，想猜出他需要什么，她时而指指皮埃尔，时而指指饮料，时而用询问的口吻低声呼唤瓦西里公爵的名字，时而指指绸被。病人的眼睛和脸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竭力向始终站在床头的仆人瞥了一眼。

“他老人家想翻身。”仆人低声说，就走过来翻转伯爵沉重的身躯，让他脸对着墙。

皮埃尔站起来帮助仆人。

当人们给伯爵翻身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软弱无力地垂到身后，他想拿过去，但是白费气力。不知伯爵可曾注意到，皮埃尔是带着多么恐惧的神色看着这只没有知觉的手，也许，这时另有什么思想在临死的头脑里闪过，但他看了看那只不听使唤的手，看了看皮埃尔脸上恐怖的表情，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于是在他脸上出现了和他那仪容不相称的一丝苦笑，好像在嘲弄自己的无能为力。皮埃尔一见这微笑，心中突然一阵颤栗，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病人被翻转过来，面对墙侧卧着。他叹了口气。

“他昏迷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前来换班的公爵小姐，说，“咱们走吧。”

皮埃尔出去了。

二十一

客厅里没有别人，只有瓦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两人坐在叶卡捷琳娜肖像下面，正在兴奋地谈论什么。他们一见皮埃尔和引他的人进来，就不言语了。皮埃尔看见大公爵小姐藏起一件什么东西，并且低声说：

“我见不得这个女人。”

“卡季什已经叫人在小客厅里摆上茶了。”瓦西里公爵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走，可怜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您最好去提提神，不然您是支持不住的。”

他对皮埃尔没有说什么，只是充满感情地捏捏他的胳膊。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到小客厅去了。

“熬了一夜之后，再没有比喝一杯这样好的俄国茶更能恢复精神的了。”罗兰站在圆形小客厅的桌前，桌上摆着茶具和冷晚餐，他端着不带把的中国细瓷茶杯慢吞吞地喝着茶，一面抑制着兴奋的心情说。那一夜在别祖霍夫伯爵家的人们，为了提提神，都聚到桌子周围。这个有几面镜子和几张小桌的圆形小客厅，皮埃尔是记得很清楚的。伯爵家举行舞会的时候，不会跳舞的皮埃尔喜欢坐在这间有镜子的小客厅里，观看身穿舞衣、袒露的肩上戴着钻石和珍珠的太太小姐们走过这间客厅时在几面重复地反映出她们的倩影的明晃晃的镜子前面照照自己。而现在这间客厅只点着两只光线微弱的蜡烛，在这午夜时分，一张桌上茶具和菜碟狼藉，毫无节日气氛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坐在这里低声耳语，一言一行都表示他们谁也没有忘记在卧室里这时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皮埃尔没有去吃，虽然他很想吃。他用询问的目光望了一下引导他的人，看见她踮着脚尖又走进只剩下瓦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的大客厅去。皮埃尔认为这也是必要的，他略一迟疑，就跟着她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站在大公爵小姐身旁，俩人同时激动地低语着。

“公爵夫人，请您告诉我，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大公爵小姐说，看来，她的情绪仍然跟她用力关门时同样激动。

“但是，亲爱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挡住通到卧室去的路，不让大公爵小姐过去，和蔼而恳切地说，“在可怜的叔父需要休息的时刻，这样不是使他太难过吗？在他的灵魂已经准备好的时刻，谈论俗世的事情……”

瓦西里公爵在圈椅里坐着，一只腿高高地跷在另一只腿上，摆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他的两腮下陷，下部显得肥厚，不住剧烈地跳动着，但是他装出对两个女人的谈话并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算了吧，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让卡季什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伯爵多么疼爱她，您是知道的。”

“这个文件里写的什么，我连知都不知道，”大公爵小姐指着她手里的镶花公事包，转脸对瓦西里公爵说，“我光知道他的真正的遗嘱放在他的写字台里，而这份文件是被他遗忘了的……”

她想绕过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跳过去，又挡住她的去路。

“我知道，亲爱的、仁慈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公事包，看样子她不会轻易放开的。“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求求您，我恳求您，可怜可怜他吧。我恳求您……”

大公爵小姐没有说话。只听见用力争夺公事包的声音。可以看出，要是她说出话来，她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不会说出什么中听的话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抓得紧紧的，但是她的声调仍然保持着那股甜蜜而柔和的韵味。

“皮埃尔，过来，我的亲爱的。我看，他在商谈家务事中也不是外人：公爵，您说对不对？”

“您干吗不说话，我的表兄？”大公爵小姐忽然大叫一声，声音大得连小客厅里都听得见，把大家吓了一跳，“您干吗一声不响，您不是看见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竟跑到垂死的人家里干涉家务，大吵大闹吗？阴险的女人！”她恶狠狠地低声说，用尽全力拽公事包，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为了不放开那个公事包，往前跟了几步，换一只手抓住。

“唉呀！”瓦西里公爵带着责备和惊奇的神情说。他站了起来。“这简直是笑话。算了，放开吧。您听见了吗？”

大公爵小姐松开了手。

“您也放开！”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听他的话。

“放开，您听我说。一切由我负责。我去问他。我……这样您总该满意了吧。”

“但是，我的公爵，”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在做了这样隆重的圣礼之后，让他安静一会儿吧。皮埃尔，您来谈谈您的意见。”她转脸对年轻人说；皮埃尔走到他们紧跟前，惊讶地端详着大公爵小姐那副凶恶的、失去一切礼仪的脸和瓦西里公爵跳动的两腮。

“您要记住，您对一切后果要负责的，”瓦西里公爵厉声说，“您不知道您干的什么事。”

“可恶的女人！”大公爵小姐喊道，突然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扑过去，抢那个公事包。

瓦西里公爵低下头，把两手一摊。

这时，那扇房门，皮埃尔久久地望着、每次都是轻轻打开的那扇可怕的门，突然砰的一声敞开了，而且碰到墙上，二公爵小姐从里面跑出来，把两手一拍。

“你们在干什么！”她不顾一切地说，“他就要死了，可是你们把我一个人撇在那儿。”

大公爵小姐丢下公事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立即弯下腰，捡起那件被大家争夺的东西，就往卧室里跑。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清醒过来，也跟着她进去了。几分钟后，大公爵小姐第一个从卧室出来，她面色苍白，咬着下嘴唇。她一见皮埃尔，脸上就露出不可遏止的愤恨。

“好哇，您现在高兴了，”她说，“您正希望有这一天呢。”

于是她大哭起来。用手绢捂着脸，从房里跑出去。

在大公爵小姐之后，瓦西里公爵走出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皮埃尔坐的沙发前，一只手捂着眼睛，倒在沙发上。皮埃尔看见他的脸发白，下巴颏抖动着，像发疟疾似的。

“唉，我的朋友！”他抓住皮埃尔的臂肘说，声音里含有一种真诚和软弱的调子，这是皮埃尔以前从未察觉到的，“我们到底犯了多少罪，我们到底骗了多少人，这都是为了什么？我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的朋友……你看，我……人一死，全完了，全完了。死是可怕的。”他哭起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最后一个出来。她迈着轻盈的步子，缓缓地走到皮埃尔跟前。

“皮埃尔！……”她说。

皮埃尔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她吻了吻年轻人的脑门，泪水沾湿了他的脸。她沉默了一下。

“他故去了……”

皮埃尔透过眼镜端详她。

“咱们走吧，我陪您去。努力哭出来吧；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使人轻快的了。”

她把他领到幽暗的小客厅里，皮埃尔很高兴那里没有人看见他的脸。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他身边走开了，她回来时，他已经枕着胳膊沉沉入睡了。

次日早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皮埃尔说：

“是的，我的朋友，这不仅对于您，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莫大的损失。但是上帝帮助您，您年轻，我希望您现在是一笔巨大财产的所有者。遗嘱还没有拆封。我十分了解您，相信这不会冲昏您的头脑。但是这要您负起责任，要拿出大丈夫的勇气来。”

皮埃尔默不作声。

“亲爱的，我以后也许会告诉您的，如果不是我在那儿，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您知道，叔父前两天答应过我照顾鲍里斯，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朋友，我希望您来完成父亲的心愿。”

皮埃尔一点也没有听懂，他一声不响，只是腼腆地红着脸端详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皮埃尔谈过话，就坐车回罗斯托夫家安歇去了。次日早晨醒来，她对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和所有认识的人详详细细讲述了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经过。她说，伯爵正像她想象中应当的那样死去了，他的寿终正寝不仅令人感动，而且使人受到教益。父子的诀别是如此动人，她一想起就止不住流泪，她不能肯定在这可怕的时刻爷儿俩谁表现得更好：是在弥留之际对一切事情和所有的人都回忆一番、并且对儿子说了些令人感动的话的父亲呢，还是痛不欲生、然而为了使垂死的父亲不致难过而隐藏起自己的悲伤的、令人目不忍睹的皮埃尔。“这是令人难过的，但这是富有教益的：当你看见伯爵和他的可敬的儿子的时候，灵魂就升华了。”她说。关于她不以为然的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她也谈了，但是谈得极为秘密，而且声音很低。

二十二

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庄园里，天天都在盼望小安德烈公爵夫妇的到来，但期待并没有破坏老公爵家里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在社交界绰号普鲁士王的大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在保罗皇帝时代就被放逐到乡下，他和女儿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及小姐的女伴布里安小姐，在童山闭门家居。改朝换代后，虽然已经准许他出入京城，但他仍然住在乡间，足不出户。他说，如果有人需要他，那就请他从莫斯科赶一百五十俄里[43]的路程到童山来好了，而他什么都不要，对任何人也无所求。他说，人有两个万恶之源：游手好闲和迷信，人的美德也有两个：活动和智慧。他亲自教育女儿，为了在她身上培养这两种美德，他教她代数和几何，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没有一点空闲。他本人也是一天忙到晚，不是写回忆录就是算高级数学题，再不然就在车床上旋鼻烟壶，或者在花园里干活儿和监督在他庄园里从未间断过的建筑工程。因为活动的主要条件是秩序，所以在他的生活方式中秩序达到了高度的精确。他出来吃饭的时间始终不变，总是在同一时刻，分秒不差。公爵对待他周围的人，从女儿到仆人，态度严厉而且一贯要求严格，因此，他为人虽不冷酷，但却引起连最冷酷的人也难以得到的那种对他的敬畏。他虽然已经退休，在国家事务中已经没有什么权势，但公爵的庄园所在的那一省的省长认为拜见他是应尽的本分，而且也像建筑师、花匠或者玛丽亚公爵小姐一样，在宽敞的接待室等候公爵在规定的时间出来接见。每个在这间接待室等候的人，一见书房那扇高大的门打开，出现一个身材不高的老头，戴着敷粉的假发，有一双干枯的小手和两道灰白的下垂的眉毛，当他蹙额时，眉毛就遮住那对聪明的、放射着青春光芒的眼睛，这时在等候的人身上一种尊敬甚至畏惧之感就油然而生。

年轻的公爵夫妇到来的那天早晨，像平时一样，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该上课的时候到接待室去请早安，她提心吊胆地画着十字，默念祷词。她每天来这里，每天都祷告当天的会见能顺利地过去。

在接待室坐着的假发敷粉的老仆人动作徐缓地站起来，低声禀道：“请。”

门里传来车床均匀的响声。公爵小姐胆怯地拉门，门轻轻地、平稳地敞开了。她在门口停住脚步。公爵在车床旁做工，回头看了看，仍然不停地做他的事。

大书房里摆满了东西，显然都是常用的。堆放着书和图纸的大桌子，高大的玻璃书橱——书橱门上插着钥匙，放着一本打开的练习簿的站着写字的高桌子，摆着工具和周围撒满了刨花的旋床，——这一切都说明这里进行着经常的、各式各样的、有条不紊的活动。从他那双穿着鞑靼式的、绣着银丝的靴子的不大的脚看来，从青筋暴出、干瘦的两手的坚硬皮肉看来，公爵仍然具有矍铄老人顽强而又相当耐久的气力。他又旋了几圈，然后从车床踏板上把脚移开，把凿头擦净，扔进钉在车床上的皮口袋里，一面向桌子走去，一面叫女儿过来。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孩子祝福，只是把他那当天还未刮过的、满是胡茬的腮帮伸给女儿，严厉地、同时又关切而温存地看看她，说：

“你好吗？……好，坐下吧！”

他拿起亲手写的几何学的练习本，用脚把圈椅移过来。

“这是明天的！”他很快找到那一页，在一节的头尾用硬指甲画了个记号。

公爵小姐低头看桌上的练习本。

“等一等，有你的信。”老头从桌子上方的信插里掏出一封女人笔迹的信扔到桌上。

公爵小姐一见信，脸上即刻泛起红晕。她连忙拿起信，低头去看。

“是爱洛绮丝的信吧？”公爵问道，他冷冷一笑，露出还很坚固、有点发黄的牙齿。

“是的，是朱莉来的。”公爵小姐怯生生地看着，怯生生地微笑着，说。

“再放过两封信，第三封我就要检查了，”公爵厉声说，“我怕你们在信里胡说八道。第三封我一定要检查。”

“这封信您也可以看，爸爸。”公爵小姐回答说，脸越发红了，把信递给他。

“第三封，我说过了，第三封。”公爵推开信，斩钉截铁地喊道。他用臂肘支着桌子，把绘有几何图形的本子移到面前。

“喂，小姐，”老头开始讲课，他凑近女儿，朝练习本俯下身，一只手放在公爵小姐坐椅的靠背上，公爵小姐感到自己被那种她早已熟悉的父亲的烟草味和老年人的刺鼻的气息包围着，“喂，小姐，这些三角形是相等的：请看，ɑbc角……”

公爵小姐吃惊地注视着父亲那双离她很近的、目光炯炯的眼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她什么都没听懂，可是又怕这种畏惧心理妨碍她听懂父亲进一步的讲解，尽管这些讲解是极其明了的。不知是老师的错还是学生的错，但是每天总是同样情况的重演：公爵小姐的眼睛模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感到严父干瘪的脸挨近身边，感到他的呼吸，闻到他的气味，并且一心想着怎样尽快离开书房，回到自己房里自由自在地解习题。老头火气特别大：轰隆隆把自己坐的圈椅推开，又拉回来，他竭力克制自己不冒火，但几乎每次都发脾气，骂人，有时把练习本扔得老远。

公爵小姐回答错了。

“怎么这么糊涂！”公爵吼起来，把练习本推开，猛然转过身去，但即刻站起来，来回走了一趟，用手抚摸了一下公爵小姐的头发，又坐下来。

他移近一些，继续讲解。

“不行，公爵小姐，不行，”当公爵小姐拿起并且合上作业本，准备走开的时候，他说，“数学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小姐。我不愿眼看你像我们那些愚蠢的小姐。俗语说，习惯产生爱好。”他拍拍女儿的腮帮，“糊涂想法就会从头脑里跑掉了。”

她要走了，他打了个手势拦住她，从高桌子上拿过一本还没有裁开的新书。

“你的爱洛绮丝还给你寄来一本《奥秘详解》[44]。宗教书。我不干预任何人的信仰……我翻了一下。拿去吧。好了，去吧，去吧！”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等她一出门就亲手把门关上。

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带忧愁和惊慌的表情回到自己房里。她这种表情从未离开过她，使她那不漂亮的、带病容的面孔变得更不好看了。她在书桌旁坐下，桌上摆着一些小巧精致的肖像，堆放着练习本和书籍。公爵小姐的杂乱无章正好和她父亲的井井有条达到同样的程度。她放下几何练习本，急不可待地把信拆开。信是公爵小姐小时候最知己的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就是参加罗斯托夫家命名日宴会的朱莉·卡拉金娜。

朱莉用法语写道：

亲爱的、最珍贵的朋友，别离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难过的事啊！我心中反复念叨着，我的生存和幸福有一半系在您的身上，虽然您我身处两地，咱们俩的心却是用拉不断的环扣联结起来的，我的心是不甘听天由命的，尽管我在终日游乐和无所事事的环境中生活，但我无法克制自我们离别后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哀愁。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去年夏天那样在您那宽敞的书室里聚会，坐在那蓝沙发上“倾吐衷肠”呢？为什么我不能像三个月前那样从您那温柔、平静、聪慧的眼神中，从我所喜爱、当我给您写这封信时仍然在面前的眼神中，汲取新鲜的道德力量呢？

读到这里，玛丽亚公爵小姐叹了口气，向右边的壁镜看了看。镜子里映出一个不漂亮的、孱弱的身影和一副消瘦的面孔。一向脉脉含愁的眼睛这时特别失望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她奉承我呢，”公爵小姐心里想道，她转过脸来继续看信。然而朱莉并不是奉承朋友：公爵小姐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有时射出一束束温暖的光芒），的确非常美，虽然整个面孔不漂亮，但这双眼睛却常常使她比美还动人。公爵小姐从未见过自己眼睛的美妙表情。也就是在她不想到自己时眼睛的表情，像所有的人一样，她一照镜子，脸上就露出生硬、不自然的难看表情。她接着念下去：

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战争。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已经出国，另一个随同近卫军向国境线出发。我们亲爱的皇上已经离开彼得堡，据推测，陛下有意御驾亲征。万能的上帝大发慈悲派来一名天使当我们的元首，但愿上帝保佑他能推翻这个扰乱欧洲安宁的科西加怪物。且不说我的两个哥哥，这次战争还使我失去了一个最知心的人。我是说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他满腔热情，不愿袖手旁观，毅然离开大学，投入军队。亲爱的玛丽，我向您承认，虽然他还非常年轻，他这次投笔从戎却给予我莫大的痛苦。去年夏天我就对您说过，这个年轻人身上有那么多的高尚情操和真正的青春激情，在二十岁的人就变成小老头的当今时代，这是少见的！特别是他为人非常坦率，心地淳厚。他是那么纯洁和富有诗意，我们两人的交往虽然短暂，但使我这颗受过许多痛苦的可怜的心尝到最甜蜜的欢欣。我以后给您讲讲我们离别的情景。那一切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哦！亲爱的朋友，您很幸福，因为您未曾体验这些炽热的欢欣和剧烈的痛苦。您很幸福，因为痛苦总比快乐更加强烈。我非常明白，尼古拉伯爵和我，除了作为朋友，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关系，因为他太年轻了。但是这甜蜜的友谊，这诗意盎然、白璧无瑕的交情，是我的心所需要的。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轰动全莫斯科的重大新闻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死和他的遗产继承问题，您想想看吧，三位公爵小姐所获无几，瓦西里公爵一无所得，而全部遗产的继承人却是皮埃尔，此外他还被承认为法定的嫡子，所以他现在是别祖霍夫伯爵和俄罗斯最大财产的所有者了。据说瓦西里公爵在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扮演了极可鄙的角色，狼狈不堪地溜回了彼得堡。我得向您承认，我对遗嘱问题是一窍不通的，不过我知道，自从这个大家都直呼为皮埃尔的年轻人成为别祖霍夫伯爵和全俄罗斯最大的富豪以后，我觉得有趣的是，那些有待嫁的女儿的母亲们，以至小姐们本人，对这位先生忽然改变了腔调。顺便在这里说说，我总认为此人最没出息。由于这两年大家都拿我的择配寻开心（所提的对方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所以莫斯科婚姻大事纪，竟认定我将成为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不过您是知道的，我对此事毫无兴趣。提起婚事，我倒想谈谈。您可知道，那位官称大婶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久前万分机密地告诉我，现在有人正在安排您的婚事呢。男方不是别人，恰恰是瓦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他们打算给他娶一个富有的、门第显赫的小姐，他父母选中了您。我不知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但我认为我有责任预先告诉您。听说他长得挺漂亮，然而却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浪荡公子。关于此人，我听说的只有这些。

扯得够多的了。第二页快写完了，妈妈派人来叫我到阿普拉克辛家去赴宴。

您读一读我给您寄去的那本神秘的书吧，这本书在我们这里大受欢迎。虽然其中有些地方很难为我们凡人的贫弱智力所理解，但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读了它，能使人的灵魂得到慰藉和提高。再见。向令尊致敬并向布里安小姐问好。衷心拥抱您。

朱莉

再启：请将令兄和他可爱的夫人的消息告诉我。

公爵小姐沉吟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这时她的脸在炯炯目光的照耀下完全变样了），她忽然站起来，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桌前。她拿出一张纸，她的手在纸上迅速地移动起来。她在复信中用法语写道：

亲爱的、最珍贵的朋友：十三日来信给了我莫大的喜悦。您依然爱我，我那富有诗意的朱莉。被您说得那么坏的别离，看来在您身上并没有发生它常有的那种影响。您抱怨离别，而我这个失去一切我珍爱的人的人，若是敢于抱怨的话，那我该说什么呢？哦，倘若没有宗教的慰藉，人生会变得多么悲惨。您为什么在提起您对一个年轻人有好感时，竟认为我对这种事态度是严肃的呢？在这方面，我只是严以律己。别人这种感情我是理解的，但由于我对这种感情没有体验，就不能表示赞许，同时也不加以非难。不过我觉得，基督对邻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比起年轻人的美丽眼睛在一个像您那样富有诗意的热情的年轻姑娘身上所引起的那种感情要可敬可喜得多，要好得多。

别祖霍夫伯爵的死讯在没有收到您的信之前就传到我们这里了，家父闻耗极为伤感。他说伯爵是这个伟大时代剩下的倒数第二个代表，现在该轮到他了，他要尽力做到他这一轮晚一些到来。上帝保佑我们不要遇到这样的不幸吧！

我不能同意您对皮埃尔的意见，他从小我就认识。我觉得他永远有一颗美好的心，而这正是我最珍视的人的品质。至于说到他的继承遗产问题和瓦西里公爵扮演的角色，这对他俩人都是非常可悲的。哦，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主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话千真万确！我可怜瓦西里公爵，更可怜皮埃尔。他这么年轻就得担起这么巨大财产的担子，他未来的道路要经历多少诱惑啊！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什么是我所最希望的，我会说，我希望比最穷的乞丐还穷。千谢万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给我寄来的那本在你们那里轰动一时的书。不过，您对我说，这本书里除了一些好的东西，还有一些为我们凡人的贫弱智力所不能理解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读不能理解的东西是多余的，不会给我们带来丝毫的益处。我永远无法了解有些人的癖好：他们热中神秘的书籍，以致把自己的思想弄得混乱不堪，因为这些书只能使他们的头脑产生怀疑，激发他们幻想，养成他们夸张的性格，这与基督的质朴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最好还是读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吧。我们不必费神去钻研书本上那些神秘的东西，因为只要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还有肉体的躯壳存在，使我们与永生之间隔着一道穿不透的帷幕，我们怎能认识上帝可怕而神圣的奥秘呢？我们最好只研究救主遗留给我们的作为人间指导的那些伟大法规；我们要尽力信奉这些法规，并且要竭力相信，我们越少胡思乱想，就越能使上帝欢喜，上帝拒绝一切不是来自他的知识，我们越少去探索他不愿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就会越快地用他那神灵的智慧启示我们。

家父没有对我提起求婚的人，他只说接到瓦西里公爵的信，并且等待他来拜访。至于我的婚姻，我最珍爱的朋友，我可以告诉您，我认为结婚是必须服从的神圣教规。不论对我说来是多么沉重，但倘若上帝要我负起贤妻良母的义务，我将竭力忠实地履行这一义务，不去考虑探究我对上帝赐给我的丈夫是否有感情。

我接到家兄来信，说他将偕同妻子来童山。这次欢聚是短暂的，因为他要离开我们去参加天知道怎样和为什么把我们卷进去的这场战争。不但在你们那里——一切事件和交际的中心，就连我们这里——在田间的劳动和城市的人们通常想象的乡村静谧中，也可以听到战争的反响，也同样令人感到沉重。家父总对我讲我一点也不懂的进军和转移。前天，我照常在村子里散步时，看见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是从我们领地上征去从军的一队新兵……真应当看看那些出征的人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的情景，听听他们双方的痛哭！仿佛人类已经忘记救主教导我们仁爱和宽恕的教规，而把互相残杀当作主要的美德。

再见，亲爱的、善良的朋友。愿您经常受到救主和圣母神圣而万能的庇护。

玛丽

“啊，您要寄信啊，我的信已经寄出了。是写给我可怜的母亲的。”笑盈盈的布里安小姐说。她说得很快，声音响亮悦耳，用上颚小舌发颤音。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那种心事重重、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的气氛中，她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活泼愉快而且洋洋得意的情调。

“公爵小姐，我应当预先告诉您，”她又压低声音说，“公爵把米哈伊尔·伊万内奇骂了一顿。他的心情很坏，面色阴沉。我提醒您，您知道。”她说，特别强调用上颚小舌发颤音，并且得意地欣赏自己的声音。

“啊，亲爱的朋友，”玛丽亚公爵小姐答道，“我请求您永远不要谈论父亲的心情吧。我不许自己评论他，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做。”

公爵小姐看了看钟，发现练习钢琴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她神色惊慌地向起居室走去。按照作息表规定，十二时至下午二时之间，公爵休息，而公爵小姐弹钢琴。

二十三

须发斑白的老仆人坐在那里一面打盹，一面听着大书房里公爵的鼾声。住宅的深处，隔着一道道关着的门，传来杜塞克奏鸣曲，那些难奏的乐句重复了二十来遍。

就在这时，一辆轿式马车和一辆小型四轮马车驶到大门口，安德烈公爵从轿式马车上下来，把娇小的太太扶下车，让她走在前面。头戴假发、须鬓花白的吉洪从接待室门里探出身子，他低声禀报说老公爵正在休息，随后赶忙把大门掩上。吉洪知道，不论是少爷到来，还是发生什么非常事件，都不得打乱作息的秩序。安德烈公爵对这一点知道得显然像吉洪一样清楚。他看看表，似乎为了印证一下他离家以来父亲的习惯有没有改变。当他证实父亲还是守着他那套老习惯之后，就转身对妻子说：

“过二十分钟他老人家才起来。咱们先到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去吧。”他说。

这一向小公爵夫人有点发胖了，可是她一张口说话，仍然令人愉快和惹人怜爱地微微抬起眼睛，向上翘着带有茸毛、含着笑意的短嘴唇。

“这简直是皇宫。”她环顾四周对丈夫说，她那神气就像称赞跳舞会的主人似的，“快点，快点！……”她一边向四周打量，一边对吉洪、对丈夫、对跟随的仆人微笑。

“是玛丽在弹琴吧？咱们悄悄走过去，吓她一跳。”

安德烈公爵跟在她后面，表情谦恭而忧郁。

“你见老了，吉洪。”他一边走，一边对吻他的手的老头子说。

走到传出钢琴声的那个房间前面，从旁门跳出一个俊俏的、金发的法国女人。布里安小姐乐得发狂了。

“这真叫公爵小姐高兴极了！”她说，“可来了！应当先通知她一声。”

“不，不，千万不要……您是布里安小姐吧？因为我的小姑跟您要好，我早就熟识您了。”公爵夫人吻着她说，“她没料到我们来吧？”

他们走到传出反复弹奏那同一乐句的起居室门前。安德烈公爵停住脚步，皱了皱眉头，仿佛料到要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似的。

公爵夫人走进去。乐句奏到一半就中止了，传出惊呼声、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沉重脚步声和亲吻声。安德烈公爵走进去时，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过去两人仅只在安德烈公爵结婚时匆匆地见过一面）正搂在一起，两人的嘴唇还紧紧贴在刚一见就吻的地方。布里安小姐站在她们身旁，双手按着胸口，虔诚地微笑着，显然，不论是哭还是笑，她都充分地准备好了。安德烈公爵耸耸肩，像音乐爱好者听到一个弹错的音符似的，把眉头一皱。两个女人松开手，然后，好像惟恐错过时机似的，她们又抓住彼此的手，亲吻起来，放开手又互相吻吻脸。最后，完全出乎安德烈公爵的意料，她们竟然哭了，哭着哭着又吻起来。布里安小姐也哭了。安德烈公爵显然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在两个女人看来，她们的哭是十分自然的；看起来，她们甚至不曾设想，这次见面会是另外的样子。

“啊！亲爱的！啊！玛丽！……”两个女人突然又说又笑起来，“我昨天夜里梦见……——您没料到我们来吧？……啊！玛丽，您瘦多了。——您可胖啦！……”

“我立刻就认出了公爵夫人。”布里安小姐插嘴说。

“我简直没想到！……”玛丽亚公爵小姐惊叫道，“啊！安德烈，我还没看见你呢。”

安德烈公爵和妹妹手拉手互相吻了吻，他对她说，她还像先前一样爱哭。玛丽亚公爵小姐向哥哥转过脸来，她那双这时变得美丽的、亮晶晶的大眼睛满含泪水，透过泪水，把她那爱慕、温暖、柔顺的目光投到哥哥脸上。

小公爵夫人说起来没个完。她那带茸毛的短短的上唇不断飞快地一起一落，必要时，触一下鲜红的下唇，随后，脸上又露出明眸皓齿的笑容。小公爵夫人叙述他们在救主山上遭遇到对她怀孕的身体很危险的变故，可是她马上又谈起她把她所有的衣服都留在彼得堡了，真不知道在这里穿什么，又谈起安德烈完全变了，吉蒂·奥登佐娃嫁给一个老头子，玛丽亚公爵小姐将有一个真正的求婚人，不过这件事以后再谈。玛丽亚公爵小姐始终默默地望着哥哥，她那美丽的眼睛含着疼爱，也含着忧愁。可以看出，这时在她心头萦绕着的思绪与嫂嫂所谈的毫不相干。当嫂嫂正谈论彼得堡最近一次举行的盛会时，她向哥哥转过身去。

“你非要去打仗不行吗，安德烈？”她叹口气说。

丽莎也叹了一口气。

“而且明天就走。”哥哥回答说。

“他把我扔在这里不管了，天晓得为了什么，而他本来是有晋升的机会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还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没有听完，就转向嫂嫂，用柔和的目光望着嫂嫂的肚子。

“真的有了吗？”她说。

小公爵夫人的脸色变了。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真的有了，”她说，“啊！这太可怕了……”

丽莎的上嘴唇挂了下来。她把脸贴在小姑脸上，突然又哭起来。

“她需要休息一下，”安德烈公爵皱着眉头说，“是不是，丽莎？把她领到你的房间去吧，我去见爸爸。他怎么样，还是那样吗？”

“还是那样，一点没变，不知道你看起来怎么样。”公爵小姐高兴地回答。

“还是照常在那个时刻在林荫路上散步、在车床上做工吗？”安德烈公爵嘴角含着一丝笑意问道，这表明他虽然十分敬爱父亲，但也知道父亲的弱点。

“还是那个时刻上车床干活，还做数学题，给我上几何课。”玛丽亚公爵小姐高兴地回答，好像上几何课是她生平一大乐事似的。

在老公爵二十分钟的起床时间过去后，吉洪来请小公爵去见父亲。老头子为了欢迎儿子的到来，破例改变了一下生活习惯：他吩咐，准许儿子在他午饭前穿戴的时间进入他的卧室。老公爵一向是旧式装束：穿长衫，戴敷粉假发。当安德烈公爵走进父亲的卧室时（不是带着他在交际场所故意做出的蔑视一切的表情和态度，而是带着他和皮埃尔谈话时那种兴致勃勃的表情），老头子正坐在更衣室里一张宽大的上等山羊皮面安乐椅里，披着敷粉披肩，把头伸给吉洪去扑粉。

“啊！战士！你要征服波拿巴吗？”老头子说，因为辫子正在吉洪手中编着，只好在许可范围内摇了摇扑过粉的头。“你至少应当好好收拾他一顿，不然长此以往，连我们也快要变成他的臣民了。你好！”他说着把腮帮伸了过去。

老头子在饭前小睡后心情极好。（他常说，饭后小睡是银，饭前小睡是金。）他从下垂的浓眉下快活地斜视着儿子。安德烈公爵走上前去，吻了吻父亲让他吻的地方。他没有回答父亲得意的话题——拿当时的军人，特别是拿波拿巴开个小玩笑。

“爸爸，我来了，把怀孕的媳妇也带来了。”安德烈公爵说，他活泼而恭敬地注视着父亲脸上每根线条的活动，“您身体好吗？”

“孩子，只有蠢货和荒唐鬼才生病呢，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早忙到晚，生活又有节制，当然健康了。”

“感谢上帝！”儿子微笑着说。

“这与上帝不相干！好，你来讲一讲，”他接着说下去，又回到他得意的话题上，“德意志人怎么样教会你们用新的科学，就是用所谓战略来跟波拿巴作战。”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爸爸，让我想想，”他面带笑容说，这种笑容表明他对父亲的敬爱并不因父亲的弱点而有所妨碍，“我还没安置好呢。”

“瞎说，瞎说，”老头子大声说，他试试小辫编得结实不结实，摇了摇脑袋，一面抓住儿子的手，“你媳妇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玛丽亚公爵小姐会带她去看的，而且她有满坑满谷的话要说。那是她们女人的事。她来我很高兴。坐下谈谈吧。我了解米切尔森的军队，也了解托尔斯泰的……同时登陆……南方的军队做什么呢？普鲁士中立，这我知道。奥地利怎么样？”他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在屋里边说边走，吉洪跟着他跑，把一件件衣服递给他，“瑞典怎么样？他们怎样跨过波美拉尼亚呢？”

安德烈公爵见父亲一定要谈，就开始讲预想会战的作战计划，起先谈得有点勉强，但是后来越谈越起劲，谈到中间，不知不觉按照老习惯从讲俄语改为讲法语了。他说，一支九万人的军队一定能迫使普鲁士放弃中立，加入战争；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将在施特拉尔松与瑞典军队会师；二十二万奥军连同十万俄军，将在意大利境内和莱茵河上作战；五万俄军和五万英军，将在那不勒斯登陆；总数五十万的军队将从四面八方围攻法军。老公爵对儿子的叙述没有表示丝毫的兴趣，他仿佛根本没有听，始终一面走一面穿衣服，有三次突如其来地打断了儿子的话。第一次他打断他的话，喊道：

“白的！白的！”

他是说吉洪没有把他所要的那件背心递给他。另一次，他停下来问道：

“她快要生产了吧？”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说，“不好！说下去，说下去。”

第三次是在安德烈公爵快说完的时候，老头子用走腔的老嗓子唱起来：“马尔布鲁去出征，天晓得何时才归来。”

儿子只微微一笑。

“我不是说我就赞成这个计划，”儿子说，“我只是告诉您有这么回事。拿破仑已经拟了一个并不比这个坏的计划。”

“你告诉我的并没有一点新东西。”老头子若有所思，像说绕口令似的嘟哝着“天晓得何时才归来”，突然说：“到餐厅去吧。”

二十四

老公爵洒过发粉，刮过脸，在规定的时刻走进餐厅，在这里等候他的有儿媳、玛丽亚公爵小姐、布里安小姐，此外还有公爵的建筑师。这位建筑师被邀请入座是由于公爵的古怪脾气，这个小人物以他所处的地位，是万万不敢奢想这种荣幸的。公爵平时等级森严，就连省里的高官显要也很少请到家里吃饭。可是他忽然邀请那个常常跑到屋角用花格手绢擤鼻涕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他这样做是要证明，人人都一律平等，他不止一次开导女儿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一点也不比咱们坏。吃饭时，公爵最爱跟沉默寡言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攀谈几句。

餐厅像住宅里所有的房间一样，又高又大，眷属和仆人站在每把椅子后面，恭候公爵出来；手臂上搭着餐巾的管家察看着餐具的布置，向仆人递眼色，时时把不安的目光从挂钟移到公爵进入餐厅的那扇门上。安德烈公爵在观看一副他以前没见过的金色大镜框，镜框里装着博尔孔斯基公爵家的谱系图，对面挂着一副同样大的镜框，装着一幅画笔拙劣的（想必出自家奴画师之手）当权公爵的戴冕肖像，这一定是留里克的后裔，也就是博尔孔斯基家的祖先。安德烈公爵一面看谱系图一面摇头，而且面带笑意，就像看见一幅跟本人非常相像的肖像似的觉得好笑。

“一看就认出是他老人家！”他对走过来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惊异地看了哥哥一眼。她不懂他笑什么。父亲所做的一切都使她崇敬，不容许有半点非议。

“各人有各人的弱点，”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以他那样的雄才大略，竟陷入这些琐事！”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理解哥哥为什么竟说出如此大胆的意见，她正要反驳，书房里忽然传来期待已久的脚步声：老公爵像平时一样迅速而快活地走进来，好像故意用他那匆忙的样子来跟家中的严格秩序作个对比似的。正在这一瞬间，大钟敲了两下，接着，客厅里另一只钟用清脆的声音响应着。老公爵站住了。他那灵活、闪光、严峻的眼睛从低垂的浓眉下把所有的人扫视了一番，然后停在小公爵夫人身上。小公爵夫人这时心中感到一种好似内侍官见皇上驾到时的感情，也就是在这位老人面前的人们见到老人时所产生的那种敬畏的感情。他摸了摸公爵夫人的头，然后又笨拙地拍了拍她的后脑。

“我很高兴，很高兴，”他说，又注视了一下她的眼睛，就迅速地走开，在自己的位子上落座，“坐下，坐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坐。”

他叫儿媳妇坐在他身边。仆人给她拉开椅子。

“噢哟！”老头子打量着圆圆的肚子说，“太性急了，不好！”

他笑起来——像平时那样只用嘴笑，不用眼睛笑，他笑得枯燥，冰冷，而且令人不愉快。

“你应当散步，尽量，尽量多散步。”他说。

小公爵夫人没听见或者不愿意听他的话。她默不作声，有点局促不安。老公爵问起她的父亲，小公爵夫人这才说话，并且微微一笑。他又问起共同的熟人，小公爵夫人更加活跃了，开始谈起来，替许多人向公爵问好，并且转述城里的流言。

“可怜的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死了丈夫，眼泪都哭干了，可怜的人儿。”她说，越发活泼了。

她越来越活泼，公爵就越来越严厉地看她。突然间，公爵仿佛已经充分地研究了她，对她有了明确的概念，就转向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去了。

“喂，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我们的波拿巴快要倒霉了。安德烈公爵（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儿子）对我说，为了对付他集合了大批军队！咱们还老以为他是个废物呢。”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一点也不记得“咱们”什么时候说过波拿巴这类话，不过他懂得，公爵是利用他来引出得意的话题。他惊讶地看了看小公爵，不知这场谈话会闹出什么结果。

“他是位大战术家！”公爵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

话题又转到战争，转到波拿巴和当时的将军和政治家。老公爵似乎相信所有当代的头面人物都是些对战争和政治一窍不通的毛孩子，就连波拿巴也是一个区区不足道的法国佬，他侥幸成功，只不过因为没有波将金[45]或苏沃洛夫一类人跟他对抗罢了。他甚至还相信：欧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纠纷，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不过是一些时人装模作样想做出一番事业，演演傀儡戏而已。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容忍着父亲对新人物的嘲笑，带着显然高兴的神情引父亲说下去，并且恭听着。

“人们总觉得过去一切都好，”他说，“其实，就是苏沃洛夫不是也陷入莫罗[46]的圈套脱不了身吗？”

“这是谁对你说的？谁说的？”老公爵喊道。“苏沃洛夫！”他抛出一只碟子，吉洪连忙接住。“苏沃洛夫！……好好想想吧，安德烈公爵。只有两个人：腓特烈[47]和苏沃洛夫……莫罗算得什么！假如让苏沃洛夫便宜行事的话，莫罗早当俘虏了，可是宫廷的腊肠烧酒军事参议院[48]掣他的肘。他算倒了霉了。等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尝到腊肠烧酒的滋味了！苏沃洛夫既然对付不了他们，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又怎么行呢！不行的，孩子，”他继续说，“你和你的将军们对付不了波拿巴。应当收买一些法国人，叫他们敌我不分，自相残杀。德意志人帕伦[49]奉命到美国纽约找法国人莫罗去了，”他是说那一年邀请莫罗加入俄国军队的事，“真是咄咄怪事！ ！怎么啦，难道那些波将金们、苏沃洛夫们、奥尔洛夫们都是德意志人吗？不是的，孩子，不是你们大家发了疯，就是我老糊涂了。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等着瞧吧。他们竟把波拿巴当成伟大的统帅了！ 哼！……”

“我绝对不是说，他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我不能理解，您怎么能那样评论波拿巴。您怎么嘲笑他都可以，而波拿巴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统帅！”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老公爵对忙着吃烤肉、但愿人家把他忘掉的建筑师喊道，“我对您说过波拿巴是一位伟大的战术家吧？他也是这么说。”

“当然，大人。”建筑师回答说。

老公爵又发出他那冰冷的笑声。

“波拿巴是个幸运儿。他有优等的士兵。而且他先向德意志人开刀，只有懒汉才打不过德意志人。开天辟地以来，人人都打败过德意志人。他们打不过任何人。他们就知道内讧。他就是靠打他们成名的。”

于是老公爵开始分析他认为波拿巴在军事上以致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儿子不反驳，不过不论向他提出什么论据，他显然像老公爵一样难以改变自己的见解。安德烈公爵只是听着，克制着不作答辩，而且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人在乡间闭户独居这么多年，对近年来欧洲种种军政局势居然知悉得这么详细，评论得这么深刻。

“你以为我这个老头子不懂得目前的形势吗？”他结束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时局！我整夜睡不着。好，你说说看，你那伟大的统帅究竟在什么地方显过本领？”

“说起来话长。”儿子回答说。

“你到你的波拿巴那里去吧！布里安小姐，你那个奴才皇帝又有个崇拜者了！”他操着一口漂亮的法语喊道。

“您知道，公爵，我不是波拿巴党啊。”

“‘天晓得何时才归来’……”公爵不合调地唱了一句，更加不合调地笑着离开了餐桌。

在争论或不争论的全部午餐时间里，小公爵夫人一声不响，惊慌地时而看看玛丽亚公爵小姐，时而看看老公公。离开餐桌的时候，她挽起小姑的手臂，把她叫进另一间屋里。

“您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正因为这我才怕他。”她说。

“啊，他太仁慈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二十五

安德烈公爵在第二天晚上动身。老公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规律，午饭后就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小公爵夫人留在小姑的房间里。安德烈公爵穿着不带肩章的旅行常礼服，在他住的房间里跟他的随从收拾行李。他亲自检查了马车，把箱子装到车里，然后吩咐套马。只有一些随身带的东西还放在房里：一只小箱子、一只银制食品箱、两支土耳其手枪和一把佩刀——父亲的赠品，是从奥恰科夫[50]城下带回来的。安德烈公爵这些旅行用品都非常整齐，都是崭新的，很干净，用呢绒套子套着，再用带子仔细地扎起来。

在即将远行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刻，善于反省的人总怀着一种严肃的心情。每逢这样的时刻，人们通常是检查过去和计划未来。安德烈公爵脸上露出心事重重和非常温柔的表情。他倒背着手，在屋里从一角到另一角来回踱步，眼睛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地摇头。不知他是害怕上战场，还是因为离开妻子而感到悲伤，——也许两者都有，不过他显然不愿让人看见他有这种心情，他一听见门廊里有脚步声，就赶快松开手，在桌旁停住，假装捆绑箱套，并且摆出平时那种镇静和莫测高深的表情。这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沉重脚步声。

“我听说你已经吩咐套马了，”她气喘吁吁地说（看样子她是跑着来的），“我很想跟你单独地再谈一谈。谁知道咱们这一别要到何时才能再见。我来，你不生气吧？你变得多了，安德留沙。”仿佛为了解释那句问话，她才加了这么一句。

她叫了一声他的小名“安德留沙”，不由得微笑了。显然，她想到这个严峻的美男子，竟是那个瘦巴巴的小淘气安德留沙，她童年的伙伴，觉得很奇怪。

“丽莎呢？”他问。对她的问题，他只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她太疲倦了，已经在我卧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啊，安德烈！你的妻子太好了。”她说着就在哥哥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她完全是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快活的孩子。我真喜欢她。”

安德烈公爵一声不响，但是公爵小姐看见他脸上露出讥讽的、轻蔑的表情。

“对一些小缺点应当宽容，谁没有缺点啊，安德烈！你别忘了，她是在上流社会被教养成人的。何况她现在的处境并不美妙。应当为每个人设身处地想想。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你想想看，她离开过惯的生活，又和丈夫分别，孤单单地住在乡下，而且还有身孕，她这个可怜的孩子心里是什么滋味？真够她受的。”

安德烈公爵望着妹妹微笑，就像我们听到我们看透了的那些人说话时露出的那种微笑。

“你住在乡下，可是你并不觉得乡下的生活可怕。”他说。

“我就不同了。干吗要提我啊！我不希望过别的生活，而且也不抱这种希望，因为我不知道有别样的生活。不过，安德烈，你得替她想想，一个年轻轻的上流社会的女人，在最好的年华，埋没在乡下，孤身一人，因为爸爸一天忙到晚，我呢……你是知道的……在一个过惯上流社会的女人看来，我这个人干巴巴，不懂娱乐，只有布里安小姐……”

“我真不欢喜您那位布里安。”安德烈公爵说。

“啊，不！她非常可爱，又善良，主要的是，她是个可怜的姑娘。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也没有。说实在的，我不但不需要她，她甚至使我感到拘束。你知道我从来就是一个野人，现在更加如此了。我喜欢孤独……爸爸非常喜欢她。爸爸从来只对这两个人——她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表示亲近，因为他们都受过他的恩典，正如斯特恩[51]所说，‘我们爱那些给过我们好处的人，远不如爱那些受过我们好处的人。’她是个流落街头的孤儿，我爸爸收留了她。她非常善良，我爸爸也喜欢听她朗读。她每晚读书给他听。她读得好极了。”

“说实在的，玛丽，我想父亲的性格有时会使你难堪，是吗？”安德烈公爵突然问。

听了这句问话，玛丽亚公爵小姐先是一惊，然后就害怕起来。

“使我？……使我？！使我难堪？！”她说。

“他一向很严厉，我想，他现在一定变得很难相处了。”安德烈公爵说，显然有意使妹妹为难或者考验她，才这样随便批评父亲的。

“你各方面都很好，安德烈，不过你有点自视过高，”公爵小姐说，与其说她是在注意谈话的进程，不如说她是在注意自己的思路，“这是一桩大罪过。难道父亲是可以评论的吗？就算可以，那么，像我爸爸这样的人，除了使人崇拜以外，还能引起别的感情吗？跟他在一起，我非常满足，非常幸福！但愿你们大家都像我一样幸福。”

哥哥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只有一件事使我难过，——我对你实说了吧，安德烈，——就是父亲对宗教的看法。我不明白，一个头脑那么聪明的人，怎能看不见明如白昼的事，怎能一味地执迷不悟？这是唯一使我不快的事。但是，即使这一点，我看近来也有所改进。近来，他的讥讽已经不那么刻薄了，他接见一个修道士，作了一次长谈。”

“啊，亲爱的，恐怕你和修道士都枉费心机。”安德烈公爵嘲笑地、但是亲切地说。

“啊，我的朋友。我只是祈祷上帝，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祈祷。安德烈，”她沉默了一会儿，怯生生地说，“我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请求。”

“什么请求，亲爱的？”

“你得先答应我你不会拒绝。这件事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也不会使你觉得有失身份。只当你是为了安慰我。答应吧，安德留沙。”她说着就把手伸进手提包里，握住一件东西，但是不拿出来，仿佛她握的东西就是她所要请求的目的物，在对她的请求没有得到应许之前，她是不能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件东西的。

她用恳求的目光胆怯地端详哥哥。

“即使给我添很多麻烦……”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似乎已经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不管你怎么想都好！我知道你跟我爸爸性格一样。不管你怎么想，不过为了我的缘故，请你做这件事。请你一定做！这东西是父亲的父亲，也就是咱们的祖父，一上战场就戴在身上的……”她仍然没拿出她在手提包里握住的东西，“你肯答应我吗？”

“当然，是怎么回事啊？”

“安德烈，我用这圣像为你祝福，你答应我永远戴在身上……答应吗？”

“假如它没有两普特[52]重，不会抻疼我的脖子……为了使你高兴……”安德烈公爵说，但是，一见妹妹听了这句笑话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马上后悔了。“非常乐意，我真的非常乐意，亲爱的。”他补充说。

“不管你的意愿如何，上帝一定会拯救你，宽恕你，使你信服他，因为只有在他身上才能找到真理和慰藉。”她说，声音激动得发颤，她郑重地把一个救主像双手捧到哥哥面前。这个椭圆形的、黑脸银袍的神像古色古香，用一条精制的银链系着。

她画过十字，吻过神像，然后把它递给安德烈。

“请你收下，安德烈，为了我……”

她的大眼睛放射着善良而羞怯的光芒。这双眼睛照亮了整个清瘦的、病态的面孔，使它变得更美丽了。哥哥伸手去接神像，但是她拦住了他。安德烈明白过来，于是他画过十字，吻吻那个神像。同时他脸上露出柔和（他被感动了）和讥笑的神情。

“谢谢你，我的朋友。”

她吻了吻他的前额，又坐到沙发上。他们默默无语。

“我已经对你说过，安德烈，你要像你一向那样和气而宽厚。对丽莎不要太苛求，”她开始说，“她非常可爱，非常善良，而且她现在的处境又是那么困难。”

“玛莎[53]，责备我的妻子或者对她不满的话，我似乎并没对你说过一句。为什么你老对我说这话呢？”

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泛起红斑，她不作声了，好像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似的。

“我什么都没对你说过，可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了。这使我感到难过。”

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前额、脖子和两颊上的红斑更红了。她想说点什么，但是说不出来。哥哥已经猜到：小公爵夫人饭后哭过，谈起难产的预感，害怕生孩子，自叹命苦，埋怨公公和丈夫。她哭过以后就睡着了。想到这里，安德烈公爵怜惜起妹妹来。

“有一点你要知道，玛莎，我不能责备我的妻子，过去没责备过，将来也永远不会责备，在对她的态度上，我也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不管处在什么环境，我永远都是这样。不过，假如你想知道实情……想知道我是不是幸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幸福。她幸福吗？也不幸福。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走到妹妹跟前，俯下身，吻了吻她的前额。他那双秀美的眼睛闪耀着平时不常有的聪明而善良的光辉，不过，他并不看妹妹，而是越过她的头顶朝着门外的黑暗望去。

“咱们到她那儿去吧，应当同她告别！要不，你一个人先去，把她叫醒，我随后就来。彼得鲁什卡！”他招呼他的听差，“来把东西拿走。这个放在座位下边，这个放在座位右边。”

玛丽亚公爵小姐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她忽然收住了脚步。

“安德烈，假如你有信仰，你一定会祈祷上帝，求他赐给你那种你所感觉不到的爱，而你的祈祷一定会被上帝听到的。”

“啊，真的吗！”安德烈公爵说，“去吧，玛莎，我马上就来。”

安德烈公爵在去妹妹房间的路上，走到连结两幢房屋的走廊的时候，遇见面带妩媚笑容的布里安小姐，这一天她已经是第三次带着兴奋和天真的微笑在僻静的走廊里跟他相遇了。

“啊！我以为您在自己房间里呢。”她说，不知为什么红了脸，垂下了眼帘。

安德烈公爵严厉地看了她一眼，脸上突然露出恼怒的表情。他对她一言不发，不看她的眼睛，只向她的前额和头发瞥了一眼，神情是那么轻蔑，使这位法国女人面红耳赤，她一句话不说就走开了。他走到妹妹门前的时候，公爵夫人已经醒了，从敞开的门里传出她快活的、一句紧接一句的谈话声，她谈得那么起劲，就好像克制了很久没有出声，现在要补偿失去的时间似的。

“不，你想想看，老伯爵夫人祖博娃一头假发，满嘴假牙，好像在跟自己的年龄挑战似的……哈，哈，哈，玛丽！”

他妻子在别人面前讲祖博娃伯爵夫人的那些话，以及那同样的笑声，安德烈公爵已经听过五六遍了。他轻轻地走进房间。体态肥胖、肤色鲜红的小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里，手里拿着手工，滔滔不绝地回忆彼得堡的事情，甚至回忆当时的原话。安德烈公爵走过来，抚摸了一下她的头问她旅途的疲劳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她回答了一声，仍然继续谈她的。

六套马的轿式马车停在门口。外面是黑暗的秋夜。车夫连辕杆都看不清。仆人们提着灯笼在台阶上来回奔忙。一个个大窗户透出辉煌的灯光，照得整所大房子通亮。家仆们聚在前厅准备跟小公爵告别；家里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里安小姐、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公爵夫人，都站在大厅里。安德烈公爵被父亲叫到书房里，老头子想单独跟他话别。大家正等着他们出来。

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的时候，老公爵戴着老花镜，穿着素白睡衣（他这样的衣着，除了接见儿子，是不接见任何人的），正坐在桌旁写字。他回头看了一眼。

“你要走了？”他又写起字来。

“我来向您辞行。”

“吻我这儿吧，”他伸出面颊，“谢谢，谢谢！”

“您干吗要谢我？”

“因为你不拖延时日，没有被女人的裙带绊住脚。报国至上。谢谢，谢谢！”他继续写下去，只听飞溅着墨水的笔尖飕飕地响。“你有什么要说，只管说吧。我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他补充说。

“关于我的媳妇……把她留下来让您操心，我实在过意不去……”

“胡扯什么？说你要说的吧。”

“我媳妇临产的时候，请派人到莫斯科请一个产科医生来……让他在这儿准备着。”

老公爵停下笔，仿佛没有听懂似的，用严肃的目光盯着儿子。

“我知道，如果大自然不帮忙的话，什么人都帮不上忙的，”安德烈公爵说，他显然有点发窘，“当然，这种不幸百万里面只有一个，但是，她和我都有这种幻觉。不知别人对她瞎说了什么，她做梦都梦见，所以她很害怕。”

“嗯……嗯……”老公爵一边说，一边继续写完，“我照办。”

他把笔一挥，签了个花体字，猛然转身对儿子大笑。

“事情有点不妙，是不是？”

“什么事情不妙，爸爸？”

“老婆呀！”老公爵言简意赅地说。

“我不明白。”安德烈公爵说。

“孩子，这是没有办法的，”公爵说，“女人全都一样，离婚是不可能的。你别怕，我不对任何人说，你自己也知道。”

他用瘦骨嶙峋的小手抓住儿子的手，抖了抖，用那像是要把人看穿的敏锐目光逼视着儿子，接着又发出一阵冰冷的笑声。

儿子叹了一口气，表示承认父亲很了解他。老头子用他那惯常的迅速动作继续叠信和封信，时而抓起火漆、印戳、信纸，时而又放下。

“有什么办法？长得漂亮嘛！一切我都照办。你放心吧。”他一面封信，一面断断续续说。

安德烈默不作声：父亲了解他，这使他又高兴，又不高兴。老头子站起来，把信交给儿子。

“听着，”他说，“不要惦记老婆：凡是办得到的，都要办到。你听我说：把这封信交给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54]。我在信上说，希望他给你一个适当的位置，不要老叫你当副官：讨厌的职务！你对他说，我记得他，并且喜欢他。他待你如何，来信告诉我。如果他待你不错，就干下去。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决不依靠别人的恩典在人家手下服务。现在到这儿来。”

他说得太快，每句话说不到一半就完了，不过，儿子已经惯于理解他的话。他把儿子领到办公桌前，掀开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练习本，上面满是他写的又粗又长又密的字迹。

“我当然会比你先死。告诉你，这是我的回忆录，等我死后，把它呈交皇上。这儿有一张债券和一封信：这是奖给《苏沃洛夫战史》撰写人的奖金。把这些寄给科学院。这是我的笔记，等我死后，你自己可以看看，你会从中得到教益。”

安德烈没有对父亲说，他一定还能活很久。他知道用不着说这种话。

“一切都照办，爸爸。”他说。

“好了，那么就再见吧！”他把手递给儿子亲吻，然后拥抱儿子一下，“你要记住一点，安德烈公爵：假如你被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很难过的……”他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随后突然大喊大叫继续说：“我要是听说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儿子，我就要……感到羞耻！”他尖叫了一声。

“您不必对我说这些，爸爸。”儿子微笑着说。

老头子不作声了。

“我还要恳求您，”安德烈公爵接着说下去，“如果我被打死，如果我得个儿子，不要让他离开您，就像我昨天向您提过的，让他在您身边长大……请您费神。”

“不让你媳妇教养吗？”老头子说着大笑起来。

他们默默地面对面站着。老头子的锋利目光直盯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脸的下半部颤抖了一下。

“告别完了……走吧！”他突然说。“走吧！”他打开书房门，愤怒地高声喊道。

“怎么回事？怎么了？”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看见安德烈公爵走出来，又瞥了一眼穿着白睡衣、没有戴假发、戴着老花镜、怒声喊叫的老头子探出来的身影，齐声问道。

安德烈公爵叹了口气，什么也没回答。

“好了，”他对妻子说。这一声“好了”，带有冷嘲的意味，仿佛是说：“您现在可以表演您那一套了。”

“安德烈，就要走了吗？”小公爵夫人说，她面色苍白，带着恐惧的神情望着丈夫。

他拥抱她。她大叫一声倒在他的肩膀上，失去了知觉。

他小心翼翼地把被她枕着的肩膀移开，看了看她的脸，轻轻地扶她坐在安乐椅中。

“再见，玛丽亚。”他小声对妹妹说，拉着她的手吻了吻，快步走出房去。

公爵夫人躺在安乐椅里，布里安小姐给她揉太阳穴。玛丽亚公爵小姐扶着嫂嫂，她那美丽的眼睛满含泪水，目不转睛地望着安德烈公爵走出去的那扇门，朝着公爵画十字。书房里时时传出老年人愤怒的、放枪似的擤鼻涕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刚走出去，书房的门忽然敞开了，露出穿白睡衣的老头子的严峻身影。

“走了吗？走了就好了！”他说，忿忿地端详一下失去知觉的小公爵夫人，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第二部

一

一八○五年十月，俄军占领了奥地利大公治下的几座村庄和城市，从俄国又开来一些新的团队，驻扎在布劳瑙附近民房里，给当地居民添了不少麻烦。库图佐夫总司令的大本营也设在布劳瑙。

一八○五年十月十一日，一个刚开到布劳瑙的步兵团在离市区半英里[55]的地方驻下来，等候总司令检阅。虽然地形和环境（果园、石墙、瓦顶、远山）都不是俄罗斯式的，虽然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看士兵的居民都不是俄罗斯人，但这个团队的外表，却跟在俄国本土任何地方任何准备接受检阅的俄国团队毫无差别。

在行军最后一站的那天傍晚，接到总司令要检阅行军中的团队的命令。虽然团长对命令中的词句不大清楚，发生了应当怎样解释的问题：是不是穿着行军的服装接受检阅？但是，在营长会议上，根据礼多人不怪的原则，决定团队准备正规的检阅。于是士兵们在三十俄里的行军之后，通宵不眠，缝缝补补，洗刷干净，副官和连长清点人数，剔除一些人。第二天早晨，这个团队已经不像最后一段行军的头一天那样拖沓零乱，而变成了一支两千人的整齐队伍，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职责，每个人的每个钮扣和每条皮带都在一定的地方，都干净得闪亮发光。而且不仅外表整齐，如果总司令要检查军装里面的话，他会看到每个人都穿着同样清洁的衬衣，他也会发现每只背囊里都有规定数量的物品，正如士兵们所说，“锥子、肥皂，一应俱全”。只有一件事使大家不得安心，就是脚上穿的。弟兄们的靴子半数以上已经破了。但是这个缺点不能怪罪团长，因为虽经一再要求，奥国军需部始终没有把东西发下来，而这个团队已经走了一千俄里了。

团长是个容易冲动的、鬓发和眉毛都已斑白的老将军，他体格敦实，胸背之间的厚度超过两肩之间的宽度。他穿一套崭新的带着明显折痕的军服，金光闪闪的肩章很厚，仿佛不是压低了他那肥大的肩膀，而是加高了几分。这位团长的神情，就好像他是一个幸运地执行一桩平生最庄严的任务的人。他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微微伛偻着身子，一走一哆嗦。看样子，这位团长对自己的团队很欣赏，为他的团队感到高兴，把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团队上了。虽然如此，他那抖动的步伐似乎说明，他除了对戎马生涯感兴趣，对社交和女人的兴趣在他内心也占有不小的地位。

“喂，老伙计，米哈伊洛·米特里奇，”他对一位营长说（营长微笑着向前跨了一步，看样子他们都很高兴），“昨天夜里可把咱们整苦了。不过，好像还不错，咱们的团队不坏……你说是不是？”

营长领悟了这句打趣的话，大笑起来。

“就是在察里津皇家草场接受检阅，也不会被赶出去的。”

“什么？”团长说。

这时，在布有信号手的通到城里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是一个副官带着一名哥萨克兵。

副官是总司令部派来向团长说明昨天那道命令里含糊的词句的，也就是说明，总司令希望看见完全保持行军状态的团队——穿着大衣，背着背囊，不要有任何的准备。

昨天，奥地利军事参议院有一名参议由维也纳来见库图佐夫，建议并要求俄军赶快跟费迪南大公及马克的军队会师，但是库图佐夫认为这种会师没有好处，所以，他在列举了其他理由之外，还打算请那位奥地利将军亲眼看看从俄国新开来的部队的惨状，以证实自己的意见的正确。他要来检阅团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团队的情况越糟，总司令就越高兴。虽然那个副官不知道底细，但是他向团长传达了总司令的坚决要求，那就是士兵必须穿大衣，背背囊，否则总司令就不满意。

听了这番话，团长低下头，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面红耳赤地把两手一摊。

“真糟糕！”他说，“我跟你说过，米哈伊洛·米特里奇，所谓行军，就是要穿着大衣。”他责备营长。“唉，我的上帝！”他补上一句，就毅然决然向前走去。“各连连长！”他用惯于发号施令的声音喊道。“司务长！……他就要到了吗？”他面带毕恭毕敬的表情对刚来的副官说，显然是为了他问的那个人，才摆出这副表情的。

“我看还得一个钟头。”

“我们来得及换服装吗？”

“我不知道，将军……”

团长亲自走到队伍前面，命令重新穿上大衣。连长跑回各连，司务长忙起来了（因为大衣已经不够完整），转眼之间，那些原来又整齐又肃静的方队开始骚动、松散、人声嘈杂起来。四面八方都是士兵跑来跑去，他们把肩膀往前一耸，从头上卸下背囊，取出大衣，高举着胳膊伸进袖子。

半小时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只是方队由黑色变成灰色的了。团长又迈着哆哆嗦嗦的步子走到团队前头，从远处打量它。

“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搞的？”他停下来喊道，“三连连长！……”

“将军传见三连连长！将军传见连长，团长传见三连！……”声音顺着队伍传下去，一个副官跑去寻找那个动作迟缓的军官。

这些用力喊叫的声音越传越走样，等传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变成“三连传见将军”了。那个被传的军官从连队后面走出来，他虽然上了年纪，不惯跑步，但他还是跌跌绊绊地小跑着去见将军。这个上尉像没有背会书的小学生回答功课似的，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那显然由于纵酒而发红的脸上泛起一块块斑点，嘴巴也合不拢。他离团长越近，就越放慢了脚步，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跟前的时候，团长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

“您快要给弟兄们换上无袖长裙了！那是怎么回事？”团长喊道，他用下巴指了指三连中一个穿着与别人的大衣颜色不同的浅蓝色大衣的士兵，“您刚才上哪儿去了？总司令就要到了，而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嗯？……我要叫您知道让弟兄们检阅的时候穿婆娘的衣裳有什么好处！……嗯？……”

连长目不转睛地望着长官，两个指头在帽檐上越按越紧，仿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救。

“嗯，您为什么不吭声？您连里那个打扮成匈牙利人的是什么人？”团长绷着脸开玩笑说。

“大人……”

“什么‘大人，大人’的？大人！大人！谁也不知道‘大人’是什么。”

“大人，那是降级的军官多洛霍夫……”陆军上尉低声说。

“什么，他是降为元帅还是降为士兵？降为士兵，那就应当跟别的士兵穿一样的军服。”

“大人，是您亲自准许他行军的时候可以这样的啊。”

“是我准许的？是我准许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这样，”团长稍微冷静些说，“我准许的？只要对你们说句什么，你们就……怎么啦？”他说着说着又冒起火来，“请把弟兄们穿得像样一点……”

团长回头看了看副官，就迈着他那哆哆嗦嗦的步子向队伍走去。看样子，他对自己发脾气很得意，从队伍前面走过时，他想再找一个发泄怒气的借口。他骂了一连连长几句，因为他戴的奖章没有擦亮，又骂了二连连长几句，因为他那一连的队伍站得不齐，他这样一路骂着走到第三连。

“你怎—么站的？腿摆在哪儿？腿摆到哪儿去了？”离那个穿浅蓝色大衣的多洛霍夫还有五人远的地方，团长就用带着痛苦的声调喊起来。

多洛霍夫慢慢伸直他那条弯着的腿，用明亮而傲慢的目光直对将军的脸望过去。

“为什么穿蓝大衣？脱掉！……司务长！给他换衣服……坏坯……”不等团长说完，多洛霍夫就赶忙说：

“将军，我一定执行命令，但是，我没有义务忍受……”

“站队时不准说话！……不准说话，不准说话！……”

“我没有义务忍受侮辱。”多洛霍夫把话说完，声音高亢而响亮。

将军和士兵的目光相遇。将军忿忿地向下拉那箍得紧紧的肩带，不作声了。

“请您把衣服换一换吧，我求求您。”他一边说着，走开了。

二

“来了！”一名信号手这时喊道。

团长脸一红，向马跑过去。他用发抖的手抓住马镫，纵身上马，坐好后，抽出佩刀。他带着幸福的、坚决的表情，咧着张开的嘴，准备喊口令。全团像梳理羽毛的小鸟一样，抖擞一下，就屏息不动了。

“立—正！”团长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口令，这声音对他是一种快乐，对团队是一种威严，对前来的长官是一种欢迎。

一辆驾着纵列马的高大的浅蓝色维也纳轿式马车，轻轻响着弹簧的颠簸声，沿着没有铺砌的、宽阔的林荫大道，疾驰而来。骑马的随员们和克罗地亚人卫队在车后飞奔着。库图佐夫身旁坐着一个奥地利将军，他穿一身在俄国人的黑军服中间显得很奇特的白军服。马车驰到团队前停下来。库图佐夫和那个奥地利将军低声谈着什么，库图佐夫露出一丝微笑，当他迈起沉重的脚步，把一只脚从踏板上跨下来的时候，仿佛他面前并不存在两千名屏息注视着他和团长的士兵似的。

发出口令声，团队又震动了一下，锵锵地一齐举枪致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可以听见总司令微弱的说话声。全团高呼：“祝大—人—健康！”接着又是一片寂静。起先，在团队行进的整段时间，库图佐夫站立不动。然后，他和那个穿白军服的将军，由随员伴随着，并肩从队伍前面走过。

从团长挺直腰板、服装穿得整整齐齐、两眼直视着总司令举手敬礼的样子看来， 从他极力抑制住哆哆嗦嗦的动作、躬着身子、随着两位将军从队伍前面走过的样子看来，从总司令一张嘴、一抬手他就立即跑上前去的样子看来，他执行下属的职务，比起执行长官的职务，要胜任愉快得多。由于团长的严厉和勤恳，跟同时到达布劳瑙的其他团队比起来，这个团队的情况是极好的。掉队的和病号只有二百一十七名。除了靴子，样样都很齐整。

库图佐夫从队伍前面走过，有时停下来对他在土耳其战争中认识的军官们说几句亲热话，有时对士兵们也说几句。有好几次他看着靴子悲哀地摇摇头，并且指给奥地利将军看，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对这件事他并不责备任何人，但不能不看到这是多么糟。团长每当这时就跑上前去，惟恐放过总司令谈到本团的每句话。库图佐夫后边，在每句轻声说出的话都可以听见的距离，跟随着二十来名随员。离总司令最近的是一个英俊的副官。这就是博尔孔斯基公爵。在他旁边走着的是他的同僚校官涅斯维茨基，他身材高大，特别肥胖，生着一张俊秀、和善的笑脸和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涅斯维茨基被一个在他旁边走着的黑脸膛的骠骑军官逗得忍不住要笑。那个骠骑军官面无笑容，呆呆地瞪着两眼，一本正经地望着团长的脊背，摹仿团长每一个动作。每当团长哆嗦着向前躬身的时候，那个骠骑军官也就跟着惟妙惟肖、分毫不爽地打哆嗦和哈腰。涅斯维茨基一面笑，一面捅捅别人，让别人也看那个逗笑的人。

库图佐夫无精打采地缓步从几千双瞪着眼珠注视着长官的眼睛前面走过。来到三连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随员们没有料到他会这样，都收不住脚步，拥了上来。

“啊，季莫欣！”总司令说，认出了那个因为蓝大衣而受申斥的红鼻子上尉。

本来，季莫欣在遭受团长申斥的时候腰杆就已经挺得无法再直了。可是，在总司令对他说话的这会儿，这个上尉把腰杆挺得更直了：看样子，如果总司令再多看他一下，他就会吃不住劲了。库图佐夫显然明白上尉这种情况，他但愿上尉诸事如意，于是赶快转过脸去。库图佐夫那张因伤疤而变形的虚胖的脸上，掠过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笑意。

“又一个伊兹梅尔战役[56]的战友，”他说，“一个勇敢的军官！你对他满意吗？”库图佐夫向团长问道。

那个骠骑军官像一面镜子似的反映出团长的形象，不过团长本人看不见。团长哆嗦了一下，走上前去回答说：

“非常满意，大人。”

“人人都免不了有缺点，”库图佐夫面带笑容离开他，说道，“他是巴克斯[57]的信徒。”

团长害怕了，他不知这是不是他的过错，他没敢答话。那个骠骑军官这时注意到上尉的红鼻子面孔的表情和收进去的肚子，就惟妙惟肖地摹仿他的表情和姿势，使得涅斯维茨基忍不住笑出声来。库图佐夫回头看了看。那个骠骑军官像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表情，趁库图佐夫转脸的工夫，他竟来得及做了个鬼脸，随即摆出最正经、最恭敬、最无辜的样子。

第三连是最后一连，库图佐夫沉吟起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安德烈公爵从一群随员中间走出来，用法语低声说：

“您吩咐我提醒您一下关于本团降职军官多洛霍夫的事。”

“多洛霍夫在哪儿？”库图佐夫问。

多洛霍夫已经穿上士兵的灰大衣，正焦急地等待传唤他。这时从队伍里走出一个身材挺拔、金黄色头发、眼睛又蓝又亮的士兵。他走到总司令面前举枪敬礼。

“有什么要求吗？”库图佐夫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这就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说。

“啊！”库图佐夫说，“我希望这次教训能使你改过自新，好好地服务。皇上是仁慈的。只要你做得像样，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那双明亮的蓝眼睛直视着总司令，像直视着团长时一样大胆，他仿佛要用自己的表情撕破那道把总司令和士兵远远隔开的无形的帷幕。

“我请求一件事，大人，”他说，声音响亮、坚定、从容不迫，“我请求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表明我对皇帝陛下和俄国的忠诚。”

库图佐夫转过脸去。就像他跟季莫欣谈话时转过脸去一样，含在眼里的一丝笑意从他脸上闪过。他转过脸皱了皱眉，他这样似乎想表示，多洛霍夫对他所说的一切，以及多洛霍夫对他可能说的一切，他老早老早就知道了，这些话已经使他厌烦，都是些完全没有必要说的话。他转身向马车走去。

团队分为各个连队向布劳瑙附近指定的营盘走去，希望到那里能得到靴子和衣服，在艰苦的行军之后休息一下。

“您不会对我有意见吧，普罗霍尔·伊格纳季奇！”团长骑马绕过正向营盘行进的三连，跑到带队的季莫欣上尉跟前，对他说。因为顺利地通过了检阅，团长脸上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这是给皇上服务……没法子……有时免不了在队前发发脾气……我首先道歉，您了解我……我非常感激！”于是他把手伸给连长。

“别提啦，将军，我对您怎么会有意见！”上尉回答，他的鼻子发红了，微笑着，露出在伊兹梅尔城下被枪托敲掉两颗门牙的豁口。

“请告诉多洛霍夫先生，我不会忘记他，叫他放心。请告诉我，我一直想问你，他怎么样？品行好吗？在各方面……”

“他执行勤务很认真，大人……不过脾气……”季莫欣说。

“怎么？脾气怎么样？”团长问。

“大人，一天一个样，”上尉说，“今天看来很懂事，像有修养的样子，和和气气。可是明天一下子就变成了野兽。在波兰的时候，不瞒您说，他打死一个犹太人……”

“是的，是的，”团长说，“对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还是要怜惜。他的来头不小哇……所以您要……”

“是，大人。”季莫欣说，他用笑容来表示他对长官的意愿是领会的。

“是的，是的。”

团长在队伍里找到多洛霍夫，轻轻勒住了马。

“一打仗就有肩章了。”团长对他说。

多洛霍夫转脸看了看，没说一句话，也未改变他那含着嘲笑的嘴角的表情。

“好，这好极了，”团长继续说，“我请弟兄们每人喝一杯，”他补上一句，叫士兵们都听得见，“我谢谢大家！谢天谢地！”然后他超过这个连队，向另一个连队驰去。

“没说的，他真是个好人，在他手下当兵不错。”季莫欣对身旁的一个连级以下的军官说。

“总而言之，是个红桃！……（团长的外号叫‘红桃老K’）”那个军官笑着说。

军官们在检阅后的愉快心情也传给了士兵。连队高高兴兴地行进着。四面八方都是士兵谈话的声音。

“怎么听说库图佐夫是个独眼龙，只有一只眼？”

“可不是嘛！道道地地的独眼龙。”

“不……老弟，他比你还眼亮呢。靴子和脚布，样样都看在眼里……”

“我的老弟，他朝我的脚看了一眼……嘿！我心想……”

“那个跟他一道来的奥地利人，好像用石灰刷过似的。白得像面粉！我想，一定像擦马具似的把他擦了一遍！”

“我说，费杰绍！……有没有听说什么时候开战？你不是站得近些吗？老听人说，波拿巴本人就驻在布鲁诺沃[58]。”

“波拿巴驻在这儿！真会胡说，傻瓜！他什么都知道似的！现在普鲁士人正闹乱子。这就是说，奥地利人正在平定他们。把普鲁士人平定下去，才同波拿巴开战。可是他偏说波拿巴驻在布鲁诺沃！可见是个傻瓜。你听得还不够多。”

“你瞧，这些军需官真可恨！瞧，第五连已经向村子转弯了，他们就要煮粥了，我们还没有走到地方。”

“给我一点面包干，鬼东西。”

“你昨天给了我一点烟叶，是吧？怪不得，老弟。好，拿去吧，上帝保佑你。”

“能让我们歇歇脚就好了，不然还得饿着肚子走五六俄里。”

“要是德意志人给咱们套好马车，那就美了。坐上去什么都不管：多神气！”

“老弟，这儿的老百姓野蛮极了。那边似乎都是波兰人，是在俄国统治下；可是这儿，老弟，全是德意志蛮子。”

“歌手到前面来！”只听上尉喊了一声。

有二十来个人从各列队里跑到连队前面。领唱的鼓手面对着歌手们转过身来，他把手一挥，唱起调子拖得老长的士兵的歌，歌子的开头是：“朝霞起，太阳升……”结尾一句是：“弟兄们，光荣一定属于卡缅斯基爷爷和我们……”这支歌是在土耳其作战中编的，这时在奥地利唱，只是把其中的歌词“卡缅斯基爷爷”改为“库图佐夫爷爷”。

鼓手是一个干瘦、俊秀、年约四十的士兵，他按照士兵的唱法猝然结束了最后一句，仿佛把一件东西掷到地上似的两手往下一挥，严厉地扫视了歌手们一下，就眯起眼来。然后，当他确信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时候，他两手捧过头顶，仿佛捧的是一件看不见的贵重东西，停留片刻后突然把它拼命一扔：

哎嗨，我的穿堂啊，我的穿堂！

“我的新穿堂……”二十个人接着唱起来，响板手虽然负荷着全副装备的重量，却敏捷地跑到前头去，面朝连队倒退着走，耸动着肩膀，吓唬人似地击打着响板。士兵们合着拍子，甩起胳膊，迈开阔步，不自觉地把脚步走齐了。连队后面传来车轮的辚辚声、弹簧坐垫的轧轧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库图佐夫带着随从回城。总司令打了个手势，叫弟兄们照旧便步走。听见歌声，看见一个跳舞的士兵和高高兴兴、精神抖擞地走着的全连士兵，总司令和他所有的随从脸上都露出愉快的神色。连队从右边数第二排（马车是从连队右边过去的），有一个蓝眼睛的士兵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士兵就是多洛霍夫，他踏着拍子行进着，姿势活泼而优美，当他望着坐车和骑马从旁走过的人们的面孔时，他的表情仿佛说，他很可怜那些没有和连队一起行走的人。那个摹仿团长的动作的库图佐夫随从骠骑兵少尉落到马车后面，他驰到多洛霍夫跟前。

骠骑兵少尉热尔科夫有一个时期在彼得堡是属于多洛霍夫所领导的暴徒集团的。在国外热尔科夫看见多洛霍夫是一个士兵，认为没有必要去认他。现在，当库图佐夫跟这个降级的军官谈过话以后，他又怀着老友重逢的喜悦来跟他打招呼。

“亲爱的老友，你怎么样？”他在歌声中间说，一边使自己的坐骑合上连队的脚步。

“我怎么样？”多洛霍夫冷淡地回答说，“就像你看见的这样。”

活泼有力的歌声，给热尔科夫说话时那潇洒愉快的腔调和多洛霍夫回答时故意的冷淡，增添一种特别的意味。

“喂，和长官处得来吗？”热尔科夫问。

“没什么，都是些好人。你是怎么钻到司令部去的啊？”

“临时调来的，该我值班。”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从右手袖筒里放出一只鹰。”歌声唱道，一种刚健愉快的感觉油然而生。如果他们不是在歌声中交谈，也许他们会说些别的话。

“听说奥地利人吃了败仗，是真的吗？”多洛霍夫问。

“鬼知道，都这么说。”

“我很高兴。”多洛霍夫简短明快地回答，正符合歌词的要求。

“喂，找一天晚上到我们那里打打‘法老’[59]吧。”热尔科夫说。

“是不是你们的钱太多了？”

“来吧。”

“不行，我已经发过誓了。在没有晋级以前，不喝酒，不赌钱。”

“那有什么，只要一打仗……”

“到时候再看吧。”

他们又沉默了。

“需要什么就来吧，司令部里总有办法……”热尔科夫说。

多洛霍夫冷冷地一笑。

“你尽管放心好了。我需要什么不会去求人，自己能办到。”

“我不过是说……”

“我也不过是说。”

“再见。”

“祝你健康……”

……遥望故乡，

山高路远……

热尔科夫一蹬马刺，马暴跳起来，原地踏了三四下，不知先迈哪条腿，摆好姿势后，驰骋起来，也合着歌曲的拍子越过连队去追赶马车。

三

检阅回来以后，库图佐夫陪同那位奥地利将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把副官叫来，命令他把有关新到部队的情况的文件和先头部队总指挥费迪南大公的信件拿来。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拿着需要的文件走进总司令的办公室。库图佐夫和奥地利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坐在一幅摊在桌上的作战地图前。

“啊……”库图佐夫打量着博尔孔斯基说，他这声“啊”仿佛是叫副官等一等，随即用法语继续刚开始的谈话。

“我只说一点，将军。”库图佐夫说，他表情优雅，声调悦耳，使人不由得去倾听他从容不迫说出的每一个字。看来，连库图佐夫自己也喜欢听自己说话。“我只说一点，将军，如果问题是以我个人的愿望为转移，弗朗茨陛下的旨意早就执行了。我早就和大公会师了。请相信我的真诚，对于我个人，把军队的最高统率权移交给比我更内行、更能干的将领，而贵国是不乏这样的将领的，从我肩上卸下这副重担，那么对于我个人，倒是一桩可喜可庆的事。但是，客观情况比我们的愿望更强有力，将军。”

库图佐夫微微一笑，那神情仿佛是说：“您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我，而且不管您对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我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您没有理由对我说出这一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奥地利将军露出不满意的神色，但是他不得不用同样的腔调回答库图佐夫。

“相反，”他唠唠叨叨气愤地说，这腔调同他的奉承话相矛盾，“相反，陛下极为重视阁下参加我们的共同事业。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的迟缓会使俄国军队和他们的统帅失去他们一向在作战中所获得的荣誉。”他把预先准备好的话说完了。

库图佐夫不改笑容地鞠了一躬。

“可是根据费迪南大公殿下最近给我的信，我坚信而且预料，奥军在像马克将军这样能干的副司令指挥下，现在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再也用不着我们的帮助了。”库图佐夫说。

奥地利将军紧皱着双眉。虽然还没有关于奥军失败的肯定消息，但是许许多多情况都证实了失利的普遍传闻，所以，关于奥军胜利的设想毋宁说是嘲笑。但是库图佐夫温和地微笑着，他始终带着那副表情，好像是表示他有理由这样设想。的确，马克军队最近来信向他报道了奥军的胜利和最有利的战略形势。

“把那封信拿来。”库图佐夫对安德烈公爵说。“请看看吧。”库图佐夫嘴角噙着讥讽的微笑，用德语向奥地利将军读了费迪南大公来信中的以下一段：

我们拥有完全集中的兵力，人数在七万名左右，如敌人渡莱希河，我军定能予以击溃。由于乌尔姆被我占领，多瑙河两岸有利形势已在我军控制之下，因此，如敌人不渡莱希河，我军则可随时强渡多瑙河，冲破敌人交通线，然后我再从多瑙河下游班师回防，不让敌人以全力对付我们的忠实盟友这一企图得逞。这样，我们就可以斗志昂扬地等待俄皇军队完全准备就绪，然后就不难协同一致伺机给敌人安排一个它应得的命运。[60]

库图佐夫读完这一段，深深叹了一口气，用聚精会神的目光亲切地看了看军事参议院参议员。

“可是，大人，您知道有一句明智的格言：应当作最坏的设想。”奥地利将军说，显然想结束说笑，言归正传。

他不满意地转脸向副官看了一眼。

“对不住，将军，”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也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脸来，“我说，亲爱的，你到科兹洛夫斯基那里把我们侦察员的报告全部拿来。这里是诺斯蒂茨伯爵的两封信，这是费迪南大公殿下的信，还有这些，”他一面说，一面递给他几件公文，“根据这些文件用法语清清楚楚拟一个备忘录，把我们所得到的奥国军队行动的全部消息写成一个简单的报告。写好后，呈这位大人过目。”

安德烈公爵把头一低，表示从库图佐夫一开口他就不仅明了他已经说的，而且也明了他要对他说的。他收起文件，向他们二人鞠了一躬，就轻轻地在地毯上迈着步子向接待室走去。

虽然安德烈公爵离开俄国不久，他在这期间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从他的表情、动作、步态上几乎看不出过去那种佯装、倦怠、懒散的痕迹了。他那样子，正像一个人没有时间去想他给别人什么印象，只忙于一件愉快而有趣的事情似的。他脸上流露出更多的自满和对周围的人满意的神情。他的微笑和眼神也更加光彩照人了。

安德烈公爵是在波兰赶上库图佐夫的，库图佐夫待他很亲切，答应不忘记他，对他的态度跟对别的副官不同，带他到维也纳，交给他比较重要的任务。库图佐夫在维也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同事——安德烈公爵的父亲。

“您的儿子，”他写道，“由于他勤奋、坚定、可靠，有希望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官。我手下能有这样的下属使我感到幸运。”

在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同事之间以及在军队里，也像在彼得堡上流社会里一样，安德烈公爵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名声。有一些人，这种人占少数，承认安德烈公爵不论是跟自己还是跟其他所有的人都有所不同，预料他将有远大的前程，听从他，钦佩他，摹仿他。和这些人相处，安德烈公爵平易近人，而且心情舒畅。另外一些人，这种人占多数，不喜欢安德烈公爵，认为他是个骄傲、冷酷、令人不快的人物。但是对付这些人时，安德烈公爵善于使他们敬重他，甚至惧怕他。

安德烈公爵从库图佐夫办公室来到接待室，拿着公文走到一位同事、值勤副官科兹洛夫斯基跟前，这位同事正坐在窗口看书。

“什么事，公爵？”科兹洛夫斯基问。

“奉命拟一份备忘录，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前进。”

“为什么不前进呢？”

安德烈公爵耸了耸肩。

“没有马克将军的消息吗？”科兹洛夫斯基问。

“没有。”

“如果他被击溃的说法属实，消息也该来了。”

“也许是吧。”安德烈公爵说着，朝门口走去。就在这时，一位奥地利将军迎面快步走进接待室，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这位将军显然刚从外地到达，他身材高大，穿常礼服，头上缠着黑布，脖子上挂着一枚玛丽亚·特雷西娅[61]勋章。安德烈公爵站住了。

“库图佐夫元帅呢？”新到的将军用生硬的德语很快地说，一面向两旁打量着，没有停步，径直朝办公室走去。

“元帅有事。”科兹洛夫斯基一面说，一面急忙向陌生的将军走去，挡住他的去路，“请问将军贵姓？”

那位陌生的将军轻蔑地从上到下看了看身材不高的科兹洛夫斯基，仿佛惊讶他竟不认得他。

“元帅有事。”科兹洛夫斯基平静地重复说。

将军的面色阴沉了，他的嘴唇抽搐一下，打起哆嗦来。他掏出一个笔记本，用铅笔在上面迅速写了几个字，撕下一页交给副官，然后就快步走到窗前，往椅子上一坐，扫视一下屋里的人，仿佛在问：他们为什么都看他？然后将军抬起头伸了伸脖子，好像想说话，但是即刻又像是不经意地哼起歌儿来，发出古怪的声调，随即又煞住。办公室的门开了，门口出现了库图佐夫。缠着头的将军好似回避危险似的，弯着腰，迈起瘦长的腿子，大步流星走到库图佐夫跟前。

“站在您面前的是不幸的马克。”他声音嘶哑地说。

库图佐夫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的表情有几秒钟凝然不动。然后，皱纹像波浪似的在他的脸上滚过，前额舒展开了；他恭恭敬敬地低下头，闭着眼，默默地让马克先走，随后把门带上。

先前传闻奥军溃败和全军在乌尔姆城下投敌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半小时后，副官们被派往各方面传达命令，说明迄今按兵不动的俄国军队也快要迎战杀敌了。

司令部里只有极少数军官是非常关注战事的全部进程的，安德烈公爵就是其中的一个。看见马克和听见他的军队覆灭的详细经过，安德烈公爵明白，战局已经输掉了一半，俄国军队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并且生动地想象到军队将要遇到什么以及他个人在军队中应起的作用。一想到骄傲的奥地利遇到可耻的失败，想到也许再过一星期会看到而且参加在苏沃洛夫以后的第一次俄法战争，他就不由得感到一种激动的喜悦。但是他惧怕可能比俄国军队的勇敢还要高强的波拿巴的军事天才，再说，看着他心目中的英雄丢脸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被这些思绪弄得心情激动和烦躁不安的安德烈公爵，回自己的房间去给父亲写信，他每天都给父亲写信。在走廊上遇见同屋的涅斯维茨基和滑稽家热尔科夫，他们像平时一样不知在笑什么。

“你怎么一脸的不高兴？”涅斯维茨基看见安德烈公爵面色苍白，眼睛发亮，便问道。

“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博尔孔斯基回答说。

正当安德烈公爵与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相遇的时候，走廊的另一边迎面走来一位奥地利将军施特劳赫和奥地利军事参议院议员，他们都是昨天刚到，那位奥地利将军是驻在库图佐夫司令部专管俄国军队的给养的。以走廊的宽阔，供两个将军和三个军官各走各的路是绰绰有余的；但是热尔科夫用手推开涅斯维茨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来了！……来了！……闪开，让路！请让路！”

两位将军走过来，看样子他们想避免麻烦的礼节。热尔科夫脸上忽然露出按捺不住的、兴高采烈的傻笑。

“大人，”他走上前去用德语对奥地利将军说，“我荣幸地向您贺喜。”

他低下头，像个学跳舞的孩子似的，笨拙地忽而并起左脚，忽而又并起右脚。

那个奥地利军事参议院议员将军严厉地打量了他一下，可是看见他煞有介事地傻笑着，不能不稍微注意一下。将军眯起眼睛，表示他准备听下去。

“我荣幸地庆贺马克将军驾到，庆贺他平安无事，只不过这儿碰伤了一点。”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容可掬地补充了一句。

将军皱起眉头，转身走开了。

“天啊，多么天真！[62]”他走了几步以后，忿忿地说。

涅斯维茨基哈哈大笑，搂住安德烈公爵，但是博尔孔斯基脸色更苍白了，带着愤怒的表情推开他，向热尔科夫转过身去。看见马克的样子，听见他惨败的消息以及想到俄国军队未来可能的遭遇，使他的精神大受刺激，现在针对热尔科夫不合时宜的玩笑，他把心中的愤怒发泄了出来。

“仁慈的阁下，”他声音尖利地说，下巴颏微微颤抖着，“您愿意当一个小丑，我不能阻止，但是我向您声明，如果您再敢在我面前出洋相，我可要让您知道知道，应该怎样约束自己。”

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被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惊呆了，睁大两眼望着博尔孔斯基。

“怎么啦，我只不过祝贺祝贺。”热尔科夫说。

“我不跟您开玩笑，请您住口！”博尔孔斯基大喝一声，拉起涅斯维茨基的手就离开了不知如何回答的热尔科夫。

“你怎么啦，老弟？”涅斯维茨基抚慰地说。

“什么怎么啦？”安德烈公爵说，激动得停住了脚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做一名效忠皇上和祖国的军官，为共同的胜利高兴，为共同的失败难过，就是做一个对老爷们的事情漠不关心的奴才。四万人牺牲了，我们的盟军被消灭了，可是你们竟然拿这个开玩笑，”他说，仿佛要用这句法语更加肯定自己的意见，“像您结交的那位先生那样的小人，还情有可原，而您这样就不应该了，不应该了。只有毛孩子才能这样闹着玩。”安德烈公爵看见热尔科夫少尉还能听见他的话，就用带法国口音的俄语补充了一句。

他等了等，看少尉是不是回答。但是少尉转身从走廊里出去了。

四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在离布劳瑙两英里的地方驻防。士官生尼古拉·罗斯托夫所在的骑兵连驻扎在一个名叫扎尔策涅克的德意志村庄里。村中最好的住宅分配给骑兵连长杰尼索夫大尉，他是以瓦西卡·杰尼索夫这个名字闻名整个骑兵师的。士官生罗斯托夫自从在波兰赶上了团队，就和连长住在一起。

十月八日，就是马克失败的消息惊动了整个大本营的那一天，骑兵连部照旧过着平静的行军生活。罗斯托夫一大早骑着马采办粮秣回来，这时，通宵不走牌运的杰尼索夫还没有回家。穿着士官生制服的罗斯托夫催马来到门前，用年轻人灵活的姿势收回一条腿，在鞍镫上站了一会儿，好像不愿离开马背似的，然后纵身跳下马来，喊了勤务兵一声。

“喂，邦达连科，亲爱的朋友，”他对三步并作一步奔到他的马前的骠骑兵说，“遛遛马，朋友。”他说话时仍然带着友善的、快乐的柔和腔调，这种柔和腔调是善良的年轻人在幸福的时刻不论对什么人说话都带有的。

“是，大人。”霍霍尔[63]快活地摆着脑袋回答说。

另一个骠骑兵也奔到马前，可是邦达连科已经把缰绳甩过来牵到手中了。看来士官生给酒钱很慷慨，伺候他会捞到好处。罗斯托夫摸了摸马脖子，又摸了摸马的臀部，然后在门廊前站住。

“好马！要成为一匹好马！”他自言自语说，于是面带笑容，手扶马刀，锵锵地响着马刺跑上台阶。房东是德意志人，穿一件卫生衣，戴着睡帽，正在用叉子清除牛粪，他从牛棚里往外张望了一下。他一看见罗斯托夫，立时容光焕发。他高兴地微微一笑，挤了挤眼：“早晨好，早晨好！”[64]他重复说，看样子，很乐意跟这个年轻人问好。

“已经干起活来了！[65]”他说，他那兴奋的面孔仍然带着喜悦的、友善的微笑。“奥地利人万岁！俄罗斯人万岁！亚历山大皇上，乌拉！[66]”他把德意志房东常说的这几句话复述了一遍。

房东笑起来，索性走出牛棚，脱掉帽子，举在头顶上挥动着，同时高喊：

“全世界万岁！[67]”

罗斯托夫和房东一样，在头顶上挥了挥制帽，笑着喊道：“全世界万岁！[68]”虽然没有任何原因可以使这个清扫牛棚的德意志人和带着一排人去领干草的罗斯托夫特别高兴，但这两个人都怀着幸福的喜悦和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端详着，摇头晃脑地表示彼此的友爱，他们俩微笑着分开了，德意志人回到牛棚，罗斯托夫走进和杰尼索夫同住的土屋。

“你们老爷怎么了？”他问杰尼索夫的仆人拉夫鲁什卡——他是全团有名的滑头鬼。

“昨晚出去就没回来。准是又输了，”拉夫鲁什卡回答说，“我算是摸透了。赢了钱，早就回来吹牛了。要是早晨还没回来，准是输得精光，窝着满肚子的火回来。您喝咖啡吗？”

“来一杯，来一杯吧。”

十分钟后，拉夫鲁什卡端来了咖啡。

“来了！”他说，“现在该倒霉了。”

罗斯托夫向窗外瞥了一眼，看见杰尼索夫正往回走。杰尼索夫个子很小，红脸膛，眼睛又黑又亮，乌黑的须发蓬蓬松松的。披在他身上的骠骑兵的短斗篷敞开着，肥大的马裤下垂得打着皱褶。揉皱的骠骑兵制帽歪到脑后。他低着头，神色阴沉地朝门廊走过来。

“拉夫鲁-什卡，”他忿忿地大声喊道，连弹舌音也咬不清了，“给我脱，混蛋！”

“我不是正脱着嘛，”拉夫鲁什卡回答说。

“啊！你已经起来了。”杰尼索夫走进屋来，说。

“早起来了，”罗斯托夫说，“我已经领了干草，并且见过玛蒂尔达小姐了。”

“真的吗？老弟，昨晚我像只落水狗，输了个精光！”杰尼索夫喊道，“真倒霉！真倒霉！你一走，我的手气就越来越不行了。喂，拿茶来！”

杰尼索夫皱着眉头，带着一丝苦笑，露出结实的短牙齿，开始用两手短粗的指头搔乱森林般竖着的浓密黑发。

“鬼使神差，叫我去找这个大耗子（一个军官的外号），”他用两手搓搓额头和脸，说，“你想想看，他连一张牌，连半张牌也没有给我。”

杰尼索夫接过递给他的点着了的烟袋，紧紧地攥在手里敲打地板，弄得火星乱迸，继续喊道：

“他见小注就让，见大注就吃。见小注就让，见大注就吃。”

他敲得火星四溅，把烟袋敲坏了，于是扔到一边。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快活地看了看罗斯托夫。

“有女人就好了。不然在这儿除了喝酒就无事可做。快点打起来也好……”

“喂，谁在那儿？”他听见有人踏着沉重的皮靴，响着马刺，停住脚步的声音和小心谨慎的咳嗽声，就转脸对着门口问道。

“司务长！”拉夫鲁什卡说。

杰尼索夫眉头皱得更紧了。

“讨厌，”他一面说，一面把装着不多的金币的钱袋掷过去，“罗斯托夫，亲爱的，数数里面还剩多少，数过以后放到枕头底下。”说着出去见司务长去了。

罗斯托夫拿出钱来，机械地把新旧金币分别摆齐，开始数起来。

“啊！捷利亚宁！你好！昨晚把我剥得精光。”从另一间屋传来杰尼索夫的声音。

“在谁那儿？在大耗子贝科夫那儿吗？……我知道。”另外一个尖细的声音说，接着捷利亚宁中尉走进这边屋里来，他个子很小，也是那个骑兵连的军官。

罗斯托夫把钱袋扔到枕头底下，握了握向他伸过来的湿乎乎的小手。捷利亚宁是在出征前不知何故从近卫军调来的。他在团里表现很好，可是人们都不喜欢他，特别是罗斯托夫，既无法克服也无法掩饰他对这个军官无缘无故的厌恶。

“怎么样，年轻的骠骑兵，我的白嘴鸦好不好？”他问。（白嘴鸦是捷利亚宁卖给罗斯托夫的刚开始调练的小马。）

中尉跟人说话时，从来不看对方的眼睛；他那对眼睛老是东张西望。

“我看见您今天骑来着……”

“不错，是一匹好马。”罗斯托夫回答说，这匹马是七百卢布买的，而实际值不到这个价钱的一半。“左前腿有点瘸……”他又说了一句。

“蹄子裂了！这不要紧的。我教给您，指点您钉什么掌。”

“是啊，请您指点指点。”罗斯托夫说。

“我指点，我指点，这不是秘密。您买这匹马，将来会感激我的。”

“那么我叫人把马牵来。”罗斯托夫说，他想摆脱捷利亚宁，就出去叫人把马牵来。

杰尼索夫蹲在过道的门槛上，手里拿着烟袋，面对着正向他报告什么事的司务长。杰尼索夫看见罗斯托夫，挤了挤眼，用大拇指从肩头上向后指了指捷利亚宁坐着的那间屋，做了个鬼脸，厌恶地打了个寒颤。

“唉，我不喜欢这家伙。”他当着司务长的面，满不在乎地说。

罗斯托夫耸了耸肩，仿佛说：“我也是，可有什么法子呢！”他吩咐过后，就回捷利亚宁那里去了。

捷利亚宁坐在那里，跟罗斯托夫离开他的时候一样，仍然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搓弄他那双白净的小手。

“竟有这样讨厌的家伙。”罗斯托夫一面进屋，一面想。

“怎么样，已经吩咐把马牵来了吗？”捷利亚宁一面说，一面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

“吩咐过了。”

“咱们一块去吧。我不过是来向杰尼索夫问问昨天的命令。杰尼索夫，您接到命令了吗？”

“还没有。您到哪儿去？”

“我想去教年轻人怎样打马掌。”捷利亚宁说。

他们走出门廊，到马棚里去了。中尉讲了讲怎样打马掌，就回去了。

罗斯托夫回来看见桌上摆着酒瓶和灌肠。杰尼索夫坐在桌前刷刷地写字。他阴郁地看了看罗斯托夫的面孔。

“我给她写信。”他说。

他用臂肘倚着桌子，手里拿着笔，显然很高兴他能有机会马上把他想写的话全说出来，于是他对罗斯托夫讲起他写的信。

“你可知道，朋友，”他说，“我们不恋爱，就等于睡大觉。我们是凡夫俗子……可是我们一旦恋爱，就变成神人了，就纯洁得像创世的第一天……又是什么人来了？滚他的蛋。我没工夫！”他冲着毫不畏惧地向他走来的拉夫鲁什卡喊道。

“还能是谁？是您亲自吩咐的。司务长领款来了。”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想大声嚷嚷什么，但是憋住了。

“真糟糕。”他自言自语说。“钱包里还剩多少钱？”他问罗斯托夫。

“七枚新币，三枚旧币。”

“唉，糟糕！你干吗像死人一样站着不动，去叫司务长！”杰尼索夫喝令拉夫鲁什卡。

“杰尼索夫，不必客气，把我的钱拿去吧，我有。”罗斯托夫红着脸说。

“我不喜欢向自己人借钱，不喜欢。”杰尼索夫嘟嘟囔囔说。

“你要是见外不肯用我的钱，那就是看不起朋友了。真的，我有。”罗斯托夫重复说。

“不，不。”

可是杰尼索夫走到床前，想从枕头底下拿钱包。

“你放在哪儿了，罗斯托夫？”

“在最下面的枕头底下。”

“可是，没有啊。”

杰尼索夫把两个枕头扔到地板上，没有找到钱包。

“真是怪事！”

“等一等，你没有弄掉吧？”罗斯托夫一面说，一面把枕头一个个拿起来抖搂。

他掀起被褥抖了抖。还是没有发现钱包。

“会不会是我忘了？不会啊，我心里还想，你当宝贝似的枕在头底下。”罗斯托夫说。“我是把钱包放在这儿的。弄到哪儿去了？”他转脸对拉夫鲁什卡说。

“我没进来过。放在哪儿，还应该在哪儿。”

“可是，没有啊。”

“您总是这样，往哪儿一扔，就忘了。您看看您的口袋。”

“不会，如果我心里没有想它是宝贝，那也许会忘，”罗斯托夫说，“我明明记得是放好了的。”

拉夫鲁什卡把整个床都翻腾了一遍，看了看床底下，桌子底下，找遍了整个屋子，然后在屋子中间站住了。杰尼索夫一言不发注视着拉夫鲁什卡的一举一动，当拉夫鲁什卡吃惊地摊开两手，说是到处都没找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你是不是耍小孩子的把戏……”

罗斯托夫感到杰尼索夫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他抬起眼睛，随即垂了下来。本来禁闭在他喉咙底下的全部血液，这时忽然涌到脸上和眼睛里。他喘不过气来。

“屋子里除了中尉和您本人，什么人都没来过。一定在屋里什么地方。”拉夫鲁什卡说。

“住嘴，鬼东西，快给我找去，”杰尼索夫忽然涨红了脸，摆出一副吓人的样子，向仆人扑过去喊道，“非找到不可，不然我要揍人。一个个地揍一遍。”

罗斯托夫避开杰尼索夫的视线，扣起上衣，佩上马刀，戴上军帽。

“我对你说，非找到钱包不可。”杰尼索夫喊着，抓住勤务兵的肩膀摇晃着，把他往墙上撞。

“杰尼索夫，放开他；我知道是谁拿的。”罗斯托夫一面说，一面低头朝门口走去。

杰尼索夫停下来，沉吟了一下，看来他明白了罗斯托夫的意思，于是抓住他的手。

“胡说！”他喊道，他的脖子上和脑门上暴出绳子般粗的青筋，“我说，你发疯了，我不许这样。钱包在这儿，我剥掉这个混蛋的皮，就会在这儿找到了。”

“我知道是谁拿的。”罗斯托夫声音颤抖地又重复一句，朝门口走去。

“我告诉你，不能这么做。”杰尼索夫喊道，向士官生扑过去，想阻拦他。

但是罗斯托夫把手挣脱出来，他凶狠地直盯着杰尼索夫的眼睛，火冒三丈，好像杰尼索夫是他最大的敌人。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他的声音发抖，“除了我，这屋里谁都没来过。如果不是他，那么就是说……”

他说不下去了，从屋里跑出去。

“嘿，随你的便吧，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这是罗斯托夫听见的最后几句话。

罗斯托夫来到捷利亚宁的住处。

“老爷不在家，到司令部去了。”捷利亚宁的勤务兵对他说。“出什么事了吗？”勤务兵又加了一句，士官生难看的面色使他吃惊。

“没什么。”

“您早来一步就碰上了。”勤务兵说。

司令部离扎尔策涅克村三俄里。罗斯托夫没有回家，要了一匹马，骑上就往司令部去了。司令部驻扎的那个村子有一家酒馆，军官们常常光顾。罗斯托夫来到这家酒馆，看见门廊旁拴着捷利亚宁的马。

中尉坐在酒馆的第二间屋里，面前摆着一盘小灌肠和一瓶酒。

“啊，您也来了，年轻人。”他说，微笑着，高高地扬起眉毛。

“嗯。”罗斯托夫说，他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这个字，在邻近的桌旁坐下。

俩人都不出声，屋里坐着两个德意志人和一个俄国军官。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餐刀碰击盘子的声音和中尉吃饭的声音。捷利亚宁吃完了早饭，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对折的钱包，弯弯地翘起又白又小的手指拉开钱包的环儿，取出一枚金币，扬起眉毛，把钱交给侍者。

“劳驾，快点。”他说。

金币是新的。罗斯托夫站起来走到捷利亚宁面前。

“让我看看钱包。”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捷利亚宁眼珠子骨碌碌地乱转，老是扬着眉毛，把钱包交了出来。

“是的，是个好钱包……是的……是的……”他说，面色突然苍白了。“瞧瞧吧，年轻人。”他又说。

罗斯托夫接过钱包来瞧了瞧，又瞧了瞧里面的钱，还瞧了瞧捷利亚宁。中尉照他的老习惯东张西望，忽然间，他变得好像十分快活似的。

“要是到维也纳，我一定把钱花光，如今在这种糟糕的小城镇上，有钱也没处用，”他说，“好了，给我吧，年轻人，我要走了。”

罗斯托夫沉默着。

“您怎么样？也要吃早饭吗？饭菜挺不坏。”捷利亚宁继续说，“给我吧。”

他伸手抓住钱包。罗斯托夫把手松开了。捷利亚宁拿过钱包就揣进马裤兜里，不在意地挑起眉毛，微微张着嘴巴，仿佛在说：“是的，是的，我把自己的钱包揣到兜里，这是最平常的事，跟谁都不相干。”

“怎么啦，年轻人？”他叹了口气，说道，从扬起的眉毛底下看了看罗斯托夫的眼睛。一道目光从捷利亚宁眼睛里闪电般地向罗斯托夫的眼睛投来，从罗斯托夫的眼里又折回去，再折回来，又折回去，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到这边来。”罗斯托夫一面抓住捷利亚宁的手，一面说。他几乎拖着他走到窗口。“这是杰尼索夫的钱，是您拿了……”他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什么？……什么？……您开玩笑？什么？……”捷利亚宁说。

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悲哀的、绝望的嚎叫，又像是乞求饶恕。罗斯托夫一听他这声音，心中的疑团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感到一阵轻快，就在同一瞬间，他又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倒霉的家伙怪可怜的；但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得做到底。

“这儿有人，人家会有莫名其妙的想法，”捷利亚宁咕哝说，拿起军帽向另一间不大的空房走去，“需要解释一下……”

“这个我认得出，我能证明。”罗斯托夫说。

“我……”

在捷利亚宁那副受惊而苍白的脸上，全部肌肉都在打战。他的眼睛还是乱转，但已不敢抬起来看罗斯托夫的脸，只是往下看，他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伯爵！……不要把一个年轻人给毁了……这些倒霉的钱，您拿去吧……”他把钱扔到桌上，“我有老父老母！……”

罗斯托夫避开捷利亚宁的目光，拿起钱，一言不发，就走出屋去。但是他在门口停住了，又转回来。

“我的天哪，”他眼里含着泪水，说道，“您怎么干出这等事？”

“伯爵。”捷利亚宁向士官生走拢来，说道。

“不要挨近我，”罗斯托夫向一旁闪开，说道，“您要用钱，就把这拿去吧。”他把钱包扔给他，就从酒馆里跑了出来。

五

就在当天晚上，骑兵连的军官们在杰尼索夫屋里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谈话。

“您听我说，罗斯托夫，您应当向团长道歉。”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大胡子、大脸盘上满是皱纹的骑兵上尉，对激动得面红耳赤的罗斯托夫说。

这个骑兵上尉基尔斯坚曾经两次因决斗而降为士兵，而两次都复了原职。

“不管谁说我撒谎，我都不答应！”罗斯托夫大声喊道，“他说我撒谎，我也说他撒谎。事情就是这样。可以天天派我值班，也可以逮捕我，可是谁也不能强迫我道歉，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团长就不屑于赔偿我名誉[69]，那么……”

“您等一等，老弟。您听我说，”骑兵上尉一面用他那低沉的声音插嘴说，一面心平气和地捋他那两撇长胡子，“您当着别的军官的面说有一个军官偷窃……”

“当着别的军官的面谈起这件事，我并没有错。也许不该当着外人谈这种事，可我不是外交家。我就是因为骑兵队里用不着这么多的讲究才来当骑兵的，可是他说我撒谎……那他就得赔偿我名誉……”

“您说的都对，谁也不会说您是胆小鬼，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您问问杰尼索夫，士官生要求团长赔偿他名誉，这像话吗？”

杰尼索夫咬着胡子，神色阴郁地听着，看来他是不想参与这场谈话的。他对骑兵上尉提出的问题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您在军官们面前对团长说这种下流勾当，”骑兵上尉继续说，“波格丹内奇（团长的名字）制止了您。”

“不是制止，而是说我撒谎。”

“是的，您对他说了些蠢话，应当道歉。”

“绝对办不到！”罗斯托夫喊道。

“没想到您会这样，”骑兵上尉认真地板起面孔说，“您不想道歉，可是，老弟啊，您不仅对不起团长，而且也对不起全团，对不起我们大家。本来嘛，您事先应当好好想想，跟旁人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可是您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着军官们的面全给抖搂出来了。现在叫团长怎么办呢？把那个军官交出去受审，使全团蒙受耻辱吗？为了一个坏蛋而让全团丢脸吗？依您看，这是可以的？依我们看，不能这样。波格丹内奇做得漂亮：他说您说的不是实话。话虽然不中听，可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是您自找的嘛。现在大家都想把事情暗中了结，而您为了顾全面子不愿道歉，反而要把一切都抖搂出来。让您多值几天班，您就觉得委屈，可是向一个可敬的老军官道歉，怎么就委屈了您呢！不管怎么说，波洛丹内奇是一个勇敢的、可敬的老团长，可是您觉得委屈；给团队脸上抹黑，您倒不在乎！”骑兵上尉的声音开始打颤。“老弟，您在团里呆不了几天；今天在团里，明天就被调去当副官。您不在乎人家说：‘保罗格勒团的军官中有小偷！’我们可不是无所谓的。是不是这样，杰尼索夫？不是无所谓的吧？”

杰尼索夫始终一声不响，也不动弹，只是有时用他那又黑又亮的眼睛看看罗斯托夫。

“您为了顾全个人的面子，不肯道歉，”骑兵上尉继续说，“可是我们这帮老人，都是在团队里长大的，死也死在团队里（听上天之命），所以团队的荣誉对我们是宝贵的，波格丹内奇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您不知是多么宝贵，老弟！这样不好，不好！不管您生不生气，我还是要把真情实话说出来。不好！”

骑兵上尉站起来，背过脸去不看罗斯托夫。

“说得对，对极了！”杰尼索夫跳起来说，“怎么样，罗斯托夫，说话啊！”

罗斯托夫脸红一阵，白一阵，他看看这个军官，又看看那个军官。

“不是，诸位，不是……您不要以为……我完全明白，您那样看我就错了……我……为我自己……为团队的荣誉……您不信？我在实际行动中做给你们看，团旗的荣誉对于我也同样……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的错！……”他眼里含着眼泪，“我错了，完全错了！……您还要怎么样呢？……”

“这就对了，伯爵。”骑兵上尉转过身来喊道，抬起他那巨大的手掌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跟你说了吧，”杰尼索夫大声说，“他是个好人。”

“这样才好，伯爵，”骑兵上尉重复说，好像为了嘉奖他认错，才尊称他的封号，“您去道一下歉，阁下。”

“诸位，一切我都办得到，我决不对任何人再讲一句，”罗斯托夫用恳求的声音说，“但是我不能道歉，随你们怎么办，我真的不能！我怎么能去道歉，像个孩子似的请求饶恕？”

杰尼索夫大笑起来。

“这对您更糟。波格丹内奇爱记仇，您这样固执会受到报复的。”基尔斯坚说。

“老实说，不是固执！我对您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情，说不清楚……”

“那就随您的便吧。”骑兵上尉说。“那个坏东西躲到哪儿去了？”他问杰尼索夫。

“他说他病了，明天就下令开除他。”杰尼索夫说。

“只能说因病，不能用别的解释。”骑兵上尉说。

“不管是病不是病，不要叫他碰见我——我会杀死他的！”杰尼索夫凶神恶煞似的大声说。

热尔科夫走进屋来。

“你怎么啦？”军官们立刻转脸对着进来的人。

“进军，诸位。马克被俘，全军投降了。”

“胡说！”

“我亲眼看见他的。”

“怎么？你看见马克还活着？有胳膊有腿儿的？”

“进军！进军！他带来这个消息，该请他喝一瓶酒。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又被派到团里来了，就是因为马克那个老鬼。奥地利将军告了我一状。我向他庆贺马克驾到……你怎么啦，罗斯托夫，怎么好像刚从澡堂子里出来的？”

“我们这儿从昨天起就一团糟，老弟。”

团部的参谋来了，他证实了热尔科夫带来的消息。命令明天出发。

“要进军啦，诸位！”

“谢天谢地，可待腻了。”

六

库图佐夫向维也纳方向退却，一路破坏身后的桥梁（因河上布劳瑙城的桥和特劳恩河上林茨城的桥）。十月二十三日，俄军抢渡恩斯河。当天中午，俄军的辎重队、炮队和士兵纵队分两路从桥上通过恩斯城。

正当温暖多雨的秋天。掩护桥梁的俄军炮垒所在的高地前面一片开阔的远景，时而被斜风细雨的薄纱帷幕遮掩着，时而展现开来，阳光下的景物好像涂了一层漆，离得老远也看得清清楚楚。脚下小城里白屋红顶、教堂和桥——桥两边潮水般涌过的俄国军队，都历历在目。还能看见多瑙河湾的船只和小岛，为恩斯河和多瑙河的汇流所环绕的一座花园城堡，多瑙河左岸松林覆盖的陡崖峭壁和那神秘远方的翠绿的峰峦和蔚蓝的峡谷。还能看见高耸在似乎从未采伐过的野生松林后面的修道院塔楼，以及恩斯河对岸远山上敌人的侦察骑兵。

在高地的群炮中，一个指挥后卫部队的将军带着一名侍从军官站在前面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稍后一点，由总司令派到后卫队来的涅斯维茨基坐在炮架尾部。跟随涅斯维茨基的哥萨克兵把行囊和水壶递过来，于是涅斯维茨基请军官们吃油炸包子和真正的茴香甜酒。军官们兴致勃勃地围着他，有的跪在潮湿的草地上，有的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

“这位奥地利公爵真不赖，在这儿修一座城堡。好地方。你们为什么不吃，诸位？”涅斯维茨基说。

“多谢，公爵，”一位军官回答说，跟这么一位重要的参谋人员谈话，他觉得很荣幸，“美丽的地方。我们从花园旁边经过时，看见两只鹿，房子美极了！”

“您瞧，公爵，”另外一位军官说，他很想再吃一个包子，但是不好意思，于是装作观察地形，“您瞧，咱们的步兵已经到了那儿。就在那儿，在村后的草地上，三个人在拖什么东西。他们要去侦察这座城堡。”他带着明显的赞许神情说。

“对了，对了，”涅斯维茨基说，“不过，我倒很想，”他一面用他那好看的、湿润的嘴嚼包子，一面又说，“上那儿去一趟。”

他指了指那边山上带塔楼的修道院。他微微一笑，眼睛眯得细细的，放出光来。

“那才叫美气呢，诸位！”

军官们大笑起来。

“吓唬吓唬那些修女也好。据说有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呢。真的，我宁愿少活五年！”

“反正她们也够憋闷的。”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军官笑着说。

其间，站在前面的侍从军官指给将军看一件什么东西，将军拿起望远镜观察。

“真的，真的，”将军气愤地说，拿开望远镜，耸了耸肩，“一点不错，敌人要炮击渡口了。他们还在那儿磨蹭什么？”

河对岸，肉眼就可以看见敌人和他们的炮垒，炮垒冒出乳白色的烟雾，跟着传来远方的爆炸声，可以看见我军正忙着过河。

涅斯维茨基大声喘着气，站起来，满脸含笑走到将军面前。

“大人，请吃一点，好吗？”他说。

“事情不妙，”将军没有回答他的话，说道，“咱们的人动作太迟缓了。”

“我去一趟好不好，大人？”涅斯维茨基说。

“好，请您去一趟，”将军说，他又复述一遍已经发出的详细命令，“告诉骠骑兵，依照我的命令，最后过来的把桥烧掉，并且再检查一次桥上的引火物。”

“好极了。”涅斯维茨基答道。

他叫哥萨克兵牵过马来，吩咐收起行囊和水壶，轻轻地把他那沉重的身体翻到鞍镫上。

“我真的要找修女去了。”他对微微含笑望着他的军官们说，于是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下驰去。

“喂，上尉，打一炮，看看能射多远！”将军转身对一个炮手说，“给大家解解闷儿。”

“炮手们就位！”一个军官发出口令，顷刻之间，炮手们都高高兴兴地从篝火旁跑去装炮弹。

“一号，放！”发出一声命令。

一号炮手赶快跳开。大炮发出震耳的金属声，榴弹从山下我军的头上呼啸而过，落地后冒起一股白烟，爆炸了，炮弹离敌人还很远。

一听见这声炮响，士兵和军官都喜笑颜开了；大家一齐站起来观看了如指掌的山下我军的行动和前方渐渐逼近的敌军的行动。这时，太阳完全从乌云里露出来，这一声孤零零的悦耳的炮响，加上那灿烂的阳光，给人一种振奋的、愉快的印象。

七

桥的上空已经飞过两颗敌人的炮弹，桥上挤得水泄不通。涅斯维茨基走到桥中间下了马，他那肥胖的身躯紧贴着栏杆，站着不动了。他笑着回头看了看在他后面几步远牵着两匹马停住的哥萨克兵。涅斯维茨基刚想向前移动，士兵和大车又向他拥来，又把他挤到栏杆上，他毫无办法，只是苦笑。

“你这人真是，老弟！”哥萨克兵对一个赶车的辎重兵说，这个士兵从车马旁成群的步兵中硬挤过去，“你这家伙！你好不好等一等：你没看见将军要过桥吗？”

可是，那个辎重兵并不理会有人提起将军，照样大声吆喝那些挡住去路的士兵。

“喂！老乡！靠左走，等一下！”

可是，老乡们肩膀挤着肩膀，刺刀碰着刺刀，黑压压的一片从桥上川流不息地走过。涅斯维茨基凭栏往下望了望，只见恩斯河浪头不高，然而喧嚣而湍急，波涛流至桥桩附近，汇集起来，泛起粼粼的波纹，然后绕过去，你追我赶地奔腾前进。他望了望桥上，看见是同样清一色的士兵的波涛——士兵，带饰，带布罩的高筒军帽，背囊，刺刀，长枪，还有军帽下宽颧骨、凹腮帮、没精打采的面孔，以及踏着被带到桥板上的泥泞行走的脚。有时，有如恩斯河浪涛中溅起一点白沫，在士兵的波涛中夹带着一个披斗篷、面孔跟士兵不同的军官。有时，好像河中一块打旋的木片，桥上走过被士兵的波涛卷走的一个步行的骠骑兵、勤务兵或者居民。有时，宛如漂在河上的大木头，从桥上漂过一辆由众人簇拥着的连队的或者军官的大车，车上装得满满的，盖着皮子。

“你瞧，像堤坝决了口似的，”哥萨克兵毫无办法地站在那儿说，“人还多吗？”

“差一个一百万！”一个身穿破大衣、从近旁走过的快乐的士兵挤了挤眼说，即刻就不见了。

“要是他（他指的是敌人）这时候往桥上送煎饼，”一个老兵对他的同伴阴沉地说，“那你就想不起抓痒了。”

这个老兵也过去了。他后面过来一个坐在大车上的士兵。

“他妈的，包脚布塞到哪儿去了？”一个勤务兵跟着车跑，一面摸索着大车的后部，一面说。

这个兵也随着大车过去了。

在这后面，过来几个兴高采烈的、看样子是喝了酒的士兵。

“只见他，我的好人儿，抡起枪托对准牙齿就是一下……”一个把大衣掖得高高的士兵大摇大摆着一只胳膊，高高兴兴地说。

“对了，对了，就是那好吃的火腿。”另一个士兵哈哈大笑回答说。

他们也过去了，涅斯维茨基没有听出究竟打了谁的牙齿，火腿又是指的什么。

“看他们慌张的！他才放一炮，就以为全要完蛋了。”一个军士带着气愤和责备的神情说。

“那家伙！大叔，我是说炮弹，一从我身旁飞过去，”一个大嘴巴的年轻士兵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说，“就把我吓昏了。说真的，吓死了，可了不得！”那个士兵说，仿佛是在吹嘘他害怕似的。

这个士兵也过去了。后面跟着一辆大车，这辆大车跟以前过去的大车都不一样。这是德式双套大车，车上载的似乎是全部的家私。一个德意志男人在前头引着牲口，车后拴着一头乳房肥大的美丽的大花牛。羽毛褥子上坐着一个怀抱婴儿的老妇和一个年轻壮实、面颊鲜红的德意志少女。看来，这辆难民车的通行是得到特别的许可的。士兵的眼睛都转到妇女们身上，当大车一步步走过时，士兵们谈论的都是与这两个女人有关的话。所有的面孔几乎一律流露出对妇女含有猥亵念头的笑容。

“瞧，德国灌肠[70]也逃难了！”

“把女人卖给我吧。”另一个士兵对德意志人说，把“卖”字说得特别重，那个德意志人又气又怕，垂着眼皮大踏步地走着。

“瞧打扮得多漂亮！鬼东西！”

“你在她家里扎营该多好，费多托夫！”

“我是见识过的，老弟！”

“你们到哪儿去？”一个吃着苹果的步兵军官问道，他也似笑非笑地望着那个好看的姑娘。

德意志人闭了闭眼，表示他听不懂。

“你要不要，要就给你一个。”军官一面说，一面递给姑娘一个苹果。

姑娘笑了笑，接过了苹果。涅斯维茨基像所有桥上的人一样，当两个妇女坐车走过时，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们。她们过去后，走过来的又是同样的士兵，谈着同样的话，后来，大家都停住了。正像常有的情形，桥头某连辎重车的马不肯走了，一大群人都得等着。

“干吗都停着不动？一点秩序也没有！”士兵们说，“你往哪儿挤？见鬼！不能等一等吗？他要是轰桥，就更糟了。瞧，把那个军官挤的。”站着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七嘴八舌地谈起来，还是一个劲地往桥头上挤。

涅斯维茨基正往桥下看恩斯河的流水，忽然听见一种他觉得异样的声音，仿佛有个东西迅速地移近……这东西很大，噗嗵一声落入水里。

“好家伙，射到哪儿去了！”站在近旁的士兵回头望了望噗嗵落水的地方，厉声说道。

“他是来给咱们加油的，催咱们快点过桥。”另一个心神不安地说。

人群又移动了。涅斯维茨基明白这是炮弹。

“喂，哥萨克，把马牵来！”他说，“唉，弟兄们，闪开！闪开点！让路啊！”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马跟前。他一面不停地喊叫，一面向前移动。士兵们向一旁挤了挤，给他让出路来，可是重又向他挤过来，甚至踩着他的脚，这并不能怪离得最近的人，因为后面的人挤得更厉害。

“涅斯维茨基！涅斯维茨基！你这个鬼东西！”这时身后传来沙哑的声音。

涅斯维茨基回头望了望，离他十五步远，隔着一堆活的物体——移动着的步兵，他看见了面孔通红、头发又黑又乱、军帽歪到脑后、骠悍地斜披着披肩的瓦西卡·杰尼索夫。

“你给这些魔鬼下令，叫他们让路。”杰尼索夫喊道，看样子他那火暴性子又上来了。他那对黑炭般的眼珠在发红的眼白中闪光和乱转，他那跟脸一样红的未戴手套的小手握着未出鞘的军刀，挥舞着。

“唉！瓦夏！”涅斯维茨基高兴地回答，“你怎么啦？”

“骑兵连过不去。”瓦西卡·杰尼索夫凶狠地露出雪白的牙齿，用马刺刺着他那匹乌黑的贝杜英[71]骏马，大声喊叫着。那匹马撞到刺刀上，耳朵直哆嗦，嘶叫着，从马衔铁喷射着白沫，摇响铃铛，跺响桥板，看样子，只要骑者允许，它准备越过桥栏杆跳下去。

“这是怎么啦？像一群羊，活像一群羊！走开……让路！……站住！那辆大车，他妈的！我要砍了！”他一面喊，一面真的抽出马刀，挥舞起来。

士兵们带着恐惧的表情互相挤了挤，于是杰尼索夫向涅斯维茨基走过去。

“你今天怎么没有喝酒？”杰尼索夫走到跟前时，涅斯维茨基问他。

“连喝酒的工夫都没有！”瓦西卡·杰尼索夫回答说，“团队整天东拉西扯。要打就痛痛快快地打。鬼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打扮得好漂亮！”涅斯维茨基打量着他的新披肩和新鞍垫，说道。

杰尼索夫笑了笑，从图囊里掏出一块喷香的手绢，向涅斯维茨基的鼻子伸过去。

“那可不行，去打仗嘛！我刮了脸，刷了牙，洒了香水。”

身边带有哥萨克卫兵的涅斯维茨基那副威风凛凛的姿态，再加上挥舞着马刀、拼命叫喊的杰尼索夫那副坚决的神情，发生了效力，他们挤到那边桥头，把步兵挡住了。涅斯维茨基在桥头找到了那个应当接受命令的团长，完成了任务，就回去了。

腾清了道路，杰尼索夫就在桥头停住。他一面漫不经心地勒住顿着蹄子想找自己同类的公马，一面望着迎面走来的连队。桥板发出清脆的马蹄声，仿佛有几匹马在驰骋似的。连队分成四人一排，由军官们带领着，络绎不绝地从桥上走过，排头已经开始走出对面的桥头。

停住的步兵麇集在踩得稀烂的泥泞的桥头，怀着不同的兵种碰到一起常有的那种含有疏远和讥笑的特别敌视的心理，观看从他们身旁整整齐齐走过的服装整洁而且讲究的骠骑兵。

“小伙子穿得倒漂亮！就等着逛波德诺文斯克庙会！”

“他们有什么用！只能拿来摆摆样子！”另一个人说。

“步兵，不要扬土！”一个骠骑兵打趣说，他骑的那匹马一翻蹄子，溅了那个步兵一身泥浆。

“叫你背着背囊行两次军，准得把你那细带子磨破，”那个步兵一面用袖子擦脸上的泥，一面说，“那你就没人样了，只像只鸟落在马背上！”

“济金，要是把你放在马背上，你就神气了。”上等兵对一个被背囊压得弯着腰的瘦小的士兵嘲笑道。

“在胯裆里夹根小棍，那就是你的马了。”一个骠骑兵接过来说。

八

其余的士兵聚在桥头，成漏斗形匆匆过桥。大车终于过完了，拥挤的情形减轻了些，最后一营人也已经走到桥上。只有杰尼索夫骑兵连留一部分人在桥那边阻击敌人。从这边山上可以遥遥望见敌人，可是从下面桥上还看不见，因为从河水流过的谷地往前不到半俄里有一处高地遮住了地平线。前面是一片荒原，那儿偶尔有小股侦察兵在移动。突然，对面山坡路上出现了穿青色外套的军队和炮兵。这是法国人。哥萨克侦察兵飞马下山。杰尼索夫骑兵连的每个军官和士兵，虽然极力谈些不相干的话，眼睛向一旁张望，而心里却不断地寻思那边山上的情况，不断地注视地平线那边出现的黑点，他们认出那就是敌人。午后又放晴了，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多瑙河和周围黑色的群山。四外静悄悄的，从那边山上偶尔传来敌人的号角声和呐喊声。在骑兵连和敌人之间，除了零星的侦察兵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双方的距离是三百来俄丈[72]的空地。敌人停止了射击，而这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那条把两军分开的严峻可怕、不可逾越、难以察觉的界线。

“只要向这条生与死的分界线迈出一步，就意味着不可知，意味着苦痛和死亡。那边是什么？谁在那边，在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着的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但是很想知道。越过这个界线是可怕的，但是很想越过它。你知道早晚总得越过它，弄清楚界线那边是什么，正像不可避免地要弄清楚死亡的后面是什么一样。而你本人是身强力壮的，快乐紧张的，你身边的人们也同样健康，紧张，活泼。”凡是看到敌人的人，即使不是这么想，也是这么感觉，而这种感觉给这时发生的一切增添一种特殊的光彩和使人高兴的强烈印象。

敌方山头上冒起一股硝烟，一颗炮弹呼啸着从骑兵连头上飞过。聚成一堆的军官各就各位散开了。骠骑兵尽力把马排齐。骑兵连鸦雀无声。大家望望正前方的敌人，望望连长，等待着命令。接着飞来第二颗、第三颗炮弹。显然是向骠骑兵射击的，但是炮弹有节奏地呼啸着从骠骑兵头上迅速飞过，落到后面什么地方去了。骠骑兵目不旁视，但是每次传来炮弹飞过的声音，全连队仿佛遵照命令似的，都带着既单调而又复杂的表情屏住呼吸。当炮弹飞过时，都在鞍镫上欠欠身子，然后再坐下来。士兵们连头也不回，只斜起眼睛，彼此好奇地看看同伴的反应。从杰尼索夫到号兵，每个人的脸上，在嘴唇和下巴附近，都出现一种内心斗争、急躁和激动的表情。司务长面色阴沉地打量着士兵，仿佛要用惩罚来吓唬人似的。士官生米罗诺夫每次听见炮弹飞过都弯下身子。罗斯托夫站在左翼，骑着他那匹腿有点毛病的骏马“白嘴鸦”，露出幸福的神情，就像一个被叫到大庭广众面前应试的小学生，相信自己准有把握取得优等成绩似的。他目光炯炯地环顾众人，好像请大家注意他在炮火下是多么镇静。但是在他脸上嘴角附近，违反他的意志，也出现那种与平时不同的严厉的表情。

“谁在那儿哈腰鞠躬？士官生米罗诺夫！那样不好！您看我！”杰尼索夫喊道，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住，骑着马在连队前转来转去。

翘鼻子、黑须发的瓦西卡·杰尼索夫那副面孔，以及他那短小结实的身量，握着出鞘的刀柄的青筋暴露的手指（短手指上长满了毛），完全跟平时的神情一样，特别是跟他傍晚喝了两瓶酒以后的神情一样。不过脸比平时更红，他像一只喝水的小鸟，高高地昂起他那头发蓬松的头，两条腿下死劲地把马刺对着那匹骏马贝杜英的两肋刺下去，身子好像要向后倾倒似的驰到连队的另一翼，嗓子嘶哑地喊着，叫大家察看一下手枪。他纵马到基尔斯坚跟前。这个上尉骑着一匹老实的宽背母马向前跨出一大步迎着杰尼索夫。长胡子上尉跟平时一样严肃，只是眼睛比平时更亮。

“怎么样？”他对杰尼索夫说，“这场仗打不起来。你看吧，咱们准得后撤。”

“鬼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杰尼索夫抱怨道。“啊！罗斯托夫！”他看见士官生满脸的高兴，对他喊了一声，“这回你可等到了。”

他赞许地微微一笑，看样子对士官生很满意。罗斯托夫觉得他幸福极了。这时团长在桥上出现了。杰尼索夫向他驰去。

“大人！请下进攻令！我把他们打回去。”

“进什么攻，”团长用枯燥乏味的声调说，好像要赶走讨厌的苍蝇似地皱起眉头，“您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没有看见左右两翼都在后撤吗？把骑兵连带回去。”

骑兵连过了桥，退出了大炮射程，没有损失一个人。接着，本来展开散兵线的第二骑兵连也过了桥，最后几个哥萨克兵也从那边撤净了。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骑兵连过桥以后，一前一后向山上撤退。团长卡尔·波格丹内奇·舒伯特骑着马向杰尼索夫的骑兵连走去，他在离罗斯托夫不远的地方缓步徐行，但是并不注意他，虽然为捷利亚宁的事发生冲突以后，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罗斯托夫感到他在前线的顶头上司正是他这时觉得对不住的这个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团长大力士般的背脊、淡黄头发的后脑和通红的脖颈。罗斯托夫有时觉得波格丹内奇只不过装出不注意的样子，其实他这时全部的目的是在考验士官生的勇敢，于是他挺直腰杆，快快活活地东张西望。他有时觉得，波格丹内奇有意走得很近，向罗斯托夫表现他的勇敢。有时他想，他的仇人为了惩罚他罗斯托夫，这时有意要派骑兵连冒死去冲锋陷阵。有时他又想，在冲锋陷阵后，他走到他面前，他将会向受伤的他宽宏大量地伸出和解的手。

保罗格勒团的人所熟悉的、肩头高高耸起的热尔科夫的身影向团长驰来。热尔科夫不久前才离开团队。他被赶出司令部后，没有在团队待下去，他说他不是傻瓜，净在前线干些苦差事，在司令部不干事也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于是他设法在巴格拉季翁手下谋得一个传令官的差事。他带着后卫司令官的命令来见他以前的长官。

“团长，”他带着阴郁而严肃的神色，一面张望着过去的伙伴，一面对罗斯托夫的仇人说，“命令停下来，把桥烧掉。”

“给谁的命令？”团长不高兴地问。

“我也不知道是给谁的命令，团长，”这个骑兵少尉严肃地回答，“不过公爵命令我：‘去告诉团长，叫骠骑兵快点回来，并且把桥烧掉。’”

在热尔科夫之后，一个侍从武官带着同样的命令来见骠骑兵团长。在侍从武官之后，涅斯维茨基骑着一匹哥萨克马驰来，那匹马驮着肥胖的涅斯维茨基吃力地飞奔着。

“怎么回事，团长，”马还在跑着他就喊起话来，“我跟您说过要把桥烧掉，不知是谁给搞错了，他们在那边都急疯了，弄得莫名其妙。”

团长不慌不忙地止住了团队，向涅斯维茨基转过身来。

“您跟我说过引火物的事，”他说，“可是您并没有跟我说过放火烧桥的事。”

“怎么可能呢，我的老爷子，”涅斯维茨基勒马，脱下军帽，用胖胖的手抚弄汗湿的头发，说道，“既然放下了引火物，怎么可能没有说烧桥呢？”

“我不是您的‘老爷子’，校官先生，您没说要我烧桥！我懂得公事，我习惯严格执行命令。您说过把桥烧掉，可是由谁来烧，我怎么能知道……”

“咳，总是这样。”涅斯维茨基把手一挥，说道，“你怎么在这儿？”他向热尔科夫转过脸来。

“也是为了这件事。你浑身湿透了，让我来给你拧干吧。”

“您说过，校官先生……”团长用气愤的腔调继续说。

“团长，”侍从武官插进来说，“快点动手吧，不然敌人就要推进大炮发射霰弹了。”

团长沉默地看看侍从武官，看看肥胖的校官，看看热尔科夫，脸子沉了下来。

“我一定烧桥。”他用庄重的声调说，他这样好像是表示，虽然发生一些使他不愉快的事，但他仍然尽到应尽的责任。

团长用他那筋肉发达的长腿把马一拍（仿佛都是马的过错似的），跑到前面，命令第二骑兵连——就是罗斯托夫在杰尼索夫手下服务的那一连，转回桥上去。

“果然如此，”罗斯托夫想道，“他想考验我！”他的心紧缩了，血涌到脸上。“让他看看我是不是胆小鬼。”他想道。

骑兵连全体官兵的快活的脸上，又露出刚才站在炮火下那种严肃的表情。罗斯托夫一直用眼睛盯着他的仇人团长，想从他的表情上证实他的猜测。但是团长连一眼也没有瞧他，他跟往常在前线上一样，目光严厉而庄重。命令发出了。

“快！快！”他附近同时发出几个声音。

骠骑兵急忙下马，弄得马刀绊住了缰绳，马刺叮当乱响，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骠骑兵人人都画了十字。罗斯托夫不再观察团长，——他没有这个工夫了。他怕落在骠骑兵后面，简直怕得心都停止跳动了。当他把马交给饲养员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了，他觉得血液突突地往心里涌。杰尼索夫向后仰着身子，喊叫着从他身旁驰过。罗斯托夫什么也看不见，只见眼前奔跑的骠骑兵，他们的马刺跌跌绊绊，马刀锵锵作响。

“担架！”后面传来喊声。

罗斯托夫没有去想要担架是什么意思，他奔跑着，努力跑到所有人的前面。可是到了桥头，他没有留意脚下，踏进又烂又粘的泥里，绊了一下，两手着地跌倒了。别人赶过了他。

“靠西边走，上尉。”他听见团长的声音，团长本来是在前面走的，这时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勒住了马，脸上露出洋洋得意和高兴的神情。

罗斯托夫擦了擦沾满泥污的两手，望望自己的仇人，想要再往前跑，以为向前跑得越远越好。可是波格丹内奇喝住了他，虽然他没有看见也没有认出罗斯托夫。

“谁在桥中间乱跑？靠右边！士官生，回来！”他怒冲冲地喊道，然后向杰尼索夫转过身来，这时杰尼索夫为了炫耀自己的勇敢，正骑着马在桥上跑。

“干吗要去冒险，上尉！你下来好不好。”团长说。

“不要紧！枪子儿长眼睛的。”瓦西卡·杰尼索夫在马背上转过身来回答说。

这时，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侍从武官一起站在射程以外，时而望望那堆戴黄色高筒帽子、穿绦带贴边的深绿色上衣和青色马裤、聚在桥头的人们，时而望望远方渐渐移近的穿青色外套的人影和牵着马的人群，——一看便认出那是炮队。

“他们能不能把桥烧掉？谁将抢先？是他们先跑到把桥烧掉，还是法国人先跑到射程以内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是面对大桥居高临下的大批部队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揪紧了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们在夕阳辉映下遥望着大桥和骠骑兵，遥望着桥对岸，望着逐渐向前推进的带着刺刀和大炮的穿青色上衣的人影。

“哎呀！骠骑兵要吃苦头了！”涅斯维茨基说，“现在离霰弹射程不远了。”

“他何必带这么多的人去。”侍从武官说。

“可不是，”涅斯维茨基说，“只要派两个麻利的小伙子，照样办得了。”

“咳，大人，”热尔科夫目不转睛地盯着骠骑兵，插嘴说，他那一派天真烂漫的神情，使人无法猜到他是不是说正经话，“咳，大人！您是怎样看的！派两个人，那谁给咱们弗拉基米尔勋章？这样虽然挨揍，但是可以替骑兵连请赏，他本人也可以得到勋章。我们的波格丹内奇是懂得怎样办事的。”

“瞧，”侍从武官说，“那是霰弹炮！”

他指给大家看那卸了前车正在迅速移开的大炮。

在法国人那边，在拥有大炮的人群里，冒出一股硝烟，几乎是同时，又冒出第二股，第三股，就在传来第一声射击的时刻，又冒出第四股。接着两声炮响，然后是第三声。

“噢，噢哟！”涅斯维茨基抓住侍从武官的手，好像一阵剧痛使他大叫一声，“您瞧，倒了一个，倒了，倒了！”

“好像是两个吧？”

“我要是沙皇，永远不打仗。”涅斯维茨基转过身去说。

法国人的大炮又赶快装上炮弹。穿青色外套的步兵跑步向桥上移动。又在不同的间歇冒出几股硝烟，霰弹在桥上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但是这一次涅斯维茨基看不见桥上发生的事情。桥上腾起一团浓烟。骠骑兵已经烧着了桥，不过这次法国炮队对着桥射击已经不是为了阻止烧桥，而是因为大炮已经瞄准，必须对着人放出去。

在骠骑兵回到饲养员那儿之前，法国人已经发射三颗霰弹。有两发没有射中，霰弹全飞了过去，但是最后一发落到一堆骠骑兵中间，打倒三个人。

罗斯托夫一心只想他对波格丹内奇的态度，站在桥上不知应当做什么。没有人可供他砍杀（他所想象的战斗就是砍杀），他也不能帮助旁人烧桥，因为他不像别的士兵们都拿着稻草辫子。他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忽然间，桥上发出一阵像撒核桃似的毕毕剥剥的声音，离他最近的一个骠骑兵哎哟一声倒在桥栏杆上。罗斯托夫和另外一些人一齐向他跑过去。又有人喊叫：“担架！”四个人搀起那个骠骑兵就要抬他。

“噢—噢—噢！……松开我，看在上帝分上。”受伤的人喊道；但是人们仍然把他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尼古拉·罗斯托夫转过身去，好像要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向远方眺望，向多瑙河的流水、天空、太阳眺望。多么好的天空，多么蔚蓝而深远的天空！那沉沉西坠的太阳多么明朗！那远方多瑙河的水光多么柔和可爱！而尤其美好的是那多瑙河对岸青翠的远山、修道院、神秘的峡谷、雾霭笼罩树梢的松林……那儿安静，幸福……“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能到那儿，”罗斯托夫想道，“在我一个人的心里，在那阳光里，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是这儿……是一片呻吟、痛苦、恐怖，以及这混沌、忙乱……又有人喊叫什么，大家又往后跑，我也跟着他们跑，这就是它，就是它，就是那个死神，它在我上面，在我周围……转瞬之间——我就永远看不见这太阳，这河水，这峡谷了……”

这时太阳渐渐隐藏到乌云里，在罗斯托夫面前出现了别的担架。对死和担架的恐怖，以及对太阳和生活的爱——这一切汇成一个令人痛苦、惊恐的印象。

“上帝啊！天上的父啊，救救我，宽恕我，保护我吧！”罗斯托夫喃喃自语。

骠骑兵跑到饲养员跟前，说话的声音开始高些，平静些，担架从眼前消失了。

“怎么样，老弟，闻到火药味了吧？……”他耳边响起瓦西卡·杰尼索夫的喊叫声。

“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我是胆小鬼，是的，我是胆小鬼。”罗斯托夫想。他深沉地叹息着，从饲养员手里牵过他那匹蜷着一条腿的“白嘴鸦”，骑了上去。

“刚才那是什么，是霰弹吗？”他问杰尼索夫。

“一点不错！”杰尼索夫喊道，“咱们的小伙子干得漂亮！可是这种活儿叫人窝囊得慌！冲锋才有意思，把狗杂种砍个痛快！可是现在，真莫名其妙，人家像打靶似地打我们。”

团长、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侍从武官一群人在离罗斯托夫不远的地方站着，杰尼索夫向他们走去。

“还好，似乎没有人留意我。”罗斯托夫心中想道。的确没有人留意他，因为士官生第一次上火线体验到的那种感情是人人都熟悉的。

“您有呈报的材料了，”热尔科夫说，“等着瞧吧，我也能升为少尉。”

“请您向公爵报告，我把桥烧了。”团长洋洋得意地、快活地说。

“假使问到损失呢？”

“微不足道！”团长用粗重的声音说，“两名骠骑兵受伤，一名捐躯。”他显然满心欢喜，而且带着按捺不住的幸福的微笑，响亮地说出捐躯这个好听的字眼。

九

在波拿巴指挥的十万大军追击下，库图佐夫统率三万五千名官兵，急急忙忙向多瑙河下游退却，沿途遭到当地居民的敌视。他们对盟军不再抱有信心，忍受着给养的不足，被迫在一切意想不到的作战条件下行动，只有当敌人追上时才停下来，仅仅为了在退却中不使重装备受到损失才打打后卫战。在兰巴赫、阿姆施特滕、梅尔克等地有过战斗；虽然连敌人都承认俄国人打得勇敢坚定，而战斗的结果却是更加迅速的退却。在乌尔姆免于被俘而在布劳瑙与库图佐夫会合的奥军，现在也离开了俄军，库图佐夫手下只有自己这支力量单薄而且疲于奔命的军队了。保卫维也纳已经谈不上。库图佐夫在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军事参议院曾经交给他一份根据新的战略科学审慎拟定的进攻作战计划，但是库图佐夫这时已经顾不得这个了，他现在唯一的、看来几乎难以达到的目的，是避免像马克那样在乌尔姆全军覆没，希望和从俄国调出的部队会师。

十月二十八日库图佐夫及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到达左岸以后，第一次停留下来，和法军的主力隔河对峙。三十日向左岸的莫蒂埃师团发动进攻，并且击溃了它。这次战役第一次缴获了战利品：旗帜、大炮和两名敌军将军。俄军在两个星期的退却之后第一次停下来，经过一场战斗，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打退了法国人。虽然俄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由于掉队、伤亡和生病，人员折损了三分之一；虽然有些病号和伤员带着库图佐夫的信（这信是把他们的命运寄托给敌军的仁慈照顾）留在多瑙河对岸；虽然克雷姆斯的大医院和大住宅都改为野战医院还容纳不下全部的病号和伤员，——虽然有着这一切情况，在克雷姆斯停留和对莫蒂埃的胜利仍然大大提高了士气。在全军和大本营里流传着最乐观然而不真实的传闻，说是从俄国调出的纵队快到了，奥地利人打了胜仗，波拿巴吓跑了。

在战斗进行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跟随着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奥地利将军施米特。安德烈公爵的马受了伤，他本人的手臂也被子弹擦伤。蒙总司令特别恩宠，他被派往奥地利宫廷报告这次胜利的消息，当时奥地利宫廷由于受到法军的威胁已经迁往布吕恩[73]，不在维也纳了。在战事正在进行的那天夜里，精神奋发而不知疲倦的安德烈公爵（表面看来他很文弱，其实他比最强壮的人都更能耐劳）骑上马，带着多赫图罗夫的报告到克雷姆斯去见库图佐夫，当天夜里安德烈公爵就作为信使被派往布吕恩。被派作信使，不仅是一种鼓励，而且是升迁的重要的一步。

夜是黑沉沉的，繁星满天。开仗前夕落了一场雪，白茫茫的雪地中间伸展着一条黑魆魆的大道。安德烈公爵坐在驿车里，时而一幕幕回忆昨天战斗的情景，时而高兴地想象他的胜利的消息将要引起的印象，时而想起总司令和同事们的送行，他这时的心情，正像一个期待已久而终于开始得到幸福的人所体验的那种心情。他一闭上眼，耳朵里就响起枪炮声，它和车轮的辚辚声以及胜利的印象融成一片。有时他想象俄国人逃跑了，他本人也被打死；但是他赶快醒来，怀着幸福的心情，仿佛重新意识到并没有这回事，相反，是法国人逃跑了。他又回忆胜利过程中种种细节和他在战斗中的沉着和英勇，于是他心境平静了，打起盹来……在满天繁星的黑夜之后，明亮欢快的早晨来临了。雪在阳光下融化，马飞奔着，道路两旁又闪过各式各样的树林、田地、村庄。

在一个驿站上他赶上运送俄国伤员的车队。一个领队的俄国军官躺在前面的大车上，正对着一个士兵大声骂些粗野的话。长形的德式大车在石头路上颠簸着，每辆车载着六、七个面色苍白、扎着绷带、满身脏污的伤员。其中有些人在谈话（他听见是俄国口音），有些人在吃面包，伤势最重的，带着孩子般可怜的温和神情，默默地望着从他们身边驰过的信使。

安德烈公爵命令停一下，他问一个士兵是在哪次战役受的伤。

“前天在多瑙河上。”一个士兵回答。安德烈公爵掏出钱包，给那个士兵三枚金币。

“给大家的，”他向走拢来的军官又说，“祝你们早日康复，弟兄们，”他对士兵说，“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呢。”

“军官大人，有什么消息吗？”那个军官显然想攀谈几句，问道。

“消息好得很！走吧。”他向车夫喊了一声，马车就向前驰去了。

安德烈公爵到达布吕恩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发现自己周围是高楼大厦、辉煌灿烂的商店、住宅的窗户、街灯、辚辚驰过的漂亮马车，使过了一阵军营生活的军人最为之心醉的一派繁华都市的气氛。安德烈公爵尽管一路急行，彻夜未眠，但他向宫廷走去的时候，却觉得比昨天更加精神焕发。只是眼睛闪烁着发热病似的光芒，思想非常迅速和明晰地转换着。战斗的一切细节又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这次已经不是模糊的，而是确切的，以他想象中的向弗朗茨皇帝简练的陈述形式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生动地想象可能向他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他以为立时就会引他朝见皇帝。但是在宫廷门口迎面跑出来一个文官，知道他是信使后，就带他到另外一道门口。

“顺着走廊向右走；大人[74]，那儿您可以找到值日的侍从武官，”文官对他说，“他会领您去见陆军大臣。”

接待安德烈公爵的值日侍从武官请他稍候，他去通报陆军大臣。五分钟后，侍从武官回来了，他分外客气地鞠着躬，请安德烈公爵先走，领着他穿过走廊，向陆军大臣的办公室走去。侍从武官似乎想用文雅的礼貌来防止这个俄国副官流露亲热的劲头。安德烈公爵向陆军大臣办公室门口走去的时候，他那快乐的心情大大减退了。他觉得他受了侮辱，而受辱的感觉转瞬之间又不知不觉变为毫无根据的藐视感觉。在这同一瞬间，机智却提示给他一个有权藐视侍从武官和陆军大臣的理由。“这些人没有闻到火药味，他们还以为胜利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他心中想。他轻蔑地眯起眼睛，走进陆军大臣的办公室时特别放慢了脚步。当他看见陆军大臣面对一张大办公桌坐在那儿，有两分钟没有注意进来的人的时候，他这种感觉更加增强了。陆军大臣低垂着两鬓斑白、头顶光秃的脑袋，夹在两枝蜡烛之间正阅读文件，一边用铅笔做记号。当门打开，响起脚步声的时候，他还是头也不抬地一气把文件看完。

“把这文件送出去。”陆军大臣把文件递给他的副官说，仍然没有注意信使。

安德烈公爵觉得，要么库图佐夫军队的行动在陆军大臣所处理的事情中是他最不感兴趣的，要么就是有意给俄国信使这么一个印象。“这对我完全无所谓。”他心中想道。陆军大臣把其余的文件推到一边，并且理得整齐了，这才抬起头来。他有一个聪明而富有特点的脑袋。但是在他转向安德烈公爵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那副聪明而刚毅的表情似乎有意识地和习惯地顿时改变了，结果露出愚蠢、虚假、而且对这种虚假不加掩饰的笑容，这是一种接待川流不息的求见者的人的笑容。

“是库图佐夫大元帅派来的吗？”他问，“我想一定有好消息吧？同莫蒂埃打了一仗？打胜了？是时候了！”

他接过写给他的紧急通报，带着忧郁的神情开始读起来。

“唉，我的老天！我的老天！施米特！”他用德语说，“多么不幸，多么不幸！”

他浏览一遍以后，把紧急通报放在桌上，看了看安德烈公爵，像是在考虑什么。

“唉，多么不幸！您说这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吗？但是，并没有抓住莫蒂埃。”他沉吟了一下，“我很高兴您带来了好消息，虽然施米特的阵亡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陛下一定愿意召见您，但不是在今天。谢谢您，您去休息一下。明天检阅后您来参加朝觐吧。到时候我会通知您。”

谈话时消失了的愚蠢笑容又在陆军大臣的脸上出现了。

“再见，非常感谢您。皇上一定愿意接见您。”他又说了一遍，低下头去。

当安德烈公爵走出宫廷的时候，他觉得，胜利给他的兴致和幸福，现在都被他留下，并且交给陆军大臣和彬彬有礼的侍从武官冰冷的手中了。他全部的思绪立刻改变了：那场战斗仿佛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十

安德烈公爵在布吕恩住在一个熟人——俄国外交官比利宾那里。

“啊，亲爱的公爵，再没有比您更叫人愉快的客人了。”比利宾出来迎着安德烈公爵说。“弗朗茨，把公爵的东西放到我的卧室里去！”他对引博尔孔斯基进来的仆人说。“怎么，是来报捷的？好极了。我这样子，您一看就知道我是在家卧病呢。”

安德烈公爵梳洗穿戴完毕，走进外交官的豪华书房，在摆好的菜饭前坐下。比利宾悠闲自在地在壁炉旁边坐着。

在长途旅行之后，而且是在失掉一切洁净和优雅的生活条件的长期行军之后，安德烈公爵一到这自幼就习惯了的阔绰环境中，一种舒适、恬静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除此以外，在受到奥地利人那番接待之后，能和一个俄国人谈谈心，而这个人他料想也怀有一般俄国人对奥地利人的共同的厌恶感（这是他现在特别强烈地体会到的），即使不说俄语（他们用法语谈话），也使他感到愉快。

比利宾三十五岁上下，独身，和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阶层。他们早在彼得堡就认识，但直到上次安德烈公爵跟随库图佐夫到维也纳时，他们才更接近起来。也和安德烈公爵在军界是一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一样，比利宾在外交界有更大的前程。他人还年轻，但已经是一个并不年轻的外交家了，因为他从十六岁就开始供职，曾在巴黎、哥本哈根等地待过，如今在维也纳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奥地利首相和我们驻维也纳的大使都认识他，而且器重他。他不像有些外交官那样，认为要当一个很好的外交官，只需有一些消极的优点，知道什么事是不该做的，并且会说法语就行了。他是那种热爱工作而且善于工作的外交官，别看他懒，他有时能够通宵不眠地坐在办公桌前。不管工作的实质如何，他都做得很好。他关心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做？”，而是“怎样做？”外交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对他是无所谓的。把通令、备忘录或者报告拟得巧妙、准确和优美，这才是他最大的乐趣。比利宾的功绩所以被重视，除了文字工作之外，还由于他具有上层社会待人接物和言谈应对的本领。

比利宾像爱工作一样爱谈话，不过所谈的话一定要精辟、俏皮。在社交场所，他总是等待机会说点什么巧妙的话，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参加谈话。在比利宾的言谈中经常插进一些结构完美、立意新颖、能引起共同兴趣的俏皮话。比利宾在自己头脑中的实验室里似乎特意把这些俏皮话编制得轻巧简练，便于社交界一般小人物记忆并从一个客厅带到另一客厅。的确是这样，比利宾的言辞在维也纳的客厅中不胫而走，而且据说，甚至对于所谓国家大事也往往不无影响呢。

他那张瘦削、憔悴、焦黄的面孔，布满皱纹的深沟，这些深沟总是精心地洗得白白净净，像刚洗过澡的指甲尖一样。皱纹的运动是他的面部表情的主要手段。有时他的眉毛往上一挑，额头就蹙起一道道宽大的皱褶，有时眉毛垂下来，腮帮上就形成巨大的褶子。一对深陷的不大的眼睛，老是快活地、直勾勾地看人。

“好，现在给我们讲讲你们的丰功伟绩吧。”他说。

博尔孔斯基以最谦逊的态度把战役经过和陆军大臣的接见讲了一遍，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

“他们像对待闯进九柱戏的狗似的接待我。”他结束自己的话，说。

比利宾咧嘴笑笑，脸皮的褶子舒展开来。

“可是，亲爱的，”他一边说，一边远远地审视自己的指甲，皱起左眼上方的皮肤，“虽然我很尊敬‘正教的俄罗斯军队’，但是我认为你们的胜利不是最辉煌的。”

他一直用法语谈话，只有当他想轻蔑地强调某个字眼时，才说俄语。

“不是吗？你们倾全军之力对付可怜的莫蒂埃一师人，而那个莫蒂埃竟从你们手里跑掉了，还谈得上什么胜利呢？”

“可是，认真说来，”安德烈公爵回答，“我们仍然毫不夸大地说，这总比乌尔姆的情况稍微好些……”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抓一个元帅呢？哪怕抓住一个也好。”

“因为事情并不都像预想的那样，也不可能像阅兵式那样正规。我跟您说过，我们原打算早晨七点钟迂回到敌人后方，可是到下午五点钟还没有到达。”

“那么你们为什么早晨七点钟还没有到达呢？你们应当早晨七点钟到达啊，”比利宾微笑着说，“应当早晨七点钟到达。”

“那么您为什么不用外交手段说服波拿巴放弃热那亚呢？”安德烈公爵用同样的腔调说。

“我知道，”比利宾打断他的话，“您是在想，靠近壁炉坐在沙发上谈谈捉拿元帅很容易。这是对的，但究竟为什么你们没有捉住他呢？你用不着大惊小怪，不仅是陆军大臣，就是至圣的皇帝兼国王弗朗茨陛下对你们的胜利也不会太高兴的。就连我这个可怜的俄国大使馆秘书也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值得特别喜悦的……”

他目光笔直地打量了一下安德烈公爵，额头上皱起的皮肤突然松开了。

“亲爱的，现在该我来问您‘为什么’了吧？”博尔孔斯基说，“我得向您承认，我不懂，也许这里面有什么外交上的奥妙是我这贫弱的头脑理解不了的，但是我实在不懂：马克全军覆没，而费迪南大公和卡尔大公却死气沉沉，毫无作为，而且接二连三地犯错误，只有库图佐夫终于打了一个真正的胜仗，粉碎了法国人所向无敌的神话，而陆军大臣甚至连详细的战况都不想知道！”

“正是因为这一点，亲爱的。您懂不懂，老兄，乌拉！为了沙皇，为了俄罗斯，为了信仰！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你们的胜利于我们——我是说于奥地利宫廷——有什么相干？你们最好还是给我们带来一点卡尔或者费迪南大公的好消息吧，——您是知道的，这个大公或那个大公都一样，——哪怕打败波拿巴的一支消防队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我们就要鸣炮致敬了。可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只能说是存心要取笑我们。卡尔大公一事无成，费迪南大公丢了脸。你们放弃了维也纳，不再保卫它了，你们似乎是对我们说：上帝保佑我们，而你们和你们的首都也交给上帝吧。我们大家都爱戴的施米特将军：你们竟弄得他饮弹而亡，现在倒向我们庆贺胜利来了！……您不能不承认，再也想不出比您带来的消息更可恼的了。这是存心，这是存心。再说，就算你们确实得到一次辉煌的胜利，甚至卡尔大公也打了胜仗，这于大局又有何补呢？维也纳已经被占领，现以已经太晚了。”

“怎么说已经被占领？维也纳被占领了？”

“不单被占领，而且波拿巴到了申布鲁恩宫，伯爵，就是我们亲爱的弗尔布纳伯爵，已经前往向波拿巴屈膝求和去了。”

经过旅途的劳顿和沿途的见闻，在受到那场接待之后，特别是在这顿午餐之后，博尔孔斯基感到，他不能理解他所听到的这些话的意义。

“今天早晨利希滕费尔斯来过这里，”比利宾接着说下去，“他给我看一封信，信里详细描写了法军在维也纳的检阅。缪拉亲王及其他等等……您瞧，你们的胜利并不怎么令人高兴，您也不会被人当作救命恩人……”

“是啊，一切对我都无所谓，完全无所谓！”安德烈公爵说，他开始懂得，他的克雷姆斯战役的消息，跟奥地利首都的陷落这样重大的事件比起来，的确没有多重要。“维也纳怎么被占领的？那座桥呢，还有那有名的桥头堡，还有奥尔斯珀格公爵呢？我们听说奥尔斯珀格公爵在保卫维也纳。”他说。

“奥尔斯珀格公爵在河这边，是在保卫我们呢。我认为他保卫得很不好，但总算是在保卫。维也纳在河那边。桥还没有被占领，我想不会被占领的，因为那儿已经布上了地雷，并且发出了炸桥的命令。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到波希米亚山区去了，你们和你们的军队也要尝尝两面夹攻的苦头了。”

“但是，总不能说，战事已经结束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看是结束了。这儿的大人物也都是这么看的，就是不敢说出来罢了。仗刚打起来的时候我说的话，现在就要应验了，决定问题的不是你们的迪伦斯坦[75]交锋，也根本不是火药，而是那些想出这个问题的人，”比利宾重述他的一句俏皮话，他把额头上的皱皮舒展开来，停顿了一下，“问题就要看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柏林会谈的结果了。如果普鲁士加入联盟，奥地利就迫不得已了，仗就要打起来。如果不是，那么问题只是商谈在哪儿拟订新的坎波福米奥和约[76]初步条款了。”

“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安德烈公爵忽然喊道，并且握住他那小小的拳头向桌子上一击，“这个人多么幸运！”

“您是说波拿巴吗？”比利宾疑惑地说，同时皱起前额，这是向人表示俏皮话就要来了。“是说波拿巴吗？”他说，特别加重u的发音，“可是我以为，现在他既然在申布鲁恩宫给奥地利制定了法律，就应当给他免去字母u，我坚决实行新办法，只称他波拿巴。”

“算了吧，别开玩笑了，”安德烈公爵说，“您真的以为战事结束了吗？”

“我以为是这样。奥国上了当，这是它习惯不了的。它要报复。它所以觉得上当，首先因为各省遭到了破坏（听说正教的军队抢得很凶），军队被击溃，首都被占领，这一切都是为了撒丁陛下好看的眼睛，其次还因为——咱们私下说，亲爱的，——我的嗅觉告诉我，咱们要受骗，嗅觉还告诉我，他们和法国正在拉拉扯扯，拟订和约草案，打算单独缔结秘密和约。”

“这不可能！”安德烈公爵说，“这太卑鄙了。”

“那就等着瞧吧。”比利宾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表示话说完了。

安德烈公爵走进给他准备的房间，穿上清洁的内衣，躺在羽毛褥垫上，枕着又香又暖的枕头，这时他觉得，那场由他前来报捷的战斗，离他已经很远很远了。现在萦回在他脑际的是普鲁士联盟、奥地利的背叛、波拿巴的新胜利、明天的朝觐和检阅以及弗朗茨皇帝的召见。

他闭上眼睛，但耳边立刻响起排炮声、步枪声、车轮声，火枪手拉成一条线从山上又冲下来，法国人在射击，他觉得他的心在颤抖，他和施米特并肩驰向前去，子弹在他周围欢快地呼啸着，他体验到一种自小从未体验过的增大十倍的生之欢乐。

他醒了……

“是的，这一切都发生过！……”他说，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幸福微笑，接着就沉入青年人的酣睡中了。

十一

第二天，他醒得很晚。昨天的印象又浮上心头：他首先想起今天要朝见弗朗茨皇帝，还想起陆军大臣、彬彬有礼的奥地利侍从武官、比利宾和昨天晚上的谈话。为了去上朝，他穿起久已不穿的全副仪仗服装，焕然一新，英姿飒爽，一只手缠着绷带，进入比利宾的书房。书房里有四位外交使团的绅士。公使馆的秘书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是博尔孔斯基认识的，其余三位由比利宾向他作了介绍。

聚在比利宾这里的是一群年轻、富有、快乐的上流社会绅士，他们不论在维也纳还是在这里都组成一个特殊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首脑比利宾称它为自家人。这个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外交人员组成的集团，显然有他们自己的、跟战争和政治全然无关的兴趣，他们所关心的是上流社会，是对某些女人的态度和公务方面的事情。看来，这些人显然很乐意把安德烈公爵算作他们集团里的自家人（他们很少给人这种荣誉）。为了礼貌，同时也为了引起话头，人们向他提出几个有关军队和战斗的问题，接着就又东拉西扯说些笑话和谈论起别人的是非来了。

“但最妙的是，”其中一个人谈到外交界的一个同事的失败，说道，“最妙的是奥地利首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任命他到伦敦是一种升迁，希望他要这样看待这件事。你们能想得出他当时的神情吗？……”

“但最糟的是，诸位，让我来揭露库拉金：人家正倒霉，他这个唐璜却幸灾乐祸，这种人真可怕！”

伊波利特公爵歪在一张躺椅里，把腿跷到扶手上，放声大笑起来。

“您说吧。”他说。

“哦，唐璜！哦，毒蛇！”几个人齐声说。

“您不知道，博尔孔斯基，”比利宾对安德烈公爵说，“不论法国军队（我差一点说俄国军队）怎么可怕，也比不上我们这位老弟在女人中间的胡作非为来得可怕。”

“女人是男人的伴侣。”伊波利特公爵发言了，他开始用长柄眼镜观看自己跷起来的脚。

比利宾和这些自家人望着伊波利特的眼睛大笑起来。安德烈公爵看出，这个伊波利特（应当承认，他几乎为了太太的缘故吃他的醋）是这个小集团的小丑。

“真的，我应当请您欣赏一下库拉金，”比利宾对博尔孔斯基低声说，“他谈起政治来才令人倾倒呢，应当看看他那副自命不凡的神气。”

他在伊波利特身边坐下，皱起脑门上的皱纹，跟他谈起政治来。安德烈公爵和其余的人把他们俩围起来。

伊波利特煞有介事地环顾大家，开始说：“关于联盟问题，柏林内阁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正像最近的照会中……没有表示……你们懂吧……你们懂吧……而且，如果皇帝陛下不改变我们联盟的原则的话……”

“等一等，我还没说完……”他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说道，“我认为，干涉比不干涉妥当。而且……”他沉吟一下，“拒绝我们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通牒不能认为就是终结……您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他松开博尔孔斯基的手，表示他说完了。

“德摩西尼[77]，我从你放在金口里的石子就认出你来。”比利宾说，他高兴得满头的头发都散开了。

大家都笑了。伊波利特笑得比谁都响。他似乎极力想喘口气，但是他止不住狂笑，笑得他那一向呆板的面孔都拉长了。

“我说，诸位，”比利宾说，“博尔孔斯基不论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布吕恩，都是我的客人，我要尽我的可能用本地风光款待他。要是在维也纳，这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这儿，在这讨厌的摩拉维亚山洞里，就比较难了，所以我要请你们大家帮忙。应当用布吕恩的一切款待他。你们张罗看戏的事，我负责社交，伊波利特，您自然是和女人打交道了。”

“应当让他看看阿梅莉，美极了！”自家人中间的一个边说边吻自己的指尖。

“总之，应当让这个杀红了眼的大兵更接近人道的观点。”比利宾说。

“我恐怕不能享受你们的热情招待了，诸位，我现在就得走。”博尔孔斯基看了看表，说。

“到哪儿去？”

“去觐见皇帝。”

“哦，哦！哦！”

“那好，再见，博尔孔斯基！再见，公爵，早点来我们这儿吃午饭，”几个人齐声说，“我们已经把您抓在手心里了。”

“您跟皇帝谈话时，尽可能多夸奖夸奖他们的军需供应和行军路线的安排。”比利宾送博尔孔斯基来到前厅时说。

“我本来想夸奖，可是既然知道了实情，那我就办不到了。”博尔孔斯基微笑着答道。

“总之，尽可能多说点。他喜欢接见人，可是他本人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等会儿您就知道了。”

十二

朝觐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在指定的地点站在奥地利军官中间，弗朗茨皇帝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安德烈公爵的脸，并且向他点了点他的长脑袋。但是在朝觐以后，昨天那个侍从武官彬彬有礼地向博尔孔斯基传达，皇帝愿意召见他。弗朗茨皇帝站在屋子中央接见他。开始谈话之前，使安德烈公爵吃惊的是，皇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似乎慌乱了，脸也红了。

“请您说一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战斗的？”他急忙问道。

安德烈公爵作了回答。问过这个之后，又提出几个同样普通的问题，诸如“库图佐夫身体好吗？他什么时候离开克雷姆斯的？”等等。皇帝说话时那副表情，仿佛他全部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十分明显，并不能使他感到兴趣。

“战斗是几点钟开始的？”皇帝问。

“前线的战斗是几点钟开始的，我无法向陛下报告，但是在迪伦斯坦，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军队是傍晚六点钟开始进攻的。”博尔孔斯基说，他兴奋起来，打算趁这机会把他在头脑里已经整理好的见闻材料如实地陈述一番。

但是皇帝微微笑了笑，打断了他的话。

“有多少英里？”

“从哪儿到哪儿，陛下？”

“从迪伦斯坦到克雷姆斯。”

“三英里半，陛下。”

“法国人放弃了左岸吗？”

“据侦察兵报告，最后一批法国兵是夜间乘木筏子渡过河的。”

“克雷姆斯的粮秣够吗？”

“粮秣供应的数量没有达到……”

皇帝打断了他的话：

“施米特将军是几点钟阵亡的？”

“似乎是七点钟。”

“七点钟？真惨！真惨！”

皇帝表示感谢，并且鞠了一躬。安德烈公爵一走出来，立刻被侍臣们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亲切的目光，送来温存的话语。昨天那个侍从武官责备他为什么不住在宫里，并且要把自己的住室让给他。陆军大臣过来向他祝贺，因为皇帝授给他三级玛丽亚·特雷西娅勋章。皇后的侍从请他去见皇后陛下。大公夫人也想见见他。他不知道回答谁好，他停了几秒钟，定一定神。俄国公使抓住他的肩头，把他领到窗口，跟他谈起来。

跟比利宾的话相反，他带来的消息很受欢迎。预订要举行一次感恩祈祷。库图佐夫被授予玛丽亚·特雷西娅大十字勋章，全军都受了奖。博尔孔斯基接到各方的邀请，他整个上午都得拜会奥地利的显要人物。下午四点多钟拜会完毕，安德烈公爵在回比利宾住所的路上，构思着向父亲报告战斗经过和布吕恩之行的信稿。在比利宾的住所门口，停着一辆装了半车东西的四轮马车，比利宾的仆人弗朗茨吃力地拖着一口箱子从门里出来。（在回比利宾家之前，安德烈公爵曾到书店里买了几本书预备行军途中阅读，他在书店里耽搁了一会儿。）

“这是怎么回事？”博尔孔斯基问道。

“咳，大人！”弗朗茨说，把箱子费劲地堆到马车上，“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那个坏蛋又跟着我们追来了！[78]”

“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安德烈公爵问道。

比利宾迎着博尔孔斯基走出来。在比利宾一向平静的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

“不，不，您得承认，”他说，“这简直妙极了，我是说塔博尔桥（维也纳的桥）事件。他们没有遇到抵抗就过桥了。”

安德烈公爵完全茫然了。

“您到哪儿去来着，全城的车夫都知道的事，您怎么不知道？”

“我刚从大公夫人那儿来。我在那儿什么都没听到。”

“您没看见到处都在收拾行李吗？”

“没看见……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德烈公爵着急地问。

“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法国人越过了奥尔斯珀格防守的那座桥，桥没有炸毁，缪拉现在正沿着通向布吕恩的大道前进，一两天内就要到这儿。”

“怎么，到这儿？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不是已经埋了地雷吗？”

“这个我正想问您呢。谁也不知道，连波拿巴本人也不知道。”

博尔孔斯基耸了耸肩。

“既然桥被占领，军队当然也就完了，因为军队会被切断的。”他说。

“可不是嘛，”比利宾答道，“您听我说，我对您讲过法国人进了维也纳。一切都很好。第二天，就是昨天，三位元帅老爷——缪拉、拉纳、贝利亚尔——骑着马到桥头去了。（请您注意，这三个人都是牛皮匠。）其中一个说，‘诸位，你们知道，这座塔博尔桥埋了地雷和扫雷装置，桥前有一个威力强大的桥头堡，还有一支受命炸桥和阻击我们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但是，如果我们拿下这座桥，我们的皇帝陛下一定很高兴。来，让我们把它拿下来。’‘我们就去。’另外两个说。于是他们就去攻那座桥，占领了它，现在他们率领全军正在多瑙河这一边向我们，也向你们，向你们的交通线进攻。”

“少开点玩笑吧。”安德烈公爵忧郁而严肃地说。

这个消息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又伤心又愉快。他刚一听说俄军的处境是如此绝望，就立刻想到，注定给俄军解围的正是他，这是土伦[79]的再现，它将使他从无名的军官行列中崭露头角，将给他打开第一条通向光辉前程的道路！他在听比利宾谈话时，就已经想象他怎样回到军队，怎样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唯一能够拯救军队的意见，怎样只委派他一个人去完成这个计划。

“少开点玩笑吧。”他说。

“我不是开玩笑，”比利宾继续说，“再没有比这更真实更可悲的了。三位元帅老爷这样单独地向桥上驰去，扬着白手绢，使人相信已经停战，他们这些元帅是来同奥尔斯珀格公爵谈判的。值班的军官们放他们进入桥头堡。他们对值班军官天花乱坠地胡扯一通：说什么战争结束了，弗朗茨皇帝要同波拿巴会面，他们想见见奥尔斯珀格公爵，诸如此类。军官派人去请奥尔斯珀格，这帮元帅老爷拥抱军官，开玩笑，骑在炮身上。这工夫，法军的一个营偷偷地来到桥头，把装着引火物的口袋丢到河里，然后就向桥头堡逼近。最后，我们亲爱的中将、奥尔斯珀格·冯·毛特恩出现了。‘亲爱的敌人！奥地利军队的精华，土耳其战争的英雄！敌对行为停止了，我们可以握手言欢了……拿破仑皇帝渴望认识认识奥尔斯珀格公爵。’总之，这帮元帅老爷不愧为牛皮匠，他们对奥尔斯珀格说了这么多的花言巧语，跟法国元帅们一见如故的动人情景是这么使他神魂颠倒，缪拉的外套和鸵鸟翎是这么使他眼花缭乱，以致他只看见他们的火热，却忘记了自己应当向敌人开火。（比利宾虽然说得很快，仍然没有忘记在这句俏皮话之后停顿一下，好让人有欣赏的时间。）那营法国军队冲进桥头堡，钉死大炮，就把桥占领了。还有更妙的，”他接着说下去，由于讲得太美妙了，他那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更妙的是那个掌管大炮的军士（那是一尊点着地雷炸毁桥梁的信号炮），那个军士一见法国军队向桥头冲来，就要开炮，可是拉纳拉开了他的手。那个比自己的将军聪明的军士走到奥尔斯珀格跟前报告说：‘公爵，您受骗了，您瞧法国人冲过来了！’缪拉一看，如果让军士再说下去，诡计就要被戳穿了。他假装惊讶（地地道道的牛皮匠），对奥尔斯珀格说：‘我真看不出举世闻名的奥地利军纪在哪儿，’他说，‘您竟让下级对您这样说话！’这简直是天才。奥尔斯珀格公爵感到受了侮辱，下令逮捕那个军士。不，您得承认，关于这座桥的全部故事美妙极了。这不算愚蠢，也不算下流……”

“也许是叛变。”安德烈公爵说，他生动如画地想到灰色的军大衣、伤口、硝烟、枪炮声和等待着他的荣誉。

“也不是的。这未免把宫廷说得太坏了，”比利宾又说下去，“这既不是叛变，也不是下流，也不是愚蠢。这正像在乌尔姆一样，这……”他仿佛是在思索，想找一个适当的说法，“这是马克遗风。我们都步马克的后尘了。”他说完了，觉得自己说了俏皮话，一句新鲜的、将被传诵一时的俏皮话。

一直聚在前额上的皱纹迅速舒展开来，他现出高兴的神色，微微带着笑意仔细端详自己的指甲。

“您要到哪儿去？”他突然对站起身来回自己房间的安德烈公爵说。

“我要走了。”

“到哪儿去？”

“回部队。”

“您不是还想待两天吗？”

“可是现在我马上要走。”

安德烈公爵吩咐手下人做好出发的准备之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说，亲爱的，”比利宾走进他的房间，说道，“我为您考虑过。您为什么要走呢？”

为了证明这个论据无法驳倒，他那满脸的皱纹都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露出疑问的神色看了看对方，什么也没回答。

“您为什么要走呢？我知道，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当军队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应当赶回去。这我是理解的，亲爱的，这是英雄气概。”

“完全不对。”安德烈公爵说。

“可是，您既然是哲学家，那就做一个彻底的哲学家，看看问题的另一面，您会看到，相反，您的责任是要珍重自己。这种事，就让那些除此以外什么事都做不了的人去做好了……既没有调您回去的命令，这儿也没有让您走；所以说，您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道去倒霉的命运引导我们去的地方。据说是到奥尔米茨。奥尔米茨是个不错的城市。咱们俩坐着我的四轮马车平平安安地就走到了。”

“别开玩笑了，比利宾。”博尔孔斯基说。

“我是出自友情真心诚意对您说这话的。您考虑一下。您既然可以留下，那您何必走呢？又到哪儿去呢？等待着您的，二者必居其一（他把皱纹都聚集在左边太阳穴上）：不是您到不了部队和约就签订了，就是和库图佐夫一起蒙受失败和耻辱。”

比利宾觉得他的两端论法是驳不倒的，于是把脸上的皱皮舒展开来。

“这个我不能考虑。”安德烈公爵冷淡地说，而心里却在想：“我所以要走，是为了拯救军队。”

“亲爱的，您是英雄。”比利宾说。

十三

当天夜里，博尔孔斯基向陆军大臣告辞以后，就动身回部队去了，连他自己也不知去哪儿才能找到部队，又担心在去克雷姆斯的路上被法军俘获。

在布吕恩的全体宫廷人员都在收拾行李，笨重的物件已经送到奥尔米茨。在埃采尔斯多夫附近，安德烈公爵的马车驶到大路上，沿着这条大路，俄国军队在极端匆忙和极端混乱中行进。路上挤满了车辆，马车简直无法通过。安德烈公爵又饿又累，他向哥萨克军官要了一匹马和一名士兵，穿越车队去找总司令和自己的行李车。一路上他都听到关于俄国军队处境险恶的消息，官兵仓皇逃走的景象证实了这些消息。

“这支俄国军队是英国的黄金从天涯海角送来的，我们叫它遭受同样的命运（乌尔姆军队的下场）。”他想起在战役开始之前波拿巴在给他的军队的命令中所说的话，这句话使他对这位天才的英雄感到惊异，同时也使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还有对荣誉的渴望。“如果只有死而别无他路呢？”他想，“既然需要这样，那好吧！我一定做得不比别人差。”

安德烈公爵轻蔑地望着这些无穷无尽的混乱的队伍、车辆、辎重队、炮队，随后又是车辆、车辆、一切类型的车辆，它们你追我赶地夺路而逃，排列成三行四行地挤满了泥泞的大路。四面八方，前前后后，凡是听觉能够达到的地方，到处可以听见车辆的吱呀声，马车、大车和炮架的隆隆声，马蹄的嘚嘚声，鞭子的呼啸声，赶车人的吆喝声，士兵、勤务兵和军官的叫骂声。道路两旁处处可以看见剥了皮的和未剥皮的死马，毁坏的大车，车旁坐着一些在等待什么的零散士兵。处处可以看见成群离开队伍的士兵，他们到附近的村庄去不是牵羊捉鸡或者抱干草，就是拿走装满东西的袋子。在上下坡的地方，人群更密，嘈杂的声音片刻不停。士兵们在没膝的泥泞中抬着大炮和篷车，鞭子在呼啸，马蹄在打滑，套绳撑断了，胸口喊痛了。指挥行军的军官在车队之间驰来驰去。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喧哗吵闹中几乎听不见，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整好混乱的秩序已经感到绝望了。

“瞧，这就是可爱的正教军队。”博尔孔斯基回忆比利宾的话，心中想道。

他想打听一下总司令的驻地，于是向车队走去。迎面驶来一辆一匹马拉的奇怪的马车，看样子，这辆马车是士兵们拼凑起来的，介乎大车、两轮轻便马车和四轮轿式马车之间的东西。一个士兵赶着车，在皮顶篷下面，帘子后面，坐着一个把脑袋完全裹在围巾里的女人。安德烈公爵走上前去，正要问那个士兵，他的注意力忽然被篷车里那个女人的绝望喊叫吸引住了。因为赶车的士兵想超越别的车辆，指挥车队的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鞭梢扫着了车帘。女人发出刺耳的尖叫。她看见安德烈公爵，就从车帘下探出身子，从毯子似的围巾下伸出干瘦的手来，一面摇晃，一面喊道：

“副官，副官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救救我吧……这怎么得了啊？……我是第七猎骑兵团军医的家眷……不让我们过去。我们落在后面了，跟自己的人失散了……”

“我敲碎你的脑壳，滚回去！”凶狠的军官向士兵嚷道，“跟你的臭娘们儿一起滚到后面去！”

“副官先生，救救我吧。这像什么话？”军医太太喊道。

“请您让这辆车过去吧。您没有看见这是一位妇女吗？”安德烈公爵走到军官跟前，说道。

军官看了一眼，没有答理，又转身对士兵说：

“我揍死你……滚回去！”

“放他们过去吧，我对您说。”安德烈公爵把嘴一撇又说了一遍。

“你是什么人？”军官突然像醉了酒似的对他发作起来，“你算老几？你（他特别加重你字）是首长吗？在这儿我是首长，不是你。往后站，”他重复说，“我敲碎你的脑壳。”

看来军官很爱说这句话。

“把小副官训得够戗。”从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看出，这个军官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如醉如狂的无名怒火，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就不记得他是在说什么了。他也看出，他保护那个坐车的军医太太，可能成为所谓的笑柄，他觉得这比什么都可怕。但是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却是另一回事。没等军官说完，气歪了脸的安德烈公爵就冲到他面前，扬起了鞭子：

“请—您—放—他们—过去！”

军官把手一挥，连忙走开了。

“都是你们这帮人、司令部的人搞的，搞得一塌糊涂，”他嘟嘟囔囔说，“您看着办吧。”

安德烈公爵连眼皮都没有抬，就急急忙忙离开了那个称他为救命恩人的军医太太，向人们告诉他的总司令驻地驰去，他一面心中怀着厌恶的感觉回忆刚才那场有失尊严的冲突的细节。

他进了村子，下了马，向头一户人家走去，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清理清理使他感到屈辱的、折磨人的思绪。“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军队。”他一面想，一面向第一户人家的窗口走去，他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

他四处张望一下。从小窗口探出涅斯维茨基的漂亮面孔。涅斯维茨基的鲜红的嘴巴嚼着东西，招手叫他进去。

“博尔孔斯基，博尔孔斯基！你没听见还是怎么的？快来。”他喊道。

安德烈公爵进了屋，看见涅斯维茨基和另外一个副官正在吃东西。他们迫不及待地问博尔孔斯基可曾听到什么消息。安德烈公爵从这两副他非常熟悉的面孔上看出惊慌不安的表情。这种表情在涅斯维茨基那副一向嘻笑的面孔上特别明显。

“总司令在哪儿？”博尔孔斯基问。

“在这儿，就在那所房子里。”副官回答说。

“听说要讲和，而且投降，是真的吗？”涅斯维茨基问。

“我正要问您呢。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赶上你们，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兄，赶上我们又怎么样！可怕极了！我不该嘲笑马克，现在咱们更倒霉了，”涅斯维茨基说，“坐下吃点东西吧。”

“公爵，眼下不光是行李车，什么都找不到了，您的勤务兵彼得也不知去向。”另一个副官说。

“总部在什么地方？”

“咱们要在茨奈姆过夜。”

“我把要用的东西重新打包，用两匹马驮着，”涅斯维茨基说，“驮包打得好极了。就是越过波希米亚山也不怕了。情况很糟，老兄。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老哆嗦？”涅斯维茨基看见安德烈公爵像触了电似的发抖，便这样问。

“没有什么。”安德烈公爵回答说。

这时他想起刚才跟军医太太和辎重队的军官那场冲突。“总司令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完全不了解。”涅斯维茨基说。

“我只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一切都叫人厌恶，厌恶，厌恶！”安德烈公爵说着就到总司令那儿去了。

安德烈公爵从库图佐夫的马车旁边、从累得要死的随从们骑的马旁边、从高声谈话的哥萨克兵旁边经过，进了门洞。正如人们告诉安德烈公爵的，库图佐夫跟巴格拉季翁和魏罗特尔一起在一家农舍里。魏罗特尔是接替阵亡的施米特的奥地利将军。在门洞里，身材矮小的科兹洛夫斯基在文书的对面蹲着。文书卷着袖口，趴在底朝上的木桶上，正忙着抄写东西。科兹洛夫斯基面色疲惫不堪，看样子他也是一夜没有睡觉。他瞅了安德烈公爵一眼，连头也没有向他点一下。

“另起一行……写好了吗？”他继续向文书口授，“基辅掷弹兵团队，波多尔斯克团队……”

“跟不上趟，大人。”文书转脸看了看科兹洛夫斯基，没好气地回答。

这时从门里传来库图佐夫激动的、不满意的声音，中间插进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这些说话的声调、从科兹洛夫斯基看他时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从疲倦到极点的文书那种不逊的态度、从文书和科兹洛夫斯基围着木桶坐在地板上离总司令那么近、从牵着马的哥萨克兵在窗下大声说笑，——从这一切看来，安德烈公爵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不幸的事。

安德烈公爵急切地向科兹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些问题。

“等一下，公爵。”科兹洛夫斯基说，“给巴格拉季翁下书面命令呢。”

“投降吗？”

“投什么降，作战命令都发出了。”

安德烈公爵向那扇传出声音的门走去。他正要开门，屋里的说话声停了，有人把门打开，门口出现了鹰钩鼻、胖脸膛的库图佐夫。安德烈公爵在库图佐夫正对面站着，但是从总司令那只独眼的表情可以看出，重重的心事和如焚的忧虑完全占据了他，他的视线都仿佛给什么蒙住了。他直视着他的副官的脸，可是没有认出他来。

“怎么样，写好了吗？”他转身对科兹洛夫斯基说。

“马上就好，大人。”

跟在总司令后面出来的是巴格拉季翁，他个子不高，干瘦，生着一副东方人的脸型，神气坚强而呆滞，看去还不很老。

“向您报到。”安德烈公爵一面大声重说了一遍，一面把信递上去。

“哦，从维也纳来的？好的。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库图佐夫和巴格拉季翁走到门廊阶台上。

“公爵，再见，”他对巴格拉季翁说，“基督保佑你。祝你建立奇功。”

库图佐夫的脸突然变得柔和了，眼圈里涌出了泪水。他用左手把巴格拉季翁拉到跟前，用戴着戒指的右手以显然习惯的姿势给他画十字，并且把肥胖的腮帮伸给他，巴格拉季翁不吻他的腮帮，却向他的脖颈吻了一下。

“基督保佑你！”库图佐夫又说一遍，然后向马车走去。“跟我坐一辆车走吧。”他对博尔孔斯基说。

“大人，我希望我留在这儿能有点用处。请准许我留在巴格拉季翁公爵的部队里吧。”

“上车，”库图佐夫说，当他发现博尔孔斯基迟疑不决时，就又说，“好军官我自己也需要，我自己也需要。”

他们坐进马车，车走了好几分钟他们都沉默不语。

“以后要做的事多得很，什么样的机会都有。”他带着老年人洞察一切的神情说，仿佛博尔孔斯基心中所想的他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队明天能回来十分之一，我就谢天谢地了。”库图佐夫好像自言自语，又说。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库图佐夫，不由得注意到，离他半俄尺[80]远是库图佐夫额角上那道洗得干干净净的、在伊兹梅尔战役中被子弹打穿了头骨留下的疤痕和那只失去眼球的眼睛。“是的，他有权利这么平静地谈到这些人的死亡！”博尔孔斯基想。

“正是为此，我才请求派我到这个部队里的。”他说。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似乎已经忘了他方才说的话，他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五分钟后，库图佐夫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平稳地摇晃着，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他脸上已经没有丝毫焦虑的痕迹了。他带着几分讥笑的神情问起安德烈公爵会见奥地利皇帝的详情，关于克雷姆斯战役在宫廷听到什么反应，还问到几个他们都认识的女人。

十四

十一月一日，库图佐夫从侦察兵那儿得到的消息表明，他所统率的军队几乎陷入绝境。据侦察兵报告，法国人越过维也纳桥后，正以庞大的兵力向库图佐夫与俄国开来的援军之间的交通线推进。如果库图佐夫决定留在克雷姆斯，拿破仑的十五万大军就要切断他的所有的交通线，把他的四万疲惫不堪的军队包围起来，他的处境就要同马克在乌尔姆的处境一样。如果库图佐夫决定放弃与俄国援军取得联络的道路，那他就要一面防御敌人的优势兵力，一面落荒退入情况不明的波希米亚山区，失掉与布克斯格夫登取得联系的任何希望。如果库图佐夫为了跟援军会师，决定沿着从克雷姆斯到奥尔米茨的大道撤退，那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在这条路上他可能被已越过维也纳桥的法军抢在前头，这样一来，他就要被迫带着全副重装备和辎重，一面行军，一面同兵力两倍于他的、而且从两面向他夹攻的敌人进行战斗。

库图佐夫选择了后一条出路。

正像侦察兵报告的，法军过了维也纳桥，赶到库图佐夫前头一百多俄里，正日夜兼程向库图佐夫撤退的线路上的茨奈姆前进。抢在法军之前赶到茨奈姆，那就意味着俄军的得救的希望大一些；让法军抢先赶到茨奈姆，那就意味着肯定要遭到跟乌尔姆战役一样的耻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带领全军赶到法军前头是不可能的。法军从维也纳到茨奈姆的道路，比起俄军从克雷姆斯到茨奈姆的道路来，又短又好。

接到消息的当天夜里，库图佐夫派出巴格拉季翁部四千名前卫，从克雷姆斯-茨奈姆大道右边翻山越岭到达维也纳-茨奈姆大道。巴格拉季翁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完这段路程，然后面对维也纳，背朝茨奈姆安营扎寨。如果他在法军前头赶到，他必须尽可能阻止他们前进。而库图佐夫本人则带领全副重装备向茨奈姆进发。

在一个风雨之夜，巴格拉季翁带领饥饿、赤脚的士兵走了四十五俄里没有道路的山地，失去三分之一掉队人员，比法军早几个小时来到维也纳-茨奈姆大道上的霍拉布伦。而库图佐夫率辎重队还要走一昼夜才能到达茨奈姆，因此，要想拯救部队，巴格拉季翁就得在霍拉布伦跟相遇的全部法军周旋一昼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奇怪的命运却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法国不战而骗取了维也纳桥，这一成功经验促使缪拉想照样去欺骗库图佐夫一次。缪拉在前往茨奈姆途中遇见巴格拉季翁带领的力量薄弱的部队，以为这就是库图佐夫的全部人马。为了确有把握地粉碎这支军队，他要等待从维也纳出发后沿途掉队的人员，因此他建议停战三天，条件是双方的军队不改变位置，原地不动。缪拉说，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所以建议停战。担任前哨的奥地利将军诺斯蒂茨伯爵听信了缪拉的军使的话，往后撤退，给巴格拉季翁的部队让出路来。另一个军使驰到俄军散兵线上，也宣布和平谈判的消息，建议俄军停战三天。巴格拉季翁回答说，是否接受停战的建议，他不能决定，于是派一名副官带着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前去请示库图佐夫。

对库图佐夫说来，停战是赢得时间的唯一手段，可以利用它休整一下疲劳的巴格拉季翁部队，让辎重和重装备（正瞒着法国人进行）哪怕向茨奈姆多推进一站路也好。停战的建议为拯救俄军提供了唯一的、意外的机会。库图佐夫接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他手下的侍从武官长温岑格罗德前往敌方营地。温岑格罗德不仅要接受停战建议，而且还要提出投降的条件；同时，库图佐夫派遣几名副官去催促克雷姆斯-茨奈姆大道上全军的辎重加速前进。只有又饿又累的巴格拉季翁部队屹然不动地与兵力七倍于它的敌人相对峙，掩护着辎重和全军的行动。

果然不出库图佐夫所料，一方面，这个不附带任何约束力的投降建议使得一部分辎重能够有通过的时间；另一方面，缪拉的错误很快会被发觉。离霍拉布伦二十五俄里，驻在申布鲁恩的波拿巴一接到缪拉的报告以及关于停战和投降的草案，他立即看出其中有诈，于是用法语给缪拉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缪拉亲王鉴：

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您的不满。您不过是指挥我的前卫部队，没有我的命令，您没有权力作出停战的决定。您要使我丧失全部的战果。立即撕毁停战建议，并向敌人进攻。您要对他宣布，签订这个投降书的将军没有这样的权力，除了俄国皇帝，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然而，假使俄皇同意这个协议，我也可以同意；但这不过是玩弄诡计罢了。您要前进，消灭俄国军队……您是能够俘获它的辎重和大炮的。

俄皇的侍从武官长是个骗子……军官如未被授予全权代表资格，就不能起任何作用；他也是没有全权代表资格的……在越过维也纳桥的时候，奥地利人受了骗，而您现在却受了俄皇侍从武官的骗。

拿破仑

一八○五年雾月二十五日八时于申布鲁恩

波拿巴的副官带着这封极其严厉的信，向缪拉飞驰而去。波拿巴不相信自己的将军，生怕放走已经落网的牺牲品，便亲自带领全部近卫军，向战场推进。而四千名巴格拉季翁部队，却快活地燃起篝火，烘衣裳，取暖，三天以来第一次煮粥，部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也不去想他们面临着什么。

十五

安德烈公爵向库图佐夫提出的坚决要求，得到了批准。下午三点多钟，安德烈公爵来到格伦特，见过巴格拉季翁。波拿巴的副官还没有到达缪拉部队，所以战斗还没有开始。在巴格拉季翁部队里，人们对整个战局毫无所知，他们谈论和平，但不相信和平有可能实现；谈论打仗，又不相信战斗在即。

巴格拉季翁知道博尔孔斯基是个受宠的亲信副官，所以对他屈尊俯就，特别优待。他对他解释说，今明两天将有战斗，在战斗时，他给予他充分的自由：跟随他，或在后卫监视撤退秩序，“这也同等重要”，都由他自己决定。

“不过，今天大概不会打起来。”巴格拉季翁安慰安德烈公爵似地说。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司令部的花花公子，是派来挣十字勋章的，那他在后卫照样可以挣到。如果他愿意留在我身旁，那也好……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会有用场的。”巴格拉季翁想。安德烈公爵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准许他巡视一遭阵地，熟悉一下部队的部署，在执行任务时好认识道路。部队值勤的校官自愿给安德烈公爵带路；这个军官是个美貌男子，衣着考究，食指上戴着钻石戒指，法语说得很坏，但又喜欢说。

到处可以看见面带愁容、好像在寻找东西的浑身湿透的军官，以及从村子里拖出门板、长板凳和围墙木板的士兵。

“瞧，公爵，拿这些人真没办法，”校官指着那些人，说，“指挥官们把他们惯坏了。再瞧瞧那儿，”他指着随军商贩搭起的帐篷，“都聚在那儿闲坐。今天早晨才把他们撵走，您看现在又满满的了。公爵，应当去吓唬他们一下。费不了多大工夫。”

“一块儿去，我也吃点干酪和面包。”安德烈公爵说，他还没来得及吃东西。

“您怎么不早说，公爵？您要早说，我可以招待您。”

他们下了马，走进商贩的帐篷。几个面红耳赤的军官面带倦容坐在桌旁又吃又喝。

“这又怎么啦，诸位！”校官像一个把话重复了好几遍的人，用责备的口吻说，“这样擅离职守是不许可的。公爵有令，谁都不许来。看您这样子，上尉先生。”他转身对一个又矮又瘦、浑身泥污的炮兵军官说，这位炮兵军官没有穿靴子（他把靴子交给商贩拿去烘干），只穿着袜子，站在进来的人面前，不大自然地微笑着。

“图申上尉，您怎么不嫌害臊？”校官继续说，“您是炮兵，好像应当做个模范，可是您不穿靴子。一旦有情况，您不穿靴子，那就好看了（校官露出笑意）。都给我回自己的岗位上去，诸位，全回去，全回去。”他用长官的口吻补充说。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图申上尉，不由得笑了。图申一声不响，面带笑容，不住地倒换着两只没有穿靴子的脚站在那儿，他那对聪明而和善的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神情时而望望安德烈公爵，时而望望校官。

“士兵们说：不穿靴子更灵便。”图申上尉说，他微微含笑，畏畏缩缩，看来，他想用诙谐的调子改变一下尴尬的处境。

但是没等把话说完，他就觉得他的诙谐没人理会，没有发生效果。他感到狼狈了。

“你们都回去吧。”校官极力保持着严肃的态度，说。

安德烈公爵又把这个炮兵军官上下打量了一下。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完全不是军人的，有几分可笑、然而却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校官和安德烈公爵骑上马继续前进。

他们不断超过和碰见正在赶路的各队士兵和军官，出村以后，看见左前方正在构筑工事，刚掘出的泥土泛着红色。几个营的士兵在寒风中只穿一件衬衣，像一窝白蚁似的在工事里忙碌。土堤后面望不见的人不断甩出一铲一铲的红土。他们走到工事前面视察一番后，又往前走。在工事后面，他们碰见几十个不断轮换、跑步离开工事的士兵。他们不得不捏着鼻子策马快走，避开这里恶臭的空气。

“这就是军营的乐趣，公爵先生。”值勤的校官说。

他们驰到对面山上。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法国军队。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

“那边是我们的炮垒，”校官指着最高的制高点，说，“就是那个不穿靴子的怪人指挥的炮垒。从那儿什么都望得见，咱们去吧，公爵。”

“多谢您啦，现在我一个人走走，”安德烈公爵想摆脱这个校官，说，“不必客气，您请便吧。”

校官落到后面了，安德烈公爵独自往前走去。

他越往前走，离敌人越近，我军的阵容就越整齐，气氛也越愉快。最混乱、最低沉的是赴茨奈姆的辎重队，也就是早晨安德烈公爵路过的、离法国军队十俄里的地方。在格伦特也可以看出慌乱和恐惧的迹象。安德烈公爵越走近法国军队的散兵线，我军就越显得有信心。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士兵列队站在那里，司务长和连长查点人数，伸出一个指头戳着每班最后一个士兵的胸脯，命令他举起手来。到处有士兵把柴禾和树枝拖来搭窝棚，欢快地谈笑着。围着篝火坐着的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光着膀子，他们在烘烤衬衣和包脚布，或者修补靴子和大衣。在饭锅和炊事员那里围着许多人。有一个连队已经做好饭了，士兵们用贪馋的目光望着冒蒸气的锅，等待管理员用木碗盛食物样品递给军官检验，那个军官在他的棚子对面一根木头上坐着。

在一个比较幸运的连队里（不是大家都有伏特加酒），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宽肩、麻脸的司务长站在那儿，司务长倾斜着小桶，朝顺序递过来的军用水壶盖子里倒酒。士兵们带着虔诚的表情把壶盖送到嘴边，兜底儿倒进嘴里，然后用大衣袖子擦擦嘴唇，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司务长。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这么平静，就好像眼前的一切不是发生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不是发生在至少要倒下一半人的战役前夕，而好像是在祖国某地等待着平安的驻防。安德烈公爵驰过猎骑兵团，在基辅掷弹兵队伍中间——这些掷弹兵个个都是雄赳赳的好汉，他们也在干些日常和平的劳动，在离一间高大的、跟其他的棚子不同的团长的棚子不远的地方，迎面碰见一排列队的掷弹兵，队前躺着一个赤膊的人。两个士兵按住他，另外两个士兵挥起柔软的树枝，朝着赤裸裸的背脊有节奏地抽打着。挨打的人怪声嚎叫着。一个肥胖的少校在队列前来回走动，不理会那嚎叫声，不停地说：

“士兵偷窃是可耻的，士兵应当正直、高尚、勇敢。如果偷自己弟兄的东西，那他就人格扫地，他就是坏蛋。再打，再打！”

不断传来软鞭子的抽打声和假装的拼命的嚎叫声。

“再打，再打。”少校说。

那个年轻军官露出莫名其妙和痛苦的表情，用疑问的目光望着骑马走过的副官，离开了挨打的人。

安德烈公爵来到前沿，沿着阵地走下去。左右两翼，敌我双方的散兵线相距很远，可是中央，就是当天早晨军使走过的地方，双方的散兵线离得那么近，彼此可以看见对方的脸，甚至可以交谈。除了据守这一带散兵线的士兵，两边都聚着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一面嘲笑，一面观看他们觉得古怪而陌生的敌人。

从大清早起，虽然严禁走近散兵线，但是长官们赶不走看热闹的人。据守散兵线的士兵，像一些展示什么希罕物件的人似的，已经不再去看法国人了，反而去观看前来看热闹的人，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交班的时刻。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法国人。

“你瞧，你瞧。”有一个士兵指着一个俄国火枪手对同伴说。那个火枪手和一名军官来到散兵线，正跟一个法国掷弹兵流畅地、激动地谈话。“你瞧，他说得多流利！连法国人都赶他不上。你也来一句，西多罗夫！”

“别急，听一听。哦，好流利！”那个被认为擅长法语的西多罗夫答道。

两个谈笑的人所指的那个士兵，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出他来，细听他在说什么。多洛霍夫是随同他的连长从团队的防地左翼来到散兵线的。

“说下去，说下去！”连长激励他说，向前探着身子，极力不漏掉他听不懂的每一个字，“请再说快些。他在说什么？”

多洛霍夫没有回答连长，他正全神贯注地跟一个法国掷弹兵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谈的当然是那次战役。这个法国兵把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弄混了，说那次战役是俄国人投降了，并且从乌尔姆逃跑了，而多洛霍夫说俄国人不但没有投降，而且把法国人揍了一顿。

“我们奉命到这里来赶你们，我们一定能把你们赶跑。”多洛霍夫说。

“当心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哥萨克，别都被活捉了。”法国掷弹兵说。

在一旁观看和旁听的法国士兵都笑起来。

“我们要打得你们团团转，就像苏沃洛夫在世时那样叫你们团团转（叫你们团团转）。”多洛霍夫说。

“他瞎扯什么？”一个法国兵说。

“古代历史，”另一个猜到他说的是过去的战争，说，“我们皇上像对别人一样，也要给你们的苏瓦拉一点颜色看。（这里称苏沃洛夫为苏瓦拉，表示轻蔑。）”

“波拿巴……”多洛霍夫刚要开口，被一个法国人打断了。

“不是波拿巴，是皇上！见鬼……”他气愤地骂了一声。

“你们皇上真他妈的该死！”

多洛霍夫用俄语骂了一句，是大兵的粗话，然后他挎上枪，走开了。

“咱们走吧，伊万·卢基奇。”他对连长说。

“你瞧人家的法语，”散兵线上的士兵说，“你也来一句，西多罗夫！”

西多罗夫挤了挤眼，就转身对着法国人连珠炮似地说些谁也不懂的话。

“卡里，马拉，塔法，萨菲，木特尔，卡斯卡。”他咿里哇啦乱说一通，并且极力说得有腔有调的。

“嗬，嗬，嗬！哈，哈，哈！呵哈！呵哈！”士兵们哄然大笑，笑得那么爽朗、快活，笑声自然而然地越过散兵线传染给了法国人，在这场大笑之后，似乎应该把弹药从枪炮里卸下来，把它销毁，赶快各自回家。

但是枪炮仍然装着弹药，房屋和堑壕的枪眼仍然威严地瞪视着前方，卸掉前车的大炮仍然互相瞄准着对方。

十六

安德烈公爵从右翼到左翼走遍了整条战线，然后登上校官所说的那个可以俯瞰整个战场的炮垒。在这里他下了马，在四尊卸掉前车的大炮中靠外边的一尊旁边停下来。炮前有个哨兵走来走去，看见军官来了，他本要立正站着，但安德烈公爵向他做了个手势，他又踱起他那均匀单调的步子。大炮后面是前车，再后面是拴马桩和炮兵们生起的篝火。左边，离边缘的大炮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刚刚搭起的窝棚，从窝棚里传出军官们热闹的谈话声。

果然，从炮垒眺望，几乎整个俄军的部署和大部分敌人都在视野之内。炮垒正对面，在地平线的丘岗上，可以看见申格拉本村；稍左和稍右，在他们生起的篝火的青烟里，有三处地方可以辨认出大批的法国军队，显然，大部分法军都在村里和山后。村子左边烟雾弥漫处，似乎有炮垒形状的东西，但是用肉眼看不清楚。我们的右翼部署在俯临法军阵地的颇为陡峭的高地上。上面配置的是我们的步兵，右翼的边缘可以看见龙骑兵。中央就是图申的炮垒，也就是安德烈公爵正在这里观察阵地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徐缓笔直的下坡道和上坡道，一直通到把我们和申格拉本村隔开的小河。我们左边的军队跟森林相连接，我们采伐木柴的步兵在那里生起的篝火冒着浓烟。法军的阵线比我们的宽，很明显，法军容易从两翼包围我们。我们的阵地后面是一道又陡又深的冲沟，炮兵和骑兵很难从那里撤退。安德烈公爵掏出笔记本，用臂肘支在炮身上，在本子上画了个军队部署的草图。他用铅笔在两个地方做了记号，打算向巴格拉季翁报告。他设想：第一，把全部大炮集中到中央阵地；第二，把骑兵调到冲沟后面。安德烈公爵经常在总司令身边，经常留意兵团的行动和一般性的指示，经常阅读战争史料，对目前的战役，在他的头脑中不由得勾画出未来作战进程的大概轮廓。在他的想象中，以下几种情况最可能发生：“如果敌人向右翼进攻，”他自言自语道，“基辅掷弹兵和波多尔斯克猎骑兵就应当坚守阵地，直到中央阵地的援军赶到。在这种情形下，龙骑兵可以打击他们的侧翼，并把它打垮。如果中央阵地受到攻击，我们就把炮垒都安置到这个高地上，在炮垒掩护下，集结左翼军队，列成梯队撤到冲沟。”他自言自语地琢磨……

他在炮垒的大炮旁边的全部时间，像常有的情形那样，不断地听着窝棚里军官的谈话声。忽然，窝棚里传出一个声音，腔调是那么亲切诚恳，使他感到惊讶，他不由得仔细倾听起来。

“不，老兄，”那个悦耳的、安德烈公爵听来挺熟的声音说，“我说，如果能知道死后的情形，那就不会有人怕死了。就是这样，老兄。”

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不管怕不怕，反正一样——在劫难逃。”

“说来说去还是怕！咳，你们这些人，门槛真精，”第三个刚毅的声音打断了前两个声音，“你们当炮兵的真精明：你们把什么都带来了，伏特加，下酒菜，要啥有啥。”

那个声音刚毅的人，听口气像是步兵军官，大笑起来。

“到底还是怕死，”第一个熟悉的声音继续说，“怕未知的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灵魂要升天……可是，我们知道，并没有什么天，只有大气。”

那个刚毅的声音又打断炮兵军官的话。

“您请我们尝尝您的药草酒吧，图申。”他说。

“哦，原来就是那个在商贩的帐篷里没有穿靴子的上尉。”安德烈公爵想，高兴地听出悦耳的、富于哲理意味的声音。

“请喝药草酒是可以的，”图申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解来世……”他没有说完。

这时空中传来呼啸声；越来越近，越快，越清楚，越清楚，越快，一颗炮弹仿佛还没有把要说的说完，就砰的一声落在离窝棚不远的地上，以非人的力量炸成碎片。大地受了这一记打击，似乎惨叫了一声。

就在这一瞬间，从窝棚里头一个跑出来的是把烟斗叼在嘴角的小个子图申。他那和蔼而聪明的面孔有点苍白。随后出来的是那个声音刚毅的人——一个英姿飒爽的步兵军官，他向自己的连部跑去，一面跑，一面扣钮扣。

十七

安德烈公爵骑上马，站在炮垒上眺望那尊发射的大炮冒出的硝烟。他用眼睛往广阔的空间扫视，只见原先不动的法军现在动荡起来，左边果然是炮垒。炮垒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开。两个骑马的法国人，可能是副官，在山上奔驰。在山下，大概要加强散兵线，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不大的敌人纵队在移动。头一炮的硝烟还没有散开就出现第二团硝烟，又发射一炮。战斗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掉转马头，驰回格伦特去找巴格拉季翁公爵。他听见背后炮击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显然，我们开始回击了。在山下，就是在军使走过的地方，传来步枪的射击声。

勒马鲁瓦带着波拿巴的那封严厉的信刚刚驰到缪拉那里，羞惭的缪拉为了补救自己的错误，立刻调动军队向中央推进并向两翼迂回，打算趁皇上还没有到达，在天黑以前，就把他面前这支藐不足道的小部队吃掉。

“战斗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想，他感觉全身的血液更快地涌上心头，“但是，我的土伦在哪儿？怎样把它表现出来呢？”他在心中念叨着。

从那些一刻钟之前还在吃粥、喝酒的连队中间走过时，他到处看见站队的和拿起各自的步枪的士兵们的同样迅速的动作，从每张脸上他都看出他所感到的兴奋情绪。“战斗开始了！又可怕，又快活！”每个士兵和军官的面孔都说明这一点。

还没有走到构筑工事的地方，在阴霾的秋天的落日余晖中，他看见迎面来了一队骑马的人。最前面的人骑着一匹白马，披着毡斗篷，戴着羔皮帽。这个人是巴格拉季翁公爵。安德烈公爵停下来等他。巴格拉季翁公爵勒住马，认出是安德烈公爵，向他点了点头。当安德烈公爵向他报告他所看到的情形的时候，他仍然往前看。

“战斗开始了！”甚至在巴格拉季翁公爵那张刚毅的、棕色的脸上，也有这样的表情。他那好像睡眠不足的昏沉的眼睛半睁半闭。安德烈公爵怀着不安的好奇心注视着这张凝然不动的脸，他很想知道，此刻这个人有没有思想和感觉，如果有，那么他在思索什么，又感到什么呢？“在这张凝然不动的面孔后面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安德烈公爵一面望着他，一面问自己。巴格拉季翁公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安德烈公爵的话，他说“好”时的表情，就好像所发生的和向他报告的一切，正是他已经预见到的。安德烈公爵跑得气喘吁吁，说得很快。巴格拉季翁公爵带着东方口音，说话特别慢，好像是暗示没有着急的必要。然而，他还是策马向图申的炮垒驰去。安德烈公爵和侍从们在后面跟随着。在巴格拉季翁公爵后面跟随的有：侍从武官——公爵的私人副官热尔科夫、传令官、骑一匹英国式的秃尾骏马的值勤校官，此外还有一个文官——军法检察官，这个人出于好奇心，要求到战场上去。军法检察官是个胖子，圆圆的脸盘，带着天真、快活的微笑东张西望。他穿一件厚毛布大衣，坐在非军用的马鞍上颤颤巍巍，夹在骠骑兵、哥萨克兵和副官中间，显得怪模怪样。

“他想看看战斗，”热尔科夫指着军法检察官对博尔孔斯基说，“可是他的心口已经疼了。”

“得了吧。”军法检察官容光焕发，带着天真而又狡猾的微笑说道，仿佛他以成为热尔科夫的笑柄为荣，又仿佛他故意装得比他实际上更愚蠢。

“好玩极了，公爵先生。”值勤校官说。（他记得法语里公爵这个封号好像有个特别的说法，但他怎么也说不准确。）

说话之间，他们来到图申的炮垒，在他们面前已经落了一颗炮弹。

“落了个啥东西？”军法检察官天真地微笑着问。

“法国烙饼。”热尔科夫说。

“就用这个打？”军法检察官问，“好家伙！”

他似乎高兴得心花怒放了。他的话音刚落，又传来出人意外的可怕啸声，突然碰到什么稀软的东西上面，啸声停止了，只听得嗤—嗤—嗤—砰的一声——在军法检察官背后靠右的地方，一个哥萨克兵连人带马倒在地上。热尔科夫和值勤校官在马鞍上俯下身，勒转马闪到一旁。军法检察官停在哥萨克兵面前，聚精会神地、好奇地端详着他。哥萨克兵已经死了，马还在挣扎。

巴格拉季翁公爵眯着眼睛回头望了望，当他看出骚乱的原因时，冷淡地转过身来，仿佛说：“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他做了个优秀骑兵的姿势勒住马，微微弯了弯腰，整好挂着斗篷的佩剑。这口剑跟当时军人所佩带的不一样，是口古老的长剑。安德烈公爵想起这口剑的故事：在意大利作战时，苏沃洛夫把自己的这口剑赠给了巴格拉季翁，这个回忆此刻使他感到特别愉快。他们来到刚才博尔孔斯基在那里观察战场的炮垒。

“是谁的连队？”巴格拉季翁公爵向一个站在炮弹箱旁的军士问道。

他问：“是谁的连队？”而其实是问：“你们在这儿怕不怕？”军士是明白这个意思的。

“是图申上尉的，大人。”这个满脸雀斑的红头发军士立正站着，用快活的声音喊道。

“好，好。”巴格拉季翁顺口说了一句，他在考虑什么问题，策马经过前车向边缘的大炮走去。

正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门炮发射了一颗炮弹，震得他和侍从们耳朵发聋，硝烟顿时把大炮包围起来，从硝烟里可以看见炮手们把炮托起，急忙用力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宽肩个大的一号炮手，拿着通条，两腿叉得宽宽的，跳到炮脚前面。二号炮手颤抖着手，把火药装到炮口里。一个微微驼背的小个子——军官图申，没有留意将军到来，他向前跑去，被炮架尾绊了一下，他用小手在额上搭个棚，细细地眺望。

“再加二分，这样就正合适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喊道，并且极力喊得具有同他的外表不相称的英勇气概。“二号，”他尖声喊道，“狠狠地揍，梅德韦杰夫！”

巴格拉季翁把那个军官叫过来。图申用又胆怯又笨拙的动作，完全不像军人那样敬礼，倒像老神父祝福似的把三个指头贴在帽檐上，走到将军面前。虽然图申炮队的任务是射击谷地，但他却用燃烧弹射击前面看得最清楚的申格拉本村，因为村前有大批的法军正在出动。

谁也没有给图申下过该向何处射击和用什么射击的命令，他只跟他最尊重的司务长扎哈尔琴科商量了一下，决定最好是把那个村子点着。“好！”巴格拉季翁对这个军官的报告答道。他似乎在考虑什么，开始观察在他面前展开的战场。右翼的法军逼得最近。基辅团队防守的高地下面河谷里传来惊心动魄的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侍从武官指给公爵看，右方更远的地方，在龙骑兵背后，一个法国纵队正向我们的侧翼迂回。左方的地平线被近处的树林遮住了。巴格拉季翁公爵命令从中央阵地抽出两营兵力支援右翼。一个侍从武官大着胆子对公爵说，抽走这两个营，炮队就失去了掩护。巴格拉季翁公爵向那个侍从武官转过身来，用昏暗的眼睛默默地看了看他。安德烈公爵觉得，侍从武官的意见是对的，的确使人无话可说。但是这时从据守谷地的团长那里驰来一个副官，报告说，有大批法军从山下拥上来，我们的团队溃乱，正向基辅掷弹团退却。巴格拉季翁公爵低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和赞许。他骑马缓步向右翼走去，并且派一个副官到龙骑兵那里传达向法军进攻的命令。但是被派去的副官半小时后回来报告，龙骑兵团长已经退到冲沟后面，因为他们遇到强大的火力，徒然损失一些人，所以他下令射手们下马徒步进入森林。

“好！”巴格拉季翁说。

正当他离开炮垒的时候，左边树林里也传来射击声，因为左翼离得太远，巴格拉季翁公爵来不及亲自及时赶到，他派热尔科夫去见那个在布劳瑙接受库图佐夫检阅的团队的老将军，告诉他尽快撤到冲沟后面，因为右翼大约支持不了太久。至于图申和掩护他的一个营，却被遗忘了。安德烈公爵细心倾听了巴格拉季翁公爵跟长官们的谈话和他下的命令，他惊奇地发现，巴格拉季翁公爵实际并没有下什么命令，他不过极力装出，好像所发生的一切，不论由于必然或偶然，或由于个别长官的意志所发生的一切，虽然不是出于他的命令，但是是符合他的意图的。由于巴格拉季翁公爵从容不迫，安德烈公爵看出，虽然事件的发展带有偶然性，并且与这位长官的意志无关，但是他的在场却起了极大的作用。那些面色惊慌的长官一到巴格拉季翁公爵跟前，就变得镇静了，士兵和军官们快活地向他问好，由于他的在场，都变得更加活跃，而且显然是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勇敢。

十八

巴格拉季翁公爵来到我们右翼最高点后，开始往下走，从下面传来砰砰的枪声，硝烟弥漫，遮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越走近河谷，就越看不清楚，也越感觉接近真正的战场。他们开始遇见伤员。有两个士兵架着一个满头流血、没有戴帽子的伤员。他喉咙里呼呼噜噜直响，不住地吐血。看样子，子弹打中了他的嘴或者喉咙。他们还遇见一个硬朗地独自行走着的伤员，他没有带枪，大声地呻吟着，刚被打伤的胳膊疼得直摇晃，血像从瓶口向外倾注似的从胳膊流到大衣上。他脸上的神情，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恐惧。他是在一分钟之前受的伤。跨过大路，开始下一个陡坡，他们看见坡上躺着几个人。他们遇见一群士兵，其中也有没受伤的。士兵们往上爬坡，粗重地喘着气，虽然看见将军来了，仍然大声说话，大摇大摆地走路。在前面硝烟中，已经看得见一队队的灰大衣，一个军官看见巴格拉季翁，连喊带跑地去追一群士兵，叫他们回来。巴格拉季翁向队伍跟前走去，队伍里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响起枪声，压住了谈话声和口令声。大气充满了硝烟。士兵们的脸都被火药熏黑了，并且露出兴奋的神情。有些人用捣药杆捣火药，有些人往药池里装火药，从袋子里取火药，还有些人在射击。但是他们向谁射击，在没有被风吹散的硝烟中却看不见。时时传来悦耳的嗡嗡声和咝咝声。“这算是什么？”安德烈公爵骑马走到一群士兵跟前，心中想道，“这不能算是散兵线，因为他们挤作一团！不能算是进攻，因为他们待在那儿不动。也不能算是方阵，因为他们站得不对。”

团长是一个又瘦又弱、面带愉快笑容的小老头，他那双老眼被眼皮遮着一大半，这给他增添了一副温和的神情，他骑着马走到巴格拉季翁公爵跟前，像主人接待客人似地接待了他。他向巴格拉季翁公爵报告，法国骑兵曾向他的团队进攻，虽然进攻被击退了，团队却损失了大半的人员。团长说进攻被击退了，这是他想出的一个军事术语，用来说明他的团队发生的情况。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在这半小时内他们统率的军队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是进攻被击退，还是他的团队被进攻击溃。他只知道，战事刚起的时候，炮弹和榴弹朝着他的全团飞来，打着了人，后来有人喊：“骑兵。”于是我们的人就开始射击。射击一直持续到不是射已经逃走了的骑兵，而是射在谷地出现、并向我们射击的步兵。巴格拉季翁公爵点点头，表示一切做得正符合他的心愿和设想。他向一个副官转过身来，命令他把方才他们从旁走过的第六猎骑兵团的两个营从山上调来。就在这一刻，巴格拉季翁公爵脸上的变化使安德烈公爵吃惊。他脸上现出全神贯注、兴致勃勃的坚决神情，正像一个人在大热天准备跳进水里并且正跑最后几步的时候所表现的那副神情。既没有睡眠不足的昏沉的眼神，也没有假装深思熟虑的样子：他那刚毅的圆睁的鹰眼，兴高采烈地、带几分轻蔑地望着前方，显然并没有看任何东西，虽然他的动作这时仍然是那么缓慢和从容不迫。

团长向巴格拉季翁公爵转过身来，再三劝他回去，因为这里太危险了。“赏个脸吧，大人，看在上帝分上！”他一面说，一面给侍从武官使眼色，求他帮腔，可是侍从武官回避他，“您看看这种情形！”他是说子弹在他们周围不断地飕飕、咝咝乱叫。他说话时那种恳求和责备的腔调，就像一个木匠对拿起斧头的主人说：“这活儿我们做惯了，您手上会磨出血泡来的。”他那口气就好像他本人不会被子弹打死似的，他那半睁半闭的眼睛，给他的话增添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表情。校官也来劝解。但是巴格拉季翁公爵不答理他们，只是命令停止射击，重新站队，好给快要开来的两营人腾出地方。正当他说话的工夫，起了一阵风，就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把遮掩河谷的硝烟帷幕从右边拉到左边，于是对面的山以及山上移动着的法军就暴露在他们的面前了。所有的眼睛都不由得朝着向他们推进的、沿着梯形山坡逶迤而下的法国纵队注视。已经看得见毛茸茸的士兵帽子，已经分辨得出军官和列兵，可以看见他们的旗帜飘打着旗杆。

“走得真像个样。”巴格拉季翁的侍从中有一个人说。

纵队的排头已经下到河谷。冲突应当在这边山坡上发生。

刚才作战的我们那个团的残部，急忙排着队向右让开。从他们后面，第六猎骑兵团的两营人冲散了掉队的人，整整齐齐地开来了。他们还没有走到巴格拉季翁跟前，就已经听得见很多人齐步走时发出的沉重脚步声。左翼有一个圆圆的脸、身材魁梧、面带傻呵呵的表情的连长走得离巴格拉季翁最近，这就是从窝棚里跑出来的那个人。看样子，此时此刻，他除了雄赳赳地从长官面前走过之外，什么都不想。

他怀着在前线得意的心情，挺直身子，用筋肉发达的两腿轻快地走着，像游泳一样毫不费力，他那轻巧的脚步，跟合着他的脚步走的士兵的沉重脚步，大不相同。他的大腿旁挎着一柄又细又窄的剑（一柄不像武器的弯曲的小剑），他时而看看长官，时而看看后面，不走乱脚步，灵活地转动着他那强健的身躯。看样子，他全神贯注，要以最好的姿态从长官面前走过去，而且他觉得他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因此感到快活。“左……左……左……”似乎每隔一步，他心里就这样默念着。像一堵墙似的士兵行列带着各不相同的严厉表情，背负着背囊和枪支、合着节拍行进，仿佛这几百名士兵每隔一步心里也默念着：“左……左……左……”一个肥胖的少校，气喘吁吁，走乱了步子，绕过路上一棵灌木；一个掉队的士兵，喘着气，因为自己破坏了秩序而露出惊恐的表情，奔跑着追上连队；一颗炮弹劈开空气，从巴格拉季翁公爵和侍从们头上飞过，也合着“左——左！”的节拍，击中了纵队。“靠拢！”传来连长有意卖弄的声音。士兵们呈弧形绕过落炮弹的地方，一个老骑兵——侧翼军士，在阵亡的人们旁边停留了一下，然后赶上自己的队伍，跳一跳变换一下脚步，合上了行进的节拍，忿忿地回头看了看。从威严的沉默中，从脚步同时落地发出的单调声响中，似乎可以听见“左……左……左……”

“干得好，弟兄们！”巴格拉季翁公爵说。

“愿为—大—人—效—劳！……”队伍中发出一片喊声。一个在左边走的面孔阴郁的士兵，一边喊一边转脸看了看巴格拉季翁，他那表情仿佛是说：“我们知道。”另一个士兵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似乎怕分散精神，张开嘴喊叫着走过去。

发出了停止行进和解下背囊的命令。

巴格拉季翁绕着从他面前走过的队伍走了一周，然后下了马。他把缰绳交给哥萨克兵，把斗篷脱下来也交给他，伸了伸腿，整了整头上的帽子。这时，由军官带头的法军纵队的排头已经在山下出现了。

“上帝保佑！”巴格拉季翁用大家听得见的坚决的声音说。他转脸向前线瞭望片刻，轻轻摆动着两只胳膊，迈着骑兵的笨拙的步子，在坎坷不平的田野里费劲地向前走去。安德烈公爵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勇往直前，并且体验到一种极大的快慰[81]。

法军已经离得很近了，跟巴格拉季翁公爵并肩走着的安德烈公爵已经清楚地辨得出法军的子弹带、红肩章，甚至他们的面孔。（他清清楚楚看见一个法国老军官攀着灌木，迈着穿鞋罩的往外撇开的两脚，吃力地在山坡上爬。）巴格拉季翁公爵还没有发布新的命令，只是默默地在队伍前面走。突然间在法军中响起枪声，一声、两声、三声……在乱糟糟的敌人队伍中间布满了硝烟，接着枪声响成一片。我们有几个人倒下了，其中也有那个方才曾是那么快活、那么努力行进的圆脸军官。可是就在第一声枪响的同时，巴格拉季翁回头看了看，喊起了：“乌拉！”

“乌拉—拉—拉！”我们队伍里响起一片拉得长长的喊叫声，于是我们的人越过巴格拉季翁公爵，汇成不整齐、然而快活的、生龙活虎的一群，争先恐后地跑下山坡，去追击混乱的法军。

十九

第六猎骑兵团的进攻，掩护了右翼的撤退。被遗忘的图申炮队在中央炮击申格拉本村，使它起火，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扑救被风势蔓延开来的大火，因此给了俄军以撤退的时间。中央部队往后撤退，匆忙而且嘈杂。然而在撤退中各队并没有混作一团。可是由亚速和波多尔斯克两个步兵团以及保罗格勒骠骑兵团组成的左翼，受到法军拉纳所统率的优势兵力的进攻和迂回而陷于混乱。巴格拉季翁派热尔科夫前往左翼将军那里传达立即撤退的命令。

热尔科夫没有把举到帽檐的手放下，就矫健地策马疾驰而去。可是刚刚离开巴格拉季翁，就失去了勇气。一种无法克制的恐惧情绪占有了他，他不能到那危险的地方去。

他驰近左翼的军队后，不再向那子弹飞舞的前线去，而是在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找将军和长官，因此没有把命令送到。

左翼指挥权属于年长的、在布劳瑙接受库图佐夫检阅的团长，也就是多洛霍夫在那里当兵的那个团的团长。而左翼的最左边缘的指挥权却委任给罗斯托夫所在的保罗格勒团的团长，因此发生了误会。两个团长各不相让，互相斗气，正当右翼早已开火，法军开始进攻的时候，两位长官却忙着目的在于互相侮辱的谈判。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对当前的战事都很少准备。各团的人马，从士兵到将军，都没想到要战斗，都在安安静静地做些日常的工作：骑兵在喂马，步兵在拾柴。

“反正论官阶他比我大，”德国籍的骠骑兵团长红着脸对前来的副官说，“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我可不能让我的骠骑兵去送死。号兵！吹退却号！”

但是形势很紧急。向右翼和中央轰击的排炮声和步枪声连成一片，拉纳率领的身披外套的法国射手越过磨房的堤坝，已经在离这边两射程远的地方列成队形。步兵团长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走到马跟前，骑了上去，腰杆挺得直直的，显得又高又大，策马向保罗格勒团团长驰去。两个团长在马上相遇了，他们彬彬有礼地互相鞠躬，但内心却隐藏着嫉恨。

“无论如何，团长，”将军说，“我不能把一半人马留在森林里。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他反复地说，“占领阵地，准备进攻。”

“不是自己的事情我请您不要干预，”团长恼火地回答，“您既然是骑兵……”

“我不是骑兵，团长，我是俄国将军，您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知道得很清楚，大人，”团长忽然策动坐骑，大声喊道，他的脸都变紫了，“请您劳驾到前沿去看看，您就知道那阵地毫无用处。我不愿葬送自己的团来让您开心。”

“您太放肆了，团长。我不是来寻开心的，我不允许说这种话。”

将军接受团长比试勇敢的邀请，他挺起胸膛，紧皱眉头，和他并马向前沿走去，仿佛他们俩的全部分歧只有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上才能得到解决。他们来到前沿，几颗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他们闷声不响地停下来。其实前沿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在刚才他站着的地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些灌木林和条条冲沟之间骑兵是无法作战的，而法军正向左翼迂回。将军和团长，像两只准备斗架的公鸡，威严地、意味深长地互相怒视着，徒然等待着对方露出胆怯的迹象。两个人都经住了考验。因为无话可说，两个人谁也不愿给对方以借口——说他是第一个走出枪林弹雨的。要不是这时在树林里，差不多就在他们的背后，忽然传来劈里啪啦的枪声和一片低沉的呐喊声，他们会长久地站在那里互相比赛勇敢。在树林里拾柴的士兵受到法军的攻击。骠骑兵已经不能随同步兵一齐撤退了。他们被法军的散兵线切断了向左撤退的道路。现在不论地形多么不利，为了给自己打出一条退路，也不得不展开进攻了。

罗斯托夫所在的那个骑兵连队刚骑上马，就被敌人迎头堵住。又像在恩斯河桥上那样，在骑兵连和敌人之间空旷无人，在这中间横着一条不可知和恐怖的可怕的线，好像是一条生与死的线，把敌我双方分隔开来。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条线，使他们感到不安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这条线，又怎样越过。

团长骑马来到前沿，忿忿地回答了一些军官的问题，然后像一个死死地拿定了主意的人那样，下了一道命令。谁也没有明确地说什么，但是要冲锋的话却传遍了全连。发出列队的口令，传出军刀出鞘的锵锵声。但仍然没有人动弹。左翼的军队，不论是步兵还是骠骑兵，都感到连长官自己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长官的犹疑不决传染了士兵。

“快一点，最好快一点。”罗斯托夫想，他觉得享受一下冲锋的快乐的时机终于来到，这种快乐，他从骠骑兵同事们那里曾经多次听说过。

“上帝保佑，弟兄们，”传来杰尼索夫的声音，“跑步，前进！”

前面一排马的臀部摇动起来。“白嘴鸦”拉紧缰绳，自动地开步走了。

罗斯托夫看见右边有几排自家的骠骑兵，前面更远的地方是一带长长的黑线，虽然他看不清楚，但是认为那就是敌人。可以听见稀稀拉拉的枪声，但离得很远。

“加快！”传出口令，罗斯托夫感觉到他的“白嘴鸦”抬起臀部，飞奔起来了。

他预先猜得到他的马的动作，所以越来越快活。他曾注意到前面有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棵树本来在前面显得非常可怕的那条线中间。现在他们越过了这条线，不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越来越快活，兴奋。“咳，看我砍个痛快。”罗斯托夫紧握着刀柄，心中想。

“乌拉—拉—拉！！”响起一片呐喊声。

“不论是谁，现在要是落在我的手里，让他试试看。”罗斯托夫一面想，一面用马刺刺“白嘴鸦”，使它全速前进，把别人都撇到后面。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敌人。突然间，仿佛有一把大笤帚似的东西扫过整个骑兵连。罗斯托夫举起马刀准备砍杀，正在这时，在前面驰骋的士兵尼基琴科离开了他，罗斯托夫如在梦中似的，觉得他仍然风驰电掣地奔驰，同时又觉得停留原地不动。一个熟识的骠骑兵邦达尔丘克从后面追上来，气愤地看了看他。邦达尔丘克的马向旁边一闪，从他身旁绕了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动弹了？——我倒了，被打死了……”罗斯托夫在一瞬间自问自答。他已经是独自一人躺在旷野里了。他看见的已经不是奔跑着的马和骠骑兵的背脊，而是周围不动的土地和带禾茬的农田。他身下是温暖的血。“不，我受了伤，马被打死了。”“白嘴鸦”想撑起前腿，但是摔倒了，压住骑马人的脚。血从马头上流出来。马挣扎着，但站不起来。罗斯托夫想站起来，也摔倒了：图囊挂住了马鞍。我们的人在哪儿，法国人在哪儿——他不知道。周围没有一个人影。

他抽出脚，站起来。“那条明显地把两军分开的线现在在哪儿？在哪个方向？”他问自己，但回答不出。“是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不幸？这种情形常有吗？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他一面问自己，一面站起来。这时他感觉他那麻木的左胳膊好像一件多余的东西。手好像不是自己的。他看了看手，没有发现血迹。“那不是人来了，”他看见有人向他跑来，高兴地想，“他们来救我了！”在这些人前面跑着的一个人，戴着奇怪的高筒帽，穿着蓝大衣，晒得黑黑的，长着鹰钩鼻。后面还跟着两个，再后面还有许多。其中有个人说了一句话，怪腔怪调的，不像俄语。在后面的戴高筒帽的人们中间，有一个俄国骠骑兵。人们捉住他的胳膊，后面有人牵着他的马。

“这一定是我们的人被俘了……是的。难道他们也来捉我？这是些什么人呢？”罗斯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是在想，“难道是法国人吗？”他望着那些渐渐跑近来的法国人，虽然一分钟之前他还奔驰着追赶这些法国人，要想砍杀他们，可是现在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他简直怕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跑？是不是找我来了？是向我这儿跑吗？想干什么？杀死我吗？杀死我这个为大家所钟爱的人吗？”他回忆起母亲、家里的人、朋友们对他的疼爱，敌人想杀死他——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杀死——也许可能！”他不明了自己的处境，原地不动地站了十多秒钟。最前面那个长着鹰钩鼻的法国人跑得那么近，已经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了。那人端着刺刀，屏住呼吸，轻快地向他跑来，他那狂热的、陌生的面孔，使罗斯托夫大吃一惊。他抓起手枪，没有向那人射击，却用它向法国人掷去，然后拼着全力向灌木丛跑去。他狂奔着，他现在已经没有前些时候向恩斯河桥冲去所怀有的那种疑虑和矛盾的心情了，而是怀着兔子逃避猎犬的心情。一种为自己年轻、幸福的生命恐惧的心情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迅速地逃过田埂，使用他在玩老鹰捉小鸡时所使用的奔跑速度，在田野上狂奔，不时扭转着他那苍白、善良、年轻的脸，一股恐惧的冷气掠过他的背脊。“不，最好不要回头看。”他心中想，但是快跑到灌木丛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一次。法国人落到后面了，甚至就在他回头看的那一刻，那个跑在最前面的人才刚刚把快步换成慢步，并且回头大声对后面的同伴喊话。罗斯托夫停下来。“有点不大对吧，”他想，“他们想杀死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在这时，他的左手感到这么沉重，好像手上坠着两普特重的大秤砣似的。他再也跑不动了。法国人也停了下来，开始瞄准。罗斯托夫闭着眼睛，弯下腰来。一颗、两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身旁飞过。他集中最后的力量，用右手托着左手，跑进了灌木丛。在灌木丛里有俄国的射手。

二十

受到突然袭击的步兵团队从树林里跑出来，各连队混成一团，蜂拥而逃。一个士兵在惊慌中说出一句在战争中才是可怕的毫无意义的话：“给切断了！”这句话带着恐怖感传遍了这群人。

“给包围了！给切断了！完蛋了！”逃跑的人喊叫着。

团长一听见后面的枪声和喊叫声，就明白他的团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立刻想到的是，他是一个服役多年、从未有过任何过失的模范军官，而这次可能在长官面前犯了玩忽职守和指挥失当的错误。想到这里，他大惊失色，就在这一刻忘记了不听指挥的骑兵团长，忘记了将军的尊严，主要的是，完全忘记了危险和自卫感，他抓住鞍鞒，用马刺拍马，冒着雨点似的向他撒下、幸而都没有击中的子弹，向团队飞驰。他只有一个愿望：弄清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补救和改正错误，如果这个错误是由他负责的话，他这个服役二十二年，从未受过任何申斥的模范军官，万万不能犯错误。

他幸运地从法军中穿过，驰到树林外边的田野上，这时我军正经过这里逃跑，连口令也不听，顺着山坡直往下跑。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士气动摇的时刻：这些溃乱的士兵是听从指挥员的话呢，还是不理会他继续往前跑。不管先前在士兵看来是如此威严的团长怎样拼命喊叫，不管团长那副面孔是多么愤怒、发紫、变了原形，他又是怎样挥舞军刀，士兵仍然在狂奔，说话，向空中放枪，不听口令。决定胜负的士气动摇显然助长了恐怖气氛。

由于喊叫和硝烟，将军咳嗽起来，他绝望地站住了。看来一切都完了，然而就在这一刻，进攻我们的法军，不知何故，忽然往回跑去，从林边消失，树林里出现了俄国的射手。这是季莫欣的连队，惟有这个连队在树林里遵守秩序，在林边沟渠里埋伏着，突然向法军发动袭击。季莫欣拼命喊叫着向法国人扑过去，他带着如痴如醉的劲头挥舞着军刀向敌人迎头痛击，法国人还没清醒过来就丢下武器逃走了。跟季莫欣并肩奔跑的多洛霍夫，面对面杀死一个法国人，他是第一个抓住一个投降的法国军官的脖领的。逃跑的人回来了，各营重新集合，被切成两段的左翼法国军队转眼之间被打退了。后援部队已经赶到，逃兵都停住了脚步。团长和埃科诺莫夫少校站在桥边，从他们面前走过撤退的连队。这时一个士兵跑到团长跟前，抓住他的马镫，几乎是偎靠着他。这个士兵穿着淡蓝色的毛呢大衣，没有背背囊，没有戴高筒帽，头是包扎着的，肩上挎着法军子弹盒。他手中握着军官的军刀。这个士兵面色苍白，一对蓝眼睛大胆地望着团长的脸，而嘴角却含着微笑。尽管团长忙着向埃科诺莫夫少校发布命令，对这个士兵也不能不注意。

“大人，这是两件战利品，”多洛霍夫指着法国军刀和子弹盒，说，“我俘虏了一个军官。我拦住了逃跑的连队。”多洛霍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全连都可以作证。请您记住，大人！”

“好，好。”团长说着，又向埃科诺莫夫少校转过脸去。

但是多洛霍夫还不走开，他解开手帕，扯下来，露出头发上凝结的血迹。

“我受了刺刀伤不下火线。请您记住，大人。”

图申的炮兵连被遗忘了，直到战事将要结束，而中央阵地的炮声仍然轰轰隆隆，巴格拉季翁公爵才派值勤校官到那里，接着又把安德烈公爵派了去，命令炮兵连尽速撤退。图申炮垒近处的掩护部队，在战斗中不知奉了谁的命令撤走了。炮兵连仍在继续轰击，它所以没有被法军攻下，仅仅因为敌人不能设想四面没有掩护的炮队竟然这么大胆地射击。相反，从这个炮队的顽强的战斗看来，敌人认为在中央集中着俄军的主力，对这个据点发动两次进攻，但两次都被这个高地上的四门孤立无援的大炮用霰弹击退。

巴格拉季翁公爵走后不久，图申就把申格拉本村轰得起火了。

“瞧，乱成一团！起火了！瞧那黑烟！打得好！好极了！好大的烟！好大的烟！”炮兵们欢跃起来。

所有的大炮都向着起火的地方轰击。好像鼓励似的，每放一炮，士兵就跟着喊叫：“打得好！就这样干！真有你的……好极了！”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走出村外的法国纵队又返回来，似乎是为了报复这次的吃亏，敌人在村子右边架起十尊大炮，开始向图申轰击。

由于着火而引起的孩子似的欢喜，由于轰击法国人得到成功而引起的狂热，要不是有两颗炮弹和跟着又有四颗炮弹落到大炮中间，并且一颗打倒两匹马，另一颗打掉弹药车车夫的一条腿，我们的炮手还一直没有留意到敌人的炮垒呢。然而，热火朝天的场面既已形成，就不会减弱，只不过改变一下情绪罢了。用后备炮车的马替换了打死的马，把伤员移走，四门大炮转过来对付那十尊大炮。图申的军官同事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就阵亡了，一小时之内，四十名炮手中十七人失去战斗力，但是炮兵们仍然兴高采烈。有两次他们看到下面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法国人，他们就用霰弹向他们扫射。

小个子图申，动作无力而且笨拙，他不断要求勤务兵为了这一炮再装一袋烟，他一边往前跑，一边从烟袋锅里撒着火星，把小手搭在脑门上观望法国人。

“打，弟兄们！”他说，亲自托起轮子移动大炮，旋转着螺旋。

不断震耳欲聋的射击声每次都使图申打颤，在硝烟弥漫中，他叼着小烟斗从这尊炮跑到那尊炮，时而瞄准，时而计算弹药，时而下令换掉死伤的马匹，另套新马，他用他那尖细无力、而且不够果断的声音不住地喊叫。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兴奋了。只有当打死或者打伤人的时候，他才皱皱眉头，背过脸去不看阵亡的人，愤怒地呵斥那些总是迟迟不肯抬走伤员或者死尸的人。那些士兵，大半都是英俊的小伙子（正像炮兵连常有的情形，都比自己的长官高两头，身量也有他两倍宽），像遇到困难情况的孩子似的，全都望着自己的连长，连长脸上的表情，也原封不动地反映在他们脸上。

由于可怕的轰鸣、嘈杂和必须不断地操心和活动，图申没有体验到丝毫不愉快的恐惧感觉，在他的脑海里也没有那种他可能被打死或者受伤的想法。相反，他越来越快乐了。他觉得，从他看见敌人并且开第一炮那一刻起，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几乎是昨天的事，而他站立的这块土地，也似乎是他久已熟悉的、骨肉情深的地方。尽管他一切都记得，一切都照顾到，凡是一个优秀的军官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到的他都做到了，但是他仍然处在一种类似热病谵妄或者醉酒的状态。

由于他周围的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由于敌人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由于炮手们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围着大炮忙碌的情景，由于人和马流血的情景，由于敌人那边硝烟腾起的情景（每次冒烟之后，跟着就飞来一颗炮弹，打中土地、人、大炮，或者打中马匹），——由于这一切景象纷纷呈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构成一个使他在这一刻感到乐趣无穷的虚幻世界。在他的想象中，敌人的大炮不是大炮，而是烟斗，有一个看不见的吸烟人喷着奇异的烟圈。

“瞧，又喷烟了。”图申低声自言自语。就在这时，从山上腾起一团硝烟，被风吹成一条长带向左飘动。“小球就要飞来了，——我们给他送回去。”

“您有什么吩咐吗，大人？”站在近旁的军士听见他嘟囔，问道。

“没什么，拿榴弹来……”他回答。

“你来一个，亲爱的马特维夫娜。”他自言自语。在他心目中，马特维夫娜是指那尊靠边的旧式大炮。他把聚在大炮周围的法国人想象成一群蚂蚁。那个美男子，醉鬼，第二尊大炮的一号炮手，在他的幻想世界中是一位大叔。图申最爱看他，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他高兴。山下步枪互射，时起时伏，他把它想象成某人在那里呼吸。他倾听着时起时伏的枪声。

“听，又喘气了，又喘气了。”他自言自语。

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体格魁梧、力大无比、双手抱着炮弹向法国人掷去的伟男子。

“马特维夫娜，亲爱的，露一手！”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大炮，这时在他的头顶上传来陌生的、不熟悉的声音：

“图申上尉！上尉！”

图申吃惊地回头看了看。这就是在格伦特商贩帐篷里把他撵出来的那个校官。他气喘吁吁地对他喊道：

“您怎么啦，发疯了？两次给您退却的命令，可是您……”

“他们干吗老跟我过不去？……”图申一面恐惧地望着长官，一面心中想道。

“我……没什么……”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帽檐上，说，“我……”

但是上校没有说完要说的话。从近旁飞过的炮弹迫使他赶快弯下身来，趴在马背上。他停顿了一下，刚想再说，又飞来一颗炮弹阻止了他。他掉转马头就离开了。

“撤退！全体撤退！”他从远处喊道。

士兵们都笑了。一分钟后，一个副官驰来传达了同样的命令。

这是安德烈公爵。他来到图申炮连所在地时，首先看到马，它断了一条腿，躺在其他套在车上的马旁边嘶鸣。马腿血如泉涌。前车中间躺着几个被打死的人。当他走近时，炮弹一颗接一颗从头顶上飞过，他感到一阵神经质的寒颤溜过他的脊背。但是，一想到自己害怕，就又振作起来。“我不能害怕。”他想，在大炮中间不慌不忙地下了马。他传达了命令之后，没有离开炮兵阵地。他决定亲眼看着大炮从阵地上移下来并撤走。他和图申一道跨过死尸，在法军猛烈的炮火下，忙着撤走大炮。

“刚才来了一位长官，很快就溜走了，”一个军士对安德烈公爵说，“不像您，大人。”

安德烈公爵没有跟图申说一句话。他们两人忙得似乎谁也没有看见谁。他们把四尊炮中未受损伤的两尊套上前车，开始下山（抛下一尊被打坏的炮和一尊独角兽炮），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图申跟前。

“再见了。”安德烈公爵向图申伸出一只手，说。

“再见，亲爱的朋友，”图申说，“亲爱的人！再见，亲爱的朋友。”图申说，不知为什么突然热泪涌流。

二十一

风息了，乌云在战场上空低垂着，地平线上，乌云和硝烟融成一片。天渐渐黑下来，两处的火光显得更加明亮。炮声稀疏了，但是后面和右面的枪声却更加频繁，更加接近。图申和他的炮队从火线上撤下来，在路上时时绕过伤员，又遇到伤员，刚走到冲沟，就碰见一群长官和副官，其中有那个值勤校官和两次奉命而一次都没到达图申炮兵连的热尔科夫。他们七嘴八舌一齐给他发命令和传达命令，告诉他应当到哪里去和如何走，并且责备他，申斥他。图申什么也没向部下吩咐，骑着炮兵的一匹瘦马在后面走；他怕说话，连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一说话就想哭。虽然有命令把伤员抛下，仍然有许多伤员拖着步子跟着部队走，要求搭坐炮车。那个在战斗前从图申的窝棚里跑出来的雄赳赳的步兵军官，腹部中了枪弹，被安放在马特维夫娜炮车上。山脚下，一个面色苍白的骠骑兵士官生，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走到图申面前，要求搭坐炮车。

“上尉，看在上帝分上，我的胳膊受了挫伤，”他胆怯地说，“看在上帝分上，我走不动了。看在上帝分上！”

看样子，这个士官生央求搭车已经不止一次了，然而到处都遭到拒绝。他用犹豫的、可怜的声音哀求：

“请您吩咐，叫我坐上去吧，看在上帝分上。”

“让他坐，让他坐，”图申说，“给他铺上大衣，我说，大叔，”他对他所喜爱的那个士兵说，“那个受伤的军官呢？”

“抬下去了，死了。”有人回答。

“让他坐上去。坐吧，亲爱的，坐吧。安东诺夫，铺上大衣。”

这个士官生是罗斯托夫。他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面色苍白，下巴颏像发疟疾似地哆嗦着。人们扶他上了马特维夫娜炮车，这就是安放过那位阵亡军官的炮车。铺在下面的大衣有血迹，染污了罗斯托夫的马裤和手。

“您受伤了吗，亲爱的？”图申走到罗斯托夫乘坐的那尊炮车跟前，说。

“不是挂彩，是挫伤。”

“裤子上怎么有血？”图申问。

“这是那个军官流的血，大人。”一个炮兵回答，他一面用大衣袖子擦血，似乎因为弄脏了大炮而感到歉意。

在步兵帮助下，炮车吃力地爬坡，到了贡台斯多尔夫村，停了下来。天已经黑尽，十步以外看不清士兵的服装，互射停止了。突然，从右边不远的地方，又传来呐喊声和枪炮声。在黑暗中，射击已经发出闪光。这是法军最后一次进攻，驻在这个村子的士兵首当其冲。所有的人又都冲出村子，但是图申的大炮无法移动，炮手们、图申和士官生无言地面面相觑，坐在那里听天由命。互射渐渐停了，从旁边的街上传来士兵们兴奋的谈话声。

“你还好好的吗，彼得罗夫？”一个士兵问。

“揍得他够戗，兄弟。现在不敢来了。”另一个士兵说。

“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揍起自家人来了！弟兄们，黑得对面不见人。有水喝吗？”

最后一次把法国人打退了。在漆黑的夜里，图申的大炮被发出嗡嗡声的步兵队伍四面围着，像镶在框子里似的，又向前行进了。

犹如一条看不见的黑河，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在黑暗中流动着。低语声、谈话声、马蹄和车辆的响声，汇成一片嗡嗡声。在这片嗡嗡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是伤员在黑夜里的呻吟声和谈话声。他们的呻吟声仿佛充满了包围着军队的全部黑暗。呻吟和夜的黑暗融成一体。过了一会儿，移动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一个骑白马的人带着随从走过，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

“他说什么？现在到哪儿去？站住不走了吗？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是怎么啦？”从四面传来急切的询问，所有移动的人群都人挨着人地站住了（显然是最前面的人停住了），传说有命令叫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泥泞的道路中间原地站住不动。

篝火发出亮光，谈话声听得更清楚了。图申上尉把连队安排一下，派一名士兵替士官生去找救护站或者军医，然后就在士兵们生起的篝火旁坐下。罗斯托夫拖着步子也向篝火走来。由于疼痛、寒冷和潮湿，他全身像发疟疾似地打哆嗦。他困得要命，但是那只受伤的、无处安放的胳膊折磨人地疼痛，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时而闭闭眼，时而看看红得耀眼的火光，时而看看他身旁盘腿坐着的图申，——看看他那有点驼背的瘦小身量。图申那对善良而聪明的眼睛充满了同情和痛苦注视着他。他看得出，图申满心想帮助他，但无能为力。

从四面传来步行和骑马走过的人们，以及在周围安顿下来的步兵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人声、脚步声、马蹄在泥泞中挪动的声音、远近柴火的毕剥声，汇成一片动荡不定的嗡嗡声。

这会儿已经不像刚才——一条看不见的河在黑暗中流动，而好似暴风雨之后，黑暗的大海平静下来，但海面还在荡漾。罗斯托夫茫然地望着，倾听着他面前和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一个步兵走到篝火旁，蹲下来伸手烤火；他转过脸来。

“可以烤烤火吗，大人？”他带着疑问的表情对图申说，“我跟连队失掉了联系，大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来到哪儿了。真倒霉！”

跟这个士兵一同走到篝火跟前的，是一个包扎着腮帮的步兵连长，他要图申下令把大炮移开一点，好让辎重车队过去。在连长之后，向篝火跑来两个士兵。他们互相争夺一只什么靴子，拼命地吵骂和厮打。

“什么，是你捡的！你真机灵！”一个士兵声音嘶哑地喊叫起来。

随后又来了一个削瘦、苍白的士兵，脖子上缠着渗透血污的包脚布，他气愤地向炮兵们要水。

“怎么，要叫我像条狗一样死掉，还是怎么的？”他说。

图申吩咐给他水。然后又跑来一个快活的士兵，替步兵讨一点火。

“给步兵们一点滚热烫手的火种吧！老乡，祝你们平安，回去后，我们要加倍奉还。”他一面说，一面拿着通红的炭火，黑暗中不知到何处去了。

在这个士兵之后，又有四个士兵用大衣兜着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从篝火旁走过。其中一个绊了一下。

“他妈的，把劈柴放在路上。”他嘟囔了一句。

“人已经死了，还带着他干吗？”其中一个说。

“你得了吧！”

于是他们兜着东西在黑暗中消失了。

“怎么？痛吗？”图申低声问罗斯托夫。

“痛。”

“大人，请您去见将军。就在村里一家农舍里。”军士走到图申跟前说。

“这就去，老弟。”

图申站起来，扣上大衣，整理了一下，就离开了篝火……

离炮兵的篝火不远的地方，巴格拉季翁公爵坐在事先给他布置好的农舍里吃饭，跟聚在他那里的几个部队的长官谈话。这里有一个眼睛半睁半闭、贪婪地啃着羊骨头的小老头，一个酒足饭饱、因而红光满面、供职二十二年无差错的将军，一名手上戴着刻有名字的戒指的校官，还有心神不安地望着大家的热尔科夫和面色苍白、嘴唇紧闭、像发热病似的眼睛冒火的安德烈公爵。

一面缴获的法国旗帜倚在墙角，那个军法检察官带着天真的表情一面抚摸着旗帜的布面，一面困惑不解地直摇头，也许他对旗帜的式样真的发生了兴趣，也许是因为没有他的餐具，他只好饿着肚子看别人吃饭而感到难过。在隔壁一间小屋里，有一个俘虏——法国龙骑兵上校。一群我们的军官围在那里看他。巴格拉季翁公爵对长官们一一表示感谢，并问到战事和损失的详细情况。在布劳瑙接受检阅的团长向公爵报告说，战斗一开始他就从树林里撤退，把砍柴人召集起来，让他们从他身旁撤走后，他用两营兵力同敌人展开白刃战，并且把法国人击溃了。

“大人，我一见第一营乱了阵脚，我站在路上心里想：‘把他们撤下来，用另一营的火力对付他。’我就这样做了。”

这位团长是那么希望做到这一点，又是那么惋惜没能做到这一点，以致他仿佛觉得，他说的一切都千真万确地发生过。是的，也许确有其事吧？在这一片混乱中，谁能分得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和没有发生过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应当向您报告，大人，”他想起多洛霍夫与库图佐夫的谈话和他跟这个降职的人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亲眼看见，降职当兵的多洛霍夫俘虏一名法国军官，他表现得特别好。”

“大人，我当场看见保罗格勒团的士兵们冲锋，”热尔科夫神色不定地东张西望，插嘴说；他在这一天根本没有看见骠骑兵，只是从一个步兵军官嘴里听到他们的情形，“打垮了两个方阵，大人。”

有些人听了热尔科夫的话，微微一笑，像平时一样，都等着听他的笑话。但是听见他所说的也是有关我们的军队和今天战役的光荣，表情就严肃起来，虽然很多人都十分明白，热尔科夫所说的话是一派谎言，一点根据也没有。巴格拉季翁公爵向那个小老头团长转过身去。

“谢谢诸位，所有的部队——步兵、骑兵和炮兵，作战都很英勇。中央阵地怎么放弃了两门大炮？”他一面用眼睛找人，一面问。（巴格拉季翁公爵没有问左翼的大炮，他已经知道，战斗一开始，那里所有的大炮都扔下了。）“我好像是请您去的。”他对值勤的校官说。

“有一门被击毁了，”值勤校官答道，“另外一门，我就不了解了。整个时间我都亲自在那里照管，刚刚离开那里……打得的确很激烈。”他谦逊地补充一句。

有人说图申上尉就在这个村子里，于是就派人去找他。

“您不是也在那儿吗？”巴格拉季翁公爵对安德烈公爵说。

“可不是嘛，我们差一点儿碰在一起了。”值勤副官对博尔孔斯基愉快地微笑说。

“我没有看见您的荣幸。”安德烈公爵冷淡而且生硬地说。

大家都闷声不响。图申在门口出现了，小心翼翼地从将军们背后挨进去。图申像平时一样，一见长官就窘得慌，他在狭窄的屋子里绕过将军们的时候，没有留意旗杆，绊了一下。有几个人笑起来。

“怎么有一尊大炮放弃了？”巴格拉季翁紧皱着眉头问，与其说他是对图申皱眉头，不如说他是对那几个笑的人（其中笑得最响的是热尔科夫）皱眉头。

直到这时，在威严的长官面前，图申才万分恐惧地想到他的失职和耻辱，因为他失掉两门大炮而自己还活着。因为他心情太激动，一直没能思索这个问题。军官们发笑更把他弄糊涂了。他站在巴格拉季翁面前，下巴颏直打哆嗦，勉强地说：

“我不知道……大人……没有人了，大人。”

“您可以从掩护部队调人！”

至于掩护部队已经撤走的事，图申没有提，尽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怕说出来会连累别的长官，他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巴格拉季翁的脸，像一个答不出考题的小学生望着老师的眼睛。

沉默持续了很久。巴格拉季翁公爵显然不愿做出严厉的样子，不知说什么好，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安德烈公爵低头翻起眼来看看图申，他的手指神经质地颤动着。

“大人，”安德烈公爵用生硬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您派我去图申上尉的炮兵连。我到了那儿，发现三分之二的人和马匹被打死，两门大炮被打坏，什么掩护部队也没有。”

巴格拉季翁公爵和图申这时都一齐执着地盯视着正在说话的、态度克制然而内心激动的博尔孔斯基。

“大人，如果允许我说出我个人的意见的话，”他接着说，“我就要说，我们今天的胜利，应当归功于这个炮兵连和图申上尉以及他的连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安德烈公爵说，不等回答，就站起身来离开桌子。

巴格拉季翁公爵看了看图申，他显然不愿对博尔孔斯基尖锐的论断表示怀疑，但同时又觉得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低下头对图申说，他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跟着他走出来。

“谢谢，亲爱的，您救了我。”图申对他说。

安德烈公爵把图申打量了一下，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他。安德烈公爵心里又愁闷，又沉重。一切都这么奇怪，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想要怎么样？要到什么时候这一切才能了结？”罗斯托夫望着晃来晃去的人影，心里这样想。胳膊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困得要命，眼前直跳红圈，这些声音和面孔给他的印象，以及孤独的感觉和疼痛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了。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士兵，受伤的和没受伤的，——就是这些人在挤、在压、在扭他那只断胳膊和臂膀的筋，并且烧它们的肉。为了摆脱他们，他闭上了眼睛。

他迷糊了一会儿，就在这短暂的昏迷状态中，他梦见了无数的事物：梦见母亲和她那又白又大的手，梦见索尼娅瘦削的肩头，娜塔莎的眼睛和笑声，还梦见杰尼索夫和他说话的声音以及他的胡子，还梦见捷利亚宁，梦见他跟捷利亚宁和波格丹内奇的全部事件。这全部事件跟那个尖嗓子士兵是同一件事，而且这全部事件和那个士兵，都是那么折磨人地、纠缠不已地捉住他的胳膊，挤压他的胳膊，并且一股劲地向一边拉扯。他想躲开他们，可是他们连一丝一毫、一分一秒也不放松他的臂膀。要不是他们硬拽他的臂膀，它是不会痛的，它会是好生生的；但是摆脱不了这些人。

他睁眼望望天空。漆黑的夜幕在离炭火的光亮一俄尺的上方悬挂着，在这光亮中，细碎的雪花纷纷飞舞。图申没有回来，军医也没有来。他孤单单的独自一人，这会儿只有一个小兵赤裸着坐在篝火对面，烘烤他那又黄又瘦的身体。

“我是个没人要的人了！”罗斯托夫想，“没人帮助我，没人可怜我！从前我在家的时候，身强力壮，快快活活，人人都爱我。”他叹息一声，随着叹息，不由得呻吟起来。

“很痛吗？”那个小兵一面在火上抖搂他的衬衣，一面问，不等回答，就咳嗽一声，补充说：“这一天毁掉多少人——真可怕！”

罗斯托夫没有听那个士兵说话。他望着在火上飞舞的雪花，回忆起俄罗斯的冬天，家里温暖的、窗明几净的房间，毛茸茸的皮衣，飞快的雪橇，健康的身体，以及家庭的抚爱和关心。“我干吗要到这儿来！”他想。

次日法军没有再发动进攻，巴格拉季翁的残部和库图佐夫的军队会师了。

第三部

一

瓦西里公爵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计划。他更没有想到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他不过是一个在交际场中得心应手而且对这种得心应手习以为常的上流人物。他在和人们交往中，经常看风使舵，产生各种计划和想法，这些连他自己也并非十分了然的计划和想法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情趣。不止一个、也不止两个这样的计划和想法已经付诸实行，此外还有几十个，其中的一些在他头脑中正在形成，另一些即将实现，还有一些正在消灭。他从未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譬如：“某人现在有权有势，我应当取得他的信任和友谊，通过他，给自己弄一份临时津贴。”或者对自己说：“皮埃尔很有钱，我应当勾引他娶我的女儿，向他借我所需要的四万卢布。”但是当他遇见有权有势的人时，本能就立刻暗示他，这个人可能有用，于是瓦西里公爵就接近他，一有机会，不用事先准备，就本能地阿谀奉承起来，做出亲热的样子，说些需要说的话。

在莫斯科，瓦西里公爵把皮埃尔笼络住，给他张罗一个相当于五等文官的宫内侍从的职位，一定要这个年轻人和他一同去彼得堡，并且在他家里住下。为了使皮埃尔娶自己的女儿所必须做的一切，瓦西里公爵都做到了。他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无心，但同时又有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十分的把握。如果瓦西里公爵事先周密地考虑过自己的计划，那么他的态度就不会这么自然，对待任何人，不管职位比他高的还是低的，就不会这么随便和亲热。有一种东西经常促使他趋炎附势，他在掌握何时应当和何时可以利用人的时机方面，具有罕见的才能。

不久以前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独身生活的皮埃尔，在出乎意外地变成富翁和别祖霍夫伯爵之后，却感到烦事缠身，忙乱不堪，只有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才能自得其乐。他要签署文件，到那他不十分了解其作用的衙门视事，向总管家问这问那，还要到莫斯科近郊的田庄上走动走动，接见许多人，他们以前根本不承认他这个人的存在，而现在他如果不愿见他们，就会使他们感到委屈和失望。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实业家、亲戚、熟人，对这个年轻的继承人都怀着同样的好感，对他都很亲切；他们每个人对皮埃尔的高尚品质显然都无可置疑地信服。他时常听到：“以您的大慈大悲”，或者：“以您那伟大的胸襟”，或者：“您本人是这么纯洁，伯爵……”或者：“如果他能像您这么聪明”这一类的话，于是他就真的相信自己具有无限的仁慈和非凡的智慧了，何况他时常在内心深处觉得他的确非常仁慈和非常聪明。甚至以前居心不良和怀有敌意的人，也对他温柔和喜爱起来。那个身腰修长、头发梳得像洋娃娃似的最凶的大公爵小姐，在葬礼完毕以后，走到皮埃尔的房间。她耷拉着眼皮，不住地喘气，对他说，她对过去他们之间的误会感到十分遗憾，现在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要求什么，只请求在她遭到这次打击之后，允许她在这所她喜爱的和付出很多牺牲的房子里停留几星期。她说着不禁哭起来。这位木雕泥塑般的公爵小姐竟有如此之改变，使皮埃尔大为感动，他抓起她的手，请求她原谅，连他自己也不知要她原谅什么。从那天起，公爵小姐亲自动手给皮埃尔编织带条纹的围巾，完全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为她做一件好事吧，亲爱的。不管怎么说，她总为死者吃了不少的苦头。”瓦西里公爵一面对他说，一面让他在一张对公爵小姐有好处的什么凭据上签字。

瓦西里公爵决定，这块骨头（三万卢布的期票）终究要扔给这个可怜的公爵小姐，免得她到处嚼舌头，说瓦西里公爵曾参与抢夺镶花皮包的事件。皮埃尔在期票上签了字，从此公爵小姐变得更和善了。两个妹妹对他也亲热起来，特别是那个俊俏的、生有黑痣的最年幼的公爵小姐，一见他就嫣然一笑，现出窘态，常常使皮埃尔感到手足失措。

皮埃尔觉得，人人都喜爱他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不喜爱他，他反倒觉得反常了，所以他不能不相信他周围的人们的真心诚意。而且他也没有工夫去考虑这些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他总是忙个不休，时时刻刻都觉得他是陶醉在温柔和快乐之中。他觉得他是某种重要的共同活动的中心，他觉得人们经常对他有所期待，而如果他做不到某件事，他就会使许多人感到烦恼，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如果他做到某件事，就一切都好，——于是他就有求必应，但是这个“好”却总很渺茫。

在这最初的时期，瓦西里公爵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支配着皮埃尔的事情和皮埃尔本人。自从别祖霍夫伯爵死后，他就没有放松过皮埃尔。瓦西里公爵摆出那副神气，仿佛他被繁务琐事压得筋疲力尽，但出于同情心，不能眼看着这个无依无靠的青年人任凭命运和骗子们的摆布而置之不理，他总算是老朋友的儿子，而且，归根结底，他拥有如此巨大的财产。别祖霍夫伯爵死后，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经常把皮埃尔叫到跟前，或者亲自去找他，指点他应该做什么。听他那疲倦而又自信的腔调，令人觉得他每次都附加着这样的话似的：

“你知道，琐事把我拖垮了，可是，就这样扔下你不管，那未免太残酷了，我所告诉你的，是唯一可行的。”

“我说，贤侄，咱们明天终于要动身了。”有一天他说，边说边闭起眼睛，手指逐个地在他的胳膊肘上按下去，而他那口吻就仿佛他说的事是他们之间很久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并且不可能有另外的决定。

“咱们明天就动身，我把我的马车让给你。我很高兴。咱们这儿重要的事都办完了。我早该走了。我刚接到一位大臣的信。我曾向他举荐过你，他在外交使团里给你补了个缺，你当上宫内侍从了。今后在你面前展开了外交的前程。”

尽管他那疲倦而自信的腔调多么有力，但是长久以来就考虑自己前程的皮埃尔，本想表示反对。可是瓦西里公爵打断了他的话，他这次使用了像鹁鸽咕咕低鸣的声调，使别人没有打断他的话的可能，而且是在非得说服别人不可时他才使用这种声调。

“要知道，亲爱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也为了我自己的良心，用不着感谢我。从来还没有人抱怨人家太疼爱他。再说，一切都听你的便，即使明天就辞掉不干也行。你到了彼得堡就全明白了。而且你早就该远离这些可怕的回忆。”瓦西里公爵叹了口气，“就是这样啦，亲爱的。我的侍从就坐你的马车走吧。对了，我差点儿忘了，”瓦西里公爵又顺带说，“你知道，亲爱的，我和死者有一笔账没有清，从梁赞寄来一笔款子，我收到后就留下了：反正你不需要钱用。咱们以后会算清的。”

瓦西里公爵所说的“从梁赞寄来一笔款子”，是几千卢布的代役租金，被瓦西里公爵扣下了。

在彼得堡也跟在莫斯科一样，皮埃尔被温柔宠爱的气氛包围着。他不能拒绝瓦西里公爵给他安排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称号（因为他用不着做什么事），而结交、邀请和公益事业是那么多，以致皮埃尔比在莫斯科更有那种昏昏沉沉、忙忙碌碌、越来越近而仍然没有实现的某种幸福的感觉。

他从前那帮光棍朋友，很多都不在彼得堡。近卫军出征去了，多洛霍夫降为士兵，阿纳托利在外省军队里，安德烈公爵在国外，所以皮埃尔既不能过从前他爱过的夜生活，也不能跟年长、可敬的朋友谈谈心以抒积愫。他在宴席间、在舞会上、而且多半是在瓦西里公爵家里——在公爵肥胖的妻子和美人儿海伦的圈子里，消磨掉全部的时间。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也像其他一切人一样，对皮埃尔的态度也发生了社会上对他的看法所发生的那种变化。

从前，在有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场的时候，皮埃尔总觉得自己说话欠礼貌，没有分寸，说些不该说的。他要说的话，在他头脑中准备的时候，好像是聪明的，可是一等他大声说出口来，就变得愚蠢了，而伊波利特的最愚蠢的话，听来却令人觉得聪明而且可爱。现在，不论他说什么都是妙极了。即使安娜·帕夫洛夫娜不说出这一点，他也看得出，她想这么说，不过为了尊重他的谦虚，才忍住没有说出来。

从一八○五年初冬到一八○六年，皮埃尔经常接到安娜·帕夫洛夫娜常用的粉红色请柬，请柬上并且附言：“永远看不厌的美丽的海伦也要来我这里。”

皮埃尔第一次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觉得他和海伦之间正在形成别人公认的某种关系，这个想法使他吃惊，仿佛给他加上一种他无法履行的义务似的，可是同时，作为一个有趣的假设，又使他很高兴。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还跟第一次一样，只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拿来款待客人的一道新鲜的菜肴，这次已经不是莫特马尔，而是一位刚从柏林来的外交家，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有关亚历山大皇上到达波茨坦以及两位最伟大的朋友为了维护正义誓结生死不渝的联盟以反对人类公敌的详细情况。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接待皮埃尔时，脸上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愁，这显然是对这个年轻人新近遭到的丧事——别祖霍夫伯爵之死的一点表示（每个人都认为，使皮埃尔相信他对于他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的死感到十分悲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她所表示的那点哀愁，恰似她一提起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陛下所表示的一样。皮埃尔为此感到荣幸。安娜·帕夫洛夫娜用她那常用的手法，把客人分成若干组。其中包括瓦西里公爵和各位将军的最大的一组，分到了那个外交家。另外一组围着茶桌。皮埃尔想参加第一组，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俨如战场上的司令官，由于千百条妙计涌上心头而还未及实现，心里正在着急，她一看见皮埃尔，就用手指碰了碰他的衣袖。

“今晚我打算给您谈件事。”她望望海伦，对她微微一笑。

“亲爱的海伦，请您给我可怜的姑母做点好事，她是崇拜您的。和她作十来分钟的伴吧。为了不让您太寂寞，这里有一位可爱的伯爵，他一定不会拒绝陪着您的。”

美人儿到姑母那里去了，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仍然把皮埃尔留下，看样子要给他做最后一次必要的指示。

“她美极了，是吧？”她指着飘然而去的庄重的美人儿对皮埃尔说，“多么好的风度！这么年轻的姑娘，可待人接物是那么有分寸，言谈举止是那么娴静优雅。她一举一动都出自内心！她嫁给谁，谁就会得到幸福！有了她，连最不善于交际的丈夫，也会不自觉地在社交界占有一席烜赫的地位。您说是不是？我只想知道您的意见。”说到这里，安娜·帕夫洛夫娜就让皮埃尔走了。

对于她的问话，皮埃尔真心诚意地作了肯定的回答，承认海伦一举一动恰到好处。如果说，他有时想到海伦，那么，他想到的正是她的美丽，以及她在交际场中那种泰然自若、沉默庄重的本领。

姑母在一个角落里接待这两个年轻人，看来，她想隐藏她对海伦的崇拜，想更多地显露她对安娜·帕夫洛夫娜的畏惧。她望着侄女，好像在问她应当怎样对待这两个人。安娜·帕夫洛夫娜离开他们的时候，又用手指碰了碰皮埃尔的衣袖，说：

“我希望您再也不会说我这儿无聊了。”她说着，又拿眼睛看了看海伦。

海伦粲然一笑，那神情是表示，她不容许任何人见了她而有不着迷的可能。姑母咳嗽了一阵，咽下唾沫，用法语说，她看见海伦感到非常高兴；然后转向皮埃尔，仍然带着同样的面色，用同样的话寒暄了几句。在枯燥乏味、磕磕绊绊的谈话中间，海伦向皮埃尔瞧了一眼，对他微微一笑，那是她用来对谁都露出的明媚的微笑。这种微笑是皮埃尔看惯了的，于他已经毫无含义，所以没有引起他丝毫的注意。姑母这时正讲皮埃尔的先父——别祖霍夫伯爵收集的鼻烟壶，并且把自己的鼻烟壶拿出来给大家看。海伦公爵小姐要看看这个鼻烟壶上的姑丈的画像。

“这一定是维涅斯的作品。”皮埃尔说出了一个著名微型彩画家的名字，一面从桌上探身去拿鼻烟壶，一面倾听另外一张桌上的谈话。

他欠起身来想走过去，可是姑母从海伦背后直接把鼻烟壶递了过来。海伦向前俯身让开地方，微笑着回头张望。她跟通常参加舞会时一样，穿着流行的袒胸露背的衣裳。她的上半身（皮埃尔一向觉得它像大理石雕刻的）离他的眼睛是那么近，他不由得用他那近视眼细看她那具有生动魅力的肩膀和脖颈，并且离他的嘴唇是那么近，他只消稍一弯身，就能碰到她了。他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温暖，闻到香水味，听到她呼吸时束腰轧轧作响。他看见的不是和她那衣裳构成一个整体的大理石雕像般的优美，他看到的和感觉到的是她那仅仅遮着一层衣服的身体的全部魅力，他既经看见了这个，就再也不能看到别的了，就像我们不能再相信既经揭穿的骗局一样。

“难道您到如今还没留意到我是多么美吗？”海伦似乎在说。“您没留意我是个女人吗？是的，我是可以属于任何人，也可以属于您的女人。”她的眼神这么说。也就在这一刻，皮埃尔感觉到，海伦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做他的妻子，不会有别的可能。

关于这一点他此刻确信无疑，就像他现在正和她举行婚礼似的。这件事怎样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觉得这不是件好事），但是他知道这将要实现。

皮埃尔把眼睛垂下去，又抬起来，重新想把她看作一个离他遥远的、对他陌生的美人儿，就像他每天看见的她那样，但是他已经办不到了。正如一个人先前隔着雾把乱草丛中一根草当作一棵树，在已经看出是草以后，就再不能把它当作树了。她离他太近了。她已经对他产生了支配的力量。他和她之间，除了他本人的意志的障碍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障碍了。

“好，我把你们留在你们的小角落里。我看你们在那儿挺快活的。”传来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声音。

皮埃尔心惊胆颤地回想自己是否有什么不体面的行为，他涨红了脸四外张望。他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当他走近大组的客人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

“听说您在装修您在彼得堡的房子。”

（这倒是真的：建筑师说，他必须这样做，连皮埃尔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就装修起他在彼得堡的一所大住宅来了。）

“这很好，可是不要从瓦西里公爵家里搬走。能有这么一个朋友是好的。我知道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说是不是？”她对瓦西里公爵微笑着说。“您年纪还轻。您需要听听别人的忠告。您不要生我的气，说我倚老卖老。”她沉默了，正像通常女人们提到她们的年龄时，停一下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如果您要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用视线把他们二人连在一起。皮埃尔没有看海伦，海伦也没有看他。但是他仍然觉得她紧挨着他。他嘟囔了一句，脸红起来。

皮埃尔回到家里，久久不能入睡，老想着他遇到的事。他遇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遇到。他只知道，有人向他提起他从小就认识的女人海伦是个美人儿的时候，他曾漫不经心地说：“是啊，她长得很好看。”他知道，这个女人可能属于他。

“但她很愚蠢，连我也说她很愚蠢，”他想，“她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之中，有一种丑恶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有人告诉我，她的哥哥阿纳托利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弄得满城风雨，就是为了这才把阿纳托利打发走的。还有她的哥哥伊波利特……她的父亲瓦西里公爵……事情不妙。”他想。他正这样推论时（这些推论还没有完成），他发现自己在微笑，他意识到，另有一串推论从前面一串推论中间浮现出来，他在想到她毫无价值的同时，又幻想着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她可能爱他，她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所想到的和听到的有关她的一切，可能是不真实的。他又不把她看作瓦西里公爵的女儿，只看见遮着一层灰色衣裳的她那整个的身体。“不对，以前我为什么没起这个念头呢？”他又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件婚事，他觉得，有一种丑恶的、不自然的、不正当的东西。他想起她以前说的话和眼神，以及当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看见他们的人说的话和眼神。他想起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提起房子的时候对他说的话和眼神，回忆起来自瓦西里公爵和别人的成千的这类暗示，他不寒而栗了，他害怕自己已经受到某种约束，不得不做显然不好的和他不应做的事。可是，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从他心灵的另一面，又浮现出她那具有各种女性美的形象。

二

一八○五年十一月间，瓦西里公爵要到四个省份去视察。他为自己弄到这份差事，目的是想顺便看看他的业务混乱的田庄；他把驻在防地的儿子阿纳托利带在身边，跟他一起绕道去拜访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他希望儿子能够娶这个老财主的女儿。但是在临走和办这些新事之前，瓦西里公爵必须把皮埃尔的问题解决一下。皮埃尔虽说近来整天在家，也就是在他住着的瓦西里公爵家里，虽说他很像一个正在恋爱的人的样子：他在海伦面前显得很可笑、激动、笨手笨脚，但是，他老不提求婚的事。

“这一切都好极了，但是，事情总得有个结果。”一天早上，瓦西里公爵忧郁地叹息着，自言自语说，他觉得皮埃尔承他这么大的情（上帝保佑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做得不够漂亮。“年轻……轻浮……好吧，不管他啦，”瓦西里公爵想道，为自己的好心肠感到高兴，“可是这件事必须有个结果。明天是海伦的命名日，我请几个人来，如果他不明白他应当做的事，那么我就要管了，是的，我要管。我是父亲！”

皮埃尔从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回来后，度过了一个心情激动的不眠之夜，认定和海伦结婚是没有幸福的，他应当摆脱她，远远地走开。虽然皮埃尔这样决定了，但是又过了一个半月，他还没有从瓦西里公爵家里搬走，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感觉到，在众人的眼睛里，他和海伦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密切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他从前对她的看法，他无法摆脱她，这虽然可怕，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结合起来。也许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没有哪一天瓦西里公爵家里不举行晚会（早先他家里很少请客），如果皮埃尔不愿扫大家的兴，不使大家失望的话，那么，每次晚会他都得在场。瓦西里公爵很少在家，有时他从皮埃尔身旁走过时，就抓住他的手往下一拉，把他那剃光的有皱纹的腮帮伸给他亲吻，不是说“等明天搬吧”，就是说“在这儿吃顿饭吧，不然我就看不见你了”，或者说“我为了你才留在家里”，诸如此类的话。尽管瓦西里公爵为皮埃尔留下来（就像他所说的），他跟他也说不了两句话。皮埃尔觉得他不能使他失望。他每天老是对自己说：“总得了解她，要弄清楚：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我先前错了，还是我现在错了？不，她不蠢；不，她是个好姑娘！”他有时自言自语说，“她从来没有做过错事，她从未说过一句蠢话。她很少说话，可是她的话总是简单明了。所以她不蠢。她从来没有露过窘态，现在也没有窘态。所以她不是坏女人！”他开始时常跟她谈点问题， 自言自语地发表意见，可是她每次不是随便说几句表示她对这问题不感兴趣，就是用那最能使皮埃尔感到她的优越性的默默的微笑和目光，作为对他的回答。她认为，一切议论，比起她这一笑，都是扯淡，她在这点上是对的。

她对待他总是和颜悦色而且信赖，总是堆出专门对他才有的微笑，她这微笑，比起她平时为了美容而摆出的微笑，含着一种意味更深的东西。皮埃尔知道，人人都在等他最后一句话，等他迈过那一定的界线，他也知道，他早晚得迈过这个界线。但是一想到这可怕的一步，他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在这一个半月期间，皮埃尔觉得他朝着那个可怕的深渊越走越近了，他曾千百次地对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要下决心才行！难道我没有决心吗？”

他想下决心，但是他恐慌地感觉到，遇到这种场合他却失去了他认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而且也确实有的那种决心。像皮埃尔这种人，只有当他感到自己完全清白无辜的时候才是强有力的。他那天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俯身去拿鼻烟壶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欲望完全支配着他，从那时起，那种欲望就引起他不自觉的内疚，抑制住他的决心。

海伦的命名日那天，瓦西里公爵邀请几位最知近的人——正如公爵夫人所说，几位亲戚朋友，到家里吃晚饭。所有这些亲戚朋友都受到这样的暗示，就是：这一天是决定过命名日的姑娘的命运的一天。客人们入席了。那位身躯庞大、当年的美人而今仍然器宇轩昂的库拉金娜公爵夫人，在主人席上落座。她两旁坐的是最尊贵的客人——老将军和他的妻子，还有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坐在餐桌末端的是年纪较轻的贵宾，家里人也坐在那里，皮埃尔和海伦并排坐着。瓦西里公爵不用晚餐：他绕着餐桌走来走去，兴致勃勃地时而在这个客人身边坐坐，时而在那个客人身边坐坐。他对每个人都随便说几句愉快的话，只除了皮埃尔和海伦，他好像没有注意他们在场似的。瓦西里公爵使大家都活跃起来。灯烛辉煌，照得银器和水晶玻璃器皿、女人们的盛装和将军们的金肩章、银肩章闪闪发光。穿红制服的仆人在餐桌周围奔忙着。刀叉和杯盘叮当作响，餐桌四周有几处正谈得热闹。可以听见，在餐桌尽头，一位年老的宫中高级侍从硬要一位老男爵夫人相信他是热爱她的，她听了大笑。餐桌另一端，有人在讲某位玛丽亚·维克托罗夫娜失意的故事。在餐桌中间，瓦西里公爵把很多听众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的嘴角露出戏谑的微笑，讲述最近一次（星期三）国务会议的情况，在会议上新任彼得堡总督谢尔盖·库兹米奇·维亚济米季诺夫宣读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从军中送给他的著称一时的圣谕，皇帝在圣谕中对谢尔盖·库兹米奇说，他从四方接到民众效忠的宣言，其中彼得堡的宣言使他特别愉快，他以荣任这样国家的元首而自豪，并要极力做到无愧于国家。圣谕的开头是：“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等等。

“就读了谢尔盖·库兹米奇，没有读下去吗？”一位女士问道。

“是的，再多一个字都没读，”瓦西里笑着回答，“‘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据各方呈报，谢尔盖·库兹米奇……’可怜的维亚济米季诺夫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了。有好几次他又从头读起，但是刚一读谢尔盖……就抽搭起来……库……兹米……奇，就流泪……据各方呈报，就泣不成声了，他再也读不下去了。又用手绢擦泪，再读‘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又流眼泪……只好让别人替他读。”

“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又流眼泪……”有一个人笑着重复说。

“别贫嘴恶舌的，”安娜·帕夫洛夫娜从餐桌的另一端伸出手指，威吓道，“人家维亚济米季诺夫可是个大好人，心肠好……”

大家痛痛快快笑了一阵。坐在上席的贵宾们看来都很快活，受到十分不同的兴奋心情的影响。只有皮埃尔和海伦默不作声地并排坐在差不多餐桌的最末端，两个人都含着与谢尔盖·库兹米奇无关的、容光焕发的微笑，一种为自己的感情感到羞愧的微笑。不管人们谈论什么，怎么发笑，也不管人们多么津津有味地喝莱茵酒，吃软炸肉，吃冰激凌，也不管人们怎么把视线避开这对情侣，似乎对他们漠不关心，不去注意，但不知为什么，从时时投向他们俩的目光看来，使人感觉到，谢尔盖·库兹米奇的笑话也好，发笑也好，大吃大喝也好，——全是假装的，所有在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皮埃尔和海伦这对情侣身上。瓦西里公爵一边学谢尔盖·库兹米奇抽抽搭搭的样子，一边瞟了女儿一眼。在他笑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对了，对了，一切都很顺利，今天一切都要决定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为好心肠的维亚济米季诺夫打抱不平的那一刻，却拿眼睛瞟一瞟皮埃尔，瓦西里公爵认为这是向他未来的女婿和女儿的幸福祝贺。老公爵夫人愠怒地向女儿一瞥，忧郁地叹着气向邻座的女客让酒，这声叹息仿佛是说：“是啊，亲爱的，现如今咱们除了喝杯甜酒，再没有咱们干的事了；现如今是这帮年轻人目空一切地享福的时刻了。”那位外交家注视着那对情侣的面孔，心中想道：“我所讲的多么无聊，仿佛我对它们很感兴趣似的，看人家，那才叫幸福呢！”

联系着这群人的那些委琐虚伪的趣味中间， 却夹进一对美丽健康的青年男女互相吸引的纯真感情。这种人类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凌驾于他们那些装腔作势的闲言碎语之上。玩笑变得无味，新闻失去了兴趣，热闹显然是假装的。不单是他们，连在餐桌旁侍候的仆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呆望着容光焕发的海伦和皮埃尔那副红光满面的、幸福的、心神不安的胖脸，竟忘了服务。烛光似乎也只集中地照亮那两张幸福的面庞。

皮埃尔觉得自己是一切的中心，这个地位使他感到又高兴又拘束。他很像一个忘我地干某件事情的人。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什么也不懂得，什么也听不见。他的头脑里只是有时突然闪过片断的思想和眼前事物的片断的印象。

“这么看来，一切都完了！”他想道，“这一切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呢？而且是这么快！现在我知道，不只为了她个人，也不只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这件事非弄成功不可。他们全都在等待着这件事，全都十分相信这一定会实现，我不能够，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但是怎么实现呢？我不知道，但是要实现，一定要实现！”皮埃尔凝视着他眼睛下面那光彩照人的双肩，心中这样想。

不知为什么，有时他忽然害羞起来。他惭愧的是：他一个人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幸运儿，面孔长得不漂亮的他，却成为占有海伦的帕里斯[82]。“可是，这种事一向都是这样，并且应当这样，”他安慰自己说，“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为了这件事做了什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是跟瓦西里公爵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那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后来，我有什么理由不在他家里住呢？后来，我和她一起玩牌，替她捡起过手提包，和她一起坐车兜风。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完成的？”现在他俨然以未婚夫的身份坐在她身旁，听见，看见，感觉到她的接近，她的呼吸，她的动作，她的美丽。有时他忽然觉得，不是她，而是他自己这么异常的美丽，所以人们才这样看他，于是，因为受到大家的赞赏而感到幸福的他，挺起胸，抬起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一个熟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又对他说了一遍。但是皮埃尔是这么聚精会神，以致不明白人家对他说的什么。

“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博尔孔斯基的信的，”瓦西里公爵重复了第三遍，“你是多么心不在焉，我的亲爱的。”

瓦西里公爵含着微笑，皮埃尔看见，所有的人都对他和海伦微笑。“既然你们都知道，那就知道吧，”皮埃尔自言自语，“这有什么关系？这是真的。”他对自己微笑了，笑得温和而且孩子气，海伦也微笑了。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从奥尔米茨寄来的吗？”瓦西里公爵重复说，仿佛他非要知道这个才能解决一场争论似的。

“怎么能谈或者想这类琐事呢？”皮埃尔想。

“是的，是从奥尔米茨寄来的。”他叹口气答道。

晚餐后，皮埃尔领着他的女伴跟着其他人走进客厅。客人们开始散了，有些人没有跟海伦告辞就走了。有些人过来待一下，就离开了，并且不让海伦送他们，仿佛不愿耽误她的正事。那位外交家忧郁地闷声不响，走出了客厅。他心中想道，比起皮埃尔的幸福来，他的全部的外交生涯，都不过是一场空。老将军在回答老伴问他的腿病的时候，气愤地向她嘟囔了几句。“嗐，你这个老傻瓜，”他想道，“看人家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83]，就是活到五十岁也是个美人儿。”

“我似乎可以向您道喜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公爵夫人一面低声说，一面使劲地吻了吻她，“要不是偏头痛，我就多留一会儿了。”

公爵夫人一言未答，对女儿的幸福的妒嫉正在折磨着她。

送客人的时候，皮埃尔单独和海伦在小客厅里坐了很久。在这以前，在最近一个半月里，他也常常单独和海伦待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向她谈情说爱。今天他觉得必须这样做，可是他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迈出这最后的一步。他心中有愧，他似乎觉得他在海伦身旁占的是别人的位置。“这个幸福不该我来享有，”内心的声音对他说，“这个幸福是给那些没有你所拥有的东西的人们预备的。”但是总得说点什么，于是他开口了。他问她对今天的晚会是否满意。她仍像平时一样，简单地回答说，今天的命名日是她所过的命名日中最愉快的一次。

还有几个近亲没有走。他们坐在大客厅里。瓦西里公爵拖着慵懒的步子，走到皮埃尔跟前。皮埃尔站起来说，天已经不早了。瓦西里公爵用严厉而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仿佛认为他说的话太奇怪了，奇怪得叫人难以听进去。但严厉的表情接着就改变了，瓦西里公爵抓住皮埃尔的手往下一拉，叫他坐下，亲热地微微一笑。

“怎么样，廖莉娅[84]？”他随即对女儿说，在他那随便的口吻中带有从小就疼爱子女的父母所习惯用的温柔声调，而瓦西里公爵的这种声调，不过是他从别的父母那里摹仿来的。

他又向皮埃尔转过身去。

“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他一边说，一边扣背心最上面的一个钮扣。

皮埃尔微笑了，但是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了解这时使瓦西里公爵感到兴趣的不是谢尔盖·库兹米奇，瓦西里公爵也是了解这一点的。瓦西里公爵突然嘟囔了一句，走了出去。皮埃尔觉得，甚至瓦西里公爵也有窘迫的时候。这位上流社会的老人的窘态感 动了皮埃尔，他望望海伦——她似乎也窘迫了，用眼神说：“有什么办法，都是你的错。”

“非得跨过这一步不可了，但是我办不到，办不到。”皮埃尔想，他又闲扯起来，谈起谢尔盖·库兹米奇，问这个笑话是讲的什么，因为他没有听清楚。海伦含笑回答说她也不知道。

当瓦西里公爵走进客厅的时候，公爵夫人低声跟一位上年纪的太太谈起皮埃尔。

“当然啰，这是非常美满的一对，但是，幸福，亲爱的……”

“婚事都是天作之合。”上年纪的太太回答。

瓦西里公爵好像没有听见太太们谈话，走到远处的角落，在沙发上坐下。他闭上眼睛，像是在打盹。他低下头，可是忽然醒过来。

“阿琳娜，”他对妻子说，“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公爵夫人向门口走去，她带着意味深长而又毫不在意的神情从门口走过，向客厅望了一眼。皮埃尔和海伦还坐在那里谈话。

“还是那样。”她回答丈夫。

瓦西里公爵皱起眉头，把嘴一撅，撇到一边，他的腮帮跳动着，露出他那特有的令人讨厌的粗俗表情。他抖擞精神，站起来，步履坚定地经过太太们身旁向小客厅走去。他兴高采烈地快步走到皮埃尔跟前。公爵的面孔是那么异样地喜气洋洋，皮埃尔看见他，吓得连忙站起来。

“谢天谢地！”他说，“老伴全告诉我了！”他用一只胳膊搂着皮埃尔，另一只搂着女儿，“亲爱的廖莉娅！我非常、非常高兴。”他的声音打颤了，“我敬爱你的父亲……她会做你贤惠的妻子……上帝祝福你们！……”

他拥抱女儿，然后又拥抱皮埃尔，用他那老年人的嘴巴吻他。泪水确实沾湿了他的两腮。

“夫人，到这儿来。”他喊道。

公爵夫人进来，也哭了。那个上年纪的太太也用手绢擦眼泪。大家都吻了皮埃尔，他也吻了几次美丽的海伦的手。过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单独待在一起了。

“这一切都应该是这样的，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皮埃尔想道，“可以用不着问，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好事，因为是确定了的，也没有事先令人苦恼的怀疑。”皮埃尔默默地握住未婚妻的手，望着她那一起一伏的美丽的胸脯。

“海伦！”他提高声音说，接着就停住了。

“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点特别的话。”他想道，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究竟该说什么。他注视了一下她的脸。她更偎近他，脸上泛起了红晕。

“咳，摘掉这个……戴着这个怎么……”她指着眼镜说。

皮埃尔摘掉了眼镜，他的眼睛除了具有一般戴眼镜的人常有的那种怪相外，还带有惊疑的神情。他想弯身吻她的手，可是，她的头又快又粗鲁地一摆，截住他的嘴唇，让它凑到自己的嘴唇上。她那变得令人不快的惊慌神色，把皮埃尔吓了一跳。

“现在已经晚了，一切都完了。实在说来，我也是爱她的。”皮埃尔想。

“我爱您！”他想起在这种场合必须说的话，于是就这样说了，但这句话说得有气无力，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耻。

一个半月后，他举行了婚礼，并且迁进了新居——彼得堡一所重新修整的别祖霍夫伯爵的大公馆，人人都羡慕皮埃尔，说他是拥有美妻和百万家产的幸运儿。

三

一八○五年十二月，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接到瓦西里公爵的信，信中说，他将要和儿子一同前来拜访。（“我正在各地视察，为了前来拜访您，拜访我最尊敬的恩人，多走一百俄里的路程，对于我当然算不了什么，”他写道，“小儿阿纳托利与我同行，他要到军队中去；他也跟父亲一样，对您怀着深厚的敬意。希望您能允许他亲自向您表示他的敬意。”）

“用不着把玛丽[85]带到交际场去：求婚的亲自找上门来了。”小公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无意中说了一句。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说。

接到信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瓦西里公爵的仆人先来了，第二天，他本人和儿子也来了。

博尔孔斯基老头一向看不起瓦西里公爵的人品，特别是近来，当瓦西里公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两个新朝中飞黄腾达之后，更加看不起他了。而现在，他从这封信和小公爵夫人的暗示了解到是怎么回事以后，他就由心中对瓦西里公爵看不起转变为恶意鄙视了。他提起他来总是嗤之以鼻。在瓦西里公爵应当到达的那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感到特别不满，情绪恶劣。不知是由于瓦西里公爵要来，他才情绪恶劣呢，还是由于他情绪恶劣，因而对瓦西里公爵的到来才特别感到不满，总之，他心情很坏，吉洪一早就告诫建筑师不要带着报告去见公爵。

“您听他是怎么走路的，”吉洪说，他叫建筑师注意公爵的脚步声，“他用整个脚后跟走路——我们就知道……”

虽然如此，公爵仍然按照平时的习惯，一到八点多钟，就身穿黑貂皮领短皮衣，头戴黑貂皮帽出来散步。头一天下了一场雪。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散步的那条通到花房的小道已经打扫过，在扫过的雪地上还可以看见笤帚的痕迹，小道两旁松软的雪堤上插着一把铁锹。老公爵到花房走走，然后又到下房和其他房舍走走，他一直紧皱眉头，默默不语。

“雪橇过得来吗？”他向送他回家的那个相貌和风度都像主人的、受人尊敬的管家问道。

“雪很深，大人。我已经吩咐人把大道打扫一下。”

公爵点点头，向台阶走去。“谢天谢地，”管家想道，“满天乌云总算过去了！”

“雪橇很难过来，大人，”管家补充说，“听说，大人，有一位大臣要来拜会大人？”

公爵向管家转过身来，用愠怒的目光盯视着他。

“什么？大臣？什么大臣？是谁吩咐的？”他用刺耳的、生硬的声音说，“为我的女儿公爵小姐不打扫，却为一个大臣打扫！我不知道有什么大臣！”

“大人，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喊道，他越说越急，越急越语无伦次，“你以为……强盗！下流坯！我这就教你以为。”他扬起手杖，就向阿尔帕特奇挥去，如果不是管家本能地躲开，就挨上了一记。“以为！……下流坯！”他急促地喊道。阿尔帕特奇因为自己居然敢于躲开主人的手杖，吃惊不小，他走到公爵面前，恭顺地低下光秃的脑袋，也许正因为这样，公爵仍然骂个不停：“下流坯！……把路给填上！”尽管如此，可是他再没有挥起他的手杖，就跑进屋里去了。

午饭前，公爵小姐和布里安小姐知道公爵的心情不好，都站在那里等候他：布里安小姐容光焕发，似乎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仍然像平时一样。”玛丽亚公爵小姐面色苍白，丧魂失魄，眼帘下垂。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最难过的是：她知道遇到这种情形时应当像布里安小姐那样行事，然而就是办不到。她觉得：“我要是做出不注意的样子，他会以为我对他不表同情；我要是也闷闷不乐，情绪很坏，他会说我（过去常常这样说）垂头丧气。”她这样左思右想。

公爵看了看女儿惊慌失色的面孔，怒冲冲地哼了一声。

“不是废物……就是傻瓜！……”他嘟囔了一句。

“那一个没有来！准是她们向她饶舌了。”他心中指的是没有到餐厅来的小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呢？”他问道，“藏起来啦？……”

“她不怎么舒服，”布里安小姐愉快地笑着说，“她没有出来。这在她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哼！哼！哼！哼！”公爵从鼻孔哼了两声，在餐桌旁坐下。

他觉得碟子不干净，指了指上面的污点，把它扔了。吉洪接过碟子，递给侍者。小公爵夫人不是不舒服，她是怕老公爵，简直怕得不得了。她一听说他的心情不好，就决定不露面了。

“我为怀着的孩子担忧，”她对布里安小姐说，“老是担惊受怕的，谁晓得会出什么事。”

一般说来，小公爵夫人住在童山，经常是心惊肉跳，对老公爵怀着一种她并不自觉的憎恶，因为过分的恐惧使她感觉不到这种憎恶。在老公爵方面，也有一种憎恶，但是它被蔑视遮盖住了。小公爵夫人在童山住惯了以后，特别喜爱布里安小姐，整天跟她在一起，请她在自己房里过夜，常常跟她谈起老公公，议论他的长短。

“有客人要到我们这里来，公爵，”布里安小姐一面说，一面用她那白里透红的小手打开白餐巾，“我听说，是库拉金公爵大人和他的儿子？”她带着疑问的口气说。

“哼……这个公爵是毛孩子……是我把他举荐到委员会去的，”老公爵带着受辱的神情说，“可是儿子来干什么，我实在不明白。也许丽莎韦塔·卡尔洛夫娜[86]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儿子带来。我不需要。”他看了看面红耳赤的女儿。

“你不舒服吗？是不是大臣，就像今天阿尔帕特奇这个蠢东西称呼的，把你吓坏了？”

“不是的，爸爸。”

尽管布里安小姐话题选得很不得当，但她并没有打住，絮絮叨叨谈花房，谈刚开的一朵花怎么好看，喝过汤以后，公爵变得温和了。

饭后，他去看看儿媳。小公爵夫人坐在小桌旁和使女玛莎闲聊天。她一见公公走来，面色刷地白了。

小公爵夫人的样子完全变了。这会儿她不但不好看，而且变丑了。两腮下陷，嘴唇翘起，眼皮耷拉着。

“是啊，有点昏昏沉沉的。”她在回答公公问她身体好不好时说。

“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谢谢，爸爸。”

“好的，好的。”

他出来以后，到侍者室，阿尔帕特奇低下头来，在侍者室里站着。

“把路填上了吗？”

“填上了，大人。看在上帝分上，请原谅我一时糊涂。”

公爵打断了他的话，不自然地笑起来。

“好了，好了。”

他伸出手来让阿尔帕特奇吻了吻，就到书房里去了。

当天晚上，瓦西里公爵到达了。车夫和侍者们在道上（他们把大路称作道）迎接他，人们在故意洒满雪的路上吆喝着把他的马车和雪橇推到厢房那边。

瓦西里公爵和阿纳托利被领进两个单另的房间里。

阿纳托利脱下坎肩，双手叉腰坐在桌前，笑眯眯地睁着他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漫不经心、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桌子的拐角。他把他的一生看作某人为了某种原因必须给他安排的一场连续不断的享乐。他对这次来拜访这位凶恶的老头子和富有、丑怪的女继承人，也是这样看法。照他的设想，这一切都会有非常圆满和有趣的结果。“干吗不娶她，既然她很有钱？这绝不会有什么不好的。”阿纳托利想。

他刮了脸，洒了香水，这些已经成为习惯的动作，他做得既细心又优雅，带着他那与生俱来的憨态和扬扬得意的神气，高昂着俊秀的头，走进父亲的房间。在瓦西里公爵身边，两个侍仆正忙着给他穿衣裳。他兴致勃勃地左顾右盼，高兴地跟走进来的儿子点头，似乎说：“对了，我正是希望你打扮成这个样子！”

“说真的，爸爸，她丑得厉害吗？呃？”他用法语问，仿佛继续谈他们在旅途中谈了不止一次的话题。

“得了，别说蠢话！主要的是，对老公爵要极力做到尊敬和慎重。”

“如果他骂人，我就走，”阿纳托利说，“我受不了这种老头子的气。呃？”

“你要记住，你的一切全靠这一次了。”

这时，大臣和儿子到来的消息，不仅传遍女仆的房间，而且对他两人的外表也有详细的描述。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坐在自己房间里，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们为什么要写信来，丽莎为什么对我提起这个？明明是不可能的！”她照着镜子，自言自语说，“我怎么到客厅里去呢？就算我喜欢他，我现在见到他也不会舒服自在的。”一想起她父亲的眼神，她就不寒而栗。

小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已经从使女玛莎嘴里得到一切必要的情报，说大臣的儿子是一个面庞红润、眉毛乌黑的美男子，他父亲拖着两条老腿勉强地爬台阶，而他却像一只雄鹰，在他后面一步跨三级阶梯。小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得到这些情报后，就去找公爵小姐，从走廊里就听到两人兴高采烈的谈话声。她们走进公爵小姐的房间。

“他们来了，玛丽，您知道吗？”小公爵夫人说，她摇摆着她那大肚子，身子沉重地坐到安乐椅里。

她穿的已经不是早晨那身便服了，而是一件最好的衣裳。她的头是细心梳过的，她的脸上露出了光彩，但仍然遮掩不住松皮耷拉、死气沉沉的轮廓。她穿起这身她在彼得堡社交界常穿的衣裳，更显得加倍地难看了。布里安小姐的衣着也经过一番不显眼的修饰，使她那鲜艳的俊俏面庞更加惹人喜爱。

“您怎么还是那个老样子，亲爱的公爵小姐？马上就要来人通知，他们已经进客厅了。得到楼下去，您稍微打扮一下也好嘛！”她说。

小公爵夫人从安乐椅里站起来，打铃唤使女，开始高高兴兴地对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装束出主意，并且动手做起来。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可能是向她求婚的人到来弄得她心慌意乱，更伤她的自尊心的是，她的两个女友也认为事情不会有别的可能。要是对她们说，她为自己也为她们感到羞耻的话，那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激动；如果拒绝她们给她打扮，那就会引起一大场取笑和纠缠。她脸红了，那对美丽的眼睛变得暗淡了，脸上布满了红斑，她带着脸上常有的那种殉道者的、难看的表情，任凭布里安小姐和丽莎摆布。这两个女人完全真心诚意地想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她长得太丑了，她们俩谁也不会有跟她斗妍比美的想法，所以她们完全是出于真心诚意，并且怀着女人们所具有的那种天真而坚决的信念，认为衣裳可以使面孔变得漂亮，于是就动手给她穿戴起来。

“不行，真的不行，我的朋友，这件衣裳不好看，”丽莎说，她远远地从侧面打量公爵小姐，“你有一件咖啡色的衣裳，叫人拿来！说不定一生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件衣裳上呢。可是这一件颜色太浅，不好看，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的不是衣裳，而是公爵小姐的容貌和整个身材，可惜布里安小姐和小公爵夫人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她们总觉得，如果向上梳的头发束一条天蓝色的缎带（殊不知这个发型完全改变和丑化了她的面孔），天蓝色的围巾从咖啡色的连衣裙披下来，如此这般，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她们忘记了，那副受惊的面孔和身材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不论她们怎样改变外表和修饰面孔，然而这张脸仍然显得可怜巴巴的，而且不好看。玛丽亚公爵小姐顺从地任凭她们三番四次地给她换装，把头发往上梳，披上天蓝色的围巾，穿上漂亮的咖啡色的衣裳，小公爵夫人围着她转了两三圈，用小手弄好衣褶，抻抻围巾，时而从左边、时而从右边歪着头细细端详。

“不行，这不行，”她两手一拍，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玛丽，这对您绝对不合适。我还是比较喜欢您平日穿的那件浅灰色的衣裳，看在我的面上，请您再换一次吧。卡佳，”她对使女说，“把公爵小姐那件浅灰衣裳拿来，布里安小姐，您等着瞧瞧我这次的安排吧。”她说这话时，像一个演员预感到成功的喜悦，含着微笑。

可是，当卡佳拿来需要的那件衣裳时，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镜子前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卡佳从镜子里看见，她的眼睛噙着泪水，她的嘴在打颤，眼看就要放声大哭了。

“公爵小姐，再努一把力吧。”布里安小姐说。

小公爵夫人从使女手里接过衣裳，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去。

“好了，这回我们一定打扮得又朴素又可爱。”她说。

她的声音、布里安小姐的声音，还有不知为什么笑起来的卡佳的声音，汇成一片其乐融融的莺声燕语。

“算了吧，别管我了。”公爵小姐说。

她的声音听来是那么严肃而痛苦，喃喃的莺声燕语顿时停住了。她们看了看她，她那对美丽的大眼睛满含泪水，心事重重，亮晶晶地、恳求地望着她们。她们明白了，坚持下去不但无用，而且残忍。

“至少得改变一下发式，”小公爵夫人说，“我对您说过，”她带着责备的口吻对布里安小姐说，“这种发式完全不适合像玛丽这样的脸型。请您再换个发型吧。”

“不要管我了，我反正都一样。”她强忍着眼泪回答。

布里安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心里不得不承认，玛丽亚公爵小姐这样打扮非常丑陋，比她平时还难看，但是已经晚了。她带着她们所熟悉的那种沉思而且悲哀的表情望着她们。这种表情并没有引起她们对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畏惧。（她对谁都引不起这种感觉。）但是她们知道，一旦她脸上出现了这种表情，她就缄口不言，对自己的决心决不动摇。

“您一定会换个式样的，是吧？”丽莎说，她看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言不答，就从屋里走了出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一个人留下来。她没有实现丽莎的愿望，不但没有改变头发式样，而且没有再照镜子。她无力地垂下眼睛和双手，默默地坐在那里沉思。她想象她有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强有力的、出人头地的、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的男人，他忽然把她带到完全另外一个幸福的世界。她想象她怀抱着自己的孩子，就像昨天她在乳母的女儿那里看见的孩子一样。丈夫就站在跟前，温柔地望着她和孩子。“咳，这是不可能的，我长得太丑了。”她想道。

“请您去喝茶。公爵马上就要到了。”使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她清醒过来，对自己的幻想吃了一惊。在没有下楼之前，她站起来，走进供圣像的小室，她注视着被神灯照亮了的大幅圣像的黑脸，双手交叉在胸前，这样在圣像面前站了几分钟。玛丽亚公爵小姐心中翻腾着痛苦的疑虑。爱情的欢乐，对男人的尘世爱情的欢乐，对她是可能的吗？在寻思婚姻问题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有一个最主要、最强烈的衷心宿愿，那就是尘世的爱情。这个感情越是强烈，她就越是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隐藏着它。“我的上帝啊，”她说，“我怎样才能压住我心中这些魔道？我怎样才能永远摒弃这些邪念，好让我平平静静地奉行你的旨意？”她刚一提出这个问题，上帝就在她的内心作了回答：“不要为自己抱任何希望，不要探索，不要焦虑，不要羡慕。人们的未来和你的命运都不是你应当知道的，你要在生活中忍受一切。如果上帝想用婚姻的义务考验你，你就准备执行他的旨意。”怀着这个心安理得的思想（但仍然抱着能够得到已经被她禁锢的尘世爱情的希望），玛丽亚公爵小姐叹了口气，画过十字，就下楼了，她既不想衣裳，也不想发式，也不想她怎样走进去和说什么话。没有上帝的旨意，连一根头毛也掉不下来，比起上帝的旨意，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

四

玛丽亚公爵小姐走进客厅的时候，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正跟小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谈话。当她脚跟着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的时候，男人们和布里安小姐都欠起身来，小公爵夫人指着她向两位男客说：“这就是玛丽！”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了所有的人，而且看得很仔细。她看见瓦西里公爵在她刚进来时，脸沉了一下，但立刻就堆出笑容。她看见小公爵夫人那张脸，带着好奇的神气从客人脸上察看玛丽给客人的印象。她看见布里安小姐头上扎着缎带，容貌俏丽，用她那从未有过的兴奋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公爵小姐却看不见他，她看见的只是一个鲜艳、美丽的庞然大物，当她进来的时候向她移过来。首先是瓦西里公爵走到她跟前，她在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吻了吻低下来的秃头，回答了他的问话，说她不但没有忘记他，而且记得非常清楚。然后阿纳托利走到她面前。她仍然没有看见他。她只感到那只柔软的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她用嘴唇轻轻地碰了碰他那涂着油的浅黄色美发下面的白净的前额。她抬头向他一看，他的美貌把她惊呆了。阿纳托利用右手大拇指钩住制服扣子，挺着胸，身子往后微倾，一只伸出的脚摇晃着，微微偏着头，一声不响，快乐地望着公爵小姐，看样子，他心中所想的完全不是她。阿纳托利在谈吐上并不机敏，也不善于词令，但是他却有上流社会认为可贵的那种镇定自若和不受任何情况影响的自信本领。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初次跟人见面要是沉默不语，同时又觉得沉默是不礼貌的，想找话说，那么效果一定不会好。但是阿纳托利默不作声，摇晃着脚，快活地观看公爵小姐的发式。看样子，他能够这样平静地沉默很久很久。“谁要是觉得这样沉默怪窘得慌，那就请先开口吧，我可不想说话。”他那神气仿佛这样说。除此以外，阿纳托利在跟女人接触的时候有一种蔑视一切的优越感，他这种风度最能引起女人的好奇心、畏惧，甚至爱慕。他那神气仿佛说：“我了解你们，我了解，干吗要敷衍你们？那倒会使你们高兴呢！”也许他和女人在一起时并没有这样想（很可能没有这样想，因为他很少动脑筋），可是他就是这么一副神气，这么一个风度。公爵小姐感觉到这一点，她似乎想向他表示，她不敢希望使他感兴趣，所以她向老公爵转过身去。大家谈些一般的话题，但谈得很热闹，这多亏小公爵夫人那一口清脆的声音和翘在雪白牙齿外面的、生有绒毛的两片嘴唇。她用谈笑风生的人常用的戏谑态度接待瓦西里公爵，使用这种态度首先必须与交谈者有着久已固定的笑话，以及愉快的、不为所有的人知道的可笑的回忆，而这种回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小公爵夫人和瓦西里公爵之间也没有这种回忆。瓦西里公爵乐于附和这种腔调，小公爵夫人把她几乎不认识的阿纳托利也吸引来共同回忆这些从未发生过的可笑的事情。布里安小姐也分享这些共同的回忆，甚至玛丽亚公爵小姐也高兴地感觉到她被引入这些愉快的回忆里了。

“至少现在我们是充分地享受和您一起的快乐了，亲爱的公爵，”小公爵夫人对瓦西里公爵说，自然是用法语说，“这一回可不会像在安内特家的晚会上那样了，在那儿您常常溜掉。您还记得那个可爱的安内特吧！”

“哎呀，您可别像安内特那样对我谈什么政治啦！”

“还有我们那个小茶桌呢？”

“是啊！”

“为什么您从来不到安内特那儿去？”小公爵夫人问阿纳托利。“唔！我知道，我知道，”她挤了挤眼睛，说，“您的哥哥伊波利特把您的事全都告诉我了。噢！”她伸出手指来吓唬他，“连您在巴黎的恶作剧我都知道！”

“伊波利特没对你说过吗？”瓦西里公爵一面转脸对儿子说，一面抓住公爵夫人的手，就好像她想跑开，他差点儿放掉了她似的，“他没对你说过，他自己，伊波利特，为了可爱的公爵夫人害相思病，而她把他从家里赶出来了？”

“！这位是裙钗中的明珠，公爵小姐！”他对公爵小姐说。

布里安小姐一听提到巴黎，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参加大家回忆往事的谈话。

她居然冒昧地问阿纳托利，他离开巴黎是不是很久了，可喜欢这个城市。阿纳托利非常乐于回答这个法国女人的问题，他笑眯眯地望着她，跟她谈起她的祖国。阿纳托利一见俊俏的布里安小姐，就认定童山这地方并不枯燥。“长得很不错！”他一面打量着她，一面心里想。“这个女伴很不错。我希望她嫁给我时，把她带过来，”他想，“这姑娘长得真够标致。”

老公爵在书房里不慌不忙地穿衣裳，皱着眉头考虑他应当怎么办。这两位客人的到来使他生气。“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跟我有什么相干？瓦西里公爵是个牛皮匠，废料，儿子想必也好不了。”他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使他气恼的是，这些客人的到来在他心中勾起悬而未决的、经常闷在心里的问题，也就是老公爵一向自我欺骗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是否舍得让玛丽亚公爵小姐离开，让她出嫁。公爵从来没有决心给自己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预先就知道，他的回答会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个公平合理跟他的感情相矛盾，特别是跟他的生活能力相矛盾。尽管他似乎并不珍惜她，然而没有她，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她一定要出嫁呢？”他想，“不会幸福的。就拿丽莎嫁给安德烈说吧（比他更好的丈夫现在似乎很难找到了），她满意自己的命运吗？有谁会出于爱情而娶她呢？又丑又笨。有人要她也是为了地位和财产。难道就不能不结婚吗？那倒要幸福些！”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就这样一面想，一面穿衣裳，可是，那个拖延很久的问题却要求立刻作出决定。瓦西里公爵把儿子带来，显然是有求婚的意思，大概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求直接的答复。门第和社会地位还过得去。“那也好，我不反对，”老公爵自言自语说，“但是，他得配得上她。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出声来，“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他像平时一样，健步走进客厅，疾速地向大家扫视一眼，他看见小公爵夫人换了衣裳，布里安头上束着缎带，玛丽亚公爵小姐梳着丑怪的发式，布里安和阿纳托利满面春风，他的公爵小姐在大家谈话时沉默寡言。“打扮得像个大傻瓜！”他忿忿地盯了女儿一眼，心里想，“不嫌害臊！人家连理都不愿理她！”

他走到瓦西里公爵面前。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友谊不远千里，”瓦西里公爵开腔了，他像平时一样，说得又快又自信，而且亲热，“这是我的次子，请您多加关照。”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打量着阿纳托利。

“好孩子，好孩子！”他说，“过来吻吻我。”他把腮帮伸给他。

阿纳托利吻了吻老头，好奇地、十分镇静地望着他，看他是不是马上就要爆发父亲所说的怪脾气。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在他常坐的沙发角上坐下来，把瓦西里公爵的圈椅移近自己的座位，他一面指着圈椅，一面问起时局和新闻。他仿佛专心倾听瓦西里公爵的谈话，但是却不住地注意玛丽亚公爵小姐。

“这么说，他们从波茨坦有信来？”他重复瓦西里公爵最后一句话，忽然站起来，走到女儿跟前。

“你是为客人才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他说，“好看，十分好看。你为了客人梳个新式的头，可是我要当着客人的面对你说，没有我的许可，以后不准你改变装束。”

“是我的错，爸爸。”小公爵夫人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您完全可以自便，”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一面说，一面向儿媳行了个军礼，“可是她没有丑化自己的必要，已经够丑的了。”

他又坐回原位，不再注意难过得流泪的女儿。

“相反，这个发型对公爵小姐很合适。”瓦西里公爵说。

“老兄，年轻的公爵叫什么名字？”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转身对阿纳托利说，“过来，咱们谈谈，认识认识。”

“马上就要看笑话了。”阿纳托利心里想，他含着微笑坐近老公爵。

“是这样：亲爱的，听说您留过洋。不像我和你父亲，跟诵经士学认字。告诉我，亲爱的，您现在是在骑兵近卫军吗？”老头凑近阿纳托利，逼视着问他。

“不，我调到陆军了。”阿纳托利强忍着笑答道。

“啊！好事情。怎么样，亲爱的，您愿意为沙皇、为祖国服务吗？现今是战争年月。这么一个棒小伙子应当服役，应当服役。怎么样，要上前线吗？”

“不，公爵。我们团已经出发了。我别有所属。爸爸，我属哪儿？”阿纳托利笑着问父亲。

“这个差当得好，真好。我属哪儿！哈—哈—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笑起来。

阿纳托利笑得更响。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忽然把眉头一皱。

“好了，去吧。”他对阿纳托利说。

阿纳托利含着微笑又回到女人群里。

“瓦西里公爵，你把他们送到国外受教育，是不是？”老公爵转身对瓦西里公爵说。

“我是尽力而为。我告诉您，那儿的教育比咱们这儿要好得多。”

“是啊，如今什么都改了样，一切都是新式的。好一个小伙子，好样的！咱们到我房里去吧。”

他拉着瓦西里公爵的手，把他领到书房里。

单独和公爵在一起的时候，瓦西里公爵立刻就向他说明了来意和希望。

“你想到哪儿去了，”老公爵气愤地说，“你以为我攥着她不放，离不开她吗？怪事！”他忿忿地说，“明天就嫁出去我都无所谓！不过我告诉你，我要好好地了解我的女婿。你知道我办事的规矩：一切都开诚布公！我明天当着你的面问她：如果她愿意，就让他住下。让他住几天，我要观察观察。”老公爵哼了一声，“就让她出嫁吧，我无所谓。”他用跟儿子告别时所用的尖利的声音喊道。

“我坦率地告诉您，”瓦西里公爵说，他使用了那种腔调，就像一个狡猾的人，在谈话对手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下，认为没有施展伎俩的必要时所使用的腔调，“您是一眼就把人看透的。阿纳托利不是什么天才，但他是一个老实善良的孩子，是一个好儿子，好亲戚。”

“好的，好的，我们看看吧。”

正像长久没有跟男人交际的孤独的女人常有的情形一样，由于阿纳托利的出现，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家里三个女人都同样地感觉到，在这之前她们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她们的思维力、观察力和感觉力一下子提高了十倍，她们仿佛一直是在黑暗中过日子，突然被一片崭新的、含义丰富的光辉照亮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完全不想、也不记得自己的面孔和发型了。那个可能成为她的丈夫的人的标致、开朗的面孔吸引着她的全部注意力。她觉得他善良、勇敢、果断、刚毅，而且宽宏大量。她对此深信不疑。在她的想象中不断涌现出千百个未来家庭生活的幻景。她挥开这些幻景，尽力把它们隐藏起来。

“我是不是对他太冷淡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想，“我极力克制自己，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觉得对他已经太亲近了。可是，我对他想的这一切，他是不会知道的，甚至他会觉得我讨厌他呢。”

于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尽力向这位新客表示好感，但是她不会。

“可怜的姑娘，丑得像个鬼。”阿纳托利这样想她。

由于阿纳托利的到来而极端兴奋的布里安小姐，有她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个没有一定社会地位、没有亲戚朋友、甚至没有祖国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并不情愿在侍候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给他朗读书籍和陪伴玛丽亚公爵小姐中度过一生。布里安小姐长久以来就期待着一位俄国公爵，这位俄国公爵一下子就看出她比那些容貌丑陋、衣着不雅、举止笨拙的俄国公爵小姐优越，会爱上她并且把她带走。现在这位俄国公爵终于来了。布里安小姐曾听她姑母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尾是她自己给补充上去的，她喜欢反复想这个故事。故事说一个少女受了骗，她可怜的母亲来了，责备她不该不结婚就委身一个男人。布里安小姐在想象中给他——就是那个引诱者——讲这个故事时，常常感动得流泪。现在这个他，真正的俄国公爵，来到了。他把她带走，然后她可怜的母亲出现了，他与她结了婚。正当布里安小姐和他谈论巴黎的时候，她这未来的全部故事就在她心里形成了。并不是预先有什么打算指导着布里安小姐（其实她丝毫没有考虑她应当怎样去做），而是这一切早已在她心中准备好了，现在只需要在已经出现的阿纳托利面前集中一下就行了，她希望而且也尽可能博得他的欢心。

正像一匹老战马一闻号声就习惯地准备狂奔一样，小公爵夫人也不自觉地卖弄起风情来了，连自己正在怀孕都忘了，她这样做并非别有企图，也没有内心的斗争，只不过是出于天真、轻浮的取乐罢了。

尽管阿纳托利在女人群中通常总是扮演被女人追得厌烦的角色，但是他看到他对这三个女人的影响，仍然感到虚荣心的满足。此外，他开始对俊俏、撩人的布里安体验到一种兽性的情欲，这种勃然爆发的情欲促使他干出最大胆、最粗暴的行为。

吃过茶后，大家走进起居室，公爵小姐应大家的请求弹奏古钢琴。阿纳托利挨近布里安小姐，支着臂肘站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他目光含笑快乐地望着她。玛丽亚公爵小姐感觉到向她注视的目光，心中激动得又痛苦又喜悦。心爱的奏鸣曲把她带到令人陶醉的诗意境界，而那个被感觉到的注视自己的目光，又给这个境界增添了更多的诗意。但是，阿纳托利的目光虽说是对着她，意思却不在她身上，而是在布里安小姐那小巧的脚的动作上，这时他正用自己的脚在古钢琴下面触动她的脚。布里安小姐也望着公爵小姐，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也有一种又惊又喜、满怀希望的新的表情。

“她多么爱我！”玛丽亚公爵小姐想，“我现在多么幸福，能有这样的女友和这样的丈夫，我该多么幸福！难道他真能成为我的丈夫吗？”她想。她不敢看他的脸，老是感觉到那注视着她的目光。

晚上，吃完饭大家要分手的时候，阿纳托利吻了吻公爵小姐的手。她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股勇气，照直地注视了一下靠近她的近视眼的那副标致的脸。然后阿纳托利又去吻布里安小姐的手（这是不合礼仪的，但是他做得既自信又随便），弄得布里安小姐顿时满脸通红，她吃惊地看了看公爵小姐。

“礼数多么周到，”公爵小姐心里想，“阿梅莉（布里安小姐的名字）真的以为我会吃她的醋，而不珍重她对我的体贴和忠心吗？”她走到布里安小姐跟前，热烈地吻了吻她。阿纳托利去吻小公爵夫人的手。

“不行，不行！什么时候您父亲写信告诉我，您的行为不错，我再让您吻我的手。在这之前可不行。”

她说着，就举着指头，笑盈盈地走出屋去。

五

大家都散了，这一夜除了阿纳托利躺下就睡着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很久才入睡的。

“这个陌生、美貌、善良的男人真能成为我的丈夫吗？主要的是他善良。”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控制了她。她害怕向四外张望，她恍惚觉得有人在屏风后面黑暗的角落里站着。这个人就是他，就是魔鬼，而这个魔鬼就是白额头、黑眉毛、红嘴唇的男人。

她打铃把使女叫来，要她睡在她的房间里。

布里安小姐这天晚上在花房里走了很久，毫无结果地等待着一个人，她时而对什么人微笑，时而由于想象可怜的母亲责备她堕落而感动得流泪。

小公爵夫人埋怨使女没有把床铺好。害得她侧卧也不是，仰卧也不是。怎么都觉得难受，不灵便。她的肚子妨碍了她。而今天比任何时候更妨碍她，阿纳托利的出现，使她更生动地回忆起她没有怀孕时样样都是轻松愉快的时光。她身着短衣，头戴睡帽坐在圈椅里。卡佳睡眼惺忪，辫发散乱，一面叨唠着，一面第三次拍打和翻转沉重的羽毛褥子。

“我告诉过你，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疙疙瘩瘩，”小公爵夫人再三地说，“我倒乐意睡着呢，又不是我的错。”她像个要哭的孩子似的声音发颤。

老公爵也没有睡。吉洪在睡意矇眬中听见他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哼哧着鼻子。老公爵觉得他为女儿受了侮辱。最使他受不了的是，受辱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别人，是他钟爱得甚于爱自己的女儿。他对自己说，他要重新考虑这全部问题，找一个正确的、合理的办法，但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更把自己激怒了。

“遇见第一个男人就把父亲，把一切全都忘了，跑到楼上梳洗打扮起来，摇起尾巴，现出了原形！甘愿抛弃父亲！我心中有数，这她是知道的。呸……呸……呸……难道我没有看见这个混小子一个劲地看布里安（应当把她赶走）！她真的连这个也看不出，一点自尊心都没有了！你自己没有自尊心也罢，至少也得顾着我的面子。应当告诉她，那个蠢东西心里并没有她，他一个劲地看布里安。她没有自尊心，我要告诉她这一点……”

对女儿说，她错了，阿纳托利想追求布里安，老公爵知道，这样就会刺伤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自尊心，他的心事（不愿跟女儿分离）也就解决了，想到这里，他感到自慰。他把吉洪叫来，开始脱衣裳。

“真倒霉，他们干吗来！”当吉洪把睡衣从头上套到他那干瘦的、胸口长满花白汗毛的老人身上的时候，他想，“我没有请他们。他们来看看我的生活。我没有几天活头了。”

“滚他妈的！”他的头还套在睡衣里的时候，他说。

吉洪知道公爵时常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所以虽然看见公爵的脸从睡衣里钻出来，露出疑问和气愤的目光，他仍然面不改色。

“他们睡了吗？”公爵问。

吉洪像所有的好仆人一样，凭着嗅觉就知道主人在想什么。他猜出这是问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

“已经睡了，灯也熄了，大人。”

“不好，不好……”公爵很快地说，他把脚伸进拖鞋里，手伸进睡衣里，向他睡的躺椅走去。

虽然阿纳托利和布里安小姐之间没有通过话，可是对于那可怜的母亲出现之前的恋爱史的第一回，他们彼此是完全了解的，他们也了解他们有很多话要在背地里谈，所以一清早就寻找单独会面的机会。当公爵小姐照平日的时刻去见父亲时，布里安小姐就在花房里和阿纳托利会面了。

这天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书房门口走去时，心跳得特别厉害。她感觉到，不仅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就要决定她的命运，而且知道她心中正想这件事。从吉洪的脸上，从那个去取热水、路过走廊时碰见她并向她深深鞠躬的瓦西里公爵的侍仆脸上，她都看出了这种表情。

老公爵这天早晨对女儿特别和蔼而且态度慎重。玛丽亚公爵小姐十分清楚这种慎重从事的神情。每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弄不懂算题，他气得紧握干瘦的手，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开，一连好几次低声重复同一句话的时候，他脸上就出现这种神情。

他立刻谈起正事，并且客气地称呼“您”。

“有人家向我提亲了，”他不自然地微笑着说，“我想您已经猜到了，”他接着说，“瓦西里公爵到这儿来，把他的学生也带了来（不知为什么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管阿纳托利叫学生），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得美。昨天他们向我提亲。您是知道我的规矩的，这个我要问您了。”

“我应当怎样理解您的意思，爸爸？”公爵小姐脸色一红一白地说。

“怎么理解！”父亲愤怒地呵斥，“瓦西里公爵选中你当他的儿媳妇，替他的学生向你求婚。就是这么理解。怎么理解？！这我就要问你了。”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爸爸。”公爵小姐低声说。

“我？我？我有什么？用不着管我。又不是我出嫁。您有什么意见，这是我要知道的。”

公爵小姐看出父亲不乐意这件事，然而就在这一刻，她想到她一生的命运要么现在就决定，要么就永远地错过了机会。她垂下眼帘，避开父亲的目光，她觉得在他的目光下不能思索，只能习惯地惟命是从，她说：

“我只愿遵照您的意思去做，”她说，“如果要我表示自己的愿望的话……”

她没有来得及说完。公爵打断了她的话。

“好极了！”他喊道，“他要你是连同嫁妆一起要，顺便也把布里安小姐带走。她当夫人，而你……”

公爵停住了。他看出这句话在女儿身上发生的效果。她低下头，就要哭出来了。

“算了，算了，我是说笑话，我是说笑话，”他说，“要记住一样，公爵小姐：我遵守这个原则：姑娘有挑选女婿的充分权利。我给你自由。要记住一样：你一生的幸福就要看你这次的决定了。不必管我。”

“可是我不知道……爸爸。”

“不必管我！他禀承父命，他可以娶你，也可以娶任何人；而你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你回自己房里考虑一下吧，一小时后来见我，当着他的面告诉他：行还是不行。我知道你是要祈祷的，那你就祈祷吧。不过要好好想想。去吧。”

“行还是不行，行还是不行，行还是不行！”公爵小姐像坠入雾中，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书房，而他还在大声地说。

她的命运决定了，而且幸福地决定了。但是父亲说的关于布里安小姐的那些话，却是可怕的暗示。就算不是真的，但仍然是可怕的，她不能不想这件事。她穿过花房一直往前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可是忽然间，耳熟的布里安小姐的低语声使她猛醒过来。她抬起眼睛，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看见了阿纳托利，他搂着那个法国姑娘，正向她低声说话。阿纳托利那张俊秀的脸露出可怕的表情，他望望玛丽亚公爵小姐，头一秒钟没有松开布里安小姐的腰，布里安小姐没有看见她。

“是谁？干吗来了？等一等！”阿纳托利的表情仿佛这样说。玛丽亚公爵小姐默默地望着他们。她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布里安小姐惊叫一声，逃跑了。阿纳托利仿佛请她一同来嘲笑这个奇遇似的，嬉皮笑脸地向玛丽亚公爵小姐鞠了一躬，耸耸肩，就向通往他的房间的门走去了。

一小时后，吉洪来叫玛丽亚公爵小姐。他叫她去见公爵，并且说，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公爵也在那里。吉洪进来的时候，公爵小姐正搂着泣不成声的布里安小姐在沙发上坐着。玛丽亚公爵小姐抚摸着她的头。公爵小姐那对美丽的眼睛依然那么安详，洋溢着光辉，脉脉含情地、怜悯地看着布里安小姐那俊俏的面庞。

“啊，公爵小姐，我永远失去您的欢心了。”布里安小姐说。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您，”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要为了您的幸福尽力做到我能做到的一切。”

“可是您会瞧不起我的，您是这么纯洁，您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情欲的魅力。啊，我的可怜的妈妈……”

“一切我都理解，”玛丽亚公爵小姐含着忧郁的微笑回答说，“您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去见父亲。”她说着就出去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走进书房的时候，瓦西里公爵带着深受感动的笑容坐在那儿，一只腿高高地架在另一只腿上，手里拿着鼻烟壶，看过去好像他的心肠完全软了，又仿佛他对自己这么多愁善感觉得又可怜又可笑。他连忙捏了一撮鼻烟送进鼻孔里。

“啊，亲爱的，亲爱的。”他站起来抓住她的两只手，说。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儿子的命运就握在您的手里了。您决定吧，可爱的、可亲的、温柔的玛丽，我一向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您。”

他走到一旁。他的眼睛真的流出了泪水。

“哼……哼……”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直哼哧鼻子。

“公爵代表他的学生……儿子，向你求婚。你愿不愿意做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的妻子？你说：行还是不行！”他大声嚷嚷道，“然后我要保留说出我的意见的权利。是的，我的意见也不过就是我的意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向瓦西里公爵转过身去，为了回答他那乞求的表情，又说了一句，“行还是不行？”

“我的愿望是，爸爸，永远不离开您，永远不跟您分开单过。我不想结婚。”她睁着一对美丽的眼睛向瓦西里公爵和父亲望了望，坚决地说。

“胡说，废话！胡说，胡说，胡说！”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皱着眉头，大声嚷嚷道。他抓住她的手，拉过来，没有去吻它，只是把自己的额头向她的额头低下去，轻轻地碰碰她，他握紧她的手，把她握得皱了皱眉头，叫了一声。

瓦西里公爵站起来。

“亲爱的，我要对您说，我永远、永远忘不了这一刻，但是，我亲爱的，让我们哪怕存有一线希望能够打动这颗善良忠厚的心吧。请您说说：也许……来日方长。您说吧：也许。”

“公爵，我说的全是我心里的话，我感谢您给我的荣幸，但是我永远不能做令郎的妻子。”

“那么就完了，亲爱的公爵。我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回去吧，公爵小姐，去吧，”老公爵说，“见到你，我非常、非常高兴。”他一面拥抱瓦西里公爵，一面重复地说。

“我的天职是另一种，”玛丽亚公爵小姐心里想，“我的天职是以另一种幸福为幸福，是以仁爱和自我牺牲的幸福为幸福。不论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要成全可怜的阿梅莉的幸福。她是那么热烈地爱他。她是那么热诚地忏悔。我要尽到一切努力成全他们两人的婚姻。如果他不富有，我给她钱，我要恳求父亲，恳求安德烈。如果她能成为他的妻子，我该多么幸福啊。她是那么不幸，流落异乡，孤苦零丁，无依无靠！我的天啊，她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她该是多么爱他。也许，我要是她，也会这样做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想。

六

罗斯托夫家里很久没有得到尼古卢什卡的消息，直到仲冬，伯爵才收到一封信，他从信封上地址的笔迹认出是儿子写来的。伯爵一接到信就慌张起来，极力不露声色，踮起脚尖跑到自己房里，关上门，读起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得知有信来（家中不管发生什么事，她全知道），就悄悄到伯爵那里，碰见他手里拿着信又是哭又是笑。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虽然光景好转，仍然住在罗斯托夫家里。

“我的好朋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悲哀地探问，并且准备不管怎样都同情他。

伯爵越发放声大哭了。

“尼古卢什卡……信……受了……伤……亲爱的……受了伤……我的好孩子……伯爵夫人……他升军官了……谢天谢地……怎么对伯爵夫人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他身旁坐下，拿出手绢来擦他脸上的泪水和滴在信上的泪水，又擦自己的眼泪，然后把信读了一遍，安慰伯爵，并且决定，在午餐后晚茶前，她先给伯爵夫人做些准备工作，如果上帝赐福，晚茶后再宣布一切。

全部午餐时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都在谈论有关战争的传闻，谈论尼古卢什卡。有两次问起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接到的，虽然她本来知道。她说，可能很快，也许就在今天，又要接到信了。每当这些暗示使得伯爵夫人心神不安，惊慌地时而望望伯爵，时而望望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最不引人注意地把话题引到琐事上去。娜塔莎是全家最善于体察人们的语气、眼神和神色的细微变化的人，从一开始吃饭，她就竖起了耳朵。她看出，在她的父亲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之间有什么事，有什么与哥哥有关的事，看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在做准备工作。娜塔莎虽然胆子很大（她知道她母亲对于凡是与尼古卢什卡的消息有关的一切是多么敏感），但她不打算在吃饭的时候提出问题，然而由于心中着急，整顿午饭她什么都没吃，不住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女教师责备她，她也不听。饭后，她一阵风似地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追去，在起居室里，她连跑带跳地扑到她的脖颈上。

“大妈，亲爱的，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我的乖孩子。”

“不，好大妈，亲爱的，非告诉我不可，我知道您有什么秘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摇摇头。

“你真是个机灵鬼，我的孩子。”她说。

“尼古连卡来信了吧？准是的！”娜塔莎看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脸上露出默认的表情，大声喊道。

“看在上帝分上，千万要当心：你要知道，这会把你妈妈吓坏的。”

“好的，好的，可是您得告诉我。不告诉？那我马上就去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三言两语对娜塔莎讲了讲信的内容，但附带条件是不许告诉任何人。

“君子一言为定，”娜塔莎一面画十字，一面说，“我谁都不告诉。”她说着，就立刻跑到索尼娅那里去了。

“尼古连卡……受伤了……有信来……”她得意洋洋地说。

“尼古拉！”索尼娅刚说出口，面色刷地一下变白了。

娜塔莎一见哥哥受伤的消息给索尼娅的印象，她这才感到这个消息十分悲哀的一面。

她向索尼娅扑过去，搂着她哭起来。

“轻伤，已经升为军官了。他现在很健康，自己写的信。”她含着眼泪说。

“可见你们女人家都爱哭，”彼佳说，他坚决地迈开大步在屋里走来走去。“哥哥这么出色，我很高兴，真的，我很高兴。你们就会哭！什么也不懂。”

娜塔莎含着泪笑了。

“你没有看信吗？”索尼娅问。

“没有看，可是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是军官了……”

“谢天谢地，”索尼娅画着十字说，“也许她骗你呢？咱们去找妈妈。”

彼佳一声不响在屋里踱步。

“我要是尼古卢什卡的话，我一定杀死更多的法国人，”他说，“这些家伙坏透了！我要杀他个尸骨堆成山。”彼佳继续说。

“住嘴，彼佳，你真是个大傻瓜！……”

“我一点不傻，谁为了一点小事就哭才傻呢。”彼佳说。

“你记得他吗？”沉默了一会儿，娜塔莎突然问。索尼娅笑了。

“我记不记得尼古拉？”

“不是的，索尼娅，你是不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一切都记得，”娜塔莎说，她尽力做手势，看样子，她想使她的话带有最郑重的意味，“连我也记得尼古连卡，我记得，”她说，“可是我不记得鲍里斯。完全不记得……”

“怎么？你不记得鲍里斯？”索尼娅奇怪地问。

“并不是说不记得，——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可是不像记得尼古连卡那样记得他。我一闭眼就记起尼古连卡，而鲍里斯就记不起（她闭上眼睛），记不起，一点也记不起！”

“唉，娜塔莎！”索尼娅不望女友，热情而严肃地说，好像她认为娜塔莎不配听她要说的话，又好像她这话是对另外一个不能与之开玩笑的人说的，“我一旦爱上了你哥哥，就爱一辈子，不论是他或者是我发生什么事，永不变心。”

娜塔莎瞪起一对好奇的眼睛，惊奇地望着索尼娅，她沉默了。她觉得索尼娅说的是实话，她说的那种爱情是有的，但是娜塔莎还没有体验过这种爱情。她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不理解。

“你要给他写信吗？”她问。

索尼娅沉思起来。给尼古拉写什么，有没有必要写信，这是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军官，是挂彩的英雄，在这个时候她来让他想起她，好像让他想起对她负有什么责任似的，是否合适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写，我就写。”她红着脸说。

“你给他写信不害臊吗？”

索尼娅微笑了。

“不害臊。”

“给鲍里斯写信，我觉得怪害臊的，所以我不写。”

“为什么害臊呢？”

“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怪不好意思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害臊，”被娜塔莎方才的话惹恼了的彼佳说，“因为她爱上了那个戴眼镜的胖子（彼佳是说那个和他同名的，新近当上伯爵的别祖霍夫），又爱上那个歌唱家（彼佳是说那个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籍教师），所以她害臊。”

“彼佳，你这个蠢货。”娜塔莎说。

“并不比你更蠢，亲爱的。”年仅九岁的彼佳说，他俨然像一个年迈的将军。

由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午餐时做了许多暗示，伯爵夫人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她回到自己房里，坐在安乐椅里，目不转睛地瞧着绘制在鼻烟壶上的儿子的肖像，泪水不住地涌出眼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拿着信蹑手蹑脚走到伯爵夫人门前，停下来。

“不要进来，”她对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的老伯爵说，“等一会儿。”她关上了门。

伯爵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细听屋里的动静。

起先他听见平静的说话声，然后只有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个人长篇大论的说话声，然后是一声大叫，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又是两个人一齐用喜悦的声调说话，然后是脚步声，接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给他打开了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那副骄傲的神情，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做完了一桩困难的手术后，请大家进来欣赏他的精湛技艺似的。

“好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得意扬扬地指着伯爵夫人对伯爵说。这时伯爵夫人一手拿着有儿子肖像的鼻烟壶，一手拿着信，她一会儿吻鼻烟壶，一会儿吻信。

她一见伯爵，就向他伸开双臂，搂着他的秃头，她越过秃头又看起信和肖像来，她轻轻推开秃头，又把嘴唇贴到信和肖像上。薇拉、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都进来了，大家开始读信。信中简短地叙述了一下行军、尼古卢什卡参加的两次战斗，擢升为军官，然后提到他吻爸爸妈妈的手，请他们祝福他，他还吻薇拉、娜塔莎、彼佳。此外，他向谢林先生问候，还向肖斯太太、向乳母问候，此外，他请求代他吻亲爱的索尼娅，他说他还是那样爱她，还是那样想念她。索尼娅听到这里，羞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受不住向她投来的目光，向大厅跑去，她跑着，旋转着，衣裳鼓得像气球似的，她满脸通红，面带笑容，坐在地板上了。伯爵夫人哭泣着。

“您哭什么，妈妈？”薇拉说，“他信中所说的都是叫人高兴的事，不应该哭啊。”

她说的完全对，但是伯爵、伯爵夫人、娜塔莎，都用责备的眼光望着她。“她到底像谁啊！”伯爵夫人想。

尼古卢什卡的信被人们读了几百遍，那些自认有资格听听信里写了什么的人，都得去公爵夫人那里，因为她把信握在手中不放。家庭教师、乳母、米坚卡、还有一些熟人都来过，伯爵夫人一次又一次地念信，每次都怀着新的乐趣，每次从信中都发现尼古卢什卡的新的美德。多么奇怪，多么不寻常，多么令人喜悦，她的儿子——二十年前在她肚子里微微蠕动着小手、小脚的儿子，先学会说“梨”，后学会叫“奶奶”的儿子，现在居然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在人地生疏的异邦，没有人帮助和指导，独自一人做出了男子汉的事业。开天辟地以来的经验就说明，孩子从摇篮开始，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的，但这个经验在伯爵夫人心目中并不存在。她的儿子每个时期的成长都使她觉得不寻常，就好像千百万人从来没有这样长大似的。正像二十年前她难以相信那么一个曾活在她心脏下面某处的小东西，到一定时候就会哭，会吃奶，会说话，同样，现在，从这封信看来，她难以相信那个小东西会成为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子汉，会成为人们和子孙们的模范。

“多么优美的文体，描写得多好！”她读到信中描写的部分，说，“多么高尚的灵魂！关于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只字不提！只提一个叫杰尼索夫的人，而他一定比谁都勇敢。关于自己受的艰难困苦一点都没有写。多么好的心肠！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所有的人他都记在心上！他谁都没有忘记。我常说，他还是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常说……”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准备，信的草稿打好了，然后把全家给尼古卢什卡的几封信誊写一遍，在公爵夫人亲自监督和公爵的关怀下，置办一些必需的东西，筹措一笔新任军官的服装和装备的费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讲求实际的女人，她连和儿子通信都能在军队中托到人情。她可以把信寄到统率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87]那里。罗斯托夫家的人以为，国外俄国近卫军是一个固定的通信处，如果把信寄到统率近卫军的大公那里，没有理由不送到就近的保罗格勒团部。因此他们决定把信和钱都通过大公的信差送到鲍里斯那里，鲍里斯一定会转交尼古卢什卡。信有老公爵的、公爵夫人的、彼佳的、薇拉的、娜塔莎的、索尼娅的，最后，还有伯爵给儿子的置装费和购买各种东西的六千卢布。

七

十一月十二日，在奥尔米茨附近扎营的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准备次日接受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的检阅。刚从俄国开来的近卫军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等待次日十时前径往奥尔米茨阅兵场参加检阅。

就在这一天，尼古拉·罗斯托夫接到鲍里斯的信，信中通知说，伊兹梅洛夫团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鲍里斯在等他前去取信和钱。这正是罗斯托夫特别需要钱的时候，因为部队作战归来，驻扎在奥尔米茨附近，营盘里挤满了随军小贩和奥地利籍犹太商人，他们准备了琳琅满目的货物。保罗格勒团连日来每天举行宴会，庆祝因功受奖，他们骑马到奥尔米茨拜访刚到那里的匈牙利女人卡罗利娜，她在那里开设一间有女招待服务的酒馆。罗斯托夫前些日子曾庆祝他晋升为骑兵少尉，从杰尼索夫手中买了一匹名叫“贝杜英”的战马，因此负了一身债——欠同事和随军小贩的。罗斯托夫接到鲍里斯的信，就和一个同事骑马到奥尔米茨，在那里吃了饭，喝了一瓶酒，然后一个人到近卫军营盘找童年的伙伴去了。罗斯托夫还没来得及换军官服装。他穿的是一件破旧的、佩戴士兵十字肩章的士官生上衣，一条同样破旧的、裤裆衬的皮子磨光了的马裤，腰间挎着一把带穗的军刀。他骑的马是在行军中向一个哥萨克买来的顿河马，揉皱了的骠骑兵帽剽悍地向后歪戴着。他驰到伊兹梅尔团营地时，心里想，他要使鲍里斯和他的同事看见他这副久经沙场的战斗的骠骑兵的神气大吃一惊。

在全部行军中，近卫军一路游山逛水，炫耀着自己的整洁和纪律。每天的行程很短，背囊有大车来运输，奥地利当局沿途给军官们准备了极好的伙食。团队奏着军乐出入市镇。奉大公的命令，整个行军（近卫军以此为骄傲）都是齐步走，军官也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徒步行进。在全部行军期间，鲍里斯起居行止都和现在已经当连长的贝格在一起。在行军中取得连长职务的贝格，由于他的勤勉和细心，已经博得长官的信任，他在处理自己的钱财方面也很有办法。鲍里斯在行军中结识了很多对他有用的人，通过皮埃尔的介绍信，他认识了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他希望通过他在总司令部谋个位置。贝格和鲍里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一天的行军疲劳已经休息过来，这时他们坐在分配给他们的房间里一张圆桌前下棋。贝格在两膝之间握着点燃的烟斗。鲍里斯以他特有的精细用又白又细的手把小卒摞成小金字塔形，他望着贝格的脸，等待对手走棋，看来他是在想那盘棋，因为他向来只想他正在做的事情。

“走啊，看您怎么逃掉？”他说。

“尽力试试吧。”贝格回答说，他动了动小卒，又把手放下。

这时门打开了。

“原来他在这儿！”罗斯托夫喊道，“贝格也在这里！你这家伙，彼提赞房，阿列库舍多米尔！[88]”他大喊大叫地重复乳母的话，这是他和鲍里斯以前常常拿来寻开心的话。

“我的天啊！你变得好厉害！”鲍里斯起身向罗斯托夫迎过去，他虽然站起来，但仍然没有忘记把碰倒的棋子扶起来放好；他想拥抱他的朋友，可是尼古拉躲开了他。尼古拉怀着童年时代的特别感情，这是一种最怕落俗套的感情。他不愿学别人的样子，而想用新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感情，千万别像老一辈人那样往往来一套虚情假意的动作。所以尼古拉和老朋友会面时想来个特别的：他想捏鲍里斯一把，捅他一下，可就不要像一般人见面时那样接吻。可是鲍里斯却不然，他平静、友善地抱着罗斯托夫吻了三下。

他们差不多半年不见了。两人都是初次涉足人生道路的年轻人，因此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很大的变化，是他们初次涉足的那个社会的非常鲜明的反映。自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两人都有很多变化，两人都想快些向对方表现他们内心的变化。

“嘿，你们这些该死的花花公子！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好像刚从舞会上回来似的，不像我们这些有罪的大兵，”罗斯托夫摆出军人的派头，指了指他那条溅满泥巴的马裤，用他那使鲍里斯觉得新鲜的男中音说。

德意志女主人听见罗斯托夫大喊大叫地说话，从门口探进头来。

“怎么样，挺漂亮吧？”他挤了挤眼说。

“你干吗嗓门这么大？把他们吓坏了。”鲍里斯说。“我没料到你今天会来，”他又说，“昨天我才托一个熟人——库图佐夫的副官博尔孔斯基把信转给你。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把信送到了……你怎么样？已经上过阵了？”鲍里斯问。

罗斯托夫没有回答，他抖了抖系在军服滚绦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勋章，指了指他那扎着绷带的胳膊，微笑着看了看贝格。

“你自己看嘛。”他说。

“嗬，了不起，了不起！”鲍里斯微笑着说，“我们这次行军也够美的。你知道，皇太子骑着马经常跟着我们的团，因此我们到处得到方便，占尽了便宜。在波兰受到多么好的招待，多么好的宴会和舞会——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皇太子待我们军官好极了。”

于是两个朋友互相倾诉起来——一个讲骠骑兵的纵酒作乐和战斗生活，另一个讲在皇室大员手下服务的甜头和好处，等等。

“近卫军！”罗斯托夫说，“我说，派人去买瓶酒来。”

鲍里斯皱了皱眉头。

“如果你一定要喝的话。”他说。

他走到床头，从干净的枕头底下取出钱包，吩咐人去打酒。

“对了，把你的钱和信交给你吧。”他又说。

罗斯托夫把钱扔到沙发上，拿起信，两肘支着桌子，开始读起来。他读了几行，恶狠狠地瞅了贝格一眼，遇到贝格的目光后，罗斯托夫用信遮住自己的脸。

“真给您寄了不少的钱，”贝格望着沉甸甸的、把沙发压得陷下去的钱包，说，“可是我们只靠薪水凑合着过日子，伯爵。我给您说说我的景况……”

“我说，贝格，亲爱的朋友，”罗斯托夫说，“要是您接到家信，或者您遇到亲人，您要向他打听一切情况，我要是在场的话，我一定立刻走开，为了不致打扰您。您听我说，请您走开，随便到哪儿，随便到哪儿……见你的鬼去吧！”他大喊一声，随即又抓住他的肩膀，和蔼地看着他的脸，看来，他是想极力缓和一下他的粗暴的语言，又说：“您是知道的，请不要生气，亲爱的，我是对老朋友说真心话。”

“哎呀，算啦，伯爵，我完全懂得。”贝格站起来，用喉音低声说。

“您到房东那儿去吧，他们请您了。”鲍里斯插嘴说。

贝格穿上一尘不染的常礼服，对着镜子把鬓角梳得像亚历山大一世的鬓角一样往上翘着，他从罗斯托夫的眼神看出，他的常礼服被他注意到了，于是含着愉快的微笑走出屋去。

“咳，我简直是畜生，真的！”罗斯托夫一面读信，一面说。

“怎么啦？”

“咳，我简直是头猪，真的，我一封信都没写，把他们都吓坏了。咳，我简直是头猪！”他忽然脸红了，重复说。“喂，派加夫里洛打酒去吧！好，咱们喝他一杯！……”他说。

在父母的信中，附有一封致巴格拉季翁公爵的介绍信，这是老伯爵夫人依照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忠告，托熟人弄来寄给儿子的。老伯爵夫人嘱咐他务必送到地方，好好利用它。

“真是胡闹！我哪儿用得着这个。”罗斯托夫说着把信扔到桌子底下。

“你为什么扔掉？”鲍里斯问。

“一封什么介绍信，我要这信干吗！”

“怎么说要这信干吗？”鲍里斯拾起信来，一面念着署名，一面说，“这封信对你很有用。”

“我什么也不需要，谁的副官我都不当。”

“为什么？”鲍里斯问。

“侍候人的差使！”

“我看，你仍然是个幻想家。”鲍里斯摇摇头，说。

“你仍然是个外交家。可是问题不在这儿……谈点别的吧，你怎么样？”罗斯托夫问。

“就像你看见的这样。直到现在一切都很好，可是说老实话，我真想、非常想谋一个副官的位置，不上前线。”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在军界混事，就要尽可能争个光辉前程。”

“哦，原来这样！”罗斯托夫说，他显然在想别的。

罗斯托夫用疑问的目光盯视着朋友的眼睛，看来，他心中有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加夫里洛老头打酒回来了。

“现在要不要去叫阿尔方斯·卡尔雷奇[89]？”鲍里斯说，“他陪你喝，我不行。”

“去叫，去叫！这个德国佬怎么样？”罗斯托夫露出轻蔑的微笑，说。

“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又正直又讨人喜欢。”鲍里斯说。

罗斯托夫又一次定睛看了看鲍里斯，叹了口气。贝格回来了，三个军官对着一瓶酒，谈话变得热闹了。两个近卫军军人向罗斯托夫讲他们的行军，讲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国外受到怎样隆重的接待，讲他们的司令官大公的言行，讲他怎样仁慈和暴躁的笑话。贝格像平时一样，当所谈的问题与他无关时，他一语不发，可是讲到大公发脾气的笑话，他就津津有味地谈起他在加利西亚和大公有一场谈话，当时大公在各团巡视，为了一件犯规的行动暴跳起来。他面带愉快的笑容说，盛怒的大公骑马来到他跟前，喊道：“阿尔瑙人[90]！”（“阿尔瑙人”是皇太子发怒时爱说的口头语，）他要传见连长。

“您信不信，伯爵，我一点不怕，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告诉您吧，伯爵，不是吹牛，我敢说，发给本团的命令我记得滚瓜烂熟，操典也背得像背‘我们在天上的父[91]’一样熟。因此，伯爵，我那个连没有一点疏忽的地方。所以我心安理得。我走了出来，（贝格站起身来，表演他参见上司时怎样举手敬礼。真的，很难表现出比他脸上表现的更大的恭敬和得意的神情了。）于是，正如常说的，他训起我来，训呀，训呀，正如常说的，拼死命地训：又是‘阿尔瑙人’，又是‘鬼东西’，又是‘发配西伯利亚’。”贝格带着机灵的笑容说，“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我一言不发，您说对吧，伯爵？‘你怎么啦，是哑巴吗？’他喊道。我还是不言不语。您猜怎么样，伯爵？第二天在命令中连提都没有提，这就是镇静的作用！就得这样，伯爵。”贝格一面说，一面点上烟斗，吐出一个个的烟圈。

“嗯，有两下子。”罗斯托夫含笑说。

可是鲍里斯看出罗斯托夫要取笑贝格了，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他请罗斯托夫讲讲他是怎样、在何处受的伤。这使罗斯托夫很愉快，他讲起来，而且越讲越兴奋。他向他们讲申格拉本一战，完全像参加大战役的人通常讲大战役那样，就是说，他们所讲的都是他们希望发生的，是他们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是最动听的，而完全不是实际发生的。罗斯托夫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他决不会有意说谎。开始的时候，他力求讲得真实，可是不知不觉，而且不可避免地，说起谎来。面对着跟他自己一样多次听过冲锋的故事、对冲锋已经有固定的概念、正希望听到这样的故事的听众，如果只讲真情实况，他们就会不相信他所讲的，或者更糟，他们会以为罗斯托夫没有遇到通常骑兵冲锋会遇到的情况，是罗斯托夫的过错。他不能向他们讲得这么简单，说大家一齐纵马狂奔，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脱了臼，拼命向树林里跑以逃脱法国人的追击。况且，要想讲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得努力控制自己，只讲发生过的事。讲真实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年轻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听到的故事是：他怎样像一团火，完全忘掉自己，一阵风似的向敌人的方阵扑过去；他怎样冲进去，左一刀右一刀地砍杀；军刀怎样尝到了肉味，他怎样累得筋疲力尽，跌下马来，如此等等。他给他们讲的正是这些。

讲到中间，他正说“你想象不出，在冲锋的时候，你体验到一种多么奇异的疯狂感觉”的时候，鲍里斯等待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走进屋来。安德烈公爵喜欢摆出对年轻人庇护的态度，以别人求他帮助为荣。他对昨天善于讨他欢喜的鲍里斯抱有好感，想满足这个年轻人的愿望。他是奉命把库图佐夫的公文送到皇太子那里去的，顺便来看这个年轻人，希望单独会见他。走进屋来，他看见正在讲述战绩的前线骠骑兵（安德烈公爵最讨厌这种人），他亲热地向鲍里斯微笑一下，然后眉头微皱，眯细着眼睛看了看罗斯托夫，向他微微一弯身，就疲倦地、懒洋洋地坐到沙发上了。碰到他不喜欢的人在场，他心里很不舒服。罗斯托夫看出这一点，他的脸红了。但这对他也无所谓：反正这是一个陌生人。可是他瞥了鲍里斯一眼，看出鲍里斯仿佛为他这个前线骠骑兵害臊似的。尽管安德烈公爵嘲讽的腔调令人讨厌，尽管罗斯托夫以他那战斗部队的观点对参谋部的小副官统统看不起（这个刚进来的人显然属于这一类人），罗斯托夫却感到狼狈不安，满脸通红，他默不作声了。鲍里斯问参谋部有什么消息，在许可的范围内打听一下军事动向。

“大概要继续前进。”博尔孔斯基答道，看样子，他不愿当着外人多谈。

贝格抓住机会毕恭毕敬地问，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将要加倍地发给连长粮秣费。安德烈公爵对这个问题微笑着回答，对如此重大的国家法令，他不能发表意见，于是贝格高兴地哈哈笑起来。

“关于您的事，”安德烈公爵又向鲍里斯转过脸来，“咱们以后再谈，”他说着向罗斯托夫瞟了一眼，“检阅完了以后，您来找我，只要有可能，我们一切都办到。”

他环顾一下房间，向罗斯托夫转过身来，他对罗斯托夫由孩子气的无法克服的窘态变为恼怒，他连睬都不睬，说：

“您似乎在讲申格拉本一战，是吧？您参加了？”

“我参加了。”罗斯托夫愤怒地说，仿佛想用这句话侮辱这个副官。

博尔孔斯基看出这个骠骑兵的心理，觉得很有意思。他神情略带轻蔑地微微一笑。

“是啊！关于这一战现在流传着不少的故事。”

“是不少！”罗斯托夫大声说，他忽然用变得狂怒的目光时而看看鲍里斯，时而看看博尔孔斯基，“故事不少，可都是我们的故事，是那些曾经冒着敌人的炮火的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有分量的，不是那些坐在参谋部无所事事、只知道领奖的大少爷的故事。”

“您认为我也是这类人吧？”安德烈公爵心平气和、特别愉快地微笑着说。

一种愤怒的奇异感觉，以及对此人的镇静的尊敬，这时在罗斯托夫心中交织在一起。

“我不是说您，”他说，“我不认识您，老实说，我也不愿认识您。我是说一般的参谋人员。”

“我要告诉您，”安德烈公爵用平静的、威严的声音打断他的话，“您想侮辱我，我可以同意，如果您对自己没有足够的尊敬，侮辱我是容易做到的。可是您得同意，在这方面，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极糟。在最近一两天内，我们大家都要进行一场更为严重的大决斗，此外，德鲁别茨科伊[92]说，他是您的老朋友，我的面孔使您讨厌，完全不是他的过错。不过，”他起身说，“您会知道我的姓名，也会知道上哪儿能找到我。但是不要忘记，”他又说，“不论是我还是您，我不认为是受了侮辱，作为一个比您年岁大的人，我劝您把这件事搁下。好，星期五检阅完了以后，我等您，德鲁别茨科伊，再见。”安德烈公爵结束了自己的话，对两个人鞠了一躬，就出去了。

他走后，罗斯托夫才想起应当怎么回答他。因为忘了说这些话，他更加生气了。罗斯托夫立刻吩咐备马，冷淡地向鲍里斯告别后，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明天到司令部向这位装模作样的副官挑战呢，还是真的把这件事放下不管？——这个问题烦恼了他一路。一会儿他想，他要是看见这个矮小体弱的、骄傲的人在他的手枪瞄准下惊慌的神情，他该多么高兴，一会儿他又奇怪地觉得，在他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像这个他如此憎恨的副官使他那么希望成为他的朋友的。

八

鲍里斯和罗斯托夫会面的第二天，奥军和俄军举行了一次检阅。参加检阅的俄国军队有刚从俄国开到的和在库图佐夫统率下出征归来的军队。两位皇帝——俄皇偕皇太子，奥皇偕大公，检阅八万盟军。

从一清早起，装束得漂亮整洁的军队就在移动，在要塞前面的空场上整队。一会儿，成千只脚和刺刀跟着飘展的旗帜移动着，按照军官的口令时停时走，绕过别的制服不同的步兵队伍，转到别处，留着间隔列队。一会儿，响起了有节奏的马蹄声和金属碰击声，这是穿蓝色、红色、绿色的华丽服装的骑兵骑着乌黑、火红、青灰等色的马匹跟在穿绣花衣服的军乐队后面走来了。一会儿，炮队颤动着擦得闪亮的大炮，震响炮身上的铜件，散发着火绳气味，慢慢地开到指定地点。将军们都穿着全副检阅制服，或粗或细的腰身扎得无可再紧，硬领托着发红的脖颈，身上佩着绶带和全部勋章；军官们头上都擦了油，穿得很讲究，士兵们人人都有一副朝气勃勃、认真洗过和刮过的面孔，人人都把兵器擦得光亮光亮的，每匹马都养得像绸缎般闪光，湿润的马鬃都梳得一丝不乱。无论将军、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觉得正在完成一件非同小可的、重大的、庄严的事情。每位将军和士兵都意识到自己是沧海一粟，因而感到自己渺小，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感到自己强大。

从一清早就开始紧张的忙碌和努力，直到十点钟一切才就绪。在宽阔的空场上排开了队形。全军列成三个横队：前面是骑兵，后面是炮兵，再后面是步兵。

横队与横队之间留有街道似的间隔。三部分军队——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保罗格勒团在前面横队的右翼），新从俄国开来的军队和近卫团，以及奥军，彼此截然不同。但他们都站在同一横队中，接受统一的指挥，保持同一队形。

一阵激动的低语声像风吹树叶似地掠过：“来了！来了！”传出吃惊的声音，整个军队掀起一阵忙乱的波浪——作最后的准备。

从前面奥尔米茨那边出现一簇渐渐移近的人群。虽然是无风的天气，这时却有一阵微风掠过部队头上，长矛上的小旗微微拂动，飘展的军旗拍打着旗杆。人们觉得，这轻微的动作是军队欢迎两位皇帝的表示。只听得一声：“立正！”然后就像公鸡报晓似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地重复着这同样的声音。接着一切都静下去了。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出得得的马蹄声。这是两位皇帝的侍从。两位皇帝骑马来到队伍的一翼，第一骑兵团的号手吹起大进行曲。仿佛不是号手在吹奏，而是军队本身为皇帝驾临而欢欣鼓舞，自然而然地发出这些乐声。从这些乐声中，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亚历山大皇帝的年轻的亲热的声音。他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于是第一团高呼：“乌拉！”这声欢呼是那么震耳，那么经久不息，那么欢喜若狂，连官兵自己都被他们所构成的那个巨大集体的人数和力量慑服了。

罗斯托夫站在库图佐夫军队的前列，沙皇首先来到这里。罗斯托夫这时所体验的感情，跟这支军队中每一个人体验到的相同——这是一种忘我的、对强大力量的自豪，对那个为之举行这番盛典的人的热烈倾心的感情。

他觉得，只要那个人说句话，这个庞大的集体（他自己是其中一颗小小的沙粒）就会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死，或者去做最伟大的英雄事业，所以一想到他就要说出这句话，他就不能不战栗，心脏就不能不停止跳动。

“乌拉！乌拉！乌拉！”四面八方震天动地地喊起来，一个团队跟着一个团队奏起大进行曲欢迎沙皇，然后又是“乌拉！”又是大进行曲，又是“乌拉！”“乌拉！！”喊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高，融成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沙皇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那里的团队像没有生命的物体一般不响不动；只要他一走到那里，团队就活跃起来，轰鸣起来，跟沙皇已经走过的整个横队的轰鸣汇合起来。在这震耳欲聋的可怕的喊声中间，在这仿佛石头一般一动不动的方队中间，有几百名骑马的侍从随随便便，但是整整齐齐，特别是自由自在地走过，走在他们前头的两个人就是两位皇帝。这一大群人的压在内心热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

年轻英俊的亚历山大皇帝穿着骑卫军制服，戴一顶前檐伸出的三角帽，他那令人愉快的面孔，他那虽然不高但是清亮的声音，吸引住了所有的人。

罗斯托夫站在离号手不远的地方，他那双锐利的眼睛老远老远就认出了皇上，注视着他的到来。当皇上走到离尼古拉二十步的地方，他清清楚楚、仔仔细细观看了皇帝那副俊美、年轻、快乐的面孔，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柔情和狂喜。皇上的一举一动，他的每一个特征在尼古拉看来都是迷人的。

沙皇走到保罗格勒团前面停下来，用法语对奥皇说了句什么话，并且露出了笑容。

一见那笑容，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由得微笑起来，他感到他对皇上的爱有如最强烈的潮涌。他想用一种方法来表示对皇上的热爱。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使他直想哭。沙皇召见了团长，对他说了几句话。

“我的天啊！要是皇上对我说话，我会怎么样啊！”罗斯托夫想，“我会幸福死的。”

沙皇转身对军官们说：

“诸位，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罗斯托夫觉得每一个字都好似来自天庭的声音）。”

罗斯托夫想，如果他现在就能为自己的皇上效死，那该多么幸福啊！

“你们已经得到许多圣乔治军旗，你们今后要对得起这些军旗。”

“只有效死，为他而死！”罗斯托夫想。

沙皇还说了一些话，罗斯托夫没有听清楚，这时士兵们用尽气力喊起“乌拉！”

罗斯托夫俯在马鞍上，也用尽全力喊起来，他觉得，只要能充分表达他对皇上的欢喜，他愿意喊破嗓子。

沙皇在骠骑兵面前站了几秒钟，仿佛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

“皇上怎么会犹豫不决？”罗斯托夫想，可是后来，连这个犹豫不决也像沙皇的一切作为一样，使罗斯托夫觉得是庄严的和令人神往的。

沙皇的犹豫只持续了一瞬间。他用穿着当时流行的又尖又瘦的皮靴的脚碰了碰他骑的剪尾枣红马的后腿窝，戴白手套的手揽起缰绳，于是他向前移动了，一片浩浩荡荡的副官海洋伴随着他。他一面走一面不时地在各团前面停留一下，越走越远，最后，罗斯托夫只能从簇拥着皇帝的侍从中间看见他那帽子上的白羽毛了。

在侍从中间，罗斯托夫也看见了懒懒散散、松松垮垮地骑在马背上的博尔孔斯基。罗斯托夫回忆起他们昨天的争吵，于是想到一个问题：应当不应当向他挑战。“当然不应当啦，”罗斯托夫这时想……“在目前这个时刻，这件事情还值得去想，去提吗？在感情中充满了爱、喜悦和自我牺牲的时刻，我们之间的争吵和冒犯还算得了什么？！现在我爱所有的人，原谅所有的人。”罗斯托夫想。

沙皇走过几乎所有的团队以后，军队开始从他面前进行分列式。罗斯托夫骑着刚从杰尼索夫手中买来的贝杜英，在连队的后尾，也就是说，他独自一人，完全在沙皇的视线以内，走了过去。

在没有走到沙皇面前的时候，优秀的骑手罗斯托夫刺了他的贝杜英两下，竟然幸运地使它迈出它兴奋时常走的猛烈的快步。贝杜英仿佛也觉察到皇帝向它投来的目光，它把冒着白沫的嘴弯到胸前，抬起尾巴，仿佛脚不着地在空中飞腾似的、优美地高高迈起脚步，威武地走过去。

而罗斯托夫本人，向后伸着腿，收紧肚子，觉得自己和马已经成为一体，他紧皱眉头，而表情却是幸福的，正像杰尼索夫所说，魔鬼似的从皇帝面前驰过去。

“保罗格勒团官兵真是好样的！”沙皇说。

“我的天啊！如果他命令我马上就跳进火里，我该多么幸福。”罗斯托夫想道。

检阅完了后，新来的军官和库图佐夫部下的军官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开始谈论奖赏，谈论奥军和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战线，还谈论波拿巴，谈论他眼看就要倒霉，特别是埃森军团即将开到，普鲁士也要加入我们这边，他就更糟了。

但在每群人中间，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亚历山大皇帝的事，人们传诵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因他而狂喜。

人人只有一个愿望：在皇帝率领下尽快出击敌人。由皇帝亲自指挥，任何敌人都能战胜，罗斯托夫在检阅后这样想，大多数军官也这样想。

检阅之后，比打了两次胜仗之后对胜利的信心更足了。

九

检阅后的第二天，鲍里斯穿上最好的制服，带着同事贝格对他的一帆风顺的祝愿，到奥尔米茨找博尔孔斯基去了。他指望利用博尔孔斯基的厚爱，给自己谋一个最好的位置，特别希望谋一个他认为军队中最令人羡慕的要人手下的副官职务。“罗斯托夫有一个一次就寄给他万把卢布的父亲，他当然可以说他谁都不巴结，不愿做任何人的听差；而我除了自己的脑袋就一无所有，必须给自己谋一个好前程，机会不可放过，要好好利用它。”

这一天，他在奥尔米茨没有碰见安德烈公爵。但在奥尔米茨驻扎着大本营、外交使团，还住着两位皇帝和他们的侍从——御前大臣和亲信，这幅图景，更加强了他想置身于这个上层社会的欲望。

他连一个人也不认识，尽管他穿着讲究的近卫军制服，但所有那些佩戴着羽饰、绶带、勋章，坐着马车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显贵、御前大臣和军人，比起他这个近卫军小军官来是那么高不可攀，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不可能注意他这个人的存在。他到总司令库图佐夫的驻地打听博尔孔斯基，这里所有的副官，甚至勤务兵，都对他翻白眼，仿佛要他知道，像他这样往这里跑的军官太多了，简直使他们腻烦极了。虽然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第二天，十五日，午饭后他又去奥尔米茨，走进库图佐夫的住处打听博尔孔斯基。这次安德烈公爵在家，鲍里斯被引进一个大厅，这里原先大概是舞厅，而现在摆着五张床，各种家具：桌椅和一架古钢琴。一个穿波斯式晨衣的副官坐在桌旁写东西。另一个，脸红体胖的涅斯维茨基躺在床上，头枕着手臂，正同一个坐在他身旁的军官说笑。第三个副官在古钢琴上弹奏维也纳圆舞曲，第四个副官倚着琴跟着曲调唱。博尔孔斯基不在这里。这些绅士们没有一个注意鲍里斯，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鲍里斯问那个正在写字的人，那人不耐烦地转过脸来对他说，博尔孔斯基正在值班，要见他的话，进左首的门，到接待室去找。鲍里斯道过谢，就到接待室去了。接待室里有十来个军官和将军。

鲍里斯进去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正在听取一个佩戴数枚勋章的俄国老将军的报告，他轻蔑地眯缝着眼，他这种特有的有礼貌的倦怠神情，显然是在表示：“如果不是我值勤，我连一分钟也不愿同您谈。”而那位老将军几乎是踮起脚尖，笔直地站着，他那发紫的脸上带着军人阿谀的表情向安德烈公爵报告。

“很好，请等一等。”他用带有法语口音的俄语对将军说，当他要表示轻蔑时就用这种口音说话。一看见鲍里斯，安德烈公爵就不再听那个将军说话（那个将军带着恳求的神气跟在他后面跑，求他再听几句话），他向鲍里斯转过身来，愉快地微笑着向他点头。

鲍里斯先前所预感到的，此刻完全弄清楚了：在军队中，除了操典所规定的和团队里熟悉的那种从属关系和纪律以外，他知道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从属关系，正是这种从属关系，使得那个紧束腰带、脸膛发紫的将军毕恭毕敬地报告，而同时上尉安德烈公爵却可以随意跟德鲁别茨科伊进行更惬意的谈话，鲍里斯比以前更加下定决心，他将来不按照操典的规定服务，而要按照这种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服务。他现在觉得，仅仅由于他认识安德烈公爵，他已经比那位将军高一等；要是换一个场合，在前线的话，那位将军对他这个近卫军准尉本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安德烈公爵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

“昨天失迎啦，抱歉，抱歉。我整天和德意志人打交道。同魏罗特尔去视察作战部署。德意志人认起真来就没个完！”

鲍里斯微笑了，似乎表示他懂得安德烈公爵所说的那件众所周知的事。其实，魏罗特尔这个名字，甚至“作战部署”这个字眼，他还是初次听说。

“怎么样，亲爱的，还是想当副官吗？我一直在考虑您的问题呢。”

“是的，”鲍里斯说，不知为什么不由得脸红了，“我想去求求总司令，库拉金公爵曾有信给他，信里提到我。我所以要去求一求，”他仿佛想要表白一下，又说，“不过是因为我怕近卫军捞不到上前线。”

“好的，好的！咱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我得先把这位将军的公事报告一下，然后我就听候您的支配了。”

当安德烈公爵去报告那个紫脸将军的公事的时候，这位将军显然不同意鲍里斯的看法——按照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服务的好处，他瞪起眼来直瞅那个害得他没有把话对副官说完的胆大妄为的准尉，弄得鲍里斯怪不是滋味。他转过身去，焦急地等待着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回来。

“我说，亲爱的，关于您的事，我一直在想，”安德烈公爵走进有古钢琴的大厅，说，“您不必去找总司令了，”安德烈公爵说，“他会对您说一大堆客气话，叫您常到他那儿吃饭（“从按照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服务来说，这倒也不坏。”鲍里斯想道），但是再不会有进一步的结果了，我们这些副官和传令官快有一营了。咱们这么办吧：我有个好朋友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是侍从武官长，人也很好。您可能不知道，但事实是，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部，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作不了主。现在一切都掌握在皇帝手里，所以咱们去找多尔戈鲁科夫，我正要去他那儿。我已经向他提过您，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您安置到他那儿，或者在靠近太阳的地方找个位置。”

安德烈公爵一有指导青年人、帮助他们钻进上流社会的机会，就特别地兴高采烈。由于禀性高傲，他自己从来不接受人家的帮助，而他以帮助别人为借口，经常接近那个能给人以成功、并吸引住他的圈子。他非常乐意揽下鲍里斯的事，于是同他一起找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去了。

当他们走进两位皇帝和他们的亲信驻跸的奥尔米茨皇宫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就在这天开过一次军事会议，军事参议院全体人员和两位皇帝都出席了会议。与两位老将军——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的意见相反，会议决定立即进攻，对波拿巴展开大会战。安德烈公爵带着鲍里斯走进皇宫找多尔戈鲁科夫的时候，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大本营每个人都为少壮派在今天会议上的胜利而陶醉。那些主张再等一等，暂缓进攻的人们的声音，被人们一致地压了下去，他们的论据彻底被进攻有利的确凿证据所驳倒，就好像会上讨论的一切，即将到来的战斗，以及毫无疑问的胜利，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一切有利的条件都在我们这边。庞大的兵力，毫无疑问胜过拿破仑的兵力，已经集结在一个地方。两位皇帝御驾亲征，士气为之大振，人人磨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统率军队的奥地利将军魏罗特尔对作战地带的战略形势了若指掌（事有凑巧，去年奥军恰好在即将与法军展开战斗的地带举行过演习），附近的地形也极为熟悉，而且都详细地绘成地图，而显然削弱了的波拿巴则毫无准备。

多尔戈鲁科夫是最热烈地主张进攻的一个，他刚开完会回来，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是精神振奋，为得到胜利而自豪。安德烈公爵介绍了他照顾的军官，但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只是客气地紧紧握了握鲍里斯的手，没有和他说什么话，他显然按捺不住要说出此刻最强烈地占有他的思想，他用法语对安德烈公爵谈起来。

“亲爱的朋友，我们打了一场多么漂亮的仗！但愿将来由此得到同样的胜利。不过，亲爱的朋友，”他断断续续兴奋地说，“我应当承认我错怪了奥地利人，特别是错怪了魏罗特尔。多么精确细密，对地形多么熟悉，对一切可能性、一切条件、一切最微末的细节，简直洞若观火！不，亲爱的朋友，故意想也想不出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条件了。奥地利人的精细加上俄罗斯人的勇敢——您还要怎么样？”

“这么说来，进攻是完全确定了？”博尔孔斯基说。

“您可知道，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波拿巴简直莫名其妙。您知道，今天接到他给皇帝的一封信。”多尔戈鲁科夫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真的！写的什么？”博尔孔斯基问。

“他能写什么？还不是那一套，目的不过是想赢得时间。我告诉您吧，他已经是我们的囊中物了，真的是这样！可是最有趣的是，”他忽然憨笑起来，说，“怎么也想不出复信时怎样称呼他。如果不能称作执政，自然也不能称作皇帝，那么我觉得，可以称作波拿巴将军。”

“不过，不承认他是皇帝和称他波拿巴将军，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博尔孔斯基说。

“就是说嘛，”多尔戈鲁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一边笑一边很快地说，“您认识比利宾吧，此人很聪明，他建议称他：‘篡位的奸臣和人类的敌人。’”

多尔戈鲁科夫快活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称呼了？”博尔孔斯基问。

“可是比利宾终于想出一个郑重其事的称号。这人又机警又聪明……”

“什么称号？”

“法国政府元首鉴，法国政府元首鉴，”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认真地高兴地说，“好得很，是吧？”

“好，会叫他老大地不高兴呢。”博尔孔斯基说。

“，老大地不高兴！家兄在巴黎时认识他，那时他还不是皇帝，家兄不止一次在他那儿吃过饭，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明强干的外交家。您知道，他是法国的圆滑和意大利的演技的结晶！您知道他和马尔科夫伯爵的笑话吗？只有马尔科夫伯爵能对付他。您知道手绢的故事吗？妙极了！”

爱说话的多尔戈鲁科夫时而转向鲍里斯，时而转向安德烈公爵，讲起波拿巴怎样想考验一下我们的马尔科夫公使的故事：“波拿巴有意在他面前丢一块手绢，然后停下来瞅着他，大概是期待马尔科夫为他效劳，而马尔科夫马上也把自己的手绢丢在旁边，他拾起自己的手绢，可是没有拾波拿巴的。”

“妙极了，”博尔孔斯基说，“是这么回事，公爵，我是来求您给这个青年人帮忙的。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可是没等安德烈公爵说完，就有一个副官走进来，叫多尔戈鲁科夫去见皇帝。

“啊，多么遗憾！”多尔戈鲁科夫连忙起身，握着安德烈公爵和鲍里斯的手，说，“您知道，我非常乐意为您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尽我一切力量效劳。”他再一次握一握鲍里斯的手，他那活泼轻率的神情，倒也令人觉得憨厚诚恳，“可是你们看……改天再说吧！”

鲍里斯觉得，他此刻正和最有权势的人物接近，这使他很激动。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接触到那个指挥整个庞大整体活动的发条，而他在团队里感到自己不过是那个整体的一个俯首听命的、无足轻重的小零件。他们跟着多尔戈鲁科夫走进走廊，这时从皇帝的房门里（多尔戈鲁科夫就是走进那道门去的）走出一个身材不高、穿文官服的人，此人生着一 张聪明的面孔，显然向前突出的下巴颏，这个下巴颏并没有使他的脸变丑，反而使他的表情特别活泼和精明。这个矮个子像对自家人似的对多尔戈鲁科夫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安德烈公爵，一直向他走去，看来他是期待安德烈公爵向他鞠躬或者让路。安德烈公爵既不鞠躬，也不让路，他脸上露出凶狠的表情，于是那个年轻人转身沿着走廊边走过去了。

“这是什么人？”鲍里斯问。

“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然而是我最讨厌的人。他是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里日斯基公爵。”

“就是这些人，”他俩走出宫廷时，博尔孔斯基不禁叹息说，“就是这些人决定民族的命运啊。”

第二天军队出征了，直到奥斯特利茨战役结束，鲍里斯未能到博尔孔斯基那里，也未能到多尔戈鲁科夫那里，暂时仍在伊兹梅洛夫团队里待着。

十

十六日黎明，尼古拉·罗斯托夫所在的隶属巴格拉季翁部队的杰尼索夫骑兵连，从宿营地开拔投入战斗了。他们跟着其他纵队走了一俄里左右，被阻在大路上停下来。罗斯托夫看见从他面前走过第一和第二骠骑兵连的哥萨克们、步兵营和炮队，骑着马的巴格拉季翁将军和多尔戈鲁科夫将军后面跟着一群副官。像过去那样在临阵前所体验的恐惧、借以克服这种恐惧的内心斗争、在这次战斗中像骠骑兵式的立功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他们的连队留下来作后备队了。尼古拉·罗斯托夫无聊而且苦闷地过了一天。上午八点多钟，他听见前方传来枪炮声、“乌拉”声，看见送回的伤员（伤员不多），最后，看见百十个哥萨克兵押送一队法国骑兵。战斗显然结束了，看来战役不大，但很顺利。回来的士兵和军官谈论着辉煌的胜利、维绍城的攻占，以及整整一连法国骑兵被俘。经过一夜寒冷霜冻，白天是晴朗的，阳光照耀着，愉快的秋天正好和胜利的消息谐调，这个胜利的消息不仅是参加战斗的人在讲述，而且从那些在罗斯托夫面前来来往往的士兵、军官、将军和副官的快乐表情也显露出来。这使尼古拉更觉得揪心的疼痛，他白白经受一场临阵前的恐惧，而且在这样快活的一天无所作为。

“罗斯托夫，到这儿来，喝一杯浇浇愁！”杰尼索夫喊道，他在路边坐下来，面前摆着行军壶和下酒的小菜。

军官们在杰尼索夫的食品箱周围围成一圈，边吃边谈。

“又带来一个！”有个军官指着由两名步行的哥萨克兵押送的一个法国龙骑兵俘虏说。

其中一名哥萨克兵牵着那个俘虏的一匹法国高头骏马。

“把马卖了吧！”杰尼索夫对那个哥萨克兵喊道。

“好，大人……”

军官们站起来，围着哥萨克兵和法国俘虏。这个法国龙骑兵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阿尔萨斯人，带着德语口音说法语。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脸通红，一听到法国话就对军官们——时而对这个时而对那个——滔滔地讲起来。他说他本来不会被俘，他被俘不是他的错，是派他去取马被的班长的错，他对他说俄国人已经在那里了。每句话他都加上一句“可怜可怜我的小马吧”，抚摸着自己的爱马。看样子他还不大明白他的处境。他一会儿说他被俘情有可原，一会儿又像是在他的长官面前表白他那军人的勤勉和对勤务的关心。他给我们后卫队带来一股陌生的法国军队的新鲜气氛。

哥萨克们以两枚金币的代价卖了马，罗斯托夫接到汇款后，现在是军官中最富的一个，他把马买下来。

“可怜可怜我的小马吧。”在把马交给骠骑兵的时候，这个阿尔萨斯人天真地说。

罗斯托夫笑笑，抚慰着这个龙骑兵，把钱给他。

“走，走！”哥萨克用手碰了碰俘虏，叫他继续走。

“皇上！皇上！”骠骑兵中间忽然传来喊叫声。

大家都跑开了，忙乱起来，罗斯托夫看见他后面路上有几个戴着白帽缨的骑者跑过来。转眼的工夫，大家都各就各位等待着。

罗斯托夫不记得也没有感觉到他是怎样跑到自己的位置并且骑上马的。一转眼，他因没有参加战斗而感到的遗憾，他那在看腻了的面孔中间百无聊赖的心情，都一扫而空，一切有关个人的思想也一下子消失了：由于皇上就在近旁，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他觉得仅只皇帝到来，就足以抵偿全天的损失。他像一个等待约会的情人那样幸福。他不敢回顾队列，他虽然没有张望，但他以狂欢的敏感感觉他的接近。他所以有这种感觉，不仅是由于一群骑者渐渐走近的马蹄声，而且还因为随着皇帝的接近，他周围变得更加光明，更加欢乐，而且更有意义和带有节日气氛了。这个太阳离罗斯托夫越来越近，他在自己周围散发着温和的、庄严的光芒，罗斯托夫已经感到自己在这种光芒的包围中，他听到他的声音——一种既和蔼、平静、庄严，同时又普通的声音。配合着罗斯托夫的心情的需要，周围是一片死样的沉寂，在沉寂中传来皇上的声音。

“是保罗格勒的骠骑兵吗？”他问道。

“是后备队，陛下！”有一人回答，在那非人间的声音说了“是保罗格勒的骠骑兵吗？”之后，这个回答的声音是多么平凡。

皇帝走到跟罗斯托夫并排的地方站住了。他的面孔比三天前检阅的时候更美。那是一张焕发着快乐的青春光辉的面孔，那一派天真无邪的青春光辉使人想起一个十四岁孩童的活泼伶俐的神态，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庄严的皇帝的面孔。皇帝偶尔向骑兵连环视一下，皇帝的视线和罗斯托夫的视线相遇了，两对视线至多停留两秒钟。不管皇帝是否了解罗斯托夫内心的活动（罗斯托夫觉得他是了解一切的），但他那蓝色的眼睛朝罗斯托夫的脸看了两秒钟。（他的眼睛流露着柔和温厚的光芒。）然后他忽然扬起眉毛，动作敏捷地用左脚拍了拍马，大步地向前驰去。

年轻的皇帝按捺不住亲临战场的欲望，不顾侍臣们的谏阻，正午十二时他从他所驾幸的第三纵队出发，向前卫驰去。在还没有赶上骠骑兵的时候，几个侍从武官向他迎来，报告战斗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这一场仅仅俘虏法国一个骑兵连的战役，被看作是一次大败法军的辉煌胜利，因此，皇帝和全军，特别是在战场上硝烟还未散的时候，都相信法国人打败了，被迫退却了。皇上走过去几分钟之后，保罗格勒骑兵团奉命继续前进。在维绍这个德意志小城中，罗斯托夫又一次看见了皇上。在城里一处广场上，在皇上未到来之前这里曾发生相当激烈的交锋，现在躺着几具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死尸和几个伤员。皇上被一群文武侍从簇拥着，骑着一匹跟检阅时骑的不同的剪尾的枣红马，侧着身子，姿势优美地拿着金质的长柄眼镜举到眼上，看一个趴在地上、没有戴军帽、满头鲜血的士兵。这个伤兵是如此肮脏、粗俗、丑恶，皇帝和他接近使罗斯托夫觉得受了污辱。罗斯托夫看见皇帝那微驼的肩头好像掠过一阵寒噤似地颤抖一下，他用左脚的马刺拍了拍马肚，那匹训练有素的马漠然地张望着，仍然在原地不动。一个侍从武官下了马，抱起那个士兵，把他放在走过来的担架上。士兵呻吟起来。

“轻一点，轻一点，难道不能轻点吗？”皇上说，看来他比那个垂死的士兵还痛苦，皇帝走开了。

罗斯托夫看见皇帝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听见他在走开的时候用法语对恰尔托里日斯基说：

“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前卫部队驻扎在维绍城前面，可以望见敌人的散兵线，整整一天，只要稍一接火，敌人就给我们让出地方。宣布了皇上对前卫的感谢，应许了奖赏，发给每人双份的伏特加。比昨夜更欢乐了，营火毕剥作响，士兵的歌声不断。杰尼索夫在这夜庆祝自己提升为少校，在宴会快要结束时，已经喝得相当多的罗斯托夫提议为皇上的健康干杯，但“不是像在正式宴会上所说的为皇帝陛下，”他说，“而是为一个仁慈的、富有魅力的、伟大的人物——皇上的健康，为他的健康和为一定战胜法国人而干杯！”

“我们在以前的战斗中，”他说，“比如在申格拉本，对法国人既然没有示弱，现在皇上亲临前线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全去赴死，甘愿为他赴死。诸位，是不是？也许我说得不对，我喝多了，我是这样感觉，你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感觉。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健康干杯！乌拉！”

“乌拉！”响起军官们热情洋溢的喊声。

那个年老的骑兵大尉基尔斯坚不亚于二十岁的罗斯托夫那么热情而真诚地喊叫。

军官们干了杯，把杯子摔碎，基尔斯坚又斟满另外几杯，他只穿一件衬衫和马裤，端着一杯酒向士兵的篝火走去，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从敞开的衬衫露出的胸脯，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扬起一只手，在篝火的火光中停住了。

“弟兄们，为皇帝陛下的健康，为战胜敌人而干杯，乌拉！”他用他那老年人的、雄壮的、骠骑兵式的低音喊道。

骠骑兵围上来，也一致报以高声的欢呼。

当夜深大家都走开的时候，杰尼索夫用他那短粗的手拍拍他心爱的罗斯托夫的肩膀。

“出征的时候没有人可爱，所以就爱起沙皇来了。”他说。

“杰尼索夫，你不能开这个玩笑，”罗斯托夫喊道，“这是一种非常高尚、非常美好的感情，非常……”

“我相信，我相信，朋友，我也有这种感情，并且赞赏……”

“不，你不理解！”

罗斯托夫站起来，走到篝火群里游逛，他幻想他如能为皇上而死，不是在救驾时（他不敢作这样的幻想），而是干脆死在皇帝的眼前，那该多么幸福。他确实爱上了沙皇，爱上了俄国军队的光荣，爱上了未来胜利的希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体验到这种感情的不仅他一个：当时十之八九的俄国军人都爱上了他们的沙皇和俄国军队的光荣，虽然没有那么热狂。

十一

次日皇上在维绍城驻跸下来。御医维利埃数次应召前去探视。大本营和附近的军队传闻圣体欠安。据侍从们说，他不吃东西，那一夜睡得不好。欠安的原因是由于皇上看见死伤的士兵，在他那敏感的灵魂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十七日黎明，一个打着军使小旗求见俄国皇帝的法国军官从前哨被送到维绍城。这个军官名叫萨瓦里。皇上刚刚入睡，因此萨瓦里只得等候。中午他被皇帝召见，一小时后，他和多尔戈鲁科夫一起到法军的前哨。

传闻萨瓦里前来的使命是关于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会见的建议。使全军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是，俄皇拒绝亲自会见，由维绍战役的胜利者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代表陛下和萨瓦里一起前去与拿破仑谈判，如果谈判出乎意料真的具有讲和诚意的话。

晚上多尔戈鲁科夫回来了，他直接去见皇上，单独和皇上谈了很久。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军队又前进了两站地，敌军的前哨在短促的交锋后就退走了。自十九日中午起，军队的上层开始紧张、繁忙而兴奋的活动，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发动那次非常值得纪念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十一月二十日早晨。

十九日午前，一切活动、热烈的谈话、奔忙、副官的差遣，还只限于皇帝的大本营以内。当天午后，活动传到库图佐夫的司令部和各纵队参谋部。晚上，经过副官的转达，活动已经传布到各个角落和军队的各个部分。二十日凌晨，八万联军从宿营地动身，人声嘈杂，摆成九俄里长的大队，浩浩荡荡进发了。

皇帝大本营从早晨开始的集中活动，好像大钟楼的中心主轮发动的第一个活动，给以后的一切活动以动力。一个齿轮慢慢地动了，带动了第二个、第三个，这些齿轮、滑轮、小齿轮，旋转得越来越快，于是自鸣钟开始打点，跳出报时的数字，指针开始均匀地移动，指示着运动的结果。

军事机器也像钟表机械一样，一旦发动就必然达到最后的结果，一些暂时还没有事的部件，在动力未达到之前，漠然地一动不动。轮轴咬着齿轮呼呼地响，滑轮快速地咝咝旋转，而近旁的一个齿轮却纹丝不动，仿佛就这样屹然不动地停几百年；但到了一定的时刻——被杠杆抓住了，于是它就顺从活动的规律，轧轧地转动起来，汇成一个其结果和目的为它所不理解的行动。

在钟表里，无数各式各样的齿轮和滑轮的活动，其结果仅仅是时针均匀缓慢的移动，同样，十六万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复杂活动——他们所有的热情、愿望、悔恨、屈辱、痛苦、激情、骄傲、恐惧、喜悦等等的活动，其结果仅仅是奥斯特利茨战役，即所谓三皇大战的失败，也就是世界历史的时针在人类历史的表盘上缓慢的移动。

那天安德烈公爵值勤，在总司令身边寸步不离。

下午五点多钟，库图佐夫来到皇帝大本营，在沙皇那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去访内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

博尔孔斯基趁这工夫去找多尔戈鲁科夫，摸一摸军事底细。安德烈公爵觉得库图佐夫心神不安，对什么问题不满，同时大本营的人们对他也不满，皇帝大本营的人跟他说话的腔调，都好像知道某种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似的，因此他想找多尔戈鲁科夫谈谈。

“您好，亲爱的，”多尔戈鲁科夫说，他和比利宾正坐在一起吃茶，“明天是节日啊。您那老头子怎么样？心情不大好吧？”

“不能说心情不好，他是希望别人听听他的意见。”

“在军事会议上听到他的意见了，只要他说得有道理，会听他的。但是现在正是波拿巴最怕会战的时候，不能再迟延，再等待了。”

“嗯，您见到他了吧？”安德烈公爵说，“波拿巴怎么样？您对他印象如何？”

“是啊，看见了，我相信他最怕会战，”多尔戈鲁科夫重复说，他显然很重视他和拿破仑会见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如果他不怕会战，他为什么要求会见，谈判，主要的是，为什么退却？而退却是那么违背他的一切作战方法。请相信我：他害怕，害怕会战，他倒霉的时刻到了。我对您说吧。”

“请您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安德烈公爵又问。

“他穿一件灰色常礼服，很希望我称他‘陛下’，使他懊恼的是，他从我口中没能听到任何称号。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此而已。”多尔戈鲁科夫微笑着转脸看看比利宾，答道。

“虽然我对老库图佐夫怀着莫大的敬意，”他接着说，“可是波拿巴目前确实握在我们的掌心里，如果我们坐失良机，让他逃走或者欺骗我们，那才叫好看呢！不行的，不要忘记苏沃洛夫，他有一个信条：不要把自己放在受攻击的地位，要主动进攻。请您相信，在战争中，小将充沛的精力，往往比犹豫不决的老将能够更可靠地指出道路。”

“可是我们从哪个阵地去进攻呢？我今天到过前哨，也不能断定他的主力究竟在哪里。”安德烈公爵说。

他想对多尔戈鲁科夫讲讲他所拟定的计划。

“哎呀，反正都一样，”多尔戈鲁科夫匆匆地说，一面站起来，在桌上打开地图，“各种情况都预见到了：如果他在布吕恩附近……”

于是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讲起魏罗特尔的侧翼迂回计划，他讲得匆忙而且含糊不清。

安德烈公爵开始反驳，并证明自己的计划和魏罗特尔的计划一样好，但遗憾的是，魏罗特尔的计划已经批准。安德烈公爵刚一开始证明那个计划的缺点和自己计划的优点，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就不再听他说话，漫不经心地不看地图，而瞅着安德烈公爵的脸。

“那么好啦，今天库图佐夫那儿召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在会上把这些意见全说出来。”多尔戈鲁科夫说。

“我一定这样做。”安德烈公爵从地图旁走开，说。

“你们操什么心，诸公？”比利宾说，他一直含着快活的微笑听他们谈话，看来他要开开玩笑了，“不管明天是打胜还是打败，俄国军队的荣誉总是保了险的。除了你们的库图佐夫，所有纵队的长官没有一个俄国人。这些长官是：温普芬将军大人、朗热隆伯爵、利希滕施泰因公爵、霍恩洛厄公爵以及普尔什……普尔什……一串波兰名字。[93]”

“住嘴，恶嘴毒舌，”多尔戈鲁科夫说，“现在已经有两个俄国人了：米洛拉多维奇和多赫图罗夫，本来还有第三个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不过他这人的神经太脆弱了。”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大概出来了。”安德烈公爵说。“祝你们幸福、顺利，诸位。”他又说，握了握多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宾的手，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安德烈公爵不禁向坐在身旁沉默不语的库图佐夫问他对明天的战役有何看法。

库图佐夫严厉地看了看自己的副官，沉默了一会儿，答道：

“我看要吃败仗，我把这话告诉了托尔斯泰伯爵，请他转告皇上。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亲爱的将军！我是管大米和肉丸子的，军事要由您来管，是啊……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

十二

晚上九时许，魏罗特尔带着他的作战计划到指定召开军事会议的库图佐夫住处。纵队司令们都得到了通知，除了拒绝出席的巴格拉季翁公爵，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魏罗特尔是当前战役的总指挥，他那活跃、慌忙的动作和不满的、昏昏欲睡、不乐意主持军事会议的库图佐夫形成鲜明的对比。魏罗特尔显然觉得自己是这场不可遏止的运动的首脑。他像一匹上套的马，拉着车往山下直跑。他是拉车呢，还是被车推着跑呢，他不知道；但他是用最大的速度飞奔，没有工夫考虑这个运动会引到什么地方。这天晚上，魏罗特尔曾经两次亲临视察敌人的散兵线，两次向俄国皇帝和奥地利皇帝报告和说明情况。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用德语口授了作战部署。现在他来到库图佐夫这里，已经疲惫不堪了。

看来他太忙了，甚至忘了对总司令应该尊敬：他打断他的话，说起话来急急忙忙，含含混混，眼睛也不看对方的脸，对他提出问题也不回答，满身泥污，样子可怜巴巴，筋疲力尽，手足失措，但同时又是那么自信，骄傲。

库图佐夫住在奥斯特利茨附近一座不大的贵族城堡里。聚在作为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里的，有库图佐夫本人、魏罗特尔和军事会议成员。他们在喝茶。只等巴格拉季翁公爵一到就开会。七点多钟[94]，巴格拉季翁的传令兵送来公爵不能出席会议的消息。安德烈公爵进来向总司令报告了这件事，因为总司令事先已准许他参加会议，他就在室内留下来。

“巴格拉季翁公爵既然不来，我们可以开始了。”魏罗特尔说着急忙站起来，向摊着一张布吕恩郊区大地图的桌子走去。

库图佐夫坐在高背安乐椅里，敞着制服，他那肥胖的脖颈好像获得了解放，从衣领里伸出来，两只膨胀的老年人的手，对称地放在扶手上，他几乎睡着了。他听见魏罗特尔的声音，勉强睁开他那只独眼。

“是的，是的，请吧，不然太晚了。”他点点头说，又把头低下去，闭起眼睛。

如果刚开始时，与会人员还以为库图佐夫是装睡，那么后来在朗读过程中，由他的鼻息声证明，总司令这时正进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对部署表示轻蔑的愿望或者任何别的都重要得多的事，就是正在满足一种非满足不可的人类需要——睡眠。他真的睡着了。魏罗特尔用他那忙得连一分钟都不能错过的动作抬眼看了看库图佐夫，相信他的确入睡了，又拿起文件，高声单调地读起当前战役的部署 ，他连标题都读了：

《关于进攻科别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后方敌军阵地的部署，一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拟》。

这个部署非常复杂，非常难懂。部署原文是：

“因敌军左翼依据林木覆盖的山地，右翼沿着其后布满池塘的科别尔尼茨村和索科尔尼茨村展开，相反，我军左翼比敌军右翼占优势，利于攻击敌军右翼，我军如能占领索科尔尼茨和科别尔尼茨两村，则尤为有利，如是我军就能攻击敌军侧翼，避开施拉帕尼茨和掩蔽敌军阵线的贝洛维茨之间的隘口，在施拉帕尼茨和图拉斯森林之间的平原地带追击敌人。为达此目的，必须……第一纵队前进……第二纵队前进……第三纵队前进……[95]”看来将军们不愿意听这个难懂的部署。淡黄头发的高个子将军布克斯格夫登背靠墙站着，眼睛盯着蜡烛的火苗，看样子他没有听，甚至不愿人家以为他是在听。在魏罗特尔对面坐着的，是胡子和肩头微翘、面色红润的米洛拉多维奇，他睁着两只发光的大眼，两肘向外弯着，两手撑在膝盖上，摆出一副雄赳赳的架势。他顽强地沉默着，两眼直盯着魏罗特尔的脸，只是在这个奥地利参谋长停止朗读时，才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这时米洛拉多维奇就意味深长地环顾别的将军们。然而看不出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究竟表示什么：他对这个部署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朗热隆伯爵坐得离魏罗特尔最近，在整个朗读过程中，他那张法国南方人的面孔始终含着讥讽的微笑，眼睛看着那捏着绘有肖像的金质鼻烟壶的两角迅速转动的纤细手指。在读到一个长句子当中，他停止转动鼻烟壶，抬起头来，他那薄薄的唇角现出不愉快的恭敬表情，打断魏罗特尔的朗读，想说点什么。可是那位奥地利将军没有停止朗读，忿忿地皱起眉头，摆了摆胳膊肘，好像是说：等一等，等一等你再对我说说你的想法，现在请看着地图听我读。朗热隆带着困惑莫解的神情往上翻巴眼睛，转脸看看米洛拉多维奇，仿佛想寻求解释，但是碰到米洛拉多维奇意味深长然而不表示任何意思的眼神，他于是郁闷地垂下眼睛，又转起鼻烟壶来了。

“一堂地理课。”他仿佛自言自语，但声音颇大，使大家都能听见。

普热贝舍夫斯基表情恭谨有礼，他对着魏罗特尔用一只手拢着耳朵，样子正像一个全神贯注的人。小个子多赫图罗夫坐在魏罗特尔对面，样子很用心和谦虚，俯在打开的地图上认真地研究部署和他不熟悉的地形。他多次请魏罗特尔重复他没有听懂的字句和难记的村名。魏罗特尔满足了他的愿望，多赫图罗夫用笔记下来。

朗读持续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这时朗热隆又停止转动鼻烟壶，眼睛不看魏罗特尔，也不专看任何人，开始说执行这样的部署很困难，对于敌人的情况只是设想，而敌人可能不是像设想的那样，因为敌人是在运动中。朗热隆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反驳的目的，显然主要是要那位自以为是、像对小学生读他的部署似的魏罗特尔将军知道，和他共事的不是一群傻子，而是一些在军事问题上也可以教教他的人物。魏罗特尔的单调声音刚一停止，库图佐夫就睁开了眼睛，就像催眠的转磨声一停，磨坊主就醒来一样，他听到朗热隆说话，他的神情仿佛说：“你们还在说废话啊！”于是他赶快闭上眼睛，把头垂得更低了。

朗热隆尽可能恶毒地伤害这个军事部署的作者魏罗特尔的自尊心，他证明说，波拿巴很容易把受攻击变为攻击，由此看来，全部计划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对于一切反驳，魏罗特尔都坚决报以轻蔑的微笑。他显然早就有所准备，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一笑置之。

“假使他能进攻我们，他今天就进攻了。”他说。

“这么说来，您以为他没有力量？”朗热隆说。

“他至多只有四万人。”魏罗特尔说，他脸上露出一个医生听到巫婆向他指示治病的方法时露出的那种微笑。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坐待我们进攻，在那儿等死了。”朗热隆说，脸上露出微妙的讽刺的笑意，又转脸看看离他最近的米洛拉多维奇，求他赞同。

但是米洛拉多维奇这时完全没有考虑两位将军争论的问题。

“真的，”他说，“明天在战场上就见分晓了。”

魏罗特尔又冷冷一笑，意思是说，回答俄国将军们对他的反驳，论证那不仅他十分相信而且两位皇帝都相信的事情，他觉得可笑而且奇怪。

“敌人那边黑灯瞎火，营盘里不断地传出声音，”他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是逃走（这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就是转移阵地（他又冷冷一笑）。即使他占据图拉斯阵地，也不过使我们省去许多麻烦罢了，全部计划一丝一毫都用不着变动。”

“那为什么呢？……”安德烈公爵说，他早就在等待时机表示自己的怀疑了。

库图佐夫醒来，他沉重地咳嗽着，环视了一下将军们。

“诸位，明天的部署，甚至是今天的部署（因为已经十二点多了），不能变动了，”他说，“你们都听了这个部署，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在战斗前……（他沉默了一下）再没有比睡一个好觉更重要的了。”

他做出要欠起身来的样子。将军们鞠躬告辞。已经过了午夜。安德烈公爵也走了。

安德烈公爵未能在军事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会议给他留下了混沌的、令人不安的印象。谁是对的：是多尔戈鲁科夫和魏罗特尔呢，还是库图佐夫和朗热隆以及别的不赞成进攻计划的人呢？他不知道。“难道库图佐夫不能直接向皇上说出自己的意见吗？难道由于几个宫内大臣和某些个人的意见，就应该拿几万人和我的、我的生命去冒险吗？”他想。

“是啊，明天很可能我被打死。”他又想。一想到死，他心中就勾起一连串的回忆，最遥远的和最亲切的回忆。他想起跟父亲和妻子的最后一次离别，想起和妻子开始恋爱的日子，想起她的怀孕，于是他怜悯她，也怜悯自己。他怀着多愁善感的激动心情走出他和涅斯维茨基同住的小屋，在门前徘徊。

夜雾弥漫，月光神秘地穿透雾霭。“是啊，明天，明天！”他想，“明天对于我也许一切都完了，不再有这些回忆，这些回忆不再有任何意义。也许就在明天——甚至，一定就在明天，我有这样的预感，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表现我所能做到的一切。”于是他想象一场会战，会战的伤亡，集中在一个点的大搏斗，全体长官的张皇失措。这就是那个幸福的时刻，那个他所长久期待的土伦战役，他终于想到这些。他对库图佐夫、魏罗特尔、两位皇帝坚决地、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对他的见解大为惊奇，但是谁也不去执行它，于是他带领一团人，一师人，预先说好谁也不要干涉他的指挥，他带领一师人奔赴决定胜负的地点，独自一人打了胜仗。然而死亡和痛苦呢？——另一个声音说。但是，安德烈公爵不回答这个声音，继续想象他的成功，下一个战役的部署由他一人来拟定。他名义上是库图佐夫麾下的值勤官，但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来做。他独自一人赢得了下次的战役。库图佐夫被撤职，他得到任命……可是以后呢？——另一个声音又说，就假定在这之前你十次没有受伤，没有被打死或者没有受骗，那么以后怎么样呢？“那么以后……”安德烈公爵自问自答，“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想也不能知道。但是我向往这个，向往荣誉，向往出名，向往受人爱戴，那么我向往这一切，我只向往这一切，我只为这一切而活着，这并不是我的罪过。是啊，就是为了这一切！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这话，但是，我的上帝！叫我怎么办呢，如果除了荣誉、受人尊敬之外，我什么都不爱。死亡、受伤、家破人亡，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觉得可怕的。许多人——父亲、妹妹、妻子，我的这些最珍贵的人，不管对于我是多么可亲可爱，但是，只要我能得到片刻的荣誉，出人头地，能得到我不认识的，而且也不会认识的人们对我的爱戴，不论看来是多么可怕，多么不近情理，我可以立刻把他们全都割舍。”他一边想，一边倾听库图佐夫院子里的谈话声。从库图佐夫院子里传来收拾行李的勤务兵的声音，大约是车夫在戏弄库图佐夫的老厨师——一个安德烈公爵认识的叫季特的老厨师，那个声音说：“季特，喂，我说季特？”

“嗯。”老头子回答。

“季特，季特，去打禾[96]。”滑稽鬼说。

“呸，见你的鬼去吧。”传来被勤务兵和仆人的哄笑盖住的声音。

“然而，胜过一切人，这才是我所珍爱和重视的，我重视那个正在我上头雾霭中游荡的神秘力量和荣誉！”安德烈公爵想。

十三

那天夜里，罗斯托夫带一排骠骑兵到巴格拉季翁部队前面布置侦察线。骠骑兵一对一对地散开，他本人骑着马在侦察线上来回巡逻，极力克服着难以克制的瞌睡。在他后面可以望见一大片空地上我军的篝火在浓雾中闪着幽光，他前面是一片雾气沉沉的黑暗。罗斯托夫不管怎样仔细瞭望雾蒙蒙的远方，总是什么也看不见：时而出现一个灰色影子，时而好像有个黑糊糊的东西，时而，大约就是在敌人那儿，有一闪一闪的火光，时而他又觉得这不过是他的眼睛在闪烁。他闭上眼睛，于是在他的想象中时而出现皇上，时而出现杰尼索夫，时而出现莫斯科的回忆，于是他又赶快睁开眼睛，在眼前看见他的坐骑的头和耳朵，有时他看见只离他六步远就要碰着的骠骑兵的黑色身影，而远方仍然是大雾弥漫的漆黑的夜。“为什么不会呢？”罗斯托夫想，“很可能皇上遇见我，就像交给任何一个军官那样，交给我一个任务，对我说：‘去弄清楚那儿是怎么回事。’人们常常讲起，他完全是偶然地认识了某一个军官，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如果他把我调到他身边，那该多好啊！我会怎样保卫他啊，我要对他说出全部真相，我要揭穿那些欺骗他的人！”于是罗斯托夫为了生动地想象自己对皇上的爱戴和忠心，他想象他不仅带着极大的快意把一个敌人或者德意志骗子杀死，不仅杀死，而且当着皇上的面打他的嘴巴。忽然远方的喊声唤醒了罗斯托夫。他打了一个寒噤，睁开眼睛。

“我在哪儿！噢，对，我在侦察线上，口令和暗号是车辕，奥尔米茨。多么遗憾，我们骑兵连明天是后备队……”他想，“我请求上火线，这也许是唯一能够看见皇上的机会了。是的，现在快要换班了。我再巡逻一趟，我回去就去见将军，向他提出请求。”他在马鞍上坐正，催动坐骑再去巡视一遍自己的骠骑兵。他觉得天亮了一些。左边可以看见发亮的慢坡，对面是一个岗子，像一堵墙似的陡立着。岗子上有一个罗斯托夫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白点：不知是月光照亮的林间空地呢，还是一片残雪或者是一些白屋呢？他甚至觉得有个东西在白点上移动。“那一点大概是雪，一点，法语是une tɑche，”罗斯托夫想，“这可不是塔什了……”

“娜塔莎，妹妹，乌黑的眼睛。娜……塔什卡……（我要是告诉她我见到了皇上，她会多么惊奇啊！）娜塔什卡……拿着图囊……[97]”——“靠右一点，大人，不然碰着灌木林了。”一个骠骑兵说，罗斯托夫睡意矇眬地从这个骠骑兵身边走过。罗斯托夫抬起已经垂到马鬃上面的头，在这个骠骑兵身旁停下来。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儿童式的困倦难以克制地袭扰着他。“嗯，我想什么来着？——可别忘记。怎样跟皇上谈话？不是，不是那回事——那是明天的事。对，对！娜塔什卡，践踏……愚弄[98]我们——愚弄谁？愚弄骠骑兵。骠骑兵和胡子……那个留胡子的骠骑兵在特维尔大街上走，就在古里耶夫家对面，我还想到他呢……老头子古里耶夫……嘿，杰尼索夫真是一个大好人！咳，这一切都是扯淡。主要的是，现在皇上在这儿。他怎样看待我，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他不敢……不对，是我不敢。但这都无所谓，主要的是，可别忘记我想的那件要紧事，就是这样。娜—塔什卡，践—踏，对，对，对，这很好。”他又把头垂到马颈上。突然他觉得人家在对他射击。“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回事！……杀！怎么啦？……”罗斯托夫醒过来说。就在他睁开眼的那一瞬间，罗斯托夫听见在他前头敌人那边发出成千上万的拖得很长的声音。他的马和站在他身旁骠骑兵的马都竖起耳朵听这个呐喊的声音。在传来喊声的地方，亮起一个火光，接着又灭了，然后又亮起一个火光，接着，全线法军在山上都燃起了火，喊声越来越响。罗斯托夫听见说法语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嗡嗡的声音太大了。现在可以听见：啊啊啊！啦啦啦！

“什么声音？你看呢？”罗斯托夫对他身旁的骠骑兵说，“这是在敌人那边吧？”

骠骑兵没有答话。

“怎么啦，你没有听见吗？”罗斯托夫等了好大一会儿不见他回答，又问。

“谁晓得，大人。”骠骑兵不乐意地回答。

“从地点看，大概是敌人吧？”罗斯托夫又说。

“也许是敌人，也许不是，”骠骑兵说，“黑夜的事。唷！老实点！”他呵斥他骑的那匹骚动起来的马。

罗斯托夫的马也着急了，用蹄子敲着冻硬的土地，听着声音，望着火光。喊声越来越响了，汇成整片的嗡嗡声，这是只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才能发出的声音。火光扩展开来，大概全线的法国营盘都点火了。罗斯托夫已经不想睡了。敌军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使他激动起来。“皇帝万岁，皇帝！”罗斯托夫现在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不很远，——大约就在小河对岸。”他对身旁的骠骑兵说。

那个骠骑兵只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气愤地咳嗽了几声。在骠骑兵散兵线上响起奔驰的马蹄声，在夜雾里忽然出现一个像大象似的骠骑兵军士的身影。

“大人，将军们来了！”军士驰到罗斯托夫跟前，说。

罗斯托夫和军士一起去迎接那几个沿侦察线驰来的骑者，同时不断地向火光和有喊声的地方张望。有位将军骑着一匹白马。巴格拉季翁公爵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以及几个副官前来观察一下敌军那边奇怪的火光和喊声。罗斯托夫驰到巴格拉季翁跟前，向他作了报告，然后就走到副官们中间，留神听将军们说话。

“请您相信，”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对巴格拉季翁说，“这不过是玩弄诡计而已：他已经退却，命令后卫点火和鼓噪来迷惑我们。”

“未必吧，”巴格拉季翁说，“傍晚我还看见他们在那个岗子上，如果已经走了，那儿应当全撤了。军官先生，”巴格拉季翁公爵对罗斯托夫说，“他们的侦察骑兵还在那儿巡逻吗？”

“晚上还在巡逻，现在没法知道，大人。请您派我带几个骠骑兵到那儿去看看。”罗斯托夫说。

巴格拉季翁停下来，没有立刻答复他，在雾中极力注视罗斯托夫的脸。

“那么好吧，您去看一看。”他沉默了片刻，说。

“是，大人。”

罗斯托夫刺了刺马，喊来军士费德琴科和两个骠骑兵，命令他们跟他下山朝仍在发出喊声的方向快速前进。罗斯托夫独自带着三个骠骑兵到那神秘、危险的，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去过的大雾弥漫的远方，他心中又怕又喜。巴格拉季翁从山上向他喊话，叫他不要到河那边，可是罗斯托夫装作听不见他说什么，马不停蹄地向前驰去，向前驰去，不断地误把灌木当作大树，把土坎当作人，不断地发现自己受骗。他驰到山下，不论是我们的军队还是敌人的火光，都看不见了，但法国人的喊声却更响亮，更清楚了。在一处洼地上，他看见前面好像是一条河，但到跟前才知道是一条大路。上了大路，他勒住马，犹豫起来：是顺着大路走呢，还是跨过大路经过黑土田野上山呢。在雾中发亮的大路上走安全些，因为比较容易看清楚人。“跟我来。”他说，他穿过大路，向法军晚上放哨的山上飞奔。

“大人，有敌人！”后面一个骠骑兵说。

罗斯托夫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突然在雾中出现的黑影，火光一闪，响了一枪，子弹飕的一声如怨如诉地从雾蒙蒙的高空掠过，消失了。第二枪没有放响，只在火药池里闪了闪光。罗斯托夫掉转马头，往回飞奔。断断续续又放了四枪，子弹在雾中响着各不相同的调子飞了过去。罗斯托夫勒住也像他一样由于听到枪声快活起来的马，缓步而行。“再放！再放！”一个快乐的声音在他心中说。但是没有再射击。

只是快到巴格拉季翁跟前的时候，罗斯托夫又放开马飞奔，把手举到帽檐上，驰到他面前。

多尔戈鲁科夫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法国人已经退却，点火不过是为了欺骗我们。

“那能证明什么呢？”当罗斯托夫跑到他们跟前时，他说，“他们可能已经退却，并且留下哨兵。”

“看来没有全走，公爵，”巴格拉季翁说，“到明天早晨，明天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山上有哨兵，大人，仍然在晚上所在的那个地方。”罗斯托夫报告说，他向前俯着身子行举手礼，忍不住露出快乐的微笑，由于这一趟侦察，主要由于子弹的声音，在他心中引起的快乐的微笑。

“好的，好的，”巴格拉季翁说，“谢谢您，军官先生。”

“大人，”罗斯托夫说，“我想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明天我们的骑兵连是后备队，请您把我调到第一骑兵连。”

“您姓什么？”

“罗斯托夫伯爵。”

“啊，好的，跟我当传令官吧。”

“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的儿子吗？”多尔戈鲁科夫说。

但是，罗斯托夫没有回答。

“那么我就候命啦，大人。”

“我一定下命令。”

“明天很可能派我带什么命令去见皇上，”他想，“谢天谢地！”

敌军所以发出喊声和火光，是因为正当向军队宣读拿破仑的命令的时候，皇帝骑着马亲自巡视宿营地。士兵们看见了皇上，就点起干草火把，并且高呼“皇帝万岁！”跟着他跑。拿破仑的命令如下：

“士兵们！俄国军队进攻你们，为的是要替乌尔姆的奥军报仇。这仍然是你们在霍拉布伦附近打垮的、然后你们一直追到此地的那支军队。我们所占领的阵地坚不可摧，当敌人从我右侧迂回时，他们就把侧翼暴露给我们！士兵们！我亲自指挥你们的队伍。如果你们以一向的勇敢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我就远远留在火线以外。万一胜利出现一分钟的可疑，你们将看见你们的皇帝甘冒敌人最初的攻击亲临火线，因为胜利决不容许有所动摇，特别是在这关系法国步兵荣誉的一天，胜利对我们民族的光荣是非常必要的。

不要借口搬运伤员而搅乱队伍！每个人都要下定决心：打败这帮十分仇视我们民族的英国雇佣兵。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出征，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冬季营房，在法国组成的法国新兵在那里和我们见面；那时由我签署的和约将不辜负我的人民，不辜负你们，也不辜负我。

拿破仑”

十四

早晨五点钟，天还漆黑。中路的军队、后备队和巴格拉季翁的右翼还没有动，但左翼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已经从宿营地起身活动起来，他们应当首先从高地出发攻击法军右翼，按照计划，把它赶到波希米亚群山。人们把多余的东西都扔到篝火里，冒出的烟刺痛人们的眼睛。天又黑又冷。军官们匆忙地喝茶，吃饭。士兵们嚼着面包干，顿足取暖；他们都聚到有火的地方，把剩下的窝棚、桌椅、车轮、木桶等，凡是带不走的东西都当柴烧了。奥军的纵队向导在俄国士兵中间穿来穿去，他们充当进军的前驱。一个奥地利军官在团长驻地附近一出现，团队就开始骚动起来：士兵从篝火旁跑开，把烟斗藏到靴筒里，背囊放到大车上，拿起枪来站队。军官们扣上钮扣，挎上军刀和背包，喊叫着在队伍前后巡视；辎重兵和勤务兵在套车，装车，捆扎。副官、营长和团长骑上马，画了十字，对留下来的辎重兵发出最后的命令和指示，交待应办的事项，于是，数千个单调的脚步声响起来了。纵队开拔了，他们不知往何处去，由于周围都是人，由于烟气和越来越浓的雾，看不见他们出发的地点，也看不见他们要去的地点。

行动中的士兵，被自己的团队包围着，限制着，带领着，正像水手被他所乘的船所包围、限制、带领一样。不论他走多远，不论他进入的地带有多奇怪、神秘、危险，在他周围永远到处是那些伙伴，那些队伍，那个司务长伊万·米特里奇，那只军犬茹奇卡，那些长官，正如一个水手周围永远到处是自己船上的那些甲板、桅杆和索具。士兵不大想知道他所乘的船航行的纬度，但是在战斗的日子，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军队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严峻的气氛，它预示着某种坚决的、庄严的事物的临近，唤起了不是他通常所有的好奇心。在战斗的日子，士兵情绪激昂，极力把自己的兴趣越出团队之外，他细听静察，贪婪地打探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雾是那么浓，天虽然亮了，但十步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灌木看来像大树，平地像悬崖和斜坡。四面八方，随地都可能跟十步以外看不见的敌人遭遇。但是纵队在雾里走了很久，上山又下山，经过花园和院墙，经过陌生的新地方，到处都没碰见敌人。相反，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士兵们都认出我们俄国纵队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每个士兵心情都是愉快的，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自家人正在朝着他要去的方向行进。

“你瞧，库尔斯克团队过去了。”队伍中有人说。

“嘿，老弟，咱们的队伍可多啦！昨晚我望了望 ，好多的火堆啊，望都望不到边儿。简直像莫斯科城！”

虽然没有一个纵队长官到队伍里来，也没有跟士兵们谈谈话（正如我们在军事会议上看见的，纵队长官情绪不佳，不满意当前进行的战役，所以只执行命令，并不关心鼓舞士气），虽然如此，仍然像一向前去打仗一样，特别是去打一场进攻仗，士兵们总是高高兴兴的。但是在浓雾中走了将近一小时，大部分军队不得不停下来，一种无秩序和乱七八糟的不愉快的感觉在队伍中间蔓延开来，很难判断这种感觉是怎样传开的；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种感觉确实在传播，有如向低处流的水，它不知不觉、不可遏止地迅速流传着。如果光是俄国军队，没有盟军，那么，这种混乱的感觉要使人人都深信不疑，还得经过一段长时间；但是现在大家都怀着快意的和自然的心情把发生混乱的原因归咎于无能的德意志人，都相信倒霉的杂乱无章是那些卖灌肠的家伙造成的。

“怎么站着不动？堵住了？是不是碰到法国人了？”

“不是，没有听到动静。不然会有枪响的。”

“急急忙忙地出发，出发了，又莫名其妙地停在野地里，——都是该死的德意志人搞乱了。这些废料！”

“要是我的话，把他们全赶到前线。不然这帮家伙准在后方躲起来。现在叫我们站在这儿挨饿。”

“怎么样，快了吧？听说骑兵把路堵住了。”一个军官说。

“咳，该死的德意志人，连自己的地方都搞不清楚！”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是哪个师的？”一个副官骑马来到跟前，喊道。

“十八师的。”

“你们还在这儿待着？你们早该走到前面了。照这样到晚上也走不到。真是愚蠢的命令，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个军官说着骑马走开了。

然后一个将军骑马走过，气得哇哇叫，他说的不是俄语。

“哒法-啦法，叨唠什么，一点也听不懂，”一个士兵摹仿那个走过去的将军说话，“我毙了这些坏蛋才痛快！”

“规定八点多开到地方，可是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这叫什么命令！”四面八方都这么说。

队伍出发打仗时那股劲头，开始变为对糊涂的命令和对德意志人的埋怨和愤恨。

混乱的原因是，最高指挥部发现我军中路离开右翼太远，下令把正在行进中的左翼奥地利骑兵全部调往右侧。几千乘骑兵从步兵前面通过，于是步兵只好等着。

在前头，俄国将军和奥地利向导发生了冲突。俄国将军大喊大叫要求把骑兵停住，那个奥地利人却辩解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是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这时队伍停在那里，沉闷无聊，神情颓丧。队伍停了一小时，终于又向前移动了，开始往山下走。山上雾气渐渐散开，但山下雾更浓了。在前头雾里响了一两枪，起初枪声不均匀，稀稀拉拉：特啦-哒……哒哒，然后响得越来越匀，越来越密，于是在霍尔德巴赫河上开火了。

俄国人没有料到在下面河上会遭遇敌人，可是突然在雾里碰上了，他们没有听到最高指挥官鼓舞士气的话，而且普遍有一种迟到的感觉，主要是，在浓雾里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见，俄国兵在没有及时接到长官和副官命令的情况下，懒懒散散、慢慢腾腾地跟 敌人对射，前进一点又停下，而长官和副官由于不熟悉地形，在雾里闯来闯去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到达山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纵队，开始战斗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库图佐夫所在的第四纵队这时停在普拉茨高地。

在洼地开火的地方，雾仍然很浓，山上明朗了，但前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看不见。敌人的全部人马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在十俄里以外呢，还是就在前面迷雾里呢，——已经八点多了，仍然没有人知道。

早晨九点了。山下的雾像一片茫茫大海，但是在高地上的施拉帕尼茨村——拿破仑和跟随他的元帅们就在那里，已经完全明朗了。蔚蓝的天空朗朗清清，圆圆的太阳犹如血红的空心大浮标，在乳白色的雾海上漂荡。不仅所有法国军队，而且拿破仑本人和参谋部都不在河对面，不在我们企图据为阵地并预计在那里开战的索科尔尼茨村和施拉帕尼茨村洼地对面，而是在这边，离我军那么近，拿破仑用肉眼就可以分清我军的骑兵和步兵。拿破仑骑着灰色阿拉伯小马，穿着那件他出征意大利时穿的青色斗篷式大衣，在他的元帅们前面一点站着。他默默地注视那些仿佛从雾海里冒出来的、俄军正远远地在那里移动的山岗，细听谷地射击的声音。他那张当时还是瘦削的面孔上，没有一丝肌肉颤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朝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盯视着。他的预想是确实的。俄国军队一部分已经下到谷地向池沼湖泊地带进发，一部分正离开那个他打算进攻并认为是关键性阵地的普拉茨高地。他在雾中看见，在普拉茨村附近两山之间的洼地上，俄国兵都朝着一个方向向谷地移动，刺刀闪着光，俄国纵队一个跟一个隐没在雾海里。根据昨晚得到的情报，根据夜里在前哨听到的车轮声和脚步声，根据俄国纵队移动时杂乱无章，根据一切推测，他清楚地看出，俄奥联军误认为他离得很远，看出在普拉茨高地附近移动的纵队是俄军的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力量已经削弱到足以顺利地予以痛击的程度。但是他仍然没有发动战斗。

今天是他的喜庆日子——他的加冕一周年。天亮前他假寐几个小时，然后精力饱满，心情愉快，神清气爽，怀着无所不能、一切都会顺利的幸福心情，骑马驰到野外。他在坐骑上一动不动，瞭望从雾里露出来的高地，在他那张冷冰冰的脸上，有一种正在恋爱的幸运少年脸上常有的自信应该享受幸福的特别神情。元帅们在他后面站着，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时而望望普拉茨高地，时而望望从雾里浮出来的太阳。

当太阳完全从雾里出来，耀眼的光辉喷射到田野和灰雾上的时候（他似乎正要等到这时才发动战斗），他从他那俊秀的白手上脱掉手套，用它向元帅们打了个信号，于是开始战斗的命令发出了。元帅们带着副官向不同方向驰去，几分钟后，法军主力就疾速地扑向普拉茨高地，由于俄军不断走下左边的谷地，那个高地越来越显得空荡荡了。

十五

八点钟，库图佐夫骑马向米洛拉多维奇的第四纵队前面的普拉茨村驰去，第四纵队是来接替已经下山的普热贝舍夫斯基和朗热隆两个纵队的。他向前头一个团的官兵们问好，并且发出前进的命令，表明他打算亲自指挥这个纵队。他走到普拉茨村前就站住了。安德烈公爵和一大群总司令的侍从站在库图佐夫后面。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既激动又焦躁，同时极力保持着镇静，这是一个人在他长久期待的时刻将要到来时常有的状态。他坚信今天就是他的土伦的日子或者是阿尔科拉桥[99]的日子。它怎样到来，他不知道，但是他坚信一定会到来。他对我军态势和地形的了解，也只有我军任何一个人所能了解的那么些。现在显然谈不上付诸实施的他个人的那个战略计划，已经被他丢到脑后了。安德烈公爵这时已经在揣摩魏罗特尔的计划，他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并且想出一些新的方案，那是些可能施展他敏捷才思和决断果敢性的新方案。

从下面左侧浓雾中传来看不见的军队之间相互的射击声。安德烈公爵觉得那里将是战斗的中心，那里可能遇到困难。“派我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到那里去，”他想，“我在那里举着军旗走在前面，我要粉碎阻挡我前进的一切东西。”

安德烈公爵看见从他面前过去的各营的军旗，他不能无动于衷。他望着一面军旗，心中想：“这也许正是由我举着走在队伍前面的那面军旗。”

黎明前，高地上的夜雾只留下正融为露水的白露，而在谷地上仍然弥漫着乳白色的雾的海洋。在谷地的左侧，也就是我军向那里去和传来枪声的方向，什么也看不见。高地上空仍然发暗，然而是清朗的，在右边天际悬着一轮红日。在前面远方雾海彼岸，可以看见突出的覆盖着树林的山岗，山岗上一定有敌军，隐隐约约有点什么东西。近卫军进入右边有雾的地方，传来脚步和车轮声，偶尔出现刺刀的闪光。在左首村后，驰来同样的大队骑兵，然后没入雾海里。前前后后都是步兵在行进。总司令站在村口，让队伍从他面前走过。这天早晨库图佐夫显得疲倦而易怒。经过他面前的队伍没有得到命令就停下来，显然前面给什么阻住了。

“您能不能传令，把队伍排成营纵队，绕过村子走，”库图佐夫对骑马前来的将军气愤地说，“难道您不懂得，将军大人，阁下，我们是在迎敌，拖成大长队在这狭窄的乡村街道上行军，是不准许的。”

“我打算出了村子再排成纵队，总司令大人。”那个将军回答。

库图佐夫忿忿地笑起来。

“好哇，准备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整队！真是太好了！”

“敌人还远着呢，总司令大人，按照部署……”

“部署，”库图佐夫暴躁地喊道，“是谁告诉您的？……请执行我给您的命令。”

“是，总司令大人！”

“亲爱的，”涅斯维茨基小声对安德烈公爵说，“老头子心情很坏。”

一个头戴绿色羽饰军帽，身穿白色制服的奥地利军官驰到库图佐夫跟前，他代皇上询问：第四纵队是否已经投入战斗。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转过脸来，他的目光偶然落到站在他身旁的安德烈公爵身上。库图佐夫一看见博尔孔斯基，他那凶狠、辛辣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他似乎觉得，他的副官对目前发生的事并没有过错。他不回答奥地利副官，对博尔孔斯基说：

“亲爱的，去看看第三师过了村子没有，叫他们停下来，等候我的命令。”

安德烈公爵刚催马要走，他又把他叫住。

“您问问有没有布置狙击兵。”库图佐夫又说。“干的什么事啊，干的什么事啊！”他自言自语说，仍然没有回答那个奥地利人。

安德烈公爵飞驰去执行命令。

他赶过在前面行进的各营，叫第三师停下来，证实了我军各个纵队前面果然没有派狙击兵。在前头的一个团长对总司令命令布置狙击兵线非常惊奇。这个团长满以为他前面还有军队，十俄里以内不会有敌人的。的确，前面除了被浓雾遮住的空无所有的斜坡外，什么也看不见。安德烈公爵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补救这个疏忽的命令后，就驰回去了。库图佐夫仍然站在原处未动，他身躯肥胖，老态龙钟地坐在马鞍上，闭着眼深沉地打哈欠。军队已经停下来，士兵们把枪托倚在脚边站着。

“好的，好的。”他对安德烈公爵说，接着他向一位将军转过身来，这位将军手里拿着表，说左翼全部纵队已经下来，是不是应当前进。

“还来得及，大人。”库图佐夫打着哈欠说。“来得及！”他又重复一句。

这时在库图佐夫后面远远传来各团致敬的声音，声音顺着前进中的俄军各纵队全线很快地传过来。显然，那个接受致敬的人在快马前进。当库图佐夫身后的团队士兵开始欢呼的时候，他策马向旁边走了几步，皱着眉头转身望了望。从普拉茨村出来的路上好像有一连服装华丽的骑兵在驰骋。其中有两个骑者在其余的人前头并肩大步疾驰。一个身穿黑制服，头戴白缨帽，骑着一匹剪尾枣红马，另外一个身穿白制服，骑着一匹大黑马。这是两位皇帝及其侍从。库图佐夫做出一副前线老军人的样子，对站着的军队发出“立正！”的命令，然后举手敬礼向皇上走去。他整个体形和态度都突然变了，变得像个惟命是从的下属。他走上前去向皇上敬礼时，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显然使亚历山大皇帝感到不愉快。

不愉快的印象只不过像晴空的残云，从皇上年轻、幸福的脸上掠过，马上就消失了。病后，他今天比博尔孔斯基第一次在国外奥尔米茨阅兵场上看见时瘦了些，但在他那秀美的蓝灰色眼睛里，令人惊羡地结合着严肃和温厚，他那薄薄的嘴唇仍然能做出各种表情，主要是善良而且天真的年轻人的表情。

在奥尔米茨阅兵场上，他比较严肃，在这里他比较快活和精神饱满。在驰骋三俄里后，他的面孔有点红润，他勒住马，舒了一口气，回头看看他的侍从们跟他同样年轻、同样兴奋的脸。恰尔托里日斯基和诺沃西利采夫， 博尔孔斯基公爵和斯特罗加诺夫，以及别的侍从，全是一些服装华贵、快快活活的青年人。他们骑着膘肥力壮、生气勃勃、微微冒汗的骏马停在皇上背后，面带笑容互相交谈着。弗朗茨皇帝，这个长长的脸、面色红润的年轻人，身子挺得笔直地骑在漂亮的黑马上，他忧心忡忡、不慌不忙地向身边环顾。他叫来一个穿白制服的副官，问了他一句什么话。“大概问他们是几点钟出发的。”安德烈公爵心里想，同时观察着他的老相识，不禁微微含笑回忆起他的那次朝见。在两位皇帝的侍从中，有从俄奥两方近卫军和团队中挑选出来的精壮的传令兵。马夫们在这些人中间牵着沙皇备用的、披着绣花马被的骏马。

这群跃马前来的杰出青年，焕发出的那股青春的活力、充沛的精力和对胜利的信心，正如野外的新鲜空气忽然从打开的窗户涌进窒闷的屋里一样，涌进了郁郁寡欢的库图佐夫司令部。

“您为什么还不开始，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亚历山大皇帝急忙对库图佐夫说，同时彬彬有礼地看看弗朗茨皇帝。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恭恭敬敬地俯下身来回答说。

皇上微微皱起眉头，向前侧着耳朵，表示他没有听清楚。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公爵注意到，库图佐夫在说“我在等待”时，上唇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纵队还没有到齐，陛下。”

皇上听清楚了，但他不满意这个回答；他耸耸微驼的肩膀，向他身旁的诺沃西利采夫瞥了一眼，仿佛用这一瞥来抱怨库图佐夫似的。

“要知道我们不是在皇后操场，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团队没有到齐就不能开始阅兵。”皇上说，他又看了看弗朗茨皇帝的眼睛，好像是请他来参与，或者至少听听他说的话。但是弗朗茨皇帝仍然四外张望，没有听他说话。

“正是因此我才没有开始，陛下，”库图佐夫仿佛为了预防可能听不清楚，响亮地说，同时他脸上又有一个地方哆嗦了一下，“正是因为我们不是阅兵，不是在皇后操场上，所以才没有开始，陛下。”他清晰而明确地说。

皇上的侍从们立刻互相看了一眼，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不满和责备的神情。这些面孔仿佛说：“他不管怎么年老，但也不应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样说话。”

皇上凝神专注地审视库图佐夫那只好眼，等他是不是还说什么。而库图佐夫毕恭毕敬地低下头，看样子也在等待。沉默持续了约摸一分钟。

“不过，如果您下命令，陛下。”库图佐夫说，他抬起头来，又把腔调变成拙笨的、毫无主见的、驯服的将军的腔调。

他动了动坐骑，把纵队司令米洛拉多维奇叫来，向他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军队又动起来，诺夫戈罗德团的两个营和阿普舍龙团的一个营从皇上面前走过。

在阿普舍龙团的那个营走过的时候，红脸膛的米洛拉多维奇，他没有披外套，只穿着制服，佩着勋章，歪戴着大缨帽，英武地行着举手礼，迈着分列式步伐策马行进，走到皇上面前勒住了马。

“上帝保佑，将军。”皇上对他说。

“陛下，我们一定做到可能做到的一切，陛下！”他快乐地回答，不过，他那拙劣的法语，在皇帝侍从们中间引起了讥讽的微笑。

米洛拉多维奇陡然掉转马头，在皇上稍后一点停住。由于皇上在场而情绪激昂的阿普舍龙团的士兵们迈着雄赳赳的步子，整齐而快速地从两位皇帝和他们的侍从们面前走过。

“弟兄们！”米洛拉多维奇大声地、自信地、快乐地喊道，看来，那射击的声音、战斗的期待，以及精神抖擞地从皇帝面前走过的苏沃洛夫时代的同事们、阿普舍龙团健儿们的英姿激励着他，他竟忘了皇帝在场。“弟兄们，这不是你们第一次去攻占一个村子！”他喊道。

“甘愿效劳！”士兵们齐声回答。

由于这声突然的呐喊，皇上的马惊跳了一下。这匹在俄国就驮着皇上阅兵的马，在这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忍受着主人用左脚漫不经心的踢蹬，就像在玛斯广场[100]上一样，一听到枪声就竖起耳朵，它既不懂得它所听到的枪声的意义，也不懂得弗朗茨皇帝所骑的黑马与它为邻的意义，也不懂得骑它的人今天说的话、想的事和感到的一切的意义。

皇上面带微笑指着英勇的阿普舍龙团士兵，对他的一个亲信说了一句什么。

十六

库图佐夫被副官们簇拥着在枪骑兵后面缓步徐行。

他尾随纵队走了半俄里，在一处被人遗弃的孤零零的房屋（大概以前是小饭馆）旁边停下来，这里有两条岔路伸向山下，两条路上都有军队在行进。

雾开始散了，在对面两俄里的高地上，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敌军。左下方，枪声更清晰了。库图佐夫停下来和一位奥地利将军谈话。安德烈公爵站在稍后的地方注视着他们，他转身想向一个副官借用一下望远镜。

“您瞧，您瞧，”那个副官说，他不望远处的军队，而看他下面的山上，“这是法国人！”

两位将军和副官们互相争夺望远镜。大家的脸色忽然变了，露出恐惧的表情。原以为法军远离我们两俄里以外，可是他们忽然意外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是敌人吗？……不是！……是的，您瞧，他……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几个声音说。

安德烈公爵用肉眼看见离库图佐夫站的地方不到五百步的右下方，密集的法国纵队正冲上来迎击阿普舍龙团的士兵。

“关键时刻到了！是我的出头之日了。”安德烈公爵想。他催马来到库图佐夫跟前。

“命令阿普舍龙团的士兵站住，”他喊道，“大人！”

就在这一瞬间，一切都被硝烟遮住了，附近响起了枪声，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地方，发出一声幼稚的惊叫：“弟兄们，咱们完了！”这声喊叫有如号令，一听到它，大家撒腿就跑。

混杂的人群越来越多，一齐向五分钟前军队从皇帝面前经过的地方奔跑。不仅很难挡住这股人流，而且本人也身不由己地随着人群后退。博尔孔斯基仅仅保持不落在人群后面，他老回头张望，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涅斯维茨基气得满脸通红，样子全变了，他向库图佐夫喊道，如果他不立刻走开，他准得被俘。库图佐夫站在原地不动，也不答话，他掏出一块手帕。他的腮帮在流血。安德烈公爵挤到他跟前。

“您受伤了吗？”他勉强忍住下巴颏不打哆嗦，说。

“我的伤不在这里，而是在那里！”库图佐夫用手帕按着受伤的腮帮，指着奔跑的人说。

“叫他们站住！”他喊了一声，同时，大概相信不可能阻挡他们，策马向右边驰去。

又拥来一股奔跑的人群，裹着他往后退。

奔跑的军队是那么密集，一旦裹进去，就很难出来。有人在喊：“走啊，干吗磨磨蹭蹭的？”有人即刻转身向空中放枪，有人打库图佐夫的马。库图佐夫和他的减少了一半的侍从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左边，向附近发出枪声的地方驰去。安德烈公爵从人流中挤出来，尽可能离库图佐夫不要太远，他看见山坡上俄国炮兵连在硝烟中仍在不断向朝它跑过来的法国兵射击。在较高的地方，站着俄国步兵，他们不向前去支援炮兵，也不随着人流后退。一位将军骑着马离开步兵队伍向库图佐夫走来。库图佐夫的侍从只剩下四个，他们都面色刷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

“叫这些坏蛋站住！”库图佐夫指着奔跑的人群，喘着气对团长说。就在这一瞬间，仿佛是惩罚这句话似的，像一群小鸟似的子弹飞过团队和库图佐夫的侍从。

法国人在攻击炮兵连时，看见了库图佐夫，就向他射击。随着这阵排射，团长急忙抓住自己一只腿，倒下几个士兵，那个擎着军旗的下级准尉松开了手，军旗摇摇晃晃往下倒，邻近的几个士兵用枪支住了它。士兵们不待命令就射击起来。

“咳—呀！”库图佐夫带着绝望的表情低吼了一声，他环顾一下。“博尔孔斯基，”他低声说，由于意识到自己衰老无力，声音发颤了，“博尔孔斯基，”他指指混乱的队伍，指指敌人，低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没等他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公爵就感到耻辱的眼泪涌到眼眶，愤怒升到喉头。他跳下马，向军旗跑去。

“弟兄们，前进！”他用孩子般的尖声大喝一声。

“机会来了！”安德烈公爵想。他抓起旗杆，怀着欣赏的心情听着对准他射来的飕飕的子弹声。有几个士兵倒下了。

“乌拉！”安德烈公爵喊道。他勉强握住沉重的军旗往前跑，毫不怀疑地相信全营都会跟着他跑。

果然，他独自只跑了几步。一个士兵动了，又一个动了，于是全营都喊着“乌拉”往前跑，并且赶过了他。这营的军士跑过来，拿起由于太重在安德烈公爵手里摇摇晃晃的军旗，但是他立刻被打死了。安德烈公爵又把军旗接过来，拖着旗杆和全营一块跑。他看见前面我们的炮兵，其中一些人在搏斗，一些人扔掉大炮迎面跑来。他看见法国步兵抓住炮兵的马，把大炮掉转头去。安德烈公爵和营队已经跑到离大炮二十步的地方。他听见子弹在头顶上不停地呼啸，在他左右不断有士兵呻吟和倒下去。但他不看他们，只注意前面炮兵连发生的情况。他已经清楚地看见一个高筒军帽歪到一边的红发炮兵的身形，他拖着炮膛探帚的一头，一个法国兵拖着另一头互相争夺。安德烈公爵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两个人脸上露出惊慌失措和愤怒的表情，看样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安德烈公爵看着他们想，“红发炮兵已经没有武器，为什么不跑？法国兵为什么不用刺刀刺他？只要法国兵想起自己的枪，用刺刀刺他，他就跑不掉了。”

果然，另一个法国兵端着枪向两个搏斗的人跑过来，那个红发炮兵还不知道已经是决定他的运命的时刻，还为他夺得探帚而洋洋得意呢。但是安德烈公爵没有看到这件事的结局。他仿佛觉得，身旁有一个士兵全力挥起一根粗棍子打他的头。他觉得有点痛，主要的是不愉快，因为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看不见他正在看的东西。

“怎么啦？我倒了？我的腿发软。”他这样想着仰面朝天倒下去。他想睁开眼看看法国兵和炮兵搏斗的结果，想知道那个红发炮兵有没有被打死，大炮被缴获还是被救下来。但是他什么也没看见。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高高的天空，虽然不明朗，却仍然是无限高远，天空中静静地飘浮着灰色的云。“多么安静、肃穆，多么庄严，完全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呐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满脸带着愤怒和惊恐互相争夺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云彩在无限的高空中那样飘浮。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高远的天空？我终于看见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安静、肃静，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

十七

巴格拉季翁的右翼到九点钟还没有投入战斗。巴格拉季翁公爵因为不愿同意多尔戈鲁科夫开火的要求，并且想推卸责任，他建议多尔戈鲁科夫派人向总司令请示。巴格拉季翁知道，两翼之间相距差不多十俄里，派去的人即使不被打死（很可能被打死）而又能够找到总司令（这也是极其困难的），那么在傍晚之前也是回不来的。

巴格拉季翁用他那毫无表情的、睡眠不足的大眼睛环顾他的侍从，他一眼就看见罗斯托夫那副由于激动和期望而不自觉地屏息敛气的稚气的面孔。他就派他去。

“大人，如果在没有碰见总司令之前就碰见了陛下呢？”罗斯托夫把手举到帽檐，说道。

“那您就向陛下请示。”多尔戈鲁科夫急忙打断巴格拉季翁的话，说。

罗斯托夫在交卸了搜索任务以后，天亮前睡了几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快乐、勇敢、果断，他的动作那么富有弹性，对自己的幸运那么自信，情绪又那么好，仿佛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一切都是容易办到的。

这天早晨他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发动了有他参加的大会战，此外，他担任了最勇敢的将军的传令兵。不仅如此，他还接受了去见库图佐夫的任务，甚至可能见到皇上。晨光明媚，他的坐骑精壮。他的心情欢快而幸福。他接到命令以后，就催马沿着前线驰骋。起先他沿着尚未开火、站住不动的巴格拉季翁部的阵线奔驰，然后他进入乌瓦罗夫的骑兵团驻地，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军队在转移和准备开火的迹象。驰过乌瓦罗夫的骑兵团，他已经清晰地听见前面的炮声和枪声。枪炮声越来越响。

在清晨的新鲜空气中，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在长短不同的间隔中发出两三响枪声，然后是一两响大炮声，而现在从普拉茨高地前面的山坡上传来阵阵步枪的排射声，时而夹着稠密的大炮声，炮声有时密得已经分不出个别的射击声，而是汇成一片轰隆的巨响。

可以看见滚滚的步枪硝烟在山坡上追逐飞奔，一团团的大炮硝烟扩散开来混为一体。刺刀在烟尘中闪闪发光，从其中可以看见移动着的大量步兵和带有绿色弹药箱的炮兵狭长队形。

罗斯托夫在一个小丘上勒住马停了一会儿，他想观察一下情况。但是不管怎样集中注意力，他既不理解也看不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在烟尘中有人在移动，前前后后一群群的军队也在移动，但是为什么？是些什么人？到哪里去？——弄不明白。这个景象和这些声音不仅没有引起他颓丧或者畏惧的感觉，反而给他增添了力量和果敢。

“再加一把劲！再加一把劲！”他朝着那些声音默念道，他又顺着前线驰骋，越来越深入已经开火的军队中间。

“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但一切都会顺利的！”罗斯托夫想。

一队奥地利骑兵驰过去，罗斯托夫看见前面一段战线（这是近卫军）已经开始战斗。

“那更好！我要到近处看看。”他想。

他几乎沿着前沿阵地奔驰。有几个骑兵迎面驰来。这是我们的枪骑兵，队形混乱，是从进攻中撤下来的。罗斯托夫从他们面前驰过，无意中看见其中有一个人挂了彩，他继续向前驰去。

“这和我不相干！”他想。他还没有走上几百步，忽然在整个旷野上出现一大队身穿耀眼的白制服、一律骑黑马的骑兵，他们从左边斜刺里向他驰来。罗斯托夫想让开骑兵，策马全速奔驰。他本来可以躲开的，如果骑兵保持原来的速度，但是他们不断加快步子，有几匹马已经在飞奔了。罗斯托夫越来越清楚地听见他们的马蹄声和武器的锵锵声，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他们的马、身形，甚至面孔。这是我们的近卫重骑兵正去迎战向他们驰来的法国骑兵。

重骑兵一面奔跑，一面还勒着马。罗斯托夫已经看得见他们的面孔，听得见一个骑着骏马全速奔跑的军官发出“冲啊！冲啊！”的喊声。罗斯托夫怕被撞倒或者被卷进对法军的冲锋，他顺着前线拼命策马狂奔，但仍然没有避开他们。

最前面的重骑兵是一个麻脸的大个子，他看见难免要跟面前的罗斯托夫相撞，凶狠地蹙起眉头。要不是罗斯托夫忽然想到向一个重骑兵的马眼睛晃了一下鞭子，罗斯托夫连同他的坐骑贝杜英准要被撞翻（罗斯托夫觉得，比起这些高大的人马，他小得可怜）。那匹两俄尺半高的肥壮大黑马抿起耳朵向旁边一闪，但是麻脸的重骑兵抬起巨大的马刺用力踢了一下，那匹马翘起尾巴，伸长脖子，跑得更快了。重骑兵刚过去，罗斯托夫就听见他们呼喊“乌拉！”的声音。他回头看见前排的重骑兵已经和戴红肩章的外国骑兵（想必是法国的）混合在一起了。以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大炮不知从何处开始轰击，硝烟遮住了一切。

在重骑兵从罗斯托夫面前走过，驰入弥漫的硝烟中那一刻，他踌躇了一下：跟着他们跑呢，还是到他应当到的地方去呢。这是一次连法军自己都为之惊羡的辉煌的袭击。过后罗斯托夫听到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从他面前骑着几千匹马驰过去的那么一大群服装华美的英俊青年、富家子弟、军官、士官生，在那次冲锋后只剩下十八个人了。

“我何必羡慕他们，我的机会跑不了，也许我马上就会看见皇上！”罗斯托夫想，继续往前驰骋。

他来到步卫军跟前，发现上空和他周围有炮弹飞舞，他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因为他听见炮弹的呼啸，不如说是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脸色仓皇不安和军官们露出不自然的威严表情。

他从步卫军一个团的阵地后面经过时，听见有人叫他。

“罗斯托夫！”

“什么？”他应了一声，没有认出是鲍里斯喊他。

“好极了！我们上过第一线！我们团打过冲锋！”鲍里斯说，露出年轻人第一次上火线常有的那种微笑。

罗斯托夫站住了。

“是吗！”他说，“打得怎么样？”

“打退了！”鲍里斯兴奋地说，他变成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了。“你想象不到吧？”

于是鲍里斯讲，近卫军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支队伍，以为是奥军，忽然从这支队伍中射来炮弹，才知道部队到了第一线，出乎意外地开起火来。罗斯托夫没等鲍里斯说完，就策马走了。

“你到哪儿去？”鲍里斯问。

“奉命去见陛下。”

“他就在那儿！”鲍里斯说，他把罗斯托夫说的“陛下”听成“殿下”。

他向罗斯托夫指了指离他们百来步远的大公殿下。那位大公头戴帽盔，身穿重骑兵短瘦制服，正在耸肩蹙眉地申斥一个身穿白制服、面色苍白的奥地利军官。

“这是大公啊，我要去见总司令或者皇上。”罗斯托夫说，他已经策动了马。

“伯爵，伯爵！”贝格从另一边跑来喊道，他跟鲍里斯一样兴高采烈，“伯爵，我右手受了伤（他一面说，一面伸出流血的、用手绢包着的手），我不下火线。伯爵，我左手拿战刀：伯爵，我们姓冯·贝格的都是好汉。”

贝格还在说什么，但是罗斯托夫没有听完就继续前进了。

罗斯托夫驰过近卫军防地和一段空旷地带，为了不再像刚才碰到重骑兵冲锋那样闯进第一线，他远远避开那射击和炮轰最激烈的地点，沿着预备队一线绕着走。忽然在他前面，在我军后方，在他万万想不到有敌人的地方，听见近处炮击的声音。

“这怎么可能啊？”罗斯托夫想，“敌人在我军的后方？不可能，”罗斯托夫想，他忽然为自己，为整个战局担心害怕起来，“不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想，“现在已经用不着绕着走了。我应当就在这儿找总司令，如果一切都完了，我的使命也就完了。”

他在驻有各兵种的普拉茨村后的开阔地越往前走，就越证实了突然袭上心头的不祥预感。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谁射击？谁在射击？”罗斯托夫向那些混做一团挡住他的去路，正在逃跑的俄奥两国士兵问道。

“鬼才知道！全垮啦！全完啦！”那些逃跑的人群用俄语、德语、捷克语回答他，他们也跟他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打德国佬！”有一个人喊道。

“真他妈的见鬼！奸细。”

“这些俄国佬见鬼去吧！……[101]”一个德意志人忿忿地说。

路上有几个伤员。咒骂、喊叫、呻吟汇成一片喧哗。枪声停了，罗斯托夫过后才听说，原来是俄奥两军士兵互相射击。

“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了？”罗斯托夫想，“这儿是皇上随时都可能看见的地方啊！……不会的，这准是几个坏蛋干的。这会过去的，没什么不得了的，不可能出什么乱子，”他想，“不过要快点，快点离开这儿！”

罗斯托夫头脑里不可能有失败和逃跑的想法。虽然他看见法国的大炮和军队就在那座他要去那儿找总司令的普拉茨山上，但是他不能，而且也不愿相信那是事实。

十八

罗斯托夫奉命到普拉茨村附近寻找库图佐夫和皇上，但是这里不但找不到他们，甚至连一个长官都没有，有的只是成群的、乱糟糟的各种军队。他催赶着已经疲乏的马，想快点从这些人群中走过去，但是他越往前走，人群就越乱。在他要想通过的那条路上，拥挤着许多四轮马车和其他各种车辆、各种兵种的俄国兵和奥地利兵，受伤的和没受伤的。这一切在法国炮队从普拉茨高地上射出的炮弹凄厉的声音伴奏下，发出嗡嗡的响声，乱哄哄地移动着。

“皇上在哪儿？库图佐夫在哪儿？”罗斯托夫拦住人就问，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最后，他抓住一个士兵的衣领，强迫他回答。

“嘿，老弟！老早就溜了，朝那边跑掉了！”那个士兵对罗斯托夫说，不知为什么他一面挣脱，一面哈哈大笑。

罗斯托夫丢开这个显然喝醉了的士兵，又拦住牵着马的某个大官的勤务兵或者马夫，向他打听。勤务兵告诉罗斯托夫，一小时前皇上坐着轿式马车从这条路上疾驰而过，皇上受了重伤。

“不可能，”罗斯托夫说，“一定是别人。”

“我亲眼看见的，”勤务兵露出自以为是的冷笑，说，“我现在认得出皇上了：我去彼得堡见过好几次皇上。他面色刷白刷白的坐在马车上。四匹黑马驾辕，我的天啊，从我们面前隆隆地狂奔而过：我现在连御马和车夫伊利亚·伊万诺维奇都认得。好像，他除了给皇上赶车，不给第二个人赶车。”

罗斯托夫策马想继续往前走。一个受伤的军官从旁边走过，他问罗斯托夫：

“你找谁？找总司令吗？被炮弹打死了，他就在我们团里，胸膛中了弹。”

“没有打死，受了伤。”另一个军官做了修正。

“说的是谁？是库图佐夫吗？”罗斯托夫问。

“不是库图佐夫，我记不得他叫什么了，——都一样，反正活着的剩不多了。您到那儿去吧，到那边村子里，长官都在那儿。”那个军官指着霍斯蒂拉德克村，说完就往前走了。

罗斯托夫缓步而行，他不知道他现在为何而来和去找谁。皇上受伤了，仗是打输了。现在不能不相信这一点了。罗斯托夫朝着指给他的那个方向走去，远远可以看见那边的钟楼和教堂。何必着急呢？就算皇上和库图佐夫还活着，没有受伤，现在又对他们说什么呢？

“走这条路，大人，走那边准被打死，”一个士兵对他喊道，“那边会被打死的！”

“咳！什么话！”另一个士兵说，“他要到哪儿去？走那儿近些。”

罗斯托夫想了想，朝着人们告诉他可能被打死的方向走去。

“现在无所谓了！如果皇上真的受了伤，我还爱惜自己干吗？”他想。他来到那个从普拉茨高地下来的人伤亡最多的开阔地。法军还没有占领这个地方，可是活着的或者受伤的俄国人早已把它放弃了。在战场上，就像田地上堆着禾捆似的，每俄亩躺着十个至十五个伤亡者。伤员三三两两地爬到一起，发出难听的、罗斯托夫觉得有时假装的喊叫和呻吟。为了避免看见这些受苦的人，罗斯托夫策马快行，他开始觉得可怕。他不是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而是为他所需要的勇气担心。他知道，目睹这些不幸的人会使他丧失勇气。

法国人停止了对这遍地死尸和伤员的战场射击，因为这儿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但是他们看见有一个传令官走过，就对准他射了几发炮弹。可怕的呼啸声和周围的死尸使罗斯托夫产生一种恐怖的印象，并且使他怜悯自己。他想起母亲最近的一封信。“如果她现在看见我在这战场上，大炮正向我瞄准，她会有什么感想？”他想。

在霍斯蒂拉德克村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俄国军队虽然也很乱，但秩序已经好多了。法军的炮弹打不到这里，枪声听起来也遥远了。这里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而且也都在说，仗是打输了。罗斯托夫不论问谁，没有一个人说得出皇上在哪儿，库图佐夫在哪儿。有人说，传闻皇上真的受了伤，又有人说，不对，所以有这个谣传，是因为在皇上的轿式马车上的确坐着一个随皇帝侍从一同来战场、吓得面无人色的宫廷大臣托尔斯泰伯爵，从战场往后方奔驰。有一个军官告诉罗斯托夫，在村后左首他看见一位大官，于是罗斯托夫就往那儿去了，他对找到什么人已经不抱希望，不过是为了问心无愧罢了。罗斯托夫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过最后一批俄国军队，在挖了一条沟的菜园附近看见两个骑马的人，他们站在沟对面。其中一个戴着白缨帽，不知为什么罗斯托夫觉得眼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骑者骑一匹枣红骏马（这匹马罗斯托夫觉得很熟），来到沟沿，刺了一下马，松开缰绳，轻快地跳过菜园的沟渠。只见尘土顺着马后蹄往堤坡下面溜。他陡然掉转马头，又跳回沟那边去，恭恭敬敬地对那个戴白缨帽的骑者说话，显然是请他也跳过去。那个罗斯托夫好像认识的骑马人不知为什么引起罗斯托夫的注意，他摇头摆手做了一个否定的姿势，罗斯托夫一见这个姿势，立刻认出他正是他为之悲伤的、崇敬的君主。

“他独自一人在这空旷的田野里，这不可能。”罗斯托夫想。这时亚历山大转过头来，罗斯托夫看见了栩栩如生地刻在他的记忆中的可爱面容。皇上脸色苍白，两腮下陷，眼睛也眍进去了，但是他的容貌显得更秀美，更温和了。罗斯托夫感到幸福，因为他证实了皇上受伤的消息不确实。他感到幸福，因为看见了皇上。他知道，他能够，甚至应当直接去见皇上，转达多尔戈鲁科夫命令他转达的事情。

可是，就像一个正在谈恋爱的青年，当梦寐以求的时刻来临，单独会见她的时候，竟不敢说出朝思暮想的话，只是浑身发抖，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想寻求帮助，或者想找个拖延时间和逃跑的机会，现在罗斯托夫实现了他生平最大的愿望，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见皇上，他脑海中出现千万条理由使他觉得这样去见皇上不合适、不礼貌、不可能。

“那怎么行啊！利用他独自一人而且是灰心丧气的时机，好像我倒高兴似的。在这可悲的时刻，一个陌生人在他面前出现，他会不愉快并且感到难过的；再说，我现在能对他说什么呢，只要一看见他，我的心脏就停止跳动，舌头也发干？”为了要见皇上而准备的千言万语，现在一句话也想不起了。而且那些话多半都是用在完全不同的情况的，多半是在胜利的时刻和喜庆的日子要说的，主要是在他受了重伤弥留之际，皇上感谢他的英勇行为，他奄奄一息地向他表示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他的爱戴时要说的。

“再说，现在已经下午四点钟，仗也打输了，我怎么还能向皇上请示对右翼发布命令呢？不，我坚决不能去见他，不应当打扰他的沉思默想，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看见他的疾言厉色。”罗斯托夫就这样决定了，他怀着抑郁和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同时不断回头看看仍然站在那儿犹疑不决的皇上。

正当罗斯托夫这样想，悲哀地离开皇上的时候，冯·托尔上尉偶然来到这里，他看见皇上，就一直驰到他跟前，为他效劳，帮助他走过沟渠。皇上感到不适，想休息一下，在苹果树下坐下来，托尔站在他身旁。罗斯托夫远远地怀着羡慕和后悔的心情看见冯·托尔长久地、热烈地向皇上说什么，皇上握着托尔的手，捂着眼睛好像在哭。

“我本来也可以处在他的地位的！”罗斯托夫默默地念叨，他强忍着同情皇上的眼泪、怀着完全失望的心情往前走，他现在既不知道往何处去，也不知道为何而来了。

当他觉得他个人的弱点是他痛苦的原因的时候，他那失望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他本来可以……不仅可以，而且他应当去见皇上。这是向皇上表忠心的唯一机会。可是他没有利用它……“我干的什么事啊？”他想。于是掉转马头，向看见皇上的地方驰去，但是沟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大车和马车走过。罗斯托夫从一个车夫那里打听到，库图佐夫的司令部就在不远的村子里，车队正向那里行进。于是罗斯托夫就跟着车队去了。

在他前面走着的是库图佐夫的马夫，他牵着一匹披着马被的马。马夫后面是一辆大车，大车后面走着一个戴尖顶帽、穿短皮袄、罗圈腿的老家奴。

“季特，我说，季特！”马夫说。

“干吗？”老头漫不经心地回答。

“季特，去打禾！”

“咳，傻小子，去你的！”老头生气地啐了一口。默默地走了一会，又重复同样的玩笑。

下午五时，全线都吃了败仗。一百多尊大炮落到法国人手里。

普热贝舍夫斯基和他的兵团放下了武器。其他纵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乱糟糟地溃退了。

朗热隆和多赫图罗夫的残部，混乱地挤在奥格斯特村池塘边和堤坝上。

下午五时以后，只有奥格斯特堤坝附近还响着激烈的炮击声，这是法军在普拉茨高地斜坡上摆开许多大炮射击我们退却的军队。

在后卫，多赫图罗夫和别的人，集合了几个营的兵力，正在狙击追击我们的法国骑兵。在这狭窄的奥格斯特堤岸上，——多少年来，头戴尖顶小帽的老磨房主，曾坐在这里安闲地垂钓，他的孙子卷起袖筒伸手到罐子里捉弄活蹦乱跳的银鱼；多少年来，戴着毛绒绒的皮帽、穿着蓝色短上衣的摩拉维亚人曾赶着满载小麦的双驾大车安闲地从这堤岸上走过，然后弄得满身面粉，赶着装满白面的大车又从这个堤岸上走回去，——而现在，在这条窄窄的堤岸上，被死亡吓得面无人色的人们拥挤在大车和炮车之间、马蹄下面和车轮之间，互相倾轧着，死亡着，在正在死去的人们身上践踏着，互相残杀着，只不过为了走出几步后同样被打死。

每隔十秒钟就有一发炮弹排挤着空气飞来，落在这稠密的人群中间，或者有一颗榴弹爆炸，把人杀伤，鲜血溅到站在近旁的人身上。多洛霍夫手受了伤，带着十来个士兵步行着（他已经当军官了），他的团长骑着马，全团只剩这些人了。他们被人流卷到堤坝前面，被四周的人群拥挤着，停了下来，因为前面有一匹马倒在大炮下面，人们正把它拖出来。一颗炮弹打中他们后面的人，另一颗落到前面，鲜血溅到多洛霍夫身上。人群拼命地拥挤，推搡，走几步又停下来。

“走出这几百步，大概就可以得救，再停留两分钟，一定会死。”每个人都这样想。

多洛霍夫从人群中向堤坝边猛冲过去，绊倒了两个士兵，他跑到池塘的光滑冰面上。

“下来！”他喊道，在冰上一跳一跳地走，冰在他脚下轧轧作响，“下来！”他向炮车喊叫，“禁得住！……”

冰禁住了他，但有点下陷，而且轧轧直响，显然，不仅禁不住大炮和人群，甚至他独自一人也会陷下去。人们看着他，在岸上拥挤着，还不敢下去。骑着马的团长停在堤坝前面，对多洛霍夫举起手，张着嘴。忽然在人群头上低低地飞来一颗炮弹，人们都弯下身来。有个东西噗哧一声打到潮湿的地方，那个将军从马背上栽倒在血泊中。不仅没有人想到去扶起他，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

“到冰上去！从冰上走！走啊，走啊！下去，下去！没听见还是怎么啦！走啊！”在那颗炮弹打中将军以后，忽然响起无数的声音，连喊话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喊的什么和为什么喊叫。

上到堤上的最后一批大炮中的一尊开到了冰上。成群的士兵从堤坝上跑到结冰的池塘里来。最前面有一个士兵踩破了冰面，一只脚掉到水里，他想恢复原状，但是陷入齐腰深的水里了。靠近他的几个士兵犹豫了，炮车的驭手勒住了马，但后面仍然传出喊叫声：“到冰上去，为什么站住了，走啊！走啊！”人群中响起可怕的喊声。炮车周围的士兵挥动手赶马，打它们，叫它们掉头下去。马离开了岸边。原先禁得住步兵的冰坍塌了一大块，冰上的四十来个人，有的前，有的后，你推我拥地都掉到水里。

炮弹仍然均匀地、不断地呼啸着，落到冰上、水里，多数落到挤满堤坝、池塘和岸边的人群中。

十九

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就在普拉茨山上他擎着旗杆倒下去的地方躺着，流着血，呻吟着，连他自己也不自觉地、低声地、可怜地、孩子般地呻吟着。

将近傍晚时分，他停止了呻吟，完全安静下来。他不知道他失去知觉有多久。他忽然感觉自己还活着，他的头像裂开似的灼痛。

“那个天空在哪儿，那个我从来不知道，直到今天才看见的高高的天空在哪儿？”这是他首先想到的。“这种痛苦，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想，“是的，我至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哪儿呢？”

他留神细听，听见渐渐走近的马蹄声和说法语的人声。他睁开眼。上面仍然是高高的天空和更高的浮云，透过浮云是无限遥远的苍穹。他没有扭动头，没有看见那些由马蹄声和人声判断已经走到他跟前停下来的人们。

驰到跟前来的骑者是拿破仑和两名随身副官。波拿巴在巡视战场，他发出加强炮兵对奥格斯特堤坝轰击的最后命令，并且查看一下战场上的死者和伤者。

“优秀的人民！”拿破仑望着一个被打死的俄国掷弹兵，说。这个掷弹兵肚皮贴地躺着，脸埋在土里，脖颈发黑，一只已经僵硬的手伸得老远。

“炮弹打光了，陛下！”这时从轰击奥格斯特村的炮队那儿来了一位副官，说。

“命令从后备中运去一些。”拿破仑说，他走了几步，在仰面躺着的安德烈公爵跟前停下来，他身旁扔下一根旗杆（军旗已经被法国人拿去当战利品了）。

“这一个死得好。”拿破仑望着博尔孔斯基说。

安德烈公爵心里明白，这是指他说的，谈话的人是拿破仑。他听见人们称呼这个谈话的人陛下。但是他听到这些话，就好像听到苍蝇嗡嗡叫，不仅不感到兴趣，而且不放在心上，立刻就忘掉了。他的头像火烧似的，他觉得他的血就要流干了，他看见他上面那个遥远的、高高的、永恒的天空。他知道这是拿破仑——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此刻，与他的心灵和那个高高的、无边无际的天空和浮云之间所发生的一切相比，他觉得拿破仑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这时不论是谁站在面前，不论说他什么，对他都完全无所谓。他高兴的只是人们站在他跟前，他希望的只是这些人能帮助他，使他生还，生命在他眼中是如此美好，因为他现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他集中全身的力量想动一动，发出一点声音。他轻轻地动一下脚，发出可怜的、微弱的、病人的呻吟。

“啊！他还活着，”拿破仑说，“把这个年轻人抬起来送到救护站去！”

拿破仑说完就迎着拉纳元帅驰去，这位元帅脱掉帽子，微笑着祝贺胜利，驰到皇帝跟前。

以后的事安德烈公爵就不记得了：由于把他安放到担架上、担架走动时的颠簸和在救护站探查伤口使他感到剧烈地疼痛，以致失去了知觉。他醒来天已经晚了，这时他和别的受伤和被俘的俄国军官一起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在这次移动时，他觉得清醒些，能够四外张望，甚至能说话了。

他苏醒后听到的头几句话是一个护送的法国军官匆忙说的：

“得在这儿停一停：皇上马上就要过来。他看见这些被俘的先生们一定很高兴。”

“今天这么多俘虏，几乎把俄军全部都抓来了，大约他都看够了。”另外一个军官说。

“不，那倒不一定！据说这个是亚历山大皇帝的近卫军总司令官。”第一个军官指着身穿重骑兵白制服的、受伤的俄国军官说。

博尔孔斯基认出是他在彼得堡社交界见过的列普宁公爵。他身旁站着另一个受伤的重骑兵军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

波拿巴纵马驰来，他勒住了马。

“谁是将官？”他见到俘虏后说。

人们说出上校列普宁公爵的名字。

“您是亚历山大皇帝骑卫团团长吗？”拿破仑问道。

“我指挥一个连。”列普宁回答说。

“你们团光荣地尽了职。”拿破仑说。

“伟大统帅的称赞对于军人是最好的奖赏。”列普宁说。

“我很高兴给您这个奖赏，”拿破仑说，“您旁边这个年轻人是谁？”

列普宁公爵说出苏赫特伦中尉的名字。

拿破仑看了看他，面带笑容说：

“他来和我们打仗太年轻了。”

“年轻并不妨碍做一个勇士。”苏赫特伦打断他的话说。

“答得妙，”拿破仑说，“年轻人，你的前途远大！”

为了展示全部的缴获——俘虏，安德烈公爵也被放到前面让皇上过目，他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显然拿破仑想起他在战场上见过他，他对他也用“年轻人”这个称呼，因为这是博尔孔斯基给他的第一个印象。

“唔，是您，年轻人？”他对他说，“您觉得怎样？我的勇士？”

虽然五分钟前安德烈公爵可以跟抬他的担架兵谈几句，可是现在，他直盯着拿破仑一声不响……他觉得，比起他看见的和理解的高高的、公正的、慈祥的天空来，拿破仑此刻所关心的一切是那么微不足道，他那个崇敬的英雄满怀猥琐的虚荣和胜利的喜悦，是那么渺小，——这使他不能回答他。

而且，比起由于流血过多而衰弱无力、痛苦以及即将来临的死亡在他心中引起的那种庄严伟大的思绪来，一切都显得无益和微不足道。安德烈公爵望着拿破仑的眼睛，想到伟大是多么渺小，谁也弄不清其意义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在活人中谁也弄不清和说不清其意义的死亡是多么渺小。

皇帝不等回答就勒转了马，临走时对一个军官说：

“叫他们照顾这些先生们，把他们送到我的宿营地，叫御医拉雷检查他们的伤口。再见，列普宁公爵。”于是他策马往前疾驰而去。

他脸上焕发着自满和幸福的光彩。

抬安德烈公爵的士兵偶然看见了那枚玛丽亚公爵小姐挂在哥哥身上的金质小圣像，就摘了下来，现在看见皇上对这些俘虏表示亲热，又赶快把小圣像归还他了。

安德烈公爵没有看见是谁和怎样又给他戴上的，但是那个有细金链的小圣像忽然在他胸前制服上出现了。

“如果一切都像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想的那么简单明了，那就好了，”安德烈公爵看了看那枚妹妹以如此深情和虔诚给他戴上的小圣像，心里想，“那就好了。如果能够知道今生到何处去寻求帮助，而在身后会有什么遭遇，那该多好啊！如果我现在就能说：主啊，怜悯我吧……那么，我会多么幸福和安心！然而这话我对谁说呢？难道对那个不可捉摸和不可思议的力量说——对它我不仅不能祈求，甚至说不出它是伟大，还是渺小，难道对玛丽亚公爵小姐缝在我身上的护身符里的那个神说吗？除了我所了解的那个东西的渺小和那个不可理解、但极为重要的东西的伟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得住的！”

担架移动了。每一颠簸又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寒热的状态加剧了，他开始说胡话。父亲、妻子、妹妹和未来的儿子的幻影，以及战役前夜他所感受的缠绵柔情，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拿破仑的身形和在这一切之上的高高的天空——构成了他在热病状态中幻觉的主要东西。

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童山的宁静生活和恬适的家庭幸福。正当他欣赏这种幸福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拿破仑，他那眼神冷酷无情，学识短浅，而且幸灾乐祸，于是开始发生了怀疑、痛苦，只有天空给人以慰藉。快到早晨的时候，一切幻觉都搅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混沌和不省人事的黑暗状态，据拿破仑的医生拉雷的意见，这种状态的结果很可能是死亡，而不是恢复健康。

“这是个神经质和多胆汁的家伙，”拉雷说，“他不会痊愈的。”

安德烈公爵和其他无望的伤员都交给当地居民照料去了。

[1]原文为法语。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一律不再加注。

[2]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1750—1822），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一八一○至一八二二年任总理大臣。他为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于一八一○至一八一三年实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允许农民在极苛刻的条件下赎买封建徭役，取消行会限制等。他曾代表普鲁士出席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几年中执行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

[3]豪格维茨当时任普鲁士外交大臣。

[4]拉法特：疑指瑞士作家Johann Cɑspɑr Lavater（1741—1801）。

[5]沙俄时期，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花字奖章。

[6]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波旁王朝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曾参加孔德领导的流亡国外的反革命军队，一八○四年被拿破仑逮捕并判死刑。

[7]乔治小姐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悲剧演员，做过拿破仑的情妇。一八○八年，她去彼得堡，获得很大成功，就在那时，娜塔莎在海伦的客厅中听到她的朗诵。

[8]库图佐夫（1745—1813），一八○五年，俄奥英同盟对拿破仑作战时，任驻奥地利俄军总司令。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指挥著名的波罗金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一八一三年率领俄军参加欧洲国家反对拿破仑战争。不久病死。

[9]原文为法语，是一句无法翻译的毫无意义的蠢话。

[10]指卢梭著《民约论》。

[11]雾月十八日（公元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政变后拿破仑自任第一执政，掌握军政大权。

[12]阿尔科拉是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省的一个村庄，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拿破仑军在阿尔科拉桥附近战胜了奥地利军，结束了所谓的维罗纳战役。

[13]雅法是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港口，濒地中海。

[14]凯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古代罗马的政治家、战略家、著作家和演说家。

[15]共济会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国出现的一种神秘的宗教运动，以道德的自我修养为主旨，其成员多半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

[16]俄国习惯，打赌时要握手，然后由证人把手分开。

[17]彼得鲁沙是皮埃尔的俄语爱称。

[18]拉兹维洛夫，俄国边境城市，援奥俄军经此进入加利西亚。

[19]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20]鲍里亚是鲍里斯的小名。

[21]尼古连卡是尼古拉的爱称。

[22]萨洛莫妮是一八○五年莫斯科一个德国戏班中的主要歌唱演员。

[23]俄国风俗，出生、订婚、结婚、生日、命名日，甚至假日或宗教节日都要贺喜。

[24]娜塔莉娅·伊利尼什娜是娜塔莎的本名和父称，这样称呼表示对她的尊敬。

[25]让莉夫人，是当时法国女作家，她的小说都取材于上流社会，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认为其小说写得枯燥乏味。因此当薇拉批评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就叫她让莉夫人。

[26]鲍连卡也是鲍里斯的小名。

[27]尼古卢什卡是尼古拉的爱称。

[28]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1737—1807），俄国政治活动家，因参加一七六二年宫廷政变而显达。叶卡捷琳娜二世借这次政变登上王位。一七七○年在切什梅海湾击溃土耳其舰队时，他任俄国舰队总司令。一七七五年退伍后以奢华好客著称一时。

[29]原文为拉丁语。

[30]指东正教的终敷礼。

[31]彼得·基里洛维奇是皮埃尔的名字和父称。

[32]威廉·皮特（1759—1806），一七八三至一八○一年与一八○四至一八○六年任英国首相，是反对法国革命、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国家联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33]布伦是法国北部城市，濒英吉利海峡，为贸易、航运中心及渔港。

[34]维尔纳夫是拿破仑的海军大将，统率一八○五年入侵英国的舰队。同年十月他本人与旗舰在特拉法尔加角被俘。

[35]塔拉斯卡是塔拉斯的昵称。

[36]俄罗斯人用教历上圣徒的名字作教名，将该圣徒的节日作为命名日，像过生日一样庆祝。

[37]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一七九九年任意大利境内对法作战的俄奥军总司令，击败法军后率部越阿尔卑斯山入瑞士，援救在瑞士作战的俄军。因反对采用普鲁士军事制度，一八○○年被解职。

[38]彼佳是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儿子彼得的小名。

[39]俄国正教会规定，近亲通婚，须经总主教许可。俄国正教会一共有三名总主教，其中一名在莫斯科大教区。

[40]特烈帕克舞是俄罗斯的一种顿足跳的民间舞。

[41]卜列格怀表是旧时法国的一种怀表，能报时并指示日期。

[42]俄语“中风病发作”和“打击”是一个词。

[43]1俄里合1.06公里。

[44]《奥秘详解》指艾加兹侯森（1752—1803）著《自然奥秘解答》。这是一部神秘著作，一八○五年译成俄文，在共济会员中间广为流传。

[45]波将金（1739—1791），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陆军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46]莫罗（1763—1813），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后因政见不一被拿破仑放逐国外，一八一三年参加俄军反拿破仑的战争，同年受伤身死。

[47]可能指腓特烈二世，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的普鲁士国王，著名统帅。

[48]腊肠烧酒军事参议院是老公爵给奥地利军事参议院起的诨名。

[49]彼·帕伦（1745—1826），彼得堡总督，刺杀保罗一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

[50]奥恰科夫曾为土耳其要塞，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俄土战争时，被苏沃洛夫率军攻下，战后归属俄国。

[51]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

[52]1普特合16.38公斤。

[53]玛莎是玛丽亚的小名，昵称。

[54]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是库图佐夫的本名和父称。参见第20页注①。

[55]1英里合1.6093公里。

[56]伊兹梅尔战役指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俄土战争中的一次战役。

[57]巴克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

[58]布鲁诺沃即布劳瑙，是俄国化了的名称。

[59]法老是古埃及皇帝的称号，此处指一种纸牌赌法。

[60]原文为德语。

[61]玛丽亚·特雷西娅（1717—1780），一七四○年起为奥地利女大公。

[62]原文为德语。

[63]“霍霍尔”本指头上的一小撮蓬毛，旧时乌克兰人留这种发式，因此成为乌克兰人的绰号，带轻蔑意味。

[64]原文为德语。

[65]原文为德语。

[66]原文为德语。

[67]原文为德语。

[68]原文为德语。

[69]要求赔偿名誉即要求对方接受决斗的挑战。

[70]德国灌肠是德意志人的外号。

[71]贝杜英是游牧的阿拉伯人。

[72]1俄丈合2.134米。

[73]布吕恩即今捷克境内的布尔诺。

[74]原文为德语。

[75]原文为德语。

[76]坎波福米奥为意大利一村庄，一七九七年法奥曾在此签订和约。

[77]德摩西尼是公元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78]原文为德语。

[79]一七九三年二十三岁的拿破仑指挥土伦战役，第一次获得胜利，从此声名大震。

[80]1俄尺合0.71米。

[81]梯也尔在提到这次进攻时说：“俄国人表现得很英勇，这在战争中是少见的，两队步兵互相顽强地厮杀，在决战之前，谁也不肯让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曾说：“有几营俄国军队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作者注

[82]希腊神话中，宙斯化作天鹅与斯巴达王廷达瑞斯的妻子勒达生下一女海伦，美艳无比。后嫁给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阿佛洛狄忒的帮助，将她诱走，从而引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83]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是海伦的本名和父称。

[84]廖莉娅是海伦的爱称。

[85]玛丽是玛丽亚的法语称谓。

[86]丽莎韦塔·卡尔洛夫娜是小公爵夫人丽莎的本名和父称。

[87]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

[88]这是乳母说的不通顺的法语音译：孩子们，上床睡觉吧。

[89]阿尔方斯·卡尔雷奇是贝格的本名和父称。

[90]阿尔瑙是当时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

[91]这是“主祷文”的起句。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

[92]德鲁别茨科伊是鲍里斯的姓氏。

[93]原文为法语和德语。

[94]上文说魏罗特尔九时许才到库图佐夫处，传令兵来的时间当在九时以后，此处显系作者笔误。

[95]原文为德语。

[96]俄语中“打禾”一词的尾音和“季特”谐音。

[97]俄语“图囊”一词的发音为“塔什卡”，“娜塔什卡”在俄语中与“拿着图囊”谐音。

[98]俄语“践踏”一词的后两个音节和“愚弄、愚钝”一词的发音相同。

[99]参见第25页注①。

[100]玛斯广场是彼得堡的一处阅兵场。

[101]原文为德语。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6卷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自拍照（1862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网球场旁，和亲人，客人们在一起（1896年）

与女儿玛丽亚及亚历山德拉打网球（1897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朋友的儿子鲍·杜纳耶夫（1898年）

骑马奔驰（1897年）

战争与和平 第二册

第一部

一

一八○六年初，尼古拉·罗斯托夫休假回家。杰尼索夫也正要回沃罗涅日城家里，罗斯托夫劝他跟他一起去莫斯科，在他家里住几天。快到莫斯科的前一站，杰尼索夫遇见一个同事，两个人喝了三瓶酒，他在雪橇里躺在罗斯托夫身旁，一直睡到莫斯科也没有醒，虽然道路坎坷不平；而罗斯托夫，在快到莫斯科的时候，心情越来越急不可待。

“怎么还不到？怎么还不到？唉，这些讨厌的街道，小铺子，面包店，路灯，马车！”罗斯托夫想，这时他们已经在哨所检验了休假证，驶入了莫斯科。

“杰尼索夫，到了！还睡呢！”他说。他全身向前俯倾着，好像想用这个姿势加快雪橇的速度似的。杰尼索夫没有回答。

“那不就是扎哈尔常在那儿停车的十字路口拐角；那不就是扎哈尔，还是那匹马。那就是常去买甜饼的小铺子。快到了吧？快点！”

“哪所房子？”车夫问。

“就是街头那所大房子，你怎么看不见！那是我们的家，”罗斯托夫说，“那就是我们的家！”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咱们这就到了。”

杰尼索夫抬起头来，清了清嗓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对坐在车夫座的仆人说，“那不就是咱们家的灯光吗？”

“正是，您哪，老爷书房里还点着灯呢。”

“都还没睡吧？啊？你说呢？”

“当心别忘了马上把那件新骑兵服拿出来给我。”罗斯托夫摸了摸刚留起来的小胡子，又加了一句。“快点赶啊。”他呵斥车夫。“醒醒吧，瓦夏。”他对又打瞌睡的杰尼索夫说。“喂，快赶，给你三个卢布的酒钱，快赶！”罗斯托夫喊道，这时雪橇离大门口只隔三座房子了。他好像觉得马在原地踏步。最后，雪橇向右拐到大门口，罗斯托夫看见头顶上灰泥剥落的飞檐、门廊、人行道的标柱。他不等雪橇停好，就跳下来直奔过厅。房子一动不动，漠不关心，就好像不管谁来了都与它无关。过厅里没有人。“我的老天！大家都平安吗？”他想道，他的心简直要停止跳动了，他停了片刻，马上又穿过过厅和熟悉的、歪斜的阶梯往前跑。仍然是那个老门柄，老伯爵夫人常常为了它擦得不干净发脾气，它仍然是那样不费劲就扭开了。前厅里点着一支蜡烛。

米哈伊洛老头躺在木柜上睡觉。随从普罗科菲，就是那个能从车后身掀起一辆马车的大力士，正在用布条编鞋子。他看了看打开的门，他那睡意矇眬、漠然的表情忽然变得又惊又喜了。

“我的天啊！伯爵少爷！”他认出了少爷，喊了一声，“这怎么啦？我的亲爱的！”普罗科菲激动得抖抖索索，向客厅的门奔去，大概是想去禀报，但显然又改变了主意，走回来偎靠在少爷的肩头上。

“都好吗？”罗斯托夫抽出一只胳膊，问。

“谢天谢地！都托天之福！刚刚吃过饭！让我看看您，大人！”

“大家都完全平安吗？”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罗斯托夫完全忘了杰尼索夫，他不愿让人抢先去通报，就扔掉皮外套，踮着脚尖跑进漆黑的大厅。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张呢面的牌桌，还是那个带罩的枝形灯架；但是已经有人看见了少爷，他还没来得及跑到客厅，就有一个人像一阵风暴从旁门疾飞过来，拥抱他，吻他。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从另一扇门，从第三扇门跳出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又是喊叫，欢喜得流泪。他分辨不出哪儿和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娜塔莎，哪个是彼佳。大家都同时在喊叫，说话，吻他。只是其中没有妈妈——他想起了这一点。

“我，还不知道呢……尼古卢什卡[1]……亲爱的！”

“你瞧他……我们的……亲爱的，科利亚[2]……变样了！怎么不点蜡烛！拿茶来！”

“亲亲我！”

“宝贝……亲亲我。”

索尼娅、娜塔莎、彼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薇拉、老伯爵都拥抱他，屋子里挤满了男女仆人，大家说说道道，不住地叹息。

彼佳抱着他的大腿。

“还没亲亲我呢！”他喊道。

娜塔莎扳下哥哥的头，在他脸上亲了又亲，然后跳开，扯着他的骑兵外衣大襟，像山羊似的在原地跳来跳去，尖声喊叫。

四周都是闪亮的喜悦的泪水，抚爱的眼神，四周都是寻求亲吻的嘴唇。

索尼娅脸红得像大红布，她也拉着他的手，她容光焕发，愉快的目光直射着她所期待着的他的眼睛。索尼娅已经十六周岁了，她长得非常美丽，特别是在这幸福的、兴高采烈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微笑着，屏着呼吸。他感激地看了看她，但是他总是在期待和寻找谁。老伯爵夫人还没有出来。说话之间从门那里传来了脚步声。步子是那么快，这不可能是母亲的脚步。

但这是她，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过的、在他走后缝的新衣裳。大家都闪开，他向她跑过去。当两人走到一起时，她一头栽到他的怀里，恸哭起来。她抬不起头来，一个劲地把脸贴到他的骑兵制服的冰冷绶带上。谁也没注意杰尼索夫进来了，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母子，不住地擦眼泪。

“这是瓦西里·杰尼索夫，你儿子的朋友。”他向正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的伯爵介绍道。

“欢迎。我知道，我知道，”伯爵抱着杰尼索夫亲吻，说，“尼古卢什卡来信说过……娜塔莎，薇拉，这就是那个杰尼索夫。”

仍然是那些幸福的、兴高采烈的面孔朝杰尼索夫那毛发蓬松的身形转过来，把他包围起来。

“亲爱的，杰尼索夫！”娜塔莎尖叫了一声，她乐得忘其所以，跳到他跟前，抱住他吻了吻。大家都为娜塔莎这个举动觉得怪难为情的，杰尼索夫也红了脸，但他微微一笑，拿起娜塔莎的手亲了亲。

杰尼索夫被领到为他准备的房间，罗斯托夫一家人围着尼古卢什卡聚在起居室里。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不放，时时地亲吻它；其余的人聚在他周围，生怕放过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一瞥，那些喜悦爱抚的目光紧盯着他。小弟弟和姐姐们争吵着，互相抢占靠近他的位子，为了得到端茶、递手巾、取烟袋的机会争争夺夺。

罗斯托夫受到人们对他的爱抚而感到幸福；见面的最初时刻是那么愉快，但现在他觉得幸福还不够，他老是期待着更多、更多、更多的什么东西。

次日早晨，旅途跋涉的人一直睡到九点多钟。

在前面的房间里，地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佩刀、皮包、图囊、打开的提箱、脏靴子。两双擦干净了的带马刺的靴子刚刚放在墙边。仆人拿来了脸盆、刮脸的热水和干净衣裳。散发着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里什卡，把烟袋拿来！”瓦西卡·杰尼索夫哑着嗓子喊了一声，“罗斯托夫，起来！”

罗斯托夫揉了揉粘住的眼睛，从热乎乎的枕头上抬起乱蓬蓬的头。

“怎么啦，晚了吗？”

“晚了，九点多了。”是娜塔莎回答的声音，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浆过的衣服的沙沙声、女孩子们的低语声和笑声，从微开的门缝里闪过蓝色的衣裳、蝴蝶结、黑发和快乐的面孔。这是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他们是来看他起床没有。

“尼古连卡，起来！”门口又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这就起！”

这时彼佳在第一间房里看见佩刀，就拿了起来，他就像孩子们看见英武的兄长时那样高兴，他忘记姐姐们不方便看见赤身露体的男人，忽然把门打开了。

“这是你的刀吗？”他喊道。姑娘们赶忙躲开。杰尼索夫睁大了受惊的眼睛，把毛茸茸的腿藏到被子里，张望着向朋友求救。门打开放进彼佳又关上了，门外传来笑声。

“尼古连卡，穿上睡衣出来吧。”这是娜塔莎的声音。

“这是你的刀吗？”彼佳问，“要不这是您的？”他带着谦卑恭敬的口吻向黑脸膛的大胡子杰尼索夫说。

罗斯托夫赶快穿上鞋，穿上睡衣，走了出去。娜塔莎登上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正在穿另一只。当他出来时，索尼娅正转着圈子，想鼓起连衣裙行屈膝礼。两个姑娘都穿着天蓝色的新衣裳，她们全是那么鲜艳、红润、快乐。索尼娅跑了，娜塔莎挽起哥哥的手，把他领到起居室里，他们开始谈起来。他们彼此不等对方回答又问起无数的只有他们俩才感兴趣的琐事。他说的和她说的每句话都使娜塔莎发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话真的可笑，而是因为她心情快乐，她欢喜得忍不住要笑。

“啊，多好，好极了！”她对每件事都是这么说。罗斯托夫觉得，在爱的灼热光照下，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在他的心中和脸上露出孩童的微笑，这种微笑是在他离家后从来没有过的。

“不，你听我说，”她说，“你现在真是一个大男人了吗？你是我的哥哥，我真高兴极了。”她摸了摸他的胡子，“我很想知道你们男人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吗？”

“索尼娅为什么跑了？”罗斯托夫问。

“是啊。这可说来话长！你怎么称呼索尼娅？是称呼‘你’还是‘您’？”

“那要看情况。”罗斯托夫说。

“你称呼她‘您’，我请求你，我以后再告诉你。”

“那是为什么？”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知道吧，索尼娅是我的朋友，是那么好的朋友，我为了她烫伤自己的胳膊来发誓。你瞧。”她卷起薄纱的袖筒，露出纤瘦柔嫩的小胳膊，在肩膀下，离肘弯还老高的地方，也就是舞衣能盖住的地方，有一块红印。

“这是我为了证明我爱她才烧伤的。就是把铁尺在火上烧红，往这儿一按。”

在这曾经当作课室的房间里，罗斯托夫坐在扶手带有软垫的沙发里，望着娜塔莎那对非常活泼的眼睛，他又进入了家庭的、孩童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任何一个外人都没有意义，而对他却是最高的生活享受，就连用铁尺烫手臂来表明爱，他也觉得不无道理：他理解这一点，并不以为怪。

“那又怎么样呢？就是这些吗？”他问。

“嘿，我们可好呢，可好呢！用铁尺烫手臂，这算什么，是胡闹，但是我们永远是朋友。她一爱上谁，就永远爱上了；可是我不理解这个，我即刻就忘了。”

“那又怎么样呢？”

“我是说她爱我，也爱你。”娜塔莎忽然脸红了，“你还记得在离别的时候……她让你忘掉这一切……她说：我永远爱他，而他可以自由。这真是好极了，高兴极了！你说是吗？非常高兴？是不是？”娜塔莎说这些话是那么认真，那么激动，可以看出，她以前说这些话时曾是含着眼泪的。罗斯托夫沉吟了一下。

“我决不会收回我的诺言，”他说，“以后也不会，索尼娅是这么可爱，放弃自己的幸福不是成傻瓜了吗？”

“不是的，不是的，”娜塔莎喊道，“我跟她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们知道你会这样说。但是这不行，你懂不懂，因为如果像你所说，你受诺言的约束的话，那么就好像她有意说这话似的。那么一来，你仍然是不得已才娶她，那就完全不对头了。”

罗斯托夫看出，这一切都是经她们深思熟虑过的。他昨天就为索尼娅的美而吃惊，今天一晃看了她一眼，他觉得她更美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十六岁的姑娘，显然她在热爱着他，他对这一点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现在怎么能不爱她，甚至怎么能不和她结婚，罗斯托夫这样想，但是……现在还有那么多别的欢乐和要做的事！“是啊，她们想得很妙，”他想，“我应当保持自由。”

“很好，”他说，“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啊，我真喜欢你！”他加了一句。“啊，怎么样，你对鲍里斯没变心吧？”哥哥问。

“胡扯！”娜塔莎笑着嚷了一句，“不论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我都不想，连知道都不要知道。”

“是吗！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吗？”娜塔莎反问道，幸福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你看见迪波尔了吗？”

“没有。”

“大名鼎鼎的迪波尔，舞蹈家，你没看见吗？那你就不了解了。你看我的。”娜塔莎圈起手臂，提起裙子，像人们在舞蹈时那样，跑开几步，转过身来，两只脚一拍，脚尖着地，走了几步。“你看我站住了吧？你瞧！”她说，但是她用脚尖站不稳，“你瞧我跳的！我永远不嫁人，我要当舞蹈家。不过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罗斯托夫笑得那么快乐，声音那么高，连在隔壁房间的杰尼索夫都羡慕起来，娜塔莎也忍不住同他一起笑起来。“不，你说好不好？”她一个劲儿地说。

“好。你已经不愿意嫁给鲍里斯了？”

娜塔莎面红耳赤了。

“我不愿意嫁给任何人。我见到他时也会这样说。”

“是真的！”罗斯托夫说。

“真的，这都是胡闹。”娜塔莎还在闲扯。“怎么，杰尼索夫人好吗？”她问。

“好。”

“那么你走吧，穿衣裳去。杰尼索夫，他可怕吗？”

“为什么可怕？”尼古拉问，“不，瓦西卡是个大好人。”

“你叫他瓦西卡吗？……奇怪。怎么，他好得很吗？”

“好得很。”

“那么好了，你快点来喝茶。大家一块儿喝。”

娜塔莎踮起脚尖像舞蹈演员似的从房里走出去，她面带笑容，那是只有幸福的十五岁姑娘才有的微笑。罗斯托夫在客厅里碰见索尼娅时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在刚见面喜悦的时刻互相亲吻，但是今天他们觉得不能这样做了，他觉得所有的人，母亲和姐妹们，都用疑问的目光望着他，看他用什么态度对待她。他吻了吻她的手，称呼她“您”——“索尼娅”。但是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却彼此称呼“你”，而且温柔地互相接吻。她的眼神是在请求他原谅她竟然通过中间人娜塔莎向他提起他的诺言，并且为他的爱情表示感激。他是用眼神表示感谢她让他保持自由的建议，并且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对她永远不会变心，因为不爱她是不可能的。

“真是，多么奇怪，”薇拉趁大家都沉默的时刻，说，“索尼娅和尼古连卡现在见面时像两个陌生人似的称呼起‘您’来了。”薇拉的意见一如她所有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可是也正像她所有的意见一样，使大家觉得很窘，不仅索尼娅、尼古拉和娜塔莎，甚至连老伯爵夫人也像个姑娘似的红了脸，儿子对索尼娅的爱情使她害怕，那样会使他失去与名门贵族联姻的机会。使罗斯托夫惊奇的是，杰尼索夫身着新制服，搽上发油，洒上香水，就像他临阵时那样，衣貌堂堂的在客厅里出现，并且他对女士们和男士们的礼仪是那么周到，也是罗斯托夫决没有料到的。

二

尼古拉从军队回到莫斯科，家里人把他看做最好的儿子，英雄，永远看不厌的尼古卢什卡；亲戚们把他看做可爱的、令人愉快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熟人们把他看做英俊的骠骑军中尉，跳舞的能手，莫斯科最优秀的未婚青年。

整个莫斯科都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老伯爵今年手头很富裕，因为所有的田产都抵押了，尼古卢什卡因而弄到个人专用的走马和最时髦的马裤，这是一种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穿过的式样时新的马裤，还买了一双鞋头极尖和带有小银马刺的最时兴的靴子，日子过得很快活。罗斯托夫这次回家，在经过一段时间适应过去生活过的环境后，现在有了一种愉快的感觉。他觉得他已经长大了，是成年人了。为了教义考试没有及格而感到的失望，向加夫里洛借钱还马车夫的债，和索尼娅的偷吻——他回忆这一切犹如回忆现在离他极其遥远的年幼时的事情。现在他是披着银丝镶边的披肩、戴着圣乔治勋章的骠骑军中尉，正在和年高望重的知名猎手们一起训练走马。在林荫路他有一个相识的女人，晚上常到她家里去。他在阿尔哈罗夫家舞会上指挥玛祖卡舞，和卡缅斯基元帅谈战争问题，常到英国俱乐部[3]去，和经杰尼索夫介绍认识的四十岁的上校称兄道弟。

在莫斯科，他对皇上的热情冷却了一点，因为近来没有看见他。但是他仍然常常谈起皇上，谈他对皇上的爱戴，他使人感觉他还有话没有说完，他内心对皇上还有某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感情；他也完全有当时莫斯科人们对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普遍崇拜，当时莫斯科人称他是“天使的化身”。

罗斯托夫在莫斯科短暂逗留期间，直到回部队之前，他不但不亲近索尼娅，反而疏远她。她美丽，可爱，她显然热爱着他；可是，他正处在有许多事要做的青春期，无暇顾及那件事，年轻人珍惜自由，害怕约束，他需要可以使他做许多事情的自由。他这次在莫斯科期间，一想起索尼娅，总是对自己说：“嗨，像这样的少女有的是，还有许多我没有见到的。只要我愿意，谈恋爱总来得及，可是现在没有功夫。”此外，他觉得在女流中厮混，有失男子汉的刚毅气魄。他装作不得已而去赴舞会和涉足妇女社会。至于赛马、去英国俱乐部、和杰尼索夫狂饮，到某处去——这是另一回事：这对一个骁勇的骠骑兵是合乎身份的。

三月初，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主持筹办在英国俱乐部欢宴巴格拉季翁公爵的筵席。

伯爵穿着睡衣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吩咐俱乐部主管和有名的俱乐部大厨师费奥克蒂斯特为欢迎巴格拉季翁公爵的酒席置办龙须菜、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鲜鱼。伯爵自俱乐部成立那天就是会员和主任。俱乐部委托他筹办欢迎巴格拉季翁的盛大宴会，是因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慷慨好客，不惜重金置办酒席，特别是因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为了办好宴会需要钱时能够而且乐于慷慨解囊。厨师和总管听候伯爵吩咐时，都眉开眼笑，因为他们知道，跟任何人都没有跟他在置办花费数千卢布的酒席中更能捞到油水的了。

“特别注意，在甲鱼汤里要放鸡冠子，放鸡冠子，懂吗？”

“那么要三个冷盘喽……？”厨师问。

伯爵沉吟了一下。

“至少三个……一盘要蛋黄酱凉拌。”他说，屈起一个指头……

“那么，可以买大鲟鱼吗？”总管问。

“既然不肯减价，没办法，那就买吧。对了，我的天啊，我差点儿忘了。筵席上还要摆一道冷盘。哎呀，天啊！”他抓住自己的头发，“谁去把花给我运来？米坚卡！喂，米坚卡！米坚卡，你赶快到郊外别墅去一趟，”他对应声而来的管家说，“你赶快到郊区别墅吩咐花匠马克西姆卡，叫他马上出官差。告诉他把暖房的花用毡子包好运来。星期五之前给我送来二百盆。”

他又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以后，他已经出去要到伯爵小姐那儿休息，可是又想起必要的事，又回来把总管和厨师叫来，又吩咐了一些事。从门口传来轻快的男人脚步声，小伯爵来了，他年轻貌美，肤色红润，留着黑色的小胡子，莫斯科安定的生活显然使他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保养。

“啊，我的好孩子！忙得我头昏眼花，”老伯爵说，他微笑着，仿佛在儿子面前有点害羞似的，“你能帮一帮也好嘛！还得来一个唱歌班，乐队我有，把那个茨冈人叫来，行不行？你们当兵的喜欢这玩艺儿。”

“真是的，爸爸，我看巴格拉季翁公爵准备申格拉本战役还没有你们现在这么忙乎呢。”儿子微笑着说。

老伯爵装作生气的样子。

“你倒会说，你来试试！”

伯爵转向面带乖巧而恭敬的表情，敏锐、亲切地望着他父子二人的厨师。

“你看年轻人成了什么样子，啊，费奥克蒂斯特？”他说，“竟然嘲笑起咱们老头子来了。”

“就是嘛，大人，他们就知道吃好的，至于怎么做，筵席怎么摆，他们就不管了。”

“对，对！”伯爵喊道，他抓起儿子的两只手，继续喊道：“我说，你这回可跑不了啦！你马上驾上双驾辕雪橇，赶快到别祖霍夫那儿，你就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派我来，向您要草莓和鲜菠萝。在别处搞不到这些东西。要是他不在，你就对公爵小姐说。从那儿出来，你就到拉兹古利阿伊——车夫伊帕特卡知道地点，——你在那儿找到茨冈人伊柳什卡，就是那个曾经在奥尔洛夫伯爵家跳舞的，你记得吧，穿白色哥萨克服的，你把他拖来见我。”

“把他的茨冈姑娘们都叫来吗？”尼古拉笑着问道。

“当然，当然！……”

正在这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无声地走进来，她那神情永远像煞有介事，忧心忡忡，同时含有基督式的温顺。虽然她每天碰见伯爵穿着睡衣，但他每次见到她都觉得不好意思，请她原谅他的衣冠不整。

“没关系，亲爱的伯爵，”她温顺地闭起眼睛，说，“我可以到别祖霍夫那儿去一趟。”她说，“小别祖霍夫来了，现在咱们什么都可以从他的暖房里弄到。我正要见见他。他给我寄来一封鲍里斯的信。谢天谢地，鲍里斯如今在司令部里服务了。”

伯爵非常高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能分担一部分他的任务，于是他吩咐给她套一辆轻便马车。

“您告诉别祖霍夫，请他来赴宴。我在请客单里写上他的名字。怎么，他是和妻子一同来的吗？”他问。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闭上眼睛，脸上现出深切的悲伤……

“别提了，亲爱的，他非常不幸啊，”她说，“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真的话，那就太可怕了。在我们为他的幸福而庆幸的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这么一个高尚的天使般的灵魂，年轻的别祖霍夫啊！是的，我由衷地怜悯他，尽我可能使他得到安慰。”

“怎么回事？”罗斯托夫父子二人同声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多洛霍夫，”她神秘地低声说，“据说，完全使她的名誉扫地。他救了他，请他到彼得堡家里住，可是……她来这儿，这个亡命徒也追随着她来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想表示她同情皮埃尔，但是在她那不自觉的语气里和微微含笑的神态里泄露出她是同情那个她叫做亡命徒的多洛霍夫的，“据说，皮埃尔伤透了心了。”

“不管怎样，你还是告诉他，请他到俱乐部来，——一切都会过去的。宴会盛大极了。”

次日，三月三日，中午一点多钟，二百五十位英国俱乐部会员和五十位客人在等待贵宾、奥地利远征英雄巴格拉季翁公爵来赴宴。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消息刚传来时，莫斯科陷入迷惘中。当时俄国人习惯于打胜仗，听了吃败仗的消息，有些人简直不相信，另一些人则用不寻常的原因来解释这个奇怪的事件。在显贵的、消息灵通和有权威的人士荟萃的英国俱乐部里，在消息刚传来的十二月份，绝口不谈战事和最近一次战役，好像是大家事先商量好了似的。那些指导谈话方向的人们，如：拉斯托普钦伯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瓦卢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等，都不在俱乐部露面，都在各自家中亲密的小圈子里聚会，而那些只会人云亦云的莫斯科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也属于这一类），在一个短时期，失掉了谈话的领导人，对于战争的议论莫衷一是。这些莫斯科人觉得事情有点不妙，议论这些坏消息令人为难，因此最好是默不作声。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就像陪审官走出了议事厅，那些俱乐部的舆论权威人士又出现了，于是谈话又变得明确而且肯定。俄国人打了败仗，这么一件难以相信、骇人听闻、不可能的事情，其原因已经找到了，于是一切都弄清楚了，莫斯科各个角落都在讲着同样的话。这些原因就是：奥地利人的背信弃义，军粮供应太差，波兰人普热贝舍夫斯基和法国人朗热隆的背叛，库图佐夫的无能，以及（小声地谈论）皇上由于年轻缺乏经验而信任卑鄙小人。但是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军队，俄国军队却是非凡的，做出了英勇的奇迹。士兵、军官、将军，都是英雄。而英雄中之英雄是巴格拉季翁公爵，他以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撤退而声名远扬，在奥斯特利茨撤退中只有他率领的纵队井然有序，而且一整天不断击退两倍兵力的敌人。巴格拉季翁之所以被选为英雄，还由于他在莫斯科没有人事关系，是一个陌生人。欢迎他，也就是欢迎战斗的、普通的、没有人事关系和阴谋诡计的、引起人们回忆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的俄国军人。此外，给他这样的荣誉，是对库图佐夫表示不欢迎和不赞成的最好办法。

“如果没有巴格拉季翁，也要捏造一个出来。”滑稽家申申摹仿伏尔泰的话，说。没有人谈论库图佐夫，有些人低声骂他，说他是宫廷里的轻浮家伙和老色鬼。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句话引起对过去胜利的回忆和对当前失败的自我安慰；同时也流传着拉斯托普钦的话：对待法国兵，须要用大话鼓舞士气；对待德国兵，要给他们说明道理，使他们相信逃跑比前进更危险；而对待俄国兵，非得劝阻他们：“慢一点！”关于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英勇事迹，从四面八方越传越多。某人拯救了军旗，某人杀死了五个法国人，某人独自一人装五尊大炮。不认识贝格的人们也谈论他，说他右手受伤，左手握刀勇往直前。没有人谈博尔孔斯基，只有深知他的人惋惜他，说他这么年轻就死了，把怀孕的妻子撇给怪脾气的父亲。

三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所有的房间都发出嗡嗡的谈话声，那些俱乐部的会员和客人们，有的穿军服，穿燕尾服，还有的假发上撒有香粉，穿着长衫，像春天飞舞的蜜蜂似的，游来逛去。假发扑上粉，穿长袜和浅口鞋，身着金丝滚边的仆役制服的侍者站在各个门口，紧张地注意俱乐部会员和客人们的每个动作，以便上前伺候。大多数出席的都是年高德劭的人，宽脸盘，神气自信，手指粗大，动作稳健，声音沉着。这类客人和会员照例坐在习惯坐的位置，聚在习惯聚在一起的圈子里。还有少数偶然来的客人，主要是年轻人，其中有杰尼索夫、罗斯托夫，以及重新在谢苗诺夫团当上军官的多洛霍夫。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军人，对于老人露出含有轻蔑的恭敬表情，仿佛对老一辈的说：“我们会尊敬和看重你们的，但是要记住，未来仍然属于我们。”

涅斯维茨基也在场，他是俱乐部老会员。皮埃尔遵照妻子的命令留长了头发，摘掉眼镜，穿着时髦的服装，但是神情忧郁而颓丧，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也跟在别处一样，总有一群崇拜他的财富的人围着他，而他总是带着习以为常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漠视神情对待他们。

按年龄，他应当跟年轻人在一起，但论财产和社会地位，他是受尊重的老辈客人中的一个，因此他在这堆人和那堆人之间走来走去。最显要的老人们形成谈话的中心，甚至一些生客都毕恭毕敬地上前听一听名人们的谈话。拉斯托普钦伯爵、瓦卢耶夫和纳雷什金等人的左近形成几个大圈子。拉斯托普钦正在讲俄军被逃跑的奥军冲得溃不成军，不得不用刺刀在逃跑的人中间杀开一条血路。

瓦卢耶夫机密地谈论乌瓦罗夫从彼得堡派来探听莫斯科人对于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意见。

在第三个圈子里，纳雷什金在讲苏沃洛夫在一次奥地利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回敬奥地利将军们的蠢话时，像公鸡似的叫起来。站在一旁的申申想逗笑，他说，看来库图佐夫连这个简单易行的玩艺儿——学公鸡叫——也没有跟苏沃洛夫学会；但老人们严厉地看了看这个逗笑的人，让他感觉到，此时此地这样说库图佐夫是不合适的。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面带忧心忡忡的神情，踏着他那柔软的皮靴，在餐厅和客厅之间慌慌忙忙地穿来穿去，他总是匆匆地而且用完全同样的口气跟那些他全都认识的重要人物和不重要人物问好，不时用眼睛寻找他的身材匀称的宝贝儿子，面带喜色地把视线停在他身上，向他挤挤眼睛。年轻的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靠窗口站着，他们俩不久前才认识，罗斯托夫很重视这个关系。老伯爵走到他们跟前，跟多洛霍夫握了握手。

“欢迎你光临敝舍，你和我这个小伙子认识了……一齐入伍，一齐在战场上逞英豪……嗬！瓦西里·伊格纳季奇，您好，老伙计。”他转向那个从旁走过的小老头，还没等他寒暄完了，人们都动起来，一个神色惊慌的仆人跑来报告：“客人驾到！”

铃响了；委员们拥向前去；分散在各屋的客人们，像用木扬起的黑麦似的，聚成一堆儿，停在大客厅前的舞厅门旁。

巴格拉季翁在前厅门口出现，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带佩刀，按照俱乐部的规矩，他把帽子和佩刀放在门房了。他不像罗斯托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看见的那样戴着羔皮制帽，肩上搭着短马鞭，而是穿着紧身的新制服，佩戴着俄国的和外国的勋章，左襟上挂一枚圣乔治金星勋章。显然他在赴宴之前刚理过发，修过鬓角，这反倒使他的外表变得不好看了。他脸上那种像孩子过节似的表情，配上他那刚毅英勇的脸型，甚至给人一种可笑的感觉。和他一同来的别克列绍夫和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乌瓦罗夫在门口停下来，想让他这位主要的客人走在他们前面。巴格拉季翁慌张起来，他不愿领受他们的情意；在门口谦让一番，最后，还是巴格拉季翁走在前面。他在接待室的镶木地板上走着，样子腼腆而笨拙，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冒着枪林弹雨在犁过的土地上行走，就像他在申格拉本战役中，在库尔斯克团前面走过那样，他反而觉得更习惯，更轻松些。委员们在第一道门口迎接他，对他说了几句欢迎贵宾的话，不等他回答，仿佛已经占有了他，就簇拥着把他领到客厅。客厅门口挤满了会员和客人，弄得无法通行，人们你挤我拥，竭力超过别人的肩头看着巴格拉季翁，就像看一头珍奇的怪兽似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比所有的人都卖力地笑着说：“让开，亲爱的，让开，让开！”推开人群，把客人们领进了客厅，让到中央的沙发上就坐。大亨们，也就是俱乐部最受尊敬的会员们，又把刚来的客人们围起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从人群中挤出客厅，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个委员进来，托着一个大银盘递给巴格拉季翁公爵。银盘里放着一首为欢迎英雄编写的、并且印好的诗篇。巴格拉季翁一看见银盘，就惊愕地环顾左右，仿佛在求救似的。但是四面八方的目光都要求他接下银盘。巴格拉季翁感到自己在众人的权势之下，于是断然用两手接过银盘，悻悻地、责备地看了看送来银盘的伯爵。有一个人殷勤地从巴格拉季翁手里把银盘拿过去（不然的话，他似乎就这样一直端到晚上，并且端着它入席就餐），那个人请他注意那首诗。“好，我来念。”巴格拉季翁好像在说，于是，他瞪起疲倦的眼睛盯着那张纸，全神贯注，态度认真，开始念了。但是那个作诗的人把诗拿过去，开始亲自朗读。巴格拉季翁公爵低头聆听。

光荣归于亚历山大

保卫我们的泰塔斯[4]皇帝

他是伟大的领袖，善良的人，

居家如里费，阵前如凯撒！

幸运的拿破仑

叫他知道巴格拉季翁的厉害，

永不敢轻侮我俄军……

他还没有念完，管事人就大声宣布：“请入席了！”门敞开了，从餐厅传来波兰舞曲的鸣响：“胜利的欢声如雷动，欢乐吧，勇敢的俄罗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气愤地看了看仍在念诗的作者，站起来向巴格拉季翁深深鞠了一躬，人们都站起来，都觉得酒席比诗更重要，又是巴格拉季翁走在大家的前头去入席。人们让巴格拉季翁在首席落座，首席左右坐的是名字都叫亚历山大的两个人——别克列绍夫和纳雷什金，其用意与皇上的圣讳有关。三百人都按职位和权势在餐厅里落座了，谁的权势大些，就离贵宾近些：这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

在宴会开始前，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向伯爵介绍了他的儿子。巴格拉季翁认出了他，磕磕巴巴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就像他今天所有的话一样。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高兴了，在巴格拉季翁跟他儿子说话的时候，他得意而骄傲地环视大家。

尼古拉·罗斯托夫和杰尼索夫以及刚结交的多洛霍夫一起差不多坐在中间的席位。他们对面是皮埃尔和涅斯维茨基公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和其他委员坐在巴格拉季翁对面，他作为莫斯科礼贤好客的代表来款待公爵。

他的操劳没有白费。他筹办的筵席，荤菜和素菜都是极好的，但在宴会结束之前，他仍然不能十分放心。他时时向餐厅总管使眼色，对侍者耳语指示，每次要上他所熟知的菜，他都有点激动。所有的菜都是精美的。第二道菜——特大号的鲟鱼上来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一见，高兴而且羞怯得脸都涨红了，这时侍者已经砰砰地打开酒瓶，在斟香槟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同其他的委员们互相递了个眼色。“要干很多杯呢，该开始了！”他低声说了一句，就拿起酒杯站起来。大家都停住说话，等待他发言。

“为了皇上的健康！”他喊了一声，这时他那和善的眼睛满含着喜悦和兴奋的泪水。也就在这时，奏起了《胜利的欢声如雷动》的乐曲。大家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呼“乌拉！”巴格拉季翁也高呼“乌拉！”如同他在申格拉本战场上叫得那么响。从全体三百人的声音中，可以听见年轻的罗斯托夫的兴高采烈的声音。他几乎哭了。

“为了皇上的健康，”他喊道，“乌拉！”他一口气干了一杯，把杯子摔在地板上。很多人都学他的榜样。雷鸣般的喊声持续了很久。喊声一停止，侍者就打扫破碎的杯子，大家都坐下来，为自己的喊声微微含笑，互相交谈起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站起来，看了看放在他菜碟旁边的字条，于是宣布，为我们最后战役的英雄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翁的健康干杯，伯爵的蓝眼睛又满含泪水。“乌拉！”又响起了三百个客人的声音，这次不是奏乐，而是歌手们唱起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库图佐夫写作的大合唱。

俄罗斯人不畏艰难险阻，

勇敢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有了巴格拉季翁，

所有敌人都将跪倒在我们脚下。

…………

歌手们刚唱完，干杯接连不断地来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也越来越感动，杯子也越来摔得越多，喊声也越来越高。为别克列绍夫、纳雷什金、乌瓦罗夫、多尔戈鲁科夫、阿普拉克辛、瓦卢耶夫等人的健康，为委员们的健康，为主办人的健康，为俱乐部全体会员的健康，为全体来宾的健康，都干了杯，最后，单独为筵席筹办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的健康干杯。在干这一杯时，伯爵掏出手绢，蒙着脸忍不住大哭起来。

四

皮埃尔坐在多洛霍夫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对面。他一如既往贪馋地大吃大喝。凡是稍微知道他的人，都看出他今天大大地变了样。他在整个吃饭时间都默不出声，眯着眼，皱着眉，环顾四周，或者神不守舍地两眼发呆，用指头擦鼻梁。他无精打采，面色阴沉。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专心思索一件烦恼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件无法解决、使他苦恼的问题，是那位在莫斯科的公爵小姐曾向他暗示多洛霍夫和他妻子的关系密切，还有，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匿名信，也像所有的匿名信那样充满下流的冷嘲热讽，信中说他戴着眼镜看不清楚，他的妻子和多洛霍夫的关系只有对他一个人才是秘密。不论是公爵小姐的暗示还是那封信，皮埃尔都坚决不相信，但是他现在怕看坐在他对面的多洛霍夫。他的目光每次偶尔碰到多洛霍夫那对俊美傲慢的眼睛，皮埃尔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心中蓦然而生。皮埃尔不自觉地回忆起他妻子过去的一切，以及她和多洛霍夫的关系，皮埃尔清楚地看出，匿名信中所说的，如果说的不是他的妻子的话，可能是真的，至少，可能像是真的。皮埃尔不由得忆起多洛霍夫在那次战役后官复原职，回到彼得堡后就去找他。多洛霍夫利用他和皮埃尔是酒友关系，就径直到他家里去，皮埃尔安置他住下，并且借钱给他。皮埃尔回忆起海伦怎样微微含笑对多洛霍夫住在他们家里表示不满，多洛霍夫怎样下流无耻地夸奖他妻子的美貌，从那时起，一直到他来莫斯科，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

“是啊，他非常漂亮，”皮埃尔想，“我知道他这个人。我为他奔走过，供养过他，帮衬过他，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觉得败坏我的名誉，讥笑我，是一桩特别有趣的事。我知道而且了解，如果这是真的，在他看来这就会在他的欺骗上更增添一层趣味。是的，如果这是真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我没有权利而且也不能相信。”他想起当多洛霍夫在干残酷事的时候，他脸上那副表情，例如，当他把派出所长绑在狗熊身上扔到水里的时候，或者当他无缘无故要跟人决斗的时候，或者当他用手枪打死驿站车夫的马的时候。当他看皮埃尔时，他脸上也常常有这种表情。“是的，他是一名决斗家，”皮埃尔想道，“杀死一个人在他不算回事，他一定觉得人人都怕他，这一定使他挺开心。他一定以为我也怕他。我也的确怕他。”皮埃尔想，一有这些想法，他又感觉到一种可怕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心中蓦然而生。多洛霍夫、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现在坐在皮埃尔对面，他们看来很开心。罗斯托夫快乐地跟两个朋友谈话，其中一个是骁勇的骠骑兵，另一个是有名的决斗家和浪荡公子，他们时时用讥笑的目光看看皮埃尔，他心事重重，神不守舍，身躯庞大，在筵席上很显眼。罗斯托夫对皮埃尔侧目而视，这是因为，第一，在他那骠骑兵的眼光看来，皮埃尔是一个没有军籍的富翁，美人的丈夫，总之，是一个懦夫；其次，因为皮埃尔由于心事重重，神不守舍，竟没有认出罗斯托夫，没有向他答礼。在为皇上的健康祝酒时，皮埃尔正在想心事，没有站起来，也没有举杯。

“您怎么啦？”罗斯托夫闪着兴奋的、愤怒的目光望着他喊道，“难道您没有听见：为皇上的健康干杯！”皮埃尔叹了口气，顺从地站起来干了一杯，等大家都坐下来，他面带和善的微笑，对罗斯托夫说：

“我没有认出您呢。”他说。但是罗斯托夫顾不得这个，他正在喊“乌拉”呢！

“你干吗不重叙旧交啊。”多洛霍夫对罗斯托夫说。

“去他的吧，傻瓜一个。”罗斯托夫说。

“应当向漂亮女人的丈夫讨好嘛。”杰尼索夫说。

皮埃尔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他知道是在说他。他红了脸，转过身去。

“喂，现在为漂亮的女人干杯，”多洛霍夫说，他那样子很认真，但嘴角噙着笑意，他向皮埃尔举起杯来，“为漂亮女人和她们的情夫干杯，彼得鲁沙[5]。”他说。

皮埃尔垂下眼睛，不看多洛霍夫，也不答理他，喝了自己杯里的酒。侍者分发库图佐夫的大合唱歌词，在作为贵宾的皮埃尔面前放了一页。他想拿起它，但是多洛霍夫探过身来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开始念起来。皮埃尔向多洛霍夫扫了一眼，又垂下眼来：在整个宴会期间折磨着他的那种可怕的、杂乱无章的情绪蓦然而生，并且占据了他。他把整个肥胖的身体探过餐桌。

“您胆敢拿！”他大喝一声。

涅斯维茨基和右首座位的客人听见这声喊叫，看出他是对谁而发的，都惊讶地连忙转向别祖霍夫。

“算了吧，算啦，您怎么啦？”他们发出惊慌的低语。多洛霍夫睁着发亮的、快乐的、凶残的眼睛，看了看皮埃尔，他那嘴角含着的微笑仿佛是说：“啊，我就是喜欢这样。”

“我不给你。”他说，字音咬得清清楚楚。

皮埃尔脸色苍白，嘴唇发抖，猛然抢过那张纸。

“您……您……这流氓！……我要跟您决斗。”他推开椅子，站起来，说。他觉得，那个在最近几天一直使他苦恼的关于他的妻子犯罪的问题，就在他这样做和这样说的一瞬间，终于彻底而且毫无疑问地肯定下来了。他恨她，永远跟她决裂了。罗斯托夫不顾杰尼索夫劝告他不要参与这件事，他仍然同意做多洛霍夫的副手，散席后和别祖霍夫的副手涅斯维茨基谈妥了决斗的条件。皮埃尔回家了，而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以及杰尼索夫留在俱乐部里听茨冈和歌手们唱歌，一直坐到深夜。

“那么明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见吧。”多洛霍夫和罗斯托夫在俱乐部门廊分手时，说。

“你心情平静吗？”罗斯托夫问。

多洛霍夫站住了。

“告诉你吧，我可以用两句话向你揭示决斗的全部秘诀。如果你在去决斗时，立下遗嘱，给父母写温情的信，如果你想到你可能被打死，那么，你就是个大傻瓜，十有八九要完蛋；如果你在决斗时意志坚决，一定要把对方最快最准地干掉，那就会万事大吉。正像我们科斯特罗马的一位猎熊手对我常说的：谁不怕熊啊？可是，你一看见它，心里只想可别让它跑掉了，害怕的心理就消失了。我也是这样。明天见，亲爱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皮埃尔和涅斯维茨基驱车来到索科尔尼克森林，发现多洛霍夫、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已经在那里了。皮埃尔那副神情，好像是在专心思索 一个与当前的事完全无关的问题。他面容消瘦，脸色发黄。看来是一夜没睡。他精神恍惚地环顾四周，仿佛怕灿烂的阳光，皱着眉头。有两种思绪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在整夜失眠以后，关于他妻子的犯罪已经确定无疑了，而多洛霍夫却没有罪过，因为他无须维护一个与他无关的人的名誉。“也许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皮埃尔想，“甚至我一定会这样做；这场决斗，凶杀，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杀死他，就是他打中我的脑袋、臂肘、膝盖。离开这儿吧，逃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忽然起了这个念头。正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用那使旁观者不禁肃然起敬的特别镇静和满不在乎的神气问道：“快了吧，准备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两把军刀插在雪里，表示决斗的双方应当走到的界线，手枪也上了膛，这时涅斯维茨基走到皮埃尔跟前。

“伯爵，在这重要的关头，非常重要的关头，如果我不对您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辜负了您让我当您的副手所给予我的信任和荣誉，”他胆怯地说，“我认为，这件事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值得为它而流血……是您的不对，您太急躁了……”

“可不是，太荒唐了……”皮埃尔说。

“那么让我去转达您的歉意，我相信您的敌手会同意接受您的道歉的，”涅斯维茨基说，他像别的当事人一样，也像其他一切参与这类事情的人一样，还不相信事情真的已经闹到非决斗不可的地步，“您知道，伯爵，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比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高尚得多。任何一方都没受到屈辱。让我去谈判吧……”

“不，没有什么可谈的！”皮埃尔说，“反正一样……准备好了吗？”他又说了一句。“您只要告诉我，朝哪儿走，朝哪儿放枪？”他说，不自然地微笑着。他接过手枪，问开枪的方法，因为他至今从未拿过手枪，这一点他是不愿意承认的。“对了，就是这样放，我知道，不过我忘了。”他说。

“没有什么可道歉的，根本谈不上。”多洛霍夫对也尝试调解的杰尼索夫说，于是他也走到规定的地点。

决斗的地点是一片不大的松林空地，离停雪橇的大路八十来步远，由于近来天气转暖，地上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决斗的双方站在相距四十来步的空地两边，副手们在潮湿的深雪上步量距离，从他们站的地方，到相距十步远插着涅斯维茨基和杰尼索夫的两把军刀作为界线的地方，留下了脚印。雪在融化，雾在上升；四十步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三分钟后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仍然拖延着。大家都沉默不语。

五

“喂，开始吧！”多洛霍夫说。

“行啊。”皮埃尔说，仍然微笑着。

气氛是紧张可怕的。显然，那么容易就开了头的事情，已经无法防止了，它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而且非完成不可。杰尼索夫第一个向前走到界线，宣布：

“由于敌对双方拒绝调解，那么就请开始吧：拿起手枪，在喊到‘三’时，双方向前走。”

“一！二！三！”杰尼索夫气愤愤地高声喊道，然后退到一旁。两人顺着踩出的小道往前走，越走越近，在雾中彼此辨认着对方。敌对双方在走到界线时只要愿意开枪，都有权利开枪射击。多洛霍夫慢慢地走，没有把枪举起来，他那对明亮放光的蓝眼睛注视着对方的脸。像平时一样，他的嘴角似乎含有笑意。

在发出三字口令后，皮埃尔快步往前走开了，他离开践踏的小道，走到没有踩过的雪地上。皮埃尔向前伸出握住手枪的右手，仿佛害怕这支手枪会把自己打死似的。他极力把左手伸到后面，因为他老想用它支撑住右手，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皮埃尔走了六、七步就离开小道走到雪地上，他看了看脚下，又很快地看了多洛霍夫一眼，就照人家教给他的那样用指头勾了一下枪机，发射了。皮埃尔怎么也没料到声音这么响亮，他一听见自己的枪声吓了一跳，然后他对自己竟有这样的印象微微一笑，站住不动了。由于有雾，硝烟特别浓，最初一瞬间妨碍他看见东西；但他等待的另一声对他的射击，没有随之而来。只听见多洛霍夫急促的脚步声，透过烟雾，现出他的身影。他用一只手捂着左边身子，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下垂的手枪。他面色苍白。罗斯托夫跑过去对他说了句什么话。

“不……”多洛霍夫咬紧牙说，“不，没有完，”他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又走了几步，到了军刀旁边倒在雪地上。他的左手全是血，他在常礼服上擦了擦手，用它支撑着身子。他的面孔苍白，皱紧眉头，他在颤抖。

“请……”多洛霍夫想说话，但不能一下子说完……“请吧，”他吃力地说。皮埃尔几乎大声哭出来，向多洛霍夫跑过去，已经要越过界线了，多洛霍夫大喝一声：“回到界线上！”皮埃尔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站到军刀旁边。他们相距只有十步远。多洛霍夫把头低到雪地上，贪婪地嚼着雪，又抬起头来，振作一下精神，把两条腿收回来，寻找牢靠的重心，坐了起来。他吞食冰冷的雪，吸吮着它；他的嘴唇哆嗦着，但仍然含着微笑；他聚集最后的力量，眼睛闪着努力和凶狠的亮光。他举起枪来瞄准。

“侧着身子，用手枪掩护。”涅斯维茨基急促地说。

“掩护！”甚至连杰尼索夫也忍不住向对方喊了一声。

皮埃尔带着抱歉和悔恨的温和微笑，毫无防御地叉开两腿，张开两臂站着，他那宽阔的胸膛直对着多洛霍夫，他忧郁地望着他。杰尼索夫、罗斯托夫和涅斯维茨基都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枪声和多洛霍夫凶恶的喊叫。

“没有打中！”多洛霍夫喊了一声，就无力地脸朝下躺到雪地上。皮埃尔抱着头，转身蹚着深雪向林中走去，他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

“荒唐……荒唐！死……谎言……”他皱着眉头絮叨着。涅斯维茨基拦住他，把他送回家去。

罗斯托夫和杰尼索夫护送受伤的多洛霍夫。

多洛霍夫躺在雪橇里，闭住眼睛不言不语，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一声不吭；但是进入莫斯科后，他忽然苏醒了，吃力地抬起头来，握住坐在他身旁的罗斯托夫的手。多洛霍夫的表情完全变了，出人意外地庄重而温柔。

“唉，怎么样？你自我感觉怎么样？”罗斯托夫问。

“不好！不过，这倒没啥。我的朋友，”多洛霍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在哪儿？我知道是在莫斯科。我倒没啥，可是我把她害死了……她受不了这个。她受不了……”

“谁？”罗斯托夫问。

“我母亲。我母亲。我的天使，我所崇拜的天使，母亲。”多洛霍夫握住罗斯托夫的手，哭了。等他稍微安静一些，他告诉罗斯托夫，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如果母亲看见他行将死去，她是受不了的。他央求罗斯托夫先到她那里，使她有所准备。

罗斯托夫先去执行他的嘱托，使他大为惊异的是，多洛霍夫，这个暴徒，专好找人决斗的多洛霍夫，在莫斯科跟老母亲和一个驼背的姐姐住在一起，竟是一个十分柔顺的儿子和弟弟。

六

最近一个时期，皮埃尔很少同妻子见面。不论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他们的家总是宾客盈门。在决斗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像往常那样，没有到卧室去，就待在他父亲老伯爵别祖霍夫去世的那间特大的书房里。

他歪在沙发上想睡一睡，忘掉他所经历的一切，但他不能入睡。暴风雨般的思绪、回忆，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不仅不能睡，而且不能坐着不动，不得不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他时而想起刚结婚的日子，她袒胸露臂，眼神懒倦而热情，但在想起她的同时，又想起多洛霍夫在宴会上那张秀美、蛮横、强悍而含有讥笑的面孔，同样是多洛霍夫那张面孔，当他踉跄地倒在雪地上时，那张苍白、颤抖、痛苦的面孔。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自己。“我打死了情夫，是的，我打死了妻子的情夫。是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我怎么竟然干出这等事？——因为你娶了她。”内心的声音在回答。

“可是我有什么过错？”他问，“过错就在于你不爱她而娶了她，过错就在于你欺骗了自己，同时也欺骗了她。”于是他历历在目地想起在瓦西里公爵家晚饭后的那个时刻，当时他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我爱您。”“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我当时就感觉到，”他想，“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不对头，我没有权利说这话。果然如此。”他回忆他度过的蜜月，他一想起就脸红。在他婚后不久的一天，中午十二点钟，他穿着绸睡衣，从卧室走进书房，在书房里碰到总管家，他恭恭敬敬地鞠躬，看看皮埃尔的脸，看看他的睡衣，露出了笑意，仿佛是用这微笑对主人的幸福表示毕恭毕敬的同情，这段回忆他觉得特别生动、受辱、可耻。

“我曾多少次地为她而自豪，为她的仪态万方，为她的交际风度而自豪，”他想，“为自己的家而自豪，因为她在家中招待整个彼得堡的客人，为她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和美丽而自豪。我为之而自豪的原本就是这些？！我当时就想，我不了解她。我常常细细地琢磨她的性格，我就对自己说，我有过错，因为我不了解她，不了解她那种经常的心安理得、自鸣得意、缺乏任何的爱好和愿望，原来全部的谜底就在于她是一个‘荡妇’这个可怕的字眼：我对自己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阿纳托利常常找她借钱，吻她裸露的肩膀。她不给他钱，但是让他吻自己。父亲用玩笑话挑逗她的醋意；她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说她不致那么傻，去吃醋：他爱怎么就怎么吧，这说的是我。有一次我问她，她是不是有怀孕的感觉。她轻蔑地笑起来，她说她不是傻瓜，希望生儿育女，她不会给我生孩子的。”

然后他回忆起，虽然她受的是上层贵族社会的教养，但她的头脑鲁钝、简单，言语庸俗。“我不是大傻瓜……不信你试试……滚开。”她说。皮埃尔往往见到她在男女老少心目中获得的成功，他无法了解他为什么不爱她。“我从未爱过她，”皮埃尔自言自语，“我知道她是一个荡妇，”他反复地自言自语，“可是我不敢承认这一点。”

“可是现在多洛霍夫呢，你瞧他坐在雪地上，勉强地微笑着，也许正在死去，却装出一副英勇的样子，作为对我的懊悔的答复！”

皮埃尔虽然外表上性格软弱，但他却是那种不找知己倾吐苦衷的人。他独自消受自己的痛苦。

“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一个人的错，”他自言自语，“既然如此，那应当怎么样呢？为什么我和她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我对她说：‘我爱您，’而这明明是谎话，甚至比谎话还糟。”他对自己说。“我有错，自作自受……怎么？名誉扫地吗？生活不幸吗？唉，全是扯淡，”他想，“丢脸也罢，光荣也罢，全是相对的，一切都以我为转移。”

“路易十六被处死，人们说他卑鄙，有罪，”皮埃尔忽然想到，“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对的，而那些为他遭到惨死，视他为神圣的人们，也是对的。后来罗伯斯庇尔因为专制而被处死。谁是谁非？无所谓是非。活着，就活下去：也许明天就死掉，就像一小时前我可能死掉一样。生命较之永恒只是一刹那，犯得上自寻烦恼吗？”可是，正当他作如是观，认为自己已经得到平静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她，想起了他最强有力地向她表白言不由衷的爱情的那个时刻，于是他感到血液涌上心头，又不得不站起来，来回走动，摸到什么东西就想摔碎，撕破。“我为什么对她说：‘我爱您’？”他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这个问题重复了十次，他忽然想起莫里哀的一句台词：“为什么要上那条船呢？”[6]于是他嘲笑起自己来了。

夜里他叫来仆人，吩咐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彼得堡。他不能和她住在一起。他简直不能想象他现在怎么跟她说话。他决定明天就走，给她留一封信，向她声明他要永远跟她分手。

早晨，仆人把咖啡送到书房的时候，皮埃尔在土耳其式沙发上躺着，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正在睡觉。

他醒了，长久地惊慌四顾，弄不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

“伯爵夫人叫我问问大人是不是在家。”仆人问。

皮埃尔还没有想好怎样答复，伯爵夫人自己走进来了，她穿着白缎银边睡衣，随便绾起辫发（粗大的辫子在她那美丽的头顶上绕了两遭，盘成冠冕式的），她神态安静而庄严；只不过在微凸的大理石般的额头上有几道愤怒的细纹。她强作镇静，在仆人面前不开口说话。她已经知道决斗的事，她就是来谈这个的。她在等着仆人放下咖啡后出去。皮埃尔胆怯地从眼镜上方看看她，正像一只被猎狗围攻的兔子，抿起耳朵，继续在敌人面前躺卧着，他也是这样，试着继续看书；但是他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他又胆怯地瞥了她一眼。她在等待仆人走出去，没有坐下，露出轻蔑的冷笑望着他。

“又怎么啦？干的什么好事？我问您？”她声色俱厉地说。

“我？我怎么啦？”皮埃尔说。

“好一个英雄好汉！您说说，决斗是怎么回事？您这样干是要证明什么！证明什么？我问您。”皮埃尔在沙发上笨重地翻了翻身，张开嘴，但不能回答。

“如果您回答不出，我来告诉您吧……”海伦继续说，“您相信人家对您说的一切。人家说……”海伦大笑起来，“说多洛霍夫是我的情夫，”她用法语说，以突出这个词的粗野含意，“情夫”这个词也像别的词一样，从她嘴里脱口而出，“您就相信了！您这证明什么啊？您决斗证明了什么？证明您是个傻瓜，您是个傻瓜。这是人所共知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我成为全莫斯科的笑料；结果是人人都说您喝得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对那个您毫无根据地吃他醋的人要求决斗。”海伦越说声音越高，越说越来劲……

“嗯……嗯……”皮埃尔皱着眉头，眼睛也不看她，四肢一动不动，嘴里嘟囔着。

“您为什么能相信他是我的情夫？……为什么？是因为我爱跟他来往吗？如果您聪明一点，令人愉快一点，我倒愿意和您在一起。”

“不要跟我说话……我求您。”皮埃尔嘶哑地低声说。

“为什么我不能说！我能说而且大胆地说，有了您这样丈夫的妻子，很少有不找情夫的，可是我没有干这种事。”她说。皮埃尔想说话，看了看她，眼睛闪出她所不理解的奇异的光芒，他还是躺着。此刻他感到肉体上的痛苦：胸口发闷，呼吸困难。他知道应当做点什么使这种痛苦停止，但他想做的事情太可怕了。

“咱们最好分开。”他断断续续说。

“分开，那就请吧，不过您要给我一份财产，”海伦说，“分开，拿这个来吓唬我！”

皮埃尔从沙发上跳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她冲过去。

“我杀死你！”他喊道，从桌上抄起一块大理石板，用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力量，迈出一个箭步，向她抡将起来。

海伦的面色变得可怕，她尖叫一声从他身边躲开了。父亲的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皮埃尔感到狂暴的乐趣和魅力。他把石板扔出去，摔得粉碎，张开两只臂膀向海伦走过去，大喝一声：“给我滚！”这一声是那么可怕，全院的人听到这声喊叫都吓坏了。如果海伦没有从屋里跑出去，谁晓得皮埃尔此刻会干出什么来。

一星期后，皮埃尔把占他家产大半的全部大俄罗斯田产的管理权都交给了妻子，他独自一人到彼得堡去了。

七

童山接到关于奥斯特利茨战役和安德烈公爵阵亡的消息已经两个月了，虽然通过使馆写信询问和多方查访，但公爵的尸首没有找到，在俘虏中也没有他。最使亲属难过的是，仍然有可能他被当地居民从战场上抬走，也许现在他正流落在举目无亲的地方，独自在养伤或者将要死去，无法传递自己的消息。老公爵最初是从报纸上知道奥斯特利茨战败消息的，而报上照例写得简短而且不明确，只是说俄军在打了几个辉煌战役后应当撤退，撤退时秩序井然。老公爵从这个官方消息中知道我们打败了。在报载奥斯特利茨会战消息的一星期后，接到库图佐夫来信，信中通知公爵关于他儿子的遭遇。

“我亲眼看见您的儿子，”库图佐夫写道，“手擎军旗在团队前头英勇地倒下了，他没有辜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祖国。我和全军都感到遗憾的是，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否活着。有一点是使我和您都感到宽慰的，就是您的儿子可能还活着，不然的话，在我从军使接到的阵亡军官名单中，一定会有他的名字的。”

老公爵接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夜晚了，当时书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天早晨他像平时一样出去散步；但他同管家、花匠和建筑师一言不发，虽然他满脸怒气，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什么。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固定的时间到他那儿去了，他正在车床上做镟工活儿，像平素一样，他没有回头看她。

“啊！玛丽亚公爵小姐！”他突然声音不自然地说，扔下凿子。轮子由于惯性仍在转动，玛丽亚公爵小姐后来长久地记得逐渐消失的轮子尖叫声，同接着发生的事在她记忆中融合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到他跟前，看见他的脸色，她的心忽然沉下去了。她的眼睛模糊了。父亲的脸色不是忧伤，不是悲痛，而是气势汹汹，表情很不自然，她从这张脸看出，有一种可怕的不幸，她平生还未经历过的最大的不幸，不可挽回、不可思议的不幸，正悬在她的头上，压迫着她，这个不幸就是亲人的死亡。

“爸爸！是安德烈吗？”体态不美、动作笨拙的公爵小姐说，她那难以形容的悲哀的魅力和忘我精神，使父亲受不了她的目光，抽泣了一声，转过身去。

“接到消息了。在俘虏名单中没有，在阵亡名单中没有。库图佐夫来信说，”他尖叫一声，仿佛想用这声尖叫赶走公爵小姐，“打死了！”

公爵小姐没有倒下，也没有晕过去。她的脸色苍白，但是，她听了这几句话后，脸上的表情变了，她那明亮、美丽的眼睛光彩照人。仿佛是一种喜悦，一种与尘世的悲欢无关的至高无上的喜悦，淹没了她内心的强烈悲哀。她忘了对父亲的畏惧，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手，拉过来搂着他那干瘦、多筋的脖颈。

“爸爸，”她说，“不要避开我，让咱们俩一同痛哭吧。”

“这些坏蛋，下流胚！”老头喊道，把脸避开她，“把军队毁了，把人也毁了！为的什么？去，去，去告诉丽莎。”

公爵小姐浑身无力地倒在父亲身旁的扶手椅里，哭起来。她现在仿佛看见哥哥跟她和丽莎告别时，他那又温柔又高傲的神情。她仿佛看见他温柔地、嘲笑地把小圣像戴到自己身上的情景。“他信不信？他会后悔他不信神吗？他现在在那儿吗？在那永远安息和幸福的地方吗？”她想。

“爸爸，把经过告诉我。”她含着眼泪问。

“去吧，去吧；在会战中阵亡了，那一仗毁掉了俄罗斯最优秀的军人，毁掉了俄罗斯的光荣。去吧，玛丽亚公爵小姐。去告诉丽莎。我就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从父亲那儿回来，这时小公爵夫人正在做针线活儿，她抬头看了看玛丽亚公爵小姐，她有一种只有孕妇才有的特别的眼神，那是一种内在的、幸福而安详的眼神。显然，她的眼睛没有看见玛丽亚公爵小姐，而是看自己身体的内部，那里正在形成一种幸福的神秘的东西。

“玛丽[7]，”她说，从刺绣架旁移开，往后靠着，“把你的手给我。”她拿起公爵小姐的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

她的眼睛有所期待地微笑着，毛茸茸的上嘴唇翘起来，像幸福的孩子似的翘着不动。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她跟前跪着，把脸藏到嫂嫂的衣褶里。

“你听，你听，——听见了吧？我真觉得奇怪。你可知道，玛丽，我会非常爱他的。”丽莎说，眼睛放出幸福的光彩望着小姑。玛丽亚公爵小姐抬不起头来：她哭了。

“你怎么了，玛莎[8]？”

“没什么……我心里难过……为安德烈难过。”她说，在嫂嫂的膝盖上擦着泪。整个早晨，玛丽亚公爵小姐好几次要让嫂嫂思想有准备，而每一次都哭起来。这些为小公爵夫人不明了原因的眼泪，尽管她不善于察言观色，仍然使她惶恐不安。她没有说什么，但她张皇四顾，仿佛在寻找什么。午饭前，老公爵走进她的房间，她是一向怕他的，现在他的脸色特别不安，怒气冲冲，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她望了望玛丽亚公爵小姐，然后沉思起来，正像孕妇常有的那样，眼睛的表情是在注意自己的体内，她突然哭了。

“接到安德烈的消息了？”她说。

“没有，你知道，还不可能传来消息，但是爸爸心里不安，我也是担心受怕。”

“那么说没事儿？”

“没事儿。”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那放光的眼睛沉着地望着嫂嫂。她决定不告诉她接到可怕的消息，在她最近几天就要分娩之前，她劝父亲也向她隐瞒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和老公爵每天都各自在内心隐藏着悲痛。老公爵不想再抱什么希望：他断定安德烈公爵已经战死，但他仍然派一个官吏到奥地利查访儿子的下落，他在莫斯科给儿子订做了一块纪念碑，打算树在自己的花园里，他对每个人都说，他的儿子阵亡了。他努力不改变平素的生活习惯，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很少走动，吃得少，睡得也少，体力一天不如一天。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抱着希望。她就当哥哥还活着，为他祈祷，时时刻刻等待他回来的消息。

八

“我的好朋友。”三月十九日早晨，早饭后，小公爵夫人说，她那毛茸茸的嘴唇仍照平素的习惯翘着；但是，这个家里自从接到噩耗后，不仅微笑，而且所有的说话声音，甚至脚步声，都表示着悲哀，小公爵夫人的微笑也是这样，虽然她不知其中的原因，但是受到普遍情绪的影响，她的微笑更叫人想到共同的悲哀。

“好朋友，我怕今天的朝食（按照厨师福卡的说法）会使我恶心。”

“你怎么了，亲爱的？你的脸色苍白。啊哟，你的脸白极了。”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边惊慌地说，一边迈着笨重而轻柔的脚步跑到她跟前。

“小姐，要不要去叫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身旁一个女仆说。（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是县城里的接生婆，她已经来童山一个多星期了。）

“可不是，”玛丽亚公爵小姐赞同说，“也许，是真的。我就去。不要怕，我的天使！”她亲吻丽莎，就要从房里出去。

“唉，不要，不要！”小公爵夫人脸色苍白，而且对不可避免的肉体痛苦露出孩子气的畏惧表情。

“不，是胃……你就说，玛莎 ，是胃……”于是小公爵夫人哭了，她像孩子似的委屈地、任性地、甚至有点装模做样地哭着，拧着自己的小手。公爵小姐走出去叫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她听见小公爵夫人在她后面喊叫。

接生婆已经迎面走来了，她搓着白胖的小手，脸上露出镇定自若的自负神情。

“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好像是快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惊恐地睁大两眼望着老太婆。

“是么，谢天谢地，公爵小姐，”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没有加快脚步，说，“你们当姑娘的，不该知道这种事。”

“医生怎么从莫斯科还不来啊？”公爵小姐说。（按照丽莎和安德烈公爵的意思，临产的时候到莫斯科请一位产科医生，现在正时时刻刻等候他。）

“没啥，公爵小姐，您放心，”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说，“没有医生一切也会弄好的。”

五分钟后，公爵小姐从自己房里听见人们抬笨重的东西。她探头看了看：餐厅仆人把安德烈公爵书房里的皮沙发搬到卧室里，不知做什么用。抬沙发的人们脸上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情。

玛丽亚公爵小姐一个人坐在房里，留神细听家里的动静，有时有人走过，就开门看看走廊里发生什么事。有几个女人蹑手蹑脚来回走动，转脸看看公爵小姐，又转脸避开她。她不敢打听，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里，她时而在扶手椅里坐下，时而拿起《祈祷书》，时而在神龛前面跪下。使她感到不幸和惊讶的是，祈祷并不能平息她的激动。她的房门忽然轻轻地打开了，门槛上出现了她的老乳娘普拉斯科维亚·萨维什娜，由于老公爵的禁令，她几乎从不踏进她的门。

“玛申卡[9]，我是来和你一块儿坐一会儿的，”乳娘说，“你看，我把公爵结婚的蜡烛拿来供在圣徒面前，我的天使。”她叹了口气，说。

“啊，你来了，我真高兴，乳娘。”

“上帝是慈悲的，亲爱的。”乳娘在神龛前点上几支涂着金粉的蜡烛，然后坐在门旁织袜子。玛丽亚公爵小姐拿起书来读。只有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时，公爵小姐才吃惊地、疑问地看看乳娘，同时乳娘令人安心地看看公爵小姐。家中每个角落，每个人都满怀着公爵小姐在自己卧室里所感受的那种情绪。按照迷信的说法，知道产妇痛苦的人越少，她受的痛苦就越少，所以大家都极力装作不知道；谁也不提这件事，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除了在公爵家中常有的那种庄重和恭谨的好风度，可以看出一种普遍的忧虑，软心肠，以及此刻对正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感觉。

女仆的大房间里听不见笑声。仆人的房里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坐在那里准备着。家奴的住处点着松明和蜡烛，都没有睡觉。老公爵跷着脚尖，脚后跟着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打发吉洪去问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怎么样了？

“你只说公爵叫你问问：怎么样了？然后告诉我她是怎么说的。”

“你去回公爵：开始分娩了。”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来者，说。吉洪回去禀告了公爵。

“好的。”公爵说着就把门关上，吉洪再没有听见书房里一点声音。过了一会儿，吉洪装作照管蜡烛，走进书房里。吉洪见公爵躺在沙发上，他看了看公爵，看了看他心烦意乱的面孔，不由得摇摇头，默默地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的肩膀，就走了出去，没有去剪烛花，也没有说他为什么进来。世上最庄严的奥秘在继续完成。傍晚过去了，夜来了。对于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期待和软心肠的感觉没有减少，而且更高涨了。没有一个人睡觉。

这是一个三月的夜晚，好像冬天还要逞威，狂怒地撒着最后的大雪，掀起了最后的风暴。为了迎接随时都可能从莫斯科到来的德国医生，已经派了备用的马匹到大路上等候，在转向坎坷不平和雪水交融的乡间小道路口，派有提着灯笼的骑者为来人引路。

玛丽亚公爵小姐早已放下书本：她沉默地坐着，一对光亮的眼睛注视着乳娘那张布满皱纹、最细微的特点都是她所熟悉的面孔：头巾下面露出一绺白发，下巴颏垂着小袋形的松肉。

乳娘萨维什娜织着袜子，低声地，低得连她自己也听不见也不了解地讲述着讲过数百次的往事：去世的公爵夫人在基什涅沃生公爵小姐的时候，接生的不是产婆，而是一个摩尔达维亚的农妇。

“上帝是慈悲的，医生根本不需要。”她说。忽然一阵风猛吹卸掉一面窗框的窗户（遵照老公爵的意思，在云雀飞来的时候，房间的双重窗框都要卸掉一面），吹开了拴得不牢的窗栓，拍打着缎子窗帘，袭来一股夹雪的寒气，蜡烛被吹灭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打了个寒噤；乳娘放下袜子，走到窗口探出身子，想捉住敞开的窗框。冷风拍打着她的头巾角和露出来的灰白发绺。

“公爵小姐，我的妈呀，大路上有人来了！”她说，用手扶着窗框，没有关窗，“打着灯笼呢，一定是医生……”

“哎呀，我的天！多谢上帝！”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得去迎接他：他不懂俄语。”

玛丽亚公爵小姐披上披肩，朝来人跑去。当她穿过前厅时，从窗口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灯火通明。她向楼梯口走去。在楼栏杆柱子上点着蜡烛，风吹得蜡直流油。仆人菲利普满脸惊慌的表情，手里也拿着一支蜡烛站在下面楼梯第一个平台上。再下面，楼梯转弯的地方，传来厚毡靴上楼的脚步声。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

“多谢上帝！”那个声音说，“爸爸呢？”

“休息了。”早已站在下面的管家杰米扬的声音回答说。

然后那个声音又说了句什么，杰米扬答了一句，于是厚毡靴的脚步声沿着看不见的楼梯转弯更快地走近了。“这是安德烈！”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不，这不可能，要是真的，那就太不寻常了。”她想道，正在她这样想的时候，在仆人举着蜡烛站在那里的楼梯平台上，出现了安德烈公爵的面孔和身影，他穿着翻领皮外套，身上撒满了雪。不错，这是他，但面色苍白、瘦削，而且表情也变了：奇特地柔和，然而心神不定。他走上楼梯，把妹妹抱在怀里。

“你们没接到我的信吗？”他问，他不等回答，而且他不会得到回答的，因为公爵小姐说不出话来——不等回答就同跟在他后面的产科医生（他是在最后一站遇见他的）继续快步上楼，他又拥抱妹妹。

“多么奇怪的命运！”他说，“玛莎，亲爱的！”他脱掉外套和靴子，就到公爵夫人的房间去了。

九

小公爵夫人歪在枕头上，戴着小白帽（阵痛刚过去）。黑色的发绺曲卷在发烧的汗湿的腮帮上；她张着可爱的鲜红小嘴，上唇有一丛黑色的茸毛，她露出快乐的微笑。安德烈公爵走进房来，在她睡的沙发末端停下。一对发亮的眼睛望着他，没有改变表情，仍然流露着孩子般的恐惧和不安。“我爱你们所有的人，我对谁都没做过坏事，干吗叫我受苦？救救我。”她的表情好像在说。她看见了丈夫，但是她不明白他这时在她面前出现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公爵绕过沙发，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的心肝，”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上帝是慈悲的……”她用疑问的、孩子般责备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等待你来救我，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连你也是这样！”她的眼睛这样表示。她对他的到来并不惊讶；她不明白他是刚到的。他的到来对她的痛苦和减轻痛苦毫无关系。阵痛又开始了，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劝安德烈公爵离开房间。

产科医生进到屋里。安德烈公爵走了出来，他看见公爵小姐，又走到她跟前。他们低声谈起来，谈话时时停顿。他们等待着，谛听着。

“你去吧，我的朋友。”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安德烈公爵又到妻子那里，在隔壁房间坐下等着。一个面带惶恐神情的女人从她房里出来，一见安德烈公爵就慌乱得不知所措。安德烈公爵两手蒙着脸，就这样坐了几分钟。无可奈何的肉体疼痛的惨叫，从门缝传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过去想开门。有人握紧门柄不放。

“不行，不行！”一个吃惊的声音在门里说。——他开始在房里来回踱步。喊声停止了，又过了几秒钟。隔壁房间忽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她的声音，她不会这么喊叫。安德烈公爵跑到门口，喊声停止了，传来小儿的啼叫声。

“为什么把孩子抱到那儿？”安德烈公爵头一两秒钟这么想，“孩子？什么孩子？……那儿怎么会有孩子？也许这孩子降生了吧？”

当他忽然明白这个啼声的欢乐意义的时候，泪水使他感到窒息，他两肘支在窗台上，抽抽噎噎地像孩子似的哭起来。门开了。医生从房里走出来，他没有穿常礼服，挽着袖筒，面色苍白，下巴颤动着。安德烈公爵向他转过身去，可是医生张惶失措地望了望他，一句话没说，就走过去了。一个女人跑出来，她一见安德烈公爵，就在门槛上犹豫地停下来。他走进妻子的房间。她死了，仍然像五分钟前他看她的时候那样躺着，虽然眼珠凝然不动，双颊苍白，但是那可爱的孩童般的脸盘和盖一丛黑色茸毛的嘴唇，仍然是那么一副表情。

“我爱你们所有的人，对谁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唉，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她那秀丽的、可怜的僵冷面孔仿佛这么说。在屋角里，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用颤巍巍的白净双手捧着一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哼了哼，呱呱地哭起来。

又过了两小时，安德烈公爵悄悄地走进书房去见父亲。老头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站在门口，门刚一敞开，老头就默默地用他那干瘪、僵硬的胳膊像钳子似的搂着儿子的脖颈，像孩子似的恸哭起来。

三天后，小公爵夫人安葬了，安德烈公爵走上停棺木的阶梯向她告别。棺木里那张脸仍然是那样，虽然紧闭着双眼。“唉，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那张脸总是这么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心里仿佛失去一件东西，他感到内疚，那是他无法挽回也忘不了的内疚。他哭不出来。老头也来吻她那只安静地高高放在另一个乳房上的蜡黄的小手，她的脸也仿佛对他说：“唉，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老头一见这张脸，就气愤愤地转过身去。

又过了五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小公爵受洗礼。乳娘用下巴压着包布，同时神父用一支鹅毛向孩子又红又皱的小手心和小脚板涂油。

祖父当教父，他颤颤巍巍地捧着婴儿，生怕掉下去，绕着疤瘌流星的白铁圣水盆走一圈，把婴儿递给教母玛丽亚公爵小姐。安德烈公爵在另一间房里坐着等圣礼结束，他怕把孩子淹死，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保姆把婴儿抱出来，他高兴地看了看他，保姆对他说，粘着孩子头发的蜡片在圣水里没有沉下去，[10]他赞许地点点头。

十

罗斯托夫参加多洛霍夫和别祖霍夫决斗的事件，由于老伯爵的努力，总算私下了结了。罗斯托夫不惟没有像他预料的受到降职处分，反而调任莫斯科总督的副官。因此他不能随着家人到乡下去，整个夏天都留在莫斯科的新任所。多洛霍夫复元了，在他养伤期间，罗斯托夫跟他的交情更深了。多洛霍夫是在热烈地、无微不至地爱着他的母亲身边卧床养伤的。老太太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为了罗斯托夫和费佳[11]友好，很喜欢他，她常常对他谈起自己的儿子。

“可不是，伯爵，在如今咱们这个腐化堕落的社会里，他是太高尚太纯洁了，”她常常说，“好的德行，谁也不喜欢，人人都把它看作眼中刺。伯爵，您来评评，别祖霍夫做得对吗？体面吗？费佳存心厚道，爱护他，就是现在也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在彼得堡跟警察胡闹，开开玩笑，那不是他们共同干的吗？结果怎么样呢，别祖霍夫没事儿，而费佳全揽在自己身上！他一个人担了！就说他官复原职吧，可是能不复他的原职吗？像他这样的勇士，像他这样的祖国儿子，我看还少有呢。可是现在——这场决斗是为的什么？这些人还有没有心肝，有没有羞耻！明知道他是独子，还要求他决斗，而且对准射击！好在上帝是怜悯我们的。究竟为了什么？如今的世道谁不玩弄阴谋诡计？他真的是吃醋吗？我看，那他早就该有所表示了，可是他竟拖了一年之久。当然喽，他要求决斗，认为费佳不会反对，因为他欠着他的钱嘛。多么下流！多么卑鄙！我知道您了解费佳，我亲爱的伯爵，相信我，因此我才真心地疼爱您。很少有人了解他。这是一个非常高尚、非常圣洁的灵魂！”

而多洛霍夫在养伤期间对罗斯托夫却说了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人家都认为我是坏人，我知道，”他说，“不管它。除了我所爱的人，我对谁都不买账。对我所爱的人，我可以为他卖命，而对所有其余的人，只要他挡住我的道儿，我就一脚踢开。我有一个值得崇拜的无价之宝的母亲、两三个朋友，你是其中的一个，至于别人，就只看他对我是有益还是有害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害的，特别是女人。真的，亲爱的，”他说下去，“我曾遇见过仁慈、高尚、侠肠义骨的男人，但是我还没有见过不能用金钱收买的女人，不管她是伯爵夫人还是厨娘。我还没有遇见过我在女人身上寻求的那种白璧无瑕、忠贞不渝的特性。如果我找到了这样的女人，我愿意为她牺牲性命。可是这些娘儿们！……”他做了个鄙视的手势，“你相信不相信，如果说我还珍惜性命的话，我珍惜它仅仅是因为我还希望能够找到使我再生、净化、升华的天仙般的人物。可是你对这不了解。”

“不，我非常了解。”罗斯托夫回答说，他受到这位新朋友的感化。

秋天，罗斯托夫家回到莫斯科。初冬，杰尼索夫也回来了，就住在罗斯托夫家里。尼古拉·罗斯托夫在莫斯科度过的一八○六年冬季最初的一段时间，对于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尼古拉把许多年轻人带到双亲家里。薇拉是年方二十的美丽姑娘；十六岁的索尼娅是一朵十分俏丽的刚刚怒放的鲜花；娜塔莎介乎大姑娘和少女之间，有时像孩子般的可笑，有时又像少女般的迷人。

在罗斯托夫家里，这期间有一种特别的爱情气氛，这是家里有非常年轻可爱的姑娘常有的气氛。凡是来到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看到那些朝气勃勃、多情善感、总在对什么微笑的（大概是对自己的幸福微笑）少女的面庞，看到那欢乐的奔忙，听见少女们那些东拉西扯、然而对谁都是那么亲切、对一切都是那么热心、而且满怀希望的喁喁私语，听见那些时而是片段的歌声，时而是片段的乐声，都感受到一种对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期待，而这也正是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所同样感受到的。

在罗斯托夫带来的年轻人里，多洛霍夫是头一批中间的一个，家里的人都喜欢他，只有娜塔莎例外。为了多洛霍夫，她几乎跟哥哥吵起来。她坚持说他是坏人，关于他和别祖霍夫的决斗，皮埃尔是对的，多洛霍夫不对，说他讨人嫌，矫揉造作。

“我没有什么要了解的！”娜塔莎一个劲儿任性地喊道，“他太凶，没有感情。我甚至喜欢你的杰尼索夫，别看他酗酒，什么都干，可我还是喜欢他，所以我是了解他的。我不知怎么对你说好，他一举一动都是别有用心的，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杰尼索夫……”

“杰尼索夫是另一回事了，”尼古拉回答说，他那口气使人感到，跟多洛霍夫比起来，杰尼索夫简直一文不值，“要了解，这个多洛霍夫有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要看看他怎样待他母亲，那是一颗多么了不起的心灵啊！”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和他在一起感到不舒服。你可知道，他爱上索尼娅了？”

“你胡说什么……”

“我是相信的，你等着瞧吧。”

娜塔莎的预言实现了。不爱和妇女社交的多洛霍夫，开始常常到罗斯托夫家里来，他为谁而来，这个问题不久就得出答案（虽然谁也不说）：他是为索尼娅而来的。而索尼娅虽然从来不敢提这件事，但她心里明白，每当她看见多洛霍夫，脸就红得像大红布似的。

多洛霍夫常常在罗斯托夫家里吃便餐，从来不放过有罗斯托夫家在场的戏剧演出，常常参加在约格尔家举行的青年舞会，罗斯托夫家人是这舞会的常客。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索尼娅身上，他看她时，他那目光使她不能不脸红，就连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看见他那目光也脸红了。

显然，这个刚强、怪僻的男人，被这个肤色微黑、举止文雅、正在爱着另一个男人的姑娘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

罗斯托夫察觉到多洛霍夫和索尼娅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但是他自己确定不了这是一种什么新关系。“她们总是不断地闹恋爱。”他这样想象索尼娅和娜塔莎。但是，他和索尼娅和多洛霍夫在一起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自然，他于是更少在家里待了。

自一八○六年秋天开始，又不断地谈论要和拿破仑打仗，而且比去年谈得更加热烈。不仅规定每千人要征调十名新兵，而且还要征调九名民兵。到处都在诅咒该死的波拿巴，在莫斯科只谈即将到来的战争，不谈别的。罗斯托夫全家对于战争的各种准备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尼古卢什卡说什么也不愿留在莫斯科，只等过了节，杰尼索夫假期一满，就和他一起回团里去。即将到来的远行，不仅没有妨碍他寻欢作乐，反而更促使他玩个痛快。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外面度过：赴宴会、晚会、舞会。

十一

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尼古拉在家吃饭，这是他近来少有的事。这是一次正式的饯行宴会：他和杰尼索夫在主显节[12]后就要回团队去了。宴会上有二十来个人，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也在其中。

在罗斯托夫家里，从来不像这些节日期间如此强烈地令人感到爱情的空气，恋爱的气氛。“抓住幸福的时刻，去爱别人和让别人爱自己吧！只有这才是世上唯一的东西，而其余的全是扯淡。我们在这里一心向往的只有这一件事情。”这种气氛好像这样说。

尼古拉像平时一样，把四匹马赶得精疲力尽，仍然未能遍访他要去和邀他去的地方，他在筵席快要开始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和感觉到家里紧张的爱情气氛，此外，他还看出在场的几个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索尼娅、多洛霍夫、老伯爵夫人特别激动，娜塔莎也有一点。尼古拉明白了，在开饭前索尼娅和多洛霍夫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事，他特别敏感，因此吃饭的时候对他们俩非常温存、谨慎。节日的第三天晚上，约格尔（舞蹈教师）家一定有一场每逢节日为他的男女学生举办的舞会。

“尼古连卡，你到约格尔那儿去吗？你去吧，我请求你，”娜塔莎对他说，“他特别邀请你，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杰尼索夫）也去。”

“伯爵小姐发出命令，我怎敢不去！”杰尼索夫说，他在罗斯托夫家里开玩笑地充当娜塔莎的骑士，“我准备跳披巾舞[13]。”

“我哪儿来得及！我已经答应阿尔哈罗夫了，他们那儿有晚会。”尼古拉说。

“你呢？……”他问多洛霍夫。话刚出口，他就看出，无须这样问。

“嗯，也许……”多洛霍夫冷淡而且愤愤地回答说，向索尼娅扫了一眼，紧皱着眉头，又向尼古拉一瞥，那目光就像在俱乐部筵席上看皮埃尔时的目光一样。

“一定出了什么事。”尼古拉想道，饭后多洛霍夫立刻就走了，这更证实了他的想法。他叫娜塔莎，问问是怎么回事。

“我正在找你呢，”娜塔莎跑到他跟前说，“我说的你老不愿意相信，”她洋洋得意地说，“他向索尼娅求婚来着。”

虽然这一阵子尼古拉很少把索尼娅放在心上，但是他一听到这个，仍然觉得若有所失。对于没有陪嫁的孤女索尼娅来说，多洛霍夫是个合适、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个出色的配偶。从老伯爵夫人和上流社会的观点看来，是不应拒绝他的。因此，尼古拉听到后第一个反应是对索尼娅的怨恨。他准备说：“好极了，那就忘掉童年的诺言，接受求婚好了。”但是他未来得及这样说……

“真想不到！她拒绝了，完全拒绝了！”娜塔莎说，“她说，她爱另外一个人。”停了一会儿，她又加了一句。

“是啊，我的索尼娅不会有别的做法！”尼古拉想道。

“不论妈妈怎样劝她，她总是不答应，我就知道，她既然说了，就不会改变……”

“妈妈还劝她！”尼古拉责备地说。

“是的，”娜塔莎说，“你可知道，尼古连卡，你别生气，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娶她的。天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可是我确切知道你不会娶她。”

“得了，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尼古拉说，“可是我得跟她谈谈。这个索尼娅多么可爱！”他微微含笑加了一句。

“她就是可爱！我去叫她来找你。”娜塔莎吻了吻哥哥，跑着走开了。

一会儿索尼娅进来了，她神色惊慌失措，带着负疚的样子。尼古拉到她跟前吻了吻她的手。这是他回来后第一次两人面对面单独地倾诉爱情。

“索菲[14]，”他说，开始有点怯生生的，后来就越来越胆大了，“如果你准备拒绝一个不仅出类拔萃，而且对你有益的配偶，而且他一表人材、品德高尚……他是我的朋友……”

索尼娅打断他的话。

“我已经拒绝了。”她急忙说。

“如果你是为我而拒绝，那我怕我……”

索尼娅又打断他的话。她用祈求的、惊恐的目光看了看他。

“尼古拉，别跟我说这个。”她说。

“不，我应该说。这也许是我自大，但是最好还是说。如果您是为我而拒绝，那么我应当向您说明真情实况。我爱您，我认为胜过爱一切的人……”

“我已经满足了。”索尼娅突然面红耳赤，说。

“不，虽然我恋爱过一千次，以后还要恋爱，但是，我对您的这种感情：友谊、信任、爱情，对任何人都没有过。再说，我还年轻。妈妈不希望我定婚。干脆说吧，我不作任何许诺。所以我请求您还是考虑多洛霍夫的求婚吧。”他说，挺费劲才说出朋友的姓名。

“别对我说这些吧。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爱您，把您当作哥哥，我永远爱您，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

“您是天使，我配不上您，我怕辜负了您。”尼古拉又一次吻了吻她的手。

十二

约格尔的舞会是莫斯科最快乐的舞会。做母亲的看着自己的大孩子们跳着刚学会的舞步，都这么说；那些跳得累倒在地上的青年男女也这么说。那些怀着赏光的心情来参加舞会的男女青年发现这里有最赏心悦目的乐趣，也这么说。就在这一年，这个舞会成全了两件婚事。戈尔恰科夫家的两位美貌的公爵小姐物色到未婚夫，而且结了婚，这个舞会因而更加出名了。这个舞会的特点是没有男女主人，和蔼可亲的约格尔像羽毛似的满场飞，按照艺人的规矩行礼，他向所有的客人都收学费。另一个特点是，只有那些怀着初次穿上长舞衣的十三四岁小姑娘的心情，想来跳跳舞、寻欢作乐的人才来参加这个舞会。所有的人，绝少例外，都是漂亮的，或者好像是漂亮的：她们都是那么兴高采烈，目光都是那么神采飞扬。有时优秀的学生甚至跳披巾舞，娜塔莎舞姿优美，是她们之中最好的一个。但是，在这最后一次舞会中，只跳苏格兰舞、英格兰舞和刚刚流行的玛祖卡舞。是约格尔借别祖霍夫家的大客厅作为舞厅，大家都说舞会很成功。美貌的姑娘很多，而罗斯托夫家的两个少女是其中最美的。她们俩都特别幸福和快乐。这天晚上，由于多洛霍夫的求婚和她的拒绝，以及同尼古拉的表白爱情而感到骄傲的索尼娅，早在家里就不停地旋舞，弄得女仆不能给她梳完发辫，而现在突发的狂喜使她通体都焕发着照人的光彩。

由于第一次穿长舞衫赴真正的舞会而不胜自豪的娜塔莎，更觉得幸福了。她们都穿着白纱长衣，系着粉红色的绦带。

娜塔莎从进入舞会那一刻起，就陷入恋爱状态。她不是爱上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爱所有的人。不论她看见什么人，在她看他的那一刹那，她就爱上他一刹那。

“啊，那么好啊！”她不断跑到索尼娅跟前这么说。

尼古拉和杰尼索夫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带着亲切的长辈的神情环顾跳舞的人们。

“她多么可爱，将来一定是个美人。”杰尼索夫说。

“谁呀？”

“娜塔莎伯爵小姐。”杰尼索夫回答说。

“她跳得多么好，舞姿多么优美！”停了一会，他又说。

“你是说谁呀？”

“是说你妹妹嘛。”杰尼索夫愤愤地嚷了一声。

罗斯托夫笑了。

“亲爱的伯爵，您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您应当出场跳一跳。”小个的约格尔走到尼古拉跟前说。“您瞧，好多的漂亮的姑娘。”他向过去也是他的学生杰尼索夫提出同样的邀请。

“不，亲爱的，我最好坐在这儿看看，”杰尼索夫说，“难道您不记得我跟您学的成绩多么糟吗？……”

“啊，不！”约格尔赶快安慰他，“您不过是不经心罢了，可是您是有才能的，是的，您是有才能的。”

又奏起新流行的玛祖卡舞曲。尼古拉不好拒绝约格尔，于是邀请了索尼娅。杰尼索夫在老太太们旁边坐下，臂肘倚着军刀，用脚打着拍子，他一边快乐地讲着什么，跟老太太们逗笑，一边观看男女青年跳舞。约格尔首先找他引为骄傲的高材生娜塔莎跳舞。约格尔和娜塔莎第一对翩翩起舞飞过舞厅，约格尔那双穿着浅口鞋的小脚落地轻巧而且柔和，娜塔莎虽然有点怯生，却尽力表演她的舞步。杰尼索夫目不转睛地看她，用军刀轻轻地打着拍子，他那神情显然在说，他不上场不是因为他不会跳，只不过因为他不愿意跳罢了。当这轮舞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把从他面前经过的罗斯托夫叫到他跟前。

“这全然不是那回事，”他说，“这算什么波兰玛祖卡舞哇？可是她跳得好极了。”

尼古拉知道杰尼索夫甚至在波兰就以跳玛祖卡舞的才艺而出名，他跑到娜塔莎那里：

“你去邀请杰尼索夫吧。他跳得才叫好呢！奇妙无比！”他说。

又轮到娜塔莎邀请舞伴的时候，她站起来，她那双带花结的浅口小鞋迅速地挪动，她独自一人胆怯地穿过舞厅，向杰尼索夫坐的角落跑过去。她看见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都在等待着。尼古拉看见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微笑着在争论，杰尼索夫在推辞，但是高兴地笑着。他跑过去。

“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娜塔莎说，“咱们跳一圈，请吧。”

“您怎么啦，伯爵小姐，快饶了我吧。”杰尼索夫说。

“得了，得了，瓦夏。”尼古拉说。

“简直像劝小猫瓦西卡[15]似的。”杰尼索夫开玩笑说。

“找一天我给您唱整整一个晚上。”娜塔莎说。

“小仙女，爱要我怎么就怎么吧！”杰尼索夫说着把军刀摘下来，绕过椅子走出来。他紧握舞伴的手，微微抬起头，伸出一只脚，等待音乐的节拍。只有在马背上和跳玛祖卡舞的时候，杰尼索夫才不显得个子矮小，连他自己都感到他是那么潇洒英俊。他在等待音乐节拍，他得意地、诙谐地从侧面望了他的舞伴一眼，突然，一只脚轻轻一点，他就像皮球似的从地板上弹起来，飞也似地带着舞伴沿着圆圈旋舞。他用一只脚无声地飞过半个大厅，好像他没有看见他前面有椅子似的，一直向前冲去；可是忽然两支马刺碰了一下，两脚叉开，用脚跟站着，停了一秒钟，在原地跺了跺脚，飞快地转了几转，然后左脚碰击着右脚，又沿着圆圈滑走了。娜塔莎猜到了他要怎样做，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地顺从他，跟着他走。他时而让她旋转，时而握住她的右手，时而握住她左手，时而单膝跪地，让她围绕着自己转，然后又跳将起来，飞速地前进，好像他想一口气跑过所有的屋子；时而忽然又停下来，又跳一个新颖的意外的美妙舞步。他敏捷地把舞伴转到她的坐位前面，把马刺一碰，向她鞠了一躬，娜塔莎甚至忘了还他的礼。她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含着笑容注视他的眼睛，仿佛不认识他似的。

“这是怎么啦？”她说。

虽然约格尔不承认这是真正的玛祖卡舞，但是人人都惊叹杰尼索夫的技巧，络绎不绝地前来邀请他，老人们微笑着谈论波兰，谈论往日美好的光景。杰尼索夫跳完玛祖卡舞以后满脸通红，用手绢擦着汗，在娜塔莎身旁坐下，整个舞会再没有离开她。

十三

那次舞会以后，一连两天罗斯托夫没有看见多洛霍夫，他没有到罗斯托夫家里去，罗斯托夫在他家里也没有找到他。第三天罗斯托夫接到他一封短信。

“由于您已知的原因，我不愿前往贵府，而且我即将归队，因此今晚特约友好数人，设宴话别，请即来英吉利饭店一晤。”罗斯托夫在剧院里同家里人和杰尼索夫看完戏，在约定的日子九点多钟就前往英吉利饭店。他立刻被领到多洛霍夫当夜包租的最阔绰的房间。

有二十来个人聚在桌子周围，多洛霍夫坐在两支蜡烛之间。桌上摆着金币和纸币，多洛霍夫在做庄散牌。在索尼娅拒绝求婚后，尼古拉还没有和他见过面，他一想到他们见面的情景，心中就不免有些惶惑不安。

罗斯托夫刚在门口出现，多洛霍夫就向他投来又亮又冷的目光，看样子他早就在等待他了。

“好久不见，”他说，“谢谢你光临。我这就散完牌，一会儿伊柳什卡带着歌唱队也要来。”

“我到你家去了。”罗斯托夫红着脸说。

多洛霍夫没有回答他。

“你可以下注。”他说。

罗斯托夫这时想起他和多洛霍夫一次奇特的谈话：“只有傻瓜才靠运气赌博。”多洛霍夫曾经这样说。

“也许你怕跟我赌钱吧？”多洛霍夫仿佛猜到了罗斯托夫的心思，就这么说，并且笑了笑。罗斯托夫从他的笑容看出，他正怀有他在俱乐部宴会上所怀有的那种情绪，也就是多洛霍夫对日常生活感到厌倦，觉得必须干点奇特的、多半是残酷的事情来消愁解闷的时候所怀有的那种情绪。

罗斯托夫感到不大自在；他在寻思，但想不出打趣的话来回敬多洛霍夫。但是，当他正在想的时候，多洛霍夫直盯着罗斯托夫的脸，慢吞吞、一字一板、让大家都能听得见地对他说：

“你还记得咱们曾谈过赌博的事……傻瓜赌博靠运气，赌博要有十分把握，我就是要这样试试。”

“是碰碰运气，还是有把握地玩？”罗斯托夫想了想。

“你最好不要玩，”他加了一句，他把洗好的牌往桌上一拍，又说，“下注，诸位！”

多洛霍夫把钱往前一推，准备分牌。罗斯托夫在他身旁坐下，起初他没赌。多洛霍夫老瞅他。

“你干吗不玩呀？”多洛霍夫说。说来奇怪，罗斯托夫觉得必须拿牌，下一个小注，于是开始赌起来。

“我没有带钱。”罗斯托夫说。

“可以记账！”

罗斯托夫押了五个卢布，输了，又押了五个，又输了。多洛霍夫一连杀了罗斯托夫十张牌，就是说，赢了他十张牌。

“诸位，”他做了一阵子庄家，说，“请把钱放在牌上，不然我会算错的。”

其中一个赌徒说，他希望能给他记账。

“记账是可以的，不过我怕算错；请把钱押在牌上。”多洛霍夫回答，“你不要不好意思，咱们以后会清账的。”他对罗斯托夫加了一句。

他们继续赌下去，侍者不断送来香槟。

罗斯托夫的牌全给杀掉了，他已经欠了八百卢布。他本想在一张牌上押八百卢布，但在送给他香槟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又改为一般的赌注——二十卢布。

“别改啦，”多洛霍夫说，虽然他对罗斯托夫好像连看也没看，“你得快点赢回去。我输给别人，可是老赢你。也许你怕我吧？”他又重复一遍这句话。

罗斯托夫照办了，不改动已经写好的八百卢布，把从地上捡起来的破角的红桃七押上。过后很久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张红桃七。他押上红桃七，用粉笔头在这张牌上端端正正写上“800”；喝了一杯侍者送来的暖香槟，对多洛霍夫的话笑了笑，于是他提心吊胆地瞅着多洛霍夫拿牌的手，等待着红桃七的出现。这张红桃七的输或者赢，对于罗斯托夫是事关重大的。上星期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给儿子两千卢布，他是从来不爱谈手头拮据的，可是他对儿子说，在五月之前这是最后一笔钱了，叫他这次要节省一点。罗斯托夫说，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他保证在春天以前不再要钱。现在这笔钱只剩一千二百卢布了。因此，红桃七不仅意味着输一千六百卢布，而且势必要改变诺言。他揪着一颗紧张的心，望着多洛霍夫的手并且在想：“快发给这张牌吧，这样我就可以拿起帽子坐车回家，同杰尼索夫、娜塔莎和索尼娅一起用晚餐，从此以后发誓再不沾牌的边儿。”此刻，他的家庭生活——跟彼佳的玩笑，跟索尼娅的谈话，跟娜塔莎的二重唱，跟父亲的玩牌，甚至波瓦尔大街家里那张舒适的床铺——在他想象中都是那么生动有力、清晰迷人，就仿佛这一切已经成为久已过去、再也得不到的、异常宝贵的幸福。他不能设想愚弄人的运气竟然不得不把红桃七放在右边，而不是放在左边[16]，以致使得他坠入从未体验过的不可知的灾难深渊。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揪紧了心，等待着多洛霍夫两只手的动作。那两只骨骼粗大、颜色发红、从衬衫袖口下露出汗毛的手，把整副牌放下，接过侍者递给他的杯子和烟斗。

“你真的不怕跟我赌吗？”多洛霍夫又重复这句话，他仿佛要讲有趣的故事似的，把牌放下，往椅背上一靠，嘴角含笑，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是啊，诸位，我听说莫斯科谣传，说我是赌假博，因此我奉劝你们对我要当心点。”

“好啦，快发牌！”罗斯托夫说。

“嘿，这帮莫斯科的三姑六婆！”多洛霍夫说，笑着把牌抓起来。

“啊——哈！”罗斯托夫把两手举到头发上，几乎大声叫起来。他所要的红桃七竟然出现在整副牌的第一张。他已经输到无力偿付的地步。

“不过，你不要拼命冒险。”多洛霍夫向罗斯托夫瞥了一眼，说，继续发牌。

十四

一个半小时以后，大多数赌徒都不大注意打自己的牌了。

整个赌局都集中在罗斯托夫一个人身上。他的欠帐不是一千六百卢布，而是一长串数目字，他曾估计大约上万了，可是现在他模糊地觉得，已经达到一万五千。而实际帐面已经超过两万了。多洛霍夫已经不听也不讲故事了，他注视着罗斯托夫的手的每一个动作，偶尔瞟一下他的欠帐。他决定继续赌下去，直到罗斯托夫欠四万三千卢布为止。他所以要选这个数目，是因为这个数目是他和索尼娅两人年龄的总和。罗斯托夫两手支着头坐在画满数字、酒渍斑斑、堆满纸牌的桌旁。一个恼人的印象总也挥之不去：那两只骨骼粗大、颜色发红、在衬衫袖口下露出汗毛的手，两只他又爱又恨的手，牢牢地控制了他。

“六百卢布，爱司，角，九……赢回来是不可能了！……家里是多么快乐啊……杰克孤注……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跟我来这一手？……”罗斯托夫在想和回忆。有时他下一个大注；但是多洛霍夫拒绝打它，他亲自给他定注。尼古拉顺从了他，他时而祈祷上帝，就像他在战场上、在阿姆施特滕桥上那样祈祷上帝，时而认为随便从桌子下面捡一张折坏的牌可以搭救他，时而数数他的军服上有几根绦带，就把全部输掉的钱都押在数目相同的牌上，时而环顾其他的赌友求救，时而瞅瞅多洛霍夫那张现在变得冰冷的面孔，极力揣测他怀着什么鬼胎。

“他不是不知道，输得这么惨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不会希望看见我毁灭吧？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要知道我曾是爱他的……但也不能怪他，他走运嘛，有什么办法呢？也不能怪我，”他对自己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难道我杀过人，侮辱过人，对人起过坏心眼吗？为什么倒这么大的霉？这是从何时开始的？就在不大会儿之前，在我向这张桌子走来的时候，心想赢它一百卢布，够买一个珠宝匣送给妈妈过生日的就回家了。那时我是多么幸福，逍遥自在，快快活活啊！可是当时我并不了解我是幸福的！它是何时结束的？这个新出现的可怕的处境又是何时开始的？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我仍然挨着桌子在这儿坐着，仍然在选牌和出牌，在看那双骨骼粗大、动作敏捷的手。这是何时发生的？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健康，强壮，依然故我，依然在原来的地方。不，这不可能！结局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他满脸通红，浑身出汗，虽然室内并不热。他的面孔看去既可怕又可怜，在他力不从心地强作镇静的时候，更显得可怕而且可怜了。

欠帐达到四万三千这个注定的数目。罗斯托夫准备了一张牌，把刚输掉的三千卢布加倍押上去，这时多洛霍夫把牌一扣，推到一边，拿起粉笔迅速地画出清晰粗重的笔迹，不断摁断粉笔头儿，结算罗斯托夫的欠帐。

“吃晚饭，该吃晚饭了！茨冈人来了！”果然，从寒冷的外面进来一群肤色微黑的男男女女，操着茨冈口音谈话。尼古拉知道一切都完了，但是他用不在乎的口气说：

“怎么，你不干啦？我准备了一张极好的牌。”好像他最关心的就是赌博的乐趣了。

“一切都完了，我完蛋了！”他想，“现在只有一条路——对准脑门送一颗子弹。”他这样想，但同时用快活的声调说：

“喂，再打一张牌吧。”

“好，”多洛霍夫算完帐，答道，“好！押二十一卢布的。”他指着四万三千整数的零头二十一这个数字说，于是他拿起牌来准备发牌。罗斯托夫顺从地折角，努力写上二十一以代替原先打算押的六千。

“我怎么都无所谓，”他说，“我只是很想知道，你是‘杀’还是‘赔’我这个十点。”

多洛霍夫认真地发牌。啊，罗斯托夫这时是多么恨那双手，那双颜色发红，指头短粗，从衬衫袖口下露出汗毛，把他控制住的手……十点赢了。

“您欠四万三千卢布，伯爵。”多洛霍夫说，他从桌旁站起来伸伸懒腰。“坐这么久，的确坐累了。”他说。

“可不是，我也累了。”罗斯托夫说。

多洛霍夫打断他的话，好像提醒他，开玩笑对他是不合适的：

“伯爵，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您的钱？”

罗斯托夫刷地一下涨红了脸，他把多洛霍夫叫到另一间屋里。

“我不能一次付清，你可以拿到期票。”他说。

“你听着，罗斯托夫，”多洛霍夫明显地含着微笑，紧盯着罗斯托夫的眼睛说，“你知道一句成语吧：‘在恋爱中成功，在牌桌上就失败。’你的表妹爱上你了。我知道。”

“啊！落到这个人手里是多么可怕。”罗斯托夫想。他明白，输钱的事张扬出去，对父母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他明白，摆脱这一切该是多么幸福。他也明白，多洛霍夫知道而且也能够使他避免这场羞辱和痛苦，而他现在竟像猫玩老鼠似的戏弄他。

“你的表妹……”多洛霍夫正要说下去，但是罗斯托夫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表妹跟这毫不相干，用不着提她！”罗斯托夫发疯似的喊道。

“那么什么时候给我钱呢？”多洛霍夫问。

“明天。”罗斯托夫说着，离开了房间。

十五

说一声“明天”，并保持不失体面的腔调，不是难事，但是一个人回到家里，见到妹妹、弟弟、母亲、父亲，说明情由，伸手要钱，然而在许下诺言后已经没有权利要钱，这却是可怕的。

家里的人还没睡。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从剧院回来，吃过晚饭，都聚在古钢琴周围。尼古拉一走进大厅，一团爱情的诗意气氛就包围了他，在那年冬天始终笼罩着他们家庭的这种气氛，现在在多洛霍夫求婚和约格尔的舞会之后，有如大雷雨之前的空气，在索尼娅和娜塔莎身上更加浓厚了。索尼娅和娜塔莎穿着去剧院穿的那身天蓝色的连衣裙，她们都是那么美，而且她们也知道自己的美，微微含笑站在古钢琴旁边。薇拉和申申在客厅里下棋。老伯爵夫人和一个住在他们家里的贵族老太太在摆牌阵，等待着儿子和丈夫。杰尼索夫两眼发光，头发竖起，伸出一只腿坐在古钢琴旁，他那短粗的指头打着琴键，奏出和弦，他转动着眼睛，用尖细沙哑、然而准确的声音唱着他写的诗歌：《仙女》，他在试着为它配乐。

仙女啊，告诉我：

是什么力量，

使我又弹起久别的琴弦，

你在我心中点燃的火焰，

多么旺，

你在我指上倾注的喜悦，

无穷尽！……

他的歌声热情奔放，他那对玛瑙似的黑眼睛光闪闪地望着吃惊的、感到幸福的娜塔莎。

“美极了！好极了！”娜塔莎喊道。“再来一段。”她说，没有注意尼古拉进来。

“他们总是这么一套。”尼古拉一面想，一面探头望望客厅，他看见薇拉和一个老太太陪伴着母亲。

“啊！尼古连卡来了！”娜塔莎向他跑过去。

“爸爸在家吗？”他问。

“你来了，我真高兴！”娜塔莎说，没有回答他，“我们快乐极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为我多住一天，你知道吗？”

“爸爸还没回来。”索尼娅说。

“科科[17]，你回来了，到我这儿来，亲爱的。”从客厅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尼古拉走到母亲跟前，吻吻她的手，默默地靠近她的桌子坐下，开始看她正在摆弄牌的手。从大厅里不断传来笑声和劝说娜塔莎唱歌的说笑声。

“得了，得了，”杰尼索夫喊道，“现在再没的可说的了，该您唱bɑrcɑrollɑ[18]了，我求求您。”

老伯爵夫人转脸看了看一声不响的尼古拉。

“你怎么啦？”母亲问尼古拉。

“咳，没什么。”他那口气，好像人家老向他提这个问题，已经使他厌烦了，“爸爸快回来了吧？”

“大概快了。”

“他们老是这么一套。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待一待才好？”尼古拉想，他又回到放古钢琴的大厅里。

索尼娅坐在琴旁，正在弹杰尼索夫特别喜爱的一首船歌的前奏。娜塔莎准备唱。杰尼索夫两眼充满喜悦的光芒望着她。

尼古拉在室内走来走去。

“何苦逼她唱！她能唱个什么？这一点也不可乐。”尼古拉想。

索尼娅弹完了前奏的第一个和弦。

“我的天啊，我毁了，我是一个丢尽脸的人。唯一的出路是对准脑门来一颗子弹，而不是唱歌，”他想，“躲开吗？但是躲到哪儿去呢？反正一样，让他们唱吧！”

尼古拉愁眉苦脸，继续在室内走来走去，时时瞅瞅杰尼索夫和姑娘们，同时避开他们的目光。

“尼古连卡，你怎么啦？”索尼娅注视着他，她的目光仿佛这样问。她即刻就看出他有什么心事。

尼古拉背转身去。娜塔莎非常敏感，也立即看出哥哥的神态。她虽然看出了，但她自己此刻是如此快乐，什么悲哀、忧伤、内疚，都和她不相干，她（也像一般年轻人常做的那样，）故意欺骗自己，“不，我现在太快乐了，不能因为同情别人的悲哀而破坏自己的快乐。”她有一个感觉，于是对自己说：“不，也许是我弄错了，他应当跟我一样快乐。”

“喂，索尼娅。”她说着就向大厅中间走去，她认为那里的共鸣最好。娜塔莎像舞蹈家似的，抬起头，两手放松地垂下来，她先用脚跟着地，然后踮起脚尖，走到屋子中间停住了。

“瞧，我就是这个样儿！”她在回答杰尼索夫那双追随着她的、充满喜悦的目光，仿佛这么说。

“她高兴什么啊！”尼古拉瞧着妹妹想，“她怎么不觉得无聊，不嫌害臊！”娜塔莎唱出了第一个音符，她放开嗓子，挺起胸脯，目光严肃起来。此刻她不想任何人，任何事。从她微笑的嘴唇吐出任何人在同样那段时间和同样音程中都能吐出的声音，你对它一千次都无动于衷，然而一千零一次却触动了你，使你热泪盈眶。

娜塔莎这年冬天第一次认真地歌唱，特别是因为杰尼索夫喜欢她唱。她现在唱起来已经不像一个孩子了，在她的歌唱中不再有先前那种令人好笑的童年时期费劲的感觉。但她唱得还不好，听过她歌唱的专门鉴赏家都这么说。“缺乏训练，但是嗓子好极了，要训练训练。”都这么说。不过人们都是在她唱完以后过了很久才这么说的。可是在这个呼吸不正确、换气吃力的没有素养的歌喉正在歌唱的时候，甚至连那些专门鉴赏家也一声不响，只是聚精会神地欣赏这个没有素养的歌喉，只是渴望再听一次。在她的嗓音中那种处子的纯真，对自己的魅力的不自觉，以及未经琢磨的柔和声调，再加上歌唱技巧的缺陷，使人觉得，所有这一切的任何改变，都会把这个歌喉毁掉。

“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听到她的歌声，眼睛睁得大大地在想。“她怎么了？她今天唱得这么好啊？”他想。忽然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期待着下一个音符，下一个句子，整个世界都变成三拍：“啊，我的严酷的爱情……[19]一、二、三……一、二……三……一……啊，我的严酷的爱情……一、二、三……一。嘿，我们的生活多么愚蠢啊！”尼古拉在想，“什么不幸、金钱、多洛霍夫、愤恨、名誉，所有这一切都是扯淡……只有这才是真正的东西……嘿，娜塔莎，嘿，亲爱的！嘿，真有你的！……看她怎样唱好这个si？唱得好！谢谢上帝！”他不知不觉也唱起来，用高三度的第二音来加强这个si，“我的天！多么好啊！难道我真的唱出来了吗？多么幸运！”他在想。

啊，听听这个三度音的震颤吧，它触动了罗斯托夫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它与世上的一切无关，它高出世上的一切。输钱、多洛霍夫、誓言，算得了什么！……都是扯淡！哪怕杀过人，越过货，但是听到它，仍然觉得幸福……

十六

罗斯托夫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音乐的乐趣了。但是娜塔莎一唱完船歌，现实又浮上心头。他一句话不说，就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刻钟后，老伯爵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从俱乐部回来了。尼古拉听见他进门的声音，就去见他。

“怎么样，玩得痛快吧？”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他对儿子满心欢喜地、高傲地微笑着。尼古拉想说“是的”，但说不出口，他几乎哭了。伯爵在点烟斗，没有注意儿子的神情。

“唉，免不了的事！”尼古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想。突然，他对父亲说了，他那口气就像是向父亲要马车进城似的随随便便，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爸，我有事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差点儿忘了。我要用钱。”

“啊，是吗！”父亲的兴致好极了，“我对你说过的嘛，你不够用的。需要很多吗？”

“很多，”尼古拉红着脸、满不在乎地微笑着说，他对自己这种愚蠢的微笑，后来过了很久都不能原谅，“我输了一点钱，就是说，输了很多，四万三千卢布。”

“什么？输给谁的？……你开玩笑！”伯爵大喊一声，忽然像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那样，他的脖子和颈背像中风似的全都红了。

“我答应人家明天还帐。”尼古拉说。

“是吗！……”老伯爵摊开双手，无力地坐到沙发上。

“有什么办法！谁都会碰到这种事。”儿子大胆放肆地说，而他内心却认为自己是个无赖和坏蛋，一生也赎不回自己的罪。他本想跪下来吻父亲的手求饶，可是他竟用满不在乎、甚至粗鲁的口气说谁都会碰到这种事。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听了儿子的话，垂下眼来，慌慌张张地找什么东西。

“是啊，是啊，”他喃喃地说，“很难，张罗这笔钱，我怕很难……谁都会碰到！是的，谁都会碰到……”伯爵向儿子瞥了一眼，就从屋里走出去了……尼古拉本来准备受申斥，但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

“爸爸！爸……爸！”他在父亲后面哭着喊着，“原谅我！”他抓起父亲的手按到自己的嘴唇上，大哭起来。

在父子之间正进行这场谈话的时候，母女那边也发生了一场同样重要的谈话。神情激动的娜塔莎跑到母亲跟前。

“妈妈！……妈妈！……他向我提出了……”

“提出什么？”

“提出，提出婚约，妈妈！妈妈！”她喊道。

伯爵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尼索夫求婚，向谁求婚？向这个不久前还在玩布娃娃、而现在还在学功课的小姑娘求婚？

“娜塔莎，算了吧，别胡闹啦！”她仍然希望这不过是开玩笑。

“看您说的，胡闹！我是跟您说正经的，”娜塔莎急了，“我是来问您该怎么办，可您说‘胡闹’……”

伯爵夫人耸耸肩膀。

“杰尼索夫先生果真向你求婚的话，那你就对他说，他是个大傻瓜，不就得了。”

“不，他不是傻瓜。”娜塔莎委屈地、认真地说。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你们如今总是闹恋爱。既然爱上了他，那就嫁给他吧，”伯爵夫人生气地笑着说，“上帝保佑你们！”

“不，妈妈，我没有爱上他，大概没有爱上。”

“既然是这样，那就这样对他说。”

“妈妈，您生气啦？您别生气，亲爱的，我有什么过错啊？”

“哪里，亲爱的，气什么？要是你愿意，我去对他说。”伯爵夫人微笑着说。

“不，我自己说，您告诉我怎么说就行了。您倒是怪轻松的，”她加上一句回答母亲的微笑，“您要是看见他向我提亲的情景就好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提的，他是在无意之中说出来的。”

“那仍然应当谢绝啊。”

“不，不必。我太可怜他了！他是那么好！”

“那你就接受他的求婚。而且你也该出嫁了。”母亲生气地、嘲讽地说。

“不，妈妈，我非常可怜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不用你说，我去说。”伯爵夫人对于竟然把小小的娜塔莎当成大人，感到气愤。

“不，绝对不行，我自己来，您站在门外听。”于是，娜塔莎穿过客厅向大厅跑去，杰尼索夫仍然坐在古钢琴旁边的椅子上，两手捂着脸。他一听见她那轻盈的脚步声，就一跃而起。

“娜塔莎，”他快步迎上去，说，“我的命运就请您决定吧，它握在您的手里！”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您真叫我心疼啊！……不，您是个好人……可是不必……这样……我永远会爱您的。”

杰尼索夫向她伸出一只手，弯下身来，于是她听到一种奇特的、她所不理解的声音。她吻了吻他那黑发蓬乱的头。正在这时，传来伯爵夫人衣衫窸窸窣窣的急促声音。她走到他跟前。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我感谢您的赏光，”伯爵夫人的声音有点窘，但杰尼索夫觉得很严厉，“可是，小女还年轻，我觉得，您是我儿子的朋友，应当先对我说。那您就不会使我不得不来向您谢绝了。”

“伯爵夫人……”杰尼索夫耷拉下眼皮，露出负疚的样子，想说话，可是又结结巴巴说不出来。

娜塔莎看见他那副可怜的样子，心情难以平静，大声地抽咽起来。

“伯爵夫人，我对不住您，”他断断续续说，“可是您知道，我非常崇敬您的女儿和您全家，两次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他看了看伯爵夫人，看出她的表情严峻……“再见，伯爵夫人。”他说，吻了吻她的手，没有瞧娜塔莎一眼，就迈开坚定的步子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罗斯托夫送走了连一天也不愿在莫斯科多待的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在莫斯科的所有朋友都在茨冈人那里给他饯行，他甚至不记得人们怎样把他扶上雪橇，怎样走过头三站路程。

杰尼索夫走后，罗斯托夫因为等候老伯爵一时难以如数筹措的款子，在莫斯科又住了两星期，没有出门，大半时间待在姑娘们的房里。

索尼娅对他比先前更温柔、更钟情了。看来她是想向他表示，他的输钱是一桩英勇行为，因此她更爱他了。但是尼古拉现在却认为自己配不上她。

他在姑娘们的纪念册上写满了诗和乐谱，在终于还清了四万三千卢布，收到多洛霍夫的收条以后，没有同任何熟人告别，就于十一月底动身追赶已经进驻波兰的团队。

第二部

一

皮埃尔和妻子闹翻以后，就动身去彼得堡。走到托尔若克，驿站没有备换的马，也许是驿站长不愿意给。皮埃尔只得等待。他和衣躺在圆桌旁的沙发上，把穿着厚毡靴的大脚伸到圆桌上，沉思起来。

“箱子要拿进来吗？要铺床吗？要茶吗？”仆人问。

皮埃尔没有回答，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他在前一站就在想问题，现在仍在想，他想的那些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毫不注意。他不仅对于是早些还是迟些到达彼得堡，或者对于他在这个驿站能否得到休息的地方漠不关心，而且比起他的现在萦绕于怀的思想：在这个驿站是等几个小时还是待上一辈子，对他都是无所谓的。

驿站长、站长妻子、仆人、卖托尔若克刺绣的农妇，都进来要为他效劳。皮埃尔不改变两腿放到桌上的姿势，从眼镜上方瞅着他们，不明白他们要什么，不明白他们不解决他所想的那些问题，怎么能活下去。可是，自从那天在索科尔尼克松林决斗回来以后，那些问题就在他的心头萦绕着，使他度过了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而现在，在孤寂的旅途中，这些问题更加强有力地占据着他。不管他想什么，总要回到那些他不能解决也不能停止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仿佛他的头脑中有一颗支持他整个生命的螺丝钉拧坏了。它既拧不进也拔不出，老是在同一个刻槽里悬空打转，而且想停止它旋转也不可能。

驿站长进来了，他卑躬地请求大人稍候两小时，然后一定给大人换几匹快马（想必他会这么说）。驿站长显然是在撒谎，只不过是想向旅客多讨几个钱罢了。“这是好还是坏？”皮埃尔问自己。“对于我是好，对于别的旅客就是坏，对于他本人，是不得已的事，因为他一无所有：他说，为了这，一个军官鞭打过他。军官鞭打他因为他要兼程赶路。我射击多洛霍夫，是因为我受了侮辱。路易十六被处死，是因为人家把他当成罪人，一年以后，处死他的人被杀死了，也是因为某种原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当爱什么，恨什么？为什么活着，我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主宰一切的是什么力量？”他问自己。对于这些问题，连一个也得不到解答，只有一个完全不是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合逻辑的解答。这个解答是：“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都揭晓了，或者说，就停止追问了。”但是死也是可怕的。

托尔若克的女贩子尖声叫卖她的货物，特别是叫卖山羊皮便鞋。“我有几百卢布没处放，而她穿着破皮袄站在那儿胆怯地望着我，”皮埃尔在想，“要这些钱有什么用？这些钱真的可以给她增加一根发丝的幸福和精神的慰藉吗？难道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和我少受点灾害和死亡吗？死，一切都归于完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降临的死，比起永恒来，只不过瞬间的经历罢了。”于是他又起劲地拧那颗空转的螺丝钉，它老在原地转个不停。

他的仆人递给他裁了一半的书——苏扎夫人[20]的书信体小说。他开始阅读关于阿梅莉·德芒费尔德的苦难和维护贞洁而斗争的描述。“她既然爱那个引诱她的人，为什么又要和他斗争？”他想，“上帝不会把违反他的旨意的欲望赋予她的灵魂的。我的前妻就不斗争，也许她是对的。什么也发现不了，”皮埃尔又对自己说，“什么也想不出。我们只知道我们一无所知。这就是人类智慧的顶点。”

他内心和他周围的一切，他都觉得混乱，毫无意义，令人厌恶。但在对周围的一切极端厌恶中，皮埃尔却发现一种富有刺激性的乐趣。

“我斗胆请求大人让点地方给他老人家。”驿站长进来说，他引进一位因为没有备换的马而停留的旅客。这位旅客是一个矮墩墩的老头，他骨架宽大，肤色发黄，满脸皱纹，灰白的长眉毛垂罩着炯炯发光、表情不可捉摸的浅灰色的眼睛。

皮埃尔把腿从桌上移开，站起来，睡到为他铺好的床上，不时地瞧瞧进来的人，而这个人神色阴沉，满脸倦容，不看皮埃尔，仆人帮助他挺费劲地脱衣裳。脱剩一件黄粗布面的破旧皮袄和一双穿在骨瘦如柴的腿上的毡靴，这位旅客坐到沙发上，他那硕大的、鬓角宽宽的、短发的头靠到沙发背上，他向别祖霍夫瞅了一眼。他那严峻、聪明、洞察一切的目光使皮埃尔吃惊。他想同这位旅客搭话，但当他正想向他问问路途情况的时候，旅客已经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叠起两只满是皱纹的手，一个手指上戴着生铁的大戒指，上面雕有骷髅头。皮埃尔觉得他在深沉地、安详地思索着什么。旅客的仆人也是满脸皱纹、肤色发黄的小老头，他没有胡须，显然不是剃过，而是从来没有长过。这个动作敏捷的老仆人打开旅行食品箱，拿出茶具摆在桌上，端来滚开的茶炊。一切准备好了以后，旅客睁开眼，挨近桌子坐过去，给自己倒一杯茶，然后给无须的小老头也倒了一杯递给他。皮埃尔开始感到不安，觉得有必要，甚至必须跟这位旅客聊一聊。

仆人把他那底朝上的空杯子[21]和咬剩的糖块[22]拿进来，问他还要什么。

“不要了，把书给我。”旅客说。仆人把书递给他，他埋头读起来，皮埃尔看见那是一本宗教书。旅客忽然把书推到一旁，夹上书签，合了起来，又闭上了眼睛，臂肘倚着沙发背，照原先的姿势坐着。皮埃尔望着他，刚要转过脸去，老头睁开眼睛直盯着皮埃尔的脸，目光刚劲而严厉。

皮埃尔感到窘迫不安，想避开这个目光，可是老头光亮的眼睛不可抗拒地把他吸引住了。

二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是荣幸地和别祖霍夫伯爵说话。”这位旅客从容不迫地大声说。皮埃尔一声不响，带着疑问的神情从眼镜上方望着对方。

“我听说过您，”旅客接着说，“听说过先生遭遇的不幸。”他特别加重最后一个词，意思是说：是的，是，不幸，不管您是如何称谓它，而我知道您在莫斯科的遭遇是不幸的，“先生，我对那件事甚表遗憾。”

皮埃尔脸红了，急忙从床上放下腿，向老头弯下身，露出羞怯的不自然的微笑。

“我向您提起这件事不是出于好奇，先生，而是由于更重要的原因。”他沉默了一会儿，目光始终盯着皮埃尔，他在沙发上移动一下，表示请皮埃尔坐到他身旁。皮埃尔觉得同这个老头谈话怪别扭的，但他不由自主地顺从了他，走过去坐到他旁边。

“您是不幸的，先生，”他接着说，“您年轻，我老了。我乐意尽我的力量帮助您。”

“是的，是的，”皮埃尔不自然地微笑着，说，“非常感谢您……请问您打哪儿来？”旅客的面孔不和蔼，甚至冰冷、严厉，然而这位新相识的言谈和表情对皮埃尔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不过，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觉得和我谈话不愉快，”老头说，“那么您就明说，先生。”他突然出人意外地露出温厚长者的笑容。

“哪里，哪里，完全不是，相反，和您认识，我非常高兴。”他又瞟了一眼新相识的手，挨近细瞅一下戒指。他看见戒指上的骷髅头——共济会[23]的标志。

“请问，您是共济会员吗？”他说。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旅客说，他越来越深沉地注视皮埃尔的眼睛，“我代表个人和共济会的会友们向您伸出兄弟般的手。”

“我恐怕，”皮埃尔微笑着说，这个共济会员对他的信任和通常他对共济会员的嘲笑习惯，在这两者之间，他动摇不定，“我怕我难以理解，怎么说呢，我怕我对宇宙的看法和您正相反，我们互不了解。”

“关于您的看法，我是清楚的，”共济会员说，“您所说的您那个看法，您以为是您的思维劳动的产物，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是骄傲、懒惰和无知的千篇一律的结果。请原谅，先生，如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我就不会同您谈了。您的看法是可悲的迷惘。”

“也正如我认为您陷入迷惘一样。”皮埃尔露出一丝笑意，说。

“我从来不敢夸口说我知道真理，”共济会员说，他那言词的明确和坚定，越来越使皮埃尔惊讶，“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得到真理；只有在所有的人参加下，经过千秋万代，经过始祖亚当直到当代，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积累，才能建成一座配得上伟大天主居住的宫殿。”共济会员说，他又闭上眼睛。

“我应当对您说，我不信，不……信上帝。”皮埃尔遗憾地、费力地说，觉得有必要说出全部的真情实况。

共济会员注意地看了看皮埃尔，笑了笑，就像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笑一个穷得连五个卢布（能使他幸福的五个卢布）都没有的穷人似的。

“是的，您不知道他，先生，”共济会员说，“您不可能知道他。正由于您不知道他，您才不幸。”

“是的，是的，我不幸，”皮埃尔承认，“可是我怎么办呢？”

“正由于您不知道他，先生，您才非常不幸。您不知道他，可是他就在这儿，就在我心中，他就在我的言谈中，他也在你心中，甚至在你刚才说的亵渎的言词中。”共济会员说，声音发颤而且严厉。

他沉默片刻，喘口气，看来他是在极力镇静一下。

“如果他不存在的话，”他低声说，“咱们就不会谈论他了，先生。咱们是在谈什么？谈谁？您否定的是谁？”他说，他的声音忽然流露出热烈的、严肃而权威的调子，“如果他不存在，是谁把他虚构出来的？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假定：有这么一个不可理解的存在？为什么你和全世界都假定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具有万能、永恒、无限等品格的存在？……”他停住了，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皮埃尔不能也不愿打破这沉默。

“他是存在的，但是理解他却很难，”共济会员又说，眼睛不看皮埃尔的脸，望着前面，他那由于内心激动而不能保持镇静的衰老的双手翻弄着书页，“如果他是人，你怀疑他的存在，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人领到你面前，挽着他的手让你看。但是，像我这么一个渺小的凡夫俗子怎么能把他那一切全能、永恒、至善的品格拿给一个盲目的人，或者说，一个闭着眼睛不愿看、不愿理解他、而且视而不见和理解不了自己全部的卑劣和没有道德的人看呢？”他沉默片刻。“你是什么人？你算什么？你妄想自己是智者，因此你才说出这些亵渎的话，”他露出阴沉的轻蔑的冷笑，说，“而你比小孩还愚蠢，还没有头脑，一个小孩玩弄精致的钟表，他狂妄地说他不相信制造钟表的师傅，因为他不懂钟表的用途。认识上帝是困难的。世世代代，从始祖亚当到今天，我们就为这个认识而做工作，但离我们的目的还无限地遥远；但是我们在不理解他中只看见我们的弱点和他的伟大……”

皮埃尔听他讲话，大气儿不出，发光的眼睛盯着共济会员的脸，不插嘴，也不发问，全心全意相信这个陌生人对他说的话。不知是共济会员的言谈中那些合理的论据使他折服呢，还是共济会员在说话时那些能赢得一个孩子的信任的腔调、坚定的信念、诚恳的态度，以及有时使这个共济会员说不出话来的嗓音颤抖使他折服，也许是那对由于信仰更显得衰老的炯炯发光的老眼，或者是从共济会员整个人焕发出来的对自己使命的泰然自若、坚定和见识使他折服，同皮埃尔的失意和绝望对比起来，共济会员那副神情使皮埃尔大为惊讶，——总之，他全心全意愿意相信，事实上他也相信了，而且体验着一种心安、新生和复活的快乐感觉。

“上帝不是靠智力所能理解的，而是要在生活中理解。”共济会员说。

“我不明白。”皮埃尔说，他恐惧地感觉到他心中又产生了怀疑。他担心对方的论据有不明确和不足的地方，他怕对他不信任。“我不明白，”他说，“人的智力为什么不能达到您所说的那种认识。”

共济会员露出忠厚长者的微笑。

“至高无上的智慧和真理，正如我们想要汲取的最洁净的甘露，”他说，“我能用不洁净的器皿盛这种甘露，而评论它是否洁净吗？只有把内心洗净，我才可能使所汲取的甘露保持一定程度的洁净。”

“对，对，是这样！”皮埃尔高兴地说。

“最高智慧不是仅只建立在理智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世俗的科学——物理、历史、化学等等这些靠智力所取得的知识上面。最高智慧只有一个。最高智慧只有一种科学——包罗万象的科学。阐明整个宇宙以及人生在其中所占地位的科学。人要想把这种科学据为己有，必须洗清和革新他的内心，因此，首先不是要知道，而是要皈依和进行自我修养。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灵魂中有上帝的光，即所谓良心。”

“对，对。”皮埃尔表示赞同。

“用精神的眼睛看看自己的内心吧，反躬自问您满意不满意您自己吧。您单凭智力得到了什么？您算什么？您年轻，您有钱，您聪明，您受过教育，先生。您利用这一切恩赐做过什么？您满意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吗？”

“不，我恨自己的生活。”皮埃尔皱着眉头说。

“你恨，那么你就改变它，净化自己，随着净化，你就会逐渐获得智慧了。看一看您的生活吧，先生。您是怎样过活的？是在狂饮和荒淫中度过的，从社会得到一切而什么也没有给予社会。您得到了财富。您是怎样利用它的？您给您的邻人做了什么？您关心过您的几万名奴隶，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过他们吗？没有。您靠他们的劳动过着放荡的生活。这就是您所干的事情。您有没有找一个可以给邻人带来好处的差事？没有。您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后来您结了婚，先生，负起管好年轻夫人的责任，可是您做了什么呢？您没有帮助她走向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先生，而是把她推入流言蜚语和不幸的深渊。一个人侮辱了您，您就用枪打他，而您说您不信上帝，恨自己的生活，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先生！”

共济会员说完后，他好像由于长时间的谈话，疲倦了，又靠在沙发背上闭起眼睛。皮埃尔望着那张严厉的、一动不动的、衰老的、几乎像死人般的面孔，动了动嘴唇，没有发出声来。他想说：是的，我过着丑恶的、无所事事的放荡生活。但是他不敢打破沉默。

共济会员沙哑地、老态龙钟地咳嗽了几声，他呼唤仆人。

“马怎么样了？”他不看皮埃尔，问道。

“替换的马来了，”仆人回答说，“您不休息一下吗？”

“不啦，吩咐套车。”

“他没有把话说完，也没有答应帮助我，难道就这样丢下我一个人就走了吗？”皮埃尔想道。他站起来，低着头，偶尔瞅瞅共济会员，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是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过的是荒淫无耻的生活，但是我不爱这种生活，也不想过这种生活，”皮埃尔想道，“这个人知道真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向我说明这个真理。”皮埃尔想对共济会员说这话，但是不敢。这位旅客用熟练的老年人的手收拾东西，扣上他的短皮外套。然后他转过身来，淡漠地、客气地对别祖霍夫说：

“您现在去哪儿，先生？”

“我？……我去彼得堡，”皮埃尔像孩子似的吞吞吐吐地说，“我感谢您，完全同意您。但是您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我全心全意希望成为您要我成为的那样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帮助我……当然，首先一切都怪我。请您帮助我，教导我，也许我会……”皮埃尔说不下去了；他哼哧着鼻子，转过身去。

共济会员沉默了很久，显然是在考虑什么。

“只有上帝才能给予帮助，”他说，“我们共济会只能在可能范围内给您以帮助，先生。您到彼得堡，把这个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他掏出记事本，摊开一大张四折纸，写了几个字）。请让我给您一个忠告。到了首都后，先深居简出一些日子，检查自己，不要重蹈先前的生活道路。现在祝您一路平安，先生。”他看见仆人进来，说，“祝您成功……”

皮埃尔从驿站登记簿上得知，这位旅客是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巴兹杰耶夫早在诺维科夫[24]时期就是最有名望的共济会员和马丁主义者[25]。皮埃尔在他走后很久都没有躺下睡觉，也没有问马的事情，他在驿站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回想自己不道德的过去，满怀新生的喜悦想象那他认为唾手可得的极乐的、白璧无瑕的、有德行的未来。他觉得，他之所以没有道德，只不过是偶尔忘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多么好罢了。先前在他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了。他坚决相信，人们在通往道德的途中，以互助为目的而团结一致是可能的，他心目中的共济会就是这样的。

三

皮埃尔到了彼得堡，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到达，也不到任何地方去，整天读一本不知谁送给他的托马斯·肯庇斯[26]的书。皮埃尔读着这本书，领悟了一个道理，并且越读越领悟一个道理；他领悟了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启示的达到完美境界和人们积极的友爱的可能性。在他到达一星期后，一天晚上，一位在彼得堡社交界皮埃尔有点认识的青年——波兰伯爵维拉尔斯基，走进他的房间，此人板着面孔，郑重其事，带着多洛霍夫的决斗副手前来见他的神气。他随手关上门，确切知道屋里除皮埃尔没有旁人时，才开始对他说话。

“我负有委托和建议前来见您，伯爵，”他不坐下，对他说，“本会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申请提前接受您入会，并要我做您的保证人。我认为执行他的意志是一件神圣的义务。您愿意在我的保证下加入共济会吗？”

皮埃尔在舞会上看见的他，是一个在最漂亮的妇女圈子里总是面带殷勤微笑的人，而现在他那腔调之冷峻和严厉，却令皮埃尔不胜惊讶。

“是的，我愿意。”皮埃尔说。

维拉尔斯基点了一下头。

“还有一个问题，伯爵，”他说，“我请求您不是作为一个未来的会员，而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诚恳地回答我：您是不是已经放弃以前的见解，相信上帝？”

皮埃尔沉吟了一下。

“是……是的，我相信上帝。”他说。

“这么说来……”维拉尔斯基刚开口，皮埃尔打断了他。

“是的，我相信上帝。”他又说了一遍。

“这么说来，咱们可以走了，”维拉尔斯基说，“您可以坐我的马车。”

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一声不响，他对皮埃尔所提的问题：他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回答，维拉尔斯基只是说，比他更有资格的会友会考验他，皮埃尔只要照实说就行了。

他们进入分会大院的大门，通过黑暗的楼梯，走进发着亮光的小前室，在没有仆人的帮助下脱掉皮外衣。他们从这里走进另一间屋。一个身穿古怪服装的人在门口出现。维拉尔斯基向他走过去，用法语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到一个立柜跟前，皮埃尔看见柜子里有他从未见过的衣裳。维拉尔斯基从柜子里取出一条手绢蒙上皮埃尔的眼睛，在他脑后打个结子，头发怪疼地夹进结子里。然后，维拉尔斯基拉他弯下腰，吻了吻他，搀起他的手，领他到什么地方去。皮埃尔感到结子扯得头发很疼，疼得他皱起眉头，不知为什么有点害羞而微笑着。他垂着双手，皱着眉头，微微含笑，跟着维拉尔斯基迈着不稳的胆怯的步子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

维拉尔斯基领他走了十来步，停住了。

“不论发生什么事，”他说，“您都要勇敢地忍受着，如果您下定决心要入我们的会的话（皮埃尔点点头表示同意）。您听见门响，就解开手绢，”维拉尔斯基又加了一句，“祝您勇敢和成功。”维拉尔斯基握握皮埃尔的手，就离开了。

剩下皮埃尔一个人，他仍然微笑着。有两次他耸耸肩膀，抬手摸摸手绢，想拿掉它，可是又把手放下。蒙着眼睛的时间不过五分钟，他觉得好像过了一小时。他双手发胀，两腿发软；他感觉累了。他体验着最复杂多样的感情。他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更害怕会露出恐惧的样子。他很想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他将受到什么启示；但是，使他最高兴的是他终于走上革新的、积极的、合乎道德的生活道路，这是他自从遇见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朝思暮想的。门上发出几声巨响。皮埃尔取下手绢，环顾周围。屋里漆黑漆黑的：只有一个地方有一件白色的东西，里面点着油灯。皮埃尔走近一看，一张黑色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和一本打开的书。书是《福音书》；盛着油灯的白色东西是一个带窟窿和牙齿的骷髅。皮埃尔念了《福音书》的头几句后，绕过桌子，看见一个盛满东西的敞口的大木匣子。这是盛着骨头的棺材。他对他所见到的丝毫不觉得惊奇。他希望进入全新的生活，完全与过去不同的生活，他期待看到更不平常的东西，比现在看到的更不平常的东西。骷髅头、棺材、《福音书》——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所料到的，他还期待更多的东西。他环视四周，极力想在心中唤起怜悯的感情。“上帝、死、爱情、人们的互相友爱。”他自言自语，他把这些词汇和一些对某种事物的模糊、然而令人喜悦的观念联系起来。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人。

灯光虽然微弱，皮埃尔仍然能够看见，进来的是个矮个子。显然是因为从光亮的地方乍一进入黑暗，他站住了；然后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走到桌前，把一双戴着皮手套的手放到桌上。

这个矮个子围着白皮子围裙，遮住他的前胸和一部分腿，脖子上戴着一串类似项链的东西，项链下面露出高高耸起的白色胸饰，衬托着他那从下方被照亮的长圆脸。

“您来这儿是为了什么？”进来的人对着皮埃尔弄得沙沙作响的那个方向问道，“您这个不信光的真理和看不见光的人，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您想向我们要什么？想要至高的智慧、德行、教导吗？”

在门打开和进来人的时刻，皮埃尔体验着敬畏的心情，正像他在童年祈祷时所体验的那样：他感到他面前这个人，论生活条件是完全陌生的，而从人们互相友爱来说，是亲近的。皮埃尔屏着呼吸，怀着跳动的心，向训导师（对求道者安排入会事宜的共济会员，称为训导师）跟前移动过去。皮埃尔走得更近一点，认出训导师原来是一个名叫斯莫利亚尼诺夫的熟人，他一想到训导师是熟人，就感到受了侮辱：这个进来的人不过是一个会员和有德行的传教士而已。皮埃尔半天说不出话来，训导师不得不把问题再提一遍。

“是的，我……我……要新生。”皮埃尔费劲地说出来。

“好的。”斯莫利亚尼诺夫说，马上又接着说：“您对于我们圣会帮助您达到您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有没有概念？……”训导师平静而迅速地说。

“我……希望……指导……帮助我……新生。”皮埃尔说，由于激动和不习惯用俄语讲抽象的东西，他的声音发颤，而且说得吃力。

“您对‘共济’是怎样理解的？”

“我理解，‘共济’就是有德行的人们的友爱和平等，”皮埃尔说，由于他的话与庄严的气氛不相称而感到羞愧。“我理解……”

“好了，”训导师急忙说，看来他对回答完全满意，“您有没有在宗教中寻求达到您的目的的方法？”

“没有，我认为宗教是不真实的，所以没求它。”皮埃尔声音很低，训导师听不清，又问他说什么。皮埃尔回答说：“我是无神论者。”

“您寻求真理，是为了在生活中遵循真理的法则，因而您就寻求智慧和德行，是这样吗？”训导师停了片刻，说。

“是的，是的。”皮埃尔表示同意。

训导师清了清嗓子，把戴手套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开始讲话。

“现在我要向您宣讲本会的主旨，”他说，“如果本会的主旨符合您的目的，您入会才会有益。本会第一个主要的宗旨，为本会所奠定而且非人力所能推翻的本会的总基础，就是保存而且传给后代一种重要的秘密……由远古、甚至从开天辟地第一个人一直传给我们，也许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却具有这样的性质，就是，如果不经过长久的努力自我净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它，运用它，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指望很快得到它。因此，我们有第二个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修炼我们的会员，叫他们革心洗面，净化和启发他们的理智，这样使他们具有领悟这个秘密的能力，我们所用的方法是那些不辞劳苦探索这个秘密的人们传授给我们的。

“在净化和完善我们的会员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第三点，就是同时完善整个人类，向人类提供我们会员笃信宗教和高尚品德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全力以赴地同统治世界的邪恶作斗争。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我再来找您。”他说完后，就走出房去。

“同统治世界的邪恶作斗争……”皮埃尔重复一句，他想象自己将来就在这方面活动。他想象那些也像他两星期前那样的人们，他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作从善的说教。他想象那些受他的言行帮助的有罪的和不幸的人们；想象那些压迫者，他从这些压迫者手中把受难者拯救出来。训导师提出的三个目的中的最后一个——改善人类，皮埃尔觉得特别亲切。训导师所提的那个重要的秘密，虽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但是他不认为是实质的东西；第二个目的，自我净化和完善，也不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因为此刻他觉得自己已经从过去的罪恶中改正过来，一心只想行善。

半小时后，训导师回来了，向申请入会者传达与所罗门神殿阶梯数目相当的七条美德。这七条美德是：1）谦虚，保守本会的秘密，2）服从本会最高地位的人，3）品行端正，4）爱人类，5）勇敢，6）慷慨，7）爱死亡。

“第七条，”训导师说，“要时刻想着死亡，努力做到使自己觉得死亡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朋友……它能把因修德而疲倦的灵魂从灾难的现世生活解脱出来，把它引入幸福和安宁的境界。”

“是啊，应该是这样的。”皮埃尔想。训导师说了这些话后又离开了，让他独自思考一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太软弱了，还不能爱自己的生活，我现在才刚刚了解一点生活的意义。”皮埃尔扳着指头回忆其余五条美德，在心中默念着：勇敢、慷慨、品行端正、爱人类、特别是服从，他甚至觉得，服从简直不是美德，而是幸福。（他现在非常高兴他改掉任性妄为的品性，而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那些通晓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们。）第七条美德，皮埃尔忘了，怎么也想不起了。

训导师第三次回来得较快，问皮埃尔，他的志愿是不是仍然坚定不移，对他要求的一切，他是不是下定决心身体力行。

“一切都照办。”皮埃尔说。

“还应当告诉您，”训导师说，“本会传授教义，不光是靠语言，而且还用别的方法，它比口头解说对于真正寻求真理和德行的人也许能起更大的作用。您所见到的这个房间的陈设，已经比语言更能向您的心说明问题，如果您的心是虔诚的话。在进一步接纳您入会中，您也许会看到类似这种说明问题的方式。本会仿效古代会社用符号阐明教义。”训导师说，“符号是一种不受感情影响的事物名称，它具有类似象征的性质。”

皮埃尔十分清楚什么是“符号”，但他不敢说。他默默地听训导师讲话，他觉得一切迹象都表明考验就要开始了。

“如果您下了决心，我就要引导您了，”训导师一面向皮埃尔走去，一面说，“为了表示慷慨，请您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我。”

“我身边什么都没有。”皮埃尔说，他以为叫他交出一切财产。

“您随身带的东西：表、钱、戒指……”

皮埃尔连忙拿出钱包、表，从肥胖的手指上脱结婚戒指，脱了好大一会儿。做完这件事以后，共济会员说：

“为了表示服从，请您把衣服脱下来。”于是皮埃尔按照训导师的指示脱燕尾服、背心和左脚的靴子。共济会员扯开他左胸的衬衫，弯下腰来把左腿的裤子卷到膝盖以上。皮埃尔赶忙脱右脚的靴子，卷裤脚，免得陌生人费事，但是共济会员对他说，这不必要，递给他一只左脚的便鞋。皮埃尔不由自主地脸上露出羞愧、怀疑和自我解嘲的微笑，他垂着双手，叉开两腿，站在会友训导师面前，等待他发出新的命令。

“最后，为了表示光明磊落，我请您向我坦白您的主要嗜好。”他说。

“我的嗜好！我的嗜好曾是非常地多。”皮埃尔说。

“最能使您在修行的道路上发生动摇的嗜好。”共济会员说。

皮埃尔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

“酗酒？大吃大喝？游手好闲？懒惰？暴躁？愤恨？女人？”他历数自己的恶行，在心中估量它们，不知道哪一个占优势。

“女人。”皮埃尔用刚能听见的声音悄悄地说。共济会员听了这个回答一动不动，也没有多说什么。最后，他走到皮埃尔跟前，拿起桌上的手绢，又蒙上皮埃尔的眼睛。

“最后一次告诉您：您要经常注意自己，约束自己的感情，不是在情欲上，而是在内心寻求幸福……幸福的泉源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心……”

皮埃尔已经在内心感到这个清新的幸福泉源，现在他内心洋溢着喜悦和激情。

四

在这之后不大一会儿，来暗室见皮埃尔的，已经不是先前那个训导师，而是保证人维拉尔斯基，皮埃尔是由声音里听出来的。又问他意志是否坚决，皮埃尔回答说：

“是的，是的，我同意。”他敞着肥胖的胸脯，含着孩童似的明朗的微笑，一只脚穿便鞋，另一只脚穿靴子，迈着不稳而且胆怯的步子，迎着维拉尔斯基对着他那裸露的胸膛指着的利剑走去。人们领着他从屋里走进走廊，转弯抹角，忽前忽后，最后走到支会的门口。维拉尔斯基咳嗽几声，作为回答他的是用槌子按照共济会的规矩敲打几下，门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向他提出问题（皮埃尔仍然被蒙着眼睛），问他的姓名、住址、生日等等。然后他又被领到什么地方去，仍然蒙着眼睛，在行走的时候，人们用寓言的方式向他讲他在巡礼中的艰辛，讲神圣的友谊，讲永恒的创世主，讲他应当勇敢地忍受艰苦和危险。在巡礼中，皮埃尔注意到，人们时而叫他求道者，时而叫他受难者，时而叫他请愿者，每次叫他，槌子和宝剑都敲出各种不同的响声。当人们把他领到一个东西前面，他察觉在引导人之间发生了混乱和慌张。他听见周围的人低声在争论，有一个人坚持要他走过一个什么毯子。然后人们拿起他的右手放在一个东西上面，叫他用左手拿着圆规按在左胸上，吩咐他复述别人念的忠于会章的誓词。然后吹灭蜡烛，点起酒精（皮埃尔闻到酒精气味），并且说，他将看到小光。人们把手绢从他的眼睛上取下来，皮埃尔仿佛进入梦境，在酒精火焰发出的昏暗光线中，看见面前站着几个围着训导师围裙的人手持利剑对准他的胸膛。其中一个人身穿染满血污的白衬衫。一见到这情景，皮埃尔就挺胸迎着剑走上去，想让他们刺穿他。但是剑避开了他，他立刻又被蒙上眼睛。

“现在你看见了小光。”有一个人对他说。然后又点起蜡烛，人们告诉他要他见一见充分的光，又把手绢取下来，于是十几个声音突然说：“尘世的荣华就这样逝去。[27]”

皮埃尔渐渐清醒过来，环顾他所在的房间及房中的人们。有十二个人围坐在一张铺着黑布的长桌旁，一律穿着他先前所见的服装。有几个是他在彼得堡社交界认识的。在主席坐位上坐着一个不相识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个特别的十字架。右首坐着意大利神甫，两年前皮埃尔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见过他。还坐着一位非常显要的大官和一个从前在库拉金家做教师的瑞士人。大家都庄严地一声不响，静听手里拿着槌子的主席讲话。墙上镶嵌着一颗燃烧着的星星；桌旁铺着一块不大的有各种图案的地毯，另一旁有一个类似祭坛的东西，上面放着《福音书》和骷髅头。桌子四周摆着七座像教堂里的大烛台。两个会友把皮埃尔领到祭坛前，把他的两只脚摆成直角形，吩咐他躺下，说要他这样进入圣殿的大门。

“应当先给他一把铲子。”其中一个会友低声说。

“算了！别说了。”另一个说。

皮埃尔睁着惊慌的近视眼环顾四周，没有立刻照办，他忽然怀疑起来：“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干什么？人家会不会笑话我？以后回忆起这些事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羞愧？”但怀疑只持续一瞬间。皮埃尔看了看他周围人的严肃面孔，想起他已经做过的一切，于是他理解到他不能半途而废。他对自己的怀疑吓了一跳，努力在内心唤起先前那种感动的心情，向圣殿的大门躺下来。果然，他心中的感动更加强烈了。他躺了一会儿后，叫他站起来，给他围上和别人一样的白围裙，交给他一把铲子和三副手套，这时会长才对他讲话。他对他说，他要尽力不让任何东西玷污围裙的洁白，它是坚贞和白璧无瑕的象征；然后讲解不明用途的铲子，希望他用它清除心中的恶念和宽宏大量地用它抚慰邻人的心。然后他说，第一副男人手套的意义，他不能知道，但是他应当保存它；第二副手套，他说应当在赴会时戴上；关于第三副女人手套，他说：

“亲爱的会友，这副手套也是给您的。您要把它送给最尊重的女人。将来您为自己选一位尊贵的共济会员夫人，这件礼物就是您用来向她证明您的心地纯真。”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但要遵守一点，亲爱的会友，决不能让这副手套成为不洁的手的装饰品。”在会长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皮埃尔觉得主席露出了窘态。皮埃尔更窘，像孩子似的，脸红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不安地环顾着，周围是一片难堪的沉默。

沉默被一个会友打破了，他领皮埃尔到地毯跟前，从小本子里给他念地毯上所有图案的说明：太阳、月亮、槌子、铅锤、铲子、古怪的和方形的石头、柱子、三个窗户等等。然后给皮埃尔指定一个坐位，给他看共济会的标志，告诉他进门的暗语，最后才让他坐下。会长开始念会章。会章很长，皮埃尔由于高兴、激动和羞愧，不能理解所念的东西。他只听到会章的最后几句，并且记在心里。

“在我们的圣殿里，”会长读道，“除了善和恶这两个等级，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等级。切勿做出能够破坏平等的某种差别。飞奔去援助会友，不论会员是谁，劝导迷途的人，扶持跌跤的人，永不记恨或者仇视会友。要殷勤和蔼。在所有人的心中点起道德的火焰。和你的邻人分享幸福，永远不让嫉妒扰乱这种纯洁的乐趣。

“宽恕你的敌人，不向他报复，只给他做好事。你执行至高无上的法规，你就能追寻你所失去的古代尊严的遗迹。”他说完后，站起来拥抱皮埃尔，吻吻他。

皮埃尔含着快乐的眼泪环顾四周，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周围人的祝贺以及和一些人的从新相识。他不承认任何相识；他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会友，急不可待地要同他们一道开始工作。

会长敲了敲槌子，大家都各就各位坐下，有一个人读必须谦恭的训词。

会长提议执行最后的义务，那个头衔是募集人的大官绕着会友们走了一圈。皮埃尔想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写在募捐册上，但是他怕这样会显得他高傲，于是只写了与别人相同的数字。

会议结束了，皮埃尔回家后，他觉得他好像经历了几十年的长途旅行归来似的，他完全变了，摒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五

皮埃尔入会的第二天，坐在家里读书，用功钻研四方形的意义，四方形的一边象征上帝，另一边象征精神，第三边象征肉体，第四边是三者的混合物。他时时丢下书和四方形，在心中设想重新生活的计划。昨天在共济会里他被告知，关于决斗事件，已经奏明皇上，皮埃尔及时离开彼得堡是明智的。皮埃尔打算到南方他的庄园去，在那儿给自己的农奴做点事。他正满心高兴地考虑这件事的时候，瓦西里公爵突然走进他的房间。

“亲爱的，你在莫斯科干的好事啊？你为什么和海伦闹翻，亲爱的？你糊涂了，”瓦西里公爵走进来就说，“我全知道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海伦对你就像基督对犹大一样是无辜的。”

皮埃尔想回答他，但他打断了他：

“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找我，像找一个朋友似的，谈一谈？我全知道，全明白，”他说，“作为一个爱惜名誉的体面人行事，也许你太性急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有一点你得记住，在整个社会甚至在朝廷中，你把我们父女置于何等地步，”他压低声音，又补充说，“她住在莫斯科，你在这儿。记住，亲爱的，”他往下拽拽他的胳膊，“这不过是一个误会，我想你自己也会觉得的。咱们俩马上写封信，她就会到这儿来，把一切解释清楚，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准会尝到苦头的，亲爱的。”

瓦西里公爵大有深意地看了看皮埃尔。

“我们从消息灵通方面得知，皇太后对这件事很关切。你知道，她是非常宠爱海伦的。”

皮埃尔有好几次想说话，但是，一方面，瓦西里公爵不让他说，另一方面，皮埃尔怕自己一张口，就会用坚决拒绝和不同意的口气强硬地回答他的岳父。此外，共济会的会章说：“要殷勤和蔼”，他记起了这个。他皱着眉，红着脸，站起来又坐下，苦苦思索他一生中一个最难的问题——当着人的面说难听的话，说不是这个人所期待的话，不管这个人是谁。他已经习惯于屈从瓦西里公爵这种满不在乎的自信的腔调，即使现在，他还是觉得他无力反抗；但是他觉得，他现在所要说的，将关系到他今后的整个命运：他是走以前的老路呢，还是走共济会那么令人神往地向他指出的新路，他坚决相信，在这条新路上他将得到新生活的复苏。

“喂，亲爱的，”瓦西里公爵开玩笑说，“你只要说个‘是’，我就代你给她写信，那么我们就可以宰一头肥肥的小牛犊了。[28]”不等瓦西里公爵把笑话说完，皮埃尔就像他父亲那样脸上露出狂怒的表情，不看对方的脸，低声说：

“公爵，我没叫您来，请走吧，走吧！”他跳起身来，给他打开门。“快走。”他重复说，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同时看到瓦西里公爵露出狼狈和惊吓的样子又感到高兴。

“你怎么啦？你病啦？”

“您走吧！”发颤的声音又说一遍。瓦西里公爵没得到皮埃尔的任何表白，不得不离开了。

一星期后，皮埃尔向新结交的共济会友人们辞行，给他们留下一大笔捐款后，就到自己的田庄去了。他的新会友交给他几封给基辅和敖德萨地方共济会的信，并答应跟他通信，在他的新事业中指导他。

六

皮埃尔和多洛霍夫的事件私下了结了，虽然当时皇上严禁决斗，但决斗的双方及其副手都没有受到处分。然而因决斗引起皮埃尔和妻子决裂的故事，却传遍整个社交界。在皮埃尔作为私生子的时候，人们都用宽厚和维护的眼光看待他；当他曾是俄罗斯帝国最理想的未婚夫的时候，人们亲近他，赞扬他；在他结婚以后，待字闺中的女儿及其母亲，对他已经无所求的时候，皮埃尔在社交界的身价就一落千丈了，何况他不善于也不愿讨好社交界。现在人们把所发生的事件都归罪他一个人，说他吃醋是无理取闹，说他像他父亲似的发作了残忍狂。皮埃尔走后，海伦回到彼得堡，所有认识她的人，不仅欢迎她，而且对她的不幸怀有几分敬意。当提到她丈夫时，海伦作出庄严的表情，虽然她并不明了这种表情的意义，但由于举止适度成为她的天性，自然而然地就作出这种表情。这种表情是说，她决心毫无怨言地忍受她的不幸，她的丈夫是上帝赐给她的十字架。瓦西里公爵则更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了。当人们提起皮埃尔的时候，他耸耸肩，指指额头，说：

“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我一直这么说。”

“我早就说过，”安娜·帕夫洛夫娜议论起皮埃尔，说，“当时我比谁都说得早（她力争自己的优先权），这是一个狂妄的、被现代的堕落思想腐化了的青年人。还在人人都赞赏他的时候，在他刚刚从国外回来，你们还记得吧，那天晚上他在我这儿装得像马拉[29]似的时候，我就说过这话。结果怎么样呢？当时我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并且预言了将会发生的一切。”

安娜·帕夫洛夫娜在闲暇的日子仍旧在家里举办晚会，像以前一样，举办那只有她才有能耐组织的晚会。参加晚会的，正如安娜·帕夫洛夫娜所说的，首先是，真正上流社会的精华，彼得堡知识界的花朵，除了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之外，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每次晚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向她的客人们献出一位饶有风趣的时新人物，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的晚会上政治温度计指示的度数那么明显可靠了，在那上面可以看出彼得堡正统宫廷社会人士的情绪。

一八○六年底，当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地区大败普鲁士军队以及大部分普军要塞失陷的可悲的详细战报传来的时候，当我军已经进入普鲁士而且开始第二次对拿破仑作战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举行了一次晚会。前来赴晚会的都是真正上流社会的精华，其中有迷人的、不幸被丈夫遗弃的海伦，莫特马尔，刚从维也纳回来的可爱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位外交官，姑母，一位在客人中被称为品格高尚的年轻人，一位新上任的女官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几个不大著名的人物。

安娜·帕夫洛夫娜在这次晚会上献给客人的时新人物是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他以信使身份刚从普鲁士军队回来，眼下在一位非常重要人物手下当副官。

在这次晚会上，政治温度计向来宾们指示的度数是这样：不管欧洲的国王和统帅们怎样千方百计纵容波拿巴给我同时也是给我们制造不愉快和麻烦，但是我们对波拿巴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掩饰我们的想法的，我们对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国王只能说：“那样对你们更坏。你是自作自受，乔治·当丹。[30]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在安娜·帕夫洛夫娜晚会上的政治温度计所指示的就是这样。作为献给客人的时新人物鲍里斯进入客厅的时候，来宾已经到齐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引导的谈话，正在议论我们和奥地利的外交关系，以及和它结盟的可能性。

鲍里斯身穿漂亮的副官制服，体格魁梧，英气勃勃，面孔红润，他潇洒自如地走进客厅，照例先去问候姑母，然后再回到客人中间。

安娜·帕夫洛夫娜把她那干瘦的手递给他亲吻，给他介绍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并且低声把每个人形容一番。

“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克鲁格先生，丹麦使馆代办，一个才智出众的人；干脆地说：希托夫先生，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是说那个有这样称号的人。

鲍里斯在这段服务期间，由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奔走周旋，还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特有的审慎性格，已经爬上最有利的地位。他在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手下当副官，负有重要使命到普鲁士，现在以信使身份刚从那里回来。他完全领会了在奥尔米茨见到的那种使他称心如意的不成文的上下级关系，按照这种关系，一个准尉可以无比地高于一个将军，按照这种关系，要想官运亨通，可以不需要努力和劳心，不需要勇敢，也不需要忠实不渝，只要善于同掌握升降大权的人搞好关系就行了，因此他常常为自己的迅速成功而感到惊奇，同时也为别人竟然不了解这个道理而感到惊奇。由于他发现了这个道理，他全部的生活方式，他和所有旧相识的关系，他对前途的一切计划，统统改变了。他不富裕，但是他把最后一分钱都用在使自己穿得比别人阔绰；他宁愿放弃许多娱乐，也不愿坐一辆寒酸的马车外出，不愿穿旧制服在彼得堡街上露面。他只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因而对他有用的人接近和结识。他爱彼得堡而瞧不起莫斯科。回忆罗斯托夫家以及他对娜塔莎的童年爱情，使他不愉快，自从到军队后，他一次也没去罗斯托夫家。他认为能够进入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在他的前程上是一步重要的高升，他现在立即明白了要他扮演的角色，他让安娜·帕夫洛夫娜利用他身上一切有趣的东西，他留心观察每张脸，估量同他们每个人的接近可能有什么好处和机会。他在给他指定的美丽的海伦身旁的坐位坐下，细听大家的谈话。

“维也纳认为拟议中的条款，其根据是不现实的，只有一连串的辉煌胜利才能取得这些根据；维也纳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取得这些胜利。这是维也纳内阁的真心话。”丹麦使馆代办说。

“这种怀疑值得称道！”那个才智出众的人带着乖巧的微笑说。

“应当把维也纳内阁跟奥皇区别对待，”莫特马尔说，“奥皇从来不会那么想，只有内阁才那么说。”

“哎呀，我可爱的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插话说，“欧洲（不知为什么她把欧洲读作I’Urope，这是她同法国人说话时用的特别讲究的法语发音），欧洲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忠实的盟友。”

在这之后，安娜·帕夫洛夫娜谈起普鲁士国王的刚毅和果断，为的是要引鲍里斯加入谈话。

鲍里斯细听每个人谈话，等着轮到他来讲，但在这之间，他已经好几次回头看他身旁的美人海伦，她也好几次微微含笑用眼神迎接美貌的青年副官的视线。

很自然地谈到普鲁士的情况，安娜·帕夫洛夫娜请鲍里斯讲讲他在格洛高的旅行以及他所见到的普鲁士军队的情况。鲍里斯从容不迫，操着一口纯正的法语讲了很多很多军队和宫廷有趣的细节，在全部讲述中，他极力避免对他所说的事实发表个人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鲍里斯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于是安娜·帕夫洛夫娜觉得，她用这个时新人物款待客人受到一致的欢迎。海伦比谁都注意鲍里斯的讲述。她好几次向他问起他旅行中的一些细节，她似乎对普军的情况特别关心。他刚一说完，她就带着她那惯常的微笑，向他转过身来。

“您一定要去看我，”她对他说话时的口气，就好像由于他不可能知道的某些理由，这是完全必要的，“星期二，八、九点钟。您将给我极大的愉快。”

鲍里斯答应实现她的愿望，正要同她谈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借口姑母想听听他说的，把他叫走了。

“您知道她的丈夫吗？”安娜·帕夫洛夫娜闭着眼睛，做出忧郁的样子指着海伦说，“唉！这是一个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啊！当着她的面，请您别提她的丈夫，别提。她太难过了！”

七

当鲍里斯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回到客人中间的时候，伊波利特正要说话。他在安乐椅里往前探着身子说：

“普鲁士国王！”说完就大笑不止。所有的人都转脸看他。“普鲁士国王？”伊波利特问道，又笑起来，然后平静地、一本正经地靠到椅背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等了他一会儿，但是看来伊波利特坚决不愿再说下去，于是她开始讲不信神的波拿巴在波茨坦盗窃腓特烈大帝的宝剑的事。

“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宝剑……”她刚开口说，伊波利特却打断了她的话。

“普鲁士国王……”可是人们刚转脸看他，他又表示歉意，不吭声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皱了皱眉头。伊波利特的朋友莫特马尔坚决地对他说：

“普鲁士国王究竟怎么样啦？”

伊波利特笑起来，同时好像为自己的微笑觉得怪害羞似的。

“没有什么，我不过想说……（他想把他在维也纳听到的笑话重说一遍，整个晚上都在打算说出来。）我只想说：我们为普鲁士国王打仗是徒劳无益的。[31]”

鲍里斯谨慎地笑笑，他那微笑可以看作是对笑话的嘲讽，也可以看作是对笑话的赞赏，那就要看各人怎样对待它了。大家都笑起来。

“您的文字游戏不太高明，虽然很俏皮，”安娜·帕夫洛夫娜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指，吓唬他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而不是为普鲁士国王。你这个伊波利特公爵真坏！”她说。

谈话声彻夜不停，话题多半是政界新闻。晚会快结束时，有人提起皇上的赏赐，于是谈得更热烈了。

“去年NN.得到一个带有皇上肖像的鼻烟壶，”才智出众的人说，“为什么SS.不能得到同样的赏赐呢？”

“对不起，带有皇上肖像的鼻烟壶，那是奖赏，不是奖章，”外交官说，“勿宁说是赠品。”

“有这种例子，施瓦岑贝格得过赏赐。”

“这不可能。”另一个人表示反对。

“我可以打赌。绶带，那是另一回事了……”

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整个晚上很少说话的海伦又向鲍里斯发出邀请和亲切的意味深长的命令，请他星期二到她那儿去。

“这对我非常必要。”她微微含笑回顾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安娜·帕夫洛夫娜也含着她那一提到她的崇高的恩主就露出的满脸愁容的微笑，支持海伦的愿望。似乎那天晚上鲍里斯在谈普鲁士军队时说了某句话，海伦忽然从其中发现有见他的必要。她仿佛答应星期二他到她那里的时候，她将向他说明为什么有这个必要。

鲍里斯星期二晚上来到海伦富丽堂皇的客厅，并没有得到他非来不可的明确说明。有别的几位客人在场，伯爵夫人很少同他说话，只是在他吻她的手告别时，她反常地面无笑容，突然悄悄地对他说：

“明天来吃饭……晚上。您一定来……请来吧。”

鲍里斯这次回彼得堡，成为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家中的密友。

八

战火蔓延起来，战场渐渐接近俄国边境。到处可以听见咒骂人类公敌波拿巴的声音；在乡村征集民兵和新兵，从前线传来互相矛盾的消息，照例都是谣言，因此众说纷纭。

一八○五年以来，老博尔孔斯基公爵、安德烈公爵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八○六年老公爵被任命担任当时俄国八个后备军总司令中的一个。老公爵虽然年迈体弱，特别是自从他认为儿子阵亡的那个期间，更显得衰老了，但他认为他无权拒绝皇上亲自委任的职务，重操旧业使他精神振奋，身体强壮起来。他经常在他负责的三个省份巡视；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对下属严厉到残酷的程度，而且事必躬亲，过问最微末的细事。玛丽亚公爵小姐不再跟父亲学数学，只是当他在家的时候，每天早晨由保姆陪着，带着尼古拉小公爵（祖父这样叫他）到父亲书房走一趟。尼古拉小公爵和乳母以及保姆萨维什娜，住在去世的公爵夫人的房间，玛丽亚公爵小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育婴室度过的，尽可能负起小侄儿的母亲的责任。布里安小姐看来也非常疼爱这个小孩，玛丽亚公爵小姐常常克己地让她的女友分享着管小天使（她这样叫小侄儿）和同他玩耍的乐趣。

在童山教堂的圣坛旁边，小公爵夫人墓地上方，有一座小礼拜堂，里面有一块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雕着一个展翅欲飞的天使。天使的上唇有点翘，仿佛要笑似的。有一次，安德烈公爵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小礼拜堂走出来，两个人都承认，真奇怪，这个天使的脸使他们想起死者的脸。但是更奇怪的是（关于这一点安德烈公爵没有对妹妹提起），从雕塑家偶然赋予这个天使的面部表情中，安德烈公爵看出他曾经在亡妻脸上看到的那同样的温和的责备：“唉，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啊？……”

安德烈公爵回来不久，老公爵就把离童山四十俄里的一大片庄园分给儿子。一来由于童山牵连着悲痛的回忆，再者因为安德烈公爵有时受不了父亲的脾气，还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僻静独处的环境，安德烈公爵就利用博古恰罗沃村兴建房屋，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自从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安德烈公爵坚决永远不再服役；战争开始了，所有的人都得服役，他为了避免当现役军人，就在父亲手下担任招募新兵的职务。一八○五年战役后，老公爵和儿子好似互换了角色。老公爵做起工作来精神振奋，他期待这次战役一切顺利；安德烈公爵却相反，他没有参加战争，内心暗自为他只看到不好的一面而感到遗憾。

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公爵到管辖区视察去了，在父亲离开期间，安德烈公爵多半留在童山。小尼古卢什卡已经病了四天了。送老公爵的车夫从城里回来，给安德烈公爵带来了公文和信件。

仆人拿着信在小公爵书房里没有找到他，于是来到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房间；但他也不在那儿。仆人听说公爵到育婴室去了。

“大人，彼得鲁沙带来了公文。”一个做保姆助手的女仆对安德烈公爵说，他正坐在小椅子上，皱着眉，颤抖着手，从玻璃杯里往盛着一半水的酒盅里滴药。

“什么事？”他气愤地说，一个不小心，手一颤抖，多倒了一些药水。他把酒盅里的药水泼到地上，又要水。女仆把水递给他。

室内有一张儿童床、两只箱子、两把扶手椅、桌子、儿童桌，还有一把小椅子，就是安德烈公爵正坐的那一把。窗帘是拉上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用硬封面的乐谱遮着烛光，免得照到小床上。

“亲爱的，”站在小床旁边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哥哥说，“最好是等一等……以后……”

“唉呀，得啦，你尽说废话，老说等等，你看等成什么样子。”安德烈公爵凶狠地低声说，他显然想刺激妹妹。

“亲爱的，真的，最好别弄醒他，他睡着了。”公爵小姐用恳求的声音说。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拿着酒盅踮起脚尖走到小床跟前。

“也许真的不要弄醒他吗？”他犹豫地说。

“随你的便——真的……我想……随便你。”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由于她的意见占了上风，看来她反倒有点胆怯和害羞似的。她向哥哥指了指低声叫他的女仆。

他们俩看护发烧的小孩已经两夜没睡了。这两昼夜，时而用这样药，时而用那样药，他们不相信家庭医生，正在等待到城里去请的医生。他们由于不眠弄得精疲力尽，而且担惊受怕，彼此把自己的痛苦推给对方，互相埋怨和争吵。

“彼得鲁沙带来老爷的公文。”女仆小声说。安德烈公爵走出去。

“那么怎么啦！”他听了传来父亲的口信，接过公文封套和父亲的信，愤愤地说了一句又回育婴室去了。

“怎么样？”安德烈公爵问。

“还是那样，看在上帝份上，等一等吧。卡尔·伊万内奇常说，睡眠比什么都宝贵。”玛丽亚公爵小姐叹息着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走到婴儿跟前，摸摸他的额头。他仍在发烧。

“您和您的卡尔·伊万内奇都见鬼去吧！”他拿起盛着滴好药的酒盅走过来。

“安德烈，不要！”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但是他沉着脸看了她一眼，目光凶狠，同时又很痛苦，他拿着酒盅向婴儿俯下身来。

“可是我愿意这样，”他说，“我请你给他把这药喝下去。”

玛丽亚公爵小姐耸耸肩膀，但是顺从地接过酒盅，叫保姆来灌药。小孩哭起来，声音嘶哑。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抱着头走了出去，到隔壁房间坐到沙发上。

信件仍然握在他的手里。他机械地拆开信封，开始读信。老公爵在青色的纸上用大而长的字体，有的地方用节略号，写道：

“顷由信使传来极大喜讯，但愿不是谎报。贝尼格森在普鲁士-艾劳大败波拿巴。彼得堡万众欢腾，犒赏不断送往前方。贝尼格森虽系日耳曼人，我也祝贺他。一个叫什么汉德里科夫的科尔切瓦区长官，不知在做什么：至今未将补充人员和粮食送来。你火速驰马前往，告诉他，在一周内一切备齐，不然我要他的脑袋。我还接到彼坚卡[32]的信，提到他曾参加的普鲁士-艾劳战役，——果然一切属实。只要谁也不干涉他不应干涉的事，连日耳曼人也能把波拿巴打败。据说波拿巴溃不成军。记住，你立即驰往科尔切瓦执行命令！”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拆开另一封信。这是比利宾的来信，两页信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他把信叠上，没有读它，再把父亲的信看一遍，末尾一句话是：“立即驰往科尔切瓦执行命令！”

“不行，对不住，现在不能去，要等小孩好了再说。”他这么想着，走到门口瞅了瞅育婴室。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站在小床旁边，轻轻地摇着小孩。

“他还写些什么不愉快的话了？”安德烈公爵回忆父亲信的内容，“是啊，正是我不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我们打败了波拿巴。是啊，他总是嘲笑我……那就让他嘲笑吧……”于是他开始读比利宾的法文信。他虽然在读，但连一半也没读懂，他读信不过是为了忘掉那十分长久地、持续不断地、痛苦地萦绕心怀的事，哪怕忘掉一会儿也好。

九

比利宾当时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待在军部里，他的信虽然是用法语写的，而且是用法国式的俏皮话和法语的特别表达方法，但是他在自责和自嘲方面，却以俄国式的大无畏精神描述了整个战役。比利宾写道，外交官的谦恭温顺使他苦恼，所幸有安德烈公爵这么一个忠实的通信人，他可以向他倾吐他由于见到军队的情况而郁积的满腔怒火。这封信还是在普鲁士-艾劳战役以前写的，现在已经过时了。

他用法语写道：

自从我军在奥斯特利茨获得辉煌的胜利以后，您是知道的，亲爱的公爵，我一直没有离开司令部。战争确实成为我的癖好，而且为此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三个月来的见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就ab ovo （拉丁语：从头）说起吧。您所知道的那个人类公敌进攻普鲁士。普鲁士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它在三年内只出卖过我们三次。我们庇护它。可是人类公敌全然不理会我们的花言巧语，它用毫不客气而且最野蛮的方式向普鲁士扑过去，竟然不给它留一点结束已经开始的检阅的时间，就打得它落花流水，然后登上波茨坦宫殿的宝座。

“我非常希望，”普鲁士国王在给波拿巴的信中写道，“我能以使陛下最愉快的礼仪在我的宫廷接待您，为此，我将以特别关切的心情发出一切我只要能办得到的命令。啊，我多么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啊！”普鲁士将军以能够在法国人面前献殷勤为荣，一有要求就缴械投降。统率一万士卒的格洛高城防司令竟向普鲁士国王询问他应当怎么办。这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总之，我们本想以我们的军事姿态恫吓他们，但结果我们却卷入了战争，而且是在我们的边境作战，主要的，我们为普鲁士国王打仗，但我们和他一起都枉费心机，徒劳无益。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一点小意思，即欠一个总司令。原来是这样，如果总司令不那么年轻，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可能更有把握些，所以把八十来岁的将军们都评审一遍，在普罗佐罗夫斯基和卡缅斯基之间选了后者。这位将军摹仿苏沃洛夫的架势乘篷车来到我们这里，他受到欢声雷动的隆重接待。

四日从彼得堡来了第一个信使。信箱拿到事必躬亲的元帅的办公室。我被叫了去检信，把给我们的信捡出来。元帅把这件工作交给我们，他在一旁看着，等候给他的信。我们找来找去，但是没有给他的信。元帅急了，他亲自动起手来。他找到皇上给T.伯爵和给B.公爵以及给其他人的信。他暴跳如雷，气得发疯，他把信拿过去拆开，读起给别人的信来。“好哇，这样对待我。不信任我！让人监视我，好嘛；去你的吧！”于是他就给贝尼格森伯爵下了那道有名的命令。

“我受了伤，不能骑马，因此不能指挥军队。您把您的吃了败仗的军团带到普图斯克：暴露在这里，既无柴火，也无粮草，必须设法补救，您昨天既然在给布克斯格夫登伯爵的报告中认为应当退到我们的边境，那么您今天就照办吧。”

“由于长期的戎马生活，”他在给皇上的信中写道，“我被马鞍擦伤，再加上旧伤，以致使我完全不能骑马和指挥这么庞大的军队，因此我将指挥权交给职位仅次于我的将军——布克斯格夫登伯爵，并将整个参谋部及其所属一切都移交给他，我向他忠告，如果粮食接济不上，就向普鲁士内地靠近，因为只剩一天的口粮了，据奥斯特曼师长和谢德莫列茨基师长报告，甚至有的团已经断炊。而农民的粮食全被吃光了；我暂时住在奥斯特罗连卡医院以待病愈。我诚惶诚恐递上这个报告，并顺带奏闻，如果军队像现在这样再露营半个月，明春连一个健康的人都剩不下了。

“请准许我这个不能完成交付我的伟大光荣的任务而不光彩的老头告老还乡吧。我在医院恭候陛下最仁慈的照准的批示，那样就免得我当一个文书的角色，而不是在军中当一个司令官的角色。我的免职，只不过是一个瞎子离开军队，不会引起丝毫的波动，像我这样的人，在俄国何止成千上万。”

元帅生皇上的气，因而惩罚我们每个人，这完全合乎逻辑！

这是喜剧的第一幕。以后的几幕自然就越发有趣可笑了。元帅离职后，我们面对敌人，必须打一仗。布克斯格夫登按职位是总司令，但是贝尼格森却全然不这么看，何况他带领的军团就在敌人眼皮底下，他想趁机发动一次战役。于是他就发动了。这就是被认为伟大胜利的普图斯克战役，不过据我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文职人员，您是知道的，判断战争的胜负有一个很坏的习惯。战斗结束时谁退却谁就是打输了，根据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普图斯克战役是我们吃了败仗。总之，战斗的结束是我们退却，可是我们却派信使到彼得堡报捷，而且贝尼格森将军不把军队的指挥权让给布克斯格夫登将军，期待从彼得堡得到总司令的称号以酬谢他的胜利。在这主帅未定期间，我们开始了一连串的极为奇特和有趣的军事运动。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再是它应有的那样——回避或者进攻敌人，而是一味回避在职位上应是我们的长官的布克斯格夫登将军。我们是那么拼命地追求这个目的，甚至过一条无法涉水过去的河，然后就把桥梁烧掉，为的是摆脱我们的敌人，这敌人现时不是波拿巴，而是布克斯格夫登。我们这种回避他的军事运动之一的结果是：布克斯格夫登将军差一点受到优势敌人的攻击而当了俘虏。布克斯格夫登在追，我们在跑。他刚渡过河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又回到河那边。最后我们的敌人布克斯格夫登追上我们，并且进攻我们。于是开始一场解释误会的谈话。两位将军都暴跳如雷，几乎酿成一场两个总司令决斗的场面。但是，恰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个到彼得堡报捷的信使回来了，带回任命我们总司令的消息，于是第一个敌人布克斯格夫登被战败了。我们现在可以考虑第二个敌人波拿巴了。可是，正在这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三个敌人——正教俄国兵，他们大喊大叫要面包、牛肉、面包干、干草、马料——什么都要！仓库是空的，道路又不通。正教兵开始抢劫，这场抢劫实在可怕，相形之下，连上次战役都为之逊色。一半人马成为散兵游勇，周围村子全遭洗劫，又烧又杀。居民被劫一空，医院住满病人，到处是饥荒。有两次匪兵甚至攻打司令部，总司令不得不调来一营人把他们赶走。在一次这样的攻打中，匪兵拿走我的一只空箱子和一件睡衣。皇上准备授权各师长就地枪决匪兵，可是我非常担心，这样会使一半军队枪毙另一半军队。[33]

安德烈公爵起先只是用眼睛读信，但是后来他读到的东西，不由得越来越把他吸引住了（虽然他知道比利宾的话可信的程度）。读到这个地方，他把信揉了揉，扔掉了。不是他在信里读到的东西使他生气，使他生气的是那个地方的陌生生活可能使他情绪不安。他闭上眼睛，用手擦了擦前额，仿佛是赶走对他所读到的东西的任何同情，注意听听育婴室的动静。他忽然觉得门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一阵恐惧向他袭来；他怕在他读信的时候小孩发生了什么事。他踮起脚尖走到门前，把门推开。

他刚进去，看见保姆神色惊慌地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不让他看见，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不在小床旁边。

“亲爱的。”背后传来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他觉得仿佛绝望的低语声。正像长久不眠和长久的不安往往会发生的事，他心头油然生起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他的头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小孩死了。他所见所闻好像都在证实他的恐惧。

“一切都完了。”他想，额头冒出冷汗来。他茫然若失地向小床走去，他以为他一定看见小床是空的，保姆把死孩子藏了起来。他撩起帐子，他那吃惊的、目光乱射的眼睛长久地看不见孩子。最后他看见了他：面色红润的小孩叉开胳膊腿横卧在小床上，头垂到枕旁，在睡梦中咂着嘴，嚅动着小嘴唇，均匀地呼吸着。

安德烈公爵看见了孩子，高兴了，他还以为他已经失去了他呢。他俯下身来，照妹妹教给他的方法，用嘴唇试试孩子是否还在发烧。娇嫩的前额是湿润的，他用手摸摸头，连头发都湿了：孩子出了很多汗。他不仅没有死，现在显然过了危险期，他已经在恢复健康。安德烈公爵想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他不敢这样做。他在他面前站着，看他的头和在被子下面隆起的胳膊和腿。他身旁响起一阵沙沙声，他觉得有个影子投到床帐下面。他没有回头看，他一面看小孩的脸，一面听他均匀的呼吸。那黑影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她迈着无声的脚步走到床前，掀起帐子，进去又把帐子放下。安德烈公爵不回头看就知道是她，把手伸给她。她握住他的手。

“他出汗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

孩子在睡梦中轻轻地动了动，微微地笑了笑，用前额擦了擦枕头。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妹妹。玛丽亚公爵小姐光亮的眼睛满含幸福的泪水，在半明半暗的床帐里显得更明亮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偎近哥哥，吻吻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帐子。他们俩打了个手势，警告要小心，又在半明半暗的帐子里站了一会儿，仿佛他们不愿离开这个他们三个人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似的。安德烈公爵第一个从小床边走开，头发被纱布帐子弄乱了。“是啊，这是现在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了。”他叹息着说。

十

皮埃尔在加入共济会之后不久，就带着他详细开列的在田庄应办事项守则，前往基辅省，那里有他的大部分农奴。

皮埃尔到基辅后，就把各处主管叫到总管理处，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图和希望。他说，应立即采取措施把农奴从依附地位完全解放出来，到时农奴不应从事繁重的劳动，不应派妇女和儿童干活儿，对农奴应给予帮助，惩罚应是劝诫，而不应是体罚，各处田庄都应当设立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和学校。有些主管（其中包括几个半文盲的管家）听了后大吃一惊，他们揣摩话的含义是，小伯爵不满意他们的管理和贪污；另一些主管在恐惧了一阵之后，发现皮埃尔口齿不清的发音和他们从未听过的新名词怪有趣的；还有一些主管觉得听主人讲话简直是一种娱乐；第四类主管是一些聪明人，其中包括总管，他们从这些话里懂得了要怎样应付主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管对皮埃尔的意图表示极大的同情；但是他说，除了这些改革外，必须整顿情况欠佳的业务。

别祖霍夫伯爵继承了巨大的财产，据说每年有五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是比起过去他从去世的老伯爵手里收入一万卢布时，反而觉得拮据得多。他模糊地知道一个大概的预算。所有田庄一共向地方当局缴纳约八万卢布[34]；莫斯科城外和城内住宅保养费和三位公爵小姐的生活费约三万卢布；付养老院和慈善机关各约一万五千卢布；付伯爵夫人的生活费十五万卢布；付债务的利息约七万卢布；这二年用在已经兴建的教堂上一万卢布；其余十万卢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花掉的，几乎每年他都不得不借债。此外，每年总管在信中不是向他报告火灾，就是歉收，再不然就是改建作坊和工厂。因此，摆在皮埃尔面前的当务之急，是他最没有兴趣和没有能力处理的事情——管理业务。

皮埃尔和总管每天都在研究业务。但是他觉得他的研究连一步也没有把业务向前推进。他觉得他所研究的与实际无关，他们没有抓住实际问题，因而没有推进它。一方面，总管总是把事情说得很糟，他告诉皮埃尔必须偿还债务，使用农奴的劳动力开始新的工作，这一点是皮埃尔不能同意的；另一方面，皮埃尔要求立即着手农奴的解放，而总管却说，必须首先还清地方当局的债务，因此不能很快实现解放。

总管不说解放农奴是完全不可能的；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建议出售科斯特罗马省的森林，出售低洼的土地和克里木的田庄。但这些交易的手续，按总管的说法，是那么复杂，既要解除禁令，又要提出申请，等候批准，以及其他，等等，弄得皮埃尔不知所措，只好对他说：“对，对，就这么办吧。”

皮埃尔缺少那种亲自管事的实干毅力，所以他不喜欢业务，只不过是在总管面前装作他在处理业务。总管在伯爵面前也极力假装处理这些业务对主人非常有利，而对他本人却是个难题。

在大城市碰到一些熟人；不认识的人也急于和他结交，热烈欢迎这位新到的富翁，全省最大的地主。皮埃尔在入共济会时曾经承认他的主要弱点是易受诱惑，而现在诱惑是那么强烈，以致他无力拒绝它们。皮埃尔的生活又像在彼得堡一样，整天、整星期、整月地在晚会、舞会、早餐和午宴中度过，惶惶不可终日，不让他有一点冷静下来的工夫。他过的仍然是先前的生活，而不是他希望过的新生活，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罢了。

在共济会的三条宗旨中，皮埃尔承认他没有履行每个会员要成为道德生活的模范的规定；在七德中，他完全缺少两德：品行端正和爱死亡。他聊以自慰的是，他履行了另外一条规定——改善人类，和实现了其他两德：爱邻人，特别是慷慨。

一八○七年春天，皮埃尔决定返回彼得堡。在回去的路上，他打算巡视他的各个田庄，亲自检验一下他所规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上帝托付他并且他极力想施以恩惠的黎民百姓，现在的处境如何。

总管认为小伯爵的一切企图都是妄想，对自己、对他本人、对农奴都没有好处，但他还是作了让步。继续干解放农奴的事是不可能的，他吩咐在各田庄兴建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大建筑物；为了迎接主人，到处都作了准备，他知道皮埃尔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仪式，但是宗教感恩式的，例如献圣像，献面包和盐等仪式，照他对主人的了解，正是这一套才能打动伯爵，才能把他糊弄过去。

南方的春天，坐着维也纳轻便马车舒适飞快的奔驰，旅途的寂静，都使皮埃尔的心情愉快。那些他还未到过的田庄，景色如画，一个胜似一个；他觉得到处农奴都安居乐业，对他的恩典由衷地感激。到处都举行欢迎会，这虽然使皮埃尔感到不安，但他内心深处却是高兴的。在一个地方，农奴向他献面包和盐，献彼得和保罗圣像，为了表示爱戴和感谢他给予他们的恩惠，要求准许他们自费在教堂里设一个侧祭坛纪念他的天使彼得和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妇女们抱着婴儿迎接他，感谢他使她们摆脱沉重的劳动。在第三个地方，神甫拿着十字架，带领一群孩子迎接他，多谢伯爵的仁慈，他教孩子们识字和教义。在每个田庄，皮埃尔都亲眼看见按统一图样正在建造和已经建成的医院、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砖建筑物，并且不久就要付诸使用。皮埃尔到处都看到主管关于减轻徭役的报告书，并听到那些穿青色长衣的农奴代表为此表示衷心感激的话。

不过，皮埃尔不知道，那个向他献面包和盐并且建造彼得和保罗侧祭坛的地方，是一个每到圣彼得节[35]就逢会的村镇，这个村镇的、去见他的富裕农奴早就在兴建侧祭坛了，而那些占村镇十分之九的农奴都一贫如洗。他不知道，按照他的命令不再派喂奶的妇女服徭役，而她们在自己的份地上却在做最苦的活儿。他不知道，那个手持十字架去迎接他的神甫，对农奴课以重税，压榨他们的膏脂，他所招收的学生是学生的父母流着眼泪送到他那儿，然后又用大笔金钱赎回来。他不知道，按照统一图样建造房子，是由农奴出的劳动力，因而加重了农奴的徭役，减轻徭役只不过是在纸上说说而已。他不知道，主管给他看的帐簿上表明，遵照他的意志，代役租减了三分之一，而实际徭役租却增加了一半。因此，皮埃尔对他巡视田庄感到心满意足，完全恢复他离开彼得堡时那种乐善好施的心情，于是给他的师友（他这样称呼会长）写了一封兴味盎然的信。

“多么轻而易举，多么不费劲，就做了这么多好事，”皮埃尔想道，“可是我们对这种事的关心是多么不够啊！”

人们对他的感激使他高兴，但同时又使他羞愧。这种感激使他想到，他本来能够为这些质朴善良的人们做更多的事。

总管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狡猾的家伙，他完全了解又聪明又天真的伯爵，拿他当玩具似的耍弄，他看到预先安排的接待对皮埃尔产生了影响，就更坚决地向他证明解放农奴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不必要的，因为农奴不解放也过得很幸福。

皮埃尔内心也同意总管的说法：很难想象有比农奴更幸福的人了，获得自由的农奴天知道会是什么光景；但是皮埃尔虽然勉强而仍然坚持他认为正义的事情。总管答应尽一切努力执行伯爵的意志，他十分清楚，伯爵不惟永远不会检查他是否想尽办法出售森林和田庄，是否还清地方当局的债务，而且大概也永远不会过问和追查盖好的房子为什么老空在那里，农奴为什么还像别的农奴一样继续以徭役和现金的形式交出他们所能交出的一切。

十一

皮埃尔满怀幸福的心情从南方旅行回来，在旅途中，他了却一桩宿愿——顺路去访他两年未见的朋友博尔孔斯基。

在最后一站，皮埃尔得知安德烈公爵不在童山，而在分给他的田庄里，于是就驱车到他那里去了。

博古恰罗沃村坐落在景色单调的平原上，周围是田地和部分被砍伐过的枞树林和桦树林。宅院在村子尽头大路旁边，后面是一个重新挖掘的注满了水的池塘，岸上还没有长出青草，四周是一片幼林，其中有几棵高大的松树。

宅院里有一个打谷仓、几间房屋、马厩、浴室、厢房和一座正在修建半圆形山墙的高大砖房。房子周围是一个新开辟的花园。院墙和大门崭新而且坚固；木棚里放着两架消防水龙和涂上绿漆的大木桶；道路是笔直的，桥都墩墩实实，带有栏杆。每件东西都可以看出精心管理的迹象。皮埃尔向碰到的家奴问公爵住在哪里，他们指了指靠近池塘的一所不大的新厢房。安德烈公爵的老家人安东扶皮埃尔下了车，说公爵在家，把他领到一间洁净的小外室。

皮埃尔最后一次在彼得堡和他的朋友会见的地方，是那么富丽堂皇，现在这所虽然洁净，然而质朴无华的小房子，令人吃惊。他急急走进散发着松香味、尚未抹灰的小前厅，正要进去，可是安东踮着脚尖赶到他前面去敲门。

“什么事？”传出急促刺耳的声音。

“客人。”安东回答。

“请等一等。”接着听见挪动椅子的声音。皮埃尔迈开大步走到门口，和迎他出来的安德烈公爵撞个满怀，安德烈公爵满脸愁容，显得苍老。皮埃尔拥抱他，扶起眼镜吻他的腮帮，逼近看他的脸。

“真没想到，真叫人高兴。”安德烈公爵说。皮埃尔不言语，长久地用惊奇的目光盯视着他的朋友。安德烈公爵的变化使他吃惊。安德烈公爵的言谈是亲切的，唇边和脸上含有笑意，但是眼神暗淡，毫无生气，虽然他很想露出欢喜快乐的光芒。使皮埃尔吃惊而且生疏的，不是他的朋友瘦了，面色苍白，显得更成熟了，而是那说明他对某一问题长期集中思考的眼神和额头的皱纹，这些都使皮埃尔一时还不习惯。

正像久别重逢常有的那样，谈话老是不能集中；他们互相简短地问答一些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的、需要长谈的事情。最后，谈话渐渐集中在先前三言两语涉及的问题：过去的生活，未来的计划，皮埃尔的旅行，他的事业，战争，以及其他，等等。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眼神中所看到的那种专一和沮丧的情绪，在他含着微笑听皮埃尔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当皮埃尔兴高采烈地谈到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计划的时候，表现得更强烈了。看来，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的话，虽然很想同情，可就办不到。皮埃尔开始觉得，在安德烈公爵面前，表现高兴，谈什么梦想以及对幸福和善行的希望，都是不合适的。他不好意思说出他对共济会的新信仰，特别是在这次旅行中，对它更有新的认识，更令他振奋了。他约束着自己，怕显得幼稚，但是同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让朋友知道他现在完全换了个人，换成一个比在彼得堡时期要好得多的皮埃尔了。

“我无法对您说，这一个时期我经历的事情是那么多。连我自己都不敢认识自己了。”

“是啊，自从上次见面后，咱们的变化都很大，很大。”安德烈公爵说。

“喂，您怎么样？”皮埃尔问，“您有什么计划？”

“计划？”安德烈公爵带着嘲讽的口吻重复一遍。“我的计划吗？”他仿佛对这个词义感到惊奇似的，又重复一遍。“你不是看见了，盖好了房子，明年全搬过来……”

皮埃尔不言语了，注意地审视着安德烈公爵变老了的面孔。

“不是的，我是问……”皮埃尔没有说完，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事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是讲讲你这次旅行，讲讲你在田庄上干的一切事情吧？”

皮埃尔谈起他在自己的庄园所做的事，对他所实行的改革尽可能不露出得意的神情。安德烈公爵有好几次暗示皮埃尔，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早已知道了，不惟听起来乏味，甚至听到皮埃尔讲就觉得害羞。

皮埃尔有点窘，甚至觉得和这位朋友在一起怪沉闷的，他不讲了。

“告诉你吧，亲爱的，”安德烈公爵说，他显然也觉得和这位客人在一起不轻松，而且有点拘束，“我在这儿是暂时的，我不过是来看看。我今天就要回妹妹那里。我介绍你和她认识认识。对了，你好像是认识她的，”他说，显然他是在应付客人，他觉得他现在和这位客人没有共同可谈的东西，“饭后咱们就动身。现在你想看看我的宅院吗？”他们走到外面一直逛到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像是不太知近的朋友似的，谈一些政治新闻和熟人。安德烈公爵只有在谈到他正在经营的新宅院和建筑工程的时候，才有点劲头和兴趣，可是就连这也只谈了一半，当安德烈公爵在小木桥上向皮埃尔描述未来房屋布局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咱们去吃饭吧，吃完饭就动身。”吃饭的时候谈起皮埃尔的婚事。

“我听说这件事，很惊讶。”安德烈公爵说。

皮埃尔脸红了，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是脸红，他连忙说：

“以后我原原本本把一切经过告诉您。不过这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永远？”安德烈公爵说，“世上根本没有永远的事情。”

“可是您知道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吗？您听说决斗的事吗？”

“是的，都知道了。”

“我唯一感谢上帝的是我没有打死这个人。”皮埃尔说。

“那为什么？”安德烈公爵说，“打死恶狗甚至是好事情。”

“不，打死人不好，不对……”

“为什么不对？”安德烈公爵反问道，“人并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恰恰在判断是非问题上，人是从来就犯错误，将来也要犯错误。”

“凡是对人作恶，就是不对。”皮埃尔说，他很高兴，自他来这里后，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活跃起来，开始说话了，并且想把他变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切经过全说出来。

“怎样才算对人作恶，有人对你说过吗？”他问。

“作恶？作恶？”皮埃尔说，“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人家对自己作恶。”

“是的，我们都知道，自己认为是恶的事情，不能施加于人。”安德烈公爵越来越兴奋了，看来他想对皮埃尔说出自己的新观点。他用法语说：“我认为，在生活中只有两种实在的不幸：受良心责备和疾病。只要没有这两件坏事，就是幸福。我活着，光为了避免这两件坏事，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哲学。”

“可是爱邻人呢？自我牺牲呢？”皮埃尔说，“我不能同意您的说法！活着就为了不做坏事，不悔恨，这太不够了。我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自己活着，结果毁了自己的生活。只有现在，当我为别人，至少我是努力（为了表示谦虚，皮埃尔修正了一下）为别人活着的时候，只有现在我才懂得生活的幸福。不，我不同意您的看法，而且您是口头上这么说，心里未必这么想。”安德烈公爵默默地望着皮埃尔，含着嘲讽的微笑。

“你见到我的妹妹玛丽亚公爵小姐，你们会谈得来的。”他说。“也许，对你说来，你是对的，”停了一下，他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你说你过去为自己生活，几乎因此毁掉了你的生活，只有为别人而活着的时候，才找到幸福。可是，我的经验正相反。我过去为名誉而活着。（究竟什么是名誉呢？其实也是爱别人，想为别人做点事，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我是这样为别人而生活的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自从我只为我个人而生活以后，我的心就平静得多了。”

“怎么能只为个人而生活啊？”皮埃尔激昂起来，问道，“可是儿子呢？妹妹呢？父亲呢？”

“这一切仍然是我，而不是别人，”安德烈公爵说，“所谓别人，邻人，您和公爵小姐称之为邻人，这是错误和罪恶的根源。邻人，这就是您要为之做好事的基辅农奴。”

他看了看皮埃尔，目光含着嘲笑和挑战的神情。看来他有意挑动皮埃尔。

“您在开玩笑，”皮埃尔说，他越来越兴奋了，“我愿意做好事，虽然做得很不够，而且做得很差，但总算做了，并且做出一点成绩，这有什么错，犯了什么罪啊？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农奴，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从生到死，对上帝和真理的认识只限于宗教仪式和毫无意义的祈祷，这时如果有人把来世、果报、褒奖、慰藉等等令人舒适的信念传授给他们，这能算是罪过吗？既然毫不费力就可以提供物质帮助，而有人得不到这个帮助就要病死，于是我向他们提供了医生、医院、养老院，这有什么过错和不好？农奴、喂奶的妇女，日夜不得空闲，我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休息，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的善行吗？……”皮埃尔急急地说，连字音都咬不清了，“我做了这些事，虽然做得不好，做得不多，但总算做了一点事情，您不惟不能使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不好的，而且也不能使我相信您自己有那种想法。主要的，”皮埃尔继续说下去，“我知道，而且确实知道，行善的乐趣是生活中唯一可靠的幸福。”

“是的，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安德烈公爵说，“我盖房子，辟花园，而你盖医院，你我做这些事，都可以消磨时间。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就让那个无所不知的人来判断吧，而不是我们来判断。好吧，你愿意辩论，那么就来辩论吧。”于是他们离开饭桌，在可以代替阳台的门廊上坐下来。

“那么就来辩论吧。”安德烈公爵说。“你提起学校，”他屈起一个指头，接着说，“教育，等等，你是想把他，”他指着一个脱下帽子从他们身旁走过的农奴，说，“从禽兽的状况挽救出来，并且满足他精神的需要，可是我认为，唯一可能的幸福就是禽兽的幸福，可是你呢，偏要剥夺他这种幸福。我羡慕他，而你想把他弄成我这个样子，可是又不把我的财产给他。你说的另一件事情是要减轻他的劳动。可是在我看来，体力劳动对于他，正像脑力劳动对于你我同样的必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你不能不思索。我睡到半夜两点多钟，忽然心血来潮，辗转反侧睡不着，一直到早晨都不能入眠，因为我在思索，而且不能不思索，正如他不能不耕地，不能不割草一样；不然的话，他就会在酒馆里出进，或者在病榻上呻吟。正如我受不了他们那种可怕的体力劳动，他也受不了我这四肢不勤的生活，他会因此发胖，慢慢死去的。第三，记不起了，你还说什么来着？”

安德烈公爵屈起第三个指头。

“噢，对了，还有医院，医药。他中风，快死了，而你给他放血，把他救活了。他拖着残废的身子，又挨了十年，成为大家的负担。死对于他，反倒舒服得多，简单得多。如果你是舍不得毁掉一个多余的劳动力——我是这样看待他的，那犹可说，可是你是由于爱护他而给他治病。他是不需要这个的。再说，认为医药曾经治好过什么人，这简直是妄想！能杀死人倒是真的！”他说，愤愤地皱起眉头，转身不看皮埃尔。

安德烈公爵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如此明白、确切，看来他曾不止一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好久不说话的人似的，他很乐意说出心里的话，而且说得很快。他的论调越悲观，他的目光就越有神采。

“唉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皮埃尔说，“我真不明白，怀有这样的思想怎么能活下去。我也有这样的时刻，这是在不久前，在莫斯科和在旅途中的事，可是当时简直痛苦得活不下去，对一切都觉得厌恶……主要的是，我厌恶自己，当时我不吃不喝，不洗脸……您呢？您怎么样？……”

“干吗不洗脸啊，太不卫生了，”安德烈公爵说，“相反，要尽力使自己过得愉快一些。我活着，这不是罪过，所以说，我不妨害任何人，尽可能活得好些，直到老死。”

“促使您怀着这种思想的动机是什么呢？有这种思想就可以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干……”

“就是这样我也闲不住。我倒乐意什么都不干呢，比方说吧，蒙本地区的贵族抬举，选我当贵族长[36]，我好歹推辞掉了。他们不能了解，我没有做这种事的才能，没有做这种工作必须具有的那套装笑脸，献殷勤，卑鄙庸俗的本领。再比方说，为了有一个清静窝儿，还得盖这所房子。现在又有后备军的事。”

“您为什么不在军队里服役呢？”

“经过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安德烈公爵神色阴暗地说，“不，谢谢吧，我发誓不在作战部队里服役，将来也不。即使波拿巴打到跟前，打到斯摩棱斯克，威胁童山，我也不在俄国军队服役。刚才我对你说，”安德烈公爵平静下来，接着说，“我现在在后备军，家父是第三军区总司令，在他手下做事，这是我避免服役的唯一方法。”

“这么说来，您还是在服役？”

“是在服役。”他停了一会儿，说。

“那么您为什么服役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家父是当代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但是他老了，他的本性不能说是残酷无情，但是他太爱活动了。他过惯了掌握无限权力的生活，因而变得叫人望而生畏。现在皇上任命他为后备军总司令，他掌握了这个权力。两个星期前，如果我迟到两小时，他会把尤赫诺夫的一个书记官绞死的，”安德烈公爵微笑着说，“我所以要服役，就是因为除了我，再没有能够影响他的人，我可以使他少干一些日后令他苦恼的事。”

“啊，您这就对了嘛！”

“哼，可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安德烈公爵接着说，“对于这个盗窃后备军的靴子的书记坏蛋，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丝毫行善的意思，我甚至高兴看见绞死他。但是，我是可怜家父，也就是说，又是为着自己。”

安德烈公爵越说越兴奋。在他向皮埃尔证明在他的行为中根本没有对邻人行善的意思的时候，他的眼睛放射着狂热的光芒。

“你想解放农奴，”他继续说，“这很好；但是这不是为了你（我想你从未鞭打过谁，也从未把谁流放到西伯利亚），更不是为了农奴。如果他们遭到殴打，鞭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想，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在西伯利亚他们过着同样的牛马生活，身上的伤疤长好了，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幸福。解放农奴对于另外一些人才是需要的，他们在精神上陷于崩溃，内心郁积了很多悔恨，可是又极力压抑着，但由于有权实行公正和不公正的惩罚，而变得粗暴残酷。我是可怜这些人，为了他们，我赞成解放农奴。也许你没见过，我可见过，那些享有世袭的无限权力的好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变得暴戾，他们横行霸道，残忍成性，他们虽然也知道，但是克制不住自己，于是越来越陷入苦恼。”

安德烈公爵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么兴致勃勃，皮埃尔不由得想到，他这些思想是由于他父亲的作风引起的。他一句话都没说。

“由此可见，我惋惜的是什么——是人的尊严，良心的宁静、纯洁，而不是背脊和脑袋，这些东西不管你怎样抽，怎样剃[37]，仍然是背脊和脑袋。”

“不对，不对，一千个不对！我永远不会同意您的意见。”皮埃尔说。

十二

傍晚，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坐上四轮马车，向童山出发了。安德烈公爵不断地瞟一瞟皮埃尔，为了表示他的心情很好，偶尔说句话打破沉默。

他指着田地，向皮埃尔讲他在园田管理方面的改良。

皮埃尔神色阴郁地沉默着，只是哼哼哈哈回答一两个字，看来他正在埋头想自己的心事。

皮埃尔在想，安德烈公爵是不幸的，他误入迷途，不知道真正的光明，皮埃尔应当帮助他，启发他，使他振作。但是，皮埃尔刚一想到他应该怎么说和说什么的时候，他就预感到，安德烈公爵只用一句话，一个论据，就把他的说教推翻了，所以他不敢开口，生怕他所珍爱的神圣信念受到嘲笑。

“不对，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皮埃尔突然开口说，他低着头，摆出顶牛的架势，“您为什么这样想？您不应当有这种想法。”

“我想什么来着？”安德烈公爵惊讶地问。

“关于生活，关于人生的使命。这是不对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您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吗？是共济会。不，您别笑。共济会并不像我过去想的那样，它不是崇尚繁文缛节的教派，共济会是人类永恒的优秀品质的唯一最好的表现。”于是他就向安德烈公爵讲解他所理解的共济会。

他说，共济会是不受国家和宗教束缚的基督教教义，是平等、友好、博爱的教义。

“只有我们的圣教才具有人生的真谛，其他一切都是梦幻，”皮埃尔说，“您要懂得，亲爱的朋友，除了这个共济会，到处都充满了虚伪和荒谬，我同意您说的，聪明的好人，除了尽可能不妨害别人过一辈子，再也没有别的出路。接受我们的基本信仰，加入我们的会，把自己交给我们引导，那么，您立刻就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感觉自己是那个无形的巨大链条的一环，链条的一端隐藏在天国里。”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眼睛望着前面，沉默不语地听皮埃尔讲话。有几次由于辚辚的马车声没有听清，他叫皮埃尔再说一遍。从安德烈公爵眼睛里突然迸发的特别的光芒，从他的沉默，皮埃尔看出他没有白说，安德烈公爵不再打断他的话，也不再嘲笑他了。

他们来到一条涨水的河边，得摆渡过河。在安置马车和马匹的时候，他们上了渡船。

安德烈公爵倚着栏杆，默默地向前眺望沐浴着落日余晖的泛滥的河水。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皮埃尔问，“您干吗老不说话啊？”

“我有什么想法吗？我在听你说呢。这一切都是对的，”安德烈公爵说，“可是你说：加入我们的会吧，入了会，我们就可以向你指出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使命，以及统治世界的法则。可是我们究竟是谁呢？是人吗？为什么你们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你们所看见的？你们在人世间看见了善和真的王国，可是我就看不见。”

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您相信来世吗？”他问。

“相信来世吗？”安德烈公爵重复一遍，但是皮埃尔不让他说下去，他认为他重复这句话就是作了否定的回答，何况他知道安德烈公爵早先就是无神论者。

“您说，您看不见善和真的王国。我也看不见；如果把我们的生命看作一切的终结，就看不见这个王国。在这个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皮埃尔指了指田野，说），没有真理，只有虚伪和罪恶。可是在宇宙中，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个真理的王国，我们现在是尘世的儿女，但从永恒来看，我们是整个宇宙的儿女。难道我在自己的灵魂中没有感觉到我是这个巨大而和谐的整体的一部分吗？难道我没有感觉到我是在这作为上帝化身的许许多多的生物之中（您可以把上帝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力量）从最低级生物到最高级生物中间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吗？如果我看见，确实看见从植物到人这部梯子，为什么我要设想这部梯子从我这里中断，而不是通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也像宇宙间的一切一样，不仅现在不会消灭，而且将来永远存在，过去也是永远存在着的。我觉得，除了我，在我上面还存在着神灵，在这个宇宙中有真理存在。”

“是的，这是赫尔德[38]的理论，”安德烈公爵说，“可是，亲爱的，使我确切相信的不是这个，而是生和死，使我相信的是这样的事实，你亲眼看见，一个你所珍爱的、同你结合在一起的人，你对不住这个人，希望能够赎罪（安德烈公爵的声音颤抖了，背过身去），可是这个人突然在受苦，受折磨，不再生存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没有一个答案！我相信答案是有的……使我相信的是这件事，而且确切地信服了这件事。”安德烈公爵说。

“对啊，对啊，”皮埃尔说，“这不正是我所说的吗！”

“不对，我只是说，使我相信来世的必然性的，不是什么论据，而是这样的事实，当你和一个人手挽手在人生的旅途中行进的时候，这个人忽然在那里消失不见了，到乌有之乡去了，而你自己却站在这深渊前面往那里张望，我就曾经张望过……”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您知不知道有一个那里，而且有某人存在？那里就是来世，某人就是上帝。”

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马车和马匹早已上了对岸，并且套好了挽具，太阳已经沉没了一半，傍晚的寒气降临了，渡口旁边的水洼覆上一层点缀着星星的薄冰，使仆人、车夫、船夫惊异的是，皮埃尔和安德烈仍然站在渡船上谈话。

“如果有上帝，有来世，那么就有善和真；人生的最大幸福就在于追求善和真。要活着，要爱，要信仰，”皮埃尔说，“我们不仅是今天生活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而且我们永远、在一切方面在那里（他指了指天）曾经生活过，并且将来也在那里生活。”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着渡船栏杆站在那里听皮埃尔说话，眼睛一直望着苍茫的河水辉映着夕阳的红光。皮埃尔停住不说了。四周一片寂静。渡船早已靠岸，只有波浪轻轻拍打着船底。安德烈公爵感到水浪的冲激声仿佛在附和皮埃尔的话：“真的，相信这个吧。”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用闪闪放光的、孩子般的、柔和的目光，扫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的脸涨红了，他兴高采烈，但在智力高超的朋友面前依旧感到羞怯。

“是啊，但愿如此！”他说。“咱们该上岸了。”安德烈公爵又说，于是，他一面离开渡船，一面望了望皮埃尔指给他看的天空，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他第一次又看见了他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看见的那个崇高的永恒的天空，那种久已沉睡在他心中的美好的感情，忽然欢乐地、青春焕发地在他心灵中苏醒了。当安德烈公爵一进入习惯的生活环境，这种感情就消失了，可是他知道，他虽然不善于进一步发展这种感情，但是它已经在他心中扎了根。同皮埃尔的会见，在安德烈公爵的生活中展开一个新的纪元，在这以后，虽然表面上依然照老样子生活，可是在他内心，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十三

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来到童山庄园大门前，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在他们的马车驰到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微笑着叫皮埃尔注意在后门口发生的一阵骚乱。一个弯着腰背着行囊的老太婆和一个穿一身黑衣裳、留着长头发的矮个男人，看见马车来了，就急忙往门里跑。后面跟着两个女人，这四个人一面惊慌地往后门台阶上跑，一面回头向马车张望。

“这是玛丽亚的神亲[39]，”安德烈公爵说，“他们以为是我父亲来了呢。这是她唯一不服从父亲的事：他吩咐把这些巡礼者赶走，可是她还是接待他们。”

“神亲是什么呀？”皮埃尔问。

安德烈公爵没来得及回答。仆人们出来迎接他们，他问老公爵在哪里，是不是很快就回来。

老公爵还在城里，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安德烈公爵把皮埃尔领到自己的起居室，他在他父亲家中的这个房间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他先到育婴室去看望一下。

“咱们到妹妹那儿去吧，”安德烈公爵回来后对皮埃尔说，“我还没有见到她呢，她现在正躲起来和她的神亲们待在一起。她见到我们会不好意思的，那就让她活该吧，你可以见识见识神亲。这很有趣，真的。”

“什么是神亲？”皮埃尔问。

“你这就会看见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他们进来，果然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她的房间很舒适，神龛前面点着长明灯，茶炊后面的沙发上，有一个男孩和她并肩坐着，他留一头长发，鼻子也是长长的，穿一身正教徒的长袍。

一个满脸皱纹的精瘦老太婆坐在沙发旁的圈椅上，她那娃娃似的脸上流露出温和的表情。

“安德烈，干吗不先给我打个招呼？”她温和地责备说，像母鸡护着小鸡似地站在她那些巡礼者前面。

“非常高兴看见您。非常高兴。”在皮埃尔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对他说。皮埃尔小的时候，她就认识他，而现在，他和安德烈的友谊，他妻子给他的不幸，主要的是，他那善良、质朴的面孔，使她对他发生了好感。她用美丽、光亮眼睛，注视着他，仿佛在说：“我是很喜欢您的，但是请您不要嘲笑我的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后，他们坐下来。

“啊，伊万努什卡也在这儿。”安德烈公爵微笑地指着那个年轻的巡礼者，说。

“安德烈！”玛丽亚公爵小姐带着恳求的口吻说。

“您可知道，这是一个女人。”安德烈对皮埃尔说。

“安德烈，看在上帝的份上！”玛丽亚公爵小姐又说。

显然，安德烈公爵对巡礼者的嘲笑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徒劳的袒护，是他们之间习以为常、久已形成的关系。

“我的好朋友，”安德烈公爵说，“你应当感谢我才对，我向皮埃尔解释了你和这个年轻人的亲密关系。”

“真的吗？”皮埃尔好奇而严肃地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对于皮埃尔的这种态度特别感激），他透过眼镜细瞅伊万努什卡的脸，伊万努什卡知道人们是在说他，就用调皮的目光望着大家。

玛丽亚公爵小姐为自己的人感到的不安完全多余，他们一点也不怯生。那个老太婆垂下眼睑，瞟着进来的人，她把茶碗底朝上扣在碟子上，把一块咬剩的糖块放在碗边，安安静静地坐在圈椅上一动不动，等人家再给她斟一杯。伊万努什卡一面低头喝碟子里的茶，一面翻起狡黠的女人眼睛看两个年轻人。

“到过哪儿，到过基辅吗？”安德烈公爵问老太婆。

“去过，您老，”多嘴多舌的老太婆回答说，“复活节，我在圣徒中是有资格领圣体的。我刚从科利亚津来，您老，那儿出现了伟大的神恩……”

“你是和伊万努什卡一同去的吗？”

“我自个儿去的，施主，”伊万努什卡极力用男低音说，“在尤赫诺沃才遇见佩拉格尤什卡[40]……”

佩拉格尤什卡打断了伙伴的话，看来她很想讲讲她的见闻。

“在科利亚津出现一桩伟大的神恩，您老。”

“怎么啦，又发现圣人的遗骨了吗？”安德烈公爵问。

“得了，安德烈，”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佩拉格尤什卡，你别讲了。”

“不……你怎么啦，小姐，有什么不能讲的？我喜欢他。他是好人。他这个上帝的选民曾经给我十个卢布，我记得这个恩主。我在基辅的时候，有个叫基留沙的疯癫苦行僧，一个真正的神亲，不论冬夏都打赤脚，他对我说，你去的不是应当去的地方，你到科利亚津去吧，那儿有一尊显灵的神像，圣母在那儿出现了。我一听这话，就告别了结伴的圣徒们，去了……”

大家都静悄悄的，只有这个巡礼女教徒屏息静气，不急不忙地说话。

“到了那儿，您老，人们告诉我：出现了伟大的神恩，从圣母脸上滴圣油呢……”

“好啦，好啦，以后再讲吧。”玛丽亚公爵小姐红着脸，说。

“请让我问问她。”皮埃尔说。“你亲眼看见了吗？”他问。

“当然喽，您老，我有幸亲眼见到过。她那脸上的灵光就像天光那么亮，圣母面颊上的圣油直往下滴，嗒嗒地滴……”

“这是骗人的。”皮埃尔注意听着巡礼女教徒，天真地说。

“哎哟，您老，你这是什么话啊！”佩拉格尤什卡带着惊恐的神情说，同时眼睛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求她援助。

“这是骗老百姓的。”他又重复说。

“耶稣基督保佑，”巡礼女教徒一边说，一边画十字，“哎哟，可别这么说，您老。曾经有个将军不信，他说：‘是僧侣们骗人的。’他这话刚一落音，眼睛就瞎了。他梦见洞穴圣母[41]对他说：‘你相信我吧，我可以给你治好。’于是他就哀求：快把我送到圣母那儿。我这是对你说实话，我是亲眼看见的。人们把这个瞎眼的人抬到圣母跟前。他一到那儿，就匍伏在地，说：‘治好我吧，我把皇上赏赐我的，全给你。’我亲眼看见的，您老，他就给她戴上了金星勋章。果不其然，重见光明了！这样说是有罪的，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的。”她用教训的口吻对皮埃尔说。

“圣像怎么挂勋章啊？”皮埃尔问。

“圣母升为将军了吧？”安德烈公爵笑着说。

佩拉格尤什卡面色刷的一下发白了，把手一拍。

“您老，您老呀，罪过呀，你是有儿子的人！”她说，苍白的面色突然变得红彤彤的。

“您老，你说这种话，上帝饶恕你吧。”她画了十字，“主啊，饶恕他吧。小姐，这是怎么说呢？……”她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站起来收拾行囊，几乎要哭了。她显然觉得，在这个竟然说出这种话的人家接受布施是可怕的，可耻的，而现在不得不放弃这家的布施，又觉得可惜。

“您何苦呢？”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您来我这儿想干什么？……”

“不是的，我是开玩笑的，佩拉格尤什卡，”皮埃尔说，“公爵小姐，我真的不想惹她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别介意，我不过是说句玩笑话。”他说，羞怯地微笑着，想掩饰一下自己的过失。

佩拉格尤什卡站住不动了，仍然露出不信任的样子，可是皮埃尔脸上悔过的表情是那么真诚，安德烈公爵时而看看佩拉格尤什卡，时而看看皮埃尔，眼神是那么温和，于是她也就渐渐平静下来。

十四

这个巡礼女教徒情绪安定下来，又开始谈话了，她讲了很久关于阿姆菲洛希神甫的故事，她说这个神甫过着圣徒的生活，连他的手都散发着神香的气味，又讲她认识几个圣徒，在她最后一次游历基辅的时候，他们交给她一把墓穴的钥匙，她带着面包干同教友们在这座墓穴里过了两昼夜。“我向一具圣骨祈祷了，念了一会儿祷词，又向另一具圣骨祈祷。我睡了一会儿，又去吻那些圣物；啊，那儿多么肃穆，多么幸福，简直使人不愿意回到光天化日之下。”

皮埃尔聚精会神、认真听她讲。安德烈公爵出去了，随后，玛丽亚公爵小姐留下神亲们在那儿喝茶，她把皮埃尔领到客厅里。

“您真是个好人。”她对他说。

“咳，我真不是有意侮辱她，我完全理解，并且非常珍重她那种感情。”

公爵小姐默默地看着他，温柔地微微一笑。

“我早就认识您了，像疼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疼爱您。”她说。“您觉得安德烈怎么样？”她急忙问，不让他有时间回答她这些亲热的话，“他叫我很担心。他的健康冬天好些，可是去年春天他的伤口复发了，医生说他应当去治疗。在精神方面我也很为他担心。他那性格不像我们女人家，遇到什么不幸，可以痛哭一场。他把痛苦闷在心里。今天他很高兴，有说有笑，这是您的到来给他的影响：他很少是这个样子。如果您能劝他出国就好了！他需要活动活动，这种平静的生活会把他毁掉的。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可是看出来了。”

九点多钟，仆人们听见老公爵的马车驶近的铃铛声，都向门外跑去。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也出来了，站在门廊上。

“这是谁呀？”老公爵走出马车，看见了皮埃尔，问道。

“啊！非常高兴！来吻我吧。”当他知道陌生的年轻人是谁后，说。

老公爵心情很好，对皮埃尔很亲热。

晚饭前，安德烈公爵又回到父亲的书房，正碰到老公爵和皮埃尔在热烈地辩论。皮埃尔证明说，不再有战争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老公爵带着讽刺的口吻反驳他，但是并不生气。

“把血管里的血抽出来，都注上水，那时就不会有战争了。妇道人家的胡说，妇道人家的胡说。”他说，但仍然亲切地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他向桌子走过去，安德烈公爵正在那儿翻阅父亲从城里带来的文件，显然不想参加谈话。老公爵走到他跟前，开始谈论公事。

“贵族长罗斯托夫伯爵送来的兵员还不到一半。他来到城里，竟然想起请我的客，——我请他吃了一顿好饭！……你把这个文件浏览一下……喂，老侄，”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对儿子说，“你的朋友是好样的，我一见就喜欢他！他向我挑战。别看有些人花言巧语，我连听都不愿听，他呢，净瞎扯，而且向我老头子挑战，可是我喜欢。好了，去吧，去吧，”他说，“我也许到你们那儿吃晚饭。我还要再争论一番。你要好生对待我的傻姑娘玛丽亚公爵小姐。”他从门里向皮埃尔喊道。

只有到了童山，皮埃尔才真正认识到他和安德烈公爵友谊的全部意义和魅力。这种魅力与其说表现在他与安德烈公爵本人的关系上，不如说是表现在与他的亲人和家人的关系上。皮埃尔在和严厉的老公爵以及温和、胆怯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一起时，立刻感到自己是他们的老朋友。他们没有一个不爱他的。他对巡礼者的态度博得了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好感，公爵小姐用最明亮的目光注视他；周岁的尼古拉小公爵（祖父这样叫他）向皮埃尔微笑，伸开两只胳膊让他抱。当他和老公爵谈话时，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和布里安小姐都面带快乐的笑容望着他。

老公爵出来和他们共进晚餐，显然是为了皮埃尔的缘故。皮埃尔在童山逗留的这两天，老公爵对他特别和蔼，叫他再到他这里来。

皮埃尔走后，就像一个新客人走后常有的情形，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谈论他，而全家一致只说他的好处，这种情形是少有的。

十五

罗斯托夫这次休假归来，才第一次感觉和认识到他和杰尼索夫以及整个团队结下的缘分是多么深厚。

当罗斯托夫来到团队驻地的时候，他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和他来到波瓦尔大街家门口时所体验的感情一样。当他首先看见穿着本团制服、敞着怀的骠骑兵的时候，当他认出是红头发的捷缅季耶夫，并且看见枣红马的拴马桩的时候，当拉夫鲁什卡[42]高兴地迎着自己的主人喊：“伯爵来了！”——睡在床上的杰尼索夫，蓬头散发地从土屋里跑出来拥抱他，军官们向刚到的人围拢来的时候，罗斯托夫体验到同父母和姐妹拥抱他时所体验到的感情，欢喜的眼泪哽住了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团队也是家，也像父母的家一样永远可爱和可贵。

罗斯托夫向团长报了到，仍然被派到原先的骑兵连里，执行值勤任务，征发粮草，参与团队的琐碎事务，觉得自己失去了自由，禁锢在狭隘的、一成不变的框框里，在这之后，他体验到在父母家里所体验到的那种安心、踏实、回到家里的安适感觉。这里完全没有使人无所适从，而且往往作出错误选择的那种自由社会的混乱现象；没有不知应不应当向其作一番解释的索尼娅。没有能不能到那儿去的问题；没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消磨一昼夜的二十四小时；没有既不亲近也不疏远的无数人；没有跟父亲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金钱关系；没有输给多洛霍夫那么多钱的回忆！在这里，在团队里，一切都是简单明了。整个世界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一部分是保罗格勒团队，另一部分是团队以外的一切。他与这另外的部分，完全没有关系。在团队里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谁是中尉，谁是大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主要的是，谁是最合得来的同事。可以在行军小贩那里赊帐，每四个月关一次饷。没有什么要动脑筋和要选择的，只要别做保罗格勒团认为是坏的事，就行了。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做明确规定的和命令要你做的事情，那就万事大吉。

罗斯托夫又开始过着按部就班的团队生活，他就像一个疲倦的人躺下休息那样，感到喜悦和快慰。在这次战役中，团队生活使罗斯托夫觉得格外愉快，因为自从输给多洛霍夫许多钱以后（不管亲人们怎样安慰他，他仍然不能原谅自己这种行为），他决定不像过去那样服役，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要好好地服役，要做一个极好的同事和军官，也就是做一个优秀的人物，这件事在那个环境里很难办到，而在团队里就非常容易。

罗斯托夫自从输了钱后，决定在五年内还清父母的债务。他每年有一万卢布的收入，现在他打算只给自己留两千卢布，其余的都还父母的债。

我们的军队经过几次退却和进攻，并且在普图斯克、 普鲁士-艾劳打了几仗之后，在巴滕施泰因附近集中，等待御驾亲临后，开始新的战役。

保罗格勒团队是参加一八○五年出征的部队，回国补充休整后，来晚了，没赶上头几次战役。不论普图斯克战役，还是普鲁士-艾劳战役，团队都没有参加，只是在战役后期，才加入作战部队编入普拉托夫师。

普拉托夫师离开主力单独作战。保罗格勒团的部分部队曾跟敌人交过几次锋，捕获过俘虏，有一次甚至夺了乌迪诺元帅的几辆马车。四月间，保罗格勒团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荒无人烟的日耳曼村子里原地不动驻扎了几星期。

正当解冻的天气，道路泥泞，春寒料峭，冰河开冻，以致道路无法通行。一连好几天人和马的粮秣发不下来。由于运输中断，人们三五成群地到各个荒无人烟的村子里寻找马铃薯，可是连马铃薯也很难找到。

什么都吃光了，居民全都逃走了，留下来的比乞丐还穷，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油水可榨了，甚至最不富于同情心的士兵不惟不向他们要东西，反而拿出自己仅有的口粮周济他们。

保罗格勒团在战斗中只有两人受伤，但是由于寒冷和疾病，几乎损失了一半人员。送进医院的人必死无疑，所以那些由于饮食恶劣而患热病和浮肿病的士兵宁愿吃力地拖着两腿去前线值勤，而不愿被送进医院。开春的时候，士兵们发现从地里钻出一种像龙须菜的植物，不知为什么，他们管它叫玛莎甜根（其实这根很苦）。士兵们在草地和田地里四处寻找玛莎甜根，虽然下令不准吃这种有毒植物，可是士兵们仍然用佩刀剜来吃。春天在士兵中间又流行一种病——手、腿和脸浮肿，医生认为是吃这种根引起的。虽然有禁令，但是保罗格勒团杰尼索夫骑兵连的士兵们仍然主要吃这种甜根，因为最后一次发给每人的半俄斤面包干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新近送来的马铃薯是发了芽的，都冻坏了。

军马也有一个多星期只靠屋顶的茅草维持生命，瘦得不像样子，自入冬以来，毛就纠成一团团的。

不管有什么灾难，士兵和军官仍然照常生活；现在就是这样，虽然面色苍白、浮肿，制服破烂，骠骑兵仍然列队点名，整理内务，洗刷马匹和装备，拔屋顶上的干草喂马，到锅跟前吃饭，吃完站起来肚子仍然空空的，他们嘲笑糟糕的食物和自己的饥饿。也像平时一样，空闲的时候就点篝火，光着身子烤火，抽烟，挑选和烘烤出了芽的、霉烂的马铃薯，听讲波将金和苏沃洛夫出征的故事，或者关于诡计多端的阿廖沙和神甫的长工米科尔卡的传说。

也像平时一样，军官三三两两地住在缺门少窗的、半倒塌的房子里。年长的军官都在关心怎样弄到草料和马铃薯，总之，他们关心的是大家的给养，年轻的军官仍像平时一样，有的赌牌（虽然缺少吃的，但有的是钱），有的玩无伤大雅的游戏——投钉和打桩。人们很少谈论战局，一来因为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一来也因为人们模糊地感觉到，整个战局不怎么妙。

罗斯托夫照旧和杰尼索夫住在一起，自从他们度假以来，两人的交情更密切了。杰尼索夫从来不谈论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可是从这个骑兵连长对他手下的一个军官这么温和体贴来看，罗斯托夫觉得这个老骠骑兵对娜塔莎的不幸爱情，在增进他们的友谊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杰尼索夫显然尽可能使罗斯托夫少受危险，爱护他，每次作战后，看见他平安归来，就表示特别高兴。有一次罗斯托夫出差，到一个荒废的村庄去找吃的，他发现一家波兰人——一个老头和他女儿，女儿抱着一个婴儿。他们差不多裸着身子，饿着肚子，困在那里无法离开，也没有代步的工具。罗斯托夫把他们接到自己的驻地，安置到自己的住处，一连好几个星期供养他们，一直到老头恢复健康。罗斯托夫的一个同事在谈论女人时，取笑罗斯托夫，说他最狡猾，说他不妨把那个被他打救的漂亮的波兰女人介绍给大家。罗斯托夫认为这个玩笑是一种侮辱，他恼火了，对那个军官说了些难听话，杰尼索夫费了很大劲才劝住他们没有决斗。等那个军官走后，杰尼索夫责备罗斯托夫太性急，其实他不知道罗斯托夫对那个波兰女人的态度。罗斯托夫对他说：

“不管你怎么说我……我待她就像待妹妹一样，我没法跟你说，他的话多么气人……因为……就是因为……”

杰尼索夫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眼睛不看罗斯托夫，他内心激动时总是这样。

“你们姓罗斯托夫的都有这股子傻劲儿。”他说，罗斯托夫看见杰尼索夫的眼睛含着泪花。

十六

四月，军队得知皇帝驾临的消息，欢腾起来。皇上在巴滕施泰因举行检阅，罗斯托夫没有参加：保罗格勒团队是前哨部队，离后面的巴滕施泰因很远。

他们在露营。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住在士兵给他们挖的土窑里，窑顶铺的是树枝和草皮。土窑是用当时流行的方法建成的：先挖一条沟——宽一俄尺[43]半，深二俄尺，长三俄尺半。沟的一头做成台阶，这是入口和门廊；沟本身就是房间，幸运一点的（骑兵连就是这样的），在对着台阶的另一头，用几根木桩架一块木板当桌子。沿着沟的两侧，挖去一俄尺深的土，这就是两张床和两只沙发。窑顶要高到人在窑中间可以站起来，在靠近桌子的一头，甚至可以从床上坐起来。杰尼索夫算是阔气的，因为他连里的士兵都爱他，三角山墙上有一块木板，木板上嵌着一块粘起来的破玻璃。天太冷的时候，从士兵的篝火里用铁片兜一些炭火放到台阶下面（杰尼索夫把土窑的这一部分叫做接待室），土窑因此暖洋洋的，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这里经常有很多军官，他们热得只穿一件衬衫。

四月份轮到罗斯托夫值勤，早晨八点钟，他在外面过了一个通宵之后回到土窑，吩咐把炭火拿来，换下淋湿的衣裳，祈祷过上帝，喝过茶，取过暖，把自己角落和桌上的东西收拾好，于是，就穿一件衬衫，仰面朝天躺着，枕着两只胳膊，脸上被风吹得发烧。他一边愉快地寻思，因前次侦察有功，他日内即将晋升，一边等待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杰尼索夫。罗斯托夫想同他聊聊。

土窑外面传来杰尼索夫断断续续的喝斥声，他显然在发火。罗斯托夫移近窗口，看看他同什么人发脾气，他看见司务长托普琴科。

“我已经命令你不准他们吃这种根，什么玛莎甜根！”杰尼索夫喊道，“我亲眼看见拉扎丘克从地里拖了一些来。”

“我发了命令，大人，可是他们不听。”司务长回答说。

罗斯托夫又在床上躺下，高兴地想道：“现在让他来忙活吧，我已经做了我的事，在床上躺着——多美啊！”他听见墙外除了司务长，还有杰尼索夫的勤务兵拉夫鲁什卡说话的声音。拉夫鲁什卡是个做事麻利，但有点鬼头鬼脑的小伙子，他正在讲他出去找食物时，看见几辆装着面包干和牛肉的大车。

土窑外面传来渐渐远去的杰尼索夫的喊声和命令声：“备马！第二排！”

“这是要到哪儿去啊？”罗斯托夫想道。

五分钟后，杰尼索夫进到土窑里，两腿泥污就爬上床，气愤愤地抽了一袋烟，把自己的东西乱扔一气，腰间插上马鞭，佩上军刀，就从土窑里出去了。罗斯托夫问他到哪里去，他气哼哼地、含含糊糊地说有点事情。

“让上帝和皇帝陛下来审判我吧！”杰尼索夫一面走出土窑，一面说；罗斯托夫听见土窑外面有几匹马踩泥的声音。罗斯托夫甚至不去管杰尼索夫骑马到哪里去。他把自己的角落搞得暖暖和和，就睡着了，一直到傍晚才起身走出土窑。杰尼索夫还没有回来。傍晚天晴了；在邻近的土窑有两个军官和士官生玩投钉子游戏，他们笑着把萝卜栽到泥里。罗斯托夫也参加进去。正玩着的时候，军官们看见有几辆大车向他们驶来：十五六个骠骑兵骑着瘦马跟在大车后面。骠骑兵押着大车来到拴马桩跟前，一群骠骑兵把大车围起来。

“杰尼索夫还老犯愁呢，”罗斯托夫说，“给养这不是来了。”

“真的来了！”军官们说，“这一下士兵可高兴啦！”在骠骑兵后面不远的地方，杰尼索夫骑着马过来了，和他一同来的还有两个步兵军官，杰尼索夫正和他们谈论什么。罗斯托夫向他迎过去。

“我警告您，连长。”其中一个军官说，这个军官又瘦又小，显然很气愤。

“我已经说了，反正我不交出去。”杰尼索夫回答说。

“您要负责的，连长，这是暴行——抢劫自己人的运输车！我们的人两天没吃东西了。”

“我的人一星期没吃东西了。”杰尼索夫回答说。

“这是强盗行为，您要负责的，阁下！”那个步兵军官提高嗓门又说一遍。

“您干吗老缠着我？啊？”杰尼索夫忽然发起火来，大喝一声。“要负责的是我，不是您，您不要在这里啰啰唆唆，不然要吃亏的。走开！”他冲着那个军官喝道。

“好哇！”那个小个子军官不示弱，也不走，喊道，“公然抢劫，我让您知道……”

“趁着还没吃亏，赶快滚吧。”杰尼索夫冲着那个军官掉转马头。

“好，好。”那个军官带着威胁的口气说，他勒转马就驰走了，震得他在马鞍子上颤颤巍巍。

“骑墙的狗，骑墙的活狗。”杰尼索夫在他后面说，这是骑兵对骑马的步兵最辛辣的嘲笑。他催马跑到罗斯托夫跟前，哈哈大笑。

“从步兵手里夺来的，用武力夺来的运输车！”他说，“能看着让弟兄们饿死吗？”

骠骑兵赶来的大车，是指定给步兵团的，杰尼索夫听拉夫鲁什卡说车队没有武装护送，就带着骠骑兵夺了回来。士兵们都分得足够的面包干，甚至其他连队也分得了一些。

第二天团长把杰尼索夫叫了去，他张开五指捂着眼睛，对他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样：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也不去插手；但是我忠告您到司令部去一趟，到那里找军需处把这问题解决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写一个收据，注明收到多少食品；不然的话，算在步兵团的帐上，会惹起纠纷的，结果可能很糟。”

杰尼索夫从团长那里出来，就直接到司令部去了，诚心诚意照他的话去办。晚上他回到土窑里，罗斯托夫从来还没见过他的朋友竟是这么一副样子。杰尼索夫说不出话来，上气不接下气呼呼直喘。罗斯托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喑哑地发出微弱的咒骂和恫吓。

罗斯托夫被杰尼索夫的样子吓坏了，他叫他脱掉衣服，喝点水，然后去请医生。

“判我抢劫罪，他妈的！再来点水。就让他们判决吧，可是我还是要，永远要揍这些坏蛋，我要告御状。给我一点冰。”他说。

请来的团部医生说要放血。从杰尼索夫毛茸茸的胳膊上放出一深碟子黑血，这样他才能讲出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到了那儿，”杰尼索夫讲道，“‘喂，你们的长官在哪儿？’他们告诉了我。‘请您等一等，好吗？’——‘我有公事，我跑了三十俄里，我没有工夫等，快去通报。’好，出来一个贼头子，竟然训起我来。‘这是抢劫！’——我说，‘拿了粮食喂饱自己的士兵，不是抢劫，拿了粮食装到自己的腰包里，才是抢劫！’好。他说，‘您到军需那儿打个收条，不过您的案子要转到司令部的。’我走进军需的屋子。我一进去——坐在桌旁的人……你猜是谁？！你想不到！……是谁叫我们挨饿，”杰尼索夫喊叫起来，握起大拳头往桌上狠命一捶，几乎把桌子捶塌了，桌上的茶杯震得跳起来，“是捷利亚宁！！‘怎么，原来是你叫我们挨饿？！’那次我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干净利落……‘啊！好小子……’于是我就冲他抽起来！不管怎样，打得好痛快，我敢说，”杰尼索夫大声说，在他那黑胡子下边快乐而凶狠地露出雪白的牙齿，“要不是人家把我拉开，我准把他打死。”

“你干吗要大喊大叫，安静点吧，”罗斯托夫说，“你瞧，又流血了。等一下，包扎好了再说吧。”

人们给杰尼索夫包扎好，让他睡下。第二天他醒来，情绪很好，心平气和。

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团部的副官严肃而愁眉苦脸地来到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合住的土窑，不胜惋惜地拿出团长给杰尼索夫少校的公文，公文的内容是调查昨天的事件。副官说，案情要大大地恶化，已经指派了军事法庭，鉴于目前对于抢劫和破坏纪律严惩不贷，最宽大的判决也得受到降为列兵的处分。

据被告申诉，案情是这样的：杰尼索夫劫持了运输车以后，喝得烂醉，擅自去见军需处长，辱骂他是小偷，威胁要打他，把他拉开后，他又冲进办公室，殴打两名官吏，把其中一名打得胳膊脱臼。

杰尼索夫在回答罗斯托夫提出的新的问题时，笑着说，似乎有一个人扭伤了，不过这都是扯淡，是小事，他完全不在乎什么法庭，如果这些坏蛋竟敢惹他，他就给他们厉害瞧瞧，让他们永远忘不了。

杰尼索夫虽然在口头上对这件案子不当回事，但是罗斯托夫对他了解得太深了，不会看不出他内心是害怕军事法庭的，并且为这后果显然不妙的案情而苦恼，不过他不让别人看出来罢了。每天都有函询和传票，五月一日那天，命令杰尼索夫把骑兵连移交给次级的军官，然后到师部去说明他在军需处的暴行。在这事的头一天，普拉托夫带领两团哥萨克和两连骠骑兵进行一次侦察行动。杰尼索夫跟平时一样，在散兵线前面驰骋，炫耀自己的勇敢。一颗法国狙击兵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大腿。要在别的时候，受了这点轻伤，杰尼索夫也许不会离开团队，可是现在，他却利用了这个机会，不去师部而进了医院。

十七

六月间，在弗里德兰打了一仗，保罗格勒团队没有参加这次战役，接着宣布停战。罗斯托夫由于朋友不在跟前很难过，自杰尼索夫走后，杳无音信，他很为朋友的案件和伤势担心，趁停战的机会，请准了假，到医院去探望杰尼索夫。

医院在普鲁士的小镇子上，这个镇子遭到俄法军队两次破坏。正因为现在是夏天，田野是那么美好，而这个小村镇到处断壁颓垣，满街垃圾，到处可以看见衣衫褴褛的居民和醉酒或生病的士兵闲逛，显得格外凄凉。

医院是一所砖房，医院的围墙木板被拆得残缺不全，一部分门窗和玻璃被毁坏。扎着绷带、面色苍白、身体浮肿的士兵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罗斯托夫一进门，一股腐肉和病院的气味扑面而来。在楼梯上他遇见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烟的俄国军医。他后面跟着一个俄国医助。

“我没有分身法呀，”那个医生说，“你晚上到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我也去那儿。”医助还向他问了一些话。

“咳！就照你知道的去做吧！难道不都是一样吗？”医生看见正在上楼的罗斯托夫。

“您来干吗？阁下，”医生说，“您干吗来了？是不是子弹没怎么样您，您来碰碰伤寒？这儿是传染病院，老兄。”

“为什么不能来？”罗斯托夫问道。

“伤寒，老兄。谁进来，谁就是找死。只有我和马克耶夫（他指了指医助）在这儿磨蹭。我们当大夫的同行在这儿已经死了五六个了。新来的人要不了一个星期就完蛋大吉，”医生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请普鲁士大夫，可是我们的同盟者不爱到这儿来。”

罗斯托夫向他说明，他想见一见住在这儿的骠骑兵杰尼索夫少校。

“不知道，不清楚，老兄。您想想吧，我一个人管三个医院，四百多病号！总算不错，普鲁士的太太小姐每月给我们寄两俄磅[44]咖啡和两俄磅棉线团[45]，不然我们更要命了。”他大笑起来。“四百多，老兄；而且还不断给我送来新的。是四百多吧？嗯？”他问医助。

医助的样子疲惫不堪，显然不耐烦地等待唠唠叨叨的医生赶快走开。

“杰尼索夫少校，”罗斯托夫又说一遍，“他是在莫利坦受的伤。”

“好像是死了。马克耶夫，是吧？”他漠不关心地向医助问道。

可是医助没有证实医生的话。

“他是什么样子，是高个子，红头发吗？”医生问。

罗斯托夫把杰尼索夫的外貌描述了一番。

“有，有这么一个人，”医生似乎挺高兴地说，“这个人大概死了，不过，我得查一查，我有一份名单。你有吗，马克耶夫？”

“名单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医助说。“请您到军官病房去，您在那儿就会看到。”他对罗斯托夫说。

“我说，老兄，最好别去，”医生说，“不然连您自己都要留到那儿！”可是罗斯托夫告辞了医生，请医助给他带路。

“喂，注意，可别怪我！”医生在楼梯下喊道。

罗斯托夫和医助进了走廊。在这黑暗的走廊里，病院的气味是那么强烈，罗斯托夫不得不捂着鼻子，停住脚步，以便鼓起劲儿来往前走。右首的门打开了，从那儿走出一个人，架着双拐，又瘦又黄，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衫。他倚着门框，用羡慕的、发光的眼睛瞧着走过的人。罗斯托夫往门里望了一眼，看见伤病号都躺在地板上，上面只铺一层稻草和军大衣。

“这是什么？”他问。

“这是士兵的病房。”医助回答说。“有什么法子。”他似乎表示歉意，又说。

“可以进去看看吗？”罗斯托夫问道。

“有什么可看的？”医助说。可是，正因为医助显然不愿意让他进士兵的病房，罗斯托夫偏要进去。他在走廊里闻到的那股气味，在病房里更加强烈了。这里的气味有点不同：气味更厉害，而且立刻令人感觉到，走廊的气味是从这儿扩散开的。

病房是长方形，阳光透过大窗户把病房照得很亮。伤病员头顶着墙睡成两排，屋中间留下走道。他们大多数昏迷，不省人事，所以不理会有人进来。那些有知觉的都欠起身，或者抬起又瘦又黄的脸，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斯托夫，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表情——祈求帮助，谴责和羡慕别人的健康。罗斯托夫走到病房中间，向隔壁房间（房门是开着的）望了一眼，里面也同样睡着两排人。他停下来默默地环顾四周。他无论如何没料到会看见这么一幅景象。就在他面前，在过道中间，在精光的地板上横躺着一个病号，从他留着盖式的发型看来，一定是哥萨克。这个哥萨克仰卧着，伸开粗大的胳膊和腿。他的面色紫红，眼睛往上翻得只剩眼白，赤脚上和还有血色的手上，青筋像蚯蚓似的暴出来。他用后脑勺碰了碰地板，声音喑哑地说了句什么，然后老重复那句话。罗斯托夫凑近仔细听听他说什么，他听清了他重复的话。这句话是：喝水——水——喝水！罗斯托夫环顾四周，想找人把这个病号放好，给他点儿水喝。

“谁在这儿照顾病人？”他问医助。这时从隔壁病房里走出一个辎重兵——医院的服务员，他退后一步，在罗斯托夫面前立正站着。

“您好，大人！”这个兵向罗斯托夫瞪大了眼睛，大声喊道，显然，他把罗斯托夫当作了医院的长官。

“把他放好，给他水喝。”罗斯托夫指着哥萨克，说。

“是，大人。”这个兵满带劲地说，他把眼睁得更大，身子挺得更直，但就是不动地方。

“这儿什么事都做不成。”罗斯托夫垂下眼帘，想道，他已经想走了，这时他觉得右边有一个大有深意的目光向他射来，于是回头看了看。差不多就在墙角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兵坐在那里，他的面孔姜黄，瘦得像一具骷髅，但表情严峻，花白的胡子长得老长。老兵旁边的人指着罗斯托夫，向他嘀咕什么。罗斯托夫明白了，这个老兵想求他什么事情。他走近一些，看见这个老头只盘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从膝盖以上就没有了。老头另一边那个人离得远些，头往后仰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一个年轻的兵，翘鼻子，生着雀斑的面皮蜡黄，眼睛往上翻着。罗斯托夫看了看这个翘鼻子士兵，背脊上不觉打了个冷战。

“这个士兵好像是……”他对医助说。

“我们已经请求过，大人，”那个老兵下巴颏直打哆嗦，说，“今天一早就死了。我们是人，不是狗……”

“马上就叫人来抬走，抬走。”医助急忙说，“咱们走吧，大人。”

“走吧，走吧，”罗斯托夫也连忙说，垂下眼帘，缩着身子，尽可能不声不响地从这两排向他射来谴责和羡慕的目光中间通过，走出这间病房。

十八

医助领着罗斯托夫穿过走廊，走进军官病房，病房有三间，房门都开着。这些房间有床铺，伤病员在床上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几个穿着医院的长衣在屋里走来走去。罗斯托夫在军官病房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精瘦的小个子，断了一只胳膊，戴着睡帽，穿着长衣，嘴里叼着烟斗，在第一间病房里来回走动。罗斯托夫注意看了看他，极力回忆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没想到在这儿又碰到啦，”那个小个子说，“图申，图申，在申格拉本是我送您来着，您还记得吧？我短了一截儿，您瞧……”他让罗斯托夫看他那只空空的袖筒，微笑着说。“您是找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杰尼索夫吗？和我住在一起！”当他知道罗斯托夫要找谁以后，说。“这儿，这儿。”于是图申把他领进另一间病房，那里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能在这儿不但哈哈大笑，而且活下去呢？”罗斯托夫想，他仍闻到在士兵病房已经闻够了的死尸味道，在他走过时，仍看见从两旁向他投过来的羡慕的目光和那翻着白眼的年轻士兵的脸。

杰尼索夫头蒙着被子在床上睡觉，虽然已经快晌午了。

“啊，是罗斯托夫吗？你好，你好！”他喊出的声音仍然像在团队的时候一样，但罗斯托夫悲哀地感觉到，虽然他那习惯性的豪放和活跃依然如故，但脸上的表情、声调和言谈，却流露出过去不曾有过的、隐藏在内心的恶劣情绪。

他的伤势本来很轻，并且自受伤以来已经六个星期过去了，但是还没有长好。他的脸跟所有住院的病号一样，苍白而且浮肿。但使罗斯托夫吃惊的并不是这个；使他吃惊的是，杰尼索夫看见他，并不怎么高兴，他笑得不自然。杰尼索夫既不问团队的情形，也不问整个战局的情况，当罗斯托夫谈的时候，杰尼索夫也不听。

罗斯托夫还看出，杰尼索夫甚至不高兴人家向他提起团队的事情以及医院外面的自由生活。他似乎想极力忘掉过去的生活，只关心他和军需官的官司。当罗斯托夫问起案情时，他立刻从枕头底下拿出军事法庭的公文和他对公文的答复草稿。他一开始念他的草稿，就来精神了，他特别叫罗斯托夫注意他在草稿中对自己的敌人的讽刺语句。杰尼索夫的病友们一见新从外边来了一个生人，都过来围着罗斯托夫，可是杰尼索夫念他的草稿时，人们就逐渐地走开了。罗斯托夫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这些先生们不止一次听过整个故事，已经听厌了。只有邻床的大胖子枪骑兵坐在自己的床上，阴郁地皱着眉头，抽着烟斗，另外还有一只胳膊的小个子图申还在听，他不以为然地、不住地摇头。在读到中间的时候，那个枪骑兵打断了杰尼索夫的朗读。

“依我看，”他对罗斯托夫说，“干脆请求皇上赦免。听说现在要发大奖了，也许能够得到宽恕……”

“要我去求皇上！”他说，他本来想说得像以前那样，激昂有劲，但令人听来却是不必要的急躁，“请求什么？如果我是强盗，那么我会求饶的，可是，审判我是因为我把强盗揭出来了。就让他们审判吧，我谁也不怕；我勤勤恳恳为皇上、为祖国服务，没有盗窃！把我降为士兵，……听着，我就直截了当这样写，我写：‘如果我是国库盗窃犯……’”

“你写得好，没得说，”图申说，“但是问题不在这儿，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转过脸来也对罗斯托夫说，“只好屈服，可是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不肯。军法检察官不是对您说了吗，您的官司不妙。”

“就让它不妙吧。”杰尼索夫说。

“军法检察官替您写了申诉书，”图申接着说下去，“您就应当签字，请这位先生带了去。他（指罗斯托夫）在司令部一定有熟人。这个机会再好也没有了。”

“我一再说过，低声下气的事，我不干。”杰尼索夫打断对方的话，又继续念他的草稿。

罗斯托夫不敢劝说杰尼索夫，虽然他本能地感觉到，图申和其他军官提出的建议是最正确的，虽然他非常乐意为杰尼索夫效劳，因为他知道杰尼索夫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他那正直的火爆脾气。

杰尼索夫读了一个多小时，才读完他那篇措词辛辣的呈文，罗斯托夫没有说什么，他怀着非常忧郁的心情，在重新聚拢在他周围的杰尼索夫的病友中间消磨了那一天的剩余时间，他讲他所知道的事情，同时也听别人谈论。杰尼索夫整个晚上闷闷不乐，一声不响。

夜里罗斯托夫准备走了，他问杰尼索夫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托他去办。

“你等一下。”杰尼索夫说，他看了看周围的军官们，从枕头底下拿出呈文来，走到窗前（这里有他的墨水瓶），坐下写起来。

“看来，鞭子是打不断斧背的。”他说，他离开窗口，把一个大信封交给罗斯托夫。这是军法检察官拟的给皇上的呈文，其中并没有军需处的责任，只是请求赦免。

“你给转上去吧，看来……”他没有说下去，苦笑了一下。

十九

罗斯托夫回到团队，向团长汇报了杰尼索夫的案情，就带着给皇上的呈文到蒂尔西特去了。

六月十三日，法、俄两国的皇帝在蒂尔西特会见。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向他所跟随的要人请求把他列入驻蒂尔西特的侍从。

“我想看看伟大的人物。”他说的是拿破仑，直到现在，他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把拿破仑叫作波拿巴。

“您是说拿破仑吧？”那位将军微笑着对他说。

鲍里斯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将军一眼，他立刻明白了，将军的话是戏谑的试探。

“公爵，我是说拿破仑皇帝。”他回答说。将军含着微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的前程远大。”将军对他说，并且答应带着他。

鲍里斯是两位皇帝在涅曼会见的少数目击者之一；他看见带花字头的木筏，看见拿破仑在对岸从法国近卫军面前走过，看见亚历山大皇帝在涅曼河岸上一家小酒店里坐着等待拿破仑的时候，他那心事重重的脸色；看见两位皇帝上了船，拿破仑的船首先靠拢木筏，他快步走上前去迎接亚历山大，把手伸给他，于是两人一起进入大帐篷。鲍里斯自从出入最高层的圈子以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且记录下来。两国皇帝在蒂尔西特会见期间，他探听拿破仑随行人员的姓名，询问他们穿的制服，注意聆听那些大人物的谈话。正当两国皇帝进入大帐篷的一刹那，他看了看表，当亚历山大走出大帐篷时，他没有忘记再看看表。会见持续了一小时又五十三分钟；那天晚上，他把这些事连同他认为有历史意义的其他事情都记录下来。因为当时皇帝的侍从不多，对于希望仕途顺利的人来说，在两国皇帝会见期间能亲临蒂尔西特现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鲍里斯竟然来到了蒂尔西特，所以他感到他的地位从此就完全稳固了。人们不仅都认识他，而且常常看见他，对他完全习惯了。他曾经两次因执行任务而面见皇上，因此皇上已经认得他的面孔，皇上左右的人不惟不像以前那样认为他是新来的人而冷遇他，而且如果他不在场，反而觉得奇怪。

鲍里斯和另一名副官——波兰伯爵日林斯基住在一起。日林斯基是波兰人，在巴黎受的教育。他富有，热爱法国人，在驻蒂尔西特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法国近卫军和司令部的军官到日林斯基和鲍里斯那里吃午饭和早饭。

六月二十四日晚，和鲍里斯住在一起的日林斯基设宴招待法国朋友。这次晚餐的贵客是一位拿破仑的副官、几位法国近卫军军官和一个法国老贵族出身的少年——拿破仑的少年侍卫。就在这一天，罗斯托夫为了不被人认出，趁着天黑，身着便服来到蒂尔西特，走进日林斯基和鲍里斯的住处。

罗斯托夫和他所在的部队在对待拿破仑和法国人的态度上，还远远没有形成总部和鲍里斯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化敌为友的转变过程。对波拿巴和法国人的愤恨、蔑视和恐惧的混合感情仍然在军队中持续着。不久前，罗斯托夫在与普拉托夫师的哥萨克军官谈话时，曾经争论一个问题：如果拿破仑被俘，不能把他当作国君，要把他当作罪犯。不久前，在路上碰见一名受伤的法国上校，罗斯托夫激昂慷慨地向他证明，在堂堂正正的皇帝和罪恶累累的波拿巴之间没有什么和平可讲。因此，在鲍里斯的住处看见法国军官，他们穿的是他在侧翼前哨用另一种眼光看惯了的制服，这使他非常诧异。他一见从门缝里伸出一个法国军官的脑袋，那种面对敌人时引起的战斗的、敌对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他在门槛上停住，用俄语问德鲁别茨科伊是不是住在这里。鲍里斯听见前厅有陌生人的声音，就出去迎接。他刚一认出罗斯托夫，脸上就现出厌烦的神色。

“啊，是你，很高兴，很高兴看见你。”他说，总算露出微笑向他走过去。但罗斯托夫已经看到他最初的表情。

“我似乎来的不是时候，”他说，“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是我有事要办。”他冷冷地说……

“不，我不过是奇怪你怎么从团队里来了。”这时有人叫他，于是他回答说：“我马上就来。”

“我看得出，我来的不是时候。”罗斯托夫重复说。

厌烦的表情已经从鲍里斯的脸上消失了；看来，他已经考虑好，并且决定怎么办，他特别镇静地握起他的双手，领他到隔壁房间。鲍里斯那对镇静而坚定地望着罗斯托夫的眼睛，仿佛蒙着一层东西，仿佛被一副世故的蓝色眼镜遮住了。

“算了，算了，你怎么会来的不是时候呢。”鲍里斯说。他领罗斯托夫到用晚餐的房间，向客人介绍，通报他的姓名，说明他不是普通人，是骠骑兵军官，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是日林斯基伯爵，这位是N.N.伯爵，这位是S.S.上尉。”他说出客人的姓名。罗斯托夫皱着眉头望着法国人，勉强地鞠了鞠躬，一言不发。

日林斯基看样子不乐意接待这个新来的俄国人参加他们的圈子，所以没有跟罗斯托夫搭话。鲍里斯仿佛没有看见由于新来的人而引起的拘束气氛，仍然带着愉快的镇静神情，眼睛里依旧像他见到罗斯托夫时那样蒙着一层东西，努力促使谈话活跃起来。一个法国人带着通常法国人所具有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跟他说话，问他来蒂尔西特大概是要见皇上吧。

“不是，我是来办事的。”罗斯托夫简短地回答。

罗斯托夫看见鲍里斯脸上露出不快之色后，心情立刻不自在起来，就像人们在不愉快时常有的情形那样，他仿佛觉得，大家都厌恶地瞅着他，都觉得他碍手碍脚。也的确是这样，他妨碍了大家，只有他一人置身于重新展开的谈话之外。“他坐在这儿干吗？”客人们向他投来的目光仿佛这么说。他站起身来，走到鲍里斯跟前。

“真的，我在这儿使你不方便，”他低声对他说，“咱们去谈一件事，谈完我就走。”

“哪里，一点也不，”鲍里斯说，“如果你累了，到我房间里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说实在的……”

他们走进鲍里斯的小卧室。罗斯托夫没有落座，他非常激动，仿佛鲍里斯得罪了他似的，他立刻向他讲起杰尼索夫的案件，问他肯不肯和能不能通过他的将军在皇上面前为杰尼索夫求情，并且通过他把呈文转上去。现在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罗斯托夫第一次确认了，他一看鲍里斯，就觉得不舒服。鲍里斯跷着二郎腿，左手抚摸着右手的指头，就像将军听下属报告似的，听罗斯托夫讲述，他时而向一旁望望，时而用蒙了一层东西的目光直视罗斯托夫的眼睛。每当这时，罗斯托夫总觉得别扭，于是，垂下眼帘。

“我听说过这类案件，我知道皇上对这种事情非常严厉。我的意见是不必惊动皇上。依我看，最好直接请求兵团司令……不过，一般说来，我认为……”

“这么说，你一点也不想帮忙，那你就干脆说好了！”罗斯托夫几乎嚷起来，不看鲍里斯的眼睛。

鲍里斯笑笑。

“相反，我尽力去办，不过我想……”

这时从门口传来日林斯基叫鲍里斯的声音。

“你去吧，去吧，去吧……”罗斯托夫说，他谢绝了晚餐，独自留在小卧室里，听着隔壁法国人快活的谈话声，来回走了很久。

二十

罗斯托夫到蒂尔西特的那天，正是为杰尼索夫请愿最不利的一天。他本人不能去见值班将军，因为他穿着燕尾服，而且来蒂尔西特并没得到长官的许可；而鲍里斯呢，即使他愿意帮忙，也不能在罗斯托夫来到的第二天办妥。六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初步的和平条款签定了。两位皇帝交换了勋章：亚历山大得到荣誉团勋章，拿破仑接受了圣安德烈一级勋章。这一天，法国近卫营设宴招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两国皇上都将出席这次宴会。

罗斯托夫被鲍里斯弄得又别扭，又不痛快，晚饭后，鲍里斯来看他，他假装睡着了，第二天一清早，他极力避免和鲍里斯见面就走了。罗斯托夫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在城里闲逛，观光法国人和他们的服装，观光街道和两国皇帝的驻地。在广场上他看见摆好桌子谁备举行宴会，在街上他看见横跨街道的彩饰上面悬挂着俄法两国国旗以及A.和N.[46]大花字头。在各家窗户上也悬挂着国旗和大花字头。

“鲍里斯不愿意帮我的忙，我也不愿去求他。就是这样了，”罗斯托夫想道，“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可是，在我没有为杰尼索夫尽我一切努力，主要的，在没有把呈文递给皇上以前，我是不离开这儿的。一定递给皇上？！他在这儿！”罗斯托夫一面想，一面不自觉地又来到亚历山大的驻地。

房子附近有几匹坐骑，侍从们都聚在那儿，显然是在谁备皇上出行。

“我随时都可能看见他，”罗斯托夫想道，“但愿我能够把呈文直接递给他，把一切都告诉他……难道会因为我穿着燕尾服就逮捕我吗？不会的！他会了解谁有理，谁没有理的。他无所不晓，无所不知。有谁能比他更公正，更大度呢？即使因为我来到这儿把我逮捕起来，那又有什么大不了呢？”他望着一个军官走进皇帝的住处，心中想道，“这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吗？咳！都是扯淡！我进去亲自把呈文递给皇上：这样对于德鲁别茨科伊更糟，是他使我不得不这样做。”罗斯托夫突然下了决心，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呈文，就向着皇帝的住处径直走了进去。

“不啦，我现在无论如何再不能像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那次错过了机会，”他想道，每秒钟都在期待着碰见皇上，他一想起这事，就觉得血液涌上心头，“我跪在他的脚下请求他，他扶起我，听我申诉，感谢我。”“行善固然使人幸福，而为人申冤才是最大的幸福。”罗斯托夫心中想象皇上这样对他说。他从好奇地望着他的人们身边经过，向皇上住处的门廊走去。

一进门廊，有宽阔的楼梯直通上去；右首有一扇关着的门。楼梯底下有一道通往一楼的门。

“您找谁？”有一个人问他。

“递请愿书，递给陛下的。”罗斯托夫带着发颤的声音说。

“请愿书交给值日官，请从这边走（他指了指一楼的门），不过不会接受的。”

罗斯托夫一听这漠然的声音，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心凉了；随时都可能见到皇上的想法是那么令人神往，然而他又觉得是那么可怕，他甚至想逃走了，可是，迎面来的宫廷侍仆给他打开了值班室的门，罗斯托夫走了进去。

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子站在屋里，他穿白裤子、长统靴子和一件显然刚穿到身上的细麻纱衬衫；侍仆正在他背后扣上漂亮的丝织新吊带，不知为什么这吊带引起了罗斯托夫的注意。这个人正和隔壁房间一个人谈话。

“身材苗条，容貌娇艳。”这个人说。他一见罗斯托夫进来，就住了口，皱起了眉头。

“您有何贵干？请愿书？……”

“什么事？”隔壁房间那个人问。

“又一个请愿的。”系吊带的人回答说。

“告诉他以后来吧。马上就要出门。”

“以后，以后，明天。来不及了……”

罗斯托夫转身正要走，那个系吊带的人叫住了他。

“您是从谁那儿来的？您是什么人？”

“从杰尼索夫少校那儿来的。”罗斯托夫回答说。

“您是谁？是军官吗？”

“中尉，罗斯托夫伯爵。”

“胆大包天！要通过司令官呈递。您走吧，走吧……”他开始穿仆役递给他的制服。

罗斯托夫又回到门厅，看见门廊里已经站着许多穿着检阅制服的军官和将军，罗斯托夫必须从他们面前走过去。

罗斯托夫咒骂自己太鲁莽，一想到随时可能碰见皇上，当着皇上的面受辱和被逮捕，——想到这里他的心都不跳了，他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有失体统，很懊悔，于是垂下眼睛，硬着头皮走出这座房子，从那群服装华美的侍从中间走过去，这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他，一个人的手挡住了他。

“是您啊，我的老天，您穿着燕尾服在这儿干吗？”一个低沉的声音问他。

这是一位骑兵将军，在这次战役中赢得皇上特殊的宠信，他是罗斯托夫过去的师长。

罗斯托夫吃了一惊，正要辩解，可是他一见将军那副和蔼、逗趣的脸，他就走到一旁，声音激动地向他讲述了全部案情，请求为将军所熟悉的杰尼索夫说情。将军听完罗斯托夫的话，严肃地摇摇头。

“可惜呀，可惜这么一个能干的人，把呈文给我吧。”

罗斯托夫把呈文刚交出去，把杰尼索夫的案情刚讲完，楼梯上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马刺声，于是将军离开他，向门廊走去。皇上的侍从人员从楼上下来，向马跟前走去。还是那个曾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马夫别列托尔·海涅牵来了皇上的马，这时楼梯上响起轻微的脚步声，罗斯托夫立刻认出是谁的脚步响。罗斯托夫忘记自己有被人认出的危险，跟着几个好奇的百姓向门廊挤去，于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又看见他所崇拜的依然如故的外貌、面孔、眼神、步态，他又看见那个伟大和仁慈的统一……对皇上的狂喜和热爱，又像往日一样强烈地在罗斯托夫心中复活了。皇上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服——白驼鹿皮裤子和高统靴，佩戴着罗斯托夫不认识的勋章（是荣誉团勋章），走进门廊，手臂夹着帽子，戴着手套。他停下来环顾四周，周围的一切都被他的目光照亮了。他对一位将军说了几句话。他还认出罗斯托夫从前的师长，对他微微一笑，把他叫到跟前。

所有的侍从都闪开来，罗斯托夫看见那位将军向皇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

皇上对他说了几句话，就迈步向他的坐骑走去。一群侍从和罗斯托夫也在其中的街上的人群，又向皇上挤过去。皇上站在马旁边，一只手扶着鞍子，向那位骑兵将军转过脸来，大声说，显然是让大家都听见。

“我办不到，将军，我办不到是因为法律比我更有力量。”皇上说，他一只脚登上了马镫。将军恭敬地低下头，皇帝上了马，就顺着大街疾驰而去。欢喜若狂的罗斯托夫和人群一起跟在他后面奔跑。

二十一

在皇上要去的广场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营在右首，戴熊皮帽子的法国近卫军的一个营在左首，面对面地排列着。

当皇上驰向持枪致敬的两个营的侧翼的时候，另一群骑者从对面的侧翼驰来，罗斯托夫认出为首的是拿破仑。不可能是别人。拿破仑头戴小帽，肩挎安德烈勋章绶带，身穿白坎肩，外罩敞怀的青色制服，骑着一匹极不寻常的良种灰色阿拉伯马，马鞍垫着用金线缝的猩红鞍鞯，他策马疾驰，来到亚历山大跟前，举了举帽子。罗斯托夫用骑兵的眼光观察他的动作，不能不看出，拿破仑骑马的姿势很难看，而且坐得不稳。两个营都高呼：“乌拉”和“皇帝万岁！”拿破仑向亚历山大说了句什么话。两位皇帝都下了马，挽起手来。拿破仑脸上堆出一副令人不愉快的做作的笑容。亚历山大带着和蔼的表情跟他谈话。

法国宪兵骑着马往后推挡人群，罗斯托夫不顾马踩的危险，目不转睛地注视亚历山大皇帝和波拿巴的一举一动。出乎意外使他吃惊的是，亚历山大以平等的身份对待波拿巴，波拿巴也是以平等的身份跟俄国皇帝谈话，他的态度完全泰然自若，就仿佛和皇帝在一起在他是自然的、习以为常的事情。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带着一大群侍从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右翼走去，一直走到站在那里的人群跟前。人群没有料到忽然离皇上这么近，站在前排的罗斯托夫甚至害怕他会被认出来。

“陛下，请允许我把荣誉团勋章奖给贵军最勇敢的士兵。”一个尖厉的声音说，把每一个字母都咬得很清楚。

说这话的是矮个子拿破仑，他从下往上直冲亚历山大的眼睛瞧着。亚历山大注意地谛听他的话，他低下头，愉快地微微一笑。

“授给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最勇敢的士兵。”拿破仑又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清楚，他那镇定和自信的神气，使罗斯托夫很气愤，他带着这种神情环视立正站在他面前，持枪致敬，一动不动地注视自己皇帝面孔的俄国士兵的队列。

“请陛下让我问问上校的意见。”亚历山大说，他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急急走了几步。其间，波拿巴从他那只雪白的小手上脱掉手套，把它扯破扔掉了。后面的副官赶快跑上前去把手套捡起来。

“给谁呢？”亚历山大皇帝声音不高地用俄语问科兹洛夫斯基。

“听候您的吩咐，陛下。”

皇上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环视了一下，说：

“总得答复他呀。”

科兹洛夫斯基眼神坚决地扫了一下队列，连罗斯托夫也被扫进了他的视线。

“难道是我吗？”罗斯托夫想道。

“拉扎列夫！”上校眉头一皱，发出命令；站在排头的士兵拉扎列夫雄赳赳地走出来。

“往哪儿走？就站在这儿！”几个低语的声音喝住了不知往哪里去的拉扎列夫。拉扎列夫站住了，惊恐地斜着眼瞅瞅上校，正像被叫出队列的士兵常有的情形一样，他的脸直发颤。

拿破仑微微往后回了回头，把他那胖胖的小手往后伸，好像想拿什么东西。他的侍从立刻就猜到是怎么回事，忙乱起来，互相低语，传递着一件东西，罗斯托夫昨天晚上在鲍里斯住处看见的那个少年侍卫跑向前去，恭恭敬敬向那只伸出的手俯下身来，不让它多等一秒钟，就把一枚缀有红绶带的勋章放到手上。拿破仑连看也不看，用两个指头一夹，勋章就夹进两个指头之间。拿破仑走到那个瞪着眼睛一个劲儿地只瞅自己的皇帝的拉扎列夫跟前，转脸看看亚历山大皇帝，表示他现在所做的是为了他的盟友。那只拿着勋章的白胖的小手往士兵拉扎列夫的扣子上按了一下。仿佛拿破仑知道，只要他拿破仑的手往那个士兵的胸前碰一碰，那个士兵就会永远幸福，就是得了赏赐，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拿破仑刚把那枚十字勋章贴到拉扎列夫的胸前，就松了手，向亚历山大转过身去，就好像他知道勋章应当粘到拉扎列夫的胸前。勋章果然粘上了。因为几只俄国的和法国的殷勤的手，一下子就接住勋章，把它挂到军服上。拉扎列夫面色阴沉地向那个在他身上碰了一下的手又白又胖的矮个子看了一眼，仍然一动不动地持枪敬礼，又注视着亚历山大的眼睛，仿佛他在问亚历山大：他是不是还要站着？他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或者还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没有对他下什么命令，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两位皇帝骑上马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队列解散了，和法国近卫军混合在一起坐在给他们预备的餐桌上。

拉扎列夫坐在贵宾席上；俄法两国的军官拥抱他，祝贺他，握他的手。成群的军官和老百姓拥向前去，只想看看拉扎列夫。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声和喧笑声洋溢在广场上餐桌的周围。两个军官喝得满脸通红，兴高采烈地从罗斯托夫面前走过。

“老弟，筵席不赖吧？全是银器，”一个军官说，“看见拉扎列夫了吗？”

“看见了。”

“听说明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回请他们。”

“拉扎列夫真幸运！他得到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

“弟兄们，瞧这顶帽子！”一个俄国士兵戴上法国兵的皮帽子，大声喊道。

“太好了，妙极了！”

“你听到口令了吗？”一个近卫军军官对另一个军官说，“前天是拿破仑，法国，勇敢，昨天是亚历山大，俄罗斯，伟大。一天是我们的皇上发口令，另一天是拿破仑发口令。明天皇上送一枚圣乔治勋章给一个最勇敢的法国近卫军。不能不这样呀！礼尚往来嘛。”

鲍里斯和他的同伴日林斯基也来观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宴会。在回去的路上，鲍里斯看见站在房子拐角的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你好，咱们没有碰见。”他对他说，禁不住要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罗斯托夫脸上的表情是那么阴沉、颓丧。

“没什么，没什么。”罗斯托夫答道。

“你来不来？”

“我来。”

罗斯托夫在屋角站了很久，远远地望着那些饮酒作乐的人们。他的脑海里产生了无法制止的痛苦的思绪。心中起了可怕的疑团。他时而想起杰尼索夫，想起他那改变了的表情、他的屈服，想起整个医院的情景，那些断胳膊断腿，那些肮脏和疾病。他现在竟如身临其境似的感觉到医院里死尸的气味，甚至使他向四周环顾，想弄清楚这气味是从哪里来的。他时而想起自鸣得意的波拿巴和他那只白胖的小手，他现在是受到亚历山大皇帝爱戴的一国的皇帝。锯断胳膊和腿，把人打死，究竟为了什么呢？他时而想起得到勋章的拉扎列夫和受到惩罚而得不到宽恕的杰尼索夫。他忽然发现自己有这么奇怪的想法，使他吓了一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官兵们的食物气味，再加上他饥肠辘辘，把他从这种状态中唤醒过来：在动身之前得吃点东西。他走进今天早晨他看见的一家饭店。在这里他遇见好多人和军官，这些军官跟他一样，都穿着便服，他挺费劲儿才弄到一份午餐。两个和他同师的军官和他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谈话自然涉及到和约。跟罗斯托夫同师的那两个军官，也和军中大多数人一样，对弗里德兰战役后缔结的和约是不满意的。他们说，只要再坚持一下，拿破仑就垮了，他的军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尼古拉不声不响吃东西，主要是喝酒。他一人喝了两瓶酒。内心起伏的思潮没完没了地折磨他。他害怕沉湎于这些思想，可是又不能停止不想。罗斯托夫听见其中一个军官说，一看见法国人就有气，他忽然完全无缘无故、火气挺大地喊叫起来，使两个军官感到很惊讶。

“您怎么能判断应当怎么做就好些！”他喊道，血液突然涌到他的脸上，“您怎么能判断皇上的行为，您有什么权利来评论？！我们既不了解皇上的意图，也不了解皇上的行为！”

“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提皇上啊。”那个军官辩解说，他只有用罗斯托夫喝醉酒来解释他这么发火。

但是，罗斯托夫不听他的。

“我们不是外交官，我们不过是个当兵的罢了，”他继续说，“命令我们去死，我们就得死。既然惩罚我们，那就是说，我们罪有应得，我们没有资格下断语。皇帝陛下愿意承认波拿巴皇帝，并且和他结成同盟，那就是说，必须这样做。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对什么都评论，那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那么一来，我们就会说，连上帝也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罗斯托夫捶着桌子喊道，在他的邻座看来，他的话完全不合时宜，但是，按照他的思路前后完全是一致的。

“我们的责任是竭尽职守，是打仗，而不去思考，如此而已。”他把话说完了。

“喝酒吧。”那个不想争论的军官说。

“对，喝酒吧。”尼古拉附和说。“喂！再来一瓶！”他喊道。

第三部

一

一八○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到埃尔富特再度会见拿破仑皇帝，关于这次隆重会见的壮观情景，彼得堡上流社会有很多的议论。

一八○九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两位所谓当代主宰的关系已经如此亲密，这一年拿破仑对奥地利宣战时，俄国军团竟开赴国外协助昔日的敌人波拿巴以反对昔日的盟友奥皇；上流社会甚至在谈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妹妹有结婚的可能。但是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交界除了谈论外交政策外，对国内的改革却特别注意，当时政府各部门的改革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生活，人们的真正生活，及其对健康、疾病、劳动、休息这些切身利益的关心，对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情欲的关心，——依然照常地进行着，不受同拿破仑·波拿巴在政治上的亲近或者敌对的影响，不受一切可能的改革的影响。

安德烈公爵在乡下住了两年没有出门远行。皮埃尔想做的那些田庄改革的措施，由于他总是朝三暮四，结果一无所成，而安德烈公爵毫不张扬，也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完成了这些改革的措施。

他非常富于那种为皮埃尔所欠缺的抓紧工作的本领，这种本领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推动事业前进。

在他的一处田庄里，三百名农奴被解放了（这在当时俄国是首批范例之一），在另外一些田庄里，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在博古恰罗沃村，由他出钱聘请一位有医学知识的产婆，还聘请一位神父教农民和家奴的孩子们识字。

安德烈公爵有一半时间是在童山跟父亲和还在保姆照管下的儿子那里度过的；另一半时间是在他父亲称之为博古恰罗沃修道院的田庄度过的。虽然他对皮埃尔说过，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却在热切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读了很多书，使他感到惊讶是，他发现那些刚从彼得堡、也就是刚从生活的漩涡里来访他或者访他父亲的人，对于内政、外交的情况远远没有他这个待在乡下不出门的人知道得多。

除了料理田庄，广泛阅读种类繁多的书籍之外，安德烈公爵在这期间批判地分析了我国最近两次不幸的战役，并且正在草拟改革我国军队制度和法规的方案。

一八○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前往梁赞省他儿子名下的田庄去视察，他是儿子的监护人。

他乘坐一辆敞篷马车，早春的太阳晒得他暖洋洋的，他看看刚出土的小草，看看刚抽芽的白桦的嫩叶，看看一团团在明朗的蓝天飘过的春天的白云。他什么也不想，只是愉快地毫无目的地往两边张望。

马车经过一年前他和皮埃尔在那里谈话的渡口。经过泥泞的乡村、打谷场、冬麦地、桥旁还有残雪的下坡，还经过泥土被雨水冲刷过的上坡、割过庄稼的田地以及有些地方已经发绿的灌木丛林，然后驰进两旁都是桦树林的道路。树林里几乎很热，一点风都没有。长满粘滑的绿叶的白桦树，纹丝儿不动，嫩绿的刚出土的小草和藕合色的花朵顶开去年的落叶钻了出来，桦树林里有些地方散布着矮小的枞树，它那长青的粗糙的针叶，令人不愉快地想起了冬天。马一走进树林，就开始打响鼻，身上看得出已经冒汗了。

仆人彼得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表示同意。可是，看来彼得觉得车夫的同意还不够，他在驭者座上向老爷转过身来。

“大人，多么畅快呀！”他说，恭敬地微笑着。

“什么？”

“畅快，大人。”

“他说什么？”安德烈公爵想道。“对啦，一定是说春天，”他一面想，一面往四外瞧看。“可不是嘛，全都绿了……多么快呀！桦树、稠李、赤杨，全都绿了……可是没有看见橡树。啊，那儿有一棵橡树。”

路边立着一棵橡树。它大约比林子里的桦树老十倍，粗十倍，比桦树高两倍。这是一棵有两抱粗的大橡树，有些枝杈显然早先折断过，树皮也有旧的伤痕。它那粗大笨拙、疙瘩流星的手臂和手指横七竖八地伸展着，像一个老态龙钟、满脸怒容、蔑视一切的怪物在微微含笑的桦树中间站着。只有它对春天的魅力不愿屈服，既不愿看见春天，也不愿看见太阳。

“春天，还有什么爱情，幸福！”这棵橡树似乎在说，“你们对这老一套毫无意义的愚蠢欺骗怎么不觉得厌倦呀！永远是这么一套，永远是欺骗！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也没有幸福。你们看那些被压死的枞树永远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再看看我，我伸出我的伤了皮肤、断了骨头的手指，不管手指从哪儿长出来——从背脊或者从肋部，不管从哪儿长出来，我仍然是老样子，我不相信你们那些希望和欺骗。”

在经过这片树林时，安德烈公爵好几次回头看这棵橡树，好像从它身上希望得到点什么似的。橡树下有花有草，但它在这些花草丛中愁眉苦脸，相貌丑怪，性子执拗，站着一动不动。

“是啊，它是对的，这棵老橡树一千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就让别的年轻人再去上当吧，可是我们是知道人生的，——我们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棵老橡树在安德烈公爵心中引起了一连串绝望的、然而令人愉快的淡淡的愁思。在这次旅途中，他仿佛重新把自己的一生思考了一遍，又得出从前那个心安理得的绝望的结论：他已经无所求，既不做什么坏事，也不惊扰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二

为了处理梁赞田庄监护事宜，安德烈公爵必须去见该县贵族长。贵族长就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安德烈公爵于五月中旬去访他。

已经是暮春时节。树木全换上了新装，路上尘土飞扬，天气很热，路过有水的地方，简直想跳下去洗个澡。

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考虑他见了贵族长要弄清一些什么事情。马车在花园的林荫道上驰向奥特拉德诺耶村罗斯托夫的住宅。从右边树林里传来姑娘们快乐的喊叫声，他看见一群姑娘在他的马车前面跑过大路。跑在最前头、离车最近的那个姑娘，长得非常苗条，苗条得出奇，黑头发，黑眼睛，穿一件黄印花布连衣裙，头上扎一条白手绢，手绢下面露出一绺梳得平整的头发。这个姑娘不知在喊什么，她一识出是陌生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就笑着回头跑开了。

安德烈公爵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很难过。天气这么好，太阳这么亮，周围的一切都是这么喜气洋洋；可是这个苗条、漂亮的姑娘不知道而且也不愿意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而对她个人的生活——大概是愚蠢的，然而却是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感到满足而且幸福。“为什么她那么高兴？她在想什么？该不是想军事法规，也不是考虑梁赞代役租农民的安排吧？她在想什么？她为何那么高兴？”安德烈公爵不由得好奇地问自己。

一八○九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住在奥特拉德诺耶，他仍像往常那样，几乎把全省都请来打猎，看戏，吃饭，听音乐。也像款待每一位新来的客人一样，他对安德烈公爵非常欢迎，几乎是强逼着把他留下来过夜。

安德烈公爵度过了枯燥无味的一天，这一天，两位老主人和一些最尊贵的客人（由于命名日快要来到，老伯爵家中来了很多客人）都在款待他，博尔孔斯基有好几次看年轻人中间那个不知为什么总是笑声不停的快乐的娜塔莎，他老是问自己：“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这么快活？”

晚上，剩下他一人在新地方，久久不能入睡。他看了一会书，然后熄了蜡烛，又点着，屋里护窗板是从里面关着的，空气闷热。他恼恨这个蠢老头（他这样叫罗斯托夫）强留住他，说有些必要的文件还没有从城里取回来，他也懊恼自己不该留下来。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过去想打开窗户。他刚一打开护窗板，月光仿佛久已警惕地守候在窗外，立刻闯了进来。他打开窗户。夜很凉爽，沉寂，明亮。窗前有一排修剪过的树，它的一个侧面暗黑，另一个侧面发银灰色。树下生长着多汁的、潮湿的、曲卷的、有的叶茎呈现银灰色的植物。离黑色的树木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露水闪亮的屋顶，右首有一棵枝条曲卷的、干和枝又白又亮的树，树的上面，在几乎没有星星的明朗的春天的天空中，悬挂一轮快要浑圆的满月，他臂肘倚着窗台，眼睛注视着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是中层；在他上面楼房里也有人，也没有睡。他听见上面有少女的声音。

“只要再来一次。”上面一个少女的声音说，安德烈公爵立刻听出了这个声音。

“你倒是什么时候才睡啊？”另一个声音回答。

“我不睡，我睡不着，叫我怎么办！喂，最后一次……”

两个少女的声音唱了一个乐句——一支歌结尾的一句。

“啊，多么美呀！好了，现在睡吧，结束了。”

“你睡吧，我不睡。”那个靠近窗口的第一个声音回答说。显然她整个人都探出窗外，因为可以听见她的衣裳的沙沙声，甚至听见她呼吸的声音。周围一切，就像月亮和它的光和影，寂静无声，凝然不动。安德烈也不敢动弹，怕暴露他并非有意在旁听。

“索尼娅！索尼娅！”又传来第一个声音，“咳，怎么能睡呢！你来瞧瞧，多么美呀！真的美极了！索尼娅，你醒醒吧，”她说话的声音几乎是含着泪的，“这么美的夜，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索尼娅不乐意地回答了一声。

“不，你瞧瞧月亮！……咳，真美呀！你到这儿来。亲爱的，我的好姐姐，到这儿来吧。你可知道？就这么蹲着，就这么蹲着，把膝盖抱得紧紧的，尽可能地抱紧，整个人都缩得紧紧的，——这样就会飞起来了。你瞧！”

“算了，别跌下去。”

他听见挣脱的声音和索尼娅不满意的声音：

“已经一点多了。”

“咳，你这个人只会把什么都给破坏了。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一切又寂静了，可是安德烈公爵知道她仍然坐在那儿，他时而听见轻轻的移动声，时而听见叹息声。

“咳，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呀！”她突然喊起来，“睡就睡吧！”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没有人关心有没有我这个人！”安德烈公爵在听她说话时想道，不知为什么他在盼着她提起他，但是又害怕她提起他。“又是她！好像故意似的！”他想。他心中突然引起一阵意想不到的年轻人的混乱思想和希望，这与他的全部人生观是大相径庭的，他感到无法说清自己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立刻睡着了。

三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不等女主人出来，只向伯爵告辞，就动身回家了。

安德烈公爵回去时，已经是六月初了。他又驱车进入那片桦树林，那棵疙瘩流星的老橡树曾给他以古怪的深刻的印象。比一个半月以前，在森林中铃铛响得更深沉了；到处都很丰满、浓密，到处都是绿荫；散布在桦树林中的小枞树，并不破坏整体的美，而且配合整个气氛，在毛茸茸的幼枝上长出了嫩绿的针叶。

整天都很热，不知哪儿在酝酿雷雨，可是只有不大一块乌云往道路的尘埃上和绿油油的树叶上洒了几滴雨点。左边的树林在荫影中发暗；右边湿润，光亮，在太阳下闪光，被风吹得微微摇动。正是野花盛开的季节；夜莺在歌唱，歌声此起彼伏，时远时近。

“对了，就在这儿，在这座树林里，有一棵和我意气相投的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它在哪儿？”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向道路左边看，他不自觉地欣赏起那棵他所寻找的橡树，它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那棵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它伸展着枝叶苍翠茂盛的华盖，呆呆地屹立着，在夕阳的光照下微微摇曳。不论是疙瘩流星的手指，不论是伤疤，不论是旧时的怀疑和悲伤的表情，都一扫而光了。透过坚硬的百年老树皮，在没有枝杈的地方，钻出鲜亮嫩绿的叶子，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么一棵老树竟然生出嫩绿的叶子。“这就是那棵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他心里忽然有一种春天万物复苏的喜悦感觉。他一生中那些美好的时光，一下子涌上心头。奥斯特利茨战场上高高的天空，亡妻脸上责备的表情，在渡船上的皮埃尔，受到幽美夜色感动的那个少女，还有那个夜晚和月光——所有这一切，他都想起来了。

“不，才活了三十一个年头，并不能就算完结，”安德烈公爵坚决果断地说，“光是我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是不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连皮埃尔和那个想飞到天上去的少女也都知道，要让大家了解我，我不应当只为我个人而活着，不要把我的生活弄得和大家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是要我的生活影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和我一起生活！”

安德烈公爵旅行回来后，决定秋天到彼得堡去，他为这个决定想出了各种理由。每分钟他都能想出许多非去彼得堡（甚至从军）不可的合情合理的论据。正如一个月以前，他不理解他怎么会有离开乡村的想法一样，他现在甚至不理解他从前对积极投入生活怎么会发生怀疑。他似乎明白了，如果他不把他的人生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不再度积极投入生活，他的全部经验就白白浪费了，就毫无意义了。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根据如此不足的理由，就认为如果在有了生活的教训之后，又相信自己有用，相信可以得到幸福和爱情，那就未免把自己贬低了。现在理智提示了完全相反的东西。在这次旅行之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住在乡下寂寞，以前的工作不再使他感到兴趣，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房里，站起来走到镜子跟前，久久地端详自己的脸。然后他转过身来，望着亡妻丽莎的画像，她留着希腊式卷发，温柔快活地从金色镜框里望着他。她已经不向丈夫说过去那种可怕的话，她憨厚快乐地带着好奇的样子看着他。安德烈公爵倒背两手长久地在室内踱来踱去，时而皱眉蹙额，时而微笑，他反复地思考那些不合理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像犯罪一般秘密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与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的皮埃尔、荣誉、坐在窗口的少女、老橡树、女人的美貌和爱情分不开的。每当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进来见他，他总是特别冷淡、严厉、专断，尤其令人不愉快地讲些枯燥无味的道理。

“亲爱的朋友，”玛丽亚公爵小姐往往这时走进来，说，“尼古卢什卡今天不能出去散步：天气很冷。”

“如果天气暖和，”在这样的时刻，安德烈公爵特别冷淡地回答妹妹，“那么他穿一件衬衫就行了，正因为冷，就应当给他穿暖和的衣裳，所以要做暖和的衣裳正是为了这个啊。天冷，就应当这样做，而不是当孩子需要空气时留在家里。”他说得特别合乎逻辑，就仿佛为了他内心产生的秘密的、不合逻辑的思想而惩罚什么人似的。每当这时，玛丽亚公爵小姐总是在想，脑力工作使男人变得多么冷酷无情啊。

四

一八○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到了彼得堡。这一年正是年轻的斯佩兰斯基[47]的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正是他大力推行他的改革计划的时候。就在这年的八月，皇上从马车上跌下来，跌伤了脚，他在彼得宫中住了三个星期，每天只接见斯佩兰斯基一个人。在这期间，不仅正在拟定两道十分著名和震动社会的法令——关于废除宫内官阶和关于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考试的法令，而且正在制定整部的国家宪法，这部宪法付诸实施后，将改变上至枢密院下至乡公所现存俄国的司法、行政和财政制度。现在亚历山大皇帝正在实现他在登极时所怀抱的自由主义理想，他在实现这些理想时所依靠的助手本来是：恰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和斯特罗加诺夫等，这些人被他戏称作社会救济委员会。

现在代替所有这些人的，文职方面是斯佩兰斯基，武职方面是阿拉克切耶夫[48]。安德烈公爵到达不久，他以宫中高级侍从身份，出入宫廷，参加朝觐。皇上两次见到他，而两次都没有赏他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一向就觉得，皇上不喜欢他，皇上讨厌他的面孔和他整个的人。从皇上向他投来的冷淡疏远的目光中，安德烈公爵比先前更证实了这个推测。朝臣们对安德烈公爵解释说，他不受皇上重视，是因为陛下对他一八○五年以来就不服兵役很不满意。

“我自己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我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关于亲自向皇上呈递军事法规草案一事，连想也不用想了，但问题自然会有办法的。”关于草案的事他告诉了一位老元帅——他父亲的朋友。元帅约了一个时间，和蔼地接见了他，答应将此事奏明皇上。过了几天，安德烈公爵接到通知，要他去见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在约定的那天早晨九点钟，安德烈公爵走进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

安德烈公爵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也从未见过他，但就他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并引不起他对此人的尊重。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帝陛下的心腹；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可以不用管他；既然责成他审议我的草案，那么就是说，只有他能通过我的草案。”安德烈公爵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在许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们中间等待时，心中想道。

安德烈公爵在服役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当副官，见过很多大人物的接待室，各种类型的接待室，他都很清楚。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是非常特殊的。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在等待召见的不重要的人物的脸上，有一种羞愧和卑顺的表情；在大官的脸上，共同的表情是侷促不安，但为了掩饰这种侷促不安，却装作满不在乎，装作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处境和嘲笑他们所等待召见的人。有些人沉思着走来走去，有些人交头接耳，哈哈大笑，安德烈公爵听见“西拉·安德烈伊奇”[49]这个绰号和“老头子要剋人的”这句话，老头子是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有一位将军（大人物）显然因为等得太久而感到受了屈辱，他坐在那里两条腿交换着叠起来，独自轻蔑地微笑着。

可是门一打开，所有人的脸上刹那间集中为一个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再一次请求值日官替他通报，但是值日官带着嘲笑的目光望着他说，到时候会轮到他的。在副官从陆军大臣的办公室里领进领出几个人之后，从那扇可怕的门进去一个军官，他那谦卑恭顺和诚惶诚恐的样子使安德烈公爵吃惊。这个军官的接见持续了很久。忽然从门里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呵斥声，那个军官面色灰白，嘴唇颤抖，抱着头穿过接待室走出去。

在这之后，安德烈公爵被领到门口，值日官低声说：“右首窗户跟前。”

安德烈公爵进入一间朴素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腰身长长的，脑袋也是长长的，头发剪得很短，皱纹很深，绿褐色的眼睛上面是紧锁着的眉头，通红的鼻子耷拉着。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脸来，但是眼睛不看着他。

“您有什么申请？”阿拉克切耶夫问。

“我没有什么……申请，大人。”安德烈公爵轻声说。阿拉克切耶夫把眼睛转向他。

“请坐，博尔孔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说。

“我没有什么要申请的，皇帝陛下把我的军事法规草案批转给大人……”

“让我想想，亲爱的先生，那个草案嘛，我看过，”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他的话，只是头几句话他说得亲切，接着他又不看他的脸，腔调越来越变得唠叨而且轻蔑，“您提出新的军事法规？新法规多得很，连旧的都没人执行。如今都在写法规，写比做容易。”

“我是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前来大人这儿了解一下，您打算怎样处理我呈递的那个草案？”安德烈公爵恭恭敬敬地说。

“我在您的草案上签署了意见，已经送交委员会了。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说，他站起来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份文件，“这就是。”他递给安德烈公爵。

公文纸上用铅笔从这一头到另一头写了一行字，这行字没有大写字母，没有标点，拼写错误：“毫无根据抄袭法国军事法典不必要放弃陆军条例。”

“草案交给什么委员会了？”安德烈公爵问。

“交给陆军条例委员会，我并且推荐阁下当委员。不过没有薪俸。”

安德烈公爵笑笑。

“我并不想要。”

“没有薪俸的委员。”阿拉克切耶夫重复一句。“认识阁下，我很荣幸。喂！再传！还有谁？”他向安德烈公爵躬躬身，喊道。

五

安德烈公爵在等待任命他为委员会委员的正式通知的时候，走访了一些老相识，特别是他所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和对他有用的人。他这时在彼得堡的心情，就好像在战斗前夕所感受的一样，有一种不安的好奇心折磨着他，不可抗拒地驱使他到最高统治阶层中去，那里所作的一切关系着千百万人未来的命运。从老年人的愤慨，从局外人的好奇，从当事人的慎重态度，从人们的忙忙碌碌和忧心忡忡，从他每天都要听到的数不清的委员会名称，他感觉到，在一八○九这一年，在彼得堡这个地方，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的总指挥是他所不认识的、颇为神秘的、在他心目中认为很有天才的人——斯佩兰斯基。对于他只有模糊概念的革新运动及其主要活动家斯佩兰斯基引起他强烈的兴趣，陆军法规问题很快就在他的意识中退居次要地位了。

安德烈公爵处在一个最有利的地位，他在当时彼得堡最高级的形形色色的圈子里都可以受到很好的接待。革新派欢迎他，拉拢他，第一，因为他以睿智和非常博学著称，第二，因为他解放了他的农奴，使他得到开明人士的名声。心怀不满的老一辈人，则指望他在反对革新上同情他们，因为他是老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妇女界和社交界欢迎他，因为他是一个富有、显贵的待婚男人，还由于传闻他已经阵亡和妻子的惨死，他几乎被看做带有浪漫经历光环的新奇人物。此外，所有以前认识他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在过去五年间，他有很大的进步，性情温和了，老成持重了，不像先前那样矫揉造作、骄傲自大和冷嘲热讽，现在有一种与年龄俱增的沉稳风度。人们都在谈论他，对他发生兴趣，都希望会见他。

谒见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晚上在科丘别伊伯爵家做客。他把谒见西拉·安德烈伊奇的经过告诉了科丘别伊伯爵（科丘别伊也那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也带着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接待室里所听到的那种含蓄的嘲讽意味）。

“亲爱的，”科丘别伊说，“甚至这种事情，您也不得不通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50]。他是我们的总管。我告诉您吧。他答应今晚来这儿……”

“斯佩兰斯基和陆军条例有什么关系？”安德烈公爵问。

科丘别伊笑笑，摇摇头，仿佛对博尔孔斯基的天真感到惊讶。

“前几天我对他谈到您，”科丘别伊接着说，“谈到您解放农奴……”

“哦，公爵，是您解放了自己的农奴呀？”一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老头子轻蔑地向博尔孔斯基转过身来，说。

“那是一处无利可图的小田庄。”博尔孔斯基极力把事情说得无足轻重，免得徒然惹那个老头子恼火。

“您是害怕落后。”老头望着科丘别伊说。

“有一样我不明白，”老头继续说，“如果他们都解放了，那么谁来种地啊？草拟法律倒容易，管理起来就困难了。譬如现在吧，我问您，伯爵，如果人人都得经过考试，那么谁来当各部门的首长啊？”

“由考试及格的担任，我想。”科丘别伊大腿跷到二腿上，环顾四周，说。

“比如，我手下有一个叫普里亚尼奇尼科夫的，是一个正人君子，金不换的好人，可是他已经六十岁了，难道也得去考试？……”

“是的，是有点困难，因为咱们的教育太不普及了，但是……”科丘别伊伯爵没有说完，就站起来，搀起安德烈公爵的手，向一个走进来的人迎上去。这个人个子高高的，秃顶，头发淡黄，四十来岁，前额宽阔，长长的脸，面色白得出奇。这位刚进来的人穿一身蓝色燕尾服，脖颈上挂一个十字架，左胸佩一枚金星勋章。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刻就认出了他，他心头猛然一跳，就像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常有的情形。这是由于尊敬呢，还是由于羡慕，或者由于有所期待——他不知道。斯佩兰斯基整个外表属于那种使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特殊的类型。在安德烈公爵所生活的社会中，他从未见过动作那么拙笨而且迟钝，竟然那么镇静和自信，他从未见过有谁在那半闭的、有点湿润的眼睛里，神情是那么坚定，可是又那么温和，也从未见过毫无表示的笑容竟然那么坚强，也从未听过有谁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柔声细气，不高不低，主要的，从未见过那么白净细嫩的脸，特别是那双手，虽然大了些，但是异乎寻常地丰腴、白净、细腻。安德烈公爵只见过久住医院的士兵才有这么白嫩的面皮。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国务大臣，皇帝耳目，他在埃尔富特伴驾时，曾不止一次地与拿破仑会见和谈话。

斯佩兰斯基并不像进入大庭广众的人们那样，不自觉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的脸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他也不急于说话。他说起话来声音很低，满怀着大家都在听他说话的信心，他只望着谈话对手的面孔。

安德烈公爵特别注意斯佩兰斯基的每句话和每一动作。就像一般人那样，特别像那些对别人严格要求的人那样，安德烈公爵和一个人刚见面，特别是和这位久闻大名的斯佩兰斯基刚见面，他总是期待在他身上找到完美的人类品质。

斯佩兰斯基对科丘别伊说，他没能早些来，很抱歉，因为他在宫里被人留下了。他不说皇上曾留过他。安德烈公爵看出他这种假装的谦虚。当科丘别伊向他介绍安德烈公爵的时候，斯佩兰斯基带着惯常的微笑慢慢地把眼睛转向博尔孔斯基，默默地望着他。

“我很高兴同您认识，我也像大家一样，听说过您。”他说。

科丘别伊略略叙述了一下阿拉克切耶夫接见博尔孔斯基的情形，斯佩兰斯基的笑容更开展了。

“陆军条例委员会主任马格尼茨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他把每个音节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介绍您见见他。（他停了一下）我希望您会发现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乐意促进一切合理的事情。”

在斯佩兰斯基周围立刻围了一圈人，那个讲他的下属普里亚尼奇尼科夫的老头也对斯佩兰斯基提出了问题。

安德烈公爵没有参加谈话，他在观察斯佩兰斯基的一举一动，他在想，不久前这个人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科学院的学生，而现在俄罗斯的命运就握在他的手里——那双丰腴白净的手里。斯佩兰斯基在回答老头时，他那种非常蔑视的冷静态度，使安德烈公爵吃惊。他好像是从高不可测的地方向他说些宽容的话似的。当老头开始提高嗓门说话时，斯佩兰斯基笑笑说，对皇上喜欢的事情，他不能评论是有利还是有害。

在人多的地方谈了一会儿以后，他站起来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请他到房间的另一端，显然他认为应当应酬一下博尔孔斯基。

“那位老先生谈得很起劲儿，把我给缠住了，公爵，弄得我没法和您谈谈。”他说，温和而轻蔑地笑笑，这个微笑仿佛表示，他和安德烈公爵都了解他刚才与之谈话的那些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态度使安德烈公爵感到荣幸。“我早就知道您：第一，是由于您在处理您的农奴问题方面给我们做出了第一个范例，希望有更多的人遵循这个范例；第二，关于宫中官阶的新法令曾引起很多闲言碎语，而您并不因此把自己看作受了委屈的侍从。”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家父不愿意我利用这个特权，我是从低级官衔开始服务的。”

“令尊是老一辈的人，显然比一味非难这个措施的我们这一代人站得高，其实这个措施只不过恢复了理所当然的正义而已。”

“不过我觉得，这些非难也不无道理。”安德烈公爵说，他开始感觉到斯佩兰斯基对他的影响，他极力摆脱它。他不乐意样样都和他一致：他想发表不同的意见。安德烈公爵一向言谈流畅，条理清楚，可是现在和斯佩兰斯基谈话时，却有词不达意的感觉。他太注意观察这个著名人物的个性了。

“也许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吧。”斯佩兰斯基低声插了一句。

“一部分也是为了国家。”安德烈公爵说。

“您的意思是指什么？……”斯佩兰斯基慢慢地垂下眼睛，说。

“我是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安德烈公爵说，“他的思想是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我觉得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我看来，贵族的某些权利和特权是支持这种荣誉感的手段。”

笑容从斯佩兰斯基白净的脸上消失了，这么一来，他的相貌倒好看得多了。大概安德烈公爵的想法使他发生了兴趣。

“如果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开口说，说法语显然很吃力，比说俄语慢得多，然而却十分镇静。他说，荣誉不可能支持不利于服务的特权，荣誉是不做违反道德行为的消极概念，不然就是为了获得荣誉奖赏而进行竞赛的一种原动力。

他的论据简明扼要。

“这个维持荣誉、维持竞赛原动力的制度，类似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荣誉团，对公务不惟无害，而且有益，不过不是一个阶层或宫廷内的特权罢了。”

“我不想争辩，不过不可否认，宫廷内特权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安德烈公爵说，“每一个朝臣都认为自己必须享有与他的地位相称的特权。”

“可是您不愿利用那种特权，公爵。”斯佩兰斯基说，微微一笑，表示想和和气气地结束这场使对方颇为难堪的辩论。“如果您肯赏光在星期三来看我，”他又加添一句，“我和马格尼茨基商量一下，把您可能感到兴趣的事情通知您，此外，咱们还可以更详细地谈谈。”他合上眼睛，按照法国方式鞠躬告别，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离开了大厅。

六

安德烈公爵住在彼得堡的初期，觉得自己在独居生活所形成的一些想法，完全被彼得堡的身边琐事弄模糊了。

晚上回到家里，他在记事本里记下四五处必要的访问，或者定好时间的约会。机械的生活，必须准时做到的每日安排，消耗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他什么都没做，甚至什么都没想，而且也没有时间去想，只是一味地讲述他先前在乡间已经想好的问题，而且讲述得很成功。

他有时不满意地察觉，他在同一天，在不同场所反复地谈论同一个问题。可是整天忙得他没有时间去注意他什么都没想。

星期三，斯佩兰斯基在自己家中单独接见了博尔孔斯基，跟他亲切地谈了很久，这次会见也同在科丘别伊家初次见面一样，斯佩兰斯基给安德烈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可鄙的渺小人物是那么多，他那么希望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他所追求的至美至善的活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轻易就相信，他在斯佩兰斯基身上找到了一个十分有理性、有道德的理想人物。如果斯佩兰斯基的出身和安德烈公爵一样，教养和道德观念也一样，那么博尔孔斯基就会很快发现他的弱点，发现一般人常有的非英雄的一面，可是现在这个头脑清晰、令他惊异的人，正因为不为他全然了解，更加使他肃然起敬。此外，不知是因为斯佩兰斯基欣赏安德烈公爵的才能呢，还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他笼络过来，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卖弄他那无动于衷的冷静的理性，同时用微妙的奉承讨好安德烈公爵，这种奉承结合着自负，就是说，默认对方和自己，而且只有对方和自己，能够理解所有其余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愚蠢以及自己思想的合理和深刻。

在星期三晚上长谈中间，斯佩兰斯基不止一次地说：“我们重视一切超出作为一般标准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微笑着说：“可是我们又要把狼喂饱，又要使羊安全……”或者说：“他们不懂得这个……”总是带着这样的神情：“只有咱们，您和我，咱们才懂得他们是什么人，咱们是什么人。”

这第一次和斯佩兰斯基长谈，更加强了安德烈公爵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他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个富于理智、思想周密、才智广博的人，他以全部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取得权力和利用这个权力专门为俄国谋福利。在安德烈公爵心目中，斯佩兰斯基正是他要做的那样的人，这种人对一切生活现象能够给予合理的说明，只承认合理的事物是真实的，善于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一切。在斯佩兰斯基的阐述中，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安德烈公爵不由得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他表示反对或者争辩，那只不过因为他故意要显示自己有独立的见解和不完全服从他的意见罢了。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只有一件事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舒服：这就是斯佩兰斯基的目光——它冰冷、清澈，使人看不透他的灵魂，此外还有那双白净滑腻的手——就像一般人通常喜欢看掌权的人的手那样，安德烈公爵不由得老看他的手。清澈的目光和白嫩的手不知为什么烦扰着安德烈公爵。还有使安德烈公爵吃惊而且不愉快的是他发现斯佩兰斯基对人过份藐视，以及他在论证自己的意见时所使用的方法之繁多。除了不用比喻外，他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思维方法，安德烈公爵觉得，他过于大胆地换了一个又一个。他时而站在实干家的立场非难梦想家，时而作为一个讽刺家辛辣地嘲笑他的反对派，时而论点谨严，时而忽然上升到玄学领域（最后这个论证方法是他特别常用的）。他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由这里得出反驳的论点，然后又回到争论的问题上。

总之，使安德烈公爵惊奇的斯佩兰斯基的智力特征，是对智慧的力量和合理性有着无庸置疑和不可动摇的信念。显然，斯佩兰斯基的头脑里永远不会进入那种在安德烈公爵看来极平常的思想：反正你不能把你所想的一切尽力表达出来，也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怀疑：我所想的一切以及我所信仰的一切是不是乱弹琴？正是斯佩兰斯基这种特殊的智力使安德烈公爵最为赞赏。

在与斯佩兰斯基认识的初期，安德烈公爵对他发生了狂热的敬佩，正像他曾经对波拿巴产生的感情一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甫的儿子，一些蠢人可能因为他这种卑微的出身而庸俗地瞧不起他，也的确有不少的人是这样的，由于这个缘故，安德烈公爵特别珍惜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不自觉地在他内心加强了这种感情。

博尔孔斯基在他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在谈到法典编纂委员会时，斯佩兰斯基带着讽刺的口吻对安德烈公爵说，委员会成立了一百五十年，花了数百万卢布，结果一事无成，只是罗森坎普夫在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上贴一些标签而已。

“这就是国家花掉几百万卢布所得到的全部结果！”他说，“我们想给参议院以新的审判权，但是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像您这样的人，公爵，现在不出来服公务是一种罪过。”

安德烈公爵说，做这种工作得有法律知识，可是他没受过法律教育。

“谁也没受过，那么您怎么办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从其中打开一条出路。”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公爵就任军事条例委员会委员，而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做了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个科的科长。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请求，他着手编纂民法第一部分，并且参照《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草拟“人权”章节的条文。

七

两年前，也就是一八○八年，皮埃尔巡视了庄园以后，回到彼得堡，他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领。他安排会友的宴会和丧礼，征收新会员，忙于联系各个支会和寻求真正的会约。他捐款修建大厦，尽可能补足义捐的数额，大多数会员在这上头是吝啬的，不按时交款。他几乎是独自出钱维持共济会在彼得堡建立的一所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仍像先前一样，尽情地寻欢作乐。他爱吃好的，喝好的，虽然他认为这种行为不道德，有失尊严，但是他无力拒绝他混迹其中的单身汉社会的那些娱乐。

皮埃尔终日忙乱，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过了一年，才开始觉得，他越是想在共济会这块土地上站稳，他脚下这块土地就越是往下沉。同时他觉得，他脚下这块土地陷得越深，他就更不由自主地依赖这块土地。在他刚进入共济会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脚信赖地踏上沼泽地里一块平坦的地面似的。一只脚刚踩上去，就下沉了。为了完全证实他站的地方是否坚实，又踏上另一只脚，于是陷得更深，越陷越深，不由自主地在齐膝深的泥沼里移动了。

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近来推掉彼得堡支会的事务，在莫斯科深居简出。）支会的所有会员都是皮埃尔平时认识的人，所以他很难只把他们看作会友，而不看作某某公爵，或者某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平时认识的浅薄渺小的人物。在他们会裙和会徽下面，他看见的是他们平日追求的制服和勋章。常常在募捐收入的帐上，总计十来个会员出了二十至三十卢布，大部分是欠帐，而其中有一半欠帐的人像他一样富有，每当这时，皮埃尔就想起每个会员曾经应许把一切财产都献给邻人的入会誓言，于是他心中便起了一团疑念，可是他极力摒除这种疑念。

他把他所认识的会友分作四类。他归入第一类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积极参加支会活动，不关心俗务，专门探讨秘密的教义，探讨上帝的三重称号问题，或者探讨三种元素——硫磺、水银和盐，或者探讨所罗门圣殿的方形和各种形象的意义。皮埃尔尊重这类会友，他认为大多数老会员以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属于这类会友，但是他和他们的趣味不相投。他的心思不放在共济会的神秘方面。

皮埃尔把自己以及和自己相似的会友归入第二类，这类会友在追求，在动摇，他们在共济会中还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捷径，但希望找到它。

他归入第三类的会员（这类会员最多），认为共济会无非是表面的形式和仪式，并不关心它的内容和意义。维拉尔斯基，甚至主要支会的教头都属这一类。

有很多会友，特别是近来新加入的会员，归入最后一类，第四类。据皮埃尔观察，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信仰，也没有什么志愿，他们进共济会只不过为了结交达官贵人以及年轻富有的会友，在支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皮埃尔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不满。至少就他在这里所见到的共济会来说，他有时觉得它完全建立在形式上。他并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只是怀疑俄国的共济会走错了路，背离了它原来的教义。因此，年底皮埃尔到国外去领受共济会的高级秘诀去了。

一八○九年夏，皮埃尔回到彼得堡。我们的共济会员在同侨居国外的人通信中得知，别祖霍夫在国外已经得到许多高级人员的信任，领会了很多秘密，被提升到更高的一级，并带回很多对俄国共济会有益的东西。彼得堡的会员们都来看他，巴结他，大家都觉得，他在隐藏着什么，同时又在准备着什么。

确定召开一次二级支会的庄严大会，皮埃尔答应在会上把他从共济会最高领袖那里带来的东西传授给共济会的会友。会议室坐满了人。做完例行的仪式后，皮埃尔站起来演说了。

“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红着脸，结结巴巴，手里拿着讲演稿，“关起门来奉行我们的秘诀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行动。我们都在打瞌睡，可是我们应当行动。”皮埃尔拿起笔记本，开始读下去。“为了传布纯正的真理和获取美德的胜利，”他读道，“我们应当扫除人们的偏见，传播符合时代精神的原则，负起教育青年人的责任，与最聪明的人牢固地联合起来，勇敢而慎重地破除迷信，消灭不信神现象和愚蠢行为，扶植那些忠于我们的、由于共同的目的而互相结合的、而且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人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使德行压倒罪恶，使正直的人在今世就可以由于他的德行而得到永久的奖励。可是现今的政治制度大大地妨碍我们实现这些伟大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实行革命，推翻一切，以暴力扫除暴力行不行呢？……不行，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任何强制的改革都应当受到斥责，因为人类还像现在这样，罪恶丝毫也不能根治，还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

“共济会的整个计划应当是：扶植那些因信仰一致而结合起来的、坚定的、有德行的人们，所谓信仰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全力以赴消灭罪恶和愚蠢，爱护才能和美德，从尘芥中提拔品德高尚的人，让他们加入我们的会。到那时只有我们的会才有这样的权威——无形中捆住维护混乱的人的手脚，使他们不知不觉受到控制。简而言之，必须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统治形式，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同时并不破坏世俗的制度，一切别的统治形式照常进行，只是不得妨碍本会的伟大目标实现——使德行战胜罪恶。这个目标正是基督教要求的。它教人学聪明，学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遵奉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的榜样和教诲。

“当一切陷入黑暗的时候，单是宣讲道理，当然也就够了：新发现的真理赋予它本身以特殊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多得多的更强有力的方法。受感情支配的人，现在应当在德行中发现肉欲的魅力。根除情欲是不可能的；不过应当把情欲引向高尚的目的，要使每个人在德行的限度内满足自己情欲，本会应当提供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每个国家很快就会有一批品格高尚的人，他们每个人又扶植别的两个人，这些人紧密地联合起来，到那时候，对人类的福利已经秘密地做了很多好事的共济会，就什么都办得到了。”

这篇演讲在支会里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了骚动。大多数会员认为这篇演讲有危险的光明教[51]倾向，大家对演讲的冷淡，使皮埃尔感到吃惊。教头也反对皮埃尔。皮埃尔开始发挥他的思想，劲头越来越大。很久以来没有这么热烈的集会了。分成了两派：一派非难皮埃尔，说他是光明教；另一派支持他。在这次会议上，皮埃尔第一次感到吃惊的是人类的头脑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以致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理解中都不一样。甚至和他站在一边的人，对他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带有一定的限度和改变，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因为皮埃尔主要的要求，正是要把他自己所理解的思想准确地传授给别人。

会议结束时，教头带着恶意和讽刺的口吻指责皮埃尔太急躁，并且说他在争论中主导他的东西不是对德行的爱好，而是对争斗的热衷。皮埃尔没有辩驳，只是简短地问是否采纳他的建议，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于是皮埃尔不等举行例行的仪式，就走出支会，坐车回家了。

八

皮埃尔又陷入他最害怕的苦闷中。他在支会发表演说后，一连三天在家里躺在沙发上，不接待任何人，也不到任何地方去。

在这期间他接到妻子一封信，她恳求见见他，她说她想念他，愿意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他。

在信的结尾，她通知他，她几天之内就从国外回彼得堡。

紧跟着这封信，一个最不受他尊敬的会友闯进来见离群索居的皮埃尔，当谈到皮埃尔的夫妇关系时，这个人发表了一通意见作为会友的规劝，他说，皮埃尔苛待妻子是不对的，他不宽恕悔过的妻子是违反共济会的首要戒律。

正在这时，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夫人，派人来请他，求他哪怕去见她几分钟也好，因为有极端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皮埃尔看出有人对他施展阴谋手段，想让他和妻子团圆，这在他目前所处的境况来说，也未尝不可。他什么都无所谓：皮埃尔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由于目前他受到心情郁闷的影响，以致使他既不重视自己的自由，也不重视非惩罚他的妻子不可的那股劲头了。

“谁都不对，谁都没有错，因此，她也没有错。”他想道。如果说皮埃尔没有立即同意和妻子复婚，那不过是由于他目前心情抑郁，使他无力做出任何决定。如果他的妻子来了，他也不会把她赶走。比起萦绕皮埃尔心头的事情，和妻子同居也好，不同居也好，难道不都是一样吗？

皮埃尔没有答复妻子，也没有答复岳母，在一天深夜里整装出发，到莫斯科找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了。以下是皮埃尔的日记。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我刚从恩师那里回来，赶快把我在他那里的感受写下来。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过着贫苦的生活，三年来患着痛苦的膀胱病。从来没听见他哼一声，也没听见他有怨言。从清早到深夜，除了吃最简单的食物以外，他都在研究学术。他亲切地接待我，让我坐在他睡的床上；我向他打东方和耶路撒冷武士的手势，他也以同样的手势回答我，并且带着温和的笑容问我在普鲁士和苏格兰支会学了些什么，有什么收获。我把我所知道的都给他讲了，并且告诉他我在我们的彼得堡支会上提出的那些原理、我所遭到的冷遇，以及我和会友们的决裂。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默默地想了很久，然后他把他对这一切的看法告诉了我，他的观点立即照亮了我过去的一切，以及摆在我面前的全部的道路。他使我吃了一惊，问我可记得本会的三个目的：一，保守和了解秘密；二，为了领悟它，净化和完善自己；三，力求自我净化以达到完善全人类。这三条中哪个是首要的目的呢？当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净化了。只有在追求这个目的中，我们才能永远不受环境的影响。可是正是这个目的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由于骄傲而忽略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要么去钻研秘密，但由于我们的不纯净而不配去了解秘密，要么我们去从事人类的完善，而我们自己却是卑鄙和放荡的坏典型。光明教之所以不是纯洁的教派，正因为它热衷于社会活动和骄傲得了不得。根据这个道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指摘我的演说以及我的全部活动。我在内心深处同意他的意见。当话题谈到我的家庭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的主要责任，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乃在于自我完善。我们常常想，摒除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我们就会更快地达到目的；其实相反，先生，只有在尘世的纷扰中，我们才能达到三个主要的目的：一，自知，因为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三，获得主要的德行——爱死亡。只有人生的无常才能向我们展示人生的虚妄，并且能够促使我们对死亡和对获得新生的自然爱好。’这些话格外令人觉得说得好，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在肉体上忍受极大的痛苦，可是他从来不觉得生活是累赘，虽然他内心世界非常纯洁高尚，可是他并不觉得他对死亡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恩师对我解释了宇宙大四方形的全部意义，并且指出三和七两个数目是万物之源。他劝我不要脱离彼得堡会友，劝我只担任次等职务，尽力使会友们戒除骄傲，引导他们走上自知和自我完善的真实道路。此外，他忠告我首先要注意自己，为此他送我一个笔记本，今后我要把我的一切行为都记在这个本子上。”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居了。岳母眼泪汪汪地来见我，她说海伦在这里，求我听她一句话，又说她是无辜的，我的遗弃使她很痛苦，以及许多别的话。我知道，只要让我看见她，我就无力拒绝她的要求。我感到为难，不知道找谁帮助我，给我以忠告。如果恩师在这里，他会告诉我的。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翻阅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件，我想起我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结论：我不应当拒绝一个请求的人，对任何人都应当伸出援助的手，何况是对一个和我的关系如此密切的人，我应当背负我的十字架。如果说，我宽恕她是为了道德的目的，那么，就让我和她的结合只有一个精神的目的。我这样决定了，也是这样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写的信。我对妻子说，请她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有什么对不住她的地方，请她原谅，而我没有什么要宽恕她的。我这样对她说，使我感到高兴。就让她不知道，重新和她见面使我多么痛苦。我在这所大宅子的楼上住下，正在体验一种新生的幸福。”

九

正像历来那样，当时聚在宫廷中和大型舞会中的上流社会人士，分成若干各有自己特色的小圈子。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法兰西小圈子，也就是以鲁缅采夫伯爵和科兰库尔[52]为首的所谓拿破仑同盟。海伦和丈夫在彼得堡刚住下来，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占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法国大使馆的官员以及许许多多属于这一派的以其智慧和礼貌著称的人士，都来拜访海伦。

海伦在埃尔富特时，正碰上两国皇帝在那里会晤，她在那里同欧洲所有亲拿破仑的达官贵人都发生了联系。她在埃尔富特赢得了辉煌的成功。拿破仑本人在剧院里注意到她，打听她是谁，对她的美貌颇为欣赏。她作为一个风度优雅的美人而获得成功，并不使皮埃尔惊奇，因为她一年比一年变得更美了。使他惊异的是，最近两年来，他的妻子竟然得到了“又聪明又美丽的可爱女人”的名声。有名的德利涅公爵[53]给她写了八页的长信，比利宾在收集警句，为了在别祖霍娃伯爵夫人面前第一次说出来。在别祖霍娃客厅受到接待，被认为是头脑聪明的证明；年轻人在赴海伦的晚会之前，要博览群书，为了在她的客厅里有话可谈；大使馆的秘书们，甚至大使们，都把外交秘密告诉她，因此海伦形成了一种势力。皮埃尔知道她是很愚蠢的，他有时参加她那谈论政治、诗歌和哲学的晚会和谈话会，他总是怀着困惑和惧怕的奇怪感觉。他在这些晚会上所体验的感觉，就像魔术家每次表演时都怕自己的骗术随时都有被戳穿的可能的那种感觉。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主持这种客厅正需要愚蠢呢，还是因为受欺骗的人在这种骗术中找到了乐趣，反正骗术始终没有被揭穿，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所享有的又可爱又聪明的女人的声誉毫不动摇，她可以讲一些最俗不可耐和最愚不可及的话，大家仍然对她的每一个字都叹为观止，从其中寻求连她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深奥意义。

皮埃尔正是这么一颗辉煌的交际明星所需要的丈夫。他是一个精神恍惚的怪人，是贵族大老爷式的丈夫，他不妨碍任何人，不仅不破坏客厅的高贵气派，而且由于他不同于妻子的优雅委婉的风度，反而使她得到了有利的衬托。近两年来，由于皮埃尔的兴趣集中在抽象问题的研究，对其他一切都由衷地蔑视，结果使他在他不感兴趣的妻子的交际场中养成一种漠不关心、随随便便和对一切人都宽厚相待的态度，他这种态度不带丝毫矫揉造作，所以不禁令人肃然起敬。他像去看戏似地进入妻子的客厅，他认识每个人，对每个人都表示同样的高兴，对每个人也表示同样的淡漠。有时他参加他感觉兴趣的谈话，他不考虑有无大使馆的先生们在场，就口齿不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这些意见与当时谈话的调子完全不合拍。但是，对这位彼得堡最出色的女人的怪物丈夫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所以谁也不认真地看待他的奇谈怪论。

自从海伦从埃尔富特回来以后，每天到她家来的年轻人中间，官运亨通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是别祖霍夫家中最亲密的常客。海伦叫他我的少年侍从，把他看作孩子。她对他的微笑，跟对别人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皮埃尔看见她那微笑，有时感到很不舒服。鲍里斯对皮埃尔很恭谨，神色庄重而抑郁。这种尊敬的意味也使皮埃尔不安。三年前，妻子给他的侮辱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他设法避免这种侮辱，避免的方法是：第一，他不承认自己是妻子的丈夫；第二，他不允许自己猜疑。

“不会的，她现在已经是女学者了。那些往日的迷恋，永远不会重演了，”他对自己说，“女学者醉心恋爱，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他老对自己重复这条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然而使他深信不疑的定理。可是说来奇怪，只要鲍里斯在妻子的客厅出现（他几乎经常在那里），皮埃尔身上就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应：他的手脚就好像被捆绑起来，感到行动不自然和不自由。

“多么奇怪的厌恶感觉，”皮埃尔想道，“先前我甚至很喜欢他呢。”

在上流社会的眼中，皮埃尔是一个贵族大老爷，是有名的妻子的盲目而且可笑的丈夫，聪明的怪物，无所作为、但对任何人都无害的老好人。最近这段时期，在皮埃尔心灵中正在进行艰苦复杂的思想活动，这使他得到很多教益，也引起很多精神上的怀疑和喜悦。

十

他继续写日记，下面就是他近来的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床，读《圣经》，然后去上班（皮埃尔听从恩师的劝告，已经在一个委员会服务），回家吃午饭，一个人吃（伯爵夫人那儿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客人），饮食适度，饭后为会友们抄几段经文。晚上到伯爵夫人那儿，讲了关于Б.某的可笑的故事，直到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不该讲这个故事。

我怀着幸福、平静的心情就寝。伟大的主啊，帮助我走你的路吧：一，用冷静和耐性战胜愤怒；二，用克制和厌恶战胜淫欲；三，远离尘世，但不逃避（甲）国家公务，（乙）家庭事务，（丙）朋友关系和（丁）经济事务。”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晚了，醒来人还发懒，在床上躺了很久。我的上帝，帮助我，使我坚强起来，让我能够走你的路吧。读《圣经》，但是缺乏应有的感情。会友乌鲁索夫来了，我们谈论尘世的空虚。他提到皇上的新计划。我刚开始责难，但是想起我的戒律和我们恩师的话：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当国家需要他时，他应当是一个热心的事业家，当国家没有召唤他时，他就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会友Г.В.和О.来访，对于接受一个新会友进行了磋商。他们责成我当训导师。我觉得自己还很差，不配。然后谈起圣殿七柱和七级的解释：圣灵的七学、七德、七恶和七惠。会友О.很有辩才。晚上举行了入会礼。会所布置得很壮观。被接纳入会的是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我是他的介绍人，又是他的训导师。当我和他单独在一间黑暗的圣堂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情使我很不安。我发现我对他怀有仇恨，我极力克服这种感情，但是克服不了。因此我很想真的把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他引上真理的道路，然而对他的恶意却挥之不去。我觉得他入会的目的不过是想接近一些人，想得到我们支会会员的赏识罢了。我怀疑他的根据是，他几次问到N.和S.是不是我们支会的会员（我不能答复他这个问题），此外，据我的观察，他对我们的圣会不可能怀有敬意，他太讲究外表，而且满足于外表，以致没有精神改善的要求，除此以外，并没有更多的根据；但是我总觉得他缺乏诚意，我和他面对面站在黑暗的圣堂里的时候，我老觉得他对我的话报以轻蔑的微笑，我蛮想用我手中对准他的剑真的刺进他那袒露的胸膛。我不能去说服他，也不能对会员们和大会头坦率地说出我的猜疑。伟大的造物主，帮助我找到脱离谎言迷宫的真正道路吧。”

在这后面，日记中留了三页空白，然后写道：

“我单独和会友В.作一次有益的长谈，他劝我跟会友А.保持联系。虽然我不配，我却受到很多教益。阿多奈是创世者的名字。埃洛因是万有统治者的名字。第三个名字是说不出的名字，它的意义是万有。同会友В.的谈话使我在德行的路上增添力量，振奋精神，怀有信心。在他面前没有怀疑的余地。我明白了贫乏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我们神圣的包罗万象的教义之间的区别。人文科学为了理解而把一切都分割开来，为了研究而把一切都弄得七零八碎。在我们的圣学中，万有是统一体，要从其总体和生活中认识它。三位一体，是物质的三元素——硫磺、水银和盐。硫磺具有油与火的性质；它以其火力与盐相结合，便引起盐的强烈欲望，由于有了这种欲望就吸引水银，捉住它不放，于是共同生出每件其他物体。水银是流动的、容易飞散的精神元素——基督，圣灵，他。”

“十二月三日。

醒得很晚，读《圣经》，但缺乏感情。然后到大厅里，在那里来回踱步。我想思考一下，然而却想起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决斗后，多洛霍夫先生在莫斯科碰到我，他对我说，他祝我身心安泰，虽然太太不在这里。当时我没有理他。现在我回忆起那次会见的细节，我在心中对他说出最恶毒的话和最刻薄的回答。当我发现自己又在暴怒，这才醒悟过来，赶走了这种思想。但对这件事并没有充分忏悔，后来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来了，讲了一些冒险故事。从他一进门，我就不高兴他的来访，我对他说了不中听的话。他顶了我一句。我火了，对他说了一大堆不愉快的甚至粗暴的话。他不吭声了，我立刻清醒过来，可是已经太晚了。我的上帝，我简直不会跟他相处。原因是我的自尊心太强。我把自己看得比他高，所以显得自己比他更坏，因为他宽恕我的粗暴，而我相反地瞧不起他。我的上帝，恩赐我吧，使我在他面前更多地看到自己的坏处，使我的行为能给他益处。饭后，我睡了一觉，当我刚要入睡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一个声音对着我的左耳说：‘你的一天’。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黑暗中走路，忽然我被一群狗包围起来，但是我毫无畏惧；忽然一条不大的狗咬住我的左大腿不放。我用两只手掐它的脖子。我刚把它摆脱掉，另外一条更大的狗咬我。我把它举起来，可是越举得高，它就越大越重。会友А.忽然来了，挽起我的手领着我走，把我领到一座大厦前面，要通过一条窄窄的木板才能走进大厦。我踏上木板，可是木板变了，塌了，我开始往围墙上爬，两只手勉强才够着围墙。然后我费了很大的劲想翻过去，结果身子翻了过去，两条腿还悬在另一边。我环顾一下，看见会友А.站在围墙上，他指给我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和一座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壮丽宏伟的大厦。我醒了。主啊，伟大的造物主啊！帮助我摆脱掉这些狗——各式各样的情欲，特别是摆脱掉那条把先前那些狗的力量聚于一身的狗，帮助我进入我在梦中亲眼看见的那座道德的圣殿。”

“十二月七日。

我梦见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我家里，我很高兴，想款待他。仿佛我没完没了地同旁人闲谈，我忽然想起他可能对这不高兴，我想亲近他，拥抱他。但是一接近他，我看见他的脸变样了，变得年轻了，他对我低声讲本会的教义，声音轻得我听不清楚。然后我们都从屋里出来，于是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他对我说了点什么。我仿佛很想让他知道我的感情，我不去听他的话，开始想象我内心的情况，以及上帝赐给我的恩惠。我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他注意到这个，我很满意。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谈话，恼怒地看了看我，跳起身来。我胆怯了，问他刚才是不是在说我；但是他不回答，只是对我做了一个和善的表情，随后我们忽然来到我的卧室里，那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他躺在床边上，我非常想和他亲热一下，也想躺在那里。他仿佛问我：‘老实告诉我，您的主要癖好是什么？您可知道？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我被问得不知所措了，我说懒惰是我主要的癖好。他不相信地摇摇头。我更慌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虽然照他的劝告和妻子同居，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妻子的丈夫。他对这一点表示反对，他说不应当使妻子受不到温存，他使我认识到那是我的义务。但是，我回答说，我羞于那样干；于是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我醒了，记起《福音书》里的话：‘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54]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显得年轻而且光亮。今天收到恩师的信，他在信中提到夫妻的义务。”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心头仍在突突地跳。我梦见我在莫斯科家里的大起居室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客厅里走出来。我立刻看出他完成了重生的过程，我跑过去迎接他。我吻他的手，他说：‘你有没有注意我的脸变样了？’我继续拥抱他，看了看他，我仿佛看见他的脸变得年轻了，但是没有头发，而面容完全不同了。我对他说：‘要是我偶然遇见您，我会认出您的，’可是我又在想：‘我说的是实话吗？’我忽然看见，他像一具僵尸似的躺在那里；后来他渐渐苏醒过来，和我一起走进一间大书房，他手里拿着一本用图画纸装订的大书。我说：‘这是我画的。’他点了点头回答我。我把书打开，书里每一页都有美丽的图画。我知道这都是画的灵魂跟它爱人的恋爱故事。我仿佛看见书里有一幅美丽的少女画像，她穿着透明的衣衫，身体也是透明的，正在向云端飞翔。我知道这个少女不过是《雅歌》的象征。我一面看这些图画，一面觉得我正在做坏事，可是我的眼睛离不开这些图画。主啊，帮助我吧！我的上帝，假如你主动抛弃我，那就听你的便吧；假如是我自己造成的原因，那就请你教导我应当怎么办。假如你完全抛弃我，那我就要因荒淫而灭亡。”

十一

罗斯托夫家在乡下住了两年，在这期间，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见好转。

虽然尼古拉·罗斯托夫拿定主意在默默无闻的团队继续当一名小军官，花费比较节省，但是在奥特拉德诺耶过的是那样的生活，特别是米坚卡那样处理事情，弄得债务逐年不断增加。老伯爵显然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担任一份公差，于是他就到彼得堡去谋事；如他所说，一面谋事，一面最后一次让姑娘们寻寻开心。

罗斯托夫家到彼得堡不久，贝格就向薇拉求婚，他的求婚被接受了。

罗斯托夫家虽然在莫斯科属于上流社会，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也不考虑他们是属于哪个社会，可是在彼得堡他们的交游相当庞杂而且不固定。在彼得堡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外省人，而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社会的，在莫斯科都曾受到罗斯托夫家的款待。

罗斯托夫家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好客，他们的餐桌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奥特拉德诺耶的邻人，境况欠佳的老地主及其女儿们、宫廷女官佩龙斯卡娅、皮埃尔·别祖霍夫，以及在彼得堡当差的县邮局局长的儿子，等等。在男客里面，鲍里斯、皮埃尔、贝格很快成为罗斯托夫在彼得堡家中的常客；皮埃尔是老伯爵在街上碰到后硬拖到家里来的，贝格整天待在罗斯托夫家，他对薇拉伯爵小姐表现了一个有意求婚的年轻人所能表现的那种殷勤。

贝格把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受伤的右手给每个人看，用左手扶握着完全无用的军刀，他这样做倒也没有白费。他是那么执著而且意味深长地对每个人讲这件事，人人都认为他做得对，做得好，而贝格由于奥斯特利茨战役得到两枚勋章。

在芬兰战争[55]中，他也立了功。榴弹打死了总司令身边的一名副官，他拾起一块榴弹碎片，拿着去见他的长官。也像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一样，他对每个人都讲这件事，讲得冗长而且不厌其烦，使得每个人都相信应当那样做，——于是他因为参加芬兰战争又得到两枚勋章。一八○九年他是佩戴几枚勋章的近卫军大尉，而且在彼得堡兼任几个特别肥美的差事。

虽然有些自由派的人，在听到贝格的功绩时，微微一笑，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贝格是一名勤恳、勇敢、得到上级赏识的军官，而且是一个前程辉煌、甚至社会地位巩固的、品行端正的青年。

四年前，在莫斯科一家剧院里，贝格碰见一个也是德意志籍的同事，他向这位同事指着薇拉·罗斯托娃用德语说：“她将要做我的妻子。[56]”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娶她。现在在彼得堡，他衡量一下罗斯托夫家的和自己的经济地位，他认为时机到了，于是提出了求婚。

起先，人们对贝格的求婚曾抱着对求婚者颇不光彩的疑心。一个利沃尼亚地方无名小贵族的儿子，竟然向罗斯托娃伯爵小姐求婚，起初未免令人奇怪；可是贝格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是：他那自私自利表现得那么天真，那么憨厚，使得罗斯托夫家的人们不由地觉得，既然他本人有这么大的信心，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件大好事，那么这一定是一件好事。况且罗斯托夫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妙，求婚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并且主要的，薇拉已经二十四岁了，到处都露过面，虽然她的确长得好看而且通情达理，但是从来没有人向她求过婚。所以就同意了。

“您要知道，”贝格对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把这个人叫作朋友，仅仅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得有个朋友，“您要知道，我通通都考虑到了，如果我不把一切都算计好，如果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是不会结婚的。现在的情形正相反，我爸爸和妈妈现在生活已经有了保障，我在波罗的海边区给他们安排好了地租[57]，我在彼得堡靠我的薪俸，靠她的财产、靠我省吃俭用，就过得去了。可以过得挺好。我不是为了金钱而结婚，我认为那是不正派的，但是妻子应当带来她的一份，我也添上我的一份。我有公务，她有社会关系和一笔小小的财产。这在当今时代不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主要的，她是一个又美丽又可敬的姑娘，并且爱我……”

贝格脸红了，笑了笑。

“我也爱她，因为她懂得人情世故，性格好极了。她那个妹妹，一母所生，就全然两样，性格令人不愉快，头脑也不行，她是那么个劲儿，您知道吧？……令人不愉快……可是，我的未婚妻……将来您到我家里去……”贝格继续说，他本来想说“吃饭”，但是改变了主意，却说了“喝茶”，然后很快用舌头顶出一个充分体现他的幸福梦想的小烟圈。

贝格的求婚在双亲心中最初引起惶惑不解的感觉之后，家中就开始出现每逢遇到这种事情常有的节日欢乐气氛，但是欢乐不是真诚的，而是表面的。家人对于这桩婚事，显然有一种惶惑不安和惭愧的心情。好像他们为了过去不怎么爱薇拉，现在又这么巴不得赶快脱手，而觉得过意不去似的。最感到不安的是老伯爵。他也许说不出他不安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就是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确不清楚他还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债务，他能给薇拉什么陪嫁。当女儿出生时，给每个女儿都预备了带有三百农奴庄子的陪嫁；可是现在一处庄子已经卖掉了，另一处抵押出去了，并且已经过了赎回的期限，也非卖掉不可，因此陪送田庄就不可能了。又没有现钱。

贝格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未婚夫了，离婚期只剩一个星期了，可是伯爵还没有解决陪嫁的问题，也没有跟妻子商量。伯爵有时想把梁赞的田庄给薇拉，有时想卖掉森林，有时又想贷款。在婚期的前几天，贝格一大早走进伯爵的书房，满脸堆出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未来的岳父告诉他，薇拉伯爵小姐有什么陪嫁。伯爵被这久已预感到的问题弄得非常狼狈，他不假思索就脱口说出首先想到的话。

“你这么关心，叫我高兴，我高兴，会叫你满意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贝格的肩膀，想中断这场谈话。但是贝格笑嘻嘻地解释说，如果他不确切地知道给薇拉什么陪嫁，预先没有拿到准备给她的陪嫁中的哪怕一部分，那么，他就不得不退婚了。

“伯爵，请您考虑一下，这是因为：如果我没有一定的资产来维持我妻子的生活，现在就贸然结婚，那我的行为就太可鄙了……”

最后谈的结果，伯爵想做得大大方方，不愿意再听到什么新的要求，就答应给八万卢布的期票。贝格温和地笑笑，吻了吻伯爵的肩膀，他说他非常感谢，但是，如果拿不到三万现款，他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新的生活。

“至少两万，伯爵，”他又添了一句，“开六万的期票就行了。”

“好，好，就这么办，”伯爵连忙说，“不过，请你原谅，亲爱的朋友，两万现款，我给，另外我还给八万的期票。就是这样，吻我吧。”

十二

娜塔莎十六岁了，这是一八○九年，也就是四年前和鲍里斯亲吻之后她扳着指头数到的这一年。从那时起，她一次也没见过鲍里斯。在索尼娅和母亲面前谈起鲍里斯的时候，她像谈久已过去的事，满不在意地说，从前的一切都是孩提的事，不值得一提，早就忘记了。但是，在她内心最隐密的深处，关于她向鲍里斯发出的誓言是儿戏呢，还是认真的有约束力的许诺，却是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

鲍里斯自从一八○五年从莫斯科去军队以后，他跟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没见过面。他有好几次回莫斯科，从奥特拉德诺耶不远的地方路过，但是一次也没有到罗斯托夫家里去。

娜塔莎有时在想，他不愿见她，当长辈提到他时，口气是那么伤感，这更证实了她的猜想。

“如今都不把老朋友记在心上了。”一提起鲍里斯，老伯爵夫人就这么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近来很少去罗斯托夫家，她好像特别拿起架子来了，她一谈起儿子的好处和他那光辉的前程，就眉飞色舞，感激不尽。罗斯托夫来到彼得堡后，鲍里斯就去拜望他们。

他去他们那里，内心不无激动。对于娜塔莎的回忆，是鲍里斯最富有诗意的回忆。但是，他拿定主意要在这次拜访中让她和她的双亲明确无误地感觉到，他和娜塔莎儿童时代的关系，无论是对她，还是对他都不可能是一种约束。凭着他和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他在社交界地位辉煌，又凭着一位完全信任他的重要人物的保护，他在军界也是地位显赫，他已经胸有成竹：要与彼得堡最富有的姑娘结婚，实现这个计划完全不成问题。当鲍里斯走进罗斯托夫家的客厅的时候，娜塔莎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一听说他来了，脸就绯红了，她几乎是跑着进了客厅，她那过分亲切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鲍里斯记忆中的娜塔莎，还是四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样子：身穿短短的连衣裙，发绺下面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孩子气的大笑，所以，当一个完全不同的娜塔莎进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起来，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表情。这种表情使娜塔莎很高兴。

“怎么，还认得你那小朋友——淘气鬼吗？”老伯爵夫人说。鲍里斯吻了吻娜塔莎的手，他说，她变得使他吃惊。

“您漂亮起来了！”

“那还用说！”娜塔莎含笑的眼神这样回答。

“爸爸见老吧？”她问。娜塔莎坐下来，不参加鲍里斯和伯爵夫人的谈话，她静静地从头到脚仔细打量她童年时代的追求者。他感到执著而亲热的目光的压力，时而望她一眼。

鲍里斯的制服、马刺、领带、发式——所有这一切都是最时兴的，而且是非常体面的。娜塔莎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在伯爵夫人近旁微微侧着身子坐在扶手椅里，用右手整理紧套在左手上的最洁净的手套，特别文雅地抿着嘴，谈论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娱乐，用温和的嘲弄口吻回忆莫斯科的陈年旧事和莫斯科的熟人。娜塔莎觉得，他在谈所谓最高级贵族的时候，提到他曾经参加某大使的舞会，以及赴NN.和SS.的邀请，都不是没有用意的。

娜塔莎始终静静地坐在那里蹙眉看他。这个眼神越来越使鲍里斯不安和窘迫。他更加频繁地转脸看娜塔莎和中断谈话。他坐了不到十分钟，就站起来告辞了。望着他的，依然是从前那双好奇的、挑逗的、微含讥笑的眼睛。在这第一次拜访之后，鲍里斯对自己说，娜塔莎仍然像从前一样令他神往，可是他不应当做感情的奴隶，因为跟这么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姑娘结婚，就会毁掉自己的前程，而如果目的不在结婚而恢复从前的关系，那是卑劣的行为。鲍里斯决心避免跟娜塔莎见面，可是，虽然下了这个决心，过了几天他又去了，并且渐渐地去得更勤了，整天地在罗斯托夫家里度过。他觉得他必须向娜塔莎解释一番，告诉她过去的事应当忘记，不管怎么说……她不能成为他的妻子，他没有财产，他们永远不会把她嫁给他的。但是他总也没有作成，不好意思张口作这样的解释。他一天天地越来越陷得难以自拔。在母亲和索尼娅看来，娜塔莎依旧爱鲍里斯。她唱他喜爱的歌给他听，拿她的纪念册给他看，逼他在上面题字，不让他提过去的事，只许他说现在是多么美好；他每天都是恍恍惚惚地离开那里，没有说出他要说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而来，会有什么结果。鲍里斯不到海伦那里去了，每天都接到她的责难的短简，可是他仍然整天在罗斯托夫家里度过。

十三

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戴着睡帽，穿着睡衣，没有戴假发，一小撮可怜的发髻，在白棉布睡帽下面露着，她叹着气，咳咳呛呛地清嗓子，在一小块地毯上跪拜祈祷，这时只听吱吜一声门响，娜塔莎赤脚穿着便鞋跑进来，她也是穿着睡衣，头上扎着卷发纸。伯爵夫人转脸看了看，皱了皱眉头。她正在念最后一句祈祷词：“难道我的床就是我的坟墓吗？”她的祈祷情绪被破坏了。娜塔莎红着脸，兴致勃勃，她一见母亲在祈祷，就突然停住脚步，身子往下一蹲，不由得伸了伸舌头。好像吓唬自己似的，她看见母亲还在祷告，就踮着脚尖跑到床前，敏捷地用一只小脚蹭另一只小脚，把鞋子甩掉，纵身跳到伯爵夫人害怕成为她的坟墓的床上。这张床很高，铺着羽绒褥子，上面有五个一个比一个小的枕头。娜塔莎跳上去，陷到羽绒褥子里，滚到墙边，拉起被子蒙住头，把膝盖曲到下巴颏，踢打着两只脚，几乎笑出声来，她时而把头蒙起来，时而露出头来看看母亲。伯爵夫人做完了祷告，走到床前，脸上摆出严肃的表情；但是她一见娜塔莎蒙着头，就露出和善的微微的笑容。

“哎，哎，哎。”母亲说。

“妈妈，咱们谈一件事，好不好？”娜塔莎说，“来，亲亲你的脖颈，再亲一下。”于是她搂着母亲的脖子，在下巴颏下面吻了又吻，娜塔莎对母亲表面很粗鲁，其实她感觉敏锐，动作灵活，她不论怎样搂抱母亲，从来不会把母亲弄痛，也不会惹得她不愉快或者使她觉得难为情。

“今儿要谈什么呀？”母亲枕好枕头，等娜塔莎翻了两下身，把手伸出来，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和她并排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说道。

趁伯爵还没有从俱乐部回来，娜塔莎夜间来玩，是母女二人最大的乐趣。

“今儿要谈什么？我得告诉你……”

娜塔莎用手捂着母亲的嘴。

“谈谈鲍里斯的事……我知道，”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正是为这来的。您别说，我知道。不，您告诉我！”她放开了手，“您告诉我，妈妈。他可爱吗？”

“娜塔莎，你十六岁了，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结婚了。你说鲍里斯可爱。他非常可爱，我像爱儿子一样爱他，可是你要怎么样呢？……你是怎么想的？你完全把他迷住了，这个我是看得出的……”

说到这里，伯爵夫人瞧了女儿一眼。娜塔莎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直瞅着床角红木雕刻的狮身人面像，因此母亲只看见女儿的侧面。她脸上那副特别严肃，特别专注的神情，使伯爵夫人吃惊。

娜塔莎一面听，一面凝思。

“那又怎样呢？”她说。

“你完全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何必呢？你要他怎样呢？你要知道，你是不能同他结婚的。”

“为什么？”娜塔莎仍然不改变姿势，说。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穷，因为他是一个亲戚……因为你自己并不爱他。”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这样不好，我的孩子。”

“可是，如果我要……”娜塔莎说。

“别瞎说……”伯爵夫人说。

“可是，如果我要……”

“娜塔莎，我跟你说正经的……”

娜塔莎不让她说完，就把伯爵夫人的大手拉过去，先吻手背，然后吻手心，然后又翻过来吻上边手指的关节，然后吻关节与关节之间的地方，然后又吻上边的关节，口中念念有词：“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您说呀，妈妈，您干吗不吭声了？说吧。”她一面说，一面转过脸来看母亲，而母亲温柔的目光也正在看女儿，仿佛由于这种凝视，她已经忘记她想要说的一切。

“这不行，我的好孩子，你们童年时代的关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在常来咱家的别的年轻人眼中，看见他和你这么亲密，可能对你有不好的看法，主要的，何苦叫他受罪。也许他已经找到合适的对象，有钱的姑娘；可是现在他发了疯啦。”

“他疯了？”娜塔莎重复一句。

“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故事，我有一个表兄……”

“我知道——基里拉·马特维奇，不过他是个老头子。”

“他并不是从来就是老头子。你听我说，娜塔莎，我要跟鲍里斯谈谈。叫他不要来得这么勤……”

“既然他欢喜来，为什么不叫他来？”

“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您怎么会知道呢？不，妈妈，您别对他说。那像什么！”娜塔莎说，她那腔调就像有人要夺去她的财产似的，“好吧，我不同他结婚，就让他来吧，既然他高兴，我也高兴。”娜塔莎笑容满面望着母亲。

“不结婚，就这个样儿。”她又说一遍。

“就怎么个样儿啊，我的孩子？”

“就这个样儿。不结婚好得很，不过……就这个样儿。”

“就这样，就这样。”伯爵夫人重复说，她笑得全身震动，那笑声是和善的、突然爆发的老太太的笑声。

“得了，得了，别笑啦，”娜塔莎喊道，“整个床都颤动了。您太像我了，也爱大笑……等一等……”她抓起伯爵夫人的两只手，吻小手指的一个关节——六月，接着吻另一只手的七月、八月。“妈妈，他爱得厉害吗？您看是这样吗？您也被人这样爱过吗？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就是有点不合我的口味——他是那么窄，窄得像饭厅里的钟……您明白吗？……太窄，您知道吧，颜色发灰，太浅……”

“你瞎说什么！”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继续说：

“您真的不懂吗？要是尼古拉就会懂得……别祖霍夫——他是蓝的，深蓝中带红的颜色，而且他是四方形的。”

“你也向他卖俏呢。”伯爵夫人笑着说。

“不，他是共济会员，我知道了。他太好了，深蓝透红，怎么给您解释呢……”

“我的伯爵夫人哪，”门外传来伯爵的声音，“你还没睡吗？”娜塔莎光着脚跳下床，抄起鞋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久久不能入睡，老在想，谁都不能理解她所理解的一切，以及她内心的一切。

“索尼娅？”她望着拖一根大辫子、蜷着身子睡觉的小猫儿，想道，“不，她哪里会了解！她是个有品德的姑娘。她爱上了尼古拉，再也不想别的了。连妈妈也不了解。我是多么聪明，多么……简直令人惊奇，她是那么可爱。”她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她心中想象谈论她的人是一个非常聪明、聪明透顶、最好的男人……“她身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这个男人继续说，“非常聪明，可爱，而且漂亮，非常漂亮，灵活——游泳、骑马，样样都擅长，还有那副嗓子！可以说，是一副奇妙的嗓子！”于是她唱了唱她所喜爱的凯鲁比尼[58]歌剧中的乐句，纵身扑到床上，她一想到她马上就进入梦乡，高兴得笑起来，她叫杜尼亚莎把蜡烛熄灭，还没等杜尼亚莎走出房间，她已经进入另一个更幸福的幻境，那里的一切同现实一样轻快和美妙，只不过那里别有一番景象，更显得美妙。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鲍里斯请到家里，同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他再也不来罗斯托夫家了。

十四

一八一○年新年前夕，除夕，一位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大臣家里举行舞会。外交使团和皇帝都将参加这次舞会。

在英吉利滨海街上，那位大臣的著名府第被无数灯火照得通明。在铺有红毡的灯火辉煌的大门前，警卫森严，站在门前台阶上守卫的，不仅有宪兵，而且还有警察厅长和几十名警察。车水马龙，络绎不绝，马车上的仆人身穿红制服，头戴羽饰帽子。从马车里走出身穿制服、佩戴勋章和绶带的男人；身穿绸缎裙衫和灰鼠皮大衣的妇女，小心翼翼地踏着哗啦一声放下来的踏板，走下马车，然后从入口的红毡上匆匆地无声地走进去。

几乎每到一辆马车，在人群中就引起一阵低语声，人们都摘下帽子。

“是皇上吗？……不是，是一位大臣……亲王……大使……你没看见那羽毛吗？……”人群中有人说。人群中有一个衣着比别人都阔绰的人，似乎每个人他都知道，他能叫出当代最显赫的达官贵人的名字。

前来赴舞会的，已经到了三分之一的人，可是将要参加这次舞会的罗斯托夫一家，还正忙着装束打扮呢。

罗斯托夫家为了这次舞会曾有许多议论和准备，也曾有许多忧虑，担心接不到请帖，衣服不齐备，什么地方没有照应有的那样安排好。

陪同罗斯托夫一家赴舞会的是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佩龙斯卡娅，她是伯爵夫人的朋友和亲戚，人长得又黄又瘦，是前朝的宫中女官，现在外省人罗斯托夫一家在彼得堡上层社交界的活动，就是由她来指导。

罗斯托夫家的人应当在晚上十点钟到道利达花园去找那位女官，可是已经欠五分就十点了，小姐们还没有穿好衣裳。

这是娜塔莎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大型舞会。这天早晨八点她就起床，整天都处在忙乱的狂热状态中。从一大早起，她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要使她们每个人：她自己、妈妈、索尼娅——都打扮得再好不过。索尼娅和伯爵夫人完全信赖她。伯爵夫人应当穿紫红色的裙衫，两位小姐内穿粉红色绸衬裙，外罩薄纱白裙衫，胸襟上佩戴玫瑰花朵。发型要梳成希腊式的。

所有主要的事都已经做完了：脚、手、脖子、耳朵，都已经按照舞会的要求特别仔细地洗过，喷过香水，搽过香粉；已经穿上透花丝袜和带蝴蝶结的白缎鞋，头发也差不多梳好了。索尼娅穿好了衣服，伯爵夫人也穿好了；可是为大家忙活的娜塔莎反而落了后。她还在镜子前面坐着，瘦削的肩头上披着化装罩衫。已经穿好衣服的索尼娅站在屋子中间，把大头针吱吱作响地别进最后一条绸带上，她那纤细的手指按得生疼。

“不对，不对，索尼娅！”正在梳头的娜塔莎双手握着女仆来不及放手的头发，转过身来说，“不是那样打花结，你过来。”索尼娅蹲下身来。娜塔莎换个式样别好了花结。

“不是那样的，小姐，那样不行。”握着娜塔莎的头发的女仆说。

“哎呀，我的上帝，等一会再说！就是这样行啦，索尼娅。”

“你们快了吗？”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快十点了。”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您好了吗，妈妈？”

“就剩下钉帽子了。”

“您别钉，等我来，”娜塔莎喊道，“您不会！”

“已经十点了！”

十点半就应当到舞场，可是娜塔莎还要穿衣裳，还要去道利达花园。

娜塔莎梳好头，穿着下面露出舞鞋的短衬裙和母亲的短晨衣，跑到索尼娅跟前，把她审视了一番，然后又跑到母亲跟前。她把母亲的头转来转去，把帽子钉好，匆匆地吻了吻她的白发，又跑回给她缝裙子的女仆们那里。

为了娜塔莎的裙子，拖延了时间，因为裙子太长了；两个女仆正在缝裙子下摆，匆忙地把线头咬断。第三个女仆嘴里噙着大头针，在伯爵夫人和索尼娅之间跑来跑去；第四个女仆高高举着薄纱白裙衫。

“玛夫鲁莎，快点，亲爱的！”

“把顶针递给我，小姐。”

“总该好了吧？”伯爵夫人从门外走进来说，“给你们香水。佩龙斯卡娅该等急了。”

“缝好了，小姐。”那个女仆说，用两个指头提着缝好下摆的白纱裙，对它又是吹气又是抖落，她这样做是让人感觉她手里的东西轻如空气，一尘不染。

娜塔莎开始穿衣服了。

“等等，等等，爸爸，别进来！”她对推开门的爸爸喊道，整个脸都遮在轻烟似的白纱裙后面。索尼娅关上门。一分钟后，让伯爵进来了。他穿着蓝色燕尾服，长袜浅鞋，喷了香水，擦了头油。

“嗬，爸爸，你真漂亮，美极了！”娜塔莎说，她正站在屋子中间整理薄纱的褶儿。

“等一下，小姐，马上就好。”女仆说，她跪在那里正把裙衫抻直，一面把叼在嘴里的大头针用舌头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

“你爱怎么就怎么吧，”索尼娅看了看娜塔莎的裙衫，带着失望的口气说，“你爱怎么就怎么吧，还是太长！”

娜塔莎向后退几步，照照壁镜。裙衫是长了。

“真的，小姐，一点也不长。”玛夫鲁莎说，她跟着小姐在地板上跪行。

“对，是长了，可以再缝高一点，一会儿就缝好了。”果断的杜尼亚莎说，她取下别在胸前短褂上的针，又跪在地板上工作起来。

这时，伯爵夫人身穿天鹅绒裙衫，头戴圆筒帽，迈着轻盈的脚步，羞羞怯怯地走了进来。

“！我的美人儿呀！”伯爵叫道，“她比你们谁都漂亮！……”他想拥抱她，但是她红着脸躲开了，怕弄皱了衣裳。

“妈妈，把帽子再戴歪一点，”娜塔莎说，“我来给您戴好。”她说着就向前猛跑，正在缝下摆的女仆来不及跟着她跑，把薄纱扯掉一小块。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闹的？实在说，不是我的错……”

“没事儿，我来缝上去，看不出来。”杜尼亚莎说。

“美人儿，我的美丽的公主！”乳母走进来，站在门口说，“我的小太阳，嗬，一群美人儿！……”

终于在十点一刻，全家坐上马车出发了。但是还要先到道利达花园去一趟。

佩龙斯卡娅已经准备好了。别看她又老又丑，可是，她那里发生的事也同罗斯托夫家里一样，虽然没有那么忙乱（这种事在她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也把她那不好看的衰老身体洗干净，洒上香水，擦了粉，也同样把耳朵后面洗了又洗，甚至也同罗斯托夫家里一样，当她穿着绣花字[59]的黄色裙衫走出客厅时，老女仆兴高采烈地赞赏主人的装束。佩龙斯卡娅对罗斯托夫一家人的打扮夸奖了一番。

罗斯托夫一家人也称赞一番她的审美眼光和装束，然后，她们留意着自己的梳装和衣服，十一点钟坐上各自的马车出发了。

十五

这天娜塔莎从一早起来就忙个不停，连想象一下将要到来的情景都没工夫。

在这又湿又冷的空气中，在颠簸着的马车里的拥挤和幽暗中，她才第一次生动地想象在那舞会上，在烛火辉煌的大厅里，等待她的是什么：音乐，鲜花，跳舞，皇帝，全彼得堡最出色的青年。等待她的那情景是如此美好，她甚至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因为这和马车里的寒冷、拥挤以及幽暗的印象极不相称。只有当她从入口的红毡地毯上走进前厅，脱掉皮衣，同索尼娅并肩走在母亲前面，登上两旁鲜花锦簇、灯光明亮的楼梯时，这才了解等待着她的一切。只有这时她才想起她在舞会中应有的态度，她极力摆出她认为一位小姐在舞会上必须有的端庄凝重的风度。可是，幸好这时她感到眼花缭乱：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的脉搏每分钟跳一百次，血液突突地鼓荡着她的心脏。她未能做出那种会使她显得可笑的样子，她一面走，一面激动得屏住呼吸，用尽力量压住自己的激动。其实正是这种姿态对她最合适。她们前前后后走进来的客人都在低声细语地交谈，都是舞会的装束。楼梯两旁的镜子，照出穿着白的、蓝的、粉红的裙衫，在裸露的手臂和脖颈上戴着钻石和珍珠的太太小姐们。

娜塔莎望了望镜子，她分不清镜子里的自己和别人。所有的人汇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行列。一走进头座大厅的门口，那种不断嗡嗡响的说话声、脚步声、寒暄声，震聋了娜塔莎的耳朵；辉煌的灯火和衣饰的闪光，更加使她头晕目眩。男主人和女主人已经在大厅的门口站了半小时了，他们不住地说着同样的一句话：“非常，非常高兴看见你们。”迎接罗斯托夫一家人和佩龙斯卡娅也是说这同样的话。

两个姑娘都穿白裙衫，在乌黑的头发上都戴同样的玫瑰花，都行着同样的屈膝礼，但是女主人不由得把目光在纤巧的娜塔莎身上多停留一会儿。她看着她，除了送她一个女主人的微笑，另外又送一个特别的微笑。女主人望着她，也许回忆起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黄金的少女时代和第一次参加舞会。男主人也目送娜塔莎，问伯爵哪个是他的女儿？

“可爱！”他吻了吻指尖，说。

大厅里的客人都挤在门口等候皇帝。伯爵夫人在这群人的前几排里占了个位置。娜塔莎听见和感觉到，有几个声音在打听她，有些人在看她。她明白那些注意她的人，都是对她感到兴趣的，这点观察，使她多少安下心来。

“有些人和我们一样，也有些不如我们的。”她心中想道。

佩龙斯卡娅告诉伯爵夫人舞会中一些最重要人物的姓名。

“那位是荷兰大使，看见吗？就是那个白头发的。”佩龙斯卡娅指着那个满头灰白鬈发的小老头，说。那个小老头把围着他的一群太太小姐不知怎的逗得哈哈大笑。

“瞧，她来了，彼得堡的皇后，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她指着刚走进来的海伦，说。

“多么漂亮！简直不亚于玛丽亚·安东诺夫娜[60]；您瞧，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都缠着她不放。又漂亮又聪明……据说，亲王……为她发了疯。您瞧这母女二人，虽然不漂亮，可是，追的人更多。”

她指着正走过大厅的一位太太和她的长得不好看的女儿。

“这是一个百万陪嫁的待字闺中的姑娘，”佩龙斯卡娅说，“您瞧那些想当未婚夫的人。”

“这是别祖霍娃的哥哥，阿纳托利·库拉金。”她指着一个美男子——骑卫军的军官，说。这个青年军官从她们面前走过，昂首阔步，眼睛越过太太小姐们向别的地方望过去。“多么漂亮！您说是吧？据说，要给他娶这个有钱的小姐呢。还有您的那位表亲，德鲁别茨科伊，也死追着她。听说有数百万的陪嫁呢。对啦，那就是法国公使，”在伯爵夫人问到科兰库尔是什么人时，她回答说，“您瞧，样子像皇帝似的。不过还是挺可爱的，法国人都很可爱。社交界没有人比他们更可爱的了。这就是她！我们的玛丽亚·安东诺夫娜仍然是最美的！她穿戴多么朴素。美极了！”

“您瞧这位戴眼镜的肥佬，是世界共济会的会员，”佩龙斯卡娅指着别祖霍夫，说，“把他放在他太太跟前：活像插科打诨的小丑！”

皮埃尔一摇一摆地拖着他那肥胖的身躯穿过人群，就像从闹市的人群中穿过似的，漫不经心、和蔼可亲地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不住地点头。他从人群中挤过去，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人。

娜塔莎满怀喜悦地望着那张熟悉的皮埃尔的面孔，也就是佩龙斯卡娅称为插科打诨的小丑的面孔，她知道皮埃尔在人群中是在找她们，特别是在找她。皮埃尔答应她来参加舞会，并且给她介绍舞伴。

可是，别祖霍夫没有走到她们跟前，他在一个身材不高，穿白制服，英俊秀美的黑发男人身旁站住了，这个男人站在窗口正在和一位佩戴勋章和绶带的高个军人谈话。娜塔莎立刻认出那个身材不高、穿白制服的年轻人：这是博尔孔斯基，她觉得他年轻多了，快活多了，而且漂亮多了。

“又有一个熟人，博尔孔斯基，妈妈，您瞧见吗？”娜塔莎指着安德烈公爵，说，“您可记得，他在奥特拉德诺耶咱们家住过一夜。”

“啊，你们认识他吗？”佩龙斯卡娅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当今红人。骄傲得了不得！随他父亲。投了斯佩兰斯基的缘，正在拟一个什么草案。您瞧他对小姐太太的态度！她跟他说话，可他竟然转过脸去不答理人家，”她指着他，说，“要是他对我像对待那些太太小姐那样，我非痛骂他一顿不可。”

十六

人们忽然蠕动起来，人群中发出嗡嗡的絮语，大家都向前挤，又分开来，在分成两行的中间，在乐声的伴奏下，皇帝走进来了。他后面跟着男主人和女主人。皇帝走得很快，不住地向左右两边点头，仿佛极力想尽快度过这最初见面的时刻。乐队奏着当时以歌词著名的波兰舞曲。歌词的开头是：“亚历山大，伊丽莎白，你们使我们心悦诚服。”皇帝进了客厅，人群向门口涌去；有几个人急忙挤进去，又带着变了脸色的表情退回来。人群又从客厅门口让开了，皇帝和女主人谈着话在门口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带着惊慌的神色朝小姐太太们抢步走过去，叫她们让开。有几位女士完全忘记上流社会的礼节，不惜弄坏自己的装束，向前挤去。男士们开始走到太太小姐跟前去找舞伴，准备跳波兰舞。

人们闪开一条路，皇帝满脸笑容，挽着女主人的手，没有踏着音乐的节拍，从客厅走出来。他后面跟着男主人和玛丽亚·安东诺夫娜·纳雷什金娜，再后面是大使们、大臣们，以及各兵种的将军们，佩龙斯卡娅不停地道出他们的姓名。大部分太太小姐都有了舞伴，并且正在走出来，或者已经准备跳波兰舞了。娜塔莎感觉到，她同母亲和索尼娅挤到墙根，被撇在没有被邀请跳波兰舞的少数女士们中间。她站在那儿，垂着纤细的双手，她那刚刚有点隆起的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屏着呼吸，光闪闪的吃惊的眼睛望着前面，这是一副对享受最大的喜悦或承受最大的悲哀都有所准备的表情。不论是对皇帝，还是对佩龙斯卡娅所指出的那些重要的人物，都不能使她感到兴趣，——她只想一件事：“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来邀请我，难道我就不能在这第一轮里跳舞了，难道这些男人们都没注意我，他们现在似乎都没看见我，即使看见了，但他们的神气仿佛在说：‘啊！我要找的可不是她，所以不值一看！’不，这不可能！”她想，“他们应当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跳舞，我跳得多么出色，同我跳舞会使他们多么快乐。”

波兰舞曲已经演奏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娜塔莎耳畔响起了忧郁的曲调——好似在回忆。她直想哭。佩龙斯卡娅已经从她们身边走开了。伯爵在大厅的另一头，只有伯爵夫人、索尼娅和她单独站在一起，在这些陌生的人群中仿佛在森林里，没有人关心她们，也没有人需要她们。安德烈公爵同一位女士从她们面前走过，看来他没有认出她们。美男子阿纳托利微笑着同他的舞伴谈话，用那种犹如看见墙壁似的目光向娜塔莎的脸瞥了一眼。鲍里斯两次从她们面前走过，每次都回避她们。不跳舞的贝格和他的妻子走到她们面前。

娜塔莎觉得在舞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是丢人的，就好像这家人只有在舞会上才找到一个谈话的地方似的。薇拉向她谈她的绿色裙衫，娜塔莎不听她的，也不看她。

皇帝终于在他最后一个舞伴（他已经同另外两个跳过了）身旁停下来，乐曲停了；过分操心的侍从武官向罗斯托夫一家人跑过来，请她们再让开一点，虽然她们已经站到墙根了。这时乐队奏起清越、和缓、令人神往、抑扬有致的华尔兹舞曲。皇帝微笑着向大厅扫视了一下。一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出场。司仪武官走到别祖霍娃面前，邀请她。她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眼睛并不看他。这个司仪武官是舞场的老手，他紧搂女伴，自信地、从容不迫、有节奏地带着她滑行着舞步，起先沿着四周走，在大厅的一角，他搀起舞伴的左手，让她来一个折腰转身，这时舞曲的节奏越来越快了，透过乐声，只听见武官那双又快又利落的脚把马刺碰得有节奏地叮作响，每到第三拍旋转时，舞伴的天鹅绒裙衫有如火焰迸发，忽地一声开了屏。娜塔莎望着她们，为自己没能在这第一轮华尔兹出场，难过得直想哭。

安德烈公爵身穿白色上校制服（骑兵式的），脚上穿的是长统袜和浅口鞋，他满面春风，兴致勃勃，站在离罗斯托夫一家人不远的一圈人的前排里。菲尔霍夫男爵同他谈论明天将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安德烈公爵是斯佩兰斯基的心腹，正在参加立法委员会的工作，当然对众说纷纭的明天的会议能够提供可靠的消息。但是，他没有听菲尔霍夫对他说的话，他时而看看皇帝，时而看看那些准备跳舞而没有勇气出场的男人们。

安德烈公爵观察着因皇帝在场而胆怯的男人们和屏息敛气地等待被人邀请的太太小姐们。

皮埃尔走过来抓起安德烈公爵的手。

“您经常跳舞。这儿有一位我的保护人——罗斯托娃小姐，您邀请她吧。”他说。

“在哪儿？”博尔孔斯基问道。“对不住，”他对男爵说，“这个话题在别的场合咱们再好好谈谈，在舞会上就应当跳舞。”他照着皮埃尔指出的方向走过去。娜塔莎那副绝望的、屏息不动的面孔一下子就映入安德烈公爵的眼帘。他认出了她，猜到了她的心情，懂得她是刚上阵的新手，他回忆起那个月夜她在窗台上的谈话，于是怀着兴冲冲的表情走到罗斯托娃伯爵小姐面前。

“请您认识一下我的女儿吧。”伯爵夫人红着脸，说。

“我很荣幸，已经认识了，如果她还记得我的话。”完全跟佩龙斯卡娅说他粗鲁相反，安德烈公爵走到娜塔莎面前彬彬有礼地深深鞠躬，他还没有说完邀请她跳舞的话，就抬起手来揽起她的腰。他请她跳华尔兹舞。娜塔莎那副不是准备灰心绝望就是准备欢喜若狂的凝然不动的表情，忽然容光焕发，露出幸福、感激、孩子气的微笑。

“我早就在等着你了。”这个又惊又喜的小姑娘在举起手搭在安德烈公爵肩上时，用她那就要流泪的微笑，仿佛这么说。他们是第二对出场。安德烈公爵是当时最优秀的跳舞家之一。娜塔莎的舞技也是高超的。她那双穿着缎子舞鞋的小脚，轻快地旋转着，她的脸焕发着幸福狂喜的光彩。她那裸露的脖颈和手臂瘦削，并不好看。比起海伦的肩膀，她的肩膀就太瘦了，胸部不够丰满，手臂纤细；但海伦的身体由于被千百双眼睛玩赏过，仿佛涂了一层油漆，而娜塔莎还是初次袒胸露臂的少女，如果不是她相信非这样不可的话，她会感到非常害羞的。

安德烈公爵本来就爱跳舞，再加上人们老跟他谈政治，说些俏皮话，他想快些摆脱这些谈话，还想快些打破由于皇帝在场而形成的令他不愉快的气氛，于是就开始跳舞了，而且选定了娜塔莎，因为她是皮埃尔推荐的，还因为她是他首先发现的第一个好看的姑娘；可是，他刚一搂起她那纤细灵活的腰肢，她那翩翩的舞姿就在他眼前，她那微笑就在他眼前，她那杯富于魅力的美酒，立刻冲上他的头脑：在跳完了一轮，离开她，站在那里喘口气，看别人跳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精神复苏了，变得年轻了。

十七

在安德烈公爵之后，鲍里斯来请娜塔莎跳舞，邀请她的还有那个首先上场的跳舞专家——侍从武官以及别的年轻人，娜塔莎把过剩的舞伴让给索尼娅，整个晚上娜塔莎跳个不停，她满脸绯红，兴高采烈。她什么都不理会，舞会上人人都注意的事，她都没看见。她不仅没有留意皇上和法国公使谈了很久，皇上对某某贵妇给予特别的眷顾，某某亲王以及某某人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海伦获得的成功如何巨大，受到某人的特别关注；她甚至没有看见皇上，只因在他离开后舞会更加热闹，她这才察觉皇上已经走了。晚餐前跳欢乐的科季利翁[61]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又请娜塔莎跳舞。他向她提起他们在奥特拉德诺耶林荫道初次相遇的情景，提起那天月夜她不能入睡，他无意中听到她说的话。一提起这个，她脸就红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就仿佛在安德烈公爵偷听去的话里有什么使她难为情的地方。

像所有在上流社会长大的人那样，安德烈公爵喜欢在上流社会中看见那不带上流社会共有的烙印的事物。娜塔莎的惊奇、喜悦和羞怯的神情，甚至说法语时的错误，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他对她的态度和同她谈话特别温柔和小心。安德烈公爵坐在她身旁，同她谈一些最普通，最琐碎的事情，他欣赏她那眼睛和笑容流露的喜悦的光辉，她满面笑容不是因为听了什么可笑的话，而是出自内心的幸福感。当娜塔莎接受别人的邀请，微笑着站起来，在大厅里翩翩起舞时，安德烈公爵特别欣赏她那羞怯的神态。在集体双人舞进行了一半时，娜塔莎跳完了一轮，走回自己的坐位，还在沉重地喘息，新的舞伴又来邀请她。她累了，喘不过气来，看样子想谢绝，可是，她立刻又快活地把手搭到舞伴的肩上，同时向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我当然乐意休息一下，陪您坐一会儿，我累了；可是，您瞧，都来找我跳，我也高兴跳，我快乐极了，我爱所有的人，您和我都是了解这一切的。”她那微笑还表示许多许多的意思。当舞伴放开她时，娜塔莎穿过大厅跑来找两个女伴跳完最后几轮。

“如果她先找表姐，然后找另一个女伴，她将要做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望着她，完全出乎意外地自言自语说。她先到表姐面前。

“有时头脑里冒出多么无聊的念头！”安德烈公爵想道，“可是，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这个姑娘的确可爱，的确不平凡，她在这里跳不了一个月，准得出嫁……她是这儿的瑰宝。”当娜塔莎一边在他身旁坐下，一边整理胸前的玫瑰花的时候，他想道。

集体双人舞跳完后，身穿蓝色燕尾服的老伯爵走到两个跳舞的人面前。他邀请安德烈公爵到家里来做客，他问女儿玩得可痛快？娜塔莎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那微笑仿佛责备说：“这还用得着问吗？”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她说，安德烈公爵看见她很快抬起瘦削的手臂想搂抱父亲，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娜塔莎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么觉得幸福。她沉醉在极度的幸福之中，凡是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就变得十分善良和美好，不相信人间会有罪恶、不幸和悲哀。

皮埃尔在舞会上第一次觉得他妻子在上层社会所处的地位使他感到屈辱。他闷闷不乐，心不在焉。他的额头横过一条深深的皱纹，他倚窗站着，透过眼镜视而不见地向前望着。

娜塔莎去就晚餐，从他身旁经过。

皮埃尔那副阴郁、晦气的表情使她吃惊。她在他面前停下。她想帮助他，把她过剩的幸福分给他。

“多么快乐，伯爵，”她说，“是不是？”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微笑一下，他显然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他说的话。

“是啊，我很高兴。”他说。

“他们怎么会有不满意的事呢，”娜塔莎想道，“特别像别祖霍夫这样的好人？”在娜塔莎看来，所有参加舞会的人一律都是善良的，可爱的，高尚的，相亲相爱的，谁也不会欺侮谁，所以大家都应当快乐。

十八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回忆起昨天的舞会，但他的思绪在这上面并没停留多久：“是啊，的确是一次辉煌的舞会。而且……是的，罗斯托娃非常可爱。在她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的、独特的、非彼得堡的东西。”他所想到的昨天的舞会就是这么一些。他喝过茶后，就坐下来办公。

可是，由于疲倦或者由于失眠，这一天好像不适于办公，安德烈公爵什么都做不成，他老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老习惯，他听到有客人来访，这倒使他很高兴。

来客是比茨基，此人在好些委员会中都有职务，出入彼得堡各个社会，是新思想和斯佩兰斯基的热烈崇拜者，又是彼得堡最热心的新闻传播者，他这种人选择派别就像选择衣服一样，只选时髦的，正因为这样，这种人成为某些派别最热烈的倡导者。他一脱下帽子，就满怀心事地跑到安德烈公爵面前，立刻谈起来。他刚打听出今天早晨皇上召开的帝国会议的详情，于是就兴高采烈地谈起这件事。皇上的讲话是不同凡响的。这是只有立宪君主才能发表的演说。“皇上开门见山说，帝国会议和参政院都是国家等级；他说，行使职权不应独断专行，而是根据硬性的原则。皇上说，财政应当改革，财政报告要公布。”比茨基讲道，他对某些话特别加重，大有深意地睁大了眼睛。

“的确，今天的事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代历史最伟大的纪元。”他总结说。

安德烈公爵听着关于帝国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是他焦急地盼望着，并且认为极为重要，但是使他惊奇的是，当这个大事件已经实现的时候，不惟没有使他感动，而且，觉得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他听着比茨基的讲述，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他忽然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这与我和比茨基有什么关系，皇上在帝国会议上爱讲什么讲什么，干我们什么事？难道这一切会使我更幸福，更好些吗？”

这个简单的想法一下子就把安德烈公爵先前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一切兴趣一扫而光。这一天，安德烈公爵应当到斯佩兰斯基家里吃饭。“几个熟朋友聚聚。”主人邀请他时这么说。在他十分钦佩的人的家中并且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饭，本来安德烈公爵就很感兴趣，而且始终还没看见在家庭生活中的斯佩兰斯基；可是，现在他却不想去了。

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安德烈公爵已经走进那坐落在道利达花园旁边的斯佩兰斯基的不大的府第了。安德烈公爵稍微来迟了些，在一间镶木地板的、不大的、异常清洁的（像修道院那样清洁）餐室里，他发现几个斯佩兰斯基的亲密朋友，已经在五点钟到齐了。除了斯佩兰斯基的小女儿（像她父亲长长的脸）和她的家庭女教师，没有妇女在场。客人中有热尔韦、马格尼茨基和斯托雷平。安德烈公爵刚进前厅，就听见大声的说话声和清脆响亮的笑声——好似舞台上的笑声。有一个人很清楚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好像是斯佩兰斯基的声音。安德烈公爵从来没听见过斯佩兰斯基的笑声，这位国家要人的响亮而尖厉的笑声使他觉得有些古怪。

安德烈公爵走进餐室。所有的人都站在两个窗子之间，靠近一张不大的上面摆着小菜的桌子。斯佩兰斯基满面春风地站在桌旁，他身穿灰色燕尾服，佩戴勋章，显然他在出席著名的国务院会议时穿的白背心和系的高耸着的白领巾，现在还穿在身上。客人们围着他。马格尼茨基正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62]讲述一件趣闻。还没等马格尼茨基开口，斯佩兰斯基就对他要讲的话笑开了。当安德烈公爵进来的时候，马格尼茨基的话又被笑声淹没了。斯托雷平一面嚼着面包夹干酪，一面发出低沉的大笑；热尔韦吃吃地低声笑，而斯佩兰斯基的笑声尖厉而且清脆。

斯佩兰斯基笑个不停，向安德烈公爵伸出他那又白又嫩的手。

“很高兴看见您，公爵，”他说，“等一下……”他转身对马格尼茨基说，打断了他正在讲的故事，“咱们今天约定：这是一次娱乐性午餐，不许谈公事。”然后他又转向说故事的人，又大笑起来。

安德烈公爵听着斯佩兰斯基的笑声，看着大笑的他，感到很惊讶，由于失望而产生了悒郁。安德烈公爵似乎觉得这不是斯佩兰斯基，而是另一个人。斯佩兰斯基先前在安德烈公爵心目中引起的神秘感和魅力，现在忽然变得一目了然和索然无味了。

餐桌上的谈话一刻不停，仿佛是集笑话之大成了。不等马格尼茨基把故事讲完，另一个人就宣布他要讲一个更可笑的故事。笑话多半都是涉及官场的事，再不然就与当官的有关。看来，那些当官的在这群人的眼中简直微不足道，对他们唯一态度只能是善意的嘲笑。斯佩兰斯基说，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问一位耳聋的大臣有什么意见，这位大臣回答说，他也是那个意见。热尔韦讲了一桩监察事件的始末，这桩事件精彩之处乃在于有关人物的荒诞不经。斯托雷平结结巴巴插进了谈话，他激动地谈起旧的诉讼程序的流弊，给谈话带来郑重性质的危险。于是，马格尼茨基嘲弄斯托雷平的激动。热尔韦来一个插科打诨，于是，谈话又恢复原先欢快的调子。

显然，斯佩兰斯基喜欢在公余之暇休息一下，在朋友圈子里略事消遣，他的客人都了解他这个愿望，都极力逗他快活，同时也是娱乐自己。但是，这种娱乐却使安德烈公爵觉得沉重和不快。斯佩兰斯基的尖厉嗓音也使他感到刺耳，那滔滔不绝的虚假笑声，不知怎地好像使他的感情受了侮辱。安德烈公爵没有笑，他担心可能叫大家扫兴。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与大家的情调不合拍。所有的人似乎都很快活。

他几次想加入谈话，但每次他的话都被荡漾开去，就像软木塞从水面上荡漾开去似的；可是，同他们一起说笑话，他又办不到。

他们所说的并没有什么不雅和不得体的地方，都很俏皮，都可供一笑；可是，其中不惟没有真正有趣的东西，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饭后，斯佩兰斯基的女儿和她的女教师站起来。斯佩兰斯基用他那白净的手抚摸女儿，吻吻她。安德烈公爵觉得他这个动作也不自然。

男人们仍然按照英国习惯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红葡萄酒。在谈到拿破仑在西班牙所干的事，受到大家一致的赞扬，而安德烈公爵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斯佩兰斯基笑了笑，显然想改变一下话题，于是讲了一件与正在谈的话毫无关系的趣闻。大家沉默了片刻。

斯佩兰斯基在餐桌旁坐了一会儿，把一只酒瓶（里面有喝剩的酒）塞上瓶塞，说：“如今好酒真是踏破铁鞋也寻不到。”把酒瓶交给仆人后，站了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仍然是那么谈笑着走进客厅。仆人递给斯佩兰斯基两封信使送来的信。他拿着信到书房去了。他一离开，欢笑就停止了，客人们都冷静地、低声地彼此交谈起来。

“现在朗诵吧！”斯佩兰斯基从书房出来，说。“惊人的天才！”他对安德烈公爵说。马格尼茨基马上摆好姿势，开始朗诵他讽刺几位彼得堡名流的打油诗，好几次被掌声打断。安德烈公爵等念完诗，就到斯佩兰斯基跟前告辞。

“这么早您忙着到哪儿去？”斯佩兰斯基说。

“我答应去赴一个晚会……”

他们俩都不做声了。安德烈公爵面对面注视着他那对明净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睛，他不由得好笑：在斯佩兰斯基这个人身上，他竟然寄托着希望，对自己与他合作的事业上也寄托着希望，他竟然对斯佩兰斯基所作所为看得那么重。安德烈公爵从斯佩兰斯基那儿走后，那一丝不苟、意味索然的笑声，久久地在他耳际回响。

安德烈公爵回到家里，回忆近四个月来彼得堡的生活，仿佛一件件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回忆起他到处奔走，求人，他的已经被当作参考材料的陆军操典草案的遭遇，他的草案之所以不予考虑，仅仅因为另外有一个不像样的草案已经写好，并且呈给了皇上；他回忆起有贝格参加的委员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对会议的形式和程序讨论起来非常起劲而且没完没了，而对问题实质的讨论却一带而过，草草了事。他回忆起他的法律著作，回忆起他是如何精心地把罗马法典和法国法典的条文译成俄文，想到这里，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然后，他生动地想象到博古恰罗沃庄园，他在庄园做的事情，到梁赞省的旅行，想起那些农民，村长德龙，把分成章节的人权条文规定实施到他们身上，他竟然在这种无聊的工作上用去了这么多的时间，使他感到惊讶。

十九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造访他还没去过的几家，其中也有前天在舞会上重叙旧好的罗斯托夫家。除了出于礼貌应当去罗斯托夫家，安德烈公爵还想在家中看看那个性格特别、活泼、给他留下愉快印象的娜塔莎。

先出来迎接他的人中间就有娜塔莎。她穿一身蓝色家常连衣裙，安德烈公爵觉得她穿这身衣裳比穿舞衣还好看。她和她全家像接待老朋友似的接待安德烈公爵，随便然而亲切。安德烈公爵本来对这家人抱有很大的成见，现在，他觉得他们都极好，平易近人，善良。曾使彼得堡人大为惊奇而又佩服的老伯爵的好客和待人厚道，使得安德烈公爵不好推辞不在他那儿吃饭。“是的，这是一些善良、可爱的人，”博尔孔斯基想，“自然，他们毫不理解娜塔莎具有多么可贵的品质，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却构成一个最好的背景，使这个特别富于诗意、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可爱的姑娘更加光艳！”

安德烈公爵觉得在娜塔莎身上有一种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特殊世界，其中充满了他从来不知道的喜悦，早在奥特拉德诺耶林荫道上和在月夜的窗口，这个陌生的世界就曾经使他心神不安。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再使他心神不安了，也不陌生了；而且，他亲身进入这个世界后，发现了新的乐趣。

饭后，娜塔莎应安德烈公爵之请，在钢琴伴奏下开始唱歌。安德烈公爵站在窗前，一面同妇女们谈话，一面听她唱。在她唱到一个乐句的中间，安德烈公爵停止了说话，出他意料，他感觉眼泪哽住了喉咙，这是他先前从来不曾有的事。他望了望正在唱歌的娜塔莎，一种新的和幸福的感觉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感到幸福，同时也感到惆怅。完全没有什么原因使他要哭，可是，他直想哭。哭什么？哭过去的爱情吗？哭小公爵夫人吗？哭自己的失望吗？……哭对未来的希望吗？……也对，也不对。他之所以想哭，主要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在他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的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歌唱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又苦恼又愉快。

娜塔莎刚唱完，就跑到他面前，问他可喜欢她的嗓音？她问了这句话后，感到怪不好意思的，可是，当她明白她不该这样问时，话已经说出口了。他望着她，微微一笑，说他喜欢她歌唱，正如他喜欢她所做的一切。

安德烈公爵深夜才离开罗斯托夫家。他习惯地躺下睡觉，但很快就知道他不能入睡。他时而点着蜡烛，坐在床上，时而站起来，时而又躺下，丝毫不因失眠而苦恼：他内心是那么高兴，那么清新，就仿佛从气闷的房间，走进广阔的自由天地。他并没有爱上罗斯托娃的念头；他也没有老想着她；只不过在他的想象中总有她的影子，而且，由此他觉得，他的全部生活焕然一新了。“既然生活以及生活的全部欢乐已经摆在我面前，我何苦还要在这狭窄的、闭塞的框框里奋斗和奔忙呢？”他对自己说。于是，他长久以来第一次拟定未来幸福的计划。他决定安排一下儿子的教育，给他聘一位家庭教师，把儿子托付给他；然后辞职，出国看看英国、瑞士和意大利。“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应该享受一下自由的生活。”他自言自语。“皮埃尔说得对，他说，要想幸福，就应当相信幸福是可能的，我现在相信他的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63]，而我活着一天，就应当生活，而且生活得幸福。”他想道。

二十

一天早晨，阿道夫·贝格上校穿一套刚缝制好的一尘不染的制服，搽过油的鬓角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那样，前来造访皮埃尔，皮埃尔认识全莫斯科和全彼得堡的人，所以也认识他。

“我刚从尊夫人那儿来，很不幸，我的请求未能如愿；伯爵，我希望在您这儿能够幸运一点。”他微笑着说。

“您有何见教，上校？我愿为您效劳。”

“伯爵，我在新居完全安顿好了，”贝格通知说，显然他知道，这不能不是一个使人愉快的消息，“因此我想为我的，同时也为我夫人的熟人举行一次小小的晚会（他笑得更愉快了）。我想请伯爵夫人和您赏光到我们那儿喝杯茶……吃晚饭。”

只有海伦·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认为同贝格这类人交往有失身份，才忍心拒绝他的邀请。贝格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为什么他想请几个好友到家里聚会，为什么他觉得高兴，为什么他舍不得把钱花在玩牌和其他不好的嗜好上，而准备为好朋友聚会而不惜破费，等等，既然这样，皮埃尔不好推辞，就答应了他。

“伯爵，我斗胆请求，千万不要迟到；欠十分八点就到，我斗胆请求您。咱们凑一桌牌局，我们的将军也来。他待我极好。咱们吃顿晚饭，伯爵。那么就多谢您的赏光啦。”

皮埃尔一反他迟到的习惯，这一天到贝格那儿不是欠十分八点，而是欠一刻八点。

贝格夫妇把晚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停当，专候客人的到来。

贝格和妻子坐在一间新的书房里，窗明几净，装饰着小型半身雕像和绘画，家具全是新的。贝格身穿一件崭新的、扣得紧紧的制服，坐在妻子身旁，他向她讲解，人总能够、而且应当结识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交友的乐趣。

“这样你就有效法的榜样，也可以向他讨教。你看我是怎样从最低的官职步步高升的（贝格的生活经历不是用年代计算的，而是用升官的次数计算）。我的同学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而我已经在等候团长的缺了，我有幸做了您的丈夫（他站起来去吻薇拉的手，在到她面前时，顺手把卷了角的地毯抻一抻）。我是怎样得到这一切的呢？主要是善于选择结交的人。当然啦，还得品行端正，奉公守法才行……”

贝格由于意识到他比懦弱无能的妇女优越，微微一笑，就不做声了，他心想，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位可爱的妻子仍然是懦弱无能的妇女，她不可能理解男人作为一个大丈夫[64]的一切优点。薇拉也由于意识到她比丈夫优越，微笑一下，她认为他虽然是一个品德优良的好丈夫，但在薇拉看来，他也跟所有男人一样，对生活仍然有错误的理解。贝格拿他的妻子来衡量所有的女人，认为她们都是懦弱无能而且愚蠢的；而薇拉则把她对她丈夫一个人的看法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以为只有自己聪明，其实都是最无知的，都是狂妄自大，而且自私成性。

贝格站起来拥抱妻子，怕把他花了很多钱买的花边披肩弄皱，小心翼翼地拥抱着，对准她的嘴唇正中间吻了吻。

“只有一样，咱们千万别早生孩子。”他顺着思路的自然发展，说。

“对，”薇拉回答，“我根本不想早生孩子。活着就要为社会嘛。”

“这个跟尤苏波娃公爵夫人的一模一样。”贝格含着幸福、和善的微笑，指着披肩，说。

这时仆人报告别祖霍夫伯爵来了。夫妇俩得意地微笑着互相递个眼色，每人都把这来访的光荣归功于自己。

“这就是善于结交的结果，”贝格想，“这就是善于处世的结果！”

“记住，我招待客人的时候，请你千万别打岔，因为我知道怎样招待每个人，在什么交际场所应当说什么话。”薇拉说。

贝格也露出微笑。

“不行，有时招待男人应当谈男人的事。”他说。

皮埃尔被请到新客厅里，在这里不论坐到哪里，都会破坏对称、情绪和秩序，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一点也不奇怪，为了贵宾，贝格慷慨大方地愿意破坏椅子或者沙发的对称，但他本人在这方面过于犹豫不决，只好任凭客人来解决这个问题。皮埃尔拉过一把椅子，对称被破坏了，贝格和薇拉立刻争先恐后地招待客人，于是晚会开始了。

薇拉心想，应当谈法国大使馆的事来款待皮埃尔，立即就谈起来。贝格却认为，谈男人们的事才合适，于是打断妻子的话，提起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可是，不自觉地从一般的谈论，忽然跳到个人的问题，即关于人家建议他参加出征奥地利以及他所以不接受建议的原因。虽然谈话毫无条理，而且，由于涉及男人们的事而惹得薇拉生气，可是这对夫妇都很满意，别看只有一个客人，但他们觉得晚会开得很好，晚会和别的一切晚会如此相像，宛如两滴水彼此相像！同样有谈话，同样有茶，同样有点着的蜡烛。

过了不大会儿，贝格的老同事鲍里斯来了。他对待贝格和薇拉的态度，流露着优越感和抬举他们的意味。在鲍里斯之后，来的是上校和他的夫人，然后是将军本人，然后是罗斯托夫家的人们，晚会已经同一般晚会毫无二致了。看见客厅中人来人往，听见那些不连贯的谈话声、衣衫的沙沙声和寒暄声，贝格和薇拉抑制不住欢喜的微笑。像所有的晚会一样，应有尽有，特别是将军做得像那么回事，他夸奖住室，拍贝格的肩膀，摆出长辈独断独行的架势安排波士顿牌桌的坐位。将军坐在论地位在客人中仅次于自己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身旁。老头和老头在一起，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女主人坐在茶桌旁，像帕宁家的晚会一样，茶桌上也摆着盛着点心的银盘，一切都跟人家的晚会一模一样。

二十一

皮埃尔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应当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将军和上校坐在一张波士顿牌桌上。皮埃尔在波士顿牌桌上正好坐在娜塔莎的对面，自从那次舞会后，在娜塔莎身上发生的奇怪的变化使皮埃尔感到吃惊。她沉默寡言，如果她的表情不是那么温和而恬淡，她不惟没有在舞会上那么好看，而且简直变丑了。

“她怎么了？”皮埃尔看了她一眼，想道。她在茶桌上坐在姐姐身旁，正回答向她坐过来的鲍里斯一句什么话，眼睛不看他，爱答不理的。皮埃尔打出一副“通花”，令他的配手高兴地吃掉了五张牌，在他收吃掉的牌时，他听见寒暄声和走进来的脚步声，他又看了她一眼。

“她是怎么回事啊？”他更加惊奇地在心中自言自语。

安德烈公爵带着小心、温柔的表情站在她面前，对她说着什么。她抬起头来望着他，满脸绯红，看来，她在极力抑制住急促的呼吸。先前在她内心熄灭了的火焰，又放出鲜明的光彩。她整个人变了个样。她又从丑变得像她在舞会上那样美了。

安德烈公爵走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看见老朋友脸上的神态焕然一新，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在玩牌时，皮埃尔换了几次位子，有时背对着娜塔莎，有时面朝着她，在打六圈牌的全部时间，皮埃尔不断在观察她和他的老友。

“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皮埃尔想到这里，一种又欢喜又痛苦的心情使他激动不已，不能专心打牌。

打完了六圈，将军站起来说，这样玩法没意思，皮埃尔也乐得随意活动一下。娜塔莎在一边同索尼娅和鲍里斯谈话。薇拉嘴角噙着微妙的微笑，在同安德烈公爵谈着什么。皮埃尔走到他的朋友跟前，问过他们谈的是不是秘密后，就在他们近旁坐下。薇拉看出安德烈公爵对娜塔莎很注意，她认为在晚会上，在真正的晚会上，对于爱情的微妙暗示是不可缺少的，等安德烈公爵独自一人的时候，她立刻抓住机会同他先谈一般的爱情，进而谈到她的妹妹。她觉得对于聪明的客人（她认为安德烈公爵就是这样的客人）得使点外交手腕。

当皮埃尔走到他们跟前时，他看见薇拉正谈得眉飞色舞，安德烈公爵样子有点发窘（这在他是少有的）。

“您以为如何？”薇拉带着讥诮的微笑说，“公爵，您洞察一切，一眼就把人看透了。您对娜塔莎有什么看法？她对待自己的爱情能否始终不渝，能否像其他女人（薇拉指她自己）那样，一旦爱上一个人，就永远忠于他？我认为那样才是真正的爱情。您的看法如何，公爵？”

“我对令妹了解得太少了，”安德烈公爵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含着讥讽的微笑回答，“不能解答这么微妙的问题；不过我注意到，一个女人越是不惹人爱，她就越忠贞不渝。”他又补上一句，望了望这时走过来的皮埃尔。

“对了，这话倒是真的，公爵；在我们时代，”薇拉继续说（正像一般浅薄的人，总喜欢议论我们的时代，认为他们已经发现并且能够评价我们时代的特点，认为人的禀性随着时代在起着变化），“在我们时代女孩子太自由了，以致被追求的快乐常常窒息了她的真实感情。应当承认娜塔莉[65]在这方面是敏感的。”话题又回到娜塔莉，又使安德烈公爵不愉快地皱皱眉；他想站起来，可是薇拉带着更加精灵的微笑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作为一个追求的对象，谁也比不上她，”薇拉说，“可是直到如今，她从来还没有认真地喜欢一个人呢。您知道，伯爵，”她对皮埃尔说，“甚至我们可爱的表弟鲍里斯，咱们说句心里话，也深深地陷入温柔乡里……”她是指当时流行的爱情图。

安德烈公爵皱紧眉头，沉默不语。

“您不是和鲍里斯有交情吗？”薇拉对他说。

“是的，我认识他……”

“他一定对您说过他对娜塔莎的童年爱情吧？”

“是吗，有过童年的爱情？”出乎意外，安德烈公爵忽然红了脸，问道。

“是的。您知道，表兄妹相处，往往会闹恋爱的。表亲表亲，天然联亲。您说是吧？”

“啊，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德烈公爵说，他忽然活跃起来，但很不自然，他开始同皮埃尔开玩笑，说皮埃尔应当小心他那些五十来岁的莫斯科表亲们，他开着玩笑就站起来，挽起皮埃尔的胳膊，把他领到一旁去了。

“怎么啦？”皮埃尔说，他惊奇地望着他兴奋得反常的朋友并且注意到他站起来时投向娜塔莎的一瞥。

“我要，我要跟你谈谈，”安德烈公爵说，“你知道我们的女手套（他是指共济会发给新会友以备送给自己钟爱的女人的手套）。我……算了，以后再对你说吧……”安德烈公爵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彩，他心神不安地走到娜塔莎跟前，在她身旁坐下。皮埃尔看见安德烈公爵问她一句什么话，她顿时涨红了脸，回答他。

这时贝格走到皮埃尔面前，再三请他参加将军和上校之间关于西班牙问题的争论。

贝格很得意，很幸福。喜悦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晚会很成功，跟他所见到的别的晚会完全一样。样样都很相像。小姐太太们的悄声私语、玩牌、牌桌上提高嗓门的将军、茶炊，甚至点心，都很相像；只有一样不足，缺少他在晚会上常见的，而且希望摹仿的一件事。那就是，缺少男客们的高谈阔论和对某些重大而睿智的问题的争论。现在将军开始了这样的谈话，于是，贝格把皮埃尔也拉来参加。

二十二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应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邀请，到罗斯托夫家吃午饭，并且在他们那里消磨了整整一天。

全家都知道他是为谁而来的，他也不加掩饰，整天都尽可能和娜塔莎在一起。不仅娜塔莎心慌意乱，同时又那么兴奋和感到幸福，而且，全家对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也怀着恐惧。当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谈话时，老伯爵夫人带着悲愁而严肃的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可是，当他猛然回头看她时，她却胆怯了，假装着谈一些琐事。索尼娅怕离开娜塔莎，可是，又怕妨碍她和安德烈公爵在一起。娜塔莎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刻，她由于害怕那期待着的事情会到来而面色苍白。她那胆怯的神情使安德烈公爵吃惊。她感到他有话要对她说，但是，他鼓不起勇气来。

晚上，安德烈公爵走了，老伯爵夫人来到娜塔莎跟前，低声说：

“怎么样？”

“妈妈，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别问我吧。没法跟您说。”娜塔莎说。

虽然如此，这天晚上，忽而激动，忽而惊惧的娜塔莎瞪大两只眼睛，仍然在母亲床上躺了很久。她时而对她讲他怎样夸奖她，时而讲他怎样说他要出国，时而讲他问他们今年在哪儿避暑，时而讲他怎样向她打听鲍里斯的事。

“可是，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从来没遇见过！”她说，“不过在他面前我感到害怕，在他面前总感到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真的怕呢？妈妈，您睡着了？”

“没有，亲爱的，连我也怕，”母亲说，“睡去吧。”

“我反正睡不着，睡觉是多么愚蠢的事！妈妈，妈妈，这种事我从来没遇见过！”她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感情而惊奇和心慌，“我们哪想得到啊！……”

娜塔莎觉得，早在奥特拉德诺耶第一次看见安德烈公爵的时候，就爱上他了。她早就看中（她坚信她早就看中）的人，正是这个人，现在他又和她相逢了，而且，对她并非无意，这么一个奇异的、意外的幸福仿佛把她惊呆了。“我们在彼得堡，他竟然也来到这儿。在那次晚会上，我们竟然相会了。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很显然，这一切巧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初次见到他，我就感觉有点儿不寻常。”

“他还跟你说什么来着？一首什么诗？你念一念……”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她是问安德烈公爵写在娜塔莎纪念册上的一首诗。

“妈妈，续弦是不是怪丢人的？”

“别说啦，娜塔莎。祈祷上帝吧。姻缘是天定的。”

“亲爱的妈妈，我多么爱您，我多么幸福！”娜塔莎高声喊道，她流着幸福和激动的眼泪，拥抱母亲。

在这同一时间，安德烈公爵正在皮埃尔家中向他诉说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并且拿定主意要和她结婚。

这一天，海伦·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法国大使、不久前才成为伯爵夫人常客的亲王，以及许多名媛和绅士。皮埃尔住在楼下，他穿过大厅时，他那副心事重重、淡漠灰暗的神情使所有的客人吃惊。

自从那次舞会后，皮埃尔感觉自己快要得疑心病了，他拚命跟病魔斗争。在亲王和他的妻子过从甚密以后，皮埃尔突然被任命为宫中侍从，从此他在交际场所总觉得心情沉重，抬不起头来，从前那种人生虚幻的灰暗思想，在他心中更常常出现了。最近他觉察到受他监护的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之间的感情，对比一下他的境况和他的朋友的境况，更加重了灰暗情绪。不论是对自己的妻子，还是对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他都一律极力避免去想。同永恒比起来，他又觉得一切都微不足道，他心中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什么？”于是日日夜夜他都在强迫自己埋头做共济会的工作，希望借此驱逐恶魔的来临。十一点多钟，皮埃尔走出伯爵夫人的房间，到楼上，坐在烟雾弥漫的斗室的桌旁，身穿一件破旧的睡衣，抄写苏格兰共济会记录原件，这时有一个人走进他的房间。这个人是安德烈公爵。

“啊，是您，”皮埃尔带着淡漠和不满的神情，说，“我正在工作。”他指了指抄写本说。他就像一个不幸的人，怀着逃避人生苦难的神情望着自己做的工作。

安德烈公爵站在皮埃尔面前，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又恢复了勃勃的生气，他不注意皮埃尔悲哀的面孔，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幸福之中，对皮埃尔微微一笑。

“喂，亲爱的，”他说，“昨天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今天就是为这来找你。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事情。我在恋爱啦，亲爱的朋友。”

皮埃尔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他那沉重的身躯一下倒在沙发上，坐在安德烈公爵身旁。

“爱上了娜塔莎，是不是？”他说。

“对，对，不是她还能是谁？我本来不相信我会恋爱的，可是，感情战胜了我。昨天我折磨自己，忍受痛苦，可是这个折磨，给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我都不换。我过去等于没有活过。现在才刚开始生活，可是，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不过，她能爱我吗？……她会嫌我太老了……你干吗不说话？……”

“我？我？我怎么跟您说呢，”皮埃尔突然说，他站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我经常这么想……这个姑娘是一个瑰宝，珍奇的瑰宝……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姑娘……亲爱的朋友，我劝您不要空想，不要怀疑，您就结婚，结婚，结婚……我相信，再没有谁比您幸福了。”

“可是，她呢？”

“她爱您。”

“别瞎说了……”安德烈公爵微笑着注视皮埃尔的眼睛，说。

“她爱您，我知道。”皮埃尔生气地喊道。

“你听我说，”安德烈公爵拉住他的手，叫他停住，“你可知道我的处境？我非得找人谈谈不行。”

“好哇，那你就说吧，我非常乐意听听。”皮埃尔说，他的面孔真的起了变化，皱纹舒展开了，他很高兴地听安德烈公爵说话。而安德烈公爵也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那郁闷的心情哪里去了？他那对人生的鄙视和失望哪里去了？皮埃尔是他愿意对之一诉衷肠的唯一的人；于是他就把他心里的话向他全掏了出来。他轻快而勇敢地在做长远打算，他说，他不能迁就父亲的怪脾气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他一定使父亲同意这桩亲事并且喜爱她，或者，即使得不到他的同意，也要办成功，可是，他说了这些后，又感到惊奇，惊奇他自己竟然有这样奇怪的、陌生的、不以他为转移的感情。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会这么一往情深，我简直不相信，”安德烈公爵说，“我从前的感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她，那儿全是幸福、希望、光明；另一部分没有她，那儿全是苦闷和黑暗……”

“黑暗和愁闷，”皮埃尔重复一句，“是的，是的，我理解这个。”

“我不能不爱光明，爱光明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非常幸福，你了解我吗？我知道你也为我高兴。”

“是的，是的。”皮埃尔用感动的、忧郁的目光望着他的朋友，肯定地说。安德烈公爵的命运在他心中愈显得光明，他个人的命运就愈显得暗淡。

二十三

婚事必须得到父亲的同意，因此，安德烈公爵第二天就去见父亲。

老头子听了儿子的禀告，表面上很镇静，而内心却很气愤。在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不愿意生活有什么变化，在生活中多添什么新的东西。“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终晚年吧，以后再随你们的便吧。”老头子自言自语。然而这次和儿子谈话，他还是用了那遇见重大问题才用的外交手腕。他扯着从容不迫的腔调，对问题做了全面的考察。

第一，这桩婚事，从门第、家产和声望方面看，并不美满。第二，安德烈公爵已经不年轻了，而且健康欠佳（老头子特别强调这一点），可是她非常年轻。第三，把唯一的儿子配给一个黄毛丫头，令人于心不忍。第四，最后一点，父亲讥笑地望着儿子，说：“我求你把婚期推迟一年，到国外走一趟，养养身体，给尼古拉公爵找一位德国家庭教师——这本来也是你要办的事，然后，如果爱情、情欲、决心，等等，等等，真是大得不得了，那你就结婚吧。这是我最后的嘱咐，注意，最后的……”公爵在结束自己的话时的语气，表示他的决定不容有任何改变。

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到，老头子希望他的感情或者他的未来的未婚妻的感情经不住一年的考验，或者他本人——老公爵，在这期间死去，于是，他决定服从父亲的意志：订婚，然后推迟一年结婚。

安德烈公爵在他最后那一晚离开罗斯托夫家以后，过了三个星期又回到彼得堡。

娜塔莎在那次同母亲谈话的第二天，整天都在等博尔孔斯基，但是，他没来。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故。皮埃尔也没来，娜塔莎不知道安德烈公爵到父亲那儿去，所以她无从弄明白他为什么不露面。

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娜塔莎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她整天像个影子似的，百无聊赖，无精打采，白天在各屋里闲荡，晚上背着人哭泣，也不到母亲那儿去了。她时常红脸，发脾气。她觉得人人都知道她的失望，笑她，可怜她。她内心的痛苦本来就很强烈，再加上面子上的难堪，就更加不幸了。

有一天，她到母亲那儿，想对她说点什么，可是，她忽然哭了。像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受罚的、受委屈的小孩子那样流泪了。

伯爵夫人安慰她。娜塔莎听妈妈说话，听着听着，忽然打断了她的话：

“别说了，妈妈，我连想都没想，而且，也不愿意想！他来着来着又不来了，又不来了……”

她声音发抖，几乎哭了，但又恢复了常态，平静地接着说：

“我一点不想出嫁。而且，我怕他；我现在完全、完全安心了……”

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娜塔莎穿上一件她最爱穿的旧衣裳，因为她记得特别清楚，早晨穿这件衣服使她觉得愉快，从这天清早起，她又恢复自从上次舞会后就中断了的原先的生活方式。她喝过茶就走进大厅，她特别喜爱这座大厅的共鸣洪亮，在这里她开始视唱练习。练完第一课，她站在大厅中间，重唱一节她特别喜爱的乐句。歌声高昂激越，充满了整个大厅的空间，又渐渐地消失，她高兴地谛听那仿佛出她意料的音调的美，她忽然心情开朗了。“何苦想得太多，这样不是也好。”她自言自语，开始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在音响悦耳的镶木地板上，不是迈着普通的步子，而是每一步都先用脚跟后用脚尖着地（她穿一双她心爱的新鞋），她像听自己的歌声那样听富于节奏的脚跟咚咚声和脚尖磨擦声，她又欢畅了。她经过镜子，对着照了照。“唔，那就是我！”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的表情似乎说：“好哇。我谁也不需要。”

仆人要进大厅收拾东西，但是，她不让进，让仆人出去，又把门关上，继续踱步。这天早晨她又恢复了自我陶醉的状态——她爱慕自己，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这个娜塔莎多么美！”她又用第三人称男性口吻评论自己，“她长得多好，嗓子也好，又年轻，她不妨碍任何人，任何人也别打扰她。”但是，尽管人们不打扰她，她仍然不能平静，而且，她立刻感到这一点。

前厅的大门打开了，有人问：“在家吗？”接着听见脚步声。娜塔莎照镜子，但是她什么也没看见。她听见前厅有声响。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她的面色苍白。这是他。她确切知道是他，虽然从关着的门里只听见一点声响。

娜塔莎跑进客厅，她面色苍白，惊慌失措。

“妈妈，博尔孔斯基来了！”她说，“妈妈，这太可怕了，这叫人受不了！我不愿……受这个折磨！我怎么办？……”

伯爵夫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安德烈公爵已经走进客厅，他神色不安，态度严肃。他一看见娜塔莎，就容光焕发了。他吻了吻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的手，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您很久没有光临……”伯爵夫人刚一开口，安德烈公爵就接过去回答她的问题，显然他急于要说他需要说的话。

“我这一阵子没拜望你们，因为我到父亲那儿去了：我需要和他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昨晚我才回来。”他看了娜塔莎一眼，说。“伯爵夫人，我有事要和您谈谈。”他沉吟片刻又说。

伯爵夫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眼睑。

“乐意为您效劳。”她说。

娜塔莎知道她应当回避一下，但她做不到：好像有个东西哽住她的喉咙，她眼睛睁得圆圆的，不礼貌地直瞪着安德烈公爵。

“现在？就在此刻！……不，这不可能！”她想道。

他又瞧她一眼，他的目光使她相信她并没有猜错。——对了，就在此刻决定她的命运。

“你去吧，娜塔莎，等一会儿我叫你。”伯爵夫人悄悄说。

娜塔莎用吃惊和祈求的眼神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和母亲，走了出去。

“伯爵夫人，我是来向您女儿求婚的。”安德烈公爵说。

伯爵夫人登时满脸通红，但她没说什么。

“您的提婚……”伯爵夫人终于庄重地说。他默默地望着她的眼睛。“您提婚……（她窘迫了）我们很愉快，那么……我接受您提婚，我很高兴。我丈夫……我希望……但是，要看她本人的意愿……”

“先得到您的同意，我再和她谈……您同意我的求婚吗？”安德烈公爵说。

“同意。”伯爵夫人说，把手递给他，当他俯身吻她的手时，她怀着既生疏又温柔的混合感情把嘴唇贴到他的前额上。她愿意像爱儿子一样爱他，但是，她觉得他这人陌生而且可怕。

“我相信，我丈夫一定会同意的，”伯爵夫人说，“但是，令尊……”

“我已经把我的计划通知家父，他同意了，但附带一个不容置辩的条件，就是婚期不得早于一年之内。这也是我要通知您的。”安德烈公爵说。

“对，娜塔莎还年轻，但是——太久了！”

“非这样不可啊。”安德烈公爵叹息着说。

“我把她叫来见您。”伯爵夫人说。

“主啊，饶恕我们吧。”她一面找女儿，一面不断地念叨着。索尼娅说娜塔莎在卧室里。娜塔莎坐在床上，面色苍白，瞪着一对无泪的眼睛望着圣像，迅速地画十字，口中念念有词。她一看见母亲，就跳起来扑到她怀里。

“怎么样，妈妈？……怎么样？”

“去吧，去见他吧。他向你求婚呢，”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觉得她的口气很冷淡……“去吧……去吧。”母亲露出忧愁和嗔怪的神情望着跑开的女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娜塔莎不记得她是怎样走进客厅的。进得门来看见他，她站住了。“难道这个陌生人现在真的成为我的一切了？”她自问，随即回答道：“是的，一切：他现在是世上我唯一最宝贵的人。”安德烈公爵垂下眼睑，走到她跟前。

“我从第一次看见您的头一分钟，就爱上您了。我能抱有希望吗？”

他看了看她，她脸上那派庄严的热情使他吃惊。那表情似乎说：“干吗要问啊？干吗要怀疑那无须怀疑的事情？既然用语言表达不了你所感觉到的，干吗还要去表达。”

她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拿起她的手来亲吻。

“您爱我吗？”

“爱，爱。”娜塔莎仿佛恼怒似地说，她高声叹了口气，又叹了一声，越来越急地喘起来，忽然大哭起来了。

“哭什么？您怎么了？”

“嗨，我太幸福了。”她回答说，透过泪水露出了微笑，她俯下身来偎近他，沉吟了片刻，仿佛在问自己能不能这样做，然后吻了吻他。

安德烈公爵握住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在他心中已经找不到先前对她的爱情。他内心忽然起了一个变化：先前那种诗意的、神秘的憧憬魅力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她那妇孺的软弱性的怜悯，对她那无限忠诚和信任的畏惧，以及由于他和她将要永远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又沉重又欢快的责任感。目前这种感情虽然不像先前那么光辉灿烂和富有诗意，然而却更严肃，更强有力。

“母亲有没有跟您说婚礼至少要在一年以后吗？”安德烈公爵注视着她的眼睛，说。

“难道这就是我，就是那个毛丫头（人们都这样叫我），”娜塔莎想，“难道我从现在起就做妻子，和这个陌生的、可爱的、聪明的、甚至受我父亲尊敬的人平等了吗？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真的现在已经不能拿生活当儿戏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现在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负责了吗？对了，他问我什么来着？”

“没有。”她答道，但是她没有听懂他问的话。

“原谅我，”安德烈公爵说，“您这么年轻，可是，我已经饱经世故了。我是为您担心。您不了解自己。”

娜塔莎全神贯注地听着，极力想听懂他的话，但是，没有听懂。

“不论我多么痛苦，我还是把我的幸福推迟一年，”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这期间，您考察一下自己。我请求您一年后再给我幸福；然而您是自由的：我们的订婚暂时密而不宣，假如您确切地相信您不爱我，或者爱上了……”安德烈公爵不自然地微笑着说。

“您干吗说这话？”娜塔莎打断了他，“您知道，自从您第一次到奥特拉德诺耶那天起，我就爱上您了。”她说，坚信自己说的是实话。

“有一年的时间您就会认识自己了……”

“整整一年！”娜塔莎忽然说，现在她才理解婚期要延迟一年，“为什么要一年？为什么要一年？……”安德烈公爵向她解释延期的原因，娜塔莎不听他说话。

“非这样不可吗？”她问。安德烈公爵什么也没回答，不过他脸上的表情说明这个决定不能改变。

“这真可怕！不行，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娜塔莎突然说，又大哭起来，“等一年要把我等死的：这不可能，这太可怕了。”她望望未婚夫的脸，她在他脸上看见了痛苦和惶惑的表情。

“不，不，我什么都办得到，”她忽然止住流泪，说，“我太幸福了！”

父亲和母亲进来给未婚夫妇祝福。

从这天起，安德烈公爵就以未婚夫的身份到罗斯托夫家做客了。

二十四

没有举行订婚礼，也没有向任何人宣布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订婚；安德烈公爵坚持要这样做。他说，延期的责任在他，他应负起延期的重担。他说，他永远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他不愿约束娜塔莎，她可以有完全的自由。假如半年后她觉得她不爱他，她有拒绝他的权利。自然，不论是双亲或者娜塔莎本人，都不愿听这种话；但是，安德烈公爵坚持自己的意见。安德烈公爵每天都到罗斯托夫家，但他对娜塔莎不以未婚夫自居：他以您称呼她，只吻她的手。自从求婚那天起，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亲近的、纯朴的关系。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互相认识。他和她都爱回忆他们在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彼此对对方的看法；现在他们都觉得他们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了：当时是装腔作势，现在是纯朴而诚恳。最初几天，在同安德烈公爵交往时，家庭中有一种不自然的气氛；他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娜塔莎为了使家里的人对安德烈公爵习惯起来，费了不少的工夫，她带着骄傲的神情要大家相信，他只是表面上很特别，其实他和大家一样，她说她不怕他，别人也不要怕他。过了几天以后，家里的人和他混熟了，当着他的面毫无拘束地做日常的事，他也时常参加进来。他可以同伯爵谈家务，同伯爵夫人和娜塔莎谈服装，同索尼娅谈纪念册和挑花十字布。有时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互相之间，或者当着安德烈公爵的面，一谈起这桩婚事是怎样成功的，以及姻缘的预兆如此明显，都感到惊讶：比如安德烈公爵到奥特拉德诺耶做客，他们去彼得堡，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相貌相似（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来的时候，保姆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一八○五年安德烈和尼古拉之间的冲突，以及家里的人见到的其他许多预兆。

凡是家里有未婚夫妇在场的，往往笼罩着一种诗意的寂寥和沉默的气氛。大家坐在一起，常常相对无言。有时人们站起来走了，只剩下一对未婚夫妇，他们也是相对无言。他们轻易不谈他们未来的生活。谈这种事情，安德烈公爵觉得可怕而且不好意思。娜塔莎也有同感，他所有的感情，她总能猜到，而且总有同感。有一次，娜塔莎问起他的儿子，安德烈公爵脸红了，现在他常常会脸红，而娜塔莎特别喜爱这一点，他说，他的儿子不预备和他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娜塔莎惊讶地说……

“我不能硬把他从祖父身边领走，而且……”

“我会很疼他的！”娜塔莎说，她立刻猜到他的意思，“可是，我知道，您是想避免那些责怪您自己和责怪我的口实。”

老伯爵有时向安德烈公爵走过去，吻吻他，向他讨教彼佳的教育和尼古拉的职务。老伯爵夫人望着他们老叹气。索尼娅时时刻刻都怕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极力找借口走开，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当安德烈公爵讲点什么的时候（他很会讲话），娜塔莎带着自豪的神情听他讲；当她讲的时候，她察觉他在聚精会神地端详她，这使她又怕又喜。她疑疑惑惑地问自己：“他在我身上找什么？他那目光找到了什么？如果他那目光在我身上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那又怎么样呢？”有时，她那特有的狂喜的情绪又来了，每当这时，她特别爱看爱听安德烈公爵大笑。他不常笑，但是一笑就笑个痛快，每次笑过后，她就觉得她更接近他了。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离别使她觉得可怕，娜塔莎就是十分幸福的了。

安德烈公爵在离开彼得堡的前一天，把皮埃尔带来了，他自从舞会后就没有到过罗斯托夫家。皮埃尔看来手足无措，心绪不宁。他和老伯爵夫人拉家常。娜塔莎和索尼娅坐在棋桌旁，她叫安德烈公爵过来和她们一起下棋。他走到她们跟前。

“您早就认识别祖霍夫吗？”他问，“您喜欢他吗？”

“喜欢，他是好人，不过太可笑了。”

一提起皮埃尔，像素常那样，她就讲起他心神恍惚的笑话，有些笑话甚至是编造的。

“您要知道，我把咱们的秘密告诉他了，”安德烈公爵说，“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请求您，娜塔莎，”他忽然严肃地说，“我走后，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您也许会变……我知道，我不该说这话。不过有一件事——我不在时，不论您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啊？……”

“不论发生什么不幸，”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不论发生什么事，索菲小姐，我求您，只找他去讨主意和帮助。他这人非常漫不经心，而且举止可笑，可是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父母也好，索尼娅也好，安德烈公爵本人也好，都预料不到娜塔莎和未婚夫离别对她可能有怎样的影响。她满脸通红，心情激动得不得了，眼中无泪，在那一整天，她彷徨无主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做一些最琐碎的事，仿佛不理解她正等待的是什么事情。甚至在他告别时，最后一次吻她的手，她也没哭。

“别走吧！”她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声调是那么恳切，甚至使他思索了片刻，是不是真的必须留下来，而且，过后很久，他都记得她说这句话的声调。他走后，她也没哭；不过，她一连好几天眼中无泪，在自己房间里呆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是有时说：“唉，他为什么走了！”

他离开两个星期后，使她周围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她从精神病中苏醒过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不过精神面貌改变了，正如久病初愈的孩子，脸上换了一副表情。

二十五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老公爵的健康和脾气，在儿子走后的一年来，每况愈下了。他比以前更容易动怒，他那无缘无故爆发的怒气都倾泻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身上。他似乎专挑她的痛处，更加残酷地折磨她的精神。玛丽亚公爵小姐有两个癖好，因而也是两种欢乐：小侄子尼古卢什卡和宗教，这二者都是老公爵爱用来攻击和嘲笑的目标。不论谈什么，他总要扯到老处女的迷信和娇惯孩子。“你想把他（尼古卢什卡）变成和你一样的老处女呀；白费劲儿，安德烈公爵要的是儿子，而不是老处女。”他说。或者，当着公爵小姐的面，他问布里安小姐可喜欢自家田庄上的老神甫和圣像，于是，打趣地说……

他不断狠毒地侮辱玛丽亚公爵小姐，可是，女儿却连想都没想到是不是应当原谅他。他难道会有什么对不起女儿的吗？难道她的父亲（她知道，他是疼爱她的）会是不公正的吗？而且什么是不公正呢？公爵小姐从没思考过“公正”这个高傲的字眼。对她说来，人类所有复杂的法则，集中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那就是怀着仁爱为人类而受苦受难的上帝本身教导我们的爱和牺牲的法则。别人公正或者不公正与她有什么相干？她本人需要的是受苦受难和爱他人，而且她正是这样做的。

安德烈公爵冬天来到童山，他快乐、和蔼，而且温柔，玛丽亚公爵小姐很久没有见到他这个样子了。她预感到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提起他的爱情。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玛丽亚公爵小姐看到，父子二人在分手前彼此都不满意。

安德烈公爵走后不久，玛丽亚公爵小姐在童山给彼得堡的女友朱莉·卡拉金娜写了一封信，玛丽亚公爵小姐也有一般姑娘们常有的那种幻想，就是希望她这位女友将来嫁给她的哥哥，现在这位女友正为在土耳其战死的哥哥服丧。

“看起来，不幸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亲爱的、温柔的朋友朱莉。

您的损失是那么可怕，我只能认为这是上帝的特别恩惠，他由于爱您而给您和给您的高尚的母亲的考验。啊，我的朋友，宗教，惟有宗教，不但能安慰我们，而且能把我们从失望中拯救出来；惟有宗教能给我们解释那人类不依靠它就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了什么原故，为了什么目的，善良、高尚、善于在生活中寻找幸福的人，不但不伤害任何人、而且为了别人的幸福必不可少的人——这种人总是被召唤去见上帝，而留在世上的都是些无益的、恶毒的害人虫，或者是一些对自己和对别人成为负担的人。我所见到的使我永志不忘的第一个死亡——我的可爱的嫂嫂的死，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正如您问命运之神，为什么您的哥哥就应当死，我也问，为什么天使丽莎就应当死？她不惟对人没做过坏事，而且，她心中除了善良的思想，从来没有什么坏主意。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从那时起，已经五年过去了，凭我这点浅薄的智力，也已经洞若观火，明了她为什么必须死，明了这个死只是造物主无限慈善的表现，造物主一举一动，虽然我们多半不了解，实际上都是对他的创造物的无限仁爱的表现。我常常想，也许因为她太天真纯朴了，简直和天使一样，因此没有能力负起母亲的职责。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是完美无缺的；也许她不能做一个无可指责的母亲。说她给我们、特别是给安德烈公爵留下的，只是纯粹的惋惜和怀念，就不够了，她在天国一定得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地位。这种可怕的早死，虽然令人极为悲痛，但是，对我和对我哥哥都有有益的影响，这不仅她的早死是如此。当不幸刚发生，我不可能有这个想法；当时我会带着恐惧驱逐这个想法，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而且毫无疑问了。亲爱的朋友，我对您说这些，只是为了使您相信《福音书》中的真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座右铭：若是上帝不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66]。而上帝的旨意所依据的就是对我们无限的爱，所以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您问我们是不是去莫斯科过冬？虽然很想看见您，可是，我不想也不愿去莫斯科。原因是在波拿巴身上，您对此一定很奇怪。这是因为：我父亲的健康显著地恶化：任何拂他意的事情他都不能忍受，他很容易动怒。他的怒气，您是知道的，多半是针对政治问题。波拿巴竟然同欧洲所有君主平起平坐，特别是同我们的皇上，伟大的叶卡捷琳娜的孙子，平起平坐，一想到这里他就受不了！正如您所知，我对政治是全然不关心的，可是，从我父亲的言谈中，从他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世界大事，特别是知道了对波拿巴的一切颂扬，似乎全世界只有童山不承认这个波拿巴是伟大的人物，更不承认他是法国皇帝。我父亲对这件事不能容忍。我觉得，我父亲预见到一定会发生冲突，这主要由于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也由于他那不管对谁都毫无顾忌地发表政见的作风，所以他不愿意提去莫斯科的事。他所取得的一切治疗效果，会因不可避免的关于波拿巴的争论而抵消的。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决定了。我们的家庭生活，除了哥哥安德烈不在家，一切照旧。我已经写信跟您说过，他近来变化很大。自从那次不幸以后，只是到今年才完全恢复元气。他又像我小时候知道的样子了：善良、温柔，具有一颗无与伦比的金子般的心。我仿佛觉得，他已经明白过来，他的一生并没有完结。可是，虽然精神有所好转，而身体却衰弱多了。他比以前更瘦了，更神经质了。我为他担心，同时也为他高兴：他终于遵照医生早已嘱咐过的出国疗养去了。我希望这样能使他恢复健康。您来信说，彼得堡都说他是一个最能干、最有教养、最聪明的年轻人。请原谅我这个做亲属的自尊心，我从来不怀疑这一点。他在这儿对所有的人，从农民到贵族，做的好事是无法估计的。他在彼得堡不过是得到他应得到的声誉而已。我很奇怪，不知彼得堡的谣言怎样传到莫斯科来的，特别是像您信中所说的那些不可靠的传闻——关于家兄和小罗斯托娃订婚的传闻。我不认为安德烈将来会同什么人结婚，特别是同她结婚。原因是：第一，虽然他很少提起他的亡妻，但是，我知道丧妻的悲痛深深地藏在他的心里，以致使他不会续弦和给我们的小天使找一个继母。第二，据我所知，这个姑娘不是安德烈公爵所喜欢的那类女人。我不认为安德烈公爵会选择这么一个妻子，老实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太絮叨了，已经写完了两页信纸。再见，我的可爱的朋友；愿您得到上帝神圣、强大的庇护。我的可爱的女友布里安小姐吻您。

玛丽。”

二十六

仲夏，玛丽亚公爵小姐接到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寄来一封意外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她一件奇怪的意外消息。安德烈公爵宣布他和罗斯托娃订婚了。整个信都流露着对未婚妻爱的喜悦以及对妹妹温柔的友爱和信任。他写道，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只有现在他才懂得人生；他请妹妹原谅他在童山时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虽然他告诉了父亲。他没有告诉她是因为怕她央求父亲同意这桩亲事，那样不惟达不到目的，反而惹父亲生气，他那满腹不满的情绪会在她身上发泄。而且，他写道，当时事情还没有像现在最后定下来。“当时父亲给我一年的期限，现在期限已过了一半——六个月了，我对自己的决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如果不是医生留我在这里的矿泉治疗，我早就回俄国去了，可是，现在我的归期不得不再延迟三个月。你是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的。我什么都不要他的，我过去是，将来永远是独立的，但是，违反他的意志，惹得他生气，就会毁掉我一半的幸福，而他和我们一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给他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我请你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封信交给他，并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他是否能同意将期限缩短三个月。”

经过许久的犹豫、疑虑和祈祷，玛丽亚公爵小姐把信交给了父亲。第二天老公爵平静地对她说：

“写信告诉你哥哥，让他等我死了再说……快了——我快给他自由了……”

公爵小姐想辩解，但是父亲不让她说下去，他嗓门提得越来越高。

“结婚吧，结婚吧，亲爱的宝贝……一门好亲事！……人也聪明，啊？又有钱，啊？可不是嘛。尼古卢什卡将有一个好后娘。你告诉他，哪怕明天结婚也行。她当尼古卢什卡的后娘，我来娶布里安！……哈—哈—哈，他没有后娘也不行呀！不过有一样，在我的家里不需要有更多的女人；他结了婚，单另住去吧。也许你也搬到他那儿去吧？”他转过脸来对玛丽亚小姐说，“上帝保佑，去尝尝挨冻的滋味吧……去尝尝吧！……”

经过这次发作后，公爵绝口不提这件事了。但是由于怪儿子没有出息而憋在肚子里的闷气，在父女关系上表现出来。在原有的嘲笑口实中，又添了一个新的——关于后娘以及宠爱布里安小姐这两个话题。

“我干吗不娶她啊？”他对女儿说，“一个蛮好的公爵夫人！”最近一个时期，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莫名其妙和惊讶的是，她察觉父亲越来越亲近那个法国女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在给哥哥的回信中把父亲对他的信的反应告诉了他；但是她安慰哥哥说，父亲迟早会让步的。

尼古卢什卡和他的教育、安德烈和宗教，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慰藉和乐趣；但是，除此以外，每个人都要有他个人的希望，所以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深处也隐藏着成为她生活中主要慰藉的幻想和希望。令她感到快慰的幻想和希望是那些神亲——瞒着公爵拜访她的苦行教徒和巡礼者。玛丽亚公爵小姐年纪越大，经历越多，见闻越广，就越惊奇那些在尘世寻求享乐和幸福的人们眼光短浅；为了得到那不可能得到的虚幻的、罪恶的幸福，人们操劳、奋斗、互相伤害。“安德烈公爵爱妻子，妻子死了，这还不够，他还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的女人身上。父亲不答应，因为他希望安德烈有一个更显赫、更富有的配偶。为了追求过眼云烟的幸福，他们都在斗争，受苦，烦恼，毁坏自己的灵魂——永生的灵魂。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上帝的儿子基督降世曾告诉过我们，人生是过眼云烟，是考验，可是，我们总抓住它不放，想从其中找到幸福，为什么就没有人理解呢？”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除了这些受人轻视的神亲们，没有人理解，那些背着行囊的神亲们到我这儿来都是走后门，因为怕碰见公爵，不是怕吃他的苦头，而是为了使他避免犯罪。他们离乡背井，抛弃家庭，为了对任何东西都不留恋，摒弃对尘世一切福利的关心，穿着麻布衬衫，隐姓埋名，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不伤害任何人，而为别人祈祷，为驱逐他们的人祈祷，也为保护他们的人祈祷：没有比这个真理和人生更高的真理和人生了！”

有一个名叫费多秀什卡的女巡礼者，五十岁，小个子，沉默寡言，满脸麻子，她打着赤脚，脖子挂着铁链，已经巡行三十年了。玛丽亚公爵小姐特别喜欢她。有一天，在黑暗的屋子里，在一盏长明灯的亮光下，费多秀什卡讲她自己的生活经历，玛丽亚公爵小姐忽然有一个极为强烈的想法，她觉得惟有费多秀什卡找到了人生的正路，她决定自己也要出去巡礼。费多秀什卡就寝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思索了很久，不管看来是多么奇怪，最后她决定她要亲自出去巡礼。她把她这个打算只告诉了忏悔师修道士阿金菲神甫，忏悔师称赞她的志向。托辞送给巡礼者礼物，玛丽亚公爵小姐储备了全套的巡礼者行装：粗布衬衫、树皮鞋、长袍和黑头巾。玛丽亚公爵小姐时常走到珍藏的屉柜跟前，站在那儿出神，决定不了是否已经到了实现她的抱负的时候了。

在听着巡礼者讲故事的时候，她被她们那些朴素的、对她们说来已经是说顺了嘴、而在她听来，意义十分深刻的词句激动得心潮起伏，有几次她甚至想抛弃一切从家中逃走。她在想象中仿佛看见自己和费多秀什卡一同在尘埃的道路上巡礼，她穿着粗布衬衫，手持法杖，背着背囊，心中摒除妒忌，摒除人间的爱以及一切愿望，从一些圣徒那儿走到另一些圣徒那儿，最后走到没有悲哀，没有叹息，只有永恒的喜悦和幸福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祈祷；还没有来得及习惯那个地方，喜爱那个地方，又向前走了。一直走得两腿无力，躺下来死在什么地方，最后走到一个永远安逸的境地，那儿没有悲哀，没有叹息！……”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

可是后来，她看见了父亲，特别是看见了小科科，她的决定动摇了，她偷偷地哭了，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爱父亲和爱侄子，胜过爱上帝。

第四部

一

《圣经》传说讲：不劳动——安闲自在，是第一个人[67]在没有堕落之前享福的条件。在堕落的人身上仍然有好逸恶劳的习性，但是，严厉的惩罚却落到人类身上，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必须满头大汗去寻找面包，而且，道德观念不允许我们无所事事而又心安理得。一个秘密的呼声在说：无所事事就是犯罪。如果人类能达到一种境界，他既能悠闲自得，又能觉得自己有益，而且是在履行义务，那么，他就找到了原始幸福的一个方面。整整一个阶层——军人阶层，就是享有这种既悠闲又不受惩罚的境界的。这种必须遵守而不受惩罚的悠闲，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从军的主要乐趣。

尼古拉·罗斯托夫充分地享受了这种幸福，在一八○七年以后，他继续在保罗格勒团服务，他已经接替杰尼索夫指挥一个骑兵连了。

罗斯托夫成为一个举止粗野、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莫斯科的熟人一定认为他有点风度欠佳，但是，他却受到部下和长官的爱戴和尊敬，而且，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最近，一八○九年，他在家信中发现母亲越发常常地抱怨家境愈来愈糟，希望他能够回家，在年老的父母跟前承欢，使父母得到慰藉。

尼古拉读着这些信，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害怕人家把他从避开人生日常的纷扰而生活在平静安谧的环境中拉出来。他觉得迟早又得陷入生活的漩涡，那里有乱麻一团，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有管家的帐目、争吵、阴谋，还有人事关系、交际、索尼娅的爱情，以及对她的许诺。这一切都是非常烦难、混乱，所以他给母亲的回信总是冷冰冰的老一套：上款是“亲爱的妈妈”，落款是“您的恭顺的儿子”，可就是不提他打算何时回家的事。一八一○年他接到父母的信，告诉他说娜塔莎和博尔孔斯基已经订婚，因为老公爵不同意，婚礼要在一年以后才举行。这封信惹得尼古拉烦恼，并且感到屈辱。第一，家里少了他最喜爱的娜塔莎，使他不胜惋惜；第二，从他那骠骑兵的观点看，遗憾的是订婚时他不在场，如果他在场，他会向博尔孔斯基表示和他结亲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荣幸，如果他是爱娜塔莎的话，他可以不顾老顽固父亲是否准许而结婚。他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回去看一看还没有结婚的娜塔莎，恰好这时要举行演习，他又想到索尼娅，想到一些难题，于是又拖延下来。可是那年春天他接到母亲瞒着老伯爵写的信，叫他务必回去。她写道，如果尼古拉不回去把事情管起来，那么全部产业就要拍卖了，全家就得去要饭。老伯爵太软弱，对米坚卡太信任，太好说话，弄得人人都骗他，景况愈来愈糟。“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你马上回来吧，如果你不愿看着我和全家落到不幸的地步。”伯爵夫人写道。

这封信对尼古拉发生了影响。他所具有的一般人的常识告诉他应当怎么办。

现在应当走了，不是退役就是请假。为什么要走，他不知道；但是，在饭后小睡后，他吩咐备上那匹灰色“战神”，这是一匹好久没骑、极其不驯的烈马。他骑着这匹汗淋淋的公马回来时，向拉夫鲁什卡（杰尼索夫留给罗斯托夫的仆人）和晚上来他这儿的同事们宣布，他要请假回家。不论在他说来是多么难以想象和奇怪，在他没有知道司令部是否把他升为骑兵大尉（这是他特别感到兴趣的），或者他在最近几次演习是否获得安娜勋章的时候，他竟然走了；不论是多么奇怪，在他没有把三匹黑鬃烈马卖给正在还价的戈卢霍夫斯基伯爵的时候（而罗斯托夫打赌要卖两千卢布），他竟然要走了；不论是多么不可理解，为了对抗枪骑兵为波兰小姐博尔若佐夫斯卡娅举行的舞会，骠骑兵也要为波兰小姐普沙杰茨卡娅举行一次舞会，而在这次舞会上竟然没有他参加，——他知道他要从这个光明美好的世界到那充满了荒谬和混乱的地方。一个星期后请准了假。不仅本团的而且全旅的骠骑兵同事，每人凑十五卢布的份子给罗斯托夫饯行，并且请了两个乐队和两个歌咏队助兴；罗斯托夫和巴索夫跳了一场特列帕克舞；酩酊大醉的军官们把罗斯托夫抛起来，拥抱他，然后放下；第三骑兵连的士兵们再一次抛起他，喊乌拉！然后他们把罗斯托夫放在雪橇里，一直护送他到第一个驿站。

从克列缅丘格到基辅，走了途程的一半，正如常有的情形，罗斯托夫的思想还停留在后面，停留在骑兵连队；但是过了一半的路程后，他已经忘掉三匹黑鬃烈马，忘掉他的司务长和博尔若佐夫斯卡娅小姐，开始不安地问自己，到了奥特拉德诺耶将要看到什么，那儿的情形怎么样。离家越近，对家的思念就越强烈，极其强烈（仿佛精神上的感觉也服从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最后一站奥特拉德诺耶到了，赏给车夫三卢布酒钱，他像孩子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宅第的门廊。

狂喜的迎接过去了，与所期待的比较起来，尼古拉有一种奇怪的不满感觉，（早知一切照旧，我何必着急！）然后，尼古拉又开始习惯老家的生活。父母依然如故，只不过老了些。他们的变化仅仅有些急躁不安，有时不和睦，这是以前没有的，尼古拉不久就明白，这都是由于境况不佳所致。索尼娅快满二十岁了。她已经不会长得更美，除了现在这个样子，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了；即使这样，也就很够了。自从尼古拉回来后，她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和爱情之中，这个姑娘的爱情忠贞不渝，使他由衷地高兴。尼古拉感到最惊奇的是彼佳和娜塔莎。彼佳已经是十三岁的大孩子了，已经变了嗓音，他长得漂亮，活泼聪明，然而很顽皮。尼古拉望着娜塔莎，惊奇地看了她很久，笑起来。

“完全变了。”他说。

“怎么，变丑了？”

“相反，可是，派头倒十足。公爵夫人！”他凑近她的耳朵低声说。

“对，对，对。”娜塔莎高兴地说。

娜塔莎讲了讲她和安德烈公爵恋爱经过，讲了讲他到奥特拉德诺耶的情景，把他最近的来信拿给他看。

“怎么，你高兴吗？”娜塔莎问，“我现在很平静，很幸福。”

“很高兴，”尼古拉回答说，“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怎么，你爱得厉害吗？”

“怎么对你说呢，”娜塔莎回答说，“我爱过鲍里斯，爱过舞蹈教师，爱过杰尼索夫，但是，那些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很坦然，很坚定。我知道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所以我觉得很平静，很畅快。完全和从前不同……”

尼古拉向娜塔莎表示，他对婚期推迟一年不满意；但是，娜塔莎向哥哥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她向他证明非这样不可：违反公公的意志，进入婆家的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她本人就愿意延期。

“你丝毫、丝毫也不明白。”她说。尼古拉不吭声了，同意她的说法。

哥哥常常望着妹妹，觉得很惊奇。她完全不像一个与未婚夫别离的钟情的未婚妻。她完全和从前一样情绪稳定，态度安详，快快活活。这使尼古拉感到惊讶，甚至对博尔孔斯基的求婚有不信任的看法。他不相信她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局了，特别是他没有看见安德烈公爵和她在一起的情形，更使他有这种看法。他仿佛觉得这门亲事有不妥当的地方。

“为什么要延期，为什么不举行订婚礼？”他想道。有一次，同母亲谈到妹妹时，使他惊讶同时也使他有点满足的是，他发现母亲内心深处对这桩婚事有时也怀着疑虑。

“你看他写的，”她把安德烈公爵的信拿给儿子看，她怀着凡是当母亲的对女儿未来的夫妇幸福都有的那种隐蔽的妒忌，说道，“他说，他在十二月以前不能回来。究竟是什么事阻碍了他？一定是疾病！他的身体不好。你可别对娜塔莎说。你别看她很快活：她这已经是少女时代的尾声了，我知道每次接到他的信，她的情绪是怎样的。然而，上帝保佑，万事都会如意的，”每次结束谈话，她都是这样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二

尼古拉初到时，神态严肃，甚至沉闷。使他苦恼的是，他必须过问那愚蠢的家务，而母亲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他叫回来的。为了卸下这个包袱，在他到家的第三天，他就气愤愤的，问他到哪儿去他也不答理，皱着眉头径往厢房去找米坚卡，叫他把所有的帐目都拿出来。何谓所有的帐目，尼古拉比吃惊的、莫名究竟的米坚卡知道得更少。和米坚卡的谈话，以及查帐的时间持续不久。在前面厢房等候的村长、农民代表和乡绅，恐惧地、同时不无满意地起先听到小伯爵嗓子愈提愈高，说话的声音嗡嗡响，而且急促，然后听到接二连三的可怕的咒骂字眼。

“强盗！忘恩负义的坏蛋！……把你这个狗崽仔剁个稀巴烂……我可不像父亲那样……我们被你偷光了……”诸如此类。

接着，这些人带着相当满意和惧怕的神情看见小伯爵满脸通红，两眼充血，抓住米坚卡的脖领把他拖出来，在咒骂告一段落的当儿，技巧娴熟地用腿和膝盖顶着他的屁股，用力往前一推，喊道：“去你的吧！坏小子，永远不要在这儿露面！”

米坚卡从六级台阶上飞也似地冲下来，一直冲向花坛。（这个花坛是奥特拉德诺耶犯罪的人有名的避难所。米坚卡吃醉酒从城里回来，他本人就是躲在这个花坛里的，许多在这儿躲米坚卡的奥特拉德诺耶居民，都知道这个花坛的庇护效能。）

米坚卡的妻子和小姨子带着惊慌的表情从她们的房门口探头探脑地向穿堂张望，房里精亮的茶炊正烧得翻滚，管家的高床，床上铺着绗过的、用碎布拼成的被子。

小伯爵气喘吁吁，大踏步从她们面前走过，连看也不看她们，回内宅去了。

伯爵夫人立刻从使女们嘴里得知厢房发生的事。一方面，她为现在他们的境况一定会有好转而感到慰藉；另一方面，她怕儿子过于操劳，心中老大的不安。她好几次蹑手蹑脚走到他的门前，听见他一袋接一袋地吸烟。

第二天，老伯爵把儿子叫到一边，含着胆怯的微笑，对他说：

“你可知道，亲爱的，何必发火呢！米坚卡全告诉我了。”

尼古拉心中想道：“我就知道在这个蠢地方，永远什么都弄不明白。”

“你气他没有把这七百卢布入帐。其实这笔款子已经转帐了，你没有往下看。”

“爸爸，他是坏蛋，小偷，我知道。我做过的，就算做过了。如果您不愿意，我不再理他就是了。”

“不，亲爱的。（伯爵也有点惭愧。他觉得他没有管理好妻子的田产，对不住自己的孩子们，但不知怎样才能改好。）不，我请你把家业管起来，我老了，我……”

“不，爸爸，如果我做了使您不愉快的事，就请您原谅，我比您更不善于管理。”

“什么农民呀，银钱呀，转帐呀，全都见鬼去吧，”他想，“怎么押注，我早就内行，至于什么转帐，我一窍不通。”他对自己说，从此他不再过问家务。只是有一次，伯爵夫人把儿子叫来，对他说，她有一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二千卢布的期票，问尼古拉怎么办。

“原来是这个事儿，”尼古拉答道，“您说，这事由我来决定；我不喜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不喜欢鲍里斯，但是他们对咱们不错，而且很穷。就这么办吧！”于是他把期票撕得粉碎，他这个行为使老伯爵夫人流着欢喜的眼泪大哭起来。在这之后，小伯爵再没有过问任何家事，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热衷于对他说来还是新鲜的事情——犬猎，老伯爵置办了大规模的狩猎设备。

三

已经是初冬的天气，早晨的严寒冻结了被秋雨浸湿的土地，秋播作物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被牲口踩得发褐色的冬麦田垅，那淡黄的春播作物禾茬和红色的荞麦田垅，把茂密的秋播作物衬托得格外鲜绿。八月底，山巅和树林在冬麦的黑土田地和禾茬中间还是一些绿洲，这时在嫩绿的冬麦中间，已经变为金黄和鲜红之洲了。野兔的毛已经换了一半，小狐狸也开始出窝了，狼仔已经长得像狗一样大小。这是狩猎的最好季节。热衷打猎的年轻猎手罗斯托夫的猎犬，不仅跑得掉了膘，而且腿子也跑累了，猎手全体会议决定让狗休息三天，九月十六日进行一次远征，从橡树林开始，因为那儿有一个未受惊扰的狼窝。

九月十四日天气形势是这样。

整天猎犬都待在家里；天气很冷，寒风砭骨，但是傍晚开始上雾，转暖。九月十五日，小罗斯托夫清早起来，穿着睡衣向窗外一望，他看见，再没有比今天早上的天气更适于打猎的了：天空仿佛在融化，平静无风地向地面降落。天空中唯一移动的东西，就是烟尘或者是雾霭的微粒静悄悄地下降。花园里秃树枝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坠落在刚刚落下的树叶上。菜园的土地有如罂粟花黑亮湿润，在不远的地方，和灰暗的潮湿雾幕融为一体。尼古拉走到湿漉漉的泥泞满地的门廊台阶上；这儿散发着腐木和狗腥的气味。那只黑毛白花、肥臀、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突出、名叫米尔卡的母狗，一看见主人就站起来，向后伸直了腰，像野兔似的伏下前腿，然后突然跳将起来，直冲他的鼻子和耳朵舔去。另一只长腿猎犬，在花园小径上看见主人，拱起脊背，箭也似的向台阶冲去，翘起尾巴，蹭尼古拉的腿。

“噢——啊唷！”这时传来一声最深沉的低音结合着最尖厉的高音的、别人无法摹仿的猎人的呼唤。从墙角走出猎手长和驯犬长丹尼洛，他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留着乌克兰式的茶壶盖发型，手中拿着短柄长鞭，带着只有猎人才有的独立自主和藐视一切的表情。他在主人面前脱下切尔克斯高顶帽，轻蔑地望着他。这种轻蔑的态度并没有使主人觉得受辱：尼古拉知道，这个蔑视一切、高出一切的丹尼洛，仍然是他的奴仆和猎人。

“丹尼洛！”尼古拉说，他一看见这打猎的天气、这些猎犬和他的猎手，就犹豫不安地觉得，一种遏止不住的打猎欲望在心中油然而生，犹如一个钟情的人一看见情人，就忘记原先的各种打算一样。

“大人，有什么吩咐吗？”他用由于撺掇猎狗而喊哑了的嗓子，发出好像教堂执事的低音，问，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从眉头下面向不吭声的主人瞥了一下。“怎么，忍不住了吧？”那双眼睛似乎在说。

“好天气，呃？打一围，跑一圈，怎么样？”尼古拉搔着米尔卡的耳根，说。

丹尼洛不答话，眨了眨眼。

“天蒙蒙亮，我就派乌瓦尔卡去打探打探，”停了片刻，他又用他那特有的低音说，“他说，母狼搬家了，搬到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在那儿嚎叫呢。（所谓搬家，是说他们俩都知道的那只母狼带着狼仔迁到奥特拉德诺耶森林，离家两俄里远一处不大的林子。）”

“那就非去不可了，是不是？”尼古拉说，“你把乌瓦尔卡带来见我。”

“遵命！”

“那就先别给狗喂食。”

“是。”

五分钟后，丹尼洛和乌瓦尔卡都站在尼古拉的大书房里。别看丹尼洛个子不高，看见他站在书房里却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仿佛看见在周围都是家具和人类生活必需设备的地板上站着一匹马或者一头熊。连丹尼洛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照例站在门口，极力把话说得轻些，动也不动，生怕碰坏主人书房里的东西，尽快把话说完，好早点出去，从天花板底下走到广阔的天幕下面。

询问完毕，并且从丹尼洛口中得知猎犬都不错（丹尼洛本人也想去打猎），尼古拉就吩咐备马。丹尼洛刚要出去，娜塔莎快步走进来，她还没有梳头洗脸，也没有更换衣裳，裹着保姆的一条大围巾。彼佳跟着她跑进来。

“去打猎吗？”娜塔莎说，“我就知道！索尼娅说你们不去。我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不可能不去。”

“去，”尼古拉不乐意地说，他今天打算进行一次真正的猎狼，不愿意带娜塔莎和彼佳去，“去是去，不过光是猎狼：你们会觉得没意思。”

“你要知道，这是我最大的乐趣，”娜塔莎说，“这不像话：自己去打猎，吩咐备马，可是瞒着我们。”

“俄军不怕万重关，我们去打猎！”彼佳喊道。

“可是，你不能去：妈妈不叫你去。”尼古拉转身对娜塔莎说。

“不，我要去，一定要去。”娜塔莎坚决地说。“丹尼洛，吩咐给我们备马，米哈伊尔把我的猎犬也带了去。”她对猎手长说。

丹尼洛本来就觉得他待在屋里不合适，很别扭，现在又要和小姐打交道，这在他简直不可想象。他垂下眼皮赶快退了出去，仿佛这等事与他无关，生怕无意中伤害着小姐。

四

老伯爵一向拥有大规模的狩猎设备，现在都交给儿子管理，这一天，九月十五日，老头兴致很好，也要参加狩猎。

一小时后，全副猎队来到门廊台阶前面。尼古拉神色严厉而且郑重，表示现在没有工夫管闲事，不理睬要和他说话的娜塔莎和彼佳，从他们面前径直走过去。他检查了猎队的各个部分，派了一小队猎犬和猎手去打前站，他骑上那匹枣红顿河马[68]，对他的那群猎犬打着呼哨，穿过打谷场，向通往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出发了。老伯爵骑的是一匹名叫维夫梁卡的栗色骟马，由伯爵的马夫牵着；他本人乘一辆轻便小马车驰往指定的地点。

猎犬总共五十四只，由六名猎犬手带领。不算主人，有八名狼犬手，驱赶着四十只狼犬，连同主人的猎犬，大约出动了一百三十只狗，二十名骑马的猎人，向田野进发。

每只狗都认识自己的主人，知道呼号。每个猎人都知道自己份内的事、把守的地点和担负的任务。大队人马刚走出菜园，就听不见一点喧哗声和谈话声，均匀地、肃静地沿着通往奥特拉德诺耶森林的大路和田野散开。

马在田野上行走，就像在松软的地毯上行走一样，有时走过大路上的水洼，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雾濛濛的天空，仍然悄悄地、均匀地向地面下降；空气寂静而且温暖，没有一点声音。偶尔响起猎人的呼哨声、马的响鼻声、鞭击声，或者离队的猎犬的尖叫声。

走了一俄里的时候，从雾里又出现五个骑马的人带着猎犬，迎着罗斯托夫的猎队走来。为首的是一位胡须花白、精神爽朗、仪表堂堂的老人。

“您好，大叔。”当老头走到跟前时，尼古拉说。

“没得说哇！……我就知道，”大叔说（这是住在邻村的罗斯托夫家一门不富裕的远亲），“我就知道，你在家坐不住了，今天出猎是好日子。没得说哇！（这是大叔爱说的口头禅。）赶快占领禁伐区，我的吉尔奇克说，伊拉金家带着猎队正在科尔尼克扎队呢；太好了，走吧！他们会从你们眼皮底下把整窝的狼崽夺走的。”

“我们正是去那儿。怎么样，咱们合了吧？”尼古拉问道，“合起来……”

两家的猎犬合成一队，大叔和尼古拉并马而行。娜塔莎策马向他们驰来，她的头巾下露出兴奋的面孔，一对眼睛闪闪发光，彼佳和猎手米哈伊尔，还有保姆派来跟随她的驯马师等人，都不离左右地陪伴着她。彼佳在笑什么，他在鞭打他骑的马，不住地拽缰绳。娜塔莎矫健、 自信地骑在黑色的阿拉伯马上，一只手熟练地、毫不费力地把马勒住。

大叔不以为然地回头看了看彼佳和娜塔莎。他不喜欢把儿戏和打猎的正经事混在一起。

“大叔，您好，我们也去打猎。”彼佳喊道。

“好是好，当心别踩着狗。”大叔严厉地说。

“尼古连卡，特鲁尼拉这只狗多可爱！它认得我。”娜塔莎在夸她那只心爱的猎犬。

“首先，特鲁尼拉根本不是狗，而是猎犬。”尼古拉想，并且严厉地向妹妹瞅了一眼，极力使她感觉到，此刻他们之间应保持一个距离。娜塔莎理解这一点。

“大叔，您别以为我们会妨碍什么人，”娜塔莎说，“我们会待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决不乱动。”

“那才好哇，伯爵小姐，”大叔说，“千万别从马上跌下来，”他又补上一句，“没得说哇！因为你没有什么可扶的东西。”

离开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的那片绿洲只有百十来俄丈远了，猎犬手们正向林中走去。罗斯托夫和大叔最后商定从哪里放猎犬，他们指定娜塔莎站在一个决不会有任何东西跑过的地点，然后就越过山谷前进了。

“喂，老侄子，你对付的是一只大狼，”大叔说，“当心，别让它溜掉。”

“看情况吧。”罗斯托夫答道。“卡拉伊，准备！”他呼唤了一声，作为对大叔嘱咐的回答。卡拉伊是一只丑陋的、皮毛蓬乱的老公狗，由于独力擒一只大狼而出名。大家各就各位。

老伯爵知道儿子在打猎时脾气暴躁，生怕迟到，一路紧赶慢赶，在猎犬手还没到地方，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就已经坐着两匹黑马驾的马车，高高兴兴，面颊红润，腮帮震得直颤，驰过葱绿的田野，到达留给他的守候点。他抻了抻皮袄，装备好猎具，跨上那匹跟他一样保养得膘肥毛滑、老实善良、毛色斑白的维夫梁卡骏马。马车被打发回去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不是一个热中的猎手，但是，他对打猎规则倒记得烂熟，他向灌木丛边沿驰去，就在那儿停住了，整理一下缰绳，在鞍子上坐好，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妥当，微微含笑向四外观望一下。

他身旁站着一个名叫谢苗·切克马尔的跟班，是一个老骑手，但动作已经不灵活了。切克马尔牵着三只像主人和马一样肥壮的凶猛猎犬。两只不拴锁链的聪明的老狗在一旁卧着。百步开外的空地上，站着伯爵的马夫米季卡，此人是一个不要命的骑手和狂热的猎手。伯爵照老习惯在打猎前喝一银杯猎人露酒，吃点小菜，喝半瓶他所喜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由于饮酒和行路，面色发红，眼睛蒙上了一层湿润，显得特别光亮，他裹紧了皮袄，坐在马鞍上，那样子有如准备出外游玩的儿童。

瘦得两腮下陷的切克马尔，把该做的事做完，不住地打量跟他和睦相处三十年的主人，他了解他现在的心情愉快，正在等待和他愉快地交谈。还有一个老头从树林里小心翼翼地骑马（他显然受过教训）走来，在伯爵身后停住。此人胡须花白，身穿肥大的女长衣，头戴尖顶帽。这是名叫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69]的小丑。

“喂，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对他挤挤眼，悄悄地说，“你要是把野兽惊走，丹尼洛可饶不了你。”

“我……并不比别人差。”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说。

“嘘——嘘！”伯爵发出叫人肃静的声音，然后向谢苗转过身去。

“你看见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70]了吗？”他问谢苗，“她在哪儿？”

“她和彼得·伊利奇[71]停在扎罗夫草地附近，”谢苗微笑着说，“别看是女流，打起猎来可了不起。”

“你看她骑马，谢苗，才叫你惊奇呢……是吧？”伯爵说，“简直比得上男人！”

“怎么不叫人惊奇？她那么大胆，那么灵活！”

“尼古拉沙[72]在哪儿？在利亚多夫斯克高地吧？”伯爵低声问。

“是啊，您老。他知道在哪儿把守。他骑马的技术可高超啦，我跟丹尼洛时常大吃一惊。”谢苗说，他知道怎样才能讨得主人的欢心。

“骑术不错，是吧？他骑马的姿势怎么样？”

“简直跟画的一样！前几天他从扎瓦尔津斯克草地赶出一只狐狸。他越过一个障碍又一个障碍，紧追猛赶——那马价值千金，而骑手更是无价之宝！这样好的小伙子哪儿找去！”

“哪儿找去……”伯爵重复说，他显然因为谢苗很快把话说完而觉得遗憾，“哪儿找去。”他一边说，一边掀起皮袄的底襟，把鼻烟壶掏出来。

“前些日子他从教堂出来，全身佩戴勋章，于是米哈伊尔·西多雷奇……”谢苗没把话说完就听见寂静的空中清晰地传来两三只猎犬追逐野兽的吠声，夹杂着别的猎犬的呼应声。他侧耳细听，默默地向伯爵示意。“找到狼窝啦……”他低声说，“一直往利亚多夫斯克高地追去了。”

伯爵忘了收起脸上的笑容，凝视着前面的狭长林带，手里握着鼻烟壶，也没有闻。紧跟着狗吠声之后，丹尼洛吹响了追狼的低沉号角；另外一群猎犬加入了头三只猎犬，可以听见猎犬响亮的吼叫夹杂着追狼的特别的吠声。猎手们已经不是“嗖嗖”地撺掇，而是喊“乌溜——溜[73]”，丹尼洛时而低沉、时而尖厉的呼号最突出。他的声音仿佛充满了整个森林，而且冲出森林以外，在田野远处回响。

伯爵默默地静听片刻，他的马夫深信不疑地说，猎犬已经分成两队：较大的、吼声特别起劲的一队，渐渐离得远了，另外一队沿着伯爵前面的森林奔跑，可以听见丹尼洛在这一队里发出“乌溜——溜”的声音。这两队合而又分，但是两队都跑远了。谢苗松了口气，俯下身来整理一下被小公狗弄乱了的皮带；伯爵也松了口气，瞅见手中的鼻烟壶，打开来捏了一撮鼻烟。

“回来！”谢苗对跑出林外的小狗喊道。伯爵打了一个哆嗦，把鼻烟壶失落了。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下马去捡鼻烟壶。

伯爵和谢苗望着他。突然，正如常有的情形，追逐的声音一霎时临近了，那狂吠的狗嘴和丹尼洛的喊声，仿佛马上就要在眼前出现。

伯爵向四外张望，看见米季卡在他右边，他瞪着两眼盯着伯爵，举起帽子，向他指着另一侧的前方。

“当心！”他大喊一声，听得出他早就憋着要喊出来。他放开猎犬，策马向伯爵这边驰来。

伯爵和谢苗骑马驰出树林，看见左边有一只狼，一摇一摆地轻轻向左边他们原先站过的林边跳去。愤怒的狗哀鸣起来，挣脱了皮带，擦过马蹄向狼追去。

狼停了一下，好像患喉头炎似的，笨拙地向猎犬转过它那宽额的脑袋，然后仍然摇摆着身子，摇摇尾巴，猛地一跳，再跳，就窜进森林边缘不见了。就在这时，只听得一阵像哭似的嗥叫，从对面林边慌张地跳出一只、两只、三只猎犬，这群猎犬沿着狼跑过的田野疾奔。在猎犬之后，榛树丛薮分开了，丹尼洛那匹栗色的、由于出汗皮毛变黑了的马驰了出来。丹尼洛骑在长长的马背上缩作一团，俯向前方，他没有戴帽子，满头乱蓬蓬的白发，通红的脸汗淋淋的。

“乌溜——溜——溜，乌溜——溜！……”他喊道。当他看见伯爵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嘿……！”他举起鞭子指着伯爵威吓道。

“把狼放走了！……好一个猎人！”他好像不屑于和惊慌失措的伯爵废话，对伯爵憋着一肚子怒气，鞭打着栗色骟马塌陷和汗湿的两肋，跟着猎犬驰去。伯爵好像受罚的小学生，站在那儿四外张望，极力堆出笑容以博取谢苗对他处境的同情。但是，谢苗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正绕着灌木林奔驰，不让狼跑进森林里去。猎犬手们也从两边堵截，但是，那狼穿过灌木林逃走了，没有一个猎手截住它。

五

这时尼古拉·罗斯托夫正在他的位置上守候着野兽。根据猎犬追狼的吠声时远时近，根据他所熟悉的猎犬的音调，根据猎犬手们呼号声时远时近而且逐渐提高，他可以感觉到那座孤林中发生的一切。他知道，孤林里有小狼和老狼；他知道，猎犬已经分成两队，正在什么地方追捕，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时时刻刻期待狼到他这边来。关于狼怎样和从哪个方向跑过来，他怎样捕捉它，他假设了千百个不同的情况。希望和失望不断地交替着。他好几次祈求上帝让狼跑到他这儿来；他如此热切和真挚地祈祷，正如人们为了一点小事而非常激动地祈祷一样。“你为我做这件好事吧，这在你算不了什么！”他对上帝说，“我知道，你是伟大的，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是罪过；但是多谢你啦，上帝，就让那只老狼闯到我这儿吧，就让卡拉伊扑过去，当着在那边守候的大叔的面，狠命地咬着它的喉咙不放。”在半小时中间，罗斯托夫上千次地用焦急不安的目光望着林边（那里有一片白杨幼林，中间矗立着两棵稀奇古怪的大橡树），望着边缘被水冲塌的溪谷，望着右首灌木丛上方隐约露出的大叔的帽子。

“不，我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罗斯托夫想道，“那太可贵啦！不会有的！不论是打牌还是打仗，我总是倒霉。”奥斯特利茨和多洛霍夫在他的想象中鲜明地出现了，但是一闪而过。“但愿在我一生中能猎到一只老狼，我没有更多的奢望！”他想道，他集中听觉和视力，不住地向左望，又向右望，侧耳细听那猎犬吠声极细微的差别。他又向右仔细看一眼，他看见空旷的田野上一个什么东西朝他跑来。“不，这不可能！”罗斯托夫想，他深沉地喘息起来，正如一个人在他久已盼望的事一旦实现的时候就是这样深沉地喘息的。最伟大的幸福实现了——而且是那么简单，不动声色，没有炫耀和庆祝。罗斯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持续了一秒多钟。狼向前跑，笨重地跳过路上的车辙。这是一只老狼，背脊灰白，肥大的肚皮发粉红色。它不紧不慢地跑着，显然认为没有人看见它。罗斯托夫屏着呼吸环顾一下猎犬。那些狗或站或卧，既没看见狼，也不了解眼前的情况。老狗卡拉伊回过头，龇着黄牙在咬它的后腿，怒冲冲地捉虱子。

“乌溜——溜。”罗斯托夫嘬起嘴唇低声喊道。那些狗抖响了链子，跳起身来，竖起耳朵。卡拉伊搔了搔后腿，也站起来竖起耳朵，轻轻地摇了摇那垂挂着狗毛纠结成团的尾巴。

“放，还是不放？”当狼从森林那边向他跑来时，尼古拉自言自语说。狼突然改变了面部的表情；它打了一个寒噤，大约看见了它从未见过的、正向它注视着的人的眼睛，它略微向尼古拉转过头来，就停住了——退回去呢，还是向前走？“咳！反正一样，前进！……”看样子它似乎这样对自己说，于是它不再反顾，迈着轻柔、疏阔、从容、然而坚定的跳跃步伐，前进了。

“乌溜——溜！……”尼古拉用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喊道，同时，他那匹骏马箭也似地奔下坡去截那只狼，一路跃过一个个水洼，几只猎犬跑得更快，超过了马。尼古拉听不见自己的喊声，也觉不出他在飞驰，也看不见狗，看不见驰过的地面，他只紧紧盯着那只狼，那狼加快了速度，仍然顺着山谷一跃一跃地奔跑。第一个追上那只狼的是黑毛白花、臀部肥大的米尔卡，它逐渐接近那只野兽了。更近了，更近了……眼看就要追上。但是，那只狼向它微微斜了斜眼，米尔卡不像平素那样更加一把劲儿，而是忽然翘起尾巴，两只前脚撑着地停住了。

“乌溜溜溜——溜！”尼古拉喊道。

红毛柳比姆从米尔卡后面窜出来，箭也似地向狼扑去，咬住了它的后腿，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它惊慌地跳到旁边去了。那狼一蹲身，龇了龇牙，又站起来向前跑了，一大群狗不即不离地跟着它跑。

“不好，跑掉啦！这不行。”尼古拉想，继续用沙哑的声音呐喊。

“卡拉伊！乌溜——溜！……”他喊道，一面用眼睛寻找那只老公狗——他唯一的希望。卡拉伊使出全身力气，尽可能伸长身子，眼睛盯着那狼，挺费劲地奔到狼身旁，准备截住它。但是狼跳跃得快，狗慢，卡拉伊显然失算了。尼古拉看见前面的森林已经不远，狼跑到那儿就会逃掉。这时前面出现几只狗，几乎迎面驰来一个猎人。还有希望。一只尼古拉不认得的、来自别队的、长身量、皮色黑褐的小公狗，从前面向狼猛冲过来，几乎把它撞倒。但是，狼出乎意外迅速跳将起来，向黑褐色猎犬扑过去，咔哧咬了一口——那只小公狗尖叫一声，头冲地倒了下去，肋上的伤口流出鲜血。

“卡拉尤什卡[74]！我的爷！”尼古拉带着哭声喊道。

多亏这次拦截耽搁了一下，那只腿上的毛纠成团的老公狗已经离狼五步远了。狼好像察觉出危险，斜眼看了看卡拉伊，把尾巴夹得更紧，大步跳走了。正在这时，尼古拉只见卡拉伊行动了，——它眨眼工夫已经扑在狼身上，和它一起滚进它们身旁的沟里。

尼古拉看见几只狗和狼厮打成一团，狼在狗下面露出灰白色的皮毛，后腿伸得直直的，抿着耳朵，受惊而且急促地喘息着（卡拉伊箝住了它的喉咙），就在这一刹那——尼古拉看见这个情景的刹那，是尼古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已经抓住鞍桥准备下马刺那只狼了，这时狼突然从一群狗中间抬起头来，两只前腿搭着沟沿。狼咬了咬牙（卡拉伊已经松开了它），后腿一蹬，跳出了沟，夹紧尾巴，又摆脱了狗群，向前逃跑了。卡拉伊大概是摔伤或者是被咬伤，它竖起毛来，挺费劲地从沟里爬出来。

“我的老天！这是怎么啦？……”尼古拉大失所望，喊道。

大叔的一个猎手在狼的前头斜刺里驰来，他的几只狗又拦住了狼。又把它包围起来。

尼古拉、他的马夫、大叔和他的猎手，围着狼打转，“乌溜——溜”地喊叫，每当狼向后一蹲，他们就准备下马；每当狼打起精神，又向可以救它命的伐林区移动，他们就策马赶上去。

早在追捕开始的时候，丹尼洛一听见“乌溜——溜”的喊声，就驰出了树林。他看见卡拉伊捉住了狼，就勒住马，以为战斗结束了。但是，当猎手们都没下马，狼抖擞一下又逃走了的时候，丹尼洛催动了他的枣红马，不是朝着狼、而是一直向伐林区驰去，正如卡拉伊那样，切断狼的去路。幸亏这么迂回，正好大叔的狗第二次拦住狼的时候，他赶到了狼跟前。

丹尼洛不声不响地骑着马，左手握着出鞘的匕首，仿佛用连枷打禾似的，用他那短柄鞭子拍打枣红马收得紧紧的两肋。

一直到枣红马呼呼地喘着气从尼古拉面前驰过的时候，尼古拉才看见和听见丹尼洛，他听见身体倒下去的声音，看见丹尼洛在一群狗中间趴在狼背上，狠命地揪狼的耳朵。不管是狗，是猎人，甚至狼自己，都已经明白了，现在一切都完了。狼吓得抿着耳朵，竭力想站起来，但是狗紧紧围着它。丹尼洛欠起身来往上一纵，好像躺下休息似的，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狼身上，一面紧紧抓住它的耳朵。尼古拉想过去刺它，但是，丹尼洛低声说：“用不着，咱们捆住它的嘴。”于是，他换了个姿势，一只脚踩着狼的脖子，用一根棍子横插在狼嘴里，绑上，好像给它戴上皮嚼子，然后绑上它的腿，丹尼洛把狼来回滚了两滚。

人们带着喜悦和疲乏的表情，把那只活捉的老狼放到往后躲闪、喷着鼻子的马背上，伴随着对它直叫的狗，把它驮到预定集合的地点。猎犬捉住两只小狼，狼狗捉住三只小狼。猎手们带着他们的猎物和故事聚在一起，大家都来看那只大狼，它耷拉着宽额的头，嘴里衔着棍子，睁着一对玻璃球似的大眼睛看周围的狗和人。当人们碰碰它时，它就登几下被绑的腿，野性而单纯地望着大家。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也骑马凑到跟前碰碰那只狼。

“嗬，好大一只狼，”他说，“真肥大，是吧？”他向站在身旁的丹尼洛问道。

“是只大肥狼，大人。”丹尼洛连忙脱帽回答。

伯爵想起他放走了那只狼和为此跟丹尼洛的冲突。

“不过，老弟，你发火了。”伯爵说。丹尼洛什么也没说，只是羞怯地微微一笑，那是孩子般温顺而愉快的微笑。

六

老伯爵回家了。娜塔莎和彼佳答应随后就回去。因为天色尚早，打猎继续进行。中午时分，猎犬被撒到幼林丛生的山谷里。尼古拉站在一片禾茬地里，从这儿可以望见他的全队猎手。

尼古拉对面是一片麦田，那儿有一个他的猎手独自在榛树丛薮后面的洼地上站着。猎犬刚撒出去，尼古拉就听见他所熟悉的名叫沃尔托恩的猎犬时断时续的嗥叫；别的狗跟着它叫，追逐声时起时落。片刻之后，从孤林里发出追狐狸的呼号，整队猎犬合在一起，离开尼古拉，沿着山谷的一个分叉向麦田追去。

他看见几个戴红帽子的猎犬手沿着草木茂密的山谷边沿奔跑，甚至还看见狗，他时时刻刻期待狐狸从那边麦田出现。

那个在洼地站着的猎人开始行动了，他把猎犬撒出去，尼古拉看见一只毛红体小、样子奇怪的狐狸拖着毛茸茸的尾巴在麦田里急急忙忙奔跑。猎犬逐渐接近它。已经追上了，那只狐狸在一群猎犬中间来回打转，越转越快，不住地摇着蓬松的尾巴；一只不知谁的白狗窜过去，接着一只黑狗跟上去，于是乱成一团，几只猎犬尾巴朝外围成一个星形，身子几乎不动。两个猎人向猎犬驰去：一个头戴红帽，另一个身穿绿色的长外衣，是个陌生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尼古拉想，“从哪儿跑来这么个猎人？这不是大叔的人。”

猎手们夺过那只狐狸，但是，没有把它收拾起来，都站在那儿不动，那些马拖着缰绳和高高的鞍桥在人们周围站着，狗卧在地上。猎手们挥舞着手臂，不知他们要怎么处理那只狐狸。那儿吹响了号角——发出斗殴的信号。

“这是伊拉金的猎手和咱们的人干起来了。”尼古拉的马夫说。

尼古拉派马夫去把妹妹和彼佳叫来，他缓缓驰到猎手集合猎犬的地点。有几个猎手向出事地点奔驰。

尼古拉下了马，与刚来到的娜塔莎和彼佳一起停在一群猎犬旁边，等候事情结束的消息。从林边向少主人这儿驰来一个参加打架的猎手，他的马鞍后面挂着一只狐狸。他老远就脱掉帽子，尽可能恭恭敬敬地说话；但是，他面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一只眼给打青了，不过他大概还不知道呢。

“你们那儿怎么了？”尼古拉问。

“真没道理，从我们的狗嘴里抢狐狸！是我的灰狗逮住的。总得讲理嘛！他想抢狐狸！我举起狐狸给他一下子。这就是，在鞍子上挂着呢。你想尝尝这个吗？”那个猎手指着匕首说，大概他想象他还在同敌人说话呢。

尼古拉没有和那人说什么，他叫妹妹和彼佳等着他，他策马向敌对的伊拉金猎队驰去了。

那个胜利归来的猎手回到同伴那里，被一些表同情的人围着问长问短，他把他的功绩讲述了一番。

事情是这样的，同罗斯托夫的人发生争执的伊拉金，在按照习惯应属于罗斯托夫家的地段打猎，并且好像故意到罗斯托夫的人正在那儿打猎的树林，让他的猎手抢人家的猎狗捕获的猎物。

尼古拉从来未见过伊拉金，但是，他在看问题和感情上从来不守中庸之道，由于风闻这位地主残暴而且专横，所以对他满心的愤恨，认为他是最凶恶的敌人。他现在去找他，怒不可遏，而且非常激动，手里紧紧握住马鞭，充分准备采取最坚决、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

他刚转过树林突出的地段，就看见一个头戴水獭皮帽，骑一匹乌黑骏马的肥胖绅士迎面走来，后面跟随两个马夫。

尼古拉发现伊拉金不惟不是敌人，而且是一个仪表堂堂、彬彬有礼的贵族，他特别想跟年轻的伯爵结交。伊拉金驰到罗斯托夫跟前，举了举水獭皮帽，说他对刚才的事件非常遗憾；他要惩罚那个胆敢从别人的猎狗嘴里抢夺猎物的猎手，他希望跟伯爵认识，并且邀请他到他的围场去打猎。

娜塔莎害怕哥哥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她怀着不安的心情离他不远地跟着他。她看见两个敌人友好地互相问候，就驰到他们跟前。伊拉金对着娜塔莎更高地举起他的水獭皮帽，愉快地微笑着说，伯爵小姐不论是对打猎的热情，还是令他久仰的美貌，都很像狄安娜[75]。

伊拉金为补偿他的猎手的罪过，坚持请罗斯托夫到一俄里[76]外他自己留用的山坡去打猎，据他说，那儿的兔子满处跑。尼古拉同意了，于是，增加了一倍的猎队出发了。

到伊拉金那片山地要穿过田野。猎人们逐渐走成纵队。老爷们在一起走。大叔、罗斯托夫、伊拉金偷偷地打量别人的猎犬，极力做得不让别人看出这一点来，并且不安地在别人的猎犬中间寻找可以与自己的猎犬匹敌的对手。

伊拉金的狗群中有一只纯种、红斑点的小母狗，身子虽然细长，但筋肉似钢，嘴脸俊俏，一双黑眼睛突出，它的美使罗斯托夫大为惊异。他听说伊拉金的狗跑得快，他看出这只美丽的小母狗是他的米尔卡的敌手。

伊拉金谈起今年的收成，在一本正经地谈话中间，尼古拉向他指了指红花母狗。

“您的这只母狗不错！”他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跑得快吗？”

“这只母狗吗？是的，是只好狗，能捉野兽。”伊拉金用漫不经心的腔调说他的红花叶尔扎，这只狗是他去年用三户农奴从邻人那儿换来的。“这么说来，伯爵，你们的收成也不怎么样？”他继续刚才的谈话。伊拉金认为应当答谢小伯爵。他瞧了瞧他的狗，于是选出米尔卡——它那宽阔的体格引起他的注意。

“您那只黑花狗很好——漂亮！”他说。

“是的，还可以，跑得快。”尼古拉答道。他心里说：“只要野地里跑出一只大灰兔，我就叫你知道这只狗的厉害！”他转身对马夫说，谁能发现一只兔子，我就赏他一个卢布。

“我不明白，”伊拉金继续说，“为什么有些人妒忌人家打的野兽，妒忌人家的猎狗。我可以跟您谈谈我自己，伯爵。您知道，我喜欢骑马逛逛；就像咱们现在这样结伴而行……再好不过了（他又向娜塔莎举起水獭皮帽）；至于说打了多少野兽，是不是满载而归，这在我是无所谓的！”

“可不是。”

“我也不会因为捉到猎物的是别人的猎狗不是我的而气恼，我只是欣赏追逐野兽的情景，您说是不是，伯爵？然后我来判断……”

“阿兔——追呀！”这时停下来的猎犬手中有一个拉长声调喊道。他站在禾茬地里的小丘上，举起鞭子，又拉长声音喊：“阿兔——追呀！”（这喊声和举鞭表示他看见前面卧着一只兔子。）

“啊，他好像发现了，”伊拉金漫不经心地说，“怎么样，咱们去追吧，伯爵？”

“好的，得赶上去……怎么，一起去吧？”尼古拉回答，他瞟了一眼叶尔扎和大叔的红毛鲁加伊，这两个敌手还没有机会同他的狗较量过呢。“如果它们把我的米尔卡打败了，那可怎么是好！”他一面和大叔及伊拉金并肩朝着兔子前进，一面想。

“兔子大吗？”伊拉金一面问，一面向那个发现兔子的猎手走去，内心不无激动地向周围张望，吹着口哨招呼叶尔扎……

“您怎么样，米哈伊尔·尼卡诺雷奇？”他转身问大叔。大叔在马背上紧皱着眉头。

“我就算啦！既然你们的——没得说哇！——一个庄子换一只狗，你们的狗都是价值千金。你们比一比，我来瞧瞧！”

“鲁加伊！哪，哪！鲁加尤什卡！”他又加了一句，不由得用爱称表示他的抚爱和对这只红毛公狗寄托的希望。娜塔莎看出同时也感觉到这两位老人和她的哥哥隐藏在内心的激动，她自己也为之激动起来。

那个站在山坡上的猎手扬着鞭子，老爷们骑着马缓步向他走去；远在地平线上的猎狗向兔子转回来；猎手们（除了老爷们）也走远了。他们缓慢地、镇静地向前移动。

“兔子头朝哪边？”尼古拉向发现兔子的猎手赶了百十步，问道。猎手还没来得及回答，那只灰兔就察觉大祸临头，再也待不住了，跳了起来。那群带系索的猎犬，吼叫着跟随兔子冲下坡去；不带系索的狼犬也从四面八方跟着猎犬去追兔子。那些离得较远的缓步行进的猎手们喊叫着：“站住！”把狗集合起来，那些管狼犬的猎手喊叫着“阿兔！”把狗撒开，猎手们在田野里开始奔驰。镇定自若的伊拉金、尼古拉、娜塔莎和大叔也跃马飞奔，连他们自己也不知往哪儿去和怎样去，眼睛只盯着狗和兔子，惟恐漏掉哪怕一瞬间追逐的情景。这只兔子肥壮而且善跑。它跳起来，但是并不立刻就跑，而是竖起耳朵，细听四面八方发出的喊声和马蹄声。它跃进十来步，并不快，等狗追来，感到了危险，于是选好方向，抿起耳朵，四爪翻飞地逃跑了。它本来卧的地方是禾茬地，但是前面是沼泽地带的麦田。发现兔子的猎手的两只狗离得最近，首先看见兔子，追了上去；但是离兔子还很远，忽然从后面冲出伊拉金的红花叶尔扎，眼看只有一只狗的距离了，它对准兔子尾巴，以惊人的速度扑过去，它以为抓住了兔子，就地打了一个滚。兔子拱起背脊，跑得更快了。宽臀的黑花米尔卡从叶尔扎背后窜到前面，很快赶上兔子。

“米卢什卡，亲爱的！”传来尼古拉严厉的喊声。看来，米尔卡马上就要突击，就要抓住兔子，可是它撵上后扑了个空。灰兔闪到一旁蹲在那儿。美丽的叶尔扎又做出捕捉的架势，它在灰兔尾巴上方立起身来，仿佛是在估量距离，这一回可别再弄错了，要抓住它的后腿。

“叶尔扎尼卡[77]！好朋友！”传来伊拉金变了腔的要哭的声音。叶尔扎不懂他的祈求。就在它眼看要抓住灰兔的一刹那，灰兔猛地一扭身，滚到麦田和禾茬地之间的界沟里去了。叶尔扎和米尔卡又像两匹驾辕的马，肩并肩地追赶兔子；兔子在界沟里跑起来比较轻松，狗不能很快地接近它。

“鲁加伊！鲁加尤什卡！没得说哇！”这时传来一个新的喊声，于是，大叔的那只红毛驼背的公狗身子一伸一弓地跑开了，赶上头两只狗，超过它们，以惊人的自我献身的精神扑到兔子身上，把它从界沟撞到麦田里，麦田泥泞没膝，它又一次狠命地加一把劲，只见它同兔子一起打了一个滚，背脊上粘了污泥。几只狗把兔子围起来。不大一会儿，大家都站在这群狗的周围。只有幸运的大叔一个人下了马，割掉兔腿。他抖了抖兔子，控一控血，他环视四周，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转动着眼珠，连他自己也不知和谁说话和说什么。“瞧，没得说哇……瞧，这只狗……瞧，它战胜了所有的狗，不论是价值千金的，还是价值一个卢布的——没得说哇！”他说，一面呼呼地喘气，一面愤愤地东张西望，似乎在骂什么人，仿佛人人都跟他作对，都欺负他，直到现在才伸了冤，“瞧，你们那价值千金的——没得说哇！”

“鲁加伊，给你兔腿！”他说，把割下来的带泥的兔腿扔给狗。“只有你配吃，没得说哇！”

“它累坏了，它独自追赶了三次。”尼古拉说，他也不听别人讲什么，也不管别人是否听他讲。

“这样截算什么！”伊拉金的马夫说。

“一旦落空，随便哪只狗都能追上去捉住它。”这时伊拉金也说，他满脸通红，由于驰骋和激动，吃力地喘息着。这时娜塔莎连气都不喘一下，就欢欣若狂地尖叫一声，震响了人们的耳朵。她这声尖叫表达了别的猎人当时在谈话中所表达的意思。而且，叫的声音是这么怪，如果在别的时候，连她自己也一定为这一声野性的怪叫而觉得害羞，大家也会为之惊讶。大叔亲手用皮带捆好灰兔，快速麻利地把它搭在马鞍后面，他这样做好像是在责备所有的人，他那神情又好像不愿同任何人说话，他骑上那匹浅栗色的马就走了。除他之外，大家都闷闷不乐，感到受了侮辱，都上马走了，过了好半天才恢复若无其事的气氛。他们对那只红毛鲁加伊还端详了很久，它滚了一身泥巴，拱着背脊，响着铁链子，带着胜利者泰然自若的神气，紧跟在大叔的马后面。

“哼，当事情不涉及追赶野兽的时候，我也和别的狗一样。可是一旦追赶野兽，那你就等着瞧吧！”尼古拉觉得那只狗的神气仿佛这样说。

又过了好一会儿，大叔驰近尼古拉和他谈话，尼古拉很得意：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大叔又肯跟他说话了。

七

傍晚，伊拉金辞别了尼古拉，这时尼古拉发现他离家太远了，不得不接受大叔的建议，留下猎队，到他那儿，就是到大叔的米哈伊洛夫卡村过夜。

“光临寒舍——没得说哇！”大叔说，“当然再好没有了；您瞧，天气很潮湿，”大叔又说，“歇一歇，伯爵小姐可以坐车回家。”大叔的建议被采纳了，派一名猎手到奥特拉德诺耶去要马车；尼古拉带着娜塔莎和彼佳到大叔的村子去了。

出来五六个男家奴，有大有小，到前厅门廊迎接主人。十来个女人，有老有少，还有小孩，从后门探头探脑，瞧着骑马的猎人。一看见娜塔莎——一位贵族小姐骑马，引起大叔的家奴们极大的好奇，许多人毫不怯生，走到她跟前睁大眼睛看她，当着她的面品评她，仿佛她是一个供展览的怪物，并不是人，所以它不会听见也不会懂得他们说的话。

“阿琳卡[78]，你瞧，她侧着身子骑马！她坐在马鞍上，裙子一摆一摆的……瞧，还有小号角呢！”

“哟，我的老天，还带一把刀子呢……”

“她准是鞑靼女人！”

“你怎么能不栽下来呢？”一个最勇敢的女人直接向娜塔莎问起话来。

大叔在他那草木茂盛的花园里的小木屋门前下了马，瞥了一眼他的家人，威严地喊了一声，叫闲人走开，都去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迎接客人。

人们赶快散开了。大叔扶娜塔莎下了马，拉着她的手走上摇摇晃晃的门廊木板台阶。室内没有抹灰，墙壁是圆木的，不怎么清洁，——既看不出居住的人有意弄脏，也不是明显地无人照管。过道里散发着新鲜苹果的味道，墙上挂着狼皮和狐狸皮。

大叔领客人穿过前室走进放着一张折叠饭桌和几把红椅子的小厅，然后进入摆着一张桦木圆桌和一个沙发的客室，然后走进书房，这里摆着一只破沙发和旧地毯，挂着苏沃洛夫、主人的父母和他本人身穿军服的画像。书房里有一股强烈的烟草味和狗腥味。

大叔让客人们在书房里落座，请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然后就出去了。背上粘有泥污的鲁加伊走进书房，它跳到沙发上躺下，用舌头和牙齿清理全身。书房连着一道走廊，一个帷幔破旧的屏风遮着走廊。屏风后面有妇女的笑声和低语声。娜塔莎、尼古拉和彼佳脱了外衣，坐在沙发上。彼佳支着臂肘立刻睡着了；娜塔莎和尼古拉默默地坐着。他们脸发烧，感到很饿，很高兴。他们互相看看（在打完猎回到屋里，尼古拉认为没有必要显示男子的优越性了）；娜塔莎向哥哥挤挤眼，两人还没等找到一个借口就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大叔进来了，他换了一件卡扎金式的半截衫[79]，下身穿蓝裤子，脚登一双短统靴。娜塔莎觉得他这身服装是真正漂亮的服装，完全不亚于燕尾服或者大礼服（在奥特拉德诺耶她看见大叔这身打扮时，觉得奇怪而且好笑）。大叔也很高兴；他不但不为他兄妹的笑而生气（他根本想不到他们是笑他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也跟着他们无缘无故地笑起来。

“伯爵小姐，小小的年纪真了不起！——没得说哇！——像这样的小姐真少见！”他一边说，一边递给罗斯托夫一杆长烟袋，然后用习惯的姿势把一杆截短了的烟袋夹在三个手指之间。

“骑了一天马，简直像个男子汉，满不在乎！”

大叔进来不大一会儿，一个小丫头——听脚步声就知道是打赤脚的——把门打开了，一个体态肥胖、面庞红润、双下巴、有着肥厚鲜红的厚嘴唇、四十来岁的美貌女人，端着盛满食物的大托盘走进来。她的眼神和一举一动都显示出端庄大方同时又讨人喜欢的待客热情，她看了看客人们，和蔼地微笑着向他们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虽然她胖得出奇，挺着隆起的胸脯和肚子，往后仰着头，但是这个女人（大叔的管家婆）动作异常轻快。她走到桌前，把托盘放下，用她那双白白胖胖的手麻利地把酒瓶、小菜以及各种吃食摆好，然后走开，面带笑容站在门旁。“瞧，我多能干！现在你该了解大叔了吧？”她的出现好像是这样对罗斯托夫说。怎么能不了解呢：不但罗斯托夫，连娜塔莎也了解大叔，了解当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进来时，他那眉头皱起以及微撇嘴唇露出幸福自满的微笑所表示的意思。托盘里有草药酒、露酒、腌蘑菇、乳浆黑麦饼、鲜蜜、蜜酒、苹果、生核桃、炒核桃以及蜜饯核桃。然后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又端来蜜果酱、糖果浆、火腿、刚烤好的子鸡。

这一切都是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经营、收集、制作。这一切都散发着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气息，都有一点她的味道。一切都新鲜，清洁，白净，带有愉快的微笑。

“亲爱的伯爵小姐，您尝尝。”她一面说，一面给娜塔莎递这递那。娜塔莎什么都吃，她觉得，这些乳浆饼、这些香甜的果浆、蜜饯核桃和烤鸡，她在任何地方也没见过，也没吃过。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了。罗斯托夫和大叔一面吃饭，喝樱桃酒，一面谈论过去和未来的狩猎，谈论鲁加伊和伊拉金的狗。娜塔莎睁着光闪闪的眼睛，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听他们谈话。她有好几次想叫醒彼佳，让他吃点东西，但是他说了句梦话，显然没有醒过来。娜塔莎在这个新环境中是这么快活，这么舒适，惟恐接她的马车来得太快。正如人们在家中接待熟人常有的情形，在谈话偶尔中断片刻之后，大叔好像回答客人心里想问的话：

“我就这样了此一生……人一死——没得说哇！——万事皆休。还是少作点孽吧！”

大叔说这话时，他脸上的表情大有深意，甚至很美。这时罗斯托夫不禁想起他从父亲和邻人那儿听来的关于大叔的好话。大叔在全省是有名的最高尚最无私的怪人。人们请他调解家庭纠纷，请他做遗嘱执行人，向他吐露私房话，选他担任法官和别的职务，但他一向坚决不担任公职，春秋两季他骑着那匹浅栗色的马在野外消遣，冬天坐在家里，夏天在他那绿荫葱茏的花园里歇息。

“大叔，您为什么不做官？”

“做过，后来放弃了。我不行，没得说哇，——我一窍不通。那是你们的事，我的脑筋不够用。至于打猎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没得说哇！把门打开，”他喊道，“干吗关上门！”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通到单身猎手的住室：就是所谓猎仆室。响起急匆匆的光脚板的声音，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通往猎仆室的门。走廊里更清楚地传来三弦琴的琴声，显然是一个行家弹奏的。娜塔莎早就侧耳谛听这琴音了，现在她走到走廊里，为了听得更清楚。

“这是我的车夫米季卡……我给他买了一把很好的三弦琴，我爱听。”大叔说。大叔规定：他打猎归来，米季卡就在单身汉猎仆室弹三弦琴。大叔爱听这种音乐。

“好！好听。”尼古拉带着不自觉的轻蔑意味说，好像不好意思承认琴音使他非常愉快。

“什么好听？”娜塔莎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因为她听出哥哥说这话的口气，“不是好听，而是美极了！”正如大叔的腌蘑菇、蜂蜜和果子露酒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她觉得这支曲子此刻是音乐魅力的顶峰。

“再来一个，劳驾，再来一个。”三弦琴刚停下来，娜塔莎就对着那扇门喊道。米季卡调了调琴，又奏起芭勒娘舞曲，带有颤音和变奏。大叔坐在那儿谛听，歪着头，含着一丝笑意。芭勒娘舞曲的旋律重复上百次。调了好几次弦，又弹起那个曲调，听的人总也听不厌，只是想再听一次，再听一次。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来，把她那肥胖的身体倚在门框的立柱上。

“喜欢听吗？”她带着微笑（非常像大叔的微笑）对娜塔莎说。“他是我们这儿弹得最好的。”她说。

“他这一段弹得不对，”大叔忽然做出一个有力的姿势说，“这地方应当弹出爆发的声音——没得说哇——爆发的声音。”

“您也会弹吗？”娜塔莎问。大叔不答，只是微微一笑。

“阿尼秀什卡[80]，你去瞧瞧那只吉他还行不行？好久没玩了，没得说哇！丢生了。”

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满心高兴，迈开轻快的步子去执行主人的吩咐，把吉他拿来。

大叔对谁也不看一眼，吹了吹灰尘，用瘦骨棱棱的手指敲一下吉他琴面，调了调琴弦，坐到靠背椅上。他摆出舞台姿势，撑开左手肘弯，拿住琴颈稍高的地方，向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挤挤眼，不弹芭勒娘舞曲，先拨弄一声清亮的和弦，然后用极缓的速度弹一支名曲：《在大街上》，他弹得从容不迫，平平静静，然而相当有力。随着庄严欢快的节奏（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整个存在都散发着这种欢快），尼古拉和娜塔莎心中顿时和着这支曲的旋律。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脸红了，用手帕捂着脸，笑着走出屋去。大叔认真地、强劲有力地、音色纯正地弹他的琴，他把变得富于感情的目光投向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刚离开的那个地方。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特别是在弹得欢畅，拍子加快，在拨弄琴弦的地方突然发出断裂的声音，这时从他那花白胡子的一边，露出了更浓的笑意。

“好极了，好极了，大叔！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刚弹完，娜塔莎就喊道。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抱着大叔吻他。“尼古连卡，尼古连卡！”她转脸望着哥哥说，仿佛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尼古拉也很喜欢大叔的弹奏。大叔又弹了一支曲子。阿尼西娅· 费奥多罗夫娜的笑脸又在门口出现了，她后面还有别的面孔。

姑娘去汲水，

汲那清凉的泉水，

只听有人喊一声：

姑娘，你等一等！

他又弹了一个漂亮的颤音，然后戛然而止，微微耸了耸肩。

“嗯，嗯，我的好大叔。”娜塔莎在央求，仿佛她的生命就系在这上头似的。大叔站起来，似乎他身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对欢乐的人严肃地微笑，而那个欢乐的人摆出幼稚的、毫不拘束的准备跳舞的姿势。

“来，小侄女！”大叔向娜塔莎挥了挥那只离开琴弦的手。

娜塔莎扔掉身上的披肩，快步走到大叔面前，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站住了。

这个受过法籍家庭女教师教育的伯爵小姐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汲取了这种精神的？而且从其中得到了早已被pɑs　de　chle 挤掉的舞姿？而这正是大叔所期待于她的那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的精神和舞姿。她刚一站稳，微微含笑，那神态庄严、高傲、狡黠、欢乐，顷刻之间，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那阵担心——担心她做得不像那么一回事——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他们在欣赏她了。

她做得正像那么回事，而且是那么地道，简直丝毫不爽，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刻递给她一条为了做得更好必不可少的手帕，她透过笑声流出了眼泪：这个陌生的有教养的伯爵小姐，身材纤细，举止文雅，满身绫罗绸缎，竟能体会到阿尼西娅的内心世界，以及阿尼西娅的父亲、婶婶、大娘，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

“好，伯爵小姐，没得说哇！”舞跳完了，大叔欢喜地说，“真行，小侄女！该是给你找一个好女婿的时候了，没得说哇！”

“已经找到了。”尼古拉微笑着说。

“是吗？”大叔疑问地望着娜塔莎，惊奇地说。娜塔莎带着幸福的微笑，肯定地点点头。

“别提多好了！”她说。但是她说了这句话，心中忽然升起别样的思绪和感情：“尼古拉说‘已经找到了’这句话时，他那微笑是什么意思？他对这件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似乎认为我的博尔孔斯基不会赞成也不会理解我们这样的欢乐。不，他一切都会理解的。他现在在哪儿？”娜塔莎想道，她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了。但这只持续了一秒钟。“不要想也不该想这件事。”她对自己说，于是微笑着坐在大叔身旁，请他再弹一支曲子。

大叔又弹了一支曲子和一支圆舞曲；然后，沉吟片刻，咳嗽几声，唱起他心爱的狩猎之歌：

昨夜小雪纷纷下，

今早地面一层白……

大叔是按照老百姓的唱法唱的，他天真地坚信，只有歌词才是一支歌的全部意义，至于曲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的，离开歌词的曲调是没有的，而曲调不过是为了有节奏罢了。就是这样，大叔无意中唱出的曲调，如同鸟唱歌一样，也是非常悦耳的。娜塔莎听了大叔的歌唱，欢欣若狂。她决定不再学竖琴，以后只弹吉他。她从大叔手里拿过吉他，立刻就找到这支歌的和弦。

九点多钟，接娜塔莎和彼佳的一辆敞篷马车和一辆轻便马车来了，还来了三个寻找他们的骑马人。据一个骑马的人说，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他们在哪儿，非常着急。

彼佳像死人一样被抬到敞篷马车里，娜塔莎和尼古拉坐轻便马车。大叔把娜塔莎暖暖和和地包裹起来，怀着完全新的情意和她告别。他徒步送他们到桥头，这里必须涉水绕过这座过不去的桥，他吩咐几个猎手打着灯笼骑马在前面引路。

“再见，亲爱的侄女！”黑暗中响起他的喊声，这声音跟娜塔莎先前听到的不同，而是跟《昨夜小雪纷纷下》的歌声一样。

他们路过的村庄有红色的灯光和令人愉快的烟味。

“这位大叔多么可爱啊！”当他们上了路，娜塔莎说。

“可不是，”尼古拉说，“你不冷吗？”

“不，我很好，很好。我非常高兴。”娜塔莎甚至有点惶惑地说。他们半天没有说话。

夜又黑又潮。看不见马，只听见它们践踏泥泞的声音。

这个幼稚、敏感、热切地吸取各种生活印象的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一切印象在这个心灵中怎样安置的呢？但是她非常幸福。快到家的时候，她忽然唱起《昨夜小雪纷纷下》的曲调，她一路都在捉摸这个曲调，终于捕捉到了。

“捕捉到了吗？”尼古拉说。

“尼古连卡，你现在想什么？”娜塔莎问。他们喜欢互相问这个问题。

“我吗？”尼古拉回忆着说，“你猜怎么，起先我想，鲁加伊那条红毛猎犬很像大叔，如果它是人的话，他一定不让大叔离开它，不是因为大叔善于骑马，就是因为他为人随和，一定不让他离开。大叔这个人真随和！对不对？嗯，你呢？”

“我吗？别忙，别忙。对了，起先我想，现在咱们坐着车，心想咱们是回家，可是天晓得咱们在黑暗中是到哪儿去，也许忽然到了一个地方，睁眼一看，不是奥特拉德诺耶，而是一个仙境。然后我还想……不，就是这些了。”

“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想他。”尼古拉说，娜塔莎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是含着微笑说这话的。

“不是，”娜塔莎答道，虽然她的确也想到安德烈公爵，想到他会喜欢大叔，“我总在想，我一路都在想：阿尼秀什卡真美，真好……”娜塔莎说。接着，尼古拉听见她那响亮的、无缘无故的、幸福的笑声。

“你可知道，”她忽然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这么宁静了。”

“胡说，蠢话，废话。”尼古拉说，可是心里想：“我这个娜塔莎多么可爱！像她这样的朋友，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了。她为什么要出嫁？我和她永远这样乘车驰骋多么好！”

“这个尼古拉真可爱！”娜塔莎想道。

“啊！客厅里还亮着灯呢。”她指着宅院的窗户说，那些窗户在天鹅绒般的潮湿黑夜中闪着美丽的光辉。

八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辞去了贵族长的职务，因为这个职务需要很大的开销。但是他的境况仍然没有好转。娜塔莎和尼古拉常常看见父母秘密商谈，传闻要卖掉罗斯托夫祖传的豪华宅第和莫斯科近郊的田产。不担任贵族长就免掉大规模招待客人，奥特拉德诺耶的生活因此比往年清静些；但是这座大宅院和下房仍然住满了人，仍然有二十多人吃饭。这都是一些长期住下来的自家人，差不多等于家庭的成员，或者是一些非住在罗斯托夫家不可的人。这些人是乐师季姆勒夫妇、舞蹈师约格尔和他的家眷、同住的老小姐别洛娃，还有其他许多人：彼佳的教师们、小姐们先前的女教师，以及那些不过是觉得住在伯爵家比住在自己家里舒服而且合算的人们。门前已经不像先前那样车水马龙了，但是生活依然如故，不然伯爵和伯爵夫人就难以想象怎样活下去，猎队依旧，而且被尼古拉扩大了，马厩依旧养着五十匹马和十五名车夫；命名日依旧有贵重的礼物和宴请全县的盛大筵席；伯爵的威斯特和波士顿牌局仍然不可缺少，他让大家都能看见他的牌，每天让邻人赢去数百卢布，而邻人把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斗牌看作一项最好的收入。

伯爵经管他的家产，犹如在巨大的捕兽网里挣扎，他极力不相信他陷入网里，然而他一步步地越陷越深，感到既无力把捆住他的网冲破，也不能小心地、耐心地把它解开。好心的伯爵夫人觉得，她的孩子们要受穷，这不是伯爵的罪过，因为他只能像他现在这样做人，连他自己也由于意识到他和孩子们的破产而感到痛苦（虽然他瞒着这一点），她在寻求挽救的办法。从她这个妇女的观点来看，办法只有一条，就是给尼古拉娶一房有钱的媳妇。她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如果尼古拉拒绝她给他物色的配偶，那就永远失去改善境遇的机会了。这个配偶就是朱莉·卡拉金娜，她的父母都是高尚的好人，她从小罗斯托夫家的人就认识她，现在由于她的最后一个兄弟的死，她已经成为富有的未婚姑娘了。

伯爵夫人直接给莫斯科的卡拉金娜写信，向她提出她们两家子女的婚事，并且接到对方令人满意的回答。卡拉金娜说，她本人是同意的，但问题全看她女儿的意思了。卡拉金娜邀请尼古拉去莫斯科。

好几次，伯爵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现在她的两个女儿都有了主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看见他成亲。她说，了却这桩心事，她就安心入土了。然后她说，她看中一个极好的姑娘，问他对婚姻有什么意见。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她夸奖朱莉，劝尼古拉趁着假期到莫斯科去玩玩。尼古拉猜到了母亲的意思，有一次，他引她完全讲出了心里的话。她对他说，改善家境的全部希望现在全靠他同卡拉金娜结婚了。

“可是，妈妈，如果我爱上没有财产的姑娘，难道您要我为了财产而牺牲感情和名誉吗？”他问母亲，他一心只想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不了解他这样问多么伤母亲的心。

“不是的，你不了解我，”母亲不知如何辩解，说，“你不了解我，尼古连卡。我是为你的幸福着想。”她又说，同时觉得她说的不是真话，于是她语无伦次了。她哭了。

“妈妈，别哭，您只要告诉我，您希望这样办，您知道，我可以为了您的安宁献出全部的生命，献出一切，”尼古拉说，“为了您，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的爱情。”

但是伯爵夫人不愿这样提问题：她不愿儿子做出牺牲，宁愿自己为儿子牺牲。

“不，你不了解我，咱们就别谈了。”她擦着眼泪说。

“是的，也许我是在爱一个穷苦的姑娘，”尼古拉自言自语，“怎么，我真的要为财产而牺牲爱情和名誉吗？真奇怪，妈妈怎么对我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就因为索尼娅穷，我就不能爱她，”他想，“就不能报答她那忠实的、一往情深的爱情？我同她结合，一定比同什么朱莉这么一个木偶要幸福。我不能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感情，”他自言自语，“如果我爱索尼娅，那么我觉得，我的感情比一切都更强烈，更高尚。”

尼古拉没有去莫斯科，伯爵夫人没有再同他谈婚事，她怀着忧愁有时恼怒的心情看到儿子和没有陪嫁的索尼娅越来越接近的迹象。她为此责备自己，然而她不能不发牢骚，对索尼娅不能不挑眼，常常无缘无故地呵斥她，称呼她“您”和“亲爱的”。最使这位仁慈的伯爵夫人恼火的是，这个可怜的黑眼睛侄女是这么温顺，这么善良，对她的恩人是这么由衷地感激，她对尼古拉的爱情是这么忠贞不渝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简直对她无可指责。

尼古拉在父母跟前将要度完假期。安德烈公爵从罗马寄来第四封信，信中说，如果不是他的伤口在温暖的气候中突然裂开，他的行期不得不推延到明年初春的话，他早已在回国的途中了。娜塔莎依旧爱她的未婚夫，依旧为这一爱情而感到欣慰，对一切生活的欢乐依旧易于感受；可是和他离别的第四个月末尾，一阵阵无法排遣的忧郁开始袭上她的心头。她可怜自己，可怜她不为任何人而虚度年华，而这正是她觉得自己完全能够爱人和被人爱的大好年华。

罗斯托夫的家庭气氛是不愉快的。

九

圣诞节到了，除了摆摆样子的午前祈祷，除了邻人和家奴们的郑重而无味的祝贺，除了穿戴各种新衣服，此外再没有一点庆祝这个节日的特别的东西了，然而平静无风、零下二十度的严寒、白天耀眼的阳光和夜晚隆冬的星光，都给人一种需要庆祝这个节日的感觉。

节日的第三天，午饭后，家里人都回到各自的屋里。这是一天最无聊的时光。尼古拉上午拜访几家邻居，这时在起居室午睡。老伯爵在书房里休息。索尼娅坐在客厅里的圆桌旁描图样。伯爵夫人在玩牌。小丑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哭丧着脸同两个老太婆坐在窗口。娜塔莎进来走到索尼娅跟前，看了看她的手工，然后走到母亲面前，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

“你怎么了，像个游魂似的？”母亲对她说，“你要什么？”

“我要他……现在，立刻就要他。”娜塔莎说，她两眼发光，绷着脸。伯爵夫人抬头仔细看了看女儿。

“别看我，妈妈，别看我，我马上就要哭了。”

“坐下，和我坐一会儿。”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要他。凭什么就这样把我毁掉，妈妈？……”她的声音突然中断了，泪水涌出来，为了不让人看见，她转身快步走出屋去。她来到起居室，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又走到女仆室。那儿有一个老女仆正数落一个刚从家奴那儿跑来的小丫头，冷空气噎得她上气不接下气。

“太贪玩啦，”老太婆说，“干什么都得有个定时。”

“放了她吧，孔德拉季耶夫娜，”娜塔莎说，“去吧，玛夫鲁莎，去吧。”

娜塔莎放走了玛夫鲁莎，经过大厅来到前厅。一个老头和两个年轻的仆人正在那儿玩牌。他们一见小姐进来，就停手站起来。“我能叫他们做什么呢？”娜塔莎想了想。

“对了，尼基塔，请你去一趟……”（“我派他到哪儿去呢？”）“对了，你去抓一只公鸡来；对了，米沙[81]，你去取些燕麦[82]。”

“您要一点燕麦吗？”米沙快活地、巴不得地说。

“快去，快去。”老头催他说。

“费奥多尔，你去找一段粉笔。”

她走过餐室，吩咐烧茶炊，虽然这时完全不是喝茶的时候。

管餐室的福卡是全家脾气最坏的人，娜塔莎喜欢拿他试试她的权威。他对她的话不敢相信，走向前去问个究竟。

“唉呀，我的好小姐！”福卡假装对娜塔莎皱着眉头，说。

全家没有一个人像娜塔莎这样打发这么多的人和交代这么多的事了。她看见人不支使他们做点什么就不甘心。她仿佛要试试他们之中有没有人生她的气或者对她不满，但人们再没有比执行娜塔莎的命令那么乐意的了。“我做什么好呢？我去哪儿好呢？”娜塔莎在走廊里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思索。

“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我会生个什么？”她问那个身穿敞胸女上衣迎面走来的小丑。

“你生个跳蚤、蜻蜓、蝈蝈。”小丑答道。

“我的上帝啊，上帝啊，老是这么一套！哎呀，我去哪儿呢？我干什么呢？”她撒开腿，登登地快步跑上楼梯去找约格尔，他和妻子住在楼上。约格尔那儿坐着两位女教师，桌上摆着几盘葡萄干、核桃和杏仁。两位女教师在谈论在哪里生活比较便宜，在莫斯科还是在敖德萨。娜塔莎坐下听他们谈话，神情严肃，若有所思，然后站起来。

“马达加斯加岛，”她很快地说了一句，“马—达—加斯—加。”她一个个音节清楚地重说一遍，她不回答肖斯小姐问她说的什么，就走出屋去。

她的弟弟彼佳也在楼上：他和专门伺候他的仆人正在准备晚上放的焰火。

“彼佳，彼得卡[83]！”她喊他，“背我下楼。”彼佳跑到她跟前，转身把背朝着她。她跳上去，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他背着她一纵一纵地往前跑。“行了，不要背了……马达加斯加岛。”她从他背上跳下来，说着就下楼了。

娜塔莎好像是在巡视自己的王国，试了试她的权威，证实人人都是顺从的，可是仍然觉得无聊；她走进大厅，拿起吉他，坐在柜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开始拨弄低音弦，弹她在彼得堡同安德烈公爵一起听过的歌剧中的乐句。在旁人听来，她弹的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音响在她的想象中唤起了一连串的回忆。她坐在柜子后面，眼睛注视着从餐室门缝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她一边听自己弹琴，一边回忆。她完全陷入往事的回忆中了。

索尼娅拿着一只杯子经过大厅到餐室去。娜塔莎看了看她，看了看餐室那道门缝，她仿佛觉得她正在回忆：从餐室门缝里曾经射出一道阳光，索尼娅也曾经拿着杯子走过去。“完完全全跟现在的情景一样。”娜塔莎想道。

“索尼娅，这是什么曲子？”娜塔莎叫住她，一边用手指拨弄着粗弦。

“哟，你在这儿啊！”索尼娅吓了一跳，说，她走向前去听了听。“不知道。是不是《暴风雨》？”她胆怯地说，怕说错了。

“以前也有这么一次完全跟这一样：她也是吓了一跳，也是走向前来胆怯地笑笑，”娜塔莎想道，“完全跟这一样……当时我也是这么想：她这人缺点什么。”

“不对，这是《担水人》中的合唱，听见吗？”于是娜塔莎把合唱的曲子唱完，让索尼娅能听出来。

“你上哪儿去？”娜塔莎问。

“我去换一杯水。图样就要描完了。”

“你总是在忙，可是我就做不到，”娜塔莎说，“尼古连卡在哪儿？”

“好像在睡觉。”

“索尼娅，你去叫醒他，”娜塔莎说，“就说我叫他来唱歌。”她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想过去的一切是什么意思，她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也不因此感到遗憾，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同他在一起，他用钟情的目光看她的情景。

“他快点来吧。我真怕他永远不会来了！最主要的是：我一天天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将来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也许他今天就到，说话就到。也许他已经到了，正在客厅里坐着呢。也许他昨天就到了，是我忘记了。”她站起来，放下吉他，上客厅去了。全家人、男女教师们和客人们都已经坐在茶桌旁了。仆人们站在桌子周围，——可是没有安德烈公爵，生活依然如故。

“啊，她来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看见娜塔莎走进来，说，“来，坐在我这儿。”但是娜塔莎在母亲身旁站住，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

“妈妈！”她急促地说，“把他交给我，交给我，妈妈，快，快，”她又忍不住要放声大哭。

她在桌旁坐下，听大人们和也过来坐在桌旁的尼古拉之间的谈话。“我的天啊，天啊，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谈话，爸爸仍然那样端着茶杯，仍然那样对茶杯吹气！”娜塔莎想，她恐惧地感觉到，因为家里人仍然还是老样子，她对全家起了厌恶的感觉。

吃过茶后，尼古拉、索尼娅和娜塔莎到起居室他们喜爱的角落，他们经常倾吐最知心的话的地方。

十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他们在起居室坐下后，娜塔莎对哥哥说，“你仿佛觉得，将来不会有什么了——什么都不会有了；一切美好的，都成为过去了吗？倒不是无聊，而是有点哀愁，你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而且很厉害！”他说，“有时，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快快活活的，可是我忽然觉得，一切都令人厌倦，大家都死掉才好。有一次，团部有音乐会，我没到那儿去玩……我忽然烦闷起来……”

“是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娜塔莎抢着说，“我还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事。你可记得，有一次为了李子的事惩罚我，你们都去跳舞，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心里又难过又可怜所有的人，也可怜自己，对所有的人都可怜。主要的，我并没有过错，”娜塔莎说，“你记得吗？”

“记得，”尼古拉说，“我记得后来我到你跟前，想安慰你，可是你知道，我不好意思。我们太可笑了。当时我有一个木偶玩具，我想送给你。你记得吗？”

“你可记得，”娜塔莎带着沉思的微笑说，“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叔叔叫我们到书房去，那是个旧房间，很暗——我们一进去，那儿忽然出现一个……”

“黑人，”尼古拉带着高兴的微笑接过去说，“怎么会不记得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真的是一个黑人呢，还是我们在做梦，或者是人们这样对我们讲的。”

“那人灰不溜秋，你可记得，雪白的牙齿——站在那儿瞅我们……”

“您记得吗，索尼娅？”尼古拉问……

“嗯，嗯，我似乎也记得。”索尼娅胆怯地回答……

“关于黑人的事，问过爸爸妈妈，”娜塔莎说，“他们都说根本没有什么黑人。你不是也记得很清楚吗！”

“当然，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牙齿呢。”

“多么奇怪，就好像做梦似的。我喜欢这样。”

“你可记得，我们在大厅里滚鸡蛋玩，忽然，来了两个老太婆，她们在地毯上来回转悠。有没有这回事？多么好玩，你记得吧……”

“可不是。你可记得，爸爸身穿蓝皮衣，站在门廊上放枪？”他们微笑着，怀着极大的乐趣回忆往事，不是忧郁的老年人的回忆，而是富有诗意的少年时代的回忆——那些梦幻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遥远的印象，他们怀着莫名的喜悦轻轻地笑着。

索尼娅照例插不上话，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回忆。

他们所回忆的，有许多事情索尼娅已经不记得了，而她所记得的在她心里也引不起他们所感受的那种诗意。她只是极力跟着他们学样，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

只有他们回忆起索尼娅刚到他们家的时候，她才插话。索尼娅说，她当时怕尼古拉，因为他的夹克上有绦带，保姆对她说，也要给她缝上绦带。

“我记得人们对我说，你是在白菜下面出生的，”娜塔莎说，“我记得，我当时不敢不信，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弄得我怪不舒服的。”

正在谈话时，一个使女从起居室后门探进头来。

“小姐，公鸡拿来了。”那个使女悄悄地说。

“不要了，波利娅[84]，告诉他们拿走吧。”娜塔莎说。

他们在起居室正谈着的时候，季姆勒进来了，他走到放在墙角的竖琴跟前，取下覆盖的绒布，竖琴发出不悦耳的声响。

“爱德华·卡尔雷奇，请您给弹一支我最喜爱的菲尔德先生[85]的《夜曲》吧。”老伯爵夫人从客厅里发话了。

季姆勒奏了个和音，向娜塔莎、尼古拉和索尼娅转过身来，说：

“嗬，年轻人真安静！”

“我们在谈哲学呢。”娜塔莎说，她回头看了看，然后继续谈话。现在话题转到梦。

季姆勒开始弹琴。娜塔莎踮着脚尖悄悄走到桌旁，把蜡烛移到别处，又走回去静静地坐回原位。室内很暗，特别是他们坐的沙发那儿更暗，然而满月的银辉穿过大窗户泻到地板上。

“你可知道，我想，”娜塔莎向尼古拉和索尼娅移近一些，低声说，这时季姆勒已经弹完了，仍然坐在那儿轻轻地拨弄琴弦，犹豫不定是罢手呢，还是再弹点别的，“我想，如果这样回忆下去，回忆下去，老是这样回忆下去，就会回忆出我还没出生之前所记得的一切……”

“这是轮回论，”索尼娅说，她一向用功读书，而且什么都记得，“埃及人相信，我们的灵魂从前是附在牲畜身上的，将来又回到牲畜身上。”

“不，你知道，我不信我们前世是牲畜，”虽然音乐奏完了，娜塔莎仍然小声说，“我确切知道，我们曾经在某处是天使，而且来过这里，所以什么都记得……”

“我可以参加吗？”悄悄走过来的季姆勒说，于是在他们身旁坐下。

“如果我们真的是天使，那么我们为什么降得这么低？”尼古拉说，“不，这不可能！”

“不是降低，谁跟你说降低来着？……为什么我知道我前世是什么，”娜塔莎很自信地反驳，“要知道灵魂是不朽的……所以我才是永生的，那也就是说，我以前也活过，永恒、永恒地活着。”

“不过，我们很难想象永恒是个什么样子。”季姆勒说，他向这些年轻人走来的时候，含着温和的、轻蔑的微笑，这时他也像他们一样，低声、严肃地说话。

“永恒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娜塔莎说，“现在有今天，将来有明天，永远不会完结，过去有昨天，有前天……”

“娜塔莎！现在轮到你了。你给我唱一个，”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干吗老坐在那儿，像一群阴谋家似的。”

“妈妈！我一点也不想唱。”娜塔莎说，可还是站了起来。

他们所有的人，甚至并不年轻的季姆勒，都不愿意中止谈话，也不愿意离开起居室那个角落，然而娜塔莎站了起来，尼古拉在古钢琴旁坐下。像一向那样，娜塔莎选了个共鸣最好的地点，站到大厅中央，开始唱母亲最喜爱的歌。

她虽说不想唱，可是她长久以来和以后很久都没有像这天晚上唱得这么好。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在书房里正和管家米坚卡谈话，听见歌声，他像一个贪玩的小学生，赶快做完功课，给管家胡乱交代几项命令，就默不作声了，米坚卡也默默地听着，面带微笑站在伯爵面前。尼古拉目不转睛地望着妹妹，和她共同呼吸。索尼娅一边听，一边想，她和她这位朋友之间的差别多么大啊，她怎么也不会有她表妹那样的魅力，哪怕多少有一点也不可能。老伯爵夫人坐在那儿含着又幸福又忧郁的微笑，眼睛里噙着泪水，不时地摇摇头。她在想娜塔莎，想自己的青春，想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婚事——在这桩婚事中有点不自然和叫人担心的东西。

季姆勒在伯爵夫人身旁坐下，闭目谛听。

“听我说，伯爵夫人，”他终于说话了，“这是欧洲水平的才能，她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多么柔和、圆润、有力……”

“唉！我多么为她担心，多么担心。”伯爵夫人说，她忘记同谁说话。她那母性的敏感告诉她，在娜塔莎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这将使她得不到幸福。娜塔莎还没唱完，欢天喜地的十四岁的彼佳跑来喊道，化装跳舞的人来了。

娜塔莎突然停住了。

“傻瓜！”她呵斥弟弟，然后跑到椅子跟前，倒在上面放声大哭，哭了很久也止不住。“没什么，妈妈，真的没什么，只不过是彼佳吓了我一跳。”她说，极力装出微笑，但是眼泪直流，哽咽得透不过气来。

家奴们化装成狗熊、土耳其人、店主、太太等等，有的可怕，有的可笑，他们带来了冷气和喜悦，刚到的时候，都胆怯地挤在前厅；然后在互相的背后躲躲藏藏涌进了大厅；先是有点拘束，然后就越来越快活、越和谐地唱歌，跳舞，跳环舞，做圣诞游戏。伯爵夫人认出了几个人，笑了一阵，就到客厅去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眉开眼笑地坐在大厅里，赞赏着跳假面舞的人们。几个年轻人不知到哪儿去了。

半小时后，大厅里跳假面舞的人们中间，又增加了穿箍骨裙的老太太——这是尼古拉，土耳其女郎是彼佳，小丑是季姆勒，骠骑兵是娜塔莎，还有一个用软木炭画的小胡子和眉毛的切尔克斯人，这是索尼娅。

在没有化装的人们不无夸张地对他们表示惊奇，表示认不出和赞美之后，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化装这么漂亮，还应当到别处显示一下才好。

尼古拉想用他的三驾雪橇载着他们几个人在平坦的大道上兜兜风，他提议另外带十个化装的家奴到大叔家去一趟。

“得了吧，你们何必去打扰老头子！”伯爵夫人说，“他们那儿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要去就去梅柳科娃家。”

梅柳科娃是个寡妇，有几个年龄挨边的孩子，也有几位男女家庭教师，住在离罗斯托夫家四俄里的地方。

“对，好主意，”兴高采烈的老伯爵附和说，“我马上就化装，也跟你们去一趟。我要好好逗逗帕金塔。”

可是伯爵夫人不让伯爵去：他这些日子老闹腿疼。决定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不去，如果路易莎·伊万诺夫娜（肖斯小姐）去，那么小姐们就可以去梅柳科娃家。平时怯弱、害羞的索尼娅比谁都坚决地劝说路易莎·伊万诺夫娜不要拒绝她们的请求。

索尼娅的化装最好。她的小胡子和眉毛对她非常合适。大家都说她很好看，她今天特别活跃和精神饱满，她这种情绪是从来没有的。有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她，要么就在今天决定她的命运，要么就永远失去了机会；她穿男人的服装，仿佛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路易莎·伊万诺夫娜同意了，半小时后，四辆带着大小铃铛的三驾雪橇向门廊驶来，橇板的铁刃咯咯吱吱地滑过冰冻的雪地。

娜塔莎首先发出圣诞节狂欢的调子，狂欢互相传染着，越来越高涨，当大家走到严寒的空气里，彼此交谈着，笑着，喊着，坐上雪橇的时候，狂欢达到了顶点。

两辆雪橇是日常使用的，第三辆是老伯爵的，用奥尔洛夫的走马驾辕；第四辆是尼古拉专用的，驾辕的马是一匹黑色的小马。尼古拉身穿老太太服装，外罩一件束着腰带的骠骑兵斗篷，握着缰绳站在雪橇中间。

夜色很亮，他可以看见挽具的铜饰和马眼在月光下的反射，马惊恐地回头看在廊檐阴影下喧闹的人们。

娜塔莎、索尼娅、肖斯小姐和两个使女坐尼古拉的雪橇。老伯爵的雪橇里坐着季姆勒夫妇和彼佳；化装的家奴们分别坐在其余两辆雪橇里。

“你先走，扎哈尔！”尼古拉对父亲的车夫喊了一声，他准备在路上超过他。

季姆勒和其他化装的人乘坐的那辆老伯爵的雪橇，滑板仿佛冻到雪上似的，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响着低沉的铃声，开始移动了。两匹边马紧紧挨着辕马的车杆，马蹄一步一陷，把干得像沙糖似的光闪闪的雪粒翻卷起来。

尼古拉跟着第一辆雪橇也出发了；后面咯咯吱吱响起了其余的雪橇。先是在狭窄的路上小跑。在经过花园时，光秃秃的树影常常横断道路，遮住明亮的月光，但是一走出垣墙，整个浴在月光中一动不动的雪原，钻石似的发出淡蓝色的闪光，向四外伸展开来。一颠，又一颠，前头的雪橇驶过一个坑洼；跟着，后面的也照样颠了两下，四辆雪橇威风凛凛，冲破禁锢着的沉寂，渐渐拉开了距离。

“兔子的脚印，哎哟，好多的脚印！”在被严寒冻结的空气中响起娜塔莎的声音。

“多么亮啊，尼古拉！”是索尼娅的声音。尼古拉回过头来看索尼娅，他俯下身来更近地看她的脸。从紫貂围巾下露出一张完全变了样的可爱的面孔，眉毛和小胡子都是黑的，在月光下看去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这仍然是原先那个索尼娅。”尼古拉想。他凑近瞧瞧她，笑了。

“您怎么了，尼古拉？”

“没什么。”他说，又朝马转过身去。

上了平坦的大道，路面被橇板划得比较光滑，在月光下可以看见横七竖八的马蹄印，马自然而然地拉紧了缰绳，加快了速度。左首的边马低下头，一纵一纵地拉着套索。辕马晃悠着身子，动弹着耳朵，仿佛在问：“该开始了吧，还要再等等吗？”扎哈尔的雪橇已经在前面很远了，低沉的铃声也渐渐远去了，然而雪橇的黑影在白晃晃的雪地上还看得很清楚。听得见从他的雪橇传来叫声、笑声和假面人的谈话声。

“加油，亲爱的！”尼古拉大喝一声，提提缰绳，挥舞着鞭子。只有从仿佛迎面吹来的越来越大的风声、拉紧套索和逐渐加快跃进步伐的边马的牵动，才使人明显地感到雪橇飞驶得多么快。尼古拉回头看了看后面。后面两辆雪橇呐喊着，尖叫着，挥起鞭子驱赶着辕马，也跟了上来。那匹辕马在轭下坚定地晃动着，不惟没有减速的意思，而且准备必要时再加一把劲，再加一把劲。

尼古拉赶上了第一辆雪橇。他们从一个山坡上滑下去，驶到河边草地上宽广的大路。

“我们到什么地方了？”尼古拉想，“是科索伊草地吧。不对，这儿是我从未到过的新地方。这不是科索伊草地，也不是焦姆金山，天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新奇的仙境。好啦，不管它是什么吧！”他对马喝了一声，准备绕过第一辆雪橇。

扎哈尔勒住马，转过他那一直到眉毛都结了霜的脸。

尼古拉撒开他的马；扎哈尔向前伸出两只手臂，咂了咂嘴，也撒开他的马。

“喂，当心啊，少爷。”他说。两辆并排的雪橇跑得更快了，狂奔的马蹄在翻飞。尼古拉赶到前面去了。扎哈尔仍然没有改变伸出两只手臂的姿势，握着缰绳的那只手略微抬高一点。

“不行，少爷。”他向尼古拉喊道。尼古拉让他那三匹马飞跃着赶过扎哈尔。马蹄翻起干爽的雪粒，撒到乘车人的脸上，他们身旁响起繁密的声响，迅速移动的马蹄和被赶过的雪橇黑影模糊成一团。周围传来橇板滑雪的啸声和妇女们的尖叫声。

尼古拉又勒住马，向四外张望了一下。周围仍然是普照着月光和遍地星光闪烁的仙境般的原野。

“扎哈尔喊我向左转；为什么要向左？”尼古拉想，“我们现在是驶向梅柳科娃家吗？这就是梅柳科娃的庄子吗？天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天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然而我们会感到非常奇怪而且愉快的。”他向雪橇里瞟了一眼。

“瞧，他的小胡子和睫毛都白了。”坐在车里的古怪的、美好的和陌生的人们中一个细胡子、细眉毛的人说。

“这个人好像是娜塔莎，”尼古拉想，“而这个是肖斯小姐；也许不是，这个有小胡子的切尔克斯人，我不知道是谁，可是，我爱她。”

“你们不冷吗？”他问。他们没有回答，都笑了。季姆勒在后面的雪橇里喊了一句什么话，大概很可笑，可是，听不清楚他喊什么。

“对，对。”传来笑着回答的声音。

然而这是一座神奇的树林，阴影和钻石般的闪光在林中交相辉映，还有一排排大理石的台阶、奇妙的亭台楼阁的银顶、珍奇的野兽的嚎叫。“如果这真是梅柳科娃的庄子，那就更奇怪了，我们不知道在哪儿行路，可是居然来到梅柳科娃的庄子了。”尼古拉想。

果然是梅柳科娃的庄子，女仆们和男仆们手持蜡烛欢欢喜喜跑到大门口。

“是什么人啊？”人们在大门口台阶上问。

“是伯爵家化装跳舞的人，一看那马就知道。”几个声音一齐回答。

十一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梅柳科娃是个肥胖高大，精力充沛的女人，她戴眼镜，穿一件敞着怀的宽大外衣，坐在客厅里，四周围着一群女儿，她尽量设法不使女儿们烦闷。当前厅响起来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的时候，女儿们正在安静地滴蜡烛油，然后观看凝结的各种形状的影子。

骠骑兵、老太太、巫婆、小丑、狗熊，在前厅清清嗓子，擦掉脸上冻结的霜，然后进入人们急忙点起蜡烛的大厅。小丑季姆勒和老太婆尼古拉带头跳起舞来。被吵吵嚷嚷的孩子们围起来的化装的人，遮着脸，改变了声音，向女主人请安行礼，然后在室内散开来。

“啊，认不出了！是娜塔莎吗！你瞧，她像谁！真的，她的确像一个人。爱德华·卡尔雷奇多漂亮！我认不出了。跳得多么好！啊，我的老天，切尔克斯人扮得真像；真的，对索纽什卡正合适。这又是谁啊？唔，真逗乐！把桌子搬开，尼基塔，万尼亚。我们刚才还安静地坐着不动呢！”

“哈—哈—哈！……骠骑兵，骠骑兵！简直像男孩子，看那两条腿！……我一看就想笑……”七嘴八舌地说。

娜塔莎，梅柳科娃家的年轻人的宠儿，同她们一起消失在后面的房间里了，在这儿，姑娘们赤裸的手臂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接过男仆递来她们所要的软木炭、各种长衫和男人的衣裳。十分钟后，梅柳科娃家的全体青年都汇合到化装的人们中间了。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吩咐给客人腾地方，为主仆们准备吃的，然后她不摘眼镜，忍着笑，在假面人中间走来走去，离近端详他们的脸，一个人她也不认识。她不仅不认识罗斯托夫和季姆勒，甚至连自己的女儿，连她们穿的她丈夫的长衫和礼服也认不得。

“这是谁呀？”她端详着扮作喀山鞑靼人的她的女儿的脸，向家庭女教师问道。“我还以为是罗斯托夫家的人呢。喂，骠骑兵，您在哪个团服务啊？”她问娜塔莎。“给这个土耳其人一点果子冻吧，”她对散发食品的司膳仆人说，“他们的法律不禁止这个。”

有时，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看着跳舞的人（他们认为一旦化了装，谁也不会认出他们了，所以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在做古怪滑稽的舞步，她就用手帕捂着脸，由于忍不住老年人和蔼的笑，整个肥大的身子都颤动起来。

“我的小萨沙，小萨沙！”她说。

在跳过俄罗斯民间舞和环舞之后，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叫全体家奴和主人在一起拉一个大圆圈；叫人拿来一只戒指、一条绳和一个卢布，做集体游戏。

一小时后，人们的衣服都弄皱了，凌乱了。在流汗的、火热的、快活的脸上，软木炭画的胡子和眉毛都模糊了。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开始认出化装的人，叹赏服装做得好，特别合姑娘们的身，感谢他们使她开心，请客人们到客厅用晚餐，吩咐在大厅里款待家奴们。

“不行，在澡堂里算卦，那太可怕了！”吃晚饭的时候，一位住在梅柳科娃家的老姑娘说。

“那是为什么？”梅柳科娃的长女问道。

“您是不会去的，那得有勇气……”

“我要去。”索尼娅说。

“您讲一讲，那位小姐遇到了什么？”梅柳科娃的二女儿说。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小姐到澡堂去了，”老姑娘说，“她带去一只公鸡，两份餐具——准备得应有尽有，她在那儿坐下来。坐着坐着，忽然听见车响……一辆雪橇叮叮当当地驶来了；她听见有人来了。他进来了，完全和人一样，军官打扮，他来了，就在她身旁坐下，拿起餐具吃饭。”

“啊！啊！……”娜塔莎吓得睁大眼睛大叫。

“它也像咱们人一样说话吗？”

“跟人一样，完全一样，慢慢地，他开始劝告她，她本来可以陪他谈到鸡叫的；可是她害怕了；她怕得用手捂起脸来。他把她抱起来。正好这时使女们跑进来……”

“咳，何必吓唬她们！”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说。

“妈妈，您自己也算过卦的……”女儿说。

“在仓库里怎么算卦？”索尼娅问。

“现在就可以去试试，到仓库里去听声音。你如果听到敲敲打打的响声，就不好，听到装粮的声音，就是吉兆；有时也有……”

“妈妈，您讲讲您在仓库听见了什么？”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微笑了。

“没什么，我已经忘了……”她说，“你们谁都不去吗？”

“不，我去；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让我去吧，我要去。”索尼娅说。

“当然可以去，如果你不怕的话。”

“路易莎·伊万诺夫娜，我可以去吗？”索尼娅问。

不论是做戒指、绳子或者卢布的游戏，还是像现在这样谈话，尼古拉都不离索尼娅的身边，并且对她完全另眼相看。他觉得，多亏这个软木炭小胡子，他今天才第一次完全认识她。索尼娅这天晚上的确是尼古拉从未见她这么快乐、活跃、漂亮。

“瞧她多么好看，而我却像个傻瓜！”他望着她那发亮的眼睛，望着她那小胡子下面露出幸福的、狂喜的、他先前未见过的面庞现出一对酒窝的微笑，心中想。

“我什么都不怕，”索尼娅说，“现在就可以去吗？”她站起来。人们告诉索尼娅仓库在哪儿，她应当怎样站在那儿静听，然后递给她一件皮袄。她把皮袄披在头上，看了尼古拉一眼。

“这个姑娘多么可爱！”他想，“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想什么啊！”

索尼娅穿过走廊向仓库走去。尼古拉说他觉得太热，急忙走出大门。室内由于人很多的确闷热。

室外仍然是凝然不动的严寒，仍然是明月当空，只是更亮了。光亮是那么强，雪地上的星星是那么多，简直使人不愿仰望天空，天上真正的星星反倒暗淡无光。天空是黑暗的，寂寞的，地上是快乐的。

“我是傻瓜，傻瓜！我一直在等什么？”尼古拉想道，他跑到大门口的门廊上，拐过墙角，沿着通往后门廊的小道走去。他知道索尼娅要经过那儿。半路上有一垛一人多高、上面有积雪的柴火，它投下黑影；光秃秃的老菩提树影纵横交织着投到雪地上和小路上，投到柴禾垛上面和近旁。这条小路通到仓库。覆盖着雪的仓库的圆木墙和顶盖宛如用宝石雕成的，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花园里有棵树发出爆裂声，然后四周又寂然无声了。心胸仿佛不是呼吸空气，而是呼吸永远年轻的力量和欢乐。

女仆室的门廊台阶上响起脚步声，盖着雪的最后一级台阶发出吱吜的响声，一个老女仆的声音说：

“一直走，沿着小路一直走，小姐。千万别回头！”

“我不怕。”索尼娅的声音回答说，她沿着小路朝尼古拉这边走来，她那穿着轻巧便鞋的秀丽小脚，踏在雪上吱吱作响。

索尼娅裹着皮袄走来了。她走到离他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才看见他；她看见一个不是她平时认识并且有点害怕的那个人。他穿着女人衣裳，头发乱蓬蓬的，面带幸福的、索尼娅从未见过的微笑。她赶快跑到他身边。

“完全换了一个人，可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尼古拉望着完全被月光照亮的脸，心里想。他把两手探进蒙着她的头的皮袄下面，搂着她，把她紧贴着自己，吻她那带着小胡子和散发着焦炭气味的嘴唇。索尼娅吻他嘴唇的正中间，抽出两只小手托住他的面颊。

“索尼娅！……尼古拉！……”他们只说了这两句。他们跑到仓库里，回来时各走各的门廊。

十二

从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那儿回来时，一向眼尖，对什么都留心的娜塔莎，把坐位作了一番安排：路易莎·伊万诺夫娜和她，还有季姆勒，坐一只雪橇，索尼娅同尼古拉以及女仆们坐在一起。

在回去的路上，尼古拉已经不再拼命赶马，而是平稳地行驶了。在奇异的月光下，他不断地端详索尼娅，借助把一切都改变了的月光，从画着眼眉和小胡子后面寻觅他往日的索尼娅和现在的索尼娅，他已经决定永远不和她分离了。他不断地端详，当他认出仍然和先前一样而又不一样的索尼娅，而且想起那混合着亲吻感觉的软木炭气味的时候，他望了望后退的地面和繁星灿烂的天空，深深呼吸着严寒的空气，觉得自己又进入仙境了。

“索尼娅，你好吗？”他不时这样问。

“好，”索尼娅回答，“你呢？”

在中途，尼古拉把缰绳交给车夫，他暂时跑到娜塔莎的雪橇上，站在弯托梁上。

“娜塔莎，”他低声用法语对她说，“你可知道，关于索尼娅的事我下了决心了。”

“你对她说了吗？”娜塔莎突然欢喜得容光焕发，问道。

“啊，你画着小胡子和眉毛，样子真怪，娜塔莎！你快活吗？”

“我非常快活，非常快活！我真的在生你的气呢。你对她太坏了，不过这话我没跟你说。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尼古拉，我太高兴了！我常常讨人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幸福，没有索尼娅，我于心不安，”娜塔莎继续说，“现在我太高兴了，快到她那儿去吧。”

“不，等一会儿，啊，你多么可笑！”尼古拉说，不断地注视她，他在妹妹身上也发现了他以前没有见到的新的、非凡的、富有魅力的、温柔的东西，“娜塔莎，有点神奇。是吗？”

“是的，”她回答，“你做得好极了。”

“如果我以前看见她是现在这个样子，”尼古拉想，“我早就会问她应该怎样办了，而且不管她吩咐什么，我都照办，那样一切都会很好了。”

“这么说来，你很高兴，我做对啦？”

“啊，这太好了！前不久我和妈妈为了这事还争论过呢。妈妈说，她笼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差一点和妈妈吵起来。我绝对不许任何人说她的坏话，甚至不许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她身上只有优点。”

“这太好了吗？”尼古拉说，他再一次观察妹妹脸上的表情，看看她说的是不是真话。只听他那靴子吱哇一声，他从弯托梁上跳下来，跑到自己的雪橇上去了。坐在那儿的仍然是那个快乐的、微笑的切尔克斯人，他有两撇小胡子和一对光闪闪的眼睛，从貂皮帽子下面往外看，这个切尔克斯人就是索尼娅，而这个索尼娅很可能是他未来的、幸福的、爱他的妻子。

回到家里，对母亲讲了讲他们在梅柳科娃家是怎样玩的，然后姑娘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们脱了衣服，但是不擦掉炭涂的小胡子，长久地坐在那儿谈论她们的幸福。她们谈她们婚后如何生活，她们的丈夫如何和善，她们如何幸福。在娜塔莎的桌上，杜尼亚莎还在昨天就准备了两面镜子放在那儿。

“不过，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怕永远不会实现……要能实现可就太好了！”娜塔莎说着，站起来走到镜子面前。

“坐下，娜塔莎，也许你能看见他。”索尼娅说。娜塔莎把几支蜡烛点着，坐下来。

“我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人。”娜塔莎照见自己的脸，说。

“不许笑，小姐。”杜尼亚莎说。

娜塔莎在索尼娅和使女帮助下，把镜子摆好；她面孔的表情严肃起来，不再说话了。她长久地坐在那儿望着两面镜子里一串渐渐远去的蜡烛，她设想（根据她所听到的故事构思），在最后汇合成一个模糊的方形的烛光中，时而看见棺材，时而看见他——安德烈公爵。但是不论她怎样把那个最小的斑点当作人或者棺材的形象，还是什么都没看见。她开始不断地眨巴眼睛，于是离开了镜子。

“为什么别人能看见，我什么也看不见？”她说。“哎，索尼娅，你坐下；今天一定要你来，”她说，“不过是替我……我今天心神不安！”

索尼娅在镜前坐下，调整了位置，于是观看起来。

“这一回，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定看得见，”杜尼亚莎悄悄说，“您老笑。”

索尼娅听见了这些话，而且听见娜塔莎低声说：

“我知道她看得见，她去年就看见过。”

大家沉默了三分钟。“准能看见！”娜塔莎悄悄说，但是没等说完……索尼娅忽然丢下手中的镜子，用手捂着眼睛。

“哎呀，娜塔莎！”她说。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什么啦？”娜塔莎喊道。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杜尼亚莎扶着镜子说。

索尼娅什么也没看见，她只是想眨眨眼睛，站起来，这时她听见娜塔莎的声音说：“准能看见！”……她本来不想欺骗杜尼亚莎，也不想欺骗娜塔莎，而且坐在那儿怪受罪的。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她用手捂眼睛的时候，竟然叫起来。

“看见他了吗？”娜塔莎握住她的手，问。

“是的。等一等……我……看见他了。”索尼娅不由自主地说，她还不知道所谓他指的是谁——是尼古拉呢，还是安德烈。

“干吗不说我看见了？别人不是都看见过吗！有谁能弄清我是真看见还是没看见？”这念头在索尼娅头脑里一闪。

“是的，我看见他了。”她说。

“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是站着还是躺着？”

“我真的看见了……本来什么都没有，忽然一下子，我看见他躺在那儿。”

“安德烈躺着？他病了？”娜塔莎吃惊地、目不转睛地瞪着女友问。

“不，正相反，正相反——是一副快乐的面孔，并且他向我转过脸来。”她在说这话时，的确觉得她看见了她说的那个情景。

“后来呢，索尼娅？”

“后来看不清了，有一种又发青又发红的东西……”

“索尼娅！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我才能看见他！我的上帝！我多么为他也为自己担惊受怕啊，为一切担惊受怕啊……”娜塔莎说，她对索尼娅的安慰一言不发，在床上躺下，吹灭蜡烛后，仍然长久地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望着寒冷的月光照进结冰的窗户。

十三

圣诞节过后不久，尼古拉向母亲表明他对索尼娅的爱情和要同她结婚的决心。伯爵夫人早就注意到索尼娅和尼古拉之间的关系，而且预料到这场表白，她一言不发听完儿子的话，对他说，他爱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但是不论是她还是他父亲，对这桩婚姻都不会为他祝福。尼古拉第一次感到，母亲对他不满意，虽然她非常疼爱他，也不会迁就他的。她冷冷的，眼睛不望着儿子，叫人去请伯爵；伯爵来了，伯爵夫人想当着尼古拉的面，把事情的原委简短地、冷静地告诉丈夫，但是忍不住气恼得哭起来，于是走出屋去。老伯爵开始犹犹豫豫地劝说尼古拉，要他放弃他的意图。尼古拉回答说，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诺言，于是父亲叹了一口气，他显然有点狼狈，即刻不吭声了，然后就到伯爵夫人那儿去了。每当和儿子意见不合，他心中总离不开一种因为把家事弄糟而对不起儿子的感觉，因此，儿子不肯娶有钱的妻子，而选中没有陪嫁的索尼娅，他对这事不能生儿子的气，——每当这时，他只是更加鲜明地意识到，如果家事不是搞得这么糟，对于尼古拉来说，不会有比索尼娅更好的妻子了；家事弄得不好只怪他一个人和他的米坚卡，还有他那改不了的恶习。

父母不再和儿子谈这个问题；但是过了些日子，伯爵夫人把索尼娅叫来，她带着不论是索尼娅还是她本人都没想到的冷酷口吻责备侄女引诱她儿子和忘恩负义。索尼娅默不作声，垂着眼帘，听着伯爵夫人刻薄的语句，她不明白究竟要她怎么样。为了报答恩人，她准备牺牲一切。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她珍爱的思想；但是这一次她弄不明白，为谁牺牲，她应当牺牲什么。她不能不爱伯爵夫人和罗斯托夫全家，可是也不能不爱尼古拉，她知道他的幸福就系在这个爱情上。她沉默着，神色抑郁，一句话也没回答。尼古拉觉得，再不能忍受这种状况，就去向母亲解释。尼古拉又是恳求母亲原谅他和索尼娅，并且同意他们结婚，又是威胁母亲说，如果索尼娅受到虐待，他即刻和她秘密结婚。

母亲态度之严冷，是尼古拉从未见过的，她回答他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安德烈公爵不得父亲的同意就要结婚，他也可以照办，但是她永远不会承认这个女阴谋家是她的儿媳妇。

尼古拉一听到女阴谋家这几个字，就暴跳起来，他提高嗓门对母亲说，他从来没想到她逼他出卖他的感情，如果这么说的话，他要最后一次说……但是他没来得及说出绝情的话，母亲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要说什么，她恐怖地等待他说出来，这是一句也许永远在他们之间留下极不愉快回忆的话。他没来得及说完，因为娜塔莎面色苍白、表情严肃地从门口走进来，刚才她在门外偷听呢。

“尼古连卡，你说的是废话，住嘴，住嘴！我说，你给我住嘴！……”为了压住他的声音，她几乎是在大叫。

“妈妈，亲爱的，这完全不是因为……可爱的妈妈，可怜的妈妈。”她对母亲说，母亲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决裂的边缘，她恐怖地望着儿子，但由于固执和斗气，她不肯也不能屈服。

“尼古连卡，我要向你解释的，你去吧……您听我说，亲爱的妈妈。”她对妈妈说。

她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这些话都达到了她所希望的结果。

伯爵夫人把脸埋在女儿怀里，深沉地抽泣着；尼古拉站起来，抱着头走出房去。

娜塔莎从中调解，结果是母亲答应不叫索尼娅受委屈，而尼古拉保证不背着父母作任何事情。

尼古拉下定决心，把团队的事情料理好以后，就退伍回家和索尼娅结婚，尼古拉心情郁闷而严肃，和父母闹得不和睦，然而他觉得，他是在热恋中，一月初，他回团队去了。

尼古拉走后，罗斯托夫家中比先前更沉闷了。伯爵夫人由于精神受刺激而病倒了。

和尼古拉别离使索尼娅悲伤，而伯爵夫人对待她不由己的敌对态度使她更加悲伤了。伯爵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忧心忡忡，因为家庭经济的亏空已经非得采取断然的措施不可了。必须卖掉莫斯科的房子和莫斯科近郊的田产，为了办这件事，就得去莫斯科。但是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使行期一天天拖延下去。

娜塔莎轻松、甚至快活地度过刚和未婚夫离别的那些日子，现在一天天变得急躁和难以忍受。她一想到她那最好的时光本来可以用来和他谈爱情，而现在却白白浪费掉，心中就难以排遣地难过。他的信多半只能使她生气。她现在一心一意思念他，而他却过着真正的生活，看见一些他所感兴趣的新地方和新人物，她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屈辱。他的信越写得有趣，就越使她恼怒。她给他写信，不惟不能给她以慰藉，反而成为乏味、虚假的义务。她不善于写信，因为她无法用信真实地表达她惯于用声音、微笑和眼神所表达的千分之一。她给他写的信千篇一律、枯燥无味，连她自己也不看重它，信的草稿还得伯爵夫人替她改正拼写的错误。

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仍不见好转，但是莫斯科之行已经再不能迟延了。必须置办嫁妆，必须卖掉房子，此外要紧的是，要在莫斯科等待安德烈公爵，这年冬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就住在莫斯科，而且娜塔莎相信安德烈公爵已经到那里了。

伯爵夫人留在乡下，伯爵带着索尼娅和娜塔莎，于一月底到莫斯科去了。

第五部

一

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之后，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忽然觉得继续过去的生活成为不可能了。尽管他坚信他的恩师启发他的真理，尽管那他曾为之热烈献身的内心自我修养在最初向往的时日给了他那么大的喜悦，——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后和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世后（这两个消息几乎是同时接到的）先前生活的魅力对于他完全消失了。生活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的府第，里面住着一个美丽的妻子——她现在正受到某个显要人物的恩遇，他的彼得堡的一切朋友和呆板乏味的公务。皮埃尔突然觉得先前那套生活出乎意外地可憎。他不再写日记了，躲避着会友们，又开始上俱乐部，开始酗酒，又和单身汉朋友往来，他开始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致海伦·瓦西里耶夫娜认为非得和他作一次严肃的谈话不可了。皮埃尔觉得她是对的，为了她的名声不致受损，就动身往莫斯科去了。

在莫斯科，他刚一进入他那位有衰老的和正在衰老的伯爵小姐以及大批奴仆的巨大宅第的时候，当他周游全城时刚一看见金镂袈裟前面无数烛光的伊韦尔教堂、雪地还没有被轧脏的克里姆林广场、西夫采夫·弗拉若克[86]的车夫和棚户的时候，当他刚一看见那些一无所求、悠闲懒散地度过自己的余生的莫斯科老头们的时候，当他刚一看见老太太们、莫斯科的太太小姐们、莫斯科的芭蕾舞和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的时候，——他就觉得到了自己家里，到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在莫斯科居住有如穿上一件旧长衫，舒适、温暖、肮脏。

整个莫斯科社交界，从小孩到老人，像迎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早就虚位以待地欢迎他的到来。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看来，皮埃尔是一个最可爱、善良、聪明、快乐、心胸宽广的怪人，是一个漫不经心而待人热诚的老式的俄罗斯贵族。他的钱袋经常是空的，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着的。

义演、劣等绘画、雕像、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募捐宴会、狂饮酒会、共济会、教会、书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会遭到他的拒绝，如果不是有两个借过他很多钱的朋友自动来监护他的话，他准得把一切都分个精光不可。没有哪次宴会，哪次晚会，是没有他参加的。在喝完两瓶马尔高酒之后，他刚往沙发上一坐，人们便把他围将起来，于是开始了谈话、辩论、戏谑。哪儿发生争吵，只消他和蔼地微笑一下或者说一句合时的笑话，那儿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共济会的聚餐会如果没有他在场，就枯燥无味，死气沉沉。

在单身汉的晚餐之后，他含着和善而甜蜜的微笑，答应快乐的伙伴们的请求，站起来同他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兴高采烈地欢呼声在青年人当中响起来。在舞会上，如果缺一个舞伴，他就来跳舞。年轻的太太小姐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不追求任何人，对每个人都同样客气，特别是在晚餐之后。“他很可爱，他是一个中性动物。”人们这样谈论他。

像皮埃尔这样退休的侍从，在莫斯科有几百个，他们忠厚老实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七年前，他刚从国外归来时，假如有人对他说，他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去筹划什么，他的航道早已打通，永远定规好了，不管他怎么折腾，总是依然如故，他听了准会大吃一惊。怎么也不会相信！难道不是他有时一心想在俄国实现共和，有时想当拿破仑，有时想做哲学家，有时想做战略家和征服拿破仑的人吗？难道不是他认为有罪的人类有可能获得新生、而且热烈希望他们获得新生以及自己达到最高完善的阶段吗？难道不是他曾经开办学校和医院，而且解放过农奴吗？

但结果相反——他现在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有钱的丈夫，一个爱吃吃喝喝、有时把衣服敞开来骂骂政府的退休侍从，一个莫斯科英国俱乐部会员，最后，再就是一个在莫斯科交际场到处受欢迎的红人。他很久都难以接受那个思想，说他现在就是七年前他所非常鄙视的莫斯科退休侍从。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另外一种想法使他大吃一惊：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等到从那儿出来时，齿发全无了。

当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想到自己的情况时，他觉得他和先前他所鄙视的那些退休的侍从完全不同，那些人庸俗、愚蠢、自鸣得意，对自己的处境心安理得，“可是我呢，直到现在仍然不自满，仍然想为人类做点事情。”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说。“可是也许，我的那些同事也和我一样，曾经挣扎过，在生活中寻求一条新的道路，也和我一样，被那种环境的力量、社会和出身的力量，那种人类无力抗拒的自然的力量引到我所走的道路。”他在虚心的时刻说。在莫斯科生活了一个时期，他已经不再鄙视那些和他同命运的同事了，而是喜欢、尊重他们，而且像怜悯自己一样怜悯他们了。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抑郁、厌恶人生了；原先发作得那么厉害的病，现在进入了内心，而且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为了什么目的？什么缘故？这个世界在搞些什么？”他天天都有好几次惶惑地问自己，不自觉地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可是经验告诉他，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于是他就赶紧回避它，拿起书来读，或者上俱乐部，或者去找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闲聊那些街谈巷议。

“海伦·瓦西里耶夫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从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皮埃尔想道，“然而人们却认为她聪明绝顶、风雅之至，都对她崇拜得了不得。拿破仑·波拿巴在他还是一位伟人时，人人都鄙视他，可是当他变成可怜的小丑以后，弗朗茨皇帝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当情妇。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感谢上帝，因为六月十四日他们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为了他们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也同样通过天主教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济会会友们用血宣誓，他们准备为邻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为贫民捐款连一个卢布也不肯出，他们挑拨阿斯特列亚支会反对寻找吗哪派[87]，为了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88]和一份谁也不需要的、连写它的人也不懂得其中意义的会章而整天奔忙。我们都宣讲基督的教义——恕罪和爱邻人，为此在莫斯科建筑了许许多多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个逃兵死于鞭笞之下，在临刑前，那个爱和恕教义的执行者——一个老神甫，让那个士兵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这种极为普遍、已为人人所承认的虚伪，尽管他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每次却像碰见一桩新鲜事似的使他震惊。“我了解那种虚伪和混乱，”他想，“不过我怎样把我理解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试过了，总是发现他们在灵魂深处也像我一样了解，只不过尽可能不去看它罢了。看起来就该这样！可是我怎么逃避呢？”皮埃尔想。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有的那种不幸的能力：看出和相信善和真的可能性，同时对生活中的罪恶和虚伪又看得过于清楚，以致失去认真生活的勇气。在他眼中，任何工作部门，都与罪恶和虚伪分不开。不管他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不管他要做什么事，罪恶和虚伪都推开他，把他活动的所有道路都堵塞起来。然而总得生活，总得做点事情。这些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的压力是太可怕了，为了忘却这些问题，他每碰到一种娱乐，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他出入每个交际场，放量地喝酒，收购绘画，大兴土木，主要的是读书。

他读书，顺手拿起什么就读什么，回到家里，当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拿起书来读了——从读书过渡到睡眠，从睡眠过渡到在客厅和俱乐部闲谈，从闲谈过渡到狂饮、和女人厮混，从狂饮又过渡到闲谈、读书和小酌。喝酒对于他越来越成为生理的同时也是精神的需要了。虽然医生对他说，因为他肥胖，酒对他是危险的，但是他依然喝得很多。只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往他那大嘴巴灌进几杯酒之后，他才浑身舒畅，觉得体内有一种愉快的温暖，对所有知近的人都感到亲切，对一切思想也愿意浮皮潦草地动动脑筋了，但并不深入它的实质。只有喝了一两瓶酒之后，他才模糊地意识到先前那团把他吓坏了的生活乱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当他吃过午饭和晚饭，头脑嗡嗡作响，闲谈和听人家谈话，或者读书的时候，他老看见这团乱麻在他身边。只有在酒劲上来的时候，他才对自己说：“不要紧。我可以把它解开——怎么解开我已经有了准备。不过现在没有工夫，——以后我把全部问题都会考虑周到的！”但是这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

早晨空着肚子的时候，所有的老问题依然显得无法解决，十分可怕，于是皮埃尔赶快拿起书来读，如果这时有人来看他，他就高兴极了。

皮埃尔有时想起人们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作战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下待在掩体里，为了比较容易忍受危险的感觉，无事可做也尽可能地找点事做。在皮埃尔看来，所有的人都像士兵一样逃避生活：有的追求功名，有的留恋赌场，有的编纂法律，有的沉溺女色，有的玩物丧志，有的跑马走狗，有的混迹政界，有的打猎取乐，有的嗜酒成癖，还有的从事国务活动。“无所谓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全都一样；都千方百计地只求能够逃避生活！”皮埃尔想，“只求别看见它，别看见这个可怕的它。”

二

初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带着女儿来到了莫斯科。由于他的经历，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独创精神，特别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亚历山大皇朝的热情已经衰退，还由于反法和爱国的思潮当时在莫斯科占主导地位，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立刻成为莫斯科人特别崇敬的对象，而且成为莫斯科反政府派的中心。

这一年公爵老多了。在他身上出现明显的衰老迹象：常常突然入睡，对近事的健忘和对远事的记忆，以及他充当莫斯科反对派首领的幼稚虚荣心。虽然如此，这位老人，特别是在每天晚上，穿着皮上衣，戴着扑过粉的假发出来喝茶，只要有人提他一下，他就东拉西扯地谈起陈年旧事，或者更加没有条理地、激烈地抨击时局，每当这时，他仍然能使全体客人肃然起敬。在来访者眼中，那座老式的宅第和其中高大的壁镜、古老的家具、扑过粉的仆人，以及严峻而精明的老人（他本人就是上一世纪的老古董）和他那十分崇敬他的温良的女儿和好看的法国女人，这一切合成一种庄严而赏心悦目的气象。但是客人们没有想到，在他们会见主人的两三个小时之外，一昼夜还有二十一、二个小时，在这期间，在这个家庭里进行着秘密的内部生活。

这种内部生活近来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日子很不好过。在童山，使她精神振奋的与神亲们的谈话和孤独——她的最大的乐趣，在莫斯科享受不到了，而都市生活的好处和欢乐，她又没得到。她不去交际场；人人都知道，她父亲不让她单独出门，而他本人因健康欠佳，又不能出外走动，所以就没有人请她去赴宴会和晚会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完全放弃了结婚的希望。有时，可以作为未婚夫的年轻人登门拜访，但她看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接待和送走他们时，态度冷淡，神色愠怒。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朋友：这次来莫斯科，她对两个最知近的朋友感到失望：一个是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对她本来就不能推心置腹，现在觉得她有点讨嫌了，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她开始避免和她见面；另一个是朱莉，她住在莫斯科，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连跟她通了五年信，可是这次重新见面，公爵小姐却觉得彼此十分隔膜。当时，由于兄弟的死，朱莉成为莫斯科最富有的未婚姑娘之一，她在社交界忙得不可开交。她被年轻人包围起来，她以为那些年轻人忽然看出了她的优点。一个久涉社交界的小姐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觉得，她最后的结婚机会已经到了，她的终身这时不决定，就永远不能决定了，朱莉正是达到了这样的时期。每到星期四，玛丽亚公爵小姐就含着忧郁的微笑想起，她现在没有可通信的人了，因为朱莉就在这里，每星期都和她见面，然而即使见面也不能给她一点喜悦。她正如一个不肯娶多年与他同度晚间的女人的上了年纪的流亡者一样，因为婚后他不知在哪儿度他的夜晚，她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朱莉就在此地而没有可通信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没有可以倾诉苦衷的人，而在这期间苦恼的事又是这么多。安德烈公爵回来结婚的日期就要到了，他为此事托她在父亲跟前说情不仅没有办成，而且相反，事情看来完全无望了：一提起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老公爵就发脾气，他本来就经常情绪不佳。近来又给玛丽亚公爵小姐添了一个新的苦恼，就是她教六岁小侄子的功课。在她和尼古卢什卡相处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她自己也具有她父亲那种急躁的脾气。尽管她对自己说过许多次，教侄儿时不要激动，可是几乎每次拿起教鞭坐下来教法语字母时，她总是一心想快些、轻易些就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孩子，而孩子已经提心吊胆了，眼看姑姑就要生气，孩子注意力稍一不集中，她就浑身发抖，急了，冒火了，提高了声音，有时拉着他的胳膊，罚他站墙角。罚他站墙角，她自己也为自己凶狠的坏脾气哭起来，尼古卢什卡也跟着她呜咽起来，不等许可就离开墙角，走到她跟前，从她脸上拉下她那双被泪水沾湿的手，安慰她。然而最使公爵小姐苦恼的是她父亲常常朝着她发的、近来已经达到残忍程度的怒气。假如他强迫她整夜罚跪，假如他打她，强迫她搬柴火，提水，她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是这个疼爱她的暴君，——正是由于他疼爱她而折磨自己，也折磨她，才是最残酷的暴君，——不仅蓄意侮辱她，损害她，而且让她知道，她不管做什么都有错。近来在老头子身上出现一个最使玛丽亚公爵小姐痛苦的新的特征，这就是跟布里安小姐大大亲热起来。在接到儿子要结婚的消息后，他第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就是，如果安德烈结婚，那么他就和布里安结婚，看来这个念头使他高兴，玛丽亚小姐觉得，为了使她难堪，他近来固执地对布里安小姐表示特别的亲热，以此来发泄对女儿的不满。

有一天，在莫斯科，当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面（她觉得父亲有意在她跟前这样做），老公爵吻布里安小姐的手，而且把她拉到怀里，搂着她亲热一番。玛丽亚公爵小姐忽然面红耳赤，从屋里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布里安小姐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这里来，她微笑着，用她那甜蜜的声音讲述什么事情。玛丽亚公爵小姐赶快擦干眼泪，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布里安面前，看来连她自己也不知她在做什么，她气急败坏，向法国女人大叫大嚷起来：

“卑鄙，下流，不是人，乘人之危……”她说不下去了。“滚出我的房去。”她喊道，接着大哭起来。

第二天，公爵跟女儿一句话不说；但是她注意到，午饭时，他吩咐先给布里安小姐上菜。饭后，当仆人照老习惯又先给公爵小姐递咖啡的时候，公爵忽然勃然大怒，举起拐杖向菲利普掷过去，立刻命令送他去当兵。

“不听话……我说过两遍了！就是不听！全家以她为首，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公爵喊道。“如果你胆敢再一次，”他在盛怒之下第一次对玛丽亚公爵小姐喊道，“像昨天那样在她面前放肆，我要叫你知道谁是家中的主人。滚开！我不愿看见你；向她道歉！”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阿马利娅·叶夫根尼耶夫娜[89]道了歉，替自己也替向她求情的仆人菲利普，向父亲也道了歉。

在这样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充满一种因牺牲而骄傲的感情。忽然间，在这样的时刻，她亲眼看见她所谴责的父亲不是在找眼镜，在眼镜旁边摸索，可就是看不见，就是对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再不然就是举起他那无力的腿不稳地迈了一步，回头看看有没有人看见他的衰弱，再不然，那就更糟了，在饭桌上，在没有客人激发他的时候，他忽然打起盹来，餐巾掉下来，颤颤巍巍的脑袋垂到盘子上。“他老了，不中用了，而我却胆敢说他的闲话！”在这样的时刻，她常常带着憎恶自己的心情想。

三

一八一一年，在莫斯科住着一位很快就红极一时的法国医生，他身材高大，仪容俊美，像法国人那样和蔼可亲，莫斯科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医术超群的大夫——此人姓梅蒂维埃。他在上流社会家庭中走动，人们都不把他当作医生，而当作平等身份的人接待。

一向嘲笑医学的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近来接受布里安小姐的劝告，请这位大夫到家里来，并且和他熟惯起来。梅蒂维埃每星期到公爵那儿去一两次。

公爵的命名日——圣尼古拉节，全莫斯科都来向他致敬，但是他吩咐不接待任何人，只请少数几个人吃饭，他把这几个人的名单交给玛丽亚公爵小姐。

一早就来祝贺的梅蒂维埃，认为当医生的理应不守纪律，他这样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于是就去见公爵。可是命名日那天早晨，老公爵心情极坏。整个早晨他在家中走来走去，找每个人的碴儿，装作不懂得别人对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懂得他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深知每当他忧心忡忡、念念有词地唠叨，最后总要爆发一场狂怒，整个早晨，她就像在一支扳开枪机的实弹枪前面，等待那不可避免的射击。在医生没来之前，早晨平安地过去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医生让进去之后，就拿一本书坐在客厅门旁，以便听得见书房里发生的事情。

先是听见梅蒂维埃的声音，然后是父亲的声音，然后是两个声音一齐说，门忽然敞开了，门口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梅蒂维埃俊美的身影和他那垂到额前的黑发，接着出现公爵的身影，他头戴睡帽，身穿睡衣，气得脸变了形，两眼的瞳人向下垂。

“你不懂？”公爵喊道，“我懂！法国间谍！波拿巴的奴才，奸细，滚出我的家门——滚，我说！”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梅蒂维埃耸了耸肩膀，走到布里安小姐面前，她是闻声从邻室跑来的。

“公爵身体不大好——胆囊病，脑充血。不要慌，明天我再来。”梅蒂维埃说，他把指头放到嘴唇上，匆匆地走了。

只听门里传出穿拖鞋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奸细，叛徒，到处是叛徒！在我的家里连一分钟的安宁都没有！”

梅蒂维埃走后，老公爵把女儿叫来，于是他那满腔怒火一古脑向她身上发泄。他说她不该把一个奸细放进来。他不是已经吩咐过，叫她开一张单子，不在名单上的人不要放进来吗？为什么放这个坏蛋进来！她是祸首。他说，和她相处，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不能安安静静地死去。

“哎呀，我的天啊，必须分开，必须分开，您要明白这个，您要明白！我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说着，走出屋去。然后，他好像怕她不善于自我安慰，又转回来，极力装作心平气和的样子，补充说：“您不要以为我对您说这话是在气头上，不，我很平静，我考虑好了；一定要这么办，——分开，您给自己找个地方吧！……”但是他按捺不住，带着只有有所爱才有的愤恨，看来连他自己也很痛苦，晃着拳头对她喊道：

“好歹有哪个傻瓜把她娶走就好了！”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把布里安小姐叫了去，书房里就安静下来了。

下午两点钟，选定的六位客人来赴宴了。这六位是：赫赫有名的拉斯托普钦伯爵、洛普欣公爵和他的侄子、公爵的老战友恰特罗夫将军，还有属于年轻一代的皮埃尔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都在客厅里等候他。

前几天来莫斯科度假的鲍里斯，很想谒见尼古拉·博尔孔斯基公爵，他那么善于博得公爵的欢心，使得公爵为他打破了在家里不接待单身青年的常规。

公爵家并不是所谓“上流社会”，然而这个在莫斯科默默无闻的小圈子，受到它的接待却是莫大的荣幸。关于这一点，鲍里斯在上星期才懂得，当时总司令当着他的面请拉斯托普钦在圣尼古拉节去用午餐，拉斯托普钦说他不能去：

“每到这一天我都要到老古董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那儿表示敬意。”

“噢，对了，对了，”总司令回答说，“他还好吗？……”

这一小群人饭前聚在摆设着旧家具的老式的高大客厅里，好像法庭在开庄严的会议。大家都默不作声，即使谈话，也把声音放得很低。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出来了，他严肃而沉默。玛丽亚公爵小姐比平时更显得文静而胆怯。客人们勉强敷衍她一下，因为看见她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只有拉斯托普钦伯爵一个人为使谈话不致中断，他时而谈最近本城的新闻，时而谈政界的新闻。

洛普欣和老将军偶尔参加一下谈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像一名听取汇报的首席法官似的倾听着，仅仅偶尔无言地或者只言片语地表明，他对向他汇报的事情知道了。谈话的腔调一听便知谁也不赞成政界的现状。人们讲的那些事件，显然是证明情况越演越糟；但是，不管是谈论还是评论某件事，只要矛头刚一触及皇帝陛下，谈话的人就住了口，或者被别人岔开，这一点倒是很明显的。

吃饭的时候，谈话涉及最近的政治新闻：关于拿破仑侵占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土以及俄国递交欧洲各国的反对拿破仑的照会。

“波拿巴对待欧洲就像海盗对待已经掳到手的船一样，”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重复他已经说过几遍的话，“各国君主的长期忍耐，也许是晕头转向，简直令人惊奇。现在轮到教皇了，波拿巴毫无顾忌地企图推翻天主教的首脑，可是大家都一声不出！只有我们皇上对侵占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土提出抗议。然而连这……”拉斯托普钦伯爵停住不说了，觉得他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指摘的边缘了。

“有人提议用别的领地来换奥尔登堡公国，”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说，“他们这样把大公们搬来搬去，就像我把农奴从童山搬到博古恰罗沃和梁赞的庄园那样。”

“奥尔登堡大公以坚强的毅力和镇静忍受他的不幸。”鲍里斯说，他毕恭毕敬地参加了谈话。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彼得堡来这里的路上荣幸地谒见过大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看了看这个年轻人，好像要对他讲点什么，但改变了主意，认为他太年轻了，不该对他说他所要说的话。

“我读过我国对奥尔登堡事件的抗议，那个照会文辞之坏令人吃惊。”拉斯托普钦伯爵说，他那随随便便的腔调表示他对这个问题十分熟悉。

皮埃尔脸上露出天真的惊奇，向拉斯托普钦看了看，他不明白为什么文辞不好就使他不安。

“伯爵，如果照会的内容是有力的，文辞的好坏有什么关系？”他说。

“凭咱们拥有五十万大军，要想有好的文体应当是容易的。”拉斯托普钦伯爵说。皮埃尔这才明白拉斯托普钦伯爵为什么对照会的措辞感到不安。

“看来耍笔杆子的比比皆是，”老公爵说，“彼得堡人人都在写，不仅写照会，而且写法律。我的安德留沙就在那儿为俄国写了成卷的法律条文。如今人人都在写！”他不自然地笑起来。

谈话停顿了片刻；老将军咳嗽几声引人注意他。

“诸位有没有听说前不久彼得堡检阅的事？新任的法国公使太不像话！”

“怎么？对了，我听到一些；他当着陛下说了不得体的话。”

“皇上请他注意看看掷弹兵师和分列式，”将军继续说，“那个公使似乎毫不注意，而且竟然说，在我们法国没有人注意这类小事。皇上一言不发。据说，下次检阅的时候，皇上根本不理睬他。”

大家都不出声了：对这件与皇帝陛下有关的事情上，是不能擅自妄言的。

“狂妄！”公爵说，“你们知道梅蒂维埃吧？今天我把他从我这里赶了出去。他到这儿来，竟然让他进来见我，尽管我吩咐过不让任何人进来。”公爵愤愤地看了女儿一眼，说。他于是讲起他和这个法国医生的全部谈话经过，以及为什么他坚信梅蒂维埃是一名奸细的原因。虽然理由很不充分，也不明确，可是没有人反驳他。

在热菜之后，斟上了香槟酒。客人们从位子上站起来向老公爵祝寿。玛丽亚公爵小姐也走到他面前。

他看了看她，眼神冰冷而且愤怒，他把刚刮过的皱巴巴的腮帮子向她伸过去。他脸上全部的表情对她说，早晨谈的话他并没忘，他的决定依然有效，只不过因为有客人在场，他现在不好对她说罢了。

当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老年人坐在一起。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更活跃了，他对目前的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只要我们向日耳曼人仍然寻求联盟，干预欧洲的事务（蒂尔西特和约[90]已经把我们牵连到欧洲的事务里了），那么，我们同波拿巴的战争就会是不幸的。我们既不应为奥地利也不应为反对奥地利而打仗。我们整个政策应当放在东方，至于对付波拿巴，只要陈兵边界，实行强硬的政策，使他永远不敢像一八○七年那样跨过俄国边界，也就够了。

“公爵，我们怎么好跟法国人打仗啊！”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难道我们能讨伐我们的老师和神灵吗？看看我们的青年，看看我们的太太小姐吧。我们的神灵是法国人，我们的天堂是巴黎。”

他把嗓门提高些，好让大家都能听见他说话。

“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是法国的！您掐着梅蒂维埃的脖子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法国人，是坏蛋，可是我们的太太小姐却匍伏在他的脚下在他后面爬行。昨天我参加一个晚会，那里五个女人中就有三个天主教徒，按照教皇的许可，礼拜天应当绣免罪符。可是她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坐在那儿，好像澡堂的招牌似的，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咳，瞧瞧咱们的青年吧，公爵，真想把彼得大帝的手杖从博物馆里取出来，按照俄国方式痛打一顿，把他们那股子蠢劲打掉！”

大家都不出声了。老公爵满脸笑容，他望着拉斯托普钦赞许地晃了晃脑袋。

“喂，再见，阁下，多多保重。”拉斯托普钦说，他以他特有的敏捷站了起来，把手伸给公爵。

“再见，亲爱的，您的话像古筝，永远听不厌！”老公爵握着他的手，把腮帮子伸给他吻。其他人也跟着拉斯托普钦站起来。

四

玛丽亚公爵小姐坐在客厅里听老人们闲谈和评论，她完全不理解她所听到的；她老在想，客人们是否看出了她父亲对她敌视的态度。她甚至没注意那个曾经三次来访的德鲁别茨科伊在整个吃饭时间对她的关注和殷勤。

玛丽亚公爵小姐带着漫不经心和疑问的目光望着皮埃尔，他是最后走的一位客人，在老公爵出去以后，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他拿着帽子，面带笑容，走到她跟前。

“可以再坐一会吗？”他一边说，一边把他那胖大的躯体投进玛丽亚公爵小姐旁边的靠背椅里。

“可以，可以。”她说。她的眼神仿佛在说：“您什么也没看出吗？”

皮埃尔饭后的心情是畅快的，他眼睛望着前面，默默地微笑着。

“公爵小姐，您早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吗？”他说。

“哪个年轻人？”

“德鲁别茨科伊。”

“不，不久……”

“怎么样，您喜欢他吗？”

“是啊，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心里继续思索早晨和父亲的谈话。

“因为我观察过：年轻人通常老请假来莫斯科，其目的就是来找有钱的未婚妻。”

“您对这观察过吗？”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是的，”皮埃尔微笑着继续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奉行的宗旨是，哪儿有有钱的待嫁姑娘，他就到哪儿去。我对他可看透了。他现在拿不定主意进攻谁：进攻您还是进攻朱莉·卡拉金娜小姐。他对她可注意呢。”

“他常到他们那儿去吗？”

“常去。您知道追求女性最新的方法吗？”皮埃尔说，他快活地微笑着，看来他心中正怀着善意嘲笑的愉快心情，而这正是他在日记中常常自我责备的那种情绪。

“不知道。”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如今，要想得到莫斯科小姐的欢心，要做出多愁善感的样子。他在卡拉金娜小姐面前多愁善感的了不得。”皮埃尔说。

“真的吗？”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望着皮埃尔的和善面孔，心中不停地思索自己的不幸。她想：“如果能有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人，我的痛苦就会减轻点了。皮埃尔正是这样的人，我想向他倾吐一切。他是那么善良，那么高尚。跟他谈谈，我心里会轻松些。他会给我出主意的！”

“您嫁给他，好不好？”皮埃尔问。

“哎呀，我的天啊，伯爵！有时候我简直愿意嫁给任何人。”玛丽亚公爵小姐突然带着哭声说起来，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唉，爱一个亲人而觉得……（她声音颤抖地继续说）除了使他苦恼，什么都不能为他做，而且知道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时，心里是多么痛苦啊。这么一来，只有一走了之，可是我往哪儿去呢？”

“您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公爵小姐？”

但是公爵小姐没说完，就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回事。不要管我吧，忘掉我说的话吧。”

皮埃尔的愉快心情完全消失了。他关切地探问公爵小姐，请她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把她的苦恼告诉他；但是她一个劲地说，请他忘掉她的话，她也不记得她说过什么了，她没有什么苦恼，除了他已经知道的那桩苦恼，就是安德烈公爵的婚事可能引起父子的争吵。

“关于罗斯托夫家的事，您听到什么吗？”为了换个话题，她问，“我听说他们不久就要来这儿了。我也天天盼安德烈回来。我希望他们在这儿见面。”

“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皮埃尔问道，他说的他，就是老公爵。公爵小姐摇摇头。

“但是怎么办呢？这一年剩下不多几个月了。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但愿在开头的时候能够帮哥哥的忙。我希望他们快点来。我希望和她交个朋友……您早就认识他们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请您真心诚意地把全部真相告诉我，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姑娘，您以为她怎么样？不过要告诉我全部真实的情况；您知道，因为安德烈做这件违反父亲意志的事，太冒险了，我希望知道……”

一种模模糊糊的本能告诉皮埃尔：这么许多有保留的说明，以及要他说出全部真相的反复请求，都表明玛丽亚公爵小姐对未来的嫂嫂不怀好感，她希望皮埃尔不赞成安德烈公爵的选择；但是皮埃尔说出了与其说是他所想到的，勿宁说是他所感觉的。

“我不知道怎样答复您这个问题，”他说，不知为什么脸红了，“我简直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分析她。她很有魅力。为什么说她是有魅力的，我不知道：关于她能够说的，只有这些。”玛丽亚公爵小姐叹了一口气，她脸上的表情仿佛说：“是的，这正是我料到的和害怕的。”

“她聪明吗？”玛丽亚公爵小姐问。皮埃尔沉吟起来。

“我看她不聪明，”他说，“可是又很聪明。她不愿显露聪明……不是的，她实在富有魅力，如此而已。”玛丽亚公爵小姐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啊，我非常愿意喜欢她！如果您比我先见到她，您把我的话告诉她。”

“我听说，他们近几天就要到了。”皮埃尔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她的计划告诉皮埃尔，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一到，她就和未来的嫂嫂接触，努力设法使老公爵和她熟惯起来。

五

鲍里斯想找一个有钱的姑娘结婚，在彼得堡未能如愿，他怀着这同样的目的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鲍里斯在朱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两个最有钱的姑娘之间犹豫不决。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他觉得比朱莉有吸引力，然而不知为什么，追求博尔孔斯卡娅总觉得有点别扭。上次在老公爵命名日和她见面时，他尝试和她谈谈知心话，但她每次回答得都文不对题，显然她没有听出他的话音。

朱莉正相反，虽然她作风特别，只有她独自所特有，但是她乐意接受他的追求。

朱莉二十七岁了。自从她的兄弟们死后，她成为巨富。她现在变得简直难看了；但是她以为她不仅依然美丽，而且比以前更迷人了。下面两件事更加强了她的错觉，第一，她成为非常富有的待嫁姑娘；第二，她岁数越大，男人和她交游时就越有安全感，因而也越随便，他们享受她的晚餐、晚会以及在她那儿热闹的聚会，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十年前，男人不便天天到有十七岁大姑娘的人家去，怕影响她的名誉，也怕自己受到束缚，现在可以大胆地每天去了，对待她可以不把她当作未婚的姑娘，而当作没有性别的熟人。

这年冬天，卡拉金家在莫斯科是最愉快、最好客的家庭。除了特邀的晚会和宴会之外，卡拉金家每天都高朋满座，特别是那些男客，午夜十二点才吃饭，一坐就坐到凌晨两三点。没有哪次舞会、娱乐、戏剧是朱莉放过的。她的装束打扮总是最时兴的。但是，虽然如此，朱莉似乎对一切都悲观失望，她逢人便说，她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人生的任何欢乐，只期待在天国那儿安息。她惯于用那种曾经历过一番巨大的失望、仿佛失掉了心爱的人或者被心爱的人残忍地欺骗过的姑娘所特有的腔调说话。虽然她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但人们却把她看作这种姑娘，连她自己也相信她一生多灾多难。这种忧郁情调并不妨碍她寻欢作乐，也不妨碍去她那儿的年轻人愉快地消磨时光。每一个来她那儿的客人都首先对女主人的忧郁心情表示敬意，然后才开始风雅的闲谈、跳舞、智力游戏，以及卡拉金家时兴的作限韵诗的比赛。只有少数几个青年，其中也有鲍里斯，比较深入地体会朱莉的忧郁情调，她和这些年轻人单独地长谈尘世的空虚，给他们看上面全是感伤的绘画、格言和诗句的纪念册。

朱莉对鲍里斯格外亲切：她可怜他这么年轻就厌倦人生，她自己虽然饱受人生的痛苦，却尽可能给予他友谊的安慰，并且把她的纪念册给他看。鲍里斯在纪念册上给她画了两棵树，并作了题词：“村野的树啊，你那灰暗的枝桠向我抖落着凄凉和忧郁。”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画了一座坟墓，题道：

死是得救，死是安慰。

啊！它是解脱痛苦的唯一避难所。

朱莉说，这个题词好极了。

“忧郁的微笑含有无穷的魅力！”她把从书里抄来的这句话逐字念给鲍里斯听。

“这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是悲哀和失望之间的一点差别，它指出慰藉的可能性。”

鲍里斯为此写了一首诗献给她。

你多情善感的人儿啊，有如一杯毒酒，

但是没有你，我就失去了幸福。

温柔的忧郁啊，快来安慰我吧，

快来排遣我这孤独的愁闷，

在我这流不尽的泪水上，

添上一滴神秘的欢欣。

朱莉给鲍里斯弹竖琴，她弹的是最悲哀的夜曲。鲍里斯给她朗诵《可怜的丽莎》[91]，好几次中断了朗诵，因为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朱莉和鲍里斯在大庭广众场合相遇的时候，两人认为在这淡漠的人间他们是唯一相互了解的一对。

常去卡拉金家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和主妇玩牌的时候，关于朱莉的陪嫁，作了翔实的调查（陪送奔萨省两处田庄和下城森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那极其细致的悲哀气氛把她的儿子和有钱的朱莉结合起来，认为是天作之合，非常感动。

“我们亲爱的朱莉总是那么迷人和忧郁。”她对那位小姐说。“鲍里斯说，只有在您府上，他的心才得到安宁。他经历过多次的失意，他这个人又是那么多情善感。”她对主妇说。

“哎呀，亲爱的，近来我多么喜欢朱莉啊，”她对儿子说，“我简直没法给您描述！怎么能不叫人爱呢？这么一个天仙般的人物！咳，鲍里斯啊，鲍里斯！”她停了一下。“我多么怜惜她的母亲啊，”她继续说，“今天她把从奔萨送来的帐单和信件拿给我看（她们的田庄可大呢），真可怜，全靠她一个人：人人都骗她！”

听着母亲说话，鲍里斯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他温和地嘲笑她那天真的狡猾，但是他留神听她说话，有时注意向她打听奔萨和下城的田庄情况。

朱莉早就等待她那忧郁的崇拜者向她求婚了，而且准备接受；然而鲍里斯对她那急切想结婚的劲头，对她的矫揉造作，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同时还害怕失去真正恋爱的机会，这一切都阻碍他向她求婚。他的假期快完了。他天天在卡拉金家消磨整整一天，鲍里斯每天都暗自盘算，他对自己说，他明天就求婚。可是当着朱莉的面时，一看见她那几乎总是涂脂抹粉的通红的脸和下巴、她那湿润的眼睛、她那忧郁的面部表情时刻准备着立刻就过渡到由于得到结婚的幸福而流露出不自然的狂欢表情，——一看到这些，鲍里斯就说不出决定性的话了；尽管他在想象中早已把自己看作奔萨和下城田庄的主人，而且把田庄的收入派好了用场。朱莉看出鲍里斯犹豫不决，有时她也想到，他不喜欢她；但是女人的自我陶醉给了她安慰，她对自己说，他不过不好意思讲恋爱罢了。不过，她那忧郁的情调开始转为烦躁，在鲍里斯动身前不久，她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计划。在鲍里斯的假期快完了的时候，在莫斯科，不言而喻，在卡拉金家的客厅里出现了阿纳托利·库拉金，于是朱莉突然放弃了忧郁情调，变得非常快活，对库拉金大献殷勤。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儿子说，“我从可靠的方面得知，瓦西里公爵打发他儿子来，是要他跟朱莉成亲的。我是多么喜爱朱莉，简直叫我替她为难了。你是怎么想的，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

鲍里斯一想到他当了一次傻瓜，白白费了一个月的功夫在朱莉跟前表演吃力的忧郁情调，而且眼看已经到手并且在想象中派了适当用场的奔萨田庄的收入落到别人手里（特别是落到愚蠢的阿纳托利手里），一想到这里，鲍里斯就觉得受了侮辱。于是他驱车前往卡拉金家，拿定主意去求婚。朱莉轻松愉快地迎接他，随便地谈谈她在昨晚的舞会上多么快活，问他何时动身。虽然鲍里斯这次来是要谈爱情的，所以有意做得温柔多情，可是他却激动地谈起女人的朝三暮四来了：说女人很容易从忧郁过渡到欢乐，她们的心情是随着追求她们的人而变换的。朱莉恼怒了，她说，的确如此，女人需要花样翻新，总是老一套，谁都会厌倦的。

“在这方面，我可以奉告您……”鲍里斯本来想对她说几句带刺的话；可是就在这一刻，他心中忽然有一种令人气恼的想法，很可能白白浪费了一场心血，一无所得地离开莫斯科（像这种情形在他还从来没有过呢）。他说了一半就停住了，垂下眼睛，不看她那令人不快的、被激怒了的、犹豫不定的面孔，说：“我到这儿来，全然不是为了和您吵架。恰恰相反……”他瞧了她一眼，看能不能说下去。她的恼怒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对不安的、哀求的眼睛，带着贪婪的期待目光注视着他。“我总可以设法少看见她就是了，”鲍里斯想，“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到底！”他突然满脸通红，向她抬起眼睛，对她说：“我对您的感情，您是知道的！”用不着多说了：朱莉的脸焕发出胜利和得意的光彩；但她逼着鲍里斯把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的话通通向她说出来，说他爱她，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她知道，凭奔萨的田庄和下城的森林，她可以这样要求，而且她也就得到了她所要求的。

未婚夫和未婚妻不再提那撒落着凄凉和忧郁的树了，只计划将来怎样布置彼得堡的辉煌住宅，拜访亲友和准备举行盛大婚礼所必需的东西。

六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在一月底偕同娜塔莎和索尼娅来到莫斯科。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不能同行，——而等待她康复又不可能：安德烈公爵随时都可能到莫斯科；此外，必需置办嫁妆，必需出卖莫斯科近郊的田庄，还必需趁老公爵在莫斯科的时候，向他引见他未来的儿媳。罗斯托夫在莫斯科的住宅没有生火；此外，他们不打算久住，伯爵夫人也没同来，所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决定到莫斯科暂时住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家里，她早就向伯爵提出她的邀请了。

夜晚，罗斯托夫的四辆雪车[92]驶进旧马厩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宅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个人住在这儿。她的女儿已经出嫁。她的儿子都在官府供职。

她为人总是那么豪爽，对任何人总是那么率直地、大声地、坚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她仿佛用她整个身心责备别人任何一点缺点、情欲和嗜好，这些东西在她身上绝对不会有的。一大早，她就穿着敞胸的短上衣料理家务，然后，每逢节日就去做礼拜，做完礼拜就去拘留所和监狱，她在那儿做什么事，从没对任何人说过；[93]而在平日，她穿戴好了后，就接待每天都有到她那儿来的各阶层的有求于她的人，然后就吃饭；在摆有丰盛美味菜肴的餐桌上，经常有三四位客人；饭后玩一局波士顿牌；夜晚她叫人读报纸和新书给她听，而她一面编织活计。她很少出门，如果破例出门，那就是去拜访城内最显要的人物。

当罗斯托夫家的人到来，前厅门上的滑轮吱吜响起来，从冷空气里让进罗斯托夫家的人及其仆从的时候，她还没睡。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戴着垂到鼻尖上的眼镜，昂着头，站在大厅门口，带着严厉、生气的神色望着进来的人。如果不是她关心备至地吩咐仆人怎样安置客人和客人的行李，人们还以为她痛恨这些前来的人，马上就要把他们赶走似的。

“伯爵的行李吗？拿到这边来。”她同谁也不问好，指着箱子说。“小姐的，这边，左边。喂，你们在那儿讨什么好！”她对使女们呵斥道。“快去烧茶炊！——长胖了，长得好看了。”她说，拽着娜塔莎的风帽，把面庞冻得发红的娜塔莎拉到身边。“嗬，好冷啊！快脱脱衣服吧。”她对走过来想吻她的手的伯爵喊道。“大概冻坏了吧。喝茶的时候拿罗姆酒来！索纽什卡，你好。”她对索尼娅说，她用法语问好，以表示她对索尼娅的态度亲切，但带有少许的轻蔑。

当大家脱掉外衣，清理了旅途的风尘，过来喝茶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挨个儿亲吻大家。

“你们来了，住在我这儿，我由衷地高兴，”她说，“早该来了。”她说，然后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娜塔莎……“老头子在这儿，天天盼望儿子。你一定，一定要见见他。好，以后再谈这个吧。”她又说，转脸看了索尼娅一眼，表示在她面前不便谈这个问题。“现在听我说，”她转身对伯爵说，“明天你要干什么？请哪些人来？请申申？”她屈起一个指头，“爱哭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两个啦。她和儿子都在这儿。要给儿子娶亲！然后就是请别祖霍夫了，是不是？他和妻子都在这儿。他躲她来着，可是她跟着追来了。他星期三在我这儿吃过饭。她们呢，”她指着两个姑娘说，“明天我带她们去伊韦尔小教堂，然后顺便到奥贝尔-夏尔姆[94]时装店去一趟。大概全套都要换新的吧？不要看我的样儿，如今的袖子——这么肥！前些日子，年轻的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来我这儿：简直吓死人，两只胳膊好像套一对大水桶。如今天天有新花样。明天你有什么事要办？”她厉声问伯爵。

“事情都凑在一起了，”伯爵答道，“要给姑娘们买些衣裳，这儿还有一个买主，要买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和房子。如果您能行行好，我想找个时间到马林斯科耶去一两天，两个姑娘扔给您照管。”

“行啊，行啊，在我这儿保管没错。在我这儿就像在监护委员会一样安全。我带她们去该去的地方，对她们该骂就骂，该疼就疼。”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边说，一边用大手摸了摸她的宠儿和教女娜塔莎的面庞。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带两个姑娘去伊韦尔小教堂，然后到奥贝尔-夏尔姆太太那儿，这位太太是那么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常常折本卖给她衣服，只求快些把她打发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几乎订购了全部嫁衣。回来后，她把所有的人都赶出房间，只留下娜塔莎，叫她的宠儿坐在她的扶手椅上。

“好，现在咱们谈谈吧。我祝贺你有了未婚夫。你捞到一个好样的！我为你高兴；他从小我就认识（她比划离地一俄尺那么高）。”娜塔莎快乐得红了脸。“我喜欢他，也喜欢他的全家。现在你听我说。老头子尼古拉公爵对儿子的婚事很不以为然，这你是知道的。老家伙的脾气坏极了！当然啦，安德烈公爵不是小孩子，不是非靠他不行，然而违背家长的意志进家门总不大好。家庭要和和气气，你亲我爱。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你要和和善善、通情达理地去应付。那样一切都会好的。”

娜塔莎沉默不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以为她是害羞，其实她是不高兴别人干预她和安德烈公爵爱情的事，在她心目中，他们俩的爱情与一切俗事完全不同，她认为没有人能理解它。她只爱和了解安德烈公爵一个人，他爱她，他过两天就来接她。此外她什么也不需要。

“你可知道，我早就认识他了，玛申卡，你的小姑子，我也喜欢。大姑小姑，是非满屋，可是这一位连苍蝇都不伤害。她求我促使你们见见面。明天你和父亲到她那儿去，对她一定要亲热一些：你比她年轻。你的那个人来了后，你和他妹妹、他父亲都认识了，他们都喜欢你。你说对不对？这样要好些，是吧？”

“好的。”娜塔莎勉强回答说。

七

第二天，听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劝告，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带着娜塔莎去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伯爵这次造访，心情很不痛快：他打心里感到害怕，他和老公爵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征兵的时候，当时由于他没有缴足兵员名额，老公爵对于他的宴请的回答，是狠狠地训斥他一顿，他对这事记忆犹新。娜塔莎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她的情绪相反地好极了。“他们不可能不爱我，”她想，“我总是被人疼爱的。而且我情愿为他们做他们所希望的一切，情愿爱他——因为他是父亲，情愿爱她，因为她是妹妹，他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我！”

他们驱车来到弗兹德维仁卡街一座阴郁、古老的宅第门前下了车，走进门厅。

“上帝多多保佑吧。”伯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但是娜塔莎看出她父亲一走进前厅，就慌张起来，他胆怯地、轻声问公爵和公爵小姐是否在家。在通报他们来访之后，公爵的仆人中间发生了一阵慌乱。跑去通报的仆人被另一个仆人拦住，他们小声嘀咕什么。一个女仆跑进大厅，也急急忙忙说句什么话，提到公爵小姐。最后，一个面带怒容的老仆走出来，向罗斯托夫父女禀道，公爵不能接见，公爵小姐有请他们。第一个出来迎接客人的是布里安小姐。她对他们父女特别客气，领他们去见公爵小姐。公爵小姐迈着沉重的脚步跑出来迎接客人，她神色激动、惊慌，脸上泛起一片片的红晕，极力做出神态自若和欢喜的样子，但是做不到。玛丽亚公爵小姐第一眼就不喜欢娜塔莎。她觉得她打扮得太漂亮，快乐得轻浮，而且爱虚荣。其实玛丽亚公爵小姐没发现，在她没有看见未来的嫂子之前，她由于嫉妒她的美貌、青春和幸福，嫉妒她哥哥对她的爱情，对她就没有好感。除了这无法克服的对她的反感外，玛丽亚公爵小姐这时心情之所以激动，还因为在通报罗斯托夫父女到来时，老公爵喊道，他不愿见他们，如果玛丽亚公爵小姐愿意的话，那就让她接见吧，可是不要让他们去见他。玛丽亚公爵小姐决定接见罗斯托夫父女，但是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怕公爵做出什么乖张的动作，因为由于罗斯托夫父女的来访，他似乎非常激动。

“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把我的歌手带来见您，”伯爵一边说，一边鞠躬，他老是不安地回头张望，仿佛害怕老公爵忽然走进来，“你们互相认识认识，我真高兴。可惜，可惜，公爵身体老是欠佳，”又说了几句客套话，他站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把我的娜塔莎留在您这儿一刻钟，我到安娜·谢苗诺夫娜那儿去一趟，很近，就在养狗场，然后我来接她。”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想出这个外交的巧计，是为了给未来的姑嫂一个畅谈的机会（这是过后他对女儿说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碰见他所畏惧的公爵。他没有对女儿说这一点，但是娜塔莎了解父亲的惧怕和不安，所以感到屈辱。她为父亲脸红，因为脸红更加生气，她用大胆的、挑战的、仿佛表示她谁也不怕的目光看了看公爵小姐。公爵小姐对伯爵说，这样她很高兴，并且请他在安娜·谢苗诺夫娜那里最好多坐一会儿，于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就走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想和娜塔莎单独在一起谈谈，她向布里安小姐投了个不安的目光，可是她仍然待在房里不走，一个劲儿谈莫斯科的娱乐和剧院。娜塔莎觉得受了屈辱，因为她看见在前厅发生的慌乱、父亲心神不安和公爵小姐不自然的腔调，她似乎觉得，公爵小姐接见她好像是赏光似的。因此，样样都使她不愉快。她不喜欢玛丽亚公爵小姐。她觉得她长得很丑，装腔作势，枯燥无味。娜塔莎忽然精神萎顿了，说话腔调变得随便了，这样更使玛丽亚公爵小姐跟她疏远了。经过五分钟沉闷的、装模作样的谈话之后，忽然听见快步走来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房门打开了，公爵戴着白睡帽，穿着睡衣走进来。

“啊，小姐，”他说，“小姐，伯爵小姐……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请原谅，请原谅……我不知道，小姐。上帝见证，我不知道您光临舍下，我这样穿戴，是来找女儿的。请原谅……上帝见证，我不知道。”他加重“上帝”这两个字，反反复复说得那么不自然，那么令人难受，弄得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眼皮，站在那儿不动，不敢看父亲，也不敢看娜塔莎。娜塔莎站起来行了礼，她也不知道她应当怎么办才好。只有布里安小姐愉快地微笑着。

“请原谅，请原谅！上帝见证，我不知道。”老头子嘟囔着说，从头到脚把娜塔莎打量了一番，然后走了出去。在出现这场意外之后，第一个找到话题的是布里安小姐，她开始谈起公爵的病情。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默默无言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们默默无语地对视得越是长久，不说出她们需要说出的话，她们彼此之间的猜忌也就越增加。

伯爵回来了，娜塔莎见到父亲就不顾礼貌地表示高兴，并且急着要走：当时，她几乎痛恨那位年纪大的、令人乏味的公爵小姐，她竟然把她置于如此难堪的地位，和她待了半小时，她连提都没提安德烈公爵。“要知道，在这个法国女人面前，我不能首先提起安德烈公爵。”娜塔莎想。玛丽亚公爵小姐这时也感到同样的苦恼。她知道她应当对娜塔莎说些什么，可是她办不到，因为布里安小姐妨碍了她，其次还因为，她不知为什么难以开口提起这桩婚事。当伯爵已经走出屋时，玛丽亚公爵小姐快步走到娜塔莎跟前，握住她的手，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等一等，我有句话……”娜塔莎讥笑地（她自己也不知她讥笑什么）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

“亲爱的娜塔莉[95]，”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您知道，我庆幸哥哥找到了幸福……”她停住了，觉得她说的不是真话。娜塔莎注意到这个停顿，猜出了停顿的原因。

“我想，公爵小姐，现在谈这事不方便。”娜塔莎说，她表面庄重而且冷淡，然而她觉得泪水已经哽住了喉咙。

“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刚一走出屋，就这样想。

这天等娜塔莎来吃午饭，等了很久。她坐在她房里大哭，像孩子似的，一边哭，一边抽抽搭搭地擤鼻子。索尼娅站在她身旁，吻她的头发。

“娜塔莎，你哭什么，”她说，“他们跟你有什么相干？一切都会过去的，娜塔莎。”

“不是的，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就好像我……”

“别说了，娜塔莎，又不是你的错，你何苦呢？吻我吧。”索尼娅说。

娜塔莎抬起头来，吻了吻女友的嘴唇，把泪痕纵横的脸偎依在她身上。

“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谁都不怪，”娜塔莎说，“全怪我。然而这实在令人痛苦。唉，他怎么不来啊！……”

她两眼通红地出来吃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知道公爵怎样接待罗斯托夫父女，装作没留意娜塔莎伤心的样子，她在饭桌上同伯爵和别的客人一个劲儿大声说说笑笑。

八

这天晚上，罗斯托夫家的人去看歌剧，票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弄到的。

娜塔莎本来不想去，但盛情难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专门为她订的座。她穿好衣服到大厅里等父亲，她照了照大镜子，看见自己很美，非常美，这更令她哀怨了；然而这是一种甜蜜的、钟情的哀怨。

“我的上帝啊，如果现在他在这儿，我一定不会像从前那样，像个傻瓜似的，怯生生的，而是按照新的方式，大大方方地拥抱他，偎依他，逗得他用他那双惯常看我的探索的、好奇的眼睛看我，然后逗他笑，像从前那样笑，他那双眼睛——我是怎样地看那双眼睛啊！”娜塔莎想，“他父亲和他妹妹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爱他一个人，爱他，爱他，爱他的面孔和眼睛，爱他那刚毅而又童稚的微笑……算了，最好不要想他，现在不想他，忘记他。完全忘记他，我受不了这样的等待，我马上就要哭了。”于是她离开镜子，竭力使自己不要哭出来，“索尼娅爱尼古连卡怎么就爱得那么稳定，那么平静，而且那么长久地、耐心地等待着！”她望着穿戴完毕、手中拿着扇子走进来的索尼娅，心中想，“不，她是另一种人。我办不到！”

娜塔莎觉得自己这时特别柔顺，特别温情，爱别人和知道别人也在爱她，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她现在需要、立刻就需要拥抱心爱的人，而且把她那满腔的情话倾吐出来，同时也听他诉说爱情。她在马车里坐在父亲身旁，沉思地望着路灯的光在结冰的车窗上闪烁，她觉得自己更深地陷入了爱情，也更加伤感了，简直忘了同谁在一起和到哪儿去。罗斯托夫家的马车遇到车队长龙，车轮把雪轧得吱吱作响，缓缓地驶到剧院门前。娜塔莎和索尼娅提起裙裾急忙跳下车来；伯爵由仆人搀扶着下了车，于是三个人夹在正在入场的男男女女和卖戏报的中间，走进一楼包厢的走廊。从虚掩的门缝里，已经传出音乐的声音。

“娜塔莉，你的头发。”索尼娅低声说。侍者恭敬地、匆忙地在小姐们面前溜过去，打开包厢门。门里的音乐声更响了，眼前蓦然闪现一排排坐着袒胸露臂的太太小姐的、灯烛辉煌的包厢，以及人声嘈杂、服装鲜明的池座。一位走进邻近包厢的贵妇，用女人嫉妒的目光向娜塔莎瞅了一眼。幕还没升起，正在演奏序曲。娜塔莎整整衣衫，同索尼娅一起走过去，环顾一下对面一排排灯火通明的包厢，然后落了座。一种她久未体验的感觉——数百双眼睛投向她那赤裸的手臂和脖颈的感觉，忽然又愉快又不愉快地紧紧抓住她，唤起与这种感觉有关的回忆、愿望与激动。

两个出色的姑娘——娜塔莎和索尼娅，以及与莫斯科久违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此外，大家都模模糊糊知道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已经订婚，知道罗斯托夫家从那时起就住在乡下，所以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看一看这个俄国杰出人物之一的未婚妻。

人人都说，娜塔莎住在乡下变得好看了，而这天晚上，由于她的情绪激动，格外好看。她那勃勃的生气和美丽，再加上对周围一切冷漠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注视着所有的人，但不寻找任何人，她那赤裸到肘弯以上的胳膊倚在丝绒的包厢边缘上，显然不自觉地跟着序曲的拍子一张一合，把戏报揉皱了。

“瞧，那不是阿列宁娜吗？”索尼娅说，“好像同母亲在一起，是不是？”

“我的天啊！米哈伊尔·基里雷奇更胖了！”老伯爵说。

“你们瞧！我们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那顶高帽子！”

“卡拉金一家子，朱莉和鲍里斯也在那儿。一看就知道是一对未婚夫妇。”

“德鲁别茨科伊求婚了！我今天才听说。”走进罗斯托夫家包厢的申申说。

娜塔莎朝着父亲看的方向望去，看见朱莉，她那又胖又红的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娜塔莎知道她脖子扑满了粉），她满面春风地坐在母亲身边。

在她们身后露出头发梳得光滑的鲍里斯俊秀的头，他含着微笑把一只耳朵俯向朱莉的嘴。他低头蹙眉望着罗斯托夫家的人，微笑着对未婚妻说什么。

“他们在谈我们，谈我和他呢！”娜塔莎想，“他一定是在安抚未婚妻对我的嫉妒。完全庸人自扰！我和他们任何人都不相干，如果他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后面坐着戴一顶绿色高帽子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脸上带着听天由命、怡然自得的表情。在他们的包厢里有一种为娜塔莎所熟悉和羡慕的气氛——未婚夫陪伴着未婚妻。她转过脸来，突然想起早晨拜访时所受的一切屈辱。

“他凭什么不愿认亲？唉，最好别想这个，在他没回来之前不去想它！”她自言自语，开始观望池座里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在池座前排正中间，多洛霍夫背靠着乐池栏杆站着，他那蓬松的卷发高高耸起，他穿着波斯服装。他站在剧场最显眼的地方，知道整个大厅都在注意他，但却像站在自己房间里一样随便。他周围围着一群莫斯科最出色的青年，看来他在他们中间首屈一指。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笑着捅了捅红了脸的索尼娅，向她指指她先前的崇拜者。

“认出来了吗？”他问。“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伯爵转身问申申，“他不是好久不见了吗？”

“好久没露面了，”申申回答说，“他到过高加索，又从哪儿逃走了，据说在波斯某个大公手下当大官，在那儿杀死了波斯王的一个兄弟；嗬，莫斯科的太太小姐们简直都发狂了！都是为了波斯人多洛霍夫。如今是三句话离不开多洛霍夫：人们用他来发誓，提起他的名字仿佛尝到蜜糖似的，”申申说，“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库拉金，这两个宝贝把咱们的太太小姐的魂都搅乱了。”

一位高大貌美的贵妇进入隔壁的包厢，她梳着一条大辫子，裸露着雪白、丰满的肩膀和脖颈，戴着两大串珍珠，她那肥大的绸衣沙沙作响，她好久才在座位上坐好。

娜塔莎不由得注视她的脖颈、肩膀、珍珠项链和她的发式，欣赏肩膀和项链之美。当娜塔莎再一次注视她的时候，那位贵妇回头张望一下，遇见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的目光，她向他点点头，并且嫣然一笑。这位贵妇是皮埃尔的妻子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交游很广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探过身去和她说话。

“来这儿很久了吧，伯爵夫人？”他说，“一定去，一定去府上拜望，吻您的手。我这次来是办点事情的，把两个女儿也带来了。听说谢苗诺娃[96]的演技无与伦比，”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97]从来没忘记我们。他在这儿吗？”

“是的，他想去拜访您。”海伦说，注意看了看娜塔莎。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坐回自己的位子。

“漂亮，是吧？”他对娜塔莎低声说。

“尤物！”娜塔莎说，“怪不得叫人一见钟情！”这时传来序曲的最后和音，指挥棒敲响了。几个迟到的男人在池座里入了座，幕升起了。

幕一升起，包厢和池座都安静了，所有的男人，老年的和年轻的，穿制服的和穿燕尾服的，所有的女人，在裸露的身上戴着宝石的女人，都怀着贪婪的好奇心把全副注意力转向了舞台。娜塔莎也开始看戏了。

九

舞台中间是平滑的地板，两旁是绘有树木的彩色纸板，后面是垂到地板的麻布。舞台中间坐着一些穿红上衣和白裙子的少女。一个很胖的穿白绸衣服的少女单另坐在一张矮凳上，矮凳后面贴着一块绿纸板。她们都在唱着什么。她们唱完的时候，那个穿白衣的少女走到提词人的小室前，一个粗壮的、大腿上穿着紧身绸裤的男人，拿着一顶带羽毛的帽子和短剑，走到她面前，张开两臂唱起来。

先是那个穿紧身裤的男人独唱，然后她唱。然后两个人都不唱了，乐队奏起乐来，那个男的抚摸白衣少女的手，显然在等待与她合唱的拍子。他们俩合唱完了，全体观众都鼓掌叫好，这两个扮情人的男女，微笑着伸开两臂，鞠躬致谢。

娜塔莎在乡居之后，并且在目前心情严肃的时候，觉得舞台上一切都是粗野的，令人吃惊的。她无法集中注意力观看剧情的发展，甚至连音乐也听不进去：她只看见彩色的纸板，奇装异服的男女在明亮的灯光下奇怪的动作、说话和唱歌；她知道那是表演，但是那一切却是那么怪诞和虚假，矫揉造作，她不由得时而为演员害羞，时而觉得好笑。她环顾四周，在观众的脸上寻找她内心所有的那种讪笑和困惑的感情；但是所有的面孔对舞台上的表演都是那么聚精会神，娜塔莎觉得，都表现出假装的赞赏。“想必应该如此！”娜塔莎想。她来回地时而看看池座里一排排搽了油的脑袋，时而看看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特别看看邻座的海伦，她几乎是赤身露体，沐浴在注满全场的明亮的灯光和被观众散发的体温弄得温暖的空气中，含着静静的、安详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娜塔莎渐渐进入好久不曾体验的陶醉状态。她已经忘记她是谁，她在哪儿，她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她在看，在想，突然，一些毫不连贯的、最奇怪的思想在她头脑里闪过。她时而想跳到包厢边缘上唱那个女演员所唱的咏叹调，时而想用扇子碰一下那个坐得离她不远的小老头，时而想向海伦俯过身去，胳肢她。

在即将开始演唱咏叹调，舞台上寂然无声的时候，通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那一边的池座的门打开了，传来一个迟到的男人的脚步声。“这就是库拉金！”申申低声说。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微笑着向进来的人转过身来。娜塔莎顺着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一个异常俊美的副官带着自信而又彬彬有礼的神气向他们的包厢走来。这是早在彼得堡舞会上她就见过并且引起她注意的阿纳托利·库拉金。他现在穿一身带肩章和肩饰的副官制服。他走起路来神气活现，如果不是长得漂亮，如果他那俊美的脸上没有一派憨厚的、自鸣得意和乐呵呵的神情，他那步伐就会引人发笑了。虽然表演正在进行，他还是不慌不忙地从走廊的地毯上走过去，轻轻地响着马刺和佩刀，悠然自得地把他那洒了香水的秀美的头抬得高高的。他向娜塔莎瞟了一眼，走到妹妹跟前，把戴着手套的手放在她的包厢边缘，向她点点头，然后俯下身来指着娜塔莎问她什么话。

“非常可爱！”他说，显然是在讲娜塔莎，她知道讲她不是因为听到了，而是从他嘴唇的动作看出来的。然后他走到头排坐在多洛霍夫身旁，友好地、随便地用肘弯捅了捅别人都是那么巴结逢迎的多洛霍夫。他快活地向他挤挤眼，微微一笑，然后把一只脚跷到乐池的围栏上。

“兄妹俩多么相像！”伯爵说，“两人都很漂亮。”

申申放低声音向伯爵讲述库拉金在莫斯科的一桩风流趣闻，娜塔莎侧耳细听，只因他讲过她非常可爱。

第一幕完了，池座的人都站起来，乱哄哄地出出进进。

鲍里斯来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他淡淡地接受了祝贺，然后挑起眉头，露出漫不经心的笑容，向娜塔莎和索尼娅转达了他的未婚妻邀请她们参加婚礼，说完就走了。娜塔莎带着愉快和娇媚的微笑和他谈话，并且祝贺她先前爱过的那个鲍里斯的新喜。在她这时所处的陶醉状态中，一切都好像简单而且自然。

几乎赤身露体的海伦坐在她的邻座，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一副笑脸；娜塔莎对鲍里斯也同样是这么一副笑脸。

海伦的包厢挤满了人，被来自池座的最显赫、最聪明的男人们包围着，他们好像想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和她相识。

在整个幕间休息时，库拉金和多洛霍夫都站在乐池前面，老向罗斯托夫家的包厢看。娜塔莎知道他在讲她，这使她很高兴。她甚至转过身来，使他能够看到她的侧面，她认为她这个姿势最美。在第二幕开始前，池座里出现皮埃尔的身影，罗斯托夫家的人自从到莫斯科后还没见过他。他神色忧郁，但比上次娜塔莎看见他时更胖了。他对谁都不注意，一直向前排走去。阿纳托利到他面前，望着并且指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对他说什么。皮埃尔一看见娜塔莎，兴致就来了，急忙穿过一排排座位，向他们的包厢走去。他走到他们跟前，用臂肘支撑着包厢边沿，微笑着和娜塔莎谈了很久。在和皮埃尔谈话时，娜塔莎听见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包厢里有男人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这是库拉金的声音。她回头看了看，正碰见他的目光。他几乎是笑容满面，用叹赏的、亲热的目光直望着她的眼睛，——离他这样近，这样注视他，又是这样自信他是喜欢她的，而竟然和他不认识，这似乎叫人觉得奇怪。

第二幕的布景是在纸板上画的纪念碑，天幕上的一个圆洞是月亮，灯罩遮着脚灯，开始奏起低音小号和低音提琴，从左右两边走出许多穿黑长袍的人。这些人挥舞着双手，手中握着类似短剑的东西；然后又跑来一些人要拖走那个原先穿白衣、现在穿蓝衣的少女。他们不是马上把她拖走，而是同她一起唱了很久后，才把她拖走，后台响了三下金属的声音，所有的人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一切表演被观众的欢呼声打断好几次。

在这一幕进行时，娜塔莎每次向池座张望，总看见阿纳托利·库拉金一只手越过椅背，在注视她。看见他对她是那么着迷，使她很愉快，并没想到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二幕结束时，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站起来，转身向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她的胸脯几乎完全裸露着），她用戴手套的手指招呼老伯爵，她不理会那些进到她包厢的人，含着和蔼的微笑和他说话。

“请您给我介绍一下您那可爱的女儿们吧，”她说，“她们把全城都轰动了，可是我还不认识她们呢。”

娜塔莎站起来向这位雍容华贵的伯爵夫人行礼。这位仪态万方的美人的夸奖，使娜塔莎那么愉快，她高兴得脸都红了。

“我现在也想做一个莫斯科人了，”海伦说，“把这么好的珍珠埋在乡下，您怎么好意思啊！”

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她能说出她没想过的话，而且特别善于阿谀奉承，她做得完全不露痕迹，十分自然。

“不，亲爱的伯爵，请您让我陪一陪您的女儿们。我这次来这儿住不多久。你们也是这样。我一定设法使您的女儿开心。早在彼得堡我就听到许多有关您的情况了，那时就想认识您，”她带着她那始终不变的迷人的微笑对娜塔莎说，“我从我的侍从德鲁别茨科伊——您已经听说他要结婚了，——那里听说过您，从我丈夫的朋友博尔孔斯基，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那里听说过您。”她特别加重地说，暗示她知道博尔孔斯基与娜塔莎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相互认识，她请求让其中一位小姐到她的包厢里看其余部分的戏，娜塔莎于是过她那边去了。

第三幕舞台上的布景是宫殿，点着很多蜡烛，墙上挂着留有短须的骑士画像。站在舞台中央的两个人，大约是国王和王后。国王看样子有点胆战心惊，他摇晃着右手，拙劣地唱了一段，然后就坐到猩红的宝座上。先穿白后穿蓝的少女，这时只穿一件衬衣，披散着头发，站在宝座旁边。她悲伤地对着王后唱着什么；可是国王严厉地把手一挥，于是从两边走出赤脚的男女，他们一同跳起舞来。然后小提琴用高音奏起欢快的曲调，光着粗腿和细胳膊的女人们中的一个，离开其余的人，走进侧幕，整整上衣，然后走到舞台中间跳起舞来，同时用一只脚拍打另一只脚。池座里的观众一齐鼓掌叫好。然后一个男的站在台角。乐队更响地吹打起洋琴和小号，于是这个男的独自赤着脚跳起舞来，跳得非常高，而且迅速地摆动着两脚。（此人名叫迪波尔，他凭这手技艺每年挣六万卢布。）池座、楼座和包厢里的人们都拼命鼓掌欢呼，然后那个男的停下来，微笑着向各方鞠躬。然后别的光着腿的男男女女又开始跳舞，然后其中一位国王伴着乐声呐喊一声，大家又唱起来。可是突然间，狂风大作，乐队奏起半音音阶和降低了的七度音和弦，所有的人都跑了，又拖走其中一个人，幕落了。观众中间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哗声和噼啪声，大家都带着狂喜的表情喊叫：

“迪波尔！迪波尔！迪波尔！”

娜塔莎已经不觉得这些现象奇怪了。她心情愉快，高兴地微笑着环顾四周。

“迪波尔好极了，是吧？”海伦对她说。

“啊，是啊。”娜塔莎回答。

十

幕间休息时，海伦的包厢里吹来一股冷风，门打开了，阿纳托利躬着身子，生怕碰着人，走了进来。

“请让我来给您介绍我的哥哥。”海伦说，她的目光不安地从娜塔莎转向阿纳托利。娜塔莎越过赤裸的肩臂向那个美男子转过俊秀的小脑袋，微笑了。阿纳托利不论是近看还是远看都一样漂亮，他在她身边坐下，说他早在纳雷什金家的舞会上，就有幸见到她，使他难忘，当时他就希望能有一天认识她。库拉金在同女人在一起时比在男人圈子里要聪明得多，单纯得多。他言谈大胆而且随便，使娜塔莎又奇怪又愉快，她吃惊的是，在这个有那么多的传闻的人身上不仅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而且相反，这个人却有一张最天真、最快乐、最憨厚的笑脸。

阿纳托利·库拉金问她对表演的印象如何，他告诉她，谢苗诺娃上次演出时，摔了一跤。

“您知道吧，伯爵小姐，”他说，他突然像对一个早就认识的熟人似的说起来，“我们举办一次化装赛会；您最好能够参加：那一定很热闹。大家在阿尔哈罗夫家聚会。请您一定来，真的，好吗？”他说。

他说这话时，他那微笑着的眼睛注视着娜塔莎的脸、脖颈和赤裸的手臂。娜塔莎当然知道他在欣赏她。这使她愉快，但是不知为什么，有他在场，她总觉得局促不安。当她不看他时，她感觉他在看她的肩膀，她不自觉地截住他的视线，叫他最好看她的眼睛。但是和他的目光相遇时，她恐惧地感觉到，他和她之间完全没有她和别的男人之间通常所感到的那种羞怯的隔膜。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五分钟后，她觉得她和这个人已经非常接近了。当她把脸转过去的时候，她害怕他从后面捉住她的裸露的手臂，吻她的脖颈。他们谈论一些最普通的事情，可是她觉得，他们之间已经是那么接近，这是她和别的男人从来没有的情形。娜塔莎转脸看看海伦，看看父亲，好像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海伦在同一位将军谈话，对她的目光没有反应，而父亲的眼神也没有回答她什么，只是他通常所表示的：“你快活，我也高兴。”

在令人不舒服的、无话可说的时刻，阿纳托利瞪着他那鼓眼睛安详地、执拗地瞅着她，娜塔莎为了打破沉默，问他可喜欢莫斯科。娜塔莎问过后，脸红了。她老觉得，她同他谈话是在做一件不体面的事。阿纳托利笑了笑，好像在鼓励她。

“起先我不怎么喜欢，那是因为，一个城市要怎样才讨人喜欢呢？要有漂亮的女人，您说是吧？可是现在就非常喜欢了。”他说，大有深意地望着她。“伯爵小姐，您去参加化装赛会吧？一定去。”他说，伸手去摘她戴的花球，压低声音说：“您会是最漂亮的。去吧，亲爱的伯爵小姐，把这个花球给我作为保证吧。”

娜塔莎不理解他说什么，正如他本人不理解他自己说什么一样，但是她感觉到，在他这不可理解的话语里，有一种不正当的意图。她不知道应当说什么，她转过身去，好像没听见他说的话。可是她刚转过身去，她就想，他就在后面，离她很近很近。

“他现在会怎么样呢？他不好意思了吧？生气了吧？要不要挽回一下？”她问自己。她忍不住回头看看。她坦率地凝视了一下他的眼睛，于是，他那近在咫尺，他那自信，他那和善亲切的微笑，战胜了她。她坦率注视着他的眼睛，完全像他那样微微一笑。她又一次恐惧地觉得，他和她之间没有任何隔膜。

幕又升起了。阿纳托利走出包厢，他神态自若而且快活。娜塔莎回到父亲的包厢，她完全被她置身其间的那个环境所征服了。她眼前发生的一切，她都觉得十分自然；然而以前所想到的一切——关于她的未婚夫、关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关于乡下生活，连一次都没进入她的脑际，就像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四幕里出现一个小鬼，他挥动一只手唱歌，一直唱到它脚下的板子被抽掉，它陷了下去为止。在整个第四幕中，娜塔莎只看到这一点，因为有一件事使她苦恼和心慌意乱，那使她心神不得安宁的原因是库拉金，她不由得老注意他。当他们从剧院出来时，阿纳托利走到他们跟前，把他们的车叫来，扶着他们上车。在扶娜塔莎时，他握住她肘弯以上的手臂，弄得娜塔莎心潮起伏，满脸通红，她转脸看了看他。他两眼发亮，含着温柔的微笑，注视着她。

到家以后，娜塔莎才能很清醒地思考她所遇到的一切，她忽然想起安德烈公爵，不觉吓了一跳，在从剧院归来大家围坐着吃茶的时候，她当着大家的面惊叫一声，满脸通红地跑出去。“我的上帝！我完了！”她对自己说。“我怎么能这样呢？”她想道。她双手捂着通红的脸，坐了很久，极力想弄清楚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既弄不明白她发生的事，也弄不明白她的感觉是什么。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昏暗、模糊和可怕。在那儿，在那灯烛辉煌的大剧场里，迪波尔穿着金光闪闪的短上衣，光着脚，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潮湿的地板上跳来跳去，还有那些少女们，那些老人们，以及那个袒胸露臂、带着安详而骄傲的微笑的海伦的欢呼叫好，——在那儿，在那有海伦在场的地方，一切都是明了的，简单的；可是现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对他感到惧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感到受良心的责备又是怎么回事？”她想。

只有老伯爵夫人一个人是娜塔莎可以把她想到的这一切在夜间，在床上对之诉说的。她知道索尼娅有她严格的整套的看法，听到她的坦白，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大惊小怪。娜塔莎想尽可能自己解决那使她苦恼的问题。

“我是不是失去了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呢？”她问自己，又带着自慰的嘲笑回答自己：“我真傻，我干吗要问这个？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并没有做什么，也没有招惹什么人。没有人会知道，而且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她对自己说，“这么说来，问题是明摆着的，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什么可懊悔的，安德烈公爵能够爱我这样的人的。可是为什么要说我这样的人呢？哎呀，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他不在这儿！”娜塔莎平静了一会儿，可是后来又有一种本能告诉她，虽然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本能告诉她，从前她对安德烈公爵爱情的纯洁性全完了。于是她把她和库拉金的全部谈话在心里又重温了一遍，想象那个漂亮、大胆的人在搀扶她的手臂时的面孔、姿态和温柔的微笑。

十一

阿纳托利·库拉金住在莫斯科，是他父亲把他从彼得堡打发来的，他在那儿每年要花掉两万多卢布，另外，他父亲还要替他偿还同样数目的债务。

父亲对儿子说，他最后一次为他偿还一半的债，不过他得去莫斯科就任他给他谋的差事——在总司令手下当副官，并且努力在那儿结一门好亲事。他指示他去攀玛丽亚公爵小姐和朱莉·卡拉金娜。

阿纳托利同意了，他到莫斯科住在皮埃尔家里。皮埃尔起先不大乐意接待他，可是后来对他也就习惯了，有时同他一起去狂饮，并且给他钱用，说是借给他的。

申申没说错，阿纳托利一到莫斯科，就把整个莫斯科的太太小姐弄得神魂颠倒，特别是由于他看不起她们，他显然宁可喜欢茨冈姑娘和法国女演员，据说他和那个挂头牌的演员乔治小姐的关系很密切。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多洛霍夫和其他莫斯科花花公子的酒会，他通宵豪饮，酒量过人，出席上流社会所有的晚会和舞会。传说他和莫斯科的太太们闹了几场风流韵事，在舞会上追求某些太太。但是他同小姐们，特别是同那些多半长得不好看的有钱的未婚小姐们，却不接近，况且阿纳托利两年前结过婚，这件事只有他的几个最知近的朋友知道。两年前，他的团队在波兰驻扎时，一个不大富裕的波兰地主强逼阿纳托利娶了他的女儿。

阿纳托利不久就抛弃了妻子，他以寄给岳父一笔款子为条件，取得了充当单身汉的权利。

阿纳托利永远是心满意足的，他对自己的地位、对他本人和对别人都满意。他本能地、彻头彻尾地相信，他除了过现在他所过的生活，不能过别样的生活，而且相信他平生从未做过坏事。他既没有能力思考他的行为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也没有能力思考他这种或者那种行为会有什么结果。他相信鸭子生来就应该生活在水里，而他被上帝创造出来，就应该每年有三万卢布的收入，就应该在社会中占最高的地位。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别人瞅瞅他那神气，也相信这一点，不拒绝让他在上流社会占一个最高的位置，也不拒绝借给他钱，他不管向什么人都借钱，而且显然是不会归还的。

他不是赌徒，至少他从来不想赢钱。他不羡慕虚荣。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都无所谓。他更不会被指责贪图功名。他有好几次因毁掉自己的前程而惹得父亲生气，他嘲笑一切荣耀地位。他不吝啬，对任何人都是有求必应。他只爱一件事，——就是玩乐和女人；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爱好并没有什么不高尚的，然而为了满足他的爱好对于别人会有什么影响，他无力去考虑，所以他打心眼里认为他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他真心诚意地鄙视恶棍和坏人，怀着平静的良心把头抬得高高的。

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这些男马格达林[98]们，正如女马格达林们一样，都有一种自以为无罪的隐密感觉，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有得到原谅的希望。“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99]他的许多罪也都赦免了，因为他的享受多。”

多洛霍夫在经过流放和波斯冒险之后，这一年又在莫斯科出现了。他过着豪赌和狂饮的生活，和彼得堡的老伙伴库拉金打得火热，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阿纳托利由衷地爱多洛霍夫的聪明和勇敢，多洛霍夫需要阿纳托利·库拉金的名望、门第和关系作钓饵，以引诱富家子弟加入他的赌帮，他利用他，拿他开心，但却不让他有所察觉。除了在这些方面有用得着阿纳托利的地方外，对多洛霍夫说来，控制别人的意志本身就是一种享乐、习惯和需要。

娜塔莎给库拉金留下强烈的印象。在看完戏回来吃晚饭时，他以行家的口气在多洛霍夫面前品评她那手、肩、脚和头发的优点，并且宣布他决定向她求爱。这种追求会有什么结果——阿纳托利不能考虑，也无法知道，正像他从来不知道他每一个行为会有什么结果一样。

“是漂亮，老兄，但不是为咱们准备的。”多洛霍夫对他说。

“我对妹妹说，让她请她吃饭，”阿纳托利说，“好不好？”

“你最好等她出嫁以后……”

“你知道，”阿纳托利说，“我崇拜小姑娘：她一下子就晕头转向了。”

“你已经为一个小姑娘吃过亏了，”多洛霍夫知道阿纳托利结过婚，说，“要当心。”

“不会有第二次了！是吧？”阿纳托利说着，开怀大笑起来。

十二

看戏的第二天，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出门，也没有人来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背着娜塔莎跟她父亲密谈什么。娜塔莎猜想他们是在谈老公爵，在打什么主意，这使她感到不安和屈辱。她时时刻刻都在等着安德烈公爵，这一天两次派管家到弗兹德维仁卡去打听他的消息。他还没有到。她现在比刚来的时候心情更沉重。除了烦躁和对他的思念外，又加上跟玛丽亚公爵小姐和老公爵会见的令人不快的回忆，以及她不明原因的恐惧和不安。她总觉得，或者他永远不会来了，或者在他没有到来以前，她会出点什么事。她已经不能像先前那样平静地、持续不断地、一个人悄悄地思念他了。刚一想到他，在对他的回忆中就搀杂着对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老公爵、对上次的观剧、对库拉金等等的回忆。又对她提出一个问题，她是不是问心有愧，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忠实是不是被毁掉了，她又极力仔仔细细回忆那个在她心中竟然引起一种令她不解的、可怕的感情的人的每句话，每个姿势，脸上表情的每个细微的变化。在家里的人眼中，娜塔莎显得比平时还要活跃，其实她远不如先前那么平静和幸福了。

星期天早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客人们到她所属的教区圣母升天堂去做午前祈祷。

“我不爱那些时髦的教堂，”她说，她以她的自由思想而骄傲，“上帝到处只有一个。咱们教区的司祭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地服务，而且品德高尚，连助祭也是这样。在唱诗班里举行音乐会，哪还谈得上什么神圣？我不喜欢，简直是胡闹！”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喜欢星期天，而且善于把星期天安排得像过节一样。整个住宅在星期六就打扫和刷洗干净；她和仆人这一天都不工作，穿上过节的衣服，出去做祈祷。主人的午餐加了菜，也给仆人添上酒、烤鹅或烤乳猪。可是，那节日的气氛，在家中任何东西上面都没有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那张宽阔的、严厉的脸上那么显著，这一天她脸上始终带着一副庄严的表情。

在做完祈祷回来喝过咖啡以后，在家具去掉布套的客厅里，仆人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禀告，马车已经备好。她披着专为出门拜访用的讲究的披巾，神色严厉，站了起来，说她要去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去为娜塔莎的事进行解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后，夏尔姆夫人时装店的一个女裁缝来罗斯托夫家，娜塔莎关上客厅隔壁的房间，开始在那儿试新衣服，她很喜欢这种消遣。正当她穿上一件还没有缝袖子、临时缭上的上衣，对着镜子回头看看背后是否合身的时候，听见客厅里父亲和一个女人谈得很起劲，一听见那女人的声音，她脸就红了。这是海伦的声音。娜塔莎还没脱下试穿的衣裳，门就开了，别祖霍娃伯爵夫人走进来，她穿一件深紫色的丝绒高领连衣裙，满脸堆着和蔼可亲的微笑。

“啊，我的迷人精！”她对满脸通红的娜塔莎说。“真可爱！不行，这太不像话，我亲爱的伯爵，”她对跟着她进来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住在莫斯科，怎么能哪儿也不去？不行，我不能放过您！今天晚上乔治小姐在我那儿朗诵，另外还有些人要去；如果您不把您那两个比乔治小姐还漂亮的美人儿带去，我就跟您绝交了。丈夫不在家，他到特韦尔去了，不然我就叫他来请你们了。一定去，一定，八点多钟。”她向恭恭敬敬向她行礼的她认识的女裁缝点了点头，然后坐在镜旁的扶手椅里，优雅地展开她那丝绒连衣裙的褶子。她兴致勃勃，瞎扯个不停，不断地赞赏娜塔莎的美丽。她细细瞧了瞧她的衣裳，就夸奖起来，同时也夸奖她那件从巴黎买来的用金纱做的新衣裳，她劝娜塔莎也做这么一件。

“不过，您穿什么都合适，可爱的姑娘。”她说。

高兴的微笑始终挂在娜塔莎的脸上。受到这位可爱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夸奖，使她满心欢喜，她简直像一朵鲜花怒放了，特别因为先前她觉得这位夫人是那么不可接近，那么高贵，而现在对她竟然那么和善。娜塔莎越来越快活，她觉得她几乎爱上这个美丽、仁慈的女人。而海伦赞美娜塔莎也是出于真心诚意，想叫她高兴高兴。阿纳托利求她替他撮合娜塔莎，她就是为这件事来罗斯托夫家拜访。撮合哥哥和娜塔莎的念头使她很开心。

虽然先前她对娜塔莎有宿怨，因为在彼得堡她夺走了她的鲍里斯，可是现在她不考虑这个了，她是以她的方式，全心全意希望为娜塔莎做好事。她在离开罗斯托夫家的人们时，把她的被保护人叫到一边。

“昨晚哥哥在我那儿吃饭——把我们笑得要死，他什么也不吃，他想您想得老叹气，我的美人儿。他疯了，他真的爱您爱得发疯。”

娜塔莎听了这番话，脸红得发紫。

“瞧脸红的，瞧脸红的，我的迷人精！”海伦说，“一定要来。就算您现在正爱什么人，我的美人儿，这也不能作为您闭门不出的理由。甚至您已经订了婚，我相信，您的未婚夫也宁愿您出去交际，不愿您在家里闷得要死。”

“这么说来，她知道我订婚了，这么说来，她和丈夫，和皮埃尔，和那个好人皮埃尔谈过并且笑过这件事了。这么说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娜塔莎想。在海伦的影响下，那原来好像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又显得平常和自然了。“她是一位贵夫人，这么可爱，看来她是一心一意疼爱我，”娜塔莎想，“那么，为什么不去散散心呢？”娜塔莎睁大一对吃惊的眼睛望着海伦这样想。

吃中饭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来了，她沉默不语，神色严肃，显然在老公爵那儿打了败仗。那场冲突仍然使她很激动，她无法心平气和地谈那件事。她回答伯爵的问题时只说，一切顺利，明天再谈。听说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来访，并且邀请去赴晚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我不喜欢和别祖霍娃打交道，也劝你们少和她来往；既然已经答应了，那就去吧，散散心。”她对娜塔莎补上一句。

十三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带着两个姑娘去访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晚会上人相当多。但是这些人娜塔莎几乎全不认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发现在场的人多半是一些以行为不检著称的男男女女，心中不大高兴。乔治小姐站在客厅的一角，被一群青年包围着。有几个法国人，其中有一个自从海伦到来后就成为她家里一个成员。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决定不参加牌局，寸步不离两个女儿，等乔治小姐的表演一完，就告辞。

阿纳托利守在门口显然是在等罗斯托夫家的人。他和伯爵问好以后，立即走近娜塔莎，在她后面跟着。娜塔莎一见他，心中就充满了在剧院中有过的那种感觉——由于他喜欢她而得到虚荣心的满足，同时由于她和他之间没有道德的隔膜而恐惧。

海伦欢欢喜喜招待娜塔莎，对她的美貌和打扮大大赞美一番。他们来到不一会儿，乔治小姐出去换装。人们在客厅里摆好椅子，都就了座。阿纳托利给娜塔莎移近一把椅子，他想坐在旁边，但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娜塔莎的伯爵在她身旁坐下来。阿纳托利在她身后坐下。

乔治小姐出来了，两只赤裸的粗胳膊有两个小窝窝，一边肩上披着红披巾，走到为她准备的两把扶手椅之间的地方，摆着不自然的姿势站住了。

乔治小姐严厉地、阴郁地环视一下听众，于是用法文朗诵一首讲她对儿子的罪恶爱情的诗。她时而声音高亢，时而庄严地仰着头低声絮语，时而停顿一下，转着眼珠子发出嘶哑的声音。

“美极了，妙极了，好极了！”四面八方喊起来。娜塔莎望着胖胖的乔治，什么也没听见，也没看见，也不明白她面前发生的事；她只觉得自己又完全无可挽回地远远离开那个原先的世界，而陷入一个奇异的、疯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无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疯狂的。阿纳托利坐在她后面，她觉得他近在咫尺，她惊慌地等待着将要发生什么事。

第一段独白之后，大家都站起来，围着乔治小姐向她表示他们的狂喜。

“她真漂亮！”娜塔莎对父亲说，她父亲同大家一起站起来，从一大堆人中间向女演员走过去。

“我不那样认为，因为我看见了您。”阿纳托利跟在娜塔莎后面说。他是在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听见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您美极了……自从我看见您，我就不断地……”

“来呀，来呀，娜塔莎，”伯爵转回来叫女儿，“她真漂亮！”

娜塔莎一言不发，向父亲走去，用疑问的、惊异的目光望着他。

朗诵过几次后，乔治小姐走了，别祖霍娃伯爵夫人请大家到大厅里去。

伯爵想告辞，但是海伦恳求不要破坏她的即兴舞会。罗斯托夫和女儿们留了下来。阿纳托利请娜塔莎跳华尔兹，在跳舞的时候，他紧紧搂着她的腰，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她迷人，他爱她。在跳苏格兰舞时，她又和库拉金一起跳，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阿纳托利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她。娜塔莎怀疑在跳华尔兹舞时他对她说的话是不是在做梦。在跳完第一圈时，他又紧握她的手。娜塔莎向他抬起吃惊的眼睛，但是在他那亲切的目光和微笑中却含着那么自信而且温存的表情，这使她看着他说不出她要对他说的话。她垂下眼帘。

“不要对我说这种话吧，我已经订婚了，爱着另外一个人。”她急忙说……看了他一眼。阿纳托利神色自若，也不因她说了这话而烦恼。

“不要对我说这个吧。要我怎么办呢？”他说，“我说，我爱您爱得发疯，发疯。您是那么迷人，难道是我的错吗？……该咱们跳了。”

娜塔莎兴高采烈，而又惴惴不安，睁大吃惊的眼睛环顾四周，她仿佛比平时更快活。她几乎完全不理解这天晚上发生的事。跳完苏格兰舞和格罗斯法特舞[100]父亲劝她回家，她请求再玩一会儿。不论她在哪儿，不论和谁谈话，她总觉得他在看她。后来她想起，她告诉父亲她到化装室去整整衣裳，海伦跟随着她，笑嘻嘻地谈她哥哥的爱情，在那个小起居室又遇见阿纳托利，海伦不知到哪儿去了。剩下他们俩在一起，阿纳托利握住她的手，用温柔的声音说：

“我不能去找您，但是，难道我永远见不到您了？我疯狂地爱您。难道就永别了？……”他挡住她的去路，把他的脸挨近她的脸。

他那对明亮的男性的大眼睛离她的眼睛是那么近，使她除了只看见那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娜塔莉？！”他那低沉的声音带有询问的口气，有谁使劲握痛她的手，“娜塔莉？！”

“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她的眼神这样说。

滚烫的嘴唇紧贴到她的嘴唇上，就在这顷刻之间，她觉得她又自由了，室内传来海伦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娜塔莎转脸看了看海伦，于是，她面红耳赤，浑身打战，她吃惊地、疑问地看了他一眼，就向门口走去。

“一句话，只是一句话，看在上帝面上。”阿纳托利说。

她停住了。她非常需要他说一句话，来向她解释一下所发生的事，同时她也好给他回答。

“娜塔莉，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他老重复这句话，看来他不知说什么好，他一直反复说到海伦来到他面前。

海伦和娜塔莎又回到客厅里。罗斯托夫和女儿们没有留下吃晚饭就走了。

回到家里，娜塔莎一夜没有入睡，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折磨着她，她爱谁：爱阿纳托利还是爱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是多么强烈地爱他。但是她也爱阿纳托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她想。“在分别的时候，我既然能够对他的微笑也报以微笑，我既然能够听任发生那种事，那就是说，从见面时起我就爱他。那就是说，他善良、高尚、美好，令人不能不爱他。我爱他，又爱另外一个，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她对自己说，对这些可怕的问题找不到答案。

十四

早晨在操劳和奔忙中过去了。人人都起身，活动，谈话，女裁缝又来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出来了，又招呼人们吃茶点。娜塔莎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她要拦截每一个投向她的目光，心神不安地环视所有的人，极力做出和平时一样。

用过早点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时是她最愉快的时刻）在她的扶手椅里坐下，把娜塔莎和老伯爵叫到面前。

“听我说，朋友们，现在我把问题通通考虑过了，我给你们的劝告是这样，”她开始说，“你们知道，昨天我到尼古拉公爵家去了；我和他谈了谈……他居然嚷嚷起来。嚷嚷吓不倒我！我一五一十全对他说了！”

“那么他怎么说呢？”伯爵问。

“他能说什么？狂妄自大……他听都不愿听；咳，有什么可谈的，咱们已经把可怜的姑娘折磨得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我的忠告是，办完事情就回家，回到奥特拉德诺耶……在那儿等着……”

“哎呀！不行！”娜塔莎喊道。

“不，应当回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在那儿等着。如果你的未婚夫现在就来——免不了要争吵，他单独同老头子面对面把问题全谈清楚了，然后再到你们那儿去。”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赞成这个建议，立刻就明白这个建议合理。如果老头子心软了，那就更好了，那时再到莫斯科或者童山去见他；如果不呢，那么只好违反他的意志在奥特拉德诺耶举行婚礼。

“完全正确，”他说。“我真懊悔去见他，并且把她也带了去。”老伯爵说。

“有什么可懊悔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表示一下敬意。至于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说，一面在钱包里找东西，“嫁妆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还等什么；没准备齐的东西，我打发人给你们送去。虽然我舍不得你们，但还是走了好，上帝保佑。”她在钱包里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递给娜塔莎。这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信。“是她写给你的。她多么难过，可怜的人儿！她怕你以为她不喜欢你。”

“她就是不喜欢我。”娜塔莎说。

“别说蠢话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大喝一声。

“我谁都不相信；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娜塔莎接过信，大胆地说，她脸上有一种冷酷、愤怒的坚决表情，使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更加注意地看了看她，而且皱起了眉头。

“不要那样跟我说话吧，我的小姐，”她说，“我说的是实话，要回她信。”

娜塔莎没有答话。就回到自己房间看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信去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写道，由于她们之间发生的误会，她感到失望。不论她父亲的感情如何，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请娜塔莎相信，她不能不爱她，因为她是她的哥哥选中的，为了哥哥的幸福她可以牺牲一切。

“其实，”她写道，“您不要以为我父亲对您没有好感。他是有病的老人，要原谅他；他是慈善的，宽宏大量的，他一定会疼爱给他儿子以幸福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下面请求娜塔莎定一个时间，她和她再会一次面。

读完信，娜塔莎在书桌前坐下来写回信。“亲爱的公爵小姐”，她迅速地、机械地写道，然后就停住了。在昨天发生了那一切以后，她还能再写什么呢？“是的，是的，发生了那一切以后，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她对着刚写了个开头的信，坐在那儿想。“应当跟他决裂吗？真的得这样吗？这太可怕了！……”为了逃避这些可怕的念头，她去找索尼娅，和她一起挑选刺绣的花样。

午饭后，娜塔莎回到自己的卧室，又拿起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信。“难道一切都完了吗？”她想道，“难道这一切来得这么快，而从前的一切都毁灭了吗？”她犹如过去一样十分强烈地回忆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但同时又觉得她爱库拉金。她生动地想象自己当了安德烈公爵的妻子，一再重复地想象和他婚后幸福的情景，同时又想起昨天同阿纳托利会见的每个细节，她激动得浑身发烧。

“为什么这事不能两全呢？”有时，她完全糊涂地想，“只有那样我才能完全幸福，而现在我得选择，两者缺少一个，我都不会有幸福。不过有一样，”她想道，“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安德烈公爵或者瞒着他——同样都不可能。然而对于那个人，不会有任何伤害。但是，难道我真的就割断那使我享受了那么久的幸福的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吗？”

“小姐，”一个使女走进房来，带着神秘的表情低声说，“有个人叫我交给您。”使女递给娜塔莎一封信。“不过，看在基督面上……”使女又说，娜塔莎不假思索地、机械地拆开信封，开始读阿纳托利的情书，可是她一个字也没读懂，只懂得这是他的信，是她所爱的那个人的信。“是的，她爱他，不然的话，怎么能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呢？她手里怎么能有他写来的情书呢？”

娜塔莎用颤抖的双手拿着多洛霍夫为阿纳托利代笔写的热情洋溢的情书，她读着，觉得她从其中找到了她所感到的一切的回声。

“从昨天晚上起，我的命运就决定了：要么得到您的爱，要么死去。我没有别的出路。”这是信的开头。然后写道，他知道她的父母不会把她嫁给他阿纳托利，这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他只能向她一个人透露，但是，如果她爱他，那么，她只要说一个是字，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妨碍他们的幸福。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他可以秘密地把她带到天涯海角。

“是的，是的，我爱他！”娜塔莎想，她反复把信读了二十遍，从每字每句里寻找特别深刻的意义。

那天晚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到阿尔哈罗夫家去，建议两位姑娘同她一道去，娜塔莎借口头痛，留在家里。

十五

索尼娅深夜回来，走进娜塔莎的房间一看，吃了一惊，她发现娜塔莎和衣睡在沙发上。在她旁边桌上放着打开的阿纳托利的信。索尼娅拿起信来读。

她一面读，一面细细察看正睡着的娜塔莎，在她脸上寻找她读过信后的反应，可是没有找到。脸是平静的，温和的，幸福的。索尼娅由于害怕和激动，面色苍白，浑身打战，她憋得难过，紧抓住胸口，在扶手椅里坐下，泪水直流。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这件事怎么弄到这步田地？难道她不爱安德烈公爵了吗？她怎么能让库拉金这样干？他是骗子，是恶棍，这是明摆着的。尼古拉要是知道这件事，他会怎么样？可爱的、高尚的尼古拉会怎么样？前天、昨天、今天，她的脸上露出不安的、坚决的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就是这个原故，”索尼娅想道，“但是，她不可能爱他！大概她不知道是谁的信就拆开了。大概她感到受辱了。她不可能干这种事！”

索尼娅擦了擦眼泪，走到娜塔莎跟前，又细细看她的脸。

“娜塔莎！”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娜塔莎醒了，她看见索尼娅。

“啊，你回来了？”

她用她那通常在睡醒后特有的坚决和温柔拥抱女友。但是一看到索尼娅的神情惶惑不安，娜塔莎也惶惑不安和怀疑起来。

“索尼娅，你看了那封信了？”她说。

“看了。”索尼娅轻轻回答说。

娜塔莎热情洋溢地微微一笑。

“不，索尼娅，我再也不能了！”她说，“我再也不能瞒着你了。告诉你吧，我们彼此相爱！……索尼娅，亲爱的，是他的信……索尼娅……”

索尼娅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望着娜塔莎。

“那博尔孔斯基呢？”她说。

“哎呀，索尼娅，哎呀，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快活！”娜塔莎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不过，娜塔莎，难道那一切都完了吗？”

娜塔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索尼娅，好像不明白她的问话。

“这么说来，你要跟安德烈公爵断绝关系了？”索尼娅说。

“咳，你什么也不懂，别说蠢话啦，你听我说。”娜塔莎露出一瞬间的烦恼，说。

“不，我不能相信这件事，”索尼娅反复说，“我不明白。你整整一年爱着一个人，怎么忽然间……要知道你才见过他三次。娜塔莎，我不相信你说的，你是在胡闹。过不了三天你就全忘了……”

“三天，”娜塔莎说，“我觉得我已经爱他一百年了。我觉得在爱他之前，我从来没爱过任何人。你不能明白这个。索尼娅，别着急，你坐下来。”娜塔莎搂着她，吻她，“我听人家说，这种事是常有的。你大概也听说过，可是，我直到现在才体会到这种爱情。这跟以前的不一样。我刚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的，奴隶！凡是他命令我的，我都照办。你不懂得这个。我有什么办法？索尼娅，你看我怎么办？”娜塔莎脸上带着幸福和吃惊的表情说。

“但是你想一想你干的什么事，”索尼娅说，“我不能听任不管。秘密传递书信……你怎么能让他这样干？”她极力不露出她的恐惧和厌恶，说。

“我对你说了，”娜塔莎回答，“我已经不由自主，你怎么不明白这个：我爱他！”

“我可不能容许这种事，我要对人说。”索尼娅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喊叫起来。

“你怎么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对人说，你就是我的敌人，”娜塔莎说，“你是想叫我不幸，你是想把咱们俩分开……”

一见娜塔莎吓成那个样子，索尼娅哭了，为女友流下羞耻和惋惜的泪水。

“你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他对你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

娜塔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看在上帝分上，索尼娅，你谁也别告诉，不要使我痛苦，”娜塔莎劝她说，“你要记住，这种事情是不能干涉的。我已经对你讲明白了……”

“但是为什么要保密呢？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呢？”索尼娅问，“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他不公开向你求婚呢？安德烈公爵不是给了你完全的自由吗？这事我不相信。娜塔莎，你想想，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娜塔莎用惊奇的眼神望着索尼娅。看来，她还是初次想到这个问题，她不知怎样回答。

“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有原因！”

索尼娅叹了一口气，不相信地摇摇头。

“要是有原因的话……”她开始说。但是娜塔莎看出了她的怀疑，惊慌地打断她的话。

“索尼娅，不能怀疑他，不能，不能，你懂不懂？”她喊道。

“他爱你吗？”

“他爱我吗？”娜塔莎重说一遍，对女友缺乏理解力露出惋惜的微笑，“你不是读过他的信，见过他吗？”

“如果他不是一个正派人呢？”

“他……不正派？希望你能了解就好了！”娜塔莎说。

“如果他是个正派人，那么他要么应当宣布他的意图，要么就不再和你见面；如果你不愿意去办，那么我来办，我来给他写信，我去告诉爸爸。”索尼娅坚决地说。

“可是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娜塔莎喊道。

“娜塔莎，我不明白你。你说的什么话！你想一想父亲和尼古拉吧。”

“我不需要任何人，除了他，我谁也不爱。你怎么敢说他不正派？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他吗？”娜塔莎喊道，“索尼娅，你走吧，我不想和你吵架，你走吧，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我多么痛苦，你是看见的。”娜塔莎气势汹汹地喊道，极力压住她那激怒的、绝望的声音。索尼娅大哭起来，从房里跑出去。

娜塔莎走到桌前，不假思索地给玛丽亚公爵小姐写了她一清早都没写成的回信。她在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信中简短地写道：她们之间的误会消除了，承蒙安德烈公爵出国时给她自由的厚意，她请公爵小姐忘掉一切，如果她有对不起公爵小姐的地方，请她原谅，不过她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此时此刻，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这么简单明了，轻而易举。

罗斯托夫家的人预定星期五回乡下，伯爵星期三同一个买主到近郊他的田庄去了。

在伯爵出城那天，索尼娅和娜塔莎被邀请去赴库拉金的盛大宴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带她们去。在宴会上，娜塔莎又遇见阿纳托利，索尼娅看见，娜塔莎和他说什么，不愿意让人听见，而且在整个宴会期间比先前更激动了。她们回家后，娜塔莎首先向索尼娅作了解释，这正是索尼娅所期待的。

“索尼娅，你对他还瞎说八道呢，”娜塔莎说，她的声音是那么柔和，小孩子想让大人夸他时正是用这种声调，“今天我们两个作了一番解释。”

“嗯，怎么样？他说什么了？娜塔莎，我真高兴，你没有生我的气。把一切，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吧。他说什么了？”

娜塔莎沉吟起来。

“哎呀，索尼娅，你要是能像我一样了解他就好了！他说……他问我是怎样应许博尔孔斯基的。当他听说我有回绝博尔孔斯基的自由，他大喜过望。”

索尼娅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你并没有回绝博尔孔斯基呀？”她说。

“也许我已经回绝了呢！也许我和博尔孔斯基的事已经一刀两断了。为什么你把我想得这么坏？”

“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不明白……”

“索尼娅，不用着急，你全都会明白的。你会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的。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你都不要往坏处想。”

“我对谁也不往坏处想：我对谁都喜爱，对谁都怜悯。可是我应当怎么办呢？”

索尼娅没有因为娜塔莎跟她说话时所用的那种温柔的腔调而退让。娜塔莎脸上的表情越是温顺，越是讨好，索尼娅的表情就越是严肃和严厉。

“娜塔莎，”她说，“你叫我不要跟你讲话，我就不讲，现在是你自己先讲了。娜塔莎，我对他不信任。为什么要这么秘密？”

“又来了，又来了！”娜塔莎打断她的话。

“娜塔莎，我为你担心。”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担心你会毁掉自己。”索尼娅果断地说，连她自己都为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而吃惊。

娜塔莎的脸上又露出愤恨的表情。

“我毁掉，毁掉，我尽快毁掉自己。与您无关。该倒霉的不是您，是我。别管我，别管我。我恨你。”

“娜塔莎！”索尼娅惊慌地喊了一声。

“我恨你，我恨你！你是我永远不可调和的敌人！”

娜塔莎从房里跑出去。

娜塔莎不再跟索尼娅讲话了，并且老躲着她。她带着心神不安的惊奇和犯罪的表情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做这，时而做那，可是立刻又放弃不做了。

索尼娅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她仍然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她的女友。

在伯爵应该回来的前夕，索尼娅看见娜塔莎整个早晨都坐在客厅的窗口，好像在等待什么，她对一个坐车经过的军官打手势，索尼娅认为那个军官就是阿纳托利。

索尼娅更加注意地观察她的女友，她发现娜塔莎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精神状态古怪，不自然（她答非所问，老说半截话，无论对什么都是一味地发笑）。

吃过茶以后，索尼娅看见一个畏畏缩缩的使女守候在娜塔莎门前。索尼娅让她进去，然后她停在门旁偷听，知道又送进一封信。

索尼娅忽然明白了，娜塔莎今晚有一个可怕的计划。索尼娅敲娜塔莎的门。娜塔莎不让她进去。

“她要和他私奔！”索尼娅心里想，“她什么都做得出。今天她脸上有一种特别哀怨和坚决的神情。和舅舅告别时，她哭了。”索尼娅回想，“对了，她准是要和他私奔，——我怎么办呢？”她想，又记起一些显然表明娜塔莎有某种可怕意图的迹象，“伯爵不在。我怎么办呢？给库拉金写信，要求他解释吗？可是谁能叫他非回答不可呢？给皮埃尔写信，安德烈公爵不是说在遇到不幸时要这样做吗？……但是，也许她真的已经回绝博尔孔斯基（昨天她给玛丽亚公爵小姐一封信）。偏偏舅舅不在！”

告诉对娜塔莎非常信任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么，索尼娅觉得那太可怕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索尼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想，“千万要抓住这个机会表明我没有忘记他们家对我的恩情，表明我爱尼古拉。不行，哪怕我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也不离开这条走廊，拼命也不能放她走，不能让他们家蒙受耻辱。”她想。

十六

阿纳托利近来搬到多洛霍夫那儿。拐走罗斯托娃的计划由多洛霍夫考虑和准备了好几天了，索尼娅在娜塔莎门前偷听并决心保护她的那天，这个计划正在付诸实现。娜塔莎答应晚上十点钟在后门与库拉金会合，库拉金事先准备一辆三套马车，把她拉到离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卡缅卡村，那里有一个被免职的司祭给他们举行婚礼，在卡缅卡村备有换乘的马匹，再把他们送到华沙大路，然后再乘驿车逃往国外。

阿纳托利有护照，有驿马使用证，有从他妹妹那儿拿来的一万卢布，此外还有经多洛霍夫的手借来的一万卢布。

两个证婚人坐在一进门的房间喝茶，——其中一个名叫赫沃斯季科夫。这个退职的小官吏是专为多洛霍夫的赌局跑腿的；另一个是退役的骠骑兵马卡林，这个和善而且软弱的人对库拉金抱有无限的敬爱。

多洛霍夫的大书房从墙壁到天花板挂满了波斯挂毯、熊皮和武器，多洛霍夫身穿旅行短袄和高统靴，在书房里坐在放着算盘和钞票，敞着盖的书桌旁。阿纳托利敞着制服，从坐着证婚人那间屋出来，穿过书房向后面一间房走去，他的法国仆人和别的仆人正在那儿收拾他最后的东西。多洛霍夫在数钱和登记什么。

“我说，”多洛霍夫说，“得给赫沃斯季科夫两千。”

“那就给吧。”阿纳托利说。

“马卡尔卡（他们这样叫马卡林），这个人为你赴汤蹈火，分文不取。你看，帐就这样清了，”多洛霍夫拿帐单给他看，说，“对不对？”

“对，当然对。”阿纳托利说，他显然没有听多洛霍夫说话，笑容始终不离他的脸，老向自己的前面望着。

多洛霍夫砰地一声关上书桌盖，带着嘲讽的微笑向阿纳托利转过身来。

“我看，这档子事拉倒吧；现在还来得及！”他说。

“傻瓜！”阿纳托利说，“别说废话了。你知道什么……谁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说真的，拉倒吧，”多洛霍夫说，“我跟你说正经的。你打的这个主意，你当是闹着玩的？”

“又来了，又来逗我了？见你的鬼去吧！呃？……”阿纳托利皱着眉头说，“说真的，现在哪有工夫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于是他走出屋去。

多洛霍夫看见阿纳托利走出去，轻蔑而宽恕地笑了笑。

“你等一等，”他望着阿纳托利的背影说，“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回来，回来。”

阿纳托利又走进来，极力集中注意力望着多洛霍夫，显然不由自主地对他服服帖帖。

“你听我说，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和你闹过别扭？是谁为你安排这一切的？是谁找到司祭的？是谁弄到护照的？是谁借到钱的？都是我。”

“那就谢谢你啦。你以为我不感激你吗？”阿纳托利叹口气，拥抱了多洛霍夫。

“我帮助你，但是我仍然要对你说实话：这件事是很危险的，细想起来，而且是一件蠢事。你把她拐走，很好。但是，人家会善罢甘休吗？你结过婚，人家会打听出来的。那样就要把你告到刑事法庭……”

“哎呀！废话，废话！”阿纳托利又皱起眉头，说，“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于是阿纳托利带着蠢人对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得出的结论特别的偏爱，重述对多洛霍夫已经重述一百遍的论断。“我已经对你解释过了，我的结论是：如果这桩婚事无效，”他屈起一个指头，说，“那么我没有责任；如果有效，那也同样没问题：反正在国外不会有人知道，你说是不是？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真的，拉倒吧！你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见你的鬼去吧，”阿纳托利说，他抓住头发走到别的房间去了，可是立刻又转回来，盘起两腿坐在多洛霍夫面前的扶手椅里，“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瞧跳得多厉害！”他拿起多洛霍夫的手贴在自己胸口上，“啊！你瞧那双俏丽的脚，我亲爱的朋友，那对传神的眼睛！简直是女神！！是吧？”

多洛霍夫露出冰冷的微笑，两只秀美而傲慢的眼睛炯炯发光，他看看阿纳托利，显然想再拿他开开心。

“钱花完了，那时怎么办？”

“那时怎么办？啊？”阿纳托利重复说，一想到未来，他确实感到两眼漆黑，“那时怎么办？我不知道……干吗要说这些废话！”他看了看表，“到时候了！”

阿纳托利到后面的房间去了。

“喂，快好了吧？你们磨蹭什么！”他向仆人呵斥道。

多洛霍夫把钱收拾起来，叫人把上路前吃的酒菜拿来，然后就到证婚人赫沃斯季科夫和马卡林待的房间去了。

阿纳托利在书房里撑着胳膊肘躺在沙发上，用手托着头，沉思地微笑着，柔和地低语什么。

“来吃点东西。喝一杯！”多洛霍夫从另一间屋里向他喊道。

“我不要！”阿纳托利回答，笑容老不离脸。

“来吧，巴拉加来了。”

阿纳托利站起来，走进餐室。巴拉加是著名的三驾马车车夫，他认识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并用他的三驾马车伺候他们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当阿纳托利的团驻在特韦尔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晚上从特韦尔拉着他出发，天亮就赶到莫斯科，第二天夜里再把他拉回来。他不止一次拉着多洛霍夫逃脱追逐，不止一次拉着茨冈女人和“风骚娘儿们”（巴拉加这样叫她们）在莫斯科街上兜风。他不止一次为他们赶车时在莫斯科街上冲撞行人和别的马车夫，而他的老爷（他这样称呼他们）经常搭救他。他为他们赶死了不止一匹马。他不止一次挨他们的打，他们不止一次灌他香槟酒和他所喜爱的马德拉酒，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所干的每件胡闹的事，要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干的话，早就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他们在豪饮的筵席上时常把巴拉加叫来，硬灌他酒，叫他跟着茨冈女人跳舞，他们经他的手花掉不止上千的卢布。他伺候他们，一年就有二十来次冒生命危险和吃皮肉之苦，为了他们的事，累死了那么多匹马，他们虽然多给他钱也抵偿不了。但是他喜爱他们，爱那种每小时十八俄里的疯狂的驰骋，爱撞翻马车，轧倒行人，在莫斯科街上风驰电掣地飞奔。在已经不能跑得更快的时候，他爱听那醉酒的嗓音在他身后发出粗野的狂叫：“快！快！”；他爱在那吓得面无人色、已经给他们让路的乡下人的脖子上痛打一鞭。“这才是真正的老爷！”他心里说。

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也喜爱巴拉加，喜爱他那赶车的技术，喜爱他和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巴拉加拉别的客人都讲价钱，两小时二十五卢布，而且多半支使他的伙计去赶，他本人只是偶尔亲自出马。但是对他称之为老爷的人们，总是亲自侍候，而且从来不索取代价。只是从侍仆那儿打听到他们有钱的时候，他在几个月内才有一次去找他们，每次去都是在早晨没有醉酒的时候，进门就深深地鞠躬，要求救救他。老爷们总是请他坐下。

“您真的要救救我，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大人，”他说，“我连一匹马都没有了，您能借我多少就借多少，我好去赶赶集。”

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手头宽裕的时候，就给他一两千卢布。

巴拉加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汉子，头发淡褐色，红脸膛，脖子特别红而且粗，矮个子，翘鼻子，两只小眼炯炯放光，留一撇短须。他身穿皮袄，外套一件绸里子的挺讲究的青灰色长外衣。

他向门对面的墙角画了十字[101]，然后向多洛霍夫走过去，伸出一只不大的黑手。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他一面说，一面鞠躬。

“你好，老伙计。他来了。”

“你好，大人。”他向走进来的阿纳托利说，也向他伸出手来。

“你听我说，巴拉加，”阿纳托利把两手放在他肩上，说，“你喜欢我不喜欢？嗯？现在是叫你帮忙的时候了……你套的什么马？呃？”

“就按照您派去的人吩咐的，把您那专用的马套上了。”巴拉加说。

“喂，你听着，巴拉加！就是把三匹马都累死，也要在三小时内跑到地方。嗯？”

“累死了，那还怎么赶路？”巴拉加眨着眼说。

“当心我打烂你的狗脸，别开玩笑！”阿纳托利忽然瞪起眼睛喊道。

“哪敢开玩笑，”车夫笑着说，“为了老爷们，我什么时候心疼过马？马能跑多快，就让它跑多快。”

“啊！”阿纳托利说，“好，坐下吧。”

“坐吧，坐吧！”多洛霍夫说。

“我站一会儿，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坐下来，别废话，来喝一杯。”阿纳托利说，给他倒一大杯马德拉酒。车夫一看见酒，眼睛就亮了。他推让一番后，就喝干了，从帽子里拿出一条红绸子手绢擦了擦嘴。

“什么时候出发，大人？”

“我看……（阿纳托利看了看表）这就走。巴拉加，要当心。怎么样？赶得到吗？”

“那就要看咱们出行是不是交了好运，不然怎么会跑不到啊？”巴拉加说，“咱们七个小时就赶到了特韦尔。大概您还记得，大人。”

“你知道吧，有一年圣诞节从特韦尔出发，”阿纳托利带着回忆的微笑对马卡林说，马卡林两眼睁得圆圆的，温顺地望着库拉金，“你相信不相信，马卡尔卡，我们飞奔，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遇见了大车队，我们就从两辆大车轧过去。是吧？”

“那几匹马真了不起！”巴拉加接着讲下去，“当时我把两匹年轻的边马和一匹驾辕的淡栗色马套在一起，”他对多洛霍夫说，“你相信吧，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那几匹牲口飞奔了六十俄里；勒也勒不住，手冻僵了，天太冷。我甩掉缰绳，我说，大人，您自己拿住吧，我就倒在雪橇里了。根本用不着赶，一直到地方也勒不住。鬼东西三个小时就拉到了。只累死一匹左边马。”

十七

阿纳托利从屋里出去，几分钟后又转回来，他身穿束着银腰带的皮袄，英武地歪戴着貂皮帽子，与他那俊秀的脸十分相称。他照了照镜子，摆着他在镜子里的姿势站在多洛霍夫面前，手里端着一只酒杯。

“喂，费佳，别了，为了一切，多谢啦，别了，”阿纳托利说，“喂，伙伴们，朋友们……”他沉吟了一下……“我青春时代的……别了。”他对马卡林和其他人说。

虽然大家都是要和他一块走的，但是阿纳托利显然想对伙伴们说得动人而且庄严。他挺起胸脯，摇晃着一只脚，提高嗓门，慢吞吞地说：

“都举起杯来；巴拉加，你也来。我青春时代的伙伴们，朋友们，咱们玩也玩过了，乐也乐过了，福也享过了。是吧？今日一别，何时相会？我就要到国外去了。咱们有过一段欢乐的日子，别了，弟兄们。祝诸位健康！乌拉！……”他干了一杯，把酒杯摔到地上。

“祝你健康！”巴拉加说，他也干了一杯，用手绢擦了擦嘴。马卡林两眼含泪拥抱阿纳托利。

“唉，公爵，和你分手，我多么难过。”他说。

“走了，走了！”阿纳托利喊道。

巴拉加刚要离开房间。

“不，站住，”阿纳托利说，“关上门，大家坐下来。就这么着。”门关上了，大家都坐下。[102]

“好，现在可以出发了，弟兄们！”阿纳托利站起来说。

仆人约瑟夫把挎包和佩刀递给阿纳托利，大家都走进前室。

“皮大衣在哪儿？”多洛霍夫说，“哎，伊格纳特卡[103]！你去玛特廖娜·马特维耶夫娜那儿，要那件皮大衣，貂皮的。我听人家讲过怎样拐走姑娘，”多洛霍夫挤了挤眼说，“要知道她失魂落魄地拚命逃出来，就穿着家里穿的衣裳；你只要一耽搁——她马上又是哭，又是喊爸爸妈妈，很快就冻僵了，非闹着回去不可，——你得马上用大衣把她裹起来，送到雪橇上。”

仆人拿来一件女式的狐皮大衣。

“傻瓜，我告诉你是貂皮的。喂，玛特廖什卡[104]，貂皮大衣！”他大喝一声，他的喊声，隔着几间房都听得见。

一个俊俏、瘦削、面色苍白的茨冈姑娘，眼睛又黑又亮，乌黑的鬈发泛着灰蓝色，披着红围巾，手臂上搭着一件貂皮大衣，跑了出来。

“没关系，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你拿去吧。”她说，看样子，她舍不得那件貂皮大衣，可是又怕她的主人。

多洛霍夫没有答理她，拿过大衣就往玛特廖莎[105]身上一披，把她裹起来。

“就是这样，”多洛霍夫说，“然后这样，”他说着，把领子围着她的头竖起来，只在她的脸前面敞开一点，“然后就这样，看见吗？”他把阿纳托利的头凑近露着玛特廖莎妩媚笑脸的领口。

“好，再见，玛特廖什卡，”阿纳托利一面说，一面吻她，“唉，我在这儿的快活日子结束了！向斯乔普卡[106]问好。好，别了！别了，玛特廖莎，你祝福我吧。”

“上帝保佑您，赐您大大的幸福。”玛特廖莎带着茨冈人的口音说。

门前停着两辆三马雪橇，两名慓悍的车夫勒住马。巴拉加坐上前面的雪橇，高高抬起臂肘，不慌不忙地整理缰绳。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跟着他坐下来。马卡林、赫沃斯季科夫和仆人坐到另一辆雪橇上。

“准备好了没有？”巴拉加问。

“走啦！”他喊了一声，把缰绳缠到手上，于是雪橇就沿着尼基丁林荫大道溜坡往下疾驰而去。

“驾！快，哎！……驾！”只听见巴拉加和坐在前座上的小伙计的喊声。在阿尔巴特广场上蹭着一辆马车，发出喀嚓的响声，有人喊了一声，可是三马雪橇在广场上飞也似的驶了过去。

在波德诺文斯基大街跑了两段路，巴拉加开始勒住缰绳，又回过头来转了几转，在旧马厩街十字路口停住了。

小伙计跳下车来，挨近衔铁抓住缰绳，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下了车，顺着林荫道走去。走到一家大门前，多洛霍夫吹响了口哨。有口哨回应他，紧接着跑出来一个女仆。

“进院子里来吧，不然会给人看见，她马上就出来。”她说。

多洛霍夫在大门口站着。阿纳托利跟着女仆走进院子，绕过墙角，走上门廊的台阶。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随从加夫里洛，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迎着阿纳托利。

“请您去见太太。”那个随从拦住进门的路，低声说。

“见什么太太？你是谁？”阿纳托利气喘吁吁地低声问。

“请进，我是奉命来请的。”

“库拉金！回来！”多洛霍夫喊道，“给人出卖了！回来吧！”

站在小角门的多洛霍夫正跟管院子的搏斗，那个人在阿纳托利进去后要把小角门锁上。多洛霍夫拼命推开管院子的，抓住往外跑的阿纳托利的手臂，把他拽出小角门，两人一起向三马雪橇跑去。

十八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遇见索尼娅在走廊里哭泣，她逼索尼娅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她抓过娜塔莎的信，读完后，就拿着信去找娜塔莎。

“坏丫头，不要脸的东西，”她对她说，“你的话我连听都不愿听！”她推开用吃惊而无泪的眼睛望着她的娜塔莎，把她锁在房里，吩咐管院子的人把今晚的来人让进大门，但不要放他们出去，命令仆人把那些人带来见她，交代完了后，她就坐在客厅里等待拐骗的人。

加夫里洛回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来的人都逃走了，她皱起眉头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踱了很久，考虑她怎么办。夜里十一点多钟，她摸了摸衣袋里的钥匙，就到娜塔莎房里去了。索尼娅在走廊里痛哭失声。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让我进去看看她，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没有理她，开了锁，走了进去。“可恶，下流……在我家里，下贱的丫头……我只是可怜她的父亲！”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极力压住满腔怒火，想道，“不管怎么困难，我还是吩咐大家不要声张，瞒着伯爵。”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房间。娜塔莎躺在沙发上，两手捂着脸，一动不动。她躺的姿势，仍然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她时一个样。

“好哇，真好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在我家里会情人！假装也没有用。我是跟你说话，你听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摸了摸她的手，“你听我说。你这个丫头把脸丢尽了。我本想给你个好看，不过我可怜你的爸爸。我隐瞒着。”娜塔莎没有改变姿势，但是由于那使她哽噎的无声而痉挛的呜咽，使她的整个身子一起一伏。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转脸看看索尼娅，就在娜塔莎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他从我手里逃脱，算他走运；不过我找得到他，”她粗声粗气地说，“我的话你听见没有？”她把她的大手伸到娜塔莎的脸下面，把她的脸转过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索尼娅看见娜塔莎的脸都大吃一惊。她两眼发亮，没有泪水，嘴唇紧闭，两腮下陷。

“别管我……我没什么……我……要死了……”她说，狠命地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手里挣脱，仍然像原来那样的姿势躺着。

“娜塔莉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我是为你好。你躺着吧，就这样躺着，我不动你，你听着……我不数落你，说你怎么有罪。你自己是知道的。不过，你父亲明天回来，我对他说什么呢？嗯？”

娜塔莎又哭得全身颤动。

“他会知道的，还有你的哥哥，你的未婚夫！”

“我没有未婚夫，我已经回绝了。”娜塔莎喊道。

“反正一个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续说，“他们知道了，会怎样呢，他们会撒手不管吗？要知道他，你的父亲，我了解他，如果他要求他决斗，那样好吗？嗯？”

“哎呀，别管我啦，为什么你们什么都管！为什么？为什么？谁求你们来管的？”娜塔莎从沙发上欠起身来，恶狠狠地瞅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喊道。

“你想要怎么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发火了，大喊一声，“把你锁起来了吗？有人不让他到家里来吗？为什么要把你像茨冈姑娘那样给人拐走呢？……好，就说他把你拐走了吧，你以为他们找不到他吗？你的父亲，还有你的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夫？他是坏蛋，是流氓，你要知道！”

“他比你们谁都好，”娜塔莎欠起身喊起来，“如果没有你们干预……哎哟，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索尼娅，到底为什么呀？都走开！……”她大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只有感到咎由自取的人才那样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要说话；可是娜塔莎大叫道：“走开！走开！你们都恨我，看不起我！”她又扑倒在沙发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数落了娜塔莎一阵，并且嘱咐她，要把这一切瞒着伯爵，只要娜塔莎下定决心忘掉一切，对任何人都不露出发生什么事，那么就不会有人知道。娜塔莎没有回答。她不再哭了，但是她浑身发冷，老打寒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给她垫上枕头，盖上两床被子，亲自给她拿来菩提花露，但是娜塔莎没有理她。

“好，让她睡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以为她睡着了，离开房间时这么说。但是娜塔莎没有睡着，仍然睁着苍白脸上的两只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前面。娜塔莎一夜没睡，没哭，也没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夜里起来几次来到她跟前。

第二天，正像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预先说的，快吃早饭的时候，他从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回来了。他很愉快：同买主已经谈妥了，现在再没有什么事使他非得留在莫斯科并且和他所思念的伯爵夫人过分离的生活不可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迎接他，告诉他说，娜塔莎昨天很不舒服，请医生看过，现在好多了。这天早晨娜塔莎没有出房门。她紧闭着干裂的嘴唇，呆呆地睁着干巴巴的眼睛，在窗口坐着，心神不安地注视街上的行人，急急忙忙地转脸看走进房来的人。她显然是在等待他的消息，等待他亲自前来或者给她来信。

伯爵进来看她时，她听见男人的脚步声，心神慌乱地转过身来，于是她的脸又恢复了原先的淡漠、甚至愤恨的神情。她甚至没有站起来迎接父亲。

“你怎么了，我的天使，病了吗？”伯爵问。

娜塔莎沉默了半晌。

“是的，病了。”她回答。

伯爵关切地问她为什么面色那么难看，是不是她的未婚夫出了什么事，她肯定说没有什么事，请他不要担心。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伯爵证实了娜塔莎的话，说没出什么事。但是从假装生病、从女儿的心神不定、从索尼娅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表情不自然，伯爵清楚地看出，他不在的时候，一定出了什么事；但是他是那么害怕去想他所钟爱的女儿会出什么丢人的事，他是那么珍视他那恬适的心情，他避免去细问，总是力求使自己相信，并没有出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女儿健康欠佳因而推迟回乡的日期，使他感到不快罢了。

十九

皮埃尔自从妻子来莫斯科后，就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但求不和她在一起。罗斯托夫家的人到莫斯科不久，娜塔莎给他的印象，迫使他急于去了却他的一桩心愿。他到特韦尔去见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遗孀，她早就答应把亡夫的一批文件交给他。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时，他接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封信，请他到她那儿去商谈一件有关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及其未婚妻的非常重要的事情。皮埃尔总是躲避着娜塔莎。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太强烈了，已经超过一个已婚的人对朋友的未婚妻应有的感情。但不知什么命运经常把他和她连在一起。

“出什么事了呢？他们有什么事和我有关呢？”他一边穿衣准备去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边想。“安德烈公爵快回来和她结婚就好了！”皮埃尔在去阿赫罗西莫娃家的路上想道。

在特韦尔林荫道上有人呼唤他。

“皮埃尔！回来很久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皮埃尔抬起头来。在两匹灰色的走马拉着的雪橇里（马蹄翻起的雪花溅到雪橇前面的挡泥板上），坐着阿纳托利和他那位形影不离的朋友马卡林。阿纳托利坐得笔直，摆着服饰华美的军人爱摆的漂亮姿势，海龙皮领围着下巴颏，微微地低着头。他的面色红润而且鲜亮，歪戴着白羽饰的帽子，露出撒满细雪的、搽过油的卷发。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皮埃尔心里说，“他只顾眼前的享乐，此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不能烦扰他，——所以他经常快活、满足、心安理得。只要能够像他那样，我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皮埃尔羡慕地想道。

在阿赫罗西莫娃的前厅，仆人一面给皮埃尔脱皮大衣，一面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他到她的卧室里去。

推开大厅的门，他看见娜塔莎坐在窗口，她的面孔瘦削、苍白，满脸怒容。她转脸看看他，皱起眉头，带着冷若冰霜的神情走出屋去。

“出了什么事？”皮埃尔一走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门就问。

“好事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我活了五十八岁，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丢人的事呢。”在得到皮埃尔发誓不把他所知道的事情说出去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告诉皮埃尔，娜塔莎背着父母回绝了她的未婚夫，其原因是为了阿纳托利，是皮埃尔的妻子从中撮合的，娜塔莎打算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跟他私奔，秘密地举行婚礼。

皮埃尔听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讲的话，耸起肩膀，张着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安德烈公爵热爱着的未婚妻，先前那么可爱的娜塔莎·罗斯托娃，竟然抛弃了博尔孔斯基，而看中傻瓜阿纳托利这个已婚的家伙（皮埃尔知道他结婚的秘密），而且那么爱他，竟然同意跟他私奔！——这是皮埃尔无法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从娜塔莎小的时候起，皮埃尔对她就有的好的印象，同现在对她的卑贱、愚蠢和残酷的概念，在他心目中无法调和。他想到他的妻子。“她们都是一个样。”——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想，有着同坏女人结合的可悲命运的，他并非独一无二。然而他仍然痛惜安德烈公爵，痛惜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他越是怜惜他的朋友，就越是怀着轻蔑甚至厌恶的心情想到那个刚才带着冷若冰霜的神情在大厅里从他面前走过的娜塔莎。他不知道，娜塔莎的内心充满了失望、羞愧、屈辱，他也不知道她脸上不自觉露出的肃穆的尊严和冷酷的神情，并非她的过错。

“怎么说要举行婚礼！”皮埃尔听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话，说，“他不能结婚了：他已经结过婚了。”

“越发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好小子！好一个坏蛋！她还在盼他呢，盼了一天多了。得告诉她，至少她不会再盼他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皮埃尔探听了阿纳托利结婚的详情后，痛骂了他一顿以泄心头的愤恨，然后向他说明为什么要请他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担心伯爵或者随时都可能回来的博尔孔斯基知道了那件她要隐瞒他们的事，要求库拉金决斗，所以请他以她的名义命令阿纳托利离开莫斯科，并且不准他在她眼前露面。皮埃尔直到现在才了解老伯爵以及尼古拉和安德烈公爵的处境危险，答应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简短而确切地说明了她的要求后，就把他让到客厅里。

“当心，伯爵什么都不知道，你也要做得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她对他说。“我去告诉她用不着盼了！你愿意的话，就留下吃饭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皮埃尔嚷了一声。

皮埃尔见到老伯爵。他有些难为情，而且心情烦躁。这天早晨娜塔莎已经告诉他，她回绝了博尔孔斯基。

“真糟，真糟，我的朋友，”他对皮埃尔说，“这些没娘的女孩子真难办；我真后悔这次到这儿来。我对您无话不说。您可听说过，跟谁都没商量就回绝了未婚夫。虽然说，我对这门亲事并不怎么称心。虽然说，他是一个好人，可是违反父亲的意志是不会有幸福的，其实娜塔莎并不愁没有求婚的。不过，事情就这样迁延下来，但是，不得父母的同意，就来这么一下，怎么行呢！现在她又病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难啊，伯爵，对付没娘的女儿，难啊……”皮埃尔看出伯爵心里烦乱，竭力改变话题，但是伯爵又回到那件使他苦恼的事。

索尼娅慌慌张张走进客厅。

“娜塔莎不大舒服；她在她的房间里，希望见见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在那儿，也请您去一趟。”

“对了，您和博尔孔斯基很谈得来，她一定是要您转达什么，”伯爵说，“哎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过去一切多么好哇！”他抓住鬓角稀疏的白发，走出房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告诉娜塔莎说，阿纳托利是结过婚的，娜塔莎不相信，要皮埃尔亲自来证实。在送皮埃尔去娜塔莎房间穿过走廊的时候，索尼娅把这事告诉了他。

娜塔莎坐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面色苍白，态度严冷，皮埃尔一进门，她就用那好似患热病而发光的探询的目光迎着他。她不笑也不向他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望着他，她那目光只追问他一件事：在对待阿纳托利的态度上，他是友，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是敌？至于皮埃尔这个人本身，对她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

“他全知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指着皮埃尔对娜塔莎说，“让他告诉你，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娜塔莎有如一个被追逐的受伤的野兽望着渐渐走近的猎犬和猎人似的，时而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

“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皮埃尔低下头开口说，他心里怜悯她，同时对他非做不可的那件事又感到厌恶，“这是真还是假，对您来说，应当是一样的，因为……”

“这么说来，说他结过婚不是真的了？”

“不，是真的。”

“他早就结了婚吗？”她问，“您敢发誓吗？”

皮埃尔对她发了誓。

“他还在这儿吗？”她连忙问。

“是的，我刚才还看见他。”

她显然无力说下去了，于是打手势让大家走开。

二十

皮埃尔没有留下吃饭，他立刻走出房间，坐车走了。为了找阿纳托利·库拉金，他驱车走遍全城，现在他一想起他，全身的血液就涌上心来，使他憋得难受。滑雪场、茨冈女人的家、科莫涅诺家——都没有他。皮埃尔驱车到俱乐部。俱乐部仍然跟平时一样：来吃饭的客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向皮埃尔问好，说城里的新闻。侍者都知道他认识的人和习惯，在向他问过好后，禀告他说，在小餐厅已经给他留了一个位子，米哈伊尔·扎哈雷奇公爵到图书馆去了，帕维尔·季莫费伊奇还没有来。皮埃尔的一个熟人在谈天气时，问他可听说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库拉金拐走了罗斯托娃，是真的吗？皮埃尔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这都是胡说，因为他刚从罗斯托夫家来。他向所有的人打听阿纳托利；有人告诉他说他还没来，有人说他今天要来吃饭。皮埃尔看着这群平静、冷淡、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的人们，觉得奇怪。他在大厅里来回踱步，等客人都上满了，仍然没等到阿纳托利，他没有吃饭就回家了。

他所寻找的阿纳托利这一天在多洛霍夫家吃饭，同他商量怎样补救弄糟了的事情。他觉得必须和罗斯托娃见一面。晚上他到妹妹那儿，同她商谈关于安排会面的事。当皮埃尔徒然走遍莫斯科全城回到家里时，仆人向他禀报，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公爵在伯爵夫人那儿。伯爵夫人的客厅坐满了客人。

皮埃尔没有跟妻子打招呼，虽然他回来后还没见到她（他觉得此刻她比任何时候都可恨），他进入客厅，看见阿纳托利，就向他走过去。

“啊，皮埃尔，”伯爵夫人向丈夫走过去，用法语说，“你不知道我们的阿纳托利的处境……”她停住了，从丈夫低低垂下的头，从他那发光的眼睛，从他那坚决的步子，她看出那股狂怒和粗暴的可怕表情，这是她所熟悉、而且在和多洛霍夫决斗后她所亲自领略过的这种表情。

“您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伤风败俗和罪恶。”皮埃尔对妻子说。“阿纳托利，跟我来，我有话跟您说。”他用法语说。

阿纳托利转脸看了看妹妹，顺从地站起来，准备跟皮埃尔走。

皮埃尔抓起他的胳膊，把他拽到身边，走出屋去。

“如果您竟敢在我的客厅里。”海伦低声说；但是皮埃尔没有答理她，从屋里走出去。

阿纳托利迈着平时那种潇洒的步子跟着皮埃尔走。但是他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

走进书房，皮埃尔关上门，向阿纳托利转过身来，眼睛不看他的脸。

“您答应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要和她结婚吗？您想拐走她？”

“亲爱的，”阿纳托利用法语回答（整个谈话都是用法语），“对于这种腔调的审问，我不认为有回答的必要。”

皮埃尔那张本来就苍白的脸，由于狂怒变得更难看了。他用他那只大手抓住阿纳托利的制服领子，把他摇来摇去，直到阿纳托利脸上露出十分惊恐的表情。

“我说，我有话要跟您谈谈……”皮埃尔重复说。

“怎么了，这是胡闹。嗯？”阿纳托利摸摸连呢绒一起撕掉的领扣，说。

“您是流氓，是无赖，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拦住我，可惜没能用这东西砸烂您的脑袋。”皮埃尔说，——他说得很不自然，因为他是说法语。他拿起一个沉重的吸墨器，举起来恐吓，随即又赶快放回原处。

“您答应要娶她吗？”

“我，我，我没想到；而且，我从来都没答应，因为……”

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您有她的信吗？问您有没有信？”皮埃尔向阿纳托利走过去。

阿纳托利看看他，立刻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只钱夹。

皮埃尔把给他的信接过来，推开挡路的桌子，一下坐到沙发上。

“别怕，我不会怎么样您的，”皮埃尔看见阿纳托利害怕的样子，说，“信，放在我这儿，这是第一，”皮埃尔仿佛自言自语背诵似的，“第二，”他又站起来开始踱步，沉吟了片刻，接着说，“您明天就必须离开莫斯科。”

“可是我怎么能……”

“第三，”皮埃尔不听他说话，继续说，“关于您和伯爵小姐的事，永远不许您提一个字。我知道，我无法禁止您做这件事，但是，如果您还有一丁点儿良心的话……”皮埃尔默默地在屋里踱了好几趟。阿纳托利坐在桌旁，紧皱着眉头，咬着嘴唇。

“总有一天您会明白，除了您取乐，还有别人的幸福和安宁，为了您能寻欢作乐，却毁掉了别人的一生。拿我老婆这样的女人开心，——那是您的权利，她们知道您要求她们的是什么。她们富有同样放荡的经验对付您；但是答应一个少女和她结婚……欺骗，偷盗……您怎么会不明白，这跟殴打老人或者小孩一样卑鄙无耻！……”

皮埃尔停住不说了，看了看阿纳托利，他那目光已经不是愤怒的，而是询问的了。

“这个，我不知道。嗯？”阿纳托利说，随着皮埃尔克制自己的愤怒，他渐渐恢复了勇气。“这个，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他不看皮埃尔说，下巴颏微微颤抖着，“不过，您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卑鄙无耻之类的话，我，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不许任何人这样对我说话。”

皮埃尔惊奇地望着他，极力想弄明白他要怎么样。

“虽然是你我之间私下里说的话，”阿纳托利接着说，“我还是不能……”

“怎么，您要赔礼道歉吗？”皮埃尔嘲笑地说。

“至少您可以收回您的话。嗯？如果您要我按照您的意思办事的话。嗯？”

“我收回，我收回，”皮埃尔说，“我也请您原谅。”皮埃尔看了看扯下来的钮扣，“钱也有，如果您需要路费的话。”阿纳托利笑了。

这种从妻子那里他就已经熟悉的胆怯而卑鄙的微笑，又惹恼了皮埃尔。

“，下贱，没有心肝，满门孬种！”他说，于是走出屋去。

第二天，阿纳托利到彼得堡去了。

二十一

皮埃尔去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通知她关于驱逐库拉金出莫斯科，已经按照她的意思办妥了。全家都处在惊慌和焦虑之中。娜塔莎病得很厉害，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秘密地告诉他，就在向她说明阿纳托利已经结婚的那天夜里，她服了她偷偷弄到的砒霜。她吞了一点，就吓坏了，把索尼娅叫醒，对她说出她做了什么事。及时采取了解毒的措施，现在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还很衰弱，根本谈不上把她送回乡下了，已经派人去接伯爵夫人。皮埃尔看见张惶失措的伯爵和泪痕满面的索尼娅，可是没能见到娜塔莎。

皮埃尔这一天在俱乐部用餐，从四面八方都听到人们谈论企图抢劫罗斯托娃的事件，他坚决否认这些说法，他向所有的人担保什么事都没发生，只不过阿纳托利向罗斯托娃求婚，遭到拒绝罢了。皮埃尔觉得，他有责任隐瞒全部真相，恢复娜塔莎的名誉。

他怀着惧怕的心情等待安德烈公爵回来，每天都到老公爵那儿去打听他的消息。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从布里安小姐那儿知道了城里流传的全部谣言，也读了那封娜塔莎写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解除婚约的信。他似乎比平时高兴，而且急切地盼望着儿子回来。

阿纳托利走后又过了几天，皮埃尔接到安德烈公爵的短简，通知他回来了，请皮埃尔顺便到他那儿去一趟。

安德烈公爵到了莫斯科之后，刚一落脚，就从父亲手里接到娜塔莎写给玛丽亚公爵小姐关于取消婚约的信（这封信是布里安小姐从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偷去交给公爵的），并且从父亲口中听到关于抢劫娜塔莎的、添枝加叶的叙述。

安德烈公爵是头天晚上到的。皮埃尔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他。皮埃尔满以为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处在同样的状态，可是当他进入客厅，听见安德烈公爵在书房里起劲地高声谈论彼得堡的阴谋事件的时候，感到很惊奇。老公爵和另一个人的声音有时打断他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出来迎接皮埃尔。她用眼睛向着里面有安德烈公爵的房门示意，叹了一口气，似乎是表示对哥哥不幸的同情；但是皮埃尔从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上看出她对发生的事情以及她哥哥得知未婚妻变心后所持的态度是高兴的。

“他说他料到这种事，”她说，“我知道，他的高傲性格不许他露出他的感情，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比我所预料的好，好得多。显然，理所当然……”

“难道一切就彻底完了吗？”皮埃尔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诧异地望着他。她甚至不明白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皮埃尔走进书房。安德烈公爵样子大变了，身体显然养好了，然而眉头新添一道横纹，他身穿便服，面对父亲和梅谢尔斯基公爵站着，起劲地打着手势，热烈地争论着。

他们是在谈论斯佩兰斯基，关于他突然被流放和他被诬告叛国的消息刚刚传到莫斯科。

“现在评论和非难他（斯佩兰斯基）的人，正是一个月前那些赞扬他的人，”安德烈公爵说，“正是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目的的人。评论一个失宠的人，把别人的错误都推到他身上，是容易的；可是我认为，如果当今的朝政有什么业绩的话，那么一切业绩都归功于他，归功于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他看见皮埃尔，停住不说了。他的脸抽动了一下，立刻露出严厉的表情，“子孙后代会给他公平的结论的。”他把话说完后，随即转向皮埃尔。

“你好吗？又胖啦。”他精神饱满地说，他那一道新出现的皱纹更深地嵌在前额上。“是的，我很健康。”他回答皮埃尔的问话，冷冷一笑。皮埃尔明白，他的冷笑是说：“我很健康，但我的健康已经没有人需要了。”安德烈公爵同皮埃尔谈谈过了波兰边境后可怕的道路，他在瑞士遇见皮埃尔的几个熟人，他从国外为儿子请来一位教师德萨尔先生，谈了几句后，他又热烈地参加两个老人仍在继续的关于斯佩兰斯基的谈话。

“假若真有叛国行为的话，假若真有私通拿破仑的话，那就应当向全国公布，”他热烈而急切地说，“我个人从来就不喜欢斯佩兰斯基，但是我喜欢公道。”皮埃尔这时从他朋友身上看出一种他非常熟悉的需要，那就是要使自己激昂慷慨起来，争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只是为了压抑一下内心沉重的思绪。

梅谢尔斯基公爵走后，安德烈公爵抓住皮埃尔的臂膀，请他到他房里去。房里有一张铺好的床，几只打开的手提包和箱子。安德烈公爵走到其中一只跟前，拿出一个匣子。他从匣子里取出一个纸包。他做这个的时候，默默无言而且动作迅速。他抬起头来，清了清嗓子。他的脸色黑沉沉的，紧紧地闭着嘴唇。

“原谅我，我麻烦你了……”皮埃尔知道安德烈公爵想谈娜塔莎，他宽宽的脸上露出怜悯和同情的神色。皮埃尔脸上的表情激怒了安德烈公爵；他坚决地、响亮地、然而不愉快地继续说：“我收到了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退婚信，也已经听到令兄向她求婚之类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也不是真的。”皮埃尔刚要说；但是安德烈公爵拦住了他。

“这是她的信和肖像。”他说。他从桌上拿起一束东西递给皮埃尔。

“把这个交给伯爵小姐，如果你看见她的话。”

“她病得很厉害。”皮埃尔说。

“那么她还在此地？”安德烈公爵说。“库拉金公爵呢？”他很快地问。

“他早就走了。她命在旦夕了……”

“我很同情她的病。”安德烈公爵说。他像他父亲似的，冷酷、凶狠、不愉快地笑笑。

“那么说来，库拉金先生并没有赏给罗斯托娃伯爵小姐求婚的光荣？”安德烈公爵说，用鼻子嗤了几声。

“他不能结婚，因为他已经结过婚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不愉快地笑起来，又很像他的父亲。

“现在他——令兄，在哪儿？我可以问问吗？”他说。

“他到彼得堡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皮埃尔说。

“好的，知不知道都无所谓，”安德烈公爵说，“你向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转达，她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自由的，我祝她万事如意。”

皮埃尔拿着那束信。安德烈公爵目不转睛地向皮埃尔凝视，仿佛在想他是不是还应当说点什么，或者等待皮埃尔是否有话要说。

“您听我说，您还记得咱们在彼得堡时候的争论吧，”皮埃尔说，“可记得关于……”

“记得，”安德烈公爵连忙回答，“我说过，要原谅堕落的女人，但是我没说我能够原谅。我不能够。”

“难道这可以相提并论吗？……”皮埃尔说。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的话。他尖声喊道：

“是啊，再向她求婚，宽宏大量，如此等等？……是啊，这很高尚，可是我不能追随……大人先生的足迹。如果你要做我的朋友，那么你永远别跟我谈这个……谈这一切。好啦，再见。你可以交给她吗？……”

皮埃尔走出屋去，到老公爵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去了。

老头比平时显得活跃。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像一向那个样子，但由于她同情哥哥，皮埃尔看出她对哥哥的婚事受到挫折感到高兴。皮埃尔观察他们，了解到他们对罗斯托夫家的人怀有多么强烈的轻蔑和憎恨，了解到在他们面前对那个竟然舍弃安德烈公爵而随便换了另外一个的女人的名字连提都不能提。

吃饭的时候，谈到显然就要到来的战争。安德烈公爵不停地说话，时而同父亲争论，时而同瑞士教师德萨尔争论，显得比平时活跃，皮埃尔完全明白他所以这么活跃的内在的原因。

二十二

那天晚上，皮埃尔到罗斯托夫家去履行他接受的委托。娜塔莎没有起床，伯爵到俱乐部去了，皮埃尔把信件交给索尼娅后，就去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她很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得知那个消息后有什么反应。十分钟后，索尼娅走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间。

“娜塔莎一定要见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她说。

“那怎么行啊，把他请到她那儿去，是吗？你们那儿没有拾掇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不，她已经穿好衣服到客厅里了。”索尼娅说。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是耸耸肩膀。

“伯爵夫人什么时候到啊，简直把我折磨坏了。你得注意，不要什么话都对她说，”她对皮埃尔说，“骂她吧，又不忍心，她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娜塔莎在客厅中间站着，她消瘦，面色苍白，神情严峻，完全没有皮埃尔所预料的羞愧神态。皮埃尔在门口出现时，她有点慌，显然拿不定主意是向他走过去呢，还是等他走过来。

皮埃尔急忙向她走过去。他以为她一定像以往那样，把手递给他；但是她走到他面前就站住了，深沉地呼吸着，两只臂膀毫无生气地垂下来，跟她走到大厅中间准备唱歌时的姿势十分相像，但是表情完全不同。

“彼得·基里雷奇，”她开始很快地说，“博尔孔斯基公爵曾经是您的朋友，他现在也是您的朋友，”她更正说（她觉得，过去的一切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一切则是另一个样子了），“他曾经对我说过，让我去求您……”

皮埃尔默默地望着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本来他内心是责备她的，并且极力鄙视她；但是现在，他非常可怜她，心里已经没有责备她的余地了。

“他现在在这儿，请您对他说……请他原……原谅我吧。”她停住了，呼吸得更快了，但是没有哭。

“好……我对他说，”皮埃尔说，“但是……”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娜塔莎显然害怕皮埃尔可能有别的想法。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连忙说，“不，那永远不可能了。我只不过为了我做了对不住他的事而痛苦罢了。请您只对他说，我求他宽恕，宽恕，宽恕我的一切……”她全身颤抖，坐到椅子上。

皮埃尔心里充满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怜悯感情。

“我一定对他说，我一定对他再说一遍，”皮埃尔说，“但是……我想知道一件事……”

“要知道什么呢？”娜塔莎的眼神在问。

“我想知道您是否爱过……”皮埃尔不知道怎样称呼阿纳托利，一想到他，脸就红了，“您是否爱过那个坏人？”

“不要叫他坏人吧，”娜塔莎说，“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她又哭了。

于是一种更强烈的怜悯、温柔和爱慕的感情涌上皮埃尔的心头。他听见扑簌簌的泪水在他的眼镜下面流，他不愿让人看见。

“不要再谈了吧，好朋友。”皮埃尔说。

他那声调的和蔼、温柔、亲切，使娜塔莎忽然觉得非常奇怪。

“咱们不要再谈了，好朋友，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不过我求您一件事——把我当作您的朋友，如果您需要帮助、忠告，或者只不过想找个人谈谈心——不是现在，而是当您心情好起来的时候，——就想到我吧。”他拿起她的手吻了吻，“我会是很幸福的，如果我能……”皮埃尔不知怎么说了。

“不要对我这样说吧：我不配！”娜塔莎喊道，想从房里出去，但是皮埃尔握住她的手。他知道他还有话要对她说。但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话感到惊奇。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您的生活道路还远着呢。”他对她说。

“我的生活道路？不！我的生活道路全都完了。”她怀着羞愧和自卑的心情说。

“全都完了？”他重复说，“如果我不是我，而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好的人，并且是自由的，那么此刻我就跪下向您求婚和求爱了。”

许多天以来，娜塔莎第一次流下感激和感动的眼泪，她看了看皮埃尔，就走了。

她走后，皮埃尔几乎是跑着到了前厅，忍着哽住喉咙的、因受感动和幸福而要流出的眼泪，他没有伸进袖子，披上皮大衣，就上了雪橇。

“现在到哪儿去，您老？”赶车的问。

“到哪儿去？”皮埃尔问自己。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难道到俱乐部或者到人家去做客吗？比起他所受的感动和爱情，比起她最后一次含着泪水向他一瞥——那温柔、感激的一瞥，——比起这一切，所有的人们都显得非常可怜，非常乏味。

“回家。”皮埃尔说，虽然零下十度，他仍然敞开熊皮大衣，露出他那宽阔的、欢快地呼吸着空气的胸脯。

天气严寒而且晴朗。在肮脏的、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方，在黑糊糊的屋顶上方，伸展着撒满繁星的灰暗天空。皮埃尔只有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才不觉得人世的一切，比起他现在灵魂的高度，是那么卑鄙可耻。在阿尔巴特广场的入口，一大片灰暗的星空展现在皮埃尔的眼前。几乎是在这片天空的中央，在圣洁林荫道上方，悬着一颗巨大的明亮的一八一二年彗星，据说这是一颗预示着各种灾难和世界末日的彗星，它周围被撒满了的星斗拱卫着，它不同于众星的是它低垂地面，放射白光，高高地翘起长尾巴。但是在皮埃尔心中，这个拖着光芒四射的长尾巴的明星，没有引起任何恐惧的感觉。相反，皮埃尔怀着欣赏的心情，用那被泪水浸湿了的眼睛望着这颗璀璨的明星——它以无法形容的速度，沿着抛物线在无限的空间飞驰，忽然间，就像一支射向地球的利箭，在黑暗的天空中刺入它选定的地点就停住了，强劲地翘起尾巴，在无数闪烁的星星中间，炫耀着它的白光。皮埃尔觉得，这颗彗星和他那颗生气勃勃地走向新生活、变得软化和振奋起来的心灵完全吻合。

[1]尼古卢什卡和科利亚都是尼古拉的小名。

[2]尼古卢什卡和科利亚都是尼古拉的小名。

[3]从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英国俱乐部是在宫廷失宠或对宫廷不满的莫斯科上层人士常常聚会的地方。

[4]泰塔斯是古罗马皇帝，这里比作亚历山大。

[5]彼得鲁沙是皮埃尔的爱称。

[6]法语，这是莫里哀所著剧本《史嘉本的诡计》中一句台词。剧中吉隆特听说儿子被土耳其商船绑架了去，反复抱怨他不该上那条船。

[7]玛丽是玛丽亚的法语称谓。

[8]玛莎是玛丽亚的小名。

[9]玛申卡是玛丽亚的小名和爱称。

[10]俄国习俗，剪下一撮小儿头发粘在蜡片上，投到圣水盆里，如果沉底，就是不祥之兆。

[11]费佳是费奥多尔的小名。

[12]主显节是基督教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天，即一月六日。

[13]披巾舞是一种法国舞，原文用法语。

[14]索菲是索尼娅的法语称谓。

[15]瓦西卡是俄国人对小猫的惯称。

[16]开牌后，输家把所押的那张牌放在右边，反之放在左边。

[17]科科是尼古拉的爱称。

[18]意大利威尼斯的船歌。

[19]原文为意大利语。

[20]苏扎夫人（1761—1836），法国女作家，她的第一个丈夫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她流亡德英两国，开始写小说。《阿梅莉与阿尔方斯》写于一七九九年。

[21]杯子底朝上拿着是表示不再要茶了。

[22]一般俄国人的习惯，不把糖溶在茶里，而是一口口地咬着糖块送茶。

[23]共济会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国出现的一种神秘的宗教运动，以道德的自我修养为主旨，其成员多半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

[2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十八世纪杰出俄国民主主义启蒙学者，作家，发表过反对农奴制度的文章。他的活动在俄罗斯民主主义文化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25]马丁主义是十八世纪俄国共济会中的一个派别，以其主要人物马丁得名。马丁原是一名军官，写过几部神秘主义作品。

[26]托马斯·肯庇斯（1380—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27]原文为拉丁语。

[28]《圣经·新约》中的故事：浪子回家，他父亲宰一头肥牛犊欢迎他。

[29]让·保罗·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30]原文为法语，引自莫里哀的喜剧《乔治·当丹》。

[31]原文为法语，在法语中，“为普鲁士国王”是一句成语，意为：徒劳无益。

[32]彼坚卡是彼得的小名。

[33]这封信全部用法文写成。

[34]这是为田庄地产及农奴保险，每年向地方当局交纳的款项。

[35]圣彼得节，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36]帝俄时代，省或县的贵族会议选出一个本省或本县的贵族长。

[37]在把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剃去半边头发，以防逃跑。

[38]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

[39]俄国当时一种教派的朝圣者，其中有许多残废、畸形或精神不健全的人。他们往往靠教徒资助朝拜一处处“圣地”。

[40]佩拉格尤什卡是佩拉格娅的小名。

[41]指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圣母。

[42]拉夫鲁什卡是拉夫尔的小名。

[43]1 俄尺合0.71米。

[44]1俄磅合409.51克。

[45]棉线团代替药棉使用。

[46]A是“亚历山大”的第一个字母；N是“拿破仑”的第一个字母。

[47]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改良派政治家，企图使农奴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在反动贵族压力下，于一八一二年被逐。

[48]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保罗一世及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最反动的佞臣。

[49]西拉·安德烈伊奇是阿拉克切耶夫的绰号，俄语“西拉”是有权势的意思。

[50]斯佩兰斯基的名字和父称。

[51]光明教是一七七六年在巴伐利亚建立的神秘宗教团体。

[52]科兰库尔（1773—1827），法国将军，当时驻彼得堡的公使。

[53]原文为法语。德利涅公爵（1735—1814）生于布鲁塞尔，军人，作家，外交家，曾伴随叶卡捷琳娜女皇到克里木旅行，被封为俄陆军元帅。

[54]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55]一八○八年俄国与瑞典争夺芬兰的战争。

[56]原文为德语。

[57]十九世纪，俄国政府用地租酬报有功的人。

[58]凯鲁比尼（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

[59]在胸襟上绣着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花体字。

[60]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以美貌著称。

[61]科季利翁舞，十九世纪一种大型集体双人舞，由擅长舞蹈的一人做指挥，跳时不断更换舞伴，一般作为舞会的最后节目。

[62]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斯佩兰斯基的名字和父称。

[63]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

[64]原文为德语。

[65]娜塔莉是娜塔莎的法语称谓。

[66]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三十节。

[67]指亚当，据《圣经》传说，亚当是世界上第一个人。

[68]顿河马体小腿长，耐劳善跑。

[69]旧俄贵族蓄养小丑以取乐，这些男性小丑都取女性名字。

[70]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是娜塔莎的尊称。

[71]彼得·伊利奇是彼佳的尊称。

[72]尼古拉沙是尼古拉的爱称。

[73]乌溜——溜是猎人对猎犬的呼号，意思是“追上它！抓住它！”

[74]卡拉尤什卡是卡拉伊的爱称。

[75]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76]1俄里合1.06公里。

[77]叶尔扎尼卡是叶尔扎的爱称。

[78]阿琳卡是阿琳娜的昵称。

[79]卡扎金是俄罗斯民族服装，流行于十九世纪。

[80]阿尼秀什卡，阿尼西娅的爱称。

[81]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

[82]把粮食撒在地板上喂鸡，是圣诞节一种占卜的方法。

[83]彼得卡是彼得的昵称。

[84]波利娅是佩拉格娅的小名。

[85]约翰·菲尔德为十八世纪爱尔兰著名作曲家，一八○四年移居俄国。

[86]西夫采夫·弗拉若克是当时莫斯科贫民区。

[87]阿斯特列亚支会和寻找吗哪派是彼得堡共济会内部的两个派别。吗哪，《圣经·旧约》曾记述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神赐食物。

[88]这种上面带有象征符号的毯子，是共济会各支会所必备的饰物。

[89]阿马利娅·叶夫根尼耶夫娜是布里安小姐的俄国名字和父称，这样称呼是尊敬的表示。

[90]蒂尔西特和约是法俄、法普于一八○七年七月七日在涅曼河畔的蒂尔西特签订的，按此约，法俄结成同盟，参加大陆封锁。

[91]《可怜的丽莎》是卡拉姆辛（1766—1826）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俄罗斯文学感伤主义的奠基人。

[92]雪车即带篷的雪橇。

[93]这里暗示她周济那里的犯人。

[94]奥贝尔-夏尔姆意译为“大骗子”。

[95]称呼娜塔莉，比称呼娜塔莎显得尊重而亲切。

[96]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娃（1786—1849），十九世纪初俄国最著名的悲剧演员。

[97]彼得·基里洛维奇是皮埃尔的名字和父称。

[98]马格达林指从良的妓女。

[99]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七节。

[100]格罗斯法特舞是一种古老的日尔曼舞，意译为“祖父之舞”。

[101]门对面的墙角供有圣像。

[102]俄国习俗：临别前和送行的亲友们在一起，关上门窗，静坐一会儿。

[103]伊格纳特卡是伊格纳季的小名。

[104]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小名。

[105]玛特廖莎是玛特廖娜的小名。

[106]斯乔普卡是斯捷潘的昵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7卷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1862年）

七十寿辰（1898年）

列夫·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五十四岁生日纪念照（1898年）

七十岁的滑冰者（189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妹妹玛丽娅（1899年）

战争与和平 第三册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一年末，西欧军队开始加强战备，并开始集中，一八一二年，几百万军队（包括运输和供应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境，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互相对立的人们，犯下了世界所有法庭用几个世纪都记录不完的无数的残暴、欺骗、背叛、盗窃、作伪、发行伪币、抢劫、放火、杀人，而那些这样干的人们，当时并不认为这些是罪行。

是什么引起这场非常的事件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史学家满怀天真的自信说，其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的受辱，大陆体系的破坏，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外交家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1]或者塔列兰[2]在朝见和招待晚会的时候，勤勤恳恳作一番努力和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应当给亚历山大写一封信：“我同意把公国交还奥尔登堡公爵[3]”，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理解那次事件的。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就这样说过）；当然，英国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系；老军人和将军们认为，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必须使他们有事可做；当时帝王复辟主义者认为必须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一切都由于一八○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还由于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拙劣。当然，这些由于无数不同的观点而得出的无穷无尽的原因，都是当代人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些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它的单纯而且可怕的意义的后代人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充分。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就引起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那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成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们就过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在我们这些后代人看来，——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探索过程，因而能以清醒的常识头脑来观察，——事件的原因是多得不可胜计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原因时越是深入，我们就越是发现，每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我们都觉得同样是正确的，但同大规模的事件比较起来，就其微不足道来说，又同样是错误的，就其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他的军队撤回维斯杜拉河左岸以及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很多人，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家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恼怒，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亚历山大没有受辱的感觉，俄国没有专制政体，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接着而来的专政和帝制，还有引起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就没有那次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由此可见，这一切原因——千万个原因——遇到一起，于是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说，并没有哪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哪个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只不过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罢了。几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理智的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屠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仿佛系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句话，其实他们的行动如同每个以抽签或者以征募的方式去出征的士兵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他们好像是决定事件的人们）的意志之所以能够实现，必须有无数的、缺一不可的情况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从事射击、运输给养、枪炮的士兵们，同意执行那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而且受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的驱使，使得他们不得不那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以全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动；但是他一旦做出来，那么，这在某一个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中是不自由的，而是早已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私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守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桩完成的行为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和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一个时间内汇合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联系的人越多，那么，他对别人就越有支配权，他的每一行为的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把国王每时每刻的生活都用来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虽然比任何时候似乎更有权来决定流还是不流自己人民的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其实他比任何时候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被迫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完成那必须完成的事（而他却觉得他的行动是随心所欲）。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出发进行互相屠杀了。为这次进军和战争做准备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按照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都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并且正好同那次事件相配合，那些原因是：对违反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事件；向普鲁士进军（拿破仑以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得到武力的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他的臣民和他有共同的脾性，以及他对盛大堂皇的准备工作的爱好；用在准备工作上的开支；必须取得利益以补偿这笔开支的需要；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以为是诚意求和而结果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促使事件的发生并同事件巧合的等等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吗？是因为茎干枯了吗？是因为太阳把它晒干了吗？是因为它太重了吗？是因为风吹了它吗？是因为树下有一个小孩想吃它吗？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每个重大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败等等原因，站在树下的小孩却认为，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且为此做了祈祷，所以它才掉下来，植物学家和小孩都同样正确。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去，说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的人，也对也不对，同样，一座被刨倒的一百万普特的山之所以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刨了最后一下，说这话的人也对也不对。在各种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也正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关系极少。

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4]，拿破仑离开了逗留三个星期的德累斯顿，他在那里时，那些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在他左右形成一个宫廷。临行时，拿破仑对那些应得表彰的亲王、国王和皇帝予以亲切的慰抚，对那些他不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予以申斥，把自己的，也就是从别的国王手里拿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的皇后，并且温情地拥抱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和他离别时，似乎依依不舍，——她把他当做丈夫，虽然拿破仑在巴黎另有妻室。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并且诚恳地保证，他不希望战争，他永远爱他，尊重他，——但是他仍然动身去追赶军队，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急速从西方向东方挺进。他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经过波森、托伦、但泽和柯尼斯堡等城的大道进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战栗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军队从西向东推进，他乘着每到一站都有替换的六套马车驰向同一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给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乘坐四轮马车赶到部队前头，抵达涅曼河，为了察看渡河地点，他换上波兰军装，来到河岸上。

拿破仑看见河对岸的哥萨克，看见广漠的草原，莫斯科圣城就在草原的中央，它是正像亚历山大·马其顿进入的西徐亚[5]那样国家的首都，——他完全出人意料，并且违反战略和外交的考虑，竟然下令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一大早，他走出那天搭在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用望远镜眺望军队洪流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涌出、然后注入搭在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场，都用眼睛寻找他，一望见山上帐篷前面有一个离开随从、身穿常礼服、戴着帽子的人影，大家都抛起帽子，高呼：“皇帝万岁！”——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川流不息地从迄今隐蔽他们的大森林里拥出来，然后分开，从三座桥上过到对岸。

“是皇帝吗？！他亲自出马，可就来劲了。我们现在远征了！向上帝起誓……就是他……皇帝万岁！瞧，那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包歇。我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吉星高照……你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万岁！如果我做了印度总督，我一定封你做喀什米尔大臣，一言为定。皇帝万岁！万岁！万岁！那些哥萨克无赖，看他们怎么逃跑。皇帝万岁！就是他！你瞧见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一个小军士……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勋章……万岁，皇帝！……”传来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声音。这些人脸上有一种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久已期待的长征的开始的喜悦，对那个站在山头、穿着常礼服的人的狂喜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的阿拉伯马，他骑上马就向横架在涅曼河上的一座桥飞奔，不断的欢呼声使他震耳欲聋，他之所以还忍受着，显然只是因为他无法禁止人们用欢呼声来表示对他的爱戴；但这种到处都伴随着他的欢呼声，使他心烦意乱，使他不能专心考虑自从他到军队里来就萦绕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驰过用船搭的浮桥，到对岸后，向左急转弯，然后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那些兴高采烈、乐得透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他前面开路。他驰到宽阔的维利亚河，就在驻扎河岸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住了。

“万岁！”波兰人也热烈地喊起来，他们乱了队形，你挤我拥地争着看他。拿破仑仔细观察了这条河，然后下了马，在河岸上一段圆木上坐下。他默默地打了个手势，就有人递给他一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放在欢欢喜喜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向对岸察看。然后他埋头细看摊在几根圆木上的地图。他头也不抬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说什么？他说什么？”当一个副官驰到波兰枪骑兵队伍跟前，队伍里传出这些声音。

命令寻觅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语无伦次，问副官可不可以让他带领他的枪骑兵不找浅滩，就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要求允许骑马的小孩似的，显然怀着生怕遭到拒绝的心情，请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心想必不会不满意的。

副官的话刚一落音，这个带髭须的老军官立刻喜形于色，两眼发亮，举起佩刀，高呼：“万岁！”——于是命令枪骑兵跟他来，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就向河边驰去。他忿忿地给他胯下的踌躇不前的马一记猛刺，那马就噗通一声投进水里，向深处的急流游去。几百名枪骑兵都跟着他跳进水里。河中心的急流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在水里互相抓挠着。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也淹死了，其余的努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但是，他们在那个坐在圆木上、连看都不看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眼前泅水过河和淹死，却引以为荣。副官回来后，找了个适当的时机，请皇帝注意那些波兰人对皇帝的忠心，这位穿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唤来贝蒂埃，同他一起在河岸上来回踱步，给他发指示，偶尔望望那分散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他早就形成一种信念：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6]草原，只要他在场，毫无例外地使人大大吃惊，舍己忘我地疯狂。他要来他的马，骑上马，驰回他的驻地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搭救，仍然有四十来名枪骑兵淹死了。大多数挣扎着游回原来的岸上。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勉强爬上对岸。他们刚一上岸，浑身湿透，衣服流着水，就高呼：“万岁！”兴高采烈地望着拿破仑刚才在那儿站着、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很幸运。

傍晚，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命令尽快将已经准备好的俄国伪币运来，以便输入俄国，另一道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在截获他的一封信里有关于向法军发布的命令的情报，然后又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地泅水过河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7]

三

俄国皇帝这时在维尔纳检阅军队和演习，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对于人人都料到的战争（皇帝就是为此从彼得堡来的），仍然毫无准备。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对于拟议中的几个计划应当采取哪个，本来就举棋不定，在皇帝来大本营一个月后，更加犹豫不决了。三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统帅各路军队的总的指挥官却没有，皇帝自己也没有担任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纳住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因为人们都等得厌倦了。看来，皇帝左右的人都一心一意设法使皇帝过得快活，使他忘掉当前的战争。

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和皇帝本人举行了许多舞会和庆祝会之后，六月里，一位皇帝的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们侍从武官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意见被大家高兴地采纳了。皇帝表示同意。侍从武官们按照认捐名单筹集款子。请一位最得皇帝欢心的女人来做舞会的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把他的郊外别墅供给晚会使用，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郊外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会。

就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进入俄国边境的那天，正是亚历山大在侍从武官们在贝尼格森的别墅里举行的舞会中度过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快活的辉煌的晚会；内行的人说，这么多的美人聚到一起是少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是随皇帝从彼得堡来维尔纳的贵妇们中间的一个，她也参加了那天的晚会，她那被誉为俄罗斯美的庞大身躯使体态轻盈的波兰贵妇们黯然失色。她很惹人注意，连皇帝也和她跳了一次舞。

自称单身汉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把妻子撇在莫斯科，也来参加那天的舞会，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现在已经不再寻求庇护，而是一位地位荣耀的富人，和他高官显爵的同辈平起平坐了。

午夜十二时，舞会仍在进行。海伦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舞伴，自动邀请鲍里斯跳玛祖尔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冷冰冰地望着海伦那从绣金黑纱长衫露出的丰美的裸臂，谈谈一些老相识，同时，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没留意到，他没有一秒钟不在窥视大厅里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时而对这一对，时而对那一对，说几句只有他一个人才说得那么好听而亲切的话。

玛祖尔卡舞刚刚开始的时候，鲍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拉舍夫向皇帝走去，违背宫廷的礼法，他在正和一个波兰贵妇说话的皇帝的近旁站住了。皇帝和那个贵妇说了几句话，就疑问地向他看了一眼，看来他明白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巴拉舍夫才这样做，他向贵妇微微点点头，就对巴拉舍夫转过身来。巴拉舍夫刚一说话，皇帝的脸上就现出吃惊的表情。他挽起巴拉舍夫的臂膀，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旁的人自然而然地给他闪出两三俄丈宽的路来。鲍里斯看见，当皇帝同巴拉舍夫走过的时候，阿拉克切耶夫脸上不安的表情。阿拉克切耶夫皱着眉头望着皇帝，酒糟鼻一张一合地吸着气，从人群里挤出来，仿佛料到皇帝要找他说话似的。（鲍里斯懂得，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舍夫，对于那个显然很重要的消息不经过他就奏闻皇上，心怀不满。）

但是皇上没注意阿拉克切耶夫，他挽着巴拉舍夫从大厅的旁门向灯烛辉煌的花园里走去。阿拉克切耶夫手扶佩刀，忿忿地向四外张望着，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二十来步。

鲍里斯继续跳了几轮玛祖尔卡舞，但他心里却不住地苦思：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他用什么方法比别人先得到那个消息。

在他必须挑选舞伴的那一轮，他低声对海伦说，他想挑选好像已经到阳台上去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然后他就滑过镶木地板，向着门外的花园跑去，看见皇帝同巴拉舍夫朝阳台走去，他站住了。皇帝和巴拉舍夫向门口走来。鲍里斯好像来不及躲避似的，着慌了，恭恭敬敬地靠到门框上，低下头来。

皇帝怀着一个身受侮辱的人的激动心情，说出下面的话：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决不讲和。”他说。鲍里斯看出，皇上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很痛快：他对他表达思想的方式感到满意，但是却不满意鲍里斯听到他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紧皱眉头，又说。鲍里斯明白这是说给他听的。他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皇帝又走进大厅，在舞会上又逗留了半小时左右。

鲍里斯第一个知道法军渡过涅曼河，这样他就有机会向一些要人炫耀他常常能够知道别人无法知道的许多事情，这样，他就在这般人心目中抬高了自己。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意外消息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意外，那是因为这个消息是在白白等了一个月之后，而且是在舞会上传来的！皇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由于气愤和屈辱，说出了那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他本人也很喜欢这句能充分表达他的感情的话。皇帝从舞会回去后，凌晨两点钟，派人召来秘书希什科夫，叫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并给大元帅萨尔特科夫公爵下一道上谕，他要求在命令中一定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国的土地上，决不讲和”这句话加进去。

第二天，他给拿破仑写了下面一封信。

皇帝仁兄大人：虽然我对陛下所负的义务信守不渝，但是昨天我得悉您的军队已越过俄国边境，直到现在我才刚刚接到从彼得堡送来的通牒，洛里斯东[8]在谈到这次进犯时，引通牒的话对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的时候起，陛下就认为您和我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巴萨诺公爵[9]拒发护照所持的种种理由，使我万万想不到，我国大使申请护照这一行动竟成为入侵的借口。实际上，正如那位大使所声明的，我并未授权他提出那个申请；我一得悉这个消息，就立即对库拉金公爵表示我的不满，命令他照旧履行他的职务。假如陛下不愿为这类误会而流我们两国人民的血，同意从俄国领土上撤退贵国军队，我一定不介意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们之间是可以和好的。不然的话，对于完全不由我方挑起的进攻，我将被迫奋起反击。陛下，您仍然有可能使人类避免另一次战争的灾难。

亚历山大（签字）[10]

四

六月十三日凌晨二时，皇帝召见巴拉舍夫，向他读了给拿破仑的信，命令他将此信亲自送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舍夫时，皇帝对他又重复一遍那句话：只要在俄国土地上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他就不讲和，命令他一定要向拿破仑转达这句话。皇帝在信中没有写这句话，因为他以其处世的圆通，觉得在进行最后的和解尝试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不合适的；但是他吩咐巴拉舍夫一定要把这句话转达给拿破仑。

六月十三日夜里，巴拉舍夫带一名号手和两名哥萨克出发了，天亮时到达涅曼河右岸法国前哨阵地雷孔特村。他被法国的骑哨拦住了。

一个身穿红制服、头戴皮帽子的法国骠骑兵军士，喝令渐渐走近来的巴拉舍夫站住。巴拉舍夫没有立刻停下，继续缓步行进。

那个军士皱起眉头，嘟嘟囔囔地骂了一句，用马的胸部挡住巴拉舍夫，他握住军刀，粗鲁地喝斥俄国将军，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听不见对他说的话。巴拉舍夫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军士派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那个军士不再理会巴拉舍夫，开始跟同事们谈论他们团队的事，对俄国将军连看也不看。

巴拉舍夫一向接近最高的权势，三个小时之前还同皇帝谈话，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已经习惯于受人尊敬，但是在这儿，在俄国的领土上，遇到这种敌对的态度，主要的，对他竟然如此粗暴无礼，使他不胜骇然。

太阳刚从乌云后面升起；空气清新，含着露水。畜群已经从村里赶到大路上来了。云雀唱着嘹亮的歌，像泉水的泡珠似的一个跟着一个，扑棱棱地从田野里腾空飞起。

巴拉舍夫向四外张望着，等候军官从村里出来。俄国哥萨克、号手和法国的骠骑兵时不时默默地互相打量着。

一位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起床，骑一匹肥壮的大灰马，带着两名骠骑兵出来了。不论是那军官还是士兵，甚至他们骑的马，都有一种得意洋洋和炫耀阔绰的神气。

这是战争初期，军容还很整饬，几乎像平时准备检阅似的，只是在服装上有点耀武扬威，以及在战争刚刚打响时常有的那种兴奋和逞强的意味。

那个法国上校极力忍住不打哈欠，但是他很有礼貌，显然了解巴拉舍夫负有重大使命。他带他绕过他的士兵从散兵线后面走，并且对他说，他要谒见皇帝的愿望，大概很快就会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的住处离此不远。

他们穿过雷孔特村，在村中经过法国骠骑兵的拴马桩，经过向上校行礼并且好奇地瞧着俄国军装的岗哨和士兵，最后从村子另一边走出来。上校说，两公里外就是师长的驻地，他将接待巴拉舍夫，并领他到他要去的地点。

太阳已经升高了，在鲜绿的草木上欢乐地照耀着。

他们骑马刚走过一家小酒店，正要上山坡时，山脚下迎面驰来一群骑马的人，为首的骑一匹马具在阳光下闪亮的黑马，此人身材高大，戴一顶羽饰帽子，鬈曲的黑发垂到肩上，身穿红斗篷，像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向前伸出两条长腿。这个人策马向巴拉舍夫奔来，他那帽子上的羽毛、身上的宝石和金带，在鲜亮的六月阳光下闪光和飘动。

当法国上校尤尔涅恭恭敬敬地低声说“那不勒斯王”的时候，那个向巴拉舍夫驰来的骑者离巴拉舍夫只有两匹马的距离了，这个骑者戴着手镯和项圈、帽子上插着白羽毛，满身珠光宝气，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活像个演员。果然，这个就是现在称作那不勒斯王的缪拉。为什么他是那不勒斯王，虽然完全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但是人们仍然这样称呼他，他本人也相信这一点，因此他摆出比先前更加庄严、更加了不起的神态。因为他相信他真是那不勒斯王，所以在他离开那不勒斯的前夕，和妻子在街上散步时，有几个意大利人向他喊：“国王万岁！[11]”时，他含着感伤的微笑转脸对妻子说：“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明天我就要离开他们了！”

虽然他坚信他是那不勒斯王，对那他即将与之离别的臣民的悲哀表示同情，但是最近，在他奉命又回军队之后，特别是在但泽见到拿破仑，他那至尊的舅子对他说了“我立你为王，是要你按照我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你的方式来统治。”以后，他就快乐地干起他所熟悉的事了，像一匹养得上了膘、但还不太肥的马，感到它已经被套到车上，在车辕中间撒欢戏耍，并且打扮得尽可能华贵，于是欢欢喜喜，得意洋洋，沿着波兰国土上的道路奔跑起来，连它自己也不知道奔到何处和为什么这样奔跑。

他一看见俄国将军，就摆出国王的架子，威严地昂起鬈发的脑袋，疑问地看了看那个法国上校。上校毕恭毕敬地向国王陛下禀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但是他说不好巴拉舍夫这个姓氏。

“德·巴尔-马歇夫！”国王说（用他的坚决果断克服了上校的困难），“同您认识非常愉快，将军。”他以王者屈尊赐恩的姿态又说。当这位国王开始很快地大声说话时，他那国王的尊严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他本人也不自觉地换成他那固有的天真和蔼的腔调。他把手放在巴拉舍夫坐骑的鬃毛上。

“您看怎么样，将军，一切都像是要打仗的样子。”他说，仿佛对他所不能判断的局势表示遗憾似的。

“陛下，敝国皇帝并不愿意打仗，陛下是知道的……”巴拉舍夫说，他一口一个“陛下”，这个称号在那个被称谓的人听来是很新鲜的，但是用得太多，就不免装腔作势了。

缪拉听德·巴拉舍夫先生说话时，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但是，为王者，有其应尽的义务：他觉得作为一个国王和同盟者，必须和亚历山大的使者谈谈国家大事。他翻身下马，离开恭候他的随从几步，挽着巴拉舍夫的手臂，和他一起一边漫步，一边谈话，尽可能谈得有意义。他提到拿破仑对于要求从普鲁士撤兵一事很生气，特别是这个要求张扬出去，冒犯了法国尊严。巴拉舍夫说，这个要求毫无冒犯的地方，因为……缪拉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您不认为亚历山大皇帝是战争的发动者吗？”他突然说，脸上带着天真、愚蠢的微笑。

巴拉舍夫说他为什么确实认为首先发动战争的是拿破仑。

“啊，亲爱的将军，”缪拉又打断他的话，“我衷心地希望两国的皇帝能够达成协议，使违反我的意愿的战争得以早日结束。”他说这话的腔调，用的是主子虽然争吵，而仆人仍然愿意友好的腔调。接着他把话题转到探问大公爵的情况，问起他的健康，回忆和他一起在那不勒斯度过的愉快而有趣的时光。然后，突然间，缪拉仿佛想起了他为王的身份，威严地挺起胸膛，摆出他行加冕礼时的姿态，挥动着右手说：“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祝您顺利地完成您的使命。”于是他招展着绣花红斗篷和白羽毛，闪耀着全身的珠光宝气，到恭候他的随从那儿去了。

巴拉舍夫骑马继续赶路，照缪拉所说，预计很快就会见到拿破仑本人。但事与愿违，在下一个村子，达乌步兵军团的哨兵像前沿阵地散兵线一样，拦住了巴拉舍夫，叫来一个军团长副官，把他领进村去见达乌元帅。

五

达乌是拿破仑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他虽然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么胆小，然而他却同样是那么一丝不苟，那么残酷，同样是那么不靠残酷就无法表现自己的忠诚。

在国家机关中必须有这种人，正如自然界必须有狼一样，尽管这种人的存在和接近政府的首脑多么不合适，但是这种人常有，常出现，而且永远不倒。唯有这种必要性，才能解释为什么像阿拉克切耶夫这么一个残酷无情（他曾亲手扯掉掷弹兵的胡子）、神经衰弱得经受不住危险、没有教养、不是朝廷近臣的人，能够在性格有如骑士般高尚和温存的亚历山大手下保持那么大的权力。

巴拉舍夫在一家农民的棚屋里见到达乌元帅，他坐在木桶上写字（在查账）。那个副官在他身旁站着。本来可以找到较好的住处，但是，有一种人偏要置身在阴暗的角落里，这样他就可以有权摆出一副阴森森的面孔，达乌元帅就是这种人。因此，这种人总是匆匆忙忙，埋头苦干。“你瞧，在这间肮脏的棚屋里，我坐在木桶上工作，哪里谈得上人生的幸福啊。”他的脸上就是这么一副神气。这种人最大的乐趣和需要就是当他面对生气勃勃的事物时，他就越发阴沉而顽强地活动。巴拉舍夫被带进来，于是达乌享受这种乐趣的机会就来了。俄国将军进来时，他干得更起劲了，他透过眼镜瞅了瞅巴拉舍夫那张由于晴丽的晨光和同缪拉的谈话而变得容光焕发的面孔，他没有站起来，甚至连动也不动，他把眉头皱得更紧，凶恶地冷冷一笑。

达乌看出由于他这种接待，巴拉舍夫脸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他抬起头来，冷冷地问他要干什么。

巴拉舍夫以为，他所以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因为达乌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高级侍从，而且是要见拿破仑皇帝的代表，巴拉舍夫赶忙通报了自己的官职和使命。与他的期望相反，达乌听了以后，变得更凶、更粗暴了。

“您的公文呢？”他说，“把它交给我，我来送呈皇帝。”

巴拉舍夫说，他奉命亲自呈交皇帝。

“您的皇帝的命令，只能在你们军队里执行，在这里，”达乌说，“叫您怎么办，您就得怎么办。”

为了加深俄国将军在暴力之下的感觉，达乌派副官去叫值班军官。

巴拉舍夫取出内封皇帝信件的公文，放到桌上（所谓桌子，是用两只木桶支起的一扇门板，上面还带着合页呢）。达乌拿起公文，读上面的字。

“您完全有权尊重我或不尊重我，”巴拉舍夫说，“但是提请您注意，我荣任皇帝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达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巴拉舍夫脸上露出的激动和局促不安的神色，显然使他心满意足。

“您就要受到应有的接待。”他说，把书信揣到衣袋里，走出棚屋。

过了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德·卡斯特列先生进来，把巴拉舍夫领到给他准备的住处。

这天巴拉舍夫就在棚屋里和元帅一起在架在木桶上的门板上进餐。

第二天一大早，达乌要外出，他把巴拉舍夫请来，庄严地对他说，他要他留在这里待命，随行李车同行，并且，除了跟德·卡斯特列先生外，不准跟任何人谈话。

在过了四天孤独、寂寞、怀着屈从于他人权势之下和卑微的感觉（特别是不久前还在声势烜赫的圈子里生活过，这种感觉更加敏锐）的生活之后，在跟随元帅的行李车和这个地区的法国占领军行进了几站路之后，巴拉舍夫被送到现在被法军占领的维尔纳，进了他四天前从那儿走出的城门。

第二天，皇帝的侍从杜仑伯爵来见巴拉舍夫，对他说，拿破仑皇帝愿意接见他。

四天前，也是这座巴拉舍夫被带进去的房子，门外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岗哨，而现在，却站着两名身穿敞襟蓝制服、头戴皮帽的掷弹兵，此外还有恭候拿破仑出来的一队骠骑兵和枪骑兵，一群服饰华美的侍从武官、少年侍从以及将军们，这些人都站在阶前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鲁斯坦[12]周围。拿破仑就在维尔纳那座亚历山大曾在那里派巴拉舍夫出使的宅邸接见他。

六

巴拉舍夫虽然对宫廷的排场司空见惯，但拿破仑行宫的豪华和奢侈仍然使他大吃一惊。

杜伦伯爵把他领到一间大接待室，那里等待着很多将军、宫廷侍从和波兰贵族，其中有很多人是巴拉舍夫在俄皇宫廷中见过的。杜罗克说，拿破仑皇帝在散步前将接见俄国将军。

等了几分钟，值班的侍从走进大接待室，彬彬有礼地向巴拉舍夫鞠躬，请他跟他来。

巴拉舍夫走进一间小接待室，室内有一道通书房的门，俄国皇帝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派他出使的。巴拉舍夫站着等了两分钟。门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两扇门忽的一下敞开了，一时鸦雀无声，这时书房里响起另一种坚定果断的脚步声：这就是拿破仑。他刚刚穿好骑马的装束。他穿一身青灰色制服，敞着襟，露出垂到滚圆的肚皮上面的白背心，白麋皮裤紧箍着又肥又粗的大腿，脚登一双长筒靴。他那短发刚刚梳理过，但是有一绺头发垂到宽阔的脑门中间。从制服的黑领很显眼地露着白白胖胖的脖颈；他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在他那下巴颏突出、还显得年轻的胖脸上，摆出皇帝接待时既庄严又慈祥的表情。

他出来了，每走一步就猛颠一下，略微向后仰着头。他那宽厚的肩膀，不自觉的挺胸腆肚，发胖的短小身形，都显示一个保养很好的四十岁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堂堂仪表和威严的气派。此外还看得出，那天他的心情极好。

作为答谢巴拉舍夫毕恭毕敬的深深鞠躬，他点了一下头，走到他面前，立刻就说起来，就像一个珍惜每分钟的人，不屑于打腹稿，相信他永远说得好，知道应当说什么。

“您好，将军！”他说，“您送来亚历山大皇帝的信，我接到了，见到您很高兴。”他那双大眼睛向巴拉舍夫的脸看了一眼，立刻就向别处望过去了。

显然，他对巴拉舍夫这个人毫无兴趣。看来，他只关心他心里所想的。他身外的一切，对于他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无不受他意志的支配。

“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都不喜欢战争，”他说，“但是，我是被迫诉诸战争的。就是现在（他加重这个字眼），我也准备接受你们能够给我的一切解释。”于是他简单明了地说明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原因。

从法国皇帝说话声调的平静和友好判断，巴拉舍夫坚信他是希望和平的，是愿意谈判的。

“陛下，敝国皇帝，”当拿破仑把话说完，询问地看了看俄国使臣时，巴拉舍夫开始说他早已准备好的话，但是皇帝对他凝视的目光使他心慌。“您着慌啦——定定神吧。”拿破仑仿佛这样说，他含着一丝笑意望望巴拉舍夫的制服和帽子。巴拉舍夫恢复过来，又开始说话。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库拉金申请护照一事就是构成战争的充足理由，库拉金这样做是他独断专行，并未得到皇上的同意，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同英国也没有任何关系。

“还说没有。”拿破仑插了一句，好像怕自己发脾气，皱紧眉头，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巴拉舍夫可以说下去。

巴拉舍夫把奉命要说的话都说了，然后他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他可以同意谈判，不过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巴拉舍夫说到这里犹豫起来：他想起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里的那句话，但是他命令一定要把那句话插进给萨尔特科夫的上谕里面，并且叫巴拉舍夫转告拿破仑。巴拉舍夫记得那句话：“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就决不讲和，”但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箝住了他的嘴。他虽然想说这句话，但是说不出口。他犹疑了一下，说：“条件就是法国军队必须撤到涅曼河以西。[13]”

拿破仑看出巴拉舍夫在说最后一句话时，神色不安；拿破仑的脸抽搐了一下，他左边的小腿肚有节奏地颤抖着。他在原地站着，开始用那比先前更高更急促的声音说起来。在他讲下面的话时，巴拉舍夫时时垂下眼来，不由得观察拿破仑的小腿肚颤抖，他的声音提得越高，抖得就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并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他开始说，“我不是十八个月以来就致力于和平吗？我等待解释等了十八个月。为了能开始谈判，还要我做什么呢？”他一边皱着眉头说，一边用他那白胖的小手用力打着疑问的手势。

“把军队撤到涅曼河以西，陛下。”巴拉舍夫说。

“撤到涅曼河以西？”拿破仑重复一句。“那么，现在要撤到涅曼河以西——只要撤过涅曼河以西就行了吗？”拿破仑又重复说，朝巴拉舍夫看了一眼。

巴拉舍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来。

四个月前要求退出波美拉尼亚省，而现在只要退到涅曼河以西就行了。拿破仑猛然转过身去，在屋里踱起步来。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要求我撤到涅曼河以西，正如两个月前要求我撤到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以西，你们就可以同意谈判。”

他默默地从一个屋角走到另一个屋角，然后又在巴拉舍夫面前站住了。他那表情严峻的面孔有如一尊石像，他的左腿比先前抖得更快了。拿破仑是知道他那左腿的颤抖的。“我的左小腿颤抖是一个伟大的征兆。”他后来曾说过。

“像撤过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之类的建议，可以向巴顿亲王提出，向我提出可不行，”拿破仑几乎大声尖叫起来，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即使你们给我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也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您说，是我挑起这场战争的吗？是谁先到军队去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我。你们现在向我建议举行谈判，当我花了数百万，当你们和英国联盟而且形势对你们不利——你们才要求和我谈判！你们和英国联盟是什么目的？它给了你们什么？”他匆匆地说，显然，他已经转了话题，不是谈媾和的好处，不讨论媾和的可能性，而是一味证明他怎么有理和有力量，证明亚历山大怎么无理和错误了。

他这段开场白的用意，显然是表明形势对他有利，并且表示，虽然如此，他仍然愿意举行谈判。但是他一说开了头，就越说越控制不住他的舌头了。

他现在所说的话的全部用意，无非是抬高自己，同时侮辱亚历山大，也就是做了他刚接见时所最不愿做的事情。

“听说你们和土耳其讲和啦？”

巴拉舍夫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缔结了和约……”他开始说。但是拿破仑不让他说下去。看来他需要独白，就像娇纵惯了的人常有的那样，他克制不住暴躁的脾气，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

“是的，我知道你们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同土耳其缔结了和约。我本来可以给你们皇帝这两个省份的，就像我把芬兰给他那样。是的，”他继续说，“我曾经答应而且会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可是现在他得不到这两个美丽的省份了。他本来可以把这两个省并入他的帝国版图的，仅仅在一个朝代，他就可以把俄罗斯从波的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过如此。”拿破仑说，他越来情绪越激昂了，在屋里走来走去，把他在提尔西特对亚历山大本人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又对巴拉舍夫说一遍。“他本来凭我的友谊可以得到这一切的。啊，多么美好的朝代，多么美好的朝代！”他重复了好几遍，然后站住了，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金质的鼻烟壶，用鼻子贪婪地吸起来。

“亚历山大皇帝的朝代本来可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他惋惜地看了看巴拉舍夫，巴拉舍夫刚要说话，他又急忙打断了他。

“凭我的友谊没有得到的东西，他还能指望得到它和寻求得到吗？……”拿破仑说，困惑地耸耸肩膀，“可是，不，他宁愿被一些我的敌人所包围，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他继续说，“像施泰因、阿姆菲尔德、贝尼格森、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14]，他都弄到身边。施泰因是一个被逐出祖国的叛徒；阿姆菲尔德是一个好色之徒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一个法国籍的亡命徒；贝尼格森比起别人来，有点像军人的样子，不过仍然是个草包，一八○七年他束手无策，他只能唤起亚历山大皇帝可怕的回忆[15]……假定他们中用，用他们倒也罢了，”拿破仑继续说，他的话几乎跟不上他那不断涌出来的、他觉得正确或者有力的思想（正确和有力，在他的理解中，是一回事），“他们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不中用！据说巴克雷最能干；可是，就他的初步活动来看，我不认为那样。他们在干什么，这些朝臣都在干什么啊！普弗尔[16]提出建议，阿姆菲尔德争论不休，贝尼格森来回研究，负有作战使命的巴克雷拿不定主意，一拖再拖。只有一个巴格拉季翁算是军人。他为人愚蠢，但是他有经验，有眼光，做事果断……你们年轻的君主在这群不成器的人们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破坏他的名誉，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一个皇帝只有当他是一个军事家的时候，他才能参加军队。”他说，这句话显然是不客气地向一国之主挑衅。因为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非常希望做一个军事家。

“战役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你们连维尔纳都守不住。你们被切成两半，被赶出波兰各省。你们的军队怨声载道。”

“正相反，陛下，”巴拉舍夫说，他几乎来不及记住他讲的话，吃力地追随着这一连串排炮似的语句，“我军个个摩拳擦掌……”

“我全知道，”拿破仑打断了他的话，“我全知道，我知道你们各营的人数如同知道自己的一样。你们的军队不到二十万人，可是我的军队比你们多三倍；我对您说实话，”拿破仑说，他忘了他的实话不会有任何意义，“我对您说实话，我在维斯杜拉河这边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帮不了你们的忙！他们是一堆废料，同你们讲和就是一个证明。瑞典人——他们注定要受疯狂的国王的统治。他们过去的国王是个疯子；他们废掉了他，换了一个叫柏尔纳道特[17]的，他立刻发了疯，因为作为瑞典人，只有疯子才跟俄国联盟。”拿破仑恶意地笑笑，又把鼻烟壶凑到鼻子跟前。

对于拿破仑的每句话，巴拉舍夫都想而且也有理由反驳；他不断做出要说话的姿势，但是拿破仑老打断他。巴拉舍夫不同意瑞典人疯狂，他想说，俄国支持瑞典，因为瑞典是一个孤岛；可是拿破仑怒吼一声，把他的声音压了下去。拿破仑一发脾气，就需要说话，说了又说，其目的无非是向他自己证明他是正确的。巴拉舍夫感到难堪，他作为一个使臣，害怕有失尊严，觉得必须反驳；但作为一个人，在拿破仑显然无缘无故气得发昏的情况下，他在精神上畏缩了。他知道，拿破仑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毫无意义，连他自己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害羞。巴拉舍夫站在那儿垂下眼帘，瞅着拿破仑那两条不断活动着的粗腿，尽可能避开他的目光。

“你们的同盟于我有什么相干？”拿破仑说，“我有我的同盟——这就是波兰：他们有八万人，打起仗来勇猛得像狮子。他们就要有二十万人了。”

大概因为他说了这句明显的谎话，而且巴拉舍夫仍然带着那副屈从命运的神情站在他面前一言不发，惹得他更加气忿了，他猛然转过身来，走向前去，直朝着巴拉舍夫的脸，用他那雪白的两手用力而且迅速地比划着，几乎是大喊起来：

“告诉您说吧，如果你们挑动普鲁士反对我，告诉您说吧，我一定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抹掉，”他说，他的脸煞白，由于忿恨变了样子，用一只小手使劲拍打另一只，“是的，我一定把你们赶过德维纳河，赶过德聂伯河，我一定恢复那个阻挡你们的障碍物[18]，欧洲让那个障碍物遭到破坏，那是欧洲的罪过和盲目。是的，这就是你们将来的命运，这就是你们疏远我而得到的报应。”他说，又在屋子里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肥胖的双肩抽搐着。他把鼻烟壶放到衣袋里，又掏出来举到鼻孔上闻了几次，然后在巴拉舍夫面前站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含着讥笑注视着巴拉舍夫的眼睛，低声说：“然而你们皇帝本来可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巴拉舍夫觉得必须予以反驳，他说，在俄国看来，情况并非那么灰暗。拿破仑不出声，还是带着讥笑望着他，显然没有听他说话。巴拉舍夫说，俄国对战争很乐观。拿破仑宽宏大量地点了点头，仿佛说：“我知道，您这样说是您的责任，但是连您自己也不相信您的话，您被我说服了。”

在巴拉舍夫说完了话的时候，拿破仑又拿出鼻烟壶来闻了闻，同时用脚在地板上敲了两下，这是叫人的信号。门开了；一个侍从恭恭敬敬躬着腰递给皇上帽子和手套，另一个侍从递给他手绢。拿破仑看也不看他们，向巴拉舍夫转过身来。

“请代我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他接过帽子说，“我一如既往地对他忠诚：我完全了解他，我高度评价他的崇高品质。我不多耽搁您了，将军，您就要接到我给你们皇帝的回信。”于是拿破仑向门口匆匆走去。接待室里的人们都跑过去，跟着下了楼梯。

七

在拿破仑同他谈了那些话以后，在发了一阵脾气和最后冷淡地说“我不多耽搁您了，将军，您就要接到我给你们皇帝的回信”以后，巴拉舍夫相信，拿破仑不惟不愿再见他，而且尽可能不碰见他这个受辱的使臣，主要因为他是有失体统和暴跳如雷的情景的目击者。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竟然从杜伦那儿接到当天皇帝的宴请。

赴宴的还有贝歇尔、科兰库尔和贝蒂埃。

拿破仑对巴拉舍夫笑脸相迎，态度亲切。他不惟没有窘迫的表情，或者因为早晨的大发雷霆而内疚，反倒竭力鼓励巴拉舍夫。很显然，拿破仑早就相信，他根本不会有什么错误，在他的观念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其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符合是非好坏的概念，而是因为那是他做的。

皇帝骑马游了一趟维尔纳城，心情很愉快，城里的人群欢欣若狂地迎送他。他所经过的街道，家家窗口都挂着毯子、旗帜、他的姓名的花字，波兰妇女们向他挥动手绢。

入席的时候，他让巴拉舍夫坐在他身旁，他待他不仅亲热，而且把巴拉舍夫当做同情他的计划而且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的他的朝臣。他在言谈之间提到莫斯科，于是他向巴拉舍夫打听俄国首都的情况，他不仅像一个旅行者出于求知欲问一个他要去的新地方，而且带着深信不疑的口气，认为作为一个俄国人的巴拉舍夫，一定会以他这种求知欲为荣。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有多少住宅？莫斯科称为圣莫斯科，是真的吗？莫斯科有多少教堂？”他问。

听到有二百多座教堂的回答后，他说：

“要这么多教堂干吗？”

“俄国人笃信上帝。”巴拉舍夫回答。

“然而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从来就是人民落后的特征。”拿破仑说，他转脸看看科兰库尔，希望对这一见解予以赞赏。

巴拉舍夫恭恭敬敬地表示，对法国皇帝的意见不能赞同。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他说。

“但是，在欧洲却没有这类情况。”拿破仑说。

“请陛下原谅，”巴拉舍夫说，“除了俄国，还有西班牙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舍夫这句暗示不久前法军在西班牙的败绩的回答，根据巴拉舍夫后来的讲述，在亚历山大宫廷里得到很高的评价，可是现在在拿破仑的宴席上却不大受赞赏，没引起什么反应就过去了。

从元帅们茫然不解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对那句从巴拉舍夫的语气知道有所讽示的俏皮话究竟是何含意，都莫名其妙。“就算那是一句俏皮话，可是我们听不懂，也许它根本就无俏皮可言。”元帅们脸上的表情这样说。这个回答这么不被赏识，甚至拿破仑干脆不理会它，他天真地问巴拉舍夫，从这儿到莫斯科最近的路线要经过哪些城市。在整个吃饭时间都保持警惕的巴拉舍夫回答说：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也通莫斯科，有许多路，在各种不同的路中间，有一条查理十二选择的通到波尔塔瓦[19]的路，巴拉舍夫说，由于这句巧妙的回答，他不禁高兴得满脸通红。巴拉舍夫还没有说完最后“波尔塔瓦”这几个字，科兰库尔就谈起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道路怎样难走，回忆起他在彼得堡的情景。

饭后都到拿破仑书房里喝咖啡，四天前这儿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书房。拿破仑坐下来，抚摸着塞弗尔咖啡杯，让巴拉舍夫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

人们有一种尽人皆知的饭后心情，这种心情比任何合理的原因更能使人怡然自得，并且把所有的人都当做朋友。拿破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觉得周围都是崇拜他的人。他相信巴拉舍夫吃过他的饭后也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拿破仑含着愉快的和有点讥讽的微笑对他转过脸来。

“听说这个房间是亚历山大皇帝住过的。真奇怪，是真的吗，将军？”他说，显然不怀疑他的话不能不使对方愉快，因为他的话证明他拿破仑比亚历山大高明。

巴拉舍夫无言以对，默默地低下头来。

“是的，在这间屋里，四天前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开过会议，”拿破仑仍然含着讥讽的、自信的微笑继续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为什么要把我个人的敌人都弄到他身边。这一点……我不理解。难道他没想到我也可以照办吗？”他带着疑问的神情向巴拉舍夫转过脸来，显然，这个回忆又引起他那仍未消去的早晨的怒气。

“就让他知道我怎么办吧，”拿破仑说，他站起来，用手把咖啡杯推开，“我一定把他的亲属、符腾堡的、巴顿的、魏玛的亲属统统从德国赶走……是的，我一定把他们赶走。就让他在俄国为他们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舍夫低下头，他那样子表示，他很想告辞，他在听人家对他说话，只不过不得不听罢了。拿破仑没有看出他的表情；他对巴拉舍夫说话，不像对一个敌国的使臣，而像对一个现在完全忠于他的、而且为故主受辱而欢喜的人说话似的。

“亚历山大皇帝为什么要担任军队的统帅？这有什么用？战争是我的职业，而他的本行是做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为什么他要负起这个责任？”

拿破仑又取出鼻烟壶，默不作声地走了几趟，然后突然出人意外地走到巴拉舍夫跟前，含着一丝笑意，仍然是那么自信、迅速、单纯，仿佛他在做一个不惟重要的，而且使巴拉舍夫愉快的事情，他把手举到这位四十岁的俄国将军的脸上，揪住他的耳朵，轻轻地拉了拉，撇了撇嘴唇微微一笑。

在法国宫廷里，被皇帝揪耳朵被认为是莫大的光荣的恩宠。

“喂，您怎么不说话，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朝臣？”他说，仿佛在他面前只能做他的崇拜者和朝臣，此外做任何别人的崇拜者和朝臣都是可笑的。

“给将军备好了马没有？”他又说，微微颔首以答谢巴拉舍夫的鞠躬。

“把我的那些马给他，他要走很远的路呢……”

巴拉舍夫带回的信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皇帝最后的一封信。所有谈话的详情都向俄国皇帝转达了，于是战争开始了。

八

安德烈公爵在莫斯科和皮埃尔见面后，他对他家里的人说他因事去彼得堡，而实际上他是希望在那儿碰见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他认为必须碰见他。到彼得堡后，他得知库拉金已经不在那儿。皮埃尔事先通知他的内兄说，安德烈公爵在找他。阿纳托利立即从陆军大臣那儿得到委任，于是到摩尔达维亚部队里去了。这时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见到一向对他有好感的老上司库图佐夫将军，库图佐夫将军建议安德烈公爵和他一起去摩尔达维亚部队，老将军已经被任命担任那儿的总司令。安德烈公爵接到在总司令部供职的任命以后，就到土耳其去了。

安德烈公爵认为给库拉金写信要求决斗是不适当的。在没有要求决斗的新的理由情况下，安德烈公爵认为由他首先挑战，是有损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名誉的，因此他寻找机会和库拉金见面，以便找一个决斗的新借口。但是在土耳其军队里他也没有碰见库拉金，他在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就回俄国去了。在一个新国家和新环境里，安德烈公爵心情比较轻松。自从未婚妻变心以后（他越是掩饰这件事对他的影响，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就越强烈），过去他感到幸福的那些生活条件，现在反倒使他痛苦，先前他所极为珍贵的自由和独立，现在使他觉得更难过。他不但不再去想先前那些思绪——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时初次产生的、他喜欢对皮埃尔谈论的、在博古恰罗沃以及后来的瑞士和罗马使他那孤身独处的生活得到充实的那些思绪；而现在甚至害怕回忆那些向他启示无限光明前景的思绪。他现在只关心与过去无关的眼前实际的问题，他越热衷眼前的问题，过去就离他越远。仿佛过去悬在他头上那个无限遥远的苍穹，突然变为低矮、有限、压着他的拱顶，那里面一切都很明了，并没有什么永恒和神秘的东西。

在他所想到的工作中，他觉得在军队里服务最简单也最熟悉。他在库图佐夫司令部值班的时候，他对工作的执著和勤恳，使库图佐夫吃惊。在土耳其没有找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认为没有必要又回到俄国追踪他；不过他知道，不论时间过了多么长久，只要一遇见库拉金，他就不能不向他挑战，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不向食物扑过去一样，虽然他非常鄙视他，虽然他给自己找出千百条理由都使他觉得他不值得降低身份同他发生冲突。但是一想到耻辱未雪，心头之恨未得发泄，他那人为的安宁——也就是他在土耳其给自己安排的劳碌的、多少出于野心和虚荣的活动，就受到干扰。

一八一二年，同拿破仑开仗的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后（库图佐夫在那儿已经住了两个月，日夜和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厮混），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线方面军。库图佐夫对博尔孔斯基以其勤奋来责备他的懒散，早已感到厌烦了，很乐意把他打发走，就让他到巴克雷·德·托利那儿去执行任务。

在未到达驻在德里萨军营的军队之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到童山去一趟，童山离他所走的斯摩棱斯克大路只有三俄里。最近三年来，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变化很大，他思考的很多，感受的很多，见到的很多（他走遍了西方和东方），可是当他到达童山的时候，这儿的一切，连最细小的地方，都依然如故，生活方式也依然如故，不禁使他觉得奇怪和出乎意外。当他驱车驰进林荫道，经过童山住宅的石头大门时，好像进入一座因受魔法而沉睡的古堡似的。这所宅第仍然是那样庄严，那样清洁，那样寂静，仍然是那些家具，那些墙壁，那些音响，那些气味以及那些只不过有点见老的怯怯的面孔。玛丽亚公爵小姐仍然是那样小心谨慎、样子不漂亮、上了岁数的姑娘，她永远在惊悸和痛苦中、在毫无益处和郁郁寡欢中度过最好的年华。布里安小姐仍然是那样尽情享受她的生命的每一瞬息，满怀喜悦，自鸣得意，卖弄风情的姑娘。安德烈公爵觉得，她不过变得更自信罢了。他从瑞士带回来的那个教师德萨尔，虽然穿着一身俄罗斯式的常礼服，操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和仆人说话，但是仍然是一个才力有限、有学识和有德行的学究先生。老公爵在身体上唯一的变化是在一边嘴里缺了一颗牙齿；他仍然是那副老脾气，只不过对外界发生的事容易激怒，更多疑罢了。只有尼古卢什卡长高了，样子变了，面颊红扑扑的，满头乌黑的鬈发，高兴和大笑的时候，他那好看的小嘴上唇不自觉地翘起来，跟故去的小公爵夫人完全一样。只有他不服从这座因受魔法陷入酣睡的古堡里一成不变的法则。虽然表面一切都照旧，但是，自从安德烈公爵离开这儿后，这些人的内部关系变了。家庭的成员分成两个互相视若路人和互相敌视的阵营，现在只不过看在他的面上，才改变了平时的生活方式，大家当着他面聚在一起。老公爵、布里安小姐、建筑师属于一个阵营，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德萨尔、尼古卢什卡以及所有的保姆和乳母。

他在童山期间，家里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吃饭，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局促不安，安德烈公爵觉得他是客人，为了他，大家才有这样的例外，有他在场，大家都很拘束。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就不由得感到这一点，于是沉默了，老公爵看出他的神色不自然，也阴沉着脸子默不作声，一吃完饭就回自己房间去了。晚上，安德烈公爵去见他，极力使他提起精神，给他讲起小伯爵卡缅斯基的远征，可是老公爵出乎意外地和他谈起玛丽亚公爵小姐，责备她迷信，说她不爱布里安小姐，他说，真正忠于他的只有布里安小姐一个人。

老公爵说，如果他得了病，那都怪玛丽亚公爵小姐；她有意折磨他，惹他生气；由于她的溺爱和蠢话，使尼古拉小公爵学坏了。老公爵很清楚，是他折磨自己的女儿，她的生活很苦，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不折磨她，她活该如此。“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一点，而绝口不谈他的妹妹？”老公爵在想，“他是不是觉得我是坏人或者是老糊涂了，无缘无故地疏远自己的女儿而亲近一个法国女人？他不理解，所以要向他解释，要让他好好听一听。”老公爵这样想。于是他开始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容忍女儿的愚蠢的性格。

“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眼睛不望着父亲，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责难父亲），“我本来不愿意说；可是如果您问我的话，那么我就把我对这一切的意见坦白地告诉您。如果说您和玛莎之间有误会和不和的话，那么我无论如何不能怪她，因为我知道她是非常敬爱您的。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暴躁地说，他近来总是容易暴躁，“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如果有误会的话，那么，其根源全在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这个人不配当我妹妹的陪伴。”

老头子起先定睛望着儿子，咧着嘴不自然地微笑，露出安德烈公爵还没有看惯的牙齿中间的新豁口。

“什么陪伴？亲爱的？嗯？你们已经谈过了！嗯？”

“爸爸，我不愿做一个审判官，”安德烈公爵说，声调恼怒而且生硬，“但是，是您先向我挑战，我说过，而且还要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错，而有过错的是那些……都是那个法国女人的过错……”

“唔，判罪啦……判我的罪啦！”老人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窘，但是，接着他忽然跳起来，大叫道：“给我滚，给我滚！连你的影子也别让我看见！……”

安德烈公爵想立即离开家，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劝他再留一天。这一天安德烈公爵没有和父亲见面，老头子没出来，除了布里安小姐和吉洪，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门，他问了好几次，他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到他儿子的房间。那个健壮的、像母亲一样生着鬈发的小孩坐在他的膝盖上。安德烈公爵给他讲蓝胡子的故事，可是没有讲完，他沉思起来。他想的不是这个抱在膝头上的好看的小儿子，他是在想自己。他怀着恐惧的内心寻找而没有找到那因惹父亲生气而后悔的心情，也没有找到因和他生平第一次吵嘴的父亲离别而惋惜的心情。最主要的，他对儿子表示亲热，把他抱在膝头，希望唤起内心对他的柔情，但他觉得，他怎么也找不到往日对儿子的柔情了。

“讲呀。”儿子说。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他，把他从膝上抱下来，走出房去。

安德烈公爵只要一丢开他日常的工作，特别是一回到他曾经幸福地生活过的那个往日的环境，愁闷就像先前那样强烈地袭击他，于是他就赶快避开那些回忆，找点事情做做。

“你非走不可吗，安德烈？”妹妹对他说。

“谢谢上帝，我可以走开了，”安德烈公爵说，“我很可惜你走不了。”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现在你去参加可怕的战争，他又这么衰老，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布里安小姐说，他老问你呢……”她刚一开口说这话，她的嘴唇就发颤了，眼泪簌簌地落下来。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开始在室内来回踱步。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你会想不到，一件东西和一个什么人，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使人招致不幸！”他说，他那愤怒的口气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吃惊。

她了解，他所谓微不足道的人，指的不仅是使他不幸的布里安小姐，而且是指那个毁掉他的幸福的人。

“安德烈，我只求你一件事，我恳求你，”她说，碰了碰他的臂肘，用饱含泪水的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我了解你（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眼睛）。不要以为不幸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她向安德烈公爵的头顶上方略高的地方注视了一下，她那眼光带着在看圣像时所习惯了的信赖神情，“不幸是上帝赐给的，不是人造成的。人是他的工具，他们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觉得谁得罪了你，那么你就忘掉吧，宽恕吧。我们没有权利去惩罚。你会了解宽恕的幸福的。”

“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会那样做，玛丽亚，那是女人的品德。但是男人不应该忘记和宽恕。”他说，虽然此刻他没想到库拉金，可是没有发泄的怒火突然在心中燃烧起来。“如果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劝我宽恕，那就是说，我早就应该惩罚了。”他想。他不再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这时他开始想他在遇见库拉金时（他知道库拉金目前在军队里）那痛快的、复仇的时刻。

玛丽亚公爵小姐恳求哥哥多留一天，她说，如果安德烈没有和父亲和解就离开，那会使父亲伤心的；可是安德烈公爵回答说，大概他不久就从军队回来，他一定给父亲写信，现在在家住得越久，关系也就会更加恶化。

“再见，安德烈！记着，不幸都是来自上帝，人们是永远无辜的。”这是他向妹妹告别时听到妹妹最后的几句话。

“是啊，事情也只得这样！”安德烈公爵驱车走出童山住宅的林荫道时，想道，“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只好受昏聩的老头子的折磨吧。老头子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改不了。我的孩子在成长，享受生之欢乐，他将来在生活中也和每个人一样，不是被骗就是骗人。我到军队里去，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碰到那个我所鄙视的人，给他一个打死我和嘲笑我的机会！”生活条件依旧不变，但过去它们是和谐一致的，而如今一切都破碎了。一些没有联系的、毫无意义的现象，一个跟着一个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出现。

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来到总司令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在德里萨设了防御工事；第二军在撤退，日夜兼程与第一军会师，据说，它和第一军被数量巨大的法军切断了。人人都不满意俄国军队的军事情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有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谁也没估计到战争会远远超过西部波兰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他受命到其部下任职的巴克雷·德·托利。因为营盘附近没有大的村镇，大批的将军和随军的宫廷大臣都安顿在河两岸方圆十俄里的村子里最好的宅院里。巴克雷·德·托利住在离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板着面孔很客气地接待博尔孔斯基，他操着德语的口音说，他将奏明皇上再确定他的职务，暂时请他留在他的司令部。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军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不在这儿，这个消息使博尔孔斯基很愉快。目前安德烈公爵最关心的是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他很高兴能有一段时间不再为库拉金的问题而分心。在头四天，没有派安德烈公爵什么任务，他骑着马巡视每一个设防的营地，他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同知情人的谈话，尽可能对每个营地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每个营地的防御工事是否有利，对于安德烈公爵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他已经得出一个信念，在战争中，最深思熟虑的周密计划并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见到的），问题全在于如何处理突然的、预见不到的敌人的行动，还在于如何和由谁来指挥整个战役。为了弄清楚后面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他的地位和熟人，极力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以及参加指挥人员和派别的情况，于是他对形势得出如下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纳的时候，军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雷·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统率，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统率。皇帝驻在第一军，但并不是以总司令的名义。据通令声称，皇帝不指挥军队，皇帝只是驻在军队。此外，也没有御前总指挥参谋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辕参谋部。跟随他的是皇帝行辕参谋长——掌管军需的将军博尔孔斯基公爵，还有其他几名将军和侍从武官、外交官以及一大批外国人，但这不是军队的参谋部。此外，在皇帝跟前没有职务的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前陆军大臣，贝尼格森伯爵——级别是大将，皇太子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鲁缅采夫——首相，施泰因——前普鲁士大臣，阿姆菲尔德——瑞典将军，普弗尔——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侍从武官长保罗西——撒丁亡命者，沃尔佐根以及其他许多人。虽然这些人没有军职，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往往一个军团长或者甚至总司令不知道贝尼格森、或者大公、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博尔孔斯基是以什么身份向他们问话或者给予某种忠告，也不知道那种以忠告的形式提出的指示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出自皇帝，也不知道是否应当执行。但这不过是表面的情况，皇帝和所有这些人在场的实质意义，从宫廷侍臣的观点看（皇帝在场，所有的人都成为宫廷侍臣），是人人都明白的。那意义就是：皇帝没有担任总司令的名义，但是他号令全军；他左右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人和监督，是皇帝的侍卫；贝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他好像尽地主之谊接待皇帝，而实际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能够出谋划策，而且可以随时代替巴克雷。大公在那儿是因为他乐意待在那儿。施泰因在那儿是因为他也能献计，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人品有很高的评价。阿姆菲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而且是一位极为自信的将军，相信他经常能影响亚历山大。保罗西在那儿是因为他敢于说话而且果断。侍从武官长在那儿是因为他们到处总是跟随着皇帝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普弗尔在那儿是因为他拟定了反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因此他在掌管全部的军事。和普弗尔一道的有一个沃尔佐根，他比普弗尔本人能用更明了易懂的方式表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个尖刻的、自信到目空一切的、书本上的理论家。

除了上述那些俄国人和外国人外（特别是外国人，他们都具有在异国活动的人们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提出新的惊人的想法），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随军是因为那儿有他们的老上司。

从这个庞大、忙碌、辉煌、骄傲的集团里所有的意见和议论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出比较明显的划分为以下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是普弗尔及其追随者，一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有一门军事科学，这种科学有其不变的法则，如运动战、迂回战等等法则。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退到腹地，按照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法则，对这种理论的任何偏离，都只能被视为野蛮、不学无术或者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常有的情形，有一种极端的代表就会有另一种极端的代表。这派人在维尔纳的时候就要求攻入波兰，要求不受任何预定计划的约束。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以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中变得更偏激了。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刚提高声望的叶尔莫洛夫和别的人。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叶尔莫洛夫的笑话，说他曾经请求皇上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派人缅怀苏沃洛夫，他们说不应当老在考虑，在地图上插针，而应当战斗，打击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挫折士气。

最得皇上信任的第三派，是那些调和于两派之间的宫廷侍臣们。这一派大多数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就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所说，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一定信念而又装作有信念的普通人所说所想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叫他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作战，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是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要完全信任他们，要听一听普弗尔的反对派的意见，还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战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将这一切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方案保住德里萨营地，但要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路线。虽然这样的改变达不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却觉得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最著名的代表是大公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最难忘怀的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体验的失望，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好像去阅兵似的骑着马走在近卫军前头，实指望干净利落地打垮法军，但出乎意外地陷入第一线，好费劲才从乱军中逃了出来。这一派在发表意见时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怕拿破仑，领教过他的力量，也认识自己的弱点，他们直率地说出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我们放弃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我们还要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没有被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界上层很普遍，在彼得堡和内阁也得到支持，内阁首相鲁缅采夫为了别的政治原因也赞成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忠实信徒，他们与其说把巴克莱看做一个人，不如说把他看做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吧（他们总是这样开始说），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精明强干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打仗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会叫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就像他在芬兰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说，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精力充沛，未遭受任何损失就撤到德里萨，那完全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莱，那一切都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看出他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了。”这一派说。

第六派——贝尼格森派却恰恰相反，这一派说，不管怎么说，再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还是要请教他。这一派证明说，我们退到德里萨，是最可耻的失败，是接二连三的错误。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可以快点使大家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本人曾给过他公允的评价，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独一个。”

属于第七派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物——不论哪个皇帝身边总围着一些人，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就尤其多了；他们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热情地忠于皇上，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那样，不是把他当做皇帝，而是作为一个人，衷心地、无私地崇拜他，他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出一切美德，而且看出人类所有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钦佩皇帝拒绝统率军队的谦虚态度，但是不同意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只希望而且坚持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君主放弃对自己过分不信任的态度，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率，下面成立一个总指挥大本营，亲自指挥军队，必要时可以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咨询，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鼓舞军心。

第八派人数最多，其数量之大与其他各派相比，相当九十九对一。这一派既不赞成和平，也不赞成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和在任何地方设防，既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他们只谋求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和欢乐。在皇帝的行辕里，满布着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阴谋诡计，在这一潭浑水里，可以捞到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人只是怕失掉既得的有利地位，于是今日同意普弗尔，明天又同意反对普弗尔的人，后天又宣称他对某个问题毫无意见，为的是只要能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就行。还有人为了捞取好处，让皇帝注意自己，于是大喊大叫，拥护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一件事，在会议上争论和喊叫，捶胸顿足，向不同意的人要求决斗，表示他准备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还有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的中间，当反对派不在场的时候，直截了当地乞求给他一次津贴，以报答他的忠实服务，他知道这时不会有人拒绝他。第四种人千方百计地让皇帝看见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一偿久已梦寐以求的宿愿——陪皇帝吃饭，拼命地证明某种刚出现的意见的正确或错误，举出或多或少有点正确和力量的论据。

这一派人人都在追求卢布、勋章和官爵，为此他们紧盯着皇恩风向标，一见风向标指向某一方向，就一窝蜂地向那个方向刮风，这样就使得皇帝更难于把风向标扭到别的方向。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在这使得一切都处在特别惊恐不安的严重危险的威胁下，在这阴谋、虚荣、冲突、各种观点和感情的漩涡中，加上这些人的种族不同，这人数最多的、专谋私利的第八派，给共同的事业增添了极大的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一窝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又飞向那个新问题，用他们的嗡嗡之声压倒和湮没那些真诚的辩论声音。

正当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的时候，在这八派之中，又形成一派，第九派，这一派开始提高自己的声音。这一派是一些年事已高、通情达理、有政治经验和干练的人，他们不赞同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中任何一种，对大本营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设法摆脱目前这种方向不明、意志不坚、混乱一团和软弱无力的境况。

这一派人都在说也在想，一切坏事主要都来自在军队里驻进皇帝及其军事人员；各种关系的不明确，互相牵制，左右摇摆，都带到军队里了，这在宫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则有害；皇帝应当治理国家，不应当统率军队；摆脱这种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军队；单是皇帝在场，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瘫痪；一个最坏的、然而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一个最好的、然而因受皇帝在场及其权威的影响而束手束脚的总司令要好得多。

当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内阁大臣希什科夫——上述那派主要代表之一，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同意在信上签名。他利用皇帝准许他议论大局之便，借口皇帝必须鼓舞首都人民的战斗精神，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亲自鼓舞民众和号召民众保卫祖国（而这要看皇帝是否亲临莫斯科）——这正是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皇帝离开军队找个借口，提出的这个建议，被皇帝接受了。

十

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帝的时候，一天在吃饭时，巴克雷转告博尔孔斯基说，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询有关土耳其的情况，当天下午六时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的寓所。

这一天皇帝行辕接到一件可能危及我军的拿破仑的新的行动的消息，后来证明这个消息不确。这天早晨，米绍上校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说，普弗尔所构筑的这个防御阵地，被认为是空前的战术杰作，它可以致拿破仑于死地，其实，这个阵地毫无意义，是俄国军队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将军的寓所。寓所坐落在河岸上的地主的大住宅。贝尼格森和皇帝都没有在那儿；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切尔内绍夫接待博尔孔斯基，对他说，皇帝带领贝尼格森和保罗西今天第二次视察德里萨阵地工事，对阵地工事是否适用开始引起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在一进门的房间里，坐在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从前大概是个大厅；屋里还有一架风琴，风琴上堆着一些地毯，墙角放着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就坐在那儿。他显然被宴会或者事务弄得精疲力尽，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瞌睡。厅里有两道门：一道门通原先的客厅，右首的门通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用德语，有时用法语的谈话声。在那原先的客厅里，遵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一次非军事的会议（皇帝喜欢含含糊糊），出席会议的，只是一些由于目前的困境皇帝想知道他们的意见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好像是为皇帝个人阐明某些问题而召开的特邀会议。被邀请出席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武官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就是拿破仑称之为法国逃亡者的那个人，米绍，托尔[20]，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是普弗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一切事情的主脑。因为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普弗尔才来，向客厅走过去的时候，曾停下来和切尔内绍夫谈了一会儿，所以安德烈公爵趁机细细打量了他一番。

普弗尔穿一件剪裁很差的俄罗斯式的将军服，他像化装游行的人似的，把一件不合身的衣裳裹在身上，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面熟，其实他从未见过他。在他身上具有魏罗特尔、马克、施米特以及其他许多安德烈公爵在一八○五年见过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所具有的特点；但是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更典型。像这么一位集上述那些德国人的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

普弗尔个子不高，很瘦，但是骨架大，体格粗壮，臀部宽阔，肩胛骨有棱有角。他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他额前鬓角的头发虽然匆忙地梳过，可是脑后的头发一撮撮的翘起，显得很可笑。他走进房间，心神不安地忿忿地东张西望，好像他对他走进去的那间房里的一切，都觉得可怕似的。他笨手笨脚地扶着佩刀，和切尔内绍夫说话，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儿。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房间，结束行礼和问候，在地图前面坐下来着手工作，他才觉得舒服。他听了切尔内绍夫说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亲自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构筑的工事，他匆匆地点点头，带着讽刺的意味笑笑。他自言自语嘟囔了一句，那声音就像所有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低沉而且急促。他好像在说：愚蠢[21]……或者：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2]……或者：哼，有好戏看啦。[23]安德烈公爵听不清他说话，想走过去，可是切尔内绍夫把他介绍给普弗尔，并且说，安德烈公爵从土耳其刚回来，那儿的战事幸运地结束了。普弗尔向安德烈公爵瞟了一眼，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只是目光扫过他看别处，然后大笑说：“对啦，那一仗准是战术运用得正确。[24]”他轻蔑地笑笑，就向那传出说话声的房间走去了。

普弗尔本来容易发脾气挖苦人，现在竟有人背着他视察他的阵地而且妄加指责，显然惹得他格外恼火。安德烈公爵从这次和普弗尔短暂的会见，再靠他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回忆，给这位将军勾画出一幅鲜明的画像。普弗尔是那些自信到不可救药、一成不变、宁愿殉道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这种人只能是德国人，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也就是根据臆想的完美无缺的真理的知识，才有这样的自信。法国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本人不论在智力还是在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力量。英国人很自信，其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再者，一个英国人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总是激昂慷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德国人那种自信比哪一种都坏，比哪一种都顽固，比哪一种都可厌，因为德国人想象他知道真理，科学，其实那真理是他杜撰的，然而他认为那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他的科学——他从腓特烈大帝战争史得出的迂回运动论，他所看到的现代战争史中的种种事例，他觉得那些都是毫无意义、野蛮、杂乱无章的冲突，作战的双方都犯了无数的错误，以致那些战争都不能称之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结束战斗的那场战争的计划拟定人之一；但是他从那场战争的结局中一点也没看出他的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没有照他的理论去做，是失败的唯一原因。他以其特有的幸灾乐祸的讽刺口吻说：“我早就说过，整个事情都要完蛋。[25]”普弗尔属于那种理论家，他们太爱自己的理论，甚至忘了理论的目的是在实际中应用；他们由于爱理论而憎恨一切实际，连知道都不愿知道它。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际背离了理论，才招致失败，这对于他只能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切尔内绍夫说了几句有关当前战争的话，当时他那神情仿佛说，我早就知道一切都要弄糟的，他甚至对这有点得意。他那脑后未曾梳理的一撮撮翘起的头发和匆匆梳过的鬓角都说明了这点。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立刻从那儿传出他那低沉而愤慨的声音。

十一

安德烈公爵还未来得及用目光把普弗尔送走，贝尼格森就匆匆地走进来，向博尔孔斯基点点头，脚不停步地给他的副官一些指示，就进书房去了。皇帝还在后面，贝尼格森赶到前面来准备迎接皇帝。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廊台阶上。面带倦容的皇帝下了马。保罗西侯爵对皇帝讲着什么。皇帝向左侧低着头，听保罗西非常热烈地絮叨，看来皇帝想结束谈话，开始向前走，但是那个满脸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竟然忘记礼节，跟在他后面继续说：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罗西说，这时皇帝已经走上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打量了一下他所不熟识的面孔。

“陛下，”保罗西仿佛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好去：一个是疯人院，一个是绞刑架。”皇帝没听完，也许根本没有听那个意大利人的话，认出博尔孔斯基，就和蔼地对他说：

“很高兴看见你，去参加他们的会吧，在那儿等等我。”皇帝走进书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施泰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把门带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罗西一起走进正在那儿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的参谋长的职务。他带着一卷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转达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诸位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情况是，夜里接到一个消息（后来证实不确），说法军要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首先发言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一个完全新的、毫无道理的（只不过表示他也能提出一个意见）方案——在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路旁侧构筑阵地，他认为应当在那儿集结军队等待敌人，这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显然，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好了，他现在陈述它，与其说目的是为了对提案予以解答（实际并未解答），不如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中的一个，这些建议如同其他的建议都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如果不顾及战争具有怎样的具体特点的话。有些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些人赞成。年轻的上校托尔比别人都热烈地反对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的当儿，他从衣兜里掏出写满字迹的笔记本，请求让他念一遍。托尔从长篇大论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罗西在反驳托尔时，提出一个向前挺进和进攻的计划，照他说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无所适从的状态和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样称呼德里萨阵地）。在这些争论进行的时候，普弗尔和他的译员沃尔佐根（他是普弗尔和宫廷关系的桥梁）一言不发。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哼哧鼻子，把脸扭过去，表示他绝对不屑于反驳他现在听到的废话。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孔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仅仅说：

“何必问我？阿姆菲尔德将军已经提出一个后方暴露的绝妙的阵地。或者进攻，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意见，很好嘛！[26]或者退却。也很好[27]。何必问我？”他说，“你们对一切不是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吗？”可是沃尔孔斯基皱紧眉头说，他是代表皇帝问他的，于是普弗尔站起来，忽然兴致勃勃，开始说：

“一切都破坏了，一切都弄乱了，人人都想表示他比我高强，可是现在又来求我。怎么补救呢，没有什么要补救的。要丝毫不差地按照我规定的原则去做，”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困难在哪儿？胡说，小孩子的玩意儿[28]。”他走到地图前面，用枯槁的指头点着地图，开始急速地讲起来，他证明任何意外的情况都不能改变德里萨阵地的适当性，一切都预见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要迂回，那么它就一定被消灭。

保罗西不懂德语，用法语向他提问。沃尔佐根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他的长官，为他做翻译，他几乎追不上普弗尔的话，普弗尔急速地证明说，一切的一切，不惟已经发生的，就连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见到了，如果现在有困难的话，那全部的过错都在于没有分毫不差地执行他的计划。他不断露出讥讽的冷笑，反复地证明，最后，轻蔑地停止了证明，正像一个数学家停止用各种方法验算一道已经证明正确无误的算题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代他说明他的思想，不时地对普弗尔说：“对不对，大人？[29]”普弗尔有如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家人来了，愤怒地呵斥沃尔佐根，说：“那当然啰，还用得着解释吗？[30]”保罗西和米绍齐声用法语向沃尔佐根进攻。阿姆菲尔德用德语对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孔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的人里面，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就是那个愤怒、坚决、固执己见的普弗尔。在所有在座的中间，显然只有他不为个人着想，不敌视任何人，一心只想实践那按照他多年辛苦研究出来的理论所拟定的计划。他是可笑的，他的冷嘲热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理想的无限忠诚，却令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在所有人的发言里面，有一种一八○五年的军事会议中所没有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在每个反驳中虽然掩饰而仍然流露出对拿破仑的天才的恐惧和惊惶失措。他们都设想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于他防不胜防，都用他的可怕的名字互相推翻彼此的设想。似乎只有普弗尔一个人认为拿破仑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但是，除了尊敬的感情以外，普弗尔还使安德烈公爵觉得可怜。从宫廷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来看，从保罗西胆敢对皇帝说出那些话来看，主要的，从普弗尔本人有点失望的表情来看，很显然，别人都知道，连他本人也感觉到，他倒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虽然他很自信，具有德国人那种嬉笑怒骂的性格，他连同他那梳光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撮撮头发，都使人觉得可怜。他表面虽然愤怒和蔑视，其实他已经绝望了，因为用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现在从他的手中失掉了。

讨论继续了很久，他们越是讨论得久，争论就越激烈，甚至大喊大叫，互相毁谤，因而也就更不能从所有的发言中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了各种语言的说话声以及这么多的设想、计划、辩驳和叫喊，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只有不胜惊讶而已。自他从事军事活动以来，很早而且常常就有一个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所谓军事天才，现在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了。“如果一场战争的条件和环境没弄清楚也不可能弄清楚，参加战斗的兵力也无从弄得明确，那怎么谈得上关于那场战争的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敌我两方明天会是怎样的处境，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部队的力量如何。有时候，不是胆小鬼在前面喊：‘我们被切断了！’——于是就开始溃逃了，就是一个快活的、大胆的小伙子在前面喊：‘乌拉！’——一个五千人的部队就抵得上三万人，申格拉本战役就是这样的；有时五万人就会在八千人面前逃跑，例如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这种军事行动中一如其他一切实践中一样，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因为什么情况都无法明确，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那些条件起作用的时间，又在谁也料想不到的顷刻之间。阿姆菲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而保罗西则说，法军陷入我军夹击之中；米绍说，德里萨工事之无用，乃至于它是背河布阵，而普弗尔则说，这正是阵地的威力所在。托尔提出一个计划，而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都好，也都不好，任何建议的好坏只有在事件过程完成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那么为什么人人都在谈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够及时下令送面包干，指挥哪个向左，哪个向右就算天才吗？只不过因为有些军人被授予荣誉和权势，而一群蝇营狗苟的坏胚子趋炎附势，把本来并不具有的天才品质赋予权势，于是人们便称他们为天才。其实正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都是一些愚人，或者是一些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是最好的，连拿破仑也承认。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记得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那副自鸣得意的蠢相。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某些特殊的品质，而且相反，他需要缺少那些最高尚、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仁爱、诗人气质、温情、从哲学探究问题的怀疑精神。他必须目光短浅，坚信他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千万别成为那种人——今天爱惜什么人，明天又怜惜什么人，老掂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言而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为他们编造一套天才的理论。其实，军事功勋获得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队伍中喊‘我们完了！’或者喊‘乌拉！’的人。只有在这些队伍里服务，你才能怀着自己有用的信心。”

安德烈公爵一面听着议论，一面这样思考着，直到保罗西叫他，他才醒悟过来，这时大家都离开座位要走了。

第二天阅兵的时候，皇帝问安德烈公爵想在哪儿服务，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请求到军队服务，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置身于宫廷的机会。

十二

罗斯托夫在开战前接到父母一封信，信中简短地告知他关于娜塔莎的病情以及跟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的事（他们说是娜塔莎主动回绝的），他们又要求他退伍回家。尼古拉接到信后，并不打算请假或者退伍，他给父母回信说，他很惋惜娜塔莎生病和解除婚约，他一定尽一切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尼娅单另写了一封信。

“我心灵中钟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回到你的身边。可是现在，在开战之前，假如我把个人的幸福放在对祖国的爱和责任之上，那么，不仅在全体同事面前，而且对我自己说来，也是不光彩的。然而这是最后一次离别了。你可以相信，战争一旦结束，假如那时我还活着，你也还爱我，我要抛开一切，立即飞到你的身边，把你永远拥抱在我火热的胸怀里。”

确实，只因要打仗，才使得罗斯托夫不能按照他的许诺回去和索尼娅结婚。奥特拉德诺耶秋天的狩猎，冬天的圣诞节，以及索尼娅的爱情，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幽静的乡村生活图景，那种欢乐而宁静的生活是他先前不知道而现在吸引着他的。“一个贤淑的妻子，几个孩子，一群好猎狗，十来套凶猛的狼狗，农事，邻人，被选举出来为地方服务！”他想。但现在是战争，要留在团队里，既然非如此不可，那么，尼古拉·罗斯托夫按其性格对团队生活也是满意的，他在这种生活中也能找到乐趣。

尼古拉假满回来，受到同伙的热烈欢迎，他被派去置办马匹，从乌克兰买到一些出色的马，这使他很高兴，而且也博得长官的赞赏。在他外出时，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当团队按战时编制扩大名额时，他又回到原先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团队向波兰推进，发了双饷，来了新的军官、新的士兵和新的马匹；主要的，普遍有一种随开战而来的激昂而欢快的心情；罗斯托夫意识到他在团队里有利的地位，完全浸沉在军队生活的乐趣中，虽然他知道早晚要丢掉这种生活。

由于国家的、政治的和战略的种种复杂的理由，军队从维尔纳撤退了。每后退一步，总司令部里就表演一番各种利害、主张和感情的冲突。可是对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说来，在夏季最好的时节，带着充足的给养撤退，是最简单、最快乐的事情。泄气、不安和阴谋，只有在司令部里才有，而在一般官兵中间，没有人会问去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去。如果有人为撤退而惋惜，那不过是因为不得不离开已经住惯的营房和漂亮的波兰姑娘罢了。如果有谁偶尔觉得情况不妙，那么他也像一个模范军人应有的样子，强作快活，不去想整个局势，只顾眼前的事情。当初在维尔纳附近驻扎，和波兰地主们交朋友，期待并且受到皇帝和别的高级司令官的检阅，那时过得多么快活。后来命令撤退到斯文齐亚内，把不能带走的给养销毁。斯文齐亚内值得骠骑兵记忆的，不过是因为那是一个“醉营”——这是全军送给斯文齐亚内营盘的外号，此外还因为在斯文齐亚内军队受到很多控告，说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除了征粮之外，还夺走了波兰地主的马匹、车辆和地毯。罗斯托夫记得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到达这个村镇的第一天，就把司务长撤了职，还因他对付不了全体骑兵连的醉鬼，他们瞒着他盗用了五桶陈年啤酒。从斯文齐亚内越撤越远，撤到德里萨，然后又从德里萨往后撤，快撤到俄国的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第一次打了一大仗。

七月十二日夜，打仗的前夕，下了一场带冰雹的暴风雨。一八一二年的夏天，可以说是以暴风雨著称的夏天。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连，在已经抽穗但被马完全踩倒了的黑麦地里露宿。下着瓢泼大雨，罗斯托夫和一个被他保护的青年军官伊林坐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他们团里一个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路上遇见雨，走进罗斯托夫的棚子。

“我刚从司令部回来，伯爵。您可听说拉耶夫斯基立了大功吗？”于是这个军官把他在司令部听来的萨尔塔诺夫战役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

罗斯托夫缩着脖子（雨水流进他的领口），吸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听着，不时地瞧瞧那个偎依着他的青年军官伊林。这个小军官是一个新来团队的十六岁的孩子，他现在和尼古拉的关系，正像七年前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的关系。伊林在一切方面都努力学罗斯托夫，像一个女人似的爱上了他。

留两撇胡子的军官——兹德尔任斯基，讲得眉飞色舞，他说萨尔塔诺夫水坝一战，是俄国的忒摩比利[31]，拉耶夫斯基的事迹可与古代英雄媲美。兹德尔任斯基讲拉耶夫斯基冒着可怕的炮火，带着两个儿子冲上水坝，父子并肩战斗。罗斯托夫听着这个故事，一言不发，他对兹德尔任斯基的兴高采烈不仅不表同情，而且相反，却露出羞于听他讲述的样子，虽然无意反驳他。在奥斯特利茨和一八○七年战役之后，罗斯托夫凭他个人的经验得知，人们在讲述战绩的时候，常常说谎，他自己就扯过谎；其次，他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在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全然不像我们想象和讲述的那样。所以他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的故事，也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本人，这个满脸胡子的人有个习惯，老是俯身凑近听他说话的人的脸，在狭窄的棚子里紧挨着罗斯托夫。罗斯托夫默默地望着他。“第一，在那个要冲上去的水坝上一定非常混乱和拥挤，假如拉耶夫斯基真的带领儿子上去，那么，这并起不了什么作用，至多对他周围十来个人发生一些影响，”罗斯托夫心里想道，“其余的人不可能看见拉耶夫斯基是怎样以及同谁冲上水坝的。而且，就是那些看见这个情景的人，也不会大为感动，因为在那性命交关的时刻，谁还顾得上关心拉耶夫斯基的骨肉之情？其次，萨尔塔诺夫水坝能否拿下，并不是祖国存亡的关键，不能和忒摩比利隘口战役相比。这么看来，何必做出这样的牺牲？又何必让儿子也来参加战斗？要是我的话，不用说不会把弟弟彼佳带到那儿，就连伊林——他虽然不是我的亲人，但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也要被安置到安全的地方。”罗斯托夫一面听兹德尔任斯基说话，一面想。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在这上头也是有经验的。他知道这类故事可以为我军增光，所以要装做不怀疑的样子。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我可受不了啦，”伊林看见罗斯托夫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的谈话，就说，“袜子，衬衫都湿透了。我去找个避雨的地方。雨似乎下得小了。”伊林走出去，兹德尔任斯基也跟着走了。

五分钟后，伊林踏着泥泞跑回棚子来。

“乌拉！罗斯托夫，快走。找到了！离这儿二百来步有一家小酒馆，咱们的人都聚在那儿。那儿总可以烘干衣裳，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也在那儿。”

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是团队医生的妻子，是医生在波兰娶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德国女人。这个医生不是由于没有财产，就是由于初婚不愿离开年轻的妻子，就带着她随军东奔西走，在骠骑军官中间，医生的醋意成为经常说笑的话题。

罗斯托夫披上斗篷，叫拉夫鲁什卡拿着东西，同伊林一起走了，他们冒着小雨，时而在泥里滑行，时而踏着水，远方的闪电不时地照亮了黑夜。

“罗斯托夫，你在哪儿？”

“在这儿。好大的闪电！”他们彼此交谈着。

十三

小酒馆门前停着医生的篷车，酒馆里已经聚了五六个军官。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一个胖胖的淡黄头发的德国女人，身穿短上衣，头戴睡帽，在一进门角落里一张宽凳上坐着。她的医生丈夫在她后面睡觉。罗斯托夫和伊林迎着一阵欢快的惊叫声和大笑声走进酒馆。

“嗬！你们这儿好快活。”罗斯托夫笑着说。

“您怎么错过了大好机会？”

“好家伙！瞧这一对落汤鸡！不要弄湿了我们的客厅。”

“不要弄脏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衣裳。”几个声音一齐说。

罗斯托夫和伊林赶快找一个不致使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感到难堪的角落换湿衣裳。他们走到隔扇后面；但这间小贮藏室挤得满满当当的，一个空箱子上点着一支蜡烛，三个军官坐在那儿打牌，他们怎么也不愿让出地方来。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拿出一条裙子当帷幔，罗斯托夫和伊林就在帷幔后面，在带来背包的拉夫鲁什卡的帮助下，换上干衣服。

在一只破炉子里生了火。有人找来一块木板搭在两个马鞍上，铺上马被，弄来一个茶炊、食品箱和半瓶罗姆酒，请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作主人，大家围着她坐下。有人递给她干净的手绢，请她擦擦那纤丽的小手，有人把短上衣铺在她的小脚上防潮，有人把斗篷挂在窗户上挡风，有人赶走她丈夫脸上的苍蝇，免得闹醒他。

“别管他，”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露出怯怯的、幸福的微笑，说，“他一夜没睡，总是睡得这么香甜。”

“不行，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那个军官回答，“要巴结巴结大夫。将来他替我截胳膊锯断腿时，也许对我发发慈悲。”

只有三只茶杯；水脏得简直看不出茶的浓淡，茶炊里只有六杯水，但这样更令人高兴：按照年龄的大小依次从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不太干净的短指甲的小胖手里接过茶杯。看来，这天晚上所有的军官的确都爱上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甚至隔壁三个玩牌的军官也服从向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献殷勤这个普遍的情绪，很快丢下牌过到茶炊这边来了。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看见自己周围这群漂亮而且彬彬有礼的青年，高兴得容光焕发，尽管她努力不露出来，尽管她显然害怕在她身后睡觉的丈夫在睡梦中每一动弹。

茶匙只有一把，糖却很多，搅不过来，因此决定她轮流给每个人搅和。罗斯托夫接到自己的杯子，掺进一点罗姆酒，请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搅和。

“可是你并没放糖啊？”她总是微笑着说，仿佛不管她说什么，也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很可笑，而且别有用意似的。

“我不要糖，只要您亲自用手搅一搅就行了。”

玛丽亚·亨里霍夫娜同意了，她找茶匙，但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您用手指头搅吧，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罗斯托夫说，“那样更好。”

“烫！”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高兴得红了脸，说。

伊林提来一桶水，把罗姆酒往水桶里滴了几滴，他走到玛丽亚·亨里霍夫娜面前，请她用指头搅搅。

“这是我的杯子，”他说，“您只要把指头伸进去一下，我就把水喝光。”

茶炊喝干后，罗斯托夫拿出一副牌，建议和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一块玩“国王”。抓阄来决定谁和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搭档。同意照罗斯托夫的规定：谁做了“国王”，谁就有权吻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手，谁当了“坏蛋”，谁就得在医生醒来时，给他烧好茶炊。

“要是玛丽亚·亨里霍夫娜当了‘国王’呢？”伊林问。

“她本来就是女王！她的命令就是法律。”

牌戏刚开始，医生的乱蓬蓬的头忽然从玛丽亚·亨里霍夫娜身后抬了起来。他早就醒来了，谛听人们在说什么，他显然觉得人们所说所做的一切毫无可乐、可笑和好玩的地方。他的面孔又郁闷又颓丧。他不同军官们打招呼，搔了搔头，请挡着路的人让他过去。他刚一出去，全体军官就哄然大笑，玛丽亚·亨里霍夫娜脸红得泪水都涌了出来，这么一来，她在军官们眼中显得更可爱了。医生从外面回来，对妻子（她已经收起幸福的微笑，惶恐地看着他，等待着判决）说，雨已经停了，要挪到篷车里过夜，不然东西要给人偷光了。

“我派一个勤务兵看着……派两个！”罗斯托夫说，“行了，大夫。”

“我亲自去站岗！”伊林说。

“不，诸位，你们都睡过了，我有两夜没合眼了。”医生说，他闷闷不乐地在妻子身旁坐下，等待牌局终了。

医生阴沉着脸子，斜视着他的老婆，军官们瞧着他那样子更乐了，很多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赶快为他们的笑找一个无伤大雅的借口。当医生领走老婆，和她一起进了篷车后，军官们在小酒馆里也躺下了，盖上潮湿的大衣；但是大家好久不能入睡，时而谈论刚才医生惶惶不安的样子和他妻子的兴高采烈，时而跑到外面，回来报告篷车里有什么动静。罗斯托夫好几次蒙上头想睡；但是又有什么议论吸引了他，又开始谈起来，又响起一阵无缘无故的、快活的、天真的笑声。

十四

两点多钟了，还没有人入睡，这时司务长进来传达进驻奥斯特罗夫纳的命令。

军官们仍然有说有笑，急忙准备出发；又烧了一茶炊泥水。可是罗斯托夫没等喝茶，就到骑兵连去了。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乌云在散开。又湿又冷，特别是穿着没有干透的衣裳更觉得又湿又冷。罗斯托夫和伊林两人走出小酒馆，在晨光熹微中端详了一下被雨淋得发亮的医务车的皮篷，车帷下面露出医生的两只脚，在车中间的坐垫上，可以看见他妻子的睡帽，听见她熟睡的呼吸声。

“真的，她太可爱啦！”罗斯托夫对和他一起出来的伊林说。

“多么迷人的女人！”十六岁的伊林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半小时后，骑兵连在大路上排好了队。传出了“上马！”的口令，士兵们画了十字，开始上马。罗斯托夫在前面骑着马，发出：“开步走！”的口令，——于是，骠骑兵四人一排，沿着两边长着白桦树的大道，跟着步兵和炮兵出发了，只听见马蹄踩在泥泞的路上的噗哧声，佩刀的锵锵声和压低的说话声。

在那泛红的东方，青紫色的乌云碎片很快被风吹散。天渐渐亮了。乡村道路上总是生长着的卷曲小草，受到夜雨的湿润，更鲜亮了；低垂的白桦枝条，也是湿漉漉的，迎风摇曳，斜斜地撒下晶莹的水珠。士兵的面孔越发看得清楚了。罗斯托夫和紧紧跟着他的伊林，骑着马在两行白桦之间靠路旁行走。

罗斯托夫在出征途中随心所欲地不骑战马，而骑一匹哥萨克马。他是识马的行家，又是猎人，不久前他得到一匹顿河草原的白鬃赤毛、高头烈马，骑着它没有谁能追得上。骑这种马对于罗斯托夫是一种享受。他在想马，想早晨，想医生的妻子，可就是一次也没想即将到来的危险。

先前罗斯托夫去打仗时，总是胆怯；现在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惧怕。并非因为他闻惯了火药味而不怕（对危险是不能习惯的），而是学会了在危险面前控制自己。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参加战斗时，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去想那件似乎最使人关心的事——当前的危险。在最初服役的时候，不管他怎样骂自己胆小鬼，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就做到了。他和伊林并马在桦树中行走，时而顺手从枝条上扯下几片叶子，时而用脚磕磕马肚皮，时而把抽完的烟斗不转身就递给身后的骠骑兵，他是那么从容不迫，无忧无虑，就仿佛他是出来兜风似的。他不忍看那话头很多、心神不安的伊林的激动的脸；他凭经验知道，这个骑兵少尉现在正等待着恐惧和死亡，内心是多么痛苦，也知道，除了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治好他。

太阳在乌云下一带晴空刚一出现，风就停了，好像风不敢破坏雨后夏日早晨的美景；水珠仍然在洒落，但已经是垂直地落下，——四周一片寂静。太阳完全露出地平线，接着又钻入它上面一长条乌云里。几分钟后，太阳撕破乌云边缘，又在乌云上边出现了。周围一切都明亮起来，闪着光。仿佛响应亮光似的，前方立刻响起了大炮声。

罗斯托夫还没来得及考虑和断定炮火的远近，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的副官就从维捷希斯克驰来，命令跑步前进。

骑兵连绕过同样急速快走的步兵和炮兵，驰下山坡，穿过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庄，又上一个山坡。马开始出汗了，人也热得满脸通红。

“立定，看齐！”前面传来营长的口令。

“左转弯，开步走！”前边传来口令。

骠骑兵沿着我军阵地走到左翼，停在第一线的枪骑兵后面。右边是我军密集的步兵纵队——这是后备军；在山上更高的地方，在一尘不染的明净空气中，在晨光明亮的斜照中，在最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我军的大炮。可以看见前面谷地里敌人的纵队和大炮。我们的散兵线已经在谷地里投入战斗，可以听见他们和敌人欢快地互相射击的声音。

罗斯托夫好像听到最愉快的音乐似的，听到这久已不曾听过的声音，觉得很舒服。特啦啪—嗒—嗒—嗒啪！——有时劈里啪啦一齐响，有时一声接着一声连响好几下。四周又沉寂了，然后，好像有人放爆竹似的，又噼噼啪啪响起来。

骠骑兵在原地不动站了一个来小时。炮轰也开始了。奥斯特曼伯爵带着侍从从骑兵连后面驰来，停下来和团长谈了几句，就向山上的炮位驰去。

奥斯特曼刚离开，枪骑兵就听到一声口令：

“成纵队，准备冲锋！”他们前面的步兵分成两排，让骑兵通过。枪骑兵出动了，长矛上的小旗飘动着，飞奔着向山下左方出现的法国骑兵冲去。

枪骑兵刚冲到山下，骠骑兵就奉命上山掩护炮兵。骠骑兵站到枪骑兵的阵地上，从散兵线那儿就咝咝地呼啸着飞来遥远的、没有命中的炮弹。

罗斯托夫好久没听见这种声音了，觉得比以前的射击声使他更高兴，更兴奋。他挺直身子，仔细观看山前开阔的战场，整个身心都贯注在枪骑兵的行动上。枪骑兵向法国龙骑兵扑过去，在烟雾中混成一团，五分钟后，枪骑兵退回来，不是退回原地，而是退到左边。在骑着枣红马的橙黄色的枪骑兵中间和后面，可以看见一大片骑灰色马、穿蓝制服的法国龙骑兵。

十五

罗斯托夫用他那锐利的猎人眼睛第一个望见那些蓝色的法国龙骑兵追赶我们的枪骑兵。混乱的枪骑兵人群，和追赶他们的法国龙骑兵，越来越接近了。已经可以看见那些在山下显得很小的人们互相厮杀，互相追赶，挥动胳膊，或者挥动佩刀。

罗斯托夫就像看猎犬追捕野兽似的，看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用嗅觉就能感到，倘若现在就同骠骑兵向法国龙骑兵冲锋，他们会站不住脚的；但是，要冲锋，就得即刻冲锋，一分一秒都缓不得，不然就迟了。他环视四周。大尉站在身旁，他也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季扬内奇，”罗斯托夫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冲垮……”

“倒是厉害的一着，”大尉说，“的确是……”

罗斯托夫没听完他的话，就策动坐骑，驰到骑兵连前头，他还没来得及发出出动的口令，跟他有同感的骑兵连都随他之后策动了战马。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和为什么这样做。他做这一切，正像他在打猎时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不假考虑。他看见龙骑兵离得近了，他们在奔跑，队形很乱；他知道，他们是支持不住的，他知道，时机只在转瞬之间，若一放松，就一去不返了。炮弹是那么起劲地在他周围咝咝地呼啸，马是那么跃跃欲奔，简直拢不住它。他策动了马，发出口令，就在这同一瞬间，他听见身后展开队形的骑兵连响起嘚嘚的马蹄声，飞奔着向山下龙骑兵冲去，他们刚一下山，大步的奔跑就自然而然换为疾驰，随着接近自己的枪骑兵和追赶他们的法国龙骑兵，就越跑越快。离龙骑兵很近了。前面的龙骑兵看见了骠骑兵，开始向后转，后面的停住了。罗斯托夫怀着堵截狼的心情，完全放开他的顿河马，疾驰着堵截混乱的龙骑兵。有一个枪骑兵站住了，一个步兵怕被马踩着，伏在地上，有一匹失掉鞍子的马混在骠骑兵中间。几乎所有的龙骑兵都往后逃跑了。罗斯托夫从其中选择一个骑灰色马的，向他追去。他在路上遇见一个灌木丛；那匹骏马驮着他从灌木丛飞跃过去，几乎把尼古拉颠下马鞍，眼看再有几秒钟就追上敌人——他所选择的目标。那个法国人从他的制服看来是一个军官，他在灰色马上弯着腰，用佩刀赶着马飞奔。顷刻之间，罗斯托夫的马的前胸碰着那个军官的马屁股，几乎把它碰翻，就在这一瞬间，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举起佩刀，照着那个军官劈去。

就在他这样做的一刹那，罗斯托夫的全身劲头忽然消失了。那个军官倒了，他的倒下与其说是由于刀劈，他的肘弯上方只受了一点轻伤，不如说是由于马的冲撞和恐惧。罗斯托夫勒住马，用目光察看他的敌人，看看他战胜的是什么人。那个法国龙骑兵军官一只脚在地上跳动，另一只挂在马镫上。他吓得眯缝着眼，好像等待随时挨另一下，他皱着眉头，带着恐怖的表情从下往上望着罗斯托夫。他的脸苍白，溅满了泥，头发淡黄色，样子年轻，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一点不像沙场上含有敌意的脸，而是一副最普通的家常的脸。在罗斯托夫还没决定怎样对付他之前，那个军官就喊道：“我投降！”他慌慌张张想把脚从马镫里抽出来，但是抽不出，他那一对惊慌的蓝眼睛不停地仰望着罗斯托夫。驰过来的骠骑兵帮他把脚抽出来，扶他坐到鞍子上。骠骑兵在四面八方收容龙骑兵：有一个受了伤，满脸是血，不肯放弃他的马；另一个抱着骠骑兵，坐在他的马屁股上；第三个由骠骑兵扶上马。前头的步兵一面跑一面射击。骠骑兵带着俘虏急忙驰向后方。罗斯托夫同别人一起往回走，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他心中发闷。俘虏这个军官和劈他一刀，引起一种他无法究明原因的模糊的、混乱的感觉。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迎接回来的骠骑兵，叫来罗斯托夫，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说，他要把他的英勇行为报告皇帝，申请授予他圣乔治十字勋章。在罗斯托夫被叫去见奥斯特曼伯爵的时候，他想起他不待命令就发起冲锋，现在长官叫他，一定是为他擅自行动而处罚他。所以奥斯特曼的一番赞扬和应许给他奖赏，本来应该是使他受宠若惊的；但是仍然有一种不痛快的漠然感觉，使他恶心。“是什么使我苦恼呢？”他在离开将军时问自己，“是为伊林吗？不是，他安然无恙。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不是，完全不是那回事！——另有一种类似后悔的东西使他痛苦。——是了，是了，是为那个下巴有一个小酒窝的法国军官。我清楚地记得，我举起手臂又停住了。”

罗斯托夫看见押走的俘虏，他驰到他们后面，想瞧瞧那个下巴有一个小酒窝的法国军官。他穿一身古怪的制服，骑一匹骠骑兵的驮马，心神不安地四外张望。他臂上的伤简直不算是伤。他向罗斯托夫装出笑脸，向他挥手致意。罗斯托夫仍然觉得不舒服，有点内疚似的。

当天和第二天，罗斯托夫的朋友和同事都看出他闷闷不乐，不是生气，而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神情专注。他喝酒毫无兴致，老是一个人躲起来在思索什么事情。

罗斯托夫老在思索那使他惊奇的辉煌的战功，赏他圣乔治十字勋章，并且得到勇士的名声，——可是有一点总也弄不明白。“这么看来，他们比我们还害怕！”他想，“难道这一切就叫做英雄气概吗？那个生着小酒窝和蓝眼睛的人有什么罪？他是多么惊慌啊！他以为我要杀死他。我为什么要杀死他呢？我的手发抖了。可是授给我圣乔治十字勋章。我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

正当罗斯托夫思索这些问题，怎么也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他不安的时候，服役的幸运车轮转到他身上了。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之后，他首先被提升，把一营骠骑兵交给他指挥，在需要勇敢的军官的时候，他受到了信任。

十六

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后，虽然她尚未康复，很虚弱，她还是带着彼佳和全家来到莫斯科，于是罗斯托夫全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到自己的住宅，并且完全在莫斯科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很严重，甚至关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和与未婚夫决裂的思虑，都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这对她本人和对她的双亲倒是一桩幸事。她病得这么厉害，已经使人不再去想她在这一切事情中有多少过错，她不吃不喝，夜不成眠，眼看着消瘦下去，经常咳嗽，从医生的言谈中，知道她的病很危险。现在只想千方百计挽救她。医生们来给娜塔莎看病，有时会诊，说了很多法语、德语、拉丁语，互相指责，开了他们所知道的医治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所患的病，正像不可能知道一个活人所患的任何一种病：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总是有特殊的、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不见于医典的疾病，不是医书上写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各种器官的无数病症同时发作的综合症中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可能进入医生的头脑（正像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一样），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就是靠这吃饭，还因为他们在这上面消耗了他们一生最好的年华。而且，这个想法之所以不可能进入医生们的头脑，主要的还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之有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对于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有益并不是因为强迫病人吞掉大部分有害的东西（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毒性很小），但是他们是有益的，必需的，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原故），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就会有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来满足这种人类永恒的需要。满足这种人类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则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摩一下碰痛的地方。小孩磕着碰着，立刻投到母亲或者保姆怀里，要人吻吻和揉揉疼痛的地方，大人给他揉揉或者吻吻疼痛的地方，他就觉得轻松些。儿童不相信家里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消除他的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当母亲抚摩他的肿处时表示的同情，就给了他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摩她的疼痛，他们使人相信：只要车夫到阿尔巴特药房去一趟，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点用好看的盒子包装的药粉和药丸，只要每隔两小时——一定不多也不少，用开水服下那些药，准会药到病除。

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和的饮料，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岂不是无事可做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眼看着娜塔莎就这样瘦弱下去呢？事情弄得越严重，越复杂，周围的人就越感到安慰。假如伯爵没有为娜塔莎的病花费数千卢布，而且为了把病治好再花数千卢布；假如她还不见好，他不惜花几千卢布送她出国，在那儿给她会诊；假如他不能详细讲一讲梅蒂维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弗里茨如何高明，而穆德罗夫如何诊断得更好；——假如他没能办到这一切，他对爱女的病怎么能够忍受下去呢？如果伯爵夫人不能有时和生病的娜塔莎吵吵嘴，为了她未能完全遵照医嘱，那么，伯爵夫人岂不是无所事事了吗？

“像你这样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吃药，就永远别想好！”她气恼得忘了自己的忧愁，说，“这不是好玩的，你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她一个人不懂的医学术语后，就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得到这样的喜悦感：她在开头的三夜不曾脱衣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而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了不错过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色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么，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娜塔莎本人，显然她也说任何药都治不了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她也高兴地看到人们为她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她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服药。她甚至高兴她不遵从医生的嘱咐，以表示她不相信医疗和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医生天天来，号脉，看舌苔，不理会她那悲伤的表情，和她说说笑笑。可是当他走进另一个房间，伯爵夫人紧跟着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就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奏效，要等着瞧；病多半是在精神上，但是……

伯爵夫人极力不让自己和医生察觉，把一枚金卢布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是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症候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精神总是萎靡不振。医生说病人不能离开医药，因此就让她在空气窒息的城里待着。一八一二年的夏天罗斯托夫全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和药粉，爱好小玩意的肖斯太太收集了一大批盛药的小瓶和小盒，虽然缺少已经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一层日常生活的印象，已经不那么痛苦地揪她的心了，渐渐地成为过去了，娜塔莎身体渐渐好起来。

十七

娜塔莎比较平静了，然而并不快活。她不仅回避所有外界的欢乐：舞会、滑冰、音乐会、剧院；而且没有哪一次的笑不是笑中含泪的。她不能唱歌。她一开始笑或者想独自一人唱歌，就被眼泪哽住了：那是悔恨的泪，对那一去不复返的纯洁时光回忆的泪；恼恨的泪，恼恨她白白地毁掉了那本来可以过得幸福的青春生活。她特别觉得，笑和歌唱对她的悲伤是一种亵渎。她完全无心调情逗乐，甚至不需要克制自己。她嘴里这样说，心里也这样想：这个时期所有的男人，在她看来都和小丑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一样。内心的警卫严格禁止她有任何欢乐。而且她已经不再有往日的生活情趣，那无忧无虑、满怀希望的少女时代的生活情趣。最经常也是最使她难受的是回忆往日的秋天，打猎，“大叔”，以及和尼古拉一起在奥特拉德诺耶度过的圣诞节。哪怕再过上一天那样的时光，她肯付出任何代价！但是这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预感没有欺骗她：自由自在和随时都准备享受各种欢乐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还要活下去。

她愉快地想到，她并不像她以前所想的那么好，而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坏，而且坏得多。不过这还不够。她知道这一点，她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生活里毫无欢乐，而生活在流逝。娜塔莎显然尽力不使任何人感到负担，不妨碍任何人，她自己什么也不需要。她避开家里所有的人，只有和弟弟彼佳在一起才感到轻松。比起和别人在一起，她更乐意和他在一起；和他面面相对，有时大笑起来。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常到他们家来的人里，她只欢喜皮埃尔一个人。没有哪一个比别祖霍夫伯爵待她更温存，小心，同时又严肃的了。娜塔莎在不知不觉之中感受这种温柔体贴，因此和他在一起得到了极大的欢愉。然而，她甚至不感谢他的温存。在她看来，皮埃尔做任何好事都是不费力的。皮埃尔仿佛很自然地对每个人都好，他做好事并没有邀功的意思。娜塔莎有时看出皮埃尔在她面前局促不安，态度不自然，特别是当他害怕在谈话中可能有什么会引起娜塔莎难堪的回忆。她看出这一点，她认为这是由于他禀性善良和腼腆，照她的理解，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她在内，都一视同仁。自从在她极度激动的时刻，他无意地说出，如果他是自由的话，他要跪下向她求婚和求爱以后，皮埃尔再没有向娜塔莎表露过自己的感情；在娜塔莎看来，那些显然是安慰她的话，不过是像大人在安慰啼哭的小孩时随便说的话。不是因为皮埃尔是一个已婚的人，而是因为娜塔莎觉得她和皮埃尔之间隔着十分强大的精神上的障碍，——她觉得她和库拉金之间就没有这种障碍，在她头脑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想法：在她和皮埃尔的关系中不可能从她这方面，更不可能从他那方面发生爱情，不仅如此，就连男女之间那种温柔多情、羞羞答答、富有诗意的友谊（她知道不少这样的例子），也不可能。

刚过圣彼得斋戒日，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女邻居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来莫斯科朝拜这儿的圣徒们。她建议娜塔莎斋戒祈祷，娜塔莎当即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主意。娜塔莎不顾医生禁止一大早外出，坚持要斋戒祈祷，而且不像罗斯托夫家里通常那样做的，只是在家里做三次祈祷就算完事，而是要像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那样，要整个星期每天都不错过晚祷、弥撒和晨祷。

伯爵夫人喜欢娜塔莎这样热心；在医药治疗无效之后，她心中暗暗希望祈祷比药物更能治女儿的病，她虽然提心吊胆瞒着医生，但是满足了娜塔莎的愿望，并把她托付给别洛娃。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夜里三点钟就来叫醒娜塔莎，可是多半发现她已经是醒着的。娜塔莎怕睡过了晨祷的时间。娜塔莎匆匆地洗过脸，谦逊地穿上最坏的衣裳，披上旧斗篷，在凉爽的空气中抖抖索索，走到被朝霞照得明亮的空旷无人的大街上。依照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的劝告，娜塔莎不在自己的教区做祈祷，而是到另外一个教堂，据虔诚的别洛娃说，那里面有一位过着极端严肃和高尚生活的神父。教堂里的人总是很少；娜塔莎和别洛娃在嵌在唱诗班左后方的圣母像前面停在她们常站的地方，每当她在这不寻常的早晨凝视着被烛光和从窗户投进来的晨光照亮的圣母暗黑的脸庞，听着那她紧跟着念和努力在理解的祷文。在这伟大的不可知的事物面前，娜塔莎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谦卑感觉，当她听懂了祷词的时候，她那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情就和她的祷词融合起来；当她不懂的时候，她更愉快地想到，想懂得一切的愿望是值得骄傲的，懂得一切是不可能的，只要相信和皈依上帝就行了，因为她觉得，此时此刻上帝支配着她的灵魂。她画十字，鞠躬，当她对自己卑劣的行为感到恐惧，弄不明白时，只求上帝宽恕她，宽恕她的一切，对她发慈悲。最能使她全神贯注的是忏悔的祷告。大清早回家时，只碰见去上工的泥瓦匠，扫街的清道夫，回到家里，所有的人还在睡觉，这时她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她觉得有可能改正错误和有可能过一种纯洁、幸福的新生活。

在她连续一个星期过这种生活期间，这种感觉天天都在增加。领圣体，或者像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的“领圣餐”，在娜塔莎心目中其幸福是那么伟大，她甚至觉得她活不到那极乐的礼拜日。

但是，幸福的一天终于到来，在这值得记念的礼拜日，她穿着雪白的细纱衣裳领过圣餐归来，好久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心气平和，不为她眼前的生活感到压抑。

这一天来给娜塔莎看病的医生，吩咐她继续服他两个星期以前最后开的药粉。

“每天早晚一定要继续吃药，”他说，显然，他对自己的成功由衷地满意，“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伯爵夫人，您就放心吧。”医生一面麻利地接过一枚金币，握在手心里，一面开玩笑地说，“她很快就会又跳又唱了。最后一剂药非常、非常有效。她大有起色了。”

伯爵夫人喜形于色地回到客厅，她看了看手指甲，吐了一点唾沫[32]。

十八

七月初，莫斯科越来越多地流传着令人惊慌的战事消息：都在谈论皇帝告民众书，谈论皇帝离开军队回到莫斯科。由于直到七月十一日还没有见到宣言和告民众书，关于俄国情势的流言更夸大了。传说皇帝的离开是因为军队处境危险，还说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拿破仑的军队上百万，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俄国。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宣言出来了，但是还没印好；在罗斯托夫家做客的皮埃尔，答应第二天星期日把宣言和告民众书带来，这些东西他可以从拉斯托普钦伯爵那儿弄到。

那个星期天，罗斯托夫家的人照常到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做弥撒。正是七月的炎热天气。罗斯托夫家的人在教堂门前下车的时候，已经是十点钟了，在炎热的空气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在人群的鲜明耀眼的夏装中，在林荫道的树木落满了尘土的叶子上，在前去换防的一营军队的军乐声中和他们的白色制裤上，在马路上辚辚的车轮声中，在赤日炎炎的刺目亮光中，令人感到酷夏的疲倦，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意，这种感觉在城市的晴朗炎热的日子里显得特别强烈。来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做弥撒的，都是莫斯科的名门贵族以及罗斯托夫家的老相识（许多富豪之家本来通常都是到乡下过夏的，这一年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都留在城里）。娜塔莎陪伴着母亲，跟着一个在前面分开人群的穿着制服的仆人走过去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人用过高的耳语声谈论她：

“这是罗斯托娃，就是那个……”

“瘦多了，然而很美！”

她听见，也许是她感觉到，有人提起了库拉金和博尔孔斯基的名字。其实，她经常有这种感觉。她经常觉得人人都在看她，都在想她的遭遇。娜塔莎在人多的地方总是感到痛苦，心如死灰，她现在穿一件镶黑色花边的藕合色的连衣裙，尽可能像一般女人那样在人群中走过去，她越是保持平静、端庄，她内心就越痛苦和羞愧。她知道她很美，事实上也是这样，但这并不能像先前那样使她高兴。相反，近来这反而使她更难过，特别是在这城市中炎热的明朗夏天。“又是一个礼拜日，又是一个星期，”她一面回忆她在这儿度过的那个礼拜日，一面自言自语，“仍然过着没有生活的生活，仍然是从前常常轻松地过着的那个环境。漂亮，年轻，而且我知道现在我是善良的，从前我不好，而现在我是善良的，我知道，”她在想，“可是，就这样不为任何人白白地虚度这最美好、最美好的年华。”她站在母亲身旁，和站在近处的熟人互相点点头。娜塔莎按照老习惯细细打量女人们的装束，指责一位站在近处的女人的举止和她不合礼法地把十字画得太小，立刻又悔恨地想到人家评论她，而她现在评论人家，忽然听到祈祷的声音，她为自己的卑鄙而心惊，为她又失去往日的纯洁而战栗。

一位仪表堂堂、衣着整洁的小老头念祷文，他那温文尔雅的庄严神情感动了礼拜者的心灵，都肃然起敬，安静下来。教堂的门关上了，帘幕缓缓地拉上；不知什么地方发出神秘的低语声。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胸中充满了泪水，一股又喜悦又苦恼的感情使她激动。

“教导我应当怎么办，我应当怎样生活，我怎样才能永远、永远改过自新！……”她想。

助祭走上布道台，宽宽地张开大拇指，把他的长发从法衣下面捋出来，在胸前画了十字，庄严地高声朗诵祷文：

“让我们一起向主祷告吧。”

“让我们全体在一起不分等级，没有仇恨，出于兄弟的友爱而联合起来——向主祷告吧。”娜塔莎想。

“为了升入天堂，为了我们的灵魂得救！”

“为了天使的世界和住在我们上方的全体神明。”娜塔莎祷告说。

在为战士祈祷的时候，娜塔莎想起哥哥格杰尼索夫。在为在海上和陆上旅行的人祈祷的时候，她想起安德烈公爵，为他祝福，并且求上帝饶恕她，为了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在为爱我们的人祈祷的时候，她为家里的人——为父亲、母亲、索尼娅祈祷，第一次感觉到她对他们的过失是多么大。在为恨我们的人祈祷的时候，她在心中想出仇人和恨她的人，也为他们祈祷。她把所有债主们和同她父亲打交道的人都当做仇人，每当她想到仇人和恨她的人，她总记起给她带来不幸的阿纳托利，虽然他不是恨她的人，但是她仍然把他当做仇人，乐于为他祈祷。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她觉得才能清楚地、平静地想起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利，像想起一般的人一样，这是因为，与她对上帝的畏惧和崇敬的感情相比，对他们的感情就无所谓了。在为皇室和东正教最高会议祈祷时，她特别深深地鞠躬，画十字，心里说，尽管她不懂，但也不能怀疑，仍然爱那有无上权威的最高会议，并为它祈祷。

念完祷文，助祭在胸前的肩带上画了十字，说：

“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主基督！”

“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娜塔莎在心里复述着。“我的上帝啊，我完全服从你的旨意，”她想，“我无所求，也不希望什么；教导我应当怎么办，怎样运用自己的意志！你千万要收留我，收留我！”娜塔莎怀着真诚的急切心情说，她不画十字，垂下一双纤细的手臂，仿佛在期待那个无形的力量马上就把她接走，把她从她的悔恨、欲望、责难、希冀和罪过中拯救出来。

在祷告的时候，伯爵夫人好几次回头看女儿那副受感动的、眼睛发亮的面孔，她祈求上帝帮助她的女儿。

出人意外，在礼拜的中途，不按照礼拜的程序（娜塔莎是非常熟悉这些程序的），助祭忽然拿起小板凳，就是那个在三一节跪在上面念祷文的小板凳，放在圣体栏栅门前。一个戴着紫色丝绒法冠的神父走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吃力地跪下来。大家都跟着跪下，都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这是刚从最高会议送来的祷文，祈求俄国从敌人入侵下得救的祷文。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啊，”神父开始朗读，他那声调的清晰、质朴和温和，只有斯拉夫教士在朗读经文时才有这样的声调，它不可抗拒地感动着俄国人的心。

“权威至高无上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啊！今天请你以怜悯和祝福的心，来看待你卑微的子民，请宽大为怀，听取我们祈祷，宽恕我们并可怜我们！纷扰你的国土并企图毁灭全世界的敌人，在与我们为敌；彼等无法无天，纠集一起，图谋推翻你的王国，毁灭你的圣城耶路撒冷，毁灭你爱的俄罗斯：玷污你的庙堂，倾倒你的祭坛，亵渎你的圣龛。主啊，歹徒们将横行到几时？逞凶到几时？

“上帝啊！我们向你请求，请倾听我们：请伸张你的神威，帮助我们最笃信上帝、最有权威的仁君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陛下；请念其正直，念其文弱，赐予你理所应得，使他保护我们，保护你所选定的以色列。请降福于其意念，降福于其所为，降福于其事业；请用你全能的双手加强他的王国，让他克敌制胜，犹如你使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33]。请保佑他的军队，那些武装起来，并以你的名义全力准备战斗的人们，请赐予他们铜弓，请拿起矛和盾来助战；请让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遭到诅咒与羞辱；愿他们在你忠诚的武士面前如风前的尘沙，愿你强有力的天使他们溃散而逃，愿他们在毫无察觉中陷入圈套，愿他们因暗施诡计而自食其果；让他们跪倒在你的臣仆脚下，被我们的军队一扫而光。主啊！你能拯救强者和弱者；你是上帝，世人不能胜过你。

“我们祖先的上帝啊！不要忘记你历来的慈悲、怜悯和仁爱；请不要对我们不予理睬，请宽容我们的渺小，请以你的宽大慈悲为怀，不计较我们的错误与罪过。请为我们创造洁净之心，复活我们正义的精神，加强我们对你的信仰，坚定我们的希望，激励我们彼此真诚相爱，请以团结精神武装我们，以保卫你赐予我们世代相传的土地，不要让恶人统治你所降福的人们的命运。

“啊，上帝，我们的主，我们信仰你，依仗你，不要让我们仰仗于你赐予怜悯的希望破灭，请赐予神迹，让那些憎恨我们，憎恨东正教信仰的人，蒙受耻辱和失败，使万邦皆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臣民。主啊，请今日就赐予我们你的仁慈，使我们得救，让你的子民因你赐予的仁慈而欢欣雀跃吧，打击我们的敌人，让他们在你忠实臣仆的脚下迅速毁灭。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的保护者，救主和胜利之源，一切光荣归于你，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无尽无休，直至永恒。阿门。”

娜塔莎现在的心灵最容易动情，这个祷告对她的影响是强烈的。她一字不漏地听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以及关于你的耶路撒冷遭到破坏这一段祷文，她怀着满腔的热忱祷告上帝；然而她并不十分了解她向上帝祈求什么。她全心全意同情祈求正义精神，祈求以信仰和希望来鼓舞人心，以及祈求以爱鼓舞信仰和希望。但是她不能祈求将敌人踩在脚下，因为几分钟以前她还希望有更多的敌人，以便爱他们，为他们祈祷。不过，她也不能怀疑那跪着朗读的祷文的正确。她对罪人所受到的惩罚，特别对她自己的罪过所受到的惩罚，内心深切地感到虔诚和悚畏，她请求上帝饶恕所有的罪人，也饶恕她，赐给他们和她本人以平安和幸福。她觉得上帝听见了她的祷告。

十九

皮埃尔从罗斯托夫家出来，回味着娜塔莎感激的目光，遥望那高悬空中的彗星，从这天起，他感到，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永远折磨他的那个问题，即尘世间一切都是梦幻和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消失了。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过去不论做什么，心中总是想着这个问题，现在并不是给他另换了一个问题，也不是对先前的问题有了解答，而是在他心目中老有个她。不论是在听还是亲自参加那些无聊的谈话，不论是在看书还是听到日常生活中的卑鄙无耻和愚昧无知，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令他吃惊了；他不再问自己：既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和不可知，人们何必还忙忙碌碌，但是他老回忆最近一次他所看见的她的模样，而且他的一切怀疑都消失了，并不是她解答了他心目中的问题，而是一想到她，就立刻把他带到另一个光明璀璨的精神境界，其中不可能有是或者非，那是一个令人值得活下去的美和爱的境界。不论在他面前出现什么人世间卑劣的事，他总对自己说：

“就让某人盗窃国家和沙皇吧，而国家和沙皇总是赐他以荣誉；她昨天向我微笑，要我去看她，我爱她，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他想。

皮埃尔照旧出入交际场，仍然大量饮酒，过着悠闲懒散的生活，因为除了在罗斯托夫家消磨时光外，还要打发剩余的时间，于是老习惯和他在莫斯科结交的人都不可抗拒地把他吸引到那个紧紧抓住他的生活。但是近来从战地传来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娜塔莎的健康逐渐复元了，她在他心中已经不再引起往日那种有所节制的怜悯感情，而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越来越萦绕着他。他觉得，他现在所处的景况不能继续很久了，一场势必改变他全部生活的惨剧将要临头，他急不可耐地寻找这场即将到来的惨剧的预兆。共济会的一个道友告诉皮埃尔一个引自圣约翰的《启示录》的有关拿破仑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34]”

同章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35]”

法文字母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数值排列起来，前九个字母表示个位，其余的字母表示十位，就得出下列的意思：

ɑ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t u v w x y z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按照这个字母表，把拿破仑皇帝这个名字中的字母都换成数字，其总和为666，因此，拿破仑是《启示录》中预言的那个兽。另外，再按照这个字母表，把那个“说夸大话亵渎话”的兽的限期——四十二也变为数字，其总和也是666，由此可知，到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权限就满期了，因为这位法国皇帝在一八一二年已满四十二岁。这个预言使皮埃尔很吃惊，他时常问自己，是什么结束那个兽的也就是拿破仑的权力的期限，他根据那个字母数字来计算，极力找出使他感到兴趣的问题的答案。皮埃尔把问题写出来：亚历山大皇帝？俄罗斯民族？他把字母代表的数字加起来，但是总数不是大大超过666，就是少于666。有一次他写出自己的名字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来计算；得数也差得多。他改变拼法，把z换成s，添一个de，再加一个冠词le，仍然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他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问题的答案在他的名字里面，那么，这个答案里面一定要有他的国籍。他写出俄国人别祖霍夫。计算的结果得出671。只多出5这个数；“e”代表5，这个“e”在L’empereur一词前的冠词里是省略的。他也照样去掉“e”，虽然这是不许可的，于是得到了答案：俄国人别祖霍夫等于666。这个发现使他兴奋。他怎么会与那个《启示录》预言的伟大事件有联系，有什么联系，他不知道；但是他毫不怀疑这个联系。他对娜塔莎的爱情、敌基督、拿破仑的入侵、彗星、666、拿破仑皇帝以及俄国人别祖霍夫——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成熟，爆发，把他从那个着了魔的、充满了莫斯科习气的（他觉得他是这种习气的俘虏）、毫无价值的环境中拯救出来，使他走上建立丰功伟绩和得到伟大幸福的道路。

在朗读那篇祷文的星期日的前一天，他曾答应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把《告俄国民众书》和军队最新的消息从他的老相识拉斯托普钦伯爵那儿带给他们。第二天一早皮埃尔去拉斯托普钦伯爵家，在那里遇见一个刚从军队来的信使。

这个信使是莫斯科舞会的常客，皮埃尔认识他。

“看在上帝面上，您能不能帮帮我的忙？”信使说，“我有满满一口袋家信。”

在这些信中间，有一封是尼古拉·罗斯托夫给他父亲的信。皮埃尔拿了这封信。此外，拉斯托普钦伯爵把刚印好的皇帝《告莫斯科民众书》、刚发给军队的几项命令和他的最新的告示交给皮埃尔。皮埃尔看了看给军队的命令，其中有一项命令载有伤亡和受奖人员的名单，他在名单上发现尼古拉·罗斯托夫因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中表现英勇而奖给四级圣乔治勋章，在同一命令中，又发现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被任命为猎骑兵团团长。虽然他不愿向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提博尔孔斯基，但他急切地想用他们儿子获奖的消息使他们高兴，于是把铅印的命令和信打发人先送到罗斯托夫家，而把《告民众书》、告示以及其他命令留下来，在去吃饭的时候亲自带给他们。

和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谈话，——他那谈话的腔调忧心忡忡，慌慌忙忙；和信使的相遇，他在谈论前方军情不佳时漠不关心；关于莫斯科发现间谍和传单的谣传——传单上说，拿破仑在秋季前要占领俄国两座都城；关于皇帝明天将要莅临的谈论——所有这一切，又以新的力量在皮埃尔心中唤起激动和有所期待的感情，自从出现彗星，特别是自从开战以来，皮埃尔一直怀着这种感情。

皮埃尔早就想服兵役，他本来可以这样做的，不过有两件事妨碍他这样做，第一，他是共济会会员，受誓言的约束，共济会是宣传永久和平和消灭战争的；第二，他看见许许多多莫斯科人穿着军服，宣传爱国主义，他不知为什么觉得羞于照样做。他未实现参军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怀有一个朦胧的意念：俄国人别祖霍夫，是具有兽的666数字的意义的，对于结束那头说夸大亵渎话的兽的权限的大事业，早已注定由他来完成，因此，他什么都不必做，只须等待那必然会实现的事情。

二十

每到星期天，总有知近的熟人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皮埃尔想单独见到他们，所以早一点就去了。

近一年来，皮埃尔发胖了，假如他长得不是这么高，四肢不是这么粗大，劲头不是大得足以灵活自如地带动他那肥胖的躯体，那么，他就会显得丑陋了。

他气喘吁吁，口中念念有词，走上了楼梯。他的车夫已经用不着问他要不要等候。他知道，伯爵在罗斯托夫家里不到十二点是不会离开的。罗斯托夫家的仆人欢欢喜喜地跑过来给他脱斗篷，接过手杖和帽子。皮埃尔按照俱乐部的习惯，把手杖和帽子都放在前厅。

他在罗斯托夫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娜塔莎。在他还没有见到她之前，他在前厅脱斗篷时，就听见她的声音了。她在大厅练习视唱。他知道，自从她得病后，就未曾唱歌了，所以她的歌声使他又惊又喜。他悄悄推开门，看见娜塔莎穿一件做礼拜时常穿的雪青色连衣裙，她边走边唱。当他开门时，她是背朝着他的，但当她陡然转过身来，看见他那张神色惊奇的胖脸的时候，她的脸绯红了，快步向他走去。

“我想试试再唱一下，”她说，“这总算有点事儿干。”她仿佛抱歉似的又补上一句。

“好极了。”

“您来了，我真高兴！我今天快活极了！”她说，皮埃尔在她身上又看到久已不见的活泼情态，“您可知道，尼古拉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了。我多么为他自豪啊。”

“当然知道，命令是我送来的。好了，我不打扰您了。”他又说，就要往客厅走。

娜塔莎拦住他。

“伯爵，怎么啦，嫌我唱得不好吗？”她红着脸说，但她并不低垂眼帘，而是疑问地望着皮埃尔。

“哪里……为什么？恰恰相反……不过，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娜塔莎急切地回答，“不过我不愿做您不欢喜的事情。我一切都相信您。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您对我做了多少事情……”她说得很快，没有注意她说这话时皮埃尔的脸红了，“在那同一命令中我看见了他，博尔孔斯基（她提起他时，说得很快，声音又低），他在俄国又服役了。您以为怎样，”她说得又快又急，显然怕力不从心，“他有一天会原谅我吗？他不会永远对我抱有恶感吧？您以为怎样？您以为怎样？”

“我以为……”皮埃尔说，“他没有什么要宽恕您的……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由于回忆，在皮埃尔的想象中立刻再现那天的情景：他安慰她说，假如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且是个自由的人，他会跪下向她求婚，于是，仍然是那种怜悯、柔情和爱慕的感情充满了他的心胸，仍然是那些话来到他的嘴边，但是她不给他说这些话的时间。

“您啊—您，”她说，满怀热情地说出这个您字，“您是另一回事了。我不知道有谁比您更善良，更宽厚，更好的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如果当时没有您，甚至现在没有您，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因为……”泪水忽然涌出她的眼眶；她转过身去，拿起乐谱举到眼前，又唱起来，又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这时彼佳从客厅跑进来。

彼佳现在是一个漂亮的、面颊红润的十三岁的男孩，嘴唇又厚又红，像娜塔莎的嘴唇。他准备考大学，但近来他和同伴奥博连斯基秘密决定去当骠骑兵。

彼佳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他的同名者[36]的。

他请求皮埃尔打听一下骠骑兵要不要他。

皮埃尔不听彼佳说话，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彼佳拽拽他的胳臂，让他注意他。

“我的事情怎么样了，彼得·基里雷奇，看在上帝的面上！全靠您啦。”彼佳说。

“啊，是了，是了，你托的事。去当骠骑兵吗？我去说，我去说。今天就去说。”

“怎么样，亲爱的，怎么样，宣言弄到了吗？”老伯爵问，“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家做礼拜，听到了新的祷文。祷文好极了，她说。”

“弄到了，”皮埃尔回答，“明天皇帝就要到……举行了贵族非常会议，据说，一千人中要抽十人去当兵。对了，我还没向您道喜呢。”

“是的，是的，感谢上帝。军队有什么消息？”

“咱们的军队又后退了。据说已经撤到斯摩棱斯克了。”皮埃尔回答。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伯爵说，“宣言呢？”

“告民众书！啊，对啦！”皮埃尔在衣袋里掏起来，可是找不到。他一面拍身上的衣袋，一面吻走过来的伯爵夫人的手，眼睛不安地东张西望，显然是等待娜塔莎，她已经不唱了，可是没有走进客厅。

“真的，我实在不知道我把它放在哪儿了。”他说。

“看你，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进来了，她脸上带着柔和而兴奋的神情，她坐下，默默地望着皮埃尔。她一进来，皮埃尔本来阴郁的面色，顿时容光焕发，他一面寻找文件，一面向她瞟了几眼。

“真的，我忘在家里了，我回去一趟。必须……”

“那您就来不及吃饭了。”

“对了，而且车夫也走了。”

但是，到前厅找文件的索尼娅，在皮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是他仔细把文件掖在帽褶里的。皮埃尔想要朗读。

“先别念，吃过饭再说。”老伯爵说，显然他预期从朗读中得到极大的乐趣。

吃饭的时候，大家喝香槟酒祝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的健康，申申讲城里的新闻：老格鲁吉亚公爵夫人的病情，梅蒂维埃从莫斯科悄悄溜走，有一个德国人被押到拉斯托普钦那儿，控告这个德国人是个“暗探”（这是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的原话），他对老百姓说，这不是什么“暗探”，不过是一个德国糟老头子，然后就命令把他放了。

“在捕人呢，在捕人呢，”伯爵说，“所以我也交待伯爵夫人，要少说法国话，现在不是时候。”

“你们听说吗？”申申说，“戈利岑公爵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在学俄语呢——在街上讲法语成了危险的事情了。”

“怎么样，彼得·基里雷奇，民兵怎么招募呀，您也要跨上战马吗？”老伯爵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整顿饭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在对他说话时，他看了看伯爵，仿佛没听懂似的。

“是的，是的，要去打仗，”他说，“得了吧！我算什么战士！而且一切都这么奇怪，这么奇怪！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不知道，我对军事毫无兴趣，但是在目前，谁对自己都不能负责了。”

饭后，伯爵安详舒适地坐在安乐椅里，带着严肃的面孔，叫以朗诵见长的索尼娅读《告民众书》。

“通告我们古都莫斯科。

“敌人以强大的兵力进犯我们的边境。他来毁灭我们亲爱的祖国了。”索尼娅用她那尖细的声音卖力地朗读。伯爵闭上眼睛，听到某些句子，发出阵阵的叹息声。

娜塔莎笔直地坐在那里，用探究的目光时而朝父亲凝视，时而朝皮埃尔凝视。

皮埃尔感到她的目光，但是极力不回头看。每读到雄壮威严的句子，伯爵夫人就不以为然地忿忿地摇摇头。她在这些字句里面只看见威胁着她儿子的危险一时还完不了。申申撇着嘴，带嘲讽的意味微笑着，显然准备一有机会就加以嘲笑，比如对索尼娅的朗读，对伯爵会说出的什么话，如果想不出更好的借口，就嘲笑《告民众书》。

读到威胁俄国的危险，皇上对莫斯科寄予的希望，特别是对名门贵族寄予的希望的时候，索尼娅的嗓音颤抖了，这主要由于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她读，她读最后几句话：“我们刻不容缓地到首都人民中间去，到全国各地去，同我们的民团会商并指挥他们，他们现在正阻击敌人前进，还有的正在组织起来打击敌人，不管敌人在哪儿出现。就让敌人妄图加在我们身上的毁灭命运落到他们自己头上吧，让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欧洲赞美俄罗斯的名字吧！”

“好，说得好极了！”伯爵喊道，他睁开湿润的眼睛，断断续续呼哧了几声鼻子，就像把浓醋酸盐瓶送到他的鼻子跟前似的，“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我们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申申还没来得及说出他已经准备好的对伯爵爱国主义的嘲笑，娜塔莎从她的座位上一跃而起，向父亲跑过去。

“多么可爱啊，这个爸爸！”她一边说，一边吻他，又向皮埃尔瞟了一眼，带着她那又恢复了的不自觉的妩媚和活泼。

“好一个女爱国者！”申申说。

“并不是什么爱国者不爱国者，不过是……”娜塔莎气愤地回答，“您对什么都觉得好笑，这全然不是笑话……”

“谈不上玩笑！”伯爵也附和说，“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就都上……我们不是那些德国佬……”

“你们注意没有，”皮埃尔说，“那上面说：‘要进行会商’。”

“不管那儿要进行什么……”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的彼佳走到父亲跟前，他满脸通红，用时粗时细的变了音的嗓子说：

“现在我要干脆地说，爸爸，对妈妈也照样说，你们让我参军去吧，因为我不能……这就是我要说的……”

伯爵夫人吃惊地两眼往上一翻，两手一拍，忿忿地对丈夫说：

“扯出事来了吧！”她说。

但是，这时伯爵从慷慨激昂中镇静下来。

“得了，得了，”他说，“又跑出一个战士！不要胡闹：要好好读书。”

“这不是胡闹，爸爸。奥博连斯基·费佳比我小，他也要去，主要的，反正我现在什么也学不进去，正当……”彼佳停住了，脸红得冒汗，仍然说下去，“正当祖国遭到危险的时候。”

“够了，够了，胡闹……”

“是您自己说的，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彼佳！我告诉你，住嘴。”伯爵喝斥道，转脸看了看妻子，她脸色刷白，定睛望着小儿子。

“我对您说了。彼得·基里洛维奇也要对您说……”

“我告诉你，你这是胡说，乳臭未干就想当兵！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伯爵拿起那些文件，就往外走。大概他是想在书房里午睡前再读一遍。

“彼得·基里洛维奇，走，咱们去吸烟……”

皮埃尔窘迫不安，犹豫不定。娜塔莎那对兴奋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非常亲切地不停地凝视着他，使他陷入这种状态。

“不，我似乎该回家了……”

“怎么回家，您不是要在我们这儿待到晚上……您近来又不常来。而且我的这个……”伯爵和蔼地指着娜塔莎说，“只有您在的时候她才高兴……”

“对了，我忘记了……我一定要回去……有事情……”皮埃尔连忙说。

“那么就再见吧。”伯爵说着就走出房去。

“您为什么要走？您为什么心神不安？为什么？……”娜塔莎问皮埃尔，挑战似的望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是没有说出口，脸红得要流泪，他垂下了眼睛。

“因为我最好还是少到您这儿来……因为……不是，我不过是有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娜塔莎本来口气很坚决，可是忽然停住了。他们俩吃惊地、窘迫地互相望着。他试图微笑一下，但不可能：他的微笑含有辛酸的苦味，他默默地吻了吻她的手，就走了出去。

皮埃尔暗自决定，再也不到罗斯托夫家去了。

二十一

彼佳在遭到坚决的拒绝后，回到自己房里，锁上门，痛哭了一场。当他去喝茶时，不言不语，神色阴郁，两眼哭得通红，大家都装作没有看见。

第二天皇帝驾到。罗斯托夫的几个家仆请假去观光皇帝的驾临。这天一清早，彼佳就长久地穿戴，梳洗，把硬领弄得和大人的一样。他对着镜子皱着眉头，做各种姿态，耸耸肩，最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戴上制帽，尽可能不让人看见，从后门出去了。彼佳打算见到皇上，直接向某一位侍从说明（彼佳以为皇帝周围经常围着一大批侍从），他这个罗斯托夫伯爵，别看年幼，愿意为祖国服务，年幼不能成为为祖国效忠的障碍，他准备着……彼佳在预备出门的工夫，想好了许多他对侍从要说的动听的话。

彼佳估计他向皇帝毛遂自荐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彼佳甚至想象人人都为他这么年幼而惊奇），可是同时，他整理硬领、发型，步伐庄重而从容，把自己装成一个老年人。但是他越向前走，他就越被克里姆林宫附近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吸引，他就越忘记遵守大人所固有的庄重从容的派头。当他走近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所关心的已经是防备不给别人挤坏，他两手叉腰，摆出坚决威严的姿态。但是在三座门里，不管他是多么果敢，人们大概不知道他去克里姆林宫抱有多么大的爱国热忱，硬是把他挤到墙上，当马车隆隆地驶过拱门时，他不得不屈服，只好站住了。彼佳身旁站着一个农妇、一个仆役、两个商人和一名退伍士兵。彼佳不等所有马车过完，就抢先向前挤过去，用臂肘推搡起来；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农妇，首当其冲，她气忿地喝斥他：

“你瞎撞什么，小少爷，你没看见大家都站住不动。挤个什么劲儿呀！”

“大家都来挤吧！”那个仆役说，也开始活动他的臂肘，把彼佳挤到门洞里一个气味难闻的角落里。

彼佳用手擦擦满脸的汗水，整整汗湿的、在家里摆弄得像大人的一样好的领子。

彼佳觉得他的外表弄得很不体面，他担心照他现在这样出现在侍从面前，他们是不会让他去见皇上的。但是，由于拥挤，修饰一番，或者换个地方，又完全不可能。在路过的将军中间有一位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彼佳想求他援助，但他认为这与大丈夫气概不相容。当全部马车都过完的时候，人群有如潮涌把彼佳带到站满了人的广场上。不仅广场上，而且斜坡上，屋顶上，到处都是人。彼佳刚到广场上，就清清楚楚听到整个克里姆林宫充满钟声和欢快的人们的谈笑声。

有一阵子广场比较松快，可是突然间，人们都脱帽，一直向前冲去。彼佳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在喊：“乌拉！乌拉！乌拉！”彼佳踮起脚尖，被人推推挤挤，但是除了周围的人群，什么也看不见。

所有人的表情都非常感动和兴高采烈。一个站在彼佳身旁的女商贩号啕大哭，眼泪直流。

“父亲，天使，老天啊！”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抹眼泪。

“乌拉！”四面八方的人们在呼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拥去。

彼佳简直忘了一切，咬紧牙关，把眼瞪得像野兽似的，拼命向前挤，一面用臂肘推搡，一面喊“乌拉！”就像他这时要杀死自己和所有的人似的，但是在他身边攒动着和他一样的具有野兽般面孔的人们，也同样喊着“乌拉！”

“皇帝原来是这样！”彼佳想道，“不行，我不能亲自把呈文递给皇上，这样太冒失了！”虽然这样，他仍然拼命往前钻，从他前面的人们背脊的缝隙中望去，有一条铺着猩红地毯的空地在他眼前一闪；可是这时人群忽然踉踉跄跄往后退（前面的巡警推挡那些太靠近卫队行列的人群；皇帝从宫里正向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彼佳的肋骨意外地受到重力一撞，又被挤了一下，他突然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脑后有一绺白发，穿一件蓝色旧长袍，大约是一个助祭，用一只手臂把他挟在腋下，用另一只手臂挡住挤过来的人群。

“挤死人了！把小少爷挤死了！”助祭说，“这样不行！……轻一点……挤死人了，挤死人了！”

皇帝步入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又平静下来，于是助祭把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的彼佳带到炮王[37]那儿。有些人觉得彼佳怪可怜的，忽然人群都来看他，在他周围拥挤起来。站在他跟前的人们照料他，解开他的常礼服，把他放在高高的炮台上，责骂那些挤他的人。

“这样能把一个人踩死。真不像话！简直要出人命了！瞧这可怜的孩子，脸色白得像白纸。”几个声音说。

彼佳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的脸上又泛起红晕，疼痛也过去了，以这暂时的不愉快，却换来炮台这个位置，他希望从这位置上看见准会返回去的皇帝。彼佳现在已经不再想递呈文了。只要能看见他——他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了。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这是一次为皇帝驾临和为同土耳其媾和而举行的联合祈祷，人群散开了；小贩出现了，叫卖克瓦斯、糖饼和彼佳特别爱吃的罂粟糖饼，又可以听见日常的谈话。一个女商贩把挤破的披巾给人看，她说她是出大价钱买来的；另一个女商贩说，如今丝绸都涨价了。救彼佳的那个助祭和一个官吏说，那天是某某和某某神父陪同主教主持礼拜。助祭一再说“会同主祭”这个彼佳不懂得的词。两个小市民正在同几个嗑榛子的农奴姑娘调笑。所有这些谈话，特别是同姑娘们的调笑，都是对像彼佳这样年龄的男孩最有吸引力的，但是现在这些谈话却引不起彼佳的兴趣；他坐在那尊炮的高台上，一想到皇帝，想到对他的爱戴，心中仍然很激动。在他被挤时的疼痛和恐惧的感觉连同欢喜的感觉，更使他意识到目前时刻的重要性。

忽然从河岸传来礼炮声（这是庆祝与土耳其媾和），人们向河岸蜂拥过去——去看怎样放炮。彼佳也要往那儿跑，但以保护小少爷为己任的助祭不让他去。继续放礼炮，这时从圣母升天大教堂跑出军官、将军、侍从，然后又走出几个步履从容的人，人群又脱下帽子，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都跑回来。最后，从大教堂门里走出四个穿制服，佩绶带的男人。“乌拉！乌拉！”人群又高呼起来。

“什么人？什么人？”彼佳带着哭腔问周围的人，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大家太入迷了，彼佳选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由于高兴得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那个人，虽然那人不是皇帝，他满怀喜悦，用狂热的声音喊“乌拉！”，并且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他要当一个军人。

人群跟着皇帝跑，一直送他到皇宫，然后就散了。已经很晚了，彼佳还没吃东西，他大汗淋漓；但是他不回家，同剩下的还相当多的人群站在宫殿前面，在皇帝进餐的时候，向宫殿的窗户张望，还在期待着什么，非常羡慕那些正走上宫殿门厅，前去和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贵人，也羡慕那些正在餐桌前伺候，透过窗口隐约可见的宫廷侍者。

在皇帝吃饭的时候，瓦卢耶夫转脸对窗口望望，说：

“民众还想再见一见陛下。”

用完饭，皇帝吃着最后一片饼干，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民众，其中也有彼佳，向阳台拥过去。

“天使，老天啊！乌拉！父亲啊！……”民众喊道，彼佳也跟着喊，又有一些农妇和几个心肠软的男人，欢喜得哭起来。皇帝手里拿着一片相当大的吃剩的饼干，掰碎了，落在阳台的栏杆上，从栏杆上掉到地上。一个站得最近的穿短上衣的车夫，向那块饼干扑过去，把饼干抓在手里。人群中有几个人向车夫扑过去。皇帝看到这情景，吩咐递给他一盘饼干，开始从阳台上撒饼干。彼佳两眼充血，被挤坏的危险更使他紧张，他向饼干冲过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必须拿到一片沙皇手中的饼干。他冲过去，绊倒了一个正在抢饼干的老太太。老太太虽然躺倒在地，但仍不认输（她抢饼干，但饼干没落到她的手边）。彼佳用膝盖推开她的手，抄起一块饼干，他像怕错过机会，又高呼“乌拉！”，嗓子已经嘶哑了。

皇帝走了，随后大部分人也散了。

“我就说嘛，还要再等一等——果不其然，等到了。”人群中，四面八方传来快乐的谈话声。

尽管彼佳很幸福，他走回家的时候依然闷闷不乐，他知道，这一天的欢乐完结了。彼佳离开克里姆林宫，不是直接回家，而是找他的伙伴奥博连斯基，一个也要参军的十五岁的少年。回到家里，他坚决而且强硬地宣称，如果不让他参军，他就逃跑。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没有十分屈服，可是出门去打听，看能不能给彼佳谋一个较安全的位置。

二十二

两天后，十五日早晨，斯洛博达宫门前停着无数的马车。

每座大厅都挤满了人。第一座里面，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座里面，是佩带奖章、留着大胡子、穿着蓝灰色长衣的商人。在贵族会议大厅里，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走动声。在皇帝的挂像下面一张大桌子旁，一些最显贵的大官坐在高高的靠背椅里；但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所有这些贵族，都是皮埃尔每天不是在俱乐部里就是在他们家里见过的，现在他们一律身着制服，有的穿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有的穿保罗皇帝时代的，有的穿亚历山大皇帝新朝的制服，还有的穿一般贵族制服，这种制服的共同特征，就是给这些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平时面熟的人物增添一种稀奇古怪的意味。特别令人注目的是那些老头子，他们两眼昏花、牙齿脱落，脑壳光秃，面孔浮肿，皮肤姜黄，或者满脸皱纹，瘦骨嶙峋。他们多半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响，如果他们走动一下，找人说说话，那也是专找某个年轻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也像彼佳在广场见到的那些人群的面孔，有一种显着矛盾的表情：对某种重大庄严事情的期待和对日常的、昨天的事情的关怀，如对波士顿牌局、彼得鲁什卡厨师、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及其他诸如此类事情的关怀。

一大早，皮埃尔身着一件使他行动笨拙的窄瘦的贵族制服，来到大厅。他心情很激动：这次不平常的集会，不仅有贵族，而且也有商人参加——包括三级会议各阶层，引起他一连串久已搁置的、但深深印在心中的关于民约论和法国大革命的联想。他在《告民众书》中看到一句话，说皇上返回首都是为了同民众共商国事的，这更肯定了他的想法。因此他认为，他久已期待的重要事件就要到来了，于是他走来走去，观察，倾听，但是到处都没有发现他所关心的那种思想。

宣读皇帝的宣言时，引起一阵狂喜，然后大家谈论着散开了。皮埃尔除了听到一些日常的话题，还听到人们谈论：皇上进来时，首席贵族应当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招待皇帝的舞会，各县分开还是全省在一起……等等；但一涉及战争和如何召来贵族，就谈得不那么明确，含糊其词了。大家都更愿意听而不愿意说了。

一个中年男子，英气勃勃，仪表堂堂，穿一身退役的海军服，正在一个大厅里说话，四周围着许多人。皮埃尔走近围着讲话人的圈子，倾听起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穿一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将军服，含着愉快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他也走近这一群人，就像他一向听人讲话那样，带着和善的笑容，听人说话，不住赞许地点头，表示同意。那个退役海军的谈吐毫无顾忌；这从听众脸上的表情，从皮埃尔认为最老实安分的人们不以为然地走开或者表示反对，可以看出。皮埃尔挤到中间，注意听了听，相信讲话的人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和他心目中完全不同意义的自由主义者。海军军人的声音特别响亮，悦耳，是贵族所特有的男中音，怪好听地用喉音发“P”这个音，辅音很短，就像在喊人：“拿茶来，拿烟袋来！”之类时的声调。他说话的声音有一种惯于纵酒和发号施令的味道。

“斯摩棱斯克人向皇上建议组织民团。难道斯摩棱斯克人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命令？如果莫斯科省的高尚贵族认为必要，他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效忠皇上。难道我们忘了一八○七年的民团！结果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吃教会饭的，再就是小偷强盗……”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含着甜丝丝的微笑，赞许地点着头。

“试问，难道我们的民团对国家有利吗？毫无利益可言！只能糟蹋我们的财产。最好是再征兵……不然，复员回来的，兵不像兵，庄稼人不像庄稼人，只落个浪荡坯子。贵族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人人都去参军，人人都去招兵，只要圣上（他这样称呼皇帝）一声号召，我们全都为他去牺牲。”这位演说家激昂慷慨地又补充说。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欢喜得直咽口水，不住地捅捅皮埃尔，但皮埃尔也急于要说话。他挤向前去，他觉得自己非常兴奋，但是他还不知道他兴奋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刚要开口，一个离那个讲话的人站得很近的枢密官——此人牙齿掉得精光，有一张聪明的面孔，但满脸怒容，打断了皮埃尔的话。他显然惯于主持讨论和处理问题，他的声音很低，但还听得见。

“我认为，阁下，”枢密官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含糊不清地说，“我们被召来不是讨论目前对国家更有利的是什么——是征兵还是成立民团。我们是来响应皇帝陛下对我们的号召的。至于说征兵有利还是成立民团有利，我们恭候最高当局的裁决……”

皮埃尔忽然给他那满腔义愤找到发泄的机会。那位枢密官对目前贵族当务之急提出迂腐而狭隘的观点，皮埃尔对此予以无情的驳斥。皮埃尔走向前去制止住他。连他自己也不知要说什么，但是开始热烈地说起来，时而夹杂一些法语，时而用书面俄语表达。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说（皮埃尔同这位枢密官是老相识，但是他认为这时对他有打官腔的必要），“虽然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皮埃尔结巴了一下，他本来想说我可敬的对手）也不同意这位先生……我还没有荣幸认识他；但是我认为，贵族被请来，除了表一表他们的同情和喜悦，还应当商讨拯救我们祖国的大计。我认为，”他激昂地说，“如果皇上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把自己的农奴献给他的农奴主，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充当炮灰，而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救……救……救亡的策略，那么，皇上是不会满意的。”

许多人看到枢密官露出轻蔑的微笑和皮埃尔信口开河，就从人群中走开了；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正像他对海军军人的话，枢密官的话，总之，对他刚听到的任何人的话，全都满意一样。

“我认为，在讨论这种问题之前，”皮埃尔接着说，“我们应当问问皇上，恭恭敬敬地请陛下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我们的军队和正在作战的部队情况如何，然后……”

但是，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忽然受到三方面的攻击。攻击他最厉害的是一个他的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此人是玩波士顿牌的能手，对皮埃尔一向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这身制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皮埃尔在他面前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年人的凶相，向皮埃尔呵斥道：

“首先，启禀阁下，我们无权向皇上询问这事；其次，俄国贵族就算有这种权利，皇上也不可能答复我们。军队是要看敌人的行动而行动的——军队的增和减……”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前些时候皮埃尔在茨冈舞女那儿常常看见他，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牌手，他今天也因穿了制服而变了样子，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而且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是那个贵族的声音，“而是要行动：战火已经蔓延到俄国。我们的敌人打来了，它要灭亡俄国，践踏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我们动员起来，人人都勇往直前，人人都为沙皇圣主战斗！”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喊道。从人群中发出几处赞许的声音。“为了保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我们俄罗斯人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我们是祖国的男儿，就不要净说空话吧。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站起来保卫俄国了。”那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对，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话包含什么思想，而是他的声音，总不如那个生气勃勃的贵族说得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那圈人群后面频频点头称赞；在那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猛地转身对着演说的人说：

“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甚至他自己，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弄清楚情况，可是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许多声音一齐叫喊，发表意见，弄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应接不暇，连连点头；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吵吵嚷嚷，一齐向大厅里一张大桌子拥去。皮埃尔的话不但没能说完，而且粗暴地被人打断，人们推开他，避开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对他的话的含义有所不满，——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他的意见早被人忘记了，——而是因为，为了鼓舞人群，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的对象和可以感觉到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为恨的对象。在那个贵族慷慨陈词之后，又有很多人发了言，所有说话的都是一个调子。许多人都说得极好，而且有独到的见解。

《俄罗斯导报》出版家格林卡[38]被人认出来了（“作家，作家！”人群中传出喊声），这位出版家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反击，他曾见过一个孩子在雷电交加的时候还在微笑，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对，对，雷电交加！”几个站在后边的人赞许地重复说。

人群向一张大桌子走去，桌旁坐着几位身着制服，佩带绶带，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高官显贵，差不多全是皮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他们家里逗小丑们取乐，或者在俱乐部里打波士顿牌。人群嗡嗡地响着向桌子走去。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两个一齐讲，他们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高椅背后面。站在后面的人发现讲话的人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就赶紧加以补充。在这热气腾腾和拥挤的气氛中，有些人在搜索枯肠，想找点什么，好赶快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年高的大官坐在那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们脸上的表情，大都说明他们觉得很热。然而皮埃尔情绪也高昂起来，那种普遍表示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气概（多半表现在声音上，而不是表现在讲话的内容上），也感染了他。他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想辩解一下。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价值。”他竭力压倒别人的声音，赶忙说。

一个离得最近的小老头转脸看了他一眼，随即被桌子另一边的声音吸引过去。

“是的，莫斯科就要放弃了！它将要成为赎罪的牺牲品！”有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喊道，“让我来说……先生们，挤死我了！……”

二十三

这时，这群贵族让出一条道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快步从闪开的人群中走进大厅，他身着将军服，肩挎绶带，下巴突出，有一对灵活的眼睛。

“皇帝陛下即刻就到，”拉斯托普钦说，“我刚从那儿来。我认为，处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景况，没有什么可考虑的。蒙皇上降旨把我们和商人召来，”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那边已经有数百万献出来了（他指了指商人的大厅），而我们的任务是提供民团，毫不吝惜自己……这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

坐在桌旁的那些大官开会讨论了。整个会议都非常安静。在经过先前的喧哗之后，听到老人们的嗓音一个跟一个地说：“同意”，有的为了变个样，说：“我也是那个意见”，等等，会开得很沉闷。

文书奉命记录莫斯科贵族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和斯摩棱斯克贵族一样，每千名农奴抽民兵十名，并配给全副装备。开会的先生们仿佛松了一口气，发出移动椅子的响声，一个个都到大厅中间蹓蹓腿，随便挽起哪一位的胳膊，闲聊起来。

“皇上！皇上！”忽然整个大厅都响遍了喊声。所有的人都向门口拥去。

皇帝经过贵族站成两堵墙之间的宽阔通道走进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既恭敬又畏惧的好奇神情。皮埃尔站得较远，皇帝的话听不十分清楚。他只听懂皇帝谈到国家处境的危险，谈到他寄予莫斯科贵族的希望。有一个声音向皇帝报告刚才贵族做出的决议。

“诸位先生！”皇帝的声音颤抖了；人群动荡一下又静下来，于是皮埃尔清楚地听见皇帝十分感动的、富有人情味的悦耳声音，他说：“我从来就不怀疑俄罗斯贵族的热心。然而今天贵族们的热心超出了我的期望。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先生，我们要行动——时间最宝贵……”

皇帝停住了，人群开始挤在他的周围，从四面八方传出欢喜的赞叹声。

“是的，最宝贵的是……皇帝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后面痛哭失声地说，其实他什么都没听见，一切全是他自己想当然。

皇帝从贵族大厅步入商人大厅。他在那里停留了十来分钟。皮埃尔和其余的人都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睛含着感动的泪水。后来才听说，皇帝刚一开始对商人讲话，就热泪直流，他用颤抖的声音讲完了话。当皮埃尔看见皇帝的时候，他正走出来，两个商人陪着他。一个是身躯肥胖的承包商[39]，皮埃尔认识他，另一个是商人的首领，面孔消瘦，焦黄，留一撮山羊胡子。两人都啜泣着。那个瘦子两眼含泪，而体胖的承包商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一个劲儿说：

“生命，财产，都拿去吧，陛下！”

皮埃尔此刻除了想表示他什么都不在乎，一切都可以牺牲，此外再不想别的。他想到他那带有宪政倾向的演说，就觉得惭愧；他找机会改正这一点。别祖霍夫得知马莫诺夫伯爵献出一团人，便立刻向拉斯托普钦伯爵声明，他愿出一千人连带给养。

老罗斯托夫在对妻子讲述当天的经过时，不禁老泪横流，他立刻答应彼佳的要求，并且亲自去给他报名。

第二天，皇帝走了。所有参加集会的贵族都脱掉制服，又在家中安居和上俱乐部，哼哼歪歪地命令管家去办理民团的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惊奇。

第二部

一

拿破仑之所以同俄国开战，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誉冲昏了头脑，不能不穿波兰军服，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诱惑而野心勃勃，不能不先是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是当着巴拉舍夫的面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觉得他个人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统率军队，是为了恪尽职守和赢得伟大战略家的荣誉。罗斯托夫之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一见平坦的田野就按捺不住要纵马驰骋。同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都是按照他们各人的禀性、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的。他们畏惧，虚荣，欢乐，愤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知道他们那样做都是为着自己，其实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他们进行着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然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改变的命运就是这样，而且他们官做得越大，自由就越少。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当时的历史后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天意差使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私自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后果，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后果有一丝一毫的预见。

现在已经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再不会有人争论，拿破仑的法国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不作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激化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惟没有人预见到（现在似乎很明显了），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使世界上最优良的、由最优秀的统帅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最没有战斗力、缺乏经验、而且由缺乏经验的统帅指挥的俄国军队时，遭到覆灭；不仅没有人预见，而且在俄国人方面，经常全力以赴地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情的实现，同时在法国人方面，虽然拥有经验丰富和所谓天才军事家拿破仑，却用尽一切力量在夏末把战线拉长到莫斯科，也就是做那使他们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津津乐道拿破仑如何感觉到战线拉长的危险，他如何寻找决战的机会，他的元帅们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来，并且引一些别的论据，证明当时已经感到那场战争的危险；而俄国的作者更喜欢谈论什么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的战争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说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说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说是托尔拟的，有人说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并且援引了一些笔记、方案和书信，其中果然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所有这些对既成事实的预见的暗示，不论是俄国人作出的还是法国人作出的，之所以现在公之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实了这些暗示。如果事件没有实现，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当时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设想，由于不正确而被人遗忘一样。对于每一事件的结局，总有许多预测，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会说：“我当时就说过，非是这样不可。”而无数全然相反的预测却被忘得一干二净。

说拿破仑已经意识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在俄国人方面，说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都是属于这一类预测，而史学家只有非常牵强地才能把这种想法强加在拿破仑身上，把那些计划强加在俄国军事将领身上。全部事实都与这些预测完全相反。在战争初期，在俄国方面，不仅没有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意图，而且在法国最初入侵俄国的时候，却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拿破仑不仅不怕战线拉长，而且每前进一步就当做胜利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各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决战的机会。

战争刚一开始，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我们当时努力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各支军队的会合，虽然军队的会师对于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是为了鼓舞部队坚守每寸俄国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的阵营，不再向后撤退。每后退一步，总司令就受到皇帝的斥责。慢说焚烧莫斯科，就是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对皇帝说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当军队会合起来的时候，皇帝对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焚毁，未能背城打一大仗，极为愤懑。

皇帝这样想，而俄国的将领和俄国全民一想到我们退到腹地，更加愤慨。

拿破仑把俄军切断后，继续向俄国腹地推进，放弃了几次决战的机会。八月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如何继续前进，虽然我们现在看出，这种继续深入对于他显然是毁灭性的。

事实雄辩地说明，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们当时也没有打算引诱拿破仑深入，而且他们所想的都是一些相反的东西。拿破仑被引进俄国腹地，并不是出自某人的计划（谁也不相信有这种可能），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那些看不出必然会发生什么，也不知拯救俄国唯一方法的参战人员的一系列的勾心斗角、私自的目的和欲望所起的极其错综复杂的作用。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几支军队在战役初期被切断。我们努力会合各军的目的，显然是要打一仗，阻止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力求会合时避免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自觉地形成锐角形往后撤退，这样我们就把法军引到斯摩棱斯克。我们成锐角形撤退，并不完全是因为法军在两支军队之间推进，——这个夹角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锐，我们也就越退越远，那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当他的下级的巴格拉季翁憎恨他，巴格拉季翁统率着第二军，尽可能地拖延不与巴克莱会师，为了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去会师（虽然会师是所有指挥官的主要目标），因为他觉得，在行军中他的军队会受到危险，最好是更向左向南退却，一面骚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在乌克兰补充他的军队。看来，他所以打这个主意，是因为他不愿意隶属于可憎的、级别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

皇帝在军队里驻跸，是为了鼓舞军队，但是他的御驾亲征和犹豫不决，以及大批的顾问和计划，消耗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这个军撤退了。

本来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的；可是突然间，一心想当总司令的保罗西以其充沛的精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全部计划就被放弃了，一切军务都托付给巴克莱。但是巴克莱不孚众望，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军队被打散了，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莱没有声望。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军队被切断，这位德国人总司令的声誉不高，就出现了犹豫不决和避免战斗（如果军队集结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莱指挥军队，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愤慨和爱国热情的激发，越来越高涨。

后来皇帝终于离开军队，给他离开军队找到一个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须鼓舞首都的人民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国军队壮大了三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权力的统一，希望以后能够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但是军队中的领导情况更加混乱和无力。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级侍从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且给他鼓劲，巴克莱觉得他处在这些国家的耳目之下更不自由了，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审慎了，总是避免作战。

巴克莱主张慎重。皇太子暗示这是通敌，要求决战。柳博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是这么凶，使得巴克莱借口给皇上递送文件，把这帮波兰高级侍从打发到彼得堡，然后对贝尼格森和大公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最后，不管巴格拉季翁怎么不乐意，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驱车前往巴克莱的官邸。巴克莱佩上肩带出来迎接，并向级别比他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极力做得宽宏大量，虽然级别高，仍然做他的部下；但是做了部下，和他更合不来了。按照皇帝的命令，巴格拉季翁亲自向皇上报告。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我皇的旨意，但是我无论如何同那位大臣（巴克莱）无法相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随便把我派到哪儿，哪怕让我指挥一个团，而在这里我待不下去；整个大本营都是德国人，俄国人简直受不了，而且毫无意义可言。我原以为我忠心耿耿地为皇上和祖国服务，而结果却为巴克莱服务，老实说，我是不情愿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越发搅坏了各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更不统一了。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向法军进行一次进攻。一个将军被派去视察阵地。这个将军憎恨巴克莱，他骑马到一个朋友——军团长那儿坐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巴克莱那儿，对他没有看见的未来战场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在未来的战场问题上争吵不休和施展阴谋诡计的时候，正当我们寻找法军而弄错他们的所在地的时候，法军突破涅韦罗夫斯基的师团，抵达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挽救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毫无准备的战斗。仗是打了。双方都阵亡数千人。

斯摩棱斯克在违反皇帝和全民的意志情况下放弃了。但是斯摩棱斯克是居民受省长的欺骗自己焚毁的，倾家荡产的居民给别的俄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老想着自家的损失，心中燃起对敌人的怒火，向莫斯科逃去。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后退，结果是拿破仑必然失败。

二

儿子走后第二天，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把玛丽亚公爵小姐叫到自己房里。

“怎么样，你现在满意了吧？”他对她说，“弄得我和儿子吵了一架！满意了吧？你就希望这样！满意了吧？……真叫我伤心，真叫我伤心。我老了，不行了，这也是你希望的。你就得意吧，得意吧……”在这之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有一个星期没看见父亲。他病了，没有离开自己的书房。

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惊奇的是，她注意到老公爵在生病期间，也不让布里安小姐到他房里去，只叫吉洪一个人伺候他。

过了一星期，公爵出来了，又过着先前的生活，在建筑和园艺上特别下功夫，并且终止了和布里安小姐过去的关系。他对待公爵小姐冷冰冰的态度，仿佛对她说：“你看见了吧，你对我胡乱猜想，在安德烈公爵面前胡说我和这个法国女人的关系，弄得我和他吵架；你这看见了吧，我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法国女人。”

玛丽亚公爵小姐每天一半时间用在尼古卢什卡身上，看着他复习功课，亲自教他俄语和音乐，同德萨尔谈话；另外半天读书，同老保姆和从后门进来的神亲们一起消磨时间。

玛丽亚小姐对战争的看法跟一般妇女对战争的看法一样。她为参加战争的哥哥担心，对强迫人们互相残杀不理解，对人类的残酷感到恐怖；但是她不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她以为跟过去一切战争一样。虽然经常同她谈话、非常关心战况的德萨尔把他的想法极力讲给她听，虽然前来找她的神亲们总是按照她们自己的理解讲述老百姓所谣传的基督的敌人入侵多么可怕，虽然和她又恢复通信的朱莉——现在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从莫斯科给她寄来洋溢着爱国热情的信，她仍然不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

“我用俄文给您写信，我的善良的朋友，”朱莉写道，“因为我憎恨一切法国人，连同他们的语言，我简直听不得人家讲那种语言……在莫斯科由于我们满怀热情崇拜皇帝，我们很振奋。

“我那可怜的丈夫现在住在犹太人的客栈里，受苦，挨饿；但是我所得到的消息，使我更加鼓舞。

“您一定听说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了，他搂着两个儿子说：‘我和他们同归于尽，但是决不动摇！’的确，虽然敌人比我们强大两倍，可是我们岿然不动。我们尽可能打发时光；战时就像战时嘛。阿琳娜公爵小姐整天和我在一起，一边揪棉线团[40]，一边聊得兴致勃勃；只少您不在这儿，我的朋友……”如此等等。

玛丽亚公爵小姐之所以不理解这次战争的全部意义，主要是因为老公爵从来不谈战争，也不承认它，而且在饭桌上嘲笑谈论这次战争的德萨尔。公爵的口气是那么平静而自信，使得玛丽亚公爵小姐毫无异议地相信他。

整个七月，老公爵都非常活跃，甚至生气勃勃。他又开辟一座花园，为家奴盖房子。唯一使玛丽亚公爵小姐不安的是，他睡眠很少，而且改变了他睡在书房的习惯，每天都换个睡觉的地方。有时他命令在走廊里打开他的行军床，有时他躺在客厅沙发上或者坐在高背安乐椅上和衣假寐，同时他不让布里安小姐，而是叫家僮彼得鲁沙给他朗读；有时他就在饭厅里过夜。

八月一日，接到安德烈公爵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在他走后不久接到的，安德烈公爵在那封信中恭请父亲原谅他的顶撞，并请他恢复对他的慈爱。老公爵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在这封信后，就和法国女人疏远了。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是在法军占领后的维捷布斯克附近写的，信中扼要地叙述了战役的整个过程，并附有示意图，以及对今后战局的瞻望。安德烈公爵在这封信中对父亲说，他住在那儿不相宜，离战场太近，正处在军用交通线上，劝他到莫斯科去。

这天吃饭的时候，由于德萨尔提起，听说法军已经开进维捷布斯克，引起老公爵想起安德烈公爵的信。

“今天接到安德烈公爵的信，”他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你看过了吧？”

“没看过，爸爸。”公爵小姐惊恐地回答。她连接到信都没听说，当然未曾读信。

“他在信里谈到这次战争。”公爵说，带着那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的、一提起目前的战争就露出的轻蔑微笑。

“一定很有趣，”德萨尔说，“公爵能够知道……”

“啊，非常有趣！”布里安小姐说。

“您去给我拿来，”老公爵对布里安小姐说，“您知道，就在小桌上的镇纸下面。”

布里安小姐高兴地跳起身来。

“不用啦，”他皱紧眉头，喊了一声，“你去吧，米哈伊尔·伊万内奇！”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起身到书房去。他刚走，老公爵就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他扔下餐巾，亲自去取信。

“什么都不会干，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走开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德萨尔、布里安小姐，甚至尼古卢什卡默默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公爵拿着信和蓝图，迈着急促的步子走回来，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跟着他，在整个吃饭时间，他把信和蓝图放在身边，没有让任何人朗读。

回到客厅里，他把信递给玛丽亚公爵小姐，然后摊开新建筑蓝图，一边注视着蓝图，一边命令她大声念。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念信的时候，用疑问的目光向父亲瞥了一眼。他在看蓝图，显然陷入了沉思。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公爵？”德萨尔大着胆子问。

“我？我？……”公爵说，好像不高兴别人把他弄醒似的，目光仍然不离开建筑蓝图。

“很可能，战场就要移到我们这儿来了……”

“哈—哈—哈！战场！”公爵说，“我说过，现在还要说，战场是在波兰，敌人永远不会越过涅曼河。”

德萨尔惊讶地看了看公爵，当敌人已经到了德聂伯河，他还说涅曼河；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忘记了涅曼河的地理位置，认为她父亲说得对。

“冰雪融化的时节，他们就要陷在波兰的沼泽里。他们只不过看不出这一点罢了，”公爵说，大约他是在想他觉得还是不久前的一八○七年的战役，“贝尼格森本来应当早些进入普鲁士，那就别有一番情景了……”

“但是，公爵，”德萨尔胆怯地说，“信里提到维捷布斯克……”

“嗯，信里提到吗？是的……”公爵不乐意地说，“是的……是的……”他的面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他停了一会儿，“是的，他在信中说，法军在哪条河被击溃了？”

德萨尔垂下眼睛。

“公爵在信里并没提到这件事。”他低声说。

“真的没提吗？哼，我不会瞎编的。”大家半晌无话可说。

“是的……是的……喂，米哈伊尔·伊万内奇，”他忽然抬起头来，指着建筑蓝图说，“你谈谈你认为怎样改……”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走到蓝图前面，公爵和他谈了谈新建筑蓝图，然后生气地瞅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德萨尔一眼，就回自己房里去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德萨尔注视她父亲的目光是那么惶惑和惊讶，注意到他沉默不语，并且吃惊地发现她父亲把儿子的信忘在客厅的桌上；但是她不但怕对德萨尔说和问他惶惑和沉默的原因，而且怕想这一点。

傍晚，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被公爵派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这儿来取忘在客厅里的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亚公爵小姐把信给了他。虽然这对她是不愉快的，但是她还是向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询问她父亲在做什么。

“总是忙，”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说，带着使玛丽亚公爵小姐面色发白的既恭敬又讥讽的微笑，“对那幢新房子很不放心，读了一会儿书，现在，”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压低声音说，“准是伏在案上写遗嘱呢。”（近来公爵喜爱的工作之一是整理一些死后留传后世的文件，他称这些文件为遗嘱。）

“要把阿尔帕特奇派往斯摩棱斯克吗？”玛丽亚公爵小姐问。

“当然啦，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三

当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拿着信回到书房的时候，公爵正坐在打开的公事桌前面，戴着眼镜和眼罩，烛台上也罩着灯罩，把拿着文件的手伸得远远的，摆出一副颇为庄严的姿势在读文件（他称之为意见书），这些文件在他死后将呈给皇帝御览。

在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进去时，他由于回忆他当初怎样写这些现在读着的文件而两眼含泪。他从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手中接过信来，揣到衣袋里，放好文件，然后把等了很久的阿尔帕特奇叫来。

他有一张小纸条写着他在斯摩棱斯克要办的事，他在门旁等候着的阿尔帕特奇面前，在室内一面踱步，一面发出命令。

“第一件，信笺，听着，要八帖，就照这个样品；金边的……一定要照这个样子；火漆，封蜡——按照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开的单子。”

他在室内来回走了几趟，为了看备忘小本。

“然后把有关证书的信当面交给总督。”

然后要买新房子的门闩，一定要照公爵亲自设计的式样。再就是订制一个盛放遗嘱的硬纸匣。

对阿尔帕特奇作指示延续了两个多小时。公爵仍然没有把他放走。他坐下沉思，闭目打盹。阿尔帕特奇动弹了一下。

“行了，去吧，去吧；有事再叫你。”

阿尔帕特奇出去了。公爵又到公事桌前，向它望了一眼，抚摩了一下他的公文，然后又关上，在桌旁坐下给总督写信。

他封好信站起来，已经很晚了。他想睡觉，但是他知道他睡不着，一上床，一些最坏的想法就会涌上心头。他叫来吉洪，同他一起到各个房间察看，以便吩咐他今晚在哪儿安放床铺。他走来走去，审视每个角落。

他觉得到处都不好，最糟的是书房里那张他睡惯了的沙发。他觉得那张沙发可怕，大概是因为他睡在那上面曾经有过痛苦的思绪。什么地方都不好，但是休息室里钢琴后面那个角落还差强人意：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儿睡过。

吉洪同一个仆人搬来一张床，开始铺起来。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公爵怒斥道，他亲自把床挪得远离墙角四分之一，然后又挪近一些。

“终于把事办完了，现在该休息了。”公爵想道，于是他叫吉洪给他脱衣裳。

由于脱上衣和裤子太吃力，公爵烦恼地皱着眉头，脱了衣裳，他沉重地往床上一坐，轻蔑地瞅着他那焦黄干瘦的腿，仿佛若有所思。他不是在沉思，而是拖延把两条腿费劲抬起来挪到床上的时间。“唉哟，多么艰难啊！唉哟，快点结束这些苦事吧，主呵！您放我回去吧！”他想。他抿紧嘴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躺了下来。但是他一躺下，整个床就忽然在他身下均匀地荡来荡去，仿佛在沉重地喘气和冲撞。几乎每晚都是如此。他睁开刚闭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该死的！”他怒气冲冲地不知斥责谁，“是的，是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非常重要，我留待夜里上了床才办的。门闩？不是，这个我已经交待过了。不对，有那么一件事，仿佛是在客厅里提到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撒了个什么谎。德萨尔——这个傻瓜，好像说过什么来着。衣袋里有件东西——我不记得了。”

“季什卡[41]！吃饭的时候讲什么来着？”

“讲米哈伊尔公爵……”

“住嘴，住嘴。”公爵用手拍桌子，“对了，我想起了，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亚公爵小姐念过。德萨尔仿佛说过维捷布斯克。现在我来念。”

他吩咐把信从衣袋里取出来，把那张放着一杯柠檬水和螺旋形的蜡烛的小茶几挪近床边，他戴上眼镜，开始读起来。只有在夜深人静，在绿灯罩下，凑近暗淡的灯光读信，他才第一次恍然悟出信里说的意思。

“法国人到了维捷布斯克，再有四站路程他们就到斯摩棱斯克了；也许他们已经到了。”

“季什卡！”吉洪一跃而起。“行了，不用了，不用了！”他喊道。

他把信藏在烛台下面，闭上眼睛。在他想象中出现了多瑙河，明朗的中午，芦苇，俄国营地，他这个年轻的将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精力充沛，兴致勃勃，面色红润，走进波将金的彩饰帐篷，对朝廷这个宠臣如火烧一般的嫉妒心理如此强烈，现在仍然像当时一样使他激动。他想起第一次和波将金会面时所说的话。他眼前又出现那位矮胖的、胖脸蜡黄的皇太后，她第一次接见他时所说的亲切的话以及她那微笑，又想起在灵台上她的脸，想起当时在她的棺木前为了争着前去吻她的手同祖博夫发生的冲突。

“唉，快点，快点回到那时代，让现在的一切快点，快点结束，叫他们不要管我，让我安静安静吧。”

四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田庄童山，在斯摩棱斯克以东六十俄里，离莫斯科大道三俄里。

在公爵给阿尔帕特奇作指示的那天晚上，德萨尔求见玛丽亚公爵小姐，他告诉她，鉴于公爵健康欠佳，而且对自己的安全也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从安德烈公爵来信看来，留在童山是不安全的，因此他诚恳地劝公爵小姐亲自给总督写一封信，让阿尔帕特奇带到斯摩棱斯克，求他把战局和童山所受到的威胁程度告诉她。德萨尔为玛丽亚公爵小姐代笔写了一封给总督的信，她签了字，就交给阿尔帕特奇，交待他把信呈交总督，如遇到危险，就尽快赶回来。

阿尔帕特奇接到指示后，就戴上白绒毛帽子（这是公爵的礼物），像公爵似的拿着手杖，由家里的人陪伴着，走出来坐上三套皮篷马车，那三套马一律黑鬃，黄褐毛色，膘肥体壮。

大铃铛给包了起来，小铃铛也填上纸。公爵不让人在童山坐带铃铛的车。但是阿尔帕特奇喜欢在出远门时带着大小铃铛。阿尔帕特奇的“朝臣”们——乡长、账房先生、厨娘（两个老太太，一黑一白）、哥萨克小孩、车夫以及各种家奴，都出来给他送行。

女儿把鸭绒垫子放在他背后和身下。他的老姨子偷偷塞给他一个包袱。一个车夫搀扶着他上车。

“嘿，老娘儿们全出动！老娘儿们，老娘儿们！”阿尔帕特奇活像老公爵，喘息着急促地说，然后坐到篷车里。阿尔帕特奇对乡长作了最后几点关于事务的指示，然后，不再摹仿公爵，从秃头上脱下帽子，画了三次十字。

“您，听到什么风声……您就回来吧，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看在基督的面上，怜惜怜惜我们。”妻子向他喊道，她是暗示有关战争和敌人的谣传。

“老娘儿们，老娘儿们，老娘儿们全出动！”阿尔帕特奇自言自语说，于是上路了，他四外张望着田野，有的地方黑麦已经黄熟，有的地方茂密的燕麦还青枝绿叶，有的黑土地刚犁过二遍。阿尔帕特奇坐在车上欣赏着当年春播作物少有的好收成，瞧了瞧黑麦的地块，有几处已经开始收割，他盘算着播种和收割，然后又想想有没有忘记公爵的吩咐。

在路上喂过两次马，八月四日傍晚，阿尔帕特奇到达那个城市。

阿尔帕特奇在路上遇见并赶过辎重车和军队。快到斯摩棱斯克时，他听见远方的枪声，但枪声并未使他吃惊。使他最吃惊的是，在走近斯摩棱斯克时，他看见有些士兵正在割一片长势很好的燕麦，显然是用来喂马，燕麦地里驻扎着兵营；这个情况使阿尔帕特奇大为愕然，但是他很快就把这忘了，一心只想自己的事。

阿尔帕特奇的一切生活兴趣，三十多年来只局限在公爵的意志圈子里，他从来不越出这个圈子。凡是与执行公爵的指示无关的事，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对于阿尔帕特奇根本不存在。

八月四日傍晚，阿尔帕特奇到达斯摩棱斯克，在德聂伯河对岸、加钦斯克郊区一家店栈落脚，店主叫费拉蓬托夫，三十年来阿尔帕特奇已经在他那儿住惯了。十二年前，费拉蓬托夫叨阿尔帕特奇的光，从公爵手里买了一处小树林，从此就做生意，如今在省城里已经有了宅子、客栈和面粉店。费拉蓬托夫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庄稼汉，肥胖，脸色黑里透红，厚嘴唇，鼻子有如一颗肥大的瘤子，在皱起的眼眉下也有一颗瘤子，还有一个凸起的大肚子。

费拉蓬托夫身穿背心、花布衬衫，站在临街的店铺里。看见阿尔帕特奇，就向他走过去。

“欢迎，欢迎，雅科夫·阿尔帕特奇。人家都出城，你倒进城。”店主说。

“怎么回事，为什么出城？”阿尔帕特奇说。

“我也说嘛，——老百姓愚蠢。都是怕法国人呗。”

“老娘儿们的见识，老娘儿们的见识！”阿尔帕特奇顺口说。

“我也是这么说嘛，雅科夫·阿尔帕特奇。我说，已经有了命令，不让他们进来，——那就是说，就一定进不来。大车每辆要价三个卢布——简直没有基督徒的良心！”

雅科夫·阿尔帕特奇漫不经心地听着。他要了一个茶炊和喂马的干草，喝足了茶，就躺下睡了。

客栈门前大街上，整夜都在过军队。第二天，阿尔帕特奇穿上只有在城里才穿的坎肩，出去办事去了。是一个晴丽的早晨，八点钟就很热了。是收割庄稼的好日子，阿尔帕特奇心中想道。一大早就听见城外的枪声。

八时开始，步枪声中夹着大炮的轰鸣。大街上有很多不知往何处奔忙的人，还有很多士兵，但是和平时一样，马车来来往往，商人站在铺子里，教堂举行礼拜。阿尔帕特奇走遍了商店、官府、邮局和总督家。在政府机关，在商店，在邮局，人们都在谈论军队，谈论已经开始攻城的敌人；大家互相询问应当怎么办，大家都极力互相安慰着。

阿尔帕特奇在总督门前看见很多人，哥萨克，总督的旅行马车。雅科夫·阿尔帕特奇在门廊里碰见两个贵族，其中一个是他认识的。他认识的那个贵族过去当过警察局长，正在激动地说话。

“要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单身汉倒也罢了。一人倒霉一人当，可是，一家十三口子，还有全部的财产……简直家破人亡，竟然到这步田地，这算什么官府衙门？……哼，就该绞死这些强盗……”

“行了，行了，别说了。”另一个人说。

“我犯什么法，让他听见好了！我们又不是狗。”这位前任警察局长说，他环顾一下，看见了阿尔帕特奇。

“啊，雅科夫·阿尔帕特奇，你来干什么？”

“奉大人之命，前来谒见总督先生，”阿尔帕特奇说，他骄傲地抬起头，一只手放在怀里，每当他提起公爵时，总是摆出这个姿势……“叫我打听一下局势。”他说。

“你就打听去吧，”一个地主喊道，“弄得连一辆大车也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你听见了吗？”他指着传来枪声的方向说。

“把老百姓全给毁了……狗强盗！”他又嘟囔了一句，就走下台阶。

阿尔帕特奇摇了摇头，上楼去了。在接待室里有商人、妇女、官吏，他们都相对无言。办公室的门开了，大家都站起来向前移动。从门里跑出一个官吏，同一个商人说了几句话，叫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胖官吏跟他来，又进到门里去了，显然是避免大家投向他的目光和向他提出问题。阿尔帕特奇向前挪动两步，在那个官吏再走出来时，他一手插进扣着的常礼服胸襟里，向那个官吏搭话，递给他两封信。

“博尔孔斯基公爵元帅递交阿什男爵先生的信。”他的口气那么庄严而且重要，使得那个官吏转向他，接过了他的信。几分钟后，总督接见了阿尔帕特奇，匆匆地对他说：

“回去禀知公爵和公爵小姐，就说我一无所知：我是遵照最高当局的指示行动的——就是这个……”

他递给阿尔帕特奇一份公文。

“不过，因为公爵健康不佳，我劝他们去莫斯科。我也即刻就动身。你禀报……”但是总督没有说完，一个满头大汗、一身尘土的军官跑进门来，用法语说了几句什么。总督脸上露出恐慌的神情。

“去吧。”他向阿尔帕特奇点了点头，说，然后向那个军官询问什么。当他走出总督办公室的时候，那些热切、惊慌、无可奈何的目光投到阿尔帕特奇身上。阿尔帕特奇不由得谛听这时已经离得很近的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他急忙回到客栈。总督给阿尔帕特奇的文件内容如下：

“我向您保证，斯摩棱斯克城尚无丝毫危险，而且它根本不会受到威胁。我从一方面，巴格拉季翁从另一方面于二十二日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两支军队合力保卫贵省同胞，誓将祖国的敌人努力击退，再不然，我们英勇的战士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您由此可知，您有充分权力安抚斯摩棱斯克居民，因为受到这两支如此英勇军队保卫的人们，一定相信会取得胜利。”（巴克莱·德·托利给斯摩棱斯克总督阿什男爵的指示，一八一二年。）

街上的人们惶惶不安地来来往往。

满载着食具、椅子、柜子的大车，不时地从住宅大门里出来，在大街上行驶着。费拉蓬托夫家隔壁门前，停着几辆马车，女人们一边告别，一边嚎哭着嘱咐什么。一条看家狗在套上车的马前头嚎叫着来回转悠。

阿尔帕特奇迈着比平时快得多的步子走进客栈，一直向停放他的车马的棚子走去。车夫在睡觉；他叫醒他，吩咐他套车，然后走进穿堂。正屋里传出孩子的哭声，一个女人撕肝裂肺的号啕声，费拉蓬托夫嘶哑的怒吼声。厨娘像一只受惊的母鸡，在穿堂里乱窜。

“打死人了——老板娘给打死了！……打得好凶啊，拖来拖去！……”

“为了什么？”阿尔帕特奇问。

“她央求逃难。妇道人家嘛！把我带走吧，她说，不要让我和孩子们一起都毁掉吧；人家都走光了，她说，咱们干吗不走？于是就打她，打得那么凶，把她拖个半死！”

阿尔帕特奇仿佛同意这些话，点了点头，不想再听下去，就向店主居室对面的房间走去，他买的东西放在那儿。

“你这个恶棍，凶手。”这时，一个瘦削、面色苍白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喊道，她的头巾也被扯掉了，她冲出门口，下了台阶往院子里跑。费拉蓬托夫跟着追出来，他一见阿尔帕特奇，就整整背心，理理头发，打了个哈欠，跟着阿尔帕特奇进屋去。

“就要动身吗？”他问。

阿尔帕特奇不答话，也不回头看店主，只顾归置买来的东西，他问应付多少店钱。

“那好算！怎么样，见到总督了吗？”费拉蓬托夫问，“有什么决定吗？”

阿尔帕特奇回答说，总督一句肯定的话都没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怎么走得了？”费拉蓬托夫说，“到多罗戈布日的每辆大车竟要七卢布。所以我说：他们没有基督徒的良心！”他说。

“谢利瓦诺夫，这家伙星期四投了个机，每袋面粉九卢布卖给军队。怎么样，喝杯茶吧？”他又说。套车的时候，阿尔帕特奇同费拉蓬托夫一起喝茶，谈论粮价、年景，以及秋收的好天气。

“可停了，”费拉蓬托夫喝完三杯茶，站起来说，“一定是咱们占了上风。已经说了不让他们进来嘛。那就是说，有力量……前些日子，据说马特维·伊万内奇·普拉托夫[42]把他们赶进了马里纳河，一天之内淹死一万八。”

阿尔帕特奇收好买的东西，交给进来的车夫，跟店主清了账。一辆轻便马车驶出大门，传来车轮、马蹄和小铃铛的声音。

早就过了后半晌了；一半街道已经遮着阴影，另一边太阳照得很亮。阿尔帕特奇向窗外望了一眼，向门口走去。忽然从远方传来呼啸和落地的奇怪声音，接着是一片隆隆的炮声震得玻璃飒飒地打颤。

阿尔帕特奇走到大街上；街上有两个人向大桥跑去。四面响起炮弹的呼啸声、碰击声，落在城里的榴弹爆炸声。但是比起城外的枪炮声，这些声音几乎听不见，不为居民们所注意。这是下午四点多拿破仑命令一百三十多尊大炮向这座城市轰击。老百姓初时不了解这次轰击的意义。

榴弹和炮弹降落的声音，起初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在这之前在棚子里大哭不止的费拉蓬托夫的妻子，现在安静了，抱着孩子来到大门口，默默地望着行人，倾听着枪炮声。

厨娘和一个伙计也来到大门口。大家都怀着愉快的好奇心情竭力看一看从他们头上飞过的炮弹。从街角拐过来几个人，兴奋地谈论着。

“好大的劲头！”有一个人说，“把房顶、天花板打得碎片纷飞。”

“像猪似的，把地都拱起来了！”另一个人说，“瞧，多么了不起，瞧，多带劲！”他笑着说，“幸亏跳开了，不然把你炸个稀巴烂。”

大家向几个讲话的人围拢来。这几个人停住脚步，讲述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身旁的房屋上的情景。这时，又有一些炮弹不停地从人们头上飞过，时而发出迅速沉闷的啸声，这是一种圆形炮弹，时而听到悦耳的呼啸，这是榴弹；但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近处，都飞过去了。阿尔帕特奇坐上皮篷马车。店主站在门口。

“有什么可看的！”他对厨娘喊道，那个厨娘穿红裙子，卷着袖子，摇摆着两只裸露的臂肘，到街角去听人说话。

“真是怪事。”她说，听见主人喊她，就往回走，把掖在腰上的裙子放下来。

又响起呼啸声，这一次离得很近，有如飞鸟俯冲下来，只见街心火光一闪，有个东西爆炸了，街道弥漫着硝烟。

“混账东西，你这是怎么啦？”店主喊着向厨娘跑去。

就在这一瞬间，从四面八方响起妇女们的哀号、小儿惊吓的哭声，一群人面色苍白，默默地围着厨娘。厨娘的呻吟声和念叨的声音，从这群人中间非常清楚地传出来。

“唉哟，我的亲人啊！我的好人啊！可别让我死！我的好人啊！……”

五分钟后，街上空无一人了。被榴弹碎片打伤大腿的厨娘被抬到厨房里。阿尔帕特奇、他的车夫、费拉蓬托夫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管院子的，都躲在地窖里听候外面的动静。隆隆的炮声、炮弹的呼啸声和厨娘的哀号（她的声音压倒一切别的声音），一刻也没停过。女店主时而摇晃、抚慰婴儿，时而向每一个走进地窖的人用哀怜的低声问还留在外面的丈夫在哪儿。走进地窖的伙计告诉她，店主跟别人一起到大教堂抬斯摩棱斯克显灵的圣像去了。

薄暮，炮声逐渐沉寂下去。阿尔帕特奇走出地窖，站在门口。本来明朗的傍晚天空，全部弥漫着烟雾。一钩高悬中天的新月，透过烟雾闪着奇异的光辉。在可怕的炮声刚刚停止后，寂静笼罩着整个城市，只有全城到处都仿佛传出的脚步声、呻吟声、远处的叫喊声和火场的毕剥声冲破了沉寂。厨娘的呻吟声现在停止了。有两处火场腾起团团的黑烟，然后扩散开来。穿着各种制服的士兵，像从捣毁的蚁穴中逃出的蚂蚁似的，不成行列地朝着不同的方向有的走，有的跑。阿尔帕特奇亲眼看见其中几个士兵跑进费拉蓬托夫的院子里。阿尔帕特奇来到大门口。一个团队急急忙忙前拥后挤地往后撤退，把街道都堵塞了。

“这个城市放弃了，走吧，走吧！”那个看见他的身影的军官对他说，立刻又转身喝斥那些士兵：

“谁敢往人家里乱跑，我就给他厉害的！”他大喝一声。

阿尔帕特奇回到屋里喊车夫，吩咐他准备出发。费拉蓬托夫全家人都跟着阿尔帕特奇和车夫走出来。一直默不作声的妇女们，一看见滚滚的黑烟，特别是看见这时在暮色中已经很明显的火头，就望着大火的地方号啕大哭。就像响应她们似的，在街道的另一头传来同样的哭声。阿尔帕特奇和车夫在房檐下两手哆嗦着整理弄乱了的缰绳和边套。

阿尔帕特奇坐车赶出大门时，看见敞着门的费拉蓬托夫的铺子里有十来个士兵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把面粉和葵花子装进口袋和背包。这时费拉蓬托夫从街上回来，走进铺子。他看见士兵，本想喊叫一声，可是忽然停住了，他抓住头发哈哈大笑，笑中带着哭声。

“都拿走吧，弟兄们！不要留给魔鬼！”他喊道，亲自拿起口袋扔到街上。有些士兵吓跑了，有些还在装。费拉蓬托夫看见阿尔帕特奇，转身对他说话。

“完了！俄国！”他大喊大叫，“阿尔帕特奇！完了！我要亲手放火。完了……”费拉蓬托夫朝院子跑去。

川流不息的士兵把街道全堵塞了，阿尔帕特奇过不去，只得等着。费拉蓬托夫的妻子同孩子们也坐在一辆大车上，等着过去。

已经完全是黑夜了。天空出现了星星，新月不时地从烟雾中露出来。在通往德聂伯河的斜坡上，在一排排士兵和别的车辆中间缓缓行进的阿尔帕特奇的车和女店主的车，不得不停住。离停车的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一处宅子和几家店铺在着火。火快着尽了。火苗时而熄灭，隐没在黑烟里，时而突然又燃亮了，把聚在十字路口的人们的脸照得清清楚楚。火场前隐约有几个黑人影，透过火焰不停的毕剥声，可以听见人们的谈话声和喊叫声。阿尔帕特奇见他的车一时还过不去，就从车上下来，拐到胡同里去看火。士兵不停地在火前窜来窜去，阿尔帕特奇看见两个士兵和一个穿军大衣的人从火场里拖出一段燃着的圆木，另外几个人抱着干草到街对面的院子里去。

阿尔帕特奇来到一大群人跟前，这些人站在一座火烧得正旺的高大的仓库前面。四面墙全着火了，后墙倒了，木板房顶塌陷了，椽子都在燃烧。显然，人群在等待房顶倒塌的时刻。阿尔帕特奇也在等待这个时刻。

“阿尔帕特奇！”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老头的名字。

“我的天啊，原来是大人。”阿尔帕特奇回答，他立刻就听出是小公爵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披着斗篷，骑着一匹黑马，正站在人群后面望着阿尔帕特奇。

“你怎么在这儿？”他问。

“大……大人，”阿尔帕特奇说着就哭起来……“大……大人，我们真的完了吗？我的老天……”

“你怎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又问。

这时大火突然发出强烈的亮光，阿尔帕特奇在亮光中看见少主人的面色苍白而且疲惫。阿尔帕特奇讲他如何被派到这里，如何费尽气力才走出来。

“怎么，大人，我们真的完了吗？”他又问。

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他掏出笔记本，微微抬起膝盖，在撕下的一页纸上用铅笔写起来。他给妹妹写道：

“斯摩棱斯克放弃了，一星期后童山即将被敌人占领。你们即刻动身去莫斯科。派一名信差到乌斯维亚日，把你们动身的日期立即通知我。”

他写完后，把那一页纸交给阿尔帕特奇，他口头交代他，怎样安排公爵、公爵小姐以及小儿子和教师的出行，怎样以及在何地立即给他回信。他还未来得及说完这些指示，一个参谋长带着侍从骑马向他驰来。

“您是团长吗？”参谋长带着德语口音喊道，声音安德烈公爵听来耳熟，“当着您的面烧房子，您却站着不动？这是什么意思？您要负责。”贝格喊道，他现在是步兵第一军左翼司令的副参谋长，正如贝格所说，这是一个显然很称心的美差。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他，没有答理，继续和阿尔帕特奇说话：

“你回去说，我十号等待回信，如果十号我还没得到他们动身的消息，我就要放弃一切，亲自到童山去。”

“我，公爵，说这话，不过是不得不执行命令，”贝格认出安德烈公爵，说，“因为我从来都是严格地执行……请您原谅我。”贝格辩解说。

火焰中发出断裂的声音。火熄了一会儿；滚滚的浓烟从房顶下面涌出来。火焰中又有一声可怕的巨响，一个巨大的东西塌了下来。

“歐——哟！”人们随着仓库房顶倒塌的响声吼叫起来，被烧的粮食发出面饼的香味。火焰又起来了，照亮了站在火场周围的人们兴奋欢快、精疲力尽的脸。

那个穿呢子军大衣的人举起一只手，喊道：

“好哇！烧得好哇！弟兄们，好哇！……”

“这就是房主。”几个声音一齐说。

“就这样吧，”安德烈公爵对阿尔帕特奇说，“就照我的话禀告。”于是，一句话也没回答站在他身旁默不作声的贝格，就策马驰进了胡同。

五

军队从斯摩棱斯克继续撤退。敌人尾随而来。八月十日，安德烈公爵指挥的团队所走的那条大道，正从通往童山的路口经过。炎热和干旱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每天曲卷的白云飘过天空，不时地遮住太阳；但一到傍晚，又晴空万里，落日坠入殷红的暮霭中。只有夜间的重露滋润着土地。禾秆上的谷粒晒干了，撒落下来。沼地干涸了。牲畜在被太阳烤焦的草地上找不到饲料饿得嗥叫。只有夜间在暂时存着露水的树林里，才有点凉意。但是在路上，在行军的通衢大道上，甚至在夜里，甚至在沿着森林的路上，也没有一点凉意。沙土被搅起几俄寸深的路上，是不会看到露水的。天一亮，就开始行军。辎重车、炮车在深达车毂、步兵在深没脚踝的松软的、令人窒息的、一夜都未曾冷却的、滚热的尘土里无声地行进着。一部分沙土被人的脚和车轮搅和着，另一部分飞扬起来，在军队的头上形成尘埃的云朵，那尘土钻进路上行人和牲畜的眼睛、毛发、耳朵、鼻孔，主要的，钻进肺里。太阳升得越高，尘埃的云朵也就升得越高，透过这层稀薄的、滚烫的尘埃，可以直接用眼睛瞭望晴空中的太阳。太阳像一个殷红的大球。一点风也没有，人们在这凝滞不动的大气中透不过气来。人人都用手绢捂着鼻子和嘴。每到一个村子，大家蜂拥到井边。人们争着喝水，一直喝得见到烂泥。

安德烈公爵指挥一个团，他整天忙于处理团队的杂务、官兵的福利，必不可少的接受命令和发出命令。斯摩棱斯克的大火和该城的放弃，对于安德烈公爵是一个新纪元。对敌人的新仇使他忘掉个人的悲伤。他一心只想团队的事情，关心他的士兵和军官，待他们亲切。团里都称他为我们的公爵，以有他为骄傲，爱戴他。但只有对本团的人，对季莫欣之类的人、对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中的人，对那些不可能知道和了解他的过去的人，他才是和蔼可亲的；但是一碰到旧相识，司令部的人，他马上又竖起毛来；变得火气很大，冷嘲热讽，瞧不起人。凡是能引起他回忆过去的一切，都使他反感，因此，在对待过去那个圈子，他只求不做出不公平的事，尽到职责就行了。

确实，在安德烈公爵看来，一切都是暗淡悲惨的，特别是在八月六日放弃斯摩棱斯克以后（他认为该城是可以而且应当保卫的），在年老多病的父亲不得不逃往莫斯科，让他那心爱的、盖满了房子而且迁进了居民的童山任人抢劫以后，更觉得暗淡悲惨；但是，虽然如此，幸亏有个团队，安德烈公爵可以想一点别的事情，跟一般问题完全无关的事情——想他的团队。八月十日，他的团队所在的纵队，来到童山一线。两天前，安德烈公爵接到消息，知道他父亲、儿子和妹妹已经去莫斯科。虽然安德烈公爵在童山已经无事可做，但是他生性爱自找烦恼，于是决定顺便到童山去一趟。

他吩咐备马，于是他在行军途中驰往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度过童年的父亲的庄园。他路过池塘，以前这里总有几十个农妇一边闲聊，一边用棒槌捶打和洗涮衣裳，现在一个人影也没有，一排离开岸边的小筏子，一半歪进水里，在池塘中央漂浮着。安德烈公爵来到更夫的小屋。在石头大门入口处，没有人，门锁着。花园的小径已经长满了杂草，牛犊和马在英国式的花园里游荡。安德烈公爵来到暖房前：玻璃被打碎了，木桶里的小树有的倒了，有的枯死了。他呼唤园丁塔拉斯。没有人答应。绕过暖房来到观赏花木园，他看见雕花的板条栅栏全坏了，李子连枝儿给折了一些。一个老农（安德烈公爵小时候在大门前常见他）坐在绿色长椅上编织树皮鞋。

他耳聋，没有听见安德烈公爵到来。他坐在那张老公爵平时爱坐的长椅上，身旁一棵被折断的木兰树枯枝上，悬挂着树皮。

安德烈公爵来到住宅前。老花园里几棵菩提树被砍掉了，一匹花马带着一匹马驹在宅前的玫瑰花丛里游逛。百叶窗全钉死了。只有楼下一个窗户是开着的。一个家奴的孩子看见安德烈公爵，就跑进宅子里。

阿尔帕特奇送走了家眷，一个人留在童山；他正坐在家里读《圣徒传》。他得知公爵到来，鼻梁上还架着眼镜，就扣着外衣，走出宅院，急忙到公爵跟前，二话没说，吻着安德烈公爵的膝盖就哭起来。

然后他转过脸去，对自己的软弱觉得可气，开始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所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博古恰罗沃了。百十俄石的谷物也运走了；干草和春播作物，这是阿尔帕特奇预言今年将要空前丰收的作物，还在发青的时候就被军队征用和割掉了。农民们倾家荡产，有的也到博古恰罗沃去了，少数留了下来。

安德烈公爵没等他说完，就问父亲和妹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去的莫斯科。阿尔帕特奇以为是问何时去博古恰罗沃的，回答说，是七号走的，然后又详细谈起家务事，请求给予指示。

“可以不可以把燕麦给军队，让他们打个收条？咱们还剩六百石燕麦呢。”阿尔帕特奇问。

“怎么回答他呢？”安德烈公爵想道，他望着被太阳照得发光的老头的秃顶，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自己也了解这些问话是不合时宜的，只不过提出这些问题来排遣自己的苦恼罢了。

“行，给他们吧。”他说。

“如果您看见花园里乱糟糟的，”阿尔帕特奇说，“那是防不胜防的：过了三个团，而且在这儿过夜，特别是来过龙骑兵。我记下了指挥官的官衔和姓名，将来好递呈文。”

“喂，你怎么办呢？敌人来了，你还留在这儿吗？”安德烈公爵问他。

阿尔帕特奇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看了看他；突然姿势庄严地举起一只手：

“主是我的保护人，他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他说。

一群农民和家奴，都脱了帽子，从草地上向安德烈公爵走来。

“别了！”安德烈公爵向阿尔帕特奇俯下身来，说，“你也走吧，把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走，叫老百姓到梁赞的庄子或者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子。”阿尔帕特奇抱着公爵的腿，恸哭起来。安德烈公爵轻轻地推开他，碰了一下马，就顺着林荫道疾驰而去。

那个老头依旧无动于衷，像叮在死人脸上的苍蝇似的，坐在观赏花木园里，敲打着树皮鞋楦，两个小姑娘用衣襟兜着她们从暖房树上采来的李子跑到那儿，碰见安德烈公爵。大一点的女孩，一看见少主人，脸上露出惊慌的神情，拉起她的小伙伴的手，两人一起躲到桦树后面，来不及拾起撒在地上的青李子。

安德烈公爵慌忙转过脸去，怕她们知道他看见了她们。他可怜那个好看的受惊的小姑娘。他不敢看她，但同时又抑制不住想看她。见到这两个小姑娘，他领悟到，世上还有另一种对他完全陌生的、然而是他同样感到兴趣的、合情合理的人性的存在，这时，一种新的欣慰之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显然，这两个小姑娘只渴望一件事——把这些青李子带走，吃光，而不被抓住，安德烈公爵也和她们一起希望她们的事情能够成功。他不禁再一次望她们一眼。她们估量着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尖着嗓子啁啁啾啾地说什么，兜起衣襟，迈开晒黑了的小小的光脚板，在草地上欢快地、迅速地跑开了。

安德烈公爵离开行军路上的尘埃区，觉得清爽一点。但是离童山不远，他又来到大路上，他赶上正在一个不大的池塘的堤坝旁休息的团队。午后一点多钟。太阳，尘埃中的红球，透过黑色外衣令人难以忍受地烤晒着背脊。尘埃仍然一动不动地悬在停下来休息的人声嘈杂的军队的头上。没有风。安德烈公爵在走过堤坝时闻到池塘水藻和清凉的气息。他很想钻进水里——不管水多么脏。他环顾一下传来叫声和笑声的池塘。这个混浊的、长满绿苔的不大的池塘，显然猛涨了半俄尺，堤坝上都漫了水，因为池塘里满是赤裸的、在水里打扑腾的手臂、脸和脖颈呈砖红色而躯体雪白的士兵。所有这些赤裸的雪白躯体，又笑又叫地在脏水里扑扑通通玩水，就像鲫鱼在戽斗里挣扎乱跳。这样扑扑通通的玩水，有点欢乐的意味，因而也就显得格外凄凉。

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士兵，安德烈公爵知道他是第三连的，小腿肚系着一条皮带，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为了更好地跑着跳水，往后退了几步；另一个黑脸膛、头发总是蓬松着的军士，站在齐腰的水里，筋肉发达的躯干哆哆嗦嗦，一边用两只黑手捧水浇头，一边欢快地喷着鼻子。响起一片互相泼水声、尖叫声、扑扑通通的跳水声。

岸上，坝上，池塘里，到处都是雪白的、健康的、肌肉发达的躯体。军官季莫欣，长着一副红鼻子，正在坝上用手巾擦身，看见公爵，露出羞怯的样子，可是他还是毅然对他说：

“痛快着呢，大人，您也下去吧！”他说。

“太脏。”安德烈公爵皱了皱眉头，说。

“我们马上给您腾空。”于是季莫欣连衣服也没穿，就跑去叫人给腾地方。

“公爵要洗澡。”

“哪个公爵？我们的公爵吗？”几个声音一齐说，大家都急忙往岸上爬，安德烈公爵好容易才劝阻了他们。他想最好在棚子里洗洗淋浴。

“肉，身体，炮灰！”他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颤抖起来，并非由于冷，而是由于他对在脏水池洗澡的众多的躯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和恐怖。

八月七日，巴格拉季翁公爵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大道米哈伊洛夫卡村的驻地写了如下一封信：

“仁慈的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伯爵阁下：

（他是写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但是他知道他的信将呈皇上御览，所以尽其所能地字斟句酌，周密思考。）

“我想，关于斯摩棱斯克落入敌手，那位大臣已经作了报告。这么一个最重要的地方，竟然毫无代价地被放弃，真令人痛心，沮丧，全军都陷入失望。在我这方面，我曾十分恳切地当面说服他，后来又给他写信；他全然不听。我敢用我的名誉向您保证：拿破仑从来没有像那样陷入困境，他就是损失一半军队也攻不下斯摩棱斯克。我们的军队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打得非常顽强。我以一万五千人坚守了三十五个小时以上，并且痛击了他们；可是他连十四个小时也不愿坚持。这是耻辱，是我军的污点；我觉得他本人也不应活在世上。倘若他报告说，我军损失很大，那是不真实的；也许四千左右，不会更多，甚至不到此数；即便损失一万，又当如何，战争嘛！然而敌人的伤亡却不计其数……

“他多守两天有什么困难呢？总可以守到他们自动撤退；因为他们人和马都无水可饮。他向我保证决不退却，但他突然送来新的部署指令，说他当夜就要离开。照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会把敌人很快引到莫斯科的……

“传闻您在考虑媾和。千万不能讲和！已经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如此疯狂的退却，然后来一个妥协：您就会让全俄罗斯反对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将耻于穿戴制服。事已至此，就得打下去，直打到俄国还有力量，人们还能站立起来。……

“应当一个人指挥，不应当两个人指挥。您的那位大臣在内阁可能是一个好大臣；但是作为一个将军，不惟不好，简直糟透了，可是我们祖国的全部命运都交给了他……我实在懊恼得发狂；原谅我写得这样直率。显然，主张媾和以及推荐那位大臣指挥军队的人，并不爱皇帝，他是希望我们全都毁灭。因此我对您说实话：准备民兵吧。因为那位大臣以其最娴熟的技巧把紧跟着他的客人正在引到首都。全军对皇帝侍从沃尔佐根先生抱有极大的怀疑。人人都说，与其说他像我们的人，不如说他更像拿破仑的人，他经常给那位大臣出主意。我不仅对他很客气，而且像一个班长似的服从他，虽然我的级别比他高。这是痛苦的；但是，由于爱我的恩主和皇上，我只好服从。我只是为皇上惋惜，他把一支优秀的军队信托给这种人。想想看吧，我们在退却中由于疲劳和在医院中损失了一万五千多人；如果进攻，就不会有这样的事。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告诉我，我们这样惊慌，把如此善良和勤劳的祖国交给那些恶棍，使每个臣民感到憎恨和耻辱，我们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将会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胆怯，我们怕谁呢？那位大臣优柔寡断，胆怯，糊涂，动作迟缓，具有一切恶劣的品质。全军都恸哭失声，都骂他罪该万死……”

六

生活现象可以分成无数类别，所有这些类别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以内容为主，另一类以形式为主。彼得堡的生活，特别是沙龙生活，与乡村的、地方的、省城的，甚至与莫斯科的生活截然不同，应列入后一类。这类生活固定不变。

自一八○五年以来，我们和波拿巴和了又战，战了又和，我们好多次立了宪法，又废了宪法，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沙龙和海伦的沙龙，依然跟七年前、后者跟五年前一样。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儿，人们依然满腹狐疑地在谈论波拿巴的业绩，从他的业绩和从欧洲的君主们的姑息，看出了阴险的诡计，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以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代表的宫廷集团感到不愉快和不安。在海伦那儿（鲁缅采夫亲自光临那里，并认为她是聪明绝顶的女人），跟一八○八年一样，一八一二年人们依然在谈论伟大的民族和一代伟人，对于跟法国人决裂，则不胜惋惜，按照海伦沙龙的客人们的意见，认为应缔结和约。

近来，自皇帝从军队回来后，这两个对立的沙龙集团引起一点波动，发生几次相互的攻讦，但各个集团的倾向性依旧不变。安娜·帕夫洛夫娜集团接待的法国人仅限于顽固的保皇党人，这儿的爱国思想表现在不上法国剧院，认为供养一个剧团的费用，抵得上供养一个军团的费用。他们热切地注视着战事的进展，传播对我军最有利的流言。在海伦的圈子里，也就是在鲁缅采夫和法国人的圈子里，人们驳斥关于敌人和战争的残酷的谣言，谈论拿破仑有议和的意图。在这个圈子里，责备那些出这样主意的人——他们过于仓促地下令，让那受皇太后保护的皇家女子学校做好迁往喀山的准备。在海伦的沙龙里，人们想象中的战争，不过是以虚张声势开始，很快就会以言归于好结束，住在彼得堡的比利宾，现在已经跟海伦（每个聪明人都应在她左右趋奉）亲如一家，他的意见压倒一切，他说，决定问题的不是火药本身，而是发明火药的人。在这个圈子里，人们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虽然说得很谨慎，然而损得厉害，妙语横生，关于莫斯科人的狂热的消息，是随着皇帝的到来，一齐传到彼得堡的。

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圈子里却相反，对这种狂热备加赞赏，像普卢塔赫[43]讲到古代英雄似的谈论这种狂热。身居要职的瓦西里公爵成为这两个小集团的联接环节。他到我的尊贵的朋友安娜·帕夫洛夫娜那儿去，也到我女儿的外交沙龙那儿去，因为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不断轮番地过往，常常弄糊涂了，在海伦那儿说了应在安娜·帕夫洛夫洛夫娜那儿说的话，反之亦然。

在皇帝到来不久，瓦西里公爵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儿谈起战事，他严厉谴责巴克莱·德·托利，但是任命谁担任总司令，却拿不定主意。其中一位以品学兼优闻名的客人说，他今天看见新任彼得堡民军首领库图佐夫在部里主持新兵登记事宜，然后小心谨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库图佐夫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

安娜·帕夫洛夫娜愁容满面地笑笑，说，库图佐夫除了惹皇上生气外，什么也做不成。

“我在贵族会议上说了又说，”瓦西里公爵插嘴说，“可是他们不听我的。我说，选他当民军司令，皇上不乐意。他们不听我的。”

“全是一些反对狂，”他继续说，“反对谁啊？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向愚蠢的莫斯科人的狂热学样。”华西里公爵说，他一时糊涂，竟忘了在海伦那里才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而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这里应当予以赞扬。但是他随即就改正了。“让库图佐夫伯爵，一个俄国最老的将军，主持招募事宜，难道是合适的吗？他瞎忙一阵，毫无结果！怎么能让一个连马都不能骑、开会打瞌睡、脾气坏得了不得的人担任总司令！他在布加勒斯特自我暴露得够瞧的了！姑且不论他够不够将军的材料，难道在这紧急关头非得起用一个老朽的瞎子不行吗？一个真正的瞎子！瞎眼将军，真有意思！他两眼漆黑。可以玩捉迷藏……的确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人反对他的话。

七月二十四日这话完全正确。但是七月二十九日授予库图佐夫以公爵的称号。授予公爵的称号可能意味着要摆脱他，因此，瓦西里公爵的意见仍然正确，虽然他现在不急于发表这个意见。但是八月八日召开一次讨论战局的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有萨尔特科夫元帅、阿拉克切耶夫、维亚济米季诺夫、洛普欣和科丘别伊。委员会认为战事失利是由于指挥不统一，虽然委员会的成员知道皇上不喜欢库图佐夫，但是委员会经过简短的磋商，仍然建议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同一天库图佐夫被委任统帅全军和各军区的全权总司令。

八月九日，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及那个品学兼优的人又见面了。品学兼优的人想当女子学校的学监，正在向安娜·帕夫洛夫娜献殷勤。瓦西里公爵带着幸运的胜利者和如愿以偿的人的神气，走进房来。

“嘿，你们可知道一个天大的消息？库图佐夫当上元帅啦。一切分歧都消除了。我真高兴，真愉快！”瓦西里公爵说，“毕竟是个人物。”他一面说，一面意味深长地、严峻地扫了客厅里每个人一眼。品学兼优的人，虽然他自己愿意得到学监的位置，但还是禁不住对瓦西里公爵提起他原先的意见。（这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对瓦西里公爵不礼貌，对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的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不礼貌的；但他忍不住。）

“可是，我的公爵，听说他是一个瞎子？”他用瓦西里公爵自己的话提醒他。

“胡扯，胡扯，他看得很清楚，您放心吧。”瓦西里公爵说，他说话嗓音低沉，急促，而且带着咳嗽，他用这种嗓音和咳嗽就把一切困难给解决了。“他的视力很好。”他又重复一句。“我高兴的是，”他继续说，“皇上给了他统率全军和所有军区的权力，从来没有一个总司令有这种权力。这是第二个君主。”他带着胜利的微笑作出了结论。

“上帝保佑他，上帝保佑他，”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品学兼优的人，涉足宫廷社会不深，想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欢心，引用她原先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说：

“据说，皇上不大乐意给库图佐夫这个权力。据说，当人们对他说：‘皇上和祖国赐给您这个荣誉’时，他脸红得像小姐听到人家给她诵读《约康德》[44]。”

“也许不完全合他的心愿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不，不。”瓦西里公爵热烈地争辩起来。现在他已经不让库图佐夫屈居任何人之下了。按照瓦西里公爵的意见，不仅库图佐夫本人好，而且人人都崇拜他。“不，这不可能，因为皇上早就赏识他了。”他说。

“但愿上帝保佑库图佐夫公爵能掌握实权，”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希望不要有人掣他的肘——掣他的肘。”

瓦西里公爵马上就明白有人指的是谁。他放低了声音说：

“我确切知道，库图佐夫提出一个必须的条件：皇太子不能留在军队里。您知道，他对皇上是怎么说的吗？”瓦西里公爵复述了仿佛就是库图佐夫对皇帝说的原话：“假如他做得不对，我不能处罚他；假如他做得好，我不能奖赏他。”“！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这个库图佐夫公爵，有个性的人。我早就认识他了。”

“我还听说，”还没有掌握宫廷待人接物分寸的品学兼优的人说，“公爵大人还提出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皇帝本人不要到军队里去。”

他这话刚一出口，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向他背转身去，互相看看，哀叹他太幼稚。

七

在彼得堡发生这些事情时，法军已经越过斯摩棱斯克继续向前推进，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拿破仑史学家梯也尔[45]也像其他一些拿破仑史学家一样，竭力为他的英雄辩解，说拿破仑被引到莫斯科是不由自主的。正如从个人意志中寻找一切历史事件的解释一样，他这样说也是对的；俄国一些史学家认为拿破仑被引到莫斯科是俄国统帅们的战略成功，也和他同样是对的。在这里，除了回溯规律——即把过去一切看作实现某一事件的准备过程，此外还有搅乱全部过程的相互影响的规律。一个好的棋手输了棋，他心悦诚服地承认他的失利是走错了一着棋，从开局起寻找这个错误，但是他忘记了，他在全局每步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哪一着是走对了的。他所注意的那步错棋，只是由于对手利用了它才引起他的注意罢了。战争是在一定时间的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在战争中，掌握无生命的器械的何止一个意志，一切都是由各种任意的行动的无数冲突造成的，因此，战争这种游戏，不知要比下棋复杂多少倍！

在斯摩棱斯克后，拿破仑先在多罗戈布日以西的维亚济马，然后又在察列沃-扎伊米希寻找战机；但结果由于无数情况的冲突，在到达离莫斯科一百一十二俄里的波罗金诺之前，俄军都未能应战。拿破仑在维亚济马下令，挥军向莫斯科长驱直入。

莫斯科，这个伟大帝国的亚洲首都，亚历山大臣民的神圣的城，莫斯科有无数中国宝塔式的礼拜堂！这个莫斯科使拿破仑心神不得安宁。在维亚济马至察列沃-扎伊米希的行军途中，拿破仑骑一匹草黄色截尾溜蹄马，他的随从有近卫军、亲兵、少年侍从和副官。参谋长贝蒂埃留在后面审问一个被骑兵捉来的俘虏。他带着翻译官勒洛涅·狄德维勒飞马追上拿破仑，带着兴致勃勃的神情勒住马。

“怎么办？”拿破仑说。

“是普拉托夫部下的哥萨克，他说，普拉托夫正在与大部队会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不过是一个空炮筒子！”

拿破仑笑笑，吩咐给这个哥萨克一匹马，把他带到他这儿来。他要亲自和他谈谈。几名副官疾驰而去，一小时后，那个先是伺候杰尼索夫，后来让给罗斯托夫的农奴拉夫鲁什卡，身着勤务兵的短上衣，骑一匹法国骑兵的马，脸上带着狡诈、醉态、快活的表情，驰到拿破仑跟前。拿破仑命令他和他并马而行，开始问他：

“您是哥萨克吗？”

“是哥萨克，大人。”

“哥萨克不知道他的处境，因为拿破仑的朴素丝毫没有给东方人的想象力发现皇帝驾临的可能，所以他毫无拘束地谈起当前的战局。”梯也尔谈到这个插曲时说。确实，拉夫鲁什卡头天晚上因为喝醉了酒，弄得老爷没吃上饭，挨了一顿鞭子，派他到村里去找鸡，他在那儿热衷于抢劫，被法军俘虏了。拉夫鲁什卡属于那种仆人，他们粗野，胆大，见过世面，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干下流和狡猾的勾当，为了主子什么事都干得出，主人怀有什么鬼胎，特别是有什么虚荣心理和猥琐小事，他都能狡黠地猜到。

拉夫鲁什卡落到拿破仑这伙人中间（拿破仑是什么人，他很容易而且很清楚地认出来），他毫无拘束的感觉，只知道全力以赴地为新主人服务。

他十分清楚这就是拿破仑本人，在拿破仑面前比在罗斯托夫或者手执皮鞭的司务长面前，不会更觉得局促不安，因为不论是司务长还是拿破仑在他身上都剥夺不了什么东西。

他把在勤务兵中间闲扯的事情全说了出来。其中有些是真实的。但是，当拿破仑问他，俄国人有什么看法，他们能不能打败波拿巴的时候，拉夫鲁什卡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他看出这里面有微妙的诡计，像拉夫鲁什卡这类人，在任何事情里面都看出诡秘的伎俩，他紧锁眉头，停了一会儿。

“事情是这样的：果然马上打一仗，”他若有所思地说，“而且迅雷不及掩耳，这样的话，就对头了。可是，要是再过三天，错过了日子，那么，战事可就拖下去了。”

给拿破仑是这样翻译的：“假如战役是在三天前打响的，法国军队准能打赢，假如是在三天以后，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会怎么样了。”勒洛涅·狄德维勒微笑着转达了。虽然拿破仑看起来心情极为畅快，但他没有微笑，命令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

拉夫鲁什卡看出了这一点，为了让他高兴，装作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知道你们有个波拿巴，打败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至于我们嘛，那就另当别论了……”他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和为什么说到最后忽然露出夸张的爱国思想来了。翻译官转达了他的话，但略去末尾的句子，拿破仑微微一笑。“年轻的哥萨克使他的强大的对谈者微笑了。”梯也尔说。默默地走了几步后，拿破仑对贝蒂埃说，告诉这个顿河的孩子，和他谈话的就是皇帝本人，就是把他不朽的、常胜将军的名字写在金字塔上的那个皇帝本人，看看对这个顿河的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影响。

于是把这话转达了。

拉夫鲁什卡懂得这是给他出个难题，拿破仑认为他会大为吃惊。他为了讨好新主子，立刻装作吓得目瞪口呆，脸上露出他被带去受鞭笞时惯有的表情。梯也尔说：“拿破仑的翻译官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那个哥萨克就呆若木鸡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继续往前走着，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那个威名早就越过东方的草原传到他的耳边的征服者。他那张爱絮叨的嘴巴突然关闭了，换上一副天真、沉默不语的狂喜神情。拿破仑赏赐了这个哥萨克，命令给他自由，就像放一只小鸟让它飞回它的故乡田野。”

拿破仑一边往前走，一边梦想着萦绕他胸怀的莫斯科，而那个飞回故乡田野的小鸟向自家的前哨驰去，事先在心里编造一些实际没有发生、而准备讲给自己的人听的事情。他不想讲他实际的遭遇，因为他觉得那不值得一讲。他寻找哥萨克，沿途打听普拉托夫部队所属的团队，傍晚，他找到驻在扬科沃的他的主人尼古拉·罗斯托夫，他正骑上马准备和伊林一起到村外去兜风。他给拉夫鲁什卡换了一匹马，把他也带了去。

八

并不像安德烈公爵所想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到莫斯科，也没有避开危险。

自阿尔帕特奇从斯摩棱斯克回来后，老公爵突然如梦初醒。他命令召集各乡民兵，把他们武装起来，并且给总司令写信，通知总司令他决定留下来保卫童山，直到最后关头，至于总司令是否设法保卫童山（俄国最老的将军之一可能在童山被俘或者被打死），请总司令自行裁夺，同时向家里的人宣布，他不离开童山。

公爵自己留在童山，但是他指示把公爵小姐和德萨尔带着小公爵送到博古恰罗沃，再从那里到莫斯科。公爵小姐对父亲一反他平日的消沉状态，日以继夜地疯狂地活动，感到吃惊，她不能撇下他一个人不管，平生第一次对他表示了不服从。她拒绝动身，公爵对她大发雷霆。他把一向对她说的不公平的话全发泄出来。他尽力加罪于她，说她折磨他，唆使儿子和他吵架，对他怀有卑劣的猜疑，她一生的任务就是毒害他的生活，于是他把她赶出书房，对她说，如果她不走，他也无所谓。他说，他根本不要知道她的存在，但预先警告她，她千万不要在他跟前露面。与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担心相反，老公爵没有命令她非走不可，只是说不要让他看见她，这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大喜过望。她知道，这证明她留下来不走在他内心深处是高兴的。

尼古卢什卡走后的第二天，老公爵一早全副披挂去见总司令。四轮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公爵小姐看见他身穿制服，佩戴着全部勋章，从家里出来，到花园里去检阅武装起来的农奴和家奴。玛丽亚公爵小姐靠窗坐着，谛听他从花园里发出的声音。忽然从林荫道跑出几个大惊失色的人。

玛丽亚公爵小姐跑出门外，穿过花径，跑到林荫道上。迎面走来一大群民兵和家奴，在人群中间有几个人拖着身穿制服、佩戴勋章的小老头。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他跑过去，透过林荫道的菩提树荫影投下来的摇曳不定的阳光碎点，看不清老人的面孔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一样她是看见的，那就是他脸上先前那种严厉果断的表情，换了一副怯弱和屈服的表情。他看见女儿后，动了动无力的嘴唇，发出呼呼噜噜的喉音。没法了解他要说什么。人们架着他的胳膊把他送到书房，安放在他近来害怕的那个沙发上。

请来的医生当天夜里给他放了血，声称公爵右半身中风瘫痪。

留在童山越来越危险了，公爵中风的第二天，举家迁到博古恰罗沃。医生也跟了去。

他们到博古恰罗沃时，德萨尔带着小公爵已经到莫斯科去了。

瘫痪的老公爵在博古恰罗沃安德烈公爵新建的房子里躺了三个星期，病情没有变化，不好也不坏。老公爵不省人事；他像一具变了形的死尸躺在那儿。他不断地嘟噜着什么，抽动着眉毛和嘴唇，无法知道他是否明白他周围的一切。有一点是确切知道的，那就是他很痛苦，很想还说点什么。但是谁也不明白他要说什么；这也许是半疯状态的病人在发脾气，也许是对国家大事或者家事想说点什么。

医生说，他那不安的状态并不意味着什么，那不过是生理上的原因；但是公爵小姐却不以为然，因为她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更加不安，这肯定了她的想法，她认为他是想对她说点什么。他显然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很痛苦。

治愈的希望是没有的。迁移他也不可能。要是死在迁移的途中，那可怎么办？“是不是完结了更好些，干脆完结！”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时这样想。她日以继夜、几乎废寝忘食地守护他，说来可怕，她日夜看护他，不是希望找到病情好转的迹象，而是希望找到结局临近的迹象。

公爵小姐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感情，尽管她觉得很怪，但是她内心确有这种感情。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更可怕的是，自从父亲生病以后（甚至可能更早，也许在她和父亲相处时，就有所期待），那所有在她内心潜伏着的、被遗忘了的个人心愿和希望，在她心中苏醒了。多少年来都没有在头脑里出现过的念头——关于永远不会有畏惧父亲的自由生活，甚至关于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可能性，如此等等的念头，像魔鬼的诱惑似的在她的想象里不停地徘徊。有一个问题，不管怎样驱逐它，在她头脑中总是挥之不去，那就是在现时，也就是在办完后事以后，她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魔鬼的诱惑，玛丽亚公爵小姐是知道的。她知道，唯一对付它的武器是祈祷，于是她试着祷告。她摆出祈祷的姿势，望着圣像，念祷词，但是她祈祷不下去。她觉得她现在是在另一个世界——俗世的、操劳的和充满了自由活动的、与她先前禁锢其中而且在其中最好的安慰就是祈祷的那种精神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她无法祈祷，也哭不出来，因为俗世的思虑包围着她。

留在博古恰罗沃变得危险起来。四面八方都传来法国人渐渐推近的消息，在离博古恰罗沃十五俄里的一个村子里，一家庄园被法国的散兵游勇抢劫了。

医生坚持要把公爵迁得远一些；首席贵族派一名官吏来见玛丽亚公爵小姐，劝她尽快离开。警察局长专程来博古恰罗沃，他也是那样坚持地主张，他说，法国军队已经到了离这儿四十俄里的地方，在各村里散发传单，如果公爵小姐在十五日以前不带着父亲离开这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负责了。

公爵小姐打算十五日动身。准备行装，发指示（人人都向她请示），忙了她一整天。十四日至十五日夜间，她跟平时一样，在公爵卧病的隔壁房间里和衣而卧。她醒了好几次，听见他发出吭吭哧哧，嘟嘟囔囔的声音，床的响声和给他翻身的吉洪和医生的脚步声。她几次附门倾听，她觉得他这天晚上嘟囔的声音比平时大些，翻身的次数勤些。她睡不着，好几次走到门前谛听，想进去，但又不敢。虽然他没说，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看得出，他每次看见她为他担忧的表情就不愉快。她看见他是多么不满地回避她有时不由得向他顽强地注视的眼神。她知道在夜间这个不寻常的时间进去，一定会惹他生气。

她从来没有这样怜惜，这样害怕失去他。她忆起她平生和他相处的日子，她在他每句话、每个行动里都发现他对她的疼爱。在这些回忆中间，那个魔鬼的诱惑——在他死后她怎样安排她的自由的新生活的念头，时时闯进她的想象中。但是她带着厌恶的心情驱逐这些思想。快到早晨的时候，他安静下来，她也睡着了。

她很晚才醒来。在刚刚醒来时常有的心地纯真状态使她意识到，父亲的病占有她整个的心。她醒来附门细听屋里的情形，她听见他仍在吭吭哧哧，她叹息着暗自说道，仍然是那个样子。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要他怎么样呢？我想要他死！”她对自己厌恶地想道。

她穿好衣裳，洗了脸，念完祈祷词，就走到门廊上。门廊前面停着几辆没有套马的、正往上面装东西的大车。

早晨温暖而阴沉。玛丽亚公爵小姐在门廊上站着，对自己内心的卑鄙不断地感到恐惧，在看见父亲之前，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医生下楼向她走来。

“他今天好些，”医生说，“我在找您。他可能说得清楚些，头脑比较清醒。咱们一块去吧。他在叫您呢……”

一听这个消息，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心狂跳起来，她面色苍白，为了不致晕倒，她倚着门框。正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整个心灵充满可怕的罪恶诱惑的时刻去见他，和他说话，看到他的眼神，那是既痛苦又高兴，而且令人心惊胆战。

“咱们去吧。”医生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走进父亲的房间，来到床前。他靠得高高地仰卧着，他那瘦骨嶙峋、青筋虬结的两只小手放在被子上，直瞪着左眼，右眼有点斜视，眉毛和嘴唇一动不动。他整个人瘦小得可怜。他的脸显得干瘪，或者说消瘦下去了，变小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向前去吻他的手。他的左手紧握她的手，显然他等她很久了。他牵动她的手，他的眉毛和嘴唇忿忿地抽动着。

她惊恐地望着他，极力揣度他想叫她怎么样。她换了个姿势，移近一点，使他的左眼能够看见她的脸，他安静了，有几秒钟他的眼睛没有离开她。然后他动了动嘴唇和舌头，发出声音，他要说话了，怯怯地、恳求地望着她，显然怕她听不懂他的话。

玛丽亚公爵小姐聚精会神望着他。看见他使出可笑的劲儿转动舌头，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眼帘，努力压住升到喉头的恸哭。他说了句什么话，重复了好几次。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不懂；她竭力猜测他在说什么，并且疑问地重述他发出的声音。

“嘎嘎——波噫……波噫……”他重复了好几次……

怎么也不明白他说什么。医生以为他猜着了，重复他的话问道：“您是说：公爵小姐害怕吗？”他摇摇头表示否认，又重复发出那个声音……

“心里，心里难过。”玛丽亚公爵小姐揣测着说。他肯定地呜呜了几声，拿着她的手在胸口上各个部位按来按去，好像寻找一个真正她要寻找的地方。

“整个的心！都在惦记你……整个的心。”在这之后，他的发音比刚才好得多，清楚得多了，因为这时他相信人们了解他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头贴在他手上，极力隐藏自己的哭泣和眼泪。

他用手抚摸她的头发。

“我整夜都在叫你……”他说。

“要是我知道……”她含着泪说，“我不敢进来。”

他握着她的手。

“你没有睡吗？”

“我没有睡。”玛丽亚公爵小姐否定地摇摇头说，她不自觉地顺从父亲，她也像他那样，说话时极力打手势，好像舌头也不听使唤。

“亲爱的……”也许是说：“好孩子……”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不清楚；从他的眼神表情来看，大概是说了一个温柔的、亲切的词儿，这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为什么不进来呢？”

“可是我愿意，愿意他死！”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他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你……女儿，好孩子……为了一切，为了一切，谢谢……原谅……谢谢，原谅……谢谢！……”泪水从他眼睛里流出来。“去叫安德留沙。”他突然说，一说出这个要求，他脸上就露出孩子似的胆怯和不信任的神情。仿佛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至少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是这样。

“我接到他一封信。”玛丽亚公爵小姐回答。

他带着惊奇和胆怯的神情望着她。

“他在哪儿？”

“他在军队里，爸爸，在斯摩棱斯克。”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然后，仿佛在回答自己的疑问，并且证明他现在一切都明白，一切都记起来了，肯定地点点头，睁开了眼睛。

“是啊，”他说，声音清晰而低沉，“俄国完了！他们把俄国给毁了！”他又闭上眼睛，流出了泪水。玛丽亚公爵小姐再也忍不住了，望着他的脸，也哭起来。

他又闭上眼睛，停止了哭泣。他对着眼睛做了个手势；吉洪懂得他的意思，给他擦了擦眼泪。

然后他睁开眼睛，又说了一阵谁也听不懂的话，最后只有吉洪一个人懂得，转达了他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按照他刚才说话的心情琢磨他的话的意思。她猜想他时而说俄国，时而说安德烈公爵，时而说她，时而说孙子，时而说他的死。但是她猜不出他是用什么词句表达的。

“穿上你那件白衣裳，我喜欢那件白衣裳。”他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听懂了这句话，她哭的声音更高了，医生搀起她的手，把她从屋里领到阳台上，劝她要镇静，去料理一下动身的事情。玛丽亚公爵小姐离开公爵后，他又说起儿子，说起战争，说起皇帝，气忿地牵动着眼眉，提高了喑哑的声音，他又发作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风。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凉台上站着。天晴了，阳光照耀，天气热起来。她除了对父亲的爱，什么都不理解，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觉得，她觉得，在此刻之前，她从来没有这样爱过父亲。她跑到花园里，沿着安德烈公爵新栽的菩提树小道向下面的池塘跑去。

“是的……我……我……我。我盼望他死。是的，我盼望快点结束……我盼望安静……将来我会怎么样呢？当他不在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安静可言。”她在花园里一边快步走着，一边念叨着，两手按住胸口，她抽搐着，马上就要嚎啕大哭起来了。她沿着花园兜了一个圈子，又来到住宅前面，她看见迎面走来的布里安小姐（她留在博古恰罗沃不愿离开）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这个男人是县的首席贵族，他是亲自来告诉公爵小姐必须赶快离开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他说话，但不理解他说什么；她把他领到家里，请他用早点，陪他坐下。然后，她向首席贵族道歉，就向老公爵的房门走去。医生带着惊慌的面色出来对她说，不能进去。

“走吧，公爵小姐，走吧，走吧！”

玛丽亚公爵小姐又回到花园里，在假山下池塘边谁也看不见的草坪上坐下。她不知道她在那里坐了多久。忽然有一个女人沿着小径跑来的脚步声惊醒了她。她站起来，看见她的女仆杜尼亚莎[46]，显然她是跑来找她的，那女仆仿佛被小姐的神色吓了一跳，忽然站住了。

“公爵小姐，请您……公爵……”杜尼亚莎断断续续说。

“我马上就去，就去。”公爵小姐连忙说，不让杜尼亚莎说完她要说的话，极力不看杜尼亚莎，往家里跑去。

“公爵小姐，上帝的旨意来了，您应当做好一切的准备。”首席贵族在门口迎着她，说。

“不要管我。这是没有的事！”她怒冲冲地对他嚷道。医生想阻拦她。她推开他，向门里跑去。“为什么这些人大惊失色地阻拦我？我不需要任何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她推开门，在这本来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白天的亮光使她不禁毛骨悚然。屋里有几个妇女和一个保姆。她们都从床前给她让路。公爵仍然躺在那张床上；但是他那安静的面孔上的严厉表情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在门槛上停住不动了。

“不，他没有死，这不可能！”玛丽亚公爵小姐自言自语，走到他跟前，克服那揪紧了她的心的恐惧，把嘴唇贴近他的面颊。但是她随即躲开他。一霎时她对他满怀的柔顺感情消失了，换成对她面前的一切恐惧的感觉。“没有了，再没有他了！他不在了，而在这儿，在他生前所在的地方，有一种陌生的、敌意的东西，有一种令人畏惧、战栗和反感的神秘的东西……”玛丽亚公爵小姐两手捂着脸，倒在医生搀扶着她的手臂上。

妇女们当着吉洪和医生在场洗涤那个曾经是活着的他，为了使张开的嘴不致变硬，用手巾扎着头，叉开的两腿也用手巾绑了起来。然后她们给他穿上佩戴勋章的军服，把又小又干的尸体放到桌上。天知道她们之中有谁和在什么时候曾操持过这种事情，但是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入夜，棺木周围点着蜡烛，棺材罩了起来，地上撒上璎珞松枝，在僵死干瘪的头颅下面放着印刷体的祷文，助祭坐在墙角读赞美诗。

像一群马向一匹死马冲过去，拥挤在一起，打着响鼻一样，一些陌生人和自家人——首席贵族、村长、妇女们，都在客厅里棺材周围拥挤着，瞪着吃惊的眼睛，画十字，鞠躬，吻老公爵又冷又硬的手。

九

博古恰罗沃在安德烈公爵没有来住之前，是一处主人从来不到的庄园，博古恰罗沃的农民有着与童山的农民完全不同的个性。他们在口音、衣着、习俗和童山的农民都有所不同。他们被称为草原居民。他们到童山帮助收割或在挖池塘和沟渠时，老公爵总是夸奖他们能吃苦耐劳，但是不喜欢他们那股子桀骜不驯的野性。

前不久安德烈公爵在博古恰罗沃短期的居住以及他所创建的一些设施——医院、学校和减轻代役租，等等，对于改变他们的风俗并没起什么作用，而且相反，更加强了老公爵称之为野性难驯的特点。在他们中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含含糊糊的谣言，时而说要把他们都编入哥萨克，时而说要他们改信新的宗教，时而说沙皇颁布了什么告示，时而议论一七九七年对保罗·彼得罗维奇的宣誓（他们说当时已经赐给自由，可是被地主取消了），时而又提起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在七年后重新复位后，那时一切都很自由，很简单，没有什么麻烦的了。关于战争和波拿巴，以及他的入侵的传闻，在他们头脑中，跟基督的敌人、世界末日和绝对的自由等模糊的观念混在一起。

博古恰罗沃郊区所有的大村庄，都是属于官方和收代役租的地主的。很少有地主在这一带地方常住，家奴和识字的农奴也极少，在这一带农民的生活中，那种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神秘潜流比其他地方来得明显而且强烈，当代人对这些潜流的原因和意义无法解释。二十年前这个地方的农民曾发生过一次向某些温暖的河流迁移的运动，就是这些潜流中的一个表现。成百上千的农民，其中也有博古恰罗沃的农民，忽然卖掉牲口，带着家眷向东南进发。就像一群鸟飞向海外某个地方一样，这些人带着老婆孩子向着他们之中谁也没去过的东南方向奔流。他们成帮结队地出发，一个个地赎身，逃跑，或坐车，或步行，朝着温暖的河流走去。很多人受到了惩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人在途中冻死，饿死，很多人自动转了回来，这场运动就像它的开始一样，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显然的原因，就自然而然地平静下去了。但是这股暗流在这帮人中间并没有停止，而且在积聚着新的力量，当它爆发时也是那么奇怪，突如其来，而且也是那么简单，自然，有力。现在一八一二年，跟这帮人接近的人看得出，这股暗流正在加紧酝酿，离爆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阿尔帕特奇是在老公爵临终前不久来到博古恰罗沃的，他看出，在这些人中间有一种激动不安的情绪，跟童山方圆六十里的情况相反，那儿所有的农民都去逃难（放弃自己的村庄，任凭哥萨克蹂躏），而在博古恰罗沃周围草原地带，听说农民跟法国人发生了联系，他们收到一些在他们之间散发的传单，大家都留下来不动。他从心腹的家奴得知，前几天赶官家大车的农民卡尔普（此人在村公社很有势力）带回一个消息，说哥萨克对居民逃亡的村子都洗劫一空，但是法国人却秋毫无犯。他们知道还有一个农民昨天从法军占领的维斯洛乌霍沃村带回一张法国将军的布告，布告上说他们不会加害居民，只要他们留在原处不动，不论取什么东西，都照价付钱。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农民从维斯洛乌霍沃带回预付干草钱一百卢布钞票（他不知道那都是些假票子）。

还有更重要的是，阿尔帕特奇知道，就在他命令村长集合大车把公爵小姐的行李运出博古恰罗沃那天早晨，村里举行一次集会，会上决定不搬走，要等待。可是时间已不允许等待了。八月十八日公爵去世那天，首席贵族极力劝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当天就动身，因为局势已经很危急。他说，十六日以后他就不负责了。公爵去世的当天晚上，他走了，答应第二天公爵下葬时再来。但是第二天他不能来了，因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法军出人意外地向前推进了，他只来得及带走眷属，把贵重物品从他的庄园里运走。

村长德龙（老公爵叫他德龙努什卡）管理博古恰罗沃已经三十来年了。

德龙是属于那种类型的农民，他们身板结实，精神旺盛，刚一上年纪就满脸大胡子，直到六、七十年岁还照样不变，没有一丝白发，不掉一颗牙，六十岁仍像三十岁一样挺拔有力。

德龙也像别的农民一样，参加过向温暖的河流迁移运动，回来不久当了博古恰罗沃的村长，自那时起，在这个职位上无可指摘地干了二十三年。农民们怕他甚于怕主人。主子们——老公爵、小公爵，以及管家的，都尊重他，戏称他为“家务大臣”。德龙在整个服务期间，一次没有醉过酒，也没有病过；不论一连几夜不睡觉，也不论干了多么劳累的活儿，从未露出丝毫的倦容，他不识字，可是从来没忘掉一笔账，他卖掉好几大车的面粉，从来没忘掉一普特面粉，从来没忘掉在博古恰罗沃的每俄亩土地上任何一堆收获的粮食。

在老公爵下葬那天，从被破坏了的童山来的阿尔帕特奇把这个德龙叫来，吩咐他为公爵小姐的马车准备十二匹马，另外要十八辆运输大车，以备从博古恰罗沃动身。虽说农民都是交代役租的，但在阿尔帕特奇看来，执行这个命令不致有什么困难，因为博古恰罗沃有二百三十个赋役户，这些农户都很殷实。但是村长德龙听了这个命令，默默地垂下眼皮。阿尔帕特奇把他知道的农民的名字念给他听，命令从这些农民中要车辆。

德龙回答说，这些农户的马都拉脚去了。阿尔帕特奇又说出别的农户。据德龙说，这些农户没有马：有的马去拉官差，有的马不中用，还有的马因短缺饲料都饿死了，照德龙说来，不仅找不到拉行李车的马，连拉坐的马也难找到。

阿尔帕特奇凝神地看了看德龙，眉头紧皱起来。就像德龙是一个模范的村长一样，阿尔帕特奇也没有白白管理了二十年公爵的田庄，是一个模范的管家。他直觉地就能了解那些与之打交道的老百姓的需要和本能，他在这方面具有高度的才能，所以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管家。他向德龙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德龙的回答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而是代表博古恰罗沃村公社普遍的情绪，这个村长已经屈从村公社的影响。同时他知道发了财的和被全村仇视的德龙，必然在地主和农奴两个阵营之间动摇不定。他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个动摇。于是阿尔帕特奇皱着眉头向他走近了些。

“德龙努什卡，你听着！”他说，“你少给我来废话。安德烈·尼古拉伊奇公爵大人亲自交代我，全体老百姓都要离开，不能留在敌占区，皇帝也有同样的命令。谁留下来，谁就是沙皇的叛徒。听见没有？”

“听见了！”德龙不抬眼睛，回答说。

阿尔帕特奇不满意这个回答。

“哎，德龙啊，不会有好结果的！”阿尔帕特奇摇着头，说。

“全看您怎么办吧！”德龙悲哀地说。

“唉，德龙，算了吧！”阿尔帕特奇又重复说，他从怀里抽出手来，摆出庄严的姿势，指着德龙脚下的地板，“我不但看透你，就连你脚下三俄尺深也看得透。”他盯着德龙脚下的地板说。

德龙慌了，连忙瞟了阿尔帕特奇一眼，又垂下眼睛。

“收起你那废话吧，告诉老百姓准备离开家到莫斯科去，并且把运公爵小姐行李的大车明儿一早也准备好，你也不要去开会。听见没有？”

德龙突然跪下来。

“雅科夫·阿尔帕特奇，革了我的职吧！把钥匙从我手里拿走吧，把我革职吧，看在上帝的面上。”

“算了吧！”阿尔帕特奇声色俱厉说，“我可以看透你脚下三俄尺深的地方。”他又重复说，他知道他那养蜂的技艺、播种燕麦的知识、二十年来侍候老公爵的本领，使他早已得到巫师的名声，人们认为巫师能够看见地下三俄尺深的地方。

德龙站起来，又想说点什么，但是阿尔帕特奇阻止住他：

“您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啊？……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啊？”

“我拿老百姓怎么办呢？”德龙说，“他们完全疯了。对他们我也是那么说嘛……”

“我也是那么说嘛，”阿尔帕特奇说，“他们在狂饮吧？”他简短地问。

“全都疯狂了。雅科夫·阿尔帕特奇：运来了第二桶酒。”

“你听着。我到警察局长那儿去一趟，你去对付那些老百姓，叫他们回心转意，把大车准备好。”

“是，听见了。”德龙回答。

雅科夫·阿尔帕特奇不再继续坚持了。他在长期统治老百姓中知道，使人们服从的主要手段就是不要向他们露出怀疑他们可能不服从。从德龙口里得到顺从的“是啦——您老”这句回复，雅科夫·阿尔帕特奇感到满意，虽然他不仅怀疑，而且差不多相信，不借助军队的力量是弄不到车的。

果然，到晚上车还没有集合起来。在村里的酒馆里又举行集会，在集会上决定把马赶到树林里，并且不出大车。阿尔帕特奇没有把这事告诉公爵小姐。他吩咐从童山来的大车上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把那些马套在公爵小姐的马车上，然后他就去找上级官府去了。

十

在父亲安葬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关在自己房里，不让任何人进来。女仆来到门前，禀告阿尔帕特奇前来请示出发的事（这还是在阿尔帕特奇和德龙谈话之前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她躺着的沙发上欠起身来，冲着关闭的门说，她什么地方也不去，叫人不要打扰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卧室的窗户是朝西开的。她面对墙壁躺着，用手指来回地抚摩皮靠枕的扣子，眼睛只盯着这个皮靠枕，她那模糊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她在想不可挽回的死以及在这之前她还不知道、在父亲患病期间才表现出来的内心的卑鄙。她想祈祷，但又不敢祈祷，不敢在她目前的心境中向上帝求援。她在这种姿势中躺了很久。

太阳照到对面的墙上，夕阳的斜晖射进敞开的窗口，照亮了房间和她眼前的羊皮靠枕的一角。她的思路忽然停住了。她毫无意识地坐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站起来走到窗前，不由得深深地吸着晴朗的、微风吹拂的傍晚的清凉空气。

“是的，现在你可以随意欣赏傍晚的风光了！他已经不在了，谁也不会打扰你了。”她在内心说道，倒在椅子上，头靠着窗台。

有人用娇柔的声音在窗外花园里轻轻叫她的名字，吻她的头，她抬头看了看。原来是布里安小姐，她穿一件黑衣裳，戴着黑纱。她悄悄走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跟前，叹着气吻她，立刻哭泣起来。玛丽亚公爵小姐看了看她。她想起跟她的一切过去的冲突，对她的猜疑；还想起他近来改变了对布里安小姐的态度，不见她，由此看来，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对她的责备是多么不公平。“难道不是我，不是我盼望他死吗？我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呢！”她想道。

玛丽亚公爵小姐生动地想象布里安小姐的处境，近来她离群索居，而同时又得依靠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对她怜悯起来。她温和地、疑问地望了望她，把手伸给她。布里安小姐立刻哭起来，吻她的手，念叨着公爵小姐遭到的不幸，把自己扮成一个同情不幸的人。她说，在她的不幸的时刻，唯一的慰藉就是公爵小姐允许她分担她的不幸。她说，在这巨大的悲伤面前，所有过去的误会应当一笔勾销，她觉得她在一切方面都是清白的，他在那个世界会看见她的眷恋和感激的。公爵小姐听着她，不理解她的话，只是有时看看她，听听她的声音。

“您的处境格外可怕，亲爱的公爵小姐，”布里安小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白，您从来不会，现在也不会想着自己；但是由于我爱您，我必须这样做……阿尔帕特奇到您这儿来过吗？他和您谈过动身的事吗？”她问。

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她不明白是什么人要走，要到那儿去。“现在还能做什么事，想什么事呢？难道不是一样吗？”她没有吭气。

“您可知道，亲爱的玛丽亚，”布里安小姐说，“您可知道咱们的处境很危险，咱们被法军包围了；现在走，太危险了。如果走的话，恐怕准会被俘虏，上帝才知道……”

玛丽亚公爵小姐望着她的女伴，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哎，真希望有人了解我，我现在对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她说，“当然啰，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撇开他就走……阿尔帕特奇对我说过走的事……您和他谈谈吧，我对什么都不能，也不想管……”

“我和他谈过。他希望我们明天就走；可是我想，现在最好还是留下，”布里安小姐说，“因为您会同意，亲爱的玛丽亚，在路上碰到大兵或者暴动的农民——那真可怕。”布里安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不是用普通俄国纸印的法国将军拉莫的文告，上面晓谕居民不得离家逃走，法国当局将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她把文告递给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是求助于这位将军，”布里安小姐说，“我相信他会给您应有的尊重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读那张文告，无声无泪的哭泣使她的脸颤抖起来。

“您从谁手里拿到这个的？”她说。

“大概他们从我的名字知道我是法国人。”布里安小姐红着脸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拿着文告离开窗口站起来，她面色苍白，走出屋子到安德烈公爵以前的书房里。

“杜尼亚莎，去叫阿尔帕特奇，德龙努什卡，或者旁的什么人到我这儿来，”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告诉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不要来见我，”她听见布里安小姐的声音，又说，“要赶快走！快点走！”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一想到她可能留在法军占领区，就不寒而栗。

“要让安德烈公爵知道我在法国人手里，那还得了！要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女儿去求拉莫将军先生给予她保护，并且接受他的恩惠，那怎么行！”她越想越觉得可怕，以致使她战栗，脸红，感到从未体验过的愤怒和骄傲。她生动地想象她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主要的，是多么屈辱。“他们那些法国人住在这个家里；拉莫将军先生占着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翻弄和读他的信和文件来取乐。布里安小姐在博古恰罗沃恭恭敬敬地招待他。他们恩赐我一个房间；士兵们掘我父亲的新坟，取走他的十字架和勋章；他们对我讲述怎样打败俄国人，装作同情我的不幸……”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想，她不是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她觉得必须用父亲和哥哥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对于她个人，不论留在哪儿，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她觉得她同时还是死去的父亲和安德烈公爵的代表。她不由得用他们的思想来思想，用他们的感觉来感觉。他们现在可能怎样说，可能怎样做，也就是她现在觉得必须要照那样去做的。她到安德烈公爵的书房去，极力深入体会他的思想，来考虑她目前的处境。

生活的需求，本来她认为随着父亲的去世不复再有了，可是它突然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出现，并且占有了她。

她激动得满脸通红，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派人唤阿尔帕特奇，时而派人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时而派人唤吉洪，时而派人唤德龙。杜尼亚莎、保姆和所有的女仆都不能断定布里安所宣布的事究竟有多少正确的成分。阿尔帕特奇不在家：他到警察局去了。被唤来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来见玛丽亚公爵小姐，他睡眼惺忪，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他十五年来回老公爵话时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带着同意的微笑，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也是这样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问话的，从他的回答中得不到任何肯定的东西。被召唤来的老仆人吉洪，他两颊深陷，面孔瘦削，带着无法磨灭的悲哀印记，他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有的问话都回答“是——您老。”他望着她，几乎忍不住要大放悲声。

最后，德龙走进房来，他向公爵小姐深深地鞠躬，在门框旁站住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在他对面停下。

“德龙努什卡，”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在她心目中，她把他当做无可置疑的朋友，就是这个德龙努什卡，他每年去赶维亚济马集市的时候，每次都给她带来一种特制的甜饼，面带笑容交给她，“德龙努什卡，现在，在我们遭遇到不幸之后，”她刚开始说话就停住了，再也没有力量说下去。

“一切都凭上帝的旨意。”他叹息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德龙努什卡，阿尔帕特奇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没有可问的人。有人说我走不得，是真的吗？”

“为什么你走不得，大人，可以走。”德龙说。

“有人对我说，有敌人，路上危险。亲爱的，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大早，我一定要走。”德龙不吭气。他蹙着眉头，瞟了公爵小姐一眼。

“没有马，”他说，“我对雅科夫·阿尔帕特奇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没有马？”公爵小姐说。

“都是上帝的惩罚，”德龙说，“有的马被军队征用了，有的马饿死了，遇到今年这个年景。不用说没有东西喂马，连人也饿得要死！有的人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一无所有，彻底破产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全神贯注地听他对她说的话。

“庄稼人都破产了？他们没有粮食？”她问。

“他们快饿死了，”德龙说，“还谈得上什么大车……”

“你为什么不早说，德龙努什卡？难道不能救济吗？我要尽一切可能……”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在目前这样的时刻，当她的心头充满了悲伤的时刻，人们还要分成富的和穷的，而且富人不能救济穷人，有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她模糊地知道和听说，地主家都有储备粮，那是给农民备荒的。她也知道，不论是哥哥还是父亲都不会拒绝救济贫困的农民的；关于给农民分配粮食，她想亲自过问，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她怕说错话。她很高兴，能有一件操心的事作为借口，可以忘掉自己的悲伤而不致受良心的责备。她向德龙努什卡详细询问农民的急需，并且询问博古恰罗沃的地主储备粮的情况。

“我们不是有地主储备粮吗？我哥哥的？”她问。

“地主储备粮原封未动，”德龙骄傲地说，“我们的公爵没有发放的命令。”

“把它发放给农民吧，他们需要多少就发放多少：我代表哥哥允许你发放。”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德龙一句也不回答，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把粮食分给他们吧，如果粮食还够分给他们的话，全分了吧。我代表哥哥命令你，你告诉他们：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为了他们，我们什么都不吝啬。你就这样说吧。”

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德龙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你把我开除吧，好小姐，看在上帝面上，吩咐人接收我的钥匙吧，”他说，“我当了二十三年的差，一次差错没出过；开除我吧，看在上帝面上。”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明白他想要她做什么，他为什么请求开除他。她告诉他，她从来不怀疑他的忠心，她准备为他和为农民做任何事。

十一

在这之后过了一小时，杜尼亚莎前来向公爵小姐报告一个消息：德龙来了，按照公爵小姐的命令，农民们都在谷仓旁边集合，有话要跟女主人谈谈。

“我并没叫他们来，”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只是告诉德龙努什卡，把粮食分给他们。”

“看在上帝面上，亲爱的公爵小姐，叫人把他们赶走吧，千万不要到他们那儿去。那不过是个圈套，”杜尼亚莎说，“等雅科夫·阿尔帕特奇回来，咱们就走……您千万别去……”

“什么圈套？”公爵小姐诧异地问。

“我确实知道，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听我说。您只要问问保姆就知道了。听说他们都不愿意按照您的命令离开村子。”

“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并没有命令他们离开村子……”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把德龙努什卡叫来。”

德龙来了，他证实了杜尼亚莎的话；农民是按照公爵小姐的命令来的。

“可是我并没有召集他们，”公爵小姐说，“你大概传错了话。我只是叫你把粮食分给他们。”

德龙没有答话，叹了一口气。

“您只要下命令，他们就会散的。”他说。

“不，不，我去见他们。”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不顾杜尼亚莎和保姆的劝阻，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门廊上。德龙、杜尼亚莎、保姆和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在她后面跟着。

“他们大概以为我给他们粮食，是要他们留下来不动，而我自己离开，扔下他们让法国人糟蹋，”玛丽亚公爵小姐想，“我应许他们在莫斯科近郊庄园按月发给口粮，安排住处；我相信，安德烈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做得更多。”她一面想，一面在暮色苍茫中向站在谷仓旁的牧场上的人群走去。

人群开始移动，聚拢到一起，迅速地摘下帽子。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眼帘，衣裙绊着腿，走近他们。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眼睛，老年的和青年的，都在注视她，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面孔，使玛丽亚公爵小姐连一张面孔也看不见，觉得必须一下子和所有的人说话，她不知道应当怎么才好。但又是那个意识——意识到她是父亲和哥哥的代表，给她增添了力量，于是她壮着胆子开始讲话。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口说，她垂下眼睛，觉得心跳得厉害，“德龙努什卡告诉我，战争使你们破了产。这是我们共同的不幸，为了帮助你们，我不惜献出一切。我要离开了，因为这儿已经很危险，敌人离得很近了……我把一切都给你们，我的朋友们，我求你们拿走一切，拿走我们所有的粮食，你们就不致缺吃少用的了。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我给你们东西是为了叫你们留在这里，那不是实话。相反，我请求你们带着你们的全部财产搬到我们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在那儿有我负责，保证你们不会过穷日子。给你们住宅和粮食。”公爵小姐停住了。人群中只听见叹息声。

“我这样做，不只是我个人的意思，”公爵小姐接着说，“我这样做是代表我去世的父亲，你们的好主人，代表我的哥哥和他的儿子。”

她又停住了，没有人打破她的沉默。

“我们的不幸是共同的，让我们平均分担这个不幸吧。我的一切，也是你们的一切。”她说，环视站在她面前的人的面孔。

所有的眼睛都带着同样的表情望着她，她不能了解这种表情的意义。不知道是不是好奇、忠诚、感激，还是惊慌和不信任，但是所有脸上的表情都是同样的。

“我们非常满意您的恩典，不过，我们不能拿地主的粮食。”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为什么？”公爵小姐说。

没有人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环视人群，她看出，现在所有的眼睛一碰到她的目光，就立刻垂下来。

“为什么你们不要？”她又问。没有人回答。

玛丽亚公爵小姐为这种沉默感到窘迫；她竭力捕捉随便哪个人的目光。

“你们干吗不说话啊？”她对面前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人说，“如果你认为还需要什么，你就说吧。我一切都可以做到。”她捉住他的目光，说。但是他好像对这很生气，把头完全低下来，咕哝了一句：

“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我们不需要粮食。”

“怎么，要我们抛弃一切？不同意。不同意……我们决不同意。我们同情你，但决不同意。你自己走吧，一个人走……”四面八方的人群说。人人脸上又露出同样的表情，但这时完全不是好奇和感激的表情，而是忿怒、坚决的表情。

“你们大概没有理解我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带着忧愁的微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走呢？吃的住的，我全向你们保证。可是在这儿敌人会把你们弄得倾家荡产的……”

但是，群众的声音盖住了她的声音。

“我们决不同意，就让敌人来破坏吧！不要你的粮食，我们决不同意！”

玛丽亚公爵小姐又在人群中捕捉随便哪个人的目光，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目光是注视着她的；显然，眼睛都在回避她。她觉得奇怪和难堪。

“你瞧，她说得倒好听，跟她去当奴隶！把家毁掉去当奴隶去吧。可不是嘛！我给你们粮食，她说！”人群中发出这些声音。

玛丽亚公爵小姐低着头离开人群走回家去。她又把命令向德龙重述了一遍，叫他明天准备好启程的马，然后回自己的房间，她思绪如麻，独自一人待在房里。

十二

这天夜里，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她卧室敞开的窗旁坐了很久，谛听从村里传来农民的谈话声，但是她不去想他们。她觉得她不论怎样想他们，也不会理解他们。她总在想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不幸，在经过一段关心现实生活之后，这个不幸，对于她已经成为过去了。她现在已经能够回忆，能够哭泣和祈祷了。日落后，风停了。夜是宁静的，空气很新鲜。十二点时人声渐渐沉寂下去，鸡叫头遍，从菩提树后面升起一轮满月，清凉的、乳白色的含露的雾弥漫开来，寂静笼罩着村庄和宅院。

不久前才过去的图景——父亲的病和临终的时刻，一幅接着一幅在她的脑海里出现。现在她带着忧郁的欢乐细细回味这些画面的形象，只是恐惧地排除最后那个他死亡的景象，在这寂静、神秘的夜晚，即便浮光掠影地想象一下那个景象，她也没有勇气。这些图景在她的脑海里是那么清晰，连微末的细节都历历在目，她觉得这些图景忽而是现实的，忽而是过去的，忽而是未来的。

她忽而生动地想起他发病的情景，人们架着他从童山的花园里出来，他用无力的舌头咕噜着什么，扭动着白眉毛，不安地、胆怯地望着她。

“他当时就想说他临死那天对我说的话，”她想，“他经常在想他对我说的话。”于是她回忆起他在童山发病的前一天夜里一切详细的情景，当时玛丽亚公爵小姐就预感到灾祸临头，所以违反他的旨意留在他身边。她没有睡，夜里蹑手蹑脚下楼梯，来到她父亲那天夜里在那儿过夜的花房门前，侧耳倾听他的声音。他和吉洪在说什么，他的声音疲惫不堪而且很痛苦。看来他很想和人谈话。“他为什么不叫我呢？为什么他不让我和吉洪换一个位置呢？”玛丽亚公爵小姐当时和现在都这样想。“他现在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谈他心里的话了。他本来可以说出他要说的话的，本来应该是我，而不是吉洪，听到和懂得他的话的，但是这样的时机，不论是对他还是对我，都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当时我不进屋去呢？”她想，“也许他当时就会对我说出他在去世那天说的话。而且当时他和吉洪谈话中就有两次问到我。他想看见我，可是我却站在门外。他和不了解他的吉洪谈话是很感伤、难受的。记得他和他谈话时提到丽莎，仿佛她还活着似的，他忘记她已经死了，吉洪提醒他说，她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大声喝斥：‘傻瓜！’他是很痛苦的。隔着门我听见他哼哼歪歪躺在床上，高声喊叫：‘我的上帝啊！’为什么当时我不进去呢？他能把我怎样呢？我有什么可损失的呢？也许当时他就得到慰藉，可能已经对我说出那句话了。”于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出声地重述他临死那天对她说的那个亲切的字眼。“亲—爱—的！”玛丽亚公爵小姐重复这个字眼，于是她放声大哭，流着使心灵得到轻松的眼泪。现在他的面孔就在她的眼前。可是那不是她从记事的时候认识的、经常从远处看见的面孔；而是一张胆怯、懦弱的面孔，是她在最后一天向他的嘴弯下身去细听他说话、第一次在近处真切地看见那满脸皱纹和细微线条的面孔。

“亲爱的。”她又说一遍。

“他说这话时，在想什么呢？他这时在想什么呢？”她的脑海里忽然出现这个问题，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她在眼前看见了他，他那表情是他在棺材里用白手巾包着头的面孔表情。于是一阵恐怖向她袭来，现在向她袭来的正是当天刚一接触他，就认为这不仅不是他，而且是一种神秘的、令人反感的东西的那种恐怖。她想思索点别的，想祈祷，但什么也做不成。她睁大眼睛望着月光和阴影，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看见他那死人的面孔，她觉得，笼罩着住宅内外的寂静空气紧紧钳制着她。

“杜尼亚莎！”她喃喃地说。“杜尼亚莎！”她疯狂地呼喊起来，从一片寂静中挣脱出来，向女仆的住室跑去，迎面碰见向她跑来的保姆和女仆们。

十三

八月十七日，罗斯托夫和伊林，带着刚从俘虏营放回来的拉夫鲁什卡和一个骠骑军传令兵，骑着马从离博古恰罗沃十五俄里的驻地扬科沃出行——试骑一下伊林新买来的马并查访这一带村子里有无干草。

最近三天来，博古恰罗沃处在对峙的两军之间，俄军的后卫和法军的先锋都很容易到那儿去，罗斯托夫是一个有心计的骑兵连长，他想抢在法国人前头，取用留在博古恰罗沃的军需品。

罗斯托夫和伊林心情十分愉快。他们在路上有时向拉夫鲁什卡询问拿破仑的故事来取乐，有时互相赛跑，试试伊林的马，他们就这样驰向博古恰罗沃一位公爵的庄园，希望在那儿找到大批家奴和漂亮姑娘。

罗斯托夫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他要去的那个村子就是和她妹妹定过婚的博尔孔斯基的庄园。

在快进入博古恰罗沃之前，罗斯托夫和伊林撒开他们的马，顺着斜坡作最后一次赛跑，罗斯托夫赶过伊林，首先跑进博古恰罗沃村的街上。

“你跑到前面去了。”满脸通红的伊林说。

“是啊，一路上都在前面，不论在草地还是在这儿。”罗斯托夫用手抚摸着汗淋淋的顿河马，回答说。

“我的那匹法国马，大人，”拉夫鲁什卡在后面说，他管他那匹拉车的驽马叫法国马，“准能跑赢，不过，我不愿丢别人的面子。”

他们骑着马慢步向站着一大群农民的谷仓走去。

农民们看见来了几个骑马的人，有的脱帽，有的没有脱。从酒馆里出来两个高个老头，长着满脸的皱纹和稀疏的胡子，摇摇晃晃，唱着不成调的歌，向军官们走来。

“好样的！”罗斯托夫笑着说，“这儿有干草吗？”

“全是一个神气……”伊林说。

“快……快……活……活，我的心肝呀……宝贝儿……”那两个醉汉露出幸福的微笑唱道。

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农民，走到罗斯托夫跟前。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

“法国人，”伊林笑着回答，“这就是拿破仑本人。”他指着拉夫鲁什卡回答说。

“这么说来，你们是俄国人吧？”那个农民又问。

“你们这儿的军队很多吗？”另一个小个农民走近他们，问道。

“很多，很多，”罗斯托夫回答说。“你们都聚在这儿干什么？”他又说，“是过节吗？”

“老头们在开会，商量公社的事情。”那个农民回答，说着就走开了。

就在这时，在通往庄主宅院的路上出现两个女人和一个戴白帽子的人，他们向军官走来。

“那个穿粉红色的归我，注意不要乱抢！”伊林看见向他坚决走来的杜尼亚莎，说。

“是咱们大家的！”拉夫鲁什卡向伊林挤挤眼说。

“你要什么，我的美人儿？”伊林笑着说。

“公爵小姐有吩咐，她要知道你们是哪个团队的和你们的尊姓大名？”

“这是罗斯托夫伯爵，骠骑兵连长，我是您的忠实的仆人。”

“我的心肝呀……宝贝儿……”那个醉汉一边唱，幸福地微笑着，一边用眼睛瞅着和姑娘谈话的伊林。跟在杜尼亚莎后面的阿尔帕特奇向罗斯托夫走来，老远就脱掉帽子。

“我斗胆打扰您，大人，”他把一只手揣到怀里，恭恭敬敬说，但同时对这个军官的年轻颇有轻视的意味，“我们家小姐，本月十五日已故上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女儿，由于这些人的愚昧无知而陷入困境，”他指着那些农民说，“欢迎您光临……不知可否，”阿尔帕特奇带着苦笑说，“请您离开几步，不然当着……不怎么方便。”阿尔帕特奇指着两个像马蝇围绕着马似的在他左边来回晃悠的农民。

“啊！……阿尔帕特奇……啊？雅科夫·阿尔帕特奇！……好极了！看在上帝面上，饶了我们吧！啊？……”那两个农民笑嘻嘻地对他说。罗斯托夫看了看喝醉酒的老头，笑了。

“也许这使大人很开心吧？”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用那只没有揣在怀里的手指着那两个老头，带着庄重的神情说。

“不，这没有什么可开心的。”罗斯托夫一边说，一边骑马往前走。“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斗胆向大人禀告，此地的粗野乡民不让小姐离开庄园，气势汹汹地要把马卸掉，一早就装好了车，可是公爵小姐就是走不了。”

“竟然有这样的事！”罗斯托夫喊了一声。

“我向您禀告的是真实情况。”阿尔帕特奇又说。

罗斯托夫下了坐骑，把马交给传令兵，就和阿尔帕特奇一同向住宅走去，边走边询问详细情况。确实，昨天公爵小姐建议给农民发放粮食，她向德龙和集会的人说明自己的态度，把事情弄得那么糟，以致德龙终于交出钥匙，和农民站到一边，不再听从阿尔帕特奇的使唤。早晨公爵小姐吩咐套车准备起程，大批的农民聚在谷仓前面，派出人来声称，他们不让公爵小姐离开村子，说是有命令不准运走东西，他们要卸掉马。阿尔帕特奇出来劝说他们，但他得到的回答是，公爵小姐不能走，有不准离开的命令（主要说话的是卡尔普，德龙没有在人群里露面）；他们说，请公爵小姐留下来，他们照旧服侍她，一切都顺从她。

当罗斯托夫和伊林在路上驰骋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不听阿尔帕特奇、保姆和女仆的劝阻，吩咐套车准备动身；但是看见驰来几个骑兵，以为来的是法国人，车夫都逃散了，家里响起一片妇女们的大哭声。

“我的爷呀，救命恩人！上帝派你来了。”罗斯托夫走过前厅的时候，听见一片感激的声音。

当人们把罗斯托夫引见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时候，她正惊慌失措，浑身无力地坐在大厅里。她不明白他是什么人，是来干什么的，对她会怎么样。她看见他那俄罗斯人的脸型和他走进来的步态以及他一开口说的那些话，就认出他是她那个阶层的人，她用她那深沉、明亮的目光注视了他一眼，她说起话来激动得结结巴巴，抖抖嗦嗦。罗斯托夫立刻觉得这次的相遇具有罗曼蒂克情调。“一个孤立无援、悲伤万分的姑娘，独自一人落入粗鲁狂暴的农奴手里，任凭他们摆布！多么离奇的命运把我引到这儿！”罗斯托夫听着，凝视着她，想道。“她的面貌和神情多么温顺，高尚！”他听着她怯生生地讲述，想道。

当她讲到这一切是发生在父亲下葬的第二天，她的声音颤抖了。她转过脸去，然后，她怕罗斯托夫以为她是有意引起他的怜悯，她疑问地、惊慌地看了看他。罗斯托夫的眼睛含着泪水。玛丽亚公爵小姐注意到这一点，感激地看了看罗斯托夫，她那目光是那么明亮，使人忘记她那并不怎么美的面貌。

“公爵小姐，我偶然走到这里，能够为您效劳，真是说不出的荣幸，”罗斯托夫站起来说，“您动身吧，我以自己的名誉向您担保，只要您允许我护送您，决不会有人胆敢找您的麻烦。”他好像向一位皇族妇女敬礼一样，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就向门口走去。

罗斯托夫以其谦恭有礼的态度似乎表明，虽然与她相识是一件幸事，但他却不愿趁她不幸来接近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懂得并且十分珍重这种态度。

“我非常，非常感激您，”公爵小姐用法语对他说，“但是我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谁也没有过错。”公爵小姐忽然哭起来。“原谅我。”她说。

罗斯托夫皱起眉头，又深深鞠了一躬，走出屋去。

十四

“怎么样，可爱吗？不，老弟，我的那个穿粉衣裳的才迷人呢，她叫杜尼亚莎……”可是伊林一瞧罗斯托夫的脸色，就不出声了。他看见他的主人和连长完全怀着另外一番心思。

罗斯托夫恶狠狠地瞪了伊林一眼，没有答理他，就快步向村子走去。

“我要他们知道厉害，非收拾他们不可，这些强盗！”他自言自语。

阿尔帕特奇尽力只做到不跑，迈着滑行的步子紧赶，才勉强追上罗斯托夫。

“请问作了什么决定？”他追上他，问。

罗斯托夫停下脚步，握紧拳头，忽然严厉地向阿尔帕特奇迈了一步。

“决定？什么决定？你这个老东西！”他向他呵斥道，“你怎么管的家？啊？农民造反，你就管不了吗？你本人就是叛徒。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我要剥掉你们的皮……”他仿佛怕他那满腔的怒火白白浪费掉，扔下阿尔帕特奇，快步向前走去。阿尔帕特奇克制住受辱的感情，迈开滑行的步子，紧紧追赶罗斯托夫，不断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农民非常顽固，在目前时刻，没有武装队伍，跟他们作对是不明智的，先派人去把军队叫来，这样是不是会好些。

“把军队叫来收拾他们……我要跟他们较量较量。”尼古拉说些毫无意义的话，这种没有理性的兽性愤怒和要发泄愤怒的需要，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并不考虑应当怎么办，迈着急促、坚决的步子，在不自觉之中向人群走去。他越走近人群，阿尔帕特奇就越觉得，他这种不明智的行动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那群农民一见他那急促而坚决的步子和皱起眉头的果断表情，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这几个骠骑兵刚进村，罗斯托夫去见公爵小姐之后，人群中发生了混乱和争吵。有些农民说，来的是俄国人，可能怪罪他们扣留小姐。德龙也是这个意见；但是当他刚一有这种表示，卡尔普和另外一些农民就起来攻击这位已经辞职的村长。

“公社给你敲骨吸髓有多少年了？”卡尔普斥责他，“你当然不在乎啦！你挖出钱罐子，带走了事，我们家毁不毁掉，与你都不相干，是吗？”

“有命令，要维持秩序，任何人不准离开家，一草一木都不准带走，就是这样！”另一个叫道。

“轮到你儿子去当兵，你准是舍不得你那宝贝疙瘩，”忽然一个小老头对德龙进攻了，他说得很快，“拿我万卡去剃头[47]。唉，我们只有死的份儿！”

“可不是，我们只有死的份儿！”

“我并不是公社的冤家对头。”德龙说。

“当然啰，你已经填满肚皮了！……”

那两个高个农民也说了自己的意见。罗斯托夫带领着伊林、拉夫鲁什卡和阿尔帕特奇刚来到人群跟前，卡尔普就走出来，露出一丝笑意，把手指插进宽腰带里。德龙却相反，他躲到后排去了，人群更紧地凑拢到一起。

“喂，你们这儿谁是村长？”罗斯托夫快步走到人群前面，喊道。

“村长吗？您找他干什么？……”卡尔普问。

可是没等他把话说完，帽子就从他头上飞走了，他挨了猛烈的一掌，脑袋向一旁歪了一下。

“脱帽，叛徒！”罗斯托夫霹雳一声喊道。“村长在哪儿？”他狂怒地喊起来。

“村长，叫村长呢……德龙·扎哈雷奇，叫您呢。”人群中传出急促顺从的声音，帽子都从头上脱下来。

“我们决不造反，我们是守规矩的。”卡尔普说，同时，后面有几个声音突然一齐说：

“是老人们决定的，当官的太多了……”

“还犟嘴？……造反！……强盗！叛徒！”罗斯托夫嚎叫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嗓音都变了，他抓住卡尔普的脖领。“把他捆起来！”他喊道，虽然那儿除了拉夫鲁什卡和阿尔帕特奇以外，没有可以捆他的人。

终于还是拉夫鲁什卡跑过去，反剪起卡尔普的两只胳膊。

“是不是要我把我们那边山下的人叫来？”他喊道。

阿尔帕特奇喊出两个农民的名字，叫他们来捆卡尔普，那两个农民顺从地从人群中走出来，解下他们的腰带。

“村长在哪儿？”罗斯托夫喊道。

德龙皱着眉头，面色苍白，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是村长吗？捆起来，拉夫鲁什卡！”罗斯托夫喊道，就好像这道命令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似的。果然，又有两个农民出来捆德龙，德龙好像帮助他们似的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递给他们。

“你们大家听我说，”罗斯托夫对那些农民说，“你们马上都给我回家，不要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

“怎么，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只不过一时糊涂。只是瞎闹了一场……我就说嘛，这样不行。”传出互相责备的声音。

“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嘛，”阿尔帕特奇说，他开始行使他的权力，“这样不好，孩子们！”

“都怪我们糊涂，雅科夫·阿尔帕特奇。”一些声音回答，人群立即在村子里四散了。

两个被绑的农民被带到主人的宅院。两个喝醉酒的农民尾随着他们。

“嘿，我倒要瞧瞧你！”其中一个对卡尔普说。

“哪能这样跟老爷们讲话呀？你想哪儿去了？”

“傻瓜，”另一个附和说，“真是个大傻瓜！”

两小时后，几辆大车停在博古恰罗沃住宅的院子里。农民们起劲地搬出主人的东西装到车上，关在大柜子里的德龙，依照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意思放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指挥农民们。

“你那样放，不对，”一个总是笑眯眯的高个子圆脸农民，从女仆手里抢过一口小箱子，说，“要知道，这也是钱买的。你干吗乱扔，干吗要捆上绳子——它会磨坏的。这样我不喜欢。做什么都要仔细认真，都要有个定规。比如这就应当用椴皮席子包上，盖上干草，那才像样。看起来也舒服！”

“，这是书，书，”另一个搬出安德烈公爵的书橱的农民说，“你当心别绊着！老沉老沉的，孩子们，好多书啊！”

“是啊，老在写，也不玩玩！”那个高个子圆脸农民指着放在顶上的大厚本的辞典，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说。

罗斯托夫不愿一味地去打扰公爵小姐，没去见她，在村子里等她出来。等到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车辆从宅院里出来时，罗斯托夫骑上马，一直把她送到离博古恰罗沃十二俄里驻扎我军的路上。在扬科沃客栈前面，他恭恭敬敬地和她告别，第一次吻了吻她的手。

“看您说的，”当玛丽亚小姐感谢他搭救她（她说他的行为是搭救）的时候，他红着脸回答，“任何一个警察局长都办得到的事。如果我们打仗的对手是农民的话，我们就不会让敌人深入这么远了。”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害羞，极力改变一下话题，“这次有机会同您认识，是我的荣幸。再见，公爵小姐，祝您幸福并得到慰藉，希望下次在比较愉快的环境里和您见面。如果您不愿使我脸红的话，请不要说感谢的话。”

但是，如果说她不再用言语来感谢他的话，她已经用她那由于感激和柔情而容光焕发的脸上的全部表情来感谢他了。她不能相信他不应当受到感谢。相反，她认为毫无异议，如果没有他的话，她准毁在暴徒和法国人手里；他为了搭救她，甘冒最明显和最可怕的危险；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灵魂、高贵气度的人，善于理解她的处境和不幸，这一点也是毫无异议的。他那善良、正直的眼睛，在她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而哭泣的时候，他那双涌出泪水的眼睛，总在她的脑际萦回。

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和他告过别，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她忽然含着泪想——不是头一回才想到那个奇怪的问题：她是不是爱上他了？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虽然公爵小姐的处境并不愉快，同她坐一辆车的杜尼亚莎不止一次看见，公爵小姐向车窗外探出身子，不知为什么又欢喜又忧伤地微笑着。

“我就爱上了他，又怎么样呢？”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

不管她多么羞于承认她的初恋是爱那个可能永远不会爱她的人，但她安慰自己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如果直到老死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人，她也不悔恨。

她有时回忆起他的眼神、他的同情、他说的话，她觉得幸福是不可能的。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杜尼亚莎看见她含着微笑望着车窗外。

“正巧他到博古恰罗沃来，而且恰当其时！”玛丽亚公爵小姐想道，“正巧他的妹妹拒绝了安德烈公爵！[48]”玛丽亚公爵小姐从这一切中看到了神的旨意。

玛丽亚公爵小姐给罗斯托夫的印象是很愉快的。他一想起她，就兴致勃勃。当同事们知道他在博古恰罗沃的奇遇，跟他开玩笑，说他去找干草，却找到一位全俄国最富有的未婚妻，罗斯托夫一听就冒火。罗斯托夫所以恼火，因为和他所中意的、拥有巨大财产、性情温和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这个念头不止一次违反他的意志在他头脑里出现。就尼古拉个人来说，他不可能娶一个比玛丽亚公爵小姐更合适的妻子：和她结婚会使公爵夫人——他的母亲高兴，会改善他父亲的境况；尼古拉还觉得，会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幸福。

但是索尼娅呢？许下的誓言呢？当人们拿博尔孔斯基公爵小姐跟他开玩笑的时候，正是这个缘故惹得罗斯托夫恼火。

十五

库图佐夫在奉命指挥全军以后，想起了安德烈公爵，给他送去一道到总部报到的命令。

安德烈公爵来到察列沃-扎伊米希那天，正赶上库图佐夫检阅军队，而且是在检阅正在进行的时刻。安德烈公爵停在村里神父的宅旁，那儿停着一辆总司令的马车，他在大门旁的长凳上坐下等待勋座（现在大家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从村外的田野里时而传来军乐声，时而传来欢呼新总司令“乌拉！”的巨大吼叫声。离安德烈公爵十来步远的大门旁边，有两个勤务兵、一个通信员和一个管家站在那儿，他们趁公爵不在，天气又好，走了出来。一位黑脸膛、生着浓密髭须和颊须的小个子骠骑兵中校，骑马来到大门前，他看了看安德烈公爵，问道：勋座大人是不是就在这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安德烈公爵说，他不是勋座司令部的人员，也是刚到的。骠骑兵中校问那个服装华美的勤务兵。那个勤务兵带着所有总司令的勤务兵跟军官说话时都具有的特别蔑视的腔调对他说：

“什么，勋座大人吗？大概快回来了。您有什么事？”

骠骑兵中校对那个勤务兵的腔调报以微笑，他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然后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对他弯了弯身致敬。博尔孔斯基在长凳上挪挪身子让座。骠骑兵中校在他身旁坐下。

“您也是在等总司令的吗？”骠骑兵中校说，“据说，人人都见得到，谢天谢地。不然同那些卖腊肠的家伙[49]打交道，够倒霉的！无怪乎耶尔莫洛夫要申请入德国籍。现在大概咱们俄国人也能说上话了。鬼晓得搞的什么名堂。一个劲地后退，一个劲地后退。您参加过战役吗？”他问。

“我有幸参加过，”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不仅参加撤退，而且在撤退中失去我所宝贵的一切，且不说田庄和亲爱的家园……我父亲就是死于忧愤。我是斯摩棱斯克人。”

“啊？……您是博尔孔斯基公爵吗？认识您，我非常高兴。我是杰尼索夫中校，大家都知道我叫瓦西卡。”杰尼索夫说，他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用特别和善的目光凝神望着博尔孔斯基的脸。“是的，我听说了，”他深表同情地说，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简直是西徐亚人战争[50]。这一切都很好，只是对那些代人背黑锅的不好。您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吗？”他摇了摇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和您认识。”他握着他的手，带着感伤的微笑又说。

安德烈公爵听娜塔莎讲过，知道杰尼索夫是她的第一个求婚人。这段又甜蜜又痛苦的回忆现在又触动他那敏感的创伤，近来久已不去想它了，但是在灵魂深处仍然感到痛楚。近来的印象太多了，其中如放弃斯摩棱斯克，他的童山之行，不久前他父亲逝世的消息等如此严肃的印象，他的感受是那么多，以致过去那些印象久已淡薄了，即使记起来，对他的作用也远没有先前那样的力量了。可是对杰尼索夫来说，由博尔孔斯基这个名字引起的一连串的回忆，却是富有诗意的遥远过去，当时在用过晚饭和听过娜塔莎歌唱之后，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然向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求起婚来了。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和他对娜塔莎的爱情，不由得微微一笑，然后立刻转向他现在最热心、最专注的事情上面去了。这就是他在撤退期间的前哨服务时想出的作战计划。他曾经把这个计划递给巴克莱·德·托利，现在他打算向库图佐夫提出。这个计划的论据是：法军的战线拉得太长，我军不必从正面堵截法军，应当攻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一面正面作战，一面攻击他们的交通线。他开始向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

“他们守不住整个战线。这是不可能的。我保证突破他们的战线；给我五百人，我把他们的交通线切得七零八碎，准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战争。”

杰尼索夫站起来，打着手势，向安德烈公爵述说他的计划。他在述说时，从检阅的地方传来军队的呐喊声，这声音越来越不连贯，越来越散乱，夹杂着军乐和歌声。村里传来马蹄声和喊声。

“他来了，”站在大门旁的哥萨克喊道，“来了！”

博尔孔斯基和杰尼索夫向大门走去，那儿站着一大群士兵（仪仗队），他们看见库图佐夫骑着一匹枣红小马沿着大街走来。一大群侍从将官骑马跟随着他。巴克莱几乎和他并马行进。一大群军官在他们后面和周围一面跑，一面喊“乌拉！”

副官们先驰进院子。库图佐夫不耐烦地策着那匹在他沉重的身体下稳步徐行的马，他把手举到他那白色的近卫重骑兵军帽边（带有红箍，没有遮檐），连连点头。他走到向他敬礼的仪仗队前面时（仪仗队多半是佩着勋章的年轻英俊的掷弹兵），他用长官的沉着目光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他们一分钟，然后转向他周围那群将军们和军官们。他脸上突然现出微妙的神情；他带着惶惑的姿态耸了耸肩。

“有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总是退却，退却！”他说。“好了，再见，将军。”他又说，策马经过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面前向大门走去。

“乌拉！乌拉！乌拉！”人们在他后面喊道。

自从安德烈公爵上次看见库图佐夫之后，他更胖了，面皮松弛，浮肿。但是安德烈公爵所熟悉的那只白眼[51]、伤疤，以及他脸上和身上疲倦的表情，依然如故。他穿着军服，肩上斜挂着细皮条鞭子，戴着白色的近卫重骑兵军帽。他骑在那匹精壮的小马上，沉重地摇晃着。

“嘘……嘘……嘘……”他口哨吹得几乎听不见，骑马进了院子。他脸上现出快慰喜悦的表情，那是一个人在作为代表在人多的场合露面之后想休息一下时常有的表情。他从马镫里抽出左脚，然后倾着整个身子，吃力得皱着眉头，使劲把左脚迈过马鞍，用臂肘支着膝盖，哼哧了一声，整个人歪倒在准备扶他的哥萨克们和副官们的手臂上。

他定了一下神，眯起眼睛环顾四周，他看了看安德烈公爵，好像不认识他，迈着他那一颠一颠的步子向门廊走去。

“嘘……嘘……嘘。”他吹着口哨，又转脸看了看安德烈公爵。对安德烈公爵的面孔的印象，只有经过几分钟之后（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现象）才和对他这个人的回忆联系起来。

“啊，你好，公爵，你好，亲爱的朋友，来吧……”他一面环视，一面疲倦地说，挺费劲地登上在他重压下咯吱作响的门廊地板。他解开扣子，坐到门廊里的一条长凳上。

“你父亲怎么样？”

“昨天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简短地说。

库图佐夫睁开吃惊的眼睛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然后摘下制帽，画了十字：“愿他在天国安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上帝的旨意！”他沉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我敬爱他，我衷心地同情你。”他拥抱安德烈公爵，把他搂到他那肥厚的胸脯上，好久好久没有放开。当他放开他时，安德烈公爵看见库图佐夫厚厚的嘴唇在颤抖，眼里含着泪水。他叹了口气，两手按住长凳要站起来。

“走，到我那儿去吧，咱们谈一谈。”他说；但是，正当这时，在长官面前一如在敌人面前同样不胆怯的杰尼索夫，不顾站在门廊旁的副官用愤怒的低声阻拦他，他响着马刺、大胆地沿着台阶走上门廊。库图佐夫两手支着长凳，不满地望着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自报了姓名，声称他有关于国家利益的重大事情要向勋座大人报告。库图佐夫用疲倦的目光望着杰尼索夫，摆出一副厌烦的姿势，抬起两手，交叉在肚子上，重复说：“有关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事？说吧？”杰尼索夫像姑娘似的脸红了（看见这个满脸胡须、苍老、经常喝酒的脸上现出红晕，令人觉得奇怪），开始大胆地陈述他切断斯摩棱斯克和维亚济马之间敌军防线的计划。杰尼索夫在那地区住过，熟悉那一带的地形。他的计划无疑是好的，特别是他说话的口气带有极强的信心。库图佐夫看看自己的脚，偶尔望一望隔壁的院子，似乎在等待那边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果然，在杰尼索夫讲述的时候，从他所看的那所小屋里出来一个腋下夹着公事包的将军。

“怎么样？”杰尼索夫还在讲述，库图佐夫说，“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勋座大人。”将军说。库图佐夫摇摇头，仿佛说：“一个人怎么能办完这么多事。”于是继续听杰尼索夫陈述。

“我用俄国军官高尚诚实的誓言来保证，”杰尼索夫说，“我准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杰尼索夫，军需总监是你什么人？”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

“是家叔，勋座大人。”

“噢！我们是老朋友了，”库图佐夫高兴地说，“好的，好的，亲爱的，你留在总部吧，明天咱们再谈谈。”他向杰尼索夫点了点头，就转身伸手去拿科诺夫尼岑递来的文件。

“是不是请勋座大人到屋里去，”值勤的将官用不满的声音说，“要审查几份计划和签署一些文件。”从门口走出一个副官报告说，室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看样子库图佐夫想办完事再回屋里去。他皱了皱眉……

“不，亲爱的，吩咐把桌子搬来，我就在这儿看文件。”他说。“你不要走。”他对安德烈公爵说。安德烈公爵站在门廊上正在听那个值勤将军说话。

在值勤将军报告时，安德烈公爵听见门里有女人的低语声和绸衣的窸窣声。他朝那边瞧了几眼，看见门里有一个穿粉红衣裳，包雪青色丝头巾，丰满、红润的美丽少妇，她捧着一个盘子，显然在等待总司令进去。库图佐夫的副官低声对安德烈公爵说，这是女房东，神父的老婆，她要向勋座大人献盐和面包[52]。她丈夫在教堂用十字架欢迎过勋座大人，她在家里……“她很漂亮。”那个副官含着微笑加了一句。库图佐夫听到这话，回头看了看。正如他听杰尼索夫的陈述一样，也正如七年前他在奥斯特利茨军事会议上听那些争论一样，库图佐夫在听值勤将军报告（报告的主要问题是对察列沃-扎伊米希阵地的批评）。他所以听，显然只是因为他长两只耳朵，不得不听，虽然一只耳朵里塞着一小段海船的缆索[53]；不过显而易见，那个值勤将军对他所能说的话，不但没有一点可以使他吃惊或者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而且他预先全知道要对他说的话，他所以听完这一切，只是因为不得不听完，正如不得不听完那像念经似的祷告一样。杰尼索夫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明智。值勤将军的话就更头头是道，更加明智，但是显而易见，库图佐夫蔑视聪明才智，他知道另外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另外一种与聪明才智无关的东西。安德烈公爵悉心观察总司令脸上的表情，他所能看到他脸上的唯一表情就是烦闷，对门里那个女人的低语的好奇以及遵守礼节的愿望。显而易见，库图佐夫蔑视聪明才智，甚至蔑视杰尼索夫的爱国热忱，但是他的蔑视并不是由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感情（因为他极力不显露这些东西），而是由于别的东西。他蔑视那一切，是由于他年高老迈，富于生活经验。库图佐夫对于那个报告只发出一个关于俄国军队在战地抢劫的指示。在报告结束时，值勤将军呈上一个因士兵割青燕麦，地主要求各军长官追偿的文件，请勋座大人在上面签字。

听了这件事，库图佐夫咂咂嘴，摇了摇头。

“扔到炉子里……投到火里去！我干脆告诉你说吧，亲爱的朋友，”他说，“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投到火里。庄稼，让他们尽管割吧，木材，让他们尽管烧吧。我不发命令许可这样做，也不禁止，但我不能赔偿。非这样不行。既然劈木头，‘难免木片飞’。”他又看了看那个文件。“哦，德国人真精细！”他摇头，说。

十六

“好，总算完了。”库图佐夫签署了最后一个文件，说，他吃力地站起来，白胖脖颈上的皱褶舒展开来，他带着快活的表情向门口走去。

那个神父太太血立刻涌到脸上，她端起准备了很久而未能及时献上的盘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把盘子捧到库图佐夫面前。

库图佐夫眯起眼睛，脸上露出笑容，用手托住她的下巴，说：

“多么漂亮的美人儿！谢谢，好孩子！”

他从裤袋里掏出几枚金币放在她的盘子里。

“怎么样，过得好吗？”库图佐夫一面说，一面朝给他准备的房间走去。神父太太绯红的面颊上笑开两个酒窝，她随他走进正房。副官到门廊上请安德烈公爵和他一道吃早饭；半小时后，安德烈公爵又被召唤到库图佐夫那儿。库图佐夫仍然穿着那件敞开的军服，躺在沙发上。他手里拿着一本法文书，安德烈公爵进去时，他合上书，用一把小刀夹在读到的地方。安德烈公爵看见了封面，知道是让利斯夫人的作品：《天鹅骑士》。

“坐下，坐在这儿，咱们谈谈，”库图佐夫说，“悲痛啊，很悲痛。但是要记住，亲爱的朋友，我也是你的父亲，第二个父亲……”安德烈公爵把他所知道的父亲临终的情况和路过童山时所见的情况对库图佐夫叙述了一遍。

“弄成什么样子……弄成什么样子！”库图佐夫突然说，他声音激动，显然，从安德烈公爵叙述中，他清楚地想象到俄国目前的处境。“假我以时日，假我以时日，”他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又说，显然，他不愿继续这个使他激动的话题，说，“我叫你来，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多谢勋座大人，”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但是我怕我不适合再做参谋工作了。”他含着微笑说，库图佐夫注意到他的微笑。库图佐夫疑问地看了看他。“主要的，”安德烈公爵又说，“我已经习惯团队的生活，我喜欢那些军官们，似乎军官们也喜欢我。离开团队，我会觉得可惜的。如果我辞谢在您身边服务的光荣，那么请相信我……”

库图佐夫虚胖的脸上，露出聪明、和善、同时又含有一点讥笑的表情。他打断博尔孔斯基的话：

“可惜，我很需要你；不过你是对的，你是对的。我们这儿倒不缺人。顾问总有的是，可是缺少人才。如果所有的顾问都像你到团队里服务，我们的团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在奥斯特利茨就记得你……记得，记得，我记得你举着军旗。”库图佐夫说，一回忆这段往事，安德烈公爵脸上立刻现出欢快的红晕。库图佐夫拉了拉他的手，把脸给他吻，安德烈公爵又看见老头眼里含着泪水。虽然安德烈公爵知道库图佐夫容易流泪，他现在由于对他的父丧表示同情而对他特别亲切，怜恤，但是关于奥斯特利茨的回忆却使安德烈公爵既愉快又得意。

“上帝保佑，走你自己的路吧。我知道，你的路，是一条光荣的路。”他停了一会儿，“在布加勒斯特，我怜惜你来着：当时我不得不派遣一个人。”于是库图佐夫改变了话题，谈起土耳其战争和缔结和约。“是啊，我遭到不少的责难，”库图佐夫说，“为了那场战争，也为了和约……但是一切来得都恰当其时。对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来得恰当其时。那儿的顾问也不比这儿的少……”他又谈起顾问，显然这个问题老占着他的心。“咳，顾问，顾问！”他说，“如果谁的话都听，那么我们在土耳其，和约就缔结不成，战争也结束不了。急于求快，结果反倒快不了。倘若卡缅斯基不死，他会遭殃的。他用三万人突击要塞。拿下一个要塞并不难，难的是赢得整个战役。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是突击和冲锋，而是忍耐和时间。卡缅斯基把兵派往鲁修克，可是我只派去了两样东西（忍耐和时间），比卡缅斯基拿下了更多的要塞，而且逼得土耳其人吃马肉。”他摇了摇头，“法国人也要落这个下场！相信我的话，”库图佐夫捶着胸脯，兴奋地说，“我要让他们吃马肉！”他的眼睛又被泪水模糊了。

“然而总该打一仗吧？”安德烈公爵说。

“打一仗是可以的，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要知道，亲爱的朋友：没有比忍耐和时间这两个战士更强的了；这两位什么都能完成，可是顾问们不肯听这个，困难就在这里。一些人要这样，另一些又要那样。怎么办呢？”他问，显然在等待回答。“你说说看，叫我怎么办？”他重复说，他的眼睛闪着深沉、聪明的光辉。“我告诉你怎么办，”他见安德烈公爵始终不予回答，于是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是怎么办的。如果你犹豫不决，我亲爱的，”他停了一下，“那你就先别干。”他一字一顿地说。

“好了，再见，好朋友；记住，我诚心诚意和你共同承受你的损失，我不是你的勋座，不是公爵，也不是总司令，我是你的父亲。你需要什么，就来找我。再见，亲爱的。”他又拥抱他，吻他。安德烈公爵还没走出门，库图佐夫就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又拿起那本没有读完的让利斯夫人的小说《天鹅骑士》。

安德烈公爵怎么也说不清那是怎么一来和由于什么原故就产生了一种效果；但是，在同库图佐夫会见后回到团里，对于整个战局和受此重任的人，他都放了心。他越是看到在这个老人身上没有个人的东西，仿佛有的只是热情奔放的习惯，而缺少分析事件和作出结论的才智，只有静观事件趋向的能力，他就越加放心，觉得一切都会安排妥帖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他什么也不思考，他什么也不做，”安德烈公爵想道，“可是他听取一切，记取一切，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对有益的事情，他不妨碍，对有害的事情，他不纵容。他懂得，有一种东西比他的意志更强，更重要，——这就是事件的必然过程，他善于观察这些事件，善于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由于对这些事件的理解，他善于放弃对那些事件的干预，放弃那本来别有打算的个人意志。最主要的，”安德烈公爵想道，“为什么信任他呢，这是因为他是俄国人，虽然他读让利斯夫人的小说和说法国谚语，还因为当他说：‘弄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他的声音颤抖了，当他说他‘迫使他们吃马肉’的时候，他抽噎了。”正是由于人人都有这种或多或少、模模糊糊的感情，人民才有那一致的想法和普遍的赞同，违反宫廷的意思，选择了库图佐夫为总司令。

十七

皇帝离开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生活仍旧按照寻常的轨道运行，这个生活之流是如此平凡，以致令人很难想起前些日子高涨的爱国热情，令人难以相信俄国的处境真的岌岌可危，难以相信英国俱乐部的会员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祖国子孙，唯一能够令人记起皇帝在莫斯科期间那种普遍的爱国热情的事情，就是关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这事立即做起来后，就附以法律和正式官方的形式，成为非做不可的了。

随着敌人逐渐逼近莫斯科，莫斯科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正像那些眼见大祸临头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一样，不但没有变得更严肃，却变得更轻浮了。在危险迫近时，人的灵魂里常常有两个同样有力的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地叫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理智地说，既然预见一切和躲避事件的必然发展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就不必白费气力和自寻烦恼去考虑危险了，最好在苦难未到来之前不去想它，只想愉快的事。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多半是听从第一个声音，在社会生活中，就相反地听从第二个声音。现在莫斯科居民正是这样。莫斯科好久没有像这一年这么欢乐了。

拉斯托普钦散发一种传单，上方画着一个酒馆、一个酒保、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奇吉林（这个奇吉林曾当过后备兵，他多贪了几杯，听说波拿巴要进攻莫斯科，发起火来，用脏话痛骂所有的法国佬，他走出酒馆，在鹰形的招牌下面，开始对聚在那儿的民众讲起话来），这张传单跟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54]的限韵诗一样被人们诵读和讨论。

在俱乐部拐角的屋子里，人们聚在一起读传单，有些人喜欢卡尔普什卡对法国人的讥笑，他们说：法国佬被大白菜催肥了，肚子被稀饭撑破了，被菜汤撑死了，他们全是小矮人，一个农妇用干草叉一下子叉起三个扔了出去。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调子，说这太庸俗和愚蠢了。他们说，拉斯托普钦把所有法国人甚至外国人都赶出了莫斯科，他们中间有拿破仑的奸细和间谍；不过，讲这些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趁机转述拉斯托普钦在遣送那些外国人时说的俏皮话。用帆船把外国人解送到尼日尼，拉斯托普钦对他们说：“回老家吧，请上船，当心别让它变成哈伦[55]的船。”人们讲起所有的衙门都迁出了莫斯科，这时立刻提起申申的玩笑，说是为了这一点莫斯科应当感谢拿破仑。人们谈到马莫诺夫要为他的团队准备八十万卢布的开销，别祖霍夫为他的士兵花费得更多，但是，在别祖霍夫的行为中最精彩的表演是，他自己穿上军装，骑马走在团队的前头，对前来观看的人一律免费，分文不取。

“您谁也不饶。”朱莉·德鲁别茨卡娅说，她正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纤细手指，把撕碎的棉线收在一起捏成团儿。

朱莉明天要离开莫斯科，正在举行告别晚会。

“别祖霍夫这个人很可笑，但是他是那么和善，那么可爱。尖酸刻薄算什么取乐啊？”

“罚款！”一个身穿民军服装的年轻人说，朱莉称他为“我的骑士”，他将要陪伴朱莉去尼日尼。

在朱莉的社交圈子里，也跟莫斯科许多社交圈子一样，规定只许说俄语，说法语要受罚，罚款交给捐献委员会。

“为了带法国腔，要再罚一次，”客厅里一位俄国作家说，“‘算什么取乐’不是俄国话。”

“您不肯饶人，”朱莉不理睬作家的话，继续对那个民军说，“尖酸刻薄，我说了法语，我认罚，”她说，“可是，为了乐于对您说实话，我准备再付一次款；至于法语腔调，我不能负责。”她对作家说：“我没有戈利岑公爵那样有钱有时间请教师学俄语。啊，他来了。”朱莉说。“当着……不，不，”她转身对那个民军说，“您不要尽抓我的错。说到太阳，就看见阳光。”女主人对皮埃尔亲切地微笑着，说，“我们正说您呢，”朱莉用她那上流社会妇女所特有的能够把谎话说得自然流利的本领，说，“我们说您的团队一定比马莫诺夫的好。”

“唉呀，可别提我的团队了，”皮埃尔一边回答，一边吻女主人的手，在她身旁坐下，“团队让我腻烦死了！”

“您一定是亲自指挥那个团队吧？”朱莉说，她跟那个民军互相递了个狡黠的、讥笑的眼神。

有皮埃尔在场，那个民军已经不那么尖酸刻薄了，可是对朱莉微笑的含意，他脸上现出困惑莫解的神情。皮埃尔虽然漫不经心，心地宽厚，可是皮埃尔的人品立即把任何当着他的面嘲笑他的企图刹住了。

“不，”皮埃尔看了看自己肥胖、庞大的躯体，笑着回答，“我会成为法国人大好的目标，再说，我怕我爬不上马去……”

朱莉在闲谈她的社会圈子的一些人时，提到罗斯托夫家。

“听说他们的家事很糟，”朱莉说，“他是那么糊涂——我是说伯爵这个人。拉祖莫夫斯基要买他的住宅和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可是老拖着。他要价太高了。”

“不，听说日内即可成交，”一个客人说，“虽然眼下在莫斯科置办什么产业是发疯的事。”

“为什么？”朱莉说，“难道您认为莫斯科有危险吗？”

“那您为什么要走呢？”

“我？问得真奇怪。我走是因为……是因为大家都走，还因为我不是贞德[56]，也不是亚马孙人。”

“对呀，对呀，再给我一些碎布。”

“如果他善于管理家务，他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那个民军继续谈罗斯托夫。

“倒是一个忠厚老头，就是太窝囊。他们为什么在这儿住这么久？他们早就要回乡下了。娜塔莉现在似乎好了吧？”朱莉狡黠地微笑着问皮埃尔。

“他们在等小儿子呢，”皮埃尔说，“他参加了奥博连斯基的哥萨克部队，到白采尔科维去了。在那儿整编为团队。可是现在他已经调到我的团队，他们天天都在盼他。伯爵早就想走，可是伯爵夫人在没见到儿子之前，怎么也不肯离开莫斯科。”

“前几天我在阿尔哈罗夫家看见他们。娜塔莉又漂亮起来了，又活泼了。她唱了一支浪漫曲。有些人多么轻易就把一切都忘掉了！”

“忘掉什么？”皮埃尔不高兴地问。朱莉微微一笑。

“您可知道，伯爵，像您这样的骑士，只有在苏扎夫人的小说里才找得到。”

“什么骑士？为什么？”皮埃尔涨红了脸问。

“得了，得了，亲爱的伯爵，全莫斯科都知道。真的，您真叫我惊讶。”

“罚款！罚款！”那个民军说。

“好吧，好吧。弄得人不敢说话了，真烦人！”

“全莫斯科都知道什么了？”皮埃尔站起来，生气地说。

“得了，伯爵，您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跟娜塔莉好，所以……不，我一向跟薇拉更好。这个可爱的薇拉！”

“不对，太太，”皮埃尔继续用不满的腔调说，“我根本没有担任罗斯托娃小姐的骑士这个角色。我差不多已经一个月没到他们那儿去了。但是我不懂这种残酷……”

“谁为自己辩护，谁就是揭发自己，”朱莉微笑着，挥动着棉线团，说，为了不让对方辩解，随即改变了话题，“听我说，我知道什么来着！可怜的玛丽亚·博尔孔斯卡娅昨天到莫斯科了。您知道她死去了父亲吗？”

“真的吗！她在哪儿？我很想去看她。”皮埃尔说。

“昨天我和她消磨了一个晚上。她就要和她侄儿一起到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去，今天或者明儿一早。”

“她怎么样，还好吗？”皮埃尔说。

“还好，很悲伤。您可知道谁救了她？这真是一个传奇故事。是尼古拉·罗斯托夫。她被包围了，那些人要杀害她，伤了一些她的人。他冲进去把她救了出来……”

“又一个传奇故事，”那个民军说，“一定是为全体老小姐都能出嫁，才来这次大逃难的。卡季什是一个，博尔孔斯卡娅又是一个。”

“您可知道，我真的相信，她有点爱上那个年轻人了。”

“罚款！罚款！罚款！”

“但是用俄国话应当怎么说呢？……”

十八

皮埃尔回到家里，仆人递给他当天取来的两张拉斯托普钦的传单。

第一张传单说，谣传拉斯托普钦伯爵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不确实，相反，拉斯托普钦伯爵欢迎太太小姐们和商人的妻子离开莫斯科。“可以少点恐惧，也就少点传闻，”传单上说，“但是我以生命担保，那个恶棍决到不了莫斯科。”这句话使皮埃尔第一次清楚地看出，法国人一定要到莫斯科。第二份传单是说我们的大本营是在维亚济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打败了法国人，但是由于许多居民愿意武装起来，所以军火库为他们准备了武器：军刀、手枪、长枪，这些武器将廉价卖给居民。传单的口吻已经不像先前在奇吉林谈话中那样戏谑了。皮埃尔对着这些传单沉思起来。显然一场可怕的、孕育着暴风雨的乌云——他曾经以全部灵魂的力量呼唤、同时在他内心不由己地引起恐惧的乌云，显然已经临近了。

“我是前去服军役，到部队里去呢，还是等一等？”他第一百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牌，开始摆起牌阵来。

“假如牌阵摆得成功，”他洗好牌，把牌拿在手里，眼睛往上望着，自言自语说，“假如成功，那就是说……说什么呢？”他还未来得及决定应该说什么的时候，书房门外传来大公爵小姐的声音，她问可不可以进来。

“那就是说，我应该去参军。”他对自己说。“进来，进来。”他又对公爵小姐说。

（只有这个最大的公爵小姐，就是那个腰肢长长的，面孔板板的公爵小姐，还住在皮埃尔家里；两个小的都出嫁了。）

“请原谅，表弟，我来找您，”她用责备和激动的口吻说，“终究要想个办法才行！老是这样算怎么回事呀？大家都离开莫斯科了，老百姓在闹事。我们怎么老不走？”

“恰恰相反，看来一切都平安无事，表姐。”皮埃尔带着开玩笑的态度说，皮埃尔充当她的恩人这个角色，总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习惯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

“可不是嘛，平安无事……好一个平安无事！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今天对我讲，我们的军队打得怎么好。这当然很光彩。可是老百姓却猖狂得了不得，不肯听话，连我的使女也变野了。照这样下去，她们不久就要打我们了。简直不敢上街。要紧的是，法国人说不定哪天就要来，我们还等什么！我只求您一件事，表弟，”公爵小姐说，“请吩咐人把我送到彼得堡去吧：不管我怎么样，反正我在波拿巴统治下活不下去。”

“得了，表姐，您从哪儿听来的这些情报？相反……”

“我决不做您的拿破仑的顺民。别人爱怎样就怎样……如果您不愿意这样办……”

“我办，我办，我马上就发命令。”

看来，公爵小姐因为没有人可供她发脾气而懊恼，她喃喃自语地在椅子上坐下。

“不过，您听到的消息不可靠，城里到处都很平静，什么危险都没有。您看，我刚读过……”皮埃尔把传单给公爵小姐看，“伯爵这样写的，他要用生命担保，决不让敌人进莫斯科。”

“唉呀，您的那位伯爵，”公爵小姐狠毒地说，“他是个伪君子，坏蛋，是他亲自撺掇老百姓闹事的。他不是在那些混账的传单上写过吗，不管是谁，抓住他的头发就往拘留所送（多么愚蠢）！他又说，是谁抓住的，荣誉就归谁。这就是他献殷勤的好结果。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说，就因为她说了一句法国话，老百姓差一点没把她打死……”

“就是那么一回事……您把一切太放在心上了。”皮埃尔说，开始摆他的牌阵。

虽然牌阵摆通了，皮埃尔还是没到军队里去，留在莫斯科这座空城里，时时刻刻都在惊慌、犹疑、恐惧中，同时又在喜悦中期待什么可怕的事情。

次日傍晚，公爵小姐走了，皮埃尔的总管来通知他说，他不卖掉一处庄子，就筹不出装备一个团所需要的费用。总之，总管告诉皮埃尔说，建立一个团的主意，一定会使他破产的。皮埃尔听着总管说话，忍不住要笑出来。

“那您就卖了吧，”他说，“没办法，我现在不能打退堂鼓！”

一切情况变得越糟，特别是他的家业的情况变得越糟，皮埃尔就越高兴，他所期待的灾难临近也就越明显。城里几乎没有皮埃尔的熟人了。朱莉走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走了。亲近的熟人中，只有罗斯托夫一家没有走；但是皮埃尔不常到他们那儿去。

一天，皮埃尔出门散散心，到沃罗佐沃村去看列比赫制造的用来消灭敌人的大气球，一只实验的气球要在第二天升起来。这只气球还没做好，但皮埃尔听说，气球是遵照皇上的意愿制造的。关于这个气球，皇上曾给拉斯托普钦伯爵写了如下的信：

“一旦列比赫准备就绪，您就组织一批聪明可靠的人作吊篮的乘员，并派一名信使到库图佐夫那儿关照他。此事我已经通知他。

请嘱咐列比赫，叫他对第一次降落的地点特别注意，不要误落到敌人手里。务必叫他多多考虑他的活动和总司令的活动的互相配合。”

皮埃尔在从沃罗佐沃村回家的路上，经过沼泽广场的时候，看见行刑台有一群人，他就停下来，下了车。这是一个被指控为奸细的法国厨子在受鞭刑。鞭刑刚完，拷打的人从行刑凳上解下一个穿蓝裤子、绿坎肩、可怜地呻吟着、一脸红胡子的胖子。站在旁边的另一个罪犯，面色苍白，身体瘦削。从脸型看，两个都是法国人。皮埃尔挤进人群，他那神情很像那个瘦削的法国人，惊慌而且痛苦。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他问。但是那群人（其中有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穿着肥大外衣和短皮外套的女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行刑台上发生的事，没有人答话。那个胖子站起来，紧锁着眉头，耸耸肩，显然想要表示坚定，不向周围看，把他的坎肩穿上；可是忽然间，他的嘴唇颤抖了，他哭了，像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似的哭了，同时为了哭泣生自己的气。人们大声谈起话来，皮埃尔觉得，他们大声谈话是为了抑制他们的怜悯感情。

“他是某公爵的厨子……”

“怎么样，先生，看来俄国的酱油到法国人嘴里就变成醋了……酸得龇牙咧嘴的。”一个站在皮埃尔旁边的满脸皱纹的小职员在法国人哭的时候说。那个小职员环视周围，看样子是在等待对他玩笑的赞赏。有些人笑了，有些人仍然吃惊地望着给另一个罪犯脱衣服的行刑手。

皮埃尔哼哧着鼻子，皱着眉头，连忙转身回到马车旁，在他走回去坐车的时候，不断地自言自语，嘟囔什么。他一路上有好几次浑身打战，大声地喊叫，以致车夫问他：

“您有什么吩咐吗？”

“你往哪儿走？”皮埃尔对正把车赶往鲁比扬卡去的车夫喊道。

“您不是吩咐去见总司令吗？”

“傻瓜！畜生！”皮埃尔喊起来，他很少这样骂他的车夫，“我说过要回家；快走，糊涂虫。我今天就得离开。”他自言自语，嘟囔说。

皮埃尔在看到那个受刑的法国人和围着行刑台的人群以后，就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再也不能留在莫斯科了，他今天就要去参军，他似乎觉得，不是他已经这样吩咐过车夫，就是车夫自己应当知道这一点。

一回到家，皮埃尔就吩咐他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闻名全莫斯科的车夫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他当夜就要到莫扎伊斯克去参军，要求把他的几匹鞍马送到那儿。这些事不可能当天就安排好，依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的意思，皮埃尔的行期得推迟到第二天，好有时间把替换的马赶到路上。

二十四日，阴雨过后，天放晴了，这天午饭后皮埃尔离开了莫斯科。当夜在佩尔胡什科夫换马的时候，皮埃尔听说那天傍晚打了一场大仗。人们都在讲，在佩尔胡什科夫这儿，地面都被炮声震得打颤。皮埃尔问谁打胜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是二十四日舍瓦尔金诺村战役）。次日黎明，皮埃尔到达莫扎伊斯克。

莫扎伊斯克所有的房屋都驻了兵，皮埃尔的马夫和车夫在这儿的客栈迎接他，客栈也没有空房间：都住满了军官。

莫扎伊斯克城里和城外到处有军队驻扎和通过。到处可以看到哥萨克、步兵、骑兵、大车、炮弹箱和大炮。皮埃尔急急忙忙向前赶路，他离莫斯科越远，越深入这士兵的海洋，就越感到焦急不安和一种还没有体验过的新鲜的喜悦。这是一种类似他在斯洛博达宫当皇帝来临时所体验的感情，一种必须做点什么和牺牲点什么的感情。他现在有一种愉快的感觉，那就是，构成人们的幸福的一切——生活的舒适、财富，甚至生命本身，比起某种东西来，都是弃之为快的虚妄的东西……比起什么东西呢，皮埃尔弄不清楚，也不费劲去弄清楚为了何人，为了何事而牺牲一切，才使他认为特别美好。他对他为之而牺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但是牺牲本身对于他是一种新鲜的快乐感情。

十九

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打了一仗，二十五日，双方都没有开火，二十六日，波罗金诺战役打响了。

舍瓦尔金诺和波罗金诺两次战役为了什么和怎样挑起来、怎样应战的呢？为什么打起波罗金诺战役？不论是对法国人还是对俄国人来说，这次战役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次战役，对俄国人来说，最直接的结果曾是也必然是促进了莫斯科的毁灭（这是我们怕得要命的），对法国人来说，促进了他们全军覆没（这也是他们怕得要命的）。这个结果甚至在当时也是完全明显的，然而拿破仑还是发动了这次战役，而库图佐夫也奋起应战了。

如果两位统帅都以理智为指导，拿破仑似乎应当明白，他深入两千俄里，在很可能损失四分之一军队情况下发动一场大战，他必然走向毁灭；库图佐夫也似乎同样应当明白，冒着损失四分之一军队的危险应战，他准会失掉莫斯科。这在库图佐夫就像算术题一样明显，比如下跳棋，我方少一个子儿，而跟人家对拼子儿，我方一定会输，因为不应当对拼。

当对方有十六个子儿，我方有十四个子儿的时候，我只比他弱八分之一；但是如果我拼掉十三个子儿，他就比我强三倍了。

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前，我们的兵力与法国对比，大致是五比六，战役之后，是一比二，也就是战役以前是十万比十二万，战役以后是五万比十万。然而聪明而且富有经验的库图佐夫应战了。被人称为天才统帅的拿破仑发动了那次战役，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军队，更拉长了战线。如果说他认为占领莫斯科就像占领维也纳一样，可以结束战争，可是有许多证据证明并非如此。拿破仑的史学家亲口说，他在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之后就想停止前进，他知道拉长战线的危险，占领莫斯科不会是战争的终结，因为在斯摩棱斯克他就看到，留给他的那些俄国城市是怎样的情景，他一再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但一次也没得到答复。

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发动和应接波罗金诺战役，他们这样做都是不由自主和毫无意义的。但是后来史学家对于这些既成的事实牵强附会地证明两个统帅的预见和天才，其实，这些统帅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而且是所有不由自主的历史工具中最不自由和最不由自主的活动家。

古人留给我们许多英雄史诗的典范，其中的英雄人物乃是历史的全部趣味，但是我们还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类历史对于我们人类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另外一个问题：波罗金诺战役以及在这之前的舍瓦尔金诺战役是怎样打起来的，也存在一个极为明显、人所共知、完全错误的概念。所有史学家是这样描绘的：

俄国军队在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就为大会战寻找最有利的阵地，在波罗金诺找到了这样的阵地。

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左侧，跟大路几乎成直角——从波罗金诺到乌季察，也就是打仗的那个地方，俄国人事先在那儿构筑了防御工事。

在这个阵地的前方，在舍瓦尔金诺高地，设立一个观察敌人设防的前哨，二十四日，拿破仑进攻这个前哨，占领了它；二十六日，开始进攻已经进入波罗金诺战场的全部俄军。

史书上是这样写的，而这是完全歪曲的，任何愿意深入研究事情真相的人，都能很容易弄清楚这一点。

俄国人并没有寻找最好的阵地；恰恰相反，他们在退却中放过了许多比波罗金诺好的阵地。他们没有据守这些阵地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库图佐夫不愿采纳不是他所选择的阵地，还因为人们对大会战的要求还不够强烈，还因为带领民军的米洛拉多维奇还没有赶到，还由于其它无数的原因。事实是，以前所放过的阵地都比较强，波罗金诺阵地（大会战的地点）不但不强，比起俄罗斯帝国任何一个地点，随便用针在地图上插一个地点，都更不像一个阵地。

在大路左边与大路成直角的波罗金诺战场上的阵地（就是大会战的地点），俄国人不但没有设防，而且在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前，从未想到在这个地点会打一大仗。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不但二十五日以前那里没有战壕，而且二十五日开始挖的那些战壕，到二十六日也没完成；第二，舍瓦尔金诺多面堡的形势可以作为证明，那个在发生战斗的阵地前面的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比别的据点更要加强那个多面堡呢？为什么要消耗一切力量，损失六千人，把它守到二十四日深夜呢？为了观测敌人，只要一个哥萨克侦察班就够了。第三，作战的那个阵地不是预先料到的，而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也不是那个阵地的前哨，因为直到二十五日，巴克莱·德·托利和巴格拉季翁还相信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阵地的左翼，而库图佐夫本人在那次战役以后，在一时气愤之下写的报告中，也说舍瓦金诺多面堡是阵地的左翼。只是在很久以后，可以自由地写波罗金诺战役报告的时候，才捏造出那一套奇谈怪论（大概是为一个不会犯错误的总司令辩护），说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个前哨（其实，它不过是左翼的一个设防点），说波罗金诺战役是在我们预先选定的、在构筑工事的阵地上进行的，而实际上，那次战斗是在一个完全意外的、几乎没有工事的地点打响的。

事情显然是这样的：沿科洛恰选定了一个阵地，那条河穿过大路是成锐角，而不是成直角，因此左翼是在舍瓦尔金诺，右翼靠近诺沃耶村，中心在波罗金诺，也就是在科洛恰和沃伊纳两河汇流的地方。凡是不去管仗是怎样打的，只要看一看波罗金诺战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阵地是以科洛恰河为掩护，阻止沿斯摩棱斯克大路进犯莫斯科的敌军。

拿破仑二十四日骑马来到瓦卢耶瓦，他没有看见（史书上说他看见了）从乌季察到波罗金诺的俄国阵地（他不可能看见那个阵地，因为它并不存在），他也没有看见俄国的前哨，但在追击俄军后卫的时候，他碰到俄军阵地的左翼——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出乎俄国人意料，拿破仑把他的军队移过科洛恰河。这么一来，俄国人已经来不及迎接大会战，只好把他们本来要据守的左翼阵地撤掉，占据一个不曾料到的，没有构筑工事的新阵地。拿破仑转移到科洛恰河对岸，也就是大路的左边，这样拿破仑就把即将爆发的战斗从右边移到左边（从俄军方面看），移到乌季察、谢苗诺夫斯科耶和波罗金诺之间的平原上（作为一个阵地、这块平原并不比俄国任何一块平原更有利），二十六日的大战就在这个平原上打响了。预定的战斗和实际的战斗的草图见下页：

假如拿破仑不在二十四日傍晚到达科洛恰河，假如他当晚没有立刻下令攻击多面堡，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攻击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怀疑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我们的左翼了；而战斗也会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大概会顽强地守卫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同时从中央或者从右面袭击拿破仑，而二十四日大会战就会在预定的筑有工事的阵地上进行了。但是，因为对我们的左翼进攻是在紧接着我们的后卫撤退的晚上，也就是在格里德涅瓦战役刚结束的晚上发生的，还因为俄国的军事将领不愿意或者来不及在二十四日晚就开始大会战，以致波罗金诺战役的第一仗，也是主要的一仗，在二十四日就打输了，而且显然导致了二十六日那一仗的失败。

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失守后，二十五日晨我们已经没有左翼阵地了，于是不得不把左翼往后撤，随便选一个地方匆忙地构筑工事。

但是，只说俄军仅用薄弱的、未完成的工事来防守还不够，情况的更加不利还在于，俄军将领不承认明显的既成事实（左翼失守，当前的战场已经从右向左转移），仍停留在诺沃耶村至乌季察这一带拉长了的阵地上，因此，在战斗开始后，不得不把军队从右方调向左方。这么一来，在整个战斗期间，俄国方面仅有对方一半的兵力以抵抗法军对我们左翼的进攻（波尼亚托夫斯基对乌季察的进攻以及乌瓦罗夫从右翼攻打法军，只是大会战过程中的一些枝节的军事行动）。

由此可见，波罗金诺战役完全不像人们描写的那样（极力掩饰我们军事将领们的错误，从而贬低俄国军队和人民的光荣）。波罗金诺战役并不是在一个选定的，设了防的阵地上进行的，也不是俄国的兵力仅仅稍弱于敌人，实际上俄国人由于失掉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不得不在一个开阔的、几乎没有防御工事的地带，兵力比法军少一半的情况下迎接波罗金诺战役，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战斗十小时和打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不可想象，就是坚持三小时而不使军队完全崩溃和逃跑也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

二十五日早晨，皮埃尔离开莫扎伊斯克。出了城就是陡峭弯曲的山坡，右边山上有一座教堂，那儿正在做礼拜和鸣钟，皮埃尔下了马车，徒步前进。他后面有一个骑兵团队正在下山坡，团队前面有一队歌手。迎面来一队载着昨天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赶车的农民吆喝着，响着鞭子，不断地在车子两边奔走。每辆坐着或躺着三、四个伤兵的大车，在陡峭的山坡石路上颠簸着。伤兵包着破布，面色苍白，紧闭着嘴，皱着眉头，抓住车栏杆在车上颠动和互相碰撞。几乎所有的伤兵都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的好奇望着皮埃尔那顶白帽子和绿燕尾服。

皮埃尔的车夫气愤地吆喝伤兵运输队，叫他们靠边走。骑兵团唱着歌直冲着皮埃尔的马车走下山坡，把路都堵塞了。皮埃尔停下来，被挤到被铲平的山路的边沿。山坡挡住了太阳，阳光照不到低洼的道路，这儿又冷又潮湿；皮埃尔头顶上是明朗的八月的早晨，教堂发出愉快的钟声。一辆伤兵车停在皮埃尔身旁的路边上。那个穿树皮鞋的车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车前，往没有轮箍的后轮塞了一块石头，然后给停下来的小马整理皮马套。

一个裹着一只胳膊的老年伤兵，跟着车步行，他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抓住大车，转脸看了看皮埃尔。

“我说，老乡，是不是就把我们扔到这儿？还是送到莫斯科？”他说。

皮埃尔正在沉思，没有听见有人问他。他时而看看迎着伤兵车走来的骑兵团队，时而看看他身旁的大车，车上的伤兵有两个坐着，一个躺着，他觉得，在他们身上就含有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在车里有一个坐着的，大概脸上受了伤，他的整个脑袋都包着破布。他的嘴和鼻子都歪到一边。这个伤兵望着教堂画十字。另一个是年幼的孩子，新兵，金黄色的头发，脸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带着和蔼的呆笑望着皮埃尔；第三个趴在那儿，看不见他的脸。骑兵歌手们从车子旁边走过。

“咳，你在何方……倔强的人儿……

“你流落在异乡……”他们唱着士兵舞曲。仿佛响应他们，高处不断地发出丁当的钟声，然而别有一番欢乐意味。此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欢乐：对面山坡顶上沐浴着灼热的阳光。可是山坡下，伤兵车旁边，喘息着的小马附近，皮埃尔站着的地方，却充满着潮湿，阴暗和忧愁。

那个肿脸士兵气愤地望着骑兵歌手。

“嗬，公子哥儿！”他责备说。

“这个年头，不仅看见了士兵，也看见了庄稼汉！庄稼汉也被赶上战场，”那个站在车后面的士兵带着苦笑对皮埃尔说，“现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一句话——莫斯科。他们要拼到底啊。”虽然那个士兵说得不清楚，皮埃尔明白他的意思，点头表示赞同。

道路通了，皮埃尔下了山坡，又坐车前进。

皮埃尔一路上东张西望，寻找熟悉的面孔，但是到处遇见不同兵种的陌生的军人面孔，他们全都惊奇地看他那顶白帽子和绿燕尾服。

走了四俄里，他才遇到第一个熟人，他高兴地招呼他。这个熟人是军医官。他坐着一辆篷车，迎着皮埃尔的面赶来，他旁边坐着一个青年医生，他认出皮埃尔，就叫那个坐在前座代替车夫的哥萨克停下来。

“伯爵！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医生问。

“想来看看……”

“好哇，好哇，就要有可看的了……”

皮埃尔下了车，站在那儿跟医生谈起来，向他说明他打算参加战斗。

医生劝别祖霍夫直接去见勋座。

“在开战的时候，您何必到这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他说，向年轻的同事递了个眼色，“不管怎么说，勋座是认识您的，会厚待您的。老兄，就这么办吧。”医生说。

医生似乎很疲劳而且匆忙。

“您是这么考虑的……不过我还想问您，阵地在哪儿？”皮埃尔说。

“阵地？”医生说，“那可不是我的事。过了塔塔里诺沃，那儿有许多人挖战壕，您爬上那个高岗，就可以看见了。”医生说。

“从那儿可以看见吗？……要是您……”

但是医生打断他的话，向篷车走去。

“我本来可以送您，可是，说实在的，我的事情多得到这儿（他在喉咙上比划一下），我要赶到兵团司令那儿。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您可知道，伯爵，明天就要打一场大仗；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至少要有两万伤员，可是我们的担架、病床、医士、医生，还不够六千人用的。我们有一万辆大车，但是还需要别的东西；那只好自己看着办吧。”

在那成千上万活生生的、健康的、年轻的、年老的，怀着愉快的好奇心看他的帽子的人们中间，有两万人注定要受伤和死亡（也许就是他看见的那些人），这个古怪的念头不由得使皮埃尔吃惊。

“他们也许明天就死掉，他们为什么除了死以外还想别的呢？”由于某种不可捉摸的联想，他突然很生动地想起莫扎伊斯克山坡，载着伤兵的车子，教堂的钟声，太阳的斜晖，以及骑兵们的歌声。

“骑兵们去打仗，路上遇见伤兵，可是他们一点不去想那正在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是向伤兵瞟一眼就走过去了。在他们之中有两万人注定死亡，可是他们对我的帽子却感到惊讶！多么奇怪！”皮埃尔在去塔塔里诺沃的路上想道。

在道路的左边有一所地主的住宅，那儿停着几辆马车、带篷的大车、一些勤务兵和哨兵。勋座就住在那儿。但是皮埃尔来到这儿的时候，他不在，几乎一个参谋人员也没有。他们都做礼拜去了。皮埃尔坐上车继续往前走，向戈尔基进发。

皮埃尔的车上了山，进入山村里一条不大的街上，皮埃尔在这儿第一次看见了农民民军，他们头戴缀有十字架的帽子，身穿白衬衫，他们大声谈笑，兴致勃勃，满脸大汗，正在路右边一座长满青草的高大土岗上干活儿。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挖土，另一些人用手推车在跳板上运土，还有一些人站在那儿不动。

两个军官站在土岗上指挥他们。皮埃尔看见这些农民显然还在为他们刚当上军人而开心，他又想起莫扎伊斯克那些伤兵，他开始明白，那个兵说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这句话的意思。这些在战场上干活儿的大胡子农民，他们那古怪的笨重的靴子，他们那冒着汗的脖子，他们有的敞开斜领口，露出晒黑的锁骨的衬衫，这一切景象比皮埃尔过去所见所闻更强有力地使他感到此时此刻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二十一

皮埃尔下了车，从干活儿的民兵身边走过，爬上那个医生告诉他从那儿可以看见战场的土岗。

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太阳高悬在皮埃尔的左后方，透过清洁稀薄的空气，明晃晃地照耀着他面前像圆剧场一般隆起的广阔画面。

斯摩棱斯克大路从左上方穿过圆剧场，经过一座坐落在土岗前下方五百来步有白色教堂的村子（这村子就是波罗金诺）蜿蜒曲折地伸展着。这条大路从村子下面过去，跨过一座桥，一起一伏地经过几个山坡，盘旋着越爬越高，一直伸展到从六俄里外可以看见的瓦卢耶瓦村（现在拿破仑就在那儿驻扎）。过了瓦卢耶瓦村，大路就隐没在地平线上一座已经发黄的森林里了。在那座白桦和枞树的森林里，在大路的右边，科洛恰修道院的十字架和钟楼远远地在太阳下闪光。在那黛青色的远方，在森林和大路的左边和右边，好些地方可以看见冒烟的篝火和不明数量的敌军和我军。右边，沿科洛恰河和莫斯科河流域，是峡谷纵横的山地。在峡谷中间，从远处可以看见别祖博沃村和扎哈林诺村。左边地势比较平坦，有长着庄稼的田地，那里可以看见一座被烧掉的冒烟的村子——谢苗诺夫斯科耶村。

皮埃尔从左右两边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不明确。战场的左右两边都不大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找不到他希望看见的战场，只是看见田野、草地、军队、篝火的烟、村庄、丘陵、小河；皮埃尔无论怎样观看，也不能从这充满了生命的地方找到阵地，甚至分不清敌人和我们的队伍。

“得问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他想，于是转身问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正好奇地端详他那不是军人装束的庞大身躯。

“请问，”皮埃尔对那个军官说，“前面是什么村子？”

“是布尔金诺吧？”那个军官问他的伙伴。

“波罗金诺。”另一个纠正他说。

那个军官显然很高兴有一个谈话的机会，于是凑近皮埃尔。

“那儿是我们的人吗？”皮埃尔问。

“是的，再往前去就是法国人，”那个军官说，“那儿就是他们，看得见。”

“哪儿？哪儿？”皮埃尔问。

“凭肉眼就看得见。那不是，就在那儿！”军官用手指着河对岸左边看得见的烟，他脸上的神情严肃而且认真，皮埃尔碰到很多面孔都是这种表情。

“啊，那是法国人！那儿呢？……”皮埃尔指着左边的土岗，那附近有一些队伍。

“那是我们的人。”

“啊，是我们的人！那边呢？”皮埃尔指着远方有一棵大树的土岗，旁边是一个坐落在山谷里的村子，也有一些篝火在冒烟，还有一些黑糊糊的东西。

“这又是他，”那个军官说，（这是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昨天是我们的，现在是他的。”

“那么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那个军官带着得意的微笑说，“这个我可以给您讲清楚，因为我修筑过我们所有的工事。在那儿，看见吗，我们的中心在波罗金诺，就在那儿。”他指着前面有白色教堂的村子，“那儿是科洛恰河渡口。就在那儿，看见吗，那边洼地上还堆放着成排刚割下来的干草呢，您瞧，那儿还有一座桥。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右翼就在那儿（他指正右方，在山谷的远方），那儿是莫斯科河，那儿我们有三个多面堡，修筑得非常坚固。右翼……”军官说到这儿停住了，“您知道，这很难给您说得明白……昨天我们的左翼在那儿，在舍瓦尔金诺，在那儿，瞧见吗，那儿有一棵橡树；现在我们把左翼后撤了，现在在那儿，那儿——您瞧见那个村子和烟吗？——那是谢苗诺夫斯科耶，而这儿，”他指拉耶夫斯基土岗，“不过，战斗未必在这儿进行。他把军队调到这儿，只是一种诡计；他很可能从右边迂回莫斯科。不过，不管在哪儿打，我们的人明天都要大大地减员！”那个军官说。

一个年老的中士在军官说话的时候走过来，默默地等待他的长官把话说完；但是，他显然不喜欢军官在这个地方说这种话，他打断了他的话。

“该去取土筐了。”他说，口气颇严厉。

军官似乎慌了神，他似乎明白他不该说这种话，只可以在心里想会有多么大的伤亡。

“对了，又要派三连去。”军官急忙说。

“您贵干，是大夫吗？”

“不是，我随便看看。”皮埃尔回答。

“咳，该死的东西！”军官跟在他后面，捂着鼻子从干活的人们旁边跑过去，说。

“瞧，他们！……抬着来了……那是圣母……马上就要到了……”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军官、士兵、民兵都顺着大路往前跑去。

在波罗金诺山脚下出现教堂的行列。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在前面整整齐齐走着的是步兵，他们光着头，枪口冲下背着。步兵后面响起教堂的歌声。

没有戴帽子的士兵和民兵绕过皮埃尔，向那队人跑去。

“圣母来了！保护神！……伊韦尔圣母！……”

“斯摩棱斯克圣母。”另外一个人更正说。

民兵们——就是那些在村子里的，还有那些正在炮兵连干活儿的，都扔下铁锹向教堂的行列跑去。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行进着的一营人后面，是穿着法衣的神甫们——一个戴着高筒僧帽的小老头、一群僧侣和唱诗班。再后面就是士兵和军官抬着一幅巨大的、金光闪闪的黑脸圣像。这是从斯摩棱斯克运出并且从此就跟着军队的圣像。圣像的前后左右是成群的不戴帽子的军人，他们走着，跑着，鞠躬到地。

圣像抬到山上就停了下来；用一大块布托着圣像的人们换了班，读经员重新点起手提香炉，祈祷开始了。炽热的阳光直射着；清凉的微风吹动着人们的头发和圣像的饰带；歌声在寥廓的苍穹下显得不怎么响亮。一大群光头的军官、士兵和民兵围着圣像。在神甫和读经员后面一片空地上站着一些官员。一个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十字勋章的秃顶将军，站在神甫背后，他不画十字（显然是德国人），耐心地等待祈祷结束，他认为必须听完那想必可以激发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的祈祷。另外一个将军雄赳赳地站在那儿，一只手不时地在胸前抖动着画十字，老向周围张望。站在农民中间的皮埃尔在官员里面认出了几个熟人；但是他不看他们：他全部的注意力被这群贪看圣像的士兵和民兵的严肃面孔吸引住了。当疲倦的读经员一开始懒洋洋地、习惯地唱（唱第二十遍了）：“把你的奴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吧，圣母”，神甫和助祭就接着唱：“上帝保佑我们，投向你，就像投向不可摧毁的堡垒”，于是所有人的脸上又现出那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的表情，这是那天早晨皮埃尔在莫扎伊斯克山脚下，在他有时遇见的许多脸上看到的表情；人们更加频繁地低头，抖动头发，发出叹息声和在胸前画十字的声音。

围着圣像的人群忽然闪开来，推挤着皮埃尔。从人们匆忙地让路来看，向圣像走来的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是视察阵地的库图佐夫。他在回塔塔里诺沃的路上前来祈祷。皮埃尔从他与众不同的特殊身形，立刻认出了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庞大肥胖的躯体穿一件长长的礼服，背脊微驼，满头白发，没有戴帽子，浮肿的脸上有一只因受伤而流泪的白眼睛，他迈着前倾的摇摆的步子走进人群，停在神甫后面。他用习惯的动作画了十字，一躬到地，深沉地叹了口气，低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库图佐夫后面是贝尼格森和侍从。虽然总司令的出场引起全体高级官员的注意，而民军和士兵却不看他，仍然继续祷告。

祈祷结束了，库图佐夫走到圣像面前，挺费劲地跪下来，鞠躬到地，试了半天想站起来，但由于身体笨重和衰弱，站不起来。最后他终于站起来，像天真的孩子似的撅起嘴唇去吻圣像，又鞠了一躬，一只手触到地面。将军们都跟着他这样做；然后是军官们照样做了，在军官之后，士兵们和民兵互相拥挤着，践踏着，喘息着，带着激动的神情在地上爬行。

二十二

皮埃尔被挤得跌跌撞撞，向四外张望着。

“伯爵，彼得·基里雷奇！您怎么在这儿？”不知是谁在叫他，皮埃尔回头看了看。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用手拂拭弄脏了的膝盖（想必他也向圣像跪拜过），微笑着向皮埃尔走来。鲍里斯服装雅致，一副戎马倥偬、剽悍英武的气派。他穿一件长外衣，像库图佐夫似的肩上挎一根马鞭。

这时，库图佐夫向村子走去，走到最近一户人家，在阴影里坐在一个哥萨克跑着送来的一张长凳上，另一个哥萨克赶快铺上一块毯子。一大群装束辉煌的侍从围着总司令。

圣像向前移动了，一大群人跟随着。皮埃尔站在离库图佐夫三十来步的地方，在跟鲍里斯谈话。

皮埃尔说他想参加战斗，并且观察一下阵地。

“好哇，您这样做很好，”鲍里斯说，“我一定代表营盘招待您。您可以从贝尼格森伯爵要去的地方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在他的部下。我一定向他报告。如果您想巡视阵地，跟我们来：我们就要去左翼。然后咱们回来，请您在我们那儿过夜，咱们可以凑一局牌。您不是认识德米特里·谢尔盖伊奇吗？他也在那儿住。”他指着戈尔基村第三家房屋。

“不过我很想看看右翼，听说右翼很强，”皮埃尔说，“我想从莫斯科河出发，把整个阵地都走一遍。”

“好的，这以后再说，主要的是左翼……”

“是的，是的。博尔孔斯基的团队在哪儿，您能指给我吗？”皮埃尔问。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吗？咱们从那儿经过，我领您去找他。”

“我们的左翼怎么样？”皮埃尔问。

“我对您说实话，只是咱们俩私下谈，天知道左翼是怎样一个情况，”鲍里斯说，机密地压低了声音，“贝尼格森伯爵完全不是那么设想的。他本来打算在那个山岗上设防，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但是，”鲍里斯耸了耸肩，“勋座不同意，也许他听了什么人的话。要知道……”鲍里斯没有把话说完，因为这时库图佐夫的副官凯萨罗夫来了。“啊！派西·谢尔盖伊奇，”鲍里斯带着随随便便的微笑对凯萨罗夫说，“我正给伯爵介绍我们的阵地呢，真奇怪，勋座对法国人的意图怎么料得这么准！”

“您是说左翼吗？”凯萨罗夫说。

“是的，是的，正是。我们的左翼现在非常、非常坚固。”

虽然库图佐夫把参谋部所有多余的人都打发走了，鲍里斯却能不受这次调动的影响而留在司令部。鲍里斯在贝尼格森伯爵那儿谋了个位置。贝尼格森伯爵也像鲍里斯跟随过的所有的人一样，认为德鲁别茨科伊是一个无价之宝。

军队上层有两个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派别：库图佐夫派和参谋长贝尼格森派。鲍里斯属于后一派，谁也没有他那样善于奴颜婢膝，曲意奉承库图佐夫，而同时又给人以老头子不行、一切都由贝尼格森主持的感觉。现在到了战斗的决定时刻，库图佐夫就该垮台了，大权将要交给贝尼格森，或者，就算库图佐夫打了胜仗，也要使人觉得一切功劳归贝尼格森。不管怎样，为明天的战斗将有重赏，一批新人将被提拔。因此，鲍里斯整天情绪激昂。

在凯萨罗夫之后，又有一些皮埃尔的熟人走过来，他来不及回答他们像撒豆子似的向他撒来的关于莫斯科情况的询问，也来不及听他们对他的讲述。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既兴奋又惊慌。但是皮埃尔觉得，其中有些人之所以心情紧张，多半是因为关心个人的得失，而萦绕皮埃尔心头的却是另外一些人脸上的另一种紧张表情，那不是关心个人的问题，而是关心整体的生死问题的表情。库图佐夫看见皮埃尔的身影和围着他的一群人。

“叫他来见我。”库图佐夫说。副官转达了勋座的意思，于是皮埃尔就向长凳走去。但是有一个普通的民军在他前头向库图佐夫走去。这个人是多洛霍夫。

“这家伙怎么在这儿？”皮埃尔问。

“这个骗子手，没有他钻不到的地方！”有人回答皮埃尔，“他早就降为士兵了。现在他要提升了。他递上一些计划，夜里爬到敌人的哨兵线……是条好汉！……”

皮埃尔脱帽，恭恭敬敬向库图佐夫鞠躬。

“我认为，如果我向勋座大人报告，您可能把我撵走，也许会说，您已经知道我所报告的事，即使这样，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多洛霍夫说。

“是的，是的。”

“如果我是对的，我就会给祖国带来利益，我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

“是的……是的……”

“假如勋座大人需要不吝啬自己生命的人，请记起我……也许勋座大人用得上我。”

“是的……是的……”库图佐夫重复说，眯起含有笑意的眼睛望着皮埃尔。

这时，鲍里斯以其侍从武官特有的灵活性，迅速移到皮埃尔身边，靠近了首长，用最自然的态度，仿佛把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似的，声音不高地对皮埃尔说：

“民兵都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准备为国牺牲了。多么英勇啊，伯爵！”

鲍里斯对皮埃尔说这话，显然是为了让勋座听见。他知道库图佐夫一定会注意这句话，果然，勋座对他说：

“你说民兵什么来着？”他问鲍里斯。

“勋座大人，他们穿上白衬衫，准备明天去赴死。”

“啊！……英勇卓绝、无与伦比的人民！”库图佐夫说，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无与伦比的人民！”他叹息着重复说。

“您想闻闻火药味吗？”他对皮埃尔说，“是的，令人愉快的气味。我很荣幸作为尊夫人的崇拜者。她好吗？我的住处可以供您使用。”正像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库图佐夫精神恍惚地向四外张望，好像忘了他要说什么或者要做什么似的。

显然他想起他要寻找的东西了，于是向他的副官的弟弟安德烈·谢尔盖伊奇·凯萨罗夫招手。

“马林那首诗是怎么说来着，怎么说的？就是咏格拉科夫的那几句：‘你在兵团里充教师爷……’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库图佐夫说，显然要笑出来了。凯萨罗夫背诵起来……库图佐夫微笑着，随着诗的节奏点头。

当皮埃尔离开库图佐夫时，多洛霍夫走近皮埃尔，握起他的手。

“我非常高兴在这儿看见您，伯爵，”他不顾别人在场，大声说，语气特别坚定而且庄重，“在这只有上帝知道咱们之间谁注定活下来的前夕，我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对您说，我为咱们中间曾经发生的误会而抱歉，我希望您对我不再有任何芥蒂。请您原谅我。”

皮埃尔看着多洛霍夫，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一味咧着嘴微笑。多洛霍夫含泪拥抱皮埃尔，吻了吻他。

鲍里斯对他的将军说了几句话，于是贝尼格森伯爵向皮埃尔转过身来，邀他一同去视察战线。

“那会使您感到兴趣的。”他说。

“是的，非常有趣。”皮埃尔说。

半小时后，库图佐夫向塔塔里诺沃进发，贝尼格森带着他的侍从，皮埃尔也跟随着，视察战线去了。

二十三

贝尼格森离开戈尔基，顺着山坡大路向大桥进发，这就是军官指给皮埃尔看的那个阵地中心，在它旁边河岸上堆放着刚割下来、散发着香味的干草的那座桥。他们驰过桥，进入波罗金诺，再向左转，从大批的士兵和大炮旁边经过，来到士兵在那儿挖土的高岗。这个多面堡当时还没有命名，后来叫作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或者叫作高地炮台。

皮埃尔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多面堡。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比起波罗金诺战场任何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值得纪念的地方。然后他们经过一条山沟来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士兵们正在那儿从农舍和烘干室拖走最后剩余的木头。然后，他们上山，下山，经过一片像被冰雹砸平的黑麦地，沿着在坎坷不平的耕地上刚被炮兵踏出来的道路驰到正在构筑的凸角堡[57]。

贝尼格森在凸角堡停下来，向前眺望那昨天还是我们的舍瓦尔金诺多面堡，那儿看得见几个骑马的人。军官们说，那里面有拿破仑，要不就是缪拉。大家都贪婪地望那一群骑马的人。皮埃尔也往那边看，极力猜测那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中间哪一个是拿破仑，后来，骑马的人下了土岗就不见了。

贝尼格森对走到他跟前的军官开始讲解我军的整个形势。皮埃尔听着贝尼格森的讲解，费尽心思想弄清目前战役的真相，但是他很苦恼，感到自己脑子不够用。他一点也没听懂。贝尼格森停住了，看见仔细倾听的皮埃尔的身影，忽然对他说：

“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啊，正相反，非常有趣。”皮埃尔说了违心的话。

他们离开凸角堡向左转，在一片稠密的白桦树矮林中，沿着一条蜿蜒的小道前进。来到树林中间，一只白腿的褐色兔子跳到他们面前的路上，被众多的马蹄声吓得惊慌失措，沿着他们面前的路跳了很久，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哄笑，直到几个声音一齐吆喝它，它才跳到路旁的密林里。在树林里又走了两三俄里，他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这儿驻扎着防守左翼的图奇科夫兵团的队伍。

在这极左翼的地方，贝尼格森热烈地讲了很久，然后发出皮埃尔觉得重要的军事命令。在图奇科夫的队伍前面有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没有驻扎军队。贝尼格森高声批评这个错误，他说，不据守制高点而把军队放在山下面，简直是发疯。有几个将军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其中一个特别具有军人的暴烈脾气，他说把军队放在这儿是等着敌人来屠杀。贝尼格森自作主张，命令军队都转移到高地上去。

左翼的部署，使皮埃尔更加怀疑自己对军事的理解能力。听贝尼格森和将军们批评军队驻在山下，皮埃尔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也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不能理解那个把军队放在山下的人怎么会犯这样明显、重大的错误。

皮埃尔不知道，这些军队布置在那儿，并不像贝尼格森所想的那样是为了守卫阵地，而是隐蔽起来打伏击的，也就是出其不意地打击来犯的敌人。贝尼格森不知道这一点，不向总司令报告，自作主张把军队调到前面去。

二十四

八月二十五日，晴朗的八月傍晚，安德烈公爵在克尼亚兹科沃村的一间破旧棚屋里支着臂肘躺着，他的团就驻在村边。他从破墙的裂缝看见沿着篱笆下面的一排枝丫都被砍掉的、树龄三十年的白桦树，一片堆放着弄乱了的燕麦垛的田地，以及上面冒着炊烟（士兵们在烧饭）的灌木丛。

安德烈公爵觉得，现在他的生活尽管憋闷，没有人关心，痛苦，但仍然像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那样，心情激动而且焦躁。

他已经接到和发出明天作战的命令。这时他无事可做。但是最简单、最清晰的思绪，因而也是最可怕的思绪，使他不得安宁。他知道，明天的战斗将是他参加过的一切战斗中最可怕的一次，他生平第一次生动地、几乎确信无疑地、而且单纯和可怕地想到死亡的可能，这死亡的可能与尘世生活完全无关，也不去考虑它对别人会发生什么影响，它只是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他的灵魂。从这个意念的高度来看，从前使他痛苦和关心的一切，忽然被一道寒冷的白光照亮了，那道白光既无阴影，也无远景，也无轮廓的差别。他觉得整个人生有如一盏魔灯，长期以来，他透过玻璃，借助人工的照明来看魔灯里的东西。现在他突然不是隔着玻璃，而是在明晃晃的白昼中看见画得很坏的图片。“是的，是的，这就是曾经使我激动和赞赏、并且折磨过我的那些虚幻的形象。”他自言自语，在想象中一一再现他的人生魔灯的主要画面，此时是在白昼的寒光下，在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的时刻观看这些画面。这就是那些曾经认为美丽和神秘的拙劣粗糙的画像。“荣誉，社会福利，对女人的爱情，甚至祖国——我过去觉得这些图景是多么壮丽，蕴藏着多么深刻的思想！而在今朝（我觉得它是为我降临的）寒冷的白光下，这一切却如此简单、苍白和粗糙。”他的注意力特别停留在他生平三大不幸上面。他对女人的爱情，父亲的去世和占领半个俄国的法国人的入侵。“爱情！……这个我觉得充满了神秘力量的小姑娘。我多么爱她啊！我曾经制定了关于爱情以及和她共同生活的幸福的、富有诗意的计划。啊，我这个天真的孩子！”他恶狠狠地高声说，“当然啦！我相信会有理想的爱情，在我整年不在的时候，她对我的忠心一定始终不渝！就像寓言中的温柔多情的小鸽子，她一定为了和我离别而憔悴。这一切都太简单了……这一切都非常简单，令人厌恶！”

“我父亲也在建设童山，认为那是他的地方，他的土地，他的空气，他的农民；可是拿破仑来了，不承认他的存在，像从路上踢开一块木片似的把他踢开了，把他的童山以及他的全部生活摧毁了。而玛丽亚公爵小姐说，这是来自上天的考验。既然他已经死了，也不会复活，这考验又为了什么呢？他永远不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那么这对谁是一个考验呢？祖国，莫斯科的毁灭！明天我就要被打死了——甚至不是被法国人，而是被自己人打死，就像昨天有一个士兵在我的耳旁放了一枪，于是法国人过来拖起我的腿和头，把我扔进坑里，免得我在他们鼻子底下发臭，然后新的生活条件形成了，别人也就习惯了那些生活条件，而我却不会知道它们了，我已经不存在了。”

他望了望那排白桦树，黄的、绿的树叶一动不动，雪白的树皮在阳光下熠熠闪耀。“死，明天我被杀死，我就不存在了……这些东西都存在，可是我不存在了。”他生动地想象他不存在时生活中的情景。这些闪光和投出阴影的白桦树，这些曲卷的彩云，这些篝火的烟——他觉得周围一切都改了样子，似乎都变得可怕和吓人。他的脊背打了一阵寒战。他赶快站起来，走出棚屋，到外面去散步。

听见棚屋后面有人说话。

“谁在那儿？”安德烈公爵吆喝一声。

红鼻子上尉季莫欣，曾是多洛霍夫的连长，由于缺少军官，现在当了营长，他胆怯地走进棚屋。在他后面走进一个副官和团部的军需官。

安德烈公爵急忙站起来，听军官们向他报告公事，然后对他们作了一些指示，正要让他们走的时候，屋后传来熟悉的低语声。

“见鬼！”一个人被什么绊了一下，说。

安德烈公爵从棚屋里往外看，看见向他走来的皮埃尔，地上一根杆子几乎把他绊倒。安德烈公爵遇见他那个阶层的人，总觉得不愉快，特别怕见他，因为皮埃尔使他记起他前次莫斯科之行的痛苦时刻。

“噢哟，是你呀！”他说，“哪阵风把你刮来了？真想不到。”

在他讲这话时，他的眼神和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冷淡，甚至是敌视，皮埃尔立刻察觉出这一点。他兴高采烈地向棚屋走去，但是，一见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就觉得局促不安，不自在起来。

“我来……嗯……您知道……我来……我觉得很有趣，”皮埃尔说，他这一天已经多次无意识地重复“有趣”这个字眼，“我想看一看战斗。”

“是的，是的，共济会员们对战争有什么意见？怎样才能防止战争啊！”安德烈公爵讥讽地说。“莫斯科怎么样？我家里的人怎么样？他们终于都到莫斯科了吗？”他认真地问。

“他们都到了。是朱莉·德鲁别茨卡娅告诉我的。我去看过他们，但是没有遇见。他们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了。”

二十五

军官们要告辞，但是安德烈公爵好像不愿意和他的朋友单独在一起，请他们坐一会儿，喝杯茶。板凳和茶都拿来了。军官们不无惊奇地望着皮埃尔肥胖庞大的身躯，听他讲莫斯科的情形，讲他在巡视中见到的我军的部署。安德烈公爵沉默不语，他的神情是那么不愉快，弄得皮埃尔在讲话时不得不更多地对着和善的营长季莫欣，而较少地对着博尔孔斯基。

“那么整个军队的部署你都清楚了？”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

“是的，怎么？”皮埃尔说，“我不是军人，不敢说全弄懂了，但大体的部署总算弄清楚了。”

“哪里，你比谁都知道得多。”安德烈公爵说。

“是吗！”皮埃尔狐疑地说，从眼镜上方看安德烈公爵。“您对任命库图佐夫有什么看法？”他说。

“我对这个任命非常高兴，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安德烈公爵说。

“请您谈谈您对巴克莱·德·托利有什么意见？在莫斯科天知道人家都怎样谈论他。您觉得他怎样？”

“你问他们。”安德烈公爵指着军官们说。

皮埃尔带着虚心请教的微笑望着季莫欣，大家全都带着同样的微笑看他。

“自从勋座阁下上任以来，大人，大家又看见光明[58]了。”季莫欣说，他怯生生地不时看看他的团长。

“那是为什么呢？”皮埃尔问。

“就比如柴火或者饲料吧，我向您报告。我们从斯文齐亚内撤退时，连一根树枝、一根干草或者什么的，都不敢动。我们走后，他[59]得了，不是这样吗，大人？”他对公爵说，“你可不能动。为了这种事，我们团有两名军官被送交军事法庭了。可是勋座阁下来了，这类事就不算回事了。我们看见光明了……”

“那么他为什么禁止呢？”

季莫欣不好意思地向周围望了望，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皮埃尔又向安德烈公爵问这个问题。

“为了使地方不遭到破坏，好留给敌人受用，”安德烈公爵刻薄地挖苦说，“理由很充分：不许抢劫地方，不让士兵养成抢劫的习惯。在斯摩棱斯克他的判断也正确，他说法国人可能包围我们，因为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强。但是他不能明白一个事实，”安德烈公爵忽然用脱口而出的尖厉的声音喊道，“他不能明白，我们在那儿第一次为俄罗斯土地而战斗，我在军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高昂的士气，我们一连两昼夜打退了法国人，这一胜利使我们的力气增加十倍。他命令撤退，所有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他不是内奸，他努力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好，把一切都考虑得尽可能周到；但是正因为这样，他是不中用的。他现在不中用，正是由于他像每一个德国人一样，对于每件事都认真而精细地考虑。怎么对你说呢……譬如说吧，你父亲有一个德国仆人，他是一个顶好的仆人，比你更能满足你父亲的一切要求，当然让他干下去；但是假如你父亲病得要死了，你就把这个仆人撵了，你亲自笨手笨脚伺候你父亲，你比那个熟练的、然而却是一个外国的仆人，更能安慰他。巴克莱就是这样。当俄国平安无事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可以服侍它，他是一个顶好的大臣，可是一旦它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就需要自家的亲人了。而你们俱乐部的人却胡诌说他是内奸！诽谤他是内奸，到后来只能为你们错误的非难而羞愧，忽然由内奸捧为英雄和天才，那就更不公道了。他是一个诚实的、非常认真的德国人……”

“可是，听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帅呢。”皮埃尔说。

“我不懂什么是精明的统帅。”安德烈公爵嘲笑地说。

“精明的统帅，”皮埃尔说，“他能预见一切偶然的事件……他能猜到敌人的意图。”

“但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仿佛在说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皮埃尔惊奇地看了看他。

“不过，”他说，“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多久，下棋不受时间的限制，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子强，两个卒子比一个卒子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也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任何人都弄不清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如果说参谋部的部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这儿，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确实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特别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以及每个士兵的士气。”

安德烈公爵向季莫欣看了一眼，季莫欣惊恐地、困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团长。安德烈公爵一反他那平时矜持的沉默寡言，现在似乎激动起来。他显然忍不住要说出意外地来到他的脑际的那些思想。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谁就能胜利。为什么奥斯特利茨战役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损失几乎和法国人一样，但是我们过早地认输了，——所以就败了。而我们所以认输，因为我们无须在那儿战斗：一心想快点撤离战场。‘打败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们逃跑了。假若直到明天我们都不说这话，那么，天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况。明天我们就不会说这话了。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太弱，右翼拉得太长，”他继续说，“这全是扯淡，完全不是这回事。明天我们面临着什么？千百万个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在瞬息之间就决定了胜负，这要看：是我们还是他们逃跑或者将要逃跑，是这个人被打死，或者那个人被打死；至于现在所做的一切，全是儿戏。问题是，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那些人，不仅对促进整个战役的进展不会有所帮助；而且只有妨碍。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小的利益。”

“在这关键的时刻吗？”皮埃尔责备说。

“在这关键的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了一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不过是能够暗害敌手和多得一个十字勋章和绶带的机会罢了。明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十万俄国军队和十万法国军队聚在一起互相厮杀，事实是，这二十万人在厮杀的时候，谁打得最凶，不惜牺牲，谁就会战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管那儿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上层是如何妨碍，明天我们一定胜利。明天不管那儿怎么样，我们一定胜利！”

“大人，这就是真理，千真万确的真理，”季莫欣说，“现在还有什么人怕死！我那营的兵，您信不信，都不喝酒了：他们说，不是喝酒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军官们站起来。安德烈公爵同他们走出棚屋，对副官发出了最后一些命令。军官们走后，皮埃尔走近安德烈公爵，正要开口讲话，他们听见离棚屋不远的路上有马蹄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往那边一看，认出是沃尔佐根和克劳塞维兹[60]，一个哥萨克跟随着。他们一边谈话，一边走近来，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无意中听到以下的几句话：

“战争应当移到广阔的地带，这个意见我十分赞赏。[61]”其中一个说。

“，是的，”另一个说，“目的在于削弱敌人，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62]”

“，是的。”第一个同意说。

“是的，移到广阔地带，[63]”当他们走过后，安德烈公爵怒冲冲地哼了一声。“留在童山的我的父亲、儿子、妹妹，就在那广阔地带。这对他无所谓。刚才我不是对你说来着，——这些德国先生们明天不是去打赢这场战斗，而是尽其所能去搞破坏，因为德国人的头脑中只有连一个空蛋壳都不值的空洞理论，而他们心里就是缺少明天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季莫欣所有的那种东西。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送给他了，现在来教训我们——真是好教师啊！”他又发出一声尖厉的喊叫。

“那么，您认为明天这一仗能打胜吗？”皮埃尔说。

“是的，是的。”安德烈公爵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做一件事，”他又开口说，“我不收容俘虏。俘虏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些骑士。法国人毁掉我的家园，现在又在毁掉莫斯科，他们每分钟都在侮辱我，现在还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在我看来，他们全是罪犯。季莫欣以及全军都有同样的看法。应该把他们处死！他们既然是我的敌人，就不能成为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在蒂尔西特是怎样谈判的。”

“是的，是的，”皮埃尔眼睛闪着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说，“我完全、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从莫扎伊斯克山下来这一整天使皮埃尔不安的那个问题，现在他觉得十分清楚了，完全解决了。他懂得了这场战争和当前的战役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他在那天见到的一切，他所看见的那些大有深意的严肃的表情，被一种新的光辉照亮了。他懂得了物理学所说的潜在的热，他看见那些人脸上都有这种潜在的爱国热，这使他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那样从容地、仿佛满不在乎似的去死。

“不收容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单这一条就能使战争改观，减少一点战争的残酷性。因而现在我们在战争中所奉行的——简直令人作呕，诸如宽大为怀之类。这种宽大和同情——类似千金小姐的宽大和同情，她一看见被宰杀的牛犊就晕倒；她是那么慈善，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蘸着酱油吃小牛肉。我们谈论什么战争法，骑士精神，军使的责任，对不幸者的怜悯，等等。全是废话。一八○五年我领教过什么叫骑士精神和军使的责任：他们欺骗我们，我们也欺骗他们。他们抢劫人家的住宅，发假钞票，最坏的屠杀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父亲，同时大谈什么战争的规律和对敌人的宽大。不收容俘虏，而是屠杀和赴死！谁要是到我这个地步，遭受过同样的痛苦……”

安德烈公爵想过，莫斯科不论失守与否，就像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一样，对于他都无所谓，可是突然间，他的喉咙意外地痉挛起来，停住不说了。他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他的眼睛像发热病似的闪闪发光，当他又说起话时，嘴唇哆嗦着：

“如果战争没有宽大，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才去打仗了。那时，就不会因为保罗·伊万诺维奇得罪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开战了。只有像现在这次战争，才算是战争。那时，军队的紧张程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这些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64]就不会跟随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国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情，应当了解这一点，不要把战争当儿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这就在于：去掉谎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儿戏。不然，战争就成为懒汉与轻浮之辈喜爱的消遣了……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但是什么是战争呢？怎样才能打胜仗？军界的风气是怎样的？战争的目的是杀人，战争的手段是间谍，叛变，对叛变的鼓励，蹂躏居民，为了军队的给养抢劫他们或者盗窃他们；欺骗和说谎被称为军事的计谋。军人阶层的风尚是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守纪律，懒惰，愚昧无知，残忍成性，荒淫和酗酒。虽然如此，军人却是人人都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帝王，只有中国例外，都穿军服，而且谁杀人最多，谁就得到高级奖赏……就像明天那样，人们凑在一起互相屠杀，有好几万人被杀死和被打成残废，然后为了杀死许多人（甚至夸大伤亡的数字）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认为杀人越多，功劳就越大。上帝怎样从天上看他们、听他们啊！”安德烈公爵喊道，声音又尖又细。“啊，我的好朋友，近来我太难过了，我发现我懂得太多了。人不能吃那可以分辨善恶的果子[65]……唉，日子不长了！”他又说。“不过，你该休息了，我也该睡了，你快回戈尔基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

“噢，不！”皮埃尔回答说，用吃惊、同情的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

“走吧，走吧：战斗前必须睡个好觉。”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快步走到皮埃尔跟前，拥抱他，吻他。“再见，你走吧，”他喊道，“我们会不会再见，不会……”他连忙转身走进棚屋。

天已经黑了，皮埃尔看不清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凶恶还是温柔。

皮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他是跟他进去还是回去。“不，他不愿意我再进去！”皮埃尔在心里自问自答，“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深深叹口气，就骑马回戈尔基去了。

安德烈公爵回到棚屋里，躺在毯子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闭上眼。一幅幅图画在他脑际轮番地出现。他长久地、欢快地停留在一幅图画上。他生动地想起在彼得堡的一个晚上。娜塔莎带着兴高采烈的兴奋神情，对他讲去年夏天她去采蘑菇时，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她不连贯地向他描述森林的幽深、她当时的心情，以及和一个她遇见的养蜂人的谈话，她时时中断她的讲述，说：“不，我不会说，我说得不对；不，您不了解。”虽然安德烈公爵抚慰她，说他了解，而且也的确了解她要说的一切。娜塔莎不满意自己说的，——她觉得，那天所感受的，她要倾诉的那种诗意的激情没有表达出来。“那个老人是那么好，森林里是那么黑……他是那么慈善……不，我不会讲。”她红着脸，激动地说。安德烈公爵当时望着她的眼睛微笑着，现在也同样快活地面带笑容。“我了解她，”安德烈公爵想道，“不仅了解，而且我爱她那内在的精神力量，她那真诚，她那由衷的坦率爽直，她那仿佛和肉体融为一体的灵魂……正是她这个灵魂，我爱得如此强烈，如此幸福……”他突然想起他的爱情是怎样结束的，“他丝毫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完全看不见也不了解这些东西。他只看到她是一个好看的、娇艳的小姑娘，他不屑于同她共命运。而我呢？直到现在他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快活。”

安德烈公爵仿佛被人烧了一下似的，跳起来，又在棚屋里走来走去。

二十六

八月二十五日，波罗金诺战役的前夜，法国皇宫长官德波塞先生和法布维埃上校前来拿破仑在瓦卢耶瓦的驻地觐见他们的皇帝，前者从巴黎来，后者从马德里来。

德波塞先生换上朝服，吩咐把他带给皇帝的礼盒在他前面抬着，走进拿破仑的帐篷的头一个房间，他一面同他周围的拿破仑的副官谈话，一面打开礼盒。

法布维埃没进帐篷，留在帐篷门口跟他认识的将军们谈话。

拿破仑皇帝还没有从他的卧室出来，正在结束他的化装。他哼哧着鼻子，清清嗓子，时而转过他那肥厚的背脊，时而转过多毛的肥胖的胸脯，让近侍刷他的身体。另一个近侍用大拇指按住瓶口，正向皇帝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上洒香水，近侍的神情好像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洒和洒多少香水。拿破仑的短发是湿的，散乱在前额上。他的脸虽然浮肿而且焦黄，却表现出生理上的满足：“再来，使点劲刷……”他蜷缩着身子，发出哼哼的声音，不时对那个正给他刷身子的近侍轻声说。一个副官走进卧室，向皇帝报告昨天的战斗抓了多少俘虏，他报告完后，就站在门旁，等候让他退出去。拿破仑皱着眉头，翻眼看了看副官。

“没有俘虏，”他重复副官的话，“他们逼我歼灭他们。这对俄军更坏。”他说。“再来，再用点劲。”他一面说，一面拱着背，移近他那肥胖的肩膀给人刷。

“好了！让德波塞进来，法布维埃也进来。”他对那个副官点点头，说。

“是，陛下。”那个副官走出了帐篷。

两个近侍连忙给陛下穿好衣服，于是他穿着近卫军的蓝制服，迈着坚定而快速的步子，走进接待室。

这时德波塞两只手正忙着把他带来的皇后的礼物安放在正对着皇帝进门地方的两把椅子上。不料皇帝这么快就穿好了衣裳走了出来，以致来不及完全布置好这一惊人的场面。

拿破仑立刻看出他们在做什么，并且猜出他们还没有做好。他不愿他们失掉使他吃惊的快乐。他装作没看见德波塞先生，只把法布维埃叫过来。拿破仑严厉地皱着眉头，默默地听法布维埃讲述他的军队在欧洲的另一端萨拉曼卡作战如何勇敢和忠诚，只想不辜负他们的皇帝，唯恐不能讨他欢心。那场战争的结果是可悲的。拿破仑在法布维埃报告中间插了几句讽刺的话，好像没有他在那儿，他并不期望事情会有别样的结果。

“我一定在莫斯科挽回影响。”拿破仑说。“再见。”他又说，把德波塞叫来，德波塞这时已经布置好令人吃惊的场面——把那件东西放在两把椅子上，上面覆盖一块布。

德波塞用那只有波旁王朝的旧臣才懂得的礼节，深施一礼，走向前去递上一封信。

拿破仑愉快地接见他，揪了揪他的耳朵。

“您赶来了，我非常高兴。巴黎有什么议论吗？”他说，突然改变了刚才那副严厉的表情，换了一副和蔼的样子。

“陛下，全巴黎都在想念您呢。”德波塞照例这样回答。虽然拿破仑知道德波塞一定要说这一类的话，虽然他在头脑清楚的时候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听了德波塞的话仍然觉得愉快。他又揪揪他的耳朵以示赏赐。

“让您走这么远，很抱歉。”他说。

“陛下！我完全料到会在莫斯科城下见到您。”德波塞说。

拿破仑微笑了一下，漫不经心地抬头向右边看了看。副官迈着滑行的步子走过来，递给他一个金质的鼻烟壶。拿破仑拿起它。

“是的，您来得巧，”他说，把打开的鼻烟壶移近鼻子，“您爱旅行，三天后您就可以观光莫斯科了。您大概没料到会看见亚洲的首府。您可以作一次愉快的旅行了。”

德波塞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对他爱好旅行的关心（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旅行的爱好）。

“啊！这是什么？”拿破仑说，他看见所有的朝臣都在看一件用布覆盖着的东西。德波塞以其宫廷式的灵巧，不把背转向皇帝，侧着身子倒退两步，同时揭开那块布，说：

“皇后献给陛下的礼物。”

这是日拉尔[66]用鲜明的色彩画的一幅孩子的肖像，这是奥国公主为拿破仑生的儿子，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管这个孩子叫罗马王。

这个非常俊秀，鬈发、眼睛具有西斯廷圣母像中基督的神情的孩子，正在玩一个球。球代表地球，另一只手中的小棒代表权杖。

虽然对画家画这个所谓罗马王用小棍捅地球要表现什么不十分了解，但其寓意，不论是在巴黎看见这幅画的所有的人，还是拿破仑本人，都是清楚的，而且非常称心。

“罗马王，”他用优美的手势指着画像，说，“好极了！”他走到肖像跟前，以意大利人特有的可以随意变换表情的本领，做出含情沉思的神态。他觉得，他现在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历史。他觉得他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虽然他的伟大足以使他的儿子玩耍地球，但是，与这伟大相对照，他表现了父性的慈爱。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向前移了移，回头看一把椅子（那把椅子好像自动跳到他的身下），于是在肖像前面坐下。他打了个手势——于是所有的人都踮着脚尖走出去，让这位大人物独自在那儿享受。

他坐了一会儿，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用手摸了摸画像凸起发亮的地方，他站起来，又把德波塞和值日官叫来。他命令把肖像移到帐篷前面，让那些在他帐篷附近守卫的老近卫军也有观赏罗马王——他们所崇拜的皇帝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幸福。

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他赏赐德波塞先生以光荣——和他共进早餐的时候，听到帐篷外面那些跑来看画像的老近卫军官兵的欢呼声。

“皇帝万岁！罗马王万岁！皇帝万岁！”传来一片欢呼声。

早餐后，拿破仑当着德波塞的面口授他给军队发布的命令。

“简短而有力！”拿破仑在读完他那无须加以修改的告示时说。告示如下：

“战士们！这是你们久已盼望的战斗。胜利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胜利能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东西：舒适的住宅，早日返回祖国。希望你们要像在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那样战斗。让我们子孙后代自豪地回忆你们今天的丰功伟绩。让他们每个人在提到你们的时候都说：他参加过莫斯科城下大战！”

“莫斯科城下！”拿破仑重复说，然后邀请爱旅行的德波塞先生去散步，他走出帐篷，向备好的马走去。

“您太仁慈了，陛下。”德波塞在应邀陪皇帝去散步时，说，其实他很想睡觉，而且他不会骑马，也怕骑马。

但是拿破仑向这位旅行家点头示意，于是德波塞只得骑马。当拿破仑走出帐篷时，近卫军在他儿子的画像前的喊声更高了。拿破仑皱起眉头。

“把它拿开吧，”他用优美庄严的姿势指着画像说，“参观战场在他还太早。”

德波塞闭上眼睛，低下头，深深叹息了一声，用这来表示他对皇帝的话完全领会和了解。

二十七

八月二十五日这一整天，正如拿破仑的史学家所说，拿破仑是在马上度过的：他观察地形，研究他的元帅们递上来的计划，亲自给将军们发布命令。

俄军原先沿着科洛恰河的战线被突破了，这部分战线——俄军的左翼，由于二十四日舍瓦尔金诺多面堡的失守，向后撤了。这部分新的战线没设防御工事，也无河可守，它面对一片广阔的平原。不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都一目了然，法国人正是应当进攻这部分战线。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无须多加考虑，也无须皇帝和他的将军们那么操心和奔忙，尤其无须特别突出的能力——也就是人们喜欢加在拿破仑身上的所谓天才；但是后来描述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当时在拿破仑身边的人们，以及拿破仑本人，却另有想法。

拿破仑骑着马在战场上巡视，带着深思熟虑的神情观察地形，他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以表示同意或者怀疑，他只是把最后的结论以命令的形式传达给跟随他左右的将军们，但他作出这些决定经过什么深谋远虑的指导思想，却不对他们讲。拿破仑听了那个被称为埃克米尔公爵的达乌[67]关于迂回俄军左翼的建议后，说不需要那样做，但是不说明为什么不需要。康庞将军（他负责进攻凸角堡）要率领他那一师穿过树林，拿破仑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虽然那个所谓埃尔欣根公爵内伊[68]斗胆指出，在树林里行动是危险的，可能弄乱全师的队形。

拿破仑观察过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对面的地形之后，思索了一会儿，指出要在明天天亮以前布置两个炮兵阵地的地点，以攻打俄军的防御工事，又指出与炮兵阵地并列的地点安置野战炮。

他发出这些以及别的命令之后，就回到大本营，按照他的口授写下了战斗部署。

曾为法国史学家得意洋洋和别的史学家满怀敬意叙述的战斗部署如下：

“在埃克米尔公爵据守的平原上夜间新建的两个炮兵阵地，拂晓要向对面两个敌人的炮兵阵地开火。

同时，第一团炮队司令佩尔涅提将军，率领康庞的三十尊大炮以及德塞和弗里昂两师的全部榴弹炮，向前推进，开火，用榴弹压倒敌人的炮兵阵地，参加战斗的有：

二十四尊近卫军炮队的炮

三十尊康庞师的炮

八尊弗里昂和德塞两师的炮

共计六十二尊炮。

第三兵团炮兵司令富歇将军要把第三、第八兵团的榴弹炮，共计十六尊，安置在担任轰击敌人左方工事的炮兵阵地两侧，此处共有炮四十尊。

索尔比埃将军应作好准备，一接到命令，立即用近卫军的全部榴弹炮轰击敌人的任何一处防御工事。

在炮击中间，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直趋那个村子，通过树林迂回敌人的阵地。

康庞将军通过树林夺取第一个堡垒。

照此进入战斗后，将视敌人行动随时发布命令。

一听见右翼炮声，左翼立即开始炮击。莫朗师和总督[69]师的狙击兵，一见右翼开始进攻，立即猛烈开火。

总督要占领那个村子[70]，然后越过三座桥，协同莫朗和热拉尔两师直趋高地，总督率领这两个师进攻多面堡，并与其他部队进入战斗。

这一切都要有条不紊地完成（一切要按次序和方案进行），尽可能保留后备部队。

莫扎伊斯克附近御营，一八一二年九月六日[71]。”

假如我们对拿破仑天才不抱有宗教的敬畏来看这些命令的话，那么，战斗部署是极端模糊和混乱的，它包括四点，即四项命令。这四项命令没有一项是能够实现的，实际上也没有实现。

这个部署的第一项说：在拿破仑所选定的地点上的炮队，连同与其并列的佩尔涅提和富歇的大炮，共计一百零二尊，对俄国的凸角堡和多面堡开火并发射榴弹。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在拿破仑所指定的地点，炮弹射不到俄国的工事，除非就近的司令官违反拿破仑的命令把大炮向前移动，不然那一百零二尊大炮只能放空了。

第二项命令是，波尼亚托夫斯基通过树林向那个村子进军，迂回俄军的左翼。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因为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向那个村子进军的时候，在那儿遭遇图奇科夫的阻击，不可能也未曾迂回俄国的阵地。

第三项命令：康庞将军通过树林夺取第一座堡垒。康庞那一师并没占领第一座堡垒，因为从树林里一出来，该师不得不在拿破仑意想不到的霰弹下面整理队伍。

第四项：总督要占领那个村子（波罗金诺），然后越过三座桥，协同莫朗和热拉尔两师直趋高地（对他们的行动方向和时间并未发出指示），总督率领这两个师进攻多面堡，并与其他部队进入战斗。

只可能这样理解——不是由于这个复杂的句子含混不清，就是由于总督在执行他所接受的命令时另有企图——他从左方通过波罗金诺向多面堡进攻，而莫朗和弗里昂两师同时由正面进攻。

所有这一切以及部署中的其他各点，不曾也不可能执行。总督越过波罗金诺，在科洛恰被打退了，不能再前进了；多面堡没有被莫朗和弗里昂两师占领，只是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才被骑兵攻下（拿破仑大概未料到也未听到）。这么一来，部署中的那些命令没有一项是被执行了的，也不可能被执行。部署中又说，战斗照这样开始后，将按照敌人的行动随时发布命令，因此，好像是在战斗时，拿破仑将发出一切必要的命令；但实际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在战斗时拿破仑离战场很远，战斗的过程他不可能知道（这在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在战斗中切实可行的。

二十八

许多史学家说，波罗金诺战役法国人没有打赢是因为拿破仑感冒了，如果他没有感冒，在战斗之前和在战斗期间他的作战命令一定更加有天才，俄国一定失败，而世界的面貌也就会改变了。一些史学家认为，俄国的缔造是由于一个人的意志——彼得大帝的意志，法国由共和变为帝制，法国的军队开进俄国，也是由于一个人的意志——拿破仑的意志，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拿破仑在八月二十六日患了重感冒，这些论断在一些史学家看来无疑是合乎逻辑的。

假如波罗金诺战役的发动或者不发动取决于拿破仑的意志，发出这个或者那个命令也取决于他的意志，那么，显然能够影响他表现意志的伤风感冒可能是俄国得救的原因，因此，那个在二十四日忘记给拿破仑防水靴子的侍仆也就是俄国的救星了。用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是无可怀疑的，正如伏尔泰开玩笑（他自己也不知嘲笑什么）说，巴托洛缪之夜[72]是由于查理九世肠胃失调引起的，这个结论同样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有人不认为俄国的缔造只凭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法兰西帝国的形成以及同俄国的战争也不是由于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在这些人看来，这个结论不仅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而且与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相矛盾。关于形成历史事件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另一答案是，人间的事件过程是上天注定的，它取决于参加这些事件的人们的任意行动的巧合，拿破仑之类的人物对事件过程的影响，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

有一种看法乍一看很奇怪，那就是巴托洛缪之夜的屠杀，虽然发命令的是查理九世，但不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他不过觉得是他命令这样做的；波罗金诺八万人的大屠杀也不是按照拿破仑的意志发生的（虽然开战和战斗在进行中的命令都是他发出的），他不过觉得命令是他下的罢了，——不管这个看法多么奇怪，但是，人的尊严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纵然不比伟大的拿破仑强，无论如何不会比他差，人的尊严叫我们这样看问题，历史的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这个看法。

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拿破仑没有对任何人射击，也没有杀一个人。一切都是士兵做的。由此可见，杀人的不是他。

法军士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屠杀俄国士兵，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而是出于自愿。全部军队：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行军中累得精疲力尽，——看见阻碍他们去莫斯科的军队，他们就感到，瓶塞已打开，就得把酒喝掉。假若拿破仑当时禁止他们和俄国人打仗，他们会把他杀死，然后去打俄国人，因为这是他们必需要做的。

当他们听到拿破仑在命令中晓谕他们，为了他们的阵亡和受伤，子孙后代会因为他们曾经在莫斯科城下战斗过而得到慰藉，他们就高呼：“皇帝万岁！”正像他们一看见小孩用小棒捅地球的画像，就喊：“皇帝万岁！”一样；也正如他们不论听到什么毫无意义的话就高呼：“皇帝万岁！”一样。他们除了高呼“皇帝万岁！”和去打仗，以便在莫斯科以征服者的身份得到食物和休息以外，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由此看来，他们残杀自己的同类并非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在整个战斗过程发号施令的也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战斗部署没有一条是付诸实行的，而且在战斗中间他不知道他前面的情况。因此，那些人互相残杀，并不是按照拿破仑的意志才发生的，而是不以他为转移，按照参加共同行动的几十万人的意志进行的。只不过拿破仑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所以说，拿破仑伤风感冒，并不比一个最小的运输兵伤风感冒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一些作者又说，由于拿破仑感冒，他的部署和在战斗中的命令不像先前那么好，这完全不正确，正是这一点说明拿破仑八月二十六日的感冒没有什么意义。

以上所引的战斗部署一点也不比先前他打胜仗的所有战斗部署更差，甚至还要好些。那些在战斗中臆想的命令也并不比以前的更差，完全和以前的一样。这些部署和命令之所以好像比以前的差，那不过是因为波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第一次吃了败仗罢了。不论多么优秀卓绝、深思熟虑的部署和命令，只要按照它们打了败仗，就好像是非常糟的，每一个军事科学家都煞有介事地批评它们；不论多么糟的部署和命令，只要按照它们打赢了，就好像是非常好的，那些严肃认真的学者撰写卷帙浩繁的书籍论证它的优点。

魏罗特尔拟定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部署，就是这类作品的完美典范，但是人们仍然指摘它，指摘它的完美，指摘它过分的烦琐。

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中完成他作为权力代表者的任务并不比在其他战役中完成得差，甚至更好些。他并没有做出妨碍战斗进行的事情；他倾听比较合理的意见；他没有手忙脚乱，没有自相矛盾，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从战场上逃跑，而是施展了他那巨大的节制能力和作战经验，镇静地和尊严地完成了他那貌似统帅的角色。

二十九

拿破仑在第二次细心地巡视了前线归来后，说：

“棋盘摆好了，比赛明天就开始了。”

他吩咐给他拿潘趣酒[73]，叫来德波塞，开始和他谈巴黎，谈他打算皇后的内侍官编制作某些改革，他对宫廷琐事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位宫廷长官感到惊奇。

他关心琐事，嘲笑德波塞爱旅行的癖好，他随便闲谈，那神气就像一个著名的、自信的、内行的外科医生，他卷起袖子，围上围裙，病人已绑在手术床上：“事情全抓在我的手里和头脑里，它是清楚的，明确的。一着手干起来，谁也比不了我，现在我可以开开玩笑，我越是谈笑自若，你们就越有信心，越镇静，也就越对我的天才惊奇。”

喝完第二杯潘趣酒，拿破仑觉得明天有一桩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就休息去了。

他对面临的事情太关心了，以致无法入睡，虽然夜晚的潮湿更加重了他的感冒，凌晨三点钟，他大声擤着鼻子，走进帐篷的大房间。他问俄国人是否已经撤退，人们回答说，敌人的火光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值日副官走进帐篷。

“喂，拉普，你看咱们今天能打胜吗？”他问副官。

“毫无疑问，陛下。”拉普回答说。

拿破仑看了看他。

“陛下，您还记得您在斯摩棱斯克对我说过的话吗？瓶塞已经打开，就得把酒喝掉。”拉普说。

拿破仑皱起眉头，手支着头默默地坐了很久。

“可怜的军人！”他突然说，“自从斯摩棱斯克以来，大大地减少了。命运真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拉普。我过去总是这么说，现在开始体验到了。但是近卫军，拉普，近卫军还完整吧？”他疑问地说。

“是的，陛下。”拉普回答。

拿破仑拿起一片药放到嘴里，看了看表。他不想睡了，离天亮还早；用发命令来消磨时间已经不行了，因为全部命令已经发出，现在正在执行了。

“面包干和米都发给近卫军了吗？”拿破仑严厉地问。

“是的，陛下。”

“可是米呢？”

拉普回答说，他已经传达了皇帝关于发米的命令，但是拿破仑不满意地摇摇头，好像不相信他的命令已被执行。仆人拿着潘趣酒进来。拿破仑吩咐给拉普一只杯子，然后默默地一口口饮他那一杯。

“我既没有味觉，也没有嗅觉，”他闻着杯子说，“这场伤风可把我害苦了。他们谈论医学。他们连伤风都治不了，还算什么医学？科维扎尔[74]给我这些药片，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他们能治什么？什么也治不了。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活机器。身体是为了生命而构造的。让生命在身体里自由自在，别干预它，让它自己保护自己，它处理自身的事，比用药去妨害它要好得多。我们的身体就像钟表，它应当走一定的时间；钟表匠不能打开它，只能闭着眼睛瞎摸来修理它。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活机器。如此而已。”他的话头一触及他喜爱的定义，他出乎意外地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拉普，您知道什么是军事艺术吗？”他问，“这是在一定的时间比敌人强的艺术。如此而已。”

拉普什么也没有回答。

“明天我们要和库图佐夫打交道了！”拿破仑说，“等着瞧吧！您记得吧，他在布劳瑙指挥一支军队，一连三个星期他都没有骑马去视察工事。等着瞧吧！”

他看看表。才四点钟。没有睡意，酒也喝完了，仍然无事可做。他站起来，来回走了两趟，穿上暖和的外衣，戴上帽子，走出了帐篷。夜又黑又潮；刚刚能感觉到的湿露从天上降下来。近处法国近卫军的篝火着得不亮，远处沿着俄国的阵线篝火透过烟雾闪着亮光。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清楚地听见法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阵地的沙沙声和脚步声。

拿破仑在帐篷前面走了走，看了看火光，细听一下脚步声，他从一个高个子的卫兵面前走过，这个戴着毛皮帽的卫兵在他的帐篷前站岗，他一看见皇帝就把身子挺得像一根黑柱子，拿破仑在他面前站住了。

“你是哪年入伍的？”他问，他对士兵说话时，总是装腔作势，爱用既粗鲁又和气的军人口吻。那个士兵回答了他。

“啊！是一个老兵了！你们团里领到米了吗？”

“领到了，陛下。”

拿破仑点点头，就走开了。

五点半钟，拿破仑骑着马到舍瓦尔金诺村。

天渐渐亮了，万里晴空，只有一片乌云悬在东方。被遗弃的篝火在晨光熹微中快燃尽了。

右方响起一声沉重的炮击，炮弹划破寂静，然后消失了。过了几分钟。响起第二、第三声炮击，震荡着空气；从右方不远的地方，庄严地响起第四、第五声炮击。

最初的炮击声还没有落音，别的炮击就打响了，接二连三，争先恐后，众炮齐发，响成一片。

拿破仑带着随从来到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下了马。棋赛开始了。

三十

皮埃尔从安德烈公爵那儿回到戈尔基，命令马夫把马备好，明天一早叫醒他，然后就在鲍里斯让给他的间壁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当皮埃尔完全醒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没有人了。小窗户的玻璃震得颤动着。马夫站在床前推他。

“大人，大人，大人……”马夫眼睛不看皮埃尔，一个劲儿推他的肩膀，一面推，一面呼唤，显然他已失去叫醒他的希望。

“什么？开始了吗？到时候啦？”皮埃尔醒来说。

“您听听炮声，”这个退伍的士兵——马夫说，“老爷们全出动了，勋座也走过去了。”

皮埃尔连忙穿上衣服，跑到门廊上。外面天气晴朗，空气新鲜，露珠儿闪光，令人感到愉快。太阳刚从乌云里挣脱出来，被破碎的乌云遮成两半的光线越过对面街上的屋顶，射到渗着露水的大路尘土上，射到房屋的墙上，射到围墙上的窗眼上和站在屋旁的皮埃尔的马身上。外面的炮声听得更清楚了。一个副官带着一名哥萨克在街上驰过。

“到时候了，伯爵，到时候了！”副官喊道。

皮埃尔吩咐马夫牵着马跟他走，他沿着街步行到他昨天观看战场的那个土岗上。土岗上有一群军人，可以听见参谋人员用法语谈话，看见库图佐夫戴着红箍白帽的、白发苍苍的脑袋和他那缩进两肩之间的白发的后脑勺。库图佐夫用望远镜瞭望前面的大路。

皮埃尔沿着阶梯登上土岗，他一看面前的美景，就陶醉了。这仍然是他昨天在这山岗上看见的景致；但是现在这一带地方满山遍野都是军队、枪炮的硝烟，从皮埃尔左后方升起的明亮的太阳的斜晖，在早晨洁净的空气中把它那略带金黄色和玫瑰色的亮光和长长的黑影投射到地面上。风景尽头的远方树林，宛如一块雕刻的黄绿宝石，在天际呈现着错落有致的黑色树巅，在树林中间，瓦卢耶瓦村后面，斯摩棱斯克大道从那里穿过，大道上全是军队。近处是金黄色的田野和小树林在闪光。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庄严壮丽，而且出人意外；但是，最使皮埃尔吃惊的是，这就是波罗金诺和科洛恰河两岸平川地带战场的景象。

在科洛恰河上面，在波罗金诺村和村的两边，特别是左边，也就是在沃伊纳河在沼泽地带的河岸流入科洛恰河的地方，弥漫着晨雾，雾在融化，消散，被刚升起的明亮的太阳照得透明，雾中一切可以看见的景物神奇地变得五彩缤纷，勾勒出清晰的轮廓。枪炮的硝烟和雾混在一起，在烟雾里，到处闪烁着早晨的亮光——时而在水面上，时而在露珠上，时而在河两岸和在波罗金诺聚集着的军队的刺刀上。透过烟雾可以看见白色的教堂，波罗金诺农舍的屋顶，密集的士兵，绿色的子弹箱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仿佛在浮动，或者好像在浮动，因为在这一带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和雾。在雾气腾腾的波罗金诺附近的洼地上，以及在它以外的高地上，特别是在战线的左方，在树林、田野、洼地、高地的顶端，仿佛无中生有似的不断地腾起大炮的团团浓烟，有时单个出现，有时成群出现，有时稀疏，有时稠密，这一带到处可以看见烟团膨胀开来，茂盛起来，汹涌地滚动，混成一片。

说来奇怪，这些硝烟和射击的声音，构成了眼前景色的主要的美。

噗！——突然现出圆的、浓密的、淡紫的、灰色的和乳白色的烟，砰！——过了一秒钟，发出了这股烟的声音。

噗—噗——升起两团烟，它们互相碰撞着，混合着；砰—砰——两声炮响证实了眼前看见的东西。

皮埃尔转脸再看那原先像一个浓密的圆球，它在原地已经变成好几个球向一旁飘动，噗……（停了一会儿），噗-噗——又升起三个，四个，对这每个声音，间隔同样的时间，应和着悦耳的、坚定的、准确的响声——砰……砰-砰-砰！这些烟仿佛在奔跑，又仿佛停在原地，而那些树林、田野和闪光的刺刀正从它下面跑过去。从左方，在田野和矮林那儿，不断地涌出大堆的浓烟，伴随着庄严的炮声，在较近的地方，在洼地和树林那儿，步枪发射出小的、还来不及变成圆球的烟，同样伴随着小的响声。特拉-哒-哒-哒——步枪的声音虽然频繁，但比起炮击的声音，又乱又弱。

皮埃尔很想到那有烟、有闪光的刺刀和大炮，有活动，有声音的地方去。他转脸看了看库图佐夫和他的侍从，拿他的印象来和别人的印象印证一下。他觉得大家和他一样，都怀着同样的心情望着前面的战场。所有的脸上这时都焕发着那种感情的潜热，那潜热是他昨天见到的以及他同安德烈公爵谈过话后所完全理解的。

“去吧，亲爱的朋友，去吧，愿基督与你同在。”库图佐夫一面对站在他身旁的将军说，一面眼睛不离开战场。

那个将军领了命令之后，就从皮埃尔面前走过，下了山岗。

“到渡口去！”将军冷淡地、严厉地回答一个参谋人员的问话。

“我也去，我也去。”皮埃尔心里想，就追随那个将军去了。

那个将军跨上哥萨克给他带过来的马。皮埃尔走到给他牵马的马夫那儿。皮埃尔问过哪匹马比较驯良，就往一匹马身上爬，他抓住马鬃，脚尖朝外，脚跟挤着马肚子，他觉得眼镜就要掉下去，但是他不能从马鬃和缰绳上腾出手来，就跟着将军跑开了，把站在山岗上看他的参谋人员都逗乐了。

三十一

皮埃尔追随的那个将军，下山以后陡然向左转，从皮埃尔的视野中消失了，皮埃尔驰进他前面的步兵行列里。他时左时右地想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但到处都是兵，他们脸上的表情都一样，都是那么心事重重，好像在想着一件看不见的，然而显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都带着不满的疑问目光看这个戴白帽子的胖子，不知道为什么他骑着马来踩他们。

“干吗骑着马在队伍中间乱闯！”一个人对他喊道。又有一个人用枪托捣他的马，皮埃尔差点儿控制不住受惊的马，俯在鞍鞒上，奔驰到士兵前头比较宽敞的地方。

他前面是一座桥，桥旁站着另外一些士兵在射击。皮埃尔驰到他们跟前。皮埃尔不知不觉来到科洛恰河桥头，这座在戈尔基和波罗金诺之间的桥，是法国人在战役的第一仗（在占领波罗金诺之后）进攻的目标。皮埃尔看见前面那座桥，桥两旁和在他昨天看见的躺着一排排干草的草地上，有些士兵在烟雾中做什么事；这儿虽然枪炮声不断，但是皮埃尔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地方就是战场。他没听见四面八方呼啸的子弹声和从他头上飞过的炮弹声，也没看见河对岸的敌人，好久也没注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躺着许多死伤的人。他脸上老带着笑容向四外张望。

“那个人在前沿干什么？”又有人对他喊道。

“靠左走，靠右走。”有些人对他喊叫。

皮埃尔向右走去，意外地碰见他认识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副官。这个副官怒目向皮埃尔瞥了一眼，显然也想喝斥他，但是认出他后，向他点点头。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了一句，就向前驰去。

皮埃尔觉得这不是他待的地方，并且无事可做，又怕妨碍别人，就跟着副官驰去了。

“这儿怎么啦？我可以跟着您吗？”皮埃尔问。

“等一等，等一等。”副官回答，他驰到一个站在草地上的胖上校跟前，向他传达了几句话，然后才向皮埃尔转过来。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他含着微笑对皮埃尔说，“您老是好奇啊？”

“是的，是的。”皮埃尔说。那副官勒转马头，向前去了。

“这儿还算好，”副官说，“左翼巴格拉季翁那儿，打得热火朝天。”

“真的吗？”皮埃尔问，“那在什么地方？”

“来，咱们一起到土岗上去，从我们那儿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炮兵阵地还行，”副官说，“怎么，来不来？”

“好，跟您去。”皮埃尔说，他环顾周围，找他的马夫。皮埃尔这才第一次看见受伤的人，有的吃力地步行着，有的被抬在担架上。就在他昨天骑马经过的、摆着一排排芳香的干草的草地上，一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干草旁边，不自然的歪扭着头，军帽掉在一旁。“为什么不把这个抬走？”皮埃尔刚要说，但是他看见副官也在朝那个方向回头看，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严峻，就不再说了。

皮埃尔没有找到他的马夫，他和副官沿着山沟向拉耶夫斯基土岗走去。皮埃尔的马一步一颠地落在副官后面。

“看来您不习惯骑马，伯爵？”副官问。

“不，没什么，不知为什么它老一蹦一蹦的。”皮埃尔莫名其妙地说。

“咳！……它受伤了，”副官说，“右前腿，膝盖上方。大概中弹了。祝贺您，伯爵，”他说，“火的洗礼。”

他们在硝烟中经过第六兵团，向前移动了的大炮在后面震耳欲聋地射击着，他们来到一座不大的树林。树林里清凉，寂静，颇有秋意。皮埃尔和副官下了马，徒步走上土岗。

“将军在这儿吗？”登上山岗时，副官问。

“刚才还在这儿，现在走了。”人们指着右方，回答他。

副官回头看了看皮埃尔，好像不知现在怎样安排他才好。

“不必费心，”皮埃尔说，“我到土岗上去，可以吗？”

“去吧，从那儿什么都看得见，也不那么危险。等一会儿我来找您。”

皮埃尔向炮兵阵地走去，那个副官骑着马走了。他们再没有见面，很久以后皮埃尔才知道，那个副官在当天失去一只胳膊。

皮埃尔上去的那个土岗是一处鼎鼎大名的地方（后来俄国人称之为土岗炮垒，或者叫拉耶夫斯基炮垒，法国人称它为大多面堡，致命的多面堡，中央多面堡），在它周围死了好几万人，法国人认为那是全阵地最重要的据点。

这个多面堡就是一座三面挖有战壕的土岗。战壕里设有十尊大炮，这时正伸出胸墙的炮眼发射。

山岗两旁的防线另外有一些大炮，也在不断地射击。炮后不远的地方有步兵。皮埃尔登上这座土岗，怎么也没想到，这条挖得不深的壕沟，安置着几尊正在发射的大炮，是这次战役中最重要的地点。

相反，皮埃尔觉得，这个地方（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是这次战役中最不重要的地方之一。

皮埃尔登上土岗，在围绕着炮垒的战壕尽头坐下，带着不自觉的快活的微笑望着周围发生的事情。皮埃尔有时带着那同样的微笑站起来，尽可能不妨碍那些装炮、转炮、拿着口袋和火药不断在炮垒里从他身边跑过的士兵。这个炮垒的大炮接连不断地射击，震耳欲聋，周围笼罩着硝烟。

与在掩护部队中间的恐怖感觉相反，这儿的炮兵连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忙碌着，它被一道战壕与别的作战部队隔开，——这儿却有一种大家都感觉到的有如家庭的欢乐气氛。

戴着白帽子的皮埃尔这个非军人装束的出现，起先使这些人感到不愉快。士兵从他面前走过时，都奇怪地、甚至吃惊地斜着眼看他那副样子。一个高个子、长腿、麻脸的炮兵军官，好像在查看末尾那尊大炮发射的情况，走到皮埃尔跟前，好奇地看了看他。

一个圆脸的小军官，还完全是个孩子，显然是刚从中等军校毕业的，他对交给他的两尊大炮指挥得特别起劲，对皮埃尔很严厉。

“先生，请您让开点，”他对他说，“这儿不行。”

士兵们望着皮埃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但是当大家都相信这个戴白帽子的人不仅不做什么坏事，而且他或者安安静静地坐在土堤的斜坡上，或者带着怯生生的微笑彬彬有礼地给士兵们让路，在炮垒里像在林荫道上似的安闲地在弹雨中散步，这时，对他敌意的怀疑渐渐变为亲热和调笑的同情，正像士兵们对他们的小狗、公鸡、山羊，总之，对生活在军队里的动物的同情。士兵们很快在心里把皮埃尔纳进他们的家庭，当做自家人，给他起外号。“我们的老爷”，他们这样叫他，在他们中间善意地拿他取笑。

一个炮弹在离皮埃尔两步远的地方开了花。他掸掸身上的土，微笑着环顾四周。

“您怎么不害怕，老爷，真行！”一个红脸、宽肩膀的士兵露出满嘴瓷实的白牙，对皮埃尔说。

“难道你害怕吗？”皮埃尔问。

“哪能不怕？”那个士兵回答，“要知道它是不客气的。扑通一声，五脏六腑就出来了。不能不怕啊。”他笑着说。

有几个士兵带着和颜悦色的笑脸停在皮埃尔身边。他们好像没料到他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个新发现使他们大为开心。

“我们当兵的是吃这行饭的。可是一位老爷，真怪。这才是个老爷！”

“各就各位！”那个青年军官对聚在皮埃尔周围的士兵喊道。这个青年军官不是头一次就是第二次执行任务，对待士兵和长官特别认真和严格。

整个战场枪炮声越来越密，特别是在巴格拉季翁的凸角堡所在的左翼，但在皮埃尔这儿，硝烟蔽空，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皮埃尔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观察炮垒里这个小家庭的人们（与其他的家庭隔绝）。最初由战场的景象和声音引起的兴高采烈的感情，现在换了另外一种感情，特别是在看见一个孤独地卧在草地上的士兵以后。他现在坐在战壕的斜坡上观察他周围人们的脸。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有二十来人被抬出炮垒；两尊炮被击毁，炮弹越来越密集地落在炮垒上，远方飞来的炮弹发出嗡嗡声和呼啸声。但是炮垒里的人们好像不理会这些；只听见四面都是谈笑声和戏谑声。

“馅儿饼，热的！”一个士兵对呼啸着飞来的炮弹喊道。“不是到这儿！是冲步兵去的！”另一个士兵观察到炮弹飞过去，落到掩护的队伍里，哈哈地笑着又说。

“怎么，是你的老伙计吗？”又一个士兵对那个在炮弹飞过时蹲下去的乡下人讥笑说。

有几个士兵聚在胸墙后面观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散兵线撤了，瞧，往后退了。”他们指着胸墙外说。

“管自己的事，”一个老军士喝斥他们，“往后撤退，当然是后边有事。”那个军士抓住一个士兵的肩膀，用膝盖顶了他一下。引起一阵哄笑。

“快到五号炮位，把它推上来！”人们从一边喊道。

“一、二、三，一齐来，来个纤夫式的。”传来更换炮位的欢快的喊声。

“哟，差一点把我们老爷的帽子给打掉了。”那个红脸的滑稽鬼龇着牙嘲笑皮埃尔。“咳，孬种。”他对着一颗打在炮轮上和一个人腿上的炮弹骂道。

“看你们这些狐狸！”另一个士兵嘲笑那些弓着身子进炮垒里来抬伤员的民兵说。

“是不是这碗粥不合你们的胃口？哼，简直是乌鸦，吓成那个样子！”他们对民兵们喊道，那些民兵站在被打掉一条腿的士兵面前犹豫起来。

“这呀，那呀，小伙子呀，”他们学那些民兵说话，“就讨厌这一套！”

皮埃尔看出，每当落下一颗炮弹，每当受到损失，大家就越发活跃了。

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正如从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乌云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亮地爆发出隐藏在内心的熊熊烈火的闪电，仿佛要与正在发生的事相对抗。

皮埃尔不看前面的战场，对那儿发生的事也不关心了；他全副注意力都被吸引在体察越来越旺的烈火，他觉得他的灵魂里也在燃烧着同样的烈火。

十点钟的时候，原先在炮垒前面矮林里和在卡缅卡河沿岸的士兵撤退了。从炮垒上可以看见，他们用步枪抬着伤员，从炮垒旁边向后跑过去。有一个将军带着随从登上土岗，同上校谈了一会儿，忿忿地看了看皮埃尔，就下去了，命令站在炮垒后面的士兵卧倒，以减少危险。接着，从炮垒的右方步兵队伍中间，传来擂鼓和发口令的声音，从炮垒上可以看见那些步兵正向前移动。

皮埃尔从胸墙上方望去。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军官，他拖着佩刀，一面往后退着走，一面不安地向周围张望。

步兵队伍被烟吞没了，传来拉长的喊声和密集的步枪射击声。几分钟后，成群的伤员和担架从那儿走过来。落到炮垒上的炮弹更密了。有几个躺倒的人没被抬走。大炮近旁的士兵更忙碌，更活跃了。已经没有人去注意皮埃尔了。有两次人们愤怒地喝斥他挡路。那个年长的军官沉着脸，迈着急促的大步，从一尊大炮到另一尊大炮来回地走。那个年轻军官脸更红了，更起劲地指挥士兵。士兵们传递炮弹，转动炮身，装炮弹，把自己应当完成的事情做得紧张而且干净利落。他们像在弹簧上跳跃似的来回走动。

暴风雨的乌云降临了，所有人的面孔都燃烧着熊熊的烈火，皮埃尔正在注视那越烧越旺的烈火。他站在那个年长的军官身旁。那个年轻的军官跑到年长的军官跟前，把手举到帽檐上。

“报告，上校先生，只有八发炮弹了，还继续发射吗？”他问。

“霰弹！”那个向胸墙外观察的年长军官没有答话，喊了一声。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那个年轻军官哎哟一声，弯着腰，坐到地上，有如一只中弹的飞鸟。在皮埃尔眼里，一切都变得奇怪，模糊，暗淡。

炮弹一个接一个飞来，打到胸墙上，士兵身上，大炮上。皮埃尔原先没有理会这些声音，现在听到的只有这一种声音了。炮垒右侧，士兵一边喊着“乌拉”，一边跑，皮埃尔觉得他们仿佛不是向前，而是向后跑。

一颗炮弹打在皮埃尔面前的胸墙边沿，尘土撒落下来，他眼前有一个黑球闪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扑通一声，打到什么东西上面。正要走进炮垒来的民兵，往后跑了。

“都用霰弹！”军官喊道。

那个军士跑到军官面前，惊慌地低声说，已经没有火药了（好像一个管家报告说，宴会需要的酒已经没有了）。

“一帮子强盗，都在干些什么！”军官一面喊，一面转向皮埃尔。那个年长的军官脸通红，冒着汗，皱起眉头的眼睛闪着光。“快跑步到后备队去取弹药箱！”他愤怒地把目光避开皮埃尔，对他的士兵大喝一声。

“我去。”皮埃尔说。那个军官没答理他，迈开大步向另一边走去。

“不要放……等着！”他喊道。

那个奉命去取弹药的士兵，撞了皮埃尔一下。

“唉，老爷，这不是您待的地方。”他说着就跑下去了。皮埃尔跟着他跑，绕过那个青年军官坐着的地方。

一颗、两颗、三颗炮弹从他头上飞过，落在他的前后左右。皮埃尔跑到下面。“我到哪儿去？”他已经跑到绿色弹药箱跟前，忽然想起来了。他犹犹疑疑地停下来，不知是退回去还是向前去。突然，一个可怕的气浪把他抛到后面地上。就在那一瞬间，一团火光对他一闪，同时，轰鸣、爆炸和呼啸，震得他的耳朵嗡嗡地响。

皮埃尔清醒过来，用两只手撑着地坐在那儿；他身旁的那个弹药箱不见了；只有烧焦的碎木片和破布散落在烧焦的草地上，一匹马拖着散了架的车辕，从他身边飞跑过去，另一匹马，也像皮埃尔一样，躺在地上，发出凄厉的长啸。

三十二

皮埃尔吓掉了魂，跳起来就向炮垒跑，好像从包围他的恐怖中逃回唯一的避难所似的。

皮埃尔一走进战壕，就发现炮垒里已经听不见射击的声音，但是有些人正在那儿做什么。他看见老上校背朝着他趴在胸墙上，仿佛在察看地下什么东西似的，他还看见他曾经见过的一个士兵一面向前想挣脱那几个抓住他的胳膊的人，一面喊着“弟兄们！”他还看见另外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他还没来及明白上校已经被打死，那个喊“弟兄们！”的士兵已经被俘虏，眼看着另一个士兵被刺刀捅进后背。他刚跑进战壕，就有一个又瘦又黄、满脸流汗、身穿蓝制服、手持军刀的人，喊叫着向他冲过来。由于对方的冲撞，皮埃尔本能地自卫起来，因为他们彼此并没有看清楚，就撞到一起，皮埃尔伸出两手，一只手抓住那人的肩头（那人是法国军官），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那个军官丢掉军刀，抓住皮埃尔的脖领。

有好几秒钟，他们俩都用惊慌的目光打量对方陌生的面孔，两个人都不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是我被俘了呢，还是他被我俘虏了？”他们俩都这样想。但是很显然，那个法国军官比较倾向于认为他是被俘了，因为皮埃尔那只有力的手，由于本能的恐惧的驱使，把他的喉咙掐得越来越紧。那个法国人正想说话，忽然，在他们的头上低低地、可怕地飞过一颗炮弹，皮埃尔仿佛觉得法国军官的脑袋削掉了似的，因为他很快把头低了下去。

皮埃尔也低下头，松开两手。那个法国人不再思索谁俘虏了谁，就跑回炮垒去了，皮埃尔跑下土岗，在死伤的人身上磕磕绊绊，他好像觉得那些死伤的人老想抓住他的腿。但是，他还没来得及下去，迎面跑来一大群密集的俄国士兵，他们呐喊着，快活地、拼命地、跌跌绊绊往炮垒上跑。（这就是叶尔莫洛夫邀功的一次冲锋，据他说，多亏他的勇敢和幸运，才发动那次冲锋，为了激励士气，据说在冲锋时，他把衣袋里所有的圣乔治勋章都扔到土岗上让士兵去拿。）

一度占领炮垒的法国人逃跑了。我们的队伍喊着“乌拉”追赶法国人，追得远远地离开了炮垒，没法叫住他们。

从炮垒上带下来一群俘虏，其中有一个受伤的将军，军官们把他围起来。成群的伤员，有皮埃尔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俄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走着，爬着，用担架抬着，从炮垒上下来，他们的面孔由于痛苦都变了形。皮埃尔登上他刚才在那儿待过一个多小时的土岗，从那个他被接纳进去的家庭小圈子里，已经找不到一个人了。这里有许多他不认识的死人。但他也认出几个。那个青年军官仍旧弯着腰坐在胸墙边一摊血泊里。那个红脸的士兵还在抽搐，但是没有人来抬他。

皮埃尔跑下了土岗。

“不，现在他们该住手了，现在他们该为他们做过的事感到恐惧了！”皮埃尔想，无目的地朝着那撤离战场的成群担架队走去。

被浓烟遮着的太阳升得更高了，在前面，特别是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左方，有什么东西在烟雾里沸腾着，隆隆的枪炮声、炮弹的爆炸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正像一个人声嘶力竭地拼命喊叫。

三十三

波罗金诺战役的主要一仗是在波罗金诺和巴格拉季翁的凸角堡之间一千俄丈的空间进行的。（在这个空间以外，一边有俄军的乌瓦洛夫的骑兵在中午进行佯攻，另一边，在乌季察后面有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图奇科夫的接触；但是与战场中央的情况比起来，这两处是孤立的小战斗。）在波罗金诺和凸角堡之间的战场上，在树林附近，在两边都看得见的空地上，主要的战斗是用最简单、最普通的方式进行的。

双方用了几百尊大炮互相轰击，于是战斗开始了。

然后，当硝烟笼罩着整个战场的时候，法军德塞和康庞两个师从右方进攻凸角堡，总督缪拉的几个团从左方进攻波罗金诺。

拿破仑站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上，这儿离凸角堡有一俄里远，离波罗金诺直线距离总在两俄里以上，因此拿破仑不可能看见那里的情况，何况烟雾弥漫，遮住了整个地区。进攻凸角堡的德塞师的士兵，直到他们进入横在他们和凸角堡之间的冲沟，才被发现。他们一进入冲沟，凸角堡上的大炮和步枪一齐发射，浓烟遮蔽了冲沟对面的高坡。在烟雾中闪着黑影——大概是人，有时可以看见刺刀的闪光。但是，他们是移动还是站着，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从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却看不清楚。

太阳已经照得明晃晃的了，倾斜的光线射到拿破仑的脸上，他用手遮住眼睛看凸角堡。烟雾在凸角堡前面蔓延开来，时而似乎烟雾在动，时而似乎队伍在动。有时透过射击声可以听见呐喊的声音，但是无法知道他们在那儿做什么。

拿破仑站在土岗上用望远镜观望，在小小的圆筒里他看见了烟和人，有时是自己的人，有时是俄国人；但是一用肉眼看，他就认不出刚看见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了。

他下了土岗，在土岗前面走来走去。

他有时停下来，听听枪炮声，看看战场。

不论从土岗下面他所站的地方，不论从土岗上面他的将军们现在所站的地方，甚至从那些凸角堡上——那儿有俄国兵，有法国兵，他们时而同时出现，时而轮流出现，其中有死的、伤的、活的、受惊的、发狂的，——都无法看清楚那儿发生的事。一连几个小时，在这个地区，在枪炮不停地射击声中，忽而出现步兵，忽而出现骑兵，其中有俄国的，有法国的；他们出现，倒下，射击，相遇，彼此都不知道怎么办，叫喊着，往回逃跑。

从战场上，川流不息地向拿破仑驰来他派出的副官以及他的元帅们的传令兵，向他报告战斗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假的，因为在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无法说出在一定时刻发生了什么事，还因为许多副官并没有到真正战斗的地点，只是转述他们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东西；还因为副官从两、三俄里外跑到拿破仑这儿，其间情况已经变了，带来的消息已经不真实了。譬如说，从总督那儿驰来一名副官，带来消息说，波罗金诺已经被占领，科洛恰河大桥也落入法国人手里。副官问拿破仑，是否命令军队渡河？拿破仑命令说，军队到河对岸整队待命；但是，不仅在拿破仑发出命令之前，甚至当那个副官刚刚离开波罗金诺时，就在战役刚开始，在皮埃尔参加的那次搏斗中，那座桥已经被俄军夺回，而且烧掉了。

从凸角堡驰来一个面色苍白、神色惊慌的副官，向拿破仑报告说，法军的进攻被打退，康庞受伤，达乌阵亡，而实际上，就在那个副官说法军被打退的时候，凸角堡已经被法军另一支部队占领，达乌还活着，只不过受点震伤。拿破仑就是根据这些不可避免的谎报发布命令的，那些命令不是他未发布之前就执行了，就是不能执行和未被执行。

元帅们和将军们离战场较近，但也和拿破仑一样，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偶尔走到步枪射程以内，并不向拿破仑请示，自己就发出了命令，指示向哪儿和在什么地方射击，骑兵向哪儿去，步兵向哪儿跑。但是甚至他们的命令也跟拿破仑的命令一样，以最小限度、偶尔才被执行。常常出现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情况。奉命前进的士兵，一遇见霰弹就往回跑；奉命坚守一个地点的士兵，一看见对面突然出现俄国人，有时往后跑，有时扑向前去，骑兵也不等命令就去追击逃跑的俄国人。又譬如，两团骑兵越过谢苗诺夫斯科耶冲沟，刚登上山坡，就勒马回头，拼命往后跑。步兵的行动也是这样，有时朝着完全不是命令他们去的方向跑。所有的命令：何时向何地移动大炮，何时派步兵去射击，何时派骑兵去冲杀俄国步兵，——所有这些命令都是在队伍里最接近士兵的军官发出的，不仅没有请示拿破仑，甚至没有请示内伊、达乌和缪拉。他们不怕因为未执行命令或擅自行动而受处分，因为在战斗中涉及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生命，有时觉得往回跑能够得救，有时觉得往前跑能够得救，这些置身于最火热战斗的人们都是按照一时的心情而行动的。实际上，所有这些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没有改善和改变军队的处境。他们互相追赶几乎没造成什么损害，而造成损害和伤亡的是那些炮弹和枪弹，在人们在其中乱窜的那整个空间，到处都飞着炮弹和枪弹。当这些人一离开这炮弹和枪弹横飞的空间，驻在后方的长官立刻整顿他们，使他们服从纪律，然后在纪律要求下，又把他们送到炮火连天的战场，由于死亡的恐怖，他们又失去纪律，由于众人偶然的情绪又乱窜起来。

三十四

拿破仑的将军们——达乌、内伊和缪拉，都离火线很近，甚至有时亲临火线，他们好几次把大批严整的队伍投到火线上去。但是，与先前历次战役常有的情形相反，不但没有预期的敌人溃逃的消息，而那大批严整的队伍从火线逃回来，溃不成军，十分狼狈。重新再把他们整顿一番，但是人数越来越少了。中午，缪拉派他的副官到拿破仑那儿请求援兵。

拿破仑坐在土岗上正在喝潘趣酒，这时缪拉的副官骑马到来，保证说，只要陛下再给一个师，准能把俄国人打垮。

“增援？”拿破仑带着严峻、诧异的神情说，他望着那个蓄着黑色长鬈发的（梳得像缪拉的发式一样）俊美少年副官，好像没听懂他的话似的。“增援！”拿破仑心里想，“他们手中有一半的军队，去进攻软弱的、没有防御工事的俄国人的一翼，怎么还要援兵！”

“告诉那不勒斯王，天色还没到正午，我还没看清棋局。去吧……”拿破仑严厉地说。

那个长发秀美的少年副官，没把手从帽檐上放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跑回杀人的屠场去了。

拿破仑站起来，把科兰库尔和贝蒂埃叫来，同他们谈一些与战斗无关的事。

在引起拿破仑兴致的谈话中间，贝蒂埃的目光转向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带着侍从，骑着汗淋淋的马向土岗跑来。这是贝利亚尔。他下了马，快步走到皇帝跟前，大胆地高声说明增援的必要。他发誓说，只要皇帝再给一个师，俄国人就得完蛋。

拿破仑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回答，继续散他的步。贝利亚尔高声热烈地同皇帝周围的侍从将军们谈话。

“您太性急了，贝利亚尔，”拿破仑又走到刚来的将军跟前说，“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的。你再去看看，然后再来见我。”

贝利亚尔还没走出视线以外，又有一个使者从战场的另一方骑马跑来。

“噢，又有什么事啊？”拿破仑说，那腔调就像一个人老被打扰而惹怒了似的。

“陛下，公爵……”副官刚要说。

“请求增援？”拿破仑带着愤怒的神色说。副官表示肯定地低下头，然后开始报告；但是皇帝转过身去不看他，走了两步，停住，又走回来，叫来贝蒂埃。“要派后备军了，”他说，两臂微微摊开，“您看派谁去？”他问那个他后来说是他把他这只小鹅变成鹰的贝蒂埃。

“陛下，派克拉帕雷德师吧？”对于所有的师、团和营都了如指掌的贝蒂埃说。

拿破仑表示同意地点点头。

那个副官向克拉帕雷德师跑去。几分钟后，那支驻在土岗后面的青年近卫军开动了。拿破仑默默地朝那个方向看。

“不，”他突然对贝蒂埃说，“我不能派克拉帕雷德。派弗里昂师去吧。”他说。

虽然用弗里昂师来代替克拉帕雷德师并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这时阻留克拉帕雷德而改派弗里昂有着明显的欠妥和迟延，但是命令严格地执行了。拿破仑没有看见，他在对待自己的军队问题上，是在演着用药品危害病人的医生角色，——虽然他对这个角色曾有十分正确的理解和指责。

弗里昂师也像别的师一样，在战场的烟雾中隐没了。副官们从各方面不断驰来，他们好像商量好似的，都说同样的话。都要求增援，都说俄国人坚守阵地，而且说可怕的炮火，法国军队在那炮火下逐渐减员。

拿破仑坐在折椅上沉思起来。

那个从早晨起就没吃东西，喜欢旅行的德波塞先生，走到皇帝面前，大着胆子恭请陛下用早餐。

“我希望现在就可以向陛下庆贺胜利了。”他说。

拿破仑一言不发，表示否定地摇摇头。德波塞先生以为他是否定胜利，不是否定早餐，就嬉笑着恭敬地说，能吃饭而不吃，世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走开……”拿破仑突然面色阴沉地说，并且把脸转过去。德波塞先生脸上露出抱歉、后悔、欢喜的幸福微笑，迈着滑行的步子走到别的将军那儿去了。

拿破仑情绪颓丧，正像一个一向幸运的赌徒，疯狂地下赌注，从来都是赢的，可是忽然间，正当他对赌局的一切可能性都精打细算好了的时候，却感到把路子考虑得越周到，输的可能性就越大。

军队依然如故，将军依然如故，准备依然如故，部署依然如故，简短有力的告示依然如故，他本人依然如故，这都是他知道的，他还知道，他现在比过去经验丰富多了，老练多了，而且敌人也依然同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战役时一样；但是，可怕的振臂一挥，打击下来却魔术般地软弱无力。

仍然是以前那些准保成功的方法：炮兵集中一点轰击，后备军冲锋以突破防线，接着是铁军骑兵突击，——所有这些方法都用过了，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而且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些同样的消息：将军们伤亡，必须增援，无法打退俄国人，自己的军队陷入混乱。

从前，只要发两三道命令，说两三句话，元帅们和副官们就带着祝贺的笑脸跑来报告缴获的战利品：成队的俘虏，成捆的敌人的军旗和国旗，大炮和辎重，缪拉只请求让他的骑兵去收集辎重车。在洛迪、马伦戈、阿尔科拉、耶拿、奥斯特利茨、瓦格拉木等等地方[75]都是这样。现在他的军队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虽然占领了一些凸角堡，拿破仑看出，这与他以前所有的战役不同，完全不同。他看出，他所感受的，他周围那些富于作战经验的人也同样感受到了。所有的面孔都是忧虑的，所有的目光都互相回避着。只有德波塞一个人理解不了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有长久战争经验的拿破仑十分清楚，连续进攻八个小时，用尽一切努力仍未赢得这场战役，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一仗可以说是打输了，眼前的战局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随便一个最小的偶然事故，就可以毁掉他和他的军队。

他默默地回顾这次对俄国奇怪的远征，这次远征没打过一次胜仗，两个月来连一面旗帜、一尊大炮、一批军队，都没有缴获或俘虏，他看周围的人们深藏忧愁的面孔，听俄国人仍在坚守阵地的报告，——于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有如做了一场噩梦似的感觉，揪住了他的心，他忽然想到可能毁掉他的那些不幸的偶然机会。俄国人可能攻打他的左翼，可能中央突破，他本人也可能被流弹打死。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以前每次战役，他只考虑成功的可能性，现在却有无数不幸的可能性摆在他面前，这一切都在等待着他。是的，这好像是在做梦，一个人梦见一个暴徒攻击他，他挥起臂膀给那个暴徒可怕的一击，他知道这一击准能消灭他，可是他觉得他的臂膀软绵绵的，像一块破布似的无力地垂下来，一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恐怖威胁着这个束手无策的人。

俄国人正在进攻法军左翼的消息，引起了拿破仑这种恐怖。他在土岗下面默默地坐在折椅上，垂着头，臂肘放在膝盖上。贝蒂埃走到他面前，建议去视察战线，确切地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

“什么？您说什么？”拿破仑说，“好，吩咐备马。”

他骑上马到谢苗诺夫斯科耶去了。

弥漫在整个战场的硝烟缓缓地消散着，拿破仑走过的地方，马和人，有的单个，有的成堆，躺在血泊里。这么恐怖的景象，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区有这么多的死人，拿破仑和他的任何一个将军还从来没有见过。一连十个小时不断的、令人耳鼓疲惫不堪的大炮轰鸣，给这种景象增添了特殊的意味（就像配有活动画面的音乐）。拿破仑登上谢苗诺夫斯科耶高地，透过烟雾，看见一队队穿着颜色使他感到眼生的军装的人。那是俄国人。

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和土岗后面，站着俄军的密集队形，他们的大炮不断地轰击，他们的战线笼罩着浓烟。已经没有战斗了。只有继续不断的屠杀，不论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法国人都不会有用的屠杀。拿破仑勒住马，又陷入刚才那种被贝蒂埃唤醒的沉思；他无法阻止他面前和他周围发生的事，无法阻止那被认为由他领导和由他决定的事，由于失败的缘故，他第一次觉得这件事是不必要的和可怕的。

一个将军走到拿破仑面前，向他建议把老近卫军投入战斗。站在拿破仑身旁的内伊和贝蒂埃交换了眼色，对这位将军毫无意义的建议轻蔑地笑了笑。

拿破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在远离法国三千二百俄里之外，我不能让我的近卫军去送死。”他说，然后勒转马头，回舍瓦尔金诺去了。

三十五

库图佐夫垂着白发苍苍的头，放松沉重的身子，坐在铺着毯子的长凳上，也就是坐在皮埃尔早晨看见的那个地方。他不发任何命令，只对别人的建议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

“对，对，就那样做吧，”他在回答各种建议。“对，对，去吧，亲爱的，去看一看。”他对这个来人或对那个来人说；或者，“不，不要，我们还是等一等好。”他说。他听取报告，在下级要求他指示的时候，就给他们指示；但是，在他听取报告的时候，好像并不关心报告者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使他感到兴趣的是报告者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调中所含的另外一种东西。多年的战争经验使他知道，老年人的智慧使他懂得，领导数十万人作殊死战斗，决不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他还知道，决定战斗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占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杀死人的数量，而是一种所谓士气的不可捉摸的力量，他正是在注视这种力量，尽他的权力所及指导这种力量。

库图佐夫整个面部的表情是注意力集中，镇静，紧张（勉强克制住他那衰老身体的疲倦）。

上午十一时，他接到消息说，被法军占领的凸角堡又夺回来了，但是巴格拉季翁公爵受了伤。库图佐夫惊叹一声，摇了摇头。

“快去彼得·伊万诺维奇公爵[76]那儿，详细探听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对一个副官说，然后向站在他后面的符腾堡公爵[77]转过身来。

“请殿下指挥第一军，好吗？”

公爵刚离开不大一会儿，可能还没走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他的副官就回来向勋座报告说，公爵请求增援军队。

库图佐夫皱了皱眉头，命令多赫图罗夫去指挥第一军，请公爵回到他这儿来，他说，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他离不开公爵。当传来缪拉被俘[78]的消息时，参谋人员都向他祝贺，库图佐夫微笑了。

“要等一等，诸位先生，”他说，“仗是打赢了，俘虏缪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还是等一等再高兴吧。”他虽然这样说，仍然派一名副官把这个消息通告全军。

当谢尔比宁从左翼驰来报告法军占领凸角堡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时候，库图佐夫从战场上传来的声音和谢尔比宁的脸色猜到，消息是不好的，他好像要活动活动腿脚，站了起来，挽起谢尔比宁的臂膀，把他领到一边。

“你走一趟，亲爱的，”他对叶尔莫洛夫说，“去看看有什么困难。”

库图佐夫在俄军阵地的中心——戈尔基。拿破仑对我方左翼的进攻被打退了好几次。在中央，法军没有越过波罗金诺一步。乌瓦罗夫的骑兵从左翼赶跑了法国人。

下午两点多钟，法国人的进攻停止了。在所有从战场回来的人的脸上，在他周围站着的人们的脸上，库图佐夫看到了极端紧张的表情。库图佐夫对出乎意料的成功感到满意。但是老头子的体力不济了。有好几次他的头低低地垂下，仿佛要跌下去似的，他总在打瞌睡。人们给他摆上了饭。

将级副官沃尔佐根，就是那个从安德烈公爵那儿经过时说，战争必须移到广阔的地区[79]的人，也就是巴格拉季翁非常憎恶的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来到库图佐夫这儿。沃尔佐根是巴克莱派来报告左翼战况的。谨小慎微的巴克莱·德·托利见到成群的伤兵逃跑，军队的后卫紊乱，考虑了战局的全部情况，断定战斗失败了，派他的心腹来见总司令就是报告这个消息的。

库图佐夫正在挺费劲地吃烤鸡，他眯细着微含笑意的眼睛，看了看沃尔佐根。

沃尔佐根随便迈着步子，嘴角噙着半带轻蔑的微笑，一只手几乎没碰着帽檐，走到库图佐夫面前。

沃尔佐根对待勋座，有意做出轻慢的态度，表示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让俄国人把一个无用的老头子当做偶像吧，而他知道他是和谁打交道。“老先生（德国人在自己圈子里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过得蛮舒服。[80]”沃尔佐根心中想道，他狠狠地向摆在库图佐夫面前的碟子看了一眼，就开始照巴克莱命令的和他本人看见和了解的向老先生报告左翼的战况。

“我军阵地所有的据点都落入敌人手中，无法反击，因为没有军队；士兵纷纷逃跑，无法阻止他们。”他报告说。

库图佐夫不再咀嚼，惊讶地望着他，好像不懂他在说什么。沃尔佐根看出老先生[81]很激动，于是堆着笑脸说：

“我认为我无权向勋座隐瞒我所看见的……军队完全乱了……”

“您看见了吗？您看见了吗？……”库图佐夫皱着眉头喊道，他霍地站起来，向沃尔佐根紧走几步，“您怎么……您怎么敢！……”他用颤抖的两手做出威吓的姿势，气喘吁吁地喊道，“您怎么敢，阁下，对我说这种话。您什么也不知道。代我告诉巴克莱将军，他的报告不确实，对于战斗的真正情况，我总司令比他知道得更清楚。”

沃尔佐根想辩解，但是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

“左翼的敌人被打退了，右翼也打败了。如果您没看清楚，阁下，就不要说您不知道的事。请您回去通知巴克莱，我明天一定要向敌人进攻。”库图佐夫严厉地说。大家都不吭声，只听见喘息着的老将军沉重地呼吸。“敌人到处都被打退了，为了这我要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战胜敌人，明天把他们赶出俄国神圣的领土。”库图佐夫画着十字说，忽然老泪横流，声音哽咽了。沃尔佐根耸耸肩，撇撇嘴，一声不响地走到一旁，对老先生的刚愎自用[82]感到惊奇。

“啊，这不是他来了，我的英雄。”这时一个体格魁伟、仪表英俊的黑发将军登上土岗，库图佐夫看着他说。这个将军是拉耶夫斯基，他整天都是在波罗金诺战场的主要据点度过的。

拉耶夫斯基报告我军坚守阵地，法国人不敢再进攻了。

库图佐夫听了他的报告，用法语说：

“这么说来，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应当撤退了？”

“相反，勋座，在胜负未定的战斗中，谁更顽强，胜利就属于谁，”拉耶夫斯基回答说，“我的意见……”

“凯萨罗夫！”库图佐夫叫他的副官，“坐下写明天的命令。还有你，”他对另一个副官说，“到前线去宣布，明天我们要进攻。”

在库图佐夫同拉耶夫斯基谈话和口授命令的时候，沃尔佐根从巴克莱那儿回来了，他报告说，巴克莱·德·托利将军希望能拿到元帅发出的那份命令的明文。

库图佐夫不看沃尔佐根，叫人写那份命令，前总司令所以要书面命令，一定是为了逃避个人的责任。

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链条，它使全军同心同德，并构成战争的主要神经，这就是被称为士气的东西，库图佐夫的话和他所下的第二天进攻的命令，就是沿着这条链子传遍全军每个角落的。

传到这条链子的最后一环的时候，已经远非原来的话和原来的命令了。在军队各个角落互相传说的故事，甚至与库图佐夫说的话完全不同；但是他的话的含意却传到了各处，因为库图佐夫所说的话并非出于狡诈的计谋，而是表达了总司令和每个俄国人心灵中的感情。

得知我们明天要进攻敌人，并且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所希望的事，疲惫、动摇的人们感到安慰和鼓舞。

三十六

安德烈公爵的团留在后备队，直到下午一点钟，后备队仍然在猛烈的炮火下驻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后面，没有行动。一小时后，这个团已经损失二百多人，才向前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和土岗炮垒之间的一片踩平了的燕麦地，那一天土岗炮垒里伤亡了好几千人，下午一点多钟，敌人的几百尊大炮集中火力对它猛轰。

这个团在这儿没动，也没放一枪，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在停滞不散的硝烟里，大炮隆隆地发射着，前面那一带神秘的区域，整个地面都遮着烟雾，从那里不断飞出疾速的咝咝作响的炮弹和缓慢的呼啸而过的榴弹。有时，好像让人们休息一下，一连一刻钟炮弹和榴弹都在从上空飞过去，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几个人，不断拖走阵亡的，抬走受伤的。

随着每次新的打击，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在三百步距离排成营纵队，虽然这样，全团人都受同一情绪支配。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但是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谈话就停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人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人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后撤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的时候，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的时候，四面八方响起了赞许的声音。但是，最能惹起注意的却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上的事物上，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的队伍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不知哪儿冒出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是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几分钟，而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了，苍白忧郁的面孔越来越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上从一个田垅到另一个田垅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做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才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在草地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垅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腻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着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来看了看队伍，“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垅。

呼啸声和击地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一阵寒战不由得溜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传来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这时，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首先打了一个响鼻，竖起前蹄，几乎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走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上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犹豫豫。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的边缘，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似的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看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意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空气……”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耻呀，副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瞬间，发出了爆炸声，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碎片四面飞射，闻到窒息的火药气味，安德烈公爵向一旁猛然一冲，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右侧腹部流到草地上一大片血。

叫来的担架民兵停在军官们身后。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干吗站着不动，快过来！”

农民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抬起来，但是他凄惨地呻吟着，农民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来。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军官们之间发出叹息声。“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几个农民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民的肩膀，叫他们停一下。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民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民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

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深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民兵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搭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马。马正在吃饲料口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斑的人们卧着，坐着，站着。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拄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聚精会神地观看他们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凶狠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员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包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儿军士，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高声说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员，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卸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视着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安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的，今世曾是怎么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懂的东西。”

三十七

从帐篷里走出一个医生，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头往西边看，但目光越过受伤的人。他显然想休息一下，左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眼睑。

“好，就来吧。”这是他回答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吩咐把他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来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面八方的痛苦呻吟，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他觉得融合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的肉体似乎充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一个脏污的水池里，填得满满的也是这种人的肉体。是的，这就是那些肉体，那些炮灰，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的情景，曾使他感到恐怖。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身不由己地看到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像杀猪似的喊叫，他突然昂起他那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响得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台子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鬈发、头发的颜色、他的头型，安德烈公爵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迅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颤抖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默默地在那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对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赶快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干吗站着不动？”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匆忙地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想起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人打了个手势。安德烈公爵由于腹内的剧痛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他大腿里的碎骨已经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了，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过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体验到好久不曾有过的一种幸福的感觉。他一生那些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特别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在他想象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活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无可奈何的呻吟。听见这呻吟，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记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噢！”他像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

他认出那个不幸的、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腿的人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扶起他，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着的肿起的嘴唇老挨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痛苦地啜泣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不知怎的和我是那么密切和痛苦地连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还没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想道。“这个人跟我的童年，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但是得不到解答。突然，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从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记忆。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纤细的手臂，她那时时都在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的心灵中苏醒了对她的眷恋和柔情，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的眷恋和柔情。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着泪水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于是对那个人的热烈的怜悯和挚爱充满了他那幸福的心。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人们，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

“对弟兄们、对爱他人的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传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三十八

死伤遍野的可怕景象，再加上头昏脑涨以及二十个他所熟悉的将军伤亡的消息，往日有力的胳膊变得软弱无力的感觉，这一切在爱看死伤的人、以此作为考验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拿破仑身上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印象。这天战场上的可怕景象使他的精神力量屈服了，而他本来认为他的功绩和伟大都来自这种精神力量。他连忙离开战场，回到了舍瓦尔金诺土岗。他坐在折椅上，脸姜黄而且浮肿，心情沉重，眼睛混浊，鼻子通红，声音沙哑，他不由得耷拉着眼皮，倾听射击的声音。他怀着病态的忧愁企望结束那场由他挑起的战争，但是他无法阻止它。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感情，短暂地战胜了他长期为之效劳的那种虚假的人生幻影。他亲自感受到他在战场上所见到的那些苦难和死亡。头和胸的沉重感觉，使他想到他自己也有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可能。在这顷刻间，他不想要莫斯科，不想要胜利，不想要荣誉。（他何必要更多的荣誉？）他现在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但是，当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高地时，炮兵司令向他建议，调几个炮兵连到这些高地上，对聚在克尼亚济科沃前面的俄国军队加强火力。拿破仑同意了，并且命令向他报告那些炮兵连作战的效果。

一名副官前来报告说，遵照皇帝的命令，调来二百尊大炮轰击俄军，但是俄军仍然坚守着。

“他们被我们的炮火成排地撂倒，可是他们动也不动。”那个副官说。

“他们还嫌不够！……”拿破仑声音沙哑地说。

“陛下？”那个副官没听清楚，问道。

“还嫌不够，那就多给他们一些。”拿破仑皱着眉头，嗓子嘶哑地说。

其实，不待他发命令，他要做的事也已经做了，他所以发命令，只不过因为他以为人们在等待他的命令。于是他又回到他原先那个充满了某种伟大的幻影的虚幻世界（就像一匹拉磨的马，自以为在替自己做事），又驯服地做起注定要由他扮演的那个残酷、可悲、沉重、不人道的角色。

不止那一刻，也不止那一天，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沉重地负起眼前这副重担的人，他的智力和良心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他永远、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不能理解真、善、美，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的意义，因为他的行为太违反真和善，与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离得太远，所以他无法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不能屏弃他那誉满半个地球的行为，所以他要屏弃真和善以及一切人性的东西。

不仅这一天，他巡视那横着死者和伤者的战场（他认为那些伤亡是由他的意志造成的），看着这些人，计算着多少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于是他自欺地找到了高兴的理由：五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不仅这一天，他在给巴黎的信中也是这样写的：战场的景象是壮丽的，因为在战场上有五万具尸体；而且在圣赫勒拿岛上，在那幽禁、寂静的所在，他说，他要利用闲暇时光，记述他的丰功伟绩，他用法语写道：

“远征俄国的战争，本来是当代最驰名的战争，因为这是明智的、为了真正利益的战争，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宁和安全的战争；它纯粹是热爱和平的稳健的战争。

那场战争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为了意外事变的终结，为了安定的开始。新的境界，新的事业正在出现，全人类的安宁幸福和繁荣昌盛正在出现。欧洲的制度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建立起来。

在这些大问题都得到满意解决，到处都安定下来之后，我也就有我的国会和我的神圣同盟了。这些理想是他们从我这里窃取的。在这次各国伟大的君主会议中，我们应当像一家人一样讨论我们的利益，并且像管账先生对主人那样向各国人民提出报告。

照这样做去，欧洲一定很快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人不论到哪里旅行，就如同进入共同的祖国。我呼吁所有的河流供所有的人航行，海洋公有，庞大的常备军一律缩编成各国君主的近卫军。

回到法国，回到伟大、强盛、瑰丽、和平、光荣的祖国，我要宣布，她的国界永远不变；未来一切战争，是防御性的；任何扩张都是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我要会同我的儿子掌管帝国政治；我的独裁要结束了，他的宪政就要开始了……

巴黎将要成为世界的首都，法国人要成为万国人民羡慕的对象！……

到那时候，我将利用我的闲暇和晚年，在皇后陪伴下，在我儿子受皇室教育期间，像一对真正的农村夫妇一样，驾着自己的马车，畅游帝国各个角落，接受诉状，平反冤狱，在各地兴建高楼大厦，布施恩惠。”

天意注定他充当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他自信他的行为动机是造福于人民，自信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能凭借权利施舍恩惠。

“渡过维斯杜拉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湾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实在说来，在帝国军队里，有三分之一的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两岸的居民、皮德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83]以及不来梅和汉堡等地的人；其中说法语的几乎不满十四万人。对俄国的远征，其实法国的损失不到五万人；俄军从维尔纳撤退到莫斯科，以及在各次战斗中，损失比法军多四倍；莫斯科的大火使十万俄国人丧生，他们由于森林里寒冷和匮乏而死亡；最后，由莫斯科至奥德河的进军中，俄军也受到严酷季节之苦；在抵达维尔纳的时候，它只剩五万人了，到了卡利什，就不到一万八千人了。”

他想象，同俄国的战争是按照他的意志引起的，所以可怕的景象没有使他的灵魂震惊。他勇敢地承担了事件的全部责任，他那昏聩的智力竟然从几十万牺牲者中法国人少于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这个事实找到了辩解。

三十九

几万名死人，以各种姿势，穿着各种服装，躺在属于达维多夫老爷家和皇室农奴的田地和草地上，数百年来，波罗金诺、戈尔基、舍瓦尔金诺和谢苗诺夫斯科耶的村民就在这里收庄稼和放牲口。在救护站周围一俄亩的地方，青草和土地浸透了鲜血，一群群受伤的和未受伤的各种队伍的人，带着惊慌的面孔，一批拖着脚步返回莫扎伊斯克，另一批返回瓦卢耶瓦。另外一些人群，疲惫不堪，饿着肚子，由长官率领着前进。还有一些原地不动，继续射击。

整个战场，原先是那么欢快而美丽，刺刀在晨曦中闪光，烟雾弥漫，现在却笼罩着潮湿的烟尘，发散着难闻的硝酸和血腥气味。乌云上来了，开始落雨点了，雨点落在被打死的人身上，落在受伤的人身上，落在惊慌的人身上，落在精疲力尽的人身上，落在疲乏的人身上，落在迷惘的人身上。雨点仿佛在说：“行啦，行啦，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

疲惫不堪、没有吃食和得不到休息的双方敌对的人们，都同样怀疑起来，是不是他们还要互相残杀，所有的脸上都露出迟疑的神情，每个人心中都产生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了谁，非得杀人和被杀？您爱杀就杀吧，爱干就干吧，而我却不愿再干了！”到傍晚的时候，这个思想在每个人心中都成熟了。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可能为他们所做的事大吃一惊，都可能抛弃一切，随便逃到什么地方去。

虽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都感到自己的行为的全部恐怖性，虽然他们乐于罢手不干，但是仍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力量在指导他们，虽然炮兵三个只剩一个，而且汗流浃背，浑身沾满了火药和血，累得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上气不接下气，他们仍然送火药，装炮弹，瞄准，安上引火线；炮弹仍然从双方迅速而残酷地飞来飞去，把人的身体打成肉泥，那种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是按照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上帝意志进行的可怕的事情，仍然继续在进行着。

如果有人看一看俄军后方混乱的情况，就会说，只要法国人稍微再加点劲，俄国军队就完了；如果有人看一看法军的后方，也会说，只要俄国人再努一把力，法国人就垮了。但是不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加这把劲，战斗的火焰慢慢地熄灭。

俄国人没努那一把力，因为并非他们进攻法国人。在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守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挡住敌人的去路，一直到战斗结束，仍然像战斗开始一样在坚守着。但是，即使俄国人的目的是要打退法国人，他们也不能使出最后的力量，因为所有俄国的军队都被击溃了，没有哪一个部队在战斗中没受损失的，俄国人在坚守阵地中就损失了一半的人马。

至于法国人，他们怀念过去十五年来所有的胜利，相信拿破仑不可战胜，知道他们已经占领一部分战场，他们只损失四分之一的人，他们还有两万名未曾动用的近卫军，努这一把力是容易的。法国人进攻俄国军队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赶出阵地，应当努这一把力，因为只要俄国人像战斗开始时一样挡住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法国人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损失就白费了。但是法国人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有些史学家说，拿破仑只要拿出他的完整的老近卫军，那一仗就打赢了。说拿破仑派出他的近卫军就会怎么样，等于说秋天变成春天就会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拿破仑没派出他的近卫军，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不能这样做。所有法军的将军、军官、士兵都知道不能这样做，因为低落的士气不允许这样做。

不只拿破仑一人体验到那类似噩梦的感觉，臂膀可畏的一击却是那么软弱无力，而且法军的全体将军，参加和尚未参加战斗的全体士兵，根据他们过去所有战斗的经验，只要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敌人就望风而逃，而现在面对这个损失了一半军队，战斗到最后仍然像战斗开始时一样威严地岿然不动的敌人，都有同样的恐怖感觉。处在进攻地位的法军的士气已经消耗殆尽。俄国人在波罗金诺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不是用缴获几个绑在棍子上的布片（所谓军旗）来标志的胜利，也不是军队占领了和正在占领着地盘就算胜利，而是使敌人相信他的敌手的精神的优越和他自己的软弱无力的那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国侵略者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在它跳跃奔跑中受了致命伤，感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但是它不能停止，正如人数少一半的俄国人一路避开敌人的锋芒，不能停止一样。在这次猛力的推动之下，法国军队仍然能够冲到莫斯科；但是在那儿，俄国军队不用费力，法国军队在波罗金诺受了致命伤，在流血，它必然走向灭亡。波罗金诺战役的直接结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旧路逃回去，五十万侵略军毁灭，拿破仑的法国在波罗金诺第一次遇到精神上更强大的敌手而陷于崩溃。

第三部

一

人类的聪明才智不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类只有在他从某种运动中任意抽出若干单位来进行考察时，才逐渐理解。但是，正由于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不连续的单位，从而产生了人类大部分的错误。

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诡辩”，说的是阿奇里斯[84]永远追不上乌龟，虽然他比乌龟走得快十倍：阿奇里斯走完他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在他前面就爬了那个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奇里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爬了那个距离的百分之一，如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阿奇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答案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把运动任意分成若干不连续的单位，而实际上阿奇里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不断的。

把运动分成越来越小的单位，这样处理，我们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却永远得不到最后的答案。只有采取无穷小数和由无穷小数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再求出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已经有了处理无限小数的技术，其他一些更复杂的、过去似乎无法解决的运动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了。

这种古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的数学分支，用无限小数来处理运动问题，也就是恢复了运动的重要条件，从而纠正了人类的智力由于只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忽略运动的连续性所不能不犯的和无法避免的错误。

在探讨历史的运动规律时，情况完全一样。

由无数人类的肆意行为组成的人类运动，是连续不断的。

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了解不断运动着的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的规律，人类的智力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若干单位。史学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任意拈来几个连续的事件，孤立地考察其中某一事件，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头，因为一个事件永远是另一个事件的延续。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国王或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加以考察，其实，人们肆意行动的总和永远不能用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来表达。

历史科学在其运动中经常采取越来越小的单位来考察，用这种方法力求接近真理。不过，不管历史科学采取多么小的单位，我们觉得，假设彼此孤立的单位存在，假设某一现象存在着开头，假设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可以代表所有人们的肆意行为，这些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批评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其土崩瓦解，丝毫影响都不会留下，这只消批评家选择一个大的或者小的孤立的单位作为观察的对象，就可以办到了；批评家永远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任何历史单位都是可以任意分割的。

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也就是人的共同倾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就是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下他们的日常职业，从欧洲一边跑到另一边，抢劫和互相屠杀，胜利和陷入绝望，几年之间，整个生活的运行改变了，出现一种先高涨后衰退的激烈运动。这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人的智慧不禁要问。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向我们讲述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为革命；然后写出拿破仑和某些同情他或敌视他的人的详细传记；讲述这些人之中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并且说：这就是运动的起因，这就是运动的规律。

但是，人的智慧不仅断然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而且干脆地说，这种解释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解释，就把最弱的现象当做最强现象的原因了。人的肆意行动的总和造就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有这些肆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前者和后者并消灭了前者和后者。

“然而，每次只要有征服，就有征服者，一个国家里，每次只要有大的改革，就有伟大的人物。”历史这样说。的确，每次征服者出现，就会有战争，人的智慧这样回答，但这并不能证明征服者是战争的原因，也不能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当我看见钟表的时针指到十，就听见邻近教堂鸣钟，但由此我没有权利得出结论说：钟表的时针指的位置是教堂的钟运动的原因。

每当我看见机车启动，就听见汽笛响，看见开汽门和轮子转动；但并不能因此我就有权利下结论说：汽笛响和轮子转动是机车运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吹起冷风，是因为橡树发芽了，而实际上，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吹拂着冷风。虽然我不知道每当橡树发芽就有冷风吹拂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同意农民说橡树发芽是吹冷风的原因，因为风的力量决不是树芽所能影响得了的。我只看出，在一切生活现象中，常有一些条件的巧合，我还看出，不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钟的指针、机车的汽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幼芽，也找不出钟声、机车的运转和春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我的观点，来研究蒸汽、钟表和风的运动的规律。历史也应当这样办。实际上已经有人做这样的尝试了。

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国军队和居民为了避免冲突往后撤到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以不断增长的冲力疾奔莫斯科，奔向它运动的目标。它这冲力在接近目标时，就更加大了，就像下坠的物体越接近地面，它的速度就越大一样。它后面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含有敌意的国土；前面距离目标只有几十俄里。拿破仑的每个士兵都有这样的感觉，入侵得以自然地向前推进，全凭这股冲力。

俄国军队越往后退，对敌人的仇恨火焰也就越加炽烈；在后退中，它集聚了力量而且壮大起来。在波罗金诺打了一仗。双方的军队都没垮掉，但是俄国军队打了这一仗后，即刻撤走，其所以如此，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冲力的球必然反跳回来一样；那个猛力直冲的侵略的球，虽然相碰时失去它全部的力量，也必然再向前滚上一段路。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过了莫斯科，法国人到达莫斯科，在那儿停下来。此后一连五星期没有战事。法国人在原地不动。他们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鲜血，在舔它的伤口，在莫斯科无所作为地停留了五个星期，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回头往后逃走了：他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窜去，除了在小雅罗斯拉维茨城下打了一个胜仗外，他们没打过一场大仗，就以更高的速度逃回斯摩棱斯克，再从斯摩棱斯克逃往维尔纳，逃往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以及全体俄国军队都相信，波罗金诺这一仗打赢了。库图佐夫递给皇帝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给敌人最后一击，这样做不是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打败，每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当天和次日，接二连三地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和军队伤亡半数的消息，新的战斗在实力上成为不可能了。

再来一次战斗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报还没有收集起来，伤员还没有收容好，弹药还没有补充，阵亡人数还没有统计，代替战死者的新军官还没有指派，士兵们还饿着肚子，而且睡眠不足。

然而同时，就在那次战斗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它运动的冲力似乎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增加着）已经自动向俄国军队冲上来了。库图佐夫想在第二天发动进攻，全体军队也是这样想。但是，要想进攻，只有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不能不后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不能不后退另一天和第三天的行程，最后，九月一日，当军队退到莫斯科时，虽然士气高涨到极点，然而客观的形势却要求军队退到莫斯科以东。于是军队又退了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让给敌人。

有些人想当然，以为整个战局和各个战役的计划是由统帅们制定出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想象他对某某战役是怎样部署的，于是在那些人的想象中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做呢？在退到菲利之前，为什么不据守一个阵地呢？为什么他不立即放弃莫斯科，退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上去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惯于这样想的人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总司令总是在一些不可避免的条件中行动的。一个统帅的行动完全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地图，双方的兵力已经知道，地形也知道，于是仔细考虑某一战役，并且从某个已知的时机开始我们的思考。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那些条件，而我们总是依据那些条件来研究那个事件。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不断运动的事件之中，因此，他从来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一秒一秒地逐渐呈现出它的意义的，在这连续不断的呈现事件意义的每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思考、从属关系、权力、计划、意见、恫吓、欺骗的中心，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互相矛盾的问题。

军事学家认真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退到菲利之前，早就应当把军队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甚至有人曾经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在一个总司令面前，特别是在困难时刻，摆着的何止一个建议，常常是一下子几十个建议。所有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作出的建议都是彼此矛盾的。总司令的任务似乎只是选择这些建议中的一个。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待人的。譬如说，人们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可是这时忽然从米洛拉多维奇驰来一名副官，问他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呢，还是撤走。他必须即刻发出命令。而撤走的命令却使我们离开了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的地方。在副官之后，军需官来问，把粮食运到哪儿，军医官来问，把伤员运到哪儿；一个信使从彼得堡带来皇帝的信，说是不让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政敌，就是老想找碴儿中伤他的政敌（这样的人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一个与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转移截然相反的计划；而总司令本人的体力却需要睡眠和补充营养；而一个没得到勋章的可敬的将军前来诉冤，而居民前来请求保护；派出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了，他的报告与在他之前派出的军官的报告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负责侦察的将军，他们对敌情的讲述各不相同。有些人不想去理解或者忘记一个总司令在他的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条件，这些人在谈起，比方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就说总司令在九月一日完全来得及决定放弃或者保卫莫斯科这一问题，而实际上，当时俄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五俄里的路程，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特别明显的是在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途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在菲利附近驻下。去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作战简直不可能。”他说。库图佐夫惊讶地看了看他，叫他再说一遍。在他说了以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来。

“把手伸给我。”他说，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着他的脉搏，说，“你不舒服，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什么话。”

在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波克隆山上，库图佐夫下了马车，坐在路边一张条凳上。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周围。从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他们中间。这群显赫的人物分成好几个组，在谈论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情形，总之，都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并未召集这样的会议，也没有人叫它军事会议。大家所谈的都是共同的问题。如果有人谈到或者打听私人的事情，总是低声私语，随即又谈起共同的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完全听不见说笑声，甚至看不见笑脸。显然，大家都努力保持着应有的风度。所有小组在互相交谈时，都极力靠近总司令（总司令的条凳是这些小组的中心），并且尽可能让他听见他们的谈话。总司令听而且有时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听了听某一组的谈话，多半是带着失望的神情扭过脸去，就好像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愿意听的。有些人对选定的阵地发议论，与其说是批评那个阵地本身，不如说是批评选定阵地的人的聪明才智；另一些人证明说，早就犯了一个错误，两天前就应该发动那场战役；又有一些人谈论萨拉曼卡战役，一个刚刚来到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述了战役的经过。（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国军队服务的德国亲王正在议论萨拉戈萨城的保卫战[85]，认为莫斯科也可以如法炮制。）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组里说，他愿意和莫斯科民兵一同战死在首都的城墙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对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他事先知道的话，那就会完全不同了……第五组显示他们对战略的深思熟虑，正在谈论军队应当采取的方向。第六组讲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忧心忡忡，越来越愁容满面。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出一点：保卫莫斯科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如此之大，如果有哪个总司令发疯硬要打一仗，那就会造成混乱，而且仗仍然打不起来；其所以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认为那个阵地不能守，而且在他们的谈话中只讨论在必然放弃那个阵地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指挥官怎么能把他们的军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作战的战场上去呢？下级军官，甚至士兵们（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那个阵地不行，所以不能抱着必败的信念去打仗。如果说贝尼格森主张坚守这个阵地，还有些人在讨论它的话，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其意义不过是作为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罢了。库图佐夫是了解这一点的。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极力显示他那俄罗斯爱国精神，坚决主张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到这个不能不皱眉头）。贝尼格森的如意算盘，库图佐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保卫战失败，就把罪责推给库图佐夫，因为他不战就带着军队退到麻雀山，如果成功，就归功于他个人；如果否决他的意见，那么，放弃莫斯科的罪责就没有他的份儿。但是，现在老头子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阴谋。有一个可怕的问题占有了他。而且对于这个问题，他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答案。现在他心中只有这么一个问题：“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莫斯科来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在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前天晚上我打了个盹儿，吩咐贝尼格森发布命令的时候？……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可怕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莫斯科必须放弃，军队必须撤退，这道命令必须发出。”发出这道可怕的命令就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他不但爱权力，掌握惯了权力（他在土耳其时，他的上级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所受到的尊敬使他艳羡不置），而且他相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因此才有违反皇帝的意愿，按照人民的意志，把他选为总司令这件事。他相信，只有他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对常胜的拿破仑无所畏惧；但是一想到他不得不发布那道命令，他就不寒而栗。但是必须有个决定，必须中止他周围那些过于随便的谈话。

他把职位比较高的一些将军叫来。

“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他从条凳上站起来，说，然后骑着马到菲利去了，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家一间宽敞、比较好的小屋里举行军事会议。这个农民一大家子人——男男女女，还有孩子，都挤进小过厅对面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孙女玛拉莎留在那间大屋的炕炉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给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炕炉上羞怯而欢喜地瞧着一个个走进来、坐在屋角圣像下宽凳子上的将军们的脸、制服和十字勋章。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单独坐在炕炉后边黑暗的角落里。他深深地陷进一张折叠的扶手椅里，不断咳咳呛呛地清嗓子，抻一抻军大衣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着的，好像仍然卡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陆军元帅面前；他跟一些人握手，向另一些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气愤地向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了勋座的意思，他是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在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的农家的杉木桌周围，聚的人太多，勤务兵不得不再拿来一个条凳放在桌子旁边。几个新来的人——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坐在这个条凳上。在前面一排，正对着圣像下面，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十字勋章，苍白的脸带有病容，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成一片。从昨天开始他就打摆子，这时他正发冷，浑身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很快地打着手势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矮胖的多赫图罗夫挑起眼眉，双手叠在肚子上，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一只手托着他那粗眉大眼、目光炯炯的硕大的脑袋，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带着不耐烦的神情习惯地向前卷着他那鬓角的黑发，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房门。科诺夫尼岑那副坚强、俊秀、善良的面孔，焕发着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向她挤挤眼，逗得小姑娘莞尔一笑。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视察一遍阵地，实际上是要吃完他那美味的饭菜。从四点钟等到六点钟，一直没有开始讨论，都在低声闲谈。

贝尼格森一走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移近桌子，但只移到不让桌上的蜡烛照亮他的脸的地方。

贝尼格森首先提出开会的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呢？”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冷场。所有的人都沉着脸，在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气愤地喘气和咳嗽。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的眼睛也望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她看见他怎样皱眉蹙额；就好像要哭的样子。但是这种情形持续了不大会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贝尼格森的话，他这是指出这句话的虚伪性。“我可以告诉您，大人阁下，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是没有意义的（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提出这种问题是不可以的，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邀请诸位来开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军事问题。是这么一个问题：“拯救俄国靠军队，是打一仗而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风险比较有利呢，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比较有利？我是想知道诸位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又向后靠到扶手椅背上。）

讨论开始了。贝尼格森仍然不肯认输。他虽然同意巴克莱和别人的意见，认为在菲利打一场防御战不可能，但是他满怀俄罗斯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意见分歧了，对这个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道这些将军觉得在放弃莫斯科之前有作一次牺牲的必要呢，还是个人另有打算，但是，他们不明了这个会议并不能改变不可避免的战局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莫斯科当时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把莫斯科问题撂在一边，只谈军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方向。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看她面前的情形，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有她不同的理解。她觉得这不过是“老爷爷”和那个“穿长袍的”（她这样称呼贝尼格森）两人之间的争吵。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都带着怒气，而她内心是向着老爷爷的。在争论中间，她看见老爷爷向穿长袍的投了迅速机敏的一瞥，使他无言以对：贝尼格森突然脸通红，愤愤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贝尼格森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所提出的夜间把军队从右翼移到左翼以进攻法军右翼的意见的利弊，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其声调是那么平静而安详。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证实了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想找一个例子，同时用明朗、天真的目光望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86]来说吧，那次战役……我想，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并不十分成功，就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太靠近敌人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可是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又恢复了，但时时中断，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准备要说话似的。大家都转脸看他。

“这么看来，诸位，打破瓶瓶罐罐，得由我来赔偿了，”他说，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桌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了。有的不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我（他停了一下），皇帝和祖国授给我权力，我——命令退却。”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都带着严肃和默默无言的谨慎的神情，就好像送完了葬走散似的。

有几个将军放低了声音，用与他们在会议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腔调，告诉总司令一点什么事。

玛拉莎早就在等着去吃晚饭，她光着一双小脚丫，踩着炕炉的台阶，背朝外小心地从高板床[87]爬下来，混在将军们腿中间跑出门外。

将军们走后，库图佐夫用臂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老在想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这是谁的罪过？”

“我没料到这个，”他对深夜走进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我没料到这个！我没料到这个！”

“您应当休息一下了，勋座。”施奈德说。

“不行！让他们也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那肥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落这么个下场的，只要……”

五

当时，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退出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在这一事件中，拉斯托普钦（我们都觉得他是这一事件的领导者）却采取了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行动。

放弃莫斯科与焚毁莫斯科这一事件，也和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军队不战而退到莫斯科以东一样，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我们和我们祖先心中的感情，就可以预见到所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到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不用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的干预，在莫斯科发生的事，在那里也同样发生了。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他们不闹事，不焦急，也没有把什么人打个稀巴烂，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相信他们在困难的时刻有找到办法的能力。只要敌人刚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就撇下自己的财产逃跑了；穷人留下来，他们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在每个俄国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事情会是这样的，永远会是这样的。一八一二年在俄国社交界就有这样的认识，甚至预感莫斯科将要失守。那些早在七月和八月上旬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们，表明他们已经料到这一点。那些离开的人们带走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丢下住宅和一半财产，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用言词，不是用那为了拯救祖国献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用诸如此类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的，而是无形地、简单地、一星半点地显示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逃离莫斯科。”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提示他们说，逃离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羞于落个胆小鬼的名声，羞于离开，但是他们仍然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非这样不可。他们为什么离开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制造的恐怖把他们吓跑的。人们都在逃走，而且首先逃走的都是一些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都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期间，居民们和可爱的法国人相处得很融洽，那些法国人当时很受俄国男人、特别是俄国妇女的欢迎。

他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法国人统治莫斯科有好坏之别。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比什么都坏。早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前，他们就开始逃走了，波罗金诺战役之后逃得更快，完全不理会有保卫莫斯科的号召，不理会有莫斯科总督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打仗的声明，不理会有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不理会有拉斯托普钦传单中的胡言乱语。他们知道，打仗是军人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打仗，那么，带着小姐和家奴去三山打拿破仑是不行的，那只有走，不管听任自己的财产被毁掉是多么可惜。他们走了，并不去想被居民放弃的宏伟富有的首都显然会被烧掉，其意义是多么重大（一座具有木结构建筑物的大城市，被抛弃后，必然要烧毁）；他们各顾各地逃走了，而正是由于他们都逃走，才实现了一个永远成为俄罗斯人民最光荣的伟大事件。那个早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仆们从莫斯科启程到萨拉托夫省乡下去的太太，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愿做波拿巴的奴隶，而且害怕被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留下，她做了一件简单而真正的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可是拉斯托普钦伯爵怎么样呢，他时而羞辱逃走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不顶事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88]搬走圣者遗骸和圣像，时而征调莫斯科所有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搬运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焚毁莫斯科，时而讲他放火烧了他的住宅，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辞严义正地指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屏弃那种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拿所有的奸细，把奸细都交给他，时而又责备民众捉拿奸细，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都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许可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内，时而却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殊罪过的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民众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要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杀人，而他自己却从后门溜掉了；时而说他为莫斯科的不幸而悲伤，时而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诗[89]以表示他对这件事的同情，——这个人不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一心只想做一点使人吃惊的事，只想做一番爱国的英雄事业，像一个孩子似的，面对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样重大而不可避免的事件，却在那儿蹦蹦跳跳地嬉戏，努力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止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

六

海伦随着宫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海伦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大人物的特别保护。在维尔纳，她又跟一个年轻的外国亲王过从甚密。海伦回到彼得堡，亲王和那位大官两人都在彼得堡，两人都宣称他们有保护的权利，这在海伦的交际生活中还是一个新课题：要和两方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又不得罪任何一方。

这对于别的女人似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而对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来说，全不当回事，她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声誉，决非偶然。如果她隐瞒自己的行为，耍手腕企图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那她就等于自认有罪，反倒会坏事；但是海伦却相反，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物，即刻站到正确的立场，而且她衷心地相信自己正确，把所有别人都放到有罪的地位。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高傲地抬起美丽的头，向他半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哼，男人就是自私，心肠又硬！我对他们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一个女人为了您牺牲自己；她吃尽了苦头，得到的报酬原来就是这个。阁下，您有什么权利查问我的爱情和友谊？这个人对我比亲父亲还亲。”

大官似乎要说什么。海伦打断了他的话。“是的，”她说道，“是的，他对我的感情也许超出了父爱；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不准他登我的门。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阁下请听着，我内心的感情只向上帝和我的良心负责。”她把手放到她那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望着天空，结束说。

“请听我说，看在上帝分上。”

“娶了我吧，那我就可以做您的奴隶。”

“可是这不可能。”

“您不愿降低身份娶我，您……”海伦说，哭了。那个大官开始安慰她；海伦含着眼泪说（好像精神失常的样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妨碍她结婚，有这样的例子（当时这种例子还少有，但是她举出拿破仑和别的显贵人物），她说她从来不是她丈夫的妻子，她是一个牺牲品。

“但是法律，宗教……”那个大官算是服了，说。

“法律，宗教……如果这些玩意儿办不到这种事，那要它干什么用！”海伦说。

大官大为惊讶，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道理呢？于是他去请教那些同他要好的耶稣教的教友们。

几天以后，海伦在石岛举行了一次令人销魂的宴会，在宴会上，人们给她引见了一位穿短袍的耶稣会教士德若贝尔先生，这是一个上了年纪、发白如雪、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的可爱的人物，他和海伦在花园里灯光下，在音乐伴奏声中谈了很久，他们谈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圣心的爱，谈唯一真正的天主教在今世和来世给予人们的慰藉。海伦感动了，泪水不止一次涌上她和德若贝尔先生的眼睛，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邀海伦跳舞，打断了她和未来的良心指导者的谈话；但是第二天，德若贝尔先生在晚上单独来拜访海伦，从此以后，他就常到她家去了。

有一天，他把她领到天主教堂里去，她跪在祭坛前面。那个上了年纪的可爱的法国人把手放在她头上，过后她对人说，她感到有一股清凉的风吹进她的灵魂，人家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后来，给她领来一位穿长法衣的老神父，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一只盛着圣餐的匣子，留在她家里供她使用。几天以后，海伦高兴地得知，她已经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会，过不多久，教皇就要亲自批准她，给她寄来一种证书。

在这期间，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她本人遇到的一切，那么多的聪明人以如此愉快、精细周密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怀，她现在打扮得鸽子一般的洁净（她这一阵子只穿白衣服，扎白缎带），——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十分高兴；但并不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她的目的，连片刻都没忘记。就像常有的情形，一个愚蠢的人比许多聪明人更诡计多端，她明白，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和奔忙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她改信天主教，然后从她那儿为耶稣会捐些款（关于这一点，对她已经有了暗示），在拿出钱来之前，她坚持要为她办好摆脱丈夫的各种手续。在她的概念中，一切宗教的意义，无非是在满足人类的欲望的同时，又不失一定的礼仪。她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一次和忏悔神父谈话时，坚决要求他答复一个问题：她的婚姻关系究竟对她约束到什么程度。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口。黄昏时分。从窗外飘来花香。海伦穿一身透露着肩膀和胸脯的白衣服。那个老神父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巴刮得光光的，生着一张坚定的令人喜爱的嘴巴，一双白净的手温顺地交叠在膝盖上，靠近海伦坐着，嘴角露出聪慧的微笑，用欣赏她的美丽的目光不时地平静地看一看她的脸，述说他对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看法。海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那鬈发和刮得光光的、发青的胖胖的腮帮，她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转换新的话题。但是那个神父虽然在欣赏谈话对手的美貌，享受与她接近的快活，但是很显然，他只专心致志于处理本职工作的本愿。

这位良心指导者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您不了解您所做所为的意义，就发誓矢忠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不相信结婚的宗教的意义就结了婚，这样就犯了亵渎神圣罪。这种婚姻缺少它应有的双重的意义。不过，虽然如此，誓言对您仍然具有约束力。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就犯了什么罪呢？是轻罪，还是死罪？是轻罪，因为您的行为并无恶意。假如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重新结婚，您的罪会得到宽恕的。但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不过，我认为，”感到无聊的海伦突然带着迷人的笑脸说，“我既然信了真正的宗教，我就不能受虚伪的宗教的约束了。”

良心指导者对单刀直入地向他提出哥伦布与鸡蛋之类的问题，大为惊奇。他对女弟子意外迅速的进步十分赞赏，但是他不能放弃他绞尽脑汁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

“咱们来把问题弄清楚，伯爵夫人。”他微笑说，开始反驳他的圣女的论断。

七

海伦懂得，从宗教的观点看，那件事本来既简单又容易，而她的指导者却把它弄得很复杂，那是因为他们顾虑世俗当局对这问题的看法。

因此，她决定在上流社会做好准备工作。她挑逗那个显贵的老头的醋意，把她对另一个求爱者说过的话告诉他，也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想占有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娶她。那个年老的大官刚一听到一个有夫之妇要改嫁，也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吓了一跳，但海伦认为这跟姑娘出嫁一样简单而容易，她这不可动摇的信念也影响了他。只要海伦露出一丁点儿犹疑、害羞或掩饰，那么事情就会弄糟；实际上，不惟没有掩饰和害羞的痕迹，而且相反，她带着一派天真娇憨的神情对她的一些亲密的朋友说（这等于告诉了全彼得堡），亲王和那个大官都向她求婚，两个人她都爱，她不愿让任何一个感到痛苦。

于是一个流言顷刻传遍了彼得堡，流言不是说海伦要和她丈夫离婚（假若流言是那样的话，那就会有很多人起来反对这种不合法的意图），而是传播了这样的流言，说不幸的可爱的海伦正在徘徊歧路，不知道应当嫁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问题已经不是这桩婚事究竟有无可能，而是嫁给谁比较好，宫廷是怎样的看法。不错，的确也有些思想保守的人不能理解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意图亵渎了婚姻的圣礼；不过这种人不多，而且他们默不作声，大多数人感到兴趣的问题是海伦交的好运和选择哪个配偶较好。至于一个女人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嫁给别的男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避而不谈，因为这个问题，在一些比你我聪明的人看来，已经不成为问题（正如他们所说），如果有谁怀疑问题解决的正确性，那他就有暴露自己的愚蠢和冒不配出入社交界的危险。

只有那年夏天来彼得堡看儿子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敢于公然违反公论，表示自己的意见。一次在舞会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遇见海伦，她把她拦在舞厅中央，在周围一片沉默气氛中，她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听说你扔掉自己的丈夫要嫁人了。你以为这是你的新发明吗？早就有人走到你前面了，亲爱的。这点子早就不新鲜了。凡是……[90]都是这么办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说这些话时，习惯地摆出威吓的姿势，卷起宽大的袖筒，严厉地环顾四周，走了过去。

虽然人们都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但是在彼得堡都把她看作一个可笑的人，所以人们只注意她话里的一个粗野的词儿，都在互相低声地重复它，认为那个词儿是她全部话的精华。

瓦西里公爵近来特别常常忘记他说过的话，同样的话能说上一百遍，每次看见女儿就说：

“海伦，我有句话要跟你讲，”他把她领到一边，朝下拽她的手，对她说，“我听说你有某些打算，关于……你是知道的。我说，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父亲心里是多么高兴，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不过，乖孩子……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他总是掩藏着老是激动的心情，把他的腮帮贴了贴女儿的腮帮，就走开了。

永远保持聪明绝顶的人名声的比利宾是海伦无私的朋友，在海伦的男朋友中，他是一个经常在贵夫人府邸走动、永远不会坠入情网的人，有一次在亲密的小圈子里，比利宾对那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您听着，比利宾（像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海伦总是直呼其姓），”她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白净的手碰了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请您告诉我，像对自己的姐妹那样告诉我，我怎么办？两个选哪一个？”

比利宾把皱纹都堆到额头上，嘴角含着微笑，沉吟了一下。

“您的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您知道吧，”他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您的事考虑了很久。您知道，如果您嫁给那个亲王（这是指那个年轻人），”他屈起一个指头，“那您就永远失去做另一个人的太太的机会，而且会惹得宫廷不满意。（您知道，这儿牵涉着血统关系。）如果嫁给老伯爵，您就可以娱悦他的晚年，然后……那个亲王就可以不降低身份要您这个显贵的遗孀了。”于是比利宾舒展开他的皱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海伦容光焕发，又一次碰了碰比利宾的衣袖，“不过，我爱这一个也爱那一个，我不愿使任何一个感到苦恼，为了两个人的幸福，我甘愿牺牲我的生命。”她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膀，表示对这种难办的事，他也无能为力了。

“这个女人真有两下子！说出话来毫不含糊。她要同时做三个人的老婆。”比利宾心里想道。

“但是，我问您，您的丈夫怎样看这个问题？”他说，由于他的声誉卓著，不怕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而降低自己的身价，“他同意吗？”

“！他可爱我啦！”海伦说，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皮埃尔也爱她，“他为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比利宾把皱纹堆到额上，准备说俏皮话了。

“连离婚也愿意。”他说。

海伦大笑起来。

如果说有谁敢于怀疑这桩正在进行的婚事，那么，海伦的母亲库拉金公爵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经常为嫉妒自己的女儿而烦恼，而现在所嫉妒的事情是公爵夫人最关切的事情，她就无法容忍了。她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位俄国神父：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能否离婚和再嫁，神父告诉她，这是不许可的，而且使她高兴的是，那个神父给她看一段《福音书》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父觉得）断然否定了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再婚的可能性。

公爵夫人自以为有了这些无可争辩的论据作武器，一大早就坐着车去找女儿，她想单独见到她。

海伦听了母亲反对的意见后，温和地、讥讽地笑了笑。

“《福音书》里说得很明白：谁愿意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老公爵夫人说。

“咳，妈妈，别说废话啦。您什么都不懂。我所处的地位有我应尽的义务。”海伦说，她把谈话从俄语译成法语，她总觉得用俄语说不清她的问题。

“可是，我的好孩子……”

“咳，妈妈，您怎么不明白，神父有权宽恕……”

这时，海伦家里的女伴进来通报说，亲王殿下在大厅里等着见她。

“不，告诉他，我不要见他，因为他说话不算数，把我气坏了。”

“伯爵夫人，一切罪过都应得到宽恕。”一个长脸长鼻子的金发年轻人走进来，说。

老公爵夫人恭恭敬敬站起来，行了屈膝礼。那个进来的年轻人不理会她。公爵夫人向女儿点了点头，悄悄地走了出去。

“不，还是她对，”老公爵夫人想道，亲王殿下的出现，使她的全部信念都幻灭了，“她是对的；怎么我们在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就不懂得这个呢？这是多么简单呀。”老公爵夫人坐在车里想道。

八月初，海伦的事情完全确定了，她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她相信她丈夫非常爱她）通知他，她打算嫁给NN，还说她信了唯一真正的宗教，并请他履行离婚所必要的一切手续，送信人将告诉他应办的手续。

“为此我祈祷上帝给您，给我的朋友，以神圣而有力的保佑。您的朋友海伦。”

这封信送到皮埃尔家里的时候，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

八

波罗金诺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皮埃尔又一次从拉耶夫斯基的炮垒跑下来，同一群伤兵沿着山谷向克尼亚济科沃村走去，走到救护站，他看见血，听到喊叫和呻吟，就连忙混进士兵群里，继续往前走。

皮埃尔现在一心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赶快从这一天他所感受的可怕的印象中逃出来，回到日常生活的环境，在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安静地睡一觉。只有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他才觉得他能够理解他自身和他所见到的和感受的一切。但是那种日常生活的环境到处都找不到。

虽然在他走着的大路上没有炮弹和枪弹的呼啸，但是周围仍然同战场一样。仍然是那些痛苦的、疲乏的、有时淡漠得出奇的面孔，仍然是那些血，那些军大衣，那些射击声，枪声虽然离得很远，但依然引起恐怖；此外再加上天气闷热，尘土飞扬。

沿着莫扎伊斯克大道走了约摸三俄里，皮埃尔在路边坐下。

暮色降临大地，隆隆的炮声平息下来。皮埃尔倚着胳膊肘躺了很久，在黑暗中望着从他身旁移过的影子。他老觉得有一颗炮弹呼啸着向他飞来；他颤抖着欠起身来。他不记得他在这儿待了多久。半夜，有三个士兵拖来一些干树枝，在他身旁停下，点起火来。

士兵们斜着眼看皮埃尔，把火点着后，放上一口锅，把面包干掰碎放到锅里，还放一点醃肥肉。食物和肥肉的香味混合着烟味。皮埃尔抬了抬身子，叹了一口气。那三个士兵边吃边谈，并不理会皮埃尔。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士兵突然问皮埃尔，他问的意思显然就是皮埃尔心中所想的：你想吃，我们可以给你，不过我们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我？我？……”皮埃尔说，他觉得必须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跟士兵更接近，更为他们所了解，“说实在的，我是民兵军官，不过我的弟兄们不在这儿；我来参加战斗，跟自己的人失掉了联络。”

“你看你！”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直摇头。

“好，你想吃就吃吧，尝尝我们的面糊糊！”头一个士兵说，他把木勺舔干净，递给皮埃尔。

皮埃尔坐近火堆，开始吃锅里的面糊糊，他觉得，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当他对着锅俯下身来贪馋地一大勺一大勺地舀着吃的时候，他的脸被火光照亮了，士兵们默默地望着他。

“你要到哪儿去？你说说！”一个士兵又问。

“我去莫扎伊斯克。”

“看样子，你是贵族吧？”

“是的。”

“叫什么名字？”

“彼得·基里洛维奇。”

“那好啦，彼得·基里洛维奇，咱们一道走，我们领你去。”

士兵们和皮埃尔一起摸黑向莫扎伊斯克走去。

当他们走近莫扎伊斯克，爬陡峭的山路进城的时候，鸡已经叫了。皮埃尔只顾跟着士兵走，完全忘了客栈是在山下，他已经走过去了。要不是在半山腰碰见他的马夫，他一定不会想起这个的（他已经失魂落魄了）；他的马夫是到城里找他，在返回客栈的路上，看见黑暗中发白的帽子，认出了皮埃尔的。

“大人，”他急匆匆地说，“我们还以为没指望了呢。您干吗步行啊？您还要到哪儿去，请问！”

“哎呀，对了。”皮埃尔说。

士兵们停住了。

“怎么，找到自己的人了？”其中一个说。

“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好像是吧？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另一些声音说。

“再见。”皮埃尔说，就和马夫一同到客栈去了。

“应当给他们点什么！”皮埃尔抓住衣兜想道。“不，不必啦。”仿佛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客栈已经没有空房了，全占满了。皮埃尔穿过院子，把头蒙起来睡在他的马车里。

九

皮埃尔头刚挨着枕头，就觉得睡着了；可是忽然间，几乎与现实一样清楚，响起了砰砰的射击声、呻吟声、喊叫声、炮弹的落地声，闻到了血腥和火药味，于是他感到恐怖和死的畏惧。他吃惊地睁开眼睛，从大衣底下抬起头来。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一边踏着泥浆，一边和店东谈话。在皮埃尔的头顶上，在黑暗的棚屋里，有一些鸽子被他坐起来的响声惊动了，拍打着翅膀。满院子散发着和平的、此刻使皮埃尔感到欢愉的、强烈的客栈气味，以及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在两间灰暗的棚屋之间，可以看见繁星点点的晴空。

“谢天谢地，再没有那个了。”皮埃尔想，他又蒙上头睡了。“，恐惧的感觉是多么可怕，我对它屈服是多么可耻！可是他们……他们始终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着……”他想。皮埃尔所说的他们，就是士兵——那些在炮垒上战斗的，那些给他饭吃的，那些向圣像祈祷的士兵。他们——这些奇特的、在这之前他所不了解的他们，在他的思想中，跟其他一切人清清楚楚地、截然不同地区分开来。

“当一名士兵，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兵！”皮埃尔在迷迷糊糊地入睡，心中想道，“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这种共同的生活中，深入地体验使他们变为他们那个样子的一切。但是，怎样抛掉自己身上一切多余的、可恶的东西呢？怎样抛掉身外的一切负担呢？一个时期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离开父亲。我还可以在和多洛霍夫决斗以后被罚去当兵。”在皮埃尔想象中闪现出他要求多洛霍夫决斗的那次俱乐部的宴会会在托尔若克的恩师。皮埃尔又想起一次支会庄严的聚餐。那次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有一个熟悉的、亲近的、尊贵的人坐在桌子末端。这就是他！这就是恩师。“他不是死了吗？”皮埃尔想道，“是的，他死了；我并不知道他还活着。他死了，叫我多么惋惜，他要是死而复生，我该多么高兴啊！”桌子另一端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和类似他们的其他人（皮埃尔在梦中心里清楚地把这些人归为一类，把他称之为他们的人归为一类），这些人，阿纳托利、多洛霍夫等人，高声喊叫和唱歌；不过，透过他们的喊声，可以听见恩师不停地谈话声，他的说话声也像战场上隆隆的枪炮声一样有力而且不间断，但是他的声音悦耳，令人快慰。皮埃尔听不懂恩师在说什么，但是他知道（思想的范畴在梦中也是清楚的），恩师是在讲善行，讲成为他们的可能性。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出现了，都带着淳朴、和善、坚定的脸色围着恩师。但是，他们虽说和善，却不看皮埃尔，不认识他。皮埃尔想引起他们注意他，他想说话。他欠起身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腿很冷，原来腿露了出来。

他觉得怪害臊的，连忙用手捂着他的腿，大衣果然从腿上滑下去了。皮埃尔在盖好大衣的时候，睁眼一看，见到的仍然是棚屋、柱子、院子，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泛着青灰色，明亮了，表面有一层露水或霜花的闪光。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是，我不要这个。我要听完和听懂恩师的话。”他又盖上大衣，可是不论是支会的聚餐还是恩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可以用言语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某人说的或者皮埃尔反复思索的思想。

后来皮埃尔在回忆这些思想的时候，虽然这些思想是当天的印象引起的，但是他相信它们是他身外什么人对他说的。他觉得，他在清醒的时候，永远不能够这样想和表达这种思想。

“战争，是人类自由对上帝法律的服从，而且是最艰难的服从。”有一个声音这样说。“朴实是对上帝的顺从。他们是朴实的。他们不说，只是做。说出的话是银，没说出的话是金。人怕死，就得不到任何东西。谁不怕死，一切都属于他。不经历一番忧患，人就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就不认识自己。最难的是（皮埃尔在梦中继续想或者听）善于在自己的灵魂中把一切事物的意义联合起来。把一切联合起来？”皮埃尔自言自语，“不，不是联合。不能把思想联合起来，而是把这一切思想结合起来——这才是必须做到的！是的，得结合起来！得结合起来！”皮埃尔满心欢喜地反复自言自语，他觉得，正是这些话，也惟有这些话，才表达出他要表达的，并且完全解决了使他烦恼的问题。

“是的，得结合起来，是结合的时候了。”

“得套车了[91]，是套车的时候了，大人！大人，”一个声音在反复地说，“得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

这是车夫叫醒皮埃尔的声音。太阳已经射到皮埃尔的脸上了。他看了看肮脏的客栈的院子，在院子中间的井旁边，几个士兵正在饮几匹瘦马，几辆大车正赶出大门。皮埃尔厌恶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赶快又倒在马车坐位上。“不，我不要这个，我不要看见和了解这个，我要弄懂在梦中启示我的东西。只要再有一秒钟，我就可以把一切都弄懂了。我应该怎么办呢？结合，可是怎样把一切结合起来呢？”皮埃尔悚然感到，他在梦中所见所想的一切，都泯灭了。

马夫、车夫和店东都告诉皮埃尔说，一个军官来通知说，法国人快到莫扎伊斯克了，我们的人正在撤退。

皮埃尔站起来，吩咐套车，追赶他们，他徒步穿过那座城市。

军队开拔了，留下上万的伤员。在各家院子里和窗口里都可以看见伤员，大街上也挤满了伤员。在街上运伤兵的车周围，发出一片喊叫、咒骂和拳击的声音。皮埃尔的马车追上他，他让一个相识的受伤的将军坐上他的车，和他一道回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知他内兄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莫斯科。快到城门口的时候，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向他迎过来。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即刻到他那儿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皮埃尔没有回家，雇了一辆马车，就到总督那儿去了。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天早晨才从郊外索科尔尼茨别墅回到城里。伯爵住宅的前厅和接待室挤满了官员，有奉召来的，有为请示来的。已经见过伯爵的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对他说，据守莫斯科已经不可能，莫斯科要放弃了。这个消息虽然瞒着居民，但官员们、各机关的首长们，如同拉斯托普钦伯爵一样，都知道莫斯科将要落入敌手；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总督请示他们掌管的部门应当怎么办。

皮埃尔进入接待室时，一个军队的信使从伯爵的房间走出来。

信使对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绝望地摆了摆手，穿过大厅走了出去。

在接待室等候时，皮埃尔睁开疲倦的眼睛环视室内形形色色的官员们，其中有老的和少的，文的和武的，大的和小的。大家都露出不满和不安的样子。皮埃尔走到一群官员跟前，里面有一个他认识的。他们跟皮埃尔打过招呼后，继续谈他们的话。

“先疏散，过后再回来，万无一失；处在目前的情况，无论如何负不了责。”

“你瞧他写的什么，”另一个人指着手里拿着的印刷品，说。

“这是另一码事了。那是给老百姓看的。”第一个人说。

“那是什么？”皮埃尔问。

“是一张新传单。”

皮埃尔拿过来，开始读起来。

“公爵阁下[92]为了同前来的部队尽速会合，已越过莫扎伊斯克，并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敌人不会突然向他进攻。已经从这里给他运送四十八尊大炮连同火药，阁下说，他要保卫莫斯科到最后一滴血，甚至不惜进行巷战。弟兄们，你们不要为政府机关关闭而担心：秩序一定要维持，我们要用自己的法庭收拾那些坏蛋！必要时，我可以召集城市和农村的青年。一两天内我就要发出号召，现在还不需要，暂且我不做声。斧头是好东西，猎熊的矛也不错，但最管用的还是三股叉；一个法国佬并不比一束黑麦重。明天午饭后，我要把伊韦尔圣母像抬到叶卡捷琳娜医院给伤兵治病。我们在那里祈求圣水：使他们快些康复；我现在很健康：本来一只眼有病，可是现在，我两眼雪亮。”

“可是，军界的人告诉我，”皮埃尔说，“在城里作战绝对不可能，而且阵地……”

“可不是嘛，我们也是那么说嘛。”第一个官员说。

“他说‘我本来一只眼有病，可是现在，我两眼雪亮’，是什么意思？”皮埃尔说。

“伯爵生过针眼，”那个副官笑着说，“我告诉他，人们来问，他怎么啦，他听到这个非常不安。伯爵，”副官突然带着笑脸对皮埃尔说，“怎么听说您的家庭出了点事儿？听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

“我什么都没听到，”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到什么了？”

“咳，您知道，反正人们总是爱瞎猜疑。我只是道听途说。”

“您究竟听到什么了？”

“听说，”副官还是堆着笑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要到国外去。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他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那是谁啊？”他指着一个穿着清洁的青灰色大衣、留着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毛、满面红光的小老头，问道。

“他呀，是一个商人，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就是他。也许您听说那件布告的事了吧？”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端详着老商人那张坚强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奸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他是写布告的人的父亲，”副官说，“他儿子坐牢了，看来不会有好下场。”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德国籍的官吏，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您知道，”那个副官讲起来，“这是一桩糊涂案子。那篇宣言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伯爵得到报告后，就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那篇宣言经过六十三人的手。问其中的一个：‘谁给你的？’——‘某某给的。’于是问那个人：‘谁给你的？’如此这般最后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生意人，您知道，一个小老板，”副官微笑着说，“问他：‘你从谁手里得到的？’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从谁手里得到的。他只能从邮政局长那里得到。显然，他们事先都串通好了。他说：‘谁也没给我，是我自己写的。’吓唬他，盘问他，他一口咬定：‘是我自己写的。’就这样禀报给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从谁那儿弄来的？’‘我自己写的。’您猜伯爵怎么样！”副官带着骄傲的快活的微笑说，“伯爵简直火冒三丈，想想看吧：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扯谎和顽固！……”

“噢！伯爵是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的是罪状，所以才把他流放了。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会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这就是它。不是你写的，是翻译的，而且翻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根本不懂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叛徒，我就把你交给法院审判，你就会被绞死。你说，是谁给你的？’——‘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结果就是这样。伯爵把他父亲叫来：这个老头子也是死不肯承认。于是把他儿子交付审判，大概判了苦役。现在他父亲是来为他求情的。这小子糟透了。您知道，这种商人的子弟，都是些花花公子，专门玩女人的，不知在哪儿听了几次演讲，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一个地道的小流氓！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您知道，饭馆里挂着一幅全能上帝的大画像，他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托着金球；他把这张圣像带回家去竟然搁了好几天，你说他干了什么！他找来一个无赖画家……”

十一

在这场新鲜的谈话的中间，皮埃尔被请去见总督。

皮埃尔走进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在皮埃尔刚进去时，拉斯托普钦皱着眉头，用手揉搓着额头和眼睛。一个矮个子正在说什么事，皮埃尔一进来，他立刻住嘴，走了出去。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那个人刚走出去，拉斯托普钦就说，“我听到您的丰功伟绩了！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亲爱的，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您是不是共济会员。”拉斯托普钦伯爵说，口气很严厉，仿佛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可以原谅。皮埃尔默不作声。“亲爱的，我的消息最灵通，我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共济会员，我希望您不是那种名为拯救人类而实际上是想毁灭俄国的人。”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回答。

“那么好，我的好朋友！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已经被流放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对克柳恰廖夫也要这样办，对其他那些假借建设所罗门圣殿而却极力破坏自己祖国圣殿的人也要这样办。您可以理解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此地的邮政局长不是坏人的话，我也不至于流放他。我已经知道，你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送他出城，您甚至替他保存文件。我为您好，不愿您遭灾惹祸，我比您年长一倍，我像父亲一样劝告您，不要跟那类人来往，您自己也要尽快离开这儿。”

“克柳恰廖夫究竟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用不着您问。”拉斯托普钦喊道。

“如果说，有人控告他散发拿破仑的布告，可是并没有证据，”皮埃尔说（眼睛不看拉斯托普钦），“韦列夏金……”

“一点不错，”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的声音比先前更高了，“韦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内奸，他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拉斯托普钦像一个人记起受辱的情景似的，怀着满腔的愤恨说，“我叫您来不是为讨论我的事情，而是为给您忠告，或者说是给您命令，如果您爱这样说的话。我请您跟克柳恰廖夫之流的先生们断绝关系，并且离开这儿。我决不允许有任何胡闹的行为。”大概他忽然记起他是在斥责还没有犯罪的别祖霍夫，于是他友好地握起皮埃尔的手，又说：“我们面临大灾难的前夕，我没工夫同每个跟我打交道的人客客气气。好啦，亲爱的，您打算怎么办，您个人？”

“什么打算都没有。”皮埃尔回答，他仍然连眼皮也不抬，不改变脸上沉思的表情。

伯爵皱紧了眉头。

“友谊的忠告。赶快离开，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谁善于听话，谁就有福了！再见，亲爱的。对啦，”他在门口对他喊道，“听说伯爵夫人陷入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是真的吗？”

皮埃尔皱着眉头，怒冲冲的，从来还没见他这么气过，什么也没回答，从拉斯托普钦那儿走了出去。

他回到家里时，已经天黑了。那天晚上到他家要见他的，有八位各色人等。他那个营里的上校、帐房先生、管家，以及各种请愿的人。这些人都有事来找皮埃尔，都要他来解决。皮埃尔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也不感兴趣，他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答复，仅仅是为了要摆脱那些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拆开妻子的信，读了一遍。

“他们——炮垒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阵亡了……老头子……服从上帝就是淳朴。应当受苦受难……一切事物的意义……在于结合起来……老婆要嫁人……要忘却，要了解……”他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管家进来禀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专门派一位警官来打听别祖霍夫伯爵走了没有。

十来个各色人等有事来找皮埃尔，都在客厅里等他。皮埃尔急忙穿好衣服，不去见那些等待他的人，从屋后的门廊走出了大门。

从这时起，一直到莫斯科大破坏结束，别祖霍夫家里的人虽然到处寻找，再也没看见皮埃尔，也不知他的下落。

十二

罗斯托夫一家在九月一日以前，也就是敌人入城的前夕，一直留在莫斯科。

自从彼佳参加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开拔到该团成立的地方——白采尔科维城以后，伯爵夫人感到心慌意乱。她的两个儿子都参军，都从她的翅膀下飞走了，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有一个、也许两个一齐被打死，她的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就是这样死的，这个想法在那年夏天第一次十分鲜明地在她脑际萦绕着。她想把尼古拉弄回来，想亲自去看彼佳，设法在彼得堡给他找个事做，但这两件事都不可能。彼佳除非随着团队一起或者趁着调到别的现役团队的时候回家一趟，不然是不可能回来的。尼古拉现在不知在哪儿，自从接到那封详细描述他跟玛丽亚公爵小姐邂逅的情形的信后，就再没有音信了。伯爵夫人夜不成眠，一合眼就梦见儿子被打死。经过多次商量和交谈，伯爵终于想出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在莫斯科近郊整编的别祖霍夫团。虽然彼佳还是在军队里服役，但是这样调换一下，伯爵夫人总可以在自己的翅膀下看见一个儿子而得到慰藉，而且抱着一个希望——把彼佳安置在一个永远不会参加战斗的岗位，不让他再走。当只有尼古拉一人处在危险之中时，伯爵夫人觉得（她甚至为此而后悔），她爱老大胜过爱所有别的孩子；可是当小儿子彼佳，这个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净毁坏家里的东西、惹得人人讨厌的彼佳，这个翘鼻子、一对活泼快乐的黑眼睛、面色红润、两颊刚刚长出绒毛的彼佳，落入那些身材高大、样子可怕、心肠残忍的男子汉中间，那些人不知为了什么正在厮杀，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从中竟然找到乐趣，——每当这时，做母亲的就觉得，她疼爱这个小儿子胜过、远远胜过疼爱所有别的孩子。日夜盼望中的彼佳回莫斯科的日子越近，伯爵夫人的心绪就越是不安。她甚至想，她永远也盼不到这个幸福了。在她跟前的不仅有索尼娅，而且还有心爱的娜塔莎，甚至还有丈夫，然而这都惹她烦恼。“他们与我有什么相干，除了彼佳，我什么人都不要！”她想。

八月末，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接到尼古拉第二封信。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寄来的，他是派到那个省去买马的。这封信并没有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她知道一个儿子脱离了危险，就更为彼佳担心了。

虽然到了八月二十日，几乎所有罗斯托夫家的熟人都离开了莫斯科，虽然所有的人都劝伯爵夫人尽快离开，但是在她的宝贝，她所宠爱的彼佳，没有回来之前，关于走的事，她连听都不愿听。八月二十八日，彼佳回来了。母亲在迎接时那份过于温情的慈爱，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军官心中并不高兴。虽然母亲向他瞒着她的意图——不再让他从她的翅膀下飞走，但是彼佳明白她的心思，他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害怕和母亲在一起会心软，会变得婆婆妈妈（他暗自这样想），他对她冷淡，躲避她，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只和娜塔莎一块玩儿，他对她怀有一种恋人般的深厚的感情。

由于伯爵一向马马虎虎，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做离开的准备，等候从梁赞和从莫斯科郊区的庄子来搬运家产的大车，直等到三十日才到。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全莫斯科都在奔忙，都在活动。每天都从多罗戈米洛夫城门运进几千名波罗金诺战役的伤员，从另外一些门运出几千辆满载着居民和财物的大车。虽然有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也许与传单无关，也许正由于有了这种传单，一些完全相反、离奇古怪的谣言在全城流传着。有人说，不准任何人出城；有人相反地说，所有的圣像都从教堂抬了出来，要强制疏散；有人说，波罗金诺战役把法国人打垮了，还要再打一仗；又有人相反地说，俄国军队全被消灭了；有人说，由神父率领的莫斯科民兵开赴三山；有人在窃窃私议，说有命令禁止奥古斯丁离开，捉到一批奸细，农民正在暴动，离开莫斯科的人在路上遭到抢劫，诸如此类。但是，人们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而实际上，那些走的人和留下的人，嘴里虽不说，但都感觉到（虽然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菲利会议还没举行），莫斯科一定要放弃，得赶快离开，保全自己的财物。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切都要突然被破坏和改变，但是直到九月一日还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一个被拉去行刑的囚犯，明明知道即将死亡，但是还向他周围观看，扶正没戴好的帽子，莫斯科也是这样，仍然不自觉地过着通常的生活，虽然知道毁灭的时限临近，到时候一切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常规都要遭到彻底破坏。

在莫斯科被占领的前三天，罗斯托夫全家都在忙于各种事务。家长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坐着车在城里不停地跑来跑去，从各处收集流传的谣言，在家里对于出行的准备做了些一般的、表面的、仓猝的指示。

伯爵夫人照料收拾东西，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总是跟着不断从她身边跑开的彼佳，嫉妒他老找娜塔莎，老跟娜塔莎在一块玩儿。只有索尼娅一个人料理实际的事务：包装东西。不过索尼娅近来异常忧郁和沉默。尼古拉的来信提到玛丽亚公爵小姐，使伯爵夫人异常高兴，当着索尼娅的面说，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相遇是天作之合。

“博尔孔斯基做娜塔莎的未婚夫，我从来没欢喜过，”伯爵夫人说，“可是我总在希望，而且我有一种预感，尼古连卡会娶公爵小姐。这真太好了！”

索尼娅觉得这是实话，重振罗斯托夫家业的唯一办法，只有娶一位富家的小姐，而公爵小姐就是一个合适的配偶。但这对她很痛苦。虽然难过，也许正由于难过，她负起指挥归置和包装东西这份苦差，整天价忙活。伯爵和伯爵夫人只要有什么要吩咐的，就得找她。彼佳和娜塔莎却相反，不但不帮助父母，反而碍手碍脚，惹得全家厌烦。几乎整天都听见他们在家里跑来跑去，喊叫和无缘无故地笑。他们笑，高兴，完全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笑的；但是，他们打心眼里高兴，快活，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他们都觉得好笑，好玩儿。彼佳快活是因为他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回来（人人对他都这样说）却变成一个大男子汉了；他快活，因为他回到家里，还因为他是从白采尔科维来的，那儿近期没有打仗的希望，现在来到莫斯科，这儿日内就要打起来；主要的，他所以快活是因为娜塔莎快活，他经常以她的心情为转移。而娜塔莎所以快活，是因为她郁闷得太久了，现在没有什么使她记起郁闷的原因，而且她身体也好起来。她快活，还因为有人赞美她（别人的赞美是齿轮的润滑剂，她这架机器要自由顺利地运转，这种润滑剂是必不可少的），彼佳也赞美她。最主要的，他们所以快活是因为莫斯科近郊已经发生战事，就要在各城门打仗，就要发放枪支，人们都在奔忙，都在逃往什么地方去，总之，正在发生不寻常的事，这总是令人兴奋，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罗斯托夫家里一切东西都像翻了个儿。所有的门都敞着，家具全搬了出去，或者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屋都摆着箱子，地上横七竖八放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抬东西的农民和家奴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花地板上走来走去。院子里挤满了农民的大车，有几辆已经装满了，绑好了，有几辆还是空的。

院子里和屋里，到处响着许多仆人和跟车的农民的说话声、脚步声、互相呼唤的声音。伯爵一早就出去了。伯爵夫人受不了忙乱和喧哗，头痛起来，头上包着一块浸醋的布，躺在一间新起居室里。彼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伙伴，打算同他一起由民兵转为现役军人）。索尼娅在大厅看着包装玻璃器皿和瓷器。娜塔莎坐在搬得凌乱的她的房间地板上，周围散放着衣服、缎带和围巾，她手里拿着她初次参加彼得堡舞会时穿过的旧舞衣（现在已不时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板。

娜塔莎觉得惭愧，别人都那么忙，而她什么事都不做，那天一早起来，她好几次想动手干活儿；但是她安不下心来；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不然她就做不成，也不会做。在包装瓷器时，她在索尼娅身旁站了一会儿，想帮帮手，但是她立刻就撒手不管，跑回她的房间装自己的东西去了。起初，她把衣服和缎带分给女仆们，觉得怪有趣的，但是后来，当剩下的东西仍然需要包扎的时候，她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杜尼亚莎，你来包扎吧，亲爱的？好不好？”

杜尼亚莎巴不得答应全由她来干，娜塔莎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旧舞衣，在那儿出神凝思，但她想的完全不是她现在应当想的事。隔壁女仆房里使女们的说话声和她们从房里向后门走去的匆忙的脚步声，把她从沉思中唤醒了。娜塔莎站起来往窗外看，街上停着许多伤兵车。

使女们、男仆们、女管家、保姆、厨师、车夫、前导御者、厨房打下手的，都站在门口看伤员。

娜塔莎拿起一条白手绢披到头上，两手揪着手绢的角，向大街上走去。

曾做过女管家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老太婆，从站在门口的人群里出来，走到一辆带椴皮席篷的大车跟前，跟一个躺在车上的面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娜塔莎挪近了几步，胆怯地停下来，仍旧揪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那么说来，您在莫斯科什么人都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您最好找一个安静一点的住处……您就住到我们这儿。主人全家都要走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许可，”那个军官声音微弱地说，“那就是我们的长官……您去问问看。”他指着在街上沿着一溜大车走回来的、身躯肥胖的少校。

娜塔莎睁着吃惊的眼睛，瞧了瞧受伤军官的脸，随即迎着少校走过去。

“伤员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吗？”她问。

少校含着微笑把手举到帽檐上。

“您想让谁去住，小姐？”他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

娜塔莎把她的问话重说一遍，她的脸和整个姿态是那么严肃，虽然她还揪着手绢的角，但是少校不再微笑了，他先想了一下，好像在掂量怎样答复才好，然后才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

“行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了点头，快步走回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那儿，她正站在那个军官身旁，怀着怜悯的心情和他谈话。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低声说。

那个军官的篷车拐进罗斯托夫家的院子，几十辆伤兵车应本城居民的邀请，都驶入各家的院子和波瓦尔大街各家的门口。干这种越出生活常轨接待新来的人们的事，显然使娜塔莎很欢喜。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尽可能多让一些伤员到自己的院子里来。

“还是要禀告老爷子才好。”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没什么，没什么，反正都一样！咱们都搬到客厅里住一天，把咱们一半的房间让给他们。”

“瞧您说的，小姐，亏您想得出！就是住厢房、下房、保姆的房子，也得问一声呀。”

“那好，我去问问。”

娜塔莎跑回家里，踮着脚尖走进卧室半掩着的门，屋里有一股醋酸味和霍夫曼药水[93]味。

“您睡了吗？”

“哎哟，哪儿睡得着！”伯爵夫人刚打了个盹儿，醒来说。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说，跪在母亲面前，把脸贴近她的脸，“对不住，请原谅，我把您惊醒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叫我来的，运来了一些伤员，都是军官，您答应吗？他们没有地方安置；我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她一口气匆忙地说。

“什么军官？把谁运来了？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伯爵夫人也微微一笑。

“我知道您会答应的……那么我就这样去告诉了。”娜塔莎吻了吻母亲，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在大厅里她遇见父亲，他带着不好的消息回到家里。

“咱们还傻待着呢！”伯爵不禁懊恼地说，“俱乐部也关门了，警察也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进家里来了，行吗？”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行啦，”伯爵漫不经心地说，“问题不在这儿，现在我要求你们别管这些不相干的小事，要帮助收拾东西，准备走，明天就走……”于是伯爵对管家和仆人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从外面回来的彼佳在吃饭的时候讲述他的见闻。

他说，今天老百姓都在克里姆林宫领枪支，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虽然说两三天内要发出号令，但是已经有了确实的命令，明天全体居民就拿着武器前赴三山，那儿将有一场血战。

在彼佳讲这个的时候，伯爵夫人怀着胆怯的恐惧望着她儿子兴高采烈的面孔。她知道，只要她说一句不让彼佳去参加这次战斗的话（她知道他对目前这场战斗是多么向往），他就会讲一些男子汉啦，荣誉啦，祖国啦之类没有意义的、男人们的、倔强的、不容置辩的话，事情就会弄糟，因此，她是这样盘算的：趁战事没打起来就离开，把彼佳带走，做他的保卫者和庇护者，暂时什么都不对彼佳说，晚餐后，她把伯爵叫来，含着眼泪求他尽快把她带走，如果可能，当夜就带走。一直没露出丝毫畏惧的伯爵夫人，现在由于母爱而怀着女人不自觉的狡猾，说，如果当夜不走，她一定会吓死的。用不着假装，这时她真的什么都怕了。

十四

去看女儿的肖斯太太讲她在回家的路上，在肉商街一家酒店见到的情景，这使伯爵夫人更加恐惧了，她说有一群醉汉在酒店闹事，没法走过去。她雇一辆马车绕小胡同回家；车夫告诉她说，那帮人把酒店的酒桶全打开了，说是有命令准许这样干。

饭后，罗斯托夫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忙着包扎东西，做动身的准备。老伯爵忽然管起事来，饭后他从屋里到院子，又从院子到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没头没脑地呵斥那些忙乱的人，使得他们更加手忙脚乱。彼佳在院子里指挥。索尼娅对伯爵发出的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知应当怎么办，完全茫然失措了。满屋和满院子都是人们在喊叫，争论，喧哗。对什么事都有热情的娜塔莎，也忽然管起事来。开始的时候，她干预包装，遇到了不信任。人们总是等着看她的笑话，都不听她的；但是她有一股子顽强和热情的劲儿，一定要人家服从她，要是不听她的，她急得几乎要哭出来，最后，她终于得到人们的信任。费了她巨大的努力，提高了她的威信的头件功绩，是包装地毯。伯爵家里有贵重的戈贝兰地毯和波斯地毯。当娜塔莎着手干活儿的时候，大厅里放着两口敞开的箱子：一口箱子几乎装满了瓷器，另一口装的是地毯。桌上还摆着许多瓷器，从库房里还不断地拿来。还得另装一口——第三口箱子，并且派人去取了。

“索尼娅，等一等，就这样我们全装得下。”娜塔莎说。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餐厅侍者说。

“不，请等一等。”于是娜塔莎从箱子里取出包着纸的盘子和碟子。

“盘子要放这儿，放到地毯里。”她说。

“三口箱子能把地毯装完就谢天谢地了。”餐厅侍者说。

“等一下，好不好。”娜塔莎开始迅速、利落地挑选起来。“这个不要，”她是说基辅产的碟子，“这个可以，这个放到地毯里。”她是说萨克森的盘子。

“你别管啦，娜塔莎；行啦，让我们来装吧。”索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哎呀，我的小姐！”管家说。但是娜塔莎不听，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来，又很快地装起来，决心把不好的地毯和瓷器不全带走。于是全取出来重新装。果然，扔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不值得带走的东西，所有贵重的物品都装进两口箱子。只是盛地毯的箱子盖不上。本来可以拿掉一些东西，但是娜塔莎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装了，又重新改装，使劲地压，逼着餐厅侍者和彼佳（她把彼佳也拉来装箱）用力压箱盖，她也拼命地使劲。

“行啦，娜塔莎，”索尼娅说，“我看，是你对了，从上边拿掉一些嘛。”

“不行，”娜塔莎喊道，她一只手拢住垂到汗津津的脸上的头发，一只手用力按地毯，“压啊，彼佳，压！瓦西里奇，使劲压！”她喊道。地毯压下去了，箱盖合上了。娜达莎拍了拍手掌，高兴得尖声叫起来，连泪珠儿都从眼睛里迸出来了。但这只是一秒钟的事，转眼她又去做别的事，这时大家已经完全信任她了，当人们告诉伯爵，娜塔莉娅·伊利尼什娜改变了他的命令时，伯爵也没生气，家奴们有事就去问娜塔莎：要不要包扎，或者，还有车子吗，那辆车装得够不够？多亏娜塔莎的指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拿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把最贵重的东西用最紧凑的方式装起来。

但是，不管全体人员怎样忙活，直到深夜还没有全部装完。伯爵夫人睡了，于是伯爵把行期延至次日早晨，他也就寝去了。

索尼娅和娜塔莎和衣睡在沙发上。

那天夜里，另一个伤员被送到波瓦尔大街，站在大门口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伤员让进罗斯托夫家的院子。她认为这个伤员准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乘一辆轻便马车，支着车篷，周围挡得严严实实。前座上，驭手旁边坐着一个可敬的老仆人。一个医生和两名士兵坐一辆车，跟在马车后边。

“请到我们家里来吧。主人们就要走了，整个宅子就要空了。”老太婆对那个老仆人说。

“也许，”仆人叹了一口气，回答说，“不能活着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自己也有房子，就是离得远，也没人住了。”

“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主人家样样齐备。”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他怎么样，伤得很重吗？”她又说。

仆人摆了摆手。

“活着送他到家是没有指望了！应该去问问医生。”于是，仆人下了马车，到另一辆车跟前。

“好吧。”医生说。

仆人又回到马车跟前，朝车里瞥了一眼，摇摇头，吩咐驭手把马车拐进院子，停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跟前。

“主耶稣基督！”她喃喃地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要他们把受伤的人抬进屋去。

“主人家不会反对的……”她说。但是他们应该避免上楼，因此把受伤的人抬进厢房，安置在肖斯太太住过的房间。这个受伤的人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到了。那是一个晴朗、愉快、秋高气爽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天。像通常的星期天一样，各个教堂都鸣钟做礼拜。看样子，谁也不明白莫斯科将会怎么样。

只有两种社会状况标志着莫斯科当时的情势：老百姓，也就是贫民阶层，和物价。工人、成群结队的家奴和农民，其中也杂着小官吏、中学生、贵族，这一天一大早就向三山进发。这群人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不见拉斯托普钦到来，确信莫斯科将要放弃，于是就散了，回到莫斯科城里，钻进酒店和饭馆里去了。这一天的物价也标志着时局。武器、黄金、车马不断涨价，而纸币和城市的用品则不断跌价，到这天中午，甚至有这样的情形，搬运贵重的物品，例如呢绒，要和搬运的车夫对半分，农民的马匹索价竟达五百卢布；而家具、镜子、青铜器都白白地送人。

在罗斯托夫家气派庄严的古老住宅里，昔日生活条件的解体是不大显眼的。在下人里面，在庞大的仆从中，夜间只有三人逃亡；而且没有偷盗什么东西；至于那些值钱的东西，来自庄园的三十辆大车，是一笔巨大的财产，惹得许多人眼红，愿出大价要罗斯托夫家出让。不仅有人愿出大价买车，在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和九月一日早晨，受伤的军官们还派勤务兵和听差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还有罗斯托夫家和邻近人家收容的伤员亲自拖着脚走来，恳求罗斯托夫家的仆人给他们弄几辆车，把他们送出莫斯科。接受这些请求的管家，虽然可怜这些伤员，然而断然拒绝了，他说，这件事他连提都不敢向伯爵提。不管你怎样可怜这些留下来的伤员，但是很显然，给了你一辆，就没有理由不给第二辆，结果所有的车都得给，甚至自己坐的车也得拿出来。三十辆车救不了所有的伤员，在这场大灾难中，不能不顾自己和自己的家。管家就是这样替他的主人着想的。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早晨醒来，为了不惊醒到早晨才入睡的伯爵夫人，悄悄地走出卧室，他穿着淡紫色的睡衣走出门廊。捆绑停当的车停在院子里。坐人的马车停在门廊旁边。管家站在台阶旁跟一个老勤务兵和一个胳膊绑着绷带、面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管家一看见伯爵，就严肃地对军官和勤务兵做了个大有深意的手势，叫他们走开。

“怎么样，瓦西里奇，都准备好了吗？”伯爵摸着自己的秃顶说，一面和蔼地望着军官和勤务兵，向他们点点头（伯爵爱结识生人）。

“马上就可以套车，大人。”

“那好哇，伯爵夫人一醒就动身，上帝保佑！你们有什么事，先生们？”他对那个军官说，“您住在舍下吗？”那个军官走近一些。他那苍白的面孔突然泛起了红润。

“伯爵，做做好事吧，请允许我……看在上帝的分上……随便搭在您的车上什么地方，我什么东西都没带……我搭在装行李的车上……怎么都可以……”没等军官说完，那个勤务兵就替他的主人向伯爵作了同样的请求。

“啊！行，行，行，”伯爵连忙说，“我非常、非常高兴。瓦西里奇，你来张罗一下，腾出一两辆车，是啊……没啥……既然需要嘛……”伯爵含糊其辞地发出了命令。但是，就在这一瞬间，那个军官炽热的感激神情已经肯定了他的命令。伯爵环顾四周：院子里、大门旁，厢房的窗口，到处都是伤员和勤务兵。他们都注视着伯爵，都向门廊移近来。

“请到画廊里去吧，大人，对于那些画，您有什么吩咐？”管家说。于是伯爵跟他一起进屋，他又重复一遍命令：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不要紧，有些东西可以卸下来。”他悄悄地、秘密地加了一句，好像怕被人听了去似的。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了，曾作过伯爵夫人的侍女、现时为她执行宪兵司令职务的玛特廖娜·季莫费耶夫娜，进来向她过去的小姐回禀说，肖斯太太很生气，小姐们的夏季衣服不能留在这儿不带走。伯爵夫人查问肖斯夫人生气的原因，原来把她的箱子从车上卸了下来，所有的车子都在松绑——往下卸东西，让伤员坐上去，伯爵由于过分天真，竟下令要带走这些人。伯爵夫人着人把丈夫请来。

“亲爱的，怎么了，我听说又把东西往下卸？”

“你知道，亲爱的，我正要来告诉你呢……亲爱的伯爵夫人……有个军官来找我，请求腾出几辆车运伤员。反正东西没了，还可以再挣；把他们丢在这儿，你想想，那会怎样！……真的，是在咱们家院子里，是咱们请人家来的，而且还有军官……你知道，我想，真的‘亲爱的’我说，亲爱的……把他们送走吧……咱们怕什么呢？……”伯爵胆怯地说，就像他平时一谈起金钱问题就是这个样子。伯爵夫人听惯了他这种将要做出使子女破产事情的腔调，例如他要建造画廊、花房，建家庭剧院或乐队，——她已经听惯了，但是她一向认为，反对这种用怯生生的声调说出的事情，是她的责任。

她摆出一副悲哀的、无可奈何的样子，对丈夫说：

“你听我说，伯爵，你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现在连我们的——孩子们的财产也要葬送掉。你自己也说过，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我不答应，亲爱的，我不答应。随你的便吧！伤员有政府管。他们是知道的。你看对门的洛普欣家，前天就把东西搬光了。看人家是怎么办的。只有我们是傻瓜。你不可怜我，也可怜可怜孩子们。”

伯爵挥了挥手，二话没说，走出了房间。

“爸爸！您怎么啦？”这时紧跟着走进母亲房间的娜塔莎对他说。

“不怎么！用不着你管！”伯爵气愤地说。

“不，我都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干你什么事？”伯爵呵斥道。娜塔莎走到窗口，沉思起来。

“爸爸，贝格到我们这儿来了。”她望着窗外，说。

十六

罗斯托夫的女婿贝格，已经是挂着两枚勋章（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勋章）的上校，他仍然占有一个平稳惬意的职位——第二军第一师副参谋长。

九月一日，他从军队来到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本来没有什么事要办；但是他见大家都请假去莫斯科办点事，他认为他也有必要请假去处理一下家事和家务。

贝格乘一辆光洁的轻便马车，由两匹肥壮的黄骠马（像某位公爵的马一样）驾着，来到岳父的宅院。他仔细看了看院子里的车辆，一边上门廊的台阶，一边掏出手绢打了一个结。

贝格迈着从容的滑行步子，小跑着从前厅走进客厅，拥抱了伯爵，吻了娜塔莎和索尼娅的手，赶忙问候妈妈的健康。

“现在还谈得上什么健康？你给我们讲讲，”伯爵说，“军队怎么样？是撤退还是再打一仗？”

“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爸爸，”贝格说，“军队的士气非常旺盛，现在将领们，可以告诉您，正在开会。将会怎么样，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爸爸，八月二十六日那天的大战，我军所表现的、或者说所显示的那样——那种（他改正说）英勇气概，那种俄罗斯军队所表现的真正古代英雄的勇敢，简直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形容……我告诉您，爸爸（他模仿某位将军在讲这话时捶着胸脯，虽然动作迟缓了些，应当在说‘俄罗斯军队’时捶胸），我坦白地告诉您，我们这些当官的，不仅不用激励士兵，或者类似什么办法，而且我们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制止住这种，这种……对了，这种英勇的、古代英雄的伟大行为，”他说得又急又快，“巴克莱·德·托利不怕牺牲，身先士卒，我告诉您。我们那个军团就守在山坡上。您可以想象！”贝格把他所有记得的这一时期听到的故事讲了一遍。娜塔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那目光仿佛在他脸上搜寻某个问题的答案，弄得他怪不好意思的。

“总之，俄国战士表现得那么英勇，简直难以想象，值得夸耀！”贝格说，他转脸看了看娜塔莎，仿佛想得到她的赞许，对她那执拗的目光报以微笑……“‘俄国不在莫斯科，它在它儿子们心中！’您说是不是，爸爸！”贝格说。

这时，伯爵夫人从卧室出来，带着疲倦和不满的神情。贝格赶忙跳起来，吻伯爵夫人的手，向她请安，摇头晃脑地表示同情，在她身旁站住。

“是的，妈妈，我跟您说真的，对每个俄国人，这都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年头。但是，何必这么心慌呢？您还来得及离开嘛……”

“我不懂下人们都在干些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我刚听说，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呢。得有个人照料照料。真叫人怀念米坚卡。事情总是没完没了！”

伯爵想说点什么，但是，显然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贝格这时好像要擤鼻涕，掏出手绢，望着手绢的结子沉吟起来，他忧心忡忡、意味深长地晃着脑袋。

“我想求您帮一个大忙，爸爸。”他说。

“嗯？……”伯爵停住脚步，说。

“刚才我从尤苏波夫家门口经过，”贝格笑着说，“那个管家跑出来，我认识他，他问我要不要买点什么。由于好奇，您知道，我进去看看，那儿有一只小衣柜和一个梳妆台。您知道，薇鲁什卡[94]就希望有这两件东西，为这我们还争吵过呢。（一谈起衣柜和梳妆台，贝格对他那室内的陈设就不由得眉飞色舞。）多么美妙呵！拉开来，还有一个英国式的暗抽屉，您知道吧？薇拉早就想要了。我想让她惊喜一下。我看见你们院子里有那么多车。给我一辆吧，劳驾，我愿意出大价钱……”

伯爵皱起眉头，清了清喉咙。

“您跟伯爵夫人说吧，我不当家。”

“如果为难，那就算了，”贝格说，“我只是为了薇拉才很想弄一辆。”

“咳，你们都给我滚吧，滚，滚，滚！……”老伯爵喊叫起来，“我头都昏了。”他于是走出屋去。

伯爵夫人哭了。

“是的，是的，妈妈，非常艰难的年月啊！”贝格说。

娜塔莎跟着父亲走出去，她仿佛在苦思冥想一件事情，先跟着他走，然后跑下楼去。

彼佳站在门廊里给将要离开莫斯科的仆役发放武器。装好的车仍然停在院子里。有两辆已经解了绳子，一个军官由勤务兵搀扶着正往其中的一辆车上爬。

“你知道为了什么吗？”彼佳问娜塔莎（娜塔莎知道彼佳已经明白父亲为什么跟母亲吵架）。她没有回答。

“是为爸爸想把所有的车都腾给伤员，”彼佳说，“是瓦西里奇对我说的。依我看……”

“依我看，”娜塔莎突然把愤怒的脸转向彼佳，几乎大声喊起来，“依我看，这非常卑鄙，非常可恶，非常……我不知怎样说才好！难道我们是德国人还是怎么的？……”她的喉咙哽咽得直发颤，她怕满腔的怒火泄了劲儿，白白浪费掉，就转身飞快地跑上楼去。贝格坐在伯爵夫人身旁，孝敬地劝慰她。伯爵拿着烟斗在室内踱来踱去。这时，娜塔莎气得脸都变了样，像一阵暴风似的冲进屋来，快步走到母亲跟前。

“这是卑鄙！这是可恶！”她喊道，“这不可能是您发的命令。”

贝格和伯爵夫人都莫名其妙，惊慌地望着她。伯爵站在窗口，注意地听着。

“妈妈，那样不行；您瞧瞧院子里的情形吧！”她大喊大叫，“他们都给丢下没人管了！……”

“你怎么啦？他们是谁？你要怎么样？”

“伤员呀，还能是谁！这样不行，好妈妈；这样不像话……不行，好妈妈，亲爱的，这不像话，请原谅，亲爱的……我的好妈妈，咱们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您瞧瞧院子里的情形吧……好妈妈！……这样不行！……”

伯爵站在窗口，头也不回地听娜塔莎说话。他突然哼哧了一下鼻子，把脸贴近窗户。

伯爵夫人向女儿看了一眼，看见她为母亲满面含羞，看见她那激动的神情，她明白丈夫这时为什么不回头看她，她茫然地环顾四周。

“咳，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难道我妨碍了谁吗！”她说，还没有一下子就屈服。

“我的好妈妈，原谅我吧！”

但是伯爵夫人推开女儿，走到伯爵面前。

“亲爱的，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我不懂得这种事情。”她说，负疚似的垂下眼睛。

“鸡蛋……鸡蛋教训起母鸡来了……”伯爵噙着幸福的泪花说，拥抱着妻子，她那含羞的脸快活地埋在丈夫怀里。

“爸爸，妈妈！我可以下命令吗？可以吗？……”娜塔莎问。“我们仍然可以带走最必要的东西……”娜塔莎说。

伯爵向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娜塔莎就像平时玩“点火”游戏那样，迈开敏捷的小腿穿过大厅，经过前厅，下楼来到院子里。

仆人们围着娜塔莎，都不相信她传达的奇怪命令，直到伯爵亲自以本人和伯爵夫人的名义肯定了那个命令——把车都让给伤员，把箱子搬进储藏室，他们才相信。仆人们明白后，就欢欢喜喜、忙不迭地着手这项新工作。他们现在不但不觉得奇怪，而且相反，觉得非如此不可；正如一刻钟前，抛弃伤员，运走东西，不惟不觉得奇怪，而且觉得非那样办不可一样。

全家好像要赎回早先没有这么做的罪过似的，都忙活着运载伤员的事。伤员们从他们住的房间一拐一瘸地走出来，带着高兴的笑脸围着车。得到车辆的消息传到邻近各家，别家的伤员也到罗斯托夫家来了，许多伤员要求不必卸东西，他们坐在上面就行了。可是卸车的工作一旦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反正全部卸掉或者留一半，都无所谓了。院子里到处散放着昨夜仔细装好的盛着瓷器、青铜器、图书和镜子的箱子，人们仍在寻找而且找到了可以卸的车，又腾出一辆又一辆车来。

“还可以多带四个人，”管家说，“我把我的车让出来，不然有的人怎么办？”

“把我装衣服的车也给他们吧，”伯爵夫人说，“杜尼亚莎可以跟我坐一辆车。”

他们又腾出装衣服的车，去接隔壁第三、第四家的伤员。全家主仆都欢欢喜喜。娜塔莎很久没有这么兴高采烈，这么幸福了。

“我们把它放在哪儿呢？”仆人们说，他们正把一只箱子放在马车背后狭窄的脚踏板上，“至少得留一辆车才行啊。”

“那里面装的什么？”娜塔莎问。

“伯爵的书。”

“留下吧。瓦西里奇会收拾起来的。这个用不着。”

四轮马车都坐满了人；连彼得·伊里伊奇坐在哪儿都成问题了。

“他坐在前座上。你可以坐在前座上，是不是，彼佳？”娜塔莎喊道。

索尼娅也忙个不停；但她忙活的目的跟娜塔莎完全不同。她把应当留下的东西归置好；依照伯爵夫人的意思，都登记下来，并且设法尽可能多带走一些东西。

十七

一点多钟的时候，罗斯托夫家的四辆满载着东西的车停在大门口。伤兵乘的车一辆跟着一辆驶出院子。

载着安德烈公爵的马车从门廊前经过时，引起索尼娅的注意，她这时正和一个使女在大门口一辆高大的四轮马车里为伯爵夫人整理座位。

“这是谁的马车？”索尼娅从车窗探出身子问。

“您还不知道吗，小姐？”使女回答，“是一个受伤的公爵：他在咱们家住了一夜，也跟咱们一道走。”

“是什么人啊？姓什么？”

“就是咱们家先前的姑爷，博尔孔斯基公爵！”使女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听说快要死了！”

索尼娅跳出马车，跑着去见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已经换了旅行的服装，披着披巾，戴着帽子，神色疲倦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等候家里的人在出发前聚在一起闭门祈祷。娜塔莎不在屋里。

“妈妈，”索尼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儿，受了伤，快要死了。他跟我们一起走。”

伯爵夫人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抓住索尼娅的手，向周围看了看。

“娜塔莎呢？”她说。

这个消息对于索尼娅和伯爵夫人，首先只有一个意义。她们了解她们的娜塔莎，她们对娜塔莎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恐惧，掩盖了她们俩对她们都喜欢的那个人的同情。

“娜塔莎还不知道呢；但是他和咱们同路。”索尼娅说。

“你说他快要死了吗？”

索尼娅点点头。

伯爵夫人搂着索尼娅哭了。

“天意不可思议！”她想，觉得那只无形的全能的手正在一桩桩发生的事情上显灵了。

“妈妈，一切都准备好了，您有什么吩咐吗？……”娜塔莎兴冲冲地跑进来问道。

“没有什么，”伯爵夫人说，“准备好了，就走吧。”伯爵夫人朝手提包俯下身来，为的把神色不安的脸隐藏起来。索尼娅搂起娜塔莎，吻了吻她。

娜塔莎疑问地看了看她。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没事……没什么……”

“是对我很坏的事吧？……究竟怎么了？”敏感的娜塔莎问道。

索尼娅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伯爵、彼佳、肖斯太太、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瓦西里奇，都来到客厅，把门关上，大家坐下来，默不作声，谁也不看谁，就这样坐了一会儿。

伯爵第一个站起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着神像画了十字。大家也照样做了。然后伯爵开始拥抱留在莫斯科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奇，当他们抓住他的手，吻他的肩时，他轻轻地拍他们的背，说一些含糊不清的、亲切的安慰话。伯爵夫人到祈祷室去了，索尼娅在那儿发现她跪在墙上残留的神像前面（家传最宝贵的神像都随身带走了）。

门廊里和院子里，要走的仆人带着彼佳发给他们的匕首和军刀，裤脚塞进长统靴里，把裤带和宽腰带勒得紧紧的，正和留下的仆人告别。

就像临行前常有的情形，有许多东西忘记带，或者放的不是地方，两个随从在敞开的车门和车梯两旁站了很久，准备侍候伯爵夫人上车，在这工夫，使女们抱着靠垫和包袱跑到轿式马车、大四轮车和小四轮车前，然后又跑回去。

“总是丢三落四！”伯爵夫人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不能这样坐！”杜尼亚莎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露出不满的神色，连忙上车重新整理座位。

“咳，这些用人！”伯爵摇着头说。

伯爵夫人的专用老车夫叶菲姆高高地坐在前座上，甚至不回头看看后面在干什么。三十年的经验告诉他，离发出“出发！”的命令还早着呢，即使出发了，也还要停两次去取忘记带的东西，在这之后，还要停一次，伯爵夫人亲自探出车窗交待他，天主保佑，下坡时可千万要小心。他知道这个，所以比那几匹马还要耐心地等待着（特别是左边叫索科尔的枣红马正在用蹄子扒地，嚼马嚼子）。最后，大家都坐好了；车梯折起来放进车里，车门关上，只等去取首饰匣的人回来，伯爵夫人探出身来说了应当说的话。这时叶菲姆慢慢地脱下帽子，画了十字。骑在前导马上的马夫和全体仆人也照样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走了！”叶菲姆戴上帽子，说，“拉起来！”前导马夫赶马了。右边的辕马拉紧了套，高弹簧吱吱地作响，车身晃了一下。一个随从跑着跳上前座。轿式马车从院子赶上坎坷不平的马路时颠簸了一下，其他的马车也跟着颠了一下，一队马车顺着大街往前移动了。轿式马车和大小四轮马车里的人们，都向对面的教堂画了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人们在马车两旁步行着给他们送行。

娜塔莎从来没有体验过像今天这样快活的心情，她挨着伯爵夫人坐在马车里，望着慢慢向后移动的、被放弃的、动荡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她时不时地探出车窗看那前前后后伴随着她们的一长溜伤员马车。几乎在最前边，可以看见安德烈公爵那辆支着车篷的马车。她不知道谁在那辆马车里，但每次看那一溜马车队的时候，她总用眼睛搜寻那辆马车。她知道那辆车在最前面。

在库德林诺，从尼基茨卡雅、普雷斯尼亚、波德诺文斯克街，发出几支与罗斯托夫家的车队相似的车队，来到花园街，两列大车和马车并排向前行进。

绕过苏哈列夫塔楼时，娜塔莎好奇地、迅速地观看坐车和徒步的行人，她突然惊喜地叫起来。

“我的老天！妈妈，索尼娅，瞧，那是他！”

“谁？谁？”

“瞧，真的，别祖霍夫！”娜塔莎说，她探出车窗外，望着那个高大肥胖的人，他穿一件车夫的长褂子，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姿态来看，显然是一个化了装的贵族，和他一起有一个黄脸无须、穿一件粗呢外衣的小老头，他们正穿过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

“真的是别祖霍夫，穿一件马车夫的长褂子，带着一个小老头！真的，”娜塔莎说，“你们瞧，你们瞧！”

“不会的，那不是他。怎么可能呢，净胡说。”

“妈妈，”娜塔莎喊起来，“要不是他，我敢把脑袋输给您！我向您保证，停一停，停一停！”她对车夫喊道；但是车夫停不了，因为从梅先大街又驶来一些大车和马车，向罗斯托夫家的车吆喝，叫他们走动起来，不要挡别人的路。

果然，尽管比先前离得更远了，所有罗斯托夫家的人都看见了皮埃尔，或者说非常像皮埃尔的人，穿一件马车夫的长褂子，低着头，神色严肃地在街上走，旁边跟着一个好似仆人的没长胡须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瞧见探出车外的面孔，恭敬地碰了碰皮埃尔的臂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什么。皮埃尔好半天没听懂对他说的话；显然他深深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弄明白了他的话，顺着指的方向望过去，认出了娜塔莎，他顺从第一个反应，立即向马车径直走去。但是，他走了十来步，仿佛想起了什么，又停住了。

探出车外的娜塔莎的脸泛起嘲弄的、亲切的笑容。

“彼得·基里雷奇，来啊！我们认出您了！真巧！”她向他伸出手喊道，“您在干什么？您怎么这个样子？”

皮埃尔抓住伸出来的手，一边走一边笨拙地吻它（因为马车还在继续行进）。

“您怎么了，伯爵？”伯爵夫人用惊奇和同情的口吻问。

“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要问我吧。”皮埃尔说，转脸看了看娜塔莎，其实他用不着看她，就已经感觉到她那光闪闪、喜洋洋的目光的魅力了。

“您怎么样，打算留在莫斯科吗？”皮埃尔默不作声。

“留在莫斯科？”他反问了一句，“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吧。”

“唉，我要是个男的，我一定同您一道留下来。唉，那多么好啊！”娜塔莎说，“妈妈，让我留下吧。”皮埃尔恍恍惚惚地看了看娜塔莎，正想说什么，可是伯爵夫人打断了他：

“我们听说您上过前线？”

“是的，我去过，”皮埃尔回答说，“明天又有战斗……”他刚要说，但是娜塔莎打断了他：

“您究竟怎么了，伯爵？您怎么变得不像您了……”

“唉，别问了，别问我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算了，不说了！再见，再见，”他说，“可怕的时代！”于是他让过马车，然后走上人行道。

娜塔莎继续探出车窗，含着亲热而略带嘲讽意味的欣喜微笑，朝他望了很久。

十八

皮埃尔离家以后，在已故恩师巴兹杰耶夫的空宅子里已经住了两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见过拉斯托普钦伯爵，第二天醒来时，他好久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应当做什么。仆人向他禀报，在接待室等候他的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带来海伦·瓦西里耶夫娜的信，一种混乱和绝望的情绪（这是他容易犯的）突然涌上心头。他忽然觉得，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乱了，一切都毁了，没有是和非，前途茫茫，摆脱这种景况的出路也看不出。他不自然地微笑着，嘟嘟哝哝地说什么，时而绝望地坐在沙发上，时而站起来，走到门前，从门缝里向接待室里窥视，时而挥动两臂又走回来，抓起一本书。管家第二次进来禀报皮埃尔，说那个带着伯爵夫人的信的法国人很想见他，哪怕见一分钟也好，又说巴兹杰耶夫的遗孀派人来请伯爵接管她丈夫的图书，因为巴兹杰耶娃要到乡下去。

“啊，好，我马上去，等一等……算了……不，去告诉他，我这就去……”皮埃尔对管家说。

管家刚一出去，皮埃尔从桌上拿起帽子，从后门出了书房。走廊里没有人。皮埃尔穿过整个走廊，来到楼梯前，他皱着眉，用两手擦擦额头，下到第一个平台。看门人正站在前厅的门旁。皮埃尔来到的这个平台，连接着另一道通后门的楼梯。他顺着楼梯下去，来到院子里。没有人看见他。但是他刚走出大门，守在马车旁的车夫、看院子的人看见主人，都向他脱帽致意。皮埃尔感觉到向他投来的目光，他犹如一个把头藏到灌木林里怕人看见的鸵鸟似的，低下头，加快脚步，沿着大街走去。

这天早晨，皮埃尔觉得所有要办的事中，最重要的是清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图书和文件。

他雇了他遇到的第一辆马车，吩咐车夫赶到主教塘大街，巴兹杰耶夫的遗孀就住在那儿。

皮埃尔不断地向四外张望那些离开莫斯科的大车行列，为了不致滑出那辆咯吱作响的破旧马车，他不断挪动肥胖的身躯，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小学生逃学的喜悦心情，于是跟车夫闲聊起来。

车夫告诉他，今天克里姆林宫在发放武器，明天老百姓全赶到三山城门外，那儿将有一场大战。

来到主教塘大街后，皮埃尔找到他好久没来的巴兹杰耶夫的家。他来到住宅的便门。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五年前皮埃尔在托尔若克见过的、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道、面黄无须的小老头应声而出。

“在家吗？”皮埃尔问。

“目前的局势很紧，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带着孩子到托尔若克乡下去了，大人。”

“我还是要进去，我要清理一下图书。”皮埃尔说。

“欢迎，请进，我已故的主人——但愿他升入天堂——已故主人的兄弟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留在家里，是的，他体弱多病，您是知道的。”老仆人说。

皮埃尔知道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半疯的兄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是的，是的，我知道，咱们进去吧，进去吧……”皮埃尔说着进了宅院。一个身材高大、秃顶、红鼻子老头，穿着长衫，光脚穿着套鞋，在前厅站着，一看见皮埃尔，就忿忿地咕哝了一句，从走廊里走了。

“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可是现在，您看看，身体坏成什么样子，”格拉西姆说，“书房封上了，没动过，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等您那边来人，就把书取走。”

皮埃尔进入那间最阴森的书房，还在恩师在世时，他每次进入这间书房，总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这间自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死后就未动过的尘封的书房，现在更显得阴森森的了。

格拉西姆打开一扇护窗板，踮着脚尖走了出去。皮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遍，来到一只藏手稿的书柜跟前，取出一件当年曾是非常重要的共济会的圣物。这是附有恩师注释的《苏格兰教律》真本。他在蒙上一层尘土的书桌旁坐下，把手稿摆在面前，时而打开、时而合上，终于把手稿推开，用手托着头，沉思起来。

格拉西姆朝书房里张望了好几次，看见皮埃尔总是那么一个姿势坐在那儿。两小时过去了。格拉西姆大着胆子把门弄响，想引起皮埃尔的注意。皮埃尔没听见。

“要不要把车夫打发走？”

“啊，对啦，”皮埃尔醒悟过来，急忙站起来说，“你听我说，”他说，抓住格拉西姆的外衣纽扣，用闪光的、湿润的、兴奋的眼睛从上往下打量那个小老头，“你听我说，你可知道明天要打仗？……”

“听人家说了。”格拉西姆回答说。

“我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谁。你照我的话去办……”

“是，”格拉西姆说，“要给您拿点吃的吗？”

“不，我要别的东西。我要一件农民的衣服和一支手枪。”皮埃尔出乎意外地忽然红了脸，说。

“是，您哪。”格拉西姆沉吟了一下，说。

皮埃尔独自一人在恩师的书房里度过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格拉西姆听见他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不安地来回踱步，一面自言自语，然后就睡在给他铺好的床上，在那儿过夜。

格拉西姆是个生平见过许多怪事的仆人，对皮埃尔来住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似乎为自己有人可以侍候而感到高兴，那天晚上他给皮埃尔弄来农民的长衫和帽子，并且应许明天把手枪也弄来，他甚至不想想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用。这一晚，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次趿着套鞋来到书房门口，停下来，用讨好的目光看皮埃尔。但是只要皮埃尔向他一转身，他就带着害羞和生气的样子，掩上衣襟，连忙走开了。就在皮埃尔穿上格拉西姆弄来的、蒸洗过的车夫的长衫，跟格拉西姆一起到苏哈列夫塔楼去买手枪的路上，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人。

十九

九月一日夜，库图佐夫发出命令：俄国军队经由莫斯科向梁赞大路撤退。

先头部队当夜开拔。夜间行军的部队不慌不忙，他们缓慢地、庄重地行进着；但是黎明时分，行进的部队来到多罗戈米洛夫桥头，一眼望去，前面拥挤着匆忙过河的军队，再往前，过了桥的军队挤满了大街小巷，在他们后面，大群的士兵密密麻麻望不见尽头。无缘无故的惊慌和匆忙笼罩着军队。大家都朝桥头拥来，抢着上桥，上浅滩，上渡船。库图佐夫坐车从后面的街道绕到莫斯科的另一边。

九月二日上午将近十点钟，广阔的多罗戈米洛夫郊区只剩下后卫部队。军队有的到了莫斯科另一边，有的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就在这时，九月二日上午十点钟，拿破仑站在波克隆山上他的军队中间，眺望他面前开阔的景象。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日，从波罗金诺战役到敌人进入莫斯科，在这个惊慌不安、令人难忘的整个星期，金秋的天气是那么不寻常，那么令人惊叹，低垂的太阳比春天还温暖，空气洁净而轻飘，一切都亮得耀眼，呼吸着秋天芬芳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精神振奋，甚至夜间也是温暖的，在这温暖的黑夜，从天空不断地洒落着金色的流星，令人又惊又喜。

九月二日上午十时，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晨的阳光是奇妙的。从波克隆山上眺望，莫斯科宽广地舒展着她的河流，她的花园和教堂，舒展着她那星罗棋布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圆屋顶，她似乎在过着她的日常生活。

看见这座奇特的城市和她那从未见过的建筑式样，拿破仑心中不免有点嫉妒和情绪不安的好奇，正如人们见到他们不了解的异国情调的生活所感觉的那样。显然，这座城市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从一些不明确的迹象，拿破仑从远处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活的和死的东西，他从波克隆山看到城里的生活在搏动，仿佛感到这个美丽的巨大身躯在呼吸。

“这个拥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他们的神圣莫斯科！这就是她，终于来到这座名城！是时候了！”拿破仑说，他下了马，吩咐把莫斯科地图摆在他面前，把翻译官勒洛涅·狄德维勒叫来。“一座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就像一个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对图奇科夫这样说过）。他用这个观点来看摆在他面前的、从未见过的东方美人。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久已盼望的、似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了。在明朗的晨光下，他时而看看城市，时而看地图，检验城里的详细情况，将要占领这座城市的信心，使他激动而且害怕。

“难道会不是这样吗？”他想，“这就是她，躺在我脚下的这座都城正等待自己的命运。亚历山大现在何处？他在想什么？奇特、美丽、庄严的城市！奇特、庄严的时刻！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他们见面！”他是在想他的军队，“这就是她，这就是给那些信念不坚的人们的奖励。”他看着那些已经来到和正走过来站队的军队，心中想道，“我一句话，一举手，就可以把这座沙皇的古城毁掉。不过我对战败者总是仁慈的。我应当宽大为怀和真正伟大。但是，不，我不会真到莫斯科，”他忽然想道，“可是，她就躺在我的脚下，金色的圆屋顶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我饶恕她。我要在野蛮和专制的古代纪念碑上写下正义和仁慈的伟大词句……这正是亚历山大最能理解的，我了解他。（拿破仑觉得，当前发生的事，其主要意义就在于他和亚历山大之间个人的斗争。）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处，——是的，那是克里姆林宫，是的，——我给他们公正的法律，我让他们知道真正文明的意义，我使世世代代的王公大臣怀念他们的征服者。我要对代表团说，我过去不爱、现在也不爱战争；我只是对他们朝廷的错误政策作战；我爱慕和尊敬亚历山大，我在莫斯科将接受我和我的人民都认为公道的和平条件。我不愿利用战争的幸运使一个可敬的君主受到屈辱。王公大臣——我要对他们说：我不爱战争，我希望我的全体臣民都享受和平和幸福。而且，我知道，他们来见我会使我精神振奋，我要用我一贯的态度对他们说话：明确、庄严和伟大。但是我真的能到莫斯科吗？是的，她就在那儿！”

“把那些王公大臣带来。”他对侍从说。一个将军带着漂亮的侍从立刻骑马寻找王公大臣。

两小时过去了。拿破仑吃过早饭，又站在波克隆山上同一个地方，等待着王公大臣。他对王公大臣要说的话已经想好了。那些话充满了尊严和拿破仑所理解的伟大。

拿破仑打算在莫斯科以宽大为怀行事，这使他自己也感动了。他在想象中定了在沙皇宫中开会的日期，在这个会上俄国的达官贵人和法国皇帝的达官贵人应当相聚一堂。他在心中还任命了一位总督，这位总督应当是一个善于笼络民心的人。听说莫斯科有许多慈善机关，他心中决定，所有这些机关普遍都要受到他的恩惠。他想，正如他在非洲必须穿带风帽的斗篷坐在清真寺里，在莫斯科他就必须像沙皇一样仁慈。为了彻底感动俄国人的心，正如每个法国人一样，一想到多情善感的事，就不能不记起我亲爱的、慈祥的、可怜的母亲。因此他决定，他要在所有这些机关题上几个大字：这座建筑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不，干脆写上：我母亲的房子，他心里这样决定。“但是，我真的到了莫斯科吗？是的，莫斯科就在我面前。可是那座城市的代表团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来呢？”他想。

其间，在皇帝侍从们的后面，将军和元帅们在低声焦急地议论。派去找代表团的人们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说，莫斯科是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逃走了。那些聚在一起议论的人都面色刷白，焦急不安。使他们害怕的并不是莫斯科居民弃城逃走（虽然这件事也极其重要），而是应当如何向皇帝报告这件事，怎样对他说，他等王公大臣白等了半天，除了成群醉汉外，什么人也没找到，怎样才不致使陛下陷入那种法国人所谓的可笑的可怕境地。一些人主张，无论如何应当拼凑一个代表团，另一些人反对这个意见，认为应当对皇帝先做一点准备工作，然后再向他说明真相。

“总得告诉他……”侍从们说，“但是，先生们……”情况更加严重的是：皇帝正在考虑他的宏伟计划，在地图前面耐心地来回踱步，时时用手遮在眼上眺望通到莫斯科的大路，露出快活的、骄傲的笑容。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侍从先生们耸耸肩说，不便说出那个别有含意的可怕字眼：可笑的……

这时，皇帝由于徒劳的等待感到厌倦了，以他那演员的敏感，觉得庄严的时刻持续得太久，开始失掉庄严的意义了，他打了一个手势。打响了一声信号炮，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莫斯科的军队从特维尔、卡卢日斯基和多罗戈米洛夫等城门拥入莫斯科。军队疾速地小跑着你追我赶，越来越快地向前推进，消失在扬起的尘雾中，喊声连成一片，震撼天空。

拿破仑被军队的行动所吸引，骑马随着队伍来到多罗戈米洛夫城门，但是他在那儿又停下来，下了马，在度支部[95]土墙旁来回走了很久，等候那个代表团。

二十

莫斯科这时空空如也。城里还有人，还有五十分之一的居民留了下来，但它是一座空城。它是空的，正如行将灭亡的没有蜂王的蜂房是空的一样。

一个没有蜂王的蜂房已经没有生命，可是从表面看来，它好像跟其它活的蜂房没有两样。在灼热的中午阳光下蜜蜂快活地绕着没有蜂王的蜂房飞舞，好像别的蜜蜂绕着活蜂房飞舞一样；离得很远照样闻得见蜜香，蜜蜂照样从蜂房里飞进飞出。但是只要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这座蜂房已经没有生命了。蜜蜂已经不像在活的蜂房那样飞舞了，已经没有那种使养蜂人感到惊讶的气味和声音了。养蜂人叩一叩患病的蜂房壁，以前那种立即一致的反应——成千上万的蜜蜂威吓地收紧肚子，迅速地扇着翅膀，震得空气生动有力地嗖嗖响，——这种反应已经没有了，而给养蜂人的反应只是在空空的蜂房里有几处发出沉闷而零星的嗡嗡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从蜂房的出入口散发出蜜和毒液的醉人清香和腾腾的热气，而在蜜味中却混合着空虚和腐朽的气息。在出入口不再有为保卫蜂房而准备牺牲、翘起臀部发出警报的守卫蜂。不再有那种均匀而平静的、宛如沸水一般的劳动颤音，而只有不调和的杂乱噪音。一些长长的身子、涂着蜜的黑色强盗蜜蜂，胆怯而且狡猾地从蜂房飞进飞出；它们不螫人，遇危险就悄悄溜掉。以前只有带着采集物飞进来、空身飞出去、而现在却有带着采集物飞出去的蜜蜂。养蜂人打开下层蜂房，观察一下底层部分。先前那种一直挂到底板的、勤勤恳恳的、油光闪亮的黑色蜜蜂，彼此抱着腿，不断发出劳动的低语声，把蜂蜡清理出来的景象，已经看不到了，取代这种景象的是，昏昏欲睡的枯瘦的蜜蜂在底板和墙壁上无精打采地到处乱爬。那里不再是抹一层胶、用蜂翅的扇动打扫干净的底板，而是到处蜡块、粪便，到处是哆嗦着大腿的半死的蜜蜂和没有清除的完全死掉的蜜蜂。

养蜂人打开蜂房的顶层，检查一下蜂房的主要部分。这里已经不是贴满所有蜂巢间隙、为幼蜂保暖的一排排密集的蜜蜂，他看见了巧妙、复杂的蜂房工程，但是已经没有往日那样的清洁了。一切都荒废了，弄脏了。黑蜂盗贼迅速地、贼头贼脑地乱窜；自家的蜜蜂仿佛老朽似的，干瘦，萎缩，无精打采，爬行缓慢，对谁都不打扰，没有任何欲望，已经失去生命的知觉。雄蜂、大胡蜂、丸花蜂、蝴蝶，毫无目的地飞着撞击蜂房的墙壁。在蜡块、死蜂和蜂蜜之间，时而从各处传来忿忿的低声絮语；有两只蜜蜂由于清理蜂巢的老习惯和记忆，力不胜任地拖着一只死蜂或丸花蜂，连它们自己也不知它们在干什么。在另外一个角落有两只老蜂有气无力地厮打，或者在清理自己，或者互相喂食，连它们自己也不知它们这样做是出于仇视还是出于友爱。在第三个地方，一群蜜蜂推推搡搡，在进攻一只受难者，打它，掐它。那只精疲力尽或者已经死去的蜜蜂缓慢地、宛如羽毛一般从上面掉到死蜂堆里。养蜂人打开两个中层的蜂房，看一看蜂王的巢穴。他看见的已经不是先前那种成千上万只蜜蜂背靠背围成一个密密实实的黑圈，以保护生育的最高秘密，而是几百只萎靡不振、半死不活、昏昏欲睡的蜜蜂躯壳。它们全部濒于死亡，但是它们自己并不知道，都坐在它们曾保护过、而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圣地上。它们散发出腐朽和死亡的气味。其中只有几只还能动弹，起飞，懒洋洋地盘旋，落在敌人手上，连螫敌人而死的力量都没有了，——其余的都是死的，像鱼鳞似的轻轻地掉落下来。养蜂人关上蜂房，用粉笔在蜂房板壁上做一个记号，一有工夫，就把它拆毁，烧掉。

莫斯科就是这样空空如也，而这时，拿破仑愁眉苦脸，疲倦而且心神不安，在度支部土墙旁踱来踱去，等候代表团的到来，——虽然这是表面文章，但他认为是必须履行的礼节。

在莫斯科各个角落，还有一些人遵守旧习惯，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毫无目的地活动着。

当人们以适当的审慎态度向拿破仑报告说莫斯科已是一座空城时，他气愤地向报告人看了一眼，又转身继续默默地踱来踱去。

“把马车拉过来。”他说。他和值日副官一同坐上轿式马车，向郊区驶去。

“莫斯科空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自言自语，说。

他没有进城，就在多罗戈米洛夫郊区一家旅舍里住下。戏剧的结局并不圆满。

二十一

夜里两点到第二天下午两点，俄国军队穿过莫斯科不断撤退，把最后一批要撤离的居民和伤员带走。

军队在转移时，在石桥、莫斯科河桥和雅乌兹河桥，发生了极大的拥挤现象。

军队分两路绕过克里姆林宫，聚到莫斯科河桥和石桥，许多士兵趁着在那儿停留和拥挤的机会，从桥头转了回去，他们偷偷摸摸、一声不响窜过瓦西里·布拉任内大教堂，从博罗维茨基城门折回小山岗，然后溜到红场，他们凭着某种嗅觉，觉得那儿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一群好像买廉价商品的人，充满了商场的所有通路和过道。但是这儿没有招揽顾客的商人的花言巧语，没有小贩和花花绿绿的女顾客——有的只是一些穿着制服和外套、没有带枪的士兵，他们空着手进去，然后带着东西默默地走出来。那些伙计和掌柜的（他们人很少）失魂落魄地在士兵中间走来走去，他们把自己的店铺打开又锁上，和伙计们一起把货物运到别处去。在商场旁的广场上鼓手们在敲集合鼓。那些正在抢劫的士兵并不像以前那样召之即来，而是相反，逃到离鼓声更远的地方去了。在士兵中间，在店铺和过道上，可以看见一些穿灰色长衣、剃光头的人[96]。有两个军官——一个制服上扎着腰带，骑一匹深灰色的马，另一个穿着外套，没有骑马，——站在伊利英卡街拐角上正在谈什么。第三个军官骑着马跑到他们跟前。

“将军命令，立刻把他们全赶出来，无论如何要赶出来，这太不像话！跑掉了一半人。”

“你往哪儿去？……你们往那儿去？……”他对三个没有带枪、兜起外套下摆，从他身边向商场溜去的步兵呵斥道，“站住，坏蛋！”

“看你怎么把他们集合起来吧！”另一个军官说，“没法子集合他们；趁着最后一批还没走开，得赶快走，走了完事！”

“怎么走得了？人都在那儿站住了，聚在桥上，动也动不得。设一道哨兵线防止这最后一批人逃走，怎么样？”

“你们到那边去！把他们全轰出来！”那个上级军官喊道。

那个扎腰带的军官下了马，叫来一个鼓手，和他一起走进拱门。有几个士兵一齐拔腿就跑。一个鼻翼两旁生着红色丘疹的商人，胖脸上带着镇静、胸有成竹的神气，挥动着两臂，急忙而潇洒地向军官走来。

“大人，”他说，“行行好吧，保护我们吧。我们并不在乎这点小意思，欢迎你们拿点什么！请吧，如果要呢绒，我这就拿来，就是奉送您这样高贵的人两匹呢绒，我们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觉得，这算怎么回事，简直是抢劫！大人，能不能设个岗，让我们把铺子关起来……”

有几个商人聚在那个军官周围。

“唉！净讲些什么废话！”其中一个面孔严峻的瘦子说，“脑袋都掉了，还哭头发。谁爱拿就让他拿吧！”他使劲挥了一下手，侧过身去对着军官。

“伊万·西多内奇，你说的倒好，”第一个商人忿忿地说，“大人，您请进吧。”

“还说什么！”那个瘦子喊道，“我这儿有三家店铺，十万卢布的货物。军队走了，我的东西还保得住吗？唉，你们这些人呀，上帝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

“请进吧，大人。”第一个商人鞠着躬说，那个军官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脸上露出犹疑不决的神情。

“那不关我的事！”他突然喊道，然后快步沿着商场的通道向前走去。从一家开着门的店铺里传出打骂的声音，正当那个军官走到这家店铺门前时，一个穿灰长衣、剃光头的人被人从门里推出来。

这个人弯着腰从商人们和军官身旁溜走了。军官大步流星向店铺里的士兵走去。但这时从莫斯科河桥上庞大的人群中传来可怕的喊叫声，于是那个军官便向广场跑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但是他的同伴已经骑着马经过瓦西里·布拉任内大教堂朝着呐喊的方向跑去。那个军官骑上马，跟着他跑。当他跑到桥头时，他看见两尊卸去前车的大炮、过桥的步兵、几辆翻倒的大车、几个士兵吃惊的和笑着的面孔。大炮旁停着一辆双马大车。大车车轮后面蜷缩着四只戴项圈的猎犬。大车载的东西堆得高高的，车顶上一把四脚朝天的小椅子旁，坐着一个农妇，她发出刺耳的绝望尖叫。别的军官向那个军官解释，说人群喊叫和那个农妇尖叫，是因为叶尔莫洛夫将军来到人群里，听说士兵都跑到商店去了，成群的市民堵塞了大桥，他就命令卸掉两尊大炮的前车，做出要向大桥开炮的样子。人群推翻车辆，彼此践踏着，拼命喊叫着，拥挤着，终于把桥疏通了，军队又向前行进了。

二十二

城里这时已经空空荡荡了。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住户的大门和店铺都上了锁；在一些酒馆附近，可以听见孤零零的喊叫或者醉汉的歌声。街上没有坐车的人，只是偶尔传来行人的脚步声。波瓦尔大街一片寂静，荒凉。罗斯托夫家的大院里，到处撒着吃剩的干草，马粪，看不见一个人影。在连同财产一齐被抛弃的罗斯托夫的家，在偌大的客厅里，只有两个人。这就是看门人伊格纳特，还有和祖父瓦西里奇一起留在莫斯科的小厮米什卡。米什卡打开古钢琴，用一个手指弹琴。看门人叉着腰站在大镜子前面高兴地微笑着。

“看我弹得多好！是吧？伊格纳特大叔！”那个孩子说，他忽然用双手拍打起琴键来。

“嗬，真行！”伊格纳特回答，他很惊奇：他在镜子里的笑脸越来越开朗了。

“不要脸！真不要脸！”他们背后传来悄悄走进来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的声音，“嘿，瞧那个大胖脸还龇牙咧嘴呢。叫你们来干这个的！那边什么都没拾掇呢，瓦西里奇忙得要死。有你好看的时候！”

伊格纳特整了整腰带，收敛起笑容，恭顺地垂下眼睛，连忙走出去。

“阿姨，我轻轻弹了一下。”那个孩子说。

“我也轻轻揍你一顿，淘气鬼！”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他挥手，喊道，“去给你爷爷烧茶去吧。”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拂去灰尘，盖上古钢琴，长叹了一声，走出客厅，把门锁上。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来到院子里，寻思现在应当到哪儿去：到厢房瓦西里奇那儿去喝茶呢，还是到贮藏室去收拾那些没有归拢的东西？

寂静的街上传来疾速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角门前停住了；有人用力推门，把门闩鼻推得啪啪地响。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角门走去。

“找谁？”

“找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呀？”

“我是军官。我要见见他。”一个俄罗斯贵族的悦耳声音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开了角门。一个十八九岁、圆圆的脸很像罗斯托夫家里的人的脸型的军官走进院子。

“家里的人都走了，少爷，昨天傍晚走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蔼地说。

青年军官站在角门口，是不是要进去，他有点犹疑不决，他弹了弹舌头。

“咳，真遗憾！……”他说，“我昨天来就好了……咳，真可惜！……”

这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满怀同情地仔细打量青年军官脸上那种她所见惯的罗斯托夫家族的相貌特征，打量他那破烂的军大衣和穿破了的靴子。

“您有事要见伯爵吗？”她问。

“既然这样……就没法子了！”那个军官懊恼地说，他抓住角门，似乎要走的样子。他又犹犹豫豫地停住了。

“您知道吗？”他忽然说，“我是伯爵的亲戚，他一向待我很好。这不是，您是看见的（他带着善良、快活的微笑看了看他的军大衣和靴子），都穿破了，我一个钱也没有；所以我想求伯爵……”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没让他把话说完。

“您稍稍等一下，少爷。一小会儿。”她说。那个军官刚从角门放开手，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就转身迈开老年人的快步向后院厢房走去。

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跑着回到她的住处的工夫，那个军官低着头，看着他那双破靴子，含着微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没碰到叔叔，多么遗憾。可是这个老太太真好！她跑到哪儿去了？我怎样才能抄近道去赶团队呢？团队现在该到罗戈日城门了。”青年军官这时想。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面带吃惊和坚决的神情，手里拿着方格手帕包，从拐角出现了。在离军官几步远的地方，她打开手帕，从里面拿出一张雪白的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匆匆地递给他。

“如果他大人在家，当然啦，是亲戚嘛，他们一定会……不过现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羞怯了，慌乱了。但是军官并不推辞，不慌不忙地接过钞票，谢过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如果伯爵在家就好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个劲表示歉意，“愿您和基督同在，少爷！上帝保佑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她鞠躬，送他。那个军官仿佛在嘲笑自己，嘴角含笑直摇头，他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朝着雅乌兹桥几乎是跑着去追赶他的团队。

可是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两眼湿润，关上角门后又站了很久，若有所思地摇着头，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军官突然生出满腔母性的柔情和怜爱。

二十三

在瓦尔瓦尔卡大街有一座未竣工的楼房，下层是酒馆，从那里传出醉汉的喊叫和歌声。在一间肮脏的小屋里，有十来个工人围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他们都喝醉了，满头大汗，眼睛浑浊，全身发紧，张大嘴巴打哈欠，他们正在唱一支什么歌。他们各唱各的调儿，唱得又累又吃力，显然，他们并不是想唱，只不过为了表明他们喝足了酒，在玩乐罢了。其中有一个高个儿小伙子，淡黄色头发，穿一件干净的青灰色长外衣，高出众人之上地站在那儿。如果没有那紧闭着的不断活动的薄嘴唇和浑浊、阴沉、呆滞的眼睛，他那张生着秀气的笔直鼻梁的脸，本来算是漂亮的。他站在唱歌的人们中间，显然他一面在想什么，一面在他们上头庄严地、僵硬地挥动着袖子卷到肘弯的雪白胳膊，不自然地用力张开肮脏的手指。他的大衣袖子老滑下来，小伙子连忙用左手又卷起来，好像非得露出这只挥动着的、筋肉突出的白胳膊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在歌唱的中间，从过道和门廊里传来斗殴和打人的喊叫声。那个高个儿小伙子把胳膊挥了一下。

“不要唱啦！”他用命令的口吻喊道，“打起来了，伙计们！”他一面不停地卷袖子，一面向门廊走去。

工人们跟着他走。今天早晨在高个儿小伙子带领下来喝酒的工人们，从工厂里拿了几张皮子给老板，所以捞到酒喝。附近铁匠铺的铁匠们听见酒馆里狂饮乱叫，以为酒馆遭抢了，就拼命往里闯，于是在门廊里发生了斗殴。

酒馆老板在门口和一个铁匠打起来，正当工人们走来的时候，那个铁匠挣脱老板，脸朝地倒在马路上。

另一个铁匠向门里冲去，用胸膛猛挤老板。

那个卷袖子的小伙子刚走到那儿，顺手就给正往门里冲的铁匠脸上一拳，疯狂地喊道：

“伙计们！打我们的人了！”

这时，头一个铁匠从地上爬起来，他那受伤的脸上被抓得血淋淋的，他哭喊道：

“救命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伙计们！……”

“哎呀，我的老天，打个半死，打死人了！”从隔壁大门走出一个老农妇尖声喊道。在那个血淋淋的铁匠周围聚了一大群人。

“你抢人还抢得少，连衬衣都给扒了，”不知谁的声音对酒馆老板说，“怎么，你打死人？狗强盗！”

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站在门廊上，翻着浑浊的眼睛时而看看酒馆老板，时而看看铁匠，好像在估量现在应当打哪一个。

“凶手！”他突然对酒馆老板大喝一声，“把他捆起来，伙计们！”

“怎么，要捆我吗！”酒馆老板推开向他扑过来的人们，喊了一声，他从头上抓起帽子，掷到地上。仿佛这个动作有某种神秘的恐吓作用似的，那些包围酒馆老板的工人犹疑不定地站住了。

“法律嘛，老兄，我最在行。我要到警察分局去。你以为我不会去？现在不许任何人抢劫！”酒馆老板喊道，拾起他的帽子。

“去就去，怎么！去就去……怎么！”酒馆老板和高个小伙子彼此重复说，于是他两人顺着大街向前走去。那个满脸鲜血的铁匠同他们并排一齐走。工人们和旁观的人们又说又嚷地跟在他们后面。

马罗谢卡街拐角，有一所挂着一块靴匠招牌、关着护窗板的大房子，对面站着二十几个穿工作服和破烂长外衣、面容消瘦而且疲倦的无精打采的靴匠。

“照规矩，他应当发给我们工资！”一个生着稀稀拉拉的胡子、皱着眉头的瘦削工人说，“他吸了我们的血，就算拉倒啦！他哄啊、骗啊，骗了我们整整一星期。临了，他溜之大吉了。”

说话的工人见来了一大群人和一个血流满面的人，就不出声了，所有的靴匠都怀着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向那群移动的人们走去。

“这些人都到哪儿去？”

“那还用问，到警察局去。”

“怎么说咱们的人真打败啦？”

“你以为怎么啦！你听听人家都说什么来着。”

人们有的问，有的答。酒馆老板趁着人群越来越多的时机，落到人群后面，溜回他的酒馆去了。

高个儿小伙子没发觉他把敌人——酒馆老板弄丢了，他挥舞着裸露的胳膊，不停地说话，引得大家都注意他。大多数人都挤在他跟前，想从他嘴里得到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他应当维护秩序，维护法律，官府就是干这个的嘛！我说的对吗，正教徒们？”高个儿小伙子露着笑意说。

“他以为没有官府了？没有官府怎么行呢？不然抢案不是更多了。”

“尽说空话！”人群中有人搭腔了，“怎么，莫斯科就这样给放弃了！人家跟你说笑话，你就当起真来。咱们的军队多得很。就这样放他们进来！官府管干什么的。你听听老百姓都是怎样说的。”一些人指着高个儿小伙子说。

在中国城[97]的城墙附近，有一小群人围着一个身穿厚呢大衣、手拿文件的人。

“告示，在宣读告示啦！在宣读告示啦！”人群中有人说，人们向宣读的人拥过去。

那个穿厚呢大衣的人在读八月三十一日的告示。人们围住他时，他有点窘，但是在挤到他跟前的高个儿小伙子的要求下，他开始读告示，声音有点发抖。

“明天一早我就去见公爵阁下，”他读道（“阁下！”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皱着眉头，嘴角带着微笑庄重地重复说），“和他商量，行动起来，协助军队消灭那些匪徒；我们也要把他们……”朗读的人继续读下去，然后停顿一下（“听见了吧？”那个小伙子得意地喊道。“他把事情都摆明了……”）……“把他们消灭干净，叫那些不速之客都见鬼去吧；我要回来吃中饭，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一定要干，干到底，把匪徒消灭光。”

朗读的人读最后几句时，听的人都鸦雀无声。高个儿小伙子忧愁地低下头。显然，谁也不明白这最后几句话的意思。特别是那一句：“我要回来吃中饭。”看来，甚至使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感到不是味儿。人们的情绪正激昂慷慨，而这种话未免太简单，太粗浅；这是谁都会说的话，最高当局的告示不该说这种话。

大家都闷声不响站在那儿。高个儿小伙子动着嘴唇，晃悠着身子。

“应当问他！……那就是他？……当然要问他！……干吗不问……他会给指点的……”后排人群中忽然有人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驶进广场的警察局长的轻便马车，马车后面有两个龙骑兵跟随着。

这位警察局长今天出行，是奉伯爵的指示前往烧毁货船的，他趁机捞了一把，这时钱正揣在他的腰包里。看见向他拥来的人群，他吩咐车夫停下来。

“这是什么人？”他向那些三三两两、怯生生地向马车走来的人们喝道。“这是什么人？我问你们呢？”得不到回答的警察局长又说。

“他们，大人，”穿厚呢大衣的小职员说，“他们，大人，遵照伯爵大人的告示，愿意舍命效劳，并不是什么暴动，而是像伯爵大人所说的……”

“伯爵没有走，他在这儿，他会对你们发出指示的。”警察局长说。“走！”他对车夫说。人群停在那儿，聚在听到警察局长说话的人们周围，眼望着离去的马车。

警察局长这时惊慌地回头看了一眼，对车夫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马加快步子跑了。

“他糊弄人，伙计们！追他！”高个儿小伙子大喝一声。“不要放走他，伙计们！让他答复我们！截住他！”几个声音同时喊道，于是人们跑着去追马车。

追赶警察局长的人群喧哗着向卢比扬卡大街跑去。

“怎么啦，老爷们和商人们都逃跑了，留下我们等死啊？我们是狗还是怎么的！”人们的话头越来越多了。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见过库图佐夫后，心中烦恼，觉得受了侮辱，因为他未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还因为库图佐夫对他所提出保卫首都的建议全然不予理睬，而且他新近才发现的大本营的态度使他吃惊——大本营对于首都的治安和首都人民的爱国情绪这么一个问题，不惟认为是次要的，而且认为是不屑于理会的区区小事，——为这些事感到烦恼、受辱和惊讶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伯爵吃过晚饭，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刚过半夜，库图佐夫的信使把他叫醒，交给他一封库图佐夫给他的信。信中说，军队经过莫斯科往梁赞大路撤退，请伯爵派警官给通过城里的军队引路。这个消息对拉斯托普钦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不仅从昨天在波克隆山会见库图佐夫那时起，而且从波罗金诺战役那时起——当时所有来莫斯科的将军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再打一仗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在伯爵的许可下，每天夜里都运走公家的财产，居民也走了一半，——拉斯托普钦伯爵已经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了；然而这个消息以附有库图佐夫的命令的简单的便函形式传来，而且是在半夜、睡了一觉的时候收到的，这不能不使伯爵感到惊讶和气愤。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解释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时，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写道：当时他抱有两个重要目的：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和疏散首都的居民。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目的的话，那么，拉斯托普钦的所作所为就都是无可非议的了。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弹、火药和粮食运走呢？为什么欺骗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居民，说莫斯科不会放弃，不会毁灭呢？——那是为了维持首都的治安，拉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解释说。为什么把成捆的政府机关的无用文件、列比赫气球和别的东西运走呢？——那是为了使莫斯科成为一座空城，拉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解释说。只要假定公共治安遭到威胁，任何行动都可以认为是对的。

恐怖政策的一切恐惧，都是以关注公共的治安为理由。

拉斯托普钦伯爵担心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的公共治安有什么根据呢？认为市内会发生骚动的理由是什么呢？居民在疏散，撤退中的军队挤满了莫斯科。在这种情形下，怎么会发生老百姓暴乱的事呢？

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全国在敌人入侵期间也没有发生类似骚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有上万人留在莫斯科，除了应总司令之召聚在他院子里的那群人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很显然，如果在波罗金诺战役以后放弃莫斯科势在必行，或者说至少可能会放弃，如果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扰乱民心，而是设法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财，并且开诚布公向老百姓宣布城市将要放弃，那就更不必担心老百姓会骚乱了。

拉斯托普钦是一个火爆性子，一向在高级官府任职，虽说他也有爱国心，但是他全然不了解他自以为在他治下的人民。早在敌人入侵斯摩棱斯克时，拉斯托普钦就自以为他扮演着左右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觉得（每个行政官员都这样觉得），他不仅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动，而且他觉得，他用那措词格调低下的布告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内心情绪（老百姓看不起他用的那种言词，而且也听不懂官方的意图）。对扮演左右民情的漂亮角色，拉斯托普钦十分得意，并习以为常，而现在出他意外地必须退出这个角色，没有任何英雄行为的效果就必须放弃莫斯科，于是他忽然觉得他脚下的那块土地消失了，茫然不知所措了。虽然他事先也知道，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仍然完全不相信莫斯科会放弃，因而没有丝毫的准备。居民违反他的意愿离开了。至于政府机关迁走，那只是伯爵勉强同意官吏们的要求罢了。他一味地扮演他为自己准备的那个角色。正如一般富于热情的想象力的人们那样，他虽然早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那只是靠理智知道的，而他整个灵魂不相信这一点，不把他的想象力去适应新的情况。

他的全部活动，全力以赴、精力充沛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人民究竟有多少好处，有多大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要在居民中唤起他本人所感受的那种感情，——由于爱国而对法国人仇恨和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是，在事件达到真正的历史规模时，在对法国人的仇恨只用言语表达已经不够时，甚至决一死战也不足以解恨时，在对莫斯科这个问题的自信心已经无用时，在全体居民犹如一个人，抛弃自己的财产，潮水似的涌出莫斯科时（用这种消极的行动来表示最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这样的时候，拉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角色就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孤独，软弱和可笑，失去立脚点了。

被叫醒的拉斯托普钦接到库图佐夫那封冷淡的、命令式的便函以后，越发觉得可恼，越发觉得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所有他应当运走的公共财物，仍然留在莫斯科。全部运走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谁的过错，是谁弄成这个样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管得多么好！可是他们竟然把莫斯科弄成这个样子！坏蛋，叛徒！”他想，究竟谁是坏蛋、谁是叛徒，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觉得有恨某些叛徒的必要，由于他们的过错，他才落到这步荒唐可笑的田地。

拉斯托普钦伯爵整夜都在发指示，人们从莫斯科四面八方来他这里听候指示。他左右的人从来没见过伯爵这么不高兴，这么容易发脾气。

“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派人来请示……您对消防队有什么指示？典狱长派人来……精神病院派人来……”整夜不停地向伯爵报告。

伯爵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简短而愤怒的回答，以表示现在已经无须他来指示了，他费尽心机准备好的一切都给某人破坏了，这个某人对现在发生的事要负全部责任。

“你告诉那个蠢货，”他对世袭领地管理局的询问回答说，“他应当留下来保管文件。你干吗问消防队这样无聊的问题？他们有马，叫他们到弗拉基米尔去。不要留给法国人。”

“大人，疯人院的监督来了，您有什么指示？”

“我有什么指示？放他们出去就是了……让那些疯子都到城里去。现在是疯子指挥军队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安排。”

对于监狱里的囚犯问题，伯爵向典狱长怒斥道：

“怎么，你要两营人护送吗？没有！放掉他们不就完了！”

“大人，还有政治犯梅什科夫，韦列夏金。”

“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吗？”拉斯托普钦喊道，“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二十五

早晨九点，当军队已经通过莫斯科时，再没有人来向伯爵请示了。能走的人都自动地走了；留下的人自己看着办吧。

伯爵吩咐备马，打算到索科尔尼茨去，他紧锁眉头，面色姜黄，抱着胳膊，一声不响地坐在办公室里。

每个行政官，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都觉得只是由于他的努力，在他治下的百姓才动起来，每个行政官都是以非我莫属的感觉作为自己辛劳和努力的报酬。作为统治者的行政官，乘坐破旧的小船，用篙杆钩着人民的大船自动地行驶着，自然觉得被他钩着的那艘大船是靠他的努力才前进的，这样的理解，只是在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的时候。可是一旦海上起了大风暴，波涛汹涌，大船自动行驶起来，那时就不会发生这种错觉了。大船以空前的、不依赖任何外力的速度行驶着，篙杆已经够不到行进着的大船，于是统治者忽然从主宰者、力量的源泉的地位变为一个微不足道、软弱无力、无用的人。

拉斯托普钦感到这一点，而这正是使他觉得可恼的。

那个曾被群众拦阻过的警察局长，和一个已经把马套好的副官，一同来见伯爵。他们两人都面色苍白，警察局长报告他已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然后又说，有一大群老百姓聚在伯爵的院子里，希望见他。

拉斯托普钦一言不发，站起身来，快步向他那豪华、敞亮的客厅走去，走到阳台门口，抓住门柄，又放开了，向窗口走过去，从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整个人群。那个高个儿小伙子在前排站着，面色严峻，挥动着一只胳膊，在说什么。那个满脸是血的铁匠带着阴沉沉的神态站在他旁边。透过关闭的窗户，可以听见嗡嗡的人声。

“马车准备好了吗？”拉斯托普钦离开窗口，说。

“准备好了，大人。”副官说。

拉斯托普钦又走到阳台门前。

“他们要怎么样？”他问警察局长。

“他们说，大人，他们遵照您的命令准备去打法国人，喊叫着要叛乱。一群暴徒，大人。我好容易逃脱了。大人，我斗胆向您建议……”

“走你的吧，没有你，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办。”拉斯托普钦怒喝道。他站在阳台门口，望着人群。“就是他们把俄国弄糟了！就是他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拉斯托普钦想，对那个他认为招致一切灾祸的人，他觉得一股抑制不住的怒火涌上心头。正像一般火气大的人常有的情形，怒气已经支配了他，但他还在寻找更激发怒气的对象。“这就是平民百姓，人类的败类，”他望着人群想道，“由于他们的愚蠢，把这帮败类、贱民鼓动起来了。他们需要一个牺牲。”他望见那个挥舞着胳膊的高个儿小伙子忽然起了这个念头。他所以有这个念头，因为他需要一个牺牲，一个发泄怒气的对象。

“马车准备好了吗？”他又问。

“准备好了，大人。对于韦列夏金，您有什么吩咐？他在门廊下等着呢。”副官回答说。

“啊！”拉斯托普钦叫了一声，仿佛被一个意外的记忆吓了一跳。

他迅速打开门，迈着坚决的步子走上阳台。人声突然停止了，各式各样的帽子一齐摘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抬起来望着走出来的伯爵。

“你们好，小伙子们！”他说得又快声音又高，“谢谢你们到这儿来。我这就要到你们那儿去，但我们得先处理一个坏蛋。我们要惩办一个毁掉莫斯科的坏蛋。等着我！”于是伯爵用力把门带紧，同样迅速地走回房间。

人群里响起一片赞许和满意的低语声。“就要收拾所有的坏蛋了！你说收拾一个法国人……他会让你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人们说，仿佛互相责备缺乏信心似的。

几分钟后，从正门匆匆走出一个军官，他发出一句什么命令，于是龙骑兵排成长队。人群争先恐后从阳台前面向门廊拥去。拉斯托普钦迈着愤怒、急速的步子走到门廊上，匆匆地环顾四周，仿佛在找什么人。

“他在哪儿？”伯爵说，正当他说这话时，他看见两个龙骑兵押着一个年轻人拐过屋角走出来，那个年轻人脖子细长，剃光的半边头皮上又长出短发。他上身穿一件曾经是讲究的蓝呢面的破旧狐皮袄，下身穿一条肮脏的犯人穿的麻布裤子，裤脚塞进一双瘦小的、脏污的靴筒里。那个年轻人两条无力的细腿，拖着沉重的脚镣，艰难地迈着迟疑的步子。

“啊！”拉斯托普钦说，即刻把目光从那个穿狐皮袄的年轻人身上移开，指了指门廊的底层台阶，“把他带到这儿来！”年轻人拖着哗啦作响的脚镣，艰难地迈上指定的台阶，用一个手指撑着发紧的皮袄衣领，转动了两下细长的脖子，叹了口气，把那双不干活的瘦手顺从地交叠在肚子上。

在那个年轻人在台阶上站定的几秒钟，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后排，人们都往一处挤的地方，发出哼哼声、呻吟声、推碰声和脚步移动声。

拉斯托普钦在等待犯人站到指定地点的时候，皱着眉，用手搓了搓脸。

“小伙子们！”拉斯托普钦声如洪钟似的说，“这个人，韦列夏金——就是毁掉莫斯科的坏蛋。”

穿狐皮袄的年轻人，顺从地站在那里，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微屈着身子。他那憔悴的、带着绝望神情的、由于剃了半边头显得丑陋的年轻的脸向下低着。听了伯爵头几句话，他慢慢抬起头来，向上看了看伯爵，好像想对他说什么，或者至少碰到他的目光。但是拉斯托普钦没有看他。年轻人的细长脖子上，在耳后胀起一根像绳子似的青筋，他的脸突然涨红了。

所有的眼睛都向他注视。他看了看人群，仿佛从人们脸上的表情看到了希望，他悲哀地、胆怯地笑了笑，然后又低下头，在台阶上倒换了一下两只脚。

“他背叛了沙皇和祖国，他效忠波拿巴，俄国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玷污了俄国人的名字，莫斯科是从他的手中毁掉的。”拉斯托普钦用平稳的、尖厉的声调说；他突然向那个仍然老老实实站在下面的韦列夏金看了一眼。仿佛这一瞥使他冒火了，他举起一只手，对人群几乎是狂喊道：“你们自己来处置他吧！把他交给你们！”

人群默不作声，只是挤得更紧了。彼此偎靠着，在被感染了的窒息空气中呼吸，没有力气移动，他们在等待一种不知道也不明白的可怕事情，使气氛变得难以忍受。站在前排的人，看见而且听见他面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吓得目瞪口呆，使尽全身的力气顶住背后拥上来的人。

“打他！……把叛徒打死，不让他玷污俄国人的名字！”拉斯托普钦喊道，“砍他！我命令！”人群听见的不是拉斯托普钦说的话，而是他的愤怒的声音，人群骚动起来，拥上去，但是又停住了。

“伯爵！……”在又开始的片刻沉寂中，韦列夏金用怯懦的、不自然的声调说，“伯爵，我们上头有上帝……”韦列夏金抬起头来说，细长脖子上的粗筋又充血了，脸上顿时泛起红晕，随即就消失了。他没说完他要说的话。

“砍他！我命令！”拉斯托普钦突然脸变得像韦列夏金一样煞白，喊道。

“刀出鞘！”龙骑兵军官一面喊，一面拔出自己的马刀。

又一个最强的浪头冲击着人群，这个浪头冲到前几排，把前排的人群推动了，人们摇摇晃晃地被推到门廊的台阶跟前。那个高个儿小伙子脸上的表情犹如化石，一动不动地举着一只胳膊，站在韦列夏金身旁。

“砍！”军官几乎低声对龙骑兵说，一个士兵突然气歪了脸，用一把很钝的大马刀朝韦列夏金的头上砍去。

“啊！”韦列夏金急促地惊呼了一声，惊慌地环顾周围，仿佛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人群发出同样恐惧的惊叹。

“，主啊！”不知是谁哀叹了一声。

但是，在韦列夏金忽然发出那声惊呼之后，接着发出一声痛楚的哀号，这声哀号可就毁了他了。那道紧张到极点，一直控制住人群的人类感情的闸门，霎时间崩溃了。罪行已经开始了，就必须进行到底。责难的哀吟淹没在人群可怕的怒吼之中。正像击碎船只的七级浪，这不可遏止的最后一个浪头从后排腾空而起，一直涌到前排，把人们冲倒，吞没了一切。那个龙骑兵准备再砍一刀。韦列夏金吓得狂叫，抱头向人群中跑去。他撞到高个儿小伙子身上，小伙子趁势掐住韦列夏金细长的脖子，狂叫着和他一起倒在拥挤着猛冲过来的人们脚下。

一些人扭打韦列夏金，另一些扭打高个儿小伙子。被压在下面的人的喊叫和极力搭救高个儿小伙子的人们的喊叫，只能更激发人群的狂怒。龙骑兵好久才把那个被打得半死的、血淋淋的工人救出来。又过了好久，虽然人群狂热地、急切地努力完成已经开始的事情，那些对韦列夏金又是打，又是拧，又是撕的人们，却未能把他整治死；但是人群，从四面八方挤他们，把他们裹在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物体，来回动荡着，使他们既不能把他打死，也无法把他放走。

“用斧头砍，怎么样？……掐死……叛徒，出卖基督的叛徒！……还活着……真能活……狗强盗活该受罪。拿门闩来！……还活着吗？”

直到那个牺牲者不再挣扎，他那凄厉的号叫变为均匀的、拉长的、嘶哑的喘息时，人群才赶快从这具躺在地上的血淋淋的尸体旁走开。每个走到跟前的人，看看做出的事情，都带着恐怖、责备和惊讶的神情转身挤回去。

“，主啊，人跟野兽一样，还能活得了！”人群中传出这样的声音，“小伙子挺年轻……大概是买卖人的孩子，这帮人真行！……据说，他不是正身……怎么会不是正身……主啊！……另一个人也挨打了，听说，只剩一口气……咳，这些人啊……真不怕罪过……”现在说这些话的人，瞅着那具面色发青，满脸血污、细长脖子被砍伤的尸体，都露出痛苦的怜悯的表情。

一个勤勉的警官，觉得大人院子里放着一具死尸不成体统，吩咐龙骑兵把尸体拖走。两个龙骑兵抓起被打残的腿，把尸体拖走了。那个长在细长脖子上的血淋淋、沾满泥污、剃了半边的脑袋，拖得在地上来回地扭动。人群拥挤着离开了尸体。

就在韦列夏金倒下去，人群狂吼着围住他拥来拥去时，拉斯托普钦突然面色煞白，他没有去马车等候着他的后门，却沿着通到房间的楼下走廊走去，他低着头，迈着快步，他自己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走。伯爵脸色苍白，下巴像发疟子似的止不住地打哆嗦。

“大人，向这边走，您上哪儿去？……请走这边。”一个颤抖的、惊慌的声音在他背后说。拉斯托普钦伯爵无力回答，顺从地转身向指给他的方向走去。在房后门廊前停着一辆马车。远处人群的吼声在这里也听得见。拉斯托普钦伯爵急忙上了马车，吩咐车夫赶到索科尔尼茨他的郊外住宅。来到肉商街，已经听不到人群的喊声，伯爵开始后悔了。他不满地想起自己在下属面前露出激动和恐惧。“群众是可怕的，他们令人厌恶，”他用法语想道，“他们像狼一样，除了肉以外，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伯爵！我们头上有上帝！”他忽然想起韦列夏金对他说的话，一阵不愉快的寒战掠过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脊背。但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拉斯托普钦伯爵轻蔑地对自己一笑。“我另有责任，”他想道，“应当满足民众的要求。别的许多牺牲，为了公共福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行将死去。”于是他开始想他对他的家庭、对委托给他的首都，以及对他自己所负的责任——他想他自己，并不是想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他认为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正在为公共福利牺牲自己）而是想那个作为总督、作为政权代表和沙皇的全权代表的他，“假如我是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的作法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应当保护我这个总督的生命和尊严。”

拉斯托普钦坐在马车柔软的弹簧座上微微地摇晃着，不再听到人群的可怕声音，他肉体上平静了，正像常有的情形，随着肉体的平静，头脑就会为他寻找精神平静的理由。使拉斯托普钦心安理得的思想并不新鲜。自从开天辟地，人类互相残杀以来，凡是犯过这类罪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用这种思想安慰自己的。这种思想就是为了公共福利，为了他人的利益。

对于一个不受私欲控制的人来说，这种福利永远是不可知的；然而一个犯罪的人，却永远确切地知道这种福利是什么。拉斯托普钦现在就知道这一点。

照他的理解，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自责，而且还找到自鸣得意的理由：他非常成功地利用了这个便利的机会——既惩办了罪犯，又安抚了群众。

“韦列夏金受了审判，判处了死刑，”拉斯托普钦想（虽然枢密院只判韦列夏金苦役）。“他是卖国贼，叛徒；我不能饶恕他；而且是一石两鸟；我给老百姓一个牺牲以示安抚，同时惩罚了一个坏人。”

伯爵来到郊外的宅邸，料理一下家务，心情完全平静了。

半小时后，伯爵乘飞快的马车驰过索科尔尼茨田野，这时他已经不想过去的事，只思索和考虑将要发生的事。他现在是去雅乌兹桥，他听说库图佐夫在那里。拉斯托普钦伯爵准备对库图佐夫发出愤怒的、尖刻的责备，因为库图佐夫欺骗了他。他要让这个宫廷的老狐狸知道，放弃首都和毁灭俄国（拉斯托普钦这样认为）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后果，完全要由他这个老糊涂负责。拉斯托普钦预先想好对库图佐夫要说的话，他一面想，一面气势汹汹地在马车里来回转身，怒目向四外张望。

索科尔尼茨田野空空荡荡。只是在它的尽头，在养老院和疯人院旁边，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还有几个相似的人在田野里走动，他们喊叫着，挥舞着臂膀。

其中一人跑过来截拉斯托普钦伯爵的马车。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连同他的车夫和龙骑兵，望着这些放出来的疯子，特别是望着那个向他们跑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模糊的恐怖和好奇的感觉。

那个疯子拐着两条细长的瘦腿，飘动着长衫，飞快地跑，眼睛盯着拉斯托普钦，声音嘶哑地向他喊叫着，打着手势让他停下来。那个长着几撮乱糟糟的胡子、模样阴森、严峻的疯子，脸又瘦又黄。他那黑玛瑙似的瞳人在红里透黄的眼白里低垂地、惊慌地转动着。

“站住！停住！听见没有！”他尖叫着，然后又用威严的声调和姿势、喘息着吆喝什么。

他赶上了马车，跟马车并排奔跑。

“我被杀了三次，三次都从死里复活。他们用石头砸我，把我钉到十字架上……我要复活……要复活……要复活。他们把我撕个粉碎。天国塌陷了……塌陷了三次重建三次。”他喊道，声音越来越高。拉斯托普钦伯爵突然面色苍白了，就像群众扑向韦列夏金时那样苍白。他转过身去。

“快，快点儿走！”他声音颤抖地对车夫喊道。

几匹马四蹄翻飞地拉着马车奔驰起来；但是拉斯托普钦伯爵好久还听见后面越来越远的疯狂的、绝望的喊声，他眼前老浮现出那个穿皮袄的叛徒血淋淋的、吓得面无人色的脸。

虽然这个记忆还很新，但是拉斯托普钦现在总觉得，这个记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心里，成为他血肉的一部分。他现在清楚地感觉到，这个血淋淋的记忆不但永远忘不了，而且相反，时间越久，这个可怕的记忆就越厉害地、痛苦地在他心中活跃着。他现在仿佛听见自己的说话声：“砍他，你们要用脑袋向我负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好像是无意中说的……我本来可以不说这些话（他想）：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他看见那个吃惊的、然后突然变得残酷的砍人的龙骑兵的脸，看见那个穿皮袄的青年向他投过来胆怯的、默默的、责备目光……“但是我不是为自己做这件事。我不得不这么办。平民百姓，叛徒……公共福利。”他想。

雅乌兹桥头仍然挤满了军队。天气炎热。库图佐夫紧蹙眉头，神情颓丧，坐在桥旁一条长凳上，当一辆马车咕隆隆向他驶来时，他正拿着一根鞭子在玩弄沙土。一个身穿将军服，头戴羽饰帽的人走到库图佐夫面前对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他不知是在发怒还是受到惊吓，眼睛滴溜溜乱转。此人就是拉斯托普钦伯爵。他对库图佐夫说，他到这里来，因为首都莫斯科没有了，只剩下军队了。

“假如阁下没对我说，你不会不再打一仗就放弃莫斯科，那情形就会两样了！”他说。

库图佐夫望着拉斯托普钦，仿佛不明白他的意思，极力想看出对方脸上这时流露的某种特别的东西。拉斯托普钦有点难为情，不吭声了。库图佐夫微微摇摇头，没有从拉斯托普钦脸上移开他那探究的目光，轻轻地说：

“是的，不打一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

库图佐夫说这话时，是不是心里完全想着另外的事，还是明知这话没有意义，故意这样说，不管怎样，拉斯托普钦伯爵没有再回答什么，就急忙离开了库图佐夫。真是怪事！莫斯科的总督，骄傲的拉斯托普钦伯爵，拿起一根短皮鞭，走到桥头，大喊大叫赶走那些挤在一起的大车。

二十六

下午三点多钟，缪拉的部队进入莫斯科。走在前头的是一队符腾堡骠骑兵，后面是带着一大批侍从、骑着马的那不勒斯王本人。

在阿尔巴特街中间，尼古拉圣像礼拜堂附近，缪拉停下来，等候先头部队报告“克里姆林[98]”城堡的情况。

缪拉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留在莫斯科的居民。他们都带着胆怯的迷惘神情观看那个样子古怪、头插羽毛、身佩金饰、留着长发的长官。

“那就是他们的沙皇吧？还不错嘛！”人们小声说。

翻译官骑马来到那群人跟前。

“脱帽……把帽子脱下来。”人群彼此告诫着。那个翻译官向一个年老的看门人打听克里姆林宫还有多远。看门人莫名其妙地听着陌生的波兰口音，认为翻译官说的不是俄语，不懂对他说的什么，于是躲到别人背后去了。

缪拉走近翻译，叫他问一问俄国军队在什么地方。其中有一个俄国人弄懂了他问什么，几个声音忽然齐声向翻译官回答。先头部队的一个军官来到缪拉跟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堵上了，大概那里有埋伏。

“好的。”缪拉说，随即对一个侍从命令调四尊轻炮，轰击那座大门。

炮兵从缪拉后面的纵队中快步走出来，顺着阿尔巴特街前进。走到弗兹德维仁卡街尽头时，炮兵停住了，在广场上排好队，几名法国军官指挥布置炮位，然后用望远镜瞭望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晚祷的钟声响了，这声音使法国人惊慌起来。他们以为那是准备战斗的信号。几个步兵向库塔菲耶夫门跑去。这座门已经堆上圆木，挡上板墙。一个军官带着一小队人刚开始往那儿跑，从门里就射出两枪。站在大炮旁边的将军向那个军官喊了一声口令，军官和士兵就跑回来了。

门里又打了三枪。

一发子弹打中一个法国兵的脚，木墙后面同时传出几个声音的怪叫。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他们脸上原先那种快活、平静的表情，好像听到口令似的，顿时都变成顽强、专注、准备战斗和受难的表情。他们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小兵，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弗兹德维仁卡街、莫霍夫街、库塔菲耶夫街或者特罗伊茨门，而是一个新地方，大概是一个流血的新战场。于是大家都为这场战斗作准备。门里的喊叫声停了。大炮推了出来。炮兵们吹掉火绳上的灰。一个军官发出口令：“放”——于是两颗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呼啸着飞出去。霰弹打在大门的石墙上、圆木上和挡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两朵烟云在广场上空飘荡。

隆隆的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的石墙上刚刚平息，不大一会儿，在法国人头上响起一阵奇怪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到城墙上空，叫着，拍打着成千只翅膀，在空中盘旋。在这种声音中间，从那座门里传出一个人的喊叫声，接着从烟尘里出来一个没戴帽子、身穿长衣的人影。这个人握着枪向法国人瞄准。“放！”那个炮兵军官又发出口令，接着，响了一下枪声和两下炮声。硝烟又遮蔽了那个门。

挡板后面再没有动静了，法国步兵和军官们向城门走去。城门里躺着三名伤员和四名打死的人。有两个穿长衣的人从下面顺着墙根向兹纳缅卡逃跑。

“把这些搬开。”一个军官指着圆木和尸体说；几个法国人把伤员打死，把尸体扔到围墙外的沟里。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把这些搬开。”——这是提到他们的仅有的一句话，人们把他们扔掉，后来怕他们发臭，又把他们清理掉。只有梯也尔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纪念他们：“这些不幸的人挤满了神圣的堡垒，他们掠取军火库的武器，向法国人射击。他们有些被砍死，从克里姆林宫被清除出去。”

缪拉得到报告说，道路已经扫清。法国人进了城门，在枢密院广场安营扎寨。士兵们从枢密院的窗户把椅子扔到广场上，在那里生起火来。

别的一些部队通过克里姆林宫，在马罗谢卡街、卢比扬卡街、波克罗夫卡街扎营。又有一些在弗兹德维仁卡街、兹纳缅卡街、尼科利斯卡亚街、特维尔街驻防。到处找不到户主，法国人好像不是住在城里的民宅，倒像是住在城里的兵营里。

虽然衣衫褴褛、饥饿疲劳，人数减到原有的三分之一，但是法国士兵仍然队形齐整地进入莫斯科。这是一支疲劳不堪、体力衰竭、但仍然有战斗力的、可畏的军队。但这只是这支军队在士兵没有分散在各民宅以前的情形。各个团队一旦住进一无所有或富有的民宅里，军队就永远毁灭了，就变得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士兵，而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匪兵。五个星期以后，依旧是这帮人，但当他们离开莫斯科时，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是一帮匪兵，他们每人都运走或带走一些他们觉得贵重和有用的东西。离开莫斯科时，他们每人的目的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要征服，而是要保住已经得到的东西。正像一只猴子，把手伸进小口罐子里，抓住一把硬果不肯松手，因为怕失掉已经抓到的东西，而这就毁了它自己，法国人离开莫斯科时，显然必遭灭亡，因为他们带着抢到的东西，又不肯放弃，就像猴子不肯松开抓住硬果的手一样。法军每个团队不管进入哪条莫斯科街道，只要过十分钟，就再没有一个像士兵和军官的人了。从每家窗户里可以看见穿军大衣和半高腰皮靴的人们嬉笑着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在地窖里和地下室里，这些人在弄吃的；在院子里，这些人打开或撬开棚屋和马厩的门；在厨房里生起火，卷起袖子，烘烤食品，和面，做饭，恐吓、调笑和抚爱妇女和儿童。这种人到处都有，店铺里、住宅里都有很多；但是军队已经没有了。

就在进城的那天，法国司令官们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禁止军队在城里乱跑，严禁对居民施以暴力和抢劫，宣布当天晚上要总点名；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曾经作为军队成员的人们，仍然不断散入那座富足的、拥有各种设备和大量物资的空城。正如一群饥饿的牲口，在不毛之地行走时，总是挤成一堆，但是，一到水草茂盛的牧场，就立刻无法遏止地分散开来，那支军队正是这样，一到富饶的城市，就不可控制地四散了。

莫斯科没有居民，士兵宛如渗入沙土的水，从他们首先进入的克里姆林宫，就不可控制地向四面八方一星一点地渗透。骑兵们进入一所弃下一切财产的商人住宅，发现那儿的马厩足以容下他们的马而有余，但是他们还是占了旁边的一所，他们觉得那儿更好些。很多人占了好几处房子，用粉笔号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跟别的队争吵，甚至打架。士兵们还没有安顿好，就跑到街上去观光城市，一听说到处都有被抛弃的东西，就忙不迭地向可以白拿贵重东西的地方跑去。军官去阻止士兵，但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干起同样的勾当。在马车市场里留下一些拥有车辆的店铺，一些将军们挤在那儿挑选四轮马车和轿式马车。留下来的居民邀请军官到自己家里，希望这样就可以不致遭劫。财富多极了，多得不可胜数；在法军占领的地区，到处还有未被发现、未被占据的地方，法国人觉得那儿还有更多的财富。于是莫斯科使他们越陷越深，正像浇到干地上的水，结果水和干地都消失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支饥饿的军队进入一座拥有大量财宝的城市也同归于尽；都化为泥污，化为火灾和掠夺。

法国人把莫斯科的大火归咎于拉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俄国人归咎于法国人的暴行。实际上，让某个人或某一些人负起莫斯科大火的责任，由此得出大火的原因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莫斯科之所以被烧毁，是由于具备了烧毁的条件，那就是木建筑结构的城市必然被烧毁，这与城市有没有一百三十架陈旧的救火机全然无关。由于居民逃走，莫斯科必然烧掉，正像一堆刨花，一连几天老往上面落火星，必然烧着一样。一座木建筑结构的城市，即便房屋主人和警察都在的情况下，夏天几乎每天都有火灾，而城市没有居民，只有驻军，军队吸烟，在枢密院广场用枢密院的椅子生起篝火，一天煮两顿饭，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失火。在太平年月，只要军队在某一地区乡下驻防，这一地区的火灾数量就立刻增多起来。在一座木结构的空城里驻着外国军队，火灾的可能性该增大多少倍呢？拉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法国人的暴行，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丝毫的罪过。莫斯科的着火是由于烟斗、厨房、篝火、敌军士兵（不是房屋的主人）的粗心大意。就算有人纵火（这是大有争议的，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理由纵火，再说，纵火是一件麻烦和危险的事），那也不能把纵火当做原因，因为即使没人纵火，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不管法国人怎么愿意归罪于拉斯托普钦的野蛮，俄国人归罪于波拿巴的暴行，或者，后来把英雄的火把硬塞到自己人民手里，可是不能不看到，那场大火不可能有这种直接的原因，莫斯科必然被烧毁，正如每个村庄，每座工厂，每所住宅必然被烧毁，因为那里的主人出走，而在那里当家作主、在那里煮饭的是一群陌生人。莫斯科是被居民烧掉的，这倒是真的；但不是留在莫斯科的居民，而是离开莫斯科的居民干的。敌人占领下的莫斯科，没有像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城市那样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过是由于莫斯科的居民没有捧着面包和盐以及钥匙向法国人献礼，而是弃城逃走了。

二十七

法国人在莫斯科像星光似的向四外扩散，直到九月二日晚上，才扩散到皮埃尔目前居住的那个区。

皮埃尔过了两天孤独和不寻常的生活后，现在处于接近疯狂的状态。一种无法排遣的思绪占有他整个的身心。他不知道这思绪是怎样和何时才有的，但是现在他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他既不记得过去的事，也不明白眼前的事；他所见所闻，有如梦境。

皮埃尔从家里出走，只是为了逃避满脑子乱麻似的人生要求，按他当前的精神状态，解开这团乱麻是无能为力的。他借口整理死者的书籍和文件，到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寓所去，只是为了从人生的困忧中寻求慰藉，——每想起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内心就有一种永恒、宁静、庄严、完全与他感到自己被陷入的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混乱状态相反的精神境界。他寻找平静的避风港，果然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中找到了。当他在死一般寂静的书房里把臂肘支在落满尘土的死者的书桌上的时候，最近几天的回忆，特别是对波罗金诺战役的回忆，一件接着一件、平静而意味深长地在内心显现，他还模糊地感觉，与那些使他铭记在心的、称之为他们的那类人所具有的真实、质朴和有力比起来，就显出他自己的渺小和虚伪。当格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时，皮埃尔想起自己要参加原来预定的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他知道这件事）。于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立即叫格拉西姆给他弄一件农民的外衣和一支手枪，并且告诉他，他打算隐姓埋名留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中。然后，在孤独而悠闲地度过的第一天中间（皮埃尔好几次想集中注意力看共济会的手抄本，但是都没办到），关于他的名字和波拿巴的名字相关连这种神秘的意义，先前这种想法现在又不止一次模糊地在他心中浮现；但是，他又记起他这个俄国人别祖霍夫注定要结束这头野兽的权力的想法，但这在他头脑里只不过是无缘无故、不留痕迹的诸多幻想中的一件罢了。

皮埃尔买了农民的外衣后（买农民外衣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参加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遇见了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娜塔莎对他说：“您留下来吗？啊，这太好了！”——当时在他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甚至莫斯科陷落，他也留下来完成注定该由他来完成的事，那的确是太好了。

第二天，他跟着人群到三山门去，心里只怀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牺牲自己，无论如何不落在他们后边。但是在他从三山门回到家里后，他完全明白，莫斯科不会再保卫了，他忽然觉得，他原先认为可能的事，现在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他应当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去找拿破仑，把他杀掉，下定决心，要么自己灭亡，要么结束全欧洲的灾难，皮埃尔认为欧洲的灾难完全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

皮埃尔知道一八○九年一名德国大学生在维也纳谋杀波拿巴的详细经过，也知道那个学生被枪毙了。他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所冒的生命危险，使他情绪更加激昂。

有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促使皮埃尔去实现他的意图。第一种感情是意识到在普遍不幸的时候，自己也有牺牲和受苦的必要，就是由于这种感情，二十五日他去莫扎伊斯克，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现在他离开家，屏弃奢侈舒适的生活，和衣睡在硬沙发上，和格拉西姆吃同样的东西；另一种是那种模糊的、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感情：蔑视一切虚伪的、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蔑视一切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奇异的、醉人的感情，当时他忽然觉得，财富、权力和生命，凡是人们努力争取和维护的一切，如果说这一切还有丝毫价值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可以享受一下把它抛弃的快活罢了。

一个志愿兵喝光他最后一文钱，一个醉汉明知他是干着倾家荡产的事，却无缘无故地打碎镜子和玻璃，就是出于这种感情；一个人做出疯狂的事（在坏的意义上），仿佛要试一试他个人的权力和力量，声称有一种最高的超人的人生观，也是出于这种感情。

自从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受它的影响，但只有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心满意足。此外，皮埃尔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使他非达到目的不可的意愿更加强了，而且使他割舍不下。他从家中出走，弄到农民外衣和手枪，以及对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宣称他要留在莫斯科，——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如果他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成为可鄙、可笑的了（皮埃尔对这特别敏感）。

正如常有的情形，皮埃尔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是一致的。那种吃不惯的粗糙食物，他这几天喝的伏特加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没有换洗过的脏内衣，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度过的两个几乎是不眠之夜，——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处于近乎疯狂的激动状态。

下午一点多钟，法国人已经进入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行动，只是想他的计划，把未来最细微的情节都考虑到了。皮埃尔在他的幻想中没有生动地想象行刺的过程，也没想象拿破仑的死，而是极其鲜明地、怀着感伤的享乐心情想象他的牺牲和英勇气概。

“是的，一人为大家，我一定要成功或者牺牲！”他想，“是的，我一定去……然后，出其不意……用手枪，还是用匕首呢？”皮埃尔想，“其实，全都一样。处死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手，我说（皮埃尔在想他杀死拿破仑时他所说的话）。好吧，逮捕我，处死我吧。”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他低着头，神色忧郁，但很坚决。

正当皮埃尔站在房中间暗自思索的时候，房门开了，门槛上出现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那一向胆怯的样子完全变了。他敞着长衫。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显然喝醉了。他看见皮埃尔，起先有点窘，但他一见皮埃尔脸上也有窘态，立刻来了勇气，迈着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走到屋子中间。

“他们害怕了，”他声音沙哑，带着信任对方的神情说，“我说：我不投降，我说……是不是这样，先生？”他沉思起来，但一见桌上有一支手枪，就意外神速地抓起那支手枪，跑进了走廊。

跟在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后面的格拉西姆和看门人在过道里拦住他，夺他的手枪。皮埃尔来到走廊，他带着怜悯和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个半疯的老人。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皱着眉头，用力攥着手枪，声音嘶哑地喊着，看来，他是在幻想一件庄严的事情。

“拿起武器！冲啊！你胡说，你夺不走！”他喊道。

“行了，老爷子，行了。行行好，请您放下吧。好啦，我的老爷子……”格拉西姆说，小心翼翼地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臂肘，用力向门口推他。

“你是什么人？是波拿巴！……”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喊道。

“这不好，老爷子。请您到屋里去吧，您休息一下。请把手枪给我。”

“滚，下贱奴才！不要碰我！看见这个吗？”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晃着手枪喊道，“冲啊！”

“捉住他。”格拉西姆低声对看门人说。

他们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胳膊，把他拖到门口。

过厅里一片乱糟糟的喧哗声和醉汉嘶哑的喘息声。

忽然从门廊里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女人的尖叫声，接着，一个厨娘跑进过厅。

“他们来了！我的老天啊！……真的，他们来了。四个人骑着马！……”她喊道。

格拉西姆和看门人松开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胳膊，在寂静的走廊里清楚地听见几只手敲门的声音。

二十八

皮埃尔决定在实现他的志愿之前，既不公开他的身份，也不让人知道他会法语，他站在半开半闭的走廊门里，打算法国人一进来，就躲起来。但是法国人进来了，皮埃尔仍然没从门口走开：一种无法克服的好奇心使他站住不动。

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军官，高个儿，英武俊秀，另一个显然是士兵或者勤务兵，又矮又瘦，两眼下陷，晒得黝黑，神情呆滞。那个军官拄着棍子，微跛着向前走来。他走了几步，仿佛已经认定这所住宅不错，就停住，向站在门口的士兵们转过身去，用长官的口吻，大声招唤他们把马牵进来。那个军官吩咐过后，姿势优美地高高抬起臂肘，捋了捋小胡子，用手碰了碰帽檐行礼。

“诸位好！”他微笑着向周围环顾，快活地说。

没有一个人答话。

“您是这里的主人吗？”那个军官对格拉西姆说。

格拉西姆惊疑不定地望着那个军官。

“住处，住处，住处。”那个军官说，他露出傲慢、和蔼的微笑，上下打量那个小老头。“法国人是好人，活见鬼！咱们会处得很好的，老头儿。”他拍着惊慌失措、默不作声的格拉西姆肩膀，又说。

“怎么，难道这里没有会说法语的人吗？”他又说，同时向四周看看，遇见皮埃尔的目光。皮埃尔正要从门旁躲开。

那个军官又转向格拉西姆。他要格拉西姆带他去看看房间。

“主人不在——你的……我的不懂……”格拉西姆变个法儿说，极力把话说得明白点。

法国军官微笑着，在格拉西姆鼻子面前摊开两臂，表示他也不明白他的话，他瘸着腿向皮埃尔站在那儿的门口走去。皮埃尔正要躲开他，但是这时他看见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拿着手枪，从开着的厨房门里探出头来。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露出疯人的狡猾神情窥视法国人，正举起手枪瞄准。

“冲啊！！！”那个醉汉一面喊，一面扳枪机。法国军官向喊声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皮埃尔向醉汉扑过去。就在皮埃尔抓住手枪向上举时，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的手指终于勾住了扳机，发出一声震耳的枪声，硝烟弥漫，遮住了所有的人。那个法国人面色煞白，转身向门口跑去。

皮埃尔忘记自己不暴露他会法语的打算，他夺过手枪，把它扔掉，跑到那个军官面前，用法语同他说起来。

“你受伤了吗？”他说。

“好像没有，”那个军官摸了摸自己，回答说，“不过这次差一点送命。”他指着打掉的墙上的灰土，又说。“他是什么人？”那个军官严厉地看了皮埃尔一眼，说。

“咳，刚才发生的事，实在叫人不愉快，”皮埃尔连忙说，完全忘记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幸的疯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个军官走到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面前，抓住他的脖领。

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张着嘴，好像要睡着了，摇摇晃晃地靠到墙上。

“土匪，你要为这受到惩罚。”法国人松开手，说。

“强盗，我要跟你算账。我们的人胜利后是仁慈的，但是我们不饶恕叛徒。”他说，脸上带着阴沉庄严的神情，姿势优美而且有力。

皮埃尔继续用法语劝那个军官不要追究喝醉酒的疯子。那个法国人仍然带着阴沉的神情，默默地听着，可是他突然面带微笑转向皮埃尔。他默默地看了他几秒钟。他那俊秀的脸上摆出一副悲剧式的温柔表情，他伸出手来。

“你救了我的命！你是法国人。”他说。在一个法国人看来，这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只有法国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而救他的命，救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巴的命，无疑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业。

但是，尽管这个结论和那个军官根据这个结论建立的信念都毫无疑义，皮埃尔仍然认为有使他失望的必要。

“我是俄国人。”皮埃尔连忙说。

“得—得—得，这话您对别人说去，”那个法国人在自己的鼻子前摇着一个指头，微笑着说，“等一会儿，您就会什么都对我说了，遇见了同胞，真令人愉快。好，咱们怎样处置这个人？”他又问，他对皮埃尔就像对亲弟兄一样说话。法国军官脸上的表情和声调表明，即使皮埃尔不是法国人，既然已经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称号，他也不会拒绝的。皮埃尔对最后一个问题再一次作了解释，他说明马卡尔·阿列克谢伊奇是怎样一个人，又说，他们刚进来时，看见这个喝醉酒的疯子抄走一支实弹手枪，没来得及从他手里夺下来，他请求不要计较他的行为，饶恕他。

那个法国人挺起胸膛，打了一个庄严的手势。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要我原谅他吗？好，我原谅他。把这个人带走。”法国军官迅速而且有力地说，于是挽起由于救了他的命而被他提升为法国人的皮埃尔的胳膊，和他一同走进屋里。

站在门口的士兵们听见枪声，走进过厅，询问出了什么事，表示要惩罚那个罪犯；但是军官严厉地制止了他们。

“用得着你们的时候，会叫你们的。”他说。士兵们出去了。在这工夫到厨房去了一趟的勤务兵来到军官面前。

“上尉，他们厨房里有菜汤和烤羊肉，”他说，“给您拿来吗？”

“好的，葡萄酒也拿来。”上尉说。

二十九

法国军官和皮埃尔一同进屋，皮埃尔认为他必须再让上尉相信他不是法国人，并且想离开，但是法国军官连听都不愿听。他是那么谦恭、亲热、和蔼，真心诚意地感激皮埃尔救了他，弄得皮埃尔不好拒绝，就同他一起在大厅里（就是他们一起走进的那间屋）坐下。上尉对于皮埃尔坚持说他是俄国人，显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拒绝这么光荣的称号，他耸了耸肩说，如果他一定认为自己是俄国人，那也只好这样，但他仍然永远不忘他的救命恩情。

如果这个人哪怕有丝毫了解别人感情的能力，就会看出皮埃尔的情绪，而皮埃尔也就会离开他了；但这个人对他身外的一切是那么天真，迟钝，使皮埃尔解除了戒心。

“不管您是法国人还是化名的俄国公爵，”那个法国人看着皮埃尔那件虽然很脏、但质地精良的衬衫和手上的戒指，说，“承您救了我的命，我就应当把友谊献给您。法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侮辱，也不会忘记恩情。我把我的友谊献给您。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军官说话的声音、表情、姿态是那么善良，那么高尚（就法语的意义来说），使得皮埃尔对这个法国人的微笑情不自禁地报以微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

“第十三轻骑兵团朗巴上尉因九月七日战役被授予荣誉团骑士头衔，”他自我介绍说，抑制不住的得意微笑使他口髭下面的嘴唇撮了起来，“现在您能告诉我，我没有带着那个疯子的枪弹进救护站，而荣幸地和谁如此愉快地交谈。”

皮埃尔回答说，他不能说出自己的姓名，于是他红着脸想胡诌一个姓名，说明他隐瞒姓名的原因，但是那个法国人连忙拦住他。

“好了，就随您的便吧，”他说，“我了解您，您是军官……也许是一个高参。您是和我们作战的。这与我不相干。我承受您救命的恩情。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完全听您的。您是贵族吧？”他探问似的又说。皮埃尔点了点头。“请问，可以请教您的教名吗？您说您是皮埃尔先生？好极了。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端来羊肉、煎蛋、茶炊、伏特加酒，以及从俄国人地窖里抢来随身带着的葡萄酒，朗巴请皮埃尔一同进餐，然后他就像一个年富力强的饥饿的人那样，运用他那有力的牙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一面不停地吧嗒嘴，一面说：“妙极了，美极了！”他的脸通红，满头大汗。皮埃尔也饿了，愉快地一同吃起来。勤务兵莫雷尔端来一锅热水，把一瓶红葡萄酒放在锅里温着。另外，他从厨房里还拿来一瓶克瓦斯给他们品尝品尝。法国人已经知道这种饮料，并且给它起了个名称。他们管克瓦斯叫猪的柠檬水，莫雷尔赞赏他在厨房里找到的这个猪的柠檬水。但是，因为上尉在莫斯科已经弄到葡萄酒，他就把克瓦斯让给莫雷尔，只喝那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他用餐巾裹着瓶颈，给他自己和皮埃尔斟酒。上尉饱餐一顿，又过了酒瘾，更加兴奋了，整顿饭不停地絮叨。

“是啊，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为了报答您从疯子手里救了我，我应当经常点一支蜡烛为您祝福。您瞧，我身上的枪弹已经够多的了。这是在瓦格拉木打伤的（他指了指肋骨），这是在斯摩棱斯克留下的疤，”（他指了指腮帮）“您瞧，这条腿不听使唤。这是九月七日在伟大的莫斯科战役留下的。嗬，那场面可真壮观，值得一看，那是一片火海。你们给了我们一桩吃力的活儿，你们可以自豪。说实话，别看这个王牌（他指了指十字勋章），我倒希望从头再来一次。我真惋惜那些没见到这个场面的人。”

“我当时在那里。”皮埃尔说。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那个法国人继续说，“应当承认，你们是勇敢的敌人。那个大多面堡守得多好，真有两下子。你们叫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到过那里三次，我不是吹牛。我们三次到了大炮那里，三次都被打回来，像纸人似的被打翻了。你们的掷弹兵是好样的，真的。我看见他们六次密集队伍，像阅兵一样出发了。优秀的人们！我们的那不勒斯王是行伍老手，他喊道：‘好极了！’哈哈，您原来也是同行！”他停了一下，微笑说，“那更好了，那更好了，皮埃尔先生。战斗中毫不留情……”他微笑着挤挤眼，“对女人却殷勤备至，我们法国人就是这样，皮埃尔先生，您说对不对？”

上尉是那么天真，由衷地快活，自鸣得意，弄得皮埃尔几乎也跟着他挤眼，快活地瞧着他。大概是“殷勤”这个字眼使上尉想到莫斯科的现状。

“顺便请问您一句，听说太太小姐们都离开莫斯科了，是真的吗？奇怪的想法，她们怕什么？”

“如果俄国军队进入巴黎，法国妇女不离开巴黎？”皮埃尔说。

“哈，哈，哈！……”那个法国人拍着皮埃尔的肩膀，发出一阵快活的、活泼的大笑。“这是说笑话，”他说，“巴黎？……不过巴黎……巴黎……”

“巴黎是世界的首都……”皮埃尔接过去把他的话说完。

上尉看了看皮埃尔。他有一个习惯，在谈话中间，停顿一下，用含着笑意和亲热的目光凝视对方。

“要不是您对我说您是俄国人，我敢打赌说您是巴黎人。您身上有某种，某种……”他说完这句恭维话后，又默默地看了看他。

“我去过巴黎，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皮埃尔说。

“噢，这就是了。巴黎！……不知道巴黎的人，就是野蛮人。一个巴黎人，你在两里外就认出他是巴黎人。巴黎嘛，这就是塔尔马、迪歇努瓦、波蒂埃、索尔本、林荫路。”他发现他这个结论比上边的话更没有说服力，就赶快又说，“全世界就一个巴黎。您到过巴黎，仍然愿意当俄国人。这也没什么，我并不会因此降低对您的尊敬。”

皮埃尔喝了几杯葡萄酒，又郁闷地过了几天孤独的生活，因此情不自禁地乐于同这个快活而和蔼的人聊一聊。

“咱们还是谈谈你们的太太小姐吧：听说她们非常漂亮。法国军队在莫斯科，她们偏逃到草原上藏起来，真是糊涂！她们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你们的农民，我是了解的，不过你们是文明人，应当比农民更了解我们。我们占领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人们怕我们，但也爱我们。不妨和我们交交朋友。而且皇帝，”他刚要说下去，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皇帝，”皮埃尔重复说，脸上突然露出愁闷和不好意思的表情，“什么皇帝？……”

“皇帝？他是宽大、仁慈、正义、秩序、天才的化身，这就是我们的皇帝！这是我朗巴现在对您这样说。别看我现在这样，可是八年前我曾经是他的敌人。我父亲是个伯爵，流亡国外。但是这个人征服了我。我完全被他折服了。看到他给法国带来强大和光荣，我就不能坚持了。当我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当我看到他为我们准备了光荣的前程，我对自己说：‘这才是一个君主。’于是我就献身于他了。您瞧！啊，亲爱的，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吗？”皮埃尔带着负疚的神情，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法国人看了看皮埃尔脸上负疚的表情，笑了笑。

“不在，他准备明天进城。”他说，又继续谈下去。

他们的谈话被大门口几个吵吵嚷嚷的声音和勤务兵莫雷尔的闯入打断了，莫雷尔进来向上尉报告说，有几个符腾堡的骠骑兵要把他们的马安置在上尉放马的院子里。主要麻烦的是，那些骠骑兵不懂话。

上尉把那个骠骑兵上士叫来，厉声问他是哪个团的，他们的长官是谁，凭什么竟敢占已经有人住的地方。那个不大懂法语的德意志人对头两个问题报了他们团的番号和长官姓名；但他听不懂最后一个问题，他用搀杂着德语的法语回答说，他是团队的军需，长官命令他把这一带的房子统统占下。皮埃尔懂德语，就给上尉翻译，再把上尉的回答用德语转达给符腾堡的骠骑兵。那个德意志人弄懂了对他说的话，就屈服了，把他的人带走了。上尉走到门廊上，大声发了一通命令。

当他回到屋里时，皮埃尔仍然坐在原来的地方，双手托腮。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这时的确很痛苦。当上尉出去，只剩他一个人时，他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是莫斯科的陷落，也不是这些幸运的胜利者在这里为所欲为并且庇护他，——尽管这一切也使皮埃尔不好受，但目前使他痛苦的却不是这些。使他痛苦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几杯酒下肚，和这个脾气随和的人的谈话，完全破坏了皮埃尔这几天满怀郁闷的心情，而这种郁闷心情在执行他的计划时是必要的。手枪和匕首，以及农民的服装都准备好了，拿破仑明天就要进城了。皮埃尔依然认为杀死那个恶棍是有益的，值得的；但是他觉得他现在办不到了。为什么？——他不知道，但是预感到他不会去执行他的计划了。他跟自己软弱的意识作斗争，但模糊地觉得他不能克服它，先前那种复仇、杀人、自我牺牲的郁闷情绪，一接触第一个法国人，就烟消云散了。

那个上尉微跛着，吹着口哨走进屋来。

先前使皮埃尔感到有趣的法国人的絮叨，现在使他厌烦了。他吹的曲子、他的步伐、他的手势、他捻胡子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是对皮埃尔的侮辱。

“我这就走，我再不和他谈一句话。”皮埃尔想。他一面想，一面坐在那里不动。一种奇怪的软弱感觉把他钉在那里，他想站起来走开，但是做不到。

相反，上尉却很快活。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他的眼睛闪着亮光，胡子微微扭动着，他好像对一个有趣的想法觉得好笑似的。

“好极了，”他突然说，“这些符腾堡的团长！他是德意志人；然而他是一个好人。但他是一个德意志人。”

他在皮埃尔对面坐下来。

“这么说，您懂德语？”

皮埃尔看了看他，没有吭声。

“避难所，德语怎么说？”

“避难所？”皮埃尔重复说，“避难所德语是Unterkunft。”

“您怎么说？”上尉不相信地连忙问。

“Unterkunft.”皮埃尔重复说。

“Onterkoff，”上尉说，含着笑意的目光在皮埃尔身上停了几秒钟，“这些德国人都是大傻瓜。皮埃尔先生，您说对不对？”他下了结论。

“好，再来一瓶莫斯科的波尔多酒吧，您说对吧？莫雷尔再给我们热一瓶。莫雷尔！”上尉快活地喊了一声。

莫雷尔拿来蜡烛和一瓶葡萄酒，上尉借着烛光看了看皮埃尔，皮埃尔灰心丧气的面色显然使他吃了一惊。朗巴脸上带着真诚的苦恼和同情走到皮埃尔跟前，向他弯下身来。

“怎么了，怎么犯愁了？”他一面说，一面摸了摸皮埃尔的手，“是不是我使您感到厌烦了？不，说实话，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他一再地问，“也许与时局有关吧？”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温情地看了看那个法国人的眼睛。那个法国人的同情使他很愉快。

“老实说，先不说您对我的恩情了，我觉得您这个人可交。我可以为您效一点劳吗？吩咐我吧。咱们是生死之交。我从心眼儿里对您说这话。”他把手放在胸口上说。

“谢谢。”皮埃尔说。上尉朝皮埃尔的脸凝视了一下，就像当他得知德语怎样说避难所这个词儿时那样看皮埃尔，他的脸突然容光焕发。

“啊，这么说来，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他快活地喊道，斟满两杯酒。皮埃尔端起斟满的杯子一饮而尽。朗巴也干了自己的一杯，又一次握皮埃尔的手，然后，怀着沉思而忧郁的神情把臂肘支在桌上，开口说：

“是的，亲爱的朋友，这都是命运的安排。谁能料到我会在波拿巴（我们都这样称呼他）部下当一名士兵和一名骑兵上尉。然而我和他现在都在莫斯科，”他用准备讲一个长故事的忧郁而徐缓的腔调继续说，“我告诉您，亲爱的，我们的姓氏是法国最古老的一个姓氏。”

于是，上尉以他那法国人轻率而天真的坦率态度对皮埃尔讲他祖先的历史，讲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讲他的亲戚、财产和家庭的一切事情。“我可怜的母亲”，当然，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但这一切只是人生的序幕，人生实质的东西是爱情。爱情！皮埃尔先生，您说对不对？”他兴致勃勃地说，“再来一杯。”

皮埃尔又干了一杯，给自己斟上第三杯。

“！女人，女人！”上尉用泛起油光的眼睛望着皮埃尔，开始讲爱情，讲他的恋爱故事。他的恋爱故事很多很多，只要看看这个军官得意、漂亮的面孔，看看他讲到女人时那份兴高采烈的劲儿，你就很容易相信他的话。虽然朗巴的恋爱故事都带有淫秽的性质，而在法国人看来，只有那种爱情才具有魅力和诗意，但是上尉在讲故事时是那么由衷地确信，只有他尝到并且懂得爱情的魅力，而且在描绘女人时是那么撩人，皮埃尔不由得好奇地听下去。

显然，那个法国人所向往的爱情，既不是那种低级、一般的爱情，这种爱情，皮埃尔在他的妻子身上曾尝到过，也不是被皮埃尔夸大了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就像皮埃尔对娜塔莎的那种爱情，（这两种爱情，朗巴都瞧不起：头一种是马车夫的爱情，另一种是傻瓜的爱情；）这个法国人所崇拜的爱情，主要是和女人发生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以及给感官以最大享受的各种畸形结合的杂烩。

譬如，上尉讲了一桩他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他爱上一个迷人的三十五岁的侯爵夫人，同时又爱上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天真、十七岁的小姑娘。母女之间互相谦让的结果，母亲作了自我牺牲，把女儿让给自己的情人做妻子，虽然这是一段久已过去的往事，但至今回忆起来仍使他激动。然后他又讲了一段故事——丈夫当了情夫的角色，而他（情夫）当了丈夫的角色，又讲了几段德国趣闻，那地方管避难所叫Unterkunft，那地方做丈夫的都吃白菜汤，少女们头发都太黄。

最后，他讲了一段记忆犹新的最近在波兰的奇遇，他眉飞色舞、满脸通红说，他救了一个波兰人（在上尉的故事中老有救命的事），那个波兰人把他那迷人的妻子（在气质上是巴黎女人）托付他照管，而他本人到法国军队服务去了。上尉是幸福的，那个迷人的波兰女人要跟他逃跑；但是，上尉宽大为怀，把妻子还给了丈夫，并且对他说：“我救了您的性命，也救了您的名誉！”上尉重复了这句话后，擦了擦眼睛，抖了一下，仿佛要抖掉回忆这段动人的故事时满怀的温情。

皮埃尔听上尉讲故事，就像在深夜喝了几杯酒之后常有的情形，他注意上尉所讲的一切，了解一切，同时也注意自己心中不知为什么突然出现的一连串回忆。当他听这些爱情故事时，出乎意料地突然回忆起他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情，一一回想这桩爱情的每幅画面，在心里和朗巴的故事作比较。皮埃尔一面倾听爱情和义务的矛盾，一面历历在目地想起上次在苏哈列夫塔楼旁和他的恋爱对象相遇的最细微的情节。那次见面当时对他并没发生什么影响；他甚至连一次也没回想它。但是现在他觉得，那次见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诗意的东西。

“彼得·基里雷奇，到这儿来，我已经认出您了。”他现在仿佛听到她说的话，看见她的眼睛、微笑、旅行帽和帽子下露出的一绺头发……他觉得这一切含有一种动人的、令人怜爱的东西。

上尉讲完迷人的波兰女人的故事，问皮埃尔有没有那种为爱情而牺牲自己和嫉妒合法丈夫的感情。

经他这一问，皮埃尔抬起头来，觉得有必要倾诉一下自己满怀的思绪。他开始诉说，他对女人的爱情跟他略有不同。他说他一生过去和现在只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不会属于他。

“你这人真是！”上尉说。

然后，皮埃尔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爱这个女人；但是不敢想望她，因为她太年轻，而他是一个没有名望的私生子。后来，当他有了名望和财产的时候，他不敢想望她，因为他太爱她了，把她看得太高了，高出世上的一切，不用说，更高出他本人。皮埃尔讲到这里，问上尉懂不懂他所说的。

上尉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即使他不懂，他仍然请他继续说下去。

“柏拉图式的爱情，虚无缥缈……”他喃喃地说。不知是喝了几杯酒，还是有坦白的欲望，还是认为这个人不知道而且也不会打听到他故事里的任何一个角色，还是由于这一切的总合，总之，皮埃尔的话头多起来了。他两眼泛起一层油光，凝视着远方，唔唔哝哝地讲了他的全部故事：他的婚姻、娜塔莎和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爱情、她的背信弃义，以及他自己对她的简单关系。在朗巴的追问下，他连原先隐瞒的事——他的社会地位，也讲了出来，甚至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

在皮埃尔的故事里，最使上尉吃惊的是，原来皮埃尔是个大富翁，在莫斯科有两处府邸，他竟抛弃一切，不离开莫斯科，隐名埋姓留在城里。

他们一同来到街上时，已经是深夜了。夜是温暖的，明亮的。宅子的左边彼得罗夫克大街，火光烛天，那是莫斯科第一批大火。在右边，高高地悬着一钩新月，新月对面悬着一颗在皮埃尔心目中把它和他的爱情连系在一起的明亮的彗星。格拉西姆、厨娘和两个法国人站在大门口。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和彼此言语不通的谈话。他们都在观望照亮全城的火光。

在这座大城里，远处有一点火灾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皮埃尔瞭望着高高的星空、月亮、彗星和火光，感到赏心悦目的欢愉。“瞧，多好啊，还需要什么呢？”他想。可是突然间，他想起自己的计划，于是头晕了，意识迷糊了，他倚着栏杆以防跌倒。

皮埃尔没有跟他的新朋友告别，就步履蹒跚地离开大门，回自己房里，躺在沙发上，立刻睡着了。

三十

步行逃走和坐车逃走的居民，以及撤退的军队，从各条道路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都在回头观望那九月二日第一次燃起的大火的火光。

罗斯托夫家的车辆这一夜停在离莫斯科二十俄里的梅季希村。九月一日他们出发很晚，道路挤满了车辆和军队，又有那么多东西忘记带，不得不派人回去取，以至那天夜里就在离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投宿。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晚，路上又老停留，所以只走到大梅季希村。当晚十点，罗斯托夫一家以及和他同行的伤员，都安置在这座大村子的各家宅院里和农舍里。罗斯托夫家的奴仆和车夫，伤员的勤务兵，服侍过主人以后，吃过晚饭，喂过马，就都到门外去了。

隔壁农舍里躺着一个受伤的副官，名叫拉耶夫斯基，他的手关节被打碎，痛得他不断发出可怜的呻吟，在这黑暗的秋夜，听来特别瘆人。这个副官和罗斯托夫家第一夜都在一个院子住宿。伯爵夫人说，呻吟声使她整夜不能合眼，为了离这个伤员远些，就搬到梅季希村较差的农舍里。

一个仆人从停在门前的高高的马车顶上望去，看见另一处不大的火光。早先看见的一处火光，大家都知道那是小梅季希村在着火，是马蒙诺夫的哥萨克放的火。

“弟兄们，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在着火。”勤务兵说。

大家都注意那片火光。

“据说马蒙诺夫的哥萨克放火烧了小梅季希村。”

“他们胡说！不，这不是梅季希村，这是更远的地方。”

“瞧，准是在莫斯科。”

有两个仆人从门廊台阶下来，绕到马车另一边，在车梯上坐下。

“这地方偏左！梅季希村在那边，而这完全在另一边。”

有几个仆人凑到这两个仆人跟前。

“好大的火势，”一个人说，“老兄，这是莫斯科在着火：不是苏谢夫街就是罗戈日街。”

对这个说法没人搭腔。这些仆人对远方刚起的火默默地看了很久。

老头子丹尼洛·捷连季奇（大家都管他叫伯爵的侍仆），向人群走来，对米什卡大喝一声。

“你看什么，浑小子……伯爵叫人，一个都不在；去把衣服收好。”

“我刚出来打水的。”米什卡说。

“您看怎么样，丹尼洛·捷连季奇，这好像是莫斯科的火光吧？”一个仆人说。

丹尼洛·捷连季奇没吭声，大家又沉默了很久。火光蔓延开来，悠悠荡荡向更远的地方伸展。

“上帝保佑！……有风，天又早……”又有一个声音说。

“瞧，多猛的火势。主啊！连飞着的乌鸦都看得见。主啊，怜悯我们有罪的人吧！”

“想必正在救火。”

“谁去救火？”一直沉默不语的丹尼洛·捷连季奇说话了。他的声音平静而缓慢。“那就是莫斯科，弟兄们，”他说，“莫斯科，圣洁的母亲……”他说不下去了，他突然像老年人那样抽抽搭搭地哭了。仿佛大家正是期待着这个，这样，他们望见的那火光所具有的意义就清楚了。于是响起一片叹息声、祈祷声和伯爵的老侍仆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三十一

侍仆回去向伯爵报告说，莫斯科着火了。伯爵穿上长衫，到外面去观看。和他一起出去的还有尚未脱衣就寝的索尼娅和肖斯太太。只有娜塔莎和伯爵夫人留在屋里。（彼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他随团队开往特罗伊茨去了。）

伯爵夫人一听说莫斯科起火，就哭了。娜塔莎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坐在圣像下的长凳上（她一来就坐在那里），丝毫不注意父亲说的话。她在倾听隔着三所房子传来的那个副官不停的呻吟声。

“哎呀，多么可怕！”索尼娅打着冷战，惊慌地从院子里回来说，“我看整个莫斯科都烧起来了，多么可怕的火光！娜塔莎，现在你从窗口就可以看见。”她对表妹说这话，显然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娜塔莎望着她，仿佛不明白对她说的话，眼睛又盯着炉子的一角。从当天早晨开始，也就是从索尼娅不知为什么竟然把安德烈公爵受伤，现在同他们一起在车队里的事告诉娜塔莎之后（伯爵夫人为此又惊又恼），娜塔莎就陷入呆滞的状态。伯爵夫人从来没有这样向索尼娅发过脾气。索尼娅哭了，请求原谅，她现在好像极力赎罪似的，一个劲儿地抚慰表妹。

“你瞧，娜塔莎，多么可怕的大火。”索尼娅说。

“什么大火？”娜塔莎问，“噢，对，是莫斯科。”

好像不愿违拗索尼娅和为了摆脱她，她把头移近窗口，向外望了望，显然什么也没有看见，又照原来的姿势坐下。

“你没看见吗？”

“不，我真的看见了。”她用祈求安静的声调说。

伯爵夫人和索尼娅都明白，莫斯科、莫斯科的大火，或任何别的什么，当然都不可能引起娜塔莎的注意。

伯爵又回到套间躺下。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跟前，就像女儿生病时那样，用手背贴了贴她的头，然后又用嘴唇贴了一下她的前额，看看是不是发烧，然后吻了吻她。

“你发冷了？你浑身发抖？你最好躺下。”她说。

“躺下？好的，我躺下。我这就躺下。”娜塔莎说。

自从当天早晨娜塔莎听说安德烈公爵伤势很重，现在和他们同行，只是在最初的时候，她问长问短：他去哪儿？伤势怎么样？有没有危险？能不能看看他？但人们告诉她，她不能看他，他的伤很重，但他的生命没有危险，她显然不相信人家对她说的话，而且确信，尽管她磨破嘴皮，人家对她还是说那同样的话，自这以后，她就不再问，也不吭声了。娜塔莎一路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伯爵夫人十分了解而且害怕这样的眼神）坐在马车角落里一动不动，现在她就是这样坐在条凳上。她在想一件事，在决定一件事，也许现在在心中已经决定了，——伯爵夫人是知道的，但究竟是想什么事，她不知道，正是这个使她担惊受怕，折磨着她。

“娜塔莎，把衣服脱了，亲爱的，睡到我床上来吧。”（只给伯爵夫人铺了一张床，肖斯太太和两位小姐都睡在地板上的干草上。）

“不，妈妈，我就在这里睡，在地板上睡。”娜塔莎生气地说，她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打开窗户后，那个副官的呻吟听得更清楚了。她把头探到夜间潮湿的空气里，伯爵夫人看见，她那细长的脖颈由于恸哭颤抖着，碰击着窗框。娜塔莎知道这不是安德烈公爵在呻吟。她知道，安德烈公爵就在他们住的这一排房子过厅对面一间小屋里躺着；但是这可怕的不停的呻吟声使她恸哭。伯爵夫人和索尼娅互相看了一眼。

“睡吧，亲爱的，睡吧，我的好孩子，”伯爵夫人说，用手轻轻碰了碰娜塔莎的肩头，“我说，躺下吧。”

“知道了……我马上，马上就睡。”娜塔莎说，她匆匆地脱衣服，解裙带。她脱掉衣服换上短睡衣后，就屈起腿坐在地铺上，把她那不太长的细辫子甩到胸前，重新编起来。纤细灵巧的长手指快速、利落地解开辫子，编上，扎好。娜塔莎的头习惯地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转动着，像发热病似的睁着的眼睛，凝然不动地向前望着。换好衣服后，娜塔莎悄悄躺到铺在门口的干草地铺上。

“娜塔莎，你睡在中间。”索尼娅说。

“我就睡在这儿。”娜塔莎说。“您也躺下吧。”她不高兴地又说。然后她把脸埋到枕头里。

伯爵夫人、肖斯太太和索尼娅急忙脱了衣服，也躺下了。屋里只有一盏圣像下的小灯。但是院子被两俄里外小梅季希村的火光照得通亮，斜对面街上一家曾被马蒙诺夫哥萨克砸过的小酒馆里，传来夜间的喧闹声，同时传来那个副官不停息的呻吟声。

娜塔莎倾听室内外的响声，一动不动地听了很久。起初她听见母亲的祈祷声和叹息声，她的床发出的轧轧声，耳熟的肖斯太太发出的呼呼的打呼声，索尼娅细微的呼吸声。然后，伯爵夫人呼唤娜塔莎。娜塔莎没有回答。

“好像睡着了，妈妈。”索尼娅小声答道。停了一会儿，伯爵夫人又叫了一声，但是已经没有人回答她了。

不大会儿，娜塔莎听见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娜塔莎一动不动，虽然她那只从被子里伸出来的小小的赤脚在光光的地板上已经冻得冰凉。

蟋蟀好像庆祝它战胜了一切，在墙缝里地歌唱。远处的雄鸡在啼叫，附近的在响应。酒馆的喊叫声停止了，只有副官的呻吟声还听得见。娜塔莎坐了起来。

“索尼娅，你睡着了吗？妈妈？”她小声说。没有人回答。娜塔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画了十字，在又脏又凉的地板上悄悄迈开她那瘦长的、富于弹性的光脚板。地板吱吱地响了一声。她快速地挪动脚步，像猫似的跑了几步就抓住了冰凉的门环。

她觉得，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有节奏地敲打着小屋的四壁：这是她那颗由于惊慌、恐惧和爱情而紧紧收缩着的、破碎的心在跳动。

她打开门，迈过门槛，在过厅又湿又冷的地上走过去。周围的冷空气使她感到神清气爽。她一只赤脚碰到一个睡觉的人，她跨过他，推开安德烈公爵躺在那儿的小屋。那间小屋漆黑。在后面角落里，在床旁（床上躺着一个人）条凳上点着一支结着一个大烛花的脂油蜡烛。

从早晨一听说安德烈公爵受伤并且他就在这里，娜塔莎就决定她应当看看他。她不知道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但是她知道这次会见一定很痛苦，而这更促使她决心非见他不可。

一整天她心中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夜里去看他。但是，当这一刻现在已经到来的时候，她忽然又怕看见他，他伤成什么样子？他还剩下什么？他是不是也像那个不断呻吟的副官一样？是的，他完全是那个样子。在她的想象中，他就是那可怕呻吟的化身。她看见角落里有一件模糊的东西，她把他在被子里屈起的膝盖当做他的肩头，她好像看见一个可怕的身体，吓得她站住不动了。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她走向前去。她悄悄迈了一步，又迈一步，于是走到堆满东西的屋子中间。在这间小屋圣像下面的长凳上，躺着另外一个人（这是季莫欣），地上还躺着两个什么人（这是医生和侍仆）。

那个侍仆欠起身，咕哝了一句。季莫欣由于腿上受伤痛得不能入睡，他睁大眼睛望着这个穿白衬衫和短上衣、戴着睡帽的奇怪的女精灵。睡意矇眬的侍仆吃惊地说了一声：“您有什么事？来干什么？”这使娜塔莎更快地向那个躺在墙角的东西走去。不管那个身体多么不像人的样子，她还是应当看看他。她从侍仆身边走过去：烛花掉下来，她清楚地看见躺在那儿的安德烈公爵，两只胳膊放在被子外面，他仍然像她过去一向见到的那个样子。

他仍然像他一向的样子；但是他那发烧的面色，狂喜地注视着她的发光的眼睛，特别是那露在翻领衬衫外面的孩子般细嫩的脖颈，给他增添了一种独特的、天真的、孩子般的神情。她走到他面前，用迅速、柔韧的、年轻人的动作跪了下来。

他露出笑容，向她伸出手来。

三十二

安德烈公爵自从在波罗金诺战场救护站清醒过来以后，已经过了七天了。他在这期间经常昏迷不醒。发高烧和受伤的肠子发炎，据随行的医生说，这对他是致命的。但是在第七天，他蛮有兴致地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点茶，医生发现他的烧退了一些。安德烈公爵在次日早晨恢复了知觉。离开莫斯科的第一夜相当暖和，安德烈公爵就留在马车里过夜；但是在梅季希村，伤者亲自要求把他抬出马车，并且要喝茶。移他到农舍时，他疼得大声呻吟，又失去了知觉。把他放在行军床上后，他长久地闭着眼睛，躺着一动不动。后来他睁开眼睛，低声说：“茶呢？”他对生活细节的记忆力使医生吃惊。医生摸了摸脉，使他惊奇而且不高兴的是，脉搏比较正常。医生之所以不高兴，因为凭他自己的经验，他不可能活下去的，即使现在不死，那也不过带着更大的痛苦过些时候就会死去。和安德烈公爵一同运送的还有同团的红鼻子少校季莫欣，他也是在波罗金诺战役受了腿伤后，在莫斯科和安德烈公爵会合的。跟随他们的有医生、公爵的侍仆、他的车夫和两名勤务兵。

给安德烈公爵端来了茶。他贪婪地喝着，一面用发烧的眼睛望着他面前的门，仿佛在努力了解和记起什么事情。

“行了，不想喝了。季莫欣在这儿吗？”他问。季莫欣沿着长凳爬到他跟前。

“我在这儿，大人。”

“伤势怎么样？”

“我的吗？没事儿。您怎么样？”安德烈公爵又沉思起来，仿佛记起一件事。

“能不能找到一本书？”他说。

“什么书？”

“《福音书》！我没有。”

医生答应给他找到，然后问公爵觉得怎么样。安德烈公爵虽然勉强、然而很有条理地回答了医生所有的问题，然后他说他要垫一个靠枕，不然觉得不舒服，很痛苦。医生和侍仆掀开盖着他的军大衣，闻到伤口腐肉的恶臭，皱起眉头，开始检查那个可怕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医生很不高兴，他重新包扎了一下，给伤员翻了身，使得他又呻吟起来，由于翻身引起的疼痛，又使他失去了知觉，而且开始说胡话。他老说快点给他找到那本书，把书放到身子下面。

“这在你们算不了什么！”他说，“我没有这本书，请找来放在身下一会儿。”他可怜巴巴地说。

医生到过厅里去洗手。

“咳，你们这些人真没心肝，”医生对往他手上倒水的侍仆说，“只不过一分钟没照顾到。你们竟把他放得压住伤口。要知道这是非常疼的，我真奇怪他怎么受得了。”

“我们好像在他身下垫了东西了，主耶稣·基督在上。”侍仆说。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明白他在什么地方，他出了什么事，记起他受了伤，还记起马车到达梅季希村时，他要求搬进小屋里的情景。后来又疼得神志不清了，当他在小屋里喝茶的时候，第二次苏醒过来，于是又记起他所经历的一切，他非常清楚地想起在救护站的时刻，当他看见他所憎恶的人在受苦，他忽然产生他可能得到幸福的新念头。这些念头虽然模糊，不明确，此刻又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想起他现在有了新的幸福，而这幸福与《福音书》有某种共同的地方。他要《福音书》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他的伤口被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以及给他翻身，又干扰了他的思绪，他第三次恢复知觉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周围的人都睡了。一只蟋蟀在过厅对面地叫，街上有人在喊叫和唱歌，蟑螂在桌上、圣像上、墙壁上沙沙地爬，一只大苍蝇在他的床头结成大烛花的蜡烛周围飞撞。

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通常同时思维、感受和回忆无数的事物，但是他有权利和力量选择一系列的思想或者现象，然后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系列现象上面。健康的人在深思熟虑的时刻，因同进来的人寒暄一两句而中断，然后又回到他的思维上面。安德烈公爵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是不正常的。他全部的精神活动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活跃，而且清晰，然而却不受他的意志控制。各式各样的思想和意念纷至沓来。有时他的思想忽然活跃起来，而且那么有力、清楚和深刻，那是在健康状况下从来没有的；可是，这种思想的活动忽然中断，换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念，而那个原来的思想就一去不复返了。

“是的，在我面前展现一种新的幸福，一种与人不可分的幸福，”他心里想道，他躺在半明半暗的、寂静的小屋里，他那发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然不动地望着前方，“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不受外界物质影响的幸福，一种纯粹精神的幸福，爱的幸福！人人都可以懂得它，但是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它和制定它。但是上帝怎样制定这个法则呢？为什么圣子？……”思路突然中断了，安德烈公爵听见（不知是在梦幻中还是在现实中听见）一种轻轻的、有节奏的绵绵细语：“噼哧—噼哧—噼哧”，然后，“哧—哧”，然后又“噼哧—噼哧—噼哧”，然后又“哧—哧”。同时，在这低吟的音乐声中，安德烈公爵觉得，在他的脸的上方，在正中间，矗立着一个用细针或者薄木片建造的奇特的空中楼阁。他觉得（虽然很困难），他必须保持平衡，为了使这座巍峨的楼阁不致坍塌下来；但它仍然坍塌了，然后又随着均匀的低吟的音乐声慢慢地竖立起来。“伸展！伸展！伸展开来，不断地伸展！”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安德烈公爵谛听低语声和感觉那不断伸展、不断用细针建造着的楼阁，同时，间或看见烛光的红色晕圈儿，听见蟑螂的沙沙声，以及向枕头和他脸上乱飞的苍蝇的嗡嗡声。每当苍蝇碰着他的脸，就引起一阵灼热的感觉；同时使他觉得奇怪，苍蝇正好碰到在他脸上建起的楼阁，但并没有破坏它。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门旁有一件白色的东西，那是使他感到压迫的斯芬克斯像。

“但是，那也许是我放在桌上的衬衫，”安德烈公爵想，“这是我的腿，这是门；但是为什么它总在伸长，在长高，而且噼哧—噼哧—噼哧，哧—哧，噼哧—噼哧—噼哧……”“够了，请打住吧，别纠缠了。”安德烈公爵苦苦央求什么人。可是忽然间，思想和感情又异常清晰而有力地浮现出来。

“是的，爱（他又十分清楚地想），但是，不是对某种东西、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什么原因的爱，而是初次——就是我要死的时候，看见我的敌人，我仍然爱他的那种，我所体会到的那种爱。我体会到那种作为灵魂本质的不需要对象的爱。我现在就体会到这种幸福。爱邻人，爱自己的敌人。爱一切——爱上帝所体现的一切。爱一个亲爱的人，用人类的爱来爱就行了；但是爱敌人，只有用上帝的爱才办得到。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体会到这种喜悦。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用人类的爱，这种爱可能转化为恨；但是上帝的爱，永无变化。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死亡，都不能破坏这种爱。它是灵魂的本质。在我一生中我曾恨过那么多的人。而在这所有的人中间，像对她那样爱和恨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他生动地想起娜塔莎，但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想她使他喜悦的迷人魅力；而是第一次想到她的灵魂。于是他明白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耻辱和悔恨。他现在第一次懂得了他的拒绝是多么残忍，看出他和她决裂是多么无情。“我多么希望再见她一次。只要一次，看着那双眼睛，说……”

“噼哧—噼哧—噼哧，哧—哧，噼哧—噼哧—嘣”，苍蝇碰击一下……他的注意力突然转到另一个发生了特别事故的、既是现实又是梦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那座楼阁依旧岿然不动，有一种东西依旧不断地伸展，蜡烛依旧带着红晕燃烧着，那件衬衫——斯芬克斯依旧在门旁蹲着；但除此之外，有一种东西吱吱响了一声，吹来一阵清凉的微风，一个新的白色斯芬克斯，站立着，在门前出现了。这个斯芬克斯有一张苍白的脸和明亮的眼睛，那正是他现在想起的娜塔莎的脸和眼睛。

“哦，不停的梦幻多么恼人！”安德烈公爵想，极力驱走这张幻想中的面孔。但是这张脸极为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而且渐渐走近了。安德烈公爵想回到纯思想的世界，但是办不到，梦幻把他吸引到它的境界。轻轻的低语继续发出有节奏的喃喃声，有一种东西在挤压，在伸长，那张奇怪的脸停在他面前。安德烈公爵使尽全身的力气来恢复知觉；他动了动，可是忽然间，他耳鸣眼花，像沉到水里的人，不省人事了。当他醒来时，娜塔莎，那个活生生的娜塔莎，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他最愿意用他刚得到启示的那种全新的、纯洁的上帝的爱来爱的娜塔莎，跪在他面前。他明白这是真的、活的娜塔莎，他并不惊讶，只是感到安详的欢愉。娜塔莎跪在那里，吓呆了（她不能动弹），忍着哭泣，望着他。她面色苍白，没有表情，只是脸的下部在颤抖。

安德烈公爵舒了一口气，微微一笑，把手伸给她。

“是您吗？”他说，“多么幸运！”

娜塔莎用迅速而小心的动作跪着向他移近，小心地握住他的手，低下头来吻它，用嘴唇轻轻碰了碰。

“原谅我吧！”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低声说，“原谅我吧！”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原谅我……”

“原谅什么呀？”安德烈公爵问。

“原谅我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见的、断断续续的低声说，开始更频繁地用嘴唇轻轻吻他的手。

“我比先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用手托起她的脸来看她的眼睛。

这双充满幸福泪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同情地、含着爱情的欢乐望着他。娜塔莎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浮肿的嘴唇，实在不好看，而且显得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没看见这张脸，他只看见那双光辉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绝美的。在那眼睛后面可以听见说话的声音。

侍仆彼得这时完全从睡梦中醒来，他叫醒了医生。季莫欣由于腿疼始终没有入睡，早已看见了一切情形，他极力用被单盖上他那赤裸的身子，在长凳上蜷缩着。

“这是怎么回事？”医生从铺上欠起身来，说，“请您走吧，小姐。”

这时一个女仆敲门，这是伯爵夫人发现女儿不在，派来的女仆。

娜塔莎好似从睡梦中惊醒的梦游患者，走出那间屋，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铺上放声大哭。

从那天起，在罗斯托夫一家后来的整个旅途中，不论是休息，还是过夜，娜塔莎都不离开负伤的博尔孔斯基，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没料到一个姑娘竟然这么坚强，竟然这么擅长看护伤员。

伯爵夫人一想到安德烈公爵可能（医生认为非常可能）在途中死在娜塔莎的怀抱中，就觉得可怕，可是她无法劝阻娜塔莎。受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现在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自然会令人想到，万一他有一天康复，他们可能恢复先前的婚约，但却没有人提起这事，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更不会提起：不仅博尔孔斯基的、而且整个俄国的存亡问题都悬而未决，其他一切考虑都被掩盖了。

三十三

九月三日皮埃尔醒得很晚。他头痛，和衣而卧使他觉得不舒服，他模糊地觉得昨天做了一件可耻的事；这件可耻的事就是昨天同朗巴上尉的谈话。

时针指到十一点，但是外面显得特别阴暗。皮埃尔站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那支格拉西姆又放到书桌上的雕花枪托的手枪，于是记起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今天要做什么事。

“我是不是太晚了？”皮埃尔想，“不，他大概不会在十二点以前进莫斯科的。”皮埃尔不再思索他要做的事，应当赶快行动起来。

皮埃尔整了整衣服，拿起手枪，就要出去了。这时他第一次想到，不能手持武器上街，但是怎样带着它呢。甚至宽大的外衣也很难藏着这支手枪。不论别在腰里，或者夹在腋下，都无法不被人注意。此外，那支枪已经放过，皮埃尔还没来得及装子弹。“匕首也一样。”皮埃尔自言自语，虽然他在考虑实行他的计划时，不止一次认定，一八○九年那个大学生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想用匕首刺死拿破仑。但是，皮埃尔的主要目的好像不是要实行已经考虑好的事情，而是要向自己表明，他不放弃自己的计划，他做的一切不过是要实行它的准备，于是皮埃尔赶忙拿起在苏哈列夫塔跟手枪一起买来的那把不快的、缺口的、带绿鞘的匕首，把它藏在背心下面。

皮埃尔束上腰带，压低帽子，尽力不弄出声响，避免碰见上尉，顺着走廊走到街上。

昨晚他曾是那么漠然视之的那场火，一夜之间却大大地扩展开来。莫斯科城里各处都起了火。同时着火的地方有马车市场、莫斯科河外区、商场、波瓦尔大街、莫斯科河上的帆船和多罗戈米洛夫桥旁的木材场。

皮埃尔的路线是穿过几条小巷到波瓦尔大街，然后到阿尔巴特街的圣尼古拉教堂，那里是他早已决定举事的地点。大多数人家的门窗都上了锁。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空气中散发着焦味和煳味。他有时遇见神色不安的俄国人和在街上行走的不带城市气派而带军人气派的法国人。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惊奇地看皮埃尔。皮埃尔之所以引起俄国人的注意，除了他那肥胖高大的体格，脸上带着奇特、阴沉、神情专注和痛苦的表情之外，还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人属于哪个阶层。法国人之所以惊奇地目送他，特别是因为皮埃尔不像一般俄国人那样怀着惊惧和好奇心看法国人，他对他们毫不注意。在一家大门前，有三个法国人对几个听不懂他们话的俄国人解释什么，那三个法国人拦住皮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皮埃尔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在另一条胡同里，一个站在绿色弹药箱旁边的哨兵对他吆喝一声，可是，直到那个哨兵又大声吆喝和弄响手中的枪时，皮埃尔才明白他应当从旁边一条街绕过去。他对周围的一切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他匆匆地、惶恐地怀着他的计划，像怀着一件可怕而生疏的东西似的，由于有了昨天的经验，生怕失去他的决心。但是，皮埃尔注定不能完全怀着这种心情到达目的地。此外，即使他在路上不耽搁，他的意图也不能实现，因为四小时以前，拿破仑就从多罗戈米洛夫郊区，经由阿尔巴特街来到克里姆林宫，这时他正坐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书房里，心情极端恶劣，在发布详细而且严格的命令：立即扑灭火灾，严禁抢劫，安抚居民。但皮埃尔不知道这个；他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当前要做的事上，他很苦恼，那是一种固执地要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人的苦恼，——其所以不可能，并不是由于困难，而是由于他的天性不适宜做那件事，他感到苦恼是因为他害怕在关键时刻他变得软弱了，因而失去自豪感。

虽然他对周围的一切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但他凭本能摸索道路，在那些通往波瓦尔大街的小巷子里并没有走错路。

皮埃尔越走近波瓦尔大街，烟就越浓，大火甚至把空气变得暖和起来。从房顶时时冒出火舌。街上的人多起来，而且那些人更加惊慌了。皮埃尔虽然感觉到他周围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但是他不明白他正走向火场。皮埃尔正沿着一条小路走过一边连接波瓦尔大街、另一边连接格鲁津斯基公爵府第的花园的一大片空地时，忽然听见身旁有个女人嚎啕大哭，他如梦初醒，停住脚步，抬起头来。

在小路旁干枯的、蒙上一层尘土的青草上，堆着一些家什：鸭绒被、茶炊、神像和箱子等。几只箱子旁边，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坐在地上，她的上齿又长又暴，身上穿一件黑大衣，头上戴一顶小帽。这个妇女摇晃着身子，一面念叨，一面抽抽搭搭地大哭。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穿着肮脏的短外衣，戴着小帽，苍白、受惊的脸上带着疑惑的神情望着母亲。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穿一件厚呢外衣，戴一顶别人的大帽子，在老保姆怀里哭。一个浑身肮脏的、赤脚的女仆坐在箱子上，松开灰白色的发辫，一面揪掉烧焦的头发，一面闻它。那女人的丈夫是一个驼背的矮个子，穿一件文官制服，从他那戴得端端正正的制帽下露出圆形的颊发和梳得光滑的鬓角，他正在搬动摞起来的箱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些衣服。

那女人一见皮埃尔就向他扑过来，几乎扑倒在他的脚下。

“我的乡亲啊，正教徒，救救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好人呀……有谁帮帮我们吧，”她哭诉着说，“小心肝！……小女儿！我那小女儿把我们撇下了！……烧死了！噢—噢—噢！我养你就落了这个下场……噢—噢—噢！”

“算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丈夫对妻子轻声说，显然为了在生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一定是姐姐把她带到哪儿去了，不然她能到哪儿去呢！”他又说。

“你是木头人，坏蛋！”那女人突然止住哭，恶狠狠地说，“你没有心肝，不怜惜自己的孩子。要是别人，就会从火里把她救出来。一块木头疙瘩，不是人，不配当父亲。您是高贵的人，”那女人抽泣着匆匆地对皮埃尔说，“隔壁着了火，向我们烧来。女仆喊叫：失火了！我们就抢着收拾东西。我们就这样逃了出来……这就是抢出来的东西……神像、陪嫁的床，别的东西全丢了。抢救孩子的时候，发现卡捷奇卡不见了。噢—噢—噢！主啊……”她又大哭起来，“我的宝贝孩子，烧死了！烧死了！”

“她到底、到底在哪儿啊？”皮埃尔说。那女人从他脸上兴奋的表情看出这个人可以帮助她。

“好先生！好老爷！”她抱住他的腿喊道，“恩人，我总算安心了……阿尼斯卡[99]，去，丑丫头，去给他领路。”她对女仆喝道，气愤地张开嘴，这样更露出她那长牙。

“领我去，领我去，我……我……我来办。”皮埃尔急喘着连忙说。

那个浑身肮脏的女仆从箱子后面走出来，理好发辫，叹一口气，迈开肥大的光脚板沿着小路向前走去。皮埃尔仿佛从深沉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他昂起头，眼睛放出生命的光辉，快步追随女仆，赶过她，来到波瓦尔大街。整条街弥漫着乌云般的黑烟。这儿那儿时时从黑烟里冒出火舌。一大群人聚在火场前面。一个法国将军站在街中心，正在对周围的人讲话。皮埃尔和女仆向那个将军站着的地方走去；但是法国士兵拦住他。

“不准通行。”一个声音喊道。

“走这边，叔叔！”女仆喊道，“我们穿小巷，从尼库林街过去。”

皮埃尔转身往回走，时不时地跳几步追上她。女仆跑过街，向左折入小巷，走过三家房子，进入右边的大门。

“这就到了。”女仆说，她跑进院子，打开木板围墙的小角门，停下来，向皮埃尔指着那所正烧得又热又亮的木建小厢房。厢房的一边已经倒塌了，另一边正在燃烧，火舌明晃晃地从窗口和房顶冒出来。

皮埃尔走进小角门，立刻被热气包围起来，他不由得停住了。

“哪一间，哪一间是你们的房子？”他问。

“噢—噢—噢哟！”女仆指着厢房哭起来，“那就是的，那就是我们的住房。你给烧死了，我们的宝贝，卡捷奇卡，我可爱的小姑娘，噢—噢哟！”阿尼斯卡一见正在着火，觉得她也应当表示一下她的感情，就哭起来。

皮埃尔朝厢房去，但是热得那么厉害，他不由自主地围着厢房转了半圈，走到一所大房子跟前，这所房子的一边屋顶刚刚起火，附近聚着一群法国人。皮埃尔起初不明白法国人干什么在搬东西；但是当他看见一个法国人用不快的佩刀砍一个农民，从他手里夺一件狐皮大衣，皮埃尔模糊地觉得，他们是在抢东西，但是他没有工夫想这个。

墙壁和天花板倒塌的毕剥声和轰隆声，火焰的呼啸声和咝咝声，人们紧张的喊叫声，动荡不定的烟云——时而浓烟滚滚，时而发亮，夹着火星的闪光腾空升起，红色火焰有的地方密集成禾束状，有的地方好似金色鱼鳞在墙上爬行，以及对热和烟、对动作迅速的感觉，这一切在皮埃尔身上产生那种面对火场常有的兴奋作用。这种兴奋作用在皮埃尔身上特别强烈，因为皮埃尔一看见这场大火，就突然觉得自己从压抑的思绪中解脱出来。他觉得自己年轻、快活、灵巧和坚决。他从大房子旁绕着厢房跑，他已经准备跑进那还没倒塌的部分，这时听见他头上面有几个声音在喊叫，接着，听见哗啦啦的响声，在他身旁喀嚓一声落下一个沉重的东西。

皮埃尔抬头一看，看见大房子窗口里有几个法国人，正在把满盛金器的抽屉往下扔。另一些站在下面的士兵向扔下的抽屉走过来。

“喂，这家伙要干什么。”其中一个法国人向皮埃尔喝道。

“这所房子里有个小孩。你们看见一个孩子了吗？”皮埃尔说。

“这家伙啰嗦什么？滚开！”几个声音同时说，有一个士兵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来，看样子显然怕他拿走抽屉里的银器和青铜器。

“一个孩子？”一个法国人在楼上喊道，“我听见花园里有个小东西嘤嘤地哭。也许就是他的孩子。总要讲点人情嘛，我们都是人……”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皮埃尔问。

“在这儿！在这儿！”那个法国人指着屋后的花园，从窗口向他喊道，“您等一等，我就下来。”

一分钟后，那个黑眼睛、小个子、脸上有一颗黑痣只穿一件衬衫的法国人，果然从一层楼窗口跑出来，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和他一同向花园跑去。

“喂，你们快点儿，”他对同伴喊道，“眼看热得受不了啦。”

他们跑到屋后的沙子小路上，法国人拉了一下皮埃尔的手，向他指了指前面的圆场子。长凳下面躺着一个穿粉红衣服的三岁小女孩。

“那就是您的孩子，啊，是女孩，那更好了，”那个法国人说，“再见，胖子。总得讲点人情嘛。全都是人。”于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的法国人跑回他的同伴那儿去了。

皮埃尔高兴得喘不上气来，向女孩跑过去想抱她。可是那个生瘰疬病、样子像母亲、长得不好看的女孩，一见生人，大叫一声拔腿就跑。皮埃尔总算抓住她，把她抱起来；她凶狠地拼命尖叫，用她的小手掰皮埃尔的手，用她那鼻涕邋遢的小嘴咬他的手。皮埃尔就像摸着一只小动物时所感觉的那样，生出一种惊惧和憎恶的感情。但是他尽力强迫自己不扔下孩子，抱着她跑回那所大房子。但是原路已经不通了；女仆阿尼斯卡也不见了，皮埃尔怀着怜悯和憎恶的心情，尽可能温柔地搂紧那个大哭的、湿漉漉的女孩，跑过花园，寻找另一条出路。

三十四

当皮埃尔抱着女孩穿过院子和小巷，跑回波瓦尔大街拐角格鲁津斯基花园时，他一下子认不出刚从那儿去找女孩的地方了：那里挤满了人和从屋里搬出来的家什。那里除了俄国人家庭和从火里抢救出来的财物外，还有几个穿着形形色色服装的士兵。皮埃尔不去注意他们。他急急忙忙寻找那个官吏家里的人，以便把女孩交给母亲，然后再去救别的人。皮埃尔觉得他得赶快去做很多的事。由于火烤和奔跑，皮埃尔觉得热起来，在他跑去救那个女孩时浑身充满着那股青春的活力和坚决劲儿，此刻更加强烈了。那个小女孩现在安静了，两只小手抓住皮埃尔的长衫，像一只小野兽似的在他怀抱里向四外张望。皮埃尔时不时地看看她，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他觉得他在这张受惊和带有病容的小脸上看见了天真无邪的、动人的东西。

在原先的地方，那个官吏和他妻子都不见了。皮埃尔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碰见各种不同的面孔。他不由得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人或亚美尼亚人家庭，这家人里面有一个穿新皮袄和新靴子、具有漂亮的东方脸型的老人，还有一个同样脸型的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女人。在皮埃尔看来，那个十分年轻的女人是东方美的化身，她生有一对清秀的、弯弯的黑眉，她那毫无表情的美丽的、长长的脸，非常柔嫩和红润。在散乱的家什中间，在广场的人群中间，她身着富丽的缎子长衫，头扎鲜艳的紫色头巾，好似一棵娇嫩的温室植物被抛到雪地上。她坐在老太太身后的行李上，她那一对又黑又大、长睫毛的杏眼，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显然，她知道自己很美，并为此担心。这张脸给皮埃尔很深的印象，他急急忙忙顺着栅栏走的时候，好几次回头看她。他走到栅栏门口，仍然找不到他要找的人，皮埃尔停下来四外张望。

皮埃尔抱着一个小女孩那副样子，现在比以前更惹人注意，几个俄国男人和女人向他围拢来。

“您是在找人吧，朋友？您是贵族吧？这是谁的孩子？”人们问他。

皮埃尔说孩子是一个穿黑长衫的妇女的，她本来带着几个孩子坐在这儿的，他问有谁认识她，她到哪儿去了。

“这一定是安菲罗夫家的，”一个年老的助祭对一个麻脸的女人说，“天主保佑，天主保佑。”他用习惯的低音又说。

“哪儿是安菲罗夫家的？”那个女人说，“安菲罗夫家一早就走了。这不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家的，就是伊万诺夫家的。”

“他说是个普通女人，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位太太。”一个像家奴的人说。

“你们一定认识她，长得很瘦，牙很长。”皮埃尔说。

“那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那些豺狼跑过来的时候，他们到花园里去了。”那个女人指着法国兵说。

“哦，天主保佑。”助祭又说。

“您到那边去吧，他们在那儿。就是她，没错。她老在哭，哭得可伤心了，”那个女人又说，“就是她，就在那儿。”

但是皮埃尔没有听那个女人说话。他已经有好几秒钟目不转睛地看几步外发生的事。他在注意亚美尼亚人一家和两个跑到他们那儿去的法国兵。其中一个矮个的、轻佻的家伙，穿一件灰外套，用一根绳子束着腰。他头戴睡帽，打着赤脚。另一个特别引起皮埃尔注意，他个子细高，驼背，头发淡黄，精瘦，动作迟钝，一脸白痴相。那家伙穿一件厚呢女外衣，蓝裤子，一双又大又破的骑兵长靴。那个穿灰外套、没穿靴子的小个子法国兵走到亚美尼亚人跟前，说了句什么，一下子抓住老人的腿，那老人就连忙脱靴子。另一个穿女外衣的人站在亚美尼亚美人面前，两手插在衣袋里，一动不动，默默地瞅着她。

“你抱着孩子，你抱着，”皮埃尔一面把孩子递过去，一面用命令的口吻对那女人说，“你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他把哭叫着的女孩放在地上，几乎对那女人大声喊叫起来，然后又回头看那两个法国兵和亚美尼亚人一家。那个老人已经打着赤脚了，矮个法国兵从他脚上脱下另一只靴子，他拿着两只靴子正互相拍打。老人抽抽搭搭地说什么，皮埃尔对这只是看了一眼；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个穿厚呢女外衣的法国人身上，那家伙摇摇摆摆、慢腾腾地走到那个年轻女人跟前，两只手从袋里掏出来，抓住她的脖颈。

那个亚美尼亚美人依旧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垂下长长的睫毛，仿佛没看见也没感觉到那士兵对她的举动。

当皮埃尔从几步之外跑到两个法国兵跟前时，那个穿女外衣的高个子匪兵已经把亚美尼亚女人脖子上的项链扯了下来，那个年轻女人两手抱着脖子尖声大叫。

“放开这个女人！”皮埃尔用狂怒的、嘶哑的声音喊道，他抓住那个驼背高个士兵的肩膀，把他扔了出去。那个士兵摔倒了，爬起来跑开了。但是他的同伴扔掉靴子，拔出一柄短剑，气势汹汹地向他走过来。

“喂，喂！别胡闹！”他喊了一声。

皮埃尔在盛怒之下，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力气长了十倍。法国兵还没来得及拔出短剑，他已经向他扑过去，把他撂倒，用拳头捶他。周围的人发出一片喝彩声，正在这时，从街角出现一队骑马的枪骑兵巡逻队。枪骑兵快步驰到皮埃尔和法国兵跟前，把他们围了起来。皮埃尔一点也不记得以后的情形了。他只记得他在打一个人，人家也在打他，最后他觉得他的双手被绑起来，他周围站着一群法国兵，在搜他的身。

“中尉，他有一把匕首。”这是他听懂的第一句话。

“啊，武器！”军官说，然后向那个和皮埃尔一同被逮捕的光着脚的士兵转过身来。

“好的，好的，到军事法庭你再讲个明白。”军官说。接着又转向皮埃尔：“你懂法语吗？”

皮埃尔瞪着充血的眼睛环顾四周，没有回答。一定是他的面色很可怕，那个军官低声说了点什么，于是又有四个枪骑兵离开队伍，站在皮埃尔的两侧。

“您会说法语吗？”那个军官又问，他站得离他远一点，“把翻译叫来。”从队列里出来一个骑着马、穿俄国平民衣服的小个子。看他的衣着，听他的口音，皮埃尔立刻认出他是一家莫斯科商店的法国店员。

“他不像普通老百姓。”那个翻译打量了一下皮埃尔，说。

“噢，噢！他很像放火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军官说。

“你是干什么的？”翻译问。“你应当好好回答长官。”他说。

“我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我是你们的俘虏。把我带走吧。”皮埃尔忽然用法语说。

“啊，啊！”军官皱着眉头说，“开步走！”

枪骑兵周围聚了很多人。那个抱着小女孩的麻脸女人站得离皮埃尔最近；巡逻队要走的时候，她向前挪动了几步。

“他们把你带到哪儿去，好心的人？”她说。“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我往哪儿放啊，如果不是他们的孩子！”那个女人说。

“那个女人要干什么？”军官问。

皮埃尔像喝醉了似的。一看见他救的小女孩，他那高兴劲儿更大了。

“她要干什么？”他说，“她抱的是我的女儿，我刚从火里救出来的，再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脱口就说出这句无目的的谎话，于是迈着坚定、昂扬的步子，在法国兵中间走了。

这支法国巡逻队是奉迪罗涅尔的命令到莫斯科各街道制止抢劫、特别是捉拿纵火犯的许多巡逻队之一，据法国高级军官提出的一致意见，认为有放火的人。这支巡逻队巡逻了几条街道，又抓了五名俄国嫌疑犯：一个小店主，两个中学生，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奴，另外抓了几个抢劫犯。而在所有嫌疑犯中，皮埃尔最可疑。当他们都被带到祖波夫土围子（那儿设有拘留所）过夜时，皮埃尔在严格的看守下被单独监禁起来。

[1]鲁缅采夫（1754—1826），当时俄国国务会议主席。

[2]塔列兰（1754—1838），当时法国外交部部长。

[3]原文为法语。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一律不再加注。

[4]此处的日期是公历，书中其他各处所提到的日期，皆为俄国旧历。此处按俄国旧历应为五月十六日。

[5]西徐亚是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各个部族的总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在克里米亚西部建立了强大的西徐亚人奴隶制国家，建都那坡里（现在的辛菲罗波尔）。

[6]莫斯科维亚原是西欧人对莫斯科大公国的称呼，这里泛指俄国。

[7]原文为拉丁文。

[8]洛里斯东曾于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任拿破仑帝国驻彼得堡大使。

[9]巴萨诺公爵曾于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任拿破仑帝国外交大臣。

[10]这封信原文是法文。

[11]原文为意大利语。

[12]马木留克是埃及骑兵近卫军的称谓。鲁斯坦是拿破仑一七九八年从战败的埃及带回的一名骑兵做他的近卫军。

[13]一八一二年涅曼河是俄国和波兰的边界线。

[14]施泰因（1757—1831），德国政治家，曾在普鲁士任职，因受拿破仑压迫，流亡波希米亚，一八一二年投入亚历山大反拿破仑联盟；阿姆菲尔德（1757—1814），瑞典名将，后流亡俄国，为亚历山大所用；贝尼格森（1745—1826），德国军人，一七七三年来俄国，因与法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伯爵；温岑格罗德（1770—1818），原为奥国人，后为亚历山大所用；以上四人均为得到亚历山大重用的外国人。

[15]指一八○七年俄国对法战争时，贝尼格森在弗里德兰吃过败仗。

[16]普弗尔（1751—1826），德国军人，后加入俄国军队，曾制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战争的早期计划。

[17]柏尔纳道特（1764—1844），出生于波兰，在法国军队当过兵，后来成为元帅。一八一○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一八一八年继位为查理十四。

[18]障碍物指波兰。

[19]一七○九年彼得一世在波尔塔瓦打败瑞典国王查理十二。

[20]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托尔（1777—1842），俄国军事活动家，步兵将军。

[21]原文为德语。

[22]原文为德语。

[23]原文为德语。

[24]原文为德语。

[25]原文为德语。

[26]原文为德语。

[27]原文为德语。

[28]原文为德语。

[29]原文为德语。

[30]原文为德语。

[31]忒摩比利隘口（意译：温泉关），公元前四八○年希腊和波斯在忒摩比利隘口大战，希腊军被包围，经过顽强战斗，希腊军全部被歼。

[32]这是一种求吉利的迷信习惯。

[33]摩西、亚玛力、基甸、米甸、大卫、歌利亚均出自《圣经·旧约》。

[34]见《圣经·新约·启示录》。

[35]见《圣经·新约·启示录》。

[36]彼佳是彼得的小名，皮埃尔是彼得的法语称谓，故同名。

[37]炮王是一五八六年铸造的大炮，现保存在克里姆林宫。

[38]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

[39]十九世纪在俄国向国家承包税收，或承包某项专利，某种企业等等的商人。

[40]把旧布揪成棉线，代替药棉，以支援前线。

[41]季什卡是吉洪的小称。

[42]马·伊·普拉托夫（1761—1818），俄国骑兵将领，一八一二年在与法军作战中战功卓著，是当时顿河哥萨克人民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43]普卢塔赫（约46—126），古希腊哲学家，著有《希腊伟人传》等书。

[44]《约康德》是法国作家拉封丹所作《故事集》中的一篇，内容被认为有伤风化。

[45]梯也尔·阿道尔夫（1797—1877），法国政客和史学家，摧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著有《帝制和执政时代的历史》等史书。

[46]杜尼亚莎是阿夫多季娅的小名。

[47]当时俄国新兵入伍时要剃头。

[48]俄国习俗：小姑子不许和嫂嫂的兄弟结婚，如果安德烈和娜塔莎结婚，玛丽亚就不能嫁给尼古拉·罗斯托夫。

[49]指德国人，当时俄军中有不少德籍高级将领。

[50]西徐亚，参见本书第766页注①。这里意思是说这次战争是野蛮人的战争。

[51]指库图佐夫那只失明的眼睛。

[52]俄国风俗，对新来的客人，献面包和盐表示欢迎。

[53]俄国旧习，认为这样可以治牙痛。

[54]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1767—1830），俄国诗人，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叔父。

[55]希腊神话中哈伦是渡亡魂去冥府的神。

[56]贞德（约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

[57]凸角堡是一种防御工事。——作者注。

[58]这里是双关语，俄语“勋座”一词的字根是“光明”。

[59]他指拿破仑。

[60]克劳塞维兹（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一书。一八一二年他在俄国军队中担任普弗尔的副官。

[61]原文为德语。

[62]原文为德语。

[63]原文为德语。

[64]威斯特法利亚人是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威斯特法伦州居民，一八○七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此建立王国。黑森人是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黑森州居民。

[65]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章。

[66]日拉尔·弗朗索瓦（1770—1837），法国古典主义运动后期著名画家，肖像画家，曾为鲁卡米埃夫人画像。

[67]路易·达乌（1770—1823），法国元帅，曾在一八○五年奥斯特利茨战役和一八○六年奥尔施泰特战役建立功勋。

[68]米歇尔·内伊（1769—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一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一八一二年法国军队从俄国撤退时，负责法军后卫部队的指挥。

[69]总督指缪拉，拿破仑已经封他为那不勒斯王。

[70]指波罗金诺。——作者注。

[71]此处的日期是公历，相当俄国旧历八月二十五日。

[72]巴托洛缪之夜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对胡格诺教派的大屠杀。

[73]潘趣酒是一种果汁、香料、酒等混合的甜饮料。

[74]科维扎尔是拿破仑的御医。

[75]这是拿破仑发动的一些有名的战争。洛迪和马伦戈在意大利，一八○○年拿破仑在那里打败奥国人。阿尔科拉是意大利一个村子，一七九六年他在那里打败了人数比他多的奥国军队。一八○六年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鲁士人和撒克逊人。瓦格拉木是维也纳附近的一个村子，一八○九年他在那里打败奥国人。

[76]彼得·伊万诺维奇公爵即巴格拉季翁公爵。

[77]符腾堡公爵是保罗皇帝的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兄弟。

[78]缪拉被俘的消息不确，被俘的是波纳米将军。

[79]原文为德语。

[80]原文为德语。

[81]原文为德语。

[82]原文为德语。

[83]三十二师指达乌元帅指挥的师，其中士兵多半从汉堡、不来梅等地招募来的。

[84]阿奇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85]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了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86]一八○七年六月二日（公历十四日）贝尼格森将军指挥的俄军与拿破仑统率的法军在东普鲁士弗里德兰附近发生战斗，由于贝尼格森在战争准备和指挥上的严重的错误，俄军遭受失败，法军得以进入俄国境内。

[87]高板床是俄国乡下木屋里，炕炉和侧壁之间搭的木板床。

[88]奥古斯丁神父（1766—1818），当时莫斯科大主教。

[89]法文诗大意是：我生而为鞑靼人，想做罗马人，法国人叫我野蛮人，俄国人叫我乔治·当丹。（乔治·当丹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剧作《乔治·当丹》中的主人公。）

[90]这里的意思是：“凡是‘破鞋’……”作者将粗话略去。

[91]俄语中的套车和结合词根相同。

[92]指总司令库图佐夫。

[93]霍夫曼药水是由二份硫磺与三份酒精配制成的一种药水，在当时俄国很通用。

[94]薇鲁什卡是薇拉的小名。

[95]度支部是彼得一世时的财政部。

[96]指从监狱中释放的囚犯。

[97]中国城是旧莫斯科的一部分，靠近克里姆林宫。十六至十八世纪这里曾是商业中心。

[98]原文为法语，实际上，一八一二年的克里姆林宫只不过是围着一道城墙的皇宫，已经不能称为堡垒，作者在这里讽刺法国人对俄国事物的无知。

[99]阿尼斯卡是阿尼西姆的昵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8卷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1868年）

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结婚三十七周年全家照（1899年）

列夫·托尔斯泰与亲人、朋友及法国、加拿大客人在一起（1899年）

三个“狮子”：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儿子列夫·利沃维奇及孙子小列夫（1899年）（俄文中列夫是狮子的意思）

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1900年）

战争与和平 第四册

第一部

一

在彼得堡上层社会里，鲁缅采夫派、亲法派、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派、皇太子派，以及其他各派，正在进行空前激烈的复杂的斗争，宫廷吃闲饭的官僚们，照例是在一旁呐喊助威。但是平静的、奢侈的、只操心生活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依然如故；透过这种生活，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意识到俄国人民处境的危险和艰难。皇帝早朝依然如故，跳舞晚会依然如故，法国剧院依然如故，对宫廷的兴趣依然如故，钻营差事和互相倾轧依然如故。只有最高当局才努力记起当前形势的困难。人们私下议论，时局如此困难，而两位皇后[1]却各行其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只关心她所管辖的慈善机关和教育机关，她命令这些机关疏散到喀山，这些机构的东西都已包装停当。但是当人们向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请示命令的时候，她以她特有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回答说，她不能给国家机关下命令，因为这是皇帝的事；至于她个人所能做到的，那就是她将是最后一个离开彼得堡的人。

八月二十六日，正是波罗金诺战役那一天，安娜·帕夫洛夫娜家举行晚会，晚会最精彩的节目是朗读主教向皇帝献圣谢尔吉依像时所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公认是教会爱国的典范文稿。以朗诵闻名的瓦西里公爵将亲自读这封信（他经常给皇后朗读）。他的朗诵艺术就在于声音高亢，好听，绝望的哀号和温柔的低诉交替出现，可以完全不顾字句的意义，忽而在一个字句上发出哀号，忽而在另一个字句上发出低诉。这次朗诵，正如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所有晚会一样，具有政治的意义。那天晚会将有几个重要人物参加，她要使他们为了去法国剧院而害羞，并且鼓舞他们的爱国情绪。已经到了很多人了，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客厅里仍然不见所希望的人到来，因此还不忙朗读，暂且进行一般的谈话。

在彼得堡每日新闻中，当天的新闻是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病。伯爵夫人前几天突然病了，放过了几次有她出席就为之增光的集会，听说她不接待任何人，而且不请一向给她治病的几位彼得堡的名医，而信任一个用一种不寻常的新方法给她治病的意大利医生。

人人都清楚，可爱的伯爵夫人的病是由于不便同时嫁给两个丈夫，意大利人的治疗方法就在于设法消除这种不便；但是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不但谁也不敢这么想，而且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似的。

“听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得不轻。大夫说她得的是心绞痛。”

“心绞痛？，这是一种可怕的病！”

“听说，由于这心绞痛，两个情敌和解了……”

心绞痛这个词儿，被人们以极大的兴味说来说去。

“听说那个老伯爵很感伤。当大夫告诉他病情很危险的时候，他像孩子似的哭了。”

“，这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

“你们在谈可怜的伯爵夫人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说，“我曾派人去探问她的病情。说是已经好一点了。，毫无疑问，她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安娜·帕夫洛夫娜怀着嘲弄自己的兴奋心情的微笑说，“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表示应有的敬爱。她是那么不幸。”安娜·帕夫洛夫娜又说。

一个不够谨慎的年轻人认为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话多少泄漏了伯爵夫人病情的内幕，他对伯爵夫人不请名医而由一个可能使用危险的药物的江湖郎中治疗，竟敢表示惊讶。

“您的情报可能比我的更准确，”安娜·帕夫洛夫娜对这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突然发起恶毒的攻击，“不过，我从可靠方面知道，这个大夫是一个学识渊博、医道高明的人。他是西班牙王后的御医呢。”就这样把这个年轻人击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向比利宾那边转过去，他正在另一堆人里谈论奥国人，他皱起脸上的皮肤，显然就要把它舒展开来，说出俏皮话了。

“我觉得那妙极了！”他在谈一个外交文件，这个外交文件连同维特根施泰因（彼得堡称他为彼得堡的英雄）所缴获的奥国旗帜一起送往维也纳。

“怎么说，文件怎么说的？”安娜·帕夫洛夫娜问他，场面立刻肃静起来，静听那个她已经知道的俏皮话。

于是比利宾又重说一遍由他起稿的文件的原文。

“皇帝谨将奥国的旗帜——友谊的、然而误入歧途的、不是从正道找到的旗帜奉还。”比利宾说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

“妙极了，妙极了！”瓦西里公爵说。

“也许是在华沙的道路上吧。”伊波利特公爵突然大声说。大家都转过脸来看他，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伊波利特公爵也露出快活的吃惊神气环顾四周。他和别人同样不了解他在说什么。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不止一次看出，就这样突如其来说出的话，显得很俏皮，所以他抓紧一切机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效果可能很好，”他想，“即使效果不好，他们也会处理好的。”果然，在一阵难堪的冷场的时候，那个不够爱国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所期待的人，进来了，于是她面带微笑伸出指头威胁伊波利特一下，就请瓦西里公爵就坐，给他拿来两支蜡烛和手稿，让他开始朗读。顿时鸦雀无声。

“最仁慈的皇帝陛下！”瓦西里公爵严肃地朗读道，然后扫视了一下听众，仿佛在问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发言。“最早成为国都的莫斯科，新的耶路撒冷，接待自己的基督，”他忽然加重朗读“自己的”这个词儿，“像母亲拥抱辛勤忠诚的儿子一样，透过弥漫的暮霭，预见你的国家光辉灿烂的荣耀，欢喜地唱道：‘和撒纳，将来的人幸福了！’”瓦西里公爵用哭声朗读最后这句话。

比利宾仔细察看自己的指甲，很多人都露出胆怯的样子，好像在问自己犯了什么罪过。安娜·帕夫洛夫娜像老太婆念祷词似的，预先低声说出下面的词句：“让他胆大妄为的歌利亚……”

瓦西里公爵继续朗读：

“让那胆大妄为的歌利亚从法国边境向俄国的境内散播死亡的恐怖吧；温顺的信仰，俄国大卫的机弦[2]，就要打穿他那骄傲的嗜血的脑袋。谨将我们祖国利益的保卫者、圣谢尔吉依这尊神像献给皇帝陛下。遗憾的是，我体弱多病，不能享受面圣的幸福。我只有情深意切地祈祷上苍，愿全能的主降福正义的民族，仁慈地实现陛下的意愿。”

“多么有力！多么美妙的措词！”响起一片对朗读人和撰写人的赞美声。听了这一席话为之振奋的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人们，对于祖国的情势又谈论了很久，对于日内即将打响的战役的结果作出各种推测。

“你们会看到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明天皇帝的生日，我们就会得到消息。我有吉祥的预感。”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次日，在宫中为庆祝皇帝诞辰而做祈祷的时候，沃尔孔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收到库图佐夫公爵的一封信。这是库图佐夫在战斗的当天从塔塔里诺沃送来的报告。库图佐夫写道，俄军不曾后退一步，法军的损失比我军大得多，这是他在战地仓猝写成的，还没来得及收到最后的战报。由此可见，这是一次胜仗。于是，立刻在教堂中对造物主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的帮助和这次胜利。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应验了，整个上午全城都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人人都认为这是一次特大的胜利，甚至已经有人在谈论俘虏拿破仑本人，谈论废除他，另选法国新的元首。

远离战场，而且生活在宫廷的环境中，事情很难得到全面的、生动有力的反映。全部的事件不知不觉地只集中在某一个别的事情上。现在就是这样，朝臣们对我们胜利的喜悦，主要集中在这个胜利的消息与皇帝生日的巧合上。这是一件绝妙的意外喜事。在库图佐夫的消息中也说了俄军的损失，其中举出图奇科夫、巴格拉季翁、库泰索夫等人的名字。事件的这个悲惨的一面，在彼得堡这儿，也不知不觉地只剩下一件事情——库泰索夫的死。人人都认识他，皇帝喜爱他，他又年轻又有趣。这一天人们一碰见就说：

“真是太巧了。正碰着祈祷的时候。库泰索夫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咳，多么可惜！”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库图佐夫吗？”瓦西里公爵带着预言家的骄傲神情说，“我一向说，只有库图佐夫能战胜拿破仑。”

但是，第二天没有得到军队的消息，大家都慌了。皇帝因为得不到消息而烦恼，而朝臣们因为皇帝烦恼而烦恼。

“皇帝的处境该是怎么样啊！”朝臣们说，他们已经不像三天前那样颂扬库图佐夫了，现在却把库图佐夫当作皇帝不安的原因而加以指责。瓦西里公爵这一天已经不再夸奖他所赏识的库图佐夫，当人们提到那位总司令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了。不仅如此，那天傍晚，仿佛有意要使彼得堡的居民惊慌不安似的，事情都凑到一起了：又加上一个可怕的消息。海伦·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突然死于那种曾被人津津乐道的可怕的疾病。在人多的交际场所，大家都正式地说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死于可怕的心绞痛发作，可是在亲密的小圈子里，人们就谈出详细的情形了，说是西班牙王后的御医给海伦开了可以产生某种效果的不大的药剂；但是，使海伦难过的是，那个老伯爵怀疑她，给丈夫写信，而那个不幸的浪子皮埃尔也不复信，她忽然服了一大剂给她开的那种药，没等到急救就痛苦地死了。据说老伯爵和瓦西里公爵本想揪住那个意大利人来的；可是那个意大利人拿出几封不幸的死者的信，他们就立刻饶了他了。

一般的谈话集中在三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上：皇帝没有接到前线的消息，库泰索夫的阵亡和海伦的死。

接到库图佐夫报告的第三天，有一个地主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于是法国人占领莫斯科的消息在全城流传开来。这太可怕了！皇帝的处境该是怎么样啊！库图佐夫是叛徒，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死后，在人们前来吊唁的时候，他谈起先前他所赞扬的库图佐夫，他说，对一个腐化堕落的瞎眼老头子，还能指望他什么。

“我真奇怪，怎么能把俄国的命运交给这么一个人。”

这个消息暂且还不是正式的，对它还有怀疑的余地，可是第二天，拉斯托普钦伯爵派人送来如下的报告：

“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给我送来一封信，他要我派警官把军队领到梁赞大路。他说他对放弃莫斯科感到遗憾。陛下！库图佐夫的所作所为决定首都和您的帝国的命运。一旦得知全国伟大事物荟萃之地，您的祖先埋葬之地——那座城的失守，全国将为之震惊。我去追随军队。我已经把一切都运走了，我只有痛哭我祖国的命运。”

接到这个报告之后，皇帝派沃尔孔斯基公爵带给库图佐夫如下的诏书：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以来，我没有接到您的任何报告。九月一日我接到莫斯科总督由雅罗斯拉夫尔送来可悲的消息，说您决定带领军队放弃莫斯科。您自己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对我的影响，而您的沉默更加深了我的惊异。我派侍从将军沃尔孔斯基公爵送去这份诏书，希望从您处听到军队的情况和使您采取如此可悲的决定的理由。”

三

放弃莫斯科九天之后，库图佐夫派一名信使带着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来到彼得堡。这个信使是一个名叫米绍的法国人，他不懂俄语，但据他自己说，虽然他是外国人，但他灵魂深处却是俄国人。

皇帝立刻在石岛行宫的书房里接见这个信使。米绍在战前从来没到过莫斯科，也不懂俄语，当他带着莫斯科大火的消息那火光照亮了他的旅途，朝见我们最仁慈的君主（他写道）的时候，他仍然很感动。

虽然米绍先生的忧伤与俄国人的忧伤，本来不是由于同一的原因，但米绍被引进皇帝的书房的时候，他是那么愁容满面，皇帝立刻问他：

“您给我带来什么消息？是坏消息吗，上校？”

“消息很坏，陛下，”米绍叹了一口气，垂下眼睛回答道，“莫斯科放弃了。”

“难道不打一仗就放弃我的古都吗？”皇帝勃然大怒，很快地说。

米绍恭恭敬敬地转达了库图佐夫命令他转达的一切，——就是说，在莫斯科城下打一仗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失掉军队和莫斯科，要么只失掉莫斯科，而元帅应当选择后者。

皇帝眼睛不看米绍，默默地听着。

“敌人进城了吗？”他问。

“是的，陛下，此刻莫斯科正在化为灰烬。我离开的时候，全城都在起火。”米绍果断地说；但是米绍看了皇帝一眼，对他所说的话害怕起来。皇帝深沉地不断地喘息，他的下唇颤抖着，秀美的蓝色眼睛顿时被泪水湿润了。

但这只持续了一分钟。皇帝忽然皱紧眉头，好像在责备自己的软弱。他抬起头来，用坚决的声音对米绍说：

“我从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看出，上校，上帝要我们付出重大的牺牲。我准备服从他的旨意；但是告诉我，米绍，您离开时，不战而放弃我的古都的军队的情况怎么样？您看到他们士气低落吗？……”

米绍看到最仁慈的君主平静下来，他也平静了，但对皇帝提出的这个开门见山的重大问题，需要毫不含糊的回答，他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怎样回答。

“陛下，您准许我像一个直率的军人那样坦白地说话吗？”为了赢得时间，他说。

“上校，我一向这样要求，”皇帝说，“什么都不要瞒我，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真相。”

“陛下！”米绍说，嘴角含着微妙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他已经准备好一个轻松而恭敬的巧妙的回答，“陛下，我离开军队的时候，从长官到士兵，毫无例外地都陷入极大的绝望的恐怖中……”

“怎么会这样？”皇帝皱起眉头，声色俱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俄国人在失败面前难道会灰心吗？……永远不会！……”

这正是米绍所期待的，以便把他那巧妙的言词插进来。

“陛下，”这位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带着恭敬而顽皮的表情说，“他们就怕陛下以仁慈为怀与敌人签订和约。他们急不可耐地要重新投入战斗，不惜自我牺牲以表示对陛下忠诚……”

“啊！”皇帝安心了，眼里露出和蔼的光辉，拍了拍米绍的肩膀，说，“您使我放心了，上校。”

皇帝低下头来，沉默了一会儿。

“好，您回部队去吧，”他挺起胸膛站起来，打着和蔼而庄严的手势对米绍说，“告诉我们的勇士，在您走到的所有地方，告诉我的臣民，当我打到不剩一兵一卒的时候，我就率领我可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使用我国最后的资源来打消耗战。我国的资源要比敌人想象的多得多。”皇帝越说越兴奋了，“倘若天意已经注定，”他说，抬起他那秀美的、温和的、闪耀着激情的光辉的眼睛望着天空，“我这朝代不能继续统治我的后代子孙，那么，我就用尽我手中的资源，然后我就留长胡子（皇帝用手在胸膛中间比了比），宁肯和我最穷的农民吃马铃薯，也不签订有辱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人民的和约。我知道怎样珍惜人民的牺牲！……”皇帝说这些话时，声音激昂，他突然转过身去，好像不愿让米绍看见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向书房紧里面走过去。在那儿站了几秒钟以后，又大步回到米绍身边，用有力的动作抓住他肘下的胳膊。皇帝那张秀美、温和的脸涨红了，眼睛燃烧着坚决、愤怒的光芒。

“米绍上校，不要忘记我在这儿给您说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高兴地记起这些话，”皇帝用手按着胸口说，“我和拿破仑势不两立，我们俩再不能同时在台上。现在我算是认识他了，他再也骗不了我了……”皇帝皱着眉头不出声了。米绍听了这番话，见到皇帝这个身为外国人而灵魂深处是俄国人的人的眼神斩钉截铁的坚决的表情，觉得在这庄严的时刻，对他所听到的话极为钦佩（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于是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感情，同时也是俄国人民（他认为他是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的感情。

“陛下！”他说，“您现在保证了本国人民的光荣和欧洲的得救！”

皇帝低了低头，让米绍走了。

四

当时，俄罗斯一半国土被占领，莫斯科居民逃到边远的省份，一批批的民兵起来捍卫祖国，没有在当时生活过的我们，自然会想象，举国上下，从大人到小孩，都一心想牺牲自己以拯救祖国，或者为祖国的毁灭而痛哭。所有有关那个时代的故事和记载，都毫无例外地只讲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热爱祖国，失望，痛苦和英勇行为。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从过去里面只看见当时一般历史的兴趣，没有看见人们所具有的一切个人的兴趣。然而实际上那些个人的眼前兴趣远比一般的兴趣来得大，甚至从那些个人兴趣中丝毫感觉不到（甚至完全看不见）一般的兴趣。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注意国家大事，而只顾个人的眼前兴趣。但是，正是这些个人是那个时代最有用的活动家。

那些企图了解国家大事、并且抱有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去参预国家大事的人，是最无用的社会成员；他们把一切都看颠倒了，他们做的一切好事，如果都是瞎闹，就像皮埃尔的团队和马莫诺夫的团队[3]抢劫俄国的农村，太太小姐们撕开的棉线团永远到不了伤员那里，诸如此类的事情。甚至那些喜欢卖弄聪明、发泄感情的人们，一谈起当前俄国的局势，就不自觉地在言谈中带有装腔作势、扯谎的痕迹，或者对一些谁也负不了责的事徒劳无益地指责和痛恨某些人。禁吃智慧树的果子这个戒条[4]，在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有不自觉的行动才能带来结果，而在历史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人，永远不懂得历史事件的意义。如果他企图去理解它，也是毫无结果。

当时在俄国发生的事件，越是密切地参预其中的人，就越是不了解它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省份，妇女们和穿着志愿军制服的男人们，都为俄国和首都而痛哭，发誓要自我牺牲，等等；但是退出莫斯科的军队，几乎不谈也不想莫斯科，眼望着莫斯科大火，没有人发誓向法国人报仇，他们所想的是下一旬的饷金，下一站的宿营地，随军女商贩玛特廖什卡，诸如此类的事情……

尼古拉·罗斯托夫并没有什么牺牲精神，而是碰巧在他服役期间遇上了战争，于是就密切地、长期地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因此他对俄国当时的情况并没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如果有人问他，他对当前的俄国情势有什么看法，他会说，这个问题用不着他考虑，自有库图佐夫和其他的人考虑，不过他听说，团队要补充编制，这场仗大概要打很久，照这样下去，再有一两年他就可以当上团长了。

因为他有这种看法，所以当他听说为团队补充马匹派他到沃罗涅日的时候，他不但不为失掉参加最近一次战斗的机会而难过，而且毫不掩饰他满心的欢喜，他的同事们也非常了解他这种心情。

在波罗金诺战役的前几天，尼古拉拿到了出差费和文件，打发一个骠骑兵先行，然后他乘驿站的马向沃罗涅日出发了。

只有尝过一连几个月不停地过着军旅和战斗生活滋味的人，才能理解尼古拉离开到处是粮秣站、给养车和野战医院的地区的时候，所感到的快乐；他现在看到的不再是士兵、大车、肮脏的营盘，而是住着农夫和农妇的乡村、地主的住宅、放牧着牲畜的田野、驿站和在站里打盹的驿站长。他就像第一次看到这一切那么高兴。特别使他长久地惊奇和快活的，是那些年轻、健康的女人，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不是被十来个军官包围追逐的，她们都以过路的军官能和她们调笑为荣，并且感到满足。

尼古拉怀着最快乐的心情夜间来到沃罗涅日一家旅馆，要来他在军队中长久吃不到的东西，第二天，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穿上很久没穿的检阅服装，去见当地的长官。

民军司令是一个年老的文职将军，他显然以自己的军衔和级别而得意。他怒冲冲地（他认为这样才能显出军人的本色）接待了尼古拉，煞有介事地盘问他，就好像他有权力这样做，又好像他在审议整个局势，以表示赞成和不赞成。尼古拉太快活了，这在他只觉得好笑。

他从民军司令那儿坐车去见省长。省长个子矮小，性情活泼，待人非常和蔼和朴实。他告诉尼古拉几个可以买到马的养马场，又介绍他一个城里的马贩子和离城二十俄里的一家地主，他们都养有好马，并答应给他种种协助。

“您是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的儿子吗？我的太太和您的母亲很要好。我这儿每星期四有个聚会；今天就是星期四，请随便到我这儿来玩玩吧。”省长送走他时说。

尼古拉从省长那儿一出来，就搭上驿车，带着司务长，到二十俄里外地主家买马去了。初到沃罗涅日这段时间，尼古拉过得轻松愉快，正如一个人心情舒畅时常有的情形，事事都称心如意，一路顺风。

尼古拉去找的那个地主，是一个当过骑兵的老鳏夫，相马的老手，猎人，他拥有一间考究的休息室，以及百年的陈酿，陈年的匈牙利葡萄酒和上等的好马。

尼古拉三言两语就以六千卢布买下十七匹精选的种马（他是这样说）作为补充马匹的样板。吃过饭，又多喝了两杯匈牙利葡萄酒，和那个与之已经“你我”相称的地主吻别后，就驱车回去了，一路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不断地催促车夫，赶紧去赴省长家的晚会。

尼古拉换了衣服，洒上香水，用冷水淋淋头，时间虽然晚了一点，但是可以应用一名成语：迟到总比不到好，来到了省长家。

不是举行舞会，也没说要跳舞，但大家都知道，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要在古钢琴上弹圆舞曲和苏格兰舞曲，一定会跳起舞来，大家也盼着这个，所以都打扮得像赴舞会的样子。

一八一二年外省的生活，一如既往，其不同的地方，只是由于从莫斯科来了许多有钱的人家，城里显得格外热闹，此外，就像当时俄国在各方面所表现的那样，可以看出一种豪放不羁的作风——不知天高地厚，对一切满不在乎，再就是，人们见面时那套庸俗的应酬，先前不是谈谈天气，就是议论共同的熟人，而现在的话题则是莫斯科、军队和拿破仑。

到省长家聚会的，都是沃罗涅日的上流人士。

太太小姐很多，其中有几个是尼古拉的莫斯科的熟人；可是，可以与圣乔治勋章的佩戴者、采购马匹的骠骑军官、善良而且有教养的罗斯托夫伯爵相比配的男人，一个也没有。其中有一个俘虏，是在法军中当军官的意大利人，尼古拉觉得，有这个俘虏在场，更抬高了他这个俄国英雄的身价。这个意大利人就仿佛是一件战利品。尼古拉有这种感觉，并且觉得所有的人也是这样看待那个意大利人，于是尼古拉带着尊严和矜持的态度和蔼地对待那个军官。

尼古拉穿着骠骑兵制服，散发着香水和酒的气味，刚走进来，说了一句：迟到总比不到好，并且听见别人对他也把这句话重复几遍，就被包围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他，他立刻感觉到，他得到了在一个外省应当得到的、惬意的、在过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之后而现在却享受到欢乐得令人陶醉的、众人宠儿的地位。不仅在驿站、在旅馆、在地主的休息室，女仆们都以得到他的注意为荣；而且在这儿，在省长的晚会上，尼古拉觉得，无数的年轻太太和漂亮的姑娘也都急不可耐地等待尼古拉对她们的注意。太太小姐们和他调情，而老人们从第一天起就为这个浪荡公子——骠骑军官张罗婚事，希望他结了婚就会变得稳重起来。省长夫人本人就是后者之中的一个，她把罗斯托夫当作至亲，称呼他“尼古拉”和“你”。

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果然弹起琴来，跳舞开始了，尼古拉潇洒的舞姿使这个省的上流人士更加倾倒了。他那独特的、毫无拘束的舞风，甚至使大家吃惊。尼古拉本人对他那天晚上的跳舞风度也有些惊奇。他在莫斯科从来没有这样跳过，他甚至认为这种过于随便的舞姿是失礼的，粗俗的；在这儿，他觉得必须弄点新鲜花样使大家吃惊，他们一定会认为那在京城不过是平常的东西，而外省还不知道罢了。

整个晚上，尼古拉特别注意一个蓝眼睛、体态丰满、样子可爱的金发女人——省里一位文官的太太。有些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竟然天真地相信，别人的妻子都是为他们准备的，罗斯托夫就是抱着这个信念寸步不离那位太太，而且友好地、有点诡秘地同她的丈夫谈话，人们仿佛都不言而喻，这两个人——尼古拉和那位丈夫的妻子，交个朋友真是太妙了。然而丈夫似乎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对罗斯托夫一味摆出一副阴森森的样子。但是尼古拉的善良和天真是无限的，有时那位丈夫也不自觉地受到尼古拉快乐心情的影响。可是，随着妻子的面孔更加红润，更加兴奋，丈夫的面孔就更加阴郁，更加死板了，就仿佛那一定数量的兴奋剂是夫妻二人所共有的，在妻子身上增加一点，在丈夫身上就减少一点。

五

尼古拉总是笑容满面，坐在圈椅里微微俯身，偎近那个金发女人，天花乱坠地奉承她。

尼古拉利落地变换着穿紧身马裤的两条腿的位置，散发着香水的气味，欣赏着他的女伴，欣赏着自己和他那穿着合脚的靴子的秀美的两只脚，他对那个金发女人说，他想在这儿，在沃罗涅日，拐走一个女人。

“拐走什么女人？”

“一个迷人的仙女。她的眼睛（尼古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蓝莹莹的，嘴，像红珊瑚，雪白雪白的……”他注视着她的肩膀，“腰肢，像狄安娜[5]的……”

那位丈夫向他们走来，阴沉地问妻子，她在说什么。

“啊！尼基塔·伊凡内奇。”尼古拉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说。好像他想请尼基塔·伊凡内奇也来加入这个玩笑似的，告诉他说，他要拐走一个金发女人。

丈夫苦涩地笑笑，妻子快活地笑笑。善良的省长夫人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向他们走来。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要见你，尼古拉。”她说，她说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这个名字的声调，使罗斯托夫一听就明白，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咱们去吧，尼古拉。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可以，伯母。谁要见我啊？”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马利温采娃。她从她外甥女那里听说过你，说你救过她……你想起来了吧？……”

“我救过的人多着呢！”尼古拉说。

“她的外甥女就是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她在这儿，在沃罗涅日，和姨母住在一起。嗬，看你脸红的！怎么啦，是不是……？”

“得了吧，别瞎猜，伯母。”

“好啦，好啦。！你这个人哪！”

省长夫人把他领到一位戴着蓝色高筒帽、又高又胖的老太太那儿，她刚和城里最显赫人物打完牌。她是玛丽亚的姨母马利温采娃，是一个没有子女的有钱的寡妇，经常住在沃罗涅日。当罗斯托夫走到她跟前时，她站起来结了牌账。她严厉地、大模大样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继续骂那个赢了她钱的将军。

“看见你很高兴，我的亲爱的，”她向他伸过手去说，“请来看我吧。”

这位了不起的老太太谈了谈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马利温采娃显然不喜欢他），又向尼古拉问了问安德烈公爵（显然，他也不得她的欢心）的消息，说了几遍请他到她那儿去，然后就让他走了。

当尼古拉向马利温采娃告退的时候，答应她前去拜访，又一次红了脸。一提起玛丽亚公爵小姐，就感到一种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羞怯，甚至害怕。

罗斯托夫离开马利温采娃，本想再回去跳舞，但是娇小的省长夫人把她那一只胖胖的小手放在尼古拉的袖子上，说她要和他谈一谈，就把他领到客厅里，原先在那儿的人们立刻走了出去，为了不妨碍省长夫人。

“你可知道，我亲爱的，”省长夫人说，和善的小脸上带着认真的表情，“她配你真是天生的一对；你愿意我给你做媒吗？”

“谁啊，伯母？”尼古拉问。

“我要给你说合公爵小姐。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说，莉莉合适，依我说莉莉不行，——公爵小姐，愿意吗？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会感谢我的。说实话，多么好的一个姑娘，多么可爱！她一点也不丑。”

“一点不丑，”尼古拉好像受了委屈似的说，“伯母，作为一个军人，我什么也不强求，什么也不拒绝。”罗斯托夫在没想好怎么说之前，说了这么一句。

“那么就记住吧：这可不是玩笑。”

“当然不是玩笑！”

“好，好，”省长夫人仿佛自言自语说，“还有，亲爱的，你对那个金发女人太殷勤了。弄得那位丈夫怪可怜的，真的……”

“咳，没事儿，我和他是朋友。”尼古拉心地单纯地说：他连想都没想，这样消磨时光对他是这么快活，而对另一个人会不快活。

“咳，我对省长夫人说的话多么荒唐！”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想，“她真的要做媒了。那索尼娅呢？……”在向省长夫人告辞时，她笑着又对他说：“你可要记住啊。”他把她领到一边：

“伯母，我要对您说实话……”

“怎么啦，亲爱的；好，咱们坐下来谈谈。”

尼古拉突然觉得有必要和这个几乎是陌生的女人说说知心话（不会对母亲、妹妹、朋友说的话）。后来，每当尼古拉一想起这次无缘无故的、无法解释的、然而给他带来非常重大的后果的突然迸发的坦白热情，他就觉得（人们都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罢了；可是，这次迸发的坦白热情，连同其它的小事，却给他也给他的全家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是这样，伯母。妈妈早就盼着我娶一位有钱的小姐，但是我一想到为了金钱而结婚，心里就不是味儿。”

“不错，我了解。”省长夫人说。

“不过，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是另一回事了；第一，我给您说实话，我非常喜欢她，她称我的心，其次，在那么一个情况下遇见她，简直是奇遇，自那以后，我常常想：这是命运。您特别想一想看吧：妈妈早就惦记着这件事，可是以前总没有机会和她见面，总是这么巧：碰不到一起。在我的妹妹娜塔莎做她哥哥未婚妻的时候，当然谈不到和她结婚，偏偏在娜塔莎的婚姻破裂的时候遇见她，然后就一切……是的，就是这样。这话我对谁也没说过，以后也不会说。只对您说。”

省长夫人感激地握了握他的臂肘。

“您知道我的表妹索菲吗？我爱她，我答应娶她，我一定娶她……所以您知道，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尼古拉颠三倒四地红着脸说。

“亲爱的，亲爱的，你是怎样想的？索菲一无所有，你自己也说，你爸爸的景况很不好。你妈妈会怎么样？那会要她的命的，这是一。再说，如果她是一个有心肝的女孩子，那日子她怎么过啊？母亲绝望，家道败落……不行，亲爱的，你和索菲应当懂得这个。”

尼古拉沉默不语。他听了这些话，心里觉得很舒服。

“伯母，还是不行，”他停了一会儿，叹着气说，“公爵小姐会嫁给我吗？再说，她现在正在居丧。哪里顾得上这个？”

“你以为我现在就叫你结婚吗？凡事都有一定之规嘛。”省长夫人说。

“您真是个好媒人，伯母……”尼古拉说，吻了吻她那胖乎乎的小手。

六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遇见罗斯托夫后，来到了莫斯科，在这儿见到了侄儿和他的家庭教师，以及安德烈公爵的信，信里嘱咐他们到沃罗涅日去找马利温采娃姨母。操持搬迁、对哥哥的牵挂、在新的住处安排生活、认识新的人、教育侄儿——这一切把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那种类似受诱惑的感情给压了下去，在父亲生病期间和死后，特别是在和罗斯托夫相遇之后，这种受诱惑的感情折磨着她。她很悲伤。现在，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度过了一月之后，丧父和俄国遭到毁灭的印象，在她内心越来越强烈了。她担心受怕：对正遭受着危险的哥哥（她只有这唯一的亲人了）的思念，使她经常感到不安。她关心侄儿的教育，她常常觉得她对这不能胜任；但在她内心深处还是平静的，因为她意识到，她已经把那由于罗斯托夫的出现而一度唤起的个人的幻想和希望抑制住了。

晚会的第二天，省长夫人去见马利温采娃，和这位姨母商谈了她的计划（提出一个附带意见：虽然目前的情况不可能正式订婚，但仍然可以给两个年轻人撮合一下，让他们互相有个了解），得到姨母的赞同后，省长夫人在公爵小姐面前谈起罗斯托夫，夸奖他，说当她提起公爵小姐时，他脸都红了，——而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感受的不是欢乐，而是痛楚：内心的和谐不再存在了，又生出了欲望、怀疑、谴责和希望。

在得到罗斯托夫要来拜访的消息之后的两整天，玛丽亚公爵小姐不断地考虑她对罗斯托夫应采取的态度。她一会儿决定，他来见姨母时，她不到客厅里去，她身着重孝去会客不合适；一会儿又想，人家为我做过好事，我这样未免太无礼了；一会儿又觉得，姨母和省长夫人对她和罗斯托夫似乎有所企望（有时她们的眼神和言谈好像都证实这种揣测）；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只有像她这样有罪的人，才会这样猜疑她们：她们不会不知道，在她还没有脱去孝服之前，订婚对她和对她的亡父都是一种侮辱。假定她见到他，玛丽亚公爵小姐想象他对她会说什么话，她对他会说什么话；她想象的那些话，有时觉得太冷淡，有时又觉得太意味深长了。她最怕和他见面时心慌意乱，她觉得，见了他，准会举止失措，那就露了相了。

但是，星期日做过弥撒以后，当仆人到客厅通报罗斯托夫伯爵来访时，公爵小姐并没有慌张；她脸上不过泛起一层红晕，眼睛闪耀着新的明亮的光辉。

“您见过他吗，姨妈？”玛丽亚公爵小姐声音平静地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表面上怎么会这么平静，这么自然。

当罗斯托夫走进屋时，公爵小姐把头低了一下，好像先让客人和姨母问好，然后，正好在尼古拉向她转过身来时，她抬起头来，用她那光辉明亮的眼睛迎接他的视线。她态度尊严，动作优雅，带着喜悦的笑容欠起身来，向他伸出她那纤细的柔嫩的手，用那种初次发出的新的、女人特有的深沉的声音说起话来。当时也在客厅里的布里安小姐带着不理解的惊讶神情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就连她这个善于卖弄风情的女人，在碰到一个想要讨她欢喜的男人，也不会比这应付得更好。

“也许黑衣裳跟她更相称，也许她真的变得好看了，不过我没有留意罢了。特别是——举止适度，姿态优美！”布里安小姐想。

如果玛丽亚公爵小姐此刻能够思索一下的话，她对自己所发生的变化比布里安小姐更感到惊奇。自从她看见这张可亲可爱的面孔那一刻起，一种新的生命力就占有了她，使得她一言一行都不是通过自己的意志。罗斯托夫一进来，她的脸就突然变了样儿。就像一只精雕细绘的灯笼突然点亮了，灯笼四壁那些复杂的精致的艺术晶，原先看来似乎是粗糙、灰暗、毫无意义的，这时却显出意外的惊人的美：玛丽亚公爵小姐就是突然起了这样的变化。在这之前一直在她内心活动着的一切纯洁的精神生活，第一次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了。她全部内心的自责、她的痛苦、对善的追求、温顺、慈爱和自我牺牲——所有这一切，这时在她那明亮的眼睛里、在含蓄的微笑中、在她那柔和的面庞的每个线条上，都闪着光辉。

罗斯托夫对这一切都清楚地看在眼里，好像他知道她全部的生活似的。他觉得，他面前这个人完全是另一种人，比他迄今遇见的所有的人都好，主要的，也比他本人好。

谈的话题是最一般的，最无关紧要的。他们谈战争，像所有的人一样，不自觉地夸大他们为战事担忧，谈上次的相遇，一谈到这件事，尼古拉就极力把话题岔开，谈慈善的省长夫人，谈尼古拉的亲属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亲属。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谈自己的哥哥，她的姨母一提到安德烈，她就把话扯到别的事情上。显然，谈俄国的不幸，她可以装得很关心，但是她的哥哥是她最贴心的人，她不愿也不能轻描淡写地提到他。尼古拉注意到这一点，以他从来没有的那种洞察力察觉玛丽亚公爵小姐每一种细微的性格，这更证实了他的看法：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人。尼古拉也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一样，别人一向他提起公爵小姐，甚至他一想到她，就脸红，就露出窘态，但是在她面前时，却觉得十分自如，说一些完全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话，而是临时忽然想到的话。

在尼古拉短暂的来访中间，正如通常有孩子在跟前那样，遇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尼古拉就向安德烈公爵的小儿子求助，他抚爱他，问他可愿意当骠骑兵？他把孩子抱起来，快活地带他旋转，一面转脸看看玛丽亚公爵小姐，她用动了感情的、幸福的、怯生生的目光注视着她所爱的人怀中的她所爱的孩子。尼古拉觉察到这目光，好像明白了它的意义，高兴得涨红了脸，天真快活地吻孩子的脸。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服丧期间不外出，而尼古拉认为常去她们那儿不合适；但是省长夫人仍在不断地从中撮合，把公爵小姐和尼古拉称赞对方的话传来传去，一个劲儿要罗斯托夫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表明态度。她为此安排两个年轻人在做弥撒前在主教那儿会面。

虽然罗斯托夫对省长夫人说，他没有什么要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表明的，但是他仍然答应前去。

正像在蒂尔西特，罗斯托夫不容许自己对那大家公认为好的事情怀疑它是否是好的，而现在正是这样，是按照自己的理智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还是驯服地屈从环境的支配，在这两者之间作了短暂的、然而却是真诚的内心斗争之后，他选择了后者，任凭那种力量（他有这样的感觉）不可抗拒地把他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他知道，已经答应了索尼娅，再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表示感情，那就是他所称之为卑劣的行为了。他也知道，卑劣的行为是他永远不会做的。但是他也知道（不是知道，而是内心深处感觉到），他现在受环境和指导他的人们的力量所支配，他不唯不做任何坏事，而且正在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做过的重要的事情。

在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会面以后，他的生活方式表面上虽然依然如故，但是先前那些玩乐在他已经失去兴味，他常常想玛丽亚公爵小姐；但他想她，从来不像他毫无例外地想那些他在上流社会所遇见的小姐们那样，也不像曾经长期地带着狂喜的心情想索尼娅那样。他在想所有的小姐时，正像几乎每个正直的年轻人那样，总是把她们想作未来的妻子，在他的想象中把夫妻生活的一切条件——雪白的长便衣、在茶炊旁的妻子、妻子的马车、小孩、妈妈和爸爸、她和公婆的关系，等等，等等，拿来和她们比比，看看是否合适；对未来的这些想象给他以愉悦；但是他想到人家给他说合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时，他完全想象不出未来的夫妻生活。如果他硬要想，那结果会是不和谐的，虚假的。他只觉得可怕。

七

关于波罗金诺战役、关于我军伤亡的可怕消息，以及关于莫斯科失守的更可怕的消息，九月中旬传到了沃罗涅日。玛丽亚公爵小姐只是从报上得知哥哥受伤，但是详情毫无所知，尼古拉听说（他本人没有见到她），她打算去寻找安德烈公爵。

罗斯托夫得到波罗金诺战役和放弃莫斯科的消息，他所感受的不是绝望、愤懑、或者复仇之类的感情，而是忽然觉得在沃罗涅日令人烦闷，懊丧，老有一种羞愧和不安的感觉；在这儿所听到的一切谈话，在他看来都是装腔作势的；他不知道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切，他觉得，只有在团队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他急忙结束买马的事务，时常毫无道理地对仆人和司务长发脾气。

在罗斯托夫动身的前几天，为了俄军的胜利，在大教堂举行了一次感恩祈祷，尼古拉也去参加了。他在省长稍后一点站着，他带着作祈祷的庄重神情，寻思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一直站到祈祷完毕。当感恩祈祷完了的时候，省长夫人把他叫到跟前。

“你看见公爵小姐吗？”她说，用头指了指站在唱诗班后面穿黑衣服的女人。

尼古拉立刻认出了玛丽亚公爵小姐，他认出她与其说是由于她那在帽子下面露出的侧影，不如说是由于顿时抓住他的那种谨慎、恐惧和怜悯的感情。玛丽亚公爵小姐显然正陷入沉思默想中，她在临出教堂前画最后一个十字。

尼古拉望着她的脸，感到惊奇。仍然是他先前所看见的那张脸，脸上仍然是那种细微的、内在的、精神活动的一般表情；但现在它却辉耀着不同的光彩。那脸上有一种忧伤、祈求和希望的动人的表情。就像一向有她在场时那样，尼古拉不等省长夫人示意，就向她走去，也不问问自己，这样好不好，合适不合适，或者在教堂这儿不要和她说话，就径直向她走过去说，他听说她的不幸了，请接受他衷心的慰问。她刚一听到他的声音，她的脸忽然燃起鲜明的亮光，同时照亮了她的忧伤和喜悦。

“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公爵小姐，”罗斯托夫说，“就是说，如果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真的阵亡了，那么，作为一个团长，会立刻见报的。”

公爵小姐望着他，不明了他的话，但是他那种愁容满面的同情表情，使她感到欣慰。

“我知道很多例子，弹片（即报纸上说的榴弹）致伤，常常是要么立刻致命，要么相反，仅仅是轻微的伤，”尼古拉说。“应当往最好的情况想，我相信……”

玛丽亚公爵小姐没让他说完。

“，这是多么可怕……”她刚要说，但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她动作文雅地（在他面前她总是这么文雅）低下头，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就跟着姨母走了。

这天晚上，尼古拉哪儿也没去，待在家里跟马贩子结算几笔账。办完了事，要想出门已经晚了，但就寝还太早，于是尼古拉在室内独自长久地来回踱步，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在他还是少有的事。

在斯摩棱斯克，玛丽亚公爵小姐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遇见她的时候，情况是那么特殊，还有，有一阵子母亲对他说的有钱的相宜配偶，正是她，这两件事使得他对她特别注意。在沃罗涅日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印象不仅愉快，而且强烈。这一次尼古拉在她身上发现特殊的精神美，这使他大为惊奇。然而他还是要走，至于离开沃罗涅日就失掉看见公爵小姐的机会，他对这事连想都没想。但是，今天在教堂和公爵小姐的相遇，他觉得，深深印入他的心里，比他所预料的还要深，比他想得到心境安宁的愿望还要强烈。那苍白的、清秀的、忧伤的面庞，那光辉明亮的目光，那文静优雅的动作，主要的——她那满脸深深的、柔情的哀愁，打动了他，博得了他的同情。罗斯托夫最看不惯男人中间那种高级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不喜欢安德烈公爵），他鄙夷地称那为哲学，幻想；但是在玛丽亚公爵小姐身上，正是这种尼古拉感到陌生的精神世界所表露的极度深刻的哀伤，他觉得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一定是一个极好的姑娘！真正的天使！”他自言自语，“我干吗要限制自己的自由呢？干吗那么匆忙就明确和索尼娅的关系？”于是不由得在心里把两者作一个比较：论精神的天赋，一个是贫乏的，另一个是丰富的，而这种精神天赋正是尼古拉所缺少，因而对它是非常重视的。他在心里设想一下，如果他是自由的，他会怎么样。那样他就会向她求婚，她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吧？不，这件事不可想象。他觉得可怕，他想象不出任何清晰的形象。他早就想好他和索尼娅的前景，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正因为一切都是想好了的，所以他了解索尼娅的一切；但是想象不出他和玛丽亚公爵小姐未来的生活，因为他不了解她，只不过是爱她。

对于索尼娅的梦想，含有一种快活的、好玩的成分。但是想到玛丽亚公爵小姐时，总觉得想不清楚，而且有点可怕。

“她是怎样祈祷啊！”他在回忆，“看来，她整个灵魂都沉浸在祈祷里面。是的，这就是那种可以移山填海的祈祷，我相信，她的祈求会实现的。为什么我不祈求我所希望的？”他在回忆，“我希望什么呢？自由，解脱跟索尼娅的关系。她说得对，”他想起省长夫人的话，“我娶了索尼娅，除了落个不幸的结果外，什么也得不到。乱糟糟，妈妈的悲哀……家事……乱糟糟，一团乱麻！再说，我也不爱她。是的，那不是真爱。我的上帝啊！把我从这可怕的、走投无路的境况里解救出来吧！”他突然祷告起来，“是的，祈祷可以移山填海，但是要有信心，不要像我和娜塔莎小时候那样祷告，祈求雪变为白糖，并且跑到院子里瞧瞧雪是不是真的变成了白糖。不，我现在不祈求这些琐碎的事。”他说，把烟袋放在墙角，两手交叉在胸前，站在圣像前面。一想起玛丽亚公爵小姐，怜悯之情就油然而生，他开始祈祷，他长久没作过这样的祈祷了。泪水涌到眼睛和喉咙里，这时拉夫鲁什卡拿着信走进门来。

“傻瓜！没叫你就进来！”尼古拉说，迅速地变换了姿势。

“省长那儿，”拉夫鲁什卡用没睡醒觉的声音说，“来了一个信使，有信给您。”

“那好啦，谢谢，去吧！”

尼古拉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母亲的，另一封是索尼娅的。他从笔迹认出来了，他先拆开索尼娅的信。还没读几行，他的脸变得苍白，又惊又喜地睁大了眼睛。

“不，这不可能！”他大声说。他坐不住了，捧着信，一边读一边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先把信浏览一下，然后读了一遍，又读一遍，他耸起肩膀，摊开两臂，目瞪口呆地站在室中央。他刚才怀着上帝一定会应许他的信心所祷告的事，果然实现了；但是尼古拉感到惊讶，这事好像不寻常，是他从来没料到的，又好像这事来得太快，证明它的出现不是由于上帝应许了他的请求，而是由于平常的巧合。

那个看来无法解决的、束缚着罗斯托夫的自由的结子，却被这意外的（尼古拉这样觉得）、不招自来的索尼娅的信解开了。她写道，最近不幸的境遇——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财产几乎全部丧失，伯爵夫人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尼古拉娶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及他近来的沉默和冷淡，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放弃他的许诺，给他充分的自由。

“我一想起由于我的原因可能引起施恩予我的家庭的苦恼和不和，我就非常难过，”她写道，“我的爱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我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因此，尼古拉，我求您把自己看作自由的，而且要知道，不管怎样，没有人比您的索尼娅更爱您的了。”

两封信都是从特罗伊茨寄来的。另一封是伯爵夫人的信。信里叙述他们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出走，大火和全部财产的毁灭。伯爵夫人在信里还提到安德烈公爵同其他伤员一起和他们同路。他的伤势很危险，但是现在医生说，还很有希望。索尼娅和娜塔莎像护士似的看护他。

尼古拉第二天带着这封信去见玛丽亚公爵小姐。不论是尼古拉还是玛丽亚公爵小姐都绝口不谈“娜塔莎看护他”这句话可能表示的意思，由于这封信，尼古拉和公爵小姐，突然亲如骨肉了。

第二天尼古拉送玛丽亚公爵小姐去雅罗斯拉夫尔，几天后他也回部队去了。

八

索尼娅给尼古拉的那封应验了他的祈祷的信，是从特罗伊茨写来的。老伯爵夫人越来越盼着尼古拉娶一个有钱的姑娘。她知道，在这件事上索尼娅是主要的障碍。近来，特别是在尼古拉来信说他在博古恰罗沃遇见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后，索尼娅在伯爵夫人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伯爵夫人一有机会就侮辱她，毫不留情地暗示她。

从莫斯科出走的前几天，当时的情况使伯爵夫人十分感伤，焦虑，她把索尼娅叫到跟前，没有责备她或者强求她什么，而是含着眼泪央求她牺牲自己，和尼古拉断绝关系，以报答这个家庭为她所做的一切。

“你一天不给我这个许诺，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索尼娅号啕大哭，她哭着说，她什么都愿意，什么都准备承受，但是她没有给予直接的许诺，答应对她所要求的，她下不了决心。为了养育她的家庭的幸福，她应当牺牲自己。为了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已成为索尼娅的习惯。她在这家的地位就是这样：只有通过牺牲的途径才能显示自己的高尚品格，所以她已经习惯而且也喜欢自我牺牲。但是，在以前所做的一切牺牲行为中，她欣慰地意识到，她自我牺牲，以此在自己和在别人的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价，从而更配得上她平生最爱的尼古拉；而现在所要求她的牺牲，是要她放弃她过去所做出的一切牺牲的代价，放弃生活的全部意义。她生平第一次从那些为了更痛苦地折磨她而对她施予恩惠的人们身上尝到了苦味；她嫉妒娜塔莎，她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事，从来不需要牺牲自己，而是迫使别人为自己牺牲，而仍然被大家所宠爱。索尼娅第一次觉得，她对尼古拉的平静而纯洁的爱情，突然开始变为高于一切礼法、道德、宗教的强大热情；在这种热情影响下，在寄人篱下生活中学会了隐瞒真情的习惯的索尼娅，不自觉地用几句含含糊糊的话回答伯爵夫人后，就回避她，不再和她谈话，决定等待着和尼古拉见面，那时不是许他自由，而是和他永不分离。

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忙乱和恐慌，把索尼娅心头沉重的忧郁情绪给压下去了。她很高兴在实际的活动中忘掉那些烦恼。但是，当她知道安德烈公爵在他们家里的时候，虽然她由衷地可怜他和娜塔莎，她却满心欢喜，怀着一个迷信的想法：上帝不愿她和尼古拉分离。她知道娜塔莎从来只爱安德烈公爵一个人，现在仍然爱他。她知道，他们现在在这可怕的情况下碰到一起，又互相热恋起来，由于他们俩一定会成亲，尼古拉就不可能娶玛丽亚公爵小姐了。尽管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和在旅程的最初几天发生了种种可怕的事情，但是，这种心情，这种认为上帝干预她个人私事的想法，使索尼娅满心欢喜。

在特罗伊茨修道院，罗斯托夫一家人在旅途中第一次休息了一整天。

特罗伊茨修道院的招待所拨给罗斯托夫家三间大房间，其中一间安德烈公爵占用。那天他的伤势大大好转。娜塔莎陪着他坐在那儿。在隔壁房间里，伯爵和伯爵夫人同前来看望老相识和施主的修道院长正在恭恭敬敬地谈话。索尼娅也坐在那儿，她很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在谈什么。她隔着门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安德烈公爵的房门开了。娜塔莎从门里走出来，神情很激动，她没看见欠身向她打招呼、拢着右手的宽袖筒的修道院长，径直向索尼娅走去，抓住她的手。

“娜塔莎，你怎么了？到这儿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过去接受修道院长的祝福，修道院长劝告她向上帝和他的圣徒祈求援助。

修道院长刚走，娜塔莎就抓住女友的手，拉着她走进一个空房间。

“索尼娅，你说他能活吗？”她说，“索尼娅，我多么幸福，又多么不幸！索尼娅，亲爱的，——一切仍然和往常一样。只希望他能活下去。他不能……因为……因……为……”娜塔莎大哭起来。

“是啊！我知道！一切都会顺利的，”索尼娅说，“他会活下去的！”

索尼娅的激动不亚于她的女友——那一半由于女友的恐惧和痛苦，一半由于她个人的无人可诉的心事。她恸哭着吻娜塔莎，安慰她。“希望他千万活下去！”她想。两个女友哭了一阵子，谈了一会儿，擦干眼泪，就向安德烈公爵门口走去。娜塔莎小心地推开门，向屋里探望一眼。索尼娅在半开的门旁站在她身边。

安德烈公爵高高地躺在三个枕头上。他那苍白的脸望过去很安静，眼睛闭着，他的呼吸看来很平稳。

“唉哟，娜塔莎！”索尼娅突然几乎大叫一声，她抓住表妹的手，向门外退出去。

“怎么了？怎么了？”娜塔莎问。

“是那个，那个，瞧……”索尼娅说，她面色苍白，嘴唇颤抖。

娜塔莎轻轻地关上门，跟索尼娅走到窗前，还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可记得，”索尼娅带着惊慌和严肃的神情说，“你可记得，有一次我为你占卦——照镜子……在奥特拉德诺耶，圣诞节的时候……你可记得我看见了什么吗？……”

“对，对！”娜塔莎眼睛睁得大大的，说，她模糊地记得索尼娅曾说过她在镜子里看见安德烈公爵躺在那儿。

“你记得吧？”索尼娅继续说，“我看见了，当时跟你们，跟你也跟杜尼亚莎都说过。我看见他在床上躺着，”她说，每说一个细节，就用举起的一个指头比划一下，“他闭着眼，盖的也是粉红色的被子，两手也是交叉着。”索尼娅说，随着她描述刚才看见的细节，她就愈加相信她当时看见过这些细节。其实当时她什么也没看见，她是在讲她以为看见的东西；但是，她觉得她当时心想的东西，就像别的一切回忆同样地真实。她不但记得她当时所说的：他瞧了瞧她，微微一笑，盖着一件红色的东西，而且她坚信，还在当时她就说过和看见过他盖的是粉红色的、正是粉红色的被子，并且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对了，对了，正是粉红色的。”娜塔莎说，她现在似乎也记得是说过是粉红色的，由此可见那预兆是多么不寻常，多么神秘。

“可是，这究竟预兆着什么呢？”娜塔莎沉思地说。

“啊，我不知道，这件事多么不寻常啊！”索尼娅抓着头说。

几分钟后，安德烈公爵打铃叫人，娜塔莎进去了；索尼娅感到一种很少感受过的激动和感动，留在窗前，思索着那件多么不寻常的事。

那天有个机会可以向军队发信，于是伯爵夫人就给儿子写信。

“索尼娅，”索尼娅从伯爵夫人身旁走过时，伯爵夫人从信上抬起头来说，“索尼娅，你不给尼古连卡写信吗？”伯爵夫人说话的声音轻柔，颤抖，从她那疲倦的、隔着眼镜看人的眼睛里，索尼娅看出伯爵夫人这句话的全部含义。那眼神流露出恳求、怕被拒绝、为求人而感到羞愧，以及万一被拒绝就会结下深仇大恨。

索尼娅走到伯爵夫人面前，跪下来，吻她的手。

“我写，妈妈。”她说。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她亲眼看见预兆神秘的应验，这一切都使索尼娅心软，激动，感动。她知道，由于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恢复了关系，尼古拉不可能娶玛丽亚公爵小姐，她很高兴她又恢复了那种她所欢喜和习惯的自我牺牲的心情。她含着泪，怀着喜悦来完成那件慷慨的行为，由于泪水模糊了她那天鹅绒般的黑眼睛，中断了好几次才写完那封使尼古拉大为吃惊的令人感动的信。

九

皮埃尔被送进禁闭室，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同时也怀有敬意。此外，对他还有点疑心，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敌视是因为他们和他刚打过架。

但是，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以后，皮埃尔觉得，这些新的看守——军官和士兵，对他的看法和逮捕他的那些人的看法已经不同了。的确，第二天的看守已经不把这个穿着农民衣服的大胖子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作曾经和抢劫的士兵和押送他的人拚搏过、讲过关于拯救儿童的豪言壮语的人，而不过看作一个奉上级命令拘留起来的俄国犯人罢了。如果说皮埃尔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那面无惧色和专注沉思的神情，以及使法国人惊奇的他那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虽然如此，那天皮埃尔和别的被捕的嫌疑犯关在一起，因为他原来住的那个单间被一个军官占用了。

所有和皮埃尔一起被拘留的俄国人，都是最下层的。他们都看出皮埃尔是贵族，都疏远他，特别因为他会说法国话，更嫌弃他。皮埃尔听见他们嘲笑他，心里很郁闷。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听说所有被拘留的人（大约他也在内），都以放火罪论处。第三天，皮埃尔和别的犯人被带到一间屋子里，那儿坐着一位白胡子将军，两名上校和几个系肩带的法国人。他们用那在审问被告时通常使用的自以为超脱人类弱点的准确、断然的口气向皮埃尔和其他被告提出一些同样的问题：你是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抱着什么目的？等等。

这些问题，以及在法庭上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撇开主要事情的实质，而且排除揭开这个实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布置一条沟渠，审讯人员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条渠道流下去，把被告引到预期的道上，也就是引到可以判他罪的道上。只要他一说不合乎定罪目的话，他们就把沟渠移动一下，让水白流。此外，皮埃尔也和一切在法庭上的被告一样，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提出这些问题。他觉得只是由于宽大或是出于礼貌，才设下这个沟渠的圈套。他知道他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中掌握着的，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儿来，只有权力给他们要求他回答问题的权利，他们聚在一起唯一的目的就是判他的罪。因此，既然有权有势，又有判罪的意愿，那就用不着施展提问和审讯的诡计。显然，任何回答都可以作为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做什么，他带着几分悲惨的神情回答说，他把从火里救出的一个小女孩交给她的父母。问他为什么打那个抢劫的人，皮埃尔回答说，他是在保护一个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每个人的责任……人们拦住他：这样的回答不合乎要求。问他为什么待在着火的院子里，有人看见他在那儿。他回答说，他出来看看莫斯科的情况。人们又拦住他：不是问他出来干什么，而是问他为什么待在火场旁边。又问他是什么人？人们又提出他头一次不肯回答的问题，这次他又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个不好。很不好。”那个白胡子、红脸膛的将军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土城起火了。

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解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车棚里。在街上走的时候，皮埃尔被烟呛得喘不过气来，似乎全城都弥漫着烟雾。四面八方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的意义，他恐惧地望着这烛天的大火。

皮埃尔在克里米亚浅滩旁那家车棚里又呆了四天，在这期间，从法国士兵谈话中得知，在这儿拘留的人每天都在等候元帅的决定。是哪个元帅，皮埃尔从士兵口中打听不出来。在士兵心目中，元帅显然是代表一种最高的、有几分神秘的权力。

在九月八日之前，也就是被拘留的人第二次受审之前的那几天，皮埃尔觉得最难过。

十

九月八日，拘留人的棚屋里进来一个军官，从看守人对他那份恭敬劲儿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官，大概是一个参谋。他手里拿着一个名单，对所有俄国人逐个点了名，他管皮埃尔叫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漠然地、懒洋洋地看了看所有被拘留的人，命令一个看守的军官，叫他在带他们去见元帅之前，给他们穿得像样些，收拾干净一点。一小时后，来了一连士兵，把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带往圣母广场。那天雨后天晴，阳光灿烂，空气异常新鲜。烟已经不像皮埃尔那天从祖博夫斯基土城被带出来时那样在地面上弥漫；在清洁的空气中烟像圆柱似的升起。火光已经哪儿也看不见了，四面八方都是腾空而起的烟柱，整个莫斯科，皮埃尔所能看见的地方，全是一片火灾后的瓦砾场。到处可以看见烧剩下来的炉子和烟囱，偶尔可以看见烧黑了的石墙。皮埃尔望了望这片废墟，已经认不出熟悉的街道了。偶尔可以看见保持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宫未被烧毁，克里姆林宫的一些钟楼和伊凡大帝教堂钟楼在远处闪着白光。近处的新圣母修道院的圆顶欢快地闪光，那里的钟声也格外响亮。钟声使皮埃尔想起今天是礼拜，是圣母诞生节。但是好像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火灾后的残破景象，路上碰见的俄国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神色惊慌、一看见法国人就躲起来的人们。

显然，俄国人的巢被捣毁、消灭了；但是，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消灭后，皮埃尔下意识地感觉到，在这被捣毁的巢上，一个完全不同的、严峻的法国秩序建立起来了。从押解他和别的犯人的士兵神情上——那些士兵精神抖擞、快快活活、队伍排得整整齐齐，他感到这一点；从一位法国大官的神情上——这位大官坐在由士兵赶着的双驾马车上迎面而来，他感到这一点。从广场左边传来快乐的军乐声，他感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今天早晨来的那个法国军官在点被捕的人时念的那个名单上，他感到而且了解这一点。皮埃尔被一伙士兵捉住，被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和别的十多个人又被带到另一个地方；似乎他们可能把他忘记了，把他和其他的人混在一起了。但是不会的：他在受审时，又被人称呼为不愿说出姓名的人。皮埃尔带着这么一个他自己觉得可怕的称号，现在被押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脸上带着毫无疑问的信心，认为连他在内的所有俘虏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把他们带到应该带到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是落进一架他不知道的、但运转正常的机器里的一小片木屑。

皮埃尔和别的犯人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不远的一所带大花园的大白房子里。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的住宅，皮埃尔以前常来这儿做客，他从士兵谈话中知道，现在是元帅——艾克米尔公爵[6]住在这儿。

他们被带到门廊前面，一个个的被领进去。皮埃尔是第六个进去的。穿过皮埃尔所熟悉的玻璃走廊、穿堂、前厅，他被领到一间狭长的书房，门口站着一个副官。

达乌伏身坐在屋子尽头的一张桌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皮埃尔走到他跟前。达乌没有抬眼，显然是在处理文件。他不抬眼，轻声问：

“你是什么人？”

皮埃尔不吭声，因为他说不出话来。对皮埃尔来说，达乌不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且是一个以残忍闻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乌那张冰冷的面孔，就像严厉的教师在耐心地等待学生回答问题时摆出的那样冰冷的面孔，他觉得，每秒钟的迟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说。说他第一次受审时所说的话，他不敢；说出他的姓名和地位，那是既危险又可耻的。皮埃尔默不作声。但是还没等皮埃尔拿定主张时，达乌抬起头来，把眼镜推到脑门上，眯着眼，仔细打量皮埃尔。

“我认识这个人。”他不慌不忙、冷冰冰地说，显然是想吓唬皮埃尔。一股顺着皮埃尔脊梁溜过的寒噤，像一把钳子似的夹住了他的头。

“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来没见过您……”

“这是一个俄国间谍。”达乌打断了皮埃尔的话，转脸对室内另一个皮埃尔没注意的将军说。达乌转过身去。皮埃尔突然用一种出乎意外的颤动的声音说：

“不是，大人，”他说，忽然想起达乌是一位公爵，“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兵军官，我没有从莫斯科撤退。”

“您叫什么名字？”达乌又问。

“别祖霍夫。”

“谁能向我证明您不是说谎？”

“大人！”皮埃尔大声喊道，那不是气忿，而是恳求的喊声。

达乌抬起眼来，仔细打量皮埃尔。他们面面相视了几秒钟，这相视的目光救了皮埃尔。在这相视的目光中，一切战争和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在这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两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到无数的事物，理解到他们俩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是兄弟。

达乌从那用号码标志着人事和人的生命的文件上刚抬起头来，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不过是一个小道具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枪毙；但是现在他已经看出他是一个人。他沉吟了一会儿。

“您怎样证明您说的是实话？”达乌冷淡地说。

皮埃尔想起朗巴莱，于是说出朗巴莱所属的团队、姓名和他住的街道。

“您并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人。”达乌又说。

皮埃尔声音颤抖、断断续续地举出一些证据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但是这时进来一个副官，向达乌报告了些什么。

达乌听了副官的报告，突然面有喜色，开始扣钮扣。他显然完全把皮埃尔忘记了。

当副官提醒他这里有个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朝皮埃尔那边点了点头，说是把他带走。但是带到哪儿去，皮埃尔不知道：是回到那个棚子里去呢，还是带到刑场上去——就是在经过圣母广场时，他的同伴指给他看的那个刑场。

他回头瞧了瞧，看见副官在问什么。

“是的，那当然啦！”达乌说，“是的”是什么意思，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不记得是怎样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儿去。他迷离恍惚，痴痴呆呆，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是随着别人迈着脚步，别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在这段时间，皮埃尔头脑里只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人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

是一种制度在杀害他皮埃尔，剥夺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

十一

这群俘虏被押着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府第，经过圣母广场，一直往下走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然后被带到竖着一根柱子的菜园里。柱子后面挖了一个还带有新鲜泥土的大坑，在柱子和坑周围站着一大群人。这群人少数是俄国人，大多数是没有站在队伍里的拿破仑的士兵：穿着不同国籍的各种制服的德国兵、意大利兵和法国兵。柱子两旁站着几排穿着缀有红肩章的蓝制服和短靿靴子、戴着高筒帽的法国兵。

犯人按照名单次序排好（皮埃尔排在第六名），然后被带到柱子跟前。两旁突然敲响了几只大鼓，皮埃尔觉得他的魂儿仿佛随着鼓声飞走了大半。他失去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他只有一个愿望——希望那件必然要来的可怕的事快一点来。皮埃尔环顾他的同伴，仔细观察他们。

为首的两个是剃光了头的犯人，其中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面黑，多毛，筋肉发达，鼻子扁平。第三个是一个家奴，四十五岁左右，头发灰白，身体肥胖，保养得很好。第四个是一个农民，长得很俊秀，蓄着一把浅褐色的大胡子，一对黑眼睛。第五个是一个工人，又瘦又黄，十八九岁，穿一身工作衫。

皮埃尔听见法国人在商量怎样枪毙——一次一个还是一次两个。“一次两个。”带队的军官冷酷、平静地说。士兵的行列调动了一下，显然他们都在忙活，——但是并不像是忙一件大家都理解的事，而是忙着完成一件必要的、然而却是不愉快的、不可理解的事。

一个佩肩带的法国军官走到犯人行列的右边，用俄语和法语宣读判决书。

然后，两名法国兵走到犯人跟前，按照军官的指示带出来两个站在排头的犯人。这两个犯人走到柱子跟前停下来，在法国人去取口袋的工夫，他们像被打伤了的野兽看走过来的猎人似的，默默地环顾四周。一个犯人不住地画十字，另一个在搔背脊，动了动嘴唇，好像在微笑似的。士兵手忙脚乱地蒙上他们的眼睛，用口袋套上他们的头，把他们捆在柱子上。

十二个持枪的步兵，迈着坚定的步子齐步走出队伍，离柱子八步远停了下来。皮埃尔转过脸去，不去看将要发生的事情。突然响起一阵噼噼啪啪和轰轰隆隆的声音，皮埃尔觉得比最可怕的雷还要响，皮埃尔环视了一下。眼前是一团烟，那几个法国兵脸色苍白，两手哆嗦着在坑旁边做什么。又有两个被带出去。这两个人用同样的眼神看大家，只用眼睛默默地、枉然地寻求保护，显然不了解也不相信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了解也不相信生命可以被人夺去。

皮埃尔不愿去看，又转过身去；又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可怕的爆炸声，随着响声他看见了烟，血，法国兵苍白、惊慌的面孔，那些法国兵哆嗦着双手彼此碰撞着又在柱子旁做什么。皮埃尔沉重地喘息着，向周围看看，仿佛在问：这是怎么回事？和皮埃尔的眼神相遇的眼神都同样地这样问。

在所有俄国人的脸上，在法国士兵和军官脸上，没有一个例外，他都看到和他内心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在皮埃尔心中闪了一下。

“步兵十八团，开步走！”有人喊了一声。在皮埃尔身旁的第五个人被带出去，——只带他一个。皮埃尔还不知道他已经得救了，他和其余的人不过是被带来陪绑的。他越来越害怕，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既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宽慰。第五个是一个穿工作衫的工人。刚一碰着他，他就吓得向旁边一跳，抓住了皮埃尔（皮埃尔打了个寒噤，把他挣脱掉）。那个工人走不动了，被架着膀子拖着走，他喊叫着。一到柱子跟前，他突然不叫了。他好像忽然有所领悟似的。不知道他已经明白喊也无益呢，还是认为不会打死他，但是他在柱子旁站住了，等待着和别人一样蒙上眼睛，他也像一头被打伤的野兽，用发光的眼睛环顾四周。

皮埃尔再也不能使自己转过脸去闭眼不看了。这第五次的屠杀，使得他和整个那群人的好奇心和激动的心情达到极点。也和别人一样，这第五个似乎很平静：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搔另一只光脚。

给他蒙上眼睛，他整了整脑后勒得太紧的结子；然后，让他靠到血渍斑斑的柱子上，他往后倒了一下，他觉得站的姿势不舒服，调整一下，摆齐两脚，靠稳了。皮埃尔目不转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

应该发出口令了，随着口令应该响起八支枪的射击声了。但是，皮埃尔后来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哪怕极微弱的枪声。他只看见，不知为什么那个工人突然在绑他的绳子上坠了下来，身上有两处露出血来，绳子被身子坠得松散了，那个工人不自然地垂着头，屈着一条腿蹲坐着。皮埃尔跑到柱子跟前。没有人拦阻他。几张惊慌、苍白的脸在那个工人周围干着什么。一个留大胡子的法国老兵，在解开绳子的时候下巴颏直打哆嗦。尸体放倒了。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慌忙把尸首拖到柱子后面，推到坑里。

显然，大家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是罪犯，他们是在掩盖罪犯的痕迹。

皮埃尔往坑里瞧了一眼，他看见那个工人两膝贴近头朝上蜷着躺在那儿，一个肩膀比另一个高些，那个高一点的肩膀一上一下地抽搐着。但一锹一锹的土已经撒满了整个尸体。其中一个士兵愤怒地、凶狠地朝皮埃尔狂叫了一声，赶他回去。但是皮埃尔不明白他的意思，站在柱子旁不动，也再没有人撵他。

坑被填平后，发出了口令。皮埃尔被带回他原先的地方，站在柱子两旁的两排法国兵，作了一个半转弯，就迈着整齐的步子从柱子旁走过去。站在圈子中间的二十四个手持空枪的步兵，当连队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都跑回他们原来的位置。

皮埃尔这时茫然地望着那一对对跑出圈子的步兵。除了一个，全都归队了。留下来的那个年轻士兵，脸色死样的苍白，高筒帽子歪到脑后，枪拄在地上，还在他从那儿射击的坑对面站着。他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地朝前走几步，后退几步，以保持不致跌倒。一个年老的军士从队伍里跑出来，抓住那个年轻士兵的肩膀，把他拖到连队里。那群俄国人和法国人散开了。他们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地走着。

“这就是他们放火得到的教训。”一个法国人说。皮埃尔回头看了看说话的人，那是一个士兵，他想从刚才那件事情上找点可以自慰的东西，可是找不到。他没有把话说完，就挥挥手，走开了。

十二

行刑以后，皮埃尔被隔离开来，单独关在一座破烂、肮脏的小教堂里。

傍晚，看守的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走进教堂，向皮埃尔宣布，他被赦免了，现在就去战俘营。皮埃尔不明白对他说的什么，就站起来跟着士兵走了。广场的坡上有一些用烧焦的木板、圆木和薄板搭起来的棚子，皮埃尔被领进其中的一间。在黑暗中，有二十个各式各样的人把皮埃尔围了起来。皮埃尔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干什么，想要他干什么。他听见他们对他说话，但得不出任何结论和判断：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不看是谁问他，人们是否了解他的回答。他看别人的面孔和身子，全都同样的没有意义。

皮埃尔自从看见由一些不愿做那种事的人们进行的那场屠杀以后，他心中那副赖以支持一切、而且一切靠它才有生气的弹簧，突然被扭断了，于是一切都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物。在他心目中，虽然他还不十分清楚，但那种对美好的世界、对人类的和自己的灵魂，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全都破灭了。这种心境先前皮埃尔也体验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这类怀疑先前皮埃尔也有过，但那类怀疑是来自他本人的罪过。皮埃尔当时在内心深处觉得，摆脱那种失望和怀疑的办法，要求诸自我。但是现在他觉得，他眼看着整个世界都垮了，只剩下一堆毫无意义的废墟。他觉得，再恢复对人生的信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黑暗中有些人站在他周围：他身上一定有什么使他们觉得有趣的东西。人们对他讲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然后带他到什么地方去，最后来到一间棚子的角落，他身旁的人们有说有笑。

“我说，伙计们……就是那个亲王（特别加重‘那个’字眼）……”对面角落里有一个声音说。

皮埃尔一动不动地靠墙坐在一堆干草上，默不作声，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他一闭上眼，他面前就出现那个工人可怕的脸（特别是脸上纯朴的神情），还有那些身不由己的刽子手由于内心的不安更显得可怕的脸。他于是又睁开眼，在黑暗中茫然地望着四周。

有一个小个子躬着身子坐在他旁边，皮埃尔开始觉出他在旁边，是由于他一动弹就有一股强烈的汗味。这个人在黑暗中摆弄他的脚，虽然皮埃尔看不见他的脸，他却感觉这个人不住地端详他。在黑暗中习惯了一会儿，皮埃尔才明白这个人是在脱靴子。他的动作、姿势引起皮埃尔的注意。

他解开一只脚上的绳子，细心地把绳子缠好，立刻又解另一只脚上的绳子，一面不住地端详皮埃尔。一只手把绳子挂上，另一只手已经在另一只脚上解绳子。他的动作不停地一个接着一个：他细心地脱掉靴子，把它挂在头上边的橛子上，掏出一把小刀，割掉一点什么，把小刀合起来，放到枕头下面，然后坐得舒服些，两手抱着膝盖，两眼紧盯着皮埃尔。从这些熟练的动作上，从他在这个角落放得井井有条的东西上，甚至从这个人身上发出的气味上，使皮埃尔有一种愉快的、令人安心和从容不迫的感觉，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皮埃尔。

“老爷子，您不少吃苦吧？是吗？”那个小个子忽然说。他那悦耳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和纯朴，皮埃尔想回答，但是他的下巴颏颤抖了，他觉得眼泪涌了出来。就在这一瞬间，那个小个子不让皮埃尔受窘，就用那同样愉快的声音说下去。

“唉，朋友，别难过，”他用俄国乡下老太婆的口吻，柔和、悦耳、亲切地说，“别难过，朋友：忍受一时，长命百岁！这是实话，亲爱的朋友。我们待在这儿，谢天谢地，没人欺负我们。人有好的，也有坏的。”他说，他一面说话，一面麻利地把身子弯到膝盖，站起来，咳嗽着到别处去了。

“嘿，好小子，你来啦！”皮埃尔听见棚子尽头响起那同样亲切的声音，“你这个小坏蛋来了，还记得我！好啦，好啦，行啦。”那个士兵推开向他扑来的小狗，回到自己位置上坐下。他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包，里面包着什么东西。

“喂，吃点吧，老爷子，”他说，又恢复到先前的恭敬的腔调，打开包，递给皮埃尔几个烧土豆，“晌午我们喝稀汤来着。烧土豆可真美！”

皮埃尔一天没有吃饭，他觉得土豆味儿非常好闻。他谢过那个士兵，就吃起来。

“怎么样，不错吧？”那个士兵笑着说，他拿起一块土豆，在手掌上切成两半，从破布里捏点盐撒上，递给皮埃尔。

“烧土豆可真美！”他重复说，“你尝尝这个。”

皮埃尔觉得，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嘛，怎么都无所谓，”皮埃尔说，“但是，他们凭什么杀那些可怜的人呢！……最后一个受刑的才二十来岁。”

“嗤嗤……嘘嘘……”那个小个子说。“罪过，罪过……”他连忙补上一句，好像他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他接着说：“怎么回事，老爷子，您怎么没有离开莫斯科？”

“我没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是无意之间留下来的。”皮埃尔说。

“他们是怎样抓住你的，亲爱的朋友，是在你家里抓住的吗？”

“不是，我去火场来着，他们在那儿抓住我，说我是纵火犯。”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伤天害理的事。”那个小个子插了一句。

“你在这儿很久了吧？”皮埃尔嚼着最后一口土豆，问道。

“我吗？我是上星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他们抓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吗？”

“我是阿普舍龙团的兵。打摆子，病得要死。没有人告诉我们一点消息。我们有二十来个人躺在病院里。真是料不到想不到的。”

“怎么样，你在这儿闷得慌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我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又补充说，显然为了使皮埃尔容易称呼他，“在部队里人家都叫我‘雏鹰’。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莫斯科，莫斯科是众城之母。眼前的景况怎能不叫人烦恼。蛀虫钻进圆白菜，早晚得完蛋，老年人常常这样说。”他很快补充说。

“什么，你是怎么说？”皮埃尔问。

“我吗？”卡拉塔耶夫问，“我是说：我们的聪明枉然，上帝的审判当然。”他说，以为是重复刚听过的话。立刻又继续说：“您过得怎么样，老爷子，有领地吗？有房产吗？这么说来，十分富足！有主妇吗？老人都在吗？”他问，虽然皮埃尔在黑暗中看不见，但感觉到，那个士兵在问他时，一定撮起嘴唇忍住亲切的微笑。他显然为皮埃尔没有父母、特别是没有母亲而难过。

“老婆给你金玉良言，丈母娘把你当贵客，可都不如亲娘亲！”他说。“有孩子吗？”他接着问。皮埃尔的否定回答显然又使他难过，他连忙补充说：“没啥，你们还年轻，上帝会赐给的。紧要的是和衷共济……”

“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我说，你这个好人呀，”普拉东表示不同意，“永远不要嫌弃讨饭袋，也不要嫌弃坐班房。”他坐得舒服些，清清嗓子，看样子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听我说，亲爱的朋友，我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开始讲。“我们那个田庄很富，田地很多，农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家也很好，谢天谢地。连老爹一家七口下地干活。好日子。都是正经的正教徒。可是，出了一件事……”于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他说，他到人家林子里去砍柴，被看林人捉住了，挨了一顿打，受到审判，被送去当兵。“没啥，亲爱的朋友，”他说，因为含着笑，声音都变了，“以为是灾，其实是福！我要是不犯罪，我弟弟就得去当兵。弟弟有五个孩子，可是我呢，你瞧，老婆独自一个，有个小丫头，上帝老早就把她要走了。我请假回去一趟，我告诉你吧。到家一看——日子比从前过得好。满院子牲口，娘儿们都在家，两个弟弟出外去挣钱。一个小弟弟米哈伊洛在家。老爹说，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不管咬哪个指头，都照样地疼。要不是普拉东剃了头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把我们都叫了去——你可相信——把圣像摆在前面。他说，米哈伊洛过来，向他鞠躬到地，还有你，米哈伊洛的媳妇，也来鞠躬，孙子孙女，也来鞠躬。你们懂吗？他说。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劫数难逃。可是我们总爱逞能：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合适。朋友，幸福好比网里水：你拉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普拉东在干草上挪动了一下座位。

沉默了一会儿，普拉东站了起来。

“怎么样，我想你困了吧？”他说，很快地画着十字，念叨起来：

“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夫拉[7]，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夫拉，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保佑我们！”他结束道，深深一鞠躬，站起来，叹了口气，又在干草上坐下，“主啊，把我像石头一样放下，像面包一样举起。”他口中念念有词地躺下来，把外套拉到身上。

“你念的是什么祷词？”皮埃尔问。

“什么？”普拉东反问道（他已经睡着了），“念什么？祷告上帝。你不祷告吗？”

“不，我也祷告，”皮埃尔说，“不过，你念弗洛拉和拉夫拉，是怎么回事？”

“当然得念啦，”普拉东很快地回答，“他们是马神。对牲畜也要怜悯，”卡拉塔耶夫说，“瞧这个鬼东西，缩作一团。暖和起来了，狗崽子。”他抚摸着腿边的狗，说，又一翻身，立刻睡着了。

外面，远处传来哭声和喊声，从棚子的板缝里透露着火光；但是棚子里，一片寂静和黑暗。皮埃尔很久睡不着，睁着眼在黑暗中躺着，倾听他身旁普拉东均匀的鼾声，他觉得，原先那个被破坏了的世界，现在又以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活动起来。

十三

皮埃尔在那个棚子里蹲了四个星期。棚子里有二十三名被俘虏的士兵、三名军官和两名文官。

所有这些人，后来在皮埃尔的印象中都模糊了，但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却作为最深刻、最宝贵的记忆和作为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永远铭记在皮埃尔的心中。第二天天一亮，皮埃尔看见他的邻人，最初圆的印象完全得到证实：普拉东整个身形——穿的腰间束着绳子的法国军外套，戴的制帽和脚上的树皮鞋，全是圆的，脑袋滚圆滚圆的，背、胸、肩，甚至那两只经常要拥抱什么的手，都是圆圆的；愉快的笑脸和柔和的栗色的大眼睛也是圆的。

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他以前当兵打过的仗看来，他总有五十开外了。他本人不知道而且怎么也说不准他的岁数；他一笑（他常笑），露出两排半圆形、完整无缺的雪白坚固的牙齿，他的胡子和头发连一根白的都没有，他整个身体看来富有弹性，显得特别结实和耐劳。

他虽然满脸细小的皱纹圈儿，但却有一派天真稚气的表情；他的声音甜美，悦耳。但是他说话主要的特点是直截了当，恰如其分。他显然从来不考虑他说过什么和要说什么；正因为这样，他那迅速而纯正的语调却有一种特别的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在刚被监禁的时候，他的体力和干起活来那股子麻利劲儿，就好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每天早晨和晚上，他总是躺在那儿说：“主啊，把我像石头一样放下，像面包一样举起。”每天一早起身的时候，他总是一面耸耸肩膀，一面说：“躺下——缩作一团，起来——抖擞一下。”确实，他只要一躺下，就立刻像石头似的睡着了，只要一抖擞，连一秒钟也不耽误，立刻干起活来，就像小孩子一起身就摆弄玩具似的。他什么事都会做，做得不好也不坏。他烤面包，做饭，缝衣服，刨木头，补靴子。他总是在忙，只有在夜间才谈话（他爱聊天）和唱歌。他不像歌手那样唱歌，歌手知道有人在听他们唱，但他像鸟儿那样唱歌，显然他觉得他必须发出这些声音，就像必须常常伸伸懒腰和散散步一样；他的歌声经常像女人唱歌的声音，尖细，柔和，凄凉，他唱歌时，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他当了俘虏后，胡子长长了，他显然抛掉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异己的、士兵的东西，而不知不觉地恢复了先前的、农民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士兵休假在外——衬衫散在裤腰外。[8]”他时常说。他不爱谈他当兵的生活，虽然也不诉苦，他常说他在当兵期间没有挨过一次打。在他的言谈中，主要是回忆他过去的、显然为他所珍贵的农民生活（他总是把“农民”这个词说成“基督徒”）[9]。他满口的俗语，并不是大兵常挂在嘴边的多半是猥亵的粗鲁的俗语，而是民间的格言，单独看来，这些格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一用到节骨眼上，就突然显出精湛的智慧了。

常常他此时说的话和先前说的话完全相反，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他爱说，也会说，他用一些亲切的词句和谚语点缀他的话，皮埃尔觉得那些谚语都是他自己编的；但是他的话的主要魅力乃在于，一些最普通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过但不注意的事情，经他一说，就具有堂堂正正的性质。他喜欢听一个兵每晚讲的童话（他老讲那几个童话），但是他最喜欢听的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故事。他在听这类故事时，喜得眉开眼笑，有时插一两句话，提个问题，为了把他所听到的那个故事了解得十分完美。卡拉塔耶夫丝毫没有皮埃尔所理解的那种眷恋、友谊、爱情之类的情调；但是，对一切东西，特别是对人，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对他眼前所有的人，他都爱，都处得情投意合。他爱他的长毛小狗，爱同伴，爱法国人，爱他的邻人皮埃尔；但是，皮埃尔觉得，卡拉塔耶夫虽然对他亲热体贴（他这样无意之中给了皮埃尔的精神生活以应有的东西），但是绝不会因为和他分离而感到苦恼。皮埃尔对卡拉塔耶夫也开始有这同样的感情。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其他俘虏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兵；人们管他叫“雏鹰”或者普拉托沙[10]，善意地逗他，差遣他。但是在皮埃尔看来，第一夜对他的印象——一个不可思议的、圆满的、永恒的朴素和真理的精神化身，永远也忘不了。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除了把他的祷文背得烂熟外，别的什么都记不住。他在说话时，说了个头，似乎不知道尾。

有时皮埃尔对他的话所含的意义感到吃惊，请他再说一遍时，普拉东已经记不起他刚说过的话了，同样，他对皮埃尔怎么也背不出他所喜爱的歌的歌词。譬如唱道：“亲爱的家乡，小白桦树，我好难受啊。”但是这些词儿如果不是唱而是口述，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从一席话里单另抽出来的个别词句的意义。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他在生活中活动的一种表现。照他看来，他的生活作为个别现象，就没有意义。它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那种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他的语言和动作从他身上流出来，正像香味从花上分泌出来那样均匀、必然和直接。他不能理解个别的动作或者词句的价值和意义。

十四

玛丽亚公爵小姐接到尼古拉寄来的消息，知道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人一同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她不顾姨母的劝阻，打算立刻动身，不单她一个人走，而且还带着侄儿。困难也好，不困难也好，可能也好，不可能也好，——她不打听，也不想知道：她的责任是不单她一个应当亲自守在她那个也许快要死去的哥哥身旁，还要尽可能把儿子给他带了去，于是她准备动身了。安德烈公爵没有亲自写信通知她，玛丽亚公爵小姐认为这要么是因为他身体虚弱得不能写信，要么是因为他觉得路途遥远，对于她和儿子太困难，太危险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用了几天工夫作好了上路的准备。她的车队是：一辆老公爵乘过的、也就是她到沃罗涅日坐的那辆大型轿式马车，一辆中型马车和几辆行李车。同行的有布里安小姐、尼古卢什卡和他的家庭教师、老保姆、三个使女、吉洪、一个年轻的仆人和姨母派来护送她的跟班。

走那条通往莫斯科的平时的大道，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必须绕道经过以下各地：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很长，由于这条路到处找不到驿马，困难重重，而且在梁赞附近据说有法国人出现，甚至是危险的。

在这艰难的旅行中，布里安小姐、德萨尔和仆人们都为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而感到惊奇。她比大家都睡得晚，起得早，任何困难都难不了她。由于她的积极和充沛的精力鼓舞了她的旅伴，到第二个周末，他们已经到了雅罗斯拉夫尔。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沃罗涅日的最后几天是她平生最幸福的日子。她对罗斯托夫的爱情已经不再使她痛苦和不安。这个爱情充满了她整个灵魂，成为她本人不可分的一部分，她不再抗拒它。在最后那几天，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从来没有明确地对自己说出来，但是她确信她是在恋爱。和尼古拉最后那次会面时，就是那次尼古拉来告诉她，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确信这一点。虽然尼古拉只字未提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可能恢复原先的关系（如果安德烈公爵康复的话），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从他脸上看出，他知道而且在考虑这一点。虽然如此，他对她的态度——谨慎、温存和抚爱——不仅没有变，而且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时觉得，他反而高兴他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现在有了这种亲戚关系，他就可以更自由地向她表达自己的友情和爱情。玛丽亚公爵小姐知道，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人，而且感觉到她是被人爱着的，因而她是幸福的，心情是平静的。

但是，这种精神方面的幸福，不但不妨碍她对哥哥感到强烈的悲伤，而且相反，精神方面的宁静，使她更能对哥哥倾注全副的感情。从沃罗涅日刚动身的时候，这种感情是这么强烈，给她送行的人看见她那痛苦绝望的脸，都认为她一定会病倒在路上；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全力以赴地应付旅途中的那些困难和操心的事，倒使她暂时忘却了悲伤，并且给她以力量。

正像旅行时常有的情形，玛丽亚公爵小姐只关心旅途的事，而忘掉旅行的目的。但是在快到雅罗斯拉夫尔，已经不是几天之后，而是当天晚上就要面临的情景又在眼前展现了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激动达到极点。

那个预先被派去雅罗斯拉夫尔打听一下罗斯托夫家的住处以及安德烈公爵的情形的跟班，在城门口迎见正好进城的那辆大型轿式马车，看见公爵小姐从车窗向他探出的脸是那么惨白，他大吃一惊。

“都打听清楚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一家住在广场附近商人布龙尼科夫家里。离这儿不远，就在伏尔加河岸上。”那个跟班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惊疑地望着他的脸，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回答主要的问题：哥哥怎么样了？布里安小姐代替公爵小姐提出这个问题。

“公爵怎么样？”她问。

“公爵阁下和他们都住在那所房子里。”

“这么说来，他还活着。”公爵小姐想，并且低声问：“他怎么样？”

“仆人们说：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没有问，只是悄悄地瞥了一眼坐在她面前正在欣赏城市的七岁的尼古卢什卡，她低下头来，直到那辆沉重的马车隆隆地响着，颠簸着，摇摆着，走了一段路后停下来，她才抬头。车梯哐当一声放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左边是水——一条大河，右边是门廊；门廊上站着几个男仆、一个女仆和一个面孔红润、梳着又粗又黑的辫子的姑娘（这是索尼娅），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她含着不愉快的勉强的微笑。公爵小姐跑上了台阶，那个假装笑脸的姑娘说：“这边走，这边走！”于是公爵小姐来到了前厅，看见一个东方脸型的老妇人，她带着感动的表情快步向她迎来。这是老伯爵夫人。她拥抱玛丽亚公爵小姐，吻她。

“我的孩子！”她说，“我爱您，我早就知道您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心里很激动，但是她明白，这是伯爵夫人，要对她说点什么。她就没头没脑地用法语说了几句客气话，而且腔调也跟人家对她说话的腔调一样，然后问：“他怎么样？”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伯爵夫人说，但是她说这话时，却抬着眼睛叹气，这个姿势却表达了和她的话相反的意思。

“他在哪儿？可以看看他吗？可以吗？”公爵小姐问。

“这就去，公爵小姐，这就去，我的朋友。这是他的儿子吗？”她转身对和德萨尔一同进来的尼古卢什卡说，“大家都住得下，房子很宽敞。唔，多么可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把公爵小姐领到客厅里。索尼娅和布里安小姐在谈话。伯爵夫人在抚爱那个孩子。老伯爵走进来，向公爵小姐表示欢迎。老伯爵自从上次公爵小姐见他以来，样子大变了。那时他是一个活泼、快活、自信的小老头，现在他看上去像一个孤苦伶仃、十分可怜的人。他一面和公爵小姐谈话，一面东张西望，仿佛在问大家，他做的是不是得体。在莫斯科和他的财产被毁以后，他从习惯的轨道被抛出来以后，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活着的意义的感觉，他觉得在生活中不再有他的地位了。

虽然公爵小姐唯一的愿望是要快点见到她的哥哥，虽然在她一心只想看见他一个人的时候，却受人家的招待和听人家客套地夸奖她的侄子而感到心烦，但公爵小姐观察周围的一切，觉得必须服从当前新的规矩。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虽然她对这觉得不好受，但是她不抱怨他们。

“这是我的外甥女，”伯爵介绍索尼娅说，“您不认识她吗，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向她转过身去，极力压下对这个姑娘的敌意，吻了吻她。渐渐使她感到难受的是，周围所有人的心情和她内心的情绪距离是那么远。

“他在哪儿？”她又一次问大家。

“他在楼下，娜塔莎和他在一起，”索尼娅红着脸回答，“已经打发人问去了。我想您累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眼睛里涌出懊恼的泪水。她转身又想问伯爵夫人怎样到他那儿去，这时门外传来轻快的、疾速的、好似快活的脚步声。公爵小姐回头一看，看见几乎是跑进来的娜塔莎，就是那个许久以前在莫斯科相会时为她所不喜欢的娜塔莎。

但是，还没等公爵小姐细看这个娜塔莎的脸，她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与她有共同忧伤的真挚的伙伴，因而是她的朋友。她紧走几步向她迎上去，拥抱她，俯在她肩上哭泣起来。

正坐在安德烈公爵床头的娜塔莎，一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到来，就悄悄地走出他的房间，迈着迅速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仿佛快活的脚步向她跑去。

当她跑进客厅，在她那激动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爱的表情，无限地爱他，爱她，爱一切与她所爱的人相接近的东西；怜悯的表情；为帮助他人渴望献出自己的一切的表情。显然，此刻在娜塔莎心中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她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

敏感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第一眼看见娜塔莎的脸，就一切都明白了，于是又悲又喜地俯在她的肩上哭起来。

“走，咱们到他那儿去，玛丽。”娜塔莎一边说，一边领她到另一个房间。

玛丽亚公爵小姐抬起脸来，擦干了眼泪，面对着娜塔莎。她觉得从她那儿她可以弄明白一切，可以探听出一切。

“怎么样……”她刚要问，忽然停住了。她觉得用语言来问或回答是不可能的。娜塔莎的脸和眼睛一定能把一切说得更明白、更深刻。

娜塔莎望着她，但是似乎在害怕，在疑虑——是说还是不说她所知道的一切；她仿佛觉得，在这双透视到她内心最深处的明亮的眼睛之前，不能不把一切她所见到的真相说出来。娜塔莎的嘴唇忽然颤抖了，她的嘴周围忽然现出难看的皱纹，她哭了，手捂住脸大哭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明白了一切。

但是她仍然抱着希望，于是用那为她所不相信的语言问道：

“他的伤势怎么样？总的看来，他的情况怎么样？”

“您，您……就会看到的。”娜塔莎只能说这么一句。

她们在楼下他的房间附近坐了一会儿，停住哭泣，以便带着平静的面色去看他。

“病情的全部经过怎么样？已经恶化很久了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玛丽亚公爵小姐问。

娜塔莎说，最初，高烧和疼痛引起的危险期，在特罗伊茨的时候，过去了，医生只怕一样——坏疽病。但是这种危险也过去了。来到雅罗斯拉夫尔的时候，伤口开始化脓（娜塔莎知道有关化脓等等一切情况），医生说，化脓可能是正常的现象。随后发冷发烧。医生说，这种发冷发烧并不严重。

“可是两天前，”娜塔莎说，“突然起了变化……”她忍住哭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您会看到他怎么样了。”

“他衰弱了？他瘦了？……”公爵小姐问。

“不，不是那个，更坏。您会看见的。唉，玛丽，他太好了，他不能，不能活，因为……”

十五

娜塔莎用习惯的动作推开他的门，让公爵小姐先进去，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恸哭已经哽住她的喉咙。不管她怎样事先作好准备，怎样极力镇静，但是她知道她见到他不能不流泪。

玛丽亚公爵小姐明白娜塔莎说的“两天之前他发生这种变化”是什么意思。她明白，这意思是说他突然变得温和了，而这种温和，容易感动，是临死的迹象。她在进屋时，就在想象中看见了她在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安德留沙[11]那张温柔、和善、可爱的脸，他脸上这种表情不常有，因而每次都使她非常感动。她知道他将要和她说一些柔声细语、温存体贴的话，就像父亲临死时对她说的那些使她不禁放声大哭的话。但是这迟早总要发生的，于是她走进屋去。当她用她那近视眼辨认他的外形和寻找他的面容的时候，哽咽越来越升到她的喉头了，她终于看见他的脸，和他的目光相遇了。

他靠着一些枕头躺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松鼠皮的长袍。他消瘦，面色苍白。他的一只白蜡似的透明的手，握着手绢，另一只手徐缓地移动手指触摸着长长了的纤细的胡子。他的眼睛望着走进来的人。

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见他的脸，遇到他的目光，她突然放慢了脚步，觉得眼泪突然干了，哽咽停住了。她看出他脸上的表情和目光，突然胆怯了，觉得自己是有罪的。

“我有什么罪过呢？”她问自己。“你的罪过是你活着，而且想着活人的事，可是我呢！……”他那冷峻的目光回答。

他慢悠悠地向妹妹和娜塔莎瞥了一眼，在他那不是往外看而是内视自己内心的深邃目光，几乎含有敌意。

他和妹妹按照他们的习惯互相吻了吻手。

“你好，玛丽，你怎么来了？”他说，他的声音和眼神同样的平静和生疏。如果他绝望地尖叫，倒比这种声音不那么令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可怕。

“把尼古卢什卡也带来了？”他仍然那么平静而缓慢地、而且显然在努力回忆似的说。

“现在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玛丽亚公爵小姐说，连她自己也奇怪她说的话。

“这个，亲爱的，得问医生。”他说，显然他还在努力做出亲热的样子，他只是用嘴说话（看来完全没有用心想他说的话）：

“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

玛丽亚公爵小姐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握手使他微微皱起眉头。他不作声了，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明白了前两天他发生的那种变化。在他的言语中、腔调中，特别是在他的目光中——在那冷漠的、几乎是敌意的目光中，有一种使活人感到可怕的、对人世间的一切疏远的神情。他对活人的一切不大理解；同时还令人感觉到，他不理解活人的事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理解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所理解的是活人所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然而却占据他整个身心的别样的东西。

“你看，命运多么奇怪地把我们又牵到一起！”他打破沉默，指着娜塔莎说，“她一直在看护我。”

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不明白他说的话。他这个敏感、温柔的安德烈公爵，怎么能当着他曾爱过、也爱他的人的面说这种话呢！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不会用这么冷漠的、令人难堪的腔调说这种话。如果他不知道他将要死，那么他就会可怜她，他怎么可以当她的面说这种话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已经无所谓了，而无所谓是由于有一种另外的、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他以启示。

谈话是冷淡的、不连贯的，而且时时中断。

“玛丽从梁赞经过。”娜塔莎说。安德烈公爵没有注意娜塔莎管他的妹妹叫玛丽。而娜塔莎，当着他的面这样称呼她，也是第一次察觉到这一点。

“怎么样呢？”他说。

“她听说整个莫斯科都烧光了，一点不剩，好像说……”

娜塔莎停住了：说不下去了。他显然很费劲地在听，然而仍然听不下去。

“是的，听说烧光了，”他说，“太可惜了。”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捋着胡子，眼睛望着前面。

“玛丽，你见到了尼古拉伯爵啦？”安德烈公爵突然说，显然是想说点使她们愉快的话，“他来信说他很喜欢你。”他随便、平静地说，他显然不能理解他的话对活人来说所具有的那全部的复杂意义，“如果你也爱他，那就很好……你们可以结婚。”他稍微加快地补充一句，好像他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么一句话而觉得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了他说的话，但那些话对她来说除了证明他现在离一切活人的事多么遥远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干吗要谈我啊！”她平静地说，向娜塔莎看了一眼。娜塔莎感到向她投来的目光，没有去看她。大家又不作声了。

“安德烈，你是不是想……”玛丽亚公爵小姐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想见一见尼古卢什卡？他老念叨着你呢。”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露出几乎看不出的笑容，但是一向熟悉他的表情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惶恐地看出，这不是欢喜的微笑，不是对儿子的温情，而是一种轻微的、温和的嘲笑，嘲笑玛丽亚公爵小姐为了激发他的感情使用了她自以为是的最后的手段。

“是的，我很喜欢尼古卢什卡。他好吗？”

尼古卢什卡被领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他惊慌地望着父亲，但是没有哭，因为没有人在哭，安德烈公爵吻吻他，他显然不知道和他说什么。

当尼古卢什卡被领走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又走到哥哥跟前，吻吻他，再也忍不住，哭起来。

他定睛注视着她。

“你是哭尼古卢什卡吗？”他问。

玛丽亚公爵小姐哭着点了点头，表示承认。

“玛丽，你可知道《福音》……”但是他突然不作声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别在这儿哭。”他说，仍然用那冷漠的目光望着她。

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哭的时候，他明白她是哭尼古卢什卡将要失去父亲。他费了很大的劲儿强迫自己回到人间来，回到她们的观点上看问题。

“是的，她们一定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他想，“然而这是很平常的！”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12]”他自言自语，同时也是说给公爵小姐听。“但是不行，她们有她们自己的理解，她们不会理解的！她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她们所珍贵的那些感情，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些思想，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于是沉默了。

安德烈公爵的小儿子才七岁。他刚学会认字，什么都不懂。在这天之后，他有了很多感受，增长了知识、观察力、经验；但是，即使他当时掌握了后来所得到的那些能力，也不可能对他现在在他父亲、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见到的场面所含有的全部意义理解得更好，更深刻。他全都懂了，没有哭，走出了房间，默默地向随他走出来的娜塔莎走过去，用沉思的、美丽的眼睛羞怯地看看她；他那微翘的鲜红的上唇颤抖了一下，他把头偎依着她，哭起来。

从这一天起，他逃避德萨尔，逃避抚爱他的伯爵夫人，他不是独自一个人坐着，就是怯生生地走到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跟前（他喜欢娜塔莎似乎更甚于喜欢他的姑姑），他安静地、腼腆地和她们亲近。

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安德烈公爵身边走开后，完全明白了娜塔莎的脸上对她表示的一切。她不再和娜塔莎谈挽救他的生命的希望。她和娜塔莎轮流守在他的沙发旁边，不再哭了，只是用心灵不断地向永恒的、不可思议的上帝祈祷，上帝降临到这个即将死亡的人身上，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十六

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他要死，而且感觉他正在死，已经死了一半了。他有一种超脱尘俗的感觉和一种喜悦、奇特、轻松的感觉。他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事。在他一生中时常感觉到的那种可怕的、永恒的、不可知的遥远的东西，现在对于他已经近在咫尺，而且——由于他有一种奇特的轻松感——几乎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看见的了。

以前他害怕生命的终结。他有两次体验到那种非常令人痛苦的死——生命的终结的恐怖，而现在已经不理解那种体验了。

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当榴弹在他面前像陀螺似的打转，他望着收割后的田地，望着灌木林和天空，知道他正面对着死亡的时候。当他在受伤后醒过来，在他心灵中，仿佛从生活的重压中解放出来一般，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影响的爱之花，一瞬间怒放了的时候，他已经不怕死了，也不去想死了。

在他受伤以后过着孤独和半昏迷状态的生活的时刻，他越深入地思考那他得到启示的永恒的爱的新原则，他就越不自觉地屏弃那尘世的生活。爱一切东西，爱一切人，永远为了爱而牺牲自我，那就意味着谁也不爱，不过尘世的生活。他越深入这个爱的原则，就越与尘世生活诀别，由于没有爱而存在的那道生死之间可怕的鸿沟也就消失得越彻底。当初，在他想起他要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死就死吧，那更好。

但是在梅季希村那一夜之后，在半昏迷状态中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见的人，他把嘴唇贴到她手上的时候，他哭了，流出平静、欣喜的眼泪，对一个女人的爱情默默地潜入他的心里，又使他依恋人生了。他心里开始又欣喜又惊慌。他回忆在救护站看见库拉金那个时刻，他现在不会再有那种感情了；他现在渴望知道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还活着？但他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他的病按照生理的规律在进行，但是娜塔莎所说的“他发生了那种变化”，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动身前两天的事。这是生与死之间最后的精神的搏斗，而死占了上风。这是一次意外的意识活动：对娜塔莎的爱情唤起他对生命的珍惜，也是最后一次屈服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怖。

有一天晚上。他在饭后照常发着低烧，他的思路异常清晰。索尼娅坐在桌旁。他在打盹儿。突然，他周身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啊，是她来了！”他想。

的确，在索尼娅的座位上坐着刚刚蹑手蹑脚走进来的娜塔莎。

自从她开始看护他以来，他常常从生理上感到她的接近。她侧着身子坐在圈椅里，给他挡着烛光，在织袜子。（她学会织袜子是从安德烈公爵对她说，没有人比得上那些老保姆会服侍病人，她们织袜子，而在织袜子的动作中，有一种令人感到慰藉的东西。）她那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移动着，织针有时互相碰击着，他清楚地看见她那低头沉思的侧影。她移动一下——线团从她膝头滚了下去。她颤抖一下，回头看了看他，用手挡住烛光，她小心翼翼地、麻利地、准确地弯下身，捡起线团，仍照原来的姿势坐下。

他一动不动地看她，他看出她在做了这个动作之后需要做一个深呼吸，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只是轻轻地喘气。

在特罗伊茨修道院，他们谈到过去，他对她说，如果他能活，将永远感谢上帝使他受了伤，正是由于这次受伤才能和她在一起；但是此后他们再也不谈将来的事。

“这事可能实现还是不可能实现？”他望着她，倾听着钢针轻轻的碰击声，心中想道。“难道命运这么奇特地使我和她相聚，就是为了让我死吗？……难道启示我以人生的真理只是为了让我在虚幻中生活吗？我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爱她，但是叫我怎么办呢？”他说，他不知不觉突然呻吟起来，这是他在痛苦中养成的习惯。

娜塔莎听见呻吟声，放下袜子，向他探过身去，突然看见他那发光的眼睛，她轻轻走到他面前，向他俯下身来。

“您没睡着？”

“没睡，我看您看了半天了；我感觉您进来了。除了您，还有谁给我这么轻柔的宁静……给我这样的光。我欢喜得简直想痛哭一场。”

娜塔莎向他移得更近些。由于狂喜，她的脸焕发着光彩。

“娜塔莎，我太爱您了。胜过世上的一切。”

“那么我呢？”她把脸转过去一下。“为什么说太爱了？”她说。

“为什么说太爱了？……您看怎么样，您打心眼里、整个心眼里觉得我能活吗？您觉得怎么样？”

“我相信能活，我相信！”娜塔莎几乎大声喊起来，热情地握住他的两手。

他沉默了。

“那就太好了！”他拿起她的手吻了吻。

娜塔莎感到幸福，激动；但她立刻想起来，这样不行，他需要安静。

“可是您还没睡觉呢，”她抑制住欢喜的心情，说，“尽可能睡着……我请求您。”

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松开了，她回到蜡烛前面，照原来的姿势坐下。她两次回头看看他，遇见他那发光的眼睛。她给自己一个课题——织袜子，她对自己说，不织完袜子，决不回头看他。

果然，在这之后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他睡了不久，忽然出一身冷汗，惊醒了。

他在入睡的时候，仍然在想近来常想的那个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更多的是想死这个问题。他觉得他离死更近了。

“爱？爱是什么？”他想，“爱干扰死。爱是生。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明白一切，一切。只是由于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只有爱把一切结合在一起。爱是上帝，而死，意味着我这个爱的小小粒子回到万有的、永恒的本源。”这些思想使他感到安慰。但这只是一些思想。其中有什么不够的地方，好像是偏于个人的、理性的东西——不明确。仍然是不安和迷惘。他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躺在现在躺着的屋子里，但是没有受伤，身体是健康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人——渺小的，漠不关心的，出现在安德烈公爵面前。他和他们谈话，争论一个不必要的问题。他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安德烈公爵模糊地记起来，这一切都是扯淡，他有别的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还继续在谈论，说一些空洞的俏皮话使他们惊奇。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所有这些人都一个个的消失了，取代这一切的，是关上那道门的问题。他站起来向门走去，把它闩起来，而且锁上。能不能把门锁起来关系着一切。他急忙向前走去，但是他的两条腿动不得了，他知道来不及锁门了，但是他仍然疯狂地使尽全身的力气。一种不堪忍受的恐惧折磨着他。这种恐惧是死的恐惧：它站在门外。正当他无力地、笨拙地向门爬去的时候，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在门外使劲地推，它要破门而入了。那个非人的东西——死——要破门而入了，得把门堵住。他抓住门，使出最后力气，虽然上锁已经来不及，总得堵住它；但是他气力小而且笨，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把门推开了，但门又关上了。

它又从外面推。最后的、超自然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于是两扇门无声地打开了。它进来了，它就是死。于是安德烈公爵死了。

但是就在安德烈公爵死的那一瞬间，他记起他是在睡觉，也就在他死的那一瞬间，他一努力，于是醒了。

“是的，这是死。我死了，于是我醒了。是的，死就是醒。”他心里忽然亮了，那张至今遮着未知世界的帷幔在他的灵魂视线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先前束缚他内心的力量仿佛解放了，那种奇异的轻松感从此不再离开他了。

当他出一身冷汗醒来时，在沙发上动弹起来，娜塔莎到他跟前，问他怎么回事，他没回答她，他不明白她说什么，目光奇异地望着她。

这是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到来前两天他发生的变化。自那天以后，据医生说，消耗体力的热度增高，病情愈加恶化了，但是娜塔莎关心的并不是医生说的话：她看出可怕的、使她更确信无疑的、精神上的特征。

自那天开始，安德烈公爵在睡醒的同时，也从人的一生中醒来。他觉得人生的觉醒对人的一生来说，并不比一觉醒来对睡梦来说，来得更漫长。

在这种相对缓慢的觉醒中，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剧烈的东西。

他的最后的日子和时刻，平凡简单地过去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感到这一点。她们没有哭，没有发抖，在最后的那几天，连她们自己也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在看护他（他已经不存在，已经离开她们了），而是看护最亲切的回忆——看护他的躯体。她们俩的感情是那么强烈，死亡表面的、可怕的一面，对她们已经不发生作用，而且她们认为没有必要去触动哀痛。她们当着他的面没有哭，背着他的时候也没有哭，她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谈论他。她们觉得用语言不能表达她们所理解的东西。

她们俩都看到，他越来越深地、缓慢而平静地离开她们下沉到什么地方去，她们俩也知道这是必然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给他做了忏悔和圣餐礼；大家都来和他告别。人们把儿子领来见他，他用嘴唇贴了贴他的脸，然后转过脸去，他把脸转过去不是因为他感到难过和心痛（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是明白这一点的），而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对他的要求就是这些了；但是当人们叫他给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也照办了，然后环顾了一下，好像在问还有什么要做的。

当精神离开躯体，躯体发出最后一次颤抖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跟前。

“过去了吗？！”当他的躯体在她们面前一动不动地躺着，渐渐变凉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娜塔莎走上前去，看了看死去的眼睛，赶快给他合上。她给他合上，没有吻他的眼睛，而是把身子贴在那个引起她最亲切的回忆的他的躯体上。

“他到哪儿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当洗过并穿上衣服的遗体躺在桌上的棺材里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向他告别，所有的人都哭了。

尼古卢什卡哭，是因为痛苦的困惑撕碎了他的心。伯爵夫人和索尼娅哭，是因为可怜娜塔莎，还因为他不在了。老伯爵哭，是因为他感到他自己也将要迈出这同样可怕的一步了。

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也在哭，但是她们哭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她们哭是因为她们面对那简单而庄严的死亡奥秘而内心充满了崇敬的感情。

第二部

一

各种现象的原因总合，不是人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人却一心要寻找这些原因。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为数众多和复杂的各种条件（其中每个条件单独地看来都好像是原因），只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于是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这里观察的对象是人的行动），最原始的近似条件是神的意志，然后是站在最显著的历史地位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只要一深入了解每个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深入了解全部参加事件的人群的活动，就会相信，历史人物的意志不仅不支配人群的行动，而且他们的意志经常处在被支配的地位。不管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似乎都一样。但是，一种人说，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要这样做，另一种人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这两种人说法的差别正如另外两种人说法的差别一样，一种人说，地球是不动的，行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另一种人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地球，但是知道，地球和其它行星的运动是受一些法则的支配的。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也不可能有各种原因，除了只有各种原因中的一种原因。但是存在着支配各种事件的各种法则，其中有些是不知的，有些是已经被我们摸索出来的。只有当我们完全屏弃在某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这些法则，正如人们要屏弃那些有关地球的一切成见，才可能发现行星运动的法则一样。

史学家认为，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除了波罗金诺战役、莫斯科被敌人占领及其被烧毁以外，最重要的插曲就是俄国军队从梁赞大路进入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然后直趋塔鲁丁诺营地的运动，即所谓越过红帕赫拉的侧翼进军。史学家们把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给予各种不同的人，并且争论，荣誉究竟属于谁。甚至外国史学家，甚至法国史学家，谈到这次侧翼进军的时候，也承认俄国统帅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们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人都认为这次拯救俄国和击败拿破仑的侧翼进军，是某个人深思熟虑的创举，——这是难以令人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次军事行动的深思熟虑和英明在什么地方；因为不用怎么动脑筋就可以看出，一支军队在不受攻击的时候，它的最佳位置应当是在粮草多的地方。任何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笨孩子，一看便知，在退出莫斯科后，一八一二年军队最有利的位置是在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因此，第一，不能理解的是，史学家们用什么推理的方法看出这次军队运动的奥妙。第二，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史学家们究竟怎样看出这次军事运动使俄国得救而使法国失败；因为这次侧翼进军，如果在这之前、与此同时和在这之后发生另外的情况，就可能对俄国军队是毁灭性的，对法国军队反倒是幸运的。如果说，在这次军事运动之后俄国军队的态势改善了，那么，无论如何由此也得不出这次军事运动是那种情况的原因。

这次侧翼进军，如果没有其他一些条件的巧合，不仅不会给俄军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很可能把俄军毁掉。如果莫斯科没有被焚毁，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缪拉没有迷失俄军的行踪，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拿破仑按兵不动，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按照贝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在俄军渡帕赫拉河的时候大举进攻，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拿破仑在到达塔鲁丁诺的时候，立即用他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十分之一的兵力进攻俄国人，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进军彼得堡，那将会怎么样呢？……所有这些假设中任何一条成为现实的话，作为救星的侧翼进军就会变为灾星。

第三，令人最不可理解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们故意不愿看见，这次侧翼进军不能归功于某个人，根本没有一个人对它有所预见，从菲利的撤退也和它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人看清楚它的全貌，它是由无数各种条件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的，只有当它完成和成为过去的时候，它的全貌才呈现出来。

菲利的军事会议上俄军将领大都认为理所当然地沿着下城大路径直往后退却。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意见占了上风：与会的大多数都赞成这样退却，尤其是会后总司令和管理粮秣的兰斯科伊那场有名的谈话。兰斯科伊向总司令报告说，军队给养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和卡卢加省，如果向下城撤退，给养存放地就要被宽阔的奥卡河隔断，而初冬季节河运是不通的。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必须撇开那个最自然的直趋下城的想法。军队沿梁赞大路向南行进，离给养更接近了。后来，甚至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国人按兵不动，并且要保护图拉的兵工厂，主要的，要接近给养的存放地，使得军队更向南移，进入图拉大路。神速地渡过帕赫拉河向图拉大路进发的时候，俄军的司令官们打算在波多尔斯克停下来，并没有考虑塔鲁丁诺阵地；但是，无数的情况——先前曾迷失俄军踪迹的法军的重新出现、作战计划、特别是卡卢加的粮秣充足，迫使我军更向南移，向给养所在地的交叉路口转移，从图拉大路转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然后直趋塔鲁丁诺。正如无法回答莫斯科是何时放弃的一样，同样也无法回答转移到塔鲁丁诺究竟是谁的主意。只有当军队由于无数千差万别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到达塔鲁丁诺后，人们才自信地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想的，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

二

那次著名的侧翼进军不过是，俄国军队在敌人进攻下径直往后退，在法国人的进攻停止后，就离开当初采取的径直路线，见到后面没有追击，就自然地转向给养充足的地区罢了。

假定俄军没有英明的统帅领导，而只是一支没有将官的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也不会有别的办法，也只有从粮草较多、物产较富的地区沿着一条弧线向莫斯科迂回。

从下城大路向梁赞、图拉和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转移，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连俄国的逃兵都向那个方向跑，而且彼得堡也要求库图佐夫朝着那个方向转移。库图佐夫在塔鲁丁诺接到皇帝的近乎申斥的信，责备他走梁赞大路，指定他占领卡卢加对面的阵地，其实在接到皇帝的信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阵地上了。

俄国军队这个球，由于各个战役和波罗金诺战役的推动，顺着推力的方向往前滚，在推力已经消失，而新的推力还没到来的时候，它就在那个理所当然该停的位置上停住了。

库图佐夫的功绩不在于所谓天才的战略转移，而在于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在当时就懂得法国军队无所事事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始终认为波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以他处在总司令的地位，应当是倾向于进攻的，——只有他一个人竭尽全力阻止俄国军队去作无益的战斗。

那头在波罗金诺受伤的野兽躺在逃走的猎人把它扔下的地方；但是它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有力量，或者它只是暂时隐藏起来，猎人都不知道。突然传来那只野兽的呻吟声。

法国军队这只受伤的野兽的呻吟，是洛里斯顿被派到库图佐夫的营地求和，这是它行将灭亡的一个暴露。

拿破仑自信地认为，无所谓好和坏，凡是他头脑想到的就是好的，他就是这样灵机一动用法语给库图佐夫写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

“库图佐夫公爵，我派一名参谋将军同您谈判许多重要的问题。我请求阁下相信他对您说的话，特别是他向您表示我久已对您怀有的尊敬和景仰。并此祈祷上帝给您以神圣的庇护。

莫斯科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拿破仑”

“如果把我看作干任何和谈勾当的主谋，我就会受到咒骂：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这样。”库图佐夫回答说，但是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制止他的军队进攻。

法国军队在莫斯科抢劫了一个月，俄国军队在塔鲁丁诺附近平静地驻扎一个月，双方军队的力量对比（士气和数量）发生了变化，优势已经转到俄国人方面了。虽然俄国人不清楚法国军队的情况和它的数量，对比一经发生变化，进攻的必然性立刻从无数的迹象中表现了出来。这些迹象是：洛里斯顿的派遣，塔鲁丁诺的粮草充裕，来自各方关于法国人的无所事事和混乱的消息，我军各团队新兵的补充，晴朗的天气，俄国士兵长期的休整以及休整后的士兵通常对那万事俱备的勤务油然而生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对于久已消失踪影的法国军队的情况的好奇心，俄国哨兵现在竟敢在塔鲁丁诺法国驻军附近放哨的勇气，关于农民和游击队轻易战胜法国人的消息，由此而激起的羡慕心情，只要法国人还占领着莫斯科，人人都抱有复仇的决心，还有主要的，每个士兵虽然不十分清楚，但是都意识到力量的对比现在起了变化，优势在我们方面。实际的力量对比既然起了变化，进攻就势在必行了。正如分针转完一圈，塔钟就自动鸣响一样地准确，随着力量的重大变化，军队上层的活动加强了，有如塔钟咝咝作响和敲打起来。

三

库图佐夫及其参谋部，彼得堡的皇帝，都在指挥俄国军队。早在接到莫斯科失守的消息之前，彼得堡就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全面作战计划，送给库图佐夫作为作战方针。虽然这个计划是假设莫斯科还在我们手里时拟定的，但是它仍然得到参谋部的赞同，并准备执行。库图佐夫只是写道，远方的作战指令总是很难执行的。为了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彼得堡又发出了新的指示，并派出监视和报告库图佐夫的行动的新的人员。

此外，俄军的参谋部全部改组了。补了阵亡的巴格拉季翁和拂袖而去的巴克莱的遗缺。正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应当怎样安排才好：把甲放到乙的位置上，乙放到丙的位置上，或者相反，把丙放到甲的位置上，等等，等等，除了使甲和乙满意外，仿佛还有什么事与此有关。

在军队的参谋部里，由于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贝尼格森互相敌视，还由于皇帝的心腹在场和人员的调动，复杂的派系斗争比平时更加激烈了：甲暗算乙，乙暗算丙，诸如此类，在任何一项可能的调动和改组中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互相暗算中，钩心斗角的目标主要是军事，所有这些人都想指导军事；但是军事却不以他们为转移，它是按照应当的那样进行着，就是说，它从来不符合他们的预想，而是顺应群众的实在态度自然演变着。所有这些错综复杂、其乱如麻的预谋诡计，只不过是在高级将领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反映罢了。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公爵！”在塔鲁丁诺战役之后接到的皇帝在十月二日的信中写道，“莫斯科是九月二日落入敌手的。您上次的报告是二十日发出的；在这期间，不但没有采取行动对抗敌人，从您最后那次的报告看来，您仍然继续后退。谢尔普霍夫已经被敌人一支部队占领，图拉及其著名的、为军队不可缺少的兵工厂也面临危机。从温岑格罗德将军的报告得知，敌人的一支万人兵团正向彼得堡移动。另外一支几千人的军队也逼近德米特罗夫。第三支法军沿着弗拉基米尔大路向前推进。第四支相当庞大的兵团据守在鲁查和莫扎伊斯克之间。拿破仑本人截至二十五日止仍在莫斯科。从这些情报看来，敌人把兵力分散为若干大的支队，拿破仑及其近卫军仍然驻在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您面临的敌人的力量大得使您不能出击吗？正相反，可以断定，他很可能用比您所率领的军队软弱得多的分队或者至多用一个兵团追击您。看来，利用这些情况，您可以有成效地进攻比您软弱的敌人，消灭它，或者至少迫使它退却，收复现时被敌人占领的各省的主要部分，从而使图拉和其它内地城市脱离危险。如果敌人派出强大的兵团威胁这个剩下不多军队的首都彼得堡，那您要负责，因为您有托付给您的军队，只要采取坚决的行动，您有一切办法消除这个新的灾难。您要记住，为了莫斯科的失守，您要对我们受辱的祖国负责。我有嘉奖您的决心，关于这一点您是有经验的。我这种决心决不会动摇，不过我和俄国有权期待您全力以赴，坚定和成功，您的智力、军事才能和您所统率的军队的骁勇善战，都向我们预示您将不负我们的期望。”

但是，这封证明力量的实质对比在彼得堡已经得到反映的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库图佐夫已经不能制止他所指挥的军队发动进攻了，战斗已经开始了。

十月二日，哥萨克沙波瓦洛夫在侦察的路上，射死一只兔子，另外一只受了伤。他在追逐打伤的兔子时深入到树林里，碰到没有任何警戒措施的缪拉的左翼部队。后来这个哥萨克笑着向他的伙伴讲他几乎落在法国人手里。一个少尉听到这个故事，就报告了他的指挥官。

那个哥萨克被叫去询问；哥萨克的军官想利用这个机会夺回一些马，但是一个与高级将领认识的指挥官把这件事报告了参谋部的一位将军。近来参谋部的情况极端紧张。叶尔莫洛夫在几天前去见贝尼格森，求他利用他对总司令的影响，劝总司令发动进攻。

“如果我不认识您，我还以为您不愿意实现您所请求的事呢。不管我建议什么，他阁下一定做相反的事。”贝尼格森回答。

派出去的侦察兵证实了哥萨克的报告，这就表明事情彻底成熟了。绷紧的发条松开了，时钟在咝咝作响，开始鸣响了。库图佐夫虽然有他那徒有虚名的权力，有他的聪明才智、丰富的经验和对人的识别能力，但是他不得不注意到贝尼格森亲自呈递给皇帝的报告、全体将军们的一致愿望、他所意想到的皇帝的旨意，以及哥萨克们的报告，已经不能制止那不可避免的行动了，于是不得不下令干他认为有损无益的事了，——他认可了既成的事实。

四

贝尼格森呈递的关于必须进攻的意见书，以及哥萨克的关于法军左翼不设防的情报，只不过是必须下达进攻令的最后迹象罢了，于是决定十月五日开始进攻。

十月四日晨，库图佐夫在作战命令上签了字。托尔对叶尔莫洛夫宣读了那个作战命令，请他作进一步的部署。

“好的，好的，我现在没有工夫。”叶尔莫洛夫说着就走出农舍小屋。作战命令是托尔拟的，写得很漂亮。和奥斯特利茨作战命令的写法一样，只不过是不用德语罢了。

“第一纵队向某地进发，[13]第二纵队向某地进发。[14]”等等。所有这些纵队在纸面上指定于某时某刻到达某处消灭敌人。正如所有的作战计划一样，一切都想得很美妙，也正如所有作战计划的执行情况一样，结果没有一个纵队按时到达某地的。

将作战计划准备好应有的份数以后，就派一个军官把文件送给叶尔莫洛夫，让他去执行。这个骑兵青年军官，库图佐夫的传令官，对交付他的这个重要任务很高兴，就驰往叶尔莫洛夫的寓所去了。

“出去了。”叶尔莫洛夫的勤务兵回答说。骑兵军官就到叶尔莫洛夫常去的一位将军那儿去。

“不在，将军也不在。”

骑兵军官骑上马，到另外一个人那儿去找。

“不在，出去了。”

“可别让我负迟延的责任！真烦人！”那个军官想道。他骑着马走遍了整个营地。有的说看见叶尔莫洛夫同几位将军走过去，有的说大约他又回家去了。那个军官一直找到下午六点钟，连饭都没吃。哪儿都没找到叶尔莫洛夫，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个军官在同事那儿匆匆吃了点东西，然后又到前卫去找米洛拉多维奇。米洛拉多维奇也不在家，那里的人对他说，米洛拉多维奇去赴基金将军那儿的舞会，叶尔莫洛夫大概在那儿。

“舞会在哪儿？”

“在哪儿，在叶奇金。”一个哥萨克军官指着远处的一所地主的住宅，说。

“怎么在那儿，过了前哨线？”

“前哨线上派了两团人。那儿正在大宴宾客，寻欢作乐，可了不得！有两个乐队，三个合唱团。”

那个军官驰往前哨线以外去找叶奇金。他向那所住宅驰去时，老远就听见和谐而欢乐的士兵舞曲。

“在草地上……在草地上！……”呼哨声和托尔班琴[15]琴声伴着舞曲，时不时地被喊叫声淹没。那个军官听到这些声音，心中也欢畅起来，但同时也有点怕，这么久没有把交给他的重要的命令送到，会因此获罪的。已经八点多钟了。他下了马，走进这所地处俄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而仍然保存完整的地主的大宅院的门廊。在餐室和前厅，仆人正忙着端酒送菜。歌手们在窗外站着。那个军官被让进去，他一下子看见了所有军队中重要的将军，其中就有叶尔莫洛夫庞大、令人注目的身形。将军们站成半圆形，都敞开常礼服，脸色通红，兴高采烈，高声大笑。在大厅中间，一个满脸通红、个子不高、容貌俊秀的将军热烈而灵活地跳特列帕克舞。

“哈，哈，哈！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好哇！哈，哈，哈！……”

军官觉得，他带着这么重要的命令在这个时刻进去，岂不是罪上加罪，他想等一等再说；但是有一位将军看见了他，问清楚他有什么事，就告诉了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沉着脸子向那个军官走过来，听完军官的报告，从他手里接过文件，一句话也没对他说。

“你以为他是偶然走开的吗？”参谋部的一个同事那天晚上谈到叶尔莫洛夫时对那个骑兵军官说，“这是耍手腕，这全是故意的。跟科诺夫尼岑过不去。你瞧吧，明天有好看的！”

五

第二天一早，衰老的库图佐夫从床上起来，做了祈祷，穿上衣服，怀着他必须指挥一场他不赞成的战争的不愉快心情，坐上马车，从列塔舍夫卡（此地离塔鲁丁诺五俄里）出发到担任进攻的各纵队集合的地点。库图佐夫坐在马车里睡睡醒醒，醒醒睡睡，谛听右方有没有枪声，战斗有没有打响？但是还没有一点动静。潮湿而阴郁的秋天刚刚露出熹微的晨光。快到塔鲁丁诺的时候，库图佐夫看见他的马车走过的路上骑兵牵着马去饮水。库图佐夫仔细看了看他们，停住马车问他们是哪个团队的。那些骑兵所属的纵队本来应当早就到很远的前方去做埋伏。“也许是弄错了吧。”老总司令想道。但是，又走了一段路，库图佐夫看见步兵团队都架起枪，士兵们只穿着衬裤，有的在盛粥，有的在抱柴。叫来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报告说，并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

“怎么可能……”他刚要说，就立刻停住了，命令去叫一名高级军官来见他。他下了马车，低着头，喘着粗气，默默地走来走去，在等候着。总参谋部的军官艾兴被叫来了，库图佐夫气得脸发紫，并不是因为这个军官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是可以发泄怒气的对象。于是，老头子浑身发抖，喘息着，已经处在疯狂的状态，当他气得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总是这种状态，他向艾兴进攻了，挥舞着双手威吓他，喊叫着，用最粗野的话骂人。一个偶然闯来的布罗津上尉，这个无辜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你这个混蛋怎么这么坏？枪毙恶棍！”他挥舞着双手，身子摇摇晃晃，声音嘶哑地喊叫。他感到生理上的痛楚。他这个总司令阁下大人，人人都认为他拥有俄国从未有人拥有的权力，他竟落到这步田地——在全军面前闹了个大笑话。“我白白忙活为今天祷告上帝，白白通宵不眠，白白伤脑筋考虑各种事情！”他在想自己，“当我还是小小的军官的时候，谁也不敢这么耍笑我……可是现在！”他像受到体罚似的，感到生理的痛楚，不能不以愤怒和痛苦的喊叫表现出来；但是他很快就泄了劲，他向周围望了望，觉得刚才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于是上了马车，默默地回去了。

怒气发泄过后已经不再来了，库图佐夫无精打采地眨着眼听取那些辩解和袒护的话（叶尔莫洛夫本人第二天才来见他），以及贝尼格森、科诺夫尼岑和托尔关于这次不成功的行动延至次日的坚决要求。库图佐夫只得又同意了。

六

第二天晚上，军队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当天夜里出发。秋天的夜空布满深紫色的云，但是没有下雨。地是潮湿的，但是并不泥泞，军队静悄悄地行进着，只是偶尔微微地听到炮兵的铿锵声。禁止高声谈话、吸烟、打火；不让马嘶叫。行动的诡秘，增加了它的魅力。人们快活地行进着。有些纵队以为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停下来，架起枪，在冰冷的土地上躺下来；有些纵队（大多数）走了一整夜，显然走到不该到的地方去了。

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带领一队哥萨克（一支最无足轻重的分队）按时到达地点。这个分队停在一座森林的边缘——斯特罗米洛瓦村和德米特罗夫斯科耶村之间的一条小路上。

天刚蒙蒙亮，还在打瞌睡的奥尔洛夫伯爵被惊醒了。一个从法国阵营中逃过来的人被带进来。这人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兵团的波兰籍中士。这个中士用波兰语解释说，他所以投奔过来，是因为在军队中受人欺负，他早应当升为军官了，他比谁都勇敢，因此他抛开他们，还要报复他们一下。他说，缪拉就在离他们一俄里的地方过夜，只要给他一百人的卫队，他就可以把他活捉过来。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和同事们商量了一下。这个建议太诱人了，简直令人难以拒绝。人人都自告奋勇要去，人人都说可以试一试。经过一番争论和考虑，决定由格列科夫带两团哥萨克跟那个中士一同去执行任务。

“你可要记住，”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送走那个中士时，对他说，“你要是撒谎，我就把你当一条狗吊死，要是真的，就赏你一百金币。”

中士带着坚决的神情对这些话不予回答，骑上马，跟着很快集合起来的格列科夫的人马一同出发了。他们隐没在森林里。奥尔洛夫伯爵送走了格列科夫，在黎明前的清凉空气中瑟缩着身子，由于这件事是他自作主张，心里很激动，他走出树林瞭望敌人的营地，这时在天际的鱼肚白和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中，敌人的营地影影绰绰可以望见。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右方，我们的纵队应该在那裸露的斜坡上出现了。奥尔洛夫伯爵向那边望去，虽然离得远，还是可以望见我们的纵队的，可是没有看见。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觉得，特别是据一个眼尖的他的副官所说，法国营地动起来了。

“啊，晚了，的确晚了。”奥尔洛夫望了望敌营，说。他忽然觉得，正如当我们信任的人不在眼前时常有的情形，忽然觉得他完全明白，完全洞若观火，那个中士是个骗子，他撒了个大谎，不知他把两团人带到哪儿去了，由于这两团人不在，到底把我们的进攻给破坏了。怎么能在这么庞大的军队中活捉一个总司令？

“的确，他撒谎，这个坏蛋。”伯爵说。

“可以把他追回来。”其中一个侍从说，这个侍从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有同感，在观望敌营时觉得这次行动不可靠。

“嗯？是吗？……您看怎么样，就让他们去？还是不让他们去？”

“您的意思是不是追回来？”

“追回来，追回来！”奥尔洛夫伯爵看着表，突然坚决地说，“恐怕要晚了，天大亮了。”

于是副官驰进树林去找格列科夫。当格列科夫回来的时候，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由于这次尝试的被取消，由于老等不到步兵纵队的出现，还由于敌人近在咫尺，心情很激动（他这一分队人人都很激动），决定发动进攻。

他小声发出口令：“上马！”于是哥萨克各就各位，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

“乌拉——！”喊声响彻了整个森林，哥萨克士兵们端起镖枪，一连跟着一连，口袋倒豆子似的，飞快地越过小溪，快活地向敌营冲去。

第一个看见哥萨克的法国人发出一声绝望、惊恐的喊叫，全营的人没穿上衣服就睡眼矇眬地扔下大炮、枪支和马匹，落荒而逃了。

如果哥萨克不顾他们身后和周围的一切，继续追击法国人，他们甚至可以捉住缪拉，把那儿所有的东西一齐缴获。指挥官们是要这样做的。但是哥萨克士兵得了战利品和俘虏，就动不了窝儿了。谁也不听命令。这里的俘获计有：一千五百名战俘，三十八尊大炮，许多旗帜，还有哥萨克最为重视的马匹、鞍韂、被服，以及其他各种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得处理，俘虏、大炮得安置，战利品要分配，甚至要有一番你争我夺的斗殴：哥萨克都在忙活这些。

不再受追击的法国人清醒过来，整好队伍，开始射击起来。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仍在等待所有纵队的到达，没有再继续进攻。

与此同时，按照布置：“第一纵队向某地进发[16]”等等，贝尼格森指挥的和托尔统率的那些迟到的步兵纵队照着应有的样子出发了，像常有的情形那样，走到一个地方，不过那不是指定的地点。高高兴兴出发的人们停下来；只听见怨声四起，一团混乱，又返回什么地方。驰骋过来的副官和将军们喊叫着，怒气冲天，互相争吵，说是完全走错了道儿，要迟到了，责骂某某人，如此等等，最后，人们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又走了，只好走走再说。“不管怎么走，总能走到！”果然走到了，但不是应去的地方，有些纵队倒是到了应去的地方，但是太迟了，到了那儿毫无作用，只不过当人家的射击靶子罢了。托尔在这次战斗中充当维罗特尔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扮演的角色，他骑着马一个劲儿地奔忙，奔到一处又奔另一处，到处发现事与愿违。如此，天已大亮，他驰到停在树林里的巴戈乌特兵团那儿，而这个兵团早就应当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会合了。为了这个失误，托尔焦急，恼火，认为应当有人对此负责，他策马来到兵团司令跟前，严厉地申斥他，说为了这个应该枪毙他。巴戈乌特是一个沉着文静、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由于一路停滞、混乱不堪、错误百出，弄得他筋疲力尽，令人惊讶的是，他一反平日温和的性格，也暴跳起来，对托尔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谁的教训我都不要听，我和我的士兵去赴汤蹈火并不比别人差。”他说着，就带领一师人前进了。

心情激动的勇敢的巴戈乌特冒着法国人的炮火向田野走去，也不考虑这时就进入战斗是否有益，就带着一师人直冲上去，把军队带到炮火下面。危险、炮弹、枪弹，正是处在愤怒中的他所需要的。在敌人的头几排枪弹中，一颗子弹把他打死了，接着几排枪弹，打死了许多士兵。他的一师人冒着炮火毫无益处地坚持了一会儿。

七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纵队应当从正面进攻法国人，但是这个纵队里有库图佐夫。他很清楚，这次违反他的意志打响的战斗，除了弄得混乱不堪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就他的权力所及，尽可能控制住军队。他按兵不动。

库图佐夫沉默不语地骑着一匹浅灰色的马，懒洋洋地回答对他提出的发动进攻的建议。

“您老是把进攻挂在嘴上，而没有看见我们不会打复杂的运动战。”他对请求进军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今天早晨没能把缪拉捉住，没能按时到达阵地：现在毫无办法！”他对另一个人回答说。

人们向库图佐夫报告说，据哥萨克得到的情报，法军后方先前十分空虚，现在已经有两营波兰兵了，他向后转过脸去乜斜着眼看了看叶尔莫洛夫（他和他从昨天起就没说过一句话）。

“您瞧，他们还要请战呢，提出种种作战方案，可是刚要交手，就什么都没准备好，而警觉的敌人却采取了措施。”

叶尔莫洛夫听了这些话，眯起眼睛，露出一丝微笑。他明白，对他来说，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库图佐夫仅仅轻描淡写地点了一下。

“他这是拿我开心呢。”叶尔莫洛夫碰了碰站在他身旁的拉耶夫斯基的膝盖，悄悄地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叶尔莫洛夫走向前去，向库图佐夫报告说：

“勋座，现在为时还未晚，敌人还没走。您是不是下令进攻？不然近卫军连硝烟都没瞧见。”

库图佐夫没有答话，但是当人们向他报告说缪拉的军队撤退的时候，他下了进攻令；但是每前进一百步就停三刻钟。

整个战役就只有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哥萨克做的那点事情；其余的军队只是白白损失了几百人。

由于这次战役，库图佐夫得到了一枚钻石勋章，贝尼格森也得到一些钻石勋章和十万卢布，其他人按照级别也得到许多令人愉快的好处，在这次战役之后，参谋部再度作了调整。

“我们总是搞成这个样子，颠三倒四的！”在塔鲁丁诺战役后，俄国军官们和将军们说，——现在也有人这么说，让人觉得，好像有一个蠢人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的，要是我们，就不会这样。但是说这话的人要么不了解他们所说的那件事情，要么是自欺欺人。所有的战役——塔鲁丁诺、波罗金诺、奥斯特利茨等战役，都不是照战役的制定者所预期的那样进行的。这是最本质的情况。

无数自由的力量（因为再没有比在战斗的时候，在殊死搏斗的地方，人更自由的了），影响着战斗的趋势，而这个趋势永远是不可知的，永远不会与某一个力量的趋势相符合的。

如果同时有许多各种不同的力量对某个物体发生作用，这个物体运动的方向不可能与任何一个力量运动的方向相符合；而总是采取平均最短的方向，那方向就是力学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如果我们在史学家的著述中，特别是在法国史学家的著述中，发现他们所说的战争和战斗都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那么，我们从其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这些论述是不真实的。

塔鲁丁诺战役显然没有达到托尔所预期的目的：军队没有按照部署依次投入战斗；也没有达到奥尔洛夫伯爵可能有的目的：俘虏缪拉，或者，也没有达到贝尼格森和别的人可能有的一举歼灭整个师团的目的，军官也没有达到参加战斗并且荣立战功的目的，或者，哥萨克也没有达到比他们已经得到的更多的战利品的目的，诸如此类。但是，如果那次战役的目的是实际上完成的那些事，是当时俄国人共同愿望的事（把法国人从俄国赶出去，消灭他们的军队），那么，问题就十分清楚，塔鲁丁诺战役正是由于它的矛盾百出，恰好是那个时期所需要的战役。比这次战役的结果更合乎时宜的另外什么结果，很难而且不可能想得出了。费力最小、混乱最大、损失微不足道的整个战役所得到的最大结果，就是使退却转为进攻，暴露出法国人的弱点，对拿破仑军队的即将逃跑予以推动。

八

拿破仑在莫斯科河获得辉煌的胜利之后，进入了莫斯科；胜利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战场是属于法国人的。俄国人退却了，放弃了首都。仓廪充实、弹药满库、财富不计其数的莫斯科，落在拿破仑手中了。只有法国军队一半的俄国军队，整整一个月连进攻的尝试也没有进行。拿破仑的境况是最辉煌的。如果要以双倍的兵力猛扑俄国残余的部队并且消灭它，如果要提出有利的媾和条件，万一讲和被拒绝，就进军威胁彼得堡，甚至战事万一失利，就回到斯摩棱斯克或者维尔纳，或者留在莫斯科，总之，如果要保持法国军队当时所处的那种辉煌的境况，似乎并不需要特殊的天才就可以办到。为了办到这一点，只要做一件极普通、极容易的事情，那就是禁止军队抢劫，准备冬季服装（在莫斯科能得到够全军用的冬装），用正当的方法征集粮食，据法国史学家说，莫斯科有足够全军食用半年多的粮食。可是拿破仑，这个史学家誉为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掌握军政大权的人，竟然在这些方面什么也没做。

他不仅什么也没做，而且相反，他把他的权力却用在从提供给他的所有道路中选择了一条最愚蠢、最有害的道路。可供拿破仑选择的道路有：在莫斯科过冬，向彼得堡进军，向下诺夫哥罗德进军，向北或者向南（也就是库图佐夫后来所走的那条路）撤退，可是，再也想不出比拿破仑做的更愚蠢、更有害的事了，那就是，在莫斯科停留到十月底，纵容军队抢劫这个城市，后来，拿不定主意是否留下城防部队，就退出了莫斯科，接近了库图佐夫，却没有展开战斗，向右方转移，走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又失去试行突破的机会，不走库图佐夫走的那条路，而沿着被破坏了的斯摩棱斯克大路向莫扎伊斯克退却，结果表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对军队更有害的事了。就让最有经验的战略家姑且假定拿破仑的目的是要毁灭他的军队，也想不出另外一系列行动像拿破仑所做的那样确切无疑地、与俄国军队采取任何措施都无关地使法国军队覆灭得那么彻底。

天才的拿破仑却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说拿破仑毁灭他的军队是因为他愿意那样，或者说因为他太愚蠢，犹如说拿破仑把军队带到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那样，或者说因为他非常聪明和有天才，都同样地不公平。

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个人的行动并不比任何一个士兵的行动更有力，只不过他个人的行动符合现象在完成过程中的规律罢了。

史学家十分荒谬地告诉我们说，拿破仑的天才在莫斯科衰退了（仅仅因为结果未能证实拿破仑的行动是对的）。其实他跟先前、跟后来、跟一九一三年完全一样，用尽他的才智和力量为他自己、为他的军队谋求最大的利益。拿破仑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令人叹为观止，比他在埃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地，并不见得逊色。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拿破仑在埃及（那里四千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他的功绩）究竟怎么英明，因为所有那些丰功伟绩的描述都出自法国人之手。我们也不能确切无误地判断他在奥地利和在普鲁士的天才，因为他在那儿活动的报导得从法国和德国的文献里去找；兵团没有经过战斗就莫名其妙地一个个投降，要塞没有被包围就莫名其妙地一个个陷落，这一切使得德国人不能不承认他的天才作为那场在德国进行的战争的唯一解释。但是我们，谢天谢地，没有必要承认他的天才来遮羞了。我们为了直截了当看问题的权利，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

他在莫斯科的行动，也如同在所有的地方，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天才辉煌。自他进入莫斯科到他退出莫斯科之间，他接二连三地发出各种指示，制定各种计划。莫斯科的居民走光了，没有代表团前来见他，甚至莫斯科大火，都没有使他惊慌。他没有忽视俄国人民的利益，没有忽视处理巴黎方面的政务，没有忽视关于即将缔结和约的外交方面的考虑。

九

在军事方面，刚进莫斯科，拿破仑就严令塞巴斯蒂安尼将军注意俄国军队的行动，向各条道路派出兵团，命令缪拉寻找库图佐夫。然后大力加强克里姆林的防务；然后在全俄版图上制定今后战役的天才计划。在外交方面，拿破仑把那个遭到抢劫、服装破烂、不知怎样才能逃出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17]叫来，向他详细说明他的全部政策和宽大为怀，并且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信，他在信中说他有责任告诉他的朋友和兄弟，拉斯托普钦在莫斯科工作做得很糟，然后就打发雅科夫列夫去彼得堡。他又向图托尔明详细讲了他的想法和宽大政策，他又把这个老头子派往彼得堡去进行谈判。

在司法方面，在火灾后，立即下令捉拿纵火犯，并处以极刑。对于坏蛋拉斯托普钦，下令烧掉他的住宅以示惩罚。

在行政方面，他赐给莫斯科一部宪法，成立市政府，颁布了如下的告示：

“莫斯科的居民们！

“你们的灾难是深重的，但是皇帝陛下和国王将要消除这些灾难。可怕的例子已经给你们以教训：他是怎样惩办那些抗命和违法行为的。采取严厉的措施是为了制止骚乱和恢复公共治安。由你们亲自选出的管理行政的父老们，将组成市政府，或者叫市政管理局。它将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需要，关心你们的利益。这些行政人员以肩挎红带为标记，市长则外加一条白腰带。在公余时间，他们左臂只佩一条红带子。

“市警察局已经按原有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由于他们的活动，秩序已经好转。政府已经任命两名总监或警察局长，市内各区任命二十名区监或警察所长。你们看见左臂缠着白带子的就是他们。几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已经开放，可以自由地做礼拜。你们的同胞每天都有回来的，已经发出命令：这些不幸的人们回到家里可以得到帮助和保护。这些就是政府为了恢复秩序和改善你们的状况采取的措施；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你们必须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忘掉你们遭到的不幸，寄希望于较好的命运，相信不可避免的可耻的死刑正在等待着那些胆敢侵犯你们的人身和你们的剩余财产的人，最后，你们不用怀疑，你们的生命财产一定会得到保障，因为这是最伟大最公正的君主的旨意。不论属于哪个民族的士兵们和居民们！作为国家的幸福根源的公众的信任要恢复，要亲如手足，互相帮助和保护，联合起来挫败坏人的企图，服从军政当局，你们不久就不再流泪了。”

在军队方面，拿破仑告示全体官兵，为了保证军队未来的给养，命令他们轮番洗劫莫斯科。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命令召回神父，教堂恢复做礼拜。

关于商业和军队的食粮供应，各处张贴了如下的布告。

布告

“安分守己的莫斯科居民们，工匠们和工人们——因受灾离开城市的人们，还有你们，由于无缘无故的恐惧至今仍在田野流离失所的农民们，听着！首都又平静了，秩序也恢复了。你们的同胞见到他们受到尊敬，都从隐蔽的地方勇敢地走出来了。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任何暴行，都将立即受到惩罚。皇帝陛下和国王保护他们，认为你们中间除了那些违抗他的命令的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敌人。他要结束你们的不幸，使你们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遵从他的仁慈的旨意，安然回到我们这儿来吧。居民们！满怀信任地回到你们的住处吧：你们的需要不久就会得到满足！工匠们和勤劳的工人们，返回你们工作的地点吧：房屋、店铺、保卫的措施，都在等待着你们，你们的工作将得到应得的报酬！还有你们，农民们，从你们躲藏的森林里出来吧，毫无畏惧地回到你们的农舍吧，完全可以相信，你们会得到保护。城里已经设了许多粮店，农民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和土产运到那里。政府已经订出以下的措施以保证农民可以自由买卖：（一）自即日起，农民、庄户人以及莫斯科近郊的老百姓，可以将各种产品毫无危险地运至城内指定的两个粮店，其中一个在莫霍夫街，另一个在奥霍特内伊市场。（二）产品按买卖双方议价交易；卖方如认为价格不合意，可将产品运回村，任何人不得用任何借口加以留难。（三）每星期日和星期三定为逢大集，因此，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将派足够数量的军队在城外各条大路保护货车。（四）将采取同样的措施，使农民在归途中通行无阻。（五）立即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的贸易。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以及你们，不论属于哪个民族的职工们！呼吁你们实现皇帝陛下和国王的仁慈意愿，协助陛下谋求公共的福利。匍伏在他的脚下表示敬意和信任，赶快跟我们联合起来！”

在鼓舞士气和民气方面，不断地举行检阅和发奖。皇帝骑着马巡街，安抚居民；他虽然为国务操劳，仍然亲临他下令建立的剧院看戏。

在慈善事业方面（慈善事业是帝王最高的德政），拿破仑也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吩咐在慈善院的建筑物上书写“吾母之家”的字样，这样就把做儿子的孝敬之情和浩荡的皇恩结合起来。他参观孤儿院，让他所拯救的孤儿吻他那双白净的手，慈祥地和图托尔明谈话。然后，据梯也尔能言善辩的叙述，他命令把他伪造的俄国钞票发给他的部队作为薪饷。以无愧于他和法国军队的行动进一步扩大这些措施，他命令给烧得一无所有的人家以补助。但是，因为食物太珍贵，不便发给这些大都怀有敌意的异国人，拿破仑认为最好给他们钱，让他们到别处去弄食物；因此他吩咐发给他们纸卢布。

在军纪方面，连续发出严惩玩忽职守和禁止抢劫的命令。

十

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指示、关注和计划，比在类似情况下发出的另外那些指示、关注和计划并不差，然而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就像脱离了机械的表盘上的指针，没有咬住齿轮，任意地、盲目地转动着。

在军事方面，梯也尔在谈到战役的天才计划时说：他的天才从来没有发挥得如此深刻，如此巧妙，如此令人叹服，梯也尔在和凡先生论战时，在这个问题上证明这个天才计划的制定是针对十月五日的，并不是针对十月四日的，这个计划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执行，因为它离实际太远。为了克里姆林宫设防而夷平清真寺（拿破仑这样称圣瓦西里大教堂），结果表明，这一举动完全无用。在克里姆林布雷，不过是为了实现皇帝离开克里姆林宫以后炸掉它的愿望，正如小孩跌疼了后，要打那块跌痛他的地板一样。追击俄军是拿破仑最关心的事情，结果成为闻所未闻的怪事。法国指挥官失掉了六万俄军的踪迹，据梯也尔说，只有缪拉用兵如神，也就是他的天才，才像找到一根针似的找到了六万俄国军队。

在外交方面，拿破仑向图托尔明和向那个主要想弄到一件军大衣和一辆大车的雅科夫列夫所提出的关于他的宽大和公正的论据，毫无用处，因为亚历山大不接见这两位使者，对他们的使命也没有作出反应。

在司法方面，处决了一些所谓的纵火犯后，莫斯科另一半也烧光了。

在行政方面，市政局的成立未能阻止抢劫，得到好处的只有那些在市政局供职的人，他们借口维持秩序，不是抢劫莫斯科，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抢劫。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在埃及造访一次清真寺，事情就轻易地弄妥了，而在这儿，什么结果都没得到。在莫斯科找到两三个神父，让他们执行拿破仑的旨意，但是其中一个在做礼拜时被一个法国兵打了嘴巴，关于另一个，法国军官是这样报告的：“我找到一个神甫，请他来做弥撒，他把教堂打扫干净后，锁了起来。当天夜里又来把门和锁都砸坏了，把书也撕了，还干了其他一些坏事。”

在商业方面，对勤劳的工匠和农民的告示没得到任何反响。城里已经没有勤劳的工匠了，农民把带着告示出城走得太远的人员捉住，并且杀掉了。

在建立剧院以娱乐民众和军队方面，也同样地失败了，在克里姆林宫和波兹尼亚科夫家设立的剧院，随即就关闭了，因为男女演员都遭到了抢劫。

连慈善事业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真的和假的钞票充斥莫斯科，钞票已经不值钱了。对于掠夺财物的法国人，只有黄金才是最需要的。不仅拿破仑赐给灾民的假钞票不值钱，连白银的价值较黄金也跌价了。

当时最高指示的失效最令人吃惊的是拿破仑制止抢劫和恢复纪律的努力。

军队的长官们是这样报告的。

“城内抢劫现象仍在继续，虽然有禁止抢劫的命令。秩序仍未恢复，没有一个商人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交易的。只有随军小贩敢做生意，不过他们卖的都是抢来的东西。”

“我那一区继续遭到第三兵团士兵的抢劫，他们夺走藏在地下室的不幸的居民仅有的一点东西仍不满足，还用佩刀残酷地砍伤他们，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除士兵明抢暗偷之外，别无可报道的。——十月九日。”

“盗窃和抢劫在继续。我区有一伙盗贼，对他们应采取严厉的措施。——十月十一日。”

“皇帝极端不满，虽然三令五申严禁抢劫，但只见成群结队的近卫军在抢劫以后走回克里姆林宫。在老近卫军中间，昨天、昨晚和今天，又出现了比过去更加穷凶极恶的抢劫和骚扰。皇帝痛心地看到，这些精选的护驾的士兵，本当做出服从的榜样，然而却如此不听命令，竟然哄抢贮藏军用品的地下室和仓库。还有一些士兵竟如此有失体统，不听哨兵和守卫的军官的劝阻，还辱骂和殴打他们。”

“宫廷司礼长强烈抱怨说，”总督写道，“尽管一再发出禁令，士兵仍然在院子里，甚至在皇帝的窗下大小便。”

这支军队就像无人放牧的牲口，践踏脚下可以使他们免于饿死的饲料，待在莫斯科无所事事，一天天垮掉，灭亡。

但是，这支军队待着不动。

这支军队只是在辎重队在斯摩棱斯克大路上被劫持，塔鲁丁诺发生战斗突然惊慌失措时才逃走的。拿破仑在阅兵时意外地获悉塔鲁丁诺战役的消息，据梯也尔说，正是这个消息引起他要惩罚俄国人的念头，于是他发出了全军都在请战的进军命令。

在逃出莫斯科时，这支军队人人都携带着抢来的东西。拿破仑也带走他个人的财宝。拿破仑发现行李车拖累军队，大吃一惊（据梯也尔说）。但是根据他的战斗经验，他没有像快攻到莫斯科时处理元帅们的车辆那样，下令烧毁多余的车辆；他望了望那些士兵驾驶的各种车辆说，这很好，这些车辆可以运粮草，运病号和伤员。

整个军队的景况，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的景况，感到自己行将灭亡，但不知怎么办。研究拿破仑和他的军队自从进入莫斯科直到这支军队毁灭这一期间的巧妙策略和目的，其实就是研究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在临死前的蹦跳和抽搐的意义。一头受伤的野兽常常一听见一点沙沙声，就向猎人射击的方向扑过去，东冲西撞一阵子，加速了自己末日的到来。拿破仑在全军的压力下，正是这样做的。塔鲁丁诺一阵沙沙声，惊动了这头野兽，它向射击的方向扑过去，追上了猎人，又回头向后跑，最后，正如任何一头野兽一样，沿着最不利、最危险、然而却又熟悉的旧脚印的道路往回逃跑了。

在我们心目中，拿破仑是这次全部军事活动中的领导者（正像野蛮人认为雕在船头的神像是驾驶船只的力量一样），而拿破仑在他活动的全部时期就像一个孩子，他抓住拴在车内的带子，还以为他是在赶车呢。

十一

十月六日一大早，皮埃尔从棚子出来走回去，他在门口停下，逗弄一只老在他身边转悠的小狗，这只毛色雪青、身长、腿又短又弯的小狗和他们一块儿住在棚子里，同卡拉塔耶夫睡在一起，它有时到城里去，然后又回来。它大概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它现在也没有一定的主人，也没有一定的名字。法国人叫它阿佐尔，那个爱讲故事的士兵叫它费姆加尔卡，卡拉塔耶夫和其他的人叫它小灰子，有时叫它薇薇。它没有主儿，没有名字，甚至种属也不明，毛色也不清，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为难。它那蓬松的尾巴像头盔羽饰似的硬梆梆、圆滚滚地直竖着，罗圈腿是那么听使唤，它好像不屑于用四条腿，时常优美地抬起一条后腿，麻利地、飞快地用三条腿跑开了。什么都使它高兴。它时而仰卧着快乐地尖叫，时而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晒太阳，时而活蹦乱跳地玩弄一个木片或者一根干草。

皮埃尔的衣服现在只有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他原有的衣服剩下的唯一的一件）、一件士兵的裤子（依照卡拉塔耶夫的主意，用绳子扎上裤脚以保暖）。皮埃尔这阵子身体变化很大。虽然看来依然具有他们家族遗传的魁梧而且有力的体魄，但是已经不那么胖了。脸的下部长满了胡子；生满虱子的又长又乱的头发，像一顶帽子似的盘曲在头上。目光显得坚定、平静、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皮埃尔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情。从前他那种松懈、散漫的眼神，现在却换上精力饱满、随时准备行动和反抗的奋发精神。他光着脚板。

皮埃尔一会儿望望田野——那天早晨田野里行驶着大批的车辆和骑马的人，一会儿望望河对岸的远方，一会儿望望那只装着认真要咬他的小狗，一会儿望望他的光脚板，他满有兴味地把一双光脚摆出各种姿势，动着粗大肮脏的脚趾头。他每次注视他的光脚的时候，脸上就露出兴奋和得意的微笑。他一看见这双光脚板，就想起这阵子他所感受的和理解的一切，这段回忆使他感到愉快。

一连几天风和日丽，早晨有薄霜，正是所谓秋高气爽季节。

在露天太阳地里暖洋洋的，这种温暖加上早晨的凉意，特别使人愉快。

在一切东西上，不论近的还是远的东西，都蒙上一层只有这个时期的秋天才有的奇异明净的光辉。远远地可以看见麻雀山以及山上的村落、教堂和高大的白房子。光秃秃的树、沙地、石头、房顶、教堂绿色的塔顶、远处白房子的墙角——所有这一切在透明的空气中都以最精致的线条异常清晰地勾画出来。近处是随处可见的被法军占领的贵族宅第烧得残破的废墟，垣墙周围还有墨绿色的丁香树丛。甚至这座在阴暗的天气丑得可憎的污秽的废墟，这时在明朗的静静的光辉中也显出一种令人欣慰的美。

一个法军班长随便地敞着怀，戴着睡帽，叼着烟斗，从棚子角落里走出来，走到皮埃尔跟前，友好地向他挤挤眼。

“多么好的太阳，嗯，基里尔先生（法国人都这样叫他），简直是春天。”于是那个班长倚着门，让皮埃尔也抽一袋烟，虽然每次让烟都被皮埃尔拒绝了。

“如果在这样的天气行军嘛……”他刚要说下去。

皮埃尔问他可听到出发的消息，班长说所有的部队都出发了，今天就该有处理俘虏的命令。皮埃尔住的那个棚子里有一个叫索科洛夫的士兵，病势垂危，皮埃尔告诉班长应当照管一下那个士兵。班长让皮埃尔尽管放心，他说有流动医院和常设医院，都会照管病人的，总之，凡是可能发生的事，长官全想到了。

“还有，基里尔先生，您只要对上尉说一声就行了，您知道……他这个人……什么都放在心上。他再来巡视时，您对上尉说吧；他什么都会为您办的……”

班长所说的那个上尉，时常和皮埃尔长谈，给他各种照顾。

“您知道，托马斯前些时候对我说：基里尔是个有教养的人，他会说法语；他是落魄的俄国贵族，但他是个人物。他这人通情达理……他需要什么，都满足他。向人讨讨教，那你就会爱知识，爱有教养的人。我这是说您呢，基里尔先生。前几天，如果不是您的话，事情可就糟了。”

那个班长又聊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刚才班长所说的前几天发生的事，是俘虏和法国人打架的事，皮埃尔使自己的同伴平息下来。）几个俘虏在听皮埃尔和班长谈话，立刻打听班长说了什么。皮埃尔告诉同伴说，班长说法军已经出发了，这时，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烂的法国士兵来到棚子门前。他迅速而胆怯地把手指举到额角表示敬礼，他问皮埃尔，给他缝衬衫的士兵普拉托什可在这个棚子里。

一个星期前，法国人得到一批皮料和麻布，发给俘虏缝制靴子和衬衫。

“做好了，做好了，小伙子！”卡拉塔耶夫拿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走出来，说。

由于天气暖和，也为了便于干活，卡拉塔耶夫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黑得如土的破衬衫。他像工匠那样，用菩提树皮把头发箍起来，他的脸显得更圆更喜人了。

“诺言是事业的亲兄弟。说星期五做好，就星期五做好。”普拉东说，他微笑着打开缝好的衬衫。

那个法国人不安地东张西望，仿佛在竭力消除疑虑似的，迅速脱掉制服，穿上衬衫。在那个法国人制服下面没穿衬衫，他那赤裸、黄瘦的上身只穿一件老长的、油渍斑斑的、带花点的绸背心。显然，那个法国人怕俘虏看见会笑话他，所以赶快把头套进衬衫里。俘虏没有人说话。

“瞧，正合适。”普拉东一面给他抻抻衬衫，一面说。那个法国人把头和胳膊都伸进去，眼皮也不抬，端详身上的衬衫，仔细地看线缝。

“说实话，小伙子，这不是裁缝铺，没有正经的工具；常言说：没有家伙连虱子也捉不住。”普拉东说，他一笑脸更圆了，显然对自己的手艺很欣赏。

“好，好，谢谢，剩下的布头呢？”法国人说。

“你贴身穿就更合适了，”卡拉塔耶夫说，他还一个劲儿欣赏自己的手工，“那才美气，才舒服呢……”

“谢谢，谢谢，朋友，剩下的布头呢？把布头给我吧……”法国人微笑着又说，掏出钞票给卡拉塔耶夫。

皮埃尔看见普拉东不想弄懂那个法国人说的话，所以他望着他们不去干预。卡拉塔耶夫谢了谢给他的钱，仍在欣赏他的手工。法国人一定要剩下的布头，央求皮埃尔翻译他的话。

“他要布头干吗用？”卡拉塔耶夫说，“我们可以做一副很好的包脚布。好，主保佑他。”卡拉塔耶夫忽然脸色变得阴沉了，从怀里掏出一卷碎布，不看那个法国人，递给了他。“唉呀！”卡拉塔耶夫说着就往回走。法国人看了看碎布头，沉吟起来，疑问地瞧了瞧皮埃尔，皮埃尔的目光好像在告诉他什么。

“普拉东，我说，普拉东，”法国人忽然脸红了，尖声喊道，“你拿去吧。”他说着把碎布头递过去，转身就走了。

“你瞧多怪，”卡拉塔耶夫摇着头说，“虽说不是基督徒，也有心肝，老年人常说：两袖清风，慷慨大方；腰缠万贯，吝啬小鬼。自己光着身子，却把东西给人家，”卡拉塔耶夫沉思地看着碎布头微笑，停了一会儿，“可以做一副蛮像样的包脚布。”他说，然后走进棚子里。

十二

皮埃尔被俘已经四个星期了。虽然法国人提出要把他从士兵棚子转到军官棚子里，但是他仍然留在他第一天进的那个棚子。

在遭到破坏和烧毁的莫斯科，皮埃尔感受到一个人所能遭受到的极端困苦；但是，由于他那一直不自觉的强壮健康的体魄，特别由于这种艰苦生活来得不知不觉，说不清它是何时开始的，所以他不仅轻松地度过，而且对自己的处境很高兴。正是在这一阵子，他得到了过去曾经追求而追求不到的宁静和满足。他长期以来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各方面寻求这种宁静、内心的和谐，寻求那些参加波罗金诺战役的士兵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他惊叹的东西，他还在慈善事业、在共济会、在上流社会的悠闲生活、在酒、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在对娜塔莎的浪漫爱情中寻求；他还通过思索去寻求，但这一切寻求和尝试都失败了。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只有通过死的恐怖、通过艰难困苦和通过他在卡拉塔耶夫身上所懂得的东西才得到这种宁静和内心的和谐。在行刑时他所感受的可怕的时刻，那些往日他觉得重要的思想，永远从他的想象和回忆中消失了。在他的思想中再也没有俄国，没有战争，没有政治，没有拿破仑。他清清楚楚地觉得，所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没有那份才能，因而不能判断这一切。“俄国、夏天——扯不到一起。”他重复着卡拉塔耶夫的话，这句话使他得到极大的慰藉。现在他觉得，他企图谋杀拿破仑，他推算那神秘的数字和《启示录》上的那头兽，都是莫名其妙的，甚至是可笑的。对妻子的怨恨和害怕辱没自己的姓氏的担心，他现在觉得不但无足挂齿，而且觉得滑稽。这个女人爱在哪儿过就在哪儿过好啦，干他什么事？他们知道或者不知道他们的俘虏的名字是别祖霍夫伯爵，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现在常常想起和安德烈公爵的谈话，他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过他对安德烈的思想略有不同的理解。安德烈公爵这样想也这样说：幸福总是其自身的否定，但是他这句话是含有苦涩和讥讽的意味的。他言外之意仿佛是说，我们一心追求肯定的幸福，而我们得不到它，只不过折磨自己罢了。但是皮埃尔毫无保留地承认他说得对。没有痛苦、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事业的自由——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所有这一切，现在皮埃尔觉得是一个人毫无异议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只有在这儿，只有这时，只有当他饥饿的时候，皮埃尔才第一次完全体会到吃东西的快乐，只有当他干渴的时候，才体会到喝水的快乐，只有当他感到寒冷的时候，才体会到温暖的快乐，只有当他渴望和人谈话和渴望听听人的声音的时候，才体会到和人谈话的快乐。美味佳肴、清洁的环境、自由，这些需要满足的东西，现在，当他失掉这一切的时候，他才觉得，这些需要的满足是无上的幸福，至于选择职业，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现在，当这种选择完全受到限制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他甚至忘记，生活条件过分优越，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也就消失了，选择职业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就是教育、财产和社会地位给予他的那种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才使选择职业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连需要本身和从业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现在皮埃尔的一切幻想完全集中在他获得自由的一天。在那以后的日子里，皮埃尔一生一世都将带着狂喜的心情回味和谈论这一月当俘虏的生活，以及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强烈的、喜悦的感触，主要的，回味和谈论只有在这个时期才感受到的内心极端的宁静，内心完全的自由。

开头的一天，他一早起来，迎着朝霞走出棚子，头一眼就看见新圣母修道院的圆屋顶和十字架，看见落满尘土的草上的寒露，看见麻雀山的丘陵，看见河上蜿蜒着隐没在淡紫色的远方的长满树林的河岸，他觉得新鲜空气沁人肺腑，听见从莫斯科飞越田野的寒鸦啼叫，一会儿，东方突然喷洒出金光，太阳的边缘庄严地从云层里露了出来，于是，圆屋顶、十字架、露水、远方、河流——一切都在欢乐的阳光中嬉戏，当时，皮埃尔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生活的喜悦和浓厚的兴味。

这种感情在整个被俘期间不仅没离开他，相反，随着他的处境困难的增多，更加强烈了。

他进棚子不久就在同伴中间享有的极大声誉，更使他乐于助人和精神奋发。皮埃尔由于他通晓语言，由于法国人对他的尊敬，由于他有求必应的纯朴性格（他每星期得到三卢布的军官津贴），由于他的气力（他让士兵们看他表演把钉子捅进棚子的墙上），由于他待同伴的和蔼可亲，由于他那为别人所不理解的沉思默想静坐的本领，——由于这些原故，他在士兵心目中是一个颇为神秘的超级人物。他这些特性——力大无比、蔑视舒适的生活、漫不经心、天真纯朴，在他过去所处的上流社会中即使对他无害，也令他感到拘束，可是在这儿，在这些人中间，却赢得了近乎英雄的地位。因此皮埃尔觉得，人家这种看法，使得他承担了义务。

十三

十月六日夜间法国人开始行动了：拆毁厨房和棚屋，装好车子，部队和辎重出发了。

七日晨七时，在棚屋前面站着一队行军装束、头戴高筒军帽、荷枪、身负背包和大口袋的押送队，于是，整个队伍人声鼎沸起来，其中夹着法国式的咒骂。

棚子里的人都准备好了，穿上衣服，扎上腰带，穿上靴子，只等出发的命令了。那个生病的士兵索科洛夫，面色苍白、瘦削、眼圈乌青，只有他没有穿衣服和靴子，在原来的地方坐着，两只瘦得鼓出的眼睛疑问地望着不注意他的同伴们，他发出均匀的低声呻吟。显然，使他呻吟的与其说是痛苦（他患赤痢），不如说是惧怕和发愁把他一个人留下来。

皮埃尔用绳子束着腰，穿着一双卡拉塔耶夫用茶叶箱上撕下来的皮子做的鞋（这块皮子是一个法国兵拿来给自己补靴底的），走到病人跟前蹲下来。

“听我说，索科洛夫，他们并不全都走！他们这儿有医院。也许，你比我们任何人都幸运呢。”皮埃尔说。

“主啊！我要死了！主啊！”那个士兵的呻吟声更高了。

“我马上再去央求他们。”皮埃尔说，他站起来朝棚子门口走去。正当皮埃尔朝门口走去时，昨天那个让皮埃尔抽烟的班长带着两个士兵从外面走来。班长和士兵都是行军装束，背着背包，戴高筒帽，帽带的金饰光闪闪的，改变了他们平时的面貌。

班长是奉长官命令前来关门的。在放出俘虏之前要清点人数。

“班长，病人怎么办？……”皮埃尔开始说；但是他刚开口，就犹豫了，这个人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班长，或者是另外一个不相识的人吧：因为此刻那个班长不像他原来的样子了。此外，正在这一刻，两旁忽然响起咚咚的鼓声。班长听了皮埃尔的话，皱起眉头，骂了一句，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棚子里变得昏暗；两边鼓声震耳，吞没了病人的呻吟声。

“来了，来了！……那个又来了！”皮埃尔自言自语，背脊不由得冒出一股凉气。从班长变了表情的脸，从他的声音，从那越来越紧张的震耳欲聋的鼓声，皮埃尔领会到那种迫使人们违反自己的意志去屠杀自己的同类、在行刑时他见识过的无情的神秘力量又在发生作用了。害怕、极力躲避这种力量，向那些作为这种力量的工具的人们哀求或者规劝，都是无用的。皮埃尔现在知道这一点。只得等待和忍耐。皮埃尔不再到病人那儿去，也不看他。他默默地皱着眉头站在棚子门口。

棚子的门打开了，俘虏像一群羊似的争先恐后向门口挤去，皮埃尔挤到他们前面，走到上尉跟前（就是班长相信什么都愿为皮埃尔做的那个上尉）。上尉也是行军装束，他那冰冷的脸上也露出了皮埃尔从班长的话中和鼓声中领会出的“那个”。

“快走，快走。”上尉严厉地皱着眉头，望着从他面前挤作一团走过去的俘虏，说。皮埃尔得知他的尝试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仍然走到他面前。

“嗯，还有什么事？”上尉说，他冷冷地回头看了看，仿佛不认识似的。皮埃尔提起那个病人。

“他也得走，妈的！”上尉说。“快走，快走。”他不停地说，眼睛不看皮埃尔。

“可是不行啊，他快死啦……”皮埃尔刚要说。

“去去去？！……”上尉皱着眉头怒冲冲地大喝一声。

咚咚咚，咚、咚、咚，军鼓擂得震天响。皮埃尔明白，神秘的力量已经完全控制着这些人了，现在说什么都白搭。

把军官俘虏从士兵里分了出来，叫他们在前面走。军官有三十来人（皮埃尔也在其中），士兵有三百人左右。

从别的棚子里放出来的被俘的军官都是一些生人，穿的比皮埃尔好多了，他们带着怀疑和疏远的神情瞅了瞅皮埃尔，瞅了瞅他的鞋。离皮埃尔不远有一个肥胖的少校，身穿喀山长袍，腰系一条毛巾，焦黄、浮肿的脸上带有怒气，此人显然受被俘的同伴们的普遍尊敬。他一只胳膊夹着烟口袋，另一只手拄着长烟袋管。少校气喘吁吁，呼呼地出气，叨唠着，对谁都发脾气，他好像觉得人人都在挤他，都在急急忙忙，本来用不着这么急的，都在大惊小怪，本来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另外一个又小又瘦的军官，老找人说话，作出种种推测：现在把他们带到哪儿去，今天能走多少路。一个穿毡靴和后勤制服的军官，跑来跑去观看大火后的莫斯科，大声讲述他的观察到的情况：什么给烧毁了，什么地方看出是莫斯科某某地区。又有一个军官，听口音是波兰人，跟那个后勤军官斗嘴，证明他认错了莫斯科的街道。

“你们吵什么？”少校怒冲冲地说，“尼古拉也好，弗拉斯也好，反正都一样；瞧，全烧光了，就算完啦……你挤什么，道路窄还是怎么的。”他忿忿地对他后面的人说，其实那个人并没有挤他。

“哎呀，哎呀，哎呀，弄成这个样子！”俘虏们望着火场不断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有莫斯科河南区，还有祖博沃区，还有克里姆林那儿……瞧，剩不到一半了。我不是给你们说了，莫斯科河南区全完啦，就是这样。”

“你既然知道全烧掉了，还谈它干吗！”少校说。

在经过哈莫夫尼克区（莫斯科少数未烧毁的区之一）一所教堂时，这群俘虏忽然全都闪到一旁，发出惊恐和憎恶的喊声。

“唉哟，这些坏蛋！真是些没良心的！那是个死人，是个死人……脸上还涂着什么。”

皮埃尔听到惊叫声，也向教堂走过去，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个东西倚在教堂的垣墙上。从看得真切的同伴口中知道，那是一具死尸，直立着靠在垣墙上，脸上还涂着煤烟。

“走！走……你们这些魔鬼……”响起押送兵的咒骂声，法国士兵又蛮横起来，拔出短剑赶走看死尸的俘虏。

十四

在通过哈莫夫尼克区的一些胡同时，只有俘虏和押送队以及跟在后面的属于押送队的各种车辆同行；但是一走到粮店那儿，他们就卷入其中有私人车辆的庞大而拥挤的炮兵队中间了。

所有的人都在桥头停下来，等候前面的人走过去。俘虏们站在桥头上前瞻后望，那些移动着的车队行列望不见尽头。右边，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经过涅斯库奇内转弯的地方，无穷无尽的部队和车队一直伸展到远方。这是先头部队博加尔涅兵团；后面在河岸上通过卡缅内桥的是内伊的部队和车队。

俘虏所在的达乌部队从克里米亚浅滩过河，一部分已经进入卡卢日斯卡雅大街。但是车队拉得那么长，内伊的先头部队已经走出了奥尔登卡大路的时候，而博加尔涅的车队还没有走出莫斯科进入卡卢日斯卡雅大路。

过了克里米亚浅滩，俘虏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然后再走，四面八方的车辆和人们越来越拥挤。俘虏在桥和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之间走了一个多钟头，才走了几百步，来到莫斯科河南大街和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交叉的广场上，他们挤作一堆，在交叉路口待了好几个小时。四面八方轰轰隆隆的车轮声有如海涛响个不停，其中夹杂着脚步声和不停的呵斥声和咒骂声。皮埃尔靠在烧毁的房屋的墙上，听着这些与他想象中的鼓声混合在一起的喧嚣声。

有几个军官俘虏想看得更清楚些，爬到皮埃尔旁边一堵被烧毁房屋的墙上。

“好多的人！嗬，人山人海！……连大炮上都堆满了东西！瞧：那些皮衣裳……”他们说，“瞧这些狗东西，抢了多少东西……瞧那辆车后面的东西……那是从圣像上弄下来的，真的！……那一定是德国人。还有一个咱们的庄稼汉，真的！……唉呀，这些坏蛋！……瞧那家伙背了多少东西，几乎走不动了！瞧，真没想到，连轻便马车都抢走了！……瞧那家伙坐在一堆箱子上。我的天哪！……他们打起来了……”

“好，朝他狗脸上打，打他的狗脸！照这样，天黑也走不了。瞧，你们瞧……那一定是拿破仑。那些马多好看！还有带花体字的皇冠呢。像一所活动的房子。那个人丢掉了口袋也不知道。又打起来了……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长得不错。可不是嘛，像这样的人家就准通行嘛……瞧，没完没了。俄国姑娘，真的是俄国姑娘！坐在马车里怪舒服的！”

就像在哈莫夫尼克的教堂附近那样，又有一股一致好奇的浪潮把所有的俘虏涌向大路，皮埃尔凭着他的个高，越过别人的头看见了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俘虏的好奇心。在许多弹药车之间，夹着三辆马车，车里紧挨着坐着一排服装鲜艳、涂脂抹粉、吱吱喳喳喊叫的妇女。

皮埃尔自从意识到那种神秘的力量出现以后，似乎任何东西：不论是为了好玩把脸涂黑了的尸体，不论是不知往何处奔忙的妇女，也不论是莫斯科的火场，都不能使他感到惊奇和可怕。皮埃尔现在见到的一切，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好像他的灵魂正准备为一件艰巨的事情而奋斗，所以拒绝接受一切可能削弱它的印象。

载着妇女的车过去了。接着过来的又是大车，士兵；运货车，士兵；马车，士兵；弹药车，士兵，偶尔还有妇女。

皮埃尔看见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流和车流。

所有这些人和马，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赶着。在皮埃尔连续观察的一小时，所有的人都怀着快些通过的愿望从各个街道拥出来；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互相冲撞，大发雷霆，打架斗殴；他们龇着白牙，皱着眉头，彼此骂着同样的话，在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同样的勇往直前和冷酷无情的表情，也就是那天早晨在鼓声中班长脸上所露出的使皮埃尔吃惊的那种表情。

已经到傍晚时分了，押送队的官长把队伍集合起来，吵吵嚷嚷地挤进弹药车队里，俘虏们在四面包围中走上卡卢日斯卡雅大路。

不停歇地急速行进，日落时才停下来。辎重车停在另外的地方，人们开始准备过夜。人人都在气头上，人人都满肚子牢骚。好长一阵子都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咒骂声、凶恶的喊叫声、斗殴打架声。押送队后面有一辆轿式马车撞到押送队的大车上，把大车撞了个洞。几个士兵从四面跑到大车前；一些人把套在轿式马车上的马牵到一旁，朝着马头上打，另一些人互相打起来，皮埃尔看见一个德国人头上受了很重的刀伤。

在这寒冷的秋天傍晚，在田野中间停下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似乎现在才从出发时那种匆促和不知往何处奔忙的气氛中醒悟过来的人，都同样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停下来后，大家仿佛都明白，现在还不知往何处去，一路上不知要遇到多少困苦。

在这次休息时，押送队对待俘虏比出发时更坏了。在这次打尖时，第一次发给俘虏的肉食品是马肉。

很明显，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对待每个俘虏好像都抱有私人的仇恨，出人意外地改变了先前友善的态度。

在俘虏点名时发现，从莫斯科出发时，一个俄国士兵假装肚子痛，在忙乱中逃跑了，于是那股子仇恨劲儿更火上加油。皮埃尔看见，一个法国人毒打一个俄国兵，因为那个俄国兵离开道路远了一点儿，又听见上尉——他的朋友，为了俄国兵的逃跑申斥那个下级军官，并且吓唬他，说要把他交付军事法庭。那个下级军官借口说那个士兵因病走不动，军官说，上边有命令，掉队的就得枪毙。皮埃尔觉得，行刑时曾经使他惊慌失措的、在俘虏期间不再觉察到的命运的力量，现在又掌握住他的生存了。他不寒而栗；但是他觉得，随着命运力量对他压力的增大，那不受命运约束的他灵魂中的生命力就越发增长和巩固。

皮埃尔就着马肉喝黑麦面汤，吃了一顿晚餐，和同伴们聊聊天。

不论是皮埃尔还是他的同伴，谁也不谈他们在莫斯科所见到的一切，也不谈法国人态度粗暴，也不谈向他们宣布枪毙他们的命令：大家好像有意抵制目前的厄运似的，都特别地兴奋和快活。他们回忆各自的经历，回忆行军途中可笑的场面，但是一谈到目前的处境，就把话题岔开了。

太阳早已落了。天空中有几处明亮的星星开始闪烁；刚升起的满月在天际倾注一片绯红的火光，一个巨大的红球在灰蒙蒙的暮霭中令人惊奇地荡悠着。天色发亮。暮色浓了，但是夜还未降临。皮埃尔站起来，离开新的同伴，穿过一堆堆篝火向路的另一边走去，他听说那儿有被俘虏的士兵。他想和他们谈谈。路上一个法国哨兵拦住他，命令他转回去。

皮埃尔回去了，但没有回到同伴们在那儿的篝火旁边，而是朝一辆卸了套的马车走去，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盘腿坐在车轮旁冰冷的土地上，垂着头，一动不动地长久地沉思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打扰他。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浑厚而和善的笑声是那么响亮，引得周围的人都惊讶地转脸看这古怪的、显然是独自一个人的笑声。

“哈，哈，哈！”皮埃尔在笑。他出声地自言自语：“那个士兵不让我过去。抓住我，把我关起来。把我当作俘虏。他们俘虏了谁，我吗？俘虏我，就是俘虏我不朽的灵魂！哈，哈，哈！……哈，哈，哈！……”他大笑，眼眶里涌出泪水。

有一个人站起来，走近去看看这个古怪的大个子独自笑什么。皮埃尔止住了笑，躲开那个好奇的人，走远一些，他向周围望了望。

这片大得无边、篝火哔哔剥剥作响、人声嘈杂的宿营地，现在静了下来。火红的篝火渐渐熄灭了，颜色变得苍白。一轮满月高悬在明朗的天空。营地以外的森林和田野原先看不见，这时在远方展现了。越过森林和田野，可以看见明朗的、飘忽不定、正在呼唤的无限的远方。皮埃尔仰望天空，凝视那深远的天际逐渐远去的闪烁的繁星。“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心里，这一切就是我！”皮埃尔想，“可是，他们抓住这一切，关进板棚里！”他笑了笑，就走到同伴那儿躺下睡了。

十五

十月初，又有一个军使带着拿破仑建议和谈的信来见库图佐夫，诡称信是从莫斯科发出的，而当时拿破仑已经到了离库图佐夫前面不远的旧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库图佐夫对这封信的答复和对洛里斯顿带来的第一封信的答复一样：他说，和谈根本谈不上。

在这之后不久，在塔鲁丁诺左边一带行动的多洛霍夫的游击队送来一份报告，说在福明斯克出现布鲁西埃师的部队，这个师和其他部队失掉联系，很容易予以歼灭。士兵和军官又要求行动了。参谋部的将军们一想起在塔鲁丁诺轻易地就打了一个胜仗，就很兴奋，都在库图佐夫面前坚决主张执行多洛霍夫的建议。库图佐夫认为发动任何进攻都没有必要。结果采取折衷办法：应付一下应该做的事情；派了一支不大的部队到福明斯克去袭击布鲁西埃。

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这个任务（后来表明这是一件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落到多赫图罗夫头上；就是那个谦虚、矮小的多赫图罗夫，谁也没有向我们描述他制定作战计划、在团队前面跑来跑去、给炮兵连发十字勋章、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被公认是一个优柔寡断、没有洞察力的人，但是，也就是这个多赫图罗夫，在所有俄法战争中——从奥斯特利茨到一九一三年历次战役中，只要哪里吃紧，哪里就有他在指挥。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全体官兵死的死，逃的逃，后卫连一个将军也没有了，他把军队集结起来，拯救那可以拯救的，在奥格斯特大坝坚守到最后。他患着寒热病，率两万人奔赴斯摩棱斯克，抗击拿破仑全部军队来保卫那个城市。在斯摩棱斯克，在莫洛霍夫斯基城门，他在寒热病发作时刚刚昏睡过去，攻城的炮声把他惊醒了，斯摩棱斯克坚守了整整一天。在波罗金诺战役，巴格拉季翁阵亡了，我们左翼的军队伤亡了十分之九，法国炮兵全力向那儿进攻，派到那儿去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优柔寡断、没有洞察力的多赫图罗夫，库图佐夫本来派别人到那儿去的，后来赶快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于是这个矮小、文静的多赫图罗夫到那儿去了，波罗金诺成为俄国军队的最大光荣。在诗歌和散文中描写了许多英雄，但只字不提多赫图罗夫。

又是多赫图罗夫被派到福明斯克，从那里又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在那里同法国人打了最后一仗，显然，法国人的灭亡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在这次战役中，又有许多天才和英雄被颂扬，但是对多赫图罗夫却只字不提，再不然就是一笔带过，或者含糊其词。关于多赫图罗夫这样避而不谈，反倒是他的优点的最好的证明。

自然，一个不懂机器的人，在机器转动的时候，觉得那片偶然掉进去的刨花（它妨碍机器运转，老在里面打颤）是那架机器最主要的部分。不懂机器构造的人不会理解，机器最主要部件之一不是那片把事情弄糟的刨花，而是那个无声旋转的小小的传动齿轮。

十月十日，多赫图罗夫在去福明斯克的途中，在阿里斯托沃村停下来，准备正确地执行所接受的命令，就在这同一天，全部法国军队，好像得了癫痫抽风似的，来到缪拉的阵地，似乎准备打一仗，可是忽然无缘无故地向左转到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进入原先只有布鲁西埃驻扎的福明斯克。当时多赫图罗夫所指挥的除了多洛霍夫游击队，只有菲格纳和谢斯拉温两支不大的游击队。

十月十一日晚，谢斯拉温带一名法国近卫军俘虏到阿里斯托沃村来见司令官。俘虏说，那天进入福明斯克的军队，是整个大军的前卫，拿破仑就在里面，全部军队离开莫斯科已经第五天了。当天晚上，从博罗夫斯克来了一个家奴，他说他看见大批军队进城。多洛霍夫游击队的哥萨克报告说，他们看见沿途的法国近卫军向博罗夫斯克进发。这些情报显然表明，原先认为那儿只有一个师，现在发现全部法军都在那里，他们从莫斯科出来后，走一条意想不到的路线——走旧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多赫图罗夫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现在还不清楚他的任务是什么。他奉命袭击福明斯克。但是原先福明斯克只有布鲁西埃一个师，现在却是全部法军。叶尔莫洛夫想便宜行事，但是多赫图罗夫坚持他必须等勋座的命令。于是决定给总部送一份报告。

为此选派一名精干的军官博尔霍维季诺夫，他除了把书面报告递上去，还要口头把全部情况说清楚。夜里十一点多钟，博尔霍维季诺夫接受了书面报告和口头指示，就带一名哥萨克和几匹替换的马，向总部驰去了。

十六

这是一个黑暗的、温暖的秋夜。已经下了四天多的小雨。博尔霍维季诺夫换了两次马，在胶粘的泥路上一个半小时跑了三十俄里，凌晨一点多钟来到列塔舍夫卡。他在篱笆上挂着“总司令部”牌子的农舍前下了马，把马丢下就走进昏暗的农舍的过厅。

“快让我去见值勤的将军！有重要的事！”他在黑暗中对一个正在起身的哧哼着鼻子的人说。

“大人昨晚就很不舒服，三天都没睡好觉了，”勤务兵低声求情说，“您还是先叫醒上尉吧。”

“公事非常重要，是多赫图罗夫送来的。”博尔霍维季诺夫一面说，一面摸索着打开的门，走进去。勤务兵走到他前面去叫醒一个什么人：

“大人，大人，来了一个信使。”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一个人睡意矇眬地说。

“是从多赫图罗夫，从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拿破仑在福明斯克。”博尔霍维季诺夫说，在黑暗中看不清谁在问他，但是听声音好像不是科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人打着哈欠，伸了伸懒腰。

“我不想去叫醒他，”他说，一边摸什么东西，“他病啦！你们听到的也许是谣言吧。”

“这就是书面报告，”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交待我立刻交给值勤将军。”

“等一等，我点上灯。该死的，你老是把它塞到什么地方去了？”打哈欠的人对勤务兵说。这个人是科诺夫尼岑的副官谢尔比宁。“找到了，找到了。”他又说。

勤务兵打着了火[18]，谢尔比宁在摸烛台。

“咳，肮脏的东西。”他厌恶地说。

借助星星的火光，博尔霍维季夫看见拿着蜡烛的谢尔比宁年轻的面孔，在前面角落里还睡着一个人。那人就是科诺夫尼岑。

被火绒点着的硫磺木片冒出蓝色的、然后变成红色的火焰，谢尔比宁点着蜡烛（烛台上啃蜡烛的蟑螂纷纷逃跑），他打量了一下信使。博尔霍维季诺夫浑身都是泥，他用袖筒擦脸，抹了一脸的泥。

“是什么人报告的？”谢尔比宁接过文件，说。

“消息是可靠的，”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异口同声都这么说。”

“没法子，只好叫醒了。”谢尔比宁站起来说，他走到那个头戴睡帽、盖着军大衣的人跟前。“彼得·彼得罗维奇！”他说。科诺夫尼岑不动弹。“到总司令部去！”他微笑着，知道这句话大概可以叫醒他。果然，戴睡帽的头立刻抬了起来。在科诺夫尼岑那张俊秀而坚定的脸上（腮帮烧得通红），在一瞬间还残留着远离现实梦幻的表情，可是随即突然抖擞了一下；他的脸上露出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定的表情。

“什么事？谁派来的？”他不慌不忙地、但是即刻就问，亮光照得他直眨眼。科诺夫尼岑听着军官的报告，拆开公文，读了一遍。他刚读完，就把穿毛袜的两只脚伸到地上，开始穿靴子。然后脱掉睡帽，拢了拢鬓角，戴上军帽。

“你赶路了吧？咱们去见勋座。”

科诺夫尼岑即刻明白，送来的消息非常重要，不能迟延。这消息是好是坏，他不去想，也不问自己。他对这不关心。他看待一切战事不是用智力，也不是用推论，而是用别的什么。在他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信念：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不去相信这个，尤其不去谈论这个，只去做本职的工作。他就是全力以赴做本职工作的。

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也和多赫图罗夫一样，只是出于礼貌，才把他载入巴克莱、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普拉托夫、米洛拉多维奇之流的一九一二年英雄名册，他也和多赫图罗夫一样，是一个出了名的知识浅薄、能力有限的人，而且也和多赫图罗夫一样，从来没制定过作战计划，但是他总是在最困难的地方；自从被任命为值勤将军，他总是敞着门睡觉，吩咐每一个来人都可以叫醒他，在战斗的时候，他总是冒着炮火，库图佐夫为此责备他，不敢派遣他，他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是一个不声不响、不为人注意的齿轮，但这个齿轮却是机器最主要的部件。

出了农舍，走进潮湿的黑夜，科诺夫尼岑皱起眉头，这一半由于头痛更厉害了，一半由于头脑里浮现出一个不愉快的想法：那帮参谋部的当权者，特别是在塔鲁丁诺战役之后和库图佐夫针锋相对的贝尼格森，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乱作一窝蜂；于是提出建议，争吵，下命令，取消命令。这个预感使他不愉快，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果然，当他顺路到托尔那儿，把新消息通知他的时候，托尔立刻向和他住在一起的一位将军讲述自己的意见，科诺夫尼岑默默地、懒洋洋地听着，他提醒他，该去见勋座了。

十七

库图佐夫跟一切老年人一样，夜里睡眠很少。白天他常常突然打起盹来；但是一到夜里，他和衣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睡不着，总在思索。

现在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用一只胖乎乎的手托着沉重的、硕大的、因受伤变得难看的脑袋，睁着一只眼睛向黑暗凝视着，他在思索。

贝尼格森自从和皇帝通过信，成为总部最有势力的人物以后，他总是躲着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却因此感到清静多了，因为他们不再逼他和他的军队发动无益的进攻。使库图佐夫感到痛苦的、记忆犹新的塔鲁丁诺战役和战役前夕的教训，一定也起着作用，他在想。

“他们应当明白，发动进攻，我们只有失败。忍耐和时间，是我的无敌勇士！”库图佐夫想。他知道，苹果还青的时候，不要去摘它。熟了的时候，它自然会掉下来，而摘下青的，既毁了苹果又毁了树，而且还酸掉你的牙。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猎人，知道野兽已经受了伤，只有全俄的力量才能使它受了那样的伤，但是，伤势是否是致命的，还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现在，根据洛里斯顿和别尔捷列米送来的情报，同时根据游击队的报告，库图佐夫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是受了致命的伤。但是还需要证据，还要等一等。

“他们急着跑过去瞧瞧他们是怎样把野兽杀死的。还要等一等，会看到的。总是运动战，总是进攻！”他想，“都是为了什么？就是想露一手。就好像打起仗来多么好玩似的。他们简直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老想证明他们善于打仗。现在问题不在这儿。

“倒向我提出了多少巧妙的运动战术啊！他们想对了两三件偶然的事件（他想起来自彼得堡的总体计划），他们就觉得他们什么都想到了。而实际偶然事件多得不可胜计！”

在波罗金诺战役那次受的伤，是致命的还是不致命的，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悬在库图佐夫心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方面，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库图佐夫整个身心都无庸置疑地感觉到，他和全体俄国人民共同努力做出的可怕的一击，应该是致命的。但是无论如何需要一些证据，他已经等了一个月了，时间过得越久，他就越是不耐烦。他夜不成寐，躺在床上做年轻将军们所做的事，做他为此曾经责备他们的事。他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其中也想到拿破仑确实已经死亡。他像年轻人一样，想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不过不同的是，他不把这些设想作为根据，他所见到的不是两三件，而是上千件。他越想就越把偶然事件想得多。他想象拿破仑军队（他的全部军队或者部分军队）各种可能的动向——进军彼得堡、向他进攻、包抄他，他想象可能发生他最害怕的事，那就是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留在莫斯科等待他。库图佐夫甚至想到拿破仑的军队可能退回梅德内和尤赫诺夫；但是他未能预见那件已经成为事实的事，那就是拿破仑在离开莫斯科的头十一天疯狂地、抽风似地、不停歇地逃窜，库图佐夫当时还不敢想象拿破仑会逃窜，而逃窜之所以成为可能，因为法国人已经被击溃了。多洛霍夫关于布鲁西埃师的报告，游击队关于拿破仑军队遭到苦难的消息，来自各方面关于准备退出莫斯科的传闻——这一切都证实一个推测：法国军队已经溃败，而且准备逃跑；但这仅仅是推测，看重它的是一些年轻人，而不是库图佐夫。他积六十年的经验知道，这些传闻有多大的分量，知道那些抱有某种愿望的人们总有办法收集一些似乎可以证实他们愿望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忽略一些相反的消息。库图佐夫越是希望那样，他就越不允许自己相信那是真的。这个问题占了他全副的心力。而其它一切，只不过是日常例行事务。他和参谋人员谈话，他从塔鲁丁诺给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颁发奖章，与彼得堡通信，等等，都是属于日常例行事务。但是，法国人的毁灭，只有他一个人预见到，这才是他心中唯一的愿望。

十一月十一日夜，他用手支着头躺着，就是在想这件事。

隔壁房间里有动静，传来托尔、科诺夫尼岑和博尔霍维季诺夫的脚步声。

“喂，谁在那儿？进来，进来！有什么消息吗？”大元帅对他们喊道。

听差在点蜡烛的时候，托尔讲了讲消息的内容。

“谁带来的消息？”库图佐夫问，点燃蜡烛后，他那冷峻的神情使托尔吃了一惊。

“这是无可怀疑的，阁下大人。”

“把他叫来，叫来！”

库图佐夫搭拉着一条腿坐在床上，他那肥大的肚子歪在另一条蜷起来的腿上。他眯起那只好眼睛，把那个信使看得更清楚些，好像他想在他的脸上看出他所关心的事情。

“说吧，说吧，亲爱的，”他拢上敞着胸口的衬衫，用低沉的老年人的声音对博尔霍维季诺夫说，“过来，走近一些。 你带给我什么消息？啊？拿破仑从莫斯科逃跑了？是真的吗？啊？”

博尔霍维季诺夫把他带来的指示详细地从头报告一遍。

“说吧，快说吧，别叫人着急。”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

博尔霍维季诺夫讲完了，默不作声等待着指示。托尔刚要说点什么，库图佐夫打断了他。他想说话，但是他突然眯起眼睛，脸皮皱了起来；他向托尔挥了挥手，转过脸去，朝着被神像遮暗了的门对面的角落。

“主啊，我的造物主啊！你实现了我们所祈祷的……”他合起掌，声音颤抖地说，“俄国得救了。主啊，谢谢你！”他哭了。

十八

自从得知法国人撤出莫斯科的消息直到战役结束这一期间，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仅限于使用权力、诡计、劝告来阻止自己的军队去打无益的进攻、打运动战、与行将灭亡的敌人发生冲突。多赫图罗夫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去，但库图佐夫和他的全部军队却按兵不动，并且下令撤离卡卢加，他觉得退出卡卢加是可行的。

库图佐夫到处都在退却，但是敌人不等他退却，就向相反的方向逃跑了。

拿破仑的史学家向我们描述他向塔鲁丁诺和小雅罗斯拉维茨巧妙的运动，并且做出论断说，如果拿破仑深入富庶的南方各省，就会怎么样。

但是，且不论并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拿破仑到那些富庶的省份（因为俄国军队处处给他让路），史学家忘记了什么也救不了拿破仑的军队，因为它本身当时已经具备了不可避免的灭亡条件。这支军队既然在莫斯科得到充足的给养而不能保住它，把它踩在脚下，这支军队既然在斯摩棱斯克不是征集而是抢劫给养，那么，这支军队在卡卢加省——这儿住着和莫斯科同样的俄国人，这儿同样有可以放火的东西，为什么就能恢复元气呢？

这支军队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恢复元气。它打从波罗金诺战役和洗劫莫斯科以后，它自身已经含有腐败的化学因素了。

这些曾经作为军人的人们，跟着他们的头头们逃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逃往何处，一心只想一件事（拿破仑和每个士兵都是这样）：尽快逃脱这个虽然不明确、但是谁都意识到的绝境。

正因为这样，在小雅罗斯拉维茨会议上，那些将军们装模作样地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老实憨直的军人穆顿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只有尽快逃跑，他这个最后的意见一下子堵住了大家的嘴，没有一个人，甚至拿破仑，都说不出什么来反对这个大家都意识到的真理。

虽然大家都知道必须逃走，但是还羞于承认必须逃跑。还需要有一个克服这种羞辱感的外在的动力。这个动力适时地出现了。那就是法国人所谓的皇帝，乌拉！

会议后的第二天，拿破仑装作要去视察军队与过去的以及未来的战场，一大早带着一群元帅和卫队，骑着马从军队中间走过去。到处寻找战利品的哥萨克碰见了这位皇帝，差点把他活捉了。如果说，哥萨克这次没有抓住拿破仑，那么，救了他同时也毁了法国人的东西是战利品，在塔鲁丁诺和在这儿，哥萨克不去抓人，都向战利品扑了去。他们没有注意拿破仑，都扑向战利品，拿破仑就逃脱了。

顿河的儿子们[19]在拿破仑军队中间差一点把皇帝本人抓住，事情很明显，除了沿着最近的熟悉的道路逃走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拿破仑这个四十岁的人，已经没有昔日的灵活和勇敢了，他是懂得这个苗头的。在他受了哥萨克的惊吓之后，立刻同意了穆顿的意见，如史学家所说，发出了向斯摩棱斯克大路撤退的命令。

拿破仑同意穆顿和撤退军队，并不证明他曾下令要这样做，而是证明对全军起作用的那种力量，就是说，促使全军取道莫扎伊斯克大路那种力量，同时也在拿破仑身上起了作用。

十九

一个人在行动的时候，他总怀有这样行动的目的。一个人要走一千里，他一定想到千里之外有好的东西。为了汲取行动的力量，心中必须想着前面有天国乐土在等着他。

法国人在进攻的时候，天国乐土是莫斯科，在退却的时候，天国乐土是祖国。但是祖国太远了，一个千里之行的人就得忘掉最终的目的，他一定对自己说：我今天走四十俄里，到达休息和过夜的地方，于是第一个行程中的休息地点，把最终的目的遮掩住了，并且把一切愿望和希望集中起来。表现在个别人身上的意愿，往往在群众中间扩散开来。

对于沿着斯摩棱斯克旧道撤退的法国人，作为最终目标的祖国，是太遥远了，最近的目标就是斯摩棱斯克，去斯摩棱斯克的心愿和希望，在群众中间大大地加强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斯摩棱斯克有很多的粮草和生力军，也不是因为对他们说过这话（相反，军队的高级长官和拿破仑本人知道，那儿粮草并不多），而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给他们的行为以力量，才能忍受目前的困苦。他们，不管是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都同样地欺骗自己，把斯摩棱斯克当作天国乐土，向那儿疾奔。

法国人上了大路，以惊人的毅力和空前的速度，向他们假想的目标逃跑。除了共同的意愿这个原因把法国人结成一个整体和给他们以力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把他们结合起来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数量。就像物理学的引力定律一样，他们那巨大的体积本身就吸引着一个个原子似的人。他们以千百万个集体有如一个整体的国家向前移动着。

他们每个人只希望一件事——当俘虏，摆脱一切恐怖和不幸。但是，一方面，奔赴目的地斯摩棱斯克这个共同意愿的力量把每个人吸引到同一的方向；另一方面，总不能一个兵团向一个连投降，虽然法国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脱离队伍，借一点最微不足道的似乎适当的口实就投降，但是这种口实并不常有。他们的人数和密集的迅速的运动使他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同时使俄国人不但困难，而且不可能阻止这个大量的法国人全力以赴的运动。物体的机械断裂不可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加速完成腐朽的过程。

一团雪不可能一下子融化。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度，早于这个限度任何温暖的力量都不能把它融化。相反，气温越高，残雪就越坚固。

在俄国军事将领之间，除了库图佐夫，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在已经判明法军是沿着斯摩棱斯克大路这个方向逃跑，那么，科诺夫尼岑在十月十一日预见的事情就开始实现了。所有高级军官都想立功，都想切断、截击、俘虏、歼灭法国人，都要求进攻。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全力（凡是总司令的力量都不大）反对进攻。

他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说的话；何必去厮杀，何必封锁大路，使自己的人受损失，残酷地斩尽杀绝不幸的人？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不战而失掉了三分之一的军队，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他对他们说了一些从他老年人的智慧中引出的他们能够懂得的话，他跟他们讲“网开三面”[20]，可是他们讥笑他，中伤他，他们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在被打死的野兽面前逞威风。

在维亚济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及其他人等，离法国人很近，按捺不住要切断和歼灭两个法国兵团。他们送给库图佐夫一封信，说明他们的意图，但信封里装的不是报告，而是一张白纸。

库图佐夫不管怎样约束军队，但是我们的军队仍然尽力堵截敌军，发动进攻。据说，一些步兵团队，冲锋时奏着乐，敲着鼓，杀死了几千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但是，切断——并没有切断和歼灭任何人。法国军队在危险面前抱得更紧了，继续走那条通往斯摩棱斯克的毁灭的道路，沿途不断地在减员。

第三部

一

波罗金诺战役，接着莫斯科失陷和法军逃跑，以后再没有打仗，——这是一连串的最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现象。

所有史学家都认为，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时，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为战争；战争胜利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史书的记载令人不胜惊奇：某某国王或者皇帝和另一个国王或者皇帝发生了争执，于是集结军队同敌军厮杀，战胜了，杀死了三千、五千，以至数万人，于是征服了人口以数百万计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相当一个民族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战败，就使得整个民族屈服，——所有的历史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都证实这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战果大小，是这个和那个民族实力消长的原因，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标志。军队打了胜仗，战胜的民族的权利由于损害战败者立即增长了。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被剥夺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就彻底被征服。

从远古直至现代，都是如此（从历史上看）。拿破仑的历次战争都是这个规律的证明。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增长了。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取消了普鲁士的独立。

出人意外，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在这以后再没有打仗，但是毁灭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军队，然后是拿破仑的法国。编造事实以符合历史规律——硬说波罗金诺战场是在俄国人手中，莫斯科被占领后又有几次歼灭拿破仑军队的战役，那是不可能的。

在波罗金诺法国人战胜以后，不仅没有打一次大仗，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战役也没发生，而法国军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现象不是史实（当问题不合史学家的尺度时，他们总是这样摆脱困境）；如果问题是小部队短暂的冲突，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例外；但是这个事件是在我们父辈亲眼目睹下发生的，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次战争在所有已知的战争中是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波罗金诺战役到赶走法国人整个战争期间，证明了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而且甚至不一定是征服的标志；证明了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别的什么东西。

法国的史学家在描述法军退出莫斯科之前的情形时说，大军一切都很好，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牲口。对付这种灾难毫无办法，因为郊区的农民把干草烧掉了，不留给法国人。

打了胜仗并未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农民卡尔普和弗拉斯在法军撤退之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进行全城大抢劫，并未显露个人的英雄气概，像这样的农民多得不可胜计，他们不为能卖好价钱把干草运到莫斯科，而是把它烧掉。

我们可以想象，两个佩剑的人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交手的一方感觉他受了伤——他知道这非同小可，是性命交关的事，于是扔掉剑，顺手抄起棍子挥舞起来。但是可以想象，这个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最好、最简单的工具，同时为骑士精神所鼓舞的人，想要隐瞒事情的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打赢的。可以想象，如果这样描述决斗的经过，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剑术家是法国人；他的对手，扔掉剑拿起棍子的人，是俄国人；极力按照击剑规则说明一切的是论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就开始了一场不符合任何先前战争传统的战争。烧毁城市和村庄，且战且退，在波罗金诺打了一仗又撤退，莫斯科大火，搜捕法国抢掠兵，拦截运输队，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是违反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自从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手举在他头上的不是剑而是棍子的时候起，就不断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这场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埋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为什么觉得用棍子战斗是可耻的，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者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棍子仍然以其可怕而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管合不合某人的口味和规则，以近乎愚鲁的纯朴，然而却以明确的目标，不问三七二十一地举起和落下人民战争的棍子，直把法国人的侵略打退为止。

这个民族多么好啊，他不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按照击剑的规则行礼，调转剑柄，优雅地、彬彬有礼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多么好啊，他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这种情形下按规则是怎样行事的，却憨厚纯朴地、轻巧便利地举起随手抄起的棍子抡了过去，直打到把胸中屈辱和复仇的感情出净，换成蔑视和怜悯的感情为止。

二

有一种背离所谓战争的规律最明显也最有利，那就是分散的人群攻击缩作一团的人群的行动。这类行动常常具有人民战争的性质。这种行动乃在于不是一群人打一群人，而是一群人分散开来，单独地进行袭击，遇到大部队攻击时，立刻就跑，一有机会，又袭击。西班牙的义勇军是这样做的；高加索的山民是这样做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这类战争叫作游击战，这个名称的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意义。这类战争不但不符合任何法则，而且与已知的和公认绝对正确的战术法则相违背。法则规定，攻击的一方要集中兵力，以便在战斗时比敌人更强大。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游击战争常常是胜利的）完全违背这个法则。

这种相悖是由于军事科学认为军队的力量和它的数量是一致的。军事科学说，兵越多，力量就越大。权利永远是在人数多的军队一边。

军事科学这种说法，正如力学在研究运动的物体时，仅仅以物体的质量为依据一样，说两种运动的物体力量是否相等，要看彼此的质量是否相等。

力量（运动量）是质量乘速度的乘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某种东西——乘未知数X的积数。

军事科学在历史中发现无数军队的质量与力量不相符——小部队打败大部队的例子，于是不得不含糊地承认有一种未知的因子存在，并且极力在几何阵形、在装备、最普通的——在统帅的天才中寻找这种因子。但是，把这些数值来代因子，并不能得到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结果。

其实，只要屏弃那为了讨好英雄对最高当局在战时所发布的命令所持的不正确看法，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未知的X了。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也就是组成军队的人们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斗志和甘冒危险的决心，这种斗志和决心不依赖人们在战斗时是受天才还是不受天才指挥，是排成三路还是排成两路，是用棍子还是用一分钟射三十发的枪炮。具有最大的斗志和决心进行战斗的人们，总是具有最有利的战斗条件。

军队的士气这个因子乘数量，就得出力量的积数。确定和阐明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价值，是科学的任务。

这个任务若要得到解决，只有当我们不再用那些显示力量的条件，如统帅的命令、军事的装备等，当作因子的价值，任意地用它来代替未知的X的价值，而是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个未知数不是别的，而是为战斗和赴汤蹈火所表现的或多或少的决心。只有用方程式来表明已知的历史事实，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价值，才有可能确定这个未知数的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师，同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师战斗，战胜了十五个，也就是把对方全部打死和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由此可见，一方损失四个，另一方损失十五个。于是，四个等于十五个，于是，4x=15y。于是x：y=15：4。这个方程式并未表明未知数的价值，但是它却表明了两个未知数的比例。可以援引各种不同的历史单位（战斗、战役、战争的各个阶段）列成这样的方程式，从其中得出许多系列的数据，在这些数据中一定存在而且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进攻时要群体行动，退却时要分散行动，这个战术法则无形中肯定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士气。带领军队冒着枪林弹雨行进，比打退进攻需要更严的纪律，而这样的纪律只有在群体行动中才能实现。然而忽视士气的战术法则，不断地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全民战争中军队士气高涨或者低落时，那种法则与事实相矛盾的现象，就显得特别突出。

一八一二年法国人退却时，按照战术，本应分散进行防御，但是却缩成一团，因为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只有抱在一起才能把军队维系着。俄国人则相反，按战术本应当集结军队大举进攻，而实际上却分成小股，因为士气已经高涨到个别的人不待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要强迫就不辞劳苦和甘冒危险。

三

这种称之为游击的战争，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的时候起就开始了。

早在游击战还没有被我们政府正式认可之前，已经有数千敌军——掉队的抢劫兵和马秣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杀害，他们打死这些人是不自觉的，就像狗不自觉地咬死乱窜的疯狗一样。杰尼斯·达维多夫，以其俄国人的敏感嗅觉，第一个懂得了这个可怕武器的意义，它不顾战争艺术的规则，消灭着法国人，初步使这种战争方式合法化的荣誉应归于他。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的第一支游击队组成了，接着别的游击队也组成了。战事越向前推进，游击队的数目就越扩大起来。

游击队分片地消灭那支大军。他们专找那些从枯树上自动掉下的落叶——法国军队，他们有时摇晃这棵树。十月间，就是法国人往斯摩棱斯克逃跑的期间，这些人数不等和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些游击队完全仿效军队，有步兵、骑兵、参谋部，带着生活用品；有些只有哥萨克骑兵；有些是小股的，徒步的和骑马的混合在一起，有的是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农民和地主。有一支游击队的头头是教堂的诵经员，他在一个月内抓了几百名俘虏。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打死几百名法国人。

十月底，是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那个阶段，连游击队自己都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他们时时刻刻担心被法国人捉住和包围，因此，总是马不卸鞍，几乎是人不下马，躲在树林里，时时提防着有人追击。现在这种战争已经明朗了，人人都懂得对法国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和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只有那些具有参谋部的游击队队长们才远远地离开法国人，还认为有很多的事是不可能的。那些早就开始行动、并且在近处仔细观察过法国人的小股游击队，认为那些大的游击队队长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是可以办到的。哥萨克和农民们潜入法国人中间，认为现在一切都是可能的。

十月二十二日，游击队员杰尼索夫和他的伙伴们打游击的劲头正是火热的时候。一清早他和他那队人就开始行动。他整天在靠近大路的树林里监视大队人马护送的骑兵运输队和俄国俘虏，这队人远离其他队伍，但加强了掩护，据侦察员和俘虏说，是开往斯摩棱斯克的。知道这支运输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在杰尼索夫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他也带领一支不大的游击队），而且还有几个设有参谋部的大支队：大家都知道这个运输队，正如杰尼索夫所说的，都对它摩拳擦掌。其中有两个大支队的头头——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给杰尼索夫发来信，分别邀请他和他们的支队联合起来袭击运输队。

“不行，老兄，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杰尼索夫读完信说，他写信答复德国人说，虽然他衷心地愿意在英勇善战、大名鼎鼎的将军麾下服务，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幸福，因为他已经在波兰将军指挥下了。他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波兰将军，通知他说，他已经归德国人指挥了。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打算不向上级报告，同多洛霍夫一起用自己不大的兵力袭击并且俘获这个运输队。运输队十月二十二日从米库林纳村到沙姆舍沃村。从米库林纳到沙姆舍沃沿途左边一带是大森林，有的地方树林挨近大路，有的地方离大路一俄里或者更远一些。杰尼索夫骑着马和伙伴们整天在树林里转悠，有时深入到树林中间，有时走到林边，视线始终不放过移动着的法国人。一早，离米库林纳村不远、树林挨近大路的地方，有两辆陷进泥里、载着骑兵马鞍的大车被杰尼索夫的游击队员们截获，然后带到树林里。从这时直到晚上，游击队没有发动攻击，只是监视着法国人的行动。先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走到沙姆舍沃村，那时，和多洛霍夫联合起来，多洛霍夫在傍晚要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的看林小屋里来商谈，在黎明时分，像雪崩似的打他个劈头盖脑，一下子把他们全部缴获过来。

在后面，在离米库林纳村两俄里，树林靠近大路的地方，安置了六名哥萨克，只要有新的法国纵队出现，他们就立刻报告。

同样在沙姆舍沃村的前面，多洛霍夫也在监视着大路，要弄清楚在多么远的地方还有别的法国军队。运输队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有二百人，多洛霍夫也不过有这么多人。敌方人数占优势并不能使杰尼索夫停止行动。他需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这支部队究竟是什么兵种；为了这个目的，杰尼索夫需要捉一个“舌头”（就是俘虏一个敌人）。早晨袭击那两辆大车，干得太急了，把跟车的法国人全给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小鼓手，这个孩子是掉队的，一点也说不清那个纵队是什么兵种。

进行第二次袭击，杰尼索夫认为是危险的，为了不惊动整个纵队，他派一名农民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到前面沙姆舍沃村——如果可能的话，哪怕活捉一个在那里打前站的设营员也好。

四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是一色的混浊水气。一会儿好像是下雾，一会儿忽然落下斜挂着的大雨点。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精瘦、两肋下陷的良种马，雨水从他身上的毡斗篷和头上的皮帽子流下来。他和他的马一样，歪着头，抿着耳朵，被斜挂着的雨点打得皱着眉头，焦虑地向前面注视着。他那瘦削的、长满又短又黑的浓须的面孔怒气冲冲。

杰尼索夫身旁是哥萨克大尉——杰尼索夫的助手，他骑着一匹肥大的顿河马，也披着毡斗篷，戴着高筒皮帽。

第三个是洛瓦伊斯基哥萨克大尉，也穿着毡斗篷，戴着高筒皮帽，这个人个子颀长，身子像一块板似的平平整整，面色白皙，头发淡黄，眼睛细而亮，脸上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是安详的，怡然自得的。虽然说不出马和骑者有什么特点，但是只要一看哥萨克上尉和杰尼索夫，就可以看出，杰尼索夫浑身湿淋淋，样子怪别扭的，——杰尼索夫不过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再瞧瞧那个哥萨克大尉，就可以看出，他像平时那样感到舒适、镇静，而且他不是骑在马背上的人，而是人和马合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力量倍增的生物。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衫、头戴白色小帽的浑身湿透的农民向导。

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一个身穿藏青色法国军大衣的军官骑着一匹瘦小的、尾巴和鬃毛都很大、嘴唇磨得出血的吉尔吉斯马。

和他们并排走着的是一个骠骑兵，在他背后马屁股上带一个穿破烂的法国军服、戴蓝色小帽的孩子。这个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不住地摆动着一双光脚板以取暖，他抬起眼眉，惊讶地四外张望着。这是早晨俘虏的法国小鼓手。

在后面，沿着狭窄的、泡着水的、被踩烂了的林间小道三五成群的行走着骠骑兵、然后是哥萨克，有的披着毡斗篷，有的穿着法国军大衣，有的头上顶着马被。那些马，不论是火红色的还是枣红色的，因为淋了雨，一律变得乌黑。鬃毛淋湿了，马脖颈变得出奇地细。马身上蒸发着热气。衣服、马鞍、缰绳——全都打湿了，滑溜溜的，浸透了水，土地和路上落叶也是如此。人们缩颈耸肩骑在马上，尽可能一动不动，以便焐暖流到身上的水，同时不让新的水从座位下面、从两膝、从脖子后面流进去。在拉得很长的哥萨克队伍中间，有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带鞍子的哥萨克马的大车在树桩和枯枝上颠簸着，在积满了水的辙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杰尼索夫的马为了要绕过路上的水洼，向旁边一拐，把他的膝盖碰了一下。

“咳，该死的！”杰尼索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声，他龇着牙把马鞭抽了三四下，溅了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杰尼索夫心情不好：由于雨也由于饿（从早晨起谁也没吃东西），主要的，由于到现在没有多洛霍夫的消息，派去捉“舌头”的人也没有回来。

“像这次袭击运输队的机会，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单独地干太危险了，但是延迟到第二天——那就会让某一支大游击队从我们鼻子尖下把战利品截了去。”杰尼索夫想，他不断地往前望去，希望看见多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驰到向右边可以远眺的林间小路上，停了下来。

“有个骑马的人。”他说。

哥萨克上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望去。

“两个骑马的人——一个军官，一个哥萨克。但是不敢肯定是少校本人。”哥萨克上尉说，他爱用哥萨克们不懂的词儿。

两个骑马的人下了山坡，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又出现了。前面那个军官衣着破烂，浑身湿透，裤脚卷到膝盖以上，他挥着鞭子，赶着那匹迈着疲倦的步子的马。他后面一个哥萨克站在马镫上奔驰着。这个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有一张宽阔、红润的脸，一对愉快、灵活的眼睛，他驰到杰尼索夫跟前，递给他一个湿透了的信封。

“将军送来的，”那个军官说，“请原谅，不很干……”

杰尼索夫紧皱眉头，接过信，开始拆开。

“人们老说危险，危险，”杰尼索夫读信的时候，那个军官对哥萨克上尉说，“其实，我和科马罗夫，”他指了指那个哥萨克，“都有准备。我们每人都有两支手枪……这是什么人？”他看见法国小鼓手，问道 ，“是俘虏？你们已经打了一仗了？可以和他谈话吗？”

“罗斯托夫！彼佳！”杰尼索夫匆匆看过信，喊道，“你怎么不说你是谁？”杰尼索夫微笑着转身向那个军官伸过手去。

这个军官是彼佳 ·罗斯托夫。

彼佳一路上都在琢磨，他应当怎样才像一个大人和军官的样子，应当用什么态度见杰尼索夫，同时不露出过去曾经相识。但是杰尼索夫对他一露出微笑，彼佳立刻容光焕发，高兴得脸通红，忘了已经准备好的军官架子，开始讲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走过，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他怎样高兴，讲他参加了那次维亚济马战斗，一个骠骑兵在那儿立了功。

“我很高兴看见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露出焦虑的表情。

“米哈伊尔·费奥克利特奇，”他对哥萨克上尉说，“原来这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他是他部下的。”杰尼索夫向哥萨克上尉讲了讲信的内容：那个德国将军再一次提出联合袭击运输队的要求。“如果我们明天不把它拿下来，他就会在我们鼻尖下把它夺了去。”他下结论说。

在杰尼索夫和哥萨克上尉说话的工夫，彼佳由于杰尼索夫口气冷淡而感到难堪，以为冷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裤子不像样，他不让人看见，在军大衣底下整了整卷上去的裤脚，尽可能摆出英武的样子。

“大人有什么指示吗？”他对杰尼索夫说，把手举到帽檐上行礼，又玩起他准备好的副官和将军的游戏了，“我是不是应当留在大人部下？”

“指示？……”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留到明天吗？”

“当然可以……我可以留在您的部下吗？”彼佳大声喊道。

“可是将军究竟怎样吩咐你的——立即返回吧？”杰尼索夫问。彼佳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吩咐。我想，是可以的吧？”他带着询问的口气说。

“那么，好吧，”杰尼索夫说。他对部下作了部署，派一队人到林中小屋休息地点，派那个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他执行副官的职务）去找多洛霍夫，弄清楚他在哪儿，晚上来不来。杰尼索夫本人带着哥萨克上尉和彼佳准备到那接近沙姆舍沃的树林边缘，以便侦察明天将要发动袭击的那里的法军驻地。

“喂，大胡子，”他对那个农民向导说，“带我们到沙姆舍沃去。”

杰尼索夫、彼佳和哥萨克上尉，几个跟随着的哥萨克和一个带着俘虏的骠骑兵，向左过了一道山沟，朝树林边缘去了。

五

雨停了，不过下雾了，树枝上滴着水珠。杰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和彼佳默默地跟着那个戴尖顶帽的农民，他迈着穿树皮鞋的八字脚，领着他们朝林边走去。

那个农民走上一道长坡，停了一会儿，四外张望一下，然后向树木稀少的地方走去。在一棵尚未落叶的大橡树下站住了，神秘地招招手。

杰尼索夫和彼佳向他走去。从农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见法国人。一出树林，半坡上有一片春播作物的田地。右边，陡峭的山谷对面，可以看见一个小村子，那儿有一所屋顶坍塌的地主住宅。在这个村子和地主的住宅里，在整个丘陵上，在花园里，在水井和池塘旁边，在从桥头到村子二百米长的上坡的大路上，在飘摇的烟雾中，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用非俄罗斯语吆喝用力拉车上坡的马，听见他们此呼彼应的声音。

“把俘虏带来。”杰尼索夫低声说，眼睛仍然盯着那些法国人。

那个哥萨克下了马，把那孩子抱下来，带他到杰尼索夫跟前。杰尼索夫指着那些法国人，问他那都是一些什么部队。那个孩子把一双冻僵的手插进衣袋，抬起眼眉惊愕地望着杰尼索夫，他显然愿意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但是他回答得稀里糊涂，不管杰尼索夫问什么，他总是点头称是，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向哥萨克上尉说他的想法。

彼佳迅速地转动着头，一会儿看看小鼓手，一会儿看看杰尼索夫，一会儿看看哥萨克上尉，一会儿看看村里和大路上的法国人，生怕放过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管多洛霍夫来不来，都要拿下来！……啊？”杰尼索夫快活地闪了闪目光，说。

“这是一个适当的地点。”哥萨克上尉说。

“我们派步兵从沼泽地过去，”杰尼索夫接着说，“他们向花园那儿爬；您带着哥萨克骑兵从那儿出击，”杰尼索夫指着树林后的村庄，“我带着骠骑兵从这儿走。枪一响就行动……”

“那个洼地不行，那儿有泥潭，”哥萨克上尉说，“马会陷下去的，得从左边绕……”

正当他们低声说话的时候，在下边，在池塘那边的洼地上，响起一声枪声，又响了一声，冒起一团白烟，山坡上几百名法国人好像很快活地齐声呐喊。枪声初起时，杰尼索夫和哥萨克上尉往后退了一下。他们离得这么近，他们以为枪声和喊声是他们引起的。但是枪声和喊声不是冲着他来的。下面沼泽地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跑过。显然法国人是向他射击，向他呐喊。

“这不是我们的吉洪吗？”哥萨克上尉说。

“是他！就是他！”

“这个坏小子。”杰尼索夫说。

“跑掉了！”哥萨克上尉眯缝着眼说。

他们称他为吉洪的那个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河里，在水下停了一会儿，手脚并用地爬了出来，浑身湿得发黑，又往前跑了。追他的法国人停住了。

“真麻利。”哥萨克上尉说。

“这个老油条！”杰尼索夫仍然带着气忿的神情说，“直到现在他都在干什么？”

“这是什么人？”彼佳问。

“这是我们的侦察员。我派他去捉‘舌头’。”

“噢，原来这样。”彼佳刚听了头一句就点着头说，好像他全懂了，其实他一点也不懂。

吉洪·谢尔巴特是全队最有用的一个人。他本是格扎特附近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在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照例把村长找来，问他们可知道法国人的情况，这个村长也像所有的村长一样，好像为保护自己似的回答说，他毫无所知，毫无所闻。杰尼索夫向他们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打死法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法国人流窜到他们这儿，村长说，洋人的确来过，不过我们村里只有季什卡[21]·谢尔巴特一个人对付他们。杰尼索夫吩咐把吉洪叫来，对他干的事夸奖了几句，又当着村长的面讲了讲祖国的儿子们应当效忠沙皇和祖国，仇恨法国人。

“我们对法国人没有做坏事，”吉洪说，他听了杰尼索夫那番话，看样子有点胆怯，“我们不过同那些小伙子逗着玩罢了。不错，打死了二十来个洋人，但是我们没做坏事……”第二天，杰尼索夫完全忘了这个农民，当他已经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人们向杰尼索夫报告说，吉洪跟着队伍不肯离开，要求收留他。杰尼索夫吩咐把他留下来。

吉洪起初只做些粗活，生篝火、挑水、剥马皮，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快他对游击战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好和才能。他常在夜间去找战利品，每次都带回法国人的衣服和武器，命令他去捉俘虏，他就把俘虏带回来。杰尼索夫免去了他的杂务，出去侦察时把他带在身边，并把他编入哥萨克队伍。

吉洪不爱骑马，经常步行，从来不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火枪、长矛和斧子；他带着长枪主要是为了好玩，他使唤斧子就像狼使唤牙一样，狼用牙齿很容易从皮毛里找到虱子，并且可以咀嚼大块的骨头。吉洪抡起斧子劈木头，握着斧背削小橛子和雕小勺子，都同样地得心应手。吉洪在杰尼索夫队伍里占有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每当要做某种困难的和讨厌的活儿的时候，如用肩膀把大车从泥里拖出来，拽着马尾把马从泥潭里拉出来，偷偷摸进法国人中间，一天要走五十俄里等活儿，人们总是笑哈哈地指着吉洪。

“这家伙，拿他真没办法，身子骨像一头牛似的。”人们这样谈论他。

有一次，吉洪捉拿一个法国人，那人打了吉洪一手枪，打中他背后多肉的地方。吉洪只用伏特加内服外擦，就把伤治好了，这件事成为全队取笑打趣的对象，而吉洪也乐意让人开玩笑。

“怎么样，老兄，不干了？给人家打趴下了？”哥萨克们对他说，吉洪故意伛偻着腰，做个鬼脸，假装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骂人话骂法国人。这件事对吉洪唯一的影响是，他在受伤后很少去捉俘虏了。

吉洪是队里最有用、最勇敢的人。谁也没有他找到的袭击机会那么多，谁也没有他捉到的和打死的法国人那么多；正是由于这个原故，他成为全体哥萨克和骠骑兵寻开心的人物，他也情愿当这个角色。这次是杰尼索夫在头天夜里就派吉洪到沙姆舍沃村去捉“舌头”的。但是，不知他不满足只捉一个俘虏呢，还是因为在夜里睡过了头，他在白天钻进灌木林里，落在法国人中间，于是，正像杰尼索夫从山上看见的那样，被人家发现了。

六

杰尼索夫又和哥萨克上尉谈了一会儿明天的袭击，他望着近在咫尺的法国人，似乎最后下了决心，于是拨转马头，往回走了。

“喂，小兄弟，现在咱们去烘干衣裳。”他对彼佳说。

在回守林小屋的途中，杰尼索夫停下来，向林子里张望。在树林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短上衣，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子，挎着枪，腰间别一把斧子，迈着两条长腿，甩开两只长胳膊，步伐轻快地走来。这个人看见杰尼索夫，慌忙把一件东西扔进灌木丛里，他脱下搭拉着帽檐的湿透的帽子，走到长官跟前。这个人是吉洪。他那布满麻坑和皱纹的脸和又细又小的眼睛，焕发着得意、快乐的光彩。他高昂着头，仿佛忍住笑似的，注视着杰尼索夫。

“我问你，你到哪儿去了？”杰尼索夫说。

“到哪儿去了？抓法国佬去了。”吉洪大胆、急速地回答，声音沙哑，然而却是悦耳的低音。

“你为什么大白天往那儿钻？蠢猪！怎么样，没抓到？……”

“抓倒是抓到了。”吉洪说。

“他在哪儿？”

“天刚亮我就抓到一个，”吉洪接着说，他宽宽地叉开那双穿着树皮鞋、迈八字步的平脚，“我就把他带到树林里。我一看，不行。我想，我再去弄一个像样的来。”

“你瞧，这个坏家伙，就知道会这样，”杰尼索夫对哥萨克上尉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带来？”

“把他带来干吗？”吉洪气呼呼地急忙插嘴说，“那是一个不中用的家伙。难道我不知道您要什么样的？”

“这个滑头鬼！……后来呢？……”

“我再去抓一个，”吉洪接着说，“我就这个样子往林子里钻，然后卧倒。”吉洪突然麻利地卧倒，学他是怎样做的，“来了一个，”他继续说，“我就这样猛孤丁地搂住了他。”吉洪轻松快捷地跳起来，“跟我去见团长去吧，我说。那小子唧哇乱叫起来。他们一下来了四个。手持军刀向我扑来。我就这样拿着斧头向他们迎了上去：你们要干什么，见你们的上帝去吧。”吉洪大喝一声，他挺着胸，舞动双手，威严地皱着眼眉。

“可不是嘛，我们从山上看见你越过水洼逃跑的。”哥萨克上尉眯缝着闪亮的眼睛，说。

彼佳非常想笑，但是他看见大家都忍住笑。他迅速地把眼睛从吉洪脸上移到杰尼索夫和哥萨克上尉脸上，不明白这都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糊涂，”杰尼索夫生气地咳嗽着，“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带来？”

吉洪一只手搔着背，另一只手搔着头，忽然，他那麻脸拉长了，堆起一副傻笑，露出一只有豁口的牙（因此人们管谢尔巴特叫“豁子”）。杰尼索夫微笑了，于是彼佳响亮地、快乐地大笑起来，吉洪本人也跟着笑了。

“咳，是个十足的废料，”吉洪说，“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把他带来。而且是个野杂种，大人。‘不行，’他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他说。”

“蠢猪！”杰尼索夫说，“应当让我来盘问……”

“我问他了，”吉洪说，“他说：他不大清楚。他说，他们的人很多，但都是些孬种；他说，只是挂个名儿罢了。他说，你只要大喝一声，全都束手就擒。”吉洪结束说，快活地、坚决地注视着杰尼索夫的眼睛。

“我狠狠揍你一百鞭子，看你还装不装糊涂。”杰尼索夫严厉地说。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啊，”吉洪说，“您要的法国人，我没见过还是怎么的？等到天黑，你要什么样的，我给你捉三个来。”

“好啦，咱们走吧。”杰尼索夫说。直走到看林小屋，他都是气忿忿地皱紧眉头，一言不发。

吉洪在后面走着，彼佳听见哥萨克们和他一同在笑，还嘲笑他把一双什么靴子扔到灌木林里。

彼佳听了吉洪的话，看到他的笑脸，不禁大笑，笑过以后，忽然明白了，原来吉洪杀了一个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了看那个被俘的小鼓手，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痛他的心。但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只持续了一瞬间。他觉得必须把头抬高一些，振作精神，带着煞有介事的神情问问哥萨克上尉明天的计划，不要让人家觉得他配不上他所在的那个集体。

派去的那个军官在路上碰见杰尼索夫，带来消息说，多洛霍夫本人马上就到，他那方面一切都顺利。

杰尼索夫忽然高兴起来，把彼佳叫到跟前。

“好，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他说。

七

彼佳在全家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就和他们分手回到自己的团队，在这里不久，他就到一个指挥一支大游击队的将军那里做传令兵。自从他升为军官，特别是他到作战部队，参加过维亚济马战役后，彼佳为他已经是成年人而高兴，经常处在幸福、激越的状态中，并且经常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不放过任何一个从事真正的英雄事业的机会。他非常喜欢他在军队中看见的和经历过的事情，但是同时总觉得，他没去过的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着真正的英雄事业。因此他总急着要到他没去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他的将军要派一个人到杰尼索夫的游击队去，彼佳要求派他去，他是那么苦苦哀求，使得将军无法拒绝。但是，那个将军在派他的时候，想起了彼佳在维亚济马战役中的疯狂行动，那次他不走派他去的那条路，而是冒着法国人的炮火驰到散兵线上，在那儿放了两次手枪，所以这次将军特别交待彼佳，禁止他参加杰尼索夫的任何战斗。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在杰尼索夫问他能不能留下来的时候，彼佳脸红了，心慌了。在到达树林边缘之前，彼佳原打算一定严格执行任务，然后立刻回去。但是，他看见了法国人，看见了吉洪，听说当夜一定要搞袭击，他以年轻人改变观点的迅速，心里想，他一直非常尊敬的那个将军，不过是一个无能的德国人，而杰尼索夫是英雄，哥萨克上尉是英雄，吉洪是英雄，在这困难的关头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杰尼索夫带领彼佳和哥萨克上尉来到看林小屋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在暮色中可以看见备好的马，哥萨克和骠骑兵在林间空地上搭窝棚，在树林的山沟里（为的不叫法国人看见冒烟）生起通红的火。在小屋的门厅里一个哥萨克卷着袖子正在切羊肉。屋里有三名杰尼索夫队里的军官正把一扇门板搭成桌子。彼佳脱掉湿衣服，交给人烘干，然后立刻帮助军官摆饭桌。

十分钟后，一张铺着桌布的饭桌准备好了。桌上摆着伏特加，军用水壶盛着甜酒，有白面包、烤羊肉，还有盐。

彼佳和军官们一起坐在桌旁用手撕着吃那喷香的肥羊肉，满手都流着油，他怀着孩子般兴高采烈的心情，温情地爱一切人，因而相信别人也同样地爱他。

“您以为怎么样，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他对杰尼索夫说，“我在您这儿住一天，没事吧？”不等回答，他自己给自己回答了：“我是奉命来探听情况的，　我这不是正在打听……不过，　只求您让我参加最……参加最主要的……我不需要奖赏……我只希望……”彼佳咬咬牙，环视了一下，头抬得高高的，挥了挥胳膊。

“参加最主要的……”杰尼索夫微笑着重复说。

“只求您给我一个小队，完全由我来指挥，”彼佳继续说，“这在您算不了什么吧？噢，您要小刀？”他对一个想切羊肉的军官说。他递给他一把折刀。

那个军官夸奖他的刀子。

“那就请留下自己用吧。我有很多这样的刀子……”彼佳红着脸，说。“哎哟，我的老天！我完全忘了，”他忽然喊了一声。“我有非常好的葡萄干，您知道么，是那种无核的。我们那儿新近来了一个随军小贩，他的东西可好啦。我买了十斤。我习惯吃点甜的。你们要吃吗？……”彼佳跑到门厅里去找他的哥萨克，拿来几个口袋，里面装有五斤左右的葡萄干，“尝尝吧，诸位，尝尝吧。”

“您要不要咖啡壶？”他对哥萨克上尉说，“我在我们那个小贩那儿买了一把，顶好的！他有非常好的东西。他人也很老实。这是主要的。我一定给您送来。还有，也许你们的火石用完了，磨损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就在这儿……”他指了指那些口袋，“一百块火石。我买的很便宜。要多少，就请拿多少吧，全拿去也可以……”彼佳突然停住了，脸红了，惊慌地想，他是不是扯得太离谱了。

他开始想他今天有没有做什么蠢事。他一一回忆今天的事，他的回忆停留在那个法国小鼓手身上。“我们倒挺自在的，不知他怎么样了？把他放在哪儿了？给他吃的没有？有没有欺负他？”他在想。他觉得他胡扯了一些打火石的事，他现在有点怕了。

“问一问倒是可以的，”他想，“不过他们会说：‘小孩怜惜小孩。’我明天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我要是问他，是不是怪害羞的？”彼佳想，“嗨，管他的！”他一下红了脸，惊慌地望着那些军官，看他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表情，说：

“可不可以把那个抓来的俘虏——那个小孩叫来？给他点什么吃的……也许……”

“是啊，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说，他显然不认为这个提醒有什么可害羞的，“把他叫来。他叫樊尚·博斯。叫他来吧。”

“我去叫。”彼佳说。

“去叫，去叫。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重复说。

杰尼索夫说这话的时候，彼佳站在门旁。彼佳从军官们中间挤过去，走到杰尼索夫身边。

“让我吻吻您，亲爱的，”他说，“嘿，真好！太好了！”他吻了吻杰尼索夫后，就跑到外面去了。

“博斯！樊尚！”彼佳在门口喊道。

“您找谁，小爷子？”黑暗中一个声音说。彼佳回答说，找那个今天被俘的法国孩子。

“噢！韦辛尼，是吗？”哥萨克说。

他名字樊尚已经叫得走了音：哥萨克叫他韦辛尼，农民和士兵叫他韦辛纳。这两种叫法都是“春天”的意思，正好和那个毛娃子相配。

“他正在篝火那儿烤火呢。喂，韦辛纳！韦辛纳！韦辛尼！”黑暗中传出接连的呼唤声和笑声。

“那孩子伶俐着呢，”站在彼佳身旁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东西吃了。可把他饿坏了！”

在黑暗中听见脚步声，光脚板踏着泥水的声音，小鼓手来到门前。

“啊，是您！”彼佳说，“要吃东西吗？不要怕，不会把您怎么样的。”他又说，怯怯地、亲热地摸着他的手，“进来吧，进来吧。”

“谢谢，先生。”小鼓手用颤抖的、几乎是孩子的声音回答，他在门口把泥脚擦干净。彼佳有很多话要对小鼓手说，但是他不敢。他在门厅里站在他身边，不知怎样才好。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进来吧，进来吧。”他只是柔声细语地又说。

“咳，我应当为他做点什么！”彼佳自言自语，他打开门，让那个孩子先进去。

小鼓手进到屋里，彼佳离他远一点坐下来，他觉得对他太注意是有失身份的。他只是手插进衣袋里摸着钱，犹豫不决地想，给小鼓手钱是不是怪害臊的事。

八

杰尼索夫吩咐给小鼓手伏特加酒和羊肉，杰尼索夫叫他穿上俄国式的长衣，打算不和俘虏一起送走，把他留在队里。这时，多洛霍夫的到来，把彼佳的注意力从小鼓手身上引开了。彼佳在部队里听到很多关于多洛霍夫异常的勇敢和对法国人残暴的故事，所以，多洛霍夫一进到屋里，彼佳就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越发振作起精神，高昂着头，表示甚至像多洛霍夫这样的伙伴，他也配得上。

多洛霍夫外表的朴素，使彼佳非常惊奇。

杰尼索夫穿一身高加索式的上衣，留着胡子，胸前挂着显圣的尼古拉像，他的谈吐和举止都显示出他的特殊地位。多洛霍夫从前在莫斯科的时候，穿一身波斯服装，而现在的装束却有一副最标准的近卫军军官的派头。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穿着近卫军棉大衣，纽襻上挂一枚圣乔治勋章，头上端正地戴一顶普通的军帽。他在墙角脱下毡斗篷，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走到杰尼索夫跟前，立刻谈起正事来。杰尼索夫对他讲了讲两支大游击队对袭击那个运输队的计划、彼佳送来的信件，以及他是怎样回答那两个将军的。然后，杰尼索夫把他所知道的法国部队的情况讲了一遍。

“事情就这样，但是必须知道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多洛霍夫说，“得去一趟。不确切地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能贸然从事。我做事喜欢认真。我说，诸位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到他们营盘去一趟，我把法国军服也带来了。”

“我，我……我跟您去！”彼佳喊道。

“完全用不着你去，”杰尼索夫对多洛霍夫说，“他呀，我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去。”

“我去太好啦 ！”彼佳喊道，“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没有必要。”

“请您原谅，因为……因为……我一定去，就是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多洛霍夫。

“有什么不可以……”多洛霍夫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审视着那个小鼓手的脸。

“这个小东西早就在您这儿了？”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才捉到的，可是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把他留下来了。”

“啊，您把其余的都弄哪儿去了？”多洛霍夫说。

“什么弄哪儿去了？我送走的都有收条！”杰尼索夫忽然红了脸，喊道，“我敢说，凭我的良心，我没害过一条人命。难道把三十个或者三百个俘虏押送到城里，恕我直说，比玷污军人的名誉还难吗？”

“这番好心的话只适合这位十六岁的伯爵小少爷来说，”多洛霍夫冷笑着说，“你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

“我说什么来着，我什么也没说，我只说，一定要带我去。”彼佳胆怯地说。

“咱们是扔掉这种多情的时候了，”多洛霍夫继续说，仿佛他对这个刺激杰尼索夫的话题特别感到兴味，“你留着这孩子干什么用？”他摇着头说，“是因为你可怜他吗？你的那些收条，我们太知道了。你送走一百个，结果收到三十个。都饿死了或者给打死了。反正是送不到，你说是不是？”

哥萨克上尉眯缝着明亮的眼睛，赞许地点点头。

“反正送不送都一个样，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愿意折磨自己的良心。你说——他们都会死掉的。就算那样吧。只要不是死在我手里就行。”

多洛霍夫大笑起来。

“可是有谁劝阻他们不要二十次下令捉我啊？要是给他们捉到的话——你我连同你那骑士风度，全都吊到白杨树上。”他停了一下，“我们还是干正事吧。叫我的哥萨克把驮囊拿来！我有两套军服。怎么样，跟我去吗？”他问彼佳。

“我？对，对，一定去。”彼佳注视着杰尼索夫喊道，他脸红得几乎流出泪来。

在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争论应当怎样对待俘虏的时候，彼佳又感到困窘和慌乱；但是他还是没有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既然岁数大的、有名的人都是那么想的，那自然是对的，自然是好的，”他想，“主要的，不能让杰尼索夫以为我是听他的，他可以指挥我。我一定跟多洛霍夫到法国营盘去。他办得到，我也办得到！”

不管杰尼索夫怎样劝阻，彼佳总是回答说，他也有做事精细的习惯，而不是毛手毛脚地碰运气，而且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危险。

“因为，——您也会同意这一点，——如果不确切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就可能关系到几百人的性命，而我们不过两个人。再说，我非常想去，我非去、非去不可，您别拦阻我，”他说，“那样只有更糟……”

九

彼佳和多洛霍夫穿上法国军大衣和高筒军帽，就朝杰尼索夫从那儿观察敌人营盘的林间小道驰去，在一片漆黑中走出树林，来到洼地。到了下面，多洛霍夫吩咐跟随他的哥萨克在那儿等候着，然后就沿着大路向桥头驰去。彼佳和他并马前进，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咱们落入敌人手里，我决不让他抓住活的，我有手枪。”彼佳低声说。

“不要说俄语，”多洛霍夫急速地悄悄说，就在这时，在黑暗中传来呼问声：“什么人？”并发出扳枪机的声音。

血立时涌到彼佳脸上，他抓住了手枪。

“第六团枪骑兵。”多洛霍夫说，既不放慢也不加快马的步子。桥上站着哨兵的黑影。

“口令？”多洛霍夫勒住马，缓步行进。

“喂，热拉尔团长在这儿吗？”他说。

“口令！”哨兵不回答，拦住他说。

“官长在巡察，哨兵不问他口令……”多洛霍夫突然发起火来，策马向哨兵走去，“我问你团长在不在这儿？”

不等那个让开路的哨兵回答，多洛霍夫缓步驰上山坡。

看见一个横过道路的黑影，多洛霍夫拦住那个人，问司令官和军官都在哪儿。那个背着口袋的士兵停下来，走到多洛霍夫的马跟前，用手摸着马，憨厚地、友善地说，司令官和军官都在右边山坡农场上（他称地主的庄园为农场）。

多洛霍夫沿着大路往前走，从路两旁篝火那儿传来法国人的谈话声，走了一段路，他转入地主住宅的院子里。进了大门，他下了马，走到一堆烧得正旺的篝火跟前，围着篝火坐着几个人正在大声谈话。火上煮着满满一锅东西，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青灰色大衣、被火照得亮堂堂的士兵跪在那儿，用通条搅和着锅里的东西。

“你拿那小子没办法。”坐在篝火对面暗影里的一个军官说。

“他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另一个军官大笑说。听见多洛霍夫和彼佳牵着马向篝火走来的脚步声，两个军官停下谈话，向黑暗中张望。

“你们好，诸位！”多洛霍夫大声、清楚地说。

军官们在篝火的阴影里动了动，一个高个的、长脖子军官绕过火堆，走到多洛霍夫面前。

“是您啊，克莱芒？”他说，“从哪儿来，鬼东西……”他发现认错了人，就没把话说完，他微微皱了皱眉，就像对一个生人似的，与多洛霍夫寒暄了一下，问有什么可以为他效劳的。多洛霍夫说，他和同伴追赶自己的团队，他问在场的军官们，知道不知道第六团的消息。他们都不知道；彼佳觉得那些军官怀着敌意和疑心审视着他和多洛霍夫。大家有几秒钟不说话。

“如果你们是来吃晚饭的，那你们可就来晚了。”篝火后面发出忍着笑的声音。

多洛霍夫说他们不饿，他们当夜还要赶路。

他把马交给那个搅和锅的士兵，然后在篝火旁挨着那个长脖子军官蹲下来。那个军官目不转睛地瞅着他，又问他一遍：他是哪个团的。多洛霍夫没有回答，仿佛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他从衣袋里掏出法国烟斗，抽起烟来，问那些军官前面的路上会不会有受哥萨克袭击的危险。

“那些强盗遍地都是。”一个军官从篝火那边回答。

多洛霍夫说，只有对他和他的同伴这样掉队的人，哥萨克才是可怕的，但是对大部队，哥萨克大约是不敢袭击的，他用探问的口气又说。没有人回答。

“他就要走了。”彼佳站在篝火前，听他们谈话，时时这么想。

但是多洛霍夫又重新开始那个中断了的谈话，直率地问他们有几个营，每营有多少人，有多少俘虏。在问到他们部队中的俄国俘虏时，多洛霍夫说：

“拖带着这些死尸怪腻味的，不如把这帮匪徒全枪毙了。”接着，他怪声大笑起来，彼佳觉得，法国人马上就要识破骗局，他不由得从篝火边向后退了一步。没有人回答多洛霍夫的话和笑，一个不见露面的法国军官（他裹着大衣躺在那儿），欠起身来和同伴嘀咕什么。多洛霍夫站起来，叫那个牵马的士兵。

“他们会把马牵来吗？”彼佳想，不由得靠近多洛霍夫。

马牵来了。

“再见，诸位。”多洛霍夫说。

彼佳想说晚安，但是说不出口。军官们交头接耳地在低语什么。多洛霍夫半天才骑上那匹不肯站稳的马；然后缓步走出了大门。彼佳骑着马和他并排走，他很想回头看看军官有没有追赶他们，但是他不敢。

来到大路上，多洛霍夫不从田野回去，却穿过村庄。走到一个地方，他停下侧耳细听。

“你听见了吗？”他说。

彼佳听出俄国人说话的声音，看见篝火旁俄国俘虏的黑影。彼佳和多洛霍夫下了山坡向桥上走去，从那个哨兵身边走过时，那个哨兵一句话没说，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他们朝着哥萨克在那儿等待着的洼地驰去。

“好啦，再见吧。告诉杰尼索夫，天亮的时候响第一枪。”多洛霍夫说完正要走，彼佳抓住了他的胳膊。

“嘿！”他喊道，“您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真好！真棒！我真爱您。”

“好啦，好啦。”多洛霍夫说，但是彼佳不放开他，多洛霍夫在黑暗中看出彼佳向他弯过身来。他想亲吻。多洛霍夫吻吻他，笑起来，拨转马，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十

彼佳回到看林小屋，在过厅里碰见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心中正懊恼自己不该让彼佳去，激动不安地等候着他。

“谢天谢地！”他喊道。“，感谢上帝！”他听着彼佳欣喜若狂的讲述，反复地说，“你这个鬼东西，为了你，我觉都没睡！”杰尼索夫说，“好啦，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睡了。天亮之前还可以打个盹儿。”

“好……不，”彼佳说，“我还不想睡呢。我知道我的毛病，一睡就醒不了。而且在战斗前，我有不睡觉的习惯。”

彼佳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快活地回忆这次出行一桩桩细节，生动地想象明天的情景。随后，他看见杰尼索夫睡着了，就站起来，走到外面。

外面仍然一片漆黑。雨已经停了，但从树上还滴答着雨点。在看林小屋近旁，隐约可见哥萨克的窝棚和拴在一起的马的黑影。屋后黑糊的是两辆大车和几匹站着的马，山沟里亮着即将燃尽的红色火光。哥萨克和骠骑兵没有全睡：伴随着滴答的落水声和近处马的咀嚼声，有些地方传来悄悄的低语声。

彼佳走出过厅，在黑暗中举目四望，然后向大车走去。车底下有人打鼾，几辆大车周围站着备鞍的马正在嚼燕麦。黑暗中彼佳认出他的马，虽然它是乌克兰种，但是他却叫它卡拉巴赫[22]马，于是他向那匹马走去。

“喂，卡拉巴赫，明天咱们就要上阵了。”他说，闻闻它的鼻孔，吻吻它。

“怎么啦，大人，没有睡啊？”坐在大车下的哥萨克说。

“没有；啊……你好像叫利哈乔夫吧？我刚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儿去了。”于是彼佳不仅详细讲了他这次出行，而且讲了他为什么出行，为什么他认为宁愿冒生命危险，也比不管三七二十一瞎蒙好。

“您睡一会儿去吧。”那个哥萨克说。

“不，我已经习惯了，”彼佳回答，“你手枪里的火石都用完了吧？我带来一些。你要吗？你拿去用吧。”

那个哥萨克从大车底下探出身子，离近细看看彼佳。

“因为我做事喜欢丝毫不差，”彼佳说，“有些人马马虎虎，不作准备，过后又懊悔。我不喜欢那样。”

“这话不错。”那个哥萨克说。

“对了，我要求你一件事，朋友，你替我磨磨佩刀吧；佩刀钝了……（但是彼佳是怕说谎的）它还没有开口呢。可以办到吗？”

“有什么办不到的，当然可以。”

利哈乔夫站起来，在驮囊里摸索了一阵，不大工夫，彼佳就听见钢在磨刀石上发出霍霍的声音。他爬到车上，坐在车沿上。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刀。

“怎么样，弟兄们都睡了吗？”彼佳说。

“有的睡了，有的就像咱们这样。”

“那个孩子怎么样？”

“韦辛尼吗？他在过厅里躺着呢。受惊以后困乏了。他现在可高兴呢。”

在这之后彼佳沉默了很久，倾听着声音。在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出现一个黑影。

“磨什么？”那个人走到大车跟前，问道。

“给这位小爷子磨佩刀呢。”

“好事，”那人说，彼佳觉得那人是骠骑兵，“我的茶杯是不是忘在你这儿了？”

“就在车轱辘旁边。”

骠骑兵拿起杯子。

“天快亮了吧。”他打着哈欠说了一句，就到别处去了。

彼佳本来知道他是在树林里，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离大路有一俄里，他现在坐在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大车上，大车旁边拴着马，大车下面坐着哥萨克利哈乔夫，正给他磨佩刀，右边一大片黑糊糊的东西是看林小屋，左手下边一小片通红的亮光，是即将燃尽的篝火，来拿茶杯的那个人是骠骑兵，他想喝水；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些。他是置身在与现实全然不相像的仙境之中。那片黑糊糊的东西，也许确实是看林小屋，但也许是一个通到地心深处的洞穴。那片红光也许是火，但也许是一个庞然怪物的眼睛。也许他现在的确坐在大车上，但更可能他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其高无比的塔顶上，从那上面掉下来，飞到地上需要整整一天，整整一月——没完没了地飞，永远飞不到地上。也许，在大车下面坐着的只不过是哥萨克利哈乔夫，然而更可能，他是世上最善良、最勇敢、最奇特、最美好、还不为人认识的人。也许真的来过一个找水喝的骠骑兵，然后向洼地走去了，然而也许他刚才消失了，而且永远消失了，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人了。

彼佳现在不管看到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是使他惊奇的。他是在神仙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仰望天空。天也和地一样地神奇。天渐渐晴朗了，云在树梢上空飞奔，好像是在露出星星，有时，似乎天清气朗，露出洁净的黑暗天空。有时，那些一片片黑色的东西仿佛是乌云。有时，天空在头顶上高高地、高高地升起；有时，天空降落下来，降得那么低，简直用手就可以摸着它。

彼佳开始闭起眼睛，身子摇晃起来。

水滴滴答答，低声絮语在耳边萦绕。马在嘶鸣和互相打架。有人在打鼾。

“霍哧，霍，霍哧，霍……”被磨的佩刀在呼啸。突然，彼佳听见一个很和谐的乐队在演奏一种不知名的、既庄严又悦耳的赞美歌。彼佳和娜塔莎都一样，比起尼古拉都更有音乐的天赋，但他从未学过音乐，从未想过音乐，正因为这样，这些意外闯进他头脑的旋律，他觉得格外新鲜，格外动人。音乐的声音越来越清楚。曲调渐渐扩展开来，从一种乐器变换到另一种乐器。演奏的是赋格曲，虽然彼佳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叫赋格曲。每种乐器，有时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是比提琴和小号更好听，更纯净，——每种乐器都是各奏各的，在还没有奏完一个旋律的时候，就和同时演奏的另一种乐器，然后同第三、第四种乐器汇合起来，所有的乐器都合成一个，然后又分开，又合起来，时而响起庄严的教堂音乐，时而奏出辉煌的凯歌。

“啊，我这是在做梦，”彼佳向前晃了一下，自言自语说，“这是我耳朵里的声音。也许，这就是我的音乐。好，再来一次。奏吧，我的音乐！奏啊！……”

他闭上眼睛。从四面八方，仿佛从远处发出颤音，渐渐变成和声，分开，汇合，然后又合成那个悦耳的、庄严的赞美歌。“啊，这太好了！要多好就有多好。”彼佳自言自语。他试试指挥这个庞大的乐队。

“好，轻一点，轻一点，现在可以停下来。”那些声音听他的话。“好，现在可以饱满一点，快活一点。更欢快、更欢快一点。”于是，从无名的深处响起逐渐加强的庄严的声音。“喂，声乐跟上来！”彼佳发出了命令。于是，起初传来男人的声音，然后是女人的声音。声音在加强，不疾不徐、庄严稳重地在加强。彼佳听着那非常美妙的声音，心中又怕又喜。

庄严的凯旋进行曲伴着一支歌，水珠滴滴答答，霍哧，霍哧……佩刀在呼啸，马又在打架，嘶鸣，但不妨碍乐队，而是溶进了乐队。

彼佳不知道这个继续了多久：他欣赏着，不断地为这种享受感到惊奇，而且因为没有可共同享受的人而感到遗憾。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唤醒了他。

“大人，磨好了，您可以把法国人劈成两半了。”

彼佳醒了。

“已经天亮了，真的天亮了！”他喊道。

先前看不见的马，这时连尾巴也看得见了，从光秃的树枝中间透露着水光。彼佳抖擞了一下，跳起身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交给利哈乔夫，挥了一下那口军刀，试了试，就插进了刀鞘。哥萨克们解开马，紧了紧肚带。

“司令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从看林小屋里走出来，把彼佳叫过去，就下命令集合。

十一

在昏暗中各人很快找到自己的马，把马肚带勒紧，排成几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看林小屋旁边，发出最后的命令。游击队的步兵几百只脚踏着泥地，沿着大路前进，很快就消失在晨雾笼罩的树林中间。哥萨克上尉对哥萨克们也发出了命令。彼佳牵着马缰绳，焦急地等待着上马的命令。他那用凉水洗过的脸，特别是他那一双眼睛，像火烧似的发热，一阵寒颤掠过背脊，全身迅速而有节奏地颤抖着。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杰尼索夫说，“带马来。”

马牵过来了。杰尼索夫为了马肚带没有勒紧非常恼火，把那个哥萨克大骂一顿，然后骑上马。彼佳蹬上马镫。那匹马习惯地想咬他的脚，但是彼佳好像觉不出自己的重量似的，迅速跳到马鞍上，回头望了望身后在昏暗中出发的骠骑兵，就向杰尼索夫驰去。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您交给我一个什么任务吧？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把彼佳这个人的存在全给忘了。他转脸看了他一眼。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他严厉地说，“听我的话，不要乱窜。”

杰尼索夫一路上再没有和彼佳说一句话，默默地走着。来到树林边缘的时候，田野上已经大亮了。杰尼索夫向哥萨克上尉低语了一会儿，哥萨克骑兵从彼佳和杰尼索夫身旁走过。在他们都走过去的时候，杰尼索夫策马向山坡下驰去。马蹲着后腿，出溜着，驮着骑者下到洼地。彼佳和杰尼索夫并骑行进。他全身战栗得越来越厉害。天渐渐亮了，只有雾还遮蔽着远方的物体。杰尼索夫下来后，往后面看了看，向站在他身旁的哥萨克点了点头。

“打信号！”他说。

那个哥萨克举起手来放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只听见四面响起奔腾的马蹄声、呐喊声和射击声。

就在刚一响起马蹄声和呐喊声的一瞬间，彼佳扬鞭抽了一下他的马，放松缰绳，不听杰尼索夫对他的呵斥，直向前奔去。彼佳觉得，枪声一响，天色突然像正午一样明亮起来。他向桥跑去。哥萨克们沿着大路在前面跑着。在桥上他碰见一个落到后面的哥萨克，然后再向前跑去。前面有一些什么人，那一定是法国人，他们从大路右边向左边跑。有一个人跌倒在彼佳的马蹄下面的泥里。

在一所农舍旁聚着一群哥萨克正在做什么。从人群的中间响着可怕的喊叫声。彼佳向那群人跑去，他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张苍白的、下巴颏打哆嗦的法国人的脸，那个法国人手中握住一杆对着他的长矛。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佳喊道，松开那匹激昂起来的马的缰绳，顺着村子街道跑去。

前面听见枪声。从路两旁跑出来的哥萨克、骠骑兵和衣衫褴褛的俄国俘虏，都高声地乱喊乱叫。一个样子剽悍、没有戴帽子、皱着通红的脸、穿着青灰色大衣的法国人用刺刀抵抗骠骑兵。当彼佳驰到跟前的时候，那个法国人已经倒下了。又没赶上，彼佳头脑里闪了一下，于是他向那些枪声响得最密的地方驰去。他听见在他和多洛霍夫昨天夜里去过的地主家院子里响起枪声。法国人躲在灌木茂密的花园里，在篱笆后面向拥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射击。彼佳向大门跑去的时候，在硝烟弥漫中看见多洛霍夫，他面色苍白、铁青，正对人们吆喝。“迂回过去！等一等步兵！”他喊道，这时彼佳走到他跟前。

“等一等？……乌拉！……”彼佳喊道，他一刻不停地向那枪声和硝烟最密的地方驰去。发出一阵密集的射击，一些空放的子弹呼啸而过，啪哧一声打到什么上面。哥萨克和多洛霍夫随着彼佳跑进宅院的大门。在动荡的浓烟中，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从灌木丛里迎着哥萨克跑出来，另一些往山下池塘跑去。彼佳骑着马穿过地主家的院子，但是他不握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动着两只胳膊，身子越来越向鞍子的一边倾倒。马跑到在晨光中行将燃尽的篝火前，停住了，彼佳沉重地倒在潮湿的土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胳膊和腿迅速地抖动着，而他的头却一动不动。子弹射穿了他的头。

一个法国高级军官从宅子里走出来，用刺刀挑着一块白手帕，宣布投降，多洛霍夫和他谈判了一会儿，然后下了马，走到一动不动、两臂伸开的彼佳跟前。

“完结了。”他皱着眉头说，然后朝着大门走去，迎着向他驰来的杰尼索夫。

“打死了吗？！”杰尼索夫喊道，他老远就看见彼佳的身子摆着他所熟悉的那种确切无疑已经失去生命的姿势躺在那儿。

“完结了。”多洛霍夫又说，好像说出这话使他感到什么乐趣似的，他快步向那被急忙赶来的哥萨克包围起来的俘虏走去。“不收容他们！”他向杰尼索夫喝了一声。

杰尼索夫没有答话；他来到彼佳身旁，下了马，用颤抖的双手托起被血和泥染污了的、已经发白的彼佳的脸。

“我爱吃甜东西。上好的葡萄干，全拿去吧。”他想起彼佳的话。哥萨克们都惊愕地回头看：杰尼索夫像犬吠似的号哭，他转身走到篱笆跟前，紧紧抓住篱笆。

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救出的俄国俘虏中间，有皮埃尔·别祖霍夫。

十二

皮埃尔所在的那个俘虏队，自离开莫斯科上路以来，没有接到法国长官任何新的命令。十月二十二日和这个俘虏队走在一起的已经不是从莫斯科出发时的那些军队和车队了。走在他们后面载着面包干的车队，在最初的几天有一半被哥萨克掳走了，另一半向前走远了；原先走在前面的没有骑马的骑兵，已经一个不剩了；他们全失踪了。头几天还看见前面是炮队，现在却是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走在俘虏后面的是骑兵的车队。

原先法国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从维亚济马出发后，现在乱成一团了。在刚出莫斯科第一次休息时皮埃尔所见到的那些混乱迹象，现在达到了顶点。

他们经过的那条路两旁，到处是死马；从各种部队掉队的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时而加入行进中的纵队，时而又落在后面，不断地变换着。

在行军期间，闹了几次虚惊，那些护送兵举枪射击，拼命乱跑，互相冲撞，然后又集合起来，为了无缘无故的受惊互相咒骂。

这三股走在一块的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总还算是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单位，虽然这群人很快地减少着。

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的骑兵车队，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到六十辆了；其余的不是被掳走就是被抛弃。朱诺的车队也有的被丢掉或者被掳走。有三辆大车曾遭到达乌兵团的散兵游勇的抢劫。皮埃尔从德国籍士兵的谈话中得知，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多，他们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兵，被元帅亲自下令枪毙了，因为在这个士兵身上发现一个属于将军的银匙。

在这三股人中间，减员最多的要算俘虏押送队了。出莫斯科时三百三十人，现在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了。押送的士兵觉得，俘虏比骑兵车队的马鞍子和朱诺的行李车队更是一个负担。他们知道，马鞍子和朱诺的匙子还有点用，但是看守这些又冷又饿的俄国人（他们一路上死亡和掉队，掉队的就被枪毙），对于同样又冷又饿的士兵来说有什么用，——这不仅不可理解，而且令人厌恶。那些处境可怜的押送士兵，好像害怕克制不住对俘虏的同情，那样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坏，所以对待俘虏格外阴沉和严厉。

在多罗戈希日，押送的士兵把俘虏锁在马棚里，出去抢他们自己的仓库，有几个俘虏挖通墙脚逃走，但是被法国人捉住枪毙了。

在莫斯科出发时俘虏的军官和士兵是分开的，而这个规定早就不存在了；凡是还能走动的，都混在一起了，从第三天起，皮埃尔跟卡拉塔耶夫和那条认卡拉塔耶夫为自己主人的雪青色的短腿狗又会合了。

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卡拉塔耶夫在莫斯科医院患的热病又发作了，卡拉塔耶夫身体逐渐衰弱，皮埃尔也逐渐地离开他了。皮埃尔不知为什么，但是，自从卡拉塔耶夫病得体弱以后，皮埃尔总要强迫自己才走到他身边。皮埃尔每次走近他和听见他低声呻吟（一到休息站，卡拉塔耶夫就躺下呻吟），就闻见从他身上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气味，皮埃尔就远远地离开他，也不去想他了。

皮埃尔被关在棚子里当俘虏的时候，懂得了一个道理，不是从理智上，而是用他整个身心，全副生命懂得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幸福就在他本身，就在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福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但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懂得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他认识到，世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是人在其中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的。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非常接近；一个人为他的锦绣被褥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也正如他现在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而感到苦恼一样；从前他曾为穿紧脚的舞鞋而感到痛苦，而现在他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已破烂了），用两只布满伤口的脚走路，也感到同样的痛苦。他认识到，当时他自以为出于自愿和妻子结婚，并不比现在夜里把他关在马棚里更自由。在所有他后来称作痛苦的事情中（不过他当时几乎没有感觉痛苦），最要命的是那双赤裸的、磨破的、伤痕累累的脚。（马肉味道不错，而且富有营养，代替盐的火药硝烟味甚至令人愉快，天气不冷，白天行路常常很热，夜间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暖洋洋的。）起初唯一令他难受的是那双脚。

上路的第二天，皮埃尔在篝火旁端详他光脚上的伤痕，心想，没法走路了；但是当大家都动身的时候，他也一拐一拐地走起来，走得身上发暖，也就不觉得疼了，虽然晚上那双脚看起来更令人觉得可怕。但是他不瞧它，想点别的。

皮埃尔现在才懂得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生命力以及人身上潜在的那种转移注意力的自救力量，它就像锅炉上的安全阀门，只要蒸气的密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它就把多余的蒸气放出去。

他没有见到和听到枪毙那些掉队的俘虏，虽然已经有一百多人就是这样被消灭的。他不去想日渐衰弱的卡拉塔耶夫，显然不久他也要遭到那同样的命运。皮埃尔更少想他自己。他的境况越艰苦，前途越可怕，就越与他的处境无关地在他心中出现那些令人欢快欣慰的思想、回忆和想象。

十三

二十二日正午，皮埃尔沿着泥泞打滑的道路爬坡，他望望自己的脚和崎岖不平的路。他有时瞧瞧周围熟悉的人群，然后又去瞧他那双脚。周围的人群和他那双脚都是他熟悉的。那条雪青色的罗圈腿的小灰子快活地在路旁奔跑，有时，为了证明它的敏捷和满意，提起一只后腿，用三条腿跳跃前进，然后又撒开四条腿狂吠着向落在死尸上的乌鸦奔去。周围横陈着各种动物的肉——从人的到马的，不同程度腐烂的肉；狼不敢走近有行人的地方，所以小灰子可以随意地大嚼大吃。

一早就下雨，眼看就要雨过天晴，但是停了一阵子，下得更大了。道路湿透了，水已经渗不进去了，顺着车辙流成小水沟。

皮埃尔一边走一边向两旁张望，一边每数三步就弯起一个指头。他内心对雨念叨着：“下吧，再下吧，再加一把劲。”

他觉得他什么也不想；但是在那遥远、深邃的某个地方，他的灵魂却在想一件重要的和令人欣慰的东西。这是他从昨天跟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出来的最奥秘的精神收获。

昨天在宿营的地方，皮埃尔在已经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他站起来，挪到附近着得较旺的火堆旁。在他走过去的篝火旁，普拉东坐在那儿，他用军大衣连头一块裹起来，像裹一件法衣似的，他正用他那流畅的、愉快的、然而却是微弱的、病人的声音向士兵讲皮埃尔所熟知的故事。已经过了午夜了。这通常是卡拉塔耶夫发过一阵疟疾后特别活跃的时候。 皮埃尔走到篝火前面，听见普拉东微弱、病态的声音，看见他那被火光照亮的可怜的脸，他心中感到一阵刺痛。他为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而吃惊，想走开，但是没有另外的篝火可去，于是皮埃尔极力不看普拉东，在篝火旁坐下。

“你身子怎么样？”他问道。

“身子怎么样？如果我们抱怨病，上帝就不赐我们死了。”卡拉塔耶夫说，立刻又回到讲开了头的故事。

“……我说，老弟，”普拉东继续说，他那瘦削、苍白的脸带着笑容，眼睛闪着奇异的喜悦的光，“我说，我的老弟……”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卡拉塔耶夫单独对他一个人讲过五六次，而每次讲这故事时总是怀着那种奇特的、喜悦的感情。但是，不论皮埃尔对这个故事多么熟悉，他现在听它，仍然觉得新鲜，卡拉塔耶夫讲故事时显然感到的那种恬静的欢喜，也感染着皮埃尔。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老商人，他和一家人过着规规矩矩的、敬畏上帝的生活，有一次他和一个富商结伴儿到马卡里去。

两个商人在一家客店里住下，躺下睡了，第二天发现商人的同伴被人杀死而且遭到抢劫。在那个老商人的枕头下面找到那把染血的刀子。这个商人受到审判，挨了鞭打，撕破鼻孔，——按照规矩都做到了，卡拉塔耶夫说，——然后被流放去做苦役。

“就是这样，我的老弟（卡拉塔耶夫正讲到这儿，皮埃尔就来了），这件事过去了十来年，也许十多年。那个老头子过着服苦役的生活。他服服帖帖，不做一点非分的事。他只求上帝赐他死。——好的。一天夜里，苦役犯人聚在一起，就像咱们现在这样，那个老头也在里面。闲谈中，谈起他们谁为啥受这份罪，怎样冒犯了上帝。于是大家说起来，一个说，他害死一条人命，一个说他害死两条，一个说他放过火，一个说他是逃亡农奴，什么罪也没有。人们都问那个老头：‘爷爷，你犯了什么罪？’‘我嘛，我的小兄弟们，我是为我自己的也为别人的罪过在吃苦呢。我没害过一条命，没拿过别人的东西，不光这样，我还常常帮衬贫寒的人。亲爱的小兄弟们，我是一个商人；有很多的财产。’如此这般，他从头到尾，详细地把事情向他们讲了一遍。‘我不为自己难过。这是上帝惩罚我呢。不过只有一样，’他说，‘我可怜我的老伴和孩子。’说到这儿，老头子哭起来。在他们一伙里有一个人，正好就是杀死那个商人的人。‘老爹，’那个人说，‘那件事在何地、何年、何月发生的？’一切都问到了。他的心感到刺痛了。他就像这个样子走到老头跟前——扑通一声俯到他的脚下。‘老爹，’他说，‘你是为我遭的罪。弟兄们，他说的千真万确；这个人没有罪，无缘无故地受折磨。那件事是我干的，刀子是我趁你睡着时塞到你的头下面的。原谅我，老爹，’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

卡拉塔耶夫停住了，他望着火光，露出欣喜的笑容，拨了拨劈柴。

“那个老头说：‘上帝会饶恕你的，而我们所有的人对上帝都有罪，我是为我的罪过而受苦。’他哭了，热泪潸潸地流。你想不到，亲爱的，”卡拉塔耶夫说，他那喜悦的笑容越来越焕发着光彩，仿佛在他刚才所讲的里面，包含着一种最有魅力、最有意义的东西，“你想不到，亲爱的，这个凶手向官府自首了。他说：‘我害过六条人命，我是一个大坏蛋，但是我最可怜那个老头子。再不要让那个老头子抱怨我了。’他自首了：人家记录下他的供词，发了公文，按照规矩都办到了。那地方很远，要审了又审，要写一道道公文，要经一层层官府。这件案子终于到了沙皇那儿。沙皇的命令终于来了：释放那个商人，发还原判没收的财产。公文批来了，到处找那个老头。那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在哪儿？沙皇的批示下来了。开始找来找去。”卡拉塔耶夫的下巴颏在打颤，“上帝已经饶恕了他——他死了。你看就是这样，亲爱的。”卡拉塔耶夫结束说，他望着前方默默地微笑着，待了很久。

这时模模糊糊地、欢快地充满着皮埃尔灵魂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这个故事的神秘意义，是卡拉塔耶夫讲这个故事时在他脸上焕发出的那种极大的欢喜和这种极大的欢喜的神秘意义。

十四

“各就各位！”突然发出一个声音。

在俘虏和押送队中间发生了一阵喜洋洋的混乱和对什么幸福而庄严的事情的期待。从四面响起了口令声，从左边绕过俘虏出现一队服装华美、坐骑优良的骑兵。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紧张，那是每当最高当局来临时人们常有的表情。俘虏被推到路边，挤作一堆。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身肥体壮的护送骑兵刚刚过去，接着驶过一辆几匹灰马纵列驾着的马车。皮埃尔瞥见一个神态安详、仪表秀美、白胖，头戴三角帽的人脸。这是一位元帅。元帅的目光向皮埃尔那令人注目的庞大体躯投来。从元帅皱紧眉头和转过脸去的表情，皮埃尔似乎感到一种同情和有意把这种同情掩饰起来。

那个管理车队的将军，满脸通红，神色惊慌，赶着他那匹瘦马，在马车后面奔跑。有几个军官聚在一起，士兵们围着他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既兴奋又紧张。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皮埃尔听见人们问。

在元帅走过的时候，俘虏们挤作一堆，皮埃尔看见了他那天早晨还没见到的卡拉塔耶夫。卡拉塔耶夫穿着他那件瘦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棵白桦树坐在那儿。他的脸上除了昨天讲那个无辜受罪的商人的故事时所表现的那种欢喜和感动的表情外，还露出恬静、庄严的神情。

卡拉塔耶夫睁着他那和善的、这时蒙着一层泪水的圆圆的眼睛望着皮埃尔，显然是在呼唤他，他有话要对他说。皮埃尔怕自己会感受过于可怕的情景。他装作没有看见他的目光，赶快走开了。

当俘虏们又启程的时候，皮埃尔回头望了望。卡拉塔耶夫坐在路边的桦树旁；两个法国人站在他身旁在说什么。皮埃尔没有再回头看。他一拐一拐地向山岗爬去。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清晰地听见了枪声，但是就在听见枪声的一刹那，皮埃尔记起，他还没有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站，那是在那位元帅走过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计算的。于是他开始计算。那两个法国兵从皮埃尔面前跑过去，其中一个提着一支冒烟的枪。他们俩都脸色苍白，其中一个胆怯地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们脸上的表情有点像他曾见过的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表情。皮埃尔看了看那个士兵，想起三天前那个士兵在篝火堆上烘衬衫，把衬衫烧掉了，大家都嘲笑他。

那条狗在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那个地方哀嗥。“大傻瓜，它吠什么？”皮埃尔想。

和皮埃尔并排走的同伴们，也像皮埃尔一样，不回头看那发出枪声和后来狗叫的地方，但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严峻的。

十五

军需车队、俘虏和元帅的大车队都停在沙姆舍沃村。大家都聚在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吃了烤马肉，背朝着火躺下来，立刻睡着了。他又像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在莫扎伊斯克那样睡着了。

现实的事件又和梦境合在一起了，又有人，是他自己或者是别人，对他谈思想，甚至就是在莫扎伊斯克对他所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是一切。生命是上帝。一切都在变迁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自我意识神灵的快乐。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幸福的是在苦难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想起了他。

皮埃尔突然栩栩如生地想起他久已遗忘的、在瑞士教过他地理的、仁慈的老教师。“等一下。”那个老头说。他给皮埃尔看一个地球仪。这是一个活动的、摇晃的、没有一定比例的圆球。球的表面是密密麻麻、彼此紧挨着的点子组成的。这些点子总在动，在变换位置，时而几个合成一个，时而一个分成若干个。每个点子都在极力扩张，占据最大的空间，但别的也极力扩张，排挤它，有时消灭它，有时和它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命。”老教师说。

“这是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我先前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呢。”

“上帝在那中间，每个点子都在扩大，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它生长，汇合，紧缩，从表面上消失，向深处沉下去，然后又浮上来。这就是他，就是卡拉塔耶夫，你看他扩散开来，又消失了。——你懂得了，我的孩子。”教师说。

“你明白了，该死的。”一个声音喊道，于是皮埃尔醒了。

他欠身坐起来。篝火旁蹲着一个法国人，他刚把一个俄国兵推开，正在烤穿在通条上的肉。他卷着袖子，两只青筋突出、长满茸毛、皮肤发红、手指短粗的手，灵活地转动着通条。在炭火的光亮中，清楚地看见他那紧皱眉头、阴沉沉的褐色面孔。

“他反正一样……是个土匪，没错！”他迅速地转过身来对站在他身后的士兵说。

那个士兵转动着通条，阴沉沉地向皮埃尔瞅了一眼。皮埃尔转过脸去，望着黑暗的地方。有一个俄国俘虏，就是那个被法国人推开的人，用手拍打着什么。皮埃尔凑近一看，认出那只雪青色的小狗，它摇着尾巴坐在那个士兵身旁。

“啊，你来啦？”皮埃尔说，“啊，普拉东……”他刚开个头，没有把话说完。突然，在他的想象中交替着出现一连串的回忆：他想起坐在树下的普拉东望着他的目光，想起从那个地方传来的枪声，想起狗的叫声，想起从他身旁跑过去的两个法国人的脸带着犯罪的样子，想起那支冒烟的枪，想起在这个休息站已经没有卡拉塔耶夫了，他正要弄明白卡拉塔耶夫已经被打死，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他和一个波兰美女在基辅他的住宅阳台上度过的那个夏夜。皮埃尔仍然没有把这一天的回忆联系起来，以便从其中作出结论，他就闭起眼睛，于是夏天的自然风景和对洗澡以及对流动的液体球的回忆混在一起了，于是他向水里沉下去，水淹没了他的头顶。

在日出之前，他被巨大而稠密的枪声和呐喊声惊醒了。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去。

“哥萨克！”其中一个法国人喊道，一分钟后，一群俄国人的脸围着皮埃尔。

皮埃尔半天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听见周围都是同伴们欢喜的哭泣声。

“弟兄们！我的亲人，亲爱的！”那些老年士兵抱着哥萨克和骠骑兵，一面哭，一面喊。骠骑兵和哥萨克围着俘虏们，慌忙地给他们东西，有人给衣服，有人给靴子，有人给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抱着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

多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的房子大门旁边，从他面前走过缴了械的法国人。刚发生的事情使这些法国人很激动，他们之间高声地谈论着；但是当他们从多洛霍夫面前走过时，看见他用马鞭轻轻地抽着他的靴子，用他那冷冰冰的、玻璃似的、丝毫慈善的意思也没有的目光望着他们，他们就不作声了。另一边站着多洛霍夫的一个哥萨克在数俘虏，数到一百就在门上画一个记号。

“多少了？”多洛霍夫问那个数俘虏的哥萨克。

“二百了。”那个哥萨克回答。

“快走，快走。”多洛霍夫不住地说，这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这样说的，他的目光一碰到俘虏的目光时，眼睛就突然爆发出残酷的光芒。

杰尼索夫跟在几个抬着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往花园里挖好的墓穴走去的哥萨克后面，脸色阴沉地走着。

十六

自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冻以后，法军的溃逃更加悲惨了：人们冻死和在篝火旁烤死，皇帝、国王和公爵身穿轻裘、驾着马车，携带抢来的财物，继续赶路；但是，法国军队从退出莫斯科就开始的溃逃和土崩瓦解的过程，实质上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法军原有七十三万人 （不算近卫军，他们在整个战争中，除了抢劫，什么事也不干），而这七十三万人只剩下三万六千人了（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五千人）。这是数列的第一项，以后各项就不难确切地推算出来了。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济纳，从别列济纳到维尔纳，法军就是按照这个比例削减着和毁灭着，他们的削减和毁灭与天气很冷或者不太冷、追击、道路的阻碍以及一切其它个别的条件都无关。到达维亚济马以后，原先分成三路的法军，已经混作一堆，一直走到最后都是这样。贝蒂埃向他的皇帝递了一个报告（众所周知，那些官员描述军队的态势，距离真相有多么远）。他用法语写道：

“我应当向陛下报告最近三日我在各兵团行军中所见到的情况。这些兵团几乎完全溃散了。跟着军旗行进的士兵只有四分之一，其余的恣意四处窜逃，寻求食物和逃避军务。大家一心只想赶到斯摩棱斯克稍事喘息。近日许多士兵抛弃枪械弹药。不论陛下今后如何打算，但当务之急必须在斯摩棱斯克集结军队，剔除其中徒步的骑兵、徒手的士兵、多余的辎重和一部分炮兵，因为它与目前的兵力已经不相称了。需要给养和若干时日的休息；士兵由于饥饿和劳累疲惫不堪；近日许多人死于途中和宿营地。此种情况仍在不断恶化，使人不得不担忧，倘若不早日采取措施以防患未然，一旦有事，吾人手中将无可用之兵。十一月九日，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

法国人拥入他们看作天堂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了争夺食物互相残杀，抢劫自己的仓库，一切东西被抢光了以后，继续往前逃跑。

这些人一个劲儿往前走，谁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天才拿破仑比别人知道得更少，因为没有人给他下命令。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仍然保持着一向的习惯：拟命令，发公函，写报告，做每日报表；彼此称呼“陛下、贤弟、埃克木尔王、那不勒斯王”等等。但是这些命令和报告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照办，因为不可能办到，他们虽然以陛下、殿下和贤弟相称，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由于作恶多端现在正得到报应的丑恶的可怜虫。别看他们假装对军队好像很关心，其实他们每个人心里只有自己，只想快一点逃命。

十七

在从莫斯科退回涅曼的战役中，俄法两军的行动就像捉迷藏，两个作游戏的人蒙住眼睛，其中一个不时地摇摇铃，告诉捉他的人。起先那个被捉的人不怕对手，敢摇铃，但是当他处境不妙的时候，极力悄悄地行动，躲着对手，可是常常以为躲开了，却一直撞入对方的怀里。

起先，拿破仑军队还让人知道他在哪儿——这是初期沿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行动时的情况，可是后来走上斯摩棱斯克大路的时候，他们就按住铃舌逃跑了，常常他们以为逃开了，却迎头碰上了俄国人。

法国人和在后面跟踪的俄国人的奔跑是如此神速，而那些作为大体确定敌人位置的主要手段的马匹因而是如此筋疲力竭，以至骑兵侦察已经不存在了。此外，由于双方军队位置的变动是如此频繁和迅速，即使得到了情报也不能及时送达。如果二号有消息说敌人一号在某处，那么三号要采取什么措施时，那支军队已经又走了两站地，完全换了另一个位置了。

一个军队在跑，另一个在追。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法国人面临许多不同的道路；表面看来，法国人停留了四天，本来可以弄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想出什么有利的办法，采取什么新招儿的。可是停了四天之后，这群乌合之众既不向左也不向右，毫无机动和主见，又沿着最坏的老路——沿着那条熟道，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跑了。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他们在逃跑中拉长了距离，彼此相距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国王，再后面是公爵。估计拿破仑一定会向右渡过德聂伯河，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所以俄军也向右转，沿着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前进。就像捉迷藏游戏一样，法国人在这儿碰见了我们的前卫。法国人出乎意外地看见了敌人，慌乱了，由于出乎意外而吓得愣了片刻，然后扔下在后面追随着的同伴，又继续逃跑。在这儿，法军各个部队，先是总督的，然后达乌的、然后是内伊的，一个跟着一个，好像从俄军的队列中通过，一连走了三天。他们各不相顾，抛掉一切沉重的东西，抛掉大炮和一半的人，他们只在夜间逃跑，向右绕着半圆形以躲开俄国人。

内伊走在最后，他走在最后是因为他要炸毁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的斯摩棱斯克城墙（虽然他们的处境很不幸，或者正因为处境不幸，他们才捶打那块跌伤他们的地板），内伊带领的那个兵团本来有一万人，跑到奥尔沙拿破仑那儿，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抛弃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炮，夜间穿过树林偷偷渡过德聂伯河。

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纳的大路继续逃跑，还是那样，和追击的军队又玩起捉迷藏游戏来了。但是在别列济纳河又乱作一团，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那些渡过河的人继续往前逃。他们那位主将，身穿皮衣，乘坐雪橇，撇下他的同伴，只身往前狂奔。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就投降或者死掉。

十八

法国人在全部逃跑期间，做尽了一切可能做到的毁灭自己的事情，从转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到统帅抛军逃走，这群乌合之众的任何一个行动，总可以说一丝一毫的意义也没有了吧；在这一阶段的战役中，那些把群众的行动归因于个人意志的史学家们，总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描述这次撤退了吧。其实不然。史学家对这一战役写的书堆积如山，连篇累牍地描述拿破仑的决策，他那深思远虑的计划——用兵的机动，以及他的元帅们天才的部署。

从小雅罗斯拉维茨退却的时候，他面前摆着一条通往富饶地区的道路，供他选择的还有一条平行的道路，后来库图佐夫就是走这条路追击他的，而他却毫无必要地走那条被破坏了的道路，而史学家却认为这是具有种种深谋远虑的行动。他从斯摩棱斯克往奥尔沙撤退也同样被说成是深谋远虑之举。再者，还描述了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雄行为，说他在那儿好像准备打一仗，并且亲自指挥，他提着一根桦木棍，说：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了，现在该当一当将军了。”虽是这么说了，但说了后就立刻逃走，撇下后面溃不成军的队伍任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正向我们描述元帅们灵魂的伟大，特别是内伊，他的灵魂伟大乃在于，他在夜间绕道穿过森林偷渡德聂伯河，抛下军旗和十分之九的军队向奥尔沙逃去。

最后，史学家对我们说，那个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雄的军队也是伟大的天才的行动。这种在人的语言中被称为卑鄙透顶、连小孩子都以为耻的最后逃走，而这种行为在史学家的语言中竟然得到辩护。

每当历史论评这条富有弹性的线伸得不能再伸的时候，每当那种行动明显地违反人类称作善、甚至称作正义的时候，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个概念。好像“伟大”可以排除善和恶的标准似的。“伟人”无恶行。“伟人”无受责之虑。

“这是伟大的！”史学家说，不再有所谓善，也不再有所谓恶，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他们称作英雄的某种特殊人物的特性。拿破仑穿着暖和的皮衣逃了回去，不仅抛下那些等待灭亡的伙伴，而且抛下那些（他认为是）他带到那儿的人们，他觉得他很伟大，因而他心安理得。

“从崇高（他从他自己身上看到崇高的东西）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不断地说，“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谁也没有想一想，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不过是承认其微不足道和无限的渺小罢了。

在已经有了基督所赋予的善恶标准的我们看来，不可衡量的东西是没有的。哪儿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那儿就没有伟大。

十九

俄国人每当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述的时候，有谁不体验到懊恼、愤懑和迷惑的感觉呢？有谁不提出问题：既然三路大军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法军，既然溃退的法国人又饥又冻，成群地投降，既然（历史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切断和俘虏全体法国人，那么，怎么没有俘虏和消灭全体法国人呢？

数量少于法国人的俄国军队，怎么就可以打一场波罗金诺战役，而这支军队已经三面包围了法国人，目的是要俘虏他们，怎么就没有达到他这个目的呢？难道法国人比我们就那么强大，我们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他们，也不能把他们打垮？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历史（所谓的历史）回答这些问题说，所以会有这种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某某，没有执行某种、某种策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这些策略呢？如果他们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而有罪，那么，为什么不审判他们，不处决他们呢？就假定俄国人的失误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罪过，然而仍然不可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俄军在这两地兵力都占优势），为什么法国军队及其元帅们、国王们和皇帝没有被俘虏，既然俄国人的目的就在于此？

以库图佐夫阻碍进攻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怪现象（俄国军史专家就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在塔鲁丁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已经不能阻止军队的进攻了。

为什么俄军以极弱的兵力在波罗金诺战胜拥有全部兵力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以优势的兵力却败给法国的乌合之众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和元帅们，而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企图，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破坏，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他们一连串的胜利的说法，就完全对了，俄国史学家认为是我们的胜利就完全错了。

俄国军史家，只要他们遵守逻辑的法则，自然就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满怀激情地歌颂英勇和忠诚，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退却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撇到一边，你会感觉到，这个结论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却导致他们彻底的灭亡，俄国人一连串的失败却导致他们完全消灭敌人和解放祖国。

这个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史学家根据两国的皇帝和将军们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诸如此类的文件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作出这样的假设：仿佛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和军队，而这个目的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

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达到它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目的之所以没有意义，第一，因为拿破仑的溃败的军队用尽一切可能的速度逃出俄国，就是说，它是在做每个俄国人所能希望的事情。对于那些跑得尽可能快的法国人，为什么要跟他们大动干戈呢？

第二，堵住那些用尽全力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法国军队即使没有外在的原因也在逐步自行消灭，用不着堵截，他们也不可能在十二月间有更多的人，即百分之一的军队，逃越国境，为了消灭这样的军队而使自己受损失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要想俘虏皇帝、国王和公爵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经认识到，这帮人当了俘虏会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俘虏整个兵团的法国兵更无意义，因为俄国自己的军队到克拉斯诺耶就减少了一半，而押送这些俘虏的兵团需要整师的人，而且自己的士兵已经不能经常领到足够的口粮，已有的俘虏也正在饿死。

关于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老谋深算的计划，犹如一个菜园主所制定的计划，他在驱赶践踏菜畦的牲口的时候，跑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牲口。唯一可以为那个菜园主辩护的理由，那就是他气得太厉害了。但是，对于那些制定那个计划的人来说，连这个理由也不适用，因为受践踏菜畦之害的并不是他们。

但是，除了切断拿破仑的军队没有意义之外，而且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第一，因为经验证明，在作战中，各纵队拉长五俄里的距离行动，永远不会与计划相符合，要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及时在指定的地点会师，其可能性小得几乎等于零，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这个计划时就说过，远距离的牵制作战是不会带来所希望的结果的。

第二，其所以不可能还因为，要瘫痪拿破仑的军队在撤退时所具有的那股惯性力量，必须要有比现有的俄军大得无比的军队。

第三，其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名词是毫无意义的。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是切不断的。切断军队——堵截它的去路——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为周围可以迂回的地方总是很多的，而且有黑得什么都看不见的夜，军事家即使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例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被俘的人不愿就范，就无法俘虏，就像捉不住一只燕子一样，虽然它落在你的手上，似乎能捉到它似的。只能俘虏那些按照战略和战术投降的人，就像俘虏德国人那样。但是法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对他们不合适，因为不论是逃跑还是被俘都同样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也是主要的一点，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像一八一二的战争所处的条件那么可怕，俄国军队竭尽全力追击法国人，再做更多的一点事情，就会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丁诺至克拉斯诺耶行军途中，由于生病和掉队，减少了五万人，这等于一个大省城人口的数目。没有战斗就减员一半。

在这一阶段的战役，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没有伏特加，给养短缺，一连几个月在零下十五度露宿在雪地里；那时，白天只有七八小时，其余的时间都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那时，不像在战斗的时候，人们进入不讲纪律的死亡区只有几个小时，而当时人们一连几个月每分钟都和饥饿和寒冷作斗争；那时，一个月就有一半的军队死亡，——史学家在讲到这一阶段的战役时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侧翼某地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恰戈夫应该向某处转移（在没膝的雪地中转移），某某应当击溃和切断敌军，等等，等等。

俄军已经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为达到那个无愧于人民的目的，做了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至于别的俄国人，坐在暖室里提出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之所以发生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不可理解的矛盾，是由于写这个事件的史学家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事件，而是各个将军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妙的言辞。

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以及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那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到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中间去，那些原先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忽然轻易而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这个目的，除了在十来个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实际上从来是没有的。这个目的不可能有，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达到它也是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在逃跑，只要不阻挡这个运动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是靠消灭敌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在后面追赶法国人，只要法国人一停止运动，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应该像赶跑着的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的人知道，最好是扬起鞭子吓唬奔跑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第四部

一

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在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会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犹如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触摸。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消沉，对悬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乌云闭起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受到带侮辱性的、引起疼痛的接触。所有这一切：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该去用餐的提醒，使女请示准备什么衣服；还有更坏的——听到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同情话，所有这一切，都刺痛着伤口，都好似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俩极力倾听那在她们想象中仍未停息的可怕而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谛视那在她们面前昙花一现的神秘的、无限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起时，才没有侮辱和痛苦的感觉。她们彼此很少谈话。即使谈话，也只谈一些最无关紧要的琐事。两人都避免提到有关未来的事情。

承认有一个未来，她们觉得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她们在谈话中都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体验的事，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任何用语言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那在她们眼前完成的奥秘的伟大和神圣。

不断地缄默不语，经常地努力回避可能引起谈他的话头：这样从各方面设下的禁忌，使她们所感到的一切，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净和鲜明了。

不过，纯净而完全的悲哀正如纯净而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她所处的地位——作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同时又是小侄子的监护人的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沉浸其中的悲伤世界呼唤出来。她接到一些家信；需要写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屋子太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家务，并且带来迁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的建议和劝告，那所住宅还保持完整，只要稍稍修理一下就行了。生活没有停息，需要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离开那隐居冥想的世界，不论是多么令人难过，撇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是多么令人怜惜、甚至有点内疚，但是，生活上的事务要求她去操持，她也只好服从这种要求。她和阿尔帕特奇检查了账目，和德萨尔商量了小侄儿的事情，对迁往莫斯科的事情作了指示和准备。

娜塔莎剩下一个人了，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忙着准备启程以后，娜塔莎总是躲着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去，娜塔莎的双亲欣然同意，他们看见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为换个环境，莫斯科的医生给她看看病，对她是有益的。

“我哪儿也不去，”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她说完就跑出屋去，极力忍住眼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的眼泪。

娜塔莎自从觉得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让她单独忍受悲哀以后，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屋里，把腿蜷起来坐在沙发角落里，用她那细长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者揉碎一件什么东西，眼睛碰到什么东西，就用执著的、一动不动的目光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耗损她的体力，折磨她的精神；但是这对她是必要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站起来，改变了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拿起书来读或者做针线活儿，显然，她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老感觉，眼看她就可以弄明白、洞察出她内心的目光带着可怕的、无力解答的疑问所注视着的那件东西。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毛料的衣裳，辫发随便绾一个结，她瘦削、苍白，蜷着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紧张地把衣带的末端揉成一团，然后又放开它，眼睛望着门的角落。

她向着他消逝的彼岸——人生的彼岸望去，她先前从未想过、并且先前觉得那么遥远和不相信它存在的那个人生彼岸，现在她觉得它比其中的一切不是空虚就是破灭、再不然就是痛苦和屈辱的人生的此岸更近更亲，更可理解。

她向他到过的地方望去；但是她只能看见他到过那些地方的时候的样子，想象不出他别的样子。她又看见他在梅季希、在特罗伊茨、在雅罗斯拉夫尔时候的样子。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她重述他的话和对他说过的话，有时她为自己、为他想象当时可能说出的另外的话。

就像在眼前，他穿着丝绒的皮衣躺在安乐椅里，头支在瘦削苍白的手上。他的胸脯深深地陷下去，肩膀耸起。嘴唇紧闭，眼睛发出亮光，额头上的皱纹不断地打褶又展平。一条腿隐约可见地在迅速地微微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是和折磨人的疼痛作斗争呢。“这是一种什么痛苦呢？为什么有这种痛苦？他有什么感觉呢？他一定觉得很疼！”娜塔莎想。他感到她在注视他，于是抬起眼睛，不露笑容，说起话来。

“有一件事最可怕，”他说，“这就是把我和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永远连在一起。这是永久的痛苦。”娜塔莎像一向那样，不等想好说什么，就答话了。她说：“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一定不会的，您会康复，完全康复。”

她现在又看见他，她现在正体验着她当时所感受的一切。她回忆起他听到这番话时他那久久凝视着的目光是那么忧郁和严厉，她明白，那长久的注视，含有责备和绝望的意味。

“我承认，”娜塔莎现在自言自语，“如果他成为永远受苦的人，那是可怕的。当时我那样说，只是因为那对于他是可怕的，可是他理解错了。他以为那对于我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而我对他说了粗暴、愚蠢的话。我不是那样想的。我的想法完全不同。如果我把我所想的说出来，那我就会说：就让他慢慢地死去，就让我永远眼看着他慢慢死去，也比我现在幸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个吗？不。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了。而现在，已经永远、永远无法补救这一点了。”他又对她说那同样的话，但是现在娜塔莎在想象中给他的回答却不一样了。她拦阻他说：“这在您觉得可怕，在我并不可怕。您要知道，我少了您在生活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和您一同受苦，对于我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拿起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就像他临死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握它一样。于是，在她的想象中，对他说出当时她本来就可能说的温存、爱抚的话。“我爱你……爱你……爱你……”她痉挛地握紧双手，拚命地咬紧牙关，说。

一种甜蜜的悲伤充满她的全身，泪水涌出眼眶，但是她突然问自己：我这是对谁说话？他在哪儿？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一切又被冷酷无情的困惑不解遮掩住了，她又紧蹙眉头，向他所在的方向注视。她似乎觉得，眼看她就要识破那个奥秘……但是，就在她觉得她已经解开那个不可理解的事物的时刻，门环给敲得山响，女仆杜尼亚莎带着惊慌、不注意女主人的神情，快步闯进门来。

“请您快到爸爸那儿去吧，”杜尼亚莎带着特别的、紧张的表情说，“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有信来。”她抽泣了一下，说。

二

娜塔莎除了对所有的人都有疏远感觉之外，这时她对家里人另有一种特别的疏远感觉。所有的亲人：父亲、母亲、索尼娅，在她是如此亲近，如此习以为常，如此平凡，以致他们的言谈、感情，她都觉得对她近来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一种侮辱，她对他们不仅淡漠，而且敌视。她听了杜尼亚莎传来的关于彼得·伊利伊奇不幸的消息，但是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有什么不幸，他们怎么可能有不幸，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因循守旧，平平静静。”娜塔莎心里说。

她走进大厅的时候，父亲匆匆地从伯爵夫人房里走出来。他满脸皱纹，沾湿了泪水。他从那屋里出来显然为了让压抑住的恸哭发泄出来。他看见娜塔莎，绝望地两手一挥，突然痛苦地发出痉挛的哽咽声，扭歪了他那柔和的圆脸。

“彼……佳……你去吧，去吧，她……她在叫你……”他像孩子似的大哭着，迅速挪动软弱无力的碎步向椅子走去，他双手捂住脸，几乎是向椅子倒了下去。

仿佛一股电流突然流过娜塔莎的全身。有一种东西朝着她的心口猛然痛击一下。她感到剧烈的疼痛；她好像觉得从她身上撕掉一块东西，她在死去。但是，一阵疼痛过后，她顿时觉得她从内心的禁锢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她一见到父亲又听见门里母亲发出可怕的、粗野的喊叫声，就立即忘掉自己和自己的不幸。她向父亲跑过去，但是他无力地摆着手，指着母亲的门。玛丽亚公爵小姐从门里走出来，她面色苍白，下颌颤抖，握起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点什么。娜塔莎对她视而不见，也没有听见她说的什么。她快步走进门里，停了一下，好像在跟自己作斗争，然后向母亲跑过去。

伯爵夫人躺在安乐椅里，别别扭扭地伸着身子，向墙上碰头。索尼娅和女仆们按住她的臂膀。

“娜塔莎，娜塔莎！……”伯爵夫人喊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说谎……娜塔莎！”她一面喊，一面推开周围的人，“都给我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不是真的！”

娜塔莎屈起一只膝跪在安乐椅上，俯下身来搂着她，以出乎意外的力量抱起她，把她的脸转过来对着自己，紧紧偎依着她。

“妈妈！……亲爱的！……我在这儿，亲爱的。妈妈。”她一刻不停地向她低语着。

她不放开母亲，温柔地和她挣扎着，要来枕头和水，解开和撕开母亲的衣裳。

“我的好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好妈妈。”她不停地低声呼唤着，吻她的头、手、脸，止不住涌出泉水似的眼泪，使她的鼻子和两腮发痒。

伯爵夫人紧握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她忽然以从未有过的快速动作站起来，茫然四顾，她看见娜塔莎，用尽全力搂着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疼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望着她。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用信任的口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会把全部的真相告诉我吧？”

娜塔莎满含泪水望着她，她的脸和眼睛，充满祈求宽恕和怜爱的表情。

“我的好妈妈，妈妈。”她反复地说，她使出全部爱的力量来分担压在她身上过多的悲哀。

母亲在同现实作软弱无力的斗争中，不愿相信爱子在大好年华丧生后，她还能活下去，她又从现实中逃往精神错乱的世界。

娜塔莎不记得那一天是怎样过的，也不记得那天夜里、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是怎样过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爱，顽强的、无限耐心的爱——它不是劝解，也不是安慰，而是对生的召唤，娜塔莎这种爱无往不在的时时刻刻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娜塔莎在安乐椅上手支着头闭一会儿眼睛。床响了一下。娜塔莎睁开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静静地说：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累了，要喝点茶吗？”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长得好看了，像个大男人了。”伯爵夫人握住娜塔莎的手，继续说。

“妈妈，您说什么啊！……”

“娜塔莎，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了！”伯爵夫人抱着女儿，第一次哭了。

三

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她的行期。索尼娅、伯爵都很想把娜塔莎替换下来，但是不可能。他们看出，只有她才能制止母亲不致陷入疯狂的绝望。一连三个星期娜塔莎寸步不离母亲身边，在她屋里沙发上睡觉，给她喂水，喂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她说话，因为只有她那温柔亲切的声音才能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

母亲的精神创伤不可能痊愈。彼佳的死夺去她一半的生命。她本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五十岁的女人，自彼佳的死讯传来一个月后，她走出自己的卧室时，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对生活冷漠的老太太了。而这个夺去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新的创伤，却使娜塔莎复苏过来。

由于精神的崩溃而造成的内心创伤，不管看来多么奇怪，完全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逐渐地愈合。很深的伤口长好了，合口了，但是治好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都要依靠发自内在的生命力。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好起来的。她以为她的生命完结了。但是，对母亲的爱忽然向她证明，生命的本质——爱——依然活在她的心中。爱复苏了，生命也复苏了。

安德烈公爵临终的那些日子，把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合起来了。新的不幸促使她们更加接近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启程日期，最近三个星期以来，她照看娜塔莎，就像照看有病的孩子似的。娜塔莎在母亲房里过的这几个星期，耗损了她的体力。

一天中午，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娜塔莎在打寒噤，就把她领到自己房里，让她躺在床上。娜塔莎躺下来，但是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要走的时候，娜塔莎把她叫到跟前。

“我不想睡觉。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要强迫自己睡一下。”

“不，不。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儿来？妈妈会问起我的。”

“她好多了。她今天说话很正常。”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仔细端详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是她是一个特别的、生疏的、全然新颖的、令人费解的人。她爱我。她的心怎么样？全是美好的东西。但是怎么好法呢？她心里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太好了。”

“玛莎，”她怯生生地拉过她的手，说，“玛莎，你别以为我傻里傻气的。你不这么想吧？玛莎，亲爱的。我是多么爱你啊。咱们做真正、真正的好朋友吧。”

娜塔莎拥抱玛丽亚公爵小姐，亲吻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娜塔莎的这种感情流露又羞又喜。

自这天起，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那种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情而温柔的友谊。她们不停地亲吻，彼此谈些温存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起度过的。如果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心里就不安，就赶快去找她。她们俩在一起比分开独自一人感到和谐。她们之间建立的感情比友谊更强烈：这是一种只有在一起才能活下去的独特感情。

有时她们一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有时已经躺在床上了，又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早晨。她们多半谈久已过去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讲她的童年，讲她的母亲，讲她的父亲，讲她的梦想；娜塔莎过去由于不怎么懂，不理会那种虔诚、顺从的生活，不理会基督教自我牺牲的诗意，现在她觉得她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被爱结合在一起，因此也爱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过去，懂得了她过去不懂得的另一面的生活。她不想把这种顺从和自我牺牲精神使用在自己身上，因为她习惯寻求另一种欢乐，但是她懂得了而且爱上了对方身上那种她过去所不理解的德行。至于玛丽亚公爵小姐，她听了娜塔莎讲她的童年和少年的故事，也发现了她先前不了解的另一面的生活——相信生活，相信生活的乐趣。

她们照常仍然不提他，她们认为那些话会破坏她们心中崇高的感情，而缄口不谈他，令人难以相信，她们竟然渐渐把他淡忘了。

娜塔莎瘦了，面色苍白，身子是那么弱，使得大家经常谈论她的健康，而她对这反倒觉得愉快。但是有时她忽然不仅害怕死，而且害怕生病，害怕衰弱，害怕失去美貌，她有时注意地细看自己裸露的手臂，瘦得使她感到惊奇，或者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瞧看她那瘦长的、她觉得可怜巴巴的脸。她觉得，就应当这个样子，而同时又觉得可怕和悲哀。

有一次，她快步上楼，累得大口喘气。她立刻给自己想出下楼的理由，但是为了试试体力，看看自己怎么样，又往上爬。

又有一次，她呼唤杜尼亚莎，她的嗓子发出颤音。虽然她听见了杜尼亚莎的脚步声，但是又叫了她一声，用她那唱歌的胸音叫了一声，同时细听自己的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但是在她心中那层看来难以渗透的泥土中，已经钻出又细又嫩的幼芽，它一定会生根，用它那生气勃勃的嫩叶把她的悲哀遮盖起来，不久就看不见它，也觉不出它了。创伤从内部平复了。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同行，以便在莫斯科看病。

四

当时库图佐夫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要打垮、切断……敌人的愿望，在维亚济马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逃跑的法国人和在其后追赶的俄国人继续向前移动，在走到克拉斯诺耶之前，再也没有打仗。法国人逃得那么快，俄国军队怎么也追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累得停下来，关于法军行动的消息总也弄不确实。

俄国军队一昼夜不停地走四十俄里，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想再快一点也不可能了。

只要弄清楚以下事实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俄军消耗的程度：在塔鲁丁诺作战的全部时间，俄军的伤亡不超过五千名，被俘的不到一百名，但是十万人从塔鲁丁诺出发，到达克拉斯诺耶只剩下五万人了。

俄国人追击法国人的急行军，如同法国人的仓惶窜逃，都给自己带来破坏性的作用，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俄军有选择行动的自由，没有那悬在法军头上的死亡威胁，其次还在于法军掉队的病号落在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兵却留在本乡本土。拿破仑军队的减员，其主要原因是行动过于迅速，俄军也相应的减员也是这个原因的无容置疑的证明。

库图佐夫在塔鲁丁诺以及在维亚济马的全部活动都放在（尽他的权力所及）不去阻止那种自找灭亡的法国人的行动（彼得堡方面和俄国军队的将军们却想阻止它），而且促进这种行动，同时减慢自己军队的行动。

但是，除了由于行动过速而招致军队明显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外，库图佐夫还理会到放慢军队的行动以等待时机的另外理由。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追踪法国人。法国人逃跑的路线无法捉摸，因此，我们的军队越是步步紧跟着法国人，跑的路就越多。只有在跟踪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以最短的行程切断法国人所走的那种曲折的路线。我们的将军们提出的一切巧妙战术，不过是频繁的调动军队，增加军队的行程，而唯一合理的目标却是减少军队的行程。在从莫斯科到维尔纳整个战役中，库图佐夫的活动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是偶然地、也不是一时地、而是始终一贯、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佐夫不是靠智力或者科学、而是靠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全部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每个俄国士兵所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法国人战败了，敌人正在逃走，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也和士兵们一样，感到以那样空前的速度和在那样的时节行军的全部艰难。

但是将军们，特别是那些俄军中的外籍将军们，一心想要出风头，要使人大吃一惊，要为某种目的去俘虏某个公爵或者国王，而目前任何战斗已经成为令人厌恶和毫无意义的时候，这些将军们竟然认为正是现在是打几个战役、战胜某某人的时候。当库图佐夫接二连三接到那些作战计划时，他仅仅耸耸肩：要执行这些计划，就要使用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饿得半死、不经战斗就减少一半的士兵，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继续奔跑，要赶到边境，也要走比已经走过的路程更远的路程。

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和法国军队遭遇的时候，就更表现出这种出风头、打运动战、摧垮、切断的愿望。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这个地方想找到法国人的三个纵队中的一个纵队，碰上了带领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仑本人，虽然库图佐夫千方百计避免那次毁灭性的遭遇战以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然而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仍然一连三天屠杀筋疲力尽、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尔拟了一项部署：第一纵队向某地前进，[23]等等。照例，结果都不是按照部署做的。符腾堡的叶夫根尼亲王从山上射击山下成群跑过去的法国人，他要求增援，但是援军没有来。法国人一到夜里就避开俄国人绕道儿分散逃遁，躲进树林里，能逃的就继续往前逃。

米洛拉多维奇，这个说他完全不想知道部队的给养情况、有事找他也找不到、自称是一个“无畏和无可指摘的骑士”、热衷于和法国人谈判的人，派军使去要求法军投降，白浪费了时间，做了不是命令要他做的事。

“我把那个纵队交给你们了，弟兄们。”他骑马来到队伍跟前，指着法国人对骑兵说。于是骑兵们骑上几乎走不动的马，用马刺和佩刀赶着马奔跑，追上那支送给他们的纵队，也就是追上一群冻僵、饿瘪的法国人；于是那支送给他们的纵队放下武器投降了，他们早就希望这样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捉到两万六千名俘虏，并得到几百门大炮和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于是人们在争论都是哪些人立了功，大家对这一仗都很满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捉到拿破仑，哪怕一个什么英雄或者元帅也没有捉到，他们为此互相责备，特别是责备库图佐夫。

这些狂热的人们，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规律的盲目执行者；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想象他们所作所为是最可敬、最高尚的事业。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愿从亚麻布厂[24]迈出一步，因为他在那儿觉得闲适恬静；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停下来按兵不动，因为他得知拿破仑在那儿，就完全惊慌失措了；说是很可能他和拿破仑有什么阴谋，被他收买了，诸如此类的议论……

不仅当时那些狂热的人们那么说，而且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狡猾、好色，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老官僚；俄国人说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是一个傀儡，有点用处也不过凭他有个俄国人的姓名而已……[25]

五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人们毫不隐讳地指责库图佐夫，说他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意。不久前奉上谕撰写的历史，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怕拿破仑皇帝，由于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错误，以致使俄国军队失掉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26]

这样的命运，不是那种不为俄国知识界承认的伟大人物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的人们的命运，这种人不常见，而且总是孤独的。群众用憎恨和蔑视惩罚这种人，因为他们对最高法则大彻大悟。

拿破仑，这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傀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期间也没表现出人类尊严的人，可是在俄国史学家看来（说来令人奇怪而且可怕），却是一个值得赞赏和令人欢喜的人物；他伟大。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他开始活动到最后，从波罗金诺到维尔纳，他一言一行从未违反初衷，始终是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自我牺牲、对历史事件在今天和明天的意义有所认识的典范，——就是这么一个库图佐夫，在有的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一提起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就觉得害羞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目标始终如一。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可贵、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目标。像库图佐夫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八一二年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全力以赴，而终于完全达到那个目标，在历史上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更难了。

库图佐夫从来不说他“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27]”，不说他为祖国献出的牺牲，不说他要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情，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和漂亮的女人交际，和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开玩笑，从来不给那些要向他证明某件事情的人钉子碰。拉斯托普钦伯爵骑马跑到雅乌兹桥头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毁灭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不经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阿拉克契耶夫从皇帝那儿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的，我刚才也这么说来的。”虽然他在一分钟之前说过完全相反的话。在周围一群糊涂虫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理解当时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自己或者归咎于他，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来当炮兵司令，对他更无所谓了。

不仅在这些场合这个老人这么说，而且，生活经验使他坚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的动力，他总是想到什么就脱口说出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全部活动中，没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目的不相符的话。显然，他怀着不为人谅解的沉重心情，不自觉地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自波罗金诺战役开始，他就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波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直到老死，他在口头上，在报告和呈文中都是这么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顿提出讲和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国人退却时，只有他一个人说，我军一切机动都不必要，一切听其自然，比我们希望要完成的还要好，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不必要，到达边境时应当保存一点实力，他说，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人描写为讨好皇帝而向阿拉克契耶夫撒谎的宫廷宠臣，——只有他这么一个宫廷宠臣在维尔纳曾说过，打出国门以外有害无益，因此惹得皇帝不悦。

仅仅语言还证明不了他当时对事件意义的理解。他的行动始终不变地朝着一个目标，从来不曾有丝毫的偏离，这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竭尽全力打法国人，二、打败他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他，这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慢性子人，这个专门反对打硬仗的人，以无与伦比的严肃态度作好了准备，然后发动了波罗金诺战役。他，就是那个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未打响之前就说那次战役一定要失败的库图佐夫，而在波罗金诺，虽然将军们都认为那次战役打输了，虽然史无前例：打赢了军队还要后撤，只有他一个人力排众议，直到老死都在断言波罗金诺战役是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整个退却期间坚决主张不进行当时已经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挑起新的战争，而且不打出俄国的边境。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中的目的硬说成是群众活动的目的，现在来理解事件的意义已经很容易了，因为全部事件及其结果都摆在我们面前了。

但是，这个老人——只有他独自一人与众不同，怎么在当时就那么准确地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他全部活动过程中一次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发生的现象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洞若观火，其源泉乃在于他拥有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

正是由于人民承认他有这种感情，人民才通过一些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愿，选择了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把他抬到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个身居高位的总司令，把他的全副精力都用在不去屠杀和迫害人们，而用在拯救和怜悯他们。

这个朴实、谦虚，因而才是真正伟大的形象，不能归入历史虚构的所谓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那种伪造的模式。

在奴仆心目中不可能有那种伟大的人物，因为奴仆有奴仆对伟大这个概念的理解。

六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时分，在那些给部队带错了路的将军们互相争吵和闹了一些错误之后，在派出一批带着一些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之后，——当时已经弄清楚，敌人四散逃跑，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什么战斗，于是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到总司令部那天已经迁到那儿的多布罗耶去了。

天气晴朗，寒冷。库图佐夫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小白马去多布罗耶，身后跟着一大群心怀不满、一路上窃窃私语的将军们。沿途都是当天俘虏的法国人（那天俘虏七千人），他们一堆堆的聚在篝火旁取暖。离多布罗耶不远的地方，一大群衣衫褴褛、用各种随手弄到的东西把身子包裹起来的俘虏站在路上一长列卸下来的大炮旁边，发出聒噪的谈话声。当总司令走过来的时候，谈话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头戴一顶红箍白帽子，身穿隆起驼背的棉大衣，骑着马缓缓地走来。一个将军向他报告那些大炮和俘虏是在什么地方俘获的。

库图佐夫似乎在想心事，没有听见那个将军的话。他神色不悦地眯起眼睛，专注地盯视着那些样子显得特别可怜的俘虏身影。大多数法国士兵都冻坏了鼻子和腮帮，脸变了形，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红肿、糜烂。

靠路边有一堆法国人，其中两个士兵（一个满脸长疮）正在用手撕一块生肉。在他们向过路的人一瞥的目光中有一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那个满脸生疮的士兵也是样子凶恶地向库图佐夫看了一眼，立刻转过身去继续干他的事。

库图佐夫向这两个士兵看了很久；他更皱紧了眉头，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膀，很和气地和他说话。库图佐夫又带着同样的神情摇摇头。

“你说什么？”他问那个将军，将军一面继续报告，并让他注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列前面缴获的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显然很费劲才打断自己的思绪。他茫然地环顾周围。几千只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期待他讲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前面停下来，深深舒口气，闭上了眼睛。他的一个侍从向拿着法国军旗的士兵们招招手，叫他们走过来把军旗摆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分钟，看来，他虽然不乐意，但是不得不服从他的地位要求他必须做的事情，于是抬起头来，开始讲话了。一大群军官围着他。他目光专注地扫了一下周围的军官，认出其中几个人。

“感谢大家！”他朝士兵们、转脸又朝军官们，说。在周围一片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见他那慢慢说出的话，“为了艰苦、忠诚的服务，感谢你们大家。我们完全胜利了，俄国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向周围看了看，停顿了片刻。

“把旗杆头放低，放低，”他对那个无意之中把手里的法国鹰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旗前放低的士兵说，“再低些，再低些，对了，就这样。乌拉！小伙子们。”他的下颔迅速地向士兵们一摆，说。

“乌拉—拉—拉！”响起了几千个声音。

在士兵们高声欢呼的时候，库图佐夫在马鞍上俯下身，低下头来，眼睛闪出和蔼的、仿佛嘲讽的亮光。

“是这样的，弟兄们。”当喊声停了的时候，他说……

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总司令、而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在说话，显然他现在想对伙伴们说几句最需要说的话。

在军官中间，在士兵行列中开始蠕动起来，想更清楚地听听他现在要说的话。

“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够辛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下吧；不会太久了，等我们送走了客人，就可以休息了。沙皇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你们虽说辛苦，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可是他们，你们瞧瞧他们落到何等地步，”他指着那些俘虏说，“比最糟的叫化子还不如。当他们还是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可怜他们，现在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嘛。对不对，小伙子们？”

他向周围望去，在向他投来的那些执著的、恭敬而惊疑的、专注的目光中，他看出对他的话的同情：他的嘴角和眼角皱起来，露出老年人温和的微笑，他的神采越来越光辉了。他停顿了片刻，仿佛迟疑不决似的低下头来。

“话说回来，是谁叫他们来我们这儿的？这些猪狗们，活该……”他抬起头来，突然说。他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离开那些乱了队列、高兴得哈哈大笑、吼叫“乌拉”的士兵们。

士兵们未必懂得库图佐夫说的话。谁也复述不出元帅那番开头庄严、结尾朴实、出自老年人口中的话；但是，那番推心置腹的话不仅已经被理解，而且，正是在老年人宽容大度的咒骂中所表现的那种对敌人的怜悯和对我们事业正义性的认识的伟大庄严的感情深藏在每个士兵心里，并且用兴高采烈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在这之后，一个将军问总司令是否要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抽泣起来，显然他内心极度地激动。

七

十一月八日，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部队来到宿营地时，已经天黑了。整天无风，寒冷，飘着零星的雪花；傍晚天晴了。透过飘落的雪花，露出淡紫色灰暗的星空，寒气更逼人了。

穆什卡捷尔斯基团离开塔鲁丁诺时三千人，现在只剩下九百人，这个团首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一个村子里。迎接这个团的打前站的人员说，所有房子都住满了不是病的就是死的法国骑兵和参谋人员。只有一所房子可以让团长住。

团长到他的住处去了。团队经过村子到村边路上把枪架起来。

那个团队像一头庞大的多足兽，开始营造洞穴和准备食物了。一部分士兵三三两两踏着没膝的雪地走进村右边的桦树林里，立刻听见刀斧的砍斫声、树枝的折断声和快乐的谈笑声；另外一部分士兵在团队的大车和马匹集中的地方忙活，取出大锅和面包干，喂马；第三部分士兵到村子里为参谋人员准备住处，把停放在各家的法国人的尸体清除出去，拖来一些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禾草以备生篝火和做挡风的篱笆。

有十五六个士兵在村头的房屋后面，快活地喊叫着摇晃一间棚屋的高大篱笆墙，棚屋的顶盖已经掀掉了。

“一、二、三，推呀！”发出喊叫的声音，在黑夜中，那堵附着雪的大墙带着冰凌的响声晃来晃去。下面的桩子越来越喀喀哧哧地响，那堵墙终于连同推它的士兵们一齐倒了下去。于是发出一阵粗野、欢乐的大喊大笑。

“两个人两个人地拽！拿撬棍来！就是这样。你往哪儿出溜？”

“来，一、二、三……停一停，伙计们！……咱们唱着歌儿吧！”

大家都不响了，于是，一个人低声唱了起来，声音像天鹅绒一般悦耳。在唱到第三节结尾时，紧接着尾音，二十个声音一齐喊起来：“喔—喔—喔！来呀！一齐干呀！加油，伙计们！”但是，不管怎样一齐用力，那堵篱笆墙仍然不动，在大家停住换气的时候，可以听见沉重的喘息声。

“喂，你们六连的！鬼东西！来帮一帮啊……也有用着我们的时候。”

正进村子的第六连二十来个人，都来帮助拖了；于是，那堵五俄丈长、两俄丈宽的篱笆墙弯成弓形，像刀割似的压在喘息着的士兵们的肩上，沿着村里的街道往前移动了。

“走啊，怎么啦……倒了，咳……干吗停住了？嗯……”

不停地说一些快活的、骂人的脏话。

“你们干什么？”突然听到一个向搬墙的人们跑来的人用命令的口吻说。

“长官大人都在这儿；将军就在这屋里，你们这帮魔鬼，狗养的。我揍死你们！”司务长喊道，挥起拳头就给首先碰到的士兵背上一下，“你们不能小点声吗？”

士兵们不吭声了。那个挨了司务长打的士兵，撞到篱笆墙上，蹭破了脸，他哼哼哧哧地擦脸上的血。

“瞧，鬼东西，打得多狠！满脸是血。”司务长走后，他胆怯地小声说。

“怎么，你不乐意吧？”一个笑着的声音说；于是，士兵们压低嗓门，继续往前走。走到村外，他们照旧大声说话，照旧说些无聊的骂人话。

在士兵们经过的那间农舍里，聚着一些高级官长，他们一面喝茶，一面热烈地谈论当天的事和明天运动战的设想。打算向左翼行动，切断代理总督[28]，活捉他。

士兵们把篱笆墙拖到地方的时候，周围各处做饭的篝火已经燃起来。木柴噼啪作响，雪在融化，在那片扎营的被践踏了的雪地上，到处游荡着士兵们的黑影。

四面响起斧头和砍刀的声音。不待命令一切都做了。拖来了过夜的木柴，给军官们搭上帐篷，大锅在做饭，放好步枪和装备。

八连拖来的篱笆墙在北面竖成半圆形，用枪架支住，墙前面生起篝火。响起点名的鼓声，吃晚饭，在篝火旁安顿下来过夜——有人在补鞋，有人在吸烟，有人脱光了在火上烘虱子。

八

俄国士兵当时所处的生活条件之艰难，几乎不可想象——没有保暖的靴子，没有皮袄，没有遮身的地方，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里，甚至没有充分的口粮（给养的供应常常跟不上部队），——这样看来，士兵们本应当呈现一派极为悲惨和沮丧的景象。

恰恰相反，即使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军队也从未表现过这么快乐、这么活跃的景象。这是由于每天都从军队里淘汰一些意志消沉和体力不支的人。所有身体和精神软弱的人，早就落在后面了：剩下的全是军队的菁华——不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是强者。

聚在挡风篱笆的八连那儿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就坐在他们那儿，他们的篝火也烧得最旺。他们要求，带来木柴的人才有挨近篱笆坐的权利。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啦……你死到哪儿去了？狼把你给吃啦？拿柴火去。”一个红头发、红脸膛的士兵喊道，他被烟熏得直眨巴眯细的眼睛，但是他还是凑近火。“你也去找点柴火来，乌鸦。”这个士兵对另一个人说。这个红脸膛的既不是军士也不是上等兵，但是他是一个壮汉子，所以能命令那些比他弱的人。那个瘦小、尖鼻子、外号叫“乌鸦”的士兵，顺从地站起来，正要执行命令的时候，在篝火的光亮中出现一个身材颀长、年轻漂亮的士兵的身影，他抱来一大捆木柴。

“拿到这儿来。嗬，好大一抱！”

木柴劈开后放在火里，人们用嘴吹，用大衣的下摆扇，于是火苗发出咝咝声和爆炸声。士兵们坐近一些，抽起烟来。那个抱来柴火的年轻漂亮的士兵，双手叉腰，在原地快速而敏捷地跺着冻僵的脚。

“啊，我的亲娘，露珠儿冰冷，多么好哇，我当上了火枪兵……”他边唱边跳，好像每个音节都打个嗝儿。

“喂，鞋底给跳飞了！”那个红脸膛的喊道，他看见跳舞的人的靴掌搭拉着，“嗬，好一个舞蹈家！”

跳舞的人停住了，把脱落的皮子撕掉，扔到火里。

“可不是嘛，老弟。”他说；他坐下来，从背包里掏出一块蓝灰色的法国呢绒来把他那只脚包上。“脚都给水气冻木了。”他把脚向火伸过去，又说。

“快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了仗，每人发双份的服装。”

“你瞧，狗崽子彼得罗夫，到底还是掉了队。”司务长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另一个说。

“没说的，是个孱头兵……”

“听说，三连昨儿一天就少了九个人。”

“那有什么办法，脚冻坏了，你叫他怎么走路？”

“咳，废话！”司务长说。

“是不是你也想那样？”一个老兵带着责备的口吻对那个说脚冻坏的人说。

“你以为怎么着？”那个外号叫“乌鸦”的尖鼻子士兵忽然从篝火旁欠起身来，用尖细而颤抖的声音说，“胖的给拖瘦了，瘦的给拖死了。就说我吧，就是这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他忽然坚决地对司务长说，“您叫人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浑身骨头架子酸痛；不然早晚我也要掉队……”

“得了，得了。”司务长平静地说。

那个小个儿的士兵不吭声了，谈话在继续。

“今天捉到的法国人可不少；可是，那些人穿的靴子，可以说，连一双像样的也没有，不过应个名儿罢了。”一个士兵开始了另一个话题。

“哥萨克把靴子全给脱走了。他们给团长腾房子，把死人拖走。真叫人不忍看，伙计们，”那个跳舞的人说，“翻动他们的时候：有一个还活着，你信不信，嘴里还嘟囔着法国话呢。”

“他们人都白白净净的，”第一个说话的人说，“雪白的皮肤，就像桦树皮一样白，有的长相威武着呢，可能是贵族。”

“你当怎么着？他们什么人都得当兵。”

“他们不懂咱们的话，”那个跳舞的人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气微笑说，“我问他：‘你那军服上的符号——王冕是谁戴的？’他嘟囔着他们国的话。不可思议的民族！”

“也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的肤色那么白感到惊奇的人接着说，“农民说，‘在莫扎伊斯克，那儿打过仗，埋死人的时候，’他说，‘法国人的那些尸首已经躺了个把月了。’他说，‘他们躺在那儿，像纸一样白，干干净净，一点气味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冻的吧？”一个人问。

“你真聪明！冻的！当时天还热着呢。要是天凉，咱们的人也不会发臭。农民说，‘到咱们的人跟前一看，全烂了，都生蛆了。’他说，‘我们得用手巾包起脸来，把脸扭过去拖着走；简直受不了。’他说，‘可是他们的人呢，像纸一样白；一点儿气味也没有。’”

大家都沉默了。

“那一定是吃的好，”司务长说，“吃上等伙食。”

没有人不同意他的话。

“听那个农民说，在莫扎伊斯克附近，就是在那儿打过仗的地方，召来十来个村子的人，运了二十天，还没把死尸运完。喂饱了那些狼，他说……”

“那是一场真正的恶战，”那个老兵说，“只有这一仗令人难忘；可是以后那些……只不过是折磨人罢了。”

“可不是，大叔。昨天我们追他们，咳，不等你追上，他们就赶快扔下枪，跪下，‘饶命！’他们说。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听说，普拉托夫两次捉住拿破仑本人。他不懂法国话。捉是捉住了两次：咳，你猜怎么，他在他手里变成一只鸟；飞了，飞了。也没法儿杀死他。”

“我看，你是一个牛皮大王，基谢廖夫。”

“什么吹牛哇，千真万确。”

“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把他埋在土里。再钉上一根杨木橛子。这个害人精。”

“反正快要收场了，他横行不了啦。”那个老兵打着哈欠说。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开始躺下睡了。

“瞧天上的星星，多亮！你看，老娘们展她织的布了。”一个士兵欣赏银河说。

“弟兄们，这是丰年的兆头。”

“还得添点柴火。”

“背烤暖了，肚子又凉了，你说多怪。”

“主啊！”

“你挤什么，火是你自个的，还是怎么的？瞧……瞧他把手脚伸的。”

在谈话停顿时，可以听见几个入睡的人的鼾声；其余的人辗转翻着身子烤火，时而交谈几句。从百来步远的另一堆篝火旁传来一阵快活的齐声大笑。

“你听五连好热闹，”一个士兵说，“他们的人可真多！”

一个士兵站起来，到五连那儿去了。

“笑得真开心，”他回来时说，“来了两个法国人。一个冻得抖成一团，另一个可闹腾得欢，还唱歌呢。”

“是吗？去看看……”有几个士兵到五连去了。

九

五连的宿营地紧挨着树林的边缘。大堆的篝火在雪地里烧得正旺，照亮了冰霜压弯的树枝。

半夜的时候，五连的士兵们听见树林里有踏雪的脚步声和树枝的脆裂声。

“伙计们，是狗熊的声音。”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来细听，在篝火的亮光中，从森林里走出两个互相搀扶着、衣衫奇特的人影。

这是两个藏在树林里的法国人。他们走到篝火跟前，声音嘶哑地说着士兵们不懂的话。一个身材高些，戴着军官帽，看样子完全筋疲力尽了。走近篝火，他想坐下，但是倒在地上了。另一个兵矮小敦实，用手巾包着腮帮，身子比较强壮。他扶起同伴，指着自己的嘴，说着什么。士兵们围着两个法国人，给病人铺上军大衣，给他们拿来粥和伏特加。

那个病弱的军官名叫朗巴莱；那个用手巾包着头的是他的勤务兵莫雷尔。

莫雷尔喝了伏特加，吃了一碗粥，忽然反常地快活起来，不停地说着士兵们听不懂的话。朗巴莱不吃不喝，默默地枕着臂肘躺在篝火旁边，用痴呆的、通红的眼睛望着俄国士兵。他时不时地发出长声呻吟，然后又不出声了。莫雷尔指着他的肩，向士兵们示意，这是一个军官，应当让他暖和一下。一个走过来烤火的俄国军官派人去问团长，可不可以让一个法国军官到他那儿去取暖。回来的人说，团长吩咐把军官带过去，于是告诉了朗巴莱。他站起想走，但是他一晃悠，要不是站在他近旁的士兵扶着，就摔倒了。

“怎么样？你再不敢来了吧？”一个士兵向朗巴莱嘲笑地挤挤眼，说。

“咳，你这个傻瓜！干吗说些难听的话！乡巴佬，真是乡巴佬。”响起一片责备那个开玩笑的士兵的声音。人们围着朗巴莱，把他架起来放到两个士兵交叉的手臂上，抬到屋里。朗巴莱搂着一个士兵的脖子，在人们抬着他的时候，他悲戚地说：

“，好人哪！，善心的、善心的朋友们哪！这才是真正的人！，我的好心的朋友们！”他像个小孩似的，把头偎依在一个士兵的肩头上。

这时，莫雷尔坐在火旁最好的位置，士兵们围着他。

莫雷尔是一个矮矮墩墩的法国人，他两眼红肿，流着泪水，像女人似的在军帽上扎一条手巾，穿着女人的皮袄。他显然喝醉了，一只手搂着坐在他身旁的士兵，声音嘶哑地、断断续续地唱着法国歌。士兵们望着他，笑得前仰后合。

“喂，喂，你教我们，怎么唱？我很快就能学会。怎么唱？……”莫雷尔搂着的那个滑稽鬼——歌唱家说。

亨利四世万岁，

万岁，勇敢的国王！

莫雷尔唱道，他不住地挤挤眼。

亨利四世那个魔鬼……

那个士兵呜呜哇哇跟着唱，挥了挥手，果然合上了调子。

“好家伙！哈—哈—哈！”响起一片粗野、快活的大笑声。莫雷尔皱着眉头也笑起来。

“喂，再来，再来！”

他有三套本领

喝酒，打仗，

还有当情夫……

“调子也满和谐的。扎列塔耶夫！唱呀，唱呀！……”

“克哟……”扎列塔耶夫用劲发音，“克—哟—哟……”他极力撮着嘴唇，拉长声音唱，“勒特里普达啦，得—布，得—巴，伊得特拉瓦嘎啦！[29]”他唱道。

“好哇！跟法国人唱的一样！噢哟……哈—哈—哈！怎么样，你还要吃点吗？”

“再给他点粥；挨饿的肚子一下子填不饱。”

人们又给他粥；于是莫雷尔笑着吃了第三碗粥。所有的年轻士兵都带着快乐的笑脸看莫雷尔。年老的士兵们认为干这种无聊的事是不体面的，他们躺在篝火的另一边，但是时不时地支着臂肘欠起身来微笑着看看莫雷尔。

“他们也是人，”一个士兵用军大衣把身子裹紧，说，“苦艾也是在根上生长的。”

“噢哟！主啊，主啊！满天的星，密密麻麻！严寒就要来了……”周围寂静了。

星星仿佛知道这时没有人在看它们，在黑暗的天空中玩得更欢了。它们忽明忽灭，忽而颤动，它们互相之间正忙于说些又快乐又神秘的悄悄话呢。

十

法国军队按照准确的数学级数等速地消融着。曾被大书特书的强渡别列济纳一战，不过是法国军队溃灭的过渡阶段，决不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插曲。别列济纳河战役之所以被人写得那么多，而且将来还要写，在法国人方面，那不过是因为先前以平均速度遭受的灾难，而在别列济纳河的破桥上，却集中地发生在顷刻之间，成为留在每个人记忆里的悲惨景象。在俄国人方面，关于别列济纳河之所以被人们谈论和撰写得那么多，那不过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彼得堡制定一项在别列济纳河设下战略陷阱捉拿拿破仑的计划（又是普弗尔制定的）。人人都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计划实现，因而坚持说，正是强渡别列济纳河把法国人毁掉了。而统计数字表明，强渡别列济纳河的实际结果却是，法国人由于武器和兵员的损失所受到的伤害，比起克拉斯诺耶战役受到的伤害，要轻得多。

强渡别列济纳河战役唯一的意义乃在于，这次渡河明显而毫无异议地证明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所主张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行动——只在敌人后面尾随着，是正确的。那群乌合之众的法国人不断增加速度、为达到目的地拼命逃跑。他们像一群受伤的野兽在狂奔，挡住他们的去路是不可能的。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情况。当桥倒塌了的时候，徒手的士兵们、从莫斯科逃出的人们、随从法国运输队带孩子的妇女们，都受惯力的影响而不投降，都向桥上拥去，向结冰的水中拥去。

这种拼命前冲的愿望是合乎情理的。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景况都同样的坏。落难的人留在自己的人中间，可以指望伙伴们的帮助，在自己的人中间可以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投降俄国人，他虽然仍然处在同样遭难的境况，但是在分配生活必需品时，他就得向后站了。法国人无须得到确切的情报，就知道俄国人对那半数的俘虏不知怎么办，即使俄国人很想拯救他们免于冻饿而死；他们从感觉上知道事情只可能是这个样子。最富有同情心的司令官们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人，对俘虏也爱莫能助。那个毁灭了法国人的灾难，也是俄国军队经受的灾难。不能从饥饿的、急需的士兵手里把面包和衣服夺去给那些虽然无害、也不可恨、也没有罪、然而却是无用的法国人。也有的俄国人这样做了；但是这只是例外。

后面是必然的灭亡；前面却有希望。已经是破釜沉舟，除了集体逃走，别无出路，于是法国人就全力集体逃跑了。

法国人越是往前跑，他们的残余部队越是悲惨，特别是在根据彼得堡的计划寄予特别希望的别列济纳战役以后，那些互相怪罪、特别是怪罪库图佐夫的俄国司令官们的情绪，也就越激昂了。他们认为，彼得堡的别列济纳计划如果失败，一定是库图佐夫的失误，因此，对他的不满、蔑视和讥笑越来越强烈了。蔑视和讥笑自然是以恭敬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库图佐夫无法质问他们责怪他什么，为什么责怪他。他们跟他说话并不认真；在向他报告和请他批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做出执行一件可悲的仪式的样子，而背后却向他挤挤眼，尽可能处处都欺骗他。

正因为这些人不能了解他，所以都以为跟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谈的；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们计划的深刻用意；他要对他那些关于“网开三面”、不能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打出国门以外诸如此类的空话（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空话）负责。这一切他们已经从他那儿听过的。他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待给养，士兵们没有靴子，都是那么简单，而他们所建议的却是非常复杂而且聪明，在他们看来那是明摆着的：他既老且蠢，而他们却是不当权的天才统帅。

特别是在和显赫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以后，这种情绪和参谋部的流言蜚语达到了极点。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只是叹着气耸耸肩罢了。只有一次，在别列济纳战役以后，他发了脾气，给单独向皇帝打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由于贵恙复发，见信后请即去卡卢加，听候皇上的旨意和任命。”

把贝尼格森打发走之后，接着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来到了军队，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来被库图佐夫调离了军队。现在大公来到军队，通知库图佐夫说，皇上不满意我军战绩不佳、行动缓慢，皇上打算日内到军队中来。

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朝政和军事都富有经验的老人，在本年八月违反皇上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也就是他把皇储和大公调离了军队，也就是他，凭借自己的权力、违反皇上的旨意，决定放弃了莫斯科，现在这个库图佐夫立刻了解到，他的时代已经完结了，他扮演的角色结束了，他那虚假的权力也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了解这一点，不仅由于朝廷的态度。一方面，他看出，他在其中担任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了，因而他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正在这时他感到他那衰老的身体疲惫不堪，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驻维尔纳——他所说的“亲爱的维尔纳”。库图佐夫曾两次做过维尔纳总督。在富饶的、保持完整的维尔纳城，库图佐夫除了享受到他久已失去的那些舒适的生活条件外，还找到一些老朋友和可供回忆的事物。于是，他忽然撇开一切军务和政务的操劳，尽可能沉浸在平稳的、早先习惯的、他周围沸腾着的热情生活所能给予他的安静生活，仿佛历史进程中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

奇恰戈夫，这是最热衷于切断和击溃战术的人中的一个，奇恰戈夫，这是一个起先要到希腊、然后要到华沙进行佯攻、而决不愿到那派他去的地方去的人，奇恰戈夫，这是一个以敢于向皇上进言而闻名的人，奇恰戈夫，这个认为库图佐夫承过他的情的人——这是因为一八一一年他奉派去与土耳其媾和，他不经库图佐夫的同意，认为和约已经缔结，于是向皇帝承认，缔结和约的功劳属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个奇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进驻的城堡门前迎接他。奇恰戈夫穿一身海军文职制服，佩一把短剑，腋下夹着帽子，递给库图佐夫一份战列报告和城门的钥匙。这个知道库图佐夫已经受到谴责的奇恰戈夫，在一切言谈举止上充分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对昏聩的老头子那种在恭敬中透露着轻蔑的态度。

在跟奇恰戈夫谈话中，库图佐夫顺便告诉他，他在博里索夫的几车器皿已经夺了回来，就要还给他。

“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吃饭的家伙。相反，就是您要举行宴会，我也能供应全部的餐具。”奇恰戈夫面红耳赤地说，他想证明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因而认为库图佐夫对他的话也很关注。库图佐夫露出了笑容，含蓄而洞察一切的笑容，他耸耸肩回答说：“我只是要说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维尔纳，库图佐夫违反皇帝的意愿，阻留着大部分军队。库图佐夫，据他周围的人说，在维尔纳逗留期间精神异常委顿，体力衰弱。他不大过问军队的事，什么事都交给他的将军们去办，整天过着闲散的生活，等待着皇帝到来。

皇帝率领着侍从——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孔斯基公爵、阿拉克契耶夫等等，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二月十一日来到维尔纳，坐着旅行雪橇直接驰往城堡。虽然天气严寒，百十个穿着检阅服装的将军和参谋人员，以及谢苗诺夫团仪仗队守候在城堡门前。

一个急行信使，赶着三套浑身汗湿的马拉着的雪橇，在皇帝前面来到城堡，喊道：“驾到！”于是科诺夫尼岑跑进门厅，向在门房小屋里等候的库图佐夫通报。

一分钟后，老头子肥胖，庞大的身影蹒跚地走出门廊，他身穿大礼服，胸前挂满勋章，腰间缠一条肚带。库图佐夫戴着遮檐朝两侧的帽子[30]，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下来后，他把准备呈给皇帝的报告拿在手里。

奔忙，低语，一辆飞奔而来的三马雪橇，于是，所有的眼睛都注视那辆渐渐驶近的雪橇，已经可以看见雪橇上皇帝和沃尔孔斯基的身影了。

由于五十年的习惯，所有这一切在这个老将军身上起了一种警觉的作用；他小心地、匆忙地摸摸身子，整整帽子，就在皇帝下了雪橇，抬起眼睛看他的一瞬间，他抖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递上去，开始用他那缓慢的、均匀的、讨人欢喜的声音说起话来。

皇帝目光疾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但是立刻克制住自己，向前走了两步，伸开两臂，抱住老将军。仍然由于长期习惯了的印象，由于他内心思想的关系，这拥抱照例对库图佐夫又起了作用：他抽泣起来。

皇帝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仪仗队问好，然后又握住老头子的手，和他一同走进城堡。

同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皇帝对追击的迟缓，对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所犯的错误表示不满。库图佐夫不作辩解，也不发表意见。他现在脸上的表情，也就是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聆听皇帝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的、毫无意义的表情。

当库图佐夫离开书房，垂着头，迈着沉重的、蹒跚的步子走过大厅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阁下。”那个人说。

库图佐夫抬起头来，对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看了半晌，后者托着一个银盘子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好像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他突然好像省悟过来，在他胖脸上闪过一丝几乎看不出的笑容，他恭敬地、低低地俯下身来拿起那件东西。那是一级圣乔治勋章。

十一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亲自光临。库图佐夫荣获一级圣乔治十字勋章；皇帝给予他最高的荣誉；但是皇帝对这位元帅的不满是人人都知道的。礼节是要遵守的，皇帝做出了第一个榜样；但是人人都知道，老头子犯有过错，不中用了。皇帝走进舞厅的时候，库图佐夫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吩咐把缴获的军旗投掷在皇帝的脚下，皇帝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嘴里咕噜着，有人听到他说“老滑稽演员”。

在维尔纳期间，皇帝对库图佐夫的不满更强烈了，这特别是因为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或者不能理解当前战役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对召集到他跟前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你们拯救了欧洲。”大家当时已经懂得，战争还没有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不愿理解这一点，他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新的战争不仅不能改善俄国的处境和增加俄国的荣誉，而且会使俄国的处境恶化，降低他认为俄国现在所取得的最高的荣誉。他极力向皇帝证明征募新兵是不可能的；他谈到人民的困苦，谈到我们有失败的可能，等等。

怀有这种心情的元帅，自然成为当前战争的一个绊脚石了。

为了避免和老头子发生冲突，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办法：像在奥斯特利茨对付他，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那样，不惊动他，也不向他宣布要把他的军权移交给皇帝本人。

为了这个目的，逐渐改组了司令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的全部实权都被剥夺，移交给皇帝。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等人另有任用。人们都大谈元帅身体严重地衰弱，由于健康不佳而心灰意冷。

为了他的地位要交给接替他的人，他就得健康欠佳。而且他的健康也确实欠佳。

库图佐夫从土耳其到彼得堡财政厅招募民兵，然后到军队里去，正因为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所以他这样做是自然的、简单的、逐步的，现在库图佐夫演完了自己的角色，有新的必要的人来取代他的地位，同样也是自然的、逐步的、简单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了俄国人所珍重的民族的意义，还具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欧洲的意义。

既然有由西而东的民族迁徙，就会有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而这场新的战争，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他要具有与库图佐夫不同的品质、观点，为不同的动机所驱使。

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和为了恢复各国的国界，是那么必需，正如库图佐夫为了拯救俄国和俄国的光荣而必需一样。

库图佐夫不理解欧洲、均势，以及拿破仑的意义。他不能理解这个。在敌人已经消灭，俄国已经解放，并且达到光荣的顶峰，一个俄国人民的代表，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他死了。

十二

正如多半的情形那样，只有在皮埃尔作俘虏时身体上所受的困苦和紧张过去以后，他才觉出那种困苦和紧张的极其沉重。从俘虏中被释放以后，他来到奥廖尔，到后第三天，他打算去基辅，但是他病了，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说，他的病是胆热引起的。虽然医生给他治疗、放血、吃药，他仍然康复了。

自得救到得病这段时间皮埃尔所经历的一切，在他心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记得灰蒙蒙的、阴沉沉的、时而落雨、时而下雪的天气，内心的忧郁，腿和腰部的疼痛；对于人们的不幸和痛苦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记得军官和将军们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得他惶恐不安，他在找车和马时的东跑西颠，主要的，记得他当时失去了思索和感觉的能力。得救那天，他看见了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也就是那天，他得知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后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才死去。也就在那天，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杰尼索夫在谈话中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了。对这一切，当时皮埃尔只觉得奇怪。他觉得，他不能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当时他一心急于离开这些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到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在那儿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休息休息，思索一下在这期间所见到的一切新奇的事情。但是他一到奥廖尔就病了。皮埃尔从病中清醒过来后，看见他跟前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向在叶利茨皮埃尔的庄园里居住，听说皮埃尔得救和患病，是来侍候他的。

在恢复健康期间，皮埃尔才渐渐摆脱掉他过去几个月习惯了的印象，重新又习惯了：明天再没有人赶他到什么地方去，不会有人夺去他那温暖的床铺，一定可以得到午餐、茶和晚餐。但是有很长时间，他还梦见他过俘虏的生活。皮埃尔也逐渐明白他从俘虏中获释后所听到的那些消息：安德烈公爵的死、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自由的喜悦感觉——完全的、不可分离的、为人所固有的那种自由感觉，他在离开莫斯科后头一个休息站初次尝到的那种自由感觉，在皮埃尔康复期间充满了他的灵魂。使他惊奇的是，这种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内心自由，现在仿佛外界的自由也过多地、慷慨地出现在他周围。他独自一人住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人。没有人向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人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所要的一切都有了；从前对于妻子的思虑永远折磨着他，现在没有了，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啊，多么好啊！多么美妙啊！”当人们把一张摆着香味四溢的肉汤的桌子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或者夜间他躺在柔软、清洁的床上的时候，或者当他记起妻子和法国人都没有了的时候，他自言自语说：“啊，多么好啊，多么美妙啊！”于是，他按照老习惯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以后又怎么样呢？我怎么办？他立刻回答自己说：“没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多么美妙啊！”

先前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那件事情——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于他不存在了。这个未知的人生目的，在他并不是现在偶然不存在了，也不是此时此刻才不存在，但是他觉得，它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正是这目的的不存在，给了他完全的、可喜的自由的感觉，他的幸福此时就在于这个自由的感觉。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章制度、或者某种言论、或者某种思想，而是信仰活生生的、经常可以感觉到的上帝。以前他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的一些目的去寻求它。这种有目的的寻求不过是寻求上帝罢了；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不是靠语言、推理，而是靠直感认识到保姆早就给他说的那个道理：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儿，它无所不在。他在被俘期间认识到，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一个人极目远望，结果却在自己的脚下找到所要寻求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迈过周围人们的头顶望过去，其实用不着睁大眼睛往远处看，只看自己跟前就行了。

他过去完全看不见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东西。他只觉得，它一定在某个地方，于是寻找它。在近处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上面，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装备一副想象的望远镜，向远方瞭望，他觉得隐藏在远方云雾中的渺小而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不过是看不清楚罢了。他心目中的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在他认为自己软弱的那一阵子，他的神智也曾深入那个远方，他在那儿看见的仍然是渺小、世俗、没有意义的东西。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为了看见它，为了享受对它的观察，他自然就抛弃那副他一直用来从人们头顶上看东西的望远镜，而欢欢喜喜地观察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越是近看，就越觉得心平气和，觉得幸福。先前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心中经常准备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31]”

十三

皮埃尔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仍然像先前那个样子。他像先前一样心不在焉，好像他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他自己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他现在和过去的状态所不同的是：他先前忘掉了眼前的事、忘掉对他说过的话的时候，他总是皱紧眉头，好像想看清楚而又不能看清楚那离他很远的东西。现在他也是忘掉对他说过的话，忘掉他眼前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带着几乎看不出的好像嘲讽的微笑审视他面前的东西，倾听对他说的话，虽然他看见的和听见的显然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他过去虽然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而人们都远离着他。现在他嘴角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好像在问：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到满足？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

先前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激昂慷慨，不听对方说话；现在他对谈话不大热衷，善于听人家说话，因而人家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

这位公爵小姐从来不喜欢皮埃尔，自从老伯爵去世后，她觉得她受了皮埃尔的恩惠，因此对他特别地怀有敌意，可是，令她着恼和惊奇的是，在奥廖尔待了不久之后——她来这儿是想表明，虽然他忘恩负义，她仍然认为照管他是她的义务，公爵小姐很快就感觉到，她喜欢皮埃尔。皮埃尔并没有去讨公爵小姐的欢心。他只是带着好奇心去观察她。先前公爵小姐总觉得，他对她总是投以淡漠和嘲笑的目光，因此，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别人面前一样，觉得拘束，只摆出她天性中好斗的一面；而现在却相反，她觉得他仿佛在探索她灵魂深处最隐秘的方面；她起先对他不信任，后来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他表露出藏在她性格中善良的方面。

就是最狡猾的人也不能那么巧妙地博取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美好青春的回忆和对豆蔻年华的眷恋。而皮埃尔的所谓狡猾只不过是在这位恶毒的、无情的、有其特有的傲气的公爵小姐身上唤醒人类的感情，以此来取乐罢了。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只要不在坏人、而是在像我这样的人影响之下。”公爵小姐心里这样想。

皮埃尔的变化也被他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发觉了。他们发现他随和多了。捷连季常常帮他脱了衣服，道过晚安，拿着靴子和衣服，迟迟不离去，看看老爷是不是有话要说。皮埃尔看出他想聊一聊，多半就把他留住。

“给我讲讲……你们怎么弄到吃的？”他问。于是捷连季就讲起莫斯科的破坏，讲起已故的老伯爵，拿着衣服站在那儿谈了很久，有时也听皮埃尔的故事，然后，他怀着主人对他的亲近和他对主人的友好感觉回到前厅。

给皮埃尔治病的医生每天都来看他，虽然这位医生按照一般医生的习惯，认为应当装出他的每分钟对于受磨难的人类都是宝贵的样子，然而他却常在皮埃尔处一连坐上几个小时，谈他喜爱的故事和他对一般病人、特别是对女人脾气的观察。

“是的，跟这个人谈谈是愉快的，他跟我们外省人不一样。”他说。

奥廖尔有几个被俘的法国军官，这个医生带来了其中一个意大利青年军官。

这个军官常去皮埃尔那里，公爵小姐时常取笑这个意大利人对皮埃尔表示的温情。

看来，这个意大利人只有当他到皮埃尔那里谈谈，才感到幸福，他向皮埃尔讲他的过去，讲他的家庭生活，讲他的爱情，向他发泄他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懑。

“假如所有的俄国人多少有点像您这样，”他对皮埃尔说，“同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罪过。法国人使您受了那么多罪，您甚至不怀恨他们。”

皮埃尔现在赢得这个意大利人满腔的热情，只不过由于他在他身上唤醒了他灵魂中优秀的品质，并且欣赏这种品质。

皮埃尔在奥廖尔停留的最后一些日子，有一个他的老会友维拉尔斯基伯爵——就是一八○七年介绍他加入共济会支部的那个人，前来看他。维拉尔斯基伯爵娶了一个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座大庄园的富有的俄罗斯女人，他在本城军用粮站谋得一个临时的职务。

维拉尔斯基听说别祖霍夫在奥廖尔，虽然一向和他不大交往，但是见了他却流露出只有在沙漠中人们相遇时表现的那种友好和亲切。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很寂寞，能遇到和自己同一个圈子、他认为在兴趣上相同的人，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使维拉尔斯基吃惊的是，他很快就看出皮埃尔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以他私下对皮埃尔的判断，皮埃尔陷入淡漠和自私中了。

“您太消沉了，我的朋友。”他对他说。尽管如此，维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在一起比过去更觉得愉快，他每天都到皮埃尔的住处，而皮埃尔现在看维拉尔斯基和听他说话，他觉得奇怪和难以置信地想道，他自己不久前也是这个样子。

维拉尔斯基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为妻子的田产、公务、家务而奔忙。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生的障碍，都是可鄙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等等问题，经常吸引他的注意。而皮埃尔并不去努力改变他的观点，也不去指责它，而是带着他现在常有的那种平静、喜悦的讥笑欣赏这种奇怪的、他所十分熟悉的现象。

皮埃尔在对维拉尔斯基、对公爵小姐、对医生、对他所遇到的一切人的关系上，有一种新的特点博得人们对他的好感：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以各自的观点思想、感觉和观察事物；承认不能用语言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每个人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而现在却成为他在待人接物时激发兴趣和同情心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和生活之间的不同，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有时完全相反，使皮埃尔高兴，引起他温和的讥笑。

在一些实际问题上，皮埃尔现在意外地感觉到他有了以前所没有的主心骨儿。先前，每一桩金钱问题，特别是他这个富人常常遇到的向他乞讨金钱的问题，总使他感到毫无办法和惶惑不安。“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他需要钱。但是别人更需要钱。谁最需要呢？也许他们俩都是骗子吧？”从前他对这些疑问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要他有钱，谁要就给谁。过去，每遇到有关财产问题时，有人说应当这么办，又有人说应当那么办，他也同样不知所措。

现在，令他惊奇的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不再有什么犹疑和惶惑。现在他心中有个审判官了，根据他所不知的某些法则决定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

他仍然跟过去一样对待金钱漫不经心，不过现在他确实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这个审判官第一次为他服务的事例是应付一个被俘的法国上校的要求：这个上校在皮埃尔那里讲了许多他的功绩，末了，他几乎是正式提出要求，向皮埃尔要四千法郎寄给他的老婆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也不紧张地就回绝了他，过后他感到惊奇，这件过去好像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是这么简而易行。在拒绝那个上校的同时，他心里决定，在离开奥廖尔时，必须想个办法让那个意大利军官接受他一些钱，看来，显然他是需要钱的。皮埃尔在处理他妻子的债务和修复莫斯科住宅和别墅的问题上，又一次证明他对实际问题确实有了主见。

他的总管到奥廖尔来，他同皮埃尔大体合计一下已经起了变化的收入。据总管估计，莫斯科大火使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卢布。

总管为了安慰皮埃尔，向皮埃尔算了一笔账，他说，只要皮埃尔拒绝偿还妻子的债务，——他本来没有偿还的义务，只要他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近郊的别墅，——这些建筑物除了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什么利益也没有，他的收入不但不减少，反而会增加。

“对，对，这是真的，”皮埃尔快活地微笑说，“对，对，那都是我用不着的。由于破产我更富有了。”

但是，正月萨韦利伊奇从莫斯科来，他讲了讲莫斯科的情况，讲了讲建筑师为修建莫斯科的住宅和近郊别墅所做的预算，他讲这件事好像是在讲已经决定了的事似的。在这期间，皮埃尔接到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的来信。这些信都提到他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决定了：令他非常欢喜的总管的计划，是不正确的，他得去彼得堡了结妻子的债务，到莫斯科修建房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确切知道，应该这样做。由于这个决定他的收入减少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做；他有这样的感觉。

维拉尔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约定一道走。

皮埃尔在奥廖尔康复期间，感受到自由和生活的喜悦；但当他在旅途上置身于自由的天地中间，看见成百的生人的面孔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在整个旅行期间，他感觉到小学生度假的喜悦。所有的人：驿站车夫、驿站长、路上和村中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在他看来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不断抱怨俄国的贫穷、愚昧、比欧洲落后，维拉尔斯基这些评论只能更提高皮埃尔的兴致。维拉尔斯基看见死气沉沉的地方，皮埃尔却在雪中，在这辽阔的大地上看到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支持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不反驳维拉尔斯基，好像同意他的话（这种假装的同意是避免无益的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他含着快乐的微笑听他说话。

十四

很难解释蚂蚁为什么在被捣毁的洞穴出出进进那么忙碌，有些蚂蚁拖着小粒食物、蚁卵和死尸走出洞穴，有些返回洞穴，为什么它们互相冲撞、追逐、争斗，同样，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得俄国人在法国人撤退后又在以前叫作莫斯科的地方聚集起来。但是当我们观看在被捣毁的洞穴周围爬满了蚂蚁的时候，洞穴虽然彻底破坏了，但是从挖洞的昆虫那股子坚韧不拔的劲头和数量的众多可以看出，除了被毁掉的一切，那构成蚁穴力量的坚不可摧的、非物质的东西依然存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十月间，虽然没有官府，没有教堂，没有神圣的东西，没有财富，没有房屋，但是依然是八月间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毁掉了，但那非物质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依然存在。

莫斯科肃清了敌人以后，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个人动机——起初多半是怀着野蛮的、兽性的动机，从四面八方拥进莫斯科。只有一种动机是人所共有的，那就是赶快到那从前叫作莫斯科的地方，在那儿开展他们的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莫斯科已经有一万五千居民，过了两个星期，就有两万五千了。这样不断地增加，到一八一三年秋天，就超过一八一二年人口数字了。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附近村庄的农民和从莫斯科逃出后隐藏在近郊的居民。进入被破坏了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遭到抢劫，也开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农民赶着大车来到莫斯科，把丢在破屋里和街道上的一切运到村子里。哥萨克把能搬走的东西都运回他们的营地；房主抢走他们在别人屋里发现的一切东西，借口说是他们自己的财物。

但是，接着第一批抢劫者之后，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随着抢劫者的增加，抢劫一天天地越加困难了，并且形成一些更加确定的方式。

法国人到了莫斯科虽然发现是一座空城，但却具有一个有机地、正常地生活过的城市的一切组织形式，它有各种商业和手工业，有奢侈品，有政府机关和宗教团体。这些机构都瘫痪了，然而它们仍然存在着。这儿有商场、小铺、商店、粮店、集市——大多数都有货物；这儿有工厂、作坊；这儿有充满奢侈品的宫室和窗户；这儿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法国人待得越久，这些城市的生活组织形式就消灭得越多，最后，变成一片一塌糊涂、死气沉沉的劫后废墟了。

法国人的抢劫继续得越久，莫斯科的财富遭到的破坏就越厉害，抢劫者的力量也就消耗得越多。而俄国人占领首都初期开始的俄国人的抢劫，越是继续下去，参加抢劫的人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恢复得就越快。

除了抢劫者，还引来了各色人等，有的为了满足好奇心，有的为了公务，有的为了个人的打算，房产主、僧侣、大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像血液流入心脏似的从四面八方流入莫斯科。

一个星期以后，那些赶着空车想来运走一些东西的农民，被政府扣留下来，强迫他们把死尸运出城外。别的农民听说伙伴们不得手，就把粮食、燕麦、干草运到城里，互相把价格削得比过去还低。木匠们希望挣点大钱，每天都来莫斯科，到处都在盖木头房子，修理烧焦的房子。商人搭起棚子开始营业。饭馆和客栈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开起张来。神父们在许多未遭火灾的教堂里恢复了礼拜。施主们捐助教堂被窃的东西。官吏们在小屋里安放铺着粗呢的桌子和文件柜。高级官吏和警察负责分配被法国人抢剩的财物。那些从别人家搬来很多财物的房主，抱怨把东西都搬运到多棱宫是不公平的；另有一些人坚持说，法国人把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存放着，因此，把这些东西都分给在他家存放东西的房主是不公平的；人们咒骂警察；贿赂警察；对烧掉的东西作了十倍的损失估价；要求补助，拉斯托普钦伯爵在写他的告示。

十五

一月底，皮埃尔到了莫斯科，在一处没有被烧掉的厢房住下来。他造访了拉斯托普钦伯爵，造访了回到莫斯科的几个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人人都在庆祝胜利；在这劫后复苏的首都，到处都是生机勃勃。大家都欢迎皮埃尔，都想见见他，都想听听他的见闻。皮埃尔觉得他对所有遇见的人都怀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现在不由得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怕受到牵连。人家问他任何问题——不论是重要的还是无关重要的，例如：他准备住在哪儿？他要盖房子吗？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可不可以捎带一个箱子？——他总是回答：“是的，也许，我想。”等等。

他听说罗斯托夫全家在科斯特罗马，他很少想到娜塔莎。即使想到，也不过是想到一件久已过去的愉快的回忆罢了。他觉得自己不仅摆脱了日常俗务，而且摆脱了那种他似乎觉得是自作多情的情调。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他在德鲁别茨科伊家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临终的那些日子，时常占有皮埃尔的心，现在又生动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了。午饭时他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莫斯科住在弗兹德维仁卡街她的一所未被烧掉的住宅里，他当天就去拜访她。

在去拜访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路上，皮埃尔不断地思念安德烈公爵，怀念他们的友谊以及他们每次的会见，特别是最后那次在波罗金诺的会见。

“难道他真的当时在那种恶劣的情绪中死去的吗？难道他在临终前真的没有揭开人生的真谛吗？”皮埃尔想。他想起了卡拉塔耶夫，想起了他的死，不由得把两个十分不同，而又十分相似的人作了比较，他们相似是因为他对两个人都怀有爱慕的心情，还因为两个人都曾在世上生活过，两个人都死了。

皮埃尔怀着极严肃的心情驶往老公爵的住宅。这所住宅还完整，但依然有被破坏的痕迹，而住宅的整个面貌依然如故。一个年老的侍者神色严厉地出来迎着皮埃尔，好像给客人一个感觉：老公爵不在，家规仍然照旧，他说公爵小姐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每逢星期日才接见客人。

“你去通报一下吧，也许会接见的。”皮埃尔说。

“是，您老，”侍者回答说，“请到肖像室[32]稍候。”

几分钟后，那个侍者和德萨尔走出来，德萨尔向皮埃尔传达公爵小姐的话说，她很高兴见他，如果皮埃尔原谅她的失礼，请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

在一间点着一支蜡烛的矮小屋子里，坐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黑衣女人。皮埃尔记起玛丽亚公爵小姐身边经常有女伴，但是女伴都是些什么人，皮埃尔不知道，也记不起了。“这是她的一个女伴。”他向那个黑衣女人瞥了一眼，心中想道。

公爵小姐连忙站起身来，向前迎着他，伸出了手。

“是啊，”在他吻过她的手，她端详着皮埃尔那张改变了的面孔，说，“咱们又见面了。他临终时常常提到您。”她一面说，一面带着使皮埃尔吃了一惊的羞怯神情把目光从皮埃尔移到女伴身上。

“听到您平安无事，我非常高兴，这是很久以来接到的唯一好的消息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又不安地向女伴看了一眼，刚想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打断了她的话。

“您会想到的，我一点不知道他的情况，”他说，“我以为他阵亡了。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别人、从第三者口中听说的。我知道他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人……多么巧的命运啊！”

皮埃尔说得又快又兴奋。他向那个女伴的脸望了一下，瞥见向他投来的专注、亲切、不寻常的目光，就像在谈话时常有的情形，不知怎地他觉得这个黑衣女伴是一个可爱的、善良的、极好的人，她不会妨碍他和公爵小姐畅快地谈心。

但是，当他在最后一句话提到罗斯托夫一家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的窘态更加厉害了。她又把视线从皮埃尔移到那个黑衣女伴身上，她说：

“您真的没有认出来吗？”

皮埃尔又看了看那个女伴那张苍白的、瘦削的、有一对黑眼睛和奇异的嘴唇的面庞。在那双专注地望着他的眼睛里含有一种亲切的、他久已遗忘的、非常可爱的神态。

“不对，这不可能，”他想，“这张严肃、瘦削而且苍白、显得老了一些的脸？这不可能是她。不过跟她相似罢了。”但是，这时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娜塔莎。”于是，那张眼神专注的面庞，困难地、吃力地，好像一扇生锈的门打开了似的，露出了笑容，突然从这扇敞开的门里散出一阵芳香，使皮埃尔感觉到那久已忘却的、特别是这时意想不到的幸福。芬芳四溢，香气袭人，把他整个人吞没了。当她莞尔一笑时，已经不再有什么怀疑了：这就是娜塔莎，他爱她。

在开头的刹那，皮埃尔不自觉地对她、对玛丽亚公爵小姐，主要的对他自己，泄露了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的那个秘密。他快活地、而又痛楚地涨红了脸。他想掩饰自己的激动。但是他越是想掩饰，就越是明显地——比最明显无误的语言更为明显地对他自己、对她、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泄露了他爱她。

“是啊，太出乎意外了。”皮埃尔想。但是他刚想跟玛丽亚公爵小姐继续谈刚才谈开的话，又向娜塔莎瞟了一眼，他脸上的一抹红云更加浓了，那充满他内心的快乐和恐惧使他激动得更加厉害了。他语无伦次，话说了半截就停住了。

皮埃尔起先没有注意到娜塔莎，那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会在这儿见到她，但是他后来没有认出她，那是因为自上次见到她以来，她的变化太大了。她瘦削而且苍白。但是这还不足以使他认不出：他刚进来时认不出她，是因为先前在那双眼睛里总是隐隐闪耀着对人生乐观的微笑，而现在，在他刚进来瞥了她一眼的时候，她脸上连一丝笑意也没有；只有一双专注的、善良的、悲哀和有所问讯的眼睛。

皮埃尔的窘态并没有使娜塔莎也窘迫不安，她脸上只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愉快神情。

十六

“她是来我这儿做客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伯爵和伯爵夫人一两天就到。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但是娜塔莎自己也必须看医生。他们强迫她随同我来了。”

“是啊，没有遭到不幸的家庭恐怕没有吧？”皮埃尔对娜塔莎说，“您知道，就是在我得救的那天发生的事。我看到他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娜塔莎望着他，只是眼睛睁得更大更亮来回答他的话。

“能说出什么可安慰的话呢？能想出什么值得安慰的事呢？”皮埃尔说，“什么也没有。一个多么可爱、生命力多么旺盛的孩子，为什么非让他死呢？”

“是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信仰很难活下去……”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对，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皮埃尔赶忙接过去说。

“为什么？”娜塔莎凝神盯视着皮埃尔问道。

“怎么说为什么？”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只要一想那等着我们的……”

娜塔莎不等听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话，又用讯问的目光望着皮埃尔。

“那是因为，”皮埃尔接过去说，“只有相信有一个主宰我们的上帝，才能忍受像她的……您的这样的损失。”皮埃尔说。

娜塔莎张了张嘴想说话，但是忽然停住了。皮埃尔连忙背过脸去，又向玛丽亚公爵小姐问起他的朋友临终的情形。皮埃尔的窘迫不安现在几乎消失了；但是同时他觉得，他先前的自由感也消失了。他觉得，现在有一个法官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法官的裁判比世上任何人的裁判对他都可贵。他现在一说话，就考虑到他的话对她会产生什么印象。他并不说一些可能使她欢喜的话；但是，他不管说什么，都从她的观点来评判自己。

像常有的情形那样，玛丽亚公爵小姐不大乐意讲她见到安德烈公爵时的情形。但是皮埃尔提的一些问题，他那异常不安的眼神，他那激动得发抖的面颊，渐渐迫使她把她害怕回忆的那些情况越说越详细。

“是啊，是啊，对，对……”皮埃尔说，向玛丽亚公爵小姐俯过身去，贪婪地听她讲述，“是啊，是啊；那么，他平静了，变得柔顺了？他就是这样用全副心力经常寻找一件东西：做一个尽美尽善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他的缺点，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都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原故。那么说他变得柔顺了？”皮埃尔说，“他能见到您是多么幸福啊！”他突然转身对娜塔莎说，含着眼泪望着她。

娜塔莎的脸颤动了一下。她皱起眉头，垂下眼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说话还是不说话。

“是的，这是幸福。”她用低沉的胸音说，“这在我大概是幸福。”她停了一下，“他……他说，在我刚进去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正盼着这个呢……”娜塔莎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她涨红了脸，紧握住两手按在膝盖上，突然，她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抬起头来，急忙说：

“我们从莫斯科出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敢问他的情况。忽然索尼娅对我说，他和我们同行。我什么也没想，我想象不出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是要看见他，和他在一起。”她颤抖着，喘息着说。她不让人打断她的话，讲她从来还不曾对任何人讲过的事：讲她们在旅途中和在雅罗斯拉夫尔三个星期她所经历的一切。

皮埃尔张着嘴听她讲，他那双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着她。在他听她讲的时候，他既没想到安德烈公爵，也没想到死，也没想她所讲的事情。在听她讲的时候，他只怜惜她现在讲述时所感受的痛苦。

公爵小姐由于忍住眼泪拧紧了眉头，她坐在娜塔莎身旁，第一次听到她哥哥临终前和娜塔莎的爱情故事。

这个既苦又甜的故事，显然是娜塔莎非常需要的。

她的讲述交织着最细的情节和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好像可以永远讲不完。好几次她把已经讲过的又重复一遍。

门外传来德萨尔的声音，他问尼古卢什卡可不可以进来道晚安。

“就是这些，全说完了……”娜塔莎说。在尼古卢什卡进来的时候，她连忙站起来，几乎朝门跑过去，头碰到挂着帘子的门上，不知由于疼痛还是由于悲哀，她呻吟着跑出了房间。

皮埃尔望着她跑出去的那扇门，他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把他从木然的状态唤醒，让他看看进来的小侄子。

尼古卢什卡那张跟父亲非常相像的脸，使这时心肠变软的皮埃尔深受感动，他吻了吻尼古卢什卡，就连忙站起来，掏出手绢，向窗口走去。他想向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辞，但是她留住了他。

“别走，我和娜塔莎有时晚上两点多还不睡呢；请坐一会儿。我去吩咐准备晚饭。下楼吧；我们就来。”

在皮埃尔走出房间之前，公爵小姐对他说：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讲起他。”

十七

皮埃尔被请到一间烛火通明的饭厅里；几分钟后，传来脚步声，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进来了。娜塔莎心情是平静的，虽然她脸上没有笑容，现在又露出严峻的表情。玛丽亚公爵小姐、娜塔莎和皮埃尔都同样感到在一场严肃的谈心后常有的那种局促气氛。继续刚才的谈话已经不可能；谈些琐事——不情愿，而沉默是不愉快的，大家都很想说点什么，而一言不发好像太虚假了。他们默默地走到饭桌前面。侍者拉开和移近椅子。皮埃尔打开冰凉的餐巾，决心打破沉默，向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看了一眼。她们俩显然同样决定了：她俩的眼睛闪着对生活满足的光芒，认为除了忧患，还有欢乐。

“您喝伏特加吗，伯爵？”玛丽亚小姐说，这句话突然驱散了过去的阴影。

“讲一讲您的事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人家都在谈您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呢。”

“是的，”皮埃尔现在惯于带着温和的讥讽微笑回答道，“人家甚至向我讲我本人连做梦也没梦见的奇迹。玛丽亚·阿布拉莫夫娜请我到她家里，向我讲我遇到的事，或者我应该遇到的事。斯捷潘·斯捷潘内奇也交待我应当怎样讲。总之，我看出，做一个有趣的人怪舒适的（我现在是一个有趣的人）；人家都请我，对我讲我的故事。”

娜塔莎微笑了，想说话。

“我们听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拦过去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了两百万。是真的吗？”

“可是我的财产却增加了三倍。”皮埃尔说。由于妻子的债务和必须重建房屋，皮埃尔的家业改观了，但是他还是说他反而富了三倍。

“我确实得到的，”他说，“那就是自由……”他开始认真地说；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太自私了，就打住了。

“您要盖房子吗？”

“是的，萨韦利伊奇要这么办。”

“我问您，您在莫斯科还不知道伯爵夫人去世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完，立刻脸红了，她察觉在他说了他是自由的之后，她就给他的话添上也许本来没有的意义。

“不知道，”皮埃尔回答说，他显然不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他提到的自由的理解使他难为情，“我是在奥廖尔听说的，您想不到，这个消息使我多么震惊。我们不是模范夫妻，”他说得很快，向娜塔莎瞟了一眼，看出她对他给予妻子的评语很好奇，“但是这个噩耗使我非常震惊。两个人吵嘴，往往双方都有错。而我的过错，在一个去世的人面前忽然变得很严重。而且死得那么……没有朋友，没有安慰。我非常、非常惋惜她。”他说完，看出娜塔莎脸上赞赏的表情，他感到快慰。

“是啊，您又是单身汉了，可以结婚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忽然脸涨得紫红紫红的，半天不敢看娜塔莎。当他鼓起勇气向她瞥了一眼的时候，他觉得她的脸色冷淡、严峻，甚至是轻蔑的。

“是不是像大家所讲的，您真的见过拿破仑，并且和他谈过话？”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笑了。

“没有的事。人们总觉得，当俘虏就是拿破仑的座上客。我不但没见过他，甚至没听过人家讲他。我是和一群境遇不佳的伙伴在一起的。”

晚饭后，皮埃尔起先不愿讲他当俘虏的经历，可是，慢慢地就讲开了。

“您留在那儿是打算行刺拿破仑，是真的吗？”娜塔莎露出一丝笑容，问他，“我们在苏哈列夫塔碰见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您记得吗？”

皮埃尔承认那是真的，于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在玛丽亚公爵小姐、特别是在娜塔莎提问的引导下，他逐渐地详细讲起他的冒险故事。

他开始讲的时候，带着他现在对人、特别是对自己都具有的那种温和的讥讽的眼神；但是后来，当他讲到他所看见的恐怖和痛苦的情景时，他抑制着人们在回忆那些感受强烈印象时常有的激动心情，不知不觉地讲得入了神。

玛丽亚公爵小姐带着温和的微笑时而瞧瞧皮埃尔，时而瞧瞧娜塔莎。在整个讲述中，她只看见皮埃尔和他的好心肠。娜塔莎用手支着头，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的讲述不断地变化，她一刻不停地凝视着皮埃尔，显然，她同他一起感受着他所讲的一切。不仅是她的眼神，而她的叹息和简短的提问，都向皮埃尔表示，她从他的讲述中所体会的正是他所要表达的。看来，她不仅体会了他所讲述的，而且体会到他想表达而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东西。在讲到他为保护妇女和孩子而被捕的那个插曲时，他是这样说的：

“那是可怕的景象，孩子们被抛弃，有的在火里……我亲眼看见一个孩子从火里被拖出来……女人们，她们的东西被抢走，耳环被扯掉……”

皮埃尔脸红了，犹豫了一下。

“这时来了巡逻队，他们把所有不曾抢劫的人，所有的农民都抓走了。我也给抓了。”

“您一定没有全讲出来；您准做了什么……”娜塔莎停了一下，说，“做了好事。”

皮埃尔继续讲下去。当他讲到行刑的时候，他想回避可怕的细节；但是娜塔莎要求他一点也别遗漏。

皮埃尔开始讲卡拉塔耶夫的事（他已经从饭桌前站起来，在室内踱来踱去，娜塔莎用目光追随着他），他站住了。

“不，你们不能理解我从这个没受过教育的、憨厚的粗人那里学到多少东西。”

“能理解，您说吧，”娜塔莎说，“他在哪儿？”

“他差不多在我面前被打死了。”于是皮埃尔开始讲他们撤退的最后的一些日子，讲卡拉塔耶夫的病和他的死（他的声音不停地颤抖）。

皮埃尔讲那些历险故事，好像他从来没有回顾过似的。他现在觉得他的经历仿佛有了新的意义。现在他对娜塔莎讲这一切的时候，他尝到女人在听男人说话时给人以少有的快乐，——愚笨的女人在听人家说话时，极力把人家的话记住以充实自己的头脑，一有机会就学舌一番，或者把听来的东西配合自己的想法，然后把那些在她们有限的头脑里想出的聪明的言词赶快告诉别人；而现在所享受的快乐，却是真正的女人所给予的，这种女人善于采撷和吸收那只有男人才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娜塔莎自己全然不觉得，她是那样全神贯注：她不漏过皮埃尔的每个字，他的声音每一颤动，目光每一瞬，脸上肌肉每一颤动，以及他的每个姿势。她在揣度皮埃尔内心活动的秘密意义时，还顺手捕捉到对方没有说出的话，即刻收进她那开阔的胸怀。

玛丽亚公爵小姐领会他的故事，同情他，但是她现在看到那占有她全部注意力的另外的东西；她看到娜塔莎和皮埃尔之间有爱情和幸福的可能。这个第一次闯进她头脑的想法，使她满心欢喜。

已经是早晨三点钟了。侍者们带着忧郁、严峻的脸色进来换蜡烛，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们。

皮埃尔讲完了他的故事，娜塔莎睁着亮晶晶的、兴奋的眼睛，仍在凝神地盯着皮埃尔，好像想了解他也许还没有说出的话。皮埃尔露出了窘态和羞怯，然而他感到幸福，时不时地瞧她一眼，想说点什么转个话题。玛丽亚公爵小姐默不作声。谁也没想到已经是三点钟，该是睡觉的时候了。

“人们都在说：不幸，苦难，”皮埃尔说，“假如这时，就在此刻有人问我：您愿意还像被俘之前那样呢，还是愿意把那一切再经历一番？我的上帝，千万别让我再当俘虏和吃马肉了。我们总以为，我们一旦被抛出我们走熟了的道儿，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在开始。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前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呢。我这是对您说的。”他转身对娜塔莎说。

“是的，是的，”她回答了一句完全不同的话，她说，“我什么都不希望，就希望重新把那一切再经历一次。”

皮埃尔定神望着她。

“是的，我再不希望别的。”娜塔莎肯定地说。

“不对，不对，”皮埃尔喊道，“我活下来，而且还要活下去，这不是罪过；您也是一样。”

娜塔莎忽然低下头，两手捂着脸哭起来。

“你怎么啦，娜塔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没什么，没什么。”她含着泪水对皮埃尔露出笑容，“再见吧，该睡了。”

皮埃尔起身告辞。

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像平时一样，一同走进卧室。她们谈了一会儿皮埃尔讲的事情。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谈她对皮埃尔的看法。娜塔莎也没谈他。

“好了，再见，玛丽，”娜塔莎说，“你可知道，我们不谈他（安德烈公爵），好像一谈他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时常害怕，我们这样就淡忘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深深叹了口气，这声叹息表示娜塔莎的话是对的；但是她在口头上却不同意她的意见。

“怎么能忘呢？”她说。

“我今天把一切都说出来，觉得很痛快；心里沉重、痛楚，但是痛快。非常痛快，”娜塔莎说，“我相信安德烈公爵的确爱他。所以我才讲给他听……我向他讲了，不要紧吧？”她突然红了脸，问道。

“对皮埃尔讲吗？当然不要紧！他这人太好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玛丽亚公爵小姐好久没看见的顽皮的笑容，“他变得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变得好多了。”

“那短短的常礼服，那剪短了的头发，真像刚从浴室出来……爸爸常常……”

“我明白他（安德烈公爵）为什么最喜欢他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是的，他和他有不同的特点。据说，各有特点的两个男人容易交朋友。这话大概有道理。真的，他们俩一点也不相像？”

“是的，他人好极了。”

“好啦，再见吧。”娜塔莎说。那顽皮的微笑，仿佛被遗忘了似的，长久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十八

皮埃尔这一天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紧皱眉头，时而想起什么为难的事，突然耸耸肩，浑身打战，时而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想安德烈公爵，想娜塔莎，想他们的爱情，他时而嫉妒他们的过去，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原谅自己。已经是早晨六点了，他还是在室内来回踱步。

“应该怎么办；如果非这样不行的话？怎么办才好呢？！就是说，要这么办。”他自言自语，匆匆脱了衣服，上床睡了，他感到幸福和激动，但是没有疑虑和犹豫。

“不管这件事多么奇怪，也不管这幸福多么不可能，——为了和她结为夫妻，我要做到一切。”他自言自语。

皮埃尔早在几天之前就决定星期五去彼得堡。星期四他醒来时，萨韦利伊奇进来向他请示关于整装上路的事情。

“什么彼得堡？彼得堡怎么啦？谁在彼得堡？”他不自觉地问，虽然是问自己。“对了，仿佛好久以前，还在这件事没发生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要去彼得堡，”他在回忆，“为什么要去，也许我必须去。他多么和善，多么细心，什么事都放在心上！”他望着萨韦利伊奇那张衰老的脸，想道，“他的微笑多么愉快！”他想。

“萨韦利伊奇，你怎么还不要求自由？”皮埃尔问。

“大人，我为什么要自由？老伯爵在世的时候——愿他升入天堂，现在侍候您，从来没受过气。”

“可是你的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过得去，大人：跟着这样的主人是可以活下去的。”

“可是，我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皮埃尔说，“我突然结婚了……要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不由得微笑着又说。

“我斗胆启禀大人：这是好事，大人。”

“他把这事想得多么简单，”皮埃尔想，“他不知道这事多么可怕，多么危险。太早或者太晚……可怕！”

“您有什么吩咐？明天动身吗？”萨韦利伊奇问。

“不走了，我要推迟几天。到时候我告诉你。原谅我给你添麻烦了。”皮埃尔说，他望着萨韦利伊奇的笑脸，想道：“可是多么奇怪，他不知道现在谈不上什么彼得堡，首先要决定那件事。也许，他大概是知道的，只不过装作不知道罢了。跟他谈谈吗？看看他是怎样想的？”皮埃尔想，“不，以后再谈吧。”

吃早饭的时候，皮埃尔对公爵小姐说，他昨天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你猜我遇见了谁？遇见了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那神气仿佛说，她看不出这个消息比皮埃尔见到安娜·谢苗诺夫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您认识她吗？”皮埃尔问。

“我见到公爵小姐了，”她回答，“我听说，人家给她和小罗斯托夫保媒呢。这对罗斯托夫家是一桩大好事；据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不是，我是问您认识罗斯托娃吗？”

“我只是当时听说她出了那件事儿，很可惜。”

“不，她不明白，或者是装糊涂，”皮埃尔想，“最好也不要对她谈。”

公爵小姐也给皮埃尔准备了旅行的食物。

“他们全都那么好，”皮埃尔想，“他们现在做这些事，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兴趣。大家都是为了我；真叫人吃惊。”

这一天，警察局长来见皮埃尔，请他派人去多棱宫领回今天就要发还原主的东西。

“这个人也是这样，”皮埃尔望着警察局长的脸想道，“多么可爱、多么漂亮的军官，多么和善！现在还管这些小事。人家还说他不老实，贪财。一派胡言！再说，他干吗不贪呢？他就是那样教养出来的嘛。而且人人都是那样干的。然而他那张脸多么令人愉快，多么善良，老望着我笑。”

皮埃尔去玛丽亚公爵小姐家吃饭。

他从两旁都是被烧毁的房屋的街道中间驰过，他对这些废墟的美叹赏不已。那些使人生动地想起莱茵河和罗马大剧场的遗迹的烟囱、颓垣断壁，在遭过大火的市区内伸展着，互相遮掩着。他所遇见的车夫们、乘客们、做木构架的木匠们、女商贩和店主们，都焕发着快活的容光瞧着皮埃尔，他们仿佛在说：“瞧，他来了！让咱们瞧瞧会有什么结果吧。”

在走进玛丽亚公爵小姐家的时候，皮埃尔忽然怀疑自己昨天是否真的到过这儿，是否真的见到过娜塔莎，和她谈过话。“也许是我的幻觉吧。也许进去一看，什么人也没有。”但是刚要走进那个房间，他立刻失掉了自由，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她在那儿。她还是穿着那件软褶黑衣服，还是那样的发型，但是她完全换了一个人。要是他昨天进来时她就是现在这样，他哪怕一秒钟认不出她来也是不可能的。

她还是她在孩提时、后来做安德烈公爵未婚妻时他所知道的那个样子。她眼睛里闪着快乐的、讯问的光辉；脸上露着温柔的、一种奇特的顽皮的神情。

皮埃尔吃过饭，本来要坐一个晚上的；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要去做晚祷，皮埃尔跟她们一起去了。

第二天皮埃尔到得很早，吃过饭，消磨了整个晚上。虽然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对客人显然是欢迎的；虽然皮埃尔的生活兴趣全部集中在这个家里，但是刚到晚上，他们把一切都谈完了，谈话不断从一件琐事跳到另一件琐事，而且常常中断。这天晚上皮埃尔坐了很久，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互相看看，等待他是不是快要走了。皮埃尔看出了这个，但是不能走。他心头沉重、窘迫，他仍然坐着，因为他不能站起来，不能离开。

玛丽亚公爵小姐看不出何时结束，她第一个站起来，说是头痛，开始告辞了。

“那么，您明天要去彼得堡？”她说。

“不，我不去，”皮埃尔带着惊奇的神情，仿佛惹急了似的，连忙说，“不去，去彼得堡？明天；我还不准备辞行。我还要来看看有没有事要托我办的。”他站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说，脸涨得通红，不准备离开。

娜塔莎把手伸给他，然后走了出去。玛丽亚公爵小姐却相反，不但不走，反而坐到圈椅里，她那光闪闪的、深沉的目光严肃地、凝神地望着皮埃尔。显然，刚才露出的倦意，这时完全没有了。她深深地长叹一声，好像要作一次长谈。

娜塔莎一离开，皮埃尔的窘迫和尴尬顿时全都消失了，换上急切的兴奋心情。他连忙把椅子移近玛丽亚公爵小姐。

“是的，我告诉您，”他好像在回答她的话，回答她的眼神，说，“公爵小姐，帮助我吧。我应当怎么办？我能有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您听我说。我全明白。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目前还不能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做她的兄长。不，不是那个……我不要，不可能……”

他停住了，用手搓搓脸和眼睛。

“我说，是这样，”他继续说，看样子，他在努力把话说得连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但是，我只爱她，我一生只爱她一个人，没有她，我就想象不出我怎样活下去。我现在不打算向她求婚；但是，一想到她也许会成为我的妻子，我失掉这个机会……机会……多么可怕。您说，我能有希望吗？您说，我应当怎么办？亲爱的公爵小姐。”他说，沉默片刻，他碰碰她的手，因为她不回答。

“我在寻思您对我说的话呢，”玛丽亚公爵小姐回答说，“我告诉您，是这样，您现在向她表示爱情，您做得对……”公爵小姐停住了。她想说：现在向她表示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她住了嘴，因为最近三天来她看出娜塔莎突然变了，假如皮埃尔向她表示爱情，娜塔莎不仅不会感到屈辱，而且她正希望这个呢。

“现在向她表示……不行。”玛丽亚公爵小姐终于说。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交给我吧，”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皮埃尔望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眼睛。

“您说……您说……”他说。

“我知道她爱……她会爱您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纠正了自己的话。

不等她说完这句话，皮埃尔就一跃而起，带着惊恐的神情抓住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认为我有希望吗？您认为？！……”

“是的，我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说，“您给她父母写封信。您托付我吧。到适当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愿意成全这件事。我心里有一个感觉：这件事会成功。”

“不，这事不可能！我多幸福！但是，这不可能……我多幸福！不，不可能！”皮埃尔吻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说。

“您到彼得堡去吧；这样好些。我给您写信。”她说。

“到彼得堡？走吗？是的，好，走。但是明天我可以再来吗？”

第二天皮埃尔来辞行。娜塔莎不像前几天那么活泼；但是这一天皮埃尔有时看看她的眼睛，感觉他自己在消融，不管是他，还是她，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幸福的感觉。“是真的吗？不，不可能。”他自言自语，她那每一顾盼，每个姿势，每句话，都使他的心灵充满喜悦的激情。

当他握住她那瘦削、纤细的手向她告别的时候，不由得久久地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这手、这脸、这眼睛，所有这一切不属我所有的女性美的瑰宝，难道这一切真的永远属于我，就像我属于我自己一样习以为常？不，这不可能！……”

“再见，伯爵。”她大声对他说。“我一定等着您。”她低声又说。

这句普通的话，以及说这句话时的眼神和脸上的表情，成为皮埃尔以后两个月无尽的回忆、释念和神往幸福的材料。“我一定等着您……是的，是的，她怎么说来着？是的，我一定等着您。啊，我多幸福！这是怎么的，我多幸福！”皮埃尔自言自语。

十九

皮埃尔现在的心境，跟他在类似的情况下和海伦定婚时的心境，完全没有共同的地方。

他从来不愿重复他当时带着极端羞愧的心情对海伦说出的那些话，也不会对自己说：“嗨，我为什么不这样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说‘我爱您’？”相反，现在他在心中详细地回忆她的表情和微笑，丝毫不增不减地重复着她和他说过的每句话：他老想不停地重复。他现在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连一丝怀疑的影子也没有了。不过，只有一团可怕的疑云不时地在他的头脑里浮现。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弄错吧？我是不是太自负和自信？我有信心；可是突然间说不定会发生这样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了她，她微微一笑，回答说：“真是怪事！他准是误会了。难道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我呢？……我完全不同，我是另一种人，高尚的人。”

只是这团疑云不时地掠过皮埃尔的心头。他现在也没有作任何计划。他觉得眼前这场幸福有点渺茫，然而只要它一旦实现，那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事了。一切都了结了。

一种喜悦的、意外的疯狂——皮埃尔以前认为他不会有的，支配着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他觉得就在于他的爱情，就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他觉得所有的人只忙一件事——就是为他未来的幸福而忙。有时他觉得，人人都跟他一样高兴，不过他们极力隐藏这种心情，假装忙别的事情罢了。人们的一言一行，他都看作是对他的幸福的暗示。他常常使遇见他的人对他那意味深长的表情——就好像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似的，以及对他那幸福的目光和微笑感到惊讶。但是当他明白人家可能不知道他的幸福的时候，他就满心可怜他们，而且想对他们说，他们所忙活的事完全是扯淡，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当人们建议他出来供职，或者人们讨论某些公共的、国家的事务和战争，认为某个事件的结局决定着大家的幸福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温和的、同情的微笑听着，并且发表怪论使同他说话的人吃惊。皮埃尔觉得，那些懂得生活真谛的人，也就是懂得他的感情的人，以及那些显然不懂得这个的人，——这一时期所有的人，他觉得都被他的光辉感情照得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优秀的、值得喜爱的东西。

他在处理亡妻的事务和文件的时候，对她毫无怀念之情，只是惋惜她不知道他现在所体验的那种幸福。瓦西里公爵现在由于谋得一个新差事和得到几枚勋章，特别得意，而在皮埃尔心目中，他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和善的、可怜的老头子。

皮埃尔后来常常回忆这个时期幸福的疯狂。他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对人和环境的见解，他认为永远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仅不屏弃这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而且相反，每当内心发生怀疑和矛盾的时候，他总是求助于在疯狂时期所形成的看法，而且总是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

“也许，”他想，“当时我的确有点古怪和可笑；但是当时我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疯狂。相反，我当时比任何时候都聪明，更能洞察一切，只要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全都了解了，因为……当时我是幸福的。”

皮埃尔的疯狂就在于，他不像先前那样，必须在人们身上发现他称之为人的优秀品质的时候，才爱他们，而现在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地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二十

皮埃尔走后的第一天晚上，娜塔莎带着快乐的、讥讽的微笑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就像从浴室走出来似的，穿着常礼服，头发剪得短短的，从此以后，在娜塔莎心中有一种隐蔽的、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的、难以克制的东西苏醒了。

一切：面孔、脚步、目光、声音——她的一切，突然都变了。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的那种生命力和对幸福的希望，冒到表面上来了，而且要求予以满足。从那天晚上起，娜塔莎好像忘了她所遭遇的一切。她从此不再抱怨她的处境，只字不提过去，已经不怕订未来的美好计划了。她很少谈皮埃尔，每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她眼睛里久已熄灭的火光又燃了起来，她的嘴唇绽开独特的微笑。

在娜塔莎身上发生的变化起先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吃惊；当她明白这种变化的意义时，她心里很不痛快。“难道她对哥哥的爱情就这么浅薄，就忘得这么快。”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思忖那种变化时，心里这样想。但是她和娜塔莎在一起时，她不生她的气，也不责备她。在娜塔莎身上洋溢着复苏的生命力，显然是那么不可遏止，那么出她的意料，以致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觉得她没有理由哪怕是暗暗地责备她。

娜塔莎以整个身心和全部的真诚浸沉在这个新的感情之中，她无意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感伤，只有欢喜和快活。

那天夜里，玛丽亚公爵小姐和皮埃尔谈过话后回自己的房间时，娜塔莎在门口迎着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反复地问。娜塔莎脸上露出欢喜的、同时又怪可怜的、为这种欢喜请求原谅的表情。

“我本想在门口听；但是我知道你会告诉我的。”

对娜塔莎看她的那副眼神，尽管玛丽亚公爵小姐非常理解，非常感动；尽管她那激动的样子叫人同情；然而在最初的瞬间，仍然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屈辱。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忧郁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去彼得堡，娜塔莎非常惊讶。

“去彼得堡！”她仿佛没有听懂，重复说。但是她一看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忧郁的神情，就猜到她难过的原因，她突然哭起来。“玛丽，”她说，“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怕我做出傻事。你告诉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爱。”娜塔莎低声说。

“那你哭什么？我为你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由于她流了泪，她已经完全原谅娜塔莎的快乐了。

“这不会很快，但总有一天。你想想看，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给尼古拉，那是多么幸福。”

“娜塔莎，我不是求过你别谈这个吗？咱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他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说，她连忙回答自己：“不，不，应该去……玛丽，你说是吗？应该去……”

[1]两位皇后，一位是保罗皇帝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另一位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

[2]迦特人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勇士，他身材高大，头戴铜盔，身穿重甲，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用机弦甩石打死。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第十七章。

[3]指由此二人的捐献而成立的团队。

[4]耶和华吩咐亚当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章。

[5]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6]艾克米尔公爵即达乌元帅。

[7]古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朝（284—305年）的殉道者弗罗拉斯和劳拉斯被列入东正教的圣徒，俄国农民尊为马神，并把他们的名字读走了音。

[8]农民习惯把衬衫下摆放在裤腰外边，士兵按规定塞在裤腰里边。

[9]在俄语中，“农民”和“基督徒”这两个词的读音极相近。

[10]普拉托沙是普拉东的小名。

[11]安德留沙是安德烈的小名。

[1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

[13]原文为德语。

[14]原文为德语。

[15]托尔班琴是旧时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一种双颈拨弦乐器。

[16]原文为德语。

[17]近卫军上尉雅科夫列夫是俄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父亲。

[18]用火石和火镰打火。

[19]指哥萨克。

[20]原文直译为“金桥”，意为“给败军留一条逃跑的路”。

[21]季什卡是吉洪的小名。

[22]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地区，以产名马著称。

[23]原文为德语。

[24]“亚麻布厂”，村镇名，地处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一线上，十八世纪初，因在该地曾开设一家当时俄国最大的亚麻布工厂而得名。此处指库图佐夫留在卡卢加至维亚济马一带地方，不去追击逃跑的法国人。

[25]见威尔逊日记。——托尔斯泰注。（罗勃特·托马斯·威尔逊［1774—1849］，曾于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在俄军司令部任英国军事委员。他的日记于一八六一年出版。）

[26]见波格丹诺维奇所著一八一二年历史：《论库图佐夫及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作者注。

[27]此处指拿破仑临战时在埃及金字塔上对他的军队说过的话。

[28]即缪拉。

[29]摹仿法语的发音。

[30]这种帽子原名“三角帽”，亚历山大时代改为两个遮檐。戴时两个遮檐有时朝前后，有时朝两侧。

[3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32]肖像室是贵族人家悬挂祖先肖像的房间。

尾声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过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澎湃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在它的海岸内平静下来。它似乎息止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那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清楚），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表面似乎不在动，但人类却像时间的运行一样不断地活动。人们结成的各种集团成立了，解散了；国家形成和瓦解以及民族迁徙的各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地冲击；但它却在深处翻滚沸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来卷去；现在，他们仿佛在一个漩涡打转。这些早先是带着军队，用命令、战争、出征、战斗来回击民众运动，而现在，却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想方设法和以法律、条约……等等来反击激昂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严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动的根源。所有当时有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1]、谢林[2]、费希特[3]、谢多勃良[4]和其余的一些人都受到史学家们严正的裁判，依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谴责。

在俄国，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一时期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照史学家的论述，在其统治初期曾是倡导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的首要创业人。

在现在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在其当政时期那些失误而不向他投掷石子的。

“他本应这样做和那样做。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在另一件事上做得糟。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做得很漂亮；但是，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办得不好了。过问前线的军队，他做得不妥；解散谢苗诺夫团队，他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一切责备，如果要列举的话，就得用十多页纸才能写完。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史学家所称赞的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行动——如，即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拿破仑的斗争、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所有这些同史学家所责备的那些行为——如，神圣同盟、波兰的重建、二十年代的反动等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中的同一源泉里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何在呢？

它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处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一级的阶梯之上，就像是处在当时所有耀眼夺目的历史光芒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那些伴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诡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的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活生生的，像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求——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对这一点并不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那种看法，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他们读书，领会讲义，把心得记在小本子里。

就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那么，当然也应假定那个指责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在若干年后对人的幸福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个假定之所以十分自然而且必要，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见，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著作家的不同，对于什么是人的幸福的看法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是福，十年后却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对祸与福的见解完全相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不能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若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欢喜，其所以不欢喜，那也不过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好事的有限理解罢了。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住房的保存，或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是彼得堡大学或其它大学的兴旺发达，或是波兰的解放，或是俄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各种著名的欧洲的文明进步，对所有这些，不管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要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更加普遍的、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把一切做得完全另一个样子。假定他能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最终目的的一些人的指示办事，并依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更新的东西看样子没有了）的纲领治理国家。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好了，亚历山大也照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为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人类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话——这些目的或是俄国或是法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普遍的文明进步，或是什么其它方面，那么，不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不能阐明历史现象。

假如本世纪初叶历次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战争，也不用侵略，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照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比军队好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说，除了使用毁灭人的生命及其财富的手段外，还有其它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但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另样发生呢？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偶然造时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想，我是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羊群中有一只公羊，它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因此，正是这只公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吃燕麦，也正是这只养肥了的公羊作为肉羊而被屠宰，这个情况应当说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惊人的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便会立刻看出，那只育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那只公羊长肥的目的何在，但它们起码知道，在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所以，不论是偶然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目的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便可看出那些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有承认我们不清楚欧洲各国人民激荡骚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屠杀，还有，自西而东和自东而西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和目的，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些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再者，不仅不须要用偶然性去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切小事也是必然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正如我们想不出另有一种植物可能生长出比某一植物本身生出的花朵和种籽对它更加合适的花朵和种籽一样，也不可能想出另外两个各有其经历的人来，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来完成这两个人所完成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那么细致和彻底。

三

本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有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而东后来又自东而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的祸首，便是自西而东的行动。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抗击东方军队的庞大兵团；二、抛弃一切旧有的习惯和传统；三、在完成其黩武活动时，必须有一个首领，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在活动时发生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从法国革命开始，那个不够强大的旧集团崩溃了；旧习惯和旧传统毁灭了；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正在逐步形成，同时，一个站在未来运动的前头，并对行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法国后裔的人，好像由于奇特的偶然性，在激荡着法国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事们的无知、反对者的懦弱和渺小，以及这个人的撒谎本领和他那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低能智力，把他擢升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军队的士兵们的优秀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卤莽和刚愎自用，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无数的所谓偶然处处伴随着他。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对他有利。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都未成功：没有录用他去俄国服役，请求派他到土耳其去也没成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好几次濒于毁灭的边缘，但每次都出乎意外地得救了。俄国军队，就是那个能毁掉他声誉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击欧洲[5]。

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与这个政府有关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于是，对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这个危险境地脱身的出路，那就是毫无道理和无缘无故派他去远征非洲。又是这个偶然性伴随着他。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然一枪未放便投降了；最轻率的指令却获得了圆满的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几乎全是居民，干下了一系列暴行。这些干了暴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都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么干好得很，这才是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不但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它以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的人们的理想，在非洲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成功。瘟疫不传染他。屠杀俘虏的残暴行为也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似的漫不经心、无缘无故、不光彩地撇下患难的伙伴从非洲溜走了，连这也算是他的功绩，并且，敌方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在他已经完全沉醉在他侥幸犯下的罪行并对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时候，他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候，那个一年前可以毁灭他的共和国政府的分崩离析已达到顶点，他这个与各党派无关的新人的到来，这时只能抬高他的身价。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是，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只有他这个人——因为他有在意大利和非洲养成的对光荣和伟大的理想，有疯狂的自我崇拜，有犯罪的胆量以及撒谎的本领，只有他这个人才能为正在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等待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的志愿，虽然他犹豫不决，虽然缺乏计划，虽然他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并且这个阴谋获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的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假装晕倒，说了些本应送掉他的性命的没有意义的话。但是，从前精明而骄傲的法国统治者们，这时觉得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比他更狼狈，这些人现在说了一些不是他们为了保持权力和消灭他应该说的话。

偶然，成千上万的偶然，给他以权力；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来协助确立这个权力。偶然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偶然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偶然使反对他的计谋对他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偶然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意外地迫使他杀掉了公爵，这比采用别的任何方法都更有力地使一般人信服他有势就有权。偶然使他把集中全力去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显然会毁掉他，而且这个意图永远实现不了），突然转为进攻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偶然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并且，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是法国人，而且整个欧洲，除未参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英国外，所有的人，尽管对他的罪行还怀有早先的恐惧和厌恶，但这时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给自己加封的称号，承认了他对于光荣与伟大的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想是一种美好、合理的东西。

好像是估量一下实力，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似的，西方势力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几年中好几次向东挺进，不断地加强着，壮大着。一八一一年在法国组成的一伙人与中欧各国的人们汇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人群的壮大，替领导运动的人进行辩护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起来。在即将发生的大规模运动来临之前进行准备的十年过程中，这个人纠结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原形毕露的世界统治者们都没有力量对抗那毫无意义、毫无理性的拿破仑式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奉承邀宠；奥地利皇帝认为，此人要是把帝王的女儿请进他的床帏，那则是莫大的恩遇；教皇，各国人民圣物的保护者，也利用宗教为抬高这个伟人的身价而服务。与其说拿破仑本人给自己准备扮演角色，不如说他周围的人准备让他去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或者一件小小的诈骗，在他周围的人口中无不立刻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了最好的庆典，——这就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伟大，而且他的祖先、他的兄弟、他的义子和他的妹夫们，全都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智，都是准备让他去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当他准备好了的时候，兵力也就准备好了。

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被占领了；俄国军队受到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代替那些一贯使他获得不断胜利而达到既定目的的偶然和天才的，却是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金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和焚烧莫斯科的火星；而天才也被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鄙代替了。

侵略军逃跑了，向后跑了，一逃再逃，一切偶然，这时已经经常不帮助他，而是反对他了。

与前次自西而东的运动十分相像的自东而西的一次相反的运动发动了。在这次大运动发生之前的一八○五至一八○七至一八○九各年中，也有自东而西运动的同样尝试；也同样有结成庞大的集团；也同样有中欧各国加入运动；也同样有中途动摇，同样越接近目的地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显然都是可怜的、龌龊的；但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偶然又出现了：同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原因；对这个被剥夺了权势并暴露出罪恶和奸诈的拿破仑，人们本应当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把他看做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离奇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扮演的角色还没有终结。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看做无法无天的强盗的人，带着拨给他的卫队，被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划归他管辖的一个小岛上去了，不知为什么还付给他数百万金钱。

四

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各自的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运动的浪头向后猛退了，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跟着漩涡打转儿，他们以为，正是他们才使运动得以平息的。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们认为，这次风浪骤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在他们的元首之间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在他们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波浪的兴起并不是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个波浪依然是从运动的出发点——巴黎发生的。从西方而起的运动出现了最后的回流：这是一股必须解决那些似乎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并结束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的回流。

这个使法国遭到毁灭的人，没有施展阴谋手段，没有带士兵，只身回到巴黎来了。每个卫兵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由于奇特的偶然机遇，不仅没有抓他，而且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用来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而辩护。

这出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孤独的在小岛上的人表演一出自演自赏的可怜的滑稽戏，在已经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当作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闭幕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调动你们的感情的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运动的力量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不了解这一点。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而西向相反方向运动的人物，他的生活更显示出很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位挡住别人，站在这场自东而西运动前头的人，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事务的关怀，而且是长远的、不为小利所蒙蔽的关怀；需要在道义上优越于那些在一起共事的当时各国的君主；需要温和的、具有魅力的个性；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怨恨。所有这些，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都有；这一切，都由他过去整个生活中的无数所谓偶然机会：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等，作好了准备。

在全民战争期间，这个人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但是，全面欧战的必然性一旦出现，这个人就在此时此刻在他应有的地位上出头露面了，他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它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的一场战争之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这个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当他似乎拥有最大权力，因而能为他的民族谋幸福的时候，当拿破仑在流放中作出儿戏的虚假计划，扬言假使他有权，他就为人类造福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他突然认为这种虚幻的权力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于是厌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藐视的一些小人手中，他只是说：

“‘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6]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那样思想自己的灵魂和上帝吧。”

正像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备的球形体，那个大得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整体也全是由原子组成的，——同样，人人都有各自的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又是为那些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螫了一个小孩，于是，小孩怕蜜蜂，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螫人。诗人欣赏钻入花蕊的蜜蜂，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糖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为了采集蜜糖。另一个养蜂人较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糖汁是为了养育幼蜂和供奉蜂王，其目的是传种接代，延续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的花粉带到雌蕊上，给雌蕊授粉，于是便认为这就是蜜蜂的目的。另一个考察植物迁移的人，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位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是，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的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在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发展得越高，最终目的的不可理解也就越加明显。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的各族人民的目的，也应当这样看。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和别祖霍夫结婚，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死了，正如常有的情形，他一死，那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莫斯科大火和从莫斯科逃难出来，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打在老伯爵头上。他似乎不了解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上低下了他那老年人的头，好像俯首期待和请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丧魂失魄、张惶失措，有时反常地活跃，对事业很热心。

他为娜塔莎的婚事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定午餐和晚餐的酒席，显然想露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富于感染力了，反而使认识他和知道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寡言，感到烦闷。几天以后，他病倒在床上了。他从生病的头几天，虽然医生宽慰他，他知道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圈椅里，在他的床头守了两个星期。她每次递给他药，他都抽泣着，默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一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荡尽家产，——他觉得那是他主要的罪过。领过圣餐，行过涂敷礼后，他安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租来的住宅里，挤满了前来向死者最后致意的熟人们。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内疚和感动的心情，好像向谁当面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正当伯爵的经济状况弄得一塌糊涂，如果再过一年的话那结局简直不堪设想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即辞掉职务，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经济情况已经弄清楚了，过去虽然知道有一些零星债务，但是其数额之大却使大家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他没有听从劝告，接受了遗产，负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的时候，由于他这个滥好人，对那些债主们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影响力，债主们长期没有开口，现在突然一齐来讨债了。正如常有的情形，都争着首先得到偿还，像米坚卡还有别的持有作为礼品接受的期票的人，现在成为讨债最火急的债主了。那些好像曾经可怜使他们受损失（就算受过损失）的老伯爵的人们，现在却不肯宽尼古拉的期限，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无情地向那个显然不欠他们钱、却自愿承担还账的年轻继承人逼上来了。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产业以半价拍卖出去，仍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他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他认为借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务。他为了不致为其余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曾以此相恫吓），重新去谋差事。

虽然他回军队可以首先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回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抓住他不放；因此，虽然他不愿留在莫斯科回到先前的熟人中间，虽然他讨厌文职，他仍然在莫斯科找到一个文官的职务，于是他脱掉他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大清楚尼古拉的境况。尼古拉向妹夫借钱，极力瞒着他的窘迫境况。尼古拉的处境特别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而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经穷了。伯爵夫人简直不能想象如果缺少她自幼就习惯了的那些奢侈的东西怎样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是多么困难，不断地提出要求——时而要马车（他们家已经没有马车了）去接朋友，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为娜塔莎，为索尼娅，或者为尼古拉本人买一件惊人的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藏在内心对她的嫌恶，帮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的窘迫。尼古拉觉得，他对索尼娅为他母亲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是报答不尽的。他赞赏她的耐性和忠诚，但极力躲避着她。

他心里好像为了她太完美，为了她无可指责而责怪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贵的品质；可是就缺少使他爱她的东西。他甚至觉得，他对她的评价越高，对她的爱就越少。他在她的信中得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他们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以前就给忘记了，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再恢复了。

尼古拉的景况越来越糟了。从薪金里攒点钱的想法，证明是幻想。他不但攒不了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还借了几笔小债。他想不出一点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劝他娶一个有钱的姑娘，这个想法使他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母亲的死，在他头脑里从未出现过这个念头。他没有什么企望，也不指望什么；他身处逆境毫无怨言，内心深处却享受着一种忧郁而庄严的快乐。他尽可能避开旧日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援助表示，避开一切消遣和娱乐，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和母亲玩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努力在内心保持忧郁的心情，只有靠这种心情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六

初冬，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的传闻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还听说：“当儿子的为母亲自我牺牲。”——城里人们都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为确认自己是爱他的而感到愉悦。她回顾她家和罗斯托夫全家的友情，几乎像一家人似的亲密，她认为她应当去看望他们。但是一想起在沃罗涅日她和尼古拉的关系，她又害怕了。但是，在到莫斯科几个星期以后，她还是鼓起极大的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家去了。

迎着她的第一个人就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儿必须经过他的房间。尼古拉看她头一眼脸上的表情，不是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期待的那种欢喜的表情，而是公爵小姐先前未曾见到的冷淡、高傲的表情。尼古拉向她问候后，就把她送到母亲那儿，他坐了五六分钟，就出来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那儿出来，尼古拉又迎着她，他分外郑重而冷淡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起伯爵夫人的健康时，他一句也没回答。“关您什么事？别给我找麻烦。”他的眼神这么说。

“她溜达个什么劲儿？她想干什么？我简直受不了这些小姐和那些客套！”公爵小姐的马车驶走后，他显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恼怒，当着索尼娅的面大声说。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说，尼古拉！”索尼娅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说，“她多么善良，妈妈非常喜欢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愿再谈她。但是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提她好几次。

伯爵夫人夸奖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趟，她希望常常看见她，但同时一提起她，她心里总是不大好过。

当母亲提起公爵小姐时，尼古拉一个劲儿不作声，他的沉默惹急了母亲。

“她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好姑娘，”她说，“你应当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啊；不然，你老和我们在一起，你一定闷得慌，我想。”

“我一点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说要去见人来着，现在又不愿意了。亲爱的，我真不了解你。你一会儿闷得慌，忽然，一会儿不愿见任何人。”

“我并没有说我闷得慌。”

“怎么，你不是说过，你连见她也不愿见。她是一个很可敬的姑娘，你一向是喜欢她的；可是现在，不知忽然生出了什么缘由。你什么都瞒着我。”

“一点也没有，妈妈。”

“我要是求你做什么不愉快的事，倒也罢了，可是，我不过求你回访一次。这是应尽的礼数……我已经求过你了，你既然有秘密瞒着我，我就不再过问你的事了。”

“您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叹了口气，咬住髭须，发起牌来，极力引开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几天总是谈那同样的话。

在访过罗斯托夫家和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她不愿首先去罗斯托夫家，看来她是对的。

“我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她求助于她的傲气，自言自语说，“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想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好，我欠了她不少的情。”

但是这些想法并不能使她得到慰藉：当她回忆那次造访时，一种类似悔恨的感觉折磨着她。虽然她下定决心不再去罗斯托夫家，忘掉那一切，但她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没着没落似的。当她自问是什么东西使她烦恼时，她不得不承认，那是她和尼古拉的关系。他那冷淡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不是出自他对她的感情（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他这种态度掩盖着某种东西。这就是她要弄明白的；直到现在使她感到心情不能平静的正是这一点。

仲冬的一天，她正在教室里照看侄儿做功课，仆人来禀报罗斯托夫来访。她决心不泄漏自己的秘密和保持镇静，她请布里安小姐和她一同到客厅里去。

她第一眼就在尼古拉脸上看出，他不过是来回拜的，于是她拿定主意也保持他对她的那种态度。

他们谈谈伯爵夫人的健康，谈谈共同的熟人，谈谈最近的战争消息，当履行礼节所需要的十分钟过去，客人可以起身的时候，尼古拉站起来告辞了。

在布里安小姐的协助下，公爵小姐总算顺利地进行了这场谈话；但是就在最后一分钟，就在他站起来的工夫，她由于谈一些与她无关的事而感到如此疲倦，同时她在想，为什么生活只对她一个人给予的欢乐这么少——这个思绪如此萦绕着她的心，以致她的精神突然迷离恍惚起来，她那一对明亮的眼睛向前凝视着，没有注意他已经起身，仍然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看了看她，他想装作没有注意她的走神，就跟布里安小姐谈了几句话，又向公爵小姐看了一眼。她仍然坐着不动，在她那温柔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忽然对她可怜起来，他模糊地觉得，他可能就是她脸上所表现的哀怨的原因。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使她愉快的话；但他想不出对她说什么。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醒悟过来，涨红了脸，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啊，对不起，”她如梦初醒似地说，“您要走了，伯爵；噢，再见！送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等，我这就去取。”布里安小姐说，走出了房间。

两个人都沉默了，时而彼此看看。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露出忧郁的微笑，终于说话了，“自从咱们第一次在博古恰罗沃见面以来，好像过了不久，可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咱们都很不幸，——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挽回那个时光……但是挽回不来了。”

他说这话时，公爵小姐用她那明亮的目光凝神地望着他的眼睛。她好像极力在他的话里了解他向她表白感情的潜在的意思。

“是的，是的，”她说，“对于过去，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伯爵。就我所了解的您现在的生活来说，您永远会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回忆它的，因为您现在是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

“我不能接受您的称赞，”他连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无时无刻不在责备自己；不过，说这些话毫无意味，令人不愉快。”

于是他的目光又露出先前冷淡的表情。但是公爵小姐在他身上已经又看出她所熟悉、所爱的人，她现在就是同这个人谈话。

“我还以为您会让我对您说这些话的，”她说，“我和您……和您全家都是这么亲近，所以我以为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用的不是地方；但是我想错了。”她说。她的声音突然颤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一下，继续说，“您从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上千种原因（他特别加重说‘为什么’这个词）。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好难过啊。”

“原本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公爵小姐内心的声音说，“不，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活的、善良的和坦然的眼神，不光爱他漂亮的外表；我看出他那一颗高尚的、坚强的、自我牺牲的心，”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是的，他现在穷了，我富……是的，就是为了这个……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她回忆起他先前的柔情，现在望着他那善良的、忧郁的脸，她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伯爵，究竟为什么？”她向前凑近他，不由得突然大声说，“告诉我，为什么？您得告诉我。”他不吭声。“伯爵，我知道您为什么，”她继续说，“可是，我心里难过，我……我向您承认这一点。不知您为什么要舍弃我们过去的友谊。这使我痛心。”在她的眼睛里和声音里都含有眼泪，“我的生活很少有幸福，任何损失都使我难过……原谅我，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的分上，等一等！”他喊道，极力拦阻她，“公爵小姐！”

她回头看了看。他们无言地相视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的、不可能的东西，突然成为眼前的、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着妻子、母亲和索尼娅迁到童山居住。

在三年内，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其余的债务，在一个表姐逝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连皮埃尔的债务也偿还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年，尼古拉已经把他的财务整顿好了，他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并且正谈判买回父亲的奥特拉德诺耶的住宅——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

当初由于需要而把庄园管理起来，不久，他对于经营庄园就入了迷，几乎成为他独一无二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他不喜欢新的经营方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英国那套办法，他嘲笑有关农业理论的文章，他不喜欢工厂，不喜欢贵重的产品，不喜欢种植昂贵的作物，他根本不单独经营农业的某一部门。他的目光总是盯着整个庄园，而不是庄园的某一部门。在管理庄园中主要的事物不是土壤和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气、氧气、粪肥、犁起作用的那个主要的工具——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当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种部门的时候，最能引起他的注意的是农民；在他看来，农民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和裁判者。他开始观察农民，极力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只是假装着发命令，给指示，而实际上是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以及对好坏是非的判断。只有当他了解了农民的兴趣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了解他们话里潜在的含意，感到自己和他们已经亲密无间，只有当这时候，他才开始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于是尼古拉的农业经营也就取得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的时候，凭着他那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正确无误地派定了村长和工长（如果农民有权选举的话，也会选上这两个人的），而且他永远不调换他选定的头头。他首先要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份，不是整天在借方和贷方中间打转（他说话爱嘲讽），而是先弄清楚农民牲畜的头数，并且千方百计增加这些头数。他赞助农民的家庭保持最大的规模，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浪子和无用的人，决不宽贷，尽可能把他们从集体中驱逐出去。

在播种和收割干草和作物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都一视同仁。很少有地主像尼古拉那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而且收益又那么多。

他不爱管家奴的事，他说他们是寄生虫，大家都说他纵容他们，把他们惯坏了；当必须对某个家奴作出决定的时候，特别是必须予以惩罚的时候，他总是犹疑不决，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要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家奴去当兵。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感到丝毫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反对的不过一两个人。

他既不会只凭一时心血来潮找什么人的麻烦或者惩罚什么人，也不会凭个人的好恶宽恕和奖赏什么人。他说不出什么是应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做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在他心中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

他对那些不顺手或者乱七八糟的事，常常愤慨地说：“咱们俄国农民真没办法。”他好像觉得他对农民简直难以容忍似的。

然而他却是用整个心灵爱“咱们俄国农民”，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了解和吸取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法和方式。

玛丽亚伯爵夫人嫉妒她丈夫对事业的热衷，并且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是，她不能了解他在那个对她说来是如此隔膜和生疏的世界得到的乐趣和苦恼。她不能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里或者在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庄稼回来同她喝茶的时候，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特别地兴奋和快活。当他兴高采烈地谈起富裕农户马特维·叶尔米什和他家里的人整夜运庄稼，别人还没有收割，他已经把禾捆垛起来了的时候，她不了解他为什么对这种事这么津津乐道。当他看见温暖的密雨洒在干旱的燕麦幼苗上的时候，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咧开留着髭须的嘴唇，为什么笑得那么快活，或者，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满天乌云被风吹散，他那晒得又黑又红的脸流着汗，身上带着苦艾和矢车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为什么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和农民的粮食都要入仓了。”

使她更不了解的是，这个心地善良、事事迎合她的人，为什么听到她代农妇或者农夫请求免除一些劳役的时候，就露出几乎是绝望的神情，为什么好心肠的尼古拉坚决回绝她，气忿地请她不要管与她无关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世界，他热烈地爱着那个世界，其中有一些法规是她所不理解的。

她有时想尽力了解他，对他谈起他的劳绩就在于他给农奴做了好事，他一听就恼了，他回答说：“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这个；我所做的不是为他们谋福利。所有为他人谋幸福，全是胡诌的诗和老娘儿们的瞎扯。我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不致去讨饭；我活着一天，就要把我们的家业安排好；如此而已。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立个规矩，办事必须严格……就是这么回事！”他紧握着激动的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又说，“因为如果农民缺吃少穿，只有一匹瘦马，不论是为他自己和为我，都做不成事了。”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不让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为了别人，为了行善等等，他所做的一切才富有成效：他的财产很快增加起来；邻庄的农奴都来请求把他们买过去，他死后，农奴们长久地真诚地怀念着他的治理才能。“是个好东家……农民的事摆到前头，自己的事放到后头。可是他对人并不姑息。没说的——一个好东家！”

八

在管理家务时，尼古拉有时感到苦恼，他性子急，而且总按照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拳头。起初，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婚后的第二年，他对这种惩罚方式突然改变了看法。

夏天，有一次他派人把顶替博古恰罗沃已故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有人控告他营私舞弊、玩忽职守。尼古拉到门口去见他，村长刚回答了两句，过道里就听见他大喊大叫，拳打脚踢。回家吃早饭时，他走到正在低头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给她讲讲早晨做过的事，顺便也提到博古恰罗沃村的村长。玛丽亚伯爵夫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抿着嘴唇，始终低头坐着，对丈夫的话，没有搭腔。

“胆大妄为的恶棍，”他一想起来就生气，说，“他哪怕对我说一声他喝醉了，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亚？”他突然问。

玛丽亚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话，可连忙又低下头，抿紧嘴唇。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亚伯爵夫人并不漂亮，可每次一哭就变得好看了。她从来没有因为痛苦和烦恼哭过，却总因为忧伤和怜悯落泪。她一哭，那对明亮的眼睛就有一种迷人的魅力。

尼古拉刚握起她的手，她就忍不住哭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是他不对，可你，你为什么要那样！尼古拉！……”她说着，用双手捂着脸。

尼古拉一声不响，脸色变得通红，他从她身旁走开，默默地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明白她为什么哭；可要他把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事认为不好，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是她热心快肠、婆婆妈妈，还是她是对的呢？”他反问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又朝她那充满爱和痛苦的脸瞟了一眼，他突然明白她是对的，而他老早就做错了。

“玛丽，”他朝她走过去，低声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保证。绝对不会了。”他像一个请求宽恕的孩子，用颤抖的声音重复说。

伯爵夫人的眼泪淌得更多了。她拿起丈夫的手吻了吻。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头像打碎了？”为了换一个话题，她望着他戴着拉奥孔[7]头像戒指的手说。

“今天，就是那件事。唉，玛丽，别提那件事了。”他脸又红了，“我对你发誓，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让它永远提醒我吧。”他指着打碎的戒指说。

从那以后，每逢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们发生争执，血往他脸上涌，拳头也开始紧攥起来，他就转动套在手指上的那枚打碎的戒指，在惹他生气的人面前，垂下眼皮。但他一年总有一两次忘记自己的诺言，这时他就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绝不再犯了。

“玛丽，你一定瞧不起我吧？”他对她说，“那是我活该。”

“要是你觉得控制不住自己，你就赶快走开，赶快。”玛丽亚伯爵夫人忧郁地说，竭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的贵族圈子里，尼古拉受到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他对贵族的利益不感兴趣。因此，有些人认为他高傲，有些人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季，从春播到秋收，他都忙于农事。到秋天，他用从事农务那样认真的精神，带着猎人和猎犬外出打猎，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到其他庄子去转转，或是读书。他主要读历史书，每年在这上边花不少钱。正如他所说，他收藏了不少书，而且凡是他所购买的书，他都照例要读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房里读书，起初他把这当作一种任务，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读书变成他的一种特殊的乐趣，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经的工作。冬天除外出办事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参与母亲和孩子们的一些琐事。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精神宝藏。

尼古拉完婚以后，索尼娅就住在他家里。婚前，尼古拉就把他和索尼娅的关系全都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妻，他一面责怪自己，一面称赞索尼娅。他请求玛丽亚公爵小姐好好看待他的表妹。玛丽亚伯爵夫人深知自己的丈夫对不起索尼娅，同时也感到自己对索尼娅有愧；她认为是她自己的家产影响了尼古拉的选择，她丝毫也不能责怪索尼娅，而是应当喜欢她，而实际上，她不但不喜欢她，有时心里还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恶感。

有一次，她和她的朋友娜塔莎说起索尼娅，说起自己对她不公平。

“听我说，”娜塔莎说，“《福音书》你很熟；里边有一节正好讲到索尼娅。”

“哪一节？”玛丽亚伯爵夫人惊讶地问。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8]你记得吗？她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没有私心，所以她所有的，全被夺走了。我有时候非常可怜她；早先我很希望尼古拉跟她结婚。可我总有一种预感，认为不可能实现。她就像草莓上开的一朵谎花，不结果子，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可怜她，可有时候又觉得她不会像我们一样感觉到。”

尽管玛丽亚伯爵夫人对娜塔莎说，《福音书》里的那段话不该那么去理解，但她一见索尼娅，就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释。索尼娅似乎确实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对自己注定是一朵谎花的命运安之若素。看来，与其说她爱家中某些人，不如说她爱整个这个家。她像一只猫，恋的不是家里的主人，而是恋这个家。她照料老伯爵夫人，爱抚、娇惯孩子们，她总希望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别人竟也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她的关照，可并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庄园又翻修过了，只是规模与已故老公爵在世时不能比了。

在拮据的情况下动工，工程必然是很简陋的。在原有的石基上建起一所木结构的大房子，内部抹了灰泥。房子很宽敞，地板没有油漆，家具很简单，硬沙发、扶手椅和桌椅，都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己的桦木做的。房子很宽敞，有下房，也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博尔孔斯基家的亲戚，有时候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全家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此外，一年有四次，逢到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就有成百的客人到童山来聚上一两天。一年中的其他时间，生活则一成不变，有日常的工作，有茶，有用庄园里自产的粮食做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九

一八二○年十二月五日，冬季圣尼古拉节前夕。这一年初秋，娜塔莎就和丈夫、孩子住在她哥哥家。皮埃尔去彼得堡办私事去了，他说要去三个星期，可是现在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七个星期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十二月五日，在罗斯托夫家作客的除了别祖霍夫一家外，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夫。

六日是尼古拉的命名日，要来许多客人，他知道自己得脱下短棉袄，换上常礼服，穿上尖头窄皮靴，坐车到他新建成的教堂去，然后接待贺客，请他们用点心，谈论贵族选举[9]和年景；但他认为他有权利像平时一样度过节日的前夕。午饭前，他检查了内侄名下的梁赞庄园管家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性的信，巡视了谷仓、牛栏和马厩。对明天过节可能普遍喝醉酒采取了预防措施，随后就去吃午饭。他没来得及跟妻子私下谈几句就入席了，长餐桌上摆着二十副餐具，家里人都已围坐在桌旁。这里有他母亲、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太太、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孩子们的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家庭教师、索尼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三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有在童山养老的已故老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玛丽亚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她丈夫刚刚就坐，就拿起餐巾，把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推开，单凭这一举动，玛丽亚伯爵夫人就猜出她丈夫心绪不佳，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当他直接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亚伯爵夫人深知他的脾气，她自己心情好的话，她就耐心等着，等他喝过汤，她再跟他说话，让他自己承认，他没有理由不高兴；可今天她完全忘记察言观色，她觉得他无缘无故对她发火，心里很难过，感到自己很不幸。她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答了话。她又问家务情况是否都好。他听出她的声调不自然，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

“既然不是我的错，”玛丽亚伯爵夫人心里想，“他为什么要对我发脾气呢？”从他答话的腔调，玛丽亚伯爵夫人听出他对她不满，不愿意跟她说话。她也觉出自己说话不自然，可还是忍不住要提几个问题。

餐桌上多亏杰尼索夫，大家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来，玛丽亚伯爵夫人就没再跟丈夫说话了。当他们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亚伯爵夫人伸出手来，一面吻了吻丈夫，一面问他为什么对她发脾气。

“你总是胡思乱想；我想也没想过要发脾气。”他说。

不过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这个“总”字就是说：不错，我是在生气，只是不想说罢了。

尼古拉夫妇和睦相处，甚至连索尼娅和老伯爵夫人出于嫉妒，也希望他们之间出现不和睦，但又无懈可击。不过他们的关系也有不融洽的时候。有时，正当他们感到非常愉快，会突然觉得疏远、反感；这种感觉常常发生在玛丽亚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正在孕期。

“好了，先生们和女士们，”尼古拉大声说，看起来很愉快（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他这是要故意气她），“我从六点钟就没闲着。明天还得受罪，我现在要去歇一会儿了。”他对玛丽亚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到小起居室去，躺到沙发上。

“他总是这样，”玛丽亚伯爵夫人想道，“他跟谁都说话，就是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看得出他厌烦我。特别在我怀孕的时候。”她朝自己挺得高高的肚子瞟了一眼，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她那张蜡黄的、苍白瘦削的脸，她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了。

杰尼索夫的喊声和笑声、娜塔莎的说话声，特别是索尼娅投向她的匆匆的一瞥，这一切她都感到厌烦。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生气，总是首先找索尼娅的碴儿。

她陪客人坐了一会儿，客人谈什么，她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来就悄悄到育儿室去了。

孩子们又把椅子摆成火车，玩到莫斯科去的游戏，也请她一道玩。她坐下陪孩子们玩了一阵，可心里一直想着丈夫和他的无名火，她感到很苦恼。她站起来，艰难地踮起脚尖，到小起居室去了。

“也许，他没睡着，我要对他解释一下。”她自言自语说。她的大孩子安德留沙学她的样，踮着脚尖跟着她。玛丽亚伯爵夫人没有发现。

“玛丽，亲爱的，他好像睡着了。他累了，”索尼娅在大起居室里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碰上她），“安德留沙别把他吵醒了。”

玛丽亚伯爵夫人回头看见安德留沙尾随着，就觉得索尼娅的话说得对，因此，她满脸通红，显然，她强忍着没有说出难听的话。她一句话也没说，但为了不听索尼娅的话，她打了个手势，要安德留沙别出声，让他跟着她朝门口走去。索尼娅从另一道门出去了。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是他妻子非常熟悉的。她倾听着他的呼吸，端详着他那光滑漂亮的前额、胡须和整个面庞，每当夜阑人静，他睡觉时，她往往长久地注视着这张脸。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咳了一声，就在这时，安德留沙在门口喊道：

“爸爸，妈妈在这儿站着呢。”

玛丽亚伯爵夫人脸都吓白了，忙向儿子打手势。他不说话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玛丽亚感到可怕。她知道，尼古拉最不高兴被人吵醒。房里又突然传来咳嗽声和动静。尼古拉很不高兴地说：

“一分钟也不让我安静。玛丽，是你吗？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可没注意……很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了几声，不响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离开门口，把儿子送回育儿室。过了五分钟，爸爸的宝贝女儿，三岁的黑眼睛的小娜塔莎听哥哥说爸爸在小起居室里睡觉，就趁母亲不备，跑到爸爸这里来了。黑眼睛的小姑娘大胆地吱吜打开房门，用结实的小腿有力地迈着小碎步，走到沙发旁，见爸爸背对她躺着，就踮起脚尖吻了吻他枕在头下的手。尼古拉露出温和的微笑，转过脸来。

“娜塔莎，娜塔莎！”玛丽亚伯爵夫人在门外惊慌地喊道，“爸爸要睡觉。”

“不，妈妈，他不想睡了，”小娜塔莎深信不疑地回答说，“他在笑呢。”

尼古拉从床上垂下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莎。”他对妻子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进来，在丈夫身旁坐下。

“我没看见他在我背后跟着，”她胆怯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用一只手臂抱着女儿，他看了妻子一眼，见她脸上带着歉意，就用另一只手臂把她搂过来，吻了吻她的头发。

“我能亲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笑了。

“再吻一下。”她打了个手势，指着尼古拉吻过的地方命令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我心情不好。”尼古拉知道他妻子心里有这么个问题，于是说。

“每当你这样，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难过，多么孤单。我总觉得……”

“玛丽，算啦，你真糊涂。你也不害臊。”他快活地说。

“我总觉得，你不可能爱我，因为我太难看了……从来就……而现在……又是这么个样……”

“哎呀，你真可笑！一个人不是因为漂亮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显得漂亮。只有像马尔维纳斯之流的女人才因为姿色而被别人所爱；我爱我的妻子吗？不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没有你，或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就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你说，我爱自己的手指吗？不爱，可你把手指割掉试试……”

“不，我可不那么做，不过我明白。这么说，你没生我的气了？”

“生气极了。”他含笑说，站起来掠了掠头发，在屋里踱步。

“你知道，玛丽，我在想什么？”他们和解了，他又在妻子面前讲自己的打算。他也不问她爱不爱听，听不听他都无所谓。他有一个想法，也是她的想法。他说，他想劝皮埃尔在他们家待到开春再走。

玛丽亚伯爵夫人听丈夫说完之后，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就说起自己的打算来。她考虑的是孩子们的事。

“她现在已经像大人了，”她指着娜塔莎，用法语说，“你们总责怪我们女人逻辑性差。这可是我们的逻辑学家在这儿呢。我说：爸爸要睡觉，可她说：不，他在笑。还是她说对了。”玛丽亚伯爵夫人快活地笑着说。

“是呀，是呀！”尼古拉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女儿，高高举起来，放到肩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腿，扛着她在屋里踱步。父女俩脸上都露出无限幸福的神情。

“你知道，也许你不公道，你太宠爱她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用法语低声说。

“是啊，可有什么办法？……我竭力不表露出来……”

就在这时，门廊和前厅传来滑轮声和脚步声，像是有人来了。

“是有人来了。”

“我看准是皮埃尔，我去看看。”玛丽亚伯爵夫人说着走出房去。

尼古拉趁她出去，就扛起女儿在房间里飞快地兜圈子。他气喘吁吁，连忙把乐不可支的小女孩放下来，紧紧搂到怀里。他蹦蹦跳跳，使他想起跳舞来，他凝望着女儿圆圆的、幸福的小脸，心里想，等他自己变成老头，带她去参加舞会，跳玛祖尔卡舞，就像他已故的父亲当初带女儿跳丹尼拉·库波尔舞那样，到那时，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几分钟后，玛丽亚伯爵夫人回来说，“这一下咱们的娜塔莎可高兴了。你该看看她多开心，看看皮埃尔因为姗姗来迟，挨了多少埋怨。好了，快点去吧，快点！你们也该分手了。”她含笑望着小女儿紧偎着爸爸。尼古拉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屋去。

玛丽亚伯爵夫人待在起居室里。

“我总也不相信，”她自言自语悄声说，“会这么幸福。”她脸上露出笑容，但随即叹了一口气，深邃的目光里露出淡淡的哀愁。似乎除了她此刻体验到的幸福之外，她又不禁想到另一种她今生今世所不能得到的幸福。

十

娜塔莎是一八一三年初春结婚的，到一八二○年她已生了三位千金，还有一个她长期盼望，现在由她亲自喂奶的儿子。她发胖了，身体变宽了，从现在这个健壮的母亲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当初那个苗条活泼的娜塔莎来了。她的面部轮廓分明了，露出一种宁静、温柔、开朗的表情。她脸上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赋予她魅力的熊熊燃烧的青春活力了。现在只能看到她的躯体，再也看不到她的灵魂了。看到的是一个健壮、美丽、多产的女人。昔日的热情现在也很少燃烧了。只有像现在她丈夫回来了，或者儿子的病见好，或是她跟玛丽亚伯爵夫人一道回忆安德烈公爵（她在丈夫面前从来不提安德烈公爵，她觉得她怀念安德烈公爵会引起丈夫的嫉妒），或者非常偶然，她不知为什么突然唱起歌来的时候（她结婚以后就把唱歌完全放弃了），只有这些时候，她昔日的热情才会复燃。当昔日的热情在她那丰满、美丽的身体里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她就变得比以前更加迷人了。

娜塔莎婚后，他们夫妇在莫斯科、彼得堡，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庄、在她自己的娘家，也就是尼古拉家，都住过。年轻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际场中露面，那些在交际场中见过她的人，也都对她没有好感。她既不可亲、也不可爱。娜塔莎也许不喜欢孤独（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喜欢；她觉得不喜欢），但她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孩子，喂奶，时时刻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她只好谢绝社交活动，才能完成这些事。所有娜塔莎婚前就认识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一件新奇事那样感到吃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看出娜塔莎的全部热情都起源于她对家庭和丈夫的需要。她在奥特拉德诺耶曾经认真地、并非玩笑地说过这样的话。母亲见别人对娜塔莎不理解，大惊小怪，也觉得吃惊。她反复地说，她始终认为娜塔莎会做一个贤妻良母。

“她把全部的爱都用到丈夫和孩子们身上，”伯爵夫人说，“甚至到了愚蠢的程度。”

娜塔莎并不遵循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所宣讲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姑娘家不应当一旦出嫁就自暴自弃，埋没自己的才华，而是应当比婚前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使丈夫像婚前那样对自己倾心。娜塔莎却恰恰相反，她一出嫁就抛开了自己所有的迷人之处，尤其是她最迷人的歌唱。正因为那是她最富于魅力的地方，所以她将它抛开了。她变得满不在乎，她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在丈夫面前摆出最美的姿态，也不讲究梳妆打扮或少向丈夫提出苛求。她的所作所为打破了常规。她认为过去自己出于本能施展魅力，现在在丈夫眼里只会显得可笑，她一开始就将自己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她认为维系他们夫妻关系的不是靠以往那种诗意的感情，而是靠某种另外的、不可捉摸的、然而却像她自己的混为一体的灵与肉那样牢固的东西。

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身穿长裙，唱着抒情的歌曲，以此来取悦于丈夫，就像为取悦于自己而梳妆打扮一样可笑。为取悦于他人而梳妆打扮，这也许会给她带来乐趣，但她确实没有时间。她不讲究唱歌，不注意梳妆打扮，不斟酌词句，主要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做。

当然，人能专心致志于一件事，不管那件事多么微不足道。而且，即使微不足道的事，只要对它专心致志，自然也会无限地扩大起来。

娜塔莎所专心致志的，就是她的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她必须使他完全属于她，属于这个家，还有孩子们，她要养育他们。

她不仅从思想上，而且全身心投入到她所关心的这件事上，她陷得越深，这件事就不断扩大，使她越发显得势单力薄，难于胜任，似乎她投入全副精力，还是做不完她该做的事。

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间的自由以及权利的种种议论，在当时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被视为问题，但在当时和现在完全一样；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也不理解。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只存在于那些把婚姻关系视为夫妻双方获得满足的人，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始，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当初的种种议论和现在的一些问题，就像如何从饮食中获得最大满足的问题一样，对于那些把营养视为吃饭的目的，把组织家庭视为婚姻的目的的人们，当初和现在一样，是不存在那些问题的。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营养身体，那么把两顿饭都吃完的人，也许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但并没有达到吃饭的目的，因为两顿饭的饭量他的胃是承受不了的。

如果婚姻的目的在于组织家庭，那么主张多夫多妻制的人，也许能得到许多乐趣，但绝不可能组织家庭。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营养，婚姻的目的在于组织家庭，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进食量不要超过胃的负荷，一个家庭的夫妻也不能超过需要，也就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予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专心致志为丈夫和家庭服务，根本不可能想象自己的丈夫会是另外一个人，而且也毫无兴趣去这样设想。

一般说来，娜塔莎并不喜欢交际，但她很重视亲属的来往，很重视与玛丽亚伯爵夫人，与她哥哥，与母亲和索妮亚的交往。她会披头散发，穿着睡袍，大步从育儿室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她说孩子已经好多了。

娜塔莎不修边幅，于是她的衣着、发型，随随便便的谈吐和她的嫉妒心（她嫉妒索尼娅，嫉妒家庭女教师，嫉妒每一个女人，不论她美或丑），都成了她周围的人经常取笑的话题。大家都认为皮埃尔怕老婆，事情也确实如此。娜塔莎一过门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皮埃尔听了妻子的话，不免大吃一惊，他的生活中的每一刻都要属于她，属于这个家庭，这个要求实在太新奇了；皮埃尔对妻子的这一要求感到吃惊，但也颇为得意，于是就接受了。

皮埃尔言听计从，他不但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即使说话也不敢露出一丝笑容，他不敢去俱乐部用餐，借以消磨时间，不敢随便花钱，除非办正经事，他不敢长时间外出，妻子把他做学问也算做正经事，她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很重视。作为交换条件，皮埃尔在家里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自己的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家务。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仆；只要皮埃尔在工作，也就是在他书房里读书或写字，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只要皮埃尔表示喜欢什么，大家就即刻满足他的要求。他一有所表示，娜塔莎就即刻跑去完成。

全家都按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埃尔的吩咐，也就是按照娜塔莎极力揣摩的他的意图行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娜塔莎的工作、孩子们的教养，都不仅遵照皮埃尔的示意办理，而且遵照娜塔莎从皮埃尔言谈中揣摩出来的意图办。她能准确地揣摩皮埃尔的意图，一旦猜透，她就坚决照办。要是皮埃尔想改变主意，她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一个时期很困难，皮埃尔永远也不会忘记，娜塔莎生下头一个孩子，十分瘦弱，他们被迫换了三个乳母，娜塔莎都急病了，一次，皮埃尔把他信奉的卢梭思想讲给她听，说乳母哺乳不仅是反常的事，而且有害。于是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娜塔莎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极力反对她自己哺乳，因为这在当时不仅闻所未闻，而且他们认为这样有害，可是娜塔莎从那时起就坚持自己哺乳所有的孩子。

有时在气头上，两口子争吵起来，这是常有的事，但在争吵过后很久，皮埃尔忽然发现妻子不仅在言谈中，而且在行动中会表现出她原本反对的那个想法，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而且吃惊。他不仅发现他原来的想法，而且那些在争吵中间他说过的偏激、过头的话，她却都不再提了。

结婚七年之后，皮埃尔坚信自己不是坏人，这使他很高兴，他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善恶同体并且互相掩映。但在他妻子身上却只反映出他那真正好的一面，而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扬弃了。这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悄悄地直接反映出来的。

十一

两个月前，皮埃尔已经在罗斯托夫家住下，他收到费奥多尔公爵的信，要他去彼得堡商议当地一个协会的成员们正在研讨的重要问题，皮埃尔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娜塔莎看丈夫所有的信件，当她看完公爵的来信，就主动建议丈夫去彼得堡，尽管丈夫不在家会给她带来负担。尽管她对丈夫抽象的脑力劳动一窍不通，但她非常重视，生怕在这方面耽误了丈夫的工作。皮埃尔读完信，胆怯地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娜塔莎，娜塔莎要他去，但是要定下回来的日子。皮埃尔获准四周的假期。

两星期前，皮埃尔的假期就满了，在这两周里，娜塔莎经常处于恐惧、忧郁和不安的状态。

不满现状的退役军官杰尼索夫正好在这两星期中来了，他一见娜塔莎就像看到一幅完全不像他过去爱过的人的画像一样，心里又吃惊，又难过。她先前是那么可爱，可现在她的眼神是那么忧郁、空虚，答非所问。

这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心情郁闷，烦躁不安，特别是母亲、哥哥或玛丽亚伯爵夫人宽慰她，为皮埃尔的迟迟不归找借口，尽力替他辩解时，她心情更坏。

“都是废话，胡说八道，”娜塔莎说，“他那些想法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些团体也都愚蠢。”娜塔莎对自己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下这样的断语说。随后她就到育儿室去喂她的独子佩佳去了。

她把出生刚满三个月的小东西抱在怀里，感到他的小嘴在翕动，小鼻子在呼哧，谁也不会像他此刻这样，使她感到莫大的安慰了。这个小东西似乎在说：“你生气了，嫉妒了，你想报复，你害怕了。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没有话回答他，因为他说的是真话。

在烦躁不安的两星期里，娜塔莎经常跑到儿子那里寻求安慰，摆弄孩子，结果奶喂多了，把孩子也弄病了。孩子病了，她很惊慌，但同时她也希望孩子生病。因为照顾孩子，她对丈夫的牵挂就比较容易忍受了。

当大门口传来皮埃尔的雪橇声时，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善于讨好女主人的保姆，面带喜色，悄悄快步走进屋来。

“是他回来了吗？”娜塔莎连忙低声问，她不敢动弹，怕吵醒熟睡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涌上娜塔莎的脸，她的脚也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但是她不能跳起来跑出屋去。孩子又睁眼看了一下。“你在这儿。”他似乎说，随后又懒洋洋地咂起嘴来。

娜塔莎轻轻地抽出奶头，摇了摇孩子，把他递给保姆，快步朝门口走去。但她在门口又停下来，似乎因为心里高兴而急忙放下孩子，这使她良心受到责备，于是她又回头看了一眼。保姆正抬起臂肘，把孩子往床栏杆里抱。

“去吧，去吧，太太，您放心去吧。”保姆和女主人亲密无间，含笑说。

娜塔莎轻快地跑进前厅。

杰尼索夫拿着烟斗从书房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第一次认出娜塔莎来。她使人的眼睛为之一亮。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喜上眉梢。

“他回来了！”她一边跑，一边说。杰尼索夫并不怎么喜欢皮埃尔，但他感到这时却因为皮埃尔回来而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穿皮大衣的身材魁伟的人，正在解围巾。

“是他！是他！真的！他回来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他跑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贴在胸前，然后又推开他，瞟了一眼他那结着霜花的、通红、愉快的脸。“是啊，是他，多么愉快，满足……”

这时娜塔莎突然想到自己受了两个星期等待的折磨，于是喜色顿消。她眉头一皱，就朝皮埃尔发起火来。

“是啊，你倒很自在！很快活，很开心……可是我呢？你至少也该关心关心孩子。我喂孩子，可是我的奶坏了。佩佳差点没死掉。你倒开心。是啊，你很开心。”

皮埃尔知道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回来，他知道她这样发脾气不妥当，也知道过两分钟她就会消气；而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很快活，很满意。他本来想笑，可又不敢笑。于是他露出一副惊慌的可怜相，拱下身来。

“我没办法回来呀，真的！佩佳怎么样？”

“现在好了，走吧。你真不害臊！你真该看看，你不在家我成什么样子了，我难过极了……”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着，没有松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到卧室去了。

尼古拉夫妇来访皮埃尔时，他正在育儿室里，用他那宽大的右手抱着刚睡醒的儿子，抚摩着。孩子咧着大嘴，还没有长牙，宽宽的脸上绽出愉快的笑容。一阵急风骤雨已经过去，娜塔莎脸上闪耀着明朗、欢快的阳光，亲切地望着丈夫和孩子。

“你跟费奥多尔公爵谈妥了吗？”娜塔莎问。

“是的，谈得好极了。”

“你看，抬起来了（娜塔莎指孩子的头）。他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见公爵夫人了吗？她真会爱上他了……”

“是啊，你可以想象到……”

这时，尼古拉和玛丽亚伯爵夫人进屋来。皮埃尔没有放下孩子，俯身吻了吻他们，回答了他们的问话。但是，显然，尽管有许多可谈的趣事，皮埃尔却完全被戴着小帽、晃着脑袋的儿子吸引住了。

“多么可爱啊！”玛丽亚伯爵夫人望着孩子，逗着他说。“我真不明白，尼古拉，”她对丈夫说，“你怎么就看不出这些小家伙有多迷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就是看不出，”尼古拉冷冷地看着孩子说，“一块肉罢了。走吧，皮埃尔。”

“不过，要紧的是，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是很温存的，”玛丽亚伯爵夫人替丈夫辩白说，“不过要等孩子满了周岁就是了……”

“皮埃尔可是很会带孩子的，”娜塔莎说，“他说，他的胳膊天生就是给孩子坐的。你看。”

“可偏偏不是给他坐的。”皮埃尔突然笑着把孩子抱起来，交给保姆。

十二

像每一个真正的家庭一样，童山的庄园里也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圈子。它们具有各自的特点，但由于互让互谅，因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家里无论发生喜事或是不幸，对几个圈子都同样重要，不过他们对某件事表示忧伤或喜悦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

比如皮埃尔的归来是一件重要的事，大家都感到欣慰。

仆人对主人的判断总是最准确，因为他们不是凭谈话的口气或察言观色，而是凭主人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他们对皮埃尔的归来感到高兴，他们知道，只要皮埃尔在家，伯爵就不会每天去察看田庄的事务，而且伯爵的心绪和脾气都会好些，此外，大家都能得到很多节日的礼物。

别祖霍夫回来，孩子们和女教师也很高兴，因为谁也不会像皮埃尔那样，带他们参加社交活动。只有他才会在小钢琴上弹那支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曲子），他说在这支舞曲伴奏下能跳各种舞，而且，他一定会给大家都带来礼物。

尼古连卡今年十五岁，他生着一头淡褐色的鬈发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他是个孱弱、聪慧的少年，皮埃尔回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很爱皮埃尔叔叔（他这么称呼他），总说他好。其实，谁也没要他去特别喜欢皮埃尔，而且他见到皮埃尔的机会也不多。抚养他的玛丽亚伯爵夫人则竭力要尼古连卡像她那样爱她的丈夫，尼古连卡也的确爱姑父，不过他爱姑父，多少带着些轻蔑的意味。尼古连卡不想当尼古拉姑父那样的骠骑兵，也不想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他想跟皮埃尔那样有学问、聪明、善良。在皮埃尔面前尼古连卡总是喜气洋洋，皮埃尔一跟他说话，他就满脸绯红，喘不上气来。他不放过皮埃尔说过的每一句话，过后就跟德萨尔或独自一人仔细玩味皮埃尔每句话的意思。皮埃尔过去的生活，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尼古连卡根据自己所听到的，暗自勾勒出一幅模糊的、富于诗意的图画），皮埃尔在莫斯科的历险，他的被俘生活，尼古连卡听皮埃尔说起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尼古连卡也很喜欢娜塔莎），特别是皮埃尔与尼古连卡已经记不起来的父亲的友谊，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了英雄和圣人。

从尼古连卡听到皮埃尔谈起他父亲以及娜塔莎的零星谈话，从皮埃尔一提起尼古连卡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从娜塔莎提到他时审慎而又虔诚的态度，情窦初开的尼古连卡推测他父亲一定爱过娜塔莎，临终时又把她托付给他的朋友。尼古连卡虽然不记得父亲了，但他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他很崇拜，他一想到父亲，心里就发紧，悲喜交集，泪水夺眶而出。因此，皮埃尔的归来，使孩子们也很高兴。

客人也很欢迎皮埃尔，因为只要有他在场，大家在一起就显得热闹、和谐。

家里的成年人，他的妻子就更不用说了，也很喜欢他，因为有他在，生活就更轻松、平静。

老太太们也很欢喜他带给她们的礼物，而更主要的，是他使娜塔莎又活跃起来。

皮埃尔意识到不同的人对他持有不同的看法，就竭力想满足他们的愿望。

皮埃尔本来是漫不经心，没有记性的人，但这次他根据妻子开的单子，全都买齐了，没有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嘱托，没有忘记送给别洛娃做礼物的衣料，也没有忘记送给侄儿侄女们的玩具。他刚结婚时，妻子嘱咐他别忘了买该买的东西，他还觉得奇怪，可他第一次出门，就把什么都忘了。妻子为此大为不快，他感到很吃惊。后来他就习惯了。他知道娜塔莎什么也不要，只有他提出来，她才让他给别人买东西，现在他从给全家人买礼物中感到一种意外的、孩子似的乐趣，而且他再也不会忘记要买的东西了。如果娜塔莎责怪他，那只是因为他买的东西太多或太贵。娜塔莎除了不修边幅、漫不经心，这两个缺点（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缺点，皮埃尔却认为这是优点），如今又增加了吝啬。

皮埃尔自从有了一大家子人口，开销很大，但皮埃尔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发现开销的数目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由于前妻的债务而使他陷入混乱的家业，也开始好转了。

生活有了节制，钱用得也就少了，皮埃尔再也不愿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那样会使他随时有可能倾家荡产。他认为他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永远确定下来，至死也不会变更了，而且他也无权变更这种节约的生活方式。

皮埃尔露出愉快的笑容，整理他买回来的东西。

“多漂亮！”他像售货员一样抖开一块衣料，说。娜塔莎坐在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上，这时连忙把炯炯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他买的那块衣料上。

“是给别洛娃的吗？太好了。”她摸了摸衣料的质地。

“这一尺得一个卢布吧？”

皮埃尔说了价格。

“太贵了，”娜塔莎说，“孩子们会特别高兴，妈妈也会开心的。只是你不该给我买这个。”她又说，忍不住笑，欣赏当时刚流行的一把镶嵌着珍珠和金丝的梳子。

“是阿杰莉鼓动我买的，她一个劲儿地说，买吧，买吧。”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呢？”娜塔莎把梳子插到发辫上，“等玛申卡在舞会上抛头露面的时候吧，说不定到那时候又时兴这个了。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把礼品收拾好，先去育儿室，然后去见老伯爵夫人。

皮埃尔和娜塔莎夹着一包包礼品来到客厅时，老伯爵夫人照例在跟别洛娃玩牌。

老伯爵夫人已六十开外，满头白发，戴着一顶压发帽，荷叶边围住了整个脸。脸上满是皱纹，上嘴唇瘪着，双目无神。

她的儿子和丈夫接连去世，她感到自己是偶然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吃饭，喝水，有时睡觉，有时不睡觉，她没有活着。生活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她只图清静，别无他求，而只有死亡才能给她带来宁静。但在死神降临之前，她还得活下去，也就是还得消耗她的时间和生命。她身上明显地具有婴儿和老人身上才具有的东西。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客观的要求，只有运用各种机能的主观需要。她需要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哭泣，做事，发脾气等等，只是因为她有胃肠，有头脑，有筋肉，有神经，还有肝脏。她不是因为外界的推动而做这一切，她不像精力旺盛的人在努力达到一个目的时，就不去注意另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她说话，这纯粹是因为她生理上需要运动她的肺部和舌头。她像婴儿一样哭，因为她需要擤鼻涕，诸如此类。那些被精力旺盛的人视为目的的，在她显然只是一种借口。

因此，清晨，尤其当她头一天吃过油腻的东西，她就想发脾气，于是别洛娃的耳背就成了她最好的借口。

她在房间的另一头小声对别洛娃说了句什么。

“今天好像暖和些，我亲爱的。”她低声说。别洛娃回答说：“他们已经来了。”她就生气了，抱怨说：“天哪，她聋得够戗，真蠢！”

另一个借口就是她的鼻烟，不是嫌太干，就是嫌太湿，要不就嫌研得不够细。发过脾气，她的脸就蜡黄。因此使女们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准是别洛娃耳朵又背了，或是鼻烟又太湿了，因为老伯爵夫人的脸色又蜡黄了。正如她需要发泄肝火一样，她有时也需要动一动她变得迟钝的脑筋，这时她的借口就是玩牌。如果她需要哭，那么去世的伯爵就成了她的借口。她需要大惊小怪，尼古拉和他的健康状况就成了借口。她需要说刻毒话，她就找玛丽亚伯爵夫人的事。她需要运动发声器官（大多在晚饭后六七点钟，在幽暗的房间里休息时），她就对早就听过多少遍的人反复讲同一个故事。

老太太的情况全家人都知道，尽管谁也不说，而且大家都竭力满足她的要求。只有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亚之间偶尔交换一下眼色，或露出苦笑，彼此心照不宣。

不过这些眼色，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说明她已尽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们此刻所看到的已不是完整的她，我们有朝一日也都会变得像她现在这样，因此人人都乐于将就她，乐于为她这个曾经很可爱，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充满活力，而如今变得一副可怜相的人而克制自己。他们的眼色说明：“死亡的预兆。”[10]

全家只有那些冷酷的人、蠢人和孩子才不懂这一点，因而避开她。

十三

皮埃尔夫妇来到客厅，正好碰上老伯爵夫人像往常一样，因为想动动脑筋，正在玩牌。她虽然照常说了：“也该回来了，该回来了，我亲爱的；大家都等急了。这下好了，谢天谢地。”每次皮埃尔或她的儿子回来，她都这么说。把礼物递给她时，她也还是那几句老话：“可贵的不是礼物，亲爱的，谢谢你还惦记着我这么个老太婆……”可皮埃尔来的不是时候，她的牌正打到一半，分了她的心，使她老大的不高兴。她打完了牌才去看礼物。送给她的礼物有一只做工精巧的牌匣、一只淡蓝色的塞佛尔[11]盖杯，上边绘有几个牧羊女，还有一只绘有老伯爵肖像的鼻烟壶，肖像画是皮埃尔请彼得堡的一位微型画画家绘制的（伯爵夫人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只鼻烟壶了）。她此刻不想哭，于是冷冷地看了一眼那肖像，就专心摆弄起牌匣来了。

“谢谢你，亲爱的，你使我心里高兴，”她像往常一样，说，“不过你总算回来了，这太好了。闹得太不像话，你真该说说你媳妇。成什么体统？你不在家，她简直像发了疯。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忘了。”她又说她常说的话，“你看，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她又说，“女婿给咱的牌匣多精致。”

别洛娃把礼物夸赞了一番，她也很喜欢皮埃尔送给她的那块衣料。

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和玛丽亚伯爵夫人，还有杰尼索夫，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又不能说，他们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老伯爵夫人已经大大地落伍了，如果当着她的面谈话，就得回答她提出的一些早已过时的问题，不断重复他们说过的话，告诉她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可她还是记不住；不过他们还是照例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则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诸如瓦西里公爵是否见老了，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是否来信问候，是否惦念他们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她自己并不关心，别人也不感兴趣……

喝茶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谈这种谁也不感兴趣，可又无法避免的话题。家里的成年人都围坐在圆桌的茶炊旁，索尼娅也坐在这里。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已经喝过茶了，隔壁起居室传来他们的谈笑声。喝茶时，大家都坐在自己的老地方；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茶也给他端到桌上了。老米尔卡是原来的猎犬米尔卡的女儿，这时卧在他身旁的安乐椅里，满脸白毛，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比平时更鼓了。杰尼索夫鬓发和胡须斑白，敞着将军服，坐在玛丽亚伯爵夫人身旁。皮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他谈到许多他认为老太太会感兴趣，并且能听得懂的事。他谈到外界社会，谈到老伯爵夫人的同辈人，他们也确曾活跃过一阵子，而如今却天各一方，像她一样，一辈子快要完了，正在收藏他们早年种下的庄稼的最后的谷穗。老伯爵夫人认为她那一代才真正是正经八百的一代。娜塔莎看出皮埃尔兴致勃勃，知道他这次出门一定很有趣，会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不敢启齿。杰尼索夫不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他不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这样谨小慎微，同时，由于他对现状不满，因此很想知道彼得堡的情况，他不断地怂恿皮埃尔讲讲谢苗诺夫团刚刚发生的事，讲讲阿拉克切耶夫，讲讲圣经会[12]。皮埃尔有时忘了形，就讲起来，尼古拉和娜塔莎就把话题转到伊万公爵和玛丽亚·安东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健康上来。

“嗨，戈斯涅尔，塔塔利诺娃，[13]那都是疯子干的事，怎么样，他们还继续干吗？”杰尼索夫问。

“继续干？”皮埃尔大喊大叫起来，“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卖劲儿。圣经会如今成了政府了。”

“那是什么，我亲爱的朋友？”老伯爵夫人问，她已经喝完茶了，显然想在饭后找一个借口发脾气，“你说政府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您知道，妈妈，”尼古拉插话说，他知道应该怎样翻译成母亲能听懂的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创办了一个团体，据说，他很得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戈利津，”皮埃尔脱口而出，“现在当权了。可他们怎么样呢？认为到处是阴谋，草木皆兵。”

“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有什么错？他德高望重。我以前常在玛丽亚·安东诺夫娜家见到他。”伯爵夫人怒冲冲地说，大家默不作声，她更感到气恼，于是接着说：“现如今大家都说长道短。圣经会有什么不好？”她站起身来（大家也都跟着站起来），板着脸，朝起居室她的桌旁走去。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邻室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那里一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完了，完了！”小娜塔莎愉快的喊声盖过了所有的人。皮埃尔和玛丽亚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了眼色，会心地笑了（皮埃尔的目光始终盯着娜塔莎）。

“真是悦耳的音乐啊！”他说。

“准是安娜·玛卡罗夫娜的袜子织好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走，咱们去看看。”皮埃尔一跃而起，说。“你知道，”他在门口收住脚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吗？因为我一听到这种音乐就知道孩子们都很好。我今天回家，一路上离家越近，就越担心。一来到前厅，听见安德留沙朗朗的笑声，我就知道，孩子们都好……”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尼古拉同意说，“不过，我不去，她织的袜子太神奇了。”

皮埃尔到孩子们房里去了，喊声更高，笑得也更欢了。“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中间来，听口令：一，二，我说三，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来抱你。好，一，二……”皮埃尔说，接着一阵沉默。“三！”房间里传来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喊叫声。

“两只，两只！”孩子们喊道。

他们说的是两只袜子。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个绝招，能用一副针一次织出一双袜子。每次织好以后，她总是得意洋洋地当着孩子们的面，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来。

十四

过了不久，孩子们来道晚安。他们一一吻过在座的人，男女家庭教师行过礼，就告退了。只有德萨尔和他的学生没有走，老师小声让他的学生下楼去。

“不，德萨尔先生，我要求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也同样小声回答说。

“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吧。”尼古连卡走到姑母面前，说。他又兴奋了，又激动，露出央求的神色。玛丽亚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对皮埃尔说：

“只要您在这儿，他就不乐意走了……”

“我这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德萨尔先生；晚安。”皮埃尔把手伸给那个瑞士人，说，接着含笑转向尼古连卡，“咱们还没见过面呢。玛丽亚，他长得真像。”他对玛丽亚伯爵夫人又说。

“是像爸爸吗？”孩子的脸红了，他用敬慕的、闪光的眼睛仰望着皮埃尔。皮埃尔点点头，又接着谈被孩子们打断的话题。玛丽亚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花；娜塔莎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站起来要烟斗抽烟，索尼娅无精打采，却一直守着茶炊，他们从索尼娅手里接过茶，又询问起皮埃尔来。一头鬈发的孱弱的孩子，眼睛闪闪放光，坐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从衣领里伸出细脖子，把满头鬈发的头转向皮埃尔，偶尔哆嗦一下，显然体验到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

话题转到当时对最高当局的一些流言，其中是大多数人通常最感兴趣的国内政治问题。杰尼索夫因为在军界失意而对政府不满，现在听说彼得堡出了丑闻，感到很高兴，对皮埃尔的话发表了一通强烈而尖刻的议论。

“过去不得不做德意志人，现在就得陪塔塔利诺娃和克律德涅夫人[14]跳舞，读艾加特豪森那帮家伙的著作。哎！要是再把咱那个宝贝波拿巴放出来就好了！一切的糊涂思想也就一扫光了。把谢苗诺夫团交给施瓦茨这样的大兵，成什么话？”他大喊大叫说。

尼古拉虽然不像杰尼索夫那样专门挑毛病，但他仍然认为议论政府是件大事，他认为甲出任某部大臣，乙出任某地总督，皇帝说什么话，大臣说什么话，都很重要。他认为对这一切都应该关心，于是他也向皮埃尔探问。只是他们两人问到的不外乎一些有关政府高级部门的轶闻。

娜塔莎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她看出皮埃尔早就想换换话题了，看出他早就想倾吐自己心里的想法，他正因为这才到彼得堡去跟他的新交费奥多尔公爵磋商的；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只好由贤内助来帮忙，问他跟费奥多尔公爵的事[15]怎么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

“还就是那些事，”皮埃尔环顾左右，说，“大家都看出，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了，力挽狂澜，匹夫有责。”

“那么正直的人能做什么呢？”尼古拉微微颦眉，说，“他们能做什么呢？”

“是这样……”

“咱们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说。

娜塔莎早就知道该喂孩子了，听见保姆唤她，就到育儿室去了。玛丽亚伯爵夫人也跟着她去了。男人们走进书房去，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乘姑父不注意，也跟着进去，躲到窗口写字桌旁幽暗的角落里。

“你说怎么办？”杰尼索夫说。

“都是些空想。”尼古拉说。

“是这样，”皮埃尔没有就座，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停下来，用手匆匆地打着手势，一边含混不清地说，“是这样。彼得堡的情况是这样，皇帝什么也不过问。他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之中了（此刻皮埃尔对任何人陷入神秘主义都不能容忍）。他只图清静。而只有那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　乱砍乱杀，　像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之流[16]，才能使他清静……如果你不管家业，只图清静，那么你的管家越厉害，你的目的就越容易达到，你同意吗？”他对尼古拉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尼古拉说。

“要全面崩溃了。法庭上都是盗窃案，军队里只有鞭笞、出操、屯垦，人民遭殃，教育遭到扼杀。凡新生的、正常的事物都遭到砍杀！尽人皆知，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弦绷得太紧，肯定要绷断的，”皮埃尔说（自成立政府以来，人们在观察任何政府的措施时，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对他们只说了一件事。”

“对谁？”杰尼索夫问。

“这您知道，”皮埃尔颦眉，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说，“对费奥多尔公爵和他们那一帮。奖励教育事业、慈善事业，这固然好。用心很好，如此而已；而目前的状况，需要另外的东西。”

尼古拉这时才发现他的小侄子在场，他沉下脸，朝他走过去。

“你在这儿干什么？”

“怎么？让他待在这儿吧。”皮埃尔抓住尼古拉的手臂，又说，“那样是不够的，我对他们说：现在需要另外的东西。大家都等待着，那根弦绷得很紧，随时可能断，当大家都在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变革，就应该有更多的人紧密地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来抵御那场灾难。年富力强的都已经被拉过去了，蜕变了。他们有的沉迷于女色，有的醉心于名誉地位、权势金钱，都投到那个阵营里去了。像你我这样独立的自由人根本没有了。我说，应该扩大我们的社会圈子；我们的口号不应该是道德，而应该是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从侄子身边走开，忿忿地挪过一把扶手椅坐下，听皮埃尔谈话，他不以为然地咳嗽着，频频地皱眉。

“那么，行动的目的何在呢？”他喊道，“您对政府采取什么立场呢？”

“采取这样的立场！协助的立场。如果政府允许，那么组织也无需保密。这个组织不仅不跟政府作对，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一个地地道道的士绅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防止明天普加乔夫来杀害你我的子孙，防止我被送往屯垦区去。我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安全这一目的才携起手来的。”

“是的；不过是一个秘密组织自然也就是敌对的、有害的，只能产生恶果。”尼古拉说。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的道德联盟[17]（当时还不敢妄想俄国能拯救欧洲）有什么害处吗？道德联盟是一种美德的联盟，那就是爱，就是互助，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东西。”

谈话间，娜塔莎走进来，愉快地看着她丈夫。并不是丈夫的谈话使她高兴。她甚至对丈夫谈的事不感兴趣，他讲的这些，她早就知道了（她知道那都是皮埃尔心里的话）。但是她见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很高兴。

那个被大家遗忘了的、从翻领里伸出细脖子的孩子，更是望着皮埃尔出神。皮埃尔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的手指在不停地动，他不知怎的竟从姑父桌上拿起火漆和鹅毛笔，而且把它们弄断了。

“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就是德意志的道德联盟以及我的建议。”

“我说，老兄，道德联盟对于吃腊肠的人固然是好，可是我不了解它，甚至连这个字的音都读不出来，”杰尼索夫用响亮的声音断然说，“到处都很腐败，糟糕，这我承认，不过对道德联盟我不了解，不满意，暴动[18]就是了！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人了！”

皮埃尔笑了，娜塔莎也大笑起来，尼古拉却把眉头皱得更紧，他开始对皮埃尔说明不会发生任何变革，他所说的危险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皮埃尔的想法却相反，因为他的想象力更强，思想更活跃，尼古拉深感自己一筹莫展。这使他更加气恼，因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一种比推理更强的东西断定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我要说的是，”他站起来说，手指神经质地抽搐着，把烟斗移到嘴角，最后干脆把烟斗扔掉，“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我们的一切都腐败了，要进行一次变革；我看不出有必要；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你我是至交，这你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们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吧，我的职责是拥护政府。如果阿拉克切耶夫现在下命令，要我率一个骑兵连讨伐你们，我将毫不犹豫，立即出发。至于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他说完话，随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终于先开口替丈夫辩护，攻击她哥哥。她的辩解笨拙无力，但她却达到了目的。交谈又开始了，不过已经没有尼古拉刚才说完话时那种敌对的气氛了。

当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去吃晚饭时，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脸色苍白，忽闪着明亮的眼睛，朝皮埃尔走过来。

“皮埃尔叔叔……您……不……要是爸爸活着……他会赞成您说的话吗？”他问。

皮埃尔突然意识到他在谈话时，这孩子头脑里一定展开过一场特殊的、独立的、复杂而强烈的感情波澜和思想活动。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悔不该让孩子听见。但他还得回答他。

“我想会的。”他勉强答了一句，就走出书房去了。

孩子低下头，这时他似乎才看到自己在桌上闯下祸了。他涨红了脸，朝尼古拉走去。

“姑父，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发抖。

“算了，算了。”他把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扔到桌子底下，说。他显然强压着怒火，扭过脸去。

“你根本就不该进来。”他说。

十五

吃晚饭时，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和社团，相反，倒是回忆起一八一二年来了，这是尼古拉最喜欢的话题。杰尼索夫开的头，皮埃尔也特别起劲，特别感兴趣。随后这几个亲戚在友好的气氛中散去了。

吃过晚饭，尼古拉在书房里宽衣，对久已等候的管家吩咐了几句，就换上睡衣，走进卧室，他发现妻子还在桌前写字。

“你在写什么，玛丽？”尼古拉问。玛丽亚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担心丈夫不会理解，也不赞成她写的东西。

她本来不想让他看她写的日记，现在既然被他发现，能告诉他，她也觉得高兴。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把一本写满了坚定有力的大字的蓝笔记本递给他。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讽的意味说，接过笔记本。笔记本里用法语写道：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睡醒觉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让人来找我。孩子既任性，又固执。我想吓唬吓唬他，可他的火气更大了。我只好对付他，把他撇在一边，让保姆帮别的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大吃一惊，一直默不作声；接着，他只穿一件内衣跑到我跟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哄了他好半天也没哄好。看来，他因为伤了我的心而感到十分难过；后来，晚上我给他分数单的时候，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只要对他温存体贴，他就能听话。”

“分数单是什么？”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根据他们的表现，给大的孩子们打分数。”

尼古拉看了一眼盯着他的那双闪光的眼睛，又接着看看日记。日记记下了母亲认为孩子们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情况，反映出孩子们的性格，并提出教育方法的一般意见。尽管记的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母亲却不这样认为，连第一次读关于孩子们情况的日记的父亲，也不这样认为。

十二月五日写道：

“米佳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馅饼吃，就没有给他吃，别人吃馅饼，他眼巴巴地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想，罚孩子们，不让他们吃甜馅饼，只能增强他们的贪欲。应当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看了妻子一眼。她那双闪光的眼睛询问地望着丈夫（他是否赞成她写的日记呢）。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但赞成妻子写日记，而且很称赞她。

“也许用不着这样过分认真；也许根本不用这样做。”尼古拉想；但为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精神，使他钦佩。如果尼古拉对自己的感情能够理解的话，那么，他会吃惊地发现，他爱妻子爱得如此忠贞、温存、自豪，主要是因为她那真诚、她那永远存在内心的、为尼古拉所难以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使他惊叹不已。

他深爱妻子的聪明才智，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妻子相比，又是何等逊色，她不仅身心属于他，而且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使他越发感到欣慰。

“我太赞成，太赞成了，我的亲爱的。”他意味深长地说，沉吟了片刻，又说：“我今天表现可不好了。当时你不在书房里。我跟皮埃尔争执起来，我发脾气了。没法不发脾气，他太幼稚了。要不是娜塔莎管着他，我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这我知道，”玛丽亚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你知道，”尼古拉想起他们的争论很激动，他接着说，“他想说服我相信，反政府是每个正直人的职责，因此宣誓效忠……可惜你当时不在场。他们都一致围攻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太可笑了，管他管得那么严，可一争论，她就没话说了，只会重复他的话。”尼古拉又说，控制不住要议论自己的亲属。他没想到他说娜塔莎的这番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他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上。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我对他说宣誓效忠和忠于职守高于一切时，他想说服我，说那都是扯淡。可惜你不在场，否则你会怎么说呢？”

“依我看，你是对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人人都在受苦受难、蜕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亲人。当然，他的话不错，”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还有更迫切的责任，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自己可以去冒险，但决不能让孩子们也去冒险。”

“是啊，是啊，我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尼古拉同意说，他真认为自己这么说过，“可他还是说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都是当着尼古连卡的面说的，这孩子悄悄溜进书房，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你知道，尼古拉，这孩子常叫我担心，”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怕因为自己的孩子而冷落了他。我们都有孩子，有亲人；可他什么亲人也没有，总一个人待着想心事。”

“我看你完全用不着为他而自责。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能做的一切，你都为他做到了，而且还在做。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讲话都听出了神。你想想看，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看，他把我桌上的东西都弄坏了，而且马上向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真是个好孩子！”尼古拉又说，他从来不喜欢尼古连卡，但承认他是个好孩子。

“我毕竟跟他的生母不一样，”玛丽亚伯爵夫人说，“我感觉到这中间的差别，我很难过。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可我真替他担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没关系，时间不长了；明年夏天我带他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是啊，皮埃尔一向都是梦想家，而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接着说，又回到书房里的话题上，这显然使他很激动。“阿拉克切耶夫好与不好，以及其他种种，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结婚时，负债累累，随时都有坐牢的危险，母亲看不到，也不了解，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后来有了你，有了孩子和家业。我从早到晚在事务所里，忙于工作，难道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吗？不是的，我明白自己应当工作，以便奉养老母，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受穷。”

玛丽亚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他太看重家业了；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说，说也无用。她只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这一举动当作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表示，他沉吟了片刻，继续大声自言自语。

“你知道，玛丽亚，”他说，“今天伊利亚·米特罗凡内奇（他的管家）从坦波夫乡下回来说，已经有人出八万卢布要买那片林子了。”尼古拉还兴冲冲地说不久就可能买下奥特拉德诺耶，“再过十来年，我就能给孩子们留下上万卢布，景况会很优裕的。”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听就明白丈夫所说的一切。她知道，每当他自言自语，他有时会问她，他说了些什么，如果发现她在想别的事，他会生气的。她总努力听，因为她对他说的毫无兴趣。她望着他，不是在想，而是感觉到别的东西。她对这个永远不会理解她所想的一切的人百依百顺，怀着无限柔情，而且她的爱与日俱增。她完全沉溺在这种感情之中，使她不能深入细致地考察丈夫的想法，与此同时，她头脑里还闪过一些与丈夫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的念头。她想起她的侄儿（她丈夫说他在皮埃尔说话时很激动，这使她很吃惊），她想到他温文尔雅、过于敏感的个性；她想到侄儿，也想到她自己的孩子们。她并没有拿侄儿和她的孩子们来作比较，但她比较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发现对尼古连卡的感情中缺少了点什么，这使她感到心情沉重。

有时她觉得，这种区别是年龄的差异造成的；但她感到自己对不起他，暗暗保证一定改正，做她做不到的事，也就是今生今世一定要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尼古连卡，爱一切人，像基督爱人类那样。玛丽亚伯爵夫人总在不断地追求永恒、永生和完美无缺，因此她的灵魂永远得不到安宁。因此她脸上常常露出一种受肉体之累的灵魂所感受的隐秘、崇高、而且痛苦的严峻表情。尼古拉看了看她。

“我的上帝！每当她脸上露出这样的表情，我就觉得她会死，要是她死了，我会怎么样呢？”他想，然后来到圣像前作晚祷。

十六

娜塔莎和皮埃尔单独在一起时，谈话也像一般夫妻之间那样，也就是彼此直截了当交换思想，不遵循任何逻辑法则，不用判断、推理和结论的程式，而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交谈。娜塔莎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与丈夫交谈，因此，只要皮埃尔谈话时一运用逻辑推理，就准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夫妻之间有些不和了。只要他一开始说明，开始心平气和地说理，而她也学他的样，她就知道，他们要吵架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娜塔莎会立刻把幸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突然悄悄走到丈夫身边，把他的头紧搂在自己胸前，说：“现在你可完全属于我了，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跑不掉了！”接着他们就交谈起来，违背一切逻辑法则，两人同时谈完全不同的话题。他们同时讨论许多问题，不仅不妨碍彼此理解，反而确切地说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做梦时，除了支配梦境的感情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毫无意义的、相互矛盾的，他们之间相处也正如违背一切常理的梦境，谈话前言不搭后语、含含糊糊，而支配他们的，只是一种感情而已。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起她哥哥的生活，讲起皮埃尔不在家时她很痛苦，感到生活没有意思，讲她比过去更加喜欢玛丽，讲玛丽在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在说这番话时，十分诚恳地承认她觉得玛丽比自己好，然而同时又要求皮埃尔更加喜欢她，而不是喜欢玛丽或别的女人，特别是当皮埃尔又在彼得堡见识过许多女人之后，她更要重新向他说明这一点。

皮埃尔在回答娜塔莎时对她说，在彼得堡的晚会和宴会上的太太小姐们，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简直连怎么跟太太小姐们说话都忘记了，”他说，“没意思透了。何况我又很忙。”

娜塔莎定睛看了他一眼，又说：

“玛丽真是太好了！”她说，“她很理解孩子们。她好像把他们的心思都看透了。就拿昨天米佳淘气……”

“唉，他太像他父亲了。”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心里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坚卡像尼古拉，他一想到自己跟内兄之间的争论就不痛快，他想知道娜塔莎的意见。

“尼古拉就是有这么个弱点，凡大家没有认可的，他决不表示同意。不过，我知道，你很重视开拓新天地。”她重复皮埃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不，主要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考和推理是一种消遣，甚至是消磨时间。比如，他收藏图书，而且立下一条规定，不把他所买的西斯蒙第[19]、卢梭、孟德斯鸠[20]的著作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又说，“你知道，我……”他开始缓和自己的口气；娜塔莎打断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必要那样做。

“你说，他认为思考是一种消遣……”

“是的，可我认为其他的一切才是消遣。我在彼得堡时，会见所有的人，都像在做梦一样。一旦堕入沉思，我就感到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消遣罢了。”

“啊，你去看孩子们的时候，可惜我不在，”娜塔莎说，“你觉得谁最可爱？准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还继续谈他心里想的事，“尼古拉说，我们不应该思考。可我办不到。在彼得堡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我对你可以说），没有我，那就全完了，大家都坚持各人自己的一套。可我能把大家拢到一起，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明了。要知道，我不说我们应当反对这，反对那，那样会出差错的。我说：好善者都携起手来，我们的旗帜是——积极行善。谢尔盖公爵是个好人，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不过有一点使她忐忑不安。那就是，他是她的丈夫。“这么一个重要的，对社会有用的人，难道也能同时做我的丈夫吗？这怎么可能呢？”她想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谁能肯定他真比其他人都聪明呢？”她自问道，并且把皮埃尔最尊崇的人在脑子里一一过了一遍。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崇的莫过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说，“我在想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怎么样？现在他会赞成你吗？”

皮埃尔对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觉得奇怪。他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说，沉吟了片刻，显然在认真考虑卡拉塔耶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会不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太爱你了！”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沉吟了一下说，“他会赞成咱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事事都井井有条、顺遂、宁静，我可以自豪地让他看看咱们。你说分开。你不会相信，咱们分开后，我对你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那是更加……”娜塔莎说。

“不，我不是说那个。我无时无刻不在爱着你，爱得不能再爱了；而这却是特别……是啊，当然……”他没有把话说完，他们相遇的目光说明了其余的一切。

“什么蜜月啦，什么开头最甜蜜啦，”娜塔莎突然说，“都是扯淡。恰恰相反，现在才是黄金时刻。只要你不出远门。你还记得咱们吵架吗？总是我不对，总是我。可咱们为什么争吵，我已经不记得了。”

“总是为一件事，”皮埃尔微笑说，“嫉……”

“别说了，我不要听。”娜塔莎喊道，冷峻的目光含着愤怒。“你见到她了吗？”她沉吟了片刻，又说。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啊，你知道吗？你在书房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你，”娜塔莎说，显然想尽快驱散向他们袭来的阴云，“你跟那孩子长得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她指他们的小儿子）。啊，该到孩子那里去了……奶下来了……可我真不舍得走开。”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同时转过来面对面，一齐开口说话。皮埃尔感到满足，洋溢着热情；娜塔莎露出平静而幸福的微笑。他俩同时开口，又都同时停下来，让对方先说。

“不，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吧，我不过随便说说。”娜塔莎说。

于是皮埃尔说开了。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讲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自己负有向全俄和全世界指明新方向的使命。

“我只是想说，凡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总是很简单的。我认为如果坏人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那么好人也同样应该那样做。如此而已。”

“是啊。”

“你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随便说说。”

“没关系，说吧。”

“没什么，不值一提，”娜塔莎说，她的笑容显得更加欢快了，“我是想说佩佳，今天保姆要把他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眯起眼睛，紧紧搂住我，他大概以为这样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呢。可爱极了。你听，他在哭呢。好了，再见吧！”她走出房去。

这时，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的卧室里，像往常一样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怎么也改不了怕黑的毛病）。德塞尔高高地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大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尼古连卡刚睡醒，出了一身冷汗，他睁大眼睛，坐在床上望着前方。他被噩梦惊醒了。他梦见自己跟皮埃尔头戴普鲁塔赫[21]著作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是由秋天飘荡的蛛网，即德塞尔称之为类似圣母线[22]的布满空中的白色斜线组成的。前面是光荣，与那些斜线相似，不过略粗些。他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被牵引着向前走去，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牵引他们的线松了，纠成一团，拉不动了。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疾言厉色地站在他们面前。

“这是你们干的吧，”他指着碎火漆和折断的鹅毛笔说，“我爱过你们，可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再朝前走，就干掉谁。”尼古连卡回头看皮埃尔，皮埃尔却已经不见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虽然无影无形，却明明站在那里，尼古连卡一看就知道他特别爱他，他感觉到他没有力气，没有骨骼，没有形体。父亲怜爱他。可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尼古连卡一害怕，就惊醒了。

“我父亲，”他想，“我父亲（虽然家里有两张画得很像的画像，可尼古连卡从来没有把安德烈当作一个常人来看待），他来过了，还爱抚过我。他赞成我，也赞成皮埃尔叔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照办。穆齐·塞服拉烧掉了自己的手，[23]可我生活中为什么就遇不到这种事呢？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是要学习。可总有一天，我的学习会结束，到那时我将有所作为。我只求上帝让我遇到像普鲁塔赫的英雄们所遇到的事，我也一定照他们的样子去做。我会做得更好。人人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

尼古连卡突然感到胸口发紧，想哭，于是大哭起来。

“您不舒服吗？”他听见德塞尔的声音问。

“没有。”尼古连卡回答说，又躺到枕头上。“他又和气又好，我喜欢他。”他这么想德塞尔，“还有皮埃尔叔叔！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还有父亲呢？父亲啊！父亲啊！是的，我一定要做一件连他也感到满意的事……”

第二部

一

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地探索和用语言文字说明——不仅论述全人类的生活，就是论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常常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论述和探索那似乎探索不到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论述统治该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代表了全民族的活动。

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一个民族依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对第一个问题——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指引特选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既定的目标的。

这么一来，这些问题就用相信神直接干预人类的事予以解决了。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则。

现代史既然否定了关于人类服从神和各民族都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就不应当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形成政权的原因了。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跟着他们走。

现代史提出了领导群众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再不然就是从帝王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领导群众的人物，以代替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由神的意志指引的人们。代替从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且用极端抽象的说法：全人类文明的福利，所谓全人类，一般是指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情势的逻辑迫使那些在想象中否定了帝王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说的史学家由一条道路走到同一结论：那就是承认：一、由单独个别人领导各民族；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

从基邦[24]到保克尔[25]的现代史学家，虽然他们好像有所分歧，他们的观点貌似新颖，但是这两个古老的、无法避免的原则仍然是他们的全部著作的基础。

第一，史学家记述他认为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样的人物；另有人认为除了帝王将相，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二，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人认为这目的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威振兴；另有人则认为这目的是那个名叫欧洲的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一场骚动；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它表现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向东进行了好几次，它与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发生了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顶点——莫斯科，然后，以一种绝妙的对称，出现一个自东而西相反的运动，也跟第一个运动一样，它纠集了中欧各民族。这次相反的运动到达它的西方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方针；千百万人穷了，富了，迁移了，千百万宣讲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教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做呢？当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统的时候，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的、然而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

如果史学仍然持有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是神在奖赏或者惩罚他的人民，才赐给拿破仑以权力，并指导他的意志以达到他那神的目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仑赋有神的意志；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全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矛盾。

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代人认为神直接参与人事的观点，所以它得另作答案。

新的历史科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什么发生吗？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呢？那么，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哪些情人，有哪些哪些大臣，他没有把法国治理好。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哪些哪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谈论所有的人都平等和自由。从此，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在法国出现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的人，因为他十分英明。后来他借口去杀非洲人，把他们痛痛快快杀了一场，他是那么狡猾和聪明，他回到法国，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他。他做了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去杀人。在那儿又杀死很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一八○七年，他忽然跟拿破仑交上了朋友，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了脸，又杀了很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可是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忽然都变为他的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就去攻打拿破仑刚集合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且不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嗣后路易十八即位，此人一直不过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的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者一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那些外交家和君主几乎争吵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了。但是盟国的君主为此大为恼火，又跟法国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所爱的法国，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世。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他们的人民了。”

不要认为这是讽刺，是描述历史的漫画。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的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给以最温和的概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目的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的？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史处心积虑地不是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或者说，哪些哪些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人们也情愿同意这种说法；不过，答非所问。这一切都可能是有趣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这个神权依靠本身，一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各民族的话；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当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那就要说明那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才是全部历史的旨趣所在。

史学家似乎有一个假想，认为这种力量是不问自明的，是人人皆知的。尽管满心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是，任何一个饱读史籍的人都不禁要提出疑问：连史学家对这个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人人皆知呢？

二

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呢？

有些传记史学家和个别民族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他们说，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或者如专题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某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于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只存在一个史学家针对一个历史事件作出回答的时候，才是差强人意的。但是，一旦不同国家的而且观点各异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的时候，他们所作的答案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而另一个史学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却说是由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的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上的，共和派朗弗里[26]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上的。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对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不出任何肯定的答案，从而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看出专题史学家对于造成事件的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认为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是这种力量，而认为权力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在描述一场战争和征服一个民族的时候，世界通史家不是从某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产生的，似乎就不再可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但是，世界通史家大多数仍然把权力作为一种力量，认为事件是由它造成的，它是发生事件的原因。他们说，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的结果；有时又说，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27]、斯罗萨[28]以及其他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事件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普遍的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处处可见，而且世界通史家的一切论述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通史家刚迈上分析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想把分力合成一定的集合力量或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与合力相等。世界通史家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因此，为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形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世界通史家革飞努斯否定专题史学家这种观点，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为什么是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

乡下人不明白下雨的原因，他们是说“风驱散了乌云”，还是说“风吹来了乌云”，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当他们高兴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文化史学家，遵循那些有时承认著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的世界通史家所开辟的途径，对于这种力量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他们的前辈世界通史家，因为，如果说，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呢？这些史学家从伴随每一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于是说，这个特征就是现象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极大的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智力活动，因为人类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博爱的教义所引起的战争和死刑等现象，都与这种假定相矛盾。

不过，即使承认那些在史学中充斥着的巧妙编写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再不然就是，除了先前说的帝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别的一些人的影响，还加上另一种新的力量——观点，而观念和群众的关系是需要说明的。拿破仑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样说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合起来，成为一种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所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正如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文化史家为什么认为人们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好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一、历史是由有学问的人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乐于这样想（这所以没有形诸文字，只不过因为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罢了）；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名义下，最能得心应手地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出任何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且不说这类历史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也许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对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的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加以仔细认真的分析的时候，每当它需要叙述一个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它就不自觉地把那事件当作权力的产物，直截了当地说，那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自觉地自相矛盾了，表明他们臆造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表明他们似乎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方法。

三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民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说，机车移动的原因是因为风把烟都吹到后面去了。

农民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当作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于这一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民认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另一个农民认为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第三个农民认为被风吹走的烟产生了力量。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另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的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各民族史专著好似发行的钞票。这种钞票在行使职能时，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丢在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有趣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有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钞票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发生了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天真地提出问题：“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个的？”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发生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以代替纸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欺骗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如此，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说了一些文不对题的话。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一件：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解释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每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打仗。我们对这种想法是这么习惯，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以至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了。但是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论断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29]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就像一些历史家的天真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越上，因为，暂且不谈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越性，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方面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差得多。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身体力量，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力量，那么显然，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法学这个历史的兑换银行，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明显的表达或以默然的许诺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中，在论述国家和权力应该怎样安排（假如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待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样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地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的问题，它完全不能解答。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30]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看作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

二、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一切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完全是由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地履行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移交给另一些人）造成的。

这就是史学家解释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类型。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家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天真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看作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那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么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假如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得到了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刚好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一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的意志这样迅速地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的转移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权力的侵犯。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并没有长出两片叶子，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那些条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历史人物所以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执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那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历史领袖手中，而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那么说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荒唐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所谓哲学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类史学家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当作人类运动的目的，一面研究那些留下为数最多纪念品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来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述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31]、博马舍[32]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33]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34]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在我们看来，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35]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依旧不可理解。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救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解。教皇们、国王们和武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不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36]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不可知。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对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对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冲动以及生活和思想的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送上断头台。

假如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最新的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各民族的生活并不包括在少数几个人的生活里，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中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是未经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设。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或许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对于法学的目的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旦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旦历史开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的移交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个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定那群牛之所以走这一或那一方向，是由于走在前头的那头牛引导的，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牛群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头的牛引导着它，所有别的牛的意志总和都交给了那个牛群的领袖。”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牛带领的方向不是牛群所选择的方向，全体牛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领袖移交给另一个领袖。”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下列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根据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

“假如前头的牛不断地更换，整个牛群的方向不断地变换，那是因为，为要达到既定的方向，牛群把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注目的那些牛，因此，为要研究牛群的运动，我们应当观察在牛群周围走动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牛。”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换一个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一个其意义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词语。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把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加以批判以后，人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思维，还有一个用来检验思维结果的武器——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待说，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而且，权力的存在已经由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记实了的。

一个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出现，那个事件好像是由于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发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37]。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了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波希米亚[38]。拿破仑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件，那个事件总与发命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相联系。

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事物，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找事件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既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的话——只是表现在一个事件（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假设一种不可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承认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几句话可以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

不假设神干预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认为权力是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权力不过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和另一些人对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假如神发出一道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现与时间无关，也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是，如果谈到命令——它是在一定的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的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应当确定：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发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然的关系的条件。

六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独自的意志来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确立第一个被忽视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最后一个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个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系列的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系列的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连的命令结合在一个同时表现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不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的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期间，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在位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系列的事件不合适，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合适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中也不可能，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的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没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命令中，只有几道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无数不同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个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要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最繁杂、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边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了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命令绝对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忽视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命令的人亲自参加了事件。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了共同的行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加行动的人们中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人直接参加的多，少数人直接参加的少。

在人们为了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最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数目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数目更少，以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当局。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数目比较少）行动比士兵们少；但是他们已经发命令了。军官直接行动更少，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拿起武器。总司令已经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发布与全军的行动有关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少，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大；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大，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号施令最多。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连的时候才得到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参加事件本身最少，他们的活动全部是发号施令。

七

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由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到实现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中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的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多用手干活的人，就不能多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所能产生的事，不能发号施令。那个多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动手就少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单独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一个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策划。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杀死。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个事件辩解说：其所以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个事件辩解说：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个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劣等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成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某种愿望吻合，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哪个方向移动，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出被它所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觉得，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时时刻刻仔细观察那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由于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被引入了迷途。

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的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情形。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它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频繁地改变。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合乎规定的事件。不管船驶向什么地方，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汩汩地翻滚，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相关联，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是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不论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相关联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某一个人与别的人们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越多发表意见、预言和辩解，他就越少参加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结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结合上。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的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考察的现象上。

分析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所达到的极限，假如它不玩弄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拒。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性质就是这样，这是它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八

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不出相吸或相拒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人，历史研究的对象，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史学家们都不知不觉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遵循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动，全部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就是说，可以随意行动，那么很显然，那个人只消有一个违反法则的自由行动，就会破坏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何法则存在的可能。

假如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必须服从那个法则。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占据了最卓越的人类头脑，自古以来就有人把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提出来了。

问题就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的——我们都发现人正如一切存在的东西一样，必须服从普遍的必然法则。但是，如果把他当作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从我们内心来看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但是只有通过意识他才认识自己。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一个人有了意愿，也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志，他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当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实质的意志时，他只能意识到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他看出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一的法则活动（不论他所观察的是取食物，用脑筋的必然性，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活动看作意志的限制。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识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我的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懂得，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一种无法反驳的自由的证明。

这个答案是不属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假如自由的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每个人表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服从某一些法则；人一旦认识了万有引力或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并且永远不会抗拒这些法则。但是，同样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他表明，他内心感觉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取决于他的肌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一个人根据实验和论证知道一堆石头向下落，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期望他所知道的那个法则得到实现。

但是，当他同样毫不怀疑地知道他的意志服从一些法则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相信。

虽然实验和论证一再向人表明，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他就会跟先前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情，可是，当他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性格、第一千次做那总得到同样结果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像实验以前一样确定无疑地相信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虽然论证和实验无可争辩地对他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这种不合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就是这样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人类的一切努力，一切生存的动机，都不过是增加自由的努力。富裕和贫穷、荣誉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力量和软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工作和闲暇、饱食和饥饿、道德和罪恶，都不过是较大或较小程度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就只能看作是被夺去生活的人。

假如理性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矛盾，好像在同一条件下进行两种不同动作的可能性一样，或者好像一种没有原因的行动的可能性一样，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

这种不可动摇、不可否认、不受实验或论证所支配的自由的意识，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毫无例外为每个人所感到，没有它就不能有任何关于人的观念的自由的意识，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创造物。罪恶（罪恶的概念是由人类的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这是神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用统计学表示的普遍的不变法则。人类对社会的责任（这一概念也是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这是法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是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中产生的。良心是什么，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行为的善恶认识是什么？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联系人类的全部生活来看，人是服从决定这种生活的法则的。但是，孤立地来看那同一个人他似乎是自由的。应当怎样看待各民族和人类的过去生活呢——作为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还是作为人们不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这是历史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知识普及、具有自信的时代，多亏最有力的愚昧工具——印刷品的传播，才把意志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本身不能存在的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所谓先进人物，也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从事博物学家的工作，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以求得全部问题的解答。

灵魂和自由不存在，因为人的生活是筋肉运动的表现，而筋肉运动取决于神经的活动；灵魂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因为在远古时代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写、印成书刊，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现在那么奋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那个必然性的法则，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所有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否认过。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从观察的观点来看，理性和意志不过是脑筋的分泌物（sécrétion），遵循一般的法则，人可能是在那无人知道的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起来的，这事实不过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几千年前所有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了的真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人从属于必然性的法则，但是它一点也没有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相反的另一方面。

假如人是在无人知道的时代从猴子变来的，这与说他是在某个时期用一把土做成的，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前者的X是时间，后者的X是起源），而人的自由意识怎样与他所从属的必然性法则相结合的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从青蛙、兔子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筋肉和神经活动，但是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筋肉活动和神经活动，也能观察到意识。

自以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学家和他们的信徒，正如这样一些灰泥匠：本来指定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可是他们趁着总监工不在，在一阵热情发作下，粉刷了窗子、神像、脚手架，以及还未加扶壁的墙壁，他们很高兴，从他们作灰泥匠的观点来看，一切都弄得又光又滑。

九

在解决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历史比其他知识部门有一个优点：对于历史，这个问题不涉及人类自由意志的实质，只涉及这种意志在过去和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历史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与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它的观念。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不存在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相结合的无法解决的奥秘。历史考察人对生活的观念，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已经在人对生活的观念中实现了。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历史事件，每一人类行动，都被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没有丝毫矛盾的感觉，虽然每一事件都表现为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了解决自由和必然性怎样结合和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哲学也可以、而且应当走一条与别的科学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应当先给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列入那两个定义，历史应当从大量历史现象中引出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而那些现象总是与自由和必然相关联的。

我们不论怎样考察关于许多人或一个人的活动的观念，我们总是把这种活动理解为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部分必然性法则的产物。

不论我们所谈的是民族的迁徙和野蛮人的入侵，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某一个人一小时前从几个方向中选出一个散步的方向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丝毫的矛盾。在我们看来，指导这些人的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限度是很明确的。

关于自由多少的观念时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不同；但是永远有共同的一面，人的每一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是自由和必然性的一定的结合。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行动中，我们都看出一定成分的自由和一定成分的必然性。而且永远如此：在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

自由比必然性是多还是少，这要看在考察行动时所用的观点而定；但是两者的关系总是反比例的关系。

一个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那人也要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乳婴儿而疲惫不堪的、饥饿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或者，一个养成守纪律习惯的人，在服役的时候，遵照长官命令，杀掉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在知道那些人所处的条件的人看来，似乎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少，属于必然性的法则比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二十年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和平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罪过似乎比较小；在二十年后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性的法则，而在他犯罪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动的人看来，他的行为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有那种行动的人的精神状况的人看来，似乎自由比较少，必然性比较多；而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似乎自由比较多，必然性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行动时所持的观点而增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或增或减。所以，必然性的观念越大，自由的观念就越小。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常识、法学和历史本身，都同样了解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观念的增减，一无例外地取决以下三类根据：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他与时间的关系，

三、他与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类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认识了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并存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还可以看出，一个在人烟稠密的地域与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的行动，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无疑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

假如我们只观察一个人，不管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们只要看到他与他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不论何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与他所读的书、与他所从事的工作，以致与他周围的空气，与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看出，每样东西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的行动的某一方面。于是，我们越多看到这些影响，关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少，关于他服从必然性的观念就越增加。

二、第二类根据是：人们或多或少看出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使人类产生的那第一个人的堕落，显然比现代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还可以看出，在几世纪前、在时间上与我有关联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我觉得不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活的后果）那么自由。

在这方面，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逐渐认识，决定于完成那件行动和我们判断它之间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

假如我考察我在一分钟以前与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几乎相同的环境下所完成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我那个行动无疑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考察我在一个月前完成的一个行动，那么，因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的，我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那次的行动，从现在这个行动所产生的许多良好的、满意的、甚至重要的结果也就不会有了。假如我回忆更远的十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前的一次行动，那么，我就觉得我现在这次行动的后果更为明显；我也觉得难以想象，假如没有那次行动，会是怎么样的。我回忆得越远，或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越深，我就对我的行动的自由越加怀疑。

在历史上，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发现同样的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现代的任何事件无疑都是一定的全体人们的行动；但是对于一个比较遥远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它必然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别的后果。我们考察的事件越远，我们就越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作出的。

我们觉得，奥战争[39]无疑是俾斯麦的诡诈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产生的后果。

我们虽然已经觉得可疑，而仍然认为拿破仑那些战争是英雄们的意志所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们已经把十字军看作占有确定位置的事件，没有这个事件，欧洲的近代史就不可想象，虽然在十字军的编年史家看来，这个事件不过是某些人的意志的产物。至于各民族的迁徙，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欧洲的复兴决定于阿提拉[40]的任意作为。我们所观察的历史对象越远，造成事件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越可疑，必然性的法则也就越明显。

三、第三类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必然要求的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的了解，而且为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因而是人的每一个行动），作为以往现象的结果和以后现象的原因，应当有它确定的地位。

依照这类根据，我们对那些由观察得来的属于人类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法则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原因了解得越正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越简单，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的性格和头脑以及他的行动越不复杂，于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和别人的行动就越自由，就越不属于必然性。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的原因时——不论这是罪行还是善行，或者甚至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分最大。假如是罪过，我们就急切地要求惩罚它；假如是善行，我们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假如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承认它是最富于个性，独创性和自由的行为。不过，我们只要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出一定成分的必然性，也就不那么坚持惩罚罪过，认为善行并不是了不起的功绩，对貌似独创行动也认为并非那么自由了。一个犯人是在坏人中长大的，这就使得他的罪过不那么严重了。父母为子女的自我牺牲，可能得到奖赏的自我牺牲，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而似乎不那么值得同情，自由的程度比较小。教派或政党的创立者或发明家，一旦我们知道他的行动是怎样准备起来的，用什么准备起来的，就不那么使我们惊异了。假如我们有大量的经验，假如我们的观察不断地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越是更准确地把因果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必然的，是不自由的。假如我们考察简单的行动，并且有大量那一类的行动供观察，我们对那些行动的必然性观念一定更强了。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到坏人中间的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一个酒鬼的醉酒等等，我们越了解这些行为的原因，就越觉得这些行动是不自由的。假如我们考察智能低下的人的行为，例如，考察一个小孩、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的行为，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的原因和性格与智力的简单，我们就会看出必然性成分很大，自由意志成分很小，甚至我们一旦知道造成那行为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预言它的结果。

一切法典所承认的无责任能力和减罪的情形，就完全建立在这三点根据上面。责任的大小，要看我们对受审查的那个人所处的环境认识的多少，要看完成那行为和进行审查相距多少时间，还要看我们对行为的原因了解的程度。

十

因此，我们对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观念，依据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大小，依据时间距离的远近，依据对原因的依赖大小（我们是从这些原因中来考察一个人的生活现象的），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因此，假如我们考察一个人的这样一种情况：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是最为人所知的，他完成的行为离判断这个行为的时间是极长的，行为的原因是最容易理解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必然性和最小的自由意志的观念。假如我们考察一个与外部条件的关系最少的人，他完成行为的时间离现在非常近，他的行为的原因是我们难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小的必然性和最大的自由意志的观念。

但是，不论在前一种情形或者在后一种情形，不论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观点，不论我们怎样弄清楚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论我们怎样觉得那关系无法了解，不论把时期怎样延长或缩短，不论我们觉得原因是可知或不可知，我们都不能想象出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必然性。

一、不论我们怎样想象一个人如何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他自己的身体和他周围的事物的制约。我举起胳膊，然后放下来。我觉得我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是，问问自己：我能不能朝所有的方向举起胳膊呢？于是就看出，我是朝着行动最不受周围的事物和我自己的身体构造的妨碍的方向举胳膊的。我从所有可能的方向中选出一个，因为在这个方向上障碍最少。如若要我的行动自由，必须使我的行动不致碰上任何障碍。如若想象一个人自由，我们必须想象他超出空间以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不论我们使判断的时间怎样接近行动的时间，我们仍然得不到时间上的自由概念。因为，假如我考察一秒钟以前完成的一种行为，我仍然认为那行为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与完成它的那时刻分不开的。我能举起胳膊吗？我举起它来；但是问问自己：我能在已经过去的那时刻不举胳膊吗？要使我自己相信这一点，我在下一个时刻不举起胳膊。但是，我并非在向我自己提出关于自由的问题的那第一个时刻不举起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留住它不是我能办到的，我那时举起的胳膊已经不是我这时不举的胳膊了，我举胳膊时的空气也已经不是现在围绕着我的空气了。完成第一个活动的那个时刻是一去不复返的，在那个时刻我也只能完成一种活动，不论我完成什么活动，那种活动只能是唯一的一个。在那时刻之后我不举胳膊，并不证明我能不举它。因为在那一个时刻我只能做一个动作，它不可能又是别的任何动作。要把它想象作自由的，就必须想象现在的它，又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它，就是说，超出时间以外的它，这是不可能的。

三、不论对原因的了解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永远得不出一种完全自由（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观念。不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行动中的意志表现的原因是多么难以了解，智能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探求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原因的任何现象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举起胳膊进行活动，与任何原因无关，但是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这就是我的行动的原因。

但是，即使设想一个完全不受一切影响的人，只考察他现在这一瞬间的行动，假定他这行动不是由任何原因引起的，认为必然性的残余小得等于零，我们也得不出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超出时间以外，与原因毫无关系的生物，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没有自由，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

一、不论我们怎样增加我们对于人所处的空间的条件的知识，这种知识永远是无穷尽的，因为这些条件的数目是无限的，正如空间是无限的一样。因此，既然不能确定所有的条件，不能确定人所受到的一切影响，那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也就是存在着一定成分的自由。

二、不论我们怎样延长我们考察的现象和判断那现象之间的期限，而这期限是有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方面也决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

三、不论行动的原因这条锁链怎样容易了解，我们也永远不会了解全部的锁链，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还是永远得不出完全的必然性。

但是，除此以外，即使认为残余的意志自由小得等于零，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形下，例如在一个将死的人、一个未生的胎儿，或者一个白痴的情形下，完全没有意志自由，这样我们就连我们考察的那个人的概念也毁掉了；因为一旦没有了意志自由，也就没有人了。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丝毫的意志自由，这种观念正如一个人完全自由行动的观念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任何意志自由，我们就得假定有无限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限和无限多的原因，都了如指掌。

要想象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我们就得想象他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与任何原因无关的人。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如没有自由的必然性是可能的，我们就由那个必然性自身得出必然性法则的定义，也就是得出一种没有内容的单纯的形式。

在第二种情形下，假如没有必然性的自由是可能的，我们就达到一种超空间、超时间和无原因的无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既然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或是没有形式的单纯的内容。

概括地说，我们达到形成人类全部宇宙观的两项原则——不可知的人生实质和究明这种实质的法则。

理性说：一、空间及赋予它本身可见性的各种形式——物质，是无限的，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二、时间是没有刹那间休息的无限的运动，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没有起始也不可能有终结。

意识说：一、只有我一个，一切存在都不过是我；因此，我包括空间。二、我用现在静止的一刹那来测量流动的时间，只有现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我活着；因此，我是超出时间的。三、我是站在原因之外的，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的每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我自己。

理性表达出必然性的法则，意识表达出意志自由的实质。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的生活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性是三种形式的人类理性。

自由是受考察的对象。必然是考察的对象。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

只有把两种认识的源泉分开——这两种认识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得出单独的、互相排斥的和无法理解的自由和必然性的概念。

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得出关于人类生活的明确观念。

离开这互相规定为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的两个概念，任何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对人类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自由和必然的一定关系，也就是意识和理性法则的关系。

我们对外部自然界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自然力和必然性的一定关系，或生活的实质和理性法则的一定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在我们外界存在，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把这些力叫作引力、惰力、电力、畜力，等等；但是人的生命力是为我们所知的，我们把它叫作自由。

但是，正如人人都感觉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万有引力一样，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法则知道多少（从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起码的知识，到牛顿的定律），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同样，人人意识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自由意志力，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则了解多少（从人人死亡这个事实，到最复杂的经济法则或者历史法则的知识），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

一切知识不过是把生活的实质总结为理性的法则罢了。

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任何力量不同，人是认识到自由意志的力量的；但是在理性看来，它与别的任何力量并无不同。万有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合力，彼此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理性对它们做了不同的界说。同样，在理性看来，人的自由意志力与别种自然力的区别，也只是在于理性所给它的界说。自由离开必然性，就是说，离开规定它的理性法则，就与万有引力，或热力，或植物生长力并无任何不同，在理性看来，自由不过是刹那间的、无法确定的生命的感觉。

正如无法确定的推动天体的力的实质，无法确定的热力、电力，或化学亲合力，或生命力的实质，形成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内容一样，自由意志力的实质形成了历史的内容。但是，正如每种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生活实质的表现，而这实质的本身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的表现，形成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自由意志本身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作生命力。生命力不过是对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实质以外的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一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十一

历史从时间和因果关系来考察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表现。也就是用理性的法则来解释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用这些法则解释自由意志时才是一种科学。

在历史方面，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不服从法则的东西，正如在天文学方面，承认天体运行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样。

承认这一点，就取消了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取消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假如有一个天体自由运行，那么凯普勒和牛顿的定律就不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行的观念也不再存在了。假如有一种人的自由行动，那么，任何历史法则，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不存在了。

对历史来说，人类意志有若干运动路线，其一端隐在未知世界中，但是，在其另一端，一种现时的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中、时间中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

这个活动范围在我们眼前展开得越广，这个活动的法则就越明显。发现和说明那些法则是历史的任务。

历史科学用它现在对待它研究的对象的观点，并依照它现在所遵循的途径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寻求现象的原因，历史科学法则的阐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人类的自由意志不管怎样缩小它的作用，只要把它看作不服从法则的一种力量，法则就不可能存在了。

只有把这种自由意志无限地缩小，就是说，把它看作无限小的数量，我们才确信原因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于是历史不再去寻求原因，而是把寻求法则当作它的任务。

这些法则的寻求早已开始，历史应当汲取的新的思想方法，与那不断把现象的原因剖析了又剖析的旧历史方法自行毁灭同时作出来。

所有人类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达到无限小的时候，便放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了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

别的科学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虽然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的时候，他并未说，太阳或地球有一种吸引的性质；他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就是说，他抛开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共同的性质。各种自然科学也是这样做的：它们抛开原因问题来寻求法则。历史也是站在这条路上的。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叙述个人生活中的插曲，那么，它也应抛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为一切相等的、不断互相联系的、无穷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同具有的法则。

十二

自从哥白尼体系被发现和被证实以后，仅仅承认运转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事实，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全部宇宙观了。推翻那个体系，就可以保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但是不推翻它，似乎不可能继续研究托勒美[41]的天动说。但是，就在哥白尼体系被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自从有人说出和证明，出生率或犯罪率服从数学法则，一定的地理的和政治经济的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的迁徙，——从此，历史所依据的基础就从根本上被摧毁了。

推翻这些新法则，就可以保持历史的旧见解；但是，不推翻它们，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来研究，就似乎不可能了。因为，假如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某一民族迁徙，是由于某些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那么，我们认为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看作原因了。

然而旧的历史与完全违反它的原理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法则仍然被人研究着。

新旧观点在形而上学中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神学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破坏了神的启示。但是当真理得到胜利的时候，神学同样牢固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在现代，新旧历史观点同样进行了长久的、顽强的斗争，神学同样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破坏了神的启示。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斗争从两方面激起感情，抹煞真理。一方面，为若干世纪建起的整个大厦而恐惧和惋惜；另一方面，是要求破坏的热情。

在反对新兴的形而上学的真理的人们看来，假如他们承认那种真理，就要破坏他们对上帝，对创造宇宙万物，对嫩的儿子约书亚的神通[42]所怀抱的信仰。在捍卫哥白尼和牛顿的法则的人们看来，例如在伏尔泰[43]看来，似乎天文学的法则摧毁了宗教，于是他利用万有引力的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

正如现在的情形一样，只要一承认必然性法则，似乎就破坏了灵魂的概念、善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所有国家和教会的机构。

正如当年的伏尔泰一样，现在必然性法则的自告奋勇的维护者用必然性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但是，正如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的法则一样，历史的必然性法则不但没有摧毁政府和教会机构所依据的基础，甚至加强了那个基础。

现在的历史问题正如当年的天文学问题一样，全部的意见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绝对的单位作为看得见的现象的尺度。在天文学上是地球的不动性；在历史上是人格的独立性——自由意志。

正如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困难在于否定地球不动而行星运动的直接感觉，在历史上，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法则的困难，在于否定我们个人的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天文学的新观点说：“诚然，我们觉不出地球运行，但是，承认它不动，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有了法则，”历史的新观点也这样说：“诚然，我们觉不出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对外部世界、时间、原因的依赖性，我们就有了法则。”

在第一种情形下，要否定空间静止的意识，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在现在的情形下，同样要否定被意识到的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依赖性。

[1]福蒂（1792—1838），诺夫戈罗德修道院院长，于一八二○年发动对不同教派的迫害。

[2]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先验唯心主义系统》等书。

[3]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等书。

[4]谢多勃良（1768—1848），法国作家，反动的浪漫派首领，著有《基督教真谛》等书。

[5]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领俄军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在埃及。

[6]亚历山大下令制造一种勋章，以纪念一八一二年打败法国人，上面刻着这样的话。

[7]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的儿子，阿波罗在特洛伊城的祭司。他警告特洛伊人提防木马计，因此触怒雅典娜，在一次祭祀中两条巨蛇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缠死。

[8]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9]当时每省贵族都形成一个团体，定期选举、集会，参与地方行政。

[10]原文为拉丁语。

[11]塞佛尔是法国巴黎西南的一座小城，以产瓷器著名。

[12]圣经会于一八一二年由戈利津建立，具有政治势力，后因戈利津失势，于一八二六年被尼古拉一世封闭。

[13]戈斯涅尔和塔塔利诺娃都是神秘主义者，戈斯涅尔曾任圣经会会长，塔塔利诺娃为精神协会创始人，后二人均宣告失败。

[14]朱丽安·克律德涅夫人（1766—1824）出生在里加，醉心于神秘主义，亚历山大一世一度受过她的影响，后失宠。

[15]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16]原文为意大利语。

[17]道德联盟是一八○八年在普鲁士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由自由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组成。它的宗旨是反对拿破仑的法国。

[18]俄语бунт（暴动）与德语bund（联盟）音同。

[19]西斯蒙第是十八世纪瑞士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20]卢梭和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21]普鲁塔赫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22]即飘浮在空中的游丝。

[23]穆齐·塞服拉是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相传他为拯救罗马，烧掉右手，以表决心。

[24]基邦（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书。

[25]保克尔（1821—1862），英国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等书。

[26]朗弗里（1828—1877），法国史学家，著有《拿破仑一世史》。

[27]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28]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29]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30]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

[31]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大百科全书》主编。

[32]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

[33]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伊凡四世手下的主要贵族之一。他逃亡立陶宛，从那里写信给伊凡，责备他的残酷、虚伪和专断。伊凡回信，“根据上帝的法则”为他自己辩护。

[34]哥弗雷是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领袖。

[35]彼得是一名法国修道士，禁欲主义者，据传说，第一次十字军是由他鼓动起来的。

[36]抒情歌手出现于十二三世纪的德国，他们到处唱情歌，也唱十字军歌。

[37]一八六四年，在法军支持下，马克西米连取得了墨西哥王位。

[38]指一八六六年奥、普战争。

[39]一八六六年的奥普战争，发生在托尔斯泰正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40]阿提拉是匈奴族首领（406—453），在他的时代，匈奴部族联盟极为强盛。

[41]托勒美是古希腊学者、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创立天动说。

[42]见《圣经·旧约·约书亚记》。

[43]伏尔泰（1694—1778），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9卷 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1876年）

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右一）和雕塑家金茨布尔格（右三）在列夫·托尔斯泰家做客（1900年）

在海边（1901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1901年）

女儿塔季扬娜看护生病的父亲（1902年）

安娜·卡列宁娜 上册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仅他们夫妻两个，连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社交场合叫斯季瓦——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自己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1]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我的宝贝[2]，但也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他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一瞬间，当他从剧场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在客厅里却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最后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3]，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觉得事情本身还没有他回答妻子的话的态度那么使他苦恼。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自己极不名誉的行为被突然揭发时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自己的脸色适应自己的过失被揭穿时在妻子面前所应有的表情。他没有感到受了冤枉，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4]）——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平常惯有的、善良的、因而愚痴的微笑。

为了这种愚痴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

“这都要怪那愚痴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出答案来。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妻子。但是他感到自己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这个消息会这样影响她。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作视而不见。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应当出于公平心对他宽大一些。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遂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务。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促狭的黑眼睛和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用生活中解决最复杂难解问题的那个常用的办法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即是：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掉自己。要在睡眠中忘掉自己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日梦中寻求遗忘。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接着，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那双轻快载着他肥胖身躯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儿，他脸上浮着狡狯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神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你或他们自己。”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眼，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长而鬈曲的络腮胡中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像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你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

“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脸，梳过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儿。随即一种温和而又带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英俊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自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声。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只镶有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售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牵涉到他急切想要跟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和妻子讲和——想到这里，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这份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意见时，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溜进他心里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所穿戴的款式。生活在上流社会里，由于随着成年发展的需要，他自然需要某种精神活动，他需要有见解对他正如要有帽子一样的重要。如果说他喜欢自由主义的想法胜过周围众人所抱持之保守见解，其理由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5]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6]，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7]已赴威斯巴登[8]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他快乐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他们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来。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络腮胡散发出的闻惯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面孔，松开了她的两手，待要跑开去，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问，抚摸着他女儿的滑润柔软小脖颈。“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儿子微笑着说。

他意识到他并不怎么爱这个儿子，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儿子感觉到这一点，对于父亲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哦，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父亲和母亲吵了架，母亲不会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的，他这么随随便便地问她只是在作假。因此她为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宝宝。哦，等一等！”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是，是。”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就放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为了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的光景。”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诚恳，使得人不能够生气。

“那么，马上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遗孀，来请求一件办不到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忙的人。打发走了参谋大尉的寡妇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噢，是的！”他垂下头，他漂亮的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去呢，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那除了弄虚作假不会有旁的结果；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投进珠母贝壳烟灰缸里去，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短晨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她正从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自己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三天以来已经试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况且，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照看她的五个小孩，那么，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变质的汤而生病，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离她十分近的时候，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脸，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说。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焕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是的，他倒快乐和满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莉！”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喊叫了一声。

“但是你一定要，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一声，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困难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开始闪耀着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望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

她垂下眼睛，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句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两腿摇晃，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他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噘起，他满眶热泪。

“多莉！”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但是，多莉，饶恕我吧！”

她坐下。他听见她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地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们，只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

“我常想着小孩们，所以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

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靠着天资高，在学校里学得很好，但是他懒惰又顽皮，所以结果他在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位置。这个位置，他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这个莫斯科的机关就是直属其部门的。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舅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一百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等形式的尘世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视他们自己的同类；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么多薪水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要求年龄和他相同的人们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种职务，是和任何人一样胜任愉快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效果。“嗳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来了！”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和他谈话之后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地方，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质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他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务漠不关心，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到了他办公的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恭顺的门房跟随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书记和职员都起立，快乐而恭顺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常迅速地走到自己的位子前，和同僚们握了握手，就坐下来。他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就开始办公了。为了愉快地处理公务所必需的自由、简便和仪式的分寸，再没有谁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更清楚的了。一个秘书，带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办公室每个人所共有的快乐而恭顺的神情，拿着公文走进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倡导的那种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设法得到了平扎省府的报告。在这里，你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

“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点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

还不到两点时，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所有坐在沙皇肖像和正义镜下面的官员们，都高兴可以散散心，向门口望着；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报告读完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于是，发挥时代的自由主义，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随着他进去。

“我们吃了午饭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福明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这样使他明白过早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一个人趁我刚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办公的官员们走了的时候，再……”

“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到走廊里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鬈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他没有摘下羊皮帽子，正轻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级磨损了的台阶。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的脚，又探问似地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刚到，急于要见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四下望了望。

“哦，到我房间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导他穿过什么危险物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所有相识的人都称“你”，通通叫他们的教名：六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凡是和他一道喝过香槟的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他跟什么人都一道喝香槟，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地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亲友”，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他们的亲密并不只由于香槟。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虽然如此，他们两人——像选择了不同的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议论时也说对方的活动是正确的，但却从心底鄙视。彼此都感觉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见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个，却又喜欢这个。同样，列文从心底鄙视他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他认为没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务。但是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他说，“我的同事：菲立浦·伊万尼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丹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县议员，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五十普特[9]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令弟。”

“高兴得很。”老官吏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作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但是怎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开口了，好像有什么人刚刚侮辱了他一样，“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说）这是县里结党营私[10]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嗳哈，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说，憎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现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像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像在考虑的样子。

“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列文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聊。”

“哦，就是这样一两句话，”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他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脸上现出凶狠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一切都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表妹基蒂[11]，他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耀着。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因为……对不起，请等一等……”

秘书走进来，亲密而又恭敬，并且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在公务的知识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不，请照我说的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把话放缓和了，然后简单地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推开了公文，说，“就请你照那样办，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神色倾听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布隆斯基说，像往常一样快乐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纸烟来。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突发奇想的话来。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呀！”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充说。

“你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竭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12]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是的，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哦，为什么？”列文吃惊地问。

“哦，没有什么，”奥布隆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但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当然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四点到五点准在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又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

“不会的！”

列文走出房间，到了门口时，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

“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格里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之后说。

“是的，朋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摇摇头，“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而又朝气勃勃的！不像我们这班人。”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哦，我倒霉得很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着气。

六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时，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来。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那时候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诗意的帷幕之下，他想象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的；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琳诺小姐[13]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在学生时代，他差一点爱上了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她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她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他确不定哪一个。但是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他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要去爱的。

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三十二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恋爱，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是那样完美，她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她自己会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连想都不能想象的。

他曾经为了要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她，他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两个月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她亲族的眼里看来，他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从她家族眼里来看，他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他（他很明白人家会怎样看他）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的人。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决不会爱这么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过去对基蒂的态度——由于他和她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的新障碍。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温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蒂那样的爱情，就须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

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她会不会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象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证据。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他简直不能想象。

七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异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他这次来的目的，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人在那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起，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亲热而冷淡的微笑迎接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之后，仍旧继续讨论。

一位前额狭窄、矮小、戴眼镜的人把讨论撇开了一会儿，来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继续谈论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对他们讨论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论文，而且读过这些文章，把它们当做科学原理的发展而感到兴味，他从前在大学里原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对于科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这些科学推论——如人类动物的起源[14]、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和那些最近愈益频繁地萦绕在他心里的生与死的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他听他哥哥和教授辩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把这些科学问题和那些精神问题联系起来，好几次他们延伸触及到后面这个问题；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他们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琐碎的区别、保留条件、引文、暗示和引证权威著作的范围里，他要理解他们的话，都很困难了。

“我不能承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其惯常具有的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凯斯，认为对于外在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知觉而来。最根本的观念——生存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而得到的；因为传达这种观念的特别的感觉器官是没有的。”

“是的，但是他们——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15]——会回答说你的生存意识是由你的一切感觉的综合而来的，而生存的意识就是感觉的结果。武斯特就明白地说，假使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生存的观念。”

“我的主张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但是在这里，列文又觉得，他们刚接近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又避开了，于是他下决心问教授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假使我的感觉毁灭，我的肉体死亡，那就没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吗？”他问。

教授苦恼地，而且好像由于话头被人打断弄得精神上很痛苦似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与其说像哲学家毋宁说像拉纤夫的奇怪质问者，然后将视线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好像在问：“对他说什么呢？”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不像教授那样偏激，他心有余裕来回答教授，同时也心有余裕来领会产生那问题的简单而自然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又去阐述他的论据了。“不，”他说，“我要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假如像普里帕索夫所明白主张的那样，知觉是基于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是等待着教授走掉。

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他弟弟。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些时候吧？你的农务怎样？”

列文知道他哥哥对于农务并不感兴趣，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客气罢了，因此他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钱财的事情。

列文本来想把结婚的决心告诉哥哥，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确是下了决心这样做的，但是见了哥哥，倾听他和教授的谈话，后来又听到他问他们的农务（他们母亲遗下的财产没有分开，列文管理他们两人的两份财产）的那种勉强垂顾的语调以后，列文感到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说他打算结婚的心思。他觉得他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这事情。

“唔，你们的县议会怎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于这些地方机关很感兴趣，而且十分重视。

“我实在不知道。”

“什么？可是你不是议员吗？”

“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职了。”康斯坦丁·列文回答，“我不再出席会议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内奇皱着眉喃喃地说。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那样的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的话头，“我们俄国人总是那样。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这种能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才能；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用常挂在嘴上的讽刺来聊以自慰。我能说的只是把像我们乡间机构的这种权利给予欧洲任何其他民族——德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会使他们从中取得自由，而我们却只把这变成笑柄。”

“但是怎么办呢？”列文抱愧地说，“这是我的最后尝试。我全心全意地试过。但是我不能够。我做不来。”

“不是你做不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

“也许是的。”列文忧郁地说。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异父弟弟，他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

“你说什么？”列文恐怖地叫，“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见他。”

“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立刻要去一样。

“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谢尔盖·伊万内奇说，看见弟弟的兴奋神情，他摇了摇头，“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弟弟。

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列文读完了，没有抬起头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暂时忘记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重复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于我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他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随你的便吧。”

“也许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补充说，“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复着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得到他哥哥的住址以后，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要使心情安定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茨基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蒂的地方去了。

九

下午四点钟，列文感到自己的心脏如小鹿乱撞，在动物园门口下了出租马车，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场的小径走去，知道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她，因为他看到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门口。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马车、雪橇、出租马车和警察排列在入口处。一群群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阳光里闪耀着的人，在入口处，在一幢幢俄国式雕花小屋之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园里弯曲的、枝叶纷披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

他沿着通到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尽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镇静些。你怎么搞的啊？你要怎样呢？安静些，傻瓜！”他对自己的心脏说。但是他越要竭力镇静，却越是呼吸困难。一个熟人碰见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雪橇的辚辚声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他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她。

他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她在那里。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在和一个妇人谈话。她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出她来，就好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地容易。由于她，万物生辉。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我真的能够走过冰面到她那里去吗？”他想，她站的地方对于他说好像是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刹那，他害怕得那么厉害，几乎要走掉了。他只得努力抑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她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里来溜冰的。他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在每星期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属于同一类的熟人们就都聚在冰上了。他们当中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带着胆怯的、笨拙的动作扶住椅背的初学者；有小孩，也有为了健康缘故去溜冰的老人；他们在列文看来都是一群选拔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都在这里，挨近着她。可是所有的溜冰者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超过她去，追上她，甚至和她交谈，而且自得其乐，与她无关地享受着绝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气。

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基蒂的堂兄，穿着短衣和紧裤，脚上穿着冰鞋，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看见列文，他向他叫起来：

“哦，俄罗斯第一流的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头等的冰——穿上你的溜冰鞋。”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惊异在她面前会这样勇敢和自在，他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虽然他没有望她。他感到好像太阳走近他了。她在转角，带着明显的胆怯迈动她那双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她向他溜来。一个穿着俄罗斯式衣服的少年拼命地挥动着手臂，腰向地面弯着，超过了她。她溜得不十分稳；把她的两手从那系在绳子上的小暖手筒里拿出，她伸开两手，以防万一，而且望着列文，她已经认出他了，由于他和她自己的胆怯而微笑起来。当她转过弯的时候，她用一只脚蹬一下冰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谢尔巴茨基面前；于是抓住他的手，她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她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美丽。

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心里可以生动地描画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别是她那个那么轻巧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神情的、小小的一头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魅力，那魅力他完全领会到了；但是一向使他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眼睛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使他流连其中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他记得在童年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您来了很久了吗？”她说，把自己的手交给他，“谢谢您。”当他拾起从她暖手筒里落下的手帕的时候，她补充说。

“我？没有，没有多久……昨天……我是说今天……我刚到的。”列文回答，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懂她的问题。“我要来看您。”他说，想起了他来看她的目的，他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满脸涨红了，“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她注意地看着他，好像要探明他困惑的原因似的。

“您的称赞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有一种传说，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她说，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她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从前有段时期对于溜冰很热心。我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您做什么事都热心，我想，”她微笑着说，“我那样想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道溜吧。”

“一道溜！莫非真有这种事吗？”列文想，凝视着她。

“我马上去穿。”他说。

于是他去租冰鞋。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一个侍者说，扶起他的脚，把溜冰鞋后跟拧紧，“除了您，再也没有会溜冰的先生了！行吗？”他说，拉紧皮带。

“哦，行，行；请快一点！”列文回答，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是的，”他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一道，她说，让我们一道溜！现在就对她说吗？但是那正是我怕讲的原因哩。因为现在我是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后呢？……但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懦弱滚开吧！”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在小屋旁边的崎岖的冰场上迅速地滑过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于是毫不费力地溜着，调节着速度，转换着方向，像随心所欲似的。他羞怯地走近她，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

她把手伸给他，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了，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也握得越紧。

“和您一道，我很快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总相信您。”她说。

“您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自信了。”他立刻因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脸都涨红了。事实上，他一说出这句话来，她的面孔就立刻失掉了所有的亲密表情，好像太阳躲进了乌云一样，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她那表示心情紧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她的光滑的前额上浮现出皱纹。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有权利问的。”他急忙地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她冷淡地回答；立刻她又补充说：“您没有看见琳诺小姐吧？”

“还没有。”

“那么到她那里去吧，她是那样喜欢您。”

“怎么回事？我惹恼了她。主啊，帮助我！”列文想，他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满头白色鬈发的法国老妇人那里去。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他。

“是的，你看我们都长大了，”她对他说，向基蒂那边瞥了一眼，“而且老了。小熊[16]也长大了！”法国妇人继续说，笑了起来，她提醒他曾把这三个年轻的姑娘比做英国童话里的三只熊的笑话，“您记得您常常那样叫她们吗？”

他简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为了这句笑话她笑了十年，而且很爱这句笑话。

“哦，去溜冰，去溜冰吧！我们的基蒂也学得很会溜了，可不是吗？”

当列文跑回到基蒂那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不那么严厉了，她的眼睛带着和她以前一样的真诚亲切的神情望着他，但是列文觉得在她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静的味道。他感到忧郁。谈了一会她年老的家庭女教师和她的癖性以后，她问起他的生活。

“您冬天在乡下难道真的不寂寞吗？”她说。

“不，我不觉得寂寞，我非常忙。”他说，感觉到她在用平静的调子影响他，他没有力量冲破，正像初冬时候的情形一样。

“您要住很久吗？”基蒂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没有想他在说什么。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假如他接受了她的这种平静的友好调子，他又会弄得毫无结果地跑回去，因此他决定打破这局面。

“您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完全在您。”他说了这话立刻觉得恐怖起来。

是她没有听到他的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总之，她好像绊了一下，把脚踏了两下，就急忙从他身边溜开。她溜到琳诺小姐那里，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就向妇女换冰鞋的小屋走去了。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指引我吧！”列文说，在内心祈祷着，同时感到需要剧烈运动一下，他四处溜着，兜着里外的圈子。

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滑冰者中最优秀的新人，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走出来，口里衔着一支香烟，他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地跳跃着跑下来，他的溜冰鞋发出嚓嚓的响声。他飞跑下来，连两手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溜到冰上去了。

“哦，这倒是新玩意！”列文说，立刻跑上去试这新玩意。

“不要跌断您的脖颈！这是要练习的呀！”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喊叫。

列文走上台阶，从上面老远跑过来，直冲下去，在这不熟练的动作中，他用两手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级上他绊了一下，但是手刚触到冰，就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笑着溜开去了。

“他是多么优美，多么温和呀！”基蒂想，那时她正同琳诺小姐一道从小屋里走出来，带着平静多情的微笑望着他，好像望着亲爱的哥哥一样。“这难道是我的过错，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人家说是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他是那样有趣！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她默想着。

看见基蒂要走，和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弄得脸都红了，站着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他脱下了溜冰鞋，在花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看到您我很高兴，”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和平常一样，礼拜四招待客人。”

“今天就是礼拜四！”

“我们会很高兴看见您。”公爵夫人冷淡地说。

这种冷淡使基蒂难过，她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她回转头来，微笑地说：

“晚上见！”

正在这个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歪戴着帽子，脸和眼睛放着光，像一个胜利的英雄一样跨进了花园。但是当他走近他岳母的时候，他用忧愁和沮丧的语调回答她关于多莉的健康的询问。在和他岳母低声而忧郁地谈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又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哦，我们就走吗？”他问。“我老想念着你，你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他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们就走吧。”快活的列文回答，还听见那声音在说：“晚上见！”而且还看见说这话时的微笑。

“英国饭店[17]呢，还是爱尔米达日饭店？”

“随便。”

“那么就去英国饭店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选了这个饭店，因为他在这里欠的账比在爱尔米达日欠的多，因此他认为避开它是不对的。“你雇马车了吗？……那顶好，因为我已经打发我的马车回去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没有说话。列文正在寻思基蒂脸上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一会儿自信有希望，一会儿又陷于绝望。分明看到他的希望是疯狂的，但他还是感到，现在比她没有微笑和说“晚上见”这句话以前，他跟那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路上净在琢磨晚餐的菜单。

“你喜不喜欢比目鱼？”他对列文说，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什么，”列文反问，“比目鱼？是的。我非常喜欢比目鱼。”

十

当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一道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注意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脸孔和整个的姿态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抑住的光辉。奥布隆斯基脱下外套，帽子歪戴着，踱进餐室，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聚拢在他周围的鞑靼服务员吩咐了一声。他向遇见的熟人左右点头，这些人在这里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样很喜悦地迎接他，然后他走到立食餐台前，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片鱼，先开开胃，跟坐在柜台后面，用丝带、花边和鬈发装饰着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引得那个法国女人都开怀地大笑了。列文连一点伏特加都没有尝，只因为那个好像全身都是用假发、香粉和化妆醋[18]装扮起来的法国女人使他感到那样厌恶。他连忙从她身旁走开，好像从什么龌龊地方走开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对基蒂的怀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特别噜苏的白发苍苍的老鞑靼人说，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后面很宽地分开来。“请进，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他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尊敬，对于他的客人也同样殷勤。

转眼之间，他把一块新桌布铺在已经铺上桌布的、青铜吊灯架下面的圆桌上，把天鹅绒面椅子推上来，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要是您喜欢，大人，马上就有雅座空出来；戈利岑公爵同一位太太在里面。新鲜牡蛎上市了。”

“哦！牡蛎。”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迟疑起来了。

“我们改变原定计划，如何，列文？”他说，把手指放在菜单上。他的面孔表现出严肃的踌躇神情。“牡蛎是上等的吗？可得留意。”

“是佛伦斯堡[19]的，大人。我们没有奥斯坦特[20]的。”

“佛伦斯堡的就行了，但是不是新鲜的呢？”

“昨天刚到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牡蛎，然后把我们的原定计划全部改变，如何？呃？”

“在我都一样。我顶喜欢的是蔬菜汤和麦粥；但是这里自然没有那样的东西。”

“大人喜欢俄国麦粥吗？”鞑靼人说，弯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

“不，说正经话，凡是你所选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刚溜过冰，肚子饿了。不要以为，”他觉察出奥布隆斯基脸上的不满神色，补充说，“我不尊重你的选择。我是欢喜佳肴美味的。”

“我希望那样！不管怎样，食是人生的一桩乐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那么，伙计，给我们来两打——或许太少了——来三打牡蛎也好，再加上蔬菜汤……”

“新鲜蔬菜[21]。”鞑靼人随声附和说。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不愿意给予他用法文点各种菜名的快乐。

“加蔬菜，你知道。再来比目鱼加浓酱油，再来……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来只阉鸡，再就是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照法文菜单点菜的习惯，却没有跟着他重复，还是不免给予了自己照菜单把全部菜名念一遍的乐趣：“新鲜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22]……”于是立刻，像由弹簧发动的一样，他一下子把菜单放下，又拿出一张酒单来，呈递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们喝什么酒呢？”

“随你的便，只要不太多……香槟吧。”列文说。

“什么！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许你说的不错。你喜欢白标的吗？”

“白标[23]。”鞑靼人随声附和说。

“很好，那么就给我们把那种牌子的酒和牡蛎一道拿来，我们再看吧。”

“是，先生。那么要什么下菜的酒呢？”

“你给我们拿纽意酒来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立白葡萄酒。”

“是，先生。你的干乳酪呢，大人？”

“哦，是的，帕尔马[24]干乳酪吧。或许你喜欢别的什么吧？”

“不，这在我都一样。”列文说，不禁微笑了。

鞑靼人燕尾服的尾端飘动着跑开去，五分钟内就飞奔进来，端着一碟剥开了珠母贝壳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然后把两臂安放好，开始吃起牡蛎来。

“不坏。”他说，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食下去。“不坏。”他重复说，他的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时而望着列文，时而望着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白面包和干乳酪会更中他的意。但是他在叹赏奥布隆斯基。就连那鞑靼人，也一面扳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看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一种显然可见的满意的微笑，整了整他的白领带。

“你不大欢喜牡蛎，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干了他那杯酒，“或者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吧？”

他希望让列文高兴。但是列文也并不是不高兴；他是很局促不安。他满怀心事，在这饭店里，在男人和妇人们用餐的雅座中间，在这一切扰攘和喧嚣里，他实在感到难受和不舒服；周围净是青铜器具、镜子、煤气灯和侍者——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讨厌的。他深怕玷污了充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我吗？是的，我是有心事，况且，这一切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他说，“你想象不到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是多么奇怪，就像我在你那里看到那位绅士的指甲一样奇怪……”

“是的，我看到了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兴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

“我真受不了，”列文回答，“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用乡下人的观点来看看吧。我们在乡下尽量把手弄得便于干活，所以我们剪了指甲，有的时候我们卷起袖子。而这里的人们却故意把指甲尽量蓄长，而且缀着小碟那么大的钮扣，这样，他们就不能用手做什么事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乐地笑了。

“啊，是的，那正是他用不着做粗活的一种标记。他是用脑力劳动的……”

“也许；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正如这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乡下人总是尽快地吃了饭，好准备干活去，而这里，我们却尽量延长用餐的时间，因此，我们吃牡蛎……”

“噢，自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们能从一切事物中得到享乐。”

“哦，如果那是它的目的，我宁可做野蛮人。”

“你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你们列文一家都是野蛮人呢。”

列文叹息着。他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皱起眉头；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一个立刻引起他注意的题目。

“啊，我问你今晚要到我们的人那里去，我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说，他的眼睛含意深长地闪耀着，他一面推开空了的粗糙的贝壳，把干乳酪拉到面前来。

“是的，我一定要去，”列文回答，“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瞎说！那是她的态度……喂，伙计，汤！……那是她的派头——贵妇人[25]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也要来的，但是我先得赴巴宁伯爵夫人的音乐排练会。哦，你怎么不是野蛮人呢？你怎样解释你突然离开莫斯科？谢尔巴茨基家的人屡次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应当知道似的。其实我知道的只是你老做旁人不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是一个野蛮人，只是，我的野蛮不在于我离开了，而在于我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凝视着列文的眼睛。

“为什么？”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26]”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你前程无限。”

“那么，你一生已经完了吗？”

“不，还不能说完了，不过将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而且就是现在——也不是美满的。”

“怎么回事？”

“啊，事情相当糟。但是我不愿谈到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喂！收走！”他叫鞑靼人。

“你猜得到吗？”列文回答，他炯炯有神的两眼紧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

“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开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微妙的笑容望着列文。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列文用颤动的声调说，感到自己脸上所有的筋肉都颤动了，“你怎样看这问题？”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容地干了他那杯沙白立酒，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是我更盼望的了，——没有！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你没有弄错？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列文说，他的眼睛紧盯着对方，“你想这可能吗？”

“我想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你真以为可能吗？不，告诉我你的一切想法！啊，但是假使……假使我遭到拒绝……真的，我想一定……”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看见他的兴奋模样笑了起来。

“我有时觉得会这样。你要知道，那对于我是可怕的，对于她也是一样。”

“哦，无论如何，这对于一位少女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种感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少女应当分成两类：有一类——她以外的全世界的少女，那些有着所有人类缺点的少女，最普通的少女；另外一类——她一个人，丝毫缺点都没有，而且超出全人类。

“停一停，加上点酱油。”他说，拦住了列文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

列文服从地加了点酱油，但是他不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吃晚餐了。

“不，停一会儿，停一会儿，”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我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除了你，我不能够对旁人说起这话。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趣味和见解，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坦白白地对我说吧。”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所想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但是我再说一点：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想起了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沉默了一会，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得透人；不仅这样，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比方，她预言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小姐会嫁给布伦登。谁也不相信这个，但是后来果然这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不仅喜欢你——她并且说基蒂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听了这些话，列文的脸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种近乎感动得流泪的微笑。

“她那样说！”列文叫起来，“我总是说她真是个好人，你的夫人。但是这事已经说得够了，够了。”他说，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但是请坐下吧。”

但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平稳的步伐在这鸟笼般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趟，眨着眼睛，使眼泪不致落下来，然后才又在桌旁坐下。

“你要知道，”他说，“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但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种外界的力量占据了我。我跑开了，你知道，因为我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吧，像那样的幸福大地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在挣扎，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事一定要解决……”

“那么你为什么跑开呢？”

“噢，停一会儿！噢，真是千头万绪！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呀！听我说。你简直想象不到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我是这样快活，我简直变得可憎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听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来了……我甚至连他都忘了。在我看来，好像他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疯狂。但是有一件事很可怕……你是结过婚的，你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老了——过去……没有恋爱，只有罪恶……突然要和一个纯洁无瑕的人那么接近；这是可厌恶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卑不配。”

“啊，哦，你过去并没有许多罪恶。”

“啊哟！依然一样。”列文说，“‘当我怀着厌恶回顾我的生活时，我战栗，诅咒，痛悔……’[27]是的。”

“有什么办法呢？尘世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终喜欢的一个祷告：‘不要按照我应得的赏罚，要按照你的慈爱饶恕我。’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喝干了他的那杯酒，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弗龙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为什么问这个？”

“再来一瓶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吩咐鞑靼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场的时候替他们斟满了酒，在他们周围转悠。

“我为什么要认识弗龙斯基呢？”

“你必须认识弗龙斯基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弗龙斯基是谁？”列文说，他的脸突然由奥布隆斯基刚才还在叹赏的孩子般的狂喜神色变成忿怒和不愉快了。

“弗龙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弗龙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贵族子弟中最出色的典范。我是在特维尔认识他的，那时我在那里任职，而他到那里去招募新兵。他非常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可亲的男子。但他还不只是一个可亲的人，如我回到这里以后察觉出来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聪明得很；他是一个一定会飞黄腾达的人。”

列文皱起眉头，哑口无言了。

“哦，你走了以后不久他就来到这里，照我看，他狂热地爱着基蒂，而且你明白她母亲……”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说。他立刻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他真恨自己会忘记他。

“你等一等，等一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微笑着，触了触他的手，“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再说一遍，在这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事情中，照人们所能推测的看来，我相信你准有希望。”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了。

“但是我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斟满自己的酒杯。

“不，谢谢，我再也不能喝了，”列文说，推开酒杯，“我要醉了……哦，告诉我你近况怎样？”他继续说下去，显然想要改变话题。

“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劝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今晚我劝你不开口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早去走一遭，正式提出婚事，上帝赐福你……”

“啊，你不是总想到我那里去打猎吗？明年春天一定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心里万分懊悔不该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这场话。他那种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什么军官成为他的情敌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做的一番推测和劝告所侵犯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

“我隔些时一定来的，”他说，“但是女人，朋友，她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呢。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缘故。坦白地告诉我，”他继续说，取出一支雪茄，把一只手放在酒杯上，“给我出个主意吧。”

“哦，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会用过餐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比平常更发亮了。

“为什么不？面包卷有时候那么香，人简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

当我克制了尘世的情欲，

固然是圣洁无比；

但当我无法做到时，

我也曾纵情欢乐！[28]”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这样说，一边微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是的，说正经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个可爱、温柔而多情的人，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难道可以抛弃她吗？就假定为了不要扰乱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离开她，难道就不可以怜悯她，使她生活安定，减轻她的痛苦吗？”

“哦，对不起。你知道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分成两类……至少，不……更恰当地说：有一种女人，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良好的堕落女子’[29]，而且我永远不会看见，像坐在柜台旁边的那个满头鬈发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那样的人，我觉得简直是害虫，而一切堕落的女人都是一样。”

“但是玛达林[30]呢？”

“噢，别这么说吧！基督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要是他知道这些话会怎样地被人滥用。在整个《福音书》中，人们只记得这些话。但是我还没有说我所想的，而只是说我所感到的。我对于堕落的女子抱着一种厌恶感。你怕蜘蛛，而我怕这些害虫。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它们的性情；而我也正是这样。”

“你这么说可真不错，活像狄更斯小说中那位把所有难题都用左手由右肩上抛过去的绅士。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解决问题的。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以前，你就感觉你不能用爱情去爱你的妻子，不论你如何尊敬她。于是突然发现了恋爱的对象，你就糟了，糟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列文微笑着。

“是的，你就糟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但是怎么办呢？”

“不要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

“啊，道学先生！但是你要明白，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只是坚持她的权利，而那些权利就是你的爱情，那是你不能够给予她的；而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毫无所求。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剧就在这里。”

“假使你愿意听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我就对你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照我想，恋爱……两种恋爱，你记得柏拉图在他的《酒宴》里所规定的作为人类试金石的两种恋爱。[31]有些人只了解这一种，有些人只了解另一种。而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是不需要谈悲剧的。在那样的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我很感谢这种快乐，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了。柏拉图式恋爱中也不会有什么悲剧，因为在那种恋爱中一切都是清白纯洁的，因为……”

这一瞬间，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恶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于是他突如其来地补充说：

“但是也许你说得对。说不定……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是这样的，你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终如一的性格，你要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但事实绝不是这样。你轻视公务，因为你希望工作永远和目的完全相符——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还要每个人的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始终统一——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构成的。”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布隆斯基的话。

于是突然他们两人都感到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来是应当使他们更加接近的，但各人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不相关。奥布隆斯基不止一次体验过饭后发生的这种极端的疏远而不是亲密的感觉，他很懂得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样办。

“开账！”他叫着，随即走进隔壁房间里去，在那里他立刻遇到了一个熟识的侍从武官，就跟他谈起某个女演员和她的保护者。在和这侍从武官的谈话中，奥布隆斯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的谈话之后的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列文的谈话总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过于紧张。

当鞑靼人拿着总计二十六卢布零几戈比，外加小账的账单走出来时，列文对于他份下的十四卢布，在其它时候一定会像乡下人一样吃惊不小的，现在却没有注意，付了账，就回家去换衣服，到即将在那里决定他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十二

基蒂·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十八岁。她走进社交界这还是头一个冬天。她在社交界的成功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而且甚至超过了她母亲的期望。且不说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差不多都恋慕基蒂，而且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已经在这头一个冬天出现了：列文和在他走后不久出现的弗龙斯基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现，他的频繁拜访和对于基蒂明显的恋情，引起了基蒂双亲第一次认真地商谈她的将来，而且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公爵站在列文一边，他说基蒂配上他是再好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却用妇人特有的癖性不接触问题的核心，只是说基蒂还太年轻，列文并未表明他有诚意，基蒂也并不十分爱他，以及许多其他的枝节问题；但是她并没有讲出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要替女儿选择更佳的配偶，列文并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当列文突然不辞而别的时候，公爵夫人非常高兴，扬扬得意地对丈夫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当弗龙斯基出现时，她更高兴了，确信基蒂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只良好、而且非常出色的配偶。

在母亲的眼里，弗龙斯基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那种奇怪的偏激见解，和他在社交界的笨拙表现，这点她认为他一方面是出于骄傲，一方面是因他专心致力于家畜和农民事务所过的古怪乡村生活使然。她顶不高兴的是，他爱上她女儿时，在她家里出入了有六个礼拜之久，好像他在期待着，观察着什么一样，好像他唯恐提起婚事会使他们受宠若惊，他全不懂得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未婚少女的家人是应当表明来意的。而且突然间，他并没有这样做，就不辞而别了。“幸好他没有迷人的力量使基蒂爱上他。”母亲想。

弗龙斯基满足了母亲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聪敏、出身望族，正踏上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而且是一个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没有了。

弗龙斯基在舞会上公开向基蒂献殷勤，和她跳舞，不时到她家里来，所以他有诚意求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虽然这样，母亲却整整一个冬天都处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动的心境中。

公爵夫人本人是在三十年前结的婚，由她姑母作的媒，她丈夫——关于他的一切大家早已知道了——来看他的未婚妻，而且让新娘家的人相看一下自己；作媒的姑母探听确实了并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很好。后来，在约定的日子里，婚事按照预料向她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经过都很容易、很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为她自己的女儿，她感觉到，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在两个大女儿，达里娅和纳塔利娅出嫁的时候，她担了多少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钱，而且和丈夫争执了多少回呀！现在，小女儿又进入社交界了，她又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时更凶了。老公爵，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于自己女儿的贞操和名誉是极端严格的；他过分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基蒂，他处处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影响了女儿的声誉。公爵夫人为两个大女儿已习惯于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她感觉公爵更有理由严格要求。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看到基蒂那么年轻的女孩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演讲，自由地和男子交际；独自驱车上街，她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她们都坚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与她们的父母无关。“现在结婚和从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少女，甚至她们的长辈都这么想而且这么说。但是现在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公爵夫人却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法国的习俗——父母替儿女决定命运——是人们不接受的，遭到非难。女儿完全自主的英国习俗人们也不接受，而且在俄国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由人作媒的俄国习俗不知什么缘故被认为不合宜，受到人们嘲笑，连公爵夫人本人也在内。但是女儿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哟，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这种话倒还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觉得，在和男子接触时，她的女儿也许会产生爱情，爱上一个无意和她结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适合做她丈夫的人。尽管公爵夫人常听人说现在青年人应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相信，正如她不能相信五岁小孩最适宜的玩具是实弹的手枪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对于基蒂比对于她的两个姐姐更不放心了。

现在她怕的是弗龙斯基只限于向她女儿献献殷勤就完了，她看出来她的女儿爱他，但是她想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那么做的，这样来聊以自慰。但同时她也知道现在流行的自由风气，要使得一个女子着迷是多么容易，一般的男子对于这类的犯罪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上个星期，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32]时的谈话。这场谈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点心；但是她还是不能够十分放心。弗龙斯基告诉基蒂，他和他哥哥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话，凡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和她商量是从来不决定的。“现在我等候我母亲从彼得堡来，好像等待特别的幸福似的。”他告诉她。

基蒂转述这番话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她母亲却有不同的理解。她知道儿子天天在等待老夫人到来，老夫人一定会高兴她儿子的选择，但是她觉得奇怪的是，他竟会因为怕触怒母亲而不来求婚。可是她是这样渴望结成这门婚事，特别是渴望消除疑惧，竟然把这话信以为真了。不论公爵夫人看到将要离开丈夫的大女儿多莉的不幸有多么伤心，但她为小女儿命运的焦虑却占据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随着列文的出现，更给她增添了新的焦虑。她恐怕她的女儿——她觉得她有一个时候对列文产生过感情——会出于极端的节操拒绝弗龙斯基，总之她恐怕列文的到来会使快成定局的事情发生波折，以致延搁下来。

“哦，他来了很久了吗？”当她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这么提到列文。

“他今天才来的，妈妈[33]。”

“我有件事情要说……”公爵夫人开口说，从她严肃而激动的脸色，基蒂猜得出她所要说的话。

“妈妈，”她说，脸涨得通红，急速地转向她，“请，请您什么都不要说吧。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希望和她母亲的是一致的，但是母亲的希望的动机却伤害了她。

“我要说的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谈那种事吧。谈那种事多么可怕呀。”

“我不谈，我不谈，”她母亲说，看见了女儿眼睛里的泪水，“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你答应过什么事都不隐瞒我的。你不会吧？”

“不会，妈妈，永远不会的，”基蒂回答，红了脸，直视着母亲的面孔，“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我……假使我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或是怎样说……我不知道……”

“不，她长着这样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她的兴奋和幸福的模样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这可怜的孩子看来，她心里想的事情有多么重大和多么重要，她微笑了。

十三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基蒂感觉着一种近乎一个少年将上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

她感觉到这两位男士初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决定她一生的关键时刻。她心里一再地想象他们二人，有时将他们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怀着快乐，怀着柔情回忆起她和列文的关系。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亡兄的友情的回忆，给予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使她觉得荣幸和欢喜。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关于弗龙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搀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好像总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弗龙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自己十分单纯坦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远景就立刻展现在她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这是她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迫在眉睫的事情。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公爵夫人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果然这样。”基蒂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她心上来了。当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而惊骇了。

那一瞬间，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来的，趁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向她求婚。到这时整个事情才第一次向她显现出来完全不同的新意。到这时她才觉察到问题不只是影响她——和谁她才会幸福，她爱谁——而且那一瞬间她还得伤害一个她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可爱的人爱她，恋着她。但是没有法子，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她想，“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能告诉他我不爱他吗？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人吗？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当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门口。“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该怎样就怎样吧，我要说真话。而且和他，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来了！”她自言自语，看见了他强壮却羞怯的身姿和他那双紧盯着她的闪耀的眼睛。她直视着他的脸，像是在求他饶恕，她把手伸给他。

“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我来得太早了。”他说，向空荡荡的客厅望了一望。当他看到他的期望已经实现，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向她开口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啊，不。”基蒂说，在桌旁坐下。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您。”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望着她，为的是不致失掉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了。她昨天很疲倦……昨天……”

她讲下去，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些什么，她恳求和怜爱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瞥了瞥她；她羞红了脸，不再说下去了。

“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多久……那完全要看您……”

她把头越垂越低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怎样回答他将要说的话。

“完全要看您，”他重复着，“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特为这事来的……做我的妻子！”他说出来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了，他突然中止，望着她。

她艰难地呼吸着，没有看他。她欢喜欲狂。她的心里洋溢着幸福。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倾诉爱情会对她发生这么强烈的影响。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她想起了弗龙斯基。她抬起清澈的、诚实的眼睛，望着他绝望的面孔，她迅速地回答：

“那不可能……原谅我。”

一瞬间以前，她对于他是多么亲近，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而现在她变得和他多么隔阂疏远呀！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他说，没有看她。

他鞠了一躬，想要退出去。

十四

但是在那一瞬间，公爵夫人进来了。当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注意到二人困惑的面色时，她的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没有说话。基蒂不说话也不抬起眼来。“谢谢上帝，她拒绝了他。”母亲想，于是她的脸上闪现了每逢礼拜四迎接客人时那种惯常的微笑。她坐下来，开始问起列文的乡间生活。他又坐下，等待着别的客人到来，好悄悄地溜走。

五分钟以后，基蒂的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结婚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进来了。

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有一双发亮的黑眼睛。她爱基蒂，她对她怀着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经常怀着的爱一样，总想按照自己那套幸福的婚姻理想来替基蒂选择配偶；她愿意她嫁给弗龙斯基。初冬的时候，她在谢尔巴茨基家里常常遇见列文，她总不喜欢他。当他们遇见的时候她经常得意的事就是拿他开玩笑。

“要是他妄自尊大看不起我，或者因为我是傻子而不再对我发表他的高明言论，或者屈尊迁就我的时候，我是很欢喜的。我真欢喜那样；看他屈尊迁就我！我真高兴他看我不顺眼。”她常常这样谈论到他。

她说的对，因为列文实在看她不顺眼，并且为了她引以为骄傲的、她认为很优美的东西——她的神经质，她对于一切粗野的日常生活所抱着的那种优雅的轻蔑而冷淡的态度而鄙视她。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间建立起在社交界中并不少见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两人虽然在表面上仍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却互相轻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甚至彼此都不认真，彼此连气都不生了。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立刻攻击列文。

“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回到我们腐败的巴比伦[34]来了！”她说，把她那纤细、发黄的手伸给他，想起来他在初冬曾经说过莫斯科是巴比伦那么一句话。“那么，是巴比伦改善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补充说，含着冷笑瞧着基蒂。

“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伯爵夫人，我真感到非常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由于习惯，立刻对诺得斯顿伯爵夫人采取了戏谑的敌视口吻，“那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吧。”

“啊，可不是吗！我总是把您的话通通记下来。哦，基蒂，你又溜过冰吗？……”

于是她开始和基蒂谈话。虽然这时退席在列文是很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个困难，比起整个晚上留在这里，看着不时瞥他一眼，又避开他视线的基蒂来，却容易办得多。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公爵夫人看他默不作声，就向他说话。

“您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吗？但是，我想，您忙于县议会的事，不能在外久留吧？”

“不，公爵夫人，我已经不是议员了，”他说，“我在这里要住几天。”

“他出了什么事情，”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想，瞥着他的严肃、庄重的面孔，“他没有平常那种好辩论的神气。但是我要挑动他。我真喜欢在基蒂面前愚弄他一下，我要这样做。”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向他说，“请说明给我听，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卢嘉村里，农民和女人喝光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

这时候另外一位太太走进房里来了，列文站了起来。

“原谅我，伯爵夫人，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告诉您什么。”他说，回头看见了跟在那位太太后面走进来的一个军官。

“那一定是弗龙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点，他望了望基蒂。她早看到了弗龙斯基，又回头望着列文。单从她那双在无意间变得更加明亮的眼神看来，列文就知道她爱那人，知道得就像她亲口告诉了他一样确切。但是他是怎样一种人呢？

现在，无论结果好坏，列文只得留在这里。他一定要弄清楚她恋爱的男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有些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遇到成功的对手时，马上就不睬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缺点。反之，也有些人，他们顶希望在幸运的对手身上找出胜过自己的特点，带着剧烈的创痛专门寻找长处。列文属于第二种人。但是他要找弗龙斯基的长处和吸引人的地方，并不费力。这是一目了然的。弗龙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给进来的那位太太让了路，弗龙斯基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走到基蒂面前。

当他走近她的时候，他的明媚眼睛放射出特别温柔的光辉，脸上微微露出幸福的、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列文这样觉得），小心而恭顺地向她鞠躬，把他不大而宽的手伸给她。

向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他坐下来，唯独没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没有离开过他。

“让我来介绍，”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要和您一道吃饭的，”他说，露出他那单纯坦率的微笑，“但是您突然回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鄙视并且憎恶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的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使您记得这样清楚。”列文说，突然意识到这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弗龙斯基望着列文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微笑着。

“您常住在乡下吗？”他问，“我想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只要有工作做，是不会寂寞的；况且，一个人也并不寂寞。”列文唐突地回答。

“我喜欢乡间。”弗龙斯基说，注意到，但装做没有注意列文的语调。

“但是我想，伯爵，您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住过很久。我曾经感到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他继续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靴和农民的俄国乡村，像我和我母亲一道在尼斯[35]过冬的时候那样。尼斯本身就够沉闷了，您知道。而那不勒斯和索伦托[36]也只有住一个短时期才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俄国，特别是怀念俄国的乡村。好像……”

他向着基蒂和列文两个人说话，把他的沉静的、亲切的眼光从一个移到另一个身上，显然他是在畅所欲言。

看到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要说什么话，他突然停住，没有说完话，就留心地听她讲。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以致公爵夫人藏着防备话题缺乏时用的两门重炮——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以及普遍兵役制——根本用不着搬出来，同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得到机会来打趣列文。

列文想要参与但又不能够参与众人的谈话，时刻都在暗自念着：“现在走吧”，但是他却仍旧没有走，好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谈话转移到扶乩[37]和灵魂上面来；相信降神术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开始讲述起她目击的奇迹。

“噢，伯爵夫人，您一定要带我去，发发慈悲，带我去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古怪的事，虽然我老在到处寻找。”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很好，下礼拜六。”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回答。“但是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相信这个吗？”她问列文。

“您为什么问我？您知道我会怎样说的。”

“但是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这种扶乩仅只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他们相信毒眼[38]，相信巫术和预兆，而我们……”

“哦，那么您不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但是假如我亲眼看见过呢？”

“农妇也说她们看见过妖怪。”

“那么您以为我在说谎？”

于是她发出不快的笑声。

“哦，不，玛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只不过说他不能相信罢了。”基蒂说，为列文脸红了，而且列文也觉察到了这点，这就使他更加恼怒了，想要回答，但是弗龙斯基以他那明快坦率的微笑为这场将要弄得不欢而散的谈话解了围。

“您完全不承认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未掌握电的存在；为什么就不会有另外我们还未认识的旁的新的动力，那……”

“当电被发现的时候，”列文连忙插嘴说，“只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了，它从何而起，有何作用，还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代，人们才想到应用它。但是降神术者一开头就是桌子写字，灵魂降临，直到后来才开始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弗龙斯基像平素一样注意地听列文说，显然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

“是的，但是降神术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力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种力，而且这些就是它发生作用的条件。让科学家去探究这种力是怎样发生的吧。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如果……”

“因为电气，”列文又插嘴说，“您每次在羊毛上磨擦松香，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但是这个却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

大概感到这种谈话对在座的宾客太严肃了，弗龙斯基没有答辩，只是为了竭力改变话题起见，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女士们。

“让我们立刻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他说。但是列文要说完他的想法。

“我想，”他继续说，“降神术者企图把他们的奇迹解释成某种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大胆地谈论灵魂力，而又竭力使它受物质的测验。”

大家都在等他说完，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做第一流的通灵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您总是很热心的。”

列文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脸红了，就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马上来试一试扶乩，”弗龙斯基说，“公爵夫人，您允许吗？”

于是弗龙斯基站起来，用目光寻找着小桌。

基蒂起身去搬桌子，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眼光和列文相遇了。她从心底怜悯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要是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说，“我是这样地快乐。”

“我憎恶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他的眼神回答，然后他拿起帽子来。但是他还是走不开。恰巧在他们围拢到桌子旁边，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时候，老公爵进来了，和女士们招呼了一下之后，就转向列文。

“噢！”他快乐地开口了，“来了好久吗？你到城里来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呢。看见你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讲话，有时用“您”，有时用“你”，他拥抱列文，在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静静地等候公爵转向他。

基蒂感到在那事情发生之后她父亲的亲热会使得列文多么痛苦。她同时又看到她父亲最后是怎样冷淡地向弗龙斯基回了一礼，以及弗龙斯基是怎样温良而又困窘地望着她父亲，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样和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怀着敌意，于是她脸红了。

“公爵，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我们这里来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

“什么试验？扶乩吗？哦，你们得原谅我，女士们和先生们，但是我看投铁环还要有趣得多，”老公爵说，望着弗龙斯基，而且猜出了这是他的主意，“投铁环至少还有一点意思。”

弗龙斯基用坚定的眼光惊异地望着老公爵，于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谈起将在下星期举行的盛大舞会。

“我希望您去。”他对基蒂说。

老公爵刚一离开，列文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那天晚上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在回答弗龙斯基关于舞会的询问时基蒂那微笑的、幸福的脸色。

十五

晚会散后，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列文的谈话，虽然她怜悯列文，但是她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还是觉得很快乐。她深信她做的对。但是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这就是当列文一面站着听她父亲说话，一面瞥着她和弗龙斯基的时候，他那满面愁容，皱着眉，一双善良的眼睛忧郁地朝前望着。她是这样为他难过，不由得眼泪盈眶了。但是立刻她想起了牺牲他换来的那个男子。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堂堂的、刚毅的面孔，他的高贵而沉着的举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温厚。她想起了她所爱的人对于她的爱，于是她的心中又充满了喜悦，她躺在枕头上，幸福地微笑着。“我难过，我真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她对自己说；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了她不同的事。她懊悔的是她引起了列文的爱情呢，还是懊悔拒绝了他，她不知道。但是她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损坏了。“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吧！”她暗自重复着说，直到她睡着了的时候。

同时，在下面公爵的小书房里，又发生了一场双亲时常为爱女而引起的口角。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吧！”公爵叫嚷着，挥着手臂，立刻又把身子紧紧裹在松鼠皮睡衣里，“就是你没有自尊心，没有尊严；你就用这种卑俗愚蠢的择配手段来玷污和毁掉你的女儿！”

“但是，真的，我的天啊，公爵，我做了什么呀？”公爵夫人说，差不多哭出来了。

她和她女儿谈话之后兴高采烈地照常来向公爵道晚安，虽然她没有打算告诉他列文的求婚和基蒂的拒绝，但是她向她丈夫暗示了一下，在她看来和弗龙斯基的事已经定妥了，只等他母亲一到，他就会宣布的。一听到这话，公爵马上发火了，开始说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吧：第一，你竭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会议论纷纷，而且并非没有理由的。假使你要举行晚会，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要单请选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都请来吧。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去找配偶。我看了就头痛，头痛，你这样做下去非得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带坏了。列文比他们强一千倍。至于这位彼得堡的公子，他们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的，都是些坏蛋。不过即使他是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也用不着他。”

“但是我做了什么呀？”

“你……”公爵怒吼着。

“我知道如果听你的话，”公爵夫人打断他，“我们的女儿永远嫁不出去了。要是那样，我们就该住到乡下去。”

“哦，我们最好那样。”

“但是且慢。难道我勾引了他们吗？我完全没有勾引他们。一个青年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爱上了她，而她，我想……”

“啊，是的，你想！假如她当真爱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一样并不想要结婚，可怎么办呢？……啊，但愿我没看到就好了！……噢！降神术！噢！尼斯！噢！舞会！”公爵想象自己是在摹拟她，每说一句话，就行一下屈膝礼，“这样，我们就真在造成基蒂的不幸；要是她真的起了念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猜想呢？”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们对于这种事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却没有。我看出一个人有诚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头孔雀，就像那个喜欢寻欢作乐的轻薄男子。”

“啊，你一有了成见的时候……”

“哦，你会想起我的话来的，但到那时就迟了，正像多莉的情形一样。”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公爵夫人打断他，想起了不幸的多莉。

“那么好，晚安！”

于是互相画了十字，夫妻就吻别了，都感觉着各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公爵夫人开头确信那个晚上已经决定了基蒂的前途，弗龙斯基的意思也已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她丈夫的话却把她搅乱了。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对不可测知的未来感到恐怖，她也像基蒂一样，心里好几次重复着说：“主，怜悯我；主，怜悯我；主，怜悯我吧！”

十六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在她的婚姻生活中，特别是在以后的孀居中有过不少轰动社交界的风流韵事。他的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受教育的。

以一个年轻出色的士官离开学校，他立刻加入了有钱的彼得堡的军人一伙。虽然他有时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恋爱事件却总是发生在社交界以外。

过了奢华而又放荡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体会到和社交界一个可爱、纯洁而倾心于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和基蒂的关系会有什么害处。在舞会上，他多半总是和她跳舞；他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他和她谈话，好像人们普通在社交场中谈话一样——各种无意思的话，但对于她，他不由得在那些无意思的话上面加了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但是他感觉得她越来越依恋他了，他越这样感觉，他就越欢喜，而对她也就越是情意缠绵了。他不晓得他对基蒂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他以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快乐的，他正在尽情享受着他的发现。

要是他能听到那晚上她父母所说的话，要是他替她的家庭设身处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基蒂结婚，她就会不幸，他是一定会非常吃惊，不会相信的。他不能相信，那件给了他，特别是给了她这么大的乐趣的事情竟会是不正当的。他尤其不能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对他说来好像从来当作没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看来，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可是虽然弗龙斯基丝毫没有猜疑到她父母所说的话，但在那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基蒂两人之间的秘密的精神联系在那晚上变得更加巩固，非采取什么步骤不可了。但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他却想不出来。

“绝妙的是，”他想，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回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通常获得了一种一半是由于他整晚没有抽烟而产生的纯洁而清新的快感，和她对他的爱情所引起的新的情意，“绝妙的是我和她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从眼色和声调的无形的言语里我们是这样互相了解，今晚她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地告诉了我她爱我。多么可爱，单纯，尤其是多么信赖啊！我感觉到自己变好了，变纯洁了。我感到我有了热情，我具有了许多美点。那双可爱的、脉脉含情的眼睛呀！当她说：‘我真的……’

“那么怎样呢？哦，没有什么。这对我好，对她也好。”于是他开始思量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

他寻思着他可去的地方。“俱乐部？玩培齐克[39]；跟伊格纳托夫去喝香槟？不，我不去。到花之城[40]去？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奥布隆斯基，有唱歌，有坎坎舞[41]。不，我厌烦了。这就是我所以喜欢谢尔巴茨基家的缘故，我在那里渐渐变好了。我要回家去。”他一直走回兑索旅馆他自己的房间，用了晚餐，然后脱掉衣服，他的头刚一触到枕头，就睡熟了。

十七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弗龙斯基驱车到彼得堡火车站去接他的母亲，他在大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隆斯基，他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他的妹妹。

“噢！阁下！”奥布隆斯基叫，“你接什么人？”

“我母亲。”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像凡是遇见奥布隆斯基的人一样。他和他握手，他们一同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晚等你一直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以后到哪里去了？”

“回家去了，”弗龙斯基回答，“老实说，昨晚我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感到这样愉快，我不想再到旁的地方去了。”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正像他对列文说过的一样。

弗龙斯基带着好像并不否认的神气微笑着，但是他立刻改变了话题。

“你接什么人呢？”他问。

“我？我来接一位美丽的女人。”奥布隆斯基说。

“当真！”

“以卑鄙的眼光看别人，是可耻的。[42]我的妹妹安娜。”

“噢！卡列宁夫人吗？”弗龙斯基说。

“你一定认识她吧？”

“我好像认识。也许不认识……我真记不得了。”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卡列宁这个名字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执拗而讨厌的人。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的吧。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所知道的仅只是他的名声和外貌。我听说他聪明，博学，并且还信宗教……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不是我所擅长的。[43]”弗龙斯基用英语说。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评论着，“一个了不起的人。”

“哦，那于他更好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哦，你来了！”他对站在门边的他母亲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仆人说，“到这里来。”

除了奥布隆斯基普通对于每个人所发生的魅力之外，弗龙斯基最近所以特别和他亲近，还因为在他的想象里他是和基蒂联系着的。

“哦，你看怎样？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吗？”他带着微笑对他说，挽着他的手臂。

“当然。我正在邀伴。啊，你昨天认识我的朋友列文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一点。”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弗龙斯基回答，“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这位朋友除外，”他戏谑地插入一句，“都有些别扭。他们都摆出架势，发脾气，仿佛他们都要叫旁人晓得厉害似的……”

“是的，那是真的，的确是那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愉快地大笑起来。

“火车快到了吗？”弗龙斯基问一个铁路上的职员。

“火车到的信号发出了。”那人回答。

火车的驶近由于车站上忙碌的准备、搬运夫们的奔跑、巡警与站员的出动和接客的人们的到来而越发明显了。透过寒冷的蒸汽可以看见穿着羊皮短袄和柔软长毡靴的工人们跨过弯曲线路的铁轨。从铁轨远处可以听到汽笛的咝咝声和某些沉重物体的响声。

“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急于要把列文想向基蒂求婚的心思告诉弗龙斯基，“不，你对于我的列文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固然闷闷不乐，但是他有时却是很可爱的。他有诚实忠厚的性格和黄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别的原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继续说，把他昨天对他朋友所表示的真挚的同情完全忘记了，又对弗龙斯基产生了同样的同情，“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别快乐，就是特别不快乐，是有原因的。”

弗龙斯基站住了，开门见山地问道：

“怎么回事？难道他昨天向你的姨妹[44]求婚了吗？”

“也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猜想昨天有那种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兴，那一定是……他恋爱了好久，我替他很难过。”

“原来这样！……但是我想她可能期望得到一个更好的配偶，”弗龙斯基说，挺起胸膛，又来回地走着，“固然我还不认识他，”他补充说，“是的，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痛苦！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花街柳巷。在那种地方，假使你没有弄到手，那只证明你的钱还不够，但是在这儿，就要看你的人品了。哦，火车到了。”

火车头果真已在远处鸣汽笛。一会儿以后，月台开始震动起来，喷出的蒸汽在严寒的空气里低低地散布着，火车头向前转动，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动着，司机的穿得暖暖的弯着腰的身体布满了白霜；在煤水车后面，一节里面有一条狗在吠着的行李车进了站，车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动得更厉害起来；最后客车进站了，摆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一个灵活的乘务员在火车还开动时就吹着口哨跳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一个地跟着他跳下来：一个挺直身子、严厉地四处张望的近卫士官；一个提着小包，笑容满面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个肩上背着包袱的农民。

弗龙斯基站在奥布隆斯基旁边注视着客车和走下车的乘客，完全忘掉了他母亲。他刚才听到的关于基蒂的事使他兴奋和欢喜。他的胸膛不觉挺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

“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在那节车厢里。”那灵活的乘务员走到弗龙斯基面前说。

乘务员的话惊醒了他，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亲和他同她即将到来的会面。他心里并不尊敬他母亲，而且也不爱她，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但是照他所处的社会的见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除了极其尊敬和顺从他母亲，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越是顺从和尊敬，他心里就越是不尊敬越不爱她。

十八

弗龙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夫人让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弗龙斯基走进车厢。他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鬈发的干瘦的老太太，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的儿子，她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从座位上站起，把手提皮包递给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干瘦的小手让她儿子吻，随后扶起他的头来，在他面颊上吻了吻。

“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你好吧？谢谢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她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

“我还是不同意您。”那位夫人说。

“这是彼得堡式的见解，夫人。”

“不是彼得堡式的，只是妇人之见罢了。”她回答。

“哦，哦，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去看看我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那妇人在门边说，又走进车厢里。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了吗？”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向那位夫人说。

弗龙斯基这时才明白这就是卡列宁夫人。

“令兄来了。”他立起身来说，“失礼得很，我刚才不知道是您，而且，我们相交是这样浅，”弗龙斯基鞠着躬，“您一定记不起我来了吧。”

“啊，不，”她说，“我应当认识您的，因为令堂和我一路上只谈论您。”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终于让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流露在她的微笑里，“还没有看到我哥哥。”

“去叫他，阿列克谢。”老伯爵夫人说。

弗龙斯基出去走到月台上，叫着：

“奥布隆斯基！到这里来！”

卡列宁夫人并不等她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她就迈着她那轻盈的、坚定的步伐走下车去。她哥哥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雅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弗龙斯基凝视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来。但是记起他母亲等待着他，他又走回车厢去。

“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而你，我听说……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45]”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妈妈，”儿子冷淡地回答，“哦，妈妈，我们走吧。”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车厢来向伯爵夫人道别。

“哦，伯爵夫人，您见着了令郎，我也见到了我哥哥，”她说，“我的闲谈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了。”

“啊，不，”伯爵夫人拉着她的手说，“我可以和您走遍天涯，永无倦意。您是那样一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您一道，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为您的儿子焦心；您不能期望永远不分别。”

卡列宁夫人立定了，挺直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伯爵夫人向她儿子说明，“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她这回把他丢在家里老不放心。”

“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谈着，我谈我儿子，她谈她的。”卡列宁夫人说，她的脸上又闪耀着微笑，一丝向他发出的温存的微笑。

“我想您一定感到厌烦了吧。”他说，敏捷地接住了她投来的卖弄风情的球。但是她显然不愿用那种调子继续谈话，她转向老伯爵夫人。

“多谢您。时间过得那么快。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亲爱的！”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一吻您的美丽的脸蛋。我索性说句倚老卖老的话，我实在爱上您了呢。”

这句话虽是老套，但卡列宁夫人却显然打心眼里相信这话，而且觉得非常高兴。她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她的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挺直身子，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飘浮着微笑，她把手伸给弗龙斯基。他紧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手，她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他快乐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以那么奇特的轻盈姿态支撑着她的相当丰满的身体。

“迷人得很呢。”老夫人说。

这也正是她儿子所想的。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直到她的优美的身姿看不见了，微笑还逗留在他的脸上。他从窗口看到她怎样走上她哥哥面前，挽住他的胳膊，开始热切地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一些显然和他弗龙斯基不相干的事情，这可使他苦恼了。

“哦，妈妈，您好吗？”他转向他母亲重复说。

“一切都如意。亚历山大[46]长得很好，玛利亚[47]也长得漂亮极了。她顶有趣呢。”

于是她开始告诉他她最感兴味的事情——她孙儿的洗礼，她是专为这事到彼得堡去的，以及沙皇对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宠。

“拉夫连季来了，”弗龙斯基望着窗外说，“要是您高兴，我们现在就走吧。”

跟伯爵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来禀告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伯爵夫人站起身来预备走。

“来；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弗龙斯基说。

使女携着手提包和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携着旁的行李。弗龙斯基让母亲挽住他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惊惶失措地跑过去。站长也戴着他那顶色彩特异的帽子跑过去。

显然有什么意外事故发生了。离开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卧轨死的！……轧碎了！……”这类的惊呼从走过去的人群中传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妹妹，走了回来，他们也露出惊慌的样子，在车门口站住，避开人群。

太太们走进车厢里，而弗龙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

一个护路工，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还是因为严寒的缘故连耳朵都包住了呢，没有听见火车倒退过来的声音，被车轧碎了。

在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转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那里打听到了一切事实。

奥布隆斯基和弗龙斯基都看到了那被轧碎了的尸体。奥布隆斯基显然很激动。他皱着眉，好像要哭的样子。

“噢，多怕人呀！噢，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啊！噢，多怕人呀！”他不住地说。

弗龙斯基没有说话；他的漂亮的面孔是严肃的，但却十分镇静。

“啊，要是您看到了啊，伯爵夫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的妻子在那里……看了她真怕人呀！……她扑到尸体上。他们说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多怕人啊！”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卡列宁夫人用激动的低声说。

弗龙斯基望了她一眼，就立刻走出车厢。

“我马上就回来，妈妈。”他在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他转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在和伯爵夫人谈那新来的女歌星，同时伯爵夫人在焦急地朝门口望着，等待着她儿子。

“现在我们走吧。”弗龙斯基走进来，说道。

他们一道走出去。弗龙斯基和他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她哥哥走在后面。他们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站长追上了弗龙斯基。

“您给了副站长两百卢布。请问是赏给什么人的？”

“给那寡妇，”弗龙斯基说，耸耸肩，“我以为用不着问哩。”

“你赏的吗？”奥布隆斯基在后面叫，紧握着他妹妹的手，他补充说，“做了好事，做了好事！他不是一个顶好的人吗？再见，伯爵夫人。”

于是他和他妹妹站定了，寻找她的使女。

当他们出车站的时候，弗龙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多可怕呀！”一个走过的绅士说，“据说他被碾成两段了。”

“相反地，我以为这是最简易的死法——一瞬间的事。”另一个评论着。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呢？”第三个说。

卡列宁夫人坐进马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讶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竭力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他问，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俄丈[48]的时候。

“这是不祥之兆。”她说。

“胡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来了，这是最要紧的事。你想象不到我是怎样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认识弗龙斯基很久了吗？”她问。

“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希望他和基蒂结婚哩。”

“啊？”安娜低声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补充说，摇摇头，好像她要摇落肉体上什么多余的、压迫着她的东西似的，“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的，我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那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讲述起来。

到家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扶他妹妹下了马车，叹了口气，握了握她的手，就驱车上衙门去了。

十九

当安娜走进房间时，多莉正和一个已经长得很像他父亲一样的金发的胖小孩一道坐在小客厅里，教他法语课。那小孩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扭弄着一粒快要从短衣上脱落的钮扣，竭力想把它扯下来。他母亲好几次把他的手拿开，但是那胖胖的小手又去摸那粒钮扣。他母亲扯下钮扣，放进她的口袋里。

“手不要动，格里沙。”她说，又拿起她的针线——她做了好久的被单来，她总是在心里抑郁的时候做这种手工，现在她焦躁地编织着，移动着手指，计算着针数。虽然她昨天对她丈夫声言过，他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但是她为她的来临准备了一切，而且在兴奋地期待着她的小姑。

多莉被忧愁压倒，完全被忧愁吞没了。但是她还记得安娜，她的小姑，是彼得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夫人，是彼得堡的贵妇人。因为这种情形，所以她没有实行她威吓她丈夫的话——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快要来了。“毕竟，这事一点也不能怪安娜，”多莉想，“我只觉得她的为人再好也没有了，而且我看她对待我也只有亲切和友爱。”实在说，就她所记得的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的印象，他们的家庭生活本身她是并不喜欢的；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整个气氛上有着虚伪的味道。“但是我为什么不应当招待她呢？只要她不来安慰我就好啦！”多莉想，“一切安慰、劝告、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想了一千遍，全没有用处。”

这些日子，多莉孤单单地和小孩们在一起。她不愿谈起她的忧愁，但是那忧愁填满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够谈旁的事。她知道她一定会设法把一切都告诉安娜，有时她想到能够痛快地诉说一场，觉得高兴，但是有时想到她不能不向她，他的妹妹诉说自己的屈辱，而且要听她那老套的忠告和安慰的言辞，就又觉得生气了。

她时时刻刻在等候她，不住地看表，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恰恰错过了客人到来的那一刻，因此她没有听见铃声。

听到门口有裙子的纟卒纟祭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回头一望，在她那憔悴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惊愕。她站起身来，拥抱她的小姑。

“哦，已经来了？”她说，吻着她。

“多莉，我看见你多高兴呀！”

“我也高兴呢。”多莉说，无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由安娜脸上的表情探测出她知道了情况没有。“她多半知道了。”她想，注意到安娜脸上所表现的同情。“哦，来，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密谈的时间尽量地拖延下去。

“这是格里沙吗？啊哟，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于是吻吻他，眼光没有离开多莉，她站定，脸涨红了，“不，我们就在这里吧。”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帽子缠住了她的鬈曲的乌黑头发，她摆了摆头，摇落了头发。

“你又健康，又幸福，红光满面！”多莉差不多嫉妒似地说。

“我？……是的。”安娜说。“啊哟，塔尼娅！你跟我的谢廖沙是同岁呢，”她对跑进来的小女孩说，她抱住她，吻着，“逗人爱的小姑娘，逗人爱啊！都让我看看吧。”

她提起所有的小孩，不但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他们的性情，他们害过的疾病；这就使多莉不能不感激了。

“很好，我们去看他们吧，”她说，“可惜瓦夏睡了。”

看过小孩以后，她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只剩下她们两人了。安娜拿起托盘，随后又把它推开。

“多莉，”她说，“他告诉我了。”

多莉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一套的同情言辞；但是安娜却没有说那种话。

“多莉，亲爱的！”她说，“我不愿在你面前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我只是从心里替你难过，难过！”

从她那浓密的睫毛下发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眼泪。她挪得离她的嫂嫂更近些，把她的手握在她有力的小手里。多莉没有缩回手去，但是她的面孔依然没有失去那冷冰冰的表情。她说：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完，她的脸就突然变柔和了。安娜拿起多莉干瘦的手，吻了吻，说：

“但是，多莉，怎么办，怎么办呢？处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怎样办才好呢——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

“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多莉说，“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甩掉他。有小孩子们，我给束缚住了。可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见了他就痛苦极了。”

“多莉，亲爱的，他虽然对我说了，但是我要从你口里听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多莉探问一般地望着她。

纯真的同情和友爱表现在安娜的脸上。

“好吧，”她突然说，“但是我要从头告诉你。你知道我是怎样结婚的。受了妈妈给我的教育，我不只是天真，我简直是愚蠢。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人家说男人把自己从前的生活通通告诉妻子，但是斯季瓦……”她改口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你也许不相信，我从前一直以为我是他接近过的唯一的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你想想，我不仅不怀疑他有什么不忠实，而且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且想一想，抱着这种念头突然发觉这种可怕丑恶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间……”多莉忍住呜咽，继续说，“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也就是我小孩们家庭女教师的信。不，太可怕了呀！”她迅速地掏出手帕捂住脸，“我可以了解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停了停继续说，“但是用心地、狡猾地欺瞒我……而且是和什么人呀？一边做我的丈夫，一边和她在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多莉，亲爱的，我完全明白。”安娜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以为他晓得我处境的可怕吗？”多莉继续说，“一点都不！他很快乐和满足哩。”

“啊，不！”安娜赶紧打断她，“他也很可怜，他悔恨得什么似的……”

“他还能够悔恨吗？”多莉插嘴说，留神地凝视着她小姑的面孔。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了他真替他难过。我们两人都了解他。他心肠好，但是他也骄傲，而现在他是这样地感到无地自容。使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里安娜猜着了最使多莉感动的事）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一件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爱你——是的，是的，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她赶紧打断要来反驳的多莉，“他伤害了你，刺伤了你的心。‘不，不，她是不会饶恕我的了。’他老在说。”

多莉若有所思地向她小姑身旁望去，一面听着她的话。

“是的，我知道他的处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无罪的更难受，”她说，“假使他感到一切不幸都是他的罪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怎么能够继她之后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对于我简直是痛苦，正因为我珍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

呜咽打断了她的话。

但是好像故意似的，每一次她软下来的时候，她就又开始说些使自己愤怒的事情。

“你知道她又年轻又漂亮，”她继续说，“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孩子啊。我为他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他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怒火又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往后他会对我说……嗨，我还能相信他吗？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在教格里沙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一下子横了心，我没有了爱和温情，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

“亲爱的多莉，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恼你自己。你是这样悲伤，这样愤慨，以致你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呢。”

多莉沉静下来，有两分钟两人都沉默着。

“怎么办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帮助我吧！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起了共鸣。

“我只有一点要说，”安娜开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她在额前做了个手势），那种易于入迷但是也易于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来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多莉插嘴说，“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

“且慢。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觉察到你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多莉，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情。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恕了他吧！”

“不。”多莉开口说，但是安娜打断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懂人情世故，”她说，“我懂得像斯季瓦那样的男子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看法的。你说他曾和她一道议论你。那是决不会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他们对这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她们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她们和自己家庭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

“是的，但是他和她亲了嘴……”

“多莉，别这么说，亲爱的。斯季瓦和你恋爱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面前来，哭着，谈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样富有诗意和崇高，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生活得越久，你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崇高了。你记得我们常笑他每说一句话一定要夹进一句：‘多莉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呢。’你在他看来一直像神一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他这回对你不忠实也并非出于本心……”

“但是假如再那样呢？”

“那是不会的，我想……”

“是的，可是假使是你的话，你能够饶恕吗？”

“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是的，我能够。”安娜想了一会儿说。她在心里想象了一下这情形，在内心的天平上衡量了一下，补充说：“是的，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是的，我会饶恕的。我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了，不；但是我会饶恕的，而且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地饶恕的……”

“啊，自然，”多莉赶紧插嘴，好像在说她想了不止一次的话一样，“否则就说不上饶恕。如果饶恕就应当完完全全饶恕。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站起身来说，在路上她拥抱着安娜，“我的亲爱的，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呀。我觉得好过一些，好过多了。”

二十

那一整天，安娜都在家里，就是说，在奥布隆斯基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 ，虽然已经有几个认识她的人听说她到了，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整个早晨都跟多莉和小孩们在一起。她仅仅送了个字条给她哥哥，叫他一定回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慈悲的。”她写着。

奥布隆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的话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说话的时候叫他“斯季瓦”了，她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是现在已不再讲什么分离的话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有解释同和解的可能。

刚用过饭，基蒂就来了。她认得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但不很熟，她现在到她姐姐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基蒂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到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的、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

饭后，当多莉走到自己房里时，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哥哥面前，他正在点燃一支雪茄烟。

“斯季瓦，”她对他说，快活地使着眼色，一边替他画十字，一边目示着门边，“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后，她又回到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道是因为孩子们看出来他们的母亲喜欢这位姑母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两个大点的孩子，而且像孩子们常有的情形一样，小的孩子们跟在大的后面，从用餐前就一直缠住他们新来的姑母，不肯离开她身边。坐得挨近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这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游戏了。

“来，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坐。”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在她原来的地方坐下。

于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们的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呢？”她问基蒂。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博布里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京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日科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舞会了，”安娜说，基蒂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的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基蒂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舞会吗？”基蒂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对塔尼娅说，她正在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雪白的、纤细的手指上拉下。

“我真高兴您去呀。我真想在舞会上看见您呢。”

“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您快乐，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别揪我的头发，它已经够乱了呢。”她说，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的一绺散乱了的头发。

“我想象您赴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问。“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古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哩。”她说，把小孩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舞会。您对于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去参与呢。”

“您怎么知道的？是呀。”

“啊！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安娜继续说，“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群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色烟霭，那烟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阔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惶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谁没有经过这个呢？”

基蒂微笑着，默不作声。“但是她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啊！”基蒂想着，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副俗气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斯季瓦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呢，”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了弗龙斯基。”

“啊，他到了那里吗？”基蒂问，脸涨红了，“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弗龙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她的娇子哩。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

“她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啊，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娇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侠义呀……比方说，她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呢。”安娜说，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车站上给人的两百卢布。

但是她没有提起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此事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发生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看这位老夫人呢。斯季瓦在多莉房里待了这么久，谢谢上帝。”安娜补充说，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基蒂看来，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喝完了茶，又跑回他们的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大家一起！”安娜说，于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们，抱起这一群欢天喜地叫着、闹着的小孩，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上。

二十一

多莉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一扇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我怕你住在楼上冷，”多莉向安娜说，“我要把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靠近了。”

“啊，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安娜回答，凝视着多莉的面孔，竭力想要弄清有没有和解。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呢。”

“在谈什么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他书房里走出来这样问他妻子。

由他的声调，基蒂和安娜两人都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必须挂上窗帘。谁也不会做，我还得亲自动手。”多莉向他回答。

“天晓得，他们完全和好了没有呢？”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平静的声调，这样想。

“啊，得了，多莉，总是自找麻烦，”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多莉回答，“你吩咐马特维去办那办不到的事，自己倒跑开去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多莉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唇翘上去，露出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促成的，她走到多莉面前，吻了吻她。

“没有那么回事。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轻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说。

那一整晚，多莉，像平常一样，对她丈夫说话时声调里总带点讥讽，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满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在九点半钟，奥布隆斯基家里围着茶桌进行的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急忙立起身来。

“我的照片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我也顺便让你们看看我的谢廖沙。”她补充说，露出母性的夸耀的微笑。

近十点钟，她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舞会之前先去亲自招呼他睡了，现在她竟离开他这么远，她感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她的心总飞回到她的一头鬈发的谢廖沙那里。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第一个口实，她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去拿照片簿。通到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

恰巧在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传来。

“这会是什么人呢？”多莉说。

“来接我还嫌早，来看旁的人又太迟了。”基蒂说。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本人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弗龙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异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动。他站定了，没有脱下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她走到楼梯当中的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背后大声叫他进来，以及弗龙斯基用平静的、柔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

安娜拿着照片簿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告诉他们，他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饭的事的。

“他怎样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补充说。

基蒂涨红了脸。她以为只有她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不肯进来。“他到了我家里，”她想，“没有遇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里，但是他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交换了眼色，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个男子在九点半钟去拜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目，没有进来，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

二十二

当基蒂和她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鲜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搽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蜂房传来的、不绝的、不疾不徐的纟卒纟祭声；当她们站在两旁摆着花木的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自己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听到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场华尔兹舞小提琴准确而清晰的音调。一个穿便服的矮小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理了理他两鬓的白发，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见她们，让开了路，显然是在叹赏他所不认识的基蒂。一个没有胡髭的青年，一个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边走边整理他雪白的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了之后又回转来请求和基蒂跳一场卡德里尔舞[49]。因为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弗龙斯基，所以她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髭，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基蒂。

虽然基蒂的服装、发式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所有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在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丝带的皱褶的时候，基蒂稍稍闪开去。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该是生来完美的、优雅的、无须乎整理。

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一点下垂，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轮廓。她的圆形领饰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照着她的脖颈的时候，基蒂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可能有些美中不足，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赤裸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基蒂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走进来的基蒂，就迈着舞蹈指导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抱住她的纤细腰肢。她朝周围望望，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您准时来到了，多么好啊，”他对她说，抱住了她的腰，“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和您跳华尔兹舞简直是一种休息呢，”他对她说，当他们跳华尔兹舞开头的慢步的时候，“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准确[50]。”他向她说了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话。

听了他的称赞她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她不像一个仿佛觉得舞厅里一切面孔都溶成了仙境幻影般初次跳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个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厅里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腻烦了的少女。她是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她也能够沉着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她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一起。那里有胸颈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姬，科尔孙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温的秃头闪耀着，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青年人向那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她的眼睛也看见了斯季瓦，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姿和头部。他也在那里。基蒂自从拒绝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用她的远视眼光，她立刻认出了他，甚至还觉察到他在看她。

“再跳一回吗？您不疲倦吧？”科尔孙斯基说，微微有些气喘了。

“不，谢谢您！”

“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卡列宁夫人来了，我想……送我到她那里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孙斯基放慢脚步跳着华尔兹舞一直向左角的人群舞去，一面不断地在说：“对不起，夫人们，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们。”[51]于是穿过花边、网纱和丝带的海洋航行着，没有触动一根羽毛，他急剧地旋转着他的舞伴，以致她那穿着薄薄的、透明长袜的纤柔脚踝露了出来，而把她的裙裾展成扇形，遮盖了克里温的两膝。科尔孙斯基鞠着躬，整了他的敞开的衬衣胸襟，就挽着她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去。基蒂满脸涨红，把她的裙裾从克里温的膝上拉开，于是，微微有点晕眩地向周围望着，寻找安娜。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常披散在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

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象她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令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她站着，像平常一样把身子挺得笔直，而当基蒂走进这一群的时候，她正在跟主人说话，她的头微微转向他。

“不，我不苛责，”她答复某个问题说，“虽然我还不大清楚那件事。”她继续说，耸了耸肩膀，就立刻浮上温柔的庇护的微笑转向基蒂。用急速的、女性的瞥视，她打量着基蒂的服装，把头点了一点——轻微到差不多看不见，但是基蒂却理会到了——对她的装饰和容貌表示赞许之意。“你跳到这房间里来了。”她补充说。

“这是我最忠实的助手，”科尔孙斯基说，向他以前还未见过面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鞠躬，“公爵小姐使舞会生色不少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跳一场华尔兹舞吧。”他说，弯了弯腰。

“哦，你们认识吗？”他们的主人问。

“有什么人我们不认识呢？我妻子和我像白狼一样，人人都认识我们呢，”科尔孙斯基回答，“跳一场华尔兹舞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如果可能不跳的话，我还是不跳吧。”她说。

“但是今晚是不可能的。”科尔孙斯基回答。

正在那一瞬间，弗龙斯基走上前来。

“哦，今晚既然不能不跳，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她说。不理睬弗龙斯基在向她鞠躬，她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科尔孙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基蒂想，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向弗龙斯基回礼。弗龙斯基走到基蒂面前去，向她提起第一场卡德里尔舞的事，而且表示他这么久没有去看她，觉得很抱歉。基蒂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华尔兹，一边在听他的话。她期望他要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竟没有这样做，她惊异地望着他。他微微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刚把手挽住她的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基蒂凝视着他那和她挨得那么近的脸，这没有得到他情意绵绵的凝视回应，在以后好久——好几年以后——还使她为了这场痛苦的羞辱而伤心。

“对不起，对不起！[52]华尔兹，华尔兹！”科尔孙斯基从这房间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轻小姐，就开始跳起舞来。

二十三

弗龙斯基和基蒂绕着房间跳了好几次华尔兹。跳完华尔兹以后，基蒂走到她母亲面前去，她还没有来得及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上几句话，弗龙斯基就又走来请她跳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说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他们只断断续续地谈着科尔孙斯基夫妇——他诙谐地把他们描绘成可爱的四十岁的小孩，谈着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和她谈起列文，问他还在不在，而且补充说他很喜欢他的时候，谈话才触动了她的心。但是基蒂对于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着很大期望。她揪着心期待着玛佐卡舞。她想一切都得在跳玛佐卡舞时决定。他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要求和她跳玛佐卡舞，这事实并没有扰乱了她。她相信她准会和他跳玛佐卡舞，像在以前的舞会上一样，因此她谢绝了五个青年，说她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跳玛佐卡舞。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在基蒂看来都好像一种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幻境。她只在感觉得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时候，这才停下来。但是当她正在和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讨厌的青年跳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无意中发现自己正面对[53]弗龙斯基和安娜。她从晚会开始以后就没有和安娜在一起，而现在她突然又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了。她在她身上看出了她自己所熟悉的那种由于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神情；她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种感情，懂得它的迹象，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她眼睛里颤栗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

“谁使得她这样呢？”她问自己，“大家呢，还是一个人？”和她跳舞的那位困窘的青年讲话乱了头绪，她也不给他提词，她表面上服从着科尔孙斯基的号令，他先叫大家绕个大圈[54]，然后拖成一条链条[55]，同时她却尽量观察着，她的心越来越痛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赞赏，而是一个人的崇拜。而那一个人是……难道是他吗？”每次他和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她眼睛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就扭曲了她的朱唇。她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快乐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她的脸上。“但是他怎样呢？”基蒂望了望他，心中充满了恐怖。在基蒂看来那么明显地反映在安娜脸上的一切，她在他的脸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每当他朝着她的时候，他就微微低下头，好像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而在他的眼睛里只有顺服和恐惧的神情。“我不愿得罪你，”他的眼光好像不时地说，“但是我又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他脸上流露着一种基蒂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神色。

他们在谈着共同的熟人，谈论着最无关紧要的话，但是在基蒂看来，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在决定着他们和她的命运。而奇怪的就是实际上他们虽然在谈论着伊万·伊万诺维奇的法语讲得多么可笑，以及叶列茨基小姐怎样可以选择到更佳的配偶，但是这些话对于他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也正如基蒂一样地感觉到了。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在基蒂心中一切都消失在烟雾里了。只是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支持着她，强迫她做别人所要求她的一切，就是跳舞、应酬、谈话、甚至微笑。但是在跳玛佐卡舞之前，当他们开始排好椅子，而几对舞伴正从小房间走进大厅来的时候，一种失望和恐怖的时刻临到了基蒂身上。她拒绝了五个请她伴舞的人，而现在她却没有跳玛佐卡舞的舞伴了。她连被人请求伴舞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是这样成功，谁都不会想到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约好和她跳舞。她想对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她又没有力量这样做。她的心碎了。

她走到小客厅尽头，颓然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身躯；一只露出的、纤细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淡红色裙腰的皱襞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急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燥热的脸。虽然她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彩虹般的翅膀向前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我误会了，也许不是那样吧？”于是她又回想着她所目击的一切。

“基蒂，怎么回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毯走到她面前，“我不明白呢。”

基蒂的下唇颤栗起来了，她急速地立起身来。

“基蒂，你不去跳玛佐卡舞吗？”

“不，不。”基蒂用含泪的颤栗声音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佐卡舞，”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知道基蒂会懂得“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哦，您不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吗？’”

“啊，与我无关呢！”基蒂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刚拒绝了一位她也许热爱的男子，而且她拒绝他完全是因为她轻信了另一位。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找到和她一道跳玛佐卡舞的科尔孙斯基，叫他去请基蒂伴舞。

基蒂加入第一组跳舞，她庆幸她可以不要讲话，因为科尔孙斯基不停地奔走着指挥着他的王国。弗龙斯基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她对面。她用远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的时候，她就逼近地观察他们，而她越观察他们，她就越是确信她的不幸是确定的了。她看到他们感觉在这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弗龙斯基一向那么坚定沉着的脸上，她看到了一种使她震惊的、惶惑和顺服的神色，好像一条伶俐的狗做错了事时的表情一样。

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基蒂比以前越来越叹赏她，而她也越来越痛苦。基蒂感觉得自己垮了，而且她的脸上也显露出这一点来。当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时碰见她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的模样大变了。

“多愉快的舞会啊！”他对她说，只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的。”她回答。

玛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重复跳着科尔孙斯基新发明的复杂花样，安娜走进圆圈中央，挑选了两个男子，请了一位夫人和基蒂来。基蒂走上前时恐惧地盯着她。安娜眯着眼望着她，微笑着，紧紧握住她的手，但是注意到基蒂只用绝望和惊异的神情回答她的微笑，她就扭过脸去不看她，开始和另一位夫人快活地谈起来。

“是的，她身上是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基蒂自言自语。

安娜不打算留在这里晚餐，但是主人开始挽留她。

“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科尔孙斯基说，把她露出的手臂挽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我打算大大地来一次科奇里翁[56]舞呢！迷人呀！[57]”

他慢慢地向前移动，竭力想拉她一道走。他们的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安娜微笑着回答，虽然她脸上带着微笑，但是科尔孙斯基和主人从她坚定的声调里都听出来她是留不住的了。

“不，实在说，我在莫斯科你们的舞会上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说，回头望着站在她旁边的弗龙斯基，“我动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那么您明天一定要走吗？”弗龙斯基问。

“是的，我打算这样。”安娜回答，好像在惊异他的询问的大胆；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眼中压抑不住的、战栗的光辉和她的微笑使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没有留下来用晚餐，就回家去了。

二十四

“是的，我是有些令人讨厌可憎的地方，”当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向他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时候，他想，“我落落寡合。这是骄傲，人家说。不，我并不骄傲。假使我有点骄傲，我就不会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了，”他想象着弗龙斯基，他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决不会陷于像他今晚所处的那种可怕的境地，“是的，她一定会挑选他。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以为她愿意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我是什么人，我算个什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一无可取的人呀。”于是他回想起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沉浸在这种回忆里。“他说世上的一切都是污秽丑恶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于尼古拉哥哥的判断未必很公平吧？自然，照普罗科菲——他只看见他穿着破大衣，带着醉意——的观点看来，他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但是我对他有不同的了解。我了解他的心灵，而且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竟没有去探望他，倒来赴宴，到这里来了。”列文走到路灯下，看了看写在袖珍簿上的哥哥的住址，于是雇了辆马车。在赴他哥哥寓所的长途中，列文历历在目地回忆着他所熟知的哥哥尼古拉一生中的一切事件。他想起他哥哥在大学时代和在毕业后的一年中，怎样不顾同学们的讥笑，过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严格地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祭务和斋戒，避免各种各样的欢乐，尤其是女色；后来，他又怎样突然变得放荡起来，他结交上一班最坏的人，沉溺于荒淫无度中。随着他想起了他虐待小孩那桩不名誉的事件：他从乡下带了一个小孩来抚养，在盛怒之下，凶狠地殴打了他，以致由于非法殴伤儿童而受到控告。他又忆起他和一个骗子的纠葛，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过后他又把他告了，告发他欺骗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替他付的就是这笔钱）。接着他又想他怎样为了在街上扰乱公共秩序而在拘留所里关过一夜。他想起他为了没有分给他应得的一份母亲的遗产而企图控告他的长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件可耻的诉讼，和以后他到西部地方任职的时候，为了殴打当地长老而受了审判最后那桩不名誉的事件……这一切都是叫人十分厌恶的，但是列文并不觉得那么厌恶，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经历，不了解他心肠的人所必然会感觉到的那样。

列文想起了尼古拉虔敬的时期，斋戒，修道和礼拜的时期，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大家不但不鼓励他，反而讥笑他，连列文自己也在内。他们打趣他，叫他“诺亚”[58]，“和尚”；等到他变得放荡时，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避开他。

列文觉得，不管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怎样丑恶，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并不比轻视他的人们坏多少。他生来具有放荡不羁的气质，而且才智有限，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他始终是想做好人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毫不隐瞒，我要使得他也毫不隐讳地说话，我要向他表示我爱他，因此也了解他。”当列文在将近十一点钟抵达他写下地址的那个旅馆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门房回答列文的询问。

“在家吗？”

“准在家。”

十二号的门半开着，从里面一线灯光中飘浮出来廉价的劣等烟草的浓雾，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是他立刻听出来他哥哥在那里；他听见他的咳嗽声。

当他走进门口时，那不熟悉的声音在说：

“那全靠办事有多么精明和熟练来决定。”

康斯坦丁·列文朝门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外衣、头发浓密的青年，还有一个穿着没有翻领也没有套袖[59]的毛布连衣裙的麻脸女人坐在沙发上，却看不见他哥哥。康斯坦丁想到他哥哥和那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没有谁听到他的脚步声，康斯坦丁脱下套鞋，听见那位穿着短外衣的先生在说些什么。他在谈某种企业。

“哦，该死的特权阶级，”他哥哥的声音回答，咳嗽了一声，“玛莎！给我们拿晚饭来，并且拿点酒来，如果还有剩的话；要不然就出去买。”

那女人起身，走到隔断外面，看见了康斯坦丁。

“有一位先生，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您找什么人？”尼古拉·列文的声音生气地说。

“是我。”康斯坦丁·列文回答，向亮处走来。

“我是谁？”尼古拉的声音更加生气地说。可以听到他急忙地起身，绊了什么东西的声音；列文在门对面看到他哥哥那双吃惊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瘦削的佝偻身材，那样子，他是那么熟悉，但那怪相和病态却又使他惊讶。

他比三年前康斯坦丁·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时更消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外衣，他的手和宽大的骨骼似乎越发大了。他的头发变得稀疏，那和以往一样挺直的胡髭遮到嘴唇上，那和以往一样的眼睛奇异和天真地凝视着来客。

“噢，科斯佳[60]！”他突然叫道，认出了他弟弟，他的眼睛喜悦得闪着光辉。但就在那一瞬间他回头望着那青年，把他的脖颈和头痉挛地动了一下，好像领带勒痛了他似的，这种动作康斯坦丁是那么熟悉；于是一种异样的表情，狂暴、痛苦、残酷的表情浮露在他憔悴的脸上。

“我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写了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你有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康斯坦丁想象的那样。康斯坦丁·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而又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使人难以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见了他的面，特别是看见了他的头的痉挛动作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一切来。

“我来看你并没有什么事，”他畏怯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他弟弟的畏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颤抖着。

“哦，这样吗？”他说，“那么，进来，请坐。要吃晚饭吗？玛莎，拿三份晚饭来。不，停一停。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那位穿短外衣的先生，向他弟弟说，“这是克里茨基先生，从我在基辅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自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坏人。”

于是他依照惯常的习癖向房间里每个人环顾了一下。看见站在门边的女人要走的样子，他向她叫道：“等一等，我说。”带着康斯坦丁熟悉的他那种不善辞令、语无伦次的样子，他向大家又环顾了一下，就开始对他弟弟说起克里茨基的经历来：他怎样为创办贫寒大学生互助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61]他后来怎样在国民学校当教员，以及他怎样又被那里赶走，后来还吃了一场官司。

“你是基辅大学的吗？”康斯坦丁·列文对克里茨基说，为的是要打破随之而来的难堪的沉默。

“是，我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生气地回答，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这个女人，”尼古拉·列文打断他，指着她说，“是我生活的伴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妓院领出来的，”他这么说时又扭动了一下脖子，“但是我爱她而且尊敬她，谁想要同我来往，”他补充说，提高声调，皱起眉头，“我就请求他爱她而且尊敬她。她就和我的妻子一样，反正是一样。这样你现在就明白你在同什么人交往了。要是你以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好，你就给我出去。”

他的眼光又搜索般地在所有的人身上扫过。

“我为什么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莎，叫他们开晚饭来：三份，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没有关系……去吧。”

二十五

“你看，”尼古拉·列文继续说，皱紧眉头，抽搐着。要考虑怎样说怎样做，在他显然是困难的。“这里，你看……”他指着用绳子捆起来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束铁条，“你看到那个吗？那就是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事业的开端。这是一个生产协会……”

康斯坦丁差不多没有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的病态的、患肺病的脸孔，越来越替他难过了，他不能强迫自己听他哥哥说的关于协会那一套话。他看出来这个协会不过是个救生圈，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罢了。尼古拉·列文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资本家压榨工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境地是，不管他们做多少工，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状况。劳动的全部利润——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来改善他们的境遇，获得空余的时间，并且从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去了。而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的活儿干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大，而他们到头来还是做牛马。这种制度应当改变。”他说完了话，就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说，望着浮泛在他哥哥突出的颧骨上的红晕。

“所以我们创设了一个钳工劳动组织，在那里一切生产和利润和主要的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

“那个劳动组织将设在什么地方呢？”康斯坦丁·列文问。

“在喀山省沃兹德列姆村。”

“可是为什么设在村里呢？在村里，我想，要做的工作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劳动组织设在村里？”

“为的是农民还跟以前一样是奴隶，这就是你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愿意人家努力把他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尼古拉·列文说，被他的反问激怒了。

康斯坦丁·列文叹了口气，同时朝这阴暗龌龊的房间环顾着。这声叹息似乎更把尼古拉激怒了。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为现存的罪恶辩护上。”

“不，你为什么要谈起谢尔盖·伊万内奇？”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尼古拉·列文提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名字就突然尖叫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但是讲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件事……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你轻视这种事，那也听你的便，——走吧，看上帝分上走吧！”他尖叫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吧，走吧！”

“我一点也不轻视，”康斯坦丁·列文畏怯地说，“我甚至也不想争辩。”

正在这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来了。尼古拉·列文忿怒地朝她望着。她连忙走上他面前去，耳语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我变得容易冒火，”尼古拉·列文说，稍稍镇静了一点，痛苦地呼吸着，“你和我谈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的论文。那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一个丝毫不懂正义的人怎样可以写关于正义的文章呢？您读过他的论文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在桌旁坐下，推开撒满半桌的纸烟，以便腾出空处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阴郁地回答，显然不愿参加这场谈话。

“为什么没有？”尼古拉·列文现在又迁怒于克里茨基了。

“因为我觉得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那上面。”

“啊，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是浪费时间呢？那篇论文对许多人来说是太深奥了——就是说，他们领会不了。但是在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看透了他的思想，而且我知道它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默不作声，克里茨基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的，再见！明天和钳工一同来。”

克里茨基刚走出去，尼古拉·列文就微笑着，使着眼色。

“他也不怎么好呢，”他说，“我自然知道……”

但是正在这时克里茨基在门口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他说，走到走廊他那里去。剩下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道，他就向她说话。

“您和我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吗？”他对她说。

“是的，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坏得很，他喝酒喝得很多。”她说。

“可是……他喝什么呢？”

“喝伏特加，这对于他很不好呢。”

“难道很多吗？”列文低语着。

“是的。”她说，畏怯地朝门边望着，尼古拉·列文在那里出现了。

“你们在谈什么？”他说，皱着眉，他惊惶的眼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什么事呢？”

“啊，没有什么。”康斯坦丁惶惑地回答。

“啊，要是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不过你跟她没有什么可谈的。她是一个娼妓，而你是一位绅士。”他说，扭动了一下脖子。

“你全明白；我知道，你全估量过了，而且用怜悯的眼光来看我的缺点。”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走到他面前去耳语。

“哦，好的，好的！……可是晚饭怎样了呢？噢，来了？”他说，看见端着盘子的茶房。“这里，摆在这里。”他气愤地说，立刻拿了伏特加酒，斟了一满杯，贪馋地喝了下去。“要喝一杯吗？”他向他弟弟说，马上变得快活起来了。“哦，不要再讲谢尔盖·伊万内奇了吧。无论如何，我看见你很高兴。不管怎样说，我们不是外人。来，喝一杯吧。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他继续说，贪馋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又斟满了一杯，“你过得怎样呢？”

“我还跟从前一样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忙着经营农业。”康斯坦丁回答，吃惊地注视着他哥哥又吃又喝的馋相，却又竭力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没有机会。”康斯坦丁回答，微微涨红了脸。

“为什么没有？对于我……一切都完了！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但是这我已经说过，而我还是要说，假使我的那份财产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康斯坦丁赶紧改变话题。

“你知道你的万纽什卡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的账房做办事员吗？”

尼古拉扭动了一下脖子，沉没在深思里了。

“是的，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现在的情形告诉我吧。房子还是老样子吗，还有桦树和教室呢？园丁菲利普，他还活着吗？我简直终生忘不了那亭子和沙发啊！留心房子里不要有一点变动，赶紧结婚，使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一定来看你，要是你的妻子人也很好的话。”

“现在就来吧，”列文说，“我们将安排得多么惬意啊！”

“要是我知道一定不会遇见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就来看你。”

“你不会在那里遇到他，我完全不依赖他生活。”

“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你总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选择一个。”他说，胆怯地盯着他弟弟的面孔。这胆怯的样子打动了康斯坦丁。

“假使你愿意听听我在这方面的真心话，我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争论中我对任何一方都不偏袒。你们两方都不对。你的不对是在表面上，而他是在内心里。”

“噢，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尼古拉快活地叫道。

“但是我个人更重视和你的友谊。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康斯坦丁不能够说他重视他是因为尼古拉是不幸的，需要友情。但是尼古拉知道这正是他要说的话，于是愁眉紧锁，又拿起伏特加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伸出她那肥胖赤裸的胳臂去拿酒瓶。

“别管！别纠缠不休！我要打你啦！”他叫着。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流露出柔和温厚的微笑，感动得尼古拉也露出笑容，她拿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多。她不是真的有些善良可爱的地方吗？”

“您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吗？”康斯坦丁对她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而已。

“你可不要和她客气。这会吓慌她。除了那位因为她要脱离妓院而审问过她的保安官以外，再也没有人对她这样客气地说过话。天啊，这世界上多么没有意思啊！”他突然叫道，“这些新机关，这些保安官、县议会，这一切是多么可恶啊！”

于是他开始详细叙述他和新机关的冲突。

康斯坦丁·列文倾听着他的话，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点上，他和他哥哥是抱着同感的，而且他自己也常常说的，但是现在从他哥哥嘴里说出来，他就感觉得不愉快了。

“到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他开玩笑地说。

“到阴间？噢，我不喜欢什么阴间！我不喜欢，”他说，他那吃惊的怪异的眼光紧盯着他弟弟的脸，“人总以为逃脱一切卑鄙龌龊——不论是自己或别人的——是一件快事，但我却怕死，非常怕死。”他颤抖着，“喝点什么吧。你喜欢香槟吗？或者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走走？我们到茨冈那里去吧！你知道我变得非常爱好茨冈和俄国歌曲呢。”

他说话语无伦次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康斯坦丁靠着玛莎的帮助，总算劝住他没有到外面去，而把他安顿到床上，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玛莎答应有事的时候就写信给康斯坦丁，并且劝尼古拉·列文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二十六

康斯坦丁·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一路上他在火车里和邻座的旅客谈论着政治和新筑的铁路，而且，像在莫斯科时的情形一样，他因为自己思路混乱，对自己不满，和某种羞耻心情而感到苦恼。但是当他在自己家乡的车站下了车，看见了他那翻起外衣领子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当他在车站的朦胧灯光下看见他的垫着毛毯的雪橇，他那匹系住尾巴、套上带有铃铛和缨络的马具的马；当车夫伊格纳特一面把他的行李搬上车来，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了，帕瓦养了小牛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混乱的心情渐次澄清，而羞耻和自我不满的心情也正在消失。他一看见伊格纳特和马时就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当他穿上为他带来的羊皮大衣，裹紧身子坐在雪橇里，驱车前进，一路上想着摆在面前的村里的工作，凝视着拉边套的马（那曾经做过乘骑的，现在虽然衰老了，但始终是一匹顿河产的剽悍的骏马），他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周遭所遇到的事了。他感到自在起来，不再作分外之想。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要变得比从前更好一些。第一，他下决心从此不再希望结婚能给予他珍奇的幸福，因此也不再那么轻视他现有的东西。第二，他再也不让自己沉溺于卑劣的情欲中，在他决心求婚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情欲曾经使他那么苦恼。接着又想起他哥哥尼古拉，他暗自下了决心再不让自己忘记他，他将跟踪他，不要不知他的去向，这样，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他有一种感觉，那种事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接着，他哥哥讲到关于共产主义那一番话，他听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了。他认为经济改革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相比之下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下决心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虽然他过去很勤劳而且生活过得并不奢侈，但是他以后要更勤劳，而且要自奉更俭朴。这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容易实行，以致他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中。怀着对更美好的新生活的愉快希望，他在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家。

房子前面小广场上的积雪被他的老乳母，现在在他家做女管家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寝室窗子里的灯光照耀着，她还没有睡。库兹马被她叫醒了，赤着脚半睡不醒地跑出来，跑到台阶上。一只塞特尔种母猎犬拉斯卡，也跳了出来，差一点把库兹马绊倒，它吠叫着，挨着列文的膝头跳跃着，想把它的前爪放到他的胸脯上，却又不敢那样。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我想家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做客固然不错，但是在家里更好。”他回答，走进书房。

书房被拿进去的蜡烛慢慢地照亮了。各种熟悉的物件显露在眼前：鹿角、书架、镜子、早就该修理的装着通风口的火炉、他父亲的沙发、大桌子、摆在桌上的一本摊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笔迹的抄本。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刹那间怀疑袭上他的心头，他对梦想了一路的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他的生活的一切痕迹好像抓住了他，对他说：“不，你不会离开我们，你不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你还会和从前一样的：老是怀疑，永远不满意自己，徒劳无益地妄想改革，结果总是失败，永远憧憬着你不会得到、而且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这些东西就是对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心里的另一种声音却对他说不应当墨守成规，要尽力而为。听从了这声音，他走到放着一对两普特重的哑铃的角落里去，像运动员似地举起它们，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门外有脚步声，他急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谢谢上帝，一切都很好；但是报告说荞麦在新烘干机里稍稍烘焦了一点。这个消息激怒了列文。新烘干机是列文设计的，而且一部分还是他发明的。管家一向反对烘干机，而现在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就带着被压抑的幸灾乐祸心情。列文坚信如果荞麦被烘焦了，那也只是因为没有采取他的办法，这他曾经叮嘱了几百次。他恼了，责备起管家来。但是有件重大喜事：帕瓦，他在展览会用高价买来的一头良种的、顶贵重的母牛，养了小牛了。

“库兹马，把羊皮大衣给我。你吩咐人拿一盏灯笼来。我要去看看它。”他对管家说。

饲养贵重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穿过院落，经过紫丁香树下的雪堆，他走到牛棚。当冻住的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热烘烘的牛粪气味扑鼻而来，那群母牛，看到未见惯的灯笼的光都惊骇起来，在新鲜稻草上骚动起来。他瞧见那头荷兰牛的宽阔、光滑、有黑白花的背脊。牡牛别尔库特套着鼻环卧在那里，好像要站起来的模样，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仅仅在他们经过它身边时喷了两下鼻息。红美人儿帕瓦，大得像河马一样，背向他们，护着小牛不让他们看到，一面在它身上到处嗅着。

列文走进牛棚，审视着帕瓦，把红白花小牛扶起来，使它用细长的、蹒跚的腿站稳。焦急不安的帕瓦正要吼叫起来，但是当列文把小牛推到它身边的时候，它这才安下心来，沉重地舒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舐它。小牛摸索着，把鼻子伸到母亲的乳房下，摇着尾巴。

“拿灯来，费奥多尔，这边，”列文说，打量着小牛，“像母亲！虽然毛色像父亲；但是那没有什么。好极了。腰又长又宽。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它不是很出色吗？”他对管家说，由于他喜欢这头小牛的缘故，关于荞麦的事，他已经完全饶恕他了。

“它怎么会不好呢？啊，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了。我们得雇下他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机器的事我已经告诉您了。”

单是这个问题就使列文陷入繁琐的农务中，那农务是规模宏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他从牛棚一直走到账房，跟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会之后，他就回到房里，径自走到楼上的客厅。

二十七

这是一所宽敞的旧式房子，虽然只有列文一个人居住，但是整个房子他都使用着，而且都生上火。他知道这未免有些傻，而且也知道这太过分了，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是这所房子对于列文来说是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父母生死在这里的世界。他们过着在列文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重新建立那样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记不得他母亲了。她给他的印象在他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象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象家庭，其次才想象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结婚观和他大多数的熟人完全两样，在那些人看来，结婚只是日常生活中无数事情之一；在列文，这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幸福全以它为转移。而现在他却不能不抛弃这个了。

他走进他平素喝茶的小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拿着一本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了茶，照例说了声：“哦，我要坐一会呢，老爷。”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这时候，说来也奇怪，他感觉到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总归是要成为事实的。他读着书，思索着他所读到的东西，时而停下来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话；但同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各种景象毫不连贯地浮现在他的想象中。他觉得在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已经稳定下来，抑制住了，平静下来了。

他听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起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了上帝，拿列文给他买马的钱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读书，回想着由于读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62]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过丁铎尔对于他的实验本领过分自负和缺乏哲学眼光。突然一个愉快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两年之后我可以有两头荷兰牛，帕瓦自己也许还活着，别尔库特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本。

“不错，电和热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能够在方程式中用某种量代替另一种量来解决任何问题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直觉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儿长成一头红白花母牛，这一群牛，其中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就特别好啦！妙极了！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参观那群牛……我的妻子说：‘科斯佳和我照顾那小牛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哩。’‘你对这个怎么会那样感兴趣呢？’客人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到兴趣呢。’但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哦，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现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线进行。说生活不允许这样，过去不允许这样，全是无稽之谈。应该努力生活得更好，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溺在梦想里。老拉斯卡，还没有完全领略到主人归来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走到他面前，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它不过是一条狗，可是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而且知道他闷闷不乐哩。”

“为什么闷闷不乐呢？”

“难道我还看不出吗，老爷？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老爷们了。哦，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健康，问心无愧就好。”

列文凝神望着她，她这样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不胜诧异了。

“要我再给您倒一杯茶吗？”她说，端着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斯卡依然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头搁在伸出去的后脚上。好像表示现在一切都美满了似的，它稍稍张开嘴巴，吮着嘴唇，把黏糊糊的狗嘴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它衰老的牙齿，它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列文留神注视着它最后的一个动作。

“我就是这样，”他暗自说，“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很圆满。”

二十八

舞会后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用那一种声调向她嫂嫂说明她为什么改变了计划，好似她忽然记起了她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一样，“不，实在还是今天走的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七点钟回来送他妹妹。

基蒂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她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易变呢，还是他们很敏感，感觉出来安娜变得跟那天他们那么爱她的时候有点异样，而且感觉出来她不再关心他们了，——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她了，而对于她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莉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莉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她后面。

“今天你很奇怪啊！”

“我？你这样觉得吗？我没有什么奇怪，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这真傻极了，但是一会儿就会好的。”安娜迅速地说，她把变红了的面孔俯向一个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她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盈溢着眼泪，“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说，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泪汪汪地向她望着。

“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地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

“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多莉说，“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隐私[63]，像英语所说的。”

“你没有什么隐私，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坦荡。”

“我有！”安娜突然说，于是意外地流过眼泪之后，一种狡狯的、讥讽的微笑使她的嘴唇撅起来了。

“哦，你的隐私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多莉笑着说。

“不，很忧郁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走，不在明天？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安娜说，果断地往扶手椅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

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鬈发那里，这可使她惊骇了。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知道基蒂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嫉妒我。我破坏了……这次舞会对于她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儿小过错。”她说，细声地拖长“一点儿”三个字。

“啊，你说这话多像斯季瓦啊！”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啊不，啊不！我可不是斯季瓦。”她说，愁眉紧锁。“我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安娜说。

但是就在她说这话那一瞬间，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龙斯基就情绪激动，她所以要比预定时间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他会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他跳了玛佐卡舞，而他……”

“你想象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的本意……”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啊，他们立刻觉察出来了！”多莉说。

“但是假如在他那方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安娜打断她，“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蒂也就不会再恨我。”

“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蒂结成这门婚事。假使他，弗龙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

“啊，天啊，那样就太傻了，”安娜说，当她听见了萦绕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愉悦的红晕又泛露在她的脸上了，“我现在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蒂成了敌人，噢！她是多么可爱啊！但是你有办法补救的吧，多莉？呃？”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爱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很高兴。

“敌人？那是决不会的。”

“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安娜眼泪盈眶地说，“噢，我今天多傻啊！”

她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

正在动身那一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

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小姑的时候，她低低地说：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安娜说，吻她，遮掩着眼泪。

“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亲爱的！”

二十九

“哦，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向她那堵住车厢过道，直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浮上她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席上安努什卡旁边，在卧车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环顾着。“谢谢上帝！明天我就看见谢廖沙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虽然还怀着她那一整天的烦恼心情，安娜却高兴而细心地安排好她的旅行。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又关上红提包，拿出一只靠枕，放在膝上，小心地裹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一个有病的妇人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妇人和安娜攀谈起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一边裹住脚，一边对火车里的暖气发表一点意见。安娜回答了几句，但是看见谈不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安努什卡去拿一盏灯来，钩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最初她读不下去。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又不能不听到那些响声；接着，飘打在左边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过去的乘务员裹得紧紧的、半边身体盖满雪的姿态，以及议论外面刮着的可怕大风雪的谈话，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一切接连不断地重复下去：老是震动和响声，老是飘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气忽热忽冷的急遽变化，老是在昏暗中闪现的人影，老是那些声音，但是安娜终于开始阅读，而且理解她所读的了。安努什卡已经在打瞌睡，红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着破手套的宽阔的双手握牢它。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而且理解了，但是读书可以说是追踪别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觉得索然乏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角看护病人的时候，她就渴望自己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演说时，她就渴望自己也发表那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着马带着猎犬去打猎，逗恼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众人惊异时，她愿意自己也那样做。但是她却无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纸刀，勉强自己读下去。

小说的男主角已经开始得到英国式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领地，而安娜希望和他一同到领地去，她突然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为此羞愧起来。但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怀着愤怒的惊异自问。她放下书来，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一一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经过。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舞会，回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含情脉脉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在她回想弗龙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温暖，温暖极了，简直好热啊。”“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坚决地自言自语说，在软席上挪动了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哦，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友谊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种欣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自己的神经好像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的弦，越拉越紧。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有个东西在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有个东西却想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我想透一透气。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风在踏板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在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和灯火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风暴平静了片刻，接着又猛烈地刮起来，简直好像是不可抵挡的。但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到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八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叫喊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遮住了路灯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凝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遇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

“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落的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婉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她没有回答，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冲突。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

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话来。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了。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象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坐下。以前使她苦恼过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象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方；相反地，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儿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刻袭上她的心头。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冷淡而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对撑住他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时，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她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很好……”

三十一

弗龙斯基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要睡觉。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自满了。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憎恨他的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龙斯基凝视着他，正如他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做了个鬼脸，感觉得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

弗龙斯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他感觉得他以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她：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她和听她说话。当他在博洛戈沃车站走下车去喝矿泉水，一看见安娜就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了。他把这个告诉了她，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这个了，他觉得很高兴。他整夜没有入睡。当他回到车厢时，他尽在回忆着他看见她时的一切情景，她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他的想象里浮现出可能出现的未来图画，他的心激动得要停止跳动了。

当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在彻夜不眠之后感觉好像洗了冷水澡一般地痛快和清爽。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她出来。“再看看她，”他自言自语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我要再看看她的步态、她的面貌，她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但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见了她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他穿过人群。“噢，是的！丈夫！”这时弗龙斯基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他本人，看见了他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主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和严峻的自信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一种不快之感，就好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走到泉水边，却发现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头猪在饮水，把水搅浑了的心情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龙斯基难受。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但是她还是那样，她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中充满了狂喜。他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她跟前。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景，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她对他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他心里断定了。

在他从后面走近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她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但是认出他来，就又转向她丈夫。

“您昨晚睡得很好吗？”他说，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躬，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他认不认得他，就随他的便了。

“谢谢您，很好呢。”她回答。

她的脸色露出倦容，脸上那股时而在她的微笑时而在她的眼神里流露的生气，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一刹那间，当她瞥见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那闪光转眼就消逝了，但是在那一瞬间他却感到了幸福。她瞟了丈夫一眼，想弄清楚他认不认识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满意地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个人是谁。在这里，弗龙斯基的平静和自信，好像镰刀砍在石头上一样，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过分自信上。

“弗龙斯基伯爵。”安娜说。

“噢！我想我们认得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伸出手来，“你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他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像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说，不等他回答，他就用戏谑的语调对他的妻子说：“哦，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她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他，他触了触帽檐；但是弗龙斯基却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

“希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倦的眼睛瞥了弗龙斯基一眼。

“欢迎，”他冷淡地说，“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随后，完全撇开弗龙斯基，他对他妻子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他用同样戏谑的口吻继续说。

“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啰。”她用同样的戏谑口吻说，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在他们后面的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她暗自说，于是开口问她丈夫她不在时谢廖沙可好。

“啊，好得很呢！玛利埃特[64]说他很可爱，而且……很抱歉，我一定会使你伤心……他可并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但是再说声感谢[65]，亲爱的，因为你赐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们的亲爱的‘茶炊’会高兴得很哩。（他常把那位驰名于社交界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老是兴奋地聒噪不休。）她屡次问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奉劝你的话，你今天该去看看她。你知道她多么关怀人啊。就是现在，她除了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她老是关心着奥布隆斯基夫妇和解的事。”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安娜通过她丈夫而和那团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我给她写了信。”

“可是她要听一听详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话，就去看看她吧，亲爱的。哦，孔德拉季会给你驾马车，我要到委员会去。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已经不再是讥讽的口吻了，“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啊……”

于是他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中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下了楼梯就朝她跑去，欣喜欲狂地叫起来：“妈妈！妈妈！”跑到她跟前，他就搂住她的脖子。

“我告诉你是妈妈吧！”他对家庭女教师叫道，“我知道的！”

她儿子，也像她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失望的感觉。她把他想象得比实际上的他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到现实中来欣赏他本来的面目。但就是他本来的面目，他也是可爱的，他长着金色的鬈发、碧蓝的眼睛和穿着紧裹着双腿的长袜的优美小腿。安娜在他的亲近和他的爱抚中体验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当她遇到他的单纯、信赖和亲切的眼光，听见他天真的询问，就又感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安娜把多莉的小孩们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告诉他莫斯科的塔尼娅是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塔尼娅多么会读书，而且还会教旁的小孩。

“哦，我没有她那么好吗？”谢廖沙问。

“在我眼里，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哩。”

“我知道。”谢廖沙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喝完咖啡，仆人就通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拜访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脸色是不健康的黄色，长着两只美丽的沉思似的黑眼睛。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她的一切缺点。

“哦，亲爱的，您采到了橄榄枝[66]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一进房门就问。

“是的，一切都了结了，但是事情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大概我的嫂嫂[67]也太急躁了一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虽然对于一切和她无关的事情都感到兴味，但是却有一种从来不耐心听取她所感到兴味的事情的习惯；她打断安娜说：

“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忧愁和邪恶呢。我今天苦恼死了。”

“啊，怎么回事呢？”安娜说，竭力忍住不笑。

“我开始感到毫无结果地为真理而战斗有点厌烦了，有时候我简直觉得精力耗尽了。小姊妹协会的事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进行得很好。但是和这些绅士一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带着讥讽、听天由命的语调补充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然后又卑俗无聊地谈论它。仅仅两三个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懂得这事业的全部意义，而其余的人只会把这事弄糟。昨天普拉夫金写了封信给我……”

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68]，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述说了这封信的大意。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她一些反对教会合并运动的不愉快事件和阴谋，就匆匆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

“这自然和以前毫无两样；但是我以前怎样没有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语，“莫非她今天特别气愤？不过真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却总是怒气冲天；她总有敌人，而且那些敌人也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哩。”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了她城里的一切新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在部里。安娜，剩下一个人，照顾她儿子吃了饭（他是和父母分开吃的），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她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就这样把饭前的时间度过去了。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之情和她的兴奋都完全消逝了。在她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她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弗龙斯基说了些傻话，那本来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得也很得体。对我丈夫说出来是不必要的，而且不可能的。说出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怎样告诉过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以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怎样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这样何必说出这件事来呢？真的，谢谢上帝，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自言自语。

三十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她。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部里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特别着重不舒服这个字眼。）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向她询问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饭后，他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自觉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一整晚，亲自安置他睡下，给他画了十字，盖上被子。她没有外出，把晚上的时间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觉得如此轻松平静，清楚地看出自己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同情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令他得意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项法案而使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奶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69]，”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送他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全部的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所发生的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产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70]、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时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决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突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时，她听到了平稳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毫无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莫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幢大房子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且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不名誉的丑事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都很宠爱他。十二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弗龙斯基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时，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茨基的叫声：“如果是个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弗龙斯基叫仆人不要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彼得里茨基的一个女友，西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正用巴黎法语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得里茨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罗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是全身军装，他们坐在她的两边。

“好！弗龙斯基！”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椅子。“我们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吧。啊呀，我们没有想到你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里这个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彼此一定认识的吧？”

“我想是认识的，”弗龙斯基浮上一种愉快的微笑说，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哩。”

“您是旅行回来吧？”男爵夫人说，“那么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立刻就走。”

“您随便在哪里都当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弗龙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补充说，冷淡地和卡梅罗夫斯基握了握手。

“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茨基说。

“不，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得那样好。”

“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又坐下来，当心地旋转着新咖啡壶的小螺旋。“皮埃尔，拿咖啡给我，”她向彼得里茨基说，她叫他皮埃尔，那是他的姓的昵称，她并不隐讳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点进去。”

“您会弄坏的！”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说，打断了弗龙斯基和他的同僚的谈话，“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哩。您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茨冈，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茨冈。”

“这样倒更好了，倒更好了！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龙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他她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

“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想去告他。您有什么高见？卡梅罗夫斯基，留心咖啡啊，它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呀，他借口说我对他不贞，”她轻蔑地说，“公然想霸占我的财产。”

弗龙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在他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愚蠢、特别可笑的人们，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仅仅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好像把脚套进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咖啡实际上没有煮好，只是泼溅在每个人身上，烧干了，恰好尽了它应尽的义务——就是，成了他们吵闹大笑的理由，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连衣裙。

“哦，现在，再见吧，要不然，您再也不会去洗脸，而在我的良心上就会留下一位体面的绅士所能犯的最大罪行——不爱清洁。哦，您劝我拿一把刀刺进他的喉咙吗？”

“当然啰。可是要设法使您的手贴近他的嘴唇。那么他就会吻吻您的手，一切就会圆满地收场。”弗龙斯基回答。

“那么在法兰西戏院再见吧！”她的衣裙发出一阵纟卒纟祭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了起来，弗龙斯基没有等到他走掉，就和他握了握手，走进盥洗室去了。在他洗脸的时候，彼得里茨基把从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以后他境况的变迁简单扼要地对他说了一下。他身无分文。他父亲说再也不给他，而且不肯替他还债。裁缝想使他坐牢，另外一个人也威吓着要把他关进监狱。联队队长声言如果他继续干出这些丑事的话，他就得离开联队。男爵夫人像个辣萝卜一样，使他讨厌得要死，特别是她总想给他钱用。但是有另外一个女子——他可以带来给弗龙斯基看看——艳丽惊人，完全是东方型的，“奴隶利百加[71]型的，你要知道。”他和别尔科舍夫又吵了架，差一点要和他决斗，但是自然这是没有结果的。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和畅快。为了不让他的同僚更深地了解他的境遇的底细，彼得里茨基开始告诉他一切有趣的新闻。当他在这幢消磨了他三年岁月的熟悉住宅的环境之中，听着彼得里茨基讲那些熟悉的故事时，弗龙斯基体会到又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中的快感。

“决不会吧！”他叫起来，放下脸盆踏板，他正在脸盆里洗自己健康红润的脖子。“决不会吧！”听到洛拉抛弃了费尔京戈夫和米列耶夫同居的消息时，这样叫了起来，“他还是那样蠢笨和洋洋自得吗？哦，布祖卢科夫怎样了？”

“哦，布祖卢科夫闹了一个笑话——真好玩！”彼得里茨基叫嚷着，“你知道他是个舞迷，没有一次宫廷舞会他不在场的。他戴了一顶新式头盔去参加盛大舞会。你看见过新式头盔吗？非常好，很轻。哦，他就这样站在那里……不，我说，你听呀。”

“我是在听呀。”弗龙斯基回答，一面用粗毛巾擦身体。

“大公夫人同着某位公使来了，也是活该倒霉，他们谈起新式头盔来。大公夫人一定要拿新式头盔给公使看。他们看见我们的朋友站在那里。（彼得里茨基摹拟他戴着头盔站在那里的样子。）大公夫人向他要头盔，他不给她。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大家都对他使眼色，点头，皱眉——把帽子给她，给她！他不给她。他呆呆地站着不动。你就想象那副神气吧！……哦，那……他姓什么，随便他姓什么吧……向他要帽子……他不肯！……他就把它抢过来，递给了大公夫人。‘这里，夫人，’他说，‘是新式头盔。’她把帽子翻过来，而——你想想吧——扑通一声从里面掉下一只梨，许多糖果，糖果恐怕有两磅！……他把它们藏在里面，好乖乖！”

弗龙斯基捧腹大笑了。好久以后，在他谈别的事时，他一想到头盔，就又爆发出他那种健康的笑声来，露出两排健全的密密的牙齿。

听了这一切消息，弗龙斯基由听差服侍，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以后，驾车到他哥哥家里和贝特西家里去，然后再拜访几个地方，以便开始去那可以会见卡列宁夫人的交际场所。他出了门总要到深夜才回来，正如他在彼得堡一向的习惯一样。

第二部

一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医生会诊，为的是诊断基蒂的健康状态和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来挽回她日益衰弱的体力。她病了，随着春天的到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坏。家庭医生给她开了鱼肝油，之后是铁剂，再后是硝酸银剂，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效验，后来因为他劝告她于春天到国外易地疗养，因此他们请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一位年纪不大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似乎带着特殊的乐趣坚持说处女的羞怯只是蛮性的残余，再没有比还不年老的男子来检查少女的裸体更自然的事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做，而且他这样做似乎并没有感到和想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但是蛮性的残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虽然所有的医生上的都是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学同样的学科，虽然有人说这位名医只是个庸医，但是在公爵夫人这种门第不知为何却相信只有这位名医有特殊高明的学问，只有他才能挽救基蒂。仔细地检查和听诊了羞得惊惶失措的病人之后，这位名医仔细地洗了手，站在客厅里和公爵讲话。公爵一边听医生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咳嗽着。他本来是一个阅历很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对于医术本来没有信仰，况且他也许是唯一完全了解基蒂病因的人，所以他看到这幕滑稽剧实在生气极了。“吹牛大王！”他听着这位名医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女儿的病情时这样想。同时医生好容易才抑制住自己轻视这位老绅士的心情，费力地迁就着他的理解水平。他觉察出和这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亲。他决定在她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本领。恰好这时，公爵夫人和家庭医生一道走进了客厅。公爵退了出去，为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觉得这一场戏有多么可笑。公爵夫人的心乱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她感觉到是她害了基蒂。

“哦，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她本来想说，“有希望吗？”但是她的嘴唇发抖，她不能发出这问题。“哦，医生？”

“稍微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来奉告。”

“那么我们要走开吧？”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出去。

只剩下两位医生时，家庭医生开始畏怯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恐怕是肺结核初期，但是……等等，等等。名医听着他讲，在他说到一半时看了看他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恭敬地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肺结核初期，您知道，我们是还不能断定的；不到发现空洞的时候，无法断定。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征状已经有了，营养不良，神经容易激动等等。问题在这里：在具有肺结核征状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去保持营养呢？”

“但是您知道，在这种病状之下总是潜伏着道德和精神的因素。”家庭医生含着机警的微笑大胆地插嘴。

“是的，那是不用说的，”名医回答，又看了看表，“对不起，亚乌查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要坐车绕路？”他问。“噢！修好了。啊，那么我不消二十分钟就到那里了。我们刚才在说，问题可以这样提出：保持营养，调养神经。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必须双管齐下。”

“到国外易地疗养怎样？”家庭医生问。

“我不赞成到外国易地疗养。要注意：假使真是肺结核初期，这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断定，那样到外国易地疗养就一点益处都没有。要紧的是用什么方法增加营养，而且不损害身体。”

于是名医发表了他用苏登温泉[72]治疗的方法。显然他开这个药方主要是因为它不会有害处。

家庭医生注意地而且恭敬地听他说完了。

“但是到国外易地疗养的好处，就是可以变换一下习惯，换换环境，免得触景伤情。而且母亲也希望这样。”他补充说。

“噢！要是那样，让她们去也好。只是那些德国庸医是害人的……您得说服她们……哦，那么让她们去也好。”

他又看了看表。

“啊！时候到了。”他走到门口。

名医向公爵夫人表示（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礼节），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啊，不，只是再问问详细，公爵夫人。”

“请这边来。”

于是母亲陪着医生走进基蒂待着的客厅。基蒂站在房间中央，面容消瘦，脸色泛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那光辉是她所受的羞耻的痛苦留下的。医生进来时，她脸上泛出红晕，眼睛里盈溢着泪水。她的全部疾病和治疗在她看来是多么无聊，甚至多么可笑！医治她在她看来好像想把打破了的花瓶碎片拼拢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为什么要用丸剂和药粉来医治她呢？但是她不能使她母亲伤心，特别是因为她母亲把过错都归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请您坐下吗，公爵小姐。”名医对她说。

他微笑着面对着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又开始问她一些讨厌的问题。她回答了，突然冒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实在毫无好处。同样的话您问过我三次了。”

名医没有生气。

“神经易受刺激，”他在基蒂走出房间的时候对公爵夫人说，“可是，我已经看完了……”

于是医生对公爵夫人像对一个格外聪明的妇人一样，很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状，结论是坚决主张水疗法，那本来是不需要的。对于她们要不要到外国去这个问题，医生沉思着，好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最后他的决定宣布了：她们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千万不要误信外国的庸医，有事尽管来找他。

医生走了之后，像是什么好事降临了似的。母亲回到女儿身旁时快活多了，而基蒂也装出快活的样子。她现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哩，妈妈。但是假使您要到国外去，我们就去吧！”她说，极力装出对这次旅行感到兴味，开始谈论旅行的准备。

二

医生走后，多莉就来了。她知道那天举行会诊，尽管她产后刚刚起床（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女婴），尽管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已经够多了，她却把婴儿和一个生病的女儿丢在家里，特地赶来探听在那天决定的基蒂的命运。

“哦，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摘下帽子，就说，“你们都很快活的样子。那么一定有好消息吧？”

她们打算告诉她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非常有条理而且十分详细，但要传达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事是他们已经决定出国旅行。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最亲爱的朋友，她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她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好以后的关系是很委屈的。安娜促成的结合原来并不稳固，家庭的和睦又在老地方破裂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只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总是不在家，家里也几乎总是没有钱，多莉又因为猜疑他不忠而不断地苦恼着，她惧怕她曾经尝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竭力想祛除这些猜疑。一度遭受过的那种嫉妒的最初袭击是不会再来的了，现在就是发觉他不忠实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影响她。发觉这样的问题现在也只不过是破坏习惯的家庭生活，她听任自己受骗，为了这个弱点而轻视他，特别是轻视她自己。此外，她要照管一个大家庭使得她不断地操心受苦：时而，婴儿哺乳不当，时而，乳母又走了，时而，另一个小孩又害了病。

“哦，你们都好吧？”她母亲问。

“噢，妈妈，你们的苦难也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红热。我趁现在来探问一下消息，过后我恐怕要完全关在家里，如果——但愿不会——真是猩红热的话。”

老公爵在医生离开后也从书房里走进来，于是，让多莉吻了吻他的面颊，和她说了一两句话之后，他就转向他的妻子：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要走吗？哦，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亚历山大。”他的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道去？”基蒂说，“那样对他，对我们都要愉快得多哩。”

老公爵站起身来，抚摸了基蒂的头发。她抬起头，强颜欢笑地望着他。她总觉得他比家中任何人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提到她。她是最小的一个，是父亲的爱女，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洞察一切。现在当她的视线遇到他那双凝视着她的碧蓝的仁慈的眼睛时，她感到好像他看透了她，觉察出她心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念头。她红着脸，向他探过身子去，期待他吻吻她，但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说：

“这些愚蠢的假发！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是抚摸着死妇人的硬毛。哦，多林卡[73]，”他转向他大女儿，“你家那位浪荡公子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爸爸，”多莉回答，明白那是指她丈夫，“他总不在家，我难得见着他的面。”她不禁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办理卖树林的事吗？”

“没有，他老准备着要去。”

“啊，原来这样！”公爵说。“难道我也要准备旅行吗？听你吩咐好了。”他坐下来对他妻子说。“我告诉你怎样办吧，卡佳[74]，”他继续对小女儿说，“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早上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是吧？”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是听了这些话，基蒂就好似一个罪犯被人揭发了一样狼狈惊惶。“是的，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说这些话是在告诉我，虽然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克服羞愧心情。”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正想要开口，却蓦地哭起来，从房间里冲出去。

“你看你开的好玩笑！”公爵夫人攻击她的丈夫，“你总是……”她就开始责备起他来。

公爵听着夫人责备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面色越发愁眉不展了。

“她多可怜呵，这可怜的孩子，多可怜，你没有感觉到她一听见别人略略提起这事的起因就多么伤心呵。唉！看错人到这种地步！”公爵夫人说，由她声调的变化，多莉和公爵两人都明白她说的是弗龙斯基，“我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类卑劣可耻的人。”

“噢，我真不要听了！”公爵阴郁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好像要走开的样子，但是在门口停住了。“法律是有的，亲爱的，你既然引我说，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吧：你，你，都是你呀！制裁这类纨袴子弟的法律一向就有的，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我尽管老了，也会和他，那位花花公子决斗的。是的，你现在给她治病吧，把那些庸医都请来吧。”

公爵显然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公爵夫人一听到他那种语调，她立刻平静下来，感到后悔了，像她在严重场合常有的情形一样。

“亚历山大。”她低声说，走近他，开始哭泣起来了。

她一哭，公爵也就平静下来了。他走到她面前。

“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怜的，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谢谢。”他说，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同时他手上感触到公爵夫人淌着泪水的接吻，于是回了一吻，公爵就走出了房间。

在这以前，当基蒂哭着走出房间时，多莉凭着母性的、家庭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她面前摆着女人应尽的职责，她准备来完成。她脱下帽子，而且在精神上好像卷起了袖子，预备行动。当她母亲攻击父亲时，她竭力在孝敬所允许的范围内制止母亲。在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默不作声；她为她母亲羞愧，而且，她父亲这么快又变温和了，这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当她父亲离开她们身边时，她就准备来做一件重要急需的事——到基蒂那里去，安慰她一番。

“我早想告诉你一件事，妈妈。你知道列文上次来这里时想要向基蒂求婚吗？他亲口对斯季瓦说的。”

“哦，怎样？我不知道……”

“说不定基蒂拒绝了他？她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不论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她都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太自负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

“是的，你想想，假定她拒绝了列文，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后来，那个人又那么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起自己在女儿面前问心有愧，觉得太可怕了，她恼怒起来。

“啊，我真不明白！如今女孩子们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告诉母亲，结果……”

“妈妈，我去看看她。”

“哦，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她母亲说。

三

当她走进基蒂的小房间——一间精致的、粉红色的小房间，摆满了古老的萨克森瓷器[75]的玩具，正像两个月前基蒂自己一样鲜嫩、绯红和快乐，——多莉想起去年她们是怎样满怀深情和欢乐一道装饰这房间。当她看见基蒂坐在靠近门口的矮凳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在地毯角上，她的心都发冷了。基蒂望了她姐姐一眼，她脸上那种冷冷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就要走了，我得关在家里，而你又不能来看我，”多莉说，在她身旁坐下，“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基蒂连忙问，惊讶地抬起头。

“有什么呢，还不是你的痛苦？”

“我没有痛苦。”

“得了，基蒂。莫非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通通知道。相信我，这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哩。”

基蒂没有开口，她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直入本题。

“不，他使我成为一个傻瓜，”基蒂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不要谈这个吧！请不要谈这个吧！”

“可是谁对你这样说过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你，而且依然爱你，如果不是……”

“啊，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基蒂叫道，突然冒火了。她在椅子上掉转身去，脸上泛着红晕，手指急速地乱动着，时而用这手时而用那手捏住衣带上的钮扣。多莉知道妹妹在激动时有捏紧两手的习惯；她也知道在激动时基蒂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愉快、不应当说的话来，多莉原想安慰她的，但是已经太迟了。

“你要我感觉到什么，什么呢？呃，”基蒂迅速地说，“是我爱上了一个丝毫不关心我的男子，而且我会为爱他而死吗？这就是我姐姐对我说的话，她以为……以为，以为……她在同情我哩！我不需要这样的怜悯和虚情假意！”

“基蒂，你不公平。”

“你为什么折磨我？”

“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基蒂在激怒中根本没有听她的话。

“我没有什么好难受的，也不需要安慰。我还有自尊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男子。”

“是的，我也并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把真话告诉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拉着她的手，“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吗？……”

提起列文似乎使基蒂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钮扣扔在地板上，迅速地用两手做着手势，说：

“为什么又把列文扯进来？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你说过，我再说一遍，我还有自尊心，我决，决不能像你那样做……回到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子那里去。我真不明白！你可以，我可不能！”

说了这些话，她望了她姐姐一眼，看见多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她的头忧愁地垂着，基蒂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跑出房间，却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掩住脸，低下头来。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时时意识到的那种屈辱，经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她妹妹会这样残酷，因此她生她的气了。但是突然她听到衣服的纟卒纟祭声，和随之而来凄恻、遏制的呜咽声，而且感到一双手臂搂住她的脖颈。基蒂跪在她面前了。

“多林卡，我多么，多么不快乐呀！”她愧悔地低声说。

她那满面泪痕的可爱的脸埋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裙子里了。

仿佛眼泪是不可缺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互相信赖的机器就不能畅快地转动，两姐妹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并没有互谈心事；但是，虽然她们谈的是不相干的事，她们却已互相了解。基蒂知道她在气头上说出来的关于姐夫不忠实和关于姐姐屈辱处境的话，刺伤了她可怜姐姐的心，但她却饶恕了她。多莉在她那一方面也明白了她要了解的一切；她确信不疑她的推测是正确的，就是，基蒂的悲痛，无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于列文向她求过婚，她拒绝了他，而弗龙斯基却欺骗了她，她现在情愿爱列文，憎恶弗龙斯基了。基蒂并没有说出一句这样的话；她只诉说着她的精神状态。

“我没有什么痛苦，”她说，渐渐镇静下来了，“但是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可怕、讨厌而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你能了解吗？你想象不出我对于一切抱着多么卑劣的想法呀？”

“哦，你会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多莉微笑着说。

“最肮脏、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闷，而是更坏的。仿佛我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丑恶的东西。哦，我怎样对你说呢？”她继续说，看出她姐姐眼睛里那种迷惑的眼神。“爸爸刚才对我说的话……在我看来好像他以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结婚。妈妈带我去赴舞会：在我看来好像她只是想把我尽快地嫁掉了事。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驱散不了这些念头。所谓的求婚者——我简直看不顺眼。我总觉得他们在打量我。从前穿着舞衣到处走动对于我简直是一种乐趣，我欣赏我自己；现在我觉得非常羞愧和尴尬。你想怎么办呢！还有，那医生……还有……”

基蒂踌躇了一下；她本来想往下说，自从她心中发生这种变化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眼里变得讨厌不堪了，她一看见他，她的想象中就不能不浮现出最粗鄙丑恶的概念。

“啊，哦，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现出最粗鄙、最可憎的形象，”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就会好的……”

“可是你不要想这些……”

“我毫无办法。我除了在你家里和小孩们在一起是不会快活的。”

“你不能到我家来有多可惜呀！”

“啊，我要来的。我得过猩红热，我一定要说服妈妈让我去。”

基蒂固执己见，到她姐姐家去了，小孩们果然都是患的猩红热，她一直看护他们。两姊妹把六个小孩安然地护理好了，但是基蒂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出国旅行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在那里大家彼此相识，甚至互相来往。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在这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集团，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她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虔敬之感了。现在她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以及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她知道他们相互的关系和从属的情形；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哪些方面意见相合，哪些方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她的兴味，她避开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它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禀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谊。现在，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来好像她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她在这个集团里觉得厌倦和不舒服，她尽量地少去拜访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与安娜有关系的第三个集团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集团中的人自以为鄙视娼妓，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时她就格外喜欢她，给了她许多的照顾，把她拉进她的集团来，嘲笑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

“当我又老又丑的时候，我也会那样的，”贝特西常说，“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她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她去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她避开她的正义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龙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贝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龙斯基一族，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龙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就向她倾诉爱情。她并没有给他鼓励，但是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涌起她在火车中第一次与他相逢时候所产生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感觉。她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他，她的欢喜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的嘴唇挂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开头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她是不满意他那么大胆追求她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她赴一个她原以为会遇见他的晚会，而他却没有出现时，她由于失望的袭击才清楚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她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名歌星[76]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来。弗龙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就走到她的包厢里。

“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她微笑着补充说，只让他听到，“她没有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弗龙斯基询问般地望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他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就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啊！”贝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种热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您被抓住了吧，我亲爱的。”

“我但愿被抓住，”弗龙斯基浮着沉静的善良微笑回答，“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得还不够牢哩。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哦，您能抱什么样的希望呢。”贝特西说，为她的朋友生气了，“大家开诚布公吧[77]……”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辉，表示她跟他一样清楚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哩。”弗龙斯基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补充说，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开始越过她赤裸的肩膊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变得很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贝特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位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决不会是可笑的；因此他的胡髭下面隐隐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她说，一面赞赏着他。

“我得告诉您呢。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我让你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哩。是的，当真！”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差不多。”

“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里吧。”

“我不能够；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不听尼尔松唱吗？”贝特西惊愕地问，虽然她自己也辨别不出尼尔松的嗓子和任何别的歌星有什么两样。

“没有办法。我和人约好在那里会面，都是为我那调解的使命。”

“‘和事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进天国。’”贝特西说，隐约地记起了她听见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好，请坐下，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于是她又坐下来。

五

“这事有点荒唐，但是有趣极了，我忍不住要把这故事讲给您听，”弗龙斯基说，用他含笑的眼睛望着她，“我不讲名字。”

“但是我来猜，更好。”

“哦，听吧：两个快乐的青年坐着车——”

“自然是你们联队的士官啰。”

“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士官，——只不过是两个在一道吃过早饭的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一道喝过酒吧。”

“也许。他们兴致勃勃地坐车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他们遇见一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美丽女人超过了他们，回过头来瞟了他们一眼，向他们点了点头，而且笑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自然跟踪着她。他们纵马全速奔跑。使他们吃惊的，就是这美人儿也在他们去的那家人家门口下了车。美人飞跑到顶上一层楼去了。他们瞥见了短面纱下的红唇和一双秀丽小巧的脚。”

“您描写得那么有声有色，我想您一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吧。”

“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呀！哦，两个青年走进他们同僚的房间，他是在请饯行酒。在那里他们自然多喝了一杯，这在饯行宴席上也是常有的事。在席上他们问起住在这房子楼上的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的仆人听见有没有姑娘们[78]住在楼上这个问题，就回答说那里的确住着不少。吃过饭，两个青年就走进主人的书房，写了封信给那位不相识的美人。他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简直是一封表示爱情的信，而且他们亲自把这信送上楼去，以便当面说明信中容或还有不甚明了的地方。”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丑事呢？哦？”

“他们按了铃。一个使女开开门，他们就把信递给了她，并且对那使女一再保证，说他们两人是这样狂恋着，他们马上就会死在门口。那使女怔住了，把他们的话传进去。突然一位生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红得像龙虾一般的绅士走出来，声明在那一层楼上除了他的妻子没有别人，于是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您怎么知道他长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像您所说的？”

“噢，您听吧。我刚给他们调解过。”

“哦，以后呢？”

“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来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一个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位九品官提出控诉，我做了调人，而且是多么高明的一位调人啊！……我敢对你说，就是塔力蓝[79]也不能和我媲美哩。”

“有什么困难呢？”

“噢，您听吧……我们依照正当的方式赔了罪：‘我们非常抱歉，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那位腊肠络腮胡子的九品官开始软化下来，但是他也想要表白他的感受，他一开始表白，就冒火了，说了好些粗野的话，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承认他们的行为不当，但是我劝您姑念他们年少轻浮；而且他们刚在一道吃过早餐。您知道他们深为后悔，请求您宽恕他们的过失。’那九品官又软化下来。‘我答应，伯爵，而且愿意宽恕这点；但是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个可敬的女人——居然遭受恶少的迫害，侮辱和无理……’您要知道那恶少一直在场，我于是不得不从中调解。我又施展出外交手腕，事情刚有点结果，那位九品官又冒了火，脸涨得通红，他的腊肠络腮胡子因为愤怒而竖了起来，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机谋。”

“哦，您一定要他告诉您这故事！”贝特西笑着对一个走进她包厢的妇人说，“他叫我笑死了呢。”

“哦，祝您成功[80]。”她补充说，把没有握住扇子的一个手指给了弗龙斯基，耸了耸肩膀，使她那渐渐缩上来的连衣裙的紧身围腰滑下去，为的是在她临近脚灯，给煤气灯光照着，在众目所视的时候，会适当地裸露出来。

弗龙斯基坐车到法兰西剧场去，他当真是去见他的联队长，那位联队长从来不错过这里的一次表演的。他要见他，报告调停结果，三天来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忙着进行调停工作。他所喜欢的彼得里茨基和这件事有关系，另一个嫌疑犯是新近加入联队的一位出色人物兼出色的同僚，年轻的克德罗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事涉及联队的荣誉。

这两位青年都是同属弗龙斯基那一骑兵联队的。那位九品官文坚来找联队长，控告他属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据文坚说，他年轻的妻子（他结婚还不过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怀孕的反应，她再也站不住了，就雇了最先碰到的一辆漂亮马车回家来。士官们立刻出发追赶她；她吓慌了，而且感到身体更不舒服，跑上楼梯回到了家。文坚自己从办公处回来时听到门铃声和人声，走出来，看见喝醉的士官们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将他们赶了出去。他请求处罚示儆。

“是的，无论怎么说，”联队长对他邀请来的弗龙斯基说，“彼得里茨基可真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出一点丑事来。这位九品官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追究到底。”

弗龙斯基看到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决斗不可能，只有设法缓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结。联队长请弗龙斯基来商量，就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高尚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关心联队名誉的人。他们商谈的结果，决定彼得里茨基和克德罗夫跟着弗龙斯基一道到文坚那里去赔罪。联队长和弗龙斯基两人都十分明白弗龙斯基的姓氏和侍从武官的身份在打动那九品官的感情这一点上是一定大有助益的。这两样东西实际上也并非没有发生效力；虽然结果如弗龙斯基叙述的，还在未定之天。

一到法兰西剧场，弗龙斯基就和联队长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报告他的成败。联队长思索了一番，决心不再继续进行调解；可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询问了弗龙斯基会见的情形；当弗龙斯基述说那位九品官怎样平静了一会之后，回想起一些小事又冒起火来，以及弗龙斯基怎样说了调解的话最后半个字时，自己就见机而退，而把彼得里茨基推到面前去时，联队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很不名誉的事，但是笑煞人了。克德罗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哩！他气得那么厉害吗？”他笑着评论道。“可是您看今天克莱列怎样？她真叫人惊异哩，”他接着说到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怎样常常看见她，她每天都不同。只有法国人才能够这样呵。”

六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剧场坐车回家。她刚走进梳妆室，在她长长、苍白的脸上扑了一些粉，擦匀了，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客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续地来到莫尔斯基大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早上时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轻轻地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女主人，新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得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桌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生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公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游移了一会，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摸索着话题。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81]，”大使夫人那一组中一个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的吗？……”

“啊，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个身着旧绸衣、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淘气的孩子[82]。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喜欢那句话。”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闲话[83]那种文雅的谈话艺术的。她这话是向那个外交官说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从何说起了。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来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

“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路易十五[84]的风度吗？”他说，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啊，对啦！他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它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定制了一件血红色的[85]衣裳吗？”

“瞎说！不，那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着的篝火一般。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男子，酷爱搜集版画，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松怎样？”他问。

“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啊，给我看看吧！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

“是的，亲爱的[86]。他们请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能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她真了不起呢！”女主人说。

“真了不得哩！”又有谁说。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她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效果。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话时，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谈开了的话题。

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哦，那有什么？格林[87]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哩。”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根的！”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傻瓜。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他是一个傻瓜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有魅力。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那她有什么办法呢？”

“我并没有想责备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

“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下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

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看见他们；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

“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七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蛮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迷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时，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时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只是一个错误，并不是爱情。”

“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整个的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

她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的眼睛盯住他，并没有回答。

“终于到来了！”他狂喜地想着，“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她爱我！她自己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的。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她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他打断了她。

“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

“我并不要赶走您。”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都照旧吧，”他带着颤栗的声调说，“您丈夫来了。”

在那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里。

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某人。

“你们兰布利埃[88]的人们到齐了，”他说，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格雷斯和缪斯[89]。”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这种腔调——如她用英语所谓讥诮的[90]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她立即把他的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91]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对这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贝特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弗龙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一位妇人低声说，向卡列宁夫人、弗龙斯基和她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吗？”安娜的朋友说。

但是不单这两位妇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他正谈得很起劲哩。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走到安娜面前。

“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谈话非常明了精确。”她说，“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呢。”

“啊，是的！”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她走到大桌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她不望着他回答说，她要留在这里晚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老鞑靼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副马。一个仆人打开车门站在那里。门房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的袖口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龙斯基送她下来时向她说的话。

“您自然什么都没有说，我也并不要求什么，”他说，“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就是您那么厌恶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爱……”

“爱。”她用内心的声音慢慢重复说，突然，就在她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说着，她凝视着他的面孔，“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握了一握，就迈着迅速、富于弹性的步子，从门房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达到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幸福，就这样回家了。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妻子和弗龙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希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离奇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回到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夹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一下预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他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他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考虑一番。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这件事时，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可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她，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虽然他一向以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如何是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现实，面对着妻子有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他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他体验到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的咯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小玩意。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的镶花地板上时，他就站住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是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贬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时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分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可见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想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却没有勇气正视它们的人。”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他自言自语说，意识到他找到了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划入的正式范畴，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规定好的。作为一家之主，我是有义务指导她的人，因而我要对她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说。”

于是今晚将要对他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脑海里很明确地形成了。他一面考虑他将要说的话，一面又有几分惋惜自己不能不为家务事而无形中耗费自己的智力和时间；但是，虽然这样，摆在他眼前的措辞形式和顺序已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于是，十指交叉着，手心朝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直手指，指关节哔剥地响了。

这种把手指交叉弄得哔剥作响的动作，这种坏习惯常常使他镇定下来，使他恢复了现在那么需要的清醒的理智。听到马车驶到前门的声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房间的中央站住。

可以听到一个女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准备发表意见，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会不会再发出哔剥声。一个关节哔剥地响了。

由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已走近，虽然他对他的言辞很满意，但是他对于迫在眉睫的说明感到恐惧……

九

安娜垂着头，一面摩弄着头巾的缨络走进来。她容光焕发；但这不是欢乐的光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大火的可怕的红光。看见她丈夫，安娜抬起头，微笑着，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你还没有睡？奇怪！”她说，脱下头巾，没有停住脚步，一直向化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走过门口的时候说。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从梳妆室门里走出来，朝他望着。“哦，什么事？谈什么？”她问，坐了下来。“哦，要是那么必要，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去睡的好。”

安娜说这话是随口而出的，她自己听了，都非常惊异自己说谎的本领。她的话多么简单而又自然，她多么像只是要睡啊！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虚伪的难以打穿的铠甲。她感到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帮助她和支持她。

“安娜，我必须警告你。”他开口了。

“警告我？”她说，“什么事？”

她这么单纯，这么快活地望着他，要是换了一个不像她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声调和她这句话的意思上，谁都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了解她，知道每当他比平常迟上床五分钟她就会立刻注意到，而且问他理由；知道她每逢有欢喜、快乐和愁苦就立刻向他诉说；而现在看到她不顾他的心情，也不愿说一句关于她自己的话，这在他看来非同小可了。他看到，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是向他开放的，现在却对他关闭起来。不仅这样，他从她的声调听出来她并没有为这事情感到羞愧不安，而只是好像直截了当地在对他说：“是的，它关闭起来了，这不能不这样，而将来也还要这样。”现在他体验到某种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家，发觉自家的门上了锁的时候所体验的一样。“但是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

“我要警告你，”他低声说，“由于不小心谨慎，你会使自己遭受到社会上的非议。今晚你和弗龙斯基伯爵（他坚决地、从容不迫地说出这个名字）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她那双正以神秘莫测的神色使他惊骇的含笑的眼睛，而且他一面说话，一面感到他的话是白费口舌。

“你老像那样，”她回答，好像完全不了解他，故意装出只听懂了他最后一句话的模样，“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的时候你又不喜欢我活泼。我不沉闷。这使你生气了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颤抖着，弯曲他的两手使关节哔剥地响着。

“哦，请别弄出响声来，我不喜欢这样。”

“安娜，你这样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镇静地抑制住自己，止住手指的动作。

“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你要我怎样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吟了一会儿，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并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做，就是说，警告他的妻子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过失，却因为牵涉到她的良心问题而不觉激动起来，正在和他虚构出来的某种障碍斗争。

“这就是我打算对你说的，”他冷淡而又镇静地说，“我求你听一听。你也知道我认为嫉妒是一种屈辱而卑劣的感情，我决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礼法，谁要是违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今晚注意到这事的倒不是我，但是从众人心目中引起的印象来判断，每个人都注意到你的举止行动很不得体。”

“我简直不明白。”安娜说，耸耸肩膀。“他并不在乎，”她想，“但是别人注意到，这才使他不安了。”“你身体不舒服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补充说，她站起身来，要向门口走去，但是他向前走了两步，好像要拦住她似的。

他的面孔是丑陋阴沉的，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模样。她停住脚步，把头仰起来，歪在一边，用敏捷的手开始取下发针。

“哦，我在听，还有些什么，”她平静而讥讽地说，“我甚至在热心地听，我倒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她说着，她说话的那种确信、平静而又自然的语气和她的措辞用语的得体口吻，使她自己都很惊异。

“我没有权利来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认为那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开口了，“挖掘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挖掘出最好是应该加以忽视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职责所在，却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

“我一句都不明白。啊呀！我的天，我多么想睡呀！”她说，迅速地用手摸摸头发，摸索着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面上，不要那样说话吧！”他温和地说，“也许我错了，但是相信我，我说这话，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马上沉了下来，眼睛里的嘲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爱”这个字眼却又激起了她的反感。她想：“爱？他能够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都不知道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真不明白，”她说，“请把你感到的明白说出来吧……”

“对不起，让我通通说完吧。我爱你。但是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的话在你看来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不适宜的；也许这只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那样，那就请你饶恕我。不过假使你自己意识到还有丝毫的根据，那么我就请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驱使你的话，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自觉地说了和他原来准备好的完全两样的话。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匆忙地说，好容易忍住没有笑出来，“实在该睡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

当她走进寝室的时候，他已经上床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他的眼睛避开她。安娜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刻等待着他再开口和她说话。她害怕他说话，同时却又希望他说话。但是他却沉默着。她一动也不动地等待了好久，而终于忘掉他了。她想到了另一个；她看见他，而且感觉到她一想到他，她的心就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悦。突然她听到了安谧、平稳的鼾声。最初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被自己的鼾声吓醒了，停止了；但是在两次呼吸之后，鼾声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

“迟了，已经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眼睛的光芒。

十

从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次数格外频繁了，而且到处都遇得见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和她开诚相见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的迷惑的壁垒挡住了。表面上一切都照旧，但是他们内在的关系完全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像一条公牛一样垂着头，他服服帖帖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他头上的利斧。每次他一想到此事，他就感到他应当再试一次，还有希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她，使她醒悟，因此他天天准备和她谈话。但是每次他开始和她谈话，他就感觉到支配着她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他和她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他所想要说的，语调也不是他所想要用的。他和她说话时不由自主地用了他素常的那种语调，那是用来嘲笑任何想说他这种话的人。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她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

有一个欲望几乎整整一年是弗龙斯基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因而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脸色苍白，下颚发抖地站在她面前，恳求她镇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用战栗的声音说，“安娜，发发慈悲吧……”

但是他越大声说，她就越低下她那曾经是非常自负的、快乐的、现在却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扑跌在地毯上了。

“天呀！饶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说，拉住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口。

她感觉到这样罪孽深重，这样难辞其咎，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觉得如同一个谋杀犯看见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一样。那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一想起为此而付出的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由于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裸状态而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感染了他。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享受通过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拼命在控制住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惹人爱怜了。

“一切都完了，”她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我的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一刹那这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啊！”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她的恐怖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发发慈悲，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吧。”

她迅速地立起身来，避开了他。

“不要再说了吧。”她重复说，带着他所不能理解的冷冰冰的绝望表情，她离开了他。她感觉此时此刻她不能把她踏进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欢喜和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她也不愿意说，不愿意用不适当的言语把这种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不仅找不出言语来表达她那千头万绪的心情，而且她甚至也找不出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她心中所想的一切的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不能够考虑，等到以后，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可是这种平静的心情永远没有到来；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会遭遇到什么，以及她应当做什么的时候，一种恐怖感就袭上心头，于是她就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她说，“当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但是在梦里，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眼前。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人都对她滥施爱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哭泣着，吻着她的手说：“现在多么好呀！”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也在那里，他也是她的丈夫。她非常诧异她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们说明这样真是简单得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梦像噩梦似地使她难受，她吓醒了。

十二

从莫斯科回来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绝的耻辱而浑身战栗，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从前因为物理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也是这样发抖和红脸的；我办错了姐姐托我办的事情，我照样也以为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样了呢？现在过了几年，我回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怎么会使我那样痛苦。这场苦恼结果也会如此的。过些时候，我对于这个也就会释然于心了。”

但是三个月已经过去，他对于这事还是不能释然于心，他想起这事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痛苦。他不能平静，因为他梦想了那么久的家庭生活，而且感觉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却依旧没有娶妻，而且离结婚更加遥远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觉到，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感觉一样，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是不宜于独身的。他记起了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怎样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他乐意攀谈的心地单纯的农民说：“哦，尼古拉！我打算结婚哩。”而尼古拉又怎样像谈一件毫无疑问的事一样迅速地回答：“也是时候了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但是现在结婚越发遥遥无期了。位子本来已经有人占据了，现在当他在想象中试着把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子摆在那个位子上时，他总觉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一回想起他遭到的拒绝和他在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羞愧得痛苦不堪。尽管他常常对自己说这并不能怪罪自己，但是这个回忆，就像其它类似的屈辱往事一样，使他心痛和脸红。他的过去，就像每个人的过去一样，有他自认很不好的行为，他应当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回想起那些恶劣行为并没有像回忆起这些虽然琐细但是屈辱的往事使他这么痛苦。这些创伤从没有平复。除了这些往事，现在还有他遭到拒绝和那晚他在众人眼中呈现的可怜相。但是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悲痛的记忆渐渐地被田园生活中的小事——那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是重要的事务——掩盖住了。他想念基蒂的时候一星期少似一星期。他在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行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像拔掉一颗病牙一样完全治好他的隐痛。

这其间，春天到了，明媚而又温和，不像春天素常那样拖延时日和变幻莫测，是一个草木、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春天。这明媚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强了他抛弃过去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地安顿他独身生活的决心。虽然他回到乡下时所抱的许多计划都没有实行，但是他最重要的决心——力求纯洁的决心——他已遵守了。他没有感到每次失败之后照例使他苦恼的那种羞耻之念，他能够正视所有的人。二月间，他接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封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越来越坏，但是他不愿医治，由于这封信的缘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他哥哥，总算说服了他去看医生，并且到国外海水浴场转地疗养。他这样成功地说服了哥哥，还借了路费给他，而没有惹他生气，他自己对这件事感觉到非常得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注意的农事以外，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那个冬天还着手写了一部论述农业的著作，企图阐明在农业中劳动者的性质与气候和土壤一样，同为绝对的因素，因而农业学的一切原理不单应当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项因素，而且要根据土壤、气候和劳动者这三个因素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性质推定出来。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因为孤独，他的生活是格外充实的；只是间或，他感到一种不满足的欲望，就是想把萦绕在他脑际的思想告知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以外的什么人，虽说他和她也时常谈论物理学、农业原理，尤其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爱好的话题。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最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在阳光下温暖得可以融解冰雪，但到了晚间，却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冻结了一层厚冰，以致他们可以坐着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复活节的时候还是遍地白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第二天刮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大地，温暖、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弥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变化的奥秘一样。在浓雾里面，水流淌着，冰块坼裂和漂浮着，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冰层，温暖的空气随着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返青了。鲜嫩的青草伸出细微的叶片；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桦树的粘性嫩枝都生机勃勃地萌芽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围绕着布满柳树枝头的金色花朵嗡嗡叫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雪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田凫在积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出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叫着的母羊身边欢蹦乱跳；敏捷的小孩在印满了赤脚痕迹的干巴巴的路上奔跑，可以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声，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十三

列文穿上大长靴，第一次换下皮大衣，穿起呢外套，去视察农场，涉过在太阳光里令人目眩的溪流，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又陷进胶泥里。

春天是计划和设计的时节。当列文走到农场的时候，他好比春天的一棵树，不知道向何处及如何伸展它那含苞的嫩枝和幼芽，他也不十分知道现在要在他所喜爱的农事上做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得他有满腹绝妙的计划和设计。首先他就去看家畜。母牛已经放进围场，它们身上闪耀着春天新换的、光滑的毛，晒着太阳，哞叫着要到草地上去。列文叹赏地凝视着这群母牛，它们的情况他一点一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于是吩咐把它们放到草地上去，小牛放进围场里。牧人们高高兴兴地跑去准备到草地上去。牧牛的妇女们提着裙子，迈动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赤脚溅起泥浆跑过去，手里拿着树枝，追逐那群因为春天来临而欢喜若狂的小牛。

叹赏了一番今年生下的格外优良的小牛之后——早先生的小牛有农民的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的女儿才三个月就已经有一岁牛犊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槽搬到外面去，在围场里喂它们干草吃。但是结果发现因为围场在冬天没有使用过，秋天修筑的木栏已经坏了。他差人去叫木匠，本来照他的吩咐，木匠该制造打谷机了。但是结果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原来应该在大斋期之前就修理好的。这可使列文非常恼怒。农事上这种永远懒懒散散的现象，他曾竭尽全力和它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还要遇到，真是恼人。他查明了木栏因为冬季不用，搬进了耕马的马厩里，丢在那里弄坏了，因为它们只是围小牛用的，做得并不牢固。此外，看来同样分明是：耙和一切农具。他原来吩咐了在冬季检查和修理，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才特地雇了三个木匠来的，却也没有修好，现在到了该耙田的时候，却还在修理耙。列文差人叫管家来，但是立刻又亲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样容光焕发，穿着羊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走出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小根干草折断。

“为什么木匠没有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告诉您的，耙需要修理。您要知道，是耙田的时候了哩。”

“那么冬天做什么去了呢？”

“可是您要木匠来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木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吩咐他们搬到原来的地方。这些农民你拿他们真没有办法呢！”管家说，挥了挥手。

“没有办法的倒不是那些农民，而是这位管家！”列文说，冒起火来了。“请问我雇了您来做什么的？”他叫嚷着；但是一想这话说也无益，他说了一半就住口了，只是叹气。“哦，怎么样？可以开始播种了吗？”他停了停之后又问。

“在土耳钦那边，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们此刻正在播种。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做不做得完；地面是那么泥泞。”

“有多少亩？”

“六俄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部播了种？”列文嚷着。

仅仅播种了六俄亩苜蓿，没有把二十俄亩全部播上，这件事更使他恼怒了。苜蓿，按照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除非是尽早地几乎趁着冰雪未化的时候就播了种，否则决不会有好收成。可是这事列文却从没有办到过。

“再也没有人好差遣了。这班人您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三个没有来。还有谢苗……”

“那么，你该把稻草的事先搁一搁呀。”

“我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

“五个人在调制康波特[92]（他是说康波斯特），四个人在翻燕麦，怕它发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列文十分明白“怕它发霉”这话的意思就等于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糟蹋了。他们又没有照他所吩咐的那样去做。

“啊唷，我在大斋期前就对你说了要安通风筒。”他叫嚷起来了。

“您不要担心吧，我们终会把一切办理妥当的。”

列文愤怒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先去察看燕麦，然后又回到马厩那里。燕麦还没有损坏。但是雇工们用铲子翻动燕麦，他们原本可以直接把燕麦倒进底下的谷仓去的；吩咐了这样做，并且从这里拨了两个工人去帮助播种苜蓿，列文对管家也就息怒了。真的，这样天清气朗的日子，人是不能够生气的。

“伊格纳特！”他向那卷起袖子在井边刷洗马车的车夫叫着，“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哦，就科尔皮克吧。”

“好的，老爷。”

当他们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叫过来，为了跟他言归于好，和他谈起迫在眉睫的春天的工作和农事上的计划。

“运送肥料得趁早动手，好在第一趟刈草之前把一切做完。远处的田地要不断地犁耕，好把它留作休耕地。刈草全部不按对分制[93]，而是雇人给现钱。”

管家注意地听着，而且显然竭力想要赞成主人的计划；但是他仍然露出列文非常熟悉的那种常使他激怒的神情，一种绝望和沮丧的神情。那神情好像是在说：“这一切都不错，只是要看天意如何。”

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这正是他雇用过的所有管家的共同的态度。他们对于他的计划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现在他已不再因此生气，而只是痛心，感觉得更加振奋起来，要和这种老是和他作对的自然力斗争，这种自然力就是所谓“要看天意如何”。

“要是我们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你们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得有十五个工人。而他们都不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七十卢布一个夏天。”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用公道的工钱无论如何雇不到四十个——或者三十七，三十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来个人，再多就没有了。但他还是不能不力争。

“打发人到苏里，到契菲罗夫卡去呀，要是他们不来。我们得去找人呀。”

“啊，我就打发人去。”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但是还有马，也变得没有劲了。”

“我们再去买几匹来呀。自然我知道，”列文笑着补充说，“你总喜欢做得寒酸一些；但是今年我可不让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啊唷，事实上我觉得您也并没有怎样休息。在主人的监视下工作，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他们这时正在白桦谷那边播种苜蓿吗？我要去看一看。”他说，跨上了车夫牵来的那匹栗色的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过不去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车夫叫着。

“好的，我从树林里走。”

于是列文走过围场的泥地，出了大门，到了广漠的田野，他那匹好久不曾活动的小骏马在水池边打着响鼻，昂摆着缰绳，轻快地迈着小跑步子朝前走。

假使说列文刚才在畜栏和粮仓里觉得很愉快，那么现在他到了田野就更加愉快了。随着他那匹驯顺肥壮的小马的小跑步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吸着冰雪和空气的温暖而又新鲜的气息，他踏着那残留在各处、印满了正在溶解的足迹的破碎零落残雪，驰过树林的时候，看见每棵树皮上新生出青苔、枝芽怒放的树木就感到喜悦。当他出了树林，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的草地绵延不绝，宛如绿毯一般，没有不毛地，也没有沼泽，只是在洼地里有些地方还点缀着融化的残雪。不论他看见农民们的马和小马践踏了他的草地（他叫他遇见的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或者听了农民伊帕特的讥刺而愚笨的答话——他在路上遇见他，问：“哦，伊帕特，我们马上要播种了吧？”“我们先得耕地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伊帕特回答。——他都没有生气。他越策马向前，他就越觉得愉悦，而农事上的计划也就越来越美妙地浮上他的心头：在他所有的田亩南面都栽种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划分田亩，六成作耕地，三成作牧场，在田地尽头开辟一个畜牧场，掘凿一个池子，建造可移动的畜栏来积肥。于是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苜蓿，没有一亩地荒废了。

沉浸在这样的梦想里，小心地使马靠地边走，免得践踏了麦田，他策马走向被派遣来播种苜蓿的工人面前。一辆装着种子的大车没有停在田边，却停在田当中，冬季的小麦已被车轮轧断，被马践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边，大概是在一块儿抽烟斗。车里用来拌种子的泥土并没有磨碎，倒压成了或是冻成了硬块。看见主人来了，工人瓦西里就向大车走去，而米什卡就动手播种起来。这是不应当的，但是列文不轻易对工人动气。当瓦西里走上来的时候，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碍事，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瓦西里回答。

“请不要争论，”列文说，“照我的吩咐做吧。”

“是，老爷。”瓦西里回答，然后他拉住了马头。“播种得多好呀，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讨好地说，“头等的哩。只是好难走呵！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普特泥土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呢？”列文问。

“哦，我们把它捏碎就行了。”瓦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来，把泥土在手心里揉了几揉。

他们把未筛过的泥土装上车，是不能责怪瓦西里的，但这事还是叫人烦恼。

列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试过平息自己的恼怒、使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变得称心如意起来的老办法，那办法他现在又在试用。他瞧着米什卡几步跨上前来，晃动着粘在两只脚上的大泥块；于是下了马，他从瓦西里手里接过筛子来，亲自动手播种。

“你在什么地方停止的呢？”

瓦西里用脚指指一个地点，于是列文尽量走向前去，把种子散播在地里。地里像在沼地里一样地难走，列文播完一行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于是他停住脚步，把筛子还给瓦西里。

“哦，老爷，到了夏天，可不要为了这一行的缘故骂我呀。”瓦西里说。

“呃。”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了他运用的方法的效力。

“哦！到夏天您再看看吧。它会显得两样的。您看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地方。播种得多么好！我尽了力，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知道，我替我亲生父亲做事也不过如此。我自己不喜欢做事马虎，我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对东家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请看那边，”瓦西里指着那边的田地说，“真叫人开心啦。”

“这真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啊，瓦西里。”

“是呀，像这样的春天，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呢。我在家的时候，我家的老头子也播种了小麦，有一亩的光景。他说你简直辨别不出这小麦和稞麦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播种小麦有好久了吗？”

“啊，老爷，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啦。您给了我一蒲式耳[94]种子。我们卖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都种上了。”

“哦，留心捏碎泥块，”列文说，向马跟前走去，“看看米什卡。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亩给你半个卢布。”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谢您呢。”

列文跨上马，向去年种的苜蓿地，向已经耕过准备播种春麦的田地驰去。

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苜蓿长势良好。它又复苏了，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马在泥里一直陷到了踝骨，从冰雪半融解了的泥泞里一拔起蹄子来，就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在耕地上面，骑马是完全不可能的；马仅仅在结上一层薄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融解了的畦沟里，它就深陷进去。耕地情况良好；两天之内它就可以耙地和播种了。一切都很美满，一切都很愉快。列文顺着涉过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经退去。他果然涉过了溪流，惊起了两只野鸭。“一定还有水鹬呢。”他想，正当他走到回家的转弯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管林人，证实了他猜想有水鹬是猜对了。

列文纵马向家驰去，为的是赶上吃饭，准备好猎枪在傍晚去打猎。

十四

当列文兴致勃勃地驰近家门时，他听到大门外有铃响。

“哦，一定是从车站来的人吧，”他想，“莫斯科的火车正是这时候到达的……会是谁呢？万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说了：‘我也许到温泉去，或者也许到你那里来。’”最初一瞬间他感到惊慌和困惑，恐怕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扰乱他春天的快乐心境。但是他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情而羞愧，于是立刻他无异敞开了心灵的怀抱，怀着柔和的喜悦和期待，现在他从心底希望这是他哥哥。他策马向前，从洋槐树后面飞驰出来，他看见了一辆从车站驶来的三匹马拉的租用雪橇，和坐在里面的一位穿皮大衣的绅士。这不是他的哥哥。“哦，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就好啦！”他想。

“噢，”列文快活地叫起来，把两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来了一位贵客！噢，我看见你多么高兴呀！”他叫，认出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可以探听确实她结婚了没有，或者她将在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美好的春日里，他觉得想到她一点也不伤心。

“哦，你想不到我来吧，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下了雪橇，他的鼻梁上、面颊上、眉毛上都溅上泥，但是却健康和快活得红光满面。“第一我是来看你，”他说，拥抱他，和他亲吻，“第二是来打猎，第三是来卖叶尔古绍沃的树林。”

“好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呀！你怎么坐雪橇来呢？”

“坐马车恐怕还要糟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和他相识的马车夫回答。

“哦，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列文说，浮上纯真的孩子般的欢喜的微笑。

列文领他的朋友到一间客房里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行李也搬进了那房间——一只手提皮包，一支套上枪套的猎枪，一只盛着雪茄烟的小口袋。趁他一个人在那里洗脸换衣的时候，列文走到账房去吩咐关于耕地和苜蓿的事。一向非常顾到家庭体面的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在前厅遇到他，向他请示如何设宴招待。

“随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了，就走到管家那里去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洗了脸，梳好头发，喜笑颜开的，正从他房里走出来，他们就一道上楼去。

“哦，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真是高兴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里埋头干的那种神秘事业是什么。说起来我真羡慕你呢。多好的房子，一切都多么好啊！这么明朗，这么愉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忘记了并非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像今天这样天清气朗。“你的乳母简直可爱极了！系着围裙的美丽使女也许会更合意些；但是以你的严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最好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别感到兴味的是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在夏天到乡间来看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句也没有提到基蒂和谢尔巴茨基家；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周到，十分高兴他的来访。在他独居的时间内，他总是有许多不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的思想感情累积在心里，现在他把春天那种富有诗意的欢喜、他农事上的失败和计划、他对他读过的书的意见和批评、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大意——那著作，虽然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实际上是以批评一切有关农业的旧著作为基础的——一一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倾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十分风趣的人，什么事情只要稍一暗示就能领悟，在这次拜访中格外妙趣横生了，列文在他身上觉察出仿佛他对自己有一种特别和蔼可亲、新的尊敬和体贴自己的态度，这使得他非常高兴。

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和厨师尽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丰盛，结果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来，吃了不少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菌，列文末了还吩咐盛汤来，不要等馅饼，厨师原来特别想以馅饼来使客人惊叹的。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完全不同的饭菜，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很鲜美；草浸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咸鹅、菌、荨麻汤、白酱油子鸡、克里米亚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妙极了，妙极了！”他说，在吃过烧肉之后点燃了一支粗雪茄烟。“我到你这里来，觉得好像是由一艘喧闹颠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静的海岸一样。那么你认为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应当研究的因素，农事方法的选择都是由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吗？自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理论和应用对于工人也会有影响的。”

“是的，可是等一等；我并不是在谈政治经济学，我是在谈农业科学。它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来观察现存的现象，对于工人应当从经济学、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

正在这个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端着果酱走进来。

“啊，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吻了吻自己的肥胖的指尖，“多么鲜美的咸鹅，多么鲜美的草浸酒啊！……是出发的时候了吧，你看怎样，科斯佳？”他补充说。

列文望着窗外正从树林光秃秃的梢头后面落下去的太阳。

“是的，是时候了哩，”他说，“库兹马，套马车吧。”于是他跑下楼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下去，小心地亲手取下他那猎枪漆匣的帆布套，打开匣子，动手把那贵重的新式猎枪装配起来。库兹马已经猜测到会得到一大笔酒钱，寸步也不离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替他穿上了长统袜和靴子，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乐于把这些事交给他办。

“科斯佳，请吩咐一声，要是商人里亚比宁来了……我约了他今天来的，就领他进来，叫他等我……”

“哦，你原来打算把树林卖给里亚比宁吗？”

“是的。你认得他吗？”

“我当然认得。我和他有过交易，是‘一言为定’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一言为定”是商人最爱说的话。

“是的，他说话的那副神气好笑极了。它知道它的主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补充说，轻轻拍了拍拉斯卡，它正在列文身边跳来跳去，低吠着，一会儿舐舐他的手，一会儿又舐舐他的靴子和他的枪。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马车已停在门口了。

“虽然不远，但我叫他们套了马车；不过你若愿意我们就走着去！”

“不，我们还是乘车去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跨进了马车。他坐下来，把虎皮毯盖在膝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你怎么不抽烟？雪茄是这么一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享乐，而是享乐的顶峰和标志。哦，这才算得是生活啊！多么好呀！我真想过这样的生活呢！”

“可是谁阻挠你呢？”列文微笑着说。

“不，你才是个幸运儿哩！你随心所欲。你喜欢马——就有马；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

“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所有的东西，却不为我所没有的东西苦恼的缘故。”列文说，想起了基蒂。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理会了他的意思，望着他却没有说一句话。

奥布隆斯基凭着惯常的机敏，注意到列文怕提起谢尔巴茨基家，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他们，为此列文非常感激他；但是现在列文很想探听一下那桩使他那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勇气开口。

“哦，你的事情怎样？”列文说，觉得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应当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活地闪耀着。

“我知道你不承认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的时候还会爱好新的面包卷——照你看来，这是一种罪恶；但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无法生活，”他说，照自己的意思理解了列文的问话，“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性如此。实在说，那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却能给予自己那么大的乐趣……”

“呀！那么又有什么新鲜事吗？”列文问。

“是的，老弟，有呀！你知道奥西安型[95]的女人……就像在梦里见过的那样的女人……哦，在现实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她，她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

“那就不如不研究的好。”

“不。有位数学家说过快乐是在寻求真理，而不在发现真理。”

列文默不作声地听着，不管他怎样费尽心力，他还是一点也体会不了他朋友的感情，理解不了他的情绪和他研究那种女人的乐趣何在。

十五

打猎的地点并不远，就在小白杨树林中小溪旁边。到了小树林的时候，列文就下了马车，把奥布隆斯基领到一块冰雪完全融化、长满了青苔的潮湿空旷草地的角落上去。他自己回到对角一棵双杈的白桦树那里，把枪斜靠在枯萎了的低垂杈枝上，他脱下大衣，再把腰带束紧，活动了一下手臂，试试胳臂是否灵活。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灰色老狗拉斯卡在他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蹲下，竖起耳朵。太阳正在繁密的森林后面落下去，在落日的余晖里，点缀在白杨树林里的白桦树披挂着一枝枝缀满饱实丰满、即将怒放的嫩芽的低垂细枝，轮廓分明地映现出来。

从还积着残雪的密林里，传出来蜿蜒细流的低微的潺潺声。小鸟啭鸣着，而且不时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在万籁俱寂中可以听到由于泥土融解和青草生长而触动了去年落叶的沙沙声。

“想想看吧！人简直可以听见而且看见草在生长哩！”列文自言自语，看到了一片潮湿的、石板色的白杨树叶在嫩草的叶片旁边闪动。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着潮湿而布满青苔的地面，时而凝视着竖耳静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着伸展在他下面的斜坡上的茫茫无际的光秃树梢，时而仰望着布满了片片白云正昏暗下来的天空。一只老鹰悠然地搏动着双翼在远处的树林上面高高飞过；还有一只也用同样的动作向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小鸟越来越大声而忙碌地在丛林里啁啾啭鸣着。一只猫头鹰在不远的地方号叫，拉斯卡惊起，小心地往前跨了几步，就把头歪在一边，开始凝神静听着。溪流那边可以听见杜鹃在叫。它发出了两声平常的啼声，接着就粗厉地、急速地乱叫了一阵。

“想想看！已经有杜鹃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灌木后面走出来。

“是的，我听到了，”列文回答，不愿意用他自己听来都不愉快的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寂静，“快来了呢！”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隐身在灌木后面了，列文只看见火柴的闪光，接着是纸烟的红焰和青烟。

咔！咔！——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上枪机的声音。

“那是什么叫？”奥布隆斯基问，使列文注意听那好像一匹小马在嬉戏中尖声嘶叫那样拖长的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是公兔叫哩。但是不要再讲话了！听，飞来了！”列文几乎尖叫起来，扳上了枪机。

他们听到远处尖锐的鸟鸣，正好在猎人非常熟悉的时间，两秒钟以后——第二声，第三声，紧接着第三声可以听到粗嗄的叫声。

列文环顾左右，他看见在那里，正在他对面，衬托着暗蓝色的天空，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的柔嫩枝芽上面有一只飞鸟。它一直向他飞来；越来越近，像撕裂绷紧的布片一样的嗄声在他耳边响着；可以看见鸟的长喙和脖颈，正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布隆斯基站着的灌木后面，有红光一闪；鸟好像箭一般落下，随后又飞上去。又发出红色闪光和一发枪声，于是拍击着翅膀好像竭力想要留在空中一样，鸟停留了一刹那，就泼剌一声落在泥地上。

“难道我没有射中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他给烟遮住了，看不见前面。

“在这里呢！”列文说，指着拉斯卡，它正竖起一只耳朵，摇着它那翘得老高的毛茸茸的尾巴尖，慢吞吞地走回来，好像故意要延长这种快乐一样，而且仿佛在笑的样子，把死鸟衔给主人。“哦，你射中了，我真高兴哩。”列文说，同时因为自己没有把鹬射中，不免怀着妒羡的心情。

“右枪筒发出的那一枪打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装上枪弹。“嘘……又飞来了！”

真的，尖锐的鸟叫声接二连三地又听到了。两只鹬嬉戏着互相追逐，只是鸣啸着，并没有啼叫，一直向猎人们头上飞来。四发枪声鸣响着，鹬像燕子一样迅速地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就无影无踪了。

打猎的成绩甚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下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渐渐暗下来。灿烂的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白桦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低处闪耀着，而高悬在东方天空中的昏暗的猎户星已经闪烁着红色光芒。列文看见了头上大熊座的星星，旋又不见了。鹬已不再飞来了；但是列文决定再等一会，直等到他看见的白桦树枝下面那颗金星升到树枝头上面，大熊座的星星完全显露出来。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座和斗柄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却还在等待。

“该回家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现在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动。

“我们再待一会儿吧。”列文回答。

“随你。”

他们现在站着，相隔有十五步的光景。

“斯季瓦！”列文突如其来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小姨子结了婚没有，或者要在什么时候结婚？”

列文感觉得自己是这样沉着坚定，他以为什么回答都不可能使他情绪波动。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回答。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结婚，现在也不想；只是她病得很重，医生叫她到国外易地疗养去了。大家简直怕她活不长了哩。”

“什么！”列文大叫了一声，“病得很重？她怎么啦？她怎么？……”

当他们这么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仰望着天空，又责备般地回头望了望他们。

“他们倒拣了个好时间谈话哩。”它在想。“飞来了呀……的确飞来了呀。他们会错过时机呢。”拉斯卡想。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了尖锐的鸟叫声，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于是两人连忙抓起枪，两道火光一闪，两发枪声在同一瞬间发出。高高飞翔着的水鹬猝然合拢翅膀，落在丛林里，压弯了柔弱的嫩枝。

“妙极了！两人一齐！”列文喊叫了一声，他跟拉斯卡一道跑到丛林里去搜索水鹬。“啊，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他回忆着。“是的，基蒂病了……哦，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我难过得很！”他想。

“它找着了！它多伶俐！”他说，把温暖的鸟从拉斯卡的口里取下，装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里。“我找到了哩，斯季瓦！”他大叫了一声。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但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快意。他快意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快意的是她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起弗龙斯基的名字时，列文就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闻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色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那样开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你和里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讲妥了吗？”列文问。

“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忧郁地说。

“你怎么说是白白送掉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温厚的微笑说，知道这时在列文眼中看来什么都是不称心的。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

“啊，你们这些土财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戏谑地说。“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的，”他说，“这树林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家伙变卦哩。你知道这不是‘材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希望用这种区别来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薪木每俄亩地也到不了十三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地给了我二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我知道这种态度，”他想，“不但他如此，所有城里人都一样，他们十年中间到乡间来过两三次之后，学来两三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自以为完全懂了。‘材木每俄亩地达多少多少俄丈’。他说这些话其实自己一窍不通。”

“我并不想教你在办公室里书写公文，”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哩。不过你未免过分自信了，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林的一切门径。这是很困难的呀。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着说，还在想为他的朋友解闷，“‘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那得有天大的本领……’[96]”

“啊，里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林不数树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里去打猎，你的树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却只给你二百卢布，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奉送给他三万卢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诉苦似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和旁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了他们。我和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赢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二十个戈比买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点都不。”列文忧郁地说，正在这时他们到家了。

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包着铁条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里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紧腰带的账房。里亚比宁本人已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里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髭、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出来的无神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钉着一排钮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他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来，好像他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把手伸给他，“好极了。”

“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做没有看见他的手，把鹬拿了出来。“诸位打猎消遣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鸟呵，请问？”里亚比宁补充说，轻蔑地朝鹬瞧了一眼，“想必是一宗美味吧。”他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对于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怀疑似的。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阴郁地皱着眉头。“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好的，随便哪里都行。”里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的。

走进书房，里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鹬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决不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一样。

“哦，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请坐。”

“啊，不用担心钱。我特地来和您商量哩。”

“有什么事要商量呢？请坐吧。”

“好的。”里亚比宁说，坐了下来，以一种最不舒服的姿势把臂肘支在椅背上，“您一定得稍微让点价，公爵。这样子未免太叫人为难了。钱通通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少。至于钱决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外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脚步。

“实际上您没有花什么代价白得了这片树林，”他说，“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里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浮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很吝啬的，”他带着微笑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很大价钱哩。”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送给您？我不是在地上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啊唷！现在哪能偷呢？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老实实地在商量。这树林价钱太高，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让点价，哪怕是一点点。”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列文说，“我买这座树林。”

微笑立刻从里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兀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常礼服，露出衣襟没有塞进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钮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皮夹来。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他说，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里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他补充说，皱着眉，挥着皮夹。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的。”列文说。

“唉呀！”奥布隆斯基惊愕地说，“你知道我答应了呀。”

列文走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里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哩。哦，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里亚比宁。至于赢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现在请在地契上签字吧……”

一点钟之后，这商人仔细地掩上衣襟，扣上常礼服，契约放在口袋里，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驰回家去。

“喔，这些绅士！”他对管账说，“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哩！”

“对啦，”管账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车篷，“可是我要为这宗买卖向您道贺呢，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哦，哦……”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楼去，口袋被那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的期票塞得鼓鼓的。树林的买卖已经成交了，钱已到了他的口袋里，打猎成绩又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之至，因此他特别要想排遣列文心上的不快情绪。他希望在吃晚饭的时候让这一天像开始一样愉快地完结。

列文确实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极力想要对他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了他的情绪。基蒂没有结婚这个喜讯开始渐渐地使他情绪波动起来。

基蒂没有结婚，却生病了，并且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冷落了她的男子而病重的。这种侮辱仿佛落在他身上了。弗龙斯基冷落了她，而她又冷落了自己。因此弗龙斯基有权利轻视列文，所以他是他的敌人。但是列文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模糊地感觉这件事有什么东西侮辱了他，而现在他倒不是因为伤害了他的事情而恼怒，而是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吹毛求疵。出卖树林这桩愚蠢的买卖，那桩使奥布隆斯基受骗上当并且是在他家里成交的骗局，激怒了他。

“哦，完了吗？”他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说，“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我不会拒绝的。我到了乡下胃口不知有多好呢，真奇怪呀！你为什么不请里亚比宁吃东西？”

“啊，那个该死的家伙！”

“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呀！”奥布隆斯基说，“你连手都不跟他握。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不和仆人握手，而仆人比他还好一百倍呢。”

“你真是一位顽固分子呀！打破阶级界限是怎样讲的呢？”奥布隆斯基说。

“谁喜欢打破就请便吧，但这却使我作呕。”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呢。”

“真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是什么人。我就是康斯坦丁·列文，再不是别的什么了。”

“而且康斯坦丁·列文情绪很不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情绪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就为了，对不起——你那桩愚蠢的买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人无辜地受到嘲弄责骂一样。

“啊，算了吧！”他说，“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卖了一件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人说‘这值更多的钱’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却没有谁肯出钱……不，我知道你恨那个不幸的里亚比宁。”

“也许是那样。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叫我是顽固派，或旁的什么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实在使我懊恼，使我痛心，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情愿属于贵族阶级哩。而且他们家道败落下去并不是由于奢侈——那样倒算不了什么；过阔绰生活——这原是贵族阶级份内的事；只有贵族才懂得这些门径。现在我们周围的农民买了田地，这我倒也不难过。老爷们无所事事，而农民却劳动，把懒人排挤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为农民欢喜。但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难受。这里一个波兰投机家用半价买到了住在尼斯的一位贵夫人的一宗上好的田产。那里值十个卢布一亩的地，却以一个卢布租赁给一个商人。这里你又毫无道理地奉送三万卢布给那流氓。”

“哦，那么怎么办呢？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自然要数呀！你没有数，但是里亚比宁却数过了。里亚比宁的儿女会有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你的也许会没有！”

“哦，原谅我吧，可是那样去数未免太小气了呢。我们有我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且他们不能不赚钱。总之，事情做了，也就算了。端来了煎蛋，我最喜爱的食品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还会给我们那美味的草浸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旁坐下，开始和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笑起来，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过这样鲜美可口的午饭和晚饭了。

“哦，您至少还夸奖一句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但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无论你给他什么东西吃——即使是一块面包皮——他吃过就走开了。”

虽然列文极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阴郁而沉默的。他想要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问题，但是又下不了决心，而且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或机会来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下去到他自己房间里了，脱了衣服，又洗了洗脸，而且穿上皱边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徘徊着，谈着各种琐碎的事情，就是不敢问他要知道的事。

“这肥皂制造得多么精美呀！”他说，看着一块香皂并将它打开，那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放在那里预备客人用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并没有用。“你看；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东西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眼泪汪汪地，悠然自得地打了一个哈欠。“比方剧场和各种游艺……哎—哎—哎！”他打着哈欠。“到处是电灯……哎—哎—哎！”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哦，弗龙斯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突如其来地问，放下了肥皂。

“弗龙斯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停止打哈欠。“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到过莫斯科。你知道，科斯佳，我老实告诉你吧，”他继续说，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他那漂亮红润的脸，他那善良的、湿润的、昏昏欲睡的眼睛像星星一般在他脸上闪烁着，“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见了情敌就慌了。但是，像当时我对你说过的，我断不定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猛打猛冲一下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仅仅动了动下巴颏，打了个哈欠，并没有张开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过婚呢？”列文想，望着他。“是的，他脸上有些狡猾的、耍外交手腕的神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假使当时她那一方面有过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吸引力而已，”奥布隆斯基说，“他是一个十足的贵族，你知道，再加上他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些倒不是对她，而是对她的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着眉头。他遭到拒绝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刚受的新创伤一样。但他是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给了他支持。

“等一等，等一等，”他开始说，打断了奥布隆斯基，“你说他是一个贵族。但是请问弗龙斯基或者其他有贵族身份的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竟然会瞧不起我？你把弗龙斯基看作贵族，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凭着阴谋诡计白手起家，而他的母亲呢——天晓得她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样的人，倒看做是贵族呢，这些人的门第可以回溯到过去三四代祖先，都是有荣誉的，都有很高的教养（才能和智力，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像我父亲和祖父一样，从来没有谄媚过谁，从来也没有依赖过谁。而且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人。你以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而你却白白奉送了里亚比宁三万卢布；但是你征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等等事务，而我却不，所以我珍惜我祖先传下来的或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哩，而那些专靠世界上权贵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影射谁呢？我倒很同意你的意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诚恳而又温和地说，虽然他感觉到列文也把他归入了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那一类人中。列文的激动使他真的觉得很有趣。“你在影射谁呢？虽然你说的关于弗龙斯基的话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说那个。我老实告诉你，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后……”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在我说来都无所谓，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而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痛苦而屈辱的回忆罢了。”

“为什么？瞎说！”

“但是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什么唐突的地方。”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事，他又变得像早晨那样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季瓦？请你不要生气。”他说，微笑着，拉住他的手。

“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没有理由要生气呢。我很高兴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你知道，早上打猎照例是很有趣的。去不去呢？我今晚情愿不睡，我可以从猎场直接到车站去。”

“好极了！”

十八

虽然弗龙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热情里，但是他表面的生活仍然毫无变化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与联队生活和种种利害关系所构成的惯常轨道进行。联队的利益在弗龙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爱联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联队爱他。联队里的人不但爱弗龙斯基，而且也敬重他，以他为荣；引以为荣的是，这个人，既有钱，又有才学，还有导致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前程，而他竟把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却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联队和同僚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弗龙斯基理解同僚们对他抱着的这种看法，因此除了爱好这种生活之外，他还感觉得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

这是不消说的，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事件，就是在最放荡不羁的酒宴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醉到完全失掉自制力的程度）也从不曾泄漏他的秘密。他还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这种关系的轻率的同僚的口。但是，虽然这样，他的恋爱还是传遍了全城；大家多多少少都准确地猜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大多数青年人都很羡慕他，也无非是为了他的恋爱中那种最讨厌的因素——卡列宁的崇高地位，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特别耸人听闻等等。

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了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猜对了，都幸灾乐祸起来，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就把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准备好一把把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种快要发生的社交界的丑闻感到不快。

弗龙斯基的母亲，听到他的恋爱关系，起初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还有，那就是卡列宁夫人，那么使她中意而且讲过不少她自己儿子的情况的，竟然也和所有旁的美丽端庄妇人的行径一样——至少照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看来是那样。但是她最近听到她儿子拒绝了人家给他的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关系重大的位置，只是为了要留在联队里，可以常会见卡列宁夫人，而且她听到许多大人物因此都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看法。还有叫她心焦的是，从她听来的与这有关的一切情形看来，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社交界美丽的风流韵事，而是像她听说的那种可能使他做出愚蠢维特[97]式、不顾一切的热情。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因此她派她的长子去叫他来看她。

这位长兄也不满意他的弟弟。他没有分析弟弟是怎样一种恋爱，伟大或是渺小，热情或是非热情，轻佻或是严肃的（他自己也姘上了一个舞女，虽然他已有子女，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倒是很宽大的）；但是他知道这恋爱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职和社交以外，弗龙斯基还有一个嗜好——骑马。他是爱马如命的。

今年规定要举行士官障碍赛马。弗龙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牝马，虽然他沉醉在恋爱中，但是他依然热烈地、虽说是有节制地向往着即将举行的赛马……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地，他需要超出他的恋爱以外的事务和消遣，这样他可以摆脱那使他过分激荡的情绪而得到镇静和休息。

十九

在克拉斯诺村赛马那一天，弗龙斯基比平常更早来到联队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是四个半普特，正合规定的重量；但是他还得不发胖才好，因此他避免吃淀粉类和甜食。他坐下来，解开上衣钮扣，露出白背心，把两肘支在桌子上，一面等着他点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摊开在自己碟子上的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和进进出出的士官们谈话；他在沉思。

他想着安娜答应在今天赛马后来看他。但是他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因为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她会面，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探听。他和她最近一次会见是在他的堂姐贝特西的别墅[98]。他不轻易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他开始考虑怎样去法。

“我当然说是贝特西派我来问她去不去看赛马的。我当然要去。”他暗自决定了，抬起头来不看书。当他在心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着看到她时的那种快乐情景，他眉开眼笑起来。

“派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套好。”他对那个把一银碟热气腾腾的牛排端给他的仆人说，然后把碟子拉到面前，开始吃起来。

从隔壁台球房里传来了击球和谈笑的声音。两位士官在门口出现：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从贵胄军官学校加入联队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士官，腕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弗龙斯基瞟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就斜着眼看书，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边读边吃起来。

“怎样？加了油好去工作吗？”胖士官说，在他旁边坐下。

“对啦。”弗龙斯基回答，皱着眉头，揩揩嘴，不望着那士官。

“那么你不怕发胖吗？”对方说，替那年轻士官拖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弗龙斯基生气地说，显出厌恶的脸色，露出整齐的牙齿来。

“你不怕发胖吗？”

“来人，雪利酒！”弗龙斯基说，没有回答，把书移到另一边，他继续读着。

那胖士官拿起一张酒单，转向年轻士官。

“我们喝什么酒，你挑吧。”他说，把酒单递给他，向他望着。

“我看就莱茵葡萄酒吧。”年轻士官说，胆怯地斜眼看了弗龙斯基一眼，极力去扯他那几乎看不见的胡髭。看见弗龙斯基没有回转身来，青年士官就站了起来。

“我们到台球房去吧。”他说。

胖士官顺从地立起身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时，魁梧奇伟的亚什温大尉走进房里，带着一种傲慢轻蔑的态度，头一昂对两位士官点了点头，就走到弗龙斯基身旁去。

“噢！他在这里！”他叫起来，用大手重重地拍拍他的肩章。弗龙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他的脸上立刻闪烁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神情。

“你真聪明，阿廖沙，”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你现在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啊，我并不想吃。”

“真是形影不离的两搭档。”亚什温补充说，讥讽地瞥视着这时正在离开房间的两位士官。他弯着紧紧地裹在马裤里的长腿，在椅子上坐下来，那椅子对他说是太矮了，以致他的两膝弯成了锐角形。“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克拉斯宁剧场？努梅罗娃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耽搁得太久了。”弗龙斯基说。

“噢！”亚什温回答。

亚什温，一个赌徒和浪子，一个不单不讲道德，而且品行不端的人，这个亚什温是弗龙斯基在联队里最好的朋友。弗龙斯基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体力过人，而他体力主要是以纵情狂饮，彻夜不睡而毫无倦意来显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力，那种意志力表现在他对同僚和长官的关系上，他博得了他们的畏惧和尊敬，同时也表现在赌博上，他赌上万的输赢，不管他喝得多醉，他总是那样熟练和果断，以至他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第一流的赌客。弗龙斯基尊敬而又喜欢亚什温，特别是因为他觉得亚什温喜欢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姓氏和财富，而是为了他本人。在所有人当中，弗龙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个人谈自己的恋爱问题。他感觉到虽然亚什温看起来轻视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够理解那充溢他整个生命的强烈热情的人。此外，他相信亚什温的确不喜欢流言蜚语，而且真正理解他的感情，那就是说，知道而且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知道，而且对这恋爱有正确的理解，他很高兴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哦，是的！”他听到弗龙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时如此回答；他的黑眼睛闪耀着，他捋着左边的胡髭，依照他的坏习惯，开始把它塞进嘴里。

“哦，你昨天干了什么？赢了吗？”弗龙斯基问。

“八千。但是三千不能算数；他不见得会给呢。”

“啊，那么你在我身上输掉也不要紧了。”弗龙斯基笑着说。（亚什温在这次赛马中在弗龙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性。”

于是谈话转到今天赛马的预测上，弗龙斯基此刻只能想到这件事情。

“走吧，我已经吃完了。”弗龙斯基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亚什温也站了起来，伸直了他的长腿和长背。

“我吃饭还嫌太早，但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酒！”他大声叫，那声音在喊口令时叫得顶响，现在使玻璃窗都震动了。“不要了，”他立刻又叫了一声，“你要回家，我和你一道去。”

于是他和弗龙斯基一同走了出去。

二十

弗龙斯基寄宿在一所宽敞清洁、用板壁隔成两间的芬兰式小屋。彼得里茨基在野营里也和他一道住。当弗龙斯基和亚什温走进小屋时，彼得里茨基已经睡着了。

“起来，你睡够了。”亚什温说，走到板壁那边去，在那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着的彼得里茨基的肩膊上推了一下。

彼得里茨基突然爬起来跪着，四下张望。

“你哥哥来过这里，”他对弗龙斯基说，“他叫醒了我，那该死的家伙，并且说他还要来。”于是拉上毛毯，又扑到枕头上。“啊，别闹了，亚什温！”他说，对正在拉开他毛毯的亚什温生气了。“别闹了！”他翻转身来张开眼睛。“你倒告诉我喝点什么好呢，我嘴里的味道真难受！……”

“伏特加最好了。”亚什温低声说。“捷列先科，给你主人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叫了一声，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嗓子。

“你觉得伏特加顶好吗？呃？”彼得里茨基问，做着怪脸，揉了揉眼睛。“你要喝点吗？那么好，我们一道喝吧！弗龙斯基，喝一杯吧？”彼得里茨基说，起了床，用虎皮毯子裹着身体。

他走到板壁门口去，举起双手，用法语哼着：“‘昔有屠勒国之王[99]。’弗龙斯基，你要喝一杯吗？”

“走开吧！”弗龙斯基说，把仆人拿给他的常礼服穿上。

“你到哪里去呢？”亚什温说。“啊，你的三马篷车来了？”他看见马车驶近了时补充说。

“到马厩去，而且为了马的事情我还得去看看布良斯基。”弗龙斯基说。

弗龙斯基的确约了去看望住在离彼得戈夫约莫十里光景的布良斯基，要把买马的钱还给他；因此他也希望赶得及去那里一趟。但是他的同僚们立刻明白他并不只是到那里去。

彼得里茨基口里还在哼着，使了个眼色，努着嘴，好像在说：“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布良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当心不要迟到！”亚什温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就改变了话题：“我的栗毛马怎样？还行吗？”他问，望着窗外三匹马当中的一匹，那是他卖给弗龙斯基的。

“等一等！”彼得里茨基向已经走出去的弗龙斯基叫着，“你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字条给你。等一等，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

弗龙斯基停下脚步。

“哦，它们放在哪里呢？”

“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这倒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郑重其事地说，把食指从鼻端往上移。

“快告诉我，这简直是胡闹呢！”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上壁炉。一定是在这里什么地方。”

“花样玩得够了！信到底在哪里呢？”

“不，我真的忘了。难道是做梦吗？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何必生气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样每人喝了四大瓶酒，你也会忘了你睡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我来想一想！”

彼得里茨基走到板壁那边去，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我是这样躺着的，而他是这样站着的。对啦—对啦—对啦……在这里呢！”彼得里茨基从卧褥下掏出一封信，他把信藏在那下面。

弗龙斯基拿了那信和他哥哥的字条。这正是他意料到的信——他母亲写来的，责备他没有去看她，而他哥哥留下的字条说一定要和他谈一谈。弗龙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呢！”弗龙斯基想，于是折起信笺，把信从常礼服钮扣之间塞进去，这样他可以在路上仔细看一遍。在小屋门口，他碰见了两个士官，一个是他联队里的，一个是属于另一联队的。

弗龙斯基的住所经常是所有士官聚会的场所。

“你到哪里去？”

“我得到彼得戈夫。”

“你的马已经从皇村来了吗？”

“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据说马霍京的‘斗士’[100]瘸了。”

“瞎说！可是在这样的泥地里你怎么赛马呢？”另一个问。

“我的救星来了！”彼得里茨基看见进来了人这样地叫着。勤务兵端了一个盛着伏特加和盐渍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亚什温叫我喝点酒，好提提精神呢。”

“哦，你昨天真把我们害惨了，”进来的两人中的一个说，“你害得我们整整一夜没睡。”

“啊，我们不是收场很妙吗！”彼得里茨基说，“沃尔科夫爬上屋顶，告诉我们他是多么伤心！我说：‘我们听听音乐，听听葬礼进行曲吧！’他听着葬礼进行曲就在屋顶上睡着了。”

“喝吧，你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后来点矿泉水，多来些柠檬，”亚什温说，在彼得里茨基旁边监视着，就像一位哄小孩吃药的母亲一样，“然后再来少许香槟酒——那么一小瓶。”

“哦，这倒有道理。等一等，弗龙斯基，我们大家一道喝吧。”

“不；各位，再会。我今天不喝。”

“哦，你怕增加体重吗？好的，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矿泉水和柠檬。”

“弗龙斯基！”他已经走出门时有人喊道。

“什么？”

“你最好把头发剪了，要不然太重了，特别是秃顶上。”

弗龙斯基的确过早地开始有了秃顶的痕迹。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然后把帽子拉得遮住秃顶，走出去，上了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一遍，但是他又改变主意，决定不读了，为的是在看牝马之前不要分散了注意力。“以后再说吧！”

二十一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搭的棚子，建在跑马场附近，他的牝马昨天就应该牵到那里去了。他还没有去看过它。在最近几天内，他自己没有骑着它练习，却把它委托给驯马师了，因此现在他简直不知道他的牝马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如何。他还没有下马车，他的马夫，所谓“马僮”，老远就认出他的马车，把驯马师叫出来。一个干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统靴和短衣，刮净了脸，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胡须，迈着骑手那种不灵活的步伐，张着臂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哦，佛洛佛洛[101]怎样了？”弗龙斯基用英语问。

“很好，先生。”[102]英国人的声音从咽喉深处发出来回答说。“还是不进去的好，”他补充说，举起帽子，“我给它套上了笼头，那马不安静得很哩。还是不进去的好，那会使它激动起来。”

“不，我要进去。我要看一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着眉，还是没有张开嘴说，于是摆动着胳臂肘，他迈着拖沓的步伐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厩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穿着干净短上衣，又年轻又漂亮的值班马僮，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他们，跟着他们走去。马厩里有五匹马站在各自的厩室里，弗龙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的马“斗士”，一匹高大的栗色马，也牵到了那里，一定在那群马中。弗龙斯基想看看他没有见过的“斗士”的心情比要看他自己的牝马还要急切；但是他知道依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非但不允许看，就是探问一下都有失体统。正在他走过走廊的时候，马僮把通左边第二厩室的门打开，于是弗龙斯基瞥见了一匹长着雪白蹄子的高大的栗色马。他知道这就是“斗士”，但是抱着避而不见别人拆开的信那样的心情，他扭过头去，走近了佛洛佛洛的马厩。

“这儿这匹马是属于马克……马克……我总念不出那名字。”英国人回过头来说，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指着“斗士”的马厩。

“马霍京的？是的，那是我最厉害的对手呢。”弗龙斯基说。

“要是你骑那匹马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在你身上下赌注。”

“佛洛佛洛神经质一点，那匹马要强壮一些。”弗龙斯基说，因为自己的骑术受了赞美而微笑着。

“在障碍赛马中，一切全靠骑术和勇气。”英国人说。

说到勇气——那就是，精力和胆量的意思——弗龙斯基不但觉得他已经够多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有勇气。

“您的确觉得我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啊，不需要。”英国人回答。“请别大声说话。那匹马很激动哩。”他补充说，向对面那间关上门的马厩点了点头，从那马房里传出马蹄践踏稻草的声音。

他打开门，弗龙斯基走进由一扇小小的窗里透进微弱的光线的马厩。在马厩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马，它套上了笼头，用蹄子翻腾着新鲜稻草。在厩室的昏暗光线中环顾着周围，弗龙斯基不由自主地又仔细端详了一遍爱马的全部体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它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向前突出，但却是狭窄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明显地往里弯，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不怎样丰满；但是这匹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个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缘故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部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去，不过手指那么粗细，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整个身体，除了肋骨，看上去好像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一切缺点的最大优点。那优点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种奏效的血统。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下，筋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地隆起来，像骨头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明亮、喜气洋洋的眼睛的瘦削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的张开的通红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身躯，特别是它的头部，有一种富有精力同时很柔和的神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口腔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

至少，在弗龙斯基看来，好像他望着它那一瞬间所体会到的心情，它全都懂得。

弗龙斯基刚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且，斜着它那凸起的眼睛，以致眼白都露出血丝来，它从对面惊视着走近的人，摇摆着笼头，富于弹性地轮流用四只蹄子蹴踢着地面。

“您看，它多么激动呀。”英国人说。

“啊，亲爱的！啊！”弗龙斯基说，走到牝马面前抚慰它。

但是他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兴奋了。仅仅在他站到它头旁的时候，它这才突然静下来，而筋肉在它那柔软、优美的毛皮下面颤动。弗龙斯基轻轻地拍了拍它结实的脖颈，理好它那隆起的颈背上垂到一边的鬣毛，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好像蝙蝠的羽翼一样的张大的鼻孔。它从紧张的鼻孔里大声吸进一口气，又喷出来，战栗了一下，竖起尖尖的耳朵，向弗龙斯基伸出它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记起套着笼头，它又抖动起来，又开始不安定地轮流用它那纤细的腿践踏着。

“安静些，亲爱的，安静些！”他说，又轻轻抚摸了一下马的臀部，愉快地觉察到他的牝马是处在最良好的状态中，他走出了马厩。

牝马的兴奋感染了弗龙斯基。他觉得热血往心头直涌，感到自己也像牝马一样，渴望活动、咬人；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哦，那么我托付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赛马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到什么地方去，阁下？”他问，突然用了他差不多从来不曾用过的阁下[103]这样的称呼。

弗龙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很知趣地不望英国人的眼睛，只望着他的前额，惊异他问得这么大胆。但是觉察到英国人这样问时并没有把他看成主人而只当他骑手，于是他回答道：

“我得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回家。”

“今天人家这样问了我多少回呀！”他暗自说，涨红了脸，他是不轻易红脸的。英国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弗龙斯基要到什么地方去似的，补充说：

“最要紧的是在赛马之前保持镇静，”他说，“不要动怒，不要为什么烦恼。”

“很好。”弗龙斯基笑着回答，于是跨进马车，他吩咐马车夫驱车到彼得戈夫去。

他还没有走多远，从早上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的乌云密布了，一阵倾盆大雨降下来。

“多糟糕呀！”弗龙斯基想，张起车篷，“路本来就很泥滑，现在简直变成沼泽了。”独自坐在遮上车篷的篷车里，他取出他母亲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条来，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每个人，他母亲也好，他哥哥也好，都觉得应当来干涉他的私事。这种干涉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愤恨的心情——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到的心情。“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关心我的义务呢？为什么他们要对我找麻烦？就是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一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他们就不会干涉了。他们感到这有点不同，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而且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使他们恼怒了。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或是将要如何演变，我们自作自受，毫无怨尤。”他说，以我们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不，他们非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丝毫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这种恋爱，我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他沉思。

就因为他们横加干涉，他对他们每一个人生气，正因为他内心感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到把他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恋爱并不是那种一时的冲动，就像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那样，在双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记忆以外，不留下一点痕迹。他感到自己和她的处境是痛苦的，感到以他们在社交界人们心目中的显著地位，要隐瞒他们的恋爱，要说谎和欺骗是困难的；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热情，强烈到使他们两人除了恋爱忘怀了一切的时候，还要说谎、欺骗、装假和不断地顾及别人，那实在是困难的。

他十分真切地回想起他不得不违反本性而几次三番地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形。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在她脸上看出她由于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感到羞耻的神情。而且他体验到自从他和安娜秘密结合以来，有时会浮上他心头的那种奇怪的心情。这是对什么东西抱着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还是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整个社交界呢，他不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心情排遣开。现在，他抖擞起精神，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很自负和平静；而现在她却不能够平静和保持尊严了，虽然她不露声色。是的，这事一定得了结。”他下了决心。

于是他的脑际第一次明确地起了这样的念头：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结，而且越快越好。

“抛弃一切，她和我，带着我们的爱情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说。

二十二

大雨没有下多久，当弗龙斯基驶近目的地，驱赶着辕马全速飞跑，松开缰绳让两侧拉边套的马在泥泞的地面上奔驰过去时，太阳又露出来，别墅的屋顶和大街两旁庭院里的古老菩提树水淋淋的闪耀着光辉，水珠轻快地从树枝上滴下，水从屋顶上滔滔地流下来。他不再想这场骤雨会怎样毁坏了赛马场，现在只觉得高兴——多亏这场雨——他准会赶上她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从彼得堡来到这里。

弗龙斯基希望看到她一个人在家，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像往常一样还没有过桥就下了车，徒步向那幢房子走去。他没有走上大门的台阶，却走进院子里。

“你们主人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呢。请您走前门；那里有仆人，他们会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由花园里穿过去。”

证实了只有她一个人，想出其不意地使她吃一惊，因为他并没有约定今天来，而她也决不会料想到他在赛马之前还会来，他握住佩刀，小心地踏着两旁栽着花草的沙石小径朝面向花园的凉台走去。弗龙斯基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自己处境的艰难。他一心想着他马上就要看见她，不是在想象里，而是整个活生生的，如她实际上那样。当他已经走进去，为了不要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踏上凉台的不陡的台阶时，他突然想起了他常常忘记的东西，形成了他和她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的东西，那就是，她那露出一双询问般的——在他看来好像是含有敌意的——眼神的儿子。

这小孩比什么人都频繁地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障碍。当他在旁边的时候，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不但都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也不讲一句小孩听不懂的暗示性的话。他们并没有商量好这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们欺骗了小孩，自己一定会觉得可耻的。他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着。但是虽然这样小心，弗龙斯基还是常常看到这小孩凝视着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这小孩对他的态度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时而很亲密，时而却冷淡而隔阂。似乎这小孩感觉到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关系，那关系的意义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实际上这小孩自己也感觉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极力想要弄明白他对于这个人应当抱着怎样的感情，但他却弄不明白。由于小孩对于感情的流露非常敏感，他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不但都不欢喜弗龙斯基，而且用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而他的母亲却把他看做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什么人呀？我该怎样去爱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错；我不是笨，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小孩这样想着。因此他露出试探的、询问的、有时多少含着一些敌意的表情和使得弗龙斯基那么着恼的羞怯而游移不定的神态。但凡小孩在场的时候，总在弗龙斯基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无缘无故的厌恶心情，那是他最近常常体验到的。这小孩在场的时候，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心里都唤起这样一种心情，好比一个航海家根据罗盘看出他急速航行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但要停止航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随时随刻都在载着他偏离得越来越远了，而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要灭亡了。

这小孩，抱着他对人生的天真见解，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向他们指示出，他们偏离他们所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有多么远了。

这回谢廖沙不在家，只有她一个人在，她正坐在凉台上，等待她出去散步遇雨的儿子回来。她差了一个男仆和一个使女去寻找他。穿着镶着宽幅绣花的白色连衣裙，她坐在凉台角落上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她把前额紧贴着摆在栏杆上的冰冷的喷水壶，用她那双戴着他那么熟悉的戒指的纤手捧住那把壶。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弗龙斯基倾倒。他站住了，狂喜地望着她。但是，他刚要向她再走近一步，她就感到他到来了，于是推开水壶，把她那泛着红晕的脸转向他。

“怎么回事？你病了吗？”他走向她，用法语对她说。他本想跑到她面前去，但是想到也许附近有人，他就回头向凉台的门望了一望，微微涨红了脸，就像他在感觉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小心提防的时候，常常红脸那样。

“不，我很好哩，”她说，立起身来，紧紧地握着他伸出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啊唷！多么冰凉的手呀！”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沙。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边进来。”

但是，虽然她努力镇静，她的嘴唇却在颤抖着。

“请你原谅我来你这里，但是我一天不看见你都过不下去。”他继续说，照例是用法语，为的是要避免俄语的“您”和“你”这两个字眼，前者听起来未免太冷淡难堪，后者却又亲密到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原谅？我多么高兴呀！”

“可是你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心中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下她的手，弯腰向着她。“你在想什么呢？”

“老是想那件事情呢。”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真话。无论什么时刻有人问她在想什么，她准都会这样回答的：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不幸。正当他到来的时候她就在这样想着：她奇怪为什么在别人，比方在贝特西（她知道她和图什克维奇的秘密关系），这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在她却这样痛苦。今天这个念头不知什么原因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了她的问题，看见她很激动，就极力给她解闷，开始用最平常的语调把赛马的准备详细地告诉她。

“告诉他呢，还是不告诉他？”她想，望着他那镇静的、亲切的眼睛。“他是这样快乐，这样全神贯注在赛马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很好地了解这件事，他不会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当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打断了自己的话说，“请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微微低着头，她皱着眉头询问般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耀着。她的手一面摩弄着她摘下的一片树叶，一面在发抖。他看到了这个，他的脸表露出曾经博得过她那样的欢心的那种完全的顺从，那种奴隶般的忠心的神色。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我知道你有什么忧愁，而我却没有为你分担的时候，我还能够安心吗？告诉我吧，看在上帝面上！”他恳求地重复说。

“是的，假使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我是不能够原谅他的。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为什么要考验他呢？”她想，还是那样盯视着他，而且感觉得那只拿着树叶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看在上帝面上吧！”他拉着她的手重复说。

“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要，要，要呀……”

“我怀孕了。”她低声慢慢地说。

她手里的树叶抖动得更加厉害了，但是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注视着他将怎样接受这个消息。他脸色变白了，想说句什么话，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她的手，他的头垂下去。“是的，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她想，于是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但是她以为他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像她，一个女人，所了解的那样，这就错了。听了这个，他感觉得他对于不知什么人所怀的那种异样的厌恶心情以十倍的强度袭上他的心头；但是同时他感觉得他所渴望的转变关头现在来到了，感觉得再要瞒住她的丈夫已经不可能，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不自然的状态了结不可了。但是，除此以外，她肉体上的激动也感染了他。他用顺从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立起身来，于是，默默无言地在凉台上来回走着。

“是的，”他说，毅然决然地走到她面前，“你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做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了结，”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了结我们所过的这种弄虚作假的生活。”

“了结？怎样了结法，阿列克谢？”她低低地说。

她现在镇静些了，她的脸上闪烁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完完全全地。”

“但是怎样做法，阿列克谢，告诉我怎样做法？”她用嘲笑自己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的忧愁的口吻说，“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呢？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什么处境都有办法摆脱的。我们得打定主意，”他说，“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这种处境好。自然，我看出你为了一切多么苦恼——为了社会和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

“啊，就是没有为我的丈夫，”她露出平静的微笑说，“我不了解他，我不想他。他在我看并不存在。”

“你说的不是真话。我了解你。你为了他也苦恼着。”

“啊，他连知都不知道呢。”她说，突然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的两颊、她的前额、她的脖颈都红了，羞愧的眼泪盈溢在她的眼里。“可是我们不要谈他了吧。”

二十三

弗龙斯基曾经好几次，虽然没有像这次这样坚决，极力想使她考虑她自己的处境，而每次他都遭到了她现在用来答复他的请求的那种同样肤浅而轻率的判断。好像这里面有什么她不能或者不愿意正视的东西，好像她一开始说到这里，她，真正的安娜，就隐退到内心深处，而另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女人，一个他所不爱、他所惧怕、处处和他作对的女人就露出来了。但是他今天下了决心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知不知道，”弗龙斯基用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决的语调说，“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够……你不能够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你说，怎么办好呢？”她还是带着轻松的讥讽口吻问。她原来那么惧怕他把她的怀孕看得太随便，现在却唯恐他由此断定非采取某种步骤不可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离开他就是。”

“很好，假定我这样做，”她说，“你知道那结果会怎样？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于是一道邪恶的光芒在她那一分钟前还是那么柔和的眼睛里闪烁，“‘呃，你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有罪的关系吗？（摹拟着她的丈夫，她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特别强调有罪的这个字眼。）我曾警告过你，这在宗教、公民和家庭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名声和……和我的儿子，’”她原来想这样说的，但是她却不能拿她儿子开玩笑，“‘玷污我的名声’和诸如此类一套话，”她补充说，“总而言之，他会打官腔，用清楚明确的话说他不能让我走，他要采取一切所能及的手段来防止丑闻四播。他会冷静认真地照他的话去做。事情准会弄到这种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她补充说，一面说一面细想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她历数着可能在他身上找得出来的一切缺点，并不因为她自己对他犯了可怕的罪而稍微原谅他一点。

“可是，安娜，”弗龙斯基极力想要安慰她，用柔和劝导的声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非得把一切都告诉他不可，然后再针对他采取的措施采取对策。”

“那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知道你很痛苦啊。”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妇吗？”她愤怒地说。

“安娜。”他说，温柔中含着谴责。

“是的。”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了……”

她原来又想说“把我的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她说不出口来。

弗龙斯基不能了解以她那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她怎么能忍受这种虚假的状态而不想摆脱。但是他没有猜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字眼，这个她不便说出口的字眼。她一想到她的儿子，以及他将来会对这位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抱着什么态度的时候，为了自己做出的事她感到万分恐怖，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像一个妇道人家一样，极力以虚伪的判断和言辞来安慰自己，好使一切维持原状，使她也能忘记她儿子会落到怎样的结局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恳切而又柔和的声调说，“永远也不要再对我说这话了吧！”

“可是，安娜……”

“永远不要说了吧。由我去吧。我处境的全部卑劣，全部恐怖情况，我都知道；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由我去吧，照我所说的做吧。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个了。你答应我吧？……答应，答应呀……”

“我什么都答应，可是我安不下心，特别是听了你刚才说的话以后。你不安心的时候，我是怎样也安不下心呀……”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候苦恼；但是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个，那就会过去的。当你提这个时，只有这时才使我苦恼……”

“我真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以你的诚实性格说谎有多么困难，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是为了我毁了一生。”

“我也在这样想哩，”他说，“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若是不幸，我就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不幸？”她说，更挨近他了，露出热情洋溢、含情脉脉的微笑望着他。“我好像一个得到了食物的饿汉一样。他也许很冷，穿得很破烂，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吗？不，这才是我的幸福哩……”

她听见她儿子走近的声音，于是迅速地向凉台周围瞥了一瞥，她突然立起身来。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迅速的动作举起她那双戴着戒指的纤手，捧着他的头，看了他的面孔许久，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他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她正待走开，但是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低低地说，神魂颠倒地望着她。

“今晚一点钟。”她低声说，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她那轻快的、敏捷的步伐走出去迎接她的儿子。

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了雨，他和保姆一道在凉亭里避雨。

“那么，再见，”她对弗龙斯基说，“我马上就该去看赛马了。贝特西约好了来邀我一道去的。”

弗龙斯基看了看表，就匆匆地走了。

二十四

当弗龙斯基在卡列宁家的凉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这样激动，这样心神不定，以致他看了表面上的指针，却没有能够看清时间。他走上大道，小心地踏着泥泞，一直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是这样完全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情里，他连想都没想到这时候几点以及他还有没有时间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他像惯常那样只保持住了表面上的记忆力，指示他第一步做了以后第二步该怎样做而已。他走到他的马车夫面前，马车夫正在一株葱郁的菩提树的倾斜阴影下面坐在车台上打瞌睡；他叹赏那在冒汗的马身上盘旋着的成群的蚊蚋，唤醒马车夫，他跨进马车，命他驱车到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将近七里路，他才定下神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规定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其次是士官两里比赛，其次是四里比赛，再其次就是他参加的比赛。他还来得及赶上他的那场比赛，但是假如他到布良斯基那里去的话，他就刚赶得上，而他到的时候全宫廷的人一定都已经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他答应了布良斯基去的，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叫马车夫不要顾惜马。

他到了布良斯基家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急急地乘车返回来。这急速行驶倒使他安静了。他和安娜的关系中一切使人痛苦的东西，他们谈话所遗留下的渺茫的感觉，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现在带着欢喜和兴奋的心情想着赛马，想着他总算来得及赶上，而今宵欢会的期望不时地像一道火光一样在他的想象里闪过。

当他超过从别墅或彼得堡驶来的马车，越来越接近赛马场的环境时，近在眼前的赛马的兴奋就越加支配着他了。

他的宿舍里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到赛马场去了，他的仆人在门口等候着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好几位先生来找过他，马僮从马厩跑来过两次。

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从来没有慌张过，从来不曾失去过自制力），弗龙斯基吩咐驱车上马厩去。从马厩那里，他可以看见赛马场周围像海洋似的马车，行人和士兵们，和挤满人群的亭子。看来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当他走进马厩的时候他听到了钟声。走向马厩，他碰见了马霍京那匹白脚的栗色马“斗士”，正披着蓝边橙黄色马被，竖起镶着蓝色边饰的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僮。

“在马厩里备马鞍。”

在打开了门的单间马棚里站着已备好马鞍的佛洛佛洛。他们正预备牵出它来。

“我不太迟吗？”

“很好！”英国人说，“不要心慌！”

弗龙斯基又瞥了一眼那浑身颤动的牝马的优美可爱的形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它，走出了马厩。他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趁最有利的时机向亭子走去。两里比赛刚要结束，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跑在前面的一个禁卫骑兵士官和在后面追赶的一个轻骑兵士官，两人都使出最后的气力向终点冲去。所有的人都一齐从赛马场的中央和外面涌向终点，禁卫骑兵队的一群兵士和士官对于他们的长官和同僚即将取得的胜利，大声高呼表示喜悦。弗龙斯基悄悄地钻进人群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鸣钟宣告赛跑终结的时候，这时捷足先登的溅得满身是泥的高个子禁卫骑兵士官正俯伏在马鞍上，放松了他那匹因为出汗显得黧黑的气喘喘的灰色马的缰绳。

牝马用力站定脚，减缓它那庞大躯体的迅速前进的运动，骑兵士官恍如从酣睡中醒来一样向周围打量了一番，勉强笑了一笑。一群朋友和旁观者簇拥着他。

弗龙斯基有意避开那沉着冷静、自由自在地在亭子前面走动和谈话的上流社会那一群人。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他故意不走近她们，怕的是乱了心。但是他不断地遇到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几场比赛的详情，而且问他为什么这样迟才到。

当骑士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一方向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个佩着金边肩章的上校走到他面前，他身材不高，虽然生得和阿列克谢一样强壮，但却比他更漂亮，更红润，他有着一个红鼻子，和一副坦率的醉醺醺的面孔。

“你接到我的字条没有？”他说，“怎样也找不着你哩。”

亚历山大·弗龙斯基，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尤其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宫廷圈子里的人。

现在，当他和弟弟谈论一件一定会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许多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装出笑脸，好像他是为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说笑话一样。

“我接到了，我真不明白你担忧什么。”阿列克谢说。

“我担忧的是因为我刚才听到别人说你不在这里，并且说星期一有人看见你在彼得戈夫。”

“有的事情是和外人不相干的，而你那么担心的那件事……”

“是的，假如那样的话，你就可以脱离军职……”

“我请求你不要管别人的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皱眉蹙额的脸变得苍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颚发抖，他是从来不轻易这样的。他是一个富于温情的人，不轻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生了气，而且他的下颚发抖的时候，那么，亚历山大·弗龙斯基知道，他就变成危险的人了。亚历山大·弗龙斯基愉快地微笑着。

“我只想把母亲的信带给你。回她封信吧，赛马之前不要心烦吧。祝你好运！”他微笑着补充说，就从他身旁走开。

但是接着又一声亲切的招呼使弗龙斯基停步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得了吗？你好呀，亲爱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在彼得堡所有的显要人物中显得像在莫斯科一样地出众，他的脸泛着玫瑰色，他的颊髭润泽而又光滑。“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兴看到你胜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明天请到食堂来。”弗龙斯基说，抓住他外衣的袖子，道了声歉，就拔腿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比赛的马正给牵到那里来。

参加过比赛的马，汗淋淋的，精疲力尽，被马僮牵回马厩去，而预备参加下一场赛跑的新马就一个一个地出现，大部分都是英国种的，精神抖擞，戴着头罩，肚带勒得紧紧的，像奇异的巨鸟一样。牵到右边的是佛洛佛洛，纤弱而俊俏，举起它那富于弹性的、长长的脚胫，好像上了弹簧一样地蹬踏着。离它不远，他们正在把马被从两耳下垂的“斗士”身上取下来。这雄马的健壮美丽而又十分匀称的身材，它那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的异常短的脚胫，不由地引起了弗龙斯基的注意。他正待向他的牝马那里走去，但是又被一个熟人拦住。

“啊，卡列宁在那里！”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寻找他的妻子，她在亭子当中哩。你没有看见她吗？”

“没有。”弗龙斯基回答，连望都没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那亭子，他就走到他的牝马那里去。

弗龙斯基还未来得及检查马鞍，关于这个他原应有所指示的，骑士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抽签决定他们的番号和出发点。十七个士官，显得庄重而严肃，大多数脸色都变了，齐集在亭子里，抽签来决定番号。弗龙斯基抽了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叫喊：“上马！”

感觉到和其他骑士们一道成了众目所视的焦点，弗龙斯基带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他的马跟前去，在那种心情中他总是举动从容而又沉着的。科尔德为了赛马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扣上钮扣的黑礼服，撑住两颊的浆硬领子，黑圆帽和长统靴。他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又庄严，站在马前面，亲手牵住佛洛佛洛的两根缰绳。佛洛佛洛还是像害着热病一样颤抖着。它的眼睛，充满了怒火，斜睨着走近前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把手指伸进它的腹带下面去。牝马更加斜视着他，露出牙齿，竖起耳朵来。英国人噘起嘴唇，无论什么人检查他备的马鞍他都要露出一丝微笑。

“您骑上去，它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弗龙斯基向他的对手们最后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赛跑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其中两个已经骑上马向出发点驰去。加利钦，弗龙斯基的友人而又是他可畏的对手之一，在一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栗毛牝马周围绕圈子。一位穿着紧身马裤的小个子轻骑兵士官纵马驰去，摹拟英国的骑士，像猫一样弯腰伏在马鞍上。库佐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地骑在他那匹由格拉波夫斯基养马场运来的纯种牝马上，一个英国马夫拉着马缰绳。弗龙斯基和他所有的僚友都了解库佐夫列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虚荣心的特性。他们知道他惧怕一切，惧怕骑上战马；但是现在，正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会折断脖颈，而每个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个医生，一部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护士，所以他打定了主意来参加赛马。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弗龙斯基亲切而带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只有一个人他却没有看见，那就是他的劲敌，骑在“斗士”上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弗龙斯基说，“记住一件事：在临近障碍物的时候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它；让它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好的。”弗龙斯基说，接过缰绳。

“要是你能够的话，就跑在前头；但是即使你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一直到最后一分钟。”

牝马还没有来得及动一动，弗龙斯基就已灵活矫健地踏上装着铁齿的马镫，轻快而又牢稳地坐在那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进马镫，很熟练地在手指间把两根缰绳弄齐，而科尔德就松开手了。好像不知道哪一只脚先迈步的好，佛洛佛洛突然用长脖颈拉直缰绳，好像装着弹簧一样动起来，使骑在它的柔韧的背上的骑士摇晃着。科尔德加快脚步，跟在后面。兴奋的牝马使劲地把缰绳一会儿拉向这边，一会儿又拉向那边，想把骑手摔下来，弗龙斯基竭力想以声音和手来使它镇静，但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走去，已走近了筑着堤坝的小河。有的骑士在前面，有的在后面，而这时弗龙斯基突然听到背后有马驰过泥地的声音，他被骑在那匹白蹄的、两耳下垂的“斗士”背上的马霍京追过去，马霍京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牙齿，但是弗龙斯基却生气地望着他。他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更把他看作最可怕的对手，他生气的是他在他身边疾驰过去，惊了他的马。佛洛佛洛突然抬起左脚奔驰起来，跳了两下，由于拉紧缰绳很恼怒，换成颠簸的快步，使骑士颠簸得更厉害。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差不多跑步似地跟在弗龙斯基后面。

二十五

参加这次赛马的一共有十七个士官。赛马将在亭子前面周围四俄里[104]的大椭圆形广场举行。在赛马场上设置了九道障碍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两俄尺[105]高的又大又坚固的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防寨（最难跨越的障碍物之一），这是由一座围着枯枝的土堤构成的，在土堤那边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沟渠，这样，马就得跨越两重障碍物，否则就有性命之虞；其次还有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赛马场的终点正对着亭子。但是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在离场子一百俄丈的地方，而横在这一段距离当中的是第一个障碍物，一道七俄尺宽的筑着土堤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越或是渡过。

骑手们三次排成行列出发，但每一次都是有人的马冲出了行列，他们只得又从头再来。起点评判员，谢斯特林上校都已经弄得有点发火了，到最后他第四次叫“出发”！骑士们才一齐出动。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从骑士们整列待发的时候起就都已转向这五光十色的一群。

“他们出发了！他们出动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后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观众中成群的人和单独的个人为了想要观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四处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间，密集的一群骑手们拉开来，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跟一个地驰近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同时出发的，但是骑手们却感到了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两秒钟的差异。

兴奋而又过于神经质的佛洛佛洛错过了最初的瞬间，好几匹马都在它之前出发，但是还没有达到小河的时候，弗龙斯基就用全力驾御住他那使劲地拉着缰辔的牝马，一下子就追过了三匹马，在他前头的就只剩下了马霍京的栗色的“斗士”，它的屁股正在弗龙斯基前面轻快而又平稳地晃来晃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载着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美丽的牝马狄亚娜。

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他的马。在到第一道障碍物——小河之前，他一直没有能够指挥他的牝马的动作。

“斗士”和狄亚娜一道而且几乎在同一瞬间临近了小河；它们纵身一跃，飞越到了对岸；佛洛佛洛也飞一般地跟着猛跃过去；但是就在弗龙斯基感到自己腾身空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狄亚娜一道在小河对岸地面上辗转挣扎着（库佐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牝马就栽倒在地上，把他从它的头上摔了下去）。这些详情，弗龙斯基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只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佛洛佛洛要落脚的地方，可能踩住狄亚娜的脚或头。但是佛洛佛洛却像一只跳下的猫一样，在跳跃中伸长了它的脚和背，就越过了那马，向前跑去。

“啊，亲爱的！”弗龙斯基想。

跨过小河以后，弗龙斯基完全驾御住了他的马，开始控制着它，想要跟在马霍京之后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莫二百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超过他去。

大栅栏正矗立在御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马之遥的马霍京逼近“恶魔”（这是那坚固的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全体朝臣和群众都凝视着他们。弗龙斯基感到了那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的眼睛，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颈，迎面驰来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节拍而且始终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斗士”的背和白蹄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斗士”飞腾起来，没有发出一点撞击什么的声音，摇了摇它的短尾，就从弗龙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什么人的声音叫。

正在这一瞬间，在弗龙斯基的眼下，在他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牝马飞越过去，动作没有发生丝毫变化；木板消逝了，他只听到背后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被走在前面的“斗士”弄得兴奋了的牝马在栅栏前飞腾得太早，用它的后蹄碰上了它。但是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而弗龙斯基感到脸上溅了污泥，觉察出来他又和“斗士”保持了原来的距离。他又在他前面看见了那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远的迅速闪动的雪白的蹄子。

弗龙斯基想现在是超过马霍京的时候了，正在他这么想的那一瞬间，佛洛佛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没有受到他的任何鞭策，就大大地加速了步子，开始在最有利的地方，靠围绳那边，追近马霍京身旁了。马霍京不会让它在那边通过的。弗龙斯基刚想到他可以从外边追过去，佛洛佛洛就已转换了步子，开始在外边追上去。佛洛佛洛的肩，因为流汗变得黧黑，和“斗士”的背平行着。他们并肩跑了几步。但是在他们逼近的障碍物前面，弗龙斯基开始握牢缰绳，切望避免绕外圈，迅速地恰在斜坡上追过了马霍京。当他飞驰而过的时候，他瞥见了他的溅满污泥的面孔，他甚至感到好像看到他微微一笑。弗龙斯基追过了马霍京，但是他立刻觉出了他紧跟在后面，而且他不断地听到了“斗士”的一丝不乱的蹄声和它鼻孔里发出的急促但还是精神饱满的呼吸。

下两道障碍物，沟渠和栅栏，是容易越过的，但是弗龙斯基听到“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了。他鞭策他的牝马前进，愉快地感觉到它很轻松地加快了步子，听到“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那么远了。

弗龙斯基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尔德劝告他的，现在他确信他会获胜了。他的兴奋、他的欢喜和他对佛洛佛洛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了。他渴望回头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样做，极力想平静下来，不再鞭策马，这样使它保留着如他感觉“斗士”还保留着的那样的余力。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物了；假使他能抢先越过它的话，他就一定第一个到了。他正向爱尔兰防寨驰去。他和佛洛佛洛从遥远的地方就望见了防寨，人和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他在牝马的耳朵上看出了踌躇之色，举起鞭子来，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疑惑是毫无根据的：牝马知道应当怎样做。正如他期望的那样，它加快了步子，平稳地腾跃着，它一股劲地纵身一跃远远地飞越到沟渠那边；于是一点不费力地，用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态，佛洛佛洛继续奔跑。

“好，弗龙斯基！”他听到站在障碍物旁边的一群人——他知道他们是他联队里的朋友——的叫声。他辨别出了亚什温的声音，虽然他没有看见他。

“啊，我的宝贝！”他一边听着背后的动静，一边想到佛洛佛洛。“他越过了哩！”他听到背后“斗士”的蹄声，这样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贮满了水的二俄尺宽的沟渠了。弗龙斯基连望都没有望它，只是急切地想要远远地跑在前面，开始前后拉动着缰绳，使马头合着它的疾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觉到牝马在使用它最后的力量了；不单是它的头和肩湿透，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它的鬣毛上、头上、尖尖的耳朵上，而它的呼吸是变成急促的剧烈的喘气了。但是他知道它还有足够的余力跑完剩下的二百丈。弗龙斯基由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愈益贴近地面，由于运动的特殊的柔软，这才知道了他的牝马是怎样大大地加快了步伐。它飞越过沟渠，好像全不看在眼下似的。它像鸟一样飞越过去；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弗龙斯基吃惊地觉察到他没有能够跟上马的动作，他不知道怎么一来，跌坐在马鞍上的时候犯了一个可怕的、不能饶恕的错误。突然他的位置改变了，他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匹栗色马的白蹄就在他旁边闪过，马霍京飞驰过去了。弗龙斯基一只脚触着了地面，他的牝马向那只脚上倒下去。他刚来得及抽出了那只脚，它就横倒下来了，痛苦地喘着气，它那细长的、浸满了汗的脖颈极力扭动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它好像一只被击落了的鸟一样在他脚旁的地面上挣扎。弗龙斯基做的笨拙动作把它的脊骨折断了。但是这一点他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马霍京跑过去很远了，而他却一个人蹒跚地站立在泥泞的、不动的地面上，佛洛佛洛躺在他面前喘着气，弯过头来，用它美丽的眼睛瞪着他。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弗龙斯基用力拉着马缰绳。它又像鱼似地全身扭动着，它的肩擦得鞍翼发响；它前脚站起，但举不起后脚，它浑身颤抖，又横倒下去。弗龙斯基的脸因为激怒而变了模样，两颊苍白，下颚发抖，他用脚跟踢踢马肚子，又使劲地拉着缰绳。它没有动，只是把它的鼻子钻进地里去，它只用它那好像要说话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它的主人。

“唉—唉—唉！”弗龙斯基呻吟着，抓着他的头。“唉！我做了什么呀！”他叫。“赛马失败了！是我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这可怜的，多可爱的马给毁了啊！唉！我做了什么呀！”

一群人，医生和助手，他联队里的士官们，一齐跑上他面前来。他觉得难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没有受一点伤。马折断了脊骨，大家决定打死它。弗龙斯基回答不出问话，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掉转身去，没有拾起落下去的帽子，就离了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十分不幸。他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最悲惨的不幸，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亚什温拿了帽子追上他去，送他到了家，半个钟头以后，弗龙斯基恢复了镇静。但是这次赛马的记忆却作为他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记忆而长久地留在他心里。

二十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样，一到春天，他就为了恢复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工作所损坏的健康而到外国的温泉去休养。也正像往年一样，他到七月就回来了，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像往年一样，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而他却仍旧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晚会后那次谈话以来，他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他的猜疑和嫉妒，而他惯常的那种挖苦取笑的口吻正适合他现在对他妻子的关系。他对他妻子稍微冷淡了一点。他好像只为了她第一次夜深拒绝不和他谈话而对她稍有不满。在他对她的态度上有几分烦恼，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你是不愿意和我开诚布公的了，”他好像在心里对她说，“这样你就更倒霉。现在无论你怎样请求，我也不会和你开诚布公了。这样你就更倒霉！”他在心里说，好像企图扑灭火灾没有成功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徒劳而恼怒地说：“啊，那么好！让你去烧吧！”

这个人，在公务上是那么聪明而又机敏，竟没有察觉出这样对待妻子是毫无意思的。他没有觉出这一点，因为觉察出他的实际处境对他而言是太可怕了，所以他把自己心里藏着他对他的家庭，即是对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感情的那深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他本来是一位那么细心的父亲，从今年冬末以来竟变得对他儿子格外冷淡，而且也用对待他妻子同样的嘲弄口吻对待他。“啊哈，年轻人！”他看见他的时候总是这样地称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而且逢人便说，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过像今年这样繁重的公务；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今年他是自找工作，这是他的一种手段，为了要让那藏着他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想念的深处关闭着，那些感情和想念藏在那里面越久就变得越可怕了。假如谁有权利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妻子的行为怎样想的时候，温和敦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会回答的，而对于这样问的人他是会大为生气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现出一种傲慢而严厉的脸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而他真的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固定的别墅是在彼得戈夫，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里避暑，和安娜比邻而居，不断地和她来往。今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家里来，而且在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制止住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回避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他不愿意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许多人都已经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了；他不愿了解，也没有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那样坚决主张住到贝特西住的而又离弗龙斯基联队的野营地不远的皇村去。他不让自己往这方面想，他也没有想到这方面；但是在他的心坎里，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而且关于这个也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受了欺骗的丈夫，因此他变得非常不幸了。

在和他妻子一道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少次望着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别的受了欺骗的丈夫暗自说：“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怕的处境呢？”但是现在，当不幸落到自己头上时，他不但没有想到要结束这种处境，并且根本不愿意承认，而他的不承认又只是因为那是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自从他从国外回来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别墅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在这里吃饭，另外一次他和几位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晚上，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里留宿，如他往年所习惯的那样。

赛马那天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是当早上他在心里计划那天的行程时，他决定一吃完中饭就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然后从那里到赛马场去，满朝大臣都会参观赛马，而他也非到场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妻子，无非是因为他决定了每星期去看她一次，以装装门面。此外，那天，正逢十五日，照他们一向的规定，他得给他的妻子一笔钱作为生活费。

凭他素常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他虽然想到了关于他妻子的一切，但却没有让他的思想再想下去。

那天早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忙碌。昨晚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送来一本小册子，是彼得堡一位游历过中国的有名的旅行家写的，她还附了一封短信，要求他亲自接见这位旅行家，因为从种种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极端有趣的、而且有用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来得及在昨晚读完它，到今天早上才把它读完了。接着来了请愿者，又是报告、接见、任命、免职、赏赐、年金和俸给的分配、通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称作日常事务的这一切，占去了他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是他的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没有占去许多时间，他只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并不十分好的状况，今年因为旅行多次，用度增加，所以开支比平常年间大，以致入不敷出了。但是医生，彼得堡的名医，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有友情，却占去了不少的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料到他今天来，看到他来访非常惊讶，而当医生仔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轻叩触摸他的肝脏的时候，他就越加惊讶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道，他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看到他今年不及往常健康，就请求医生来给他检查。“请为了我这样做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他说。

“我为了俄国这样做，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非常宝贵的人！”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感到极不满意。他发觉他的肝脏肿大，营养不良，而温泉并没有发生丝毫效果。他劝他尽量多运动，尽量减少精神上的紧张，而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实在说起来，这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叫他不呼吸一样办不到。医生走了，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这样不愉快的感觉，似乎他有了什么病，而且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走的时候，医生恰巧在台阶上碰见了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秘书斯柳金。他们上大学时同学，虽然他们很少会面，但他们却互相尊敬，交情很深，因此医生在谁面前都不会像在斯柳金面前那样坦白地说出他对于病人的意见。

“您来看了他，我多么高兴呀！”斯柳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哦，您看他怎样呢？”

“我告诉您，”医生说，一面越过斯柳金的头招手示意他的马车夫把车赶过来，“是这样的，”医生说，用他的一双白皙的手拿起羔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直，“假使您不把弦拉紧，要拉断它，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弦拉紧到极点，在拉紧的弦上只要加上一个指头的重量就会将它弄断。以他对职务的勤勉和忠实而言，他被拉紧到了极点；又有外来的负担压在他身上，而且不是很轻的负担。”医生结论说，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的时候补充说。“是，是，当然这要费很多时间哩。”医生含混其词地回答他没有听清的斯柳金的一句什么话。

占去了那么多时间的医生走后不久，有名的旅行家就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凭着他刚读完的这本小册子和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学识的渊博和见识的广博而使旅行家惊叹不置。

和旅行家同时，通报有一位到彼得堡来的地方长官来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事要和他商谈。他走了以后，他就得和他的秘书一道办完日常事务，而且为了一件重要的事，他还得坐车去访问一位要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五点钟，他吃中饭的时候，才赶回家来，他和秘书一道吃了饭，就邀他一道坐车到别墅去，然后去看赛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每逢和他妻子会面时，总是极力寻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机会，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

二十七

安娜在楼上，站在镜子面前，由安努什卡帮着，在钉连衣裙上的最后一个蝴蝶结，正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车轮轧碎砂石的声音。

“贝特西来还太早哩。”她想，从窗口一望，她看见一辆马车和车里露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黑帽，以及她十分熟悉的耳朵。“多倒霉！他会在这里过夜吗？”她惊异着，想到这件偶然的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是那样恐怖和可怕，以致她一刻也不敢再想，她和颜悦色地跑下去迎接他；虽然她意识到她近来已经习惯的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精神又在她身上出现，但她还是立刻沉溺在那种精神里，开始谈着话，几乎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噢，多好呀！”她说，把手伸给她丈夫，同时微笑着对好像是自家人一样的斯柳金招呼。“你今晚住在这里，好吗？”这就是那虚伪的精神鼓励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一道去吧。可惜我约了贝特西。她会来接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见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啊，我不来拆散你们两搭档，”他用向来那种嘲弄的口吻说，“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一道去。医生也劝我多多运动。我要走路去，想象自己又在温泉了。”

“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按铃。

“拿茶来，对谢廖沙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哦，你好吗？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您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你们看外面阳台上多么好啊。”她说，时而望望丈夫，时而望望斯柳金。

她说话简单而又自然，只是说得太多太快了。她自己感到这一点，而当她在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望着她的那种好奇的眼光中觉察到好像他在观察她，她就更这样感觉了。

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去。

她在她丈夫身旁坐下。

“你脸色不大好呢。”她说。

“是的，”他说，“今天医生来看过，花去了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想一定是我们哪位朋友叫他来的，好像我的健康是这样宝贵。”

“啊，他怎样说呢？”

她询问他的健康和他的事务，竭力劝他休养，住到她这里来。

她快活地、迅速地、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辉说着这一切；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已毫不看重她的语调了。他只听了听她的话，只听取了她的话字面上的意义。他简单地，但有点开玩笑似地回答她。在整个谈话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后来每逢安娜回想起这些短短的场面时，就羞愧得痛苦难言。

谢廖沙由家庭教师领着走了进来。假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自己观察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谢廖沙用畏怯的迷惑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的那副神情。但是他什么也不愿看，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噢，年轻人！他长大了哩。真的，他完全变成大人了。你好吗，年轻人？”

说着他把手伸给吓慌了的谢廖沙。

谢廖沙本来就畏惧父亲，而现在，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叫他做年轻人以后，自从他心中产生了弗龙斯基是朋友呢还是敌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他就躲避起父亲来了。他回过头来望着母亲，好像在寻求保护一样，只有和母亲一道他才安心。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一面扶住他儿子的肩膀，一面在和家庭教师说话，而谢廖沙是这样难受地局促不安，安娜看出他已经眼泪盈盈了。

在儿子进来时微微泛红了脸的安娜，看到谢廖沙不安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从她儿子的肩上拉开，吻了吻这孩子，把他领到阳台上去，自己很迅速地转来了。

“是动身的时候了，”她看了看表说，“贝特西为什么还没有来？……”

“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把指头扳得哔剥作响。“我一方面也是给你送钱来的，因为，你知道，夜莺们不能靠童话充饥呢，”他说，“你需要吧，我想？”

“不，我不……好，我需要。”她说，没有望着他，脸红到发根了。“但是你看过赛马以后会来这里吧。”

“啊，好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彼得戈夫的红人，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到了，”他补充说，眺望窗外一辆驶近的、座位高起的配着全套皮辔头的雅致的英国马车，“多豪华呀！多魅人呀！哦，那么我们也出发吧。”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没有下马车，只是她的穿着长统靴、披着肩衣、戴着黑帽的仆人，跑到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她的儿子，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把手伸给他，“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吻了吻她的手。

“哦，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多么愉快呵！”她说着，就走了出去，快活而开朗。但是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就意识到她手上他的嘴唇接触过的地方，带着厌恶的心情颤抖着。

二十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坐在亭子里贝特西旁边，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们齐集在这个亭子里。她老远就看见了她丈夫。两个男子，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而且不借助外部感官，她就感觉到他们近在眼前。她远远地就感觉到她丈夫走近了，不由得注视着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她看见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而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这些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朝妇女坐的亭子眺望的眼光（他一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洋一样的绢纱、丝带、羽毛、阳伞和鲜花中认不出他的妻子来），她知道他在寻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您一定没有看见您的夫人，她在这里呢。”

他露出冷冷的微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五色了。”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对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丈夫和妻子刚分离一会又见面应有的微笑那样，然后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给每人以应得之份——那就是说，和妇人们说笑，同男子们亲切寒暄。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攀谈起来。

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谈话。侍从武官反对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驳他，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调，没有遗漏掉一个字，而每个字在她听来都是虚伪的，很刺耳。

当四俄里障碍比赛开始的时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龙斯基，看他正走到马旁，跨上马去，同时她听着她丈夫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她为弗龙斯基提心吊胆，已经很痛苦，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她丈夫那带着熟悉语气的尖细声音，那声音在她听来好像永不休止。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粮——就是虚伪。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假使他能够这么平静地谈话，他还会感觉到什么呢？假使他杀死我，假使他杀死弗龙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哩。不，他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罢了。”安娜暗自说，并没有考虑她到底要求她丈夫怎样，她到底要他做怎样一个人。她也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使她那么生气，话特别多，只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他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情。正如跳蹦对一个小孩是自然的一样，聪明畅快地谈话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说：

“士官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说英国能够炫耀军事历史上骑兵最光辉的业绩，那就完全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发展了人和马的这种能力。运动在我看来，是有很大价值的，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最肤浅的东西。”

“这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他们说有一个士官折断了两根肋骨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浮上素常的微笑，露出了牙齿，但是再也没有表示什么。

“我们承认，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于是他又转向那位一直在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了那些参加赛马的人都是以此为业的军人，而且我们得承认每个行业都有它不愉快的一面。这原属军人的职责。像斗拳，西班牙斗牛之类的畸形运动是野蛮的表征。但是专门的运动却是文明的表征。”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太令人激动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是吗，安娜？”

“这是刺激的，但是人又舍不得走，”另一个妇人说，“假使我是一个罗马妇人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一次格斗表演的。”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大的将军穿过亭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止谈话，急忙地、但是庄严地立起身来，向将军谦卑地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跟他开玩笑说。

“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敬地回答。

虽然这回答毫无意思，将军却显出好像从富于机智的人口里听到机智的回答那样一副神情，细细地品尝着话中的风趣[106]。

“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演员和观众两方面；我承认，爱看这种东西正是观众文化程度很低下的铁证，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吧！”从下面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贝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呢？”

“安娜和我都赌库佐夫列夫。”贝特西回答。

“我赌弗龙斯基。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么好看呀，可不是吗？”

当周围有人谈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儿，但是随即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是需要勇气的运动不是……”他继续着。

但是正在这时骑士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士们，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很兴奋呢；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光被吸引到她身上去了。他又观察了她的脸，竭力想不看出那明显地流露在那上面的神情，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怀着恐怖，他在上面看出了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

库佐夫列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安娜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当马霍京和弗龙斯基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在全体观众中间掠过去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安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弗龙斯基身上，却感觉到她丈夫冷冷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

“噢，我才不管哩！”她像在对他这样说，就再也没有望过他一眼了。

这场赛马是不幸的，在参加比赛的十七个士官中有半数以上堕马，受了伤。到比赛将要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沙皇不高兴，大家就更激动了。

二十九

大家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不知谁说出来的一句话：“只差和狮子角斗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当弗龙斯基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了一声时，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实在有失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控制。她像一只笼中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走到她面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真是太糟糕了。”

安娜没有回答她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弗龙斯基堕马的地方眺望；但是离那地方那么远，而且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消息。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再一次把胳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着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从弗龙斯基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穿过赛马场朝亭子跑来。贝特西向他挥着手帕。

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消息，安娜就连忙坐下，用扇子掩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她在哭泣，她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子遮住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胳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儿之后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贝特西公爵夫人来解围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贝特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挽住她丈夫的胳臂。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贝特西低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应酬，而安娜也要照常寒暄应酬；但是她完全身不由己了，像在梦中一样挽住她丈夫的胳臂走着。

“他跌死了没有呢？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看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马车群里驶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不让自己考虑他妻子的实际处境。他只看见了外表的征候。他看见了她的举动有失检点，认为提醒她是自己的职责。不过单提这件事，不说别的，在他是非常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举动不检，但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话。

“说起来，我们大家多么爱好这些残酷的景象啊！”他说，“我看……”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被激怒了，立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我不能不对你说。”他开口了。

“现在我们一切都要说穿了！”她想，感到恐惧。

“我不能不对你说你今天的举动有失检点。”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举动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大声说，迅速地掉转头来，正视着他的眼睛，但已经不带着以前那种有所隐瞒的快活神色，而是带着一种坚定的神色，她很费力地想借此把她感到的恐怖隐藏起来。

“注意。”他指着马车夫背后开着的窗子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你觉得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重复说。

“一个骑士出了事的时候，你没有能够掩盖住你的失望的神色。”

他等待她回答；但是她却沉默着，直视着前方。

“我曾要求你在社交场中一举一动都要做到连恶嘴毒舌的人也不能够诽谤你。有个时候我曾说过你内心的态度，但是现在我却不是说那个。现在我说的只是你外表的态度。你的举动有失检点，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再发生。”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都没有听进去，她在他面前感到恐惧，而心里却在想着弗龙斯基没有跌死是不是真的。他们说骑士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骨，他们说的是他吗？当他说完的时候，她只带着假装的嘲弄神情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大胆地说了，但是当他明白地意识到他所说的话时，她感到的恐怖也感染了他。他看见她的微笑，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

“她在嘲笑我疑心太重哩。是的，她马上就会对我说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说我的猜疑是无根据的，是可笑的。”

在全部真相即将揭露的时刻，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嘲笑地回答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他所知道的事是这样可怕，以致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了。但是她脸上的惊惶而又忧郁的表情，现在看样子连欺骗也不会了。

“也许我错了，”他说，“假如是那样的话，就请你原谅我吧。”

“不，你没有错，”她从容地说，绝望地望着他冷冷的面孔，“你没有错。我绝望了，我不能不绝望。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角落里，突然呜咽起来，用两手掩着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动，直视着前方。但是他整个面孔突然显出死人一般庄严呆板的神色，而这神色直到他们到了别墅都没有变化。快到家的时候，他回过头转向她，还是带着同样的神色。

“很好！但是我要求你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这种时候，”他的声音发抖了，“直到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而且把那办法通知你为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了车。在仆人面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驶回彼得堡去。

他走后不一会儿，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来了，给安娜送来一封短信。

“我差人到阿列克谢那里去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很好，没有受伤，只是感到失望。”

“这样，他会来了，”她想，“我把一切都对他讲明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她看了看表。她还得等三个钟头，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详细情节使她的血沸腾起来。

“唉呀，多么光明啊！这是可怕的，但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奇幻的光明……我的丈夫！啊！是的……哦，谢谢上帝！和他一切都完了。”

三十

在谢尔巴茨基一家前往的德国的小温泉，像在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照例发生了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结晶那样的过程，把社会中每个人都指派在固定不变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严寒中一成不变地会变成冰晶的特定形状一样，到温泉来的每个新人同样也立刻被安置在特定的地位上。

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夫人与女公子，[107]由于他们所住的房间，由于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被结晶化在为他们指定的一定地位上了。

今年有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108]到温泉来，因此，结晶化的过程就进展得比以前更加剧烈了。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她的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个仪式。基蒂穿着一件从巴黎定做的极其朴素的，也就是说，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衣裙，深深地而又娴雅地行了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盼望玫瑰色很快回到这美丽的小脸上来。”这样就立刻给谢尔巴茨基一家确定了一定的生活轨道，要脱离这轨道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家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的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受了伤的儿子，一位瑞典的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但是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贵夫人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尔季谢娃和她女儿（基蒂不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一样，也是为恋爱而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这位上校，基蒂从小就认识，而且老看见他穿着制服，佩着肩章，现在，由于他的小眼睛、他的袒露脖颈和花花哨哨的领带而显得格外可笑，同时又因为无法摆脱他而使人厌烦。当这一切状态这样固定下来的时候，基蒂开始感到非常厌倦了，特别是因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109]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她对于她认识的人们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不会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她在温泉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她不认识的人。这是基蒂的特性，她顶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她不认识的人们身上找出最优秀的品质。而现在当她猜测那些人是谁，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什么样人的时候，基蒂把最令人惊叹的高贵性格赋与他们，通过观察来证实自己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吸引她注意的是一位俄国姑娘，她是和一个俄国夫人，大家叫她做施塔尔夫人的一同来到温泉。施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只在罕见的晴朗日子里坐着轮椅在浴场出现。但是施塔尔夫人和一个俄国人也没有来往，这与其说是由于疾病，毋宁说是由于骄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俄国姑娘照顾着施塔尔夫人，而且，如基蒂所观察的，她还和所有害重病的病人都很要好，那样的病人在温泉是很多的，而且大大方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如基蒂推断的，和施塔尔夫人并没有亲属关系，她也不是一个雇用的陪伴者。施塔尔夫人叫她做瓦莲卡，而旁的人都叫她做瓦莲卡小姐。除了这个姑娘和施塔尔夫人以及和旁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使基蒂发生兴趣之外，基蒂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于瓦莲卡小姐感到说不出来的好感，而且在她们的视线相遇时觉出来她也喜欢她。

这位瓦莲卡小姐，倒未必是度过了青春，但是她好像没有青春的人一样：她可以看成十九岁，也可以看成三十岁。假使对她的容貌细加品评的话，她与其说是不美，毋宁说是美丽的，虽然她脸上带着病容。如果她不是太瘦，她的头配着她的中等身材显得太大的话，她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对于男子大概是没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谢，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而且，她不能吸引男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缺乏洋溢在基蒂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

她好像总是忙于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好像她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她以自己和基蒂形成的对照，特别吸引住基蒂。基蒂感觉到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她可以找到她苦苦追求的榜样：那就是超脱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生活价值，那种男女关系现在那么使基蒂厌恶，而且在她看来就像是等待买主的可耻的陈列品一样。基蒂越仔细观察她那素不相识的朋友，她就越确信这位姑娘是如她所想象的十全十美的人物，因此也就越加急切地想要和她结识了。

两个姑娘每天要遇见好几次，而每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基蒂的眼神就说：“你是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真是如我想象的那样优美的人吗？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她的眼色补充说，“我一定要和你结识，我不过是羡慕你，喜欢你罢了。”“我也喜欢你呢，你是非常、非常可爱啊。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你的。”不认识的姑娘的眼色回答。基蒂确实看见她老是忙碌着：她一会把一家俄国人的小孩从浴场带回去，一会儿去给一个病妇拿毛毯围在身上，一会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会儿又给什么人挑选和购买喝咖啡吃的点心。

谢尔巴茨基一家到来以后没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温泉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家不友好的注意。一个是高大、驼背的男子，他两手粗大，有一双纯真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短得不合身的破大衣，一个是麻脸的、面目可爱的、穿得很坏而俗气的女人。认出他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基蒂就已经开始在想象里构想着关于他们美好动人的恋爱关系。但是公爵夫人从旅客簿[110]上查出他们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向基蒂说明这个列文是怎样个坏蛋，这样，关于这两个人的一切幻想就全破灭了。与其说是由于她母亲告诉她的那些话，还不如说是由于这是康斯坦丁的哥哥，基蒂突然觉得这两个人讨厌极了。现在，这个列文，以他扭动脑袋的习惯，在她心里唤起了抑制不住的厌恶心情。

她感到他那双紧盯着她的可怕的大眼睛好像表露出憎恶和嘲笑的神色，于是她极力避免遇见他。

三十一

是一个阴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早上，病人们拿着伞，蜂拥到回廊里。

基蒂和她母亲，还有那位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的现成西服昂首阔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们在回廊的一边走着，竭力避开在那一边走动的列文。瓦莲卡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边的黑帽，陪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妇人从回廊那头走到这头，每当她碰见基蒂的时候，她们就交换着亲切的眼光。

“妈妈，我可以和她讲话吗？”基蒂说，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而且注意到她正向矿泉走去，她们可以在那里相见。

“啊，要是你很想这样的话，我先去探听她的情况，亲自去认识她。”她母亲回答。“你看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特别呢？她一定是一个陪伴人的。要是你想的话，我就去和施塔尔夫人结识一下。我本来认识她的弟媳[111]的。”公爵夫人补充说，傲慢地抬起头来。

基蒂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好像避免和她结识而生气。基蒂没有坚持。

“她多可爱啊！”她说，望着瓦莲卡正把杯子递给那法国妇人。“您看，一切都是多么自然和可爱啊。”

“看了你的迷恋[112]真好笑呢。”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转回去吧。”她补充说，注意到列文同他的女人和一个德国医生正迎面走来，他高声地、愤怒地和那医生谈论着。

她们转身走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已经不是高声谈话而是叫嚷的声音。列文突然停住脚步，对医生叫嚷着，而医生也发火了。一群人围住他们看。公爵夫人和基蒂连忙退避，可是上校加入人群中去探听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以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怎么回事呢？”公爵夫人问。

“可耻呀，丢人呀！”上校回答，“最怕的是在国外遇到俄国人呢。那位高大的绅士在和医生争吵，用各种话辱骂他，为了不满意他治疗的方法，他还当着他的面挥动起手杖来。简直丢人呢！”

“啊，多不愉快呀！”公爵夫人说，“哦，结果怎样呢？”

“幸亏……一位戴菌形帽子的姑娘……出来调解。我想她是一位俄国姑娘。”上校说。

“小姐瓦莲卡吧？”基蒂高兴地问。

“是，是。她第一个挺身出来解围，她挽住那个男子的胳臂，把他领走了。”

“您看，妈妈，”基蒂对她母亲说，“您还奇怪我为什么那么赞美她哩。”

第二天，当基蒂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时，她注意到瓦莲卡小姐对待列文和他的女人已像对待旁的被保护者们[113]一样了。她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外语都不会说的女人当翻译。

基蒂开始更急切地恳求她母亲允许她和瓦莲卡认识。虽然好像首先要和妄自尊大的施塔尔夫人去攀交，在公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她还是探听了瓦莲卡的情况，而且知道了她的底细，使她断定这种结识益处虽少却也无害，她就亲自走近瓦莲卡，去和她结识。

挑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她女儿到矿泉去了，瓦莲卡正站在面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到她面前。

“请允许我和您认识，”她带着庄严的微笑说，“我女儿迷恋上您了，”她说，“您也许还不认得我。我是……”

“那是超出相互的感情了，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回答。

“昨天您对我们可怜的本国人真是做了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微微红了脸。

“我记不得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她说。

“可不是，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不愉快的后果。”

“是这样，他的女伴[114]叫我，我就竭力使他安静下来；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我常照顾这种病人哩。”

“是的，我听说您和您姑母——我想是您姑母吧——施塔尔夫人一道住在孟通[115]。我认得她的弟媳呢。”

“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妈妈，但是我和她没有亲属关系；我是她抚养的。”瓦莲卡回答，又微微涨红了脸。

这话说得那么朴实，她脸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么可爱，公爵夫人这才明白了基蒂为什么那样喜欢瓦莲卡。

“哦，这个列文打算怎样呢？”公爵夫人问。

“他快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正在这时，基蒂从矿泉走回来，看见母亲和她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而显出喜悦的神色。

“哦，基蒂，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小姐……”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插嘴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基蒂快乐得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紧握着她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没有报以紧握，只是动也不动地放在她的手里。虽然那手没有报以紧握，但是瓦莲卡小姐的脸上却闪烁着柔和的、喜悦的、虽然有几分忧愁的微笑，露出了大而美丽的牙齿。

“我也早就这样希望呢。”她说。

“但您是这样忙……”

“啊，恰好相反，我一点也不忙。”瓦莲卡回答，但是就在这时，她不能不离开她的新朋友，因为两个俄国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瓦莲卡，妈妈在叫呢！”她们嚷着。

于是瓦莲卡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关于瓦莲卡的身世和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夫人本人的详情是这样的：

施塔尔夫人是一个多病而热忱的妇人，有人说是她把她丈夫折磨死的，也有人说是她丈夫行为放荡，而使她陷于不幸。当她和丈夫离婚以后生下她仅有的一个小孩，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死掉了，施塔尔夫人的亲戚知道她多愁善感，恐怕这消息会使她送命，就用同天晚上在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生下的一个御厨的女儿替换了她死去的孩子。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莲卡不是她亲生的女儿，但是她继续抚养她，特别是因为不久以后瓦莲卡就举目无亲了。

施塔尔夫人在国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从来不曾离开过卧榻。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心地上一如她表现的一样，是一个极有道德、完全为他人谋福利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的信仰是什么——天主教呢，新教呢，还是正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她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瓦莲卡和她经常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人就都认识而且喜欢瓦莲卡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探听到这一切底细，公爵夫人觉得没有理由反对她女儿和瓦莲卡接近，况且瓦莲卡的品行和教养都是极其优良的：她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挺好，而最重要的是——她传达了施塔尔夫人的话，说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会晤很抱歉。

认识了瓦莲卡以后，基蒂就越来越被她的朋友迷住了，她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美德。

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唱得好，就邀请她晚上来给她们唱歌。

“基蒂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虽说琴不好，但是您一定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公爵夫人说，露出她那做作的微笑，基蒂这时特别不喜欢这微笑，因为她注意到瓦莲卡并没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莲卡来了，而且带来了乐谱。公爵夫人把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邀请了来。

瓦莲卡看见有她不认识的人在座，完全没有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态，她立刻向钢琴走去。她自己不能伴奏，但她却能照歌谱唱得很好。擅长弹琴的基蒂给她伴奏。

“您有非凡的才能。”公爵夫人在瓦莲卡美妙地唱完了第一支歌曲之后对她说。

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表示了她们的感激和赞赏。

“看，”上校说，向窗外眺望，“多少听众聚拢来听您唱呀。”在窗下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快乐。”瓦莲卡简单地回答。

基蒂得意地望着她的朋友。她为她的才能、她的歌喉和她的容貌而倾倒，而尤其令她倾倒的是她的这种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她的歌唱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大家对她的赞美毫不在意；她好像只是在问：“我还要唱呢，还是够了？”

“假使我是她的话，”基蒂想，“我会多么引以自豪啊！我看到窗下的人群会多么高兴呀！但是她却毫不动情。她唯一的愿望是不拒绝我的妈妈，要使她快乐。她心中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多么想要知道这个，而且跟她学习呀！”基蒂望着她安静的面孔，这样想。公爵夫人要求瓦莲卡再唱一支歌，瓦莲卡就又唱了一支，又是那样柔婉、清晰而美妙，她直立在钢琴旁，用瘦削的、浅黑皮肤的手打着拍子。

乐谱中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基蒂弹了序曲，回头望了瓦莲卡一眼。

“我们跳过这个吧。”瓦莲卡说，稍稍涨红了脸。

基蒂吃惊地、询问似地盯着瓦莲卡的脸。

“哦，那就下一个吧。”她连忙说，翻着歌谱，立刻明白了那首歌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瓦莲卡微笑着回答，把手放在乐谱上，“不，我们就唱这支吧。”于是她唱得和前几支歌一样平静，一样美好。

当她唱完了的时候，大家又感谢了她，就走去喝茶了。基蒂和瓦莲卡出去走到和房子相连的小花园里。

“您联想起和那个歌有关系的往事，我说的对吗？”基蒂说。“不要告诉我，”她连忙补充说，“只说对不对。”

“不，为什么不？我会告诉您呢，”瓦莲卡直率地说，不等她回答，就继续说，“是的，它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曾经是痛苦的回忆。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常常唱那支歌给他听。”

基蒂睁大眼睛，默默地、感动地凝视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看到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恋爱史吧？”她说，在她美丽的面孔上闪现了一刹那的热情火花，那火花，基蒂觉得也曾经燃烧过她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没有这样想吗？啊，假使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认识您以后就再也不会爱旁人了。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为了要顺着他母亲的心意就忘记您，使您不幸呢；他是无情的。”

“啊，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相反，我幸福得很哩。哦，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吧？”她补充说，向屋子走去。

“您多好呀！您多好呀！”基蒂叫道，于是拦住她，和她亲吻。“我要是能够有一点点像您就好了啊！”

“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瓦莲卡说，流露出温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点都不好呢。来，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下来，”基蒂说，让她又在她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也不想要……难道不觉得侮辱吗？……”

“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基蒂说，感到她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得不对，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觉察出她们谈着的已不是她，而是基蒂。

“但是那种侮辱呢？”基蒂说。“那侮辱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她望着弗龙斯基的那种眼光。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哦，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呀？”

“比不对还要坏呢——是羞耻呀。”

瓦莲卡摇摇头，把手放在基蒂的手上。

“哦，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她说，“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自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说，她是什么话都照直说的。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

“羞耻，侮辱！”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敏感可不得了！”瓦莲卡说，“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基蒂问，带着好奇的惊异神情凝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啊，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瓦莲卡回答，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但是正在这时候，她们听到从窗口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说：

“基蒂，冷起来了！披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

“真的，我该走了！”瓦莲卡说，站起来，“我还得顺便到伯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基蒂拉着她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她的眼神问她：“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呢，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蒂的眼神在问她什么。她只知道她今晚还得去看伯尔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她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

“让我送您回家吧。”上校说。

“对啦，这样夜深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无论如何，我叫帕拉沙送您。”

基蒂看出瓦莲卡听说她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决不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蒂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她把乐谱挟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她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三十三

基蒂跟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强大影响，而且安慰了她精神上的苦痛。她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她面前的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中，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安慰。它向她显示出除了基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和基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116]里的通宵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义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仅仅有一次她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予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施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言谈话语、每一天国般的——像基蒂所称呼的——眼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基蒂却不禁在她身上发觉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时，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迷惑了，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蒂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蒂不以心驰神往为满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做所为，基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蒂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蒂既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的时机，基蒂，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主义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迷恋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她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基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行为，又极口称赞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好的。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这意思跟她谈了。

“凡事总不要过分。”[117]她对她说。

但是她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她心里想，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基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基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见解和感情。她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与其说愿意对她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人表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呢。”

“不，我没有这样觉得，妈妈。”基蒂说，脸红了。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基蒂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端详着她女儿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基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够对她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情。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做“我的基蒂”，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她多么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 ，长长的脖颈，稀疏的鬈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基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病态挣扎。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自己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虚情假意的亲热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得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基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把她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星根[118]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人身边了。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夫人，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夫人，——因此她矫揉造作，很不自在。相反地，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蒂完全复原时，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基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说的她观察到基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他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看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裸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小姐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真是的[119]。”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妈妈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120]以前。”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121]！”他叫，他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夫人，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怒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当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夫人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抱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象，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餐。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次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和不愉快地显示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大人，阁下，殿下[122]地叫。他们一叫‘殿下’，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123]就花掉了。”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儿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象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妈妈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第三部

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觉得不自在。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令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哀、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坦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了不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持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且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最经常、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绑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辽阔的像海洋一般的灰绿色的草场里去。结着成熟种子、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奇——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做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我……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124]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的，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他几乎就决定要去割草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手，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至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

五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汗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125]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刈割小丘周围的草，当他这样做时，他不断地观看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做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罐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觉得自己对这老人比对自己哥哥还亲，并由于自己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时，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又是一件送给我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

六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

“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象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劳动疗法[126]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象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容易冲动[127]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触他的肩膀。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

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而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象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打开。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孩子，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

八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独特奇异的轮回说，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在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完全赞许下，她决心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负责缝改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时——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或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她对自己感到满意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持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迷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迷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请再给一点点”[128]的时候，令人不禁微笑。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沉静。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那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游泳，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时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游泳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游泳，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又惊又喜的叫嚷，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睁圆了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泳池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儿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哎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使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如此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哎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

九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自己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乐于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象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

十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列文说，当他这么说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儿，”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儿，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看中了一个，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自尊心使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儿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情景。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景象，好像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没有教养，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只要不宠坏小孩，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地产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办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一定有蹊跷，于是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查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人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高高的柔软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半多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妻了吗？”

“是的，到今年圣菲力浦节[129]恰好两年了。”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收，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愉快而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系着红带的背一弯，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丰满的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富于青春活力、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毛色光滑的马。他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摆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加入其他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上帝赐予了岁月，上帝赐予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纯洁、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带给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象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会把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他只有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种感觉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现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活跃、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130]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象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嘲笑[131]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它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摆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和他处境同样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以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由此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这是虚伪，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离婚的实例目的和他现在所持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产生不正当、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出来，那样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132]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异常激怒，他一想起这点，就痛苦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容易受寒、瘦骨嶙峋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法——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的时候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时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维持现状[133]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扶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扶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扶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心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中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134]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察出这点，原来就想调查这件事务的。但是当初他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会是不明智的办法。后来，他就着手干别的事情，简直忘了这件事。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135]。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他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它了。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时，她顽强而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到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她对于以前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被赶出去，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时，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她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象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全部意义的东西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双重的状态，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双重的映象一样。她有时差不多都不知道自己恐惧什么，希望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时，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她想起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活着的母亲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和丈夫或是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出。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他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玛利埃特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扶手椅上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时，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点，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点，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一样哭。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更糟。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夫弃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她尽情地哭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借口。“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都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

十七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会，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某个也是模仿某物的团体而自称为世界七奇[136]。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都早。

正当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我们来促膝谈心吧[137]。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拿伞的那只手。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简单自然，并且给予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精华中的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偏狭。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促膝谈心。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角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

“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

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轧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迷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一个年老，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儿。这个聪明人的谄媚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

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洗涤[138]。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情况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的。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二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二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二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开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二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承诺，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那种慷慨的许诺未免太轻率了，而且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漠而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了。

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妻子同样、甚至更多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是最明确不过的。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某种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定下的。他真正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丈夫，那就等于叫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在两年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体育上、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几天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予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时，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上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女性。”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话题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那全是胡诌[139]。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某种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不过如此而已[140]。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能力，以他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 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全权委托书[141]。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全权委托书，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某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包袱[142]，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包袱系在背上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包袱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包袱，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讲求实际[143]。”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全权委托书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

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有四个座位的旧式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富于弹性的小腿筋肉，于是向后一仰，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淡淡的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健壮。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形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时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上他面前，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随后突然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时，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不禁想象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错了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四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时，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时，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而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时，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会儿。“谢廖沙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时，我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的。他在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感受到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是令人不快的，而那却是一切的基础。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既已摊开在他眼前，他就不能不感到他努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常常休息、特别是漫不经心、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杂草和莠草、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之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时，曾经劝他再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说他会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

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烤过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穿套鞋的漂亮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拉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妻，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144]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时，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她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点，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物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处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从事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斯维亚日斯基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予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似乎和他有关的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象，也许是想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或是割草，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毁坏，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

“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145]派……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146]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147]——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士们在一起，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女士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古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148]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谈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予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的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象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想法。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是值得尽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做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真正的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行不通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149]，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旧法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全部的精力。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对列文说：“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再也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资料。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譬如在米勒[150]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时，对方会突然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151]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收出售小麦的款项，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152]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出售小麦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扶手椅里，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理论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

“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妻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跑下楼梯一半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高大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起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的人，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时，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时，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夜晚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怎么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哥哥尼古拉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拼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只是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一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光板[153]：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佃农[154]；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他左颊筋肉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155]，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的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不放。

第四部

一

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幢房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为陌生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了使仆人们没有妄加揣测的余地，定下规矩每天和他妻子见面，但却避免在家里吃饭。弗龙斯基从来不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来，但是安娜在别的地方和他会面，她丈夫也知道这事。

这种处境对于三个人都是痛苦的，要不是期望这种境况迟早会改变，期望这只是终于会消逝的一时的痛苦磨难，要不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得了一天这样的处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希望这种热情会像一切事情都会消失一样地消失，大家都会忘记这事，而他的名声仍旧不会遭到损害。安娜忍受了这种处境——这种处境是她造成的，所以她比任何人都痛苦，——也是因为她不仅希望，而且确信这一切马上就会解决和明朗化。她一点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处境，但是她确信现在马上就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弗龙斯基呢，不由自主地完全听从她的意旨，也希望有什么不由他做主的事会解决一切困难。

仲冬弗龙斯基过了极其无聊的一个星期。一个来彼得堡游历的外国亲王由他负责招待，他得带他参观全市的名胜。弗龙斯基风度翩翩，兼以举止恭敬而又庄严，而且惯于与这样的大人物交际，——这就是所以要他负责招待亲王的原因。但是他对于这职务感到厌烦透了。亲王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件他回到家时有人会问他在俄国可曾看到的东西；而且，为他自己，他也要尽情享受一切俄国的乐趣。弗龙斯基不得不在这两方面都做他的向导。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晚间他们参加俄国的民族娱乐活动。这位亲王享有甚至在亲王中也算罕有的健康；由于运动和十分注意保养，他把自己调养得如此强壮，不管他如何寻欢作乐，他还是显得像一只巨大而光泽的绿色荷兰胡瓜一样新鲜。亲王周游了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方便的最主要利益就是可以享受所有国家的快乐。他去过西班牙，在那里沉醉在良宵小夜曲中，结交了一个弹奏曼陀林的西班牙女子。在瑞士他杀过羚羊。在英国他曾穿着红色上衣骑马越过栅栏，打赌射死了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进入过后宫。在印度，他曾骑在象上巡猎，现在，到了俄国，他又要尝尽俄国所特有的一切欢乐。

可以说是他的总招待的弗龙斯基，为安排各方面的人向亲王建议的各种俄国式娱乐花费了不少气力。跑马、俄国薄饼、猎熊、三驾马车、茨冈、打坏食器的俄国式狂饮酒宴。亲王容易得惊人地感受到俄罗斯精神，打碎放满食器的托盘，让茨冈女子坐在他的膝上，而且似乎还在问：还有吗，俄罗斯精神就尽于此了吗？

实际上，在一切的俄国娱乐中，亲王最中意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演员和白标香槟酒。弗龙斯基和亲王处得很熟了，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因为他和亲王太接近的缘故，总之他觉得这一星期令人厌倦得可怕。整整一星期，他体验到一种感觉，好像一个人照管着一个危险的疯子，害怕那疯子，同时又因为和他在一起而担忧自己会丧失理智。弗龙斯基不断地意识到，为了使自己不受侮辱，必须一刻也不松懈地保持着那种严格遵照礼节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使弗龙斯基吃惊的是，有些人竟甘愿奋不顾身地来向他提供俄国的娱乐，亲王对于这些人的态度是很轻蔑的。他对于他想要研究的俄国女人的评论不止一次使弗龙斯基愤怒得涨红了脸。弗龙斯基对于这位亲王所以特别感到不快的主要原因是，他情不自禁地在他身上看出了他自己。而他在这面镜子里所看到的东西，并没有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只不过是一个极愚蠢、极自满、极健康、极清洁的人罢了。他是一个绅士——这是真的，弗龙斯基也不能否认这点。他对上级平等相待，并不谄媚奉迎，对同级随便而直率，而对于下级就抱着轻视的宽容。弗龙斯基也是一样，而且还把这看成很大的美德；但是对于这位亲王，他是下级，而亲王对他的那种轻视而宽容的态度却使他愤慨了。

“笨牛！难道我也是那种样子吗？”他想。

虽是这样，但是当第七天他和启程到莫斯科去的亲王告了别，并且接受了他的感谢的时候，他因为摆脱他的难堪处境和自己那面不愉快的镜子，而感到非常快活。他们猎了一整夜的熊，显示了他们俄国式的勇猛，猎熊回来，他在火车站就和他告别了。

二

回到家里，弗龙斯基看到安娜写来的一封信。她信上写着：“我身体不好，心情烦闷。我不能够出门，但是再看不见你一刻都不成了。请今天晚上来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七点钟出席会议，要过了十点钟才回来。”一刹那间他觉得有点奇怪：她为什么不顾丈夫的禁令，请他直接到她家里去呢，但是结果他还是决定去。

弗龙斯基今年冬天升了上校，离开联队，一个人住着。吃过早饭，他立刻躺在沙发上，五分钟后，他最近几天目击的丑恶场景的回忆，和安娜的形象，同那个在猎熊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农民形象，混成了一团，弗龙斯基就这样睡着了。他在薄暮时分醒来，恐怖得全身发抖，连忙点燃了一枝蜡烛。“什么事？什么？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呢？是的，是的；好像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肮脏的农民弯下腰去做什么，突然间他用法语说出一句什么奇怪的话来。是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梦见别的什么了，”他自言自语，“可是为什么那样怕人呢？”他历历在目地回想起那个农民和他说出的不可解的法语，一阵恐怖的寒战掠过他的脊背。

“多么荒谬啊！”弗龙斯基想着，瞧了瞧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按铃叫仆人来，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全然忘记了那场梦，只担心去迟了。当他到卡列宁家门口的时候，他又看了看表，知道只差十分钟就九点了。一辆套上一对灰色马的高大狭窄的马车正停在门口。他认出来这是安娜的马车。“她预备到我那里去呢，”弗龙斯基想，“她这样做倒好。我真不愿意走进这幢房子哩。但是没有关系，我总不能躲藏起来。”他想着，于是，带着他从小所特有的、好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的态度跳下雪橇，向门口走去。门开着，看门人胳臂上搭着毛毯呼唤着马车。弗龙斯基虽然从来不注意琐细的事情，这时候却注意到看门人望了他一眼时那种惊讶的表情。就在门口，弗龙斯基差一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撞了个满怀。煤气灯光照着卡列宁那顶黑帽下面没有血色、塌陷下去的面孔，和那在外套的海狸皮领下显得触目的白领带。卡列宁凝滞的、迟钝的眼睛紧盯着弗龙斯基的脸。弗龙斯基鞠了鞠躬，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咬着嘴唇，把手在帽边举了举，就走过去了。弗龙斯基看见他头也不回地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了毛毯和望远镜，就消逝了。弗龙斯基走进前厅。他的眉头皱起，他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愤怒的光芒。

“这算什么处境啊！”他想，“假如他要决斗，要维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现出我的感情；但是这种懦弱或是卑怯……他使我处在欺骗者的地位上，我从来不想，而且也决不想这样的。”

自从在弗列达花园和安娜谈话之后，弗龙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自觉地屈服于安娜的懦弱——她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期待他来决定她的命运，随便什么事都甘愿承当——他早就不再想象他们的关系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结束了。他追求功名的计划已经退到后面，而且，感觉到他已越过了一切都规定得很明确的活动范围，他完全沉溺在热情里，那热情越来越把他和她紧紧地系在一起了。

他还在前厅，就听到她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曾经等候过他，倾听过他来的动静，现在又回客厅去了。

“不！”她一见他就叫喊了一声，她刚叫出声来，泪水就涌进她的眼睛里，“不，假使事情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结局会来得还要快，还要快的。”

“什么事，亲爱的？”

“什么事？我好苦地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我不能和你争吵。你当然是不能来。不，我不要！”

她把两手搭在他肩膊上，用深澈热情同时又像探询般的眼光望了他好久。她细细地审视着他的脸来弥补她没有看见他的那段时间。她每次看见他的时候，总是使实际上的他吻合她想象中他的姿影。（那是无比的优美，在现实中不会有的。）

三

“你碰见他了吗？”她问，当他们在桌旁灯光下坐下的时候，“这是对你迟到的处罚哩。”

“是的，但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要去出席会议吗？”

“他去过回来，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没有关系。不谈这个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和那位亲王一道吗？”

她知道他生活的一点一滴。他本来想要说他因为昨晚一夜没有睡，所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望着她那激动的幸福的面孔，他感到羞愧。因此他只好说亲王走了，他不得不去报告。

“但是现在事情结束了吗？他已经走了吗？”

“谢谢上帝，已经结束了！你真不会相信我觉得这事多么难以忍受啊。”

“为什么？那不是你们青年男子常过的生活吗？”她说，皱起眉头；于是拿起摆在桌上的编织物，她开始把钩针抽出来，没有望弗龙斯基一眼。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他说，奇怪她脸上的变化，竭力想揣测其中的意义。“而且我要坦白说一句，”他说，含着微笑，露出他那密密的、洁白的牙齿，“这一星期，看着那种生活，我好比在镜子面前照了照自己，我实在讨厌它。”

她把编织物拿在手里，却不编织，只是用异样的、闪烁的、含着敌意的眼光望着他。

“今早丽莎来看我——她们是不怕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而敢于来看我的，”她插上一句说，“她把你们的狂欢放荡的夜宴告诉了我。多叫人厌恶啊！”

“我正要说哩……”

她打断他。

“就是你以前熟识的那个泰雷兹[156]吗？”

“我正要说哩……”

“你们，你们男人多讨厌呀！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呢？”她说，越来越愤慨了，而且这样一来就泄露了她愤怒的原因。“尤其是一个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知道什么呢？我过去知道什么呢？”她说，“无非是你对我所说的那些话罢了。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安娜！你侮辱了我。莫非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任何念头瞒着你吗？”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极力驱散她的嫉妒的念头，“可是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幸就好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刚才要说什么呢？”

但是他一时记不起他刚才要说的话了。她最近越来越频繁的嫉妒心理的发作引起他的恐惧，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都使他对她冷淡了，虽然他知道那种嫉妒是由于她爱他的缘故。他多少次曾经暗自说得到她的爱情真是幸福；而现在呢，她爱他，像一个把恋爱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来的那时候，却距离幸福更远了。那时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还在将来；现在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已成了过去。她完全不像他初次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样子了。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她都不如以前了。她身子长宽了，而当她说那女演员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一种损坏容颜的怨恨的表情。他望着她，好像一个人望着一朵他采下来、凋谢了的花，很难看出其中的美，他原来是为它的美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毁了的。可是，虽然这样，他感觉得当初在他的爱强烈得多的时候，假如他强烈希望的话，他还是可以把他的爱从胸膛里拔出来的；但是现在，在他仿佛觉得他已不怎么爱她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她的关系反而不能断绝了。

“哦，哦，你刚才要对我讲亲王什么事呢？我已经驱走了那恶魔。”她补充说。恶魔是他们之间给嫉妒取的名字。“你刚才要对我讲亲王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感到那样厌烦呢？”

“啊，真忍受不了！”他说，极力想拾起他那被打断了的思路，“他可不是那种你越和他交往就越显得很好的人。假使你要给他下定义的话，他就是这样：一只在家畜展览会上会得头奖的那种喂养得很好的牲口，如此而已。”他带着使她感到兴趣的恼怒声调说。

“不，怎么这样？”她回答说，“无论如何，他是见闻广博，而且很有教养的吧？”

“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养——他们的教养。他之受到教养，看来也不过是为了要能够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享乐以外对什么都蔑视一样。”

“但是你们不是都喜欢那种肉体的享乐吗？”她说，于是他又在她那躲闪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忧郁的神色。

“你怎么替他辩护呢？”他微笑着说。

“我并不是替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是我想，要是你自己不喜欢那种乐趣，你本来可以推辞掉的。不过要是看见那打扮得像夏娃一样的[157]泰雷兹使你感到乐趣……”

“又，又是那恶魔！”弗龙斯基说，拿起她放在桌上的手吻着。

“是的，但是我不由得要这样想呢，你真不知道我等得你有多苦啊。我相信我不是嫉妒。我不嫉妒；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过着那种我无法理解的生活时……”

她离开他身旁，终于她把钩针从编织物里抽出来，然后迅速地，借着食指的助力，开始一针又一针地编织那在灯光下闪烁着的雪白毛线，纤细的手腕在绣花的袖口里灵活地、神经质地动着。

“怎样？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她的声音带着不自然的调子，突然问。

“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而他像这种样子向你鞠躬吗？”

她板起面孔，半闭着眼睛，迅速地变换了她脸上的表情，抄着手，于是弗龙斯基突然在她美丽的脸上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鞠躬时同样的表情。他微笑了，而她也快活地笑了，那是一种使人愉快、从胸膛发出的笑声，那笑是她主要的魅力之一。

“我完全不了解他，”弗龙斯基说，“假如你在别墅向他说明了以后，他就和你断绝关系，假如他要求和我决斗……但是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了：他怎么忍受得了这种处境呢？他分明也很痛苦。”

“他？”她冷笑了一声说，“他满意极了。”

“既然一切都这么称心如意，我们大家为什么又要苦恼呢？”

“只有他不。我难道还不了解他，他是彻头彻尾地浸透了虚伪！……只要有一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够过他和我在一起所过的生活？他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感觉。有一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和自己不贞的妻子住在一起吗？他能够和她说话，叫她你吗？”

她忍不住又摹拟着他的口气：“你，亲爱的；你，安娜！”

“他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啊，假使我处在他的地位，像我这样的妻子，我早就把她杀死，撕成碎块了，我决不会说：‘安娜，亲爱的！’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官僚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他是多余的……不要谈他了吧！……”

“你说得不对，说得不对呢，亲爱的，”弗龙斯基说，竭力想安慰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谈他了吧。告诉我你这一阵做些什么？有什么事？你的病怎样，医生说了什么？”

她带着嘲弄的喜悦神情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她丈夫性格中另外可笑的丑恶方面，正在等待机会说出来。

但是他继续说：

“我想这不是病，而是你的身体状况。要什么时候呢？”

讥笑的光辉在她的眼中消逝了，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微笑——一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表情和沉静的忧郁——代替了她脸上刚才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是痛苦的，应当把它了结。要是你知道这使我多么难受就好了，为了要能够自由地、大胆地爱你，我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啊！我不要拿我的嫉妒来折磨我自己，折磨你……那快要发生了，但却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

一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她就觉得自己是这般可怜，泪水立刻涌上她的眼里，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指环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

“那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我本来不想对你说这话的，但是你迫使我说。快了，快了，一切都快解脱了，我们大家，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再也不会痛苦了。”

“我不明白。”他说，虽然他十分明白她的意思。

“你问什么时候？快了。我过不了那一关。不要打断我！”她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使我自己和你们都得到解脱。”

泪水从她眼里流下来；他弯腰俯在她的手上，吻着它，极力掩饰住他的激动，他知道那种激动是没来由的，不过他抑制不住它。

“是的，那样倒好，”她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剩下的唯一的办法了。”

他冷静下来，抬起头来。

“多荒谬啊！你说的话多么荒谬！”

“不，这是真的。”

“什么，什么是真的？”

“我就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哩。”

“一个梦？”弗龙斯基说，立刻想起他梦见的农民。

“是的，一个梦，”她说，“很早以前我就做过这个梦。我梦见我跑进寝室，去拿什么东西，去寻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往往发生的情况，”她说，她的眼睛恐怖地睁大了，“在寝室的角落上站着一个东西。”

“啊，多么荒谬呵！你怎么会相信……”

但是她不让他打断她。她说的话对于她是太重要了。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样子可怕的农民。我要逃跑了，但是他弯着腰俯在袋子上，用手在那里面搜索着……”

她做出他在袋里搜索的样子。她的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而弗龙斯基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感到心里充满了同样的恐怖。

“他一边搜索着，一边用法语很快很快地说：应当打铁，捣碎它，搓捏它[158]……我在恐怖中极力想要醒来，果然醒来了……但是醒来还是在梦中。于是我开始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科尔涅伊就对我说：‘你会因为生产死去，夫人，你会因为生产死去呢……’于是我就醒来了。”

“多么荒谬，多么荒谬啊！”弗龙斯基说，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在他的声音里没有说服力。

“可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吧。请按按铃，我吩咐他们端茶来。再待一会吧，我不久就会……”

但是她骤然停止了。她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恐怖和激动的神色突然被宁静、严肃、喜悦的关怀神情代替了。他不能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她感到在她身体内新的生命在蠕动。

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遇到弗龙斯基以后，仍旧照原来预定的坐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直待到演完了两幕，他要见的人通通见到了。一到家，他就向衣架仔细打量了一下，看见那里没有挂着军人外套，他才像平常一样走到自己的房间去。但是，和他平常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去睡，却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直到早晨三点钟。看到他的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要求她的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要她不在自己家里接待情人，他对她怀着的忿怒心情就使得他不能安静了。她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处罚她，实行威胁——提出离婚，把她的儿子夺走。他知道采取这个步骤所将引起的一切困难，但是他说了要这样做，现在就不能不实行他的威胁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也曾暗示过这是他摆脱这种处境的最好出路，而且最近办理离婚的事情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有可能克服形式上的困难。加上，祸不单行，少数民族问题和扎莱斯克省的土地灌溉问题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添了许多公务上的麻烦，使得他近来老是烦躁不安。

他整夜没有睡着，他的愤怒以巨大的等差级数递增，到早晨达到了顶点。他连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只注满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一点来一样，他唯恐随着愤怒的消失而失去同妻子谈判所必需的精力，所以一听到她起来了，就立刻走进她的房间。

安娜总以为自己是顶了解她的丈夫，但当他走进她的房间，看到他的脸色她也惊骇了。他皱着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避开她的视线；他的嘴唇紧紧地、轻蔑地闭着。在他的步伐、他的举动、他的声音里，都有一种他的妻子从来不曾在他身上见过的坚定果决的神情。他走进她的房间，没有向她招呼，就一直向她的写字台走去，拿了她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您要什么？”她叫了一声。

“您情人的信。”他说。

“不在这里。”她说，关上抽屉；但是从这个举动，他看出他猜中了。于是他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迅速地抓住了文件夹，他知道她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那里面。她极力想夺回文件夹，但是他推开了她。

“坐下！我有话要跟您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他的胳膊这么紧紧地挟住它，使他的肩膀都耸起来。

她带着惊异和畏葸的神情，默默地望着他。

“我对您说了我不准您在自己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要见他，是为了……”

她停住了，说不出原因来。

“我并不要详细打听一个女人要见情人的原因。”

“我想要，我只是……”她说，涨红了脸。他的这种粗暴激怒了她，给了她勇气。“您难道不觉得要侮辱我在您是多么容易吗？”她说。

“对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谈得上侮辱，但是对一个贼说他是贼，那就不过是陈述事实[159]罢了。”

“您的这种新的残酷特性，我以前还不知道哩。”

“一个丈夫给予他妻子自由，给她庇护，仅仅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她顾全体面，您说这算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坏，这是卑鄙，假使您要知道的话！”安娜怒气冲天地叫喊了一声，站起身来，想要走开。

“不！”他用他那比平常提得更高的尖厉的声音叫着，用巨大的手指凶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以致被他紧压的手镯留下了紫痕，他强迫她在原来的地方坐下。“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

她低下头。她不但没有说她昨晚对情人所说的话，没有说他才是她的丈夫，她眼前的丈夫是多余的；而且她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她感到他的话十分正确，于是只低声说：

“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也不会比我自己所感到的更坏；可是您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他继续说，还是愤怒地，“就是要叫您知道，您既然不遵守我的愿望，不顾体面，我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来了结这种局面。”

“快了，很快就会了结了。”她说，一想到她现在渴求的而且已经迫近的死，泪水就又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

“那会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了结得还要快！假使您一定要满足肉欲的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落井下石不但有失宽大，而且不是大丈夫的行为。”

“是的，您只顾想您自己！但是对于做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是不关心的。您不管他的一生都毁了，也不管他痛……痛……痛苦……”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得这么快，以致结结巴巴，简直发不清“痛苦”这个字眼的音，结果他说成了“疼苦”。她想笑，但是想到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事能够使她发笑，她立刻感到羞愧了。第一次，一刹那间，她同情起他来，替他设身处地想了一想，为他难过了。但是她能够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呢？她垂下头，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一会，然后就开始用冷冰冰、不再那么严厉的声调说起来，强调着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随便的字眼。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望了他一眼。“不，这是我的幻想，”她想起他发不清“痛苦”这个字音时他脸上的表情，这样想着，“不，难道一个有着那种呆滞无神的眼神，有着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的人，能感觉到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低声说。

“我是来告诉您我明天要到莫斯科去，再不回到这幢房子里，您会从我委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那里听到我的决定。我要把我的儿子迁到我姐姐家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好容易才记起了关于儿子他要说的话。

“您带走谢廖沙不过是要使我痛苦罢了，”她说，皱着眉头望着他，“您并不爱他……把谢廖沙留给我吧！”

“是的，我甚至失去了对我儿子的爱，因为我对您感到的厌恶连累了他。但是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他要走了，但是这一回她拦住了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留给我吧！”她又一次低声说。“我再也不说别的话了。把谢廖沙留给我，等到我……我快要生产了，把他留给我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红筋胀了，甩开她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房间。

五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进来时，彼得堡的名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个绅士：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长着胡须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笔的响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最讲究这个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这个。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缝着眼睛，忿忿地对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有事。”助手严厉地回答，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就继续书写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他老是很忙。请等一等吧。”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再要隐姓埋名是不可能的了，就庄严地这样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门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为了他所知道的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够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因此当他对什么感到不满的时候，他的不满往往因为他认清了错误在所难免和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不满意他们，也不过是在理论上罢了；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他在律师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的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髭、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沉着地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扶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但是他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即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那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下垂的棕色胡髭往两边分开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上，感觉到他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飞过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形式。”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带着某种的满足仿效着他的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仅仅不时地偷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涨红的面孔一眼。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以下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很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因为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觉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觉。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他沉默下来，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搞得这样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出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考虑考虑吧，”他开始说，“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他说着，就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皱着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那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长皮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到这样快活，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

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的委员会，受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鼓动，异常迅速和干劲十足地组织起来，而且被派到目的地去了。三个月以后，报告呈上来。少数民族的状况已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研究过了。对于一切问题都冠冕堂皇地作了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并不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产物。这些回答都是根据省长和僧正提供的官方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正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这类的问题，例如，歉收的原因，少数民族墨守陈旧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关给予便利是千百年都解决不了也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获得了明白而无可置疑的解答。而这个解决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时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盲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做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大的打击。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轻蔑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发引起了满城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这倒很高尚，”贝特西和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她恼怒了。

“您说得倒很好听，”她说，“您有数不清的家财；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准备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哩。”

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橇车的迦杰特内街十字路口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穿着时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他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从窗口里面伸出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一边微笑着向他妹夫招手。那太太浮着温和的微笑，也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挥手。那就是带着小孩们的多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他脱了脱帽，就想坐车驶过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过雪地向他跑来。

“哦，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来了好久了吗？我昨天到久索旅馆去，在旅客登记牌上看到‘卡列宁’这个名字，但我决没有想到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说，一边把头伸进车窗里，“否则我一定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说，两只脚互相敲打着，把雪抖落下来。“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他重复着说。

“我没有时间哩，我真忙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里去吧，她是那样想要见你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掀开包住他的易受风寒的两腿的毛毯，走出马车，跨过雪地，走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

“怎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避着我们呢？”多莉微笑着说。

“我实在忙得很。见到您很高兴！”他带着分明表示他很懊恼的声调说，“您好吗？”

“哦，我亲爱的安娜可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就要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拦住了他。

“我告诉你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吧。多莉，请他来吃饭。我们还要邀请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来，好让他领略一下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风趣哩。”

“是的，请一定来吧！”多莉说，“我们五点钟的时候等您，如果您高兴，六点钟也行。我亲爱的安娜好吗？好久……”

“她很好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皱着眉头。“我高兴得很！”说着他就向他的马车走去了。

“您来吗？”多莉叫喊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了一句什么话，在来往马车的喧闹声中，多莉没有听出来。

“我明天来看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喊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上了马车，坐在尽里头，使自己既看不见人，也不被人看见。

“怪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然后看了看表，他在他的面前做了个对他的妻儿表示爱抚的手势，就扬扬得意地沿着人行路走开了。

“斯季瓦！斯季瓦！”多莉叫道，红了脸。

他转回来。

“你知道我得给格里沙和塔尼娅做外套了。给我点钱吧。”

“不要紧的，你对他们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殷勤地向乘车驶过的一个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他昨晚应允的珊瑚项圈给了他新近捧的一个漂亮舞女玛莎·奇比索娃，而且在昏暗的后台，设法吻了吻她那因为接受他的赠礼而喜笑颜开的美丽的小脸蛋。除了赠送项圈之外，他还要和她约定在排演芭蕾舞完毕后会面。他说明在歌舞开始的时候他不能够来，答应在最后一幕一定赶到，带她去吃晚饭。出了剧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坐车到市场去，亲自挑选了鱼和芦笋，以备筵席之用；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久索旅馆，他要去看望碰巧住在这同一个旅馆里的三个人：刚从国外回来、住在那里的列文；他的新近升迁、来莫斯科视察的新部长；还有他的妹夫卡列宁，他得去看看他，约他一定来吃饭。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宴会，但更喜欢随意小宴，在菜肴和饮料上，在宾客的选择上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特别满意今天筵席的菜单：有活鲈鱼、芦笋和主菜[160]——精美而又简朴的烤牛肉，和相称的美酒：这就是吃的和喝的。客人有基蒂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他们太惹人注目，还有一个堂妹和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而宾客中的主菜是——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是莫斯科人，是哲学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彼得堡人，是实际的政治家。他还邀请了有名的怪诞的热情家佩斯措夫，一个自由主义者，健谈家，音乐家，又是历史家，一个可爱极了的五十岁的老青年，他可以充当科兹内舍夫和卡列宁的调味汁或配菜。他会挑动他们，使他们争论起来。

卖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从商人手里领到，还没有花光。多莉近来很温柔体贴，宴客的主意无论在哪方面都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他处在最快活的心境中。有两件事令人稍稍不快，但是这两件事都淹没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中汹涌的善良而愉快的海洋里了。这两件事就是：第一，昨天在街上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时，他注意到他对他冷淡而隔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上是那样一副表情，而且他没有去看望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知道他的到来，把这些事实和他所听到的关于安娜和弗龙斯基的风言风语联系在一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推测出他们夫妇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是一件不快的事。另一件令人稍微不快的事是他的新部长，像所有新任的长官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可怕的人，早上六点钟起来，像马一样地工作，并且要求部下也像他那样。这位新部长还是出名的举止像熊一样粗暴的人，而且，根据一切传闻，他是属于在各方面都和他的前任正相反的那一种人，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人就是一直属于前任部长那一派的。昨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制服去办公，新部长非常和蔼，和他谈话好像和熟人谈话一样；因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认为穿着礼服去拜访他是他的义务。想到新长官也许会对他并不怎样热烈欢迎，这也是另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自会好起来的。“他们都是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可怜的罪人；为什么要生气和争吵呢？”他走进旅馆的时候这样想。

“你好，瓦西里。”他说，歪戴着帽子走进走廊，向他熟识的一个茶房说：“哦，你留起了络腮胡子啦！列文，是七号房间吗，呃？请领我上去吧。并且请你去问问阿尼奇金伯爵（这就是他的新长官）见不见客。”

“好的，老爷，”瓦西里带着微笑回答，“您好久没有来这里了。”

“我昨天来过，但是从另外的门进来的。这就是七号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去的时候，列文正和一个从特维尔省来的农民站在房间当中，用尺子测量着新剥下的熊皮。

“啊哟！你们打的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不错！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他和那农民握了握手，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没有脱下外套和帽子。

“脱下外套坐一会儿吧。”列文说，一面接了他的帽子。

“不，我没有时间哩；我只待片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他敞开外套，但是后来终于脱下，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和列文谈着猎事和最知心的话。

“告诉我，你到国外做什么？你去了些什么地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农民走了之后说。

“哦，我在德国，在普鲁士，在法国，在英国都待过，不过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工业区，我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我真高兴我走了这一趟呢。”

“是的，我知道你对解决劳工问题的意见。”

“一点也不是：在俄国不会有劳工问题。在俄国，问题在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虽然这问题在那边也存在——但是在那里只是一个修补损坏了的东西的问题，而在我们这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用心地听着列文的话。

“是的，是的！”他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是看见你精神愉快，又打熊，又工作，而且津津有味的，我真高兴呢。谢尔巴茨基告诉我——他遇见了你——说你是这样忧郁，老是说到死……”

“哦，那有什么？我还没有抛弃死的念头呢，”列文说，“真的，真是我死的时候了。而那一切全是胡诌。我对你说老实话：我非常看重我的思想和我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只想一想吧：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是生存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的一个小小的霉菌罢了。而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够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思想呀，事业呀！这些全是尘埃！”

“但是这是陈词滥调哩，朋友！”

“是陈词滥调，但是你知道，当你完全领悟它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你明白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死，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哩！我把我的理想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即使这些理想实现了，也还不是像打了那只熊一样无足轻重吗！所以人以打猎和工作为消遣，度过一生——无非是为了不要想到死罢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着列文说，露出微妙的亲切的微笑。

“哦，当然啰！现在你也接近我的意见了。你记得你曾因为我主张在人生中寻欢作乐而攻击过我吗？ 不要这么严厉吧，啊，道学先生！……[161]”“不！不论怎样说，人生中的美是……”列文踌躇了一下，“啊，我不知道哩。我就知道我们都快要死了。”

“为什么那么快？”

“你知道，人想到死的时候，人生的魅力就少了些，但是心就更平静了。”

“相反，终结甚至是更快乐的。但是我要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第十次站起身来。

“啊，不，再坐一会儿吧！”列文挽留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这个人真妙！哦，我是特地为这事来的……请你今天一定到我家里来吃饭。你哥哥也会来的，还有我妹夫卡列宁呢。”

“他在这里吗？”列文说，他很想探问基蒂的消息。他听说她初冬到彼得堡她的那位嫁给外交官的姐姐那里去了，他不知道她回来了没有；但是他改变了主意，想道：“她来不来，和我没有关系。”

“那么你来吗？”

“当然。”

“那么五点钟，要穿礼服。”

说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起身来，走到楼下他的新部长那里去了。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可怕的新部长原来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他一道吃了午餐，坐着谈了好一会，当他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里去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

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教堂做过礼拜回来以后，整个早晨都在室内度过。他早上有两件事情要办：第一，接见要去彼得堡、现在正在莫斯科的少数民族代表团，给他们指示；第二，照着约定，写信给律师。这代表团，虽然是按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建议召来的，却不免有许多麻烦甚至危险的地方，他很高兴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们。代表团的人丝毫也不理解他们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他们老老实实相信他们的职务是向委员会陈述他们的要求和实际状况，请求政府援助，完全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某些陈述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对党，因而损害了整个事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们商谈了好久，替他们拟了一个他们不得违背的提纲，在打发他们走的时候还向彼得堡写了信，托人指导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最有力的赞助者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她在代表团的事情上是一个专家，再也没有谁比她更能指导他们，更能给他们指示正当的途径了。办完这件事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写信给律师。他毫不踌躇地允许他酌情处理。他把他抢到的放在文件夹内的弗龙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附在他的信里。

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抱定不再回家的主意离开家以后，自从他去找过律师，说出了——虽然只对一个人——他的心意以后，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实际生活中的事情转化成一纸公文以后，他就越来越习惯于他自己的意图了，而且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实现这个意图的可能性了。

当他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响亮的声音时，他正在封着给律师的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争吵着，坚持要他去通报。

“没有关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这样倒更好。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对他妹妹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到他家里去吃饭。”

“请进！”他大声说，收拾起文件，把它们放在带吸墨纸的文件夹里。

“呀，你看，你瞎说，他不是在家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声音回答着不肯让他进来的仆人，于是一边走一边脱下外套，奥布隆斯基走进了房间。“哦，我找到你，真高兴极了。我希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活地开口说。

“我不能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立起身来，也没有请客人坐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想对他正在开始进行离婚诉讼的妻子的哥哥，立刻采取一种他应该采取的冷酷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中竟洋溢着深情厚意。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睁大了他明亮闪耀的眼睛。

“为什么不能？你是什么意思？”他困惑地用法语问。“不，你答应了呀。我们都盼望你来呢。”

“我要告诉您我不能到您家里来吃饭，因为我们之间所存在的亲戚关系现在要断绝了。”

“怎么？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因为我正开始对您的妹妹，我的妻子提起离婚诉讼。我不得不……”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句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做出了他意料不到的举动。他叹息了一声，颓然地坐在扶手椅里。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在说什么呀？”奥布隆斯基叫着，他的脸上显露出痛苦的神色。

“事实就是这样。”

“原谅我，我不能够，我不能够相信这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下来，他感觉到他的话没有发生他所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加以说明，但无论他怎样说明，他和他内兄的关系仍旧不会改变。

“是的，我要求离婚是出于万不得已。”他说。

“我要说一句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你是一个挺好的、正直的人；我知道安娜——原谅我，我不能改变我对她的看法——也是一个善良的、挺好的女人；所以，请你原谅我，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个。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他说。

“啊，假如单只是误会就好了！……”

“对不起，我明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但是自然……我只说一句话：你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你千万不要。你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我并没有操之过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但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我是下了坚定的决心了。”

“这真可怕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请求你，一定做吧！”他说，“照我想，诉讼总还没有开始进行。在你那样做之前，去看看我的妻子，和她谈一谈吧。她爱安娜，就像爱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哩。看在上帝面上，去和她谈谈吧！赏我这个情面吧，我求你！”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满怀同情望着他，没有打断他的沉默。

“你去看她吗？”

“我不知道。我所以没有来看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这个。恕我冒昧，我相信除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之外，你对我，至少部分地，也抱着我一向对你抱着的那种同样的友情……和衷心的敬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紧握着他的手，“就算你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擅自来评判你们任何一方，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一定要受影响。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请你来看看我的妻子吧。”

“哦，我们对于这问题的看法不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但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吧。”

“不，你今天为什么不来呢？我的妻子在等候着你。请一定来吧。而且，要紧的，你和她谈一谈。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哩。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跪着求你！”

“如果您一定要我这样，我就来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叹了口气。

于是，想要改变话题，他问起一件他们两人都感兴味的事——就是问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新部长，一个突然擢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年纪也还不十分老的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先就不喜欢安尼奇金伯爵，总是和他意见不一致。但是现在，由于一种官场中的人容易理解的感情——一个官场失意的人对于一个加官晋级的人所感到的那种憎恶心情，他对他简直不能够忍受了。

“哦，您看到他了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一丝恶毒的微笑说。

“自然；他昨天来办公了。他好像很熟悉他的工作，而且精力旺盛。”

“是的，但是他的精力是用在哪方面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在完成什么事情上面呢，还是只用在改变已经做成的事情上面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不幸——这种官僚主义的行政，而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实在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呢。我不知道他的倾向，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说，“我刚去看过他，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一道吃了午餐，我教了他做橘汁酒的酿造法，你知道那种饮料的。那是一种非常清凉的饮料。真奇怪他竟会不知道哩。他喜欢极了，不，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了看表。

“啊哟，已经四点多了，我还得到多尔戈武申那里去一下！那么请一定来吃饭吧。你想象不出你若是不来的话，会使我的妻子和我多么难过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他的内兄出去时的态度和他迎接他的时候就完全两样了。

“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来。”他懒洋洋地回答。

“相信我，我非常感谢，并且我希望你也不会懊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他一面走一面穿上外套，轻轻拍了拍仆人的头，笑了一笑，就走出去了。

“五点钟，请穿礼服。”他返回到门边，又大声说了一次。

九

主人自己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点，已有好几个客人到来。他和同时抵达门口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一道走进来。这两位像奥布隆斯基所称呼的，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都是以他们的性格和博识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也互相尊敬，但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完全意见不一致的，简直毫无调和的余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相反的思想流派，显然倒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敌人就把他们混同了）；但是在那个阵营里面，他们的意见都有一些细微差异。因为再也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不同更难调和的了，所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而且实在早已习惯于互相嘲笑对方难以改正的谬误而毫不生气了。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走进门来，一面谈论着天气。客厅里已经坐着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奥布隆斯基的岳父、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图罗夫岑、基蒂和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刻就看出，因为他不在，客厅里的情形不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华丽的灰绸衣，显然为了必须另外在儿童室吃饭的孩子们和她丈夫没有回来而焦虑着，他不在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地使座上的宾客变得融洽起来。大家坐在那里就像拜客的牧师太太一样（像老公爵所形容的），显然都很诧异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了避免沉默，勉强找出一些话来说。温厚的图罗夫岑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时候，他那厚厚的嘴唇上露出的微笑好像言语一样明白地说：“哦，朋友，你把我放在一群学者里面了！到花之城去喝一杯酒倒更合我的口味！”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的明亮的小眼睛斜视着卡列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他已经想好了一句妙语来形容这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就像是席上的鲟鱼一样，在座的客人就是被邀请来共飨他的。基蒂朝门口望着，鼓起勇气使自己在康斯坦丁·列文进来的时候不红脸。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还没有被介绍给卡列宁，极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卡列宁本人，遵照和贵妇们共宴时的彼得堡的习惯，穿起夜礼服，系着白领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他的脸色看出他只是为了践约而来，并且莅临集会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不愉快的义务似的。他实际上就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进来之前制造了使所有的客人都冻僵了的那股冷气的祸首。

一进客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道歉，解释说，他被一位什么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总是做他不到和迟到的替罪羊，于是不到一会儿工夫，他就使全体客人都互相认识了，并且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发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们立刻和佩斯措夫一道卷入讨论中了。他在图罗夫岑的肩上拍了一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就让他在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边坐下来。随即他对基蒂说她今晚上非常漂亮，并且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不一会儿工夫，他就这么巧妙地把这社交界的面团揉拢了，客厅里变得非常有生气，洋溢着欢声笑语。只有康斯坦丁·列文一个人还没有来。但是这样却正好，因为走进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吃一惊，发觉波特酒和雪利酒不是在雷维而是在德勃列[162]买来的，他吩咐赶快叫马车夫到雷维去，就回到客厅来。

在餐厅门口，他遇见了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难道你还会不迟到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挽着他的胳臂。

“客人不少吗？有些什么人？”列文问，不禁红了脸，一面用手套拂落帽子上的雪。

“都是自己人。基蒂也来了。跟我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抱着自由主义的见解，却十分明白和卡列宁会晤是一件荣幸的事，因此他就把这种荣幸款待他的好友们。但是这时候康斯坦丁·列文却没有心情高攀。自从他会见弗龙斯基那个终生难忘的晚上以后，不算他在大路上瞧见她那一瞬间，他就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基蒂。他心坎里知道他今天会在这儿看到她，但是为了要保持思想自由，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现在，当他听到她来了，他突然感到这样欢喜，同时又这样恐惧，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了。

“她是什么样子呢？她是什么样子呢？像她从前一样呢，还是像她在马车里的那副神情？假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是真话，可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是真话呢？”他想。

“啊，请给我和卡列宁介绍一下吧。”他好容易说了出来，然后他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客厅，看见了她。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与她在马车里的神情也不同了；她完全两样了。

她惊惶，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迷人。她在他走进房间的那一瞬间就看见他。她在等待着他。她很欢喜，而且欢喜得这样惶惑，有一刹那，当他走到她姐姐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和他，和看到这一切的多莉，都感觉到好像她会失声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是一阵红，她失了神，嘴唇发抖，等待他走到她面前来。他向她走去，鞠着躬，伸出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她嘴唇轻微的颤动和那使她的眼睛越发放光的潮润，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微笑几乎就是平静的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啊！”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她冰冷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看见您了呢，”列文说，闪耀着幸福的微笑，“您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您。”

“什么时候？”她惊异地问。

“您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列文说，感觉到他快要因为他心中洋溢的欢喜而哭起来。“我怎么敢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的是真话。”他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他的胳臂，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我来替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和列文握了握手。

“你们原来认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地问。

“我们在一个车厢里一道过了三个钟头，”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车，就像由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完全神秘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啊呀！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指着餐厅。

男客们走进餐厅，走近桌子，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青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碟子。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着，在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斯措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谈话，在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静下来了。

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这样来把最激烈、最认真的辩论结束，他的这种本领是没有谁及得上的，现在他就这样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张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能够完成。

佩斯措夫坚持说一个国家只有人口较多的时候才能同化别的国家。

科兹内舍夫承认双方的论点，但却加以限制。当他们正走出客厅的时候，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微笑着说：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化，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这样，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特别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哩；你已经有了几个了？”他说，殷勤地对他们的主人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举向他。

大家都笑了，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最快活。

“啊，对啦，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咀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斟在酒杯里。谈话就以这戏言结束了。

“这干酪还不坏。您要吃一点吗？”主人说，“啊呀，难道你又做起体操来了吗？”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他的筋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他的胳臂，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之下，筋肉从薄呢礼服下面隆起来，像坚实的干酪一样，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好硬的二头肌呀！简直是一个参孙[163]！”

“我想猎熊是需要很大气力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对于打猎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开一片薄得像蛛网一样的薄面包片，把干酪涂在上面。

列文微笑了。

“一点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呢！”他说，向和主妇一道走近桌旁的妇人们微微点头，让在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只熊？”基蒂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叉不住、要滑落下去的蘑菇而终于徒劳，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衣袖花边颤动起来。“你们那里有熊吗？”她补充说，侧转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色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的爱情。

“不，我们到特维尔省去打的。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妹夫[164]，或者不如说您姐夫的妹夫，”他微笑着说，“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会见。”

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165]，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向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我真是感激不尽。”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太没有规定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说，温和地微笑着，“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的皮袄的缺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那种胜利者的样子？”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到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晕眩的高峰上，而在遥远的下方是，所有那些善良优秀的卡列宁们，奥布隆斯基们和整个的世界。

一点也没有惹人注意，也没有望他们一眼，好像再也没有剩下什么空位子似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使列文和基蒂并肩坐在一起。

“啊，你可以坐在这里。”他对列文说。

筵席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好的瓷器餐具一样精致。玛丽-路易式羹汤鲜美无比；和汤一道吃的小馅饼一到口里就酥了，真是无懈可击。两个听差和马特维，系着白领带，毫不碍眼地、悄悄地、敏捷地伺候着筵席。这宴会在物质方面是一个大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毫无逊色。谈话，有时是全体的，有时是个别的，从来没有停顿过，到末后，变得这样生气勃勃，以致男客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还在谈论着，就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变得活跃了。

十

佩斯措夫喜欢辩论到底，因此并不满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特别是他觉得他的意见不正确。

“我说的，”他一边吃汤，一边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并不单单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联系到根本思想，并不是靠几条原则。”

“那在我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懒洋洋、从容不迫地说，“是一样的。照我的意见，只有那种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只有那种民族……”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佩斯措夫用低沉的声调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快得很，而且总是好像要把他整个的心都放进他所说的话似的，“所谓‘高度发展’包含什么内容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算发展最高呢？谁可以同化别的民族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是德国人的发展程度也并不见得就低些！”他叫道，“这里一定有别的规律。”

“我想感化力总是在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一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微微扬起眉毛。

“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正教育的表征呢？”佩斯措夫说。

“我想这些表征大家都知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但是人们完全知道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必须是纯古典的；[166]但是我们看到了双方的激烈争论，而且不可否认，反对派方面也自有他有力的论据。”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喝一点红葡萄酒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不是在对任何一种教育表示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带着一种好像对待小孩一样的迁就微笑，把他的酒杯端过来，“我只是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他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属于古典派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科学教育的明显根据。”

“自然科学就有同样巨大的教化启迪的功效，”佩斯措夫插嘴说，“比方天文学吧，比方植物学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原理体系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言形式，这一个过程本身对于智力的发展，就有特别良好的功效。而且，无可否认，古典派学者的影响是道德最高的，反之，不幸得很，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关系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来想说句什么，但是佩斯措夫用他深沉的低音打断了他。他开始热烈地争辩说这个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沉静地等待着发言的机会，显然是准备好了一个稳操胜券的反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卡列宁，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切地估量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一切利弊是一件难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是不会这么迅速彻底地解决的，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优越性：一种道德的——我们坦率地说[167]——反虚无主义的影响的话。”

“当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反虚无主义这种优越性的影响，我们就会把这问题考虑得更久，而且会要衡量双方的论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浮着含蓄的微笑说，“我们就会给两者的倾向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有反虚无主义的特效，所以我们大胆地把这个药方开给病人……但是万一没有这种特效，可怎么办呢？”他又用警句结束道。

听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和愉快，高兴他终于听到了一句好笑的话，那是他在倾听这场谈话时一心一意期待着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错请佩斯措夫。有佩斯措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戏言结束了这场谈话，佩斯措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同意，”他说，“说政府抱着那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一般的意见所左右的，对它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漠不关心。比方说吧，妇女教育应当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为妇女设立学校和大学。”

于是谈话立刻转到妇女教育这个新的题目上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问题混淆起来，把妇女教育认为是有害的，其原由就在此。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佩斯措夫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教育不足而被夺去权利，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造成的。我们不要忘记妇女所受的奴役是这样普遍，这样年代悠久，以致我们常常不肯承认把她们和我们分开的那道鸿沟。”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佩斯措夫停住之后说，“是指做陪审官，做市议员，做议长，做官吏，做国会议员等等的权利吗？”

“当然。”

“但是即使当作罕有的例外，妇女能够占有这种地位，我觉得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妥当的。倒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要承认，执行陪审官、市议员和电报局员的职务，我们总感到好像是在尽一种义务似的。所以不如说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是完全合法地在寻求，这样说来得妥当。对于这种想要协助男子来从事共同劳动的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正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我想，问题只是她们适不适宜担负这种义务。”

“她们一定是非常适宜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如果教育在她们中间普及。我们看……”

“那俗语是怎么说的？”早就在留心听这场谈话的公爵说，他的一双小小的、滑稽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可以当着我的女儿们的面说：女人的头发长，可是……”[168]

“正像人们对解放前的黑奴所抱的想法一样！”佩斯措夫愤怒地说。

“我觉得奇怪的是妇女竟然要寻求新的义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像我们所看到的，不幸得很，男子却总是竭力逃避义务。”

“义务是和权利相连的——权力、金钱、名誉，这些就是妇女所追求的东西。”佩斯措夫说。

“正像我要寻求做奶妈的权利，看见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没有人要我，就愤愤不平一样。”老公爵说。

图罗夫岑捧腹大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惋惜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微笑了。

“是的，但是男子不能够喂奶呀，”佩斯措夫说，“而妇女……”

“不，曾经有一个英国人在船上喂自己小孩奶哩。”老公爵说，感到在自己女儿面前是可以这样随便说的。

“既然有这么多这种英国人，那么也就有那么多妇女官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是的，但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女子应当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朝思暮想的玛莎·奇比索娃，这样插嘴说，他同情佩斯措夫，而且支持他的意见。

“如果把这个女子的身世细加考察的话，您就会知道她抛弃了家庭——她自己的，或者她姐妹的家庭，她原可以在家庭里尽女人的职责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出其不意地用激怒的声调插嘴说，她大概揣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着的是什么样一种女子。

“但是我们是在维护一种原则，一种理想！”佩斯措夫用爽朗的低音说，“妇女渴望拥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由于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而感到压抑。”

“我也由于认识到育婴堂不会雇我去做奶妈而感到压抑哩。”老公爵又说了，使得图罗夫岑开心得不得了，笑得把一块很粗的芦笋掉在酱油里。

十一

大家都参与这谈话，只有基蒂和列文除外。开头，他们谈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感化力，列文不禁想到他对于这个问题所抱的见解；但是，以前在他眼中看来那么重要的这些思想，现在却好像在梦里一般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他甚至奇怪他们怎么会这样起劲地谈论这种对于谁都没有益处的事情。基蒂也是一样，对于他们谈论的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她本来应该感到兴趣的。她想起她在国外的朋友瓦莲卡，想起她那痛苦的寄人篱下的生活时，她是怎样频繁地想这个问题啊，她是怎样常常纳闷假使她不结婚会落到什么样的结局，而且为了这事，她是怎么常常和她的姐姐争辩啊！但是现在这一点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她和列文在私下谈话，简直不是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心心相印，使他们越来越接近，使他们两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他们正在踏入的未知世界又欢喜又恐惧的心情。

开头，基蒂问列文去年怎样看到她在马车里，列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把他怎样从割草场沿着大路走回家去，偶然遇见了她的始末告诉她。

“那是很早，很早的早晨。您一定是刚刚醒来。您的妈妈还睡在角落里。那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思索四驾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那是系着铃铛的四匹骏马，一刹那间，您闪过去，我看见您在窗口——您这样坐着，两手拉住帽子上的带子，而且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他微笑着说，“我多么想要知道那时候您在想什么，是想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不是披头散发吗？”她想着，但是看到他回忆起这些详细情景时流露出的欢喜微笑，她感到她给予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她红了脸，高兴地笑了。

“我当真不记得了哩。”

“图罗夫岑笑得真有趣！”列文说，叹赏着他濡润的眼睛和摇晃的身体。

“您很早就认识他吗？”基蒂问。

“啊，有谁不认得他呢！”

“我想您一定觉得他是个坏人吧？”

“不是坏，只是一无足取罢了。”

“啊，您错了！您可不要这样想！”基蒂说，“我以前也非常瞧不起他，但是他，他真是一个非常可爱、心肠好极了的人呢。他有一颗黄金一般的心。”

“您怎么觉察出他的心来的？”

“我们是好朋友哩。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您来看过我们以后不久，”她说，流露出一种负疚、同时又是信赖的微笑，“多莉的孩子全害了猩红热，那时候碰巧他来看她。您想想吧，”她低声说，“他那么替她难过，他留下来，帮助她照顾小孩。是的，他在他们家住了三个礼拜，像保姆一样照看孩子们。”

“我把那次害猩红热时图罗夫岑的事告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呢。”她探过身去对她姐姐说。

“是呀，那真是了不起，真是难得哩！”多莉说，向觉察出她们在谈他的图罗夫岑的方向瞥了一眼，对他温和地微笑着。列文又一次朝图罗夫岑望了一望，诧异他以前怎么没有觉察出这个人的优点。

“我真是抱歉，抱歉得很，我以后再也不往坏里想人了！”他快活地说，真实地表白出了他现在的心情。

十二

在已经谈开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话里，涉及到某些在妇女面前不便讨论的关于结婚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佩斯措夫在吃饭时好几次接触到这些问题，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留心地引他转移话题。

当他们从桌旁站起身来，女士们已经走出去时，佩斯措夫没有跟她们去，却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述说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据他的意见看来，夫妻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在舆论上，所受的处罚不平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急地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敬了他一支雪茄。

“不，我不抽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着地回答，于是好像故意要显出他并不怕这个话题似的，他带着冷冷的微笑转向佩斯措夫。

“我想这种意见是根据事件的性质本身来的。”他说着，想要走到客厅里去；但是正在这时候，图罗夫岑突然出其不意地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话了。

“您该听到普利亚奇尼科夫的事吧？”图罗夫岑，香槟酒喝得兴奋起来了，正在等机会来打破那苦恼了他很久的沉默。“瓦夏·普利亚奇尼科夫，”他说，他那濡润、红红的嘴唇上挂着温和的微笑，他特别是对那位最主要的客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话，“他们告诉我，他今天在特维尔和克维茨基决斗，把他打死了。”

正好像人总要故意刺伤痛处一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现在感觉到这场谈话不幸尽在碰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痛处。他又想把他妹夫引开去，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怀着好奇心问了：

“普利亚奇尼科夫为了什么决斗呢？”

“为了他妻子。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漠不关心地说，于是扬起眉毛，走进客厅。

“您来了，我多么高兴呵，”多莉在客厅的穿堂迎着他，含着惊惶的微笑说，“我有话要和您谈。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是带着他扬起眉毛使他显出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身旁坐下，假装出笑容。

“是的，”他说，“特别是我正要请您原谅，向您告辞。我明天就要动身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信安娜是清白的，眼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子竟那么满不在乎地想要毁掉她无辜的朋友，这可使她感到自己脸都气白了，嘴唇战抖起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说，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望着他的眼睛，“我问您安娜的近况，您没有回答我。她好吗？”

“我看她很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没有望着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谅我，我本来没有权利……但是我爱安娜，就像爱自己的妹妹，而且也尊敬她；我求您，我恳求您告诉我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您看到她什么地方不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差不多闭上了眼睛，垂下头来。

“我所以感到不能不改变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态度，那理由，我想您的丈夫已经告诉了您吧？”他说，没有望着她的眼睛，却不高兴地望了一眼正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能够相信！”多莉说，用一种有力的姿势把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在自己胸前。她迅速地立起身来，把手放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袖口上。“这里有人打扰。请到这边来吧。”

多莉的激动影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站起身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的课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的桌旁坐下。

“我不，我不相信！”多莉说，极力想捉住他那回避着她的目光。

“人可不能不相信事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特别强调事实这个字眼。

“但是她做了什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究竟做了什么呢？”

“她无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那就是她做的事。”他说。

“不，不，不会有这种事的！看在上帝面上，您一定是弄错了。”多莉说，用手按住两鬓，闭上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只用他的嘴唇冷冷地笑了一笑，想要向她和自己表示他的确信不疑的信心；但是这种热诚的辩解，虽然不能动摇他，却刺痛了他的创伤。他带着更激昂的态度说话了。

“当妻子亲口告诉她丈夫这个事实，告诉他，她八年来的生活和儿子，——这一切都是错误，而她要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那就很难弄错了。”他忿怒地说，哼了一声。

“安娜和罪恶——我不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不能相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现在正视着多莉善良而激动的脸，觉得他的话不由得流畅起来了，“我倒宁愿还有怀疑的余地。我怀疑的时候，固然很苦，但却比现在好。我怀疑的时候，我还有希望；但是现在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可还是怀疑一切。我是这样怀疑一切，我甚至憎恨我的儿子，有时候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了。我真不幸。”

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他望着她的面孔时，立刻看出了这个；她替他难过起来，而认为她朋友是清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啊，这真可怕，可怕呀！但是您难道当真决定要离婚吗？”

“我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含着眼泪说。“啊，不，不要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她说。

“这就是这种苦难所以可怕的地方，它不像遭到旁的苦难——比方失败或是死亡——那样，人可以平静地来忍受，而这样他却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说，好像在揣度她的思想似的，“人不能不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人不能过三角关系的生活。”

“我明白，这个我完全明白。”多莉说，垂下了头。她静默了一会，想着她自己的事，想着她自己家庭的愁苦，于是突然，她兴奋地抬起头，带着恳求的姿势紧握着两手。“但是等一等！您是一个基督徒。替她想一想吧！要是您抛弃了她，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已经想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已经再三想过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脸上的斑点涨红了，他浑浊的眼睛直望着她。这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从心底里怜悯他了，“当她亲口对我说了我的屈辱时，我就这样做了，我让一切维持现状，我给她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想要挽救她。而结果怎样呢？她连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是要她顾全体面，都不肯遵守，”他说，又激昂起来了，“人可以挽救那些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但是要是她整个的天性是这样堕落，这样淫荡，毁灭本身在她看来就是拯救，那有什么办法呢？”

“随便什么都好，但是不要离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

“可是随便什么指的是什么呢？”

“不，这真可怕呀！她会谁的妻子都做不成了；她会毁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耸了耸肩膀和眉毛。回忆起他妻子最近的过失使他这样激怒，他又变得像刚开始谈话时那样冷酷了。“我很感谢您的同情，但是我要走了。”他说，站了起来。

“不，再等一会儿！您千万别毁了她。等一等；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你。我结了婚，我丈夫欺骗了我；我一时气愤和嫉妒，本来想抛弃了一切，本来想自己……但是我清醒了；而这是谁使我这样的呢？安娜救了我。而现在我在生活下去。孩子们在长大，我丈夫也回到家里，而且悔悟了，渐渐变纯洁变好了，而我呢，也在生活下去……我饶恕了，您也得饶恕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她说着，但她的话现在在他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在他决定离婚那一天所感到的一切憎恶，又在他的心中抬头了。他摇了摇身子，用刺耳响亮的声音说：

“我不能够饶恕，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为这个女人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而她却把一切践踏在她天性接近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毒的人，我从来没有憎恨过谁，但是我却从心底里憎恨她，我甚至不能饶恕她，为了她给予我的伤害，我太恨她了！”他说，给愤恨的眼泪哽住了。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畏怯地低声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这他早就知道，但却不适用于他这种场合。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但却不能爱那些您所憎恨的人。打扰您了，请您原谅吧。各人自己的愁苦就够受的了！”于是恢复了镇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默地告别了，就走了。

十三

当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原来想跟着基蒂走进客厅去的；但是他怕他对她的追求太露骨，也许会使得她不快。他留在男客的圈子里，参与大家的谈话，他虽然没有望着基蒂，却觉察出她的动作、她的神情和她在客厅里坐的座位。

他立刻毫不费力地实践了他对她所立下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喜欢一切的人。谈话转移到农村公社的问题，佩斯措夫认为农村公社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开端，他称之为“合唱的开端”。列文既不同意佩斯措夫，也不同意他哥哥，他哥哥照例是又承认又不承认俄国农村公社制的意义。但是他和他们谈论着，只是极力想给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不感到兴趣，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更是兴味索然，他只希望一件事——就是他和大家都快乐和满足。他现在只知道一件东西是重要的。而那一件东西，开头在那里，在客厅里，然后移动过来，在门口停住。没有回过头来，他就感到了双眸和微笑倾注在他身上，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她正和谢尔巴茨基站在门口，望着他。

“我以为您到钢琴那里去哩，”他走到她面前说，“音乐——这正是我在乡下所缺少的东西。”

“不；我们只是来找您，感谢您来看望我们，”她说，报之以微笑，那好像一件赠物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辩论呢？您知道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服谁。”

“是的，这是真的，”列文说，“人们争论得那么热烈，往往只因为不能领会对方所要证明的事情。”

在最聪明的人们之间的辩论，列文常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辩论者在费了很大气力，费尽唇舌，运用了大量奥妙的逻辑之后，终于觉察到他们那么不惮其烦地力图互相证明的东西，原来在很久以前，从他们开始争论起，双方就都已明白，但是他们喜欢各执一词，却又不愿明说出来，唯恐遭到对方的攻击。他常常体验到，在辩论中人们突然抓住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立刻喜欢起来，立刻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一切论据结果就都成为多余的和不必要的了。有时候，他也体验到相反的情形，人们最后表达出了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正为它争辩，而恰巧又表达得又恰当又恳切，于是他的对手就立刻同意，不再争论了。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她皱起眉头，极力去了解。但是他刚开口解释，她已经了解了。

“我知道：人应当弄明白对方争论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方才能够……”

她完全理会而且表达出他表达得很拙劣的思想。列文快活地微笑了；从同佩斯措夫和他哥哥混乱冗长的争论转换到这种简洁、明了、几乎是无言的最复杂的思想交流，这种转换使他大为惊异。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基蒂走到牌桌旁边，坐下来，然后拿起一枝粉笔，开始在崭新的绿毡上画着同心圆。

他们又谈到吃饭时所谈起的话题——妇女的自由和职业的问题。列文赞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意见：未婚女子应当在家庭里找到妇人的本分工作。他用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这个意见：任何家庭没有妇女的帮助是不成的，每个家庭，不论贫富，总有而且不能没有保姆，不管是自己的亲属，还是雇佣的人。

“不，”基蒂涨红了脸说，但却用她诚实的眼睛比以前更加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女子也许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她生活在家庭里不能不感到屈辱，而她自己……”

由这暗示，他了解她了。

“啊，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正是由于窥见了基蒂心中怕做老处女的恐怖和屈辱，他这才完全明白在吃饭时佩斯措夫主张妇女自由的全部论据；而因为爱她，他也感到了那种恐怖和屈辱，立刻不再争论了。

接着是沉默。她还用粉笔在桌上画着。她的眼睛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在她心情的影响之下，他感到全身心都充溢着不断增强的幸福。

“噢！我乱涂了一桌子哩！”她说，放下粉笔，她动了动，想要站起来的样子。

“什么！她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吗？”他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来。“等等，”他说，在桌旁坐下，“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他直视着她亲切、但又恐慌的眼睛。

“请您问吧。”

“这里，”他说，写下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к，в，м，о：э，н，м，б，з，л，э，н，и，т？这些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当您对我说：那不能够的时候，那意思是永远不呢，还只是当时？”看来是很难希望她领悟这个复杂的句子的；但是他用那样一种眼光望着她，好像他一生的命运全系在她能否理解这些字上面。

她严肃地瞥了瞥他，就把她那皱蹙的前额支在手上，开始念着。她时而看他一两眼，好像在问：“是我想的那样吗？”

“我明白了。”她说，微微涨红了脸。

“这是什么字？”他指着代表永远不这个字眼的h说。

“这是永远不的意思，”她说，“但这不是真的呢！”

他急急地揩去他所写的字母，把粉笔给她，站了起来。她写了т，я，н，м，и，о。

多莉瞧见这一对人儿的时候，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话所引起的悲愁就完全消失了：基蒂手里拿着粉笔，带着羞怯的幸福的微笑仰脸望着列文，而他优美的身躯俯向桌子，热情的眼睛一会紧盯在桌上，一会又紧盯着她。他突然喜笑颜开，他明白了。那意思是：“那时候我不能够不那样回答。”

他询问般地、畏怯地望着她。

“仅仅那时候吗？”

“是的。”她的微笑回答了。

“那么现……现在呢？”他问。

“哦，你读吧。我把我所愿望——从心底愿望的事告诉您！”说着，她写下了下面开头的字母，ч，в，м，з，и，п，ч，б，意思是：“只要您能忘记，能饶恕过去的事。”

他用神经质的、颤栗的手指攫取了粉笔，把它折断了，写下下面字句开头的字母：“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着您。”

她含着缠绵的微笑望着他。

“我明白。”她低低地说。

他坐下来，写了长长的一句。她全明白了，并且没有问他是不是这样，就拿起粉笔，立刻回答了。

好久，他没有探索出她所写的字母的意义，频频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幸福得头昏眼花，怎样也填不出她所写的字；但是在她那洋溢着幸福的魅人的眼睛里，他看出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是他还没有写完，她就从他手的动作上读了这些字母，亲手写完了那句子，并且写下了回答：“是。”

“你们在玩猜字谜[169]吗？”老公爵走到他们面前说，“但是我们真的非走不行了，如果你要赶上看戏的话。”

列文立起身来，把基蒂送到门口。

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切都说了；她说了她爱他，说了她要告诉她父母，他说了他明天早晨会来。

十四

当基蒂走了，只剩下列文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到她不在他是那样心神不安，那样焦急地盼望明早尽快尽快到来，——到明早他会再看见她，而且和她永订终身——他竟至害怕没有她他所不能不度过的这十四个小时，就像害怕死亡一样。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为了要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和他最意气相投的同伴，但是他要出去，据他自己说是去参加晚会，实际上是去看歌舞。列文刚好赶上告诉了他，说他非常幸福，他喜欢他，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做的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目光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了他是很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哦，那么还不是死的时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感动地紧握着列文的手。

“不—不—不！”列文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他道别的时候也好像祝贺似地说：“您又会见了基蒂，我多高兴啊！人应当尊重旧日的友情呢。”

列文不喜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这些话。她无法理解这一切是多么崇高，是她多么望尘莫及，她是连提都不该提的。列文向他们告别，但是，为了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缠住了他哥哥。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去出席会议。”

“哦，我跟你一道去。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一同去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说，“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感到很幸福，”列文说，拉开他们乘的马车车窗，“你不要紧吧？闷极了哩。我感到非常幸福。你为什么至今不结婚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我很高兴，她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列文叫喊起来，两手抓住他的皮外套的领子，把他的脸蒙上。“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是一句这么寻常，这么微不足道的话，和他的感情这么不协调。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发出了他难得发出的愉快笑声。

“哦，无论怎样，我可以说我非常高兴。”

“你可以明天，明天再说，现在可不要再讲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静下吧。”列文说，于是又用皮外套把他蒙上，他补充说：“我是这样爱你啊！我真的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当然可以。”

“你们今天讨论什么呢？”列文说，不停地微笑着。

他们到了会场。列文就听到秘书在含糊地宣读着显然他自己也不了解的记录；但是列文从这个秘书的脸上看出来他是一个多么可爱、善良而出色的人。这从他宣读记录时那副困惑的狼狈神情就可看出来。接着，讨论开始了。他们在为扣除某宗款项和敷设某些水管而争论不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得意洋洋的口吻说了一大篇话，把两位议员刻薄了一番；另一个议员在一张纸上匆促地写了一些什么，开头有点胆怯，随后却非常毒辣而又愉快地答复了他。接着斯维亚日斯基（他也在那里）也说了几句什么，说得冠冕堂皇。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明白地看出扣除的这些款项和水管都不是什么实在的事情，他们也并没有生气，大家都是十分可爱可敬的人，在他们中间一切都非常圆满和愉快。他们没有伤害谁，大家都自得其乐。最妙不可言的是列文感到他今天能够看透他们所有的人，从细微的、以前觉察不出的表征知道每个人的心，明白地看出来他们都是好人。那天他们大家都特别对列文表示好感。这从他们对他说话的态度，从他们大家，连那些他素不相识的人也在内，望着他的时候那种友好亲切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

“哦，你满意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

“非常满意。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有趣呢！好极了！真了不得哩！”

斯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面前，邀他到他家里去喝茶。列文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也回想不起他不满意斯维亚日斯基什么，他感到他身上不足的是什么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善良的人。

“非常高兴。”他说，问候他的妻子和姨妹。在想象里，他想到斯维亚日斯基的姨妹总是和结婚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就由于这样一种奇妙的联想，他感觉到再也没有比向斯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姨妹诉说他的幸福更适宜的了，因此他很高兴去看她们。

斯维亚日斯基问他农场上的改革，照例预先断定要发现欧洲不曾发现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话一点也没有使列文不快。相反，他觉得斯维亚日斯基说的对，他的整个事业毫无价值，而且他看出了斯维亚日斯基避免明白表示他的正确意见那种可惊的温柔体贴。斯维亚日斯基家的女人们也是格外可爱，在列文看来仿佛她们知道了一切，而且同情他，只是由于客气没有说出口来。他和他们一道待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却只想着充溢在他心头的那件事情，他没有注意到他使他们困倦得要命，而且早已过了他们就寝的时间。斯维亚日斯基送他到前厅，打着哈欠，惊奇他朋友的异样的心情。一点钟已经过了。列文回到旅馆，想到现在他要一个人熬过剩下的十个钟头，他惊惶了。值班的侍者给他点上蜡烛，正待走开去，但是列文叫住了他。这侍者，名叫叶戈尔，列文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现在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好、主要的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哦，叶戈尔，不睡觉是一件苦事吧，可不是吗？”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们的职务。在绅士人家做活要轻松得多；可是在这里可以多赚几个。”

原来叶戈尔有一个家，三个儿子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希望把女儿嫁给马具店的伙计。

列文趁这机会就对叶戈尔说，照他的意见看来，结婚中的重要因素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因为幸福全在自己身上。

叶戈尔留心地听着，显然完全理解列文的意见，但是为了表示赞同，他大出列文意料之外地说，他在好人家做事的时候，对于他的主人总是很满意的，对于现在这个主人就十分满意，虽然他是一个法国人。

“一个好心肠的人哩！”列文想。

“哦，但是你自己，叶戈尔，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爱你的妻子吗？”

“哦！怎么不爱呢？”叶戈尔回答道。

列文看到叶戈尔也处在愉快的心境中，而且想要把他所有最真挚的情感告诉他。

“我的生活也是很奇怪的呢。从小时候起……”他开口说，眼睛发亮了，显然是感染上列文的欢喜心情，好像打哈欠会感染人一样。

但是这时铃响了，叶戈尔走开了，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在宴会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在斯维亚日斯基家又拒绝喝茶吃晚餐，但是他想不到晚餐这些了。他昨夜一夜没有睡，但也想不到睡眠这些。房间里很冷，但是他却感到闷热不堪。他开开气窗，在正对窗口的桌旁坐下。在盖满了雪的屋顶上可以看见那装饰着链子的十字架，而在上空是高高升起的三角形的御夫星座，伴着灿烂的黄色卡培拉星。他一会眺望着十字架，一会又眺望着星星，吸进那均匀流入房间的新鲜而严寒的空气，好像在梦里一般地追忆着涌现在他的想象里的形象和记忆。在三点多钟的时候，他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就从门口向外一望。原来是他认识的那个赌徒米亚斯金从俱乐部回来。他带着阴郁的样子皱着眉头，咳嗽着走过。“可怜的，不幸的人啊！”列文想，由于对这个人的爱惜和怜悯，泪水浮上了他的眼里。他本来想要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的，但是记起他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他改变了主意，又在气窗前面坐下，沐浴在寒冷的空气里，眼望着那静静的、但在他看来却充满了意义的十字架的美丽轮廓，和冉冉上升的灿烂的黄色星座。到六点多钟，可以听到人们擦洗地板的声音，早祷的钟声也响起来了。列文感到他快要冻坏了。他关上气窗，洗了脸，穿起衣服，就走到街上去了。

十五

街上还是空的。列文向谢尔巴茨基家走去。大门还关着，一切都沉睡着。他走回来，又走进自己的房间，吩咐拿咖啡来。白天的侍者，不是叶戈尔了，给他端来了咖啡。列文原想和他攀谈的，但是铃响了，他走出去了。列文试着去喝咖啡，把一片白面包放进嘴里，但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面包了。列文吐出了面包，穿上外套，又走出去。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台阶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房里的人还刚刚起来，厨师正出去买菜。他至少还得消磨两个钟头。

整整一夜和一个早晨，列文完全无意识地度过去，感到好像完全超脱在物质生活的条件之外。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没有穿外套在严寒的空气里过了好几个钟头，不但感觉得比什么时候都更清醒健康，而且简直感到超脱于形骸之外了；他一举一动都不用费力，而且感到仿佛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深信不疑，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飞上天去，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不断地看表，向周围眺望，把剩下的时间就这样度过。

他当时所看到的东西，他以后再也不会看见了。上学去的小孩们，从房顶飞到人行道上的蓝灰色鸽子，被一只见不到的手陈列出来的盖满了面粉的面包，特别打动了他。这些面包、这些鸽子、这两个小孩都不是尘世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小孩向鸽子跑去，笑着望了列文一眼；鸽子拍击着羽翼在太阳光下，在空中战栗的雪粉中间闪烁着飞了过去；而从一个窗子里发出烤面包的香味，面包被陈列出来。这一切合在一起是这样的美好，列文笑了，竟至欢喜得要哭出来。沿着迦杰特内大街到基斯洛夫克大街兜了一个圈子，他又回到旅馆，把表放在前面，他坐下，静待着十二点钟到来。在隔壁房间里，人们在谈论着什么机器和欺诈事情，发出早晨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正逼近十二点了。时针到了十二点。列文走出来到台阶上。车夫们显然明白了这一切。他们喜笑颜开地围住列文，互相争执着，兜揽着生意。列文极力不得罪旁的车夫，应允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叫了其中的一部，吩咐驶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这车夫，看上去非常漂亮，他雪白的衬衫领子贴住他那强壮的、血色很好的红润脖颈，露在他的外套外面。这个车夫的雪橇又高大又舒适，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过这样好的车子，马也很出色，竭力奔跑着，但却好像不在动一样。车夫知道谢尔巴茨基家，于是带着一种对他的乘客表示特别恭敬的态度，把他的手臂弯成圆形，叫了声“喔！”就在门口停下来。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一定也知道这一切。这由他的眼睛里的笑意和他说下面这句话的神情就可清楚地看出来。

“哦，好久没有来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他不单知道这一切，而且显然很高兴，并且极力掩饰住他的欢喜。望着他温厚的老眼，列文甚至在自己的幸福里面觉出了一种新的东西。

“他们起来了吗？”

“请进！放在这里吧。”他在列文转回来拿帽子的时候，微笑着这样说。这也是有意思的。

“向哪个通报呢？”仆人问。

这仆人，虽然很年轻，而且是一个新仆人，像花花公子，却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良的人，而且他也知道这一切了。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

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琳诺小姐。她走过大厅，鬈发闪光，容光焕发。他刚和她说话，就突然听到门外有裙子的纟卒纟祭声，琳诺小姐立刻从列文眼中消逝，一种感到幸福临近的欢乐的恐怖感染了他，琳诺小姐急匆匆离开他，向另一扇门走去。她刚走，一阵很快，很快的，轻盈的脚步声就在镶花地板上响起来，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身——比他自身更美好的、他追求渴望了那么久的东西，很快，很快地临近他了。她不是走来的，而是好像由什么无形的力量把她送到他面前来的。

他除了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那双由于洋溢着像他心中怀着的同样爱情的惊喜交集的眼睛以外，再也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了。那双眼睛越来越近地闪烁着，以爱情的光辉使他目眩。她站得离他那么近，以致接触到他了。她的手举了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面前，带着羞怯和欢喜神情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抱住她，把他的嘴唇紧贴在她那要和他接吻的嘴上。

她也整整一夜没有睡，一早起就在等候他。她的父母毫无异议地同意了，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等待着他。她要第一个告诉他她和他的幸福。她准备单独一个人去迎接他，对于这个主意很高兴，可又有点儿畏怯和羞涩，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就在门外等待琳诺小姐走开。琳诺小姐走了。她不假思索，也不问自己怎样做以及做什么，就走到他面前，做了她刚才所做的事。

“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她说，拉着他的手。很久他说不出一句话，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害怕用言语亵渎了他的崇高感情，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每次想说句什么话，他就感到话没有，幸福的眼泪倒要涌出来了。他拉住她的手吻着。

“这是真的吗？”他终于带着哽咽的声音说，“我不相信你会爱我呢！”

她因为你这称呼和他望着她时那种畏怯的样子而微笑了。

“是的！”她意味深长地、从容地说，“我多么幸福啊！”

她没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一道走进客厅。公爵夫人一见他们就呼吸急促，立刻哭起来，随后又笑了，迈着列文预料不到的矫健的步子跑到他面前，紧抱住他的头，吻了吻他，她的眼泪沾湿了他的两颊。

“那么一切都定妥了！我真高兴。爱她吧。我真高兴……基蒂！”

“你们解决得好快啊！”老公爵说，竭力装得毫不动情的样子；但是列文转向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早就，而且一直希望这样呢！”公爵说，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到面前来，“当这轻浮的孩子还在痴想……”

“爸爸！”基蒂叫着，用双手捂住他的嘴。

“哦，我不说了！”他说，“我真，真高……哦，我真是一个傻瓜呀……”

他抱着基蒂，吻了她的脸，她的手，又吻了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当列文看到基蒂多么长久而温柔地吻着她父亲肌肉丰满的手的时候，列文突然对于这位以前他不很深知的老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意。

十六

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里，默默地微笑着；公爵坐在她旁边。基蒂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仍旧拉着他的手。大家都沉默着。

最先开口说出一切事情，把一切思想感情转化为实际问题的是公爵夫人。最初一瞬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感到有点异样和苦痛。

“什么时候呢？我们还得举行订婚礼，发请帖啦。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你想怎样，亚历山大？”

“你问他呀，”老公爵说，指着列文，“他才是这事情的主要人物哩。”

“什么时候？”列文涨红了脸说，“明天。要是您问我的话，我就要说，今天订婚，明天举行婚礼。”

“哦，得啦，亲爱的，瞎说！”

“那么，就再过一个礼拜吧。”

“他简直疯了呢。”

“不，为什么呢？”

“唉呀，真是！”母亲看到他这么急，快活地微笑着说，“嫁妆怎么办呢？”

“难道还要嫁妆这些吗？”列文恐怖地想，“但是，难道嫁妆、订婚礼和所有这些能损坏我的幸福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损坏它！”他瞥了基蒂一眼，注意到她一点也没有因为考虑到嫁妆弄得心烦意乱。“那么这是必要的。”他想。

“啊，您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愿望罢了。”他道歉说。

“那么我们慢慢地商量吧。至于举行订婚礼，发请帖，现在就可以着手办了。就这样吧。”

公爵夫人起身走到她丈夫面前，吻了吻他，就要走开，但是他留住了她，拥抱她，而且，像一个年轻的情人一样，温柔地，含着微笑，吻了她好几次。两位老人显然一时间糊涂了，简直弄不明白是他们又恋爱了呢，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等公爵和公爵夫人走了，列文走到他的未婚妻面前，拉住她的手。他现在已经控制住自己了，可以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告诉她。但是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话。

“我多么清楚会这样啊！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可是在我心里我却总是深信不疑的，”他说，“我相信这是命定了的。”

“我也是呢！”她说。“就是在……”她停了停，又继续说下去；用她那诚实的眼睛毅然决然地望着他，“就是在我赶走我的幸福的时候。我始终只爱你，但是我被迷惑住了。我应当说一声……你能够忘怀这事吗？”

“说不定这样倒更好呢。我有好多地方也应该要你饶恕。我应当告诉你……”

这是他决心要告诉她的事情之一。他一开头就决定了要告诉她两件事情——他没有她那样纯洁，他不是信教的人。这是很苦恼的，但是他觉得他应当告诉她这两件事情。

“不，现在不要说，以后吧！”他说。

“好的，以后吧，但是你一定得告诉我。我什么事都不怕。我要知道所有的事。现在一切都定了。”

他补充说：

“定了，无论我是怎样一个人，你都要我吗——你都不会抛弃我吗？是不是？”

“是，是。”

他们的谈话被琳诺小姐打断了，她带着一种虚假的、但是温柔的微笑走来祝贺她心爱的学生。她还没有走，仆人们就来道贺。接着，亲戚们到来了，于是那种幸福的骚乱状态开始了，列文直到结婚后第二天才摆脱这种状态。列文一直感觉得困窘和无聊，但是他的幸福的强度却不住地增长。他不断地感觉到人家期望他的事情很多——是些什么，他不知道；他做了人家叫他做的一切，而这一切都给了他快乐。他曾经想过他的订婚会与众不同，普通的订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是结果他所做的与别人完全一样，而他的幸福却只因此增长着，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今天我们要吃糖果呢。”琳诺小姐说，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了。

“哦，我真高兴得很，”斯维亚日斯基说，“我劝你到福明花店去买些花束来。”

“啊，需要这个吗？”于是他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了。

他哥哥对他说，他该借点钱，因为他会有许多开销，还得买礼品送人……

“啊，需要礼品吗？”说着他飞驰到佛尔德珠宝店去了。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佛尔德珠宝店，他都看出来，大家都在期待他，都高兴见到他，而且都庆贺他的幸福，正如这几天来同他有过接触的所有的人一样。奇怪的是不但大家都喜欢他，就连以前惹人反感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人也都称赞起他来了，什么事情都让着他，细致而慎重地对待他的感情，而且同意他的这个信念：由于他的未婚妻是十全十美的缘故，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基蒂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冒昧地暗示她期望更好的配偶时，基蒂是这样生气，这样断然地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以致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只好承认，而且在基蒂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就总是带着欢喜叹赏的微笑了。

他所应允的自白在当时是一个痛苦的插曲。他和老公爵商量过，得到了他的允许，就把记载了苦恼着他的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基蒂。他当初记这个日记原来是打算给他未来的未婚妻看的。两件事情使他苦恼：他失去了纯贞，他没有信仰。他的无信仰的自白不置可否地通过去了。她是有宗教信仰的，从来不曾怀疑过宗教的真理，但是他的外表上的无信仰一点也没有触犯她。通过爱情，她了解他整个的心，在他的心底她看出了她所渴望的东西，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要叫做无信仰，这在她是并不介意的。另一个自白却使她伤心地哭了。

列文，并非没有经过内心的斗争，才把他的日记交给了她。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不能够有、而且也不应该有秘密，所以他决定了应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考虑过这会在她身上发生什么影响，他没有替她设身处地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在去戏院之前来到他们家里，走进她的房里，看到她那给泪水浸湿、惹人怜爱的面孔因为他所造成的，再也无法挽救的痛苦而苦恼着的时候，他这才感到了把他可羞的过去和她鸽子般的纯洁隔开的那个深渊，他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惶恐了。

“拿开，拿开这些可怕的本子吧！”她说，推开摆在她面前桌上的日记本。“您为什么把它们给我呢？……不，这样到底好些，”她可怜他的绝望的脸色，这样补充说。“但是这真可怕，可怕啊！”

他垂下头，沉默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您不能饶恕我吗？”他低低地说。

“是的，我饶恕了您；但是这真可怕啊！”

但是，他的幸福是这样巨大，这种自白并没有破坏它，只是给它添加了一种新的色调。她饶恕了他；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越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在道德上越加屈服于她，而且越加珍视他那不配享有的幸福了。

十七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到他寂寞的房间，不禁回忆起宴间和宴后的谈话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到饶恕的那番话，只是唤起了他恼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训诫是否适用于他的情况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而且这个问题早就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否定了。在所有的话里，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的是愚笨的、温厚的图罗夫岑的这句话：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大家显然都有同感，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想也无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于是除了眼前的旅行和他的调查工作以外，再也不想别的事情，他走进他的房间，问那送他进来的守门人他的仆人到哪里去了；守门人回答说仆人刚刚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拿茶来，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旅行路程。

“两封电报，”返回来的仆人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过电报，拆开来。第一个电报是通知已任命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位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扔下电报，微微涨红了脸，立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使其上帝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170]”他说，那些人[171]就是指对于这个任命应负责任的人。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显然被人忽略了而懊恼，而是因为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斯特列莫夫是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这点他们竟没有看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而奇怪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到由于这个任命他们毁了他们自己，损害了他们的威望[172]啊！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他痛心地自言自语，一面拆第二封电报。这电报是他妻子打来的。用蓝铅笔写的她的名字“安娜”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得到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他阅读着。他轻蔑地笑了笑，扔下了电报。他开头想，这无疑是诡计和欺骗。

“她什么欺骗的事都做得出来呢。她快要生产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要使生下的孩子成为合法的，损害我的名誉，阻碍离婚吗？”他想，“但是电报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我快要死了……”他又读了电报，突然电报里的字句的明明白白的意义打动他了。“假如是真的呢？”他自言自语，“假如真的，她在痛苦和临死的时候诚心地忏悔了，而我，却把这当作诡计，拒绝回去？这不但是残酷，每个人都会责备我，而且在我这方面讲也是愚蠢的。”

“彼得，叫一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去。”他对仆人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定回彼得堡去看妻子。要是她的病是假的，他就不说一句话，又走开。要是她真是病危，希望临死之前见他一面，那么如果他能够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赶到，他就饶恕她；如果他到得太迟了，他就参加她的葬仪。

一路上他没有再去想他应该做的事。

带着在火车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劳和不清洁的感觉，在彼得堡的朝雾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车驰过空寂的涅瓦大街，他直瞪着前方，不去想那等待着他的事情。他不能够想这个，因为一想象到将要发生的事，他就不能够从脑中驱除掉这个念头：她的死会立刻解决他的困难处境。面包店、还关着门的商店、夜里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人，一一在他眼前闪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他乘车驰近台阶。一部雪橇和一辆马车停在门口。马车夫在座位上睡着了。走进门口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从脑子的深远角落里掏出了决心，核对了一下。那决心就是：“假如是假的，那么就一言不发地予以蔑视，一走了之。假如是真的，就做到适如其分。”

看门人不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按铃就把门打开。看门人彼得罗夫，另一个名字叫卡皮托内奇，穿着旧外套，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看上去很奇怪的样子。

“太太怎样了？”

“昨天平安地生产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站住了，变了颜色。他这才清楚地领会到他曾多么强烈地渴望她死掉。

“她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坏呢，”他回答，“昨天举行过一次医生会诊，这时医生也在。”

“把行李拿进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听说还有死的希望，就感到稍稍安心了，他走进门厅。

在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了，问：

“什么人在这儿？”

“医生、接生妇和弗龙斯基伯爵。”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里面的房间。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听到他的脚步声，接生妇戴着有淡紫色丝带的帽子从她的书房里走出来。

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由于死的迫近而不拘礼节了，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向寝室走去。

“谢谢上帝，您回来了！她不住地说着您，除了您再也不说别的话了。”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命令的声音从寝室里传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她的卧房。

弗龙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掩着脸，在哭泣。他听到医生的声音就跳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见到她的丈夫他很窘，又坐下去，把头缩进肩膊中间去，好像要隐没的样子；但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立起身来，说：

“她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只是请让我在这里……不过，我听凭您处置。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弗龙斯基的眼泪，感到了每当他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心头就涌现的慌乱情绪袭上心来，于是把脸避开，他急急地向门口走去，没有听完他的话。从寝室里传来安娜在说什么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精神，带着异常清晰的声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寝室，走到床边。她躺在那里，脸朝着他。她的两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她那从睡衣袖口里伸出来的白皙小手在抚弄着绒被的边角，扭绞着它。看上去她好像不但健康，容光焕发，而且处在最快乐的心境中。她迅速地、响亮地以异常准确的发音和充满感情的语气说着。

“因为阿列克谢——我是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两人都叫阿列克谢，多么奇怪而又可怕的命运，不是吗？）——阿列克谢不会拒绝我的。我会忘记，他也会饶恕我……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他真是个好人啊，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呢。噢，我的上帝，多苦恼呀！给我点水喝吧，快点！啊，这对于她，对于我的小女孩可有害呢！啊，那么也好，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这样倒也好。他要来了，看见她会不舒服哩。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来了。他在这里！”接生妇说，竭力引她注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啊，真是瞎说！”安娜继续说，没有看到她丈夫，“不，把她给我吧，把我的小女孩给我吧！他还没有来呢。您说他不会饶恕我，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也很困难呢。他的眼睛，我应该知道——谢廖沙的眼睛就和他的一模一样——我就是为了这缘故不敢看它们呢。谢廖沙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忘掉他。他不会忘掉。谢廖沙得搬到拐角的房间里去，要玛利埃特和他一道睡。”

突然她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像在等待什么打击而在自卫似的。她看到了她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里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发烧，我又会糊涂了。现在我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克制他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她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神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像要集中思想似的。“是的，”她开口说，“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心中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看这里，我的脚上、手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它们多么大啊！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她叫什么名字？她还要坏呢。我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了谢廖沙和小女孩去……不，你不会饶恕了！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开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情绪的混乱越来越增长，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斗争了。他突然感到他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他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臂弯里（隔着上衣，她的胳臂像火一样烫人），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她搂住他的光秃的头，更挨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

“那是他，我知道！那么饶恕了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啊，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拿开吧！”

医生移开了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

“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饶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为什么不来？”她转脸向着门口，朝着弗龙斯基说，“来呀，来呀！把你的手给他吧。”

弗龙斯基走到床边，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脸。

“露出脸来，望望他！他是一个圣人。”她说。“啊，露出脸来，露出脸来呀！”她生气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的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弗龙斯基的手，把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拉开，那脸因为痛苦和羞耻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给他吧。饶恕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手伸给他，忍不住流出眼泪。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呀，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壁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完结呢？给我点吗啡吧。医生，给我点吗啡吧！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

主任医生和他的同事都说这是产褥热，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救的。整天发烧、说胡话，昏迷。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了知觉，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

随时都会死亡。

弗龙斯基回家去了，但是早晨又来探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前厅迎接他，说：

“请留在这里吧，她也许会问到您的。”于是亲自领他走进妻子的卧室。

到早上，她又兴奋和激动起来，思想和言语滔滔如流，末后又神志昏迷了。到第三天又是一样，医生说还有希望。那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弗龙斯基坐着的卧室，关上门，面对着他坐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龙斯基感到快要表明态度了，这样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明白。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但是相信我，在我是更痛苦。”

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他的手，说：

“我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表明我的感情，那种指导过我、而且还要指导我的感情，这样您就不至于误解我了。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我不瞒您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踌躇，我痛苦；我自己承认我起过报复您和她的愿望。当我接到电报的时候，我抱着同样的心情回到这里来，我还要说一句，我渴望她死去。但是……”他停了停，考虑要不要向他表白他的感情。“但是我看见她，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我只祈求上帝不要夺去我的这种饶恕的幸福！”眼泪含在他的眼睛里，那明朗的、平静的神色感动了弗龙斯基。“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我不抛弃她，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的义务是清楚规定了的：我应当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这样。假如她要见您，我就通知您，但是现在我想您还是走开的好。”

他站起身来，呜咽打断了他的话。弗龙斯基也立起身来，弯着身子、没有把腰挺直，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感情，但是他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像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情感。

十八

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话以后，弗龙斯基就走上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应当步行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涤净他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像从他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的轨道上被抛出来了。他一切的生活习惯和规则，以前看来是那么确定，突然显得虚妄和不适用了。受了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显得很可怜的人，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她亲自召来，抬到令人膜拜的高峰，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的。弗龙斯基不由得不这样感觉。他们扮演的角色突然间互相调换了。弗龙斯基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他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直。他感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在自己搞的欺骗中却显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这个受到他无理蔑视的人面前所感到自己的卑屈只不过形成了他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现在感到悲痛难言的是，近来他觉得渐渐冷下去的他对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她的现在，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了，他在她病中完全认清了她，了解她的心，而且感觉得好像他以前从来不曾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开始了解她，而且恰如其分地爱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了屈辱，永远失去她，只是在她心中留下了可耻的记忆。最可怕的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那可笑可耻的态度。他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台阶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要叫一辆马车吗，老爷？”看门人问。

“好的，马车。”

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以后回到家里，弗龙斯基没有脱衣服就伏到沙发上，合拢两手，把头枕在手上。他的头昏昏沉沉。想象、记忆和奇奇怪怪的念头异常迅速和明晰地一个接一个浮上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的、溢出汤匙的药水，时而是接生妇白皙的手，时而是跪在床边地上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古怪姿势。

“睡吧！忘却吧！”他那么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就像一个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马上就可以睡着似的。的确，在一瞬间，他的头感到昏昏沉沉，而他就开始沉入忘却的深渊了。无意识境界的波浪开始淹没他的脑海，而突然间，好像一阵强烈的电击通过了他的全身。他颤抖得这样厉害，以致他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跳起来，撑住两手，惊惶地跪起来。他的眼睛大睁着，好像他完全没有睡似的。他刚才感到的头脑沉重和四肢无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他仿佛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看见他站在面前，而且看见安娜涨红的脸和那含着爱怜和柔情不望着他却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闪烁的眼睛；他又仿佛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脸上拉开时，他自己那愚蠢而可笑的姿态。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猛然扑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对自己重复说。但是他的眼睛虽然闭上了，他却更鲜明地看见了如他在赛马之前那个难忘的晚上看到的安娜的面孔。

“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会有了，她要把这从她的记忆里抹去了。但是我没有它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好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好呢？”他大声地说，无意识地继续重复着这些话。这种重复阻止了拥塞在他脑中新的形象和记忆出现。但是这些重复的话却并没有长久地制止住他的想象力的活动。他的最幸福的时刻，接着是他现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地，飞快地在他心头闪过去。“拿开他的手。”安娜的声音说。他移开了手，感到自己脸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依旧躺着，极力想要入睡，虽然他感到毫无睡着的希望，而且尽在低低地重复说着由于思绪纷乱偶然说出的言语，竭力想以此来制止新的形象的涌现。他静听着，听到异样的疯狂的低声重复着说：“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

“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他自言自语。“也许是。人们到底是为什么发疯？人们是为什么自杀的呢？”他自问自答了，于是张开眼睛，他惊异地看到摆在他头旁边的他的嫂嫂瓦里娅手制的绣花靠垫。他触了触靠垫的缨络，极力去想瓦里娅，去想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不相干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垫移上来，把头紧偎着它，但是要使眼睛闭上是得费点气力的。他跳起来，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我该想想怎样办好。我还有什么呢？”他的思想迅速地回顾了一遍与他对安娜的爱情无关的生活。

“功名心？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社交界？宫廷？”他得不到着落。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了，他从沙发上站立起来，脱下上衣，解开皮带，为的是呼吸得舒畅些，露出了他的长满汗毛的胸脯，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为了不受屈辱。”他慢慢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关上门，然后眼光凝然不动，咬紧牙关，他走到桌旁拿起手枪，检查了一下，上了子弹，就沉入深思了。有两分钟光景，他垂着头，脸上带着苦苦思索的表情，手里拿了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当然。”他对自己说，好像一种合乎逻辑、连续而明确的推理使他得出了确切无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他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他在最后一个钟头内已兜了几十回的想象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在回忆永远失去了的幸福，无非是想到生活前途毫无意义，无非是感到自己遭受的屈辱。就连这些想象和感情的顺序也都是同样的。

“当然。”他第三次又回到那使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轨道时，这样重复说，于是把手枪对着他的胸膛的左侧，用整个手使劲握住它，好像把手攥紧似的，他扳了枪机。他没有听到枪声，但是他胸部受的猛烈打击把他打倒了。他想要抓住桌子边，丢掉手枪，他摇晃了一下，坐在地板上，吃惊地向周围打量。他从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弯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认不出自己的房间来了。他的仆人走过客厅的迅速的咯咯响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努力思索，这才觉察出他是在地板上；看到虎皮毯子和他的手臂上的血，他才知道他开枪自杀了。

“真笨！没有打中！”他一面说，一面摸索手枪。手枪就在他身旁，但是他却往远处搜索。还在摸索着，他的身体向相反的方向探过去，没有足够的气力保持平衡，他倒下了，血流了出来。

那个常向相识的人们抱怨自己神经很脆弱的、优雅的、留着颊髭的仆人，看到主人躺在地板上是这样地惊惶失措，他抛下还在流血的主人，就跑去求救去了。一点钟以后，他的嫂嫂瓦里娅来了，靠着她从各方面请来的、而且同时到达的三个医生的帮助，她把受伤的人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里看护他。

十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这事上所犯的错误——当他准备会见妻子的时候，他忽视了她的悔悟也许是真诚的，他也许会饶恕她而她也许不会死的那种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回来过了两个月，就完完全全地向他显示出来了。但是他所造成的这个错误，不只是由于他忽视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也是由于直到他和濒死的妻子会见那一天，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在他生病的妻子的床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屈从于一种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经常是由于别人的痛苦在他心中引起的，以前他一直羞于有这种感情，把它看成有害的缺点。对于她的怜悯，后悔他曾渴望她死去的心情，而最要紧的是饶恕的快乐，不但立刻使他感到他自己的痛苦减轻，而且感到他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一种精神上的平静。他突然感到成为他苦恼的泉源的东西，同时也变成他的精神上快乐的泉源了；而在他非难、责备和憎恨的时候看来是难于解决的事情，在他饶恕和爱的时候，就变成简单明了了。

他饶恕了他的妻子，为了她的痛苦和悔悟而怜悯她。他饶恕了弗龙斯基，而且很可怜他，特别是在他听到他的绝望行动的传闻以后。他也比以前更加爱惜他的儿子，他现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但是对于新生的小女孩，他感到的不只是怜爱，而且还怀着一种十分特别的慈爱感情。开始只是由于同情心，他对于这个柔弱的婴儿，这个不是他的孩子的婴儿发生了兴趣，这婴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丢弃不顾，要不是他关心她的话一定会死掉；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他是多么疼爱她。他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而且在那里坐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在他面前都十分习惯了。有时他会在那里连续坐半个钟头，默默地凝视着这睡着的婴孩的橙红色、长着绒毛、带有皱纹的小脸，望着她那皱起的额头的动作，那捏着拳头，揉擦着小眼和鼻梁的胖胖小手。在这种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怀着一种内心十分平静和谐的感觉，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清楚地看出来不管这种处境在他看来是多么自然，都不允许他长此下去。他感到除了控制住他的心灵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左右着他生活的另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甚或更强有力的野蛮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给予他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他感到大家都带着疑问惊异的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人们对他还期待着什么。特别是他感到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在她心中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注意到安娜害怕他，和他在一道感到不安，而且不能够正视他。她好像很想对他说什么话，但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像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她对他期待着什么。

二月末尾，安娜新生的女儿，也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早晨到了育儿室，吩咐去请医生以后，就到部里去了。办完了公事，他三点多钟回到家。走到门厅，他看到一个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男仆，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大衣。

“什么人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来了。”男仆回答，而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他好像笑了。

在这整个困难的期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注意到在社交界他所相识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他和他妻子表现得特别关心。他看到所有这些相识的人都煞费苦心地掩饰着他们所感到的幸灾乐祸的喜悦，这就是他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在这个男仆的眼里所觉察出的那种喜悦。大家都好像喜气洋洋，就像他们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当他们碰到他的时候，他们带着隐藏不住的快乐询问他妻子的健康。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到来，由于和她有联系的一些回忆，同时也因为不喜欢她，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来是不愉快的，于是他就一直走到育儿室去了。在第一间育儿室，谢廖沙趴在桌上，两腿搁在椅子上，正在愉快地闲扯着，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这孩子旁边，正在织一条披肩。她慌忙站起来，行了礼，拉了拉谢廖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抚了抚他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问候他妻子的话，并且问医生关于婴儿[173]说了些什么。

“医生说不要紧，他吩咐给她洗洗澡，大人。”

“可是她还难受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到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这样说。

“我想这是奶妈不行，大人。”英国女人断然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他问，突然站住了。

“这正像保罗公爵夫人家一样，大人。他们给婴儿吃药，后来才知道婴儿不过是饿了：奶妈没有奶，大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了一下，站了一会儿，走进隔壁房间。婴儿仰着头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吮吸伸给她的丰满的乳房；而且虽然奶妈和俯向她的另外一个保姆同时在哄她，她还是不停地哭。

“还没有好一点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她很不安静哩。”保姆低声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恐怕奶妈没有奶。”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么您为什么不说呢？”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病着……”保姆不满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佣人。在她简单的话语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好像含着对他处境的暗示。

婴儿哭得比以前更大声了，她挣扎着，呜咽着。保姆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走到她那里，从奶妈的怀里把她接过来，开始来回走着，摇着她。

“该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穿得很漂亮、样子很健康的奶妈，想到要解雇她很吃惊，暗自嘟哝了句什么，掩上她丰满的胸脯，因为人家对她的乳量表示怀疑，她轻蔑地微微一笑。在这微笑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看到了对他处境的嘲笑。

“可怜的孩子！”保姆哄着婴儿说，仍旧抱着她来回地踱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着沮丧和苦恼的脸色，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

孩子终于停止哭泣，给放在一张深陷进去的小床里，保姆摩平了小枕头，就离开了她，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近婴儿身旁。他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依然带着沮丧的脸色凝视着婴儿；但是突然一丝牵动了他头发和额上皮肤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于是他又轻轻地走出房间。

他在餐室里按了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恼怒妻子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恼怒的心情，他不愿意到她那里去，他也不愿意去见贝特西公爵夫人；但是他的妻子也许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像平常一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勉强自己向卧室走去。当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边时，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不愿意听见的谈话。

“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话，我可以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是您的丈夫应当不过问这些事。”贝特西说。

“这倒不是为了我的丈夫；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不要说了吧！”安娜兴奋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您不能不愿意向一个为了您曾经自杀的男子告别……”

“这就正是我不愿意的理由。”

带着一种惊惶和负疚的表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住了，本想悄悄地退回去；但是一想到这会有损尊严，他又转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声音静下来，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圆圆的头上留着剪短了又长起来、像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照例，一看见她丈夫，她脸上的生气就立刻消失了；她低着头，不安地望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穿戴得非常时髦，帽子好像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身穿一件斜条的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的显眼的淡灰色衣服，坐在安娜旁边，她高高的扁平躯体挺得笔直，头垂着。她带着讥讽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噢！”她好像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真高兴。您什么地方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没有见过您。我通通听说了——您是怎样焦急的。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丈夫哩！”她说，带着含意深长而又亲切的态度，好像她是为了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在授予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一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鞠了鞠躬，就吻了吻他妻子的手，问她身体如何。

“好一点，我想。”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但是您的脸色好像还有点发烧的样子。”他说，着重在“发烧”这个字眼上。

“我们话说得太多了，”贝特西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等一等。我要告诉您……不，您。”她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的脖颈和前额涨得通红。“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有任何事情隐瞒您。”她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得指头哔剥作响，垂下了头。

“贝特西刚才告诉我，弗龙斯基伯爵在动身去塔什干以前要到这里来告别。”她没有看她的丈夫，显然不管这在她是多么难堪，她都要急急地把一切说出来，“我说我不能够接待他。”

“您说，我亲爱的，这要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贝特西纠正她的话。

“啊，不，我不能够接待他；那有什么……”她突然停住了，询问似地瞥了瞥她的丈夫（他没有望着她），“总之，我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上去，想要握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不让那只青筋凸起潮湿的手来握它，但是显然拼命抑制住自己。她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十分感谢您的信赖，但是……”他说，怀着惶惑和烦恼的心情感到，他自己原来可以很容易而明快地解决的事情，他却不能够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面前讨论，在他看来，她是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的生活的，而且妨碍他献身于他的爱和饶恕的情感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他突然住了口，望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

“哦，再见，我的亲爱的！”贝特西站起身来说。她吻了吻安娜，就走出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她出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贝特西说，在小客厅里站住了，特别热烈地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我是局外人，但我是这样爱她，这样尊敬您，我冒昧地向您进一忠告。接待他吧。阿列克谢·弗龙斯基是个很体面的人，而且他快要到塔什干去了。”

“谢谢您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够接见任何人要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带着威严的神情扬起眉毛这样说，立刻他又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在他现在这种处境是不能够有什么威严的。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从贝特西望着他时所含的那种压制的、恶意讽刺的微笑看到了这点。

二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客厅里送走了贝特西，又回到妻子那里。她躺下了，但是听到他的脚步声，她急忙照她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惊惶地望着他。他看到她刚哭过。

“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赖。”他温和地用俄语重复说了他在贝特西面前用法语说过的话，就在她身边坐下。当他用俄语对她说话的时候，他用了俄语中“你”这个字眼，而这个“你”就使安娜怒不可遏。“对于你的决心，我非常感谢。我也认为弗龙斯基伯爵既然要走了，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不过，如果……”

“但是我已经这样说了，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安娜怀着抑制不住的激怒突然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必要，”她想，“一个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为了她他情愿毁掉自己，而且事实上已经毁掉了他自己，而她没有他也活不下去！一个人要来向这个女人告别，没有什么必要！”她紧闭着嘴唇，垂下她闪光的眼睛，看着他那青筋凸起的双手，那双手正在慢慢地互相揉搓着。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她稍微冷静了一点补充说。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

“看到我的愿望和您的一致。”她急急地替他把话说完，看到他说得这样慢，而她又预先知道他要说的一切，她激怒了。

“是的，”他承认道，“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干预最难办的家务事真是岂有此理。特别是她……”

“说到人们议论她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安娜连忙说，“我知道她实在很关心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她焦灼地摩弄着她睡衣的缨络，带着那种难堪的生理上的憎恶感望着他，为了这种感觉，她责备自己，可是她又抑制不住它。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看见他，免得看了讨厌。

“我刚才吩咐了去请医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非常好，何必给我请医生？”

“不，小的总哭，他们说奶妈的奶不够。”

“为什么当我请求让我喂她奶的时候，你不准我喂？不管怎么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一个婴儿呀，他们会折磨死她呢。”她按铃吩咐把孩子抱给她。“我要求喂她奶，可是不允许我，现在又来责备我了。”

“我没有责备……”

“是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掉！”她呜咽起来了。“原谅我，我又激动了，我不对，”她说，抑制着自己，“但是请走开……”

“不，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离开妻子的房间时，这样断然地自言自语。

在世人眼中他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他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一种神秘的粗暴力量的威力——那力量违反他的精神倾向去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遵照它的命令行事，改变他对妻子的态度，这种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地摆在他眼前。他清楚地看到，整个上流社会和他妻子都对他期望着什么，但期望的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他感觉到这正在他的心中引起一种破坏了他内心平静和他全部德行的愤怒心情。他认为，为了安娜本人，最好是和弗龙斯基断绝关系；但要是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他甚至愿意容许这种关系重新恢复，只要他的孩子们不受到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他的处境。这纵然很坏，但总比完全破裂好一些，完全破裂就会置她于绝望和羞辱的境地，使他失去他喜爱的一切。但是他感到无能为力，他预先就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他们不许他做他现在看来是那么自然而又正确的事情，却要强迫他去做那错误的、但在他们看来却是正当的事情。

二十一

贝特西还没有走出大厅，就在门口碰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是刚从到了一批新鲜牡蛎的叶利谢耶夫饭店来的。

“噢！公爵夫人！多么愉快的会见啊，”他开口说，“我去拜访过您呢。”

“片刻的会见，因为我就要走了。”贝特西说，微笑着，戴上手套。

“等一下再戴手套，公爵夫人，让我吻吻您的手。在恢复旧习惯中，我再没有比对吻手礼更感激的了。”他吻了吻贝特西的手。“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您不配再见我呢。”贝特西微笑着回答。

“啊，是的，我才配哩，因为我变成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了。我不仅管我自己的事，还管人家的事呢。”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脸色说。

“啊，我真高兴！”贝特西回答，立刻明白他说的是安娜。于是回到大厅，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站住。“他会折磨死她，”贝特西用含意深长的低声说，“这样可不成，不成啊……”

“您这样想，我很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严肃、痛苦而又同情的脸色，摇了摇头说，“这就是我来彼得堡的原因。”

“全城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她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她一天天消瘦了。他不理解，她这种女人是不能玩弄自己的感情的。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是索性让他把她带走，或者就和她离婚。这样会活活闷死她。”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奥布隆斯基叹了口气说，“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就是说不是专为了那事……任命我做了侍从，自然我应该来道谢。但是主要的事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哦，上帝保佑您！”贝特西说。

把贝特西送到门廊，又一次在她的手套上面，在那脉跳的地方吻了吻她的手，向她喃喃地说了一些使她笑也不是，恼也不是的不成体统的话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走到他妹妹那里。他看见她在流泪。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刚才还很兴高采烈，但是立刻而且十分自然地陷入了一种和她心境一致的、同情而伤感的心境。他问她身体怎样，今天早晨她过得怎样。

“非常，非常难受。今天和今早和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日子。”她说。

“我想你是陷入悲观了。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正视人生。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但是……”

“我曾听到人说，女人爱男人连他们的缺点也爱，”安娜突然开口说，“但是我却为了他的德行憎恨他。我不能和他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看见他我就产生一种生理的反感，这使得我精神错乱。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和他一起生活。我怎么办呢？我一向是不幸的，我常常想一个人不能够更不幸了；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境地，我简直不能想象。你相信吗？明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了不得的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但我还是恨他。为了他的宽大，我恨他。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

她本来想要说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让她说完。

“你有病而且很激动。”他说，“相信我，你未免太夸大了。并不见得有这样可怕。”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无论谁处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地位，对于这种绝望的事情，是决不敢微笑的（那微笑会显得无情），但是在他的微笑里含着这么多亲切和几乎女性一般的温柔，使得他的微笑不但不伤害人的感情，而且令人感到安慰镇定。他柔和安慰的言语和微笑像杏仁油一样有缓和镇定的作用。而安娜立刻感到了这个。

“不，斯季瓦，”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坏！我还不能够说一切都已经过去；相反的，我感到还没有过去。我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的。但是却还没有了结……而这结局会是很可怕的呢。”

“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地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我想了又想。唯一的……”

他又从她恐惧的眼色明白了她所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让她说完。

“一点也不是，”他说，“听我的话。你不能够像我一样看清你自己的处境。让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吧。”他又加意小心地露出他那杏仁油一样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子结了婚。你没有爱情，也不懂爱情就和他结了婚，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说。

“但是我重复说一遍，这是木已成舟的事。后来，我们不妨说，你不幸又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子。这是不幸；但这也是一件木已成舟的事。你丈夫知道这事，而且饶恕了你。”他每说一句就停一停，等待她反驳；但是她没有回答。“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和你的丈夫一道生活下去？你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说过你忍受不了他。”

“不，我没有这样说。我否认这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但是让……”

“你不能理解。我觉得我是倒栽在一个深渊里，但是我不应该救我自己。而且我也不能够……”

“不要紧。我们会铺上一块什么东西，把你托住。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自己不能说明你的希望、你的感情。”

“我什么，什么也不希望……除了希望一切都完结。”

“但是他看到了这个，知道这个。难道你以为他为此苦恼得没有你那么厉害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而离婚可以解决一切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好容易说出了他的主要意思，意味深长地望着她。

她没有说什么，不同意地摇了摇她那留着短发的头。但是从她那突然闪耀着昔日的美丽的脸上的表情看来，他看出她所以不抱这种希望，只是因为这在她看来是不能得到的幸福罢了。

“我非常替你们难过！要是我能办妥这件事，我将会多么快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更加大胆地微笑着说，“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但愿上帝准许我说出我心中的感受。我要到他那里去了。”

安娜用梦幻般的、闪耀的眼睛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像他在会议室里坐到主席座位上时那种颇为严肃的表情走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书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在想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他妻子所谈的同样的事情。

“我不打扰你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见他妹夫，突然感觉到一种在他是很罕有的困惑的感觉。为了掩饰这种困惑，他掏出他刚刚买来的新式开法的纸烟盒，嗅了嗅那柔皮，就从里面取出一根纸烟来。

“不。你有什么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乐意地问。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和你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因为感到他所不习惯的畏怯而诧异了。

那种畏怯感觉来得这样意外，这样不可思议，以致他简直不相信这是良心的声音在告诉他，说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鼓起勇气，战胜了他畏怯的心情。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我妹妹的爱和我对你的深情厚意。”他说，涨红了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住了，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表情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打动了。

“我想要……我要和你稍微谈一谈，我妹妹和你相互之间的处境。”他说，还在和不习惯的畏怯斗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忧愁地苦笑了一下，望着他的内兄，没有答话，他径自走到桌旁，从桌上拿了一封未写完的信递给他的内兄。

“我不断地考虑这件事。这就是我开始写的，因为我想写信可以说得更清楚，而且我在她面前使她恼怒。”他一面说，一面把信交给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了信，带着疑惑的惊讶望着那双死死盯住他的暗淡无光的眼睛，于是开始读着。

我知道您看到我在面前就感到厌恶。相信这一点，在我固然很痛苦，但是我知道事实是这样，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您在病中我看到您的时候我真心诚意下了决心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做我的证人。对于我做了的事我并不懊悔，而且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希望——您的幸福，您的灵魂的幸福——而现在我知道我没有完成这个愿望。请您自己告诉我什么可以给您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听从您的意志，信赖您的正义的感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交还了信，带着同样惊讶的表情继续望着他妹夫，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沉默对于他们两人都是如此难堪，以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嘴唇开始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同时他还是默默地盯着卡列宁的面孔。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掉转身去。

“是的，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给眼泪哽塞住，答不出话来。“是的，是的，我了解你。”他终于说出来。

“我要知道她希望的是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恐怕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自己的处境。她判断不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镇静下来了，说，“她被压倒了，完全被你的宽宏大量压倒了，要是她读了这封信，她会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只会把她的头垂得更低。”

“是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才好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她的愿望呢？”

“要是你允许我表示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为了要直截了当地指出你认为可以结束这种处境所需要的办法，关键全在你。”

“那么，您认为非结束不可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他。“但是怎样做法呢？”他补充说，用两手在他的眼睛面前做了一个他所罕有的手势，“我看不出任何出路。”

“任何处境都可以找到出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站起身来，渐渐活跃起来，“有一个时候你曾经想到和她断绝……要是你现在确信你们不能使彼此幸福的话……”

“对于幸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假使我同意一切，毫无需求。我们这种处境又有什么出路呢？”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的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他和安娜谈话时那种同样的慰藉的、杏仁油一样柔和的微笑，他这种善良的微笑是这样叫人心服，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弱点，被这种微笑所左右，愿意相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说的话了，“她决不会说出这话来，但是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许是她所愿望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那就是，断绝关系，和一切与此有联系的回忆。依我想，在你们的处境中要紧的是确立相互间的新关系。而那种关系只有双方都自由的时候才能建立。”

“离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厌恶的声调插嘴说。

“是的，我想是离婚。是的，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重复说，涨红了脸，“对于处在你们这种境地的夫妇，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最合理的办法。假使夫妇双方都感到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情是常有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的一方是否希望和别人结婚？如果不，那就很简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渐渐感到没有拘束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激动得眉头紧皱起来，暗自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没有答话。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来是那么简单的一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考虑了几千遍，而这一切，在他看来不但不简单，而且完全办不到。离婚——那详细的办法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尊重宗教的信念不允许他以虚构的通奸罪控告人，尤其不允许他使他饶恕了的、他所爱的妻子被告发，受羞辱，遭受痛苦。离婚在他看来之所以不可能，还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

假使离婚的话，他的儿子会变得怎样呢？把他交给他母亲吧，这是不行的。离了婚的母亲会有自己的不合法的家庭，而在那种家庭里面，作为继子的地位和教育无论怎样是不会好的。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呢？他知道那会是他这方面的一种报复，而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除此以外，最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不可能离婚的是，如果同意离婚，他就会把安娜毁了。在莫斯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说的话：在决定离婚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他会无法挽救地毁了她，这句话牢记在他的心里。他现在把这句话和他对她的饶恕，和他对孩子们的热爱连在一起，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了解了这句话。同意离婚，给她自由，在他想来，就等于夺去把他和他疼爱的孩子们的生活联结起来的最后的联系——夺去她走正道的最后的支柱，使她陷入毁灭的深渊。如果她离了婚，他知道她会和弗龙斯基结合，而他们的结合会是一种非法的犯罪行为，因为按照教会的规则，这样的妻子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不能结婚的。“她会和他结合，不到一两年他就会抛弃她或是她又会和别的男子结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而我，由于同意了非法的离婚，会成为使她毁灭的罪魁祸首。”这些事他想了千百遍，他确信离婚不仅不像他的内兄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完全不可能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他一句也不相信，对于每句话，他都有无数反驳的理由；但是他听他说着，感觉着他的话正是左右着他的生活的，他不能不服从的那种强大的野蛮力量的表现。

“问题就在于你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和她离婚。她什么也不需要，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一切都听凭你的宽大。”

“上帝，上帝呀！何苦来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记起由丈夫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离婚诉讼的一切细节，于是用和弗龙斯基做过的同样的姿势，羞愧得用两手掩着脸。

“你很苦恼，这我完全明白。不过要是你考虑一下……”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上衣，连衬衣也给他。”[174]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着。

“好，好！”他尖声叫道，“我愿意蒙受耻辱，我连我的儿子也愿意放弃，但是……但是不弄到这个地步不是更好吗？可是由你办去吧……”

说着，转过身去，使他的内兄看不见他的脸，他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感到悲痛，羞耻；但同悲痛和羞耻混在一道，他又为自己谦卑的崇高精神而感到喜悦和感动。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相信我，她尊重你的宽大，”他说，“但是，显然这是上帝的意旨。”他补充说，当他这样说了的时候感到这是一句蠢话，好容易才抑制住嘲笑自己的愚蠢的微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来想回答句什么，但是眼泪哽得他说不出话来。

“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把这不幸看做木已成舟的事实，愿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她和你两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出他妹夫的房间时，他被感动了，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由于成功地办妥了这件事情所感到的满意，因为他深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的话是不会反悔的。除了这种满足的心情又加上他刚想到的一个想法。当事情办妥之后，他可以问他妻子和最亲密的朋友们一个问题：“我和皇上有什么不同呢？皇上调遣军队，那对于谁都没有好处，但是我拆散婚姻，却对于三个人都有好处。[175]或者我和皇上之间有什么相同呢……反正，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来呢。”他带着微笑自言自语。

二十三

弗龙斯基的伤势虽然没有触到心脏，却很危险，有好多天他徘徊在生死之间。他第一次能够说话的时候只有他的嫂嫂瓦里娅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

“瓦里娅！”他说，严肃地望着她，“我是偶然失手打伤了自己。请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对大家就这么说好了。要不然这太可笑了。”

瓦里娅没有回答他的话，弯身俯向他，带着快活的微笑望着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模样，但是眼神是严肃的。

“哦，谢谢上帝！”她说，“你不痛了吗？”

“这里还有一点点。”他指指胸口。

“那么让我给你换绷带吧。”

她替他换绷带的时候，他默默地，咬紧他的宽阔的颧骨，望着她。当她做完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说胡话；请设法不要让人说我是故意打伤自己的。”

“没有人这样说。只是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偶然失手打伤自己了。”她带着询问的微笑说。

“当然，我不会了，可是那样倒也好……”

于是他忧郁地微笑了。

虽然这些话和这种微笑使瓦里娅那么惊骇，但是当热度退了，他开始痊愈的时候，他感到完全摆脱了他的一部分悲愁。由于他这次的行为，他好像冲洗掉他以前所感到的羞耻和屈辱。他现在能够冷静地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他完全承认他很宽大，但是他现在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卑微。而且他又走上生活的常规了。他感到他又能够毫不羞愧地正眼看人，并且能够照他自己的习惯生活了。只是他由于永远失去了她而感到的那种濒于绝望的悔恨心情，他还是无法从心中排遣，虽然他从未停止和这种心情斗争。现在，他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他就必须抛弃她，将来永远不再置身于悔悟了的她和她丈夫中间，但是他不能够从他的心里连根拔除因为失去她的爱情而感到的悔恨，他不能从记忆里抹去那些他与她享受过的幸福时刻，那些他当时并不怎样珍惜，现在却以其全部魅力萦绕在他心头的幸福时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计划派他到塔什干去，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地同意了这个提议。但是出发的时间越迫近，他对于他认为义不容辞而做出的牺牲，就越感到痛苦了。

他的伤口痊愈了，他四处奔走为塔什干之行做准备。

“再见她一次，然后隐藏起来，去死。”他想，当他去辞行的时候，他把这意思对贝特西说了。肩负着这个使命，贝特西到安娜那里，给他带回来否定的回答。

“这样倒更好，”弗龙斯基听到这消息时这样想，“那本来是个弱点，它会毁掉我最后的力量。”

第二天，贝特西一早就亲自到他那里来，说她从奥布隆斯基那里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同意离婚的确切消息，因此弗龙斯基可以去会安娜。

连贝特西离开他都没有出去送，忘记了他的一切决心，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可以去见她，她的丈夫在哪里，弗龙斯基立刻就坐车到卡列宁家去了。他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就跑上楼，迈着快步，几乎是跑步一样走进她的房间。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房间里是否还有别人，他就抱住她，在她的脸、她的手和她的脖颈上印满了无数的吻。

安娜对这次会见原也做好思想准备，想好了要对他说什么话的，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的热情完全支配了她，她想要使他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太迟了。他的感情感染了她。她的嘴唇颤抖了，以致她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你占有了我，我是你的了。”她把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上，终于说出来了。

“当然会这样！”他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定会这样。我现在明白了。”

“这是真的，”她说，脸色越来越苍白了，抱住了他的头，“可是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真有些可怕呢。”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将会那样幸福。我们的爱情，如果它能够更强烈的话，正因为其中有这些可怕的成分，才会更强烈呢。”他说，抬起头来，在微笑中露出他结实的牙齿。

于是她不由得报以微笑——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眼神里爱恋的情意。她拉住他的手，用它去抚摸她冰冷的面颊和剪短了的头发。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呢。变得多漂亮啊。像一个男孩，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是的，我衰弱极了。”她微笑着说。于是她的嘴唇又颤抖起来。

“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会恢复健康的。”他说。

“难道我们真能够像夫妻一样，你我两人组成自己的家庭吗？”她说，紧盯着他的眼睛。

“将来要不是这样，我才觉得奇怪哩！”

“斯季瓦说，他一切都同意了，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他的宽大，”她说，沉思地越过弗龙斯基的脸凝视着，“我不想离婚；现在在我都一样。只是我不知道关于谢廖沙他怎样决定。”

他怎么也理解不了在他们会见的这个时刻，她怎么还能记起并且想着她的儿子和离婚的事。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不说这个了吧，不想这个了吧。”他说，用自己的手摆弄着她的手，极力引起她注意自己；但是她还是没有望他。

“啊，我为什么不死呢！那样倒好了！”她说，默默的眼泪流下了她的两颊；但是为了不使他伤心，她勉强地微笑了。

拒绝去塔什干那项富有魅力而带危险性的任命，照弗龙斯基以前的见解看来，会是可耻的，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片刻也不考虑，他拒绝了这项任命，而且觉察出上级对于他这种行为很不满，他立刻辞了职。

一个月以后，只剩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个人和他的儿子留在彼得堡自己家里，而安娜没有离婚，并且坚决拒绝了这么办，就和弗龙斯基出国去了。

[1]达姆施塔特，现今德国的一个城市。

[2]原文为意大利语。

[3]多莉，斯捷潘的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

[4]在《安娜·卡列宁娜》写成之前不久，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谢切诺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学家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对于这种事情一知半解的奥布隆斯基都轻而易举地想起这个术语，可见这场论战曾引起了当时公众的充分注意。

[5]留里克（死于879），俄国的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的始祖。

[6]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勒（1806—1872），英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他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

[7]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

[8]威斯巴登，德国西部的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

[9]1普特合16.3公斤。

[10]原文为法语。

[11]基蒂是卡捷琳娜的英文名字。

[12]1俄亩合1.09公顷。

[13]原文为法语。

[14]达尔文著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于一八七一年问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导报》和《俄罗斯导报》上登载了许多论达尔文学说的长篇文章。

[15]凯斯、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都是虚构的名字。

[16]原文为英语。

[17]英国饭店，莫斯科的一家饭店，内有布置豪华的雅座。

[18]原文为法语。

[19]佛伦斯堡，德国城市，渔业中心。

[20]奥斯坦特，比利时城市，最重要的渔港。

[21]是用法语的音念的菜单。

[22]是用法语的音念的菜单。

[23]原文为法语。白商标的香槟是高级的。

[24]帕尔马，意大利的城市。

[25]原文为法语。

[26]出自普希金的《歌颂享乐生活》，但奥布隆斯基两次引用得都不准确。

[27]引自普希金的诗《回忆》。

[28]原文为德语。奥布隆斯基引的这几行诗，出自奥地利音乐家施特劳斯的歌剧《蝙蝠》（1874）。

[29]出自普希金的《在瘟疫盛行时的宴会》。

[30]玛达林是耶稣所赦的归正的妓女，事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31]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按照他的学说，有“两种恋爱”——世俗的、肉体的恋爱和纯洁的精神恋爱。《酒宴》是他的著作，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他的恋爱学说。

[32]玛佐卡舞，一种波兰民间舞。

[33]原文为法语。

[34]巴比伦，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常借指任何奢侈堕落的都市。

[35]尼斯，法国城市。

[36]那不勒斯与索伦托均为意大利城市。

[37]扶乩，一种不借物力而致几桌动摇之法，和我国的扶乩颇相似的一种降神术。

[38]毒眼，指一种看人即使人受害的眼睛，是古代的迷信。

[39]培齐克，一种牌戏。

[40]原文为法语。这是按照巴黎夜总会建成的游艺场。莫斯科的“花之城”设在彼得罗夫公园。

[41]坎坎舞，法国的一种淫荡舞蹈。

[42]原文为法语。

[43]原文为英语。

[44]原文为法语。

[45]原文为法语。

[46]原文为法语。

[47]原文为法语。

[48]1俄丈合2.134米。

[49]卡德里尔舞，一种四人组成两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

[50]原文为法语。

[51]原文为法语。

[52]原文为法语。

[53]原文为法语。

[54]原文为法语。

[55]原文为法语。

[56]科奇里翁舞，卡德里尔舞的一种变种。

[57]原文为法语。

[58]见《圣经·旧约·创世记》。上帝因人类犯罪而发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诺亚和他一家人在方舟中得救。

[59]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在领子和衣袖上总是围着一些白色的东西。

[60]科斯佳，康斯坦丁的小名。

[61]星期日学校是为工厂的工人举办的学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者把星期日学校看做“到民间去”的一种形式。一八七四年警务部长巴林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呈了报告《革命宣传在俄国的胜利》，星期日学校就受到严厉的监视。许多大学生因为参加星期日学校的工作而被大学开除。

[62]丁铎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63]原文为法语。

[64]原文为法语。

[65]原文为法语。

[66]橄榄枝，一种和平的标志，此句的意思是问安娜调解成功没有。

[67]原文为法语。

[68]泛斯拉夫主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反动政治流派。其基本思想是企图在俄国沙皇制度统治下将所有斯拉夫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

[69]原文为法语。李尔公爵似乎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有些像著名法国诗人卢孔德·得·李尔（1818—1894）的名字。

[70]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画家。

[71]利百加，《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是一位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彼得里茨基在这里是指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里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型的。

[72]苏登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小村和疗养地，有温泉。

[73]多林卡，多莉的小名。

[74]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

[75]原文为法语。

[76]名歌星指克里斯丁·尼尔松（1842—1921），是有名的瑞典首席歌星。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唱，获得极大成功。

[77]原文为法语。

[78]指浪荡女人。

[79]塔力蓝（1754—1838），法国一个不重国际间道德而善于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80]原文为法语。

[81]考尔巴哈（1804—1874），德国画家。考尔巴哈除了大壁画以外，还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画；在尼尔松创造奥菲丽雅、苔丝德蒙娜和甘泪卿的歌剧角色时，这些画像似乎给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82]原文为法语。

[83]原文为英语。

[84]原文为法语。

[85]原文为法语。

[86]原文为法语。

[87]格林兄弟为德国有名的童话家，兄名雅各（1785—1863），弟名威廉（1786—1859）。

[88]兰布利埃，原为巴黎兰布利埃公爵夫人（1588—166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集会之处，他们自命为“审美的示范人”，在此泛指充满机智与礼法的社交界。

[89]格雷斯，希腊神话中司美、优雅、喜之女神；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

[90]原文为英语。

[91]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颁布了一道谕旨，采用短期（六年）普遍兵役法代替二十五年的兵役法。兵役普及所有阶层。贵族丧失了最后的特权——免服兵役。

[92]康波特是蜜饯水果，康波斯特是混合肥料，他把康波斯特误说成康波特，混合肥料就变成蜜饯水果了。

[93]雇主和农民按对分制种地和分配收获物。

[94]1蒲式耳合36公斤。

[95]奥西安是三世纪传说中克尔特人的英雄和弹唱诗人马克芬森（1736—1796）于一七六五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的《奥西安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奥西安歌颂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女性。

[96]奥布隆斯基引用的是杰尔查文的颂歌《上帝》开头的两句。

[97]维特是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为了他所爱的女友绿蒂同别人结婚而自杀。

[98]当时在俄国城市里供职的人夏天通常总在郊外租一所别墅，家眷住在别墅里，而在城内有职务的人就可以来回往返。

[99]这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甘泪卿的歌词的首句。

[100]斗士，马名。

[101]佛洛佛洛，马名。

[102]原文为英语。

[103]原文为英语。

[104]1俄里合1.06公里。

[105]1俄尺合0.71米。

[106]原文为法语。

[107]原文为德语。

[108]原文为德语。

[109]卡尔斯巴德，即卡罗维发利，捷克城市，为著名的矿泉疗养地。

[110]原文为德语。

[111]原文为法语。

[112]原文为法语。

[113]原文为法语。

[114]原文为法语。

[115]孟通，法国有名的疗养地。

[116]寡妇院，一八〇三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的慈善机关，收容在国家机关供职至少十年的官员或阵亡军官的贫病及年迈的寡妇。

[117]原文为法语。

[118]巴敦和启星根均德国地名，为有名的温泉。

[119]原文为法语。

[120]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词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121]安尼达，安娜的小名。

[122]原文为德语。

[123]塔勒，德国的一种银币。

[124]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125]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126]原文为德语。

[127]原文为法语。

[128]原文为英语。

[129]圣菲力浦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130]《美丽的爱莲娜》，德国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的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

[131]原文为法语。

[132]按照当时俄国的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133]原文为拉丁语。

[134]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撒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

[135]“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路耶夫不得不辞职。

[136]原文为法语。

[137]原文为英语。

[138]原文为法语。

[139]原文为法语。

[140]原文为法语。

[141]原文为法语。

[142]原文为法语。

[143]原文为法语。

[144]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145]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146]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147]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148]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149]劳动组，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150]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151]考夫曼、琼斯、久布阿、米歇尔都是虚构的名字。

[152]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153]原文为拉丁语。

[154]原文为英语。

[155]牟罗兹，法国东部的城市。

[156]原文为法语。

[157]指裸体。

[158]原文为法语。

[159]原文为法语。

[160]原文为法语。

[161]套用费特的诗《自迦非兹》。

[162]雷维和德勃列都是莫斯科著名的酒商，经营法国葡萄酒的交易。

[163]参孙，以色列之大力士，曾徒手撕裂狮子，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十四章。

[164]原文为法语。

[165]那句俗语是，相见看衣裳。

[166]一八七一年根据教育部长制定的方案成立了实科中学（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与古典中学。以这样的划分来限制教授自然科学，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看做不信神和唯物主义等“危险”思想的来源。在古典中学的课程中得到古典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训练，希望它们能成为在青年中盛行的革命情绪的解毒剂。作者对这种教育改革抱着讽刺的态度，并且看穿了它的政治意义：“用拉丁语诱使学生脱离无政府主义。”

[167]原文为法语。

[168]俄国谚语，妇人头发长，见识短。

[169]原文为法语。

[170]原文为拉丁语。

[171]原文为拉丁语。

[172]原文为法语。

[173]原文为英语。

[174]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

[175]这是文字游戏，“调遣”和“拆散”在俄语里是同一个字。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0卷 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1876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法学家科尼（1904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爱女玛丽亚（1906年）

步行六俄里来做客（1907年）

八百多名图拉小学生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做客（1907年）

安娜·卡列宁娜 下册

第五部

一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奁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老的亲伯母病危，说不定就要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怎样也不能认真地回答，他是否同意这种安排，为此，她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无须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国外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有所增减！”他想。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时，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不但不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不想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这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你真是个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当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老头呢。他会替你把那颗病牙拔掉，你会一点也不觉得的。”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青年时代和他在十六七岁时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明确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加以非难，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祈祷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突出来，走来迎接他，立刻走到墙边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感觉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情啊。”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合拢，注意到她的这种动作，连她自己也笑起来了。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韧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的手多美啊。’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走过去，他走上祭坛。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花白胡须和疲倦和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鞠了躬，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他读完时，深深地弯腰行礼，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不露形影地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父继续说，眼睛避而不望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双手。

“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话说，然后就闭上眼睛，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补充说，毫不间断地补充说，好像极力要不浪费时间。

“我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怀疑。”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他为了他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对于神父并没有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默不作声。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迅速的惯常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感觉到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带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一位很好的小姐啊。”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思想似的，神父对他说：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您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荣华，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迷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他不必说谎就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人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象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有一些东西应当弄清楚。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感觉得到，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别人身上那么明显看出而且厌恶的同样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此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它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是很愉快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奇里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1]”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啊，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为什么？”

“啊，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打来吧。”

“噢，那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从此可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毕竟很可惜。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她还能够有什么乐趣，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理的新郎[2]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地，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也不觉得的，”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您就觉得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时，列文又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想到这问题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事，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他的脑海。他嫉妒起弗龙斯基来，好像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的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喊了一声，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又怎么！（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字称呼他。）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呢！我正在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适……”

“啊！好极了！”他阴郁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莎，我回头叫你。”基蒂说。“科斯佳，怎么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她觉察出他的兴奋而又阴郁的异样脸色，她感到恐怖。

“基蒂！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忍受不住。”他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深情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废除和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想要翻悔……你不愿意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了一声，恼怒得满脸绯红。

但是他的脸是这样可怜，她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扶手椅上，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着，哭出来了。

“啊！我做了什么呀？”他叫了一声，于是跪在她面前，他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们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甚至为了回答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向他说明了她所以爱他的理由。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他似乎是十分明白了。当公爵夫人走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他坚决主张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和她不相称……我全都考虑过了呢。”

听到他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梳发匠沙尔里就要来了。

“实在说，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变得憔悴起来，而你又来说些傻话叫她心烦，”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得到了安慰，回到了旅馆。他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穿上了礼服，正在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他卷了头发，又涂上发油，要拿着圣像陪伴新娘。并且，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仪式并没有产生什么良好效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含着善意的、讽刺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这样做了，然后急忙忙地走开，又忙着去调遣马车去了。

“哦，我看只有这样办吧：你坐自己家里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他到了那里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自然，我很愿意！”

“我们和他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于是他吩咐库兹马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来。

三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驰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女士们，时而，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士们，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臂，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烈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愈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竭力装出不再去想新郎新娘，却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有多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可真奇怪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诧异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基蒂早已准备停当，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绝望地转回来，挥着两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可曾有人处在像这样可怕的尴尬境地吗？”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可是别焦心，马上就会拿来的。”

“不，怎么办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说，望着他揉皱了的衬衣前襟。“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他们派了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了，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负疚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里来了。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

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这样无济于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从容地跟在他后面，“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我对你说。”

四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个吗？”“啊，看看她，可怜的，愁得不死不活的！”这就是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他的新娘，和她一道走进教堂时人群中发出来的议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迟延的原因告诉了他妻子，宾客们含着微笑互相私语着。列文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最近几天来她的容颜消损了，她戴上花冠还不及平时美丽；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和那用一种特殊的处女方式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和她的纤细得惊人的腰身，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看——并不是因为这些花，这纱，这巴黎买来的衣裳给她增添了无限美；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她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想逃哩。”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脸一红说，而且他不得不扭过脸去对着正走上他面前来的谢尔盖·伊万内奇。

“你的衬衫的事真是佳话！”谢尔盖·伊万内奇摇摇头，微笑着说。

“是，是！”列文回答，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喂，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故作惊惶的样子说，“现在你得决定一个重大问题。你处在现在这种心境中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蜡烛？这是相差十个卢布的事，”他补充说，抿嘴一笑，“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这是戏言，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哦，那么怎么样呢？没有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好，好，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高兴得很。问题解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可是人处在这种境地有多么呆头呆脑啊！”他对奇里科夫说，当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走到他的新娘那里去的时候。

“基蒂，记住你要先踏上毡子。”[3]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真是一个好人！”她对列文说。

“你不害怕吗，呃？”老伯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冷吗？你脸色很苍白。停一停，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夫人说，抬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带着微笑理了理她头上的花。

多莉走上来，想说句什么，但却说不出来，哭了，随后又不自然地笑了。

基蒂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对于向她说的一切言语她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这种微笑在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同时助祭们穿上了法衣，神父和执事走到设在教堂入口的讲经坛去。神父转脸向列文说了句什么。列文没有听清神父所说的话。

“拉着新娘的手，领她走上前去。”伴郎对列文说。

列文好久领会不了人们要他做的事。他们花了很大工夫纠正他，而且几乎要不管他了——因为他不是拉错了基蒂的手，就是自己的手伸错了，——最后他才理解了：他应当不变换位置用右手去拉她的右手。最后他正确地拉住新娘的手，神父走在他们前面几步，在讲经坛旁停了下来。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衣裳的纟卒纟祭声。什么人弯下腰去，拉直新娘的裙裾。教堂里变得这样寂静，蜡烛油的滴落声都可以听到。

老神父，戴着法冠，他的闪闪发光的银白卷发在耳后两边分开，正从他那后面系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干瘦的小手，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小心地走近他，耳语了句什么，于是向列文做了个手势，又走回来。

神父点着了两枝雕着花的蜡烛，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蜡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他转过脸去对着新郎新娘。神父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人。他用疲惫和忧郁的眼光望着新郎新娘，叹了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来，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是带着几分温柔，把交叉的手指放在基蒂的低垂着的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就拿着香炉，慢慢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这难道是真的吗？”列文转过脸去望他的新娘。稍稍俯视着，他瞥见了她的侧面，从她的嘴唇和睫毛几乎觉察不出的颤动，他知道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她没有转过脸来，但是那齐到她的淡红色小耳朵的、高高的镶着褶边的领子，微微地颤动着。他看出来她的胸膛里压抑着叹息，那只拿着蜡烛的戴了长手套的小手颤抖着。

因为衬衣、迟到而发生的一切纷扰，亲友们的议论，他们的不快，他的可笑处境——全都突然消失了，他的心里觉得又欢喜又害怕。

漂亮高大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鬈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敏捷地走上前来，以熟练的姿势，用两指提起肩衣，在神父对面站住。

“主啊，赐—福—我—们。”庄严的音节缓慢地接连响起来，声波使空气都震动起来。

“感谢上帝，万世无穷。”老神父用谦卑的、唱歌般的声调回答，还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合唱声发出来，以洪亮和谐的声音，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声音渐渐大起来，萦绕了一会，就慢慢地消逝了。

照例为天赐的平安和拯救，为东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而祈祷；同时也为今天缔结良缘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他们以完美的爱、平安和帮助。”整个教堂似乎都散播着大辅祭的声音。

列文听到这句话，它打动了他的心。“他们怎么觉察出来我需要的是帮助，正是帮助呢？”他想起他最近的一切恐惧和怀疑，这样想。“我知道什么呢？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在这种可怕的境况中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是的，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当执事念完了祈祷，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转向新郎新娘：

“永恒的上帝，汝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他用柔和的唱歌般的声调念着，“并命定彼等百年偕老；汝曾赐福于以撒与利百加，并依照圣约赐福于彼等之后裔；今望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引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为吾辈之主，仁爱慈善，光荣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万世无穷。”“阿门！”看不见的合唱队声音又在空中回荡起来。

“‘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在这句话里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我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心情多么调和啊，”列文想，“她也和我的心情一样吗？”

转过脸去望着，他遇到了她的目光。

从那神色，他断定她所理解的也和他一样。但是这是一个误会；她差不多完全没有理解祈祷文中的语句；她实际上连听都没有听。她既听不进去，也不能够理解，有一种感情是这样深厚，充满了她的胸膛，而且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那件一个半月来一直萦绕在她心中的事情，那件在这六个星期曾经使她又欢喜又苦恼的事情终于实现而感到的欢喜。当她在阿尔巴特街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穿着褐色衣服走到他面前，默默无言地许身于他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她心里似乎已经和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新的、不可思议的生活，虽然实际上旧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着。这六个星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又最痛苦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她的一切欲望和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她还不理解的男子身上，把她和这个男子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比这个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种感情时而吸引她，时而又使她厌恶。而同时她却依然继续在原来的生活条件下生活着。过着旧的生活，她对她自己感到恐惧，她对自己的全部过去，对于各种东西，对于习惯，对于曾经爱过她、仍旧爱着她的人们——对于因为她的冷淡而感到难过的母亲，对于她以前看得比全世界都宝贵、亲切而慈爱的父亲，她对于这一切抱着那种不可克服的完全冷淡，她自己也感到恐惧。有时她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恐惧，有时她又高兴使得她产生冷淡心情的原因。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以外，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但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她连明确地想一想也不可能。只有期待——对于新的未知事物怀着的恐惧和欢喜。而现在，期待、踌躇和抛弃旧生活的那种惋惜心情——都要终结，新的将要开始。由于她自己毫无经验，这种新生活不能不是可怕的；但是，不论可怕也好，不可怕也好，这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前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情，现在不过是对于早已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实最后加以认可罢了。

又转向讲经坛，神父费力地拿起基蒂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上帝之仆人叶卡捷琳娜缔结良缘。”又把一枚大戒指套在基蒂的柔弱得可怜的、淡红的纤细手指上，神父又说了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好几次竭力想领会他们该做的事，而每一次都出了错，神父就小声纠正他们。最后，完成了一切应有的仪式，用戒指画了十字之后，神父又把大的戒指给了基蒂，小的给了列文；他们又困惑了，把戒指传来传去地传递了两次，还是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

多莉、奇里科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来纠正他们。结果引起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是新郎新娘脸上庄严的感动神情并没有变；相反，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比以前更严肃庄重，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们低声说，他们应当各自戴上自己的戒指，他嘴唇上的微笑却不由地消逝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汝从太初以来创造男女，”他们交换了戒指之后神父诵读着，“汝将女人配与男子作为彼之内助，生儿育女。主乎，吾辈之上帝，汝曾依照圣约，以真实之天福，赐予汝所选拔之仆人，即吾辈之祖先，世世代代，未尝中绝，今望汝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以信仰，以同心同德，以真理，以爱而使彼等永缔百年好合……”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抱着的一切关于结婚的观念，关于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梦想都只是孩子气的，而且感觉得这是一件他以前从来不了解的事，现在他更不了解了，虽则他正在亲身经历；在他的胸膛中，战栗越来越高涨了，抑制不住的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五

整个莫斯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举行婚礼期间，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在服饰华丽的妇人和少女，和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或是制服的男子圈子中，一种合乎礼仪的低声的谈话一直不断。谈话多半都是男子发起的，那时妇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观察结婚仪式的全部细节，那些仪式总是那么令她们心醉的。

在最靠近新娘的小圈子里，是她的两个姐姐：多莉和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的美人利沃夫夫人。

“玛丽为什么穿紫色衣裳？那就和在婚礼席上穿黑色一样不合适哩！”科尔孙斯基夫人说。

“以她的脸色那是她唯一的补救办法了，”德鲁别茨基夫人回答，“我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像商人一样……”

“这样更好哩。我也是在傍晚结婚的。”科尔孙斯基夫人回答说，于是她叹了口气，想起了那一天她有多么妩媚，她丈夫又是怎样可笑地爱着她，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两样了。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伴郎的人，永远不会结婚。我倒希望做一个当了十次伴郎的人，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位置已经有人占据了。”西尼亚温伯爵向对他有意的美貌的恰尔斯基公爵小姐说。

恰尔斯基公爵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正望着基蒂，想着什么时候她将和西尼亚温伯爵站在基蒂现在的位置上，到那时她将如何使他回忆起他今天的戏言。

谢尔巴茨基对老女官尼古拉耶夫夫人说，他想要把花冠戴在基蒂的假髻上使她幸福。[4]

“不应该戴假髻呢，”尼古拉耶夫夫人回答，她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她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娶她的话，婚礼将是最简单不过的，“我不喜欢这种铺张的排场。”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正和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谈着话，诙谐地向她断言婚后旅行的风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感到有些害羞的缘故。

“您弟弟可以夸耀了。她真是可爱极了哩。我想您有点羡慕吧。”

“啊，这样的时代对我来说早已过去了，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回答说，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表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他姨妹谈论着他想出的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花冠得理一理。”她回答说，没有听他的话。

“她的容颜憔悴成这样，多可惜啊！”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对利沃夫夫人说，“可是他还是配不上她的一个小指头呢，是不是？”

“不，我倒非常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利沃夫夫人回答说，“他的举止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举止大方，要不显得可笑，真不容易呢。他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紧张不自然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很感动。”

“我想您希望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她始终是很爱他的。”

“哦，我们看看他们哪一个先踏上毡子。我给基蒂出了主意呢。”

“这没有关系，”利沃夫夫人说，“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这是我们的本性。”

“啊，我故意抢在瓦西里前头踏上毡子。你呢，多莉？”

多莉站在她们旁边，她听着她们说，却没有回答。她深深感动了。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眶里，她一开口就不能不哭出来。她为基蒂和列文欢喜；她一面回忆自己结婚那一天，一面瞥着容光焕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她忘记了现在的一切，只回想起自己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但回忆起她自己，而且回忆起她所有的女友和知交，她想起她们一生中也曾有过这样最严肃的一天，她们也曾像基蒂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怀着爱情、希望和恐惧，舍弃过去，踏入神秘的未来。在她想起的这些新娘中，她也想起了她亲爱的安娜，最近她听到她要离婚了。她也曾是这样纯洁，也曾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立着。而今呢？

“这真是奇怪啊。”她自言自语。

注视着结婚仪式的一切细节的不只是新娘的姊妹、朋友和亲属；那些完全陌生的单单走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在兴奋地观看着，屏着气息，唯恐看漏了新娘新郎的一个举动或是一丝表情，对那些冷淡的男子的唠叨，忿忿地不回答，常常是不听，他们尽在说些戏谑或是不相干的话。

“她为什么满面泪痕？她是迫不得已才出嫁的吗？”

“她嫁给这么好的男子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是一位公爵吧，是不是？”

“那穿白缎子服装的是她姐姐吗？你听那执事在哇啦哇啦地说：‘妻子应当畏惧丈夫’哩。”

“是丘多夫斯基寺院的合唱队吗？”

“不，是西诺达尔内的。[5]”

“我问过听差。他说他马上就要带她到乡下去。据说很有钱啊。所以才把她嫁给他了。”

“不，他们这一对配得才好哩。”

“哦，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你还争论说披肩随便披哩。你看那个穿着深褐色衣服的——听说她是一位公使夫人——她的裙子箍得多么紧……褶子往这边一搭往那边一搭的！”

“这新娘真是一个可爱的人儿啊——就像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绵羊！不管你们怎样说，我们女人家终归是同情我们的姊妹的。”

这些就是挤进了教堂门里的一群看热闹的女人的谈话。

六

当结婚仪式第一部分举行完毕的时候，一个执事把一块淡红色绸子铺在教堂当中的讲经坛前，合唱队开始熟练地唱着复杂的赞美歌，男低音和男高音交相应和；神父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那块淡红色毡子。虽然他们两人常常听到谁先踏上毡子谁就会成为一家之主的话，但是无论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的时候，都不可能想到这些。他们也没有听到那些大声的批评和争论，有人说是他先踏上的，又有人说是两人一同踏上去的。

问过他们是否愿意成婚，他们是否和别人定有婚约那套例行问话，而且他们作了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回答之后，第二部分仪式就开始了。基蒂听着祈祷文，竭力想领会其中的意义，但是领会不了。夸耀和欢乐的心情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洋溢在她的心头，使她失去了注意力。

他们祈祷着：“赐予彼等以节操与多子，使彼等儿女满膝。”他们说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妻子，“因此之故，男子离开父母，依恋妻子，二人合为一体，”并且说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使他们多子，赐福他们，就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西玻拉一样，并且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基蒂听到这些话，这样想，“一切正该如此。”于是幸福的微笑闪烁在她开朗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完全戴上去！”当神父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戴有三颗钮扣的手套的手颤抖着，把花冠高举在她头上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忠告的声音。

“戴上吧！”她微笑着低声说。

列文回过头望着她，被她脸上那种喜悦的光辉打动了，不觉也感染上了她的那种心情。他也像她一样感到愉快和欢喜。

他们听见读了《使徒行传》，听见大辅祭高声朗读那篇局外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最后诗篇，觉得非常愉快。他们从浅浅的杯子里喝掺了水的温和红酒，也觉得非常愉快，当神父把法衣撩开，拉住他们的手，领着他们绕过讲经坛，而男低音正歌唱着《光荣归于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快乐了。谢尔巴茨基和里奇科夫捧着花冠，时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不知为什么也含着微笑，而且很高兴，神父一停下脚步，他们不是落在后面，就是撞到新郎新娘身上。基蒂在心内炽燃着的欢喜的火花好像传染给了教堂里所有的人。在列文看来好像神父和执事也像他一样地想笑。

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神父诵读了最后的祈祷文，祝贺了新郎新娘。列文凝视着基蒂，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种样子。她脸上闪耀着新的幸福的光辉，显得更加妩媚了。列文很想对她说句什么话，但是不知道仪式已经完了没有。神父把他从这种困惑中解救了出来 。他嘴角上挂着仁慈的微笑低低地说：

“吻您的妻子，您吻您的丈夫。”便由他们手里接过蜡烛。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吻她微笑的嘴唇，让她挽着他的胳臂，带着新奇的亲近的感觉，走出了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的惊异而羞怯的眼光相遇之时，他才相信了，因为他感到他们已经成为一体了。

晚餐过后，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到乡下去了。

七

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行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到达意大利一个小市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些时候。

一个漂亮的侍者领班，他那涂着发油的浓发从脖颈向两边分开，穿着燕尾服，露出肥大的白麻纱衬衣的胸口、和一串悬挂在他那圆鼓鼓的肚皮上的表链等小饰物，两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望着，正在用严厉的腔调回答一个拦住他的绅士的问题。听到门口那边上楼的脚步声，领班就回过头去，一看见住在旅馆中上等房间的俄国伯爵，他就恭恭敬敬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鞠了一躬，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过，租借“帕拉佐”[6]的事已经办妥。管理人准备签订合同了。

“噢！高兴极了，”弗龙斯基说，“太太在不在家？”

“太太出去散过步，现在已经回来了。”领班回答。

弗龙斯基脱下宽边软帽，拿手帕揩拭了一下他出汗的前额和头发，那头发长得盖住他的半个耳朵，朝后梳着，为的好遮住他的秃顶。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那个绅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他就要走过去。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来访问您的。”领班说。

怀着一种混合着懊恼和期望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他单调的生活——弗龙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于是两人的眼睛同时闪闪发光了。

“戈列尼谢夫！”

“弗龙斯基！”

这真是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代，戈列尼谢夫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以文官的资格离开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个朋友离开学校就各走各的路，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弗龙斯基发现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要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和地位。所以弗龙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冷淡的高傲态度对待他，那意思就是说：“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都随您的便，那与我丝毫无关；但是假如您想要认识我，您就得尊重我。”而戈列尼谢夫对弗龙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态度。因此，这第二次会见似乎一定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吧。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喜笑颜开，欢喜地叫着。弗龙斯基决没有想到他看见戈列尼谢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觉得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带着坦率的喜悦脸色，把手伸给他的老友。同样欢喜的表情代替了戈列尼谢夫脸上不安的神色。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呀！”弗龙斯基说，在亲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结实的雪白牙齿。

“我听到了弗龙斯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真是非常高兴！”

“我们进去吧。哦，把你的近况告诉我。”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我在工作。”

“噢！”弗龙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仆人听见的话，不用俄语说，他开始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道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他用法语说，注意地打量着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

“噢！我不知道（虽然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这里很久了吗？”他补充说。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弗龙斯基回答，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他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会用合情合理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弗龙斯基理解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这样暗自说，“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件事的。”

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中间，他一遇见生人，总是暗暗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他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有合情合理的看法。可是假如问他，问那些“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事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个看法，无论是他，无论是他们，都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

实际上，那些在弗龙斯基看来有“合情合理的”看法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看法，而只是像有教养的人们应付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人生的各种复杂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样来应付这个；他们应付得彬彬有礼，避免暗示和不愉快的问题。他们装出一副神气，好像他们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重要性，承认它，甚至还赞成它，但却认为把这一切表白出来是多余的和不适当的。

弗龙斯基立刻猜到戈列尼谢夫是这一类人，因此遇见他，他是加倍地高兴。而且实际上在戈列尼谢夫引见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他对她所采取的态度正合弗龙斯基的心愿。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被她的美丽，特别是被她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所感动了。当弗龙斯基引戈列尼谢夫进来的时候，她脸红了，而弥漫在她那坦白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使他非常喜欢。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她立刻坦率地把弗龙斯基叫做阿列克谢，好像是有心这样，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去。对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使戈列尼谢夫很喜欢。望着安娜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龙斯基，戈列尼谢夫感到他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了解了她自己怎样也不能了解的东西：就是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她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名誉，她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的，”戈列尼谢夫提及弗龙斯基租下的“帕拉佐”，这样说，“那里有丁托列托[7]晚期的杰作。”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弗龙斯基对安娜说。

“我很高兴；我就去戴帽子。您说热吗？”她在门边站住，询问地望着弗龙斯基说，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的脸上。

弗龙斯基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害怕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愿望。

他长久地、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热。”他说。

她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觉得好像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向他微微一笑，她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人的脸上都现出了踌躇神色，好像戈列尼谢夫——他显然很叹赏她——想要说句什么同她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而弗龙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那么，”弗龙斯基说，为的是要开口谈点什么，“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吗？你还在做那种工作吗？”他继续说，想起来他听说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书。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说，听到这个问题，快活得红了脸，“那就是，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我在作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于是他就开始长篇大论地、热烈地述说起他的观点。

弗龙斯基因为连《两个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作者是把那当作名著来述说的，——所以开头弄得很窘。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阐述他的见解，而弗龙斯基虽然对于《两个原理》一无所知，却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时，他就颇感兴趣地倾听着，因为戈列尼谢夫很有口才。但是弗龙斯基看见戈列尼谢夫谈他深感兴趣的题目时，那种易怒的兴奋神情反而感到惊骇和激怒了。他越往下说，他的眼睛越发光，他就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他的脸也就越显得激动和愤慨。回忆起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又高贵的少年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简直不理解他发怒的理由，而且他也不赞成如此。他最不高兴的是戈列尼谢夫，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竟会把自己放在和一些使他愤慨的拙劣作家同等的地位。这值得吗？弗龙斯基不喜欢这点。但是，虽然如此，他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难过。在他容易激动、相当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他连安娜走进来也没有注意到，还在急忙地、热烈地继续述说他的意见。

当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用她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她的洋伞，在他身旁站住的时候，弗龙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的悲哀的眼光，怀着新的爱意，望着他迷人的、充满了生命和满心欢喜的伴侣。戈列尼谢夫好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她这时对什么人都是亲切的，立刻以她单纯快活的态度使他振作起精神来。试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她把他引到绘画的题目上去，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她就留心地倾听着。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那里，仔细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画室[8]。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间。”她用俄语对弗龙斯基说，因为她看出来戈列尼谢夫在他们隐遁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

“你画画吗？”戈列尼谢夫急忙转向弗龙斯基说。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动笔了。”弗龙斯基说，涨红了脸。

“他很有才能哩，”安娜带着欢喜的微笑说，“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有眼光的鉴赏家这样说过。”

八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自己是不可饶恕地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关于她丈夫不幸的回忆并没有损坏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忆太可怕，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给了她这么大的幸福，使她不能懊悔。关于她病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回忆：和丈夫的和解、决裂、弗龙斯基受伤的消息、他的再出现、离婚的准备、离开丈夫的家、和儿子离别，——这一切在她仿佛是一场梦，她和弗龙斯基两人一道来到国外之后，这才从梦中醒来。想起她使她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心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了另一个抓住他的人时所感到的那样。另外那个人淹死了。自然，这是一种罪恶，但这是唯一的生路，还是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好。

在她和丈夫决裂以后的最初时刻，在她心里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当她回想过去的一切她也记起了那一种想法。“我使那人不幸是出于不得已的，”她想，“但是我并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很痛苦，而且今后还会很痛苦；我失去了我最珍爱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错了事，所以我并不希求幸福，也不想离婚，我将为我的耻辱和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但是不管安娜多么真诚地打算受苦，她却没有受一点苦。耻辱也没有。以他们两人所富有的机智，由于在国外躲避着俄国妇人，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置于会遭受道德上指责的境地，而且无论到哪里，他们遇见的人们总是装得好像完全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简直比他们自己理解得还要清楚的样子。就是和她的爱子离开，在最初的日子里，也并没有使她痛苦。小女孩——他的孩子——是这么可爱，而且因为这是留给她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样疼爱她，以致她很少想她的儿子。

由于健康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愉快，安娜感到不可饶恕地幸福。她越了解弗龙斯基，就越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越来越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说的、想的、做的每件事情上，她都看出一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也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点。他，照她的意见看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他竟为了她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处境的尴尬。他，堂堂的一个男子汉，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使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对她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同时，弗龙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到他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这种实现使他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象成欲望实现的那种永恒的错误。在他和她结合在一起，换上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味，——他很满足，但是并不长久。他很快就觉察出有一种追求愿望的愿望——一种苦闷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误认做愿望和目的。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国外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时占据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龙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与当地的人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已游览遍了，这对于弗龙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没有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中觅得食物一样，弗龙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

他从小就赋有绘画的才能，而且不知道钱如何花才好，他就开始搜集版画，所以他现在潜心绘画，专心从事这件事，把要求满足的过剩的愿望通通集中在它上面。

他赋有鉴赏艺术品、并且惟妙惟肖地、很有风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觉得自己具有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为了不知道选择哪一类绘画好：宗教画呢，历史画呢，写实画呢，还是风俗画，踌躇了一些时日之后，他就开始画起来。他理解各各不同的种类，而且能够从任何一类里获得灵感，但是他想象不到，也有可能对于绘画的种类一无所知，而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灵感，不管画出来的东西是属于哪一流派。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不是直接从生活本身，而是间接地从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生活中得到灵感，所以他的灵感来得非常快，非常容易，而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快，同样容易地达到了和他所要摹仿的流派极其相似的境地。

在一切流派中，他最爱优美动人的法国派，摹仿这一派，他开始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这幅肖像，他和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认为非常成功。

九

这古老荒芜的“帕拉佐”，它有塑造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和壁画，它那镶花地板，它那挂在大窗户上厚重的黄色窗帷，摆在托架和壁炉架上的花瓶，雕花的门和挂着图画的阴暗的客厅——这个“帕拉佐”，当他们搬进来以后，就以它那外观在弗龙斯基心中保持着一种愉快的幻想，仿佛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的地主，一个退伍的武官，毋宁说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而且本人就是一个谦虚的艺术家，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把世界、亲戚、功名心一齐抛弃。

弗龙斯基搬进这幢“帕拉佐”所选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过戈列尼谢夫的介绍，交结了几个有趣的人，他一时间静下心来。他在一个意大利绘画教授指导之下习作写生画，并且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当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这样迷住了弗龙斯基，他甚至照中世纪的风格戴起帽子，把斗篷搭在肩膊上，那风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称。

“我们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弗龙斯基对来看他的戈列尼谢夫说。“你看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说，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国报纸递给他，指着上面一篇有关一个俄国画家的文章，那位画家恰巧也住在这个市镇里，刚绘完一幅早就交口称誉、而且有人预先定购了的绘画。那篇文章指责政府和美术学院，不该把这样一个卓越的画家丢在那里而不予奖励和补助。

“我看到了，”戈列尼谢夫回答，“当然，他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方向完全不对头。他对于基督，对于宗教画完全抱着伊万诺夫—斯特劳斯—芮农[9]那样的态度。”

“那幅画是什么主题呢？”安娜问。

“在彼拉多[10]面前的基督。用彻头彻尾新派的写实主义把基督描画成一个犹太人。”

由于询问画的主题把他引到一个他所爱好的论题上，戈列尼谢夫就大发议论。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基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方法。所以，假若他们所描画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家或圣人，那么他们尽可以从历史中去选取苏格拉底、佛兰克林、夏洛特·郭尔黛[11]，可不能选取基督。他们所选取的正是不能用来作为美术题材的人物，这样……”

“这个米哈伊洛夫真是这样画吗？”弗龙斯基问，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俄国的艺术保护者，应该帮助这个画家，不管他的画是好是坏。

“我看也不见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肖像画家。你看过他画的瓦西里奇科夫夫人的肖像吗？但是他好像不乐意再画肖像画了，因此大概生活很困难。我敢说……”

“难道我们不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画像吗？”弗龙斯基说。

“为什么画我？”安娜说，“有了你画的那幅以后，我不再要别的画像了。倒不如给安妮（她这样叫她的小女孩）画一幅吧。她来了。”她补充说，眺望窗外正抱着小孩走进花园来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随即又回头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这漂亮的奶妈，她的头部被弗龙斯基描进了他的画里，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忧。他一边画她，一边叹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姿，安娜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她害怕自己会嫉妒起这个奶妈来，因为这缘故，她对这女人和她的小男孩就格外地亲切和宠爱。

弗龙斯基也望望窗外，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向戈列尼谢夫说：

“你认识这个米哈伊洛夫吗？”

“我见过他。可是他是一个怪物，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知道，他就是如今常常遇见的那些野蛮的现代人中的一个；你知道，就是那些一下子[12]就在无信仰、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的见解中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中的一个。从前，”戈列尼谢夫说，他没有注意到，或是不愿意注意，安娜和弗龙斯基都想要说话，“从前，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自由思想的领域；可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天生的自由思想家，对于世界上存在着道德和宗教法则，还存在着权威，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而是完全在否定一切的那种观念中长成的，就是说，像野蛮人一样长成的。他就是那种人。他仿佛是莫斯科一个宫廷仆役长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他进入美术学院，有了名声，他，原来也不是蠢人，就竭力想多受一点教育。于是他趋向于在他看来是教育的源泉的东西——杂志。从前，你知道，一个想受教育的人，比方说，法国人吧，就得着手研究一切古典的东西：神学家的、悲剧作家的、历史家的、哲学家的东西，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智慧的产品。但是现在，他径直地就钻到否定主义的书籍里，很快就精通了否定主义那门学问的精华，这样他就行了。而且不仅如此——在二十年前他在这种书籍中还会找出和权威相冲突，和多少世纪来观念相冲突的痕迹；他还会由这种冲突推论出来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是现在他立刻钻到这种书籍里，在那里，对于旧观念甚至不屑于讨论，却爽爽快快地说：除了进化[13]、自然淘汰、生存竞争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如此而已。我在我的论文里……”

“我告诉你，”早就在偷偷地和弗龙斯基交换着眼色的安娜说，她知道他对于画家的教养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有心帮助他，请他画一幅画像罢了，“我告诉您，”她说，坚决地打断了正谈得滔滔不绝的戈列尼谢夫，“我们去看看他吧！”

戈列尼谢夫定了定神，欣然同意了。但是因为这个画家住在郊外，他们就决定雇马车。

一个钟头后，安娜，她的旁边坐着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驶到郊外一所漂亮的新房子面前。由走出来迎接他们的门房的妻子口中知道米哈伊洛夫是让人参观他的画室的，但是此刻他正在距离几步远的寓所里，他们就叫她把名片递给他，请求允许他们参观他的绘画。

十

当弗龙斯基伯爵和戈列尼谢夫的名片递上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正在照常工作。早上他在画室里画一幅巨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发脾气，因为她没有设法把来讨帐的房东太太应付过去。

“我对你说了二十次，叫你不要同人家多噜苏。你本来就蠢，你用意大利话噜苏的时候，你就显得三倍地蠢了！”争论了一大场之后他说。

“那你就不要拖欠这么久，这不怪我。假使我有钱……”

“让我安静点吧，看在上帝面上！”米哈伊洛夫尖叫着，声音里含着眼泪，于是，捂住耳朵，他走进板壁那边他的工作室去了，随手把门锁上。“蠢女人！”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于是，打开纸夹，立刻特别热心地画起他已经动笔的一幅画。

他从来没有像在景况不佳之时，尤其是和妻子吵了架时那么热心而且顺利地工作过。“唉，要是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工作。他在画一个盛怒的人的面容。以前画过一幅，但是他不满意。“不，那幅还好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回到妻子那里去，皱着眉头，不望着她，却问他的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放到哪里去了。他抛弃了的那张绘着画的纸找着了，但是弄得很脏，沾上了蜡烛油渍。可是，他还是拿了那张画，放在自己的桌上，于是，退后两三步，眯着眼睛，他开始打量着它。突然他微笑了，快活地挥了挥胳臂。

“对啦！对啦！”他说，立刻拿起铅笔，开始迅速地描绘起来。油脂的污点给予了画中人新的风姿。

他摹绘了这种新的风姿，突然回忆起一个他曾向他买过雪茄烟的店主的面孔，一副下颚突出、精力旺盛的面孔，他就把这面孔，这下颚绘在画中人身上。他欢喜得大笑起来。那人像突然从没有生命的虚构的东西变成了活生生的，这样就不能再改动了。那人像具有了生命，轮廓分明，显然已定形了。那画像可以按照需要略加修改，两腿可以而且必须叉开一些，左臂的位置也该改变一下；头发也不妨掠到后面去。但是在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整个姿势，只是除去了遮掩住它性格的东西。他好像是剥去了使它不能清楚显现出来的遮布。每一新的笔触只是使得整个人像显得更矫健有力，就像油脂的污点突然向他显示出来的那样。当名片递来的时候他正在细心地绘完那幅画。

“就来！就来！”

他走到他妻子那里。

“啊，萨莎，别生气了吧！”他说，畏怯而温柔地对她微笑着，“你有错，我也有错。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这样和他妻子和解以后，他就穿上缀着天鹅绒领子的橄榄绿色外套，戴上帽子，向画室走去。那幅成功的画像他已经忘记了。现在他正为这些高贵的俄国人坐着马车来访问而感到欢喜和兴奋。

关于他那幅现在正放在画架上的画，他内心里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像这样的画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所有的画都好，但是他知道他在那幅画里所要表现的意境从来还没有人表现过。这点，他确切地知道，而且很早以前，从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别人的批评，不论怎样的批评，在他眼里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使他从心底里激动。任何评语，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表示出来那些批评家只看到他在这幅画中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也好，都使他深深感动。他总把比他自己更高深的理解力归之于他的批评家，而且总期待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在画中看出的东西，而且常常想象在他们的批评中真的发现这些。

他迈着迅速的脚步向画室门口走去，不管他如何兴奋，安娜身上柔和的光辉却使他惊异了，她正站在门口的阴处，听着戈列尼谢夫起劲地对她说话，同时，她显然想转过脸来望望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的时候，他是怎样捕捉住这个印象，吞咽下去，就像他保留那个雪茄商人的下颚一样，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客人们事先听了戈列尼谢夫议论这画家的那番话已有些失望，现在看见他的外貌就愈加感到失望了。中等身材，体格结实，步态轻捷，戴着褐色帽子，穿着橄榄绿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那时早已流行肥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相貌平常的大脸，以及那种既畏怯又想保持尊严的混合表情，由于这种种，米哈伊洛夫给人一种不快的印象。

“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于是走进门廊，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十一

走进画室，米哈伊洛夫又打量了客人们一眼，在他的想象里记下了弗龙斯基面部的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虽然他艺术家的感觉不停地在从事于素材的搜集工作，虽然他的作品要受到评论的时间越迫近，他就越感到兴奋，他还是很迅速、很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构成了对这三个人的印象。那一位（戈列尼谢夫）是住在这里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不记得他的姓名，也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他记得所有他见过的面孔一样；但是他也记得那在他的记忆里是放在妄自尊大、表情贫乏那一类面孔里的。浓密的头发和开阔的前额给了那面孔一种俨然很神气的模样，那面孔只有一种表情——一种集中在狭窄的鼻梁上的、孩子般的、不安静的表情。弗龙斯基和安娜，照米哈伊洛夫的想法，一定是高贵富有的俄国人，像所有那些富有的俄国人一样，对于艺术完全不懂，但是装出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的样子。“大概他们已经看过了一切古物，现在又要来巡视巡视新人、德国的江湖客、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傻子们的画室了，到我这里来也不过是为了看个齐全罢了。”他想。他非常清楚艺术涉猎者们（他们越聪明越坏）的习气，他们参观现代美术家的画室，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有资格说美术已经衰微了，并且说越看新人的作品，越觉得古代大师的作品依然是多么无与伦比。他期待着这一切；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出来这一点，他在他们互相交谈、凝视人体模型和半身像、悠闲地踱着、等着他揭去画的罩布的时候，他们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中也看出这一点。但是，虽然如此，当他一幅一幅地翻开他的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他依然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因为虽然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都是畜生和傻子，但是他却很喜欢弗龙斯基，尤其是安娜。

“请看这里，”他说，迈着敏捷的步子退到一旁，指着他的绘画，“这是彼拉多的告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感觉着他的嘴唇都兴奋得颤栗起来了。他退开去，站到他们背后。

在访问者默默地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内，米哈伊洛夫也以旁观者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着它。在那几秒钟里，他预料一定会有一种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过的那些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三年内他对它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它的全部价值——他用他们那种漠不关心的、新的、冷眼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他看见了前景中彼拉多愤怒的脸孔和基督宁静的面容，背景中彼拉多扈从的姿影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副面孔都是经过那么多的探求，那么多的失败和修改，根据各自的特殊性格在他心中成长起来的，每副面孔都给了他那么多的苦恼和喜悦，这些面孔为了求得协调的缘故不知修改了多少回，所有浓淡明暗的色彩都是花了那么大的苦心琢磨出来的——这一切，他现在用他们的眼光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重复了千万遍的庸俗的东西。他最重视的面孔，成为画的中心的基督的面孔，在他发现它的时候曾经给了他那么大的喜悦，现在用他们的眼光看，就觉得毫无价值了。他看出自己的画不过是无数基督画像中的一幅绘得很出色的副本（不，连出色也谈不上——他清楚地看出来无数缺点）；提香[14]、拉斐尔、鲁本兹[15]都画过基督，也画过同样的兵士和彼拉多。一切都是平凡、贫弱、陈腐、简直描绘得很拙劣——笔触无力，色彩又不调和。他们如果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客气话，而背后却怜悯他，嘲笑他，他们也是有理由的。

这沉默（虽然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他可太难堪了。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克制着自己，对戈列尼谢夫说话了。

“我仿佛有荣幸见过您。”他说，不安地先望望安娜，又望望弗龙斯基，为的是不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自然啦！我们在罗西家见过面，您记得吗？是在听意大利小姐——新拉薛儿[16]——朗诵的晚会上。”戈列尼谢夫流利地回答，毫不惋惜地从那幅画上转移视线，转向画家。

但是注意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评论这幅画，他就说：

“您的画从我上次看见以后是突飞猛进了；现在特别使我惊叹的，也像上次一样，是彼拉多的姿态。人可以那么了解这个人物：一个善良、很不错的人，但却是一个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不过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富于表情的脸突然开朗了，他的眼睛闪着光。他想说句什么话，但是兴奋得说不出来，只好假装咳嗽。尽管他瞧不起戈列尼谢夫对于美术的理解力，尽管他对那位官僚彼拉多惟妙惟肖的表情所下的那句正确的评语无足轻重，那评语光说了无关轻重的地方而没有说出要点，使他很不痛快，但是米哈伊洛夫听了这种评语还是高兴极了。他自己对于彼拉多这个人物的想法，正和戈列尼谢夫所说的一样。这意见不过是米哈伊洛夫所确信的无数的正确意见之一罢了，这点并没有在他心目中贬低戈列尼谢夫评语的意义。他因为这评语而喜欢起戈列尼谢夫来，忧郁的心情突然变成狂喜了。立刻他的整个绘画就带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性在他面前变得栩栩如生。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就是那样了解彼拉多的，但是他的嘴唇颤抖得不听使唤了，他说不出话来。弗龙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压低声音，一方面是为了不伤害画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大声说出愚蠢的话，那是人们在绘画展览会上谈论艺术时通常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感觉到他的画也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走上他们面前。

“基督的表情真叫人惊叹啊！”安娜说。在她看见的一切东西中，她最喜欢那个表情，并且她感觉得那是画的中心，因此称赞它一定会使画家高兴。“看得出他很怜悯彼拉多。”

这又是在他的画中，在基督的画像中可以找出的无数的正确见解之一。她说基督很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当有一种怜悯的表情，因为其中有爱，有天国般的平静，有从容赴死的决心，有感到空言于事无补的那种表情。既然一个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另一个是精神生活的化身，那么在彼拉多脸上有一种官僚神气，在基督脸上有怜悯的表情，是当然的了。这一切和许多别的想头在米哈伊洛夫心中闪过去；他的脸又欢喜得容光焕发了。

“是的，那个人物画得多出色啊——多么飘逸啊！简直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戈列尼谢夫说，由这句评语，就明白地表露出他不赞成那幅肖像画的内容和构思。

“是的，真是惊人的手笔！”弗龙斯基说。“背景上那些人物多么突出呀！这里就有技巧。”他向戈列尼谢夫说，提到他们曾经谈过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弗龙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获得这种技巧。

“是的，是的，真是惊人！”戈列尼谢夫和安娜附和着。米哈伊洛夫虽然很兴奋，但是谈到技巧的话却刺痛了他的心，于是，愤怒地望着弗龙斯基，他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词，却完全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名词，照普通的解释，是指一种和内容完全无关的、单单是描绘的机械的能力。他常常注意到——就像在现在的称赞中一样——技巧和内在的价值是完全相反的，仿佛一件坏东西也可以描绘得很出色。他知道在除去表象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作品本身，为了把所有的表象都除去，得多加小心，尽量注意；至于说描绘的技术——就是技巧——是并不存在的。假如他所看到的东西向一个小孩或是厨娘展示的话，他或是她，也一定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的表层剥去的。同时就是最富有经验和熟练的画家也不能单靠机械的才能去描绘什么，如果主题的轮廓没有预先向他显示的话。而且，他知道，说到技巧，那他是没有资格受到称赞的。在他画了又画的一切东西里，他都看出了刺目的缺点，那就是由于在他除去思想的外壳的时候不小心而来的，现在要修改一定会损坏整个作品。几乎在所有的形体和面容上，他都看出损坏了绘画的没有完全除去表象的痕迹。

“有一点可以说，假如您容许我饶舌的话……”戈列尼谢夫说。

“啊，极愿领教。”米哈伊洛夫勉强微笑着说。

“那就是，您把基督画成一个人神，而不是神人。但是我知道您是有心这样做的。”

“我画不出一个不是我心目中的基督。”米哈伊洛夫忧郁地说。

“是的；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您要是容许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我的评语决不会损伤它丝毫，况且，这也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在您看来就不同了。您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可是让我们拿伊万诺夫来说吧。我想如果要把基督降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那倒不如另选新颖的、没有人画过的历史题材。”

“可是假如这是摆在艺术前面最伟大的题材呢？”

“如果去寻找，一定会找到别的主题。但是问题在于艺术不容许争辩和议论。在伊万诺夫的画[17]面前，不论是信徒，还是异教徒，心里都会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是神呢，还是不是神呢？’这样，印象的统一就被破坏了。”

“为什么那样？我想对于有教养的人们，”米哈伊洛夫说，“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一点戈列尼谢夫不同意，并且始终坚持己见，认为印象的统一在艺术上是必要的，以此来驳倒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大为激动，但是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思想辩护。

十二

安娜和弗龙斯基早就交换着眼色，为他们的朋友这种能言善辩而感到遗憾，终于弗龙斯基没有等待主人，就径自向另一幅小画走去。

“啊，多美妙！多美妙啊！真是奇迹！多么美妙呀！”他们异口同声叫起来。

“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中意呢？”米哈伊洛夫想。他完全忘记了他三年前绘的那幅画。他忘记了他有好几个月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时，他为它所经受的一切苦闷和欢喜。他忘记了它，就像他一向总把画好的画忘记了一样。他连看都不想看它一眼，只不过因为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这才把它摆到外面来的。

“啊，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罢了。”他说。

“多么美好啊！”戈列尼谢夫说，他显然也从心底里被那幅画的魅力迷住了。

两个小孩在柳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垂下钓丝，正小心地从灌木后面往回收浮标，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另一个，小的一个，正支着臂肘躺在草地上，用手托着长着乱蓬蓬金发的头，沉思的碧蓝眼睛凝视着水面。他在想什么呢？

对这幅画的叹赏在米哈伊洛夫心中唤起了往日的兴奋，但是他惧怕而且厌恶对于过去事物怀着无谓的留恋，因此，虽然这种赞赏使他感到快慰，他却竭力把访问者们引到第三幅画那里去。

但是弗龙斯基问这幅画是否出售。这时米哈伊洛夫已经被访问者们弄得很兴奋，谈到金钱他听了极不愉快。

“它是摆出来卖的。”他回答，忧郁地皱着眉。

访问者们走了之后，米哈伊洛夫在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像前坐下来，在心里重温着访问者们说过的话，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出来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他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事物，在他看来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意义。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他的画，立刻产生一种心情，他确信他的画很完美，因此他的画具有重大意义；要集中全部精力，排除一切其他的兴趣，是需要这种确信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工作。

基督的一只按照远近法缩小了的脚，可有点不妥。他拿起调色板，着手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望着背景上约翰的形象，访问者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那点，可是他却相信那已达到完美的境界。修改完了脚，他很想把那形象也润色一下，但是他感到太兴奋了。在他太冷静和太激动，把什么都看得太清楚的时候，他同样不能工作。只有在由冷静过渡到灵感的那个阶段，才能工作。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原想把画盖好的，但是他停住了，把罩布拿在手里；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对着约翰的形象凝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带着依依难舍的神情，他放下了罩布，疲倦而又愉快地走回寓所去。

弗龙斯基、安娜和戈列尼谢夫，在归途中格外地活跃和愉快。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能这个词——他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脱离理智和感情而独立存在的、天生的、几乎是生理的能力，他们想把画家所体验到的一切通通用它来表示——这个字眼在他们谈话中特别频繁地反复出现，因为他们需要用它来形容某些他们毫不理解、却又要谈论的东西。他们说他的才能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他的才能因为教养不够——我们俄国美术家的通病——而不可能发挥。但是那幅小孩的画却深深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尽在回想它。

“多么美妙啊！这幅画画得多么出色，而且它又是多么单纯啊！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它是多么好。是的，我一定不放过它；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弗龙斯基说。

十三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弗龙斯基，并且答应给安娜画像。在指定的日子，他来了，开始工作起来。

从坐下来让他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得大家，特别是弗龙斯基惊异了，不只是以它的逼真，而且也是以它那特殊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会发现了她特殊的美，这可真有点奇怪。“人要发现她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爱她，像我爱她一样。”弗龙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幅画像才发觉她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的。但是那表情是这样真切，使得他和旁人都感觉到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似的。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他说的是他自己给她绘的那幅画像，“而他只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这里就有技巧。”

“慢慢来嘛。”戈列尼谢夫安慰他说。照他看来，弗龙斯基才能和教养两者兼备，特别是教养，那使得他对于艺术有高超的见解。戈列尼谢夫确信弗龙斯基具有才能，还由于他自己需要弗龙斯基对于他的言论思想给予同情和赞赏，这就支持了他的这种确信，他感觉得赞赏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弗龙斯基的“帕拉佐”里，米哈伊洛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好像害怕接近这些他并不尊敬的人似的。他称呼弗龙斯基为“阁下”，而且，尽管安娜和弗龙斯基邀请，他从来没有留下吃过饭，除了来画像从来没有来过。安娜对于他甚至比对谁都亲切，为了她的画像非常感谢他。弗龙斯基对他十分殷勤，而且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美术家对于他的画的意见。戈列尼谢夫从不放过一次给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见解的机会。但是米哈伊洛夫对于大家还是一样冷淡。安娜从他的眼色里感觉出他喜欢看她，但是他却避免和她谈话。当弗龙斯基谈到他的绘画时，他顽固地保持沉默，而当他们把弗龙斯基的画拿给他看，他还是那样顽固地沉默着；他显然很讨厌戈列尼谢夫的谈话，但是他也没有反驳过他。

总之，当他们更进一步认识米哈伊洛夫，他那种拘谨、令人不快、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就使他们更不喜欢了。当绘画完毕，美丽的画像已归他们所有，而他也不再来了，他们都很高兴。

戈列尼谢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思想，认为米哈伊洛夫只不过是嫉妒弗龙斯基罢了。

“他既然有才能，我们就不要说他嫉妒；但是一个宫廷里的人，一个富家子弟，而且又是一个伯爵（你知道他们大家对于爵位是深恶痛绝的），居然没有怎样费力，就比把整个生命都献给美术的他，即使没有超过，却也不相上下，这可使他恼怒了。尤其是教养，那是他所缺乏的。”

弗龙斯基替米哈伊洛夫辩护，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也相信这一点，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不同的、下层社会的人一定是嫉妒的。

安娜的画像——他和米哈伊洛夫两人画的同一个人的肖像——本来应该向弗龙斯基显示出来他和米哈伊洛夫之间的差异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出这点。直到米哈伊洛夫画的肖像画成以后，他这才停笔不画安娜的肖像，他断定现在再画也是多余的了。他继续绘着以中世纪生活为题材的画。而他自己和戈列尼谢夫，尤其是安娜，都觉得他那幅画很不错，因为它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像名画。

在米哈伊洛夫那方面，虽然安娜的画像使他入迷，但是当绘画完毕，他不必再听戈列尼谢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以忘却弗龙斯基的绘画时，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可能禁止弗龙斯基拿绘画作消遣，他知道他和所有的艺术爱好者都有充分的权利，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但这在他是不愉快的。人不能禁止别人去造一个大型的蜡制玩偶，而且去亲吻它。可是假如那个人带着这个玩偶走来坐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而且开始爱抚他的玩偶，一如那位情人爱抚着他所爱的女人一样，那位情人一定会很不愉快的。米哈伊洛夫看见弗龙斯基的绘画所感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恼。

弗龙斯基对于绘画和中世纪生活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因为他对于绘画有充分的鉴赏力，所以不能够绘完他那幅画。停笔不画了。他模糊地感到它的那些缺点，起初虽然还不大明显，如果继续画下去，就会显露出来。他体验到戈列尼谢夫同样体验到的心情：戈列尼谢夫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用这种话来不断地自欺欺人，说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他还在构思，搜集素材。但是这使戈列尼谢夫感到激怒和苦恼，弗龙斯基却不能够欺骗和折磨自己，尤其不能够使自己感到怨恨。凭他所特有的果断性格，他没有说明，也没有辩解，就搁笔不画了。

但是没有这项工作，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弗龙斯基的生活，和因为他突然失去兴趣而感到诧异的安娜的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帕拉佐”突然显得这样刺目地破旧肮脏，窗帷上的污点、地板上的裂缝、檐板上剥落了的灰泥，看来是那么不愉快，老是那个样子的戈列尼谢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都变得这样叫人讨厌，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因此他们决定返回俄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弗龙斯基打算和他哥哥把家产分开，而安娜打算去看她的儿子。他们预备在弗龙斯基的大田庄度夏。

十四

列文结婚有三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处处发现他以前的幻想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力。他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看到这和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处处感到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叹赏湖上一叶小舟平稳而幸福地漂浮，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他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晃，人还得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划桨；他不习惯划桨的手还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做起来时，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很不容易啊。

独身的时候，他看见别人的婚后生活，看到他们琐碎的忧虑、争吵、嫉妒，他往往只是在心里轻蔑地讥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他相信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就连他结婚生活的表面形式，在他想来，也准会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出乎意外，他和他妻子的生活不但没有独树一格，而且，恰好相反，完全是由他以前那么轻视的极其琐碎的小事构成的，而现在，那些小事，违反他的意愿，却具有了异乎寻常、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列文看到要把所有这些琐事安顿好，完全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容易。虽然列文自信对于家庭生活抱着最正确的见解，但是他，也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不知不觉地把家庭生活想象成完全是爱情的享受，既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它，也没有什么琐碎的忧虑来分心。在他设想起来，他应当从事他的工作，而在爱的幸福中求得休息。她应当被热爱着，再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又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他忘记了她也需要工作；因此他很诧异：她，他那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基蒂，怎么在结婚生活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在头几天，就能够想起这件事，记起那件事，为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卧具、餐具、厨师和餐膳之类的事情忙个不停。还在他们订婚的期间，她就坚决拒绝到国外去，决心回到乡下，好像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事，而且除了恋爱还能够想到别的事情，她那种坚决的态度，就已经使他惊异了。这事当时很使他不快，而现在她的琐碎的操心和忧虑更使他加倍地不痛快了。但是他看出这在她是必要的。因为他爱她，所以虽然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而且还嘲笑这种家务事上的操劳，但是对于这些，他又不禁从心里赞美。他嘲笑她怎样布置从莫斯科搬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整顿他的和她自己的房间，怎样悬挂窗帷，预备客人和多莉用的房间，怎样给她的新使女安排一个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师做饭，怎样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争吵，把贮藏室从她手里接管过来。他看见老厨师是怎样叹赏地微笑着，听她的没有经验的行不通的命令，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到这位年轻主妇的新布置是怎样沉思而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当基蒂边哭边笑地跑来向他诉说她的使女玛莎还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会服从她的时候，她是特别地可爱。这在他看来是可爱的，但也是奇怪的，他想假如没有这些就更好了。

他不知道她婚后心情上所起的变化。在娘家她有时想要吃什么好菜或是糖果，可是不能够如愿，而现在她要吃什么就可以随意吩咐，可以随意买多少磅糖果，花掉多少钱，而且高兴定制任何一种点心就可以定制。

她现在正愉快地盼望着多莉带着小孩们来，特别是因为她要给孩子们定制他们各人爱吃的点心，而多莉一定会赞赏她的一切新措施。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管理家务对于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本能地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同时也知道会有阴天下雨的日子，因此她尽力筑巢，一面忙着筑巢，一面学习怎样筑法。

基蒂这种对于家务琐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是他的失望之一；同时这种可爱的操心，他虽不明白它的意义，却也不能不喜欢它，这又是它的新的魅力之一。

另一种失望和魅力是由他们的口角引起的。列文决没有想象到他和妻子之间除了温存、尊敬和爱的关系以外还能有别的关系，可是结婚后没有几天他们就突然吵了嘴，她竟至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着两手。

第一次口角是因为列文骑马到新的农庄去，因为想抄近路回家，迷了路，以致迟回来半个钟头。他驰回家，一路上只顾想她，想她的爱，想他自己的幸福，他离家越近，他对她的爱情也就越热烈。他抱着如同他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求婚时那样的感情，甚至比那更强烈的感情跑进房里来。出乎意外，迎着他的是一种他从来不曾在她脸上见过的忧愁的表情。他想要吻她，但是她推开了他。

“怎么回事？”

“你倒很快活哩……”她开口说，竭力要显得镇静和凶狠。

但是她刚一开口，责备、无意义的嫉妒、在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度过的那半个钟头内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所有这些话就一齐冲口而出。到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他在举行婚礼后领着她走出教堂时所没有理解的事情。他理解到她不但和他非常亲近，而且他现在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终结，而他在什么地方开始。他根据他在这一瞬间所体验到的那种分裂的痛苦感觉理解了这一点。他起初很生气，但是就在同一瞬间，他感觉到他不能够生她的气，她和他是一体。他一刹那间感觉得如同一个人突然在背后挨了重重的一击，怒气冲冲，想要报复，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敌手，却发现原来是自己偶然失手打了自己，不好生任何人的气，只得忍受着，竭力减轻痛苦。

以后他再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过这种心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他却久久未能恢复平静。他的自然而然的感情是要他为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是证明她错就等于更激怒她，使裂痕更加扩大，而那裂痕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一种习惯的冲动驱使他把过错推卸掉，推到她身上；另一种，甚至更强烈的冲动却促使他尽快消泯裂痕，不让它再扩大下去。忍受这种不公平的责难是痛苦的，但是洗清自己，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的人想把那痛处从身体中挖出，扔掉，可是一醒过来就明白了那痛处就是他自身。他除了忍痛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努力这样做。

他们和解了。她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她没有说出来，但对他更温柔了，他们在爱情中体验到一种新的加倍的幸福。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口角不再因为最意外的细微理由而发生，并且十分频繁地发生。这些口角往往是起因于：彼此都不了解对于对方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在结婚初期两人都常常心情不佳。当一个心情佳，另一个心情不佳的时候，和睦的感情还不致破裂；可是碰巧两人都心情不佳的时候，就会由于细小到不可思议的原因而发生口角，以致他们过后怎样也记不起来为了什么争吵。不错，在他们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生活上的乐趣就倍增了，但是虽然这样，他们结婚生活的初期，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难过的日子。

在最初的时间，他们感到特别紧张，好像把他们系在一起的那条链子在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那就是说，他们结婚后头一个月，由于习惯，列文对于这一个月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不但不是甜蜜的，而且是作为他们生活中最痛苦最屈辱的时期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人都极力把这段不健全时期的一切丑恶可耻的事情，从他们记忆中抹去，在那段时期内，他们两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两人都不大能控制自己。

直到他们婚后第三个月，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很高兴又只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她，穿着他们结婚头几天她穿过的那件深紫色的衣服，一件他觉得特别值得纪念和珍惜的衣服，坐在那张从列文的父亲和祖父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摆在书房里的旧式皮沙发上，正在做英国刺绣[18]。他思考着、写着、时时刻刻高兴地意识到她在面前。他没有放弃农事上的工作，也没有放弃著述工作，他将在那本著作里阐明新农业制度的基础；但是正像以前这些事业和思想与笼罩着整个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样，现在它们与浸浴在光辉灿烂的幸福中的未来生活比较，同样也显得微不足道。他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觉得：他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另外的东西上，因而他就用完全不同而且更加明确的眼光来看他的工作。以前，这工作在他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假如没有这种工作，生活就太阴郁了。而现在这些事业对于他之所以是必要的，却是为了使生活不至于明朗得太单调了。拿起原稿，又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东西，他高兴地发现这个工作是值得去做的。这种工作是新颖而有用的。他以前的许多思想，现在看来都是多余的，而且过于偏激，但是当他重新回想整个事情，许多疏漏在他看来都变得明显了。他现在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不振的原因。他论证俄国的贫穷，不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公和错误的政策引起，而且近来促成这种结果的是，反常地往俄国引进外国文明，特别是交通工具，像铁道，它促使人口集中于城市，助长奢侈风习，因而招致工业、信用贷款和伴随而来的投机业发展起来——这一切都损害农业。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发展很正常的时候，以上这一切现象只有在相当多的劳动力已经用在农业上面，农业已经处于正常，至少是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发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应当按一定的比例增长，特别应当做到不至于使农业以外的富源超过农业；在他看来，交通工具应当和农业上的一定状况相适应，在现在土地使用不当的状况下，不是由于经济的需要，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筑起来的铁道，来得过早，不但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促进农业，反而和农业竞争，促进工业和信贷的发展，结果倒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正如动物身体内一个器官片面的早熟发育，会妨碍动物的全面发育一样，在俄国财富的全盘发展上而言，信贷、交通工具、工业活动——这些在时机成熟的欧洲无疑是必要的——在俄国却只会造成危害，因为它们把当前最重要的农业整顿问题抛到一旁了。

当他撰写著作时，她却在想着她丈夫多么不自然地注意着那位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十分拙劣地向她献殷勤的年轻公爵恰尔斯基。“他嫉妒哩，”她想，“啊呀！他是多么可爱又傻气呀！他嫉妒我！要是他知道他们在我眼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就好了！”她一面想，一面抱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心情，望着他的后脑和红脖颈。“虽然妨碍他工作是可惜的（但是他时间还多着呢），我也得看他的脸一眼；他感到我在看他吗？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我真希望他这样！”于是她睁大眼睛，好像要用这种办法来加强目力似的。

“是的，他们吸去一切精髓，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喃喃着说，停下笔来，感到她在望他，于是微笑着回过头来。

“什么？”他微笑着站起身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呢！”她想。

“没有什么；我希望你回过头来哩。”她说，凝视着他，竭力想猜测出他是不是因为她打扰了他而不高兴。

“只有我们两人在一道的时候多么快乐啊！在我是这样的。”他说，闪烁着幸福的微笑，走到她面前。

“我也一样快乐呢。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你在想什么呢？”

“我？我在想……不，不，去写吧；不要分了你的心。”她说，噘着嘴，“我现在要挖这些小洞了，你看！”

她拿起剪刀，开始挖着。

“不；告诉我是什么事吧。”他说，在她身旁坐下，注视着小剪刀循环的动作。

“啊，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莫斯科，想着你的后脑。”

“为什么恰恰我得到这样的幸福呢！这太不自然，太美满了。”他说，吻她的手。

“我觉得正相反；我觉得越是美满，就越是自然。”

“你的小发卷松了呢，”他说，小心地把她的头扭过来，“小发卷，啊，是的。不，不，我们正忙着工作呢！”

但是工作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当库兹马进来通报茶已经摆好时，他们才愧疚地跳开了。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库兹马。

“他们刚回来，正在解开东西。”

“快来，”她走出书房的时候对他说 ，“要不然，我不等你来就把所有的信都看了。让我们去两人合奏吧。”

只剩下一个人，把原稿放进她买来的新纸夹以后，他在那随着她一同出现的安着精美配件的新洗脸架旁洗了手。列文对自己的想法微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似懊悔的感情苦恼着他。在他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可耻的、脆弱的、他所谓加菩亚[19]式的地方。“这样子生活下去可不对，”他想，“快三个月了，我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做。今天，差不多是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地工作，而结果怎样呢？我刚开了个头，就抛开了。就连我日常的事务，我也差不多都丢开了。我差不多没有步行或是乘车到田庄上视察过。我有时舍不得离开她，有时看她一个人太闷。我曾经想，结婚前的生活没有多大意思；结婚后真正的生活就会开始。可现在呢，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懒散地虚度过时光。不，这是不成的，我一定得开始。自然，这不是她的过错。一点也不能怪她。我自己应当坚强一点，保持我男子的独立性。要不然，我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且使得她也习惯于这样……当然不能怪她。”他自言自语。

但是任何一个感到不满的人，要他不归咎于别人，特别是和他最亲近的人，是很难的。而列文模糊地感觉到，虽然不怪她本人（什么事都不能怪她），但是要怪她所受的那种太浅薄无聊的教育。（“那傻瓜恰尔斯基！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却不知道怎样阻止。”）“是的，除了对家务事有兴趣（那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对装饰和英国刺绣有兴趣以外，她没有别的真正的兴趣了。无论对我的工作，对田庄，对农民也好，无论对她相当擅长的音乐也好，读书也好，她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也不做，就十分满足了。”列文在心里责备她，却不了解她正在准备进入那快要到来的活动时期，到那时，她又要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家的主妇，还要生产、抚养和教育小孩。他不知道，她本能地感到了这点，正在准备迎接这种沉重的劳动，并不为她现在尽情享受无忧无虑和爱情幸福的时刻而责备自己，同时她正在快乐地筑着她未来的巢。

十六

当列文走上楼去，他的妻子正坐在新茶具后面的新银茶炊旁，她让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坐在一张小桌旁，给她倒了一满杯茶，正在读多莉的来信。她经常不断地和他们通信。

“您看，您的好太太让我陪她坐一会儿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向基蒂亲切地微笑着。

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这句话中，列文觉察出来最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之间的不快已经结束了。他看到虽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因为新主妇夺去了她的权柄而觉得伤心，但是基蒂还是征服了她，使她爱上她了。

“你瞧，我看了你的信。”基蒂说 ，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那个女人写来的。你哥哥的……”她说，“我没有看完。这两封是我家里和多莉写来的。真想不到啊！多莉带着塔尼娅和格里沙去参加萨尔马茨基家的儿童舞会哩！塔尼娅扮了侯爵夫人。”

但是列文没有听她的话。他红着脸接过他哥哥从前的情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信，开始读起来。这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写来的第二封信。在第一封信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他哥哥无缘无故地把她赶走，并且，以动人的、单纯的口吻补充说，虽然她又陷于贫穷，但她却什么也不要求，也不希望，只是想到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坏，没有她在身边，也许会死去，就觉得十分难受，因此请他弟弟照顾他。这一回她写的完全不同了。她找着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又在莫斯科和他同居了，并且同他一道搬到一个省城里，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和长官吵了架，又回到莫斯科来，不料在路上病了，病得这么重，恐怕要一病不起了，她这样写着。“他老惦念着您，而且，他一个钱都没有了。”

“看这封信吧；多莉在信上提到你哩。”基蒂带着微笑开口说；但是注意到她丈夫变了脸色，她就突然住了口。

“什么事？怎么回事呀？”

“她来信说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我要去看他。”

基蒂的脸色立刻变了。关于扮侯爵夫人的塔尼娅，关于多莉的念头，全都消失了。

“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

“我和你一道去，好吗？”她说。

“基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责备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反问，因为他听了她的提议很恼火，不愿意接受而生气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要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为了和你一样的原因。”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重要的时刻，她却只想着她一人在家无聊。”列文想。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还用这种借口，这就使他生气了。

“这是不行的。”他严厉地说。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眼看着一场争吵快要发生，轻轻地放下茶杯，出去了。基蒂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她。她丈夫说最后一句话的口吻刺伤了她，特别是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所说的话。

“我对你说，假如你要去，我也要跟你去；我一定要去！”她急促而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因为天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住什么样的旅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极力想冷静下来。

“决不会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你能够去的地方，我也能够……”

“哦，那么，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在那里，你怎好跟她接近。”

“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什么人什么东西在那里。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我丈夫要去看他，我也要跟我丈夫一同去，为的是……”

“基蒂！别生气吧。可是你稍微想一想：这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想到你会夹杂一种软弱的感情，一种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感情，我很难受。哦，你如果一个人闷的话，那么就到莫斯科去吧。”

“你看，你总是把卑鄙龌龊的动机加在我身上，”她含着屈辱和愤怒的眼泪说，“我没有什么，既不是软弱，也不是……我只觉得我丈夫受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是我的义务，但是你安心要伤害我，你安心不了解我……”

“不，这是可怕的！做这样的奴隶！”列文叫着，立起身来，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了。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得好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样。

“那么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本来可以很自由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假如你后悔的话？”她说，跳起来，跑到客厅去了。

他追上她的时候，她正在呜咽。

他开始说话，竭力找话与其说是说服她，不如说是安慰她。但是她不听，随便他说什么也不理睬。他弯下腰，拉住她那只抗拒他的手。他吻她的手，吻她的头发，又吻她的手——她却始终沉默着。但是当他用两手捧着她的脸，叫了声“基蒂！”的时候，她突然恢复了镇静，哭了一会，于是他们就和好了。

决定了明天一同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只是为了帮忙，同意有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他哥哥身边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他在动身的时候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不满意她，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她不能够下决心让他一个人去；（不久前他还不敢相信他有被她爱上的幸福，现在却因为她太爱他了反而感到不幸，这在他想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不满意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在他内心深处，他更不同意的，是她认为和他哥哥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算一回事，他怀着恐怖想到她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基蒂，会和一个娼妇待在一个房间里，单只这个念头，就使他恐怖和嫌恶得战栗起来。

十七

尼古拉·列文卧病的那个省城的旅馆，是那些依照新式改良模型建造起来的省城旅馆之一，那些旅馆在建筑的当时原是力求清洁、舒适、甚至雅致的，但是由于住客们的缘故，迅速得惊人地变成了妄想具有现代化改良门面的肮脏旅店，这种妄想使它们比旧式、干脆很肮脏的旅馆更差了。这个旅馆已到了那种地步：穿着脏制服、在门口抽着烟、担任看门职务的兵士，生铁制的、光滑的、阴暗而又讨厌的梯子，穿着肮脏燕尾服的放肆服务员，桌上摆着布满灰尘的蜡制花束的公共餐室，到处都是污浊、尘埃、零乱，同时还带着那种现代化、自满的、由铁路带来的忙乱气氛，这一切在刚度过新婚生活的列文夫妇心中唤起了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特别是因为这旅馆所给予人的那种徒有其表的浮华印象，和等待着他们的事是那么不调和。

照例，在问了他们要住什么价钱的房间以后，才知道上等房间空的一间也没有了：一间上等房间由铁路视察员住着，另一间是莫斯科来的律师，第三间是从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夫公爵夫人。只剩下一间肮脏的房间，但是答应他们傍晚隔壁有一间房间会空出来。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他到达的时候，在他因为想到他哥哥病情心里十分激动的时候，他却不能立刻跑到他哥哥那里，而不得不照顾她，他为此而生妻子的气，列文领着她走进派给他们的房间。

“去吧，去吧。”她说，用畏怯愧疚的眼光望着他。

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出房间，就在门口碰见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听见他到了，却不敢进来看他。她还是和他在莫斯科看见她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件毛料衣服，露着手臂和脖颈，还是那善良呆板的麻脸，只是略微胖了一些。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

“病很重哩。他不能起床了。他老在盼望着您。他……您……同您太太一道来的吗？”

列文在最初一瞬间不明白什么事情使她惶惑，但是她立刻就对他说明了。

“我要走了。我要到厨房去，”她说出来了，“他会很高兴哩。他听到了，他认识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

列文明白她指的是他妻子，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

“去吧，去吧。”他说。

但是他刚一移动，他的房门就开了，基蒂探头向外一望。列文因为妻子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又是羞愧，又是气恼，而满脸通红了；但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却脸红得更厉害。她缩成一团，脸红得快要哭出来了，两手抓住披肩的尾梢，用红红的手指搓弄着，不知道怎样说、怎样做才好。

在最初一瞬间，列文看出基蒂望着这个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急切的好奇神色；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她先向她丈夫，随后又向她说。

“可是不能在走廊里尽谈下去呀！”列文说，愤怒地望着一个这时正好像有事轻快地走过走廊的绅士。

“哦，那么，就进来吧。”基蒂说，对恢复了常态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但是看到她丈夫惊惶的脸色她就补充说：“要么你们就去吧，回头来叫我好了。”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列文就到他哥哥的房间去了。

他在哥哥的房间里所看到和感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预料会发现他还处在那种自己欺骗自己的状态里，他听说肺病患者常是那样的，在秋天他哥哥来看他的时候那种状态曾经那样使他吃惊。他预料会在肉体上看到更明显的死亡临近的征候——更衰弱，更憔悴，但大体上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状态。他预料自己会感到同样的失去亲爱兄长的悲痛和同样怕死的心情，那种心情他以前曾经体验过，现在不过是程度加深罢了。对于这一切他心里都有了准备；但是他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在一间污秽的小房间里，四壁的嵌板满是痰渍，透过薄薄的板壁，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声，空气因为充满污浊气味而使人窒闷，在稍稍和墙壁隔开的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盖着被窝的躯体。这个躯体的一只手臂放在被窝外面，那像耙子一样粗大的手，令人不可思议地连在手臂从骨端到中部一样粗细的细长骨骼上。头侧卧在枕头上。列文可以看见鬓角上汗淋淋的稀疏的头发和皮肤紧绷的透明似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躯体决不可能是我的哥哥尼古拉！”列文想。但是走近一些，看见那张脸，就不可能怀疑了。不管脸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列文只消瞧一眼那双看见他走进来就抬起来的灵活眼睛，只消望一望那粘在一起的髭须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动，就明白了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那还活着的哥哥这个可怕的现实。

闪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般地望了一眼他走进来的弟弟。这种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间建立了活的关系。列文立刻感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里面含有的谴责神色，同时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当康斯坦丁拉住他的手时，尼古拉微笑了。这微笑是轻微的，差不多觉察不出，虽然带着微笑，但是眼睛里的严厉神情并没有改变。

“你没有料到我会是这个样子吧！”他好容易才说出来。

“是，是……不，”列文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呢，我是说，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四处打听你。”

为了避免沉默，他不能不说话，但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特别是因为他哥哥没有答话，只顾死死地盯着他，显然是在推究每句话的含意。列文告诉他哥哥，他妻子也跟着他来了。尼古拉表示很高兴，但是说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会吓坏她。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尼古拉动了动，开始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期待他说些什么特别重要的话，但是尼古拉却只谈他的健康。他埋怨医生，后悔没有请莫斯科的名医；因此列文看出他还抱着希望。

为了摆脱他痛苦的感觉，哪怕一分钟也好，列文抓住刚一沉默的片刻就立起身来，借口说要去叫他妻子。

“好极了，我叫她把这里弄弄干净。我想，这里脏得很，气味怪难闻的。玛莎！把屋子收拾收拾好。”病人吃力地说。“等收拾好了，你自己就走开。”他补充说，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列文没有回答。走到走廊里，他停下来。他说了要去叫他妻子，但是现在，体会到自己这时的心情，他决定相反地要竭力说服她不到病人那里去。“她为什么要像我这样，也受这份罪呢？”他想。

“哦，他怎样了？”基蒂带着吃惊的神色问。

“啊，真可怕，真可怕呀！你为什么要来呢？”列文说。

基蒂沉默了一会，畏怯而怜惜地望着丈夫；随后她走上前去，用两手抓住他的手。

“科斯佳！带我到他那里去吧，两人在一道要好受一些。你只要带我去，把我带到他那里，然后你就走开好了，”她说，“你要明白，看着你，不去看他，在我更痛苦。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帮帮你和他的忙。请让我去吧！”她哀求她丈夫，就好像她一生的幸福全系在这上面似的。

列文只得答应了，于是恢复了镇静，全然忘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他带着基蒂又到他哥哥的房间里去。

轻轻地走着，不断地望着她丈夫，向他表露出勇敢同情的脸色，基蒂走进了病人的房间，于是不慌不忙地回过身来，悄悄地把门关上。迈着毫无声息的步子，她迅速地走到病人床边，而且绕过去使他不必回过头来，她立刻把他粗大瘦骨嶙峋的手握在她那娇嫩稚弱的手里，紧紧握住它，开始用女人所特有的、富于同情而又不使人不快的那种温柔的热情说话。

“我们在苏登见过，不过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她说，“您没有想到我会成了您的弟媳吧？”

“您恐怕不认得我了吧？”他说，一见她到来，脸上就闪露出微笑。

“不，我认得。您让我们知道了您的消息，多好啊！科斯佳没有一天不想您，不挂念您呢。”

但是病人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

她还没有说完，他的脸上就又呈现出濒死的人对于活人所怀的那种嫉妒、严峻的责难神情。

“恐怕您住在这里不大舒服吧。”她说，避开他凝视的目光，向房间里四周打量着。“我们得向老板再要一个房间，”她对她丈夫说，“使我们可以更靠近一点。”

十八

列文不能够镇静地望着他哥哥；他在他面前不能够显得自然和镇静。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就模糊了，他看不见，也辨别不出他哥哥状态的详细情形。他嗅到可怕的臭气，看到污秽、杂乱和痛苦的状态，听到呻吟，但是感觉到毫无办法。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探究病人详细的病情，考虑一下那身体在被子下面是怎样躺着的，那消瘦的小腿，腰和背脊是怎样缩成一团，是否可以稍微躺得舒服一点，有没有办法使他即使不能好一些，至少不要太难受。他一想到这一切细节，他的背上就掠过一阵寒战。他深信不疑再也无法延长他哥哥的生命，或是减轻他的痛苦了。但是病人觉察出他弟弟认为他完全无救，这就使他很生气。因此就使列文更加痛苦。在病人房间里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可是不在那里更难受。他不断地假借各种口实走出病房，但是因为不能够一个人待着，随后又走进来。

但是基蒂所想的、所感觉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同。一见病人，她就怜悯起他来。怜悯在她那女人的心中所唤起的，并不像在她丈夫心中所唤起的那种恐怖和嫌恶的心情，而是一种愿望，想要行动，想要摸清楚他状态的一切详情，想要帮助他。因为她毫不怀疑帮助他是她的职责，所以她也不怀疑这是可能的，于是就立刻动起手来。正是那些一想到就使她丈夫恐惧的琐事，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差人到药房去，叫她带来的使女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去扫除、拂拭和擦洗；她亲手洗濯了一件东西，又洗净了某个物件，把一件东西铺到被褥下面。按她的吩咐，什么东西搬进了病人的房间，什么东西搬了出去。她好几次亲自走到自己房间去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毫不注意她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些男人。

正在餐室里给一群工程师开饭的服务员好几次带着满面怒容回答她的呼唤，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她的命令，因为她以这样温和而执拗的态度发出命令，使他不能避不执行。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对于病人会有什么好处。特别是，他恐怕病人会因此生气。但是病人，虽然好像对此并不关心，却也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害羞，一般而言，对于她为他做的事，似乎还感到兴趣。列文被基蒂派去请医生，从医生那里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就撞见他们正在替病人换衬衣，这也是基蒂吩咐的。那又长又白的脊骨、巨大隆起的肩胛骨、突出的肋骨和椎骨裸露出来，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服务员把衬衣袖子搞乱了，怎样也不能使那长长软弱的手臂伸进衣袖。基蒂在列文进来以后连忙把门关上，没有向那个方向观望；但是病人呻吟起来，她急急地向他走去。

“快点呀。”她说。

“啊，你不要来，”病人生气地说，“我自己会……”

“你说什么？”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问。

但是基蒂听到了，而且明白他是因为在她面前裸露身体而感到害羞和不愉快。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呀！”她说，换着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它弄好。”她补充说。

“请你去一趟，我的小提包里面有一只小瓶，”她转脸向她丈夫说，“你知道的，在旁边的口袋里；请你去拿来，你回来的时候，这里就通通收拾好了。”

拿了瓶子回来，列文看到病人已经被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都改变了。浓烈的臭气换成了香醋的气味，那是基蒂噘着嘴，鼓起她那玫瑰色的面颊从一支小管里喷出来的。到处看不见一点灰尘，一条毛毯铺在床边。桌上整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折好放在那里备用的衬衫和基蒂的英国刺绣。在病人床边另一张桌上摆着蜡烛、饮料和药粉。病人自己洗了脸，梳好头发，穿着洁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包着他那消瘦得怕人的脖颈，枕着高高的枕头躺在干净的垫被上，怀着带有希望的新的神色，紧盯着基蒂。

列文请来的医生——他是被列文在俱乐部找到的——不是以前给尼古拉·列文治病的那一位，因为那个医生使病人很不满意。新来的医生拿起听诊器，给病人诊察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特别详细地先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说明饮食的规定。他劝告吃一些生的或半熟的鸡蛋，和掺着鲜牛乳的温度适中的苏打水。医生走后，病人对他弟弟说了句什么，列文只听清楚了末尾几个字：“你的卡佳”；从他望着她的眼色，列文看出来他在赞赏她。他叫卡佳走近来，就像列文叫她一样。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哦，要是和您在一起的话，我早就复元了。这多愉快啊！”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他的嘴唇边，但是好像怕她不喜欢，又改变了主意，放下她的手，只抚摸了一下。基蒂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紧紧地握着。

“现在给我往左边翻个身，你们就去睡吧。”他说。

除了基蒂，谁也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只有她明白，因为她一直留神观察他需要什么。

“往那边，”她向丈夫说，“他老是朝那边睡的。给他翻个身，呼唤用人实在不愉快。我又不行。你能够吗？”她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我恐怕也不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答说。

抱住那可怕的躯体，抱住被子下面他不愿触摸的部位，在列文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受了他妻子的影响，他显出了她所熟悉的坚定的脸色，把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躯体，但是虽然他气力很大，他还是因为那衰弱的躯体不可思议的沉重而感到惊骇了。当他给他翻身，感到那巨大消瘦的手臂搂住他的脖颈的时候，基蒂迅速地、毫无声息地翻转枕头，拍松了，让病人的头枕在上面，把他那粘在鬓角上的稀疏头发掠到后面。

病人把他弟弟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列文感到他想要拉住他的手做什么，正在把它拉到什么地方去。列文怀着沉重的心情服从着。是的，他把它拉到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全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房间。

十九

“汝隐瞒智者，却向儿童及愚人显示。”列文那晚和他妻子谈话的时候对她抱着这样的感想。

列文想到《福音书》上这句话，倒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智者。他没有把自己看成那样，但是他不会不知道他比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要聪明些，他不会不知道当他想到死的时候，他是倾注全部心神去思考的。他也知道，过去许多大智大慧的人物（他曾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思想）都思索过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知道的却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所知道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但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卡佳（像他哥哥尼古拉称呼她的，他现在也特别喜欢这样叫她）她们在这点却十分相似。两人无疑地都知道生是怎么一回事，死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心中的问题，但是两人都不怀疑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对它的看法也一样，不仅是她们两人看法一样，而且她们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确切地知道死是什么，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证明：她们毫不迟疑地懂得怎样护理临死的人们，而且并不害怕他们。但是列文和旁的人，虽然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关于死的议论，却显然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遇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假使现在列文一个人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一起，他一定会怀着恐怖望着他，而且怀着更大的恐怖等待着，此外再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了。

不仅这样，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怎样看、怎样走动才好。谈不相干的事他觉得不像话，不行；谈死和丧气的话——也不行；沉默吧，还是不行。“假如我望着他，恐怕他会认为我在观察他；我不望着他，他就会以为我想旁的事情。假如我踮着脚走，他会不高兴；放开脚步，我又觉得惭愧。”可是基蒂显然没有想到自己，而且也没有余暇想到自己；她只在替他着想，因为她心中有数，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对他说她自己的事，说她的婚礼，微笑着，同情他，安慰他，谈着病人痊愈的例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见她是胸有成竹的。她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举动不是本能的、动物的、不合理的，证据就在于：除了肉体上的护理，使病人减轻痛苦外，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都为临死的人要求比肉体上的治疗更重要的东西，和肉体全然无关的东西。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那个死去的老人，曾经说过：“哦，谢谢上帝！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但愿我们大家都死得像他一样。”卡佳也是一样，除了操心衬衣、褥疮、饮料以外，第一天就说服了病人必须领圣餐和受涂油礼。

晚上从病人房间回到自己的两个房间里，列文低着头坐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不但想不到吃晚餐，想不到准备就寝，想不到考虑他们要做什么，甚至对妻子说话都办不到了：他不好意思那样。基蒂相反地比平常更活跃，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气。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而且亲自帮着铺好床，甚至也没有忘记在上面撒杀虫粉。她表现得那样机警，思想那样灵活，如同一个男子在交战或格斗之前，在人生的危险和决定性关头所表现的，在那种关头一个男子一生中只有一次表现自己的价值，表现出自己过去并没有虚度光阴，而都是为这种关头做的准备。

一切她都做得很顺利，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东西就都清洁齐整地布置好了，布置得这旅馆的房间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拿出来，桌布也铺起来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谈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在他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适宜的。她却理好刷子，可是她做这一切，丝毫没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但是他们两人都吃不下东西，而且很久不能够入睡，甚至很久都没有上床睡觉。

“我说服了他明天接受涂油礼，我真高兴，”她说，穿着睡衣坐在她的折镜前，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着她柔软芳香的头发，“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祈求恢复健康的祈祷呢。”

“你真以为他还能够复元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头后面，每当她把梳子往下梳的时候就隐没了的细长发卷。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了三天以上。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无论怎样，我说服了他，我还是高兴的。”她说，从她的头发缝里斜眼望着丈夫。“一切事情都难料呢。”她带着每当她谈到宗教问题时总是流露在她脸上的那种特别、有几分狡猾的表情，这样补充说。

自从他们订婚那次谈到宗教以后，他和她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题目，但是她仍然参加宗教仪式、上教堂、做祷告，始终抱着应该如此的信心。尽管他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她却坚信：他和她是一样的，甚至是比她还要好得多的基督徒；他对于宗教所发表的一切议论只不过是他荒诞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他谈到她的英国刺绣时说，好人补窟窿，而她却故意挖窟窿，等等的话一样。

“是的，你看这个女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简直不会料理这一切呢，”列文说，“而且……我该承认，你这回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哩。你是这么纯洁……”他拉住她的手，却没有吻它（在死亡临近的时候去吻她的手是不相宜的）；他只带着悔罪的神情紧紧握住它，望着她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要痛苦死了。”她说，把两臂高高举起，遮住她那高兴得涨红了的脸颊，挽起脑后的发辫，用发针别上。“不，”她继续说，“她不知道怎么办……幸亏我在苏登学了不少。”

“难道那里也有病得这么重的人吗？”

“还要重哩。”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少年，可是那时候我竟不了解他。”

“我十分，十分相信。我深深觉得我们本该同他和好的！”她说，为了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诧异起来，她望了一眼她丈夫，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

“是的，本该的，”他悲伤地说，“他真是那种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些日子；我们该去睡了。”基蒂说，瞧了瞧她的小表。

二十

死

第二天病人领了圣餐受了涂油礼。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尼古拉·列文热烈地祈祷。他的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了彩色桌布的小桌上的圣像，在他的眼神里表露出这样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列文看着都觉得害怕。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会使他在和他所那么热爱的生命分离时觉得更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思路；他知道他没有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他的生活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步步排挤掉这种信仰；因此他知道他现在恢复信仰，并非依照一定的规律、同样通过思想得来的结果，而只是妄想痊愈的一种暂时的、自私的表现。他也知道基蒂曾经用她听到过的奇异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加强了他的希望。列文知道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满怀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吃力地举起来在皱紧眉头的前额上画着十字的瘦削的手腕，望着那耸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喘息的、瘪陷的胸膛，他感到太痛苦了。在领圣餐的时候，列文虽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还是做了以前他曾经做过千百次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存在，就治好这个人吧（自然这一套话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和我吧！”

行过涂油礼以后，病人突然变得好多了。他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咳嗽一声，微笑着，吻着基蒂的手，含着泪感谢她，而且说他很舒服，一点也不痛苦了，倒感觉得很健旺，胃口也好了。当他的汤端来的时候，他甚至坐起来，而且还要吃煎肉饼。虽然他的病是无望的，虽然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他是不会好的，但是列文和基蒂在那个钟头都感到既兴奋快活，又畏怯，害怕他们弄错了。

“他好些了吗？”“是，好多了。”“真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总之他好些了。”他们低声耳语着，相视而笑了。

这种幻想没有持续很久。病人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半点钟以后他就被一阵咳嗽弄醒了，于是突然，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心中怀着的一切希望都消逝了。痛苦的现实粉碎了列文、基蒂和病人自己心中的一切希望，毫无疑问，甚至连过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了。

不再提半点钟以前他相信过的事，好像想起来都觉得害羞似的，他要他们递给他那瓶盖着网眼纸的嗅用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给他，他在领圣餐时所显出的那种热烈希望的眼光现在又盯住了他弟弟，要求他来证实医生说嗅吸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卡佳不在吗？”当列文勉强证实了医生的话时，他沙哑地说，向周围望了一眼。“不，可以说……我是为了她的缘故，才演了那幕滑稽戏的。她是这么可爱！但是你我可不能够欺骗自己。这才是我相信的。”他说，于是，把瓶子紧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里，他开始吸它。

晚上八点钟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他快死了！”她低声说，“我恐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两人都跑到病人房里去。他用一只手肘撑着坐在床上，他的长长的背弯着，他的头低垂着。

“你觉得怎样了？”沉默了一会之后，列文低声地问。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朝上望，眼光没有落到他弟弟的脸上。“卡佳，你走开！”他又说了一句。

列文跳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要她走开。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

“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完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

“你还是躺下好；那样你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安安静静地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的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列文使他哥哥仰卧着，坐在他旁边，屏息静气望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但是他前额上的筋肉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个在凝神深思的人一样。列文不由自主地想着这时他哥哥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尽管他竭尽心力追踪他的思想，但是从他那平静而严肃的脸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搐动，他看出来对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漆黑一团的事情，对于垂死的人是越来越分明了。

“是，是，是这样。”垂死的人慢吞吞地说。“等一等。”他又沉默了。“对啦！”他突然安心地拉长声音说，好像在他一切都解决了似的。“啊，主啊！”他喃喃地说，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摸了摸他的脚。

“渐渐冷了。”她低声说。

一段长长的时间，在列文感觉得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病人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他还活着，不时地叹着气。列文精神紧张得都已经疲倦了。他感觉到，尽管他竭尽心力，他还是不能了解病人说“对啦”是什么意思，而且觉得他早就已落在他垂死的哥哥后面了。他对死的问题本身再也不能思索了，但是他不由自主想到他马上应该做的事：闭上死人的眼睛，给他穿上衣服，吩咐买棺材。说起来也奇怪，他感觉得十分冷淡，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损失，更没有一点怜悯他哥哥的心情。如果他对他哥哥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拥有而他却不能有的那种知识。

很久很久，他就这样靠近他坐着，等待着终结。但是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基蒂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阻她。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临死的人微微一动。

“别走开。”尼古拉说，伸出手来。列文把手伸给他，同时用另一只手生气地向他妻子挥动，叫她走开。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坐了半点钟，一点钟，又一点钟。他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的是基蒂在做什么事，隔壁房间里住着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他又饿又困。他小心地把手抽开，去摸了摸脚。脚冷了，但是病人却还在呼吸。列文又试着踮起脚尖走开，但是病人又动了，说：

“别走。”

…………

黎明了；病人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列文悄悄地抽开手，没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像他所预料的听见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听到病人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病人又坐起来，咳嗽着，又吃东西，又谈话，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愈的希望，而且变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忧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不论他弟弟也好，基蒂也好。他对什么人都发脾气，对什么人都恶言相向，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而且要他们替他到莫斯科去请一位名医来。但凡有人问他身体觉得怎样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愤怒责难的神情回答道：

“我痛苦得受不了呀！”

病人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因为生了已经无法医治好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渐渐地更加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责骂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基蒂千方百计去护理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列文看出她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只是她不承认罢了。那天晚上他唤弟弟前来向生命告别时，在大家心中引起的死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望他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种念头，尽给他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他和他们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这一切都是虚伪：讨厌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由于他的性格，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这个垂死的人，列文特别痛苦地感到了这种虚伪。

列文早有意思要使他的两位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之前使他们和解也好，他写了封信给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到他的回信的时候，他把这信念给病人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并且用动人的语句请求他弟弟原谅。

病人没有说一句话。

“我怎么回他的信呢？”列文说，“我希望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回答，因为这句问话而恼怒了，“写信给他，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接着又在苦痛中挨过了三天；病人还是处在同样的状态中。现在谁看见他都希望他死，不论是服务员也好，旅馆主人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唯有病人自己没有表露出这种愿望，相反的，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而非常生气，尽谈着服药，尽谈着生的问题。仅仅偶尔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了那种无止境的痛苦的时候，他时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在他心中比在任何人心中都更强烈的真情：“啊，但愿完结了就好了！”或是：“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啊！”

他逐渐增加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他怎么样也是痛苦，没有一刻不痛苦；他的四肢、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连身体内部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都在他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体本身一样的憎恶。看到别人，听到他们的言语，他自己的回忆，一切对于他都是痛苦的。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到这一点， 不知不觉地就不让自己在他面前自由行动、谈话或者表示他们的愿望。他整个的生命都沉没在痛苦的感觉和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里面了。

在他心中很明显地起了这样的变化，使他把死看做他的愿望的满足，看做一种幸福。以前，由痛苦或匮乏，如同饥饿、疲劳、口渴等等所引起的每个欲望，都被某种给予快感的肉体上的机能所满足了；可是现在，这些匮乏和痛苦却没有得到解脱，而想要解脱的企图反而引起了新的痛苦。因此，一切愿望都沉没在一个愿望里面：就是解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体。但是他找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这种要求解脱的愿望，因此他没有说，而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满足现在已无法满足的愿望。“给我翻个身。”他说，随即他又要求再翻过来，像原来一样。“给我点肉汤喝喝。把汤拿去。说点什么话吧：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但是他们刚开口说话，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惫、冷淡和憎恶的神情。

在他们到城里来的第十天，基蒂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身体不适是由于疲劳和激动引起的，劝她静养。

但是午饭后，基蒂起来了，照常带了针线到病人房间去。她进来的时候他严厉地望着她，听说她病了的时候，他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那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才说出来，“痛呀！”

“什么地方痛？”

“到处。”

“今天就会完结了，你看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这话虽是低声说的，但是病人，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听觉是非常敏锐，一定听到她的话了。列文叫她不要作声，朝病人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听到了；但是这话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他的眼睛仍然带着紧张的、责备的神色。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问她，当她跟着他走到走廊的时候。

“他开始在抓自己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抓自己？怎么抓法？”

“像这样子。”她说，撕扯她毛料衣服的褶襞。列文确实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尽在抓自己，好像要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实现了。傍晚病人再也不能把手举起来了，仅仅是他的眼睛没有改变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视着前方。甚至在他弟弟或是基蒂弯下腰，使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也还是那样望着。基蒂差人去请牧师来做临终祈祷。

当牧师在读祈祷文的时候，临死的人没有露出一点生的迹象；他的眼睛闭着。列文、基蒂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牧师还没有念完祈祷文，临死的人就伸了伸肢体，叹了口气，张开了眼睛。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又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他触了触那变冷了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他完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那仿佛黏在一起的髭须微微颤动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的胸膛深处发出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一分钟以后，脸色开朗了，在髭须下面露出一丝微笑，聚集在周围的妇人们开始小心地装殓尸体。

他哥哥的样子和死的接近，使那种在他哥哥来看望他的那个秋天傍晚曾经袭击过他的，由于死的不可思议、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这种心情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义，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显得比以前更可怕；但是现在幸亏他妻子在，这种心情没有使他陷于绝望；尽管有死这个事实，他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没有解开的死的奥秘，差不多还没有在他眼前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解、促使他去爱和去生活的奥秘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自己对基蒂身体状况的推测。她身体不适是怀孕了。

二十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同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安宁，不要去搅扰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感到这样心烦意乱，自己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他的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分开，直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他还可以理解。假如那时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

他妻子走后的头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请愿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拼命保持着镇静、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时，他拼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觉察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大人，冒昧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了。

科尔涅伊明白了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他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中他遇到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他感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他坏（如果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好一点），而是由于他那可耻、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们两兄弟。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过世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

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他叔父的提挈，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他在外交部服务，而且终年在国外，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于国外。

在他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贵妇，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他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弃他那遇到疑难慎重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他，他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她求婚才对。他求了婚，把他全部的感情通通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现在在他所有的相识中，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交游很广，但却没有友谊关系。有许多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可以邀请来吃饭，可以请求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务，声援他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是他和这些人的关系，仅仅局限于给风俗习惯严格限定了的一定的范围，不能越出一步。他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后两人交情很好，他可以对他诉说个人的苦恼；但是这个朋友现在却在辽远地方的教育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人们中，最亲密最谈得来的就是他的秘书长和医生。

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善良、而又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对他本人很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公务生活仿佛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妨碍他们推诚相见谈心的障碍。

在公文上签字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好久，瞥了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几次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他已准备了一句话：“您听到了我的不幸吗？”但是结果他只照常说了一句：“那么替我把这办好吧？”就打发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也对卡列宁很有好感；不过他们之间老早就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空闲。

关于他的女友，其中首先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于他都是可怕和讨厌的。

二十二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忘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但是她却没有忘记他。在他孤独绝望最痛苦的时刻，她来看他了，未经通报，就一直走进他的书房。她发现他两手捧着头，就像原来那副姿势，坐在那里。

“我破坏了禁令。”[20]她说，迈着迅速的步子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遽的动作而沉重地喘息着。“我一切都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爱的朋友！”她继续说，紧紧地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用她那优美而沉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立起身来，抽出他的手，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

“您不坐吗，伯爵夫人？我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见客呢，伯爵夫人。”他说，他的嘴唇抖动了。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重复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突然她的眉尖扬起，在她的额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她又丑又黄的脸变得更丑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觉到她在替他难过，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一来他也感动了；他抓住她那胖胖的手，开始去吻它。

“亲爱的朋友！”她用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调说，“您不应该陷入苦恼中。您的苦恼是巨大的，但是您会得到安慰。”

“我垮了，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放了她的手，却还是凝视着她泪水盈盈的眼睛，“我的处境实在可怕，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本身，都找不到支持。”

“您会找到支持的；不要在我身上寻找，虽然我求您相信我的友情。”她说，叹了口气。“我们的支持就是爱，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爱。上帝的负担是轻的。”她带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熟悉的那种狂喜的目光说，“上帝会支持您，援助您！”

虽然在这几句话里她分明被自己崇高的情感感动了，虽然她的话里含有最近在彼得堡传播开的、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是多余的、那种新的神秘的热忱，但是现在听起来，他还是愉快的。

“我是软弱的。我毁了。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重复着。

“这并不是惋惜现在已失掉的东西，不是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并不为那难过。但是我现在所处的境地使我不由得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完成那崇高的饶恕行为的——那使我和大家都非常感动的——并不是您，而是活在您心中的上帝，”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狂喜地抬起眼睛，“所以您不要以为您的行为是可耻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于是弯起两手，他把手指扳得噼啪地响。

“得管一切琐琐碎碎的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说，“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伯爵夫人，我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了。整天我得处理，处理由于我的这种新的孤独境遇而来的（他加重说而来的这几个字）家务事。仆人，家庭女教师，账目……这些小小的磨难使我心力交瘁，我不能忍受了。在吃饭的时候……昨天，我几乎要离开饭桌。我受不了我儿子望着我的那种眼光。他并没有问我这一切的意义，可是他想要问，我真受不了他的那种眼光。他怕看我。但是还不只这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来想说拿到他这里来的那张账单，但是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于是他住嘴了。那开列在蓝纸上的帽子和丝带的账单，他一想起就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

“我明白的，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我一切都明白。援助和安慰，您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来就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我能够的话。要是我能够把这一切琐碎的、屈辱的操劳从您肩上卸下来的话……我明白，女人的话和女人的照管是需要的。您肯把这事托付给我吗？”

默默地、感激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们一道来照顾谢廖沙。实际事务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我要承担下来，我要做您的管家妇。不要感谢我。我这样做并不是自己……”

“我不得不感激您呢！”

“可是，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向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感情屈服——不要以为基督徒最崇高的品质是可耻的！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要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上帝，祈求上帝的援助。只有在上帝心中，我们才能得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于是抬起眼睛仰望天上，她开始祈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据她的静默看出这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听着她的话，这些表白，以前他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但是如今却似乎是自然而令人安慰的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喜欢这种新的热忱的。他是一个仅仅在政治方面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的信徒，那种容许各种新的解释的教义，正因为它替争论和分析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在原则上是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他以前对于这个新教义采取了一种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和醉心新教义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来没有争论过，只是沉默而小心地避开她的挑衅。现在，第一次，他高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里没有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感谢您的言语和您的行为。”他在她祈祷完了的时候这样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又一次紧紧握住她朋友的两手。

“现在我要动手工作了，”她沉默了一会之后，揩干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要到谢廖沙那里。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来向您请示。”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出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进谢廖沙的房间，在那里用眼泪润湿了吓慌的小孩的脸颊，她告诉他，他父亲是一个圣人，他母亲已经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当真担负起安排和管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务的职责。可是当她说实际事务非她所擅长的时候她并没有夸张。她吩咐的事，没有一件行得通，所以都得改变，而这些就都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科尔涅伊变通办理了；他现在无形中管理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在替主人换衣服的时候，就悄悄地、谨慎地报告了需要他知道的一切事情。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效果；因为她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和尊敬，特别是因为，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差不多使他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那就是说，她使他从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渐风行的，那种基督教义的新诠释的热心而坚决的拥护者。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说，相信这种新诠释是容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像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抱着同样见解的其他人们一样，完全缺乏那种心灵上深刻的想象力，借着那种能力，由想象所引起的概念才变得这样生动，势必和旁的概念，和现实协调一致。死，在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于他却并不存在，而且，因为他具有完整无缺的信仰，而自己又是那信仰的裁判者，所以在他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尘世上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拯救——他并不觉得这些概念里面有什么不可能、不可想象的地方。

固然，对他的信仰这种看法的肤浅和谬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而且他也知道，当他完全不想他的饶恕是由神力所主使，而只是按照自己的直感行事的时候，比现在他时时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想着在公文上签字也是执行基督的意志的时候，他感到更幸福。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绝对需要这样想；需要在他的屈辱中有一个崇高的立足点，哪怕是假想的也不要紧，从那方面，被大家蔑视的他，也可以蔑视别人，因此他死死抱住这种幻想的解救，就像是抱住真的解救一样。

二十三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多情少女时，嫁给了一个富裕、身份很高的人，一个很和善、很愉快、耽于酒色的放荡子。结婚后两个月，她丈夫就抛弃了她，对于她的热烈爱情的保证，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那种敌意，凡是了解伯爵的善良心肠，看不出多情的利季娅身上有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虽然他们没有离婚，却分居了；但是每当丈夫遇见妻子，他总是用那种无从解释的恶毒嘲笑对付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丈夫了，但是从那时起她就不断地爱上某人。她同时爱上了好几个人，男的和女的；凡是在哪一方面特别著名的人，她差不多全都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列入皇族的新亲王和亲王妃；她爱上一个大僧正、一个主教、一个牧师；她爱上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爱上过科米萨罗夫[21]，爱过一个大臣、一个医生、一个英国传教士，现在又爱上了卡列宁。这一切互相消长的爱情并没有妨碍她和宫廷与社交界保持着最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把他放在她的特殊保护之下，自从她关心他的幸福，在卡列宁家服务以后，她觉得她所有的其他的爱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她真正爱的仅仅是卡列宁一个人。她现在对他所抱着的感情在她看来比她以前的任何感情都强烈。分析她的这种感情，拿它和她以前的感情比较，她清楚地看出她是不会爱科米萨罗夫的，如果不是他救了皇帝的性命；她也不会爱里斯季奇·库吉茨基[22]，如果没有斯拉夫问题；但是她爱卡列宁却是爱他本人，爱他那崇高、未被了解的灵魂，他那在她听来很可爱、带着拖长声调的尖细的声音，他的疲倦的眼睛，他的性格，他那青筋隆起的柔软白皙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还在他脸上寻找她给予他的印象的痕迹。她希望不只她的话，而且她整个的人，都使他喜欢。为了他的缘故，她现在比以前更注意修饰了。她发现自己常常这样幻想：假使她没有结过婚，而他也是自由的，那会怎样呢。他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她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而当他对她说了句什么好听的话，她简直掩饰不住欢喜的微笑。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处在剧烈的激动中已有好几天了。她听到安娜和弗龙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不到她，甚至一定要使他不知道那个可怕的女人和他在一个城市里、他随时可以遇见她这个痛苦的事实。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通过她的熟人探听到这些可恶的人——她这样叫安娜和弗龙斯基——要做什么，于是在这几天当中她就竭力指导她朋友的行动，使他不至于碰见他们。一个年轻副官，弗龙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得到了消息，他希望通过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得到一种特权——报告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了事务，明天就要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已开始平静下来，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信，她怀着恐怖的心情认出了信上的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笔迹。信封是用树皮一样厚的纸做的；在长方形的黄纸上有大写的姓名的花字，那信发出令人怡悦的香气。

“谁送来的！”

“旅馆里的听差。”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过了好一会才能坐下来阅读那封信。她的兴奋引起了她常犯的喘病。当她恢复镇静的时候，她读了下面用法文写的信：

伯爵夫人[23]——您心中充满的基督徒的感情，给了我自知不可原谅的胆量来写信给您。我不幸和我儿子分开了。请求您允许我在动身之前见他一面。使您想起我，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是因为我不愿意使那宽大的人想起我而痛苦。了解您对他的友情，我想您一定会了解我。您可否把谢廖沙送到我这里，或是约定什么时候我自己回家里来，再不然，您可否告知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他？我知道决定事情的那个人的宽大，我想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想不到我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因此也想象不到您的帮助会怎样使我衷心感激。

安娜

这信里的一切：信的内容和宽大这个字眼的含意，特别是那种随便——她是这样觉得——的语气，都激怒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于是立刻打开她的吸墨纸文件簿，她写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她希望一点钟的时候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我要和您谈一件重大的苦恼的事。在那里我们再决定谈话的地点。最好是在我家里，我预备好您所喜欢的茶。必须如此。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但是也给予了忍受的力量。”她补充这么一句，使他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通常每天总要写两三封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这具有亲自会面所没有的风雅和神秘的味道。

二十四

庆祝会结束了。人们出来的时候碰了面，闲谈着最近的新闻，新授予的奖赏和大官们的升迁。

“要是玛丽亚·鲍里索夫伯爵夫人做了陆军大官，沃特科夫斯基公爵夫人做了参谋总长，”一个穿金边制服的白发老人向一个问他对于新任命有何意见的高大而漂亮的女官说。

“而我也做了副官的话。”女官微笑着说。

“您已经有了官职呀。您掌管教会部。您的助手是卡列宁。”

“您好，公爵！”矮小的老人说，和一个走上来的人握手。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说。

“他和普佳托夫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早就得了哩。”

“不。您看他。”矮小的老人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着穿着朝服、肩上挂着新的红绶带、正和帝国议会的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的卡列宁。“他还洋洋得意哩。”他补充说，站住和一个体格魁梧的漂亮的宫中高级侍从握手。

“不，他显得老多了。”侍从说。

“因为操劳过度的缘故呀。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条说明了，他是不会放走那个可怜的家伙的。”

“您说，他显得老多了？他正在恋爱呢！[24]我想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现在嫉妒起他的妻子来了。”

“啊，请不要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坏话吧。”

“哦，她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可是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是真的吗？”

“哦，不是在这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还碰见她和弗龙斯基，手挽着手[25]在莫尔斯基街上走呢。”

“那种人没有[26]……”侍从开口说，但是突然停止了，让开路，对一个走过去的皇族中的人鞠躬。

就这样，人们不断地谈论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责难他，嘲笑他，这时，他拦着他所抓住的帝国议会的议员的路，一点一点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停顿地谈着，怕他乘机逃掉。

差不多就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妻子离开他的同时，他遭到了官场中最为痛心的事——他的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这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家都清楚地看出来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却还未意识到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不论是由于他和斯特列莫夫的冲突，还是由于他和妻子之间的不幸，或者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达到了他命定的极限，总之，在今年一年当中，他的前程已经完结，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了。他还是身居要职，他还兼着许多委员会和会议的委员，但他却是一个一切都完了、无可期望的人了。不论他说什么，提什么，人听起来好像都是早已知道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话似的。

但是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有感觉出来，而且相反，在他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以后，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认为指出改正的方法是他的职责。和妻子分离以后不久，他就开始起草关于新的裁判手续的小册子，这是他注定要写的关于行政各部门的无数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但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望处境，不但不为此发愁，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满意自己的活动。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一举一动都受《圣经》指导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常记起《圣经》上的这句话。他好像觉得自从他没有妻子以后，他就用这些改革计划比以前更热心地侍奉起上帝来。

那位竭力想要摆脱他的议员，他明显的不耐烦态度并没有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不安；直到那议员利用一个皇族走过的机会溜掉的时候，他这才中止了说明。

只剩下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低下头，定了定神；然后漫不经心地向周围望了一望，就向门口走去，他希望在那里遇见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他们的身体都多么强壮，多么结实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望着那蓄着梳得很光的、发出香气的颊髭，身体强壮的高级侍从，和那穿着一身窄小制服的公爵的红脖颈，这样想，他得走过他们身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这倒是真话呢。”他想，又斜视了一眼高级侍从的小腿。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容地向前走去，带着他平常那种疲惫和威严的神情向刚才议论他的那些绅士鞠躬，于是朝门望着，他的眼睛搜索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宁走到和他并排并且带着冷淡的态度向他点头的时候，恶意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贺哩。”老人指着他新得的绶章说。

“谢谢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今天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他补充说，按照他的习惯特别强调美好的这个字眼。

他们嘲笑他，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从他们身上除了敌意之外，并不期望别的什么；他现在已经习惯了。

看到走进来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露在胸衣上的黄色肩膊和她那招引他的美丽、沉思的眼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微笑了，露出光泽的雪白牙齿，向她走去。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为自己的服装煞费苦心，如同她为最近每一次的装饰一样。她现在装饰的目的和三十年前她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用什么东西来打扮自己，打扮得越美丽越好；现在，相反，她打扮得太厉害就一定会同她的年龄和风姿完全不相称，所以她唯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些打扮和她自己外貌的对照不太怕人。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说，她是成功了，在他的眼中看来，她是迷人的。对于他，她是那包围着他的敌意和嘲笑的海洋中的一个不单是善意、而且是爱的孤岛。

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他好像植物向着太阳一样自然地被吸引到她那充满爱意的眼光那里去。

“我祝贺您。”她对他说，用目光示意那绶章。

抑制住欢喜的微笑，他耸了耸肩，闭上眼睛，好像在说这并不能使他快乐似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十分清楚这是他最大的喜悦之一，虽然他自己绝对不承认。

“我们的天使怎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意思是说谢廖沙。

“我不能说我很满意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扬起眉毛，张开眼睛，“西特尼科夫也对他不满哩（西特尼科夫是请来担任谢廖沙世俗教育的家庭教师）。我跟您说过，他对于应当使每个大人、每个小孩都感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有点冷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明公务以外他唯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儿子的教育。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着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又回到生活和活动中，他感觉过问留在他手中的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以前从来没有过问过教育问题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花了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读了几册关于人类学、教育学、教学法的书籍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拟了一个教育计划，而且请了彼得堡最优秀的教师来指导，他就着手工作起来。而这工作就不断地吸引住他的注意了。

“是的，不过他的心啊！我看出来他有着他父亲的心，有这样心的孩子是决不会坏的啊。”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热情地说。

“是的，也许这样……在我呢，不过在尽我的义务。我也只能如此而已。”

“您到我家里来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之后说，“我们得谈一件您很痛心的事。我真愿意牺牲一切使您不再记起那件事，可是别人却不这样想法。我接到她一封信。她在彼得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提起他妻子就浑身发抖，但是立刻他的脸显出一种死一般的僵硬呆板的表情，这表情显示出他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料到了。”他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陶醉似的望着他，因为叹赏他的崇高心灵而眼泪盈眶了。

二十五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间摆设着古董瓷器、挂着画像的舒适小房间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露面。她在换衣服。

圆桌上铺了桌布，摆着中国茶具和搁在酒精灯上的银茶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望了望装饰着房间的无数看熟的画像，在桌旁坐下，他翻开摆在桌上的一本《新约》。伯爵夫人绸服的纟卒纟祭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哦，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带着兴奋的微笑，一下挤到桌子和沙发中间，“一边喝茶，一边谈吧。”

说了两三句开场白之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困难地呼吸着，满脸涨红，把她接到的信递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手里。

看过了信，他沉默了好久。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他畏怯地说，抬起眼睛。

“亲爱的朋友，您在什么人身上都看不出邪恶来呢！”

“相反地，我看出来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但是这样是不是正当？……”

他的脸上显出犹豫不决，寻求在他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得到别人的忠告、援助和指点的神情。

“不，”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打断他，“凡事都有个限度。我了解不道德，”她言不由衷地说，因为她决不可能了解是什么把女人引到堕落上去；“但是我可不了解残酷；而且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以留在您所在的城市里？不，活到老，学到老。我可学会理解您的崇高和她的卑下了。”

“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27]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很满意他所扮演的角色，“我完全饶恕了她，所以我不能够拒绝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所要求的事情……”

“可是那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真实的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您现在还在饶恕她……但是我们有扰乱那个小天使的心的权利吗？他以为她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恶。倒不如这样好。但是现在他会怎样想呢？”

“我没有想到这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同意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两手掩面，默默不发一言。她在祈祷。

“您要是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把手从脸上放下来，说，“我劝您不要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有多么痛苦，这事又多么沉痛地撕开您的伤疤吗？但是假定又像往常一样，您不顾及您自己，结果会怎样呢？那就会重新使您痛苦，使小孩痛苦！假如她心中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她自己就不应当这样希望。不，我毫不踌躇地劝您不要这样，而且如果您准许我的话，我就写封回信给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了，于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用法文写了下面的信：

亲爱的夫人：

使您的儿子想起您，也许会引起他提出种种的问题，要回答那些问题，就不能不在小孩的心中灌输一种批评他视为神圣的东西的精神，所以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来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全能的上帝宽恕您。

利季娅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连对自己都隐瞒着的隐秘的目的。这封信伤透了安娜的心。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当他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他都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他的日常工作上，也找不到他最近所感到的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有的那种心灵的平静。

想起他的妻子——她对他犯了那样大的罪，而且，像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刚才很公正地说的那样，他对她又是那么像圣人一样——本来不应当搅乱他的心的，但是他却不能平静：他不能理解他所读的书；他不能驱走那些苦恼的回忆；他想起他和她的关系，想起他现在所感觉到的，在关于她的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想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他是怎样接受了她的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顾全体面，却没有要求决斗），就好像莫大的憾事一样使他痛苦起来。想起他写给她的那封信也叫他痛苦；特别是，他那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另一个男子的孩子的关心，直使他的心羞愧悔恨得像火烧一样。

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和她过去全部的生活，回想起他在踌躇了很久之后向她求婚时所说的那些笨拙的话，他感到了同样的羞愧和悔恨心情。

“但是哪点能怪我呢？”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照常在他心中引起了别的问题——他们，这些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这些有着胖腿肚的高级侍从，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他们的恋爱和结婚都不同呢？于是他历历在目地回想起这些血气方刚、强壮自信的人们，他们随时随地都不由得不引起他好奇的注意。他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这种一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而生活，而且他心中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他好像感到他在这种暂时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这使他痛苦得就像他所相信的永远的拯救并不存在似的。但是这种诱惑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灵魂中就又恢复了那种平静和崇高的心境，多亏这种心境，他才能够忘掉他不愿意记起的事情。

二十六

“喂，卡皮托内奇，怎么样？”谢廖沙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脸上泛着玫瑰色，兴高采烈地散步回来，把外套交给那高大、俯身向这小人微笑的老门房，这样说，“喂，那个扎着绷带的官员今天来了吗？爸爸见了他没有？”

“他见了他。秘书长一走，我就给他通报了。”门房快活地眨了一下眼睛说，“让我给您脱吧。”

“谢廖沙！”家庭教师站在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口，说，“自己脱呀。”

但是谢廖沙，虽然听到教师微弱的声音，却没有注意。他站在那里抓住门房的腰带，凝视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吗？”

门房肯定地点了点头。

来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过七次愿、脸上扎着绷带的官员使谢廖沙和门房都感到了兴趣。谢廖沙在门厅遇见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死了。

从那时以后，谢廖沙，又在门厅遇见了这官员一次，他对他感到兴趣。

“哦，他很高兴吗？”他问。

“他怎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差不多手舞足蹈了。”

“送来了什么东西吗？”谢廖沙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

“哦，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是伯爵夫人那里送来的东西。”

谢廖沙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给他送来的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里？”

“科尔涅伊交给你爸爸了。一定是一件好东西呢！”

“多大？像这样子的？”

“小一点，可是一件好东西。”

“一本书？”

“不，一件好玩的东西。去吧，去吧，瓦西里·卢基奇在叫您哩。”门房听到教师走近的脚步声说，他小心地把那已脱下一半手套的小手从腰带上拉开，向教师的方向点头示意。

“瓦西里·卢基奇，马上就来！”谢廖沙带着那总是制服了那个耿直的瓦西里·卢基奇的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

谢廖沙太快活了，他觉得一切都太如意了，他不能不和他的朋友门房分享他家里的喜事，那是他在夏园散步的时候，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侄女那里听来的。这个喜讯，因为是和扎着绷带的官员的欢喜和他自己得了玩具的欢喜同时来的，所以他觉得特别重要。在谢廖沙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当欢喜和愉快的日子。

“你知道爸爸今天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当然知道！大家都来道过贺了哩。”

“那么，他高兴吗？”

“皇帝的恩典，他怎么会不高兴呢！那显见得他有功劳啊。”门房严肃而认真地说。

谢廖沙沉思起来，仰望着他曾经细细地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除了总是仰着脸看他的谢廖沙以外谁都看不到的、垂在灰色颊髭中间的下颚。

“哦，你女儿最近来看过你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女。

“不是星期天她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学习哩。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走进房间，谢廖沙没有坐下来上课，却对教师说他猜想送来的礼物一定是一辆火车。“您想怎样？”他问。

但是瓦西里·卢基奇却只想着谢廖沙必须为两点钟要来的教师预备语法功课。

“不，您告诉我，瓦西里·卢基奇，”他在书桌旁坐下，书拿在手里之后，突然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什么呢？您知道爸爸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瓦西里·卢基奇回答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以上呢？”

“最高的是安德列·佩尔沃兹瓦尼勋章。”

“安德列以上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也不知道？”于是谢廖沙支在臂肘上，沉入深思了。

他的沉思是极其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他想象他的父亲突然同时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安德列勋章，因为这缘故他今天教课的时候要温和许多，他又想象自己长大时会怎样获得所有的勋章，以及人们发明的比安德列更高的勋章。任何更高的勋章刚一发明，他就会获得。还会发明更高的勋章，他也会立刻获得。

时间就在这样的沉思中过去了，因此当教师来的时候，关于时间、地点和状态的副词功课一点也没有预备，教师不但不满意，而且很难过。他的难过可把谢廖沙感动了。他感到功课没有读熟并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努力，他总读不熟。在教师向他解释的时候，他相信他，而且像领会了似的，但是一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不记得，也不理解“突然地”这个简短而熟悉的字是状态副词了。但是他使教师难过了，他还是感到很懊悔，而且想安慰他。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地望着书本的那个时间。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您的命名日是什么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

“您最好还是想您的功课吧。命名日对于一个通达事理的人是无关紧要的。跟平常的日子一样，得做他的工作。”

谢廖沙凝神望着教师，望着他那稀疏的颊髭，望着他那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他那么深深地沉入幻想里，以致教师向他说明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知道教师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从他说话的语调里听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大家都用一个口气说这种最没趣味最没益处的话呢？为什么他要疏远我呢，为什么他不爱我呢？”他忧愁地问自己，可是想不出答案来。

二十七

在语法教师教的功课以后是他父亲教的功课。他父亲没有来的时候，谢廖沙坐在桌旁玩着一把削笔刀，又沉入深思了。谢廖沙最爱好的事情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寻找他的母亲。一般说来他不相信死，特别是她的死，尽管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告诉过他，而且他父亲也证实了，因此，就在告诉他她已经死了以后，他每次出外散步的时候还是寻找她。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黑头发的妇人都是他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于是他满心期望她会走上他面前来，除去她的面纱。她整个的脸都会露出来，她会微笑着，她会紧紧抱住他，他会闻到她的芳香，感觉到她的手臂的柔软，快活得哭出来，正像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脚下，而她呵痒，他大笑起来，咬了她那白皙的戴着戒指的手指。后来，当他偶然从他的老保姆口里听到他母亲并没有死，他父亲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就向他解释说，因为她坏（这话他简直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所以对于他她等于死了一样的时候，他依旧继续寻找她，期待着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个戴着淡紫色面纱的妇人，他怀着跳跃的心注视着，期望那就是她，当她沿着小径走向他们的时候。那妇人并没有走到他们面前来，却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谢廖沙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对她怀着洋溢的爱，而现在，在等待着他父亲的时候，他想得出了神，用削笔刀在桌子边缘刻满了刀痕，闪闪发光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想念着她。

“你爸爸来了！”瓦西里·卢基奇说，惊醒了他。

谢廖沙跳起来，跑到他父亲跟前，吻他的手，留意观察他，竭力想发现他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后快活的痕迹。

“你散步很愉快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在安乐椅里坐下，拿出《旧约》翻开来。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止一次对谢廖沙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熟悉圣史，但他自己教《旧约》的时候却常常要翻《圣经》，谢廖沙注意到了这一点。

“是的，真快活极了，爸爸，”谢廖沙说，斜坐在椅子上摇着，这种动作原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坚卡（娜坚卡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她是在她姑母家里抚养大的）。她告诉我你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第二，宝贵的并不是奖励，而是工作本身。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要是你为了要得到奖励而去工作、学习，那么你就会觉得工作困难了；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的时候，想起了他早晨在签署一百八十份公文那项沉闷的工作中，他是怎样完全用责任感来支撑自己的，“热爱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中自然会受到奖励。”

谢廖沙的闪耀着温情和快活的眼睛，失去了光辉，在他父亲的目光之前低垂下来。这是他父亲对他说话惯用的腔调，谢廖沙早就学会适应了。他父亲对他讲话，老是好像——谢廖沙这样觉得——在对他自己想象中的、只有书本里才存在的、完全不像谢廖沙的什么孩子说话。而谢廖沙对他父亲也老是竭力装得如同那书里的孩子一样。

“我想，你了解了吧？”他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廖沙回答，扮演着想象中的孩子。

功课是背诵《福音书》里的几首诗和复习《旧约》的开端。《圣经》里的诗谢廖沙原来是记得很熟的，但是一到背诵的时候，他就这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父亲瘦削突出的、多骨不平的前额，以致他的思想混乱了，他把一首诗的末尾跟另一首的开头调换了位置。因此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他显然没有了解他所说的话，这可把他激怒了。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廖沙已经听过好多次、却从来也记不住的话，因为他知道得太熟悉了，所以反记不牢，就像他记不牢“突然地”这个字眼是状况副词一样。谢廖沙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父亲，只顾想着他父亲会不会要他重复他所说的话，就像他有几次做过的那样。这个念头使谢廖沙这样惊恐，竟至弄得他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但是他父亲并没有要他重复那些话，就转移到《旧约》的功课上去了。谢廖沙述说故事的本身是够熟的，但是要他回答某些故事预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竟一无所知了，虽然他为了这门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完全说不出来，使他局促不安，刻着桌子，摇着椅子的那一段，就是要他背述大洪水以前那些族长的事情的地方 。除了活着升上天国的以诺以外，他一个都不知道了。以前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现在他完全忘记了，主要是因为以诺是《旧约》中他最喜欢的人物，而且以诺升天的故事在他心中是和一连串思想联系起来的，现在当他凝神注视着他父亲的表链和他背心上的半解开的纽扣时，他就完全沉溺在那一连串的思想中。

对于人们常常跟他说起的死，谢廖沙一点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死，尤其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于他完全是不可能、难以想象的事。但是他听说所有的人都要死；他甚至还问过他所信任的人，而他们也证实了这点；他的老保姆也这样说，虽然是不大愿意的样子。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为什么别人在上帝眼里就不配这样，活着升上天去呢？”谢廖沙想。坏人，就是谢廖沙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可以死；但是好人却应当都像以诺一样。

“哦，那些族长的名字叫什么？”

“以诺，以诺斯。”

“但是这个你已经说过了。这不好，谢廖沙，太不好了。要是你不努力去学习对于一个基督徒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的话，”他父亲说，站起身来，“还有什么能够使得你发生兴趣呢？我不满意你，彼得·伊格纳季奇（这是那位首席教师）也对你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他父亲和教师都不满意谢廖沙，而他的功课也的确学习得太坏。但是也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正相反，他比教师举给谢廖沙做榜样的那些小孩要聪明得多。照他父亲看来，他是不想学习那些教师教给他的功课。事实上，他是学习不来。他学习不来，是因为在他的灵魂里有着比他父亲和教师所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他同他的教育者直接冲突了。

他现在九岁，他还是一个小孩；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心灵，那对于他是宝贵的，他保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心灵。他的教师抱怨说他不肯学习，而他的心灵却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皮托内奇，向他的保姆，向娜坚卡，向瓦西里·卢基奇学习，却不向他的教师们学习。他父亲和教师们指望着会转动他们的水车的水，早就漏出去，到别处活动去了。

他父亲以不准谢廖沙去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娜坚卡来处罚他，但是结果这处罚对于谢廖沙才好呢。瓦西里·卢基奇兴致很好，教给他怎么做风车。整个晚上都消磨在这工作和梦想着怎样造一架他可以亲自坐在上面旋转的风车——或是紧紧抓住风车的翼子，或是把自己的身体绑在上面，于是转动起来。谢廖沙一晚上都没有想他母亲，但是当他上了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她，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语祈祷他母亲在明天他过生日的时候不再隐藏了，会到他这里来。

“瓦西里·卢基奇，您知道我今晚特别祈祷了些什么吗？”

“是不是祈祷功课学得好些？”

“不是。”

“玩具吗？”

“不是。您再也猜不着！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是这是一个秘密！实现了的时候我再告诉您。您没有猜着吗？”

“不，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吧，”瓦西里·卢基奇微笑着说，他是很少笑的，“哦，睡下吧，我要吹熄蜡烛了。”

“灭了蜡烛，我对于我所祈祷的会看得更清楚呢。啊哟！我差一点把秘密讲出来了！”谢廖沙说，快活地大笑起来。

当蜡烛拿走了的时候，谢廖沙听到和感到了他的母亲。她俯向他，带着充满了爱的眼光爱抚着他。但是随即又是风车，小刀，一切都开始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二十八

到了彼得堡，弗龙斯基和安娜住在一家上等旅馆。弗龙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和她的小孩、奶妈和使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他们到的那天，弗龙斯基就去看他哥哥。在那里他看到了他因事从莫斯科来的母亲。他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他们问他在国外旅行的事，谈着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对他和安娜的关系却一句也没有提。他哥哥第二天来看弗龙斯基，他本人倒向他问到她，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率直地告诉他，他把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看做婚姻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然后和她举行婚礼，在那以前他也把她看做妻子，如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要求他把这意思转达给他母亲和嫂嫂。

“社交界赞不赞成，我也不管，”弗龙斯基说，“但是假如我的亲属要同我保持亲属关系，他们就得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这位哥哥一向是尊重他弟弟的见解的，在社交界还没有解决这问题之前，他自己也断不定他弟弟是对呢还是不对；但是在他自己这方面，他丝毫也不反对，于是他就同阿列克谢一道上楼去看安娜。

在他哥哥面前，像在任何人面前一样，弗龙斯基对安娜称呼您。对待她如同对待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一样；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哥哥知道他们真正的关系，于是他们谈到安娜要到弗龙斯基的田庄上去的事。

弗龙斯基尽管社会经验丰富，但由于他现在新的处境，他还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按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对于他和安娜是关闭了的；但是现在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观念，以为那只是旧日的情形，至于现在，由于迅速的进步（他不知不觉地成了各种进步的拥护者了），舆论已经改变了，他们会不会被社交界接待，这个问题还难逆料。“当然，”他想，“她是不会再被宫廷社会接待的了，但是亲密的朋友们能够而且应当用正当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一连坐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知道没有什么会阻止他改变姿势的话；但是假使人知道他必需盘腿这么继续坐下去，那么就会痉挛，腿就会开始抽搐，竭力想伸到他愿意伸去的地方。这就是弗龙斯基对于社交界所体验到的。虽然他心里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了，他却要测验现在的社交界改变了没有，会不会接待他们。但是他不久就觉察出来，虽然社交界对他个人是开放的，但是对安娜却关闭了。正像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举起来让他进去的胳臂，却立刻放下来拦住了安娜的路。

弗龙斯基最先遇到的彼得堡社交界的妇人是他的堂姐贝特西。

“到底回来了！”她快活地招呼他，“安娜呢？我多么高兴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你们愉快的旅行之后，你们会觉得我们的彼得堡有多么令人讨厌啊；我可以想象你们在罗马的蜜月。离婚的事怎样了？全办妥了吗？”

弗龙斯基注意到贝特西听到安娜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她的热忱就冷下去了。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的，”她说，“但是我还是要来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来。我想你们在这里不会久住吧？”

她真的当天就来看安娜；但是她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显然在炫耀她自己的勇敢，而且希望安娜珍视她的友情的忠实。她待了不过十分钟，谈了些社交界新闻，临走的时候说：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呢？纵令我不管这些规矩，旁的古板的人却会冷淡你们，直到你们结婚为止。现在这简单极了。这是一件普通的事。[28]你们星期五走吗？很抱歉，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从贝特西的语调，弗龙斯基就该明白他在社交界不得不遭到的冷遇；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家庭又作了一番努力。对他的母亲他不存什么希望。他知道，他母亲，在她们最初认识的时候是那样喜欢安娜的，现在因为她破坏了她儿子的前程对她是冷酷无情的了。但是他对他嫂嫂瓦里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想象她总不会攻击人，会爽快果断地去看安娜，而且在她自己家里接待她。

弗龙斯基在他到达的第二天去看她，发现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就率直地表明了他的愿望。

“你知道，阿列克谢，”她听了他的话之后说，“我是多么欢喜你，我是多么愿意为你尽力，但是我却保持沉默，因为我明白我对你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都无能为力，”她说，特别慎重地说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名字，“请不要以为我在批评她。决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要而且也不能详细说明，”她说，胆怯地瞥着他忧郁的面孔，“人只能就事论事。你要我去看她，请她到这里来，好恢复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但是要明白，我不能够这样做。我的女儿们也快长大了，而且为了我丈夫的缘故，我不得不在社交界生活。哦，就假定我去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会了解我不能请她来这里的，就是请她来也要布置得使她不致遇到对这件事抱有不同看法的人；这样反而会使她生气。我不能够提高她的……”

“哦，我以为她并不比你们所接待的千百个妇人堕落！”弗龙斯基变得更加忧郁地打断了她的话，于是默默地站了起来，知道他嫂嫂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

“阿列克谢！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瓦里娅开始说，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仍然忧郁地说，“但是我感到加倍难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友谊会破裂。即使不是破裂，至少也会淡薄下去，这也是使我感到难过的。你明白，这对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说了这话，他就离开了她。

弗龙斯基知道再努力也是徒劳的了，他们必须在彼得堡挨过这几天，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样，避免和他们以前出入的社交界发生任何关系，为的是不受到对于他是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他在彼得堡的处境最不愉快的地方，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名字似乎到处都会碰到。随便谈什么话，都不能不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上去，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不能不冒着碰见他的危险。至少弗龙斯基是这样感觉的，正如一个指头痛的人，感觉得好像故意似地那痛指头老是碰在一切东西上面一样。

他们住在彼得堡对于弗龙斯基更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是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有时她似乎很爱他，而一会她又变得冷淡、易怒和不可捉摸了。她在为什么事苦恼着，有什么事隐瞒了他，而且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毒害了他的生活的屈辱，那种屈辱，以她敏锐的感觉，在她一定是更痛苦的。

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这个会面的念头就无时无刻不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这次会见的快乐和重要性在她的想象里就更增大了。她连想也没有想过怎样安排这次会见的问题。在她看来，和她儿子在一个城市里，她去看他是非常自然而简单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了解到安排这次会见并不是容易的事。

她在彼得堡已经有两天了。要看她儿子的念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家里去吧，在那里也许会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许会遭到拒绝和侮辱。写信去和她丈夫联系吧——她一想起来都觉得痛苦：只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平静。打听她儿子什么时候出来，在什么地方散步，趁他散步的机会见他一面，在她是不满足的；她为这次会面作了那样久的准备，她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说，她是那么渴望着要拥抱他，吻他。谢廖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帮助她，教她怎样做。但是老保姆已经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一面犹疑不决，一面努力寻找保姆，两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那是煞费苦心的，在信里她故意说允不允许她见她的儿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大。她知道要是这封信给她丈夫见到，他会继续扮演他那宽宏大量的角色，不至于拒绝她的请求。

送信去的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没有回信。她唤了信差来，听到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待了一阵，后来又怎样有人告诉他没有回信，当她听到这个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的屈辱。安娜感觉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但是她知道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对的。她的痛苦，因为得单独一个人忍受的缘故，就更加强烈了。她不能而且也不愿意使弗龙斯基分担这种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她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但她去看她儿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会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她知道他决不可能了解她的痛苦之深，要是一提到这件事他露出冷淡的口气，那她就会恨起他来。而她惧怕这个，甚于世界上任何事情，所以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她都隐瞒住他。

她一整天在家里考虑着去看她儿子的方法，终于决定了写封信给她丈夫。她把信写好的时候，就接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来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压抑，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是这样激怒她，这种恶意和她对她儿子的热烈的、正当的爱比较起来是这样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谴责自己了。

“这种冷酷——这种虚伪的感情！”她自言自语，“他们不过是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顺从吗？决不！她比我还要坏呢。我至少不说谎话。”于是她立刻决定在第二天，谢廖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买通或是骗过仆人，但是无论如何要看到她儿子，要打破他们用来包围这不幸的小孩的可恶的欺骗。

她坐车到一家玩具店里买了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要在早上八点钟去，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定还没有起身。她得在手头预备下给门房和仆人的钱，这样他们会让她进去。不揭开面纱，她就说她是从谢廖沙的教父那里来给他道贺的，并且说嘱咐了她把玩具放在他的床头。她只没有想好她要对她儿子说的话。她尽管想了又想，但是还是想不出什么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下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前按了铃。

“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着外套，拖着套鞋，向窗外一望，看见了一位戴着面纱的夫人站在门边。他的手下，安娜不认识的一个小伙子 ，刚替她打开门，她就进来了，在她的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连忙放进他的手里。

“谢廖沙——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29]。”她说，于是向前走去。看了一下钞票，门房的手下在第二道玻璃门那里拦住了她。

“您找谁？”他问。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没有回答。

注意到这位不认识的太太的狼狈神情，卡皮托内奇亲自向她走过来，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从斯科罗杜莫夫公爵那里来看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的。”她说。

“少爷还没有起来呢。”门房说，留神地打量着她。

安娜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丝毫没有改变的门厅的模样，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接连涌上她的心头，她一刹那间竟忘了她是来做什么的了。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帮着她脱下皮大衣。

脱下大衣之后，卡皮托内奇望了望她的脸，认出她来，于是默默地向她低低地鞠躬。

“请进，夫人。”他对她说。

她想说什么，但是她的嗓子发不出声音来；用羞愧恳求的眼光望了这老人一眼，她迈着轻快迅速的步子走上楼去。身子向前弯着，套鞋绊着梯级，卡皮托内奇在她后面跑，想要追过她去。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他还没有穿好衣服。我去通报一声。”

安娜继续踏上那熟悉的楼梯，没有听明白老人的话。

“请走这边，左边。弄得不干净，请原谅，少爷现在住到以前的客厅里去了。”门房说，喘着气。“请原谅，等一等，夫人，我去看看。”他说，于是追过她，他开了那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里面了。安娜站住等着。“他刚醒呢。”门房走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一个小孩打呵欠的声音；单从这呵欠声，她就知道这是她儿子，而且仿佛已经看到他在眼前了。

“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从那扇高高的门走进去。在门的右边摆着一张床，小孩坐在床上，他的睡衣没有扣上，把他的小身体向后弯着，他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在他的嘴唇闭上的那一瞬间，嘴角上露出一种幸福的、睡意矇眬的微笑，带着那微笑，他又慢慢地舒畅地躺下去了。

“谢廖沙！”她轻轻呼唤着，没有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去。

在她和他分别的期间，在最近她对他感到汹涌的爱的时候，她总把他想象成四岁时的小孩，那是她最爱他的年龄。现在他甚至和她离开他的时候都不同了；他和四岁的小孩更不相同了，他长得更大，也更消瘦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脸多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啊！多长的胳臂啊！自从她离开他以后，他变得多么厉害啊！但是这仍然是他，他的头的姿势，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脖颈和宽阔的肩膊。

“谢廖沙！”她凑在小孩耳边又唤着。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子，把他那乱发蓬松的头从这边转到那边，好像在寻找什么一样，他张开了眼睛。默默地询问般地，他对动也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突然浮上幸福的微笑，又闭上他的睡意惺忪的眼睛，躺下去，没有往后仰，却倒在她的怀抱里。

“谢廖沙！我的乖孩子！”她说，艰难地呼吸着，用手臂抱住他那丰满的小身体。

“妈妈！”他说，在她的怀抱里扭动着，这样使他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接触到她的手。

还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微笑着，他把他胖胖的小手从床头伸向她的肩膊，依偎着她，用只有儿童才有的那种可爱的睡意的温暖和香气围绕着她，开始把他的脸在她的脖颈和肩膀上摩擦。

“我知道！”他说，张开眼睛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我马上就起来。”

这么说着，他又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望着他；她看到她不在的时候，他是怎样地长大，变化了。他那从毛毯下面伸出的、现在这么长的、裸露的两腿，他的消瘦的脸颊，他后脑上剪短了的鬈发——她常在那上面吻他的——这一切，她好像认得，又好像不认得。她抚摸着这一切，说不出一句话来；眼泪使她窒息了。

“你为什么哭，妈妈？”他说，完全醒来了。“妈妈，你为什么哭？”他用含泪的声音叫着。

“我不哭；我是欢喜得哭呢。我这么久没有看见你。我不，我不，”她说，咽下眼泪，把脸转过去。“哦，现在你该起来穿衣服了。”她沉默了一会恢复过来之后补充说；于是，没有放开他的手，她在他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在你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极力想开始简单而又愉快地谈着，但是她做不到，于是她又扭过脸去。

“我不用冷水洗澡了，爸爸吩咐不准这样。你没有看见瓦西里·卢基奇吗？他马上会进来的。啊，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说着，谢廖沙大笑起来。

她望着他，微笑了。

“妈妈，最最亲爱的！”他叫着，又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好像直到现在，看见了她的微笑，他这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要你戴这个。”他说，取下她的帽子。看见脱下了帽子的她，好像是新看见她一样，他又吻起她来。

“可是你怎样想我的呢？你没有想我死了吧？”

“我从来不相信。”

“你没有相信过，我的亲爱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重复他喜爱的一句话，于是抓住她正在抚摸他的头发的手，他把她的手心贴到嘴唇上，吻它。

三十

同时，瓦西里·卢基奇开头不知道这位贵妇人是谁，听了他们的谈话方才明白这就是那位抛弃丈夫的母亲，她，他从来没有见过，因为他到这家来是在她出走以后，他迟疑着不知道进去好呢，还是不进去，要不要去报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考虑到，他的职务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叫谢廖沙起来，所以在那里是谁，是母亲呢，还是旁的什么人，都不用他管，但是他得尽他的职责，这样一想，他就穿好衣服，向门那里走去，打开门。

但是母子的拥抱、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所说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把门关上。“我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边咳嗽着，一边揩着眼泪。

同时在仆人们中间起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女主人来了，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她现在正在育儿室。但是主人照例九点钟要亲自到育儿室去的，大家都十分明白夫妻两人不能会面，他们应当防止这点才行。侍仆科尔涅伊走到门房去，问是谁以及怎样让她进来的，查问清楚了是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引她上去的，他就把那老头训斥了一顿。门房顽强地沉默着，但是当科尔涅伊对他说他应当被革职的时候，卡皮托内奇就跳到他面前去，对着科尔涅伊的脸挥动两手，开始大声说：

“是的，你自然不会让她进来啰！我在这里侍候了十年，除了仁慈什么都没有受过，你倒要跑上去说：‘走吧，你滚吧！’啊，是的，你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我敢说！你自己知道怎样去抢劫主人，怎样去偷窃皮大衣！”

“老兵！”科尔涅伊轻蔑地说，他随即转向走进来的保姆，“哦，你来评判一下吧，玛丽亚·叶菲莫夫娜：他不对任何人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科尔涅伊对她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下来——到育儿室去！”

“糟糕！糟糕！”保姆说，“你，科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拦一下，我说的是主人，我就跑去设法叫她走，真糟糕！”

当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廖沙正在告诉他母亲他和娜坚卡怎样坐着雪橇滑下山坡的时候摔了一跤，翻了三个筋斗。她听着他的声音，注视着他的脸和脸上表情的变化，抚摸着他的手，但是她却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她非走不可，她非离开他不可，——这就是她唯一想到和感到的事。她听到走到门边咳嗽着的瓦西里·卢基奇的脚步声，她也听到保姆走近的脚步声；但是她好像成了石头人一样地坐着，没有力量开口说话，也没有力量站起身来。

“太太，亲爱的！”保姆说，走上安娜跟前，吻她的手和肩膀。“上帝可真给我们孩子的生日带来了欢喜呢！您一点也没有变啊。”

“啊，亲爱的保姆，我不知道你在这房子里。”安娜说，暂时恢复了镇静。

“我不住在这里，我跟我的女儿住在一起，我是来祝贺他的生日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亲爱的！”

保姆突然哭出来，又开始吻她的手。

谢廖沙两眼闪光，满脸带笑，一只手抓着他母亲，另一只手抓着保姆，用他那胖胖的赤着的小脚在绒毯上践踏着。他喜爱的保姆对他母亲所表示的亲热使他欢喜透了。

“妈妈！她常来看我，她来的时候……”他开始说，但是他停住了，注意到保姆正在低声对他母亲说什么，他母亲脸上显出惊惶和一种同她那么不相称的近似羞愧的神色。

她走到他面前去。

“我的亲爱的！”她说。

她不能够说再会，但是她面孔上的表情说了这话，而他也明白了。“亲爱的，亲爱的库迪克！”她唤着在他小时候她叫他的名字，“你不会忘记我吧？你……”但是她说不下去了。

以后她想起了多少要对他说的话啊！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怎样说好，而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谢廖沙明白了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明白她不幸，而且爱他。他甚至明白了保姆低声说的话。他听见了“照例在九点钟”这句话，他明白这是说他父亲，他父亲和母亲是不能够见面的。这个他了解，但是有一件事他却不能了解——为什么她脸上会有一种惊惶和羞愧的神色呢？……她没有过错，但是她害怕他，为了什么事羞愧。他真想问一个可以解除他疑惑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敢；他看出来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低声说：

“不要走。他还不会来呢。”

母亲推开他，看他想过他所说的话没有；在他惊惶的脸上，她看出来他不但是说他父亲，而且好像在问她他对父亲该怎样看法。

“谢廖沙，我的亲爱的！”她说，“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你大了的时候就会明白的。”

“再也没有比你好的人了！……”他含着泪绝望地叫着，于是，抓住她肩膀，他用全力把她紧紧抱住，他的手臂紧张得发抖了。

“我的亲爱的，我的小宝贝！”安娜说，她像他一样无力地孩子般地哭泣起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瓦西里·卢基奇走进来。

在另一扇门那里也传来脚步声，保姆用惊慌的小声说：“他来了。”于是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廖沙倒在床上，呜咽起来，双手掩着脸。安娜拉开他的手，又吻了吻他那濡湿的脸，就迈着迅速的步子向门口走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迎着她走过来。一看见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头来。

虽然她刚才还说过他比她好，比她仁慈，但是在她匆匆地看了他一眼之后——那一眼把他整个的身姿连所有细微之点都看清楚了——对他的嫌恶和憎恨和为她儿子而起的嫉妒心情就占据了她的心。她迅速地放下面纱，加快步子，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了房间。

她昨天怀着那样的爱和忧愁在玩具店选购来的一包玩具，她都没有来得及解开，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

三十一

虽然安娜热烈希望看见儿子，虽然她早就想到和准备这次会面，但是她却丝毫没有料到看见他会这样强烈地打动了她。回到旅馆寂寞的房间，她好久都不能够明白她为什么在那里。“是的，一切都完了，我又孤单单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没有脱下帽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眼睛紧盯着摆在窗前桌上的青铜时钟，她开始思想着。

从国外带来的法国使女走进来问她要不要换衣服。她惊讶地望着她，说：

“等一等。”

一个仆人给她端来了咖啡。

“等一等。”她说。

意大利乳母给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了她走进来，把她交给安娜。这胖胖的、健康的小孩，一见她母亲，照例伸出她的小手——那手是这么胖，看上去好像手腕给线紧紧缠住了一样——手心向下，她那没有牙齿的嘴角上浮着微笑，她像鱼牵动浮子一样，开始把她的手在那绣花裙子的浆硬褶襞上动来动去，使那褶襞发出沙沙的声响。不笑，不去吻这婴儿，是不可能的；不伸出一只手指去让她抓住，让她欢叫和全身跳跃是不可能的；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用接吻的样子吮进她的小嘴里去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安娜都做了，抱住她，逗她跳跃，吻她那娇嫩的小脸颊和裸露的小手肘；但是一看到这个小孩，她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她对她的感情和她对谢廖沙的感情比较起来，是说不上爱的。这小孩身上的一切都是可爱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擒住她的心。在第一个虽然是她不爱的男子的孩子身上，却倾注了她从未得到满足的全部的爱；小女孩是在一个最痛苦的境况中诞生的，她对她的关心却还不及倾注在她第一个小孩身上的关心的百分之一。加以，在小女孩身上，一切还有待将来，而谢廖沙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人，一个可以被疼爱的人了；在他心里有着思想和情感的冲突；他了解她，他爱她，他判断她，她回忆起他的话语和眼色这样想。现在她要永远——不仅是在肉体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他分离，再也不能挽回了。

她把婴儿交给乳母，让她走了出去，于是打开里面藏着谢廖沙和这小女孩差不多年龄时的相片的项链上的小金盒。她站起身来，脱下帽子，从一张小桌上拿起一本照相簿，那里面夹着她儿子在不同年龄时拍摄的照片。她要比较一下，于是开始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它们通通抽了出来，只有一张除外，那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在那张照片里，他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角浮着微笑。这是他最好的、最有特色的表情。她用灵巧的小手，用今天特别紧张地动着的、又白又细的手指，抽照片的一角，抽了好几次，但是照片挂住了，她抽不出来。桌子上没有裁纸刀，于是她抽出和她儿子照片并排的一张照片（那是弗龙斯基在罗马拍摄的照片，戴着圆帽，蓄着长发），用它推出她儿子的照片。“啊，是他呢！”她说，瞥着弗龙斯基的照片，于是她突然记起了他就是她现在不幸的原因。整个早晨她竟连一次也没有想到他。但是现在，当她看到这在她是那么熟悉和亲爱的、堂堂仪表的脸，她对他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汹涌的爱情。

“但是他在哪里呢？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抛在痛苦中呢？”她想，突然带着一种谴责心情这样想着，竟忘了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是她自己要隐瞒住他的。她差人请他立刻来她这里；怀着一颗颤动的心，她等待着他，想着她要把一切都告诉他的那些话、和他安慰她的那种爱的表情。仆人带来的回音是他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但是他马上会来的，而且他还问她允不允许他带了刚到彼得堡的亚什温公爵一同来。“他不一个人来，而且自从昨天午饭后他就没有见到我，”她想，“他不是一个人，使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却是同亚什温一道来。”于是突然她的心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她了怎么办呢？

回想着最近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她感到好像在一切事情上她都看到了证实这可怕念头的凭据：他昨天没有在家吃饭，他坚持在彼得堡要分房居住，甚至现在他不单独一个人来她这里，好像他是避免和她单独见面似的。

“但是他应该告诉我。我应该知道。要是我知道了，那我就知道我该怎样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不能想象要是他的冷淡得到证实，她将会陷入怎样的处境。她想象着他已不再爱她，她觉得濒于绝望，因而她感到格外激动。她按铃叫了她的使女，然后走进化妆室去。当她梳妆的时候，她比过去所有的日子更注意她的装饰，好像要是他不再爱她，也许会因为她的服装和她的发式都恰到好处又爱上她。

她还没有准备停当就听到了铃声。

当她走进客厅的时候，同她的目光相遇的不是他却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在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而且他并不急急地回过头来看她。

“我们认识的，”她说，把她的小手放在不好意思的亚什温的巨大的手里，他的羞涩和他那魁梧的身躯以及粗鲁的面孔是那么不相称，“我们在去年赛马的时候认识的。给我吧。”她说，用敏捷的动作把弗龙斯基正在看的她儿子的照片从他手里抢了过来，用她那闪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今年赛马好吗？我倒在罗马的科尔苏看过赛马。但是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趣味，虽然我和您很少见面。”

“这叫我惭愧极了，因为我的趣味多半是不好的。”亚什温说，咬着他左边的髭须。

谈了一会之后，注意到弗龙斯基看了看表，亚什温问她是不是在彼得堡还要住些时候，就伸直他那魁伟的身体去取他的帽子。

“不会很久吧，我想。”她踌躇地说，瞥了瞥弗龙斯基。

“那么我们也许不能再见了？”亚什温立起身来说；随即转向弗龙斯基，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吃饭？”

“常来和我们一同吃饭吧，”安娜决断地说，好像为了自己的狼狈而生自己的气似的，但是正像她每次在生人面前表明自己地位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涨红了脸，“这里的饭并不好，不过至少你们可以见面。在他联队的所有老朋友中，阿列克谢顶欢喜您了。”

“荣幸得很。”亚什温带着微笑说，从这微笑，弗龙斯基看出来他是很喜欢安娜的。

亚什温告别走了；弗龙斯基留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我已经迟了呢，”他回答，“快走吧！我一会就追上你了！”他向亚什温叫着。

她拉住他的手，紧盯着他，一面搜索着可以留住他的口实。

“等一等，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于是拉住他那宽大的手，把它紧紧压在她的脖颈上，“啊，我邀他来吃饭是对的吗？”

“你做得很对。”他说，带着镇静的微笑，露出他那平整的牙齿，他吻了吻她的手。

“阿列克谢，你对我没有变吗？”她说，把他的手紧紧握在她的两手里，“阿列克谢，我在这里很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快了，快了。你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对我也是多么痛苦啊。”他说着，抽开了他的手。

“啊，走吧，走吧！”她带着被触怒的声调说，迅速地从他身边走开。

三十二

当弗龙斯基回到家的时候，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走后不久，据他们告诉他说，有一位太太来看她，她就同她一道出去了。她出去没有留下话说她到什么地方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整个早晨她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对他提起——这一切，再加上看到她早晨那奇怪的兴奋的脸色，想起她在亚什温面前几乎抢似的从他手里夺去她儿子的照片时那种含着敌意的神情，使他沉思起来。他下决心一定要对她说明白。于是他就在客厅里等她。但是安娜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却带来了她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布隆斯基公爵小姐。这就是早晨来过的那位太太，安娜是同她一道出去买东西的。安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忧虑和惊讶的表情，开始快活地对他说她早晨买了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心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变化：当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她闪烁的眼睛里有一种紧张注意的神色；在她的言语和动作里有那种神经质的敏捷和优美，那在他们接近的初期曾经那么迷惑过他，而现在却使他激怒和惊恐了。

开了四个人的饭。大家已经聚拢，正要走进小餐室去的时候，图什克维奇带了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安娜的口信到来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她原谅；她身体略感不适，可是请安娜在六点半至九点钟之间到她那里去。弗龙斯基听到这种时间的限制——那分明是为了使她不至于遇见什么人而定下的——就瞥了安娜一眼；但是安娜却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样子。

“很抱歉，我在六点半到九点钟之内恰恰有事不能来。”她带着微微的笑意说。

“公爵夫人一定会很难过呢。”

“我也是。”

“你大概要去听帕蒂[30]的戏吧？”图什克维奇说。

“帕蒂？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假使还定得到包厢的话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一个。”图什克维奇自告奋勇。

“这样我真要非常非常感谢你呢，”安娜说，“可是您不和我们一道吃饭吗？”

弗龙斯基几乎觉察不出地耸了耸肩。他简直不明白安娜的用意了。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到家里来，她为什么留图什克维奇吃饭，而最叫人惊讶的，她为什么要差他去定包厢呢？以她现在的处境，居然要去看帕蒂的歌剧，她明明知道在那里她会遇见社交界所有的熟人，这能够想象吗？他用严肃的眼光望着她，但是她却以那挑战的、又似快乐、又似绝望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眼光来回答。吃饭的时候，安娜挑衅似地快活，看上去简直好像是在和图什克维奇和亚什温卖弄风情。当他们吃完饭站起身来，图什克维奇去定包厢，亚什温走出去抽烟，弗龙斯基就同着他走到楼下他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坐了一会之后，他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经穿上了她在巴黎定制的低领口天鹅绒镶边的淡色绸衣服，头上饰着贵重的雪白的饰带，围住她的脸，特别相称地显示出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

“您真的要上剧场去吗？”他说，竭力不望着她。

“您为什么那么吃惊地问？”她说，因为他没有望着她而又伤心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去？”

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的意思。

“自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她说，故意不睬他那种讥讽的调子，平静地卷起她那长长的发出香气的手套。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是怎么回事？”他说，竭力提醒她，正如她丈夫曾经做过的一样。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是决不能去的！”

“为什么？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穿衣服去了，她和我一同去。”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了耸肩。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吗？……”他开口说。

“但是我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起来，“我不想。我后悔我所做的事吗？不，不，不！假使一切再从头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对我们，对我和您，只有一件事要紧，那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还是不相爱。我们没有别的顾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她用俄语说，望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光辉，“只要你对我没有变心的话！为什么你不望着我？”

他望着她。他看见了她的容颜和那对她总是那么合身的服装的全部美丽。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和优雅正是使他激怒的东西。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您知道的；但是我求您不要去！我恳求您！”他又用法语说，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柔和的恳求的调子，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带着冷淡的神情。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但是她看出来他冷淡的眼色，于是愤怒地回答：

“我请您说明我不能去的理由。”

“因为那会使你……”他踌躇着。

“我什么也不明白。亚什温并不是不可为伍的人[31]，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并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三十三

弗龙斯基因为安娜故意不肯理解她自己的处境，第一次对她感到一种近乎怨恨的恼怒心情。这种心情由于他不能向她说明他恼怒的原因而加剧了。假如他直率地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他准会这样说：

“穿着这种衣服，同着大家都熟识的公爵小姐在剧场露面，这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的堕落女人的地位，而且等于向社交界挑战，那就是说，永远和它决裂。”

他不能够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了解这点，她心里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他心中暗暗地说。他感到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而同时意识到她的美的感觉却加强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他的房间，在那把长腿伸在椅子上、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的亚什温身旁坐下，他吩咐仆人给他也拿一份来。

“你刚才谈起兰科夫斯基的‘力士’，那真是一匹好马，我劝你买了它，”亚什温说，瞥了一眼他的同僚忧郁的脸色，“它的臀部下垂，可是腿和头——简直是不能再好了。”

“我也想买它。”弗龙斯基回答。

谈论马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望着壁炉上的时钟。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叫我来说她上戏院去了。”仆人报告。

亚什温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起泡的水里，喝了，随后站起来，扣上他的上衣钮扣。

“哦，我们去吧。”他说，他的髭须下面隐约露出微笑，由这微笑就表示出他了解弗龙斯基忧愁的原因，却并不重视它。

“我不去。”弗龙斯基忧郁地回答。

“哦，我一定得去，我和人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花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亚什温临出门的时候补充说。

“不，我有事情。”

“妻子是累赘，假如她不是妻子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亚什温走出旅馆的时候想。

弗龙斯基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今天演什么？是第四天的演出了……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里，我母亲多半也在。这就是说，全彼得堡都在那里了。现在她进去了，脱下斗篷，走到灯光下。图什克维奇、亚什温、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他想象着，“我怎么啦？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交给了图什克维奇？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呀！……她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种境地呢？”他挥着手说。

由于这动作，他碰了摆着矿泉水和白兰地酒瓶的小桌子，差一点把它打翻了。他想要扶住它，却把它弄倒了，于是愤怒地踢翻桌子，按了按铃。

“要是你愿意服侍我的话，”他对走进来的近侍说，“那你就记住你的职务。这样子不行。你应该收拾干净。”

近侍感到自己并没有过错，本想替自己辩解的，但是望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看出唯一的办法只有沉默，于是连忙弯下腰，跪在地毯上，开始把完整的和破碎的杯子和瓶子收拾起来。

“这不是你的职务；叫服务员来收拾吧，你去把我的燕尾服拿出来。”

弗龙斯基在八点半走进剧场。表演正演到精彩的地方。伺候包厢的老头替弗龙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了他，叫他“大人”，并且建议说他不必领取衣证，要的时候叫费奥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面，除了伺候包厢的人和两个手臂上搭着皮大衣、站在门外听的听差以外再没有一个人了。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了乐队的小心的断奏的伴奏声，和一个发音清晰的女子的声音。门打开来，让包厢那个服务员溜进去，那句快近结尾的歌词就清楚地传进了弗龙斯基的耳朵。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弗龙斯基没有听到那句歌词的结尾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枝形吊灯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的时候，闹声还继续着。舞台上的女歌星，裸露的肩膀和钻石闪烁着，鞠着躬，微笑着，由拉住她的手的男高音帮助，拾起被人散乱地抛掷在脚灯之间的花束；随后，她走近一个头发光滑油亮从当中分开的绅士，他正把长胳臂伸到脚灯那边去，把一件什么东西递给她，花厅和包厢里面的观众一齐骚动起来，身体向前探着，拍手喝彩。坐在高椅上的乐队长帮着把花束递过去，整理了他雪白的领带。弗龙斯基走进正厅中央，站住了，开始向周围观望。那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注意那司空见惯的周围环境：舞台，喧闹和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剧场里所有熟悉、无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在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夫人，她们后面是那些士官；照例是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知道她们是谁，还有那穿军服和大礼服的人们；在顶高层的楼厅里面，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的观众里面，在包厢和前排里面，只有约莫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弗龙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他立刻和他们打起招呼来。

他走进来的时候，一幕刚演完，因此他没有走到他哥哥的包厢去，却先走上正厅的前排，停在脚灯旁边和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并排站住，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正弯起膝盖，用靴跟轻叩着脚灯，远远地看见他，就微笑着把他招呼过来。

弗龙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有心避免朝她那方向望。但是他从人们目光注视的方向知道了她所在的地方。他不露形迹地向周围望望，可是并不在寻找她；他预期着最坏的情形，他的眼光搜寻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幸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晚上没有到剧场来。

“你多么不像军人了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倒像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艺术家什么的了。”

“是的，我一回了家，就穿上黑礼服了。”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慢慢拿出望远镜来。

“哦，在这点上，实在说，我很羡慕你。当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他摸摸他的肩章，“我真惋惜失去了自由。”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弗龙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希望，但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他，现在对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了！”

弗龙斯基用一只耳朵听着，先把望远镜瞄准一层厢座，然后又仔细打量着包厢。在一个戴着头巾的夫人和一个在瞄准他的望远镜中忿怒地眨着眼睛的秃头老人旁边，弗龙斯基突然看到了高傲的、美貌惊人的、在饰带的映衬中微笑着的安娜的头。她坐在第五号包厢，离他有二十步远。她坐在前面，略略回过身来，在对亚什温说什么话。安放在她那美丽的宽肩上的头的姿势，她那含着竭力压抑着的兴奋光辉的眼睛和她的整个面孔，使他回忆起他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时的风姿。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却引起了他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他对她的感情中，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成分，因此她的美丽虽然比以前更强烈地吸引他，同时却也使他感到不快。她没有朝他那方向望，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到她已经看见他了。

当弗龙斯基又把望远镜转向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满脸通红，不自然地笑着，尽回过头来望着隔壁的包厢；安娜折拢她的扇子，拿它在红色天鹅绒的包厢边上轻轻叩着，凝视着什么地方，没有看，而且也显然不愿看隔壁包厢里发生的事。亚什温的脸上带着他打牌输了钱的时候那样的表情。他皱着眉头，把左边的髭须越来越深地塞进嘴里去，斜着眼望着隔壁的包厢。

在左边那间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弗龙斯基认识他们，而且知道安娜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她的包厢里，背对着安娜，正在披上她丈夫递给她的斗篷。她脸色苍白，满脸怒容，正在激动地说什么。卡尔塔索夫，一个胖胖秃头的人，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劝慰他妻子。当妻子走出去的时候，丈夫迟疑了好久，竭力寻找着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是安娜分明是故意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只顾和亚什温谈话，他的剪短了头发的头俯向她。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出去，包厢空下来了。

弗龙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看出一定发生了一件令安娜感到屈辱的事。他从他所看见的情形，特别是从安娜的脸色看出这点来，他可以看出，她正竭尽一切力量来支撑她所担任的角色。在保持外表的平静态度这一点上，她是完全成功的。凡是不认识她和她那一圈人的人，凡是没有听到那些妇女因为她要在社交界露面，并且以她的头饰和美貌来招摇而发出怜悯、愤慨和惊讶的人，一定会叹赏这个女人的娴静和美丽，决不会猜想到她感觉得好像带枷示众的人一样。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弗龙斯基感到一种痛苦的不安，希望探听一点消息，他向他哥哥的包厢走去。故意躲着安娜对面的包厢，他走出去，碰见正在和两个熟人说话的他从前的联队长。弗龙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人的名字，而且注意到联队长怎么向说话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连忙大声叫着弗龙斯基的名字。

“噢，弗龙斯基！你什么时候到联队来呢？我们不能连饭都不请你吃一顿就让你走了。你是我们的老伙伴呀！”联队长说。

“我恐怕没有时间了，真是抱歉得很！下次吧。”弗龙斯基说，随即跑到楼上他哥哥的包厢去。

弗龙斯基的母亲，满头灰白鬈发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瓦里娅和索罗金公爵小姐在走廊上遇见了他。

把索罗金公爵小姐送回到母亲那里，瓦里娅把手伸给她的小叔子，立刻开始说起他所关心的事情。他很少看见她这么激动过。

“我觉得这是很卑鄙，很可恶的，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口说。

“但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知道。”

“什么，你没有听到吗？”

“你知道我应该是最后听到的人。”

“再也没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

“但是她做了什么事？”

“我丈夫告诉我……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开始隔着包厢和她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起来。据说，她大声说了句什么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你妈妈叫你呢。”索罗金公爵小姐从包厢的门里望着外面说。

“我一直在等你，”他的母亲讥讽地微笑着说，“却始终看不到你。”

她儿子看到，她忍不住高兴地笑起来。

“晚安，妈妈。我到你这里来了。”他冷淡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向卡列宁夫人讨好[32]？”当索罗金公爵小姐走开的时候，她继续说，“她闹得满城风雨。人们为了她的缘故把帕蒂都忘了。[33]”

“妈妈，我要求过你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回答，皱着眉。

“我只是说大家都在说的话罢了。”

弗龙斯基没有回答，对索罗金公爵小姐说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走了。在门口，他遇见了他哥哥。

“噢，阿列克谢！”他哥哥说，“多讨厌啊！一个蠢女人，再没有别的了……我正要到她那里去。我们一道去吧。”

弗龙斯基没有听他的话。他迈着迅速的步子走下楼去：他觉得他应该有所举动，但是他不知道什么举动。由于她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而起的愤怒，加上由于她的痛苦而起的怜悯，扰乱了他的心。他走下正厅，笔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正站在她的包厢旁边和她谈话。

“再没有更好的男高音了。后继无人了！[34]”

弗龙斯基向她鞠躬，并且站住和斯特列莫夫招呼。

“您来迟了，我想，错过了最优美的歌曲。”安娜对弗龙斯基说，他感到她好像在讥讽地瞟了他一眼。

“我对于音乐是外行。”他说，严厉地望着她。

“像亚什温公爵一样。”她微笑着说，“他以为帕蒂唱得声音太高了。”

“谢谢您！”她说，她那带着长手套的小手接了弗龙斯基拾起来的节目单，突然在那一瞬间她的美丽的脸颤栗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包厢后面去。

注意到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她的包厢空了，弗龙斯基在独唱进行的当中引起了正在静听的观众“嘘！嘘！”声，走出了剧场，坐车回家了。

安娜已经到了家。弗龙斯基走上她那里去的时候，她还穿着她到剧场去的那身衣服独自待着。她坐在墙边第一把安乐椅上，直视着前方。她望了望他，立刻恢复了她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一切都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她叫着，声音里含着绝望和怨恨的眼泪，于是站起身来。

“我请求过，恳求过你不要去；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简直可怕呀！我只要活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说坐在我旁边是耻辱。”

“一个蠢女人的话罢了。”他说，“但是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为什么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镇静。你不应当使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假如你爱我……”

“安娜！为什么要扯到我的爱情问题上面去……”

“啊，假如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假如你和我一样痛苦……”她说，带着惊恐的表情望着他。

他为她难过，但仍然生气了。他向她保证他爱她，因为他看到现在这是安慰她唯一的方法，于是他没有用言语责备她，但是却在心里责备她。

在他看来是这样庸俗，以致他羞于说出口的爱的保证，她吸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了。第二天，完全和解了，他们就动身到乡下去。

第六部

一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她妹妹基蒂·列文家避暑。她自己田庄上的房子完全坍塌了，列文和他妻子说服了她来和他们一道过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非常赞成这种安排。他说可惜他因事务缠身，不能和他的家庭一道来乡下避暑，如果能那样，那对于他真是莫大的快乐了；因此他留在莫斯科，只是偶尔到乡下来一两天。除了奥布隆斯基一家连他们所有的小孩和家庭女教师以外，今年到列文家作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来照顾处于这种状态[35]中无经验的女儿是自己的责任；此外，基蒂在国外交的朋友瓦莲卡，她实践了在基蒂结婚之后来看她的诺言，也到她朋友这里来作客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亲戚朋友。虽然他喜欢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列文世界和秩序被他所谓的这种“谢尔巴茨基分子”的流入所淹没了，他总不免有些惋惜。在他自己的亲属中，那年夏天住到他这里来的只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但是他也是科兹内舍夫型的人，而不是列文型的人，这样一来，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没了。

在久不住人的列文的房子里，现在竟有了这么多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饭的时候都要数一数人数，如果恰巧是十三个人[36]，她就要叫一个外孙或外孙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细心料理家务的基蒂为了采办鸡、火鸡和鸭子煞费了苦心，因为客人和小孩在夏天胃口好，需要吃得很多。

全家人都坐上了餐桌。多莉的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们和瓦莲卡在计划着到什么地方去采鲜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的聪明和学识博得了全体客人几乎近于崇拜的尊敬，也和大家一起谈论起蘑菇，使大家都惊讶了。

“也带我一同去吧。我非常喜欢采蘑菇哩，”他说，望着瓦莲卡，“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好的事哩。”

“啊，我们高兴得很！”瓦莲卡说，微微涨红着脸。基蒂和多莉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博学聪明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和瓦莲卡一道去采蘑菇的提议，证实了最近萦绕在基蒂心头的某种猜想。她连忙向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这样使她的眼色不致被人注意到。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在客厅里的窗旁坐下，他一面和他弟弟继续已经谈起的话题，一面望着孩子们出发采蘑菇必然经过的门户。列文坐在窗槛上他哥哥的旁边。

基蒂站在她丈夫身旁，显然在等待这场她丝毫不感觉兴趣的谈话终结，为的是要对他说句什么话。

“你结婚以后好多方面都变了，而且是变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向基蒂微笑着，对于这场谈话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你那种好发怪论的脾气却仍然没有改变。”

“卡佳，你站着不好呢。”她丈夫说，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意味深长地向她望着。

“啊，现在也没有时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见孩子们跑出来了，补充说。

在大家前头，塔尼娅穿着绷紧的长统袜，斜着身子奔跑着，挥舞着篮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帽子，她一直向他跑来。

大胆地跑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前，她那酷似她父亲的美丽的眼睛闪烁着，她把他的帽子递给他，做出要替他戴上的姿势，用她那羞涩的优美微笑来冲淡她的放纵行为。

“瓦莲卡在等着哩。”她说，小心地替他戴上帽子，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微笑看出来她可以这样做。

瓦莲卡穿上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包着雪白的头巾，正站在门口。

“我就来，我就来了，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37]。”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喝完了咖啡，把手帕和烟盒分放在口袋里。

“我的瓦莲卡多迷人啊！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站起身来，基蒂就对她丈夫说。她说得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得见，她显然是有心要使他听见的。“她多美呵，那么一种高尚的美！瓦莲卡！”基蒂叫着，“你们会去水车场的小林子里吗？我们会来找你哩。”

“你完全忘了你的身体，基蒂！”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到门边说，“你不能像这样子叫啊。”

瓦莲卡，听到基蒂的声音和她母亲的责备，就迈着轻快迅速的步子跑到基蒂面前来。她的动作的灵活，弥漫在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的红晕，一切都泄露出在她心里正起着不平常的变化。基蒂知道那不平常的事是什么，尽在留神地注视着她。她现在叫瓦莲卡，不过是为了那在基蒂想来今天饭后一定会在森林里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心中给她祝福罢了。

“瓦莲卡，假使有某种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一定会快活得很哩。”她一面吻她，一面低声说。

“您和我们一同去吗？”瓦莲卡慌乱地对列文说，装着没有听见基蒂说的话。

“我要去的，可是只到打谷场就停下来。”

“哦，你到那里去有什么事？”基蒂说。

“我去察看一下新买来的货车，查一查货单，”列文说，“那么你去什么地方呢？”

“凉台上。”

二

所有的女人都聚集在凉台上。她们总喜欢在午饭后坐在那里，但是那天她们在那里还有别的事。除了大家在忙着缝婴儿贴身衣和编织束襁褓的带子，那天下午在凉台上还用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来是新的方法，不加水煮制果酱。基蒂把她娘家用过的新方法采取过来。一向受委托来担任煮制果酱工作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认为列文家所用的方法是不会错的，仍旧把水渗进了草莓里，坚持说非这样做不行。她做这事给人察觉了，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在煮果酱，就是要确凿地证明给她看，不加水也可以制好果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满脸通红，怒容满面，头发蓬乱，瘦削的手臂露到肘节，正在炭炉上转动煮果酱的锅子，阴沉地望着草莓，满心希望着它们会凝结，煮不好。公爵夫人觉察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愤怒是对她而发的，因为她是煮草莓果酱的主要顾问，就竭力装出她在想别的事情，对于果酱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谈着别的事，却斜着眼朝火炉偷偷地望着。

“我老是亲自去替我的使女买便宜料子的衣服。”公爵夫人说，继续着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撇去浮沫了，亲爱的？”她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补充说。“完全用不着你亲自去做呀，而且热得很呢。”她说，阻止着基蒂。

“我去做吧，”多莉说，于是立起身来，她小心地把勺子在起泡的糖液上面撇过，不时地把勺子在一只布满了黄红色浮沫和血红色糖浆的碟子上面敲着，把粘在勺上的东西敲落下来。“他们喝茶的时候会多么甜滋滋地把这个舔光啊！”她想到她的小孩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如何看到大人们不吃这最好的东西——果酱的浮沫而感到奇怪。

“斯季瓦说还是给钱的好，”多莉说，又接着谈起赏给仆人什么好这个有趣的话题，“但是……”

“怎么能给钱呢！”公爵夫人和基蒂异口同声地叫着，“他们顶看重礼物。”

“哦，比方去年，我给我们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买了一件不是罗缎，但是像那一类的衣料。”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在您的命名日那天她还穿着哩。”

“花样很好看，那么朴素而又雅致，要不是她没有的话，我真想给自己做一件呢。有点像瓦莲卡身上穿的。真是价廉物美。”

“哦，我想现在已经好了。”多莉说，让糖浆从勺子里滴下来。

“有丝的时候就可以了。再稍微煮煮吧，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些苍蝇！”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说。“反正是一样。”她补充说。

“噢！它多可爱！别惊动了它！”基蒂看见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翻转草莓梗在啄着，突然这样说。

“是的，可是你离火炉远一点吧。”她母亲说。

“顺便谈谈瓦莲卡的事吧，”[38]基蒂用法语说，她们不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听懂她们的话的时候总是用法语，“您知道，妈，我真希望事情在今天决定呢！您明白我的意思。那会多么美好啊！”

“她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媒人啊！”多莉说，“她多么费尽心机地把他们拉在一起！”

“不，告诉我，妈妈，您怎样想？”

“我怎样想吗？他（他是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配偶；现在，自然，他已经不怎样年轻了，可是我知道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子仍然会高兴嫁给他……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是他也许……”

“不，妈妈，您要明白，为什么不论对于他或是对于她都想象不出更美满的姻缘来呢。第一，她简直迷人！”基蒂说，屈起一个手指。

“他十分中意她，那是一定的。”多莉附和着。

“其次，他有这样的社会地位，他完全不需要妻子的财产或地位。他只需要一个善良、可爱而又文静的妻子。”

“哦，和她在一起，他一定可以得到安静。”多莉又附和说。

“第三，她一定会爱他，那也是……总之，会是非常美满的！……我期望他们从树林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我从他们的眼色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会多么高兴啊！你认为怎样，多莉？”

“可是别太兴奋了；你完全用不着兴奋啊。”她母亲说。

“啊，我并没有兴奋，妈妈。我想他今天会求婚哩。”

“噢，一个男子怎么样、在什么时候求婚，那真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好像有一道障碍似的，一下子就给摧毁了。”多莉回忆着自己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过去的事，带着沉思的微笑说。

“妈妈，爸爸是怎样向您求婚的？”基蒂突如其来地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简单得很哩。”公爵夫人回答，可是她的脸还是因为回忆往事而容光焕发了。

“不，怎样的呢？在您还不便说以前您心里就已经爱上了他吗？”

基蒂现在能够以平等的资格和她母亲谈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使她感到一种特别的愉快。

“自然是爱上了；他常到我们乡下的家里来。”

“但是怎样决定的呢，妈妈？”

“我猜想你一定以为自己发明了新的花样吧？都是这样的：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

“您说的多恰当，妈妈！正是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哩！”多莉附和着。

“可是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科斯佳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用粉笔写下来的。真奇怪啊……仿佛是好久以前的事一样！”她说。

于是三个妇人都开始默默地想着同样的事。基蒂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她回忆起她结婚前的那整个冬天和她对弗龙斯基的迷恋。

“有一件事……瓦莲卡从前的恋爱史，”她说，由于一种自然的联想使她想到了这一点，“我总想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说，使他心里有所准备。他们——所有的男子，”她补充说，“对于我们的过去都嫉妒得很。”

“并不都是，”多莉说，“你是根据你丈夫来判断的。就是现在，他想起弗龙斯基都痛苦。是真的吧？是不是？”

“是的。”基蒂回答，眼睛里带着沉思的笑意。

“可是我真不明白，”母亲插嘴道，由于她对女儿的母性的关怀而起来辩护，“你的过去有什么可以使他烦恼的？因为弗龙斯基追求过你吗？那种事每个少女都有过的。”

“啊，但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基蒂说，微微涨红了脸。

“不，听我说吧，”她母亲继续说，“那时你自己不让我去和弗龙斯基谈。你记得吗？”

“啊，妈妈！”基蒂带着痛苦的表情说。

“如今不能管束你们年轻人……你们的关系并没有越轨的地方，要不然，我一定会亲自去和他说个明白的。可是，亲爱的，你兴奋可不行的呀。请记着这个，镇静点吧。”

“我非常镇静哩，妈妈。”

“那时候安娜到来，结果对于基蒂反而是多么幸运，”多莉说，“而对于她是多么不幸啊。适得其反，”她说，由于她自己的思想感到震惊，“那时安娜是那么幸福，基蒂感觉到自己不幸。现在适得其反。我常想着她呢！”

“你倒想着一个好人哩！一个可怕的、讨厌的、没有心肠的女人。”她母亲说，对于基蒂没有嫁给弗龙斯基，却嫁给了列文始终耿耿于怀。

“你何苦要谈这个呢？”基蒂恼怒地说。“我不想这个，我也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想。”她听到她丈夫踏上凉台台阶的熟悉脚步声，说。

“你不要想什么呢？”列文走上凉台说。

但是谁也不回答他，他也就不再问了。

“我很抱歉，我闯进了你们女人的王国。”他说，不满地朝大家望着，觉察出她们在谈论不愿在他面前谈的话。

一刹那，他感到他和阿加菲娅 ·米哈伊洛夫娜抱着同感，对于不加水去煮制果酱这件事，以及一般对于外来的谢尔巴茨基家的影响很不满意。但是他微笑着，走到基蒂面前。

“哦，你好吗？”他问她，用现在大家都是那样看她的那种表情望着她。

“啊，很好哩，”基蒂微笑着说，“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货车可以装旧大车三倍的东西。哦，我们要去接孩子们吗？我已经吩咐把车套好了。”

“什么！你要叫基蒂坐马车吗？”她母亲责备说。

“是的，慢步走，公爵夫人。”

列文从来没有管公爵夫人叫过妈妈，像一般人叫他们的岳母那样，因此使公爵夫人很不高兴。但是虽然列文喜欢而且尊敬公爵夫人，他却不能够那样叫她，他如果要那样叫她，就一定会感觉亵渎了对自己死去的母亲的情感。

“和我们一道去吧，妈妈。”基蒂说。

“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轻举妄动。”

“哦，那么我步行吧。走走对我是好的。”基蒂站起来，走到她丈夫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臂。

“也许对你是好的，但是一切都要有节制。”公爵夫人说。

“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果酱做好了吗？”列文说，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想使她快活起来，“新法子好吗？”

“我想很好。照我们的办法，这煮得太久了。”

“这样更好，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即使我们的冰已经融化，我们没有地方贮藏它，它也不会发酸，”基蒂说，立刻觉察出来她丈夫的用意，怀着同样的心情对这老管家说，“可是你的腌菜真好极了，妈妈说她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呢。”她补充说，微笑着，理了理她的头巾。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望着基蒂。

“您用不着安慰我哩，夫人。我只消看着你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高兴了。”她说，在“和他在一起”这句粗鲁而亲切的话里有什么地方打动了基蒂。

“和我们一道去采蘑菇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最好的地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摇摇头，好像是在说：“我真想又要生您的气了，可是我不能够。”

“请照我的话做吧，”公爵夫人说，“拿纸盖上果酱，用甜酒浸湿，这样，就是没有冰，也决不会发霉。”

三

基蒂特别高兴有机会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因为她注意到在他走进凉台，问她们在说什么，却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他的脸总是那么迅速地反映出他的一切情感。

当他们在别人之先步行出发，走到看不见房子，走上了那踏平了的、多尘的、布满黑麦穗和谷粒的大路的时候，她更紧紧地挽住他的臂膀，使它紧贴着她的身体。他已经忘记了那一时的不快印象，和她单独在一起，现在一心想着她快做母亲，他感到了和自己所爱的女人相接近的一种完全超脱于形骸之外的、新的美好的幸福。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他渴望听到她的声音，自从她怀孕以来，她的声音也同她的眼睛一样地变了。在她的声音里，像在她的眼神里一样，有一种类似专心致力于某种心爱的事业的人所常有的温柔而严肃的神情。

“你真的不会疲倦吗？再靠近我一点吧。”他说。

“不，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我应该承认，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可是我老是怀念着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去年冬天的晚上。”

“那样好，这样却更好。两样都好呢。”他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吗？”

“谈果酱吧？”

“是的，也谈了果酱；可是以后，就谈到男子怎样求婚的事情上面来了。”

“噢！”列文说，与其说是在听她所说的话，毋宁说是在听她的声音，尽在注意着现在正穿过树林的道路，避开她也许会摔跤的地方。

“而且谈了谢尔盖·伊万内奇和瓦莲卡。你注意到吗？……我非常希望这成为事实，”她继续说，“你对这个怎样想呢？”说着，她注视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怎样想好，”列文微笑着回答，“这点上谢尔盖·伊万内奇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要知道，我告诉过你……”

“是的，他和那个死了的女子恋爱过……”

“那是在我还小的时候；我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我记得那时候的他。他非常可爱。但是从那时起我就观察过他对女人的态度：他很亲切，有的他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好像对于他，她们只是人，并不是女人。”

“是的，但是现在和瓦莲卡……我总觉得有点什么……”

“也许有……不过我们得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人。他只过着精神生活。他为人太纯洁太高尚了。”

“怎么？这难道会贬低他吗？”

“不，但是他是这样过惯了精神生活，因而他是脱离实际的，而瓦莲卡却是实事求是的。”

列文现在已经习惯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思想，不费心思去推敲词句；他知道，他妻子，在像现在这样情意缠绵的时候，只消他稍加暗示就会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而她也真的明白了。

“是的，可是她恐怕还不如我实际哩；我知道他是决不会爱我的。但她却是彻头彻尾超凡脱俗的。”

“啊。不，他倒非常喜欢你呢，当我的亲人喜欢你的时候我总是非常高兴的……”

“是的，他对我很亲切，但是……”

“这不像和可怜的尼古连卡那样……你们彼此才真是喜欢哩。”列文代她说完了。“为什么不说起他呢？”他补充说。“我有时责备自己没有说起他，结果就会把他忘了。噢，他是一个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爱的人呀！……是的，我们在谈什么呢？”列文沉吟了片刻，说。

“你想他不可能恋爱吗？”基蒂换成自己的语言说。

“也并不是一定不可能恋爱，”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他没有那种必要的弱点……我总是羡慕他，就是现在，我这么幸福的时候，我也还是羡慕他。”

“你羡慕他不能恋爱这一点吗？”

“我羡慕他比我强，”列文微笑着说，“他不是为自己生活。他的全部生活都服从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能够平静和满足的理由。”

“你呢？”基蒂问，带着一种讽刺的、充满爱意的微笑。

她不能够表达使她微笑的那一连串的思想；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她丈夫在赞扬他哥哥，贬低自己这一点上是不十分真实的。基蒂知道这种不真实是由于他对他哥哥的爱，是由于自己过分幸福而感到的羞愧心情，特别是由于他那种不断要求改善的心而来的；她爱他这点，所以她微笑了。

“你呢？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她问，还是带着那同样的微笑。

她不相信他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这使他很高兴，他不自觉地竭力逗引她说出她不相信的理由来。

“我很幸福，但是不满意自己……”他说。

“你既是幸福，你怎么会不满意自己呢？”

“哦，我怎么说好呢？……在我的心里，除了要使你不跌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啊呀，可是你决不能像那样跳啊！”他叫着，中断了谈话去责备她，因为她跨过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时的动作过分迅速。“但是当我反躬自问，拿我自己和别人，特别是和我哥哥比较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不好。”

“可是在哪一点上？”基蒂还是带着同样的微笑追问，“你不是也在为别人工作吗？你的田庄，你的农事，你的著作都不算数吗？……”

“不，但是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都是你的过错，”他说，紧握着她的手，“觉得那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做那些事是并不热心的。要是我能够爱那一切工作像爱你一样就好了！……可是最近我做那些事简直好像是应付差事一样。”

“哦，关于我爸爸，你怎样说呢？”基蒂问，“难道因为他没有做公益事业，他也不好吗？”

“他？不！但是人应该具有你父亲那种单纯、坦白和善良的心地：这些我有吗？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为这发愁。这都是你搞的。在没有你——以及这个以前，”他望了一眼她的身子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现在我不能够了，我感到羞愧；我做那些事好像应付差事一样，我假装着……”

“那么，你现在愿意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对调吗？”基蒂说，“你愿意像他那样从事公益事业，热爱分派到自己头上的差事，除此以外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吗？”

“自然不！”列文说。“但是我是这么幸福，我什么都不明白了。那么你想他今天会向她求婚？”他静了一会之后补充说。

“我是这样想，又不这样想。只是，我真非常希望他这样呢。等一等。”她弯下腰，摘下路旁的一朵野甘菊。“来，数吧：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她说，把花交给了他。

“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列文说，把狭长的白花瓣一片片扯下来。

“不对，不对！”基蒂抓住他的手止住他，她一直在兴奋地注视着他的手指，“你一次扯了两片哩。”

“那么，我们就不要数这片小的了，”列文说，扯下一片还没有长完全的小花瓣，“马车追上我们了。”

“你不累吗，基蒂？”公爵夫人叫着。

“一点也不。”

“你要是累，就坐上车来，马很驯顺，而且走得很慢哩。”

但是用不着坐车了，他们快到地点了，于是大家一道步行走去。

四

瓦莲卡的黑发上包着一条白头纱，身边环绕着一群孩子，正和蔼而快活地为他们忙着，而且显然因为她所喜欢的男子可能向她求婚而非常兴奋，她的样子十分动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她并肩走着，不住地欣赏她。望着她，他回忆起他听见她说过的一切动人的话，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优点，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种很罕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只在他的青年时代感到过一次。接近她所产生的快感不断加强，一直达到这样的地步，当他把他采到的一只细茎、菌边往上翻的大桦树菌放到她的提篮里的时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满脸的那种激动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张惶失措了，默默地、含情脉脉地向她微微一笑。

“要是这样，”他心中暗暗地说，“我就得仔细想想，作出决定，不要像个男孩子一样，由于一时的冲动，就神魂颠倒了。”

“现在我要一个人去采蘑菇，不然我的成绩就显不出来了。”说着，他就独自一人离开了树林的边缘——他们正在那里疏疏落落的老桦树林中如丝的小草上走着——走进树林深处，那儿在白桦树中间长着银灰树干的白杨和暗色的榛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了大约四十步的光景，走到长着浅红和深红的、耳垂状的繁花的卫矛树丛后面，他知道没有人看得见他，就站住不动了。周围一片寂静。仅仅在他正在那下面站着的桦树上面，一群苍蝇一会也不安静地嗡嗡叫着，像一窝蜜蜂一样，有时也传来孩子们的声音。突然间，从距离树林边缘不远的地方发出瓦莲卡呼唤格里沙的女低音，他欢喜得笑逐颜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意识到这微笑，对自己这种情况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取出一支雪茄烟，开始点燃它。他很久在桦树干上擦不着一根火柴。柔润的白树皮粘住了黄磷，火就熄灭了。最后有一根火柴燃着了，雪茄的芬芳香烟像一条齐整的、宽宽的飘荡的布带一样，飘向前，荡上去，缭绕在桦树垂枝下的灌木丛上面。注视着这一片烟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慢慢地走着，一边考虑着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不呢？”他想，“万一这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万一我感到的只是一种吸引，一种相互的吸引（我可以说是相互的），但是又觉得这是违反我平生的习性，要是我觉得屈服于这种吸引之下，我就背叛了我的事业和义务呢……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我说得出的唯一反对理由，就是当我失掉玛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我要对她永不变心。这是我唯一说得出反对自己感情的理由……这是很重要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同时却又觉得这种顾虑在他个人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在别人眼里会破坏了他所扮演的富有诗意的角色罢了，“可是，除此以外，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出可以反对我的感情的理由。如果单凭理智来挑选，我也不可能找出比这更美满的了。”

他无论怎样回忆他所认识的妇女和姑娘们，他也想不起有一个姑娘具备如此多的美德，那是像他经过冷静考虑之后希望他的妻子全部具有的。她有少女的魅力和鲜艳，但是她已经不是小孩了，如果她爱他，她是有意识地、以一个女人应该具有的爱情来爱他的；这是一。其次：她不但毫不俗气，而且显然很厌恶庸俗的上流社会，但同时却很懂世故，具备上流社会妇女处事为人的一切举止，一个终身伴侣不具备这些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是不能设想的。第三：她是虔诚的，但是并不像小孩一样，譬如像基蒂那样，无意识地虔诚和善良；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甚至最细微的地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都发现她身上具备着他渴望他妻子应该具有的一切：她出身贫苦、孤单，所以她不会把自己的一群亲戚和他们的影响带到丈夫家里，像他现在所看见的基蒂的情形。她一切都要仰赖她丈夫，他一向就希望他未来的家庭生活会是这样的。而这位身上具备着这一切美德的姑娘，爱上了他。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但是也不能不看出这一点。而他也爱她。还有一种顾虑——就是他的年纪。但是他的家族是长寿的，他的头上没有一丝白发，谁也不会以为他是四十岁的人，而且他想起瓦莲卡曾经说过，只有俄国人才一到五十就自命老了，在法国，五十岁的人还认为自己正年轻力壮[39]，而四十岁的人还是年轻人[40]哩。当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像二十年前那样年轻，年龄多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又走到树林边，在夕阳斜照里，看见瓦莲卡雍容优雅的风姿，她穿着黄衣服，提着篮子，姗姗走过老桦树旁，当瓦莲卡动人的姿态和使他叹赏不已的美景——浸在夕阳中变黄了的麦田和点缀着黄斑的古树正消失在遥远的蔚蓝色天边——融合成一片的时候，他不是觉得年轻了吗？他的心快乐地跳动着。一股柔情迷住了他。他觉得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刚刚弯下腰去采一只蘑菇的瓦莲卡，灵活地站起身来，回头一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扔掉雪茄烟，迈着坚决的步伐向她走去。

五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心里就定下了我会热爱和乐意称她为我妻子的女人的理想。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现在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您身上发现了我所追求的。我爱您，我向您求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那时他离瓦莲卡只有十步远了。她跪着，用胳臂护着几只蘑菇不让格里沙抢去，一边呼唤着小玛莎。

“来呀，来呀！孩子们！这儿很多哩！”她用圆润悦耳的声音说。

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来，她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姿势；但是一切迹象都使他觉出，她感到他走近了，而且心里很高兴。

“怎样，您找到一些吗？”她从白头巾里面问，扭过她那带着温柔的微笑的美丽面孔向着他。

“一个也没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您呢？”

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正忙着照顾她周围的孩子们。

“那儿还有一个，就在树枝旁边。”她说，指着一个小蘑菇，富有弹性的玫瑰色菌顶上横压着一根干草，它是从草底下长出来的。她立起身来，那时玛莎把蘑菇拾起来，掰成两片雪白的菌块。“这使我想起我的童年。”她补充说，离开孩子们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肩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瓦莲卡看出他想说什么；她猜着那是什么，又惊又喜的心情几乎使她昏过去了。他们走到远得谁也不会听见他们的谈话，但是他还不开口。瓦莲卡最好还是沉默。沉默以后，总比谈了菌子以后，再谈他们想说的话容易得多；但是事与愿违，仿佛是出于偶然一样，瓦莲卡说：

“那么您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树林里面蘑菇总是少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因为她谈起蘑菇而感到困恼。他想把她引到她最初所谈的关于她童年的话题上去；但是违反自己的本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却回答了她最后的话：

“听说只有白菌才多半生在树林边上，但是我连白菌是什么模样都辨别不出。”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得离孩子们更远了，只剩下他们两个。瓦莲卡的心跳动得那样厉害，以致她都听见它通通的跳声，她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在施塔尔夫人家过了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后，做科兹内舍夫这样男人的妻子，在她看来似乎是莫大的幸福。除此以外，她差不多深信她已经爱上了他。而现在就要有所决定了，她很害怕：有时候害怕他说，有时候又害怕他不说。

他必须趁现在这个机会说，要么就永远也不说了；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感觉到了。在瓦莲卡的眼色里、在她的红晕里、在她俯视的眼睛里、在这一切表情里，都流露出痛苦的期待的神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替她很难过。他甚至感到现在什么都不说就等于侮辱了她。他在心里迅速地重温了一遍支持他决心的理由。他心里也暗暗温习了一遍他打算用来求婚的言语；但是他没有说这些话，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想法却使他问道：

“桦树菌和白菌究竟有什么区别？”

瓦莲卡的嘴唇激动得颤抖起来，当她回答说：

“菌帽上差不多没有分别，只是菌茎不同而已。”

一说完这些话，他和她就都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说出口的不会说了，他们达到顶点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了。

“看见桦树菌的根，就使人想起黑人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说。

“是的，这是真的。”瓦莲卡微笑着回答，他们散步的路线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他们开始回到孩子们那里去。瓦莲卡觉得又痛苦又羞愧，同时她又体验到一种轻松的感觉。

回到家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回忆起他所有的理由，结果发现自己最初判断错了。他不能对玛丽[41]负心。

“安静点，孩子们，安静点！”列文甚至恼怒得叫起来，一边站在妻子面前护着她，当那一群孩子欢天喜地地叫喊着迎面冲来的时候。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跟在孩子们后面，走出了树林。基蒂用不着问瓦莲卡；她从他们两个人脸上平静而有点羞愧的神情上，就明白她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喂，怎么样？”回家的路上，她丈夫问她。

“没有上钩。”基蒂说，她的笑容和说话的态度使人想起她父亲，列文常常很满意地注意到她身上这一点。

“怎么不上钩？”

“就是这样，”她说，拉住她丈夫的手，举到嘴唇边，抿紧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就像吻教士的手一样。”

“谁不上钩呢？”他笑着说。

“两方面。本来应当像这样的……”

“有农民来了……”

“不，他们看不见的。”

六

小孩们喝茶的时候，大人们就坐在凉台上，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地聊着天，虽然所有的人，特别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心里都明白曾经发生过一桩不愉快、但却非常重要的事。他们两人体验到同样的心情，就像一个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或者永远从学校里开除出去的学生感觉到的一样。所有在场的人，也感觉到发生过什么事，活跃地谈着毫不相干的题目。那天晚上，列文和基蒂觉得格外地幸福，分外地相亲相爱。他们情意缠绵的幸福，本身就含着一种使那些渴望幸福却得不到的人感到不痛快的作用，使他们觉得很难为情。

“记住我的话吧，亚历山大不会来。”老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他们在等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火车来，老公爵来信说他也许会来。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公爵夫人继续说，“他说应该让新婚夫妇清清静静地过一阵。”

“爸爸真的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没见过他的面，”基蒂说，“我们怎么能算新婚夫妇呢？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他要不来，我就要向你们告别了，孩子们。”老公爵夫人伤心地叹了口气说。

“噢，你怎么啦，妈妈！”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责难说。

“想想他是怎样的心情？哦，现在……”

突然间，老公爵夫人的声音完全出人意外地颤抖起来。她的女儿们默不作声了，交换了一下眼色。“妈妈总是自寻烦恼。”她们的眼光好像这样说。但是她们不知道，不论她同女儿们在一起有多么好，不论她觉得她多么需要在这里，但是自从他们把最后一个爱女嫁出去，家里的巢变得荒凉了的时候，她就为自己和她丈夫痛苦极了。

“什么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基蒂突然向带着神秘而郑重其事的表情站在她面前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晚饭的事。”

“噢，对了，”多莉说，“你去安排吧，我要去照料格里沙温习功课。他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是该我去上课！不，多莉！我去。”列文说，跳起来。

格里沙已经进了中学，暑假应当复习功课。在莫斯科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同她儿子一道学习拉丁文，来到列文家就规定每天至少跟他一起复习一次最难的功课——拉丁文和数学。列文自告奋勇来代替她；但是这位做母亲的有一次听列文教课，发现他没有按照莫斯科老师的辅导方法教这孩子，虽然很难为情而且极力要不得罪列文，却果断地对他表示，一定要像老师那样照着课本进行，不然还是由她自己来教的好。列文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尽父亲的职责，不亲自教育儿子，却把教育儿子的责任推给不懂教育的母亲，心里很不痛快；又因为教师把孩子教得那么糟，心里也很不痛快；但是他答应他的姨姐按照她的意思教课。因此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却照着书本来教格里沙，因此就勉勉强强，常常忘记上课的时间。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

“不，我去，多莉，你坐着吧，”他说，“我们会好好地按照课本进行的。不过斯季瓦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打猎，那时我们就要旷课了。”

于是列文找格里沙去了。

瓦莲卡对基蒂也说了同样的话。甚至在列文井井有条的幸福家庭里，瓦莲卡也能想法帮帮忙。

“我去照料晚饭，你坐着别动。”她说，起身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走去。

“好吧，好吧，他们大概找不到小鸡，那么就用我们自己的……”基蒂回答。

“我跟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商量着办吧。”于是瓦莲卡就和那老管家一道走了。

“多么可爱的姑娘啊！”老公爵夫人说。

“不是可爱，妈妈，而是多么迷人，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的人了。”

“这么说，你们以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今晚会来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显然不愿意继续谈瓦莲卡的事。“再也难以找到比这两位连襟更不相像的人了，”他带着精明的微笑说，“一个总在活动，好像水里的鱼一样总在交际场中过活；而另一个，我们的科斯佳，活跃、伶俐、非常敏感，但是一到交际场中就好像鱼儿离了水一样，要么就呆愣愣的，要么就乱跳乱动！”

“是的，他很粗心大意哩，”公爵夫人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正想请您同他讲讲，她（她指的是基蒂）万万不能留在这里，一定要到莫斯科去。他说要请个医生来……”

“妈妈，他一切都会办好，一切都会同意。”基蒂说，因为她母亲居然要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过问这种事心里很懊恼。

在谈话中间，他们听到林荫道上传来马的喷鼻声和车轮在砂砾路上行驶的辚辚声。

多莉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迎接她的丈夫，列文就已经从下面他正在教格里沙功课的房间的窗子里跳出去，把格里沙也扶下去了。

“斯季瓦来了！”列文从凉台下面呼喊。“我们已经读完了，多莉，不要担心！”他补充说，一边像个小男孩一样奔跑着去迎接马车了。

“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42]格里沙一边沿着林荫道跳跃而去，一边叫喊。

“还有个什么人和他在一起哩。一定是爸爸！”列文喊道，停在林荫道的入口，“基蒂，不要从那么陡的台阶上下来，绕点路吧。”

列文把坐在马车里的那个人当成老公爵，但是他弄错了。当他走近马车的时候，他看见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肩坐着的不是老公爵，而是一个戴苏格兰小帽、帽子后面飘舞着长长的缎带的漂亮而结实的年轻人。这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谢尔巴茨基家的姑表兄弟，彼得堡—莫斯科一个鼎鼎大名的年轻人。“一个极其出色的家伙，一个热爱打猎的人。”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介绍的时候说的。

韦斯洛夫斯基，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代替老公爵来临所引起的失望而感到不安，他同列文兴致勃勃地寒暄，提醒说他们以前见过，越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来的猎狗身上把格里沙抱进马车里去。

列文没有坐上马车，跟在后面走。列文因为那位他越是了解就越加敬爱的老公爵没有来，又因为这个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一个完全多余的陌生人竟然来了，心里有些不痛快。当列文走到门口——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已经闹哄哄地聚在那儿，——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用特别温柔和献媚的姿态吻基蒂的手的时候，他越发不痛快了。

“我和您的妻子是表兄妹[43]，而且也是老朋友。”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又紧紧地握了握列文的手。

“哦，这儿有野味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向每个人招呼，就对列文说。“我同他的野心可大得很哩。怎么，妈妈，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到过莫斯科。喂，塔尼娅，这是给你的！请到车后面去取吧。”他面面俱到地说。“你的样子多么精神，多莉，亲爱的！”他对他妻子说，又吻她的手，一只手拉着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它。

一会儿以前还处在最愉快心境中的列文，现在愁闷不乐地观望着一切，一切他都不中意了。

“他这张嘴昨天吻过谁呢？”他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他妻子那种情意缠绵的神情，沉思起来。他望望多莉，她也使他不高兴起来。

“她并不相信他的爱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真叫人讨厌！”列文沉思。

他望着一会儿以前他觉得那么和蔼可亲的公爵夫人，他不喜欢她欢迎那个戴着帽带的瓦先卡就像欢迎他到自己家里来的那副神气。

甚至那个也走到台阶上，带着一脸装模作样的友好神情来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使他很不痛快，其实列文是知道他哥哥既不欢喜又不尊敬奥布隆斯基的。

而那个带着假正经的女人[44]的神情同这位绅士结识、其实满脑子只想着怎样嫁人的瓦莲卡的那副模样，也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

但是最使人反感的是基蒂，因为她居然跟这位认为他到乡下来对人对己都是一桩大喜事的绅士谈笑风生，尤其是她报以微笑时的笑容使他很不愉快。

所有的人一边喧哗地谈着，一边都走到房里去；他们大家刚坐下，列文就扭身出去了。

基蒂看出她丈夫发生了什么事。她想抓住一个机会同他单独谈一谈；但是他匆匆地从她身边走开，说他得去帐房一趟。他老早就不像今天晚上那样把经管农业当作一桩了不起的事了。“对于他们，每天都是良辰佳节，”他想，“但是这儿可没有良辰佳节那种事，事情不能等待，不工作就无法生活。”

七

直到打发了人去请列文吃晚饭，他才回家来。基蒂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站在楼梯上，在商量开饭时摆什么酒。

“什么事这样小题大做[45]？预备照例的那种酒就行了。”

“不，斯季瓦不喝哩……科斯佳，等一等，你怎么啦？”基蒂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面说，但是他并不等待她，却无情地迈着大步走进餐室去，立刻参加以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支柱的全体的热烈谈话中去了。

“我们明天就去打猎，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我们去吧。”韦斯洛夫斯基说，移过去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侧着身子坐着，一条胖腿架在另外一条上面。

“我十分高兴，我们去吧。你今年打过猎吗？”列文对韦斯洛夫斯基说，聚精会神凝视着他的腿，可是却带着基蒂所熟悉的那种最不适合他的强颜欢笑神情。“不知道我们找不找得到松鸡，不过有很多山鹬。但是得早点去才行。你们不疲倦吗？你不是疲倦了吗，斯季瓦？”

“我疲倦了？我还从来没有疲倦过哩。我们通宵不睡吧！我们去散散步。”

“真的，我们别睡觉吧！妙极了！”韦斯洛夫斯基表示同意说。

“你可以不睡，而且也能不让别人休息，这一点我们倒是都相信的，”多莉对她丈夫说，她现在一对她丈夫说话就流露出微微讥讽的口吻，“但是按我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走啦，我不吃晚饭了。”

“不，你留一会儿，多林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他们正在吃饭的大饭桌后面移到她身边，“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呢。”

“大概，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你知道，韦斯洛夫斯基到安娜那里去过。他又要到他们那里去了。你知道，离这里只有七十里的路程。我也一定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到这边来！”

瓦先卡转移到妇女们那里去，同基蒂并肩坐下。

“啊，请说给我听听，你到过她那里吗？她怎么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他说。

列文留在桌子那一头不动，虽然不停地和公爵夫人同瓦莲卡闲谈，还是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莉、基蒂和韦斯洛夫斯基中间在进行着生动而神秘的谈话。不仅如此，他还在他妻子的脸上看到一种严肃认真的神色，当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正在有声有色地讲什么的瓦先卡的漂亮面孔的时候。

“他们那里好得很哩，”瓦先卡讲的是弗龙斯基和安娜，“自然，我不敢贸然加以判断，不过在他们家里，你感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们打算做些什么呢？”

“好像，他们冬天要去莫斯科。”

“我们都到他们那里聚会一下有多好哩！你什么时候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瓦先卡。

“我要到他们那里过七月。”

“你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

“我早就想去，我一定要去的，”多莉说，“我替她难过，我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等你走后，我一个人去，那就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了。没有你反而更好。”

“好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呢，基蒂？”

“我？为什么我要去呢？”基蒂说，整个脸都涨红了，她回头看了看她的丈夫。

“你认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吗？”韦斯洛夫斯基问她，“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呢。”

“是的。”她回答韦斯洛夫斯基，脸越发红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她丈夫身边。

“那么你明天要去打猎？”她问。

在这几分钟，特别是看见她同韦斯洛夫斯基交谈的时候弥漫在她面颊上的红晕，列文的嫉妒心更加厉害了。现在，他听着她的话，他把这些话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解释。虽然后来他想起来很奇怪，可是现在他觉得这是清清楚楚的：她所以问他去不去打猎，只是为了想知道他给不给予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这种乐趣，照他想来，她差不多已经爱上韦斯洛夫斯基了。

“是的，我要去。”他用一种自己听起来都不愉快的、不自然的腔调对她说。

“不，最好再待一天吧，要不然多莉完全见不着她的丈夫了。后天再去吧。”基蒂说。

基蒂的话里的含意现在又被列文这样曲解：“不要把我和他拆散了。你去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享受享受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交际的快乐吧！”

“噢，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再待一天。”列文带着格外和蔼可亲的神情回答。

而同时，瓦先卡一点也没有猜疑到他的到来会引起这么大的苦恼，他跟着基蒂从桌边立起身来，一边用柔情的眼光望着她微笑，跟着她走过来。

列文觉察到了这种眼光。他脸色发白，一时之间几乎喘不出气来。“他怎敢像这样望着我的妻子！”他怒气冲冲了。

“那么明天？让我们去吧！”瓦先卡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像他素常的模样架起腿来。

列文的嫉妒心越发变本加厉了。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受了骗的丈夫，一种仅仅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看成供给他们舒服生活和快乐的万不可少的必需品而已……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客客气气、殷勤周到地问了问瓦先卡有关打猎、他的猎枪、他的靴子的事情——而且同意明天就去。

幸而老公爵夫人使列文的痛苦告了一个段落，她自己立起身来，劝基蒂也去睡觉。但是列文没有逃脱掉一种新的苦恼。同女主人告别的时候，瓦先卡又想吻基蒂的手，但是她涨红了脸，缩回手去，用一种后来她母亲曾责备过她的戆直的粗鲁口吻说：

“我们家里不兴这一套。”

在列文的心目中看来，都是基蒂的过错，竟然让自己蒙受这种行为的侮辱；这样笨拙地表露出她不喜欢这一套，越发是她的过错了。

“哦，何必去睡觉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晚饭时候喝了几杯以后，正处在最愉快和最富有诗意的心境中。“你看，基蒂！”他继续说下去，指着在菩提树后升起来的一轮明月，“多么可爱呀！韦斯洛夫斯基，现在正是唱小夜曲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我们唱了一路。他有几支优美动听的情歌，两首新歌。他应该和瓦莲卡小姐合唱一曲。”

所有的人都分散开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韦斯洛夫斯基又在林荫路上徘徊了很久，可以听见他们正在唱一首新的情歌。

倾听着这歌声，列文皱着眉坐在他妻子寝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她问他怎么啦，他却固执地默不作声；但是最后，当她露出羞怯的笑容问他：“是不是韦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使你不高兴了呢？”他的感情就尽情发泄出来，把满腹心事和盘托出；而他说出的话使他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于是他就越发生气了。

他站在她面前，紧皱着的眉头下面的眼睛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两只强有力的臂膀紧抱在胸膛上，好像在竭尽全力抑制着自己。要不是他脸上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打动了她的痛苦神情，他脸上的表情一定会是严峻，甚至是冷酷的。他的下颚抽搐着，声音直打颤。

“你要明白，我并不是嫉妒：这是卑鄙的字眼。我决不会妒忌，而且我也不相信……我说不出来我的感觉，不过这是可怕的……我不嫉妒，但是我感到羞愧和耻辱，居然有人敢这样痴心妄想，居然敢用那样的眼光看你……”

“用什么样的眼光呢？”基蒂说，尽可能诚心诚意地回忆着当天晚上的一言一语和一举一动，和这一切中间含有的意义。

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在韦斯洛夫斯基随着她走到桌子那一头的时候是有些蹊跷的，但是这一点她连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就更不敢对他讲，因而更增加他的痛苦了。

“像我这种模样，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呢？……”

“啊！”他喊叫，两只手抱住头，“你还是不说的好！……那么说，要是你能吸引人的话……”

“哦，不是的，科斯佳，等一下，听我说，”基蒂说，怀着痛切的深刻同情望着他，“你还能转什么念头呢？既然对于我别的男人都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嗯，你愿意我谁也不见吗？”

在最初的一瞬间，他的嫉妒就伤了她的感情；这么一点点最纯洁的娱乐，都不许她享受，因而她很烦恼；但是现在为了使他心平气和，为了解除他所遭受到的苦恼，她不仅情愿舍弃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和可笑，”他用一种绝望的低声说下去，“他是在我家里作客，严格地说，除了他那种放荡不羁和架着腿的姿态以外，他没有做出任何不成体统的事。他认为这是最优美的姿态，因此我就得对他客客气气的。”

“不过，科斯佳，你说得太过火了！”基蒂说，因为现在他的嫉妒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她的强烈爱情而不胜欢喜。

“最糟糕的是，你，你和往常一样，而现在对我说来你是那样神圣，我们是这样幸福，幸福得不得了，可是突然间这个坏家伙……不，他不是坏家伙，我为什么要责骂他呢？我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幸福，我的和你的……为什么要……”

“你知道，我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了。”基蒂开口说。

“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我看出来我们晚饭聊天的时候你怎么看我们来的。”

“是的，是的！”列文吃惊地说。

她对他叙述他们谈论了些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列文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她苍白的、受了惊吓的面孔，突然抱住脑袋。

“卡佳，我是在折磨你！亲爱的，原谅我！这是疯狂啊！卡佳，全是我的过错。怎么可以为了这种蠢事而这样苦恼呢？”

“不，我是为你难过呢。”

“为我？为我？我可算得了什么？一个疯子罢了！但是我为什么要使你伤心呢？以为随便什么陌生人都能够破坏我们的幸福，想起来真是可怕。”

“自然啦，这就是使人感到侮辱的地方……”

“嗯，那么我要故意把他留在我们家住一夏天，同他说许许多多的客气话，”列文说，吻她的手，“你看着吧。明天……是的。不错，明天我们就走了。”

八

第二天，女人们还没有起身，猎人们的马车——一辆四轮游览马车和一辆二轮马车——就停在大门口了；而拉斯卡，从一清早就明白了他们要去打猎，心满意足地吠叫和窜跳了一阵以后，就在马车上车夫的旁边坐下来，带着激动和不满意这种拖延的神情，凝视着猎人们还没有从那里走出来的大门。最先出来的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他穿着一双齐到他肥胖大腿一半的高统皮靴，绿色的短衫上系着一条发散着皮革气息的簇新子弹带，头戴一顶缀着缎带的苏格兰帽，拿着一支没有背带的新式英国猎枪。拉斯卡跳到他身边，欢迎他，跳起来，用它自己的方式问他其余的人是不是很快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回到自己瞭望的岗位上，又沉默不响了，歪着头，竖着一只耳朵听着。终于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飞出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在空中乱跳乱蹦的黄斑猎狗克拉克，紧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人手里拿着枪，嘴里衔着雪茄烟，也走出来了。“别动，别动，克拉克！”他温柔地对那条把爪子搭在他胸膛和腹部、钩住了他猎袋的狗叫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一双生皮便鞋，打着绑腿，穿着一条破烂裤子和一件短上身，头上戴着一顶破得不像样的帽子；但是他的新式猎枪却像玩具一样的精巧，他的猎袋和子弹带，虽然破旧了，质地却非常好。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事先不懂得，真正的猎人风度——就在于穿着破旧的衣衫，但是猎具的质量却要最讲究的。他现在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破衣烂衫，而他的文雅、丰满、愉快的绅士风度却使他容光焕发，他才明白了这一点，决定下一次打猎自己也这样安排。

“喂，我们的主人怎样了？”他问。

“他有年轻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是的，那样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人。”

“他已经装束好了。大概，又跑到她那里去了哩。”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猜着了。列文又跑到他妻子那里，再一次问她是不是已经原谅了他昨天的愚蠢行为，还恳求她千万多加珍重。最主要的是离孩子们远一些，他们随时都会碰撞上她的。然后又一定要她再说一遍，他离开两天她并不生气，而且还请求她明天早晨一定派人骑马给他送一张字条，就是一两个字也好，使他知道她平安无事。

基蒂像往常一样，同丈夫分开两天是痛苦的；但是看着他那穿着高统猎靴和白色短衫，显得魁伟强壮的富有生气的身姿，和一种她所不理解的猎人的容光焕发的兴奋神情，因为他的快乐而忘记了自己的不快，快活地同他告别了。

“对不住，先生们！”他说，跑到台阶上。“早餐放进去了吗？为什么把枣骝马套在右边？哦，没有关系！拉斯卡，安静点！卧下！”

“放到牲口群里去吧，”他说，转身向着在台阶上等待他解决阉割了的小绵羊问题的牧人说，“对不起，又来了一个坏家伙。”

列文从他已经坐定了的马车上跳下来，朝着手中拿着量尺向台阶走过来的木匠走去。

“昨天你不到账房来，现在你又来耽误我了。哦，有什么事？”

“您让我再做一个转角好吗？再加三磴楼梯就行了。这一次我们会做得很合适。这样就稳当多了。”

“你早就该听我的话，”列文恼怒地说，“我对你讲过要先安装侧板，然后再嵌上楼梯。现在没法改动了。照着我的话去做，再做个新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修建厢房中木匠没有计算高度，把楼梯做坏了，因此装置停当的时候踏板全倾斜了。现在木匠想要利用旧的楼梯，再添上三级。

“这样就好得多了。”

“可是添上三级楼梯会通到哪里去呢？”

“原谅我，老爷！”木匠说，轻蔑地微笑着，“不高不矮，刚好是地方。就是说，从下面开始，”他带着令人信服的姿势说下去。“上去，再上去，一直到了那儿。”

“三级楼梯也会增加高度……但是到底会通到哪里去呢？”

“它会从底下上去，我的意思是说，会到顶上的。”木匠固执而有说服力地说。

“会到天花板底下，会到墙上去的！”

“请原谅。你看从下面开始。上去，再上去，就到地方了。”

列文取出猎枪的通条，在尘土里画了一幅楼梯的图样。

“哦，你看出来了吧？”

“随您吩咐，”木匠说，他的两眼突然炯炯放光，显然他终于恍然大悟了，“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再做一个新的了。”

“好啦，照着我的话去做吧！”列文一边坐到马车里去，一边大声说，“走吧！拉住那几只狗，菲利普！”

列文把家务和农事上一切操心的事都撇下不管，他体验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和期待的快乐，强烈得使他不想说话。而且，他体验到了所有猎人在接近猎场的时候都体验到的一种专心致志的激动情绪。要是他现在有什么心事的话，那只是他们在柯尔彭沼地里找不找得到什么野味，拉斯卡和克拉克比较起来会不会显得更强，他今天射猎得好不好等等问题而已。但愿他不要在这个生人面前丢脸就好了！但愿奥布隆斯基不会胜过他就好了！这些念头也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奥布隆斯基也体验到同样的心情，也沉默寡言。只有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住嘴地兴高采烈地唠叨着。现在，听着他说话，列文回忆起昨天待他多么不公平，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瓦先卡真是个好人，又单纯，心地又善良，而且非常有趣。如果列文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和他相遇，他们就会成为知心朋友了。列文本来有点不大欢喜他那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放荡不羁的神气。因为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戴着苏格兰小帽，其余的一切都配合得很好，看起来好像他自以为高不可攀，神气得了不得；但是因为他的善良和好教养，这些都可以原谅。他以自己的优良教育、漂亮的英语和法语，以及和列文相同的阶级出身而获得了列文的欢心。

瓦先卡对于套在左边那匹顿河草原的骏马大为叹赏。他欢喜得着了迷。

“骑着一匹草原的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该有多么美妙啊。喂！对不对呀？”他说。

他似乎把骑着草原的骏马驰骋在原野上描画成一种浪漫而富有诗意的事情，结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他的天真神情，特别是和他漂亮的脸、甜蜜的微笑、优雅的举止结合起来，是非常动人的。是韦斯洛夫斯基的天性引起了列文的好感呢，还是因为列文想补偿昨天的过错，列文只看见他身上的长处，很高兴同他在一道。

他们走了三里的光景，韦斯洛夫斯基突然寻找起雪茄烟和皮夹来，不知道是遗失了，还是丢在桌上。皮夹里有三百七十个卢布，因此决不能置之不顾。

“你知道，列文，我要骑着这匹顿河马跑回家去。那可再好也没有了。哦？”他说，已经准备爬上去。

“不，何必呢？”列文回答，估计韦斯洛夫斯基的体重一定不下于六普特，“我派车夫去吧。”

车夫骑着副马走了，列文亲自驾驭其余的一对。

九

“喂，我们的路线到底怎么样？好好对我们讲讲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计划这样：我们现在到格沃兹杰沃去，格沃兹杰沃这边是山鹬出没的沼地，格沃兹杰沃那边有极好的松鸡沼地，而且还有山鹬。现在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们傍晚就到了（大约还有二十里），我们晚上在那里打猎；在那里过一夜，明天我们就去大沼地。”

“难道一路上什么都没有吗？”

“有的，但是会耽搁我们的行程；况且，天气又很热！有两处很不错的小地方，但是什么都不见得会有的。”

列文自己很想顺路到那些小地方去，但是那些小地方距离他的家很近，随时可以来打猎，而且那些地方太小，容不下三个人打猎。因此他昧着心硬说那里什么都不见得有。到了一个小沼地的时候，他想把车子一直赶过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凭着他那双猎人的精明老练的眼睛，从大路上就看出来这块沼地。

“我们不到那里去吗？”他说，一边指着沼地。

“列文，我们去吧！多么好啊！”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恳求说，列文不能不同意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停下，两条狗就互相追逐着，飞一样向沼地奔驰而去。

“克拉克！拉斯卡！”

这些狗又跑回来。

“那儿容不下三个人。我在这儿等着吧。”列文说，希望他们除了被狗惊起的、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凄婉地哀鸣着的田凫以外，什么都找不到。

“不！列文，来吧，我们一起去！”韦斯洛夫斯基呼唤说。

“真的，太挤了。拉斯卡，回来！拉斯卡！你们不需要两条狗吧？”

列文留在马车那儿，怀着嫉妒的心情望着猎人们。他们走遍了整个沼地，但是除了小野鸡和田凫，其中有一只被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沼地里什么也没有。

“哦，你们看，并不是我舍不得让你们去这个沼地！”列文说。

“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不，无论如何，到底还是很有意思的。您看见了吗？”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手里提着猎枪和田凫笨手笨脚地爬到车里去，“我这只打得多么好啊！对不对？喂，我们不久就可以到真正的猎场了吧？”

马突然猛的一冲，列文的脑袋撞着谁的枪筒，发出了一声枪响。其实，枪声是先响的，但是列文却觉得是颠倒过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扳双筒枪的扳机时，只扳上了一个扳机，却没有扳好另一个，因此走火了。子弹射进地里，谁也没有受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摇头，谴责地对韦斯洛夫斯基笑笑。但是列文没有心思责备他。第一，他一斥责就好像是由于他脱离了危险和他头上肿起来的疙瘩而引起的；其次，韦斯洛夫斯基最初是那样天真地愁闷不乐，随后却那样温和而富于感染地嘲笑大家的惊慌，列文也就不由得笑起来了。

他们到了面积相当大而且会占去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沼地时，列文劝他们不要下车。但是韦斯洛夫斯基又说服了他。这一次沼地又很窄小，列文作为殷勤好客的主人，留在马车那里。

克拉克一到立刻向丘陵地带冲过去。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首先跟着狗跑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来得及走过去，一只山鹬就飞起来了。韦斯洛夫斯基开枪但没有打中，山鹬就飞到没有收割的草地那边去了。这只鸟还要留待韦斯洛夫斯基来解决。克拉克又发现了它，站住指出猎物的所在地，于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它，回到马车跟前。

“现在你去吧，我留下来照管马。”他说。

一种猎人的嫉妒心开始折磨着列文。他把缰绳交给韦斯洛夫斯基，就到沼地去了。

拉斯卡早就在哀怨地尖叫着，好像在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朝着列文很熟悉、而克拉克还没有到过的、可能有飞禽的一带丘陵起伏的地方直冲过去。

“你为什么不拦住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声喊。

“它不会把它们惊走的。”列文回答。他很满意他的狗，匆匆忙忙跟着它走去。

在搜索中，越接近那个熟悉的小草墩，拉斯卡就变得越发郑重其事。一只沼地的小鸟只有一瞬间分散了它的注意力。它在那个草墩前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突然浑身颤抖一下，站住不动了。

“来呀，来呀，斯季瓦！”列文喊着，感到他的心脏跳动得更厉害了；突然间，仿佛什么障碍着他紧张的听觉的东西揭开了，他失去衡量距离的能力，一切声音他听起来都很清晰，但都是杂乱无章的。他听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脚步声，却把它当成了远处的马蹄声；他听见脚下踩着的小草墩连着草根裂开的清脆的折裂声，却把它当成了山鹬展翅飞翔的声音。他也听见背后不远的地方流水的泼溅声，但是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声音。

他选择着落脚的地方，移到了狗的跟前。

“抓住它！”

在狗面前飞起来的不是松鸡，而是一只山鹬。列文举起猎枪，但是正在瞄准的那一瞬间，他听见水的泼溅声更大更近了，夹杂着韦斯洛夫斯基古怪而响亮的喊叫声。列文明明知道他瞄在山鹬后面，但是他还是开了枪。

列文看清楚了他确实没有射中，回过头来一望，看见马和马车已经不在大路上，却在沼地里了。

韦斯洛夫斯基想看打猎，就把马车赶到沼地里，于是两匹马陷在泥淖里动弹不得了。

“该死的东西！”列文暗自嘀咕，返身回到陷在泥里的马车旁边。“您为什么把车赶到这里来？”他冷淡地对他说，于是喊来马车夫，就动手卸马。

列文因为他的射击受到妨碍，又因为他的马陷在泥塘里，尤其是因为无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或韦斯洛夫斯基，都不能帮助他和马车夫卸下马具，把几匹马从泥塘里牵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一点都不懂得套马的事），心里很气恼。听见瓦先卡一口咬定这里十分干燥，列文却一声也不回答，默默地和马车夫一道操作着，为的是好把马卸下来。可是后来，到他工作得紧张热烈的时候，看见韦斯洛夫斯基那么努力而热心地抓住挡泥板拖马车，而且真的硬把它拽断了，列文就责备自己受了昨天情绪的影响，不应该对待韦斯洛夫斯基太冷淡，因此竭力用分外的殷勤来补偿他的冷淡。当一切都安排停当，马车又回到大路的时候，列文就吩咐摆早饭。

“谁的良心好！谁就有好胃口！这只小鸡会被我消化得干干净净的。”[46]已经又喜笑颜开的瓦先卡吃完第二只小鸡的时候，说了一句法国谚语。“哦，现在我们的灾难结束了；万事都会如意了。不过为了我犯的过错我应当坐在赶车的位子上。对不对？不，不，我是奥托米顿[47]。看看我怎样给你们赶车吧！”当列文请求他让马车夫去赶车的时候，他抓住缰绳不放。“不，我应当将功折罪，况且，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我觉得很舒服哩。”他就赶开车了。

列文有点害怕他把他的马折磨坏了，特别是左边那匹他不会驾驭的枣骝马；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受了韦斯洛夫斯基兴致勃勃的影响，他听韦斯洛夫斯基坐在车夫座位上唱了一路的情歌，或者他讲的故事，看见他表演按照英国方式应该如何驾驶四驾马车[48]那副样子，列文不忍心拒绝了；早饭以后，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到达了格沃兹杰沃沼地。

十

韦斯洛夫斯基把马赶得那么快，天气还很炎热，他们老早就到达了沼地。

他们到了真正的沼地，他们的目的地的时候，列文不由地盘算起怎样甩掉瓦先卡，好逍遥自在地行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也有同样的愿望，在他的脸色上列文觉察出每个真正的猎人在打猎以前都具有的那种心神专注的神情，而且还有一点他所特有的温良的狡猾味道。

“我们怎么走法？这沼地好得很，我看见还有鹞鹰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两只在苇塘上空盘旋着的大鹞鹰说，“哪里有鹞鹰，哪里就一定有野味。”

“哦，先生们，”列文带着一点忧郁的神情说，一面把长统皮靴往上提一提，一面检查着猎枪上的弹筒帽，“你们看见那片苇塘吗？”他指着伸展在河右岸一大片割了一半的湿漉漉的草地上的小小绿洲，“沼地从这里开始，就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就是那比较绿的地方。沼地从那里往右去，到那马群走动的地方；那里是草丛，有山鹬；沼地绕过那片苇塘经过赤杨树林，一直到磨坊那里。就在那里，看见吗？在水湾那儿。那地方再好也没有了。我有一次在那里打死了十七只松鸡。我们要分开，带着两条狗分道扬镳，然后在磨坊那里集合。”

“好的，不过谁往右，谁往左边去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右边的地方宽绰一些，你们俩去吧，我往左边去。”他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说。

“好极了！我们会比他打得多的。来吧，来吧！”瓦先卡响应说。

列文不得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他们刚一走进沼地，两条狗就一齐搜索起来，朝着一片浮着褐色粘沫的泥塘走去了。列文知道拉斯卡寻找的方法——谨慎而且犹豫不决；他也知道这地方，他期望看见一群山鹬。

“韦斯洛夫斯基，和我并排，和我并排走！”他沉住气悄悄地对在他后面哗啦哗啦蹚着水的同伴说，在格沃兹杰沃沼地发生了那场走火事故以后，列文不由自主地就很关心他的枪口朝着什么方向了。

“不，我不会妨碍您，不要为我操心。”

但是列文不由得沉思起来，他回忆起临别时基蒂所说的话：“当心：千万不要彼此打着了啊！”两条狗走得越来越近，互相回避着，按照各自的兽迹追逐着。列文希望发现山鹬的心情强烈得连从腐臭的泥淖里往外拔皮靴后跟的吧咂声在他听起来都仿佛是鸟鸣声，他抓住并握紧了枪托。

“砰！砰！”他听见枪声就在耳边。这是瓦先卡射击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一群野鸭，它们在射程以外老远的地方，这时正迎着这两个猎人飞来。列文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就听见了一只山鹬的鸣声，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此外还有八只，一只跟着一只地飞起来。

就在一只山鹬开始盘旋的那一瞬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它打落了，这只山鹬缩成一团落到泥泞地里了。奥布隆斯基不慌不忙地瞄准了另外一只低低地向苇塘飞来的山鹬，枪声一响，这一只也应声落下来；可以看见它从刈割了的苇塘里跳出来，鼓动着一只没有受伤的白色翅膀。

列文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只山鹬他瞄得太近，没有打中；它已经飞起来的时候他的枪跟着它转来转去，但是正这工夫另外一只从他脚下飞起来，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又没有射中。

当他们在装子弹的时候，又有一只山鹬飞起来，装好枪弹的韦斯洛夫斯基，照着水上放了两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拾起自己的两只山鹬，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列文。

“好，我们现在分开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左脚一瘸一瘸地，拿好猎枪，向他的狗吹了几声口哨，就朝一边走去了。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列文总是这样，如果头几枪落了空，他就变得又急躁又烦恼，整天都射击不好。这一次也是这样。山鹬是很多的。山鹬不住地在狗面前和猎人的脚下飞起来，列文本来可以定下心来的；但是他射击的次数越多，他在韦斯洛夫斯基面前就越觉得丢脸，而那个韦斯洛夫斯基却不管在不在射程以内都欢欢喜喜地瞎打一阵，什么都没有打中，但却丝毫不难为情。列文着了慌，沉不住气，越来越恼怒，结果弄到只顾开枪，几乎不敢存着打中什么的希望。好像连拉斯卡也感觉到这一点。它越来越懒得去寻找了，它带着似乎莫名其妙的和责难的眼光扭过头来望着这两位猎人。枪声一响跟着一响。火药的烟雾笼罩着两位猎人，但是在宽绰的大猎袋里却只有三只轻巧的小山鹬。就连这些，其中的一只还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的，还有一只是他们两人公有的。同时，从沼地对面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很频繁，但列文却觉得关系很重大的射击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听见他说：“克拉克，克拉克，叼来！”

这使列文更加激动了。山鹬不断地在苇塘上盘旋。靠近地面和空中的啼叫声不绝地从四面八方传来；以前飞起来在空中飞翔的山鹬降落在两位猎人面前。现在尖叫着翱翔在沼泽上空的鹞鹰不止是两只，而是十来只。

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跋涉了一大半沼地，来到了分成一条一条的农民的草场，草场紧连着苇塘，这两者之间的分界有的地方是一条踩坏了的，有的地方是割过了的狭长青草路。一半的地里已经收割了。

虽然在未刈割过的地里，找到野物的希望并不比在刈割过的地里多一些，但是列文既然答应了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会合，他就同自己的同伴沿着割过的和未割过的地段往前走去。

“喂，猎人们！”坐在卸了马的马车旁的农民中有一人向他们呼喊，“来跟我们一道吃点东西！喝一杯酒吧！”

列文回过头来一望。

“来吧，没有关系！”一个快活的、留着胡子的、面孔通红的农民叫着，一张口就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手里高举着一瓶在阳光下闪着光、略带绿色的伏特加酒。

“他们在说什么？”[49]韦斯洛夫斯基打听。

“他们请我们喝伏特加酒。我想他们大概分了草地。我想去喝一杯。”列文并非没有私心地说，他希望韦斯洛夫斯基会被伏特加酒吸引去。

“他们为什么要请我们呢？”

“无非是高兴高兴罢了。真的，您到他们那里去吧。您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来吧，很有趣呢。”[50]

“您去吧，您去吧，您找得到去磨坊的那条路的！”列文喊着说，他回过头来，很高兴地看到韦斯洛夫斯基弯着腰，两条疲倦的腿摇摇晃晃，伸着胳臂提着枪，从沼地里向着农民们走去。

“你也来吧！”一个农民朝列文叫着，“来吧！吃点包子！”

列文非常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片面包。他觉得浑身无力，好容易才把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由泥塘里拖出来，他犹疑了一会儿。但是猎狗指出了猎物，他的倦意马上消失了，他轻快地穿过沼地向猎狗走去。就在他的脚跟前飞起了一只山鹬；他开枪打死了它。猎狗继续指着猎物。“叼来！”在猎狗面前又飞起一只鸟。列文射击。但是那天他很不走运；他没有打中，当他去找寻他打死的鸟的时候，他找不着。他踏遍了整个苇塘，但是拉斯卡不相信他打死了什么东西，当他打发它去寻找的时候，它只是装出寻找的样子，并没有真的找寻。

列文以为自己的失败全怪韦斯洛夫斯基，但是现在他不在，情形也没有好转。这里的山鹬也很多，但是列文一只跟着一只地打不中。

斜阳的余晖还很热；他的衣服被汗湿透了，紧紧黏在身上；左脚的靴子里面灌满了水，沉甸甸的，一走一噗哧；一滴滴汗珠顺着被火药粉弄脏的脸淌下来；嘴里发苦，鼻子里闻着一股火药和铁锈味，耳朵里萦绕着毫不停息的山鹬的鸣声；枪筒连摸都摸不得，太烫了；他的心脏急促而迅速地跳动着；他的双手兴奋得直颤抖，疲倦不堪的双腿跌跌绊绊，勉勉强强走过草墩和泥塘；但是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射击。最后，在一次可耻的失误以后，他把猎枪和帽子掼到地上。

“不，我必须冷静一下。”他沉思着，拾起猎枪和帽子，喊拉斯卡跟着他，走出了沼地。当他到达干燥的地方，他坐在一个小草墩上，脱下皮靴，把皮靴里的水倒出去，随后又回到沼地，喝了一点腐臭的水，把滚烫的枪筒浸湿了，洗了洗手和脸。当他觉得神清气爽，他又返回一只山鹬歇落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再也不要操之过急了。

他想要沉着，但是事情还是跟从前一样。他还没有瞄准，手指就扳了枪机。事情越来越糟了。

当他走出沼地往他约好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碰头的赤杨树林走去的时候，他的猎袋里只有五只鸟。

他还没有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看到他的猎狗。克拉克从一株赤杨树翻起的树根下跳出来，它被沼地的臭泥弄得浑身漆黑，带着一副胜利者的神气同拉斯卡碰鼻子。在克拉克后面，一株赤杨的树荫下，出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魁伟雄壮的身姿。他满面红光，流着汗，衬衫的领子敞着，还像从前那样一跛一瘸地，迎着列文走来。

“哦，怎么样？你打了很多哩！”他带着愉快的微笑说。

“你呢？”列文问。但是用不着问，因为他已经看到那只装得满满的猎袋。

“还不错！”

他有十四只鸟。

“真是好极了的沼地！一定是韦斯洛夫斯基妨碍了你。两个人合用一条狗是不方便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话来冲淡自己的胜利。

十一

当列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达列文经常投宿的那家农民的木屋时，韦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草房中间，两手扶住一条长凳，有一位兵士——女主人的兄弟——在替他脱粘满泥土的靴子，而他正发出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我刚刚才到哩。他们真有意思！[51]您想想看，他们给我吃的，给我喝的。多么好的面包，真妙！可口极了！[52]还有伏特加……我从来也没尝过比这更可口的酒！他们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而且还不住地说：‘请你多多包涵’，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收钱？您要知道，他们是在款待您哩！难道他们是卖伏特加的吗？”那个兵士说，他终于把一只湿漉漉的皮靴连着变得漆黑的袜子一齐脱下来了。

虽然木屋里很肮脏，被猎人们的皮靴弄得到处都是泥泞，而两条肮脏的狗正在舐自己的身体；虽然屋里充满了沼地和火药的气息；而且没有刀叉，但是猎人们那么津津有味地喝茶、吃晚饭，只有打猎的人才领略得到这种滋味。他们梳洗干净就到为他们打扫好了的干草棚去了，那里马车夫已经替老爷们铺好了床。

虽然已经暮色苍茫，但是猎人们谁也不想睡。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和谈论了一阵打猎、猎狗和别的打猎团体的轶事以后，谈话就落到三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上。由于瓦先卡再三地称赞这种极有风趣的过夜方法，赞美那干草香味，那一辆破马车（他觉得这辆车是破的，因为前轮拆掉了），那招待他喝伏特加酒的农民的好心，以及那两条卧在各自主人脚下的猎狗，于是奥布隆斯基也就讲起他去年夏天在马尔图斯的庄园里狩猎的乐趣。马尔图斯是著名的铁路大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起马尔图斯在特维尔省租赁的沼地多么好，保护得多么周到，又讲起猎人们驾驶到那里的马车和狗车有多么讲究，搭在沼地旁的饮宴帐幕有多么豪华。

“我不明白你，”列文说，从草堆上抬起身子，“这些人你怎么会不厌恶？我知道摆着红葡萄酒的宴席是很惬意的，但是难道这种奢华的排场你就不厌恶吗？所有这些人，像以前的酒类专卖商一样，凭着一套人人都瞧不起的手腕发财致富，别人的轻蔑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后来，又用他们这笔不义之财来收买人心。”

“完全正确！”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附和说，“完全正确！奥布隆斯基自然是出于好心[53]才这么说的，可是别人会说：‘哦，奥布隆斯基也去了……’”

“一点也不对！”列文听见奥布隆斯基含着微笑说，“我简直不认为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贵族坏。他们都是靠着劳动和智慧发财致富的。”

“是的，但是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投机倒把还叫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如果没有他或者类似他的人，就没有铁路了，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

“但是这种劳动并不像农民和学者的劳动。”

“就算你说得不错，但是他的活动得到了结果——铁路，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但是你却认为铁路毫无用场。”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承认它是有用的。不过凡是和付出的劳力不相称的赢利都是不义之财。”

“但是这种比例由谁来定呢？”

“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投机取巧而获得的利润都是不正当的。”列文说，意识到他不能明确地划出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分界线；“就像银行的赢利一样，”他继续说下去，“大笔财产不劳而获，这是罪恶，就像在酒类专卖那时候一样，只是方式改变了。国王死了，国王万岁！[54]专利权刚刚废除，铁路和银行就出现了：这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手段。”

“是的，你说的这一切也许是正确而聪明的……卧下，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而且在草堆上转来转去的猎狗喝道，显然他很相信自己立论的正确，因此显得镇静和从容。“但是你还没有划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劳动之间的界线。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科长多，虽然他办事比我高明得多，这是不正当的吗？”

“我不知道！”

“哦，那么我告诉你吧：你在经营农业上获得了，假定说，五千多卢布的利润，而我们这位农民主人，不管他多么卖劲劳动，他顶多只能得到五十卢布，这事正和我比我的科长收入得多，或者马尔图斯比铁路员工收入多一样的不正当。反过来，我看出社会上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道理的敌视态度，我觉得其中含着嫉妒的成分……”

“不，这话不公平，”韦斯洛夫斯基说，“怎么能扯到嫉妒上去，这种事的确有些不干不净。”

“不，听我说！”列文插嘴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才得到五十卢布，是不公平的：不错。这是不公平的，我也感觉到，不过……”

“果然不错。为什么我们又吃、又喝、又来打猎，无所事事，而他却永远不停地劳动呢？”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因此说得十分诚恳。

“是的，你感觉到了，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的产业让给他。”奥布隆斯基说，仿佛故意向列文挑衅一样。

最近这两位连襟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隐秘的敌对关系，好像自从他们和那两姊妹结了婚，他们中间就发生了较量谁更善于处理生活的敌对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就在他们辩论中所采取的攻击个人的口吻上表现了出来。

“我没有给人，因为谁也没有跟我要过，就是我愿意的话，我也不能给，”列文回答，“况且，也没有人可给。”

“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的。”

“是的，但是我怎么给他呢？跟他去订让与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相信你没有权利……”

“我一点也不相信。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让出去，我觉得我对我的土地和家庭负着责任。”

“不，听我说；如果你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呢？”

“我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消极地，就是说，我不设法扩大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

“不，请原谅我！这是自相矛盾的话。”

“是的，这是强词夺理的解释。”韦斯洛夫斯基插嘴说。“哦！我们的主人，”他对那位打开吱吱作响的仓库的门走进来的农民说，“怎么，你还没有睡觉？”

“不，我怎么能睡呢？我以为老爷们已经睡了哩，但是听见你们还在谈话。我要拿一把钩镰。它不咬人吗？”他补充说，一面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

“你到哪里去睡觉呢？”

“我们今天夜里要去放马。”

“啊，多美的夜色呀！”韦斯洛夫斯基说，一边凝视着从打开的仓房门框里射进来的朦胧晚霞中隐约可辨的小屋角落和卸了马的马车。“听听，这是女人们唱歌的声音，唱得还真不坏哩。谁在唱，我们的主人？”

“附近的丫头们。”

“我们去散散步吧！要知道，我们反正也睡不着。奥布隆斯基，走吧！”

“要是能够又躺着又出去就好了！”奥布隆斯基欠伸着回答，“躺着不动真舒服啊。”

“哦，那我就一个人去，”韦斯洛夫斯基说，敏捷地爬起来，穿上皮靴，“再见，先生们！如果有趣的话，我就来叫你们。你们请我来打猎，我忘不了你们。”

“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对不对？”当韦斯洛夫斯基走出去，农民跟着掩上身后的房门时，奥布隆斯基说。

“是的，很可爱。”列文回答，一边还在思索他们刚才讨论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这两位相当聪明而且诚恳的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说他用强词夺理的话聊以自慰。这使他心里很难受。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承认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就承认你在享受不公正的特权，像我一样，尽情享受吧。”

“不，如果这是不公道的，那么就不能尽情地享受这种利益；至少我不能够。对于我，最主要的，是要觉得问心无愧。”

“怎么样，我们真的不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显然厌倦了这种心理上的紧张，“你要知道，我们睡不着的。真的，我们去吧！”

列文一声不答。他在刚才的谈话中说他的所做所为在消极意义上是公正的，这句话盘据在他的心头。“难道消极地就可以算公正吗？”他问自己。

“新鲜干草味多么大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坐起来，“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瓦先卡在那里搞什么花样呢。你听见笑声和他的声音吗？不去吗？我们去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

“难道你这也是按照原则办事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上带着微笑说，一边在黑暗里摸索自己的帽子。

“并不是按照原则办事，不过我为什么要去？”

“可是你知道，你在自找苦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找着了他的帽子，于是站起身来。

“何以见得？”

“难道我看不出你和你妻子相处得怎么样吗？我听见你们讨论你去不去打两天猎的事，好像讨论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样。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插曲倒也不坏，但是不能这样一辈子。男子汉应当独立不羁——男人有男人的兴趣。男人应当刚强果断。”奥布隆斯基说，打开门。

“这是什么意思？去跟使女调情吗？”列文盘问说。

“如果有趣，为什么不去？这不会引起严重后果。[55]对我的妻子没有害处，对于我却是一场快活。主要的是要维护家庭的神圣！在家里决不搞这种事情。但是也用不着束手束脚啊。”

“也许如此！”列文冷冷地说，翻过身侧卧着，“明天一早就得动身，我谁也不惊动，天一亮就走。”

“先生们，快来！”[56]传来转回来的瓦先卡的声音，“真美！[57]这是我的大发现！真美！一个十全十美甘泪卿[58]型的人物，我已经和她结识了，真的，美极了！”他说话时那副赞不绝口的神气，好像是为了他才特地把她创造得这样优美动人，他很满意为他准备好这种绝世佳人的造物主。

列文假装睡着了，可是奥布隆斯基穿上鞋子，点上一支雪茄，就由仓库里走出去，他们的声音不久就消失了。

列文好久不能入睡。他听见马群咀嚼干草的声音；以后房东和他的长子如此收拾停当，骑着马夜里去放青；随后又听见那个兵士怎样同他外甥——房东的小儿子——在仓库另外一头安顿下来睡觉；听见那男孩怎样用战栗的声音对他舅舅讲他对狗的印象，男孩觉得它又庞大又可怕；随后男孩怎样盘问这些狗要去捉什么，兵士怎样用沙哑、睡意矇眬的声音对他讲，明天猎人们要去沼地打猎，随后为了不让小男孩再往下问又补充说：“睡吧，瓦夏，睡吧，不然你可小心点！”不久兵士自己就发出了鼾声，于是万籁俱寂，只听见马群嘶鸣和山鹬的啼声。“难道仅仅消极就行了？”列文在心里暗暗重复这句话。“喂，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过错。”于是他开始想着明天。

“明天我一清早就走，一定不要太急躁。有无数的山鹬。还有松鸡哩。我回来的时候，基蒂的信就来了。嗯，斯季瓦也许是对的：我对她缺乏丈夫气概，我变得优柔寡断了……哦，怎样办呢！又是消极地！”

睡意矇眬中他听见欢笑声和韦斯洛夫斯基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兴高采烈的谈话声。他睁开了一下眼睛：一轮明月已经升上来，在被升起的月亮照耀得光明灿烂的敞着的门口，他们正站着聊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讲少女的鲜艳娇嫩，把她譬喻作新剥出壳的鲜核桃；而韦斯洛夫斯基又发出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想必是在重复一个农民对他说的话：“你最好还是想法讨个老婆吧！”列文半睡半醒地咕噜说：

“先生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说完就睡着了。

十二

黎明醒来，列文试着唤醒他的同伴们。瓦先卡俯卧着，一只穿着袜子的脚伸出去，睡得那么香甜，要想使他回答一声是绝对不可能的。半睡半醒的奥布隆斯基这么早一动也不肯动。连蜷缩着睡在干草堆角落里的拉斯卡也不大愿意起来，它懒懒地先伸直并且站稳了一条后腿再伸另外一条。列文穿上皮靴，拿了猎枪，小心翼翼地打开吱吱作响的仓库大门，走到大街上。马车夫睡在车旁，马群也在打瞌睡。只有一匹马在无精打采地嚼燕麦，喷着鼻息，把燕麦弄得满马槽边上都是。外面的天色还是阴暗的。

“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亲爱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由木屋里出来，像对交情很深的老朋友那样友好地说。

“我去打猎，老大娘。我可以打这条路到沼地去吗？”

“顺着房子后面一直走；经过我们的打谷场，亲爱的，再穿过大麻地，那里有一条小路。”

老妇人小心地迈动她那晒得黑黝黝的赤脚，给列文带路，并且给他打开打谷场的栅栏门。

“一直走，你就会走到沼地。昨天夜里我们家的孩子们赶着牲口到那里去了。”

拉斯卡快活地顺着小路奔跑，列文迈着迅速而轻快的步子紧跟在后，不住地观望天色。他希望在他没有到达沼地之前，太阳不要出来。但是太阳却不迟延。月亮，在他刚出门的时候还放射着光辉，现在却只像一块水银似的闪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远处黎明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要细细找寻才能发现；原先遥远田野上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麦。太阳出来以前还看不见、已经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苎麻上的露珠，沾湿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明显的静寂中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得见。一只蜜蜂从列文的耳边飞过，呼啸着像一颗子弹。他仔细观看，看见还有第二只、第三只。它们由养蜂场的篱笆后面飞出来，飞过苎麻田，在沼地那边消失了踪影。羊肠小径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从上面升起的雾气辨认出来，有的地方雾浓些，有的地方雾淡些，因此芦苇和柳树林看起来仿佛是在云雾中摇曳的岛屿。在沼地边上和大路上，躺着夜里放牧马群的小伙子们和农民们，身上盖着衣服，黎明时全都睡着了。离他们不远，有三匹脚拴在一起的马在走来走去。有一匹把脚链弄得啷作响。拉斯卡在它主人旁边走着，恳求让它跑到前面去，四下张望着。列文走过睡着的农民们身边，到了头一处苇塘的时候，检查了一下枪上的信管筒，放了猎狗。有一匹饲养得肥壮光滑的三岁口的栗色马，一看见猎狗就惊了，撅着尾巴喷着鼻子。其余的马也惊了，拴在一起的脚蹚过塘水，蹄子从浓泥浆里拔出来，哗啦哗啦地响着，挣扎着跳出泥塘。拉斯卡站住不动了，带着讥笑的神情盯着马群，询问似的望望列文。列文拍拍拉斯卡，吹了一声口哨，作为它现在可以开始行动的信号。

拉斯卡又快活又焦虑地跑过它脚下动荡不定的泥泞地。

拉斯卡一跑进沼泽，马上就在它所熟悉的根茎、水草、烂泥和它所不熟悉的马粪味中，嗅出了弥漫在整个地区的飞禽气息，这种强烈的飞禽气息比什么都刺激得它厉害。在藓苔和酸模草中间，这种气息非常强烈；但是不能断定哪里浓些哪里淡些。要弄清楚这一点，它必须顺着风走远点。拉斯卡简直觉不出自己的腿在移动，脚不点地地狂奔着，用这种跑法，在必要时可以一跃而停，它向右方跑去，远远避开日出以前东方吹来的微风，然后转身朝上风前进。它张大鼻孔吸了一口空气，立时发觉不但有气息，而且它们本身就在那里，就在它面前，不止一只，而且有好多只。它放慢了脚步。它们在那里，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它还不能断定。为了断定地点，它开始兜圈子，突然间它主人的声音转移了它的注意力。“拉斯卡！这里！”他说，向它指着另一边。它站住不动了，仿佛在询问是否还是照它开始那样做的好。但是他声色俱厉地把这命令重复了一遍，一面指着什么也不可能有的一堆被水淹没的小草墩。它听从了，为了讨他喜欢起见，它装出寻找的模样，绕着草墩走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立刻又闻到它们的气味。现在，当他不再打扰它的时候，它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看看自己脚下，使它烦恼的是给大草墩绊了一跤，跌到水里，但是用它柔韧有力的脚爪克服了这种困难，它开始兜圈子，好把一切都弄明白。它们的气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地飘送过来，突然间它完全明白了这里有一只，就在草墩后面，在它前面五步远的地方，它站住不动，浑身都僵硬了。因为腿太短，前面什么它都望不见，但是它由气味闻出了它离开不到五步远。它站住不动，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且以这种期待为莫大的乐事。它僵硬的尾巴撅得笔直，只有尾巴尖在战栗。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两耳竖着。它奔跑的时候一只耳朵倒向一边，它沉重地、但是谨慎地呼吸着，与其说扭过头去，不如说斜着眼睛，更谨慎地回顾它的主人。他带着它看惯的脸色和老是那样可怕的眼神，跌跌绊绊地越过草墩，但它觉得他走的慢得出奇。它觉得他走得慢，其实他是在跑着。

他注意到拉斯卡奇特的寻觅姿态，身子几乎整个贴着地面，好像在拖着后腿大步前进，而且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他明白它给山鹬吸引住了，在向它跑去的时候，他心里默祷着成功，特别是在这头一只鸟上。走到它身边，他以居高临下的地位朝前面望过去，他的眼睛看到了它的鼻子嗅到的东西。在草墩中间的空地上，他看见一只山鹬。它扭着脑袋，留神细听。它刚刚展了展翅膀就又收拢了，它笨拙地摆了摆尾巴，就在角落里消失了。

“抓住它，抓住它！”列文喊叫，从后面推了推拉斯卡。

“不过我不能去，”它暗自寻思，“我往哪里去呢？从这里我嗅得到它们，但是如果我往前动一动，我就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什么东西了。”但是他又用膝盖推撞了它一下，用兴奋的低声说：“抓住它，拉斯卡，抓住它！”

“好吧，若是他要这样，我就这么办，不过现在我不能负什么责任了。”拉斯卡想，猛地用全速力向前面的草丛中间冲过去。现在它什么也闻不到了，只是莫名其妙地看一看听一听而已。

距离原来的地方十步远，带着一阵山鹬所特有的咯咯的啼声和拍击翅膀的响声，一只山鹬飞起来了。紧跟着一声枪响，它扑通一声白胸脯朝下跌落在湿漉漉的泥淖里。另外一只，没等猎狗去惊动就在列文后面飞起来。

等列文扭过身子，它已经飞远了。但是他的子弹射中了它。第二只山鹬飞了二十步的光景，斜着飞上去，又倒栽下来，像抛出去的球一样连连翻了几个斤斗，就扑通一声落到干地上。

“这就一帆风顺了！”列文想，把还有暖气的肥山鹬放到猎袋里，“哦，亲爱的拉斯卡，会一帆风顺了吧？”

列文又上好子弹，动身往远处去，太阳虽然还被乌云遮着，但是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片云朵，在天空中闪着微光；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沼泽的鸟在那露珠闪烁、长长的影子投在溪边的树丛里骚动起来。一只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扭到这边一会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搔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有个小孩跑到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这里还有野鸭哩！”他冲着他喊叫，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走。

列文在那个赞不绝口的小男孩面前一连打死了三只山鹬，因此觉得加倍地高兴。

十三

如果第一只飞禽或者走兽没有被放过，那么一天都会万事如意，猎人这种说法果然不错。

又疲倦，又饥饿，又快活，列文在早晨十点钟，跋涉了约莫三十里的光景，带着十九只血淋淋的野味，腰带上还系着一只野鸭（因为猎袋里已经没有容纳的余地），就返回寄宿处去了。他的同伴们早就醒了，并且早就觉得饥饿，已经吃过早餐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是十九只。”列文说，第二次又数起那些山鹬和松鸡，它们已经没有飞翔时的神气活现的姿态，缩作一团，干蔫了，身上凝着血块，脑袋歪到一边。

数目是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嫉妒使列文非常高兴。他一回到寄宿处，就发现基蒂派来的信差已经送信来了，因此更加高兴。

我十分健康，很快活。若是你为我担心，现在你可以比以前更放心了。我有个新护卫，就是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这是一个接生婆，在列文家的家庭生活中是一个新的重要人物）。她来探望我，发现我十分健康。我们留她住到你回来的时候再走。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健康，你千万不要太着急，如果打猎很顺利，那么再逗留一天也行。

这两桩喜事，他成功的游猎和妻子的来信，使他非常痛快，以致后来发生的两桩煞风景的小事列文也就马马虎虎地放过了。一桩事情是那只栗毛副马，昨天显然是劳累过度，不吃草料，显得无精打采。车夫说它累坏了。

“昨天把马累得精疲力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啊哟，毫无道理地赶了十里路！”

另外一桩扫兴的事——最初曾破坏了他的愉快心境，可是随后又使他笑了很久的——是这样：基蒂准备得那么丰富的、似乎一个星期也吃不完的食物，居然一点不剩了。列文打完猎又累又饿地回来，历历在目地想着肉馅饼，以致他走近寄宿舍的时候仿佛已经闻到香味，尝到了那种滋味——就像拉斯卡嗅到了野味一样——立刻就吩咐菲利普去拿来。哪知道不但没有肉馅饼，连烧鸡都没有了。

“他的胃口真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笑指着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我并没有食欲不振的毛病，但是他的胃口可真惊人哩……”

“嗯，没有办法！”列文说，一面不高兴地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菲利普，那么给我拿些牛肉来吧！”

“牛肉吃光了，骨头喂了狗。”菲利普回答。

列文气得发火说：

“哪怕给我留下一点也好啊！”他像要哭出来了。

“那么收拾点野味，放上点荨麻，”他用发颤的声音对菲利普说，极力不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至少得给我要点牛奶。”

后来，他喝足了牛奶的时候，觉得对生人露出厌烦很不好意思，开始嘲笑自己饿得那副凶相。

傍晚他们又出去打猎，韦斯洛夫斯基也打了好几只飞禽，夜里就动身回家了。

归途上他们也像来的时候那样兴高采烈。韦斯洛夫斯基一会唱歌，一会津津有味地回忆他在农民家里的猎奇事件，他们请他喝伏特加，而且对他说：“请多多包涵”；一会又回想起那一夜的猎奇事件、游戏、使女和一位农民，那农民问他结过婚没有，听说没有，就对他说：“不要羡慕别人的老婆，还是自己想办法娶一个好。”这些话使韦斯洛夫斯基觉得特别有意思。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我非常满意。您呢，列文？”

“我也非常满意哩。”列文诚心诚意地说，他尤其高兴的是他不像在家里那样，不仅对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怀着敌意，而且反倒对他抱着很大的好感。

十四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的光景，列文巡视过农庄，就敲敲瓦先卡寝室的房门。

“请进！”[59]韦斯洛夫斯基大声说，“对不起，我刚刚结束淋浴[60]哩。”他微笑着说，只穿着一件衬衣站在列文面前。

“请不要客气，”列文坐到窗口，“您睡得好吗？”

“睡得就像死人一样。今天是多么好的打猎日啊！”

“您要喝什么呢，茶，还是咖啡？”

“两样都不要。我要吃早点。我实在很难为情，我想夫人们已经起来了吧？现在去散散步就好极了。让我看看您的马吧。”

他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参观了马厩，甚至还一齐在双杠上做了一会体操以后，列文陪着客人回到家里，同他一齐走进客厅。

“打猎打得好极了，有那么多新的感受！”韦斯洛夫斯基说，向坐在茶炊旁边的基蒂走过去，“可惜妇女享受不到这种乐趣！”

“嗯，这又有什么呢，他总得跟女主人寒暄几句。”列文自言自语。他又觉得这位客人同基蒂说话时流露出的微笑和得意扬扬的表情里有点蹊跷……

同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在桌子那一头的公爵夫人，把列文招呼到自己跟前，同他谈着为了基蒂生产迁移到莫斯科去住和准备房子的问题。对于列文，正像结婚时各种各样琐琐碎碎的准备，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庄严性，反而使他很不痛快那样，现在为了那屈指就要来临的生产而做的准备使他越发不痛快了。他总是极力不听她们谈论用襁褓包裹未来的婴儿的最好方法，总是极力扭过头去不看多莉所特别看重的那种神秘、没完没了的、编织绷带和麻布三角巾的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已经有了希望的、而他却还是不能相信的儿子（他确信是个儿子）的降生，这件事是那么离奇，以致他一方面觉得是莫大的、因而是不可能获得的幸福；而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此这种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强不知以为知，因而把它当作人间的什么平凡的、人为的事情来作种种准备，他觉得是一种岂有此理和侮辱人的事。

但是公爵夫人不了解他这种心情，认为他的不闻不问是粗心大意和漠不关怀，因此不容他安静一下。她委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去看一幢房子，现在就把列文招呼过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哩，公爵夫人。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说。

“你得决定一下什么时候搬家。”

“我真不知道。我知道千千万万的婴儿没去莫斯科，也没请医生，但是也生下来了……那么为什么……”

“哦，假如这样……”

“噢，不！照基蒂的意思办吧。”

“但是这事不能跟基蒂谈呀！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我吓坏她吗？今年春天，纳塔利·戈利岑娜就是因为请了个庸医死掉的。”

“您说怎么着，我就怎么办。”他愁眉不展地说。

公爵夫人开始对他讲，但是他并不去听她的话。虽然同公爵夫人的这场谈话使他心乱如麻，不过他闷闷不乐倒不是因为这场谈话，而是由于看到茶炊旁边那种情景的缘故。

“不，不可能的。”他沉思着，有时望望瓦先卡，后者正带着动人的微笑探着身子凑近基蒂说些什么，有时望望满面绯红、神情激动的基蒂。在瓦先卡的姿态上，在他的眼色和微笑里有些不纯洁的地方，甚至在基蒂的姿态和眼色里列文也看出一些不纯洁的地方。他的眼睛又黯淡无光了。他又像以前一样，突如其来地，丝毫没有变化，他觉得自己从幸福、宁静和尊严的绝顶被扔到绝望、怨恨和屈辱的深渊里。他又觉得一切人和一切事情都是讨厌的了。

“那么，公爵夫人，您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他说，又扭过头去观察。

“莫诺玛赫冠是沉重的！”[61]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他开玩笑说，显然不仅暗指公爵夫人的话，而且也针对他观察到的列文激动的原因。“你今天多么晚呀，多莉！”

大家都起来迎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瓦先卡站了一站，带着现代青年人所具有的那种对待妇女缺少礼貌的特色，只欠了欠身，就又说笑起来。

“玛莎可把我折磨坏了。她睡不好，今天早晨淘气极了。”多莉说。

瓦先卡和基蒂所谈的话题像昨晚一样，又涉及安娜以及爱情是不是超然物外的问题上去了。这种话题基蒂很不喜欢，使她心烦意乱，一方面由于话题的本身，一方面由于谈话的腔调，特别是因为她已经了解这对于她丈夫会有多大影响。但是她太单纯太天真了，不知道怎样来打断这种议论，甚至也不知道怎样来掩饰由于这位年轻人露骨的殷勤而引得她流露出来的欣慰神情。她想结束这场谈话，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她做什么，她知道，她丈夫都会注意到的，都会往坏处想。果然，当她问多莉玛莎出了什么问题，而瓦先卡等待着这场他觉得索然无味的谈话快快结束，漠不关心地望着多莉的时候，列文觉得她的问题是不自然的，狡猾得使人作呕。

“怎么样，我们今天去采蘑菇吗？”多莉说。

“去吧，我也要去哩。”基蒂说，脸涨得通红。为了礼貌的关系，她想问瓦先卡去不去，但是忍住了没有问。“哪里去，科斯佳？”当她丈夫迈着坚决的步子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带着羞愧的神情问。这种愧疚的神色证实了他所有的猜疑。

“我不在的时候机械师来了，我还没有见着他。”他说，望都不望她一眼。

他走下楼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出书房，就听见妻子熟悉的脚步声迈着不小心的疾速步伐紧跟着他出来了。

“什么事情？”他冷冷地问她，“我们忙得很。”

“对不起，”她对那位德国机械师说，“我有几句话要跟我丈夫谈谈。”

德国人刚要走开，但是列文对他说：

“请放心好了！”

“火车是三点钟吗？”德国人问，“我决不能误了车。”

列文不答腔，就同他妻子走出去了。

“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用法语问。

他不望着她的脸，也不愿意注意她处在怀孕的状况下，整个脸都在抽搐，流露出逗人怜爱、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我要说，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这简直是受罪！”她低声说。

“饭厅里有仆人，”他怒冲冲地说，“别大吵大闹。”

“那么，这边来吧！”

他们站在过道里。基蒂想要走进隔壁的房里去，但是英国女家庭教师正在那里教塔尼娅功课。

“哦，到花园里去吧。”

在花园里他们碰见一个打扫小径的农民。也顾不得那位农民会看见她脸上的泪痕和他激动的神色，也顾不得他们那副样子像逃难人一样，他们飞似地往前走，觉得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说个清楚，把一切误会都解释开，一定要单独待一会，借此摆脱掉两个人都遭受到的痛苦。

“决不能这样过下去！这是受罪！我痛苦，你也痛苦。为了什么呀？”在他们终于到了菩提林荫路的角落上的清静长凳旁的时候，她说。

“不过你倒跟我说说：他的声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成体统、不正经、下流得可怕的地方？”他说，又带着那天晚上的姿势，两只拳头紧按在胸膛上，站在她面前。

“有的，”她用颤栗的声音说，“不过，科斯佳，难道你真看不出不是我的过错吗？我从早晨就想采取一种……但是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呢？过去我们多么幸福！”她说，因为那种使她膨胀身体战栗不已的呜咽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园丁惊异地看到，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追赶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逃避，而且在那条长凳上也不可能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可高兴的事，但是，他们走过他身旁回家去的时候脸上却是又平静又开朗的。

十五

列文把妻子送上楼以后，就到多莉的房里去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天也苦恼得不得了。她在屋里踱来踱去，对站在角落里号啕大哭的小女孩怒冲冲地说：

“罚你在角落里站一天，罚你一个人吃午饭，一个娃娃也不让你看到，一件新衣服也不给你做。”她数落着，不知道怎样处罚她才好。

“唉哟，她真是讨人厌的孩子哩！”她对着列文说，“她这种坏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

“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呀？”列文相当冷漠地问。他本来想和她商量自己的事，因此很懊悔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她跟格里沙到覆盆子树那里，在那里……她做的事我都不好说出口。艾略特小姐[62]没来真叫人遗憾万分。这一个什么都不照管，像一架机器……真想不到，这孩子[63]……”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起玛莎的罪状来。

“那又算得了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习惯，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列文安慰她说。

“但是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你来做什么？”多莉问，“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从这问题的声调列文听出来，他可以畅所欲言地说出他心里想要说的话。

“我没有在那里，我同基蒂到花园里去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口角了，自从……斯季瓦来了以后。”

多莉用聪明而通达事理的眼光盯着列文。

“哦，你说说，凭着你的良心，有没有……不是基蒂那方面，而是在这位先生的举动上，有没有使做丈夫感到不痛快，不是不痛快，而是可怕和侮辱的地方呢？”

“你是说，我怎么说才好呢……站住，站在角落里！”她对玛莎说，她看见她母亲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就转过身来。“社交界的人会说，他的行径和所有的青年人的行径一样。他在向年轻貌美的妇女献殷勤，[64]而一个社交界的丈夫只会因此觉得受宠若惊哩。”

“是的，是的，”列文郁闷地说，“但是你觉察出来了？”

“不单我，斯季瓦也看出来了。喝过茶以后他坦白地对我讲：我想，韦斯洛夫斯基在向基蒂献小殷勤哩！[65]”

“噢，对了，现在我放心了。我要把他赶走。”列文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发疯了？”多莉大吃一惊，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科斯佳，想想吧！”她笑着说。“你现在可以到芬妮那里去了。”她对玛莎说。“不，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告诉斯季瓦。他会把他带走的。就说你们家要来客人就行了。总而言之，他在我们家很不合适。”

“不，不，我自己来办。”

“但是你会吵起来吧？……”

“决不会的。这对我会是一桩乐事。”列文的眼睛里果真闪耀着愉快的光芒说。“哦，饶了她吧，多莉！她不会再犯了。”他替那个没有到芬妮那里去，迟疑不决地站在她母亲面前，皱着眉头等待着，极力想迎住她目光的小犯人求情说。

母亲望了她一眼。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把脸埋藏在她母亲的裙子里，多莉把自己瘦削而柔弱的手放在她头上。

“他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列文一边沉思，一边去找韦斯洛夫斯基。

他穿过前厅的时候，吩咐套上轿车，赶到车站去。

“昨天轿车的弹簧断了。”仆人回答说。

“那么就套上二轮马车，不过要赶快。客人在哪里呢？”

“他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列文找到瓦先卡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皮箱里的东西，摊开了新的情歌，正在打绑腿，准备骑马去。

是列文的脸色有些异样呢，还是瓦先卡自己意识到他所发动的那种小小的献殷勤[66]在这家庭里很不得当，列文一进来，他就有点（像社交界的人所容许有的程度）不好意思了。

“您打绑腿去骑马吗？”

“是的，这样利落多了。”瓦先卡说，把一只胖腿放在椅子上，扣上下面的钩子，愉快而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他无疑是个好脾气的人，列文一看见流露在瓦先卡脸上那种羞怯的表情，因为自己是做主人的，就替他难过起来，而且不胜惭愧。

桌上摆着半截手杖，这是他们早晨做体操的时候，试着扶正弯曲了的双杠而搞断了的。列文拾起这截断了的木棍，动手扯下棍头上四分五裂的碎片，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我想要……”他停下不作声了，但是突然间想起基蒂以及发生过的一切纠葛，于是坚定不移地正视着他说：“我吩咐给您套好了马车。”

“怎么回事？”瓦先卡大惊失色地开口说，“要到哪里去？”

“送您到火车站去，”列文郁闷不乐地说，把手杖上的碎片拧掉了。

“您要走呢，还是出了什么事？”

“碰巧我家要来客人，”列文说，用他强有力的手指越来越快地扯掉手杖上的碎片。“不，不是要来客人，也没有出什么事，不过我还是要请您走。随便您怎样解释我这种无礼的行为吧。”

瓦先卡挺直身子。

“我请求您解释明白……”他庄严地说，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不能对您解释，”列文轻轻地、慢吞吞地说，极力控制着自己下颚的颤栗，“您还是不要问的好。”

手杖上的碎片都已经扯掉了，列文就抓起粗的一头，把手杖折成两半，小心地接住落下来的那一半。

大概是那极度紧张的手臂、那在早操时他摸过的筋肉、那炯炯的眼光、低沉的声音和战栗的下颚的景象，胜过千言万语，使瓦先卡信服了。他耸耸肩膀，轻蔑地冷笑一声，行了一个礼。

“我可不可以见见奥布隆斯基？”

这种耸肩和冷笑并没有惹恼列文。“他还要干什么勾当？”他沉思。

“我马上就请他到您这里来。”

“这是多么荒唐的举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他的朋友说他接到逐客令，在花园里找到正在踱来踱去等着客人离去的列文时，这么说，“真可笑！[67]你被什么蝇子咬了？[68]简直可笑到极点了！[69]你以为，如果一个年轻人……”

但是列文被蝇子咬的地方显然还很疼痛，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发青了，连忙打断他的话：

“请你千万不要跟我讲道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你和他的面前觉得羞愧。不过依我看他走了也不会太难过，而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心里都不痛快。”

“但是他觉得受了侮辱！而且真荒唐！[70]”

“我也觉得侮辱和痛苦哩！我任何过错都没有，不应该受罪。”

“好吧，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嫉妒也可以，但是居然达到这种地步，简直可笑到极点了！[71]”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向林荫路的深处，又一个人在那里踱来踱去。不久他就听到二轮马车的轰隆声，从树丛里看见瓦先卡坐在一抱干草上（不幸二轮马车上没有座位），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沿着林荫路颠颠簸簸地驶过去。

“又是什么事？”当仆人从房里跑出来，拦住车子的时候，列文惊奇地想。原来是为了列文完全忘记了的那个机械师。机械师行了个礼，对瓦先卡寒暄了几句，就爬到马车里，于是他们一齐坐着车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大为愤慨。他自己也觉得他不仅荒唐[72]到了极点，而且觉得有罪和丢人；但是回想起他和他妻子受过的罪，他自问下一次他将如何处理，结果回答他还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虽然如此，但是将近薄暮的时候，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这种行为以外，所有人都变得非常兴高采烈了，就像孩子受过处罚或者成年人在一场难受的官场应酬以后一样，因此晚上当公爵夫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把瓦先卡被撵走的事当成陈年旧事一样高谈阔论起来。承继了她父亲那种谈笑风生的才能的多莉，使瓦莲卡笑得前仰后合，她几次三番地，而每一次都添上一些新的幽默，叙述她怎样为了对客人表示敬意特地系上簇新的蝴蝶结，正要走进客厅的时候，突然间听见马车的轰隆声。究竟是谁坐在车里？除了瓦先卡还有谁呢，他戴着一顶苏格兰帽，拿着情歌，打着绑腿，坐在干草上。

“哪怕替他套上一辆轿车也好啊！可是没有，随后我听见：‘站住！’哦，我以为他们发了慈悲哩。一看，原来是让一个又肥又胖的德国人坐到他身边，车子就走了……我的蝴蝶结也白系了！……”

十六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实现了去拜望安娜的心愿。她要去做一件使她妹妹伤心和惹得列文不高兴的事情，觉得很过意不去；她觉得列文家不愿意和弗龙斯基有任何来往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认为拜访安娜，表明尽管她的处境改变了，但是自己对她的感情依然不变是她的责任。

为了使这趟旅行不依靠列文家的帮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发人到乡村里去租马；但是列文一听说这件事，就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认为你去我会不高兴呢？即使我不高兴，如果你不用我的马，我就会更不高兴了，”他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一定要去。再说，要在乡村里租马，一来会使我不高兴，而主要的是，他们会承揽下这桩差使，但是永远也不会把你送到地方的。我有马。如果你不想让我难过的话，你就拿我的去用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只好答应，在指定的日期列文给他的姨姐准备好了四匹马，作为轮班驾驶的驿马，是由耕马和乘骑拼凑起来的，一点也不壮观，但是却能够当天把她送到目的地。目前，要动身离开的公爵夫人和接生妇都需要马，这对列文说来是一件麻烦事，但是由于他殷勤好客，他不能让住在他家里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到外边去租马，况且，他知道她为了这趟旅行而要花费的二十个卢布，对她来说是一笔了不得的数目；而列文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拮据的经济状况，就像对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了列文的劝告，在黎明以前就动身了。道路很好走，马车很舒适，马匹跑得很起劲，在驾驶台上车夫旁边坐着的不是仆人，而是列文为了安全起见派遣来的事务员。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瞌睡了，直到抵达了换马的小旅店才醒过来。

在列文那次去斯维亚日斯基家中途逗留过的那家蒸蒸日上的农家喝过茶，同女人们聊了一阵孩子，同老人谈了谈他非常钦佩的弗龙斯基伯爵，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十点钟就继续赶路了。在家里，由于要照顾孩子们，她没有思索的余暇。但是现在，在这四个钟头的旅途中，她以前压抑住的千头万绪突然都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她自己这一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思想使她自己都觉得奇怪。最初她想到了孩子们，虽然公爵夫人，主要是基蒂（她比较更信赖她一些）答应了照顾他们，她还是放心不下。“但愿玛莎不要又淘气，格里沙不要被马踢了，莉莉不要再闹肚子就好了。”但是一下子眼前的问题又被不久将来的问题代替了。她开始沉思，今年冬天在莫斯科她得搬到一幢新房子去，把客厅的家具更换一新，给最大的女孩做一件冬大衣。随后更远的未来的问题——她怎样把孩子们培养成人——也出现了。“女孩子们还好办，”她凝思，“可是男孩子们呢？”

“好在现在我在教格里沙，但是这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牵累，没有怀孕。自然什么都不能指望斯季瓦。靠着好心人的帮助，我会把他们培养成人；但是万一又生儿育女呢……”她突然想起那句话——说加在妇女身上的咒诅是生育的痛苦——有多么不正确。“分娩倒没什么；但是怀孕却是一件苦事哩。”她沉思，回忆她最近的一次怀孕和最小的婴儿的夭折。她回想起刚才在歇脚地方她和一位年轻女人谈过的话。为了回答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年轻美貌的农妇快活地答复说：

“我有过一个女孩，但是老天爷解放了我。我去年四旬斋把她埋了。”

“那么，你很难过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

“有什么可难过的哩？老头的孙子孙女本来就很多了。儿女只不过是个麻烦罢了。害得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不过是个累赘罢了。”

尽管这个年轻女人脸上流露着温柔和蔼的神情，这回答却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起了反感；可是现在她不由得回忆起这句话。在这句豁达的话里倒也有一部分道理。

“总而言之，”她沉思，回顾她这十五年的婚姻生活，“怀孕、呕吐、头脑迟钝、对一切都不起劲、而主要的是丑得不像样子。基蒂，就连那样年轻美丽的基蒂，也变得那么难看。我怀孕的时候，我知道我变丑了。生产、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最后的关头……随后就是哺乳、整宿不睡，那些可怕的痛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几乎哺乳每个孩子都害过一场奶疮，她一想起那份罪就浑身战栗。“接着就是孩子们的疾病，那种接连不断的忧虑；随后是他们的教育，坏习惯（她回想起小玛莎在覆盆子树丛里犯的过错），学习，拉丁语……这一切是那样困难和难以理解。最要命的是，孩子的夭折。”那种永远使慈母伤心的悲痛回忆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她最小的婴儿，一个害喉炎死去的小男孩；他的葬礼，大家对那淡红色小棺材所表示的淡漠，当盖上装饰着金边十字架的淡红色棺材盖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他那满鬓鬈发的苍白小额头和微微张着的露出惊异神情的小嘴的时候，她所感到的那种肝肠寸断的凄惨悲痛。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没有片刻安宁，一会儿怀孕，一会儿又要哺乳，总是闹脾气和爱发牢骚，折磨我自己，也折磨别人，使我丈夫觉得讨厌，我过着这样日子，生出一群不幸的、缺乏教养的、和乞儿一样的孩子。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到列文家来避暑，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对付过去了。自然科斯佳和基蒂是那样体谅人，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他们会有儿女，就不能帮助我们了；事实上，他们现在手头也很困难。爸爸，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财产，怎么能管我们呢？这样我自己连抚养大孩子们都办不到，除非低三下四地靠别人帮忙。嗯，就往好里想吧：以后一个孩子也不夭折，我终于勉勉强强把他们教养成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不要成为坏蛋罢了。我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就是这样，也得吃多少苦头，费多少心血啊……我的一生都毁了！”她又回忆起那个年轻女人所说的话。这个回忆又引起她的反感，但是她不能不承认这些话里是有几分粗浅的真理。

“还很远吗，米哈伊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那个事务员，为的是驱散那种吓得她胆战心寒的思想。

“听说离村庄还有七里。”

马车沿着村里的大街驶上一座小桥。一群开心的农妇，肩上搭着缠绕好的捆庄稼的绳索，有说有笑，正在过桥。农妇们停在桥上不动，好奇地打量着这辆马车。所有朝着她看的面孔，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来都是健康而快活的，以她们生活的乐趣刺激她。“人人都活着，人人都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多莉继续沉湎在凝思中，那时马车已经驶过农妇们身边，驶到斜坡顶上，马飞快地放开步子，人坐在旧马车柔软的弹簧上舒适地颠簸着，“而我，就像从监狱里，从一个苦恼得要把我置于死地的世界里释放出来，现在才定下心想了一会儿。人人都生活着：这些女人，我的妹妹纳塔利娅，瓦莲卡，和我要去探望的安娜——所有的人，独独没有我！”

“他们都攻击安娜。为什么？难道我比她强吗？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并不是很称心如意，不过我还是爱他的；但是安娜并不爱她丈夫。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种需要。我很可能也做出这样的事。在那可怕的关头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听了她的话，这一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当时我应当抛弃我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可能真的爱上一个人，也真的被人爱上了。现在难道好些吗？我并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样做难道有什么好处？当时还可能有人欢喜我，我还有姿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想下去，她很想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是瞥了一眼车夫和坐在她旁边晃来晃去的事务员的背影，她知道万一他们当中有个人掉过头来，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没有把镜子掏出来。

但是即使没有照镜子，她想现在也还不晚，于是她回忆起那个对她特别殷勤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个在她的孩子们害猩红热期间曾同她一道看护过他们，而且钟情于她的，斯季瓦的朋友，心地善良的图罗夫岑。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她丈夫开玩笑似地对她讲的——认为她在姊妹中是最美丽的。于是最热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风流韵事涌现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想象里。“安娜做得好极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责备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个人也幸福，而且不像我这样精疲力尽，她大概还像以往一样娇艳、聪明和坦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么想着，一丝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为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她同时给自己和一个爱上了她的想象中的德才兼备的男子虚构了一段类似的风流韵事。她，像安娜一样，把全部真相都向她丈夫招认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这场自白流露出的惊讶而狼狈的神情使她微笑起来。

沉溺在这样的梦想中，她到达了大路上通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转弯的地方。

十七

车夫勒住了四匹马，往右边黑麦田里回头望了一眼，那里有几个农民坐在大车旁。事务员本来想跳下车去，但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式地向一个农民吆喝，做手势要他走过来。在马车行驶时感到的微风，车一停就停息了；马蝇落在汗流浃背的马身上，马忿怒地想把蝇子驱走。从大车旁传来的敲击镰刀的铿锵声停息了。有个农民立起身来，朝着马车走来。

“唉呀，你的动作太缓慢了！”事务员向着那个赤着脚慢腾腾地跨过踩硬了的干路的车辙走来的农民怒喝道，“快点！”

那个鬈发的老头，头上缠着树皮绳索，伛偻的脊背被汗水淋得黑黝黝的，他加快速度，走到马车跟前，用他晒黑了的胳臂扶住挡泥板。

“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老爷的庄园吗？到伯爵家去吗？”他翻来覆去地说，“你瞧，走到路的尽头，就往左拐。顺着大路一直走，就到了。不过你们要找谁呀？伯爵本人吗？”

“他们在家吗，朋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含糊其词地，甚至对农民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安娜才好。

“一定在家的。”农民说，把体重由一只赤脚上倒换到另外一只上，在尘土里留下清清楚楚的五个脚趾印。“一定在家的。”他又重复了一句，显然很想聊一阵。“昨天还来了一群客人哩。客人，多得不得了……你要干什么？”他扭过去望着在大车旁喊叫的小伙子说。“啊，不错！不久以前他们骑着马路过这里，去看收割机。现在一定到家了。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远路来的，”车夫说，又爬到驭台上，“那么不远了？”

“我告诉你就在那里。你们走到路口就……”他说，一直用手摸索着马车的挡泥板。

一个身强力壮的、个子矮小的年轻小伙子也走上前来。

“什么，是不是要雇工人去割麦子？”他问。

“不知道，小伙子。”

“喂，你瞧，转到左边的时候，就到了。”农民说，显然舍不得让他们走掉，想聊聊。

车夫赶着车走掉了，但是他们刚一转过弯去，就听见农民们喊叫起来：

“停下，嗨，朋友们！停下来！”两个声音呼喊。

车夫勒住马。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们哩！”农民喊着说，指着沿着大路过来的四个骑马的和两个坐着游览马车的人。

骑在马上的是弗龙斯基和赛马骑师，韦斯洛夫斯基和安娜，游览马车里坐的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斯维亚日斯基。他们骑马出游回来，并且看了一架新运来的收割机开动的情况。

马车停住不动的时候，骑手们以散步的步伐走过来。安娜同韦斯洛夫斯基并肩走在前头。她平稳地骑着一匹马鬃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尾英国种矮脚马。看到她那由高帽里散落下来的一绺绺乌黑鬈发的美貌动人的头，她丰满的肩膀，她穿着黑骑装的窈窕身姿，和她整个雍容优雅的风度，多莉不由得为之惊倒了。

最初的一瞬间，她觉得安娜骑马是不成体统的。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和幼稚而轻浮的卖弄风情的观感有关联的，按她的见解，这对于处在安娜这种境地的女人是很不合式的；但是当她在近处端详了她一下，她马上觉得安娜骑马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她具有优美动人的风度，但是安娜的一切——她的姿态、服装和举止——是那样单纯、沉静和高贵，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戴着丝带飘舞的苏格兰帽，骑着一匹骑兵的灰色烈性战马，两条粗腿往前伸，和安娜并着肩，显然正在自我欣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认出他，就忍不住笑起来。骑着马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弗龙斯基。他骑着一匹纯种的赤骝马，它显然奔驰得烈性大发，他揪着缰绳勒住它。

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穿着赛马骑师服装、身材矮小的人。斯维亚日斯基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坐着一辆簇新的游览马车，车上套着一匹乌骓骏马，追赶着骑马的人们。

安娜认出那娇小的、蜷缩在旧马车角落里的人就是多莉的时候，她的面孔立刻就欢笑得容光焕发了。她喊了一声，在马上耸动了一下身子，让马奔驰起来。驰到了马车跟前，她不用人扶就跳下马，提着骑马服，迎着多莉跑过去。

“我想是你，可是又不敢这么妄想！多么高兴啊！你简直想不到我有多么高兴！”她说，一会儿把脸紧贴着多莉吻她，一会又闪开，带着微笑打量她。

“多么高兴的事啊，阿列克谢！”她说，转向下了马正朝她们走来的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脱下灰色大礼帽，朝着多莉走过去。

“您想象不出，您来了我们多么高兴哩！”他特别加重了语气，同时微微一笑，露出两排结实的白牙齿。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摘下帽子欢迎客人，兴高采烈地在头顶上挥舞着他的缎带。

“这位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当游览马车驰拢来的时候，安娜回答多莉询问的眼光。

“啊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的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妈，她早就认识她，却不尊重她。她知道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一生都在有钱的亲戚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现在竟然到弗龙斯基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里——作食客，因为她是她丈夫的亲戚使多莉感到莫大的侮辱。安娜觉察出多莉脸上的表情，于是不好意思起来，脸上泛出红晕，使得骑装由她的手里滑落下去，把她绊了一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停下来的游览车跟前，冷淡地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打了个招呼。她同斯维亚日斯基也认识。他打听他那行径古怪的朋友和他年轻妻子的近况如何，眼光扫了一下那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马车上那千疮百孔的挡泥板，于是请夫人们都来坐游览马车。

“我去坐那辆马车，”他说，“马很驯良，而且公爵小姐的驾驶技术高明得很哩。”

“不，请您坐在原处别动，”也走上前来的安娜说，“我们去坐那辆马车。”于是挽着多莉的胳膊，引着她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见那辆她从未见识过的雅致的马车，那一匹匹出色的骏马和环绕着她的那一群优雅而华丽的人，弄得眼花缭乱了。然而最使她感到惊讶不止的还是在她所熟悉而钟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换上另外一个女人，一个眼光不那么敏锐、以前不认识安娜、特别是一个没有起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路上起过的那种念头的女人，在安娜身上是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的。但是现在多莉被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女人身上才有的、现在她在安娜脸上所看出的那种瞬息即逝的美貌所打动了。她脸上的一切：她脸颊和下颚上鲜明的酒靥，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里的光辉，她动作的优雅与灵活，她声音的圆润，甚至她用来回答韦斯洛夫斯基那种半恼半笑的姿态，——他请求许他骑她的马，好教它跑时用右脚起步——这一切都特别使人神魂颠倒；好像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高兴。

当两个女人在马车里坐定了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不自在起来。安娜因为多莉那样聚精会神好奇地打量她而难为情；而多莉，在斯维亚日斯基批评过“这辆车子”以后，因为安娜陪她一齐坐上这辆又肮脏又破旧的马车不由得羞惭起来。车夫菲利普和事务员也有同感。事务员为了掩饰自己的窘相，手忙脚乱地张罗着，搀扶夫人们上车，但是菲利普变得愁眉不展了，打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受这种外表上优越气派的影响。他讽刺地冷笑了一声，瞥了一眼游览马车的那匹乌骓骏马，心里已经断定这匹马只适于散步之用，热天一口气决走不了四十里路。

大车旁的农民们都立起身来，一边好奇而快活地观望着客人们的会晤，一边说东道西。

“他们很高兴哩，好久没有见面了！”头上缠着草绳的鬈发老头说。

“喂，格拉西姆叔叔，要是套上黑骟马拉麦捆，干起活来就快了！”

“你瞧！那个穿马裤的是女人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喊道，指着正跨上女用马鞍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

“不，是男人。看，他跨得多么灵活啊！”

“唉呀，小伙子们，看起来我们今天不歇晌了？”

“今天还有什么时间歇晌哩！”老头说，斜着眼望了望太阳，“看看，过了晌午了！拿起镰刀，来吧！”

十八

安娜望着多莉消瘦、憔悴、皱纹里满是灰尘的面孔，本来想要把心里想的话告诉她，就是：多莉消瘦了；但是想起自己却变得美貌动人，而多莉的眼色也仿佛这么说，于是她叹了口气，谈起自己的事情来。

“你望着我，”她说，“心里在纳闷，处在我这种境地，我能不能幸福呢？哎唷，你怎么想法呢？说起来真不好意思；但是我……我却幸福得令人难以宽恕呢！在我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奇事，就像一场大梦，正吓得心惊胆战的时候，突然间醒悟过来，感觉得一切恐怖都不存在。我醒过来了。我历尽了恐惧和痛苦，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了，特别是自从我们到了这里以后，我幸福得不得了！……”她说，带着羞怯的微笑探究地凝视着多莉。

“我多么高兴呀！”多莉微笑着说，语气却不由得比本来的意思冷淡了些，“我替你高兴哩。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你忘记了我的处境……”

“给我？你不敢？若是你知道我多么……我以为……”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想要说说她今天早晨的想法，但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又觉得很不适当了。

“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这是什么？这些建筑都是什么？”她询问，想要改变话题，指着映入眼帘的一道相思树和紫丁香树构成的绿色天然篱笆后面的红绿相映的房顶，“简直是一座小城市呀！”

但是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对于我的境遇到底怎么看法，你怎样想？怎样想法？”她追问。

“我认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想开口说下去，但是恰恰在这时已经把马调教得会先迈右腿奔驰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穿着短皮外套疾驰过去，笨重地在女用皮马鞍上一起一伏。

“行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叫喊。

安娜望都没有望他一眼；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又觉得在马车里不便讨论这么大的问题，因此她简单地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她说，“我一向爱你，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安娜扭过头去不看她朋友的面孔，眯缝着眼睛（这是她的新习惯，多莉以前没有见过），凝思起来，极力想要完全领会这些话的含意。而且她显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领悟了，她瞥了多莉一眼。

“如果你有什么罪过，”她说，“为了你来而且说了这一番话通通会得到宽恕的。”

多莉看见她的眼睛里泪水盈盈。她默默地紧紧握住安娜的手。

“这些到底是什么房子？怎么这样多啊！”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又旧话重提了。

“那是仆人的下房、养马场和马厩，”安娜回答，“从这里起是花园。本来全都荒芜了，但是阿列克谢又通通修葺一新。他非常爱这庄园，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他对经管农业醉心得很。当然这是由于他天分高！不论他干哪一样，他都干得很出色。他不但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干得起劲极了。他——就我所知道的——成了第一流的精打细算的庄园主；在农事上他甚至都斤斤计较了。不过只是在农业上才这样。但是遇到要用几万的场合，他又不打算盘了，”她说，脸上流露出那种愉快而调皮的微笑，那是妇女们谈到只有她们才发现得了的她们的爱人的隐蔽特性时常表露出的，“你看见那一幢大建筑吗？那是一所新医院。我想要值十万多卢布哩。这是他目前的特别爱好的话题[73]。你知道这是怎么开办起来的？农民们请求他廉价出租一些牧场，我想是这样的，而他一口回绝了，于是我就责备他太吝啬。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好多事合在一起，使得他动手修建了这个医院，好证明，你知道，他并不吝啬。可以说，这是一件小事，[74]可是我却因此更爱他了。现在你马上就会看到房子了。那还是他祖父的房子，外表上什么也没有变动。”

“多么漂亮啊！”多莉说，用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惊异眼光观看着在花园里的古树的深浅不一的绿荫掩映中耸立着的、有着一排排圆柱的富丽堂皇的宅邸。

“很美，不是吗？由房子里，由楼上眺望，风景美得惊人哩。”

她们的马车驶进了铺满砂砾、百花环绕的院落，那里有两个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头围着耙松了的花床砌花坛，她们驶进去停在有顶的门廊下。

“啊，他们已经到了！”安娜说，望着正由台阶旁牵走的乘骑。“这匹马好极了，对不对？这是矮脚牝马，是我最喜爱的。牵到这里来，给我些糖。伯爵在哪里？”她向冲出来的两个穿着讲究的号衣的仆人说。“哦，他来了！”她说，看见弗龙斯基和韦斯洛夫斯基出来迎接她。

“你把公爵夫人安置在哪个房间里？”弗龙斯基用法语对安娜说，不等她回答就又一次招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一次他吻了吻她的手，“我想，有凉台的大房间吗？”

“噢，不！太远了！最好住在犄角上的房间里，那我们就可以多见面了。哦，我们去吧。”安娜说，把仆人拿来的糖喂了她的爱马。

“您忘了您的职责。[75]”她对也出来站在台阶上的韦斯洛夫斯基说。

“对不起，我有满满几口袋哩。[76]”他微笑着回答，把手指伸到背心口袋里。

“但是您来得太迟了。[77]”她说，用手帕揩揩喂糖时被马舐湿了的手。安娜转向多莉说：“你可以久住吗？只待一天？这可不行！”

“我答应了的，还有孩子们……”多莉回答，因为她得从马车里取出行李，又因为她知道自己满面风尘，而觉得狼狈起来。

“不，多莉，亲爱的……好，再说吧！来，来吧！”于是安娜引着多莉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这不是弗龙斯基所提到的那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而是一间安娜请她将就着住的房间。这间需要道歉的房间也非常豪华讲究，这样的房子多莉还从来没有住过，这使她回忆起国外最好的旅馆。

“哦，亲爱的，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她穿着骑装在多莉身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谈谈你自己的事。我只匆促地见过斯季瓦一面。可是他不可能告诉我孩子们的事情。我的小宝贝塔尼娅怎么样？我想，长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很大了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短地说，关于她孩子们的事情她竟能够这样冷淡地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异。“我们在列文家过得愉快极了。”她补充说。

“哎哟，要是我知道，”安娜说，“你并不轻视我……我早就邀请你们都到我们家来了。你知道，斯季瓦和阿列克谢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她补充说，突然间涨红了脸。

“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哩……”多莉心慌意乱地回答。

“不过，我高兴得说傻话了！只有一点，亲爱的，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又吻吻她，“你还没有说你对我怎么看法呢，我一切都想知道。我很高兴你照我本来的面目看待我。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认为我想表白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表白，我不过要生活，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伤害。我有权利这样做，是吗？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谈得完的，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现在我去换衣服，打发使女来侍候你。”

十九

剩下一个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用主妇的眼光打量这个房间。在她到达这幢宅邸和穿过庭院的时候，以及她现在置身于这间屋子里所目睹的一切，都给予了她一种富丽堂皇和在现代欧洲流行一时的那种豪华的印象，这种气派她仅仅在英国小说中读到过，她在俄国和乡村里还从来没有见过。从新式的法国糊墙纸到整个房间铺满的地毯，一切都是焕然一新。床上有着弹簧床垫，摆着式样别致的靠垫和套着绸缎枕套的小巧玲珑的枕头。大理石的脸盆架、梳妆台、卧榻、写字台、壁炉上的青铜钟、罗纱窗帷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而崭新的。

那个梳着时髦发式、穿着一件比多莉穿的还要时髦的衣服来供她使唤的漂亮使女，也像房里的一切那样豪华而新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欢喜她那种文雅、整洁和殷勤的风度，但是跟她在一起却觉得很不自在；她不好意思让她看见她不幸错打在行李里的打补钉的短上衣。她在家里以那些补钉和织补过的地方感到自豪，而现在却不胜羞愧。在家里事情很明白，缝制六件短上衣需要六十五戈比一俄尺的棉布二十四俄尺，共计要花十五个卢布以上，花边和手工还不在内，于是她把这十五个卢布都节省下来。但是她在使女面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

当她早就认识的安努什卡走进屋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轻松多了。那个漂亮使女要到女主人那里去，安努什卡就留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里。

安努什卡显然很高兴这位夫人的来临，她滔滔不绝地叨唠着。多莉觉察出她很想对她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安娜的爱情和忠诚，发表一下意见，但是她一开口提到这个，多莉就小心地拦阻住她。

“我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是一起长大的，对我来说，我的女主人比一切都珍贵。哦，这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而且看起来他的爱情那么……”

“方便的话，请把这件拿去洗洗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断她的话。

“是的，夫人！我们有两个专门洗小东西的女工，不过衣服都是机器洗的。伯爵一切都亲自过问。多么好的丈夫……”

当安娜走进来，因而使安努什卡的饶舌告一段落，多莉觉得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件非常朴素的麻纱连衣裙。多莉仔细地看了看那件朴素的衣服。她知道这种朴素要花多少钱。

“一个老朋友。”安娜指着安努什卡说。

安娜现在已经不张惶失措了。她完全悠闲自在了。多莉看出她现在完全摆脱了因为她来临而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采取了一种表面上很冷静的口吻，这种口吻似乎封锁了通到藏着她感情和内心思想的密室的门户。

“哦，安娜，你的小女儿怎么样？”多莉问。

“安妮吗？（她这样称呼自己的女儿安娜。）很好。好多了。你愿意看看她吗？来，我引你去看看。保姆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她开口说，“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但是那么笨！我们想把她辞掉，但是小孩和她处惯了，因此我们仍旧用着她。”

“你们是怎样安排的？……”多莉本想开口问小女孩姓什么，但是看出安娜突然愁眉紧锁，于是改变了话题，“你们怎样安排的？已经给她断奶了吗？”

但是安娜明白了。

“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想问她的姓？对吗？这使阿列克谢很苦恼。她没有姓。那就是说，她姓卡列宁娜。”安娜说，眯缝起眼睛，眯得只看见闭拢到一起的睫毛。“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她说，突然又容光焕发了。“来，我带你去看看她。她可爱得很哩。[78]她已经会爬了。”

整个宅邸里那种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奇的豪华气派，在育儿室里越发使她大为惊奇了。那里有在英国定做的儿童车，教婴儿学步的器具，特意做来让婴儿爬行的像弹子台的沙发，摇篮和式样别致的簇新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质地好，而且显然非常贵重。房间宽敞、高大，而且很明亮。

她们进去的时候，小女孩只穿一件罩衫，坐在桌旁一把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洒得满胸都是。一个俄国使女一边喂小女孩，一边显然也在分吃她的饭食。无论奶妈、保姆，都不在那里；她们在隔壁房间里，从那里传来她们用怪腔怪调的法语谈话的声音，那是她们唯一能够用来交谈的语言。

一听见安娜的声音，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英国女人带着不高兴的脸色和放荡的神情走进屋里，匆匆地摇摆着她的金色鬈发，立刻找话辩解，虽然安娜并没有责备她。安娜说一句话，那个英国女人就连忙说好几次：“是的，夫人。[79]”

黑眉毛、黑头发、粉红色的身上起着鸡皮疙瘩的面色红润的小姑娘，引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欢喜得不得了，虽然她露出别扭的神情注视着生人；她甚至有点嫉妒这小孩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的姿势也使她高兴得很。她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像这样爬的。当那个婴儿穿着一件背后打褶的小衣服，被人放到地毯上的时候，她简直可爱极了。她像一只小动物，睁着漆黑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大人们，显然很高兴受到人家的叹赏，她微笑了，她的腿往外弯着，胳臂有力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整个后身迅速地往前一纵，然后又用小手往前爬一步。

但是育儿室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保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丝毫也不喜欢。只是根据正派女人不会到像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的理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有知人之明的安娜会雇用这样一个讨人厌、不令人尊敬的英国女人做她女儿的保姆。除此以外，从她无意中听到的两三句话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上明白了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是互不接触的，母亲的来是很少有的事。安娜想要给她的小女孩找玩具，但是找不到。

但是最让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儿长了多少牙齿的时候，安娜都回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最近长了两颗牙齿。

“我有时候很难过，我在这里像一个多余的人，”安娜说，走出育儿室，撩起她的裙裾免得绊住放在门口的玩具，“同第一个孩子完全两样了。”

“我想，正相反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怯生生地说。

“噢，不！你要知道，我见过他，谢廖沙，”安娜说，眯着眼睛，好像在望远处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你不会相信的，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面前摆了一席丰富的午餐，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才好。那丰盛的午餐就是你和我就要同你谈的那场我不能跟任何人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先从哪里说起才好！我可不会轻轻放过你的！[80]我要把一切都吐露出来。是的，我应当把你会在这里遇到的人概括地介绍一番，”她开口说，“我先从夫人们谈起。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你认识她的，我知道你和斯季瓦对她的看法。斯季瓦说她这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比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姑妈高明；这全是实话；但是她心地善良，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在彼得堡有一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女伴[81]。正好那时候她出现了。她真是好心的人哩。她使我的处境轻松多了。我看你并不了解，在彼得堡，我的处境是多么痛苦……”她补充说。“在这里我是十分宁静和幸福的。哦，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我得再报报人名。然后就是斯维亚日斯基，他是我们的贵族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但是他有求于阿列克谢。你知道，靠着他的财产，现在我们在乡村里定居下来了，阿列克谢可以起很大的影响哩。再就是图什克维奇，你见过他，他跟贝特西总是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被甩了，因此他来看望我们。正如阿列克谢说的，他这种人，如果他们想装成什么，你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那他们就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了，而且，他是正派的，[82]如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所说的。还有韦斯洛夫斯基……你认识他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说，淘气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噘起来，“他和列文家闹了什么荒唐事？韦斯洛夫斯基对阿列克谢讲过，但是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他非常天真可爱。[83]”她又带着同样的微笑说，“男人们需要娱乐，阿列克谢需要一帮子人，因此我非常看重这帮人。我们得把这里搞得又热闹又有意思，使阿列克谢不要见异思迁。你还会看见我们的管理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人很好，是个熟悉业务的人。阿列克谢对他的评价很高。还有医生，一个年轻人，他倒未必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你要知道他用刀子吃饭哩……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有建筑家……简直是一座小宫廷哩。[84]”

二十

“哦，多莉来看你，公爵小姐，你那么想见她，”安娜说，她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齐走到石砌的大凉台上，那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正坐在阴影里，在绣花架前面替弗龙斯基伯爵绣沙发椅套，“她说她午饭以前什么都不要，但是请您吩咐人给她开早饭吧，我去找阿列克谢，把他们通通引到这里来。”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亲切地，但是以一种保护人的姿态接见了多莉，并且马上就开口说明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她妹妹，那个把安娜抚养大的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更喜爱她，现在，当所有人都抛弃了安娜，她认为帮助她度过这段过渡的和最难受的时期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丈夫会让她离婚的，那时我就回去隐居起来；不过现在我还有用处，我就尽我的责任，不管是多么苦的差事，决不像别人那样……你多么可爱呀，你来得多么好啊！他们过得就像最美满的夫妇一样；裁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难道比留佐夫斯基和阿文尼耶娃……甚至尼孔德罗夫，还有瓦西里耶夫和马莫诺娃，还有丽莎·涅普图诺娃……就没有人说过他们坏话吗？结果还不是又都接待他们了……而且，这是那样快乐的、体面的家庭。完全按照英国的生活方式。早晨聚到一起吃早饭，以后就各干各的去了。[85]午饭以前每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七点钟吃晚饭。斯季瓦叫你来做得很对。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你知道，通过他母亲和哥哥，他什么都办得到。而且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他没有告诉你关于医院的事吗？真让人惊叹哩，[86]一切都是从巴黎来的。”

她们的谈话被安娜打断了，她在弹子房找到了那些男人，带着他们回到凉台上来。因为还要很久才吃午餐，而且天晴气朗，因此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消磨剩下的这两个钟头。在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有许多消遣的方法，那些方法和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迥然不同。

“来一场网球比赛吧，”[87]韦斯洛夫斯基带着漂亮的微笑建议，“我们再来合伙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不，天气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散散步，划划船，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看河堤的好。”弗龙斯基提议说。

“随便怎样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想多莉最喜欢的还是散步，对不对？以后再去划船。”安娜说。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到浴场去，答应准备好船，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两对人——安娜和斯维亚日斯基、多莉和弗龙斯基——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多莉因为置身于完全新奇的环境中而感到有些心慌和不自在。在抽象的理论上，她不仅谅解，而且甚至赞成安娜的所作所为。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一个厌倦了那种单调的道德生活、具有无可指摘的美德的女人，从远处不仅宽恕这种犯法的爱情，甚至还羡慕得不得了。况且，她从心里爱安娜。但是临到实际上，看见她置身于这些与她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看见他们那种对她来说是非常新奇的时髦风度，她又觉得难过得很。她特别感到不痛快的是看见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这人竟然为了她在这里享受到的舒适生活而宽恕了他们的一切行径。

总之，在理论上多莉赞成安娜的行动，但是看见那个男人——为了他她才采取这个行动——她觉得很不愉快。再加上，她一向就不喜欢弗龙斯基。她认为他很自高自大，而且看不出他有丝毫值得骄傲的地方，除了他的财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家里，使她比以前越发望而生畏了，她和他在一起不能从容自如。她在他面前就像使女看到她的短上衣一样，体验到一种羞涩不安的心情。就像她在使女面前为那件补钉衣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一样，跟他在一起，她感到的也不一定是羞愧，而是局促不安。

多莉感到不自在，于是极力找些话说。虽然她认为，以他那种高傲，他一定不喜欢听人家赞赏他的宅邸和花园，但是又找不到别的话题，她还是说了她非常喜爱他的宅邸。

“是的，这是一幢非常美观的房子，仿照优美的古色古香的样式。”他说。

“我非常喜爱门廊前面的庭院。以前就是那样吗？”

“噢，不是的！”他说，他高兴得喜笑颜开，“要是你今年春天看见这个院落就好了！”

于是他开始，最初有些拘束，但是越来越津津有味，指引她注意宅邸和花园的各种各样装饰的细节。显而易见，弗龙斯基在美化和装饰自己的庄园上花费了很大的苦心，感到非得对新来的人炫耀一番不可，而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赞美使他从心坎里感到高兴。

“要是您想看看医院，而且不太疲倦的话，那么并不太远。我们去吗？”他说，看了看她的脸色，以便确定她真的并不厌烦。

“你来吗，安娜？”他对她说。

“我们就来。我们去吗？”她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可怜的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在船上望眼欲穿。[88]要派人去通知他们。是的，这是他在这里立的纪念碑哩。”安娜对多莉说，带着她以前谈到医院时所流露出的那同样的聪明调皮的微笑。

“噢。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情！”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为了表白他不是在奉承弗龙斯基，他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微微指责的评语。“不过我很奇怪，伯爵，你在卫生方面为农民做了不少事情，却会对学校这样漠不关心。”

“学校成了太平常的事情了，”[89]弗龙斯基说，“自然，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碰巧，我对医院太热心了。这就是通往医院的路。”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由林荫路上分出去的小径。

夫人们打开遮阳伞，转上了旁边的小路。转了几个弯，穿过一扇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看见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幢快要完工高大红色的式样新颖的建筑。还未油漆的铁板屋顶在阳光下耀眼地闪着光。在完了工的建筑旁边，另外一幢还围绕着脚手架的建筑已经动工了。系着围裙的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从木桶里倒灰泥，用瓦刀抹墙。

“你们的工程进行得多么快呀！”斯维亚日斯基说，“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屋顶还没有盖好哩。”

“到秋天就全部完工了。里面差不多都装修停当了。”安娜说。

“这一幢新建筑是什么？”

“那是医生的诊疗室和药房。”弗龙斯基回答，看见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筑师向他走过来，于是向夫人们道了一声歉，就迎着他走过去。

绕过工人们正在搅拌泥浆的土坑，他停住脚步，兴奋地同建筑师谈着什么。

“正面的山墙还太低。”安娜问他怎么一回事，他就这样回答。

“依我说，地基还应该垫高。”安娜说。

“是的，当然那样会好一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建筑师说，“是当时疏忽了。”

“是的，我很感兴趣哩，”安娜对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对她的建筑知识表示惊异，“新建筑应该和医院协调，但这都是事后聪明，毫无计划地就施工了。”

同建筑师谈完以后，弗龙斯基就又加入女士群里，引着她们到医院去了。

虽然外面还在从事着建筑飞檐的工作，底层里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楼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顺着宽阔的铁楼梯走上去，他们走进头一间宽绰的房子。墙壁仿大理石涂上了灰泥，镶着玻璃的大百叶窗已经安装停当，只有镶花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刨镶花木块的木匠们放下工作，解下绑头发的发带，对这群上流人物鞠躬致敬。

“这是候诊室，”弗龙斯基说，“那里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此外就没有什么摆设了。”

“请这边来，我们从这里走过去。不要挨近窗户。”安娜说，摸摸油漆干了没有。“阿列克谢，油漆已经干了。”她补充说。

他们由候诊室走进回廊。在这里弗龙斯基指给他们看安装好的新式通风设备，然后引他们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弹簧的床。随后又引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储藏室、洗衣房、新式锅炉房、沿着走廊运送必需物品的无声手推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斯维亚日斯基，作为一个精通最新式改良设备的人，对这一切赞不绝口。多莉看见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感到惊奇，渴望把一切都弄明白，一切都详细地打听，这显然使弗龙斯基得意得不得了。

“是的，我认为这在俄国是唯一无二的、设备是十全十美的医院。”斯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不设产科吗？”多莉询问，“乡村里非常需要哩。我时常……”

虽然弗龙斯基礼貌周到，但是他还是打断了她的话。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一所病院，专为治疗一切疾病而设的，除了传染病人以外。”他说。“不过看看这个……”他把刚从国外运来的、为恢复期间的病人而设的轮椅推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面前，“您看看。”他坐在椅子里，动手开动它，“一个不能走路的病人——他还太虚弱，或者腿有什么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坐着这个，出去……”

一切都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兴趣，一切都使她高兴，特别是那个流露着自然而天真的热情的弗龙斯基本人。“是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她三番五次地沉思，没有倾听他的话，而是在凝视他，注视着他的表情，心里在设身处地为安娜着想。现在那样生气蓬勃的他竟使她欢喜到这种地步，以致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了。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会对马感到兴趣。”弗龙斯基对安娜说，她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日斯基想到那里参观一匹新的种马。“你们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家去，我们谈一谈，”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多莉说。

“我很高兴，对于马我一窍不通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感到有些惊奇。

她从弗龙斯基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事要求她。她并没有想错。他们刚一穿过大门又走回花园里，他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弄确实了她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他才开了口。

“您猜到了我想和您谈谈吧！”他说，眼里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没有弄错，您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渐渐秃了顶的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答，仅仅吃惊地望着他。独自和他在一起，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惊恐：他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她吓住了。

揣测他要说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掠过她的脑海：“他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作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为安娜搞一个社交集团……要不就是关于韦斯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基蒂的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她预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没有猜中他实际上想要谈的。

“您对安娜有那么大的影响，她那样欢喜您，”他说，“帮帮我的忙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胆怯的探询神情凝视着他精神饱满的面孔，那面孔有时被透过菩提树林的阳光整个照着，有时部分地照着，有时又被阴影遮暗了。她等着听他还有什么话说；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在她身边走着，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戳着砂砾。

“既然您来看我们，您，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您还像从前一样爱她，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得对不对？”他问，回头望了她一眼。

“噢，是的！”多莉回答，收拢她的遮阳伞，“不过……”

“不，”他打断她的话，无意识地忘记了他把对方放到尴尬的处境，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也不得不停下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到安娜处境的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种处境都怪我，因此我有这种感觉。”

“我明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由地叹赏起他说这话时那种坦率而坚定的态度，“不过正因为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恐怕，您是言过其实了哩。”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我很明白。”

“在社交界简直是地狱！”他愁眉紧锁，冲口说出来，“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她在彼得堡那两个星期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了……请您相信吧。”

“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不论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话……”

“社交界！”他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久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宁静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已经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着说；不由自主地，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又怀疑安娜是不是真正幸福。

但是弗龙斯基，看上去，对此却丝毫也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历尽千辛万苦，她已经恢复过来；她是幸福的。她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怕，我考虑我们的将来……请您原谅，您想再往前走吗？”

“不，怎么都可以。”

“那么，好吧，我们坐在这里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花园林荫路转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复说，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怀疑安娜是否真正幸福的念头越发强烈了，“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已如此，没有翻悔的余地。”他说，由俄语改成了法语，“我们是终身的伴侣。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是这么一种情况，以致它们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葛，而这在目前，当她经历过种种苦难恢复过来的时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愿意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说，做了一个有力的否定手势，带着一副忧郁的询问神情凝视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注视着他。他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承继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这惹得她生气。她不了解我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里说。反过来再看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业。我找到了这种事业，我为它感到自豪，而且认为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哩。我在这里工作，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什么了。我喜欢我的活动。这也并非权宜之计，[90]相反地……”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离了题，但是她感觉到他一经开口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于是他现在就把什么都完全吐露了，他在乡村里的工作问题，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属于那一类的心事范畴的。

“哦，我往下说吧，”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处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真可怕啊！”

他停顿下来，显然激动得很厉害。

“是的，当然，这个我明白。但是安娜有什么办法呢？”多莉问。

“是的，这就使我说到正题上了，”他继续说下去，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娜有办法，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万分需要的。而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时您丈夫就已经完全安排妥当了。就是现在，我认为，他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她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啰，”他忧郁地说，“这种法利赛人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他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引起她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她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她是痛苦的，但是有这么重要的理由，因此非得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91]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哩，”他脸上带着这样一副神情，好像说他正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做救命的铁锚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她给他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

“是的，自然可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沉思地说，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她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一次的会见，“是的，自然可以。”她记起了安娜，坚决地重复说。

“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我不愿意，我差不多不能跟她提这事。”

“好的，我跟她谈谈。不过她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知为什么突然回忆起安娜眯起眼睛奇怪的新习惯。而且她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触到生活中深埋在心底的问题的时候，安娜就眯缝起眼睛。“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哩。”多莉凝思。“一定的，为了我自己和她的缘故，我要和她谈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了回答他所表示的感激这么说。

他们站起身来，向着宅邸走去。

二十二

发现多莉回来了，安娜留心凝视着她的眼睛，似乎在询问她跟弗龙斯基谈过些什么，但是她却没有用言语来问。

“好像快开午饭了，”她说，“我们彼此还没有好好地谈谈呢。我就指望今天晚上了。现在我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要换吧。我们在那些建筑物里浑身都弄脏了。”

多莉到自己的房里去，觉得很好笑。她没有衣服可换，因为她已经穿上最好的服装了；但是为了设法对午餐作些准备的表示起见，她让使女替她刷刷衣服，她换上了清洁的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上一根发带。

“我只能如此而已。”她微笑着，对换了第三套又是非常朴素的衣服走进来的安娜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形式了。”她说，好像因为她自己那一身盛装抱歉似的。“你来了阿列克谢很高兴，他难得这么高兴。他的确喜爱上你了哩。”她补充说，“但是你不疲倦吗？”

午餐以前她们没有谈论什么的余暇。当她们走进客厅的时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已经在那里了。男人们都穿着大礼服，除了建筑师穿了一件燕尾服以外。弗龙斯基把医生和管理人介绍给他的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身圆体胖的管家，圆圆的刮净胡髭的脸孔和浆得笔挺的白领带光彩夺目，通报午餐摆好了，于是夫人们立起身来。弗龙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进去，他自己走到多莉面前，韦斯洛夫斯基比图什克维奇抢先了一步，把胳臂献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因此图什克维奇同医生和管理人只好孤零零走进去。

午餐、饭厅、餐具、听差、酒和佳肴不仅和宅邸里整个的现代豪华气派调和一致，甚至更豪华和更现代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着这种在她说来是非常新奇的奢华排场，作为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她不由得仔细观察一切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把她的所见所闻都应用到自己家里，因为这种豪华富丽的气派是她的生活所望尘莫及的——心里纳闷这一切都是出自谁的手，怎样安排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她丈夫、甚至斯维亚日斯基以及她所认识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他们很轻易地就相信了所有礼貌周到的主人都愿意让客人们感到的事——就是他安排得尽美尽善的家庭并没有费他吹灰之力，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明白，即使给孩子们做早点的牛奶粥也不是轻易来的；因此这样复杂而壮观的机构一定需要什么人细心照料；由弗龙斯基打量餐桌的姿态，对管家点头示意，和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挑选冷汤或者热汤这些地方看起来，她归结出这一切全靠主人经管，全是他一手做成的。显然，这一切并不靠安娜，正如不靠韦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韦斯洛夫斯基都是客人，快活地享受着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

仅仅在照顾谈话上安娜才是女主人。而这在一个小小的宴席上，要照顾谈话，对于女主人说来可不是一桩容易事，因为参加的人竟然包括像管理人和建筑师这一类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里的人，极力不要被这种不熟悉的豪华气派弄得手足无措，大家的谈话他们根本插不上嘴。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到的，安娜运用她一向随机应变的机智，从容自如地、甚至还乐趣融融地，照顾着这场困难的谈话。

话题转到图什克维奇和韦斯洛夫斯基独自去划船的问题上，图什克维奇开始叙述彼得堡快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趁着他刚一停顿的空隙，立刻转向建筑师，把他由沉默中引出来。

“尼古拉·伊万内奇非常惊奇，”她说的是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这里以后，新建筑工程进展得那么快；就是我，每天都到那里去，而每一天我都惊异怎么进行得那么快。”

“同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微微一笑说，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谦恭而沉静的人，“这可不像跟地方当局打交道。那些地方得缮写一令纸的公文才行；在这里我只消向伯爵报告一声，我们商量一下，三言两语事情就解决了。”

“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他们那里建筑房子都是合理化的……”

谈话转移到合众国的政府滥用权力的问题上，但是安娜赶紧又转移到另外的话题上去，好使那位管理人也打破沉默。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哩。”

“怎样收割？”多莉问。

“完全像剪刀哩。有一块板和许多小剪刀。就像这样……”

安娜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叉，开始表演。她显然知道人家从她的解说中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是她知道她说得很动听，而且她的手很美，因此她继续往下解释。

“还不如说像铅笔刀哩！”韦斯洛夫斯基开玩笑说，目不转睛地紧瞅着她。

安娜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地笑了一笑，但是却不回答。

“不对吗，卡尔·费奥多雷奇，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她对管理人说。

“哦，是的，”那个德国人回答，“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92]于是他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不会打捆。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见过一架会用铁丝捆麦的机器。”斯维亚日斯基评论说，“那种用起来就合算多了。”

“那要看情形……铁丝的价钱要计算在内。”[93]被人引得说起话来的德国人向弗龙斯基说，“可以计算出来的，阁下。”[94]德国人已经把手伸到口袋里，那里放着他老用来计算的笔记本和铅笔，但是想起正在吃午饭，而且注意到弗龙斯基冷淡的眼色，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太复杂了，太麻烦了。”[95]他结论说。

“想要有进账就要不怕麻烦。”[96]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开那个德国人的玩笑。“我崇拜德语。”[97]他又带着以前那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住口吧。”[98]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里遇见您哩，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医生说，他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您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在那里，但是又溜走了。”医生用忧郁的诙谐口吻说。

“那么您又好好地运动了一番？”

“好得很！”

“那位老妇人怎么样？希望不是伤寒吧？”

“不，倒不一定是伤寒，不过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家里的门客们尽了应有的礼节以后，就转向她的朋友们。

“反正按着您的描写是难以制造收割机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维亚日斯基打趣她说。

“噢，为什么不行？”安娜说，脸上带着微笑，这说明，她知道她在描绘收割机上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斯维亚日斯基觉察出来。这种少女般的卖弄风情的新特征使多莉很不痛快。

“不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却渊博得惊人哩。”图什克维奇说。

“噢，是的！我昨天听见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谈过柱脚和墙内防湿层，”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就我耳濡目染而论，这一点也不奇怪的，”安娜说，“而您，大概，连房子是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安娜并不喜欢她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的那种调笑口吻，但是她自己不由得又落到这种腔调中。

在这件事上，弗龙斯基同列文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显然并不把韦斯洛夫斯基的闲扯当真，甚至还鼓励这种玩笑。

“喂，韦斯洛夫斯基，请您讲讲，怎么把砖砌到一起？”

“当然是用水泥啰！”

“好啊！水泥是什么？”

“哦……有点类似浆糊……不，像灰泥！”韦斯洛夫斯基说，引起哄堂大笑。

用餐的人们——除了又陷入郁郁寡欢的沉默中的医生、建筑师和管理人以外——都滔滔不绝地谈着，时而很流畅，时而缠住什么问题，说不定伤害了哪个人的感情。有一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感情也受到伤害，她激动得满脸通红了，事后记不起她有没有说过什么多余的和煞风景的话了。斯维亚日斯基提起列文来，叙述他的古怪见解：他认为机器对于俄国农业是有害无益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弗龙斯基微笑着说，“不过大概他没有见过他所指责的机器；要是他见过，而且试用过，那也一定不是舶来品，而是俄国造的什么玩意儿。这还谈得上什么见解？”

“总而言之，是土耳其人的见解。”韦斯洛夫斯基含着微笑对安娜说。

“我不能为他的见解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勃然大怒了，“不过我可以说他是个博学的人，若是他在这里他就知道怎样答辩了，然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非常喜爱他，我们是好朋友哩！”斯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不过请原谅，他有点奇怪的想法：[99]譬如，他坚持说地方议会和治安推事是完全不必要的，他根本不愿意参与其事。”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弗龙斯基说，一边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到一只精致的高脚杯里，“不理解我们的权利所加于我们的义务，因此拒绝这种义务。”

“我知道，再也没有比他更尽责的人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被弗龙斯基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声调惹恼了。

“而我，正相反，”弗龙斯基接着说下去，显然不知为什么被这场话刺痛了，“我，正相反，像我这样的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光荣，由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推举（他指着斯维亚日斯基），选了我做治安推事，我认为出席大会和审判农民之间的马匹纠纷案件和我能做的一切其他的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做议员，我会认为是一种光荣。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人们不明白大地主在国家里应该起的作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他在自己的餐桌上有多么自以为是，觉得很奇怪。她回想起抱着相反见解的列文，在自己的餐桌上也是这样的过分自信。但是她喜欢列文，因此她站在他那方面。

“那么下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就盼望您来啰，伯爵？”斯维亚日斯基问，“但是您要早点来，好八点钟到那里。您要肯赏光到我家里歇宿就好了。”

“我倒有些同意你的妹夫的意见，”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罢了，”她带着微笑补充说，“恐怕我们现在的公共义务太多了。就像从前有那么多的官，样样事都要设个官一样，现在一切事情都有社会活动家。阿列克谢来了还不到半年光景，我想，他已经当上五六个不同社会团体的委员：慈善救济委员、治安推事、地方自治会议员、陪审员，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委员。照这样的生活方式。[100]他全部时间就都花在这上面了。恐怕事情这么繁多，也就不免流于形式了。您是多少机关的委员，尼古拉·伊万内奇？”她对斯维亚日斯基说。“我看有二十多个吧？”

虽然安娜是开着玩笑说的，但是在她的声调里却辨别得出恼怒的意味。留心观察着她和弗龙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刻就觉出了这一点。她也注意到，谈这些话的时候弗龙斯基的面孔立刻就流露出严肃而固执的表情。看到这些，还有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连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而且回想起弗龙斯基在花园里突然不合时宜地谈起自己的活动，于是多莉明白了，这种社会活动同安娜和弗龙斯基私下的争执有连带关系。

宴席、酒、餐具都是上好的，但是这些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虽然她已经不习惯了——以前在宴会上和舞会上见过的完全一样，而且也像那些宴会一样，带着一种不亲切的紧张性质；因此在平日的场合中和朋友的小圈子里，这一切都给予了她不愉快的印象。

午餐后他们在凉台上坐了片刻。以后他们就去打草地网球[101]。球员们分成两组，站在仔细碾平的槌球场上，分别站在系在两根镀金杆子的球网两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试着打了一阵，但是好久也弄不懂怎么打法，等她刚摸着一点门路，却已经疲倦不堪了，于是她坐在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身边看着别人打。她的对手图什克维奇也不打了，但是其余的人却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两个人打得又好又认真。他们机警地盯着对方打过来的球，不慌不忙，毫不迟延，灵活地跑上去，等着球一跳起来，就用球拍准确地、恰到好处地由球网上打回去。韦斯洛夫斯基打得比别人都差。他操之过急，但是他却用欢乐的情绪鼓舞着同伴们的情绪。他的笑声和闹声一会也没有间断过。他像其余的男人一样，得到妇人们的许可，脱掉了上衣，他穿着白衬衫的魁伟而漂亮的身材，红润的浮着汗珠的脸和急遽冲动的举动，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里。

那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躺下睡觉的时候，她刚一闭拢眼睛，就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槌球草地上东窜西奔的姿影。

打球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闷闷不乐。她不喜欢打球时安娜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不断的调笑态度，也不喜欢孩子不在场大人居然玩起小孩游戏这种不自然的事。但是为了不破坏别人的情绪，而且消磨一下时间起见，她休息以后，又参加了游戏，而且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员在剧院里演戏，她拙劣的演技把整个好戏都给破坏了。

她本来打算如果住得惯就多逗留两三天。但是傍晚打球的时候她决定第二天就走。折磨人的母性的挂念，她在路上曾那样怨恨过的，现在刚清静了一天就使她的看法大不相同了，使得她又牵挂起来。

用过晚间茶点，夜里划过船以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走进寝室，脱了衣服，坐下来梳理她稀少的头发准备睡觉，她感到如释重负一样。

甚至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都使她不痛快。她愿意单独地好好想想。

二十三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来的时候，多莉已经想躺下睡了。

那一天安娜好几次谈到她的心事，但是每一次说了三言两语就停顿下来，说：“以后，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谈吧。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说哩。”

现在只有她们两个人了，但是安娜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她坐在百叶窗前，凝视着多莉，心里回想着所有那些原先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心里话，却什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她觉得好像一切都谈过了。

“哦，基蒂怎么样？”她长叹了一口气说，用有罪的眼光望着多莉，“说老实话，多莉，她不生我的气吗？”

“生气？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笑着说。

“但是她恨我，看不起我？”

“噢，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宽恕的！”

“是的，是的，”安娜说，扭过身去望着敞开的窗户，“但是不是我的过错。这怪谁呢？怨来怨去又有什么意思？难道能够是另外一种样子？喂，你怎么看法？能使你不是斯季瓦的妻子吗？”

“我真不知道哩。不过这就是我愿意你告诉我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没谈完基蒂的事哩。她幸福吗？听说他是很不错的人。”

“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我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噢，我多么高兴啊！我非常高兴哩！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她重复说。

多莉微微一笑。

“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而且我已经和……”多莉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好。她既不便管他叫伯爵，也不便称他为阿列克谢·基里雷奇。

“和阿列克谢？”安娜说，“我知道你们谈过话。但是我要坦白地问问你，你对于我和我的生活怎么看法？”

“我一下子怎么说得出来呢？我真的不知道哩。”

“不，反正你总得跟我说说……你看见我的生活。但是千万别忘记，你是夏天来看望我们的，你来的时候我们并不孤独……但是我们开春就到这里了，只有我们两个独自过活，我们又要两个人独自生活了，除此以外我别无所求。但是你想象一下，没有他，我一个人过日子，孤孤单单，这种情形将来会发生的……我从一切迹象看出这会时常发生的，而他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她说，立起身来挨着多莉坐下。

“自然啰，”她接着说下去，打断了想表示异议的多莉，“自然我不会硬拦住他的。我不会拖住他。快要赛马了，他的马要参加赛跑，他会去的。我很高兴，但是替我想一想，想想我的处境吧……不过谈这些做什么！”她微微笑了一笑，“好啦，他到底跟你说过些什么？”

“他谈的正是我想问你的话，因此我很容易成为他的辩护人；谈的是能不能够……能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吞吞吐吐地说，“补救，改善你们的处境……你知道我怎么看法……还是那一句话，可能的话你们应该结婚。”

“那就是说要离婚吧？”安娜说，“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是贝特西·特维斯卡娅？你自然认识她了？实际上，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102]她和图什克维奇有暧昧关系，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她丈夫，而她却对我说只要我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想认我这个人。千万别认为我在跟别人比较……我了解你的，亲爱的。但是我不由得就想起来了……好了，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她重复说。

“他说，他为了你和他自己的缘故很痛苦。也许你会说这是利己主义，但这是多么正当和高尚的利己主义啊！首先，他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做你的丈夫，而且对你有合法的权利。”

“什么妻子，是奴隶，有谁能像我，像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做这样一个无条件的奴隶呢？”安娜愁眉不展地打断她的话。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呢？”

“哦，他最合理的愿望是——希望你们的孩子们要有名有姓。”

“什么孩子们？”安娜说，眯缝着眼睛，却不望着多莉。

“安妮和将来的孩子们……”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你怎么能说你不会生了哩？……”

“我不会了，因为我不愿意要了。”

虽然安娜非常激动，但是看见多莉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好奇、惊异和恐怖的天真神情，她还是微微笑了一笑。

“我害了那场病以后，医生告诉我的………………………………………………………………………………………………”

“不可能的！”多莉睁大了眼睛说。对于她，这是一个发现，它会得出那样重大的后果和推论，以致使人在最初一瞬间觉得简直不能完全理解，必得再三地思索才行。

这种发现突然说明了那些她以前一直不能理解的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她心中唤起了千头万绪、无限感触和矛盾情绪，以致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睁大了眼睛惊奇地凝视着安娜。这正是她方才一路上还在梦想的，但是现在一听说这是可能的，她又害怕了。她觉得问题太复杂，而解决的方法却又太简单了。

“这不是不道德的吗？”[103]她停了半天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你想想，我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怀孕，就是害病，要么就做我丈夫——他同我的丈夫毫无区别——的朋友和伴侣。”安娜故意用一种轻浮的腔调说。

“是的，是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倾听着她自己正好引用过的论证，但是发现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说服力了。

“对于你，对于别人，”安娜说，仿佛在猜测她的心思，“或许还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对于我……你要明白，我不是他的妻子；爱的时候他还会爱我。可是我怎样维系他的爱情？就用这种方式吗？”

她把白皙的胳臂弯成弧形搁在肚皮前面。

迅速得出奇，就像激动时候的情形一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里一时间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她沉思，“吸引不住斯季瓦；他丢下我去追求别人，但是头一个女人，为了她他才背叛了我，却也没有迷住他，虽然她始终是妩媚动人的。他抛弃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个。难道安娜能用这种方式吸引和抓牢弗龙斯基伯爵吗？如果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事，那么他会找到一些服装和举止更优美动人的女人哩。无论她赤裸的臂膀多么纤美白皙，无论她整个身姿和她环着黑发的红晕盈溢的面孔多么优美端丽，他照样会找到更美貌的人，就像我那个可恶、可怜、而又可爱的丈夫一找就找到了一样！”

多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叹了一口气。安娜注意到这种表示话不投机的叹息，于是接着说下去。她还有其他的论证，而且有力得使人毫无反驳的余地。

“你说这不好吗？但是你得想想，”她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们呢？我不是说那种痛苦：那我并不害怕。但是你且想一想，我的孩子们会成为什么人？会是一群只好顶着外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罢了！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就不能不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

“就是为了这个才需要离婚啊！”

但是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希望把她曾经用来说服了自己那么多次的那些论证说完。

“赋予我理智干什么，如果我不利用它来避免把不幸的人带到人间？”

她瞥了多莉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就又说下去：

“在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远会觉得于心有愧的。”她说，“如果他们不存在，他们至少是不会不幸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不幸的，那我就责无旁贷了。”

这恰好也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自己援引过的论证；但是现在她听了却丝毫也不明白了。“人怎么能在并不存在的生物面前感觉有罪呢？”她暗自思索。突然间她心头浮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她的爱儿格里沙根本不存在，对于他是否无论如何会好一些？在她看来这问题是那样古怪离奇，以致她摇了摇头要驱散萦绕在她脑海里的茫无头绪的胡思乱想。

“不，我不知道；不过这不对头。”她带着厌恶的神色只说了这么一句。

“是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况且，”安娜补充说，虽然她的论证非常丰富，而多莉的却很贫乏，但是她似乎还是承认这是不对的，“不要忘了主要的问题：我现在的处境和你不一样。对于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不再要孩子，对于我却是，我愿不愿意要孩子。这有很大的区别哩。你要明白，处在我这种境遇中，我不能存着这种想头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言不答。她突然觉得她和安娜距离得那么遥远，有些问题她们永远也谈不拢，因此还是不谈的好。

二十四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更需要使你的处境合法化了。”多莉说。

“是的，如果可能的话。”安娜突然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沉静而悲伤的语气说。

“难道离婚不可能吗？我听说你丈夫同意了……”

“多莉，我不愿意谈这件事。”

“好，我们不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赶紧说，注意到安娜脸上痛苦的表情，“不过我看你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

“我？一点也不！我非常心满意足哩。你看，我还能引起人们的激情。[104]韦斯洛夫斯基……”

“是的，说老实话，我可不喜欢韦斯洛夫斯基的态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想要改变话题。

“噢，我也一点都不喜欢。这只不过使阿列克谢觉得有意思罢了；他不过是个小孩，完全操在我的手心里；你知道，我要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对我说他就像你的格里沙一样……多莉！”她突然离了题谈到别的上面去，“你说我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你不明白的。这太可怕了！我倒想完全不看哩。”

“但是我认为你应该过问。你应该尽力而为呀。”

“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你说我应该和阿列克谢结婚，说我不考虑这问题。莫非我会不考虑！！”她重复说，满脸绯红了。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深深地叹了口气，迈着她那轻盈的步子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偶尔停一下。“我不考虑吗？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我不想，不埋怨自己在想这些事呢……因为这种思想会把我逼疯了。会把我逼疯了的！”她反复地说，“一想起来，没有吗啡我就睡不着觉。不过，好吧。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人们都对我说要离婚。第一，他不会答应的。他现在是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影响之下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同情的痛苦神情，扭动着头，注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应该试试。”她轻轻地说。

“就算我试试。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安娜说，显然她在说明她翻来覆去想过千百次而且记得倒背如流的心思，“那就是说，我恨他，可是仍然承认我对不起他——我认为他宽宏大量——非得低三下四地写信求他……好吧，就算我尽力办了：我要么接到一封侮辱的回信，要么得到他的同意。假定我取得了他的同意……”这时候安娜已经走到屋子尽头，停在那里，正在摆弄罗纱窗帷上的什么，“我取得了他的同意，但是我的儿……儿子呢？他们不会给我的。他会在他那被我遗弃了的父亲的家里长大，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我对他们两个——谢廖沙和阿列克谢——的爱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爱他们远远胜过爱我自己哩。”

她走到屋子中间，双手紧按着胸口，停在多莉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她显得分外的庄严高大。她低下头，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珠泪盈盈、晶莹的眼睛愁眉紧锁地凝视着穿着补钉睡衣、戴着睡帽、消瘦而可怜的娇小的多莉。

“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愿，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所以我不能——我不愿意谈这事。因此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非难我！你的心地那么纯洁，不可能了解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她走过去，坐在多莉旁边，带着负疚的神色紧瞅着她的面孔，拉着她的手。

“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怎么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她低声说，扭过头去，哭起来了。

剩下一个人，多莉做过祈祷，就躺在床上。她们谈话的时候，她从心坎里怜悯安娜；但是现在她怎么也不能想她了。想家和思念孩子们的心情以一种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涌进了她的想象里。她的这个世界现在显得那么珍贵和可爱，以致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打定主意明天一定要走。

同时，安娜回到自己的闺房，端起一只酒杯，倒进去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喝光了，静静地坐了一会以后，她就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寝室。

她走进寝室的时候，弗龙斯基仔细地看了看她。他想找寻谈话的一些痕迹，由于她在多莉的房里逗留了那么久，他知道一定谈过了。但是在她那种有所隐讳的矜持而兴奋的表情中，他只看得出那种虽然见惯了、但是仍然使他心荡神移的美貌，她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种自觉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会打动他的心的愿望。他不愿意问她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却希望她会自动地告诉他。但是，她只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你喜欢她，是吗？”

“你知道，我老早就认识她。她非常善良，不过太实际了。[105]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

他拉住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把这种眼色解释成别的意思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们极力挽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准备动身了。列文的马车夫穿着一点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顶有点像邮差戴的帽子，驾驶着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一辆千疮百绽的马车，忧郁而果断地驶进了铺满砂砾的庭院里。

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告辞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一桩不痛快的事。相处了一天以后，她和主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并不投机，还不如不相逢的好。只有安娜很难过。她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她的心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她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

驶到田野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体会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刚要开口问他们喜不喜欢弗龙斯基家，突然间车夫菲利普自己就讲起来：

“他们钱倒是很有钱的，不过他们只给我们三蒲式耳燕麦。天还没有亮马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三蒲式耳顶得了什么事？不过一点点罢了。如今住旅馆一蒲式耳燕麦也不过才花四十五个戈比。到我们那里，用不着害怕，要喂多少就给多少。”

“很小气的老爷哩。”办事员从旁帮腔说。

“哦，你喜欢他们的那些马吗？”多莉说。

“那些马？二话没有，真好啊！吃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无聊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他补充说，把他那漂亮善良的面孔转过来对着她。

二十五

弗龙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有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了，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她也研究同弗龙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他时常来向她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她的知识和记忆力使他大为惊异，最初他对她还抱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她就在书里翻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他看。

医院的建筑工程也使她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她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关心能够博得弗龙斯基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弗龙斯基很赏识她这一点，这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他的欢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他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他也就越常渴望，倒不一定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龙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据他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极好。尽管由瑞士输入的医院装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他却相信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龙斯基就硬得像燧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方面，无论在那一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订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龙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他才同意。此外，他手头有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他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他经管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十月里，卡申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

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它作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弗龙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他要出席。

选举以前，时常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来拜访的斯维亚日斯基来邀请弗龙斯基了。

前一天，弗龙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龙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她说他要走了。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打量她，不明白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她看见他的眼色只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她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他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他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想不会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叶书店[106]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她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因此，他没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就和她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沉思。

二十六

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的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道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下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善良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拼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责，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并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所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按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级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位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演讲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话，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而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账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分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账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二十七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戴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个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噢，简单得很哩！”[107]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事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导们正激昂慷慨地争辩着。

二十八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响声，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听见贵族长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们在争执，就他看得出的，关于一段法律的条文和在待审中这句话的意义。

人群散开，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让路，好让他走近主席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朗诵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髭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近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疾呼说：

“投票表决！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投票表决！”

那时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戒指的高大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他要求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议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那个党派，而这种怨恨情绪感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过来也引起了反对党派一种类似的、但却表现得很得体的愤恨情绪。四面八方都发出叫嚣声，一时之间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贵族长不得不高呼请大家肃静。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清查贵族长；他不是店员！……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请投票表决吧！……真可恶！”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他们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诸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选票；而要获得多数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结尾上说。

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心里很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他走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就走进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服务员们没有一个人影。当他看见服务员们忙着揩拭瓷器，摆设盆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体会到一种意外的轻松感，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服务员们。特别博得他欢心的是一个须髯斑白的老人，他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服务员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姓氏和父名的特长的人，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令兄正在找您。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接到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主席台，斯维亚日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子集拢在手里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手塞进票箱里，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让出地方给列文，站在那里不动了。列文走过去，但是完全忘记是怎么回事，因而手足无措了，他转过身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投到哪里？”趁着附近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了皱眉头。

“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他疾言厉色地说。

好几个人微笑起来。列文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手伸到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伸进去，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尽后面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传来秘书长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钮扣。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老派不服。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话的贵族长。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辞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谢不尽……”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说不下去了，于是走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下的，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境况，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贵族都感动了，列文对斯涅特科夫感到亲近了。

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原谅！”他说，好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特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穿的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及镶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一头意识到大势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为，昨天他刚好还为了托管的事到他家去过，看见他还是一个神气十足的、慈祥的、有家室的人。那一幢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宽敞房屋；那个根本谈不上衣着漂亮、不整洁、但是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而易见是留在主人家里的以前的农奴；他那戴着缀着飘带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正爱抚着她美丽小外孙女的肥胖而和蔼的妻子；还有那刚刚放学回来、正吻他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学六年级读书的小儿子；主人娓娓动听的恳切言语和手势——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唤起了一种自然的尊敬和同情。现在列文仿佛觉得这个老人又使人感动，又让人可怜，因此很想对他说一些安慰话。

“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他说。

“不见得吧！”贵族长回答，带着吃惊的表情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使吧。”

于是贵族长穿过一扇小门消失了踪影。

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两派的首脑人物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列罗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那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带来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一听说这消息，趁着争论弗列罗夫事件的空隙，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跄跄踉踉的人也带来开会。

“我带来了一个。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去带他的那位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没有什么，他还行。”

“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斯维亚日斯基说，摇着头。

“不，他好得很哩。只要这里不再给他什么喝就行了……我告诉餐厅里的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喝什么！”

二十九

他们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不断增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那些首脑人物，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目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人——因为弗龙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面。他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下来，察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他的周围在谈论些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收齐！”一个矮小、驼背、油亮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的地主，正有力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一个小矮个儿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匆匆地走近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好香槟[108]。”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从上面都得不到利益。”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真高兴看到您！可不是吗！我记得您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家里。”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列文打听说。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逗留在列文旁边回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确信一定会这样的神情。“您怎么到我们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政变[109]？”他说下去，这个法文字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仪表堂堂的身姿。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打量他。

“不过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却不是贵族的。”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成自然。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景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继续说下去，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狠毒绅士说。

“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哩。”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没落的倒的确是没落；不过还得待它礼貌一些。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我们好也罢，歹也罢，总也发展了一千多年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一百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哩！树一年可长不起来。”他小心谨慎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喂。您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年俸。现在我可比当官差卖劲，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做呢？”

“哦，就是做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臂肘倚在百叶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做下去。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园哩。”

“是的，是的，”列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做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跟您讲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哩。‘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到树液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采伐菩提树。’”

“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捞来一样，再去买地租给农民种。”列文微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这样的如意算盘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财致富。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结婚了？”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怀着得意满足的心情回答，“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一无所得地过下去，好像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龙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蚀本毫无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列文说，又回到那个打动了他的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啊！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在这里，不在这个选举大会，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罢了。”

“就像我们一样，”列文说，“见着您真是十分高兴哩。”他补充说，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哩，”那个地主说。“而且尽情地谈了一阵。”

“哦，你们骂过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

三十

斯维亚日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臂，引着他走到自己那一群里。

现在没有回避弗龙斯基的可能了。他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列文走过去时他直视着他。

“非常高兴！我以前好像有荣幸见过您……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家。”他说，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会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脸涨得通红，马上扭过身去同他哥哥谈起来。

弗龙斯基微微地笑了一笑，继续和斯维亚日斯基谈着，显然并没有和列文攀谈的意愿；但是列文一边和他哥哥谈话，一边不住地回头看弗龙斯基，拼命想找点话跟他谈谈，好冲淡一下自己的唐突无礼。

“现在为什么还在拖延呀？”列文说，望着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

“因为斯涅特科夫。他要么竞选，要么不竞选。”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选还是不选？”

“问题就在于他不置可否。”弗龙斯基说。

“如果他不做候选人，那么谁做候选人呢？”列文追问，望着弗龙斯基。

“愿意做候选人的人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您愿意做候选人吗？”列文问。

“当然不。”斯维亚日斯基说，局促不安了，用吃惊的眼光朝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的一个凶狠的绅士瞟了一眼。

“那么是谁呢？涅韦多夫斯基吗？”列文说，觉着自己糊涂了。

但是这样一来更糟了。涅韦多夫斯基和斯维亚日斯基是两个大有希望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也不干的！”那个凶狠的绅士说。

原来这就是涅韦多夫斯基！斯维亚日斯基替他和列文介绍了一下。

“喂，你也动了心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对弗龙斯基眨眨眼睛，“就像赛马一样。很想赌个输赢。”

“是的，真让人动心哩，”弗龙斯基说，“一旦动了手，就非斗到底不可。这是斗争！”他说，皱着眉头，咬紧他那强有力的牙关。

“斯维亚日斯基真是有本事的人啊！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

“噢，是的。”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期间，弗龙斯基因为总得望着什么，于是就望着列文：望望他的脚、他的礼服、随后又望望他的脸，注意到他忧郁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于是就没话找话说：

“你怎么成年累月都住在乡下，却不当治安推事呢？您没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一种愚蠢的制度。”列文愁闷地说，他一直在找机会跟弗龙斯基谈话，好弥补刚见面时的无礼。

“我并不那么想，恰恰相反哩。”弗龙斯基带着平静的惊异神情说。

“那简直是儿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并不需要治安推事。八年里我没有出过一件纠纷，有事的时候，结果却判错了。治安法庭距离我家大约四十里。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事我就得花费十五个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就他谈起来：一个农民怎么偷了磨坊主人的面粉，磨坊主人跟他理论，那个农民就怎么递呈子大肆诬告。这些话说得既不合时宜又愚蠢，就连列文说的时候自己也意识到了。

“噢，他是这么一个怪家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那种最抚慰人的像杏仁油一样的微笑说，“不过走吧，我想选举大概开始了……”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我真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注意到他弟弟拙劣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是我们的反对派，而你倒和他十分亲昵[110]，还请他做候选人。而弗龙斯基伯爵呢……我并没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请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呢？后来你又追问涅韦多夫斯基愿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做得简直不妥当！”

“噢，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不过是一桩小事罢了。”列文愁眉不展地说。

“你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什么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团糟。”

列文默不作声，他们一道走进大厅。

省贵族长，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已经布置好陷害他的天罗地网，虽然不是全体都请他做候选人，却还要孤注一掷，决定竞选。大厅里一片静寂，秘书长声音洪亮地宣布近卫队上尉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贵族长候选人，现在就投票表决。

县贵族长们端着盛着选举球的小盘子，由自己的席位上走到主席台，于是选举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陪着他哥哥随着县贵族长走到主席台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小声地对他说。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释过的计划，唯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右边”是说错了。斯涅特科夫无疑是他们的反对派！他走近票箱的时候，球本来在右手里的，但是认为错了，因此刚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倒换到左手里，而且毫无疑问是投到左边去了。一个内行人，站在票箱跟前，只要每个人臂肘一动他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不痛快地皱了皱眉。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让他锻炼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只听见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个声音宣布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贵族长获得了相当多票。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人人都想冲到门口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蜂拥到他周围向他道贺。

“好了，现在完了吧？”列文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不过刚刚开始哩！”斯维亚日斯基笑着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别的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

这一点列文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什么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厌烦得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他觉得郁闷得不得了，很想离开这一群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显然没有一个人需要他，于是他就悄悄地到了小茶点室里，看见那些服务员，他又觉得轻松极了。那个矮小的老服务员请他吃些东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盘青豆炸牛排，同那老服务员谈了他以前的主人们，列文不愿意回到和他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厅里，就到旁听席上去了。

旁听席里挤满了装束华丽的妇女们，她们伏在栏杆上，极力不放过下面所说的一言一语。妇女们身边是一群风度优雅的律师、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到处都议论着选举，都在谈论贵族长多么心灰意懒，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到有一群人在赞美他哥哥。一位贵妇人在对一个律师说：

“我听到科兹内舍夫演说有多么高兴啊！挨饿都值得。妙不可言！多么明了清晰！你们法庭里谁也讲不了这样。除了迈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哩！”

在栏杆旁找到一个空地方，列文俯在上面，开始观察和谛听。

所有贵族都坐在按着县份划分的栏杆里面。厅堂中间站着一个穿礼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说：

“现在表决陆军上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普赫京做省贵族长！”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听到一个老年人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谢绝了！”

“现在投票表决枢密顾问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博利。”有个穿礼服的人呼喊。

“谢绝了！”有个青年人的尖声说。

于是又从头开始，又是“谢绝了”。这样继续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栏杆上，冷眼旁观谛听着。最初他觉得不胜惊异，很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断定了他怎么也不会明白的，因此就觉得枯燥无味了。随后，回想起他在所有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激昂慷慨和怒容满面的神情，他觉得悲哀起来，因此决定离开这里到楼下去。当他穿过旁听席的走廊，他碰到一个踱来踱去的垂头丧气两眼通红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遇到一对男女：一个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来的女士和一个得意扬扬的副检察官。

“我告诉过您晚不了的。”当列文闪在一边给那位妇人让路的时候，副检察官说。

列文已经下楼走到出口的地方。正在掏取衣服的号牌，一个秘书就把他抓住了。“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正在选举哩！”

正在投票表决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绝应选的涅韦多夫斯基。

列文走进大厅的门口：门已经反锁上了。秘书敲敲门，大门打开了，两个面色通红的地主由列文身边冲出去。

“我忍受不了啦！”脸涨得通红的地主里的一个大喊大叫。

紧跟在地主们的后面，省贵族长的头伸出来。他的面孔由于疲惫和恐惧露出可怕的神情。

“我告诉过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对门房申斥道。

“我是放人进来，大人！”

“天啊！”省贵族长长叹了一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无力的腿，耷拉着脑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过去。

涅韦多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他现在当上了省贵族长。许多人兴高采烈，许多人满意而快活，许多人欣喜若狂，可是也有许多人不满意，很伤心。前任贵族长处在绝望的心境中，掩饰不住失意之色。当涅韦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热情地尾随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长致开幕词人们尾随过他那样，而且也像从前斯涅特科夫当选时人们尾随过他一样。

三十一

新选出来的省贵族长和获得胜利的新派里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都在弗龙斯基家聚餐。

弗龙斯基来参加选举，一方面是因为在乡下觉得无聊，而且为了向安娜宣布一下他自由的权利，也因为要帮助斯维亚日斯基竞选，好报答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会上为弗龙斯基所费的那番苦心，主要是为了严格履行他所承担的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义务。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会使他这样动心，或者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好。在地主贵族圈子里，他完全是个新人，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他认为他在他们中间已经获得一定的势力，这倒是的确的。而这种势力是由于他的财富、爵位，由于他的老朋友希尔科夫——一个在财政部供职而且在卡申省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金融家——借给他的城里那幢富丽堂皇的宅邸；由于弗龙斯基从乡间带来手艺高明的厨师；由于他和省长的交情——他们从前是同窗好友，而且弗龙斯基甚至还庇护过他；而主要是由于他待人接物不分厚薄的那种单纯的风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数贵族改变了认为他傲慢无礼的成见。他自己觉得，除了娶了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那个狂妄的家伙，怀着偏激的恶意无缘无故地[111]对他讲过一大堆不得要领的蠢话以外，他所结识的每个贵族都变成了他的拥护者。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他的人们也都公认，涅韦多夫斯基的成功他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庆祝涅韦多夫斯基当选，弗龙斯基由于他的候选人荣获成功而感到一种得意的快感。选举这件事使他感到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他开始想在三年后再选举的时候，如果他结了婚，他自己就要参加竞选，就好像赛马师为他赚了一笔赌注，他渴望亲自去赛马一样。

现在他在庆祝他的赛马师的胜利。弗龙斯基坐在首席上，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侍从将军。对其他的人来说，将军是一省之主，庄严地致过开幕词，讲过话，而且像弗龙斯基看出来的，在好多出席会议的人身上唤起了肃然起敬和卑躬屈节的心理；但是对弗龙斯基说来，他是小“马斯洛夫·卡特卡”，——这是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在他面前觉得很不自在，而弗龙斯基竭力设法使他自在[112]的人。在弗龙斯基的左首坐着的是少年气盛、性子执拗、相貌阴险的涅韦多夫斯基。弗龙斯基对他是坦率而有礼的。

斯维亚日斯基轻快地忍受了他的失败。对于他而言，甚至都不算什么失败，像他举着香槟酒杯亲口对涅韦多夫斯基说：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担当得起贵族应该遵循的新方针的代表人物了。因此所有正直的人，如他所说的，都站在今天胜利的这方面，为了这种胜利而感到庆幸。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很高兴，因为他快活地消遣了一番。而且人人都心满意足。在佳肴美馔的宴席上，又纷纷提到了选举大会上的插曲。斯维亚日斯基令人发笑地模仿前任贵族长声泪俱下的讲话，而且转身对涅韦多夫斯基评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截然不同、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方法！另外一个善于说俏皮话的贵族描摹前任贵族长如何为了打算举行的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统袜子的仆役，如果新贵族长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跳舞会的话，现在只好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在宴会中间，他们不断对涅韦多夫斯基说：“我们的省贵族长”，而且称他为“阁下”。

这话说得很使人高兴，就像新娘被人称为“夫人”[113]和冠上她丈夫的姓一样。涅韦多夫斯基故意装出不仅毫不在乎而且很看不起这种官衔的神情，但是他显然高兴得飘飘然了，而且在克制着自己，以免流露出和他们所处的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环境很不适合的喜悦神情。

用餐的时候发了好几封电报给那些关心这次选举结局的人。兴高采烈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拍了一个电报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内容如下：“涅韦多夫斯基以二十票之差当选。祝贺。请转告别人。”他高声口授了一遍，说：“得让他们高兴一下！”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接到这封急电，只叹息一声又浪费了一个卢布，而且明白这又是酒席快结束时所干的事。她知道斯季瓦有个毛病，每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就“乱打电报”[114]。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的，而是直接由国外输入的舶来品——都是名贵、纯粹而可口的东西。那一小圈人，大约有二十来人，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新活动分子里挑选出来的，也都是聪明而体面的人物。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了新贵族长，为了省长，为了银行家，而且也为了“我们和蔼可亲的主人”而干杯。

弗龙斯基心满意足。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省里会这样有趣。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弗龙斯基去赴为了弟兄们而举行的义演音乐会，那是由他那位想和弗龙斯基结识的夫人一手安排的。

“那里要开舞会，你可以见识见识我们省里的美人！说真的，真是妙极了！”

“不是我所擅长的。[115]”弗龙斯基回答，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微微一笑，答应要去。

当大家都已经离开餐桌，在抽香烟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听差端着摆着信函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由沃兹德维任斯科耶专差送来的。”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说。

“真奇怪，他多么像副检察官斯文季茨基啊。”有个客人用法语品评那个听差说，同时弗龙斯基皱着眉头，在看信。

信是安娜寄来的。还没有看信，他就知道内容了。原来指望选举大会五天之内会结束，因此他答应了星期五回去。现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里一定是责怪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寄去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使他格外不痛快。“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心乱如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帮不了忙，却是个障碍。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着你回来，现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知道你会不高兴，因此又改变主意。给我个回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亲自来！女儿病了，还有这种敌对的语气！

选举的单纯欢乐和他必须回去那种沉闷的、使人觉得成为累赘的爱情，以其鲜明的对照使弗龙斯基感到惊异。但是他非回去不可，于是乘上头一班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家了。

三十二

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他疏远她，维系不住他，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她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后来，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点，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往大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她沉思，“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就像以往一样，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到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不错，还有一个办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他，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那种方法就是离婚，再和他结婚。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这种想法，她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第六天，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随他厌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好让她看见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116]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立起身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逝了，她现在只害怕他不悦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想到整个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来了。她听到他的声音。忘记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哦，安妮怎么样？”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

“噢，没有什么！她好些了。”

“你呢？”他说，身子抖动了一下。

她用两只手握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我非常高兴哩。”他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发式、她的服装，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哩！你身体好吗？”他说，用手帕揩揩他潮湿的髭须，吻吻她的手。

“没有关系，”她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哩。”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没有吃过哩。”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她所说的消息都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

“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来。”

“这都是实情。”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你很不满意。”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不谈这个。”他说。

“为什么不谈这个？”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如果这样，”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自东西，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我再也没有比希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

这种眼色表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幸了！”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第七部

一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光景了。基蒂的预产期，按照经验丰富的人最准确的估计，早已过了；但是她还没有生产，也没有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的任何迹象。医生、接生婆、多莉、她母亲，特别是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列文，都开始焦灼不安了；只有基蒂一个人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她现在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心里对于即将诞生的（对于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已经存在的）婴儿产生了一种爱，她怀着喜悦体验到这种新的情感。他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有时过着独立的生活了。有时这使她痛苦，但是同时她又因为这种新奇的欢快心情想开怀大笑。

所有她热爱的人都同她在一起，都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照拂得那样周到，给予她的一切又是那样如意，要不是她知道和感觉到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她就不会再希望更美好更快乐的生活了。唯一使这种生活的魅力减色的是，她丈夫不像她过去爱他的那种样子，不像他在乡下那种样子了。

她爱他在乡下的那种沉着、亲切和殷勤好客的态度。在城里他总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备一样，仿佛唯恐什么人会欺侮他，尤其是她。在那里，在他的庄园上，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他从来没有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来也没有空闲过。在这里，在城里，他总是急急忙忙，好像害怕错过什么似的，但却无所事事。她很替他难过。在别人看来，她知道，他并不像一个可怜的人物；恰恰相反，当基蒂留意他在交际场中——就像有时一个人极力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爱的人，以便察看他给别人的印象——的时候，她甚至带着嫉妒的恐惧心理看出来，他非但不是个可怜的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良好教养，他对妇女的那种有点古板而羞涩的文雅态度，他的魁伟有力的身姿，还有，像她认为的，他那特别富于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男人。但她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里去观察他，因此她看出来，在城里他不是本来的模样；他的心情她也说不清。有时她心里暗暗责备他不会过城里的生活；有时她又承认要他在这里把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确是困难的。

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他又不去俱乐部。她现在明白了跟奥布隆斯基那一类花天酒地的人来往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纵酒和酒后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她一想到在这种场合男人们会去的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际场吗？但是她知道这么做的话，他非得觉得同女人们接近有乐趣才行，这她又不愿意。跟她，她母亲，和姐姐们一道待在家里吗？但是不论那套翻来覆去讲个不休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这是老公爵给她们姊妹间的谈话取的名字——她觉得多么愉快和有趣，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继续写那部著作吗？他确实试过，最初到公共图书馆去作笔记和查他所需要的参考书；可是，如他对她说的，他越没有事做，他就越没有时间做事。除此以外，他还抱怨说，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了，结果他的一切观念都混淆不清，因此他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城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不知道是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呢，还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变得更谨慎更明白道理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为了嫉妒发生过口角，那是他们迁居到城里的时候曾经害怕过的。

在这方面甚至还发生了一桩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基蒂同弗龙斯基的会见。

基蒂的教母，玛丽亚·鲍里索夫老公爵夫人，一向非常疼爱她，一定要见她一面。虽然基蒂因为怀孕哪里都不去，但她还是跟着她父亲一同去探望那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于是在那里遇见了弗龙斯基。

在这次拜访中基蒂唯一可以谴责自己的是，当她认出那个穿着便装、她一度非常熟悉的弗龙斯基的身姿时，她透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心脏涌，而且她觉得红晕弥漫了她的面孔。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父亲故意大声和弗龙斯基寒暄，他还没有说完话她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面对着弗龙斯基，必要的话，可以像她同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谈话一样同他谈话，而主要的是，要做到连最轻微的语调和微笑都能获得她丈夫赞许的地步才行，她仿佛觉得那一刹那她丈夫的无形的形影就在她近旁。

她同弗龙斯基交谈了三言两语，甚至还因为他取笑选举会议，称之为“我们的国会”而沉静地微微一笑。（她非得笑一笑，为了表示她懂得那句玩笑。）但是她马上转过身去对着玛丽亚·鲍里索夫娜，直到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才看了他一眼；那时她望着他，显然只是因为在对方对你行礼告别时不望着对方未免失礼的缘故。

她很感激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同弗龙斯基的这次相逢；但是由于拜访以后，他们照常散步时他对她特别慈爱，她看出来他很满意她。她也很满意自己。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竟会有力量把她对弗龙斯基的旧情全部封锁在内心深处，不仅表面上，而且真的在他面前显得十分泰然自若。

当她告诉列文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家遇见弗龙斯基的时候，他的脸比她红得还要厉害。要她对他讲述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叙述这次相会的委细，因为他并没有盘问，只是皱着眉头凝视着她。

“可惜你没有在那里，”她说，“不是说你没有在那个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的举止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比那时脸红得更厉害，更加，更加厉害哩，”她补充说，脸红得流出眼泪了，“可惜的是你不能从门缝里偷看。”

她的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看出她很满意自己，因此虽然她羞容满面，他立刻就放了心，开始像她所愿望的那样询问她。当他听到了一切，甚至一直听完了最初一瞬间她不由得脸红起来，但是以后就像和一个初次会面的人那样悠然自得的细节为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说这事使他很高兴，现在他再也不会像在选举大会上那样无礼了，下一次遇见弗龙斯基就要尽可能地对他友好。

“一想起来有个人快要成了我的仇敌，我讨厌遇见他，真痛心得很哩。”列文说，“我非常，非常高兴。”

二

“那么，请你去拜望博利夫妇一下吧，”十一点钟的光景，列文出门以前进来看她时，基蒂对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给你登记了。但是早晨你去哪里呢？”

“不过去看看卡塔瓦索夫罢了。”列文回答。

“为什么这么早呢？”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罗夫。我想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列文回答。

“是的，你上次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哦，以后呢？”基蒂问。

“以后也许为了我姐姐的事去法院一趟。”

“去听音乐会吗？”

“哦，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不，去吧；要演奏这些新作品哩……你一向觉得那么有趣的。要是我，我一定去的。”

“哦，无论如何我午饭前会回来的。”他说，看了看表。

“可要穿上常礼服，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博利伯爵夫人了。”

“难道非去不可吗？”

“啊，一定得去。他拜访过我们。唉，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你顺路去一趟，坐一坐，花五分钟谈谈天气，就站起来走了。”

“喂，说起来你不会相信，我是那样不习惯应酬，我真难为情哩。这有多么讨厌啊！一个陌生人进来，坐了一阵，没事待上半天，既打扰了人家，自己又心烦意乱，末了才走了。”

基蒂大笑起来。

“但是你做单身汉的时候不是常去拜望人家吗？”她说。

“不错，拜望过，不过我老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现在我对这一套非常不习惯，说正经的，我宁愿两天不吃饭，也不愿意去拜望人家。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觉得人家会生气，说：‘你没有事来做什么？’”

“不，他们不会生气的。我担保！”基蒂说，笑盈盈地凝视着他的脸。她拉住他的手。“好吧，再见！……请你千万去一下！”

他吻了妻子的手刚要走开，她就拦住了他。

“科斯佳，你知道我只剩下五十卢布了。”

“啊，这又有什么，我到银行去取。要多少？”他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不满意的表情说。

“不，等一下，”她拉住他的手，“我们谈一谈，我心里很发愁。我好像并没有多花一个钱，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出去！我们不知道怎么总处理不好。”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咳嗽着，皱着眉头瞅着她。

她很懂得这种咳嗽声，这是他非常不满意的表示，不是对她，而是对他自己。他确实很不满意，倒不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是因为这件事使他想起一桩他明知道有问题的、很想遗忘的事情。

“我告诉过索科洛夫出售麦子，先提取磨房那笔款子。无论如何我们会有钱的。”

“是的，不过总括来看，恐怕还是太多……”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他重复说，“好了，再见，亲爱的！”

“不，真的，有时候我很懊悔听了妈妈的话！在乡间有多么好啊！照现在这样子，我把你们都折磨坏了，而且我们又在浪费金钱……”

“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自从结了婚，我一次也没有说过，要是事情比现在这样好一些就好了……”

“真的吗？”她说，望着他的眼睛。

这话他是未加思索信口说出来的，不过安慰她罢了。但是一望见她那可爱而诚实的眼光疑问般紧盯在他身上，他就从心坎里又重复了一遍这话。“我完全把她忘了。”他沉思，想起不久他们就要面临的事情。

“快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握住她的两只手。

“我想得太多，以致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你不害怕吗？”

她轻蔑地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她回答。

“喂，万一有事，我在卡塔瓦索夫家里。”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荫路上散散步。我们要去多莉家里看看。希望你午饭前回来。噢，是的！你知道多莉的情况简直没法过了吗？她浑身是债，一文莫名。妈妈和我跟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她的姐夫利沃夫）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你和他去责备斯季瓦。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这事不能跟爸爸谈……不过如果你和他……”

“唉，我们可办得了什么？”列文说。

“你反正要到阿尔谢尼家去，和他谈谈，他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决定的。”

“我事先就完全同意阿尔谢尼的意见。好吧，我要去拜望他……顺便说一声，如果我去听音乐会，我就和纳塔利娅一齐去。好了，再见！”

在台阶上，他独身时侍候过他、现在经管着城里家产的老仆人库兹马拦住了他。

“美人（这是由乡间带来的那匹左辕马）换了马掌，但是仍旧一瘸一跛的，”他说，“您吩咐怎么办呢？”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对于乡下带来的几匹马很感兴趣。他想要尽量地把这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结果哪知道自己的马的花费比租来的马还要贵，而且他们照样还得租马用。

“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有暗伤。”

“是的，是为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吗？”

现在，列文听说由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到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大街需要套上一辆二马驾辕的大马车，驶过四分之一里的融雪的烂泥地面，然后让马车停上四个多钟头，每次得付五个卢布，再也不像他初到莫斯科时那样，觉得大吃一惊了。现在他已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了。

“租两匹马，套上我们的马车。”

“是的，老爷！”

多亏城市的条件，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在乡下要费很大心血和气力的麻烦事，列文走出去，叫了一部雪橇，坐上去向尼基特大街驶去了。路上他再也不想钱的事了，却在思虑怎样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彼得堡的学者结识，怎样同他谈论他的著作。

只有刚到莫斯科那几天， 那种到处都需要的、乡下人很看不惯、毫无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费，曾使列文大为吃惊。现在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方面，他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说的醉汉的情形一样：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苍鹰一样飞掠而过，喝过第三杯就像小鸟一样畅行无阻了。当他换开第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为听差和门房购买号衣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盘算着这些没有用的号衣，这笔钱抵得上夏季——就是，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大约三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雇两个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人的花销，但是他暗示了一下没有号衣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基蒂就流露出惊异的神色，由此看来，这笔钱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他同那一张百元卢布的钞票分了手，心里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下一张钞票，那是他换开为亲友准备宴席的，一共花去二十八卢布；虽然他想起这二十八卢布就是工人们流血流汗地刈割好了、捆起来、脱了粒、扇去皮、筛过、包装起来的九俄石燕麦的代价，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现在换开一张钞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像小鸟一样就飞了。不知是不是用钱换来的乐趣抵上了挣钱所费的劳力，反正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于一定价钱就不出售的生意经也忘怀了。他咬定价钱好久没有出卖的燕麦，却比一个月以前每石少卖了五十戈比。甚至照这样开销下去，过不了一年就得负债的盘算，也失掉了意义。只要银行里有钱就行，别管钱是怎么来的，那样就有把握明天有钱买牛肉了。直到现在他都遵守着这条规则：银行里总存着钱。但是现在银行里已经一文不剩了，他也不大知道上哪里去搞一笔钱来。基蒂提到钱的时候，这事就使他心烦意乱了一下；然而，他没有工夫考虑了。一边坐着车，他一边想着卡塔瓦索夫和他同梅特罗夫即将来临的会见。

三

列文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又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自从他结婚以后就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重温旧好了。卡塔瓦索夫以他开朗而单纯的人生观博得了列文的欢心。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明朗的人生观是由于他天资贫乏而来的，而卡塔瓦索夫认为列文的思想前后矛盾是由于他缺乏思想锻炼而起的；但是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很中列文的意，而列文的丰富的、没有条理的思想卡塔瓦索夫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愿意常常见面，争辩一番。

列文朗读过他的著作中的几章给卡塔瓦索夫听，很投合他的心意。前一天在公开演讲会上卡塔瓦索夫偶然碰到列文，对他说那个以文章博得列文赞赏的大名鼎鼎的梅特罗夫现在在莫斯科，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对他讲的列文的著作很感兴趣，他明天上午十一点要到他家来，很愿意得到和列文结识的荣幸。

“你的确大有进步，老弟，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哩，”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在小客厅里迎接列文，“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他决不会准时来的……喂，你觉得黑山人[117]怎么样？他们生来就是武士。”

“发生了什么事？”列文打听说。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对他讲了最近的消息，将他引进书房，把列文介绍给一个矮小健壮、面貌可亲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谈话暂时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梅特罗夫引用了来自可靠方面的官方消息，据说是沙皇和某位部长讲的话。但是卡塔瓦索夫却由官方听到沙皇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话。列文极力揣摸会说出这两种话的情况，这个话题就丢开了。

“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类看作要依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罗夫说。

“我确实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列文脸红了说，“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于是列文小心谨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样，开始阐明他的见解。他知道梅特罗夫写过一篇反对众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能使他同情到什么程度，而且从那位学者的沉着而聪明的脸上的表情也推测不出来。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 梅特罗夫说，“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察出这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他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他连忙补充说，按他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说，打断列文的话，“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罗夫就开口阐明他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罗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东部——在俄国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于零，而工资——对于俄国八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的人说来——也不过刚刚够维持生活罢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罗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罗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而已。虽然对梅特罗夫说的话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但是听着他说仍然觉得有点得意。由于这么一位博学多识的人居然会这样甘心情愿、这样用心地对他说明他的见解，而且那么相信列文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学识，以致有时只用一点暗示来说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认为这都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跟他接近的人们谈来谈去都谈腻了，因此特别愿意跟每个生人谈谈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还不大明了的题目。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说，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温季奇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卡塔瓦索夫说，回答列文的询问，“彼得·伊万内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跟我们去吧，由那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

“噢，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哩！不过我倒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您听说了吗，朋友？我单独呈上去一份报告。”卡塔瓦索夫由另外一间房里喊道，他正在那里穿大衣。

他们议论起大学里的论战。

大学的问题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员会的三个老教授不接受年轻教授们的意见；而年轻人们就单独交出来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按某些人的见解，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简单和最正确的。于是教授们分裂成两派。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认为对方玩弄卑鄙的出卖和欺诈的手腕；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对方年少无知和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人员，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一再听见和谈论这件事，因此对这个问题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参加了谈话，这场谈话在路上一直继续着，直到他们三个人到达古老的大学校舍才罢休。

大会已经开幕了。在卡塔瓦索夫和梅特罗夫就坐的那张铺着桌布的桌子旁坐着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低着头凑近手稿，正宣读什么。列文在桌子附近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小声向坐在旁边的一个学生问了问宣读的是什么。那个学生不高兴地看了列文一眼，说：

“传记。”

虽然列文对那位科学家的传记不感兴趣，但是他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而且听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中闻所未闻的一些趣事。

那位朗诵的人读完的时候，主席向他道谢了一声，就高声诵读了诗人孟特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专程寄来的一篇诗作，附带还说了一两句感谢那位诗人的话。随后卡塔瓦索夫，以他那响亮而刺耳的声音，朗诵了一篇论人们正在庆祝他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这位人士的科学成就的文章。

卡塔瓦索夫读完的时候，列文看看表，看到快两点钟了，想到去赴音乐会以前怎么也来不及向梅特罗夫宣读他的手稿了，况且，他现在也不想读了。在听朗诵的时候，他还思索了他们以前的那场谈话。现在他恍然大悟，虽然梅特罗夫的见解也许有意义，但他自己的见解也有意义；而且这两种见解只有按照各自选定的方向分头进行，才能弄得明确和得出结果，如果交流意见是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的。列文打定主意，拒绝梅特罗夫的邀请，因此，一散会立刻走到他跟前。梅特罗夫把列文介绍给主席，他正和他谈论政治消息。梅特罗夫顺便又对主席讲了一遍他跟列文讲过的话，而列文也发表了今天早晨他发表过的意见，但是为了变换花样起见，也表示了一点新的见解——那是刚刚浮上他的脑海的。以后他们就又谈起大学的问题。因为这一套列文都听过了，他连忙对梅特罗夫说，他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深为抱歉，于是握手告别了，就坐着车到利沃夫家去了。

四

同基蒂的姐姐纳塔利娅结婚的利沃夫，一生都在各国的首都和国外度过，他在那里受教育，在那里做外交官。

去年他辞去了外交官，倒不是由于什么不愉快（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调到莫斯科的御前侍从院，为的是能够使他的两个男孩受到最好的教育。

尽管在习惯和见解上他们大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利沃夫比列文年纪大，但是那年冬天他们非常情投意合，而且彼此非常要好。

利沃夫在家里，列文未经通报就走进去了。

利沃夫穿着一件束着腰带的家常便服、一双麂皮靴，戴着一副蓝色镜片的夹鼻眼镜[118]，坐在安乐椅上，正在阅读摊在书桌上的一本书，他的纤美的手里夹着一支一半已化为灰烬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身子远远的。

他那漂亮、优雅、还很年轻的容貌，再加上他光滑鬈曲的银丝发，使他更显得仪表堂堂，他一看见列文就微笑得容光焕发了。

“好极了！我正要打发人去请您哩。哦，基蒂怎么样？坐在这里吧，这里舒服些。”他站起身来，移了移摇椅。“您看过最近一期《圣彼得堡日报》[119]吗？我认为好极了。”他带着轻微的法国口音说。

列文说了他由卡塔瓦索夫那里听来的彼得堡的言论，稍稍谈了谈政治以后，列文就又叙述他和梅特罗夫的结识，以及他去赴会的情形。这引起了利沃夫很大的兴趣。

“这就是我羡慕您的地方，您有资格进入这种有趣的科学界。”他说。而且，一开口，像往常一样，就换上了法语，这样他说起来更流利。“我真抽不出时间。我的公务和孩子们使我无暇及此了；况且，说出来不怕难为情，我受的教育太不够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列文带着微笑说，像往常一样，由于利沃夫把自己估计过低而感动了，他一点也不是故意为了要显得谦虚，甚至也不是谦虚，而的的确确是由衷之言。

“唉，真的！我现在觉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甚至为了教育孩子我都得重新温习，简直得学习好多东西。因为单单有了教师还不够，还得有人监督才行，就像您的农业上既需要劳动者又需要管家一样。这就是我正在阅读的，”他指着摊在书桌上的布斯拉耶夫文法[120]给列文看，“他们指望米沙会懂得这个，难得很哩……您给我讲讲好不好？这里他说……”

列文极力说明这是不可能明白的，只能死记；但是利沃夫却不以为然。

“噢，您在取笑我哩！”

“恰恰相反，您想象不出，当我看着您的时候，我总是在学习我将要面临的工作——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哦，算了吧！您跟我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哩！”利沃夫说。

“我只知道，”列文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们的孩子们更有教养的，而且也不希望比你们的孩子更好的孩子了。”

利沃夫显然极力要克制住他的愉快神情，但脸上还是笑容可掬。

“但愿他们比我有出息就好了！我只希望如此。您还不知道，对付像我的男孩们那份麻烦哩，他们由于国外那段生活变野了。”他说。

“这全会弥补过来的。他们是那样聪明伶俐的孩子！主要的是道德教育。这就是我观察你们的孩子们时，所学到的一些心得。”

“您还提道德教育哩！您想象不出有多么困难！这个毛病还没有克服，另外的毛病就又冒出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斗争。非得借助宗教的支持不行——您记得我们谈过的话吧——任何做父亲的，没有这种助力，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成人的。”

这种永远使列文觉得很有趣味的话题，因为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美人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进来而打断了。

“噢，我还不知道您在这里，”她说，显然不但不觉得过意不去，而且还高兴打断了她早就听过、而且听厌了的话题，“基蒂怎么样？我今天要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喂，阿尔谢尼，”她对她丈夫说，“你坐车去吧……”

于是夫妇二人开始讨论那一天要做些什么。因为丈夫有公事要去会一个人，而妻子要去赴音乐会，随后要去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因此有许多事情要做出决定和安排。列文，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参与了筹划工作。结果决定列文和纳塔利娅一道乘车去赴音乐会，以后再去参加大会，他们由那里再打发马车到衙门里去接阿尔谢尼，随后他再去接他的妻子，和她一路到基蒂家，如果他公务脱不开身，他就把马车打发回来，列文就陪她去。

“你知道，他可把我奉承坏了，”利沃夫指着列文对他妻子说，“他硬说我们的孩子们好极了，但我在他们身上却看到那么多缺点。”

“阿尔谢尼总爱趋于极端，我老这么说的，”他妻子说，“如果你事事都要尽美尽善，那就永远也不会称心如意了。爸爸说得非常对，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们走了一个极端，让我们住在顶楼，父母住在二楼，但是现在又颠倒过来，父母住在贮藏室，而孩子们却住在二楼！如今做父母的简直没法活了，什么都为了孩子们。”

“如果这样好些，为什么不呢？”利沃夫带着他那动人的微笑说，拍拍她的手，“不认识你的人，一定会认为你不是亲娘，而是后母哩！”

“不，反正走极端是不好的。”纳塔利娅沉静地说，把他的裁纸刀放在桌上一定的位置。

“啊唷！到这里来，你们这些完美无瑕的孩子！”利沃夫对走进来的两个漂亮男孩说，他们对列文行了个礼后，就走到他们父亲跟前，显然想问他些什么。

列文想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和父亲讲些什么，但是纳塔利娅跟他聊起来，随后那个穿着御前侍从礼服来接利沃夫去会晤某人的、利沃夫的僚属马霍京走了进来；接着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黑塞哥维那[121]、科尔孙斯基公爵夫人，杜马[122]以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列文连他所负的使命都忘了。他往前厅走去的时候才想起来。

“啊唷，基蒂嘱咐我和您谈谈奥布隆斯基的事。”当利沃夫送他妻子和列文下楼去，停在楼梯口上的时候，他说。

“是的，是的，妈妈要我们，这些连襟[123]去向他兴师问罪，”利沃夫说，脸涨红了，“不过为什么要我去呢？”

“好了，那么我去责问他吧！”他的妻子微笑着说，她披着雪白的轻裘斗篷等着他们谈完。“喂，我们走吧！”

五

在午前音乐会里，演奏了两项非常有趣的节目。

头一支是《荒野里的李尔王》幻想曲[124]，第二支是为了纪念巴赫[125]而谱写的四重奏。两支乐曲都是新的，风格也是新奇的，列文很想对它们形成一种意见。他把他的姨姐护送到她的座位，就在一根圆柱旁边站定了，打定主意尽可能聚精会神和诚心诚意地倾听。他竭力不让自己分心，不破坏自己的印象，不去望那总是煞风景地分散人家欣赏音乐的注意力的、系着白领带的乐队指挥的胳臂的飞舞，不去望那些戴着女帽、为了听音乐那么小心地把帽带结在耳朵上的妇女，不去望那些或是对什么都兴味索然，或是对什么都有兴味、只是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他用心避免遇见音乐专家和健谈的人，只站在那里，低垂着眼凝视着前方，留心谛听着。

但是他越往下听李尔王幻想曲，他就越觉得不可能形成明确的意见。音调永远逗留在最初的乐句上，好像在积蓄表现某种感情的音乐表情一样，可是一下子又粉碎了，分裂成支离破碎的新乐题，甚至有时只不过是作曲家一时兴之所至，非常错综复杂，但却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声音。就是这些若断若续的旋律，虽然有时很动听，但是听起来也很不悦耳，因为都是突如其来和冷不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像疯子的千思万绪一样。无缘无故地出现，而且也像疯子的情绪一样，这些情绪又变幻莫测地消逝了。

在整个演奏期间，列文感觉得就像聋子看舞蹈一样。音乐演奏完毕的时候，他完全莫名其妙，由于注意力徒劳无益地过于集中而感到非常厌倦。掌声雷动。所有人都立起身来，走来走去，高谈阔论着。想要听听别人的印象来澄清一下自己的迷惑，列文去找专家，一看见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正和他的熟人佩斯措夫聊天，他心里很高兴。

“妙极了！”佩斯措夫用深沉的男低音说，“您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刻画得特别生动，而且很柔和，很动听，就是说，音色很丰富的地方，是您感到科苔莉娅[126]，那个永恒的女性[127]来临了，她开始和命运搏斗的那一节。不是吗？”

“什么，跟科苔莉娅有什么关系？”列文怯生生地问，完全忘记了这支幻想曲是描写荒野里的李尔王的。

“科苔莉娅出现……看这里！”佩斯措夫说，用手指轻轻弹一弹他手里的光泽的节目单，递给列文。

这时列文才猛然回想起这幻想曲的题目，于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印在背面、引自莎士比亚的、已经译成俄文的诗句。

“没有这个你就听不懂了。”佩斯措夫对列文说，因为听他讲话的人已经走掉，他没有别的人可谈了。

在休息时间，列文和佩斯措夫争论起华格纳[128]那一派音乐的优缺点来。列文坚持说华格纳和他的所有追随者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音乐引入其他的艺术领域，正如诗企图描写本来应该由美术描绘的容貌时也犯了同样错误，而且，为了举例说明这种错误，他引证了一个雕刻家，想用大理石雕出飘浮在诗人雕像台周围的诗的幻影。“雕刻家所雕的幻影一点也不像幻影，以致非得安在梯子上才行。”[129]列文说。他很欣赏这句话，但是记不起他以前说过没有，而且也记不起跟佩斯措夫说过没有，说完了以后，他难为情了。

佩斯措夫争辩说艺术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融合了各种各样艺术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音乐会的第二支乐曲列文不能够听了。佩斯措夫站在他身边，一直跟他说东道西，吹毛求疵说这支乐曲采取了过分矫揉造作的朴实形式，并且拿来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绘画的朴实风格比较。出去的路上，列文遇到好几个熟人，他和他们谈了政治、音乐和共同的朋友；同时他遇到的人里有博利伯爵。他完全忘了要去拜访他那回事。

“哦，那么您现在就去吧，”利沃夫公爵夫人说，他对她讲了这件事，“也许他们不接见您，那么您就到会场去找我。您还会在那里找到我的。”

六

“也许他们今天不见客？”列文一边走进博利伯爵夫人宅邸的门厅一边说。

“他们见客的，请进。”门房说，果断地帮助他脱掉大衣。

“真讨厌！”列文叹了一口气暗自想道，脱掉一只手套，把帽子弄平整，“唉，我进来做什么？我跟他们讲些什么呀？”

他走进头一间客厅，在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什么命令。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请他到隔壁的小客厅里，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在那间房里，安乐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的上校。列文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就在沙发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搁在膝头上。

“您的夫人好吗？您赴音乐会了吗？我们不能去。妈妈得料理丧事。”

“是的，我听说了……真想不到啊！”列文说。

伯爵夫人进来，坐在沙发上，也问候了一声他的妻子，打听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列文回答了，又重复地问了问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猝逝。

“不过她体质一向就很弱。”

“您昨晚听了歌剧吗？”

“听了。”

“露卡[130]很不错哩。”

“是的，很不错。”他回答，因为他反正不在乎他们对他怎么看法，因此他就重复了一遍他们听过千百遍的关于那位歌手的天才的特色。博利伯爵夫人装出在倾听的模样。等他说够了，停顿下来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上校开口谈起来。他讲的也是关于歌剧和歌剧院的灯光的问题。末了，提了打算在秋林家举行的疯狂的一天[131]以后，上校发出笑声，稀里哗啦地站起身来，就走了。列文也立起身来，但是从伯爵夫人的脸色看起来还不到他走的时候。他得再熬一两分钟，因此他又坐下了。

但是，因为他尽在沉思这有多么无聊，因此找不到话说，于是就默不作声。

“您不去参加公开集会吗？据说非常有意思。”伯爵夫人开口说。

“不，我答应了去接我的姨姐[132]。”列文说。

接着一阵沉默，母亲和她女儿又一次交换了眼色。

“哦，我想现在到时候了。”列文想，立起身来。妇女们和他握手告别，请他向他妻子致意。

门房一边伺候他穿大衣，一边问：

“请问阁下住在哪里？”一边立刻就把他的住址登记到一个装帧精致的大簿子里。

“自然啰，反正怎样都一样，不过到底使人很难为情，无聊透了！”列文暗自思索，只好用人人都免不了如此来聊以自慰；于是就到委员会去，他得在那里找到他姨姐，然后陪她到他自己家里去。

在委员会的公开集会上有许多人，几乎整个社交界都荟萃一堂。列文恰好赶上听到人人都说非常有趣的评论。评论结束时，社交界的人士就聚在一起，列文遇见斯维亚日斯基，他请他晚上一定去参加农业协会的会议，那儿要宣读一篇出色的报告。他也遇见了刚从赛马场回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有许多别的熟人。列文又说了而且听了那一套关于会议、新的幻想曲和公审的各种意见。但是大概由于他开始感到精神太疲劳了之故，谈到公审的时候他无意中说错了话，后来好几次他一想起这次失言就十分懊悔。谈到一个在俄国受了审判的外国人所受的处罚，和把他驱逐出境的做法有多么失策的时候，列文重复了一遍他昨天听见一个熟人所说的话。

“我认为，把他驱逐出境就像用放鱼入水的方式来处罚鱼一样。”列文说；说出口以后他才想起来他当做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句话是由一个熟人那里听来的，而实际上这句话是出自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他的熟人不过重复了报纸小品文栏上的话罢了。

列文把姨姐送到他的家里，看见基蒂又高兴又健康，他就到俱乐部去了。

七

列文到俱乐部正是时候。他到的时候，会员们和贵客们都陆陆续续乘着车到达。他好久不到那里去了——自从他迈出大学的门，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的时候起就没有去过了。他记得俱乐部和俱乐部结构上的外部详细情节，但是完全忘记了他从前感受到的印象。但是他坐车驶进那宽敞的半圆形院子，下了雪橇，走上台阶，劈面碰见一个静悄悄地开门向他行礼的、佩着肩带的门房的时候；当他看见会员们认为脱在楼下比穿着上去更省事因而脱在门厅里的大衣和胶皮套鞋的时候；当他听到通报他上了楼的神秘铃声，在他踏上铺着地毯的不陡的楼梯发现楼梯口的雕像，而且在楼上看见一个他熟识的、但是变得老态龙钟穿着俱乐部的制服的第三个门房，不慌不忙替他开门，凝视着来客的时候；旧日的俱乐部的印象，那种恬静、舒适而体面的印象又浮上了列文的心头。

“请把帽子交给我，老爷，”门房对列文说，他完全忘了俱乐部那套规矩，帽子要放在门厅里，“您好久没有来了。公爵昨天替您登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公爵还没有来哩。”

这个门房不但认识列文，而且也熟悉他所有的亲友，立刻就提起了他几个亲密的朋友。

穿过第一个隔着许多屏风的厅堂，又走过一间在右边隔开的地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商人的房间，列文赶过了一个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的老人，就走进了一间人声喧哗的餐厅。

他走过一张张差不多全有人占据了的桌子，观察着宾客们。到处他都遇见各种熟人，老的少的，有的是泛泛之交，有的是他的知己。没有一个脸上带着气愤和烦恼的神色。好像全把愁思苦虑和帽子一起丢在门厅里了，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下人生的物质快乐。斯维亚日斯基、谢尔巴茨基、涅韦多夫斯基、老公爵、弗龙斯基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全在这里。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老公爵带着微笑说，把手由肩膀上伸给他。“基蒂怎么样？”他补充说，抚平了塞到背心钮扣里去的餐巾。

“没有什么，她很好；她们三个人一齐在家里用饭。”

“啊呀！又要‘东家长西家短’了！哦，我们桌上没有地方了。到那张桌上去吧，赶快占个座位。”老公爵说，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接过一盘鱼羹。

“列文，到这里来！”有个离得远一点的人用亲切的声音呼喊。这是图罗夫岑。他和一个年轻军官坐在一起，他们旁边有两把翻倒了的椅子。列文高兴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一直很喜爱那个善良、挥金如土的图罗夫岑——一见他就联想到他向基蒂求婚的事——但是今天，经过了那些紧张的需要动脑筋的谈话以后，图罗夫岑和颜悦色的面孔特别使人喜爱。

“这是给你和奥布隆斯基留的。他马上就要来了。”

那位眼睛里永远含着愉快和笑意、腰板挺得笔直的军官是彼得堡来的哈金。图罗夫岑给他介绍了一下。

“奥布隆斯基总是姗姗来迟。”

“啊，他来啦！”

“你刚来吗？”奥布隆斯基说，加快脚步走到他面前，“你好吗？喝过伏特加吗？好，来吧！”

列文立起身来，跟着他走到一张摆着伏特加和各式各样冷盘的大桌子跟前。也许有人认为由这二三十种佳肴美馔里总挑得出一样合乎口味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指名要了一份特别珍贵的，一个站在旁边穿制服的服务员立即把点的东西端了出来。他们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就回到座位上。

他们还在喝汤的时候，哈金就叫了一瓶香槟酒，吩咐服务员斟满了四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人家敬的酒，而且又叫了一瓶。他很饿，兴高采烈地又吃又喝，更加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同伴们那种随便而又妙趣横生的谈话。哈金压低声音，讲了彼得堡一件新的轶事，轶事本身虽然很不像话而且很无聊，但是那么可笑，引得列文纵声大笑，以致左近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这正和‘这我可真地忍受不了啦’那故事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啊唷，简直妙不可言！再来一瓶！……”他对服务员喊道，立刻就讲起那故事来。

“彼得·伊里奇·维诺夫斯基敬的酒。”一个老服务员打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用托盘端来两只盛着泡沫翻飞的香槟酒的精致玻璃杯，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端了一杯，和坐在桌子那头的一个秃头红胡髭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对他点点头。

“那是谁？”列文打听。

“你在我家里见过他一次，记得吗？是一个老好人。”

列文仿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样子，也端起酒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的轶事也很有趣。然后列文讲了一个，也博得了赞赏。接着他们就谈起马，当天的赛马，以及弗龙斯基的阿特拉斯内多么潇洒地获得了冠军。列文几乎都没有觉得午餐的时间是怎样消逝的。

“啊，他们来了！”饮宴快结束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越过椅背把手伸给伴着一个身材魁伟的禁卫军上校走过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也因为俱乐部那种普遍的欢腾而愉快的气氛而容光焕发。他快活地把臂肘倚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肩膀上，对他私语了几句什么，而且带着同样快活的微笑把手伸给列文。

“真高兴看见您，”他说，“那天我在选举大会上找过您，但是听说您已经离开了。”

“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正在谈您的马哩。我祝贺您！”列文说，“真是一场飞快的奔驰。”

“是的，您也养着比赛用的马？”

“不，我父亲养过；但是我还记得，懂得一点。”

“你在哪里用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在圆柱后面，第二张桌子上。”

“大家都在向他祝贺哩！”那个魁伟的上校说，“这是他第二次获得了皇帝的奖赏。要是我玩牌像他赛马那么走运就好了！”

“哦，为什么浪费宝贵的光阴？我要到‘地狱’[133]里去了。”那个上校说着就走掉了。

“这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回答图罗夫岑的询问，坐在他们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把敬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了俱乐部气氛的影响，还是酒性发作的缘故，列文和弗龙斯基畅谈起良种牲口，发现他对这个人并没有怀着丝毫敌意觉得很高兴。他甚至还顺便提了他听他妻子说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那里见过他。

“噢，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她真是个妙人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叫说，于是讲了她的一桩轶事，使大家都哄然大笑。特别是弗龙斯基那么温厚地大笑着，以致列文觉得和他完全和解了。

“喂，完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立起身来，微笑着，“我们走吧！”

八

一离开饭桌，列文觉着他走起来两只胳臂摆动得特别和谐和轻快，同哈金穿过一间间高大的房间到弹子房去。他们穿过大厅的时候，遇见了他岳父。

“喂，你欢喜我们这座自由宫吗？”公爵说，把胳臂伸出来让他挽住，“来，我们散散步。”

“是的，我就是想要散散步，到处观光一番。真有趣！”

“是的，你觉得有趣，但是我的兴趣可跟你的大不相同！你瞧瞧这些老头子，”公爵说，指着一个好容易才拖着两只穿着软皮靴的脚蹒跚地迎面走过来的、瘪嘴驼背的俱乐部会员，“你以为他们生来就是废蛋吗？”

“废蛋！这是什么？”

“你看，你连这个字眼都不懂得！这是俱乐部的行话。你知道滚蛋的游戏吧，一个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废蛋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趟又一趟地不断到俱乐部来，最后就变成废蛋了。你瞧，你笑了，不过我们已经想到临到自己变成废蛋的时候了。你认识切琴斯基公爵吗？”公爵问，列文从他的脸色看出来他想讲什么好笑的事。

“不，我不认识。”

“哦，你怎么不认识，哦，切琴斯基公爵是一个名人哩。喂，没关系！你要知道，他总是打弹子的。三年前他还不是废蛋里的一员，而且表现得神气十足。他自己还管别人叫废蛋。但是有一天他来了，我们的门房……你认识瓦西里吧？哦，就是那个胖子。他很会说俏皮话。哦，切琴斯基公爵问他说：‘喂，瓦西里，都来了些什么人？有废蛋吗？’于是瓦西里回答说：‘你是第三名哩！’是的，老弟，就是这么回事哩！”

一边谈一边和遇见的熟人寒暄着，列文和公爵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那里已经摆好牌桌，一些老赌客在玩输赢不大的牌；客厅里，人们在下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坐在那里同什么人聊天；弹子房里，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沙发旁一群有说有笑的人，哈金也在内，正饮香槟酒。他们也参观了一下“地狱”，桌子旁拥挤着一群赌徒，亚什温已经在那里就了座。他们极力不要弄出声响来，走进那间光线朦胧的阅览室，那里，在罩着灯罩的灯下，坐着一个怒容满面的青年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杂志，还有一个秃头的将军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什么。他们又进入了公爵称之为“智慧室”的房间。那里有三位绅士正在热烈地谈论最近的政治新闻。

“请来吧，公爵，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的一个伙伴来找他说，于是公爵就走掉了。列文坐下听了一会，但是回忆起他早晨听到的一切谈话，他突然觉得无聊透顶。他连忙站起身来去找奥布隆斯基和图罗夫岑，跟他们一起他觉得很愉快。

图罗夫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弹子房的高沙发上，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弗龙斯基在遥远的角落里的门边谈天。

“她倒不一定是苦闷，不过这种不明确、悬而未决的处境……”列文无意中听到了，想要赶紧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住了他。

“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并非是眼泪盈眶，而是水汪汪的，就像他往常喝了酒，或者很感动的时候那副样子。而今天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列文，别走开。”他说，紧紧挽住他的胳臂，显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他走。

“这是我真诚的、简直是最知心的朋友哩，”他对弗龙斯基说，“而你也是我越来越亲密知己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们，而且知道你们彼此一定会很亲睦，和好相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

“哦，那么我们除了接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啰！”弗龙斯基和蔼地开玩笑说，一边伸出手来。

他连忙拉住他伸出来的手，紧紧握住。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列文说，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侍者，来一瓶香槟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也很高兴哩。”弗龙斯基说。

但是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他们彼此都怀着希望，但是他们彼此却无话可说，两个人都觉察出这一点。

“你知道吗，他并不认识安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弗龙斯基说，“我很想带他去看看她。我们去吧，列文！”

“真的吗？”弗龙斯基说，“她会高兴得很哩。我很想立刻就回家去，”他补充说，“不过我不放心亚什温，想留在这里等他赌完了再走。”

“噢，他的情况不妙吗？”

“他老是输，只有我才管得住他。”

“喂，打打台球怎么样？列文，你玩吗？噢，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摆好台球。”他对台球记分员说。

“早就准备好了。”记分员说，他已经把弹子摆成三角形，正滚着红球来消遣。

“好，来吧！”

打完一局以后，弗龙斯基和列文坐到哈金的桌旁，依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建议，列文打起纸牌来。弗龙斯基有时坐在桌子边，被川流不息地到他跟前来的朋友们簇拥着，有时就去“地狱”里看看亚什温。列文摆脱了早晨那种精神上的厌倦，领略到一种心悦神怡的心情。他很高兴他和弗龙斯基之间敌对的情绪已经告终，而那种心平气静、温文尔雅和欢畅的印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打完牌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挽住列文的胳臂。

“哦，那么我们去看安娜吧。马上去吗？啊？她会在家的。我早就答应过她带你去哩。你今晚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噢，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我答应斯维亚日斯基去开农业协会的会议。也好，我们去吧。”列文回答。

“好极了！我们去吧！去看看我的马车来了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一个仆人说。

列文走到桌前，付清了他打纸牌输掉的四十个卢布，而且把俱乐部的花销付给一个站在门口、好像凭借着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了款项总数的矮小老服务员，于是以一种奇特的姿势摆动着胳臂，穿过所有的房间到出口去了。

九

“奥布隆斯基公爵的马车！”门房用恼怒的男低音吆喝。马车驶过来，他们两个坐上去。仅仅最初的一瞬间，在他们离开俱乐部庭院时，列文还保留着俱乐部的恬静、欢欣和周围那种无容置疑的彬彬有礼的印象；但是马车一驶到大街上，他感觉到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听见迎面驶来的马车夫的怒喝声，望见光线朦胧的大街上一家酒馆和一间小店的红色招牌，这种印象就烟消云散了，他开始考虑他的行动，自问他去看安娜究竟是否妥当。“基蒂会怎么看法？”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容他深思熟虑，好像猜中了他的疑惑一样极力想消除它。

“你会认识她，我有多么高兴啊。”他说，“你知道，多莉老早就这么希望了。利沃夫也拜望过她，有时去她家里。虽然她是我的妹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下去，“我也可以不避嫌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的处境非常痛苦，特别是目前。”

“为什么特别是目前呢？”

“我们正跟她丈夫交涉离婚的事。他也同意了，但是关于他们儿子的问题却困难重重，这件事本来早就该了结，可是却拖延了三个多月。她一离了婚就和弗龙斯基结婚。那种陈旧的仪式多么无聊，绕来绕去歌颂着：‘欢呼吧，以赛亚！’那一套谁都不相信、却妨碍着人家幸福的仪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上一句说，“哦，那时他们的处境就和你我的一样正常了。”

“有什么困难呢？”

“啊，说来话长，真让人厌倦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都是那样不明确。问题是她已经在人人都认识她和他的莫斯科住了三个月，等着离婚，哪里也不去；除了多莉任何女人也不见，因为，你明白的，她不愿意人家像发慈悲似地去看望她。连那个愚蠢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认为这是有失体面，丢下她走了。哦，你看，随便什么女人处在她这种境况下都要一筹莫展。但是她……你且看看她怎么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有多么沉静和高贵！向左转，就在教堂对面那条巷子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了一声，弯着腰由马车窗口里探出身来。“呸，好热啊！”他说，虽然是摄氏零下十二度，但是他把已经解开钮扣的大衣敞得更大了。

“不过她有个女儿，她大概忙着照管她吧？”列文说。

“我看你把任何女人都只看成母的，一个抱窝的母鸡！[134]”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假如做什么，一定是为孩子操劳。不，我想安娜把她抚养得好极了，但是我们听不见她谈到她。她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写作。我看你在讽刺地冷笑哩，但是你错了。她在写作一部儿童作品，她同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是她念给我听了，我把原稿拿给沃尔库耶夫看过……你认识那个出版商的……他自己似乎也是作家。他很内行，据他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不过，你认为她是女作家吗？一点也不是！她首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女人，你会看到的！现在她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她得照料一大家子人哩。”

“什么，这倒有点像行善？”

“你看你，马上就往坏处想了。不是行善，而是富于同情心。他们——我是说弗龙斯基——有一个英国调马师，那一行的能手，不过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他完全沉溺在酒里，得了酒精中毒症[135]，抛下家庭无人照管。她看见他们，就帮他们的忙，越来越关心他们，现在他们全家都由她负担；可是她并不以恩人自居，只破费点钱就算了；她亲自为那些男孩投考中学补习俄语，并且把那个小姑娘收养到家里。不过你会亲眼看到的。”

马车驶进庭院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门口使劲按铃，门前停着一辆雪橇。

也不向开门的仆人问一声安娜在不在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走进了大厅。列文跟着他，但是越来越怀疑他做得是否得当。

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列文觉察出自己的脸通红；但是他确信他并没有喝醉，他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在楼梯口上有一个仆人像对什么熟朋友一样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鞠躬致敬，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问了问安娜那里有什么客人，他回答说沃尔库耶夫先生在。

“他们在哪里？”

“在书房里。”

穿过一间嵌着深色镶花板壁的小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半明半暗的书房里，房间里点着一盏罩着暗色大灯罩的灯。安装在墙壁上的另外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大画像，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来。这是安娜的画像，是在意大利时米哈伊罗夫画的。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方格细工的屏风后面，正在谈话的男人的声音静下来的时候，列文定睛凝视着那幅画像，它在灿烂的光辉下好像要从画框中跃跃欲出，他怎样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忘记他在哪里，也没有听见在谈论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美妙得惊人的画像。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乌黑鬈发，袒肩露臂，长着柔软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得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双使他心荡神移的眼睛得意而温柔地凝视着他。她不是活的，仅仅是由于她比活的女人更美。

“我非常高兴哩。”他冷不防听到身边有个声音说，显然是对他说的，这就是他所叹赏的那幅画像上的女人本人的声音。安娜从屏风后走出来迎接他，列文在书房的朦胧光线中看见画里的女人本身，她穿着闪光的深蓝服装，同画中人姿态不同，表情也两样，但还是像画家表现在画里的那样个绝色美人。实际上，她并不那样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迷人的风度，这却是画里所没有的。

十

她立起身来迎接他，并不掩饰看见他而感到的快乐心情。她伸出有力的纤巧的手，给他介绍沃尔库耶夫，指着坐在屋子里作针线的一个红发的漂亮小姑娘，说她是她的养女，她那种雍容娴雅的风度，表现出列文很熟悉而且很欢喜的上流社会的妇女的举止，永远是那样安详和自然。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她重复一遍说，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句简单的话在列文听来似乎含着特殊的意义，“我早就认识您，而且很欢喜您，由于您跟斯季瓦的友谊以及您妻子的缘故……我只跟她认识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她留给我像可爱的鲜花一般的印象，简直是一枝鲜花哩。而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

她流利地、从容不迫地谈着，有时眼光由列文身上转移到她哥哥身上。列文感觉到他给人的印象是良好的，立刻就变得似乎从小就认识她那样随便、自然和愉快了。

“我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到阿列克谢的书房里来，”为了回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可不可以吸烟的问题时她这样说，“就是为了吸吸烟哩。”瞥了列文一眼，没有问他抽不抽烟，就把一只玳瑁烟盒拉过来，从里面取出一支烟卷。

“你今天身体好吗？”她哥哥问。

“还好。神经还跟平常一样。”

“好得出奇，不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发觉列文正不住地凝视那幅画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画像。”

“而且惟妙惟肖得惊人哩，是不是？”沃尔库耶夫问。

列文的眼光由画像移到本人身上。当安娜感觉到他的眼光逗留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列文的脸涨得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刚要张口问她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了；但是正在这时安娜自己开口说了。

“我跟伊万·彼得罗维奇刚刚在谈论瓦先科夫最近的一些绘画。您见过吗？”

“是的，我看过。”列文回答。

“不过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话吧？您刚刚要说……”

于是列文问她最近见过多莉没有。

“她昨天来过。为了格里沙的缘故，她很气那个中学校哩。拉丁文教师似乎待他很不公平。”

“是的，我看见过他的那些绘画。不过我不大喜欢。”列文说，又回到她最初讲起的话题上去。

列文现在讲话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今天早晨他谈话时那样呆板乏味了。他和她谈的一言一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同她谈话是一桩乐事，而倾听她说话更是一桩乐事。

安娜不但说得自然又聪明，而且说得又聪明又随便，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见解有什么了不起，却非常尊重对方的见解。

谈话转移到艺术的新流派和一个法国画家为《圣经》所绘的新插图上[136]。沃尔库耶夫责备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发展到粗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比任何人都墨守成规，因而认为返回到现实主义是特别有价值的事。他们认为不撒谎就是诗哩。

列文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使他这样心满意足的机智言语。当安娜突然赏识这种想法的时候，她容光焕发了。她笑了。

“我笑，”她说，“就像人看见一幅非常逼真的画像笑起来一样！您所说的话完全描绘出现代法国艺术、绘画、甚至文学——左拉，都德——的特色。但是也许总是这样的，他们先根据想象的假定的人物来构思[137]，等到把一切布局[138]都安排好了的时候，又厌弃了这些虚构的人物，开始想出一些更自然、更真实的人物。”[139]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沃尔库耶夫说。

“这么说，你去过俱乐部了？”她对她哥哥说。

“是的，是的，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列文想着，完全出了神，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陡然间完全变了色的、美丽的、善于变化的面孔。列文没有听见她探过身去对她哥哥说了些什么，但是她表情的变化使他惊讶了。她的脸，一瞬间以前悠闲恬静中还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显出一种异样的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但是这都是转瞬之间的事。她眯缝起眼睛，好像在回忆什么。

“唉，不过，谁都不感觉兴趣的。”她说，于是转身对那英国女孩说：

“请去关照在客厅里摆茶。”[140]

那女孩立起身来，走出去了。

“喂，她考试及格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

“好极了！她是个很有才能的姑娘，性格温柔可爱。”

“结果你爱她会胜过爱你自己的孩子哩。”

“这是男人的说法。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我爱我的孩子是一个样，我爱她是另外一个样。”

“我刚刚还跟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哩，”沃尔库耶夫说，“假如她把用在这个英国女孩身上百分之一的精力贡献给俄国儿童的普及教育事业，那她就是做了一桩伟大而有益的事业了。”

“是的，不过，随便您怎么说也好，我不可能那样做。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很鼓励我。（她一边说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这个词，一边用祈求的胆怯的眼光瞥了列文一眼，而他也不由地报之以尊敬和认可的眼色。）他鼓励我致力于乡村学校的事业。我去过几次。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小孩，但是我怎么也不喜欢这个事业。您提到精力。而精力是以爱为依据的。爱是无从强求，勉强不来的。我爱这个小女孩，我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她又瞥了列文一眼。她的笑容和眼色——这一切都向他表示她的话仅仅是对他讲的，她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事先知道他们是互相了解的。

“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列文说，“人决不可能把心投入这一类学校或机关里去，我想这就是慈善机关所以总收效不大的原因。”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

“是的，是的，”她证实说，“我永远也办不到。我的心胸不够开阔，[141]没有办法爱整个孤儿院里的讨厌的小姑娘。这我永远办不到。[142]有那么多妇女曾经用这种手段取得社会地位[143]。特别是目前，”她带着忧愁和信赖的神情说下去，表面上似乎是对她哥哥说，但显然只是说给列文听的，“在目前我非常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却不能做！”她猛然间愁眉紧锁（列文明白她是因为谈到自己的事而皱起眉头），改变了话题。“我听见人家议论过您，”她对列文说，“说您是一个不好的公民，我还尽力为您辩护过哩。”

“您怎样为我辩护？”

“那要看攻击的情形了。不过，请来喝点茶吧？”她立起身来，拿起一本用鞣皮做封面的书。

“交给我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沃尔库耶夫说，指着那本书，“很有价值哩。”

“噢，不，不过是一部草稿罢了！”

“我跟他讲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列文对妹妹说。

“你做得毫无道理。我的著作有点像丽莎 ·梅尔察洛娃往常向我兜售的那些在监狱里做的雕刻的小花篮。她在这个协会负责管监狱的事。”她对列文说，“这些可怜的人真是做出了耐心的奇迹呢。”

列文在他已经非常喜爱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种特点。除了智慧、温雅、端丽以外，她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她并不想对他掩饰她处境的辛酸苦辣。她说完长叹了一声，立刻她的脸上呈现出严肃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带着这副表情她的面孔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但是这是一种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画家描绘在那幅画像里的那种闪烁着幸福的光辉和散发着幸福的神情范畴以内。在她和她哥哥挽着手臂穿过高高的门口的时候，列文又望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心情。

她请列文和沃尔库耶夫到客厅里去，她自己和她哥哥留下说几句话。“是谈离婚，谈弗龙斯基，谈他在俱乐部做什么，还是谈我？”列文暗自纳闷。安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议论什么问题使他这样激动不安，以致他几乎都没有听见沃尔库耶夫正在叙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为儿童写的那部小说的优点。

饮茶的时候，那种妙趣横生的愉快谈话一直不断。没有一个时候需要寻找话题；恰恰相反，他觉得时间太不充裕，说不完心里想说的话，因而情愿抑制住自己，好听听别人说些什么。列文觉得所有说过的言语，不仅她说的，还是沃尔库耶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的，由于她的注意和评论都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谛听着这场有趣的谈话，列文一直在欣赏她：她的美貌、聪明、良好的教养，再加上她的单纯和真挚。他一边倾听一边谈论，而始终不断想着她，她的内心生活，极力猜测她的心情。而他，以前曾经那样苛刻地批评过她，现在却以一种奇妙的推理为她辩护，替她难过，而且生怕弗龙斯基不十分了解她。将近十一点钟，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沃尔库耶夫早已走了），列文觉得仿佛他刚刚才来似的。依依不舍地，列文也站起身来。

“再见！”她说，握住他的手，用一种迷人心魄的眼光凝视着他，“我很高兴，坚冰打破了[144]。”

她放了他的手，眯缝着眼睛。

“请转告您的妻子，我还像以往一样爱她，如果她不能饶恕我的境遇，我就希望她永远也不饶恕我。要饶恕，就得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才行，但愿上帝保佑她不受这种苦难！”

“一定的，是的，我一定转告她……”列文说，脸涨得绯红。

十一

“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他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严寒的空气里的时候，这样想着。

“喂，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看出列文已经完全被征服了。

“是的，”列文沉思地说，“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不但聪明，而且那么真挚……我真替她难过哩。”

“上帝保佑，不久一切就都解决了！哦，下一次再说吧，凡事不要过早下判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打开马车的车门。“再见！我们要分手了。”

列文心里不住地想着安娜和他们交谈过的一切，甚至最简单的话语，回想她脸上的一切细微的表情，越来越体谅她的处境，越来越替她难过，就这样回到家里。

到家里，库兹马告诉列文说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然无恙，她的两位姐姐刚走不久，而且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当时就在前厅里读了，免得以后使他分心。有一封是他的管家索科洛夫寄来的，上面写着说小麦脱不了手，因为人家每蒲式耳小麦只肯出五个半卢布，又附上一笔说再也没有地方筹钱了。另一封信是他姐姐来的，责备他还没有把她的事情料理出一个眉目来。

“好吧，如果不肯多出价钱，我们就按五个半卢布卖出去。”列文当机立断，轻而易举地就把头一桩事情解决了，虽然他以前觉得那么难以处置。“真奇怪，在这里怎么会忙到这种地步。”他想到的是第二封信。他觉得事情全怪自己，因为他还没有办好他姐姐托付他的事。“今天我又没有到法庭去，不过今天我实在没有时间。”于是下定决心明天一定去法庭，他就到他妻子那里去了。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回想着他所过的这一整天的情景。所有的事情都是谈话：他留神倾听的或者他参与了的谈话。这些谈话都是关于这一类的话题，这类话题，如果他单独在乡下是决不会谈起的，但在这里却谈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谈话都很不错；只有两件事不大妥当。一个是他谈到鱼的话，另外一桩是他对安娜抱着的亲切的同情心有点不大对头。

列文发现他妻子闷闷不乐。三姊妹的会餐本来是进行得很欢畅的，但是她们左等右等他一直不来，结果都厌烦起来了，后来她的两个姐姐都离开了，丢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喂，你都做了些什么？”她问，正视着他那含着一种可疑的神色的眼睛。但是为了不妨碍他吐露出全部真情，她掩藏起她察颜观色的眼光，故意带着一副赞赏的笑容倾听他叙述他晚上是怎样消磨的。

“哦，我很高兴碰到了弗龙斯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随便和自然。你要明白，我现在一定设法不再和他见面，不过那种别扭劲已经不存在了。”他一边说，一边回想到，他虽然说要设法永远不再跟他见面，可是马上又去看了安娜，于是他的脸涨得通红。“你瞧，我们总说人爱喝酒，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谁喝得更多——农民呢，还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农民过年过节才饮酒，但是……”

但是基蒂对于人们纵酒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她看见他脸上的红晕，因此很想弄明白其中的缘故。

“嗯，以后你又到哪里去了？”

“斯季瓦死命求我去拜望一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说了这话列文的脸涨得越发红了，他去探望安娜究竟是否得当的疑团终于解决了。他现在才明白他本来不应该去的。

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基蒂就神情异常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而且闪闪发光，但是她极力控制住自己，隐藏着自己的激动，而且瞒过了他。

“啊！”她只说了这么一声。

“我想，我去了你大概不会生气吧！斯季瓦要我去的，而多莉也希望这样哩。”列文接着说下去。

“嗯，不！”她说，但是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在极力压制着自己，兆头很不好。

“她非常可爱，非常，非常惹人怜惜，而且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他说，于是就讲起安娜、她的工作和她托他转达的问候。

“是的，她自然很惹人怜惜啰。”等他说完，基蒂这么说，“你接到谁的信？”

他就告诉了她，而且被她的平静声调骗得信以为真了，于是他就去换衣服。

他返回来的时候，发现基蒂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安乐椅上。他走近的时候，她望了他一眼，突然抽抽噎噎地呜咽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爱上那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是的，是的！这还会得出什么结果？你在俱乐部喝了又喝，还赌博，以后又到……又到什么人那里去了？不，我们还是走吧！……我明天就动身！”

列文很久都劝慰不好他妻子。最后他认错说他喝了那些酒以后，一种怜悯心使他忘其所以，因而受了安娜的狡猾的诱惑，并且说他今后一定要避开她，总算才把她安慰得平静下来。他真心诚意地承认的一件事是：在莫斯科逗留了这么久，除了吃喝玩乐，东拉西扯以外无所事事，他简直变得糊涂了。他们一直谈到早上三点钟。那时他们才完全言归于好，可以入睡了。

十二

送走了客人们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就像她近来对待所有的年轻人的做法一样）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她知道她在一个晚上就做到了能使一个体面的有妇之夫倾心的地步，虽然她非常喜欢他（尽管由男人的观点看来，弗龙斯基和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使得基蒂爱上了他们两个的那种共同的特点），但是他一走出那间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苦苦地纠缠着她。“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淡呢？……倒不一定是冷淡，他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裂痕。他为什么一晚上都不在家？他托斯季瓦带口信来，说他不能离开亚什温，得监视着他赌钱。难道亚什温是小孩吗？就算这是真情实话，他是从来不撒谎的，不过在这实情后面还有些别的蹊跷。他很高兴有机会向我表示一下他还有别的义务。这我知道，而且我也承认。不过为什么要向我证明呢？他想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情不应该妨害他的自由。但是我并不需要证明；我需要爱情！他应该明白我在莫斯科生活有多么苦。这还叫生活吗？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一种拖了又拖的结局。还没有回信！斯季瓦说他不能去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我也不能再写信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手，什么都不能改变！我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英国人的家庭、写作、阅读，这一切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一种吗啡而已。他应该可怜我的。”她说，感觉着自怜自爱的眼泪涌上她的眼睛里。

她听见弗龙斯基用力按门铃的声音，于是赶紧抹干了眼泪，不但抹干眼泪，还坐在一盏灯旁，打开一本书，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她一定要让他看出，他没有在约好的时候回家她很不痛快，仅仅是不痛快而已，她决不让他看出她很伤心，更不让他看出她很可怜自己。她可以可怜自己，但是可不要他来可怜。她不愿意吵架，而且还责备过他想吵嘴，但是她不知不觉地就采取了一种斗争的姿态。

“哦，你不寂寞吧？”他说，愉快而活泼地向她走来，“赌博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寂寞，我早就学会不觉得寂寞了。斯季瓦和列文来过。”

“是的，我知道他们要来看望你。你觉得列文怎样？”他说，在她身边坐下。

“我很喜欢他。他们刚刚走了不久。亚什温搞得怎样了？”

“他赢了，赢了一万七千。我招呼他走。他真的已经要离开了。但是他又回去，现在他已经输了。”

“那么你留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她说，突然抬起头仰望着他。她脸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怀着敌意的，“你对斯季瓦说，你留着为的是把亚什温叫走，但是结果你又撇下他不管了。”

同样的冷冷的准备争吵的表情也表现在他的脸上。

“第一，我并没有托他给你带什么口信；其次，我从来也没有撒过谎。主要的是，我愿意留在那里，所以就留下了。”他皱皱眉头说。“安娜，为什么，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追问说，向着她探过身去，张开他的手，希望她会把手放到他的手里。

她很高兴他这种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种奇怪的邪劲不让她屈服于她的冲动之下，好像斗争的情况不允许她投降似的。

“自然你想留下就留下了。反正你总是想怎样就怎样。但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为什么？”她说，越来越激动了，“难道有人否认了你的权利？但是你总愿意你有理，因此你就有理好了！”

他的手捏紧了，他扭过身去，脸上流露出一种比以前更为倔强的神情。

“在你说这是固执，”她说，聚精会神地凝视了他一番以后，突然给那种使她那么恼怒的神情找到了一个名目，“不过是固执罢了！对于你是征服我的问题，而对于我……”她又为自己难过起来，几乎要流泪了，“但愿你知道这对于我会怎样就好了！像我现在这样，感觉到你对我抱着敌意——的确是抱着敌意——的时候，但愿你知道这对我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如何地濒于绝望，我是多么害怕，多么害怕我自己就好了！”于是她扭过身去，隐藏住她的啜泣。

“但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一见她的绝望神情不由得害怕起来，又探过身去，拉住她的手，吻了吻，“怎么啦？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在避免和女士交际吗？”

“但愿如此！”她说。

“喂，你说吧，我怎样才能使你安心呢？只要使你快乐，随便要我做什么都行，”他接着说下去，被她的绝望神情打动了，“为了不使你像现在这样，我什么事不愿意做啊！安娜！”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孤寂的生活呢，还是我的神经……哦，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赛马怎么样？你还没有跟我说哩。”她尽力掩饰住由于获得胜利而得意洋洋的样子，因为胜利终于属于她了。

他吩咐开晚饭，就开始对她讲赛马的事；但是由他越来越冷淡的语气和神色来看，她看出他并没有宽恕她获得胜利；而她所反对的那股固执的神情，又在他身上露出了锋芒。他对她比以前更冷淡了，仿佛他后悔屈服了一样。而她，回想起使她获得了胜利的言语：“我濒于绝望，害怕我自己。”她感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不能再使用第二次的。她感到除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之外，在他们当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敌对的恶意，这种恶意她不能从他心里，更不能从她自己心里驱除出去。

十三

一个人没有过不惯的环境，特别是如果他看到周围的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三个月以前，列文决不会相信他处在现在的情况下能够高枕无忧地沉入睡乡：过着漫无目标、没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又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在狂饮（除此以外他对俱乐部里发生的事不可能有别的称呼）以后，在对他妻子一度恋爱过的那个男子表示了不适当的友谊以后，在对一个他只能称之为堕落的女人做过更不适当的拜访以后，而且受了这个女人的魅惑和惹得他妻子很伤心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够安然地入睡。但是在疲倦、通宵不眠和酒力的影响下，他酣畅而宁静地入睡了。

早晨五点钟，开门的响声惊醒了他。他跳起来四下张望。基蒂已经不在床上他旁边了。但是在屏风后边有一线灯光在移动，他听见她的脚步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仍然睡意惺忪，“基蒂，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她说，手里拿着蜡烛从隔扇后面走出来，“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她带着一种特别甜蜜而意味深长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开始了吗？开始了吗？”他吃惊地说，“得打发人去……”他慌慌张张地动手穿衣服。

“不，不，”她微笑着说，用手把他拦住了，“我想没有什么。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她又回到床上，熄灭了蜡烛，躺下来，就没有动静了。虽然她那种似乎在屏息静气的沉静，特别是当她由隔扇后边出来，脸上带着一副特别温柔和兴奋的神情说：“没有什么！”引起了他的猜疑，但是他是那样昏昏欲睡，以致他马上又沉入梦乡了。以后他才想起了那种屏息静气，明白了在她动也不动地躺在他身边，等待着女人一生中的最大事件时，她的温柔可爱的心灵里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七点钟的时候，他被她的手在他肩膀上的触摸和她轻悄的耳语声唤醒了。她似乎处在又后悔唤醒他又想要同他讲话的矛盾心情中。

“科斯佳，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派人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蜡烛又点亮了。她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什么编织的活计，那是她近几天来经常做的工作。

“请你千万不要惊慌！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看见他惊慌失色的面孔，她说，把他的手紧按在自己的胸前，随后又紧贴在她自己的嘴唇上。

他连忙跳起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边穿上晨衣；随后站住不动了，眼睛仍然凝视着她。他该走了，但是他舍不得走出她的视线以外。他爱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副模样。他一回忆起昨天引起她的悲痛，他就觉得在她面前，在现在这样的她的面前，自己有多么卑鄙可耻！她那被睡帽下面垂下来的柔软的鬈发环绕着的红晕面孔，闪耀着愉快和坚定的光辉。

虽然基蒂的性格一般地很少有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一切掩盖都抛掉了，她的心灵在她的眼睛中闪耀着的时候，列文一见其中所显露的神情不由得惊异不止。而处在这种单纯而坦白的心灵中的她，他所挚爱的人，比从前更加出众了。她微笑着凝视着他；突然间她的双眉紧蹙，她抬起头来，迅速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紧紧依偎在他身上，把他包围在她温热的气息里。她在受苦，而且似乎在向他诉苦一样。最初一瞬间，由于习惯成自然，他觉得都是他的过错。但是她的眼色里含着温柔的神情，说明了她不但不怪罪他，反倒为了这种痛苦而爱他。“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么是谁的呢？”他无意识地沉思着，寻找着该受处分的罪人，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她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扬扬，为她受的痛苦而高兴，而且爱着这种痛苦。他看出她的心灵起了一种崇高的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那是超乎他的理解力的。

“我派人接妈妈去了。你赶快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科斯佳！……没有什么，已经过去了。”

她从他身边走开，按按铃。

“好了，现在就去吧。帕莎要来了。我很好哩。”

列文看见她又拿起她夜间取来的编织活计，动手织起来，不禁大吃一惊。

列文从一扇门里走出去的时候，他听见使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他站在门口，听见基蒂详细地指挥着使女，借着她的帮助亲自在移动床铺。

他穿好衣服，趁着还在套马的时候——因为时候太早，还没有出租雪橇的影子——他又跑回寝室去，不是蹑手蹑脚，却像生了翅膀。两个使女正忙着挪动寝室里的什么东西。基蒂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编织着，飞快地抽动着针线，一边作着安排。

“我现在就去请医生。已经去接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了，不过我还要去一趟的。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噢，是的，到多莉家去吗？”

她望望他，显然并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是的，是的！去吧。”她急急地说，皱着眉头，挥手要他走开。

他已经走进客厅了，突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呻吟声从寝室里发出来，转瞬之间又平静了。他站住，很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她。”他自言自语，双手抱着头，跑下楼去。

“啊呀，主啊！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些突然意想不到地涌到他嘴边的言语。而他，一个不信教的人，重复这些话还不仅仅是口是心非的。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不论他的疑惑，不论凭着理性他怎么没有信教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意识到的——丝毫都不妨碍他向上帝呼吁。现在这一切像灰尘一样由他内心里飞出去。如果不向掌握着他自己、他的灵魂、他的爱情的上帝呼吁，他还能向谁呼吁呢？

马还没有套好，但是他感觉着体力和精神都特别紧张，足以应付摆在面前的一切，为了不浪费片刻时间，他不等马车，就步行出发了，告诉库兹马来追他。

在转角上，他遇着一辆夜间出租的雪橇匆匆驶过去。在那辆小雪橇里坐着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披着天鹅绒斗篷，头上包着围巾。“感谢上帝！”他喃喃地说，欢喜若狂地认出来她那披着淡黄色头发的小脸，那张脸上现在带着一副特别认真的、甚至是严肃的表情。他并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就跑回到她旁边。

“那么已经有两个钟头了？就是这么长吗？”她问，“你应该去找彼得·德米特里奇，但是不要催促他。再到药房买点鸦片。”

“这么说你认为会很顺利吗？上帝怜悯我们，救救我们吧！”列文说，看见自己的马由大门里驶出来。跳上雪橇，坐到库兹马旁边，他吩咐把车驶到医生那里去。

十四

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他睡得很迟，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不过他不久就会起来的。那个仆人正在擦灯罩，似乎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那仆人对灯罩的聚精会神和对列文家发生的事的漠不关心，最初曾使列文大吃一惊，但是反过来一想，他立刻明白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应当知道他的心情，因此越发需要从容、沉着和坚定地行动，好打破这堵冷淡的墙壁和达到目的。“不要慌忙，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暗自说，感觉到为对付当前的一切事情，他的体力和注意力越来越旺盛。

听到医生还没有起床，列文想起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最后决定这么办：库兹马拿着字条去请另外一个医生，他亲自到药房去买鸦片；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医生还没有起床，那么他就贿赂仆人，如果行不通的话，他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也要把医生唤醒。

在药房里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药剂师，带着同那位仆人擦灯罩时一模一样漠不关心的神情，正给一个站在那里等待的马车夫包药粉，不肯卖给列文鸦片。极力不要性急，也不要发脾气，列文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说明为什么需要鸦片，极力说服药剂师卖给他一些。药剂师用德语问了问可不可以出卖，获得了屏风后面什么人的许可，就拿出一只玻璃瓶和一只漏斗，慢条斯理地由大玻璃瓶里往小玻璃瓶里倒，贴上商标，尽管列文恳求他不要如此，还是封上了瓶口，而且几乎还要包扎起来。列文忍不住了；他果断地从那人手里一把将瓶子夺过来，就从玻璃大门中冲出去了。医生还没有起来，而那位仆人，现在正忙着铺地毯，不肯去唤醒他。列文从从容容地取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慢吞吞地，但是却不浪费时间，一边把钞票递过去，一边解释说彼得·德米特里奇医生（以前在列文眼中看来那么微不足道，现在在他看来有多么伟大和了不起啊！）答应过随时出诊，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因此一定要立刻把他唤醒。

那仆人满口答应了，走上楼去，请列文到候诊室去。

列文可以听到门那边医生的咳嗽声、走动声、漱洗声和谈话声。三分钟过去了；而在列文看来好像过了一个多钟头。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彼得·德米特里奇！彼得·德米特里奇！”他在敞开的门口用哀求的声调呼喊，“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吧！……您就这样接见我吧！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一个声音回答说，列文听出医生在一边说一边微笑，大为诧异了。

“再待一会！”

“马上就来！”

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皮靴；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衣服和梳头发。

“彼得·德米特里奇！”列文又用哀求的声调说，但是正在这时医生出来了，已经穿好衣服和梳好头发。“这些人真没有良心，”列文暗自想道，“我们都快死了，而他还在梳头发。”

“早安！”医生说，伸出手来，好像在用他泰然自若的神情取笑他一样，“不要慌！怎么样？”

极力尽可能地说得分毫不差，列文开始叙述他妻子的情况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说着说着就停不住嘴了，恳求医生立刻跟他去。

“不要这么慌。要知道，您没有经验。我确信用不着我的，不过我答应过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去。但是不要着急。请坐；您不喝杯咖啡吗？”

列文看他一眼，似乎在询问他是否在嘲笑他一样。但是医生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微笑着说，“我自己也是成了家的人。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在这种关头是最可怜的人了。我有个病人，她丈夫一到这种场合总跑到马棚里去。”

“不过您认为怎么样，彼得·德米特里奇？您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吗？”

“从一切症状看来情况很好哩。”

“那么您马上就来吗？”列文说，怒冲冲地望着端咖啡进来的仆人。

“再过一个钟头吧。”

“不，请您发发慈悲吧！”

“哦，那么让我喝完咖啡吧。”

医生开始喝咖啡。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您读过昨天的电讯吗？”医生说，咀嚼着面包。

“不，我受不了啦！”列文说，跳起来，“那么您再过一刻钟就来？”

“再过半点钟。”

“实话吗？”

列文回到家里，恰恰和公爵夫人同时到达，他们一齐走到寝室门口。公爵夫人眼泪盈眶，两手直颤抖。她一见列文，就拥抱住他，哭出声来。

“怎么样，我亲爱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追问，一把抓住带着喜气洋洋而又焦虑不安的神情走过来的接生婆的手。

“情况很好，”她说，“您去劝她躺下来。那样她就会舒服一些了。”

从他醒来和明白是怎么回事的那一瞬间起，列文就准备好忍受将要来临的一切，决不胡思乱想，决不妄加猜测，坚决压抑着心上的千头万绪，下定决心不扰乱他妻子的心情，相反的却要安慰和鼓起她的勇气。甚至不允许自己想一想将要发生什么事，将要落到什么结局，从他打听这种事情一般会持续多久来判断，列文作好了心理准备，决心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五个钟头的光景，这一点他觉得自己还办得到。但是他从医生那里回来，又看到她痛苦的模样，他就越来越频繁地念叨这些话：“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一边叹息着，昂着头，唯恐他忍受不住，以至于不是泪流满面就是跑掉。他觉得痛苦得不得了。可是才过了一个钟头。

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连他给自己定下的容忍的最大限度——五个钟头——也过去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他继续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随时随刻都感觉着他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的心马上就要痛苦得爆裂了。

但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过了好几个钟头，又过了好几个钟头，而他的痛苦和惊惧也越发增长，越发紧张了。

那种少了它就什么都不能想象的生活常轨，对列文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润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像是好几个钟头；有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像是几分钟。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情况如何，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安慰他。他也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紧张不堪，灰白的鬈发披散着，拼命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他也看见多莉，也看见吸着粗雪茄烟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多莉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做着，相信为了她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镀金的白银衣饰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基蒂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不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多莉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他喝了点药水。

他只知道和感觉到现在发生的，和一年前在省城的旅馆里在他哥哥尼古拉临死的病床前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不同的只是那是丧事而这是喜事。但是那件丧事和这件喜事一样，都越出了生活常轨；这些正像日常生活里的孔隙，透过这些孔隙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种崇高的境界。而且，像那种情形一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来得那么难过，痛苦，不可思议；在观看它的时候，也像那时一样，心灵翱翔而上，升到了从来也想不到的绝顶，那是理智所无法达到的。

“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接连不断地暗自念诵，尽管他长期完全疏远了宗教，然而他正像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单纯而虔诚地向上帝祈求。

整个时间里，他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种心境是不在她眼前的时候：当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上弄灭的医生，多莉，还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如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的枕头边，他的心痛苦得要破裂而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寝室里传来叫声，就把他从暂时的精神恍惚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最初缠住他的奇怪的迷惘心情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保护她和帮助她。但是，一看见她，又感到自己爱莫能助的时候，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时间拖得越久，这两种心情就越强烈；不在她跟前他变得更镇静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和他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了。他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却跑到她那里去了。

有时候，当她几次三番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责备她。但是一看见她温柔的笑容，听见她说：“我把你折磨坏了。”于是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又祈求上帝饶恕和发发慈悲。

十五

他不知道早晚。蜡烛全燃尽了。多莉刚刚走进书房，请医生躺下歇歇。列文正坐着倾听医生讲一个骗人的催眠术师的故事，凝视着医生烟头上的灰烬。这是一段休息时间，他沉入淡忘之中。他完全忘记了现在发生的事情。他听医生讲故事，而且听明白了。突然间传来了一声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尖叫。这尖叫声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以致列文都没有跳起来，却屏息静气，带着惊骇和询问的眼光紧盯着医生。医生歪着脑袋，留神倾听，赞许地微笑着。一切都那样离奇，以致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列文大惊小怪的了。“事情大概应该这样的，”他暗自沉思，仍旧坐着不动，“但是谁在尖叫呢？”他一纵身跳起来，踮着脚尖冲进寝室里，经过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和公爵夫人身旁，停在床头边他的老位置上。尖叫声已经寂静了，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看见，也不明白，而且他既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但是他从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上却看出来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苍白而严肃，还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她的下颚有点战栗，眼睛紧紧盯着基蒂。基蒂的潮湿的额头上黏着一缕头发，她那发烧的、痛苦的脸扭过来对着他，搜索着他的眼光。她那举起来的手寻找着他的手。把他冰冷的双手握在自己汗湿的手里，她把它们贴在她自己的脸上。

“不要走！不要走！我并不害怕，我并不害怕！”她很快地说，“妈妈，摘下我的耳环。很碍事哩。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她说得非常快，而且想笑一笑。但是突然间她的脸变了模样，她把他一把推开。

“不，这是可怕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走开，走开！”她尖声喊叫，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哀叫。

列文两手抱着头，跑出屋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多莉在他后面呼喊。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他反正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把头靠在门柱上，他站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什么人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调尖叫和呻吟着，他知道这些声音就是从前的基蒂发出来的。他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现在他恨那个孩子。他现在甚至都不抱着她会活着的希望，只渴望这种可怕的苦难能够结束。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呀，上帝呀！”他大声喊叫，一把抓住刚走进来的医生的手。

“就要完了。”医生说，他带着那么严肃的神色，以致列文以为他说完了是指她快死了。

神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越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基蒂的面孔。在她的面孔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伏到床栏杆上，觉着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越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尖叫声平息了，他听见轻悄的走动声，衣服的纟卒纟祭声，急促的喘息声，还有她若断若续的声音，生气勃勃的，既温柔，又幸福的声音，轻轻地说：“完事了！”

他抬起头来。她两只胳臂软弱无力地放在被窝上，看上去非常美丽和恬静，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突然间，从他过了二十二小时的那个神秘的、可怕的、玄妙的世界里，列文觉得自己即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闪耀着那样新奇的幸福光辉，以致他都受不了。那些绷紧的弦猛然都断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的呜咽和快乐的眼泪涌上他的心头，强烈得使他浑身战栗，以致他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跪在她的床边，他把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而那只手，也以手指的无力的动作，回答了他的亲吻。同时，在床脚，像一盏灯的火花一样，在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灵活的手里闪烁着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的生命：一个具有同样权利和同样自觉重要、一个会像他一样生活下去和生儿育女的人。

“活着！活着！还是个男孩哩！请放心吧。”列文听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她一边用颤抖的手拍拍婴儿的背脊。

“妈妈，真的吗？”基蒂问。

公爵夫人只能用呜咽来回答了。

在寂静中，像是对他母亲作出肯定的回答一样，发出了一种和屋里所有的压抑着的谈话声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那个不可思议地由未知的国土里出现的新人的大胆、放肆、毫无顾忌的啼哭声。

以前，如果有人告诉列文说基蒂死了，说他和她一同都死了，说他们的孩子是天使，说上帝在他们面前，他都不会惊异的。但是现在，又回到现实世界上，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她安然无恙，而这个拼命叫喊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基蒂活着，她的痛苦已经过去。而他是幸福得难以形容。这一点他是明白的，因此使他快乐无比。但是那个婴儿，他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来的，他是谁呢？……他怎么也不习惯于这个思想。他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他好久也不习惯。

十六

十点钟光景，老公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坐在列文家里，谈了谈产妇的情况，就谈到旁的话题上去了。列文一边留心倾听，一边却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往事，和那天早晨以前的事情，追忆着昨天未发生这件事以前他自己的情况。从那时起好像过了一百年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峰上，他费尽苦心想从上面降下来，免得伤害和他聊天的人们的感情。他谈着，但是心里却不住地想他的妻子，她目前的详细情况，和他的儿子——他极力使自己习惯于有个儿子存在的想法。整个的妇女世界，自从他结婚以后，在他心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现在在他的心目中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以致他都无法理解了。他听他们谈论昨天俱乐部的宴会，心里却在想：“她现在怎样了？她睡着了吗？她好吗？她在想什么？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在哭吗？”正谈到中间，一句话正说到半截，他突然跳起来，从房里走出去。

“如果可以看她的话，就打发人告诉我一声。”老公爵说。

“好，马上就来！”列文回答，一停也不停地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她没有睡着，正和他母亲轻轻地谈论着，计划受洗礼的事。

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好头发，戴着一顶镶着蓝边的漂亮小帽，两手放在被窝外面，仰卧在床上，用一种把他吸引过去的眼光迎住他的视线。那种眼光，本来就很明亮，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就越发明亮了。她的脸上起了一种像死人脸上那样的、由尘世到超然境界的变化；不过那是永诀，而在这里却是欢迎。一种激动的心情，就像婴儿降生那一瞬间他所感受到的，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她拉住他的手，问他睡过觉没有。他回答不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就扭过身去。

“我却打过瞌睡哩，科斯佳！”她说，“我现在觉得那么舒服。”

她定睛凝视着他，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把他抱给我，”她说，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抱给我，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他也要看看哩。”

“好，让爸爸瞧瞧。”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抱起一个红色的、奇怪的、蠕动着的东西，把他抱过来。“不过请等一下，让我们先穿上衣服。”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那个蠕动着的红东西放在床上，开始解开襁褓，用一根手指把他托起来，翻过去，给他身上撒了一些粉，接着又包扎起来。

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想在心里找出一点父爱的痕迹，但是徒然。他对他只感到厌恶。但是当他脱光了衣服，他瞥见了那番红花色的小胳臂小腿，却也长着手指和脚趾，甚至大拇指还跟其余的大不相同；当他看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如何把那双张开的小胳臂拉拢在一起，好像它们是柔软的弹簧一样，而且把它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他那样可怜这个小东西，而且那样害怕她会伤害了他，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

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笑起来。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当那婴儿穿好衣服，变成一个结实的玩偶的时候，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好像夸耀她的手艺似地把他摇晃了一下，就闪到一边，好让列文看见他儿子的整个丰采。

基蒂斜着眼，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同一个方向。

“抱给我，抱给我！”她说，甚至还要抬起身子。

“你怎么啦，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决不能这样乱动！等一下，我就抱给你。让爸爸看看我们是多么漂亮的小东西！”

于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托住那个摇摇晃晃的头的脖颈）将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的、奇怪的、柔软的、红色的东西托给列文。但是他居然也长着鼻子、眨动着的眼睛和咂着的小嘴。

“真是个漂亮的婴儿！”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

列文悲伤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漂亮婴儿在他心中只引起了厌恶和怜悯的心情。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感情。

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婴儿放到没有喂惯奶的胸脯上的时候，他扭过身去。

突然一阵笑声使他抬起头来。是基蒂在笑。婴儿吃着奶了。

“哦，够了，够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但是基蒂舍不得那个婴儿。他在她的怀里睡熟了。

“现在看看他吧。”基蒂说，把婴儿转过来好让他看见。那张老气横秋的小脸突然间皱得更厉害了，婴儿打了个喷嚏。

微笑着，好容易才忍住感动的眼泪，列文吻吻他妻子，就离开了这间遮暗了的屋子。

他对这小东西怀着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其中没有一点愉快或者高兴的成分；恰恰相反，却有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惧心情。这是一种新的脆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最初是那样痛苦，唯恐这个无能为力的小东西会遭到伤害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使得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婴儿打喷嚏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喜悦甚至得意的奇怪心情。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境况非常困难。

卖树林的三分之二的钱已经挥霍光了，而且他按照百分之十的折扣率由商人那里差不多把剩余的三分之一的款项也都预支完了。商人再也不肯付一文钱了，特别是因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年冬天第一次公开声明了坚持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领取卖树林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款项的合同上签字。他的全部薪俸都用在家庭开销和偿还刻不容缓的小笔债务上。他简直是一文莫名了。

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为难境况，按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意思，这种境况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境况所以如此，依照他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年俸太少。他所充任的官职，五年以前显然很不错，但是时过境迁，早就不行了。彼得罗夫，那个银行董事，年俸是一万二千卢布；斯文季茨基，一家公司的董事，年俸是一万七千卢布；而创办了一家银行的米丁，年俸是五万卢布。“我显然是睡着了，人家把我遗忘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自己。于是他就留神打听，仔细观望，结果那年冬末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缺，于是就开始进攻，先通过莫斯科的叔伯姑舅和朋友们，到那年春天，当事情成熟了的时候，他就亲自到彼得堡去。这种官职，现在比从前多得多，是一种年俸由一千到五万卢布，又舒服又赚钱的好差事。这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的委员职位。这差使，像所有这样的差使一样，需要渊博的学识和很大的活动能力，以致很难找到一个二者兼备的人。既然找不到兼备这些条件的人，那么找一个正直的人来担任这职位总比让一个不正直的人担任强得多。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仅是正直的人（如一般人随便称呼的），而且是一个心口如一的正直人（按照莫斯科给予这个字眼的特殊意义强调称呼的），要是人家说“正直的工作者，正直的作家，正直的杂志，正直的机关，正直的趋势”的时候，不仅表示那个人或者那个机关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也表示他们一有机会就能够挖苦政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在应用这种字眼的莫斯科社交界里出入，而且那儿公认他是正直的人，因此他比别人更有资格充任这个职位。

这个差使每年可以得到七千到一万卢布的薪俸，奥布隆斯基不用辞去原来的官职可以兼差。这全靠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来决定；这些人虽然都疏通好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得去彼得堡谒见一下他们。况且，他答应他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要一个明确的离婚回信。因此他向多莉要了五个卢布，就到彼得堡去了。

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倾听他讲他的“俄国财政不景气的原因”的报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等他结束，就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很正确，”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摘下那副他现在离了就无法阅读的夹鼻眼镜，询问地凝视着他从前的内兄，他说，“就细节上说是很正确的，不过如今的原则还是自由哩。”

“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外一种原则，自由也包括在内。”卡列宁说，强调“包括”这个字眼，又戴上夹鼻眼镜，为的是再引读一遍提到这一点的那一段落。

翻开字迹娟秀、空白宽阔的手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朗诵了使人心悦诚服的那一段落。

“我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一视同仁，”他说，从夹鼻眼镜上望着奥布隆斯基，“但是这一点他们却不能了解，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漂亮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卡列宁一谈到他们——他所谓的他们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的、造成俄国一切不幸的人——怎么想和怎么做的时候，话就快结束了；因此他现在乐意地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同意他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不语，深思熟虑地翻阅着手稿。

“哦，顺便提一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想恳求你有机会见着波莫尔斯基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说我非常想获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空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所垂涎的职位的官衔已经那么熟悉，因而毫无错误地冲口就说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打听了一下这新委员会的职务，就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委员会的业务和他自己的计划有无抵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新机构的任务非常繁杂，而他的计划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因此一时间难以判断，于是摘下夹鼻眼镜说：

“自然，我可以跟他提一下；不过，你为什么偏偏想要这个位置呢？”

“薪俸优厚，将近九千卢布，而我的收入……”

“九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重复说，皱起眉头。这笔数目很大的薪俸使他想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渴慕的官职在这方面是和他那一向倾向于精简节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关于这点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如今付出的大量薪俸就是我们政府财政政策[145]不健全的征状。”

“是的，但是你想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假定银行董事年俸一万，你要知道，他是当之无愧的。或者工程师年俸两万。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

“我认为薪俸是商品的报酬，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如果定薪水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法则，譬如说，当我看到两个由同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工程师，学识和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一个年俸四万，而另一个薪俸两千就心满意足；或者看见没有专长的律师和骠骑兵被任命为银行董事，获得了巨额薪俸，我就断定这种薪俸不是根据供求法则而订，是凭着私人交情而来的。这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会给政府事业招致不良的影响。我认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忙打断他妹夫的话。

“是的，但是你一定得承认，创办的是一种毫无问题很有用的新式机构。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要紧的是这项工作要正直地加以经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强调说。

但是正直这个字眼在莫斯科流行的意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了解的。

“正直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罢了。”他说。

“不过你还是帮我一个大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在谈话之中，在波莫尔斯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不过我想，事情主要取决于博尔加里诺夫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在博尔加里诺夫个人方面而言，他完全同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红了说。

一提博尔加里诺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脸红了，因为他那天早晨曾拜见过那个犹太人博尔加里诺夫，而这次拜访在他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深信他所垂涎的职位是新的、有发展前途的，而且是正直的；但是那天早晨博尔加里诺夫，分明是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他突然觉得非常难堪。

他觉得难堪，是因为他，奥布隆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是不是因为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违反了他祖先所树立的只为政府效劳的先例，去另谋生路呢，总而言之，他觉得非常难堪。在博尔加里诺夫家的接待室里的两个钟头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抚摸着胡髭，同别的申请人们攀谈，想出了一个笑话，说他如何在犹太人家里引颈等待，小心地隐藏自己体会到的心情，甚至都不让自己知道。

但是他一直觉得难堪和烦恼，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是由于他这句双关语“我和犹太人打交道，翘首等待好烦恼”怎么也押不好韵呢，还是由于别的事？当博尔加里诺夫终于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因为他的屈辱显然很得意，而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于想尽快地忘记这事。可是现在，一回想起来，他又脸红了。

十八

“喂，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是关于安娜的事。”停了一下，抖掉了那种不愉快的印象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一提安娜的名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脸色就完全变了：脸上以前的那种生气消失了，露出来厌倦和死气沉沉的表情。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他说，在安乐椅里扭过身来，咔嚓一声折叠起他的夹鼻眼镜。

“一个决定，不论什么决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对你谈话，并不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说：“并不是把你当作受了伤害的丈夫”，但是唯恐因此破坏了这件事，于是就改变了说法，“并不是把你当做政治家（这话也不妥当），只是把你当做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怜她。”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可怜她！若是你像我一样见过她——我和她整整过了一冬天——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真可怕！简直可怕极了！”

“据我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更尖细的、几乎是尖叫声反驳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万事都如愿以偿了哩。”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在老天面上，我们既往不究吧！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知道她要求什么，她等待着什么：离婚。”

“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以留下我的儿子作条件，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就会拒绝离婚的。我是本着这种看法答复的，而且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我认为已经了结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尖声叫着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拍拍他妹夫的膝盖，“事情还没有了结。如果你容许我再扼要地说一遍，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分离的时候，你是伟大的，真是要多宽宏大量就有多宽宏大量；你同意了给予她一切：给她自由，甚至离婚。这个她非常感激！你可不要有另外想法！她真是感激！她感激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初的时候，她觉得对不起你，她什么都不考虑，她什么都不能考虑。她放弃了一切。但是事实和时间证明了她的处境是痛苦的，不能忍受的。”

“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插嘴说，扬起双眉。

“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回答，“她的处境对于她是痛苦的，而且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她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也许会这么说。她知道这一点，因而什么都不向你要求；她坦白地说过她什么都不敢向你要求哩。但是我，我们所有的亲戚，那些爱她的人，恳求你，哀告你！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谁会从中得到好处呢？”

“对不起！你好像把我放到被告的地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抗议说。

“噢，不，不！一点也不是的！请你了解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又触了一下卡列宁的手，似乎他很相信这种接触会使他的妹夫软化下来，“我要说的只是：她的处境很痛苦，而你可以减轻她的痛苦，这对你毫无损失。我来为你安排一切，那么就不会麻烦你了。你看，你本来答应过的。”

“以前答应过，我以为，关于我儿子的问题，已经了结了……况且，我希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会豁达得足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他的嘴唇颤栗，脸色发青。

“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她恳求，她只求你一件事：帮助她摆脱她所处的难以忍受的境遇。她不再要她的儿子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一个好人。替她设身处地想一想吧。以她的处境，离婚对于她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有答应过，她也就听天由命，继续住在乡间。但是因为你答应过，所以她给你写信，搬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她一遇见什么人心里就痛得像刀割一样，她住了有半年的光景，天天盼望着你的决定。唉呀，这就像把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颈上套着绞索扣押好几个月，好像要处死刑，又好像要释放！可怜可怜她吧，我来负责安排……你的顾虑[146]……”

“我不是谈这个，这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厌恶的声调打断他的话，“但是，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

“那么你答应了又翻悔了？”

“凡是能办到的事我从来也不翻悔，但是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我答应过的事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隆斯基跳起来说，“我不相信这个！她的不幸在女人当中是无以复加的了，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只要我所答应的是可能的话。你是以自由思想者著称的。[147]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徒，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违反基督教的教规行事。”

“但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在我们中间，就我所知道的，都准许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连我们的教堂也准许离婚。我们来看……”

“是准离婚，不过不是在这种意义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不认识你了！”奥布隆斯基停顿了一下说，“难道不是你（我们不是佩服得很吗？）饶恕了一切，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精神行事，准备牺牲一切吗？你亲口说过：‘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可是现在……”

“我求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说，猛然站起身来，面色如土，下巴战栗，“我求你别说了，别说这话了！”

“噢，不！好吧，请你原谅！如果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伸出手来，“我不过作为传话人传一个口信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我得好好想想，向人请教一番。后天我给你最后的答复。”他考虑了片刻以后说。

十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走的时候，科尔涅伊就进来通报说：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到！”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是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开口问，但是立刻就想起来了。

“噢，谢廖沙！”他说，“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唉呀，我还以为是一位部长哩！安娜也要我看看他的。”他想起来。

他想起临别的时候安娜脸上带着一副羞怯而凄恻的神情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也要看看他。仔细探听清楚：他在哪里，谁在照顾他。还有，斯季瓦……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不可能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可能办理离婚，使她得到她儿子的话……但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这事连想也休想，不过，他还是高兴看见他的外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他的内兄说，他们从来不跟这孩子提他母亲，而且请求他一个字也不要提到她。

“他在同他母亲那场意外的会面以后，大病了一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们甚至怕他会送了命。但是合理的治疗和夏季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按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同学们的影响实在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而且学习得很好。”

“唉唷，多么好的小伙子啊！他的确不是谢廖沙，而是羽毛齐全的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微笑，一边注视着穿着蓝外衣和长裤，灵活而潇洒地走进来的肩宽体阔的漂亮小伙子。这个少年看上去又健康又快活。他像对陌生人一样对他舅舅鞠躬，但是一认出他来，脸就涨得绯红，连忙转身走到一边去，好像有什么触犯了他，把他惹恼了一样。这少年走到他父亲跟前，把学校的成绩单交给他。

“哦，相当不错哩，”他父亲说，“你可以走了。”

“他长得又高又瘦了，再也不是小孩，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了；我真喜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还记得我吗？”

那男孩飞快地回头望了他父亲一眼。

“记得，舅舅[148]。”他回答，望望舅舅，又垂下眼皮。

他舅舅把他叫过去，拉住他的手。

“喂，你怎么样？”他说，想要和他谈谈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男孩满脸通红，默不作声，小心地由他舅舅的手里抽出手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放开他的手，他询问似地瞥了他父亲一眼，就像一只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屋去了。

自从谢廖沙上次看见他母亲以后，已经过了一年的光景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过她的消息。在这一年里，他被送进学校，渐渐熟识了同学们，而且喜爱上他们。对他母亲的梦想和记忆，在他们会见以后，曾使他病了一场，现在已不再萦绕在他的心头了。当这些事情又涌上他的记忆里的时候，他就尽力驱散，认为这是可耻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多愁善感，对于男孩子或者学生可就有失体统了。他知道他父母因为口角已经分居了，而且知道他注定要留在他父亲这方，于是他竭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思想。

他遇见和他母亲非常相像的舅舅觉得很不愉快，因为这场会见唤起他认为是可耻的回忆。更使他不愉快的是，由于他在书房门外等待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谈话，特别是由他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上，他猜出他们一定谈论过他母亲。为了不责备跟他一齐生活、他所依赖的父亲，尤其是不屈服于他认为有伤体面的感情之下，谢廖沙竭力不望着那位来扰乱他宁静心情的舅舅，而且竭力不去想因为看见他而回想起的事情。

但是当跟着他走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见他在楼梯上，于是就招呼他，问他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怎么消磨的时候，谢廖沙不在父亲面前，倒和他畅谈起来。

“我们现在玩铁路的游戏，”他回答他的问题说，“你看，像这样：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是乘客。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凳子上。别的人都来拉，可以用手，也可以用皮带，然后就满屋子乱穿。房门事先都打开了。不过做乘务员可非常不容易哩！”

“就是站着的那个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问。

“是的。这得有胆量，而且得灵活，特别是在他们猛然停下来，或是有人摔倒的时候。”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忧郁地凝视着那双和他母亲的眼睛那么相像的灵活的眼睛——已经不是婴儿的眼睛，完全不是天真的了。虽然他答应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提安娜，但是他忍不住又提起她来。

“你记得你母亲吗？”他突如其来地问。

“不，我不记得！”谢廖沙赶紧回答，他的脸涨得通红，垂下头来。他的舅舅从他口中再也得不出别的话来了。

过了半点钟，那个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站在楼梯上，他好久也弄不清楚他是在发脾气呢，还是在哭泣。

“怎么了，你大概是摔跤的时候受了伤吧？”家庭教师说，“我跟你说过那是危险的游戏。我一定要跟你们校长去说。”

“如果我受了伤，谁也不会发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管我！我记不记得……跟他有什么相干呢？我为什么要记得？别管我！”他说，这一次已经不是对他的家庭教师，而是对全世界说的了。

二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以往一样，在彼得堡也没有虚度光阴。在彼得堡，除了正事——他妹妹的离婚问题和他的职位——如他所说的，过了一阵莫斯科那种发霉的生活以后，像往常一样，他需要振作一下精神。

莫斯科，虽然有音乐杂耍咖啡馆[149]和公共马车，仍然是一池死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这么觉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家庭团聚了一阵以后，他就觉得萎靡不振。在莫斯科一连住了好久以后，他就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妻子的坏脾气和责难，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他工作上的琐事，都开始使他心烦意乱；连他负债的事都使他烦恼。但是他只要一到他经常出入的彼得堡社交界里，到人人都生活着，都过着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过着莫斯科那种死板生活的地方住一阵，他所有的忧愁就都烟消云散，像火前的蜡烛一样熔化了。

他的妻子？……那一天他还跟切琴斯基公爵谈过。切琴斯基公爵已经有了妻子、家庭，成年的儿子们有的已经做了御前侍卫；还有一个不合法的外室，也养了一群孩子。虽然第一个家庭很不错，可是切琴斯基却觉得第二个家庭更使他愉快。他把长子带到外室那里，并且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认为这样会使他的儿子增长见识，对他有益处。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样看法呢？

孩子们呢？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父亲们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教育，丝毫也没有在莫斯科那么流行的怪异观点——利沃夫家就是一个适当的实例——认为孩子们应该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做父母的除了操劳和忧虑一无所有。而在这里，大家却懂得人应该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一样为自己过活。

公务呢？公务在这里也不像莫斯科那样，并不是一桩费劲而没有前途的苦差事；在这里人们对公务很感兴趣。碰对了人，为人效效劳，几句适当的言语，有一套玩手腕的本事，转瞬之间就会使人飞黄腾达，就像布良采夫一样，他就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昨天遇见的人，现在他已经是达官显贵了。像这样的差事是有意思的。

特别是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对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具有一种宽慰的作用。巴尔特尼扬斯基，按照他的生活方式[150]，每年至少要挥霍五万卢布，昨天曾就这点对他发了一番妙论。

午饭前闲谈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巴尔特尼扬斯基说：

“我想，你和莫尔德温斯基很有交情吧？如果你为我美言一句，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有一个官职我很想弄到手……就是南方铁路银行……”

“别提官衔，我反正也记不住！……不过你何苦要跟这些铁路公司，跟那些犹太人打交道呢？……不论怎么看，都是龌龊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对他说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巴尔特尼扬斯基不会了解这个的。

“我需要钱，无法生活。”

“但是你不是活着吗？”

“是的，但是负债累累。”

“真的？很多吗？”巴尔特尼扬斯基同情地说。

“很多，大约有两万卢布的光景。”

巴尔特尼扬斯基愉快地大笑起来。

“噢，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儿！”他说，“我的债务有一百五十万，而我一无所有，可是你看，我照样还可以活下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这是实在的，不仅是由于风闻，而且是由于事实。日瓦霍夫的债务有三十万卢布，一文莫名，可是他还活着，而且过着多么排场的生活啊！克里夫措夫伯爵，大家早就认为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五百万的家业，依旧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还是财政部的负责人，每年有两万卢布的薪俸。但是，除此以外，彼得堡使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生理上发生一种快感。它使他年轻多了。在莫斯科他有时在鬓上发现白发，午饭后就想睡，伸懒腰，上楼走慢步，上气不接下气，和年轻的妇女们在一起觉得枯燥乏味，舞会上不跳舞。但是在彼得堡他总觉得年轻了十岁。

他在彼得堡所体会到的正和刚从国外归来的、六十岁的彼得·奥布隆斯基公爵昨天描绘的一样。

“我们这里不懂得怎样生活，”彼得·奥布隆斯基说，“你相信吗？我在巴登避暑，我真觉得自己完全像年轻人。我一看见美貌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吃点喝点，觉得身强力壮，精神勃勃。我回到俄国——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况且又得住在乡下——喂，说起来你不相信，不出两个星期，我吃饭的时候就穿起睡衣，根本不换礼服了。哪里还有心思想年轻女人呀！我完全变成老头子了。只想怎样拯救灵魂了。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复元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体会到的差异和彼得·奥布隆斯基感到的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颓废到那种地步，长此下去，他也就临到考虑拯救灵魂的阶段了；可是在彼得堡他就觉得自己又是非常潇洒的人物了。

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间老早就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关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开玩笑地调戏她，总开玩笑地跟她说一些极不成体统的话，知道她最喜欢听这些话。和卡列宁谈过话的第二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去探望她，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年轻，以致在这种调笑和胡闹中他放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竟不知怎样脱身才好，因为不幸的是她不但不中他的心意，实际上反倒使他厌恶。他们相互间谈话的这种语调不容易改变过来，是因为他非常逗她喜爱。因此当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促膝谈心，他非常高兴。

“噢，原来您在这里！”她一看见他就说，“哦，您可怜的妹妹怎么样？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她补充说，“自从所有的人，那些比她坏千百倍的人都攻击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做得漂亮极了。我不能原谅弗龙斯基，因为她在彼得堡的时候他没有通知我一声。不然我会去看看她，陪着她到处走走。请代我问候她。喂，讲讲她的情况吧。”

“是的，她的处境很苦，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当她说“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吧”的时候，他心地单纯得居然把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当成真心话了。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像她一向的习惯一样，自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所做的是所有的人，除了我之外，都偷偷摸摸做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做得最好的，就是遗弃了您那位愚蠢的妹夫。请您原谅。大家都说：他这么聪明，那么聪明。只有我说他是糊涂的。现在他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朗德打得火热，以致人人都说他是傻瓜了；我倒情愿和大家意见不一致，但是这一次也不得不同意了。”

“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昨天我为了我妹妹的事去拜望他，跟他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他没有答复，却说得考虑考虑，而今天早晨我没有接到回信，反倒收到一份邀我去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的请柬。”

“噢，对了，对了！”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眉开眼笑地开口说，“他们要向朗德请教一番，看看他以为如何。”

“向朗德请教？为什么？朗德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儒勒·朗德，那个大名鼎鼎的儒勒·朗德，未卜先知的人。[151]他也是个蠢货，但是您妹妹的命运完全依他而定。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您什么都不知道哩。朗德，您看，是巴黎的一个店员[152]，有一次去找医生治病。他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睡着了，在梦中他就给所有的病人诊断病情。而那些诊断都是奇怪得不得了的。后来，尤里·梅列金斯基——您认识这个病人吗——他的妻子耳闻这位朗德的大名，就请他为她的丈夫治病。于是他就替她丈夫治疗。按我看，丝毫没有效果，因为他还像从前那么虚弱，但是他们相信他，把他带在身边。而且还把他带到俄国来了。在这里大家都蜂拥到他那里去，他开始为所有的人治病了。他治好了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她对他宠爱到那种地步，居然把他收为义子了哩。”

“收为义子了？”

“是啊，收为义子了。他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朗德，而是别祖博夫伯爵了。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利季娅——我倒很喜欢她，但是她的头脑有些毛病——不用说，扑到这个朗德那里去了，现在少了他，无论她，无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什么都解决不了啦，因此您妹妹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这个朗德，现在的别祖博夫伯爵的手心里。”

二十一

在巴尔特尼扬斯基家酒醉饭饱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比约好的时间迟了一点，走进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

“还有谁在伯爵夫人那里？一个法国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门房，看到大厅衣架上挂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眼熟的大衣和一件样式奇怪、日常穿的缀着钮扣的大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祖博夫伯爵。”门房威严地回答。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猜对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上楼一边想，“怪事！不过，和她攀攀交情也好。她有很大的势力。如果她在波莫尔斯基面前美言几句，这差事就十拿九稳了。”

外面还是大白天，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经放下窗幔，点上灯了。

在一盏挂灯下面的圆桌旁坐着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在低声交谈。一个矮小瘦削的男人，臀部像女人一样，罗圈腿，面色苍白，很漂亮，长着优美而明亮的眼睛和一直垂到大礼服领边的长发，站在屋子那一头，望着墙壁上的画像。同女主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寒暄过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由得又瞥了这位陌生人一眼。

“朗德先生。”[153]伯爵夫人带着使奥布隆斯基惊异的温柔而谨慎的口吻对他说。她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朗德匆匆回头一望，微笑着走过来，把湿润的、动也不动的手放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来的手里，立刻又走回去，继续看那些画像去了。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看见您非常高兴，特别是今天。”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指着卡列宁旁边的椅子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座。

“我把他介绍给您，称呼他朗德，”她低声说，望望那个法国人，立刻又望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过实际上他是别祖博夫伯爵，您大概知道了。不过他不喜欢那个头衔。”

“是的，我听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据说他把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拜访过我，她是那样伤感，”伯爵夫人转身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这场分离对于她可怕极了。对于她是那么大的打击！”

“他一定要走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追问。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到一种呼唤。”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啊，一种呼唤！”奥布隆斯基重复说，觉得他在这一帮人中间一定得尽可能地小心谨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要发生什么离奇的事，他还摸不着头绪。

沉默了片刻以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仿佛谈到正题似的，带着精明的微笑对奥布隆斯基说：

“我老早就认识您，而且非常高兴更进一步认识您。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154]但是作为一个朋友，就应该体谅朋友的心情，而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态度来说，恐怕您没有这么办吧。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她说，抬起她的沉思梦想的美丽的眼睛。

“明白一点，伯爵夫人，我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布隆斯基说，不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只好说些笼统的话。

“这变化不在他的外表上，”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严厉地说，一边用脉脉含情的眼光跟踪着正起身走到朗德跟前去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恐怕您还不十分理解他内心所起的变化。”

“哦，大体上说，我想象得出这种变化。我们一向非常要好，就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用亲切的目光来回答伯爵夫人的眼色，一边考虑着两个部长中她和哪一位更亲近，好判断一下请她去跟哪一位为他运动差事。

“他心里所起的变化并不能削弱他对左邻右舍的爱；恰恰相反，他内心所起的变化更加强了他的爱。不过恐怕您不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她说，以目示意端着托盘递茶的仆人。

“不大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是的，不幸变成了无上的幸福，一旦他的心变成了新的，心中充满了他。”她说，用多情的眼光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想，可以请她跟两个人都疏通一下。”他想着。

“噢，当然啰，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认为这种变化是那样隐秘，以致没有一个人，甚至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愿意说哩。”

“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说出来，好互相帮助。”

“是的，当然啰，不过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况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温柔的微笑说。

“凡是同神圣的真理有关的是不能有所不同的！”

“哦，不，当然不啰！不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变得窘惑不安，突然默不作声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宗教问题。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跟前用一种含意深长的耳语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头一望。朗德坐在百叶窗前，靠着安乐椅的椅背，扶着椅子的扶手，垂着头。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抬起头来，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微笑。

“不要注意他。”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动作轻盈地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推过一把椅子来。“我注意到了……”她开口说，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拿着一封信走进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匆匆看了那封信，道了一声歉，就用极其敏捷的手法写了封回信，递给那仆人，又回到桌子旁边。“我注意到，”她又拾起被打断了的话题，“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们，对于宗教最漠不关心了。”

“噢，不是的，伯爵夫人！我认为莫斯科人是以最坚定的信徒闻名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反驳。

“但是，就我所知，可惜您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疲倦的微笑对他说。

“一个人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呢？”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在这一点我倒不一定是不关心，而是有点观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最抚慰人心的微笑说，“我认为还没有临到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临到我们了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恩惠并不受人类的如意算盘的支配；有时候它并不降临在寻求者的身上，却降临在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像降临在扫罗身上一样[155]。”

“不，我想，还没有到时候哩。”注视着法国人的一举一动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朗德站起身来，走到他们跟前。

“我可以听听吗？”

“噢，是的，我不愿意打扰您哩，”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亲切地凝视着他，“在我们这里坐坐吧。”

“可是决不能闭上眼睛，以致看不见灵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着说下去。

“噢，但愿您能体会到我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觉到万世永存的他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就好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满脸带着幸福的微笑说。

“但是有时候人会觉得不可能升到那样崇高的境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意识到承认宗教的崇高境界是违心之论，但是又不敢当着那位只要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获得他所垂涎的职位的人之面发表自己的自由思想。

“您是要说，罪恶妨碍了他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但这是错误的观点。对于信徒说罪恶并不存在，罪恶已经赎免了。对不起！[156]”她补充说，望着那个又拿进来一封信的仆役。她阅读了，口头上答复了一下：“你就说明天在大公夫人那里……对于信徒说来罪恶并不存在的。”她接着说下去。

“是的，但是脱离实际行动的信仰是死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回忆起教义问答上的条文，仅仅用微笑来维持他的独立不羁。

“你看，这是《雅各书》里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有点谴责的口吻对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了，“曲解这一节真是为害不浅！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阻挠人的信仰的了。‘我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不能信教。’可是哪里也没有这么说过。说的恰好相反。”

“用实际行动为上帝工作，用斋戒拯救灵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带着厌恶的藐视神情说，“这是我们修道士们野蛮的见解……可是哪里都没有这么说过。那可容易简单多了。”她补充说，带着她在宫廷里用来鼓舞被新环境弄得张惶失措的年轻宫女时的鼓励的微笑凝视着奥布隆斯基。

“我们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基督得到拯救。我们靠着信仰获得拯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眼光中流露出赞赏她的言论的神情。

“您懂英语吗？[157]”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她就立起身来，开始在书架上的书中间搜索着。

“我要朗读一下《得救与幸福》[158]，或者《在护翼下》[159]。”她说，探问地瞟了卡列宁一眼。找到那本书以后，她又坐下，打开那本书。“很短。是描写获得信仰的途径，和那种超脱尘世一切、充满了人的心灵的幸福。信徒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不是孤独的，但是你看……”她刚要读，那个仆役又进来了。“博罗金夫人吗？你说，明天两点钟……是的，”她接着说下去，用手指在书上指点着地方，于是叹了口气，用她那双沉思的美丽的眼睛紧盯着前方，“这就是虔诚信仰所发生的作用。您认识玛丽亚·萨宁吗？您听说过她的不幸吗？她失掉了独生子。她处在绝望的境地中。哦，可是结果怎样呢？她找到了这位朋友，而现在她为了孩子的夭折而感谢上帝了。这就是信仰所赐予的幸福！”

“哦，是的，这是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高兴她要朗诵了，使他可以有时间定一定神。“不，显然今晚还是不开口要求的好，”他想，“但愿我不要把事情弄糟，能逃出这里就好了！”

“您会觉得枯燥乏味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朗德说，“因为您不懂英文，好在很短。”

“哦，我会懂的。”朗德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闭上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相视一望，于是阅读开始了。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自己完全被他听到的新奇古怪的言论弄得莫名其妙了。一般而言，彼得堡生活的千变万化对于他具有一种刺激作用，把他从莫斯科的死气沉沉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只喜欢和了解那些在他所亲近和熟悉的圈子内发生的复杂情况；而在这个生疏的环境中他就觉得眼花缭乱，茫然若失了。听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朗读，感到朗德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美丽的眼睛紧盯在他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觉得脑子里特别沉重。

形形色色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混作一团。“玛丽亚·萨宁高兴她的孩子死了……现在抽支烟有多妙啊……只要有信仰就可以获得拯救，修道士们不知道怎么办，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反倒知道哩……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昏昏沉沉？是酒性发作，还是因为这一切是那么离奇？反正，我觉得直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她帮忙还是不行。听说他们强迫人祈祷。但愿他们不强迫我就好了！那可太无聊了。她在读些什么胡言乱语啊，不过她的声调倒很好听……朗德·别祖博夫……他为什么是别祖博夫呢？”突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觉着他的下巴抑制不住地想打呵欠。他摸摸胡髭，好把这个呵欠遮掩过去，而且摇了摇身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而且几乎要发出鼾声。正好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猛然惊醒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吓得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做错了事，被发觉了一样。但是他看出来“他睡着了”这句话是指朗德，而不是指他说的，立刻又放心了。那个法国人也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样沉入睡乡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瞌睡，按他的想法，会得罪他们（其实他连这一点也不敢说一定，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古怪离奇），而朗德的睡眠却使他们欢喜得不得了，特别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我的朋友，[160]”她说，小心翼翼地提着她满是褶襞的绸衫，免得发出纟卒纟祭声，在兴奋中得意忘形地没有称呼卡列宁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却称他为“我的朋友”了，“把手伸给他。您看见吗？[161]……嘘！”她对又走进来的仆役说，“我不接见客人。”

那个法国人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假装睡着了，他的头靠在椅背上，他那放在膝头上的潮湿的手微微地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虽然竭力想小心，还是撞在桌子上。他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到他的手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立起身来，睁圆了眼睛，以便万一睡着了的话好惊醒过来，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这完全不是在梦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他的脑袋越来越不舒服了。

“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出去！让他出去！[162]”那个法国人说，没有睁开眼睛。

“请原谅，不过您看……请十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163]

“让他出去！”[164]那个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说。

“这是说我，是不是？”[165]

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忘记他想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事，也忘记他妹妹的事，一心一意只想尽可能快快逃脱这个地方，于是踮着脚尖，像从一幢染上瘟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样飞奔到大街上。以后他和马车夫谈笑了好久，想要快快地清醒过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法国剧院正赶上最后一场戏，后来在鞑靼饭店喝了点香槟酒，在这种和他志趣相投的气氛中他多少又喘过气来了。但是那天晚上他还是非常不自在。

回到他在彼得堡下榻的彼得·奥布隆斯基的家里，他发现贝特西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她极愿望把他们已经开始的那场话讲完，请他明天去。他差不多还没有看完这封信，正愁眉苦脸地瞧着它的时候，就听见楼下发出一阵人们抬着什么重物的沉重的脚步声。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返老还童的彼得·奥布隆斯基。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怎么也上不去楼；但是一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吩咐扶他站起来，于是紧紧地搂住他，和他一同进到房里去，开始叙述他今晚是如何消遣的，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情绪低落，这在他是少有的情形，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回想起的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但是最使人厌恶的，就像什么丢人的事一样，是那天傍晚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的回忆。

第二天他接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拒绝和安娜离婚的明确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是以那个法国人昨晚在真睡或者装睡中所说的话作为依据的。

二十三

一个家庭要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夫妻之间要不就是完全破裂，要不就是情投意合才行。当夫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既不这样，又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了。

许多家庭好多年一直维持着那副老样子，夫妻二人都感到厌倦，只是因为双方既没有完全反目也不十分融洽的缘故。

对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说来，生活在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莫斯科，阳光早已不像春天那样，却像夏天那样，林荫路上的树林早已绿叶成荫，树叶上已经盖满灰尘的时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早先决定的那样搬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去，却仍旧留在两个人都厌倦了的莫斯科，因为最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

使他们不和的恼怒并没有外在的原因，想要取得谅解的一切企图不但没有消除隔膜，反倒使它更加恶化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在她那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爱情逐渐减退，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为了她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而这种苦恼的境地，她不但不想法减轻，却使它更加难以忍受了。两个人都不提他们恼怒的原因，但是每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对她说来，整个的他，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种东西：就是爱女人，而她觉得这种爱情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种爱情日渐减退，因此，按照她的判断，他的一部分爱情一定是转移到别的女人，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了，因此她就嫉妒起来。她并非嫉妒某一个女人，而是嫉妒他爱情的减退。她还没有嫉妒的对象，她正在寻找。有一点迹象，她的嫉妒就由一个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有时她很嫉妒那些下流女人，由于他独身的时候和她们的交情，他很容易和她们重修旧好；有时又嫉妒他会遇到的社交界的妇女；有时又嫉妒他和她断绝关系以后他会娶什么想象中的女人。最后的这种嫉妒比什么都使她痛苦，特别是因为在开诚布公的时候他不小心地对她说过，他母亲那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娶索罗金公爵小姐。

既然猜忌他，于是安娜很生他的气，找寻各种借口来发脾气。她把她处境的一切难堪都归罪于他。她在莫斯科没有着落的境况中所忍受的期待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拖延不决，她的寂寞——这一切她都硬加到他头上。如果他爱她，他就会体谅她的处境的痛苦，使她脱离这种处境。他们住在莫斯科，却不住在乡下，这也是他的过错。他不能像她所愿望的那样过那种田园隐居的生活。他需要交际，因此把她置于这样可怕的境地中，而这种痛苦的境遇他却不愿意了解。她和她儿子永远离别了，这也是他的不是。

甚至他们之间那种少有的片刻温存也安慰不了她；在他的温存里她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的意味，这使她恼怒。

已经暮色朦胧了。安娜，孤单单的，等待着他从单身汉宴会归来，在他的书房（这是最难听到街上嘈杂声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详细地回想着他们昨天吵嘴的语言。从那场口角的难以忘怀的使人不痛快的语言，又想到吵架的起因上，她终于想起了谈话的开端。好久她都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一种毫无恶意的、对双方都没有什么触犯的谈话所引起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全因为他嘲笑女子中学，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而她为之辩护而开始的。他轻蔑地谈到一般的妇女教育，说她所保护的那个英国女孩汉娜根本不需要懂得物理学。

这惹恼了安娜。她在这话中看出轻视她的工作的暗示。于是她就想出一句话来报复他加在她身上的痛苦。

“我并不指望你会像一个多情的人一样，能够了解我和我的心情；不过希望你说话检点一点。”她说。

于是他真的气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她不记得她是怎么反驳的，只记得他也说了一些显然有意伤害她的话：

“你对那女孩的偏爱我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实情，因为我看出来这是不自然的。”

他残酷地毁灭了她为了能够忍受她的痛苦生活而辛苦地替自己营造出来的世界，他不公正地责备她矫揉造作和不自然，那种残酷和不公正，激起了她的愤怒。

“可惜的是，只有粗俗的和物质的东西你才能了解和觉得是自然的。”她说完了就走出房去了。

晚上他到她房里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起这场口角，但是双方都觉得问题只是遮掩过去，并没有解决。

今天一天他都不在家，她觉得那么寂寞凄凉，想到自己和他的不睦是那么地痛心，以致她愿意忘记一切，愿意宽恕他，和他言归于好。甚至愿意怪罪自己，承认他没有过错。

“怪我自己。我太爱动气，嫉妒得毫无道理。我要和他和解，然后我们就到乡下去，在那里我就会平静一些了。”她自言自语。

“不自然！”她突然记起最使她伤心的那句话，与其说是那句话不如说是那句话中的含意伤害了她。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不爱自己亲生的女儿，倒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不自然的。他懂得什么对孩子的爱，懂得我对于为了他而牺牲了谢廖沙的爱呢？那样存心伤害我！不，他一定爱上什么女人了，一定是这样。”

后来发觉她本来想安慰自己的，结果却又绕上了她已绕了那么多次的圈子，又回到她以前的愤怒心境中，为了自己她吓得浑身发抖。“难道我不能够吗？难道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吗？”她暗自寻思，又从头开始了。“他是诚实的，他是可靠的。他爱我。我爱他。两三天内我就可以离婚了。除此以外我还要求什么呢？我需要平静和信任，过错我担负起来。是的，他一回来我就对他说都是我的不是，虽然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就要走了！”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不再让愤怒支配自己，她按铃吩咐把箱子搬进来，好收拾下乡的行李。

十点钟弗龙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哦，你很愉快吗？”她说，脸上带着懊悔和温柔的神情出来迎接他。

“还是平常那副老样子。”他回答，一眼就看出她心境很愉快。这种喜怒无常他已经见惯了，今天使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也兴致勃勃。

“这是什么！这倒不错！”他说，指着前厅的皮箱。

“是的，我们应该走了。我乘车去兜风，天气那样美好，以致我渴望到乡下去哩。没有什么事阻碍着你吧，是吗？”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立刻就回来，我们再谈一谈，我只是去换换衣服。吩咐摆茶吧。”

于是他到他的房里去了。

他说“这倒不错”那句话里似乎含着几分侮辱人的意味，就像一个小孩不淘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说法一样，特别使人感到侮辱的是她的悔罪声调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口吻两者之间的对比。一刹那间她的心头涌起了一种斗争的欲望；但是她尽力压制着，像刚才一样对弗龙斯基笑脸相迎。

他进来的时候，她就对他讲，她今天如何消磨的，说她准备搬到乡间去的计划，这些话一半是她早在心里预备好了的。

“你要知道，我几乎是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的。”她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离婚呢？在乡下不是也一样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左盼右盼，我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离婚的消息。我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让它来影响我的生活了。你同意吗？”

“噢，是的！”他说，不安地凝视着她激动的脸。

“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停顿了一下以后，她问。

于是弗龙斯基就讲客人的名字。“酒席真好极了，划船比赛和一切项目都相当不错，但是在莫斯科做什么都不能不闹笑话[166]。出现了一个女人，据说是瑞典女王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技艺。”

“什么？她游泳了？”安娜问，皱着眉头。

“是的，穿一件红色的游泳衣[167]，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家伙哩！喂，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多么荒唐的雅兴！怎样，她游的姿势很特别吗？”安娜答非所问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像我说过的，无聊透了。喂，你到底想什么时候走呢？”

安娜摇摇头，好像要驱散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走？当然越快越好。明天我们来不及了。后天怎么样？”

“是的……不，等一下！后天是星期日，我得到妈妈那里去一趟。”弗龙斯基说，变得慌张了，因为他一提到他母亲，他就感到她凝然不动的猜疑眼光紧盯在他身上。他的狼狈神情证实了她的猜疑。她脸涨得绯红，躲开了他。现在涌现在安娜的想象中的，已经不是瑞典女王的教师，而是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一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公爵小姐了。

“你明天可以去呀？”她说。

“哦，不行！我要去取的那件代理委托状和那笔钱，明天收不到哩。”他回答。

“要是这样，我们索性不走了！”

“为什么呢？”

“我不愿意晚走。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则就永远不走了。”

“到底为什么？”弗龙斯基好像很惊异地问，“这简直没有道理。”

“你觉得没有道理，因为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你不愿意了解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只关心汉娜一个人，而你却说这是矫揉造作！你昨天说我不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故意装出爱这个英国女孩的样子，这是不自然的；我倒想知道，在这里，对于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然的！”

转瞬之间她醒悟过来，因为又违背了她自己的心意而害怕了。但是虽然她明明知道她在毁灭自己，她还是约束不住自己，忍不住指出他是多么不对，怎么也不向他让步。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只不过说我不同情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你是以你的坦率自夸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过，也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他低声说，压制着心头增涨的怒火，“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如果你不尊重……”

“尊重不过是捏造出来，填补应该由爱情占据的空虚地位罢了！假如你再也不爱我了，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不行，这简直无法忍受了！”弗龙斯基大叫一声说，从椅子上起来。立在她面前，他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考验我的忍耐力？”看上去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克制住自己，“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她喊叫，恐怖地瞥视着他整个的脸，特别是他冷酷吓人的眼睛中那种明显的憎恨。

“我的意思是说……”他开口说，但是又停顿住了，“我倒想问问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你怎么样呢？我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像你所想的那样，”她说，明白了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话语，“但是我并不要这个，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但是却没有。因此一切都完结了！”

她向门口走去。

“停一下，停——一下！”弗龙斯基说，仍然愁眉紧锁，但是用手把她拉回来，“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得延后三天再动身，而你却说我在撒谎，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因为他为我牺牲了一切而责备我的人，”她说，回想起更早的一场口角里的话，“比一个不诚实的人还要坏！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不！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大声说，很快地放开了她的手。

“他恨我，这是很明显的。”她想，于是默默地、头也不回地、迈着不稳定的步子从房里走出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这是更明显的事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进她自己的房间。“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一定要完结！”

“但是怎样才好呢？”她问自己，坐在梳妆镜前的安乐椅上。

想着她现在到哪里去才好：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母家去呢，到多莉家去呢，还是只身出国；想着他现在一个人在书房里干什么；又想着这是最后一场争吵呢，还是依旧可能言归于好；想着现在彼得堡所有旧日的熟人会认为她怎么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会对这件事怎么看法；破裂以后会落到什么下场，千头万绪掠过她的心头，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陷进这种种思虑中。她的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到兴趣的模糊念头，但是究竟是什么她却捉摸不定。又回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回想起她的产褥病和当时萦绕在她心头的思想。她回忆起她的话：“我为什么不死呢？”和她当时的心情。于是她恍然大悟盘据在她心头的是什么了。是的，这就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是的，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廖沙的羞惭和耻辱，以及我自己的奇耻大辱——都会因为我的死而解脱。如果我死了，他也会懊悔莫及，会可怜我，会爱我，会为了我痛苦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滞留着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把左手上的指环取下来又戴上去，历历在目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摹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走近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分散了她的心思。装出收起戒指的模样，她连头都没有回。

他走上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声说：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后天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默不作声。

“怎么回事？”他问。

“你自己心里明白的！”她说，同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蓦地哭出来。

“遗弃我吧！遗弃我吧！”她一边呜咽一边说，“我明天就走……我要做出更多的事来。我算得了什么人呢？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是你的累赘！我不愿意折磨你，我不愿意！我会使你自由的。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弗龙斯基恳求她镇静，向她保证说她的嫉妒一点根据都没有，而且说他对她的爱情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也不会中断，他比以往更爱她了。

“安娜，为什么这样折磨你自己和我呢？”他问，吻她的双手。他的面孔上现在显出无限柔情，她仿佛觉得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饮泣的声音，而且在她的手上感觉到泪水的潮湿。转瞬之间安娜绝望的嫉妒心变成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热烈的柔情。她拥抱他，在他的头上、脖颈上、双手上印满了无数的亲吻。

二十五

觉得他们完全言归于好了，第二天早晨安娜开始积极地准备着动身的事情。虽然究竟是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出发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昨天晚上他们两人你推我让，但是安娜依然忙碌地准备动身的事情，现在她觉得早一天走晚一天走完全无关紧要。她正站在寝室里一只敞开的皮箱前，挑拣着衣物，这时候他走进来，比往常早些，而且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

“我立刻就到妈妈那里去，她可以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明天我就准备动身了。”他说。

尽管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但是一提到去他母亲的别墅她心里还是感到刺痛。

“不，我自己也来不及哩。”她说；立时想道：“那么说，我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不，随你的便好了。去饭厅吧，我立刻就来。我不过把用不着的挑出去。”她说，在堆在安努什卡的臂膀上的一大堆旧衣服上又放了几件。

当她走进餐厅的时候，弗龙斯基正在吃牛排。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些房间使我多么厌恶！”她说，在他旁边坐下喝咖啡，“再也没有比这种有摆设的房间[168]更可怕的了！毫无表情，没有灵魂。这挂钟，罗纱窗帷，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梦魇一样！我想念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就像想念天国一样。那群马你还没有打发走吧？”

“不，我们走后它们再动身。你要坐车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要去威尔逊那里。给她送些衣服去。那么我们明天一定走了？”她用一种愉快的声调问；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弗龙斯基的仆人进来取从彼得堡打来的电报的回执。他接到电报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好像要瞒着她什么似的，他说了一声回执在书房里，就匆匆转身对她说：

“明天我一定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妥帖的。”

“谁打来的电报？”她追问，不听他的话。

“斯季瓦打来的。”他不大情愿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斯季瓦会有什么背着我的秘密呢？”

弗龙斯基唤回那个仆人，吩咐他把电报拿来。

“我不愿意拿给你看，因为斯季瓦太爱打电报了；事情还没搞出个眉目，打电报做什么呢？”

“离婚的事？”

“是的，不过他在电报上说：‘还不能得到回音。答应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不过你自己看吧。”

安娜用战栗的手接过电报，看见果然和弗龙斯基所说的一样，但是末尾还附着一笔：“希望渺茫，不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之。”

“我昨天就说过，什么时候离婚，或者离不离得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说，脸红了，“一点也没有瞒着我的必要。”接着她就寻思：“照这样，他和女人们通信，也可能隐瞒着我和正在瞒着我哩。”

“噢，今天上午亚什温要和沃伊托夫来，”弗龙斯基说，“好像他赌赢了，使佩夫措夫倾家荡产，甚至佩夫措夫都无力偿付了，大约有六万卢布的光景哩。”

“不，”她说，恼怒他这样明显地、用改变话题的方式，来暗示他看出她动怒了，“你为什么认为我那么关心这种消息，以至于非得隐瞒我不可？我说过我并不愿意想这事，而且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不关心哩。”

“我关心，因为我喜欢把关系弄明确。”他回答。

“把关系弄明确并不在乎形式，而是在于爱情，”她说，越来越激动了，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你要这个做什么呢？”

“天啊！又是爱情！”他皱着眉头想。

“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将来的孩子们。”他说。

“我们将来不会有孩子了。”

“那就太可惜了。”他说。

“你为了孩子们，但是你可没有为我想。”她接着说下去，完全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听见他所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

能不能生孩子的问题早就成为他们争执的题目，而且使她很生气。她把他要孩子的愿望曲解成他不看重她的美貌的表示。

“唉呀，我说了是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他好像痛得皱起眉头，重复一遍说，“因为我相信你的愤怒大部分是由于处境不明确而起的。”

“是的，现在他不再伪装了，他对我怀着冷淡的憎恨是很明显的了。”她暗自寻思，不倾听他的言语，却恐怖地凝视着从他眼里挑衅地望着她的那个冷酷无情的法官。

“那不能成为理由，”她说，“我甚至不明白，你怎么能说我的愤怒是因为那个缘故而起的；我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这里还有什么处境不明确呢？完全相反！”

“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难过，”他打断她的话，执拗地一心想表白他的心思，“处境不明确是由于你认为我是自由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回嘴说，扭过身去，她开始喝咖啡。

她端起杯子，小手指跷着，举到嘴唇边。饮啜了几口以后，她瞟了他一眼，从他脸上的表情，她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她的手、她的姿势和她的嘴唇发出的声音，都是他所厌恶的。

“你母亲怎么想法，她希望你和谁结婚，我丝毫也不在乎。”她说，用颤抖的手把杯子放下。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这个。”

“是的，谈的就是这个！相信我的话吧，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不论她是老的少的，不论她是你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人，都与我无关，我不愿意和她有任何来往。”

“安娜，求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的母亲。”

“一个女人，倘使她的心猜测不出她儿子的幸福和名誉何在，那种女人就是无情的人！”

“我再求你一次，请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所尊敬的母亲！”他说，提高嗓音，疾颜厉色地望着她。

她不回答。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的脸和手，她细细地回忆起他们昨天的和好同他的热情的爱抚。“这样的爱抚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也曾经滥施过，而且还会，还想滥施。”她想。

“你并不爱你母亲！这都是空话，空话，空话！”她说，憎恨地望着他。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

“就得决定一下，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正要走开，恰巧这时亚什温走进来。安娜和他寒暄了一下，就停下了。

为什么当一阵暴风雨正在她心中狂啸，而且她感觉到她已经处在可怕的生死存亡的转折点的时候——在这种关头，她何必还要在一个迟早会知道全部真相的外人面前装模作样，这她可不知道；但是她立刻压制住内心的风暴，又坐下来开始和客人闲谈。

“哦，您近来怎么样？人家输给您的钱都付给您了吗？”她问亚什温。

“哦，还好；我想不会全部都到手的，星期三我就要走了。你们呢？”亚什温问，眯缝着眼睛望着弗龙斯基，显然猜到曾经发生过一场口角。

“我想，大概是后天。”弗龙斯基说。

“不过你们老早就打算走了？”

“可是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说，带着一副向弗龙斯基表明不要梦想还会和解的神情正视着他的眼睛。

“难道您不可怜那个不幸的佩夫措夫吗？”她说，继续和亚什温谈着。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我是不是可怜他。您看，我全部的财产都在这里，”他指指身边的衣袋，“现在我是个富翁；但是今天晚上我还到俱乐部去，也许出来的时候又是叫花子了。您看，谁要坐下和我赌钱，他就想把我赢得连一件衬衫都不剩，我对他也是这样哩。于是我们就决个胜负，乐趣就在这里。”

“哦，不过假如您结了婚，”安娜说，“您的夫人会觉得怎么样呢？”

亚什温放声大笑。

“这大概就是我没有结婚，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婚的原因。”

“葛尔辛格福尔斯[169]怎么样？”弗龙斯基说，参加到谈话中，瞥了笑容满面的安娜一眼。

迎住他的目光，她的脸立刻呈现出冷淡而严峻的神情，好像在说：“还没有忘却。事情还是那样。”

“难道你真恋爱过吗？”她问亚什温。

“天啊！那么多次了！不过您看，有的人可以坐下赌钱，但是一到约会[170]的时候就得站起来走掉。而我也可以谈情说爱，不过总得晚上赌钱不迟到才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恋爱。”她刚要说葛尔辛格福尔斯，但是不愿意重复弗龙斯基用过的字眼。

买了弗龙斯基一匹马的沃伊托夫来了，于是安娜立起身来走出房去。

出门以前，弗龙斯基来到她的房里。她想装出在桌上找寻东西的模样，但是觉得装假是可耻的，于是带着冷冷的表情正视着他的脸。

“你要什么？”她用法语问。

“甘比达的证件；我把它卖了，”他用一种比言语表达得更清楚的口吻回答，“我没有工夫解释，就是解释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的。”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她的地方，”他想，“如果她要折磨自己，那她就更倒霉！[171]”但是，临走出去，他好像觉得她说了句什么，他忽然因为动了怜悯她的心而颤抖了。

“什么，安娜？”

“没有什么。”她回答，还是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

“如果没有什么，那就倒霉去吧[172]！”他想，又寒了心。扭过身去，走出去了。临走出去的时候，他在穿衣镜里瞥见了她苍白的面孔和战栗的嘴唇。他甚至想停住脚步，对她说句安慰的话，但是他还没有想好说什么，他的两条腿就迈出房间去了。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消磨过去，深夜回来的时候，使女对他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头疼，请他不要到她的房间去。

二十六

他们从来还没有闹过一整天的别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这也不是口角。这是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他到她房里去取证件的时候，怎么能像那样望着她呢？望着她，看见她绝望得心都要碎了，居然能带着那种冷淡而镇静的神情不声不响径自走掉呢？他对她不仅冷淡，而且憎恨她，因为他迷恋上别的女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追忆着他说过的一切冷酷言语，安娜还凭空设想着他明明想说，但却难以启齿的话，于是她越来越愤怒了。

“我并不挽留您，”他也许要说，“您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您大概不愿意和您丈夫离婚，那么您可以再回到他那里去。回去吧！如果您需要钱，我可以奉送一笔。您要多少卢布？”

凡是粗野的男人说得出口的最残酷无情的话，他，在她的想象中，都对她说了，她决不能饶恕他，好像他真说过这样的话似的。

“他，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昨天不是还起誓说爱我的吗？难道我以前不是毫无道理地绝望过好多次吗？”紧接着她又自言自语。

一整天，除了到威尔逊那里去以外——这大约花费了她两个钟头的光景，——安娜都在想着一切都完了呢，还是依旧有重归于好的希望，她应该立刻出走呢，还是再见他一面那种游移不定的心思中度过了。她等了他一天，傍晚走进自己的房间，留下话说她头疼的时候，她心里想：“如果他不睬使女的话依然来了，那就是说他还爱我。如果不是的，那就是说一切全完了，那么我就要决定怎么办才好！……”

夜间她听到他的马车停下来的响声、他按铃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和他同使女讲话的声音。听了以后他就信以为真，不再往下问，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惩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

现在去不去沃兹德维任斯科耶，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惩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用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愉快地揣摩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支烛泪将尽的蜡烛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帏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当她不复存在，当她对他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什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这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在哪里……”突然间帏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下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样的恐怖，以至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战栗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

他在书房里睡得很酣畅。她走过去，举起灯照着他的脸，凝视了他好久。现在，在他沉入梦乡的时候，她爱他，一见他就忍不住流下柔情的眼泪；但是她知道，万一他醒过来他就会用那种冷酷的、自以为是的眼光望着她，她也知道在还没有向他诉说爱情就非得先证明全是他的过错不可。没有惊动他，她回到自己的寝室，服了第二剂鸦片以后，天快黎明的时候她沉入一种难过的、梦魇纷扰的睡梦中，始终没有失掉自我的意识。

早晨，那场在她和弗龙斯基结合以前就曾出现过好多次的噩梦又来临了，惊醒了她。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正弯着腰俯在一种铁器上，在做什么，一边用法语毫无意义地嘟囔着；就像梦里常有的情形一样（这就是它恐怖的地方），她感觉得那个农民并不注意她，但是却用这种铁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她吓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了。

当她起床的时候，她回想起昨天就像坠入五里雾中一样。

“发生过一场口角。以前也发生过好多次的。我说我头疼，而他没有来看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我得去看看他，好作动身的准备。”她暗自寻思。听见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在她穿过客厅的时候，听到一辆马车在前门停下的声音，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一个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从马车窗口探出头来，正对按门铃的仆人吩咐什么。在前厅里谈了几句以后，有人上楼来了，接着她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在客厅外面走过去。他很快地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百叶窗前。他正走到台阶上，没有戴帽子，走到马车跟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递给他一包东西。弗龙斯基笑着对她说了句什么。马车驶走了；他又迅速地跑上楼来。

遮住她心灵里的一切云雾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思万绪又以新的剧痛刺伤了她痛楚的心。她现在怎么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居然在他的房子里跟他一起过了一整天。她到他的书房去说明她的决心。

“是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路过这里，她们从妈妈那里给我带来了钱和证件。昨天我没有收到。你的头痛怎么样，好些了吗？”他镇静地说，不愿意看，也不愿意理解她脸上那种阴沉忧郁的神色。

她站在屋子中间，不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他瞥了她一眼，皱了一下眉头，就又读起信来。她扭过身去，慢腾腾地从房里走出去。他还可以把她唤回来的，但是她走到门口他还默不作声，只听见他翻动信页时发出的沙沙声。

“喂，顺便提提，”她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明天一定走，是吗？”

“您走，我可不走。”她说，转过身对着他。

“安娜，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

“您走，我可不走。”她重复说。

“这简直受不了啦！”

“您……您会后悔的！”她说着就走出去了。

被她说这句话的那种绝望神情吓坏了，他跳起来，打算去追她，但是想了一想，又坐下了，他咬紧牙关，愁眉紧锁。这种在他看来是不像话、用意不明的威胁，使他大为激怒了。“什么我都试过了，”他想，“只剩下置之不理这个法子了。”于是又开始准备乘车进城去，再到他母亲那里请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她听见他在书房和饭厅里走动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停了一停。但是他没有转到她这里来，他只吩咐了一声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沃伊托夫把马牵走。随后她听见马车驰过来，大门打开了，他又走出去了。但是他又回到大厅里，有什么人跑上楼去。这是他的仆人，来取主人遗忘了的手套。她返身走到百叶窗前，看见他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用手拍拍马车夫的后背，对他说了句什么。随后，并不抬头望望窗口，就以他那种惯常的姿态，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坐在马车里，一边戴手套，一边就在角落里消失了踪影。

二十七

“走了！全完了！”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作为这种疑问的答案，她的蜡烛熄灭了的时候那种黑暗和那场噩梦所遗留下的印象，混合成一片，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寒彻骨髓的恐怖。

“不，不可能的！”她喊叫说，于是跨过房间，她用力按铃。她现在这么害怕形单影只，以至于等不及仆人上来，就下去迎他。

“打听一下伯爵到哪里去了。”她说。

那个人回答说，伯爵到马厩去了。

“伯爵让我转告一声，万一夫人想坐车出去，马车不久就回来。”

“好的。等一下。我现在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拿着立刻送到马厩去。赶快！”

她坐下写道：

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让我解释。看在上帝的面上回来吧，我害怕得很！

她封好了，递给那仆人。

她现在害怕剩下一个人，她跟在那个人后面走出屋子，到育儿室去了。

“怎么回事，这不是，这不是他！他的蓝眼睛和羞怯而甜蜜的微笑在哪里呢？”当她看到她那满头乌黑鬈发的丰满红润的小女儿，却没有看见谢廖沙的时候（她在神智错乱之中本来期望在育儿室找到他的），这是头一个涌上她心头的想法。小女孩，坐在桌旁，顽强而猛烈地用一只软木塞敲打着，瞪着漆黑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她母亲。安娜答复了英国保姆说她很好，明天就要下乡去，就挨着小女孩坐下，动手在她面前旋转软木塞。但是小孩的响亮的银铃般的笑声和眉眼的动作使她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弗龙斯基，于是压抑着呜咽，她匆匆立起身来，走出房去。“难道真的全完了吗？不，不可能的，”她想，“他会回来的。但是他和她谈过话以后，他露出的笑容和激动，他如何解释呢？但是即使他不辩白，我还是会相信的。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但是我不愿意那样。”

她望望表。过了十二分钟了。“现在他接到我的字条了，正在回家来的路上。不会很久的，再过十分钟……但是万一他不回来呢？不，不可能的！一定不要让他看见我淌过眼泪的眼睛。我去洗洗脸。唉呀，我梳过头发没有？”她问自己。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她用手摸摸头。“是的，我的头发梳过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梳的了。”她甚至都不相信她的手，于是走到穿衣镜前照照她的头发是否真的梳过。的确梳过，但是她记不起什么时候梳的了。“这是谁？”她想，凝视着镜子里那个用明亮得惊人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的发烧的面孔。“是的，这是我！”她恍然大悟，望着她的整个姿影，她猛地感觉到他的亲吻，她浑身颤抖，肩头抽搐了一下。随后她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怎么回事？我疯了吗？”她走进寝室，安努什卡正在那里收拾房间。

“安努什卡！”她说，站在使女面前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本来要去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使女说，好像很明白她的心思一样。

“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的，我要去的。”

“去一刻钟，回来一刻钟；他已经在路上了，他马上就到了。”她取出表来，看看。“但是他怎么能把我抛在这种境地中就扬长而去呢？不跟我和解他怎么过得下去呢？”她走到窗前，从窗口望着大街上。这时候他可能回来了。但是也许她计算得不准确，于是她又回想他什么时候动身走的，计算着时间。

她刚要去根据大钟对表的时候，就有人坐着车来了。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他的马车。但是没有人上楼来，她听见下面有人声。她派出去送信的人坐着车回来了。她下去迎他。

“我没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火车站去了。”他说。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她问那个红光满面的快活的米哈伊尔说，当他把字条还给她的时候。

“哦，那么他没有收到。”她想起来。

“带着这封信到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的别墅去，你认识吧？立刻带个回信来。”她对那个送信的人说。

“但是我自己做什么才好呢？”她心里盘算着，“是的，我到多莉家里去，对的，不然我就要发狂了。我还可以拍个电报！”于是她拟出一封电报底稿：

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务必马上回来。

发出电报，她就去穿外衣。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她又望望发胖的、沉静的安努什卡的眼睛。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安努什卡，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安娜抽噎着说，一边束手无策地往安乐椅上一坐。

“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种事是常有的。去散散心吧。”使女劝她说。

“是的，我就去，”安娜说，提起精神，站起身来，“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来了电报，就送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里去……不，我自己会回来的。”

“不过我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得找点事做，坐车出去，主要的是走出这幢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谛听着她的心脏的剧烈跳动，她匆匆忙忙走出去，坐上马车。

“到哪里去，夫人？”彼得还未坐到驾驶台上就问。

“到兹纳缅卡街，奥布隆斯基家去。”

二十八

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蒙蒙细雨，现在刚刚放晴。铁板屋顶、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白铁皮——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这是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那马车由一对灰色马拉着飞跑，在那伸缩自如的弹簧上轻轻摆荡着，安娜在车轮的不断的辚辚声和露天里瞬息万变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几天来的事情，对她境遇的看法跟在家里完全不相同了。现在死的念头不再那么可怕和那么鲜明了，死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了。她现在责备自己竟然落到这么低声下气的地步。“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过不下去了吗？”撇开没有他她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她开始看招牌。“公司和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多莉讲了。她是不喜欢弗龙斯基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我会听她的话的。我不向他让步；我不能让他教训我……菲利波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过三一修道院。“我们坐马车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有多少东西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我能想得到我会落到这样屈辱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时装店和帽庄。”她读着。有个人对她行了个礼。这是安努什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记起弗龙斯基以前说过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我们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这种记忆。我也要把它掩藏起来！”这时她回想起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过去，回想起她如何把他从记忆中抹去。“多莉会认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了，因此一定是我不对。难道我还想有理吗！我毫无办法！”她说，想要哭出来。但是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路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玩赛马的游戏。谢廖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是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去一切了。他也许误了火车，已经回来了。又要让你自己低三下四了！”她对自己说。“不！我到多莉家去，坦白地对她说：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帮我的忙吧……这几匹马，这辆马车，我坐在这辆马车里多么不舒服啊，都是他的；不过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些了。”

重温着她要对多莉讲的所有的话，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里问。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仆人回答说。

“基蒂！就是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基蒂，”安娜想，“她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他很后悔没有和她结婚。而他一想到我就厌恶，懊悔和我结合！”

安娜来访的时候，姐妹俩正在商议哺育婴儿的事。多莉独自出来迎接恰恰在这时候打断了她们的谈话的不速之客。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亲自去看你，”她说，“我今天接到斯季瓦一封信。”

“我们也接到他一个电报。”安娜回答，四面张望，找寻基蒂。

“他信上说，他不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正想要怎样，不过他非得接到答复才离开。”

“我以为你有客人哩。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是的，是基蒂，”多莉为难地说，“她在育儿室里。她害过一场大病。”

“我听说了。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我立刻就去取。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刚刚相反，斯季瓦觉得满有希望哩。”多莉停在门口说。

“而我却灰心失望，甚至并不抱什么希望哩。”安娜说。

“这是什么意思？基蒂认为会见我就降低了身份吗？”只撇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暗自寻思，“也许她是对的。但是她不该，她这个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人，她不该对我这样表示的，即使事情是真！我知道处在我这种境况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会接见我的。这一点从我为他牺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知道了。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报酬！噢，我多么恨他！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更不愉快，更难过了！”她听见姊妹俩在隔壁商议的声音。“我现在跟多莉说什么呢！让基蒂看到我的不幸，让她庇护我，好使她聊以自慰吗？不，就连多莉也不会明白的。跟她谈没有用处。不过看看基蒂，让她看看我多么看不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是多么不在乎，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多莉拿着信走回来。安娜读了，默默无言地递回去。

“我全知道了，”她说，“这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为什么？我，恰恰相反，却满怀希望。”多莉说，好奇地注视着安娜。她从来没有见过她处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焦躁的心情中。“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安娜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面，并不作答。

“基蒂为什么躲着我呢？”她问，望着门口，脸涨得绯红。

“噢，胡说！她在给婴儿喂奶，她总也搞不好，我正在教她……她很高兴。她立刻就会来的，”多莉不善于撒谎，笨嘴笨舌地说，“哦，她来了！”

基蒂听到安娜来访，本来不愿意露面；但是多莉说服了她。基蒂鼓着勇气走进来，脸泛红晕，走到安娜跟前，伸出手来。

“我很高兴见到您哩。”她用战栗的声音开口说。

基蒂心上对这个堕落的女人抱有敌意，但又想要宽容她，她就被这种矛盾心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她一见安娜妩媚动人的容貌，所有的敌意就都化为乌有了。

“如果您不愿意见我，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我全都习惯了。您害过病吧？是的，您变了哩！”安娜说。

基蒂觉得安娜在用敌视的眼光打量着她。她把这种敌视归之于安娜的难堪的处境，这人以前曾庇护过她，现在自己反而要人同情，因而心里很替她难过。

她们谈论基蒂的病、婴儿和斯季瓦；但是分明安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她说，立起身来。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但是安娜又不回答，她转向基蒂。

“是的，我很高兴见到您，”她带着微笑说，“我从大家的嘴里，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他来看过我，我非常欢喜他哩，”她补充说，显然怀着恶意，“他在哪里？”

“他到乡下去了。”基蒂说，脸涨红了。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

“一定！”基蒂天真地重复说，同情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么再见了，多莉！”安娜吻吻多莉，握了握基蒂的手，就急忙忙地走出去。

“她还和从前一样，还像以往那样妩媚动人。真迷人哩！”又剩下基蒂和她姐姐的时候，她说，“不过她有点让人可怜的地方。可怜极了！”

“是的，她今天有点异样，”多莉说，“我送她走的时候，到前厅里，我觉得她似乎要哭了。”

二十九

安娜又坐上马车，心情比出门的时候更恶劣。除了她以前的痛苦现在又添了一种受到侮辱和遭到唾弃的感觉，那是她和基蒂会面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的。

“到哪里去，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去。”她说，现在根本不考虑到哪里去了。

“他们怎么像看什么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东西一样看着我呀！他这么起劲地对那个人讲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过路的人，这样想。“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吗？我本来想告诉多莉的，不过幸好没有告诉她。她会多么幸灾乐祸啊！她会掩饰起来的；但是她主要的心情会是高兴我为了她所羡慕的种种快乐而受了惩罚。基蒂会更高兴了。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眼里显得异常可爱。她嫉妒我，憎恨我，而且还看不起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如果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丈夫堕入我的情网了……如果我愿意的话。而我的确很情愿。这个人很自以为了不起哩！”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她想，他把她当成了熟人，摘下他那闪光的秃头上的闪光礼帽，但是随后发觉他认错了人。“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我就知道我的胃口，正像那句法国谚语说的。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淇淋；这一点他们一定知道的。”她心里想，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淇淋小贩，他把桶由头顶上放下来，用毛巾揩拭着汗淋淋的面孔。“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淇淋！基蒂也一样，得不到弗龙斯基，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视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基蒂恨我，我恨基蒂！这是事实。秋季金，理发师。我请秋季金给我梳头。[173]……他回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他。”她想着忽然笑起来。但是马上又回想起她现在没有可以谈笑的人。“况且，又没有什么有趣的赏心乐事。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画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要把我赢得连件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是的，这倒是事实！”

她完全沉溺在这些思想中，甚至忘记了她的处境，就这样到达了家门口。看见门房出来迎接她的时候，她这才回忆起她发出去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

“我找找看。”他回答，望了望办公桌，他拿起一封方形的电报小封套递给她。“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弗龙斯基。”她读着。

“送信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夫人。”门房回答。

“啊，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感到心上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跑上楼去。“我亲自去找他。在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一切都和他讲明。我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她想。看见挂在帽架上的他的帽子，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她没有想到他的电报是答复她的电报的，他还没有接到她的信。她想象他现在正平静地同他母亲和索罗金公爵小姐谈着天，因为她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呢。“是的，我得快点去！”她自言自语，她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想尽可能地摆脱她在这幢可怕的房子里所体验到的心情。仆人们、四壁、房中的摆设，都在她心中引起一种厌恶和怨恨的情绪，像千钧重担一样压迫着她。

“是的，我必须到火车站去，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那里去揭穿他。”安娜看了看报纸上的火车时间表。夜车在八点零两分开车。“是的，我赶得上。”她吩咐套上另外两匹马，自己忙着往旅行袋里收拾一两天内需用的东西。她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午餐摆好了。她走到桌旁，一闻到面包和干酪的气味，就使她觉得一切食物都是令人恶心的，她吩咐套上车，就走出去。房子已经在马路上投下阴影；傍晚很晴朗，在夕阳中还很温暖。搬着安娜的东西走出来的安努什卡、把行李放到车上去的彼得和分明很不高兴的马车夫，都使她觉得讨厌，他们说的话和举动都惹得她生气。

“我不需要你，彼得！”

“但是车票怎么办呢？”

“哦，随你的便吧，我不在乎。”她厌烦地回答。

彼得跳上驭台，两手叉着腰告诉车夫驶到车站去。

三十

“瞧，又是她！我又全都明白了！”安娜说，那时马车刚走动，轻轻摇晃着，轰隆隆地驶过砂砾铺的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个接着一个交替地涌上她的心头。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力回想着，“秋季金，理发师？不，不是的。是的，是亚什温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因素。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往返，”她在心里对一群乘四驾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她朝着彼得眺望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弗龙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神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而自豪。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又极力不要对我显得无情无义。昨天他说漏了嘴——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么爱法呢！热情已经消失了！[174]这个人想要一鸣惊人，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呢！”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她的那种看穿一切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

“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疏远起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也不爱基蒂，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给了我，我和弗龙斯基结了婚！”回忆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异常生动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睛，他的白净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哦，假定我离了婚，成了弗龙斯基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基蒂就不再像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廖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弗龙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摆脱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拧坏了。啊，一个抱着婴儿的乞妇。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我们投身到世界上来，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自己和别人吗？那里来了一群学生，他们在笑。谢廖沙？”她想起来了。“我也以为我很爱他，而且因为自己对他的爱而感动。但是没有他我还是活着，抛掉了他来换别人的爱，而且只要另外那个人的爱情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并不后悔发生这种变化。”她厌恶地回想起她所谓的那种爱情。她现在用来观察自己的和所有别人的生活的那种清晰眼光，使她感到高兴。“对于我、彼得、车夫费多尔、那个商人和住在那些广告号召人们去的伏尔加河畔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她想着，那时她已驶近了下城车站的矮小的房屋，脚夫们从那里跑出来迎接她。

“去买一张到奥比拉罗夫卡的车票吗？”彼得问。

她完全忘了她要到哪里去，和为什么要去，费了好大的劲她才明白了这个问题。

“是的。”她说，把钱包交给他；把她的红色小手提包拿在手里，她下了马车。

当她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她处境的全部详情和她的犹疑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在她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她那痛苦万状、可怕地跳动着的心灵的伤处。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对她说来，他们全都是讨厌的）。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他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现在正在向他母亲诉说他的处境，以及她怎么走进屋去，她对他说些什么。随后她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她多么痛苦地爱他，恨他，而她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三十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统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象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姑姑！[175]”那小女孩喊着说。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留心地，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他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动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叮当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急促的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无情的东西撞在她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第八部

一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向他打听这部书情况的朋友们的询问，也是勉强和故作冷淡的样子，甚至也不向书商探问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他十分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176]、萨马拉的饥荒[177]、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178]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全部的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就有一些志愿兵[179]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

“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

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一切都好！[180]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人生的小小不幸。[181]”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三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182]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四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象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去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完全虚脱了，[183]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只不过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外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由得不痛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分。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184]。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五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龙斯基看见了他，却故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比不上与您见面那样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185]和米兰[186]写封信？”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的。”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着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吵架时她对他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曲了他的脸。

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边来回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第二次铃声，他们就分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六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打电报叫他弟弟去接他。当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时，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蒂，认出来她的夫兄，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她说，把手伸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而且让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地到这里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浑身这么多的尘土，都不敢挨您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哩。你们一切都照旧吧，”他微笑着说，“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恬静的乐趣。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卡塔瓦索夫用他平素的戏谑口吻说，伸出手来，而且微笑着，他的污黑的面孔衬托着他的牙齿显得格外地光亮。

“科斯佳一定会很高兴。他到农场上去了。他该回来了。”

“总是忙碌地经营着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卡塔瓦索夫说，“而我们住在城里的，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哦，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法呢？他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

“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同大家一样哩，”基蒂回答，有点慌乱地回顾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和带领满面风尘的客人们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莉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蒂充分运用她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跑上凉台。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噢，这样的大热天真难受啊！”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哩，科斯佳很欢喜他。”基蒂似乎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发觉了她父亲脸上嘲讽的神情。

“我倒没有什么。”

“你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基蒂对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遇见了斯季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佳。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觉着乳汁在流，她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仅猜到（她同婴儿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她体内乳汁的汹涌她确切地知道他要吃奶了。

她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真是在哭闹。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吗，保姆？很久了吗？”基蒂慌慌张张地问，坐在椅子上准备哺育婴儿，“赶快抱给我！喂，保姆，你多烦人啊；哦，帽子以后再系好了！”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这样哩，夫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差不多总在育儿室里，“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婴儿，不理睬他母亲。

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满脸疼爱的神情。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他认得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压倒了婴儿的哭叫声喊着说。

但是基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焦躁和婴儿的焦躁一样地增长着。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发起脾气来。

终于，经过一阵拼命的、透不过气的哭喊以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子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宝贝，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基蒂小声说，抚摸着婴儿。“您为什么认为他会认得您呢？”她补充说，斜眼望着婴儿的眼睛，婴儿的那对眼睛，如她所想象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气地望着她，她还凝视着他的有规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颊，和那画着圆弧形挥动着的、手心通红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是我啊。”基蒂反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说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因为虽然她说他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她心里却确信他不但认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这个做母亲的，由于他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佳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他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她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那您就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亲自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哦，好的，好的，那时我们再瞧吧，”基蒂低声说，“不过现在您走开吧，他睡着了。”

七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她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

“真热，真热啊！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她说。

“是的，是的，嘘……”基蒂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她微微地摇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小胳臂，这只胳臂，当米佳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蒂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婴儿。终于那只胳臂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婴儿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鬈曲的长睫毛，仅仅间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扇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深沉的声音和卡塔瓦索夫的大笑声。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基蒂想，“不过科斯佳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里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他开心。他现在比春天快活多了，好多了。那时他是那么闷闷不乐，那么苦恼，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么可笑啊！”她微笑着低声说。

她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认为他不信教他在来世就会毁灭，她会不得不承认他会毁灭的，但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他不信教，一面暗自说他很可笑。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她想，“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所以想得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他总是孤独，孤独的。他跟我们什么都谈不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高兴，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爱同他们辩论。”她想，一转念就想到把卡塔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睡才好的问题上去。“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海，使她激动得战栗起来，甚至把米佳都惊扰得严厉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妇还没有把洗的东西送回来，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谢尔盖·伊万内奇！”一想到这点血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她下了决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精神方面的事情她还没有想透彻，于是开始回想那是什么问题。“是的，科斯佳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想起来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施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所希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好。不，他决不会弄虚作假的。”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他的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她的心头。两星期前，多莉接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绝望中，她恨她的丈夫，对他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她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后，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涩，他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莉而又不伤害她情感的办法，他提议基蒂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给她，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他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的！全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完全认为科斯佳做他的管家是他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也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他分内的事一样。”

“是的，但愿你像你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她说出来，把米佳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颊。

八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亲身的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九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懈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时，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而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187]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止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有了家庭、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至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十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时，他觉察出这种想法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地，他像一把犁头，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姐姐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打猎的爱好和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但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坏；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这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自己会自杀，但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

“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拼命为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腻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葬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事情、对妇女们吆喝、手脚利落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费奥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笔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饱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十二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心头的散漫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含糊、而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的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点。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简直令人都难以置信。他激动得透不过气，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整个的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构成我生活中主要的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拼命想象，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人。

“我找寻我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却是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

十三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伤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孩子们听他们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象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

“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时，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

“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时，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

“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

“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了我，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

“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手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播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

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隆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

十四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不会争论，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

“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叫嚷着，爬上马车。

“那是谁呀？”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

“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某人。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向总劝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去，认为那样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

“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她想去养蜂场。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

“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近，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吧。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派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颜色鲜艳茂密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人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十五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分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战过，但是人民同情他们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残酷而可怕，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人民也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条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人一眼。

这个好看的老人，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人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前往，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愿意去——加入普加乔夫[188]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十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一致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阿里芬斯·卡尔[189]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象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分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舆论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会是沉默的，但是我们现在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人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喊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把他毁灭了的智力上的自豪。他不能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组成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这种想法。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他和米哈伊雷奇以及传说中邀请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可是现在，按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取得的特权。

他本来还想问一声，如果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这时已惹恼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了，最好趁着还没下雨赶快回家。

十七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时而黑魆魆，来得那么急骤，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两百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发出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力地和缠着她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走路，而是跑起来了，一面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孩子们。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他们刚走到台阶上，大滴的雨点已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荫庇下。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她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哩。”她说。

“米佳呢？”

“一定是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了。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天色变得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做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想要和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科洛克树林，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不要砸着她们！”他说。

虽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她们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祈祷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她们。

她们在树林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他。两个穿深色衣服（她们出门的时候本来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弯腰俯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蒂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但是基蒂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她身上。虽然雨已经住了，但是她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她们两个都弯腰俯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婴儿车上。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他说，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蹚着水跑到她们跟前。

基蒂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他，戴着她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他恼怒地责备他的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他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基蒂开始辩解。

米佳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地熟睡着。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懊悔他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基蒂的手。

十八

整整一天，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高兴地感到他内心的充实。

雨后地上太潮湿，不能出去散步；况且天边的雷云还没有散去，在天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地，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开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怂恿，他就讲起雌雄家蝇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它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他弟弟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她被唤去给米佳洗澡。

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她那里去了。

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他去，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

他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他的整个思路（他现在不需要那样）。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他看到这种情绪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须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的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他穿过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间他回忆起来：“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隆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沉思着，“但是无论那是什么，决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变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已得出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

基蒂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就扭过脸来，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边去。她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哦，你来看！你看！”她丈夫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会认人了！”

原来，米佳这一天显而易见地，而且毫无疑问地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就试验给他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俯在他身上。他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蒂弯腰俯在他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吮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声音，不但基蒂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来擦干了，让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他抱给母亲了。

“哦，我很高兴你开始爱他了，”基蒂对她丈夫说，那时她舒适地坐在她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事发愁了。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哩。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感情会在我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倒觉得憎恶和怜悯……”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纤细的指头上。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以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基蒂笑得容光焕发。

“你非常害怕吗？”她问，“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害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啊！总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也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热又雾气腾腾的。”

十九

走出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他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他自言自语。“我在探求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象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作根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噢，你还没有走吗？”他突然听见基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她说，借着星光注意地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话，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微微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的时候，她就说：

“噢，科斯佳！请你帮帮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说，站直身体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是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873—1877

[1]引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的话。

[2]果戈理的新郎，果戈理的剧本《婚事》中的人物。

[3]俄俗，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块小小的毡子上，照迷信的说法，谁先踏上毡子，谁将来就会占上风。

[4]俄俗，举行结婚仪式时，伴郎把沉重的金属花冠捧在新郎新娘的头上，照迷信的说法，把花冠真的戴上去，会使他们幸福。

[5]西诺达尔内合唱队，俄国最古老的职业合唱队之一。

[6]帕拉佐，意大利宫殿式住宅。

[7]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8]原文为法语。

[9]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德国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思想家，著有《耶稣传》。一八七二年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芮农（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戈列尼谢夫把俄国著名画家阿·伊万诺夫（1806—1858）也列入这一流派。

[10]彼拉多，《圣经·新约全书》中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

[11]夏洛特·郭尔黛（1768—1793），暗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马拉的法国女子。

[12]原文为法语。

[13]原文为法语。

[14]提香（1477—157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绘有宗教画和肖像画。

[15]鲁本兹（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画有以宗教为题材的画。

[16]拉薛儿（1820—1858），法国有名的悲剧女演员。

[17]指伊万诺夫的画《基督显容》。

[18]原文为法语。

[19]加菩亚，意大利古都名。加菩亚式即懒惰的、享乐的意思。

[20]原文为法语。

[21]科米萨罗夫（1838—1892），农民，科斯特罗马的制帽商人。据说是他打落凶手的手枪，救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后被封为贵族。

[22]里斯季奇·库吉茨基（1831—1899），塞尔维亚政治家，反抗土耳其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影响。

[23]原文为法语。

[24]原文为法语。

[25]原文为法语。

[26]原文为法语。

[27]《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众人捉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投她。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投她。结果人们都散去。

[28]原文为法语。

[29]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谢廖沙的本名和父名。

[30]帕蒂（1840—1889），意大利歌星，于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在俄国演出。

[31]原文为法语。

[32]原文为法语。

[33]原文为法语。

[34]原文为法语。

[35]指怀孕。

[36]西俗认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

[37]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瓦莲卡的本名和父名。

[38]原文为法语。

[39]原文为法语。

[40]原文为法语。

[41]原文为法语。

[42]原文为拉丁文。

[43]原文为法语。

[44]原文为法语。

[45]原文为英语。

[46]原文为法语。

[47]奥托米顿，《伊里亚特》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驭者。这个名字成为普通名词，在口语中成为“御者”的谑称。

[48]原文为英语。

[49]原文为法语。

[50]原文为法语。

[51]原文为法语。

[52]原文为法语。

[53]原文为法语。

[54]原文为法语。

[55]原文为法语。

[56]原文为法语。

[57]原文为法语。

[58]甘泪卿，歌德所著的《浮士德》里的女主人公。

[59]原文为法语。

[60]原文为法语。

[61]引自普希金所著的《鲍利斯·戈东诺夫》。莫诺玛赫冠即王冠。

[62]原文为英语。

[63]原文为法语。

[64]原文为法语。

[65]原文为法语。

[66]原文为法语。

[67]原文为法语。

[68]这句话是成语，意为“谁惹你啦？”

[69]原文为法语。

[70]原文为法语。

[71]原文为法语。

[72]原文为法语。

[73]原文为法语。

[74]原文为法语。

[75]原文为法语。

[76]原文为法语。

[77]原文为法语。

[78]原文为法语。

[79]原文为英语。

[80]原文为法语。

[81]原文为法语。

[82]原文为法语。

[83]原文为法语。

[84]原文为法语。

[85]原文为法语。

[86]原文为法语。

[87]原文为法语。

[88]原文为法语。

[89]原文为法语。

[90]原文为法语。

[91]原文为法语。

[92]原文为德语。

[93]原文为德语。

[94]原文为德语。

[95]原文为德语。

[96]原文为德语。

[97]原文为法语。

[98]原文为法语。

[99]原文为法语。

[100]原文为法语。

[101]原文为英语。

[102]原文为法语。

[103]原文为法语。

[104]原文为法语。

[105]原文为法语。

[106]戈蒂叶书店，莫斯科一家著名的法国书店。

[107]原文为拉丁语。

[108]原文为法语。

[109]原文为法语。

[110]原文为法语。

[111]原文为法语。

[112]原文为法语。

[113]原文为法语。

[114]原文为法语。

[115]原文为英语。

[116]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及作家。一八七〇年泰纳发表了《论理性》一书。

[117]黑山人，即门的内哥罗人，是南斯拉夫西南地方的人。黑山国于一八六二年与土耳其作战失败后，一直受苏丹王的统治，但黑山人反对异国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止。一八七六年黑山国奋起抵抗。起义者联合组成部队，在山上进行游击战。

[118]原文为法语。

[119]原文为法语。该报是俄国半官方的报纸，创办于一八四二年，用法文出版。它从国库领取津贴，实际上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

[120]这里提到的是布斯拉耶夫院士（1818—1897）著的《俄文文法与教会斯拉夫语比较教本》（1869）。

[121]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的南部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22]杜马，帝俄时代的国会。

[123]原文为法语。

[124]在瓦拉基列夫的音乐组曲《李尔王》（1860年以新的方式写的）里，其中有一支表现荒野里的李尔王和傻子的插曲，也有表现科苔莉娅的主题。

[125]巴赫（1685—1750），德国名作曲家。

[126]科苔莉娅，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中的女主人公。

[127]原文为德语。

[128]华格纳（1813—1883），德国名作曲家。

[129]托尔斯泰指的是雕刻家安托考里斯基于一八七五年交给艺术学院的普希金纪念碑的设计。他表现普希金坐在一块岩壁上，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鲍利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塔季扬娜、普加乔夫等等，顺着梯子攀登到他身边。根据雕刻家的设想，这个纪念碑可作为普希金下面这两句诗的插图，这两句诗是：“向我走来一群看不见的客人，久已相识的人，我的幻想的果实。”

[130]保玲·露卡（1841—1908），生在维也纳的意大利家庭里，是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手和具有高度天才的演员，在柏林被聘为宫廷歌手，她辞了职，在伦敦、美国、全欧，特别是七十年代俄国的意大利歌剧里演唱得很成功。

[131]原文为法语。

[132]原文为法语。

[133]地狱，英吉利俱乐部里的赌厅。

[134]原文为法语。

[135]原文为拉丁语。

[136]《圣经》的新插图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勒（1832—1883）所作，他画的《圣经》插图于一八六五年发表。托尔斯泰认为，多勒取材于《圣经》和《福音书》，把它们看做“熟悉的主题”，“只关心美”，就是只追求对人物形象的美学的、而不是宗教的处理。

[137]原文为法语。

[138]原文为法语。

[139]据穆德英译本注，无论左拉，无论都德，那时都没有获得他们以后取得的名誉和声望，但是即使在他们初期的作品里，其中显然也有力求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实的意图，托尔斯泰从中看出一种对于长期统治法国文学艺术的传统的自然的反抗。

[140]原文为英语。

[141]原文为法语。

[142]原文为法语。

[143]原文为法语。

[144]原文为法语。

[145]原文为法语。

[146]原文为法语。

[147]原文为法语。

[148]原文为法语。

[149]原文为法语。

[150]原文为法语。

[151]原文为法语。

[152]原文为法语。

[153]原文为法语。

[154]原文为法语。

[155]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九至十章。

[156]原文为法语。

[157]原文为法语。

[158]原文为英语。上述二书是根据“新神秘派”的精神写的英语小册子。

[159]原文为英语。上述二书是根据“新神秘派”的精神写的英语小册子。

[160]原文为法语。

[161]原文为法语。

[162]原文为法语。

[163]原文为法语。

[164]原文为法语。

[165]原文为法语。

[166]原文为法语。

[167]原文为法语。

[168]原文为法语。

[169]葛尔辛格福尔斯，芬兰的首都，正确的说法是赫尔辛基。

[170]③④ 原文为法语。

[171]原文为法语。

[172]原文为法语。

[173]原文为法语。

[174]原文为英语。

[175]原文为法语。

[176]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佐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1863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177]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英里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178]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179]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180]原文为英语。

[181]原文为法语。

[182]《斯拉夫西亚》，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183]原文为法语。

[184]原文为法语。

[185]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186]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187]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188]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189]原文为法语。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1卷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1896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女儿亚历山德拉一起弹钢琴（1907年）

八十寿辰（190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英国翻译家赖特（1908年）
赖特带来有萧伯纳、威尔斯等八百多英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签名的生日贺信

列夫·托尔斯泰和画家列宾（1908年）

复活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惟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脸容疲惫，鬈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马斯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哗啷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马斯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就连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令人精神爽快，这是由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郁闷。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恶劣的空气，可是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忽然感到疲乏，困倦。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我说，快着点，马斯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开口对马斯洛娃讲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只求好歹有一个解决办法算了，反正总不会比现在这局面要糟。”马斯洛娃说，摇一摇头。

“当然，解决办法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做长官的人俨然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着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吟吟地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1]，挤一下眼睛，目光指着那个女犯。两个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坎，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坏行径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战兢兢地瞅着那个女强盗，心想多亏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已经卖掉煤炭，在小饭铺里喝饱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跟前，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得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极力想走得轻一点。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啦啦飞起来，扇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

二

女犯马斯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常的身世。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那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而且照乡下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后来母亲却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他们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照这样死掉。他们都受过洗，后来却吃不到奶，就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2]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处女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臊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处女为奶油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活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于是老处女就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异常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处女解了不少闷。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做得力的使女，所以挑剔很严，遇到心绪不好就处罚小姑娘，甚至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临到长大成人，就成了半是婢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3]。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亮圣像的铜框，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偶尔陪两个老处女坐着，给她们朗诵书本。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未免太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了。

她照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和家财豪富的公爵，到她们家里来了。卡秋莎暗自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明说，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旅途中顺便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确定她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事都厌烦，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等待着她的耻辱。她非但服侍老处女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懊悔了，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去做使女，可是在那儿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一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火起，骂他“蠢货”和“老鬼”，使劲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辞退。这时候她无须再找工作，不久就要分娩了。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儿就立刻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给她的。可是等到她离开接生婆的家，身边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但自己花，而且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接生婆收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是两个月的伙食和茶叶钱。为了送孩子她花掉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向她借四十卢布买一头奶牛，另外有二十卢布随随便便就用掉了，做了点衣服，送了点礼物。因此临到卡秋莎恢复健康，身边已经没有钱，非找工作不可。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了工作。林务官是有妻子的人，可是简直跟那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厌恶他，极力躲开他。可是他比她有经验，有心计，主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抓住时机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识破了这件事，有一次碰见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待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肯示弱，相打起来，结果这个人家没有给她工钱就把她赶出去了。于是卡秋莎到城里去，在她姨母家里住下。姨父是装订工人，以前生活很好，如今却失去一切主顾，灌起酒来，把能够到手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了。

姨母开一家小小的洗衣作坊，借此养活儿女，供养落魄的丈夫。姨母约马斯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一名洗衣女工。可是马斯洛娃见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就踌躇起来，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她上工才一个星期，年纪较大而且生了唇髭的中学六年级学生就丢下功课，调戏马斯洛娃，不让她消停。他的母亲把责任都推在马斯洛娃身上，把她辞退了。新的工作没有找到，可是说来凑巧，马斯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却在那儿碰见一个太太，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个太太弄清谋事的马斯洛娃的景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马斯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打发她的使女带一封信到某处去一趟。到傍晚就有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走进房间里来，留着很长的白发和白胡子。这个老人立刻挨着马斯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含笑打量她，跟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马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新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马斯洛娃叫去，说这人是作家，有很多钱，只要她中了他的意，他就不会舍不得花钱。她果然中了作家的意，他给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常跟她相会。那笔钱很快就用完，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的衣服、帽子、丝带。过几天作家又派人来找她。她就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约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里去住。

马斯洛娃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住着，爱上了同院住着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自动对作家说穿了这件事，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里去住。店员答应要跟她结婚，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到诺夫哥罗德去，分明把她遗弃了。马斯洛娃就此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来想独自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准。派出所长对她说，她只有领到黄色执照[4]，经过医师检查以后，才能照这样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姨母家里。姨母见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约她做洗衣女工，认为现在她过上了比较高等的生活。对马斯洛娃来说，做不做洗衣女工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了。现在她怀着哀怜的心情瞧着前边房间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精瘦的洗衣女工所过的苦役般的生活，那边的窗子不论冬夏总是开着，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5]蒸汽里洗净和熨平衣物，有些人已经得了肺痨病。她一想到她也可能做这种苦工，就不由得心惊胆战。

正是在这时候，在马斯洛娃缺乏保护人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领家找到了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早就吸上纸烟了，可是在她跟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他抛弃她以后，她又越来越喜爱喝酒。酒所以吸引她，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好喝，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喝酒使她能够忘掉她经历过的沉痛遭遇，纵情欢笑，相信她的尊严，而这在她不喝酒的时候却是办不到的。缺了酒，她的心情总是消沉而羞愧。

领家设宴款待姨母，灌醉马斯洛娃，约她到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里去做妓女，对她列举这种地位的种种好处和优点。马斯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必然受到男人的纠缠，发生秘密的和临时的通奸；要么索性取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专干公开的、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中了后一条路。此外，她想借此报复诱奸她的人，报复店员，报复一切欺压过她的人。同时还有一件事打动她的心，成为她下定最后决心的原因之一，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不论是丝绒的、费伊绉[6]的、绸缎的衣服或是袒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一概能做。马斯洛娃想象她穿上一件黄艳艳的绸衫，滚着黑丝绒的边，领口开得很低的模样，就再也顶不住，把她的公民证交出去了[7]。当天傍晚领家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候起马斯洛娃就开始过一种经常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它的奖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看，无精打采地互相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其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差不多像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得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阶层、年龄、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嚷叫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空下来，昏昏睡去。天天这样，个个星期如此。每到周末，她们就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去，那儿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师，都是男人。他们有的时候用认真而严格的态度，有的时候却泯灭了大自然为防范犯罪不但赋与人类而且也赋与禽兽的羞耻心，竟用轻薄的嬉笑态度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跟同谋者所干的那种罪行。下一星期又是这样。总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天天都是如此。

马斯洛娃照这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她换过两家妓院，进过一回医院。在她的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以后第八年，也就是她二十六岁那年，她出了事，为此下了狱，在监狱里跟杀人犯和盗贼们共同生活了六个月以后，如今被押解到法院去受审。

三

正当马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当初诱奸过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架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的、被单已经揉皱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纸烟。他的眼睛呆望着前面出神，他在思索今天该办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昨天傍晚他是在家财豪富、门第显赫的科尔恰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回想这些，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丢掉吸剩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的白腿从床边耷拉下来，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在丰满的肩膀上，迈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到卧室隔壁的漱洗室里去，那儿满是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许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开始擦洗浑身上下，再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仔细地用刷子剔净长指甲盖，凑着大理石的大脸盆洗净他的脸和粗脖子，然后走进从卧室数起的第三个房间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在那儿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白净身体，拿松软的毛巾擦干，然后穿上干净的、熨平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像镜子那样亮的皮鞋，在梳妆台跟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鬈曲的小黑胡子和头上前半部已经渐渐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物品，凡是他的化妆用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一概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雅致，朴素，耐用，贵重。

涅赫柳多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拣了两样（从前做这种事是新奇有趣的，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然后把早已刷干净，放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于是他，虽然算不得精神奕奕，不过总算干净利索，周身喷香地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饭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上面放着橡木的大食器橱，摆着一张也很大的、可以拉开的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叉开来，样子颇为庄严。这张桌子上铺着浆硬的、绣着巨大的家徽的薄桌布，放着装满香气四溢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最新一期的“Revue des deux mondes”[8]。涅赫柳多夫刚要拆信，忽然直通走廊的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满的女人从容平稳地走进来，身穿丧服，头戴用花边做的装饰，借以遮盖她那渐渐展宽的头发挑缝。她原是涅赫柳多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不久以前他的母亲在这个住宅里去世，如今她就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好几次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很有贵妇的外貌和气概。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的家里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9]的时候就熟识他。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打趣地问。

“科尔恰金公爵家里送来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早已送来了，到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交给他，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等。”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说，注意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的含意是说，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已经准备跟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断，在涅赫柳多夫是不愉快的。

“那么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看见桌上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放得不是地方，就拿过来放在另一个地方，然后从容平稳地走出饭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边缘不齐的灰色厚纸，上面的字迹尖细而飘洒，他开始读道：

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为尽责起见，我要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得出庭去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照昨天您用平素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所应许过的那样，陪着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10]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那么您不要忘记才好。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信纸的背面附着几句话：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 à la nuit.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11]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行的一种精致的工作的续篇，其目的在于用一根根目力看不见的细线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不过凡是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对结婚问题总是迟疑不决的，除此以外在涅赫柳多夫那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在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后来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却在于这段时期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的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断绝，可是她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涅赫柳多夫见着女人很怕羞，然而恰好正是这种羞怯才在那个有夫之妇的心里引起了要征服他的愿望。那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到贵族选举期间涅赫柳多夫总要去一趟。那个女人果然勾引他发生了关系。一天天过去，这种关系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变得越来越迷人，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对她负疚，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涅赫柳多夫认为他即使有心，也没有权利向科尔恰金娜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涅赫柳多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涨红了脸，顿时感到一种精力振奋的状态，这是他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体验到的。然而他的激动却是多此一举。那个丈夫，涅赫柳多夫的主要田产所在的县里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涅赫柳多夫说：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他要求涅赫柳多夫务必来一趟，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车马大道等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donner un coup d’ épaule，[12]因为预料在讨论当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抗。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他纠合一些思想相同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13]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也不知道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

涅赫柳多夫想起他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痛苦的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准备跟他决斗，他就打定主意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一时负气，往花园里池塘那边跑去，打算投水自尽，他就跑去找她。“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暗想。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不对，准备用各种方式弥补他的过错，不过为了她好，他仍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从此一刀两断。他目前就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还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没有回信倒多多少少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决裂，她早就写信来了，或者索性照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涅赫柳多夫听说那边现在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嫉妒得难受，同时却也使他高兴，因为有了摆脱这种使他苦恼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写道，他涅赫柳多夫务必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他的继承权，此外关于如何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也好做出决定：究竟是依然按照已故的公爵夫人生前那种办法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向已故的公爵夫人提出过而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的办法来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并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来经营。总管写道，这样的经营方式划算得多。同时总管道歉，说是按预定计划本月初应当汇上三千卢布，不料略微耽搁了一下。这笔钱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推迟汇款，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钱，他们过于不老实，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他们拿出钱来。这封信对涅赫柳多夫来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的。感到自己拥有广大的家业，那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是当初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原是赫伯特·斯宾塞[14]的热烈的信徒，而且由于他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15]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原理就特别使他震动。他凭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但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但在大学里就这个原理写成论文，而且当时在实际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发给农民了（那块土地不属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他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在两种办法当中选择一个：要么照十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16]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要么用默认的方式承认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而虚伪的。

第一个办法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意去做官，可是他又已经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认为要丢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再者，他也感觉不到改变生活有什么必要，因为他青春时代那种信念的力量、那种果断、那种要做一番惊人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一概不存在了。至于第二个办法，那么“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明白确凿的道理原是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汲取来的，过了很久以后又在亨利·乔治[17]的著作里找到光辉的论证，现在要加以否定，在他也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才使他感到不愉快。

四

涅赫柳多夫喝完咖啡后，就到书房里去查一下通知，看他应该几点钟出庭，此外他还想给公爵小姐写一封回信。要到书房去就得先穿过一个画室。画室里立着一个画架，上面反放着一幅已经开了头的画。墙上挂着些画稿。他看到那幅他下过两年功夫的画，看到那些画稿，看到整个画室，心里就不由得生出一种近来常常特别强烈地出现的感觉，那就是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力前进了。他把这种感觉解释为他的审美感发展得过于精致。话虽如此，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才干而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他站在艺术事业的高峰上，有点看不起其他的各种工作。现在事实证明他没有权利那样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牵连到绘画的回忆都是不愉快的。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打量画室里的种种奢华设备，带着闷闷不乐的心绪走进了书房。那是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种种的摆设、用具和舒适的设备。

涅赫柳多夫立刻在大写字台上一个标明“紧急”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上面写着他必须十一点钟出庭。然后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明他感激她的邀请，他会尽力赶去吃饭。可是他写完信后却把它撕碎，因为信上的口气过分亲热。他又写了一封，这一回口气却又太冷淡，几乎会得罪人。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一个电铃的电钮。一个上了年纪、面貌阴沉的听差从房门口走进来，他留着络腮胡子，上唇和下巴剃得光光的，腰上系着一条灰色细布围裙。

“劳驾，去叫一辆出租马车来。”

“是，老爷。”

“还有，您去告诉科尔恰金家那个在等回音的来人，让她替我道谢，就说我会尽力赶到。”

“是。”

“这是不礼貌的，然而回信我又写不成。反正今天我会跟她见面，没关系。”涅赫柳多夫暗想，走出书房去穿衣服。

等到他穿好衣服，走出去，到了门廊上，一辆熟悉的、装着胶皮轮胎的出租马车已经在等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科尔恰金公爵家，”马车夫把他那晒黑的而且结实的脖子从衬衫的白领口里微微扭过来，说，“我就赶着马车到了他们家门口。看门人说：‘他老人家刚走。’”

“就连这些马车夫都知道我跟科尔恰金家的关系。”涅赫柳多夫暗想，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在他心头盘旋而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跟科尔恰金娜结婚呢？他对这个问题如同对当前他所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一样，无论如何也没法决定究竟该照这样办还是该照那样办。

应当结婚的理由，大体说来无非是，第一，结婚除了给与他家庭的温暖和快乐，消除他的性生活的不正常以外，还使得他有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涅赫柳多夫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方面：家庭和子女会给他目前这种毫无内容的生活添上一种意义。这就是赞成结婚的一般理由。至于不宜结婚的理由，大体说来不外是，第一，深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年纪已经不轻的单身汉所共同有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不自觉的恐惧心理。

至于具体说来应当不跟别人而单跟米西（科尔恰金娜的名字是玛丽亚，可是如同上流社会某些家庭里的情形一样，她得了这样一个诨名）结婚的理由，第一是她出身于贵族血统的家庭，在各方面，从装束到谈话、走路、发笑的风度，都跟普通人有所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超群出众的地方，而是因为她“正派”，他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品质，不过他是把它看得很重的；第二是她把他看得高人一等，因而依他看来她是了解他的。这种对他的了解，换句话说，这种对他的高尚品格的承认，对涅赫柳多夫来说，证明了她才智过人，判断正确。至于具体说来不应当跟米西结婚的理由，第一是他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具备更多长处，因而更配得上他的姑娘；第二是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以前她一定有过恋爱的事，这个想法使得涅赫柳多夫很不好受。他想到那时候她不爱他，哪怕已经是以前的事，他的自尊心也还是受不了。不消说，以前她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可是他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别人，却仍旧感到受了侮辱。

所以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正好不相上下，至少这两类理由具有同等的力量。涅赫柳多夫不由得笑他自己，管他自己叫做布里丹的驴子[18]。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该选哪一捆好。

“不过，既然我没有接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那我也的确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对自己说。

他想到他可以而且必须拖延一阵才能做出决定，不由得感到愉快。

“总之，这些事我以后自会好好考虑。”他对自己说，这时他的四轮轻便马车已经完全不出声地走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

“现在我得本着良心尽我的社会责任了，我素来就这样做，而且认为应该这样做。况且这种事往往也有趣味。”他对自己说着，走过看门人的身边，踏进法院的前厅里。

五

涅赫柳多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法警们川流不息，他们在办上边交下来的公事，拿着各种文件，有的走得很快，有的甚至一路小跑，两脚不离开地面，鞋底擦得沙沙地响，喘着气。民事执行吏、律师、法院职员，时而走到那边去，时而走到这边来。原告们或者没有遭到拘押的被告们无精打采地挨着墙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那儿等着。

“地方法庭在哪儿？”涅赫柳多夫问一个法警说。

“您找哪一个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应该说明白。从这儿往右走，再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涅赫柳多夫按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说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性情温和，分明刚喝过酒，吃过东西，心绪畅快极了。另一个是犹太籍的店员。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这时候涅赫柳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问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好脾气的商人快活地挤一下眼睛，问道。“哦，那我们就要一块儿办事了，”他听到涅赫柳多夫的肯定答复以后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19]巴克拉绍夫，”他说，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我们得出力了。请教贵姓？”

涅赫柳多夫说出自己的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的议事室。

这个不大的陪审员房间里有十来个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此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然后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另外的人都穿礼服或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长外衣。

尽管其中有许多人是放下正事来做陪审工作的，嘴上说他们嫌陪审工作是件麻烦事，然而大家都感到在做一件重大的社会工作，脸上都流露出一点愉快的神色。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互相通报姓名而认识，有的却还不相识，只在揣测对方是什么人，可是他们都在交谈，讲天气，讲早春的季节，讲马上就要开审的案子。凡是不认得涅赫柳多夫的，都赶紧托人介绍跟他相识，分明认为这是特别光荣的事。涅赫柳多夫如同平素在陌生人当中周旋的时候一样，把这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他比大多数人高一等，他就会答不上来，因为他的全部生活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至于他会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结、袖扣都是从最上等的衣饰商店里买来的，那么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自居于优越地位的理由的。然而他又无疑地认为这就是他的长处，把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别人不这样做，他倒会觉得委屈。恰巧，目前在这个陪审员的房间里，就有人对他表现了不恭敬的态度而使他生出那种不愉快的心情。陪审员当中有一个人认得涅赫柳多夫。他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涅赫柳多夫素来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因此有点洋洋得意[20]），以前做过涅赫柳多夫的姐姐的子女的教师。这个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经在大学里毕业，如今在当中学教员。涅赫柳多夫一向受不了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他那种自得其乐的大笑声，总之受不了他那种像涅赫柳多夫的姐姐所说的“目无尊长的作风”。

“啊，连您也上了圈套，”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扬声大笑说，“您也没有躲掉吗？”

“我根本就没有躲掉的意思。”涅赫柳多夫严厉而阴郁地说。

“啊，这倒称得起是公民的忘我精神呢。不过您别忙，等您肚子饿起来，或者困得想睡觉，您可就不会再唱这种歌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笑得越发响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称呼‘你’了[21]。”涅赫柳多夫暗想，脸上现出一副极其伤心的神情，而那样的神情是只有在他刚刚听到他所有的亲人一齐死光的时候才会显得自然的。他迈步离开这个人，往人群那边走过去。那群人围着一个身材很高、仪表堂堂、剃光胡子的上等人站着，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件什么事。这个上等人讲的是目前民事庭里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仿佛对案情十分熟悉似的，提到法官和著名的律师的时候总是叫他们的教名和父名[22]。他正在讲一个著名的律师怎样神通广大，居然把那个案子惊人地扭转过来，逼得诉讼的一方，一个老太太，尽管十分有理，却不得不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

“真是一个天才的律师啊！”他说。

大家带着敬意听他讲话。有的人极力想插嘴说话，可是那个人把所有的话都拦回去，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真正知道全部底细似的。

涅赫柳多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法庭的一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这就把审讯工作耽搁下来了。

六

这个法庭的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里。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正在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两个谁也不管谁。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她去年夏天在他家里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信上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六点钟之间她在本城“意大利旅馆”里等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功夫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去年夏天他在乡间别墅里已经跟那个女人打得火热了。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橱的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把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淋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的了。”他暗想，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绷紧的一大团肌肉。他还有一套击剑中的挥旋动作要练（他在进行长久的审讯工作以前总要练这两套把式），不料这时候房门动了一下。有人要推开房门。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法官走进房间，他个子不高，耸起肩膀，戴着金边眼镜，愁眉苦脸。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这是说他还没有到，”庭长一边穿上他的制服，一边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怕难为情的。”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拿出一支纸烟。

这个法官是个很死板的人，今天早晨跟他的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因为他妻子已经把他交给她供这个月使用的钱提前用完了。她要求他预支一笔钱，可是他说他决不改变他的章法。结果大吵了一顿。他的妻子说，既是这样，那么家里就不预备饭了，他回到家里来休想吃到饭。吵到这儿，他就走了，深怕她真按她威胁的那样办事，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过规规矩矩、合乎道德的生活，反而落到这样的下场。”他瞧着面带笑容、健康快乐、性情温和的庭长，心里暗想。庭长正往宽里张开两个胳膊肘，用他那双好看的白手在制服的绣花衣领两边理顺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永远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总是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多谢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纸烟，“我们先审哪一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那一案吧。”书记官仿佛漫不经心地说。

“嗯，也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个案子倒可以在四点钟以前审完，审完以后就可以走了。“那么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来吗？”

“直到现在还没来。”

“那么布雷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说。

“那么，要是您见到他，就请告诉他，说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雷威就是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长廊上，遇见了布雷威。布雷威高高地耸起肩膀，没有扣制服胸前的纽扣，胳肢窝底下夹着一个公文包，顺着走廊很快地走去，几乎是在跑步，鞋后跟嘎吱嘎吱响，他那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手心对着前面。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一声：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他说。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好得很。”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也不认为那好得很，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马斯洛娃住过的那家妓院，因此他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书记官是故意刁难，明知他没有看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偏偏建议庭长先审这一案。书记官按思想方式来说是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布雷威却是保守派，甚至如同一切在俄国做官的日耳曼人[23]一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而且看着他的职位眼红。

“哦，那么关于阉割派[24]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答应审问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申明这一点。”

“其实那是完全没关系的。……”

“我办不到。”副检察官说，仍旧甩动着胳膊，往他的办公室那边跑去。

他借口有一个对案情来说完全不重要和不必要的证人传不到庭而拖延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就可能以宣告无罪释放而结案。一旦跟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必然会移交县城的法院去审理，那边的陪审员当中农民比较多，因而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上的活动越发热闹了。人们大都聚集在民事庭附近，庭上正在审讯方才那个仪表堂堂、喜欢了解讼案的陪审员先生所讲过的案子。在审讯的休息时间，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婆，那个天才的律师已经大显神通，把她的财产夺过来，交给一个生意人了，其实那个生意人丝毫也没有权利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连法官们也是很清楚的，原告和他的律师就更清楚了。然而他们想出来的巧计已经把案子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要想不把老太婆的财产夺过来，要想不把它交给生意人，已经不可能了。老太婆是个胖女人，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帽子上插着些大花朵。她从门里走出来，在走廊上站住，摊开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对她的律师反复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的律师瞅着她帽子上的花，心里在盘算什么事，没有听她讲话。

那个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婆身后，很快地从民事庭的门里走出来，他衬衫上的硬胸衬嵌在领口很宽的背心里，平滑发亮，他那洋洋得意的脸上也同样大放光彩。他施展手段，弄得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而那个送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所有的眼睛一齐盯着律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全身好像在说：“用不着对我做出什么钦佩得五体投地的表示。”他很快就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也终于来了。于是民事执行吏，一个身体消瘦、脖子很长、步子歪斜、下嘴唇也往一边撇着的人，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来。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老实人，受过大学教育，可是任什么职位也保不牢，因为他常发酒狂症。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个伯爵夫人，给他谋到了这个职位。他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职位，为此暗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来齐了吗？”他说，戴上他的夹鼻眼镜往外看。

“看样子全到了。”那个心绪畅快的商人说。

“我们马上就来核实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单子，开始点名，有时从眼镜里面，有时从眼镜上面看一看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品文官伊·马·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仪表堂堂、熟悉一切讼案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

“有。”一个瘦子，穿着退役军官的军服，答应道。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

“在，”那个脾气温和的商人说，嘻开嘴巴微笑着，“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公爵。”

“是我。”涅赫柳多夫回答说。

民事执行吏从眼镜上面往外看，特别恭敬而又愉快地对他鞠躬，仿佛借此表示涅赫柳多夫跟别人有所不同似的。

“上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等等，等等。

除了两个人以外，大家都到了。

“现在，诸位先生，请到庭上去吧。”民事执行吏说着，用愉快的手势指着门口。

大家纷纷走动，在房门口互相让路，走进了长廊，再从长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个长而且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高台上去。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呢子，边缘上坠着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橡木的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全身的将军[25]肖像，色彩鲜明，穿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扶着佩刀的柄。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的有书记官用的一张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橡木的光滑栏杆，里边摆着供被告们坐的长凳，现在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椅背也很高。高台下边有几张桌子，供律师们用。这一切就是大厅前半部的摆设。有一道栏杆把法庭分成两半。后半部放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伸展到后墙为止。在法庭的后半部，有四个女人坐在前排的长凳上，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这些人分明给法庭的庄严气象镇住，因此在胆怯地小声交谈。

陪审员们落座以后不久，民事执行吏就迈着歪斜的步子走到大厅的正中，仿佛打算吓唬在场的人似的，用响亮的声调叫道：

“升堂！”

大家就都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里的高台，领头的是庭长，肌肉发达，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其次是脸色阴沉、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现在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因为临出庭之前他遇到了他的内弟，一个司法工作候补人员，这个内弟告诉他说，刚才他到姐姐那儿去过，姐姐对他申明说家里不预备饭了。

“那么，看样子我们得上小酒馆了。”他的内弟笑呵呵地说。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殿后的是第三名法官，也就是永远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他留着一把大胡子，生着善良的大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这个法官患胃炎，遵照医师的嘱咐从今天早晨起开始采用新的疗法。这种疗法使得他今天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目前他正在登上高台，脸上带着聚精会神的表情，因为他养成习惯，总是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来预测他向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止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的疗法就治得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庭长和法官们登上高台，身穿制服，衣领上镶着金色丝绦，气度很是威严。他们自己也感到这一点了，这三个人仿佛为自己的庄严气派发窘似的，赶紧谦虚地低下眼睛，走到铺着绿呢子的桌子后面，在各自的雕花椅子上坐下。桌上高高地立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上边雕着一只鹰。另外还摆着几个玻璃缸，而在小卖部里这种玻璃缸通常是用来装糖果的。桌上还有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钢笔，放着一叠干净的上等纸张和几支新削好的、长短不齐的铅笔。副检察官也跟法官们一块儿走进来。他仍旧匆匆地走着，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另一只胳膊仍旧甩来甩去。他来到窗边他的座位上，立刻埋头阅读和重看一些文件，利用每一分钟为审理这个案子做好准备。这个副检察官还只是第四次提出公诉。他功名心很重，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所以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非达到判罪的目的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要点，他大致知道，而且已经拟好他的发言大纲，不过还需要一些论据，目前他就在匆忙地从卷宗里把它们摘录下来。

书记官在高台对面的远处坐着，已经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统统准备好。这时候他在看一篇被查禁的文章，他昨天才把它弄到手，已经看过一遍。他打算跟那个留着一把大胡子、同他见解一致的法官谈一谈这篇文章，为此想在讨论以前把这篇文章再好好看一看。

八

庭长看完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吩咐把被告们带上堂来。栏杆后面的一扇门立刻开了，两个戴着军帽的宪兵握着拔出鞘的军刀走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打头的一个是生着红头发和满脸雀斑的男人，随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对他的身材来说显得太肥太长的囚衣。他一走进法庭，就把他的两只手使劲贴紧大腿，同时翘起大拇指，借此挡住太长的衣袖，不让它落下来盖住手。他不看法官们和旁听者，却注意地瞅着他正在绕过去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在它的尽头，挨着凳边规规矩矩地坐下，好空出位子来给别人坐。然后他定睛瞧着庭长，两边腮帮子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仿佛在小声嘟哝什么话似的。在他身后，一个年轻已经不轻的女人，也穿着长囚衣，走进大厅里来。这个女人头上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眼睛发红。她似乎十分镇静。她走到她的位子那边，她的长囚衣不知被一个什么东西钩住，她却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长囚衣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马斯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光就一齐转到她那边去，很久都没有离开她的白脸、她亮晶晶的黑眼睛、她长囚衣里隆起的高胸脯。就连宪兵在她走过面前的时候，也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坐下来为止。后来她坐好了，宪兵才好像省悟过来这不大对似的，赶紧扭过脸，打起精神，直着眼睛瞧着前面的窗子。

庭长等着被告们在座位上坐好。马斯洛娃刚刚坐下，庭长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手续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他们的罚金、解决请假的陪审员的问题、指派候补的陪审员抵补缺席的陪审员。然后庭长折好几片小纸，放进一个玻璃缸里，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丛生的腕子，用魔术师的手法取出一个个纸条来，摊开，念上面的字。随后庭长放下他的袖口，请一个司祭带着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胖得鼓鼓囊囊，白里透黄，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他的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迈动法衣里面的两条肥腿，往圣像下面摆着的读经台走去。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拥挤着往读经台那边走过去。

“请走过来。”司祭说，用他的胖手摸着他胸前的十字架，等候所有的陪审员走过来。

这个司祭已经在职四十六年，准备着再过三年就照不久以前大教堂里的大司祭那样庆祝他的任职五十周年纪念。自从法院开办[26]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里任职，而且很感到自豪，因为由他带着宣誓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之多，而且他到了晚年仍旧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出力。他日后给他的家属留下的产业，除一所房子以外，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这样一笔钱财。至于他在法庭里的工作是带着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上是直截了当地禁止起誓的，可见他干的是不正当的工作，这一点他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非但不嫌弃这种工作，反而喜欢这种干惯了的并且常常可以借此结交许多上流人的职业。刚才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个有名的律师，对他大为敬佩，因为他仅仅办了那个击败帽子上插着大花朵的老太婆的案子就挣到一万卢布。

等到所有的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高台，司祭就拿起一件肩袈裟，偏着他那白发苍苍、顶门光秃的脑袋，钻进肩袈裟的油腻领口，理了理稀疏的头发，然后扭过脸对着那些陪审员。

“请举起右手，把手指头照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调慢腾腾地说，举起他那每根手指头上都有小涡的胖手，把手指头搭在一起，做成捏着东西的样子。“现在请跟着我念，”他说，然后开始了，“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凭主的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应承而且宣誓：在这个案子里……”他说着，每说完一句就顿一顿。“不要放下胳膊来，照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胳膊的青年人说，“在这个案子里……”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按照司祭的要求举起胳膊，捏着手指头，而且仿佛特别高兴似的，做得很准确，举得很高，可是其他的人却似乎做得勉强，敷衍了事。有些人背诵誓词的声音过于高亢，仿佛带着寻衅吵架的意味，那口气似乎在说：“反正我非说不可，非说不可！”有些人只是含糊其词地小声念着，落在司祭的后面，后来好像害怕了似的，赶紧跟上去，却又合不上拍子。有的人带着雄赳赳的气势把自己的手指头捏得紧而又紧，好像深怕漏掉什么东西一样。有的人却把手指头松开来，然后又捏紧。人人都觉得别扭，只有老司祭才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在做一件很有益、很重大的工作。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就站起来，拥到议事室去。他们到了那儿，几乎全都立刻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有人提议推选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大家立时一致同意，然后丢掉或者熄掉烟头，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说首席陪审员已经由什么人当选，然后大家又走到那两排高背椅跟前，跨过别人的脚，分别坐好。

一切都在很快地进行，没有一点耽搁，显得有点庄严。这种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庄严肃穆的气象分明使得参与其事的人感到愉快，而且肯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在做一件严肃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连涅赫柳多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对他们讲话，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住地变换姿势：一忽儿用左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用右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靠着他的椅背，一忽儿靠着他的圈椅的扶手，一忽儿把一叠纸的纸边弄齐，一忽儿摩挲一把裁纸刀，一忽儿摸一支铅笔。

按他的说法，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庭长质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检查本案的物证。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审判必须公正而不做假。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倘若泄漏他们的会议的机密，同外界私通消息，就要遭受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专心听着。那个商人朝四下里喷吐着酒气，不住地压下他那响亮的打嗝声，每听完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九

庭长发言完毕，就转过脸去对着被告们。

“西蒙·卡尔京金，请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他腮帮子上的肌肉蠕动得越发快了。

“您姓什么，叫什么？”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他粗声粗气很快地说，显然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答话。

“您是什么出身？”

“农民。”

“哪一省，哪一县的人？”

“图拉省，克拉皮文县，库皮扬斯克乡，博尔基村。”

“您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在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我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当茶房。”

“以前受过审判吗？”

“我从来也没有受过审判，因为我以前生活……”

“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吗？”

“求上帝怜恤，从来也没有过。”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庭长对下一个被告说。

可是西蒙仍旧站着，挡住博奇科娃。

“卡尔京金，请坐下。”

卡尔京金依然站着不动。

“卡尔京金，坐下！”

可是卡尔京金依然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偏着头，不自然地瞪大眼睛，用悲惨的声调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去。

卡尔京金像他刚才站起来那么快地坐下去，把身上的长囚衣裹一裹紧，又开始不出声地活动他腮帮子上的肌肉。

“您姓什么，叫什么？”庭长疲乏地叹了口气，对第二个被告说，眼睛没有看着她，却在看他面前放着的一份文件，查一个什么问题。庭长已经完全干惯这种工作，为了加快工作的进行，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

博奇科娃年纪四十三岁，出身是科洛姆纳城的小市民，工作也是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当茶房。她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她收到了起诉书的副本。博奇科娃答话非常胆壮，从她的口气听起来，仿佛她回答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在说：“对了，我就是叶夫菲米娅，我就是博奇科娃，副本我收到了，我为此感到骄傲，我不允许任什么人嘲笑我。”庭长刚刚问完话，博奇科娃没有等别人叫她坐下，自己就立刻坐下了。

“您姓什么，叫什么呢？”好色的庭长有点特别客气地对第三个被告说。“您应当站起来才是。”他看到马斯洛娃坐着，就温柔亲切地补充了一句。

马斯洛娃赶快站起来，带着依顺的神情挺起高胸脯，用含笑的、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照直瞧着庭长，没有答话。

“您叫什么名字？”

“柳博芙。”她很快地说。

这当儿涅赫柳多夫已经戴上夹鼻眼镜，趁庭长审问被告们的时候，依次瞧着他们。“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心里想着，“她怎么会叫柳博芙呢？”他听见她的答话，暗自想道。

庭长打算再问下去，可是戴眼镜的法官拦住他，生气地小声说了一句话。庭长点一下头表示同意，再转过头来对被告说话。

“您怎么会叫柳博芙呢？”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没有开口。

“我问的是您的真名字是什么。”

“你当初受洗的时候取的是什么名字？”那个生气的法官问。

“我从前的名字是卡捷琳娜。”

“这决不可能。”涅赫柳多夫继续对自己说，可是这当儿他又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人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奴婢的姑娘，有一个时期他爱上了她，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后来却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过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从此就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这种回忆过于痛苦，过于明显地暴露他的真面目，表明他这个以正派自豪的人非但不正派，简直是用下流的态度对待这个女人。

对了，这个人就是她。现在他已经清楚地看出来那使得每一张脸跟另一张脸截然不同的、独特的、神秘的特点，这使每一张脸成为一张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能重复的脸。尽管她的脸容不自然地苍白而且丰满，可是那特点，那可爱的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仍旧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上，她的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而含笑的目光里，不但她的脸上而且她的周身都流露出来的依顺的神情里。

“您早就该这样说才是，”庭长仍然特别温和地说，“那么您的父名呢？”

“我是私生子。”马斯洛娃说。

“可是按您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呢？”

“米哈伊洛娃。”

“她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这当儿涅赫柳多夫继续在想，他的呼吸费力了。

“您的姓，大家叫惯的姓，是什么呢？”庭长继续问她说。

“人家按我母亲的姓，写成马斯洛娃。”

“您是什么出身？”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马斯洛娃沉默了。

“您做什么工作呢？”庭长又问一遍。

“我在一种院儿里。”她说。

“什么院儿？”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道。

“您自己知道那叫什么院儿。”马斯洛娃说，微微一笑，然后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立刻又照直地瞧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那么异乎寻常，她那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她的笑容、她急忙向法庭里扫一眼的目光都那么可怕而又可怜，弄得庭长低下了眼睛，整个法庭一刹那间十分肃静。这种肃静被旁听席上一个什么人的笑声打破。有人就嘘他。庭长抬起头来，继续问道：

“您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

“没有。”马斯洛娃轻声说，叹了口气。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用盛装的女人整理长衣裾的那种动作把她身后的裙子底摆往上提了提，然后坐下，把一双不大的白手拢在囚衣的袖管里，目不转睛地瞅着庭长。

这以后就开始传证人，再把他们带下去，接着又推定法医，把他请到法庭上来。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清楚而响亮，可是太快，而且л和р这两个字母的音分不清，结果他的声调就混合成不间断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忽儿把胳膊肘倚在圈椅的这边扶手上，一忽儿倚在那边扶手上，一忽儿倚在桌上，一忽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忽儿闭上眼睛，一忽儿又睁开，彼此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把刚要开口打呵欠的那种痉挛动作压下去。

在被告们当中，卡尔京金腮帮子上的肌肉一直不停地蠕动。博奇科娃十分镇静地坐在那儿，挺直身子，偶尔把她的手指头伸进头巾里去搔一搔头皮。

马斯洛娃听着书记官朗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不动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换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

涅赫柳多夫坐在头一排尽头上倒数第二把高背椅子上。他取下夹鼻眼镜，瞧着马斯洛娃，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十

起诉书内容如下：

查本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内有旅客一名，乃库尔冈[27]二等商人费拉蓬特·叶梅利亚诺维奇·斯梅利科夫，该旅客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突然身亡。

当经本地警察局第四分局医官验明，斯梅利科夫系因饮酒过量引起心力衰竭而死。斯梅利科夫之尸体当即予以掩埋。

数日后，斯梅利科夫之同乡及友伴，商人名季莫欣者，自彼得堡归来，闻悉斯梅利科夫亡故情由，表示怀疑，声称必有歹徒觊觎该人所带钱财，遂将该人毒死云。

此项怀疑业由预审证实，经查明各项事实如下：（一）斯梅利科夫于去世前不久自银行取出三千八百银卢布。惟死者身后予以封存之财物清单内仅开列现金三百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利科夫于去世前一日在妓院及毛里塔尼亚旅馆中与妓女柳博芙（即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斯梅利科夫不在旅馆时，该妓女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曾受斯梅利科夫之托，自妓院径赴旅馆取款。该妓女当即会同毛里塔尼亚旅馆茶房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及西蒙·卡尔京金进入房内，使用斯梅利科夫交伊之钥匙开启该商人之皮箱，取出款项。马斯洛娃打开斯梅利科夫之皮箱时，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及西蒙·卡尔京金均在场目睹箱内有钞票若干叠，票面为一百卢布。（三）嗣后斯梅利科夫偕同妓女柳博芙自妓院返回旅馆，该妓女经茶房卡尔京金怂恿，将白兰地酒一杯交斯梅利科夫饮下，酒内掺有卡尔京金交与柳博芙白色粉末若干。（四）翌日上午妓女柳博芙（即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将钻石戒指一枚售与女掌班，即妓院女老板及本案证人基塔耶娃，声称该戒指系斯梅利科夫所赠。（五）斯梅利科夫死后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女茶房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赴当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款户头下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当经法医对斯梅利科夫之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并化验内脏，结果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该人实系中毒致死。

查马斯洛娃、博奇科娃、卡尔京金以被告身分受审时，均不承认犯此罪行。据马斯洛娃供称：斯梅利科夫在伊“工作”之妓院中（“工作”二字乃伊本人说法），确曾派伊赴毛里塔尼亚旅馆为该商人取款，伊遂用该商人交伊之钥匙开启皮箱，遵照该商人吩咐取出四十银卢布，并未多取分文，博奇科娃及卡尔京金均能证明伊所供属实，盖伊开箱、取款、锁箱之际该二人均在场目睹也。伊又供称：伊第二次到商人斯梅利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京金唆使，以掺有若干粉末之白兰地酒劝该商人饮下，以为该粉末乃安眠药物，商人饮下后即可昏睡，伊则可借此及早脱身。钻石戒指一枚，乃斯梅利科夫本人所赠，因该商人酒后将伊殴打，伊遂放声痛哭，且欲离去，该商人即持该戒指相赠云。

据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供称：关于遗失款项一事，伊毫无所知，伊从未进入该商人房间，出入该房间者仅有柳博芙一人，故该商人如有失窃情事，定系柳博芙携带商人钥匙取款时乘机窃去云。

马斯洛娃听到这儿，全身一震，张开嘴巴，扭过头去看一眼博奇科娃。书记官继续念道：

关于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在银行有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及伊何来此笔款项一节，据伊供称：此乃伊及西蒙·卡尔京金十二年中工作所得，伊已准备与西蒙结婚云。又据西蒙·卡尔京金于初次受审时供称：马斯洛娃自妓院携带钥匙来旅馆时，渠与博奇科娃二人均受马斯洛娃唆使，共同窃得该款，事后渠与博奇科娃、马斯洛娃三人平分赃款云。

马斯洛娃听到这儿，又全身一震，甚至跳起来，涨得满脸通红，开口说了一句什么话，可是民事执行吏把她拦住了。书记官接着念道：

最后，卡尔京金招认曾将药粉交与马斯洛娃以使该商人安睡。惟渠于第二次受审时推翻前供，声称渠从未窃取钱财，亦未给与马斯洛娃药粉，所有罪行统系马斯洛娃一人所为。关于博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项，渠之供词一如博奇科娃，声称此乃渠二人于旅馆中工作十二年内旅客因其服务周到所赏之小费云。

起诉书在这以后列举犯人对质的记录、证人的供词、鉴定人的意见等。

起诉书是这样结束的：

综上所述，博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马斯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共同预谋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之钱财及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并蓄意谋害商人斯梅利科夫，用毒酒将其灌醉，致使该商人死于非命。

查此项罪行符合《刑法典》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及第五款规定，爰依《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百零一条将农民西蒙·卡尔京金、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交由地方法院法官会同陪审员进行审判。

书记官照这样念完这份冗长的起诉书，就把这个文件收拾好，在他的座位上坐下来，用两只手理他的长头发。大家都轻松地吐一口气，愉快地感到现在就要开始审讯，一切都会立刻水落石出，正义就要伸张了。只有涅赫柳多夫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他正在暗想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马斯洛娃居然做出这样的事，不由得心惊胆战。

十一

起诉书念完以后，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阵，然后转过脸来对着卡尔京金，脸上露出一种神情，分明像是在说：现在我们一定会用最周密的方式来弄明白全部案情了。

“农民西蒙·卡尔京金。”他把身子向左边歪过去，开口说。

西蒙·卡尔京金站起来，把两只手贴着大腿，整个身子往前探出去，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出声地蠕动着，一刻也不停。

“您被控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和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皮箱里的钱财，然后拿来砒霜，指使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放在酒里，叫商人喝下去，因而使得斯梅利科夫丧命。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他说，又把身子往右边歪过去。

“决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服侍客人……”

“这些话您留到以后再说。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

“不，老爷。我只是……”

“别的话以后再说。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庭长镇静而坚定地又问一句。

“我不会做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就又跑到西蒙·卡尔京金面前，发出悲惨的低语声拦住他。

庭长露出这件事现在已经做完的神情，手拿文件，把他的胳膊肘换一个放处，扭过脸去对着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

“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您被控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同西蒙·卡尔京金和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一起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箱子里的钱财和戒指一枚，彼此平分赃物，后来为了掩盖罪行用毒酒将商人斯梅利科夫灌醉，使他丧命。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

“我什么罪也没犯过，”那个女被告雄赳赳地、坚定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进去过……既然那个下流货进去过，事情就全是她干的。”

“这些话您留到以后再说，”庭长又那么温和坚定地说，“那么您不承认犯过这些罪吗？”

“钱我没拿过，酒我没劝过，我连那个房间都没进去过。要是我进去了，我就会把她撵出来。”

“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

“根本没犯过。”

“很好。”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庭长转过脸去对第三个被告开口说，“您被控带着商人斯梅利科夫皮箱上的钥匙从妓院到达毛里塔尼亚旅馆的房间里以后，盗窃那个皮箱里的钱财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似地说，同时歪过身子去，把他的耳朵凑到左边的法官那儿，那个法官告诉他说按物证清单看来，物证当中还缺一个酒瓶，“……盗窃皮箱里的钱财和戒指一枚，”庭长重说一遍，“跟他们平分赃物，后来您又跟商人斯梅利科夫一起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里，您给他喝下一杯毒酒，因而使他丧命。您承认犯过这些罪行吗？”

“我任什么罪也没犯过，”她很快地说，“我原先怎么说的，现在也怎么说：我没拿过钱，没拿过钱，没拿过钱，我什么也没拿过。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您犯过盗窃二千五百卢布的罪行吗？”庭长说。

“我说过：我除了四十卢布以外，什么也没拿。”

“那么，您承认犯过给斯梅利科夫喝药酒的罪行吗？”

“这件事我承认。不过我以为像人家告诉我的，那是安眠药，吃了它没什么关系。我从没想过要害死他，我从没起过那种歹心。我当着上帝的面说一句：我从没起过那种歹心。”她说。

“这样说来，您不承认您犯过盗窃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财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您承认您给他喝过药酒？”

“承认是承认，不过当时我以为那是安眠的药粉。我给他喝下去也只不过是要他睡觉罢了。我从没起过歹心，我从没想过要害死他。”

“很好，”庭长说，分明对取得的结果很满意，“那么请您说一说事情的经过，”他说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放在桌上，“请您把当时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讲一下。您老实地招供就可以改善您目前的地位。”

马斯洛娃仍旧直着眼睛瞅着庭长，没有说话。

“请您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马斯洛娃忽然很快地讲起来，“当时我坐着马车来到旅馆里，人家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去，他就在那儿，已经喝得大醉。”她一讲到“他”字，就睁大眼睛，脸上现出特别害怕的神情，“我想走掉，可是他不放我走。”

她沉默了，仿佛忽然失去了思路，或者想起了一件别的事似的。

“哦，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后来我在那儿待了一阵，就回家去了。”

这时候副检察官不自然地用一个胳膊肘撑在桌上，欠起半个身子站起来。

“您打算提出问题吗？”庭长说。副检察官做了肯定的答复，庭长就对他做个手势，表示给他发问的权利。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以前被告跟西蒙·卡尔京金熟识吗？”副检察官说，眼睛没有看着马斯洛娃。

他提完问题，就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述了一遍。马斯洛娃用惊恐的眼光瞅着副检察官。

“西蒙？我以前就认得他。”她说。

“我现在想知道被告跟卡尔京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之间常见面吗？”

“交情怎么样？他常找我去陪客人，这算不得什么交情。”马斯洛娃回答说，心神不宁地瞧了副检察官一眼，又瞧了一眼庭长，再回过头来瞧着副检察官。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京金专找马斯洛娃去陪客人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说，眼睛半睁半闭，露出恶毒而阴险的轻薄笑容。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马斯洛娃回答说，惊恐地往四下里看了一眼，她的目光在涅赫柳多夫身上停了一忽儿，“他想找谁就找谁。”

“莫非她认出我来了？”涅赫柳多夫提心吊胆地暗想，觉得血涌上了他的脸。可是马斯洛娃并没有从许多人当中认出他来，她立刻转过脸去，又带着惊恐的神情瞅着副检察官。

“那么被告否认她跟卡尔京金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很好。我另外没有什么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他的胳膊肘从写字台上放下来，提笔记下一件什么事。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光是用钢笔描了描他文稿上的字罢了，不过以前他看见过检察官们和律师们总是这样做：他们提出一个巧妙的问题以后，就在他们的发言稿上记下几句必然可以击败对方的话。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问话，因为这时候他在问戴眼镜的法官同意不同意提出那些事先已经准备好而且已经写在纸上的问题。

“后来怎么样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马斯洛娃接着说，她已经比较胆壮地只瞧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女掌班，就上床睡了。我刚睡着，我们的姑娘别尔塔就把我叫醒。‘去吧，你的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去，可是老鸨硬叫我去。他就在那儿，”她又带着明显的战兢兢的神情说出他字，“他一个劲儿地灌姑娘们喝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他的钱全花光了。女掌班信不过他。他这才打发我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他告诉我他的钱在哪儿，要我取出多少。我就坐上车子去了。”

这当儿庭长在跟左边的法官小声说话，没有听见马斯洛娃说了些什么，然而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的一句话学着说了一遍。

“您就坐上车子去了。哦，后来又怎么样呢？”他说。

“我到了那儿，完全按着他的吩咐办事。我走进他的房间。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走进房间里，我还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叫了她。”她指着博奇科娃说。

“她胡说，我压根儿就没进去过……”博奇科娃刚要开口讲下去，可是被人止住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28]。”马斯洛娃接着说，皱起眉头，眼睛没有看博奇科娃。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的时候，没有看见那儿有多少钱吗？”副检察官又问。

副检察官刚刚对马斯洛娃提出问题，她就打了个冷颤。她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然而感觉到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数。我看见那都是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见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那我就没有什么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您把钱带回去了吗？”庭长继续问道，看了看他的怀表。

“带回去了。”

“哦，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他的旅馆里去。”马斯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拿给他喝的？”庭长问。

“怎样拿给他喝的？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拿给他喝了。”

“您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没有答话，只是沉重地、深深地叹一口气。

“他总也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一阵以后，又说，“我给他闹得累极了。我就走出去，到过道上，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巴不得他放我走才好。我累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就说：‘他也把我们闹得腻烦了。我们有心给他一点安眠的药粉吃。他睡着了，你就可以走了。’我就说：‘好吧。’我心想这不是害人的药粉。他果然给我一个小纸包。我就走进房间里去，他正在隔板后边躺着，马上吩咐我给他倒一杯白兰地。我从桌上拿过一瓶上等白兰地来，倒了两杯，一杯给他，一杯给我自己。我在他的杯子里撒了药粉，拿给他喝。要是我知道那是毒药，难道我还会拿给他喝？”

“哦，那个戒指您是怎样弄到手的？”庭长问。

“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一块儿回到他的旅馆房间里，我打算走掉，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我的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我要走。他就脱下他手指头上的戒指，送给我，要我别走。”她说。

这时候副检察官又略微欠起身子来，仍旧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出几个问题。他得到了许可，就偏着头，让他的脑袋靠在绣花衣领上，问道：

“我很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利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马斯洛娃又恐慌起来，不安地把她的眼光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匆忙地说：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记不记得她从商人斯梅利科夫的房间里出来以后，还到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马斯洛娃想了一想。

“我到隔壁的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您到那儿去干什么？”副检察官说，忘了他自己的身份，直接对她讲话了。[29]

“我是去理一理我的衣服，等马车。”

“卡尔京金到那个房间里去跟被告见过面没有？”

“他也去过。”

“他到那儿去干什么？”

“那个商人还剩下一点上等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喝了。”

“哦，一块儿喝了。很好……那么，被告跟西蒙谈过话没有？谈的是什么？[30]”

马斯洛娃忽然皱起眉头，涨红了脸，很快地说：

“谈的是什么？我什么也没谈。当时的情形我全讲了，别的我不知道。您要怎么处置我，都随您。反正我没有罪，就是这么的。”

“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然后不自然地耸起肩膀，在他的发言大纲上很快地记下被告本人的供词：她跟西蒙一块儿到一个空房间里去过。

随后是沉默。

“您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了吗？”

“我都说完了。”她说着，叹口气，坐下来。

这以后庭长就在一张纸上写字，后来听到左边的法官凑在他的耳朵上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去。庭长和左边那个高身量、大胡子、生着善良的大眼睛的法官所商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觉得胃里略微有些不舒服，打算按摩一阵，喝点药水。他把这件事告诉庭长，庭长就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休息。

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们站起来，愉快地感到已经做完了一件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开始分头走散。

涅赫柳多夫走进陪审员的房间，在窗子旁边坐下。

十二

是的，这个人就是卡秋莎。

涅赫柳多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

涅赫柳多夫跟卡秋莎初次见面，是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年夏天他在他的姑姑们家里住着，起草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常，每年夏天他总是同他的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莫斯科附近他母亲的大庄园上。可是这一年他的姐姐已经出嫁，母亲到国外一个有温泉的地方去疗养。涅赫柳多夫却必须写那篇论文，就决定到姑姑们家里来消夏。她们的庄园远离市廛，颇为幽静，没有什么事来分他的心。姑姑们满心钟爱这个侄子和遗产继承人；他也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古老纯朴的生活方式。

这年夏天涅赫柳多夫在姑姑们家里体验到一种昂扬兴奋的心境。凡是青年人，不经外人指点而第一次自己领会了生活的全部美丽和重要，领会了人在生活里所应该做的工作的全部意义，看到了人本身和全世界都有达到无限完美的可能，因此专心致志于这种完美，不但满怀希望，而且充分相信能够实现他所想象的全部完美的时候，都会生出这样的心境。这一年他在大学里已经读过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可是他的母亲得到的陪嫁却有大约一万俄亩的土地。那时候他第一次理解土地私有制的种种残忍和不公正，正好他又是这样的一个人：为道德的要求所做的牺牲，在他就是最高的精神快乐，于是他决定不再享受土地方面的财产权，立时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农民。目前他正是就这个问题在写论文。

这一年他在乡间姑姑们家里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他很早就起床，有的时候是在三点钟，他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往往还是满天晨雾的时候，就到山脚下一条河里去洗澡。临到他走回家来，青草上和花朵上还凝着露珠呢。早晨他喝完咖啡，有的时候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阅读这篇论文的有关资料，不过更加常有的情形却是既不看书，也不写作，索性又走出房外，到野外和树林里去散步。午饭前，他常在花园里找个地方睡一忽儿，后来临到吃午饭，他兴高采烈，引得姑姑们满心欢喜，不住发笑。饭后他就骑马或者划船，到了傍晚又看书，或者坐下来，陪着姑姑们摆牌阵[31]。晚间，特别是月夜，他往往睡不着觉，那只是因为在他胸中激荡着的生活乐趣过于强烈。他就干脆不再睡觉，带着他的幻想和思想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的时候一直溜达到天明。

他在姑姑们家里头一个月的生活就是这样快乐恬静地度过的，丝毫也没有留意到姑姑们家里那个半养女半奴婢、眼睛乌黑、走路轻快的卡秋莎。

这时候涅赫柳多夫十九岁，他一直在母亲的羽翼下长大成人，是个十分纯洁的青年。如果他梦见女人，那个女人就一定是他的妻子。凡是依他看来不可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就算不得女人，而是普通人。可是，有一次，那是在这年夏天的升天节[32]，姑姑们的一个女邻居带着自己的儿女们，到姑姑们家里来玩，其中有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的男学生和一个在他们家里做客的、出身于农民的青年画家。

喝完茶以后，他们走到正房前面一小块已经割过草的草场上去玩“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带去。他们玩过几回以后，轮到涅赫柳多夫和卡秋莎一块儿跑。平时涅赫柳多夫见到卡秋莎，总感到愉快，不过他的头脑里从来也没有生出过他跟她会发生什么特别关系的想法。

“哎，现在这两个人可是无论如何也捉不到了，”那个“捉人”的快活的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又短又结实的罗圈腿跑得很快，“除非他们自己绊倒在地上。”

“哪儿的话，您怎么会捉不着我们！”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咯咯地笑，赶紧跟涅赫柳多夫调换地位，伸出她粗糙而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一直往左边跑去，她那浆硬的裙子沙沙地响。

涅赫柳多夫跑得快。他想让画家捉不住他，就用尽全力往前跑。后来他回过头去看一眼，却瞧见那个画家在追卡秋莎，不过她很快地迈动她那两条年轻而有弹性的腿，不肯让画家捉住，直奔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丛的花坛，谁也没有跑到那后面去过。这时候卡秋莎扭过头来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向他点头示意，要他跑到花坛后面去同她会合。他领会了她的意思，就往花丛后面跑过去。不料那边，花丛后面有一条小沟。沟里长满带刺的荨麻，涅赫柳多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摔到沟里去了。他的两只手被荨麻刺破，沾满已经在黄昏前降下的露水。不过他立刻站起来，笑自己不小心，拍了拍身上的衣服，跑到一块空地上去。

卡秋莎满面笑容，闪着她那对像湿润的醋栗那么黑的眼睛，迎着他飞跑过来。他们跑到一块儿，互相握紧手。[33]

“我看，您别是受伤了吧？”她说，那只空着的手理了理松散的辫子。她不住地喘气，带着笑容，微微抬起眼睛照直瞧着他。

“我本来不知道这儿有一条小沟。”他说，也现出笑容，而且没有松开她的手。

她往他身边靠近点。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他的脸凑到她跟前去。她没有躲闪，他就握紧她的手，吻她的嘴唇。

“哎呀，这是怎么了！”她说，用很快的动作挣脱自己的手，从他身旁跑掉了。

她跑到丁香花丛那边，摘下两根正在凋谢的白色丁香花枝，用来拍打她那火热的脸，然后回过头看他一眼，把两只手在身子前面灵活地来回摆动着，走回做游戏的人那边去。

从那时候起涅赫柳多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形成了年轻纯洁的男子和同样纯洁的少女由于互相爱慕而往往发生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者甚至涅赫柳多夫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就仿佛都被太阳照亮，一切就都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充满欢乐了。她也有这样的感觉。然而，不单是卡秋莎近在眼前或者相离不远的时候才会给涅赫柳多夫造成这样的影响；只要他想到世上有卡秋莎这样一个人活着，就也会对他造成这样的影响。对她来说，也只要想到有涅赫柳多夫活着，就会造成同样的影响。不论涅赫柳多夫接到他母亲写来的不愉快的信也罢，他的论文写得不顺手也罢，他生出青年人常有的那种没来由的忧郁心情也罢，他只要想起有卡秋莎在，他会见到她，那一切就统统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她能够把那些事一件件做完，还腾出空闲的功夫来看书。涅赫柳多夫就把他自己刚刚读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书拿给她看。她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的《静静的洄流》[34]。他们俩偶尔相遇就谈上几句话，例如在过道上，在露台上，在院子里，有的时候还在姑姑们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里，因为卡秋莎跟老女仆同住在一处，涅赫柳多夫偶尔到她们的小屋里去啃着糖块喝茶。有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场，他们谈起话来最畅快。如果只有他俩在一块儿，谈话却别扭得多。他们的眼睛立刻开始讲些跟他们嘴里所讲的完全不同而且重要得多的话，他们的嘴唇绷紧，心里害怕，就连忙分手了。

涅赫柳多夫初次在姑姑们家里居住的那段时期当中，他跟卡秋莎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姑姑们发觉了这种关系，担惊害怕，甚至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涅赫柳多夫的住在国外的母亲叶连娜·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姑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担心德米特里会跟卡秋莎发生暧昧的关系。不过她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如同一般纯洁的人一样，涅赫柳多夫连自己也不知道就爱上了卡秋莎，他的爱情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她，就都成了避免堕落的重要保障。他不但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居然能够跟她发生那样的关系，反而感到害怕。不过，颇有诗情的姑姑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忧虑倒有根据得多，她深怕德米特里爱上那个姑娘以后会凭着他那不达到目的就不罢休的果断性格，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犹豫地跟她结婚。

如果涅赫柳多夫当时清楚地领会到他爱上了卡秋莎，特别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说，他万万不可以而且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那样一个姑娘联系在一起，那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他就会凭着他直率地处理一切事情的性格做出决定，认为只要他爱上了那个姑娘，那么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她结婚。可是姑姑们没有把她们的担忧对他说明，于是他始终也没有感到他爱上了这个姑娘，就这样离开了那儿。

他当时相信他对卡秋莎所发生的感情，只不过是那时候充满他的全身心并且也为那个妩媚快活的姑娘所分享的生活乐趣的一种表现罢了。可是，临到他动身，卡秋莎同姑姑们站在门廊上，她用满含泪水、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瞧着他，他这才体会到他正在舍弃一种美丽的、珍贵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他不由得感到很凄凉。

“再见，卡秋莎，我感谢你的种种好意。”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包发帽望过去，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她忍住满眼的泪水，跑回前厅里去，在那儿她才能够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十三

从那时候起，涅赫柳多夫一连三年没有跟卡秋莎见面。一直到他刚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里去，顺路到姑姑们家里去一趟的时候，他才跟她见面。不过这时候，他跟三年前夏天在她们家里住过的那个人相比，却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了。

原先他是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原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一个秘密，他带着快活的热情极力要解开这个秘密；如今，这个世界的生活里的一切却简单明了，已经由他所过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规定清楚。原先，同大自然的交接，同在他以前生活过、思索过、感觉过的人（哲学和诗歌）的交接，才是重大而必要的，如今重大而必要的却是各种人为的制度以及跟同伴们的交接。原先女人显得神秘而迷人，是惟其神秘才迷人的生物，如今女人，除了他的家属和他朋友的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其功用是很明确的：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的工具。原先他不需要钱用，他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也用不完，他能够放弃他父亲名下的田产而把它送给农民，可是现在母亲每月给一千五百卢布，他还是不够用，已经为了钱常常跟母亲办不愉快的交涉。原先他认为他的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

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所以会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下去就会过于困难：相信自己，就得亲自解决一切问题，而那种解决总是不利于他那追求轻松快乐的兽性的我，而且几乎总是同它抵触；至于相信别人，那就任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早已解决好，而且那种解决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再者，他相信自己，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责难，而他相信别人，倒会博得他四周的人们的赞扬。

比方说，涅赫柳多夫思考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籍，议论这些问题，他四周的一切人就都认为这不合时宜，多少有点荒唐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姑就用好意的讽刺口气称呼他是notre cher philosophe[35]。可是等到他看长篇小说，讲猥亵的故事，到法国剧院里去看滑稽的轻松喜剧，快活地讲戏里的情节，大家倒都称赞他，鼓励他。每逢他认为必须节减他的用度，穿陈旧的军大衣，不再喝酒，大家就认为这是脾气古怪，有点标新立异，可是临到他花一大笔钱置办猎具，或者布置一个与众不同的奢华书房，大家反而称赞他风雅，送给他种种贵重的物品。他本来保持着童贞，打算照这样保持到结婚的那天，他的亲属却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母亲听说他成了真正的男人，从他的同事手里把一个法国女人夺过来，她甚至并不因此难过，反而高兴。这个身为公爵夫人的母亲每一想到他同卡秋莎的那个插曲，想到他居然有意跟她结婚，总不免心惊胆战。

同样，当初涅赫柳多夫达到成人的年龄以后，认为拥有土地是不公正的，因而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一块不大的田产送给农民，他这个举动却使得他的母亲和亲属大惊失色，从此这件事就成了他的一切亲戚不断责难和讥笑的对象。人们一再对他说，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但没有发家致富，反而开了三家酒店，索性不干农活，所以更穷了。可是等到涅赫柳多夫进了近卫军，跟他那些门第高贵的同事们一起挥霍和赌博而花掉很多的钱，害得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的时候，她倒几乎一点也不伤心，反而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觉得趁他年轻，照这样在上流社会里种一种痘，也未尝不是好事。

起初，涅赫柳多夫极力硬顶，然而这种硬顶过于艰苦，因为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好的事情，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坏的事情，他四周的一切人倒都认为是好的。最后，涅赫柳多夫屈服，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他这样否定自己，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是不愉快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没有保持很久。这段时期涅赫柳多夫开始吸烟和喝酒，很快就不再体验到那种不愉快的心情，甚至感到颇为轻松了。

涅赫柳多夫凭他那热烈的性格，彻头彻尾地投身于他四周的一切人所同声赞扬的这种新生活，全然扑灭了他内心别有所求的呼声。这个变化是在他搬到彼得堡去以后开始的，到他在军队中工作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军人的职务本来就驱使人堕落，它把进入军队的人安置在完全闲散的条件下，也就是免去合理而有益的劳动，替他们解除了人所共有的义务，而用来代替这些义务的却无非是传统的军队荣誉、军服荣誉、军旗荣誉等等。军人的职务一方面使得担任军职的人处在对其他人享有无限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迫使他们在高于他们的长官面前保持奴颜婢膝的驯顺态度。

然而，除了军人的职务以及军服和军旗的荣誉、公然得到准许的暴力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堕落以外，还另有一种堕落，那就是：在经过精选只有家财豪富、门第显贵的军官才能加入的近卫军团里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而造成的堕落，结果这两种堕落就促使身受其害的人陷入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自从涅赫柳多夫担任军职，开始像他的同事们那样生活以后，他也就落进这种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去了。

正事是一点也没有的，他光是穿上一身并非由他自己而是由别人做得很漂亮、刷得很干净的军服，头戴一顶军盔，拿着也是由别人造出来、擦亮、交给他的武器，跨上一匹也是由别人养大、训练好、饲养着的骏马，跟着一些同样的人一起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那就是纵马奔驰，挥舞军刀，开枪射击，而且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别的工作是没有的，可是那些品位极高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沙皇和他的亲信，不但赞成这种工作，而且为这种工作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种工作做完以后，他们认为正当而重要的事就是跑到军官俱乐部里或者最昂贵的饭馆里去吃饭，特别是喝酒，挥霍许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钱；然后就是剧院、舞会、女人。这以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又是挥金如土，又是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起一种特别厉害的腐化作用，因为假如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就不会不在心灵深处为这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夸耀这样的生活，为它感到骄傲，到了战争时期这种情形尤其严重。涅赫柳多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36]以后担任军职的。“我们已经准备在战争中牺牲我们的性命，因此这种逍遥自在的欢乐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可以原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才过这样的生活。”

涅赫柳多夫在他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想着。在整个这段时期，他由于摆脱了以前他为自己规定的种种道德约束而欢天喜地，一刻也不停地处在持续不断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里。

三年以后他到姑姑们家里去的时候，正是处在这种状态里。

十四

涅赫柳多夫所以会到姑姑们家里去，是因为他正在动身赶到已经开赴前线的部队去，她们的庄园恰好就在他必须路过的一条大道旁边，还因为她们殷切地要求他去一趟，不过他这一次去，主要的却是为了见到卡秋莎。也许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经听从他那如今肆无忌惮的兽性的人的唆使，对卡秋莎起了歹心。然而他没有感觉到这种歹心，只不过打算到他往日觉得很好的一个旧地去重游一番，见一见那两个有点可笑而又可爱的、好心肠的、老是让他不知不觉处在热爱和赞赏的气氛中的姑姑，看一看那个妩媚的、给他留下极其愉快的回忆的卡秋莎罢了。

他是在三月底圣星期五[37]那天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冒着倾盆大雨到达这里的，因此全身淋透雨水，冻得浑身发僵，可是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就跟他在这段时期经常感到的一样。“她还在她们家里吗？”他暗自想道，这时候他的雪橇驶进姑姑家他所熟悉的旧式地主庄园的院子里，那儿堆着从房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四周砌着一道矮砖墙。他料着她听见他的雪橇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外面门廊上来，然而只有两个光脚的女人从边门出来，走到门廊上，裙裾掖在腰里，提着水桶，分明在擦地板。正门的门廊上也没有她，只有听差吉洪一个人走出来，身上系着围裙，大概也在忙于洒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到前厅，身穿一件绸料连衣裙，戴一顶包发帽。

“你到底来了，这真好！”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着，吻了吻他。“玛申卡[38]有点不舒服，她在教堂里站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39]，索尼娅[40]姑姑，”涅赫柳多夫说，吻了吻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手，“请您原谅，我沾湿您的衣裳了。”

“快到你的房间里去吧。你全身都湿透了。原来你已经有唇髭了。……卡秋莎！卡秋莎！赶快给他倒一杯咖啡。”

“马上就来！”那个熟悉而悦耳的声音在过道里答应道。

涅赫柳多夫的心快活地缩紧了。“她在这儿！”仿佛太阳从乌云里露出来了。涅赫柳多夫高高兴兴地跟着吉洪走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涅赫柳多夫有心向吉洪问一问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不好？生活怎么样？要嫁人吗？然而吉洪的态度那么恭敬，同时又那么严谨，在涅赫柳多夫洗手的时候他那么坚定地要亲自拧开悬壶洗手器给他倒水，这就弄得涅赫柳多夫不便于问他卡秋莎的情况，光是问一问他的孙子可好，那匹名叫“老兄”的老马怎么样，那条看家狗波尔坎怎么样。他们都活着，挺好，只有波尔坎去年得了疯病。

涅赫柳多夫脱完所有的湿衣服，刚要换上干净衣服，就听见很快的脚步声，有人来敲门了。涅赫柳多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听出了来人是谁。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有她。

他拿起淋湿的军大衣，披在自己身上，往门口走去。

“请进！”

果然是她，卡秋莎。她还是跟从前一样，只是越发妩媚了。她那对含着笑意的、纯洁的、微微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稍稍低着往上看人。她身上也跟从前一样，仍旧系着干净的白色围裙。她从他姑姑那儿拿来一块刚刚拆掉包皮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国式的大浴巾和一条毛茸茸的浴巾。不论是那块没有动用过、刻着字母的香皂也罢，那两条毛巾也罢，她本人也罢，一律都那么干净，新鲜，清白，招人喜欢。由于难以抑制的高兴，她那两片可爱的、抿紧的红嘴唇就像从前她见到他的时候那样皱起来。

“祝您平安到达此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费力地说，脸上泛起了红晕。

“你好……您好。”他说，不知道对她讲话该称呼“你”还是称呼“您”，也像她那样脸红了。“您身体好吗？”

“托上帝的福。……这是您的姑姑叫我给您送来的玫瑰香皂，是您爱用的。”她说，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一把圈椅的扶手上。

“侄少爷自己有。”吉洪说，为客人自备用具无须麻烦别人的气派辩护，得意地指一指涅赫柳多夫的很大的化妆用品箱，箱子已经打开，露出许多小小的银瓶盖，箱子里放着大量的玻璃瓶、刷子、发蜡、香水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请您替我向姑姑道谢。我到了这儿，心里多么高兴啊。”涅赫柳多夫说着，觉得自己的灵魂变得像以前那么光明而温柔。

她听见这些话，只微微一笑作为回答，就走出去了。

姑姑们素来就钟爱涅赫柳多夫，这一回见到他，比往常还要欢喜。德米特里正要动身去打仗，说不定会负伤或者阵亡。这打动了姑姑们的心。

涅赫柳多夫原先计划旅程，本来只打算在姑姑们家里停留一天一夜，可是见到卡秋莎以后，就同意在姑姑们家里多住两天，一块儿过复活节。他打电报给他原先约定在敖德萨相会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请他也到姑姑们家里来。

涅赫柳多夫从见到卡秋莎的头一天起，就对她生出了他旧日对她的那种感情。他现在也跟先前那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不能不激动，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欢笑声就不能不高兴，瞧着她那对像湿润的醋栗那么黑的眼睛，特别是在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动心，主要的是他们相遇的时候，她一脸红，他就不能不发窘。他感觉到他在恋爱，不过跟先前不同，先前那种恋爱对他来说是一个秘密，他自己都不敢对自己承认在恋爱，而且相信人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也在恋爱，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为此高兴，尽管想瞒住自己，却隐约地知道这种恋爱是怎么回事，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涅赫柳多夫身上就跟在一切人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已经在他的身上引起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着上风，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可是他见到卡秋莎以后，重又产生了他以前对她生出的那种感情，精神的人就抬起头来，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于是在复活节前一连两天当中，在涅赫柳多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内心斗争。

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他应当走掉，没有必要再在姑姑们家里住下去，知道这样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他是那么高兴，那么愉快，结果他没有对自己说这些话，却住下来了。

在基督复活节的前夜，星期六傍晚，一个司祭带着一个助祭和一个诵经士坐着雪橇到这儿来做晨祷，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费尽气力经过水塘和干地才走完从教堂到姑姑家的那三俄里路程的。

涅赫柳多夫同姑姑们和仆人们站在一块儿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卡秋莎，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按照复活节的规矩同司祭，同姑姑们互相吻过三次以后，正要走去睡觉，却忽然听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外面过道里准备跟卡秋莎一起动身到教堂去给复活节的甜面包和甜奶渣糕受净化礼。“我也去。”他暗想。

到教堂去的路，不论是坐雪橇还是坐马车，都不好走。因此，在姑姑们家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的涅赫柳多夫，就吩咐人把那匹供乘骑用的名叫“老兄”的马备好鞍子，他自己不再上床睡觉，却换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的马裤，穿上军大衣，翻身上了那匹养得很肥、身体笨重、不住嘶鸣的老公马，摸着黑路穿过水塘和积雪到教堂去。

十五

这次晨祷，在涅赫柳多夫此后的全部生活当中，成为一次最鲜明、最强烈的回忆。

他骑着马，蹚着水，走完漆黑的、零星点缀着几堆白雪的道路，进了教堂的院子。他那匹马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就竖起了耳朵。这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些农民认得他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侄子，就把他领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马，给他把马拴好，带他走进教堂里去。教堂里已经满是过节的人了。

右边都是农民：老年人穿着土布长衫和树皮鞋，脚上裹着干净的白色包脚布；青年人穿着粗呢的新长衫，腰上系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着高腰皮靴。左边都是农妇，头上扎着红绸巾，上身穿着棉绒的坎肩，配着大红的衣袖，下身穿着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或者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打了铁掌的半高腰靴子。站在她们后边的，是衣服朴素的老太婆，扎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外衣和旧式的毛织裙子，脚上穿着普通鞋或者新树皮鞋。这两群人中间夹杂着一些衣服考究、头发上抹了油的孩子。农民们在胸前画十字，鞠躬，把头发甩到后面去。女人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盯住一个有许多蜡烛照着的圣像，捏紧她们并拢的手指头，有力地点一下额头上的头巾，再点两个肩膀和肚子；她们嘴里不出声地念叨，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学大人的样子，一见有人在瞧他们，就起劲地做祷告。那些缠着金色螺旋纹的大蜡烛，以及从四面八方把它们围住的许多小蜡烛，照得金黄的圣像壁像是起了火。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蜡烛。从唱诗班那边传来业余歌手的欢畅的歌声，其中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高音。

涅赫柳多夫走到前边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村长。读经台右边，在地主太太身后，站着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穿着亮闪闪的淡紫色连衣裙，戴着坠流苏的白色披巾。卡秋莎跟她站在一起，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胸前缝着皱褶，系一根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

一切都欢乐，庄严，畅快，美丽。司祭们穿着发亮的银丝线法衣，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个助祭，还有些诵经士，穿着节日的银丝线和金丝线祭服。业余歌手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上擦了油。节日赞美歌的欢乐的音调，听起来像是舞曲。司祭们举着插了三支蜡烛、装饰着花朵的烛架，不停地为人们祝福，不住反复叫道：“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美丽，然而最美丽的却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红花结、眼睛快活得发亮的卡秋莎。

涅赫柳多夫感到她虽然没回过头来，却看见他了。这是他在经过她的身边，往祭坛那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出来的。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不过他想了想，在走过她身边的时候说：

“姑姑说，她在做完晚午祷以后就开斋了。”

如同平时她见到他一样，她的青春的血涌上了她整个那张可爱的脸。她的黑眼睛微微抬起来，笑着，欢欢喜喜，天真地瞅着涅赫柳多夫。

“我知道。”她说，微微一笑。

这时候，一个诵经士拿着铜咖啡壶[41]，从人群里挤过来，走过卡秋莎身边，眼睛没有看着她，他的祭服的衣襟却擦着她了。这个诵经士分明出于对涅赫柳多夫的尊敬，要从他旁边绕过去，才擦到了卡秋莎。涅赫柳多夫却暗自觉得奇怪：他，这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儿的一切东西，以至全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为了卡秋莎才存在的，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怠慢，独独不能对她这样，因为她就是万物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的黄金才光芒四射，枝形大烛架和那些烛台上的所有蜡烛才大放光明；为了她，人们才发出欢乐的歌声：“主的复活节来了，欢乐吧，人们。”世界上凡是好的东西，一切好东西，都是为了她才存在的。他觉得卡秋莎好像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才存在的。这样的感觉是涅赫柳多夫瞧着她那带皱褶的白色连衣裙裹着的苗条身材，瞧着她那张聚精会神、喜气洋洋的脸的时候生出来的。他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来，她的灵魂里恰好也唱着他的灵魂里所唱的那种歌。

在早午祷和晚午祷中间的那段时间里，涅赫柳多夫走出了教堂。人们都给他让路，对他鞠躬。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却问：“他是谁家的？”他在门廊上站住。乞丐们围上来，他就把钱夹里所有的零钱统统散给他们，从门廊的台阶上走下去。

天色已经很亮了，可是太阳还没升上来。人们散布在教堂周围的坟地上。卡秋莎还待在教堂里，涅赫柳多夫就停下来等她。

人们仍旧陆续走出来，他们的皮靴底上的钉子把石板踩得叮叮地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的院子里和墓园里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做糖果点心的厨师是一个龙钟老者，这时候摇着颤巍巍的头，拦住涅赫柳多夫，按复活节的规矩跟他互相吻了三次。他的妻子是老太婆，戴着一块绸子的三角头巾，头巾下边露出她那皱皮的喉部，这时候从手绢里取出一个染得红里透黄的鸡蛋，送给涅赫柳多夫。这当儿有一个年轻力壮、满面笑容的农民走过来，身上穿一件崭新的外衣，拦腰系一根绿色的宽腰带。

“基督复活了。[42]”他说，眼睛里闪着笑意，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带来一股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好闻的气味。他把鬈曲的胡子送上来，搔得涅赫柳多夫的脸上发痒，再把他那有力的嫩嘴唇对着涅赫柳多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正当涅赫柳多夫跟这个农民亲吻，然后收下他所送的一个深棕色鸡蛋的时候，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亮闪闪的连衣裙和那个黑发上扎着红花结的、可爱的头出现了。

她立刻从走过她面前的人们的头顶上望过来，瞧见了他。他看到她脸上放光了。

她跟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一块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散给乞丐们一些钱。有一个乞丐已经烂掉了鼻子，痊愈后只剩下一块红疤，这时候走到卡秋莎跟前来。她就从手绢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他，然后凑到他跟前去，吻了他三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神情，正好相反，她的眼睛仍旧快活地放光。正当她吻那个乞丐的时候，她的眼睛遇到了涅赫柳多夫的目光。她仿佛在问：这件事她做得好吗，做得对吗？

“做得对，做得对，亲爱的，样样都好，样样都美，我爱你。”

她们两个人走下门廊的台阶，他就往她那边走过去。他并没打算行复活节亲吻礼，只不过是想跟她挨得近一点罢了。

“基督复活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说，低下头，微笑着，她的口气似乎在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平等了。她把手绢揉成一小团，擦干净她的嘴，把嘴唇送到他跟前去。

“真的复活了。”涅赫柳多夫回答说，吻她。

他看了卡秋莎一眼。她脸红了，同时向他这边走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相吻了两回，仿佛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再吻一次，后来又似乎决定应该再吻一回才对，他们就又吻了第三回，两个人都微微地笑了。

“你们是要去找司祭吗？”涅赫柳多夫问。

“不，我们就在这儿坐一忽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卡秋莎说，好像刚刚做完一种愉快的工作似的用她的整个胸膛沉重地呼吸着，抬起她那对温顺的、贞洁的、热爱的、略微有点斜睨的眼睛照直瞧着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一个时刻达到顶点，到了那个时刻这种爱情就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成分，也没有什么肉欲的成分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每逢他现在回忆卡秋莎，虽然他跟她在各种场合见过面，可是这段时候的情景总是盖过其他的一切时候。她那生满平滑发亮的黑发的小脑袋，她那件带着皱褶、严实地包紧她的苗条身材和不高的胸脯的白色连衣裙，她脸上泛起的红晕，她那对由于一夜没有睡觉而微微斜睨的、温柔的、亮晶晶的黑眼睛，总之她周身上下，都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她用她那清白贞洁的爱情不但在爱他（这是他已经知道的），而且在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也不但是爱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还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那样的爱情，因为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清晨他感到他的心里也有那样的爱情，而且感到他和她在那样的爱情里合而为一了。

唉，要是一切都停留在那天夜里发生的那种感情上，那多么好啊！“是的，整个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是在基督复活节那个夜晚过去以后才发生的！”现在他坐在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窗子旁边，暗自想着。

十六

涅赫柳多夫从教堂回到家里以后，跟他的姑姑们一块儿开斋，并且按照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为了提一提神而喝了白酒和葡萄酒，然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连衣服也没有脱，立时就睡熟了。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他从敲门声中听出是她来了，就坐起来，揉一揉眼睛，伸了个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吧。”他下了床说。

她把房门略微推开一点。

“开饭了。”她说。

她仍旧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不过头发上的花结不在了。她看一下他的眼睛，喜笑颜开，倒好像她是来对他报告一个不同寻常的喜讯似的。

“我马上就去。”他回答说，拿起梳子，想梳一下头发。

她站在那儿没走。他发觉了这一点，就丢下梳子，往她那边走过去。可是这当儿她很快地扭转身，迈开她平素那种又轻又快的步子，踩着过道上的长地毯走去。

“我这个人真傻，”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呢？”

他就跑着在过道上追她。

究竟他打算把她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她到他的房间里来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做一件什么事，做一件大家在这种情形下都会做的事，可是他没有做。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回过头来看他。

“您有什么事？”她暂时停住脚，说。

“没什么事，不过……”

他鼓起劲来，想起在这类情形下，一切男子处在他的地位通常会有什么举动，就伸出胳膊去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没动，瞧着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别这样。”她说，涨红了脸，几乎流出了眼泪，然后她用她的又硬又有力的手推开他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涅赫柳多夫放她走了。一时间他不但感到别扭，害臊，而且感到厌恶自己。他本来应当相信他自己才对，可是他不明白这种别扭和羞臊正是他灵魂里的最善良的感情在寻求出路，反而认为这说明他笨，他应该按照大家所做的那样去做。

他就再一次追上她，又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吻完全不同于前两次的吻，也就是以前在丁香花丛后面那不由自主的一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那儿的又一次接吻。这一吻是可怕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叫起来，从她的声调听来，倒好像他打碎一件无限珍贵的东西，无法挽回了似的。她躲开他，加快步子跑掉了。

他走进饭厅里。他的装束考究的姑姑们、一个医师和一个女邻居，已经在一张放冷荤菜的小桌旁边站着。一切都那么平常，可是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却起了风暴。凡是别人对他说的话，他一概没有听懂，他回答的话也是文不对题。他心心念念想着卡秋莎，回味他刚才在过道里追上她以后的那一吻。他没心去想别的事情。每逢她走进房间里来，他没用眼睛看她，却全身心都感觉到她就在身边，他必得极力按捺自己才能不抬起眼睛来看她。

吃过饭后，他立刻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心情极为兴奋，在房间里久久地走来走去，仔细地听着这所房子里的响声，等着她的脚步声。在他身上活着的兽性的人，现在不但已经抬起头来，而且把他第一次做客期间，以至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时候还在他身上活着的那个精神的人踩在脚下，那个可怕的兽性的人如今独自霸占了他的灵魂。尽管他不住地跟踪她，可是那一整天他都没有能够找到机会跟她单独见面。多半她在躲他。不过到了傍晚，事有凑巧，她不得不到他住着的房间的隔壁房间里去。医师留在这儿过夜了，卡秋莎得为这个客人布置床铺。涅赫柳多夫听见她的脚步声，就放轻脚步，屏住呼吸，仿佛打算干什么犯罪的事似的，跟着她走进那个房间里去。

她已经把她的两只胳膊伸进一个干净的枕头套里，用手揪住枕头的两个角，这时候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微微一笑，然而这不是以前那种欢畅快乐的笑容，却是战兢兢的、可怜样的笑容。这个笑容仿佛在对他说：他要做的事是恶劣的。他一时间愣住了。现在还有挣扎的余地。他对她的真实的爱情的声音，虽然微弱，可是毕竟响起来了，正在对他述说她，述说她的感情，述说她的生活。然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说：注意，你要错过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幸福了。这第二个声音盖过了第一个声音。他就坚决地走到她跟前去。可怕的和无法抑制的兽性感情已经把他抓住了。

涅赫柳多夫搂住她不放手，硬要她在床上坐下。他觉得另外还有别的什么事要做，就在她的身旁坐下。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好人，劳驾，放开手吧，”她用可怜的声调说，“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来了！”她叫道，挣脱了身子。果然有一个什么人往门口这边走过来。

“那么我晚上去找你，”涅赫柳多夫说，“你不是一个人在屋里吗？”

“您在说什么呀？万万使不得！您别这样。”她只是口头上这样说，她那激动慌张的全身却说出了另外一些话。

走到门口来的果然是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她走进房间里，胳膊上搭着一条被子，用责备的目光看涅赫柳多夫一眼，生气地责备卡秋莎不该拿错被子。

涅赫柳多夫默默地走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害臊。他凭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脸色看得出她在责难他，明白她对他的责难是对的，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恶劣，然而兽性的感情已经从他往日对她的优美的爱情下面挣脱出来，控制住他，独自称霸，不承认其他的任何感情了。现在他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满足这种感情，正在想方设法照那样做。

整个傍晚他失魂落魄，一忽儿走到姑姑们的房间里去，一忽儿又走出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后来又在门廊上站住，脑子里只盘算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才能跟她单独见面。可是，不但她在躲避他，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也极力不许她离开身边。

十七

整个傍晚就这样度过去，黑夜来临了。那个医师去睡觉了。姑姑们躺下安歇了。涅赫柳多夫知道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目前在姑姑们的卧室里，只有卡秋莎一个人待在女仆房间里。他就又走出去，在门廊上站住。门外漆黑，潮湿，温暖。整个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大雾，在春天，这样的雾消融着残雪，或者正是因为残雪在融化，才升起了这样的雾。正房前边，百步开外，在陡坡底下有一条河，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那是冰层在碎裂。

涅赫柳多夫从门廊上走下去，踩着结了冰的雪走过泥塘，来到女仆房间的窗子跟前。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那么响，他自己都听见了。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费力地深深吐一口气。女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正在沉思，眼睛呆望着前面。涅赫柳多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很久，想看一下她自以为没有人瞧着她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有两分钟光景，她坐在那儿不动，然后抬起眼睛来，微微一笑，仿佛责备自己似的摇一摇头，然后变换一个姿势，把两条胳膊猛地往桌上一放，呆呆地望着前面。

他站在那儿瞧着她，不由自主地听着他自己的心跳声和从河上传来的古怪的响声。那边，在河上，在雾里，正在进行一种不停的、缓慢的工作，不知是一个什么东西时而呼哧呼哧地喘气，时而咔嚓一声裂开，时而哗啦一声倒下来，时而薄冰像玻璃似的碰得玎玲玎玲地响。

他站在那儿，瞧着卡秋莎的心事重重的、由于内心斗争而苦恼的脸。他不由得怜惜她，然而，说来奇怪，这种怜惜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这种欲念已经完全控制住他。

他敲敲窗子。她仿佛触了电似的，全身一震，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然后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她的脸凑近窗玻璃。甚至在她伸出两个手掌，像护眼罩似的放在她的眼睛两旁，然后认出他的时候，那害怕的神情也仍旧没有离开她的脸。她的脸色异常严肃，他以前从没见过她的脸像这个样子。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微微一笑，而且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微笑的，她心里并没有笑意，而只有恐惧。他对她招手示意，要她到院子里来找他。可是她摇头，意思是说不，她不出去。她仍旧站在窗子那儿不动。他再一次把他的脸凑近窗玻璃，想对她喊一声，叫她出来，可是这时候她回过头去看房门口，分明有人在叫她。涅赫柳多夫就从窗子跟前走开了。雾那么浓，离开房子只有五步远就看不见窗子，只有黑糊糊的一大堆东西，从中照出一片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河上仍旧发出奇怪的喘气声、窸窣声、爆裂声、冰块相碰的玎玲声。院子里，不远的地方，在迷雾中，有一只公鸡啼起来，附近就有别的公鸡接应，随后远处村子里传来互相打岔而又合成一片的鸡鸣声。四下里，除了那条河以外，十分肃静。这时候已经是第二遍鸡叫了。

涅赫柳多夫在房子的墙角那儿来回走了两趟，有好几次把脚踩进泥塘里去，后来又走到女仆房间的窗子跟前。灯仍旧点着，卡秋莎又独自一个人靠着桌子坐定，好像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似的。他刚刚走到窗子跟前，她就瞧他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也没细看是谁在敲窗子，就立刻从女仆房间里跑出去。他听见门扣咔地一响，然后外边的房门吱吱扭扭地开了。这时候他已经在门道的旁边等她，一句话也没说，立刻伸出胳膊去搂住她。她偎紧他，扬起她的头，用她的嘴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道的一个墙角后边，那儿的雪已经化掉，土地是干的。他周身充满一种煎熬着他的、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忽然，外边的房门又咔地一响，又吱吱扭扭地开了，传来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生气的声音：

“卡秋莎！”

她抽身离开他，回到女仆房间里去。他听见门扣一声响，扣上了。这以后一切都归于沉寂，窗子里的红光不见了，只剩下大雾和河上的闹声。

涅赫柳多夫往窗子跟前走过去，然而什么人也没看见。他敲窗子，也没有人应声。涅赫柳多夫绕到前门的门廊上，走回正房里去，可是睡不着觉。他就脱掉靴子，光着脚，顺着过道往她的房门口走过去，她的房间同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紧挨着。起初他听见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发出平稳的鼾声。他正想往前走，忽然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她的床吱吱嘎嘎地响。他的心停住跳动，他呆站了大约五分钟。等到一切又沉寂下来，平稳的鼾声又响起来，他就极力把他的脚踩在不嘎吱嘎吱响的地板上，往前走去，来到她的房门口。任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她分明没有睡着，因为她的呼吸声听不到。他刚刚压低喉咙叫一声“卡秋莎”，她就跳下床，走到房门口来，劝他走掉，她的声调依他听来仿佛在生气似的。

“这像什么话？哎，怎么可以这样？您的姑姑会听见的。”她嘴上这样说着，而她的全身却在说：“我整个都是属于你的。”

只有这句话涅赫柳多夫才听明白了。

“得了，你开一忽儿门吧。我求求你。”他说着这些毫无意义的话。

她不出声，然后他听见一只手摸索着找门扣的声音。门扣咔地一响，他就顺着推开的门缝溜进去。

这时候她穿着又粗又硬的布内衣，裸露着胳膊；他抓住她，抱起她来，把她带走。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呀？”她小声说。

可是他不理睬她的话，把她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

“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她说，可是她的身子更偎紧他了。

等到她周身发抖，一声不响，也不答理他说的话，从他那儿走掉了，他就走出去，来到门廊上，站住不动，极力思索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的意义。

外边亮得多了。下边，河面上，冰块的崩裂声、磕碰声、喘息声越发响起来，而且在原有的各种响声之外，还添上了流水的潺潺声。大雾开始往下降，下弦月从雾幕后面升起来，朦胧地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所遇到的究竟是很大的幸福呢，还是很大的不幸？”他问自己。“这种事是素来就有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说，然后就回去睡觉了。

十八

第二天，风度翩翩、兴高采烈的申博克到涅赫柳多夫的姑姑们家里来找他。申博克凭他的文雅、殷勤、欢畅、慷慨、对德米特里的热爱，把姑姑们完全迷住了。他的慷慨虽然使得姑姑们很喜欢，可是又未免过火，弄得她们简直有点摸不着头脑。门外来了几个瞎眼的乞丐，他一出手就给一个卢布。给仆人们的赏钱，他一下子就拿出十五卢布。他待在这儿的时候，凑巧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小狮子狗秀泽特卡的爪子受了伤，出了血，他就自告奋勇替它包扎，一分钟也没犹豫就把他的花边的麻纱手绢取出来，撕成一条条，给秀泽特卡做了绷带（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知道，像那样的手绢每打的价钱不会下于十五卢布）。姑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却不知道这个申博克已经欠下二十万卢布的债，这笔债，他知道，是永世也还不清的，因此二十五卢布上下的钱在他也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申博克只逗留了一天，当天晚上就同涅赫柳多夫一起动身走掉了。他们不能再多耽搁，因为到军队报到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

涅赫柳多夫在姑姑们家里度过的最后一天当中，前一天夜里的事在他的记忆里还很新鲜，因而有两种心情在他的灵魂里激荡着，相持不下：一种是兽性的爱情所留下的烈火般的、色情的回忆，虽然这种爱情远不及它所应有的那样美满，不过他总算达到了目的，多少得到了一点满足；另一种是他体会到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这件坏事必须弥补一下才行，然而这种弥补却不是为她，而是为他自己。

在涅赫柳多夫当时所处的那种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他只顾到他自己，所考虑的是如果人家知道他怎样对待她，他会不会受到责难，这种责难会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考虑她目前的心境怎样，她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际。

他觉得申博克猜出他同卡秋莎的关系了，这使得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怪不得你对姑姑们忽然起了这么大的孝心，居然在她们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申博克见到卡秋莎以后，对他说，“换了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不肯走了。她可真招人爱啊！”

他还想到，虽然他没有充分享受到他同她的这种爱情的快乐，现在就此走掉未免可惜，不过既然非走不可，倒也未尝没有好处，那就把这种难于保持下去的关系索性一刀两断。他另外又想到，应当给她一笔钱才对，这倒不是为她着想，不是因为这笔钱在她可能有用，而是因为大家素来都这样做，因为他在使用她以后，假如不因此给她一笔钱，别人就会认为他是个不正直的人。他也真的给了她一笔钱，而且就他的身份和她的身份来说，他认为那笔钱要算是相当丰厚的了。

在他动身的那天，吃过中饭以后，他在前堂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就红了，打算从他身旁走过去，而且使一个眼色，要他注意女仆房间的开着的房门，可是他把她拦住。

“我想跟你告别，”他说，手里揉着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这是我给你的。……”

她猜出来了，就皱起眉峰，摇头，推开他的手。

“不，你收下吧。”他吞吞吐吐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仿佛给火烫伤了似的，皱起眉头，哼哼唧唧，跑回他的房间里去。

这以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一想起刚才那个场面就扭动身子，甚至跳起来，而且大声叹气，倒好像他肉体上有什么痛苦似的。

“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素来都是这样做的。申博克就跟一个女家庭教师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自己讲过。格里沙舅舅也有过这样的事。就连爸爸也有过，他当初住在乡下的时候，就跟一个农家的女人生下一个私生子米坚卡，至今还活着。要是大家都这样做，那么可见，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他照这样安慰自己，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自己心安。这件事的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

在他的心灵深处，最深的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极其恶劣，卑鄙，残忍。他对自己的行为既然有这样的看法，他就非但不能指责别人的错处，而且也不敢正眼看别人，更不要说照平素那样自认为是一个优美、高尚、慷慨的青年人了。然而为要继续理直气壮、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他又非把自己看做这样的人不可。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想它。他真就照这样做了。

他当时去参与的那种生活，那种新的地点、新的同事和战争，对这一点倒是颇有帮助的。他越是生活得久，也就越是忘得多，最后果然完全忘光了。

只有一回，那是在战事结束以后，他顺路到姑姑们家里去，希望见到卡秋莎，却听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姑们的家去分娩，在一个什么地方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据姑姑们听说，她完全变坏了。他听了这些，心里很不好受。按时间来推算，她所生的孩子可能就是他的孩子，不过也可能不是他的。姑姑们说她学坏了，说她本来就跟她的母亲一样天性淫荡。姑姑们的这种判断，他听了很受用，因为这仿佛开脱了他的罪责。起初他倒还打算寻访她和孩子，可是后来，只因为一想到这件事，他的心灵深处就感到过于痛苦，过于可耻，他就没有为寻访做出必要的努力，反而赶快忘掉自己的罪恶，索性不去想它了。

然而，现在，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硬逼着他承认他自己没有心肝、残忍、卑鄙，惟其如此他才可能在良心上背负着这样的罪恶而心安理得地生活了这十年。可是要他承认这一切，现在还远远说不上，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这件事，她或者她的辩护人千万别把这件事和盘托出，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才好。

十九

涅赫柳多夫从法庭里出来，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的时候，正好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里。他在窗旁坐下，听四周的人谈话，不住地吸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分明满心同情商人斯梅利科夫的消闲方法。

“嘿，老兄，他玩得可真痛快，很有点西伯利亚的气派呢。他挺有眼光，看中的那个妞儿真不错。”

首席陪审员正在发表一种见解，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鉴定。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跟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玩笑，他们为了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涅赫柳多夫遇到别人问他话，总是用一两个字回答了事。他只巴望一件事，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踩着歪步走来，又一次请求陪审员们回到法庭里去，这时候涅赫柳多夫却感到心惊肉跳，仿佛他不是去审判别人，而是他自己去受审似的。他在心灵深处已经体会到他是个坏人，应当羞于正眼看人才对，然而他仍旧拗不过习惯，用平素那种方寸不乱的动作登上那个高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他原来所坐的第二把椅子上坐下，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

被告们本来也已经押出去，不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候刚刚又给押回来。

法庭里添了新人，都是证人。涅赫柳多夫发现马斯洛娃有好几次瞅着一个装束极其华丽、周身是绸缎和丝绒的胖女人，好像她的眼光离不开她似的。那个女人坐在栏杆前面的头一排座位上，头上戴着很高的帽子，上面扎着大花结，胳膊从手裸露到肘部，上面挂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女人是证人，就是马斯洛娃所在的那个妓院的女掌班。

法庭开始审讯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随后，庭长问两旁的法官要不要让证人们宣过誓以后再加以审问。紧跟着，原先那个老司祭又费力地挪动着两条腿走过来，又像先前那样把绸法衣前胸上的金十字架摆一摆正，带着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态度也像先前那样安详从容，相信他在做一件十分有益而重大的工作。等到宣誓结束，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出庭外去，只留下一个人，就是妓院女掌班基塔耶娃。法庭要求她讲一讲关于这个案子她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基塔耶娃就做出一脸的谄笑，每说一句话就点一下戴着帽子的头，带着日耳曼人的口音，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讲了一遍。

首先到她的妓院里来的，是她所熟识的旅馆茶房西蒙，为一个西伯利亚的富商物色一个姑娘。她就打发柳芭莎（柳博芙）去。过了不大的功夫柳芭莎跟那个商人一块儿回来了。

“那个商人已经有点迷迷乌乌（糊糊）了，”基塔耶娃说，微微一笑，“他在我们这儿仍旧喝酒，还款待那些姑娘。可是他身上的钱不够，就打发这个柳芭莎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取钱，他对这个姑娘已经有了京（情）。”她看一眼女被告说。

涅赫柳多夫仿佛看见马斯洛娃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他觉得这种微笑惹人恶心。他心里生出一种古怪而模糊的厌恶心情，其中还夹杂着怜悯。

“那么您对马斯洛娃有什么看法？”一个经法庭委派担任马斯洛娃辩护人的司法工作候补人员涨红了脸，胆怯地问道。

“她很袄（好），”基塔耶娃回答道，“这个姑娘受过教育，很有派头。她是在一个上流人家长大的，会看法文书。偶尔她喝多了一点酒，不过从来也不撒野。她是个十分袄的姑娘。”

卡秋莎瞅着女掌班，可是后来忽然把她的眼光转到陪审员这边来，停在涅赫柳多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严厉了。她那两只严厉的眼睛当中，有一只是斜睨的。这两只古怪地看人的眼睛，对着涅赫柳多夫瞧了相当久，他虽然提心吊胆，却又不能移开他的目光而不看那对眼白清亮、目光斜睨的眼睛。他不由得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那崩裂的冰块、那满天大雾，尤其是想起了将近早晨才升上来的弯弯的下弦月，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目前这两只虽然瞅着他却又没看见他的黑眼睛，使得他想起了那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

“她认出我来了！”他暗想。他仿佛觉得有人要兜头打下来，就把身子往后一缩。可是她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一口气，又开始瞧着庭长。涅赫柳多夫也叹一口气。“唉，快点审完才好。”他想。这时候，他生出一种近似在打猎的时候不得不把一只受伤的飞禽弄死的心境：又是厌恶，又是不忍心，又是懊恼。那只没有断气的飞禽在猎物袋里不住地扑腾：又讨厌，又可怜，使人不由得想赶快弄死它，把它忘掉才好。

目前，涅赫柳多夫听着法庭审问证人，在他心中起伏着的就是这种混杂的心情。

二十

可是，仿佛故意同他为难似的，这个案子拖得很久。先是法庭依次讯问一个个证人和鉴定人，紧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们检察物证，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戒指，分明是戴在极粗的食指上的，上面镶着梅花形钻石。另外还有一个滤器，其中装着化验出来的毒药。这些物品都盖上火漆印，贴着标签。

陪审员们正准备去看那些物件，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察看那些物证以前先宣读医师的验尸报告。

庭长正在尽可能快地赶办这个案子，为的是赶着去会见他的瑞士姑娘。他虽然很清楚地知道宣读那个文件不会有其他任何效果，只会惹人厌烦，推迟吃中饭的时间，而且他知道副检察官所以要求宣读那个文件，也只不过是因为他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罢了，可是他仍旧不能拒绝，只能表示同意。书记官就取出那个文件来，又用无精打采而又分不清卷舌音л和р的声调念起来：

根据外部检查，证明：

（一）费拉蓬特·斯梅利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43]。

“嘿，好大的一条汉子。”那个商人关心地凑着涅赫柳多夫的耳朵小声说。

（二）自外表观之，该人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左右。

（三）尸体外形浮肿。

（四）全身皮肤均呈淡绿色，若干地方现出黑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隆起水泡若干，大小不等，并有数处皮肤业已大块脱落，状如破布。

（六）头发为深褐色，甚为浓密，一经摸触，极易脱落。

（七）眼球暴出眼眶以外，角膜无光。

（八）鼻孔、双耳、口腔等处流出带泡脓液，口微张开。

（九）面部及胸部极为臃肿，以致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等等，等等。

照这样，四张公文纸上写满了二十七条，详详细细地叙述了那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的可怕的、魁伟的、肥硕的、不断臃肿而且正在溃烂的尸体的外部检查情况。涅赫柳多夫原先生出的模糊的厌恶心情，如今在听了这种尸体的描绘以后，越发加强了。卡秋莎的生活、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暴出来的眼球、他涅赫柳多夫对待她的那种行径，等等，依他看来都像是同一类的东西。那些东西从四面八方把他围住，把他吞没了。等到外部检查报告终于宣读完毕，庭长就深沉地吐出一口气，抬起头来，希望宣读就此完结了。可是书记官立刻又开始念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就又低下头去，用手托住他的脑袋，闭上眼睛。涅赫柳多夫身旁坐着的商人勉强支撑着，免得睡熟，身子不时摇晃一下。被告们坐在那儿，跟他们身后的宪兵那样一动也不动。

根据内部检查，证明：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脱离头盖骨而滑落，各处均无瘀血迹象。

（二）头盖骨具有中常厚度，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业已变色，每一处长约四英寸，脑膜本身呈浊白色。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随后是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随后是医师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出：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和官方呈文中的记载，这个商人的胃部起了变化，他的肠子和肾脏也有局部变化，这些都使人有权利以极大程度的可能性断定斯梅利科夫的死亡乃是由于中毒，而毒药是同酒一齐灌进胃里去的。根据肠胃现有的变化来说明灌进胃里去的究竟是什么毒药，那是困难的；然而必须认为毒药是随着酒一齐灌进胃里去的，因为在斯梅利科夫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的酒。

“看起来，他酒量可不小。”刚刚醒过来的商人又小声说。

宣读这个报告，用掉了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可是这还没有满足副检察官。这个报告念完以后，庭长转过脸去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无须乎念了。”

“我想请求宣读这个检查报告。”副检察官微微欠起身来，眼睛没有看着庭长，厉声说道，他说话的口气使人感觉到：要求宣读是他的权利，他决不放弃这个权利，拒不承认他的权利就会构成上诉的理由。

留着大胡子、害着胃粘膜炎、生着和善的往下耷拉着的眼睛的法官，觉得体力很弱，就对庭长说：

“何必念这个呢？这无非是拖延时间罢了。这些新扫帚是扫不干净灰尘的，只不过多耗费些时间而已。”

戴金边眼镜的法官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阴郁而果断地瞧着前面。他对他的妻子也罢，对生活也罢，一概不存什么好的指望。

宣读文件开始了。

书记官又念起来，带着坚决的口气，提高了喉咙，仿佛打算驱除所有在座的人的睡意似的：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署委托，依据第六三八号指令，由副医务督查官在场监督，对下列内脏进行检验：

（一）右肺及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中）。

（二）胃内杂物（盛于六磅玻璃瓶中）。

（三）胃脏本身（盛于六磅玻璃瓶中）。

（四）肝脏、脾脏、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中）。

（五）肠（盛于六磅陶器罐中）。

庭长从这次宣读一开始就向一个法官侧过身去，低声说话，然后向另一个法官侧过身去。他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以后，就立刻把宣读打断。

“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是多余的。”他说。

书记官就停住嘴，把文件收起来。副检察官生气地动笔记下一句什么话。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去查验物证。”庭长说。

首席陪审员和另外几个陪审员站起来，走到桌子那边去，不知道该叫自己的手做出什么动作或者摆在什么地方才好。他们依次看过戒指、玻璃瓶、滤器。那个商人甚至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头上试了试。

“嘿，他的手指头可真是粗得可以，”他走回他的座位去，说，“活像一根粗黄瓜。”他补充一句，暗自想象中毒丧命的商人生得多么高大魁伟，分明感到这种想象很有趣。

二十一

物证检察完毕，庭长宣布审讯工作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子，就没有宣布休息，马上请公诉人发言，指望着他也是人，也想吸烟，也想吃饭，那么他就会怜恤他们。然而副检察官既不怜恤自己，也不怜恤他们。这个副检察官天生来就极其愚蠢，除此以外又不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得过金质奖章，在大学由于写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而得过奖金，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很满意（他在女人方面得到的成功越发促成他这样），结果他变得格外愚蠢。临到庭长要他发言，他就慢腾腾地站起来，显出他那穿着绣花纹的制服的整个优雅身材，把两只手按在写字台上，微微低下头，向整个大厅扫了一眼，避开被告们的目光，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案子，”他开始发表那篇趁宣读各项报告和文件的时候准备好的演说，“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一种富于特征的罪行。”

依他自己看来，一个副检察官的发言应当具有社会意义，如同已经成名的律师们发表过的著名演说一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缝衣女工，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妹妹），另外还有一个马车夫，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司法界的名流也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事业的。副检察官所信奉的原则，就是永远站在他的地位的高处，也就是探索罪行的心理意义的奥秘，揭露社会的痈疽。

“在你们面前，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一种世纪末的富于特征的罪行。这种罪行具备着所谓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的某些分子，处在这个腐败过程的所谓特别强烈的光芒照耀下，已经身受其害……”

副检察官讲了很久，一方面极力回忆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一刻也不要停顿，务必让他的演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占去一个钟头零一刻钟。只有一回他顿住了，咽了很久的唾沫，不过紧跟着又重整旗鼓，用加倍的雄辩来弥补这个间歇。他讲话一忽儿用温柔讨好的声调，不住调换他的两只脚来站稳，用眼睛瞧着陪审员，一忽儿又用平静郑重的口气，不时瞧一下他的笔记本，一忽儿却用高亢的控告声调，时而转过脸去对着旁听的人说，时而对着陪审员们说。只有那三个被告，虽然都睁大眼睛盯紧他，他却一眼也不看他们。他的演说里引用了当时在他那班人当中极其流行的种种最新学说，那些学说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被认为是科学智慧的定论。这当中有遗传学，有天生的犯罪性格论，有龙布罗索[44]，有塔尔德[45]，有进化论，有生存竞争，有催眠术，有暗示论，有沙尔科[46]，有颓废论。

商人斯梅利科夫，按照副检察官所下的定义，是强壮纯正的俄罗斯人的典型，秉性宽厚，由于轻信别人，也由于宽宏大量而落在深深腐败的人们的手里，遭了殃。

西蒙·卡尔京金是农奴制度的隔代遗传的产物，这个人备受压制，没有受过教育，缺乏任何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夫菲米娅是他的情妇，她是遗传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精神退化的人的各种征象。不过这个罪行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斯洛娃，她本身就是颓废现象的最卑下的代表人物。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看着她，说，“是受过教育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这儿，在法庭上听到过她的女掌班的供词了。她不但会读书写字，她还懂法文。她，这个孤女，多半具有犯罪性格的胚胎。她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长大成人，本来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然而她抛弃她的恩人，沉湎于情欲，为了满足这种情欲而进了妓院。她在妓院里比别的姑娘走红运，这是因为她受过教育，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你们刚才在这儿听到她的女掌班说过的，她善于运用一种神秘的特征操纵她的嫖客，而那种特性近来已经由科学，特别是由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定名为‘暗示’了。她就是凭这种特性笼络住那个俄罗斯壮士，那个心地善良、轻信他人、家财豪富不下于萨特科[47]的客人，利用这种信任先是盗取他的钱财，然后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嘿，看样子，他简直胡扯起来了。”庭长侧过身去对那个严厉的法官笑嘻嘻地说。

“十足的蠢货。”严厉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当儿副检察官接着说下去，优雅地摆动着他的细腰，“你们手里掌握着这些人的命运，而且就连社会的命运也多多少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在运用你们的判决影响社会的命运。你们要领会这种罪行的意义，注意马斯洛娃之类所谓病理学上的人对社会所形成的危害。你们要保卫这个社会以免受到那种人的传染，要保卫这个社会的清白健全的分子以免受到传染而时常沦于灭亡。”

副检察官分明极其欣赏他自己的发言，不过又好像被就要做出的判决的重要性吓倒似的，颓然在椅子上坐下。

他发言的主旨，如果剥掉那些华丽的词藻，无非是说：马斯洛娃博得那个商人的信任以后，就把他迷住，带着钥匙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不料被西蒙和叶夫菲米娅撞破，只得跟他们分赃。这以后，她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迹，就又同商人一块儿回到旅馆里，在那儿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穿一件燕尾服，露出宽阔的、浆硬的半圆形白色胸衬，理直气壮地发言，为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用三百卢布雇来的律师。他为他们两个人开脱，把罪责完全推在马斯洛娃一个人身上。

他不承认马斯洛娃所说的她在取钱的时候博奇科娃和卡尔京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犯了毒死人命罪，她的供词就无足轻重。至于二千五百卢布[48]那笔钱，律师说，两个诚实勤恳的仆人是挣得出来的，他们各自得到旅客的赏钱，有时候一天有三个卢布以至五个卢布之多。商人的钱是马斯洛娃偷去的，后来交给另外的什么人了，或者甚至遗失了，因为她当时不是处在神志清醒的状态里。毒死人命罪是由马斯洛娃一个人干的。

由于这个缘故，他要求陪审员们裁定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即使他们要裁定这两个被告犯了盗窃罪，那么至少不要裁定他们参与毒死人命罪，或者事先参与过预谋。

这个律师结束发言的时候，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是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学的一番宏论虽然阐明了遗传方面的科学问题，然而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因为博奇科娃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得而知。

副检察官生气了，仿佛要咬人似的，在他的纸上记下一句什么话，带着轻蔑的惊讶神情耸了耸肩膀。

随后，马斯洛娃的辩护人站起来，胆怯地发表辩护演说，讲得结结巴巴。他不否认马斯洛娃参与过偷钱的事，只是坚持说她没有毒死斯梅利科夫的意图，她给他药粉吃只是要他睡觉罢了。他想乘机显一显他的口才，就大略讲一下当初马斯洛娃怎样受到一个男人的引诱，这才开始过放荡的生活，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然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她的堕落的全部重担。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里的这种漫谈完全没有得到成功，反而弄得大家都为他害臊。等到他结结巴巴地讲到男人的残忍和女人的孤苦伶仃，庭长就有意给他解围，请求他发言要同案情贴近一点。

这个辩护人讲完以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他的遗传学的论点辩护，反驳第一个辩护人说，即使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世不明，遗传学说的真实性也丝毫不因此失效，因为遗传法则已经由科学充分确定，我们不但可以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也可以由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个辩护人的推测，说什么马斯洛娃是被一个虚构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出“虚构的”三个字）引诱者教坏的，那么眼前的一切证据却毋宁说明她才是一个引诱者，有许许多多的人落在她的手里而遭了殃。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得意洋洋地坐下了。

这以后，法庭要被告们为自己辩护。

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反复地说她任什么事也不知道，任什么事也没有参与过，一口咬定马斯洛娃独自一人犯下了这一切罪行。西蒙光是把下面的几句话反复地说了好几回：

“你们要怎么办都随你们，反正我是没罪的，这是冤枉的。”

可是马斯洛娃什么话也没说。庭长要她说一下为她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

“您怎么了？”坐在涅赫柳多夫身旁的商人听见涅赫柳多夫忽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问道。那是压抑着的哭泣声。

涅赫柳多夫还没有领会他目前地位的全部意义，就把几乎压不住的哭泣和涌到他眼睛里来的泪水归因于他的神经脆弱。他为了遮盖眼泪而戴上夹鼻眼镜，然后拿出手绢来开始擤鼻涕。

他想到如果这儿的一切人，法庭里的一切人，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就会丢尽了脸，这种恐惧压过了他内心正在进行的斗争。在最初的这段时期，这种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

二十二

被告们提出最后供词以后，法官们开始商量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来交给陪审员们去解决，这又费掉不少的功夫。最后各项问题都拟定，庭长就开始做总结发言。

他在叙述案情以前，先用愉快亲热的口吻向陪审员们解释很久，说明抢劫是抢劫，偷盗是偷盗，在下了锁的地方盗窃是在下了锁的地方盗窃，在没下锁的地方盗窃是在没下锁的地方盗窃。他一面解释这些事，一面对涅赫柳多夫特别多看几眼，仿佛特别想让他听明白这种重大的道理，希望他领会以后再向他的同事们分别解释一番似的。然后他推测陪审员们已经充分理解了这些真理，就开始阐发另一个真理，说明所谓的杀害是指这样的一种行为，由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的死亡，因此毒死人命也是杀害。等到这个真理依他看来也已经为陪审员们心领神会以后，他就对他们解释说，如果偷盗和杀害是一同发生的，偷盗和杀害就构成犯罪要素。

尽管他本人一心想快点脱身，而且那个瑞士姑娘在等他，可是他已经干惯了他的工作，一讲开头就无论如何也停不住嘴，因此详细地开导陪审员们，说假如他们认为被告们有罪，他们就有权利裁定他们有罪；假如他们认为被告们没罪，他们就有权利裁定他们没罪；假如他们认为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他们就可以裁定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随后，他又向他们解释说，尽管这种权利已经托付给他们，他们却应当合理地使用这种权利。他还打算对他们解释说，假如他们对所提出的某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他们通过这个答复就裁定了那个问题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假如他们不同意那个问题所提出的全部罪行，他们就得声明他们不同意哪些罪行。不过，他看一眼怀表，发现这时候已经差五分就要到三点，就决定立刻把他的发言转到叙述案情上去。

“这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他开口讲起来，把辩护人、副检察官、证人们已经说过好几次的话全部重述了一遍。

庭长讲着，他两旁的法官都带着深思的样子倾听，偶尔看一眼怀表。他们觉得他的发言虽然很好，也就是说合乎规定，可是未免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有这样的看法，所有法庭工作人员和所有在法庭里的人也都这样想。庭长结束了本案的总结发言。

看样子，一切话都说完了。可是庭长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他的说话权利。他非常爱听他自己的动听的声调，认为还得再说几句，讲一讲交给陪审员们的这种权利的重要性，讲一讲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利而不要滥用它，讲一讲他们已经宣过誓，他们就是社会的良心，议事室里的秘密千万不可泄漏，等等，等等。

马斯洛娃从庭长开口讲话起，就一眼也不放松地瞅着他，仿佛深怕听漏每一个字似的。所以涅赫柳多夫不必担心遇到她的目光，尽可以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他心里正在发生一种常有的现象：起初，一个自己爱过的人的多年不见的脸，由于分别期间所发生的外部变化而使人暗暗吃惊；随后，那张脸渐渐变得跟许多年前完全一样，一切已经发生的变化统统不见了，于是在自己的精神的眼睛前面出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精神的人的主要神情。

涅赫柳多夫的心里就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不错，尽管她穿着长囚衣，尽管她的身材整个放宽，胸脯高耸起来，尽管她的下半张脸展宽，尽管她的额头和鬓角上现出细的纹路，尽管她的眼睛略微浮肿，可是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卡秋莎；正是她，在基督复活节的星期日早晨，那么纯洁地抬起眼睛来瞧着他，瞧着她所爱的人，同时她那对满含着爱慕的眼睛由于心境快乐和生活充实而带着笑意。

“居然有这么惊人的巧遇！真想不到，偏巧这个案子在我陪审的时候开审！偏巧我有十年没在任何地方遇见过她，今天却在这儿，在被告席上遇见她！这件事会怎样结束呢？快一点吧，唉，只求快一点审完才好！”

他仍旧不肯顺从刚开始在他心里抬头的忏悔心情。这件事依他看来无非是一种巧合，马上就会过去，不会干扰他的生活。他感到他的处境好比一只在房间里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圈，把它的鼻子按在它做出丑事的地方。小狗尖声叫着，往后倒退，想躲开它的行动的后果越远越好，想忘掉它，可是铁面无情的主人不肯放开它。涅赫柳多夫也正是像这样感觉到了他以前所做的那件事的全部丑恶，也感觉到了主人的强有力的手，然而他仍旧没有领会他以前所做的那件事的意义，不承认有一个主人。他仍旧打算不相信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件事就是由他造成的。但是那只铁面无情、目力看不见的手，已经抓住他，他已经预感到逃不脱了。他仍然鼓起勇气，按照已经养成的习惯，露出安详的姿态坐在头一排的第二把椅子上，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满不在乎地摆弄他的夹鼻眼镜。不过，他在心灵深处已经体会到不单是他以前的那种行径，就是他的闲散的、放荡的、残忍的、自得其乐的全部生活也是十分残酷、卑鄙、下流的。在整个这段时期，在这十二年当中，由于某种奇迹，有一块可怕的帷幕一直遮住他的眼睛，既不让他看见他的那种罪行，也不让他看见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可是现在那块帷幕却在抖动，他已经不时窥见那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了。

二十三

最后，庭长结束他的发言，用潇洒的手势拿起那张问题表来，交给向他这边走过来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就纷纷站起来，知道现在可以走出去，都暗暗高兴，可是不晓得该把自己的两只手放到哪儿去才好，仿佛在为一件什么事害臊似的。他们陆续走进议事室。他们刚刚关上房门，就有一个宪兵走到这个房门口来，在房门外面站住，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握着它，让刀尖靠在他的肩头上。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给押出去了。

那些陪审员走进议事室里以后，像先前一样，头一件事就是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原先他们坐在法庭里各自座位上的时候，本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反常而虚伪，可是如今他们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那种感觉就消散了。他们带着轻松的心情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活跃地谈起来。

“那个小妞儿没有罪，她受了牵连，”好心肠的商人说，“应当从宽发落才对。”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了，”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应当顺从我们个人的印象。”

“庭长的总结发言讲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好得很！我差点睡着了。”

“关键在这儿：要是马斯洛娃没有串通那些茶房，他们是不会知道有那么一笔钱的。”生着犹太人脸型的店员说。

“那么依您的看法怎么样呢，钱是她偷的？”有一个陪审员问。

“我说什么也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这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妖婆干出来的。”

“他们全是宝货。”上校说。

“可是要知道，她说她没进过那个房间。”

“您倒真听信了她的话。我可是一辈子也不会相信那个贱婆娘的。”

“可话说回来，您光是不相信，也还是不解决问题嘛。”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钥匙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还有那个戒指呢？”

“可是，她不是说过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个大个子商人本来就脾气暴，又多喝了几盅，就把她揍了一顿。嗯，后来，当然了，他觉着不过意了。‘喏，你拿去吧，’他说，‘别哭了。’这个人可是壮得出奇：刚才我听到他的身量有两俄尺十二俄寸高，有八普特[49]重呢！”

“这些都不关紧要，”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插嘴说，“问题在这儿：这件事究竟是由她教唆和出谋划策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单是那两个茶房办不成这件事。钥匙在她的手里嘛。”

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进行了相当久。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坐到桌子这边来讨论吧。请。”他说，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

“那班窑姐儿简直是坏蛋。”店员说。他为了肯定他认为马斯洛娃是主犯的看法，就讲起一个这样的姑娘怎样在林荫路上偷去他朋友的怀表。

那个上校趁此机会讲起一个越发惊人的关于盗窃银茶炊的案子。

“诸位先生，请你们讨论问题吧。”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静下来。提出的问题如下：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克拉皮文县博尔基村农民，年三十三岁。他是否犯了这样的罪：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抱着劫夺商人斯梅利科夫的钱财的目的，蓄谋杀害他的性命，于是串通别人，将毒药放入白兰地酒内，交他喝下，因而使斯梅利科夫丧命，并且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小市民，年四十三岁。她是否犯了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

（三）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马斯洛娃，小市民，年二十七岁。她是否犯了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

（四）如果被告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未犯第一个问题内所开列的罪，则她是否犯了这样的罪：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某某城，她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工作的时候，在旅馆客人，即商人斯梅利科夫所住的房间里，从一个锁着的皮箱里秘密偷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且为此目的，随身带去事先配好的钥匙一把，用以开启那个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答复。大家一致同意做出答复说：“是的，他犯了这样的罪”，认定他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盗窃罪。只有一个年老的劳动组合[50]成员不同意裁定卡尔京金有罪，他对所有的问题都主张以宣告无罪释放作为答复。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了解，就对他解释说，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有罪，可是那个劳动组合成员回答说，他了解这一点，不过最好还是怜恤他们。“我们自己也不是圣徒啊。”他说，还是坚持他的意见不变。

对于第二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经过长久的讨论和解释以后，大家做出了答复：“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足以证明她参与毒死人命罪，在这方面她的律师曾经特别强调过。

商人有意开脱马斯洛娃，就坚持主张博奇科娃是一切罪行的主谋犯。有许多陪审员同意他的意见，然而首席陪审员要严格地按法律办事，就说没有根据裁定她是毒死人命罪的同谋犯。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得胜了。

对于第四个有关博奇科娃的问题，大家做出答复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后来，经劳动组合成员的坚持而加上一句：“但是应该从宽发落”。

可是，第三个有关马斯洛娃的问题却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决主张她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盗窃罪，可是商人不同意，跟商人站在一边的有上校、店员、劳动组合成员。其余的人似乎摇摆不定，然而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渐渐得势，特别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都已经疲乏，情愿附和那种能够快一点得出结论，因而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意见。

涅赫柳多夫根据审讯的经过情形，根据他对马斯洛娃的了解，相信她不论是在毒死人命还是偷盗钱财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可是后来却看出大家倾向于判她有罪，因为那个商人的辩护很笨拙，他出头辩护分明是由于马斯洛娃在姿色上中了他的意，这是就连他自己也不掩饰的，并且因为首席陪审员正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反击，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涅赫柳多夫原想反驳他们，然而他不敢替马斯洛娃讲话，觉得好像大家就会立刻知道他同她的关系似的。不过他又感到他不能让事情就照这样发展下去，非反驳不可。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刚要开口讲话，正巧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虽然到这时候为止一直沉默着，现在却显然被首席陪审员的权威口吻惹恼了，忽然开口反驳他，恰好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所想说的话。

“请容我说几句，”他说，“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的手里。可是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走后另配一把钥匙来开那个皮箱吗？”

“嗯，是啊，嗯，是啊。”商人附和道。

“再者，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处在她的地位，她没法处置那笔钱。”

“我也正要这么说。”商人肯定道。

“恐怕是她到旅馆里去了一趟，才引得那些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后把一切罪责都推在她的身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得很冒火。他的火气勾起了首席陪审员的火气，结果首席陪审员特别固执地坚持他的相反意见。可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得那么有道理，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定马斯洛娃没有参与过偷钱的事，也没有偷过戒指，认为戒指是人家送给她的。等到大家讲起她是否参与过毒死人命罪，那个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就说，必须裁定她没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必要把他毒死。然而首席陪审员说不能裁定她没犯这样的罪，因为她自己都招认她放过药粉。

“她放是放了，不过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就是用鸦片也能害死人。”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趁这个机会讲起他内弟的妻子怎样服鸦片自尽，要不是附近有医生，连忙采取急救措施，她就死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从容，气派又那么尊严，弄得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受到这个例子的感染，决心打断他的话，好讲一讲他的故事。

“另外有些人却服惯了鸦片，”他开口说，“一回就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别人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的妻子所发生的后果。

“可是，诸位先生，要知道现在已经四点多钟了。”有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发话了，“我们就裁定她犯了这种罪，可是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她没有盗窃他的钱财。就这样好不好？”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对他自己的胜利很满意，就同意了。

“不过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那个劳动组合成员坚持己见，认为应该说：“不，她没有犯罪。”

“反正结果就是这样，”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她没有盗窃钱财。这样一来，她也就没罪了。”

“就照这么办好了。再要求从宽发落，这就把什么漏洞都堵上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都已经那么疲劳，又给这场争论闹得头昏脑胀，因而谁也没有想起来在答案里添上一句：是的，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

涅赫柳多夫当时极其激动，连他也没注意到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写下来，送到庭上去。

拉伯雷[51]写过一个律师，办案的时候引证各式各样的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无法理解的拉丁语法律条文，然后向法官提议掷骰子，看掷出来的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那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那就是被告有理。

目前也是这样。大家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决定，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却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虽然讲得很久，这一回却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员们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第二，上校把他内弟的妻子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涅赫柳多夫当时过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以为有了“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就消除了判罪的可能；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乏，都巴望着快一点散会，所以才同意了这个可以把事情快一点了结的决定。

陪审员们摇了摇铃。宪兵本来立在门外，手里握着拔出鞘来的军刀，这时候就把军刀收回鞘里，闪到旁边去。法官们纷纷就位。陪审员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出来。

首席陪审员神情庄严地拿着那张表。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交给他。庭长把表看一遍，分明感到惊讶，摊开了两只手，就转过身去跟他的同事们商量。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员们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件：“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件：“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从陪审员们的决定看来，事情竟成为这样：马斯洛娃没有偷窃，也没有劫夺钱财，同时又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而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送来多么荒唐的答案，”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要知道这等于判她去做苦工而她又没有罪。”

“不过，她怎么能没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简直没有罪。依我看来，这种情形应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倘若发现裁决不公正，就可以取消陪审员们的决定。）

“您觉得怎么样？”庭长转过身去，对那个和善的法官说。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他瞧了瞧面前放着的一份公文上的号码，把那些数目字加在一起，不料得出来的和数不能用三除尽。他本来在占算：要是用三除得尽，他就同意。现在尽管除不尽，不过他心肠太软，还是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转过身去，对气愤的法官说。

“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坚决地回答说，“报纸本来就已经在纷纷议论，说陪审员们总是开脱罪犯；如果法官也开脱罪犯，那它们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他的怀表。

“真是可惜。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完，就把那张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员，请他宣读一遍。

大家就站起来。首席陪审员清了清喉咙，左右脚替换地站着，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所有法庭工作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们以至副检察官在内，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被告们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显然没有了解答案的意义。大家又坐下来，庭长就问副检察官说，他认为应该对被告们处以什么样的惩罚。

副检察官原来就要定马斯洛娃的罪，现在出人意外地成功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就把这种成功归因于他自己的口才。他查了查书，略微欠身站起来，说：

“我认为应该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处分西蒙·卡尔京金，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处分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

所有这些惩罚都是依法所能判处的最重的惩罚。

“审理暂停，由法官们去议定判决。”庭长站起来说。

大家随着他站起来，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走动。

“我们，老兄，闹出丢脸的错处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当时首席陪审员正在跟涅赫柳多夫谈一件什么事，“要知道，我们打发她去做苦工了。”

“您说什么？”涅赫柳多夫叫起来，这一回他完全没有留意到教师的惹人不愉快的随便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一句：‘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刚才书记官对我说，副检察官判她做十五年苦工。”

“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裁定的。”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开始争论，他说既然她没有拿那笔钱，她也就不可能有杀人害命的意图，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要知道，我走出议事室以前，是把答案念过一遍的，”首席陪审员辩白说，“谁也没有反对。”

“那时候我正走出房外去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可是，您怎么就放过去不管呢？”

“我根本没想到。”涅赫柳多夫说。

“您没想到不要紧，可就出了事了。”

“不过这是可以纠正的。”涅赫柳多夫说。

“哎，不行，现在全完了。”

涅赫柳多夫瞧着那些被告。他们，这些已经决定了命运的人，仍旧在栏杆和士兵之间坐着，一动也不动。马斯洛娃不知为了什么事在微笑。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有一种恶劣的感情在活动。这以前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在这个城里住下，他自己正在踌躇，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因为跟她保持任何关系都是困难的。可是现在，苦工和西伯利亚，干脆消除了他跟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没有打死的鸟不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会议室里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念道：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奉皇帝陛下诏谕，根据各位陪审员先生裁定，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京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年二十七岁，着即褫夺公权，发送西伯利亚服苦役刑，卡尔京金八年，马斯洛娃四年，并承受刑法典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年四十三岁，着即褫夺其个人并按其社会地位所应享有之一切特有权利及特权，处以三年徒刑，押送监狱执行，并承受刑法典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着由各该被告平均负担，若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各项物证着予变卖，戒指追回，酒瓶销毁。

卡尔京金站着，仍旧挺直身子，把两条胳膊紧贴在身子两旁，翘起手指头，脸上的肌肉不住蠕动。博奇科娃显得十分沉着。马斯洛娃听完判决以后，脸色涨得通红。

“我没罪，没罪啊！”她忽然叫起来，声音响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这是冤枉人。我没犯罪。我没起过那种心，我想都没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呀。”她说完，就往长凳上一坐，放声大哭。

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走出庭外去了，可是她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痛哭，宪兵不得不碰一碰她囚衣的袖子。

“不行，不能让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完全忘了他那种恶劣的感情。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急急忙忙赶到过道上去想再看她一眼。门口正拥挤着活跃的一群人，那是陪审员们和律师们在走出去，因为办完了案子而感到满意。这就使得涅赫柳多夫只好在门口耽搁几分钟。等他走到过道上，她却已经走远了。他加紧步子追上去，顾不得他的举动引起人的注意，一直跑到她的前面才站住。她已经止住哭声，光是抽抽噎噎地饮泣，用头巾角擦她那红一块白一块的脸。她从他身旁走过去，没有看他一眼。他等她走过去以后，急忙走回去，为的是去见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涅赫柳多夫一直追到法院看门人的房间里才碰上他。

“庭长先生，”涅赫柳多夫走到他跟前说，那时候庭长已经穿上薄大衣，看门人递给他一根银顶手杖，他正伸手接过来，“我可以跟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就是涅赫柳多夫公爵吧？见到您很高兴。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跟涅赫柳多夫握手，愉快地想起跟涅赫柳多夫相逢的那个傍晚他自己跳过舞，而且跳得那么好，那么快活，简直比所有的青年人都出色。“有什么事要我给您效劳吗？”

“关于马斯洛娃的那条答案发生了一点误会。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她被判决做苦工去了。”涅赫柳多夫带着满心愁闷的样子说。

“法庭正是根据你们做出的答案议定判决的，”庭长说着，向大门口走去，“不过就连法官们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他这才想起他本来想对陪审员们说明，如果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而没有否定杀人害命的意图，这个答复就肯定了预谋杀人的罪行，然而当时他忙于办完这个案子，没有这样做。

“不错，可是难道这个错误就不能纠正吗？”

“上诉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得找律师谈一谈。”庭长说，把帽子戴到头上，略微歪一点，同时继续往门口走去。

“不过这未免太可怕了。”

“是啊，您要知道，马斯洛娃的面前本来不外乎有两种前途。”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涅赫柳多夫，对他谦恭些。他把络腮胡子理到大衣领子外面，伸出手去轻轻挽着涅赫柳多夫的胳膊肘，往门口走去，继续说道：“您一定也要走吧？”

“是的。”涅赫柳多夫说，匆忙地穿上大衣，跟他一块儿走出去。

他们走到令人喜悦的灿烂阳光下，立时就得大声说话，才能压过车轮在马路上响起的辘辘声。

“这个局面，您明白，是奇怪的，”庭长提高了喉咙，继续说，“因为她，这个马斯洛娃的前途不外乎两种：要么几乎是无罪开释，只在监狱里囚禁一个时期，而且她先前监禁的日子还可以从中扣除，甚至只要短期拘留一下也就算了；要么就是去做苦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要是你们添了一句：‘但是没有致人死命的意图’，她就无罪开释了。”

“我正是不可原谅地忽略了这一点。”涅赫柳多夫说。

“关键就在这一点。”庭长含笑说道，看一下怀表。

这时候离克拉拉约定的最后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现在，要是您高兴的话，不妨去找律师谈一谈。必须找一个上诉的理由。这总是可以找到的。到贵族街去，”他回答街头马车的马车夫说，“三十个戈比，绝不多添一个。”

“老爷，您上车吧。”

“再见。如果您有事要我效劳的话，请到贵族街的德沃尔尼科夫的房子里来找我。这个地名是容易记住的。”

他亲切地一鞠躬，坐上马车走掉了。

二十五

涅赫柳多夫同庭长谈了话，又吸到了清新的空气，这才略微心安了一点。这时候他暗想，他所经历过的心境，是由于整个上午在极不习惯的条件下度过而被他夸大了。

“不消说，这是惊人的、使人震动的巧事！我一定要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来减轻她的厄运，而且要赶快做。马上就动手。对，我应当就在这儿，在这个法院里，打听清楚法纳林或者米基申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这两个著名的律师。

涅赫柳多夫就回到法院里，脱掉大衣，走上楼去。不过他在头一道走廊上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法纳林，说有事要跟他商量。法纳林认得他，也知道他的姓名，就说很愿意为他出力。

“虽然我已经累了……不过，要是所占的时间不多，您就把您的事对我讲一讲。我们到这边来吧。”

法纳林把涅赫柳多夫领进一个房间里，多半是某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一张桌旁坐下。

“那么，是什么事呢？”

“首先，我想要求您一件事，”涅赫柳多夫说，“不要让外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子。”

“嗯，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没罪的女人，判去做苦工了。这件事使得我心里难过。”

涅赫柳多夫连自己也没料到，竟然涨红脸，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对他瞟了一眼，又低下眼睛去，听着。

“哦。”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没罪的女人判了罪。我希望撤消原判，把这个案子告到最高法院去。”

“告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这就是我想求您承办的事。”

涅赫柳多夫想把最难出口的话说完，因此他马上又接下去说：

“至于这个案子的酬劳费和各项开支，不管是多少钱，统统由我承担。”他说着，脸红了。

“哦，这方面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律师说，看到涅赫柳多夫毫无经验，就宽厚地笑了笑。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涅赫柳多夫讲了一遍。

“好吧，明天我就来办这个案子，查一查案卷。后天，不，星期四，下午六点钟请您到我家里来，我给您一个答复。就这样，好不好？那我们走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在这儿查问一下。”

涅赫柳多夫向他告辞，走出去了。

他跟律师谈了一番话，再加上他已经采取步骤为马斯洛娃辩护，就使他越发心安了。他走到外面。天朗气清，他快活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街头马车的马车夫们纷纷要为他出力，可是他情愿步行。顿时，有一大串关于卡秋莎，关于他对待她的那种行径的想法和回忆，在他的头脑里翻腾起来。于是他又闷闷不乐，一切都显得阴郁暗淡了。“不，这些我留到以后再考虑好了，”他对自己说，“现在却相反，应该丢开这些沉重的印象，散一散心才对。”

他想起科尔恰金家的宴会，就看了一下怀表。时候还不算迟，还能赶上宴会。一辆公共马车响着铃铛开过来。他就紧跑几步，跳上车去。到了广场，他下车，雇了一辆漂亮的街头马车坐上去。十分钟以后，他的马车就停在科尔恰金家的大厦门口了。

二十六

“请进，老爷，他们在等您，”科尔恰金家那幢大厦的亲热而肥胖的看门人说，拉开大门口的橡木大门，门上安着英国制的铰链，不出声地开了，“他们已经坐上席了，不过吩咐下来，说是等您到了就请您去。”

看门人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到楼上去的铃。

“有哪些外客？”涅赫柳多夫一面脱衣服，一面问道。

“有科洛索夫先生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另外就都是家里人了。”看门人回答说。

楼梯上边，有一个漂亮的听差，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往下看一眼。

“请上来，老爷，”他说，“主人吩咐过，请您就去。”

涅赫柳多夫走上楼梯，然后穿过他所熟悉的一个宽敞华丽的大厅，走进饭厅。在饭厅里，一家人已经围着饭桌坐好，只有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不在，她是从来也不走出她的房间的。饭桌的上首坐着老科尔恰金。左边，挨着他坐的是医师。右边是客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索夫，以前当过省里的首席贵族，目前担任银行的董事，是科尔恰金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其次一个人是米西的小妹妹的家庭女教师雷德尔小姐，她身旁坐着那个四岁的小姑娘。饭桌右边，在她们对面，是米西的弟弟，科尔恰金家的独生子，中学六年级学生彼佳，全家人都在等他的考试，为了他而留在城里没有走。彼佳的身旁坐着一个大学生，是彼佳的补习教师。饭桌左边，再其次一个人，是四十岁的老姑娘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信奉斯拉夫派思想。她的对面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或者叫米沙·捷列金，是米西的表哥。饭桌的下首是米西本人，她旁边放着一份没有动用过的餐具。

“嗯，这才好。请坐，我们刚在吃鱼。”老科尔恰金正小心地用假牙咀嚼，费力地说着，抬起布满血丝的、看不出眼皮的眼睛瞧着涅赫柳多夫。“斯捷潘。”他嘴里满是食物，扭过脸去对一个壮实而庄严的饭厅仆役说，用眼睛指了指那份空着没有人用的餐具。

虽然涅赫柳多夫同老科尔恰金很熟，已经有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见到他，可是今天老科尔恰金通红的脸，他那两片厚嘴唇在他背心里掖着的餐巾上边发出来的吧唧吧唧声、他那肥厚的脖子、尤其是他那将军气派和整个过于肥胖的身材，不知怎的，使涅赫柳多夫看得特别不顺眼。涅赫柳多夫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所耳闻的这个人的残忍性格，当初这个人在某一地区做长官的时候，常常下令把人鞭笞一顿，甚至把人绞死，上帝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因为他已经有财有势，并不需要禄位高升。

“菜马上就端来，老爷。”斯捷潘说着，从放着许多银瓶的食器柜里取出一把大汤匙来，向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漂亮听差点一下头，那个人就立刻动手摆好米西旁边没有动用过的餐具，那上面本来盖着一块浆硬的餐巾，折叠得很精巧，正好露出餐巾上所绣的家徽。

涅赫柳多夫绕着整个饭桌走一圈，同所有的人握了手。他走过去的时候，除了老科尔恰金和女士们以外，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同其中大多数人从来也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却绕着饭桌兜了一个圈子，同所有在座的人握手，这种事今天依他看来显得特别不愉快，而且可笑。他为迟到而道过歉，刚要在饭桌尽头米西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空位子上坐下，可是老科尔恰金要求他即使不喝白酒，也仍旧应该到另一张桌子那儿去吃一点冷荤菜，那儿放着龙虾、鱼子、干酪、咸青鱼。涅赫柳多夫没有料到他自己会那么饿，等到他开始吃夹干酪的面包，就停不住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哦，怎么样，你们颠覆了社会基础吧？”科洛索夫讽刺地引用反动报纸上抨击陪审制度的一句话说，“你们把有罪的判了无罪，把无罪的判了有罪，对不对？”

“颠覆了社会基础……颠覆了社会基础……”公爵反复说着，笑起来。他是无限信任他这个自由派的同事和朋友的才智和学识的。

涅赫柳多夫却不顾失礼的危险，完全不理睬科洛索夫的话，坐下去，凑着一盆刚端上来冒着热气的汤菜，继续咀嚼着。

“让他先吃吧。”米西含笑说，用代名词“他”来使人注意她和他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当儿，科洛索夫精神焕发，高声讲起一篇使他愤慨的、反对陪审制度的文章的内容。公爵的表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附和他的见解，讲起同一家报纸上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照往常那样极其distinguée[52]，装束得漂亮而又不刺眼。

“您大概累坏了，也饿坏了。”她等涅赫柳多夫嚼完，就对他说。

“不，不算特别累和饿。那么您呢？去看画展了吗？”他问。

“没有，我们改期再去了。我们在萨拉马托夫家里打lawntennis[53]来着。确实，克鲁克斯先生打得很出色。”

涅赫柳多夫到这儿来是为了散一散心。他在这个家庭里素来感到愉快，这不但是因为这儿的豪华有优美的味道，对他的心境起着愉快的作用，而且也因为这儿有一种阿谀的亲热气氛总是在无形之中围绕着他。不过今天，说来奇怪，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从看门人、宽楼梯、花卉、听差们、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为止，一概惹得他厌恶。今天就连米西在他的眼里也显得不可爱，不自然。他不喜欢科洛索夫那种自以为是的、庸俗的自由派论调，也不喜欢老科尔恰金那种牛样的、神气活现的、浑身是肉的身材。斯拉夫派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的法国话惹得他不愉快，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的拘谨的面容也惹得他不愉快，而特别惹得他不愉快的是米西提到他的时候所用的代名词“他”。……涅赫柳多夫对米西素来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有的时候他仿佛眯细眼睛瞅着她，或者仿佛在月光下瞧着她，在她身上看见了一切优美的东西：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自然……有的时候他好像在明亮的阳光下似的，却忽然看见了她的缺陷，而且也不能不看见。今天在他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了她脸上的一切细纹，知道而且看见她的头发松散，看见她的胳膊肘尖尖的，主要的是看见她大手指头上的宽指甲，简直跟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样。

“那是一种非常乏味的游戏，”科洛索夫讲到网球的时候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却热闹得多。”

“不，您没有实际体验过。那种游戏好玩透了。”米西反驳说。涅赫柳多夫却觉得她把“透”这个字说得特别不自然。

这就掀起了一场争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也都参加了。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一声不响，分明觉得乏味。

“总是吵嘴！”老科尔恰金说，扬声大笑，取下掖在背心里的餐巾，从饭桌旁站起来，把他的椅子往后一撤，发出哗啷一响，立刻就有一个听差把椅子接过去。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跟着他站起来，往一张小桌子那边走过去，那儿放着些漱口盅，盛满了香喷喷的温水。他们漱过口，继续谈那些谁也不发生兴趣的话。

“难道不是这样吗？”米西扭过脸来对着涅赫柳多夫说，有意要他来肯定她的见解，那就是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游戏更能显出人的性格的了。她却在他的脸上看见了她平素怕在他脸上看见的那种精神恍惚的、而且依她看来似乎心怀不满的神情。她想弄明白这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

“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涅赫柳多夫回答说。

“您要去看妈妈吗？”米西问。

“是啊，是啊。”他说着，取出一根纸烟来，可是他的口气却分明在说他并不想去。

她沉默下来，用疑问的眼光瞧着他，他觉得难为情了。“真的，又要到人家的家里来，又弄得人家扫兴。”他这样想他自己。他就极力显得殷勤，说是如果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乐于去的。

“对，对，妈妈会很高兴跟您见面的。您在那儿也可以抽烟。伊万·伊万诺维奇也在那儿。”

这个家庭的女主人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是一个经常躺着的太太。她躺着见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穿戴着花边和缎条，周围满是天鹅绒、贴金的摆设、象牙器皿、铜器、漆器、花卉。她从来也不乘车出门，只接见她所谓的“自己的朋友”，也就是一切依她看来在某一方面超群出众的人。涅赫柳多夫也被她看做这一类的朋友，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青年人，因为他母亲原是这家人的亲密的朋友，也因为如果米西能够嫁给他，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原来走在涅赫柳多夫前边，等到走进一个大客厅里，却坚决站住，手扶着一把涂金的小椅子的椅背，瞅着他。

米西很想出嫁，而涅赫柳多夫就是一个好配偶。除此以外，她喜欢他，她已经习惯于一种想法：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就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不自觉的然而固执的狡猾手法来达到她的目的。她目前跟他谈话，就是为了要他说明他的心事。

“我看出来您必是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她说，“您怎么了？”

他想起他在法庭上同卡秋莎的相逢，就皱起眉头，涨红了脸。

“是的，我是遇到了一件事，”他说，情愿说出真话，“而且是一件奇怪的、不平常的、重大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呢？您不能说一说吗？”

“现在我不能说。请您容许我不说才好。所发生的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充分考虑。”他说着，脸涨得越发红了。

“那么您对我都不肯说？”她脸上的肌肉颤抖一下，她手扶着的小椅子也挪动一下。

“是的，我不能说。”他答道，感到他这样回答她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确实遭到了一件很重大的事。

“好，那我们走吧。”

她摇一下头，好像要甩掉那些不必要的思想似的，然后迈开比平时更快的步子往前走去。

他觉得她好像不自然地抿紧嘴唇，为的是忍住眼泪。他看到他自己惹得她伤心，不由得害臊、难过，可是他知道，他稍稍表现一点软弱，就会把他自己毁掉，也就是说，就会把他自己跟她联系在一起，拆不开了。可是今天，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他一句话也没说，跟她一块儿走到公爵夫人的私室里。

二十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已经吃完她那顿很讲究、很滋补的饭。她老是独自一个人吃饭，免得让外人看见她做这件缺乏诗意的事。她的躺椅旁边立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咖啡。她在吸一支用玉蜀黍叶制成的纸烟[54]。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黑发女人，牙齿很长，眼睛又大又黑，仍旧极力打扮得少俊。

关于她同那个医师的关系，人们说过不少坏话。以前涅赫柳多夫一直忘了这一点，可是今天他不但想起来了，而且看见那个医师就坐在她的椅子旁边，看见他那抹了油而亮光光的、从中间分开的胡子，就不由得感到非常恶心。

科洛索夫在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身旁一把又矮又软的圈椅上坐着，靠近那张小桌，在搅动咖啡。小桌上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跟涅赫柳多夫一块儿走进她母亲的房间里，可是她没有在房间里留下来。

“等到妈妈累了，把你们赶走，你们就来找我好了。”她转过身来对科洛索夫和涅赫柳多夫说，从她的口气听来倒好像她跟涅赫柳多夫之间根本没出什么事似的。她快活地微笑着，在厚地毯上不出声地迈动步子，走出房外去了。

“啊，您好，我的朋友，请坐，谈一谈吧。”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说，现出她那种精致的、假装出来的、完全像是出于自然的笑容，露出两排好看的长牙，这一口假牙做得非常精巧，完全跟以前的真牙一样。“我听说您从法院里来，心绪很郁闷。我想，这种工作对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来说未免太苦。”她用法语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涅赫柳多夫说，“人常常会感到自己不……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审判别人……”

“Comme c’est vrai.[55]”她叫道，仿佛被他的这句话的真实性震动了似的。她像往常那样巧妙地奉承跟她谈话的人。

“哦，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有兴趣呢，”她又说，“要不是因为我有病，我早就到您的家里去了。”

“我完全把它丢在一边了。”涅赫柳多夫干巴巴地回答说，今天她的假意奉承在他看来就跟她要遮盖的老态一样明显。他再也不能强制自己顾全礼貌了。

“这可不应该！您要知道，列宾亲自对我说过，他有很不错的才能。”她扭过头去对科洛索夫说。

“她这么说谎，怎么会不害臊。”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暗自想道。

等到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终于相信涅赫柳多夫心绪恶劣，谁也不可能把他引到愉快隽永的谈话里来，她就转过脸去对着科洛索夫，问他对一出新上演的戏有什么看法，从她的口气听起来倒好像科洛索夫的意见一定会解决一切疑问，这个意见的每一个字都一定会永垂不朽似的。科洛索夫把这出戏批评了一顿，趁此机会发挥了他对艺术的见解。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被他的见解的正确所震动，极力想为这个剧本的作者辩护，不过立刻或是让步，或是寻找折衷的理由了。涅赫柳多夫在一旁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到的却同他面前的情况完全两样。

涅赫柳多夫时而听着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讲话，时而听着科洛索夫讲话，看出来：第一，不论是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还是科洛索夫，都完全没把这个剧本放在心上，他们彼此之间也漠不相关，如果他们在谈话，那也无非是为了满足每逢吃过饭以后想活动一下舌头和喉咙的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科洛索夫喝过白酒、葡萄酒、甜酒以后，已经有几分醉意，然而不是像平素难得喝酒的农民们的那种醺醉，而是像喝酒成瘾的人们所常有的那种薄醉。他身子不摇晃，嘴里也不说胡话，而是处在兴奋和沾沾自喜的不正常状态里；第三，涅赫柳多夫看出来，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在谈话当中带着不安的神色瞧着一个窗子，有一道斜射的阳光射进窗口，开始移到她身上来，那就可能过于清楚地照出她的老态。

“这话多么真实啊。”她针对科洛索夫的一句评语说，在她躺椅旁边的墙上按一下电铃的按钮。

这时候医师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房外去了，像是这个家里的人一样。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一面继续谈话，一面目送他走出去。

“劳驾，菲利普，把那个窗帘放下来。”她看见那个漂亮的听差听到她的铃声走进来，就用眼睛指一指窗上的帘子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它总还有点神秘主义的东西，而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就不成其为诗了。”她说着，同时斜过一只黑眼睛去，生气地瞅着放下窗帘的听差的动作。

“没有诗，神秘主义就成了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诗就成了散文。”她说，悲哀地微笑着，同时一眼也不放松拉上窗帘的听差。

“菲利普，您不该放下这个窗帘，要放下的是大窗子上的窗帘。”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痛苦地说，显然在怜惜自己，因为不得不费那么多气力来交代这些话。她为了安慰自己，就立刻举起她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把那根正冒着烟而香味扑鼻的纸烟送到嘴上去。

胸脯宽阔、筋强力壮的美男子菲利普，仿佛赔礼似地微微一鞠躬，一句话也没说，迈开他那两条健壮有力、腿肚鼓起的腿在地毯上轻轻走动着，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仔细地瞧着公爵夫人，开始拉好窗帘，务必不让一丝阳光照到她的身上。可是就连这样，他也还是没有做对，于是受尽折磨的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又不得不中断她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来纠正那个头脑不清楚、无情地烦扰她的菲利普。一时间菲利普的眼睛里有个火星闪了一下。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涅赫柳多夫在一旁瞧着整个这场戏，暗自想着。不过，菲利普，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盖他的不耐烦的动作，沉住了气，开始依照疲惫不堪的、娇弱无力的、虚伪透顶的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吩咐他的话去做。

“不消说，达尔文的学说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真理，”科洛索夫说，懒洋洋地靠在矮圈椅上，用带着睡意的眼睛瞧着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然而他超过了限度。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问涅赫柳多夫，嫌他的沉默惹人厌烦。

“遗传？”涅赫柳多夫反问道。“不，我不相信。”他说。这时候他全神贯注在不知什么缘故他脑海里出现的一些奇怪的形象上。他暗自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普赤身露体的模样，然后把赤裸裸的科洛索夫放在他的身旁，肚子活像西瓜，头顶光秃，胳膊没有筋肉，像是两根藤条。同样，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的两个肩膀本来由绸缎和天鹅绒盖住，这时候也在他的脑海里隐约露出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过于可怕，他极力把它赶走了。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用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不过米西在等您去呢，”她说，“您到她那儿去吧，她想给您弹舒曼[56]的一个新曲子……那曲子很有味。”

“她根本就没有想弹什么曲子。这都是她不知什么缘故在说谎。”涅赫柳多夫暗想，站起来，握一握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的透明的、露出骨节的、戴满戒指的手。

他在客厅里迎面遇见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她立刻开口讲话。

“说真的，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弄得您苦恼不堪。”她照例用法语说。

“是的，请您原谅我，今天我心绪不好，我没有权利弄得别人扫兴。”涅赫柳多夫说。

“您为什么心绪不好呢？”

“请您容许我不谈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总该记得，以前您说过，人应当永远说实话，而且当时您就对我们大家说了些很不客气的实话。可是现在您为什么就不愿意说了呢？你记得吧，米西？”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扭过脸去对米西说，这时候米西正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做游戏，”涅赫柳多夫严肃地回答说，“在游戏当中人是可以说实话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却很坏，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坏，至少我就不能说实话。”

“您不必修改您的话，您最好还是说一说我们在哪方面都很坏吧。”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一味耍嘴皮子，仿佛没有注意到涅赫柳多夫的严肃神情似的。

“再也没有比承认自己心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也不肯对自己承认心绪不好，因此我的心绪永远很好。好吧，那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我们来想法排遣您的mauvaise humeur[57]。”

涅赫柳多夫生出一种感觉，近似于一匹马被人摩挲着，要给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时候必然会生出的那种感觉。可是今天他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了，就开始告辞。米西跟他握手，比平时握得久一点。

“您要记住，在您是重大的事情，对您的朋友来说也是重大的，”她说，“明天您会来吗？”

“多半不会来。”涅赫柳多夫说，感到害臊，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他自己害臊呢，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脸，匆匆地走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Comme cela m’intrigue，[58]”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等涅赫柳多夫走后，说，“我一定要问明白。这大概是一件affaire d’amour-propre：il est très susceptible，notre cher[59]米佳[60]。”

“Plutôt une affaire d’amour sale.[61]”米西本来想说出这句话，可是没有说出口。她呆望着前面，她的脸色跟刚才她瞧着他的时候全然不同，变得黯淡无光。不过，她就连对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也没有说出这句低级趣味的俏皮话，而只是说一句：

“我们大家往往又有快活的日子，又有不快活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也欺骗我？”她暗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这样做可就太不对了。”

如果一定要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就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又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不但在她的心里勾起了希望，而且差不多已经应许她了。这倒不是因为有过什么明确的诺言，而是因为有过那些眼神、微笑、暗示、沉默。可是她仍旧认为他是属于她的，对她来说失掉了他是很不好受的。

二十八

“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涅赫柳多夫顺着他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暗自想着。方才他跟米西谈话的时候所体验到的沉重心情至今没有离开他。他感到，在形式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对她倒没有什么错处：他丝毫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束缚他自己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不过实际上他感到已经跟她联系在一起，应许过她了。然而今天他却全身心地感到他不能同她结婚。“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他反复地对自己说，这不单是指他跟米西的关系，而是泛指一切事情说的。“一切都丑恶而又可耻。”他走到他家的门廊上，又对自己说了一遍。

“我不吃晚饭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饭厅里来的听差科尔涅伊说，饭厅里已经准备下餐具和茶，“您去吧。”

“是。”科尔涅伊说着，可是没有走开，动手收拾饭桌上的东西。涅赫柳多夫瞧着科尔涅伊，对他生出了反感。他一心巴望大家都躲开他，让他一个人待着，可是他觉得大家仿佛有意为难似的，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科尔涅伊拿着餐具走出去以后，涅赫柳多夫本来要走到茶炊跟前去斟茶，可是听见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脚步声，就赶紧走进客厅，随手关上身后的房门，免得跟她见面。这个房间（客厅）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现在，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见两盏装着反光镜的灯，其中的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就想起了他和母亲在最后一段时期的关系，依他看来那种关系显得不自然、可憎。那也是丑恶而又可耻的。他回想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望着她死。他对他自己说，他巴望她死是为了让她免得再受苦，其实他巴望这一点却是为了免得让他自己看见她受苦。

他有意在他的心里唤起关于她的美好的回忆，就看一看她的画像，那是破费五千卢布聘请一个有名的画家画成的。在画上，她穿着黑色天鹅绒连衣裙，袒露着胸脯。画家分明特别用心地描画两个乳房中间的胸脯和美丽得耀眼的肩膀和脖子。这简直是十分可耻而又丑恶的。把他的母亲画成一个半裸体的美人，这件事含着一种可憎的、亵渎的意味。使得这件事尤其可憎的，是三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干瘪得像是一具木乃伊，可是仍旧不但使得整个房间里，而且使得整所房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浓重难闻的气味，任什么办法也不能把它盖过去。他觉得就连现在他也好像闻到了那种气味。随后他又想起她在临死的前一天伸出一只露出骨节的、颜色发黑的手来，抓住他的有力的白手，瞧着他的眼睛说：“要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米佳。”她那对由于痛苦而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涌上了眼泪。“多么丑恶！”他瞅着那个半裸体的女人，以及漂亮的、大理石般的肩膀和胳膊、得意洋洋的笑容，就又对他自己说了一遍。这个画像上袒露的胸脯使他联想到另一个年轻女人，前几天他看见她也这样袒露着胸脯。那个女人就是米西，有一天傍晚她找出一个借口，叫他到她的房间里去，要他看一看她出外去参加舞会而穿着一身舞衫的模样。他带着憎恶的心情想起她的漂亮的肩膀和胳膊。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的、野兽般的父亲以及他的往事和残忍，还有她那个bel esprit[62]的母亲的可疑的名声。所有这些都是可憎的，同时又是可耻的。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

“不行，不行，”他暗想，“必须丢开这一切，必须摆脱跟科尔恰金一家人，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跟遗产，跟其他一切的虚伪关系……对，要自由地呼吸。我要出国，到罗马去，钻研我的绘画。……”他想起他怀疑自己的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地呼吸就成。先到君士坦丁堡[63]，再到罗马，只是要赶快辞掉陪审员的职务。还要跟律师把那个案子谈妥。”

于是忽然间，在他的想象里，异常逼真地浮起那个女犯人的影子以及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在被告们提出最后供词的时候，她哭得多么厉害啊！他匆匆地在烟灰碟里把吸完的纸烟揉搓一下，把烟头弄灭，另外又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同她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场面就开始一个连一个地出现。他想起他跟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着他的兽性情欲，想起那种情欲得到满足以后他所感到的失望。他想起她的白色连衣裙和天蓝色的腰带，想起那次晨祷。“是啊，那天晚上我爱她，怀着美好纯洁的爱情真心爱着她，而且远在那以前我就爱她了，我头一回在姑姑们家里住下，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深地爱着她了！”紧跟着他回想他当时是什么样子。那种朝气、青春、充实的生活就像一股清风似的迎着他吹过来，他不由得感到痛苦而哀伤。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这中间的区别是巨大的。这个区别，比起在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陪着商人灌酒而且今天上午受到审判的那个妓女之间的区别来，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同样地大。当初他是生气蓬勃的、自由的人，在他面前展开无限的可能；如今他却感到已经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的、渺小的生活的罗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从中看不见任何出路，甚至大概也不想闯出去了。他想起当初他怎样以他的耿直性格自豪，当初他怎样为他自己定下了永远说实话的原则，而且果然做到了实话实说，现在他却完全陷在虚伪里，陷在最可怕的虚伪里，陷在他四周的一切人都认为是真理的虚伪里，不能自拔了。在这种虚伪里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至少他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于是他深深地陷在那里面，习以为常，觉得倒也逍遥自在了。

该怎样来解决他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他跟她丈夫的关系，才能使他不至于羞得不敢正眼看那个丈夫和他的孩子们呢？怎样才能毫不做假地了结他跟米西的关系呢？他一面承认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由于继承母亲的财产而占有土地，这个矛盾该怎样才能解决呢？该怎样做才能在卡秋莎面前赎他的罪呢？他不能丢下这件事情不管。“我不能抛弃一个我爱过的女人，只限于付给律师一笔钱，以便解除她本来就不该遭到的苦役刑。我也不能用金钱来赎罪，不能像我以前给她那笔钱的时候自以为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于是他逼真地想起当初他在过道里追上她，把那笔钱塞给她，然后从她身旁跑掉的情景。“啊，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又是恐惧，又是憎恶，就跟那时候他的心情一样。“哎呀，哎呀！多么丑恶！”他也像当时那样大声说出来。“只有流氓，坏蛋才干得出这种事！我，我就是坏蛋，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道。“不过，难道真是这样吗？”他停住脚，不再走动，“难道我真是坏蛋，难道我确确实实是坏蛋？然而不是我又是谁呢？”他回答自己说。“再者，莫非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露他自己，“莫非你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以及她的丈夫的关系就不丑恶，不下流？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认为财产不合理，可是你又借口说那些钱是你母亲的，就放手用起来。还有你那游手好闲的、肮脏的全部生活。而这一切的顶峰，也就是你对卡秋莎的行径。你这坏蛋，流氓！随他们（别人）爱怎样评断我就怎样评断我好了，我能够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这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期对人们所发生的憎恶，特别是今天对公爵，对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对米西，对科尔涅伊所发生的憎恶，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来奇怪，这种承认自己卑鄙的心情，固然不免使人痛苦，同时却又使人快乐而心安。

涅赫柳多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扫除”这类的事情。他所谓的灵魂的扫除，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间隔以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而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

在这样的觉醒以后，涅赫柳多夫总要给他自己定出一些规则来，打算从此以后永远遵守，例如写日记，开始过新的生活，希望这种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改变，也就是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turning a new leaf[64]。然而每一回，人世的诱惑总是降伏了他，他不知不觉地又堕落了，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

他照这样打扫自己，提高自己，已经有好几回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姑们家里住下的时候，他是第一回做这种事。这是一次最有生气、最热情洋溢的觉醒。这次觉醒的效果保持得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到军队中工作，愿意献出他的生命的时候，又有过这样的觉醒。不过这一回他的灵魂很快就被垃圾塞满了。后来还有过一回觉醒，那是在他辞去军职，到国外去钻研绘画的时候。

从那时候起到今天，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打扫过他的灵魂，所以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样肮脏过，他的良心所要求的东西和他所过的生活之间也从来没有像这样不协调过。他看到这个差距，不由得心惊肉跳。

这个差距那么大，污垢又那么多，起初他灰心了，认为不可能打扫干净。“要知道，你已经尝试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打算变得好一点，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诱惑者[65]的声音在他的灵魂里说，“那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嘛。”这个声音说。然而，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涅赫柳多夫的身上觉醒，只有这个人才是真实的，只有他才是强大的，只有他才是永恒的。涅赫柳多夫不能不相信他。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人和他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可是对已经觉醒的精神的人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管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冲破这种束缚我的虚伪。我要承认一切，对一切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果断地对自己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实话，讲明我是一个放荡的人，不配跟她结婚，我只是平白无故地打搅了她。我要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要对她的丈夫说我是坏蛋，欺骗了他。对于遗产，我也要处理得合乎真理的原则。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坏蛋，对她有罪，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来减轻她的厄运。对，我要去见她，请求她宽恕我。对，我要像小孩子那样讨饶，”他收住脚，站定，“如果必要的话，我就跟她结婚。”

他停住，照他小时候常做的那样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往上看，对一个什么人说：

“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的心里住下，清除我心中的一切污垢吧！”

他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的心里来住下，清除他心中的一切污垢，同时他所要求的那些事就已经实现了。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这时候，凡是人能做的最好的事，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他自己都能够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那又是好的泪水，又是坏的泪水。其所以是好的泪水，那是因为精神的人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他的心里沉睡，然而现在却在他的心里醒过来了，他就流下了欢喜的泪水；其所以是坏的泪水，那是因为这是自怜自爱的泪水，为他自己的美德所感动的泪水。

他觉得浑身发热。他走到一个已经卸下冬季套窗的窗口，推开窗子。窗外是花园。那是月夜，没有风，空气清新。车轮在大街上辘辘地响了一阵，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在窗子的紧跟前，现出一棵高大的杨树的阴影，光秃的树枝的影子犬牙交错，清楚地印在一块打扫干净的小空场的沙土地上。左边是堆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发白。正面，树木的枝丫交织在一起，后边现出一道围墙的黑影。涅赫柳多夫瞧着被月光照亮的花园和房顶，瞧着杨树的阴影，吸进清爽新鲜的空气。

“多么好啊！多么好啊，我的上帝，多么好啊！”他说，指的是他灵魂里所起的变化。

二十九

马斯洛娃一直到傍晚六点钟才回到她的牢房里。她已经走不惯路，如今却在石头路上步行了十五俄里，筋疲力尽，脚都走痛了；而且那个严厉得出人意外的判决弄得她垂头丧气，此外她的肚子也饿了。

先前，有一回审讯暂停，大家休息的时候，她旁边的那些法警吃起面包和煮硬的鸡蛋来，她嘴里就满是唾沫，觉得饿了，可是向他们讨一点吃，她认为在她是有失体面的。后来又过了三个钟头，她倒不再想吃东西，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听到了她没意料到的判决。起初她以为听错了，不能一下子相信她听到的话，不能把她自己同苦役犯的概念联系起来。然而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的脸色平静而认真，他们把这个消息看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她就愤慨起来，向整个法庭嚷着说她没有罪。可是她看到就连她的嚷叫也被他们看做是一件自然的、意料中的事，不能改变局势，她就哭起来，感到不得不顺从这种硬加在她头上的、残忍的、使她吃惊的不公正。尤其使她吃惊的是，那么残忍地定了她的罪的，都是些年轻的而不是年老的男人，他们总是用那么亲切的眼光瞧着她。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副检察官，她看出来，心境完全不同。先前她在犯人室里坐着，等候开审的时候，后来在审讯暂停的时候，她看见那些男人怎样装做为了办别的事而在她的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她的房间里来，只为仔细看一看她。不料忽然间，尽管她没有犯她被控诉的那些罪，那些男人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竟然判了她苦役刑。起初她哭了，不过后来她止住哭，精神完全麻木，坐在犯人室里，等着押回监狱里去。这时候她只巴望着一件事：吸一支烟。博奇科娃和卡尔京金在宣布判决以后押到这个房间里来的时候，正碰上她处在这种状态。博奇科娃顿时开口辱骂马斯洛娃，把她叫做苦役犯。

“怎么样，你打赢官司啦？你没罪啦？如今你大概逃不脱了吧，下贱的窑姐儿。你这是活该。等你做了苦役犯，恐怕你就没法打扮得妖里妖气了。”

马斯洛娃坐在那儿，把两只手揣在长囚衣袖管里，低下头，呆望着前面两步开外一块踏脏了的地板，嘴里只是说：

“我没惹您，您也别招我。是啊，我没惹您。”她反复说了好几次，随后完全沉默下来。直到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给人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的时候，她才略为振作起来。

“你是马斯洛娃吧？”他问。“拿去，这是一个太太送给你的。”他说，把钱交给她。

“哪个太太？”

“你拿着就是。谁高兴跟你们多说废话。”

这笔钱是妓院的女掌班基塔耶娃打发他送来的。她走出法庭的时候，找到民事执行吏，问一声她可不可以送一点钱给马斯洛娃。民事执行吏说可以。这样，她得到了许可，就脱掉钉着三个纽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胖又白的手，从绸裙子后面的皱褶里取出一个时髦的钱夹来，那里面放着相当厚的一大叠息票[66]，都是她刚由她在妓院里挣来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从中拣出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另外添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叫来一个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那些钱交给法警。

“请您一定送到。”卡罗利娜·阿尔贝托夫娜·基塔耶娃对那个法警说。

法警看到她不信任他，就生气了，因此他才那么气愤地对待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得到了钱很高兴，因为这笔钱可以使她得到她现在一心巴望得到的那种东西了。

“只求能弄到一支纸烟，抽上一口就好了。”她暗想，她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这种吸烟的欲望上。她那么想吸烟，只要各办公室的门口飘出烟草的气味，送到过道上来，人在空气里可以闻到那种烟气，她就贪婪地把这种空气吸进去。不过她还得等很久才行，因为本来应当由书记官下令遣送她回监狱，可是他忘记了那些被告，只顾跟一个律师谈一篇被查禁的文章，甚至发生了争论。在审判以后也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走进来为了看她一眼，彼此交头接耳地小声说话。不过现在她根本不去理会他们了。

最后，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去。两个押解兵，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押着她从法院的后门走出去。她还没走出法院，刚到法院的门道里，就已经把二十个戈比交给他们，托他们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纸烟。楚瓦什人笑起来，接过钱说：

“行，我去给你买就是。”他说完，果然老实地把白面包和纸烟都买来，还把找回来的零钱交给她。

在路上是不能吸烟的，因此马斯洛娃带着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的吸烟欲望一直走到监狱跟前。两个兵刚刚把她押到大门口，正巧从火车站送来大约一百名男犯人。她在过道里碰见他们了。

那些犯人有留着胡子的，有剃光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剃掉半边头发，戴着脚镣哗啷啷响。他们弄得前屋里满是灰尘、脚步声、谈话声、汗酸气。这些犯人走过马斯洛娃面前，都死气白赖地盯住她看。有些人走到她跟前，擦着她的身子走过去，由于淫心而脸容大变。

“嘿，这儿有个小妞儿，好漂亮。”有个犯人说。

“小姑姑，您好哇。”另一个犯人说，对她挤了挤眼睛。

有个犯人肤色发黑，后脑壳的头发剃光，露出青色的头皮，脸上的胡子剃掉，只留下唇髭，两只脚上拖着脚镣哗啷啷响。他跳到她跟前，一把抱住她。

“莫非你不认得你的老朋友啦？得了，别装腔了！”他叫起来，龇出牙笑一笑，闪着炯炯有光的眼睛，她连忙把他推开。

“你要干什么，混蛋？”副狱长从后边走过来，吆喝一声。

那个犯人把身子一缩，连忙跑掉了。副狱长转过头来骂马斯洛娃。

“你在这儿干什么？”

马斯洛娃打算说明她刚从法院被押解回来，可是她疲倦得很，懒得开口讲话。

“她从法院来，长官。”押解兵的班长从那群过路人当中穿过来，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哦，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这儿简直闹得不像样子！”

“是，长官。”

“索科洛夫！把她带走。”副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生气地推一下马斯洛娃的肩膀，对她点一下头，领着她往女监的长廊上走去。到了女监的长廊上，她周身被人摸索过，搜查过，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那包纸烟已经塞在白面包里），她就给送进今天早晨她离开的那个牢房里去了。

三十

囚禁马斯洛娃的牢房是个长方的房间，九俄尺长，七俄尺宽，有两扇窗子，靠墙砌着一个灰泥脱落的大炉灶。房间里摆着些木板已经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空地。房中央，对着房门口，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蜡烛，下边挂着落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地板颜色发黑，上面放着一个臭烘烘的木桶。看守刚刚点过名，女人们锁在牢房里过夜了。

牢房里一共住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十分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床上。其中一个是呆子，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关在这儿，她差不多总在睡觉，现在身上盖着长囚衣，连头也蒙上了。另一个是害肺痨病的女人，犯了盗窃罪而在这儿服刑。这个女人没有睡着，光是躺在那儿，头底下枕着长囚衣，睁大眼睛，费力地忍住咳嗽，压下一口已经涌上喉头而搔得喉头发痒的黏痰。另外的女人一概没有戴头巾，只穿着粗麻布衬衫。有些人坐在板床上做针线活，有些人站在窗子跟前看走过院子的男犯人。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送走马斯洛娃的老太婆科拉布廖娃，她神色阴沉，拧着眉头，满面皱纹，下巴底下挂着松弛的皮肤，像是一个口袋。她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淡褐色头发编成短小的辫子，两鬓已经花白，脸颊上有一颗生出毫毛的疣子。这个老太婆已经判处苦役刑，因为她用斧子砍死了丈夫。她所以砍死他，是因为他缠住她的女儿不放。她是这个牢房的头目，可是仍然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那一向操作的大手照农民那样用三个手指头捏着针，针尖对着胸口。她身旁坐着一个女人，也在做针线活，缝一个帆布口袋。她肤色有点发黑，身量不高，生着狮子鼻，眼睛又小又黑，性情温和，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她是铁路上一个看守人的妻子[67]，被判了三个月徒刑，因为她没有举着旗子出来接一班火车，不料那班火车出了事故。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叫她费尼琪卡。她是个十分年轻俊俏的女人，皮肤白净，脸色红润，生着孩子气的、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睛，梳着两条淡褐色的长发辫，盘在小小的脑袋周围。她遭到监禁是因为她蓄谋毒死自己的丈夫。她刚结完婚就立刻打算毒死丈夫，那时候她还是个十六岁的姑娘。可是在她取保出狱，听候开审的八个月当中，她不但已经跟丈夫和好，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临到法庭开审，她却跟丈夫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了。尽管她的丈夫和公公，尤其是已经疼爱她的婆婆，用尽全力在法庭上设法替她开脱，然而她还是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去了。这个善良、快活、常常微笑的费多霞的板床正好同马斯洛娃贴邻，她不但热爱马斯洛娃，而且认为替她操心，为她出力是分内的事。另外还有两个女人坐在板床上，闲着没干活。其中一个年纪在四十上下，脸容苍白消瘦，大概从前生得很美，如今却又瘦又白。她双手抱着一个娃娃，袒露着一个白而且长的乳房，喂他吃奶。她的罪行是这样：她的村子里有一个新兵被押走，依照农民们的看法这个人被抓走是不合法的，老百姓就拦住警察分局局长，把新兵夺回来。这个女人正好是不合法地被抓走的汉子的姑母，她头一个抓住那个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另一个在板床上闲坐着的女人是身量不高、满脸皱纹、性情温和的老太婆，白发苍苍，脊背伛偻。这个老太婆坐在炉子旁边的板床上，装出要捉住一个四岁的小胖子的样子，那个男孩头发剪短，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发出一连串清脆的笑声。小男孩只穿着一件小衬衫，在她面前跑过来跑过去，嘴里老是说着一句话：“你瞧，你逮不着我！”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同被控犯了纵火罪，她极其心宽地忍受着她的监禁生活，只是挂念跟她同时入狱的儿子，不过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担心她不在家，老头子会长出满身的虱子，因为她的儿媳妇已经走掉，没有人招呼他洗澡了。

除了这七个女人以外，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子跟前，手扶着窗上的铁格子，跟方才马斯洛娃在大门口碰见而如今在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人比手势，大喊大叫，同他们搭话。这些女人当中，有一个正在为偷窃罪服刑，生得魁梧笨重，浑身是肉，头发棕红，脸和手都是白里透黄，满是雀斑，脖子很粗，从解开纽扣而大敞着的领口里露出来。她用沙哑的声调对着窗外大声嚷着不堪入耳的话。有一个女犯人跟她并排站着，身量跟十岁的小姑娘那么矮，皮肤发黑，模样不中看，上身很长，腿却十分短。她脸色通红，生着些紫疱，两只黑眼睛相距很远，嘴唇厚而且短，包不住突出的白牙齿。她不时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尖起嗓子发笑。这个女犯人因为喜欢打扮而得了外号叫“美人儿”。她犯盗窃罪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身后站着一个怀了孕而挺起大肚子的女人，穿着很脏的灰布衬衫，模样可怜，面容很瘦，青筋暴起。她因为窝藏贼赃而受审。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不过她始终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露出赞许和动情的笑容。站在窗边的第四个女人犯了贩卖私酒罪而在服刑，是一个身材不高然而结实的农村妇女，生着很突出的暴眼睛，脸容温和。这个女人就是跟老太婆玩耍的小男孩的母亲。她另外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儿也跟她一块儿关在监狱里，因为她找不到人来照管她这两个孩子。她也像别人那样瞧着窗外，可是手里不停地织着一只袜子，听到走过院子的男犯人所说的话，就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的小女儿，那个披散着淡色头发的七岁小姑娘，只穿一件小衬衫，站在红头发女人身旁，伸出瘦小的手揪住她的裙子，带着呆呆的眼神专心地听着那些女人和男犯人互不相让的骂人话，然后嘴里小声学着念一下，仿佛要把它背熟似的。第十二个女犯人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淹死了。这是个身量很高、神态端庄的姑娘，淡褐色的头发扎成一条不长的粗辫子，然而松了，披散开来的头发乱蓬蓬的。她那对暴眼睛呆呆地出神。她对四周发生的事情一概不注意，只穿着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在牢房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每逢走到墙根底下，就很快地猛一下转回身来。

三十一

铁锁哗啷一响，马斯洛娃给送进牢房里来了。大家都转过脸去瞧她。就连教堂诵经士的女儿一时间也停住脚，拧起眉毛，瞅着走进来的人，不过她什么话也没说，立刻又迈开坚决的大步走起来。科拉布廖娃把她的针扎在棕色的粗麻布上，从眼镜里探问地瞧着马斯洛娃。

“哎哟！你回来了。我还当是你会无罪释放呢，”她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差不多跟男人一样，“看样子，他们判你坐牢了。”

她摘掉眼镜，把活计放在身旁的板床上。

“我，好闺女，刚才还跟大妈念叨来着：说不定人家一下子就把她放了。听人家说，也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还得着一大堆钱呢，这就要看交什么运了，”铁路看守人的妻子立刻用唱歌般的声调讲起来，“唉，没想到事情弄到了这个地步。看起来，我们算的卦全不灵。好闺女，看起来主有主的意旨啊。”她一刻也不停嘴地讲着亲切好听的话。

“莫非你真判了罪吗？”费多霞问，现出怜悯的温柔神情，用孩子气的、明亮的天蓝色眼睛瞧着马斯洛娃，她那张快活而年轻的脸完全变了样，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似的。

马斯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默默地往她的床位走过去，在床板上坐下。她的床从尽头数起是第二张，紧挨着科拉布廖娃。

“我看，你还没吃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马斯洛娃跟前。

马斯洛娃没有回答，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尘的大衣，从鬈曲的黑发上取下头巾，坐下来。

那个驼背老太婆本来在板床的另一个尽头跟小男孩玩耍，这时候也走过来，在马斯洛娃面前站住。

“啧，啧，啧！”她怜惜地摇头，啧着舌头说。

小男孩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睁大了眼睛，努出上嘴唇，瞅着马斯洛娃带回来的白面包。马斯洛娃经历了这一天遭到的种种事情以后，看见这些同情的脸，不由得想哭一场，她的嘴唇就颤抖起来。不过她极力忍住哭，一直到老太婆和小男孩走过来，都还没哭出声。可是她听到老太婆那种好心的、怜惜的啧舌声，尤其是瞧见小男孩用严肃的眼睛看一看白面包，又看一看她，她就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开始颤抖，哇地一声哭出来。

“我早就说过嘛：你该请一个有本事的律师才成。”科拉布廖娃说。“怎么，法庭要判你流放出去了？”她问。

马斯洛娃想要回答，可又说不出话来。她哭着从白面包里取出那包纸烟，烟盒上画着一个脸色红润的太太，梳着很高的头，袒露着一块三角形的胸脯。马斯洛娃把那包烟拿给科拉布廖娃。科拉布廖娃瞧着烟盒上的那幅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不赞成马斯洛娃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来，凑着灯点上，自己先吸一口，再把它塞在马斯洛娃手里。马斯洛娃没有止住哭，一口连一口地狠命吸那支烟，喷出烟雾来。

“做苦工。”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他们根本不敬重上帝，这班该死的恶霸，吸血鬼，”科拉布廖娃说，“他们无缘无故就把这个姑娘判了罪。”

这时候，那些仍然站在窗子跟前的女人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小姑娘也在笑，她那孩子气的尖笑声同另外三个大人的沙哑刺耳的笑声合成一片。院子里有一个男犯人做出一种什么举动，招得窗口的看客们忍不住发笑。

“嘿，这条剃了头的公狗！他在干什么呀。”红头发女人说着，笑得她那整个胖身体前仰后合。她把脸贴在铁格子上，喊出几句毫无意义的下流话。

“好一个胖娘儿们！有什么可笑的！”科拉布廖娃说，对那个红头发女人摇一摇头。然后她又扭过脸来对马斯洛娃说：“几年？”

“四年。”马斯洛娃说。她的眼睛里泪如泉涌，有一颗都掉在纸烟上了。

马斯洛娃气冲冲地把那支烟揉搓一下，丢掉，又拿过一支来。

铁路看守人的妻子虽然不吸烟，却立刻拾起烟头，把它弄直，嘴里不住地说话。

“看样子，好闺女，俗语说得好，”她说，“真理让猪吃掉了。他们由着性儿地胡干嘛。马特维耶夫娜[68]刚才还说：他们会把她放出去的。可是我就说了：不会的，我的好大妈，我的心觉出来了，他们饶不了她，可怜的姑娘。果然就出了这样的事呀。”她说，愉快地听着她自己的声调。

这时候，穿过院子的男犯人已经走完，跟他们搭话的女人就离开窗口，也往马斯洛娃这边走过来。第一个走过来的是生着暴眼睛的、贩卖私酒的女人，领着她的小女儿。

“怎么会判得出奇地重呢？”她挨着马斯洛娃坐下来说，继续很快地织她的袜子。

“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重。有了钱，请上一个厉害的讼师，包管她就没罪了，”科拉布廖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头发乱蓬蓬，鼻子挺大的，……我的太太，那个家伙一准能把你从水里捞出来，还能让你身上沾不着一滴水。要是能把他请来就好了。”

“哪有那么容易，她也配请那种人？”美人儿在她们旁边坐下，龇出牙来冷笑一下，说，“那种人要花一千卢布才请得来，你少给一个，他就连对你吐口唾沫都嫌没功夫呢。”

“看样子，这也是你命该如此，”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也是苦命啊，人家把我孩子的老婆拐走了，还把我那孩子关进监牢里来喂虱子，我这么大岁数也给关进来了，”她开始第一百次讲自己的身世，“看样子，监牢和讨饭袋是谁也躲不开的。不是讨饭袋就是监牢。”

“看起来，他们那班人都是这个样子。”贩卖私酒的女人说。她瞧了瞧她的小姑娘的头，就把手里的袜子撂在身旁，拉过小姑娘来夹在两条腿当中，伸出灵敏的手指头开始在她的头发里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卖私酒？’可是，要我拿什么来养活我的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做她做惯了的工作。

贩卖私酒的女人的这些话使得马斯洛娃想起酒了。

“喝点酒才好。”她对科拉布廖娃说，用衬衫袖口擦干眼泪，只是偶尔抽噎一下。

“要喝的？行啊，喝吧。”科拉布廖娃说。

三十二

马斯洛娃从白面包里取出她的钱来，把息票交给科拉布廖娃。科拉布廖娃接过息票，瞧了瞧，虽然不认得字，却信任无所不知的美人儿，据她说这张票子值两卢布五十戈比。科拉布廖娃就爬到炉子的通气孔那边去，取出藏在那儿的一瓶酒。那些女人看到这种情形，凡是就床位来说跟马斯洛娃不贴邻的，就纷纷回到各自的板床上去。这当儿马斯洛娃抖掉她的头巾和长囚衣上的灰尘，爬到她的板床上，开始吃白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呢，可是恐怕已经凉了。”费多霞对她说，从墙架上取下一个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茶已经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倒比茶味重，不过马斯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茶把白面包吃下去。

“菲纳什卡，给你。”她叫了一声，揪下一块面包来，递给那个盯住她的嘴看的小男孩。

这时候科拉布廖娃把酒瓶和杯子递给马斯洛娃。马斯洛娃就请科拉布廖娃和美人儿一块儿喝酒。这三个女犯人是这个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而且把各自的东西都拿出来共同享用。

过了几分钟，马斯洛娃振作起来，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的情形，模仿副检察官讲话的腔调，还讲到一件在法庭里使她特别惊讶的事。她说，法庭里所有的人显然都喜欢看她，屡次为这个目的特意走进犯人室来。

“就连押解兵都说：‘这都是来瞧你的。’往往一个什么人跑进来了，到这儿来取一个什么文件，或者办一件什么别的事，可是我瞧得明白，他根本不是要找什么文件，只不过是要死命盯我两眼罢了，”她说，微微笑着，摇了摇头，仿佛纳闷似的，“简直是些戏子哟。”

“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铁路看守人的妻子接过来说，她那唱歌般的说话声立刻滔滔不绝地响起来，“这就活像苍蝇见着糖了。他们见了别的都不在乎，惟独见了女人就没魂儿了。他们这班人宁可不吃饭都行……”

“到了这儿也还是一样，”马斯洛娃打断她的话，“在这儿我又碰上了那样的事。我刚给押到这里，就有一批犯人从火车站来了。他们死命缠住我，闹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脱身了。多亏副狱长把他们赶走。有一个人纠缠得特别厉害，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脱开身。”

“他长得什么模样？”美人儿问。

“脸膛发黑，留着唇髭。”

“一定就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呗。喏，这个人刚刚走过去。”

“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她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做苦工的地方逃出来。现在他又给抓住了，不过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们都怕他，”美人儿说，她跟男犯人互通消息，知道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一准会逃走。”

“他走他的，总不会带着我们一块儿走。”科拉布廖娃说。“你最好还是讲一讲，”她扭过脸去对马斯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律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现在总要上诉吧？”

马斯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两只布满雀斑的手伸进蓬松浓密的红头发里去，用手指甲搔着头皮，走到这几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来。

“我来跟你一五一十地说一说，卡捷琳娜，”她开口说，“头一件，你得写个呈文，说明你对审判不满意。然后你就对检察官讲明这一点。”

“这关你什么事？”科拉布廖娃用气愤的男低音对她说，“你这是闻着酒味了。用不着你来嚼舌头。没有你，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这儿用不着你。”

“我又没跟你说话。你搭什么碴儿？”

“想喝酒了吧？所以你才扭过来了。”

“算了，那就给她喝一点吧。”马斯洛娃说。她素来总是把她自己有的东西统统分给大家。

“我要给她一点厉害看看。……”

“好，你来吧！”红头发女人说着，往科拉布廖娃跟前逼过来，“我才不怕你呢。”

“丑囚犯！”

“你才是丑囚犯。”

“骚货！”

“我是骚货？你这苦役犯，杀人的凶手！”红头发女人嚷起来。

“我说，你给我走开。”科拉布廖娃脸色阴沉地说。

然而，红头发女人反而越发逼近前来，科拉布廖娃就伸出手去在她那敞开怀的胖胸脯上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这一手似的，用快得出人意外的动作一把揪住科拉布廖娃的头发，又伸出另一只手想打她的脸，不料科拉布廖娃抓住了这只手。马斯洛娃和美人儿拉住红头发女人的胳膊，极力要把她拖开，可是红头发女人的手揪住了那条辫子，不肯松开。她倒也把头发松了一松，不过只是为了把头发缠在她的拳头上罢了。科拉布廖娃歪着头，伸出一只手去打红头发女人的身体，龇出牙去咬她的手。那些女人都聚到两个打架的人周围，劝架，喊叫。就连害痨病的女人也走到她们旁边来，一面咳嗽，一面瞅着那两个女人扭成一团。孩子们挤在一块儿，哭起来。女看守听见吵闹声，就带着一个男看守走进来。他们把打架的人拉开。科拉布廖娃拆散白发的辫子，把几绺拔掉的头发摘出来。红头发女人拉扯着完全撕破的衬衫，要掩住她的黄胸脯。这两个女人一齐嚷着说明情况，诉说她们的委屈。

“是啊，我心里有数：这都是酒闹出来的。明天我就去告诉狱长，他会来收拾你们。我闻出来了，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你们小心点，把那些东西统统收开，要不然就要倒霉。我们可没有功夫给你们评理。你们各回各位，不准出声。”

可是，大家很久都静不下来。那两个女人又互相骂了很久，彼此抢着说明这场架是怎样开的头，是谁的过错。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那些女人才静下来，躺下睡觉。那个老太婆在圣像面前站住，开始祷告。

“你们两个苦役犯凑在一块儿了。”红头发女人在房间另一头的板床上忽然用沙哑的声音说，每说一句话就加上些刁钻古怪的骂人话。

“你小心别再挨一顿揍。”科拉布廖娃立时回答说，也添上些骂人的话。然后两个人都不开口了。

“要不是他们来拦住我的话，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说起来，科拉布廖娃没容她久等，马上也回敬她一句。

然后又沉静下来，这一回的间隔比较长，接着又是互骂。后来，间隔越来越长，最后双方完全不出声了。

大家都躺上了床，有些人已经打起鼾来，只有那个老太婆是素来祷告很久的，这时候仍旧跪在圣像前面。还有教堂诵经士的女儿，等女看守一走，就立刻从床上下来，又在牢房里走过来走过去。

马斯洛娃没有睡着，不住地想着如今她成了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叫她苦役犯：博奇科娃叫过一次，红头发女人又叫过一次，然而她还不能习惯于这种想法。科拉布廖娃本来背对着她躺着，这时候翻过身来。

“我再也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料到呀，”马斯洛娃轻声说，“别人干了坏事，倒什么事也没有，我却要平白无故地受苦。”

“别难过，姑娘。就是在西伯利亚，人家也一样活着。你到了那儿也不会没有活路。”科拉布廖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没有活路，不过我还是觉得委屈。我不该遭到这样的命运，因为我过惯了好日子。”

“人总是拗不过上帝啊，”科拉布廖娃叹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我知道，大妈，不过这仍旧太苦了。”

她们沉默了一忽儿。

“你听见吗？这就是那个骚娘们儿。”科拉布廖娃说，把马斯洛娃的注意力引到从房间另一头的板床上传来的一种古怪的声音上去。

这是红头发女人极力要忍住的哭泣声。红头发女人所以哭，是因为刚才她挨了骂，遭了打，可是她那么想喝酒，却没有喝到。她所以哭，还因为她这一辈子除了辱骂、讥诮、侮辱、殴打以外，什么也没见过。她打算安慰自己，就回忆她跟一个工人费季卡·莫洛江科夫的初恋，不过她一想起那次恋爱，就也想起了那次恋爱是怎样结束的。那次恋爱是这样结束的：这个莫洛江科夫喝得大醉，为了开玩笑拿一点明矾抹在她身上一个感觉最灵敏的地方，后来，她痛得缩起身子，他却跟他的朋友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她回忆这件事，不由得可怜自己，而且以为没有人在听她，就哭起来，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嘴里哼哼唧唧，吸溜着鼻子，吞下咸味的泪水。

“她可怜。”马斯洛娃说。

“当然可怜，不过她也不该跑过来捣乱嘛。”

三十三

第二天涅赫柳多夫睡醒过来，头一个感觉就是体会到他遭到了一件什么事。他甚至还没想起究竟是什么事，就已经知道那是一件又重大又好的事。“卡秋莎，审判”。对，不但要停止说谎，还要完全说真话才行。说来也凑巧得惊人，就在这天早晨，首席贵族的妻子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信终于来了，这正是涅赫柳多夫已经盼望很久而目前特别需要的一封信。她给了他充分的自由，祝愿他计划中的婚姻美满。

“婚姻！”他讥刺地说，“我现在离着这种事多么远啊！”

他想起昨天他有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对她的丈夫说穿，向他认错，表示他愿意完全听凭他发落。然而今天早晨，这件事在他眼里就不像昨天那么轻而易举了。“再者，既然这个人不知道这件事，那又何必硬要给他添点不幸呢？要是他问起这件事，好，我就告诉他。特意去对他说吗？不，这是大可不必的。”

对米西一五一十地说出真话来，到今天早晨也显得同样困难了。那种话也是不便于启齿的，说出来就会得罪她。有的事，如同世俗方面的许多事情一样，不得不心照不宣。这天早晨他只决定了一件事：他以后不到他们家里去了，要是他们问起他，他就说实话。

不过另一方面，对卡秋莎，却没有什么话必须瞒住不说。

“我要到监狱里去，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宽恕我。如果必要，对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就索性跟她结婚。”他想。

在这天早晨，这种为了道德方面的圆满而不惜牺牲一切跟她结婚的想法，特别使他感动。[69]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力旺盛地迎接一天的生活了。他看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走进房间里来见他，就立刻带着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果断心情声明说，今后他不再需要这个住宅，也不再需要她服侍了。本来他们相互之间有一种默契：他留下这个租金昂贵的大住宅原是供结婚用的。于是，退掉这个住宅就有了特别的含意。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惊讶地瞅着他。

“我很感激您，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您为我操过那么多的心。不过现在我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和所有的仆人了。要是您乐于帮我的忙，那就请您费心清理这些东西，暂时把它们收藏起来，就像我母亲生前常做的那样。娜塔莎会来的，她会处理这些东西。”（娜塔莎是涅赫柳多夫的姐姐。）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摇摇头。

“怎么能清理这些东西呢？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要用的。”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肯定用不着了，”涅赫柳多夫说，回答她摇头所表达的意思，“劳驾，请您也告诉科尔涅伊一声，就说我多给他两个月的工钱，以后我不用他了。”

“您不应当这样做，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说，“喏，您也许会到国外去，不过您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住处的。”

“您想的不对，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我不是要到国外去。要是我真的出外，那也完全是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

他忽然涨得满脸通红。

“对，应当告诉她，”他暗想，“用不着避讳，应当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一切人才对。”

“昨天我遇到一件很奇怪、很重大的事情。您记得我姑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家里的卡秋莎吗？”

“怎么不记得，我还教她做过针线活呢。”

“喏，这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我正好做陪审员。”

“哎呀，我的上帝，多么可怜啊！”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她是犯了什么罪受到审判的？”

“杀人罪。这都是我干出来的。”

“可是这怎么会是您干出来的呢？您这话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她那对苍老的眼睛里燃起了调皮的火星。

她知道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就是这一切的起因。就因为这件事，我才改变了我的全盘计划。”

“可是这件事能使您发生什么变化呢？”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忍住了微笑，说。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既然我是促使她走上这条路的原因，我就得尽我的力量去帮助她。”

“这是您的一片好心，不过在这方面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过错。这种事人人都做过，要是用冷静的头脑想一想的话，这件事也就平平淡淡，忘掉，人就生活下去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严厉而且严肃地说，“您用不着把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这能怪谁呢？”

“这要怪我。所以我才打算纠正这个局面。”

“哦，这可是很难纠正的。”

“那就是我的事了。不过，如果您在顾虑您自己，那么，按我母亲的意思……”

“我没有考虑我自己。去世的夫人待我恩德不浅，我如今再也不希望什么别的了。丽赞卡在叫我去（丽赞卡是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侄女），等这儿用不着我的时候，我就去找她。只是您不该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人人都有过这种事的。”

“哦，我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托付您，帮着我把这个住宅退掉，把东西收藏起来。请您别生我的气。我很感激您的种种好处，很感激。”

说来奇怪，自从涅赫柳多夫明白他自己的恶劣、憎恶他自己的时候起，他就不再憎恶别人了。正好相反，他对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也罢，对科尔涅伊也罢，都生出了亲切尊敬的感情。他本来也想对科尔涅伊坦白地说出他自己的过错，然而科尔涅伊的神态那么庄重恭顺，弄得他下不了决心这样做。

到法院去的路上，涅赫柳多夫坐着平时常坐的那辆街头马车，走过平时常走的那些街道，可是他对自己感到惊讶，他深切地体会到今天他自己已经完全换成另外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这在昨天还显得合乎他的心意，今天在他看来却完全不可能了。昨天他是这样理解他的局面的，认为毫无疑义，她嫁给他就会幸福。今天他却感到他非但不配跟她结婚，而且不配跟她亲近。“只要她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就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我来往。我却还暗自责怪她不该对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即使她现在要嫁给我，可是既然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这儿的监狱里，明天或者后天就要随同大批犯人到做苦工的地方去，那么姑且不谈我会不会幸福，难道我会心安吗？那个人，被我毁掉的女人，就要动身做苦工去了，我呢，却在这儿接受人们的祝贺，带着年轻的妻子一块儿出门拜客。或者，我去开会，跟那个首席贵族，那个遭到我和他的妻子无耻欺骗的人一块儿在会议上点票，计算提付表决的地方自治局监督学校的决议案等等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事后又去约他的妻子幽会（多么卑鄙啊！）。或者，我继续画那幅画，而那幅画分明永远也不会完成，因为我不应当干这种无聊的事，而且现在我也根本不能做这种事了。”他对自己说，不住地为他感到的内心变化暗自高兴。

“首先，”他想，“现在我要去见律师，问明白他的决定，然后……然后到监狱里去看她，看昨天的那个女犯人，把我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她听。”

他刚刚想象他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她听，怎样对她认罪，怎样对她说明他为了赎罪要做一切所能做的事，甚至跟她结婚，马上就有一种特别喜悦的心情抓住他，泪水就涌到他的眼眶里来了。

三十四

涅赫柳多夫来到法院里，刚走到长廊上，就遇见昨天的民事执行吏，于是向他详细打听经法庭判决过的犯人关押在什么地方，要跟这类犯人见面必须得到什么人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解释说这类犯人关押在不同的地点，又说在判决没有以最后的形式宣布之前，探望这类犯人要由检察官批准。

“等法庭的审讯完结以后，我就来告诉您，亲自陪着您去。检察官直到现在还没来。等到审讯结束以后再说吧。现在请到法庭去。马上就要开庭审案了。”

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显得特别可怜。涅赫柳多夫对他的盛情道过谢，就往陪审员们的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到那个房间门口，不料陪审员们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到审案的法庭去。商人仍然像昨天那样快活，又已经吃过东西，喝过酒，见着涅赫柳多夫像老朋友似地打招呼。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和大笑的声音今天也没有在涅赫柳多夫的心里引起什么不愉快的感觉。

涅赫柳多夫有心把他自己跟昨天的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的陪审员。“论理，”他暗想，“昨天法庭审讯的时候我就应当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才对。”然而等到他同陪审员们一块儿走进法庭，昨天的那种程序就开始了，又是大叫一声：“升堂！”那三个衣领绣花的人又登上高台，又是肃静，陪审员们又在高背椅子上坐下，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那幅画像，又是那个司祭，这时候涅赫柳多夫才体会到虽然他应该那样做，可是今天也跟昨天一样，他是无力打破这种庄严气象的。

开审以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陪审员的一番交代免掉了）。

今天审理的是一个撬锁盗窃案。被告由两个手握着拔出鞘的军刀的宪兵押上来，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生得瘦伶伶的，两肩很窄，脸色灰白，脱了血色，身上穿着灰色长囚衣。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瞧着走进法庭的人。这个孩子被控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扭开一个堆房的锁，从那里面偷出几条旧的粗地毯，一共值价三卢布六十七戈比。根据起诉书上的说法，这个孩子同肩上扛着粗地毯的伙伴正在走路，却被一个警察拦住。这个孩子和他的伙伴就立刻认罪，于是双双关进了监牢。这个孩子的伙伴是钳工，已经在监狱里死掉，现在只剩下孩子一个人受审。那几条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完全像昨天一样，有供词，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的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追根究底的盘问，总之各种花样无不齐备。充当证人的警察每逢庭长、公诉人[70]、辩护人问他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老爷”，或者“不知道，老爷”，然后又是“是，老爷”……不过，尽管他表现出士兵的愚鲁和死板，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他怜惜那个孩子，不乐意讲他逮捕孩子的情形。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年老的房产主，那几条粗地毯就是他的。他分明是肝火旺的人，法庭上问他承认不承认那些粗地毯是他的，他很不高兴地承认说是他的。可是等到副检察官开始问他说他打算拿那些粗地毯做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用那些东西，他就冒火了，回答说：

“滚它娘的吧，这些粗地毯。我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要是我早知道它们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那我非但不会找它们，反而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哪怕倒贴两张也成，免得让人家硬拉到这儿来受审。光是坐马车我就差不多花掉五个卢布了。况且我的身体也不好。我有疝气病，还有风湿病。”

证人们是这样说的。至于被告本人，对所有的罪行一概招认，像被捉住的小野兽那样茫然失措地往四下里张望，用时断时续的声调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案情是清楚的，可是副检察官仍旧像昨天那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巧妙的、意在引诱狡猾的犯人上钩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是在一个住人的地方犯下的，而且是扭开锁进去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孩子应当受到最重的惩罚。

可是由法庭委派的辩护人证实这个盗窃案并不是在住人的地方犯下的，因此罪行虽然无可否认，然而罪犯毕竟还不像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有极大的害处。

庭长也像昨天那样扮演着公正无私的角色，向陪审员们详细解释和开导了一些他们本来就知道，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法庭也像昨天那样有好几次宣布审讯暂停，大家就又去吸烟，民事执行吏就又吆喝一声：“升堂！”两个宪兵就又坐在那儿，握着拔出来的军刀吓唬犯人，同时极力不让自己打盹。

从这个案子的审讯可以了解到这个孩子原本由他父亲送到一个卷烟厂里去做学徒，在那儿工作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们发生纠纷以后，他被厂主辞退，始终没有找到工作，在城里闲荡，把余下的钱都买酒喝了。他在小饭铺里碰见那个跟他一样的钳工，比他失业更早，拚命灌酒。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喝醉酒，扭开锁，从那儿随手拿走了一些东西。他们被捕了。他们照实招认了罪行，被关进监狱，钳工在候审期间死掉了。现在这个孩子就作为社会必须与之隔绝的危险人物受到审判。

“要说他是个危险的人物，那他跟昨天那个女犯人倒不相上下，”涅赫柳多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话，暗自想道，“他们危险，那么我们就不危险？……我自己就是个好色之徒，浪荡的人，骗子，所有我们这班人，凡是知道我的底细的人，不但不藐视我，反而尊敬我，那么我和我们这班人就不危险？再者，即使这个法庭里全体在场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孩子算是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如今他被捉住了，按常理来说，应该怎么办才对呢？

“其实，事情明明白白，这个孩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极其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也无非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种人的条件之下罢了。因此，看来事情很清楚：为了不要再有这样的孩子，就得努力消除造成这种不幸的人的条件才对。

“可是我们在怎样做呢？我们仅仅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孩子，同时很清楚地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至今没有被捉住。然后我们把他关进监牢里，使他处在十足闲散的条件下，或者要他从事于对健康极其有害而且极无意义的劳动，让他交结那些跟他同样软弱而且在生活里迷失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同最腐败的人混杂在一起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71]去。

“我们非但不去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条件，反而一味鼓励那些制造这类人的机构。那些机构是人人都知道的，那就是工场、工厂、作坊、小饭铺、酒店、妓院。我们非但不去消灭这类机构，反而认为它们缺少不得，于是鼓励它们，调整它们。

“我们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可是这以后我们捉住其中的一个，就自以为已经办了一件大事，已经把我们自己保护周全，此外再也不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别的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发送到伊尔库茨克省去。”涅赫柳多夫异常生动清楚地思考着，这时候他坐在上校身旁的椅子上，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庭长的不同声调，瞧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神态。“要知道，这样的弄虚做假，要耗费多少极其紧张的精力啊。”涅赫柳多夫继续思考着，向这个大厅扫一眼，看一下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制服以及那些厚墙和窗子，想起这个建筑物何等宏大，想起这个机构本身还要庞大得多，想起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类人不但此地有，并且全俄国到处都有，由于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的滑稽戏而在领取薪金。“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的哪怕百分之一用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啊？现在我们却把他们仅仅看做是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所不可少的一些手和肉体而已。是啊，当初他家里穷得把他从乡村送到城里来，只要有个人怜惜他，周济一下这种贫穷就好了。”涅赫柳多夫瞧着那个孩子带着病容的惊恐的脸，暗想。“或者，甚至后来他已经进了城，在工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由他的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同事们拉着到小饭铺去，要是当时有个人肯说一句：‘别去了，万尼亚，这不好’，那个孩子也就不会去，不会留连忘返，任什么坏事也就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像个小野兽似的在城里住下，过学徒的生活，剃光了头发以免生虱子，而且给师傅们跑街买东西的时候起，整个这段时期，有心怜悯他的人却始终连一个也没出现过。刚好相反，自从他在城里住下以后，他从师傅和同事口里听到的，却无非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之类的话。

“到后来，对健康有害的工作、酗酒、放荡等，害得他生了病，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像在梦中那样，毫无目的地在城里流浪，一时莽撞，钻进人家的一个堆房里，从那儿拿走几条谁也不需要的粗地毯。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班衣食饱暖、家财豪富、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努力消除那些害得这个孩子落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原因，却要惩罚这个孩子，打算借此来纠正这种局面。

“可怕呀！谁也不知道在这种事情里占主要地位的究竟是残酷还是荒谬。然而，看起来，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涅赫柳多夫专心思考这些事，已经不再听庭上的审问。在他的脑子里展开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自己也心惊胆战。他暗自惊讶，不明白他以前怎么会没有看清楚这种事，为什么别人也没看出来。

三十五

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涅赫柳多夫就立刻站起来，走到过道上，打定主意再也不回到法庭去了。他们要拿他怎么办都由他们，反正他是再也不能参与这种又可怕又丑恶的蠢事了。

涅赫柳多夫打听明白检察官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有一个差役不肯放他进去，声明说检察官现在有事。可是涅赫柳多夫不理他的话，仍旧往房门口走去，这时候有一个文官迎面走过来，涅赫柳多夫就请他通报检察官，说他是陪审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要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考究的衣服帮了涅赫柳多夫的忙。文官就去报告检察官，随后让涅赫柳多夫走进去。检察官站着接见他，显然不满意涅赫柳多夫那么执拗地要求同他见面。

“您有什么事见教？”检察官厉声问道。

“我是陪审员，姓涅赫柳多夫，我非常需要同女被告马斯洛娃见面。”涅赫柳多夫迅速而坚决地说，涨红了脸，感到他在做一件对他的生活会有决定性影响的事。

检察官是个身量不高、肤色发黑的人，留着短短的白发，两只敏锐的眼睛炯炯有光，翘起的下巴上蓄着浓密的、剪短的胡子。

“马斯洛娃？当然，我知道她。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从容地说，“不过您有什么事要见她？”然后，他仿佛要缓和他的口气似的，补充说：“我不知道您有什么事要见她，就不能准许您这样做。”

“我要见她是有一件对我来说特别重大的事。”涅赫柳多夫红着脸说出口。

“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来，仔细打量涅赫柳多夫，“她的案子审问过没有？”

“昨天她受过审，十分不公平地被判决去做四年苦工。她是冤枉的。”

“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不理睬涅赫柳多夫声明马斯洛娃冤枉的那句话，“那么，在用最后的形式宣布判决以前，她仍旧得关押在拘留所里。在那边，只有在规定的日期才许可探监。我劝您到那边去问一问。”

“可是我要尽快见到她。”涅赫柳多夫说，下巴发抖，感到决定性的时刻临近了。

“您到底有什么事要见她呢？”检察官有点不安地扬起眉毛，问道。

“是这样的一件事：她没有罪，却被判决去做苦工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涅赫柳多夫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感到他说出了不必说的话。

“这话怎么讲？”检察官问。

“因为我欺骗过她，这才害得她落到目前这种地步。要是我没有驱使她成为这样的人，她也就不会遭到这样的控告。”

“我仍旧看不出这跟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我打算跟着她走，而且……跟她结婚。”涅赫柳多夫说穿了。照例，他一讲到这件事，眼泪就涌到他的眼眶里。

“真的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检察官说，“这倒确实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您似乎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吧？”检察官问，瞧着目前表明这样奇怪的决心的涅赫柳多夫，好像想起以前听说过这个人似的。

“对不起，我认为这跟我的请求没有关系。”涅赫柳多夫涨红了脸，气愤地回答说。

“当然，没有关系，”检察官带着隐约的笑容，丝毫也不发窘地说，“可是您的愿望未免蹊跷，未免超出常例……”

“那么，我可以得到许可吗？”

“许可？行，我马上给您写一个许可证。请您坐一忽儿。”

他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写起来。

“请您略为坐一坐。”

涅赫柳多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完许可证，把字条交给涅赫柳多夫，好奇地瞧着他。

“我还有一件事得声明一下，”涅赫柳多夫说，“我不能继续参与审讯了。”

“您知道，这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的理由。”

“理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但无益，而且不道德。”

“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仍旧现出隐约的笑容，仿佛要用这种笑容表明这一类议论他早已知道，而且是属于他所熟悉的有趣的奇谈似的，“原来是这样，不过想来您也明白，我既是法院的检察官，就不能同意您的看法。因此我劝您去向法庭申明这一点，法庭会解决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申请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就要求您付出一笔罚金。请您去同法庭交涉吧。”

“我已经声明过了，此外我哪儿也不去了。”涅赫柳多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说着，低下头，分明希望赶快摆脱这个奇怪的来客。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有一个法官在涅赫柳多夫出去以后紧跟着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问道。

“是涅赫柳多夫。您要知道，以前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局里就发表过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您猜怎么着，现在他做了陪审员，不料被告里有一个女人或者姑娘被判决去做苦工，据他说，她受过他的骗，于是他现在打算跟她结婚了。”

“哪儿会有这种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有点奇怪。”

“当代的年轻人都有点毛病，有点反常。”

“不过他也算不得很年轻了。”

“哎，老兄，您那个大名鼎鼎的伊瓦申科夫可真是叫人讨厌透了。他简直要磨死人：他讲这讲那，没完没了。”

“对他们这种人，就得干脆不准说下去，要不然这就成了十足的搅乱公堂了……”

三十六

涅赫柳多夫从检察官办公室里出来，坐上马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儿根本就没有马斯洛娃这个人，所长对涅赫柳多夫解释说，她一定在古老的解犯监狱[72]里。涅赫柳多夫就坐上马车到那边去。

果然，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关在那儿。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当地发生过一个政治案件，显然是由宪兵们挑起来而且夸大到极点的，于是拘留所的全部牢房里都关满了大学生、医师、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女医士。

拘留所和解犯监狱相离很远，涅赫柳多夫一直到傍晚才到达监狱。他想走到那幢阴森森的大厦的门口，可是岗哨不许他走过去，只是拉了门铃。看守听到铃声走出来。涅赫柳多夫拿出许可证给他看，可是看守说他没有狱长的命令不能放他进去。涅赫柳多夫就来到狱长家里。涅赫柳多夫刚登上楼梯，就听见房门里边传出一个复杂而雄壮的曲子的声音，是用钢琴弹奏的。等到一个生气的使女，眼睛上包扎着纱布，走来给他开门，钢琴声就好像从房间里冲出来，震得他的耳朵不好受。那是李斯特[73]的一支使人厌烦的狂想曲，弹得很好，不过只弹到某一个地方就不再往下弹了。这支曲子一弹到那个地方，就又从头弹起。涅赫柳多夫问那个眼睛上包扎着纱布的使女狱长在不在家。

使女说他不在家。

“他很快就会回来吗？”

那个狂想曲又停住，又从头弹起，声音响亮而热闹，又往那个似乎被魔法定住的地方弹过去。

“我去问一声。”

使女就走了。

那个狂想曲刚刚又奔放起来，不料还没弹到那个被魔法定住的地方就中断了。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

“你去对他说，狱长不在家，今天也不会回来。他出外做客去了。这些人为什么总是来缠他。”房门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随后狂想曲又响起来，可是又停住，传来了推开一把椅子的声音。显然，弹钢琴的女人发脾气了，要亲自骂这个来得不是时候而又纠缠不休的客人了。

“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脸色苍白、模样可怜的姑娘走出来，愤愤地说，她那对无精打采的眼睛周围有黑眼圈。她看见来人是一个穿着考究的大衣的年轻人，才软下来。“请进吧……您有什么事吗？”

“我要在这个监狱里探望一个监禁的人。”

“大概是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给我开的一个许可证。”

“哦，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不过，请进吧。”她在小小的前堂里又招呼他说，“要不然您就去找副狱长，他目前在办公室里，您可以跟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涅赫柳多夫说，没有回答她问的话就走了。

他刚走，房门还没来得及关上，原先那种活泼欢畅的琴声就又响起来。这种琴声不论是跟弹琴的地点还是跟模样可怜而又极其顽强地练琴的姑娘，都一点也不相称。涅赫柳多夫在院子里遇到一个年轻的军官，蓄着两撇竖起的、抹了油膏的唇髭，就向这个人打听副狱长在哪儿。原来这个人就是副狱长。他接过许可证来，看了一下，说这个许可证是专供到拘留所去探监用的，他不敢放涅赫柳多夫走进这所监狱。再者时候也已经迟了……

“请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监。您到那时候再来，狱长本人也在家。那时候您可以在公用房间里跟她见面，不过如果狱长许可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里跟她见面。”

因此这一天涅赫柳多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去了。涅赫柳多夫在街上走着，想到不久就要见到她，心情激动，这时候他不再回想法庭，只回想他同检察官和两个监狱的长官的谈话。他想到他极力设法跟她见面，想到他把自己的打算讲给检察官听，想到他去过两个监狱，准备同她见面，他的心情就不由得十分激动，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他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那本很久没有动用过的日记，读了其中的几段，然后写下这样一些话：“我已经有两年没写过日记，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回到这种孩子气的事上来了。然而这并不是孩子气的事，而是同我自己谈话，同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真正的、神圣的我谈话。在整个这段时期，这个我一直在沉睡，我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四月二十八日在我做陪审员的法庭里所发生的那件不同寻常的事，把他惊醒了。我看见她，被我欺骗过的卡秋莎，穿着长囚衣，坐在被告席上。由于一种奇怪的误会，也由于我的过错，她被判决去做苦工了。我刚才去找过检察官，还到监狱里去过。他们不肯放我进去跟她见面，不过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力量跟她见面，为的是在她面前认罪，甚至同她结婚，以便赎我的罪。主啊，帮助我！我很畅快，满心的欢乐。”

三十七

那天夜里马斯洛娃很久都睡不着觉，躺在那儿，睁大眼睛瞧着房门，同时教堂诵经士的女儿不住地走来走去，每次路过都把房门挡住。马斯洛娃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心里思忖着。

她暗想，她到了库页岛[74]以后无论如何也不嫁给苦役犯，总要设法另寻归宿，例如嫁给一个什么当官的，嫁给文书员，最不济也要嫁给看守，或者嫁给副看守。反正他们见了女人都没命。“只是我千万别瘦下去。要不然那就完了。”她想起辩护人怎样瞅着她，庭长怎样瞅着她，那些在法院里迎面遇见她和故意走过她身边的男人怎样瞅着她。她回想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过她，告诉她说，当初她在基塔耶娃的妓院里爱上的大学生，后来又到妓院里来过，问起她的情形，很怜惜她。她想起红头发女人打架的事，而且怜惜她。她想起卖面包的人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起很多人，然而单单没有想起涅赫柳多夫。她的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特别是她对涅赫柳多夫的爱情，她是从来也不去回想的。那样做未免太痛苦。那些往事的记忆，已经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心底里一个深深的地方。她就连做梦也从没梦见过涅赫柳多夫。今天她在法庭上并没有认出他来，这与其说是因为她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军人，没有留胡子，只留着小小的唇髭，鬈曲的头发虽然短，可是浓密，而他现在却已经显出老态，留了一把胡子，还不如说是因为她从来也没想过他。她已经在一个可怕的和漆黑的夜晚，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到他姑姑们家里去的那个夜晚，把她过去跟他发生过的事情的全部回忆统统埋葬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本来抱着希望，以为他会来一趟，因而她非但不嫌她心脏底下的那个小娃娃讨厌，而且每逢他在她的肚子里轻柔地动一下，有时候猛地动一下，她常常生出惊讶的感动心情。然而从那天夜晚起，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婴儿也变成纯粹是累赘了。

姑姑们本来在等候涅赫柳多夫，要求他顺路来一趟，可是他打来一个电报，说是他不能来，因为他得按照限期赶到彼得堡。卡秋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决定亲自到火车站去跟他见面。那列火车夜间两点钟经过此地。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小姐上床睡下以后，怂恿一个小姑娘，厨娘的女儿玛什卡跟她一块儿去。她穿上半高腰的旧皮靴，戴上头巾，提起衣裾，往火车站跑去。

那是秋季的夜晚，天色漆黑，下着雨，刮着风。天上时而哗哗地落下温暖的大颗雨点，时而那雨又停了。在野外是看不清脚底下的道路的，树林里黑得像炉子里一样。卡秋莎虽然对这条路很熟，却还是在树林里迷了路。那列火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只停三分钟，她本来希望在火车到达以前赶到车站，可是等她跑到那儿，第二遍铃都已经响过了。卡秋莎跑到月台上，顿时在头等客车的窗子里看见他了。这辆客车里灯火分外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靠椅上，没有穿上衣，在打纸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流油的粗蜡烛。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白色的衬衫，坐在靠椅的扶手上，把胳膊肘支在椅背上，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笑。她一认出他来，就举起冻僵的手敲窗子。可是，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慢慢开动，先是往后退一下，然后那些连在一起的车厢磕碰着，一个个往前移动。在两个打纸牌的军官当中，有一个站起来，手里拿着纸牌，开始往窗外看。她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到窗子的玻璃上去。这当儿，她面前的车厢也猛地一颤，走动了。她就跟着它往前走，眼睛瞧着窗子里。那个军官打算把窗子放下来，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涅赫柳多夫就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放下窗子。火车增加了速度。她加紧步子跟上去，不肯落在后头，然而火车越开越快，正在窗子放下来的时候，却有一个乘务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跳上车厢去。卡秋莎落在后头了，可是她仍旧沿着月台的湿木板往前跑。随后月台到了尽头，她极力放慢步子免得跌倒，踩着一级一级的梯阶跑下去，来到地面上。她仍旧往前跑，然而那辆头等客车远远地走到前头去了。一辆二等客车已经从她身旁驶过去，随后好几辆三等客车更快地驶过去，不过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到尾部挂着一盏提灯的最后一个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四外没有一点遮拦了。风朝着她刮过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她迎风那一面的衣裾裹紧了她的腿。她的头巾被风刮得从头上掉下来，可是她仍旧在跑。

“阿姨，米哈伊洛夫娜！”那个小姑娘喊道，几乎追不上她，“您的头巾掉下来了！”

“他，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卡秋莎暗想，停住脚，把她的头往后一仰，伸出两只手来抱住头，放声大哭。

“他走啦！”她大叫一声。

小姑娘心里害怕，抱住了她的淋湿的连衣裙。

“阿姨，我们回家去。”

“过一忽儿一列火车开过来，我索性往车轮底下一跳，就此完事。”卡秋莎这当儿暗自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决定照这样办。然而这时候，如同人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所常有的情形那样，他，她肚子里的小娃娃，他的小娃娃，突然颤动一下，使劲一顶，慢慢伸开四肢，不知用一种什么很细、很软、很尖的东西又顶了一阵。于是，忽然间，一分钟以前还使得她那么痛苦，觉得似乎没法活下去的种种事情，她对涅赫柳多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报复他的愿望……总之，那一切，忽然统统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把头巾扎好，匆匆走回家去。

她周身淋湿，沾满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在她身上开始发生一种精神上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她才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再也不相信善了。以前她本人相信善，而且相信别人也都相信善，然而从那天晚上起，她深信谁也不相信善，人们口头上说上帝，说善，可是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人而已。她爱他，他也爱她，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把她玩够了，把她的感情作践够了，就把她抛弃了。他还要算是她所认得的一切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一切人还要坏得多。她后来遭到的各种事情，一步步地肯定了这一点。他的姑姑们，那两个笃信宗教的老姑娘，就是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服侍她们的时候，把她赶走的。她碰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总是极力利用她来赚钱，凡是男人，从年老的警察分局局长起到监狱里的男看守止，都把她看做取乐的对象。对任何人来说，世界上别的东西都无关紧要，只有享乐，恰恰是这一类的享乐，才最要紧。她在自由生活的第二年跟一个老作家同居，越发肯定了她的这种看法。那个老作家把这种享乐叫做诗和美，直截了当对她说，这种享乐就是人的全部幸福。

人人都是只为自己活着，为自己享乐活着，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如果有的时候她的心里生出疑问，为什么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安排得这么糟，弄得大家互相残害，人人受苦，那就应当不去想这种事。每逢她感到苦闷，就吸一吸烟，或者喝一喝酒，或者最妙的是找一个男人谈情说爱，这样一来那种苦闷也就过去了。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早晨五点钟，监狱里女监的长廊上响起了照例的吹哨声，早已醒来的科拉布廖娃就叫醒马斯洛娃。

“我成了苦役犯。”马斯洛娃战兢兢地暗想，揉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每到早晨就臭得要命的空气。她打算再睡一觉，到那毫无知觉的睡乡里去，可是担惊害怕的习惯克制了睡意，她就爬起来，盘着腿坐好，往四下里看。女人都已经起床，只有孩子们还睡着。贩卖私酒的女人睁着一对暴眼睛，小心地从她孩子们身下抽出她那件长囚衣来，免得惊醒他们。造反的女人在火炉旁边把那些做尿布用的破布晾起来，她的娃娃在蓝眼睛的费多霞的怀里死命啼哭，费多霞摇着他，用温柔的声调给他唱催眠曲。害肺痨病的女人不住地咳嗽，伸手抓住胸口，血涌上了她的脸；每逢咳嗽停下来，她就不住地呼气，声音响得跟叫喊差不多。红头发女人醒过来以后，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弯着两条肥腿，兴致勃勃地大声讲她的梦景。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面，小声念着老一套的祷告词，在胸前画十字，鞠躬。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坐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她那对还没醒透的、呆瞪瞪的眼睛瞧着前面出神。美人儿把她那擦过油的、又硬又黑的头发缠在手指头上，要把头发弄得稍稍鬈曲点。

走廊上响起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响的脚步声。随后铁锁哗啷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人，上身穿着短上衣，下身穿着离后脚跟差很大一截的灰色短裤子，现出严肃而气愤的脸色，用扁担抬起臭烘烘的木桶，把它送到牢房外面去。女人们纷纷走出去，到长廊上的水龙头那边去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那儿跟隔壁别的牢房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吵起架来。又是辱骂，嚷叫，抱怨……

“莫非你们想坐单人牢房吗！”男看守嚷起来，使劲拍了一下红头发女人的赤裸而肥胖的后背，声音清脆，整个长廊上都听得见，“别让我再听见你的声音。”

“你瞧，老头子开起玩笑来了。”红头发女人把这种拍打当做亲热，说道。

“喂，快一点！穿好了衣服去做礼拜。”

马斯洛娃还没来得及梳好头，狱长就带着他的随员来了。

“出来点名！”男看守吆喝一声。

另外有许多女犯人从别的牢房里走出来。所有的女人都在长廊上站成两排，而且后排的女人必须把手放在前排女人的肩膀上。全体女犯人的人数都点清了。

点完名以后，女看守走过来，领着女犯人到教堂去。马斯洛娃和费多霞排在队伍的中央。队伍是由各个牢房里走出来的一百多个女人合成的。人人都戴着白头巾，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偶尔有几个女人穿着自己家里的花衣服。这是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去流放的妻子。整个楼梯上挤满了这个队伍。这时候人们可以听见她们穿着棉鞋走路的轻柔脚步声、说话声，偶尔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马斯洛娃看见她的仇人博奇科娃在前面走着，露出凶恶的脸色，就指点给费多霞看。这些女人走下楼梯以后，安静下来，纷纷在胸前画十字，鞠躬，从一个敞开的门口走进还空着的、金碧辉煌的教堂。她们的地点是在右边，她们挤在一起，互相挨紧，站住。跟在女人们后面走进来的，是穿着灰色长囚衣的男犯人，有的是解犯，有的是监犯，有的是经村社判决的流刑犯。他们大声咳嗽，在教堂的左边和中央站住，人群稠密。上边，在廊台上，已经有许多先带进来的男犯人站着，一边是苦役犯，头上剃掉了半边头发，铁链的玎珰声表明他们的身份；另一边是没有剃头和不戴脚镣的未决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由一个富商重新翻盖和装修的，为此耗费几万卢布。整个教堂里闪耀着鲜艳的彩色和金光。

教堂里沉静了一阵，人们只能听见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叫声，偶尔还有铁链的玎珰声。不过后来，在教堂中央站着的男犯人忽然往两边闪开，彼此挤紧，让出正中的一条路来。狱长顺着这条路走来，在教堂正中所有人的前面站住。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是这样做的：一个司祭穿着特别的、奇怪的、极不方便的锦缎衣服[75]，在碟子里把一块面包切成许多小块，然后把它们放在盛着葡萄酒的杯子里，而且嘴里念着各式各样的姓名和祈祷词。同时，诵经士先是一刻也不停地念各式各样的斯拉夫语祈祷词，然后跟一个由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歌唱它们，可是这些祈祷词本身原就难懂，再加上念得快，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祈祷词的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这种祈福的祈祷词由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的祈祷词一块儿念，时而单独念。除此以外，诵经士还念了《使徒行传》里的几行诗，声调那么奇怪，紧张，弄得人一句也听不懂。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里的一段文字，倒念得很清楚，说的是基督复活以后，在飞上天去坐在他父亲的右边以前，怎样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灵，他曾经从她的身上赶走过七个魔鬼；后来他又向十一个使徒显灵，怎样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人传布福音，同时声明说，凡是不相信的人都要灭亡，凡是相信并且受洗的人就会得救，此外还会赶走魔鬼，还会把手往病人的身上一放就治好他们的病，还会说种种新的语言，还会拿蛇，而且即使喝下毒物也不会死，却会健康地活下去。

礼拜的实质是这样：据认为，由司祭切碎后放在葡萄酒里的小面包块，随着某些手法和祈祷，就变成了上帝的肉和血。那些手法是这样：虽然司祭身上那件像口袋般的锦缎衣服碍手碍脚，他还是从容不迫地往上举起两条胳膊，就那样举着不动。然后他跪下去，吻一张桌子[76]和那上面放着的东西。不过最主要的动作是司祭伸出两只手来拿起一块餐巾[77]，在碟子[78]和金杯[79]上从容而平稳地摇来晃去。据认为，这样一来，面包和酒就变成了肉和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礼拜的这一部分才做得特别庄严。

“隆重地祝告最神圣、最纯洁、最美好的圣母啊。”司祭做完这些事以后，在一道隔板[80]的后边大叫一声。于是唱诗班庄严地唱道：把荣耀归于处女马利亚吧，这是很对的，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为此她应该比某些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某些六翼天使得到更多的荣耀。这以后，据认为，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掉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一小块面包切成四份，先蘸一蘸酒，再送进他自己的嘴里。据认为，他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口上帝身上的血。这以后，司祭撩开一道帷幕，推开隔板正中的一扇门，手里拿着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那些乐意这样做的人也来吃杯子里放着的上帝的肉和血。

有几个孩子乐意这样做。

司祭先问明孩子的姓名，再用汤匙小心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来，深深地送进孩子的嘴里，照这样依次给每一个孩子吃下去。这时候，诵经士擦干净孩子们的嘴，用高兴的声调唱道：这些孩子吃了上帝的肉啊，喝了上帝的血啊。这以后，司祭端着杯子走到隔板的后边去，在那儿把杯子里放着的上帝的血统统喝光，把上帝身上的一块块肉统统吃尽，仔细地舔干净他的唇髭，擦干净嘴和杯子，带着极为高兴的心情迈开矫健的步子，从隔板后边走出来，他那双小牛皮靴子的薄后跟踩出一片吱嘎吱嘎声。

这个基督教礼拜的主要部分做到这里就完结了。然而司祭有心安慰那些不幸的犯人，就在通常的礼拜以外再加上一个特殊的礼拜。那个特殊的礼拜是这样做的：司祭在一个铁打的、包金的、由十支蜡烛照亮的画像前面站住，据认为，这个（黑脸和黑胳膊的）画像就是刚才经司祭吃掉的上帝。然后，他开始用一种奇怪的、不知是唱歌还是说话的假嗓念出下面的话来：

最可爱的耶稣啊，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啊，殉教徒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啊，拯救我，耶稣我的救主啊，我的最美的耶稣啊，拯救来找你的人，耶稣救主啊，饶恕我，从祷告里诞生的耶稣啊，拯救你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稣啊，赐下天堂的快乐，热爱人类的耶稣啊！

他念到这儿停一停，换口气，在胸前画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都这样做。狱长、看守们、犯人们都跪下去。上边，那些镣铐响得特别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啊，力量的主，”他接着念道，“最神奇的耶稣啊，天使们的惊奇，最有威力的耶稣啊，祖先的救主，最可爱的耶稣啊，族长们的赞美，最光荣的耶稣啊，沙皇的威力，至善的耶稣啊，预言的实现，最惊人的耶稣啊，殉教徒的力量，最谦和的耶稣啊，修士们的快乐，最慈悲的耶稣啊，神甫们的喜悦，最仁爱的耶稣啊，持斋人的克制，最亲切的耶稣啊，圣徒的欢乐，最纯洁的耶稣啊，童贞者的贞洁，开天辟地的耶稣啊，罪人的得救，耶稣，上帝的儿子啊，饶恕我！”最后，他总算念完了，在反复念“耶稣”的时候已经一次比一次声嘶力竭。然后，他伸出一只手来略微托起他的法衣的绸里子，弯着一条腿跪下去，叩头。唱诗班就开始唱他最后的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啊，饶恕我！”犯人们就匍匐在地上，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半边头发往后一甩，那些磨伤他们的瘦腿的脚镣就哗啷哗啷响起来。

大家照这样做了很久。开头总是一套赞美词，结尾总是那一句：“饶恕我”，然后换上新的一套赞美词，结尾改成另外几个字：“阿利路亚[81]”。紧跟着，犯人们在胸前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上。起先，每一次赞美以后，犯人们就跪拜，不过后来他们隔一次才跪拜，再后甚至隔两次了。等到所有的赞美词都念完，司祭就轻松地吐一口气，合上书本，走到隔板后边去了，大家都很高兴。剩下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平放在那上面的包金十字架，四端镶着珐琅质的圆形饰章。然后他举着它走出来，在教堂中央站住。首先是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一下十字架，随后是副狱长，再后是看守们，这以后就是犯人们，互相推挤，低声互骂，陆续走过去。司祭一面跟狱长谈天，一面把十字架和他的手塞到那些走到他跟前来的犯人们的嘴上去，有的时候戳到他们的鼻子上去了。犯人们极力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这次的基督教礼拜，目的在于安慰和开导迷路的弟兄们，就照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狱长起到马斯洛娃止，谁也没有想起来，由司祭声嘶力竭地念过无数次而且用各种希奇古怪的字眼赞美过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儿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但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身为导师的司祭利用面包和酒所做的渎神法术，而且用最明确的方式禁止某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导师，禁止在殿堂里祈祷，叮嘱每一个人要单独祈祷。他连殿堂本身也禁止修建，他说过他是来毁坏殿堂的，又说人不应该在殿堂里祈祷，而应该在精神里，在真理里祈祷。主要的是，他不但禁止按这里所做的那样审判人，监禁人，虐待人，侮辱人，惩办人，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他说过他是来释放囚徒，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起，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起，四端镶着珐琅质圆形饰章、由司祭举着、让人们来吻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正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并且恰恰因为他禁止如今这里用他的名义做着的这类事情，他才遭到那种刑罚的。谁也没有想起，那些自以为吃面包和喝酒就是吃基督的肉和喝基督的血的司祭，确实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小面包块，喝了葡萄酒，却是因为他们不但蛊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他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了他们的最大的快乐，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向人们隐瞒了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信息。

司祭所以心安理得地做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因为他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所有以前生活过的圣徒都信奉过它，至今教会的和俗世的长官们也都信奉它。他并不相信面包会变成肉，说那么多的话会对灵魂有益处，或者他确实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小块肉，这类事情是没法相信的，不过他相信人应该相信这种信仰。主要的，使他对这种信仰深信不疑的，是十八年来他多亏奉行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才得到一笔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送他的儿子进中学，送他的女儿进宗教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比司祭的信心更坚定，因为他根本忘记了这种信仰的教义的实质，只知道教徒所缴的香火费、做追荐亡者的法事、诵经、做普通祈祷、做带赞美歌的祈祷等，都有固定的价钱，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乐于照付的，所以每逢他喊着“饶恕吧，饶恕吧”，歌唱和朗诵指定的经文的时候，总是表现出沉着的信心，深信这种事是非做不可的，如同人们卖木柴、卖面粉、卖土豆的时候所表现的信心一样。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虽然从来也不知道，而且也不过问这种信仰的教义是什么，教堂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什么意义，然而他们相信人非相信这种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再者，他们虽然隐隐约约，却确实体会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的残忍的职务辩护（至于究竟怎么会有这样的体会，他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要不是因为有这种信仰，那么，要他们像现在这样十分心安理得地用尽一切力量去虐待人们，就不但会困难得多，而且也许会不可能。狱长是好心肠的人，要不是在这种信仰里找到了支持，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挺直身体，站在那儿不动，热心地跪拜，在胸前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们》就极力要自己感动，看到那些孩子来领圣餐就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男孩，举着他。

在犯人们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看透了这完全是骗局，用来愚弄那些抱着这种信仰的人，因而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的犯人却相信那些包金的圣像、蜡烛、杯子、法衣、十字架，那些反复念过许多次却使人听不懂的话“最可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含有神秘的力量，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等在现世的生活里得到便利而结果没有得到，虽然他们的祷告始终也没有实现，可是每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这种失败是出于偶然，相信这一套制度既然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许，可见仍旧不失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纵然对现世的生活来说不见得必要，至少对死后的生活来说总还是必要的。

马斯洛娃也这样相信。做礼拜的时候，她像别人那样生出一种又是虔诚又是厌烦的混杂心情。她原先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央，除了她的女伴以外一个人也看不见。不过，等到那些领圣餐的人往前走去，她就跟费多霞一块儿也往前移动，于是看见了狱长，还看见狱长身后那些看守当中夹着一个年轻、矮小的农民，生着浅褐色头发，留着小小的淡白色胡子。这个人就是费多霞的丈夫，正在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妻子。到了唱赞美歌的时候，马斯洛娃不住地打量他，跟费多霞交头接耳地讲话，直到大家在胸前画十字，跪下去的时候，她才也跟着这样做。

四十一

涅赫柳多夫一清早就走出了家门。这时候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农民赶着一辆大车走过巷子，用奇怪的声调吆喝道：

“牛奶啊，牛奶啊，牛奶啊！”

昨天晚上下了头一场温暖的春雨。各处，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忽然生出了碧绿的青草。花园里的白桦树上点缀着绿油油的绒毛，稠李树和杨树抽出了清香的长叶。住宅和商店的冬季套窗已经卸掉，窗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在涅赫柳多夫必须经过的一个旧货市场上，搭成一长排货棚，已经拥挤着密密层层一群人。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膀上搭着熨平的长裤和背心，走来走去。

小饭铺里已经挤满人，其中有不必到工厂去上班的男人，穿着干净的长上衣和发亮的皮靴；也有女人，头上戴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镶小玻璃珠的外衣。警察们挎着用黄带子系着的手枪，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留心察看有没有发生什么纠纷，以便借此排遣他们难忍难熬的烦闷。在林荫道的小径上，刚刚变绿的草地上，有些孩子和狗跑来跑去玩耍。快活的保姆们坐在长凳上谈天。

大街的左边不见太阳，这时候凉爽而潮湿。大街的正中却已经干燥，沉重的载货马车一刻也不停地在路面上来往，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有些四轮轻便马车辚辚地滚过去，公共马车响着一片铃声。四面八方，教堂钟楼里发出音调不同的钟声，当当地响，震得空气发抖，召唤人们去参加类似当时在监狱里举行的礼拜。盛装艳服的人们就纷纷向各自教区的教堂走去。

涅赫柳多夫所坐的那辆街头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的门前，走到通往监狱去的路口就停下来了。

这儿，在这个通到监狱去的路口上，离监狱大约有一百步远，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大都带着小小的包袱。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房，左边有一幢两层的楼房，挂着一个什么招牌。监狱本身那座砖砌的大厦就在前边，然而探监的人是不准走过去的。有一个站岗的兵荷着枪走来走去，谁要从他身旁绕过去，他就严厉地叫住谁。

右边，在岗哨的对面，木房的小门旁边，有一个看守在长凳上坐着，穿一身镶着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簿子。探监的人走到他跟前，说出他们希望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在簿子上记下来。涅赫柳多夫也走到他跟前去，说出卡捷琳娜·马斯洛娃这个姓名。制服上镶着丝绦的看守就记下来。

“为什么现在还不让人进去呢？”涅赫柳多夫问。

“那边正在做礼拜。过一忽儿礼拜做完了，就放人进去。”

涅赫柳多夫走开，回到等候探监的人群那边去。这时候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人，衣服褴褛，头戴揉皱的帽子，光着脚，穿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条条红色的伤痕。他向监狱那边走过去。

“你往哪儿跑啊？”荷枪的兵吆喝他道。

“你嚷什么？”那个衣服褴褛的人一点也没有被岗哨的吆喝声吓慌，回了他一句，然后走回来，“你不放我过去，我等着就是。他这么嚷嚷，倒仿佛是个将军似的。”

人群里发出了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寒酸，甚至破烂，不过也有些男人和女人从外表看来很体面。涅赫柳多夫的身旁站着一个男人，衣服整齐，胡子剃光，身材丰满，脸色红润，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显然是贴身衣裤。涅赫柳多夫问他是不是头一回到这儿来。拿着小包袱的人回答说，他每个星期日都到这儿来。他们就攀谈起来。原来这个人是银行看门人。他到这儿来是为了探望他的犯伪造罪而受审的弟弟。这个好心肠的人把他的身世源源本本地对涅赫柳多夫讲了一遍，刚要反过来问涅赫柳多夫，不料这时候来了一辆装着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头高大的、良种的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这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大学生双手抱着一个大包袱。他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来，向他打听可不可以把施舍品，也就是他带来的白面包，散发给犯人们，要这样做应该办些什么手续。

“这是我按我的未婚妻的心意办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叮嘱我们把东西送到犯人们手里。”

“我自己也是头一次来，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您应该问一下那个人。”涅赫柳多夫指着在右边坐着、穿一身镶着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簿子的看守说。

涅赫柳多夫正在跟大学生讲话，正中开着一个小窗口的监狱大铁门打开了，从门里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外一个看守。那个手拿簿子的看守就宣布说，现在开始放探监的人进去。岗哨退到一旁，所有探监的人仿佛深怕迟了就进不去似的，一齐加快脚步，有些人甚至是一路小跑，往监狱的门口涌去。门口站着一个看守，随着探监的人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去，他就清点人数，大声报道：“十六个，十七个”，等等。监狱的里边还有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一个人，也在清点走过第二道门的人数，为的是过后把探监的人放出去的时候可以核对人数，使得探监的人一个也不会留在监狱里，犯人也一个都不会放出去。这个计数员并不看一下走过去的人是谁，一巴掌拍在涅赫柳多夫的背上。看守的这一拍，起初使得涅赫柳多夫感到受了侮辱，不过他马上想起他是办什么事到这儿来的，就为这种不高兴和受侮辱的心情害臊。

门里面一所房屋是拱顶的大房间，有几个不大的窗子，一律钉着铁格子。在这个名叫聚会室的房间里，涅赫柳多夫完全出乎意外地看见壁龛里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大像。

“为什么这儿放着这个像？”他暗想，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观念里把基督的形象同自由人而不是同囚禁的人结合在一起。

涅赫柳多夫放慢了脚步往前走，让性急的探监人走到他前面去。他百感丛生，想到关在这儿的恶人就害怕，随后想到那些没有犯罪而囚在此地的人，例如昨天的男孩和卡秋莎，又感到怜悯，再想到他马上就要同卡秋莎见面，却不由得胆怯和动情。在第一个房间的另一个尽头，当人们走出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看守说了一句什么话。然而涅赫柳多夫只顾想心思，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往大多数探监的人所去的那个方向走，也就是走到探望男犯人的地方去了，却没有走到他该去探望女犯人的地方。

他让性急的人抢先走进那个指定做会晤用的房间，他自己最后一个走进去。临到他推开门，走进房间，头一件使他震动的事就是成百条喉咙齐声喊叫，合成一片喧嚣声，震得他的耳朵发聋。一直到涅赫柳多夫往那些人的近处走过去，看见他们像苍蝇聚在糖上似的贴紧一道把房间隔成两半的铁丝网，他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在后墙上开着几个窗子的房间，原来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铁丝网都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这两道铁丝网中间，有些看守走来走去。铁丝网的那一边是犯人们，这一边是探监的人们。这两批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相离有三俄尺远，因此双方非但不能私相授受什么东西，就连看清对方的面貌，特别是对目力近视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说话也困难，人得用尽力量大嚷大叫，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都有许多张脸贴到铁丝网上来，那是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子女的脸，他们极力要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然而每个人讲话都极力想让对方听明白，每个人身旁的人也希望这样，他们的说话声就互相干扰，于是每个人都极力喊叫，想盖过别人的声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形成了那么一片喧嚣声，夹杂着大呼小喊，弄得涅赫柳多夫一走进房间就感到震惊。要想听明白这些人在说什么，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只有凭他们的脸色，才能判断他们在说什么话，他们彼此是什么关系。挨近涅赫柳多夫的是一个老太婆，戴着小小的头巾，贴紧铁丝网，下巴颤抖着，正在对一个脸色苍白、剃光半边头发的青年人嚷着什么话。那个男犯人拧起眉毛，皱起额头，注意地听她讲话。老太婆身边是一个穿着农民长上衣的青年人，把手放在耳朵旁边，听一个面貌同他相像、脸色憔悴、胡子花白的男犯人对他讲话，不住地摇头。再远一点，站着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摇着胳膊，嚷着什么话，笑起来。他旁边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女人，头上戴着上等的羊毛头巾，怀里抱着小娃娃，放声大哭，显然是头一次看见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犯的衣服，剃光半边头发，戴着脚镣。在这个女人的上方，就是跟涅赫柳多夫谈过话的看门人，正在用尽气力向对面一个头顶光秃、眼睛明亮的男犯人喊叫。等到涅赫柳多夫明白他得在这种条件下讲话，他就对那些居然规定而且实行这种办法的人生出满腔的愤慨。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可怕的局面以及对人的感情的这种嘲弄，竟然没有使得任何人感到受了侮辱。那些兵也好，狱长也好，探监的人也好，犯人也好，都照这种规矩办事，仿佛承认本来就应该这样似的。

涅赫柳多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约五分钟，心里生出一种古怪的苦恼心情，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自己跟整个世界不能协调。于是一种精神上的恶心感觉抓紧了他，这同生理上的晕船感觉差不多。

四十二

“不过，我必须做我到此地来所要做的事，”他鼓励自己说，“应当怎么办呢？”

他开始用眼睛寻找长官们。他看见一个人戴着军官的肩章，身量不高，面容消瘦，留着唇髭，在人们的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

“您能不能告诉我，先生，”他用特别紧张的谦恭态度说，“妇女关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才可以跟她们见面？”

“莫非您是要到探望女犯人的房间去？”

“是的，我希望见到一个关在这儿的女人。”涅赫柳多夫仍旧用那种紧张的谦恭态度回答说。

“先前在聚会室里的时候，您应该说明才是。那么您要见什么人呢？”

“我要见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狱长问。

“不，她只不过是……”

“哦，她判决了吗？”

“对，她是前天被判决的。”涅赫柳多夫温顺地回答说，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副狱长的心境，这个人似乎对他抱着同情的态度。

“要是您想到探望女犯人的房间去，那就请您往这边走。”副狱长说，显然已经凭涅赫柳多夫的外貌断定这个人是值得他效劳的。“西多罗夫，”他对一个留着很长的唇髭、胸前佩着几个奖章的士官说，“把这位先生领到探望女犯人的房间去。”

“是，长官。”

这当儿，铁丝网那边传来一个什么人的撕裂人心的痛哭声。

在涅赫柳多夫看来一切都是奇怪的，最奇怪的是他竟然得感激副狱长和看守长，竟然觉得很领他们的情，而他们却在做着这幢房子里所发生的种种残酷的事情。

看守长领着涅赫柳多夫走出男犯人的探监室，到长廊上，立刻推开对面的房门，把他领进一个同女犯人会面的房间。

这个房间也同男犯人的房间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不过地方小得多，这儿探监人和女犯人也都比较少，可是喊叫声和吵闹声却跟男犯人的房间里完全一样。两道铁丝网中间也有长官走来走去。这儿的长官是一个女看守，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丝绦，滚着蓝色镶边，也同男看守那样拦腰系着宽腰带。如同男犯人的房间里一样，两边的铁丝网前也都挤满人，这一边是本城的居民们，穿着各色衣服，那一边是女犯人们，有的穿着白色的衣服，有的穿着自己的衣服。整个铁丝网前面挤满人。有的人踮起脚尖来站得高一点，好让他们所说的话从别人的头上传过去，使对方听见；有的人坐在地板上，同对方交谈。

女犯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最显眼，她的喊叫声和相貌也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个头发蓬松、生得精瘦的茨冈女犯人，头巾已经从鬈曲的头发上滑下来。她在对面的铁丝网那边，差不多站在房间的正中，挨近柱子，正在对一个穿着蓝色上衣、腰底下紧紧系着皮带的茨冈男人嚷着什么话，同时很快地比着手势。茨冈男人的身旁，有一个兵坐在地上，跟一个女犯人讲话。再过去是一个留着浅色胡子的年轻、矮小的农民，脚上穿着树皮鞋，贴紧铁丝网站着，脸色涨得通红，显然在费力地忍住眼泪。有一个相貌俊俏、头发浅黄的女犯人在跟他讲话，睁着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睛瞅着对方。这就是费多霞和她的丈夫。他们旁边站着一个衣服褴褛的男人，在跟一个头发蓬乱、脸膛很宽的女人讲话。再过去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他们各自同对面的女犯人讲话。女犯人当中没有马斯洛娃。不过，对面，在女犯人后边，还站着一个女人，涅赫柳多夫立刻知道那就是她，立刻觉得他心跳得厉害，呼吸都停住了。决定性的关头已经近在眼前。他就走到铁丝网跟前去，认出她了。她在生着天蓝色眼睛的费多霞身后站着，笑吟吟地听她讲话。她不是像前天那样穿着长囚衣，而是穿一件白上衣，腰上勒紧腰带，胸脯高耸起来。如同在法庭上一样，她的头巾里溜出一绺鬈曲的黑发。

“事情马上就要决定了，”他暗想，“我该怎样招呼她呢？或许她会自己走过来吧？”

可是她自己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找她的。

“您要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中间走来走去的女看守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问道。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涅赫柳多夫很费力地说出口。

“马斯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喊叫一声。

四十三

马斯洛娃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抬起头，挺直她的胸脯，带着涅赫柳多夫所熟悉的那种依顺神情，走到铁丝网跟前，夹在两个女犯人中间，惊讶而探问地定睛瞧着涅赫柳多夫，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凭他的装束看出他是有钱人，就微微一笑。

“您是找我吗？”她说，把她那张生着斜睨的眼睛的笑脸凑到铁丝网上来。

“我想要跟……”涅赫柳多夫不知道该说“您”好，还是说“你”好。随后他决定应该说“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要跟您见一见面……我……”

“你别跟我耍嘴皮子，”他身旁的衣服褴褛的人嚷道，“你到底拿了没拿？”

“我跟你说，他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面有一个人嚷道。

马斯洛娃听不清涅赫柳多夫所说的话，不过他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忽然间使她想起了他。可是她不相信。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开始痛苦地皱起额头。

“我听不见您说的话。”她喊道，眯细她的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我来……”

“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在认罪。”涅赫柳多夫暗想。他刚想到这儿，眼泪就涌上他的眼眶，使得他的喉咙发堵。他就伸出手指头抓住铁丝网，说不出话，极力按捺自己，免得哭出声来。

“我说：你为什么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这一边有人喊道。

“你得相信上帝，我真的不知道。”那一边有个女犯人嚷道。

马斯洛娃看见他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您像是……可是我认不清了。”她叫道，眼睛没有看着他。她那忽然涨红的脸变得越发阴沉。

“我来是要求你宽恕我。”他大声喊道，声调呆板，像是在背书似的。

他喊完这句话，觉得羞愧，往四下里看一眼。不过他立刻暗想，如果他羞愧，那倒更好，因为他理应承担这种耻辱。他就继续大声说道：

“请你宽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他又喊道。

她站在那儿不动，她那斜睨的眼光紧紧盯着他。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从铁丝网那儿走开。他胸膛里不住翻腾，差点放声大哭，可是极力忍住了。

副狱长指点涅赫柳多夫到女犯人的房间去以后，分明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自己也到这个房间来了。他看见涅赫柳多夫不在铁丝网那儿，就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要会晤的女犯人谈话。涅赫柳多夫擤了擤鼻子，打起精神，极力做出镇静的样子，回答说：

“我隔着铁丝网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狱长沉思不语。

“哦，好吧，暂时把她带到这儿来也行。”

“玛丽亚·卡尔洛夫娜！”他转过身去对女看守说，“把马斯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马斯洛娃从旁门的门口走进来。她踩着轻软的步子一直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站住，从眉毛底下看了他一眼。她的黑头发，像前天似的，鬈曲着飘在额头上，她那张不健康的脸浮肿而苍白，然而俊俏，十分镇静，只是黑亮的、斜睨的眼睛在臃肿的眼皮底下特别炯炯有光。

“你们可以在这儿谈话。”副狱长说，然后走到一旁去。

涅赫柳多夫往靠墙摆着的一条长凳那儿走过去。

马斯洛娃带着疑问的神情瞧副狱长一眼，然后仿佛感到惊讶似的，耸一耸肩膀，跟着涅赫柳多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一下裙子，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知道，要您宽恕我是困难的，”涅赫柳多夫开口说，可是又停住嘴，觉得眼泪在妨碍他说话，“不过，如果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回，那么现在我要尽我所能尽的一切力量去做。请您告诉我……”

“您是怎么找着我的？”她问，没有回答他问的话。她那对斜睨的眼睛瞧着他，而又好像没有瞧着他。

“我的上帝啊！帮助我吧，教导我应该怎样做！”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瞧着她那张大大变样而且如今已经不中看的脸。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他说，“我在做陪审员。您没有认出我吗？”

“没有，我没有认出来。我也没有功夫认人。再者我连看也没看。”她说。

“您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他问，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她简短而气愤地回答说，掉过眼睛去不看他。

“怎么会死了？什么缘故死的？”

“当时我自己也病着，差点死掉。”她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可是我的姑姑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肯用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仆呢？她们一看出我有身孕，就把我赶走了。可是，何必再说这些呢。我什么都不记得，全忘光了。那件事早就了结了。”

“不，没有了结。我不能把那件事丢开不管。哪怕现在，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可赎的。以前发生过的事，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过去了。”她说。然后，他万万没有料到，她忽然看他一眼，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可怜样的媚笑。

马斯洛娃再也没有料到会见到他，特别是现在，在此地。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出现起初才使她感到震动，逼得她想起了她从来也不去回想的事。起初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一个充满新奇美妙的感情和思想的世界，这是那个爱着她而又为她所爱的漂亮青年为她打开的。后来她想起他的不可理解的残忍，想起一长串的屈辱和苦难，而这些都是紧跟在那种令人心醉的幸福之后，并且是从那里面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她感到痛苦。可是她又无力理解这种事，于是她现在也照往常那样去做，往常她总是把这些回忆赶走，用她的堕落生活的那种特殊的迷雾盖上那些回忆，目前她也就这样做。起初她把目前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以前爱过的那个青年合成一个人，不过后来她看出这样做太痛苦，就不再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如今，这个装束整齐、养尊处优、胡子上洒着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经不是她所爱过的涅赫柳多夫，而只是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就把她那样的人拿来使用一下，而她那样的人也必须尽量利用他们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对他媚笑。她沉默了一下，心里盘算着该怎样利用他才对。

“那件事早就了结了，”她说，“现在我被判决，要去做苦工了。”

她说出这句可怕的话的时候，嘴唇颤抖起来。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罪的。”涅赫柳多夫说。

“当然我没罪。难道我会做贼，或者做强盗？据我们这儿的人说，办案子全靠律师，”她接着说，“他们说，这得上诉。不过，据说这很费钱……”

“是的，一定的，”涅赫柳多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要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要去做。”

随后是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笑一下。

“我想跟您要一点……钱，要是您乐意的话。不多……十个卢布就成，不必再多了。”她忽然说。

“行，行。”涅赫柳多夫发窘地说，伸手取他的钱夹。

她很快地瞧一眼副狱长，他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您不要当着他的面给我，要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他会拿走的。”

等到副狱长刚转过身去，涅赫柳多夫就拿出钱夹来，然而还没来得及把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她，副狱长就又转回身，脸对着他们了。他就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要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了。”他暗想，瞧着那张从前妩媚可爱，可是现在却不再纯洁而且臃肿的脸，以及那对斜睨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的不正派的亮光，那对眼睛正盯紧副狱长和涅赫柳多夫捏紧钞票的手。一时间他心里动摇了。

昨天晚上说过话的诱惑者，如今又在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说话了，照例引他不去考虑他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却去考虑另外的问题：他的行动会造成什么后果，怎样做才能对他自己有利。

“你对这个女人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那个声音说，“你无非是把一块石头吊在你的脖子上，这块石头会把你活活淹死，妨碍你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你不如把钱给她，把现在你身边的钱统统给她，然后向她告别，从此跟她一刀两断，这样岂不更好？”他不由自主地暗想。

然而他顿时感到现在，就在眼前，他的灵魂里正在发生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目前仿佛放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力量上去，就能使天平往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歪过去。他真就使出他的力量来，向昨天他感到在他灵魂里存在着的上帝求援，上帝果然立刻在他的灵魂里响应他。他决定马上把一切话都对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找你是要求你宽恕我，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究竟你宽恕我没有，或者你以后会不会宽恕我。”他说，忽然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讲话，却时而瞧他的手，时而瞧副狱长。等到副狱长转过身去，她就赶紧对他伸出一只手，抓住那张钞票，把它塞在她的腰带里。

“您说的话可真希奇。”她说，而且依他看来，似乎在鄙夷地冷笑。

涅赫柳多夫体会到她心里有一种断然敌视他的东西，它保护着她，使她甘心做她现在这样的人，不准他去触动她的心。

可是，说来奇怪，这不但没有把他吓退，反而给他一种特别的、新的力量，促使他同她接近。他感到他必须使她在精神上清醒过来，又感到这是非常困难的，可是这件事的困难反而吸引他。他目前对她生出的这种心情，是他以前无论对她或者对别人都没有生出过的，其中一点私心也没有。他自己丝毫也不希望从她那儿得到一点什么，只是希望她不再做她眼前这样的人，希望她清醒过来，做她从前那样的人。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要知道，我了解你，我记得以前在帕诺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何必提那些老事。”她干巴巴地说。

“我回想这些是为了改正我的过错，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口了，本来打算说明他要跟她结婚，可是他碰到她的目光，看出这目光里有一种那么可怕的、粗鲁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东西，他就说不出口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们开始走出去。副狱长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会晤的时间结束了。马斯洛娃就站起来，温顺地等着人家把她押回监狱去。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法再说了，”涅赫柳多夫说，对她伸出一只手去，“我以后还会来的。”

“好像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她伸过一只手去，不过只是碰一下而没有握他的手。

“不，我要设法在一个可以跟您谈话的地方再跟您见面，到那时候我要说一件很重大的、对您非说不可的事。”涅赫柳多夫说。

“好，那您就来吧。”她说，微笑着，那是她希望博得男人欢心而做出来的笑容。

“对我来说，您比姊妹还要亲。”涅赫柳多夫说。

“这话可真希奇。”她又说一回，摇着头，往铁丝网的另一边走去。

四十四

在初次相见的时候，涅赫柳多夫本来预料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打算为她出力，听到他认罪的话，就会高兴起来，受到感动，于是又变成卡秋莎了。然而使他心惊胆战的是，他看出卡秋莎已经不存在，只剩下马斯洛娃了。这使得他又是惊奇又是害怕。

使他感到惊奇的，主要是马斯洛娃非但不觉得她的地位可耻（这不是指犯人的地位，她对犯人的地位是觉得可耻的；这指的是妓女的地位），甚至好像感到满意，几乎为此自豪。可是话说回来，这也不能不是这样。任何人，为了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工作，就一定要把他的活动看得又重要又好。因此，凡是人，不管他的地位怎样，必然对人类的一般生活形成一种足以使得他的活动在自己心目中显得又重要又好的看法。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盗贼、凶手、暗探、妓女必定承认自己的行业很坏，引以为耻。实际上完全相反。凡是由于命运或者由于本身的过失和错误落到某种地位上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不正当，却总会对一般生活形成一种足以使得他们的地位在自己心目中显得又好又正当的看法。为了保持这样的看法，这种人总是本能地依附那班承认他们对生活所形成的概念，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地位所形成的概念的人。每逢事情涉及盗贼夸耀他们的本领，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这样的事情就总会使得我们感到惊讶。然而，这所以会使得我们感到惊讶，无非是因为那些人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气氛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而且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处在局外罢了。不过，每逢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掠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这岂不是同一类的现象？我们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没有看出他们的生活概念反常，也没有看出他们为了替他们的地位辩护而颠倒了善与恶的概念，无非是因为具有这种反常的概念的人们圈子比较大，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而已。

马斯洛娃对她的生活以及对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所抱的看法也就这样形成了。她是妓女，被判决去做苦工了，可是尽管这样，她却自有她的世界观，根据这个世界观她就能够称赞她自己，甚至能够在别人面前以她的地位为荣。

这个世界观是这样：所有的男人，不论是年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中学生也好，将军也好，受过教育的也好，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好，无一例外，一概认为最大的快乐就在于同妩媚的女人性交，因此所有的男人虽然假装在忙别的事，实际上却只巴望干这一件事。她正好是一个妩媚的女人，既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所以她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人。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生活都肯定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在这十年当中，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她到处都看见这样的现象：所有的男人，从涅赫柳多夫和年老的警察分局局长起到监狱里的看守们止，都需要她。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却没有看见，也不去注意。所以，依她看来，全世界无非是一伙好色之徒的渊薮，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例如欺骗、暴力、金钱的收买、狡猾的圈套等，极力要占有她。

马斯洛娃就是这样理解生活的，根据这样的生活观点她就非但不是微不足道的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人。马斯洛娃把这样的生活观点看得重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她也不能不重视它，因为她一旦改变这样的生活观点，就丧失了由这种观点所取得的她在人世间的重要性。为了不失掉她在生活里的重要性，她就本能地去依附那班对生活跟她抱着同样看法的人。可是她领会到涅赫柳多夫打算把她引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她就抵制他，已经预先看出在他招引她去的那个世界里，她一定会丧失她的这种生活地位，以及这种生活地位所给与她的自信和自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根本不去回忆她年纪很轻的时候的那些事情，不去回忆她同涅赫柳多夫最初的那种关系。那些回忆跟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而已经在她的记忆里一笔勾销，或者不如说埋藏在她的记忆里的一个什么地方，不去碰它，把它关得很严，封得很紧，犹如蜜蜂把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不留一点点出口，免得它们毁掉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所以，现在的涅赫柳多夫，在她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她从前带着纯洁的爱情爱过的那个人，却仅仅是一个她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的阔老爷罢了，她同他只能有她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是啊，我没有能够把主要的话说出口，”涅赫柳多夫同人们一起往出口走去，暗自想道，“我没有告诉她说我要跟她结婚。我没有说，不过我以后要这样做的。”他暗想。

那两个把守门口的看守，在放人出去的时候，又各自伸出手去拍探监的人，借以清点人数，免得多放出去一个人，或者多留下一个人在监狱里。这一次他们拍涅赫柳多夫的后背，不但没有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他甚至根本没有理会这件事。

四十五

涅赫柳多夫有心要改变他的外部生活：退掉大住宅，辞掉他的仆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可是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再三对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天以前改变生活状况，因为夏天是没有人承租住宅的，而且也总得有个地方住人和存放家具什物才行。所以涅赫柳多夫固然想改变他的外部生活（他想照大学生那样过简朴的生活），可是他的全部努力都落空了。不但一切照旧，而且这所房子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把各种毛料的和皮子的衣物统统拿到院子里来晾一晾，挂得到处都是，不住拍打上面的灰尘。参加这个工作的有扫院子的仆人，有他的助手，有厨娘，连听差科尔涅伊也参加了。起初，他们把一些军服和一些从来也没有任何人用过的、奇怪的皮货搬出来，晾在绳子上，然后把地毯和家具也搬出来。于是扫院子的仆人就带着他的助手，卷起衣袖，露出肌肉饱满的胳膊，合着节拍，用力敲打那些东西。各处房间里全有樟脑的气味。涅赫柳多夫走过院子，或者从窗子里往外看，常常暗自惊讶：这些东西简直多得吓人，而且无疑地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些东西唯一的用处和目的，”涅赫柳多夫暗想，“就在于给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科尔涅伊、扫院子的仆人、他的助手、厨娘等等提供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罢了。”

“现在既然马斯洛娃的案子还没解决，那就犯不上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涅赫柳多夫想，“况且这样做也太困难。反正等到她释放出来，或者流放出去，而我也跟着她走的时候，一切都会自动改变的。”

在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涅赫柳多夫坐上马车去找他。律师购置的私人住宅是华美的，栽种着高大的植物，窗子上挂着精致的窗帘，总之铺排得富丽堂皇，表明主人发了横财，也就是得到了不劳而获的钱财，这样的铺排是只有在暴发户的家里才会见到的。涅赫柳多夫走进这个住宅，在接待室里遇到许多要求律师接见的人。如同在医师的候诊室里一样，他们排了轮次等着接见，垂头丧气地在几张桌子旁边坐着，桌上放着画报，供他们翻阅消遣。律师的助手也在这儿挨着一张很高的斜面办公桌坐着。他认出了涅赫柳多夫，就走到他跟前同他打招呼，说他马上去报告主人。可是律师的助手还没来得及走到办公室门口，房门正巧开了，传出响亮而活泼的谈话声，那是一个年纪不轻、身材矮胖、脸色通红、唇髭浓密、穿着全新的衣服的男人和法纳林本人在谈话。两个人脸上都现出凡是刚办完有利可图而又不大正当的事情的人所常有的那种表情。

“您自己也有罪啊，老兄。”法纳林带着笑容说。

“我倒乐意进天堂，就是罪孽深重，上天无门。”

“得了，得了，我们明白。”

两个人就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涅赫柳多夫，说道。他对走出去的商人再点了一下头，领着涅赫柳多夫走进他的格调严谨的办公室。“请吸烟吧。”律师说，在涅赫柳多夫对面坐下来。他刚办完的那个交易很成功，引得他不住地微笑，他极力要忍住笑容。

“谢谢，我是为马斯洛娃的案子来的。”

“对，对，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个案子。哎，这些大财主都是些什么样的坏蛋啊！”他说，“您看见刚才那个家伙了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卢布的家财。可是讲起话来，却说什么‘上天无门’。哼，只要他能从您的身上捞着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票儿，那他就是用牙来咬也要把它咬到口的。”

“他说‘上天无门’，可是你也说什么‘二十五卢布的票票儿’。”这当儿涅赫柳多夫暗想，对这个态度随便的人生出一种难于克制的憎恶，这个人竟然打算借他说话的口吻来表示他跟他涅赫柳多夫是在同一个营垒里，至于来找他的那些委托诉讼的人和其他的人，却是属于另外一个同他格格不入的营垒的。

“他简直要把我磨死，这个大混蛋。我恨不得松一松心才好。”律师说，仿佛在为他不谈正事辩白似的，“好，现在来谈您的案子……我已经把案卷仔细看了一遍，可是就像屠格涅夫说的一样，‘不赞成它的内容’[82]，也就是说那个糟糕的辩护人不中用，没有给一切上诉理由留下余地。”

“那么您决定怎么办呢？”

“等一等。您告诉他说，”他转过身去对走进房来的助手说，“我怎样说的，就要怎样办，要是他认可，那很好，要是不认可，就算了。”

“可是他不同意。”

“哦，那就算了。”律师说，他的脸色忽然由快活、温和一变而为阴沉、气愤。

“人家都说什么当律师的白拿钱，”他说，脸上又做出原来的愉快神情，“前些日子我把一个破产的债务人从完全不公平的控告里救出来，于是如今大家纷纷来找我了。可是办每一个这样的案子，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要知道，我们也像某作家所说的那样，‘把我们一块块的肉留在墨水瓶里’[83]了。好，那么来谈一谈您的案子，或者应当说，谈一谈使您发生兴趣的案子，”他继续说，“情形很糟糕，好的上诉理由已经没有了，不过呢，讲到上诉，总还是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我写的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起来，把某些没有趣味的公文套头很快地跳过去，特别着重地念其余的部分。他开始念道：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门，等等，等等。申诉事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决定，等等，等等，做出裁决，等等，等等，某某马斯洛娃犯用毒药害死商人斯梅利科夫罪，依照刑法典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等等，判处该犯服苦役刑，等等，等等。

他停住嘴。显然，尽管他办这种事已经十分习惯，可是仍旧津津有味地听他自己的文章。

“‘这项判决乃是诉讼程序上的严重违法和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他庄重有力地继续念道，“‘所以这项判决理应撤消。第一，在开庭审讯期间，斯梅利科夫内脏检查报告刚开始宣读，就被庭长阻止。’这是第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宣读的是公诉人啊。”涅赫柳多夫惊讶地说。

“那也没关系，辩护人照样有理由要求宣读这个东西。”

“不过要知道，宣读那个报告是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的。”

“然而这仍然不失为一个上诉理由。下边：‘第二，马斯洛娃的辩护人，’”他接着念下去，“‘在发言期间有意说明马斯洛娃个人的性格，因而涉及她的堕落的内在原因，不料被庭长横加拦阻，理由是辩护人的这些话似乎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按照枢密院的历次训示，在刑事案件中，查明被告的性格和一般的道德品格，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至少有利于正确断定责任谁属的问题。’这是第二点。”他说，瞧一眼涅赫柳多夫。

“不过要知道，他讲得很不高明，弄得大家一点也没听懂。”涅赫柳多夫说，越发感到惊讶了。

“那个家伙笨极了，当然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法纳林笑着说，“不过这仍然不失为一个理由。好，再念下边的。‘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法》第八百零一条第一款的明白规定，没有向陪审员们解释根据什么样的法律因素才能构成犯罪的概念，没有对他们说明即使他们裁定马斯洛娃对斯梅利科夫有下毒的确凿事实，可是仍然有权根据她没有谋害性命的意图而不把她的这种行为看成有罪，从而裁定她没有犯刑事罪，仅仅是一种过错，一时疏忽而已，至于其结果商人死于非命，在马斯洛娃却是出乎意外的。’这就是主要的一点。”

“可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这方面是我们的错误。”

“‘最后，第四，’”律师接着念下去，“‘陪审员们对于法庭交下的马斯洛娃犯罪问题表所提出的答复，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矛盾。马斯洛娃被控纯粹出于图财的目的而蓄意毒死斯梅利科夫，可见她犯杀人罪的唯一动机就是图财。然而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否定她有劫夺钱财的目的，也否定马斯洛娃参与过盗窃贵重财物，因此事情很明显：他们本来就打算否定被告有谋害性命的意图，只是由于庭长的总结发言不完备，引起了误解，以致陪审员们在答复中才没有用适当的方式表明这一点，因此，针对陪审员们的这种答复，绝对要求援引《刑事诉讼程序法》第八百十六条和八百零八条，即庭长应当向陪审员们解释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复，责成他们重新会商，对被告犯罪问题表做出新的答复。’”法纳林念到这儿停下来。

“那么庭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法纳林笑着说。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到时候在那边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一些老废物了。”

“怎么叫老废物呢？”

“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啊。嗯，事情就是这样。下边，我写道：‘这样的裁决，’”他很快地继续念道，“‘使得法庭无权判处马斯洛娃刑事处分。对她这案子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乃是明显而严重地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根据上述理由，我荣幸地呈请某某，某某依据《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九百零九条、第九百一十条、第九百十二条第二款、第九百二十八条等等，等等，撤消原判，并且将本案发交该法院另外组成法庭，重新审理。’就是这样。凡是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不过我要说句老实话，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话说回来，这要看枢密院里审查这个案子的是谁。要是有人情可托的话，您就去张罗吧。”

“我倒真有熟人。”

“那就得快点办，要不然他们都会走掉，治痔疮去了，那就得再等三个月。……哦，还有，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向皇上递状子。那也要靠幕后的活动。在这方面我也愿意效劳，那就是说不是在幕后活动方面，而是在写状子方面。”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费……”

“我的助手会把一份誊清的状子交给您，他会对您说明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问您。检察官给了我一张许可证，批准我到监狱里去探望那个人。可是监狱里的人对我说，如果要在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以外探监，那就还得经省长批准。是要这样吗？”

“对，我想是要这样。然而目前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不过这个人是十足的蠢货，恐怕您找着他也是什么事都办不通的。”

“这个人是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得他。”涅赫柳多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时候有一个身材矮小、相貌极其难看、生着狮子鼻、肤色发黄的瘦女人迈着很快的步子闯进房间来。她就是律师的妻子，分明一点也不因为生得丑而难过。她不但打扮得异常别致，身上裹着一件又是丝绒又是绸缎、颜色鲜黄而又带绿的什么衣服，甚至把她的稀疏的头发也卷了一下。她得意洋洋地闯进这个接洽事务的房间来，由一个身材细长、满面笑容的男人陪着，他面色像土那么黄，身穿镶着缎子领头的礼服，系着白领结。他是作家，涅赫柳多夫见过他。

“阿纳托尔，”她推门进来，说，“到我那儿去吧。喏，谢苗·伊万诺维奇答应朗诵他的诗，你呢，务必念一下迦尔洵[84]的作品。”

涅赫柳多夫本来打算走掉，可是律师的妻子凑着她丈夫的耳朵小声讲了几句话，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请原谅，公爵，我认得您，我认为不必再介绍了。请您光临我们的文学早会。那会很有趣味。阿纳托尔朗诵得好听极了。”

“您瞧，我有多少杂差啊。”阿纳托尔说，摊开两只手，微微笑着，指一指他的妻子，意思是说要抗拒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是不可能的。

涅赫柳多夫带着忧郁而严正的脸色，十分客气地向律师的妻子道谢，说是承蒙邀请，不胜荣幸，然而因为无暇奉陪，只好谢绝，说完他就走出房外，到接待室去了。

“好一个装模做样的家伙！”律师的妻子等到他走出去以后，说了他这样一句。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一份已经抄好的状子交给涅赫柳多夫，后来听到他问起酬劳费，就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85]指定一千卢布，同时又解释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本来不办这样的案子，这一回是看在涅赫柳多夫的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名？要由谁签名？”涅赫柳多夫问。

“这可以由被告自己签名。如果这样做不方便，那么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受到她的委托，也可以签名。”

“不，我去一趟，由她自己签名好了。”涅赫柳多夫说，暗自庆幸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规定的日子之前同她见面了。

四十六

监狱里，到了规定的钟点，看守们在走廊上吹响了哨子。铁锁哗啷啷地响着，走廊的门和牢房的门都开了，光着的脚板和棉鞋的后跟在地上响成一片。倒粪桶的犯人走过长廊，弄得空中满是难闻的臭气。男犯人和女犯人纷纷洗脸，穿衣服，然后到走廊上来点名，点过名以后就去取开水冲茶。

这天喝茶的时候，监狱的各个牢房里都在活跃地谈论一件事，原来今天有两个男犯人要受到用树条抽打的惩罚。这两个男犯人当中，有一个是店员瓦西里耶夫，年纪很轻，文化程度不差；他出于嫉妒，一时性起把他的情妇打死了。牢房里的犯人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兴致勃勃，性情慷慨，对监狱当局态度强硬。他懂得法律，总是要求按法律办事。为此监狱当局不喜欢他。三个星期以前，有一个看守殴打一个倒粪桶的犯人，因为那个犯人把粪汁溅在他的新制服上了。瓦西里耶夫出头为倒粪桶的犯人打抱不平，他说没有一条法律许可殴打犯人。“我要叫你知道一下什么叫法律。”那个看守说着，对瓦西里耶夫破口大骂。瓦西里耶夫就照样还嘴骂他。看守想要打他，可是瓦西里耶夫一下子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捏了大约三分钟，然后拧着他的手叫他转过身去，把他推出房外。看守告到上边去，狱长就下命令把瓦西里耶夫押到单人牢房里关起来。

单人牢房是一排阴暗的小屋，门外上着锁。单人牢房里又黑又冷，既没有床，也没有桌子，更没有椅子，因此关在这里的人就在肮脏的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听任老鼠从他们身上窜过去，或者在他们身上跑来跑去。单人牢房里老鼠很多，胆子极大，谁也没法在那黑暗的地方保存一块面包。它们跑到囚徒的手上来抢面包吃，如果犯人不动，就索性来咬犯人。瓦西里耶夫说他不到单人牢房里去，因为他没有犯罪。看守硬拉他去。他开始挣扎，有两个犯人帮着他从看守的手里挣脱身子。看守们就一齐来了，其中有一个姓彼得罗夫的，出名的力气大。犯人们敌不过，都给关进单人牢房里去了。省长立刻接到报告，说是发生了一件近似暴动的事。监狱里接到公文，命令把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涅波姆尼亚希，各用树条抽打三十下。

惩罚规定在女犯人的探监室里执行。

监狱里所有的囚徒从昨天傍晚起就知道了这件事，各个牢房里正活跃地谈论马上就要执行的惩罚。

科拉布廖娃、美人儿、费多霞、马斯洛娃坐在她们的墙角那边，已经喝过白酒，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抖擞。马斯洛娃现在老是买酒喝，而且大方地请她的同伴们一块儿喝。这时候她们喝着茶，也在谈这件事。

“难道他胡闹还是怎么的？”科拉布廖娃说，指的是瓦西里耶夫。她用结实的牙齿在糖块上咬下一小块一小块的糖来。“他只不过是替他的同伴打抱不平罢了。因为如今不兴打人嘛。”

“据说，他是个挺好的人。”费多霞补充了一句。她没戴头巾，露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坐在板床对面的木柴上，板床上放着一把茶壶。

“喏，应当跟他说一下这件事才是，米哈伊洛夫娜。”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对马斯洛娃说，这个“他”指的是涅赫柳多夫。

“我会跟他说的。他为我什么事都肯做。”马斯洛娃回答说，微笑着把头一扬。

“不过那要等到他来了才成。可是，据说，这儿马上就要去收拾那两个人了，”费多霞说，“这真可怕呀。”她补充道，叹了一口气。

“有一回啊，我在乡公所里瞧见他们打一个庄稼汉。先是我的公公打发我去找乡长，我就去了，到那儿一看，他呀……”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开始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刚把故事讲到半中腰，就被楼上走廊里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打断。

女人们沉静下来，听着。

“那些魔鬼，他们来抓人了，”美人儿说，“他们马上就会用树条把他活活抽死。看守们恨透他了。因为他不肯向他们低头。”

楼上的响声渐渐平息。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就接着讲她的故事，说在乡公所里她怎样看见那个农民在一个堆房里挨打，怎样害怕，她的五脏六腑怎样翻了个身。可是美人儿讲起谢格洛夫挨过皮鞭的抽打，却一声也不吭。后来费多霞把茶具收走，科拉布廖娃和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动手做针线活。马斯洛娃坐在板床上，抱住膝头，感到烦闷无聊。她正打算躺下睡觉，可是女看守来了，叫她到办公室去会见一个探望她的人。

“你务必把我们的事讲给他听，”老太婆梅尼绍娃对她说，同时马斯洛娃照着脱落了一半水银的镜子整理她的头巾，“放火的不是我们，是他自己，那个坏蛋，有一个工人亲眼见过，他不会昧良心的。你告诉他，让他把米特利叫出来。米特利就会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听，讲个一清二楚。要不然，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平白无故关在这监狱里；他呢，那个坏蛋，倒霸占着人家的老婆，安安稳稳地在酒店里坐着。”

“法律上可没有这么一条！”科拉布廖娃肯定地说。

“我会讲的。我一定讲。”马斯洛娃回答说，“要不，再喝点酒壮壮胆量也好。”她补充道，挤了挤眼睛。

科拉布廖娃就给她倒了半杯酒。马斯洛娃喝完酒，把嘴擦干净，带着极其畅快的心境，把她刚说过的话又说一遍：“壮壮胆量也好”，然后她摇着头，微微笑着，跟在女看守的身后，顺着长廊走去。

四十七

涅赫柳多夫已经在监狱的前室等了很久。

先前，他刚来到监狱里，在大门外拉了拉门铃，然后把检察官所开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看一下。

“您要探望什么人？”

“探望女犯人马斯洛娃。”

“现在不行：狱长正忙着。”

“他在办公室里吗？”涅赫柳多夫问。

“不，他在这儿，在探监室里。”看守回答说，涅赫柳多夫觉得他神色慌张。

“莫非今天是探监的日子？”

“不是的。有一件特别的事。”他说。

“那么，怎样才可以见到他呢？”

“他一忽儿就出来，您就可以跟他谈您的事了。您略微等一忽儿。”

这时候，司务长从旁门里走出来，脸上又光又亮，唇髭被烟草的烟子熏黑，制服上的丝绦亮闪闪的。他对那个看守厉声说道：

“为什么你把人带到这儿来？……把他领到办公室去……”

“我听说狱长就在这儿。”涅赫柳多夫说，看到司务长也露出惶惶不安的神情，不由得暗自吃惊。

这时候，里边的一扇门开了，满头大汗、神态激昂的彼得罗夫走出来。

“这回他就会记住了。”他转过身对着司务长说。

司务长用眼睛指了指涅赫柳多夫，彼得罗夫就沉默下来，皱起眉头从后门走出去。

“他要叫谁记住？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慌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眼色？”涅赫柳多夫暗想。

“您不能在这儿待着，请到办公室里去吧。”司务长又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说。涅赫柳多夫刚要走出去，狱长却从后门走进来，神情比他的部下还要慌张得多。他不住地唉声叹气。他看见涅赫柳多夫，就转过身去对看守说话。

“费多托夫，把女监第五号牢房里的马斯洛娃带到办公室去。”他说。

“请您跟我来。”他对涅赫柳多夫说。他们就顺着一道高陡的楼梯上去，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那儿只有一个窗子，放着一个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狱长坐下来。

“这个职务真是苦而又苦啊。”他对涅赫柳多夫说，取出一支很粗的纸烟来。

“看样子，您疲倦了。”涅赫柳多夫说。

“我厌倦这整个工作了。这是一种很难干的职务。我打算减轻犯人的厄运，可是结果反而更糟。我一心只想怎么样才能走掉。这个职务真是苦而又苦。”

涅赫柳多夫不知道狱长觉得难办的究竟是些什么事，不过今天他看出来狱长的心境特别灰心而绝望，引人怜悯。

“是的，我想这是很苦的，”他说，“不过为什么您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没有家业，却有一家子人要养活。”

“不过，如果您觉得苦……”

“哦，我仍旧可以跟您说，我在尽我的力量给他们谋利益，我仍旧在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换了别人处在我的地位，根本就不会这么办。要知道，这种事谈何容易：这儿有两千多人呢，而且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人应当懂得怎样对付他们才成。他们也是人，谁都会怜惜他们。不过呢，纵容他们也不行。”

狱长就讲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些男犯人打起架来，结果闹出了人命案。

这时候马斯洛娃由看守领着走进来，就把狱长的话打断了。

马斯洛娃刚走到房门口，还没看见狱长，涅赫柳多夫就已经看见她了。她脸色红喷喷的。她在看守身后轻快地走着，不住地微笑，摇头。她一眼看到狱长，却现出害怕的脸色，定睛瞧着他，不过紧跟着又定下心，活泼而高兴地转过身来对着涅赫柳多夫。

“您好。”她拖长了声调说，微微地笑着，用力握一握他的手，跟上一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这个状子，请您签名，”涅赫柳多夫说，看到她今天带着这种活泼的样子迎接他，觉得有点奇怪，“律师写了状子，必须签个名，然后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好吧，签个名也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她说，眯细一只眼睛，微微地笑。

涅赫柳多夫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走到桌子跟前去。

“她可以在这儿签名吗？”涅赫柳多夫问狱长说。

“你到这儿来，坐下，”狱长说，“这是笔。你会写字吗？”

“我以前写过。”她说，笑吟吟地理一下她的裙裾和短上衣的袖子，靠着桌子坐下，伸出一只有力气的小手笨拙地握住那支笔，笑起来，瞧涅赫柳多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签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签。

她拿着笔小心地在墨水里蘸一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上她的名字。

“不用写别的了？”她问，看一眼涅赫柳多夫，又看一眼狱长，然后想放下笔，先是把它插在墨水瓶里，后来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涅赫柳多夫说，从她手里接过笔去。

“好，您说吧。”她说，忽然，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或者困倦了似的，脸色变得严肃了。

狱长站起来走出去，留下涅赫柳多夫和她两个人待在房间里。

四十八

带领马斯洛娃到这儿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窗台上坐下。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决定性的关头到了。他一直不断地责备自己，不该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没有把主要的话告诉她，说出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话对她讲出来。她坐在桌子的一边，涅赫柳多夫坐在她对面的另一边。房间里光线明亮，涅赫柳多夫头一次在相距很近的情况下看清楚她的脸、她眼角上和嘴边上的细纹、她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越发怜惜她了。

他把身子凑过去，把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免得让看守，那个生着犹太人脸型、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坐在窗台上的人听见他讲的话，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

“要是这个状子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就去告御状。凡是能做的，我们都要做到。”

“是啊，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可是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货。他老是对我献殷勤，”她说着笑起来，“要是那时候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事情就会大不相同。可是现在呢？他们把人人都看成贼了。”

“今天她多么奇怪啊。”涅赫柳多夫暗想，刚要说出他心里的话，不料她又讲起来。

“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婆。她为人好得很，您要知道，大家简直都吃惊。老太婆是个再好不过的人，现在却无缘无故关在这儿，她和她的儿子都关起来了。大家知道他们没罪，偏偏有人控告他们，说他们放了一把火，这就把他们关起来了。您要知道，她听说我跟您认识，”马斯洛娃说，把她的头扭来扭去，不时瞟他一眼，“她就说了：‘你跟他讲一声吧，’她说，‘让他把我的儿子叫出来，我的儿子会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听。’他们姓梅尼绍夫。怎么样，您肯办一办吗？您要知道，她是个再好不过的老太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她冤枉。我的好人，您就给她张罗一下吧。”她说着，瞧了瞧他，低下眼睛微微地笑。

“好，我来办，我去把事情问清楚，”涅赫柳多夫说，对她这种毫无拘束的态度越来越感到惊讶，“不过我想跟您谈一谈我自己的事。您记得那一次我跟您说过的话吗？”他说。

“您说过很多的话。那一次您说的是什么呢？”她说，不住地微笑，时而把她的头转到这边，时而转到那边去。

“我说过我是来要求您宽恕我的。”他说。

“哎，何必再提这些呢，老是宽恕啊宽恕的，说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您最好还是……”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涅赫柳多夫继续说，“并且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动来赎罪。我已经决定跟您结婚了。”

她的脸上忽然现出惊骇的神情。她那对斜睨的眼睛呆呆地停住，瞧着他，却又好像没有瞧见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她说，气愤地皱起眉头。

“我感到我在上帝面前应该这样做。”

“怎么上帝也跑出来了？您说的话完全不对头。上帝？什么上帝？当初那个时候您才应该想起上帝呢。”她说着，张开了嘴，没有再说下去。

涅赫柳多夫直到现在才闻到她嘴里喷出来的浓烈酒气，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他说。

“我用不着安静一点。你当是我喝醉了吗？我确实喝了酒，可是我明白我在说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讲起来，涨得满脸通红，“我是苦役犯，是窑姐儿……您是老爷，是公爵，你用不着跟我打交道，免得惹一身脏。你去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红钞票。”

“不管你说得多么尖刻，你也说不出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涅赫柳多夫小声说着，浑身发抖，“你再也想不出我感到我对你犯下了多么大的罪！……”

“‘我感到我对你犯下了多么大的罪’……”她气愤地讥诮道，“那时候你就没有感到这样，却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涅赫柳多夫说。“现在我已经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又说一遍，“我说到就一定做到。”

“可是我要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他开口说，伸出手去摸她的手。

“你躲开我。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她叫道，气愤得脸色大变，从他的手里抽出她的手。“你打算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她接着说，匆忙地把涌上她心头的种种想法都说出口，“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肥脸！你走开，走开！”她嚷着，猛一下站起来。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来。

“你闹什么！难道可以这样吗……”

“劳驾，您别管她。”涅赫柳多夫说。

“不许她放肆。”看守说。

“不，您等一下，劳驾。”涅赫柳多夫说。

看守就又走到窗子那边去。

马斯洛娃又坐下，低下眼睛，把她两只小手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紧紧地抱成一团。

涅赫柳多夫站在那儿弯下腰凑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的话。”他说。

“您说您要结婚，那万万办不到。我宁可去上吊！就是这么的。”

“那我仍旧要为你出力。”

“哦，那是您的事。不过我不需要您出什么力。我对您说的是实话，”她说，“哎，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死掉哟？”她添上一句，哀哀地哭起来。

涅赫柳多夫说不下去了：她一哭，他就也哭了。

她抬起眼睛，瞧他一眼，仿佛感到惊讶似的。她开始用头巾擦掉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的眼泪。

看守这时候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说分手的时间到了。马斯洛娃站起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不过，您还是考虑一下吧。”涅赫柳多夫说。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看他一眼，就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嘿，丫头，如今你可要转运了，”科拉布廖娃看见马斯洛娃回到牢房来，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迷上你了。趁他老来找你，你可别错过机会啊。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办得到。”

“这话可是不假，”铁道看守人的妻子用唱歌般的声调说，“穷人要结婚，那就有说不尽的难处，阔人只要有这个心意，动一动脑筋，事儿就全成了，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家乡，好闺女，就有这么一个体面人，他呀……”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太婆问道。

可是马斯洛娃没有回答她同伴们的话，却在板床上躺下，睁着斜睨的眼睛呆望墙角，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心里在进行一种痛苦的活动。涅赫柳多夫对她所说的那些话，把她引到她受过苦的那个世界里去了，而她不了解那个世界，痛恨它，早已从那里面走出来了。现在她已经不能再照原先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可是清楚地记住过去的事而生活下去，又未免太痛苦。到傍晚，她就又买了酒，跟她的同伴们痛饮起来。

四十九

“是的，这就是那件事的影响。这就是那件事的影响啊。”涅赫柳多夫走出监狱的时候暗想，直到现在才充分了解他的全部罪恶。要不是他起意赎罪，补救他的行为，就绝不会体会到他罪恶的严重。再者，她也不会感到她受害之深。直到现在这一切才触目惊心地暴露出来。直到现在，他才看清楚他对那个女人的灵魂起了什么作用，她也才看出而且理解她受了多么大的害。这以前涅赫柳多夫一直对自己和自己的忏悔抱着欣赏态度，现在他简直害怕了。他现在不能丢开她不管，这一点他自己是感到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法想象他同她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

涅赫柳多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看守走到他跟前来，胸前戴着十字章和奖章，脸上做出一副不顺眼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写给您老人家的一封信……”他说，交给涅赫柳多夫一封信。

“是哪个女人？”

“您看过信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女犯人，是政治犯。我在她们那儿管事。所以她才托付我。虽然这种事是犯禁的，不过我出于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守不自然地说。

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不明白一个奉派管理政治犯的看守怎么能够就在监狱里，几乎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既是看守，又是暗探。他接过那封信，一边走出监狱，一边把信看了一遍。这是用铅笔写成的信，字迹豪放，没有用旧字母。信上写道：

我听说您关心一个犯刑事罪的人而常到监狱里来，因此我想跟您见一见面。请您要求监狱当局准许您同我见面。他们会准许您，那我就可以把许多关于那个受您保护的人和我们小组的重要事情告诉您。感谢您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原先在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的地方当女教员。有一回涅赫柳多夫同他的朋友们到那儿去猎熊。这个女教员求涅赫柳多夫给她一笔钱，好让她进高等女校去读书。涅赫柳多夫就给她一笔钱，后来却把她忘掉了。不料现在这个小姐做了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大概她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才向他提议愿意为他效劳。当初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多么轻松而单纯啊。现在，一切却那么沉重而复杂。涅赫柳多夫生动而欢畅地回想那个时候，回想他同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相识的经过。那是发生在谢肉节[86]之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铁路线大约有六十俄里远。打猎很顺利，杀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吃饭，准备动身回去，忽然，他们下榻的农舍的主人走来，说本地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要见一见涅赫柳多夫公爵。

“她长得俊吗？”有人问。

“喂，别胡说！”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严肃的神色，从饭桌旁站起来，用餐巾擦干净他的嘴，心里暗自诧异，不明白助祭的女儿有什么事要见他。他走进主人的私室。

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姑娘，头戴毡帽，身穿皮袄，脸容消瘦，脖子上露着青筋，不算漂亮，只有她的眼睛和眼睛上面扬起的两道眉毛却好看。

“喏，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你跟他谈吧，”年老的女主人说，“他就是公爵。我走了。”

“我能在哪方面为您效劳吗？”涅赫柳多夫说。

“我……我……您要知道，您有钱，您却把钱花在无聊的事情上，花在打猎上，我知道，”那个姑娘极其忸怩地开口说，“可是我只希望一件事，只希望做一个对人们有益的人。而我什么也不会做，因为我什么也不懂。”

她的眼睛真诚而善良，脸上又果断又胆怯的整个表情那么动人，涅赫柳多夫像他常有的情形那样，忽然觉得自己处在她的地位上，了解她，怜悯她了。

“可是我能为您出什么力呢？”

“我是教员，可是我有心到高等女校去读书，却又进不去。倒不是人家不许我进去，人家是许我进去的，然而得有钱才成。请您给我一笔钱，等我毕业了，就还给您。我认为有钱人打熊，供农民喝酒，这都不好。他们何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不过，要是您不愿意，那在我也没关系。”她生气地说。

“刚好相反，我很感激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马上就把钱取来。”涅赫柳多夫说。

他走出去，到外面的门道上，在那儿碰见他的一个同伴，正在偷听他们讲话。他没有回答同伴的取笑，从他自己的钱夹里取出钱来，然后交给她。

“您千万千万不要道谢。我倒应该向您道谢才是。”

现在涅赫柳多夫想起这件事的经过，感到心情愉快。他愉快地想起当时有一个军官打算把这件事编成下流的笑谈，他差点跟军官争吵起来，又想起他的另一个朋友支持他，后来他同这个人就有了比较深的交情，还想起那次打猎美满而快活，夜间他们回到火车站，他的心境多么舒畅。双套马的雪橇一辆挨着一辆，排成一长串，在树林间的窄路上飞快地奔驰，一点响声也没有。道路两旁的树木，高的高，矮的矮，夹杂着一些枞树，树枝上压着大块的、密实的雪。黑地里，一道红光一闪，有人点燃了一支气味好闻的纸烟。打熊的猎人奥西普从这个雪橇跑到那个雪橇上，白雪没到他的膝头。他一边打点东西，一边讲起麋鹿，说它们如今在深深的雪地上走来走去，啃白杨树的树皮。他还讲起熊，说它们如今在树木茂密的地方的洞穴里睡着，洞口冒出温暖的热气。

涅赫柳多夫不由得想起了这一切，尤其是那种感到自己健康、有力、无忧无虑的幸福心情。他的肺大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扩张开来，把他的羊皮袄绷得紧紧的。树枝上的雪被车轭碰下来，洒在他的脸上。他周身暖和，脸上凉爽，灵魂里既没有挂虑，也没有负疚，也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望。那时候多么好！可是现在呢？我的上帝，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痛苦，多么难以处置呀！……

显然，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做了革命者，如今因为干革命工作而关在监狱里。应当跟她见一见面才对，特别是因为她答应提供一些意见来改善马斯洛娃的处境。

五十

涅赫柳多夫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回想昨天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不由得心里害怕。

不过，尽管他害怕，他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他怀着这种责任感走出家门，坐上马车去找马斯连尼科夫，要求他准许他到监狱探望马斯洛娃，以及马斯洛娃托过他的梅尼绍夫母子。此外他还打算请求准许他去看望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她可能对马斯洛娃有益处。

涅赫柳多夫很久以前，还在军团里工作的时候，就认得马斯连尼科夫，当时他在军团里担任会计官。他是个为人极其忠厚而且奉公守法的军官，世界上除了军团和皇家以外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如今涅赫柳多夫发现他做了行政长官，把军团换成省和省政府了。他娶了一个富足而精干的女人，她逼着他辞去军职而改任了文职。

她讪笑他，又爱抚他，把他当做她驯养的一头动物。涅赫柳多夫去年冬天到他们家里去过一次，可是他觉得这对夫妇索然无味，以后一次也没有再去过。

马斯连尼科夫看见涅赫柳多夫来了，就眉开眼笑。如同当初担任军职的时候一样，他的脸还是又胖又红，肥硕的体格也差不多，装束仍然很考究。当初他总是干净整齐，穿一身最时新的军装或者制服，把胸脯和肩膀裹得紧紧的；现在他穿的是最时新的文职服装，仍旧把他的饱满身体和挺起的宽胸脯裹得紧紧的。目前他穿着文官制服。尽管他们年纪不一样（马斯连尼科夫近四十岁了），他们还是用“你”相称。

“啊，你来了，谢谢。我们一块儿到我妻子那儿去吧。眼前我正好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过后就要去开会。要知道，我们的上司走了。我在掌管省里的事。”他说着，掩不住得意的心情。

“我是有事来找你的。”

“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忽然用惊恐的、有点严厉的声调说，仿佛有所戒备似的。

“监狱里有一个我很关心的人，”（马斯连尼科夫一听到“监狱”两个字，脸色就变得越发严厉，）“我想去探监，不是在公用的房间里而是在办公室里见面。我希望不但在规定的日子能去，而且平时也能常去。人家告诉我说，这种事要由你来决定。”

“不用说，mon cher，[87]我为你是样样事都乐于照办的，”马斯连尼科夫说着，伸出两只手来摸一摸涅赫柳多夫的膝头，仿佛要冲淡他自己的威严似的，“这件事可以做到，不过，你要知道，我只不过做一个钟头的皇帝罢了。”

“那么，你能给我开一个证件，好让我去见她吗？”

“那是个女人吗？”

“是的。”

“那么她是犯了什么罪关在监狱里的？”

“毒死人命罪。不过，她是冤枉定罪的。”

“对啊，这就叫做公平的审判制度了，ils n’en font point d’autres，[88]”他说，不知什么缘故讲起法语来，“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见解，可是，有什么办法呢，c’est mon opinion bien arrêtée，[89]”他补充道，发表了他一年来在极右的保守派报纸上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里所读到的一种见解，“我知道你是自由派。”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自由派还是什么别的派。”涅赫柳多夫微笑着说。他经常暗自惊讶：人们老是把他归到一个什么派里去，而人们所以说他是自由派，无非是因为他主张在审判人的时候，先要听完人家所说的话，主张所有的人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主张一般说来不应当虐待人，拷打人，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派。我只知道当前的审判制度不管怎样坏，毕竟比以前的好。”

“那么你请了谁做律师呢？”

“我找的是法纳林。”

“哎呀，法纳林！”马斯连尼科夫皱起眉头来，想起去年他在法庭上做证的时候，这个法纳林盘问过他，带着极其恭敬的态度一连捉弄他半个钟头，招得人们哄堂大笑，“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打交道的好。法纳林est un homme taré[90]。”

“我另外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涅赫柳多夫说，没有回答他的话，“我很早以前就认得一个姑娘，她原先当教员。她是个很可怜的人，如今也关在监狱里，希望跟我见面。你能不能再给我开一个条子，好让我去探望她？”

马斯连尼科夫略微偏着头，思考着。

“她是政治犯吧？”

“是的，别人告诉我说她是的。”

“你要知道，政治犯是只许可同他们的家属见面的，不过，我给你开一张通用的许可证就是。Je sais que vous n’abuserez pas[91]……她，你所关心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博戈杜霍夫斯卡娅？Elle est jolie？[92]”

“Hideuse.[93]”

马斯连尼科夫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张印着头衔的公文纸上很快地写道：“兹特准许来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内会晤看押在监之小市民马斯洛娃及医士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他写完，签上名，描了一个飞舞的花笔道。

“你马上就要看见那边的秩序是什么样子了。在那边维持秩序是很困难的，因为那儿过分拥挤，特别是等候解送的犯人太多。不过我仍旧管得很严，我喜欢这个工作。你会看见他们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心满意足。只是人得善于应付他们才行。比方说，前几天那儿出过一场纠纷，有些犯人违抗命令。换了别人，就会认定这是造反，弄得许多人遭殃。可是，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很好地解决了。人必须一方面关心他们，一方面又对他们使用坚定的权力才成，”他说着，从衬衫的扣着金袖扣、浆得很硬的白袖口里，伸出一只戴着绿松石戒指的手，捏成一个又白又肥的拳头，“必须恩威并施才行。”

“哦，这种事我不懂，”涅赫柳多夫说，“我到那儿去过两次，我的心情沉重极了。”

“你猜怎么着，你应该跟巴塞克伯爵夫人见一见面才对，”越谈越有兴致的马斯连尼科夫接着说，“她已经把她自己完全献给这个工作了。Elle fait beaucoup de bien.[94]多亏她，或许，我可以不必假客气地说，也多亏我，一切才都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那么深刻，以前所有的种种可怕情形如今再也不存在，他们在那边简直生活得好极了。这一点你会看见的。至于法纳林，我跟他没有私交，再者按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和他的道路也不一样，不过他确实是个坏人，而且在法庭上居然说出那样的话来，居然说出那样的话来……”

“好，谢谢你。”涅赫柳多夫说着，接过那张证件，没有听完就向他旧日的同事告辞。

“那你不到我妻子那儿去了？”

“不了，原谅我，目前我没有功夫。”

“嗯，说真的，她不会原谅我的。”马斯连尼科夫说，把他旧日的同事送到楼梯的第一个梯台上。每逢他送的客人不是头等重要而是二等重要的人物，他总是送到这里为止，他把涅赫柳多夫就归在二等重要的人物里。“不，劳驾，你还是去一趟吧，哪怕去一分钟也是好的。”

可是涅赫柳多夫坚持他原来的主意。临到听差和看门人跑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给他送来大衣和手杖，推开有警察在外边把守的大门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他实在不能从命。

“哦，那么星期四千万要来。那天是她的会客日。我一准告诉她你来！”马斯连尼科夫在楼梯上对他喊道。

五十一

涅赫柳多夫走出马斯连尼科夫的家门，当天直接赶到监狱，往他已经熟悉的狱长住宅走去。如同上次一样，那架质料低劣的钢琴的声音又在响，然而这一回弹的不是狂想曲，却是克列门蒂[95]的练习曲，也弹得异常有力、清楚、急速。走来开门的使女，眼睛上仍旧包扎着纱布，说上尉在家，把涅赫柳多夫领到一个小小的客厅里，那儿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那盏灯放在一块用毛线织成的小方巾上，粉红色的灯罩已经有半边烧焦了。狱长走进客厅里来，脸色疲乏而郁闷。

“请坐，您有什么事？”他说着，把制服上中间一个扣子扣好。

“我刚才到副省长那边去了一趟，这就是他开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把那张证件递给他，说，“我想跟马斯洛娃见面。”

“马尔科娃？”狱长反问道，由于音乐声太响而没有听清楚。

“马斯洛娃。”

“哦，对了！哦，对了！”

狱长站起来，往一个门口走去，克列门蒂的华彩经过句[96]就是从那个门里传出来的。

“玛露霞，你至少略微停一下吧，”他说，从他的口气听来，这种音乐声显然成了他生活里的苦事，“什么都听不见了。”

钢琴不响了。从那边传来不痛快的脚步声，有个什么人往房门里看一眼。

狱长仿佛因为音乐声中止而松了一口气似的，点上一支很粗的、味道很淡的纸烟，而且敬涅赫柳多夫一支。涅赫柳多夫谢绝了。

“现在，我很想见一见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今天不便于会客。”狱长说。

“为什么？”

“就是嘛，这就要怪您自己了，”狱长说，淡淡地一笑，“公爵，您不要把钱直接交到她的手里。要是您乐意的话，您把钱交给我好了。将来那些钱都会归她所有。看样子，您昨天一定给了她钱，她就买酒喝了，这是一件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根除的坏事。今天她喝得大醉，甚至发起酒疯来了。”

“真的吗？”

“可不是，我甚至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把她调到另外一个牢房去。平时她倒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不过，您千万不要再给她钱了。她们就是这样的人……”

涅赫柳多夫清楚地想起昨天的情形，心里又害怕起来。

“那么，可以跟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吗？”涅赫柳多夫沉吟一下，问道。

“哦，这可以办到。”狱长说。“嗯，你来干什么？”他对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说，她正走进房间来，往她父亲的跟前走过去，同时歪着头，眼睛一刻也不放松涅赫柳多夫。“你要摔跤了。”狱长说，瞧着小姑娘眼睛不看地，脚底下绊着地毯，往她父亲这边跑过来，不由得微微地笑。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去了。”

“好，可以。”狱长抱起那个小姑娘说，而她老是瞧着涅赫柳多夫。狱长站起来，温柔地把小姑娘放下地，走到前室去。

包扎着纱布的使女把一件大衣递给狱长，狱长还没来得及穿好大衣，走出门外，克列门蒂的清晰的华彩经过句就又响起来了。

“她原先在音乐学院学习，可是学院里秩序太乱。她天分很高，”狱长走下楼梯说，“她打算在音乐会上演奏。”

狱长同涅赫柳多夫一起往监狱走去。狱长刚刚走到一道小门跟前，那道小门就一下子开了。看守们把手举到帽檐上，目送狱长走过去。在前室里，他们遇到四个剃光半边头发的人，抬着盛满了什么东西的木桶，一瞧见狱长就吓得缩起身子。其中有一个人特别把身子向下弯，阴沉地皱起眉头，黑眼睛炯炯放光。

“不消说，才能总是应该培养，不能埋没的，不过在一个小小的宅子里练琴，您知道，那是惹人苦恼的。”狱长接着讲下去，根本没有理睬那些犯人。他拖着疲乏的步子往前走，同涅赫柳多夫一起走进聚会室。

“您想见什么人？”狱长问。

“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下才成。”他对涅赫柳多夫说。

“那么，我能趁这个时候去看一看犯人梅尼绍夫母子吗？他们被控犯了纵火罪。”

“他关在第二十一号牢房。行，可以把他们叫到这儿来。”

“我不能到梅尼绍夫的牢房去看他吗？”

“不过，在聚会室里见面清静一点。”

“不，我觉得到牢房去有趣味。”

“您居然觉得这种事有趣味呢。”

这时候，从旁门走进来一个装束考究的军官，是副狱长。

“喏，您领着公爵到牢房去探望梅尼绍夫。那是第二十一号牢房，”狱长对副狱长说，“然后再把公爵带到办公室去。我会把她叫来。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涅赫柳多夫说。

副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唇髭上抹了油膏，浑身发散出一股花露水的香气。

“请吧，”他对涅赫柳多夫说，现出愉快的笑容，“您对我们这个机构发生兴趣了？”

“是的。再者我也关心这个人，听说他完全没罪而关在这儿。”

副狱长耸了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是有的，”他平静地说，有礼貌地让出路来，请客人在前头走，进了一道臭烘烘的宽走廊，“不过有的时候他们是说谎。请。”

牢房的门都没上锁。有几个男犯人待在走廊上。副狱长向看守们微微点一下头，斜起眼睛看那些男犯人，他们有的贴着墙根溜回牢房，有的在牢门旁边站着，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像士兵那样目送长官走过去。副狱长带着涅赫柳多夫穿过这条走廊，把他领到左边另外一条走廊上，那儿是由一扇铁门隔开的。

这条走廊比头一条走廊窄小阴暗，而且臭很多。走廊的两旁有些牢门，都上着锁。牢门上有小洞，俗称小“眼”，直径有半俄寸长。走廊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满脸皱纹、神色郁闷的老看守。

“梅尼绍夫在哪个牢房？”副狱长问。

“左边第八个牢房。”

五十二

“我可以往牢房里看一眼吗？”涅赫柳多夫问。

“请吧。”副狱长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开始问那个看守一些什么事情。涅赫柳多夫就凑近一个小洞往里看，里边有一个高身量的青年男子，只穿着衬衣衬裤，留着稀疏的小黑胡子，很快地走来走去，这时候听见门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就瞧一眼，皱起眉头，仍旧走来走去。

涅赫柳多夫凑到另一个小洞上往里看，不料他的眼睛正碰到另外一只惊恐的大眼睛从小洞里往外看，涅赫柳多夫就连忙躲开。他凑着第三个小洞往里看，瞧见一个身量极其矮小的男人蜷起身体躺在床上睡觉，身上盖着长囚衣，把头也蒙上。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宽脸膛的男人，面色苍白，把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深深地低下头。这个人听见外面的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看。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他那对大眼睛里，流露着绝望的苦闷神情。他分明无意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人到他的牢房来看他。显然，不论谁来看他，他也不指望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涅赫柳多夫不由得心里害怕，就不再看别的牢房，照直往梅尼绍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走过去。看守开了铁锁，推开牢门。一个筋强力壮、脖子细长的青年男子在一张小床旁边站着，生着一对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把稀疏的小胡子，带着惊恐的脸色连忙穿上长囚衣，瞧着走进来的人。特别使得涅赫柳多夫动心的是他那对和善的圆眼睛，带着疑问和惊恐的神情先是瞧着他，随后瞧着看守，再瞧着副狱长，然后又回过头来瞧着他。

“这位先生打算问一问你的案情。”

“多谢，老爷。”

“是的，有人跟我讲起过您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说着，走到牢房的深处，在钉着铁栅栏、落满灰尘的窗子旁边站住，“我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梅尼绍夫也走到窗子跟前来，立刻开口讲他的案子，先还胆怯地瞅着副狱长，后来胆子渐渐大起来，等到副狱长走出牢房门外，到走廊上去交代一些什么话，他就完全胆壮了。这个故事在语言和口气方面，是一个最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的故事，可是如今由一个穿着丢脸的衣服而且关在监狱里的犯人说出口，涅赫柳多夫听了觉得特别奇怪。涅赫柳多夫一面听他讲，一面往四下里看，瞧一下铺着草垫的矮床，瞧一下钉着粗铁条的窗子，瞧一下涂抹得很脏、而且潮湿的墙，瞧一下这个穿着长囚衣和棉鞋而变得极不像样的不幸农民，瞧一下他那可怜的脸容和体态，心里越来越难过。他不愿意相信这个心地善良的人所讲的是真话。他想到一个人平白无故，仅仅因为受了侮辱就被抓起来，硬给穿上囚犯的衣服，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不由得心惊胆战。不过另一方面，他转念想到这个人带着忠厚的脸色所讲的这件确凿有据的事也许竟是欺骗和捏造，就更加心惊胆战了。这件事是这样的：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把他的妻子拐走了。他到处去伸冤告状。酒店老板却到处都买通了当官的，一直逍遥法外。有一回他硬把他的妻子拉回来，第二天她又逃跑了。于是他去要还他的妻子。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可是他走进去的时候，明明看见她在那儿），吩咐他出去。他不走。酒店老板就带着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里起火了。他和他的母亲被控放火，可是他并没有放火，当时他正在他的教父家里。

“你真的没有放火吗？”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老爷。这一定是他，那个坏蛋，自己放的火。听说，他刚刚给他的房子保过火险。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和我的母亲去过他家，吓唬过他。这话也不错，那一次我是骂过他，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不过讲到放火，我压根儿就没干过。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也不在那儿。可是他故意编排成起火那天我和我的老母亲都在场。他是贪图保险费才自己放火的，却把罪名栽在我们身上。”

“这是真的吗？”

“一点也不假，我这是当着上帝的面讲话，老爷。求您做我的亲爹吧！”他说完，要跪下去，涅赫柳多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拦住。“您把我救出去吧，我就要平白无故地困死在这儿了。”他接着说。

忽然，他的脸颊颤动起来，他哭了。他卷起长囚衣的袖口，用脏衬衫的衣袖擦眼睛。

“你们讲完了吗？”副狱长问。

“对。那么您别灰心，我们会尽力去办。”涅赫柳多夫说着，走出去。梅尼绍夫在门口站住，因此看守关上牢门，正好撞在他的身上。等到看守在门外上锁，梅尼绍夫就凑着门上的小洞往外看。

五十三

涅赫柳多夫顺着宽阔的长廊走回去（那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牢房都开门了）。长廊里满是人，穿着浅黄色长囚衣和短而肥的裤子，脚上穿着棉鞋，贪婪地瞅着涅赫柳多夫。他从他们当中穿过去，心里生出种种奇怪的感情：既怜悯这些关在监狱里的人，又对那些把他们拘禁在这儿的人感到恐惧和困惑，转念想到他自己心平气和地瞧着这种事，就不知什么缘故暗自羞愧。

在一条长廊上，有个人跑进牢房门里，他的棉鞋发出啪哒啪哒的响声。随后就有些人从牢房里走出来，拦住涅赫柳多夫的去路，对他鞠躬。

“求您费心，老爷，我不知道您贵姓，求您把我们的事好歹解决一下吧。”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也一样。您跟他们，跟那些当官的说一声就是，”一个愤慨的声音说，“我们一点罪也没有，却已经在这儿受了一个多月的苦。”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涅赫柳多夫问。

“他们就这样把我们关在监狱里。我们已经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错，这也是事有凑巧，”副狱长说，“这些人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本来应该把他们发送到他们的省里去，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他们的省政府就跟我们接洽，叫我们不要把这些人送回去。于是别的省里的人我们已经统统遣送回去，惟独这些人我们留下了。”

“怎么，就因为这一点点缘故吗？”涅赫柳多夫在门旁站住，问道。

这一群人有四十名上下，统统穿着长囚衣，把涅赫柳多夫和副狱长团团围住。有几个人抢着说话。副狱长制止道：

“由一个人说话。”

人丛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身量很高，仪表堂堂。他对涅赫柳多夫解释说，他们大家原是被送回家去的，如今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关在监狱里。其实身份证他们是有的，只是已经过期大约两个星期了。这种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什么处分也没有遭到过，可是现在他们却在这儿关了一个多月，像罪犯一样。

“我们全是干砌砖行当的，全是一个劳动组合的。他们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是这又不能怪我们。求您发一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

涅赫柳多夫听着，几乎没有听明白这个仪表堂堂的老人所说的话，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一只巨大的、生着许多条腿的深灰色虱子吸引过去了，它正在那个仪表堂堂的砌砖匠脸上的胡子里爬来爬去。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就因为这一点点缘故吗？”涅赫柳多夫对副狱长说。

“是的，这是长官们办事疏忽。本来应该把他们送走，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居住地点去才是。”副狱长说。

副狱长刚讲完话，人群里就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走出来，也穿着一件长囚衣，古怪地撇着嘴，开始讲到他们无缘无故在这儿受折磨。

“我们连狗都不如……”他开口说。

“得了，得了，少说废话。闭上你的嘴，要不然你知道……”

“我知道什么？”那个矮小的人气急败坏地讲起来，“难道我们有什么罪吗？”

“住口！”长官吆喝一声。矮小的人就不开口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涅赫柳多夫从牢房里走出来，对自己说。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的犯人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成百只眼睛紧紧地盯住他，仿佛他在穿过一个棒阵[97]似的。

“难道确实把简直没罪的人关起来了？”涅赫柳多夫跟副狱长一块儿走出长廊，说。

“可是请问，这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刚才他们也有许多话是胡说。真要听信他们的话，那就大家都没罪了。”副狱长说。

“可是，要知道，刚才的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关于那些人，就姑且这么说吧。不过这儿的人都很坏。不严加管束是不行的。这当中有些家伙简直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闹事。喏，昨天就有两个人，我们不得不惩罚一下。”

“怎样惩罚呢？”涅赫柳多夫问。

“根据上头的命令用树条抽了一顿……”

“可是要知道，体罚已经废止了。”

“褫夺了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这种人仍旧可以施行体罚。”

涅赫柳多夫回想昨天他在前室等待的时候所看见的种种情形，这才明白那次惩罚恰好就是在他等待的时候进行的。于是那种又好奇，又痛苦，又困惑的混杂心情，特别有力地涌上心头。他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恶心感觉，而且它几乎过渡到生理上去，这种感觉以前虽然也有过，却远不及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狱长讲话，也不再往四下里看，急忙走出长廊，往办公室走去。狱长本来在长廊上忙别的事，忘了派人去把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找来。一直到涅赫柳多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他答应过把她找来。

“我马上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坐。”他说。

五十四

这个办公室有两个房间。头一个房间里有一个灰泥脱落、挺出炉膛的大炉子和两个肮脏的窗子。一个墙角立着一管黑尺，用来量犯人的身长，另一个墙角挂着基督的一幅大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离不了这种摆设，仿佛专为嘲弄基督的教义似的。这头一个房间里有好几个看守站着。另一个房间里沿墙坐着二十来个男人和女人，有的是两个一对，有的是几个一伙，在低声谈话。窗子旁边摆着一张写字台。

狱长靠写字台坐着，请涅赫柳多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涅赫柳多夫就坐下来，开始观察那些待在房间里的人。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男青年，穿着短短的甲克，相貌好看，站在一个年纪不轻、眉毛浓黑的女人面前，对她激昂地讲着什么话，比着手势。他们旁边坐着一个戴蓝色眼镜的老人，手里握着一个身穿囚衣的女青年的手，呆呆不动地听她对他讲话。有一个读实科中学[98]的男孩，脸上露出惊呆的表情，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瞅着老人。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对相亲相爱的人坐在墙角。女的是十分年轻的姑娘，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精力充沛的脸色；她面貌俊俏，头发淡黄，穿着时新的连衣裙。男的是个漂亮的青年小伙子，眉清目秀，头发像波浪般起伏，身上穿着橡胶的短上衣。他们坐在墙角低声谈话，分明陶醉在爱情里。离写字台最近的地方，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穿着黑色连衣裙，显然是一个母亲。她睁大眼睛瞧着一个男青年，他带着害肺痨病的样子，也穿着橡胶的短上衣。她想说什么话，可是哽哽咽咽说不出口：刚开口要说，又停住了。男青年手里拿着一小块纸，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带着气愤的脸色不住地叠那张纸，揉搓它。他们身旁坐着一个姑娘，体态丰满，面色红润，相貌美丽，生着很大的暴眼睛，穿着灰色的连衣裙，披着短披肩。她坐在哭泣的母亲身旁，温柔地摩挲母亲的肩膀。这个姑娘处处都美：那双又大又白的手、那波浪般的短发、那端正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动人的地方却是那对羔羊般的深褐色眼睛，善良而真诚。先前涅赫柳多夫走进来的时候，她那对美丽的眼睛离开她母亲的脸，跟他的目光相遇。不过她立刻扭回头去，开始对她母亲说一些什么话。离那对相爱的人不远，有一个肤色发黑的男子坐在那儿，头发蓬松，脸色阴沉，在对一个没留胡子、像是阉割派教徒[99]的探监人生气地讲话。涅赫柳多夫同狱长并排坐着，带着紧张的好奇心观看他的周围。不料有一个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来，岔开了他的注意力；这个男孩用尖细的嗓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您在等谁？”

涅赫柳多夫听到这句问话暗暗吃惊，可是他瞧一眼男孩，看出他的脸容严肃而伶俐，眼睛活泼而专注，就严肃地回答他说，他在等一个他认得的女人。

“那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问。

“不，不是我的妹妹。”涅赫柳多夫惊讶地回答说。“你是跟谁一块儿到这儿来的？”他问男孩说。

“我跟妈妈在一块儿。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您把科利亚带走吧。”狱长说，大概认为涅赫柳多夫同那个男孩讲话是违背规章的。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就是先前引起涅赫柳多夫注意的、生着羔羊般眼睛的漂亮姑娘。这时候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开几乎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往涅赫柳多夫和男孩这边走过来。

“他问过您什么话吗？问过‘您是谁’吗？”她问涅赫柳多夫，微微笑着，信任地瞧着他的眼睛，神情那么坦率，仿佛无可怀疑，她对待一切人素来抱着，现在仍然抱着，而且也不能不抱着朴实、亲热、手足般的态度。“他什么事情都要知道。”她说，眼睛看着男孩，整个脸上洋溢着笑容，笑得那么善良而可爱，招得那个男孩和涅赫柳多夫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微笑来回报她的微笑。

“是的，他问我是来找谁的。”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不可以跟外人讲话。这您是知道的。”狱长说。

“好，好。”她说，伸出又大又白的手拉住科利亚的小手，回到害肺痨病的青年的母亲那儿去，科利亚的眼睛一直盯住她。

“这是谁的男孩？”涅赫柳多夫问狱长说。

“他是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他就是在监狱里生下来的。”狱长说，口气有点得意，仿佛要表示他的机构多么难能可贵似的。

“真的吗？”

“是的，不久他就要跟他的母亲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问的话了，”狱长说着，耸了耸肩膀，“好，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来了。”

五十五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迈着不稳的步子从后门走进来，身材矮小，头发剪短，生得消瘦，肤色发黄，睁着善良的大眼睛。

“哦，您来了，谢谢，”她说，同涅赫柳多夫握手，“您记得我吗？我们坐下吧。”

“我没想到像这样见到您。”

“啊，我倒觉得挺好！这样太好了，太好了，我都不指望还有比这再好的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说，像以前那样惊恐地睁着善良的、滚圆的大眼睛打量涅赫柳多夫，她那非常瘦的、露出青筋的黄脖子在她上衣难看的、揉皱的、肮脏的领口里不住地转动。

涅赫柳多夫开始问她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她在回答他的时候，兴致勃勃地讲起她自己的工作。她的话里夹着许多外来语，例如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基层小组等。显然，她充分相信这些外来语是人人都懂的，可是涅赫柳多夫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她对他讲个不停，显然充分相信他很想知道，而且也乐于知道民意党[100]的全部秘密。然而涅赫柳多夫瞧着她可怜样的脖子，瞧着她稀疏而蓬乱的头发，却暗自惊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要讲这种事。他觉得她可怜，然而这完全不同于农民梅尼绍夫的可怜，梅尼绍夫是自己没有犯任何罪而关在臭烘烘的监狱里。她最可怜的地方却在于她头脑里满是明显的糊涂思想。她分明认为自己是女英雄，准备为她的事业的成功牺牲性命，其实她未必说得清楚这种事业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事业的成功究竟是怎么回事。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打算对涅赫柳多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朋友，姓舒斯托娃，据她说，甚至并不属于她们的基层小组。可是五个月前她跟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同时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一些别人托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认为她自己在舒斯托娃被囚禁这件事上多少有点责任，就恳求交游广阔的涅赫柳多夫想尽一切办法把她释放出狱。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托他的另一件事，是设法为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疏通一下，准许他同父母见面，准许他得到他在学术工作方面所需用的科学书籍。

涅赫柳多夫答应说，将来他到彼得堡以后，一定尽力去办。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讲起她自己的事，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以后，就同民意党人接近，跟他们一起工作。起初一切都顺利，他们写传单，在各处工厂里做宣传工作，可是后来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捕，文件被查获，就开始捉拿所有的人。

“我也被捕，现在就要流放出去了……”她讲完她的事说，“不过，这也没什么。我觉得倒挺好，心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她说着，微微一笑，那是一种可怜样的笑容。

涅赫柳多夫问起那个生着羔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她承担了开枪打宪兵的罪名。她住在地下工作者的寓所里，那儿有一架印刷机。有一天夜里，警察来搜查，住在这个寓所里的人就决定自卫，熄掉灯火，开始消灭罪证。警察们破门而入，于是在那些密谋家当中有人开枪，使一个宪兵受了致命的重伤。临到审问是谁开枪的时候，她就说是她开的枪，其实她手里从来也没有拿过手枪，她连一个蜘蛛也没有弄死过。她的供词始终不变。现在她也要去做苦工了。

“一个利他主义的好人啊……”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称赞地说。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打算说的第三件事，涉及马斯洛娃。如同监狱里的一切事都会被人知道一样，她已经知道马斯洛娃的身世和涅赫柳多夫同她的关系，就劝他疏通一下，把她调到政治犯的牢房来，或者至少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做护士，现在那儿的病人特别多，需要女工作人员。涅赫柳多夫为她出的主意向她道谢，说他要极力照她的主意去做。

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被狱长打断，他站起来，宣布说探监的时间已经截止，必须分手了。涅赫柳多夫站起来，向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告别，往门口走去，后来在门口站住，观察一下房间里的情形。

“诸位先生，到时候了，到时候了。”狱长说，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去。

狱长的要求反而惹得待在房间里的犯人们和探监的人们特别活跃起来，他们谁也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就那么立着说话。有些人仍旧坐在那儿谈心。有些人开始告别，哭起来。特别动人的是害肺痨病的儿子和他母亲。那个男青年不住地摆弄那一小块纸，脸色越来越气愤，费了很大的劲才按捺住自己，不让自己受到母亲情绪的感染。他母亲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上哀哀地哭，吸溜着鼻子。生着羔羊般眼睛的姑娘（涅赫柳多夫不由自主地注意她），站在痛哭的母亲面前，说一些话安慰她。戴蓝色眼镜的老人站在那儿，拉住女儿的手，一面听她讲话，一面不住地点头。那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彼此的眼睛。

“瞧，只有那两个人才欢欢喜喜。”一个穿着短甲克的青年男子站在涅赫柳多夫身旁，也像他那样瞧着分手的人们，指着那对相爱的人说。

那一对情人（穿橡胶短上衣的青年男子和头发淡黄、相貌俊俏的姑娘）感觉到涅赫柳多夫和青年男子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了胳膊，身子往后仰，笑着团团转起来。

“今天傍晚他们在这儿，在监狱里结婚，然后她跟着他到西伯利亚去。”青年男子说。

“他是什么人？”

“苦役犯。至少让他们快活一下吧，要不然听着这儿的声音未免太难受了。”穿甲克的男青年听着害肺痨病的青年的母亲的哭声，补充说。

“诸位先生！劳驾，劳驾！请你们不要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狱长说，把这些话反复地讲了好几回，“请吧，快点，请吧！”他用衰弱而迟疑的声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早就到时候了。要知道这样可不行。我这是最后一次说这些话了。”他无精打采地反复说着，时而点上他的马里兰纸烟，时而又把它熄掉。

事情很明白，那些容许人们做损害别人的事而又使他们觉得不必为此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巧妙，多么古老，多么司空见惯，狱长仍旧不能不感到在造成这个房间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痛苦的罪魁当中，也有他自己。他显然非常难过。

最后，犯人们和探监的人们开始走散，犯人们从里边的门走回去，探监的人们从外边的门走出去。男人们，那两个穿橡胶短上衣的，那个害肺痨病的，那个肤色发黑、头发蓬松的，都陆续走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带着在监狱里出世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们也陆续走了。戴蓝色眼镜的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涅赫柳多夫也跟着他走出去。

“是啊，这种场面是令人惊奇的，”那个健谈的男青年跟涅赫柳多夫一块儿走下楼梯，仿佛要继续讲他刚才被打断的话似的说，“不过这倒还要多谢上尉，他是个好心人，总算不死守规章办事。大家痛痛快快地谈一谈，心里也就轻松一点了。”

“莫非在别的监狱里，探监的情形就不是这样？”

“哼！像这样的情形可没有。不但得一个一个地见面，而且还要隔着铁丝网谈话呢。”

涅赫柳多夫同这个自称姓梅登采夫的、健谈的青年一边谈话，一边走进前室，这时候狱长带着疲倦的脸色走到他跟前来了。

“那么，要是您想同马斯洛娃见面的话，就请您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有意对涅赫柳多夫表示殷勤。

“很好。”涅赫柳多夫说，连忙走出去了。

显然，梅尼绍夫没有犯罪而在受苦，这种事是可怕的，不过可怕的与其说是他肉体上的痛苦，还不如说是他眼见人们那么残忍而又平白无故地折磨他的时候他必然会感到的困惑，他对善和对上帝的不信任。可怕的是那一百多个人一点罪也没有，仅仅因为身份证上的几个字不对头，就得忍辱含垢，受尽磨难。可怕的是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守虽然干着折磨他们弟兄的事，却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又重大又好的事。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却是那个年老体衰、心地善良的狱长不得不拆散母子，拆散父女，而那些人完全跟他自己和他的子女一样，也是人。

“这都是为了什么呢？”涅赫柳多夫问道，这时候他极其强烈地体验到他每到监狱里来总会体验到的那种由精神上过渡到生理上的恶心感觉，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五十七

第二天，涅赫柳多夫坐上马车去找律师，把梅尼绍夫母子的案情讲给他听，请求他担任辩护工作。律师听完他的话，就说他要查一查案卷，又说如果事情真像涅赫柳多夫所说的那样，而那是非常可能的，他就会承担辩护工作而不取分文的报酬。涅赫柳多夫顺便对律师讲起那一百三十个人由于误会而关押在监狱里的情形，问他这件事归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吟不语，分明想做出准确的答复。

“这是谁的过错？谁的也不是，”他干脆地说，“您去跟检察官说，他就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跟省长说呢，他就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谁都没有什么过错。”

“等一忽儿我就去找马斯连尼科夫，对他去说。”

“算了吧，这不会有什么益处，”律师含笑反驳道，“他简直是个……他不是您的亲戚或者朋友吧？……请您容许我放肆地说一句，他简直是个蠢货，同时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涅赫柳多夫想起马斯连尼科夫讲过的有关这个律师的话，就什么话也没有回答，起身告辞，坐上马车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家去。

涅赫柳多夫有两件事要拜托马斯连尼科夫：一件事是把马斯洛娃调到医院里，一件事是那一百三十个没有身份证的人无辜关在监狱里的问题。尽管向他不尊敬的人去求情，在他是难堪的，不过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他只得照这样做。

涅赫柳多夫坐着马车来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家门前，看见门廊附近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有双座的四轮马车等等，他这才想起今天恰好是马斯连尼科夫的妻子的会客日，而且马斯连尼科夫约过他来参加这个盛会。涅赫柳多夫的马车来到这所房子跟前，正好有一辆轿式马车停在门口，一个帽子上佩着帽章的、身穿短披肩的听差在门廊的台阶上搀着一个太太上车，她略微提起衣裾，露出穿着黑袜子、套着浅口鞋的瘦脚踝。他在停下的马车当中认出了科尔恰金家扯起了篷的四轮马车。那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马车夫又恭敬又殷勤地脱掉帽子，他只有见到特别熟识的老爷才这样做。涅赫柳多夫还没来得及向看门人问一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在什么地方，他本人就已经在铺着毡毯的楼梯上出现，送一个颇为显要的客人走下楼来，因此这一回不是送到梯台上为止，而是一直送到楼底下来了。那个很显要的军界客人一面走下楼来，一面用法语讲起为了在这个城里筹办几个孤儿院而要举行的摸彩会，发表意见说这对太太小姐们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既可以使她们玩乐一番，又可以把钱筹到手。”

“Qu’elles s’amusent et que le bon Dieu les bénisse[101]……啊，涅赫柳多夫，您好！怎么很久没有见到您了？”那个客人招呼涅赫柳多夫说，“Allez presenter vos devoirs à madame.[102]科尔恰金一家人也来了。Et Nadine Bukshevden.Toutes les jolies femmes de la ville，[103]”他说，站在他带来的那个号衣上镶着金丝绦的漂亮听差跟前，凑着他的手，微微耸起他那军人的肩膀，好让听差给他穿上军大衣，“Au revoir，mon cher！[104]”然后他跟马斯连尼科夫握一握手。

“好，我们上楼去吧。我多么高兴啊！”马斯连尼科夫兴奋地开口说，挽住涅赫柳多夫的胳膊，尽管他身材肥胖，却把涅赫柳多夫很快地拖上楼去。

马斯连尼科夫处在一种特别快活兴奋的状态里，原因就是那个显要的人物赏识他。照理马斯连尼科夫以前在近卫军中工作，本来就同皇室接近，似乎应该已经习惯于同皇室交往，可是，看样子，不断的交往反而加强了他的卑贱心理，每一次这类赏识都会引得马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快活。它就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把耳朵贴在头皮上，发疯般地团团转。马斯连尼科夫正好也准备这样做。他没理会涅赫柳多夫的严肃脸色，也没听他讲话，只顾死命地把他拉到客厅里去，弄得涅赫柳多夫没法拒绝，只好跟着他走。

“正事以后再谈。凡是你的吩咐，我一概都照办。”马斯连尼科夫陪着涅赫柳多夫一块儿穿过大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就说涅赫柳多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一个听差说。听差就抢到他们的前头，一路小跑着去通报。“Vous n’avez qu’à ordonner.[105]不过你务必要去看一看我的妻子。我上次没有带着你去见她，就已经挨过一顿骂了。”

等到他们走进客厅，听差已经通报过了。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这时候夹在她的长沙发四周那许多帽子和脑袋当中，笑容满面地向涅赫柳多夫点头。客厅的另一头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茶具，有几个太太坐在桌旁，身边站着几个军界的和文职的男人。男男女女的嘈杂说话声传过来，一刻也不停。

“Enfin！[106]您怎么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我们在哪方面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说出这些话来招呼来客，用意在于表明她跟涅赫柳多夫的关系极其亲密，其实这种亲密却是从来也没有过的。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娅太太，这位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请您坐得近一点。”

“米西，venez donc à notre table. Ou vous apportera votre thé[107]……还有您……”她对正在跟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忘记他的名字了，“请到这边来。公爵，您要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干脆不爱他。”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那么她爱油炸包子。”

“您老是说些荒唐的玩笑话。”另一个戴着高帽子的太太笑着插嘴说，身上的绸缎、黄金、宝石闪闪发光。

“C’est excellent[108]，这种小饼干，而且那么薄。请您再给我一块。”

“怎么样，您不久就要动身了吗？”

“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到这儿来的。”

“春光这样明媚，现在乡间一定好极了！”

米西很漂亮，头戴帽子，身穿深色条子花的连衣裙，裹紧她的细腰，没有露出一点皱褶，倒好像她原来就是穿着这件连衣裙生到世上来的。她一看见涅赫柳多夫，脸就红了。

“我还当是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我差点走了，”涅赫柳多夫说，“有些事情把我耽搁下来了。我到这儿来也是为了接洽事情的。”

“您到我家里去看一看妈妈吧。她很想见一见您。”她说，不过她感到她自己在说谎，感到他也明白这一点，她的脸就涨得越发红了。

“我恐怕抽不出功夫来了。”涅赫柳多夫阴沉地回答说，极力装得没有看见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掉过身去跟一个风度优雅的军官周旋。军官接过她手里的空茶杯，带着雄赳赳的气概送到另一张桌上去，他的军刀不住碰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才是。”

“我倒也并不想推托，不过我打算把我的全部慷慨都留到摸彩会上去施展。到那时候我可就要大显身手了。”

“哦，那您可要记住！”紧跟着传来了分明是做作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十分圆满，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兴高采烈。

“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我很了解这一点，”她对涅赫柳多夫说，米卡就是她的胖丈夫马斯连尼科夫，“米卡可能有别的缺点，不过您明白他的心多么善良。所有那些不幸的囚犯都成了他的儿女。他素来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们。Il est d’une bonté[109]…”

她停住口，想不出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她那个下命令鞭打犯人的丈夫的bonté[110]。她立刻转过身去，做出笑脸，招呼一个刚刚走进来的、年老的、满脸皱纹的、扎着淡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涅赫柳多夫为了避免失礼，说了一些照规矩应该说的话，而且也照规矩把话说得毫无内容，然后站起来，往马斯连尼科夫跟前走过去。

“那么，劳驾，你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吗？”

“啊，行！哦，有什么事吗？我们到这边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小小的日本式书房，在窗子旁边坐下来。

五十八

“嗯，je suis à vous.[111]你想抽烟吗？不过，等一等，我们别把这个地方弄脏才好，”他说着，拿过一个烟灰碟来，“好，怎么样？”

“我有两件事要拜托你。”

“原来如此。”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了。原先他像一条狗被主人搔着耳背而兴奋不已，现在那种兴奋已经踪迹全无。客厅里传来了人们的谈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Jamais，jamais je ne croirais.[112]”客厅里另一头有个男人在讲一件什么事，反复提到“La comtesse Voronzoff和Victor Apraksine[113]”。从第三个方向传来的只是一片含混的谈笑声。马斯连尼科夫一面听客厅里发生的种种情形，一面听涅赫柳多夫讲话。

“我又为那个女人来找你。”涅赫柳多夫说。

“哦，就是那个冤枉定罪的女人。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托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做一名女职工。我听说这是可以办到的。”

马斯连尼科夫抿着嘴唇，开始思索。

“未必办得到吧，”他说，“不过，我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立即通知你。”

“我听说医院里有许多病人，需要添女的帮手。”

“好吧，好吧。那么不管怎样，我会通知你。”

“那就麻烦你了。”涅赫柳多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甚至很自然的哄堂大笑声。

“这全是维克多在作怪，”马斯连尼科夫含笑说，“他兴致一好，讲起话来就俏皮极了。”

“还有一件事，”涅赫柳多夫说，“现在监狱里关着一百三十个人，只因为他们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在那儿已经关了一个月。”

他就讲一下他们被关押起来的原因。

“可是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马斯连尼科夫问，他脸上忽然流露出不安和不满的神情。

“我原是去看一个被告的，那些人却在走廊上围住我，要求我……”

“你去看哪一个被告？”

“那是一个农民，没有犯罪却遭到了控告，我为他请了一个律师。可是问题不在这儿。难道那些人什么罪也没有犯，只因为身份证过了期就该关在监狱里，而且……”

“这是检察官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懊恼地打断涅赫柳多夫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迅速而公正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有责任视察监狱，查明犯人关押在监是不是合法。他们却什么事也不干，只顾玩文特[114]。”

“那么你无能为力吗？”涅赫柳多夫阴沉地说，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推到检察官身上去。

“不，我要管。我会马上查明这件事。”

“可是对她来说，这样更糟。C’est un souffre-douleur[115]。”客厅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所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就更好，我把这个也拿走。”从另一边传来一个男人调皮的说话声，另一个女人却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发出调皮的嬉笑声。

“不行，不行，那可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那么，这些事由我来办就是，”马斯连尼科夫又说了一遍，伸出戴着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掉纸烟，“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涅赫柳多夫没有走进客厅里，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狱里有些人受了体罚。是真的吗？”

马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嘿，你要过问这件事？不行啊，mon cher，简直不能再把你放进监狱里去，你什么事都要管。我们走吧，我们走吧，Annette[116]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涅赫柳多夫的胳膊，又露出那种兴奋的样子，就像那个显要的人物赏识他以后一样，不过这回却不是出于高兴，而是由于着急了。

涅赫柳多夫从他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既没有向任何人点头告辞，也没有说任何话，带着阴沉的脸色穿过客厅和大厅，走进前厅里，经过那些赶紧跑过来的听差面前，走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怎么得罪他了？”Annette问她的丈夫说。

“这是à la française[117]。”有人说。

“这哪儿是à la française，这是à la zoulou[118]。”

“哦，不过他素来就是这个样子。”

有的人站起来告辞，有的人刚刚光临，谈笑就仍然继续下去。这一班人索性利用涅赫柳多夫的这个插曲做为今天jourfixe’a[119]的一个信手拈来的话题。

涅赫柳多夫拜访马斯连尼科夫以后的第二天，收到了他的信。马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光滑的、印着官衔的、打了火漆印的厚纸上用优美有力的笔迹写道，关于把马斯洛娃调到医院里去的事，他已经给医师写过公函，大概他的愿望会实现。信的下款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署名“马斯连尼科夫”的末一笔顺势描了一个极其优雅有力的大花笔道。

“蠢货！”涅赫柳多夫忍不住说道，特别是因为他在“同事”这两个字里体会到马斯连尼科夫对他有屈尊俯就的意思，也就是说马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很重要的人物，他觉得自称为他的同事，即使不是在向涅赫柳多夫讨好，至少也足以表示他毕竟没有因为自己品位显赫而过于骄傲。

五十九

有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流传很广的迷信，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和确定的品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精力充沛的，有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人不是这样。我们谈到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于冷漠疲沓的时候，或者刚好相反。至于我们谈到一个人，说他善良或者聪明，又谈到另一个人，说他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这类变化特别剧烈。涅赫柳多夫就属于这类人。在他身上，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又有精神方面的原因。目前在他身上，就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原先他在出庭以后，在初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体验过重获新生的庄严和欢乐心情，可是如今这种心情完全过去，在最近一次会晤以后，已经换了一种恐惧的心情，甚至憎恶她的心情。他已经决定他不再离开她，也没有改变只要她乐意就跟她结婚的决心，然而这在他却显得沉重而痛苦了。

他拜访马斯连尼科夫以后的第二天，又坐上马车到监狱去，为的是同她见面。

狱长准许他同她会晤，然而不是在办公室，也不是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犯人的探监室。尽管狱长是个心肠软的人，他对待涅赫柳多夫的态度却比以前有所克制。显然涅赫柳多夫同马斯连尼科夫的谈话产生了后果：上边有命令下来，吩咐他对这个客人要加意提防了。

“见面是可以的，”他说，“只是关于钱的事，请您千万照我要求的那样做才好……至于照大人的公文上所写的那样，把她调到医院去，那是可以办到的，大夫也已经同意。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去，说：‘要我去给那些讨厌的家伙倒尿盆，我才不干呢……’要知道，公爵，她们就是这样的人。”他补充说。

涅赫柳多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光是要求准许他去探望她。狱长就打发一个看守送他去，涅赫柳多夫跟着这个人走进空荡荡的女犯探监室。

马斯洛娃已经先到了，她从铁丝网的里边走过来，文静而胆怯。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近旁，眼睛没有看着他，轻声说道：

“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天我说了些不中听的话。”

“我不配来原谅您……”涅赫柳多夫开口说，可是没有说完就停住了。

“不过，您还是得离开我。”她补充了一句，用斜睨得很厉害的眼睛看他一眼。涅赫柳多夫从她的眼睛里又看出那种紧张而愤恨的神情。

“可是为什么要我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呢？”

她又用依他看来像是愤恨的眼光瞧着他。

“喏，就是这样，”她说，“您得离开我，我对您说的是真心话。我办不到。您干脆丢开您那个想法好了，”她说，嘴唇发抖，沉默了一阵，“这是实话。我宁可吊死。”

涅赫柳多夫体会到她这种拒绝暗含着她对他的痛恨和她的不依不饶的愤懑，不过此外也还有点别的东西，有点又好又重大的东西。现在她是在十分平静的心情下肯定她原先的拒绝，这就一下子消除了涅赫柳多夫心里的种种怀疑，促使他又回到他原先那种严肃、欢欣、感动的心境里去了。

“卡秋莎，我原先说过的话，我现在还要说，”他特别严肃地说，“我请求你跟我结婚。如果你不愿意，暂时还不愿意，那么，我就照原先那样总是跟你在一起，不管你发送到哪儿去，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开始发抖。

他也沉默了，觉得没法再说下去。

“我现在要到乡下去一趟，然后再到彼得堡去，”他终于打起精神来说，“我要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求上帝保佑，原判会撤消的。”

“就是不撤消也没关系。我不为这件事，那么为别的事也该受这种苦……”她说，他看见她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忍住眼泪。“哦，怎么样，您见过梅尼绍夫没有？”她为了遮掩自己的激动，忽然问道，“他们没有罪，不是吗？”

“对，我认为是这样。”

“那个老太婆好极了。”她说。

他就把他从梅尼绍夫那儿听到的情形统统讲给她听。然后他问她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说她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说，用她的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要是您希望我去，我就去，而且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涅赫柳多夫默默地瞧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含着笑意。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么一句，随后他就向她告辞。

“是啊，是啊，她完全换成另一个人了。”涅赫柳多夫暗想，不但消除了他原先的种种怀疑，而且生出一种全新的、他从没体验过的心情：他相信爱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

在这次会晤以后，马斯洛娃回到臭烘烘的牢房里，脱掉长囚衣，在她的床位上坐下，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牢房里只有几个人：原籍弗拉基米尔省的、害肺痨病的女人带着她那吃奶的婴儿，梅尼绍娃老太婆，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教堂诵经士的女儿昨天经过诊断，害着精神病，已经送进医院去了。其余那些女人都去洗衣服了。老太婆躺在板床上睡觉。孩子们都到走廊上去了，牢房的门开着。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手里抱着娃娃，铁道看守人的妻子手里拿着一只袜子，用灵敏的手指头不停地织着，走到马斯洛娃跟前。

“哦，怎么样，你们见面了吗？”她们问。

马斯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板床上，摇晃她那两条够不到地板的腿。

“何必哭哭啼啼呢？”铁道看守人的妻子说，“顶要紧的是别灰心。哎，卡秋莎！打起精神来！”她一面说，一面很快地活动她的手指头织袜子。

马斯洛娃没有答话。

“咱们这儿的人都出去洗衣服了。听说今天人家施舍了一大批东西。大家都说送来的东西多得很呢。”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说。

“菲纳什卡！”铁道看守人的妻子对着门外叫道，“这个小淘气，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就抽出一根织针来，把它插在线球和袜子上，走到外面的长廊上去。

这时候长廊上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女人的谈话声。住在这个牢房里的女人，光脚穿着棉鞋，都走进牢房来了，各人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甚至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马斯洛娃跟前。

“怎么样，莫非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吗？”费多霞问，睁着她那对明亮的天蓝色眼睛亲热地瞧着马斯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喝茶的时候吃的。”她说完，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去。

“怎么，莫非他变了卦，不准备跟你结婚了？”科拉布廖娃说。

“不是的，他倒没有变卦，可是我不愿意，”马斯洛娃说，“我就照这样对他说了。”

“你可真是个傻瓜！”科拉布廖娃用男低音说。

“咦，要是不能住在一块儿，结婚又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可是，你的丈夫不就是跟你一块儿走吗？”铁道看守人的妻子说。

“那又怎么样，我跟他结过婚了，”费多霞说，“既然他们不能住在一块儿，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才真傻！‘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她可就阔气了。”

“他说：‘不管人家把你发送到哪儿，我总跟着你一块儿去。’”马斯洛娃说，“他要去，就由他去；他不去，也随他。我绝不求他。眼下他要到彼得堡去想办法。那儿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的亲戚，”她接着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当然！”科拉布廖娃忽然同意道，理着她的袋子，同时显然在想别的事，“怎么样，咱们来喝点酒吗？”

“我不喝了，”马斯洛娃回答说，“你们喝吧。”

[1]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欧俄的东北部。

[2]或译吉卜赛，一个过游牧生活的民族。

[3]她的正名是叶卡捷琳娜，卡特卡是这名字的卑称，卡坚卡是比较高雅的爱称，而卡秋莎则是比较普通的爱称。

[4]指帝俄时代官方发给的卖淫许可证。

[5]指列氏温度。

[6]一种正反面都有明显的横条纹的平纹丝织品。

[7]为的是换领上文所述的黄色执照。

[8]《两世界杂志》是自一八二九年起在巴黎印行的文艺和政论的法语杂志，在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当中广泛流行。

[9]德米特里的小名。

[10]法语：除非您愿意向地方法院缴纳一笔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

[11]法语：妈妈吩咐我告诉您，为您准备下的餐具会一直等您到深夜。您务必要来，不管是什么时候。

[12]法语：助以一臂之力。

[13]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在位）在他父亲被民意党人刺杀后登基，极力镇压革命，巩固专制政权，限制地方自治的改革。

[14]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实证论者。他在《社会的有机的理论》一书中为阶级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矛盾进行辩护，把它们比做对于有机体的生存和活动同等必要并执行各种生物学职能的生理器官的相互作用，同时他站在抽象的“正义”立场上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人摆脱政府的自由，主张人人有权不加限制地享用一切天然的福利。

[15]英语：《社会静力学》，斯宾塞的最早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1850年出版），该书论证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公正，认为不应该使某些人有权占有土地而使另外的人无权占有。后来斯宾塞放弃了这个观点。

[16]1俄亩约合我国17亩。

[17]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包括《土地问题》、《伟大的社会形态》、《进步与贫困》，发展了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所陈述的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阐明了土地收归国有的理论，办法是由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托尔斯泰是亨利·乔治的平均使用土地学说的热烈拥护者，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认为它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开辟了道路。

[18]相传是十四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所写的一个故事：有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的干草，犹豫不决，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好，结果反而饿死。

[19]俄国的大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的大小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公会。

[20]意指这人比他的社会地位低，他不屑于同这人深交。

[21]意思是：“他马上就要对我不分彼此，不讲礼貌了。”在俄国，通常互称“您”以示尊敬。

[22]在俄国，称呼教名和父名是表示尊敬。

[23]从布雷威这个姓来看，他祖籍德国。

[24]基督教的一种宗派，为道德纯洁而阉割自己。

[25]沙皇。

[26]指俄国在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根据这种改革建立了陪审员法庭，刑事案件从那以后实行公开审判。

[27]西伯利亚一城市名。

[28]俄国的票面十卢布的钞票。

[29]在帝俄法庭里，检察官无权直接审问被告，必须经由庭长提出问题。

[30]原文本来分为两行：“哦……很好。”是一行，下一行是“那么……什么？”但实际上这些话是一个人说的，现据英译本修改。

[31]一种单人纸牌戏。

[32]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庆祝耶稣的升天。

[33]在“捉人”游戏中，被追的两个人在某一地点会合，相互握手，就算赢了。

[34]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小说。

[35]法语：我们的亲爱的哲学家。

[36]指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

[37]即耶稣受苦日，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38]玛丽亚的爱称；涅赫柳多夫的另一个姑姑名叫玛丽亚。

[39]按俄国宗教习俗，对领过圣餐的人要道喜。

[40]索菲娅的爱称。

[41]在俄国教堂里，铜咖啡壶用来装圣水。

[42]这是正教徒在复活节见面时候的一种套语。一个说：“基督复活了。”对方就回答道：“真的复活了。”

[43]1俄尺约合中国2.1尺，1俄寸约合中国1.3寸。

[44]龙布罗索（1835—1909），意大利极端反动的犯罪学家，所谓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他否定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犯罪是天生的、由继承而来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具有某种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人所固有的，按照龙布罗索的见解，这种人不论犯罪与否，都应当加以隔离和消灭。

[45]塔尔德（1843—1904），法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犯罪学家。

[46]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写过关于催眠术的著作。

[47]俄罗斯的一个民间勇士歌里的主人公。

[48]从上文看，应是“一千八百卢布”。

[49]1普特约合我国33市斤。

[50]俄国的一种工人组织。

[51]拉伯雷（1490—1553），法国讽刺作家。

[52]法语：雅致。

[53]英语：草地网球。

[54]这种纸烟的烟味比较平和。

[55]法语：这话多么真实啊。

[56]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

[57]法语：恶劣的心绪。

[58]法语：这件事多么使我发生兴趣啊。

[59]法语：有关体面的事：他很怄气嘛，我们的亲爱的。

[60]涅赫柳多夫的名字德米特里的爱称。

[61]法语：倒不如说是一件有关肮脏的恋爱的事。（这句话与上述的“有关体面的事”在读音上很相近。）

[62]法语：自以为聪明。

[63]土耳其的大城市和港口伊斯坦布尔的旧称。伊斯坦布尔在一九二三年前是土耳其的首都。

[64]英语：翻开新的一页。

[65]指基督教传说中的魔鬼。

[66]在帝俄时代，从有息证券上剪下来的息票往往当现钱用。

[67]俄国铁路线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看守人的小屋，看守人或他的妻子必须接每一班火车。

[68]科拉布廖娃的父名（含有尊敬意味的称呼）。

[69]经作者委托而译成的莫德英文译本，在这后面还有如下的几句：“关于钱财方面的事，他决定处理得合乎他的信念，那就是拥有地产是不合理的。即使他不够坚强，还不能放弃一切，他也要尽他的能力去做，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

[70]即检察官。

[71]在西伯利亚东部。

[72]这种监狱所关的犯人已经由法庭判决，但是必须解往外地去服刑，暂时关在这儿等候解送。

[73]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钢琴家及作曲家。

[74]在西伯利亚东面鄂霍次克海中，在帝俄时期苦役犯常被流放到这里做苦工。

[75]东正教举行领圣餐的仪式时，主持礼拜的教士所穿的法衣。

[76]教堂的圣坛。

[77]盖圣餐的布巾。

[78]装圣餐的碟子。

[79]圣灵杯。

[80]圣障。

[81]希伯来语，赞美或感谢上帝的欢呼。

[82]引自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多余的人的日记》。

[83]大概“某作家”指的是作者自己，托尔斯泰曾对戈尔简维节尔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84]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85]律师的本名和父名。上文的“阿纳托尔”是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阿纳托利。

[86]基督教节日，在大斋前的一个星期内。

[87]法语：我亲爱的。

[88]法语：他们干不出别的事来。

[89]法语：这就是我的坚定的见解。

[90]法语：是一个坏人。

[91]法语：我知道你不会滥用它。

[92]法语：她生得好看吗？

[93]法语：丑得很。

[94]法语：她做了许多好事。

[95]克列门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

[96]音乐术语，或译“急奏”。

[97]帝俄军队中的惩罚方法，使受罚的人穿过一个举棒乱打的队形。

[98]这种学校不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主要教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

[99]阉割派教徒的相貌特征就是没有胡子。

[100]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为了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而在一八七九年成立的秘密团体。

[101]法语：让她们乐一乐吧，求上帝赐福给她们。

[102]法语：您去向女主人致敬吧。

[103]法语：还有娜津·布克舍夫登也来了。全城的美人儿都来了。

[104]法语：再见，我亲爱的！

[105]法语：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

[106]法语：到底来了！

[107]法语：到我们的桌子这边来吧。您的茶，他们会给您送到这儿来的。

[108]法语：这东西真好。

[109]法语：他是那么善良啊。

[110]法语：善良。

[111]法语：我是愿意为你效劳的。

[112]法语：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

[113]法语：沃龙佐夫公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

[114]一种赌博的纸牌戏。

[115]法语：她是个倒霉的女人。

[116]安奈特，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安娜。

[117]法语：法国人的派头。

[118]法语：苏鲁人的派头。（苏鲁是非洲的一个民族，在此歪曲地借喻为“野蛮人”。）

[119]法语：昼会（白昼的聚会）。

复活 第二部

一

两个星期以后，马斯洛娃的案子可能在枢密院里审理。涅赫柳多夫打算在那以前赶到彼得堡，准备在枢密院里遭到失败以后，就按写状子的律师所出的主意，向皇帝告御状。依照律师的看法，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这一点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假定事情真是这样，那么马斯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一起在六月初动身。涅赫柳多夫已经下定决心跟马斯洛娃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因此，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现在就得先到乡下去一趟，把他在那边的事情料理妥当才行。

涅赫柳多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拥有大片黑土的田产，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住在这个庄园上，后来长大成人，还到那儿去过两次。有一次他是遵照母亲的要求把一个日耳曼籍的总管送到那儿去，跟他一块儿检查田产的经营情形。所以他早就知道田产的情况，知道农民跟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是这样：说得委婉一点，农民对账房处在十足的依赖状态里，而说得直截了当一点，那就是农民受到账房的奴役。这不是像六一年[1]所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即某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的或者少地的农民，总的来说，主要地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偶尔也例外地受到在农民当中生活的某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田产的经营方法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他自己就帮着安排过这样的经营方法。可是涅赫柳多夫不光是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残酷的，而且从他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就已经知道，那时候他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宣传过这种学说，而且根据这种学说把他父亲的土地送给农民了，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是罪恶。不错，自从他到军队中工作，养成习惯每年花掉大约两万卢布以后，所有他原先的那些见解对他的生活来说就已经不再有约束力，一概被他忘光，他非但从来也不问自己对财产抱什么态度，他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反而极力不去想这些问题。不过等到他的母亲去世，遗产由他继承，他不得不管理他的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的时候，他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就又在他的面前提出来。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涅赫柳多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改变现行的制度，而且管理田产的又不是他，于是他就会多多少少心安理得，仍旧住在离田产很远的地方，收下从那儿汇来的钱。然而现在他却做出决定：虽然他就要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同监狱世界发生种种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而这些都是非用钱不可的，可是他仍旧不能容忍事情停留在原先的局面里，一定要改变它，即使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计。为此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要按照不贵的价钱把土地租给农民，使得农民大体上可以不必依赖地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把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两相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奴隶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不能算是问题解决了，不过总算是朝着问题的解决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是暴力由较为粗暴的形式过渡到较不粗暴的形式。这就是他打算做的。

将近中午，涅赫柳多夫坐火车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想使他的生活在各方面都简朴些，事先就没打电报来，却在火车站上雇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小四轮马车。赶马车的是一个年轻的汉子，身上穿着黄色土布的农民长外衣，在瘦长的腰身底下打皱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他照马车夫的派头侧着身子坐在赶车座位上。他很愿意跟车上的老爷谈天，因为他们一讲话，那匹衰弱的、瘸腿的白色辕马和那匹拉边套的、害气肿病的瘦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而这素来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赶车的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总管，不知道他的马车上坐着的就是这儿的主人。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日耳曼人。”赶车的说，他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他坐在那儿，半侧着身子对着乘客，手里一忽儿握着他的长马鞭的柄，一忽儿又握着长马鞭的梢，分明借此炫耀他的本领。“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三匹草黄色大马，带着他的太太坐着出来兜风，嘿，那派头！”他接着说，“冬天，到了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圣诞树。我送客人上那儿去过。那儿点上电灯了，全省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他捞的钱可不少呀！他有什么办不到的：他掌着大权嘛。听说他已经买下一份好田产了。”

涅赫柳多夫认为，不论那个日耳曼人怎样管理他的田产，怎样捞油水，他自己是完全不在乎的。然而腰身瘦长的马车夫所讲的话，他听着却不愉快。他欣赏美丽的白昼，看到天空中浓密的乌云不时遮住太阳，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推犁，重耕燕麦地，看到茂密而碧绿的草场上空有些百灵鸟在飞翔，看到树林里除了发芽晚的橡树以外所有的树木都已经覆盖着一层嫩绿色，看到草地上点缀着杂色的牛群和马群，看到田垄上有些庄稼人耕地，可是他看啊看的，有时候又想起有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他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呢？于是他想起马车夫所讲的那个日耳曼人在库兹明斯科耶怎样作威作福的话。

一直等到涅赫柳多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着手办事以后，他才忘记那种感觉。

涅赫柳多夫把账目检查一遍，跟总管谈了一次话。总管天真地谈到多亏农民缺少土地，多亏他们的土地被地主的土地围在当中，地主才沾光不少。这却使得涅赫柳多夫越发确定了他的打算：他不再想经营他的田产，而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租给农民。从账簿上，从他同总管的谈话中，他知道如今跟先前一样，最好的耕地有三分之二是由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的工具耕种的，其余的三分之一都雇农民来耕种，每俄亩工钱五个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挣到这五个卢布，就得把一俄亩地犁三回，耙三回，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或者收割以后送到打谷场，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些工作如果雇自由的和廉价的工人来做，每一俄亩地至少就要出十个卢布工钱。凡是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的必需品，农民都得按最贵的价钱折合成工役来支付。他们要使用草场，在树林里打柴，取得番薯的茎叶，就都得做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这样，田野外围的那些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每俄亩所得到的收入，就比每俄亩地的地价按五分利息计算所能带来的收入多四倍。

所有这些，涅赫柳多夫以前就知道，然而现在他听到这些却像听到新鲜事一样，不住地暗自惊讶，不明白他自己以及一切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怎么会没有看出这种关系多么不正常。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把土地交给农民后，原有的全部农具就会白白地损失，连原价的四分之一也收不回，又说农民会把土地糟踏掉，还说总的来讲，把土地租出去后涅赫柳多夫会吃亏太大，可是这些理由反而使得涅赫柳多夫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自己失去大部分的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他这次来到此地，马上办妥这件事。收割和出售那些已经播种的粮食，卖掉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那得等到他走后由总管去办。至于现在，他要求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三个村子里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为的是对农民宣布他的意图，跟农民商定他交给他们的土地的租价。

涅赫柳多夫想到他自己坚定地抵制了总管的种种理由，乐于为农民做出牺牲，不由得满心愉快，就走出账房，一面考虑眼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荒芜了的花圃（总管的房子前面却开辟了一个花圃），走过生满蒲公英的lawn-tennis[2]，顺着椴树林里的林荫路走去，往常他总是到这儿来散步，吸一吸雪茄烟，而且三年前俊俏的基里莫娃到他的母亲家里来做客，就是在这儿跟他调情的。涅赫柳多夫把明天他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大致想好以后，就到总管那儿去，在喝茶的时候又商量一下如何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直到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所大房子里一个平素用来招待客人、如今为他收拾好的房间走去。

这个不大的、干净的房间里挂着些威尼斯的风景画片，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摆着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一盒火柴、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他那开了盖子的皮箱，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他带来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俄文的关于刑法研究的著作，还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同类内容的著作。他打算在这次下乡期间遇到空闲的时候就读这些书，不过今天已经没有功夫，他打算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准备去跟农民们谈判。

这个房间的墙角上，放着一把老式的红木雕花圈椅，涅赫柳多夫记得它原是放在他母亲的寝室里的。如今他一看到这把圈椅，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感情。他忽然舍不得这所就要拆毁的房子，舍不得那个就要荒芜的园子，舍不得那一片就要砍倒的树林，舍不得所有那些畜厩、马房、库房、机器、牛马。那些东西虽然并不是由他购置的，然而，他知道，却都是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维持下来的。以前他觉得放弃这些东西轻而易举，可是现在他不但舍不得这些东西，甚至也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目前很可能急需的那一半收入。而且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帮他的忙，根据这种理论来判断，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他自己经营的产业，是不合理，不应该做的。

“我不应当占有土地。我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再者，我现在就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不论是这所房子还是这个庄园，我都不需要了。”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另一个声音说，“不过，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要是你结了婚，你就可能有子女。你整整齐齐地得到这份田产，以后你就得把它照原样传给你的子孙。人对土地要负责任。把它交出去，毁掉一切，这都很容易，可是要置办起来，那就很难了。要紧的是你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你以后怎样过活，再根据这一点来处理你自己的财产。莫非你目前做出来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吗？再者，你真是本着你的良心在做你所做的事呢，还是为了做给人家看，在人家面前卖弄自己？”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他不能不承认：别人对他所做的事会说些什么话，这对他做出决定是有影响的。他越是考虑，问题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发不容易解决。他为摆脱这些想法，就在那张干净的床上躺下，打算睡觉，想等到明天头脑清醒以后，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乱如麻的问题。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觉。青蛙的聒噪声随着新鲜的空气和月光一齐涌进敞开的窗口，夹杂着夜莺的啭鸣声和呼哨声。远处花园里有几只夜莺在叫，有一只却近在窗跟前，就在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叫。涅赫柳多夫听着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就想起狱长女儿的弹琴声。他想起了狱长，就想起了马斯洛娃，想起她说过“您干脆丢开您那个想法好了”，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嘴唇也像青蛙聒噪那样发抖。然后，那个日耳曼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应当拦住他才行，可是他不但下了坡，而且变成马斯洛娃，开口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行，我不能让步。”涅赫柳多夫暗想。他醒过来，暗自问道：“那么我做的事究竟对不对呢？我不知道。再者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反正都一样。不过我得睡了。”于是他自己也走下坡去，顺着先前总管和马斯洛娃的路走下去，于是一切就在那儿完结了。

二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涅赫柳多夫醒过来。账房里有个年轻的职员是伺候主人的，他听见主人动弹，就给他送去一双从没擦得这么亮过的皮鞋和非常干净清凉的矿泉水，并且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陆续到会。涅赫柳多夫跳下床，头脑清醒了。昨天他舍不得交出土地，毁掉自己的产业，如今那种感情都无影无踪了。现在他想起那种感情，反而暗自惊讶。他想到他目前要办的事就心里高兴，不由自主地为它感到自豪。从他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蒲公英丛生的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正在那儿聚齐。昨天傍晚青蛙聒噪不是没有来由的。今天天色阴霾。从早晨起就下着暖和的毛毛细雨，没有风，弄得树叶上、树枝上、青草上挂满了小雨珠。飘进窗子里来的，除了草木的气味以外，还有渴盼雨水的土地的气味。涅赫柳多夫穿衣服的时候有好几次往窗外看，瞧着农民们纷纷到小广场上来集合。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来，见了面就脱掉各自的软帽和便帽，互相鞠躬，围成一个圈子，拄着拐杖。总管是一个体态丰满、肌肉发达、筋强力壮的青年人，穿一件短甲克，上面安着绿色的竖领和很大的纽扣。他来告诉涅赫柳多夫说，大家已经到齐，不过他们不妨等一等，涅赫柳多夫尽可以先喝完了咖啡或者茶再去，这两样都已经准备下了。

“不，我还是先去见他们的好。”涅赫柳多夫说。他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们谈话，却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生出了一种胆怯害臊的心情。

他就要去实现农民们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农民们是根本不敢妄想能够实现的，那就是按低廉的租价把土地交给他们。换句话说，他就要去赐给他们恩惠，可是不知怎么，他有点羞愧。等到涅赫柳多夫往聚齐的农民们那边走去，那些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生着鬈发的、秃顶的、头发花白的农民，就纷纷脱掉头上的帽子。可是他非常窘，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细雨仍旧在淅淅沥沥地下，小雨珠挂在农民们的头发上，胡子上，长衫的绒毛上。农民们瞧着主人，等着他对他们说话，可是他窘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恼人的沉默由从容不迫和刚愎自用的日耳曼总管打破，他认为自己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他讲起俄国话来流畅而正确。这个筋强力壮、营养过分丰富的人，如同涅赫柳多夫本人一样，跟农民们的满是皱纹的瘦脸和在他们的长衫里隆起的瘦肩胛骨相比，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现在公爵打算为你们做件好事，把土地交给你们，可就是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呢，瓦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给你干活吗？我们对去世的女主人很满意，祝她的灵魂升天堂。多谢少公爵，他也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一个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3]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约你们来的：要是你们乐意的话，我就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涅赫柳多夫终于开口说。

农民们沉默了，仿佛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似的。

“不过，把土地交给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穿长外衣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好让你们出不高的价钱就可以使用土地。”

“这倒是满顺心的事呢。”一个老人说。

“不过这个租价我们要出得起才成，”另一个老人说。

“给土地哪有不要的！”

“这在我们是干惯了的活儿。我们就是靠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心得多，只管收钱就成了，不然的话，麻烦可多了！”有些人说。

“麻烦就是你们惹出来的，”日耳曼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又守规矩……”

“这在我们这班人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说：为什么你把马放进麦田里来了？可是谁存心把它放到麦田里去呢？我白天忙着干活，一股劲儿地抡镰刀，干一天好比干一年。晚上我又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那马可就钻进你的燕麦[4]地里去了。你呢，简直要剥我的皮。”

“你们就该守规矩。”

“你说的倒好：守规矩。我们的力量达不到。”一个高身量、黑头发、满脸胡子的中年农民反驳说。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应该造一道围墙。”

“那你就得给木料，”后边有一个身材矮小、生得不好看的农民插嘴说，“去年夏天我倒是想造围墙来着，可是你把我关进牢房，喂了三个月的虱子。这就叫造围墙。”

“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涅赫柳多夫问总管道。

“Der erste Dieb im Dorfe[5]，”总管用德国话说，“他每年都在树林里偷树，被人逮住。你得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才成。”总管说。

“莫非我们不尊重你？”老人说，“我们可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就在你的手心里。你能把我们搓成绳子哟。”

“得了，老乡，谁也不会欺负你们。你们别欺负旁人就成了。”

“说的倒好听，‘谁也不会欺负你们’！去年夏天你就打过我一个嘴巴，打完就算了。看样子，跟阔人就是没理可讲。”

“那么你做事就得守法。”

显然，这儿在进行一场舌战，而参加的双方都不大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话，而且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过，看得出来，舌战中的一方满腔愤恨，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发作出来罢了，另外的一方却感到地位优越，有权有势。这场舌战涅赫柳多夫听着很难过。他极力想回到正事上来：商定租价和交款的期限。

“那么，关于土地的事该怎么办呢？你们乐意吗？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定个什么价钱呢？”

“这是您的东西，要由您来定价钱。”

涅赫柳多夫就定出一个价钱。尽管涅赫柳多夫所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价低得多，农民们却照例开始还价，认为价钱太高。涅赫柳多夫本来预料他提出的价钱会被他们高兴地接受，可是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满意的表现。涅赫柳多夫只能根据一件事来推断他提出来的价钱对他们有利，那就是后来大家谈到由谁承租土地的问题，要确定究竟是由整个村社来承租还是另外由一个共耕社来承租的时候，农民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的一派打算把体力不济和无力付款的农民排除在承租土地之外，另一派就是他们打算排挤出去的那些农民。最后，多亏由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交款的期限。于是农民们一边热闹地交谈，一边走下山坡，往村子里走去。涅赫柳多夫就到账房去，跟总管一块儿拟定租约。

一切事情都照涅赫柳多夫所希望和所预料的那样安排下来：农民得到土地后所付的租金比本区土地的一般租金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然而这笔收入在涅赫柳多夫仍然绰绰有余，特别是因为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会有额外的进项。一切似乎都办得很好，可是涅赫柳多夫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出来，尽管有一些农民对他说出感激的话，可是农民们并不满足，另外还有所期望。于是，结果竟然成为这样：他自己已经受了很大损失，却没有为农民们做到他们所期望的事。

第二天，在家里写成的租约签了字。涅赫柳多夫由一些受众人推选而特意到此地来的老年农民护送着，走出账房，带着事情没有办妥的不愉快感觉，坐上先前火车站上马车夫讲起过的总管那辆阔气的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着，向那些带着困惑的脸色和不满意地摇着头的农民们告别，动身到火车站去。涅赫柳多夫对他自己不满意，他所不满意的究竟是哪一方面，他不知道，然而他老是感到有点愁闷，有点羞愧。

三

涅赫柳多夫从库兹明斯科耶动身，到他从姑姑们名下继承的庄园去，也就是他同卡秋莎相识的地方。他对这片田产上的土地也打算照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用过的那种办法处理。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关于卡秋莎的事，关于她和他的孩子的事：那个孩子真是死了吗？他是怎样死的？他一清早到达帕诺沃。他坐着马车走进庄园的院子，使他触目惊心的头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破败敝旧的景象。铁皮房顶本来是绿色的，已经很久没有油漆过，现在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大概是被暴风雨掀起来的。正房的四面原本用薄板包起来，钉好，如今有些地方的木板已经被人撬走，那种人专挑容易拔掉生锈的钉子拆下木板的地方下手。门廊有两个，一个是正门的门廊，一个是他记得特别清楚的后门的门廊，都已经倒塌朽坏，只剩下梁架。有些窗子缺了玻璃，钉上木板了。管家住着的厢房、厨房、马棚，都已经陈旧，灰色。惟有花园，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葱茏茂盛，枝条相连，目前正百花齐放。在围墙外面就可以看见樱桃树、苹果树、李树开了花，好比一朵朵白云。做篱笆用的丁香花丛也开了花，就像十四年前一样，那一年涅赫柳多夫跟十八岁的卡秋莎一块儿玩捉人游戏，就在这样的丁香花丛后面跌过一跤，被荨麻刺破了手。当初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在正房旁边种过一棵落叶松，矮得像是木橛子，如今却长成一棵可以做梁木用的大树，枝子上满是绿里带黄而又像绒毛那么柔软的松针了。那条河的河水已经涨到两岸上来，从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响地冲下去。河对岸的草场上，农民们的各种颜色的牛马混杂在一起，正在吃草。管家是一个在宗教学校里没有毕业的学生。他在院子里含笑迎接涅赫柳多夫，又含笑请他到账房里去，然后仍旧含笑走到隔板后边去，仿佛他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就要发生一件什么特别的事似的。隔板后面响起悄悄讲话的声音，随后就沉默了。马车夫收到车钱后，赶着车出了院子，响起一片铃铛声，随后就完全沉寂了。这以后有一个赤脚的姑娘，穿着绣花衬衫，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算是耳环，在窗子外面跑过去。有一个成年的男子跟在那个姑娘后边跑过去，他那双大靴子的钉子在一条踏硬的小路上踩得玎玎地响。

涅赫柳多夫在窗旁坐下，瞧着花园，听着。春天的新鲜空气和新垦过的土地的气息从小小的、开着两扇窗的窗口飘进来，微微吹动他出汗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河边响起“特拉拍塔，特拉拍塔”的声音，那是农妇们在用洗衣棒捶打衣服，这些声音互相打岔，在迎着太阳而闪闪发光的河塘上飘荡。磨坊那边，流水从高处落下来，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只苍蝇惊恐而响亮地嗡嗡叫着，从他耳旁飞过。

忽然，涅赫柳多夫想起很久以前他还年轻纯洁的时候，他也是在这儿，在磨坊的均匀的流水声中，听着河边那些洗衣棒捶打湿衣服的响声，春风也是照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那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恰好也有一只苍蝇像这样惊恐地从他耳旁飞过。他不光是想起了当初他是个十八岁的青年的那种样子，而且感到他现在仍旧像当时那么朝气蓬勃、心地纯洁，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可是同时，如同梦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知道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心里顿时感到十分凄凉。

“请问，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含笑问道。

“随您的便好了，我不饿。我要到村子里去走一趟。”

“不过，您乐意到正房里去一趟吗？房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请您费神去看一趟吧，如果这所房子的外观……”

“不了，以后再看吧。现在，劳驾，请您告诉我，你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叫马特廖娜·哈林娜吗？”

这个人就是卡秋莎的姨母。

“怎么没有？她就住在村子里，我简直拿她没法办。她在卖私酒。我知道这件事，揭过她的底，骂过她，可是又不忍心把她报官究办。她已经是个老太婆，又有孙儿孙女要她养活。”管家说，仍旧满面笑容，既表示他想向东家讨好，又表示他深信涅赫柳多夫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跟他一样。

“她住在哪儿？我想去找她。”

“她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就是。左边是一所砖房，过了砖房就是她的小屋。不过，还是由我陪着您去好了。”总管说，快活地微笑着。

“不必了，谢谢您，我会找到的。劳驾，您费心通知农民们，让他们来开会，我要跟他们谈一谈土地的事。”涅赫柳多夫说，打算在此地按照在库兹明斯科耶的那种方式跟农民们把事情了结一下，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傍晚就办妥。

四

涅赫柳多夫走出大门，遇见了那个农家姑娘，耳朵上挂着绒毛球，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围裙，很快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穿过生满车前草和独行菜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得很硬的小路走来。她正在往回走，左胳膊在胸前很快地甩来甩去，右胳膊搂住一只红公鸡，把它贴紧她的肚子。那只公鸡抖动着红冠子，似乎心平气和，光是转动眼珠，时而把一条黑腿伸出来，时而又缩回去，它的爪子常常钩住那个姑娘的围裙。姑娘走得离东家近了，就放慢脚步，把跑步改成走路。她走到他跟前的时候，站住，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直到他走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去。涅赫柳多夫走下坡，又在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老太婆，身上穿着肮脏的粗布衬衫，伛偻的背上横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头挑着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桶。老太婆小心地放下两只水桶，也像那样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

过了这口水井就是村子。那天的天气晴朗、炎热，早晨十点钟就已经热得发闷。云朵聚拢来，不时遮住太阳。整条街道上弥漫着浓烈刺鼻而又并不难闻的畜粪气味，有些大车顺着碾平的、坦荡的道路爬上山坡，粪味就是从那儿飘来的，不过主要的却是从各家院子里刚刚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涅赫柳多夫正走过那些院子的敞开的门口。有些农民跟在大车后面爬上坡去，光着脚，上衣和裤子上粘着粪汁；他们不时回过头来瞧着这个又高又结实的老爷，看见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丝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亮晃晃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路就用这根手杖点一下地面，一路走上坡来，穿过村子。有些农民正从田野里赶着空车回来，一路小跑，在赶车座位上颠个不停，他们看见这个不平常的人沿着他们的村街走动，不由得暗暗吃惊，脱掉帽子对他鞠躬。村妇们走到大门外边来，或者站在房外的门廊上，互相指点他，瞧着他一路走过去。

涅赫柳多夫刚走到第四个人家的院门口，却不得不停住，让一辆大车从大门里出来。那辆大车吱吱嘎嘎响着，装满畜粪，堆得很高，压得很紧，上边铺着一张椴皮席供人坐。有一个六岁的男孩跟着大车走出来，正在等着坐上车去，心里很兴奋。一个穿树皮鞋的青年农民赶着马，迈开大步从院门里走出来。有一匹长腿的蓝灰色小马从院门里跳出来，可是见到涅赫柳多夫就吓了一跳，赶紧靠近那辆大车，用腿蹭着车轮，蹿到前边它母亲那儿去，它的母亲已经拉着那辆沉重的大车走出院门，正心神不定，轻声嘶鸣。随后又有一匹马由一个清瘦矫健的老人牵出来，他也光着脚，穿着花条子的裤子和肮脏的长衬衫，背上隆起尖瘦的肩胛骨。

那些马顺着平坦的道路往上走，道路上点缀着灰色的、仿佛烧焦了的粪块。这时候那个老人走回院门口来，对涅赫柳多夫一鞠躬。

“你就是我们那两个老小姐的侄子吧？”

“对了，我就是她们的侄子。”

“欢迎欢迎。怎么样，你是来看一看我们吧？”老人健谈地讲起来。

“对，对。怎么样，你们过得好不好？”涅赫柳多夫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健谈的老人仿佛感到愉快似地拖着长音说。

“为什么这样糟呢？”涅赫柳多夫一面说，一面走进院门。

“可是另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生活呢？只有这种糟透了的生活。”老人说，跟着涅赫柳多夫走进院子。他来到一个敞棚底下，在一块已经铲掉畜粪而露出地皮的空地上站住。

涅赫柳多夫跟着他走到那个敞棚底下。

“瞧，我家里总共有十二口人，”老人接着说，指了指两个女人，她们手里拿着大叉，头巾已经从头上滑下来，站在还没清除出去的粪堆上，满头大汗，把裙裾掖在腰里，裸露的小腿肚子上有半截溅满了粪汁，“家里每个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这笔钱打哪儿来呢？”

“那么，你们自己打的粮食莫非不够吃？”

“自己打的粮食？！”老人说着，冷笑了一声，“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这一回我们总共收了八垛粮食，还不够吃到圣诞节的。”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办：把一个孩子打发出去做长工，另外在您老人家那边借了点钱。那点钱没到大斋就全用光了，可是税款还没交上。”

“税款要交多少？”

“我这一户每季要交十七个卢布。唉，上帝啊，这叫什么生活！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了！”

“我可以到你们的小屋里去吗？”涅赫柳多夫说着，往前走去，穿过那个小院子，从铲净畜粪的地方走到那些还没动用过的和刚用大叉翻过而正在冒出浓重气味的棕黄色畜粪上。

“那有什么不行的，去吧。”老人说，他那两只光脚很快地走着，脚趾窝里涌出粪汁来。他绕到涅赫柳多夫前边，给他推开小屋的房门。

两个女人理好头上的头巾，把毛织裙子的裙裾放下来，带着好奇的惊恐神情瞧着这个装束整洁、袖口上有金纽扣的老爷走进她们的家。

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穿着粗布衬衫的小姑娘。涅赫柳多夫略微弯下腰，脱掉帽子，走进门道，随后走进一个又脏又窄的房间，那儿摆着两架织布机，弥漫着酸臭的食物的气味。有一个老太婆站在房间里炉灶旁边，卷起衣袖，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暴起的瘦胳膊。

“瞧，我们的东家到我们这儿做客来了。”老人说。

“哦，多承赏光。”老太婆亲切地说，把卷起的衣袖放下来。

“我想要看一看你们怎样生活。”涅赫柳多夫说。

“喏，我们怎样生活，你一看就明白。这个小屋就要坍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压死人。可是老头子倒说这个小屋挺好。我们就这么过下来了，瞧，跟皇帝那么神气，”能说会道的老太婆说，兴奋地摆动着脑袋，“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给干活的人填饱肚子。”

“那你们吃些什么？”

“吃什么？我们的吃食好得很。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6]，第二道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露出已经蛀掉一半的牙齿。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一看今天你们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人笑着说，“我们的吃食并不怎么精致。你给他看吧，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瞧我们庄稼人的吃食？我看你啊，老爷，真是爱管闲事。他什么事都要知道。我说过吃的是面包和克瓦斯。不过另外还有点汤，昨天那些娘儿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汤。喝完汤就吃土豆。”

“没有别的了？”

“另外还能有什么呢，左不过在汤里添点牛奶就是了。”老太婆笑着说，瞧着门口。

房门是开着的，门道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抱着婴儿的女人挤在门口，瞅着这个古怪的老爷考察庄稼人的吃食。老太婆分明因为善于跟老爷周旋而感到得意。

“是啊，我们的生活真糟，老爷，真糟啊，这是用不着说的。”老人说。“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再见吧。”涅赫柳多夫说，觉得别扭，羞愧，他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

“多谢你来看我们。”老人说。

过道里的人互相挤紧，好空出一条路来让他过去。他走出去，到街上，顺着斜坡往上走。有两个男孩光着脚从过道里出来，跟着他走：一个年纪大一点，穿着原是白色的脏衬衫，另一个穿着瘦小的、褪了色的粉红色衬衫。涅赫柳多夫回过头来看他们。

“现在你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说。

“去找马特廖娜·哈林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色小衬衫的男孩不知什么缘故笑起来，可是大孩子严肃地反问道：

“哪一个马特廖娜？岁数大吗？”

“对，岁数大。”

“哦哦，”他拖着长音说，“那就是谢苗尼哈，她住在这个村子的尽头上。我们领你去就是。走，费季卡，咱们领他去。”

“可是那些马呢？”

“我看，没关系！”

费季卡同意了，他们三个人就一块儿顺着村街往坡上走。

五

涅赫柳多夫觉得跟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倒比跟大人在一起自在得多，一路上他跟他们攀谈起来。穿粉红色小衬衫的小男孩不再发笑，讲起话来跟那个大孩子一样又有条理又仔细。

“那么，你们村里谁最穷？”涅赫柳多夫问。

“谁穷？米哈伊尔穷，谢苗·马卡罗夫穷，还有马尔法也穷。”

“还有阿尼西娅，她更穷。阿尼西娅家里连一头奶牛都没有，他们在要饭。”小费季卡说。

“她家里没有奶牛，不过他们总共只有三口人。马尔法家里有五口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反正阿尼西娅是寡妇。”穿粉红色衬衫的男孩替阿尼西娅撑腰说。

“你说阿尼西娅是寡妇，可是马尔法也跟寡妇差不多，”大男孩接着说，“简直一样，她也没有丈夫嘛。”

“她的丈夫在哪儿？”涅赫柳多夫问。

“在监牢里喂虱子呢。”大男孩引一句农民们的习惯用语说。

“去年他在东家的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给送到监牢里去了，”穿粉红色衬衫的小男孩赶紧说，“眼下他已经关了五个多月，女人就出外要饭，她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害病的老婆婆。”他详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涅赫柳多夫说。

“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这所房屋前边有一个瘦小的、生着淡黄色头发的男孩站在涅赫柳多夫正走过的小路上，他两条弯曲的罗圈腿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

“瓦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叫一声。她穿着肮脏的、仿佛沾满炉灰的灰色衬衫，脸色惊恐，照直跑到涅赫柳多夫跟前，抱起那个孩子就往小屋里跑，好像深怕涅赫柳多夫会对她的孩子做出什么坏事来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涅赫柳多夫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关在监牢里。

“哦，还有那个马特廖娜，她穷吗？”涅赫柳多夫问，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近马特廖娜的小屋。

“她哪能算穷：她卖酒呐。”穿粉红色衬衫的瘦男孩坚决地回答说。

涅赫柳多夫走到马特廖娜的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留在外边，他自己走进门道，然后又走进房间。马特廖娜老太婆的小农舍只有六俄尺长，要是有个身材魁梧的人在火炉后面那张床上躺下，就不能伸直身体。“卡秋莎就是在那张床上生孩子的，”他暗想，“后来又在那张床上生过病。”整个农舍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涅赫柳多夫走进房门，他的头撞在低矮的门楣上的时候，老太婆刚在同她的大孙女一起修理那架织布机。另外两个孙子紧跟在主人身后，飞也似地跑进小屋，在他身后的房门口站住，伸出手来抓住门框。

“你找谁？”老太婆生气地问道。她心绪恶劣，因为她的织布机出了毛病。再者她偷卖私酒，见了任何不相识的人都害怕。

“我是这儿的地主。我想跟您谈一谈。”

老太婆沉默下来，凝神瞧着他，然后她的整个脸忽然变了样子。

“哎呀，原来是你，我的亲人！我这个傻瓜却没有认出来，还当是一个过路人呢，”她用假装亲热的口吻说，“哎呀，我的漂亮的雄鹰啊……”

“我想单独跟您谈一谈，不要有外人在场才好。”涅赫柳多夫瞧着敞开的门口说，门口站着些孩子，他们身后站着一个瘦女人，抱着非常虚弱却又不住微笑的娃娃，那个娃娃因为有病而脸色惨白，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可瞧的？我要揍你们一顿。把我的拐杖拿给我！”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关上门，听见没有？”

孩子们走了，抱娃娃的女人关上房门。

“我心里正在寻思：这是谁来了？原来是东家，我的金子，我的看不够的美男子！”老太婆说。“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也不嫌这儿脏。哎哟，你呀，我的金刚钻！在这儿坐下吧，老爷，喏，就坐在这个矮柜子上，”她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柜子。“我心里正在寻思，不知是什么魔鬼跑到我这儿来了，想不到来的就是老爷，我的好东家，我的恩人，我的衣食父母。你要原谅我这个老傻瓜，我的眼睛快瞎了。”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老太婆在他的面前站着，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胳膊肘，像唱歌般地讲起来：

“你也见老了，老爷。想当初，你好比漂亮的龙芽草，可是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看起来，怕也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打听一件事：你还记得卡秋莎·马斯洛娃吗？”

“就是卡捷琳娜吧？那怎么会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嘛……那怎么会不记得，我为她流过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眼泪哟。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爷，谁没在上帝面前犯过罪，谁没在沙皇面前犯过法？干出那种事都是因为年轻，再加上喝茶啦，喝咖啡啦，临了可就让魔鬼迷住了心窍。要知道，魔鬼的力量可大了。这有什么办法！要是你丢开她不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话说回来，你赏了她多少钱：你大大方方送了她一百卢布呐。可是她怎么样呢？她就是太糊涂。但凡她听了我的话，她就会过得挺好。虽说她是我的外甥女，可是我要说句老实话：这个姑娘没出息。后来，我给她找了一个多么好的差使。她偏偏不肯听话，骂起主人来了。难道我们可以骂主人吗？得，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她又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去做工，本来可以过得好好的，可是她又不乐意。”

“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孩子。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个孩子在哪儿？”

“为了那个娃娃，我的爷，那时候我费了不少的心思。当时她病得很重，我料着她起不来床了。我就照规矩给那个男孩受了洗礼，把他送到育婴堂去。是啊，既然做娘的就要死了，何苦再让这个小天使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那就会撂下这个娃娃不管，也不给他吃的，由他死去。可是我心想，怎么能这么办呢，宁可费点事，也要把他送到育婴堂去。反正有钱，所以就找人把他送走了。”

“他有登记的号码吗？”

“有倒是有，不过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她刚把他送到那儿，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娘儿们呗。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马拉尼娅，现在她已经死了。这个娘儿们挺聪明，她干得可真妙！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留在自己家里养着，喂惯他。她一边喂这个娃娃，我的爷，一边等着多凑几个娃娃，好一齐送去。等到凑足三四个孩子，她就一古脑儿送去。这种事她办得可巧妙：先做好一个大摇篮，像是双层床，上层和下层都放着娃娃。摇篮上安着把手。她把四个娃娃统统放进去，脚对着脚，脑袋不挨着脑袋，免得磕碰。她就这样一回送四个。她在那些娃娃的小嘴里塞进几个破奶头，他们，那些小宝贝儿，就不出声了。”

“哦，那么后来呢？”

“喏，卡捷琳娜的孩子也是这么送去的。是啊，她好像是把他收养了两个星期以后才送去的。娃娃还在她家里的时候就生病了。”

“那个孩子生得好看吗？”涅赫柳多夫问。

“好看极了，比他再好看的都没处找了。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哟。”老太婆补了一句，挤了挤她的老眼。

“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弱呢？大概喂得很差吧？”

“哪儿会好好喂！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罢了。当然，反正又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只要凑合着把孩子活着送到那儿就成了。她说她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马上就咽了气。她还带回来一个证件，事情办得挺有条理。她是个聪明的娘儿们。”

关于孩子，涅赫柳多夫所能打听到的就只有这些。

六

涅赫柳多夫的头在这个房间和门道的前后两道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然后他才走到街上。有几个孩子在等他：一个穿着白色衬衫，一个穿着烟色衬衫，一个穿着粉红色衬衫。另外还有几个新来的孩子凑到他们身边来。有几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其中就有那个瘦女人，手里毫不费力地抱着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娃娃的显得苍老的整个小脸上老是露出一副古怪的笑容，他不住地活动他那使劲弯着的大拇指。涅赫柳多夫知道这是痛苦的笑容。他就打听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阿尼西娅。”大男孩说。

涅赫柳多夫转过身去对阿尼西娅说话。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养家活口？”

“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哟。”阿尼西娅说着，哭起来。

那个面容苍老的娃娃带着满脸笑容，扭动他那像蚯蚓般的瘦腿。

涅赫柳多夫取出他的钱夹来，给那个女人十卢布。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出两步去，就有另外一个抱着娃娃的女人追上他，随后又来了一个老太婆，过后又来了一个女人。人人都诉说自己怎样穷苦，求他周济她们。涅赫柳多夫把他钱夹里所有的六十卢布的零票子统统散发出去，心里万分难过地走回家去，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里。管家含笑迎接涅赫柳多夫，通知他说农民们今天傍晚聚齐开会。涅赫柳多夫对他道过谢，可是没有走进房间，却回转身走进花园，在撒着白色苹果花瓣和杂草丛生的幽径上走来走去，思索他刚才看见的种种情形。

起初，厢房的周围静悄悄的，可是后来涅赫柳多夫听见管家的厢房里有两个女人的气愤说话声互相打岔，其中偶尔夹杂着老是微笑的管家的平静说话声。涅赫柳多夫仔细听着。

“我本来就没一点力气了，你干什么还要扯掉我脖子上的十字架[7]？”一个女人的气愤声音说。

“其实它只跑进去一忽儿，”另一个声音说，“我说，你把它还给我吧。你干什么折磨那条牲口，而且害得我的孩子没牛奶吃？”

“你们得赔钱，要不然你们就做工来抵偿。”管家平静的声音回答说。

涅赫柳多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门廊跟前，那儿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有一个怀着胎，分明就要临盆了。管家在门廊的台阶上站着，两只手插在他帆布大衣的口袋里。那两个村妇见到东家，就不再开口，动手整理从头上滑下来的头巾。管家从他的口袋里抽出手来，开始微笑。

事情是这样：据管家说，农民们往往把他们的小牛以至奶牛故意赶到主人的草场上来。现在，这两个女人家里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人捉住，牵到这儿来了。管家要求她们每个人赔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来抵偿。可是两个女人一再说明，第一，她们的奶牛只是无意中走到草场上去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即使要她们答应做工来抵偿，她们也要求把那些奶牛立刻放还，它们从早晨起就一直站在那儿晒太阳，一点饲料也没吃，如今正在悲惨地叫唤。

“我多少次客客气气地要求过你们，”满面笑容的管家说，回过头来看涅赫柳多夫一眼，仿佛请他来做见证似的，“如果你们吃午饭的时候赶着牛回去，那你们就得照看好你们的牲口。”

“我刚跑去找我的孩子，它们就走掉了。”

“你既是在看牛，就不能走掉。”

“那么谁去喂孩子吃奶？你总不会去给他吃奶吧。”

“要是奶牛真踩坏了草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也就不会太揪心了，其实它只是偶尔跑到那儿去的。”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已经踩坏了，”管家对涅赫柳多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就一点干草都没有了。”

“哎，别造罪了，”怀孕的女人叫起来，“我的牲口可是素来也没让人捉住过。”

“可是现在捉住了，你就得赔钱或者做工。”

“好，我做工就是，可你倒是把牛放了，别害得它挨饿呀！”她气愤地嚷道，“就是没有这些麻烦，我也已经白天黑夜不得消停了。我婆婆害着病。我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样样事都得干，力气都使完了。只求‘做工’两个字卡在你的嗓子眼里，把你活活地噎死才好！”

涅赫柳多夫要求管家把奶牛放还，他自己又走到花园里去继续思索，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思索的了。现在依他看来，一切事情都明明白白，因此他止不住地惊讶，不知道这么清楚明白的事情人们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他自己怎么会也很久都没有看出来。

“人民正在纷纷死亡，他们对这种死亡已经见惯不惊，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听任儿童纷纷夭折，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工作，全体人民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于是人民渐渐落到这样的一种局面：他们自己已经看不见这种生活的种种惨痛，也不抱怨这种生活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认为这种局面是自然的，是理应如此的。”现在依他看来，事情如同白昼一样地明白：人民自己痛切感到而且经常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那点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同时，事情十分清楚，孩子们和老人们所以纷纷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喝，其所以没有牛奶喝，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来放牧牲口，没法收割粮食和干草。事情十分清楚，人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灾难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却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依靠人民的劳动生活着的人们手里。人民极其迫切地需要土地，缺了土地就大批死亡，同时土地也正是由这些陷入极度贫困的人耕种的，结果呢，从地里打下来的粮食却拿到国外去出售，好让地主们去买帽子啦，手杖啦，马车啦，铜器啦，等等。现在这一点他看得十分清楚，犹如他十分明白，如果把许多马关在一道围墙里，那些马吃完身旁所有的青草以后就会消瘦，就会纷纷饿死，除非让它们有可能利用它们能够找到饲料的土地……这真是可怕，万万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务必要想出一种办法来使得这种情形不再存在，或者至少让自己不再参与其事才行。“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办法，”他在附近一条桦树林荫道上走来走去，思索着，“在学术团体里，在政府机构里，在报纸上，我们反复讨论人民贫困的原因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办法，然而单单没有谈到唯一可靠的、必然能够提高人民生活的办法，那就是停止从人民手里夺取人民所不可缺少的土地。”于是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以前他对那种原理的钦佩，想到他居然把这些原理忘得一干二净，不由得感到惊讶。“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清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与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利。”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想起在库兹明斯科耶处置土地的办法，就感到羞愧。他在欺骗自己。他明知人不可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却又认可他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土地的一部分收益送给农民，可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他对土地的任何收益都没有享用的权利。现在他不打算再照那样做，他要改变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做法。他就在他的头脑里拟出一个方案，大意是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然后把租金定为那些农民的财产，由他们支配，用来交纳税款，并且用在村社的事业上。这不是Singletax[8]，然而这总算是在现行制度下最有可能做到的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的是他放弃了他享有的土地所有权。

等他回到屋里，管家就带着特别高兴的笑容请他去吃午饭，而且表示担忧说，他的妻子由那个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的少女相帮做出的菜也许煮得过了火候，或者烤得过了火候。

饭桌上铺着粗糙的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的布巾，算是餐巾。桌上摆着一个vieux-saxe[9]汤盆，盆上有个柄已经断了，盆里盛着鸡块土豆汤，那只时而伸出这一条黑腿、时而伸出那一条黑腿的公鸡已经开膛破肚，甚至剁成小块，有许多地方还带着鸡毛。喝完汤以后，下一道菜还是那只公鸡的肉，连鸡毛也一齐烤焦了。随后端上来的是煎奶渣饼，加了大量的牛油和白糖。这些菜虽然都不大可口，涅赫柳多夫却都吃下去了，也没理会他自己吃些什么。他在专心思索，这种思索倒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愁闷心境一下子打消了。

每逢脸色惊恐、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的姑娘端着菜送到饭桌上，管家的妻子就凑着门缝往里偷看。管家本人正在为他妻子的手艺扬扬得意，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欢畅。

饭后，涅赫柳多夫费了不少劲才使得管家安稳地坐定。他为了检查他自己的想法，同时也为了把他深感兴趣的那些想法说给外人听，就对管家讲一下他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方案，征求他对这个方案的意见。管家不住地微笑，装出这种方案他自己也早已想到过，如今听得很高兴的样子，然而实际上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方案。这显然不是因为涅赫柳多夫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照这个方案办起来，涅赫柳多夫势必要为别人的利益放弃他自己的利益。可是在管家的头脑里已经有一个真理扎下了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一心一意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所以等到涅赫柳多夫讲起土地的全部收入都应当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推测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他自己没有听明白。

“我懂了。这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是由您收去吧？”他眉开眼笑地说。

“根本不对。您要明白，土地不可以成为个人的私有物。”

“这话对！”

“所以土地提供的一切东西就属于一切人。”

“那么这样一来，您岂不是就没有收入了？”管家收敛他的笑容，问道。

“我干脆不要了。”

管家沉重地叹一口气，然后又开始微笑。现在他懂了。他这才明白，原来涅赫柳多夫是一个神智不十分正常的人。于是他立刻在涅赫柳多夫的这个放弃土地的方案里开始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合乎他个人利益的东西，一心想把这个方案看成他从被放弃的土地上总可以捞到点好处。

不过，等到他明白这也不可能，他就发愁了，对方案再也不发生兴趣，他继续微笑也只不过是为了向东家讨好罢了。涅赫柳多夫看出管家不理解他，就让管家走掉，他自己在一张布满刀痕和染了墨水的桌子旁边坐下，着手在纸上写下他的方案。

太阳已经落到刚刚长出叶子的椴树后面，蚊子成群地飞进房间来，不住地叮涅赫柳多夫。他刚写完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牛叫声、吱吱嘎嘎的开门声、为开会而集合的农民们的谈话声。涅赫柳多夫就对管家说，不必把农民叫到账房这儿来，他决定由他自己到村子里去，到他们集合的院子里去。涅赫柳多夫赶紧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步行到村子里去了。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群发出嘈杂的谈话声。可是涅赫柳多夫刚一走进去，谈话声就停下来，那些农民都像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似的一个个脱掉帽子。这个地区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贫寒得多。如同姑娘们和村妇们耳朵上都挂着绒毛球一样，男人们也几乎都穿着树皮鞋、土布衬衫、长外衣。有些人刚干完活回来，光着脚，只穿着衬衫。

涅赫柳多夫打起精神，开口讲话，向农民们宣布说他打算把土地全部交给他们。农民们沉默着，他们的面部表情丝毫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我认为，”涅赫柳多夫涨红了脸说，“土地不应该由不在土地上干活的人占有，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土地。”

“这是不消说的。这话说得对极了。”传来农民们的说话声。

涅赫柳多夫接着讲到土地的收入应该由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收下土地，付出他们所规定的价钱，把这些钱合成一笔公积金，由他们日后使用。这时候不断传来称赞和同意的话语声，然而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变得越来越严肃了。他们的眼睛先还瞅着他们的主人，这时候却低下去，仿佛大家已经看穿他的狡诈，他骗不了任何人，同时他们又不愿意让他感到羞愧似的。

涅赫柳多夫讲得颇为清楚，农民们素来是善于领会道理的人，可是他们不理解他的话，而且也不可能理解，这跟管家很久不理解，出于同一种原因。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是每个人的本性。讲到地主，那么他们早已凭若干世代以来的经验知道，地主素来借损害农民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地主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提出一个什么新的办法，那就显然是为了设法更加狡诈地欺骗他们。

“好，那么，你们打算给土地定一个什么价钱呢？”涅赫柳多夫问。

“为什么要由我们来定？我们不能定。土地是您的，权柄在您的手里。”人群里有人回答说。

“不对，这些钱将来由你们自己用在村社的需要上。”

“我们不能这么办。村社是一回事，这又是一回事。”

“你们要明白，”同涅赫柳多夫一路来的管家，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含笑说，“现在公爵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不过这笔钱又算做你们的资金，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很懂，”一个牙齿脱落、神情气愤的老人说，没有抬起眼睛来，“这跟银行的那套办法差不多，反正我们得按时交钱。我们可不愿意这么办，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够苦的，再这么一办，我们这点家当就全完了。”

“这种办法没什么好处。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办事的好。”有几个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说。

临到涅赫柳多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由他签字，然后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就反对得更加激烈了。

“签字干什么？我们不签。往常我们怎么干活，以后我们还怎么干活就是。这种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可是啥也不懂的人啊。”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种事我们干不惯。往常怎么办，往后也怎么办好了。不过种子应该取消。”有人说。

所谓取消种子，那意思是说：按照眼前的规矩，在对分制的庄稼地上，种子是应该由农民出的，现在他们要求由地主提供种子。

“那么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肯要土地吗？”涅赫柳多夫对一个年纪不老、眉开眼笑的赤脚农民说。这个人穿一件破旧的长外衣，他那弯着的左手把他的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像士兵听到脱帽口令以后拿着帽子的姿势一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摆脱士兵生活习惯的催眠性影响。

“那么，你们的土地已经足够了？”涅赫柳多夫说。

“不，老爷。”这个旧日的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情回答说，极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他的胸前，仿佛谁愿意戴这顶帽子，他就奉送似的。

“那么，你们还是把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仔细想一下的好。”惊讶的涅赫柳多夫说，然后把他的建议重述一遍。

“我们用不着再想，我们说的话算数。”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人生气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住一天。要是你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就派人来跟我说好了。”

农民们没有答话。

因此，涅赫柳多夫简直是一无所获，走回账房去了。

“我要跟您回禀一声，公爵，”管家在他们回到屋里以后说，“您跟他们是谈不拢的，他们是些死心眼的人。只要一开会，他们总是固执己见，谁也说不动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对样样事情都害怕。其实，那些不同意您的办法的庄稼人，比方说那个白头发的，或者那个黑头发的，都是聪明的庄稼人。要是他到账房里来，您让他坐下，请他喝茶的话，”管家含笑说，“那么一谈起天来，您就好比走进了智慧宫，他活像是一位大臣，讲起各种事来头头是道。可是一开会，他就像是完全换成另一个人，一个劲儿地讲他那一套不改口了……”

“那么，能不能把最通情达理的农民约几个到这儿来呢？”涅赫柳多夫说，“我想详详细细对他们解释清楚。”

“这办得到。”笑吟吟的管家说。

“那么，劳驾，您约他们明天来。”

“这完全办得到，我叫他们明天来就是。”管家说着，微笑得越发欢畅了。

“嘿，他可真鬼！”一个肤色发黑的庄稼人留着蓬松的、从没梳理过的胡子，骑着一匹肥马，身体不住摇晃，对另一个庄稼人说，那个庄稼人也骑马，跟他并排走着，拴在马腿上的铁链玎珰地响，他生得又瘦又老，身上穿一件破的长外衣。

这两个庄稼人赶着马到大路上去吃夜草，而且打算偷偷地把它们送进地主的树林。

“‘我把土地白白地送给你，你只要签个字就成。’他们算计咱们这班庄稼人的事，还嫌少吗！不行啊，老兄，你办不到，如今我们自己也明白事理了。”他接着说，然后他开始呼唤一匹刚满周岁的小马，它离开马群独自走了。“小驹子，小驹子！”他叫着，停住马，回过头看，可是小马没有在后面，已经往斜下里走，到草场上去了。

“你瞧，这个坏蛋，跑到东家的草场上去了。”留一把蓬松胡子、肤色发黑的庄稼人说，听见那匹离群的小马嘶鸣着，在沾满露水、飘散着沼地的清香的草场上跑个不停，踩得酸模咔嚓咔嚓响。

“你听见没有，草场上长满杂草了，等到过节应该打发娘儿们到我们那些对分制的庄稼地里去拔杂草，”穿着破旧的长外衣的瘦庄稼人说，“要不然就会把我们的镰刀弄毁了。”

“他说，‘签字吧。’”胡子蓬松的庄稼人继续对东家的话发表意见，“你真要是签了字，他就把你活活地吞下肚里去了。”

“这话一点不假。”老庄稼人回答说。

他们没有再谈下去。只有马蹄踏着坚硬的道路的响声在空中飘荡。

八

涅赫柳多夫回到屋里。账房已经收拾出来供他过夜，他发现那儿摆着一张高大的床，床上摆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铺着一条深红色绸被子，绗得细密而带花纹，厚得卷不起来，是供双人盖的，分明是管家的妻子的嫁妆。管家邀请涅赫柳多夫去吃今天午饭所剩下的菜，可是涅赫柳多夫谢绝了。管家为饮食起居方面的怠慢告了罪，走出去，留下涅赫柳多夫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丝毫没有惹得涅赫柳多夫心烦意乱。刚好相反，尽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边，农民们接受了他提出来的办法，不断向他道谢，而在这儿农民们却对他表示不信任，甚至敌视他，可是他仍然感到心情平静而欢畅。账房里闷热，不干净。涅赫柳多夫就走到房外，打算到花园里去，然而他想起那个夜晚，那个女仆房间的窗子，那个后边的门廊，觉得现在去重游那些被犯罪的回忆玷污了的地点未免不愉快。他就又在门廊上坐下，吸着温暖的空气里弥漫着的桦树嫩叶的浓烈香气，久久地瞧着漆黑的花园，谛听磨坊的流水声和夜莺的鸣叫声，另外还有一只什么鸟在门廊附近的灌木丛中发出单调的呼哨声。管家的窗子里，灯光熄了。东边，在谷仓的后面，初升的月亮射出万道银光。天空的闪电越来越亮，照着百花盛开、郁郁葱葱的花园和破败的正房。远处响起了雷声，天空有三分之一布满了乌黑的雨云。夜莺和别的鸟停止歌唱了。磨坊哗哗的流水声中，夹杂着鹅的嘎嘎叫声，然后村子里和管家的院子里，醒得早的公鸡纷纷啼起来，遇到天气炎热而有雷雨的夜晚公鸡照例是啼得早的。常言道，每到快活的夜晚，公鸡就啼得早。这个夜晚对涅赫柳多夫来说还不止是快活而已。这在他是一个欢乐而幸福的夜晚。当初他年轻纯洁的时候在此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现在他的想象力就把他在那年夏天所得到的种种印象重现在眼前，他感到现在自己不但同那时候一样，而且同他一生中一切最好的时刻一样。他不但想起，而且体会到，现在他自己就像当初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对他揭示真理的时候一样，就像他小时候扑在母亲的膝头上，向她告别，一面哭着，一面向她应许说他永远做一个好孩子，绝不惹她伤心一样。他感到他现在就像当初他和尼古连卡·伊尔捷涅夫一块儿决定他们要永远互相帮助过一种纯洁美好的生活，尽心竭力使一切人都变得幸福的时候一样。

他这时候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受到试探，怎样留恋那所房子、那片树林、那些农具和设备、那些土地，现在他就问自己：他还舍不得那些东西吗？他想到自己居然会舍不得那些东西，甚至觉得奇怪。他回想他今天看见的种种现象，例如失去丈夫而带着几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涅赫柳多夫的树林里的树木才关进监牢的，还有可怕的马特廖娜，她竟然认为，或者至少她口头上说，处在她们那种地位的女人本来就应当甘心做主人的情妇；他回想她对孩子的态度，回想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的办法。他想起那个不幸的娃娃，头上戴着小圆帽，面容苍老，露出笑容，由于食物不足而濒于死亡。他还想起那个怀孕的、虚弱的女人，因为劳动得筋疲力尽，没有管好她那头饥饿的奶牛而被逼着要为他做工。这时候他还想起监狱、剃掉一半头发的脑袋、牢房、惹人恶心的气味、镣铐，紧跟着又想起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京都大邑老爷们全部生活的穷奢极欲。这一切是十分清楚，不容怀疑的。

一轮差不多滚圆的明月从谷仓后面升上来，乌黑的阴影铺开，盖满了整个院子。破败的正房的铁皮房顶开始闪闪发光。

沉默着的夜莺仿佛不愿意辜负月光似的，在花园里打着呼哨，鸣啭起来。

涅赫柳多夫想起先前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时候，怎样开始考虑他自己的生活，着手解决他要做些什么事和怎样去做的问题，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住，没法解决，因为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么多的顾虑。现在他又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却发现一切都很简单，不由得暗自惊讶。其所以会变得简单，是因为他现在不考虑他会遭到什么后果，这甚至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所考虑的只是他应该做什么事。说来奇怪，他自己需要什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至于他必须为别人做些什么，他却毫无疑问地知道。现在他毫无疑问地知道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留下土地是不对的。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不应该丢开卡秋莎不管，应该帮助她，应该准备用各种方式赎他对她所犯下的罪。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必须研究、分析、明了、理解所有关于审判和处罚之类的事情，觉得从中看出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出来的东西。这样做会得出什么后果，他不知道，然而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不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都是他非做不可的。正是这个坚定的信念，才使得他满心高兴。

乌黑的雨云已经完全聚集拢来。现在他所看见的不再是远处的电光，而是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院子、破败的正房和它那朽坏的门廊。雷声已经在他的头顶上隆隆地响。所有的鸟雀都不出声，不过树叶倒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刮到涅赫柳多夫坐着的门廊上，吹拂他的头发。一颗雨点落下来，随后又是一颗，接着就有许多颗雨点一齐敲打牛蒡和铁皮房顶。一道闪电明晃晃地照亮整个空间，于是一切声音都归于沉寂，涅赫柳多夫还没有来得及从一数到三，就当头来了一声可怕的霹雳，接着整个天空都轰隆隆地震响了。

涅赫柳多夫走进房里。

“对了，对了，”他想，“我们的生活中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整个工作，这工作的全部意义，是我所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为什么世界上有过我的姑姑们？为什么尼古连卡·伊尔捷涅夫死了，而我还活着？为什么有一个卡秋莎？为什么我有过那种疯魔状态？为什么有过那一次战争？为什么我后来过那种放荡的生活？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工作，在我是办不到的。不过，执行那铭刻在我良心上的主的意志，我却能办到，这是我毫无疑问地知道的。我这样做，心里就平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小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房顶上流下来，咕咕响地灌进下面的小木桶里。闪电不再常常照亮院子和房屋，稀得多了。涅赫柳多夫回到房间里，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下；他有点担心臭虫，破旧而肮脏的壁纸使得他怀疑那儿藏着臭虫。

“是的，应该感觉到自己不是主人而是仆人。”他暗想，而且为这个想法高兴。

他的担心是对的。他刚熄掉蜡烛，那些虫子就爬到他身上来，开始叮他。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那边有数不尽的跳蚤、臭虫、肮脏……不过，那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如果必须忍受这些，我也受得住。”可是，尽管他抱着这样的愿望，他还是受不了那些臭虫。他就到敞开的窗子那边坐下，欣赏退到远方去的乌云和重又出现的月亮。

九

涅赫柳多夫一直到将近午夜才睡熟，所以第二天他醒得很迟。

中午，经管家约请，有七个被推举出来的农民走进苹果园，来到苹果树下。管家已经派人在那儿把木桩插进地里，上面钉了木板，布置出一张小桌和几张小长凳。他们费了不少唇舌才劝得那些农民戴上帽子，在凳子上坐下。那个老兵特别固执地把他的破帽子举在胸前，规规矩矩，像是在参加葬礼；他今天裹着干净的包脚布，穿着干净的树皮鞋。不过，等到他们当中的一位老人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身上的土布新外衣，走到桌子跟前，在凳子上坐下，别人也就都学着他的榜样做了。这位老人生得仪表堂堂，肩膀很宽，花白的胡子里有些卷毛，像是米开兰基罗[10]笔下的摩西[11]，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成棕色，周围生着浓密鬈曲的白发。

等到大家分别坐好，涅赫柳多夫就在他们对面坐下，把他的胳膊肘撑在桌面铺着的一张纸上，那上面写着他的方案的概要，然后他开始叙述这个方案。

不知道是因为今天农民的人数比较少呢，还是因为涅赫柳多夫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工作，总之这回他一点也不觉得心慌。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对着那位肩膀很宽、胡子里夹着白色卷毛的老人说话，等着他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然而涅赫柳多夫却把老人看错了。这位仪表端正的老人虽然也赞许地点几下他那家长气派的、好看的头，或者遇到别人反驳的时候就皱起眉毛摇头，可是显然费很大的劲才能理解涅赫柳多夫所说的话，而且要到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说法重讲一遍以后，他才能听明白。倒还是另外一个小老头对涅赫柳多夫的话听懂了许多，他坐在摆出家长气派的老人身旁，身材矮小，瞎了一只眼睛，身上穿一件打着补钉的黄色土布长外衣，脚上穿一双踏歪了的旧皮靴，脸上几乎没有胡子；事后涅赫柳多夫听说，他是一个砌炉匠。这个人很快地动着眉毛，聚精会神地听着，每逢涅赫柳多夫讲完话，就立刻按他自己的说法转述一遍。此外有一个身材不高然而壮实的老人也能这样很快地领会他的话，这个人留着白胡子，闪着炯炯有神的、聪明的眼睛，利用一切机会在涅赫柳多夫的发言中插进几句开玩笑的或者讥诮的话，分明想借此卖弄一下。那个老兵要不是已经被兵士生活弄得头脑迟钝，习惯于毫无意义的士兵用语而变得糊里糊涂，本来倒也似乎能够理解这件事。对这件事抱着最认真的态度的，是一个身量高、鼻子长的人，留着小小的胡子，用深沉的男低音讲话，穿着干净的土布衣服和新的树皮鞋。这个人听懂了所有的话，非到必要的时候绝不开口。余下还有两个老人，一个就是那个牙齿脱落的老人，昨天在会场上对涅赫柳多夫的所有建议一概发出坚决反对的喊叫声；另一个是高身量、白头发的瘸腿老人，生得面貌和善，两只瘦脚上紧紧地裹着白色包脚布，外边套着一双农民的靴子。他们两个人虽然也专心听着，却几乎始终没有开口。

涅赫柳多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依我看来，”他说，“土地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因为，如果可以出卖土地的话，有钱的人就会把土地一古脑儿买去。到那时候，他们就要由着性儿拿走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才准许他们有权使用土地。哪怕你要在土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你出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了一句。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飞得成飞不成。”白胡子老人说，眼睛里含着笑意。

“这话是实在的。”长鼻子农民用深沉的男低音说。

“是，老爷。”老兵说。

“一个娘儿们家正在为她的奶牛割草，不料就给人抓住，送进监牢里去了。”性情和善的瘸腿老人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以外；要租地吧，又租不起；租价定得那么高，简直划不来，”牙齿脱落、怒气冲冲的老人补充道，“人家简直由着性儿地摆布我们。这比劳役租制还要糟。”

“我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涅赫柳多夫说，“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过。所以我才要把土地交出来。”

“嗯，这是好事。”留着摩西般卷毛胡子的老人说，显然把涅赫柳多夫的话理解成他要把土地租出去。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打算再占有土地了。那么，现在我们得好好地想一想，土地应该怎样分法。”

“把它交给庄稼汉就完了。”牙齿脱落、怒气冲冲的老人说。

涅赫柳多夫起初心里发慌，感到这句话里含有怀疑他的意图是否诚恳的味道。不过他马上振作起来，利用那句话，索性把他所要说的话全说出来。

“我是乐意把土地交出来的，”他说，“可是交给谁呢？怎样交法？交给哪些农民？再说，为什么交给你们的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呢？”（那是附近的一个村子，份地极少。）

大家沉默了。只有老兵说了一句：

“是，老爷。”

“好，那么，”涅赫柳多夫说，“请你们告诉我，假定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分给农民……”

“莫非真有这样的说法？”牙齿脱落的老人问道。

“不是的，沙皇什么也没说。这不过是我自己这样说：假定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交给农民，那你们会怎么办？”

“怎么办？那就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分给大家。农民有份，地主也有份。”砌炉匠说，他的眉毛一上一下地动得很快。

“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呢？按人口分好了。”性情和善、裹着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人肯定道。

大家都肯定这个决策，认为这个办法是令人满意的。

“可是怎样按人口分呢？”涅赫柳多夫问，“地主家的仆人也有份吗？”

“不，老爷。”老兵说，极力在他的脸上显出快活的勇敢神情。

然而明白事理的高身量农民不同意他的话。

“既要分，那就人人都有份。”他思索一下，用他的深沉的男低音回答说。

“不行，”涅赫柳多夫说，已经事先准备好他的反驳，“如果由大家平分，那么凡是本身不劳动和不耕地的人，那些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员、所有的城里人，就都领下他们自己的一份地，再把它卖给财主。土地就又都聚集到财主的名下去了。至于靠自己的那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养女，土地就会分散。财主就又把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抓在手心里。”

“是，老爷。”那个兵赶紧肯定道。

“那就禁止卖土地，只有自己种地的人才能有地。”砌炉匠生气地打断老兵的话说。

对于这个意见涅赫柳多夫反驳说，一个人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种地，那是分辨不清的。

这时候，明白事理的高身量农民提出一个办法，主张大家按劳动组合的方式耕种土地。

“凡是种地的人才能分收成。凡是不种地的，就什么也得不着。”他用果断的男低音说。

对于这种共同经营的方案，涅赫柳多夫也已经准备了论据。他反驳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大家都有犁，大家都有一般多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少；或者一切东西，不论马也好，犁也好，脱谷机也好，各种农具也好，都归公用。不过，为了这样做，就得大家都同意才成。

“我们这班人一辈子也同意不了。”怒气冲冲的老人说。

“那可就有打不完的架了，”眼睛里含着笑意的白胡子老人说，“那些娘儿们准定会把彼此的眼睛都剜出来完事。”

“再者，土地有肥有瘦，该怎样分呢？”涅赫柳多夫说，“为什么有的人种黑土，有的人就种黏土和砂地呢？”

“那就把各式各样的地划成小块块，由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对于这种意见涅赫柳多夫反驳说，问题不是单独在一个村社里划分土地，而是普遍地在各省划分土地。如果土地是无代价地交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的人得好地，有的人就得坏地呢？大家都是要好地的。

“是，老爷。”那个兵说。

其余的人都沉默。

“所以这件事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涅赫柳多夫说，“关于这种情形，不单是我们，另外还有许多人也都想到了。有一个美国人，叫乔治，他倒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同意他的办法。”

“反正你是主人，随你怎么分就是。谁能拦住你？这件事本来就是由你做主嘛。”怒气冲冲的老人说。

这些插话使得涅赫柳多夫发窘。不过使他暗自高兴的是，他发现不单是他一个人不满意这些插话。

“等一下，谢苗大爷，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他那庄严的男低音说。

这些话鼓舞了涅赫柳多夫，他开始对他们说明亨利·乔治所拟定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它属于上帝。”他讲起来。

“是这样的。这话不错。”有好几个人同声回答说。

“全部土地都是大家公有的。人人对土地都有同等的权利。可是土地有好有坏。大家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能做到平均呢？应该这样办：凡是拿了好地的人，就该把他的土地按价付钱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涅赫柳多夫自问自答地说，“可是，究竟谁应该给谁钱，那是很难确定的，再者为了公共的需用也要筹一笔款子，所以就该这样办：凡是有了土地的人都应当把他们的土地按价付钱给村社，供各种需用。这样一来，大家就平均了。你要有土地，那你就得出钱，领到好地的多出钱，领到坏地的少出钱。你不要土地，你就一个钱也用不着出，由有土地的人替你交钱供应公用。”

“这才对，”砌炉匠活动着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这个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仪表堂堂、胡子里有卷毛的老人说。

“不过，所定的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成。”高身量的农民用男低音说，分明已经看出这个办法会造成什么后果。

“钱数应当定得合适，既不太贵，也不太便宜……要是太贵，大家就会出不起，就会闹亏空。要是太便宜，大家就会互相买卖，拿土地做生意。这就是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办的事。”

“这才妥当，这才对。嗯，这个办法不坏。”农民们说。

“嘿，这个人的头脑可不坏，”肩膀很宽的卷毛胡子老人又说一遍，“这个乔治！他想出来一个多么好的办法。”

“哦，要是我希望得着一块地，那怎么样？”管家笑吟吟地说。

“如果能腾出一块地来，你就拿去自己种。”涅赫柳多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你就是没有地也吃饱肚子了。”眼睛里含着笑意的老人说。

会议到这儿就结束了。

涅赫柳多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一遍，不过没有要求他们现在就做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村社里的人商量一下，再来把答复告诉他。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村社里的人商量，然后再做出答复。接着他们起身告辞，带着激动的心情走掉了。很久很久大路上还传来他们嘹亮的谈话声，越去越远。农民们的谈话声一直响到深夜，从村子里沿着河道传过来。

第二天农民们都没有去干活，讨论东家的建议。村社里的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觉得其中有诈，没法理解这个建议的实质，因而特别害怕。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接受东家所建议的条件，到涅赫柳多夫这儿来宣布全村社的决定。对这种一致同意起过影响的，是一个老太婆解释东家行为的一番话，她说东家在开始考虑他自己的灵魂，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这话被那些老人信以为真，打消了这是骗局的种种担忧。涅赫柳多夫住在帕诺沃的这段时期，施舍过很大的一笔钱，这就证实了老太婆的那种解释。不过，涅赫柳多夫在此地施舍钱财，却是起因于他生平第一次在此地看清农民们在生活上所遭到的极其严重的贫困和艰苦。他被这种贫困所震动，虽然也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事，却不能不把钱散发出去。这时候他手头的钱正好特别多，因为他去年卖掉库兹明斯科耶的一片树林，现在收到了钱；另外他出售农具也得到一笔定钱。

人们刚刚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成群的人从附近各地区赶来，主要是妇女，向他要求周济。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们，该按照什么原则来解决问题，该把钱给谁，该给多少。他感到既然他手头有很多钱，就不能不把这些钱散发给那些求告的而且分明贫穷的人。不过，出于偶然把钱散发给那些求告的人，这却是没有意义的。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也确实赶紧照这样做了。

涅赫柳多夫住在帕诺沃的最后一天，到正房去，着手把遗留在那儿的东西清理一下。他翻看那些东西，在他姑姑的一个安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橱底下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其中夹着一张许多人合照的相片，上面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有他自己，当时还是个大学生，还有卡秋莎，纯洁、娇嫩、美丽，充满生活的乐趣。在正房里保存着的全部东西当中涅赫柳多夫只取走了那些信件和这张照片。他把其余的一切东西统统让给一个磨坊主人，这个人听从笑吟吟的管家的怂恿，按照原价的十分之一买下那些东西，准备把帕诺沃的正房拆掉，连同全部家具一齐运走。

现在，涅赫柳多夫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历过的那种舍不得失去财产的心情，不由得暗自惊讶：他怎么会生出那样的心情来呢。现在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摆脱羁绊的欢乐，是旅行家发现新大陆而必然会体验到的那种新奇之感。

十

涅赫柳多夫这次回到城里，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古怪而新奇。他是在傍晚路灯通明以后从火车站坐马车回到他的住宅来的。各个房间里还有樟脑的气味，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和科尔涅伊都疲惫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起架来，而那些衣物的用处似乎只在于挂出来透一透风，再收藏起来。涅赫柳多夫的房间里没有人住，可是没有收拾好。有许多箱子挡道，要走进房间是困难的，所以涅赫柳多夫这时候回来，显然妨碍了由于某种奇异的惰性而在这个宅子里进行着的工作。那种工作涅赫柳多夫以前也亲身参加过，可是自从他的心上留下农村的贫困印象以后，那种工作就显得很荒唐，使他极不愉快。他决定第二天搬到旅馆里去住，任凭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随她自己的心意去收拾那些衣物，等到他的姐姐来了，再由她去最后处理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

第二天早晨涅赫柳多夫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意找了一家很简陋的、相当肮脏的、带家具的公寓，选好两个房间，吩咐人把他在家里选好的一些东西搬到这儿来，然后他就出门，找律师去了。

外边天冷。雷雨之后，春天常有的那种寒气来了。天气那么凉，风那么刺骨，涅赫柳多夫穿着薄大衣，身上发冷，他就不住加快步子，极力让身上暖和起来。

他的回忆里尽是农村里的人：那些妇女、孩子、老人，还有仿佛现在他第一次看见的贫困和劳累，特别是那个面容苍老、不住微笑的婴儿，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子的细腿。他不由自主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情形相比。他路过肉店、鱼店、服装店，不由得暗暗吃惊，仿佛头一次看见似的，发现衣冠楚楚、肥头胖脑的小店老板竟有这样多，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一个也没有的。这些人分明坚定地相信，他们千方百计诈骗不识他们货色的人不是在干无聊的事，却是在做很有益的工作。至于臀部肥大、背上钉着几排纽扣的马车夫，头戴帽子、帽檐上滚着丝绦的看门人，头发鬈曲、系着围裙的女仆，特别是把脑袋后面的头发剃光、舒舒服服地坐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用轻蔑和淫荡的眼光打量行人的出租马车的车夫，也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涅赫柳多夫现在不由自主地看出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丧失了土地的乡下人，由于丧失了土地才被迫进城的。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善于利用城市的条件，开始过上流人那样的生活，暗自为他们的地位庆幸。可是有的却在城里过着比乡下还要糟的生活，越发可怜。涅赫柳多夫觉得那些制靴工人就是这样可怜，他从地下室的窗子里看见他们在那儿做工。那些身体精瘦、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洗衣女工也是这样可怜，她们裸露着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子跟前熨衣服，从窗口冒出一股股夹着肥皂味的蒸汽。涅赫柳多夫迎面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系着围裙，从头到脚沾满油漆，脚上没穿袜子，趿着破鞋。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瘦弱的胳膊晒得发黑，暴起一根根青筋，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互骂。他们的脸色疲劳而气愤。货车的车夫也是这样的脸色，他们坐在大板车上，颠得摇摇晃晃，周身尘土，脸上乌黑。有些站在街角上乞讨的男人和妇女也是这样，面容浮肿，衣服褴褛，身边带着孩子。涅赫柳多夫路过一家小饭铺，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也看见了同样的脸色。那儿有些肮脏的小桌，上面放着酒瓶和茶具，穿着白衣服的伙计在小桌中间奔忙不息，身子不住摇摆，靠着小桌坐着的是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的人，面容麻木，不住嚷叫，扯开嗓子唱歌。有一个人坐在窗子跟前，扬起眉毛，努出嘴唇，瞧着前面呆呆地出神，仿佛在极力回想一件什么事似的。

“为什么他们都聚集在这儿？”涅赫柳多夫暗想，不由自主地吸进由凉风刮到他这儿来的灰尘以及到处弥漫着的新油漆那种刺鼻的油味。

在一条街上，一长串载着某种铁器的货车从他后边追上来，那些铁器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震得轰隆轰隆响，闹得他的脑袋和耳朵都痛起来。他就加紧步子，想赶到货车前边去，可是忽然，在铁器的雷鸣声中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停住脚，瞧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一辆轻便的四轮马车上，坐着一个军人，唇髭涂着香蜡，两端尖尖地翘起来，脸容焕发而滋润。他在对他挥手打招呼，微微地笑着，露出一口异常洁白的牙齿。

“涅赫柳多夫！是你吗？”

涅赫柳多夫的头一个感觉是高兴。

“啊！申博克！”他快活地说，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快活的。

这个人就是当初到他姑姑家里去过的申博克。涅赫柳多夫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的面，不过听说他尽管欠下债，而且从他的兵团调到骑兵队里，却不知怎的始终凭借某种方法在富人的圈子里厮混。他那满足而欢畅的神态肯定了这一点。

“碰上你可真好！眼下，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了。哎，老兄，你见老了，”他说着，从那辆轻便马车上下来，把他的肩膀往两边舒展一下，“我单凭你走路的样子就认出你来了。哦，怎么样，咱们一块儿去吃饭？你们这儿哪家馆子的菜还不错？”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抽出功夫来陪你了。”涅赫柳多夫回答说，一心想着怎样才能躲开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

“有事啊，老兄。一件有关监护方面的事。要知道，我做监护人了。我在管理萨马诺夫的家业。你知道，他是个财主。他害着脑软化症。可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的土地呢，”他说，露出一种特别骄傲的神情，倒好像是他自己置办了这么多俄亩的土地似的，“那份家业糟践得一塌糊涂。所有的土地都租给农民去种。他们却一个钱也不交上来，欠款就有八万多卢布。我一年之间就扭转了局面，让东家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怎么样？”他得意地问道。

涅赫柳多夫想起来，他以前听说过这个申博克正因为已经把家产荡尽，而且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这才通过某种特殊的人事关系，担任了一个挥霍家业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显然就靠这种监护工作过活。

“怎样才能躲开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呢？”涅赫柳多夫暗想，瞧着他那张丰满滋润的脸和涂了香蜡的唇髭，听着他温和亲热地数说哪家饭馆的菜好，夸耀他在监护工作方面的措施。

“哦，那么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呢？”

“可是我没有功夫了。”涅赫柳多夫看了看他的怀表说。

“那么你听我说。今天傍晚赛马。你去看吗？”

“不，我不去。”

“你去吧。现在我已经没有马了。不过我老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吧？他有一匹好马。那么你去吧，我们一块儿吃晚饭。”

“我也不能去吃晚饭了。”涅赫柳多夫赔着笑脸说。

“咦，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到哪儿去？要是你乐意，你就上车，我送你去。”

“我去找一个律师。他就住在附近，拐过弯去就是。”涅赫柳多夫说。

“啊，对了，你是在忙监狱里的事吧？你在忙着给犯人疏通？科尔恰金家的人对我说过了，”申博克笑着讲起来，“他们已经出城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给我听听！”

“对，对，这都是实情，”涅赫柳多夫回答说，“可是在大街上怎么能讲这种事！”

“嗯，对了，嗯，对了，你素来就是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行，我没法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才好。”

“生气，哪儿的话！你住在哪儿？”他问，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眼光发呆，眉头皱起来。他显然打算回忆一件什么事，于是涅赫柳多夫在他脸上看到一种麻木的神情，完全像在小饭铺的窗口引起他注意的那个扬起眉毛和努出嘴唇的人的神情一样。

“天多么冷！啊？”

“对，对。”

“我买的东西在你的车上吗？”他转过身去对马车夫说。

“好，那么再见。遇见了你，我很高兴，很高兴。”申博克说，紧紧握一下涅赫柳多夫的手，跳上那辆四轮轻便马车，把他那只戴着白色麂皮新手套的大手举到他的滋润的脸庞前面，挥一挥，像素常那样微微笑着，露出一口异常洁白的牙齿。

“莫非我从前就是这个样子？”涅赫柳多夫想着，继续往律师家里走去，“是的，虽然我不完全是那样，可是很希望那样，而且认为我会像那样过一辈子。”

十一

律师没有按照先后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涅赫柳多夫，立刻讲到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经看过案卷，认为他们的罪状缺乏根据，因此感到愤慨。

“这个案子简直岂有此理，”他说，“纵火罪多半是屋主自己干出来的，存心捞到一笔保险费。不过问题在于梅尼绍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因为侦讯官特别热心，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只要这个案子不是在县里而是在此地审讯，我就担保他们的官司一定会打赢，而且我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再谈另一个案子：由费多霞·比留科娃呈给皇上的诉状已经写好了。如果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把它带去，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要不然他们就随便问一声司法部，那边就敷衍了事地回答一下，赶紧把这个案子推出去，也就是把诉状驳回，弄得事情一无结果。您要设法托一托地位最高的人才行。”

“去见皇上吗？”涅赫柳多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一级，高到无可再高了。我说的‘最高’指的是上告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那么，现在算是一切都办完了吧？”

“不，这儿还有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涅赫柳多夫说着，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那些教派信徒写来的一封信，“如果他们写的都是实话，那可真是一件怪事了。我今天要设法跟他们见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所有的冤情都从您这儿流出来了，”律师含笑说，“这可未免太多，您会承担不了的。”

“不，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说着，把这个案子的实情大略叙述一遍：有个村子里，某些人聚在一起读《福音书》，不料一个当官的走来，把他们赶散了。下一个星期日那些人又聚在一起，于是当官的派来乡村警察，写了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交付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他们的罪状，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结果他们被判了流刑。“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涅赫柳多夫说，“难道这会是真事？”

“可是这件事在哪方面使您觉得奇怪呢？”

“各方面都奇怪。喏，乡村警察是奉命捕人，这我倒能理解，可是写起诉书的是副检察官，他毕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嘛。”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习惯于认为检察官和一般的法院工作人员都是所谓的新人，都是自由派。他们以前倒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了。他们是官僚，只关心每月的二十号[12]。他们领薪水，希望加薪，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这么一套。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然后审问他，定他的罪。”

“可是难道会有那样的法律：一个人只因为跟别人一块儿读《福音书》，就能判处流刑吗？”

“只要能够证明这种人读《福音书》的时候敢于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福音书》，因而违背了教会的解释，那就不但可以把他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13]。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流刑，而且在流放地永久落户。”

“这不可能。”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平素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如果我，您，我们大家，没有被关进监牢，那都多亏他们仁慈。褫夺我们每个人的特殊权利，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是极其容易的事。”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随检察官和那班人的心意发落，而且他们能够应用法律，也能够不应用法律，那么要法院有什么用？”

律师快活地扬声大笑。

“您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哎，老兄，这可是哲学了。行，就是哲学也未尝不可以谈一谈嘛。那么，请您星期六到舍间来吧。您会在我家里遇见学者、文学家、画家。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一般问题，”律师说，用讥诮的辛辣口吻讲出“一般问题”这几个字，“您认识我的妻子。那您来吧。”

“好，我会想法子来的。”涅赫柳多夫回答说。他感到他说的是假话。如果他真要想什么法子的话，那只能是想法子不来参加律师的晚会同聚在他家里的学者、文学家、画家周旋。

刚才涅赫柳多夫讲到如果法院工作人员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应用或者不应用法律，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却报之以哈哈大笑，而且律师用那样的口吻讲出“哲学”和“一般问题”这些字眼，这一切都向涅赫柳多夫表明他同律师而且大概也同律师的朋友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两样的。涅赫柳多夫却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博克之类的旧友们已经有了距离，然而他跟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距离却还要大得多。

十二

这儿离监狱很远，时候却已经不早了，所以涅赫柳多夫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到监狱去。马车夫是一个中年男子，脸容聪明而善良。马车走到一条街上，他转过脸来对着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瞧，他们在造一所多么大的房子。”他说，倒好像他自己多少也要算是合伙造这所房子的人，因而扬扬得意似的。

确实，那所房子造得很大，格局复杂，新奇别致。用大松木搭成、再用铁绊扣紧的坚固脚手架，围绕着高耸的建筑物，由一道薄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周身溅满石灰浆，在脚手架上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有人砌墙，有人劈碎砖头，有人把沉甸甸的灰篓和木桶提上去，再把空的放下来。

有一个老爷，大概是建筑师，身体壮实，装束讲究，站在脚手架旁边，用手指点着上边的什么东西，在对一个弗拉基米尔县的包工头讲话，那个人恭敬地听着。大门口有些载着货物的大车走进来，有些空车走出去，都经过建筑师和包工头跟前。

“他们大家，不论是那些做工的人还是那些驱使他们做工的人，多么坚定地相信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尽管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怀着胎，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孩子戴着小圆帽，显出老相，微微笑着，乱蹬着细腿，不久就要饿死了，可是他们自己却应当为一个愚蠢而无益的人，掠夺他们和驱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而无益的宫殿。”涅赫柳多夫瞧着这所房子，心里暗想。

“是啊，这是一所荒唐的房子。”他把他的想法说出口。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不高兴地反驳说，“谢天谢地，这所房子使得大家都有活干了，它可不荒唐。”

“可是要知道，这种工作是无益的。”

“既然人家在造它，可见它就有用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靠了它才有饭吃。”

涅赫柳多夫沉默下来，特别是因为车轮发出辘辘的响声，使人很难谈话。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这辆马车从石子路上拐一个弯，走上一条大路，因此谈话方便了，马车夫就又跟涅赫柳多夫闲谈起来。

“如今老百姓纷纷涌进城里，多得不得了。”他说着，在赶车座位上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正迎面走来，肩膀后面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袋子。

“莫非比往年多吗？”涅赫柳多夫问。

“多得没法说！如今各处都挤满了人，简直多得要命。那些雇主把老百姓丢来丢去像刨花一样。到处都是满满的。”

“怎么会这样？”

“人越来越多嘛。哪儿都容不下了。”

“哦，到底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待在乡下呢？”

“待在乡下没活儿干。没有地嘛。”

涅赫柳多夫经历到凡是受伤的人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形。这种人觉得别人仿佛老是故意来碰他疼痛的地方。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无非是因为只有疼痛的地方才能感到别人在碰他。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他暗自想着。他就开始问马车夫，他们的村子里有多少土地，马车夫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到城里来生活。

“我们家里的地，老爷，合到一口人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家里有父亲，有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出外当兵去了。他们干地里的活。可是那一点点活一干就完。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那么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地呢？原来的那些地主都已经把家业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所有的地都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可休想租得到土地，他们自己经营土地。我们那儿有个法国人，独霸一方，把我们旧日东家的地全买下了。他不肯把地租出来，谁也没法办。”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呢？”

“那个法国人姓杜法尔，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戏院里给演员们装假头发。那是个好差事，所以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田产都买下了。现在他压在我们头上，由着性儿卡着我们的脖子。谢天谢地，他本人倒还是个好人。可是他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母老虎，我的上帝啊。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得，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

十三

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拉铃，想到不知道马斯洛娃今天的心情怎样，想到不论她心里还是聚集在监狱里那群人的心里他都觉得包藏着秘密，就不由得心里发紧，战战兢兢。一个看守从里边走出来见他，他就问起马斯洛娃。看守走回去问了一声，出来说，她在医院里。涅赫柳多夫就到医院里去。医院的看门人是一个性情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门，问明他要见什么人以后，就向儿童病室走去。

有一个青年医师走出来，周身发散着石炭酸的气味，在过道上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厉声问他有什么事。这个医师处处体恤犯人们，因而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师，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他担心涅赫柳多夫会对他要求什么不合规章的事，此外他还有意表明他对任何人都不做破例的事，于是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儿没有女人，这儿是儿童病室。”他说。

“我知道，不过这儿有一个从监狱里调来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

“对，这样的人这儿有两个。那么您有什么事？”

“我跟其中的一个，跟马斯洛娃熟识，”涅赫柳多夫说，“现在我想跟她见一见面，我就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上诉。喏，我还打算把这个东西交给她。这不过是一张照片。”涅赫柳多夫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说。

“哦，这倒可以。”医师说，态度缓和下来，转过身去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担任杂差的女助理护士马斯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接待室去也成。”

“谢谢您。”涅赫柳多夫说着，趁医师对他的态度有了好意的转变，就问他对马斯洛娃在医院里的工作是不是满意。

“还好。如果考虑到她过去在什么条件下生活，那就应当说她工作得不坏，”医师说，“不过，现在她来了。”

那个年老的女助理护士从一个房门里走过来，她身后跟着马斯洛娃。她穿一件条子花的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三角头巾，盖住了头发。她见到涅赫柳多夫，就涨红了脸，仿佛犹疑不定似地停住脚步，然后皱起眉头，低下眼睛，迈着很快的步子沿着过道里铺的长地毯向他跟前走过来。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本来不想跟他握手，后来还是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一次他们谈话，她因为自己发脾气而道过歉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没有见过她，现在料想她的心情会跟上次一样。可是今天她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有那么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涅赫柳多夫觉得她似乎对他抱着反感。他把刚才对医师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讲到他就要到彼得堡去，然后交给她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他从帕诺沃带回来的照片。

“这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是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它。您就收下吧。”

她微微扬起黑眉毛，用她那斜睨的眼睛惊讶地瞅着他，仿佛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默默地接过那个信封，把它放在她的围裙里边。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涅赫柳多夫说。

“是吗？”她冷淡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涅赫柳多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吗？”

“不，不算苦。不过我还没过惯。”

“我为您很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边？”她说，她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涅赫柳多夫赶紧说。

“这儿好在哪儿呢？”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点。他们跟那边的人不一样。”

“那边有许多好人。”她说。

“我已经为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张罗过。我希望他们会放出去。”涅赫柳多夫说。

“求上帝保佑，能这样才好。她真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婆。”她说，又讲起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微微一笑。

“今天我就要到彼得堡去。您的案子会很快受理。我希望原判会撤消。”

“撤消也罢，不撤消也罢，如今在我都是一样。”她说。

“您说‘如今’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随便说说的。”她说着，用探问的眼光瞧一眼他的脸。

涅赫柳多夫把这句话和这种眼光理解成她想知道他究竟是仍旧坚持他的决定呢，还是接受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他的决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确实是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准备按照我说过的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又像是瞅着他的脸，又像是瞅着他的身后，她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神情。不过她嘴里所说的话却跟她眼睛所说的迥然不同。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关于这件事，话已经说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说着，费力地忍住笑容。

病室里不知为什么乱哄哄的。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好像他们在叫我。”她说，心神不宁地回过头去看一下。

“好，那么再见。”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她没有握他的手就扭转身，极力遮盖住她的欢乐心情，顺着过道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怎样想？她有什么样的心情？她是打算考验我呢，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所想的和所感到的都说出来呢，还是不愿意说出来？她是心肠软下来了呢，还是怀恨在心？”涅赫柳多夫问自己，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回答。只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正在发生对她的灵魂来说很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但把他同她联结在一起，而且把他同促成这个变化的人[14]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联结使得他欢乐而激动，心里充满温情。

马斯洛娃回到病室里，那儿有八张儿童小病床。她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整理一张床上的被褥。她铺床单的时候把腰弯得太厉害，脚底下一滑，几乎跌了一跤。有一个病后正在复原、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瞧着她，笑起来，马斯洛娃再也忍不住，就往床边上一坐，扬声大笑，笑得那么感染人，惹得好几个孩子也哈哈大笑。那个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你笑什么？你当是你还待在你以前待过的那个地方吗！去取饭来。”

马斯洛娃止住笑，拿起食具走了，到护士吩咐她去的地方去了。可是她临走，跟那个扎着绷带、医师不准他笑的男孩互相看一眼，又扑嗤一声笑出来。这一天，每逢马斯洛娃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有好几次她从那个信封里把照片拉出一点，欣赏一下。可是一直到傍晚下了班，回到她跟一个助理护士同住的房间，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她才从信封里把那张照片完全抽出来，用爱抚的目光一动也不动地看了很久，仔细地瞧着那几张脸、他们穿的衣服、露台的台阶和灌木丛，而他的脸、她的脸、两个姑姑的脸都是以那个灌木丛为背景的。她看着这张褪色和发黄的照片，总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和她那张年轻、美丽、额头上飘着鬈发的脸庞看得入神了。她看得那么专心，竟然没有留意到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房来。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壮实、脾气温和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着照片说，“莫非这个人就是你？”

“不是我又是谁呢？”马斯洛娃瞧着她的同屋伙伴的脸，笑吟吟地说。

“那么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还有，这个人是他的母亲吧？”

“这是他的姑姑。难道你认不出我了？”马斯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呢？我说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整个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话说回来，我看，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只怕有十年了吧！”

“不是多少年，而是一辈子。”马斯洛娃说，突然她原来的活泼心情完全消散了。她的脸色变得凄凉，两道眉毛中间嵌进一条皱纹。

“怎么呢，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啊。”

“是啊，轻松，”马斯洛娃跟着说一遍，闭上眼睛，摇头，“比做苦工还不如哟。”

“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从傍晚八点钟起到凌晨四点钟止。天天老是那一套。”

“那她们为什么不丢开那种生活呢？”

“她们倒是想丢开，可是办不到。不过，说这些有什么意思！”马斯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把照片丢在小桌子的抽屉里，勉强忍住气愤的眼泪，跑到外面过道上，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门。起初，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就是照片上那个人，梦一般地想着她那时候多么幸福，想着现在跟他在一起也还是能够幸福。她的同屋人的话却使她想起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起在那边她做过什么样的人，总之使她想起过去生活中可怕的情景，而这以前她只是隐约地感觉到，却不容许自己去清楚地领会的。直到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所有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别是想起一个谢肉节的夜晚，她等候一个应许给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当时她穿着一件沾了酒迹的、敞着领口的红缎子连衣裙，蓬松的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身子疲乏，衰弱无力，喝得醉醺醺的，到深夜两点钟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休息下来，就在为小提琴伴奏的女钢琴师身边坐下，那女人生得精瘦，皮包骨头，脸上长着紫疱。她开始对女钢琴师抱怨她的生活多么苦恼，女钢琴师也说她厌恶她自己的地位，打算改变一下。正在这个时候克拉拉走到她们跟前来，她们三个就突然决定一齐丢开这种生活。她们以为今天这个夜晚已经结束了，刚要走散，不料前厅里忽然来了些醉醺醺的客人，声音嘈杂。小提琴师就奏起舞蹈的序曲，女钢琴师就使劲按响琴键，弹着卡德里尔[15]舞曲第一节，用的是一个极其欢畅的俄罗斯歌的曲调。有一个身材矮小、脸上冒汗的男人，嘴里喷出酒臭气，身上穿着燕尾服，扎着白领结，不住打嗝，等舞曲奏到第二节，就脱掉燕尾服，走到她面前，搂住她的腰。另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克拉拉。于是他们跳舞，旋转，嚷叫，喝酒，闹了很久……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她的相貌怎么会不变！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他。她心里忽然又生出她原先对他的愤恨，一心想辱骂他，责备他。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向他再说一遍：她明白他是个什么人，决不会对他让步，决不容许他像从前在肉体上使用她那样现在又在精神上使用她，决不容许他把她变成他表现宽宏大量的对象。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无益地责难他，为了扑灭这种苦恼的心境而很想喝酒。要是如今她在监狱里，她就会守不住她的诺言，喝起酒来。然而，在这儿是找不到酒的，只有医士那儿才有，可是她怕那个医士，因为他不住调戏她。可是现在她厌恶那种跟男人的关系了。她在过道里一条长凳上坐一阵，就回到小屋，没有回答同屋人问她的话，为自己的坎坷身世哭了很久。

十四

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为马斯洛娃向枢密院提出上诉；把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送到上告委员会去；受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请求释放舒斯托娃，并且替一个母亲请求会见她那关在要塞里的儿子，为这件事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写过信。他把这两件事合并起来看成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是那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阅读和讲解《福音书》而同家人拆散，流放到高加索。他与其说是应许了他们，不如说是应许了自己：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来澄清这个案子。

自从涅赫柳多夫上次拜访过马斯连尼科夫以后，特别是他到乡间去旅行过一次以后，他倒不是做出了什么决定，而是全身心地感到他憎恶他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其中生活的那伙人，因为他们尽心竭力地掩盖千千万万人为了保证少数人过到舒适安乐的生活而受苦受难，以致那伙人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这些苦难，因而也不可能看见他们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现在要同那伙人来往，涅赫柳多夫已经不能不觉得别扭，不能不责备自己。可是另一方面，他过去的生活所养成的习惯却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也把他吸引过去。不过主要的是，他为了做他目前唯一关心的事，也就是为了帮助马斯洛娃以及他愿意帮助的一切受难者，就不得不要求那个圈子里的人帮忙和出力，也就是要求那些不但引不起他的尊敬，反而常常在他心里唤起愤慨和轻蔑的人帮忙和出力。

涅赫柳多夫来到彼得堡后，在他的姨母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家里住下来，他姨母的丈夫以前做过大臣。涅赫柳多夫立刻发现他自己落到他已经觉得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当中去了。这在他是不愉快的，不过他又不能不这样做。要是他不在他的姨母家里而在旅馆里住，那就会得罪她，再者他的姨母有广泛的人事关系，对他所打算奔走的各种事情可能有极大的好处。

“啊，关于你，我都听到些什么样的话呀？简直是希奇古怪，”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在他来到她家以后，立刻请他喝咖啡，对他说，“Vous posez pour un Howard！[16]你在帮助犯人。你在私访监狱。你在平反冤案。”

“不对，我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好事嘛。不过，这里头好像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嗯，那你就讲一讲吧。”

涅赫柳多夫就把他跟马斯洛娃的关系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当初你住在那两个老婆子家里的时候，可怜的艾伦[17]就对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她们似乎打算叫你跟她们的养女结婚，”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素来看不起涅赫柳多夫的两个姑姑，“……原来就是她吗？Elle est encore jolie？[18]”

他的姨母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是个六十岁的女人，身体健康，兴致勃勃，精力饱满，谈锋很健。她身量高，很胖，可以看出她嘴唇上有黑色的唇髭。涅赫柳多夫喜欢她，从小就常常受到她的精力和兴致的感染。

“不，ma tante[19]，那件事已经完全结束了。我只是想帮助她罢了，因为第一，她没罪而判了刑，我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而且她遭到这样的命运，我也有罪。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我的能力为她奔走。”

“可是，人家怎么告诉我说你打算跟她结婚呢？”

“对，我倒确实有这个意思，可是她不肯。”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扬起额头，眼珠朝下，惊讶而沉默地瞧着她的外甥。忽然她的脸色变了，现出愉快的神情。

“嗯，她比你聪明。唉，你简直是个傻瓜！你真想跟她结婚吗？”

“当然。”

“她做过那种人以后，你还想娶她？”

“越发要娶了。要知道我是那一切的罪魁祸首。”

“不，你纯粹是个傻瓜，”他的姨母忍住微笑说，“你是个傻透了的傻瓜，不过呢，我倒正因为你是这么一个傻透了的傻瓜才喜欢你。”她反复说着，分明特别喜欢“傻瓜”这个词，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她外甥的智力状态和精神状态。“你要知道，真也是事有凑巧，”她继续说，“阿林办着一个出色的马格达林娜[20]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简直叫人恶心。事后我把我周身上下洗了个够。不过阿林corps et âme[21]办这件事。那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姑娘，交给她好了。真要是有谁能改造人，那就是阿林了。”

“不过话说回来，她已经被判决去做苦工了。我到此地来就是为撤消这个判决而奔走。这就是我求您的头一件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案子归哪儿管呢？”

“归枢密院。”

“枢密院？是啊，我那亲爱的表弟廖武什卡就在枢密院里工作。是啊，不过他是在那儿的蠢货局里，也就是在贵族铨叙局里办事。嗯，那些真正的枢密官，我却一个也不认识。上帝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要么是日耳曼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tout l’alphabet[22]；要么就是各式各样的伊万诺夫、谢苗诺夫、尼基京，再不然就是伊万年科、西蒙年科、尼基坚科，pour varier.Des gens de 1’autre monde[23]。哦，反正我对我的丈夫说一下就是。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不过你得对他解释清楚，因为他从来也听不明白我的话。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他一点也没有听明白。C’est un parti pris.[24]大家都听得懂，只有他听不懂。”

这时候有一个穿长统袜的听差端来银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

“这信正好是阿林写来的。现在你可以听一听基泽维捷尔的讲话了。”

“基泽维捷尔是什么人？”

“基泽维捷尔吗？今天傍晚你来吧。那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好，就连最怙恶不悛的犯人也会跪下来，哭着忏悔的。”

不论这种事是多么奇怪，也不论这跟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性格多么不相称，可是她热烈地信奉一种学说，认为基督教的实质就在于信仰赎罪。她常坐车到宣传这种当时正在流行的学说的场合去，而且把信徒们召集到她的家里来。虽然这种学说不但否定一切仪式和圣像，甚至否定圣礼，然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在所有的房间里都挂着圣像，甚至在她的床铺上方也挂着一个，而且教会规定的一切要求，她都照办，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

“喏，你那个马格达林娜应该听一听他的讲演，那她就会转变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傍晚务必要待在家里。你听一听他讲话。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ma tante。”

“可是我跟你说，这种事很有趣。你务必要来。好，你说吧：另外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Videz votre sac.[25]”

“还有一件牵涉到要塞的事。”

“要塞吗？行，我可以为你写封信，你拿着信到那儿去见克里格斯穆特男爵。C’est un très brave homme.[26]不过你自己也认识他。他是你父亲的同事。Il donne dans le spiritisme.[27]哦，这也没关系。他是个好心人。你在那儿要办什么事？”

“我要请求他们许可一个母亲去探望她那关在要塞里的儿子。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格斯穆特管，而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切尔维扬斯基我可不喜欢，不过要知道，这个人是玛丽叶特的丈夫。倒不妨托一托她。她会给我出力的。Elle est très gentille.[28]”

“另外我还要为一个女人请托您。她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

“哼，不对，她自己一定知道那是什么缘故。她们心里有数。这也是她们活该，这班剪短头发的家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活该。然而她们在受苦。您是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您的心肠却这么硬……”

“这可是两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可恶的总归可恶。要是我受不了虚无主义者，尤其是那班剪短头发的女虚无主义者，而我又装得喜欢他们，那就更不对了。”

“可是您为什么受不了她们呢？”

“既然出了三月一日的事[29]，你还要问为什么？”

“可是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那些女人都参加了三月一日那件事。”

“那也还是一样，她们为什么去过问那些跟她们不相干的事。那不是女人的事嘛。”

“哦，可是拿玛丽叶特来说，您却认为她可以过问正事。”涅赫柳多夫说。

“玛丽叶特？玛丽叶特是玛丽叶特。可是那个女人，上帝才知道是什么路数。那么一个轻狂的女人，倒打算来教训大家。”

“她们倒不是要教训大家，只不过是有心要帮助人民罢了。”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该帮助谁，不该帮助谁。”

“不过话说回来，人民贫困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难道这种事是应该的吗：让农民们去劳动得筋疲力尽而吃不饱肚子，却让我们穷奢极欲地生活。”涅赫柳多夫说，不由自主地受到他姨母的好心的吸引，有意把心里所想的事统统说出来。

“你要怎么样，要我去做工而不吃东西吗？”

“不，我并不是要您不吃东西，”涅赫柳多夫回答说，不由自主地微笑，“我只希望我们都工作，都有东西吃罢了。”

他的姨母又扬起额头，低下眼睛，好奇地瞅着他。

“Mon cher， vous finirez mal.[30]”她说。

“那为什么？”

这时候，一个高身量、宽肩膀的将军走进房来。他就是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的丈夫，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着，把他新刮过胡子的脸颊送过来，让涅赫柳多夫吻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额头。

“Non ，il est impayable，[31]”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转过身来对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而且光吃土豆。他是个大傻瓜，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替他办一下。他是个傻透了的傻瓜。”她又说一遍，“不过你听到了吧，据说卡缅斯卡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担心她的命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你该到她家里去一趟才是。”

“是啊，这真可怕。”她丈夫说。

“好，你去跟他谈一谈。我要写信去了。”

涅赫柳多夫刚刚走进客厅旁边一个房间里，她却又叫住他：

“那么要给玛丽叶特写一封信吗？”

“劳驾，ma tante。”

“那么我就在信上留下en blanc[32]，由你把那个剪短头发的女人的事写上去。她就会嘱咐她的丈夫去办。他会照办的。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她们，那些Protégées[33]，都招人讨厌，可是je ne leur veux pas de mal[34]。求上帝跟她们同在！好，去吧。不过今天傍晚你务必要待在家里。你会听见基泽维捷尔讲话的。我们还要一块儿祈祷。只要你不反对，ça vous fera beaucoup de bien[35]。我本来就知道，不论是艾伦也罢，你们一家人也罢，在这方面都是很落后的。那么再见吧。”

十五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是退休的大臣，而且是具有极其坚定的信念的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种信念，认为如同鸟雀天生来要靠软体虫果腹，要披着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来飞去一样，他也天生来就要吃由高薪厨师烹调的珍贵食品，要穿顶舒适顶贵重的衣服，要坐最稳最快的马车，因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得给他准备齐全。此外，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领到的各种款项越多，他获得的直到钻石勋章为止的各种勋章越多，他同皇族的男女成员会见和谈话的机会越多，那就越好。其他一切东西同这些基本的信条相比，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认为统统无足轻重，毫无趣味。其他一切事情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相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本着这种信心，在彼得堡一连生活和活动了四十年，临到四十年的尽头上谋到了大臣的职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借以谋到这种职位的主要品质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的含意，有本事起草虽然不流畅却还可以使人看懂的公文，而且不致写出错字来；第二，他的仪表非常庄严，他在必要的场合不但能够装出傲慢的样子来，而且能够显得高不可攀，威风凛凛，不过在另一些必要的场合，他又能够奴颜婢膝到心悦诚服和卑鄙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是在私人道德方面还是在国务活动方面，他都没有总的原则或者标准，因而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同意一切办法，在另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又可以一概不同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要努力的只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气派，不要显出露骨的自相矛盾就成了。讲到他的行为本身究竟合不合乎道德，他的行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产生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等到他做了大臣，不但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是很多的）和同他接近的人，甚至一切局外人，乃至他本人，都一致相信他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国务人员。然而过了一段时期，他什么事也没做出来，什么才具也没表现出来，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规律就有一些完全跟他同样的、也学会了草拟和看懂公文的、仪表庄严的、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就不得不提出辞呈。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看明白，他非但不是一个特别英明和深谋远虑的人，而且是个极其昏聩、学识很差、却又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他的见解甚至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跟其余那些学识很差、自以为是、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连他自己也明白的，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旧认为他必须每年领到大笔的公款，每年领到新的装饰品来挂在他的考究的衣服上。这种信念十分强烈，弄得谁也下不了决心拒绝送给他这些东西。于是他每年都领到好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酬劳费，因为他在政府的一个最高机构里挂了个名，又在各式各样的会议和委员会里充当主席。此外，他每年都得到他所重视的新权利，也就是把新的丝绦缝在他的衣服的肩膀上或者长裤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质星章佩戴在他的礼服上。结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有了广泛的人事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听涅赫柳多夫讲话就像以前听主管部务的官员报告一样。他听完以后，就说他要给涅赫柳多夫两封信，其中一封是送交上诉局的枢密官沃尔夫的。

“关于这个人，大家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过dans tous les cas c’est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36]，”他说，“他欠着我的情，会尽力去办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给他的另外一封信，是送交上告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在涅赫柳多夫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很感兴趣。涅赫柳多夫对他讲起他有意把这个案子写成呈文奏明皇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说，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动人的案子，遇到有机会，他可能在那边提起这件事。然而他不能说定。上告的事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他们叫他去参加星期四的petit comité[37]，他也许会谈一谈这个案子。

涅赫柳多夫收下伯爵所写的两封信和姨母写给玛丽叶特的一封信后，立刻动身到那三个地方去。

他先到玛丽叶特家。当初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家庭里的十几岁的少女，后来他知道她嫁给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了。不过关于那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主要的是听说他对待成百成千的政治犯残酷无情，而他的专职就是虐待他们。这时候涅赫柳多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沉重得难忍难熬，他想到他为了帮助被压迫者却不得不站到压迫者那一边去，这就仿佛承认了压迫者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他得去请托他们，要求他们至少对某几个人略略克制他们那种习以为常而且多半连他们自己也没觉察的残酷。在这类情况下，他总是感到自相矛盾，对自己不满意，而且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去求情好还是不去求情好，不过他总是决定应该去求情。要知道，问题在于他去同这个玛丽叶特和她丈夫周旋，固然会使他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可是另一方面，也许那个关在单人牢房里受苦的不幸女人就会放出来，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亲人都不至于再痛苦了。他本来就感到他跑到那班人当中去向他们求情的做法未免虚伪，因为他已经不认为那班人是自己人，而那班人倒把他看做自己人；此外他又感到他一走进那班人的圈子里，就陷进了以前那种习以为常的轨道，不由自主地被那班人当中盛行的轻浮和不道德的作风所降伏。这一点他在姨母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家里就已经感到。今天上午他跟她谈到极其严肃的问题，就已经用玩笑的口吻说话了。

总的来说，他很久没有来过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着原有的那种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干净舒适，设备完善，主要的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因而生活显得特别轻松。

一个漂亮、干净、有礼貌的马车夫给他赶马车，沿着漂亮的、洒过水而干净的街道，路过漂亮、有礼貌、干净的警察面前，经过许多漂亮干净的房屋，终于来到河边玛丽叶特所住的那所房子跟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着护眼罩的英国马。一个英国人模样的马车夫坐在赶车座位上，身上穿着号衣，下半截脸上留着络腮胡子，手里拿着马鞭，露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看门人穿着异常干净的制服，推开通到前厅去的大门。前厅里站着一个跟班的听差，穿一身更加干净的号衣，而且镶着丝绦，他的络腮胡子梳理得整齐好看。另外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身上穿着干净的新军服，佩着一把军刀。

“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老人家马上就要坐车出去了。”

涅赫柳多夫拿出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一个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那儿，开始写道：来访不晤，甚为怅怅。他刚写到这儿，听差就往楼梯口走去，看门人走出大门外，吆喝一声：“把车赶过来！”勤务兵就挺直身子，把两只胳膊贴在裤缝上，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睛迎接从楼上走下来的太太，而且盯紧她。她身量不高而苗条，脚步却快得同她的显贵身份不相称。

玛丽叶特头戴大帽子，上边插着一根羽毛，身穿黑色连衣裙，外面披着黑色斗篷，手上戴一副黑色新手套，脸上蒙着一块面纱。

她看到涅赫柳多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俊俏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她用探问的眼光瞧着他。

“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公爵！”她用快活而好听的声音说，“我应该认得……”

“怎么，您甚至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可不是，当初我跟我的妹妹甚至暗地里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不过，您的模样可是大变了。唉，多么可惜，我就要出门去了。可是，我们一块儿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犹疑不定地站住。

她看一眼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了。我要到卡缅斯卡娅家里去参加安魂祭。她伤心得不得了。”

“这个卡缅斯卡娅是什么人？”

“难道您没有听说吗？……她儿子在决斗当中被打死了。他是跟波津决斗的。他是独生子。这真可怕呀。他的母亲伤心极了。”

“哦，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趟的好。那么您明天或者今天傍晚来吧。”她说，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往大门口走去。

“今天傍晚我不能来，”他回答说，跟她一块儿往外面门廊上走去，“要知道，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说，瞧着那两匹栗色马往门廊这边靠拢来。

“什么事？”

“这儿有我姨母写的一封信，信上讲的就是这件事，”涅赫柳多夫说着，把那封信交给她，信封狭长，上边印着大个的花字，“您看过信就全明白了。”

“我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在我丈夫的事情上能够左右我的丈夫。她弄错了。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愿意过问他的事。可是呢，不消说，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破一破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她说着，伸出一只戴着黑手套的小手去找她的衣袋，却没有找到。

“有一个姑娘监禁在要塞里。她有病。她跟那个案子没有什么牵连。”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利季娅·舒斯托娃。信上写得有。”

“嗯，好吧，我就来试着办一下。”她说着，轻巧地登上那辆四轮马车，马车上蒙着柔软的皮子，遮泥板上的油漆迎着阳光发亮。她撑开了阳伞。听差在赶车座位上坐下，做一个手势，要马车夫赶车。那辆四轮马车就起动了，可是这时候她用阳伞碰了碰车夫的后背，两匹漂亮的、薄皮的英国母马就被马衔铁勒住，缩回好看的头，站住，不住活动它们的细腿。

“您一定要来。可是，劳驾，不要为了办事才来。”她说着，微微一笑，而这种微笑的力量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后，她仿佛演完了戏放下了幕似的，把她的面纱放下来。“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了碰车夫说。

涅赫柳多夫举起他的帽子。那一对纯种的栗色母马轻轻地喷着鼻子，走动起来，它们的蹄子在马路上踩出一片清脆的响声。轻便马车就很快地走掉了，只是偶尔在一些地方，新的橡胶轮胎碰在不平的路面上，轻轻地颠动一下。

十六

涅赫柳多夫回想他同玛丽叶特相视而笑的情景，就对自己不满，摇了摇头。

“你还没来得及扭回头看一眼，就又陷到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暗想，感到了内心的分裂和怀疑，这是每逢他不得不向他不尊敬的人讨好的时候，总会产生的。涅赫柳多夫考虑一下他先该到哪儿去，后到哪儿去，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先到枢密院。他由人领着走进办公室，在那个极其堂皇的房间里见到许许多多非常有礼貌的、干净的文官。

那些文官对涅赫柳多夫说，马斯洛娃的诉状已经收到，而且正好已经发交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涅赫柳多夫带来的由姨父所写的信，就是要交给这个枢密官的。

“这个星期枢密院要开庭审案，马斯洛娃的案子却未必会在这一次开庭的时候审理。不过如果您托一下人，那就可以指望在这个星期三审理。”有个文官说。

涅赫柳多夫正在枢密院的办公室等着他们查明案情，却又听见大家谈起那场决斗，听见他们详细叙述年轻的卡缅斯基是怎样被打死的。在这儿他才第一次弄明白这个轰动全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军官在一个饭馆里吃牡蛎[38]，照例喝了很多的酒。有个军官讲起卡缅斯基隶属的那个兵团，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卡缅斯基就骂他胡说八道。那一个便动手打卡缅斯基。第二天他们决斗，卡缅斯基肚子上挨了一枪，过两个钟头就死了。凶手和他的助手们被捕，不过，据说，他们虽然关在禁闭室里，可是过两个星期就会放出来。

涅赫柳多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坐车到上告委员会去拜访一个有势力的官员沃罗比约夫男爵。他在公家宿舍里占据着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看门人和听差用严厉的口气对涅赫柳多夫声明说，除了在会客日以外要同男爵见面是不可能的，又说今天男爵在皇上那里，明天还得做报告。涅赫柳多夫把那封信交给他们，就坐上车去拜访枢密官沃尔夫。

沃尔夫刚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的是帮助消化，正在这个时候他接见了涅赫柳多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夫确实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39]，他把他的这种品质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从它的高度看待其他所有的人。他也不能不高度评价这种品质，因为他全凭它才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他所渴望的事业，也就是借助于婚姻而得到一笔财产，每年给他带来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另外他又靠努力工作而谋到了枢密官的职位。他认为他自己不但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而且是具有骑士的正直品格的人。他所谓的正直就是不在暗地里接受私人的贿赂。至于他向国库请领各式各样的出差费、旅费、房租费，不论政府要他办什么事，他无不像奴隶般地照办，他却不认为是不正直。当初他在波兰王国[40]某一个省里担任省长的时候，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那里有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民，只因为爱他们的民族和辈辈相传的宗教，他就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认为这是不正直，反而认为是表现了高尚、勇敢、爱国精神的丰功伟绩。他霸占着热爱他的妻子以及他姨妹的财产，他也同样不认为是不正直。刚好相反，他认为这倒是对他的家庭生活的合理安排。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家庭生活包括他那失去个性的妻子和他的姨妹。他把姨妹的财产也抓在他的手里，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他自己名下。他那个性情温和怯弱、相貌不美的女儿过着孤独沉闷的生活，为了排遣这种生活，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的教义，常去参加阿林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的集会。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儿子是个好心肠的孩子，十五岁就长出了胡子，从那时候起开始喝酒，行为放荡，一直持续到二十岁那年，终于从家里被撵出去，因为他在任何学校都没有读到毕业，同品行不好的人交往，欠下债务，拖累了他的父亲。父亲有一次为他儿子偿还过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后来又有一回偿还过六百卢布的债，不过他对儿子声明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不悔改，就要把他从家里撵出去，同他断绝关系。儿子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同时大着胆子对父亲说，他本来就觉得在家里生活是苦事。于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对儿子声明说，他自管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去，从此他不认他做儿子了。从那时候起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的人谁也不敢对他提起儿子，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充分相信他用最好的方式处理了他的家庭生活。

沃尔夫停止他在书房里的踱步，同涅赫柳多夫打招呼，露出亲切而又微带讥诮的笑容：这种笑容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这是他不由自主地表示他感到他为人comme il faut[41]，因而比大多数人高明。他把涅赫柳多夫带来的信看了一遍。

“劳驾，请坐，不过请您原谅我。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走来走去。”他说着，把两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迈着轻快柔和的步子在这个布置得颇为谨严的大书房里顺着对角线走来走去，“同您认识很高兴。当然，我是很愿意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效劳的。”他说着，喷出一口芬芳的淡蓝色烟雾，小心地从嘴里取下雪茄烟，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快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不得不到西伯利亚去，那就可以早一点动身。”涅赫柳多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搭下诺夫哥罗德的头一班轮船动身了。我知道。”沃尔夫说着，露出他那自觉高人一等的笑容。人家刚开口对他说话，他就总是预先知道人家要说什么。“被告姓什么？”

“马斯洛娃……”

沃尔夫走到桌子旁边，看了看一张纸，那张纸跟别的公文一起放在文件夹上。

“是的，是的，马斯洛娃。好吧，我可以向我的同事们要求一下。我们星期三就来办这个案子。”

“我可以把这件事打电报通知律师吗？”

“您请了律师？这是为什么？不过要是您愿意，那也随您。”

“上诉的理由可能不充分，”涅赫柳多夫说，“不过，我认为，单凭案卷就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出于误会。”

“对，对，也许是这样，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严厉地说，眼睛瞧着烟灰，“枢密院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例外的情况。”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情况都是例外的。我们会按应该做的去做。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烟上，可是已经裂开一条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很少来彼得堡吧？”沃尔夫说着，小心地拿好雪茄烟，免得烟灰掉下来。不过烟灰还是开始摇动了，沃尔夫就慎重地把它送到烟灰碟那儿，果然烟灰掉在烟灰碟里了。“卡缅斯基那件事多么可怕呀！”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他是独生子。特别是他母亲的处境很可怕。”他说，几乎把当时彼得堡全城的人所讲的关于卡缅斯基的话逐字逐句重说一遍。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另外还讲起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讲起她热中于新的宗教思潮，他对这种宗教思潮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从他的comme il faut观点看来，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分明是多余的。说完这些话，他拉了拉铃。

涅赫柳多夫起身告辞。

“要是您方便的话，请您来吃便饭，”沃尔夫说着，伸出手去握手，“星期三来就好。到那时候我也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了。”

天色已经不早，涅赫柳多夫就坐上马车回家，也就是回到他姨母家去。

十七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七点半钟开饭，而且用的是一种涅赫柳多夫从没见过的新办法。菜放上桌子以后，听差们就立刻退出去，吃饭的人亲自动手取菜。男人们不肯让女人们过分劳累，他们作为强有力的男性，就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承担给女人们和他们自己斟酒布菜的全部繁重工作。等到一道菜吃完，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电铃的钮，听差们便不出声地走进来，很快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摆上干净餐具，再把下一道菜端上来。菜是上等的，酒也一样。法国厨师长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助手在明亮的大厨房里工作。吃饭的有六个人，有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他们的儿子，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近卫军军官，把胳膊肘支在桌上；此外还有涅赫柳多夫，有法国女教师，有伯爵家里的总管，是从乡下来到此地的。

就连在这儿，大家所谈的也还是那场决斗。皇上对这件事的态度，正引起大家的议论。大家知道皇上为那个母亲非常难过，于是大家也为那个母亲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表示哀怜，可是也不愿意严办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大家也就体谅了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只有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讲话不假思索而且无所顾忌，她对那个凶手提出了责难。

“他们喝醉了酒，把好端端的一个青年人打死，这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原谅的。”她说。

“这话我就不懂了。”伯爵说。

“我知道你素来听不懂我说的话。”伯爵夫人说，转过身来对着涅赫柳多夫，“人人都听得懂，只有我的丈夫听不懂。我是说我怜惜那个母亲，我不愿意让凶手杀了人还心安理得。”

他们的儿子本来一直沉默着，这时候却出头为凶手辩护，抨击他的母亲，相当粗鲁地对她证明军官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军官法庭就会把他从军团里赶出去。涅赫柳多夫听着，没有插嘴讲话。他以前做过军官，对年轻的恰尔斯基的理由虽然不能认可，却是能够理解的，不过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把杀人的军官同他先前在监狱里见过的一个年轻英俊的犯人相比，那个犯人就是因为在斗殴当中误伤人命而被判决去做苦工的。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喝醉酒而打死了人。那一个是农民，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就此同他的妻子、家人、亲属拆散，戴上镣铐，剃光半边头，动身去做苦工；这一个呢，却坐在禁闭室的一个漂亮房间里，吃着上等饭，喝着上等酒，阅读书籍，过一两天就会放出来，照原先那样生活下去，反而变成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了。

他就把他心里所想的讲出来。起初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倒还同意她外甥的话，可是后来却沉默了。别人也都沉默不语。涅赫柳多夫才体会到他讲这些话无异于做了一件类似失礼的事。

傍晚，那是在吃过饭后不久，大厅里特为讲演而摆好几排雕花高背椅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上边放着一个盛水的玻璃瓶，供传教士饮用。人们渐渐聚齐，从国外来的基泽维捷尔预定在这个会场上讲道。

大门外停着许多辆贵重的轻便马车。在陈设着贵重的家具的大厅里，有许多女人坐在那儿，身上裹着绸缎、丝绒、花边，头上戴着假发，勒出很细的假腰身。有些男人坐在女人中间，有的是军人，有的是文官。另外还有五个普通人：两个扫院子的仆人、一个小铺老板、一个听差、一个车夫。

基泽维捷尔是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花白的人，讲英语，由一个年轻消瘦、戴着夹鼻眼镜的姑娘又快又好地翻译成俄语。

他说我们的罪恶这样大，我们为此所要受到的惩罚这样重，这样在劫难逃，因此一面等着惩罚，一面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想一想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在怎样生活，我们在怎样触怒满心仁爱的上帝，我们在怎样驱使基督受苦，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不可能有出路，不可能得到拯救，我们大家都注定了要灭亡。可怕的毁灭，永恒的磨难正在等着我们呀，”他用颤抖的哭声说，“怎样才能得救啊？兄弟们，怎样才能摆脱这场可怕的烈火[42]而得救啊？烈火已经围住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忽儿，真正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近八年来，每逢他宣讲他很喜爱的这篇演讲词，刚刚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万无一失，他立刻就会觉得喉咙发堵，鼻子发酸，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于是这些泪水越发使他感动。房间里就响起了呜咽声。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在一个镶花桌面的茶几那儿坐着，两只手托住头，肥胖的肩膀开始发抖。那个车夫惊讶而害怕地瞧着日耳曼人，仿佛他自己赶着一辆马车，辕杠就要撞到那个日耳曼人身上，日耳曼人却不肯让开似的。大多数人坐着，姿势都跟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差不多。沃尔夫的女儿跪在那儿，相貌像父亲，用手蒙着脸，身上穿一件时髦的连衣裙。

演讲人突然脸色开朗，现出一种很像是真的笑容，演员们就是用这样的笑容来表现欢乐的。然后他用甜蜜温柔的声调开口说：

“可是，有救了。它就在我们眼前，那么轻巧，那么欢乐。这个生路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所流的血，他甘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诸位兄弟姊妹啊，”他说，声调里又带着哭音，“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他为了给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神圣的鲜血……”

涅赫柳多夫感到憎恶得不得了，就悄悄站起来，皱起眉头，忍住羞臊的咳嗽声，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十八

第二天，涅赫柳多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忽然有一个听差把莫斯科的律师的名片送到他这儿来。原来律师是为办他自己的事到此地来的，同时如果马斯洛娃的案子不久受理，他就打算顺便在枢密院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出庭。涅赫柳多夫打给他的电报，他恰好因为上了路而没有收到。他从涅赫柳多夫口里听到马斯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些枢密官审理，就微微一笑。

“他们恰好包括所有三种类型的枢密官，”他说，“沃尔夫是一个彼得堡的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一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法学家，因而是这三个当中最有生气的一个，”律师说，“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哦，上告委员会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喏，今天我就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昨天我没能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怎么会做男爵的吗？”律师听到涅赫柳多夫用带点滑稽的口气说出那个纯粹俄罗斯的姓氏以及跟它结合在一起的外国爵衔就回答说，“这是保罗[43]由于某种缘故把这个爵衔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似乎是宫中一个听差。不知怎的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就说：‘让他做男爵好了。我要这么办，谁也不准拦着。’就这样冒出来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他还为此很得意呢。不过他是个大滑头。”

“我现在就是要去找他。”涅赫柳多夫说。

“哦，那正好，我们一块儿走。我用车子送您去。”

在他们出门以前，有个听差在前厅迎着涅赫柳多夫走过来，手里拿着玛丽叶特写给他的信。信上写着：

“Pour vous faire plaisir， j’ai agi tout à fait contre mes principes， et j’ai intercedé auprès de mon mari pour votre protégée.Il se trouve que cette personne peut être relachée immédiatement.Mon mari a ecrit au commandant.Venez donc 专诚。Je vous attend.M.”[44]

“居然有这样的事！”涅赫柳多夫对律师说，“这岂不可怕！他们把一个女人送进单人牢房关了七个月，不料她什么罪也没有，只要说一句话就把她放出来了。”

“事情素来就是这样。也好，至少您总算把您希望办到的事办成了。”

“不错，然而这种成功反而使得我心里难过。是啊，他们究竟在那儿干些什么？他们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深究的好。那么，我用车子送您去，”律师说，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出门外，到门廊上，律师雇的一辆漂亮的轿式马车来到门廊跟前，“您是要去找沃罗比约夫男爵吧？”

律师告诉车夫把车赶到什么地方去。那些好马很快就把涅赫柳多夫送到男爵居住的房子跟前。男爵正好在家。头一个房间里有一个穿制服的青年文官，脖子特别细长，喉核突出来，走起路来脚步异常轻。另外还有两个女人。

“贵姓？”生着大喉核的青年文官从女人那边异常轻松优雅地走到涅赫柳多夫这边来，问道。

涅赫柳多夫说出自己的姓名。

“男爵讲起过您。我马上就来！”

青年文官走进一个关着的房门，然后从那里领着一个满面泪痕、穿着丧服的女人走出来。她伸出精瘦的手指头放下她那块乱卷着的面纱，好遮住她的眼泪。

“请进。”青年文官转身对涅赫柳多夫说，迈着很轻的步子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在门口站住。

涅赫柳多夫走进书房，看见对面有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留着很短的头发，身上穿着礼服，在大写字台后面一把圈椅上坐着，快活地瞧着前面。他那张和善的脸上留着白唇髭和白胡子，因而脸颊上的红晕特别显眼。他看见涅赫柳多夫来了，脸上就露出亲热的笑容。

“跟您见面很高兴。我跟您的母亲是老相识，老朋友了。当初您小的时候，后来您做军官的时候，我都见过您。好，请坐，请您说一说我能够在哪方面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一面听涅赫柳多夫讲费多霞的事，一面摇着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说吧，您说吧，我全听懂了。不错，不错，这件事确实令人感动。怎么样，您已经把诉状交上来了？”

“我已经把诉状准备好了，”涅赫柳多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可是我想托付您，希望这个案子会受到特别的照顾。”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到宫里去奏明这个案子，”男爵说，他那张快活的脸上做出怜悯的样子，可是做得一点也不像，“这个案子很动人。显然，她还是个孩子，她的丈夫待她粗鲁，这惹得她厌恶，可是后来过了一阵，他们又相亲相爱了。……是的，我会去奏明这个案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说，他打算向皇后求情。”

涅赫柳多夫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男爵的脸色就变了。

“不过，您把诉状交到办公室里去吧，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办。”他对涅赫柳多夫说。

这时候，青年文官走进房来，他分明在卖弄他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谈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mon cher，在这儿会看见多少眼泪啊。但愿能把这些眼泪都擦干才好！人得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才成。”

太太走进来了。

“我忘了请求您别让他丢掉他的女儿，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会去办的。”

“男爵，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开始吻它。

“一切都会办好的。”

等到太太走出去，涅赫柳多夫也起身告辞。

“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办。我们要同司法部接洽一下。他们会答复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办。”

涅赫柳多夫走出去，然后穿过一个办公室。如同在枢密院里一样，他在这个漂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亮的文官，干净，有礼貌，从装束到谈吐都规规矩矩，讲起话来又清楚又严厉。

“他们这种人何其多呀，简直多得不得了。而且他们保养得多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洗得多么干净，所有这些人的皮靴擦得多么亮呀。是谁在供养他们？他们大家，不但跟囚犯们相比，就是跟乡下人相比也显得多么优裕。”涅赫柳多夫又不由自主地暗想。

十九

那个有权减轻彼得堡囚犯们厄运的人，是一个祖籍日耳曼的男爵，又是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然而据说已经头脑昏聩的老将军。他获得过形形色色的勋章，可是一概不戴，单单在上衣的纽扣眼上挂着一个白色的十字章。他在高加索工作过，那个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就是在那儿得到的，因为那时候他统率着剪短头发和穿着军服的俄罗斯农民，使用枪支和刺刀，屠杀过一千多名保卫自己的自由、家乡、亲属的人[45]。后来他在波兰工作，在那儿又驱使俄罗斯农民犯下许多各式各样的罪行[46]，为此他又领到勋章和军服上的新装饰品。后来他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工作过，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衰迈的老人，就接受了他目前正在担任的职位，这为他提供了一所好房子、一笔薪金和人们的尊敬。他严格执行从上面下来的命令，特别重视这类命令的执行。他把这类命令看得特别重大，认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可以改变，惟独这些从上面下来的命令除外。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和单人牢房里，而且把这些人囚禁得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其中一部分人发疯，一部分人死于肺痨命，一部分人自杀：有的人绝食而亡，有的人用玻璃片割破血管，有的人悬梁自尽，有的人放火自焚。

所有这些，老将军统统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然而所有这些事故都不能打动他的良心，就像由雷雨和洪水等所造成的灾难不会打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些事故都是由于执行以帝国皇帝的名义从上边交下来的命令而造成的。可是这类命令理当执行，无可避免，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益的。老将军甚至不容许他自己考虑这些事，认为他的爱国军人的责任就在于不考虑这些事，免得在执行依他看来极其重大的职责的时候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他职责的要求，每个星期都到所有的囚室里去巡查一次，问一下被监禁的人有没有什么要求。被监禁的人就对他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他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完，闭紧嘴巴一句话也不讲，素来对那些要求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所有的要求都不符合法令。

涅赫柳多夫坐着马车来到老将军的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铃声奏着《上帝多么荣耀》，然后敲了两响。涅赫柳多夫听着这钟声，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在十二月党人[47]的回忆录中读到过这种每个钟头响一回的美妙音乐怎样激荡那些终身监禁的囚徒的心。老将军在涅赫柳多夫坐车来到他的住宅门口的时候，正好在阴暗的客厅里挨着一张桌面嵌花的小桌坐着，跟一个青年人一块儿在纸上推动一个茶碟。那个青年人是他的一个部下的弟弟，是画家。画家的湿润而无力的细手指头嵌在老将军的骨节僵直和皮肤发皱的硬手指头当中，两只手合在一起共同按紧一只倒扣着的茶碟，在写满全部字母的纸上推过来推过去。那个茶碟在回答将军提出的一个问题：人们死后，他们的灵魂相互之间怎样能够认识？

一个执行听差职务的传令兵拿着涅赫柳多夫的名片走进客厅来，这时候贞德[48]的灵魂在借茶碟对他们讲话。贞德的灵魂已经通过一个个字母所拼出来的字说道：“他们相识是”，这几个字已经记在一张纸上。传令兵走进来的时候，茶碟刚拼完“借了”两个字，正在滑过来滑过去。茶碟所以会这样滑动，是因为依将军看来，下一个字应当是“清”，换句话说，依他看来贞德应当说人们的灵魂只有借了清除一切尘世的杂念，或者清除诸如此类的东西才能相识，所以下一个字应当是“清”。然而画家却认为下一个字应当是“灵”，认为灵魂会说，他们后来相识是借了灵魂的透明体射出来的光。将军阴沉地拧起浓密的白眉毛，凝神瞧着茶碟上面的两只手，把茶碟往拼成“清”的字母上推去，却以为茶碟自己在动。可是脸上没有血色的青年画家，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朵背后，一双没神的淡蓝色眼睛瞧着客厅里一个阴暗的墙角，急躁地努动着嘴唇，把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边推过去。将军看到他的工作被打断，就皱起眉头，沉默了一忽儿，然后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由于粗壮的腰部酸痛而清一下喉咙，挺直魁梧的身体，站起来，揉着发麻的手指头。

“请他到书房去。”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完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您把它做完吧。”将军果断而严厉地说，然后伸出两条僵直的腿，迈着大步往书房那边走去，他的步态又果断又匀称。“见到您很愉快，”将军用粗硬的声调对涅赫柳多夫说着这句亲热的话，对他指了指写字台旁边的圈椅，“您来彼得堡很久了吗？”

涅赫柳多夫说他来到这里不久。

“您母亲，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请您原谅，我听了很难过。我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

将军的儿子正在干一种跟他父亲同样的事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侦缉局里工作，为他在那里奉派担任的工作扬扬得意。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暗探。

“是啊，我跟您父亲共过事。我们是朋友，同事。怎么样，您是在机关里工作吗？”

“不，我没有在机关里工作。”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涅赫柳多夫说。

“我非常非常愿意出力。我可以在哪方面为您效劳呢？”

“如果我的要求不得当，那就请您务必原谅我。不过我不得不转达这个要求。”

“什么事呢？”

“在您这儿监禁着一个姓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能来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书转交给他。”

将军对涅赫柳多夫提出的要求丝毫没有表示高兴，也丝毫没有表示不满，光是偏着头，眯细眼睛，仿佛在仔细考虑似的。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考虑，甚至对涅赫柳多夫的请求毫无兴趣，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会依照规章答复他。他只不过是在养神罢了，根本没有动脑筋。

“这件事，您要知道，我做不了主，”他略微休息了一忽儿以后说，“关于探监，自有经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所做出的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事，才许可做。至于书，那我们有一个图书馆。凡是许可他们看的书，就拿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所需要的是学术方面的书。他想研究学问。”

“您不要相信这种话。”将军略微沉默了一忽儿，“这不是要研究学问。其实，这无非是心神不定罢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处在他们这种艰苦的地位，总得设法消磨光阴才行。”涅赫柳多夫说。

“他们老是抱怨，”将军说，“要知道，我们是了解他们这班人的。”他概括地讲到他们，就像讲到某个特殊的、低劣的人种似的。“然而在此地，为他们提供了很舒适的环境，像这样的环境在监禁的地点是很少能够遇到的。”将军继续说。

紧接着，他仿佛要为他的话辩护似的，开始详细列举为囚徒们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倒好像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囚禁的人们布置愉快的住处似的。

“以前，的确，那是相当严峻的，不过现在他们关在这儿却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吃三道菜，内中总有一道是肉菜：肉饼或者肉排。每到星期日，他们还多添一道菜，那是甜食。所以，求上帝保佑，让每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才好。”

将军如同一切老年人一样，显然，一旦讲起他所熟悉的事情，总要把他反复说过许多次的话原原本本再讲一遍，借以证明那些囚徒怎样贪得无厌，怎样不知感激。

“他们既可以看到宗教方面的书，又有旧杂志可看。我们的图书馆里有许多适合阅读的书。只是他们很少翻看。起初他们似乎还有兴趣，不过到后来，新书倒有一半没裁开书页，旧书索性没有人去翻了。我们甚至做过试验呢，”将军说，脸上现出稍稍近似笑容的神情，“我们故意在书里夹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始终也没有抽出来。再者这儿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接着说，“这儿既发石板，也发石笔，所以他们尽可以写字消遣。他们可以擦净了石板再写嘛。可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定下心来的。他们只不过是起初心烦意乱罢了，过后甚至会胖起来，而且变得很安分。”将军说，没有意料到他那些话里所包含的可怕意义。

涅赫柳多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嗓音，瞅着他僵直的四肢，瞅着他白眉毛下边那对暗淡无光的眼睛，瞅着他军服的硬领上边那两块苍老的、刮光胡子的、皮肉松弛的颧骨，瞅着这个人由于出格的残忍和大规模屠杀而得来的、使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色十字章，心里暗暗体会到：反驳他的话或者对他说穿那些话的含意，都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他仍旧打起精神，问起另一件案子，也就是关于女犯人舒斯托娃的事，说是他今天已经得到关于她的消息，上边下了命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舒斯托娃……我没法记住所有犯人的名字。要知道，他们人数多得很。”他说，分明在责备他们人数过多。他拉了拉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下边的人去找办事员，就规劝涅赫柳多夫到机关里去工作，说正直高尚的人（他把自己也算在这类人当中）是沙皇……“和国家”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那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把话说得动听罢了。

“现在我老了，不过只要我的精力许可，我就仍旧要工作。”

办事员是个身体消瘦而筋肉强壮的人，生着一对心神不宁的聪明眼睛，走进房来报告说，舒斯托娃监禁在一个加强了守卫的奇怪地方，并且说关于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等我们收到公文，我们当天就会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下他们，我们并不特别看重他们的光顾呢。”将军说，又极力做出调皮的笑容，可是这样一来反而把他那张老脸弄得很难看。

涅赫柳多夫站起来，极力按捺自己，免得流露出他对这个可怕的老人生出的又憎恶又怜悯的混杂心情。另一方面，那个老人也认为他自己不必对他旧日同事的这个秉性轻浮而且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过于严厉，只要在临别之际对他谆谆教诲一番也就行了。

“再见，我亲爱的，您不要怪罪我，我是因为爱护您才对您说这些话的。不要跟我们这儿监禁着的人来往。他们人人都犯过罪。这都是些最不道德的人。我们是了解他们的。”他说，他的口气不容人有怀疑的余地。他也确实不怀疑他的这些话，这倒不是因为事实正是如此，而是因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他就必须承认他自己不是一个可敬的英雄，正在当之无愧地过完美好的一生，而是一个坏蛋，以前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到了老年仍旧在出卖自己的良心。“您最好还是到机关里去工作，”他接着说，“沙皇需要正直的人……国家也需要，”他补充了一句，“是啊，要是我和大家都像您这样不工作的话，那怎么得了？剩下来还有谁工作呢？我们动不动就批评当前的制度，可是我们自己又不愿意帮助政府。”

涅赫柳多夫长吁一口气，深深地一鞠躬，握了握仁慈地向他伸过来的那只瘦骨棱棱的大手，走出房外去了。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揉着他的腰，又走进客厅。画家在客厅里已经记下他所得到的贞德灵魂的答复，正在等候将军。将军戴上夹鼻眼镜，看了一遍：“他们相识是借了灵魂的透明体所射出来的光”。

“啊，”将军赞许地说着，闭上眼睛，“不过如果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怎么认得清谁是谁呢？”他问道，又在小桌旁边坐下，把他的手指头同画家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

这时候涅赫柳多夫雇的出租马车走出了大门。

“这儿可真叫人气闷啊，老爷，”马车夫回过头来对涅赫柳多夫说，“我本来想走掉，不等您了。”

“是的，这地方是叫人气闷。”涅赫柳多夫同意道，张开整个胸膛吸进一口气去，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凝神瞧着烟色的云在天空浮游，瞧着涅瓦河[49]上木船和轮船搅起了银光万点的涟漪。

二十

第二天，马斯洛娃的案子要开庭审理，涅赫柳多夫坐上马车到枢密院去。他在枢密院大厦庄严的门口遇见了坐着马车来到此地的律师，这时候门外已经停着好几辆马车。他们顺着一道华美壮观的楼梯走上二楼。律师熟悉一切通路，就往左拐，走进一个门，门上刻着制定诉讼条例的年代。法纳林在头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掉大衣，从看门人的口里打听到枢密官们都已经到齐，最后一个也已经刚刚走过去，他就穿着燕尾服，白胸衬的上方打着白领结，带着快活的自信神情走进第二个房间。在第二个房间里，右边放着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盘旋的楼梯，这时候正好有一个风度优雅的文官，身穿制服，胳肢窝里夹着皮包，从楼梯上走下来。房间里有一个家长模样的小老头特别引人注目，他留着很长的白发，穿着短上衣和灰色的长裤，身旁站着两个跟班，态度特别恭敬。

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大橱[50]里去，关上了橱门。这时候法纳林见到一个同行，也跟他一样是律师，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就立时同他活跃地攀谈起来。涅赫柳多夫趁机打量一下这个房间里的人。旁听者大约有十五名左右，其中有两个女人，一个年纪还轻，戴着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所以列席的旁听者比平时多，其中大多是报界的人。

民事执行吏是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男子，穿着漂亮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来办哪一个案子，听说是办马斯洛娃的案子，就在纸上记下几个字，走开了。这时候大橱的门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中走出来，可是已经不是穿着短上衣，而是换了一身镶满丝绦的服装，胸前有几个亮闪闪的牌子，使他变得活像一只鸟。

这身可笑的衣服分明弄得小老头本人也发窘，他就迈着比平时快的步子，赶紧走进入口对面的房门。

“这个人就是贝，一个极其可敬的人。”法纳林对涅赫柳多夫说，然后他介绍他的同行跟涅赫柳多夫相识，接着就讲一下目前要审理的案子，依他看来那个案子是很有趣味的。

不久，那个案子开审了。涅赫柳多夫同旁听的人一起往左走，来到法庭里。他们这些人，再加上法纳林，都走到栏杆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彼得堡的那个律师走到栏杆前头的斜面写字台旁边去了。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一点，陈设也简单些，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枢密官们面前的桌子上不是铺着绿呢，而是铺着深红色的丝绒，边上镶着金丝带。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的地点所永远有的标记，例如守法镜、圣像、皇帝的肖像等，这里也样样都有。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说：“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那样站起来，穿制服的枢密官们也那样走进来，也那样在带扶手的高背椅上坐下，也那样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极力装出自然的样子。

枢密官一共是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京是一个脸庞狭长的男子，剃光胡子，生着银灰色的眼睛。沃尔夫意味深长的抿紧嘴唇，伸出白白的小手翻阅案卷。其次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一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身体壮实笨重，脸上有麻子。第四个是贝，也就是那个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他最后一个走进来。跟枢密官们一块儿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长。副检察长是个青年人，中等身材，生得干瘦，剃光了胡子，脸上的肤色很黑，睁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尽管这个人穿着古怪的制服，尽管涅赫柳多夫有六年没见过他，可是立刻认出他就是大学时代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副检察长是谢列宁吧？”涅赫柳多夫问那个律师。

“是啊。您问这个干什么？”

“我跟他很熟识。他是个很好的人……”

“而且他是个很好的副检察长，办事精干。您本来倒应该托他一下。”法纳林说。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本着良心办事的。”涅赫柳多夫说着，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例如纯洁，诚实，在最好的意义上的正派。

“不过现在要托他也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小声说，他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已经开始的案情报告。

目前在开审的这个案子是针对高等法院的裁定所提出的上诉，因为高等法院的裁定没有更改地方法院的判决。

涅赫柳多夫开始倾听，极力要理解在他面前开审的案子的意义。然而如同以前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一样，妨碍他理解的主要困难，在于他们所讲的并不是理应成为要点的东西，而是些完全次要的东西。这个案子涉及报纸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文章揭发了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的舞弊行为。看起来，主要点只可能是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不是真的侵占了股东们的利益，应该怎样做才能制止他侵占。可是关于这一点，根本没有提到。他们所谈的仅仅是那家报纸的发行人按照法律有没有权利刊登小品文作者的文章，现在既然已经刊登了，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究竟是诬蔑还是诽谤，是诬蔑中含着诽谤，还是诽谤中含着诬蔑。此外还牵涉到某个总署的各种法令和决定，那就更是普通人所不易理解的了。

涅赫柳多夫所理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那么严厉地强调说枢密院不可能过问案情的是非曲直，可是现在报告这个案子的时候，却分明有意偏袒，以利于撤消高等法院的裁定，而谢列宁完全违反他所特有的稳重作风，用出人意外的激烈态度表达他相反的意见。素来稳重的谢列宁一下变得这样激烈，却使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其实这是有来由的，因为谢列宁知道股份公司董事长在财务方面手脚不干净，偏偏又偶然听说沃尔夫几乎就在这个案子开审的前一天晚上还参加那个商人的豪华宴会。现在，临到沃尔夫做报告，虽然措辞很慎重，却明显地偏袒那个商人，谢列宁就心中火起，用一种对普通的案子来说过于暴躁的口气表达他的意见。他的发言显然扫了沃尔夫的面子，沃尔夫涨红脸，身子不住地扭动，做出无言的惊讶姿态，带着颇为尊严的和遭到侮辱的样子同别的枢密官一起走到议事室去。

“说实在的，您是来办哪一个案子的？”民事执行吏等到枢密官们刚起身走出庭外，就走过来，又问法纳林说。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是来办马斯洛娃的案子的。”法纳林说。

“对，对。今天要审理这个案子。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本来是不开庭辩论的，所以枢密官先生们裁定刚才那个案子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不过，我会去报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会去报告的，我会去报告的。”民事执行吏又在他的纸上记下几个字。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裁定诽谤案以后，不再走出议事室，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包括马斯洛娃一案在内的其他案子。

二十一

枢密官们刚刚在议事室里围着桌子坐下，沃尔夫就很活跃地提出必须撤消这个案子的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素来就是一个对人对事都抱着恶意的人，今天心绪特别恶劣。先前开庭审案的时候，他听着案情报告，已经拟定了自己的意见，如今坐在这儿，就没有听沃尔夫的发言，专门想他自己的心事。他的心思集中在回想他昨天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下来的一段话。有一个重要职位，他早已巴望弄到手，结果竟然没有委派他，却委派维梁诺夫去担任了，这段话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首席枢密官尼基京十分真诚地相信，凡是他在职期间有过交往的、形形色色的、最高两个品级的文官，经他做出了结论，这种结论就会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昨天他写完了一章，在那一章里猛然抨击最高两个品级的文官当中的某些人，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妨碍他去拯救俄国，使俄国摆脱它目前的统治者所造成的覆灭形势，可是实际上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妨碍他领到比现在更多的薪金罢了。目前他却在暗想，对后代人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得到全新的说明了。

“是啊，当然。”他对沃尔夫向他所讲的那些话回答道，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见。

不过贝倒在听沃尔夫的发言。他满面愁容，在面前铺开的纸上画一个花环。贝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他神圣地捍卫着六十年代[51]的传统，即使有的时候从严格的公正立场后退，那也总是为了保卫自由主义。因此在当前这种情形下，贝就主张驳回上诉，这除了因为那个提出上诉、控告诽谤的股份公司商人是一个卑劣的人以外，还因为控告报刊工作者犯诽谤罪就是压制出版自由。等到沃尔夫结束他的报告，贝就丢下他那没画完的花环，带着满面愁容（他愁闷的是他竟然不得不来说明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用柔和悦耳的声调，简单扼要而又有力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他就低下生满白发的头，继续把他的花环画完。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在沃尔夫的对面坐着，时时刻刻用粗手指头把胡子和唇髭塞进嘴里去咀嚼。贝刚刚停止发言，他就立刻不再咀嚼胡子，用响亮刺耳的嗓音说，尽管股份公司董事长是个大坏蛋，不过要是有法律根据，他就赞成撤消原判，可是，他说，既然没有那样的根据，那他就同意伊万·谢苗诺维奇（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他用这些话对沃尔夫放了一支冷箭。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被否定地裁决了。

沃尔夫不满意，特别是因为他的不正当的偏袒仿佛被人当场揭穿了似的。不过他假装毫不介意，翻开下一个由他做报告的马斯洛娃案的卷宗，专心阅读。这时候，枢密官们按铃叫人送茶来，纷纷谈起在当时跟卡缅斯基的决斗一样轰动了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局长的一个案子，他犯了第九百九十五条所列的罪行，经人破获，遭到了检举。

“多么下流。”贝嫌恶地说。

“可是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我们的文献里找出一个德国作家的方案来给您看一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不能算是一种罪行，认为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贪婪地、咝咝响地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靠近手心、揉得很皱的纸烟，扬声大笑起来。

“这不可能。”贝说。

“我拿给您看就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说出了出版的年月和地点。

“据说，他已经调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去担任省长的职务了。”尼基京说。

“那倒好。主教会举着十字架迎接他。应该让主教也是那样的人才对。我倒可以给他推荐一个那样的主教。”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把烟蒂丢在茶碟上，尽量把胡子和唇髭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走进来报告说，律师和涅赫柳多夫希望在审理马斯洛娃一案的时候能够出席。

“说起这个案子，”沃尔夫说，“这倒是一宗地地道道的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涅赫柳多夫和马斯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谈了一阵这件事，吸完烟，喝完茶，然后走到法庭去，宣布他们对前一个案子的裁决，随后开始审理马斯洛娃的案子。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音把马斯洛娃要求撤消原判的申诉很详细地报告一遍，措辞又不大公正，分明希望撤消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过身去问法纳林说。

法纳林就站起来，挺起宽阔的白胸衬，用非常动听而准确的措辞，逐项证明以前的法庭在六个方面背离了法律的精确含意，此外他还不揣冒昧，略为提一下案情的是非曲直，提一下本案原判不公平得令人发指。从法纳林简短而又有力的发言口气听来，他是在道歉，因为他所提出的主张，枢密官先生们凭敏锐的眼光和渊博的法律学识比他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所以这样做也无非是因为他所承担的责任要求他这样做罢了。法纳林发言以后，似乎不可能再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枢密院准定会撤消法庭的判决了。法纳林结束了他的发言，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涅赫柳多夫瞧着他的律师，见到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打赢了。然而他瞧一下枢密官们，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个人在微笑，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长既没微笑，也没得意，却现出烦闷无聊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这班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显然，他们大家一直等着律师结束发言，不再使他们无益地久坐，才感到满意。律师刚结束发言，首席枢密官就立刻转过身去要副检察长发言。谢列宁讲的话简短，然而明白、准确，认为申请撤消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不予更改。这以后，枢密官们就站起来走出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大家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消原判。贝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也很激烈地主张撤消原判，并且按他完全正确理解的当时情况，对他的同事们生动地描摹法庭的情形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情形。尼基京跟往常一样，总是主张严格办事，赞成严格的形式主义，反对撤消原判。于是整个问题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也站在驳回上诉的那一边，主要是因为涅赫柳多夫决定为了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同那个姑娘结婚，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抽象道德的一切表现，或者说得更坏一点，宗教信仰的一切表现，不但是可鄙的疯狂，而且简直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为这个妓女惹出这样一场麻烦，再加上为她辩护的名律师和涅赫柳多夫本人都到枢密院来出庭，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他就不住把胡子塞进嘴里，做出一脸的苦相，极其天真地装做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案子，只知道申请撤消原判的理由不充分，因而同意首席枢密官的意见，主张本案的上诉不予批准。

上诉就此驳回了。

二十二

“可怕！”涅赫柳多夫说，这时候他同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律师在整理他的皮包，“这样一个极其清楚的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挑毛病，把它驳回了。这真是可怕！”

“这个案子已经让原来的法庭弄糟了。”律师说。

“连谢列宁也主张驳回。可怕，可怕！”涅赫柳多夫继续反复地说，“那么现在可怎么办？”

“那我们就向最高当局上告。趁您在此地，您就自己去递状子。我来给您写好。”

这时候，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戴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朝涅赫柳多夫这边走过来。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那些理由都不充分。”沃尔夫说着，耸起窄肩膀，闭上眼睛，然后走掉，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了。

沃尔夫来过以后，谢列宁也来了。他已经从枢密官们那里听说他旧日的朋友涅赫柳多夫在此地。

“喏，我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同时眼睛却仍旧现出忧郁的神情，“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彼得堡来了。”

“我也不知道你当了检察长。……”

“副的。”谢列宁纠正道。“你怎么会到枢密院来了？”他问，神色忧郁、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的朋友，“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指望找到正义，挽救一个无辜定罪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案子里的那个女人。”

“哦，马斯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说道，“那个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那个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遭到了惩罚。”

谢列宁叹一口气。

“这很可能，不过……”

“不是可能，而是确确实实……”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就是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你应该声明一下才对。”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当把它写在一个呈文里。要是把那个呈文随着上诉的状子一起递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素来忙碌，很少出入社交场所，显然丝毫也没有听说过涅赫柳多夫旧日的恋情。涅赫柳多夫注意到这一点，就决定不谈他同马斯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照现在这样，原判的荒谬也还是一目了然的。”他说。

“枢密院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假如枢密院竟然根据它对原判是否公正的观点来撤消原来法庭的判决，那么姑且不提枢密院会失去一切立足点，不能维护正义而反倒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回想刚才的案子，说道，“现在姑且不提这一点，首先陪审员们的裁决就会丧失它的全部意义。”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完全没罪，可是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里挽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最高的机构批准了完全不合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而且也不能追究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谢列宁眯细了眼睛说。“你大概住在你姨母家里吧，”他添了一句，显然有意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此地。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块儿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集会。”谢列宁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可是我厌恶得走掉了。”涅赫柳多夫气愤地说，由于谢列宁改换话题而懊恼。

“哦，这又何必厌恶呢？这毕竟是宗教感情的一种表现，虽然它有点偏颇，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那是一种荒唐的胡闹。”涅赫柳多夫说。

“哦，不然。只有一件事倒是说来奇怪的，那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很少，因而往往把基本的教条错看做某种新启示了。”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向他的老朋友表白他以前所没有的新见解。

涅赫柳多夫惊奇而注意地瞅着谢列宁。谢列宁没有低下他的眼睛，他那对眼睛不但现出忧郁的神情，而且流露出恶意。

“莫非你相信教会的教条？”涅赫柳多夫问。

“当然，我相信。”谢列宁回答说，直勾勾、死僵僵地瞧着涅赫柳多夫的眼睛。

涅赫柳多夫叹一口气。

“奇怪。”他说。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过头去对一个恭敬地走到他跟前来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斯卡雅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从那时候起，过去了很多的岁月啊。”他添了一句，又像先前那样光是嘴唇露出一点笑意，走掉了。

“要是我抽得出功夫，我就去看你。”涅赫柳多夫说，感到当初为他所亲近热爱的这个谢列宁，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以后，即使没有成为仇敌，至少也忽然变得生疏，隔膜，不能理解了。

二十三

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涅赫柳多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很好的儿子，忠实的朋友，依年龄来说是上流社会里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周旋应对极有分寸，永远潇洒而英俊，同时又异常正直诚实。他没有特别用功就学习得很好，所写的论文获得过金质奖章，却又丝毫不带一点以才子自居的习气。

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把为人们服务做为他青春生活的目标。他认为这种服务不能采取别的方式，而只能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因此他刚刚大学毕业，就把他能够贡献力量的各种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的考察，断定他在掌管制订法律事宜的某部大臣办公厅第二处工作最为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办理各种要求他办理的事，可是他觉得这种服务没有能够满足他要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没有能够在他心里引起他在做应该做的事的感觉。再加上他同他的极其浅薄、虚荣心重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那种不满就更为强烈，结果他脱离第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了。在枢密院里他觉得好一点，不过那种不满的感觉仍旧跟踪着他。

他时时刻刻感到一切都跟他所期望的迥然不同，跟所应该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这儿，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们为他奔走，谋到宫中侍从的位置，于是他必须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围，坐上轿式马车，到各式各样的人家去道谢，因为他们给他谋到一个听差的职位。不管他怎样左思右想，也还是找不到这种职位的合理解释。他比在机关里任职更加深切地感到这个职位“不对头”，不过从一方面来说，他又不能拒绝这种任命，否则就会伤那些人的心，而那些人是相信他们做了一件使他大大高兴的事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任命却也迎合了他天性中低劣的品质，他照着镜子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用金丝线绣成的制服，又受到这种任命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尊敬，这在他是颇为愉快的。

在婚姻方面他也遇到同类的情形。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的观点看来要算是很体面的婚事。他所以结婚，主要也是因为他拒绝亲事就会得罪巴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得罪撮合亲事的人们，使得大家难过，另外还因为娶一个年轻俊俏、门第显贵的姑娘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愉快。不过这门婚事很快就证实比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以后，不愿意再有子女，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进去。她生得不算特别好看，对她的丈夫是忠实的，可是姑且不提她用这种生活方式毒害了她丈夫的生活，就连她自己，从这样的生活里除了消耗大量的精力、换来过度的疲劳以外，似乎也一无所获。话虽如此，她仍旧辛辛苦苦地照那样过下去。他打算改变这种生活，可是他的一切尝试碰到她的信念，就像撞在石头墙上那样粉碎了，她相信生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她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也都支持这种信念。

他们的孩子是一个小姑娘，生着长长的金黄色鬈发，裸露着两条腿。这孩子在她父亲心目中是完全陌生的，特别是因为她不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带领大的。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互不理解，甚至不愿意互相了解，他们之间默默地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不动声色的、瞒过外人耳目的、由礼貌节制着的斗争，这就使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极其沉重。因此他的家庭生活比起他在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来，显得越发“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如同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成长，不费吹灰之力就打破了他受过熏染的宗教迷信的枷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自由的。在他年纪很轻、在大学里读书、同涅赫柳多夫相好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严肃正直的人，并不隐瞒他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随着他的禄位步步高升，特别是随着保守的反动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就开始妨碍他了。且不说家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他父亲死后要为父亲做安魂祭的问题，也不提他母亲希望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多多少少要求他这样做的问题，单是在机关里工作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参加种种祈祷式、供奉式、谢恩式以及诸如此类的礼拜式，难得有一天不同宗教的外在形式发生某种关系，要避开是不可能的。他要对付这些礼拜式，就得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一条：那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凭他诚实的性格，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要么承认所有这些外在形式都是弄虚做假，然后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使他无须乎参加他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做到这件似乎不那么重大的事，却必须做很多的事。除了要同他接近的一切人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以外，他还必须改变他的整个地位，抛弃他在机关里的工作，牺牲他自以为靠了这种工作目前正在为人们带来利益，并且指望以后还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再者，为了做到这件事，他就得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他也确实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略微知道一点历史，大体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和分裂，就不可能不相信这种合理的想法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那是正确的。

然而在生活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纵容自己生出一点小小的虚伪想法。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不合理，就必须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然而它却把他引到大虚伪里去，目前他就已经陷在那里面不能自拔了。

他原是在东正教的势力下出生和长大的，他四周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信奉它，而且他不承认东正教就不能继续从事他那种对人们有益的活动，于是临到他对自己提出东正教是不是正确的问题，他已经事先决定好答案了。所以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52]的著作，却读黑格尔的哲学书和维奈、霍密雅可夫[53]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书里找到了他恰好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的心境以及对于宗教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到熏染的宗教教义，早已为他的理性所否定，然而缺了它，他的整个生活就充满种种烦恼，只要承认它，所有那些烦恼就会一扫而空。此外他又接受了种种通常的诡辩，例如单独一个人的理性是不足以领会真理的，真理只向一群人显示，领会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等等。从这时候起，他就能够心安理得，不至于感到自己在弄虚做假地去参加祈祷式、安魂祭、礼拜，能够持斋，能够对着圣像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能够继续在机关里工作，而他是靠了这种工作才感到他自己有益于人们，并且在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里得到宽慰的。他认为他信仰东正教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全身心地、比什么都强烈地感到，他的这种信仰是完全“不对头”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睛才总是那么忧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见到涅赫柳多夫以后，才想起他认识涅赫柳多夫的时候，也就是所有那些虚伪还没有在他的心里生下根的时候，他自己原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向涅赫柳多夫匆匆地暗示了他的宗教见解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都“不对头”，他的心情就忧郁极了。涅赫柳多夫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生出了同样的心情。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定以后还要见面，却都没有寻求会晤的机会，于是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盘桓的这段时期，这两个人就此再也没有见面。

二十四

涅赫柳多夫从枢密院出来，同律师一起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开始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方才枢密官们说过的某局局长的那件事，讲到他的事怎样败露，他非但没有受到依照法律应该判处的苦役刑，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做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件事的经过以及种种丑恶的内情以后，还特别津津有味地讲起另一件事，说是有好几个地位极高的人怎样吞没一笔钱，而那笔钱原是筹集起来建立这天早晨他们坐车路过的那座一直完不了工的纪念碑用的。他又讲起某人的姘妇在证券交易所里发了几百万的横财，还讲起某人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去，另外某人就把她买去了。此外，律师又讲了些故事，说到政府的高级官吏们怎样营私舞弊，怎样犯下种种罪行，可是他们都没有被关进监狱，却坐在各机关的长官的圈椅里。律师的这类故事显然是取之不尽的，他讲得眉飞色舞，因为这类故事充分清楚地表明他律师用来赚钱的方法同彼得堡的高级官吏们用来达到同样目标的方法相比，是十分正当而清白的。因此，临到涅赫柳多夫没有听完他所讲的高级官吏们的罪行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另外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回到堤岸街他姨母家里去的时候，律师不由得感到很惊讶。

涅赫柳多夫心里很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是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就确定了无辜的马斯洛娃必须忍受毫无意义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这件事使得他准备把他自己的命运同她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种不可更改的决定变得越发艰巨。再者，他想起律师那么高兴地讲到风靡一时的为非作歹的可怕故事，此外他还不住地想起谢列宁以前是那么可爱、坦率、高尚，现在他的眼光却这样不和善，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都使得他的愁闷越发加重了。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情把一张字条交给他，按照看门人的说法这张字条是由一个什么女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字条。她写道，她特意来向她女儿的恩人和营救者道谢，此外她要求他，恳请他务必光临瓦西里岛第五条街某某住宅去看她们。她在字条上写道，这对薇拉·叶夫列莫夫娜[54]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道谢的话打搅他，她们不会谈起她们的感激，纯粹是愿意同他见见面而已。要是可能的话，他明天早晨就来一趟才好。

另外还有一张字条，是涅赫柳多夫的旧同事，现在担任宫廷侍从武官的博加特廖夫写的。涅赫柳多夫曾经托他亲自把涅赫柳多夫准备好的那些教派信徒的状子递交皇帝。博加特廖夫用一笔果断有力的大字写道，他要按照他应许过的那样把状子直接面呈皇帝，不过他忽然想到，如果涅赫柳多夫先去拜望另一个能够左右这个案子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经过最近几天在彼得堡停留期间所得到的种种印象，生出了一种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全然绝望的心境。他那些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依他看来像是青年人的梦想，人们带着那样的梦想走进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大失所望。不过既然他目前住在彼得堡，他就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办理原来打算要做的种种事情，因而决定明天先到博加特廖夫家去一趟，然后再按他的忠告行事，去拜望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们的案子的人。

现在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们的状子，正要重读一遍，不料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听差敲他的房门，走进来，请他到楼上去喝茶。

涅赫柳多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文件放回皮包里，走出门外，到他姨母那儿去。在上楼去的路上，他看一眼窗外的街道，瞧见了玛丽叶特的那对栗色马，忽然出乎意外地高兴起来，不由得想要微笑。

玛丽叶特头上戴着帽子，可是身上不再穿着黑色连衣裙，而是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浅色连衣裙。她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坐着，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尖声尖气地谈着什么，闪着她那对美丽而含着笑意的眼睛。正当涅赫柳多夫走进房来的时候，玛丽叶特刚刚说完一句逗笑的话，而且是一句又猥亵又逗笑的话，这是涅赫柳多夫凭笑声的性质听出来的，那句话招得好心肠的、生着唇髭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扬声大笑，整个发胖的身体都不住地摇晃。玛丽叶特现出特别mischievous[55]神情，微微撇着带笑的嘴，把精力旺盛、兴高采烈的脸歪过去，默默地瞅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涅赫柳多夫凭他所听到的几个字，理解到她们谈的是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西伯利亚新省长的故事，玛丽叶特正是在这方面讲了一句极其逗笑的话，这才招得伯爵夫人很久都忍不住笑。

“你要叫我笑死了。”她说，笑得咳嗽起来。

涅赫柳多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叶特举动轻浮，她就已经看出他脸上严肃和略带不满的神情，于是立刻不但改变了她脸上的表情，也改变了她的整个心境，为的是讨他的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就有意要引得他喜欢她。她忽然严肃起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像是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似的。这倒不是她假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使得她的心里恰好生出涅赫柳多夫当时那样的心境，不过要用话语表达出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她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她问他办的事结果怎样。他就讲了讲他在枢密院的失败，还讲了他同谢列宁的相遇。

“啊！他可真是一个纯洁的灵魂！简直是个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56]。纯洁的灵魂啊。”那两个女人都引用了上流社会里人们经常用来称呼谢列宁的这个绰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涅赫柳多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可是她不了解他。怎么，莫非他也主张驳回上诉？”玛丽叶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他说。“这真可怕，我多么替她难过啊！”她补充道，叹一口气。

他皱起眉头，打算改变话题，就讲起舒斯托娃，她本来监禁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他向她道谢，感激她在丈夫面前说情。然后他打算说明这件事想起来多么可怕，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人所以受苦，只是因为谁都没有想起她们罢了，然而她没有容他说下去，她自己倒先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刚刚告诉我说她可以放出来，我简直就怔住了。既然她没有罪 ，那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所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看出玛丽叶特在向她的外甥卖弄风情，暗暗觉得有趣。

“你猜怎么着？”她等到他们沉默下来以后说，“你明天傍晚得上阿林家去，基泽维捷尔要在她那儿传教。而且你也得去。”她转过头来对玛丽叶特说。

“Il vous a remarqué，[57]”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对他说了，他告诉我说，你所说的那些话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近基督身边的。你务必要到阿林家去。你玛丽叶特叫他一定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呢，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敦劝公爵做任何事情，”玛丽叶特说，瞧着涅赫柳多夫，用她的目光表示他和她之间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这些话方面，一般地说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方面，已经建立一种充分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大喜欢这个……”

“你干什么事都顶牛，总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

“我怎么会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呢？我是像最普通的农妇那样信教的，”她含笑说道，“而且第三，”她接着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已经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玛丽叶特说出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姓名。

“你务必要去看一下，她演得好极了。”

“那我先去看谁好呢，ma tante，先去看女演员呢，还是先去看传教士？”涅赫柳多夫笑吟吟地说。

“劳驾，别挑我的语病。”

“我想还是先去看传教士，后去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致去听传教了。”涅赫柳多夫说。

“不，顶好还是先去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叶特说。

“得了，不准你们拿我取笑。传教士是传教士，戏是戏。人为了拯救自己，根本用不着把脸子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应当信仰，那他就快活了。”

“您，ma tante，比所有的传教士都善于传教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玛丽叶特想了想，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担心我去不了……”

有一个听差走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通报说有客人来访。那人是一个慈善团体的秘书，伯爵夫人就是那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哦，这位先生乏味极了。我还是到那边去招待他的好。等一忽儿我再到你们这边来。您给他斟点茶，玛丽叶特。”伯爵夫人说着，迈开她那急促而摇摆的步子往大厅里去。

玛丽叶特脱下一只手套，露出一只有力的、相当扁平的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您要喝茶吗？”她说着，伸出手，从酒精灯上拿起一把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她的小手指头。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忧郁。

“虽然某些人的见解我是很尊重的，他们却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总是非常非常难过。”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仿佛准备哭出来。虽然这些话，如果分析起来，要么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只有极为含混不清的意义，可是涅赫柳多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恳切，善良。这个年轻美丽、装束考究的女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她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射出来的目光，把涅赫柳多夫完全迷住了。

涅赫柳多夫默默地瞧着她，没法叫自己的眼睛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人人都知道。C’est le secret de polichinelle.[58]我钦佩您的作法，我赞成您。”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叫人钦佩的，我做的还很少。”

“那也还是一样。我了解您的感情，也了解她……哦，好吧，好吧，我不再提这件事了，”她发现他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就打断自己的话，“不过，此外我还了解一件事，”玛丽叶特说，一心一意只巴望着把他迷住，而且凭她女性的敏感已经猜出他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一切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您见过监狱里发生的种种苦难和种种惨状以后，您打算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另一些人的支配下，受到他们的冷漠和残忍的折磨，痛苦得要命，痛苦得要命啊……我明白，人是能够为这种工作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自己就愿意这样。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莫非您不满意您的命运吗？”

“我？”她问，仿佛居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不由得感到惊讶而且震动似的，“我不能不满意，所以也就满意了。不过，我心里正有一条虫子醒过来[59]……”

“那就不要再让它睡觉，要相信它的呼声才对。”涅赫柳多夫说，完全落进她的圈套里去了。

事后，涅赫柳多夫有许多次羞愧地想到自己同她的全部谈话，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做假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心理的话，想到她听他讲起监狱的惨状，讲起他对乡村的印象的时候她脸上流露的感动而关切的神情。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他们谈得不但像是两个老朋友，而且像是两个与众不同的朋友，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独独能够互相了解。

他们谈到权力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然而实际上，在谈话声中，他们的眼睛却在互相看着，不断地问道：“你能爱我吗？”而且回答说：“我能。”性的感觉采取最意外、最快活的方式把他们两个人互相吸引到一块儿去了。

她临走告诉他说，她永远准备尽她的能力为他效劳，并且要求他明天傍晚一定到剧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是好的，说是她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跟他谈。

“是啊，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她补充一句，叹一口气，开始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她那戴着好几个戒指的手上，“那么您就说您一定来吧。”

涅赫柳多夫答应了。

当天晚上，涅赫柳多夫独自一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下，熄了蜡烛，可是很久睡不着觉。他想起马斯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仍旧决心跟她一块儿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忽然，仿佛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他眼前浮现出玛丽叶特的脸，现出她说“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的时候她那种叹息和目光，还现出她的笑容，那么真切，倒好像亲眼看见她了，他自己也微微一笑。“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我做得对吗？我丢掉了我的财产，这我做得对吗？”他问自己。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夜晚，窗幔没有挡严，月光从那儿透进来的时候，却是不明确的。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在心里唤起他以前的心境，回忆他以前的思路，然而那些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服力了。

“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没有力量照那样生活下去，我对我做得对的事后悔了，那可怎么办？”他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解答这些问题，心里生出一种很久没有感到过的苦恼绝望的心情。他没有力量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睡得很不安稳，就像以前打牌输了一大笔钱以后所常有的情形那样。

二十五

涅赫柳多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他昨天做了一件卑鄙的事。

他开始回想。并没有做什么卑鄙的事，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他有过一些想法，坏的想法，认为他当前的一切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梦想，认为这一切他都坚持不下去，认为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不自然的，他应该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才对。

坏事确实没有做，可是有过比做坏事还要坏得多的东西，有过产生做一切坏事的那种思想。坏事可能不会再做，人可能为它忏悔，然而坏思想却产生一切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是为其他各种坏行为铺平道路而已，可是坏思想却拖住人顺着那条路走下去，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天早晨，涅赫柳多夫暗自重温着昨天的那些想法，不由得感到惊讶：他怎么能够相信那些想法呢，哪怕是只相信一分钟？不论他打算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然而他知道目前他所能过的只有这样的生活。不论回到先前的生活去是多么合乎习惯，多么轻松，然而他知道那是死路。昨天的诱惑，现在依他看来，仿佛是人们在睡得过久而醒来以后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形：虽然已经没有睡意，可是还想赖在床上，再舒服一忽儿，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时候应该起床，去做那等着他去做的、重大而快活的工作了。

这天是他在彼得堡停留的最后一天，他早晨到瓦西里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的住处在二层楼上。涅赫柳多夫依照扫院子仆人的指点，从后门走进去，顺着又直又陡的楼梯往上走，在楼顶上一脚踏进一个闷热的厨房里，闻到一股很浓的食物味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冒着热气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什么人？”她从眼镜架上边瞧着走进来的人，厉声问道。

涅赫柳多夫还没来得及通报姓名，那个女人的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情。

“啊，公爵！”那个女人叫起来，用围裙擦干净手，“不过您为什么从后门的楼梯走上来呢？我们的恩人啊！我就是她的母亲。他们本来要把这个姑娘完全毁掉了。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涅赫柳多夫的一只手，极力要吻它，“昨天我到您那儿去过一趟。我妹妹特意要求我去的。她就住在这儿。这边走，这边走，请您跟着我。”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涅赫柳多夫穿过一道窄门和一条幽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时而把她掖在腰里的连衣裙底襟放下来，时而理理她的头发。“我的妹妹姓科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讲起过她，”她在房门前站住，小声补充一句，“她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推开过道里的门，把涅赫柳多夫带进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一只小小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量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穿着条子花的布上衣。她的淡黄色头发是鬈曲的，披在她那很白的圆脸的四周，她的相貌像母亲。她对面的圈椅里坐着一个青年男子，深深地弯下腰，他生着黑唇髭和稀疏的胡子，衬衫的领子上绣着花。他们两个人显然谈得很入神，一直到涅赫柳多夫走进房门，才回过头来看。

“丽达[60]，这位是涅赫柳多夫公爵，就是那个……”

面色苍白的姑娘慌忙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散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灰色的大眼睛，惊恐地瞅着走进来的人。

“原来您就是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的女人？”涅赫柳多夫含笑说道，伸出手去要同她握手。

“对了，就是我，”利季娅说着，微微一笑，张大了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她的笑容是善良而孩子气的，“我姨妈很想跟您见见面。姨妈！”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对着一扇房门叫一声。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为您被捕而很难过。”涅赫柳多夫说。

“请在这儿坐，或者在这儿坐舒服一点。”利季娅指着一把软和而破旧的圈椅说，那个青年男子刚从那儿站起来。“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现涅赫柳多夫转过眼睛去看青年男子，就说。

青年男子像利季娅那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打招呼，等到涅赫柳多夫在他的位子上坐下，就从窗口那边搬过一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从另一扇房门又走进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生着淡黄色的头发，在窗台上坐下，一句话也没说。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是我跟她几乎可以说不认识。”利季娅说。

这时候从隔壁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女人，生着很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穿着白色短上衣，腰上系着皮带。

“您好，谢谢您到这儿来，”她刚在长沙发上挨着利季娅坐下，就开口说，“哦，薇罗琪卡[61]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怎么应付她的处境？”

“她没有抱怨，”涅赫柳多夫说，“她说她心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啊，薇罗琪卡，我了解她，”姨母含笑说道，摇着头，“应当了解她。她是个出色的人。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丝毫也不为自己打算。”

“是的，她没有为她自己要求任何事情，光是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难过，主要是因为据她说，您的外甥女是无缘无故被捕的。”

“就是这样，”姨母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啊！认真说来，她是在替我受苦。”

“完全不对，姨妈！”利季娅说，“即使您没托我，我也该保管那些文件。”

“你得承认我总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姨母接着说，“您要知道，”她转过脸去对涅赫柳多夫接着说，“这都是因为有一个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住处，就把那些文件带到她这儿来了。不料当天晚上，这儿遭到搜查，把文件和她本人一齐带走了。她一直监禁到现在，人家逼着她讲出她是从谁手里拿到这些文件的。”

“我始终也没有说。”利季娅很快地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她的头发，其实那绺头发没有碍她的事。

“我并没有讲你说出来了。”姨母反驳说。

“要是他们逮捕了米京，那也绝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利季娅说着，涨红脸，心神不宁地往四下里看。

“不过你别提这件事了，丽朵琪卡[62]。”母亲说。

“为什么不能提？我偏要讲嘛。”利季娅说，她已经收敛笑容，光是涨红了脸。她不再撩她的头发，却把她的一绺头发缠在手指头上，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要知道，你昨天一谈起这件事就出了什么样的岔子。”

“根本就没出什么岔子……您别管我，妈。我没有说出来，一直不吭声。他两次审我，问起我的姨妈，问起米京，我什么也没说。我对他声明说我什么话也不会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暗探，是宪兵，是大坏蛋。”姨母插嘴说，向涅赫柳多夫解释她的外甥女的话。

“于是他，”利季娅接着说，神情激动，话讲得很快，“就开始劝我。‘凡是您对我讲出来的话，’他说，‘都不会对谁有害处，而且正好相反……要是您说了，您倒会使得那些无辜的、也许我们不该折磨的人自由了。’哼，我仍旧说我不讲。于是他说：‘嗯，好吧，那您就什么也别讲。不过我说的话您也别否认。’他就列举出人名来，提到米京。”

“可是你别说了。”姨母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的一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看，“忽然，您猜怎么着，第二天我听说，人家敲着墙通知我说，米京被捕了。得，我心想，我把他出卖了。这件事把我折磨得好苦，把我折磨得差点发了疯。”

“后来，事实证明，他被捕跟你完全不相干。”姨母说。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是我把他出卖的。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心里止不住地想。我总当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盖上被子，就听见不知什么人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你把米京出卖了，米京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我又不能不听。我想睡觉，却睡不着。我要不想，却不能不想。那才可怕呀！”利季娅说，越来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她的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丽朵琪卡，你冷静一下吧。”母亲又说，碰一下她的肩膀。

可是丽朵琪卡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

“这种事所以可怕，是因为……”她又开口讲话，可是没有讲完就哇地一声哭了，从长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挂了一下，跑出房外去了。她母亲跟上去。

“恨不得把那些坏蛋统统绞死才好。”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随便说说的。”中学生回答说，拿起桌子上放着的一支纸烟，点上，吸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隔离的监禁是可怕的。”姨母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纸烟。

“我想，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如此。”涅赫柳多夫说。

“不对，不是对一切人都如此，”姨母回答说，“据人家对我讲，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却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永远在提心吊胆和物质方面的艰难条件下生活，既担忧自己，又担忧别人，还担忧事业。最后他被捕了，那就什么都完结，一切责任都解除，你就自管坐下来休息吧。据人家告诉我说，被捕的时候简直感到高兴呢。是啊，可是对那些没罪的年轻人来说（而他们总是先逮捕像丽朵琪卡那样没罪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初的震动却是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被剥夺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待遇，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遭到种种困苦的缘故，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初次被捕的时候所感到的精神震动，那么这些困苦哪怕加重两倍，也还是容易忍受下来的。”

“莫非您经历过吗？”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母含笑说道，她的笑容忧郁而可爱。“我头一次被捕，而且是无缘无故被捕的时候，”她接着说，“我才二十二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怀着孕。尽管当时失去自由，同孩子和丈夫拆散，在我是很痛苦的，然而比起我明白我不再是一个人，却成为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感觉，这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想跟我的女儿告别，可是人家却叫我出去，坐到雇来的马车上。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回答我说，等我到了自会明白。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睬我。我受过审问以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一身编着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拱顶的走廊上，开了一扇门，把我推进牢房，锁上门走了，只留下一个哨兵，扛着枪，默默地走来走去，偶尔隔着我房门上的一条缝往里看，在那时候，我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最使我震惊的一件事，是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的时候，递给我一支烟，要我吸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可见他也知道人喜欢自由和光明，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怎么会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做一头野兽那样锁起来呢？一个人遭到这样的对待就不能不生出恶果。如果有谁相信上帝和人，相信人们相亲相爱，那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以后就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起不再相信人，心肠变狠了的。”她结束她的话，微微一笑。

利季娅的母亲从利季娅出去的那个门口走进来，说利季娅很不舒服，不再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母说，“使我特别难过的是，我不由自主，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求上帝保佑，她吸一下乡间的空气就会复元的，”母亲说，“我们就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出力的话，她就完全断送了，”姨母说，“谢谢您。不过我打算跟您见面，却是为了托您把一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她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把信上的话看一遍，然后您把它撕毁也成，把它转交也成，总之这要看您觉得怎样做才比较符合您的信念，”她说，“这封信上没有什么会惹出麻烦的话。”

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答应转交，然后他站起来告辞，走出去，来到街上。

他没有看那封信的内容，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把那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

二十七

使得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停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那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打算把他们向沙皇上告的状子交托他以前在军队里的同事和目前的宫中侍从博加特廖夫递上去。上午，他坐车去看望博加特廖夫，恰巧碰上他还在家，正吃早饭，可是就要出门了。博加特廖夫是一个身量不高、筋肉壮实的男子，天生来具备罕见的体力，能够把马蹄铁扭弯。可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有这些品质，他却是一个同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和皇族。他能够凭借某种惊人的方法使得他在这个最高的社会里生活的时候，只看到这个社会里好的一面，而且他自己绝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诚实的事。他从不指摘任何人，从不指摘任何措施。他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用大胆的、响亮的、仿佛嚷叫一般的嗓音说出他所要说的话，常常在说话的时候发出同样响亮的笑声。他这样做倒不是耍什么手段，而是因为他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

“啊，妙极了，你来了。你要不要吃点早饭？要不，你就坐一下。这煎牛排可真妙极了。我吃饭素来是这样，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好，你喝点酒，”他嚷道，指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一直在想着你。那个状子，我来递上去。我当面呈给皇帝本人，这是一定的。不过我又猛然想到，你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趟，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听见他提起托波罗夫，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反正这件事要问过他才行。说不定他自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是你这样劝我，我就去一趟。”

“这才好。那么，彼得堡怎么样？它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博加特廖夫嚷道，“你说说看，啊？”

“我觉得我仿佛受了催眠似的。”涅赫柳多夫说。

“受了催眠？”博加特廖夫跟着说，响亮地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那也随你。”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髭，“那么，你去找他？啊？要是他不干，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就是。”他嚷道，从桌旁站起来，在胸前画一个大大的十字，显然，他做这件事就像擦嘴那么漫不经心。他开始佩上军刀。“现在，再见，我得走了。”

“我们一块儿出去吧。”涅赫柳多夫说，高兴地握一下博加特廖夫有力的大手，然后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种由健康的、自然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所留给他的愉快印象，在他家的门廊上跟他分手了。

涅赫柳多夫虽然料着去走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还是依照博加特廖夫的劝告坐车到托波罗夫那儿，到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案子的人那儿去了。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按它的使命来说，含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会看不出来。托波罗夫就具有这两种消极的品质。他担任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在于这个职务的使命就是运用各种外部的、连暴力也包括在内的方法来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教会，按教会本身所下的定义来说，却是由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绝不是地狱的大门或者人类的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就是这个天神的、不能为任何东西动摇的、由上帝建立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以及他的大小官员们所主管的人世机构来加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见这个矛盾，或者不愿意看见也未可知，因而他很认真地尽心竭力，务必不让任何天主教教士、新教的牧师或者别的教派的信徒来侵犯地狱的大门所不能战胜的教会。托波罗夫就像一切缺乏基本的宗教感情、缺乏人类的平等友爱思想的人一样，充分相信人民是一种跟他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充分相信人民迫切需要一种他自己缺了它却可以过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在心灵深处对任什么东西都没有信仰，而且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很方便，很愉快，可是又深怕人民也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于是，按他的说法，他就认为他有神圣的责任来把人民从这种精神状态里解救出来了。

犹如有一本烹调书上说龙虾喜欢活活地被煮死一样，他也充分相信人民喜欢成为迷信的人，而且这不是像在烹调书上那样在假借的意义上说的，他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他对于他所维护的宗教的态度，宛如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腐肉的态度。腐肉很招人讨厌，然而鸡喜欢它，吃它，因此就应当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像啦，喀山圣母像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啦，都是极其粗鄙的偶像崇拜，然而人民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因此就应当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没有考虑到他所以觉得人民喜欢迷信，也只是因为历来就有，现在也还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而已。他们自己虽然获得了知识的光明，却没有把这种光明运用到应该运用的地方去，帮助人民从愚昧的黑暗当中解脱出来，反而用来加强人民那种愚昧的黑暗。

涅赫柳多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妇，在俄国西部地区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63]信徒们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一个处理特殊任务的文官正在接待室里值班，问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要办。他听到涅赫柳多夫准备把教派信徒们的状子送呈皇帝，就问是否能让他看一下状子。涅赫柳多夫把状子交给他，文官就拿着状子走进办公室。女院长走出办公室来，头戴修道帽，脸上飘动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的长后裾，两只白手合抱在胸前，拿着一串茶晶的念珠，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走去。可是，仍然没有人来请涅赫柳多夫到办公室去。原来托波罗夫在看状子，摇着头。他读着那个写得清楚有力的状子，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惊讶心情。

“万一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会引得皇帝提出不愉快的问题，惹出一场纠纷。”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请涅赫柳多夫进来。

他回想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以前他是收到过他们的状子的。案情是这样：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到法院去受审，可是法院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丈夫、妻子、儿女流放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就要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回想这个案子最初落到他手里的情形。那时他倒也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不过，倘若批准原来的命令，把那些农民的家庭成员分别发送到不同的地点去，那是一点害处也不会有的，至于把他们留在当地，却可能对其他居民起坏作用，促使他们脱离东正教。况且这件事又表现了主教的热心。所以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方向发展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涅赫柳多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个人在彼得堡是有人事关系的，那么这个案子就可能当做一件残忍的事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在国外的报纸上登出来，因此他立刻做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一个很忙的人的样子说，站着迎接涅赫柳多夫，马上谈到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人的姓名，就顿时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着，伸出手去拿起状子来，给涅赫柳多夫看，“我很感激您，您提醒我想起了这个案子。这是省里的当局过于热心了……”涅赫柳多夫沉默不语，怀着并不和蔼的感情瞅着那张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的假面具。“我要下命令撤消这种措施，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点去。”

“那么，我不必再把状子递上去了？”涅赫柳多夫说。

“完全可以不必。我已经答应您了，”他说，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完全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语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最好还是让我马上就写下这个命令。麻烦您略微坐一下。”

他走到桌旁写起来。涅赫柳多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那个狭长的秃顶，瞧着那只暴起很粗的青筋、急速地挥动钢笔的手，心里暗自惊讶，不懂这个分明对一切人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做得那么热心。这是什么缘故呢？……

“好，写完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口，“您拿这个命令去通知您的那些当事人好了。”他补充说，撇一下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那些人是因为什么缘故受折磨的呢？”涅赫柳多夫接过那个信封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淡淡一笑，倒好像涅赫柳多夫问的话使他很愉快似的。

“这个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极其重大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及目前流行的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可怕而有害。”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竟然拆散人们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然照原来那样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涅赫柳多夫所说的话很可爱。托波罗夫自以为他是立足于广阔的国家立场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因而不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他一概认为又可爱又偏颇。

“从私人的观点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他的一只手。

涅赫柳多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匆匆地走出去，后悔同他握手了。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说。“其实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涅赫柳多夫暗自重温一下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的活动到底施展在哪些人身上。他想起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利季娅，她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国家有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不管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也罢，在城里闲荡的窃贼也罢，藏匿传单的利季娅也罢，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也罢，要求国家有宪法的古尔凯维奇也罢，统统在妨害那些人做那种事。因此涅赫柳多夫觉得事情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波罗夫起，到各个部里靠着办公桌坐着的、官卑职小、装束干净整齐的老爷们止，丝毫也不因为有许多无辜的人在受苦而于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消除一切危险的人而已。

因此不但没有人遵守为了不冤屈一个无辜的人而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而且正好相反，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利用惩罚来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犹如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往往不得不连带也把完好的皮肉挖掉一样。

这种对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解释，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是很简单清楚的，可是惟其简单清楚，涅赫柳多夫反倒犹疑不定，不敢接受这种解释了。这种复杂的现象总不可能有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可能仅仅是空话，掩盖着最粗暴的贪欲和残酷吧。

二十八

涅赫柳多夫原来应该在这天傍晚动身离开彼得堡，然而他答应过玛丽叶特到剧院去看她，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做，可是他自己蒙哄自己，认为说过的话就得算数，于是仍旧去了。

“我抵得住这种诱惑吗？”他不十分诚恳地暗想，“我姑且最后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院。这时候，经常上演的《Dame auxcamélias》[64]正演到第二幕，一个从国外来的女演员再一次用新的方式表演害肺结核病的女人怎样渐渐地死去。

剧院满座。涅赫柳多夫问起玛丽叶特的包厢在什么地方，就有人立刻恭敬地指给他看。

过道上站着一个穿号衣的听差，就像见到熟人那样对涅赫柳多夫一鞠躬，给他推开包厢的门。

对面一排排包厢里那些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那些坐在包厢附近靠墙的座位上的人，那些白发苍苍的、头发花白的、头顶光秃的、头顶半秃的、涂着发蜡的、头发鬈曲的正厅观众，总之，全体看客无一不在凝神观看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女演员裹着绸缎和花边，打扮得花枝招展，扭捏作态，用不自然的声调念独白。包厢的门推开的时候，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凉的和一股热的，吹到涅赫柳多夫的脸上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叶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个女人披着红披肩，梳着又大又重的发式。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玛丽叶特的丈夫，他是将军，相貌英俊，身量很高，脸色严峻而莫测高深，生着钩鼻子。他挺起雄赳赳的胸脯，而那胸脯是用棉花和土布做成的胸衬垫高的。另一个男人头发淡黄，头顶光秃，两边的庄严的络腮胡子中间露出一小块剃光的下巴。玛丽叶特娇媚、苗条、雅致，礼服的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两个从脖子那儿斜溜下去的饱满结实的肩膀，在脖子和肩膀相连的地方有一颗黑痣。涅赫柳多夫一走进包厢，她就立刻回过头来看一眼，拿扇子对他指一下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微微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而且依他看来这笑容似乎还隐含着深意。她的丈夫像平时办一切事情一样，平静地看涅赫柳多夫一眼，点了一下头。凭他的姿态，凭他同妻子交换的目光，谁都可以一下子看出他就是那个美丽的妻子的主人和占有者。

等到独白念完，剧院里就掌声雷动。玛丽叶特站起来，提着沙沙响的绸裙裾，走到包厢的后边，介绍涅赫柳多夫同她丈夫相识。将军不住地让眼睛露出笑意，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平静而莫测高深地沉默了。

“我本来应该今天动身，不过我答应过您要来一趟。”涅赫柳多夫扭过头去对玛丽叶特说。

“要是您不想来看我，那您就来看一看这个惊人的女演员吧。”玛丽叶特针对他那句话里所包含的意思回答说。“她在刚才那一幕里演得多么好呀，不是吗？”她转过脸去对丈夫说。

她丈夫点一下头。

“这打动不了我，”涅赫柳多夫说，“我今天已经看见过那么多真正的不幸，所以……”

“那么您就坐下来，讲一讲。”

她的丈夫听着，眼睛里讥诮的笑意越来越浓。

“我去探望过那个监禁了很久、如今已经释放出来的女人。她的身体完全垮了。”

“这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叶特对她丈夫说。

“是的，她能够恢复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着，点点头。涅赫柳多夫觉得连他的唇髭下边也露出了明显的讥诮的笑容。“我要去吸烟了。”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等着玛丽叶特对他讲她原打算对他讲的某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对他讲，甚至也没有要讲的意思，光是开开玩笑，谈谈剧，她认为这个剧一定会特别打动涅赫柳多夫的心[65]。

涅赫柳多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无非是要他看一看自己穿着晚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艳丽罢了。这使他感到又愉快又厌恶。

她那艳丽的外表，以前遮盖了一切，现在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揭开，不过毕竟可以看到那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了。他瞅着玛丽叶特，欣赏她的艳丽，然而他知道她是个弄虚做假的人，知道她同她那丈夫生活在一起，眼看他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却完全无动于衷，知道她昨天所说的都是假话，知道她一心要使他爱上她，至于这是为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再者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形又吸引他，又惹他讨厌。他有好几次打算走掉，拿起了帽子，可是又留下来。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来了，浓密的唇髭冒出烟草的气味，他用高高在上的轻蔑眼光看涅赫柳多夫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涅赫柳多夫没有等到包厢的门关上就走出去，来到过道上，找到他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前边有一个高高的、身材很好看的、装束妖艳的女人在宽阔的人行道的沥青路面上沉静地走着。从她的脸上和她的整个体态上可以看出她感到自己有一种肮脏的威力。凡是向她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她身后绕到前面去的人，都不住打量她。涅赫柳多夫走得比她快，也不由自主地朝她的脸看一眼。那张脸很漂亮，多半擦了脂粉。那个女人对涅赫柳多夫微微一笑，向他闪着亮晶晶的眼睛。说来奇怪，涅赫柳多夫顿时想起了玛丽叶特，因为他又感到方才他在戏院里感到过的那种入迷和憎恶。涅赫柳多夫不由得生自己的气，匆匆地赶到她的前头去，转一个弯，走到莫尔斯卡雅街上，然后又走到一条滨河街上，在那儿来回地走来走去，惹得一个警察暗暗诧异。

“先前在剧院，我走进包厢，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微微一笑，”他暗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它们的含意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一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我就由你摆布。你不需要我，那就自管走你的路。’那一个却假装没有想这些，似乎在高尚优雅的感情里生活着，然而骨子里是一样的。这一个至少还算老实，那一个却在装假。况且，这一个是因为穷才落到这般地步，那一个却是在取乐，用那种美妙的、可恶的、可怕的情欲来消遣。这个街头女人好比一汪污浊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院里的那个女人却好比毒药，凡是碰到它的人，统统不知不觉地被毒死。”涅赫柳多夫想起他跟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人身上的野兽般的兽性是可憎的，”他想，“然而它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你就会从你的精神生活的高处看清它，藐视它，于是不论你上了它的钩还是顶住了它，结果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不过临到这种兽性蒙着一层虚假的美丽和诗意的外衣出现，要求你崇拜它的时候，你对这种兽性就会敬若神明，分不清好坏，完全上了它的圈套。这才可怕。”

涅赫柳多夫现在完全看清这一点了，犹如他清楚地看见他眼前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如同今天夜间大地上没有那种使人安心、催人入睡的黑暗，却有一种不清晰的、不鲜明的、不自然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亮光[66]一样，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也不再有那种愚昧的黑暗来催人入睡了。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但凡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渺不足道的，或者是卑鄙龌龊的。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辉，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往往掩盖着古老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风靡一时，由人们想出种种美化的办法加以粉饰。

涅赫柳多夫有心忘掉这些，不去看它，然而他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虽然他还看不见为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犹如看不见照着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他觉得这种光不清晰，不鲜明，不自然，可是他已经不能不看见这种光为他照亮的东西了。于是他的心里又是快活又是不安。

二十九

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把枢密院核准法庭的原判这个可悲的消息通知马斯洛娃，告诉她现在要准备动身到西伯利亚去了。

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已经由律师为他写好，现在他把状子带到监狱里去让马斯洛娃签字，不过他对这个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再者，说来奇怪，他现在也不希望成功。他已经为西伯利亚之行，为他在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生活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马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难于想象他应该怎样安排他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了。他想起美国作家托罗[67]的话，托罗在美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正直的公民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涅赫柳多夫，特别是在他到彼得堡去过一趟，在那儿见到种种情况以后，恰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的时候，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一点了。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涅赫柳多夫以后，立刻通知他说，马斯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那她到哪儿去了？”

“又到监牢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把她调走呢？”涅赫柳多夫问。

“她本来就是那么一号人嘛，老爷，”看门人说，鄙夷地笑了笑，“她跟一个医士吊膀子，主任医师就把她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然同他这样密切相关。这个消息使得他愣住了。他心里的感触近似于人们听到意外的大祸临头的消息以后所生出的那种感触。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产生的头一种心情，就是羞愧。首先他觉得自己可笑，因为他居然高高兴兴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起了变化。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那些责备、那些眼泪，总之所有那些东西，他暗想，无非是一个心地已经变坏的女人的狡猾手段，打算尽可能地利用他罢了。现在，他觉得在上一次探监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出她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她不可救药，如今果然暴露出来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在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掠过他的脑海的。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拴在一起吗？现在她既然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他问自己。

不过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顿时明白过来：他认为自己已经自由而抛弃她，那他所惩罚的并不是他想惩罚的她，却是他自己。他就心惊胆战了。

“不！她发生的这件事，不能够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够坚定我的决心。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爱做什么，都由她去做好了，她要跟医士调情就随她去跟医士调情，那是她的事……我的本分却是做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合也未尝不可，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管她流放到哪儿去都一样，那么现在我的决心就绝不改变。”他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走出医院，迈着果断的步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大门跟前，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狱长，说他希望同马斯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得涅赫柳多夫，就好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大新闻说，原先的上尉已经免职，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他的职位了。

“现在办事严起来了，严得不得了，”看守说，“现在他就在里边，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狱长就在监狱里，过不多久走出来同涅赫柳多夫见面。新的狱长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两颊的颧骨突出，动作很缓慢，神色阴沉。

“只有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里跟犯人见面。”他说着，眼睛没有看涅赫柳多夫。

“可是我需要让她在一份递交最高当局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女犯人。以前，我是素来得到许可的。”

“那是以前了。”狱长匆匆地瞟涅赫柳多夫一眼，说道。

“我有省长发给我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坚持说，拿出他的皮夹来。

“请容许我看一下。”狱长说，仍旧没有看涅赫柳多夫的脸。他伸出又长又干瘪的白手指头，食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接过涅赫柳多夫递给他的一张公文，慢吞吞地读了一遍。“请您到办公室去。”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狱长靠着一张桌子坐下，翻看桌上放着的公文，显然准备在他们会面的时候留在这里。涅赫柳多夫问他，能不能同女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许可的。”他说，又埋下头去看公文。

涅赫柳多夫衣袋里装着那封打算交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感到他的处境像是一个正在打算犯法的人，不料他的预谋被揭穿，遭到了挫败似的。

等到马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狱长就抬起头来，眼睛既没看马斯洛娃，也没看涅赫柳多夫，只是说一声：

“可以谈话了！”说完，他就继续专心地看公文。

马斯洛娃又是从前那样的装束，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着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愤的脸色，就涨得满脸通红，不住用手指摸索上衣的底边，低下眼睛。她的窘态，依涅赫柳多夫看来，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涅赫柳多夫有心像上次那样对待她，然而他不能够照他所打算做的那样伸出手去同她握手，现在她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其讨厌了。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稳的声调说，眼睛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着，声调奇怪，仿佛她在喘气似的。

换了从前，涅赫柳多夫就会问一声，她为什么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现在他却光是看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

可是这不但没有使得他心软下来，反而越发惹得他对她反感。

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目前对马斯洛娃抱着满腔的反感，可是他仍旧认为他有必要对她表白一下他对枢密院驳回上诉这件事所感到的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最高当局上告，也许会有结果的。我希望……”

“不过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斜睨的眼睛凄凉地瞧着他，说。

“那么您想的是什么事呢？”

“您去过医院了，大概那儿的人对您谈起了我……”

“哦，那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冰冰地说。

他那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而产生的反感，本来已经平息下去，如今她一提起医院，就又带着新的力量在他心里抬头了。“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是幸福，他却情愿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可是她，偏偏等不得，跟一个医士调起情来了。”他暗自想道，怀着痛恨的心情瞧着她。

“您在这个状子上签一下名吧。”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铺在桌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掉眼泪，靠着桌子坐下来，问他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

他告诉她应该写什么，写在哪儿。她就在桌子旁边坐好，伸出左手去整理右臂的袖子。他在她身旁站着，居高临下，默默地瞧着她朝那张桌子俯下身去，由于极力忍住呜咽，她的后背偶尔颤动一下。在他的灵魂里，两种感情，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心，正在交战。结果，后者战胜了。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鄙行径，如今他竟然责备她做了同样的事。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在状子上签完名，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干净，然后站起来，看他一眼。

“不管结局如何，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决定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的。”涅赫柳多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的怜悯和柔情就越发强烈，他一心要安慰她。

“我以前怎样说的，我就要怎样做。不论人家把您发送到哪儿去，我都跟您在一起。”

“用不着这样。”她匆匆打断他的话，整个脸上放光了。

“您想一想您在路上需要些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了。谢谢您。”

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来。涅赫柳多夫不等他发话，就向她告辞，走出去，心里生出一种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宁静的欢乐心情、一种心平气和以及热爱一切人的心情。涅赫柳多夫感到马斯洛娃的任何行动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情，这就使得涅赫柳多夫喜气洋洋，把他提高到他从未经历过的高度上去了。随她去跟那个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涅赫柳多夫信以为真的关于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而被赶出医院的事，无非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马斯洛娃奉女医士的差遣，到过道尽头的药房取润滑汤药[68]，在那里碰见一个高身量、脸上生着紫疱的男医士乌斯季诺夫，这个人早就在调戏她，惹得她厌烦。这一次马斯洛娃挣脱他的纠缠，猛的使劲推开他，弄得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子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巧从过道里走过，听见砸碎器皿的声音，瞧见马斯洛娃满脸通红地跑出来，就气冲冲地对她嚷道：

“喂，小娘儿们，要是你在这儿跟人家调情，我就把你打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脸对医士说，从眼镜架上边严厉地瞧着他。

医士赔着笑脸，说些话开脱自己。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扬起头，从眼镜里瞅着他，然后到病房去了。当天他就对狱长说，要他另派一个比较老成的女助手来接替马斯洛娃。所谓马斯洛娃跟医士调情，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罢了。马斯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赶出医院，这在她是特别痛苦的，因为跟男人发生关系早已为她所厌恶，自从她同涅赫柳多夫相遇以后，那种关系就变得尤其可憎。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紫疱的医士在内，却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来判断，认为他们有权利侮辱她，而且见到她拒绝，还觉得诧异，这使她感到极其委屈，在她心里引起可怜自己的情绪，惹得她落下泪来。刚才她来见涅赫柳多夫，料着他一定听到了她的罪名，就打算在他面前替自己辩白，说明这个罪名是冤枉的。可是临到她刚要开口辩白，她却感到他不会相信她的话，她的辩白反而会证实他的怀疑，于是泪水堵住她的喉咙，她说不下去了。

马斯洛娃仍然认为，而且继续使自己相信，她就像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他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原谅他，痛恨他。其实她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她所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如果每次他提起他要同她结婚，她总是那么断然拒绝接受他的牺牲，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她先前已经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以后就不愿意再改口罢了，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她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她想到他藐视她，认为她在继续做她从前那样的人，而没有看见她内心所起的变化，她却感到很难过。她暗想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坏事，而这件事比起她已经最后判决服苦役刑的消息来，更加使她痛苦。

三十

马斯洛娃可能随同第一批出发的犯人一起上路，所以涅赫柳多夫正在为动身做准备。然而他的事情有那么多，他觉得不论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也绝做不完。现在的情形，同以前完全相反了。以前他得考虑应该做什么事，而且他所做的事情的利益，永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身上。不过尽管那时候他生活的全部利益集中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一个人身上，可是所有那些事情都枯燥无味。现在一切事情都关联到别人，而不是关联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一切倒都变得有趣味，吸引人了，而且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

再者，以前专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办事，却老是在他心里引起烦恼和气愤。现在这些外人的事倒大多在他的心里引起欢畅的心情。

当前涅赫柳多夫所要做的事情分为三类。他按他平素的谨严作风把事情照这样分了类，并且为此把有关的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情涉及马斯洛娃和对她的帮助。现在这类事情就是为向最高当局告状而奔走，借以获得批准，并且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情是处理他的田产。在帕诺沃，土地已经交给农民，条件是他们缴纳地租，以供他们在农务方面的公共需用。可是为了巩固这件商妥的事，就得立下契约和遗嘱，在这些字据上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旧像先前他去处理过的那样，也就是他得收地租。不过现在必须定出交租的期限，规定他从这笔钱当中提出多少来做为生活费，留下多少供农民们用。他不知道他的西伯利亚之行要他用掉多少钱，他还不敢放弃这笔收入，只是把它减少一半。

第三类事情是帮助犯人们，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求他帮忙了。

起初，他同那些求他帮忙的犯人们接触后，总是立刻替他们分头奔走，极力减轻他们的厄运。可是后来，求他帮忙的犯人那么多，他感到不可能帮助每一个人，就不由自主地承担了第四类工作，最近这段时期这类工作比其他几类工作更引起他的兴趣。

第四类工作就是要解答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存在？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不仅产生了监狱，因而使得他同关在其中的一部分人相识，而且还产生了从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起到库页岛止的各种监禁地点，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受到依他看来十分奇怪的刑法的祸害而在受苦。

涅赫柳多夫凭他同囚犯们的私人关系，凭他向律师、监狱教士、狱长打听来的情况，凭遭到监禁的人的种种犯罪情由，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囚犯，所谓的罪人，可以分成五种人。

第一种人，是完全无罪的人，是审判错误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梅尼绍夫，例如马斯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教士观察，在百分之七左右，不过这些人的地位特别引人关心。

第二种人，是在激怒、嫉妒、酗酒之类的特殊情况下采取行动，结果被判罪的。像那样的行动，凡是审判他们和处罚他们的人，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也是几乎一定会采取的。这种人，据涅赫柳多夫观察，大约占全体犯人的半数以上。

第三种人，是采取依他们自己看来极其平常、甚至很好的行动而受到惩罚的，然而那样的行动，按照制定法律的、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理解，就算是犯罪。属于这种人的有偷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的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至于经常盗窃的山民[69]和不信教的、打劫教堂的人，也属于这种人。

第四种人，是那些仅仅因为在道德方面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才被列为罪犯的人。各教派的信徒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70]和契尔克斯人[71]就是这样的人。由于反抗政府当局而被定罪的政治犯、社会主义者[72]和罢工者，也是这样的人。这一类人，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据涅赫柳多夫观察，所占的百分比是很大的。

最后，第五种人，是这样的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倒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大得多。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在不断的压迫和诱惑下变得精神麻木，就像那个偷粗地毯的男孩一样。像这样的人，涅赫柳多夫在监狱内外还见过好几百个，他们的生活条件似乎一步步逼得他们不能不做出所谓犯罪的事情来。有很多盗贼和凶手，据涅赫柳多夫观察，就属于这种人，他在这段时期同他们当中某些人有过接触。至于道德败坏、走上邪路的人，涅赫柳多夫在就近了解以后，也归在这种人里，而新学派[73]却称之为“犯罪型”，认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就是刑法和惩罚之所以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这些所谓走上邪路的、犯罪的、不正常的类型，按照涅赫柳多夫的见解，其实无一不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超过他们对社会犯的罪，不过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现在直接对他们本人犯下的，而是先前，在过去的时期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下的。

这些人当中，在这方面特别打动他的心的，是惯窃犯奥霍京。他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显然一直活到三十岁都没见过一个在道德方面高于警察的人。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一伙窃贼当中厮混，同时他又秉赋着异乎寻常的滑稽才能，招得人们喜欢同他在一起。他请求涅赫柳多夫帮他出狱，不过他又常常嘲笑自己，嘲笑法官们，嘲笑监狱，而且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甚至嘲笑神的戒律。另一个人是费多罗夫，相貌英俊，带领一伙人打劫过一个年老的官吏，把他打死了。费多罗夫原是农民，父亲的房屋被人完全非法地霸占了，后来他自己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一个军官的情妇而吃了很多的苦头。这个人具有招人喜欢的热情的天性，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从没见过任何人为任何目的克制自己而不去享乐，也从没听说过除了享乐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生活目标。涅赫柳多夫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都是天赋很厚的，只不过因为没有人培养才畸形发展，犹如无人过问的植物也往往会乱生乱长，变得奇形怪状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不仁和表面的残忍使人们望而生畏，可是他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学派[74]所说的犯罪型，只认为他们是一些他个人所厌恶的人，就跟他在监狱外面见过的一些穿着礼服、戴着肩章的男人和装饰着花边的女人也惹人厌恶一样。

因此，研究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为什么关在监狱里，而另外那些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行动自由以至审判前面那些人的问题，就成为涅赫柳多夫那时候很感兴趣的第四类工作。

起初涅赫柳多夫希望在书本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把一切涉及这个题目的书都买来。他买来了龙布罗索、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75]的著作，专心地阅读起来。可是他一面阅读这些书，一面却越来越感到失望。他遇到凡是研究科学而其目的不在于在科学界争一席之地，诸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却在于解答生活所提出的直接而简单的问题的人永远会遇到的那种情形：科学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相关的各种极其复杂奥妙的问题，可是独独没有解答他要寻求答案的那个问题。他所提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他问：某些人为什么而且有什么权利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流放、鞭挞、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是跟他们所虐待、鞭挞、杀害的人完全一样的人？然而回答他的却是各种议论：人究竟有没有意志的自由？能不能利用测量头盖骨之类的方法判明人是犯罪型？遗传在犯罪当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来的不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疯狂是什么？退化是什么？气质是什么？气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对犯罪究竟有什么影响？什么叫社会？什么叫社会的责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议论使得涅赫柳多夫想起有一回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怎样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涅赫柳多夫问那个男孩学会用字母拼字没有。“学会了。”男孩回答说。“好，你拼一拼‘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带着狡猾的脸色回答说。涅赫柳多夫在那些学术著作里所找到的关于他唯一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恰好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的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渊博、有趣的见解，然而它们没有回答主要的问题：某些人有什么权利惩罚另一些人？不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惩罚作出解释，为惩罚辩护，认为惩罚的必要性是不辩自明的公理。涅赫柳多夫读了很多书，不过都是断断续续读的，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他的研究工作还太肤浅，希望日后会找到答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允许自己相信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涌上他心头的那个答案[76]是正确的。

三十一

一批包括马斯洛娃在内的犯人，规定在七月五日启程。涅赫柳多夫也准备在那一天随她一起走。在动身的前一天，涅赫柳多夫的姐姐同她的丈夫一起到城里来，要跟她弟弟见一见面。

涅赫柳多夫的姐姐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拉戈仁斯卡娅，比她弟弟大十岁。他多多少少是在她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小时候，她很爱他，后来在她出嫁以前，她和他几乎像同年龄的人那样亲密，其实她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姑娘，他却是个十五岁的男孩。那时候她爱过他的朋友尼古连卡·伊尔捷涅夫，后来他死了。他们俩都爱尼古连卡，都爱他和他们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把一切人联系在一起的优良品质。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堕落了：他是因为从军以及过不好的生活，而她是因为出嫁，对丈夫充满了性爱，可是那个人非但不热爱以前她和德米特里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东西，甚至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却按他的理解把她以前的生活目标，在道德方面力求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归结为纯粹是虚荣心做怪，打算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而已。

拉戈仁斯基是个既没有名望也没有财产的人，然而是个极其工于心计的官场老手，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巧妙地随机应变，尽量利用在一定时机和一定场合下这两派当中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好后果的那一派，不过主要的，他却是依靠某种能够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才在司法界创下了相当辉煌的前程。他在国外认识涅赫柳多夫一家的时候，年纪已经不算太轻，他使年纪也不算轻的姑娘娜塔莎[77]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而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是mésalliance[78]。涅赫柳多夫虽然极力对自己隐瞒他痛恨姐夫的心情，虽然他不断克制这种心情，可是仍然痛恨他。涅赫柳多夫所以对他反感，是因为他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自以为是；不过他对他反感主要却是因为他姐姐居然能够那么热烈、自私、充满性感地爱上这个性格贫乏的人，而且为了向他讨好，居然不惜扑灭她原来具有的一切优良品质。涅赫柳多夫每逢想到娜塔莎就是这个满身汗毛、秃顶发亮、自以为是的人的妻子，他心里总是难过极了。他甚至按捺不住对他的孩子们的厌恶。他每次听说她准备做母亲了，就老是生出一种类似悲悼的感觉，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那里又感染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似的。

这一回是拉戈仁斯基夫妇俩来的，没有带孩子；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夫妇在一家上等旅馆里挑选上等房间住下。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立刻坐马车到她母亲的故居去，可是在那儿没有找到她的弟弟，听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弟弟已经搬到一个备有家具的公寓房间去住，就坐上马车到那儿去。在一条光线阴暗、气味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过道里，有个肮脏的杂役迎着她走过来，向她声明说公爵不在家。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希望到她弟弟的房间去，打算留一个字条给他。杂役就领着她走去。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进他那两个小房间仔细看一下。她看见一切东西都像她所熟悉的那样干净，整齐，但是房间里陈设的简朴却使她暗暗吃惊，这在他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她所熟悉的吸墨纸床，上端镶着铜制的小狗。桌上还放着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若干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一本法文的塔尔德著作，书里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的大象牙刀；所有这些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这种有条不紊也是她所熟悉的。

她靠着桌子坐下，给他写一个字条，要求他务必到她那儿去一趟，而且就在今天。然后她对所见到的一切惊讶地摇摇头，就回到她的旅馆去了。

现在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关心弟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那个城里所说的，因为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另一个是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也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含有政治意味的危险行动。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件事，从某一方面来说，倒还使得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感到满意。她佩服这种果断精神，从这一点看见了他和她自己在出嫁以前那些美好岁月里的本来面目。然而她又转念想到她的弟弟娶的是一个这样糟糕的女人，就担惊害怕了。后面的这一种心情强烈得多。她就决定尽她的力量影响他，阻止他，不过她心里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何等困难。

至于另一件事，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却不那么使她揪心。可是她丈夫对这件事极为愤慨，要求她劝阻她的弟弟。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这样的行动是无理取闹、轻率高傲的极端表现，要是这样的行动也能加以解释的话，那就只能解释为他有意标新立异，出风头，招引人家来议论他罢了。

“把土地给与农民，又把租金也交给农民，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如果他真要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那倒还有点道理可说。总之，这种行动近乎神智不正常。”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已经在考虑他应该做涅赫柳多夫田产的监护人了，他要求妻子务必要同弟弟认真谈一谈他那种奇怪的意图。

三十二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在桌子上发现他姐姐留下的字条，就立刻坐马车去找她。那是在傍晚。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正在另一个房间休息，只有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一个人迎接她的弟弟。她穿着紧腰的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红色花结，黑头发蓬蓬松松，照时髦的款式梳好。她分明极力打扮得年轻一点，好博得跟她同年的丈夫的欢心。她一见弟弟，就从长沙发上赶紧站起来，迈着很快的步子，弄得绸裙裾沙沙地响，迎着他走过去。他们接吻，微笑，互相瞧着。他们四目相视的那种眼光，充满着真诚，包含着很多的意思，显得神秘，用话语是不能表达的。随后他们就谈起来，但他们的话语却已经不那么真诚了。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你发胖了，显得少俊了。”他说。

她的嘴唇愉快地皱起来。

“可是你瘦了。”

“那么，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怎么样？”涅赫柳多夫问。

“他在休息。昨天晚上他没睡好。”

这时候他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倒是他们的目光说出了他们应该说而又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到你那儿去了一趟。”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我嫌那儿太大，住在那儿孤单而又乏味。那儿的东西我一样也不需要，所以你把那些东西统统拿走好了，也就是那些家具，所有的物件。”

“对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已经跟我讲过了。我到那儿去过。我很感激你。不过……”

这时候，旅馆里的仆役送来一套银茶具。

仆役摆茶具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话。后来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走到茶几对面一张圈椅上坐下，默默地斟茶。涅赫柳多夫沉默着。

“哦，是啊，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带着果断的口气说，看他一眼。

“哦，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既然经历过那样的生活，难道你还能希望她改邪归正吗？”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

他直挺挺地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没有把胳膊肘倚在什么地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极力把她的意思听清楚，把他的答话说清楚。最近他同马斯洛娃的会晤在他的心里所引起的那种心情，仍旧使得他的灵魂里充满宁静的欢乐和对一切人的好感。

“我不是要叫她改邪归正，而是要叫我自己改邪归正。”他回答说。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叹一口气。

“除了结婚以外，还是有其他办法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办法最好。况且这会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里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我认为，”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你不可能幸福。”

“问题不在于我的幸福。”

“当然了。不过她，要是有心肝的话，也不可能幸福，她甚至不可能希望这样做。”

“她也确实不希望这样。”

“我明白。不过生活……”

“生活怎么样呢？”

“生活要求另一种作法。”

“生活除了要求我们做应该做的事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要求。”涅赫柳多夫说，瞅着她那张依然美丽的、只是眼角和嘴边已经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懂。”她说，叹了口气。

“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呀？”涅赫柳多夫暗自想道，记起娜塔莎在出嫁以前的那种样子，对她生出了交织着无数童年往事的温情。

这时候，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走进房来，照平素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脯，迈着轻巧柔和的步子，微微地笑着。他的眼镜、秃顶、黑胡子一齐闪闪发光。

“您好，您好。”他说，把重音念得很不自然，矫揉造作。

（尽管在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他们极力约定用“你”相称，结果他们仍旧用“您”相称。）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然后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轻松地在一张圈椅里坐下来。

“我没有打搅你们的谈话吧？”

“没有。我说话和做事是不瞒着任何人的。”

涅赫柳多夫一看见那张脸，一看见那双满是汗毛的手，一听到那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口气，他的温和的心境就立刻消失了。

“是啊，我们正在谈他的打算。”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要给你斟一杯茶吗？”她补了一句，拿起茶壶来。

“好，麻烦你。那么，究竟是什么打算呢？”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因为那批犯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有罪。”涅赫柳多夫说。

“我听说您不是单单陪着她去，另外还有别的打算。”

“对，我还打算跟她结婚，只要她愿意这么办的话。”

“原来是这样！要是您不嫌厌烦的话，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她在堕落的道路上的头一步……”涅赫柳多夫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而受到惩罚的却是她。”

“要是她受到了惩罚，那么她大概也不是没有罪。”

“她根本没罪。”

涅赫柳多夫就带着不必要的激动心情把这个案子的原委讲一遍。

“哦，这是审判长的疏忽，因此造成了陪审员的答案不周到。不过对于这种情形，自有枢密院来管。”

“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它驳回上诉，那就可见上诉的理由缺乏根据，”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显然，他完全抱着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真理就是法庭判决的产物，“枢密院不可能追究和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如果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应该向最高当局上告。”

“状子已经递上去了，可是丝毫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会问一下司法部，司法部问一下枢密院，枢密院就把它的裁定重述一遍，于是，照例，没罪的人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去问枢密院，”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带着鄙夷的笑容说，“司法部会向法庭调来案子的原卷，如果发现有错误，就会在这方面做出结论。第二，没罪的人绝不会受到惩罚，或者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受到惩罚的人总是有罪的，”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不慌不忙地说，现出洋洋得意的笑容。

“我认为刚好相反，”涅赫柳多夫开口说，对他的姐夫抱着恶感，“我相信经法院判刑的人，一大半都是没罪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没罪是纯粹就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说的，例如这个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就没罪，例如我最近认识的一个犯杀人罪的农民也没有杀过人，他就没罪，例如有母子两个人犯了纵火罪，其实也没罪，那场火是由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点定了罪。”

“是的，不消说，审判方面的错误是素来就有的，以后也还会有。人类的机构不可能十全十美。”

“其次，有大量的犯人没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长大成人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犯罪。”

“对不起，这话不正确。每一个贼都知道偷东西不好，不应该偷，偷东西是不道德的。”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露出他平素那种心安理得、自以为是、略略带点轻蔑的笑容，这特别惹得涅赫柳多夫心中冒火。

“不对，他不知道。人家告诉他说：你别偷东西。可是他明明看见，而且知道工厂主借压低他的工资来偷他的劳动。他明明看见，而且知道政府和它所有的官员，用收税的形式接连不断地偷去他的财物。”

“这简直成了无政府主义了。”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平静地说，为他内弟的话的含意下了定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的是当前存在的事实，”涅赫柳多夫接着说，“他知道政府在偷他的东西。他知道我们这些地主老早就在偷他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本来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可是后来，他在被偷去的土地上拾了一点干树枝，好拿回去生火，我们却把他关进监狱，硬要叫他相信他是个贼。他明明知道做贼的并不是他，而是偷去他的土地的人，那么，把他的被偷去的东西restitution[79]，正是他对他的家人所应尽的责任。”

“我不懂，不过即使我懂，我也不能同意。土地不能不成为个人的财产。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开口说，他已经带着充分的和有把握的信心认为涅赫柳多夫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求平分所有的土地，而这样分地是很愚蠢的，他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这种思想，“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那么明天土地就会又转移到那些比较勤恳能干的人的手里去了。”

“谁也没有打算平分土地。土地不应当成为任何人的私产，不应当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天性。没有私有权，就不会有耕种土地的任何兴趣。一旦消灭私有权，我们就会回到野蛮状态。”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用权威的口气讲道，重述着那种主张土地私有权的陈腔滥调，认为这种论调是驳不倒的，而这种论调的大意是，对土地私有的贪得无厌就证明土地私有是必要的。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那些地主就像狗霸占着马槽一样，既不让会种地的人来种地，自己又不会耕耘土地。”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要知道这完全是发疯！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消灭土地私有制是可能的吗？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您的由来已久的dada[80]。不过，请您容许我直截了当地对您说一句……”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着，脸色煞白，嗓音发颤，分明这个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我要劝您在着手实际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先把这个问题好好地考虑一下。”

“您说的是我的私事吗？”

“是的。我认为所有我们这些处在一定地位的人，应当承担这种地位所要求于我们的责任，应当维护这样的生活条件，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生长的，这是我们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将来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

“请容许我把话说完，”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继续说下去，不容许别人打断他的话，“我说这些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的景况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生活下去，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也不至于穷困。所以，请容许我直率地说出来，我对于您那种没有经过充分考虑的行动表示抗议，这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我在原则上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要劝您多想一下，多看一点书……”

“哦，请您让我自己来决定我自己的事情，由我自己来理解该读什么书和不该读什么书。”涅赫柳多夫说着，脸色变白了，感到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沉默下来，开始喝茶。

三十三

“哦，孩子们怎么样？”涅赫柳多夫略微定下心来，问姐姐说。

他姐姐就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她丈夫的母亲，跟祖母在一起。她看到弟弟和丈夫的争论总算停住，感到很满意，就开始讲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的游戏，简直就跟从前她弟弟用两个玩偶，一个是黑人，一个起名叫法国女人，所玩的游戏一样。

“难道你还记得那种游戏？”涅赫柳多夫含笑说道。

“你再也想不到，他们的玩法简直跟你一样呢。”

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此结束。娜塔莎放了心，然而她不愿意当她丈夫的面只讲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参加谈话，就讲起已经传到此地来的彼得堡新闻，说卡缅斯基的母亲失去独生子以后很伤心，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打死了。

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表示他不赞成目前这种在决斗中致人死命不算犯普通刑事罪的办法。

他这种说法遭到涅赫柳多夫的反驳，他们为此又争吵了一番，结果一切都没有解释清楚，双方都没有讲明白各自的见解，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感到涅赫柳多夫在责难他，轻视他的全部事业，于是一心想对涅赫柳多夫表明他的见解完全不正确。至于涅赫柳多夫那方面，姑且不谈他的姐夫干预他在土地方面的事而惹得他气恼（他在心灵深处却感到他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的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的），首先，使他心中愤慨的是，有的事现在依涅赫柳多夫看来无疑是荒谬和犯罪的，这个眼光短浅的人却带着十足的信心和镇静仍然认为是正确而合法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惹恼了涅赫柳多夫。

“那么法院会怎么处理呢？”涅赫柳多夫问。

“法院对决斗双方当中的一方会判决服苦役刑，就像判决普通的杀人犯一样。”

涅赫柳多夫的手又发凉了，他激烈地讲起来。

“哦，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公平了。”

“倒好像公平是法院工作的目标似的。”涅赫柳多夫说。

“可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目标呢？”

“维护阶级利益。法院，依我看来，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见解呢，”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带着镇定的笑容说，“通常，法院是被人认为具有一种稍稍不同的使命的。”

“理论上可以这样说，可是实际上，依我见到的情形来看，却不能这么说。法院的唯一目标就在于维持社会的现状，为此它才迫害和惩办那些高于一般水平而且有心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同时也迫害和惩办那些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犯罪型。”

“第一，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那些犯人，所谓的政治犯，其所以受到惩办，是因为他们高于普通的水平。他们大多数是社会的渣滓，跟您认为低于普通水平的犯罪型同样地堕落，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而已。”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们高明得没法比。所有那些教派的信徒就都是有道德的、坚强的人……”

然而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养成了习惯，说话的时候不容别人打岔，所以他不听涅赫柳多夫讲话。特别惹得涅赫柳多夫冒火的是，他在涅赫柳多夫讲话的时候继续讲他自己的话。

“我也不能同意您的另一个看法，认为法院的目标在于维护现行的制度。法院自有它的目标，那就是要么改造……”

“好一个关在监牢里的改造。”涅赫柳多夫插嘴说。

“……要么消除那些堕落的人，”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固执地继续说下去，“以及那些威胁社会生活的暴徒。”

“问题恰好就在于法院既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另一点。这个社会缺少做这种事的手段。”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问，勉强笑了笑。

“我想说的是，认真讲起来，合理的惩罚只有两种，也就是古时候常用的那两种：体罚和死刑。可是，由于社会风气温和了，这两种惩罚就越来越废弃不用了。”涅赫柳多夫说。

“这种话出于您的口，听起来倒真是又新奇又惊人呢。”

“是的，把一个人打痛，弄得他以后不再做那种因此挨打的事，这是合理的；把一个对社会有害而且危险的成员的脑袋砍掉，那也是十分合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有合理的意义。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和学坏样子而堕落的人关进监牢，放在有生活保障、强制闲散的条件下，同最堕落的人处在一起，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此外，由于某种缘故而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茨克省去，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什么地方去[81]，并且由国库出钱，每个人要花费五百卢布以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话说回来，人们是害怕这种由国库出钱的旅行的。如果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了。”

“那些监狱不可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永远关在监狱里，他们会释放出来的。刚好相反，那些人在那种机构里会深深地沾染恶习，腐败下去，那就是说他们的危险性更大了。”

“您是想说，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这是不可能改进的。为改进监狱而用的钱，会比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用的钱还多，那就会给人民造成新的重负。”

“可是，惩治制度的缺陷决不能证明法院本身应该废除。”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没有听他内弟讲话，又接着讲他自己的话。

“那些缺陷是不可能补救的。”涅赫柳多夫提高喉咙说。

“那怎么办？干脆把犯人杀掉？或者照某一个国务人员所提议的办法，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得意地微笑着。

“是的，这固然残忍，不过总还有效验。现在的办法，却光是残忍，非但没有效验，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那些神智健全的人怎么能够参与像刑事法庭这样荒谬而残忍的工作。”

“可是我就参与了这种工作。”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着，脸色煞白。

“那是您的事。然而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想，您不理解的事情还多着呢。”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嗓音发颤。

“我在法庭上见过副检察官用尽全力要把一个不幸的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在任何一个不反常的人的心里都只能引起怜悯。我知道另外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的信徒，竟然认为朗读《福音书》是犯了刑事罪。再说，法院的全部活动无非就是这一类毫无意义的残忍勾当。”

“如果我这样想，我就不会做这种工作了。”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着，站起来。

涅赫柳多夫看见他姐夫的眼镜里边闪着一种蹊跷的亮光。“莫非那是眼泪？”涅赫柳多夫暗想。果然，那正是受了侮辱而流出来的眼泪。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走到窗子跟前，拿出手绢来，清一清喉咙，开始擦眼镜，他取下眼镜以后还擦了擦眼睛。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回到长沙发上坐下，点起一支雪茄烟，不再开口说话。涅赫柳多夫想到他把他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般地步，不由得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再也不会同他们见面了。他带着困窘的心情向他们告别，坐车回家去了。

“很可能我说的话都正确，至少他没有说出什么话来驳倒我。不过我讲话的态度不对头。我既然能够被恶意这样迷了心窍，把他侮辱得这么厉害，惹得可怜的娜塔莎这么伤心，可见我改变得很少。”他想。

三十四

那批犯人，包括马斯洛娃在内，准备下午三点钟从火车站启程。因此，涅赫柳多夫为了看到那批犯人从监狱里走出来，随着他们一块儿到火车站去，就打算在十二点钟以前到达监狱。

涅赫柳多夫收拾行李和文件，看到他的日记本，就停下来，翻看其中的几个地方，读到了那里面最后写的一段日记。那段日记是他在动身到彼得堡去以前写的：“卡秋莎不接受我的牺牲，却要牺牲她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却又不敢相信，她那种内心的变化使我高兴。我不敢相信，可是我觉得她在复活了。”这下面，紧跟着还写了一段：“我遇到一件很难受而又很快活的事。我听说她在医院里行为不正。我忽然感到痛苦极了。我没料到我会这么痛苦。我带着嫌恶和憎恨的心情跟她讲话，后来我忽然想起我自己，想起她所做的这种惹得我痛恨的事，我自己就做过许多次，即使在最近，虽然仅仅是在思想上，也还做过，于是忽然间，我又是憎恶自己又是怜悯她，我的心境舒畅极了。只要我们总能及时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梁木，[82]我们就会变得更善良。”他写上今天的日子，接着又写道：“我到娜塔莎那里去过一趟。正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就不那么善良而变得凶狠了，至今我心里还觉得沉重。哎，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要过新的生活了。别了，旧生活，从此一刀两断了。我的头脑里积累了许多印象，可是我还不能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

涅赫柳多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懊悔不该跟他姐夫发生口角。

“我不能就这样走掉，”他暗想，“应该到他们那儿去赔罪才对。”

可是他瞧一下怀表，却看出现在已经没有功夫，他得赶紧动身，免得错过那批犯人走出监狱的时间。他匆匆打点好行李，打发公寓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也就是跟涅赫柳多夫一块儿上路的塔拉斯，把他的行李直接送到火车站去，然后涅赫柳多夫自己雇了他遇到的头一辆街头马车，坐上去，直奔监狱。囚犯的列车比涅赫柳多夫搭乘的那班邮车早开两个钟头，所以他完全付清公寓的房钱，不打算再回来了。

正是闷热的七月天气。街道上的石头、房屋、铁皮房顶经过闷热的一夜以后，还没有冷却，把它们的余热送到炎热而停滞的空气里。这时候没有风，不过即使起风，也只能刮来一股又臭又热的空气，饱含着灰尘和恶臭的油漆味。街道上行人稀少，就连那少数的行人也极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走路。只有修路的农民坐在街道当中，给太阳晒得脸色乌黑，脚上穿着树皮鞋，忙着用铁锤把石子砸到滚烫的沙地里。还有些脸色阴沉的警察，上身穿着没有漂过的白制服，制服上用橘黄色细绳系着手枪，在街心站着，无精打采，不时替换两只脚。还有些公共马车响着铃铛，在街道上川流不息，朝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戴着白布头罩，上面留出两个缺口让耳朵钻出来。

涅赫柳多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监狱里，从早晨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出发的犯人，工作紧张，至今还没办完。这批出发的有男犯人六百二十三名和女犯人六十四名。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对照各项花名册细加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人员。新来的狱长、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一个文书员，都在院子里靠墙的阴凉地里摆着的一张桌子四周坐着，桌上放着公文簿和各色文具。他们逐个叫犯人的名字，犯人们就一个个走过去，由他们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那张桌子有一半已经被阳光照着。这儿很热，尤其很闷，因为没有风，聚在这里的成群犯人不断地呼出热气。

“这是怎么搞的，简直没个完了！”押解官吸着纸烟说，这个人生得壮实，高身量，红脸膛，肩膀耸起，胳膊很短，唇髭盖住了他的嘴，从唇髭里不断冒出一团团烟雾。“这要把人活活累死。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的人？还有很多吗？”

文书员查了查册子。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那些女的。”

“喂，你们干什么站在那儿不动，走过来！……”押解官吆喝那些还没有核对过的犯人说，他们一个挨着一个站在那里。

犯人们排列成行，等着轮次，已经呆站了三个多钟头，而且不是站在阴凉的地方，却是站在太阳底下。

这种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至于监狱外面，大门外照例有一个荷枪的哨兵站着，还有大约二十辆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犯人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角上站着一些犯人的亲友，等候犯人走出来好见一见面，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就同要动身的犯人谈几句话，送给他们一点东西。涅赫柳多夫也夹在这群人里站着。

他在那儿呆站将近一个钟头了。临到一个钟头快要过完，大门里边才响起铁链的丁当声、脚步声、威严的吆喝声、咳嗽声、一大群人不高的说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这中间有几个看守在一个小门口进进出出。最后，传来一声命令。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铁链的丁当声变得更响，有些身穿白军服、肩上扛着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前边排成一个整齐的大半圆形，显然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队形。等到他们站好，就又传来命令声。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地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肩膀后面背着背包，脚上锁着铁镣，艰难地举步走着；他们用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背包，一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先走出来的是服苦役刑的男犯人，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长囚衣，囚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83]。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年老的，有瘦的、胖的，有脸白的、脸红的、脸黑的，有生着唇髭的、留着大胡子的、没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鞑靼人、犹太人，他们拖着丁当响的锁链走出来，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像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他们只走出十来步远就站住，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次站好。在他们后面，紧跟着又有许多男犯人从门里涌出来，也剃了头发，却没有戴脚镣，可是每两个人的手用一副铁铐锁在一起，这些人的装束也是那样。他们是流刑犯……这些人也很起劲地走出来，站住，也是每四人一排，各自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各村社判处流刑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穿着监狱里的灰色外衣，戴着灰色头巾，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各自穿着城里的或者乡下的衣服。有几个女人抱着娃娃，用她们的灰色外衣的衣襟包着。

有些孩子，男孩和女孩，跟那些女人一块儿步行。这些孩子就像马群里的小马那样夹在女犯人当中。男人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是偶尔咳嗽几声，或者说几句简短的话。可是女犯人那边却传来一刻也不停的说话声。涅赫柳多夫觉得马斯洛娃出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见她了，可是后来就消失在一大群人当中，不见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仿佛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尤其是女性的特征，带着孩子和背包，在男人后面排好队伍。

尽管全体犯人在监狱的围墙里已经清点过，可是押解兵现在又清点一遍，同原先的人数核对一下。这次清点拖了很久，特别是因为有些犯人走动起来，换了地方，因而打乱了押解兵的清点工作。押解兵就辱骂那些犯人，把他们推来推去，犯人们顺从地听凭摆布，可是暗中却在生气。然后押解兵又重新清点一次。等到全部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就发出一道什么命令，惹得人群大乱起来。那些体弱的男人、女人、孩子，争先恐后，一齐往大车那边跑过去，把他们的背包放在车上，然后他们自己爬上车。抱着哭嚎的娃娃的女人、欢天喜地争抢座位的孩子、无精打采脸色阴沉的男犯人都爬上大车，坐好。

有几个男犯人脱掉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向他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事后涅赫柳多夫听说，他们是要求坐到大车上。当时涅赫柳多夫只看见押解官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那几个提出请求的人，只顾吸他的纸烟，后来忽然对着一个男犯人挥动他那短短的胳膊，那一个料着要挨打，就缩着剃过的头，赶紧从押解官面前跑开了。

“我要叫你尝尝做贵族是什么滋味，好让你记住！走你的路去！”押解官嚷道。

这个军官只准许一个戴着脚镣、身子细长而摇摇晃晃的老人坐上大车。涅赫柳多夫看见老人脱掉薄饼般的帽子，在胸前画个十字，往大车那边走过去，可是后来他很久都爬不上车，因为他的脚镣妨碍他抬起衰弱的、套着锁链的老腿，多亏有一个已经坐在车上的女人帮忙，揪住他的手，才把他拉上去了。

等到所有的大车都装满背包，那些得到许可的人都在背包上坐好，押解官就脱掉军帽，用手绢擦了擦额头、秃顶、又粗又红的脖子，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

“队伍，开步走！”他命令道。

那些兵弄得他们的步枪当郎当郎响。犯人们脱掉帽子，有的人是用左手脱的。他们开始在胸前画十字。送行的人喊着话，犯人们也喊着答话。女人们当中传来了哭号声。这批犯人就由穿着白军服的兵士们包围着，走动起来，套着锁链的脚扬起了尘烟。带头走着的是兵士们，身后跟着戴镣铐的犯人，每四人一排，铁链丁丁当当响。他们的后面是流刑犯，随后是由村社判处流刑的农民，每两个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再后是女犯人。这后面就是走动的大车，车上装满背包和体弱的人，其中一辆大车上，有一个女人坐在高处，把身上的衣服裹严，不住地哀号和痛哭。

三十五

这个队伍那么长，等到前边的人已经走远，看不见了，后面那些载着背包和体弱的人的大车才刚刚起动。临到大车起动，涅赫柳多夫就坐上那辆一直在等候他的街头马车，吩咐马车夫把车赶到犯人前边去，为的是看一看这批男犯人当中有没有熟人，其次，在女犯人当中找到马斯洛娃，问她收到他送去的东西没有。天气已经很热了。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始终飘浮在沿着街心走动的犯人们的头上。犯人们快步走着，涅赫柳多夫坐的那辆走得不快的马车只能缓缓地赶到他们前头。那一排排他不认得的、外貌古怪而可怕的生物，身上穿的衣服一模一样，迈开上千只穿着同样的鞋的脚往前走去，合着脚步的拍子甩搭着他们的空着的手，仿佛在给自己打气似的。他们人数那么多，外表又那么一模一样，都处在那么特别的、奇怪的条件下，因此依涅赫柳多夫看来，他们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种特别的、可怕的生物。一直等到他在苦役犯的人群里认出杀人犯费多罗夫，在流刑犯当中认出擅长诙谐的奥霍京和另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他心里的那种印象才算破灭。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扭过头来，斜起眼睛瞧着赶到他们前头去的四轮轻便马车和坐在车上不住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把头往上一扬，表示他认出了涅赫柳多夫；奥霍京光是挤了挤眼睛。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涅赫柳多夫的马车赶上那些女犯人，他立刻认出马斯洛娃。她在第二排女犯人当中走着。第二排紧边上的那个女犯人生着红脸膛、黑眼睛、短腿，相貌难看，把长囚衣底襟掖在腰里，她就是“美人儿”。她身旁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费力地拖着两条腿往前走。第三个就是马斯洛娃。她肩上搭着背包，眼睛照直地瞧着前面，脸色镇静而果断。她这一排的第四个女人生得年轻而美丽，走路有劲，穿着短短的囚衣，按农妇的款式扎着头巾，她就是费多霞。涅赫柳多夫从马车上下来，往迈步前进的女犯人跟前走过去，打算问一下马斯洛娃收到那些东西没有，问一下她感觉怎么样。可是有一个押解犯人的军士在队伍这一边走着，立刻发现有人往这边走来，就迎着他跑过去。

“不行，老爷，走到队伍跟前来是不容许的。”他一面赶过来，一面嚷道。

军士走近前来，认出了涅赫柳多夫（监狱里的人都认得涅赫柳多夫），就把手指头举到帽檐上行个礼，在涅赫柳多夫身旁站住，说：

“现在不行。在火车站上您可以跟她见面，在这儿是不容许的。不要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一声，然后打起精神，不顾天热，迈出穿着漂亮的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回他原来的地方去了。

涅赫柳多夫转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马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的身后。他自己看着队伍，同它并排往前走。那支队伍不管走到哪儿，总是引起人们注意，还混杂着怜悯和恐惧。坐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那些犯人，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止住步，惊讶而恐惧地瞧着这个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施舍的钱收下来。有些人仿佛着了魔似的跟着队伍往前走，不过后来停住脚，摇着头，光是目送那批犯人走去。有些人从大小不同的街门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有些人从窗子里探出身子来，他们都呆呆地瞧着这支可怕的队伍，沉默不语。在一个十字路口，那批犯人挡住了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的去路。赶车座位上坐着油光满面的马车夫，屁股很大，背上有两排扣子。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妇，妻子又瘦又白，戴一顶浅色的帽子，打着颜色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着考究的浅色大衣。他们对面的前座上，坐着他们的孩子：一个是姑娘，打扮得很好看，娇嫩得好比一朵小花，浅黄色的头发披散下来，也打着颜色鲜艳的阳伞，另一个是八岁的男孩，生着细长的脖子，锁骨突出，戴着海军帽，飘着长带子。父亲气愤地骂着马车夫，怪他没有抢在犯人前边走过路口，如今却被他们拦住了去路。母亲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拉下来，完全遮住自己的脸，好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马车夫生气地拧起眉毛听着主人毫无道理的责难，因为正是他的主人吩咐他把马车赶到这条街上来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一股劲儿要冲出去的黑马，那些马也油光发亮，笼头底下和脖子上流着汗，起了沫子。

有一个警察真心诚意地想为华丽的四轮马车的主人效劳，想把犯人们拦住，让马车先走过去，可是他感到这支队伍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哪怕为了这样一个阔绰的老爷，这种气氛也是不便于打破的。他就光是把手举到帽檐上行个礼，表示一下他对阔人的尊敬，然后严厉地瞅着那些犯人，好像打定主意要在任何情况下保护马车的坐客，免得受到他们的侵犯似的。所以那辆马车不得不等候整个队伍走完，一直等到最后一辆载着背包和坐在背包上边的女犯人的大车轰隆轰隆地走过去，才走动起来。那辆大车上的女犯人当中，有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本来已经止住哭声，如今看见这辆华丽的马车，就又开始痛哭和哀号。一直到这个时候，马车夫才轻轻地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毛快马就迈动蹄子在石子路上踩出一片清脆的响声，把安着胶皮轮子而微微颠动的四轮马车拉到别墅去，车上那对夫妇、那个姑娘和那个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就是到别墅去消闲行乐的。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对他们的姑娘和男孩解释一下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包含什么意义。因此那两个孩子就不得不自己来解答这种景象究竟含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姑娘考虑到父亲和母亲脸上的表情，这样解决了问题：她认为他们是跟她的父母和她父母的亲友迥然不同的人，而且都是坏人，所以完全应该照现在这样对付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姑娘只觉得心惊胆战，直到看不见那些人了，才高兴起来。

可是生着瘦长脖子的男孩，却眼睛一刻也不放松犯人的队伍，连眼皮也不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一样。他直接从上帝那儿得到启示，极其坚定而且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一模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模一样，所以必是有人对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做了什么不应当做的事。他不由得怜惜他们，同时，既为那些戴着镣铐、剃了头发的人担惊害怕，也为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掉头发的人担惊害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撇得越来越厉害，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有哭出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哭出来是丢脸的。

三十六

涅赫柳多夫迈着像犯人们一样快的步子往前走。他虽然穿得少，只穿着一件薄大衣，可是仍旧觉得热极了，主要的是街上弥漫着灰尘，空气停滞而炎热，使人闷得透不过气来。他走了四分之一俄里，再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在街当中，坐在马车上，他觉得更热了。他竭力回想昨天同他姐夫的谈话，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却不再像今天早晨那样使他激动了。这件事已经被那批犯人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种种印象盖过去。主要的是天气热得受不了。在围墙旁边，树荫底下，有两个实科中学的男孩脱掉帽子，站在卖冰激凌的小贩跟前，那个小贩在他们面前蹲着，弯下一个膝头跪在地上。有个男孩已经津津有味地吃着，不住地舔牛角小匙，另一个男孩等着小贩把一种黄色的东西盛满一个杯子。

“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喝点解渴的东西吗？”涅赫柳多夫问他的马车夫说，他觉得再也熬不住，想喝点东西提一提神。

“这儿附近有一个挺好的小饭铺。”马车夫说，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涅赫柳多夫送到一个挂着大招牌的门口。

肥胖的店老板站在柜台里边，身上只穿着衬衫。侍者穿着原来是白色的衣服，因为没有顾客而在桌子旁边坐着，这时候都怀着好奇心打量这个颇不寻常的客人，赶紧迎上去伺候他。涅赫柳多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子相当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了肮脏的桌布的小桌坐下。

有两个人在另一张桌旁坐着，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的玻璃瓶。他们擦着额头上的汗，和和气气地计算什么数字。其中一个人肤色发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有一圈黑头发，就跟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一样。这个印象使得涅赫柳多夫又想起昨天他跟姐夫的谈话，又想起他有意在临行之前同他和姐姐再见一见面。“动身之前我恐怕抽不出功夫来了，”他暗想，“顶好是我给他们写一封信吧。”他就讨来纸张、信封、邮票，一面喝着清凉冒泡的水，一面开始考虑应该写些什么话。然而他的思想不能集中，他怎么也写不好这封信。

“亲爱的娜塔莎，我不能带着昨天同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谈话的沉重印象一走了事……”他开始写道。“底下还写些什么呢？要他原谅我昨天所说的话吗？可是我说的都是我心里所想的。他会认为我放弃我的见解了。再者，这是他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这时候，他感到心里又痛恨那个自以为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不理解他的人了，于是把那封没有写完的信放在衣袋里，付清钱，走出去，到街上，坐上马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热得更厉害了。墙壁和石头仿佛冒热气。滚烫的石子路似乎烤人的脚。涅赫柳多夫的没戴手套的手碰到马车的上了漆的挡泥板，觉得像是被火烫了一下似的。

马有气无力地跑着，在尘土飞扬的、不平坦的路上踩出一连串均匀的马蹄声，慢吞吞地经过一条条街道，马车夫不住地打盹儿。涅赫柳多夫坐在马车上，脑子里什么也没想，眼睛冷漠地呆望着前面。在一条街道的倾斜的路边，一所大厦的门前，站着一小群人和一个荷枪的押解兵。涅赫柳多夫吩咐马车夫停车。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一个打扫院子的人说。

“有一个犯人出了事。”

涅赫柳多夫从马车上下来，走到那群人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倾斜而不平坦的石砌路面上，躺着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男犯人，头在坡下而脚在坡上，生着很宽的肩膀和棕红色的胡子，脸色通红，鼻子扁平，身上穿着灰色长囚衣和灰色长裤。他仰面朝天躺在那儿，摊开两只布满雀斑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呆呆不动的、充血的眼睛瞧着天空，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那隆起的、有力的胸脯就均匀地起伏，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他身旁站着一个皱起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着阳伞的老太婆、一个剃着光头、手里提着一只空篮子的男孩。

“他们太虚弱了。他们关在监狱里，把身体弄得十分虚弱，可是现在却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过来的涅赫柳多夫说，用的是一种责备什么人的口气。

“大概他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带着哭声说。

“应当解开他的衬衫才对。”邮差说。

警察伸出颤抖的粗手指头笨拙地解开犯人的青筋暴起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分明心情激动而慌张，可是仍然认为他有必要把这群人数落一顿。

“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天气又这么热。你们把风都挡住了。”

“应当先请医生检查一下。凡是身体虚弱的就该留下来。可是现在他们把半死不活的人也拉出来了。”店员说，显然在夸耀他懂得办事的章法。

警察解开犯人衬衫上的带子以后，直起腰来，往四下里看一眼。

“我说：你们散开。要知道这不关你们的事。这有什么可瞧的？”他说着，转过脸来对着涅赫柳多夫，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可是他在涅赫柳多夫的眼光里没有遇到同情，就看押解兵一眼。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他那踩歪了的靴后跟，根本不理睬警察的困境。

“该管这种事的人却不肯操心。难道有这样的章法，把人活活地折磨死吗？”

“囚犯固然是囚犯，可究竟是个人嘛。”人群里有人说。

“您把他的头枕得高一点，给他点水喝吧。”涅赫柳多夫说。

“已经打发人取水去了。”警察回答说，把手插到犯人的腋下，费力地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围着这么一群人干什么？”忽然传来一个坚决而威严的声音。原来有一个警官迈着快步向聚在犯人周围的人群这边走过来，穿一身异常洁白耀眼的制服和一双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散开！用不着在这儿站着！”他向人群吆喝道，其实他还没有看清楚为什么这儿聚着一群人。

他走到紧跟前，看见奄奄一息的犯人，就做出赞许的样子点一下头，倒仿佛早就料到会出这样的事似的。他扭过脸来对警察说：

“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刚才有一批犯人路过此地，这个犯人倒在地上，押解人员就吩咐把他留下来。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应当把他送到警察分局去。叫一辆马车来。”

“有一个打扫院子的人去叫车了。”警察说，把手举到帽檐上行礼。

店员开口讲了一句天气很热的话。

“这关你什么事？啊？走你的路去吧。”警官说着，恶狠狠地瞪店员一眼，店员就闭嘴不响了。

“应当让他喝点水。”涅赫柳多夫说。

警官也恶狠狠地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可是什么话也没说。等到打扫院子的人拿来一杯水，警官就吩咐警察给犯人喝水。警察托起犯人向后仰着的头，打算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往下咽，水就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把外衣的胸口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浸湿了。

“把水泼在他脑袋上！”警官命令道。警察就脱掉犯人头上的薄饼般的帽子，把水泼到他那棕红色的鬈发上和秃顶上。

犯人仿佛害怕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了，不过他的姿势没有变。顺着他的脸淌下一道道沾着尘土的污水，可是他的嘴里仍旧发出均匀的呻吟声，全身不住地颤抖。

“这儿不是有一辆马车吗？就坐这辆好了，”警察指着涅赫柳多夫雇来的马车对警察说，“把车子赶过来！喂，说你呢！”

“我已经拉着客了。”马车夫没有抬起眼睛来，阴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马车，”涅赫柳多夫说，“不过你们自管用好了。我来出车钱就是。”他对马车夫补充一句。

“喂，你们呆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动手呀！”

警察、打扫院子的人、押解兵就把奄奄一息的人抬起来，送到马车上，让他在座位上坐下。可是他自己坐不稳，头老是往后仰，整个身体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平躺着！”警官下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来送他去。”警察说，在车座上挨着那个垂危的人坐稳，把强有力的右胳膊伸到他的腋下，抱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着囚鞋的脚，放到马车上，塞在马车夫座位底下，让那两条腿伸直。

警官往四下里看一眼，瞧见犯人的薄饼般的帽子丢在马路上，就把它拾起来，戴在犯人湿淋淋的、向后仰着的头上。

“走！”他下命令说。

马车夫生气地回过头去看一眼，摇了摇头，拨转马头，由押解兵护送着，向警察分局那所房子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块儿，不断地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同时犯人的头前后左右不住乱晃。押解兵在马车旁边走着，不时把犯人的腿放好。涅赫柳多夫跟在他们后面走着。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来到警察分局，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84]跟前，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里，在一个门口停住。

院子里有些消防队员卷起袖子，高声说笑，刷洗几辆不知做什么用的车子。

马车刚刚停住，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伸出手插到犯人僵直的身体的腋下和腿底下，把他从马车上抬下来，马车给他们踩得吱吱嘎嘎响。

那个送犯人来的警察，从马车上下来，甩搭着发麻的胳膊，脱掉帽子，在胸前画个十字。他们把那具死尸抬进门去，顺着楼梯往上走。涅赫柳多夫跟着他们走去。他们把死尸抬进一个不大的、肮脏的房间，那儿放着四张病床。有两张床上，已经坐着两个穿着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扎着绷带，另一个害着肺痨病。有两张床空着没人。他们就把那个犯人放在其中的一张床上。这时候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闪着炯炯有光的眼睛，不住活动两道眉毛，身上只穿着衬衣、衬裤和袜子，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走到刚抬进来的犯人跟前，看了看他，然后看了看涅赫柳多夫，不由得扬声大笑起来。这是一个关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打算吓唬我，”他开口说，“可是不行，他们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紧跟在抬着死尸的警察们的身后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尸跟前，摸了摸犯人的手，那只手姜黄，布满雀斑，虽然还柔软，却已经现出死人的惨白色。他把那只手拿起来，然后松开。那只手就毫无生气地落在死尸的肚皮上了。

“他完了。”医士摇了摇头说，可是他显然要照规矩办事，就解开死尸湿漉漉的粗布衬衫，然后把自己的鬈曲的头发撩到耳朵背后，弯下腰去把耳朵贴在犯人发黄的、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出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一下头，伸出手指头去先摸一下犯人的这只眼皮，又摸一下那只眼皮，那两只睁着的、呆呆不动的淡蓝色眼睛就闭上了。

“你们吓不倒我，你们吓不倒我。”疯子说，不住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也照样说一遍，“应该送到停尸房里去了。”

“您要小心。真完了吗？”警官问。

“到了这个地步，总也该看得出来了，”医士说，不知什么缘故拉起死人的衬衫来盖上他那袒露的胸脯，“不过我要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万内奇来，让他看一下。彼得罗夫，你去一趟吧。”医士说着，从死尸旁边走开。

“把它抬到停尸房去，”警官说，“待一忽儿你到办公室来一趟，签个字。”他对押解兵补充说，押解兵始终没有离开犯人。

“是。”押解兵回答说。

警察们抬起死尸，又顺着楼梯下去。涅赫柳多夫打算跟着他们走，可是疯子把他拦住了。

“您总不是跟他们串通一伙的吧，那您就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涅赫柳多夫取出一盒烟来，递给他。疯子活动着眉毛，很快地讲起话来，说到人们怎样用各种转弯抹角的方法折磨他。

“要知道，他们全都跟我做对，用他们那套借刀杀人的办法折磨我，欺负我……”

“请您原谅我。”涅赫柳多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要看一看死尸抬到什么地方去。

抬着死尸的警察们已经穿过整个院子，正走进地下室的门。涅赫柳多夫打算走到他们那边去，警官却把他拦住了。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涅赫柳多夫回答说。

“不干什么，那您就走开。”

涅赫柳多夫听从他的话，朝他的马车那边走去。马车夫正在打盹儿。涅赫柳多夫叫醒他，坐上马车，又赶到火车站去。

马车还没有走出一百步远，他就碰见一辆大车，又是由荷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躺着另一个犯人，显然已经断了气。犯人仰面朝天躺在大车上，生着黑胡子，剃掉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可是那顶帽子已经滑到脸上，挨着他的鼻子。每逢大车颤动一下，他的头就摇晃一下，咚的一声撞在车板上。赶大车的车夫穿着肥大的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有一个警察跟在后面。涅赫柳多夫拍了拍他的马车夫的肩膀。

“他们搞的是什么名堂！”马车夫勒住马说。

涅赫柳多夫从马车上下来，跟着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面前，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们已经把车子刷洗完，走开了，如今站在那儿的是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帽子上镶着蓝色帽圈，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严厉地瞅着一头颈部膘厚的淡黄色公马，由消防队员牵着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公马的一条前腿稍稍有点瘸，消防队长气愤地同一个也站在那儿的兽医说话。

警官也站在那儿。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跟前。

“这是从哪儿拉来的？”他问，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从老戈尔巴托夫斯卡娅街上。”警察回答说。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警官说。

“哦，竟有这样的办事章法。不过呢，天气也实在热。”消防队长说，然后转过身去对牵走浅黄色瘸腿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墙角上那个单马棚去！你这狗崽子，我要好好地教训你一顿，这些马比你这个混蛋还要值钱，生生让你弄残废了！”

这具死尸也像第一具死尸那样由警察们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涅赫柳多夫仿佛着了魔似的，跟在他们身后。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说。

他没有答话，只顾往他们送死尸的地方走去。

疯子正坐在一张病床上，大口地吸着涅赫柳多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看见死尸，不由得皱起眉头。“又来了，”他说，“我都看厌了。我总不能算是小孩子吧，不是吗？”他转过头来对涅赫柳多夫说，脸上露出疑问的笑容。

这当儿涅赫柳多夫正在看死尸，现在没有人来遮住它了。死尸的脸先前被帽子盖住，现在可以完全看清了。先前的那个犯人生得不好看，可是这个犯人，不管是论相貌还是论整个身体，都非常美。这个人正当壮年，筋强力壮。尽管他的头发剃掉了半边，样子难看，可是他那不高的、方正的额头隆起来，下面生着如今已经没有生气的黑眼睛，显得很美，犹如他那不大的鹰钩鼻子以及下面的稀疏的黑色唇髭一样。他的嘴唇现在已经发青，唇边留着一点笑意。他那不大的胡子只盖住脸的下半截，在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不大的、挺拔的、好看的耳朵。他脸上的神情又平静，又严峻，又善良。姑且不谈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大有发展的前途，而这种前途现在已经完全断送，单凭他的手和套着铁镣的脚的清秀的骨骼，单凭他发育匀称的四肢的强壮筋肉，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美好、强壮、灵活的人类动物。做为动物来说，他在他的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十分气愤的浅黄色公马完美得多。可是他活活地被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人来怜惜，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善于劳动的、白白断送的动物来怜惜。他的死亡在所有人的心里引起的唯一感情，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身眼看就要腐烂，不得不赶快抬走，这就给人们添了不少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由警察分局局长陪同，走进候诊室里来。医师是个结实的矮胖子，穿着茧绸上衣，他的茧绸裤子却太小，把肌肉丰满的大腿包得紧紧的。警察分局局长也是个矮而壮的人，他的红脸像球那么圆，由于养成了习惯，先把吸进去的空气存在腮帮子里，然后再慢慢地吐出去，那张脸就变得越发圆了。医师在病床上挨着死尸坐下，照先前医士那样摸了摸死人的两只手，听了听他的心脏，站起来，把自己的裤腿理直。

“这个人死得没法救了。”他说。

警察分局局长嘴里吸满了空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扭过头对押解兵说。

押解兵回答了他的话，并且对他提起死人戴着镣铐。

“我会吩咐人把镣铐取下来。谢天谢地，这儿总算还有一个铁匠。”警察分局局长说，然后他又鼓起腮帮子，往房门口走去，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涅赫柳多夫对医师说。

医师从眼镜里瞅着他。

“什么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他们为什么会中暑死掉吗？事情是这样：他们本来关在监狱里，整整一个冬天没有活动过，没有见过阳光，可是现在突然给带到太阳底下来，而且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又夹在一大群人当中走路，得不到充足的空气。所以就中暑了。”

“那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呢？”

“这您得去问他们才行。不过，说实在的，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局外人。”

“哦！……再见，我没有闲功夫。”医师说，然后带着烦恼的神情又往下拉了拉裤腿，朝病人的床铺走去。

“哦，你的病情怎么样？”他对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他的病床上，不再吸烟，朝着医师不住吐唾沫。

涅赫柳多夫走下楼，来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和母鸡旁边走过去，又经过戴着铜盔的门岗面前，走出大门外，坐上他的马车（马车夫本来又睡着了），然后往火车站赶去。

三十八

涅赫柳多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已经全部坐在安着铁格窗的火车车厢里了。月台上站着几个送行的人，押解人员不许他们走到车厢跟前。那些押解人员今天特别心烦。从监狱到火车站，一路上中暑倒毙的人，除了涅赫柳多夫见到的两名以外，还有三名：有一名像前两名一样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去了，另外两名却是在这儿，在火车站上倒下的[85]。押解人员感到心烦的，倒不是有五个人本来可以活着，如今却在他们的押解下死掉了。这些都不在他们心上，使他们操心的仅仅是必须办妥在这类情况下依法所应该办的各种事情，例如把死人连同他们的文件和衣物送到应该送的地方去，把他们的名字从必须押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去的犯人的花名册上勾销，而这些事，特别是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办起来是很麻烦的。

押解人员正忙着办理的就是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还没办完以前，他们就不准涅赫柳多夫和其他要求跟犯人见面的人走近车厢。不过涅赫柳多夫还是得到许可走过去，因为他送给一个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放涅赫柳多夫过去了，只是要求他快点谈完话就走开，免得给长官撞见。这列火车一共有十八节车厢。所有的车厢，除了长官所坐的那一节以外，统统装满了犯人。涅赫柳多夫走过那些车厢的窗口，听了听里面在进行什么活动。所有的车厢里都响着镣铐的丁当声、忙乱声、谈话声，当中夹杂着毫无意义的下流话，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像涅赫柳多夫预料的那样，在谈论他们的死在路上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背包、饮用的水和挑选座位。涅赫柳多夫凑着一节车厢的窗子往里看，瞧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们卸手铐。犯人纷纷伸出手，有一个押解兵拿着钥匙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敛在一起。涅赫柳多夫走完所有的男犯车厢，来到女犯车厢跟前。第二节车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均匀的呻吟声，嘴里说着：“哎哟，哎哟，哎哟！天呐，哎哟，哎哟，哎哟！天呐！”

涅赫柳多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来到第三节车厢的窗口。涅赫柳多夫刚刚把头凑近窗口，就感到有一股热气扑过来，饱含着人身上的浓重的汗酸气。女人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清楚地传出来。所有的座位上都坐着妇女，满脸通红，汗水淋漓，穿着长囚衣和短上衣，高声谈话。涅赫柳多夫的脸凑近铁格窗口，引起了她们的注意。离他最近的女人都停住嘴，向他这边走过来。马斯洛娃坐在对面窗口那边，脱掉了长囚衣，只穿着短上衣，没有戴头巾。皮肤白净、面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身旁，离他这边近一点。她认出了涅赫柳多夫，就碰一下马斯洛娃，伸出手来对她指一指窗口。马斯洛娃赶紧站起来，把她的头巾戴在黑头发上，活泼的、绯红的、冒着汗的脸上带着微笑，她走到窗子跟前，伸出手来扶住窗上的铁格子。

“天气真是热啊。”她说，快活地微笑着。

“东西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东西吗？”涅赫柳多夫问，觉得好像挨着一个石砌火炉[86]似的，从热烘烘的车厢里冒出热气来。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有点水喝就好了。”费多霞说。

“对了，要是能弄点水喝就好了。”马斯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就没有水喝？”

“他们送过水来，可是都喝光了。”

“我过一忽儿就去，”涅赫柳多夫说，“我去向押解兵要水。我们要到下诺夫哥罗德以后才能再见面了。”

“莫非您也去吗？”马斯洛娃仿佛不知道似的说，快活地看涅赫柳多夫一眼。

“我坐下一班火车走。”

马斯洛娃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过了几秒钟后深深地叹一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老爷，真的有十二个犯人给折磨死了吗？”一个年纪苍老、相貌严厉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音说。

这个人就是科拉布廖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看见过两个。”涅赫柳多夫说。

“听说有十二人。他们干出这种事，难道就不受罚？简直是些魔鬼！”

“妇女当中谁也没得病吗？”涅赫柳多夫问。

“娘儿们身子倒结实一点呢，”另一个身量比较矮小的女犯人笑着说，“只是有一个却异想天开，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哀叫。”她说着，指了指旁边的一节车厢，那儿不住地传来呻吟声。

“您刚才说还需要什么，”马斯洛娃说，极力忍住她唇边流露出来的快活的笑意，“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女人留下不走呢，她真是活受罪啊。您跟那些当官的说一说才好。”

“对，我去说。”

“还有，能不能让她跟她丈夫塔拉斯见一面呢，”她补充一句，用她的眼睛指了指含笑的费多霞，“要知道，他就要跟您一块儿上路了。”

“老爷，不能跟她们谈话。”传来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话的声音。他不是放涅赫柳多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涅赫柳多夫就走开，去找长官，想为就要分娩的女人，为塔拉斯，对他提出要求，可是很久都没能找到他，押解兵们也答不上来。他们忙得厉害：有的领着一个犯人到什么地方去，有的跑去给自己买吃食，有的把自己的行李装到车厢里，有的服侍跟押解官一同上路的太太，他们都不乐意回答涅赫柳多夫问的话。

一直到第二遍铃声[87]响过以后，涅赫柳多夫才看见押解官。这个军官用一只短短的手擦净盖没了嘴的唇髭，耸起肩膀，在为一件什么事申斥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涅赫柳多夫说。

“您这儿有一个女人，就要在火车里生孩子了，所以我想，应该……”

“哦，随她去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着，往他自己的车厢走去，活泼地甩动着短短的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走过这里，手里拿着哨子。紧跟着响起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声，月台上送行的人丛中和女犯人的车厢里传来痛哭声和哀号声。涅赫柳多夫和塔拉斯并排站在月台上，瞅着一节节安着铁格窗的车厢和窗口露出的那些男人剃了头发的脑袋在他们面前闪过去。随后女犯人的第一节车厢开过来，可以从窗口望见那些女犯人，有的扎着头巾，有的露着头发。然后第二节车厢开过来，车厢里仍旧传来那个女犯人的呻吟声。再后就是马斯洛娃搭乘的那节车厢，她跟别的女人一块儿站在窗口，瞧着涅赫柳多夫，对他凄凉地微笑着。

三十九

涅赫柳多夫所搭乘的那列客车，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起先涅赫柳多夫想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再到他姐姐那里去一趟，可是现在，他脑子里装满了今天上午的种种印象，觉得极其兴奋、疲劳，临到他在头等客车候车室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坐下，就完全意外地感到十分困倦，刚刚侧着身子躺下，把一只手心垫在脸颊底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前戴着徽章、胳臂上搭着食巾的仆役把他叫醒。

“老爷，老爷，您是涅赫柳多夫公爵吗？有位太太正在找您。”

涅赫柳多夫跳起来，揉了揉眼睛，这才想起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来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的回忆里有囚犯的队伍，有死人，有安着铁格窗的车厢以及关在那里面的女犯人，其中有一个在为分娩受苦，却没有人去帮助她，另一个在铁格窗口朝着他凄凉地微笑。可是他面前的现实情景却完全不同：这儿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餐具，伶俐的仆役们在桌旁走来走去。这个大厅的深处有一个供顾客喝酒的柜台，侍者在柜台里边食器架前面站着，柜台上放着酒瓶和果盘，走到柜台旁边去的旅客站在那儿，背朝着外边。

涅赫柳多夫刚刚把躺着的姿势改为坐着，渐渐清醒过来，却发现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在好奇地瞅着门口发生的一件什么事。他也往那边望过去，这才瞧见一长串人抬进一把圈椅来，上边坐着一个太太，头部包着一块薄薄的纱巾。打头抬圈椅的是个听差，涅赫柳多夫看着好像面熟。殿后的也是他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帽子上镶着金丝绦。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优雅的女仆，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小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一个圆滚滚的、装着什么东西的皮盒子，几把阳伞。再后面就是科尔恰金公爵，生着厚嘴唇和容易中风的脖子，挺着胸脯，头戴旅行帽。随后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另外还有一个涅赫柳多夫认识的外交官，姓奥斯滕，脖子细长，喉核突出，脸色和心情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用有点郑重其事的、不过显然是开玩笑的口气同含笑的米西讲话。最后是医师，愤愤地吸着纸烟。

科尔恰金一家人正从城郊他们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的姐姐的庄园去，那个庄园坐落在去下诺夫哥罗德的铁路线上。

由抬圈椅的人、女仆、医师等组成的行列，鱼贯进入妇女候车室，引得所有在场的人露出好奇和尊敬的神情。然而老公爵却在桌子旁边坐下，立刻把仆役叫过来，向他要酒点菜。米西和奥斯滕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却看见门口走进一个她认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过去。那个熟识的女人就是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由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陪伴着走进餐厅，不住四下张望。她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看见米西和弟弟。她光是对涅赫柳多夫点一下头，首先走到米西那边去。不过她同米西互相吻过以后，立刻又转过身来对弟弟讲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她说。

涅赫柳多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奥斯滕打招呼，站在那儿谈话。米西对他讲起他们在乡间的房屋起了火，逼得她们只好搬到姨母家去。奥斯滕趁这个机会开始讲一个滑稽的火灾故事。

涅赫柳多夫没有听奥斯滕讲故事，转过身去跟姐姐讲话。

“你来了，我真高兴。”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一块儿来的。”她指了指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那个女管家站在远处，戴着帽子，穿着薄大衣，现出亲切而尊严的神态，对涅赫柳多夫扭捏地一鞠躬，不愿意走过来妨碍他们谈话，“我们到处找你。”

“可是我却在这儿睡觉。你来了，我真高兴，”涅赫柳多夫又说一遍，“我本来已经动笔给你写信了。”他说。

“真的吗？”她恐慌地说，“你要写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注意到姐弟两人开始谈私事，就走到一旁去。涅赫柳多夫和姐姐在靠窗的小丝绒长沙发上挨着别人的行李、方格毛毯、帽盒坐下来。

“昨天我从你们那儿出来以后，本想回去赔罪，可是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涅赫柳多夫说，“我同你丈夫谈得很不投机，这使我心里难过。”他说。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有意那样的。你一定知道……”

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她伸出手来碰了碰他的手。她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充分领会了她的意思，为她想要表达的那种意思所感动。她的话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除了她对丈夫抱着满腔的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热爱，在她也是重要而宝贵的，因此他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裂痕，在她都是极大的痛苦。

“谢谢，谢谢你……哎，今天我看到了一些什么事啊，”他说，忽然想起第二个死掉的犯人，“有两个犯人死于非命。”

“怎么会死于非命的？”

“就这么死于非命的。天气这么热，他们却给带出来了。有两个就中暑死了。”

“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刚才吗？”

“对，就是刚才。我看到了他们的尸首。”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把他们害死的？”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带出来的人害死的。”涅赫柳多夫愤愤地说，觉得她也在用她丈夫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啊，我的上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走到他们旁边来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丝毫也不理解，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涅赫柳多夫接着说，瞧着老公爵，老公爵坐在放着一瓶杂酒的桌子旁边，已经把食巾围在脖子上，这时候正好回过头来看涅赫柳多夫一眼。

“涅赫柳多夫！”他叫道，“要不要来润一润嗓子？上路之前喝点酒是再好不过的了！”

涅赫柳多夫谢绝了，转过身来。

“可是你预备怎么办呢？”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继续说。

“我要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过我觉得总应该做点什么事。我要尽我的能力去做。”

“对，对，这我明白。哦，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说，微笑着，用眼睛指了指科尔恰金，“莫非完全断绝来往了？”

“完全断绝了，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双方都不感到遗憾。”

“可惜。我觉得可惜。我喜欢她。不过就算事情是这样吧。然而你为什么又打算同另一个人结合呢？”她胆怯地补充了一句，“你为什么要跟着去呢？”

“我去是因为我应该这样做。”涅赫柳多夫严肃地、干巴巴地说，仿佛希望不再谈这件事似的。

不过他立刻因为对姐姐冷淡而感到羞愧。“我何不把我所想的统统告诉她呢？”他暗想，“索性让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也听一听好了。”他看老女仆一眼，对自己说。有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在场，反而越发鼓励他要把他的决心对姐姐重述一遍。

“你是说我起意跟卡秋莎结婚吗？可是，你看，我倒是决定这样做了，她却明确而坚定地回绝了我，”他说着，声调发抖，每逢他说到这件事，他的声调总要发抖，“她不愿意接受我的牺牲，反而情愿由她自己做出牺牲，而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她做出的这种牺牲对她来说是非同小可的。我不能接受她这种牺牲，如果这种牺牲是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就跟着她去，她走到哪儿，我也跟到哪儿，而且我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什么话也没说。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用疑问的眼光瞧着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这时候，原先那个队伍又从妇女候车室里走出来，仍旧由相貌漂亮的听差菲利普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她吩咐抬她的人站住，招手要涅赫柳多夫走到她这边来，露出可怜的疲惫神情，对他伸出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带着恐惧的样子等着他有力地握一下她的手。

“Epouvantable！[88]”她说，指的是炎热的天气，“这真叫我受不了。Ce climat me tue.[89]”接着，她谈了一阵俄国气候的可怕，又约请涅赫柳多夫到她家里来玩，然后她对那些抬圈椅的人做了个手势。“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着圈椅往前走的时候，扭过她那张长脸来对涅赫柳多夫补充一句。

涅赫柳多夫走出去，来到月台上。公爵夫人的队伍已经向右拐弯，往头等客车那边走去。可是涅赫柳多夫同拿着行李的搬运工人和背着自己的背包的塔拉斯一起往左边走。

“这就是我的同伴。”涅赫柳多夫对姐姐指了指塔拉斯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际他先前已经告诉过她。

“可是难道你坐三等客车？”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看见涅赫柳多夫在三等客车的一节车厢跟前停下来，看见拿着行李的搬运工人和塔拉斯登上那节车厢，就问一句。

“是啊，这样在我方便一点，我是跟塔拉斯搭伴走的。”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谈一下，”他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交给农民们，所以万一我死了，就由你的孩子继承那些土地吧。”

“德米特里，不谈这些。”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

“不过如果我把那些土地也给了农民，那我所能说的就只有一点：我其余的东西将来统统归你的孩子所有，因为我未必会结婚，纵然结了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些了。”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说，可是涅赫柳多夫却看出她听了他的话暗暗高兴。

前边，在头等客车那边，只站着不大的一群人，仍旧在瞧科尔恰金娜公爵夫人被人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乘客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了。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月台上铺着的木板，脚步声咚咚响。列车员请乘客们落座，劝送行的人下车，然后关上车门。

涅赫柳多夫走进车厢，那儿被太阳晒得很热，又很臭。他就立刻走出去，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跟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一起并排站在车厢旁边。她戴着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显然在找谈话的题目，却又找不到。她甚至不能说一声“Ecrivez”[90]，因为她很久以前就同弟弟一起嘲笑过送行的人的这句老套头。那短短的几句关于财产和继承问题的谈话，一下子破坏了原先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亲热的手足关系，他们感到现在彼此疏远了。所以等到这列火车开动，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反而暗暗高兴，她只能够点点头，带着忧愁和亲热的神色说：“再见，那么，再见了，德米特里！”可是这节车厢刚刚开走，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她和弟弟的谈话告诉丈夫，她的脸色就变得严肃，心事重重了。

涅赫柳多夫尽管对姐姐抱着极其善良的感情，任何恶感也没有，而且对她也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可是现在跟她在一起，却觉得沉闷、别扭，心里巴望着快一点离开她才好。他感到当初在他是那么亲近的娜塔莎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所剩下的是一个跟涅赫柳多夫格格不入、面目可憎、肤色发黑、胡子很多的丈夫的奴隶而已。他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一直到涅赫柳多夫讲起她丈夫所关心的事，也就是讲起把土地交给农民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的时候，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活泼，大放光彩。这使得他心里感到凄凉。

四十

三等客车的大车厢，给太阳晒了整整一天，又装满了人，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涅赫柳多夫索性不走进车厢，仍旧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可是就连这里也呼吸不到什么新鲜空气，一直到这列火车从四周的房屋当中开出去，车厢里有了穿堂风，涅赫柳多夫才张开整个胸膛呼吸一下。“是的，他们是死于非命。”他暗自把他对姐姐说过的那句话重说一遍。在他的脑海里，从今天的各种印象当中，异常逼真地浮现出第二个死掉的犯人那张英俊的脸以及他唇边的笑意，额头严肃的神情，剃掉头发而颜色发青的头盖骨下边那个不大的、挺拔的耳朵。“最可怕的，是他被人害死而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把他害死的。然而他又确确实实是给人害死了。他们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把所有的犯人，连同他一起，押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多半下了一道例行命令，用他那笔荒唐的花字在一张印着案由的公文纸上签个名就完了，当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他该负责的。专管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越发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他准确地执行了他的职责，已经把体弱的人剔除出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先料到天气会热得这么厉害，更不可能料到他们会这样迟才押解出来，而且队伍会这样拥挤。那么狱长呢？……然而狱长无非是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若干男女苦役犯和流刑犯送上路去罢了。就连押解官也不能负责，他的责任就是在某某地点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到某某地点再把这批犯人如数点交出去。他按照惯例，正正经经，押解着那批犯人上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料到像涅赫柳多夫见过的两个囚犯那样强壮的人会支持不住而死掉。谁都没有罪责，可是人却给害死了，而且归根结蒂，正是被那些对死者毫无罪责的人害死的。

“这种事所以会发生，”涅赫柳多夫暗想。“就是因为所有那些人——省长啦，狱长啦，警官啦，警察啦，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局势，使得人们无须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所有那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罢，狱长也罢，押解官也罢，所有那些人，假如不是做了省长、狱长、军官，那就会反复考虑二十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能够打发人们排成这样拥挤的队伍上路吗？他们即使上了路，也会停下来二十次，看见有人变得衰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会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送到阴凉的地方去，给他水喝，让他休息一会儿。遇到发生了不幸，他们就会表现出怜悯来。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甚至不许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面前站着的是人，他们心目中没有他们对人所负的责任，只有官职和这种官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要求。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了，”涅赫柳多夫暗想，“只要承认有那么一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那么哪怕这种情况只发生一个钟头，而且是在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那么任何一种损害别人的罪行都可以在自以为无罪的情况下干出来。”

涅赫柳多夫只顾思索，甚至没有注意到天气已经大变。太阳被向前推进的低垂的碎云遮住，一大片厚实的浅灰色雨云从西方地平线上涌过来。远处什么地方，一场斜飘的大雨已经倾注在田野和树林上。从雨云那边吹过来湿润含雨的空气。雨云偶尔被电光切开，隆隆的雷声也越来越常常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雨云越来越近了，斜飘的雨点被风吹过来，开始拍打车尾的小平台和涅赫柳多夫的大衣。他就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去，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和麦子的清香，那些种着麦子的土地早就在盼望雨水。他瞧着从他面前闪过去的果园、树林、正在发黄的黑麦地、仍然碧绿的燕麦田、开着深绿色番薯花的乌黑的田畦。一切都好像涂了一层清漆，绿的越发绿，黄的越发黄，黑的越发黑了。

“多下一点雨，多下一点雨吧！”涅赫柳多夫说，看到田野、果园、菜园在天降甘霖以后又复苏过来，不由得心里高兴。

这场大雨下得不久。雨云有一部分随着雨落下来，有一部分飘走了。最后一阵直着落下来的、密集的小雨点，洒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出来了，一切东西都亮闪闪的。东方地平线上架起一道不高的长虹，颜色鲜艳，紫色特别显著，只是长虹的一端残缺不全。

“哦，刚才我在想什么来着？”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这时候自然界的所有那些变化已经结束，火车正在往下走，驶入一道山沟，两旁是很高的斜坡，“是的，我在想：所有那些人，狱长啦，押解官啦，所有那些担任官职的人，大都是温和善良的人，只因为担任了官职才变得凶狠的。”

他回想当初他对马斯连尼科夫讲到监狱情形的时候马斯连尼科夫所表现的冷淡，回想狱长的严厉、押解官的残忍，他竟然不准犯人坐上车去，并且明知道火车里有一个女犯人因为就要分娩而受着折磨，却不闻不问。“显然，所有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心里连最起码的怜悯感情也没有，这无非是因为他们担任着官职罢了。他们一旦成为担任官职的人，爱人之心就渗不到他们的胸中去，犹如这些土地铺了石头，雨水就渗不进去一样。”涅赫柳多夫瞧着山沟两旁铺着杂色石头的斜坡想道，坡上的雨水没有渗进土里去，却汇成一股股细流淌下来，“也许这山沟两旁非铺石头不可，不过这些土地本来是可以长出麦子、青草、灌木、树林来的，就像斜坡的顶上一样，现在却弄得寸草不生，看着实在叫人难受。人也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暗想，“也许那些省长啦，狱长啦，警察啦，都是非有不可的，不过眼看着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丧失了相互之间的爱和怜悯，那却是可怕的。”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涅赫柳多夫暗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看成法律，却不承认由上帝自己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觉得跟那些人难于相处，”涅赫柳多夫想道，“我简直怕他们。那些人也确实可怕。比强盗还要可怕。强盗毕竟还能够怜悯人，可是那些人却不会怜悯人。他们已经跟怜悯绝了缘，好比这些石头跟植物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原因就在于此。人们说普加乔夫和拉辛[91]之类的人是可怕的。那些人却比他们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道，“假如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说是应该怎么办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那些基督徒、人道主义者、单纯善良的人，干出最可怕的暴行而又不觉得自己有罪，那就只能有一个答案，也就是必须保持目前这样的世道，必须让那些人去做省长、狱长、军官、警察。这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国家官职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就可以把人当做物品一样看待，对他们可以不必保持人与人之间亲如手足的关系；第二，要那些担任国家官职的人结成一帮，这样他们对待人们的行为的后果就不必由他们任何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缺了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人可以不必有爱心，然而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品倒可以不必有爱心，砍树，造砖，打铁倒可以不必有爱心，可是对待人就不能没有爱心，犹如对待蜜蜂不能不加小心一样。蜜蜂的本性就是如此。假使你对待它们不加小心，你就会伤害它们和你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况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固然，人不能像强制别人为自己工作那样强制别人爱自己，然而从这一点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人对人不必有爱心，尤其是在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别人没有爱心，那你就乖乖地坐着好了，”涅赫柳多夫针对自己想道，“你自管跟你自己，跟物件打交道，爱跟什么就跟什么打交道，可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如同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不致有害而只会有益一样，你也只有在有爱心的时候，才会对人有益而不致有害。只要你允许自己不带着爱心去对待别人，犹如昨天你对待姐夫一样，那么，我今天所见到的那种待人的残忍和横暴，就会泛滥得无边无际，这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就会无穷无尽，像我在一生中所体验到的一样。对，对，事情就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暗想。“这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道，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在难熬的炎热之后阵阵凉风使他周身舒畅，另一方面他体会到在他心中盘踞很久的那个问题这时候在他已经彻底澄清了。

四十一

涅赫柳多夫搭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乘客。这儿有仆役、作坊工人、工厂工人、屠宰工人、犹太人、店员、女人、工人的妻子。此外还有一个士兵，两个太太，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却上了岁数，裸露的胳膊上戴着好几只手镯。车厢里还有一个脸色严厉的老爷，戴着黑制帽，佩着帽徽。所有这些人都已经分别找到座位，安下心来，温顺地坐着，有的人嗑葵花子，有的人吸纸烟，有的人同邻座乘客热闹地谈天。

塔拉斯带着快乐的神色坐在过道右边的一条长椅上，给涅赫柳多夫留着一个座位。他跟对面座位上的乘客正谈得热闹，那个人筋肉发达，穿着呢料的农民外衣，敞着怀，后来涅赫柳多夫听说他是个花匠，到一个地方去上工的。涅赫柳多夫从过道里走过来，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半路上就在一位仪表体面的白胡子老人身旁站住，老人身穿土布农民外衣，在同一个农村装束的青年女人攀谈。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坐在那个女人身边，两只脚离地很远，身上穿着新做的无袖长衫，淡得几乎发白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就敛起自己长外衣的衣裾，在他一个人坐着的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块地方来，亲热地说：

“您请坐吧。”

涅赫柳多夫道了谢，在让给他的位子上坐下。涅赫柳多夫刚刚坐好，那个女人就接着讲她被打断的话。她在讲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正是从丈夫那里回到乡下去。

“先前在谢肉节[92]我就到他那儿去过，这如今，托上帝的福，我又去了一趟，”她说，“往后，求上帝保佑，到圣诞节我还要去呢。”

“这是好事，”老人说，看涅赫柳多夫一眼，“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一个年轻人住在城里，就容易学坏了。”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样的人。他倒一点也不乱来，规规矩矩像个大闺女。他把他挣下的钱全都寄回家来，一个子儿也不留下。他见了我们这个小妞儿就高兴，别提多么高兴了。”女人含笑说道。

小姑娘不断吐出葵花子皮，听母亲讲话。她仿佛要肯定母亲的话似的，闪着平静而聪明的眼睛，先是看了看老人的脸，又看了看涅赫柳多夫的脸。

“他是个明白人，那就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干这个吗？”他补充了一句，用眼睛指了一下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工厂里的工人。

做工人的丈夫拿起一个酒瓶来送到嘴边，仰起头，喝瓶子里的酒。妻子手里拿着一个袋子，酒瓶就是从袋子里取出来的。她凝神瞧着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攀谈的女人说，趁这个机会又一次夸她的丈夫，“像他那样的人，老大爷，称得起世上少有呢。他真是那样的人。”她又转过头来对涅赫柳多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人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一遍。

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几口，就把酒瓶递给他的妻子。妻子接过酒瓶来，笑呵呵地摇摇头，把酒瓶也送到嘴边。工人发觉涅赫柳多夫和老人的目光停在他身上，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的时候，谁也没看见，如今我们一喝酒，大家可就都瞧见了。我干活挣下了钱，这才喝一口，也请我的老婆喝一口。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是啊。”涅赫柳多夫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

“我这话不对吗，老爷？我的老婆是个规矩的女人！我对我的老婆挺满意，因为她能疼我。我说的不错吧，玛芙拉？”

“好，喏，你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又在那儿嚼什么蛆？”她补充一句。

“你瞧，她就是这个样子，”工人接着说，“她一忽儿挺好，一忽儿可就嘁嘁喳喳了，就像没上油的大车似的。玛芙拉，我说的对吧？”

玛芙拉格格地笑着，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得，他嚼起舌头来了……”

“你瞧，她就是这个样子。她倒是挺好，不过那只是一时的。她的牛性子一上来，就能干出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我说的这是实话。您得包涵着点，老爷。我喝了不少，哎，现在可怎么办呢？……”工人说着，就躺下睡觉，把头枕在含笑的妻子的膝盖上。

涅赫柳多夫跟老人一块儿又坐了一阵。老人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这一辈子砌出来的炉子简直不计其数，如今打算歇一歇，可总是歇不下来。最近他到城里去过一趟，给他的孩子找了工作，现在回到农村去看望家里的人。涅赫柳多夫听完老人讲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着的座位走去。

“好，老爷，您坐吧。我们把背包挪到这儿来就成了。”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眼睛看一下涅赫柳多夫的脸，亲热地说。

“固然人多太拥挤，可是相处挺和气[93]，”笑吟吟的塔拉斯用唱歌般的声调说，然后伸出两只有力的手把他那两普特重的背包像一片小羽毛似地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宽绰得很呢，要不然就是站一忽儿也不碍，钻到凳子底下去也成。这儿真是再舒服也没有了。怎么也吵不起架来！”他说着，脸上洋溢着和蔼亲切的神情。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总是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可说，一喝酒就有许多好话要说了，而且能说个不停。确实，在清醒的时候，塔拉斯大半总是不言不语，喝了酒才谈笑风生，不过他是难得喝酒的，只是偶尔在特殊情况下才喝一点。在那种时候他常常讲得又多又好，十分朴实真诚，尤其是十分亲切，这种亲切也不断地在他那对善良的天蓝色眼睛里，在不离他唇边的殷勤笑意里闪耀着。

今天他就是处在这种状态。涅赫柳多夫走过来，他一时间住了嘴。不过他把背包放好以后，就照先前那样坐下，把两只干惯活的、有力的手放在膝头上，直率地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话。他在对他的新相识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的事，讲她因为什么缘故判处流刑，讲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

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涅赫柳多夫从来也没有听过，因此现在他关心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正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干出来，他家里的人已经弄明白这件事是费多霞干的。

“我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转过脸来对涅赫柳多夫恳切、和善地说，“我凑巧碰上这么个热心肠的人，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起我的事来了。”

“对，对。”涅赫柳多夫说。

“喏，大哥，这件事就照这个样子弄得水落石出了。我妈手里拿着那块饼。她说：‘我要去找乡村警察。’我爹是个讲理的老汉。他说：‘慢着，老婆子，这个小娘儿们还根本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咱们得怜惜她才是。也许她会明白过来。’这有什么用？我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留下她，她就会把咱们当做蟑螂似的统统害死了。’她说完，大哥，就跑去找警察。警察立时来到我们家里……紧跟着他就传齐了证人。”

“那么，当时你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儿，不住地呕吐。我的五脏六腑全翻了个过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顿时套上一辆大车，叫费多霞坐上去，赶着车子到警察局，又从那儿再到法院的侦讯官那边去。她呢，大哥，如同从一开头起就全盘认了罪一样，见着法官也一五一十照实招供了。她从哪儿拿来的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面饼里，她全说了。法官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她说：‘就因为我讨厌他。我宁可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意跟他一块儿过。’她说的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含笑说道，“反正她全盘认了罪。当然，她给关进监牢去了。我爹就一个人回到家。这当儿，干农活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家里却只有一个娘儿们，就是我妈，而且就连她也气力不济。我们寻思：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把她取保放出来呢。我爹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就又找一个。他一连气找了这么五个。我们正打算撂手不干了，偏巧又碰上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儿。他可是个机灵鬼，简直天下少有。他说：‘你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后来讲了讲价，讲妥三个卢布。好，大哥，我就把她织的粗麻布抵押出去，给了他钱。他写起公事来真快啊，”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的是开枪似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写成了。这当儿我赶紧站起来，亲自赶车到城里去接她。大哥，我就到了城里。我在客栈里拴好我那匹母马，拿着那个公事直奔监狱。‘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一遍，我的老婆就关在你们这儿。他说：‘有公事吗？’我马上把手里的公事拿给他。他看一遍。他说：‘你等一忽儿。’ 我就在那儿一条长凳上坐下。太阳已经过了中午。有一个当官的走出来，他说：‘你就是瓦尔古绍夫吗？’我说：‘就是我。’他说：‘好，你把她接出去吧。’大门立刻开了。她给押出来，穿着她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行了，咱们走吧。’我说。她就问：‘莫非你是走着来的？’我说：‘不，我是赶着车子来的。’我们走到客栈，付清了钱，把那匹母马套上车子，拿剩下来的干草铺在大车上，上边盖一块麻布。她上车坐好，扎上她的头巾。我们就坐着车子走了。她不言不语，我也没开口。一直到我们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好吗？’我说：‘好。’她又说：‘那么爹好吗？’我说：‘好。’她就说：‘你要原谅我干的糊涂事，塔拉斯。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说：‘多说话，没用处[94]。反正我早就原谅你了。’别的话我也没再说。我们到了家里，她立时在我妈跟前跪下。我妈说：‘求上帝宽恕你吧。’我爹跟她打招呼，说：‘干什么再提旧事呢。你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也没功夫讲这些，’他说，‘现在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边，’他说，‘那块黑麦地上过肥，靠上帝保佑，长势可真好，连镰刀也下不去，穗子跟穗子缠在一块儿，一大片一大片地倒在那儿。如今该去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去收割吧。’从那时候起，大哥，她就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带劲了，招得大家瞧着都发愣。那时候我们家里租来三俄亩地，靠上帝保佑，不管是黑麦还是燕麦，都是难得的大丰收。我割麦，她打捆，再不然就我们俩一块儿割。我干活麻利，从不偷懒，她呢，不管动手干什么活，比我还要麻利。她是个伶俐的娘们儿，年纪轻轻的，筋强力壮。大哥，她干起活来简直没命，弄得后来我只好拦住她了。我们回到家里，总是手指头肿着，胳膊酸痛，应该歇一歇才是，可是她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又跑到粮仓里，编第二天早晨要用的草绳。她全变了！”

“那么，她跟你也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吗！她跟我寸步不离，倒好像我们俩合成了一个人似的。我心里盘算什么，她都摸得准。我妈动不动就发脾气，可是就连她也说：‘咱们的费多霞简直像暗中让人调了包，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娘儿们了。’有一回我们赶着两辆大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前头的那辆大车上。我就说：‘当初你怎么会起意干那种事的，费多霞？’她说：‘我怎么起意的？我不愿意跟你一块儿过嘛。我心想，我宁可死也不跟他一块儿过。’我就说：‘哦，那现在呢？’她就说：‘现在啊，你成了我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住嘴，快活地微笑着，惊讶得直摇头。“我们刚从地里收完庄稼回来，把大麻拿去浸在水里，一回到家，”他沉默了一忽儿，接着说，“冷不防，传票来了，要开审了。可是我们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想不起她是为什么要受审了。”

“这不是别的，准是魔鬼干出来的把戏，”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异想天开，要去害死另外一个人吗？是啊，我们那儿就有这么一个人……”花匠本来要开始讲一个故事，可是火车渐渐停下来了。

“好像到车站了，”他说，“到外头去喝点什么才好。”

谈话就此中断。涅赫柳多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月台上铺着的湿木板上。

四十二

涅赫柳多夫还没走出车厢，就已经注意到车站外面广场上停着几辆华丽的轻便马车，有套着四匹马的，有套着三匹马的，都膘头很肥，脖子上的小铃铛丁零丁零响。等他出了车厢，走到潮湿的、淋了雨水而发黑的月台上，他就看见头等客车旁边站着一小群人。这群人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了贵重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另外有一个高身量的青年男子，两条腿细长，穿一身骑自行车的服装，牵一条又大又肥的狗，狗脖子上套着贵重的颈圈。他们身后站着几个听差，拿着雨衣和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人的。这一小群人，从胖太太起到手里提着自己的长外衣底襟的马车夫止，都带着平静的自信神态和生活优裕的标记。在这一小群人四周，顿时围上来一群好奇心重和在财富面前卑躬屈膝的人：有戴着红制帽的站长，有宪兵，有夏天每逢火车到站总要来看热闹的一个瘦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服装，戴着项链，有电报员，有男女乘客们。

涅赫柳多夫认出牵着狗的青年男子就是科尔恰金家的少爷，中学生。胖太太是公爵夫人的姐姐，科尔恰金一家人正搬到她的庄园去。列车长制服上镶着亮晃晃的丝绦，脚上穿着亮晃晃的皮靴，拉开车厢门，而且为了表示恭敬起见，一直用手扶住那扇门，好让菲利普和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小心地抬着长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一把可以折叠的圈椅走出来。两姐妹见了面，互相问候，传来一阵法语，说的是公爵夫人究竟是坐轿式马车好还是坐敞篷马车好，然后这个队伍以头发鬈曲、手里拿着阳伞和帽盒的使女殿后，一路往车站出口走去。

涅赫柳多夫不愿意同他们相遇而再告别一次，就站住，不往车站出口走，等着浩浩荡荡的那个队伍走出去。公爵夫人带着她儿子、米西、医师和一个女仆走在前头，老公爵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涅赫柳多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谈话当中片断的法语。在那些话当中，公爵所讲的一句话，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不知什么缘故，连同他讲话的抑扬顿挫的腔调和嗓音，一齐印在涅赫柳多夫的记忆里了。

“Oh！il est du vrai grand monde，du vrai grand monde。[95]”公爵用响亮的、自信的声调讲到某一个人说，跟他的妻姐一块儿由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搬运工簇拥着，走出车站。

正在这个时候，车站的拐角上出现了一群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工人，走到月台上，背着羊皮袄和背包，脚上穿着树皮鞋。工人们迈着坚决而轻快的步子走到离他们最近的一节车厢跟前，打算上去，可是马上就被列车员从车厢门口赶走了。那些工人没有停下脚步，再往前走，急急忙忙，踩着彼此的脚，来到旁边的一节车厢，开始上车，他们的背包不住地碰撞车角和车门，不料另外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看出他们打算上车，就对他们严厉地嚷起来。上车的工人立刻急忙退下来，又迈开坚决而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来到下一节车厢，也就是涅赫柳多夫乘坐的那节车厢。列车员又拦住他们。他们停住脚，准备再往前走，可是涅赫柳多夫告诉他们说车厢里有空地方，他们自管上去好了。他们听了他的话，涅赫柳多夫就跟在他们后面上车去。工人们正打算分头找位子坐下，可是戴着有帽徽的帽子的老爷和两个太太，看见他们有意在车厢里坐下，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奇耻大辱，就坚决反对这样做，动手把他们赶出去。工人总共有二十来人，其中有老人，也有十分年轻的，都面带倦容，晒得很黑，瘦削干枯。他们分明觉得自己有错，就立刻穿过车厢再往前走，背包不住地碰撞车座、板壁和车门，显然准备走到世界的尽头去，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往哪儿闯，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朝他们迎面走过来，喊着说。

“Voilà encore des nouvelles！[96]”那两个太太当中年轻的一个说，充分相信她那口漂亮的法语会引起涅赫柳多夫的注意。另一个戴着手镯的太太光是耸着鼻子闻来闻去，皱起眉头，嘴里念念叨叨，说是跟这些臭烘烘的乡巴佬坐在一块儿可真是舒服得很呢。

可是工人们却感到了凡是已经度过重大危险的人们所感到的欢乐和安心，停下脚步，纷纷找座位坐下，动一下肩膀把背上沉重的背包抖落下来，塞到长椅底下。

同塔拉斯交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候就回到他自己的位子上去。这样一来，塔拉斯的身旁和对面就空下三个座位。有三个工人在这些空位子上坐下了，可是等涅赫柳多夫走到他们跟前，他们看见他那身上流人的装束就心里发慌，赶紧站起来准备走掉，涅赫柳多夫却要他们仍旧坐在原处，他自己在靠近过道的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那两个工人当中，有一个年纪在五十上下，同另一个年轻的工人互相看一眼，目光里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情，甚至流露出恐惧。他们看见涅赫柳多夫不但没有摆出老爷架子申斥他们，把他们赶走，反而让出位子来给他们坐，不由得感到很惊讶，摸不着头脑。他们甚至担心这样会不会发生什么对他们不妙的后果。不过他们看出这里面倒也没有什么阴谋，又看到涅赫柳多夫跟塔拉斯随便谈天，这才放了心，吩咐一个小伙子拿出背包来，坐在那上面，要求涅赫柳多夫坐到他自己的座位上。起初，涅赫柳多夫对面坐着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畏畏缩缩，竭力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回去，免得碰着老爷的脚，不过后来他却跟涅赫柳多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遇到希望他的话能够特别引起涅赫柳多夫注意的时候，甚至伸过一只手来，手心朝上，用手背碰一碰涅赫柳多夫的膝盖。他讲起他自己的种种情况，讲起他们原是在泥炭的沼泽地里干活的，如今就是从那里回家去；他们在那边干了两个半月的活，目前把挣来的工钱带回家去，每人大约有十卢布，因为有一部分工钱在上工的时候已经提前支用了。他们的活儿，依他讲来，是在没膝深的水里干的，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只有吃中饭的时候才休息两个钟头。

“不消说，那些没有干惯的人，都觉得这个活儿苦，”他说，“不过只要干熟了，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只是伙食得真正好才成。起初伙食不行。得，后来大家冒火了，伙食才改好，干活也就轻松了。”

然后他又讲，他在外面做工已经一连二十八年了，总是把他挣来的工钱一古脑儿寄回家去，以前是交给父亲，后来是交给哥哥，现在是交给掌管家务的侄子。他一年挣五六十卢布，他自己只花掉两三卢布找点乐子，也就是买烟叶和火柴。

“我是个罪人啊，有的时候身子疲乏，也还要喝一点白酒呢。”他补了一句，负疚地微笑着。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在外，女人怎样当家，又讲到今天动身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讲到他们这伙人已经有一个死掉了，另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他所说的那个病人就在这个车厢，坐在角落上。他是个年纪轻轻的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分明一直害着热病，至今没有退烧。涅赫柳多夫走到他跟前，可是男孩用那么严厉而痛苦的目光看了涅赫柳多夫一眼，弄得他不便于打搅他，问他话，光是劝那位老人买些奎宁来给他吃，并且把药名写在小纸片上交给他。涅赫柳多夫想给一些钱，可是那位老工人说这不必要，他自己会用钱去买。

“嗯，我虽然出过那么多次门，可是这样的老爷却从来也没遇到过。他非但不打你一个脖儿拐，反而让出位子来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有各式各样的啊。”他对塔拉斯说，结束了他的话。

“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新世界。”涅赫柳多夫瞧着干瘦而强壮的四肢，瞧着粗糙的土布衣服，瞧着晒黑的、亲切的、疲倦的脸庞，心里暗想，而且感到他四周都是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劳动的、人的生活所包含的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

“瞧，这才是le vrai grand monde。”涅赫柳多夫暗想，记起了科尔恰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顺带也记起了科尔恰金之流那个闲散奢华的世界以及他们那些渺小可怜的兴趣。

他体验到一个旅行者发现新的、谁也不知道的美丽世界时的那种欢乐心情。

[1]指一八六一年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农奴解放令，这次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掠夺性的农奴制改革。

[2]英语：网球场。

[3]英译本在这下面还有一段：“‘我们对主人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的苦处就是缺地，’另一个宽肩膀的农民说，‘地不够，没法活呀。’”

[4]在俄国，燕麦是马的饲料。

[5]德语：这人是村子里的头一号贼。

[6]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

[7]意思是：“你为什么还要逼着我死？”基督教徒经常戴着十字架，直到死的时候才脱下来。

[8]英语：单一税（即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为反对大规模土地所有制而主张实行的土地税，以便使地租归到资本主义国家手中）。

[9]法语：撒克逊古瓷。

[10]米开兰基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11]《旧约全书》中的先知。

[12]帝俄官衙每月发薪的日子。

[13]“不那么远的地方”指西伯利亚以外的地方。服苦役刑通常是在西伯利亚和更远的地方。

[14]指上帝。

[15]四人组成两对，包括六个舞式的舞蹈。

[16]法语：你活像霍华德！〔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的慈善家，曾为改良监狱制度进行斗争。〕

[17]涅赫柳多夫的母亲的名字（法语的艾伦相当于俄语的叶连娜）。

[18]法语：她仍旧漂亮吗？

[19]法语：我的姨妈。

[20]原指基督教经书《新约·路加福音》中一个从良的妓女，叫抹大拉的马利亚，译成俄语是“马格达林娜”。

[21]法语：全心全意。

[22]法语：整个字母表。（意思是：这些人的姓的读音都和德语字母的读音一样。）

[23]法语：真是五花八门。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24]法语：这已经是他的成规了。

[25]法语：把你的口袋倒空吧。（意思是“把一切要求都提出来吧”。）

[26]法语：他是个德高望重的人。

[27]法语：他爱好召魂术。

[28]法语：她很可爱。

[29]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俄国民意党人刺死。

[30]法语：我亲爱的，你会落到不好的下场。

[31]法语：是啊，他这个人简直不像话。

[32]法语：一块空白。

[33]法语：受你保护的人。

[34]法语：我并不希望她们遭殃。

[35]法语：这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好处。

[36]法语：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十分正派的。

[37]法语：一种非正式的小型会议。

[38]俄国的一种名贵的菜。

[39]法语：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40]波兰一部分地区的称呼，按照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归并于俄罗斯帝国。

[41]法语：正派。

[42]按基督教的传说，罪恶深重的人死后在地狱里受到永不熄灭的烈火的焚烧。

[43]指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1796年至1801年在位。

[44]法语：为了使您满意，我做了完全违背我的原则的事，我在丈夫面前替您所保护的那个人求了情。原来这个人马上就可以释放。我的丈夫已经写信给司令官了。那么您（专诚）来看我吧。我等着您。玛。

[45]指高加索山区少数民族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绵延近四十年，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

[46]波兰当时是帝俄属地，一八三〇年举行起义，反抗沙皇的统治，沙皇派大军镇压起义，并且残暴地惩罚起义的人。

[47]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在俄国发动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贵族革命家。起义失败后，他们有很多人遭到监禁和流放。

[48]贞德（1412—1431），法国的人民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领导法国人民与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49]在彼得堡穿城而过的一条河。

[50]更衣室。

[51]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改革，但是由于害怕群众运动而与沙皇制度妥协。

[52]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十九世纪法国实证论者孔德，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或否定基督教教会。

[53]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瑞士神学家维奈、十九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霍密雅可夫，在不同的立场上承认并论证基督教教条和仪式。

[54]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上文叙过的托涅赫柳多夫营救舒斯托娃的女革命者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55]英语：调皮的。

[56]法语：十全十美的骑士。

[57]法语：他注意到你了。

[58]法语：这是公开的秘密。

[59]意思是：“我心神不安。”

[60]她名叫利季娅，丽达是她的小名。

[61]薇拉的爱称。

[62]利季娅的爱称。

[63]一五九六年波兰立陶宛王国合并俄国西部地区后，实行了俄国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的合并。根据这次合并，在波兰封建主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必须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和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波兰被瓜分后，一八三九年，在俄国所取得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的信徒改信东正教。

[64]法语：《茶花女》。

[65]《茶花女》一剧的情节是写一个妓女的恋爱故事。

[66]彼得堡地处北方，夏夜极短，不那么黑，通常称为“白夜”。

[67]托罗（1817—1862），美国作家，反对奴隶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一八四九年托罗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一个把人不公正地监禁起来的政府下面，正直的人的真正去处就是监狱。”

[68]一种治咳嗽气喘的草药。

[69]据俄文本编者注，指高加索山区的少数民族，托尔斯泰在那一带做军官的时候在一封信上写过，他们把盗窃看得同唱歌和酗酒一样平常，认为善于盗窃是勇敢的表现。另外，据本书英译者莫德夫人（她和她的丈夫同托尔斯泰关系密切）注，可能是指高加索的当地人，虽然他们的国家早已被征服，他们仍旧打劫大队的客商，尽量抢劫俄国人的大群牛羊，并且以此为荣。

[70]当时波兰被俄、奥、普三国瓜分。

[71]在俄国高加索的阿第盖和契尔克斯克居住的一个部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他们的国家被俄国征服和吞并。

[72]主要指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者。

[73]即下文提到的由龙布罗索建立的极端反动的意大利犯罪学派。

[74]即下文提到的由龙布罗索建立的极其反动的意大利犯罪学派。

[75]关于龙布罗索和塔尔德，请参看本书第一部第二十一章的注解。嘉罗法洛（生于1852年）和费利都是意大利的犯罪学家，龙布罗索的信徒，并且是龙布罗索所创建的“意大利犯罪学派”的代表；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的经济学家；摩德斯莱（1835—1918）是英国的心理学家。

[76]指前面第二十七章的结尾所提出的答案。

[77]涅赫柳多夫的姐姐娜塔利娅的爱称。

[78]法语：门户不相当的婚姻。

[79]英语：物归原主。

[80]法语：特别爱谈的题目。

[81]指帝俄时代由法院或地方当局判处的流刑（流放）。

[82]典出基督教经书《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意思是：应该看到自己的短处。

[83]俄国苦役犯的标志。

[84]在莫斯科，消防队和警察机构通常设在一处。

[85]八十年代初期，某一天，在犯人们从布特尔斯基监狱被押送到下城火车站去的路上，有五名犯人中暑而死。——作者注

[86]指俄国农村中供蒸汽浴用的火炉。

[87]在俄国铁路的起点站，每次列车在开车的前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摇第一遍铃，前十分钟左右摇第二遍铃，开车前摇第三遍铃。在中途站，摇铃的间隔时间比较短。

[88]法语：要命啊！

[89]法语：这种天气要把我折磨死了。

[90]法语：给我写信。

[91]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俄罗斯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

[92]基督教节日，在春天大斋前的一星期。

[93]俄国的一个谚语。

[94]俄国的一个谚语，意思是：空话于事无补。

[95]法语：啊！他出身于真正的上等社会，真正的上等社会。

[96]法语：这可真是新鲜事儿！

复活 第三部

一

那批犯人，包括马斯洛娃在内，已经走了将近五千俄里。马斯洛娃跟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1]。只有到了这个城市，涅赫柳多夫才算疏通成功，把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他是听从跟那批犯人一同登程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出的主意才这样做的。

到彼尔姆为止的那段路程，对马斯洛娃来说，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苦。她肉体上感到苦，是因为环境拥挤，肮脏，还有那些讨厌的虫子[2]，不容她安宁。她精神上感到苦，是因为有那么多同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个旅站他们就要更换一批，可是到处的男人都像那些虫子一样，一概死命纠缠，追逼不已，也不容她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肆无忌惮的淫乱风气，害得每个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如果不愿意利用她自己的女人地位，就得经常小心戒备才成。这种连续不断的恐惧和斗争的局面是很苦的。马斯洛娃既然具有艳丽动人的外貌，大家又都知道她的过去，她就特别容易遭到这类骚扰。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坚决抗拒，这就使得他们认为是侮辱，而且在他们的心里另外引起一种对她恼羞成怒的感情。在这方面，多亏她跟费多霞和塔拉斯亲近，才缓和了她的处境。塔拉斯自从知道他妻子不断遭到纠缠以后，情愿加入囚犯的队伍，为的是保护她。他从下诺夫哥罗德起就已经以犯人的身份跟囚犯们一块儿赶路了。

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这在各方面改善了她的处境。姑且不谈政治犯的住处比较好，伙食比较好，所受到的粗暴的待遇也比较少，首先，马斯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她的处境得到改善，这表现在她不再受到男人的搅扰，可以安心生活，不至于每一分钟都得想起她目前十分希望忘掉的那些往事了。不过这次调动的主要好处，却在于她认识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对她起了决定性的、极为良好的影响。

马斯洛娃得到许可在沿途各旅站上跟政治犯住在一起，然而她既是健康的女人，在赶路的时候就得跟刑事犯一起步行。从托姆斯克[3]起她就一直这样走路。另外还有两名政治犯也同她一块儿步行，一个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谢季宁娜，也就是先前涅赫柳多夫到监狱去探望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时候引起他注目的那个生着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少女，另一个是叫做西蒙松的人，正流放到雅库茨克[4]区去，涅赫柳多夫在那次探监的时候也见过他，生得肤色发黑，头发蓬松，一对眼睛在额头下面深深地凹进去。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所以步行，是因为她把她在大车上的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了；至于西蒙松步行，却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的特权[5]是不公平的。这三个人同别的政治犯不在一起，一清早就跟刑事犯一块儿上路，另外的政治犯却要迟一点才坐大车跟上来。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最后一个旅站，过了这个旅站就要到达一座大城，由新的押解官来接管这批犯人了。

那是九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天色还早。天空中一忽儿下雪，一忽儿下雨，不时刮来一阵阵寒风。那批犯人一共大约有男子四百名和妇女五十名。他们已经出来，待在旅站的院子里，有一部分人聚在押解官周围，押解官正在把两天的伙食费发给犯人们的班长，有一部分人向得到许可走进旅站院子来的女贩们购买吃食。犯人纷纷数钱购买食物，人声嘈杂，女贩们也嘁嘁喳喳地讲个不停。

卡秋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一块儿，两个人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短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的住房来到院子里，朝女贩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根底下一块背风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叫卖她们的货物：新鲜的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在卖一头烤熟的乳猪。

西蒙松穿着橡胶的短大衣，脚上穿着毛袜，套着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素食主义者，不使用被屠宰的牲畜的皮革）。他也已经来到院子里，等着那批犯人出发。他在门廊上站着，把脑子里刚刚出现的一个思想写到他的笔记本上。这个思想是：

“假如有一个细菌观察并且研究了人的指甲，”他写道，“那么它就会认为指甲是无机体。我们恰好也是这样观察了地球的外壳而认为地球是无机体。这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娃已经买下一些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白面包，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袋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同女贩算账和付钱。这时候犯人们活动起来。大家不再谈话，纷纷站好队。军官走出来，做出发以前的最后指示。

一切事情都照往常那样进行着：清点犯人的人数，检查犯人的镣铐是否牢固，把排成双行走路的犯人们用手铐锁在一起。可是，突然间，大家听见军官的威严而震怒的喊叫声、殴打人的身体的响声和小孩的啼哭声。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静下来，随后人群里低声埋怨起来。马斯洛娃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朝传来吵闹声的地方走去。

二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卡秋莎走到吵闹的地方，看到了如下的情形：一个身强力壮、留着很长的淡黄色唇髭的军官，这时候正皱着眉头，用左手揉搓右手的手心，原来他刚用右手打过一个男犯人的脸，把手打痛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下流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人，剃掉了半边头发，身上穿着很短的大衣，下身穿着更短的长裤，一只手擦着挨过打而在流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她缠着一块头巾，在尖声地哭号。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军官骂了一句下流话，“叫你尝一下强辩的味道……”他接着又骂一句。“把孩子交给那些娘儿们，”军官嚷道，“你戴上手铐。”

军官硬要给被村社判处流刑的一个农民戴上手铐，可是那个农民一路上得抱着他的小女孩走路，他的妻子已经在托姆斯克害伤寒病死掉，把小女孩留给他了。犯人就声明说他戴着手铐不能抱孩子，这句话惹恼了当时心绪恶劣的军官，他就举手毒打这个没有立刻服从命令的犯人[6]。

在这个挨了毒打的人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生着黑胡子的男犯人。男犯人的一只手上戴着手铐，眼睛阴沉地从眉毛底下时而看一下军官，时而看一下抱着小女孩的挨了打的犯人。军官又对押解兵下命令，要他把小女孩带走。犯人们当中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姆斯克起，一直走到这儿，从来也没叫他戴过手铐。”一个沙哑的说话声从人群的后排传来。

“她又不是小狗，她是孩子嘛。”

“这可叫他拿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办事，不合法律。”另外一个人说。

“这是谁在讲话？”军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那边扑过去，嚷起来，“我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吗？是你吗？”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宽脸膛、矮身量的男犯人说。

他没有来得及说完他的话。军官举起两只手，朝着他的脸打过去。

“你们要造反！我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你们还敢造反不。我要开枪把你们像狗一样统统打死。上司知道了，反而会向我道谢。快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静下来。一个押解兵把死命哭叫的小女孩夺过去。另一个押解兵开始给犯人戴上手铐，犯人顺从地伸出手。

“把小妞儿送到娘儿们那边去。”军官对押解兵嚷道，整理一下他那根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极力从头巾里伸出小手来，不住地哭号，涨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从人群里走出来，往押解官跟前走去。

“军官先生，请您允许我来带领这个小姑娘。”

抱着小姑娘的押解兵停住脚。

“你是什么人？”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美丽的容貌和她那对好看的暴眼睛（军官接管犯人的时候已经见过她），对他起了作用。他默默地瞧着她，好像在斟酌什么事情似的。

“我倒无所谓。您愿意带领她，就由您带去也行。您怜惜他们倒好办，可是万一他逃跑了，那由谁来负责呢？”

“他抱着小女孩怎么能逃跑？”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我没有功夫跟您闲谈。要是您乐意，那您就把她带去吧。”

“您吩咐把这个小妞儿交给她吗？”押解兵问道。

“交给她吧。”

“到我这儿来。”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竭力把小女孩哄到她这边来。

可是小女孩在押解兵的怀里往她父亲那边探出身子，继续尖声哭叫，不愿意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那边去。

“您等一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会到我这边来的。”马斯洛娃说着，从袋子里取出一个面包圈来。

小女孩本来就认得马斯洛娃，这时候瞧见她的脸和面包圈，就到她那边去了。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大门敞开了，那批犯人走到门外，排好队伍。押解兵又清点犯人的人数。大家把背包放在大车上，捆扎在一起，让那些体弱的人坐上车。马斯洛娃抱起小女孩，走到妇女的队伍那边去，跟费多霞站在一起。西蒙松一直在一旁观看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候迈着坚决的大步走到军官面前，军官已经料理完一切事情，正要坐上他自己的四轮马车。

“您做的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您回到您的队伍里去，这不关您的事。”

“我的事就是要对您说明您做的不对，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西蒙松说着，眼睛从两道浓眉底下凝神瞧着军官的脸。

“准备好了吗？队伍听着：开步走。”军官不理睬西蒙松的话，喊一声，然后扶着赶车的士兵的肩膀，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犯人的队伍走动起来，伸展得很长，在两条水沟中间顺着布满泥浆和车辙的道路，穿过茂密的树林走去。

三

卡秋莎经历了最近六年当中在城市里所过的那种放荡、奢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以及这两个月来在监狱同刑事犯们一起所过的生活以后，如今同这些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他们的环境极其艰苦，可是她却觉得好得很。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的路，吃很好的食品，走两天路以后休息一天，这使得她的身体强壮起来。再者，她和新同伴们的交往，给她揭开了她以前一点也不了解的各种生活趣味。目前和她一起赶路的人，这些照她的说法“好得出奇的”人，她不但从来没有见识过，甚至是连想也无从设想的。

“是啊，当初我被判刑的时候，我哭了，”她说，“其实我倒应该永生永世感激上帝才是。现在我长了不少见识，像这样的见识，按我原来的那种生活，我是一辈子也得不到的。”

她毫不费力，很容易地理解了指导这些人行动的动机。她自己既然出身于人民，对他们就十分同情。她明白这些人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上层人的。这些人本身就是上层人，却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器重这些人，钦佩这些人。

她钦佩她所有的新同伴，不过她最钦佩的莫过于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不但钦佩她，而且怀着一种特殊的、敬重的、热烈的心情爱她。这个美丽的姑娘出身于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会说三种外国话，可是过着最普通的女工的生活，凡是她那富裕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她一概拿去送给别人，自己穿戴得不但朴素，而且寒酸，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这些马斯洛娃看在眼里，不由得暗暗惊奇。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完全不卖弄风情，这个特点使得马斯洛娃特别惊讶，因此也就使得她特别着迷。马斯洛娃看得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知道自己生得美丽，甚至因为知道自己容貌美丽而感到愉快，可是她非但不为她的容貌给男人们所留下的印象高兴，反而害怕这种事，她对于恋爱是抱着断然厌恶和恐惧的态度的。她的同志们，那些男人，都知道这一点，即使对她产生了爱慕的心，也决不容许自己对她表现出来，对待她如同对待男同志一样。然而那些不熟悉她的人却往往缠住她不放，不过她体力好，这是她特别引以自豪的，据她说多亏她力气大，才救了她的急。“有一回，”她笑着讲道，“有一个上等人在街上缠住我，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开我。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他，吓得他赶紧从我跟前跑掉了。”

她所以会成为革命者，依她的说法，是因为她从小就对上层人的生活感到厌恶，而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当时她老是挨骂，因为她经常待在使女的房间、厨房、马房，却不肯待在客厅。

“我跟厨娘和马车夫待在一块儿，总是很快活。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们相处，我却觉得枯燥无味，”她讲道，“后来，等到我懂事了，我才看出我们的生活坏极了。我的母亲早已去世，我不喜欢我的父亲。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离开家庭，跟一个女朋友一块儿到工厂里去做女工。”

她离开工厂后，到农村去生活。后来她回到城里，在一个暗藏着秘密印刷机的寓所住下，最后她被捕，判了苦役刑。关于判刑的原因，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本人是绝口不提的，不过卡秋莎却从别人的口里听说，原来她被判苦役刑，是因为那个寓所遭到搜查的时候，有一个革命者在黑暗中放了一枪，她却把放枪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了。

卡秋莎从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就看出，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她素来不顾自己，永远专心寻找机会，好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为别人出力，帮助别人。她现在的同志们当中，有一个人姓诺沃德沃罗夫，在讲到她的时候常常开玩笑地说，她热中于慈善的游戏。这话确实不错。她的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像猎人寻找野生的禽兽那样寻找为别人服务的机会。这种游戏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成为她生活中的工作。而且这种事她做得极其自然，使得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再尊重她的帮助，反而要求这种帮助了。

马斯洛娃刚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她感到憎恶和厌弃。卡秋莎注意到这一点了，不过后来又注意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极力克制自己，对卡秋莎特别亲切和蔼。这种亲切和蔼出之于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人，使得马斯洛娃极为感动，结果她把她整个的心都交给她，不知不觉地接受她的见解，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模仿她。卡秋莎这种忠诚的爱感动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也喜欢卡秋莎了。

这两个女人还因为对于性爱都感到憎恶而更加亲近。这一个痛恨性爱，是因为身受过性爱的种种摧残；另一个虽然没有性爱的体验，却总是把它看成一种不可理解的、同时又令人憎恶的、有辱于人的尊严的东西。

四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影响，是马斯洛娃愿意接受的一种影响。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马斯洛娃爱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另一种影响是西蒙松的影响。这种影响所以会产生，却是因为西蒙松爱马斯洛娃。

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有些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做智力的游戏，对待自己的理智如同对待一个摘掉了传动带的飞轮似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总是顺应别人的思想，顺应风俗、传统、法律。有的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一切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几乎永远倾听自己的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有偶尔，而且是在经过批判的衡量以后，才遵照别人所决定的意见行动。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用他的理智来检查和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就一定照着去做。

他远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断定他的父亲做军需官所挣的钱是不义之财，于是对父亲声明说，这种财产应当交还人民才对。可是父亲非但不听从他的话，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不再使用父亲的钱财。他断定当前一切恶势力之所以存在都起因于人民没有受过教育，就在离开大学的时候加入民粹派，到农村去做教员，向学生们和农民们大胆地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一切东西，否定他认为错误的东西。

他被捕，受到了审讯。

在受审的时候，他断定法官们没有权利审问他，就把这话直说出来。可是法官们不同意他的话，继续审问他，他就决定不再答话，对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判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形成一种宗教性的学说，这种学说确定了他的全部活动。这个宗教性的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所有我们认为是死的和无机的物体，无非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些部分而已，因此人作为这个大有机体的一小部分，其任务就在于维护这个有机体以及它那些活着的各个部分的生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认为消灭活物是犯罪，才反对战争和死刑，而且不但反对用任何方式杀人，甚至反对屠宰牲畜。关于婚姻，他也有他自己的理论，认为人类的繁殖仅仅是人的低级职能，高级职能却在于为当前活着的人服务。他从血液当中含有吞噬细胞这一事实，找到了支持他这种思想的根据。独身者，依他看来，无异于吞噬细胞，它的使命就在于帮助有机体的衰弱的、病态的部分。虽然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沉湎于酒色，可是自从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就照这样生活下去。他现在认为他自己像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一样，乃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卡秋莎钟情，这不违背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7]，他认为这样的爱情非但不会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为弱者服务的活动，反而会越发鼓舞他从事于这种活动。

然而除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他按自己的主张解决以外，就连大部分的实际问题他也按自己的主张解决。他对一切实际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理论，他定出种种规则，应当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吃什么样的伙食，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生火，怎样点灯。

话虽如此，西蒙松同别人相处却是非常腼腆谦虚的。不过一旦他做出什么决定，那就任什么东西也不能拦阻他。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爱上了马斯洛娃，这才对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马斯洛娃凭着女人的感觉很快就揣摩到他在爱她，她想到居然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引起了爱情，她在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了。涅赫柳多夫向她求婚是因为宽宏大量，还因为从前发生过那样的事，然而西蒙松却是在她处于目前这样的景况下才爱上她的，他纯粹因为喜欢她才爱她。此外，她还领会到西蒙松认为她是不平常的女人，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具有特殊的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她不大明白他究竟认定她有些什么样的品质，不过她为了稳妥起见，为了不致欺骗他，总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力量把她认为她自己所能有的种种最好的品质表现出来。这就促使她极力成为一个她所能做到的好人。

这种情形早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天，那是政治犯们共同会晤探监人的日子，她就已经留意到他那对纯洁善良的深蓝色眼睛，在隆起的额头和眉毛底下，用特别固执的目光瞅着她。早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留意到这个人特别，而且带着特别的神情瞧她，还留意到他那竖起的头发和皱起的眉毛形成一种严厉的神情，而这种严厉却无意中跟他目光里那种稚气的善良纯洁竟然结合在同一张脸上，实在是出人意外的。后来，在托姆斯克，她调到政治犯当中来，她就又见到他了。尽管他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可是他们四目相视的那种眼光却承认他们都互相记得，而且感到彼此之间是休戚相关的。就连这以后他们之间也没有谈过什么含有深意的话，不过马斯洛娃觉得他讲话的时候，如果有她在场，他的话就总是对她而发的，为她而讲的，因而极力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些。自从他同刑事犯一道步行的时候起，他们俩就开始更加接近了。

五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的这段路上，涅赫柳多夫只有机会同卡秋莎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城，犯人们坐上一条四周圈着铁丝网的驳船以前；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办公室里。这两次会面，他都发现她不爱说话，态度也不和气。他问她一路上好不好，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回答得支支吾吾，心慌意乱，而且依他看来，似乎还流露出她以前就已经表现过的那种敌视的责备神情。她这种阴郁的心境使涅赫柳多夫感到痛苦，其实那只是因为当时男犯人正在纠缠她。他担心旅途中她处在艰苦而使人堕落的境况影响下，又会陷入以前她对自己不满和对生活绝望的那种心境，正是那种心境才促使她恼恨他，并且拚命地吸烟喝酒来忘掉一切。可是他又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她有所帮助，因为旅途中最初的整段时期，他没有机会同她见面。一直到她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他这才不但相信自己的担忧毫无根据，而且恰好相反，随着他每一次同她见面，他开始注意到在她身上越来越明确地出现了内心的变化，而这正是他那么强烈地盼望在她身上看到的。临到他在托姆斯克初次同她见面，她已经又变得跟启程以前一样了。她见到他，既不皱眉，也不心慌意乱，而且刚好相反，欢欢喜喜，神色自若地迎接他，向他道谢，感激他为她出力，特别是感激他把她调到目前正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当中来。

自从她随着队伍跋涉了两个月以后，她内心所起的变化也在她的外貌上表现出来。她消瘦，晒黑，仿佛苍老了似的。她的两鬓和嘴角露出细纹，她不再让一绺头发飘到额头上来，而把头发都包在头巾里。于是，不管她的装束也罢，她的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她这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进行的内心变化，不断地在涅赫柳多夫心里引起一种特别欢乐的心情。

他现在对她生出一种以前他从没体验过的心情。这种心情跟最初那种诗意的迷恋完全不同，跟他后来所感到的肉欲的爱慕更不相同，甚至跟他在法庭审判以后决定同她结婚而产生的履行责任的思想感情以及其中混杂着的虚荣心理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种心情就是最单纯的怜惜和感动，当初他在监狱里跟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后来他到医院里去过一趟以后，极力克制自己的厌恶，原谅她和医士中间那个虚构的恋爱事件的时候，又更加强烈地产生过那样的心情（至于她遭到冤枉的那件事，后来已经解释清楚）。这就是先前已经有过的那种心情，只是有一点区别：先前那种心情是暂时的，现在却变成经常的了。现在无论他在想什么事，也无论他在做什么事，他的一般的心境总是这种怜惜和感动的心情，而且不但对她一个人如此，对一切人也都是如此。

这种心情似乎在涅赫柳多夫的灵魂里开辟了一道爱的激流，原先这种爱找不到出路，现在却向他遇见的一切人涌去。

涅赫柳多夫感到他自己在这次旅行的整个时期保持着一种情绪昂扬的精神状态，因而对所有的人，从押解兵和马车夫起，到跟他打过交道的监狱长官和省长止，不由自主地变得关心和体贴了。

在这段时期，由于马斯洛娃已经调到政治犯当中，涅赫柳多夫就得到机会认识了许多政治犯，最初是在叶卡捷琳堡[8]认识的，因为政治犯们在那里很自由地同住在一个大牢房，后来他在路上又认识了同马斯洛娃一起的五个男犯人和四个女犯人。涅赫柳多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以后，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9]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10]以后，涅赫柳多夫一直对革命者抱着恶感，鄙视他们。首先，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残酷而隐蔽的方法，尤其是他们残酷杀人的行为，使得他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这也惹得他讨厌。不过等到他更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往往无辜而受尽政府迫害的种种事实以后，他才看出他们不能不成为他们目前这样的人。

不论一般所谓的刑事犯所遭到的折磨多么荒唐透顶，可是在他们判罪之前和之后，毕竟还能多多少少见到一点依照法律办事的影子，然而在政治犯们的案子里却连那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犹如涅赫柳多夫在舒斯托娃一案里，以及后来在许许多多他的新朋友的案子里所见到的一样。政府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渔网捕鱼：凡是落网的鱼统统拖到岸上来，然后把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挑拣出来，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听任它们在岸上死掉，晒干。政府就是照这样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传染上肺痨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了事。他们所以被囚禁在监狱里，只是因为缺乏释放他们的理由罢了，再者由于他们关在监狱里，近在咫尺，遇到需要他们做证的时候，倒也可以把他们提出来说明某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甚至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也往往是无罪的，可是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侦讯官、省长、大臣等的专断、闲暇和心境。这样的官僚，只要闲得无聊，或者有意立功，就大肆逮捕，然后要看他自己或者上司的心境，决定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是释放。至于高一级的上司，也要看是不是想立功，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或是把他们发送到天涯海角去，或是关进单人牢房，或是处流刑，做苦工，以至处死，再不然，遇到一个什么太太来向他求情，就把他们释放掉。

既然别人像在战争中那样对付他们，自然，他们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犹如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做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一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风险而做出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才非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涅赫柳多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非但不忍心使得活着的生物受苦，而且不忍心看到他们受苦，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做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那却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得重要，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涅赫柳多夫接近和了解他们以后，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常的人。像各处的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涅赫柳多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感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平常人的区别以及胜过平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要求高于在平常人中间所公认的道德要求。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才总是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才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不老实的、装腔作势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因此涅赫柳多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就不止于是冷淡了。

六

涅赫柳多夫特别喜爱的是一个年轻的、害着肺痨病的男子克雷利佐夫，跟卡秋莎在一个队里，被流放去做苦工。早在叶卡捷琳堡，涅赫柳多夫就已经同他相识，后来在旅途中又跟他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夏天有一回，在旅站上，正赶上休息的日子，涅赫柳多夫几乎跟他消磨了一整天，克雷利佐夫畅谈起来，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到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短。他父亲是南方一个省里的富有的地主，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死了。他是独生子，由母亲养大成人。他不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学习都不费力，大学毕业获得了数学系第一名硕士学位。有人要他留校，日后送他出国。可是他犹疑不定。他已经爱上一个姑娘，在考虑结婚，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他样样事都想做，反而无法决定该做哪一样好。这时候有几个大学同学来要求他为公共事业捐一点钱。他知道这个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它完全不感兴趣，可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又爱面子，深怕人家以为他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从那里搜到一张字条，根据那张字条查明钱是克雷利佐夫捐的。他就被捕，先是押在警察分局，后来送进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来（克雷利佐夫在高高的板床上坐着，胸脯凹进去，两只胳膊肘撑在膝头上，只偶尔用亮晶晶的、害着热病的、好看的、聪明的、善良的眼睛瞟涅赫柳多夫一下），“在那个监狱里，管理还不算特别严，我们不但敲墙互通消息，甚至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随便交谈，把自己的食物和烟草分给旁人，每到傍晚甚至齐声唱歌。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啊！要不是我母亲很伤心，那么在监狱里待着，我倒觉得也挺不错，甚至心情愉快，觉得很有趣。我在那儿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片割破喉咙自杀了）。此外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然而我当时并不是革命者。我旁边牢房里有两个人，我也认识了。他们全是因为携带波兰宣言一案[11]被捕的，后来他们被押到火车站去，路上打算甩掉押解兵逃跑，于是受到了审判。一个是波兰人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佐夫斯基。是啊。那个罗佐夫斯基简直是个小男孩。他说他十七岁，可是从外表看上去，他只有十五岁的样子。又瘦又小，一对黑眼睛亮闪闪的，性子活泼，跟所有的犹太人那样很喜爱音乐。他的嗓音正在变粗，不过唱起歌来好听。是啊。他俩提去受审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他们是在一天早晨给押走的。傍晚他们才回来，说是他们被判处死刑了。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他们的案子那么轻，只不过是打算从押解兵的手里逃跑罢了，甚至没有打伤什么人。再者，居然把罗佐夫斯基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处以极刑，也未免不近情理。我们这些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断定这只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这个判决是不会得到上边批准的。起初大家很激动，后来就放了心，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是啊。可是有一天傍晚，看守来到我的牢门跟前，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些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先是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可是老看守那么激动，我看他一眼，心里明白过来，原来就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下的。我想敲墙，跟伙伴们讲这件事，可又深怕那两个人听见。伙伴们也都沉默着。分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天整个傍晚，过道里和各个牢房里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我们没有敲墙通话 ，也没有唱歌。到十点钟光景，看守又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一个执行绞刑的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招呼他，要他回来。忽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对面他自己的牢房里对我喊道：‘您怎么了？您为什么叫他？’我就搪塞说他是给我送烟草来的，可是罗佐夫斯基仿佛猜出来了，开始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我们不敲墙通话。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不过我赶紧走开了，免得再跟他说话。是啊。那天夜里真是可怕。我通宵听着各种声音。快到早晨，忽然，我听见过道的门开了，有人，有很多的人，走进来。我就走到牢门的小窗口站住。过道上点着一盏灯。头一个走过来的是狱长。他体格壮实，似乎是个有主心骨的、处事果断的人。可是他神色大变，脸容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副狱长跟着他走过来，皱起眉头，现出横下一条心的样子。殿后的是一个卫兵。他们走过我的牢房门口，在旁边的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狱长用那么一种奇怪的嗓音叫道：‘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随后我就听见那边的牢门吱扭一响，他们走过去，后来我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正朝过道的那一头走去。我只看得见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面色惨白，一忽儿解开胸前的衣扣，一忽儿又扣上，不住地耸肩膀。是啊。忽然，他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闪到一边去。原来洛津斯基走过他面前，朝我的门口这边走过来。您要知道，他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生着波兰人那种好看的脸型：额头又宽又平，头顶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鬈曲细密的金黄色头发，生着一对很美的天蓝色眼睛。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精力那么旺盛，身子那么强壮。他走到我的小窗口跟前站住，因此我看得见他整个脸。那是一张可怕的、消瘦的、灰白的脸。‘克雷利佐夫，有烟吗？’我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似的，取出他的烟盒来，递给他。他拿了一根，副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开始吸烟，仿佛在沉思。后来，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开口说：‘这种事既残忍，又不公平。我什么罪也没犯过。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年轻的、白皙的脖子，后来他喉头发颤，住了嘴。是啊。这时候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上用他那尖细的犹太人嗓音嚷了一句什么话。洛津斯基丢掉他的烟蒂，离开我的牢门口。紧跟着，罗佐夫斯基在我的小窗口出现。他那张孩子气的脸上闪着一对水汪汪的黑眼睛，脸色发红，正在冒汗。他身上也穿着干净的衬衣，长裤却太肥，他老是伸出两只手把裤子往上拉，周身不住地发抖。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到我的小窗口上来，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叫我吃润肺汤药，不是吗？我不舒服，我还要再吃点润肺汤药。’谁也没有答话，他就用疑问的眼光先是瞧一瞧我，然后瞧一瞧狱长。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是啊。忽然，副狱长露出严厉的脸色，又那么尖声尖气地嚷起来：‘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吧。’罗佐夫斯基显然不理解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仿佛着了急似的往前走去，抢在大家的前头，顺着那条过道，几乎是在跑步。可是后来，他又停住脚不肯走了，我听见他尖着嗓子哭叫。那边开始传来乱哄哄的喧哗声和顿脚声。他在尖声喊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啷一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是啊。他们就这样受了绞刑。两个人都用绳子勒死了。另外一个看守当场看见了，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可是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很久，他们就硬把他拖上绞架，使劲把他的头塞进绳套里。是啊。那个看守是一个有点愚蠢的家伙。‘老爷，人家都对我说，行刑是可怕的。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受绞刑的时候，只有肩膀动了这么两下，’他说着，做出肩膀猛一下耸上去，随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一拉绳子，喏，为的是把绳套拉得紧一点，于是就完事，他们再也不动了。’‘一点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把看守的话重说一遍，他本来想笑，可是没有笑成，却放声大哭。

这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呼呼地喘气，把涌上他喉头的哽咽压下去。

“从那时候起，我才成了革命者。是啊。”他说，平静下来，简短地结束了他的经历。

他加入民意党，甚至做一个破坏小组的领导人，这个小组的目的就在于对政府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它自己放弃政权，号召人民起来。他抱着这个目的有时候到彼得堡去，有时候到国外去，有时候到基辅去，有时候到敖德萨去，到处都获得了成功。后来，有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把他出卖了。他被捕，受到审判，在监狱里囚禁了两年，结果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痨病。目前，在他所处的条件下，他显然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不过他并不后悔他做过的事，而且说，如果他可以再活一辈子，他也仍然会利用它来做同样的事，那就是破坏这种社会制度，免得他所见到的那些事再有可能发生。

这个人的身世以及涅赫柳多夫同他接近，使涅赫柳多夫懂得了他以前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

七

在押解官和犯人们从旅站出发前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天，涅赫柳多夫在他投宿的那家客店里醒得很迟，后来又坐下来写完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里寄，所以他从客店坐车出来比往常迟，没有照以前那样在旅途中追上大队，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一个村子，犯人们所住的小旅站就在附近。村子里有一家客店，是由一个上了年纪、身材很胖、有着非常粗的白脖子的寡妇开设的，涅赫柳多夫在那里烘干他的衣服，在装饰着大量圣像和画片的清洁上房里喝够了茶，就匆匆忙忙赶到旅站找押解官，请求他准许会见马斯洛娃。

在以前的六个旅站上，押解官虽然不断更换，可是都不准涅赫柳多夫走进旅站的房间，所以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跟卡秋莎见面了。其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他们正等待一个主管监狱的大官路过此地。可是如今，那个长官已经从这里过去了，根本没有看一眼这些旅站。涅赫柳多夫就抱着希望，今天早上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可能像过去那些军官一样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的女老板劝涅赫柳多夫坐一辆四轮马车到村子尽头的小旅站，可是涅赫柳多夫情愿走着去。一个年轻的汉子负责护送他，这个宽肩膀的壮士是个工人，脚上穿着大皮靴，新擦过油，冒出浓重的焦油气味。这时候满天大雾，天色很黑，那个汉子在窗子里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刚刚跨出三步，涅赫柳多夫就已经看不见他，只听到他那双皮靴踩在很深的稠泥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

涅赫柳多夫跟着带路的人穿过教堂前面一个广场，走过一条长街，街上房屋的窗子里灯光通明。最后他们走到一片漆黑的村头。可是不久，这片漆黑当中现出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点着的一些路灯，灯光透过迷雾射过来。这些颜色发红的光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渐渐地，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色身影、漆着斜条纹的木柱和岗亭，都可以看见了。哨兵瞧见有人走过来，照例吆喝一声：“什么人？”等到他发觉他们不是自己人，他就变得很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边逗留。可是给涅赫柳多夫带路的人看见哨兵这样严厉，倒并不慌张。

“好小子，你脾气倒不小啊！”他对哨兵说，“你去把你的头儿叫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一道边门喊了一声，然后站住，定睛瞧着宽肩膀的汉子就着路灯的亮光用木片把涅赫柳多夫皮靴上粘着的烂泥刮下来。栅栏木桩里边传来男人和女人的嘈杂的说话声。大约过了三分钟，传来铁器的响声，那道边门开了，哨兵队长从黑地里走到路灯的灯光下，肩上披着军大衣，问他们有什么事要办。涅赫柳多夫递给他一张事先预备好的名片，附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有私事求见。他要求把名片和字条送交军官。队长不像哨兵那么严厉，可是问得特别仔细。他一定要弄清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要见军官，涅赫柳多夫究竟是个什么人。显然，他有意索取贿赂，不愿意放过机会。涅赫柳多夫就说他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又说他会表一表谢意的，请求他把字条交上去。队长就接过字条，点了点头，走了。他走后过了不久，边门又响了，从里边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提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袋子。她们一面跨出边门的门槛，一面用她们那种特别的西伯利亚方言谈天，嗓音清脆。她们都不是农家的打扮，而是城里人的装束，穿着大衣和皮袄。她们把裙裾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扎着头巾，借着路灯的光好奇地瞅着涅赫柳多夫和给他带路的人。不过有个女人碰见这个宽肩膀的汉子，分明很高兴，就立刻用西伯利亚的骂人话亲亲热热地骂他。

“你这个树林里的妖精，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小挨刀的？”她对他说。

“瞧，我是来送客人的，”汉子回答说，“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牛奶做的食品。他们叫我们明天早晨还要送来呢。”

“那么，他们倒没留下你过夜吗？”汉子问道。

“叫你不得好死，你这个烂舌根的！”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吧，你送一送我们。”

那个带路的人又说了一句那种开玩笑的话，不但招得女人笑起来，就连哨兵也给逗笑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认得路吗？您不会走岔了道吧？”

“我认得路，我认得路。”

“您走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的房子算起，靠右边第二家就是。喏，您拿着这根拐棍。”他说，把一根比他还高的长棍子交给涅赫柳多夫，原是他走路的时候拄着用的。然后，他同那些女人一起消失在黑暗里，他那双大皮靴在泥地里踩出一片响声。

从迷雾里还传过来他的说话声，不时被女人的声音打断，可是边门又响了，队长走出门来，请涅赫柳多夫跟着他一起去见军官。

八

这个小旅站布置得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大小旅站一样，坐落在一个院子里，院子四周用一根根尖头圆木桩围起来，院子里有三所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所安着几个铁格窗，里边住着犯人。另一所里住着押解队的士兵。第三所里住着军官，还有一个办公室。现在这三所房子里灯火通明。这种灯光，特别是在这种地方，照例容易使人上当，以为这些明亮的房间里大概又好又舒适。房子的门廊前面点着路灯，顺着墙边还有大约五盏路灯，照亮了院子。一个军士领着涅赫柳多夫走过用木板铺成的路，往最小的房子门廊走去。他登上三级台阶，然后让涅赫柳多夫从他身边过去，走进点着小灯的前堂，那儿弥漫着木炭的浓烟。一个士兵站在火炉旁，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打着领结。他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黄色靴腰的高统皮靴，正伛着腰，用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吹风。这个士兵看见涅赫柳多夫，就丢下茶炊，帮着涅赫柳多夫脱掉他身上的皮革制的大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一个气呼呼的声音说。

“您从门口进去吧。”那个士兵说，立刻又动手烧茶炊。

第二个房间里点着一盏吊灯，有一个军官挨着桌子坐着，脸色通红，淡黄色的唇髭很长，穿着奥地利式的短大衣，裹紧他那宽阔的胸脯和肩膀。桌上铺了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这个暖和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以外，还很浓重地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军官见到涅赫柳多夫，略微欠了欠身，带着仿佛讥诮而怀疑的神情瞧着走进来的人。

“您有什么贵干？”他说，没等到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喊起来：“别尔诺夫！茶炊到底什么时候才烧好？”

“马上就好。”

“我要马上揍你一顿，好叫你记住！”军官喊着，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拿来了！”那个士兵叫道，端着茶炊走进来。

涅赫柳多夫等着士兵把茶炊安放好（军官睁着恶狠狠的小眼睛盯住士兵，好像要在他的身上看准一个地方，好下手打他似的）。可是，等到茶炊放好，军官就开始煮茶。然后他在旅途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着白兰地的长颈玻璃瓶和一些阿尔贝特饼干[12]。他把这些都放在桌布上，然后又转过身对涅赫柳多夫说：

“那么我能在哪方面为您效劳呢？”

“我要求准许我去探望一个女犯人。”涅赫柳多夫说，没有坐下。

“政治犯吗？这是法律所禁止的。”军官说。

“那个女人不是政治犯。”涅赫柳多夫说。

“可是，请您坐下讲话吧。”军官说。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再说一遍，“不过根据我的请求，她已经由高级长官批准，同那些政治犯待在一起了……”

“啊，我知道了，”军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小黑娘儿们吧？行，可以照办。您吸烟吗？”

他把一包纸烟推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然后小心地斟满两杯茶，把其中的一杯送到涅赫柳多夫跟前。

“请吧。”他说。

“谢谢您。可是我想见一见……”

“夜长得很。您有的是功夫。我吩咐人去把她叫来见您好了。”

“可是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的住处去看她呢？”涅赫柳多夫说。

“到政治犯那儿去？这是违法的。”

“我已经得到过许可进去好几次了。话说回来，如果您担心我私自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托她也可以带进去。”

“哦，不行，我们要搜查她的。”军官说着，笑起来，声音很难听。

“哦，那您先搜一搜我好了。”

“算了，不搜也罢，”军官说，拔开酒瓶的瓶塞，把酒瓶举到涅赫柳多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也随您。不管是谁，只要是在这个西伯利亚生活，那他见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会高兴得不得了。说真的，我们这种工作，您知道，再悲惨也没有了。一个人本来已经过惯了另外一种生活，现在却来过这样的日子，那可是苦透了。话说回来，人家对我们这班人却很有成见，一提起押解官，那不用说，准定是个粗野的、没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他们就不想一想：我们这种人生到世界上来，也可能完全是为了干别的工作的。”

这个军官的红彤彤的脸、他那香水的气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种难听的笑声，惹得涅赫柳多夫很讨厌。不过就连今天，他也还是像他在整个旅行期间一样，处在一种严肃的和关怀人的心情支配下，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不容许自己用怠慢鄙视的态度对待任何人，认为必须同每一个人“认真地”谈话，这正是他为自己所规定的对人的态度。涅赫柳多夫听完军官的话，把军官的精神状态理解为由于同情他管辖下的那些人的痛苦而感到苦恼，就严肃地说：

“我想，您可以借着减轻人们的痛苦而在您的职务里得到安慰。”他说。

“他们哪里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

“他们怎么能算是一种特殊的人呢？”涅赫柳多夫说，“他们跟大家一样。其中甚至有没罪的人。”

“当然，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谁都怜惜他们。别的押解官一点也不肯马虎，我呢，只要办得到，总是极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叫他们吃苦。别的人碰到一点什么事，马上就依法办事，要不然就索性枪毙，可是我总怜惜他们。要再给您倒点茶吗？您再喝点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她，您要探望的那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流落在一家妓院里，后来在那儿遭到诬告，说是犯了毒死人命罪。不过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涅赫柳多夫说。

军官摇了摇头。

“是啊，这样的事是有的。我跟您说吧，在喀山就有过一个那样的女人，名叫埃玛。她是匈牙利人，生着地地道道的波斯人的眼睛，”他接着说，回想往事而忍不住微微地笑，“她长得可真是体面，简直比得上伯爵夫人呢……”

涅赫柳多夫打断军官的话，又回到先前的话题上去。

“我想，趁他们在您的管辖之下，您可以减轻那些人的苦处。我相信，只要这样做，您就会得到很大的快乐。”涅赫柳多夫说，尽量把话讲得清楚点，就像是同外国人或者小孩子讲话一样。

军官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涅赫柳多夫，分明急切地等着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个生着波斯人眼睛的匈牙利女人的事。显然，那个女人在他的想象里逼真地出现，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是啊，确实，这话很对，”他说，“我也真的怜惜他们。不过我想跟您谈一谈那个埃玛。您猜她干出了什么事？……”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涅赫柳多夫说，“我老实告诉您：虽然我自己从前也是另外一种人，不过现在我已经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了。”

军官吃惊地瞧着涅赫柳多夫。

“那么，您要不要再喝点茶？”他说。

“不，谢谢了。”

“别尔诺夫！”军官喊道，“你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你就说：让这位先生到那个单独由政治犯住着的牢房，可以让他在那儿一直待到点名的时候。”

九

涅赫柳多夫由传令兵护送着走出去，又来到黑暗的院子里，路灯射出来的红光朦胧地照着这个院子。

“到哪儿去？”一个路上碰到的押解兵问护送涅赫柳多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的第五号牢房去。”

“这儿走不通，已经上锁了。得穿过那边的门廊才行。”

“怎么会上锁了呢？”

“是长官锁上的，他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您往这边走。”

这个士兵领着涅赫柳多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顺着用木板铺成的路走到另一个门口。刚才他们在院子里，就已经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里边的活动，就像一个上等蜂箱里许多蜜蜂正准备结队离巢一样。可是临到涅赫柳多夫走近，推开门，嘈杂声就更厉害，变成吵嚷、辱骂、哄笑的声音了。镣铐丁当响，空中弥漫着他所熟悉的浓重的粪便味和焦油味。

这两种印象（丁当的铁链声夹杂着说话声以及那可怕的恶臭）素来在涅赫柳多夫的心里汇合成一种痛苦的感觉，类似精神上的恶心，而且正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种感觉混在一起，彼此助长。

这时候涅赫柳多夫走进小旅站的前堂，那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也就是所谓的“马桶”。涅赫柳多夫头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坐在木桶边上。她面前站着一个男人，剃掉头发的脑袋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的帽子。他们正在谈话。男犯人一见涅赫柳多夫，就挤一下眼睛，说了一句：

“就连沙皇也憋不住尿啊。”

可是那个女人把长囚衣的底襟放下来，低下头。

从前堂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旁有些牢房，开着房门。头一个是家庭牢房，其次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那一头有两间小牢房，是专供政治犯住的。旅站里的这所住房本来指定供一百五十个人居住，现在却容纳了四百五十个人，十分拥挤，犯人们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也挤满了。有的在地板上坐着，躺着，有的拿着空茶壶走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走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当中。他追上涅赫柳多夫，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善的脸变得很难看，因为他的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几处青紫的肿块。

“你这是怎么回事？”涅赫柳多夫问。

“出了一点事。”塔拉斯含笑说道。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地说。

“都是为了娘儿们，”一个跟着他们走过来的男犯人补充一句，“他跟瞎了一只眼的费特卡干了一架。”

“费多霞怎么样？”涅赫柳多夫问。

“没什么，她身体很好。喏，我现在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家庭牢房。

涅赫柳多夫往这个牢房的门里看一眼。整个牢房里，不管是在板床上边还是下边，都挤满女人和男人。牢房里弥漫着水蒸气，是从晾在那儿的湿衣服上冒出来的。女人的喊叫声一刻也不停。下一个门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里挤得更厉害，就连房门口和门外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一群闹闹哄哄的犯人，穿着湿衣服，在分什么东西，或是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押解兵就向涅赫柳多夫解释说，这是犯人们的班长在算账和扣钱，原来监狱里有一个开赌场的犯人，借钱给犯人们，还有些犯人欠下了他的赌债，都用纸牌剪成的纸片做为凭据，目前班长凭纸片从犯人们的伙食费里扣下钱来还给赌场主。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到军士和老爷走过来，就住了嘴，带着恶意瞅着两个过路的人。在分钱的人当中，涅赫柳多夫发现一个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老是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在身边，小伙子肤色白净，模样可怜，拧起眉毛，面容仿佛浮肿似的。此外，他还看见一个惹人讨厌的、麻脸的、烂掉鼻子的流浪汉，这个人颇有名气，据说有一次他越狱以后，逃进原始森林里，把一个同伙打死，吃了他的肉。流浪汉在过道上站住，把湿大衣披在一个肩膀上，讥诮而蛮横地瞧着涅赫柳多夫，没给他让路。涅赫柳多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对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尽管这一连三个月当中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场合下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例如在热天，在他们脚镣的铁链拖在地上而扬起滚滚烟尘的大道上，或者在大道旁边他们休息的地方，或者在旅站的院子里遇到天气暖和他们之间发生公开通奸的可怕场面的时候，可是话虽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当中，像现在这样感到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仍旧会在他们面前生出痛苦的羞愧心情和负疚的感觉。使他最痛心的是，他心里除了羞愧和负疚的感情以外，还夹杂着难于克制的厌恶和恐惧的心情。他明知道他们处在目前所处的地位就不可能不变成他们目前这个样子，可是话虽如此，他仍旧无法消除他对他们的厌恶。

“他们倒逍遥自在，这些寄生虫，”涅赫柳多夫往政治犯的牢房门口走去，却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魔鬼，他们有什么不顺心的？反正他们的肚子不会痛。”一个沙哑的声音说，紧跟着又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

这时候人群当中响起了恶意的、讥诮的哄笑声。

十

护送涅赫柳多夫的军士，走过单人牢房以后，对涅赫柳多夫说在点名以前再来接他，然后就回转身走了。军士刚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人光着脚，提起镣铐上的铁链，迈着快步走到涅赫柳多夫紧跟前，朝他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味，然后压低喉咙，用不让外人听见的声音说：

“您出头管一下吧，老爷。那个小伙子已经完全上了圈套。他们把他灌醉了。今天早晨交接犯人的时候，他已经冒充是卡尔马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没法管，他们会打死我们的。”男犯人说着，神色慌张地往四下里看一眼，立刻从涅赫柳多夫身边走开了。

事情是这样：有一个苦役犯卡尔马诺夫，怂恿一个跟他面貌相像、判处终身流刑的小伙子跟他互换姓名，为的是让苦役犯去流放，让小伙子顶替他去做苦工。

涅赫柳多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刚才那个犯人上星期就已经把这个骗局告诉过他。涅赫柳多夫点一下头，表示他已经听明白，他会尽他的力量去做。然后他头也不回，一直往前面走去。

先前在叶卡捷琳堡，涅赫柳多夫就已经认识这个犯人了，当时他托他说情，请上边批准他的妻子跟随他一同上路。涅赫柳多夫对他的举动感到惊讶。这个人中等身材，从外貌看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年纪在三十岁上下，因为犯蓄意谋财害命罪而被发配去做苦工。他名叫马卡尔·杰夫金。他的罪行很奇怪。依他本人对涅赫柳多夫的说法，这个罪行并不是他马卡尔干出来的，却是他，魔鬼，干出来的。据他讲，先是有一个过路人来到马卡尔的父亲家里，拿出两个卢布来雇下他父亲的大车，把他送到四十俄里以外一个村子去。马卡尔的父亲就吩咐他赶车把过路人送去。马卡尔把马套上车，穿好外衣，跟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喝茶的时候讲起他正要去办婚事，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下的五百卢布。马卡尔听到这话，就走到外边院子里，拿过一把斧子来，塞在那辆由大车改装成的雪橇的草垫底下。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带上那把斧子。”他说，“有个声音[13]说：‘你带上那把斧子。’我就把它带上了。我们坐着那辆雪橇，上了路。我们一路走着，挺好。我简直忘了那把斧子。眼看我们就要走到那个村子，只剩下六俄里的路了。我们的雪橇从乡间土路拐弯，走上大道，往山坡上爬。我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走，他[14]就小声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你到了山上，大道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可就带着钱走了。你要干，现在就得动手，用不着再等。’我弯下腰去凑近雪橇，像是要把雪橇上铺着的草整理一下，那把斧子仿佛活了似的，自己就跳到我手里来了。他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抡起斧子来，打算劈死他。他是个机警人，从雪橇上跳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你这个坏蛋要干什么？……’他说。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没还手，随他去摆布。他就用一根宽腰带捆上我的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立时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我受到审判。我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一点坏事也没干过。雇我干活的东家也夸我好。可是我没有钱请律师，”马卡尔说，“所以法庭就判我做四年苦工。”

现在，正是这个人打算搭救他的一个同乡。他明知道他一讲出那件事，自己就有性命之忧，却仍然把犯人当中的这个秘密讲给涅赫柳多夫听，而万一他们知道他干出这种事，是必然会因此把他活活勒死的。

十一

政治犯的住处是两间小牢房，房门外面的那一截过道是同外界隔绝的。涅赫柳多夫走进这一截被隔断的过道里，所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穿着短外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生了火的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正在颤抖。

西蒙松见到涅赫柳多夫，没有站起来。他从两道突出的浓眉底下抬起眼睛看着他，伸出一只手来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需要跟您见面。”他带着含有深意的样子说，直率地瞧着涅赫柳多夫的眼睛。

“究竟有什么事？”涅赫柳多夫问。

“过一忽儿再说。现在我正忙着。”

然后西蒙松又照管他的炉子，根据他自己创立的尽量减少热量损失的特殊理论给这个炉子生火。

涅赫柳多夫正要走进头一间牢房的门，恰好马斯洛娃从另一间牢房的门里走出来，弯着腰，手里拿着笤帚，把一大堆垃圾和尘土往炉子那边扫过去。她穿着白色短上衣，把裙子的下摆掖在腰里，脚上穿着长袜子。为了挡灰，她头上扎着白头巾，齐到眉尖。她见到涅赫柳多夫，就直起腰来，涨红脸，神情活泼，放下笤帚，在裙子上擦了擦手，照直走到他面前站定。

“您在收拾房间吧？”涅赫柳多夫说，伸出手去同她握手。

“对了，这是我的老行当了，”她说，微微一笑，“这儿脏得没法说。我们打扫了又打扫。怎么样，那块方格毛毯烤干了吗？”她转过脸去对西蒙松说。

“差不多了。”西蒙松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瞧着她，使得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

“哦，那我等一忽儿再来取，同时把皮袄拿来烤烤干。我们那些人都在这儿。”她对涅赫柳多夫说，指了指近处的门口，她自己朝远处的门口走去。

涅赫柳多夫推开房门，走进一间不大的牢房。那里点着一盏很小的铁皮灯，放在低低的板床上，光线微弱。牢房里阴冷，弥漫着还没有落地的尘土的气味、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照亮了四周的东西，可是板床仍旧在阴影里，有些摇晃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大家都在这间不大的牢房里，只有两个男犯人不在，他们是掌管伙食的，这时候出外去取开水和食品了。这儿有涅赫柳多夫的老相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模样更瘦更黄了。她睁着一对惊慌的大眼睛，额头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穿着灰色短上衣，留着短发。她坐在那儿，面前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撒着烟草，两只手急急忙忙把烟草装进带嘴纸烟的纸筒里去。

这儿还有一个女政治犯，是涅赫柳多夫认为极其可爱的。她名叫埃米利娅·兰采娃，掌管内务，哪怕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也在内务上显出女性的持家本领和魅力。她正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晒黑的、美丽的、灵巧的手擦净带柄的杯子和茶杯，放在板床上铺着的一块手巾上。兰采娃是一个相貌不漂亮的年轻女人，脸上带着聪明温和的神情，而且有一个特点：她每逢微笑，那张脸就突然变了样，显得高兴，活泼，迷人了。现在她就是带着这样的笑容迎接涅赫柳多夫。

“我们本来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根本不来了。”她说。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也在这儿，坐在远处墙角上一个幽暗的地方，为一个小小的、头发淡黄的女孩做一件什么事，女孩嘴里不住地数说着，发出好听的、童稚的声音。

“您来了，这真好。您见过卡佳[15]了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问涅赫柳多夫说，“瞧，我们这儿添了一个什么样的客人啊。”她指了指女孩。

阿纳托利·克雷利佐夫也在这儿。他在板床上一个远远的角落里坐着，弯着腰，盘着腿，脚上穿着毡鞋，把手揣在皮袄的袖管里，面容憔悴苍白，浑身发抖，用害着热病的目光瞧着涅赫柳多夫。涅赫柳多夫本来想要走到他跟前去，可是房门的右边，有一个生着浅棕色鬈发的男犯人坐在那里，戴着眼镜，穿着橡胶的上衣，一面整理他背包里的东西，一面跟容貌俊俏、面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讲话。这个人是著名的革命者诺沃德沃罗夫。涅赫柳多夫匆匆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所以特别匆忙地打招呼，是因为在这批政治犯当中，他惟独不喜欢这个人。诺沃德沃罗夫闪着淡蓝色的眼睛，透过眼镜瞧着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来同他握手。

“怎么样，您旅行愉快吗？”他显然带点讥诮的口气说。

“对了，有许多有趣的事。”涅赫柳多夫回答说，假装没有听懂他的讥诮，只把它当做一句客气话。他说完，就往克雷利佐夫那边走去。

涅赫柳多夫表面上显得毫不介意，然而心里对诺沃德沃罗夫却绝不是毫不介意的。诺沃德沃罗夫的那句话，他那故意说不中听的话以及做惹人不高兴的事的愿望，破坏了涅赫柳多夫这时候所保持的平和心境。他既感到沮丧，又感到郁闷。

“怎么样，您的身体好吗？”他说，握了握克雷利佐夫伸过来的冰凉的、颤抖的手。

“挺好，可就是身上暖和不过来，我的衣服都湿透了，”克雷利佐夫说，赶紧把手揣到皮袄的袖管里，“这个地方也冷得厉害。瞧，窗子上的玻璃破了。”他指了指铁格里面的玻璃窗，上面破了两处。“您怎么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来？”

“他们一直不许我进来，那些当官的严得很。只有今天这个军官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和气的军官！”克雷利佐夫说，“您问一问玛莎[16]，他今天早晨干过什么事。”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没有从她坐的地方站起来，讲了讲今天早晨从旅站动身的时候为那个小女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依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才成，”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用果断的声调说，同时迟疑而惊慌地看看这个人的脸，又看看那个人的脸，“弗拉基米尔[17]提过抗议，可是那还不够。”

“还要提什么抗议？”克雷利佐夫说，烦恼地皱起眉头。显然，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的华而不实、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已惹得他不痛快。“您是来找卡佳吧？”他扭过脸对涅赫柳多夫说，“她老在干活，打扫。这个房间、我们男犯人的房间，她都打扫干净了，现在去打扫女犯人的房间了。可就是跳蚤没法打扫干净，死命地叮人。玛莎在那儿干什么？”他说着，用头指一下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所在的那个墙角。

“她在给她的养女梳头呢。”兰采娃说。

“那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利佐夫说。

“不会，不会，我很当心。现在她挺干净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您带着她吧，”她转过身对兰采娃说，“我要去帮卡佳的忙。还要把那块方格毛毯给他拿来。”

兰采娃就把女孩接过去，带着母性的温柔把孩子的两条裸露的小胖胳膊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抱起她来放在膝头上，给她一小块糖吃。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走出去了。紧跟着，两个男犯人提着开水和食品，走进牢房里来。

十二

两个走进来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人，身材不高、生得干瘦，身上穿一件蒙着面子的羊皮袄，脚上穿一双高统皮靴。他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走过来，提着两个冒热气的大茶壶，壶里装着滚烫的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把茶壶放在那些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马斯洛娃[18]，“我们买到些再好也没有的东西，”他说，脱掉皮袄，把它从人们的头顶上扔过去，丢在板床的角落里，“马克尔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跳舞会了。啊，基里洛夫娜[19]老是收拾得处处都干净漂亮，”他瞧着兰采娃含笑说道，“好，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个人的整个外表，不论是动作、说话的声调，还是目光，都透露出活泼和欢乐。另一个进来的人却相反，外貌阴郁消沉。他也身材不高，生得精瘦，灰白的瘦脸上隆起两块很高的颧骨，一对美丽的淡绿色眼睛相离很远，嘴唇薄薄的。他身上穿着旧棉大衣，皮靴外面套着雨靴。他提着两只瓦罐和两个树皮篮。他把提来的东西都放在兰采娃面前。他见到涅赫柳多夫，就弯一下脖子对涅赫柳多夫点一下头，所以尽管他在点头，他的眼睛却仍旧瞧着涅赫柳多夫。然后，他不乐意地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来同他握手，慢腾腾地从篮子里拿出食品来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出身于平民。头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厂工人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马克尔是在已经到了中年，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参加革命活动的，纳巴托夫却从十八岁起就参加了。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学校毕业，由于才能出众而进了中学，后来一直靠教家馆口，读到毕业，获得了金质奖章，可是没有进大学，因为他还在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做出决定：既然他是从人民中间来的，就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去教育他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他果然照这样做了：起初他在一个大村子里做文书员，然而不久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们朗读小册子，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头一次，他在监狱里囚禁八个月，后来释放出来，暗中受到监视。他出狱以后，立刻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去，在那里当教员，照旧做他原来做过的那些事。他又被捕，这一次在监狱里囚禁一年零两个月，在监狱里越发加强了他的信念。

第二次出狱以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儿逃走了。他又被捕，监禁了七个月，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20]。在那里，他拒绝向新沙皇宣誓，因而被判流放到雅库茨克区。所以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的生活倒有一半是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遭际丝毫也没有使他变得性情暴躁，甚至也没有减弱他的精力，反而使他的精力更加旺盛。他是个好活动的人，胃口很好，总是做这做那，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他从来也不懊悔他做过的任何事情，也不去猜测遥远的未来，而是把全部智慧、才干、实际知识倾注在当前的生活当中。他出了监狱，总是按照他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努力工作，那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工人们。一旦坐了牢，他也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工作，以便同外界保持联系，在当前条件下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团体把生活安排得最好。他首先是以集体为重的人。他自己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一无所有也能够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为同志们的集体他却有很多要求，因而不论什么工作，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他都肯干，一干起来就不撒手，觉也顾不得睡，饭也顾不上吃。他本来是农民，爱劳动，手脚灵便，会干活，他天生来处处克制自己，不费什么力就能对人谦虚，不但能体贴别人的感情，也能照顾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亲至今还活着，是个不识字的、守寡的农妇，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总是帮助她，只要没被捕就常去探望她。他回到家里，极力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着她干活，仍旧同他往日的伙伴，农村的青年不断来往，跟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21]，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受了欺骗，应当从他们身受的骗局里解放出来。每逢他思索或者述说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他这个来自民间的人，总是设想人民会在几乎原样的条件下生活，只是他们有了土地，再也没有地主和官僚而已。他认为，革命不应当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沃德沃罗夫和诺沃德沃罗夫的信徒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的看法不同。革命，按照他的看法，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美丽、坚固、宏伟、为他所热烈喜爱的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

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个典型的农民。他从来也不去思索种种玄虚的问题，不去思索万物的本源，不去思索死后的生活。上帝，在他心目中也如同在阿拉戈[22]的心目中一样，是他至今还没有感到需要的一种假设。这个世界是如何开创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过问。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可是在他看来，这种学说却同六天当中创造了世界的说法[23]一样，无非是思想的玩物而已。

他所以对世界怎样产生的问题不感兴趣，恰恰是因为他面前永远摆着人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也根本不去考虑。他在灵魂深处保持着一种坚定稳固的、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而且为一切种田人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任何东西也不会消灭，而是经常从一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粪肥变成麦粒，麦粒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一样，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永远精神饱满，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忍受种种导致死亡的痛苦，然而他不喜欢谈，也不善于谈这种事。他喜欢工作，老是忙于实际，而且推动他的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事务。

在这批犯人当中，另一个来自人民的政治犯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从十五岁起就做工，为了扑灭在他心里隐约出现的屈辱感觉而开始吸烟喝酒。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屈辱的感觉，是在过基督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一棵由厂主太太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他的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每人一个苹果、一支只值一个戈比的小笛、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一个干无花果，可是厂主的儿女们得到的却是玩具，依他看来像是仙女的赏赐，事后他听说那要值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到他的工厂里来做女工，发现孔德拉季耶夫有杰出的才能，就开始送给他书和小册子，同他谈话，对他说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和如何改进这种地位的方法。等到他清楚地领会到有可能把他自己和别人从目前所处的被压迫地位当中解放出来，这种地位的不公平在他心目中就显得比以前越发残酷，越发可怕，他不但迫切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那些安排和维护这种残酷的不公平现象的人。据别人对他解释说，知识能够实现这种可能，孔德拉季耶夫就热切地致力于求得知识。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怎样才能通过知识来实现，他不清楚，不过他相信知识既然能够向他指明他所处的地位不公平，那么知识也就能够纠正这种不公平。此外，知识已经使他在自己心目中高于其他人了。因此他戒绝烟酒，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自从他担任仓库管理员以后，他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者教他读书，对他永不知足地吸收各种知识的惊人能力暗暗纳罕。两年之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而且涉猎了全部文学著作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者被捕，孔德拉季耶夫也同她一起被捕，因为在他的住处搜出了禁书。他先是囚禁在监牢里，后来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24]。在那里他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阅读更多的革命书籍，全都记在心里，越发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流放期满以后，他领导一次工人大罢工，最后砸毁工厂，打死了经理。他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对待宗教也同对待当前的经济结构一样，抱着否定的态度。自从他明白他从小信奉的宗教是荒谬的东西以后，他就费了不小的力气摆脱这种信仰，起先还不免害怕，后来却很高兴。这以后，他仿佛要向他自己和他的祖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似的，一有机会就尖刻而愤激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条。

他是借习惯的力量成为禁欲者的，满足于极少的一点点物质需要。如同一切从小习惯于劳动，练出一身发达的肌肉的人一样，任何体力劳动他都能承担，干得又多，又轻松，又灵巧，不过他最珍视闲暇，这使他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可以继续学习。目前他在钻研马克思的第一卷[25]。他极其小心地把这本书藏在他的背包里，当做无价之宝。他对所有的同志都疏远，冷淡，惟独对诺沃德沃罗夫特别倾心，凡是诺沃德沃罗夫对各种事情所发表的见解，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把女人看做一切必要的工作的障碍。不过他怜惜马斯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压榨的实例。根据同一种理由，他不喜欢涅赫柳多夫，不同他谈话，不握他的手，每逢涅赫柳多夫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伸过一只手去，让涅赫柳多夫握一下而已。

十三

火炉已经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泡好，分别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而颜色发白。那些小面包圈、新鲜的细面粉面包、白面包、煮硬的鸡蛋、牛油、牛头、牛蹄都摆出来。大家就都凑到板床上当饭桌用的这块地方来，纷纷喝茶，吃东西，谈天。兰采娃在箱子上坐着，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在她的四周围上来，只有克雷利佐夫不在，他已经脱掉淋湿的皮袄，裹上那条已经烤干的方格毛毯，躺在他的床位上，跟涅赫柳多夫谈话。

大家今天一路上受了冻，淋了雨，到了这儿却发现又脏又乱，于是辛辛苦苦把这里收拾整齐以后，如今吃到可口的食物，喝下热茶，他们的心情就变得极其愉快欢畅了。

隔着墙传来刑事犯顿脚、吵嚷、叫骂的声音，仿佛在提醒他们四周是什么环境似的，然而这倒反而加强了舒适的感觉。这些人好比生活在海洋当中的小岛上，感到暂时不再受到他们周围种种屈辱和苦难的困扰，因此处在情绪昂扬、精神振奋的状态里。他们什么都谈，单单不谈他们的处境和等待着他们的前途。除此以外，如同青年男女之间，特别是像这批人似的被迫朝夕相处的时候所常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们相互之间正在发生协调的和不协调的、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结合起来的爱情。他们几乎都在恋爱。诺沃德沃罗夫钟情于容貌俊俏、面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这个格拉别茨是高等女校的年轻学生，很不善于思考，对革命问题十分冷淡。然而她受到时代的影响，牵连到某一事件当中，被判处流刑。犹如原先她自由的时候，她生活当中的主要兴趣是在男人方面取得成功一样，后来她无论是在受审期间，监禁期间，还是在流放期间，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目前在旅途当中，由于诺沃德沃罗夫迷恋着她，这就使她得到了安慰，而且她自己也爱上他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是很容易动情的女人，却没有引起别人对她的爱情，可是她时而爱上纳巴托夫，时而爱上诺沃德沃罗夫，总指望对方也会回报她。克雷利佐夫对待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态度有点近似恋爱。他像男人爱女人那样地爱着她，不过他知道她对恋爱的态度，就巧妙地把他的感情掩藏在友情和感激的外衣底下，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怀着特别温柔的感情照料他。纳巴托夫和兰采娃之间发生了颇为复杂的爱情关系。如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是十足贞洁的处女一样，兰采娃也是她丈夫的十足贞洁的妻子。

当初她刚十六岁，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大学生兰采夫。她十九岁那年，同他结了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的丈夫在大学读到四年级，卷进这个大学的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她正在学习的医学课程，同他一起出走，也做了革命者。如果她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就不会爱他，而且既然不爱他，也就不会嫁给他。不过一旦她爱上她相信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而且同他结了婚，那她就自然而然，完全依照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目的了。起初他把生活理解为学习，她就也这样理解生活。他做了革命者，她就也做了革命者，她能够很好地证明现行的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每个人的责任就在于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力求建立另外一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活结构，在那种生活结构当中个性可以自由地发展，等等。她觉得她确实是在这样想，这样感觉，然而实际上她只是认为凡是她丈夫所想的都是真正的真理而已。她所追求的只有一点，就是她同她丈夫的灵魂完全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她同她丈夫告别，同她母亲领去的她的孩子告别，在她是难过的。不过她坚定而冷静地忍受了这种离别，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她的丈夫，为那个事业，而那个事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就在为那个事业服务。她在思想上永远同她丈夫在一起，而且如同以前她没有爱过任何人一样，现在她除了爱她丈夫以外也不能够爱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忠诚以及他那纯洁的爱情，打动了她的心，使得她心情激动。他是有道德的、坚强的男子，又是她丈夫的朋友，极力像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然而他对她的态度却流露出更多的东西，这使得他们两人暗暗惊慌，不过同时倒也给他们当前的艰苦生活增添了光彩。

因此，在这个小团体里，只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孔德拉季耶夫同恋爱完全不相干。

十四

往常涅赫柳多夫照例要等大家喝过茶，吃完晚饭以后才同卡秋莎单独谈话，这一次他也抱着这样的希望，在克雷利佐夫身旁坐着，同他谈天。涅赫柳多夫顺便对他讲起马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也讲起马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利佐夫注意地倾听着，他那炯炯的目光停留在涅赫柳多夫的脸上。

“是啊，”他忽然说，“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们一起赶路，跟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赶路，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就是为这些人才长途跋涉的。可是话说回来，我们非但不了解他们，而且也不打算了解他们。他们呢，比这还要糟，他们恨我们，把我们看成敌人。这才可怕呢。”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诺沃德沃罗夫听到他们的谈话就说道，“群众是永远只崇拜权力的，”他用刺耳的声调说，“政府掌握着权力，他们就崇拜政府，痛恨我们。明天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

这时候隔着墙突然传过来一阵叫骂声、有人撞在墙上的声音、锁链的丁当声、尖叫和呐喊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叫道：“救命啊！”

“瞧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怎么谈得上交朋友呢？”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刚才涅赫柳多夫还讲起这么一种行为，”克雷利佐夫生气地说，然后讲起马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一个同乡的事，“这可不是什么野兽干得出来的，而是英雄行为。”

“你也太多愁善感了！”诺沃德沃罗夫讥诮地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情绪以及他们行为的动机。你从中看出了心肠厚道，然而说不定这正是因为他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就不愿意在别人身上看见一点好的东西呢？！”玛丽亚·帕夫罗夫娜突然激昂起来，说道。（她对所有的人一概称呼“你”。）

“根本没有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人家冒着惨死的危险，那怎么能说根本没有呢？”

“我认为，”诺沃德沃罗夫说，“如果我们想干我们的事业，”（孔德拉季耶夫本来凑着灯光看书，这时候放下书，开始注意地听他的老师讲话。）“那么，为了这一点，头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抱幻想，而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清事物。应当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人民大众工作，却不要对他们有所期望。群众是我们的活动对象，然而只要他们一天像现在这样冥顽不灵，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他开始说道，仿佛在发表演说似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发生以前，指望他们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那完全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利佐夫涨红脸，开口说，“我们说我们反对跋扈和专制，可是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专制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专制，”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回答说，“我无非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的道路，并且能够指出那条道路而已。”

“可是你为什么相信你所指出的道路就正确呢？难道这不就是以前产生过宗教裁判所[26]和大革命的残杀[27]的那种专制吗？他们也是根据科学知道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们犯了错误并不能证明我也犯了错误。再者，在思想家的空想和从实际出发的经济学的论据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诺沃德沃罗夫的说话声响彻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大家都默默不语。

“老是争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他沉静了一忽儿以后说道。

“那么您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涅赫柳多夫问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我认为阿纳托利说的对，不应当把我们的见解强加给人民。”

“哦，那么您呢，卡秋莎？”涅赫柳多夫含笑问道，等着她回答，却又暗自担心，深怕她会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她说，涨得满脸通红，“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的对，米哈伊洛夫娜，说的对，”纳巴托夫叫道，“人民受尽了欺负。应当不叫他们受欺负才对。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关于革命任务的奇怪概念。”诺沃德沃罗夫说，沉默下来，气愤地开始吸纸烟。

“我没法跟他谈话。”克雷利佐夫压低喉咙说，沉默下来。

“最好还是不谈。”涅赫柳多夫说。

十五

尽管诺沃德沃罗夫受到所有革命者很大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被人认为很聪明，涅赫柳多夫却把他归在这样一类革命者里面：他们的道德品质低于一般水平，而且低得多。这个人的智力（他的分子）大，不过他对自己的看法（他的分母）更大得没法比，早已超过了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同西蒙松相比，具有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西蒙松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主要具有男性的气质，他们的行动是由思想活动所产生，为思想活动所决定的。可是诺沃德沃罗夫属于另外一类人，那类人主要具有女性的气质，他们的思想活动一部分趋向于达到由感情所确定的目标，一部分致力于证明由感情所促成的行动是对的。

诺沃德沃罗夫的全部革命活动，尽管他善于用各种极其动听的理由解释得头头是道，不过依涅赫柳多夫看来，却仅仅是以虚荣心为基础，无非是想出人头地，高居于人们之上罢了。起初，由于他有吸收别人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别人的思想的能力，他在求学期间，在学生和教员当中，在他那种能力深受重视的地方（中学里、大学里、考取硕士学位的场合），果然做到了出人头地，他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等他领到毕业文凭，不再求学，他的出人头地的地位就此结束以后，据不喜欢诺沃德沃罗夫的克雷利佐夫告诉涅赫柳多夫说，他为了在新的领域取得出人头地的地位而突然完全改变了他的观点，从渐进主义的自由派分子一变而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的性格缺乏那种足以使人产生怀疑和踌躇的道德品质和审美品质，他很快就在革命者圈子里占据了党的领导人地位，这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一旦选定一个方向，就绝不怀疑，绝不踌躇，所以他相信绝不会犯错误。依他看来，一切都似乎异常简单清楚，毫无疑义。正是由于他的见解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一切事情也果然很简单，很清楚，据他说来，人只要有合乎逻辑的头脑就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非常强烈，只能使人避之犹恐不及，或者对他惟命是从。他是在很年轻的人们当中进行活动的，他们往往把他那种无限的自以为是的态度看做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结果大多数人都服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圈子里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事业就是准备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政权，召开大会。大会上要提出一个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完全相信这个纲领会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这个纲领非执行不可。

他的同志们因为他勇敢果断而尊重他，可是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他对待一切杰出的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如果可能的话，很想按照老公猴对小猴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恨不得剥夺别人的一切智慧，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自己的才能。他只对那些崇拜他的人才好意相待。目前，在旅途上，他对待接受他的宣传的工人孔德拉季耶夫，对待那两个都钟情于他的女人，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和容貌俊俏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在原则上虽然也赞成应该解决妇女问题，然而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愚蠢，渺不足道，只有他常常自作多情地爱上的那些女人才是例外，例如现在他就在这样爱着格拉别茨。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认为她们是与众不同的女人，只有他才能够发现她们的优点。

两性关系的问题，依他看来，也像一切问题那样很简单，很清楚，只要承认自由恋爱，就算彻底解决了。

他有一个假妻子[28]，还有一个真妻子，不过他已经同真妻子脱离关系，相信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正打算跟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他鄙视涅赫柳多夫，因为按他的说法，涅赫柳多夫对马斯洛娃“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涅赫柳多夫竟然敢于考虑现行制度的缺陷，考虑纠正这种制度的方法，而且他的想法非但不是跟他诺沃德沃罗夫的想法一字不差，甚至他涅赫柳多夫居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的想法，也就是蠢人的想法。涅赫柳多夫知道诺沃德沃罗夫对他抱着这样的态度，使他感到痛心的是尽管他在这次旅行期间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心情，可是对待诺沃德沃罗夫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如何也没法克制他对这个人的极其强烈的反感。

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静下来。随后就有一个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牢房来。这是点名的时候。队长伸出手指头依次指一下每个犯人，清点全部人数。他指到涅赫柳多夫的时候，和气而亲热地对他说：

“现在，公爵，点过名以后就再也不能留在这儿了。您得走了。”

涅赫柳多夫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塞给他。

“哎，拿您有什么办法呢！那您就再坐一忽儿吧。”

队长正要走出去，忽然另有一个军士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人，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眼睛底下带着青伤。

“我是来领我的小妞儿的。”犯人说。

“瞧，爸爸来了。”忽然传来孩子清脆的嗓音，随后一个生着淡黄色头发的小脑袋从兰采娃身后探出来。兰采娃正跟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卡秋莎一起用兰采娃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一件新衣服。

“对了，小闺女，是我。”犯人布佐夫金亲热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带着怜悯的神情瞧着布佐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您就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这几位小姐给我做新лопоть[29]呢，”小女孩说，对她的父亲指了指兰采娃手里的活计，“多好呀，真漂亮。”她嘁嘁喳喳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兰采娃摩挲着小女孩说。

“愿意。让爸爸也留下吧。”

兰采娃眉开眼笑了。

“你爸爸可不能住在这儿，”她说，“那您就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好了。”她扭过脸去对小女孩的父亲说。

“我看，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在门口站着的队长说，然后他跟那个军士一同走出去。

押解人员刚刚走出房外，纳巴托夫就立刻走到布佐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怎么，大哥，你们那儿的卡尔马诺夫真是要跟另一个人调换吗？”

布佐夫金的和善亲切的脸突然变得阴郁起来，他的眼睛蒙上一层薄纱般的东西。

“我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然后，眼睛上仍旧蒙着那层薄纱，接着说，“哦，阿克秀特卡，看来，你就在小姐们这儿享福吧。”他说完，就赶紧走出去了。

“这件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换了，”纳巴托夫说，“那您怎么办呢？”

“到了城里，我就对当官的说一下。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出来。”涅赫柳多夫说。

大家都沉默不语，分明担心又会重新惹出一场争论。

西蒙松本来一直沉默着，躺在角落里的板床上，把两只手枕在头下，这时候却果断地坐起来，下了地，小心地绕过那些坐着的人身旁，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跟我去谈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涅赫柳多夫说着，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去。

卡秋莎瞧一眼站起来的涅赫柳多夫，遇到了他的目光，就涨红脸，随后摇摇头，仿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似的。

“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谈谈。”西蒙松开口说，这时候他已经同涅赫柳多夫走出房外，来到过道上。在过道上可以特别清楚地听见刑事犯那边的说话声和一阵阵吵嚷声。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显然没有因为这种嘈杂声而感到别扭。“我知道您跟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关系，”他开口说，他那对善良的眼睛直率而注意地瞧着涅赫柳多夫的脸，“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有责任……”他接着说，然而不得不停住嘴，因为牢房的门口有两个声音一齐喊叫，为一件什么事争吵：

“我跟你说，你这个蠢材，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巴不得叫你闭了气才好，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来到过道上。

“难道在这个地方能谈话呀，”她说，“你们到那边的房间去吧，那儿只有薇罗琪卡一个人。”说着，她就在前面带路，走到邻近的一个门口，门里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分明是单人牢房，如今拨给女政治犯居住了。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躺在板床上，盖着被子，把头也蒙上了。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那我走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刚好相反，你就留在这儿吧，”西蒙松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要瞒住外人，更不要说瞒住你了。”

“哦，好吧。”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着，在板床上坐下，像小孩子那样把整个身子一摇一晃地往后移，移到板床里边坐定，准备听他们讲话，她那对美丽的、羔羊般的眼睛瞧着远处。

“我要谈的是这样一件事，”西蒙松又讲起来，“我知道您跟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呢？”涅赫柳多夫问，不由自主地佩服西蒙松对他讲话所表现的坦率真诚的态度。

“那就是我打算跟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结婚……”

“这真奇怪！”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定睛瞧着西蒙松。

“……而且我已经决定请求她答应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可是我能出什么力呢？这种事是要由她自己做主的。”涅赫柳多夫说。

“不错。可是她没有得到您的同意就不会决定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以前，她不能做出其他任何抉择。”

“在我这方面，这个问题已经最后解决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分内应该做的事。除此以外，我还有心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不过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使她受到束缚。”

“对。可是她不愿意接受您的牺牲。”

“这根本谈不到什么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决定是绝不会改变的。”

“哦，既是这样，那么您找我究竟要谈些什么呢？”涅赫柳多夫说。

“她要您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够承认我不应该做我认为分内应该做的事呢。我所能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是不自由的，而她却是自由的。”

西蒙松沉默了一阵，深思着。

“好吧，我就这样告诉她。您不要以为我迷恋她了，”他继续说，“我是把她当做一个很好的、少有的、苦难深重的人那样爱她的。我对她一无所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

涅赫柳多夫听见西蒙松的嗓音发颤，不由得暗暗吃惊。

“……减轻她处境的困苦，”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意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也好。倘使她能同意，我就会要求上边把我流放到她的监禁地点去。四年并不算太长。我会在她身边生活，也许可以减轻她的厄运……”他又激动得停住了嘴。

“那么，我怎么说才好呢？”涅赫柳多夫说，“我心里高兴，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像您这样的保护人……”

“喏，这正好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接着说，“我很想知道：既然您爱她，希望她幸福，那么您认为她跟我结婚，在她会是好事吗？”

“嗯，当然是的。”涅赫柳多夫果断地说。

“这件事全要由她做主，反正我只是巴望让这个受苦的灵魂松一口气罢了。”西蒙松说，带着稚气的柔情瞧着涅赫柳多夫，像那样的神情居然会在这个神色阴沉的人的脸上出现，那是万万料不到的。

西蒙松站起来，拉住涅赫柳多夫的一只胳膊，把脸凑到他跟前，腼腆地微笑着，吻了他一下。

“那我就去告诉她。”他说着，走出去。

十七

“哎，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他在谈恋爱，十足的恋爱嘛。这可是再也料想不到，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居然用这种最愚蠢、最孩子气的方式谈恋爱。这真奇怪，而且我要说句实话，这太可悲了。”她叹一口气，结束了她的话。

“不过，她卡佳呢？您认为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涅赫柳多夫问。

“她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停住嘴，显然想尽量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的过去是那个样子，可是按天性来说，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再者她的感情也那么细腻……她爱您，而且爱得很正，只要能为您做一件哪怕是消极的好事，使得您不致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幸福。对她来说，跟您结婚是可怕的堕落，比以往的一切堕落都要坏，因此她绝不会同意这件事。不过另一方面，您老是在她身边出现，这又惹得她心神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该走掉吗？”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脸上现出她那可爱而天真的笑容。

“对了，一部分。”

“可是，人怎么能走掉一部分呢？”

“这是我在胡说了。不过关于她，我想告诉您，大概她已经看出他那种荒唐而热烈的爱情来了（其实他并没有对她说过什么话），她又是感到得意，又是害怕这种爱情。您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是不在行的，不过我觉得，从他那方面来说，他那种感情虽然加上了伪装，可是仍旧不外乎最普通的男性感情。他说这种爱情增强他的精力，又说这种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不过我知道，即使这种爱情与众不同，但它的基础必然还是肮脏的……就像诺沃德沃罗夫和柳博奇卡[30]之间的爱情一样。”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离开本题，谈起她心爱的题目来了。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涅赫柳多夫问道。

“我想您应该对她说明一下。把一切事情讲清楚总归是好的。您跟她谈谈吧，我去叫她来。好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涅赫柳多夫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走出去了。

这时候小小的牢房里只剩下涅赫柳多夫一个人，他听着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偶尔夹杂着呻吟声，又听着隔两个门口从刑事犯们那边不住传来嘈杂的说话声，于是一种古怪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

西蒙松对他说的那番话，使他解脱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总是使他感到沉重而古怪的。可是现在，他的心情非但有点不愉快，甚至痛苦。这种心情还含有这样的一种内容，那就是西蒙松的求婚破坏了他的行为的超群出众的性质，使得他所承担的牺牲的价值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眼睛里降低了。如果这个人，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本来又跟她毫无瓜葛，尚且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她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牺牲也就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或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嫉妒心。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她对他的爱，因此不能够承认她能爱上另外一个人了。再者，这样一来就推翻了他原先所定的计划，他本来是决定在她服刑期间一直生活在她身边的。假如她嫁给西蒙松，他留在此地就变得不必要，那他就得重定新的生活计划。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心情分析清楚，忽然房门开了，刑事犯那边强烈的嘈杂声就猛然涌进来（今天他们那边出了一件特别的事），紧跟着卡秋莎走进房来。

她迈着很快的步子走到他面前。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打发我到这儿来。”她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站住，说。

“对了，我有话要跟您说。不过您先坐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刚才跟我谈过话。”

她坐下来，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显得很镇静。可是涅赫柳多夫刚一说出西蒙松的名字，她就涨得满脸通红。

“他对您都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说，他想跟您结婚。”

她的脸忽然皱起来，显出痛苦的样子。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光是低下眼睛。

“他要求我同意他的想法，或者提出我的意见。我说这全得由您做主，应当由您做出决定。”

“哎，这都是怎么回事啊？这都是为了什么呀？”她用一种奇怪的斜睨的眼光瞧着涅赫柳多夫的眼睛，那种眼光素来特别强烈地打动他的心。他们默默地瞧着彼此的眼睛，过了几秒钟。这种四目相视的目光向双方说出了许多的话。

“您必须做出决定。”涅赫柳多夫再说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她说，“一切事情早就决定了。”

“不是的，您应当决定要不要接受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求婚。”涅赫柳多夫说。

“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妻子？我何苦再把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也毁掉呢？”她皱起眉头说。

“哦，不过要是您得到了赦免呢？”涅赫柳多夫说。

“哎，您别管我的事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出房外去了。

十八

涅赫柳多夫跟着卡秋莎回到男犯人的牢房，这时候那边所有的人都心情激动。纳巴托夫原是一个各处都去、同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对一切事都注意观察的人，他刚刚带回一个震动大家的消息。那个消息是这样：他在一堵墙上发现贴着一张字条，是由一个被判决做苦工的革命者彼特林写的。大家本来认为彼特林早已到达卡拉河流域[31]，现在才突然发现他不久以前刚刚单独同刑事犯们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字条上写道，“我单独一人同刑事犯们一起赶路。本来涅维罗夫跟我在一起，可是他在喀山的疯人院悬梁自尽了。我身体健康，精神旺盛，希望一切顺利。”

大家正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可是克雷利佐夫却带着聚精会神的样子沉默不语，他那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呆望着前面出神。

“我的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先前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时候就已经神智失常，常常见到幽灵。”兰采娃说。

“对了，他是诗人，是空想家。这样的人总是经不住单身监禁的，”诺沃德沃罗夫说，“至于我，在遭到单身监禁的时候，就不容许我的想象力活动，而是极有条理地支配我的时间。因为这个缘故，我总能很好地熬过去。”

“这有什么难熬的？每逢我关进监狱，我倒往往挺高兴呢，”纳巴托夫用活泼的声调说，分明有意驱散大家的阴郁心境，“平时，人总是提心吊胆，深怕自己被捕，又怕牵连别人，还怕毁掉这个事业，可是一旦关进监狱，那就什么责任都了结，倒可以休息一下了。你就乖乖地坐着，抽几口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不安地看着克雷利佐夫那张忽然神色大变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空想家？”克雷利佐夫忽然说，上气不接下气，倒好像他刚才嚷叫或者歌唱了很久似的，“涅维罗夫是这样一个人，按我们的看门人的说法，这样的人是天下少有的……是啊……他是个通体像水晶一样的人，一眼就能把他看到底。是啊……他慢说是撒谎，就连做假也不会。他不但皮肤薄，简直就像是周身的皮肤都剥掉了，所有的神经都露在外面。是啊……他的性格复杂而丰富，并不是那种浅薄的人……哎，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沉默了一忽儿。“我们争论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他气愤地皱起眉头说，“究竟应该先教育人民，然后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应该先改变生活方式？其次，我们又争论究竟应该怎样斗争才对：应该依靠和平的宣传呢，还是依靠恐怖手段？是啊，我们争论不休。可是他们倒不争论，他们是懂得他们该办的事的。几十人以至几百人，而且都是那么好的人，死掉了或者没有死掉，他们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刚好相反，他们恰恰需要优秀的人死掉。是啊，赫尔岑说过，十二月党人遭到取缔的时候，社会的一般水平就下降了。[32]怎么能不下降！后来，连赫尔岑本人和他那一辈人也遭到了取缔。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一类人了……”

“这一类人是消灭不完的，”纳巴托夫精神饱满地说，“总会留下人来传种的。”

“不然。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那就一个也留不下来，”克雷利佐夫提高喉咙说，不容许人家打断他的话，“给我一支烟。”

“不过要知道，安纳托里，抽烟对你是不好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请你别抽烟了。”

“哎，别管我。”他生气地说，点上一支烟，吸起来，可是立刻开始咳嗽，难受得仿佛要吐出来。他唾了一口吐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应该光发议论，而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消灭他们。对了。”

“然而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涅赫柳多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凡是能够干出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来的人，就算不得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是啊，就应当坐着飞艇上天，往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似的统统消灭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涨得满脸通红，咳得越发厉害，嘴里吐出了鲜血。

纳巴托夫跑出房外去取雪。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拿来缬草酊[33]给他喝，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惨白而精瘦的手推开她，呼吸困难而急促。等到湿雪和凉水使得他稍稍镇定下来，人们服侍他睡下，涅赫柳多夫就向大家告辞，同一个早已来找他、等了很久的军士一起走出去。

这时候刑事犯已经安静下来，大多睡熟了。尽管那些人在牢房里有的躺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底下，有的躺在走路的通道上，然而牢房里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人，有一部分人索性睡在房外过道的地板上，把背包垫在头底下，身上盖着潮湿的大衣。

从牢房的门里，从房外的过道上，传来鼾声、呻吟声、梦呓声。到处都可以看见一堆堆人的身体，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上面盖着大衣。只有刑事犯的单人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觉，在墙角上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不过他们看见有士兵走过，就把蜡烛头吹熄了[34]。另外，在牢房外的过道上，灯底下，有一个老人也没有睡，光着身子坐在那儿，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们的住处那种含有病菌的空气，同此地弥漫着的臭烘烘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空气相比，反而好像干净得多。那盏冒着烟的灯看起来像是从迷雾里射出亮光来，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为了穿过这条过道而又不致让脚踩着或者绊着睡熟的人，他就得预先看清前面可以下脚的空地方，把一只脚放下去，然后再给另一只脚找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就连在过道上也找不到空地方，索性在前堂里一个臭烘烘的、从裂缝里渗出粪浆来的便桶旁边睡下了。其中，有一个是痴呆的老人，涅赫柳多夫常常在旅途上见到他。另一个是十来岁的男孩，躺在两个男犯人中间，把头枕在一个男犯人的腿上，一只手托着脸颊。

涅赫柳多夫走出大门外，停住脚，挺起胸脯，张开整个肺部，久久地用力呼吸着凛冽的空气。

十九

天空中出现了星星。涅赫柳多夫沿着结了冰的、只有少数地方还有烂泥的道路回到客店里，敲了敲黑暗的窗子，那个宽肩膀的工人就光着脚走出来给他开门，把他让进前堂。前堂右边有一间杂用屋，里边传来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门外的院子里，传来许多匹马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到一个干净的房间。这个干净的房间里弥漫着苦艾和汗臭的气味，房中间立着一道隔板，隔板后面传来某人结实的肺部发出的鼾声，鼾声均匀，每过一忽儿就响一下。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灯上安着红色的玻璃罩。涅赫柳多夫脱掉衣服，在蒙着漆布的长沙发上铺开一条方格毛毯，放好他的皮枕头，躺下去，脑子里把他今天所看见和听见的种种事情重温一遍。在涅赫柳多夫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事情当中，他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男孩，把头枕在男犯人的腿上，睡在从便桶里渗出来的粪浆当中。

尽管今天傍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出乎他的意外，而且意义重大，可是他没有停下来推敲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况且也太不明确，因此他索性不去想它。不过他越来越清楚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的情景，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喘气，泡在臭烘烘的便桶渗出来的粪浆当中。他特别生动地想起那个天真无邪的男孩，他把头枕在苦役犯腿上的那副样子始终不肯离开涅赫柳多夫的脑海。

一个人只知道远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些人蹂躏另一些人，使他们遭到各种堕落的影响、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至于一连三个月不断看到一些人腐化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涅赫柳多夫正好体验到这一点。一连三个月，他不止一次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所以才会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事呢，还是他们疯了，因而才会做出我所看见的那些事？”然而那些人（他们人数极多）做出种种使他十分惊讶和害怕的事情却表现出极其平静的自信心，不但认为这样做完全应该，而且认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很重要、很有益的工作，这就使人很难认为所有那些人都是疯子。至于要他承认他自己发了疯，那也办不到，因为他感到他的思路是清楚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经常处在大惑不解的状态。

涅赫柳多夫一连三个月所见到的种种情景，使他得出了这样的概念：人们借助于法院和行政机关，从所有自由人当中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能、最有力量的人。这些人同别人相比，往往最缺少狡猾和慎重，而且对社会来说丝毫也不比那些仍旧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然后，第一，这些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旅站上，或者服苦役的地点。他们一连监禁若干月以至若干年，过着完全闲散和衣食无虞的生活，脱离自然界，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处在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条件之外。这是一。第二，这些人在那些机构里遭到各种不必要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光半边头发，穿上丢脸的衣服，也就是说使软弱的人被剥夺了力求过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关心别人的意见，羞耻心，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经常有性命之忧，因为在监禁地点经常有传染病流行，犯人们体力疲惫，狱吏经常殴打犯人，至于中暑、水淹、火灾之类的例外情况，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人经常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就连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一旦落到这地步也会出于自卫的心理而干出残忍得极为可怕的事情，并且看到别人干这类事情，还会原谅他们。第四，这些人被迫结交淫棍、凶手、歹徒等，在生活中，尤其是在这类机构中遭到极端腐蚀的人。那些已经腐化的人对这些还没有通过一般方式完全腐化的人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酵母对面团所起的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而且恰恰是通过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不人道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对于抓回活的或者死的逃犯的人一概发给奖金，拆散夫妻，使得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私通，枪决，绞杀等方式，总之，通过极有说服力的方式领会了一个道理：各种暴力、残酷行为、兽行，在对政府有利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的批准，那么由此可见，这类行为对那些处在丧失自由、贫困而不幸的境况里的人来说，就越发是可以容许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都像是特意发明出来，以便制造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形成的、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然后再把这种登峰造极的腐化和恶习按最广泛的规模传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这简直仿佛是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用一种最完善和最妥当的方法腐化尽量多的人似的。”涅赫柳多夫仔细研究了监狱里和旅站上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以后，暗自想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糟踏得极端腐败，等到他们已经腐败透顶，就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学来的腐败行径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等地监狱里，在各旅站上，涅赫柳多夫看到这个仿佛由社会本身提出来的目标正在顺利地完成。那些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本来是有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要求的，现在却放弃了那些观念，吸收了监狱中流行的新观念，其主要内容就是一切对于个人的凌辱、暴力，以至杀害，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都是可以容许的。在监狱里生活的人以整个身心领会了一个道理：根据他们身受的种种情形来判断，所有那些关于尊敬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原则，虽然由教堂的教士和道德的导师大肆宣扬，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是一概废弃不用的，因此他们也就用不着遵守那些原则。涅赫柳多夫在他认识的一切犯人身上都看到这一点，费多罗夫是这样，马卡尔也是如此，就连塔拉斯也不例外，他同犯人们生活过两个月以后，他的见解也变得不道德了，这使涅赫柳多夫暗暗吃惊。涅赫柳多夫一路上听说，有些流浪汉逃进原始森林，并且怂恿同伴们跟他们一起潜逃，后来却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过这样一个活人，被控犯了这样的罪，而且直认不讳。最可怕的是这种吃人的事实并不是仅仅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

只有在这类机构产生的、经过特殊培养的恶习的腐蚀下，一个俄罗斯人才会落到这种流浪汉所落到的地步。这种流浪汉已经走在尼采最新学说[35]的前头，他们不但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放手去做，没有一件事是被禁止的，而且把这种学说先是散布到犯人中间，然后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唯一解释，按照书本上的说法，就是为了制止犯罪，为了惩一儆百，为了改造犯人，为了依法惩办。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不论是第一种作用，第二种作用，第三种作用，还是第四种作用，连一点影踪也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罪行。这样做不但没有惩一儆百，反而鼓励了犯人；有许多犯人，例如那些流浪汉，就是出于自愿来到监狱里的。这样做非但没有改造犯人，反而把种种的恶习有系统地传布开去。至于惩办的需要，不但没有因为政府的惩罚而减少，反而在人民中间，在原来没有这种需要的地方，培养出这种需要来。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误解，更不是只做一次就完了。这一切是经常在做的，一连几百年绵延不断，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削掉犯人的鼻子和割掉犯人的耳朵，后来是把犯人打上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是给犯人套上镣铐，不是用大车而是用火车和汽船来载运而已。

据担任官职的人们告诉他说，那些使他愤慨的事情都是起因于监禁和流放地点的设施不完善，只要新式监狱建立起来，这一切就可以得到纠正，然而这种论调不能使涅赫柳多夫满意，因为他感到，使他愤慨的事并不是起因于监禁地点的设备较为完善或者不够完善。他读到过塔尔德所推荐的改良监狱，那儿装着电铃，使用电刑，可是经过改良的暴力使得他越发愤慨。

使涅赫柳多夫感到愤慨的，主要是有一批人坐在法院里和政府各部门里，领到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笔薪金，却致力于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书本，把人们违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各种行为归到各个法律条款下面，然后根据这些条款把那些人发送到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他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处在一批残忍粗暴的狱长、看守、押解人员的专横跋扈下，成百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涅赫柳多夫更进一步了解监狱和旅站以后，看出在犯人当中发展起来的所有那些恶习，例如酗酒、赌博、残暴，以及囚徒们干出的所有那些可怕的罪行，乃至人吃人的行径，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麻木不仁的学者为袒护政府而做出的解释那样，是什么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的现象，却是人能够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涅赫柳多夫看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只不过在原始森林里最后完成了而已。他看出，例如，他的姐夫，以至所有那些审判人员和官僚们，从民事执行吏起到各部的大臣止，丝毫也不关心他们嘴上常说的正义和人民的福利，他们大家所需要的无非是由于他们做了所有那些造成腐化和苦难的事情而应该付给他们的卢布罢了。这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难道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由误会造成的吗？应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向所有那些官僚提出保证，只要他们不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就照旧发给他们各人一笔薪金，甚至另外再发一份奖金呢？”涅赫柳多夫暗想。他想到这儿，外面的公鸡已经叫过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稍稍动弹一下，他四周的跳蚤就像喷泉那样纷纷跳到他身上来，他却还是沉酣地睡熟了。

二十

等到涅赫柳多夫醒过来，马车夫们早已赶着车子上路了。老板娘喝足茶，用手绢擦着流汗的粗脖子，走进来说，旅站上有一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写来的。她写道，克雷利佐夫这次发病比他们所想象的严重。“我们一时间想把他留下来，我们也留下来陪他，可是这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就带着他上路了，可是担心会出事。请您到城里以后费神疏通一下，如果可以把他留下来，那就让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倘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由我嫁给他，那么我，不消说，是乐意照办的。”

涅赫柳多夫就打发小伙子到驿站去叫马车，他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三套马的驿车响着铃铛，车轮在结了冰的泥地上好像在石子路上那样轰隆隆地响着，来到门廊跟前。涅赫柳多夫把店钱付给粗脖子的老板娘，赶紧走出去，在马车的垫子上坐下，吩咐马车夫把车尽量赶得快些，希望追上那批犯人。他的马车走过牧场的大门没有多远，果然追上了犯人的大车。那些大车载着背包和病人，辘辘响着滚过结了冰的泥地，在走过的地方碾出两条车辙。军官不在这儿，他坐着车赶到前头去了。兵士们在后面，沿着道路的两旁走着。他们分明喝了点酒，在兴高采烈地聊天。大车很不少。前头的那些大车上每一辆坐着六名体弱的刑事犯，挤在一起。后头的三辆大车上坐着政治犯，每一辆有三名。最后的一辆大车上坐着诺沃德沃罗夫、格拉别茨和孔德拉季耶夫。倒数第二辆上，坐着兰采娃、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病的弱女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她坐了。克雷利佐夫在倒数第三辆车上躺着，身子底下铺着干草，头底下垫着枕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坐在他旁边的赶车座位上。涅赫柳多夫吩咐他的马车夫在克雷利佐夫附近停下车，他自己往克雷利佐夫那边走过去。有一个带点酒意的押解兵开始对涅赫柳多夫摆手，可是涅赫柳多夫没有理睬他，一直走到大车跟前，扶住大车上的栏杆，并排往前走。克雷利佐夫穿着羊皮袄，戴着羊羔皮帽子，嘴上绑着手绢，显得越发消瘦苍白。他那对美丽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亮。他被那辆大车颠得微微摇晃，眼睛瞅着涅赫柳多夫，一刻也不肯放松。涅赫柳多夫问起他的身体怎样，他光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头。他的全部精力分明都用在忍受大车的颠簸上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坐在大车的另一边。她向涅赫柳多夫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表达她对克雷利佐夫的情况极其担心，然后立刻用快活的声调讲起话来。

“看样子，那个军官难为情了，”她喊叫道，为的是让涅赫柳多夫在车轮的辘辘声中听得见她说的话，“布佐夫金的手铐取下来了。他自己抱着那个小女孩，卡佳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罗琪卡也在那边，接替了我的位子。”

克雷利佐夫用手指了指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没法听清楚。然后他皱起眉头，分明在忍住咳嗽，摇了摇头。涅赫柳多夫把头凑过去，好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利佐夫把嘴从手绢里拱出来，声音很低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涅赫柳多夫肯定地点一下头，跟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互相看一眼。

“哦，三体的问题怎么样了？”克雷利佐夫又小声说，吃力地苦笑一下，“不易解决吧？”

涅赫柳多夫不懂，可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确定三个天体，日、月、地球的相互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利佐夫为了开玩笑，把涅赫柳多夫、卡秋莎、西蒙松的关系比做那个问题了。克雷利佐夫点一下头，表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把他这句玩笑话解释对了。

“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决定。”涅赫柳多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吗？您肯照着做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问。

“一定照办。”涅赫柳多夫说。他发现克雷利佐夫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就走开，回到自己的马车那边，在凹下去的车垫上坐下，用手扶住马车的边沿，因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马车颠得他的身子不住摇晃。他的马车开始追上犯人的队伍，犯人们穿着灰色的长囚衣和短皮袄，戴着脚镣和双人手铐，排成一俄里长的队伍。涅赫柳多夫认出对面的路边上有卡秋莎的蓝头巾，有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的黑大衣，有西蒙松的短大衣、针织的帽子和白羊毛袜，袜子外面扎着带子，像凉鞋似的。他跟那些女人并排走着，正在激烈地讲一件什么事。

那些女人看见涅赫柳多夫，就对他点头，西蒙松庄重地举了举帽子。涅赫柳多夫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没有停下马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了。他的马车又来到比较平坦的道路上，走得快多了，然而常常得离开比较平坦的道路，为的是抢到道路两旁排成长列的货车队前头去。

这条布满深深的车辙的道路穿过一座阴暗的针叶林。道路两旁夹杂着桦树和落叶松，还没凋落的树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程刚走到一半，树林就已经到了尽头，道路两旁展开田野，修道院的金黄色十字架和拱顶出现了。白昼完全放晴，云雾四散，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不论是潮湿的树叶和水塘，还是教堂的拱顶和十字架，都迎着阳光明晃晃地发亮。右前方，在蓝灰色的远处，有一道遥远的山峦颜色发白。那辆三套马的驿车走进城郊的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外族人，戴着古怪的帽子，穿着古怪的长袍。带着醉意的和清醒的男人和妇女，在店家、小饭铺、酒店、货车旁边挤来挤去，人声嘈杂。人们可以感到这儿离城很近了。

马车夫扬鞭打右面拉边套的马，紧了紧缰绳，侧着身子坐在赶车座位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分明要显一显身手，就赶着马车沿着宽广的街道一路奔驰而去，没有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那条河是要坐渡船才能过去的，渡船正从对岸划过来，已经到达湍急的河流中央。这边岸上大约有二十辆货车等着过河。涅赫柳多夫没有等很久。渡船逆流而上，到上游的高处，被急流冲下来，不久就靠拢这边码头上的跳板了。

渡船上的工人都是高身量，宽肩膀，肌肉发达，沉默寡言，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他们灵巧而熟练地丢出缆索，套在木桩上，然后打开船门，把停在渡船上的货车送上岸去，把候船的货车放上船来，货车和马装满了一船。那些马见到河水就不住往后退缩。广阔而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两侧的船板，把缆索绷紧。等到渡船装满，涅赫柳多夫的车子和卸下来的马被四面八方的货车推挤着，在渡船的边缘上立定，渡船工人们就关上船门，不理睬没上船的人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了。渡船上安静下来，人们只听到渡船工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和那些马匹替换着腿站定的时候马蹄踹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涅赫柳多夫站在渡船边上，眼望着广阔而湍急的河水。有两个画面在他头脑里不断地交替出现：一个是满腔激愤的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他的头被大车颠得颤摇不定，一个是卡秋莎的身影，她步伐矫健地同西蒙松一起顺着路边不停地走。前一个印象，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而又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是沉重而凄凉的。后一个印象，生气蓬勃的卡秋莎得到西蒙松这样的人的爱情，现在已经走上一条稳固可靠的正路，原应当是一件喜事，可是涅赫柳多夫也觉得沉重，而且没法克服这种沉重的感觉。

城里一口奥霍特尼茨克大钟敲响了，洪亮的钟声和震颤的铜音在水面上飘荡。站在涅赫柳多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都一个个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只有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松的老人却没有在胸前画十字。他站得比别人都靠近船栏杆，涅赫柳多夫先前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老人抬起头来，瞅着涅赫柳多夫。老人上身穿着打补钉的褂子，下身穿着粗呢长裤，脚上穿一双带补钉的旧长筒靴。他的肩膀后面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破皮帽子。

“老头子，你怎么不祷告？”涅赫柳多夫的马车夫说着，戴上帽子，扶正，“莫非你没有受过洗吗？”[36]

“你要我向谁祷告？”头发蓬松的老人果断地顶嘴道，他讲得很快，可是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谁都知道应该向谁祷告：向上帝呗。”马车夫讥诮地说。

“那你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这个上帝究竟在哪儿？”

老人的表情显得那么严肃坚定，因此马车夫感到他在同一个强有力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了。可是他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极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嘴，不愿意当着在场的人群丢脸，就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谁都知道是在天上。”

“你到那儿去过？”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人应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有在一个什么地方见过上帝。上帝是由活在父亲心里的独生子[37]说出来的。”老人严厉地皱起眉头，又很快地说。

“看样子，你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个洞穴崇拜者。你是向洞穴祷告的。”马车夫说着，把马鞭杆子塞到腰里，把拉边套的马的皮套包扶正。

有个人笑起来。

“那么你信什么教呢，老大爷？”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人问道，他挨着船边上的一辆货车站着。

“我什么教也不信。因为我除了相信我自己以外，对谁也不相信，对谁也不相信。”老人仍旧又快又果断地回答说。

“可是人怎么能相信自己呢？”涅赫柳多夫说着，也加入了这场谈话，“这样做可能犯错误。”

“我一辈子也没犯过错误。”老人摇了摇头，果断地回答说。

“那怎么会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呢？”涅赫柳多夫问。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是因为人相信别人而不相信自己。过去我也是相信别人的，结果就迷了方向，好比到了原始森林里一样。我简直晕头转向，心里料着再也走不出去了。有信旧教的，有信新教的，有信安息会的，有信鞭身派的，有信教堂派的，有信非教堂派的，有信奥地利教派的，有信莫罗勘教派[38]的，有信阉割派的。各种信仰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是在地上乱爬一气，好比瞎了眼的‘库佳塔[39]’。信仰有许多种，灵魂却只有一种。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都保住自己的原来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

这个老人大声说话，不住往四下里看，分明巴望有尽量多的人听他讲话才好。

“哦，您抱这样的信仰已经很久了吗？”涅赫柳多夫问他。

“我吗？很久很久了。为此我足足受了二十三年的坑害。”

“他们是怎么坑害您的？”

“当初人家怎么坑害基督，现在他们也就怎么坑害我。他们抓住我，把我送到法院去，送到教士那儿去，送到读书人那儿去，送到法利赛人[40]那儿去。他们还把我关进疯人院里。可是他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是自由的。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当是我会给自己取一个什么名字呢。其实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已经把样样东西都丢掉：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居住的地方，更没有祖国，反正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那么你多大岁数？’我就说，我没计算，再者也没法计算，因为我本来就一直活着，以后也还要永远活下去。他们说：‘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我说，不，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就是我的父亲，大地就是我的母亲。他们说：‘那么你承认沙皇吗？’我为什么不承认呢？他是他自己的沙皇，我是我自己的沙皇嘛。他们就说：‘简直没法跟你讲话。’我就说：我又没有请你来跟我讲话。他们就是这么折腾我。”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涅赫柳多夫问。

“上帝指引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我会干活。没有活干，我就讨饭。”老人发现渡船就要靠拢对岸，就结束他的话，得意地瞧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

渡船在对岸停下，用缆索系住。涅赫柳多夫取出钱夹来，拿出一点钱给老人。老人不肯收。

“这种东西我不要。我要面包。”他说。

“哦，原谅我。”

“说不上原谅不原谅。你又没有得罪我。再者，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人说着，动手把原先卸下来的背包放到肩上。这时候，涅赫柳多夫的驿车已经套上马，上了岸。

“您何苦跟他费话呢，老爷，”马车夫等到涅赫柳多夫已经给过那些筋强力壮的渡船工人们几个茶钱，坐上驿车，就对涅赫柳多夫说，“是啊，他不过是个没出息的流浪汉罢了。”

二十二

马车走上岸坡，马车夫回转身来说话。

“把您送到哪一家旅馆去？”

“哪一家好些？”

“再也没有比西伯利亚旅馆好的了。不过久科夫旅馆也挺好。”

“那就随你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好，赶着马车加快了速度。这个城市同所有的城市一样，也有带阁楼的房屋和绿色的房顶，也有大教堂和小铺，大街上也有商店，甚至也有那样的警察。只是房屋几乎都是用木料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而已。马车夫把那辆三套马的马车赶到一条最热闹的街上，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住。可是这家旅馆正好没有空房间，因此只得到另一家去。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是两个月以来涅赫柳多夫头一次重又处在他所习惯的、比较干净舒适的环境里。尽管涅赫柳多夫下榻的房间算不得奢华，可是他经历过驿车、客店、旅站的生活以后，仍然感到极其畅快。要紧的是他得清除他身上的虱子，自从他常在旅站里进进出出以后，他就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跟它们绝过缘。他安顿好行李，立刻坐车到澡堂去，然后换上城里人的装束，穿着浆硬的衬衫、压在箱底而起了皱褶的长裤、礼服、大衣，动身去拜访当地的长官。旅馆的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四轮马车，由吉尔吉斯种的、膘头很肥的高头大马拉着，颤颤摇摇，带着吱嘎的响声把涅赫柳多夫送到一所美丽的大厦跟前，那儿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房子的前后都是花园，栽着白杨和桦树，叶子已经凋落，伸出光秃的枝子，其中夹杂着枞树、松树、冷杉，倒生得枝叶茂密，颜色深绿。

将军身体不适，不接见客人。涅赫柳多夫仍然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将军吩咐请您进去。”

这儿的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大厅和擦得亮晃晃的镶木地板，都同彼得堡的排场差不多，只是稍稍肮脏一点，威严一点。涅赫柳多夫被人带进一间书房。

将军脸容浮肿，鼻子像土豆，额头上鼓起几个紫疱，头顶光秃，眼眶底下赘着肉囊，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坐在那儿，身上穿着鞑靼式的绸料长袍，手里拿着一支纸烟，正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先生！请您原谅我穿着长袍接待您，不过这总比根本不接见好得多，”他说着，拉起长袍来盖上他的粗脖子，脖子后面堆起一道道皱褶，“我身体不大好，待在家里没有出门。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边远的王国里来了？”

“我是随着一批犯人到此地来的，其中有一个人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涅赫柳多夫说，“现在我到阁下这儿来，一部分就是为这个人的事请托您，另外还想谈一件别的事。”

将军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喝下一口茶，在孔雀石的烟灰碟上把纸烟捻熄，用狭窄的、浮肿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盯住涅赫柳多夫，认真地听他讲下去。他只有一次打断了涅赫柳多夫的话，问他要不要吸烟。

将军是颇有学识的那类军人，他们总是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是能够同他们的职业相调和的。然而他天生是个聪明而善良的人，很快就体会到这样的调和不可能。他不想看见他经常处在这种内在的矛盾之中，就越来越深地沉湎在军人中间极为盛行的酗酒嗜好里。他已经深深染上这种嗜好，因此过了三十五年的军职生活以后，变成了医师们所说的酒徒。他全身浸透了酒。他只要随便喝上一点什么酒，就会觉得醉醺醺的。然而喝酒在他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不喝就活不下去。每天傍晚他总是喝得大醉，不过他倒也习惯了这种状态，走路不至于身子摇晃，开口也不至于说出特别荒唐的话来。然而即使他说出那样的话也没关系，他既然居于显赫而高高在上的地位，那就不论说出什么荒唐话，也会被人家认为是警句。只有上午，恰恰在涅赫柳多夫来见他的这个时候，他才近似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够听明白别人对他说的话，才能够或多或少地在事实上真正应验他喜欢说的那句谚语：“喝酒的好处说不尽，越醉反而越聪明。”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醉汉，不过他毕竟比别人多受过一点教育（其实他在学识方面已经停留在他染上酒癖的时候的水平上），又知道他胆大，老练，威严，就连在喝醉酒的状态下也举止得体，所以仍然给他官做，让他一直占据着这个责任重大的显要职位。

涅赫柳多夫告诉他说，他所关心的那个人是个女人，又说她冤枉地定了罪，关于她的事已经向皇上呈过诉状。

“哦。怎么样呢？”将军说。

“彼得堡的人答应我说，关于这个女人的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就会通知我，而且寄到此地来……”

将军仍然没有把眼睛放开涅赫柳多夫，同时伸出一只手去，用他的短手指头按一下桌上的铃，然后继续沉默地听下去，喷着纸烟的烟雾，特别响地清一清喉咙。

“因此，我想提出一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女人留在此地，等收到那个呈上去的诉状的批示再说。”

这时候一个听差走进来，他是穿着军服的传令兵。

“你去问一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没有？”将军对传令兵说，“另外，再送一点茶来。那么，还有一件什么事呢，先生？”将军对涅赫柳多夫说。

“我另外还有一件事要请求您，”涅赫柳多夫接着说，“这牵涉到跟这批犯人一同上路的一个政治犯。”

“原来是这样！”将军说着，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他病得很重，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他多半会留在此地的医院。现在有一个女政治犯希望留下来照料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吗？”

“不是，不过她已经准备嫁给他了，只要这样能让她留下来照料他的话。”

将军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凝神瞧着涅赫柳多夫，没有开口讲话，听着他说下去，分明打算用他的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吸烟。

等到涅赫柳多夫讲完，他就从桌上拿过一本书来，很快地舔湿他的手指头，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从书上抬起眼睛，问道。

“她判的是苦役刑。”

“哦，那么，判了这种刑的人，即使结了婚，地位也不能改善……”

“可是要知道……”

“请您容许我把话说完。纵然有一个自由的人同她结婚，她也照旧必须服满她的刑期。这儿有一个问题：谁判的刑比较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俩都判的是苦役刑。”

“嘿，这倒是旗鼓相当呢，”将军笑着说，“他怎么样，她也怎么样。他既是有病，那是可以留下来的，”他继续说，“不消说，凡是可以减轻他的厄运的事，都会一一做到。然而她，即使同他结婚，也不能够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听差报告说。

将军点一下头，继续说：

“可是，我还要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下来，就写在这儿吧。”

涅赫柳多夫写下他们的姓名。

“这件事我也办不到，”将军听到涅赫柳多夫要求同病人见面，就对他说，“我，当然，并不怀疑您，”他说，“我知道您关心他和另外一些人，而且您有钱。不过呢，在我们这儿，只要花钱，那是样样事情都可以做到的。人家对我说：应当消除贿赂才是。可是大家都在收受贿赂，那怎么消除得了？官品越小，就越是常常索取贿赂。是啊，他在五千俄里以外受贿，叫人怎么查得出来呢？他在那边要算是一个小小的沙皇，就跟我在这儿也要算是一个小小的沙皇一样，”他说着，笑起来，“话说回来，大概，您常跟那些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他们钱，他们就把您放进去了吧？”他微笑着说，“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

“是的，这倒是实在的。”

“我明白您不得不这样做。您打算会见一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看守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那是因为他的饷银只有那么几个小钱，而他又有一家子人要养活，他不能不接受贿赂。换了我处在他的地位和您的地位，我也会照您和他那样办事。可是我处在我的地位，就不容许我自己越出法律的最严格的字面意义的范围之外，这恰恰因为我也是人，也能够为恻隐之心所打动。我是执行命令的官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信任的，我得不辜负这种信任才成。行了，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了结了。好，现在请您来对我讲一讲：你们京城里，情况怎么样？”

然后将军开始问话，他自己也讲一些话，分明有意既要听一听新闻，又要表现一下他的全部知识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二十三

“哦，顺便问一句，您住在哪儿？在久科夫旅馆吗？哎，那儿可是糟得很。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涅赫柳多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吧？”

“会，我会说。”

“嗯，那就好了。您要知道，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情况和监狱。喏，今天他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是五点钟开饭，我的妻子要求严守时刻。到那时候，关于怎样处置那个女人的问题，还有关于那个病人的问题，我都会给您一个答复。说不定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料他也未可知。”

涅赫柳多夫辞别了将军，感到心绪特别兴奋，精力特别旺盛，就坐上马车到邮局去。

邮局是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那儿有一张斜面办公桌，靠里边坐着几个官员，把邮件散发给拥挤的人群。有一个官员偏着头，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他跟前来，不停地在那上面打邮戳。官员们没有让涅赫柳多夫久等，听到他说出他的姓名，就立时把相当多的一大堆邮件交给他。这里面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41]。涅赫柳多夫收到那些信，就走到一条长木凳那边。长凳上有一个士兵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等着取一件什么东西。涅赫柳多夫挨着他坐下，翻看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套着漂亮的信封，用鲜艳的红色火漆盖了一个清楚的印。他拆开信封，见到谢列宁写的信，另外附着一份什么公文，感到他的血涌上脸，他的心顿时收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的案件的批示。这会是什么样的批示呢？莫非是批驳吗？涅赫柳多夫匆匆地看了一遍那些写得很小、难于辨认、笔迹有力而又潦草的字，不由得高兴地吐出一口气。原来这批示是个好消息。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我们上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关于马斯洛娃的案子，你所说的都是对的。我仔细审查了这个案子，看出她遭到了令人愤慨的冤屈。这件事只能由你递过诉状的上告委员会来补救。我就设法在那边协助他们对这个案子做出裁决，现在随信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根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告诉我的通信地址寄上。这份公文的原本已经送往她当初在受审期间的监禁地点，大概会立刻转到西伯利亚总署去。我赶紧把这个愉快的消息通知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的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案卷某字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命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皇帝陛下业已披阅马斯洛娃御状，特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人苦役刑改为流刑，在西伯利亚较近之处执行。”

这个消息令人高兴，而且意义重大：凡是涅赫柳多夫为卡秋莎以至为他自己所能希望做到的事情，如今果然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这种变化，就给他和她的关系造成了新的复杂情况。这以前她是苦役犯，他要求同她结婚，就无异于一句空话，仅仅在改善她的处境方面有意义而已。现在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妨碍他们共同生活了。可是涅赫柳多夫没有为这件事做好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呢？她昨天所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定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他怎么也理不清这些思想，现在就索性不去想它。“这一切以后都会弄清楚，”他暗想，“现在要办的事是赶快见到她，把这个喜讯告诉她，让她释放出来。”他认为，只要有了他手里拿着的这份公文的副本，就足以做到这件事。于是他从邮局的办公室走出来，吩咐马车夫把他送到监狱去。

尽管今天上午将军没有批准他去探监，可是涅赫柳多夫凭经验知道，在高级长官那里断然办不到的事，在低级属员那里倒往往很容易办成，就决定现在不管怎样也要设法到监狱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或许可以把她释放出来也未可知，同时他也想了解一下克雷利佐夫的身体怎么样，而且把将军讲过的话转告他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

此地的狱长是一个身量很高而又很胖的人，气度威严，留着唇髭和一直弯到嘴角上的络腮胡子。他很严厉地接待涅赫柳多夫，直率地声明说：不经长官批准，他不能放外人进去探监。涅赫柳多夫讲起就连在京城他也常常得到许可进入监狱，狱长就回答说：

“这很可能，然而我不容许这种事。”他讲这话的口气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京城的老爷们，自以为能够唬住我们，弄得我们惊慌失措，然而我们虽然是在西伯利亚东部，也还是懂得奉公守法，而且还能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呢。”

连皇帝陛下的办公厅发下的公文的副本也没有对狱长起什么作用。他断然拒绝把涅赫柳多夫放进监狱去。涅赫柳多夫本来天真地以为他一拿出那份公文的副本，马斯洛娃就能当场释放，不料狱长只是鄙夷地微微一笑，申明说，要释放任何人都得有他的直接上司的命令才行。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会通知马斯洛娃说她的减刑公文已经发下来，而且他一旦接到上司的指令，就会立刻释放她，不会多留难她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利佐夫的健康状况，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他甚至不能讲出这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于是涅赫柳多夫一无所获，坐上马车，回旅馆去了。

狱长所以这样严格，主要是因为监狱里容纳了比正常的容量多出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目前正在闹流行性伤寒。给涅赫柳多夫赶车的马车夫，在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死的人可真多。他们得了一种什么瘟病。每天总有二十来个人下葬。”

二十四

尽管在监狱那边受到挫折，涅赫柳多夫却仍然怀着原先那种生气蓬勃、兴奋昂扬的心情，坐着马车来到省长办公厅，查问一下他们那边是否已经收到马斯洛娃的减刑公文。那份公文还没有寄到。因此涅赫柳多夫就回到旅馆，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刻匆匆地写信，把这件事通知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一下怀表，已经是赴将军宴会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会怎样对待她自己减刑这件事。他们会指定她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他会怎样跟她共同生活呢？西蒙松会怎么样？她会对他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回想她内心所起的变化。紧跟着他又回想起她的过去。

“那些事应当忘掉，一笔勾销才是。”他暗想，又赶紧把种种关于她的想法从自己脑子里撵出去。“到时候一切自会见分晓的。”他对自己说，开始考虑该对将军说些什么话。

将军家里的宴会铺排得极尽奢华，合乎阔人和大官们的生活格局。这种奢华的排场原是涅赫柳多夫习以为常的，不过长期以来他不但被剥夺了这种奢华的享受，甚至被剥夺了最起码的舒适条件以后，他就觉得这样的宴会特别称心了。

女主人是彼得堡老派的grande dame[42]，以前在沙皇尼古拉的宫廷里做过女官，讲法语很顺口，讲俄语倒不自然。她总是把身子挺得非常直，不论她的手做什么动作，胳膊肘却从不离开腰部。她对她的丈夫流露出平静的、略微带点忧郁的尊敬态度。她对待客人们异常亲切，不过这又显出因人而异的不同分寸。她把涅赫柳多夫当做自家人，对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细致的、使人觉不出来的奉承态度，这结果使得涅赫柳多夫重又体会到自己的种种优点，感到愉快和满足。她使他感到她了解他到西伯利亚来的这种行动虽然奇特，却是正直的，总之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再加上将军府里那种极其优美豪华的生活排场，使得涅赫柳多夫只顾欣赏漂亮的陈设，吃下可口的菜肴，同他熟悉的那个圈子里的有良好教养的人们轻松愉快地周旋，完全沉迷在一种飘飘然的舒畅状态里，倒好像最近这段时期他在生活里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无非是一场大梦，如今他刚从梦里醒过来接触到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似的。

在宴席上，除了将军家里的人，即将军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将军的副官以外，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一个刚从外地来到这里的、西伯利亚边远城市的省长。涅赫柳多夫感到所有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英国人是个身体健壮、脸色红润的人，法语讲得很差，不过讲起英语来好得出奇，像演说那样娓娓动听。他见识很广，讲了许多关于美洲、印度、日本、西伯利亚的事，因而是一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商人年纪很轻，本来是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在伦敦定做的燕尾服，衬衫上配着钻石的袖扣。他有大量的藏书，为慈善事业捐助过很多钱，信奉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欧洲文化通过教育而移植到土生土长的健康农民身上的全新的优秀典型，所以依涅赫柳多夫看来，这个人是可爱而有趣的。

那个遥远的城市的省长，原来就是当初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盘桓期间听到人们纷纷议论的某局前任局长[43]。他是个体态丰满的人，头上生着稀疏的鬈发，脸上闪着温柔的天蓝色眼睛，两只细皮白肉的手上戴着许多戒指，下身很胖。他的脸上带着惹人喜爱的笑容。省长被这一家的男主人所器重，因为在喜欢受贿的人们当中，惟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十分爱好音乐，而且她自己就是很出色的钢琴家，她也看重那个省长，因为他也是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正巧涅赫柳多夫的心境极为温和，就连这个人今天也没有惹得他讨厌。

兴高采烈、精力饱满、下巴铁青的副官，不住在各方面为别人效劳，他那种好心肠是招人喜欢的。

不过使得涅赫柳多夫感到最愉快的，却是那一对年轻可爱的夫妇，也就是将军的女儿和女婿。女儿是个相貌不美、心地单纯的年轻女人，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跟她的丈夫因恋爱而结婚，而且是在同她父母进行过长期斗争以后才成功的。她丈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获得候补博士的学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为人谦虚，头脑聪明，在政府机关里做官，担任统计工作，特别是有关异族人的统计工作。他研究异族人，喜爱他们，极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里拯救出来。

所有的人，不但对涅赫柳多夫亲切殷勤，而且分明把他看做有趣的新相识，乐于同他结交。将军穿着军服出来主持宴会，脖子上套着白色十字章，对涅赫柳多夫就像对老朋友那样打个招呼，然后立刻请客人们到旁边一张小桌上去喝白酒，吃冷荤菜。将军问起涅赫柳多夫从将军家里走后做了些什么事，涅赫柳多夫就讲起他到邮局去过一趟，了解到他今天上午说起的那个人已经减刑了，于是这时候他又要求将军批准他到监狱里去探望犯人。

将军显然不满意在吃饭的时候谈公事，就皱起眉头，没有开口说话。

“您愿意喝点白酒吗？”他转过身去用法语对走过来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喝完白酒，说起他今天去参观过一个大教堂和一个工厂，不过他另外还想看一个大型的解犯监狱。

“那正好，”将军转过身去对涅赫柳多夫说，“您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了。您给他们开一个许可证吧。”他对副官说。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涅赫柳多夫问英国人说。

“我倒情愿傍晚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而且没有做什么准备，一切都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啊，他是想看看那儿的种种美妙之处吧？让他自管去看好了。我给上边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意见。那就让他们从外国报刊上去领教一下吧。”将军说着，往餐桌那边走过去，女主人指点客人们在餐桌四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

涅赫柳多夫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坐下。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的前任局长。

吃饭的时候，大家的谈话断断续续，一忽儿谈到英国人讲起的印度，一忽儿谈到东京远征[44]而遭到将军的严厉批评，一忽儿又谈到在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行为和贿赂风气。对于所有这些谈话，涅赫柳多夫都不大发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在客厅里喝咖啡，英国人和女主人谈起格莱斯顿[45]，开始了一场很有趣味的谈话。涅赫柳多夫觉得他自己在这场谈话里出色地表达了许多聪明的见解，连那些同他交谈的人也注意到了。涅赫柳多夫吃过一顿好饭，喝过一点好酒，到喝咖啡的时候，又夹在亲切和蔼、有良好教养的人们当中，坐在柔软的圈椅上，他的心情就变得越发愉快了。等到女主人答应英国人的请求，跟前任的局长一块儿靠着一架大钢琴坐下，开始弹奏他们以前用功练习过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涅赫柳多夫就生出一种很久以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十分满意自己的心情，倒好像他现在才看出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似的。

那架大钢琴挺好，交响乐也弹得出色。至少，涅赫柳多夫这样觉得，他是喜欢和理解这交响乐的。他听着那段美妙的行板，感到鼻子里发酸，因为被自己以及自己的种种美德感动了。

涅赫柳多夫向女主人道过谢，说是他很久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快乐了，然后正要告辞走掉，不料女主人的女儿带着果断的神情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

“您刚才问起过我的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一看他们吗？”

“她以为大家都想去看她的孩子呢，”母亲说，看到她女儿这种可爱的鲁莽而微微地笑着，“公爵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刚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呢，”涅赫柳多夫说着，被这种溢于言表的幸福的母爱所感动，“请吧，您带我去看一看。”

“她领着公爵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在牌桌那边叫道，笑起来，他正在跟他的女婿和金矿业主、副官一块儿围着牌桌打牌，“您去吧，去尽一尽您的义务吧。”

这当口，那个年轻的女人想到马上就要有人来评断她的孩子的好坏，分明心情激动，就迈着快步，在涅赫柳多夫的前头走到里边的房间去。他们走到第三个房间站住，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的壁纸，点着一盏不大的灯，上面扣着一个深色的灯罩。那儿并排放着两张小床，有一个乳母在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上身穿一件白色小披肩，生着西伯利亚人的高颧骨，神态忠厚。乳母站起来，向他们鞠躬。那个母亲就在头一张小床边上弯下腰，床上安宁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开小嘴，鬈曲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

“这就是卡佳，”母亲说，拉了拉带浅蓝色条纹的线毯，因为有一只小小的白脚从线毯底下伸出来了，“她好看吗？要知道她才两岁呢。”

“真可爱！”

“这个叫瓦秀克，是他爷爷给他起的名字。他完全生得另一副模样。他是个西伯利亚人呢。不是吗？”

“挺好的小男孩。”涅赫柳多夫说，瞅着那个背脊朝天睡熟了的小胖子。

“真的吗？”母亲说，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涅赫柳多夫想起那些铁锁链和剃掉半边头发的脑袋，想起那边的殴打和堕落，想起了垂危的克雷利佐夫、卡秋莎以及她的全部身世。他不由得生出羡慕的心情，巴望他自己也能有这种目前依他看来显得优美纯洁的幸福才好。

他把那两个孩子夸了好几次，至少算是部分地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这些称赞的母亲，然后就跟着她走回客厅。英国人正在客厅等他，好按照他们先前约好的那样一同坐车到监狱去。涅赫柳多夫就向老一辈和小一辈的主人们告辞，同英国人一起出去，走到将军府的门外。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正下得紧，已经盖没了街道，盖没了房顶，盖没了花园里的树木，盖没了门前的台阶，盖没了车篷，盖没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涅赫柳多夫就吩咐英国人的马车夫把车赶到监狱去。他自己一个人坐上他自己的那辆四轮马车，心情沉重，感到他自己正在去履行一种不愉快的责任。他就这样坐着他那辆柔软的四轮马车，跟在英国人的轻便马车后面，沿着难于行驶的雪地往前走去。

二十五

阴森的监狱房屋，以及门前的岗哨和路灯，尽管蒙着一层洁净的白色外衣，尽管现在一切东西，门口的台阶也好，房顶也好，墙壁也好，都蒙着洁净的白色外衣，可是所有这些，再加上房屋的整个正面那一排灯光明亮的窗子，反而给涅赫柳多夫留下了比今天上午更加阴森的印象。

庄严的狱长从里边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把发给涅赫柳多夫和英国人的许可证看一遍，大惑不解地耸起他那有力的肩膀。不过他仍旧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个参观者跟着他走进去。他先领着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口，登上楼梯，走进一间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涅赫柳多夫打算现在跟马斯洛娃见面，就派一个看守去把她带来，同时准备好回答英国人当场通过涅赫柳多夫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个监狱按照建筑计划原定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监禁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刑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涅赫柳多夫随口翻译英国人和狱长所说的话，没有深究那些话的含义。他想到马上就要跟卡秋莎见面，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心慌起来。他正在给英国人翻译几句话，忽然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办公室的门开了，而且如同以往发生过许多次的情形那样，一个看守走进来，身后跟着卡秋莎，头上扎着头巾，身上穿着犯人的衣服。他一看见她，就生出了沉重的心情。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和儿女，我要过人的生活。”正当她迈着快步，没有抬起眼睛，走进房来的时候，这样的思想掠过他的脑海。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出几步，依他看来她的脸容显得严峻而不愉快。她又像从前她责备他的那次一样。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的手指头拘挛着揉搓她衣服的边缘，时而看他一下，时而低下眼睛。

“您知道减刑的事成功了吧？”涅赫柳多夫说。

“是的，看守已经告诉我了。”

“那么，只要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去，在您愿意住的地方住下来了。我们要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说：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到哪儿去，我就跟着他到哪儿去。”

尽管她非常激动，她却抬起眼睛来瞧着涅赫柳多夫，把这几句话讲得又快又清楚，倒好像事先已经把她要说的话统统准备好了似的。

“原来是这样！”涅赫柳多夫说。

“喏，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这是说如果他要我跟他一块儿生活的话，”她惊慌地停住嘴，然后又纠正自己的话说，“这是说如果他要我留在他身边的话。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我得把这看做幸福才是。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她爱上了西蒙松，根本不需要我认为我在为她做出的牺牲；要么是她仍然爱我，为我好而拒绝我，索性烧掉了她的船[46]，从此把她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涅赫柳多夫暗自想着，不由得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如果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这种事我已经丢开不干了。不过，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是个十分特殊的人。”

“是的，当然，”涅赫柳多夫开口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认为……”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深怕他会说出什么多余的话，或者深怕她没机会说完她要说的话似的。

“不，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要是我没有照您所希望的去做，您要原谅我才好，”她说着，用神秘的、斜睨的目光瞅着他的眼睛，“是的，看起来，事情就该这么办。您也得生活啊。”

她对他所说的，恰好就是刚才他对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然而现在他已经不这样想，他的想法和他的感情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不但感到羞愧，而且舍不得失去由于她的决定而要失去的一切。

“我没有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在这儿生活和受苦呢。您已经受够苦了。”她说着，古怪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苦，我一直觉得挺好。而且，要是可能的话，我以后还想为您出力。”

“我们，”她说到“我们”的时候，看涅赫柳多夫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已经为我出过那么多的力。要不是您的话……”她本来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嗓音发抖了。

“您总不能对我道谢。”涅赫柳多夫说。

“何必算账呢？我们的账自有上帝来算。”她说，她那对黑眼睛闪着刚刚涌上来的泪水的亮光。

“您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他说。

“我好？”她含泪说道，一抹凄凉的微笑照亮了她的脸。

“Are you ready？[47]”这时英国人问。

“Directly.[48]”涅赫柳多夫回答说。然后他问她关于克雷利佐夫的事。

她按捺住激动，定下心来，从容不迫地讲起她所知道的情形，克雷利佐夫一路上很衰弱，一到此地就立刻送到医院去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里去看护他，可是没有得到批准。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他，就说道。

“我不想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涅赫柳多夫说。

“那我们就分手了。”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涅赫柳多夫听着她说，“那我们就分手了”[49]而没有说一般的告别辞，看着她那古怪的、斜睨的目光和凄凉的笑容，心里明白过来，在他刚才对她的决定的原因所做的两种推测当中，第二种才是正确的：她爱他，认为同他结合在一起，就会破坏他的生活，而她跟西蒙松一块儿走掉，就会使得他自由。现在她想到她办成了她所要办的事，不由得暗暗高兴，不过转念想到她就要跟他分手，又不免心里难过。

她握一下他的手，很快地回转身，走出去了。

涅赫柳多夫回过头去看英国人一眼，准备跟他一块儿走出去，可是英国人正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什么事。涅赫柳多夫不愿意打断他的工作，就在靠墙的一张小木榻上坐下，忽然感到非常疲倦。他所以疲倦，倒不是因为昨天夜里失眠，也不是由于旅途劳顿，更不是由于激动，而是他感到他对全部生活已经厌倦极了。他坐在那张小木榻上，倚着它的靠背，闭上眼睛，就顿时睡着了，而且睡得又熟又酣畅。

“怎么样，您现在愿意到各处牢房去走一趟吗？”狱长问道。

涅赫柳多夫醒过来，看到他自己待在这个地方，心里暗暗惊讶。英国人已经写完他的笔记，想去参观牢房。涅赫柳多夫就疲倦而冷漠地跟着他走去。

二十六

英国人、狱长和涅赫柳多夫，穿过前堂，走到一条臭得使人发呕的过道上，碰见两个男犯人在那儿直接对着地板小便，不由得吃一惊。然后，他们由看守们陪着，走进苦役犯的第一间牢房。牢房中央放着板床，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躺下。他们一共大约有七十名。他们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躺在那儿。参观的人走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响着铁链跳下床，在床旁边站定，他们那些新剃过头发的半边头颅闪闪发亮。有两个人仍然躺在床上。一个是青年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人，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起那个年轻犯人是不是病得很久。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得病的，不过那个老人已经害了很久的胃病，却又没处安顿他，因为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要求涅赫柳多夫把他所说的话翻译一下。原来英国人在这次旅行当中除了要把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禁地点的情况写成专文这个目的以外，还抱着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宣传通过信仰和赎罪来得救。

“请您告诉他们说，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他说，“而且他为他们死了。如果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得救。”他讲话的时候，所有的犯人都在板床前面沉默地站着，挺直身子，垂着手。“请您告诉他们说，”他结束他的话说，“在这本书里，这些话都写的有。这儿有人能看书吗？”

事实上这儿识字的人在二十名以上。英国人就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来，于是有好几只肌肉强健的、生着坚硬的黑指甲的手从麻布衬衫的袖口里向他那边伸过去，争先恐后地要领那些书。他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就走到下一个牢房。

下一个牢房里也是这个样子。那儿也是这么闷，这么臭。前边，两个窗子中间，也同样挂着一个圣像。房门的左边放着一个便桶。大家也都那么拥挤地躺着，身子挨着身子。大家也都那么跳下床来，站得笔直。同样也有三个人没有下床。其中有两个爬起来，坐着；另一个仍然躺着，甚至没有看一眼走进房来的人。他们是病人。英国人照样发表那么一篇演说，也照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

第三个牢房里传来喊叫声和闹哄哄的杂乱声。狱长开始敲门，叫道：“立正！”房门开了，所有的人也都在板床旁边站得笔直，只有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除外。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腔愤怒，脸色大变，互相抓住，这一个揪住那一个的头发，那一个扯住这一个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开手。有一个，鼻子打出了血，流着鼻涕，吐着唾沫，淌着血，不住用外衣的袖口擦着。另一个从胡子里摘出一根根拔下来的长须。

“班长！”狱长厉声叫道。

一个相貌英俊、身体强壮的人走出来。

“我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说，眼睛里带着快活的笑意。

“那就由我来管。”狱长皱起眉头说。

“What did they fight for？[50]”英国人问道。

涅赫柳多夫就问班长，这场架是为什么事打起来的。

“就为一条包脚布。他拿错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说，仍旧在微笑，“这一个把那一个推一下，那一个就还一拳。”

涅赫柳多夫把这些话告诉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讲几句话。”英国人转过身去对狱长说。

涅赫柳多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拿出他的皮面精装的福音书来。

“劳驾，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涅赫柳多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我们争端的方法。请您问一问他们，他们知道按照基督的戒律，应该怎样对待那些欺侮我们的人吗？”

涅赫柳多夫把英国人讲的话和他提出的问题翻译一遍。

“告到长官那儿去，由他来发落吗？”有一个人试探地问道，斜起眼睛瞧着威严的狱长。

“应该把他揍一顿，那他就再也不会欺侮人。”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发出赞同的笑声。涅赫柳多夫把他们的答话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您告诉他们说，按照基督的戒律，应该做的恰恰相反：要是有人打你的这半边脸，你就把那半边脸也送上去。”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他的脸送上去的样子。

涅赫柳多夫翻译一遍。

“他应该自己试一下才是。”有人说。

“可是等到人家把你的那半边脸也打了，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上去？”一个躺着的病人说。

“那么人家就把你打个稀巴烂。”

“好嘛，让他来试试看。”后边有个人说，快活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就发出压也压不住的哄堂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着血，啐唾沫，一面大笑起来。那些病人也都笑了。

英国人却不慌张，他要求涅赫柳多夫转告他们说，凡是看起来似乎办不到的事，对有信仰的人来说，就成了能够办到的事，并且很容易就做到了。

“请您问一声：他们喝酒吗？”

“喝，老爷。”一个声音说，紧跟着又是嘻嘻哈哈的笑声。

这个牢房里的病人有四名。英国人问道，为什么不把病人统统安置在一个牢房；狱长就回答说，病人自己不愿意这样。再者，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又有一个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尽心看病。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狱长没有答话，带着他们到下一个牢房去。又是开门，又是大家纷纷下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分发福音书。不论是在第五个牢房还是第六个牢房，不论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不论是在过道的这一面还是那一面，情形都是这样。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转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转到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的牢房，再转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的房间。到处都是一模一样：到处都是些受冻的、挨饿的、闲散的、害病的、受尽凌辱的、监禁起来的人，像是野兽。

英国人已经发完他预定要发的一定数目的福音书，不再发书，甚至也不再发表演讲了。这种使人难受的景象，尤其是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显然也削弱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走到那个牢房，听狱长报告说各个牢房关着些什么样的犯人的时候，也只是随口应一声“all right”[51]就算了。涅赫柳多夫像梦游似地走来走去，仍旧感到疲乏和绝望，却又没有勇气告辞而离开这里。

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涅赫柳多夫见到了今天上午在渡船上见到过的那个奇怪的老人，不由得暗暗吃惊。这个老人头发蓬松，满脸皱纹，上身只穿着肮脏的土黄色衬衫，肩头已经磨破，下身穿着同样颜色的长裤，光着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用严厉的疑问眼光瞧着走进来的人。他那干瘦的身体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可怜，衰弱，然而他的脸色比在渡船上更加聚精会神，更加严肃而活泼。这儿所有的犯人，也像其他的牢房里一样，看见长官走进来，就都跳下床，挺起身子站得笔直。可是老人仍旧坐在那儿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眉毛气愤地皱起来。

“站起来！”狱长对他吆喝道。

老人却一动也不动，光是鄙夷地微微一笑。

“你的奴仆才在你面前站着。我可不是你的奴仆。你带着烙印……”老人指着狱长的额头说。

“什么？”狱长用威胁的声音说，往老人那边走去。

“我认识这个人，”涅赫柳多夫赶紧对狱长说，“他是因为什么缘故关在这儿的？”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份证就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过不要送这种人来，可是他们仍然送来。”狱长说，生气地斜起眼睛瞧着那个老人。

“看样子，你也是反基督的队伍里的一个吧？”老人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涅赫柳多夫说。

“怎么，你们是来开眼界，瞧一瞧反基督的人怎么折磨人吗？喏，你就瞧吧。反基督的人把人抓起来，然后把一大帮人关在一个笼子里。人是应当靠着脸上流汗种出粮食来吃饭的，可是反基督的人却把人关起来，像猪那么养着，不让人干活，把人变成野兽。”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涅赫柳多夫说，老人在批评狱长不该把人关起来。

“那么，您问一问他，依他看来，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呢？”英国人说。

涅赫柳多夫把这句问话翻译过来。

老人古怪地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

“法律！”他鄙夷地跟着说，“反基督的人先抢劫所有的人，把人家的一切土地，一切财产都夺到手，由他自己霸占着，把反对他的人一概打死，然后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人抢劫，不准打死人。他应该先定出这种法律才对。”

涅赫柳多夫把这些话翻译一遍。英国人听了，微微一笑。

“不过话说回来，到底应该怎样对待盗贼和杀人犯呢，您问一问他。”

涅赫柳多夫再把这个问题翻译过来。老人严厉地皱起眉头。

“你告诉他说，他得消除他身上的反基督的烙印，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他所说的盗贼，也不会再有杀人犯。你就这么对他说。”

“He is crazy.[52]”英国人听完涅赫柳多夫为他翻译过来的老人的话，说了这样一句。然后他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你干你自己的事，不要去管人家的事。各人只管各人的事。上帝才知道应该惩罚谁，应该饶恕谁，我们可没法知道，”老人说，“你得做你自己的上司，到那时候就用不着另外再有什么上司了。你去吧，去吧。”他补充一句，生气地皱起眉头，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瞅着在牢房里逗留不去的涅赫柳多夫，“你已经看够了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去吧，去吧！”

等到涅赫柳多夫走出房外，来到过道上，英国人和狱长已经站在一个开着房门的空牢房门口。英国人问这间牢房是做什么用的。狱长解释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完涅赫柳多夫为他翻译的这句话，说道。他希望走进去看一看。

这间停尸室原是一间普通的、不大的牢房。墙上挂着一盏点亮的小灯，光线微弱地照着堆在一个墙角上的背包和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死尸穿着麻布的衬衫和裤子，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上留一把小小的尖胡子，头上剃掉了半边头发。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铁青的手本来大概是交叉在胸口的，可是现在已经分开。他的两只光脚也已经分开，两个脚掌往两旁伸出去。他的身旁躺着一个年老的女人，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光着脚，没戴头巾，头发梳成一条很细的短辫子，满是皱纹的蜡黄色小脸上生着一个小尖鼻子。老太婆的身旁还有一具男人的尸首，身上穿着紫色的衣服。这颜色触动了涅赫柳多夫的心。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那具死尸。

那个人生着又小又尖、往上翘起的胡子，结实而好看的鼻子，高高的、白净的额头，稀疏的鬈发。他认出了他所熟识的那副相貌，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了。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上现出愤激和痛苦的神色。现在这张脸却已经神色沉静，一动也不动，极其美丽。

是的，他就是克雷利佐夫，或者至少是他的物质的实体所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是为了什么？他活着是为了什么？现在他明白这些了吗？”涅赫柳多夫暗想。他感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感到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于是他觉得头晕了。

涅赫柳多夫没有向英国人告辞，光是要求看守把他领到外面院子里去。他感到他必须躲开外人，以便独自一个人仔细思考一下今天傍晚所经历的种种事情，他就坐上马车，回旅馆去了。

二十八

涅赫柳多夫没有在旅馆的房间里上床睡觉，却走来走去，走了很久。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需要他了，这使得他又伤心又羞惭。然而现在使他痛苦的却不是这件事。他的另外一件事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他痛苦，要求他采取行动。

他在这段时期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看到和认清的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恶势力，把亲爱的克雷利佐夫也置之于死地的所有那些恶势力，如今正在肆意横行，占着上风，非但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战胜它，甚至连应该怎样做才能战胜它也是无法理解的。

在他的头脑里，浮上来成百上千的人，由那些冷漠无情的将军、检察官、狱长监禁起来，关闭在充满病菌的空气里，受尽凌辱。他不由得想起那个古怪的、自由的、痛骂长官的老人，可是他却被认为是疯子。他还想起克雷利佐夫已经含恨而死，他那张美丽的、僵死的、蜡黄色的脸夹在别的尸首当中。究竟是他涅赫柳多夫疯了呢，还是那些自认为头脑清醒而干出所有这些事的人疯了呢？这个以前已经提出过的问题，现在又带着新的力量在他的面前出现，要求回答。

等到他走得累了，也想得累了，他就在靠近灯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随手翻开英国人送给他留做纪念的福音书，这是他刚才清理他衣袋里的东西的时候丢在桌子上的。“据说，这本书能解答一切问题。”他暗想。然后他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翻到的地方。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读道：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对了，对了，是这样。”他暗想，回忆他自己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领略到生活的安宁和欢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接待？什么叫做‘为我的名’？”他问自己，感到这些话没有向他说明什么。“再者，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而且要把他投进海洋的深处？不，这有点不那么对头：讲得不明确，不清楚。”他暗想，回忆他在一生当中有好几次着手阅读福音书，而这类不清楚的地方总是使得他无法读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53]，这几节讲到绊倒，讲到他们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多么可惜啊，这些话那么不连贯，”他想道，“不过，人还是可以感到这里面有些好东西。”

他接着读下去：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天父并不愿意他们灭亡，可是，在这儿，他们却成百上千地死亡。而且没有拯救他们的办法。”他暗想。

他接着读下去：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54]

“难道只不过是这样一回事吗？”涅赫柳多夫读完这些话，忽然大声叫起来。他整个身体里有一个内在的声音说：“对，只不过是这样一回事罢了。”

于是涅赫柳多夫遇到了凡是过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事。他遇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个思想，起初在他的心目中无非是一句怪话，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甚至像是一句笑谈，不料屡屡在生活里得到证实，于是后来，突然之间，他领会到这个思想其实是最简单、最无可怀疑的真理。如今在他，就有一个思想照这样变得清楚起来，那就是为要摆脱这种骇人听闻的、使人们受苦的恶势力，唯一毫无疑义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而已。他现在才明白，他在各处大小监狱里亲眼目睹的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恶势力，以及人们制造那种恶势力所表现的镇静自信的态度，无非是起因于人们打算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自己就坏，却居然要纠正坏事。某些沾染恶习的人打算纠正另一些沾染恶习的人，而且认为通过机械的方法就可以做到。可是这一切的结果，只不过是缺钱的和贪利的人把这种虚构出来施之于人们的惩罚和纠正变成他们的职业而已。他们自己就腐败到极点，而且不断地腐蚀他们所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见到的所有那些惨状是从何而来的，必须怎样做才能够消灭它。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恰巧就是基督对彼得做出的答案，其大意就是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的。

“可是事情总不可能这样简单吧。”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不过同时他又毫无疑义地看出来：尽管他已经习惯了与这相反的答案，因而起初觉得它奇怪，可是这个答案却是确切无疑的，对那个问题来说不但是理论上的解答，而且也是最切合实际的解决。这永远会遇到一种反驳，那就是该怎样对待作恶的人呢，难道可以白白放过他们而不加以惩罚吗？然而这样的反驳现在却不会使得他张皇无措了。假使事实已经证明惩罚能够减少犯罪，改造罪犯，那么这样的反驳倒也有它的意义。可是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惩罚的结果适得其反，而且事情很清楚，不论什么人都没有权力纠正另一些人，那么您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就是停止做这种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此外又是不道德的、残忍的事。“你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可是怎么样呢，这种人已经绝迹了吗？他们并没有绝迹，他们的人数反而增加了，因为不但添上一批被惩罚所腐化的罪犯，另外还添上了一批审判人和惩罚人的罪犯，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狱吏等。”涅赫柳多夫现在才明白，社会和一般秩序所以能存在，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合法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却是因为尽管有这种腐败的现象，然而人们仍旧在相怜相爱。

涅赫柳多夫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能够肯定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了一遍素来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55]，这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不是抽象而美丽的思想，所提出的大部分内容也不是过于夸张而无法实行的要求，却是些简单明了而实际可行的戒律。一旦执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就会建立起来，到那时候不但惹得涅赫柳多夫极其愤慨的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那些戒律共有五条。

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起到第二十六节止）就是人非但不应当杀人，而且不应当对弟兄动怒，不应当认为任何人渺不足道，称之为“拉加”[56]。如果同某人发生了争吵，就应当在向上帝献礼以前，也就是在祈祷以前，先同那人和好。

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起到第三十二节止）就是非但不应当奸淫，而且要避免迷恋妇女的美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应当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起到第三十七节止）就是人不应当在许诺任何事的时候起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起到第四十二节止）就是人非但不应当以眼还眼，而且应当在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应当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忍受欺侮。不管什么人对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一概不应当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起到第四十八节止）就是人非但不应当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

涅赫柳多夫凝望着那盏点燃的灯的亮光，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他回忆我们生活里的种种丑恶，然后清楚地想象倘使人们按这些箴规教育自己，这种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一种很久没有经历过的欢乐抓住了他的心。这就像是他经过长久的疲劳和痛苦以后突然找到了安宁和自由一样。

他通宵没有睡觉。如同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遇到过的情形一样，他读着读着，这才头一次领会那些文字的全部意义，而那些文字他以前已经读过许多次，却没有注意就放过去了。犹如海绵吸收水分一样，他把这本书里向他揭示的那些必要的、重大的、可喜的道理统统吸进他的心里。他觉得他读到的这一切似乎很熟悉，似乎肯定了而且使他领悟了以前他早已知道，却没有充分认清、也没有相信的道理。现在他才认清而且相信了。

然而他不光是认清而且相信人们执行这些戒律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幸福，现在还认清而且相信每一个人除了执行这些戒律以外无须再做别的事，人类生活的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凡是违背这一点的一概是错误，立刻就会招来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里引伸出来的，并且在关于葡萄园的那个比喻[57]里特别鲜明有力地表现出来。园户本来是被派到葡萄园里去为园主工作的，却自以为葡萄园就是他们的私产，凡是葡萄园里的东西统统是为他们置备的，他们的本分仅仅是在那个葡萄园里享受他们的生活，竟然忘掉了园主，而且把那些对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所负的责任的人都杀害了。

“我们的所做所为，恰恰就是这样，”涅赫柳多夫暗想，“我们一边生活，一边抱着一种荒唐的信念，认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可是要知道，这显然是荒唐的。要知道，如果我们是被派到这儿来的，那就是出于某一个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可是我们却断定，我们生活只是图我们自己的快活。那么事情很清楚，我们会落到坏下场，犹如那些不执行园主的意志的园户落到坏下场一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会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58]。可是我们却先求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那么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一件事刚做完，另一件事就又开始了。”

从这天晚上起，对涅赫柳多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

一八九九年

[1]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城市。

[2]指臭虫和跳蚤之类。

[3]西伯利亚中部的一个城市。

[4]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5]指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多出身于贵族，因而享受坐车赶路的权利。

[6]这是经德·亚·李涅夫在《在旅站上》一书里所描写过的一件事（作者注）。——按：德·亚·李涅夫（1853—1920）是俄国小说作家和政论家，笔名达林，著有许多关于监狱生活的速写和小说。《在旅站上》是他在一八八六年印行的一本速写集，基本上是描写监狱当局和押解人员对待犯人的残暴态度的，那些犯人正在从一个解犯监狱转到另一个解犯监狱，有的是奔赴流放地点，有的是去受审。托尔斯泰所描写的这件事摘自该书第十八章。

[7]指纯粹精神上的、不涉及肉体的恋爱。

[8]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在彼尔姆东南，现在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帝俄时期是罪犯的流放地区。

[9]指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主要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其宗旨是发动农民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发动革命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但是没有得到农村的支持。民粹派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认为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农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这个革命运动遭到沙皇政府的严酷镇压。

[10]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民意党是民粹派在一八七九年建立的革命的恐怖组织，采取个人恐怖手段作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方法。这个组织在八十年代被沙皇警察所摧毁。

[11]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王国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贵族集团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运动。

[12]一种高级夹心饼干。

[13]指上文提到的魔鬼。

[14]指上文提到的魔鬼。

[15]卡秋莎的爱称。

[16]玛丽亚的爱称。

[17]西蒙松的名字。

[18]英译本此处是“兰采娃”。

[19]兰采娃的父名。

[20]在彼尔姆的北边。

[21]俄罗斯农民吸的自卷的纸烟，一端是弯的，形似狗腿。

[22]阿拉戈（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据莫德的英译本注：“另一位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曾把他的著作《天体力学》献给拿破仑，拿破仑说：‘拉普拉斯先生，我听说你写了这本论述宇宙的巨著，书里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宇宙的创造者。’听到这话，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假设。’当时阿拉戈还年轻，这句话不见得是他第一个发明的，不过后世的人往往认为这句话是他说的。”

[23]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记》中的传说。

[24]在欧俄北部。

[25]指《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在一八七二年出版。

[26]指十三世纪天主教教廷为消灭异教徒而设的机关，曾对几十万异教徒严刑拷打，判处火刑。

[27]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以革命的恐怖手段镇压革命的敌人。

[28]指和他姘居的女人。

[29]西伯利亚方言中的衣服。——作者注

[30]格拉别茨的名字柳博芙的爱称。

[31]指西伯利亚的秋明一带。

[32]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1812—1870）在他的论文《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指十二月党人）流放以后，我们社会上的教养的程度就显然下降，发挥作用的智慧开始减少，社会变得更加庸俗，失去尊严的感觉了。”

[33]一种镇静剂。

[34]大概他们在赌博。

[35]尼采（1844—189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倡反动的“超人”学说。

[36]意思是：“你不是东正教的教徒吗？”

[37]“父亲”指“上帝”，“独生子”指“耶稣”。

[38]十八世纪俄国产生的一个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教派。

[39]即“小狗”。——作者注

[40]“伪君子”的意思。

[41]俄国当时的一种学术、文学、政治性的刊物。

[42]法语：贵妇。

[43]请参看本书第二部第二十一章。

[44]指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八年间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北部所进行的殖民地战争。“东京”是越南北部的旧称。

[45]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当时的首相，执行殖民地扩张政策。一八八二年他的政府强占了埃及。

[46]意思是：“破釜沉舟。”

[47]英语：您的事办完了吗？——作者注

[48]英语：快了。——作者注

[49]在俄语里，这个不大通用的告别辞含有“请您原谅我”的意思。

[50]英语：他们因为什么事打架？——作者注

[51]英语：是了。

[52]英语：他疯了。

[53]这几节的内容如下：“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54]这以下，托尔斯泰删去了第三十四节和第三十五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55]见《马太福音》第五章。

[56]意即“废物”。

[57]《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起到第四十一节止：“（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58]《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指“财利”）。……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2卷 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1885年）

列夫·托尔斯泰给孙子伊留沙和孙女索尼亚讲故事（1909年）

和小外孙女丹尼亚在一起（1909年）

在农民的孩子们中间（1909年）

和小孙子孙女们在一起（1909年）

选自《新识字课本》

三只熊

（童话）

一个小姑娘离开家到树林里去。她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回家的路，却走到林中一所小房子前面。

门开着，她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屋里什么人也没有，就进去了。这所小房子里住着三只熊。一只是熊爸爸，名叫米哈伊尔·伊万内奇。他的个子很大，毛长得很长。另外一只是熊妈妈，她的个子小一些，名叫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第三只是小熊崽儿，名叫米舒特卡。三只熊都不在家，它们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小房子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餐室，一间是卧室。小姑娘走进餐室，看见餐桌上摆着三碗粥。第一只碗很大，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第二只碗小一些，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的。第三只是小蓝碗，那是米舒特卡的。每只碗旁边都有一把勺儿：大勺儿、中溜勺儿、小勺儿。

小姑娘拿起最大的勺子，从最大的碗里舀了一勺粥吃；随后又拿起中溜勺儿，从中溜碗里舀了一勺粥吃；最后再拿起小勺儿，从小蓝碗里舀了一勺粥吃。她觉得米舒特卡的粥最好吃。

小姑娘想坐下来，她看见桌边有三把椅子。一把好大，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另外一把小一些，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的。第三把挺小，还有个小蓝椅垫儿，是米舒特卡的。她爬到大椅子上，结果摔了一交。然后她坐到中溜椅子上，可是这把椅子不好坐。她再往小椅子上一坐，就笑了，在这儿坐着真舒服。她把小蓝碗端过来搁在膝头上，吃起粥来。她吃完这碗粥，就坐在椅子上摇啊摇的。

小椅子摇垮了，她摔在地板上。她站起身来，把小椅子扶正，就走到另外一间屋里去了。那里有三张床。一张大床，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一张中溜床，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的。一张小床，是米舒特卡的。小姑娘往大床上一躺，觉得太宽；往中溜床上一躺，又觉得太高；往小床上一躺，这小床对她正合适，她就睡着了。

三只熊回到家里，肚子都饿了，很想吃饭。大熊端起自己的碗一看，就拉开可怕的嗓门怒吼道：“谁喝我碗里的粥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看了看自己的碗，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喝我碗里的粥了！”

米舒特卡看见小碗空空的，就尖声尖气地叫起来：“谁喝了我碗里的粥，都喝光了！”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看看自己的椅子，又拉开可怕的嗓门吼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挪开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看看自己的椅子，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挪开了！”

米舒特卡看看那垮了的小椅子，就尖声叫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弄坏了！”

三只熊来到另外一间屋里。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拉开可怕的嗓门怒吼道：“谁在我的床上躺过，把床铺弄乱了！”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在我的床上躺过，把床铺弄乱了！”米舒特卡把一张小板凳放在床前，爬到自己的小床上去，接着就尖声叫起来：“谁在我的床上躺过！”忽然间，它看见了小姑娘，于是就像有人要宰它似的，发出撕肝裂肺的呼喊：“是她！抓住，抓住！是她！是她！哎—呀—呀！抓住！”

米舒特卡想咬小姑娘一口。小姑娘睁开了眼睛，看见三只熊，连忙奔向窗口。窗户开着，她从窗户里跳出去逃走了。三只熊没有追上她。

谢苗大叔讲他的林中奇遇

（故事）

有一回，是冬天，我乘雪橇到林子里去砍树。我砍倒三棵，削去枝桠，修光树干，看看天色已晚，该回家了。那天天气不好，雪不停地飘着，还打旋。我想，要是天黑下来，那就找不着路了。我催马快走，走啊，走啊，可总在林子里，出不去。我想，身上的皮袄不顶事，我会冻死的。我驾着雪橇东奔西窜，就是看不见路，天也黑了。我正想把马卸了，躺到雪橇底下去，却听见不远的地方有串铃声。我朝着发出这声音的方向走去，于是看见三匹黑鬃黄毛骏马，鬣毛上都扎着丝带，串铃闪闪发光，雪橇上坐着两个好汉。

“你们好啊，弟兄们！”“你好，老乡！”“路在哪儿，弟兄们？”“我们正巧在路上。”我把雪橇赶到他们跟前去，一看，真奇怪，那是一条没有被雪花盖住的光滑的路。“你跟着我们走吧。”好汉们说着又驱马向前。我的母马不行，跟不上。我叫嚷起来：弟兄们，等一等！他们停下来哈哈大笑。“你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他们说，“你的马拉空车就轻松了。”“谢谢。”我说着就爬到他们的雪橇上去。他们的雪橇真好，铺着毡毯。我刚坐下，他俩就吹了一声口哨。哟，伙计们哪！三匹黑鬃黄毛骏马腾空而起，使得地上升起了雪柱。我一看，真奇怪。天色也亮了，道路像冰一样光滑，我们飞驰向前，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觉得树枝鞭打着脸。我汗毛直竖，一看，前面是很陡很陡的山冈，山下是深渊。三匹黑鬃黄毛骏马向着深渊奔去。我吓坏了，于是大喊：“天哪！当心啊，危险！”可是没有用，他们只知道哈哈大笑，还吹口哨。眼看要完蛋了。雪橇已经飞临深渊之上。我发现头上有条树枝，心想：你们自己找死去吧。我抬起身子，抓住树枝，吊在上面。我刚吊起来，喊了一声“抓住！”却听见婆娘们在喊：“谢苗大叔！你怎么啦？婆娘们，喂，婆娘们！把火吹旺点。谢苗大叔不好了，在乱叫呢。”她们把火吹旺了。我也醒了。原来我在屋里，两手抓住高板床的边沿，吊在那儿怪喊怪叫。这都是我梦见的。

母牛

（纪实）

从前有个寡妇，名叫玛丽亚，跟她的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们很穷，但是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买了一头褐色母牛，好让孩子们有牛奶喝。几个大孩子把牛牵到地里去吃草，在家就喂它泔水。有一次，玛丽亚出门去了，大儿子米沙要拿格板上的面包，结果碰倒一只玻璃杯，把它打碎了。米沙怕母亲骂他，于是把大块的玻璃碎片拾起来，拿到院子里去，埋在粪堆中，而把细小的玻璃碴儿统统扔在泔水桶里。母亲发现这只玻璃杯不见了，去问孩子们，但是米沙没有吭声，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第二天午饭后，母亲把泔水桶里的泔水拿去喂牛，看见它没精打采的，也不吃食。他们决定给牛治病，把外婆也请来。外婆说：这牛活不成了，得把它宰了吃掉。他们又请来一个农民，动手宰牛。孩子们听见牛在院子里吼叫，就都坐在灶炕上哭起来。牛宰了，剥了皮，砍成一块一块的，在它的喉管里发现了玻璃。

大家这才知道，牛死的原因是它喝的泔水里掉进了玻璃碴儿。米沙知道以后，伤心地哭了，并且向母亲承认了打碎玻璃杯的事。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自己倒哭起来。她说：“我们宰了牛，现在没有钱再买了。几个小的孩子没有奶吃可怎么活啊？”米沙哭得更厉害了，大家吃牛头肉冻的时候，他都不肯从灶炕上下来。他天天梦见瓦西里叔叔拎着死牛的褐色头，两只牛眼睛睁着，脖子红红的。从那以后孩子们就没有牛奶喝了。逢年过节才有一小罐，那是母亲向邻居讨来的。后来这个村的地主太太给自己的孩子找保姆。外婆对母亲说：“让我去当保姆吧，也许上帝会帮助你和孩子们对付着过。有上帝保佑，我去干一年，挣回一头母牛。”他们就这样办了。外婆到地主太太那里去当保姆。玛丽亚带着孩子们过得更苦了。孩子们整整一年没有牛奶喝，光吃果子酪和面包渣汤，变得又瘦又苍白。一年过去以后，外婆回来了，带来二十卢布。她说：“喂，女儿！现在我们买一头母牛吧。”玛丽亚高兴极了，孩子们也都高兴极了。玛丽亚和老母亲准备到集市上去买牛。她们请了女邻居来照看孩子，又求男邻居扎哈尔叔叔跟她们一起去挑选。她们祷告过上帝以后，就进城去了。孩子们吃罢午饭，跑到街上去看牛牵来了没有。孩子们议论开了：这头牛会是什么样的啊？褐色的还是黑色的？他们又商量该怎样喂它。他们等啊等，等了整整一天。他们走到一俄里[1]以外去迎接，天晚了才回来。忽然，他们看见街上有辆大车，车上坐着外婆，后轮旁边走着一头花斑母牛，牛角上系着根绳子，母亲走在后面用树枝赶它。孩子们跑过去看。他们拿出面包和草来喂牛。母亲走进屋里，脱了外衣，拿着一块毛巾和一只挤奶桶到院子里来。她蹲在牛肚子下面，擦净了牛的乳房。上帝赐福！她开始挤奶了。孩子们围成一圈蹲下来，看那奶怎样从牛的乳房里冒出来，溅在桶边上，在母亲的手指下面发出咝咝的声响。母亲挤了半桶奶，提到地窖里去，又倒出一小罐晚饭时给孩子们吃。

小菲利普

（纪实）

从前有个小男孩，名叫菲利普。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小菲利普拿起帽子也想去。可是他妈妈问他：“你要上哪儿去，小菲利普？”他说：“上学。”妈妈说：“你还小呢，别去。”于是把他留在家中。孩子们上学去了。爸爸大清早就进了树林，妈妈也出门打短工。屋里只剩下小菲利普和躺在灶炕上的奶奶。小菲利普一个人觉得寂寞，等奶奶睡着了，他就去找帽子。他没有找着自己的帽子，拿了一顶旧的，爸爸的，到学校去了。

学校在村外教堂旁边。小菲利普从他家所在的那个街区走过的时候，狗都不咬他，它们都认识他。可是当他走到另外一个街区的时候，一只小黄狗跳了出来，汪汪地叫，它后面还跟着一只叫陀螺的大狗。小菲利普拔腿就跑，两只狗在他身后追。小菲利普喊叫起来，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一个农民走出来把狗赶开，并且问他：“小家伙，你一个人往哪儿跑啊？”小菲利普什么也没有说，他提起衣服下摆，拼命向前跑去。他一口气跑到学校。台阶上什么人也没有，学校里传来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小菲利普忽然害怕老师会赶他，于是开始考虑，他该怎么办。往回走，狗又要咬；到学校里去吧，他害怕老师。有个女人提着桶从学校旁边走过，对他说：“大家都在念书，你干吗站在这儿？”小菲利普就走进学校去了。他在穿堂里脱下帽子，然后推开房门。屋里坐满了孩子，各人念各人的。一个围着红围巾的老师在中间走来走去。

“你干什么？”老师大声问小菲利普。小菲利普紧紧抓住帽子，什么话也不说。“你是谁呀？”小菲利普不回答。“难道你是哑巴？”小菲利普吓得说不出话来。“不想说就回家去。”小菲利普很愿意说，可是吓得嗓子发干。他看看老师，放声哭起来。这一下老师觉得他怪可怜的。老师摸了摸他的头，问同学们这个小孩是谁。

“他是小菲利普，科斯秋什卡的弟弟。他早就想上学，可是他妈妈不让他来，他这是偷偷跑来的。”

“好，坐到你哥哥旁边去，回头我去跟你妈妈说，让她放你来上学。”

老师教小菲利普认字母，小菲利普都认得，而且会念一点书了。

老师说：“来，把你的名字拼一拼音。”小菲利普回答说：“佛欸—菲，勒衣—利，坡乌—普。”大家都笑了。

“好极了，”老师说，“是谁教你的啊？”

小菲利普胆大起来，他说：“是科斯秋什卡。我脑子快，一下子全明白了。我可机灵啦！”老师笑问道：“你会念祈祷文吗？”小菲利普说：“会。”他开始念《圣母祷文》，不过没有一个字念得对。老师叫他停下来，对他说：“你先别夸口，还是学习学习吧。”

从此小菲利普就跟孩子们一起上学了。

[1]1俄里合1.06公里。

选自《俄语读本第一册》

蚂蚁和鸽子

（寓言）

蚂蚁爬到小溪边，想喝个够。一个浪打来，差点把它淹死。鸽子衔着根树枝飞过，看见蚂蚁要淹死了，就把树枝给它扔到小溪里。蚂蚁爬上树枝，脱险了。后来有个猎人张了网，要捕鸽子。他正想拉绳。蚂蚁爬过去，在他脚上蜇了一下。猎人大叫一声，扔下了网。鸽子也就振翅飞走了。

乌龟和老鹰

（寓言）

乌龟请求老鹰教它飞翔。老鹰劝它别学，因为它干这事不合适。可是它求了又求。老鹰就用爪子抓住它，把它带到高空，然后放开。结果乌龟摔在石头上，砸得粉碎。

弃婴

（纪实）

从前有个穷苦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玛莎。一天早晨，玛莎出去挑水，看见门外有个破布包，里面裹着什么东西。玛莎放下水桶去解那包东西。当她碰到布包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哇—哇—哇的哭喊声。玛莎解开布包，看见里面是一个红红的小娃娃。他大声喊着：哇！哇！玛莎把他抱起来，送进屋里去，用勺儿喂他牛奶。母亲问：“你抱了个什么东西回来？”玛莎说：“一个小娃娃，在我们家门口发现的。”母亲说：“我们已经够穷的了，哪里还养得起娃娃。我去告诉村长，让人家抱走吧。”玛莎哭了，她说：“妈妈，他吃不了多少，留下他吧。你看，他的小手和小指头又红又皱。”母亲看了看，可怜起小娃娃来，就把他留下了。玛莎喂他吃，给他包裹身子，当他要睡觉的时候，还给他唱歌。

蛇头和蛇尾

（寓言）

蛇尾跟蛇头争论：谁该走在前面？蛇头说：“你不能走在前面，因为你没有眼睛和耳朵。”蛇尾说：“可是我有力气，是我推着你走的。如果我高兴缠在树上，你就动不了。”蛇头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

蛇尾脱离了蛇头，向前爬去。可是它刚离开蛇头就掉进地缝里不见了。

爱斯基摩人

（记叙文）

世上有一处地方，那里只有三个月是夏天，其余的日子都是冬天。冬天白昼很短，太阳刚升起就往下落。冬天正当中那三个月，太阳简直不出来，整整三个月都是黑夜。这个地方也有人类，叫做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有自己的语言，别的语言他们不懂，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爱斯基摩人一般身材矮小，但是脑袋很大。他们的皮肤不白，是棕色的，头发又黑又硬。他们的鼻子秀气，颧骨宽大，眼睛细小。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屋里。他们的房屋是这样建成的：先把积雪钻成一块块的砖，然后用这样的砖砌房子，好像砌炉灶一样。他们把冰块镶在墙上代替玻璃，又在积雪下修一条长长的通道来代替门，他们就经过这个通道爬进屋里去。当冬天降临的时候，他们的房屋完全被积雪掩埋起来，屋里变得挺暖和。爱斯基摩人吃鹿肉、狼肉、白熊肉。他们用带铁钩的长棍和网到海上去捕鱼。他们还用弓箭和长矛猎取野兽。爱斯基摩人像野兽一样吃生肉。他们没有亚麻和大麻好做衬衣、绳子，也没有羊毛好做呢料。他们用兽筋做绳子，用兽皮做衣服。

他们用鱼骨针穿上兽筋线，把两块兽皮里对里缝在一起。他们也用这个办法做衬衣、裤子和长筒靴。他们也没有铁。矛和箭就用兽骨做。他们最爱吃野兽和鱼的油脂。女人和男人的穿着一个样，只不过女人的靴子很肥。她们把小孩放在肥大的靴筒里，就这样带着孩子走来走去。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仲冬三个月完全是黑夜。夏天呢，太阳根本不往下落，完全没有黑夜。

黄鼠狼

（寓言）

黄鼠狼走进铜匠家，看见锯子就舔。从它的舌头里流出血来，它还高兴，一边舔一边以为这血是从铁锯中流出来的，结果把整条舌头都断送了。

姑妈讲她学针线的事

（故事）

我六岁的时候就请求母亲让我做针线活儿。她说：“你还小，只会扎破手指。”可是我总缠着她。母亲从大木箱里找出一块红布头给我，又把一根红线穿进针眼里，然后叫我看，该怎样拿针。我就缝起来，但是针脚不齐，要么挺长，要么跑到布边上去了，一拉就脱线。后来我扎了手指，本想不哭，可是母亲问我：“你怎么啦？”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于是母亲叫我去玩。

我上床睡觉以后，那些针脚还总在我眼前晃，我总在想，怎样才能快些学会针线活儿。我觉得真难，怕永远也学不会了。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不记得我是怎样学会针线活儿的了。当我教我的女儿学针线的时候，我觉得奇怪：她怎么不会拿针啊。

细线

（寓言）

有个人向纺线女订购一些细线。纺线女纺好了细线，可是那人说：“这线不好，我要最细的。”纺线女说：“如果你嫌这个不细，我给你那个好了。”她说着指了指一处空荡荡的地方。那人说，他看不见。纺线女说：“就是因为线太细，所以你看不见，连我自己也看不见呢。”

那个傻瓜高兴极了，他付钱买下这批细线，还订购了一些同样的细线。

速度的力量

（纪实）

有一次，正当火车沿着铁路向前急驶的时候，一匹马拉着一大车东西在道口停下来。农夫想把马赶到铁路那边去，但是马拉不动大车，因为大车的一只后轮已经脱落。列车员对司机大喊：“刹车！”但是司机没有听从。他是这样考虑的：农夫既没有办法让马把大车拉到铁路那边去，也没有办法让马折回来，立即刹车又不行。他就不去刹车，而是让火车以最大的速度向大车猛冲过去。农夫连忙跑开，火车把大车和马像木片似的从铁路上扫掉了，火车本身连晃也没晃，继续向前急驶。这时候司机才对列车员说：“现在我们只撞死一匹马，撞坏一辆大车。如果听从了你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摔死，还要连累全体乘客。在高速行进中，我们撞开了大车，甚至感觉不到冲撞。如果低速行进，我们就会出轨。”

狮子和老鼠

（寓言）

狮子正睡觉，老鼠从狮子身上跑过。狮子醒过来，一把抓住了老鼠。老鼠求狮子放了自己，说：“如果你把我放了，我将来一定为你效力。”狮子听见老鼠许愿要为它效力，就笑了，不过还是放了老鼠。

后来猎人捉住狮子，用绳子把狮子拴在一棵树下。老鼠听见狮子吼叫，跑来咬断了绳子，说：“你记得吗，你曾经嘲笑我，不相信我能为你效力。现在你看见了吧，老鼠也是能够效力的。”

消防警犬

（纪实）

城市发生火灾的时候，小孩子往往留在屋里，叫人无法抢救他们。原因是他们吓得躲藏起来，不敢出声，烟雾又使人看不见他们。因此，伦敦训练了一批狗。这些狗和消防人员生活在一起，一旦房屋起火，消防人员就把狗派去搭救孩子。伦敦有一只这样的狗，名叫博布，它救过十二个孩子。

有一次，一座房子起火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一个女人向他们跑来，哭着说，屋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姑娘。消防人员立刻派博布去搭救。博布奔上扶梯，消失在浓烟里。五分钟以后，它用牙齿咬住小姑娘的衬衣，叼着她从屋里跑出来了。母亲向女儿扑过去，看见女儿还活着，高兴得直哭。消防人员抚摩着博布，察看它有没有被烧伤，可是博布挣扎着还要到屋里去。消防人员以为屋里还有活物，就放它去了。博布跑进屋里，不一会儿又叼着个东西跑出来。人们仔细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回它叼的是个大玩具娃娃。

猴子

（寓言）

有个人到林子里去，砍倒了一棵树，要把树干锯开。他把树干的大头搁在树墩上，然后骑在树干上锯起来。他锯开一段，插进一个楔子，再往下锯。又锯开一段以后，他就把楔子往下挪。

猴子蹲在树上观看。等那人躺下睡着了，猴子也骑到树干上去，想照样做。可是当它拔出楔子的时候，锯开的树就合拢来，并且夹住了它的尾巴。它挣啊，叫啊，那人醒来，揍了它一顿，用绳子把它拴住了。

一个男孩讲他爸爸没带他进城

（故事）

爸爸要进城，我对他说：“爸，带我去。”可是他说：“你到那边会冻死，怎么能带你去。”我转身哭着往堆房跑。我哭着哭着就在堆房里睡着了。于是我梦见，从我们这个村到小礼拜堂有一条小路。我还看见，爸爸正在这条路上走。我追上他，和他一块儿进城去了。我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个炉灶生了火。我说：“爸，这是城里吗？”他说：“这就是了。”等我们走到炉灶跟前我才看见，人家在烤白面包。我说：“给我买个白面包。”爸爸买了一个给我。这时候我醒了，起来穿上鞋子，戴上无指手套，跑到街上去。孩子们坐着小木箱和小雪橇在街上滑冰。我跟他们一块儿滑起来，滑到冻僵身子为止。我刚进家门，爬到灶炕上，就听见爸爸从城里回来了。我高兴极了，跳起身来说：“爸，你给我买白面包了吗？”他说：“买了。”而且真给了我一个。我从灶炕上跳到板凳上，高兴得手舞足蹈。

说谎

（寓言）

一个小男孩正守护着一群羊，他装作看见狼来了，大声喊道：“救命啊，有狼！有狼！”农民们跑来一看，没有那么回事。小男孩这样干了两三次以后，真的来了一只狼。他又大喊：“快来啊，有狼！”农民们以为他还是照平时那样骗人，都不理他。狼看见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自由自在地把一群羊都咬死了。

巴黎城里怎样修房子

（纪实）

一座大房子的墙裂开了。人们就琢磨，怎样才能使裂开的墙合拢来而又不弄坏房顶。有个人想出了办法。他往两边各打进一个铁环，又做了一根铁棒，把铁棒的两端弯成能插入铁环的钩子，而且差一俄寸[1]才够得着两边的铁环，然后再把铁棒拿到火上去烧。铁棒受热膨胀，它两端的钩子够得到两边的铁环了。这时候，他就用铁棒两端的钩子钩住两边的铁环。铁棒渐渐冷却，回缩，终于把裂开的墙合拢。

驴和马

（寓言）

有个人赶着一头驴和一匹马在路上走。驴对马说：“我吃力得很，驮不动这么多，你分一点去也好啊。”马不理睬。驴用力过度，倒在地上死了。主人就把驴背上的东西都挪到马背上去，还加上一张驴皮。马于是号叫起来：“唉，我这个可怜虫真苦啊，我这个倒霉蛋苦死了！当初我不肯帮它一点忙，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归我驮，还加上一张皮。”

一个男孩讲林中遇雷雨的事

（纪实）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差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走到树林里，采了许多蘑菇，正想回家。忽然，天昏地暗，下起了雨，打起了雷。我吓坏了，就坐在一棵大橡树底下。雪亮的闪电一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于是眯起眼睛。在我头上不知什么东西啪地裂开来，发出一阵轰响，接着我的头就挨了重重的一击。我倒在地上，一直躺到雨停了。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林中所有的树都在滴水，鸟儿唱着歌，阳光耀眼。那棵橡树已被劈倒，树墩还在冒青烟。我周围有许多橡木碎片。我的衣服都湿了，而且粘在身上；头上起了一个疙瘩，有点疼。我找着自己的帽子，拿起蘑菇往家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桌的抽屉里抓了一块面包，然后爬到灶炕上去躺着。我醒来的时候，在灶炕上看见，他们已经把我采的蘑菇烧好，摆在饭桌上，就要吃了。我喊道：“你们不等我就吃吗？”他们说：“谁叫你睡觉？快来吃吧。”

穴鸟和鸽子

（寓言）

穴鸟看见鸽子吃得很好，就把自己的羽毛染白，飞到鸽舍里来。鸽子起初以为这穴鸟也是鸽子，因此让它进去了。但它忘乎所以，竟用穴鸟的嗓子喊叫起来。一群鸽子就跑上去啄它，把它赶走了。穴鸟又飞回自己的同类那里，别的穴鸟看见它的羽毛雪白，很害怕，也把它赶走了。

农夫和黄瓜

（寓言）

有一次，一个农夫到别人的菜园里去偷黄瓜。他爬到黄瓜跟前，心里想：等我背一袋黄瓜去卖了，我就拿这笔钱去买一只母鸡。将来母鸡会给我下蛋，抱窝，孵出好多小鸡来。我把小鸡养大，卖了，买一只小猪，要母猪。这母猪会给我下好多小猪。我把小猪卖了，买一匹母马，这母马会给我下马驹。我把马驹养大，卖了，买一座房子，再开一片菜园。我开了菜园，就种上好多黄瓜。我要严加看管，不让人偷去。我要雇几个看园子的，让他们守着黄瓜，我自己呢，像这样绕边走，对他们喊：“喂，你们好好瞧着！”农夫想得出了神，完全忘了他是在别人的菜园里，竟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几个看园子的听见了，就跑来把这个农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农妇和母鸡

（寓言）

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女主人以为，只要多喂食，母鸡下的蛋就会多一倍。她便这样做了。可是母鸡长肥以后，再也不下蛋了。

老爷爷和小孙子

（寓言）

爷爷年纪很大了。他的腿脚已不灵便，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真切，牙齿也没有了。吃饭的时候，饭食总从他嘴里流出来。儿子和儿媳妇就不让他上桌子，叫他在灶下吃。有一次，他们把一只碗给他端了过去。他想把碗挪近点，却失手打碎了碗。儿媳妇就骂他，说他总弄坏家里的东西，打碎碗碟，还说以后要叫他用木钵子吃饭。老汉只叹了叹气，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天，小两口坐在家里，看见他们的小儿子在地板上玩木头，好像要做什么东西。父亲问他：“你在做什么呀，米沙？”米沙说：“爸爸，我在做木钵。等你和妈妈老了，好拿这个木钵给你们吃饭。”

小两口彼此看了看，掉下泪来。他们因为这样欺负老人而感到羞愧。从此他们就让老人上桌子吃饭，而且照料他。

分遗产

（寓言）

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他对他们说：“我死后，你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对半儿分了吧。”父亲死后，两个儿子却为分家争吵。他们去找邻居评理。邻居问他们：“你们的父亲叫你们怎么分呢？”他们说：“他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对半儿分了。”邻居说：“那么你们去把所有的衣服都撕成两半，把所有的杯盘碗碟都砸成两半，把所有的牲口也都砍成两半。”弟兄俩听从了邻居的话，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狮子、狗熊和狐狸

（寓言）

狮子和狗熊弄到一块肉，却为了这块肉打起架来。狗熊不肯让步，狮子也不让步。它们打了很久，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倒在地上。狐狸看见在它们之间有一块肉，上去叼了就跑。

一个男孩讲他帮爷爷发现了蜂王

（故事）

我爷爷夏天住在养蜂场。我常到他那里去，他总给我蜜吃。

有一次我来到养蜂场，在那些蜂房间走来走去。我不怕蜜蜂，因为我跟爷爷学会了在养蜂场内轻轻走动。

蜜蜂跟我熟了，不蜇我。我听见一个蜂房里有咕咕的声音，就跑到小屋里去告诉爷爷。

他亲自跟我一起去听了听，说：“这个蜂房已经有一群蜜蜂跟着老蜂王飞走了，那是第一群。现在有些新蜂王出来了，是它们在叫唤。明天它们也要各带一群飞走。”我问爷爷，蜂王是个什么东西？他说：

“蜂王就跟老百姓的皇上似的，蜜蜂不能没有蜂王。”

我问：“蜂王像个什么样子呢？”

他说：“你明天来，上帝保佑，要是分群的话，我就指给你看，还给你蜜吃。”

第二天，我去找爷爷，他那里的穿堂中挂了两个关着蜜蜂的分蜂箱。爷爷叫我戴上头罩，又把手帕围在我的脖子上系紧，然后取下一只关着蜜蜂的分蜂箱，拿到养蜂场去。蜜蜂在分蜂箱里嗡嗡叫。我怕这些蜜蜂，把两只手藏在裤袋里。但是我很想看看蜂王，就跟着爷爷去了。

到了养蜂场上，爷爷走到一个挖空的圆木墩子[2]跟前，把槽弄好，然后打开分蜂箱，把蜜蜂抖落到槽里。蜜蜂顺着槽爬进木墩子里去，嗡嗡叫着，爷爷还用树枝扎的小帚赶它们。

“这就是蜂王！”爷爷用小帚指给我看，于是我看见一只长了一对短翅的长长的蜜蜂。它和其余的蜜蜂一起爬进去不见了。后来爷爷就摘下我的头罩，进屋去了。在屋里，他给我一大块蜜，我吃完这块蜜，弄脏了脸和手。我回到家，母亲对我说：

“爷爷疼你，又给你吃蜜了。”我说：“他给我吃蜜是因为我昨天帮他发现一窝蜜蜂里有新蜂王，今天我们一块儿把一群蜜蜂放进新巢里了。”

狗、公鸡和狐狸

（寓言）

狗和公鸡出去漫游。天黑以后，公鸡在树上睡了，狗就在树下露出地面的树根之间躺下来。公鸡到时候就打鸣儿。狐狸听见公鸡叫，跑到这里来，请公鸡下树，说是要向公鸡致敬，因为公鸡的嗓子好。公鸡说：“那得先把看门的叫醒，他睡在树根旁边。让他把门打开，我就下来。”狐狸去找看门的，只听得狐狸叫了一声，是狗跳起来把狐狸咬死了。

大海

（记叙文）

大海广阔而深邃，无边无际。太阳从海里升起来，又落到海里去。谁也没有到过海底，谁也不了解海底。不刮风的时候，大海是蓝色的，而且光滑。如果起风了，大海就激荡起来，不平坦了。波涛在海上起伏奔腾，你追我赶。它们聚拢来，互相碰撞着，溅起白色的泡沫。在这种时候，航船就像木片一样被海浪抛来抛去。不常到海上去的人是不常祈祷上帝的。

马和马夫

（寓言）

马夫把喂马的燕麦偷去卖掉，可是每天把马刷洗得干干净净。马就对他说：“如果你真想要我漂亮，那就别把我的燕麦卖掉。”

火灾

（纪实）

那是收获季节，农夫和农妇们干活去了，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某户农家留下一个老奶奶和三个小孙孙。奶奶生好了灶火，躺下来休息。几只苍蝇飞过来叮她。她用毛巾把头一蒙就睡着了。小孙女玛莎（她三岁）打开灶门，把烧红的煤炭拨在一块瓦片上，拿到穿堂里去。穿堂里堆着几捆麦秸，是农妇们用来打草辫[3]的。玛莎拿来煤炭，放在麦秸下面，然后去吹它。麦秸点燃了，她挺高兴，跑进屋里，牵着弟弟基留什卡（他一岁半，刚学会走路）走出来，对他说：“基留什卡，瞧我生的火。”这时候，麦秸已经烧得噼里啪啦响了。等到穿堂里灌满了烟雾，玛莎就吓得往屋里跑。基留什卡跌倒在门坎上，摔破了鼻子，大哭起来。玛莎把他拉进屋里，他们两个躲到板凳下面去了。奶奶什么也没有听见，只顾睡觉。大孩子万尼亚（他八岁）在外面。他看见穿堂里往外冒烟，就推门进去，穿过浓烟跑到屋里去叫醒奶奶。奶奶睡得糊里糊涂，忘了两个小的，连忙跑到别家去叫人。玛莎这时候坐在板凳底下不作声，只有小弟弟在哭喊，因为他的鼻子摔疼了。万尼亚听见他的哭声，看了看板凳底下，就对玛莎喊道：“快跑，要烧到你了！”玛莎往穿堂里跑，可那里又是烟又是火，走不过去。她折回来。这时候，万尼亚掀开窗子，叫她爬出去。等她爬出去以后，万尼亚就把小弟弟拖出来。小弟弟太重，而且不听哥哥的话。他一面哭一面推万尼亚。万尼亚摔了两交才把小弟弟拉到窗口，房门已经着火了。万尼亚把小弟弟的头塞到窗洞里，想把他推出去，可是小弟弟（他吓坏了）用两只小手抓住窗户不放。于是万尼亚对玛莎喊道：“拉他的头！”他自己从里面推。他就这样把小弟弟弄到外面，然后自己也跳出去了。

青蛙和狮子

（寓言）

狮子听见青蛙大声嚷嚷，吓坏了，以为是只巨兽在吼叫。它等了一等，却看见一只青蛙从沼泽中跳出来。狮子就把它一脚踩死了，说：“今后在看清楚以前，我决不再害怕了。”

大象

（寓言）

某个印第安人有一头大象。主人喂得不好，还要大象做许多事。有一次，大象一气之下踩了主人一脚。印第安人给踩死了。他的妻子哭着把几个孩子带到大象跟前，并且扔到它脚下，说：“大象！你踩死了父亲，那就把他们也踩死吧。”大象看了看孩子们，用象鼻把大孩子举起来，轻轻放在自己的脖子上。从此大象就听这个孩子的话，为他做事。

猴子和豆子

（寓言）

猴子抓了两把豆子。有一粒豆子掉了，猴子想拾起来，结果撒了二十粒。它又连忙去拾，却撒了一地。它很生气，就抛下所有的豆子跑了。

中国皇后西陵氏

（纪实）

中国轩辕黄帝有个爱妻西陵氏。黄帝想让全体百姓牢记他宠爱的皇后，就叫她去看蚕，并且对她说：“你学一学怎么利用这蚕，怎么养它，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了。”

西陵氏开始观察蚕，于是看到，它们停止活动以后，总是裹在网里面。她解开这网，纺成丝线，织了一块丝巾。后来她又发现，蚕生活在桑树上。她就采集桑叶来喂蚕。她繁殖了许多蚕，而且教会百姓养蚕。

自那以后五千年过去了，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记得西陵皇后，并且设节日纪念她。

蜻蜓和蚂蚁

（寓言）

秋天，一些蚂蚁见麦子受潮，就把麦子拿到外面去晾干。一只饥饿的蜻蜓来向它们乞讨食物。蚂蚁们问它：“夏天你怎么不备好食物呢？”它说：“那时候我忙着唱歌了。”那些蚂蚁取笑它说：“既然夏天你要玩儿，冬天你就跳舞吧。”

老鼠姑娘

（童话）

有个人在河边走，看见一只乌鸦叼着只老鼠。他扔了块石头去打乌鸦，乌鸦就把老鼠放了，老鼠掉进河里。那人把老鼠从河里捞出来，带回家去。他没有孩子，因此说：“唉，要是这只老鼠能变成个小姑娘就好啦！”老鼠果然变成了小姑娘。等小姑娘长大以后，那人问她：“你愿意嫁给谁？”小姑娘说：“我愿意嫁给世上最强的。”那人就去对太阳说：“太阳呀！我的女孩儿愿意嫁给世上最强的。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太阳说：“我不是最强的，乌云能遮住我。”

那人去对乌云说：“乌云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乌云说：“不对，我不是最强的，风能把我吹跑。”

那人去对风说：“风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风说：“我不是最强的，山能挡住我。”

那人去对山说：“山呀！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你最强。”山说：“大老鼠比我强，它能把我咬穿。”

于是那人去对大老鼠说：“大老鼠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大老鼠同意了。那人回家来对小姑娘说：“大老鼠最强，它能咬穿一座山，山能挡住风，风能吹跑乌云，乌云能遮住太阳。大老鼠愿意娶你。”但是小姑娘说：“唉！现在我怎么办？我哪能嫁给大老鼠啊！”于是那人说：“唉！要是我的女孩儿再变成老鼠就好了！”

小姑娘又变成了老鼠，而且嫁给了大老鼠。

母鸡和金蛋

（寓言）

有个人养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他想一下子多得些金子，就把母鸡宰了（他以为母鸡肚里有一大块金子）。其实这只母鸡跟所有的母鸡一个样。

小蛾子

（童话）

从前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婆子。他们无儿无女。一天，老头子出去耕地，老婆子在家烤饼。老婆子烤好了一堆饼以后说：

“要是我们有个儿子，他就能给他爹送饼去，现在我叫谁送去啊？”

忽然，从棉纱堆里爬出来一个小儿子，他说：“你好，娘！……”

老婆子说：“小儿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小儿子说：“娘，你把纺好的棉纱堆成一堆，我是从棉纱堆里出来的。我的名字叫小蛾子。娘，让我给爹送饼去吧。”

老婆子说：“你送得到吗，小蛾子？”

“我送得到，娘……”

老婆子拿一块包袱把饼包起来，递给小儿子，他提了包袱就往地里跑。

他走在地里的时候，有个土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大叫：“爹，爹，把我抱过去！我给你送饼来了。”

老头子在地里听见有人叫他，就走到儿子跟前来，把他抱过土墩去，并且问他：“小儿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啊？”小蛾子说：“爹，我是从棉纱堆里出来的。”然后把饼递给他爹。老头子坐下来吃饼，小蛾子又说：“爹，让我来耕地吧。”

老头子说：“你耕不动。”

小蛾子扶着犁耕起来。他一边耕地一边唱歌。

地主老爷坐着马车从这里经过，看见老头子坐着吃饼，而马却自个儿在耕地。他于是下车对老头子说：“老头子，你的马自个儿怎么会耕地啊？”

老头子说：“是我的孩子在那儿耕地，他还唱歌呢。”地主老爷走过去一点，就听见了歌声，也看见了小蛾子。

地主老爷说：“老头子！把你的孩子卖给我。”老头子说：“不行，我不能卖，我只有一个。”

可是小蛾子对老头子说：“爹，卖吧，我会逃回来的。”

老头子就把这孩子卖了，要价一百卢布。地主老爷给了钱，抱起孩子，把他裹在手帕中，放进衣袋里。地主老爷回到家，对他妻子说：“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他妻子说：“给我看看，是什么？”地主老爷从衣袋中掏出手帕，解开，可是手帕里什么也没有了。小蛾子早已跑回他爹那儿去了。

狼和老婆子

（寓言）

一只饿狼到处找食。它在村边听见一户农家有个小男孩在哭，一个老婆子说：

“你再哭我让狼吃了你。”

狼就不往前走了，站在这儿等啊等，看人家什么时候把孩子给它。天黑了，它还在等，忽然听见那老婆子又说：

“别哭，孩子，我不让狼吃你，只要狼一来，咱们就打死它。”

狼于是想：看来这个地方的人说的是一样，做的又是一样。它就离开了这个村子。

小猫

（纪实）

从前有兄妹二人，哥哥叫瓦夏，妹妹叫卡佳，他们养了一只猫。春天猫不见了。孩子们到处找它，可是找不着。有一天，他们在谷仓旁边玩耍，听见头上有尖细的猫叫声。瓦夏沿着扶梯爬到谷仓顶，卡佳就站在下面一个劲儿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吗？”瓦夏总不回答。最后瓦夏对她喊道：“找到了！我们的猫……下小猫了，多好看哪，快来看呀！”卡佳跑回家去，拿了牛奶，给猫送来。

小猫一共五只。它们长大一点以后，就从角落里爬出来。孩子们挑了一只灰毛白爪的带回家去。妈妈把其余的拿去送人，只留下这一只给孩子们。孩子们喂它，跟它玩，抱着它睡觉。

有一天，孩子们到大路上去玩，带着小猫。

风吹动了路上的一根麦秸，小猫跑去玩麦秸，孩子们看着它笑。后来孩子们在路边发现了酸模菜，都去采酸模菜，忘记了小猫。忽然，他们听见有人大声喊叫：“回来，回来！”他们这才看见有个猎人骑着马飞奔而来，他前面的两只狗发现了小猫，要抓它。小猫真笨，不知道逃跑，反而伏在地上，弓起脊背，定睛望着两只狗。卡佳被狗吓坏了，叫喊着跑开。瓦夏却飞快地向小猫奔去，和狗同时跑到小猫跟前。狗正想抓小猫，可是瓦夏扑在小猫身上，护住它。

猎人上前赶开了狗，瓦夏把小猫抱回家，再也不带它到野外去了。

有学问的儿子

（寓言）

儿子从城里回到乡下来看父亲。父亲说：“今天割草，你拿上草耙子跟我走吧，也好帮我一把。”可是儿子不愿意干活，他说：“我学了一肚子学问，把庄稼人的词儿都忘光了，什么叫草耙子啊？”他刚走到院子里，就一脚踩在草耙子上，被耙柄打了额头。这时候他想起什么叫草耙子了，摸着额头说：“是哪个蠢货把草耙子扔在这儿啦！”

农夫和马

（寓言）

农夫进城去买喂马的燕麦。他刚出村，马就要掉头往家走。农夫抽了马一鞭子。马向前走去，心里却在想：“这个傻瓜把我赶到哪儿去啊，不如回家好。”半路上，农夫看见马在泥泞中走得吃力，就转向石子路，可是那马却不肯走石子路。农夫又甩了一鞭子，拉了拉缰绳。马总算走到石子路上去了，可是心里想：“他何必把我赶到石子路上来，只会磨坏蹄子。在这儿走脚底下真硬。”

农夫来到小店门口，买了燕麦，转回家去。到家以后，他把燕麦拿出来给马吃。马一面吃一面想：“人类真愚蠢！就爱在我们面前自作聪明，其实他们还不及我们聪明。这人瞎忙些什么啊？东跑西跑，还赶着我。无论我们出门多少次，终归要回家来。倒不如一开始就待在家里，他可以在灶炕上坐着，我吃我的燕麦。”

姑妈讲强盗普加乔夫怎样给了她一枚银币

（纪实）

那时候我八岁，我们一家住在喀山省自己的村子里。我记得，父母亲惊惶不安，总提起普加乔夫。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出了个强盗叫普加乔夫。他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网罗了许多强盗，把贵族都绞死，把农奴都解放了。传说他带着一帮人马离我们不远了。父亲想到喀山城去，又不敢带我们小孩子同行，因为天气冷，路也不好走。那时候是十一月，路上不太平。于是父亲决定自己一个人同母亲去喀山城，答应从那边带几个哥萨克兵回来接我们。

父母亲走了，我们和保姆安娜·特罗菲莫夫娜留下来，大家住在底层的一个房间里。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正坐着，保姆抱着妹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摇晃着她，因为她肚子痛，而我在给布娃娃穿衣服。我们的女仆帕拉莎和诵经士的妻子坐在桌边喝茶聊天，说的都是跟普加乔夫有关的事。我一面给布娃娃穿衣服，一面听诵经士的妻子讲得热闹。

“我记得，”她说，“普加乔夫从四十俄里外来到我们附近一带地方，他把地主老爷吊死在大门上，把孩子们都杀光。”

“这些坏蛋是怎么把孩子们弄死的呢？”帕拉莎问。

“是这样，姑奶奶，伊格纳特奇讲过，他们拎起孩子们的小脚往屋角一扔。”

“得啦，你们就爱当着孩子的面讲，”保姆说，“卡坚卡[4]，睡觉去，到时候了。”

我正要去睡觉，忽然听见有人敲大门，狗都叫起来，许多人在乱喊。

诵经士的妻子和帕拉莎跑出去看，可是立即又跑回来，说：“是他！是他！”

保姆忘了妹妹肚子痛，把她扔在小床上，连忙跑去从大木箱里拿出一件小衬衣和一件小无袖长裙。她把我身上的衣服都脱掉，连鞋也脱了，给我穿上农家女的衣服，还给我系了一块头巾，说：

“当心，要是人家问，你就说你是我的外孙女。”

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楼上就响起皮靴踏地板的声音，像是来了许多人。诵经士的妻子米哈伊拉跑到我们这里来说：

“是他，他来了！叫宰羊。还要酒。”

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都给他。可是当心，别说有老爷的孩子。就说他们都走了，这个是我的外孙女。”

我们一夜没睡。不断有喝醉酒的哥萨克人到我们屋里来。

不过安娜·特罗菲莫夫娜并不怕他们。只要有人来，她就说：“要什么，亲爱的？我们小的小，老的老，没有什么合你们用的东西。”

哥萨克们就走了。

天亮前我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屋里有一个穿绿绒面皮大衣的哥萨克人，安娜·特罗菲莫夫娜正向他深深地鞠躬。

那哥萨克人指了指我妹妹，说：“这是谁的孩子？”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是我的外孙女。我女儿跟着老爷太太走了，把孩子留给了我。”

“这个小丫头呢？”他指了指我。

“也是我的外孙女，皇上。”

他伸出一个手指召唤我。

“过来，小乖乖。”我很害羞。

可是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

“去吧，卡秋什卡，别怕。”我就走过去了。

他拧着我的脸颊说：

“哟，小脸真白，将来准是个美人儿。”他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币，拣了一个十戈比的给我。

“拿去，记着皇上。”他说完就走了。

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喝光，弄坏，但是什么也没有烧掉，就走了。

父母亲回来以后，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安娜·特罗菲莫夫娜才好。他们给她解放证，可是她不要，后来就老死在我们家。从那以后，大家都戏称我为“普加乔夫的未婚妻”。普加乔夫给我的那枚十戈比银币，我至今还保存着。一看到它，我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善良的安娜·特罗菲莫夫娜。

大臣阿卜杜勒

（童话）

波斯国王有一个刚正的大臣，名叫阿卜杜勒。一天，他经过一座城市去觐见国王。城里的百姓正要造反。他们看见大臣来了，就把他包围起来，拉住他的马，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照他们的话去做，他们就要杀死他。有个人竟大胆地上前揪他的大胡子。

他们把大臣放走以后，大臣去到国王那里，恳求国王帮助百姓，不要因为他们侮辱大臣而惩罚他们。

第二天早上，有个小店主来求见大臣。大臣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来向你检举那个昨天侮辱了你的人。我认得他，他是我的邻居，名叫纳吉姆。请派人去把他抓来惩办！”

大臣让小店主回去了，并且派人传纳吉姆。纳吉姆猜到有人告发了他，胆战心惊地来到大臣面前跪下。

大臣扶他起来，对他说：“我传你来不是为了惩办你，而只是为了告诉你，你那个邻居不是好人。是他供出了你，以后你防着他一点。回去吧。”

小偷怎样暴露了自己

（纪实）

夜里小偷爬到商人的阁楼上来。他拿了皮大衣和布匹，正想下去，却咚的一声撞在椽子上。商人听见头顶上有响动，就把雇工叫醒，举着一支蜡烛要到阁楼上去。雇工睡得正香，他对商人说：“有什么可看的，没人，大概是猫儿吧。”商人还是到阁楼上去了。小偷一听见有人来，立刻把皮大衣和布匹放回原处，要找个地方藏身。他看见一大堆东西，不知是什么，其实那是一堆烟叶。小偷把烟叶扒开，钻到中间去藏好。于是他听见进来了两个人，他们边走边说话。商人说：“我听见有样挺重的东西响了一下。”雇工说：“什么东西会响啊，不是猫儿就是家神。”商人从烟叶堆旁边走过，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看来是我疑神疑鬼，什么人也没有，算了，走吧。”小偷听见他们走了，心里想：“现在我再拿上那些东西从窗口爬出去。”可是他忽然觉得鼻子里发痒，想打喷嚏。他捂住嘴，鼻子里却痒得更厉害了，忍不住打起喷嚏来。商人和雇工正要下去，听见屋角有人打喷嚏：“啊嚏！”两人又折回来，把小偷抓住了。

扛包

（寓言）

有两个人同行，各自肩上都扛着一大包东西。一个人一直扛下去，而另一个人常常停步，卸了肩上的重负，坐下来休息。但是他每休息一次都要重新提起那包东西，举到肩头上去。这样他就比那个一直扛下去的人更累。

果核

（纪实）

妈妈买了一些李子，想在饭后给孩子们吃。这些李子搁在一只盘子里。万尼亚从来没有吃过李子，所以不断地来嗅李子的味儿。他很喜欢，很想吃，就在旁边走来走去。等到屋里没有人的时候，他忍不住抓起一个李子吃了。快开饭的时候，妈妈数了数李子，发现少了一个。她告诉了爸爸。

吃饭的时候，爸爸说：“孩子们，有谁吃了一个李子吗？”孩子们都说：“没有。”万尼亚的脸涨得通红，他也说：“没有，我没有吃。”

于是爸爸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吃了李子，自然不好，不过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李子有核，万一他不会吃，把核吞了下去，过一天就会死去。我怕的是这个。”

万尼亚脸色煞白，说：“不，我把核扔到窗户外面了。”

大家哈哈大笑，而万尼亚却哭了。

两个商人

（寓言）

有个穷商人要出门，他把自己的全部铁器拿去寄存在阔商人家里。他回来以后，就到阔商人那里去要自己的铁器。

阔商人已经把他的全部铁器卖掉了，却托词说：“你的铁器可倒了霉了。”

“怎么啦？”

“我收在粮仓里，那儿的老鼠多得不得了，把铁器全啃光了。我亲眼看见它们啃来着。不信你去看看。”

穷商人没有争辩。他说：“看什么，不看我也信。我知道，老鼠向来是啃铁器的。再见。”说完就走了。

穷商人在街上看见一个男孩在玩，是阔商人的儿子。穷商人摸摸这孩子的头，把他抱起来，带回自己家里去了。

第二天，阔商人遇见穷商人，向他说起自己丢了儿子的悲哀，并且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听说？”

穷商人说：“当然看见了。昨天我刚从你家出来，就看见一只鹞鹰向你的孩子扑过去，把他抓走了。”

阔商人很生气，他说：“你还嘲笑我，真不害臊。有谁听说过，鹞鹰能把孩子抓走？”

“不，我不是嘲弄你。既然老鼠能吃掉一百普特[5]铁器，那么鹞鹰抓走孩子又有什么希奇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阔商人这才明白过来，他说：“老鼠没有吃掉你的铁器，是我卖了，我付给你双倍的钱。”

“既然是这样，那么鹞鹰也没有抓走你的儿子，我把他送还给你。”

圣哥达山的狗

（记叙文）

瑞士和意大利接壤。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横亘着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很高，上面的积雪终年不化。从瑞士去意大利要越过阿尔卑斯山脉，途中经过圣哥达山。在圣哥达山的峰顶有一座修道院，里面住着一些修士。他们向上帝祈祷，并且让旅人到他们那里去休息和住宿。山上总是阴沉沉的，夏天有雾，什么也看不见；冬天又有暴风雪，积雪深达五俄尺[6]。坐车和步行的旅人常常冻死在这样的暴风雪中。修士们养了一些狗。这些狗受过训练，能找到埋在积雪中的人。

有一次，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这条路来到瑞士。起了暴风雪，女人迷了路，坐在雪地里冻僵了。修士们带着狗出来，发现了女人和孩子。修士们让孩子暖和过来，而且吃饱了肚子。可是那女人已经死了。修士们就把她埋葬在修道院中。

一个农民讲他为什么爱他哥哥

我本来就爱我哥哥，又因为他替我去当兵，我就更加爱他了。事情是这样的。开始抽签了，我中了签，应该去当兵，可是我当时结婚才一个星期，舍不得离开新婚的妻子。

母亲大哭起来，她说：“小彼得怎么能去，他还小啊。”没有办法，只好准备行装。我妻子给我缝了衬衫，筹备了钱，第二天要进城去报到。母亲伤心地哭着，我呢，一想到自己要走心里就发紧，好像是去送命似的。

晚上，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准备吃晚饭。谁也吃不下去。我哥哥尼古拉躺在灶炕上，一句话也不说。我那新婚的妻子大声哭着。父亲气鼓鼓地坐在一边。母亲把粥端上来以后，谁也没有碰一下。于是母亲叫尼古拉下来吃饭。他从灶炕上下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走到桌边就坐，并且说：“妈，你别难过。我替小彼得去当兵好了，我比他大。也许不会出事。服完兵役我再回来。彼得，我不在家你要安慰父母，别亏待你嫂子。”我高兴极了，母亲也不伤心了，大家动手给尼古拉收拾行装。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想到哥哥要替我去当兵，心里又难受起来。我就说：“尼古拉，你别去，该我去我就去吧。”可是他一言不发地收拾他的行装。我也收拾我的行装。我们两人都进城去报到。他歇宿我也歇宿。我们都是棒小伙子，安心等着，我们不会被淘汰。哥哥看了看我，微微一笑，说：“得了吧，彼得，你回去。都别惦记我，我自己乐意去当兵。”我哭着回家了。现在，每想起哥哥，我真愿为他舍命。

拇指娃娃

（童话）

从前有个穷人，他有七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那个生下来只有拇指那样大。后来他长高了一点，也只比拇指略大些，因此大家叫他拇指娃娃。拇指娃娃虽然个子小，却很机灵。

父母亲越来越穷，最后弄到连孩子也养不起的地步。他们左思右想，决定把孩子们远远地带到森林中去，扔在那里，叫他们回不了家。当父母亲商量这事的时候，拇指娃娃并没有睡着，他都听见了。第二天早上，他第一个醒来，跑到小河边去拾了许多白石子，装满了几个衣袋。当父母亲带孩子们到森林中去的时候，拇指娃娃走在最后面，他一边走一边把衣袋里的石子一个个掏出来扔在路上。

父母亲把孩子们带进森林深处以后，就钻到树丛后面去，逃跑了。孩子们喊了一阵，不见有人来，都哭了。

只有拇指娃娃一个人没有哭。他用细细的嗓子说：“别哭了，我带你们走出去。”可是哥哥们的哭声太响，谁也没有听见他的话。等到他们听见了他的话，他就告诉他们，他一路扔了许多白石子，因此能把他们带出森林。哥哥们高高兴兴地跟他走了。拇指娃娃踩着白石子把哥哥们带到家门口。

不料就在父母亲把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的那一天，父亲得到了一笔钱。于是父母亲便说：“我们干什么把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啊？他们没活路了。现在我们手头有钱，又能养活他们了。”母亲哭起来，说：“唉，要是孩子们在跟前，那该多好啊！”拇指娃娃在窗外听见了，他说：“孩子们在这儿呢！”

母亲高兴极了，跑到台阶上来，七个孩子一个跟一个都进屋里去了。

他们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又像从前那样过起日子来，而且过得挺好。

可是钱用完了，父母亲又在一块儿商量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又决定把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扔在那里。

拇指娃娃又听见了。天刚亮，他就想悄悄到小河边去拣石子。他走到门边才发现，门闩上了。他想拔开门闩，可是怎么也够不着。

石子拣不成了，他就拿了一些面包，放在衣袋里，心想：“等父母带我们走的时候，我一路撒下面包渣，然后踩着面包渣把哥哥们领出森林。”

父母亲又把孩子们带进森林，扔在那里，拇指娃娃一路上撒了许多面包渣。

等到哥哥们哭起来的时候，拇指娃娃又保证把他们领出森林。

不过这回他却找不到路，因为鸟儿把面包渣吃光了。

孩子们在森林里乱走，直到天黑也没有找到路。他们哭着哭着就都睡着了。拇指娃娃第一个醒来，他爬到树上去，向四面张望，发现一座小木屋。他从树上爬下来，叫醒了哥哥们，把他们带到小屋门前。

他们敲了敲门，一个老婆子走到台阶上来，问他们要什么。他们说，他们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老婆子放他们进屋里去，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真可怜你们。我丈夫是吃人精。他要是发现你们，会把你们吃掉。我真可怜你们。快躲到床底下去吧，明天我再把你们放出来。”

孩子们吓坏了，全都爬到床底下去。忽然，他们听见有人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拇指娃娃从床底下向外一望，看见一个可怕的吃人精在桌边坐下，对老婆子嚷道：“拿酒来。”老婆子端上酒，吃人精喝了，又用鼻子嗅来嗅去，说：“我们家里怎么有人味儿呀！有人在你那儿藏着吗？”老婆子说，什么人也没有。可是吃人精越嗅越向这边靠近，终于来到床前。他伸手到床下去摸，抓住了拇指娃娃的一只小脚，于是喊叫起来：“啊，在这儿！”他把孩子们都拉了出来，高兴得手舞足蹈。接着他拿起一把刀，要宰孩子们，却被老婆子劝住了。老婆子说：“你瞧，他们又干又瘦。等我们再喂一喂，让他们长得嫩一点，吃起来更可口。”吃人精听了她的话，吩咐给孩子们吃东西，让他们跟他的小女儿们在一处睡。

吃人精有七个女儿，跟拇指娃娃他们七兄弟一般大。七个小女孩躺在一张床上睡觉，每个小女孩头上都有一顶小金帽。拇指娃娃注意到了这一点。等吃人精和他妻子一走，拇指娃娃就悄悄地把小金帽从吃人精的女儿们头上摘下来，戴到自己和哥哥们头上，而把自己的和哥哥们的帽子戴到小女孩们头上去。

吃人精喝了一夜酒，他喝足了酒，又想吃了，于是起身向拇指娃娃他们七兄弟和七个小女孩所在的房间走来。他走到男孩子们跟前，摸了摸他们头上的小金帽，说： “嘿，我醉醺醺的差点把自己的女儿宰了。”于是他扔下男孩子们，走到女儿们跟前去，摸了摸她们头上的软帽子，把她们一个个都杀死，然后睡着了。

这时候拇指娃娃就把哥哥们叫起来，开了门，一起跑到森林里去。

孩子们走了一夜又一天，还是走不出去。

吃人精早上醒来，发现他杀死的不是别人的孩子，而是自己的孩子，就穿上他的七里[7]靴，跑到森林里去找男孩子们。

七里靴是一种魔靴，穿上它一步能跨七里。

吃人精找啊找，没有找着，却在离男孩子们很近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而且睡着了。

拇指娃娃看见吃人精睡着了，偷偷地跑到他身边去，把他衣袋里的金子抓出一把，分给哥哥们。拇指娃娃又悄悄地脱下吃人精的七里靴，穿在自己脚上，叫哥哥们紧紧地手拉着手，并且抓住他。于是他飞快地跑起来，不一会儿就出了森林，找到了家。

他们到家以后，把金子都交给了父母亲。父母亲成了富人，再也不叫孩子们离开家了。

[1]1俄寸合4.4厘米。

[2]俄国农民把圆木砍成一个个木墩子，中间挖空，用来做蜂房。

[3]草辫用来绑麦捆。——作者注

[4]卡坚卡和下文中的卡秋什卡都是叶卡捷琳娜这个正名的小名。

[5]1普特合16.38公斤。

[6]1俄尺合0.71米。

[7]指俄里。

选自《俄语读本第二册》

小姑娘和蘑菇

（纪实）

两个小姑娘采了蘑菇回家去。

她们要过一条铁路。

她们想，火车还远着呢，于是爬上路基，准备穿越轨道。

忽然传来火车的隆隆声。小姐姐赶快折回来，小妹妹却跑到铁路那边去了。

小姐姐对小妹妹喊道：“别往回走！”

可是火车已经近了，响声太大，小妹妹没听清楚，以为小姐姐叫她往回走。她就往回跑，绊倒在轨道上，蘑菇撒了一地，她还去拣蘑菇。

火车离得很近了，司机拼命鸣笛。

小姐姐喊道：“别拣蘑菇！”可是小妹妹以为小姐姐叫她拣蘑菇，就顺着铁路爬去。

司机刹不住车。火车呜呜地吼着从小妹妹身上开过去。小姐姐哭啊，喊啊。乘客们都从车窗里向外张望，列车员跑到车尾去，看小妹妹究竟怎么样了。

火车过去以后，大家看见，小妹妹趴在两根铁轨之间，一动也不动。

等火车走远了，小妹妹才抬头，纵身跪起来，捡了蘑菇，跑到小姐姐那里去了。

披着狮皮的驴

（寓言）

一头驴披上一张狮皮，大家都以为它是狮子。人畜都跑开了。一阵风刮来，把皮吹开，露出了驴的原形。人们就聚拢来把驴宰了。

草上的露珠

（记叙文）

晴朗的夏日清晨，走到树林里，你会看到，林间空地的小草上有一粒粒钻石。这些钻石在阳光下闪烁，变幻着种种色彩：有黄，有红，有蓝。如果走近一些，仔细看看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那是收聚在呈三角形的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

这种草叶有一层纤毛，像天鹅绒一样。露珠在草叶上滚来滚去，不会濡湿它。

如果你不小心扯下一片带露的草叶，露珠就会像亮晶晶的小球似的落到地上，你甚至看不见它怎样在草茎旁一闪而过。有时候，摘下这样一片碗儿似的叶子，慢慢端到嘴边，喝掉那上面的露珠，你会觉得它比任何饮料都更甘美。

母鸡和燕子

（寓言）

母鸡发现几个蛇蛋，就蹲在上面孵起来。燕子看见了，说：

“真蠢！你把它们孵出来，它们长大了以后首先要伤害的就是你。”

印第安人和英国人

（纪实）

印第安人在打仗的时候俘虏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把他绑在树上，要杀死他。

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说：“你们别杀死他，把他交给我吧。”

那个英国人就到了老印第安人手里。

老印第安人给英国人松了绑，把他带到自己的窝棚里去，给他吃饱了，还安排他在那里宿夜。

第二天清早，老印第安人叫英国人跟他走。他们两人走了很久，一直走到离英国军营不远的地方，老印第安人才说：

“你们的人杀了我的儿子，而我救了你的命。现在你回到自己人那边去吧，以后再来杀我们好了。”

英国人很惊讶，他说：“你何必嘲弄我？我知道，我们的人杀了你的儿子，你快点把我杀了吧。”

老印第安人却说：“当别人要杀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因此对你产生了怜悯心。我不是嘲弄你，现在你回到自己人那边去，想再来杀我们就来吧。”于是老印第安人放走了英国人。

老鹿和小鹿

（寓言）

有一次，小鹿对老鹿说：

“爸爸，你的个子比狗大，跑得比他快，还有两只大犄角用来自卫，你为什么这样怕狗啊？”

老鹿笑道：

“孩子，你说得对。只可惜，一听见狗叫，我还来不及想就逃。”

背心

（纪实）

一个乡下人做生意发了财，成了头号大财主。他家里有几百个伙计，连他们的名字他也叫不全。

有一天，这个商人丢失了两万元钱。老伙计们搜查了一番，抓到了偷钱的人。

一个老伙计前来禀告商人：“我找到偷钱的人了。应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商人问：“是谁偷的呢？”这个老伙计说：

“伊万·彼得罗夫，是他自己承认的。”

商人想了一想，说：“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

老伙计很惊讶，他说：“怎么能宽恕啊？这样一来别的伙计会跟着学，你的财产就要给偷光。”商人说：“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因为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是我的伙伴。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结婚礼服，他把自己的背心拿来给我穿了。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

于是伊万·彼得罗夫得到了宽恕。

狐狸和葡萄

（寓言）

狐狸看见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挂在那里，想方设法要吃进嘴去。

它费了半天劲，可就是够不着。为了平服一肚子的丧气，狐狸说：“还青着呢。”

走运

（纪实）

人们来到一个有许多宝石的岛上。大伙儿都想多找一些。他们吃得少，睡得少，一个劲儿地干。有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干，待在那里只顾吃、喝、睡觉。大伙儿准备回家的时候，叫醒了那人，对他说：“你带什么回家去啊？”那人立刻从脚下抓了一把泥土，放进行囊中。

到家以后，那人从行囊中拿出他的泥土，在其中发现一块宝石，比别人的宝石加在一起还要值钱。

女仆和公鸡

（寓言）

每天天还不亮，只要公鸡一叫，女主人就把女仆都唤醒，差她们去干活。女仆们觉得很辛苦，于是想宰掉公鸡，省得它为女主人打鸣儿。公鸡宰了，女仆们却更加辛苦，因为女主人怕睡过头，又把叫她们起床的时间提前了。

渔夫和小鱼

（寓言）

渔夫捉到一条小鱼。小鱼说：

“渔夫，放我回水里去吧。你看，我太小，给你的好处不大。你放了我，等我长大你再来捉，那时候你得到的好处会大一些。”

渔夫说：

“放过手中的小利去等大利的人是傻瓜。”

触觉和视觉

（说明文）

你把中指搭在食指上，再拿一个小球，让它从这两根搭在一起的手指间滚过，并且闭上眼睛不看。你会觉得有两个球滚过。你睁开眼睛才发现，其实是一个球。手指使你产生了错觉，而眼睛纠正了错觉。

当你望着（最好是从一侧）一面质地好而又光洁的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窗户或者门，后面有东西。你用手指摸一摸才发现，其实是一面镜子。眼睛使你产生了错觉，而手指纠正了错觉。

狐狸和公山羊

（寓言）

公山羊渴了，从峭壁上下来，走到井边，喝了许多水，身子变得沉甸甸的。它想再登上峭壁，却爬不动了。于是它吼叫起来。狐狸看见了，说：

“这个糊涂虫！如果你脑袋里的智慧像你那大胡子里的胡须一样多，你在下来之前就会先想一想，回头怎么上去。”

乡下人怎样搬掉大顽石

（纪实）

某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块大顽石。这石头很占地方，妨碍交通。于是请来了一些工程师，问他们怎样才能搬掉它，需要花多少钱。

一个工程师说，必须用火药把它炸碎，然后一点一点地运走，这样做要花六千卢布。

有个乡下人却说：“我能搬掉，只要一百卢布。”

人家问他怎么做。他说：“我在石头边上挖一个大坑，把挖出来的土堆在广场上，让石头陷进大坑里去，再把坑填平。”

乡下人就这样做了，最后人家付给他一百卢布工钱，外加一百卢布，奖励他想出了这条妙计。

狗和它的影子

（寓言）

一只狗从独木桥上过一条小河，嘴里衔着一块肉。它看见河水映出它的倒影，以为是另一只狗衔着一块肉，就扔下自己的，扑上去抢那只狗的。其实那块肉根本不存在，而它自己的肉却让河水冲跑了。

结果它什么也没有了。

沙河和顿河

（童话）

伊万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沙·伊万内奇，一个叫顿·伊万内奇。沙·伊万内奇是哥哥，他的力气大些，个子也高些。顿·伊万内奇是弟弟，他的个子矮些，力气也小些。父亲给他们各指了一条路，要他们听从。沙·伊万内奇不听父亲的话，没有走父亲指的那条路，走偏了，结果失踪了。顿·伊万内奇听父亲的话，按父亲的指点往前走。他穿过整个俄罗斯，并且出了名。

在图拉省叶皮凡县有个“伊万湖”村，村中真有一个湖。从湖里流出两条小河，朝不同的方向流去。一条小河窄得可以一步跨过去，名叫顿河。另一条小河比较宽，名叫沙河。

顿河一直向前，越走越宽，沙河却转来转去。

顿河穿过整个俄罗斯，流入亚速海。河里有许多鱼，河上可以走平底货船和轮船。

沙河动摇不定[1]，没有走出图拉省就流到乌帕河里去了。

鹤和鹳

（寓言）

农夫张了网要捕鹤，因为它们毁坏庄稼。有几只鹤落网，其中还夹着一只鹳。

鹳于是对农夫说：

“你放了我吧，我不是鹤，而是鹳。我们鹳可是最高贵的鸟类，我就住在你父亲家里。单看我的羽毛就知道我不是鹤。”

农夫说：

“我抓鹤的时候抓到了你，我也要在宰鹤的时候宰掉你。”

断案山

（童话）

在普斯科夫省波罗霍夫县有一条小河，叫断案河，两岸有两座山隔河相望。

从前，在其中的一座山上有个小镇，叫维什戈罗德，而另一座山是斯拉夫人断案的地方。据老辈人说，古时候这座山顶上有从天上吊下来的一根铁链子，有理的人伸手够得着它，无理的人够不着。有一个人借了钱以后赖账。人们把他和债主带到断案山上来，叫他们去够铁链子。债主一伸手就够着了，然后轮到欠债人去够。欠债人并不回避，只是把自己的手杖交给债主拿着，以便腾出两只手去够链子。他伸出两只手，竟够着了链子。大家很惊讶：怎么，两个人都有理吗？原来欠债人的手杖是空心的，里面藏着他借去却又抵赖的那笔钱。当他把装着钱的手杖交给债主拿的时候，他同时也交出了钱，所以够得着链子。

他用这个办法骗过了众人。但是从此链子就升上天去，再也不下来了。老辈人是这样讲的。

葡萄园主和他的儿子们

（寓言）

葡萄园主要把园艺教给儿子们。他临终的时候把儿子们叫来，对他们说：

“孩子们，等我死后，你们到葡萄园里去找一找，看那里埋藏着什么。”

儿子们以为园里有宝藏，等父亲一死，他们就去掘地，把整个园子都翻了一遍。宝藏没有找着，园里的泥土却翻得很松，葡萄结得比过去多很多，儿子们都成了富翁。

猫头鹰和野兔

（寓言）

天黑了。猫头鹰在林中峡谷上边飞来飞去，寻找食物。

一只大灰兔跳到林间空地上来，开始梳洗。老猫头鹰看了大灰兔一眼，落在一根树杈上。小猫头鹰问：“你怎么不去抓兔子啊？”老猫头鹰说：“我抓不动，那灰兔太大。你要是抓住他，他会把你拖到密林中去。”可是小猫头鹰说：“我用一只爪子抓住他，另一只爪子赶紧拉住树干。”

于是小猫头鹰冲下去抓野兔，把一只爪的尖利趾甲全部扎进野兔的脊背里，另一只爪准备去拉住树干。这时野兔把它一拖，它这另一只爪的趾甲就扎进树干中去了，可它心里还想：“你跑不了啦！”野兔一蹿，把小猫头鹰撕成了几块，它的一只爪留在树干上，另一只爪还在野兔背上。第二年，有个猎人打死了这只野兔。他惊讶地发现，这野兔背上长着一只猫头鹰爪。

狼和鹤

（寓言）

狼被骨头卡住了喉咙，咳不出来，于是把鹤叫到跟前，说：

“鹤，你的脖子挺长，请你把头伸到我的喉咙里去取那块骨头，我一定奖励你。”

鹤把头伸进去，拔出了骨头，然后说：

“奖励我吧。”

狼却把牙咬得咯咯响，说：

“你把头伸进我嘴里的时候，我没有咬掉你的头，你还嫌奖励得少吗？”

老鹰

（纪实）

老鹰在离海很远的一株大树上做了窝，孵出几只小鹰。

一天，当人们在这株树附近干活的时候，老鹰抓着一条大鱼飞回来。人们看见了鱼，就把树团团围住，向老鹰喊叫，扔石头。

老鹰把鱼失落了，人们拣起来拿走了。

老鹰蹲在窝边上，小鹰们仰着头向它吱吱地叫嚷，要吃食。

老鹰累了，无力再飞到海上去。它走进窝里，用翅膀盖住小鹰，爱抚它们，为它们整理羽毛，好像是求它们等一等。可是老鹰越是爱抚它们，它们叫得越厉害。

于是老鹰离开它们，到一根高枝上去蹲着。

小鹰们叫得更可怜了。

忽然，老鹰自己大叫了一声，张开翅膀，艰难地向海边飞去。它很晚才回来，飞得很轻，很低，脚爪中又有一条大鱼。

当它飞近大树的时候，它先回头望了望，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人，然后连忙收了双翼，落到窝边上。

小鹰们抬起头，张开嘴。老鹰把鱼撕碎，给小鹰们吃饱了。

鸭子和月亮

（寓言）

一只鸭子在河面上游来游去地找鱼，花了一天工夫也没有找着一条。黑夜降临以后，它看见月亮的倒影，以为是鱼，就一头钻进水里去捉。别的鸭子看见了，都嘲笑它。

从此这只鸭子又羞又怕，即使看见水下有鱼也不去捉，最后饿死了。

狗熊坐大车

（寓言）

耍熊的人带着狗熊来到一家小酒店。他把狗熊拴在大门口，自己进去喝酒。驿马夫赶着一辆三驾马车也来到这家酒店。他把辕马挽了挽，也进屋里去了。驿马夫的车上有白面包。狗熊闻见那里有白面包，就挣断绳子走过去，爬上车，在干草中寻找。拉车的马回头看了看，举步朝大路上慢慢走去。狗熊用两只前掌抓住两边的车板，不知道该怎么办。三匹马越走越起劲。狗熊抓住两边的车板，只把脑袋一左一右地摇晃着。三匹马越往后看跑得越快，下了山又上山……沿途的车辆躲也躲不及。三匹马跑得浑身冒汗，车上坐着狗熊，它抓住两边的车板，左顾右盼。狗熊看到事情不妙，马会叫它送命，就咆哮起来，马却跑得更快了，跑啊跑，一直跑回村里去。人们都在张望，什么事跑得这么急。三匹马闯入大门，进了自家的院子。婆娘一看，怎么回事？当家的把这车赶得不像样，准是喝醉了。婆娘从屋里走到外面来，可是从大车上往下爬的却不是当家的，而是狗熊。狗熊下了车就落荒而逃，跑进树林子里去了。

灰尘中的狼

（寓言）

狼想从羊群中抓一只羊，就向下风走去，好让羊群扬起的灰尘吹到它身上来。

看羊狗发现了，对它说：

“狼啊，你在灰尘中走真是白受苦，会得眼病的。”

狼说：“狗兄弟，倒霉的是，我的眼睛早就有病。听说，用羊群扬起的灰尘治眼病效果可好啦。”

柳树

（纪实）

复活节[2]，有个农民出去看解冻了没有。

他走进菜园，用木橛子戳了戳地面。土已经饧了。他又到林子里去。林子里的柳树已经吐蕾。他于是想：“要是我在菜园四周种上柳树，它们长大了就能护园！”他拿起一柄斧子，砍倒十棵柳树，把大头削尖，插进地里。

十棵柳树都朝上长出嫩芽和叶片，地下部分也长出同样的嫩芽代替树根，其中有的牢牢抓住泥土，成活了；有的抓得不牢，就死了，倒在一边。

这年秋天，农民高兴地看到，他插的柳树活了六棵。第二年春天，绵羊啃死了四棵，只剩下两棵了。第三年春天，这两棵也被绵羊啃死，其中的一棵简直就不见了，另外一棵却缓过来，开始生根，长成了一棵树。每年春天，蜜蜂在枝条间嗡嗡地飞。分群季节，常有蜂群来树上做巢，被村民们摘去。村夫村妇常在树下吃饭睡觉，孩子们爬上爬下，折它的枝条。

种柳的农民早已死去，树却一直在生长。他的大儿子两次砍了枝条当柴烧，而树仍旧在生长。人们把它四周的枝条砍去做坭心，可一到春天它又发出新枝来，虽是细细的，却比原先更多，就像马驹的额鬃一样。

大儿子不再当家了，村子也迁移了，可是柳树还在空地上生长。外村的农民来砍它的枝条，它继续生长。雷电的火烧了它，它的旁枝缓过来，继续生长，开花。有个农民想把它砍去做槽子，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木质太朽。老树向一侧倒下去，就靠这一侧的枝子活着，继续生长，年年有蜜蜂飞来采它的花粉。

有一天，是早春时节，一群孩子到这棵树下来放马。他们觉得身上冷，就动手点篝火，把麦茬、艾草、干树枝堆成一堆。一个孩子还爬到树上去，折了许多枝条。他们把这些东西塞进树洞里，点燃了。老树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树脂冒泡，浓烟往上升，火蔓延开来。树心全烧黑了。新的嫩芽打起了皱，花也萎了。孩子们赶着马回家去了。烧焦的柳树独自留在野地里。一只大黑乌鸦飞来，栖在死树上，对它喊道：“怎么，断气了，老东西，早就到时候啦！”

粮仓下的老鼠

（寓言）

一只老鼠住在粮仓下面。粮仓的地板上有一个小洞，谷粒就从这个小洞里漏下去。这只老鼠日子过得挺好，就想夸耀一番，于是把那小洞啃大，请别的老鼠来做客。

“上我那儿去玩玩吧，”这只老鼠说，“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全都吃得上。”等别的老鼠来了才发现，洞已经没有了。农夫看见地板上有个大洞，就把洞堵上了。

老狼怎样训练小狼

（故事）

一天，我在路上走，听见背后有人叫喊。是个牧童在叫喊。他穿过田地向前跑去，同时用手指着什么。

我一看，发现两只狼在田里奔跑，一只是老狼，一只是小狼。小狼背着一只死羊羔，还用嘴咬住这羊羔的一条腿。老狼跟在后面。

我发现狼以后，就和牧童一起去追，我们两人齐声叫喊。几个农民带着狗应声赶来。

老狼看见来了许多狗和人，立刻冲到小狼身边，夺下那只羊羔，背在自己背上，一老一小便跑得更快，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时牧童才讲了事情的经过：从山沟里忽然跳出一只老狼，它抢去一只羊羔，咬死以后就背走了。

迎面跑来一只小狼，它向羊羔直扑过去。老狼把羊羔交给小狼背，自己轻身在一边跑。

直到后来情况危急，老狼才停止训练，接过羊羔亲自背走了。

野兔和青蛙

（寓言）

有一次，一些野兔聚在一起哀叹它们的日子不好过，说：“碰见人，碰见狗，碰见鹰，碰见别的野兽，我们都活不成。与其心惊胆战地苦苦度日，倒不如一死了之。咱们投河自尽吧！”

于是野兔们跑到湖边，准备溺死自己。青蛙听见野兔来了，连忙噗通噗通跳下水去。一只野兔说：

“朋友们，且慢！我们先别溺死自己吧。瞧，青蛙的日子显然比我们的日子更难过，它们连我们都害怕哩。”

姑妈讲她养过一只小麻雀

（故事）

一只麻雀在我们家的百叶窗外做了窝，下了五个蛋。我们几姊妹眼看着这麻雀把麦秸和羽毛一点一点衔来做窝。后来它下了蛋，我们高兴极了。它再也不去衔草衔毛了，而是蹲在窝里孵蛋。还有一只麻雀，家里人说是这一只的丈夫，给妻子衔来蚯蚓，喂它吃。

过了几天，我们听见百叶窗外有吱吱的声音。我们往麻雀窝里一看，发现那儿有五只没翅膀没毛的光秃秃的小雀，它们的嘴又黄又软，头倒挺大。

我们觉得这些小雀很难看，就不再对它们感兴趣了，只是偶尔去看看它们在做什么。雀妈妈常常飞出去找食。它一回来，小雀们就吱吱地叫着张开小黄嘴，由雀妈妈把蠕虫啄碎了分给它们吃。

一个星期以后，小雀大了一点，身上长出一层绒毛，变得好看些了，于是我们又常常去看它们。一天早晨，我们走到窗口去看我们的麻雀，发现老雀死在百叶窗旁。我们猜想，准是天黑以后它栖在百叶窗上睡着了，被关窗户的人夹死的。

我们拾起老雀，扔到草丛里。小雀们吱吱地叫着从窝里伸出头来，张开小嘴，但是谁来喂它们食啊？

大姐说：“瞧，它们没有妈妈了，没人喂它们吃食啦，咱们来喂它们吧！”

我们高高兴兴地去拿来一个盒子，在里面垫一层棉絮，然后把小雀连窝一起放进盒子里，端到楼上我们的房间去。我们挖了许多蚯蚓，用牛奶泡了许多面包，拿去喂小雀。它们吃得很好，不时地甩它们的头，在盒子边上擦嘴，大家都觉得好玩极了。

我们就这样喂了一整天，喜欢得不得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去看，发现最小的一只雀儿死了，它的脚爪被棉絮缠住。我们就把它扔了。为了不让别的雀儿再被缠住，我们把棉絮都拿出来，换上青草和苔藓。傍晚，又有两只雀儿竖起羽毛，张开小嘴，闭上眼睛死了。

两天以后，第四只也死了，只剩下一只。家里人说，是我们把它们撑死的。

大姐为她的小雀们流下了眼泪，剩下的最后一只她要一个人喂，我们只在旁边看。这第五只小雀既健康又活泼，我们叫它“跳跳”。

“跳跳”活了很久，长到会飞，而且听得懂它的名字。

有时候，大姐一叫：“跳跳！跳跳！”它立刻飞过来蹲在大姐的肩膀上，头上，或者手上，大姐就喂它吃食。

后来它长大了，自己去找食吃了。它住在楼上我们的房间里，有时从窗户里飞出去，但总是回到盒子里来过夜。

一天早晨，它没有从盒子里飞出来。它的羽毛是湿的，而且全都竖着，就像别的雀儿垂死的时候那样。大姐寸步不离地照料“跳跳”，但是“跳跳”不吃也不喝。

它病了三天，在第四天死去。当我们看到它蜷曲起两只小脚爪仰面躺着死去的时候，我们三姊妹都大哭起来，以至惊动了母亲。她跑上楼来问，出了什么事。她一进门就看见桌上的死雀，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伤心。大姐几天吃不下饭，也不玩，只是流泪。

我们用最好的布头把“跳跳”包裹了，放进一只木匣里，拿到花园中去，挖个坑把它埋了。我们还修起一个小坟冢，安放了一小块石碑。

三个白面包和一个面包圈儿

（寓言）

一个农夫肚子饿了。他买了一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他又买一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他买了第三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随后他买来几个面包圈儿，刚吃下一个肚子就饱了。于是农夫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

“我真笨！干吗冤枉吃这么多白面包？开头我就该吃一个面包圈儿！”

一千枚金币

（纪实）

一个阔佬想拿出一千枚金币给穷人，但是不知道给哪些穷人好。

他跑去对神父说：“我想给穷人一千枚金币，可是不知道该给谁。请您拿去照您的意思布施吧。”

神父说：“钱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给谁，说不定我给这个人多了，给那个人少了。请您告诉我，您的钱究竟给什么样的穷人，每人给多少。”

阔佬说：“如果您不知道该给谁，那么上帝知道。谁是第一个到您这儿来的穷人，您就把钱给他。”

这个教区有一个穷人，他孩子多，自己又有病，不能去做工。有一次，他念《诗篇》念到这样一句话：“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3]

这个穷人心里想：“我被上帝抛弃了！可是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让我去问问神父，《圣经》里的话怎么说得不对啊？”

他就到神父那里去了。

神父看见他来了，说：“这穷人头一个到我这儿来。”于是把阔佬的一千枚金币都给了他。

彼得大帝和庄稼汉

（纪实）

彼得大帝乘车出行，在树林里碰见一个庄稼汉。那汉子正在砍柴。

皇上对他说：“上帝保佑你！”

庄稼汉说：“我真得有上帝保佑才行呢。”

皇上问：“你家人口多吗？”

“我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

“那么你家人口不多。你的钱怎么花啊？”

“我的钱分三份儿花，一份儿还债，一份儿放债，一份儿往水里扔。”

皇上想了一想，不明白庄稼汉说的还债、放债、往水里扔是什么意思。

庄稼汉说：“还债是养爹娘，放债是养儿子，往水里扔是养闺女。”

皇上于是说：“你真聪明，老头儿。你领我出林子吧，我找不着路。”

庄稼汉说：“你自己能找着路：往前走，接着往右拐，接着往左拐，再往右。”

皇上说：“这学问我不懂，还是你带路吧。”

“老爷，我没工夫带路，我们农民的一天工夫可值钱啦。”

“值钱，我给你钱好了。”

“你给钱，咱就去。”

他二人坐上单轴双轮马车走了。

路上彼得大帝问庄稼汉：

“你出过远门吗？”

“到过一些地方。”

“见过皇上吗？”

“皇上可没见过，应该看一看。”

“那好，一出林子你就要看见皇上了。”

“我怎么认得出来呢？”

“大家都不戴帽子，只有皇上一个人戴帽子。”

他二人出了林子，来到田野上。老百姓见皇上来了，都摘下帽子。庄稼汉瞪大了眼睛，可就是看不见皇上。

他于是问：“皇上在哪儿啊？”

彼得大帝对他说：“你看，只有我们两个戴帽子，总有一个是皇上吧？”

疯狗

（纪实）

某地乡绅进城买了一只小猎犬，放在皮大衣袖筒里带回乡下来。他太太见了很喜欢，就把这小狗留在上房喂养。小狗渐渐长大，取名“小友”。

小友跟着老爷去打猎，还看家，和孩子们玩。

有一天，花园里来了一只大狗。这只大狗沿着小径一直向前跑，垂下尾巴，张开大嘴，淌着口水。当时孩子们正在花园里。

老爷一见这狗就喊叫起来：

“孩子们！快回去，这是疯狗！”

孩子们听见了父亲的话，可是没有看见疯狗，偏偏迎着疯狗跑去。疯狗正要扑到一个孩子身上，小友及时赶到，和疯狗厮打起来。

孩子们跑开了，小友进屋的时候却尖声叫着，脖子上有血迹。

十天以后，小友便恹恹的，不吃也不喝，而且咬小狗崽子。小友就被关在一间空屋子里了。

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小友关起来，偷偷地跑去看它。

孩子们打开房门，唤着小友的名字。小友冲出来，几乎把他们绊倒。它跑到屋外，躺在园中矮树丛下。太太看见了，就叫它，它不答理，不摇尾巴，也不瞧太太一眼。小友的眼睛是浑浊的，而且淌口水。太太把老爷叫来，对他说：“你快去！不知是谁把小友放出来，它已经疯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办法吧。”

老爷拿起一支枪，朝小友走过去。他向小友举起枪来，可是手抖得厉害。他放了一枪，没打中脑袋，却打中了臀部。

小友尖声叫起来，而且拼命挣扎。

老爷再走近些，想仔细看看小友怎么样了。

小友的臀部全是血，两只后腿也断了。

它爬到老爷跟前，舔老爷的脚。老爷浑身打颤，哭着跑回屋里去了。

于是叫来一个猎人，他用另一支枪把狗打死，然后拉走了。

两匹马

（寓言）

两匹马各拉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走得很好，而后面的一匹常常停下来。于是人们把后面一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一辆车上去。等到后面那辆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便轻快地前进，并且对前面那匹马说：

“你辛苦吧，流汗吧。你越是努力干，人家越是要折磨你。”

他们来到车马店的时候，主人说：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干吗？不如好好地喂一匹，把另一匹宰掉，总还能拿到一张皮吧。”

他就这样做了。

狮子和小狗

（纪实）

伦敦展览野兽，向参观的人收钱或要猫狗来喂养这些野兽。

有一个人想参观，便从街上抓了一只小狗带到动物园来。人家让他进去了，小狗则被扔到狮笼里给狮子吃。

小狗夹着尾巴缩在笼子的一角。狮子走过去嗅它。

小狗仰面躺下，向上举起四肢，开始摇尾巴。

狮子用一只爪子碰了碰小狗，把它翻转来。

小狗一纵身，用后腿直立在狮子面前。

狮子望着小狗，把头摆来摆去，没有伤害它。

当园主把肉扔给狮子吃的时候，狮子撕下一块留给小狗。

晚上，狮子躺下睡觉，小狗就卧在狮子身边，而且把头搁在它的一只爪子上。

从此这小狗和狮子在一个笼子里生活。狮子只吃饲料，不伤害小狗。狮子跟小狗睡在一起，有时还跟它玩。

一天，有位老爷来到动物园，发现了他的小狗。他说，这小狗是他的，请园主还给他。园主想还给他，可是当人们呼唤小狗，要把它从笼子里抱出来的时候，狮子竟竖起背上的鬃毛吼叫起来。

狮子就这样和小狗在一个笼子里生活了整整一年。

一年以后小狗患病死去。自从小狗患了病，狮子就不吃东西，总去嗅它，舔它，用爪子推它。

等到狮子明白小狗已经死了，它突然纵身一跳，竖起背上的鬃毛，用尾巴左右鞭打自己的身子，往笼壁上撞，还去啃门栓和地板。

狮子整天在笼子里折腾，吼叫，最后躺在小狗的尸体旁边不动了。园主想把小狗的尸体拖出去，可是狮子不让任何人靠近。

园主想，如果另外给狮子一只小狗，狮子就会忘记自己的悲哀。他放了一只活的小狗到笼子里去，可是狮子立刻把这只活狗撕成几块。它用脚爪抱着那只小狗的尸体一连躺了五天。

第六天，狮子也死了。

平分遗产

（寓言）

某商人有两个儿子。父亲偏爱大儿子，想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他。母亲疼爱小儿子，求父亲不要过早地向儿子们宣布如何析产。她想给两个儿子分得均匀一点。商人听了妻子的话，没有宣布自己的决定。

一天，母亲正坐在窗口垂泪，有个香客走来，问她为什么哭泣。

她说：“我怎能不哭啊？两个儿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可是做父亲的要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什么也不给。我求我丈夫先别向儿子们宣布自己的决定，等我想出办法帮助小儿子再说。但是我没有私房钱，不知道怎么办。”

香客说：“这事好办。你去对两个儿子说，大儿子要得到全部财产，小儿子什么也没有。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就会一样多了。”

小儿子听说什么也不给他，就到异乡去学手艺，念书。大儿子在父亲身边生活，什么也不学，因为他知道，将来他很富有。

等父亲一死，大儿子什么也不会干，把全部财产吃光用光。小儿子却在异乡学到了挣钱的本领，后来成了富翁。

三个小偷

（纪实）

有个农民牵一头驴和一只山羊进城去卖。

山羊脖子上挂着串铃。

三个小偷看见了。一个说：“我去偷山羊，来个神不知鬼不觉。”

另一个说：“我去从那农民手里把驴偷走。”

第三个说：“这也不难，我干脆把他身上的衣服偷光。”

第一个小偷悄悄地走到山羊跟前，把它脖子上的串铃解下来系到驴尾巴上，牵了山羊到野地里去了。

那农民走到转弯处，回头一看，发现山羊没了，就去找山羊。

这时，第二个小偷走过来，问他找什么。

农民说，他的山羊给人偷了。第二个小偷说：“我看见你的山羊了，刚才有个人牵一只羊跑到那片树林里去了。能逮住他。”

于是农民跑去追山羊，并且请求第二个小偷帮他牵着驴。第二个小偷就把驴牵走了。

农民从树林里回来以后，发现他的驴也没了，一面哭一面沿着大路向前走去。

他看见路边池塘旁有个人坐在那里哭，就问那人出了什么事。那人说，他受命背一袋金币进城，刚才在池塘边坐下来休息，不料睡着了，而且在梦中把这袋金币推下水去了。

农民问他为什么不下水去捞。

那人说：“我怕水，不会游泳，谁能捞上来我就给谁二十枚金币。”农民高兴地想：“这是上帝赐福予我，因为我的山羊和驴给人偷了。”他就脱光衣服，跳下水去。他并没有找到一袋金币，等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这是第三个小偷干的，他把衣服偷走了。

父亲和儿子们

（寓言）

父亲要儿子们和睦相处，儿子们不听。于是他叫儿子们拿一把笤帚来，并且说：

“折断它！”

儿子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折不断。父亲便将笤帚拆散了，叫他们一根一根折。

他们轻轻松松地把秫秸秆一根一根都折断了。

父亲又说：

“你们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和睦相处，谁也无法胜过你们。如果你们吵翻了，那么谁都能轻而易举地置你们于死地。”

最好的梨

（寓言）

一位老爷打发仆人去买梨，并且对他说：“给我买最好的。”仆人跑到小店里打听有没有梨。老板递给了他，可是他说：

“不行，给我最好的。”

老板说：“尝一个你就知道，这是好梨。”

仆人说：“只尝一个我怎么能知道都是好梨啊？”

他把每个梨都咬了一口，然后才送到老爷那里。老爷就把他辞了。

冰上的小牛

（寓言）

小牛在小牲畜棚里跳来跳去，学会了转圈。当冬天到来的时候，人们放它跟别的牲畜一起去冰上饮水。所有的母牛都是小心翼翼地走到水槽跟前，只有小牛撒腿在冰上跑，还撅起尾巴，贴着耳朵，转起圈来。刚转第一圈它就收不拢腿了，一头撞在水槽上。

它吼道：

“我真倒霉！在没膝的麦秸中跳，我没摔过交。这儿这么平坦，我反而滑倒了。”

老母牛说：

“你要不是年幼，一定会知道，越是好跳的地方越难站稳脚跟。”

老鹰和公鸡

（寓言）

老鹰和主人处惯了，一听到呼唤就飞到他手上去。公鸡却见了主人就逃，有人走来就叫。老鹰于是对公鸡说：

“你们这些公鸡真是卑贱无德！你们肚子饿了才走到主人跟前去。我们野禽可不这样。我们有的是力气，飞得也最快，却不见人就逃；只要人一呼唤，我们就自动到他们手上去站着。我们不会忘记，是他们喂养我们。”

公鸡回答说：

“你们见人不逃是因为你们从来没见过油炸老鹰，我们可常看见油炸公鸡。”

豺狼和大象

（寓言）

一些豺狼吃光森林里的兽尸以后，再没有东西可吃了。一只老豺狼便想出一条能让大家吃饱肚子的妙计。它跑去对大象说：

“我们本来有一个王，可是它骄纵成性，总命令我们去做办不到的事。我们要另立一个王，老百姓派我来求你做我们的王。我们的生活过得挺美，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大家事事都会尊重你。到我们的国度里来吧。”大象同意了，跟着老豺狼走去。老豺狼把大象带到沼泽地来。等大象陷进沼泽中以后，老豺狼才对它说：

“现在下命令吧，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大象说：

“我命令你们把我从这里拉出去。”

老豺狼大笑道：“你用象鼻揪住我的尾巴，我立刻把你拉出去。”

大象说：

“难道用尾巴能把我拉出去吗？”

老豺狼说：“那么你为什么命令人家去做办不到的事啊？我们赶走前一个王就是因为它总命令我们去做办不到的事。”

大象在沼泽中断了气以后，这些豺狼就跑来把它吃了。

鹭、鱼和虾

（寓言）

一只鹭生活在池塘边。它已经老迈，没有力气再去捉鱼了。于是它开始考虑，怎样靠计谋活下去。它对池塘里的鱼说：“鱼儿呀，你们可知道，大难临头了。我听人说，他们要把池塘里的水放掉，把你们全都捉去。我知道，山那边有个挺好的小池塘。要不是我老了，飞不动，我真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呢。”鱼儿纷纷求鹭帮助。

鹭说：

“好吧，我为你们努一把力，帮你们迁走。不过我没法一下子办到，得一条一条来。”

鱼儿大乐，全都来求它：“带我走吧，带我走吧！”

鹭开始搬运鱼儿：衔起一条，带到田野里去吃掉，就这样吃掉了许多鱼。

池塘里有一只老虾。当鹭开始衔走鱼儿的时候，那老虾就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说：

“喂，鹭，现在你带我到新居去吧。”

鹭衔起虾，带走了。等鹭飞到田野里，想把虾扔下去的时候，虾看见地上有鱼骨头，就用两只螯夹住鹭的脖子，把鹭掐死，然后自己爬回池塘，对鱼儿们讲了。

叔叔讲他骑马的事

（故事）

我们家乡有一个老头儿，名叫皮缅·季莫费伊奇。当时他九十岁了，闲居在孙子家中。他的脊背弯了，走路的时候拄一根棍子，慢慢地移动两只脚。他的牙齿已经全部脱落，脸上布满皱纹，下唇抖颤着。他走路和说话的时候都吧嗒着嘴，不知在说什么。

我们弟兄四人，都爱骑马。但是我家没有温顺好骑的马，只许我们骑一匹老马，它的名字叫老黑。

有一回，母亲让我们出去骑马，我们四兄弟跟着一个老家人走进马棚。马夫给我们备好了鞍，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大哥。他骑了许久，去到打谷场上，又绕花园一周。等他返回的时候，我们都喊叫起来：“喂，现在撒腿跑吧！”

大哥对老黑又是鞭打又是脚踢，老黑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

大哥下马以后，轮到二哥骑。他也骑了许久，也用鞭子抽老黑，从坡下奔上来。他还想骑，但是三哥要求快点让他骑。三哥骑到打谷场上，又绕花园一周，还去村里走了一趟，最后从坡下急驰回马棚来。当他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老黑连连喘气，脖子和肩胛骨都因出汗而呈黑色。

轮到我了，我想让哥哥们看看我的骑术有多好，就拼命鞭打老黑，可是老黑不愿离开马棚。无论我怎样打它，它也不肯跑，只一步步走着，而且总想向后转。我发狠了，拼命打它踢它。

我尽量打它的痛处，把鞭子都抽断了，我还用剩下的一段打它的头部。可是老黑仍旧不肯跑。我便掉头回到老家人身边，要他给我一根结实点的鞭子。老家人却对我说：

“还骑呐，少爷，下来吧。干吗折磨马啊？”

我委屈地说：“怎么，我还没骑呢。我跑给你看！给我根结实点的鞭子吧。我叫它飞跑。”

这时老家人摇摇头说：

“唉，少爷，您真没有慈悲心肠！干吗去激它啊？瞧，它已经累得半死，喘不上气来。这马有二十岁了，老得跟皮缅·季莫费伊奇一样。您要是骑到季莫费伊奇背上，也这样拼命打他，您不觉得他可怜吗？”

我想起了皮缅，就听从了老家人的话。等我下马一看，老黑的两肋都湿透了，它张大鼻孔艰难地喘着，不时摇摇秃尾巴。我才明白这马是如何痛苦。我原以为它像我一样兴高采烈呢。我真可怜老黑，就去吻它那汗津津的脖子，请求它原谅我打了它。

从那以后，我渐渐长大，懂得爱惜马了。每当我看见别人折磨马的时候，我总要想起老黑和皮缅·季莫费伊奇。

刺猬和野兔

（寓言）

野兔遇见刺猬，说：

“你哪儿都挺好，就是长了两对罗圈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刺猬听了很生气，说：

“你不用嘲笑，我的罗圈腿跑起来可比你的直腿快。等我回去一趟就来跟你赛跑！”

刺猬回到家里对妻子说：“我跟野兔打了赌，要赛跑一次！”

刺猬的妻子说：“你疯了！你怎么能跟野兔赛跑啊？它的腿快，你的腿一瘸一拐，慢慢腾腾。”

刺猬说：“它的腿快，可我的脑子快。你只要按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咱们到田里去吧。”

于是它俩走到一片翻耕过的田里来找野兔。刺猬对妻子说：

“你躲在垄沟的这一头，我和野兔从那一头过来。它撒腿跑了以后，我就往回走。等它跑到你这头，你出来说：我早就等着你啦！它分不清你和我的模样，一定会以为你就是我。”

刺猬的妻子躲到垄沟里去了，刺猬和野兔从另一端起跑。

野兔撒腿跑了以后，刺猬就回去躲在垄沟里。野兔跑到终点一看，哟！刺猬的妻子已经蹲在那里。看见野兔来了，刺猬的妻子说：“我早就等着你啦！”

野兔分不清刺猬的妻子和刺猬的模样，心想：“怪事！它是怎么超过我的啊？”

“好，”野兔说，“咱们再跑一次！”

“来吧！”

野兔往回跑去，到了终点一看，刺猬又在那里了，并且说：“哎，老兄，你现在才到，我早就在这儿了。”

“怪事！”野兔想，“我跑得那么快，你还是超过了我。好，咱们再跑一次，这回决不让你超过。”

野兔豁出命来跑，到了那边一看，刺猬蹲在前头等着。

野兔就这样从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筋疲力尽。

野兔终于认输，而且说，今后再也不打赌了。

兄弟俩

（童话）

兄弟俩一同出门去旅行，正午在林子里躺下来休息。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有一块石头，上面还有字迹。他们认了一阵，读出如下的几行字：

“谁发现这块石头，请朝日出的方向径直往林子里走。林中有一条河，请游到对岸去。你会看见一只母熊带着几只小熊，把小熊夺过来，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在山顶上你会看见一座房子，在这座房子里你会找到幸福。”

兄弟俩读完了这些字句以后，弟弟说：“咱们一起去吧。也许我们游过这条河，把小熊抱到那座房子里，就能找到幸福。”

哥哥却说：“我可不去林子里抓小熊，也劝你别去。第一，谁也不知道这石头上写的是不是真话。说不定是开玩笑，也说不定我们理解错了。第二，即使写的是真话，我们到林子里去，天黑下来还找不到那条河，我们就会迷路。即使找到了那条河，我们又怎样游过去呢？万一水急河宽怎么办？第三，即使我们游过去了，难道把小熊从母熊身边夺走是容易的事情吗？母熊会把我们咬死，我们不但找不到幸福，还要白白赔上性命。第四，即使我们把小熊抱走了，一口气也跑不到山里。主要的是，石头上没有说明：我们在这座房子里会找到什么样的幸福？说不定在那儿等着我们的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幸福。”

弟弟说：“我看不会这样。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在石头上这么写，而且写得一清二楚。第一，我们去试一试并没有什么坏处。第二，如果我们不去，别人看见石头上的字去找到了幸福，我们岂不冤枉？第三，不辛苦，不干事，在世上就没有快乐。第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我怕这怕那。”

哥哥于是说：“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还说，莫想青山鸟，喂好笼中鸡。”

弟弟说：“可是我听说，怕狼就别进树林。还说，石头躺倒，水也难过。我看应该去。”

弟弟走了，哥哥留下来。

弟弟刚进树林就发现一条河，过了河就在岸边看见一只母熊。母熊睡着了。他抱起小熊，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刚跑到山顶就有一大群人前来迎接他，用马车送他进城，奉他为王。

他做王五年。到了第六年，一个比他强的王率军来犯，夺了这座城，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到世上去流浪，并且来到哥哥家。

哥哥住在乡下，不穷也不富。兄弟俩见面很高兴，谈起各自的生活情况。

哥哥说：“结果还是我对，我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你虽然做过王，却吃了不少苦。”

弟弟说：“我并不后悔当初进了树林上了山。我如今虽然境况不好，可是有值得回忆的往事，你却没有什么可回忆的。”

水怪和珍珠

（寓言）

有一个人在航行的时候把一颗贵重的珍珠掉进大海里了。这人回到岸上来，拿了一只桶去舀海水，泼到陆地上。他不知疲倦地干了三天。

第四天，水怪从海里出来问他：

“你干吗舀水？”

那人说：

“因为我掉了一颗珍珠。”

水怪问：

“你什么时候才罢休？”

那人说：

“舀到海水枯干才罢休。”

于是水怪回到海里去，把那颗珍珠拿出来给了那人。

水蛇

（童话）

一个女人有个女儿叫玛莎。玛莎和女伴们去洗澡。姑娘们把衬衫脱下来放在岸上，跳下水去。

从水里爬出来一条大水蛇，它盘成一团，躺在玛莎的衬衫上。姑娘们从水里出来，穿上自己的衬衫，跑回家去了。玛莎走到自己的衬衫跟前的时候，发现那上面躺着一条水蛇。她拿起一根棍子，正要把水蛇赶走，水蛇却抬起头来，用人的声音对她说：

“玛莎，玛莎，答应嫁给我吧。”

玛莎哭起来，说：“只要你把衬衫还我，叫我干什么都行。”

“你肯嫁给我吗？”

玛莎说：“肯。”于是水蛇从衬衫上爬下来，钻进水里去了。

玛莎穿上衬衫往家跑。到家以后，她对母亲说：“妈妈，刚才水蛇躺在我的衬衫上，说：嫁给我吧，不然我不给你衬衫。我答应了。”

母亲笑了一阵，说：“这是你做的梦吧。”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大群水蛇爬到玛莎家来。

玛莎看见这么多水蛇，吓坏了，说：“妈妈，水蛇来接我了。”

母亲起初不相信，等到她看见蛇，自己也吓坏了，就把大门和内室门都闩上。水蛇从大门门坎下面爬过来，进了穿堂，可是进不了内室。它们又爬出去，大家盘在一起来砸窗户。它们砸碎了玻璃，落到内室的地板上，接着板凳、桌子、灶炕上都爬满了水蛇。玛莎缩在灶炕上一个角落里，但是水蛇们找到了她，把她拖出来，带到水边去了。

母亲哭着追去，可是没有追上。水蛇已经带着玛莎下水去了。

母亲为女儿伤心，以为她死了。

一天，母亲正坐在窗口向外面张望，忽然看见玛莎走来，一手牵着个小男孩，一手抱着个小女孩。

母亲高兴极了，上前去吻玛莎，问她这些日子在哪里，带来的是谁家的孩子？玛莎说，她嫁给了水蛇，住在水晶宫中，这是他俩的孩子。

母亲问女儿，她在水晶宫中过得可好？女儿说，比人间好。

母亲求玛莎留下来跟她过，玛莎不同意。她说，她答应过丈夫要回去的。

于是母亲问女儿：

“你怎么回家呢？”

“我走到水边去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接我。’它就会到岸上来接我。”

母亲对玛莎说：“那好，不过你在我这儿住一夜吧。”

玛莎躺下睡着了，母亲拿了一柄斧子走到水边去。

她到了水边就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吧。”

水蛇游到岸上来。母亲用斧子把水蛇的头砍掉，血把水都染红了。

母亲回到家，女儿已经醒来，说：“妈妈，我要回去了，我心里难受。”

玛莎抱起小女儿，牵着小儿子走了。

到了水边，玛莎就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接我。”但是没有谁出来。

这时她看了看水，发现水是红的，有个蛇头漂在水面上。

玛莎吻了吻女儿和儿子，对他们说：

“你们没了爹，也要没有妈了。女儿，你变只小燕在水上飞。儿子，你变只夜莺，天天歌唱。我要变只杜鹃，为我被害的丈夫叫苦。”他们就各自东西了。

鲨鱼

（故事）

我们的军舰停泊在非洲海岸。那是个大晴天，从海上吹来爽人的清风。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却有了变化，令人觉得窒闷，萨哈拉大沙漠的炎风像是熊熊炉火送出的热气，扑面而来。

日落前，舰长走到甲板上喊了一声：“洗澡！”转瞬间，水兵们纷纷下海，把船帆放到水里去，扎成浴池。

舰上有两个男孩，他们抢先跳下水去。因为船帆做的浴池窄小，他们就到海上比赛游泳去了。

两个孩子活像两只蜥蜴，在水中一伸一缩地奋力向着锚上面有只小桶的地方游去。

起先一个孩子超过了他的伙伴，后来他渐渐落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老炮手，当时正在甲板上欣赏他。父亲看到儿子落后了，对他喊道：“别泄气！加把劲儿！”

忽然，甲板上有人大叫了一声：“鲨鱼！”我们一下子都看见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脊背。

鲨鱼向着孩子们直游过去。

“回头！回头！有鲨鱼！”炮手喊叫起来。但是孩子们没有听见他的话，越游越远，笑得比先前更快活，喊声也更高了。

炮手的脸煞白，他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们。

水手们放下小船，跳到小船上，打起桨儿，拼命追赶两个孩子，可是他们游得太远，而鲨鱼离他们只有二十步了。

两个孩子起初没有听见大家对他们喊什么，也没有看见鲨鱼。后来其中的一个回头望了望，我们就听到一声尖利的叫喊，两个孩子朝不同的方向游去。

那一声尖利的叫喊似乎惊醒了炮手。他立刻奔到大炮跟前，把炮筒转过来，对准了，拿起导火索。

所有留在舰上的人都吓得屏住气息等着看。

轰隆的一声响过以后，我们看见，炮手倒在大炮旁边，用两只手捂住脸。鲨鱼和孩子们怎样了，我们没有看见，因为硝烟一时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等到水上的烟雾散开以后，从四方八面就响起了人声，起初低沉，接着逐渐高起来，最后变成一片欢呼。

炮手放下捂着脸的手，站起来看了看海面。

一条翻着黄肚皮的死鲨鱼在水上摇晃。小船几分钟就划到了孩子们那里，把他们带回舰上来。

叶尔马克

（历史）

伊凡雷帝在位时代[4]，有一户富商，姓斯特罗戈诺夫，住在卡马河畔的彼尔姆城。他们听说，卡马河沿岸方圆一百四十俄里是块好地方，自古以来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茂密的森林无人砍伐。林中野兽成群，沿河还有许多产鱼的湖泊，但却没有人烟，只有些鞑靼人来来往往。

于是斯特罗戈诺夫家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把这块地方赐给我们吧，我们自己去那里建集镇，聚百姓，住满人家，不让鞑靼人再穿行。”

皇上照准，把这块地方赐给了斯特罗戈诺夫家。这家就派出一些管事去网罗百姓。许多流浪人汇集到这里来。斯特罗戈诺夫家分给一切到这里定居的人土地、林木、牲畜，而且不收租赋；你只消在这里住下来，一旦需要，和大家一起去打鞑靼人就是。结果这地方住满了俄罗斯人。

二十年以后，斯特罗戈诺夫家大大殷富起来，这方圆一百四十俄里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已嫌局促。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离他们一百俄里远有一带高山，即乌拉尔山。他们听说，在乌拉尔山那边有极肥美的土地，一望无涯。那片土地归西伯利亚公库丘姆所有。库丘姆早先臣服俄国沙皇，后来造反了，扬言要洗劫斯特罗戈诺夫的集镇。

于是斯特罗戈诺夫家又给皇上写信，说：“你把这块地方赐给我们，我们已使它臣服于你。现在贼王库丘姆造你的反，要来洗劫我们，把这块地方夺去。请让我们去占领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我们一定叫库丘姆降服，使他的全部土地归属于你。”皇上照准，并降旨说：“你们要是有力量，就把库丘姆的土地夺过来。不过可别把一大批人从俄国拐带出去。”

斯特罗戈诺夫家一接到皇上的信，立刻派管事们再去四处拉人，尤其是去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网罗哥萨克人。在那个时候，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有许多哥萨克人。他们结成二百、三百或六百人的帮伙，选出头目，坐着平底木船，抢劫河上过往的船只；冬天就上岸来，形成集镇。

斯特罗戈诺夫家的管事们来到伏尔加河一带打听，这里什么样的哥萨克人最出名？人家对他们说：“哥萨克人多着呢，真叫我们不得安生。有米什卡·切尔卡舍宁，有萨雷-阿兹曼……但是没有比叶尔马克·季莫费伊奇更厉害的头目了。他手下有一千人，不单是老百姓和买卖人怕他，连皇家军队也不敢跟他交手。”

管事们就去找叶尔马克，劝他去见斯特罗戈诺夫。叶尔马克接待了管事们，听了他们的话，答应在圣母升天节[5]前带着他手下的人去。

圣母升天节前，六百名哥萨克在叶尔马克的带领下来到斯特罗戈诺夫家。斯特罗戈诺夫先叫他们去打附近的鞑靼人。哥萨克们把鞑靼人打跑了。后来因为闲着没事，他们就在这一带打家劫舍。

斯特罗戈诺夫把叶尔马克叫来，对他说：“你们再这样胡闹下去，我可不留你们了。”叶尔马克说：“我自己也不乐意这样，可是我手下的人没法管，他们闹惯了。你给我们点活儿干吧。”斯特罗戈诺夫说：“你们到乌拉尔山那边去打库丘姆吧，把他的地盘夺过来。皇上一定会嘉奖你们。”于是斯特罗戈诺夫给叶尔马克看了皇上的信。叶尔马克高兴极了，他把哥萨克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你们在主人面前丢我的脸，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抢。要是你们不改这脾气，主人就撵你们走，你们上哪儿去啊？伏尔加河上尽是皇家军队，你们一个个都会给抓去，从前干了那些事，不会有好下场。要是你们待着难受，那么现在有活儿干了。”

于是他把皇上的信拿出来说，皇上恩准斯特罗戈诺夫去占领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哥萨克们议论了一阵，同意去。叶尔马克就到斯特罗戈诺夫那里，跟他一起考虑怎么个去法。

他们讨论了需要多少平底船，多少粮食、牲畜、枪支、火药、铅，多少鞑靼俘虏做翻译，多少会造枪的德国工匠。

斯特罗戈诺夫想：“虽说要我付出的代价很大，可还是得给他们，不然他们留在这里，会叫我倾家荡产。”斯特罗戈诺夫同意了，给叶尔马克和哥萨克们配备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九月一日叶尔马克率领着哥萨克们乘三十二只平底船（每只船上二十人）沿楚索瓦亚河逆流而上。他们划了四天船，进入谢列布里扬纳亚河。往前就不能乘船了。他们详细询问了向导，打听到必须翻山越岭，走两百俄里旱路，然后再走水路。哥萨克们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建立了一个集镇，把装备全部搬上岸。他们丢了平底船，造了一批大车，把东西都装在大车上，由旱路向山区进发。这一带都是森林，渺无人烟。他们走了十天旱路，来到扎罗夫尼亚河边。他们又在这里扎营造平底船。平底船造好了以后，他们乘着顺流而下，五天以后来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抬眼只见草地、森林、湖泊，鱼和野兽都很多，而且野兽不怕人。他们再航行一天就进入图拉河。图拉河两岸有人烟了，看得到一些鞑靼人的集镇。

叶尔马克派了二十个哥萨克人去一个集镇看鞑靼人多不多。哥萨克人一去就把鞑靼人吓跑了，当即夺下这集镇和全部牲畜。鞑靼人一部分被杀死，一部分被活捉。

叶尔马克通过翻译问鞑靼人：他们是什么人，在谁手下过活？鞑靼人说，他们是西伯利亚国的人，他们的皇上是库丘姆。

叶尔马克挑选了三个聪明一点的鞑靼人，留在身边引路，把其余的放了。

他们继续乘船前行。越往下河面越宽，越往下地方越美。

百姓也多起来，不过势单力薄。两岸的集镇全被哥萨克人夺了。

哥萨克人在一个集镇上俘虏了许多鞑靼人，其中有一位长者。哥萨克人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陶济克，是库丘姆王的奴仆，代表他掌管这个城。”

叶尔马克便向陶济克询问库丘姆王的情况。他的西伯利亚城离这儿远吗？兵力强吗？财物多吗？陶济克一一作答。他说：“库丘姆是天下第一大王。他的西伯利亚城是天下第一大城。城中的人和畜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库丘姆王的兵丁数也数不清，天下的王一块儿来也打不过他。”

可是叶尔马克说：“我们俄国人来了，要征服你的王，占领他的城，叫他降服俄国皇上。我们的兵可多了。跟我来的不过是先头部队，紧跟着坐平底船来的数也数不清，而且我们都有枪。我们的枪能把树打穿，你们的弓箭可就不行了。你瞧着吧。”

叶尔马克对准一棵树放了一枪，那树顿时劈了，于是四面八方的哥萨克人都放起枪来。陶济克吓得屈膝跪下。叶尔马克对他说：“你马上去见你的库丘姆王，告诉他你看见了什么，让他投降。要是他不投降，我们就叫他完蛋。”叶尔马克说完放了陶济克。

哥萨克人继续乘船前进。他们驶进一条大河，叫托博尔河，离西伯利亚城越来越近。到了巴巴桑河附近，他们就看见岸上有一个小镇，四周有许多鞑靼人。

他们派了一名翻译去打听那些鞑靼人是干什么的。翻译回来说：“这是库丘姆集结的军队。统率这支军队的是库丘姆的女婿马梅特库尔。他叫我告诉你们，要你们回师，不然他就把你们消灭。”

叶尔马克把哥萨克人集合起来，上了岸，开始向鞑靼人射击。鞑靼人听见枪响就跑。哥萨克人追上去，打死了一些，俘虏了一些。马梅特库尔好不容易才逃脱。

哥萨克人又乘船继续前进，来到宽阔水急的额尔齐斯河。他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航行了一天，在一座漂亮的小集镇旁靠了岸。哥萨克人进城去。他们刚走到城门口，鞑靼人就向他们射箭，伤了三个哥萨克人。叶尔马克派了一名翻译去对鞑靼人说，这城得献出来，不然鞑靼人都要被消灭。翻译去了，回来说：“城里住着库丘姆的仆人阿季克·穆尔扎·卡查拉。他的兵很多，他说城不能献。”

叶尔马克集合起哥萨克人，对他们说：

“伙计们，如果我们拿不下这城，鞑靼人可就要喝庆功酒了。我们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越厉害，仗就越容易打。大家都上，一气冲过去。”他们就这样做了。那里的鞑靼人很多，而鞑靼人是强悍的民族。

哥萨克人一冲过去，鞑靼人就向他们放箭。箭像雨点一般落到哥萨克人头上，一些人丧了命，一些人受了伤。

哥萨克人大怒，他们奋力冲上去，把一路碰到的鞑靼人都打死了。

在城里，哥萨克人发现许多财物、牲畜、地毯、毛皮和蜂蜜。他们埋掉死人，休息休息，带上财物，又向前航行。船行不远，他们看见岸上有座城，那里的军队多得望不到头，而且所有的军队都在壕沟里，壕沟又有大木头挡着。哥萨克人停下，开始琢磨。叶尔马克叫大家围拢来，对他们说：“伙计们，怎么办？”

哥萨克人胆怯了。一些人说，得绕开这地方。另外一些人说，得向后转。

他们心烦意乱，都骂叶尔马克：“你干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打死打伤了多少人啊！这下子我们全都要完蛋。”他们说着竟哭起来。

叶尔马克就对自己的副手伊万·科利佐说：“喂，万尼亚，你怎么想呢？”科利佐说：“我怎么想吗？我们不是今天给打死就是明天给打死，不是明天给打死就是躺在灶炕上白白等死。依我看还是上岸，向着鞑靼人呼啦一下冲过去，全靠上帝了。”

叶尔马克说：“好小子，万尼亚！就得这样。喂，伙计们！你们不是哥萨克人，是娘儿们。看这样子，你们只配去抓大白鳣鱼，吓唬吓唬鞑靼女人。难道说你们没看见：向后转要挨打，绕开走也要挨打，站在这儿还是要挨打？我们往哪儿退啊？出一把力就轻松了嘛。伙计们，这好比神父有一匹壮实的母马。下山它肯拉车，走平路也肯，等到要上山了，它就一个劲儿往后缩，以为走回头路轻松些。神父拿起一根木橛子拼命揍它。它又是躲闪，又是挣扎，把大车全撞坏了。神父就把它卸下来，狠狠地抽了它一顿。要是它当初肯拉车，那么什么苦头也不会吃。我们也是一样，伙计们。只剩下一条路——向鞑靼人冲过去。”

哥萨克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季莫费伊奇，看来你比我们聪明，不用问我们这帮傻瓜啦。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人无两度死，可总有一死啊。”

叶尔马克说：“那好，伙计们！咱们这么办。他们还没有看见咱们的全部人马。咱们分成三伙。一伙人走中路，面对面冲上去。另外一伙人从右边绕过去，还有一伙人从左边绕过去。中间一伙人上去了以后，他们一定以为咱们的人都在这儿，他们就会跳出来。到那个时候左右两路人再进攻。就这样，伙计们。把这些人消灭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咱们自己称王啦。”

他们就这样做了。当中间一伙人跟着叶尔马克冲上去了以后，鞑靼人就喊叫着跳出来。于是右边的伊万·科利佐和左边的梅谢里亚克首领进攻了。鞑靼人吓得四散而逃。哥萨克人把他们消灭了。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反抗叶尔马克了。他就进了西伯利亚城，跟做了皇上没有什么两样。

小王们都来朝见叶尔马克。鞑靼人也进西伯利亚城定居。库丘姆和他女婿马梅特库尔不敢直接攻打叶尔马克，只在周围转来转去，琢磨怎样消灭他。

春泛时节鞑靼人前来对叶尔马克说：“马梅特库尔又要来攻你了，他集结了大批人马，驻扎在瓦加河上。”

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经过一道道河、一片片沼泽和一座座森林去偷袭马梅特库尔，打死了许多鞑靼人，活捉了马梅特库尔，把他带回西伯利亚城。不肯归顺的鞑靼人剩下不多了，这年夏天，叶尔马克又去攻打他们，占领了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两个月也走不过来。

叶尔马克完全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派了一名使者带着信函去见斯特罗戈诺夫。信中说：“我攻下了库丘姆的城，俘虏了马梅特库尔，使本地居民统统听我管辖。不过哥萨克人给打死了很多。请再派些人来，让我们热闹一点。这片土地上的宝物多得不得了。”他还送去珍贵的狐皮和貂皮。

两年以后，叶尔马克仍旧掌握着西伯利亚，而俄罗斯一直没有给他援助，他这儿的俄罗斯人已经很少了。

有一次，鞑靼人卡拉查派了一名使者去见叶尔马克，说：“我们降服于你了，可是诺盖人欺侮我们，请把你的好汉们派来援助我们，共同去制服诺盖人。我们向你起誓，决不亏待你的好汉们。”

叶尔马克相信了他们的誓言，派伊万·科利佐带四十个人前去。这四十个人一到那边，鞑靼人就扑上来把他们打死了。哥萨克人更少了。

还有一次，布哈拉[6]的商人给叶尔马克送信说，他们要运货到西伯利亚城来，可是路上有库丘姆带兵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

叶尔马克带上五十个人去给布哈拉人开路。他到了额尔齐斯河边，并没有发现布哈拉人，就停下宿夜。夜是漆黑的，还下着雨。哥萨克人刚躺下睡觉，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鞑靼人，扑上来打昏昏欲睡的哥萨克人。叶尔马克跳起身来，同他们搏斗。他的手臂受了刀伤。他连忙向河边跑。鞑靼人在后面紧追。他跳下河去。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第二年，沙皇的军队来了，鞑靼人才归顺。

[1]在俄语中，“沙河”（шат）与“动摇”（шататься）这两个字部分谐音。

[2]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为基督教的复活节。

[3]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

[4]一五三三年至一五八四年。

[5]俄历八月十五日为圣母升天节。

[6]十六至十八世纪中亚有个布哈拉汗国，因其首都在布哈拉而得名。

选自《俄语读本第三册》

国王和猎鹰

（寓言）

一个国王在打猎的时候放他心爱的猎鹰去捉野兔，自己也策马追了上去。

猎鹰抓住了野兔。国王接过野兔，要找水喝。他在岗子上找到了水，不过这水一点一点往下滴。国王从马鞍上取下杯子去接水。等到这水滴满一杯以后，国王就端到嘴边去喝。忽然，蹲在国王手臂上的猎鹰抖抖羽毛，拍拍翅膀，把水泼掉了。国王又放下杯子去接水。他等了许久才接满一杯。当他第二次把水端到嘴边的时候，猎鹰又扇动翅膀把水洒光了。

国王第三次接了满满一杯水，端到嘴边，猎鹰还是把水洒光了。国王大怒，抓起猎鹰往石头上用力一砸，把它砸死了。这时候国王的仆从们才跟上来，其中一人曾跑到山泉的上游去找水大一点的地段，好快些弄满一杯水。不过这个仆从并没有带水来。他拿回一个空杯子，说：“这水不能喝，泉里有条毒蛇，把毒液都吐进水里。幸好猎鹰把水泼洒光了。如果你喝下去，你就死了。”

国王说：“我对猎鹰以怨报德！它救了我的性命，我却砸死了它。”

狐狸

（寓言）

一只狐狸碰上兽夹，扯断尾巴逃跑了，心里想，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耻辱遮掩过去。它把别的狐狸叫来，劝大家都割掉尾巴，说：“尾巴实在太碍事，身后拖这么个笨重东西真是多余。”有一只狐狸却说：“嘿，你要不是秃了，才不会这样说呢！”

秃尾巴狐狸哑口无言，只好走开。

严厉的惩罚

（童话）

有一个人到集市上去买牛肉。商人骗了他，给他一块坏牛肉，而且分量不足。

他拿着牛肉回家去的时候，一路走一路骂。国王碰见了他，问他：“你骂谁啊？”他说：“我骂那个骗我的人。我花了买三磅牛肉的钱，人家只给我两磅牛肉，而且是坏牛肉。”国王说：“咱们回集市上去，你指给我看，是谁骗了你。”那人走回去，指了指商人。国王亲自过秤，发现肉的分量确实不足，于是说：“你究竟要我怎样惩罚商人呢？”那人说：“叫人把他背上的肉割下来给我补足。”

国王说：“好，你拿刀去商人背上割一磅肉吧。可是当心，分量要准，多于一磅或者少于一磅你都要犯法。”

那人哑口无言，只好回家去了。

野驴和家驴

（寓言）

野驴看见家驴，走上前来夸它日子过得美，说它身上油光水滑的，食料又可口。后来家驴驮上了东西，背后还有赶牲口的人用木棍敲打它，野驴又说：“得了，老兄，我不羡慕你了，原来你的好日子是用血汗挣来的。”

野兔和猎狗

（寓言）

有一次野兔对猎狗说：“你追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要狂吠？如果你悄悄跑上来，很快就能捉住我们，而狂吠的结果只能是把我们向猎人那边赶，因为他听得见我们往哪里逃，就端着枪朝我们迎面跑来，打死我们，叫你一无所获。”

猎狗说：“我狂吠不是为了猎人。只不过一闻见兔子味儿我就又冒火又兴奋，想马上抓住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忍不住要狂吠。”

鹿

（寓言）

鹿走到小河边来饮水，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很为头上那两只分叉多的大角高兴。但是看看四条腿以后，却说：“只是我的腿长得细弱。”忽然，一只狮子跳出来，向鹿扑上去。鹿撒腿就逃，在原野上飞跑，可是一进树林两只角就在枝桠间绊住，终于被狮子活捉。鹿临死的时候说：“我真愚蠢！我原来认为长得细弱的，救了我，而我原来瞧着高兴的，却坑了我。”

野兔

（记叙文）

野兔是夜里吃食。冬天林中的野兔吃树皮，田野间的野兔吃越冬作物和小草。夜里野兔在积雪上留下很深的明显的足迹。喜欢捕杀野兔的有人、狗、狼、狐、乌鸦、老鹰。如果野兔总走直路，那么天一亮人和兽循着它的足迹立刻就能发现它，并且把它抓住。但是上帝赐予野兔胆怯，是胆怯使它生存下来。

夜里野兔不怕在田野间和树林里走动，因此留下的足迹是一直向前的。可是天一亮，它的敌人都醒了，野兔开始听见狗叫，橇车响，农民说话，狼嚎，于是吓得左一下右一下地乱跳。它往前跑一阵，听到了什么声音就沿着自己的足迹往回跑。后来又听到什么声音，它撒腿窜到一边去，离开原先的足迹。如果再碰到什么，它会再回头跑，再窜到一边去。天大亮以后，它就躺下休息。

清晨，猎人出来辨认野兔的足迹。重复的足迹和远距离的跳跃使他困惑，野兔的狡猾令他惊讶。其实野兔并没有想到耍滑头，它只不过是什么都怕罢了。

狗与狼

（寓言）

狗在院子外面睡觉。一只肚饥的狼跑来，想吃掉狗。狗说：“狼！你先别吃我，瞧我现在瘦得皮包骨。过些日子主人要办喜事，我有的是东西吃，一定会肥胖起来，到那时你再吃我更好。”狼听信了这番话，就走开了。狼第二次到这里来，发现狗躺在屋顶上。狼问：“喂，喜事办过了吗？”狗说：“狼，你听我说，如果下次碰见我在院子外面打瞌睡，你可别再等人家办喜事了。”

国王的弟兄

（童话）

国王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乞丐上前来向他请求布施。

国王什么也不给。乞丐说：“王啊，看来你忘了，上帝是所有人的父亲，我们都是弟兄，应该同甘共苦。”国王停下来说：“你说得对，我们是弟兄，应该同甘共苦。”于是国王给了乞丐一枚金币。乞丐拿了金币，说：“你给得太少，和弟兄能这样同甘共苦吗？应该平分才是。你有百万金币，可只给了我一块。”这时国王说：“不错，我有百万金币，只给了你一块。不过我的弟兄也跟我的钱一样多啊！”

瞎子和牛奶

（寓言）

一个先天瞎眼的人问一个明眼人：“牛奶是什么颜色的？”

明眼人说：“牛奶的颜色像纸一样白。”

瞎子问：“这种颜色用手去拿也会像纸一样响吗？”

明眼人说：“不，这种颜色像面粉一样白。”

瞎子问：“那么也像面粉一样软和、松散吗？”

明眼人说：“不，它只不过像白兔一样白。”

瞎子问：“那么也像兔子一样茸茸的、软软的吗？”

明眼人说：“不，白色是像雪一样的颜色。”

瞎子问：“那么也像雪一样冷吗？”

无论明眼人举多少例子，瞎子还是弄不清楚牛奶的白色是什么。

灰兔

（记叙文）

灰兔[1]冬天住在村子附近。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它竖起一只耳朵听听，再竖起另一只耳朵，动动胡须，嗅一嗅，坐在后脚上。然后它在深深的积雪上跳两跳，又坐在后脚上，开始左顾右盼。四下里除了白雪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白雪像一片起伏的波浪，又像白糖似的闪光。灰兔的头上是冻结了的水汽，透过这层冻结的水汽隐约可辨一些又大又亮的星星。

灰兔必须穿过大路去它熟悉的打谷场。在大路上听得见滑铁擦地行进，马喷鼻息，橇车的轮子吱吱作响。

灰兔又在路边停下来。几个农民穿着竖起衣领的呢袍，走在橇车一旁。他们的脸几乎都掩住了，胡须、眼毛是雪白的，从嘴里和鼻孔里冒出热气来。他们的马汗津津的，汗水都结成了霜，在轭下跌跌撞撞，在高低不平的路上一起一落地挣扎着。农民们用鞭子驱赶它们，抽打它们。两个老头走在一起，一个对另一个讲他的一匹马怎样被盗。

橇车过后，灰兔穿过大路，轻巧地向打谷场跃去。橇车旁的一只小狗看见了灰兔，狂吠着追上来。灰兔连忙经过雪堆奔向打谷场。雪堆承受住了灰兔的体重，小狗跳了十下就陷进积雪中，停下来。野兔也停下来，在后脚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轻巧地向打谷场走去。途中它碰见另外两只灰兔在吃越冬作物的幼苗，一面吃一面玩。它跟伙伴们玩了一会儿，刨了一阵积雪，吃了一点幼苗，又向前走去。村子里静悄悄的，灯火都已熄灭，只有一间农舍里传出一个婴儿的哭声，还有木屋的圆木墙冻得开裂的声音。灰兔来到打谷场上，找着了另外几个伙伴。它们在打扫干净的场院上玩了一会儿，从已拆开的麦垛里吃了一点燕麦，然后爬上白雪覆盖的屋顶，到了烘谷棚上，再钻过篱笆，跑回自己的谷地去了。东方出现了曙光，天上的星斗渐渐稀疏，更浓重的冻雾笼罩着大地。附近村子里的农妇们醒了，出门去取水。农民们到打谷场上拿饲料，孩子们叫的叫、哭的哭。大路上的橇车更多了，农民们交谈的声音也更大了。

灰兔穿过大路，来到自己的旧洞口。它选了一处较高的地方，刨开积雪，背朝里趴在新洞里，把两只耳朵贴在背上，睁着眼睛入了梦乡。

狼和弓

（寓言）

猎人带着弓箭去打猎，他打死了一只山羊，扛在肩上走。路上他看见一头野猪，便扔下山羊，射伤了野猪。野猪向猎人冲过来，把猎人扎死，自己也断了气。狼闻见血腥气，跑到躺着山羊、野猪、人和他的弓的地方来。狼高兴地想：“这回我能饱饱地吃一些日子了。我可不一下子吃光，而要一点一点地吃，决不浪费；先吃硬的，后吃软的、香的。”

狼嗅了嗅山羊、野猪和人，说：“这是软食，以后再吃，先吃弓上的筋吧。”于是他去啃弓上的筋。当他啃断了弓弦的时候，弓就弹开来，击中了他的腹部。狼立刻倒毙，其他的狼跑来，把人、山羊、野猪和狼都吃掉了。

庄稼汉分鹅

（童话）

一个穷庄稼汉没有粮食吃了，想到地主家里去乞讨。他抓了一只鹅，烤好了带去，免得空着手上东家的门。地主接过鹅，对穷庄稼汉说：“谢谢你送鹅来，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分这只鹅才好。我有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怎么才能分得叫大家都满意呢？”穷庄稼汉说：“我来分吧。”他拿起一把餐刀，切下鹅头，对东家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鹅头。”然后他切下鹅屁股，递给东家太太，说：“你坐在家里看家，你得鹅屁股。”他又切下两只鹅掌，递给两个儿子，说：“给你们俩鹅掌，步父亲的后尘。”他再把两只翅膀递给两个女儿，说：“你们俩不久就要从家里飞出去了，给你们俩一人一只翅膀吧。剩下的我拿走！”他就拿了整个鹅身。

地主哈哈大笑，给了穷庄稼汉一些粮食和钱。

有个富裕农民听说地主因为得了一只鹅，竟赏给那穷庄稼汉粮食和钱，就烤了五只鹅拿到地主家里去。

地主说：“谢谢你送鹅来。可是我有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我们怎样分你的鹅才分得匀呢？”

富裕农民想了一阵，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地主派人去叫穷庄稼汉来，命他分鹅。穷庄稼汉拿起一只递给东家和东家太太，说：“你们俩加一只鹅就是仨。”他又拿起一只递给两个儿子，说：“你们加起来也是仨。”他再拿一只递给两个女儿，说：“你们也是仨。”剩下两只鹅他自己拿了，说：“我加两只鹅还是仨，大家一样多。”

地主哈哈大笑，又给了穷庄稼汉一些钱和粮食，而那个富裕农民却被他赶出了大门。

蚊子和狮子

（寓言）

蚊子飞到狮子跟前，对狮子说：“你以为你力气比我大吗？那可不见得。你有什么力气啊？用爪子抓，用牙齿咬，乡下女人跟男人打架才这样干。我比你强，不信咱们打一仗！”于是蚊子嗡嗡地叫起来，直叮狮子那没有被毛覆盖的两颊和鼻子。狮子用爪子拼命抓脸，把脸都抓出血来，终于精疲力竭。

蚊子高兴地嗡嗡叫着飞走了。后来蚊子撞在蛛网上，蜘蛛爬过来吃蚊子，蚊子才说：“我战胜过狮子这样的猛兽，却做了不起眼的蜘蛛的牺牲品。”

苹果树

（故事）

我种了两百棵苹果树苗。头三年，每逢春秋季节我都给它们松土，冬季还用麦秸包扎树干，以防野兔来啃树皮。到第四年化雪的时候，我去看我种的苹果树，发现它们在这个冬天长粗了，树皮光滑而富于弹性，枝条根根完好，末梢和桠杈上都长满了豌豆大的圆圆的花苞。有的花苞已经绽开，露出花叶的红边。我知道，所有的花蕾都会开放，结成果实；看着自己手种的苹果树，心里着实高兴。可是，当我解开包在第一棵树干上的麦秸时，我发现，紧挨着地面的一段树皮已被啃去，露出一圈白色木质。这是老鼠干的。我解开第二棵，情况也是如此。两百棵苹果树无一完好。我用树脂和蜡涂抹了被啃过的地方，可是苹果花开放以后，很快就谢了。小叶片长出来也立刻枯萎。树皮起皱，发黑。两百棵苹果树只有九棵活着。这九棵的树皮没有被啃去一圈，白圈里还残留着少许树皮。在残留的树皮和被啃去的部分交界的地方便形成木瘤。树虽然病了，却仍在生长。其余的树全完了，不过在白圈下面发出一些新枝来，都是野生的。

树皮就像人的血管，血液通过血管流遍人的全身，树汁通过树皮走遍树的全身，输送到枝桠、叶片和花朵中去。把树心挖空不要紧，老柳树就常常空心；只要树皮活着，树就能活。如果树皮完了，树也就完了。如果把人的血管割断，人就会死，首先是因为血液会流出体外，其次是因为血液无法继续在体内循环。

孩子们在白桦树上钻洞取汁喝，树汁流出去了，白桦树也就枯了。

苹果树的树皮被老鼠啃去一圈以后，树汁无法继续从根部输送到枝桠、叶片和花朵中去，苹果树就死了。

马换主人

（寓言）

园丁有一匹马。它的活儿很多，而饲料却很少。于是它乞求上帝让它另找一位主人。这个愿望实现了。园丁把马卖给了陶器匠。马很高兴，不料陶器匠那儿的活儿更多。马又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乞求上帝让它另找一位好主人。这个愿望也实现了。陶器匠把马卖给了皮革匠。当马在皮革匠的院子里看见马皮的时候，大声哀叹道：“唉，我这个可怜虫！还不如跟着原来的主人好。看样子把我卖到这里不是要我去干活儿，而是要剥我的皮。”

臭虫

（故事）

我在客栈留宿。就寝以前，我举起烛火察看了所有的床角和墙角，发现到处都是臭虫，于是思忖，怎样铺床才能防止臭虫爬到我身上来。

我随身带着行军床，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把床摆在屋子中央，臭虫也会从墙上爬到地板上，从地板上爬到床脚，再顺着床脚爬到我身上来。因此我向老板要了四个木碗，盛四碗水，把四个床脚都放在盛水的木碗中。我把蜡烛搁在地板上，然后躺下，看臭虫怎么办。臭虫多极了，它们已经闻到了我的气味。我看见它们顺着地板爬来，直到碗边，有的掉进水里，有的向后转。“我把你们治了，”我心里想，“这下子你们过不来了。”我正要吹灭烛火，忽然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我仔细一看，是只臭虫。它是怎样爬到我身上来的呢？不一会儿，我又发现一只。我举目四望，研究它们是怎样过来的。

我惶惑了许久，终于望了望天花板，这才看见，一只臭虫在那上面爬。它刚爬到行军床的上边，就松开纤足，落到我身上来。“不行，”我想，“我治不了你们。”我便穿上皮袄到屋外去了。

老汉和死神

（寓言）

有一次，老汉砍了一捆木柴，扛在肩上。路途遥远，他走得精疲力竭，把柴捆放下，说：“唉，真不如死了的好！”死神走来，对他说：“我来了，你想要什么？”老汉吓坏了，他说：“帮我把柴捆提起来吧。”

鹅怎样拯救了罗马

（历史）

公元前三九○年，野蛮的高卢人侵犯罗马人。罗马人敌不过他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躲进内城。罗马的内城叫做卡皮托利。留在罗马城里的只有元老们。高卢人进城以后，把元老们都杀光，而且放火烧城，烧得只剩下内城卡皮托利，高卢人进不去。高卢人想洗劫卡皮托利，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大量的财宝。然而卡皮托利建在一座陡峭的山上，一面是城墙和城门，另一面是悬崖。夜间，高卢人一个托着一个偷偷地从悬崖下面爬上来，由下往上互相传递矛和剑。

他们像这样悄悄地登上了悬崖，没有一只狗发觉。

他们正要翻过城墙，几只鹅忽然感觉到有人来了，就咯咯地大叫起来，拼命扇动翅膀。有个罗马人醒了，奔到城墙下，把一个高卢人推到悬崖下面去。这个高卢人一摔下去，别的高卢人也都被绊倒了。这时候罗马人纷纷跑来，把大圆木和石头推到悬崖下面去，砸死了许多高卢人。后来援兵到了，高卢人就被打退了。

从此罗马人把这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来纪念这件事。祭司们要在城中盛装游行，其中一人抱一只鹅，别人用绳子拖一只狗跟在他后面。群众要走上前来向鹅和抱鹅的祭司施礼。人们向鹅献上各种供品，而狗却要遭受棒打，直到被打死为止。

狮子和狐狸

（寓言）

狮子年迈，不能去捕捉野兽了，于是想出一条生存的妙计：走进洞里，躺下装病。一些野兽纷纷前来探望，狮子就把那些进了洞的吃掉。狐狸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只站在洞口问：“狮子，你现在怎么样啊？”

狮子说：“不好。你怎么不进来？”

狐狸说：“因为我看见进洞的脚印很多而出洞的却没有，所以不进来。”

刚正的法官

（童话）

阿尔及利亚王巴瓦卡斯听说，国中某城有一位刚正的法官，能够立即弄清事情的真相，不叫一个坏人漏网。巴瓦卡斯想亲自去了解这话是否确实，就化装成商人，骑马前往那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当他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一个残废人过来向他请求布施。巴瓦卡斯给了他，正要往前走，那残废人却拉住他的衣服不放。“你要干什么？”巴瓦卡斯问，“我不是已经施舍过了吗？”“你是施舍过了，”残废人说，“请再做一件好事，用你的马把我带到广场上去，不然来往的马匹和骆驼会把我踩死。”巴瓦卡斯让残废人骑在自己背后，把他带到广场上去了。到了广场，巴瓦卡斯勒住马，可是乞丐不肯下去。巴瓦卡斯说：“你怎么还坐着，下去吧，我们已经到了。”乞丐说：“干吗下去，马是我的。你要是不肯把马好好地还给我，那咱们就去找法官解决。”老百姓围上来听他俩争吵，大家都喊道：“上法官那儿去吧，他能给你们判明是非。”

巴瓦卡斯和残废人到了法官那里。法庭上有人，法官依次传讯受审者。在巴瓦卡斯之前，法官传一个学者和一个农民到庭，他俩是为了老婆打官司。农民说这是他的老婆，而学者说是他的。法官听了两方面的陈述，沉默了一会儿，说：“把这女人给我留下，你们明天再来。”

这两个人走了以后，进来一个屠夫和一个油贩子。屠夫浑身是血，油贩子浑身是油。屠夫手里捏着钱，油贩子拉着屠夫的手。屠夫说：“我买了这个人的油，拿出钱包来准备付款，可是他拉着我的手，要抢我的钱。我们就到你这儿来了，我手里捏着钱包，他拉着我的手。不过钱是我的，他是强盗。”

油贩子说：“这是瞎话。屠夫到我这儿来买油。我给他装满一罐油以后，他要我给他破开一枚金币。我找出钱来，放在柜台上，他拿了钱就想跑。我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这儿来。”

法官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把钱留下，明天再来。”

轮到巴瓦卡斯和残废人了，巴瓦卡斯讲了事情的经过。法官听完他的陈述，又问乞丐。乞丐说：“这全是瞎话。我骑着马从城里经过，他坐在地上，要我带他走。我让他骑在马背上，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不想下来了，而且说，马是他的。”

法官想了想，说：“你们把马给我留下，明天再来。”

第二天，许多人都来听法官断案。

首先出庭的是学者和农民。

“把你的老婆领回去吧，”法官对学者说，“农民该挨五十棍。”学者领了他的老婆，农民当场受到惩罚。

接下去法官传屠夫出庭。

“钱是你的，”法官对屠夫说，然后指着油贩子宣布，“打他五十棍。”

轮到巴瓦卡斯和残废人了。法官问巴瓦卡斯：“你能从二十匹马中认出自己的马来吗？”

“能。”

“你呢？”

“我也能。”残废人说。

“跟我来。”法官对巴瓦卡斯说。

他们走到马厩里。巴瓦卡斯立刻从二十匹马中认出了自己的马。接着法官又把残废人带到马厩里来，叫他认马。残废人也认出了那匹马。于是法官坐庭，对巴瓦卡斯说：

“马是你的，牵走吧。残废人该挨五十棍。”

案子断完以后，法官就回家去了，巴瓦卡斯跟在他后面。

“怎么，你不满意我的裁决吗？”法官问他。

“哪儿的话，我满意，”巴瓦卡斯说，“不过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断定，那女人是学者的，不是农民的；钱是屠夫的，不是油贩子的；马是我的，不是乞丐的呢？”

“那女人我是这样判断的：早上我叫她来，对她说：‘给我灌一瓶墨水。’她拿了墨水瓶，挺麻利地洗净了，并且灌满了墨水。由此可见，这种事她做惯了。如果她是农民的妻子，她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学者有理。钱我是这样判断的：我把钱放在一碗水里，今天早上去看水面上有没有浮起一层油。如果钱是油贩子的，就会被他的油手抹脏。结果水面上没有油，可见屠夫说的是真话。

“马判断起来困难一些。残废人也像你一样，从二十匹马中间立刻认出那匹马来。不过我领你们两个到马厩里去，不是为了观察你们认不认得那匹马，而是为了观察马认得谁。当你走到马跟前去的时候，它向你转过头来，而当残废人摸它的时候，它贴起两只耳朵，提起一条腿。由此我看出，你是那匹马的真正的主人。”

这时巴瓦卡斯说：

“我不是商人，而是国王巴瓦卡斯。我到这里来是想看一看，关于你的传说真实不真实。现在我看到了，你是个聪明的法官。我要奖赏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法官说：“我不需要奖赏，皇上如此称赞，这已经使我感到十分荣幸了。”

鹿和葡萄园

（寓言）

一只鹿钻进葡萄园，躲避猎人的追捕。等猎人过去以后，鹿就吃起葡萄叶来。

猎人发现葡萄叶在动，心里想：“葡萄叶下面会不会有野兽？”他们开了枪，打伤了鹿。

鹿临死的时候说：“我真该死，这些葡萄叶救了我，而我却要吃它们。”

小王子和他的伙伴们

（童话）

一个国王有两个儿子。国王喜欢大儿子，把整个王国都给了他。王后心疼小儿子，就同国王争。国王因此很生她的气，他们天天为这件事吵架。小王子想：“我不如离开这个家。”他告别了父母，穿上平民的衣服，出门去漫游。

小王子在路上遇见一个商人。商人对小王子说，从前他挺阔，后来他的货物全都沉到了海底，现在他要到异乡去寻找幸福。

于是他俩结伴而行。第三天两人又遇见一个旅伴，他们攀谈起来。新旅伴说，他是农民，从前有房有地，后来因为打仗，田地被践踏，家园被焚毁，他什么也没有了，无法生活，现在要到异乡去做工。

于是三个人结伴而行。他们来到一个大城邦，坐下休息。农民说：“伙计们，别再闲逛了。现在咱们到了一个城邦，得去找各人会干的活儿干。”

商人说：“我会经商。只要有一点钱，我就能赚许多钱。”

小王子说：“我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经商，只会治国。假如我有一个王国，我一定能把它治理好。”

农民说：“我不要钱，也不要国。只要我的脚能走，手能动，我就能活下去，并且养活你们。不然你们俩这个盼钱，那个盼国，不等盼到，早饿死了。”

小王子说：“商人要钱，我要国，你要力气去做工。可是钱也好，国也好，力气也好，都是上帝赐的。若是上帝肯赐，他会给我国，给你力气。若是不肯，那就不给你力气，也不给我国了。”

农民不听，径自进城去。他在城里被人雇去运木柴。晚上人家给了他工钱。他拿着钱去见伙伴们，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当上国王，我已经挣到钱了。”

第二天，商人向农民要了钱，进城去了。

商人在市场上打听到城里缺油，天天等进货。他就去码头上看船，碰上一条运油的船开到。他抢先上船，找到船主，买下这船油，并且付了定钱。然后他跑进城去，把油转卖了，得到比农民多十倍的钱，带去见伙伴们。

小王子说：“现在轮到我进城了。你们两个都交上了好运，说不定我也会有这样的结果。上帝没有办不到的事，给农民活儿干，给商人盈利，给王子一个王国并不困难。”

小王子进了城，看见百姓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哭。他上前询问人们哭什么。回答是：“你还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皇上驾崩了，像这样的国王，我们再也找不到了。”“他是怎么死的呢？”“大概是歹徒下了毒药。”小王子大笑，说：“这不可能。”

忽然，有一个人仔细看了看小王子，发现他的口音不大对，衣着也与当地人不同，就喊道：“伙计们！这人是歹徒派来探听本城的消息的。说不定是他毒死了皇上。你们看，他的口音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大家在哭，他却在笑。抓住他，送他进监牢！”

人们把小王子抓住，送进监牢，两天不给他饭吃。第三天，他被带上法庭。许多人都来旁听审讯。

法官问小王子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小王子说：“我是个王子。父王把整个王国给了我哥哥，母后护着我，为了我父母不和。我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就告别了父母，出来漫游。路上我遇见两个旅伴，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农民，我同他们一起来到你们的城邦。我们坐在城外休息的时候，农民说，现在该干活了，谁会干什么就干什么。商人说，他会经商，但是没有钱。我说，我只会治国，可是我没有国。农民说，我们坐着盼钱盼国会饿死，而他有力气，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我们。他就进城去，挣了一笔钱，带来见我们。商人用这笔钱去做生意，赚了十倍。我进城以后，你们却无缘无故把我抓起来下了监，两天不给饭吃，现在还要把我处死。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发生的。根据上帝的旨意，你们或者无缘无故把我处死，或者让我做国王。”

他说完这番话，法官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忽然，人群中有一个人喊道：“是上帝差遣这位王子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国王啦！选他当国王吧！”

于是大家都举他为王。

小王子当上国王以后，派人到城外去找他的两个旅伴。旅伴们听说国王要见他们，不胜惶恐，以为自己在城里做错了什么事。但是他们无法逃走，只好去见国王。他们跪倒在国王脚下，国王命他们站起来。这时他们才认出，这国王原来是他们的旅伴。国王对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看，还是我对吧？坏事好事全由上帝做主。上帝给王子一个王国并不比给商人盈利，给农民工作更困难。”

他给了两个旅伴赏赐，并且留他们在这个王国定居。

我怎样学会骑马

（一位贵族的故事）

我们几兄弟在城里住的时候，天天都要读书，只有节假日才出去玩。有一次，父亲说：“大的几个孩子该学骑马了。送他们上练马场去。”我在几兄弟中间年纪最小，于是问：“我能学骑马吗？”父亲说：“你会摔下来的。”我恳求他让我也去学，急得几乎哭了。父亲说：“好吧，你也学。不过要注意，摔了交可别哭。不摔交，学不会骑马。”

星期三，我们兄弟三人被带到练马场。我们先走到大台阶上，然后再下到小台阶上。小台阶下面是个很大的房间。这里没有地板，铺着沙子。一些先生、太太和像我们一样的小孩子骑着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就是练马场。练马场内光线不很充足，有一股马的气味，还可以听到皮鞭挥得啪啪响，人们吆喝着马，马蹄碰在木板墙上发出咚咚的声音。起初我很害怕，什么也看不清楚。后来我们的老家人把骑术教练请来，对他说：“请您给这几个孩子牵几匹马，他们要学骑马。”教练说：“好。”

随后他看了看我，说：“这孩子太小。”老家人说：“他答应摔了交不哭。”教练哈哈大笑着走了。

接着牵来三匹有鞍的马，我们脱掉大衣，顺着扶梯走下练马场。教练拉着调马索，哥哥们骑在马上围着他兜圈子。

他们先练走步，再练小跑。最后拉过来一匹小马，是棕黄色的，尾巴已剪去。它的名字叫小红蝶。教练对我笑道：“喂，骑士，请上马。”我既高兴，又害怕，同时竭力不让人看出来。我费了半天劲，想把脚伸进马镫中，但是怎么也不行，因为我个子太小。于是教练把我抱起来，放在马背上。他说：“少爷不重，顶多两磅[2]。”

起初他拉着我的手。我看见哥哥们都没有人扶，就请求他放开我。他说：“您不害怕？”我很怕，但是却说，我不怕。我害怕的主要原因是，小红蝶总贴着两只耳朵。我以为它在生我的气。教练说：“小心，别摔下来！”然后他就放开了我。起初小红蝶一步步地走，我挺直身子坐着。但是马鞍很滑，我担心会歪到一边去。教练问我：“怎么样，坐稳了吗？”我回答他说：“坐稳了。”“好，现在小跑！”教练弹了一下舌头。

小红蝶小跑起来，我开始觉得颠了。但是我一直不作声，竭力不歪到一边去。教练夸我道：“嘿，这位骑士真不错！”我听了很高兴。

这时候，教练的同事走过来跟他说话，教练的眼睛不再看着我了。

突然，我觉得自己坐得有点歪了，想纠正姿势，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行。我想喊教练，叫他停住马，又怕这样做会丢脸，于是继续保持沉默。教练没看我。小红蝶一直在小跑，我歪得更厉害了。我看了看教练，以为他会帮助我，可是他还在和自己的同事说话，眼睛并不看我，口里却不时地说：“真行，骑士！”我已经歪到一边去了，非常惊慌。我想，我完了，但是不好意思喊叫。小红蝶又颠了我一下，我就完全滑下去倒在地上了。小红蝶这才停住脚步。教练回过头来，发现我已经不在小红蝶背上。他说了一句：“哟！我的骑士掉下来了。”接着走到我身边来。我对他说，我没有摔坏，他笑道：“孩子的身子骨软。”其实我真想哭。我请求他们让我再骑一回，他们抱我上马，以后我再也没有摔过交。

我们一星期去练马场两次，不久我就骑得很好了，什么也不怕了。

斧子和锯子

（寓言）

两个农民到树林里去伐木。一个拿着斧子，另一个拿着锯子。他们选好一棵树以后就争吵起来。一个说，应该用斧子砍。另一个说，应该用锯子锯。

第三个农民说：“我马上让你们停止争吵。如果斧子快，最好用斧子；如果锯子更快，用锯子更好。”他拿起斧子砍树，斧子太钝，砍不动。

他再拿起锯子，锯子很糟，根本锯不了。于是他说：“你们不忙争吵，斧子砍不动，锯子锯不了。你们先磨一磨斧子和锯子再说。”可是那两个农民因为一个的斧子没磨快，另一个的锯子是钝的，肝火更旺了，竟动手打起来。

士兵家属的生活

（一个农民的故事）

当时我们住在村头，家里很穷。我有母亲照看我的姐姐和外婆。外婆穿着破衣服、破裙子，头上包一块破布，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像个小袋子。她爱我疼我胜过母亲。父亲当兵去了。听人说，因为他酗酒，所以才送他去当兵。我隐约记得他回来过。我们的住房很窄小，中间撑着一根分杈的木头。记得我曾经爬到上面去，摔了下来，在板凳上碰破了头。从此在我的额角就留下一块伤疤。

我们的住房有两个小窗洞，其中一个始终塞着破布。院子也窄小，而且没有杂用房围着，中央放一个旧木槽。院里只有一匹肋骨受伤的老马。奶牛是没有的，有两只瘦绵羊，一只羊羔。我天天和羊羔睡在一起。我们吃面包就水。家里没有男劳力，母亲总说肚子痛，外婆总说头疼，一天到晚待在炉灶旁边。只有姐姐一个人干活，而且是为她自己干，想挣钱买漂亮衣服，准备嫁人。

记得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生下一个男孩。她被抬到穿堂里。外婆去邻居家借来一点荞麦米，又叫涅菲奥德大叔去请神父。姐姐去找人来参加洗礼。

人来了，带来三个大圆面包。家里人开始摆桌子，铺桌布。接着又抬来长椅和一大桶水。大家坐下。神父到了以后，教父教母站到前面去，阿库林娜大婶抱着婴儿跟在后面。大家开始祈祷。祈祷完毕，揭开婴儿的包布，神父就把婴儿放入水中。我吓得喊道：“把娃娃给我！”外婆生气地对我说：“闭上嘴，看我打你。”

神父把婴儿放入水中浸了三次，然后交给阿库林娜大婶。大婶把他包好，抱到穿堂里去，交给了母亲。

以后是大家入席。外婆盛两碗粥，浇了素油端上来。众人吃罢起身向外婆道谢，纷纷离去。

我跑去问母亲：

“妈，他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跟你一样。”

婴儿很瘦，小手小腿细极了。他老是哭。夜间你无论什么时候醒来都能听见他在哭，母亲哼着歌儿哄他。母亲自己也不好受，可是还给他唱歌。

有一次，我夜里醒来，听见母亲在哭。外婆起来问她：“天哪，你怎么了？”母亲说：“孩子死了。”外婆点上灯，给婴儿洗了身子，穿上干净的小衬衣，系上带子，放在圣像下面。天亮以后，外婆出门去，带了涅菲奥德大叔回来。大叔拿来两块旧的薄木板，动手做小棺材。他做好以后，把婴儿放了进去。接着母亲坐到小棺材边尖声尖气地哭诉起来。最后大叔把小棺材夹在腋下拿出去埋了。

我家唯一的喜事是姐姐出嫁。一天，几个男人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和酒来了。他们敬母亲一杯酒，母亲喝了。伊万大叔切下一块面包递给她。当时我站在桌旁，很想吃面包。我就凑到母亲耳边，悄悄对她说了。母亲笑起来，伊万大叔说：“他怎么了，想吃面包吧？”说完切下一大块给了我。我接过那块面包，跑到堆房去。姐姐坐在那里。她问我：“男人们在屋里说什么？”我说：“在喝酒呢。”她笑道：“他们是来给孔德拉什卡说媒的。”

后来举行了婚礼。大家一早就起来。外婆生火，母亲做点心，阿库林娜大婶洗牛肉。

姐姐穿上新棉鞋、红无袖长裙，戴一块漂亮头巾，什么事也不做。等到屋子烤得暖暖的了，母亲也穿戴起来。许多人来到我家，屋里挤满了人。

接着就有三辆双马拉的大车响着铃铛到了我家门口。最后一辆车上坐着穿新呢袍、戴一顶高帽的新郎孔德拉什卡。新郎下了车，走进屋里。大家给姐姐穿上新皮袄，把她领到新郎跟前。新郎新娘入席，女人们开始唱喜歌。唱罢喜歌，新郎新娘起身，向上帝祈祷，然后出门。孔德拉什卡扶新娘上了一辆车，自己上另一辆车。大家也都坐到车上去，画过十字就走了。我回到屋里，坐在窗前等着那些参加婚礼的人回来。母亲给了我一块面包，我吃罢竟睡着了。后来母亲把我叫醒，对我说：“来了！”而且递给我一根擀面杖，叫我在桌边坐下。孔德拉什卡和姐姐一起进屋里来，后面跟着进来许多人，比刚才还多。外面还站着许多人，都向我家窗户里张望。格拉西姆叔叔是伴郎，他走到我跟前说：“出来。”我吓了一跳，正想出去，外婆说：“把擀面杖拿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我照这样做了。格拉西姆叔叔把钱放在杯子里，倒满了酒，递给我。我端起杯子递给外婆。于是我们出去，让他们坐下。

接着就上酒、肉冻、牛肉，开始唱歌跳舞。人家向格拉西姆叔叔敬酒，他喝了一点，说：“这酒怎么有点苦啊！”于是姐姐捧着孔德拉什卡的头吻起来。大家唱歌跳舞，闹了许久才散，孔德拉什卡就带姐姐到他家去了。

姐姐出嫁以后，我们更穷了。卖了马和最后的几只羊，常常断粮。母亲到亲戚家去借贷。不久外婆也去世了。我记得母亲哭着说：“我的亲娘哟！丢下我这苦命的谁来管啊？谁来疼你的可怜的女儿啊？谁做我的主心骨啊？我怎么活啊？”她像这样哭诉了许久。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到大路上去放马，看见一个士兵背着行囊走来。他走到我们跟前问：“孩子们，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说：“是尼古拉村的。”“你们村里有个叫马特廖娜的士兵家属吗？”我说：“有，是我妈。”士兵看了看我，说：“你见过你父亲吗？”我说：“他当兵去了，没见过。”士兵说：“走，你带我去见马特廖娜，我给她捎一封你父亲写的信。”我问：“什么信？”他说：“到家你就知道了。”“行，走吧。”

士兵和我一起走了，他走得很快，我一路跑也跟不上。到家以后，士兵先向上帝祈祷，然后说：“你们好！”接着脱下外衣，坐在板凳上，向四壁望了望，说：“怎么，你们家就这么两个人？”母亲不敢上前，也不说话，怔怔地望着士兵。他又说：“孩子的妈呢？”说着自己倒哭起来。这时候母亲才跑过去亲吻父亲。我也爬到他的膝头上去，伸手摸他的衣袋。他不再流泪，露出了笑脸。

乡亲们都来了，父亲向大家问好，说他这回已经拿到证书，再也不去服兵役了。

畜群回村的时候，姐姐也来了。她亲吻了父亲，可是父亲问：“这个小媳妇是谁家的？”母亲笑道：“你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识了。”父亲又把姐姐叫过去，吻了吻她，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后来母亲去煮鸡蛋，叫姐姐去买酒。姐姐买来一升酒，用纸包着瓶子，放在桌子上。父亲问：“这是什么？”母亲说：“给你打的酒。”父亲说：“嘿，我已经四年多不喝酒了，把鸡蛋端上来吧！”他祈祷过上帝，坐下来吃饭。后来他又说：“要是我不把酒戒掉，那就当不上军士，还得空着手回来。现在呢，感谢上帝。”他从行囊中掏出一个钱包，递给母亲。母亲高兴极了，连忙拿去藏起来。

等大家都散了以后，父亲在板凳上躺下来睡觉，让我睡在他身边，母亲睡在我们脚头。他们两个说话，几乎说到半夜。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说：“唉，我没有木柴了！”父亲说：“斧子有吗？”“有，可是缺了口，不快。”父亲穿好鞋，拿起斧子，走到院子里去。我跟着他跑出去。

父亲从屋顶上抽了一根木棍，放在木墩子上，举起斧子，几下就劈好了，拿进屋里，说：“给你木柴，生炉子吧，我今天要出去看看，买木料盖一院房子。还得买一头奶牛。”

母亲说：“哦，这可要花好多钱呢。”

父亲说：“我们干活挣。瞧，快成人啦！”父亲指了指我。

父亲做过祈祷，吃了面包，穿上衣服，又对母亲说：“要是有新鲜鸡蛋，你拿几个放在炉灰里焐着，中午吃。”说完径自出门去了。

父亲走了好久还不回来。我求母亲让我去找。她不答应。我想溜走，母亲拉住我不放，还打了我。我就坐在灶炕上哭。这时候，父亲走进来问：“你哭什么？”我说：“我想去找你，妈不让，还打我。”说着我哭得更厉害了。父亲哈哈大笑着走到母亲跟前去，一面假装打她一面说：“不许打小费佳，不许打小费佳！”母亲假装哭起来，父亲笑道：“瞧，你和小费佳都这么好哭，动不动抹眼泪。”父亲在桌边坐下，让我挨着他，然后喊道：“喂，现在给我和小费佳开饭，我们肚子饿了。”

母亲给我们端来粥和鸡蛋，我们吃起来。母亲说：“盖房子的木料怎么样？”父亲说：“买了，八十卢布，是椴木，白得跟玻璃似的。到时候打酒招待庄稼人，星期天他们给我运来。”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好起来了。

猫和老鼠

（寓言）

有幢房子闹老鼠。猫钻到这里来捕捉。老鼠看见事情不妙，说：“咱们就待在天花板上别下去，猫上不来！”老鼠都不下去了，猫开动脑筋，要设法胜过老鼠。猫用一只爪子抓住天花板，吊在那里装死。有只老鼠把头伸出来看了一眼，说：“得了吧，老兄！你就是变成口袋[3]，我也决不到你跟前去。”

母鹌鹑和小鹌鹑

（寓言）

农民们来割草了。在草地中央，土墩下面，有个鹌鹑窝。

母鹌鹑觅食回来，发现窝周围的草都给割掉了，就对小鹌鹑说：“孩儿们，大难临头了！现在你们不要作声，也不要动，否则危险。晚上我把你们带走。”小鹌鹑看见草地上比以前亮了，反倒很高兴，说：“妈妈老了，所以才不愿意我们玩闹。”于是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一群村童给割草的农民送饭来，听见小鹌鹑叫，走过去把它们的头都揪掉了。

布尔卡

（一个军官的故事）

我养过一条大脸小猎犬，它的名字叫布尔卡。它一身黑毛，只有两只前爪尖是白色的。

这种猎犬都是下颌比上颌突出，上齿插在下齿里边，而布尔卡的下颌尤其突出，在它的上下齿之间竟放得下一根手指头。布尔卡的脸盘挺宽，眼睛又大又黑，而且闪闪发光，雪白的牙齿和獠牙总是露在外面。它看上去像黑人。布尔卡是只温顺的狗，不咬人，但是捕猎时却很凶猛顽强。它一抓住猎物就紧紧咬住，像破布条似的挂在猎物身上，又像壁虱一样，怎么也甩不掉它。

有一次，我们放它去捕狗熊。它咬住狗熊的耳朵，像水蛭般吊在那儿。狗熊用巨掌打它，紧紧抱住它，把它甩来甩去，可就是甩不掉。于是狗熊倒在地上，想压死布尔卡，而布尔卡仍旧咬住不放，直到我们用冷水浇了它为止。

它还是只小狗崽儿就跟着我了，我亲自把它养大。当我要去高加索服役的时候，起初我不想带它走，因此叫仆人把它关起来，自己悄悄地离开。在第一个驿站上，我正准备换车，突然看见路上有一团黑黑的闪光的东西在滚动。这是颈上套着铜圈的布尔卡。它冲到我身边，舔舔我的手，然后在马车下面的阴影中躺下，伸出巴掌长的舌头。它一会儿把舌头缩回去咽唾沫，一会儿又长长地吐出来。它跑得太急，来不及喘气，现在两肋不住地起落。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同时用尾巴敲击地面。

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我走后它破窗而逃，沿着我的车迹一路飞跑，在毒日头下跑了二十俄里。

布尔卡和野猪

（故事）

在高加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猎野猪，布尔卡跟着我。捕兽犬刚开始追赶，布尔卡立刻循声冲过去，消失在树林里。那是十一月，正当野猪和家猪长膘的季节。

在高加索有野猪出没的林子里有许多美味的野果，如野生的葡萄、松子、苹果、梨、黑莓、橡实、刺花李。等到这些果子成熟了，一上冻，野猪就来大吃特吃，不断长膘。

这时节，野猪会肥得跑不动。捕兽犬不用追太久，一两小时吧，野猪一闯进树密的地方就停下来。于是猎人跑过去向它开枪。根据狗吠声可以判断野猪站住了，还是在逃窜。如果野猪还在逃窜，猎狗的吠声是尖利的，仿佛有人打它们似的。如果野猪站住了，猎狗就会汪汪大叫，好像有人来了一样。

这次行猎，我在林中跑了许久，一直没有遇见野猪。最后我终于听见捕兽犬长吠一声，连忙跑上前去。我离野猪不远了，已经听得见树丛里树枝被折断的声音。这是野猪和猎犬在里面乱窜。根据犬吠声可以判断，它们还没有逮住野猪，只是围着它转。忽然，我听见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是布尔卡。它显然在林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跟上捕兽犬，现在和我一样，闻声拼命赶来。它跑过林间空地，穿过高高的草丛，我只看得见它的黑脑袋和咬在两排白牙齿之间的舌头。我唤了它一声，它没有回头看我，而是赶上前去，消失在树丛里。我跟着追去，越往前树长得越密。枝桠扯掉了我头上的帽子，打着我的脸，刺花李的芒刺拉着我的衣服。我离狗吠声很近了，但仍旧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我听见几只狗狂吠起来，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很响的破裂声，野猪呼哧呼哧地大喘气，嘶哑地吼叫着。我明白，布尔卡已经到了野猪身边，正在和它周旋。我拼出最后一点力气穿过密林，到了那里。在树丛深处我已经看见一只花斑捕兽犬，它站在一个地方又吼又叫，离它三步远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在乱动。

我走得更近一些就看清了野猪，并且听见布尔卡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野猪哼哼着向那只捕兽犬冲过去，捕兽犬夹起尾巴跳开了。野猪的一侧和头部出现在我眼前。我对准它的一侧放了一枪。我看见子弹打中了。野猪吼叫一声，从我眼前逃开，钻进树丛。几只狗叫着追了上去，我也跟着它们闯进树丛中。突然，我看见并且听见，几乎就在我的脚下有个什么东西。这是布尔卡。它横躺在那里尖声叫着，身子下面有一摊血。我想，这条狗完了。当时我顾不上它，继续往树丛里钻。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了野猪。几只狗从后面咬住它，它左右乱窜，一发现我就向我冲过来。我又放了一枪，几乎正对着它，因此它身上的鬃毛顿时着了火。它吼叫着晃了几下，沉重的身躯就倒在地上了。

等我走到野猪跟前，它已经死了，只是身上这里鼓一鼓气，那里抽一抽筋。猎犬都竖起背毛，有的扯它的肚子，有的扯它的腿，有的舔它的伤口上的血。

这时我想起了布尔卡，回头去找。它迎着我爬来，不停地呻吟着。我走到它身边，蹲下去，看了看它的伤口。它的肚子破开了，肠子掉出来一大团，在枯叶上拖来拖去。等我的伙伴赶到以后，我们就把布尔卡的肠子塞了进去，并且把它的肚子缝好。在我们给它缝肚子的时候，它不住地舔我的手。

我们把野猪拴在马尾上拖出树林，而布尔卡就由马驮回家。布尔卡养伤六个星期，终于好了。

米尔顿和布尔卡

（故事）

为了捕捉野鸡，我养了一只猎禽犬。这只猎犬的名字叫米尔顿，它身高体瘦，灰色的皮毛上有一些花斑，嘴唇下垂，耳朵很长，是只非常强壮、非常聪明的猎犬。它不咬布尔卡。从来没有一只狗对布尔卡发过威。只要它把牙齿露出来，别的狗就夹起尾巴走开了。有一次，我带米尔顿去捕捉野鸡，不料布尔卡跟在我后面也进了树林。我想把它赶开，可是怎么也办不到。送它回去吧，路又太远。我想，它不至于妨碍我，就往前走了。可是米尔顿刚闻出草丛里有野鸡，跑过去找，布尔卡就冲到前面，东窜西窜，竭力要抢在米尔顿之前捉住野鸡。布尔卡似乎听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跳几跳，转几个圈。可是它的嗅觉不灵，单独找不着野禽的踪迹，于是两眼望着米尔顿，米尔顿上哪儿它就往哪儿跑。米尔顿刚走一步，它就抢上前去。我把布尔卡叫过来，打它，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米尔顿一动，布尔卡就跑到前面去妨碍它。我看野鸡打不成了，正要回家，米尔顿比我行，竟想出了哄骗布尔卡的办法：布尔卡刚抢上前去，米尔顿就放弃野禽的踪迹，转向一旁，装出找寻的样子；等布尔卡追过来，米尔顿回头看看我，摇摇尾巴，再往正确的方向走。布尔卡再追过去，抢到前头，米尔顿又故意往旁边走十来步，骗过布尔卡，然后再领我奔向目标。它一直像这样哄骗布尔卡，没有让它妨害行猎。

乌龟

（故事）

有一次，我带米尔顿出去打猎。到了林边，它挺直尾巴，竖起耳朵，开始嗅来嗅去。我端起枪，跟在它后面。我以为它在找山鹑，或者野鸡，或者野兔。可是米尔顿不进树林，却向田间走去。我在它后面一边走一边朝前看。忽然，我看见它在寻找什么。它前头有一只像帽子那么大的乌龟在奔跑，长长的脖子顶着光溜溜的深灰色脑袋，像根小杵似的伸出来，四只光溜溜的龟足迈着大步，背上还背着个硬壳。

乌龟一看见狗就藏起头和脚，缩在草丛里，只有那硬壳露在外面。米尔顿抓住它啃了起来，但是啃不动，因为乌龟的肚子上也和背上一样，有一层甲，只在前后左右有窟窿，从这些窟窿中伸出头、脚和尾巴来。

我夺下米尔顿口中的乌龟，观察了它背上和肚子上的花纹，又看它是如何缩起来的。把它拿在手上往甲壳下面看，就可以看见那里头有黑乎乎的活动的东西，仿佛在地窖中似的。我把乌龟扔在草丛里，继续向前走，可是米尔顿不肯放弃，衔着乌龟跟在我身后。忽然，米尔顿尖叫一声，扔下了乌龟。原来乌龟在它口中伸出脚来，抓伤了它的嘴。它十分恼火，对着乌龟狂吠了一阵，又把它衔起来，跟着我走。我再一次命令米尔顿扔下乌龟，可它就是不听。我便夺下它嘴里的乌龟扔了。米尔顿不肯就此罢休，连忙用前足在乌龟身边刨坑。坑刨好了以后，米尔顿便用前足把乌龟推下坑去掩埋了。

乌龟像水蛇和青蛙一样，既生活在陆地上，又生活在水中。它们用下蛋的方式繁殖后代，蛋就摆在地面上，也不去孵。龟蛋像鱼子一样，自行破裂，生出小龟。乌龟有小有大，小的不比碟子大，而大的长达三俄尺，重二十普特。巨龟生活在海洋里。

春天一只乌龟能下几百个蛋。乌龟的甲就是它的肋骨。只有人和其他一些动物的肋骨是一根一根的，乌龟的肋骨却长在一起，形成一块甲。主要的是，只有乌龟的肋骨长在体外，肉在肋骨下。其他动物的肋骨都在体内，长在肌肉下面。

布尔卡和狼

（故事）

我离开高加索的时候，那边还有战事，如果无人护送，夜间走路危险。

我想尽量早一点动身，因此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

我的一个朋友来给我送行，我们就在我的住屋门前那条村中街上坐了一夜。

这是个有雾气的月夜，虽然看不见那玉盘，外面却亮得可以读书。

夜半，我们忽然听见对面那家院里有只小猪在叫。我们这边有个人喊道：“是狼咬小猪。”

我冲进自己屋里，拿了装好子弹的枪就往外跑。人们都站在对面那家的院门口，并且对我喊道：“这边来！”米尔顿跟着我跑，大概以为我拿着枪是去打猎吧，布尔卡则竖起两只短耳朵，左一下右一下地跳着，似乎问我要它去咬谁。我跑到篱边就看见一只野兽径直朝我跑来。这是一只狼，它跑到篱边就纵身跳了上去。我往旁边一退，端起了枪。那只狼刚从篱笆上向我这边跳下来，我就几乎是正对着它放了一枪，然而子弹卡了壳，这一枪没有打响。狼并不停步，奔到街那边去了。米尔顿和布尔卡跟着追过去。米尔顿追上了，但是显然不敢逮。布尔卡腿短，无论怎样赶也赶不上，我们在后面拼命跑，但是狼和狗都已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一直跑到村角的排水沟边，我们才听见几声吠叫，穿过被月光照亮的雾气，看见前面扬起了尘土，两只狗正在与狼搏斗。等我们跑到的时候，狼不见了，两只狗翘着尾巴满脸怒意地回到我们身旁。布尔卡咆哮着，用头擦我的腿，显然想讲什么事，可又不会。

我们察看了两只狗以后，发现布尔卡头上有一小块伤。看来它在水沟前追上了狼，但是还不及逮住就被狼咬了一口。伤口不大，根本没有危险。

我们回到屋前坐下，谈起刚才发生的事。我因为枪没打响，觉得懊丧，总在想，要是打响了，狼准会应声倒下。我的朋友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狼会跑到院子里来。老哥萨克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原本不是狼，而是女巫，她施了魔法，所以我的枪打不响。我们就这样坐着闲谈。忽然，两只狗冲出去了，于是我们看见，那只狼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街道中央。这回因为我们大喊大叫，它跑得很快，狗追不上。

老哥萨克见此情景更一口咬定，这不是狼，而是女巫。我想，说不定是一只疯狼，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一只狼被赶走了以后还会跑回人丛中来。

我在布尔卡的伤口上撒了一点火药，把伤口烧焦，以防万一。

我用火药烧布尔卡的伤口，是想在疯狼的口涎渗入布尔卡的血液之前把它烧掉。我知道，如果疯狼的口涎已经渗入布尔卡的血液中，那么它就会随着血液流遍布尔卡的全身，无法医治了。

布尔卡在五山城的遭遇

（故事）

我离开哥萨克人的村子以后，没有直接回俄罗斯，而是先到五山城，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我把米尔顿送给一个哥萨克猎人，而把布尔卡带到了五山城。

这个城市被称作五山城是因为它坐落在贝什陶山上，在鞑靼语中“贝什”的意思是“五”，“陶”是“山”。山中有硫磺矿泉，泉水像开水一样烫人，因此出水的地方总是像茶炊一样冒热气。这个城市所在的地区十分热闹。从山里流出滚烫的矿泉，山下还有一条小河。山坡上长满了树，四周是田野，远方隐约可见高加索群山。群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永远像白糖一样。其中有一座大山名叫厄尔布鲁士，天晴的时候，无论从哪个方向都看得见它的皓首。人们纷纷到这里来用矿泉水治病，矿泉上搭了些亭子和凉篷，周围辟了花园和小径。每天早上都有乐队奏乐，游人喝水，沐浴，散步。

城市在山上，山下有个大村子。我就住在村中一间小屋里。这小屋盖在院子当中，窗前是个小花园，园里养着主人的蜜蜂，不过这些蜜蜂不像俄罗斯的那样关在挖空的木墩子里，而是关在圆形的篮子里。这个地方的蜜蜂很温和，因此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布尔卡在园里的蜂房间坐一会儿。

布尔卡在蜂房间走来走去，惊奇地望着蜜蜂，嗅它们，倾听它们发出的嗡嗡声。不过布尔卡的脚步是小心翼翼的，没有打搅蜜蜂，因此蜜蜂不蜇它。

一天早上，我从矿泉回来，在小花园里喝咖啡。布尔卡挠它的耳朵，弄响了颈圈。这响声惊动了蜜蜂，于是我把布尔卡的颈圈摘了下来。不久我就听见一阵奇怪而又可怕的喧嚣从山上城里传来。许多狗狂吠乱叫，人也在喊，这吵嚷声自山上下来，离村子越来越近。布尔卡不再抓挠，把它那露出两排白牙的宽大的头搁在两只雪白的前脚间，乖乖地躺在我身边。当它听到喊叫声的时候，它似乎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竖起耳朵，露出牙齿，跳起身来，开始发威。喧声渐渐近了。仿佛全城的狗都在狂吠乱叫。我走到大门口去看，我的女房东也过来了。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是监狱里的犯人出来打狗。城里的狗太多了，当局命令统统打死。”

“怎么，如果布尔卡碰上他们，也要给打死吗？”

“戴颈圈的狗不让打。”

在我说话的时候，犯人们已经来到我们院门口。

走在前面的是士兵，后面跟着四个戴镣铐的犯人。有两个犯人拿着长长的铁钩，另外两个拿着木棒。在我们的大门前，一个犯人用铁钩钩住一条看家狗，把它拉到街心，另外一个犯人便用木棒打它。那只狗叫得令人毛骨悚然，而犯人们却在大声说笑。拿铁钩的犯人把狗翻过来，看见它死了，便拔出铁钩，环顾左右，寻找别的狗。

这时候，布尔卡就像当年扑到狗熊身上去一样，突然向那个犯人扑过去。我想起它没戴颈圈，便大喊：“布尔卡，回来！”并且叫犯人不要打它。但是犯人看见了布尔卡，他哈哈大笑，敏捷地把铁钩一扔，钩住了布尔卡的大腿。布尔卡想逃，那个犯人拖着它，而且对另外一个犯人喊道：“打！”那个犯人举起了木棒，布尔卡眼看就要被打死，可是它挣脱了，撕掉大腿上的一块皮，带着血红的伤口，夹起尾巴，飞也似的奔进栅门，钻到屋里我的床铺下面去了。

它的皮是在钩子钩住的地方撕掉的，它因此才得以死里逃生。

布尔卡和米尔顿的结局

（故事）

布尔卡和米尔顿死在同一个时期。老哥萨克不会照顾米尔顿，不仅带它去猎野禽，还带它去猎野猪。就在那年秋天，一头獠牙正尖的两岁野猪撕破了米尔顿的肚子。谁也不会给它缝合伤口，它就死了。

布尔卡从打狗的犯人手里逃生以后，也没有活多久。它脱险以后不久就变得精神委顿，而且碰到什么舔什么。它舔我的手也不似从前，不是表示亲热了。它舔的时间很长，用力把舌头贴在我的手上，后来便用牙咬。它显然不愿意咬我的手，但是不咬不行。我于是不再伸手给它。它便舔我的靴子、桌子腿，后来又啃我的靴子或者桌子腿。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天，第三天它失踪了，没有人看见过或者听说过它。

它不可能被盗，也不会弃我他往。这事发生在它被狼咬伤以后六个星期。由此可见，那只狼确实是只疯狼。布尔卡是因为狂犬病发作才出走的。猎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流口水”。据说，所谓狂犬病是指患病动物的喉头痉挛，它们想饮水，但又不能，因为水饮下去以后喉头痉挛更加厉害。于是这种动物便因疼痛、干渴而发狂，开始乱咬。布尔卡开始舔来舔去，后来又啃我的靴子和桌腿的时候，它的喉头大约已经发生痉挛。

我在那一带找遍了，到处打听布尔卡的下落，但是始终没有打听出它跑到哪里去了，又是怎样死的。如果它像别的疯狗那样乱跑乱咬，我肯定能得到它的消息。而它想必是跑到荒野中去，孤零零地死在那里了。据猎人说，聪明的狗如果流起口水来，自己会跑到田野间或者树林里去找一种草，沾一身露水，用这个办法给自己治病。看来布尔卡已经无药可治。它终于没有回来，就这样失踪了。

鸟和网

（寓言）

一个猎人在湖畔张了网，罩住了许多鸟。这些鸟都是大鸟，它们把网举起来，带着飞走了。猎人跟踪追去。有个庄稼汉看见猎人在跑，就问他：“你跑什么？靠两条腿能追得上鸟吗？”猎人说：“要是只有一只鸟，我追不上。现在肯定追得上。”

事情果真如此。等到天黑下来，鸟儿们要回巢了，这只朝树林飞，那只朝沼地飞，第三只朝庄稼地飞，结果它们带着网落到地上，被猎人捉住了。

感觉

（说明文）

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用舌头尝，用手指摸。这个人的眼力好些，那个人的眼力差些。这个人从远处能够听见，那个人却耳聋。这个人嗅觉灵敏，离得老远都闻得出气味；那个人拿着臭蛋嗅也不觉得臭。这个人靠触觉就能分辨任何一样东西，那个人靠触觉却什么也认不出来，连木头和纸都分不清。这个人刚把东西放进嘴里就觉得甜，那个人把东西吞下去了还弄不清是苦是甜。

各种野兽的各种感觉器官强弱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的野兽都要比人嗅觉灵敏些。

人要认识一样东西的时候，必需看一看，听一听；有时也嗅一嗅，尝一尝。但是，为了认识一样东西，人最需要的是摸一摸它。

野兽呢，几乎无一例外，最需要的是嗅一嗅。马、狼、狗、母牛、狗熊一定要闻到了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马害怕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打响鼻，清一清鼻子，使嗅觉更灵一些。它只有把这东西好好嗅过一遍以后才不再害怕。

狗常常追踪主人，既见到主人，却又害怕，认不出来，于是向他吠叫，直到把主人嗅过一遍以后，才弄清楚，那看着怪可怕的东西原来就是它的主人。

公牛看见公牛被宰杀或者听见公牛在屠宰场吼叫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只要一头母牛或者一头公牛来到染了牛血的地方嗅一嗅，它立刻就会明白，而且会开始吼叫，跺脚，怎么也赶它不走了。

有个老头的老伴病了，老头去挤牛奶。母牛认出这不是女主人，打了个响鼻，不出奶。女主人叫丈夫穿上她的皮袄，再把她的头巾系在头上，结果母牛出奶了。可是老头把皮袄一敞开，母牛嗅了嗅他，又不出奶了。

捕兽犬追踪野兽的时候，从来不踩着野兽的脚印跑，而是退到一旁，离开约二十步远。没有这种常识的猎人为了让狗找到野兽的去向，就用狗的鼻子去戳野兽的足迹，而狗总是连忙跳到一旁去。因为对于它来说，那气味实在太刺鼻，反倒使它弄不清楚野兽是朝前跑了，还是朝后跑了。它得退到一边去才闻得出哪个方向的气味更重一些，然后再去追捕野兽。狗的这种行为同有人在我们耳边大声说话时我们的做法一样：我们一定会走开，站远一点才听得清人家说什么。当我们要看的东西离我们过近的时候，我们也要退几步才去看。

狗与狗互相辨认，互相示意，全都靠气味。

昆虫的嗅觉更灵敏。蜜蜂径直向着它需要的那朵花飞去。毛毛虫向着它需要的树叶爬去。臭虫、跳蚤、蚊子在用它们的小脚量几十万步以外的地方就闻得见人的气味。

如果说，从物体分离出来、落到我们的鼻腔里的分子十分微小，那么落到昆虫的嗅觉器官上的分子该有多小啊！

狗和厨子

（寓言）

厨子做饭，几只狗躺在厨房门口。厨子宰了一头牛犊，把牛肠子扔到院子里。狗抢来吃了，说：“这厨子真行，做得挺好吃。”

过了不久，厨子拿出豆子、芜菁和葱头来择，把残渣扔了。狗扑上去一嗅，扭头就走，说：“我们的厨子完了，从前做得挺好吃，现在简直糟透了。”

厨子不听狗的议论，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吃了菜并且表示赞赏的是主人，而不是狗。

罗马的建立

（历史）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努米托雷，一个叫阿穆利。国王临死的时候对两个儿子说：“你们愿意怎样分遗产呢？谁要王国，谁要我的全部财物？”努米托雷要了王国，阿穆利要了财物。阿穆利拿到财物以后，又羡慕哥哥做了国王，他就贿赂士兵，怂恿他们推翻努米托雷，立他为王。士兵们真这样做了，阿穆利当了国王。努米托雷有个女儿一胎生下两个男孩。这两个孩子又大又美。

阿穆利害怕这对孪生子长大以后得到百姓的爱戴，被立为王。他就把自己的仆人福斯蒂尼召来，对他说：“你把两个孩子扔到河里去吧。”

那条河叫台伯河。

福斯蒂尼把两个孩子放在摇篮里，拿出去扔在河岸上，心想，他们自己会死去的。但是台伯河水上涨了，淹没了河岸，把摇篮冲到一株高大的树下。夜里来了一只母狼，它用自己的奶汁去喂养孪生子。

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既漂亮又强壮。他们生活在离阿穆利所在的城邦不远的森林里，学会了靠狩猎为生。百姓知道了这个情况，并且爱上了这两个美男子。哥哥名叫罗穆洛，弟弟名叫雷莫。

一天，努米托雷和阿穆利的牧人在森林附近放牧，吵起架来。阿穆利的牧人赶走了努米托雷的畜群。孪生兄弟看见了，追上去夺了畜群。

努米托雷的牧人因此很生这两兄弟的气，趁罗穆洛不在的时候抓住雷莫，把他带到努米托雷跟前，说：“森林里出现了弟兄二人，他们抢劫牲畜。我们抓到了一个，带他来见您。”努米托雷叫牧人把雷莫带到阿穆利那里去。阿穆利说：“他们欺侮了哥哥的牧人，还是让哥哥处置他们吧。”雷莫又被带到努米托雷那里。努米托雷把他叫到跟前问：“你从哪儿来，是什么人？”

雷莫说：“我们是两兄弟，小的时候让人放在小摇篮里，搁在台伯河岸上一棵大树下，是野禽野兽养活了我们。我们在那儿长大。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摇篮还在，上面有铜条，铜条上写着字。”

努米托雷很讶异，心想，莫非这就是他的外孙？他留下雷莫，派人去找福斯蒂尼来问话。

这当儿，罗穆洛到处找弟弟，怎么也找不着。牧人们对他说，他弟弟被人带进城去了。于是他带上摇篮去找弟弟。福斯蒂尼立刻认出了那个摇篮，并且告诉百姓，这就是努米托雷的外孙，阿穆利当初想淹死他们。百姓很愤慨，杀了阿穆利，立罗穆洛和雷莫为王。可是罗穆洛和雷莫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们留下外祖父努米托雷在这里做王，兄弟俩回到台伯河畔的大树下，就是母狼把他们养大的地方，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罗马。

上帝知道真情，但不立即道出

（纪实）

从前弗拉基米尔城有个年轻的商人，姓阿克肖诺夫。他开着两处店铺，还有自己的住宅。

阿克肖诺夫是个长了一头淡褐色鬈发的美男子，最爱说笑，歌也唱得极好。他年纪轻轻的就纵酒，酒后往往滋事。不过自从他成家以后，他就戒了酒，很少破例。

有一年夏天，阿克肖诺夫要到下城去赶集。当他向家人告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你今天别走，我做了一个噩梦。”

阿克肖诺夫笑道：

“你总怕我到集市上去狂喝滥饮，对吗？”

妻子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不过我做的梦真可怕啊！我梦见你从下城回来，摘去帽子，我一看，你的头发全白了。”

阿克肖诺夫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说，我准要赚钱。你等着瞧，我发了财一定给你带点贵重礼物回来。”

于是他别了家人走了。

他在半路上遇见一个商人朋友，就同这个朋友一起去住店。两人一块儿喝茶，而且在紧挨着的两个房间宿夜。阿克肖诺夫不爱睡懒觉，天不亮已经醒了。他想趁凉爽的时候赶路，于是叫车夫起来套车，自己到后房去找店主结了账，就走了。

马车行驶约四十俄里，他停下来喂马。他在一家车马店的穿堂里休息了一会儿，午饭时分走到台阶上吩咐烧茶，并且拿出吉他来弹。忽然间，一辆三套马车摇着铃儿驶进院里，从车上下来一位官员、两名士兵，他们走到阿克肖诺夫跟前，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阿克肖诺夫如实讲了，并且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喝杯茶。那官员却纠缠不休，一再问他：“昨天晚上在哪儿过夜？一个人还是同一个商人在一起？早上看见那个商人了吗？为什么一大早就上路？”阿克肖诺夫不明白，为什么要拿这些事来问他。他虽然都照实说了，还是免不了问一句：“你们干吗这样盘问我？我又不是小偷、强盗。我出门办自己的事，有什么可问的啊？”

于是那官员向两个士兵喊了一声，接着说：

“我是县警察局局长，我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同你一起住店的商人给杀死了。把你的东西拿出来！你们去搜查吧。”

他们进了屋子，打开箱子和行囊搜查。忽然，警察局长从行囊中掏出一把刀子，他大声问：

“这是谁的刀子？”

阿克肖诺夫看见从他的行囊中找出一把带血的刀子来，吓坏了。

“刀子上怎么会有血迹啊？”

阿克肖诺夫想回答，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我不知道……我……刀子……我……不是我的……”

警察局长又说：

“早晨人家发现那个商人死在床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干这事。房门反锁着，屋里除了你没有别人。现在你的行囊中又有一把带血的刀子，从你的脸色也看得出来。你说说，你是怎么杀死他的，抢了多少钱？”

阿克肖诺夫发誓说，这不是他干的，他同那个商人一起喝了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八千卢布是他自己的钱，刀子不是他的。然而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脸色发白，浑身颤抖，好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警察局长叫士兵过来给他戴上脚镣，押上大车。当他戴着脚镣被推上大车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十字，流下泪来。警察没收了他的全部财物，把他送进附近的一座城市的监狱。他们还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城去了解阿克肖诺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弗拉基米尔城的商人和居民都证明，阿克肖诺夫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爱吃喝玩乐，人倒是个好人。于是开庭审判。他被指控杀害梁赞省一商人，盗去银钱两万。

妻子为了丈夫的事痛不欲生，束手无策。孩子们都未成年，有一个还在吃奶。她带着所有的孩子到关押着她丈夫的那个城里去。起初人家不许她探监，经她向长官们求情，总算让她去见她丈夫了。她看见丈夫穿着囚衣，戴着镣铐，和强盗关在一起，伤心得晕倒在地，好久都没有清醒过来。她清醒了以后，让孩子们围拢来，自己挨着丈夫坐下，讲了讲家里的情况，并且询问丈夫出事的经过。丈夫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她又问：

“现在怎么办呢？”

丈夫说：

“得向皇上求情。不能冤枉好人啊！”

妻子说，她已经递了一份呈文，但是没给转上去。阿克肖诺夫不作声，只把头垂了下去。这时妻子说：

“你还记得吗，我那天梦见你的头发白了，不是无缘无故的啊。现在你真的愁白了头。那天你不出门就好啦。”

接着她抚着丈夫的头发又说：

“万尼亚，亲爱的，你对妻子说实话，是你干的吗？”

阿克肖诺夫说：“连你也怀疑我！”于是掩面大哭。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该走了。阿克肖诺夫最后一次向家人告别。

妻子走后，阿克肖诺夫开始回忆他们说过的话。当他想到连妻子也怀疑他、问杀了商人的凶手是不是他的时候，他对自己说：“看来，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情，只应该乞求上帝，等待上帝的恩典。”从此阿克肖诺夫不再上诉，也不再抱希望，只祈祷上帝。

阿克肖诺夫被判处鞭刑和苦役。判决就这样执行了。

他受了鞭刑。等伤养好以后，他同其他苦役犯一起被押往西伯利亚。

阿克肖诺夫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二十六年。他的头发变得像雪一般白，一把尖尖的白胡子留得很长。昔日那爱寻欢作乐的性情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弓着脊背，行动迟缓，很少说话，从来不笑，只是常常祈祷上帝。

在监狱里，阿克肖诺夫学会了缝靴子的手艺，并且拿做手艺挣得的钱买了《日课经》。狱中上灯的时候，他就读《日课经》。每逢节假日他都去狱中教堂做礼拜，读《使徒行传》，在唱诗席上唱诗——他的嗓子一直很好。官员们喜欢阿克肖诺夫温顺谦恭，伙伴们都尊敬他，称呼他“老大爷”或“虔诚的人”。大家对当局有什么要求都委托阿克肖诺夫去提出，彼此间有了纠纷也总是去找阿克肖诺夫评理。

家里没有人给阿克肖诺夫写信，他也不知道妻儿是否还活着。

有一天，一批新犯人抵达流放地。当天晚上，老犯人围着新来的问长问短：是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村子的人，犯什么案。阿克肖诺夫也挤到新犯人身边的铺板上坐下，低着头听他们说话。有个新犯人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健壮，六十来岁，留一部剪短了的大白胡子，他在讲他为什么被捕。他说：

“伙计们，我就是这样无缘无故来到这里。我把驿车夫的马从雪橇上解下来。他们就抓住我，说我偷马。我说我只是想快点到站，后来又把马放了。再说那车夫还是我的朋友。我说得对不对？可他们还是说我偷了。偷什么，在哪儿偷的，这他们都不知道。我从前干的事早该让我上这儿来了，可他们发现不了。这回倒是不该把我弄来。嘿，扯淡，我来过西伯利亚，不过时间不长……”

“你是哪里人？”一个犯人问。

“我是弗拉基米尔城人，当地市民。本名叫马卡尔，父名是谢苗诺维奇。”

阿克肖诺夫抬起头来问：

“谢苗内奇[4]，你有没有听说弗拉基米尔城的商人阿克肖诺夫家里人的情况？他们还活着吗？”

“怎么没听说！他们挺阔，别看老爷子流放西伯利亚。那老爷子想必跟我们一样犯了罪。你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呢，老大爷？”

阿克肖诺夫不爱讲自己的不幸遭遇，叹了一口气，说：

“我因为有罪，做苦工二十六年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究竟是什么罪啊？”

阿克肖诺夫说：“当然是该罚的罪。”他不愿再说下去，别的犯人就对新来的讲了阿克肖诺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原因。他们说，途中有人杀了一个商人，把刀子塞给阿克肖诺夫，他就被冤枉判了刑。

马卡尔·谢苗诺夫听到这里，看了看阿克肖诺夫，然后拍拍膝头，说：

“哼，怪事！真是怪事！你可见老了啊，老大爷！”

大家问他奇怪什么，在哪里见过阿克肖诺夫。他不肯回答，只说：

“伙计们，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真是怪事！”

这句话使阿克肖诺夫想到，也许新来的知道是谁杀了商人，他于是说：

“谢苗内奇，这事你以前是不是听人说过？也许你以前见过我？”

“怎么能不听说啊！世上到处是流言。这是老早的事了，就是听说过也忘了。”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你也许听人说过，是谁杀了那个商人吧？”阿克肖诺夫问。

马卡尔·谢苗诺夫笑道：

“嘿，刀子从谁的袋子里找出来当然就是谁杀的。要是真有人把刀塞给你，没抓着就不是贼。再说，怎么能把刀塞进你的袋子里去呢？袋子不是在你的枕头边吗？你会听见响动的嘛！”

阿克肖诺夫一听这话，顿时明白，就是这个人杀了商人。他便站起身来走开了。这天阿克肖诺夫一夜都睡不着。他心里烦闷极了，先想起他妻子最后一次送他出门赶集时的样子，她的面庞和眼睛活生生的就在眼前，耳畔也似乎听到她的话语和笑声。接着他想起了孩子们，也是那时候的样子，小小的，一个穿着皮袄，一个抱在怀里。他还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一个快快活活的年轻人，想起他被逮捕时正坐在一家车马店的台阶上弹吉他，那时他心里很快活。他又想起他受鞭刑的那个高台、行刑的刽子手、周围的人群、锁链、犯人、二十六年的囚徒生涯，直到年迈。他苦闷得恨不能一死了之。

“全都是因为那个坏蛋！”阿克肖诺夫想。

于是他心里产生了对马卡尔·谢苗诺夫的强烈的憎恨，要不顾一切地寻报复。他祈祷了一夜，可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第二天，他不愿走到马卡尔·谢苗诺夫跟前去，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阿克肖诺夫夜夜不能成眠，苦闷得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夜里，他在牢房中走动的时候，发现有泥土从一张铺板下面撒出来。他站住看了看。突然间，马卡尔·谢苗诺夫从那张铺板下面钻了出来，神色惊恐地望着阿克肖诺夫。阿克肖诺夫想走过去不看他，可是马卡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他在墙脚下挖一个地道，趁出外上工之便，天天用靴筒把泥土带到外面去。他又说：

“不过你别吭声，老头儿，我把你也带走。要是你说出去，叫我挨鞭子，那我可饶不了你——那我就宰了你。”

阿克肖诺夫面对着仇人的时候，恨得浑身发抖。他抽出自己的手，说：

“我没有必要逃走，你也没有必要再杀我，你早就把我杀了。至于我会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那就听上帝的吩咐吧。”

第二天，士兵们领犯人出外上工的时候，发现马卡尔·谢苗诺夫倒土，就去查牢房，终于找着了一个洞。监狱长来了，亲自审问所有的犯人：洞是谁挖的？大家都说不知道。那些知道的人没有供出马卡尔·谢苗诺夫，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为这事他会给打得半死。于是监狱长转过来问阿克肖诺夫。他知道阿克肖诺夫是个正直的人。

“老头儿，你为人正直，你当着上帝的面告诉我，这是谁干的？”

马卡尔·谢苗诺夫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望着监狱长，没有转过头去看阿克肖诺夫。阿克肖诺夫的两手和嘴唇都在颤抖，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想：“我要包庇他吗？既然他毁了我，我又为什么要原谅他呢？叫他为我受的苦付出代价吧。如果把他供出来，他肯定要挨鞭子。万一我怀疑错了呢？再说，他挨一顿鞭子我就会好受了吗？”

监狱长又问：“怎么样，老头儿，照实说，是谁挖的洞？”

阿克肖诺夫看了看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我没看见，不知道。”

谁挖了洞这件事终于没有查出来。

这天夜里，阿克肖诺夫正躺在自己的铺板上打盹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个人走过来，在他的床脚坐下了。他向黑暗中看了看，发现是马卡尔。

阿克肖诺夫说：

“你还要我怎么样？来这儿干什么？”

马卡尔·谢苗诺夫没有作声。阿克肖诺夫支起半个身子又说：

“你要干什么？走开！不然我要叫卫兵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向阿克肖诺夫弯下身来，悄声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饶恕我吧！”

阿克肖诺夫问：

“饶恕你什么呀？”

“是我杀了那个商人，把刀子塞给你。当时我本想把你也杀了，可是外面有响动，我就把刀子塞进你的袋子里，爬窗户逃走了。”

阿克肖诺夫沉默着，不知说什么好。马卡尔·谢苗诺夫从铺板上滑了下去，跪在地上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饶恕我，看在上帝分上，饶恕我吧。我要去自首，说是我杀了商人，他们会赦免你。你可以回家去了。”

阿克肖诺夫说：

“你说得倒容易，可我受了多少罪啊！现在我能上哪儿去？……我妻子死了，孩子们都忘了我，我无家可归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不肯站起来，用头叩地说：

“伊万·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我挨鞭子的时候也比现在看着你好受一点……你还可怜我，没把我供出来。饶恕我吧，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吧！”他说着大哭起来。

阿克肖诺夫听见马卡尔·谢苗诺夫哭了，自己也流下泪来，说：

“上帝宽恕你，也许我比你坏一百倍！”他忽然觉得心里轻松了。他再也不想家，也不愿离开监狱了，一心只想着生命的最后时刻。

马卡尔·谢苗诺夫没有听阿克肖诺夫的劝告，去自首了。当阿克肖诺夫被允许回家的通知下达时，他已经死了。

狼和山羊

（寓言）

狼看见山羊在石山上吃草，可是自己上不去，于是对山羊说：“你下来才好哩。这个地方平坦些，草也鲜嫩多了。”

山羊说：“狼呀，你叫我下去根本不是为我的吃食操心，只不过是为你自己的吃食操心罢了。”

[1]指一种灰色野兔，无论冬夏毛色不变。

[2]1俄磅合409.51克。

[3]俄语有句成语说：“隔口袋买猫”，意指没看见是什么东西就盲目地买下来。

[4]“谢苗内奇”是“谢苗诺维奇”的俗称。

选自《俄语读本第四册》

皇帝和衬衫

（童话）

一位皇帝有病在身，他说：“谁能把我的病治好，我就给他半个国家。”智士们聚在一起议论，怎样才能把皇帝治好。谁也没有办法。只有一位智士说，皇帝是可以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幸运的人，把他身上的衬衫脱下来给皇帝穿，皇帝就会康复。于是皇帝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找幸运的人，使臣们奔跑了很久，却连一个幸运的人也找不到。没有一个人是心满意足的。这个人富裕，但是有病。那个人健康，但是穷困。有的人既健康又富裕，可是妻子不好，或者孩子不好。人人都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天夜里，王子从一间农舍旁走过，忽然听见屋里有人说：“感谢上帝，我干够了活，吃饱了饭，现在躺下睡觉，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王子高兴极了，立刻下令脱下这人身上的衬衫，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然后把衬衫呈献给皇帝。使臣们来到这个幸运的人跟前，要脱去他身上的衬衫，不料他竟穷得连一件衬衫也没有。

芦苇和齐墩果树

（寓言）

齐墩果树和芦苇争论他俩谁强。齐墩果树嘲笑芦苇见风就折腰。芦苇不作声。等到风暴来了，芦苇摆来摆去，弯腰到地，但是它完好无损。齐墩果树绷紧了枝条与风对抗，结果折断了。

狼和农夫

（童话）

一只狼被猎人紧紧追赶着，忽然碰见一个农夫，那农夫扛着连枷和麻袋从打谷场上走来。

狼说：“老乡，把我藏起来吧，猎人在追我。”农夫动了怜悯心，把狼藏进麻袋里，扛在肩上。猎人们骑马赶来，问农夫有没有看见一只狼。

农夫说：“没有，没看见。”

猎人走了。狼从麻袋里钻出来，向农夫扑过去，想把他吃掉。农夫说：

“唉，你这个家伙真没良心，我救了你的命，你倒要吃我。”

狼说：“前恩不记。”

农夫说：“不对，是前恩不忘，你不信去问别人，谁都会说，是前恩不忘。”

狼说：“好吧，咱们一块儿往前走，遇见第一个人就问：是前恩不记还是前恩不忘？如果他说，不忘，我就放你走。如果他说，不记，我就吃了你。”

他们向前走去，遇见一匹又老又瞎的母马。农夫问：“母马，你说，是前恩不忘还是前恩不记？”

母马说：“你瞧，我在主人家里十二年了，给他下了十二头马驹，耕田、拉车一直没断过。去年我瞎了，还拉碾子。前两天我实在转不动，就倒下了。他们打我，揪起我的尾巴，把我扔到崖下去。我清醒过来以后，勉强站起来走，连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狼说：“农夫，你看见了吧，前恩不记。”

农夫说：“等一等，咱们再问一次。”

他们又往前走。迎面来了一条老狗，拖着臀部慢慢爬着。

农夫说：“老狗，你说，是前恩不记还是前恩不忘？”

老狗说：“你瞧，我在主人家里十五年，给他看家，来了生人我又叫又咬。现在我老了，牙也没有了，他们就把我赶出家门，还用辕杆打坏了我的臀部。瞧我拖着走，连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只要远远地离开主人就是了。”

狼说：“你听见老狗的话了吗？”

农夫说：“等遇见第三个再说吧。”

迎面来了一只狐狸。农夫说：“狐狸，你说，是前恩不忘还是前恩不记？”

狐狸说：“你干吗要知道这个？”

农夫说：“这只狼因为后面有猎人追赶，跑来求我，我就把它藏在麻袋里了，现在它却要吃我。”

狐狸说：“这么大一只狼能钻进你那麻袋里去吗？我要亲眼看见才能给你们评理。”

农夫说：“整个儿都进去了，不信你问它自己吧。”

狼说：“是真的。”

这时狐狸说：“我没看见就不相信。你钻给我看看。”

狼把头伸进麻袋里去，说：“是像这样。”

狐狸说：“你整个儿都钻进去吧，否则我看不出来。”

狼钻进麻袋里去了。狐狸对农夫说：“现在你把麻袋扎起来吧。”农夫把麻袋扎了起来。狐狸又说：

“好啦，农夫，你在打谷场上是怎么脱粒的，做给我看看。”农夫高兴极了，举起连枷往狼身上打去。

他说：“狐狸，你看看人们在打谷场上是怎么脱粒的吧。”说着他又朝狐狸的头上打去，把狐狸打死了，然后自言自语说：“前恩不记。”

俩伙伴

（寓言）

俩伙伴在树林里走的时候，有只狗熊蹿出来，向他们扑上去。一个连忙逃开，爬到树上去藏身。另一个在原地站着，无可奈何，只好趴下装死。

狗熊走到他身边，左嗅右嗅。他连气也不敢喘。

狗熊嗅了嗅他的脸，以为是一具死尸，就走开了。

狗熊走了以后，藏在树上的那一个才爬下来，笑着问：

“喂，狗熊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呀？”

“狗熊对我说，在危急的时候丢下伙伴不管的人是坏人。”

跳

（纪实）

一艘海船环游了世界，正在归途中。这天风平浪静，人都在甲板上。有只大猴子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引人发笑。它蹦蹦跳跳，摆出种种滑稽的姿态和脸相，还模仿人的举动。看来它知道人们在拿它取乐，因此更加起劲。

它跳到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船长的儿子跟前，扯去他头上的帽子，给自己戴上，然后飞快地爬到桅杆上去了。人们哈哈大笑，那孩子却因为没了帽子，哭不得笑不得。

猴子蹲在桅杆的第一根横木上，把帽子摘下来咬啊撕的。它好像在逗那个孩子，向他比画，做鬼脸。孩子恐吓它、呵斥它，它却把帽子撕扯得更加厉害。水手们的笑声也更高了。孩子红了脸，把上衣一脱，就去追桅杆上的猴子。一转眼，他已经攀着绳索爬到第一根横木上。但是猴子比他还机灵，还快。正当孩子想夺回帽子的时候，猴子又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你别想跑！”孩子说完向上爬去。猴子又逗他，继续往上爬。孩子斗上了气儿，不肯落后。一会儿工夫，猴子和孩子都爬到了桅杆顶上。猴子用一只后手[1]牢牢抓住绳索，伸长了身体，把帽子挂在最高的那根横木末端，自己爬到桅杆顶上，在那里搔首弄姿，露齿而笑。从桅杆到挂着帽子的横木末端的距离是两俄尺左右，孩子不放开手中的绳索和桅杆就够不到帽子。

孩子斗上了气儿，他放开桅杆，向横木上迈了一步。甲板上的人都在看猴子和船长的儿子闹，一面看一面笑。可是当他们看到孩子放开绳索、伸出两手摇晃着向横木上迈了一步的时候，他们都吓呆了。

只要孩子踩空一脚，他就会摔到甲板上，跌得粉身碎骨。即使他不踩空，走到了横木末端，取到了帽子，也很难转身回到桅杆这边来。人人都呆呆地望着他，看下一步怎么办。

忽然，有一个人吓得喊了一声“哎呀”。孩子听见了这声叫喊，清醒过来，往下面一看，身子便摇晃起来。

这时，船长——孩子的父亲，从舱房里出来。他拿着一支枪，准备打海鸥。他发现儿子在桅杆上，立刻端起枪对准儿子，口里喊道：“下水！马上跳水！我要开枪了！”孩子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跳水，不然我要开枪了！……一、二……”父亲刚喊到“三”，孩子已经头朝下跳了下去。

孩子的身体像颗炮弹似的落入大海中，浪花还没有盖住他，二十名健壮的水手已经从船上跳下海去。过了差不多四十秒钟——大家都觉得这时间太长——孩子的身体才浮出水面。人们把他抱住，拉上船。又过了几分钟，从他嘴里和鼻孔里流出水来，他又开始呼吸了。

船长看到这个情景，忽然大吼一声，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似的，接着就跑回舱房去了，免得让人看见他哭。

橡树和榛丛

（寓言）

一株老橡树把一粒橡实落在榛丛脚下。榛丛对橡树说：“你的枝桠占的地盘还小吗？把你的橡实抛到空旷的地方去吧。我和我的这些小树在这儿已经够挤的了，我从不把我的榛子扔在地上，而是送给人们。”

橡树回答说：“我活了两百年，这粒橡实将来长成一株橡树，也要活这么多年。”

榛丛于是大怒，说：“我要压住你的小崽子，叫他连三天也活不成。”老橡树没有再说话，让自己的孩子在橡实中生长。

橡实浸透了水分，绽开来，一瓣幼芽像钩子一样牢牢扎进泥土中，另一瓣往上长。

榛丛压着它，不给它阳光。但是小橡树在榛丛荫下却渐渐拔高，越来越壮。一百年过去了。榛丛早已枯死，而由橡实中生长出来的橡树却高耸入云，它的枝桠向四面伸展开去，树荫如盖。

有害的气体

（纪实）

在一个节日，尼古拉村的人都上教堂祈祷去了。东家大院里只留下喂牲口的婆娘、村长和马夫。那婆娘去井边打水。井就在院内。她拉起吊桶，可是没有拿住，吊桶滑下去撞在井壁上，扯断了绳子。婆娘回到下房来对村长说：

“亚历山大！劳驾下井去取桶，我把它掉下去了。”亚历山大说：

“你弄掉的，你去取好啦。”婆娘说，她可以自己下去，不过得请村长把她放下去。

村长嘲笑了她一阵，说：

“行，走吧。你现在空着肚子，我还拉得动。吃过午饭以后，我可就拉不动你了。”

村长把绳子系在一根木棒上，让婆娘骑在上面，抓住绳子，然后用绞车慢慢把她放下井去。这井有六俄尺深，水深一俄尺。村长一面放一面不住地问：“还放不放？”婆娘在下面喊道：“再放一点！”

忽然，村长觉得绳子松了，他大声喊那婆娘，婆娘却不答应。村长往井里一看，发现婆娘头朝下躺在水里。村长大喊“来人”，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马夫走来。村长叫他掌管绞车，自己骑到木棒上，下井去了。

马夫刚把村长放到水里，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村长放开绳子，头朝下摔倒在那婆娘身上。马夫也喊叫起来，接着就跑到教堂里去找人。祈祷结束了，人们从教堂里出来。男男女女都朝井边跑。大家围着水井站着，各人喊各人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年轻的木匠伊万挤到井边来，一把抓过绳子，骑在木棒上，叫人们把他放下去。不过伊万还把自己的宽腰带跟绳子扎在一起。两个人把他放下去，其他人往井里看着，注意伊万的情况。他刚下到水面就放开绳子，又要头朝下摔倒，这时候他的腰带拉住了他。人们大叫：“把他拉上来！”伊万被拉上来了。

他像个死人似的吊在腰带上，头倒挂着，在井壁上碰来碰去，脸色青紫。人们把他弄上来，解开，放在地上。大家以为他死了，可是他忽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咳了一阵，活过来了。

还有人想下井去，一个老农却说，不能再下去了，因为井里有恶浊的气体，会致人于死地。于是男人们跑去拿了一些钩竿来，放到井里去钩村长和那婆娘。村长的老婆和母亲在井边大声哭着，还有一些人在劝慰她们，男人们用钩竿钩住了井下的死尸，拼命往上拉。有一两次他们已经把村长拉到一半的地方，可是村长的身体太重，衣服扯破了，他又掉了下去。最后用两根钩竿才把他拉上来。接着又把婆娘也拉了上来。两个人都死了，没活过来。

事后人们检查了这眼井，发现井下确实有恶浊的气体。

浊气

（说明文）

浊气往往很难闻，无论是人还是任何别的生物，都无法在其中生存。

地下某些地方集聚着这样的气体。一个人如果落到那种地方，就会立即死亡。因此，矿坑里要点灯，在人下去之前先把灯放下去。如果灯灭了，人就不能下去，得先往里送些新鲜空气，直到灯能点燃。

那不勒斯市附近有一个这样的洞穴，其中在离地面一俄尺的低处有浊气，而上面的空气却是好的。人走进洞去还不会出什么事，狗一进去就要丧命。

浊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由我们所呼吸的好空气变成的。如果把许多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并且紧紧关上所有的门窗，不让新鲜空气进去，那么这里的空气就会变得像那眼井下的空气一样，人们会死亡。

一百年前，印第安人在一次战争中俘虏了一百四十六个英国人，把他们锁在一个不通风的地下洞穴里。

被俘的英国人在洞穴里待了几个小时以后，开始感觉呼吸困难。黎明前就死了一百二十三人，其余的人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半死不活，或者病倒了。起初洞里的空气是好的，等到俘虏们把好空气用完了，又没有新鲜空气进去，空气就变得恶浊，像那眼井里的空气一样，许多人因此死去。为什么聚在一起的人多了好空气会变坏？这是由于人呼吸的时候不断吸进好空气、呼出浊气的缘故。

狼和小羊

（寓言）

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

它动了吃掉小羊的念头，就一步步走过去，对小羊说：“你把我的水搅浑了，叫我没法再喝。”

小羊说：“狼呀，我怎能搅浑你的水啊？我站在下游，而且只沾了沾嘴唇。”狼说：“那么你去年夏天为什么骂我父亲？”小羊说：“狼呀，去年夏天我还没有出世呢！”狼勃然大怒，说：“我辩不过你，可是我的肚子空着，就为这个我要吃掉你。”

狮、狼、狐

（寓言）

一只有病的老狮子躺在洞里。所有的野兽都来探望兽王，只有狐狸不曾露面。狼就抓住这件事到狮子面前去说狐狸的坏话。

狼说：“狐狸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一次也不来探望大王。”

狐狸正好在这个时候跑来，听见了狼说的话，心想：“哼，你等着瞧吧。”

狮子看见狐狸就咆哮起来，可是狐狸说：“你先别处死我，听我说一句话。我没来是因为没工夫，我没工夫是因为我跑遍世间，访医求药给大王治病。现在才找到药，所以现在跑来。”

狮子问：“什么药？”

狐狸说：“是这样：把一只狼活活地剥了皮，趁那皮还温和的时候穿上它……”

狮子把狼撕吃了，狐狸笑道：

“老兄，你就不该让主人动恶念，应当让它动善念才是。”

皇帝的新衣

（童话）

从前有个皇帝最爱穿戴。他成天只想着怎么打扮得更漂亮些。一天，有两个裁缝师傅来求见皇帝，对他说：“我们会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漂亮衣服。不过蠢人和不称职的人可看不见我们做的衣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皇帝听了很高兴，就叫这两个裁缝给他做衣服。他们两个在宫里占了一间屋子，拿到天鹅绒、丝绸、金子，总之，做衣服需要的一切。

一星期以后，皇帝派一位大臣去打听新衣服做好了没有。那位大臣前来询问，两个裁缝回答他说，做好了，并且指了指空无一物的地方。大臣知道蠢人和不称职的人看不见这衣服，就假装看见了，而且称赞了一番。皇帝下令拿衣服给他。裁缝们把衣服带来，指了指空无一物的地方。皇帝也假装看见了新衣服，而且把自己的旧衣服脱下来，命人给他穿上新的。皇帝穿着新衣服在城里漫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见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但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看不见新衣服，因为人人都听说只有蠢人看不见。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看不见，而别人全能看见。皇帝就这样在城里漫步，大家都夸新衣服好。忽然，有个傻子看见了皇帝，他高声说：“你们看哪，皇帝脱了衣服逛大街呢！”皇帝这才感到羞愧，因为他没穿衣服，让别人看见了他的丑态。

狐狸尾巴

（寓言）

一个人捉到一只狐狸，就问：“是谁教你们狐狸用尾巴欺骗狗啊？”狐狸反过来问：“怎么是欺骗呢？我们并没有欺骗狗，只不过拼命逃生罢了。”那人说：“不对，你们是用尾巴行骗。当狗追上来，要咬住你们的时候，你们把尾巴甩到一边去；等到狗跟着你们的尾巴转过去以后，你们却又朝相反的方向跑了。”狐狸笑道：“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欺骗狗，而是为了转弯。当狗追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走直路不行了，就转弯；为了一下子转过这边去，我们得把尾巴甩到另外一边，就像你们人跑步的时候要转弯得甩手一样。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想出这个办法来了，好叫狐狸不致被狗捉光。”

蚕

（故事）

我家园中有几株老桑树，还是我祖父种下的。秋天，有人给我一佐洛特尼克[2]蚕子，劝我养蚕，抽丝。这些蚕子是深灰色的，很小，比最小的大头针针头还要小。我把这一佐洛特尼克蚕子数了数，总共有五千八百三十五粒。它们完全没有生命，不过你如果去挤压它们，它们会噼啪作响。

我把蚕子扔在桌子上，几乎把它们忘了。

到了春天，有一次我到园子里去，发现桑树已经开始吐芽，在太阳晒得烈的地方，甚至抽出了叶片。我于是想起蚕子，回到家里把它们找出来摊开，摆得稀松一点。大多数蚕子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呈深灰色，有些成了浅灰的，还有一些颜色更浅，带上了乳白色。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看蚕子，有的出了蚕蚁，有的涨大了，显得挺饱满。蚕蚁们大约在壳里感觉到桑叶已经长成。

蚕蚁是黑色的，毛茸茸的，小得难以辨认。我用放大镜看，发现它们在壳里盘踡着，出壳以后才伸直。我到园中去采桑叶，摘了三把，铺在我的桌子上，然后按照别人的指点，动手给蚕宝宝预备地方。

我去弄纸的时候，蚕宝宝已经闻到桌上的桑叶了，一齐爬过来。我就拿一片叶子去逗引它们，它们像狗追一块肉似的在呢桌面上爬着，越过铅笔、剪刀和纸。于是我裁了一张纸，用小刀在上面戳些洞，铺上一层桑叶，盖在蚕宝宝身上，蚕宝宝就钻过纸洞，爬到桑叶上，立刻吃起来。

别的蚕出壳以后，我同样拿铺了桑叶的纸盖在它们身上，它们也都钻过纸洞爬上来吃桑叶。每张纸上的蚕都是大家一齐从叶边上吃起。等到桑叶吃完了，它们就在纸上乱爬，寻找新的食物。于是我再拿铺了桑叶的有孔纸盖在它们身上，它们又爬上来吃。

我把蚕宝宝放在格板上，桑叶吃完以后，它们就在格板上东爬西爬，一直爬到边缘，但是从来不会掉下去，尽管它们没长眼睛。只要一只蚕爬到了边缘，在下去以前，它会吐出一根丝粘在格板边上，然后再下去，吊在空中，探察探察，愿意往下就往下；如果想返回，那么也可以靠这根丝上去。

蚕宝宝日日夜夜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吃。给它们的桑叶要逐渐增加。新鲜桑叶拿来，它们立刻爬上去。接着便可以听到一种类似雨点打树叶的沙沙声，这就是蚕宝宝在吃新鲜桑叶了。

第一批蚕蚁像这样生活五天以后就长大许多，食量也比先前大十倍。我知道第五天它们要睡一觉，一直等着瞧。第五天的前夜，真有一只蚕伏在纸上不吃也不动了。

我观察了它一夜一天。我知道，蚕要蜕几次皮，因为它们一长大，原来的皮就嫌小了，得换上新的。

我和我的朋友轮流观察。到了晚上，我的朋友叫喊起来：“要蜕皮了，快来！”我走过去一看，真的，那只蚕把它的旧皮囊粘在纸上，往嘴边咬一个洞，从那里伸出头来，然后使劲扭动身子，似乎要挣扎出来，但是旧皮囊不放它出来。我观察了许久，看见它怎样挣扎也出不来，于是想助它一臂之力。我用指甲轻轻挖了一下，立刻发觉我做了一件蠢事。指甲下面出现液体样的东西，蚕也死了。当时我以为这是血，后来才明白，蚕的表皮下面有一种液体，是帮助蚕蜕皮的润滑剂。我一定是用指甲弄坏了它的新皮，因此它虽然蜕了旧皮，却很快死去。

别的蚕我再也不敢碰了，它们全都经过了一番挣扎，只有少数几只失败，大多数虽然受尽折磨，终于从旧皮囊中爬了出来。

蜕皮后的蚕宝宝食量大增，需要采更多的桑叶。四天以后，它们又睡觉了，然后再蜕掉一层皮。桑叶吃得更多了，蚕宝宝长到八分之一俄寸长。再过六天，它们再睡一觉，换一身新皮，变得很粗很长，我们几乎供不上桑叶。

到第九天，老蚕们完全停止吃食，爬到格板顶上和柱子上。我把它们拿下来放在新鲜桑叶上，它们却扭头爬开去。于是我想起，蚕要做茧的时候就完全不吃桑叶，而且往高处爬。

我放下它们，看它们究竟要干什么。

老蚕爬到它们的天花板上，各据一方，吐丝做茧。我观察其中的一只。它爬到一个角落里，向四方八面吐出一俄寸长的丝六根，自己伏在上面，把身子折成马蹄形，然后用头画圆圈，一边画一边吐丝，让丝把它的身子裹起来。晚上，它已经像是堕入雾霭之中，只隐约让人看得到。第二天早晨，它完全被丝网裹住，看不见了。可是它还在继续做茧。

三天以后，它做完茧，寂然不动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天之内它究竟吐了多长的丝。如果把一只蚕吐的丝全部拉直，往往会超过一俄里长，很少例外。算一算，这三天为了吐丝做茧，它的头得围绕身子转多少次，答案是三十万次。这就是说，每秒钟转一圈，不停歇地转三天。此后我们拾了几个蚕茧，打开一看，发现蚕在里面完全干了，而且发白，像蜡做的一样。

我知道，从这些裹着蜡一样的白色蚕尸的蚕茧中，会飞出蚕蛾来。但是在我看着它们的时候，我无法相信这一点。不过到了第二十天，我还是去观察我们拾来的那几个茧，看它们究竟会怎样。

我知道这一天应该发生变化，可是看不出任何动静。我正以为事情不完全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却忽然发现，一个茧的一端已经发黑，而且湿润。我想，这个茧是不是坏了？正要扔掉，又转念一想，变化会不会由此开始啊？于是静静观察。真的，湿润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好半天没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后来就出现一个像长着触须的头一样的东西。触须动了。接着我又发现，有只小脚从洞里伸出来，随后是第二只。小脚抓着茧往外爬。那东西渐渐露出，我看清了，是一只湿乎乎的蚕蛾。等到它的六只小脚和尾部都从茧子里钻出来，它就伏在那里。蛾子身上晾干以后，变成白色的。它展一展翅膀，飞起来转了一圈，落在窗户上。

过了两天，蚕蛾在窗台上摆下一排排的蚕子，并且把它们粘住。蚕子是黄色的。二十五只蚕蛾摆了子，我收了五千粒蚕子。

第二年我养的蚕更多了，并且抽了更多的蚕丝。

心甘情愿

（一个猎人的故事）

我们出外猎熊。我的同伴开了一枪，伤了熊的臀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不多，熊也跑了。

大家在林子里会合，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现在就去寻踪，还是等三天，让那只熊平静下来再说。

我问猎熊的老乡，能不能立刻去围捕。年长的一个说：“不行，得等狗熊老实了，过五天才能围。现在去追只会把它吓跑，它不会躺下。”

年轻的一个却争辩说，现在就可以去围。他说：“狗熊肥胖，在这样的雪地上跑不远。它这就会躺下。即使它不躺下，我踩着滑雪板去准能把它追上。”

我的同伴也不愿意现在去围，建议大家等一等。

我于是说：“何必争来争去，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和杰米扬[3]去跟踪。能围住，很好。围不住呢，反正天还不晚，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们就这么办了。

其余的人坐上雪橇回村去了，只有杰米扬和我带些面包留在林子里。

他们走了以后，我和杰米扬检查了猎枪，把皮袄下摆掖在腰间，寻踪前进。

天气很好，寒冷而又寂静。不过穿着滑雪板走路很吃力，因为林中的积雪很深而且松软，没有坚硬的地方，加以昨夜又下了一场雪，滑雪板往往陷下去四分之一俄尺，有时还要深。

从远处看得见那只熊的脚印，可以分辨出它怎么走法。在某些地方它陷进积雪中，深及肚腹，以致翻开了积雪。起初我们在高大的树木间寻踪前行。渐渐地，踪迹把我们引进一片稀疏的小云杉林。杰米扬停下来说：“别再跟着狗熊的脚印走，它多半在这儿躺下了，雪地上有它坐过的痕迹。咱们绕圈子吧，不过得悄悄地，别大声说话，也别咳嗽，不然会把它吓跑。”

我们离开熊迹往左边走。走了大约五百步，一看，前面又出现熊迹。我们再寻踪前行，踪迹把我们引上大路。我们在路上停下来观察，看它往哪边走。路上有熊掌印子，连指头都留下了痕迹。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出，一个穿树皮鞋的老乡曾经从这儿走过，显然是往村里去。

我们沿着大路走。杰米扬说：“现在不用往大路上瞧了，狗熊向右边拐也好，向左边拐也好，都能从两边雪堆上看出来。它反正要拐弯，不会到村里去。”

我们像这样沿着大路走了约一俄里，便发现前面的熊迹离开了大路。仔细一看，真希奇！那足迹是狗熊的，可并不是离开大路转向树林，而是从树林里出来上了大路，脚趾朝着大路。我说：“这是另外一只熊。”杰米扬看了看，想了想，说：“不，这就是那只熊，不过它开始耍花招了。它是倒退着离开大路的。”我们又寻踪走去，情况果然如此。可以看出，那熊倒退着走了十步左右，到了一棵松树后面，这才转过身来，一直朝前走去。杰米扬停步说：“现在咱们能围住它了。除了这片沼地，它没有地方可待。咱们绕圈子吧。”

我们开始绕圈子，穿过稠密的云杉林。我乏极了，路也越来越难走。一会儿撞进桧树丛中，被灌木缠住，一会儿让小云杉绊了脚，一会儿是没穿惯的滑雪板翻转过来，一会儿又撞在积雪下面的树根或树墩上。我已觉四肢无力，脱下皮袄，汗流如注。可是杰米扬还像划船似的走得轻松，他脚下的滑雪板仿佛在自动前行，既不会绊在什么东西上，也不会翻转过来。他还把我的皮袄接过去，搭在自己肩上，并且不停地催促我。

我们围着沼泽地绕了一个大约三俄里的圈子。我渐渐落在后面，因为我的滑雪板总是翻转过来，两只脚绊来绊去。忽然，杰米扬在前面停下来，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杰米扬微微俯身，手指前方对我耳语道：“你看见了吗？一只喜鹊在断树枝上头叫，鸟儿远远地闻到了狗熊的气味。是它。”

我们退到一边，又向前走了约一俄里，发现原先的迹印。这说明我们围着那只熊转了一圈，它在我们的圈子中央。我们停下来。我连帽子也脱了，并且敞开衣襟，因为我热得像在澡堂子里一样，浑身都湿透了。杰米扬脸上红扑扑的，正用衣袖擦汗。“老爷，”他说，“行了，现在得休息一会儿。”

晚霞染红了林中的树。我们在滑雪板上坐下来休息，从布袋里掏出面包和盐。我先吃一点雪，然后才吃面包。那面包吃在嘴里真香，我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面包。我们坐了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我问杰米扬，村子还远吗？他说：“差不多还有十二里路。夜里能走到，现在得休息一会儿。老爷，你穿上皮袄吧，别冻着。”

杰米扬折了一些云杉树枝，把雪地打实，铺了一张床，我和他并排躺下，枕着手臂。我不知怎样睡着了。大约两小时以后我才醒过来。有什么东西咔嚓响了一声。

我睡得那么沉，竟忘了自己躺在什么地方。等我向四面一看，真奇怪啊！我在哪里？眼前似乎是白色的厅堂，白色的柱子，所有的东西都在闪光。我举目向上，上头有白色的花纹，花纹间露出湛蓝色的穹隆，点着各色小灯。我环顾四周，想起我们在林子里，披着白雪和寒霜的树木被我当成了厅堂，而那些小灯是天上的星星，它们在树枝间闪烁。

入夜时下霜了，所以树枝上有霜，我的皮袄上有霜，杰米扬浑身都盖着霜，还有霜从上面撒下来。我叫醒杰米扬，两人踩着滑雪板重新上路。林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我们的滑雪板插进松软的雪里，一些树冻得裂开，发出噼啪的声音，在林子里引起低沉的回声。有一次，有个活物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躁动起来，旋即消失。我以为就是那只熊。等我们走过去才看见野兔的踪迹，一些小白杨树的树皮被啃过，是野兔吃的。

我们来到大路上，拖着滑雪板向前走。脚下轻松了，滑雪板在被压实的路上哗啦哗啦滑着，积雪在皮靴底下吱吱作响，寒霜像绒毛一般贴在脸上。星星仿佛沿着树梢向我们迎面奔来，时明时灭，整个天空似乎都在骚动。

我的同伴睡了，我把他唤醒，对他讲了我们围着那只熊走了一圈的情况，并且吩咐主人天一亮就召集老乡们去追捕。我们吃罢晚饭躺下睡觉。

我累了，要不是我的同伴把我叫醒，我会一觉睡到晌午。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我的同伴已经穿好衣服，在弄猎枪。

“杰米扬呢？”我问。“他早就到树林里去了，已经检查过包围圈，刚才跑回来一趟，现在领着老乡们去了。”我洗了脸，穿好衣服，把子弹上好，坐上雪橇出发。

外面寒气逼人，静寂无声，太阳还在茫茫的大雾上头，看不见。下霜了。

我们在大路上滑行了约三俄里，来到林子跟前。一看，低处有青烟缭绕，一群人站在那里，是村夫村妇们，手里拿着棍棒。

我们下了雪橇，走到他们跟前。男人们坐着，在烤土豆，和女人们说说笑笑。

杰米扬也在他们中间。人们站起身来，杰米扬带领他们沿着我们昨天绕的那个圈子布哨。男男女女拉开距离，排成一条线，三十个人（只看得见他们的上半身）进了树林。我和我的同伴跟着他们。

林中的小路虽然被许多人踩过，还是很难走，但不至摔倒，因为我们像是在两堵墙中间行进。

我们走了约半俄里路，发现杰米扬踩着滑雪板从另外一个方向朝我们奔来，招手叫我们到他跟前去。

我们走过去，他指了指我们该站的地方。我站到自己的岗位上，向四周望了望。

我的左侧是高大的云杉林。穿过树木，可以看得挺远，树后有一个黑色人影，是参加围猎的老乡。前方是一片新生的云杉，有一人高，密密层层的，树枝被积雪压得倒挂下来，而且粘在一起。树间有一条被积雪掩盖的小路，正对着我。右侧也是一带稠密的云杉林，尽头有块空地。我看见杰米扬让我的同伴守在那空地上。

我检查了我的两支猎枪，扳起扳机，然后考虑我站在哪儿更好。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有一株高大的松树。我想：“我就站在那棵松树旁边，把另一支枪靠在树干上。”我朝松树走去，两条腿陷到膝盖以上的地方。我把松树周围一俄尺半宽的积雪踩实，在那儿待下来，手里端着一支枪，另一支也扳起了扳机，靠在树干上。我还把匕首拔出来，放在一旦有情况容易拿到的地方。

我刚安排停当就听见杰米扬在林子里喊：

“走！出发！走！”杰米扬的话音未落，站在圈上的男人们都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走啰！……”女人们也用尖细的嗓子喊道：“哎！走！”

熊在圈子里面，杰米扬在赶它。周围到处有人喊叫，只有我和我的同伴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候。我站着，眼睛注意看着，耳朵注意听着，心脏跳得厉害。我手握猎枪，瑟瑟发抖，心里想，那熊要是钻出来，我就向它瞄准，开枪，叫它倒下……忽然，我听见左侧有什么东西陷进积雪中去了，不过离我还远。我望一望高大的云杉，五十步以外的树木后面有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立在那儿。我举起枪来等着，心里想，它会不会跑过来？再一看，它动了动耳朵，转过身去。从侧面我把它整个儿都看清楚了，是个硕大无朋的野兽！我慌忙向它瞄准。啪！我听见我的子弹擦树而过。穿过硝烟，我看见那熊向包围圈内逃去，消失在林中。我想，糟了，它再也不会朝我这边来了，要么轮到我的同伴开枪，要么它穿过老乡们的警戒线逃走，不会到我这边来了。我站在原地，又顶上一颗子弹，注意倾听。老乡们在四面喊叫，但是从右侧，距我的同伴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村妇的怪叫声：“瞧它！瞧它！瞧它！这边来！这边来！哟，哟！哎呀呀！”

显然是狗熊到了跟前。我已经不指望它会到我这边来，于是向右侧我的同伴那边望去。我看见，杰米扬拿着一根棍子，脚下没穿滑雪板，沿着小路向我的同伴跑去。他在我的同伴身边蹲下，用棍子指了指前方，好像瞄准什么。我又看见，我的同伴端起枪来，朝着杰米扬所指的方向瞄准。啪！他放了一枪。我想：“好，打死了。”可是一看，我的同伴并没有跑上前去，显然是打偏了，或者没打中要害，那熊会逃走。现在它要向后跑，不会蹿到我这边来！怎么回事啊？忽然我听见前方有个活物一阵风似的猛跑，而且呼哧呼哧喘气，附近树上的积雪纷纷落下。我向前方望去，只见它沿着密林间的小路飞快地径直朝我奔来，显然是吓昏了头。当它离我五步远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的黑黑的胸膛、巨大的头颅、棕黄色的毛。它径直朝我奔来，把雪粉撒向四面八方。我从它眼睛里看出，它并没有发现我，只是吓得乱窜。然而它正朝我身边这棵松树直奔过来。我端起枪，射击，它却离我更近了。我看见子弹没打中，狗熊根本没听见，也没发现我，仍旧朝着我冲上来。我把枪口向下移动，几乎是对准它的脑门子放了一枪。啪！我看见这一枪击中了，可又没把它打死。

它微微抬起头，贴住两耳，露出牙齿，继续向前。我去拿另一支枪，刚刚抓住，它已经冲上来，把我掀倒在雪地上，从我身上跳过去了。我想：“好，它扔下我跑啦。”我刚要起身，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住我不放。那熊方才猛跑的时候停不住脚，从我身上跳了过去，可是它又折回来，把它的整个胸膛压在我身上。我感觉到有个很重的东西压着我，往我脸上喷热气，用它的血盆大口把我的整个面部衔住。我的鼻子已经在它嘴里，我甚至感觉到从那里呼出热气和血腥味儿。那熊用两只巨掌按住我的两肩，我动弹不得，只好把头弯向胸前，让鼻子和眼睛脱离熊口，而它总想咬住我的眼睛和鼻子。我感觉到它的一排上牙在我的额头齐发根的地方，下牙在我两眼下端的骨头上。它的牙齿合紧了。我的头上像有许多把刀子在切割。我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它急了，像狗啃骨头一样死死咬着，咬着。我挣脱开，它又把我咬住。我想：“这下我完了。”忽然，我觉得身上轻松了。一看，狗熊没了，它从我身上跳下去逃跑了。

我的同伴和杰米扬看见狗熊把我按倒在雪地上咬，连忙向我奔来。我的同伴想快一点赶到，但却犯了一个错误。他没走已经踩实的小路，而是往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跑，结果陷进积雪中。在他奋力从积雪中爬出来的当儿，狗熊一直不停地咬我。杰米扬当时没拿猎枪，手里只有一根树枝。他沿着小路奔来，口里喊道：“老爷给咬死了！老爷给咬死了！”他一边跑一边对狗熊叫骂：“你这个混蛋！干什么？滚！滚！”

狗熊竟听从他的话，丢下我跑了。我站起身来的时候，雪地上的鲜血那么多，就像宰了一头羊。我的眼睛上端挂着一条一条的肉，当时不觉得疼。

我的同伴跑到我跟前，其他人也围拢来，大家查看我的伤口，用雪给我敷上。我忘记了自己的伤，问：“狗熊呢？往哪儿跑了？”忽然有人喊：“瞧它！瞧它！”一看，狗熊又朝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抓起猎枪，可是谁也没来得及放，狗熊跑过去了。它发狂了，还想咬人，但是看见人这么多，吓破了胆。从它留下的印迹我们发现，它的头在流血，本想跟踪追去，可是我的头大疼起来，只好进城去找医生。

医生给我缝了伤口，现在已经渐渐愈合。

一个月以后，我们再去猎那只熊，可惜没轮到我把它打死。它一直没走出包围圈，只在里面转来转去，发出可怕的咆哮声。杰米扬打死了它。我放的一枪打断了它的下颌骨，打掉了一颗牙齿。

这只狗熊大极了，有一身上好的黑毛皮。

我用这张熊皮做了个标本，它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我额上的伤口长得很好，只留下一点点疤痕，几乎看不出来。

母鸡和小鸡

（寓言）

一只母鸡孵出一窝小鸡，可是不知道怎样保护孩子们，就对小鸡说：“你们再爬进蛋壳里去吧，我还像原先那样伏在你们身上，好保护你们。”小鸡听了这话，就往蛋壳里钻，但是怎么也钻不进去，只把翅膀挤疼了。于是有一只小鸡对母亲说：

“要是我们必须永远待在蛋壳里，你还不如不把我们孵出来呢。”

狮子、毛驴和狐狸

（寓言）

狮子、毛驴和狐狸一块儿出去觅食，抓到了许多野兽。狮子叫毛驴来分。毛驴把猎物平均分成三份，说：“好啦，你们请吧！”狮子勃然大怒，就把毛驴吃了，叫狐狸重分。狐狸把猎物堆成一大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狮子看了看，说：“你真聪明！是谁教你分得这样好啊？”

狐狸说：“你没看见毛驴的下场吗？”

老杨树

（故事）

我家的园子荒废了五年，我雇了几个人，同他们一起拿着斧子和铁铲在园子里干起来。我们除去枯死的、野生的、多余的灌木和树。白杨和稠李滋生得最多，影响其他树种的生长。白杨由根部滋生，拔不掉，必须把地下的根砍断。池塘对岸有一株二人合抱的大杨树，四周是一块空地，空地上长满了小杨树。我命人砍掉这些小杨树，以便把这里弄得更适意一些。而主要的是，我想减轻老杨树的负担，自以为，小杨树既是从老杨树生出，就都要吸取它的汁液。在我们砍小杨树的时候，我有时怀着怜惜的心情看着它们的嫩根怎样从地下被挖出来。随后一株被砍开一点的小杨树由我们四人合力拔也拔不起。这株小树拼命抵抗，不愿死去。我想，既然它们这样顽强地抓住生命，说明它们要活下去。可是不砍又不行，我就砍了。后来我才知道，不该除掉它们，那已经晚了。

我以为是小杨树吸取老杨树的汁液，其实相反。当我砍小杨树的时候，老杨树已经奄奄一息。到了绿叶长成的季节，我发现，它的一根树杈（老杨树总共有两根杈）光秃秃的，当年夏天就枯死了。它早已奄奄一息，而且知道这一点，便把自己的生命传给小树。

这就是小树滋长得那么快的原因，而我却想减轻老树的负担，把小树都弄死了。

稠李

（故事）

由榛林出来的小径上，长了一株稠李，妨碍榛丛生长。要不要把它除掉？我考虑了很久，总舍不得。这稠李不是小灌木，而是一株三俄寸粗、四俄丈[4]高的大树，繁茂的枝叶纷披着，白色花朵开满枝头，色彩鲜亮，香气四溢。我是不会去砍它的了，不料一个雇工趁我不在的时候动手砍起来（我早先嘱咐过他，要把这株稠李连根砍掉）。等我走来，他已经砍开了一俄寸半。每当他的斧子砍进刀口中去的时候，汁液就从斧子下面噗哧噗哧地溅出来。“没有办法，命该如此。”我这样一想，自己也拿起斧子跟雇工一块儿砍起来。

无论什么活儿干起来都是令人畅快的，砍树也一样。我们高高兴兴地把斧子深深地斜插进树干中去，然后把砍开的部分齐根切掉，再把斧子更深更深地插进树干中去。

我已经把稠李完全抛在脑后，只想着怎样快些把它砍倒。等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我放下斧子，和雇工一起用两手撑住树干，要把它放倒。我们晃了晃，树上的叶子颤抖起来，把露水和香喷喷的白花瓣洒在我们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由树心里发出一种声音，好像喊叫一般。我们再压下去，树心裂了，那响声仿佛是哭喊，树跟着倒了下去。它断了，带着它的枝桠和花朵摇晃着倒在草地上。那些枝桠和花朵在树倒下以后还颤动了一阵，接着便都静止了。

“嘿，真是棵好树！”雇工说。“可惜呀！”我非常心疼，连忙走开，找别的雇工去了。

树怎样走路

（故事）

有一天，我们在池塘边的小土坡上清扫一条杂树丛生的小路，砍了许多野蔷薇、柳丛、白杨，后来碰到一株稠李。这稠李就长在那条路上，很粗，也很老，树龄不下十年。可是，据我所知，五年前清理过园子。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此地怎么会有一株这么老的稠李。我们砍倒了它，继续往前走。前面是另外一片密林，里面也有一株这样的稠李，甚至长得更粗壮。我仔细看了看它的根部，发现它长在一株老椴树下。那老椴树的枝桠妨碍它生长，它的树干就顺着地面伸出约五俄尺，等到见得着阳光了，才抬起头来，开始开花。我把它齐根砍倒，奇怪的是，这树虽然还生气勃勃，它的根部却已腐烂。我砍倒了它以后，雇工们就和我一起来拖，可是无论我们怎样拖也拖不动，它好像粘在地上了。我对一个雇工说：“你看看，是不是哪儿挂住了。”他趴下去，接着嚷道：“这树还有一条根，就在路上！”我走到他身边，发现果真如此。

为了不致被椴树压在下面，稠李从老椴树的覆盖下走到小路上来，离开原来的老根三俄尺远。我砍掉的老根已经腐烂，枯干，新根却还鲜嫩。看来这稠李感觉到它无法在老椴树下面生存，就把一根树枝变成树根，用它抓住地面，向外伸展，而把老根抛弃了。这时我才明白，先头小路上那株稠李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大概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它已经彻底抛弃了老根，所以我没有发现。

公秧鸡和母秧鸡

（寓言）

公秧鸡迟迟才来草场上做窝，以致到了割草季节，母秧鸡还在孵蛋。农民们大清早来到草场上，脱下呢袍，磨快大镰，一个跟着一个去割草，割倒的草一行行躺下。公秧鸡飞出来看割草人在干什么，于是看见有个农民一刀下去把一条蛇斩成了两段。公秧鸡高兴极了，连忙飞回母秧鸡身边，说：“你别怕这些农民，他们是来斩蛇的，我们早就叫蛇害得不得安生了。”母秧鸡却说：“农民们是在割草，不管碰到什么都随草一起砍掉，蛇啦，秧鸡窝啦，秧鸡脑袋啦，都不能幸免。我觉得事情不妙，可是我既不能把蛋带走，也不能丢下窝让蛋冻着。”

割草的农民走到秧鸡窝这里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一挥刀，砍掉了母秧鸡的头，然后他把秧鸡蛋拣起来揣在怀里，带回去给孩子们当玩意儿了。

乘飞船

人们跑来看我怎样起飞。气球做好了，由四根缆索拉着。它抖动着向上飘，时而起皱，时而胀得鼓鼓的。我向亲人们道了别，上了飞船，检查我所有的食物和用具是否都搁好了，然后喊了一声：“放！”四条缆索砍断了，气球升上天去，起初缓缓地，像刚放开的马儿，不时回顾。忽然，它猛地往上一蹿，飞行速度快得使船身摇晃起来。下面的人便鼓掌，欢呼，挥动头巾和帽子。我也向他们挥帽，还没来得及把帽子重新戴上，已经飞得很高，难以辨清下面的人了。最初我觉得毛骨悚然，浑身发冷。后来忽然心情舒畅了，以致忘记了害怕。我已经不大听得见城市的喧嚣。人们在下面像蜜蜂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城里的街道、房屋、河流、花园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幅画。我觉得自己是统治这个城市和这些人的王，在他们头上真快活。我迅速升上去，只是飞船的绳索有时抖动。还有一次，一阵风吹来，叫我在原地转了两圈。随后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在飞，还是停在一个地方。只因看见下面城市的画面变得越来越小，我才发现自己在向上飞。下面的大地似乎在扩展，越来越宽。我忽然发现，下面的大地成了一只碗，四边凸起，而城市就在碗底。我越来越快活，呼吸也轻松、舒畅，真想唱歌。我唱了一句，可是声音很弱，使我既吃惊又害怕。

太阳还高，西天却有一抹乌云，这乌云忽然遮住了太阳。我又觉得毛骨悚然了。为了找点事做，我拿起气压表来看了看，发现我已升到四俄里的高度。当我把气压表放回原处的时候，我身边有个东西乱动起来，于是我发现一只鸽子。我想起来了，这只鸽子是我带来的，为了叫它送信下去。我在一张纸上写道：我活着，而且健康，在四俄里的高度。然后我把这张纸系在鸽子的脖子上。鸽子蹲在飞船边上，用一双发红的眼睛盯着我。我觉得它在求我别把它推下去。自从天色阴晦以后，下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有办法，必须把鸽子送下去。当我把它抓在手里的时候，它全身的羽毛都在颤抖。我伸出手去放了它。它迅速扇动着翅膀，侧着身子，像石块一般落下去了。我看看气压表，现在已经在离地面五俄里的高空。我感到空气稀薄，呼吸急促起来。我拉一拉绳子，想把气放掉，以便下降。但是阀门不开，也许是我没有力气，也许是什么东西失灵了。我呆了。我感觉不到自己在上升，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我想：“如果我不把气球停住，它会爆炸，那我就完了。”为了弄清我是在继续上升，还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我把一叠纸从飞船中扔了出去。那些纸像石块一般落下去了，说明我在急速上升。我拼出全身气力抓住绳子，拉了一下。感谢上帝，阀门开了，什么东西发出哨音。我又扔了一张纸，这张纸在我周围飘了一阵，升上去了。这说明，我在下降。下面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雾海。我落到雾海中，那就是云。后来起风了，把我吹向某处。不久，太阳露出脸来，我又看见下面那碗一样的大地。但是看不见我们那座城市，只有一些树林和两条蓝色的带子——那是两条河。我又快活起来，不想下去了。突然，在我近旁有响声，我看见一只老鹰，它用惊讶的眼睛望着我，停在空中不动了。我像石块一般落下去。我开始扔沙袋，以便减低下降的速度。

不久我就看见了田野、树林和林边的村庄，一群牲畜正朝村庄走去。我听见了人和畜的声音。我的气球缓缓下降。人们看见我了。我一面喊一面把绳子扔给他们。人们聚拢来。我看见一个男孩首先抓住绳子。其他人也上来抓住绳子，把气球拴在一棵树上，我出了舱。我只飞了三小时。这棵树是在离我们的城市二百五十俄里远的地方。

母牛和山羊

（童话）

老太婆有一头母牛和一头山羊。母牛和山羊经常一起跟着畜群出外吃草。挤牛奶的时候，母牛总是焦躁不安。老太婆拿出一些面包和盐来喂母牛，口里说：“好好站着，亲爱的，吃吧，吃吧，只要你乖乖地站着，我再给你拿来。”

第二天傍晚，山羊比母牛先回来。它叉开四条腿，站在老太婆面前。老太婆拿起毛巾向它甩了一下，它还是站着不动。它记得，老太婆说过，只要母牛乖乖地站着，就给母牛面包吃。老太婆见山羊没有反应，拿起棍子揍了它一顿。

等山羊走开了，老太婆又去喂母牛吃面包，用好言好语哄它。

“人们真没有是非！”山羊想，“我比母牛乖，可是我却挨了一顿打。”

它走到一边去，然后向前急跑，一头撞在挤奶桶上，把牛奶洒了一地，还碰伤了老太婆。

老乌鸦和小乌鸦

（寓言）

老乌鸦在一个岛上做了窝。等到小乌鸦孵出来了，老乌鸦就想把小乌鸦从岛上搬到大陆上去。老乌鸦抓起一只小乌鸦飞去，飞到中途肚子就饿了，越来越扇不动翅膀，于是心里想：现在我身强力壮，孩子还弱小，我能带着孩子飞过大海。等孩子长大，强壮起来，而我变得衰老无力，孩子会想得起我今天的辛苦、带着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吗？老乌鸦就问小乌鸦：“等我变得衰弱无力，而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会把我带来带去吗？你对我说实话！”小乌鸦害怕自己被父亲扔进大海，就说：“会。”但是老乌鸦不相信，松开爪子扔了小乌鸦。小乌鸦像石块一般落到海里淹死了。老乌鸦独自飞回岛上去。后来老乌鸦抓起另一只小乌鸦，要飞越大海。飞到中途，肚子又饿了，于是问小乌鸦，等父亲老了，儿子会不会带着父亲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儿子害怕自己被父亲扔掉，就说：“会。”

老乌鸦也不相信这只小乌鸦的话，把小家伙扔进了大海。这次老乌鸦再飞回窝里，那儿只剩下一只小乌鸦了。老乌鸦抓起最后一只小乌鸦，带着飞越大海。飞到中途，肚子饿了，便又问：“我老了你会不会养我，并且把我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啊？”小乌鸦说：“我不。”老乌鸦问：“为什么？”小乌鸦说：“等你老了，我也长大了，我会有自己的窝，自己的儿女。我得养自己的儿女，把它们带来带去。”老乌鸦想：“它说的倒是真话，我就加把劲把它带过大海去吧。”结果老乌鸦没有扔掉这只小乌鸦，而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扇动翅膀，飞到大陆上，让这只小乌鸦在那边做窝，生儿养女。

世上为什么会有恶

（寓言）

一位隐士住在森林里，鸟兽都不怕他。他们彼此交谈，互相理解。

有一天，隐士躺在树下，一只乌鸦、一只鸽子、一只鹿、一条蛇也到这里来宿夜。鸟兽们在一起议论，为什么世上会有恶。

乌鸦说：“世上的恶都是由饥饿产生的。要是能吃个痛快，蹲在高枝上叫几声，心里该多高兴啊，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只要饿上一天两天，那就看着什么都讨厌，总想换地方，东飞西飞，安定不下来。一看见肉，那更糟了，也不管是好是坏，立刻扑上去。有时人们拿起棍子和石头来打，狼和狗冲上来咬，可你还是放不下那块肉。我们乌鸦有多少因为饥饿这样丧生的啊！一切恶都是由饥饿产生的。”

鸽子说：“我却认为，一切恶都不是由饥饿产生，而是由爱情产生。如果我们单独过日子，那就不至于有这么多痛苦。单独过不会受穷，就是受穷，也不过穷在一个身上。现在我们总是成双成对地过日子。一爱上自己的伴儿，你就不得安生了，心里老想着伴儿：吃饱了吗？身上可暖和？只要伴儿一飞开，你就六神无主，总惦着：可别叫老鹰抓去，也别让人逮住，自己憋不住要去找。这一下可就倒霉了，要么碰见老鹰，要么陷入罗网。万一失去了伴儿，那就万念俱灰，不吃也不喝，成天找啊哭的。多少鸽子因此丧生啊！一切恶都不是由饥饿产生的，而是由爱情产生的。”

蛇说：“不对，恶不是由饥饿产生，也不是由爱情产生，而是由怨恨产生。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不动怒，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好。可是一旦有了不顺心的事，发起脾气来，那就什么都不合意了，而且只想拿人撒气。在这种情况下，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个劲儿咝咝地叫着东爬西爬，要找个人咬一口，对谁都不留情，直到自取灭亡才罢休。世上的恶都是由怨恨产生的。”

鹿说：“不对，世上的恶都不是由怨恨，或爱情，或饥饿产生的，而是由恐惧产生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害怕，那就一切都好了。我们鹿都是快腿，而且有的是力气。碰到小兽，用角抵御。碰到大兽，远远避开。可是不怕不行。只要林子里有一根树枝响，或者树叶动了，我们都会吓得浑身颤抖，心也怦怦跳起来，似乎要蹦出心窝。于是我们就拼命地奔逃。有时不过是一只野兔跑过，或者一只鸟儿在抖动，或者一根枯枝断了，我们就以为有野兽来了，竟朝着野兽跑去。有时为了逃避狗，却撞上了人。我们常常吓得无目的地乱跑，一下子冲到悬崖下面，那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睡觉的时候我们也只闭上一只眼睛，耳朵总在听，心里总在害怕，不得安宁。一切恶都是由恐惧产生的。”

这时隐士说：

“饥饿、爱情、怨恨、恐惧都不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肉体才是世上一切恶的根源。饥饿、爱情、怨恨、恐惧都是由肉体产生的。”

加尔瓦尼

（说明文）

从前意大利有一位科学家，名叫加尔瓦尼。他有一台放电的机器，用来向学生证明，什么是电。他拿一方有油的绸子用力摩擦一块玻璃，然后把一个被固定在玻璃中的小铜球移近那块玻璃，从其中就有火花迸到铜球中去。他对学生解释说，火漆和琥珀也能产生这样的火花。他还证明，羽毛和纸片有时受电吸引，有时为电排斥，并且解释原因何在。他做了许许多多电的实验，全部表演给学生看。

一天，他的妻子病了。他请来一位医生，问医生病人应该怎样治疗。医生说，得给病人做一碗田鸡汤。加尔瓦尼叫人去捉田鸡。田鸡捉来了，宰了，放在他的桌子上。

厨娘还没有把田鸡拿走，加尔瓦尼继续向学生表演火花放电。

忽然，他看见桌子上那些死田鸡的腿在抖动。他再仔细一看，发现每当他的机器放电的时候，田鸡的腿都要抖动。加尔瓦尼又找了一些田鸡来做实验。每次都是机器一放电，死田鸡就像有生命似的抖腿。

加尔瓦尼于是想，活田鸡之所以抖腿，是不是因为有电从其中通过呢？加尔瓦尼知道，空气中也有电，只不过火漆、琥珀、玻璃带电的现象明显一些。空气中有电，雷鸣电闪就是由空气中的电产生的。

于是加尔瓦尼又试验，空气中的电会不会使得死田鸡的腿抖动起来。为此他拿了几只死田鸡，剥去外皮，切下它们的头和前爪，用铜钩将它们挂在屋顶上的铁溜槽下。他想，等到雷电大作的时候，空气中会有许多电，那电通过铜丝跑到田鸡体内去，田鸡就要动了。

结果雷雨发作了几次，而田鸡并没有动。当加尔瓦尼去把田鸡取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田鸡腿碰到了铁溜槽，这只腿便抖动了一下。加尔瓦尼取下田鸡，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把一根铁丝系在铜钩上，用这根铁丝去碰田鸡的爪子，结果爪子抖动起来。

加尔瓦尼于是作出结论：一切动物之所以有生命，都是因为体内带电，电由大脑传至肌肉，动物才会运动。当时没有人认真做过这种实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就都相信了加尔瓦尼的话。但是有一位名叫伏打的科学家用自己的方法开始实验，并且向大家证明，加尔瓦尼错了。他不像加尔瓦尼那样用系着一根铁丝的铜钩去碰田鸡，而是用系在铜钩上的一根铜丝或者系在铁钩上的一根铁丝去碰田鸡，结果田鸡一动也不动。只是当伏打用一根与铜丝联结在一起的铁丝去碰田鸡时，田鸡才动。

伏打因此认为，带电的不是死田鸡，而是铁和铜。他又做实验，于是证明，铁和铜联结在一起就会产生电，是电使得死田鸡的腿抖动。伏打再试着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产生电。过去是用摩擦玻璃或火漆的方法产生电。伏打开始用联结铁与铜的方法产生电。他试着把铁、铜，以及其他金属联结在一起，结果发现，只要把银、铂、锌、锡、铁这些金属联结在一起，就能产生电火花。

在伏打以后，又有人想出加强电力的新方法，即在不同金属之间注入不同的液体，如水和酸。这些液体使得电力增强。从此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摩擦生电了。只需把各种金属块放在一只碗里，注入不同的液体，这只碗里就有电，电火花会通过金属线迸发出来。

这种电一经发现，就被利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发明用电镀金、镀银，有人发明电灯，有人发明用电远距离传送符号。

为此，人们把不同的金属块放在几只杯子里，注入不同的液体。杯子里充满了电，用一根金属丝将电引到需要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将金属丝插入地下。泥土中的电通过另一根金属丝又跑回杯中去。于是电就在两地之间不停地环流——通过金属丝到地下，再通过金属丝从地下返回。如果将金属丝缠绕在铁块上，使它通电，那么这块铁就会成为磁铁，能够吸住别的铁。

电报是这样做成的：把金属丝缠在一根铁杆上，在铁杆上端横放一只小铁锤。当电通过金属丝的时候，被金属丝缠绕着的铁杆就吸住铁锤。只要这金属丝的终端（哪怕它延伸到一百俄里以外）分了杈，电就不再环流，铁杆不再是磁铁，也就吸不住小铁锤了。一旦分杈的终端合拢，铁杆又能吸住小铁锤。可以从这个站向那个站敲小铁锤，用这种敲击声来传达约定的符号。

农夫和水鬼

（寓言）

农夫把斧子掉进河里了，因此坐在岸边伤心地哭起来。

水鬼听见了，挺可怜农夫，就从河里捞出一柄金斧子给他，并且问：“这是你的斧子吗？”

农夫说：“不，这不是我的。”

水鬼又捞出一柄银斧子。

农夫还是说：“这不是我的斧子。”

最后水鬼捞起原来那柄斧子。

农夫说：“这才是我的斧子。”

水鬼把三柄斧子都送给了农夫，因为他说真话。

农夫回到家里，把斧子拿给朋友们看，而且讲了它们的来历。

有一个农夫也想照样做。他来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扔进水里，然后坐在岸边哭起来。

水鬼捞出金斧子，问道：“这是你的斧子吗？”

那农夫高兴得大喊：“是我的，我的！”

水鬼没有给他金斧子，也没有还他原来的那一柄，因为他说假话。

大乌鸦和狐狸

（寓言）

大乌鸦弄到一块肉，蹲在树上。狐狸想吃肉，走上前来说：

“喂，大乌鸦，我看凭你那魁伟的身材和美丽的相貌，你就该做王！如果你有嗓子，肯定已经做王了。”

大乌鸦张开大嘴，用尽气力喊了一声。那块肉掉下去了。狐狸接过肉，说：“唉，大乌鸦，如果你也有脑子，做王真不成问题呢。”

高加索的俘虏

（纪实）

一

有位贵族老爷在高加索服役。他是军官，姓日林。

一天，他收到家信，是老母亲写来的。信上说：“母已到垂暮之年，谢世前欲见爱儿一面。望儿归来与母永诀，将母安葬，事毕愿上帝保佑儿再前去服役。母已为儿相亲，女既聪明貌美，且有产业，若中儿意，或可成婚家居也未可知。”

日林思索起来：“的确，老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说不定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应该回去。如果姑娘长得好，也可以结婚。”

他向上校告了假，与伙伴们一一道别，还招待下属士兵喝了四小桶[5]伏特加酒，准备起程。

当时高加索有战事，路上白天黑夜都不能通行。只要俄罗斯人一离开要塞，鞑靼人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把他们劫到山里去。因此有规定，要塞与要塞之间一星期两次派出士兵护送行人，前后走士兵，中间夹着行人。

事情发生在夏季。一清早，车队已在要塞外面集合好，护送兵走出来，上了大路。日林骑马，他的行李车在车队中间。

他们须走二十五俄里。车队行进的速度很慢，有时士兵们要歇脚，有时大车轮子会出毛病，或者马不肯走，大家就得停下来等着。

日头已过晌午，车队才走了一半路。尘土飞扬，暑热难当，太阳火辣辣的，可又没有阴凉的地方。光秃秃的一片草原，沿途不见一棵树，连灌木丛也看不到。

日林一个人跑到前头去了，他勒住马，等车队跟上来。这时，他听见身后响起了号角声，车队又休息了。日林于是想：“没有士兵护送，一个人走行不行？我的坐骑是匹好马，即使碰上鞑靼人也能脱身。要么还是别走吧？……”

他站在那里左思右想。一位姓科斯特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马跑上前来，对他说：

“日林，我们两个走吧！累死了，肚子又饿，再加上天气这么热。我身上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科斯特林是个身体肥胖笨重的男子，他满面通红，汗流如注。日林想了想，说：

“你的枪上了子弹吗？”

“上了。”

“那好，我们走。不过先说定，可别走散了。”

他二人顺着大路向前走去，边走边说着话儿，不时地左顾右盼。这一带是草原，视野十分开阔。

草原到了尽头，道路就向两山之间的峡谷伸去，日林说：

“应该到山上去看看，万一从山背后钻出来一伙人，我们不能及时发现。”

科斯特林却说：

“看什么？往前走吧。”

日林没有听他的话。

“不行，”日林说，“你在下面等着，我去看看就来。”

日林纵马向左边山上驰去。这马是行猎用马（日林花一百卢布从马群中挑来，亲自由马驹驯练而成），它像长了翅膀一样，轻快地跃上陡崖。日林刚登上去就发现，前方不到一百俄丈处有三十来个骑马的鞑靼人站在那里。他一见这情景，立刻掉头往回跑，可是鞑靼人也看见他了，跟着追过来，一面急驰，一面拔枪。日林飞速向崖下冲去，并且对科斯特林喊道：

“举枪！”而心里却在求自己的马：“亲爱的，你可要挺住，别绊脚。你绊一下，我就完了。只要能跑到枪跟前，我决不会让他们抓住。”

科斯特林没有在下面等候，他一发现鞑靼人就拼命向要塞方向逃去。他来回抽打马的两肋，尘雾中只见马尾在摆动。

日林看到事情不妙，武器带走了，单凭一把军刀对付不了，他便策马回护送队，以为甩得掉鞑靼人。不料有六个鞑靼人赶来断他的路。他的马虽好，鞑靼人的马更好，而且是横切过来。他试图减速，以便转弯，但是马已经撒开了腿，收不住，径直向六个鞑靼人冲上去。有个留一部火红胡子、骑一匹灰马的鞑靼人渐渐逼近。他龇牙咧嘴，尖声叫着，手里端着枪。

“哼，”日林想，“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你们如果把我活捉了，就会把我扔在一个坑里用鞭子抽打。我决不让你们活捉了去。”

日林虽然身材矮小，却很勇猛。他抽刀出鞘，纵马向那个红胡子冲上去，心里想：“我要么用马撞，要么拿刀砍。”

当日林与红胡子相隔一马之距的时候，有人朝他背后开了几枪，击中了他的坐骑。那马在飞速奔驰中一头栽倒在地，压住日林的一条腿。

日林想站起来，可是两个臭气熏天的鞑靼人已经骑到他身上，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他拼命挣扎，想把背上的鞑靼人甩开，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下马扑过来，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眼睛一黑，身子也摇晃起来。鞑靼人抓住他，解下鞍上的备用马肚带把他的手反绑了，打一个鞑靼结，拖他到另一匹马跟前。他的帽子给打掉，长统靴给抢走，衣袋搜遍了，钱和表都掏去，衣服也撕得不成样子。

日林回头看看自己的马，可怜它仍旧像刚才倒地时那样侧身躺着，只有腿在抽搐，够不着地面。它的头部打穿一个洞，从那里喷出黑色的血液，把周围一俄尺内的土都浸透了。一个鞑靼人走过去，要把鞍子取下来。那马不停地挣扎，鞑靼人便抽出匕首割断了它的喉管。从它喉管中发出一声长啸，它又抽搐了一下，就断了气。

鞑靼人解下鞍具。红胡子上了马，其余的人把日林弄到红胡子的马上去，用皮带把日林和红胡子拦腰捆在一起，免得他从马上摔下来，就这样把他带到山里去。

日林骑在红胡子背后，摇摇晃晃，脸总碰着红胡子的臭烘烘的脊背，眼前只有红胡子的壮健的脊背、青筋暴突的脖颈和露在帽檐下的剃得发青的后脑勺儿。日林的头给打破了，血凝结在眼睛上端。他既不能换一个舒服点的姿势，也不能擦去脸上的血。他的两手绑得很紧，因此锁骨疼得钻心。

他们翻山越岭地走了很久，又涉过一条河，这才上了大路，走在谷中。

日林想记住这条路，可是他的双目都给血糊住，身子也动弹不得。

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们又过了一条小河，登上一座石山，于是闻见了炊烟，听到了狗吠。

他们进入一个鞑靼村庄。鞑靼人纷纷下马，一群鞑靼孩子围拢来，向着日林尖声喊叫，手舞足蹈，接着便拣起石子打他。

红胡子驱散孩子们，把日林从马上解下来，然后呼唤他的雇工。来了一个诺盖人，颧骨高高的，只穿一件衬衫，衬衫破了，露出整个胸膛。红胡子向雇工吩咐了几句。雇工拿来一副足枷，是两段橡木，由几个铁环联在一起，其中一个环上有锁扣和一把锁。

他们给日林松了绑，戴上足枷，领他走进一间板棚，把他往里面一推，然后锁上门。日林倒在粪上。他歇了一会儿，在黑暗中摸到一处软和点的地方，就躺下了。

二

这一夜日林几乎通宵未眠。那正是昼长夜短时节。他从墙缝里看见天渐渐亮了，于是起身，把墙缝挖大一点，向外张望。

他从墙缝里看见，有一条路往山下去，右边是一座鞑靼式平顶屋，屋旁长着两棵树。一只黑狗躺在门坎上，母山羊带着几只小山羊甩着尾巴走来走去。他还看见，一个鞑靼少女从山下走上来，她穿一件宽腰花布袍，一条长裤，一双长统靴，拿一件男长裾外衣罩在头上，顶着一大洋铁罐水。她弯着身子走路，脊背上的肌肉在抖动，一只手还牵着个剃光了头、只穿一件衬衫的小男孩。少女顶着水进屋去了，从里面走出昨天那个红胡子鞑靼人，穿一件绸面短袄，皮带上挂着银把匕首，鞋就套在赤脚上。他头上戴一顶高高的黑色羊皮帽，推在脑后。他走出户外，伸了伸懒腰，抹了抹红胡子。他站了一会儿，向雇工吩咐了几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有两个孩子骑马去饮水。马儿打着响鼻。又有一些剃光头的男孩，只穿一件衬衫，光着屁股跑出屋外，结成一伙走到板棚跟前，拣起干树枝从墙缝里塞进来。日林向他们吼了一声，他们尖叫着连忙跑开，只见他们的赤裸的膝头在晃动。

日林渴极了，很想喝水。他正希望来人查看，忽然听见有人在开板棚的门锁。是红胡子走进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鞑靼人，个子矮些，肤色微黑，眼睛又黑又亮，脸上有红晕，胡须剪得短短的，神情快活，面上总带着笑容。这个黑脸鞑靼人衣着更加考究，他身上的蓝绸面短袄缀着金线边饰，宽宽的腰带上挂着银把匕首，一双红鞋是上等山羊皮做的，也缀着银边饰。在这双精致的红鞋外面套着一双肥大的皮鞋。他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白羔皮帽。

红胡子走进来说了几句话，仿佛是骂什么人，之后就站在那里，把臂肘支在门框上，晃了晃匕首，像狼一样蹙眉斜眼地盯着日林。那黑脸鞑靼人动作灵活，浑身像装了弹簧一般。他径直走到日林跟前蹲下，咧开大嘴，拍拍日林的肩膀，说出一串连珠炮似的鞑靼话，同时挤眉弄眼。他不断弹着舌头说：“好乌罗斯，好乌罗斯！”

日林什么也听不懂，只说：“水，给我水喝！”

黑脸鞑靼人笑了。他还在一个劲儿地说他的“好乌罗斯”。

日林用嘴唇和双手示意他要喝水。

黑脸鞑靼人明白了，哈哈大笑。他向门外望了望，喊了一声：“金娜！”

一个小姑娘跑来。她长得纤细瘦弱，十三岁左右，面孔像黑脸鞑靼人，看来是他的女儿。小姑娘也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相貌挺美。她穿一件长袍，是蓝色的，袖子肥大，没系腰带，长袍的下摆、前胸和袖子上都有红色缘饰；下身是一条长裤，脚上一双小皮鞋，小皮鞋外面套一双高跟鞋。她脖子上挂一串钱币，全部是俄国的半卢布银币；头上没戴帽子，也没系头巾，垂一条黑辫子，辫子里缠着丝带，丝带上挂着些金属小牌，还有一个银卢布。

她听了父亲的吩咐，跑开了，不久重又出现，拿来一洋铁罐水。她递过水，自己便蹲在地上，把身子低低弯下，用两个膝头夹着肩头。她蹲在那里，睁大眼睛望着日林，看他怎样喝水，就像观察一只野兽。

日林喝罢水，把罐子还给她，她却像只野山羊似的纵身跳开，连她父亲也哈哈大笑起来。父亲又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提起水罐跑了，随后用一块圆木板端来无酵饼，又蹲在地上，弯下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日林。

鞑靼人走了以后，板棚的门又锁上了。

不久，那诺盖人进来对日林说：

“哎达，东家，哎达！”

他也不会说俄语。日林只意会到诺盖人要他到什么地方去。

日林拖着足枷一瘸一拐地走，迈不开步子。他跟着诺盖人趔趄着出了板棚，一看，眼前是个鞑靼村庄，约十户人家，有一座他们的教堂，带塔楼。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三匹未卸鞍座的马，几个小男孩拉着缰绳。黑脸鞑靼人就从这小屋里跑出来，挥了挥手，叫日林去。他脸上挂着笑容，嘴里不知说些什么，又进屋去了。日林跟着也进了屋。是个漂亮房间，四壁用泥抹得溜光。正面墙边放一堆五颜六色的绒毛被褥，两侧墙上挂着贵重的壁毯，壁毯上挂着步枪、手枪、军刀，一律是镶银的。在一侧墙脚砌了一个小灶，挖进墙里去，与地面平。地面是泥土的，像打谷场一样光洁。上座地上铺毡子，毡子上面铺地毯，地毯上有绒毛枕垫。黑脸鞑靼人、红胡子和三位客人脱了套鞋坐在地毯上。他们都倚着绒毛枕垫，面前一块圆木板上摆了些黍子饼、一碗牛油、一小罐鞑靼啤酒——布扎。他们用手抓着吃，手上沾满了油。

黑脸鞑靼人跳起身来，命雇工把日林带到一边去坐在没铺地毯的泥地上，自己又回到地毯上去劝客人吃饼喝酒。雇工把日林安顿好，脱掉自己的套鞋，放在门边，跟其他人的套鞋排在一起，然后在靠近主人的毡子上坐下，看他们吃喝，直擦口水。

男人们吃罢饼，一个女人走进来。她也穿一件长袍，一条长裤，跟那小姑娘一样，不过头上包着头巾。她撤了牛油和饼，拿出一个好看的木盆和一只细颈水罐。大家开始洗手，洗罢手便合十跪在那里，向四面吹一口气，念了祷文。接着他们又用鞑靼语交谈了一阵，一位客人转过脸来对日林用俄语说：

“卡济-穆罕默德，”他说着指了指红胡子，“抓到了你，把你交给阿卜杜勒-穆拉特，”他又指了指黑脸鞑靼人，“现在阿卜杜勒-穆拉特是你的东家。”日林不做声。

阿卜杜勒发话了，手指着日林，满脸堆笑，连连说：“乌罗斯兵，好乌罗斯。”

翻译说：“他叫你写信回家要赎金。钱一送到，他就放你走。”

日林想了想，说：“他要的赎金多吗？”

几个鞑靼人交头接耳谈了一阵，翻译又说：

“三千卢布。”

“不行，”日林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阿卜杜勒跳起来，挥舞着双手，对日林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以为日林都能听懂。翻译把他的话译过来，说：“你打算给多少呢？”

日林想了想，说：“五百卢布。”

鞑靼人一听这话都嚷开了。阿卜杜勒扯着嗓子对红胡子喊叫，语音急促，唾沫飞溅。红胡子只眯起眼睛弹他的舌头。

等他们静下来，翻译又说：

“东家嫌五百卢布太少。他买你就花了两百卢布。卡济-穆罕默德欠他的钱，抓了你来还债。要三千卢布，少了不放你。如果你不写信，那就叫你蹲大坑，吃鞭子。”

“嘿，”日林想，“跟他们打交道越软越糟。”于是他跳起来，说：

“你对他这狗养的说，如果他威吓我，那么我就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信也不写。我从来不怕，也不会怕你们这班狗养的！”

翻译把这话译过去，鞑靼人嚷开了。

他们吵了半天，最后黑脸鞑靼人跳起来，走到日林跟前，说：

“乌罗斯，吉希特，吉希特乌罗斯！”

吉希特在他们的语言中意思是“好样的”。他笑着又对翻译说了句什么话，翻译说：

“给一千卢布吧。”

日林坚持说：“五百卢布，多了不给。如果你们打死我，那就一文钱也拿不到了。”

鞑靼人又谈了一阵，把雇工派出去，几个人一会儿看看日林，一会儿看看门外。雇工回来了，后面跟着个胖子，衣服破烂不堪，光着脚，也套着足枷。

日林认出胖子是科斯特林，大吃一惊。科斯特林也给抓来了。两人坐在一起，交谈起来，鞑靼人默默地望着他们。日林讲了自己的遭遇。科斯特林说，他的马不肯走了，枪也没打响，是这个阿卜杜勒追上来抓住他的。

阿卜杜勒跳起来，指着科斯特林说了一串话。

翻译说，他们两个现在属于同一个东家，谁先交赎金，谁先得自由。

“瞧，”他对日林说，“你老发脾气，你的伙伴可听话了，他已经写信回家要五千卢布。我们会给他好吃好喝，不会亏待他。”

日林说：

“我的伙伴愿意怎么办，那是他的事，也许他有钱，可我不宽裕。我刚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们要杀就杀，不过没好处。超过五百卢布，我不写信。”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阿卜杜勒又跳起来，捧出一只小木箱子，从中取出钢笔、墨水和纸，塞给日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写吧。我同意要五百卢布。”

“等一等，”日林对翻译说，“你告诉他，要让我们吃好穿好，把我们放在一起，这样我们心情好些。还要把足枷解下来。”他望着主人笑。主人也在笑，听完他的话，说：

“我给他们最好的衣服——一件切尔克斯卡[6]、一双长统靴，简直可以娶亲了。吃得会跟王爷一样好。如果他们愿意住在一块儿，那就让他们住板棚。足枷不能解下来，他们会逃走。夜里睡觉的时候我给松开。”他又跑到日林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好，我的好！”

日林写了信，不过信封是胡写的，故意让它寄不到，心下暗想：“我一定要逃走。”

鞑靼人把日林和科斯特林带到板棚里，给他们送去些玉米秸，一罐水，一些饼，两件旧的切尔克斯卡，两双士兵穿的破长统靴，看样子是从打死的士兵脚上脱下来的。就寝时，鞑靼人给他俩解了足枷，然后锁上了板棚门。

三

日林和他的伙伴就这样过了整整一个月。主人总是面带笑容。“你的，伊万，好。我的，阿卜杜勒，好。”可是吃得不好，只有黍子饼，有时甚至是生面团。

科斯特林又写了一封信回家，总盼着有人送钱来，心里烦闷。他整天坐在板棚中算，什么时候信能送到，或者干脆睡觉，日林知道自己的信根本送不到，也没有再写。

他想：“母亲上哪儿去拿这么多钱来赎我啊！她大半还靠我寄回去的钱过日子呢。叫她凑五百卢布等于叫她彻底破产。上帝保佑，我自己想办法吧。”

他不停地观察，刺探，考虑如何逃走。有时他吹着口哨在村中走来走去，有时坐下来干点手工活儿，或者捏泥人，或者编荆条筐。无论做什么手工，日林都是行家。

有一次，他捏了一个有鼻子有四肢、穿一件鞑靼长袍的泥人，放在屋顶上。

女人们出门去打水，主人的女儿金娜发现了泥人，就叫她们来看。她们都把水罐子放在地上，望着泥人笑。日林把泥人拿下来递给她们，她们只是笑，不敢接。日林把泥人搁下，回板棚去，从旁观察事情究竟怎样发展。

金娜跑过去，回头望一望，抓起泥人就逃。

第二天清早，日林看见金娜捧着泥人站在门口，她已经拿红布头给泥人穿戴上了，像哄娃娃似地摇晃着它，嘴里哼着歌儿。老婆子走出来，骂了她一顿，夺去泥人，摔得粉碎，差她到什么地方去干活。

日林做了一个更好看的泥人送给金娜。有一天，金娜送水来。她把罐子一放就坐下来望着日林，笑嘻嘻地指指水罐。

“她高兴什么？”日林想。他拿起水罐来喝，以为是水，结果是奶。他喝了奶，说了声“好”。金娜高兴极了！

“好，伊万，好！”她跳起来，鼓了鼓掌，夺过水罐跑出去了。

从此金娜每天偷偷地给他送奶来。有时鞑靼人用羊奶做乳饼，放在屋顶上晾，她把乳饼也偷来给他。一天，主人宰羊，她拿了一块羊肉，藏在袖子里送来。扔下就跑。

还有一天，雷电大作，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小时。所有的山溪都浑浊了。原来可以涉过的水面，现在涨高了三俄尺，水冲着山上的石头滚滚而下。到处都是奔流的溪水，山间传来轰鸣的声音。雷雨过后，村里水流成河。日林问主人要了一把小刀，做了一根小轴、两块小木板，安上一个轮子，又在轮子两边各安一个偶人。

小姑娘们给他送来些布头，他把一个木偶装扮成村夫，另一个木偶装扮成村妇。做好以后，把轮子放在溪沟里。轮子一转，两个木偶就蹦蹦直跳。

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聚拢来看，弹着舌头说：

“瞧这个乌罗斯！瞧这个伊万！”

阿卜杜勒有一块俄国表，坏了。他把日林叫去，指着表弹他的舌头。日林说：

“拿来，我修。”

日林用小刀把表拆开，修好了，还给主人。表又走了。

主人很高兴，把他的一件破烂不堪的短袄拿出来送给日林。有什么办法，日林只好收下，至少夜里可以拿它盖一盖身子。

从此日林出了名，被看成能工巧匠。远近的村子都有人来找他，修枪栓啦，修手枪啦，修表啦。主人给他弄来一套工具，有镊子、钻子、锉子。

一天，一个鞑靼人病了，派人来找日林：“你去给治治病吧。”日林根本不会治病。他去了，看了病人，心想：“也许他自己会好起来。”日林回到板棚里，取了点水和沙子，搅匀了，当着一些鞑靼人的面对着水念了咒语，给病人喝下去。他真走运，病人恢复了健康。他渐渐听得懂一点鞑靼语了，跟他混熟了的鞑靼人一有事就来叫他：“伊万，伊万！”其他人看他就像看一头野兽似的。

红胡子不喜欢日林，看见日林就皱起眉头，转过脸去，或者骂几句。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老头，不在这个村住，是从山下来的。只有当他到礼拜寺来做礼拜的时候日林才见得着他。这个老头身材矮小，帽子上缠着白毛巾，胡须剪得短短的，白得像羽绒，脸上布满皱纹，而且像砖一样红。他的鼻子钩着，像鹰嘴，眼睛是灰色的，神情凶狠，牙齿差不多都掉了，只剩下两颗犬齿。他来的时候头上缠着头巾，手中拄着拐杖，像狼一样左顾右盼。一看见日林，他就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并且扭过头去。

一天，日林下山去看那老头究竟住在什么地方。他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看见一片园子，围着石墙，墙内有樱桃树、杏树、一间平顶小屋。他再走近一点，又见那里还有一些用玉米秸编成的蜂房，蜜蜂嗡嗡地飞。老头跪在一座蜂房旁边忙碌着。日林想爬高一点看，弄响了足枷。老头转过脸来，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他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日林扳了一下。幸亏日林闪到山石后面，躲过了这粒子弹。

老头跑来向主人抱怨。主人把日林叫去笑问道：

“你干吗到老头那儿去啊？”

日林说：“我并没有惹他呀，我是想看看他怎么过日子。”

主人转达了这句话。老头还是生气，声音嘶哑地叨唠着，露出两颗犬齿，向日林挥舞他的双手。

日林没有完全听懂，不过他明白，老头是叫主人把俄罗斯人杀掉，别留在村里。最后老头终于走了。

日林于是问主人：这老头是什么人？主人说：

“这可是个大人物！他本是头等的骑手，杀了许多俄罗斯人。从前很阔，有三个老婆、八个儿子，都住在一个村里。俄罗斯人来了，抢了村子，杀了他的七个儿子。剩下的一个投靠了俄罗斯人。老头自己也去投靠俄罗斯人。他在俄罗斯人那边待了三个月，找到了儿子，亲手把他杀了，又逃回来。从此他不愿再打仗，去麦加朝过圣。所以他缠头。去过麦加的人叫哈吉，而且要缠头。他不喜欢你们俄罗斯人，叫我把你杀了。可是我不能，你是我花钱买来的啊。再说，伊万，我爱上你了，我不单不想杀你，也不想放你走，可惜我答应了。”他又笑着用俄语说：“你的，伊万，好，我的，阿卜杜勒，好！”

四

日林像这样生活了一个月。白天他在村里走来走去，或者做手工。天一黑，村里静下来，他就在板棚中挖洞。石头多，很难挖。他用锯子去磨石头，在墙脚挖了一个能钻出去的洞，心想：“只要好好熟悉这一带地方，知道往哪边走就行了。可是鞑靼人谁也不肯说。”

他抓住主人出门的机会，午饭后到村外山上去看地形。可是主人临行前吩咐他的儿子监视日林，寸步不离。小伙子就跟在日林背后，对他喊道：

“别走！父亲不许。我要喊人了！”

日林于是想法说服他。

“我不走远，”他说，“只到这座山上去，我得采点草药来给你们的人治病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我戴着足枷跑不了。明天我给你做弓箭。”

小伙子给说服了，他们一块儿走了。那座山看上去不远，但是戴着足枷行路艰难。日林走啊走，好不容易登了上去。他坐下来察看地形。午后山那边的谷地里有马群吃草，可以看见下面还有一个村庄。从这个村庄往前走又是一座山，比这一座更陡，而那座山后面还是山。两山之间是青翠的树林，群峰叠起，一座比一座高。最高的几座终年积雪，像白糖一样白，其中一座比别的高出一头。向东看也好，向西看也好，一律是这样的高山，峡谷中有几个村庄，冒着轻烟。日林想：“这一带都是他们的地方。”他又向俄罗斯那个方向望，脚下是一条小溪和他所在的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园子。女人们坐在溪边洗衣服，看上去小得像玩偶。村庄那边是一座稍矮的山，过了那座山还有两座山，长满了树，两山之间有一块绿色的平地，平地上远远的好像有一缕轻烟。日林开始回忆，当他在要塞住的时候，太阳从哪边升起，往哪边落下。他于是发现，要塞肯定在这块平地上。应该往这边逃。

太阳渐渐下沉。雪峰由白转红，黑黝黝的群山间阴暗下来，谷地里升起了炊烟，要塞应在的那块平地被夕阳映照得如同在火焰中燃烧。日林再仔细观察，于是发现平地上矗立着一个东西，就像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他想，这就是俄罗斯的要塞了。

天晚了，传来穆拉[7]的呼喊声。畜群回村，母牛哞哞地叫着。小伙子总催日林，日林真不想回去。

回到村里，日林想：“好，现在我已经知道地形，该逃走了。”他本想当天夜里就逃，那几天夜里正是缺月，很黑。不巧的是鞑靼人傍晚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往往赶着畜群，兴高采烈。这一次却没赶回畜群，只用马驮来一个被打死的鞑靼人，是红胡子的兄弟。他们一个个气呼呼的，聚在一起准备埋葬死者。日林也走出去看。他们拿白布裹尸，不装棺材，用青冈木把尸体抬到村外，放在草地上。穆拉来了，老人们聚在一起，拿白布巾缠在帽子外面，脱了鞋，在死者面前并排盘腿坐下。

穆拉在前面，后面是三个缠白布巾的老人，坐成一排。再后面是别的鞑靼人。他们坐下来，垂头不语。他们静默了许久，穆拉抬起头来说：

“阿拉（即上帝）！”说完又垂头静默了许久，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这之后穆拉再一次抬起头来说：

“阿拉！”众人也都说了一声：“阿拉！”大家又沉默了。死者躺在草地上不动，众人也像僵尸似的坐着。没有一个人动一下。只听见青冈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后来穆拉念了一段祈祷文，众人起身，把死者举起来，抬到一个大坑边上。这个坑挖得不同寻常，像个地窖。人们抓住死者的腋下和脚踝，把他的身子蜷起，轻轻放下去，取坐的姿势塞进洞穴中，再让他的两只手搭在肚子上。

当雇工的诺盖人拉来些青芦苇，铺在坑里，迅速将泥土撒下去，把坑填平，在死者的头上竖一块石碑。众人把土踩实，又在墓前一排排坐下，静默了许久。

“阿拉！阿拉！阿拉！”大家念罢站起身来。

红胡子给了几个老人一些钱，站起身来，用鞭子在自己的额头上敲了三下，然后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日林看见红胡子牵一匹母马向村外走去，身后跟着三个鞑靼人。到了村外，红胡子脱下短袄，挽起袖子露出两只粗壮的胳膊，拔出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一阵。三个鞑靼人把母马的头吊起来，红胡子走过去，割断母马的喉管，让母马倒在地上，然后开始剥皮，取内脏。他紧握两只大拳头将皮撕开。媳妇和姑娘们来洗肠子和内脏。接着母马给砍成几块，拉回家去。全村的人都到红胡子家里来吃丧酒。

大家吃了三天母马肉，喝了三天布扎酒，祭奠死者。所有的鞑靼人都在家。第四天正午，日林看见人们像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赴宴。大约有十个人牵来马匹，穿戴整齐，就出发了，红胡子也在其中，只有阿卜杜勒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刚露出一弯新月，夜还很暗。

“好了，”日林想，“今天得逃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科斯特林，可是科斯特林不敢。

“怎么逃啊？我们连路也不认得。”

“我认得路。”

“夜里走不到。”

“如果走不到，就在树林里过夜。我存了一些面饼。难道说你就坐在这儿等？要是能送钱来当然好，万一凑不齐呢？鞑靼人凶起来了，因为俄罗斯人杀了他们的人。他们正商量要处死我们。”

科斯特林左思右想，最后说：

“好吧，我们走。”

五

日林爬进洞去，把通道再挖宽一点，好让科斯特林能钻过去，然后他俩坐在那儿等村里安静下来。

村里的人声刚刚沉寂，日林就钻进墙脚的洞里，爬了出去，然后悄声对科斯特林说：“爬呀！”科斯特林也爬了出去，但是他的一只脚碰着了石头，弄出了响声。主人家有看门的，是一只非常凶恶的花斑狗，名叫乌利亚申。日林事先喂它吃过一点东西。它听见响动就吠叫着冲过来，后面还跟着几只别的狗。日林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扔下一块面饼，乌利亚申认出了日林，就摇着尾巴不再叫了。

主人听见狗叫，在屋里喊道：“嗨！嗨！乌利亚申！”

日林挠挠乌利亚申的耳朵。狗不叫了，摇着尾巴用身子擦他的腿。

日林和科斯特林在墙角坐了一会儿。一切复归沉寂，只听见一只绵羊在圈里咩咩地叫，坡下的山溪从小石间流过去，发出淙淙的声音。四下里黑沉沉的，繁星高高挂在天上，山头一弯红红的新月，钩朝上，正在下落。谷中弥漫着雾气，像牛奶一样白。

日林站起来对同伴说：“喂，伙计，走！”

他们出发了。刚走几步就听见穆拉在屋顶上大声说：“阿拉！贝斯米拉！伊尔拉赫曼！伊尔拉赫曼！”意思是人们该上礼拜寺去了。他俩又躲在墙角，在那里坐了许久，等人们走过去。最后一切又静下来。

“好了，上帝保佑！”他俩画了十字，向前走去，经过一个院子，到了崖下的小溪边，又涉过小溪，到了谷地里。雾气浓重，不过只在低处，头上星光灿烂。日林按照星星所指的方向走去，雾气令人感觉凉爽，脚下轻快，只是靴子有些不适，绊来绊去。日林把靴子脱下来扔了，光着脚走，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不时抬头望一望星星。科斯特林渐渐落后。

“走慢点，”他说，“该死的靴子总磨脚。”

“你脱了就好走了。”

科斯特林也光着脚走起来，可是情况更坏，两只脚都给石头划破了，仍旧跟不上。日林对他说：

“脚磨破了还能长好，让人追上可就要送命，那更糟糕。”

科斯特林没有做声，他一边走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他俩在谷地里走了许久，终于听到右边有狗吠声。日林站住，向四下里望了望，用两手摸索着往山上爬去。

“唉，”他说，“我们走错了，太靠右。这是另外一个村子，我从山顶上看见过。得向后转，往左进山里去。那边应该有一片树林。”

科斯特林却说：

“等一下再走也好啊，让我喘一口气，我的两只脚都在流血。”

“哎，伙计，脚会长好的，你跳的时候脚步要放轻一点，像这样！”

于是日林向后转，从左边进山，朝树林所在的方向跑去。科斯特林总跟不上，不断地呻吟。日林不时地向他嘘一声，自己不停地向前走。

他俩上了山。不错，是有一片树林。他俩进了树林，荆棘扯破了他俩的最后一身衣裳。在树林里发现一条小路，他俩沿这条小路走去。

“站住！”路上有嘚嘚的蹄声。他俩停步倾听。像是一匹马，踏了几下又停下来。他俩刚走几步，又听见蹄声。他俩站住，蹄声也停止了。日林便向前爬行，朝路上有亮光的地方望去，似乎有个东西站在那里，马不像马，驮着个古怪东西，又不像人。可以听见喷鼻息的声音。“真怪！”日林轻轻吹了一声口哨，那东西立刻钻进树丛中，树枝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好似风暴来临。

科斯特林吓得趴下，日林却笑道：

“是一只鹿。你听见它的犄角碰断树枝的声音吗？我们怕它，它也怕我们。”

他俩继续前行。大熊星已经偏西，天快亮了。不知道走的方向对不对。日林觉得他似乎是沿这条路被带到此地来的，离自己人还有大约十俄里，不过并没有准确的标志，再说走夜路也难看清。他俩来到一片林间空地上。科斯特林坐下说：

“你自便吧，我走不到了，两只脚不行啦。”

日林劝他走。

“不行，”他说，“我走不到了。”

日林生气地啐了一口唾沫，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再见！”

科斯特林跳起来，继续前行。他俩又走了四俄里左右。林中的雾气更加浓重，眼前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星星也只依稀能辨。

忽然，前方传来马蹄声，马蹄铁碰在石头上铮铮地响。日林卧倒，把耳朵贴在地上听。

“不错，骑马人朝我们这边来了。”

他俩连忙离开小路，在灌木丛中坐下静待。日林悄悄爬到路旁观察，原来是个鞑靼人，骑一匹马，赶着一头母牛，嘴里咕噜咕噜不知在说什么。等他过去了，日林又回到科斯特林身边。

“好了，上帝叫他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走。”

科斯特林刚站起来又倒下去。

“我不行了，无论如何不行了，没劲啦。”

科斯特林是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他出了一身汗，在树林里又碰上冰冷的雾气，加以两只脚都磨破，于是就像澥了的面团一样。日林用力拉他起来，他忽然大叫：

“哎哟，好痛！”

日林吓呆了。

“你喊什么？那鞑靼人走过去不远，会听见的。”日林说，可心里暗自思忖：“他的确没劲了，我拿他怎么办啊？丢下伙伴是不行的。”

“喂，”他说，“站起来，你走不动，我背你。”

日林背起科斯特林，朝路上走去。

“不过，”日林说，“看在基督分上，你别勒我的脖子。抓住我的肩膀吧。”

日林走得吃力，他的两只脚也在流血，而且乏极了。他不得不时时弯下腰去，把科斯特林往上抬一抬，勉强背着他向前走。

那鞑靼人显然听见了科斯特林的喊声。日林听见背后有人跟上来，用他的话喊着。日林连忙钻进树丛。那鞑靼人端起枪来放了一枪，没打中，喊着跑了。

“哼！”日林说，“我们完了，伙计！这狗东西马上会召集一帮鞑靼人来追赶。得再走三俄里，否则就完蛋。”他心里却想：“活见鬼，我真不该带上这个包袱。要是我一个人，早就走远了。”

科斯特林说：“你一个人走吧，干吗让我连累你啊。”

“不行，我不走，不能丢下伙伴。”

他又背起科斯特林缓步前行。他像这样走了大约一俄里，仍然在树林中，望不到头。雾渐渐消散，天上仿佛起了乌云，星星已经看不见了。日林累得半死。

他发现路旁有一眼山泉，四周砌着石头。他便停步，把科斯特林放下来，说：

“让我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我们吃点饼。大概不远了。”

他刚俯下身去喝水，就听见背后有马蹄声。他俩又向右跑，钻进崖下的灌木丛，躺在地上。

传来一群鞑靼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在他俩刚离开的地方停下来，交谈了一阵，接着就嗾使狗上前寻找。只听得灌木丛中一阵断裂的声响，不知谁家的一条狗出现在他俩面前。狗站在那儿狂吠起来。

鞑靼人也过来了，也是外村的，把他俩逮住，捆绑了，用马驮走。

他们走了三俄里左右，便看见主人阿卜杜勒和另外两个鞑靼人迎上来。阿卜杜勒同这些鞑靼人谈了一阵，把他俩挪到自己的马背上，拉回村去。

阿卜杜勒不再对他俩微笑，也不对他俩说一句话。

黎明时分，他俩被带回村里，扔在街上。孩子们跑来，用石块和短鞭打他俩，同时尖声叫着。

鞑靼人围成一圈，山下那个老头也来了。他们开始讨论。日林听见他们在合计如何处置他俩。一些人说，得把他俩送进深山里去。那老头却说：“应该杀了。”阿卜杜勒可不同意，他说：“我花钱买了他俩，我得要赎金。”老头又说：“他们才不会给钱呢，只会叫我们遭殃。再说，养着俄罗斯人真是罪过。杀了完事。”

大家散了以后，主人走到日林跟前对他说：

“要是没人送钱来赎，我过两个星期就打死你们。要是你再逃跑，我就像宰一条狗似的宰了你。写信吧，好好写一封！”

鞑靼人拿来纸，他俩写了信。鞑靼人又给他俩戴上足枷，带到礼拜寺后面去，那里有一个约五俄尺深的坑，他俩被推到这个坑里。

六

现在他俩的处境简直坏透了。足枷一刻都不给解开，也不让见天日，只给生面团，就像喂狗一样，外加一罐水。坑里臭烘烘的，又闷又湿。科斯特林完全病倒了，他浑身浮肿，酸痛，不是呻吟，就是昏睡。日林也泄了气，眼看事情不妙，可是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

他开始挖地道，但泥土没处放。主人发现了，威胁说要杀死他。

一天，他蹲在坑底，想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心里十分愁闷。突然，一块面饼落到他的膝头上，接着是第二块，还有樱桃撒下来。他抬头一看，是金娜。金娜望了他一会儿，大笑着跑开了。日林想：“金娜会不会帮忙呢？”

他在坑底清理出一小块地方，又挖了一点粘土，捏起泥人来。他捏了一些小人、小马、小狗，心想：“等金娜来了，我就扔给她。”

不过第二天金娜没有露面。日林听见一阵马蹄声，有人过去了，是些鞑靼人，他们聚集在礼拜寺旁争吵，嚷叫，提到俄罗斯人。其中有那老头的声音。日林听不大懂，但可以猜出，俄罗斯人来到附近一带地方，鞑靼人怕他们进村，不知道如何处置俘虏。

他们说了一阵就走了。忽然，日林听见上面传来沙沙的声音。他一看，是金娜蹲在那里，把头埋在膝间，脖子上那串钱币垂下来，在土坑上空晃来晃去。她的两只眼睛像星星似的闪光。她从袖筒里掏出两个生面饼扔给日林。日林接了，说：

“怎么好久不来了？我给你做了些玩意儿呢。拿去！”于是他一个一个地扔给了她。她摇头，并不看那些玩意儿。

“别做了。”金娜说。她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又说：“伊万！他们要杀你呢。”说着用手指了指脖子。

“谁要杀我？”

“我父亲，是老人们要他这样干。我真可怜你。”

日林又说：

“你既是可怜我，那就给我拿根长竿子来。”

她摇摇头，表示“不行”。他双手合十求她：

“金娜，我求你！好金娜，给我拿来吧！”

“不行，他们会发现，都在家。”金娜说完就走了。

晚上日林坐在坑底想：

“究竟会怎么样啊？”他总抬头向上面望。星星依稀可辨，月亮还没有升上天空。穆拉已经呼喊过了，一切都静下来。日林开始打盹儿，心想：“小姑娘不敢。”

忽然，有泥土落到他头上，他抬头一看，一根长竿戳在坑边。过了一会儿，那竿子渐渐往下移动。日林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抓住，是一根结实的竿子，他先前在主人家屋顶上见过。

他抬头望了望，星星在高高的天上闪烁，坑口是金娜的两只眼睛，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金娜把头探到坑边，悄声唤着：“伊万，伊万！”同时用双手向他示意“轻点！”

“什么？”日林问。

“全都走了，只剩两个人在家。”

日林于是说：“喂，科斯特林，我们走，再试这最后一次，我托你上去。”

科斯特林连听也不愿听。

“不，”他说，“看来我跑不了啦。连翻身都没力气，我还能上哪儿去啊？”

“那就再见吧，请多包涵。”于是日林同科斯特林吻别。

他抓住竿子，叫金娜握紧，然后往上攀登。因为足枷碍事，他滑下去两次。科斯特林托住他。费了好大劲，他总算爬上去了。金娜用两只小手抓住他的衬衣拼命往上拉，同时嘻嘻地笑。

日林提起竿子，说：

“放回原处去吧，金娜！让别人发现竿子没了，你就要挨打啦。”

她拖走竿子，日林就下山了。他爬到崖下，拣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去砸足枷上的锁。锁很结实，怎么也砸不开，而且也不好砸。他听见有人轻轻地跳跃着跑下山来，心里想：“一定又是金娜。”金娜跑来了，拿起石头说：

“让我来。”

她跪在地上砸锁，那两只小胳膊细得像树枝，一点力气也没有。她扔下石头哭起来。日林又接过来砸，金娜蹲在他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日林回头一看，左边山后有一片红光，月亮快出来了。他想：“在月亮出来以前得走过谷地，钻进树林。”他站起来，扔了石头。戴着足枷也得走。

“再见吧，好金娜，”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金娜拉着他，两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要找个地方给他塞几个面饼。日林接了面饼。

“谢谢你，乖孩子，”日林说，“我走了以后谁给你捏泥人啊？”说完他摸了摸金娜的头。

金娜大哭起来，她两手掩面，像头小山羊似的跳着跑上山去，黑暗中只听见她辫子里的钱币碰在背上发出的声响。

日林画了十字，提起足枷上的锁，免得弄出响声，沿山路走去。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不停地朝月亮升起的地方那片红光张望。路线他已经知道，得一直往前走大约八俄里。一定要在月亮升上去以前到达那片树林。他涉过小溪的时候，山后的红光已经发白。他走在谷地里，边走边望天，月亮还看不见。红光已经变白，谷地的一边越来越亮。暗影向山下移动，离日林渐渐近了。

日林始终走在暗处。他走得很急，然而月亮上升的速度却更快，右边的树梢已经亮起来。他快走到树林了，月亮也从群山后面露出脸来，四下里像白昼一般明亮。树上的叶片都被照得清清楚楚。山里寂静无声，朗若白昼，像是一切都已死去。只听得山下一条小溪在潺潺地流。

日林进了树林，没有遇见一个人。他在林中选了一个暗处坐下来休息。

他喘喘气，吃一个饼，拣起一块石头又去砸锁。两只手都磨破了，锁还是砸不开。他站起来，继续前行。又走了一俄里，浑身无力，脚痛得要命。他勉强走了十来步就停下来。“毫无办法，”他想，“只要有一点力气，我就得走。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要塞走不到了，天一亮我就在树林里躺下，休息一天，黑了再走。”

他走了一夜。只遇见两个骑马的鞑靼人，日林远远地听见他们过来了，就隐蔽在树后。

月光渐渐暗淡，下露了，东方即将破晓，日林还没走到林子的尽头。他想：“我再走三十步就折进树丛中去休息。”他走了三十步以后，发现到了林子的尽头。他走出林子，天已经大亮，草原和要塞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左边山下不远的地方有火光，是渐渐熄灭的篝火，冒着黑烟，火边有人。

日林仔细一看，枪支闪闪发光，是一群哥萨克兵。

日林高兴极了，他鼓起剩下的全部气力向山下走去，心里想：“在开阔的地方可千万别让骑马的鞑靼人发现，虽然要塞近在眼前，我还是跑不掉。”

他刚想到此，一看，左边岗子上站着三个鞑靼人，大约在两百俄丈以外。他们发现他了，向他飞奔而来。他的心直往下沉。他挥舞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大喊：

“弟兄们！救命啊！弟兄们！”

自己人听见了，骑上马冲过来，想切断鞑靼人的去路。

哥萨克们离得远，鞑靼人离得近。日林拼上最后一口气，用手抓着足枷，不顾一切地向哥萨克那边跑去，一面画十字一面喊：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哥萨克一共十五名。

鞑靼人怕寡不敌众，没跑到就渐渐止步。于是日林逃到哥萨克那边去了。

哥萨克们围住他，问他是谁，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日林涕泪交流，口里只会说：

“弟兄们！弟兄们！”

士兵们也跑上来围住日林，有人给他面包，有人送来粥，有人递上酒，有人为他披上军大衣，有人帮他砸开足枷。

军官们认出了日林，把他送进要塞中。士兵们高兴极了，同事们都来看他。

日林讲了他的全部经历，然后说：

“我回家结婚的情况就是如此！算了吧，看来命运注定我不该回家结婚。”

于是他留在高加索继续服役。一个月后科斯特林才被赎回来，花了五千卢布赎金。他回到要塞已经奄奄一息了。

人靠什么活着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3章第14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3章第17节）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第3章第18节）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4章第7节）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4章第8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第4章第12节）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4章第16节）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第4章第20节）

一

从前有一个鞋匠，同妻儿们住在向农民租来的小木屋里。他无房无地，靠手艺为生。粮食贵，手工贱，他挣的钱刚够口。夫妻俩只有一件皮袄，就连这件皮袄也穿得破破烂烂，他想买块羊皮来做新袄已经想了一年多。

入秋前，鞋匠凑了点钱，不过是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藏在他妻子的大木箱中，村里的农民还欠他五卢布二十戈比。

一天早晨，他准备到村里去买羊皮。他把妻子的黄土布短棉袄拿来穿在贴身衬衣上，外面再套一领直襟呢袍，把三卢布的钞票装进衣袋里，撅了一根棍子，吃罢早饭就上路了。他想：“我去收回那五卢布欠款，加上衣兜里的三卢布，就能买羊皮做新袄了。”

鞋匠到了村里，走进一户农家，当家的不在，他老婆不给钱，只答应一星期内叫丈夫送上门。鞋匠去找另外一个农民，那人指天发誓说他没有钱，只付了二十戈比修靴费。鞋匠打算赊购一块羊皮，可是卖羊皮的信不过他。

“钱拿来，随你挑，”卖羊皮的说，“我可知道要账的滋味。”

鞋匠什么事也没办成，只收了二十戈比修靴费，另外接了一个农民交给他缝补的一双旧毡靴。

鞋匠泄气极了，跑到小酒馆去喝掉这二十戈比，空着手往家走。早晨他还觉得挺冷，现在喝了酒，身上不穿皮袄也暖烘烘的。他一手用棍子杵着冰冻的路面，一手挥着毡靴，边走边自言自语。

他说：“我不穿皮袄也暖和。一杯下肚，浑身发热。皮袄就用不着了。高高兴兴走我的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可愁的？没有皮袄我也能活下去。我一辈子不要皮袄，不过我老婆会不高兴。再说也真叫人委屈，你给人家干活，人家倒坑你。这回等着瞧吧，你不送钱来，我饶不了你，上帝在上，饶不了你。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啊？一次只给二十戈比！二十戈比能干什么？喝掉，只能喝掉！他说他穷！你穷，我就不穷吗？你有房子，有牲口，样样齐全。我呢，什么都没有。你有自己种的粮食。我呢，吃粮靠买。不管我有钱没钱，光是买面包一星期得给三卢布。等我到家，面包吃完了，又得掏出一个半卢布。你还是把账给我付清吧！”

鞋匠就这样向转弯处一座小礼拜堂走去。忽然，他看见小礼拜堂那边有个发白的东西。天色已晚，他怎么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心里想：“原先这儿并没有这么一块石头啊！是牲口吗？不像牲口。脑袋像人，不过太白了。如果是人，他干吗待在这儿？”

鞋匠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一清二楚了。怪事，真的是个人，不知是死是活，光了身子坐着，一动不动地靠在墙壁上。鞋匠害怕起来，心想：“他准是给人杀了，扒了衣服扔在这儿。再往前走我可就脱不了干系啦。”

鞋匠绕过去，走到小礼拜堂后面就看不见那个人了。他走过小礼拜堂以后，回头一望，却发现那个人不再靠着墙壁，而且动弹起来，好像在仔细看他。鞋匠更加胆怯，心想：“我是走到他跟前去呢，还是绕开？到他跟前去会不会倒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落到这个地方来准没好事。要是我走到他跟前去，他跳起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可就跑不脱了。要是他不掐我的脖子，我也会给他缠上。他连件衣服也没有，我拿他怎么办？总不能把我身上的衣服，最后一件衣服，脱下来给他啊！上帝保佑，让我免了这场灾难吧！”

于是鞋匠加快了脚步。他就要绕过去了，良心却不允许他这样做。

鞋匠在路上站住。

他对自己说：“谢苗，你怎么啦？人家遭了难，快死了，你还这么胆小，想绕开走。难道说你已经富得怕强盗抢你的财物了吗？唉，谢苗，这可不大好！”

谢苗转身朝那人走去。

二

谢苗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那人年轻力壮，皮肉完好，只是冻僵了，也吓坏了。他靠墙坐着，并不看谢苗，好像已筋疲力尽，连眼皮也抬不起来。谢苗走到他跟前，忽然间，那人似乎清醒了，转过头来，睁开眼睛，看了看谢苗。这一看就中了谢苗的意。谢苗把手里的毡靴扔在地上，又解下腰带搁在毡靴上，然后脱了呢袍。

“闲话休讲！穿上这衣服吧！来！”他说。

谢苗抓住那人的胳膊肘儿，扶他起来。那人站起身来。谢苗发现他的皮肤白嫩，胳臂和腿没断，脸上有一副引人爱怜的表情。谢苗把呢袍搭在那人肩头上，可是那人的手插不进袖子里去。谢苗又帮他把手插进去，穿好，掩上衣襟，系紧腰带。

谢苗还把自己头上的破帽子摘下来，打算戴在那人头上，可是自己的头光着很冷。他想：“我的脑袋全秃了，他还长着挺长的鬈发呢。”便又把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我不如给他穿上靴子。”

谢苗又让那人坐下，给他穿上毡靴。

鞋匠给陌生人穿好以后说：

“好啦，伙计。你活动活动，暖暖身子。有什么事都让人家去断吧。能走吗？”

那人站起来，令人爱怜地望着谢苗，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不说话啊？总不能在这儿过冬吧？得到有人家的地方去。好，把我的棍子拿去，走不动就拄着。打起精神来！”

那人迈开腿走去，走得挺轻松，并不落后。

他们一同沿着大路走去，谢苗问：

“你是哪里人？”

“我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我都认识。那么你是怎么到这小礼拜堂来的？”

“我不能告诉你。”

“是有人欺侮你吧？”

“谁也没有欺侮我。是上帝惩罚我。”

“那当然，上帝主宰一切，不过你总得找个地方栖身啊。上哪儿去好呢？”

“哪儿都一样。”

听见这话，谢苗吃了一惊。那人并不像个喜欢胡作非为的，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可是不肯暴露自己。谢苗心下暗想：“天下什么样的事没有啊！”他于是对那人说：

“好，就上我家去，哪怕暖暖身子呢。”

谢苗向前走去，那人同他并肩而行，并不落后。起风了，风吹透了谢苗的内衣，他的醉意渐渐消失，身上越来越冷。他一边走一边吸鼻子，裹紧穿在身上的妻子的短棉袄，心里想：“嘿，皮袄，出门为了做皮袄，回来的时候连呢袍也没了，还带上一个光着身子的人。玛特廖娜不骂才怪！”一想起玛特廖娜，谢苗就发开了愁。可是再看看那人，回想他在小礼拜堂后面的情景，谢苗的心潮又激荡起来。

三

谢苗的妻子早早地就已收拾停当。柴劈好了，水打满了，孩子们吃饱了，她自己也吃过了，她于是寻思：什么时候发面好，今天还是明天？还剩一大块面包。

她想：“要是谢苗在那边吃午饭，那么晚饭就吃不下多少，面包够维持到明天。”

玛特廖娜把那块面包拿在手里翻了几下，心想：“今天我不发面了。剩下的面粉只够做一炉面包，得熬到星期五。”

玛特廖娜把剩下的那块面包收起来，在桌边坐下，给丈夫补衬衣。她一面缝一面想象丈夫怎样去买做皮袄的羊皮。

“可别叫卖羊皮的骗了他。我男人太老实。他从来不骗人，可是连小孩子也能把他骗了。八个卢布真不少啊。能置一件好皮袄了。哪怕不是熟皮，总还是皮袄。去年冬天没有皮袄真难熬啊！不敢下河边，哪儿也不能去。他一出门，把衣服全穿走，我什么穿的也没有。他今天走得不算早，不过也该回来了。会不会喝酒去了呢？”

玛特廖娜刚想到这儿，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进了屋。玛特廖娜把针一插，走到穿堂里一看，进来的是两个人：谢苗和一个男人，那人头上没戴帽子，脚下穿着毡靴。

玛特廖娜立刻嗅出丈夫身上有酒气，心想：“瞧，真喝酒了。”又见他身上没有呢袍，只穿着一件短袄，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而且一声不响，扭扭捏捏的，玛特廖娜的心沉下去了。“他把钱都喝光，跟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还把他带回家来。”

玛特廖娜让他们进了里屋，自己也跟了进来，发现陌生人年轻瘦弱，穿着她家的呢袍。呢袍下面没有衬衣，头上没有帽子。他进来以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眼睛也不抬。玛特廖娜想：这不是正经人，他心虚。

玛特廖娜皱起眉头退到炉灶跟前去，冷眼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谢苗像正经人那样摘了帽子，在板凳上坐下来。

他说：“玛特廖娜，准备晚饭吧！”

玛特廖娜嘟哝了一句，站在炉灶边不动，一会儿看看谢苗，一会儿看看陌生人，不住地摇头。谢苗见他妻子脸色不对，也没有办法，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拉起陌生人的手说：

“坐吧，伙计，咱们就吃晚饭。”

陌生人在板凳上坐下来。

“怎么，饭还没做？”

玛特廖娜的火气上来了。

“饭倒是做了，就是没有你的。我看你已经喝糊涂了。出门去买皮子，回来连呢袍也没了，还带上个光膀子要饭的。我这儿没有你们酒鬼的饭吃。”

“玛特廖娜，别瞎说！你先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

“你说说，钱上哪儿去啦？”

谢苗摸摸呢袍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张钞票，将它展开。

“钱在这儿，特里丰诺夫没给，答应明天给。”

玛特廖娜的火气更大了，她丈夫不仅没买皮子，连最后一件呢袍也给一个光膀子要饭的穿上了，还把他带回家。

她把桌上的钞票一把抓过来，拿去藏起，嘴里说：

“我这儿没有饭吃。光膀子的酒鬼多的是，喂不过来。”

“唉，玛特廖娜，口下留情啊。你先听我说……”

“你这贪酒的糊涂虫还能说出什么道理？我本来就不愿意嫁给你这个酒鬼。我娘给我的布叫你喝掉了，买皮子的钱又叫你喝掉了。”

谢苗想对妻子解释，他只喝掉二十戈比。他想说明他是在哪里发现这个陌生人的。但是玛特廖娜不让他插嘴，东拉西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把十年前的事情也搬出来。

玛特廖娜说着说着就冲到谢苗跟前，揪住他的袖子。

“把我的短袄还给我。只剩这一件，你还从我身上扒去给自己裹上。拿来，麻狗，该死的东西！”

谢苗动手脱自己身上的女短袄，把一只袖子翻过来，他妻子一扯，衣服就开了绽。玛特廖娜夺了短袄，往头上一搭便去开门。她想出去，但又在门边站住，拿不定主意。她既想发一顿脾气，又想知道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四

玛特廖娜在门边站住，说：

“是正经人不会光膀子，他连件衬衫也没穿。你办的是正经事，你就会说，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个体面人。”

“我跟你说吧，路上碰见这个一丝不挂的人坐在小礼拜堂外面，冻僵了。又不是夏天光膀子。上帝领我走到他跟前，不然他就完了。你说怎么办？天下什么样的事没有啊！我就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回家来了。你平平气吧。罪过啊，玛特廖娜。我们都有死的一天。”

玛特廖娜本想破口大骂，可是看了陌生人一眼就不说了。那人在板凳边上坐下来以后，一动也不动。他的两只手放在膝上，头垂在胸前，眼睛闭着，双眉紧皱，似乎透不过气来。玛特廖娜没有做声。谢苗于是说：

“玛特廖娜，你心里就没有上帝吗？！”

听了这话，玛特廖娜再看看陌生人，忽然觉得气消了。她从门边走到炉灶跟前去，把晚饭端出来。她在桌子上放了一只碗，倒满一碗克瓦斯，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面包也摆上，又摆了一把餐刀和两把勺子。

“吃吧。”她说。

谢苗推了推陌生人，说：

“过来，好汉。”

谢苗把面包切开，捻碎以后就吃起来。玛特廖娜在桌子一角坐下，用一只手托着下巴，望着陌生人。

玛特廖娜开始可怜那陌生人，而且喜欢他了。陌生人也忽然高兴起来，不再皱眉头，而且抬起眼睛来看玛特廖娜，向她笑了笑。

他们吃罢晚饭，玛特廖娜收拾完了，便问陌生人：

“你是哪里人？”

“我不是本地人。”

“你怎么跑到大路上去的呢？”

“我不能告诉你。”

“谁抢了你啦？”

“是上帝惩罚我。”

“你就光着膀子躺在那儿？”

“我就光着身子躺着，冻坏了。谢苗看见了我，可怜我，把呢袍脱下来给我穿上，叫我上这儿来。到了这儿，你又可怜我，给我吃给我喝。上帝保佑你们吧！”

玛特廖娜站起身来，拿起搁在窗台上的谢苗的旧衬衫，就是她刚才缝补的那件，递给陌生人。她还找了一副包脚布给他。

“拿去，我看你连衬衫也没有。穿上这件，爱睡哪儿睡哪儿，高板上、灶炕上都行。”

陌生人脱下呢袍，穿上衬衫，裹好包脚布，躺在高板上。玛特廖娜灭了灯火，拿起呢袍，到丈夫身边去了。

玛特廖娜用呢袍下摆盖着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老琢磨那陌生人。

想起最后一块面包已经让他吃掉，明天没有面包了；再想起衬衫和包脚布也给了他，玛特廖娜难过极了。可是一想到陌生人的微笑，她的心潮又激荡起来。

玛特廖娜久久不能入睡，她感觉到谢苗也没睡着，直把呢袍往他那边扯。

“谢苗！”

“嗯！”

“面包吃光了，可我没发面。明天不知道怎么办。得上玛拉尼娅亲家母那儿去借一点。”

“咱们能活下去，咱们能吃饱肚子。”

玛特廖娜一声不响地躺了一会儿。

“这人看样子不错，不过他干吗不说自己的来历呢？”

“想必是不能说。”

“谢苗！”

“嗯！”

“咱们倒给别人，可是怎么没人给咱们啊？”

谢苗答不上来，只说“少啰嗦”，然后翻了个身，径自睡去了。

五

早晨谢苗醒来，孩子们还睡着，妻子到邻居家里去借面包。昨天来的陌生人裹着旧包脚布，穿着一件衬衫，独自在板凳上坐着，两眼向上望。他的气色比昨天好。

谢苗说：

“喂，亲爱的，肚子要吃，身子要穿。得养活自己。你会干活吗？”

“我什么也不会。”

谢苗吃了一惊，又说：

“人只要肯学，没有学不会的事。”

“大家都干活，我也要干活。”

“你叫什么名字？”

“米哈伊尔。”

“那么，米哈伊尔，你不想说自己的来历就算了，可是得养活自己。你照我的话做，我养着你。”

“上帝保佑你，我一定学。你说吧，我干什么？”

谢苗拿一点麻，绕在手指上搓线头。

“这事不难，你瞧……”

米哈伊尔看了看谢苗，也把麻绕在手指上，跟着他搓。

谢苗教他上蜡，他也立刻明白了。谢苗又教他如何捻入鬃毛，如何上靴子，他同样一下就明白。

无论谢苗教他干什么，他都领会得很快。第三天他干起来就像缝靴缝了一辈子似的。他不停地埋头干活，吃得很少，在间歇时刻也不说话，只抬眼望天。他不出门，不多嘴，不闲聊，也不笑。

只有一次他露出了笑脸，那是在第一天晚上，当女主人给他端来晚饭的时候。

六

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看看已是一年。米哈伊尔仍旧在谢苗家住着，干他的活。他的名声传开了，谁做靴子也没有谢苗的雇工米哈伊尔做得利落、结实。这一带的人都找谢苗做靴子，谢苗渐渐富裕起来。

冬季里的一天，谢苗和米哈伊尔正坐在一起干活，有辆三驾马车摇着铃铛驶到屋前。他俩向窗外一望，这辆车停在对面，一个汉子从车夫座上跳下来，打开车门。由车厢里钻出一位穿皮大衣的老爷。他下了车就朝谢苗家走，上了台阶。玛特廖娜连忙跑去开门。那位老爷弯下腰进了屋，然后把身子一挺，脑袋几乎顶着天花板，人占了屋角一大块地方。

谢苗起身施了礼，惊讶地望着老爷。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谢苗筋肉强壮，但是身材细瘦，米哈伊尔也是个瘦子，玛特廖娜更加像木片一样干瘪。这位老爷却似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红红的脸油光油亮，脖子和公牛的一样粗，整个身子如铁打的一般。

老爷吐了一口气，脱去皮大衣，在板凳上坐下来说：

“谁是鞋匠老板？”

谢苗上前一步说：

“我，大人。”

老爷便对自己的仆人喊道：

“喂，费季卡，把皮子拿来。”

那小子拿着一个包袱跑进屋。老爷接过包袱，放在桌上。

“解开。”他说。那小子解开了包袱。

老爷用手指戳了戳皮子，又对谢苗说：

“鞋匠，你听我说。你看见这皮子了吗？”

“看见了，大人。”鞋匠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货吗？”

谢苗摸了摸皮子说：

“好货。”

“嘿，好货！你这个蠢东西，还没见过这样的货吧？这是德国货，值二十卢布。”

谢苗怯生生地说：

“我们哪儿见过啊。”

“可不是。你能用这块皮子给我做一双靴子吗？”

“行，大人。”

老爷对他嚷起来：

“什么‘行’。你知道你拿什么皮子给什么人做鞋吗？你得给我做一双一年穿不坏、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能做，你把皮子拿去裁了。做不了呢，你就别拿去裁。我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不到一年靴子开了绽，变了形，我就叫你坐牢。一年不变形，不开绽，我给十卢布工钱。”

谢苗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回头看看米哈伊尔，用胳膊肘儿碰了碰他，低声问：

“接不接活儿？”

米哈伊尔点点头说：“接活儿。”

谢苗听了他的话，决定做这种一年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

老爷叫他的仆人来给他的左脚拓鞋样，并且伸出脚来。

“留个尺寸！”

谢苗缝了一张十俄寸长的纸，弄平了，跪在地上，用围裙擦净手，以免弄脏老爷的袜子，然后量起来。谢苗量了脚掌、脚背，又去量小腿肚，但是纸不够。小腿肚粗得像根圆木。

“小心点，可别把靴筒做瘦了。”

谢苗再缝上一张纸。老爷坐着，脚指头在袜子里动来动去，其他人在屋里东张西望，发现了米哈伊尔。

“这是你什么人？”

“他就是我这儿的师傅，靴子由他做。”

“小心点，”老爷对米哈伊尔说，“记着，要一年穿不坏。”

谢苗回头看看米哈伊尔，发现米哈伊尔的眼睛并不看老爷，而是盯着老爷身后的屋角，好像在仔细打量一个人。米哈伊尔看着看着，忽然露出笑容，显得很高兴。

“你这个蠢东西乐什么？你还是留点神，到时候得做成。”

米哈伊尔说：

“该做成的时候就做成。”

“这就对啦。”

老爷穿上靴子、皮大衣，掩上衣襟，向门口走去。他忘了弯腰，把脑袋碰在门楣上。

老爷大骂。他揉了揉脑袋，坐上车走了。

老爷走后，谢苗说：

“这个人跟石头似的，棒槌也打不死他。门框都要撞倒了，他没事。”

玛特廖娜说：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能不壮吗？连死神也挪不动这块大石头呢。”

七

谢苗对米哈伊尔说：

“活儿我们接了，可别惹祸才好。皮子贵重，老爷又凶。可不能出岔子。你比我眼力好，手也巧些。把尺寸拿去，你裁料，我上靴头。”

米哈伊尔没有违拗，他接过老爷送来的皮子，铺在桌面上，一折二，拿起刀子就裁。

玛特廖娜走过来看米哈伊尔裁皮子，她觉得奇怪，不知道米哈伊尔在干什么。玛特廖娜对做靴子这行手艺也很熟悉，她发现米哈伊尔并没有按长统靴的要求裁料，而是裁了两张圆片。

玛特廖娜本想指出来，可是又想：“也许我没明白该怎么给老爷做靴子，米哈伊尔比我清楚，我还是别插嘴吧。”

米哈伊尔裁好一双鞋，拿起线头缝起来，不是像靴子要求的那样用两个线头朝两边出线，而是用一个线头缝，跟缝便鞋一样。

玛特廖娜看见这情形也很惊讶，但是仍然没有插嘴。米哈伊尔一直缝下去。到了晌午，谢苗站起身来一看，米哈伊尔拿老爷的皮子做了一双便鞋。

谢苗惊叫了一声，心里想：“米哈伊尔在我这儿整整一年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今天怎么闯下这样大的祸？老爷定做的是有缘条的靴子，可他做的是一双不掌底的便鞋，把皮子糟蹋了。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啊？上哪儿去找这种料啊？”

于是他对米哈伊尔说：

“你这是怎么啦，亲爱的？真要我的命！老爷定做的是靴子，可你做的是什么？”

他的话音未落，门环响了，有人敲门。他俩向窗外一望，看见有个人骑马来了，正在拴马。他们开了门，进来的是那位老爷的仆人。

“你好！”

“你好。什么事？”

“太太派我来说靴子的事。”

“怎么啦？”

“怎么啦！老爷不要靴子了，他已经归天。”

“你说什么？”

“他从你们这儿出去，还没到家就死在车里了。车到家以后，我们去扶他下车，他像个蒲包似的倒在里面，身子都僵硬了，我们费好大劲才把他拖出来。太太对我说：‘你去告诉鞋匠，有位老爷在他那儿定做一双靴子，留下了皮子，你就说，靴子不用做了，赶快拿那块料做一双给死人穿的便鞋。你等着，等他们做好了带回来。’所以我就来了。”

米哈伊尔捡起桌上的剩料，卷成一个圆筒，把两只做好的便鞋拿在手里敲了敲，又用围裙擦了擦，然后递给来人。那小子接过便鞋说：

“再见了，老板！万事如意！”

八

又过了一年，两年，米哈伊尔在谢苗这里已是第六个年头了。他像往常一样，不出门，不多嘴，这些年来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主人给他端上晚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向那位老爷笑。谢苗对自己的雇工满意极了，再也不问他的来历，只怕他离开。

一天，他们都在家。女主人正把铁锅塞进炉膛，孩子们在板凳上跑来跑去，有人往窗户里张望。当时谢苗在一扇窗户下面上靴子，米哈伊尔在另一扇窗户下面钉鞋跟。

一个男孩从板凳上跑到米哈伊尔跟前，扶着他的肩头向外看，并且说：

“米哈伊尔叔叔，你瞧，老板娘带着她的小姑娘们好像是上我们家来了。有个小姑娘是瘸子。”

他刚说完，米哈伊尔就放下活计，转过头去向外张望。

谢苗觉得希奇。米哈伊尔从不向外张望，今天却扒在窗户上，不知看什么。谢苗也向窗外看了一眼，的确，有个女人上他家来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一手牵着一个穿皮袄、戴绒头巾的小姑娘。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左腿有毛病，一步一跛的。

那女人上了台阶，走进穿堂，摸到房门，抓住把手推开了门。她让两个孩子走在前头，自己跟着也进了屋。

“你好，老板！”

“请坐。什么事啊？”

女人在桌边坐下，两个孩子靠着她的膝头，惊讶地望着屋里的人。女人说：

“我想给两个小丫头做皮鞋，春天穿。”

“行啊。我们还没做过这么小的，不过行。有缘条，没缘条，都行。我们米哈伊尔手艺高。”

谢苗回头看米哈伊尔，只见他放下活计，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小姑娘。

谢苗心下奇怪。他想，不错，两个小姑娘挺可爱：黑黑的眼睛，胖乎乎、红通通的脸蛋，小皮袄、小头巾都挺漂亮。他不明白的是，米哈伊尔望着她们的神情像是认识她们。

谢苗心下奇怪，便和那女人谈起生意来。讲好价钱，量了尺寸。女人把腿瘸的那个孩子抱起来放在膝头上，说：

“这个孩子得量两个尺寸，有毛病的左脚做一只鞋，没毛病的右脚要三只鞋。她俩的脚一样大，她们是双瓣儿。”

谢苗量了尺寸，指着小瘸子说：

“她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的？多好看一个小姑娘，生下地就这样吗？”

“是她母亲给压的。”

玛特廖娜想知道那女人是什么人，孩子又是哪家的，于是插进来问：

“你不是她俩的母亲？”

“我不是她俩的母亲，也不是亲戚，我收养了她们。”

“不是亲生的，可你真疼她们！”

“怎么能不疼啊，她俩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本来有个男孩，上帝领去了，我对那孩子不如对这两个这么疼爱。”

“这两个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九

那女人就讲起来。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她说，“还不到一个星期，两个女孩就成了孤儿：星期二埋了爹，星期五死了妈。爹过世三天以后，两个女孩生下地，妈活了不到一天。那时候我和我男人在乡下种地，跟他们是邻居，两家紧挨着。他们家只有当家的一个男人，在林子里干活。有一回，一棵树放倒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把五脏六腑都压出来，抬到家就断了气。那个星期他女人生下一对女儿，就是这两个。家里穷，又没人帮忙，上没老下没小。那女人孤零零地生下孩子，又孤零零地死了。

“第二天清早我过去探望，进屋一看，那女人已经僵硬了。她死的时候倒在这个孩子身上，把她的一条腿压瘸了。村里人都赶来，给那女人洗身，装殓，下葬。都是好人帮的忙。两个女孩儿没爹没妈，怎么办？村里的妇女只有我在奶孩子——我生头胎那个男孩才七个多星期——就把两个丫头暂时抱到我家去了。男人们聚在一块儿商量怎么办好，后来他们对我说：‘玛丽亚，你先养着这两个丫头，等我们再想想。’我先喂饱这个腿没毛病的，有毛病的那个就不喂，没指望她能活。可是后来我寻思，干吗亏待那个小东西啊？心里也可怜她，就连她一起喂了。自己的一个，加上这两个，我一下奶三个孩子！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吃得又好。上帝给的奶水多得直往外冒。我经常是先喂两个，让第三个等着。一个吃饱了，把第三个抱起来。上帝让这两个长大了，而我的孩子第二年就死了。以后上帝再也没有给我孩子，可是日子越过越好。现在我们在磨坊干活，挣得挺多，生活挺好。就是没生孩子。要是没有这两个丫头，我一个人日子怎么过啊！我怎么能不爱她们！她们是我的心肝宝贝！”

女人一只手搂着瘸腿小姑娘，另一只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玛特廖娜叹了一口气，说：

“没有爹娘，要活不难；没有上帝，活不下去。这话真不假啊。”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那女人站起来要走。主人送她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米哈伊尔，只见他坐在那里，把叉在一起的两手搁在膝头上，望天微笑。

十

谢苗走到他跟前去问：“你怎么啦，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从板凳上站起来，放下活计，解了围裙，向男女主人鞠了一躬，说：

“请主人原谅。上帝已经宽恕了我，请你们也宽恕我。”

于是主人看见，米哈伊尔浑身放光。谢苗向米哈伊尔施礼，对他说：

“米哈伊尔，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凡人，我不能留你，也不能盘问你。只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发现你，领你回家的时候，你闷闷不乐，而当我女人给你端来晚饭的时候，你向她笑了笑，从那以后就高兴些了？为什么那位老爷来定做靴子的时候，你又笑了一次，从那以后更加高兴？为什么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进门的时候，你笑了第三次，一点不高兴的影子都没有了？米哈伊尔，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身上放光，为什么你笑了三次？”

米哈伊尔说：

“我身上放光是因为上帝本来惩罚我，现在宽恕了我。笑三次是因为我知道了上帝的三个道理，那是我必须知道的。你妻子可怜我的时候，我知道了第一个道理，因此第一次笑了。那阔佬来定做靴子的时候，我知道了第二个道理，因此笑了第二次。现在看到这两个小姑娘，我知道了最后一个道理，也就是第三个道理，因此笑了第三次。”

谢苗于是说：

“米哈伊尔，你告诉我，上帝为什么惩罚你，上帝的三个道理又是什么，好叫我知道。”

米哈伊尔说：

“上帝惩罚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旨意。我本是天上的天使，可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我本是天上的天使，上帝派我去取一个女人的灵魂。我降到地上，看见一个女人病在床上，她一胎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蠕动，母亲无力起来喂她们吃奶。她看见我，明白是上帝派我来取她的灵魂，就哭了，并且说：‘天使啊！我男人刚死，是在林子里给树砸死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三姑六婆，没人帮我养孩子。你先别取我的灵魂，让我自己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啊！’我听信了她的话，把一个小姑娘放在她怀里吃奶，另外一个让她搂着，自己又升到上帝那里去。我飞上去对上帝说：‘我不能取一个产妇的灵魂。她男人给树砸死了，她一胎生了两个，求我别取她的灵魂，说让她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因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我就没取她的灵魂。’上帝说：‘你去取这产妇的灵魂，以后你会明白三个道理：人心里有什么，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人靠什么活着。等你知道了这三个道理，再回天上来。’我又飞到地上去，取了那产妇的灵魂。

“两个婴儿从母亲怀里摔到床上，母亲的身体倒下来的时候压坏了一个婴儿的一条腿。我升到这个村子上空，准备把产妇的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一阵风吹来，折断了我的翅膀。那灵魂独自到上帝那里去了，我摔到地上，倒在大路旁。”

十一

谢苗和玛特廖娜这才明白，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饭、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究竟是什么人。夫妻二人又是害怕，又是高兴，禁不住眼泪直流。

接着天使说：

“我一个人在野地里，光着身子。从前我不知道人间的饥寒，现在我变成了人。我肚子饿，身上冷，却不知道怎么办。我看见，在野地里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就走过去，想在那里面栖身。小礼拜堂的大门锁着，进不去。于是我坐在墙后避风。天渐渐黑下来，我饿得难受，冻得发僵，完全病倒了。忽然听见，路上来了一个人，他背着一双靴子，边走边自言自语。我变成人以后还是第一次看见凡人的面孔，心里害怕，就转过身去不看。我听见这人自言自语地盘算他冬天该穿什么衣服避寒，如何养活妻儿。我想：‘我又冷又饿，快要不行了，可是这个人只关心怎样置一件皮袄来给自己和妻子蔽体，怎样弄到面包来给一家人口。他不会帮助我。’这个人看见了我，皱起眉头，面色更加可怖地走了过去。我感到绝望。忽然，我听见他又转回来。我抬眼一看，简直认不出原先那个人了。他脸上本来只有死，现在忽然有了生命，我在他脸上认出了上帝。他走到我跟前，给我衣服穿，把我带到他家里去。我进了他的家门，他女人迎上来说了一番话。这女人比她男人更可怕——从她嘴里出来的是死的气味，死的恶臭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想把我赶到冰天雪地中去。我知道，她如果赶我出门，我就会死去。忽然，她男人向她提到上帝，她立刻改变了。她给我们端来晚饭的时候，眼睛望着我，我发现她身上已经没有死的影子了，她活了，我在她脸上认出了上帝。

“于是我想起了上帝的第一句话：‘你会知道人心里有什么。’我知道了，人心里有爱。上帝已经开始向我显示他答应向我显示的东西，因此我高兴极了，第一次露出了笑脸。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还不明白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以及人靠什么活着。

“我在你们这里住下来，生活了一年。有个人来定做一年不会坏、不开绽、不变形的靴子。我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他背后站着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只有我看得见这位天使，我认识他，并且知道，在日落以前这个阔佬的灵魂就要被取去。于是我想：‘这人要给自己预备一年用的东西，却不知道他活不过今夜。’我便想起上帝的第二句话：‘你会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

“我已经知道人心里有什么了。现在我又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那就是人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肉体需要什么。所以我笑了第二次。我高兴的是看见了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同时上帝向我揭示了第二个道理。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还不明白人靠什么活着。于是我继续等待上帝向我揭示最后一个道理。第六年来了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女人，我认出这两个小姑娘，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于是我想：‘当那位母亲求我为了两个孩子留下她的灵魂的时候，我听了她的话，以为孩子没爹没娘就没法活下去，结果是一个陌生女人把她们抚养大了。’当这个女人怜爱别人的孩子而且流下泪来的时候，我在她脸上看见了真正的上帝，并且明白了，人靠什么活着。我明白，上帝向我揭示了最后一个道理，并且宽恕了我，所以我笑了第三次。”

十二

天使的身体裸露出来，他全身光华四射，使肉眼不能看他。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仿佛不是来自他的体内，而是来自天上。天使说：

“我知道了，人活着不是靠自己为自己操心，而是靠爱。

“那位母亲不可能知道，她的孩子需要什么才能活下去。那阔佬不可能知道，他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天黑以前究竟是他的活着的肉身需要一双靴子，还是他的尸体需要一双便鞋。

“当我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是靠自己为自己操心活下去，而是靠一个过路人和他妻子心中的爱，他们给了我怜悯和爱。两个小孤女能够活下来也不是靠人们为她们操心，而是靠一个陌生女人心中的爱，是这个女人给了她们怜悯和爱。所有的人都不是靠他们为自己操心活着，而是靠人们心中的爱。

“从前我也知道，是上帝给了人生命，要人活着。现在我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我明白了，上帝不愿意叫人们分开过日子，所以不让他们知道，每一个人单为了自己需要什么。上帝要人们共同生活，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需要什么。

“我现在明白了，人们只是自以为他们靠自己为自己操心活着，其实他们活着完全是靠爱。谁生活在爱中，谁就生活在上帝里面，谁心中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于是天使唱起了赞美上帝的颂歌，他的歌声震动了小木屋。天花板开了，一根火柱从地上升到天上。谢苗和他的妻儿们一个个匍伏在地。天使的背上张开一对翅膀，他升上天去了。

等谢苗清醒过来，这屋子和从前一样，屋里只有他的家小，没有一个外人。

两弟兄和一堆金币

古时候，离开耶路撒冷城不远，有同胞弟兄二人，哥哥叫阿法纳西，弟弟叫约翰。他们住在一座山上，离城不远，靠布施过日子。两弟兄天天干活。他们不是给自己干，而是给穷人干。哪里有劳苦的人、病人、孤儿、寡妇，他们就到哪里去干活，离开的时候不取分文。一个星期内两弟兄各干各的，星期六晚上才回自己家里团聚。星期日一天他们留在家中祈祷，交谈。天使常到他们这里来，为他们祝福。星期一他们又各自东西。两弟兄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每个星期天使都到他们这里来，为他们祝福。

有一个星期一，两弟兄照例出门干活，各自已朝不同的方向走去，哥哥阿法纳西舍不得和亲爱的弟弟分手，便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约翰低着头往自己那个方向走，没有回头看。忽然，约翰也站住了，似乎发现了什么，手打遮阳、全神贯注地朝那边看。接着他走上前去，忽然又跳开，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坡，上了另一座山，远远地离开那东西所在的地方，就像有只猛兽在他背后追赶。阿法纳西心下奇怪，转身向那地方走去，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叫他弟弟这么害怕。他走过去，就看见有样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再走近一些，发现草上有一堆金币，大约两捧的样子，像是从斗里倒出来的。这堆金币和弟弟的一跳使阿法纳西感到更加奇怪。

“他害怕什么，为什么逃走？”阿法纳西想，“金子无罪，有罪的是人。金子可以用来作恶，也可以用来行善。这堆金币能给多少孤儿寡妇饭吃，给多少穷人衣穿，给多少病人治病啊！我们现在为大家服务，可是我们的力量小，做的事情就少。有了这堆金币，我们能够为大家多做些事情了。”阿法纳西这样思索了一番，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弟弟。但是约翰已经走远了，他已经登上另一座山，看去像小甲虫一样。

于是阿法纳西脱下外衣，包了一大包金币，直到他拿不动为止，然后扛在肩上，进城去了。他来到一家旅店，把金币交给老板，再去取剩下的。他把剩下的金币全部扛来以后，就到商人那里去买了城中的一块地皮，采办了石料、木料，雇了工人，动手盖房子。阿法纳西在城里住了三个月，盖起三座房子，一座用来收容孤儿寡妇，一座用来开医院给病人治病，一座是流浪人和乞丐栖身的地方。阿法纳西又找来三位虔诚的长老，叫一位管孤寡收容所，一位管医院，一位管流浪人之家。阿法纳西手里还剩三千金币。他给了每位长老一千，让他们施舍给穷人。这三座房子渐渐住满了人，大家都称赞阿法纳西的善行。阿法纳西很高兴，不想离开这座城市了。但是他爱自己的弟弟，因此告别了城里的人，一枚金币也不要，仍旧穿着进城时穿的那身衣服，回老家去。

阿法纳西走到老家所在的山下时心里想：“弟弟看见金币就跳开逃走了，他的想法不对。我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阿法纳西刚刚动这个念头，忽然看见前面站着那位常来为他们两弟兄祝福的天使，满脸怒气地望着他。阿法纳西吓得发呆，只会说：

“主啊，这是为什么？”

天使开口说：

“走开。你不配和你弟弟同住。你弟弟那一跳比你用你的金币所做的一切更加可贵。”

阿法纳西把他养活了多少穷人、流浪人，收留了多少孤儿等等讲了一遍。天使对他说：

“教你说这些话的是魔鬼，他把金币放在那儿就是为了诱惑你。”

这时阿法纳西的良心也揭露他，使他认识到，他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上帝，于是他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天使给他让开路，前面站着约翰，他正等待哥哥到来。从此阿法纳西再也不受撒金币的魔鬼的引诱，他认识到，只能以劳动，而不是以金币为上帝和人们服务。

两弟兄仍旧像从前那样生活下去。

伊利亚斯

从前乌法省有个巴什基尔人，名叫伊利亚斯。他父亲给他完婚后只一年就去世了，留下一份微薄的产业。那个时候伊利亚斯有七匹母马、两头母牛、二十只绵羊。但他是个好当家人，渐渐发迹。夫妻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整天忙碌，一年比一年富。伊利亚斯就这样在辛勤劳动中生活了三十五年，积攒了很大一份家业。

他总共有二百匹马、一百五十头牛、一千二百只羊，雇着男仆放牧马群、牛群和羊群，雇着女仆挤马奶、牛奶，做马奶酒、奶油和干酪。伊利亚斯要什么有什么，地方上的人都很羡慕他的生活，说：“伊利亚斯真有福气，样样齐全，事事称心。”有钱有势的人纷纷前来攀附，甚至不远千里而来。伊利亚斯一律接待，一律宴请。无论来者是谁，都要给他端上马奶酒、热茶、果汁、羊肉。客人一到，立刻要宰一只到两只羊。客人多的时候，还要宰马。

伊利亚斯本来有两男一女，都已成婚。当伊利亚斯还穷的时候，两个儿子跟着他劳动，放牧马群、牛群。等到他富起来，儿子们就都养娇了，有一个还喝上了酒。大儿子打架被人打死，小儿子娶一个厉害的媳妇以后就不听爹的话了，伊利亚斯只好跟他分家。

伊利亚斯跟小儿子分家的时候，给小儿子一座房屋和一些牲畜，他的产业就减少了。不久，他的羊闹瘟疫，死了许多。接着是荒年，干草收不上来，那一冬又死了许多牲畜。后来最好的一群马也给吉尔吉斯人抢去。伊利亚斯的产业越来越少，景况越来越差。他的精力也不如从前。等他活到七十岁的时候，他竟靠卖家私度日，卖掉了皮袄、地毯、马鞍、马车，最后把牲畜也卖光。他不知不觉地成了穷光蛋，到了暮年还不得不带着妻子出去做工。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身衣服、一件皮袄、一顶帽子、一双皮鞋和套鞋，还有妻子莎姆-舍玛吉，也是老太婆了。分出去的小儿子远远地离开了家乡，女儿也死了。没有人来照顾两个老人。

邻居穆汗默德沙赫很同情两个老人。他自己不穷也不富，还能平安度日，为人很好。他想起伊利亚斯当年如何慷慨好客，很同情他，对他说：“伊利亚斯，你和你老伴就到我家来住吧。夏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在我的瓜地里干点活儿，冬天帮我喂牲口，你老伴就挤马奶做马奶酒好了。我管你们两老吃穿，需要什么只管说，我会给你们。”伊利亚斯向邻居道了谢，带着妻子到他家去当雇工。起初觉得吃力，渐渐也就习惯了。两个老人在那边住下来，根据自己的体力干活。

主人雇这样的人来给他干活很合算，因为两个老人本来是好当家，样样明白，事事在心，干活不惜力。只是主人看到原先那么气派的人如今败落到这步田地，心中不免难过。

有一次，从远方来了几个亲戚，教士也来了。主人叫宰羊。伊利亚斯把羊剥了皮，收拾干净，煮熟了给客人们端去。客人们吃罢羊肉，喝过茶，开始喝马奶酒。他们和主人都坐在地毯上，靠着绒毛垫子，边喝马奶酒边聊天。伊利亚斯收拾完毕，从门口走过。主人看见了他，就对一位客人说：

“你看见这个从门口走过的老头了吗？”

客人说：“看见了，怎么啦？”

“他本是我们这地方的首富，名叫伊利亚斯，也许你听说过吧？”

客人说：“怎么没听说，虽然没见过面，可是久仰大名。”

“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在我家当雇工。他老伴也跟着他，在这儿挤马奶。”

客人听了觉得希奇，连连摇头，口里啧啧说：

“是啊，看来福气就像车轮一样飞快地向前滚，一会儿把这个人举上去，一会儿把那个人放下来。那么老头挺伤心吧？”

“谁知道啊，他不声不响地过日子，活儿干得挺好。”

客人又说：

“能跟他谈谈吗？问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

“行啊！”主人说着向门外喊道：

“老爷爷，你来喝点马奶酒，把老奶奶也叫来。”

伊利亚斯带着妻子进去。他先向客人们和主人问了安，念了祷词，然后才在门边盘腿坐下。他妻子走到帘子后面去跟女主人坐在一起。

他们递给伊利亚斯一碗马奶酒。伊利亚斯向客人们和主人祝了酒，施了礼，呷了一口，放下碗。

一位客人对他说：“老爷爷，你看着我们，想起你从前的好日子，心里难受吧？从前的好日子你是怎么过的，现在这苦日子又怎么过啊？”

伊利亚斯笑了笑，说：

“让我来跟你讲我的福和祸，你可能不相信。你最好问我老伴，女人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她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

客人就向坐在帘子后面的人说：

“喂，老奶奶，你说说，你怎么看从前的好日子和现在的苦日子？”

莎姆-舍玛吉在帘子后面说：

“依我看，我和我老头一块儿过了五十年，一直在找福气，可是没找着。一年多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来这儿当雇工，现在倒找着了真正的福气，别的什么福气我们都不要。”

客人觉得希奇，主人也觉得希奇，竟欠起身来，拉开帘子，想看一看老奶奶。老奶奶交叠着两只手站在那里微笑，眼睛望着她的老头，老头也在微笑。老奶奶又说：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笑话。我们俩找福气找了五十年，家里富裕的时候总找不着。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出来当雇工，反倒找着了再好不过的福气。”

“你们现在的福气是什么呢？”

“我们家富裕的时候，我和我老头没有一点闲工夫，连说说话，想想自己的灵魂，向上帝祈祷的工夫都没有。一天到晚操多少心啊！客人上门，得操心拿什么招待，送什么礼品，可别让人说我们的不是。客人一走，我们得去看雇工们是不是偷空歇着，大吃大喝；得去看，别丢了什么东西——罪过啊。我们还得小心，别叫狼咬了马驹牛犊，别叫贼把马群赶跑。上了床也睡不着，生怕羊羔给母羊压死，夜里得起来去看。刚放下心来，又担心过冬的饲料不够。这还不算，我跟我老头总拌嘴。他说得这么办，我说得那么办，这就吵起来啦，罪过啊。这些年我们愁这愁那，罪上加罪，没过一天好日子。”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跟我老头一早起来说的都是恩爱话，和和气气，没什么可争吵，没什么可担心，只想着怎么给主人干。我们有多大力干多大活儿，高高兴兴干，不让主人吃亏。干完回来有现成饭吃，有马奶酒喝。冷了，烧干粪烤火，皮袄也有。也有工夫说说话，想想自己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了。我们找福气找了五十年，现在才找到。”

客人们听罢哈哈大笑。

伊利亚斯说：

“请大家别笑，这可不是笑话，而是人生啊！我跟我老伴从前是蠢人，丢了财产的时候伤心得哭。现在上帝让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向你们说出来可不是自己宽慰自己，而是为你们好。”

教士说：

“这席话说得好，伊利亚斯讲的句句是真理。经书上就是这么写着。”

客人们不再笑了，大家低头沉思起来。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从前城里有个靴匠，名叫马丁·阿夫杰伊奇。他住在地下室，那是一间只有一扇窗户的斗室。窗户朝大街开，从里面可以看见来往的行人。虽然只看得见他们的脚，可马丁是凭靴子认人的。马丁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熟人很多。附近难得找到一双靴子没有经过他的手一次两次。有的要上鞋掌，有的要打补丁，有的要缝，也有要换靴头的。他从窗户里经常可以看见自己做的活儿。马丁的活儿很多，因为他做得结实，用料又好，价钱也公道，还讲信用。到期能交活他才接，不然他会把话说在前头，决不骗人。大家都知道马丁的为人，因此他的活儿做不完。马丁一向规规矩矩做人，到了晚年，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灵魂，于是更加与上帝接近。当他还在老板家干的时候，他的妻子就过世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夫妻俩以前也生过几个孩子，都夭折了。马丁起初打算把小儿子送到乡下妹妹家里去，后来又不忍心这样做：“孩子在别人家长不好，我还是把他留在身边吧。”马丁从老板家搬出来以后，租了一间房子，带着小儿子过。上帝没有让马丁享孩子的福。那孩子刚长大一点，能帮爸爸干活了，叫人爱不过来，谁知竟一病不起，发烧一个星期以后死去。马丁安葬了儿子，伤心得不得了，以至于埋怨起上帝来。他心里太难过，不止一次求上帝赐他一死，责怪上帝为什么不把他这个老头子召去，而要召他心爱的独根苗。他再也不愿进教堂门了。一天，家乡有个老头从圣三一修道院来到马丁家，那老头云游四方已七年有余。马丁和他谈天，向他诉苦：

“圣人，我真不想活下去，只求上帝赐我一死。现在我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老头对他说：

“你这话说得不好，马丁，咱们可不能议论上帝的事。那由不得咱们，上帝才能做主。上帝要你儿子归天，要你活着，就是说，这样更好。你觉得没指望是因为你活着只为了自己快活。”

“那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马丁问。

老头说：

“应当为上帝活着，马丁。上帝给了你生命，你就应当为他活着。只要你为他活着，你就再也不发愁了，只会觉得一身轻。”

马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呢？”

老头说：

“至于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你识字吗？去买本《福音书》来念，从那里面你会明白，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那里面讲得清清楚楚。”

马丁把这些话记在心中。当天他就去买了一本大号字体的《新约全书》来念。

马丁本打算只在节假日念，可是一开了头，心情就好起来，于是他天天念这本书。有的时候他念到油干灯尽还放不下。马丁就这样天天晚上念圣书，念得越多越明白：上帝要求他做什么，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心情也越来越轻松。过去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想念小儿子。现在呢，他口里只念着：“圣哉我主，圣哉我主！这是你的旨意。”从此他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过去，逢节假日他爱上小馆喝茶，有时也来一杯伏特加酒。跟熟人在一起喝酒，虽说不到醉的程度，从小馆出来总有点失去常态，话也多了，对人又是嚷又是骂。如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他安安静静、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一早起来就干活，干完一天的活，把钩子上挂着的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再把《福音书》从格板上拿下来，摊开，坐下念书。他念得越多，懂得越多，心里就越亮堂，越舒畅。

一天，马丁念《福音书》念到深夜。他念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他往下念，主说：“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甚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马丁看到这些话，心里很快乐。他摘下眼镜，放在书上，两手托着头沉思起来。他用这些话衡量自己的一生，心里想：

“我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滩上？如果在磐石上，那就好了。一个人坐在这儿心里也舒坦，因为什么事都是按上帝的吩咐做的。只要一放松自己，又会犯罪。我得坚持下去。这样太好啦！主啊，求你帮助我！”

他这样思索了一阵，打算上床睡觉，可又舍不得放下《福音书》。他便接下去念第七章，其中讲到一个百夫长，一个寡妇的儿子，耶稣回答约翰的门徒的话，还有一个富裕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做客，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擦他的脚，用自己的眼泪洗他的脚，他说她做得对。第七章第四十四节说：“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么。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他念过这一节以后心里想：“没有给我水洗脚，没有与我亲嘴，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马丁又摘下眼镜，放在书上，沉思起来。

“这个法利赛人显然跟我过去一样。我过去也是只顾自己。只要自己有茶喝，有衣穿，有人照料，却不为客人想一想。客人是什么人？客人就是我主。如果他到我这儿来了，我会那样做吗？”

他两手托着头，不知不觉睡着了。

“马丁！”忽然有人在他耳边轻轻唤了一声。

马丁一怔，迷迷糊糊地问：

“谁啊？”

他转过脸来向门口望去，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起盹儿来。忽然，他分明听见：

“马丁，马丁！明天你注意外面，我要来。”

马丁清醒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揉了揉眼睛，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听见了这句话。他灭了灯，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祷告过上帝，生着了火，炖上汤和稀饭，烧上茶炊，系好围裙，在窗前坐下干活。他坐在那里干活的时候，心中一直想着昨晚的事。他一会儿觉得是自己迷糊了，一会儿又觉得他听到的声音是真的。“得了，”他想，“这种事也是有的。”

马丁坐在窗前干活，可眼睛总向外面张望。只要有人穿着他不熟悉的靴子走过，他便弯下身去，好看清这个人的面孔。扫院子的工人穿一双新毡靴过去了，运水车也过去了，接着是个尼古拉一世时代的老兵，脚上穿一双包皮边的旧毡靴，手里拿一把铁锨。马丁是凭他脚上的毡靴认出他来的。这老兵名叫斯捷潘内奇，寄居在隔壁一个商人家里。他得帮扫院子的工人干活，所以他就在马丁的窗户对面扫起雪来。马丁看了看他，继续干自己的活。

“嘿，我真老糊涂了，”马丁嘲笑自己说，“是斯捷潘内奇扫雪，我还以为基督到我家来了呢。真糊涂了，老家伙！”

马丁缝了十来针，又忍不住向窗外望了一眼。他看见，斯捷潘内奇把铁锨靠在墙脚，不知是想暖暖身子还是想歇一口气。

本来嘛，他人老体衰，扫雪吃力得很。马丁想：要不要请他喝杯茶呢？正好茶炊开了。马丁把锥子一插，站起身来，将茶炊端上桌，灌了茶水[8]，然后用手指敲敲窗玻璃。斯捷潘内奇转身走到窗前，马丁做手势要他进来，接着便去开房门。

“进来暖和暖和好不好？”他说，“冻坏了吧？”

“基督保佑！我浑身骨头疼啊。”斯捷潘内奇说。

斯捷潘内奇进了门，先抖去身上的雪花，接着又擦脚，免得把地板踩脏。他连站也站不稳。

“别费神了。等一会儿我弄，我反正是要打扫的，过来坐吧，”马丁说，“喝杯茶。”

马丁接满两杯茶水，给客人一杯，把自己的一杯端起来，倒一点在碟子里，用嘴去吹。

斯捷潘内奇喝完他那杯茶，把杯子翻转来扣在桌子上[9]，把咬剩的糖块放在杯子底上，道了谢。但是看样子他还想喝。

“再喝点。”马丁说着又给自己和客人各接一杯。

马丁喝茶的时候还不时抬头向窗外张望。

“你在等什么人吗？”客人问。

“等什么人？说起来真难为情，不是我等什么人，有句话印在我脑子里了。是不是看见异象了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念《福音书》了，说我们主耶稣怎么受苦，怎么在各地走来走去。你听到过这些吧？”

“听到过，听到过，”斯捷潘内奇说，“我没文化，不识字。”

“我念到基督怎么在各地走来走去，有一天来到法利赛人家里，那个法利赛人没有好好接待他。你看，昨天我正好念到这一节，心里想：他怎么不好好欢迎我们主耶稣啊？举例说，要是碰到我还是谁，真不知道怎么接待才好呢。那个法利赛人根本不接待。我这样想着想着就打起盹儿来啦。我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觉得有人轻声对我说：你等着，我明天要来。说了两次。你相信吗，这话印在我脑子里了，我自己骂自己糊涂，可还是在等他，等主耶稣。”

斯捷潘内奇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他喝完茶，把杯子放下，马丁又拿起来接了一杯。

“尽量喝吧。我想，主耶稣在各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从不嫌弃人，而且多半和老百姓来往。他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去，他收的门徒也多半是我们这样的人，干活的人。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又说，你们称呼我主，可我给你们洗脚。他还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贫穷的人、谦卑的人、温柔的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斯捷潘内奇忘了喝茶，他年纪大了，心肠又软，听着听着竟流下泪来。

“再喝一点。”马丁说。可是斯捷潘内奇画了十字，谢了主人，把杯子推开，起身离座。

“谢谢你，马丁·阿夫杰伊奇，”他说，“你请我喝了茶，让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得饱足。”

“请吧，请吧，下次再来，欢迎你。”马丁说。

斯捷潘内奇走了，马丁接了最后一杯茶，喝下去，收拾了茶具，又在窗前坐下干活——缉鞋后跟。他一面缉一面不时向窗外张望。他还在等待基督到来，心里总想着他和他的事迹，脑子里不断出现基督说过的话。

两个士兵走过去了，一个穿着公家发的长统靴，一个穿着自己的。隔壁家的主人穿一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套鞋也过去了，接下去是卖面包的小贩。人们都过去了。窗外出现一个穿羊毛袜和乡下人的毛窝的女人。她走过去以后，在墙边站住。马丁弯下腰去望了她一眼，看见是个陌生女人，衣服破旧，抱着个孩子。她在墙边背风站住，想把孩子裹起来，可又没有东西好裹。那女人穿得单薄而破旧。马丁在窗内听得见孩子的哭喊，女人哄着孩子，但是怎么也哄不好。马丁站起来，开门出去，在楼梯上喊道：

“喂！喂！”那女人听见了，转过身来。“天这么冷，你抱着孩子站在那儿干什么？进屋吧，这儿暖和就好哄了。这边来。”

女人惊讶地回过头来，看见是个鼻子上架着眼镜、腰里系着围裙的老头儿在呼唤她，就跟他去了。

他们走到楼梯下面，进了屋。老头儿把女人带到一张床前，对她说：

“你到这儿来坐，这边靠炉灶近。你烤烤火，喂喂孩子。”

“没有奶啊，我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女人说，可她还是把孩子搂进怀里。

马丁摇摇头，走到桌边，拿出面包和碗，然后去打开灶门，倒了一碗菜汤，再把稀饭罐拿出来，但是稀饭还没熬好，他只得把那碗菜汤端到桌上去。他还从铁钩上取下一块毛巾，也放在桌上。

“坐下吃吧，”他说，“孩子让我哄，我也养过孩子，会哄。”

女人画了十字，走到桌边坐下，吃了起来。马丁坐在床沿上对孩子咂嘴，他没有牙了，咂不响。孩子不停地哭喊。马丁伸出一个指头去吓唬他，放到他嘴边又缩回来，没伸进他嘴里去，因为指头被线蜡染黑了。孩子盯住这个指头看，渐渐停止了哭喊，后来竟张嘴笑了。马丁很高兴。女人一边吃一边说，告诉马丁她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丈夫到远处当兵去了，走了七个多月，没有音信。我给人家当厨娘，生下孩子以后人家就不雇我了。这两个多月我找不到活儿干，把东西都卖了吃了。我想当奶妈，也没人要，说我太瘦。我这是来找一家商户，我们村有个大姐在那家干活，说能雇我。我以为谈成了。可人家叫我过一星期再来。路这么远，我累坏了，把孩子也折磨苦了。亏得老板娘看在基督面上可怜我们，让我们先住下。要不我怎么办啊！”

马丁叹了一口气，说：

“暖和的衣服有吗？”

“现在是该穿暖和的衣服了，可昨天我把最后一块头巾当了二十戈比。”

女人走到床边，抱起孩子。马丁起身走到板壁跟前，翻了一阵，拿出一件旧男上衣，对女人说：

“拿去吧，虽说旧了，还能裹住孩子。”

女人看看衣服，又看看马丁。她接过衣服，掉下泪来。马丁转过脸去，他又把床底下的一只木箱拖出来翻了一阵，然后在女人对面坐下。

女人说：

“基督保佑你，老爷爷，看样子是基督把我送到你的窗前，不然我这孩子就冻死了。我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暖和，现在冷成这样。是主耶稣叫你往窗外望，叫你可怜我这苦命人。”

马丁笑了笑说：

“是他叫我这样做的。我不是平白无故向窗外看啊。”

于是马丁对女人讲了自己的梦，讲他听见主耶稣说今天要来这里。

“天下什么事没有啊。”女人说着站起身来，用那件男上衣裹了孩子，又向马丁鞠躬道谢。

“看在基督面上，你收了吧，”马丁说着递给她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拿去把头巾赎回来。”女人画了十字，马丁也画了十字，把女人送出门外。

女人走后，马丁喝了菜汤，收拾了桌子，又坐下干活。他一边干一边还惦着窗外，只要窗口一暗，他立刻抬头看是什么人走过。走过去的有熟人，也有生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不寻常的人。

忽然，马丁发现有个沿街叫卖的老婆子在他窗户对面站住。她提着一篮苹果，剩下不多了。肩上扛着一袋碎木片，大约是工地上拣的，拿回家去烧。看来袋子太重，她想换一个肩膀扛，就把袋子放在人行道上，又把苹果篮放在一个桩子上，然后去抖弄袋中的木片。正当她抖弄的时候，突然有个戴破帽子的小男孩跑过来，从篮子里抓了一个苹果。眼看他就要溜走，老婆子发觉了，转身抓住小孩的袖子。小孩挣扎着，想跑，老婆子用两只手抓住他，把他头上的帽子打落，揪住他的头发。小孩喊叫着，老婆子破口大骂。马丁来不及插好锥子，只往地板上一扔就跑出门去，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掉了眼镜。马丁跑到街上，看见那老婆子揪住小孩的头发甩着骂着，要把他拖到警察跟前去。小孩挣扎着说：

“我没拿，你干吗打我？放我走。”

马丁把他们拉开，牵着孩子的手对老婆子说：

“放他走吧，老奶奶，看在基督面上，宽恕他吧！”

“我宽恕他，叫他忘不了笤帚的滋味。我得把这小流氓送到警察局去。”

马丁又劝老婆子：

“放他走吧，老奶奶，他再也不敢了。看在基督面上放他走吧！”

老婆子放了孩子，孩子想逃走，可是马丁拉住他说：

“向老奶奶道个歉，说以后不拿了。我刚才看见你拿了。”

孩子哭起来，向老婆子道了歉。

“是拿了。给你苹果。”

马丁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苹果递给孩子，转身对老婆子说：

“老奶奶，我给钱。”

“你要把这帮可恶的东西惯坏的，”老婆子说，“得赏他们鞭子吃，叫他们屁股疼得一星期坐不下去。”

“唉，老奶奶，老奶奶！”马丁说，“按咱们的意思是这么办，可按上帝的意思不能这么办。要是他拿一个苹果就该挨打，那么咱们犯下这么些罪该受什么罚呢？”

老婆子不作声了。

于是马丁向她讲了一个圣经故事：有个主人免了他仆人的一大笔债，那仆人出去，却把欠他钱的人的喉咙掐住[10]。老婆子听了这个故事，小孩子也听了。

马丁说：“上帝吩咐我们要宽恕，不然我们就得不到宽恕。要宽恕一切人，这不懂事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老婆子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话是这么说，”她说，“可他们也太淘气了。”

“我们做长辈的就该教他们。”马丁说。

“我也是这么说，”老婆子说，“我生了七个孩子，只剩下一个女儿。”

接着老婆子告诉马丁她住在女儿家，有几个外孙。

“我已经不行了，可还得干活。我疼我的外孙，他们都挺可爱，谁都不像他们那样欢迎我。阿克秀特卡整天跟着我，姥姥长姥姥短，别人她谁也不跟……”老婆子说着心软下来。

“孩子嘛，都是淘气的，上帝保佑他们吧。”老婆子指着男孩子说。

老婆子正想把那袋木片扛到肩上，那男孩赶上前去说：

“老奶奶，让我来背，我顺路。”老婆子摇摇头，把袋子放到小孩的肩上。

一老一小并肩走去，老婆子甚至忘了问马丁要苹果钱。马丁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俩的背影，听见他俩一边走一边说话。

马丁送走老奶奶和小男孩，转回自己屋里，在楼梯上找到了眼镜，眼镜没有摔坏。他拣起锥子，又坐下去干活。他干了一会儿天就黑得看不见缝鞋了，上灯人已走过窗前去点街灯。马丁想：“该点灯了。”他添足灯油，挂好，又干起活儿来。一只靴子完工以后，他拿在手里翻了几下，看见活儿做得不错。他收拾好工具，扫净碎皮子，卷起鬃毛和线头，取下油灯放在桌上，再从架上拿下《福音书》。他想翻到昨天用一小块羊皮夹着的地方，可是翻开的却是另外一页。他刚翻开就想起了昨夜的梦。他刚想起昨夜的梦就听见有人在他背后走动。马丁回过头去，看见似乎有几个人站在屋角暗处，但是辨不清究竟是什么人。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

“马丁呀，马丁！你没认出我吗？”

“谁啊？”马丁问。

“是我，”有声音说，“就是我。”

斯捷潘内奇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笑了笑，又像云雾一般消失了……

“就是我。”有声音说。

那个抱孩子的女人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笑了笑，孩子也笑了。接着他们也消失了。

“就是我。”有声音说。

老婆子和拿着一个苹果的男孩走出来，两人都笑了笑，也消失了。

马丁心中快乐极了，他画了十字，戴上眼镜，开始念《福音书》，念他翻开的那一页，上面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11]

在这一页的下面还有一句话：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12]

马丁明白了，他的梦没有骗他，救主这天真的到他家里来过，他真的接待了救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古时候有一位好主人，他什么也不缺，一大群奴仆侍候着他。奴仆们都夸自己的主人，说：“天下没有比我们的主人更好的主人了。他给我们好吃好穿，派的活儿也合适，从不出口伤人，也不欺压人，不像别的主人折磨奴仆比折磨牲口还厉害，有过无过都要责罚，嘴里没有一句好话。我们主人心向着我们，为我们做好事，对我们说好话。我们用不着要更好的生活了。”

奴仆们就这样称赞自己的主人。可是魔鬼不喜欢看到奴仆们生活得好，不喜欢奴仆们和主人相亲相爱。于是他笼络了这位主人的一个名叫阿列布的奴仆，叫他去诱惑别的奴仆。当所有的奴仆在一起休息并且称赞自己的主人的时候，阿列布起来说：

“弟兄们，你们用得着这样夸咱们主人吗？要是咱们去孝敬魔鬼，连魔鬼也会发善心。我们侍候主人侍候得好，样样叫他称心。他刚一动脑筋，我们就猜到他的心思，照他的意思做了。他能不对咱们好吗？要是咱们不孝敬他，给他使坏，他也会跟别的主人一样，以牙还牙，说不定比最凶的主人还凶呢。”

别的奴仆听见这话就同阿列布争论起来。他们争论了一阵，打了赌。阿列布自告奋勇去惹好主人发火，条件是，如果做不到，他就要失去过节的衣服；如果做到了，其他奴仆都得把自己的过节衣服给他。此外，如果主人要给他戴镣铐，大家还得在东家面前庇护他；如果要将他下狱，那就得设法放了他。奴仆们打了赌，阿列布答应第二天早晨就去惹主人发火。

阿列布在主人的羊圈里干活，管一群珍贵的纯种公羊。第二天早晨好主人陪着客人到羊圈里来，指给客人看他心爱的珍贵的纯种公羊，这时候魔鬼的奴仆向伙伴们挤了挤眼，意思是：

“你们瞧着，我这就去惹主人发火。”

奴仆们都来了，站在门外朝羊圈里看，魔鬼爬到树上，从那里向院内张望，看那个奴仆怎样为他效力。主人在羊圈里走来走去，指给客人看他的母羊和羊羔，他忽然想让客人看看他最好的一只公羊。

他说：“公羊都不错，可这只犄角陡直的公羊是无价宝，我看得比我的眼睛还重。”

公羊、母羊见有人来，急忙跳到一边去，客人们看不清哪一只是珍贵的公羊。它刚一站定，魔鬼的奴仆就去吓唬母羊，而且装出是无意中惊搅了羊群的样子。客人们弄不清哪只公羊是无价宝。主人终于耐不住了，说：

“阿列布，亲爱的朋友，你帮个忙把最好的那只犄角陡直的公羊仔细逮住，抓着它。”

主人的话音刚落，阿列布就像头狮子似的扑到羊群中间去，揪住那只宝贝公羊的颈毛。他一只手抓住羊的颈毛，另一只手抓住羊的左后腿，就在主人面前把羊举起来，把它的左后腿向上一扳，啪的一声，好像折断了一根干树枝。阿列布把宝贝公羊的一只腿折断了。公羊咩咩地叫着跪倒在地上。阿列布又抓住它的右后腿一提。左后腿脱骱了，像鞭子似的甩来甩去。客人和奴仆全都吓呆了。魔鬼看见阿列布为他干得这么漂亮，非常高兴。主人气得面色铁青，他皱起眉毛，低下头去，一句话也没有说。客人和奴仆都不作声……他们等着瞧。主人沉默了一会儿，抖了抖身子，似乎想甩掉什么，然后抬起头来，两眼望着天空。他望了许久，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来，露出了笑容。他看了看阿列布，说：

“阿列布啊，阿列布！你的主人叫你惹我发火，可是我的主人比你的主人强，你没有能够使我发火，我倒要使你的主人发火了。你害怕我会惩罚你，你希望得到自由。阿列布，听着，我不惩罚你。既然你想得到自由，我就当着客人的面让你自由。你走吧，带上你的过节衣服，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好主人陪自己的客人进屋去了。魔鬼恨得咬牙切齿，他从树上掉下来，陷进地里不见了。

小姑娘比大人聪明

这年复活节来得早[13]。刚刚收起橇车，外面还铺着皑皑白雪，化雪的水已经在村里流淌。两座农舍之间的小巷里有个粪堆，下面积了一大摊水，形成水洼。两个小姑娘，一个小些，一个大些，从两座农舍里出来，走到水洼边。她们的母亲都给她们穿上了新的无袖长裙，小的一个穿的是蓝裙，大的一个穿的是带花的黄裙。两个小姑娘都系着红头巾。午祷结束以后，她们来到这里，互相展示了自己的漂亮衣服，一块儿玩起来。她们想踩踩水。小的一个穿着小皮鞋，就要下水去，大的一个对她说：

“玛拉莎，别下去，妈妈要骂。等我把鞋脱了。你也脱鞋吧。”

两个小姑娘脱了鞋，提起长裙，面对面地走到水洼里去。玛拉莎走到水齐脚踝的地方，说：

“阿库莉卡，水深着呢，我害怕。”

阿库莉卡说：“没关系，就这么深了，到我这儿来。”

两个小姑娘渐渐靠拢。阿库莉卡又说：

“玛拉莎，你慢慢走可别溅到我身上。”

话音刚落，玛拉莎一脚下去，扑的一声把泥浆溅到了阿库莉卡的长裙上。长裙脏了，鼻子上、眼睛里也都溅了泥水。阿库莉卡看见长裙脏了，很生玛拉莎的气，就破口大骂，而且跑过去要打她。玛拉莎看见自己闯了祸，吓得从水洼里跳出来，想逃回家去。阿库莉卡的妈妈经过这里，看见女儿的长裙和衬衫都脏了，就问：

“贱货，你这是怎么弄的？”

“是玛拉莎故意溅的。”

阿库莉卡的妈妈揪住玛拉莎，在她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玛拉莎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妈妈走出门外骂道：

“你干吗打我女儿？”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越骂越凶。男人们也跳出来，街上集合了一大群人。个个都在喊叫，谁也不听谁的。骂啊骂，这个推那个一把，那个搡这个一下，就要打起来了，阿库莉卡的奶奶走到男人们中间劝道：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应该高兴才对，可你们造这样的孽。”

人们不但不听老婆子的话，甚至险些把她推倒。当女人们对骂的时候，阿库莉卡擦了擦自己的长裙，又向水洼走去。她拣起一颗石子，蹲在水边挖沟，好把水放掉。她挖着挖着，玛拉莎也过来帮她的忙，用一块木片开沟。男人们要打架的时候，水洼里的水已经顺着两个小姑娘开的小沟流到街上的大水沟中去了。小姑娘们把木片扔进水里，水就把木片漂到街上，一直漂到老婆子给男人们拉架的地方。两个小姑娘在大水沟两边跑着。

“抓住，玛拉莎，抓住它！”阿库莉卡喊道。玛拉莎也想说什么，可是笑得说不出话来。

两个小姑娘跑着，看见木片在水里一沉一浮，高兴得哈哈大笑。她们一直跑到男人们中间。老婆子看见了，对男人们说：

“你们就不怕上帝吗？你们为了两个小丫头要打架，可她们早就忘了，又亲亲热热在一块儿玩了。她们比你们聪明啊！”

男人们看看两个小姑娘，感到很羞愧，就自己嘲笑着自己散开了。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14]

纵火容易灭火难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第22节）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第23节）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第24节）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第25节）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第26节）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第27节）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第28节）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第29节）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第30节）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第31节）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第32节）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第33节）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第34节）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第35节）

从前乡下有个农民叫伊万·谢尔巴科夫。他日子过得不错，自己身强力壮，是村里头一个能干活的，三个儿子都已成人，老大娶了亲，老二定了婚，老三虽未成年，也会赶车、耕地了。伊万的老伴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儿媳妇不声不响，只知道干活。一家人过得很称心。吃闲饭的只有老爷子一个人，他有气喘病，在灶炕上躺了六年多了。伊万什么也不缺，他有三匹马、一匹马驹、一头母牛、一头一岁牛犊、十五只绵羊。女人给男人做鞋缝衣，还下地帮忙；男人管种地。打下的粮食一年吃不完，单是燕麦就够上税、派家用。伊万和儿子们本来可以好好过下去，可是隔壁住着瘸子加夫里洛——戈尔杰伊·伊万诺夫的儿子，他跟伊万结了仇。

戈尔杰伊老头在世、伊万的父亲还当家的时候，两家就是好邻居。女人要用个筛子、木桶啦，男人要个棉絮垫或者换个车轮啦，两家送过来送过去，互相帮助。如果牛犊跑到打谷场上去了，只消把它赶开，说一声“拴着点儿，我们家的饲料还没收呢”就行了。在打谷场上或者板棚里藏东西、加大锁，或者互相诬赖这一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父辈过去是这么相处的。自从子辈当家以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起因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

伊万的儿媳妇养了一只母鸡，它早早地就开始下蛋了。媳妇要存下鸡蛋过复活节，天天到板棚下面的大车上去拣蛋。有一回，大概是孩子们把母鸡吓跑了吧，它飞过篱笆，到邻居院里去下了蛋。媳妇听见母鸡叫蛋，心里想：现在我没空，得收拾屋子准备过节，等一会儿再去拣吧。晚上她到板棚下面的大车上去看，鸡蛋没了。她跑去问婆母，又问小叔子，都说没有拿。三弟塔拉斯卡说：“你的凤头鸡把蛋下到隔壁院里去了，在那边叫了蛋才飞过来的。”媳妇看了看凤头母鸡，它和公鸡并排蹲在架子上，已经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了。媳妇真想问问母鸡把蛋下到哪里去了，可惜它不会答话。媳妇只好到邻家去。邻家老奶奶迎上来问：

“你要什么，媳妇？”

“奶奶，我的母鸡今天飞到你们家来了，是不是把蛋下在这边啦？”

“我们没见着。我们自个儿有鸡，上帝保佑早就下蛋了。我们拣自个儿的蛋，可不要别人的。媳妇，我们可不上别人家院里去拣蛋。”

媳妇听了这话不高兴，多说了一句，老奶奶回敬两句，她俩就吵起架来。伊万的老伴挑水回家，也卷进去。加夫里洛的老婆跳出来骂，把实有的事和没有的事都数叨了一番。两家越吵越凶，众人一齐叫嚷，两句话并作一句说，而且都是难听的话。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你是小偷，你是娼妓，你连你老公公也不给饭吃，想把他饿死，你这个没人样的东西。

“你这个要饭的，把我的筛子捅破了！我们家的扁担也在你那儿，还我扁担！”

两个女人抢扁担，水泼了，头巾扯掉了，她们打起来。加夫里洛从地里回来，站在自己的老婆一边。伊万和他儿子也冲进人堆里。伊万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谁都敌不过他。加夫里洛的一撮胡子给揪掉了。村里人跑来，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加夫里洛把揪掉的一撮胡子用信纸包了，拿到乡里去告状。

他说：“我留胡子可不是给麻子伊万揪的！”

他的老婆跑到别人家去夸口，说他们告了伊万的状，要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从此两家就结了仇。

躺在灶炕上的老爷子第一天就劝他们，可是儿孙都听不进去。老爷子说：

“屁大的事你们闹什么？你们想想，这全都是为了一个鸡蛋。孩子们拣去了，上帝保佑，让他们去吧，一个鸡蛋有什么便宜可占？上帝不会让人挨饿。她说了不中听的话，你不会给她指出来，教教她该怎么说话？好了，打了架，这事难免，人都是会犯罪的。那你们去认个错，事情就完了嘛。结仇对你们可没好处。”

儿孙都不听老爷子的劝告，还认为他老糊涂了，说话东拉西扯的。

伊万不肯向邻居低头。

他说：“我又没扯他的胡子，是他自己扯的。他儿子倒把我的纽襻揪掉了，我身上的衬衫也给他撕得不成样子，瞧！”

于是伊万去告状。他们先吵到调解法官那儿，后来又吵到乡里。他们正打官司的时候，加夫里洛的大车主轴不见了。他家的女人赖伊万的儿子，说：

“我们看见他夜里从窗口走过，往大车那边去了。亲家母说他到酒馆去过，硬要把车轴卖给酒馆老板。”

于是又打一场官司。在家也没有一天不吵嘴打架。连孩子们都对骂，他们是跟大人学的。女人们到河边洗衣服碰见了，不去捶衣服，而是动舌头，话说得可毒辣了。

起先男人们互相诬赖，后来只要东西没收好，就真的抄走，给女人和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糟。伊万·谢尔巴科夫同瘸子加夫里洛打官司打到村民大会上，又打到乡里，一直闹到调解法官那儿，最后叫法官们都烦透了。一会儿是加夫里洛要罚伊万的款，或者送伊万进拘留所，一会儿是伊万要罚加夫里洛的款，送他进拘留所。他们越是互相糟蹋，就越是互相仇恨。两只狗打架只会越打越凶。你打这只狗的屁股，它也以为是那只狗咬了它一口，火气更大。这两个农民也是一样：他们打官司，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给罚了款或者抓进拘留所，彼此就更加仇恨对方，说“你等着我跟你算账”。他们像这样闹了六年。只有躺在灶炕上的老爷子一直在劝解，他说：

“孩子们，你们怎么啦？别再算账了，干你们的正经事去吧，对人还是和为贵。仇越结越深啊。”

但是他们不听老人的话。

到了第七年，在一次婚宴上，伊万的儿媳妇当众揭了加夫里洛的短，说他偷马给人抓住了。当时加夫里洛已经喝醉，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就打了伊万的儿媳妇，打得她一星期起不了床，而她有孕在身。伊万高兴极了，跑到侦察官那里去递了状子，心想：“这回看我收拾他吧，叫他不是坐牢就是上西伯利亚。”不料伊万的事没有办成。侦察官不肯接他的状子，因为人家来给他儿媳妇检查的时候，他儿媳妇已经起床，没有被打伤的痕迹。伊万又去找调解法官，调解法官把案子转到乡里。伊万到乡里去奔走了一阵，请文书和乡长喝了半小桶甜酒，结果是加夫里洛被判鞭刑。他们在法庭上向加夫里洛宣读了判决。

文书宣读道：“法庭决定：罚农民加夫里洛二十大鞭，在乡公署执行。”宣读时伊万在场，他望着加夫里洛，看他这回怎么办。加夫里洛听了判决，脸色煞白，转身向穿堂走去。伊万跟着他出了门，正要去牵马，忽然听见加夫里洛说：

“好吧，他要拿鞭子抽我的脊背，叫我的脊背发烧，说不定他自个儿会烧得更厉害。”

伊万听见这话，立刻转回去对法官们说：

“公正的法官哪！他威胁要烧我，你们听听，有证人。”

法官们把加夫里洛叫来问：

“你真的说了吗？”

“我什么也没说，你们既然有权，那就拿鞭子来抽我好了。看来我得一个人受冤枉罪，他干什么都可以。”

加夫里洛还想说下去，可是他的嘴唇和两颊都颤抖起来。他转过脸去对着墙壁。连法官们看见他那副样子都吓坏了，心想：他可别真的对邻居或对自己做绝了。

一位老法官说：

“老乡们，你们两个还是讲和为好。加夫里洛老弟，你打了一个孕妇，这事干得好吗？幸亏上帝宽恕，不然你的罪过可大了。这好吗？你向他认错，赔个礼，他也就原谅你了。我们还可以改判。”

文书听了这话说：

“那可不行，因为根据第一百一十七条进行调解并未成功，而是由法庭判决，判决应当执行。”

老法官没有听从文书的话。

他说：“你别废话！第一条是要记着上帝，上帝命我们和解。”

老法官又劝两个农民一阵，但是没能说服他们。加夫里洛不听他的话。

他说：“我就要满五十岁了，儿子都娶了媳妇。我一辈子没让人打过，现在麻子伊万倒叫我吃鞭子，我还给他赔礼！哼……伊万，等着我跟你算账！”

加夫里洛的声音又颤抖起来。他说不下去了，转身走出大门。

由乡公署回村有十俄里路，伊万到家天色已晚。女人们都出门迎牲口[15]去了。他把马卸下来，收拾停当，走进屋去。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孩子们还没从地里回来，女人们在迎牲口。伊万进屋以后，在板凳上坐下来，低头沉思。回想起人家怎样向加夫里洛宣读判决书，加夫里洛怎样气白了脸，转过身去面壁而立，他心里难过起来。他设身处地想了一下，要是人家判他鞭刑怎么样？他可怜加夫里洛了。这时他听见老爷子在灶炕上咳嗽，翻身，接着爬下炕来。老人下炕以后，慢慢走过来，在板凳上坐下。走这点路也把他累得咳喘不已。他咳了一阵，扶着桌子说：

“怎么？判了？”

伊万说：

“判二十大鞭。”

老人摇摇头。

“造孽啊，伊万。唉，真造孽！你害的不是他，是你自个儿。把他的脊背抽烂你就痛快了？”

“以后他就不干了。”伊万说。

“他不干什么？他有比你干得狠的事吗？”

“什么，他还要怎么干？”伊万说，“他本想打死我儿媳妇，现在还威胁说要放火呢。叫我为这个去给他赔礼？”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

“伊万，你天南海北到处走，我在炕上躺了这么多年，你以为你什么都明白，我什么都不明白。不对，小子，你什么也看不清，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别人的罪过在眼前，自己的罪过在脑后。你说：他干的可恶毒了！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干坏事，那就结不成仇。单方面的原因能叫人结仇吗？仇是两方面结的。他的不是你看见了，你的不是你就看不见。光他一个人坏，你好，那就不会结仇。他的胡子是谁揪掉的？草垛是谁搬走的？谁到处告他的状？可你把什么都推到他头上。你自个儿不好好过日子，所以日子过不好。从前我可不是这样过日子，也不是这样教你们的。我跟他爹是这样过的吗？我们是怎么过的啊？——好街坊。他的面吃完了，女人就过来说：‘弗罗尔大叔，要点面！’我就说：‘你到囤里拿去吧，要多少拿多少。’他家没人放马，我就说：‘小万尼亚[16]，你把他的马牵走。’我缺什么，也上他那儿去。‘戈尔杰伊大叔，我要点这个，要点那个。’‘拿吧，弗罗尔大叔！’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连你们也过得挺好。现在呢？前两天那个当兵的讲起普列夫纳[17]。你们之间干的仗比普列夫纳还要糟。这叫过日子吗？这是造孽啊！你是男子汉，一家之主。你要负责。你怎么教女人和孩子们呢？没人样。前两天塔拉斯卡那个没出息的东西把阿林娜大婶臭骂一顿，他妈在一边看笑话。这好吗？你有责任啊！你想想自个儿的灵魂吧。能这么办吗？你说我一句，我就说两句，你给我一嘴巴，我给你两嘴巴。不行啊，小子！基督在世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教咱们这些蠢人的。人家骂你，你不做声，人家自个儿会觉得有愧。主耶稣是这么教咱们的。人家打你嘴巴，你凑上去让他再打，说：我该挨打你就打吧。他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他就心平气和，听得进你的话了。主耶稣是这么吩咐的，可没让咱们逞强。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这么回事？”

伊万默默地听着。

老人咳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口痰来，接着又说：

“你想想，基督教咱们做坏事了吗？都是为咱们好啊。你想想你在尘世上的生活吧，自从你们干仗以来，你过得好些还是坏些？你算算，你打官司花了多少钱，来回赶路吃饭花了多少钱？孩子们都挺有出息，日子本该越过越好，可你的家当一天天少下去。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你逞强。你应该跟孩子们一块儿下地，亲自播种，可你让仇人支使到法官还是什么官那儿去了。到时候不耕地，到时候不下种，那地就不长东西。燕麦今年为什么不长？你什么时候下的种啊？从城里回来以后。告状告出什么了？背上一个大包袱。唉，小子，得把自个儿的事放在心上，跟孩子们一块儿下地干活，在家干活。有人欺侮你了，按上帝的吩咐宽恕他。这样你干事的时候就可以放手干，心里也总是高高兴兴的。”

伊万不做声。

“万尼亚！你听老爹的话吧。套上杂毛马，这就奔乡公署，把案子都结了，明天一早到加夫里洛家去，按上帝的吩咐宽恕他，再请他过来，明天逢节（圣母诞辰），烧个茶炊，打一瓶烧酒，把你们造的孽都解了，今后不干了，让娘儿们、孩子们都不许再干了。”

伊万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老爹的话对。”他的气就消了。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做，怎样和解。

老人似乎猜到了伊万的心思，又说：

“万尼亚，别磨蹭，去吧。灭火要在刚着火的时候，等燃大了就来不及了。”

老人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女人们就进了屋，像雀儿似的叽叽喳喳嚷成一片。她们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加夫里洛被判鞭刑，他威胁说要放火。她们打听到所有的细节，自己再编上点细节，已经在牧场上跟加夫里洛的娘儿们又吵了一架。她们说，加夫里洛的儿媳妇拿办案的人来压她们，说办案的要帮加夫里洛的忙了，要把整个案子都翻过来；小学老师又给沙皇上书告伊万的状，什么事情都提到了：车轴的事啦，菜园子的事啦，这回半个家宅都要归他们所有了。伊万听到这些话，心又凉了，就打消了同加夫里洛和解的念头。

一家之主是大忙人。伊万没有跟女人们说话，起身出了家门，到打谷场和堆房去转一转。他在那边收拾完毕又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孩子们也从地里回来了，他们要在入冬前把春播地浅耕一遍。伊万迎上去，询问了耕地的情况，帮着收拾，把破了的马轭卸下来修理。他本来还想把竿子收到板棚下面去，但是天已经黑尽。他只好把这件事搁到明天去做，给牲口扔下点饲草，敞开大门，让塔拉斯卡把吃夜草的马赶出去，然后又关好大门，堵上大木门槛。“现在可以吃饭睡觉了。”伊万想。他拿起破马轭走进屋去。这时他忘记了加夫里洛，也忘记了父亲说过的话。他刚抓起门环，跨进穿堂，就听见篱笆外邻居嘶哑着嗓子在骂人。“他顶个屁！”加夫里洛不知对什么人吼道，“该杀的东西！”听见这话，原先对邻居的仇恨又一齐涌上伊万的心头。加夫里洛在骂人的时候，伊万站住听了一会儿。等加夫里洛不骂了，伊万才进里屋去。里屋已经上灯了，儿媳妇坐在屋角纺线，老伴做晚饭，大儿子搓绑树皮鞋用的绳子，二儿子捧着一本书坐在桌边，塔拉斯卡准备夜里出去放马。

家里样样都好，叫人高兴，要不是那该死的邻居成了心病……

伊万气呼呼地走进来，一巴掌把猫儿从板凳上打下去，又骂娘儿们木盆放的不是地方。伊万觉得心烦，他坐下，皱紧眉头，开始修理马轭，脑子里一直装着加夫里洛说过的话，记着他在法庭上怎样威胁人，刚才哑着嗓子不知对谁吼了一句：“该杀的东西！”

老伴给塔拉斯卡端上晚饭，他吃了，穿上皮袄、呢袍，系好腰带，拿了面包，到外面去找他的马。他大哥本想送他出去，伊万自己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台阶上。外面漆黑一片，天空布满乌云，起风了。伊万下了台阶，扶小儿子上马，轰走他身后的马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小儿子出门，听见他从村里走过，跟别的孩子会合在一起，渐渐远去。伊万在大门口站着，心里总想着加夫里洛说过的话：“说不定他自个儿会烧得更厉害。”

伊万想：“他可做得出来。现在天气干燥，又刮风。他从后院过来，放一把火，这种事有过。坏蛋放火烧了别人，自己却逍遥法外。要是把他当场抓住，他就脱不了干系啦！”伊万脑子里产生了这个念头，他就没有转身走上台阶，而是径直出了大门，朝拐角那边走去。“我绕到屋后看看。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啊。”伊万轻轻悄悄地经过门前。

他刚走到拐角上，顺着篱笆向屋后望过去，忽然觉得那边拐角上有什么东西蹿了一下，像是伸出来又缩了回去。伊万站住，屏息静听，注意观察，四下里没有声息，只有风吹着藤上的叶片，掀着麦秸，发出沙沙的声响。虽然黑得伸手不见掌，伊万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他看得见对面那个房角，看得见木犁和屋檐。他停了一会儿，观察了一下：“什么人也没有。”

“是我花了眼吧，”伊万想，“不过我还是绕过去看看。”他顺着板棚外墙蹑手蹑脚地向前走。他穿着树皮鞋，走得又轻，连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他走到那个房角一看，发现木犁旁边不知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不见了。伊万的心顿时沉了下去，他停住脚步。他刚停下来，那东西燃得更亮了，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戴帽子的人背对着他蹲在地上，正在点燃手中的一束麦秸。伊万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像个弹簧似的蹦了过去，心想：“这回他跑不脱了，当场抓住！”

伊万只差两步了，忽然前面雪亮雪亮的，不是在刚才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点小火光，而是一股火苗烧着了屋檐下的麦秸，正向屋顶上蹿，加夫里洛站在那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伊万像老鹰抓云雀似地向瘸子扑过去，心想：“让我收拾他，这回他跑不了啦！”瘸子显然听见了脚步声，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就像兔子一样顺着板棚外墙溜了，也不知哪里来了这股灵巧劲儿。

“你跑不了啦！”伊万喊叫着冲上去。

伊万刚要抓住加夫里洛的衣领，加夫里洛挣脱了。伊万又抓住对方的衣服下摆，下摆扯破了，他跌倒在地上。他跳起身来大喊：“来人哪！抓住他！”接着又追上去。

当伊万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加夫里洛已经到了自家院外，但伊万还是追上他了。伊万正要抓他，突然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像是一块石头砸在他的天灵盖上，这是加夫里洛举起自家院墙边的一根橡木桩子，等伊万跑过来，就使出全身气力朝他头上打下去。

伊万愣了一下，两眼直冒金星，接着眼前一黑，他就站不稳了。等到他清醒过来，加夫里洛已经不见了，天像白昼一样亮，从他的家宅那边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还有什么东西劈劈啪啪地响。伊万转过身来，看见后院板棚已是一片火海，侧面的板棚也着火了，火星、烟雾、烧着的麦秸冒着黑烟，都朝正房屋顶上飞。

“怎么弄的啊，乡亲们！”伊万拍着大腿惊呼道。“我只要从屋檐底下抽出来踩灭就完了！怎么弄的啊，乡亲们！”他又说了一遍。

他想大喊一声，可是喘不上气来，声音也哑了。他想跑，两条腿又动弹不得，像是互相拉扯着。他迈步向前，刚跨出一步就摇晃起来，又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站着喘了一会儿，再往前走。等他走到起火的地方，侧面的板棚也成了一片火海，而且蔓延到正房的一角和大门，火从屋里蹿出来，院子也进不去了。许多人跑来，但是已经无法可想。邻居们纷纷往外搬自己的东西，把牲口赶出院外。伊万的家宅烧起来以后，加夫里洛的家宅也着了火，风一刮，火就烧到了街对面。半个村子都完了。

伊万家的人只救出了老爷子，其他东西什么也顾不上拿。除去吃夜草的马以外，别的牲口全部烧死，鸡烤煳在架子上，大车、木犁、铁耙、女人的箱笼、囤里的粮食，统统烧光。

加夫里洛家把牲口赶出了大门，另外还抢出一点东西。

火烧了一夜。伊万站在自家院子外面看着，嘴里老念叨那句话：“这是怎么弄的啊，乡亲们！我只要扯出来踩灭就完了。”可是当正房的天棚往下垮的时候，他竟冲进火海，抓住一根烧焦的圆木往外拖。女人们看见了，叫他回来，他却拖出一根又去拖第二根，结果身子一晃，倒在火里。他儿子跑上去把他救了出来。伊万的头发和胡子都燎尽，身上的衣服烧坏，胳膊摔伤，而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周围的人说：“他气糊涂啦。”火势渐弱，而伊万还站在那里不住地说：“乡亲们这是怎么弄的啊！我只要扯出来……”第二天清早村长的儿子来找他。

“伊万大叔，你父亲快死了，叫你去见最后一面。”

伊万已经忘记了父亲，不明白人家对他说什么。

“谁的父亲？”他问，“叫谁去？”

“叫你去，见最后一面，他在我们家，快死了。走吧，伊万大叔。”村长的儿子说着就去拉他的手。伊万跟着村长的儿子走了。

老爷子被抬出屋的时候，烧着的麦秸掉下来灼伤了他。人们把他送到村长家去，那个街区离这里还远，火没烧到。

伊万来见父亲的时候，屋里只有村长的老伴和灶炕上的几个孩子。其他人都在火场上。老爷子躺在长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眼睛斜盯着房门。他儿子进门的时候，他动了动。村长的老伴走过去对他说，儿子来了。他让老婆子叫儿子到他跟前去。伊万到了他跟前，老爷子才说：

“万尼亚，我跟你说过了吧，是谁烧了村子啊？”

“爹，是他，”伊万说，“我撞见他了。他在我眼皮底下把火塞到屋檐下。我要是扯出那把麦秸，踩灭了火，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伊万，”老人说，“我的死期到了，你也有死的一天。究竟是谁的罪过？”

伊万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父亲，说不出话来。

“你在上帝面前说吧：是谁的罪过？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这时伊万才醒悟过来，彻底明白了。他抽泣着说：

“爹，是我的罪过！”他跪倒在父亲面前哭着说，“宽恕我吧，爹！我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都有罪。”

老人改用左手拿蜡烛，想把右手举到额前画一个十字，但是举到一半就没力气了，只好停下来。

“主啊，荣耀归于你！主啊，荣耀归于你！”他说完，又斜过眼睛去望着儿子。

“万卡！万卡！”

“你想说什么，爹？”

“现在怎么办？”

伊万不停地哭泣。

“我不知道，爹，”他说，“现在怎么过啊，爹？”

老人闭上眼睛，动了动嘴唇，似乎在用力鼓劲。接着他又睁开眼睛，说：

“你们能活下去。和上帝在一起，就能活下去。”

老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说：

“万尼亚，你可别去说是谁放的火。掩护人一次，上帝就宽恕你两次。”

老人两手捧着蜡烛，搁在胸口下面，叹了一口气，伸伸腿就死了。

伊万没有告发加夫里洛，谁也不知道那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伊万对加夫里洛的怨恨从此烟消云散。加夫里洛见伊万并没有向人告发他，心里很奇怪。起初加夫里洛害怕伊万，后来渐渐习以为常。两个农民不再吵架，他们的家人也就不吵了。在重建房舍的日子里，两家人住在一块儿。等到这村子重建完毕，他们的庭院都扩大了，伊万和加夫里洛仍旧是近邻。

伊万和加夫里洛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和睦相处。伊万·谢尔巴科夫记住了老父的遗训和上帝的旨意：灭火要在刚着火的时候。

如果有人伤害了他，他不图报复，而是力求补救。如果有人对他说了难听的话，他不去回敬一句更难听的话，而是想法教人家不说难听的话。他也像这样教导自己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伊万·谢尔巴科夫不仅重建起自己的家园，而且比以前过得更好了。

两个老头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第二十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第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第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第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一

有两个老头想去古城耶路撒冷朝圣。一个是富裕农民，他叫叶菲姆·塔拉西奇·舍韦列夫。另一个叫叶利赛·博德罗夫，他不富裕。

叶菲姆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不喝酒，不吸烟，也不嗅鼻烟，从来不骂脏话，为人一板一眼，说一不二。他任过两届村长，离职的时候账目都清清楚楚。他有一大家人：两个儿子，一个娶了亲的孙子，几代人在一块儿过。他是个壮汉，留一把大胡子，腰板挺直，七十多岁了胡子才挂上几根银丝。叶利赛不富也不穷，他早先在外面做木匠活儿，上年纪以后待在家里养蜂。一个儿子出门谋生去了，另一个儿子在家。叶利赛是个乐呵呵的好心人。他喜欢喝几口，嗅嗅鼻烟，还喜欢唱歌，但是从不惹事，跟家里人和街坊都处得很融洽。叶利赛的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胡子鬈曲着。他像他的庇护圣徒先知以利沙[18]一样，头完全秃了。

两个老头早已许下愿，而且讲好一起去朝圣，但叶菲姆总是没空，事情不断。一件事刚要结束，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一会儿是给孙子娶媳妇，一会儿是等小儿子服役期满，一会儿又要盖新房了。

有一天，逢节气，两个老头见面了，在一堆圆木上坐下来。

叶利赛说：“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愿？”

叶菲姆皱了皱眉头，说：

“还得等一等，今年我日子不好过。当初我张罗盖这房子，以为一百卢布够了。现在已经用到三百，料还没办齐。看样子得等到夏天。到了夏天，要是上帝让去，咱们一定去。”

“依我看，”叶利赛说，“没必要再拖下去，现在就应该走。春天最合适。”

“时候是好，可事情开了头怎么能扔下？”

“你就没人可委托？让儿子去办好了。”

“怎么去办啊！我老大靠不住，他好喝酒。”

“等咱们死了，朋友，他们照样要活下去。得让儿子学学。”

“话是这么说，可总想亲眼看着事情办成。”

“唉，亲爱的朋友！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前两天我们家的娘儿们洗洗涮涮，收拾屋子准备过节。这样要做，那样也要做，事情哪儿做得完！我大媳妇是个聪明人，她说：‘幸亏节气不等人，要不怎么干也准备不齐。’”

叶菲姆低头沉思。

“我盖这房子花了好多钱，”他说，“上路也不能空着手啊。得带一百卢布，数目不小。”

叶利赛笑道：

“得了吧，朋友。你的财产是我的十倍，你还提钱的话。你只消说，什么时候动身，我就是现在没钱，到时候也会有。”

叶菲姆也笑了。

“嘿，来了个阔佬！”他说，“你上哪儿去弄钱啊？”

“回家搜一搜，凑一笔。要是不够，我把十窝蜜蜂拿去卖给街坊。他早就想买。”

“万一今年分群多，你不心疼？”

“心疼？！不，朋友！我这辈子除了为自己的罪过心疼，什么也不心疼。”

“这话不错，可家里的事没安排妥当总是不好。”

“要是咱们灵魂上的事没安排妥当，那可更糟。咱们既然许了愿，咱们就去。真的，咱们去吧。”

二

叶利赛说服了朋友。叶菲姆左思右想，第二天一大早来找叶利赛。

“走就走，”他说，“还是你说得对。生死由上帝做主。趁咱们活着，力气也有，应该现在去。”

一个星期以后，两个老头准备停当。

叶菲姆家里有钱。他拿一百卢布上路，留给老伴两百。

叶利赛卖给街坊十窝蜜蜂，加上这十窝蜜蜂能产的幼蜂，总共拿到七十卢布。然后他在家搜刮了一遍，人人都搜到了，凑齐那不足的三十卢布。老伴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她本想留一笔安葬费，儿媳妇也掏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叶菲姆把家务一一交代给大儿子：什么地方割多少草，往哪儿运粪肥，怎么修房子，怎么上房顶。样样考虑周全，事事指点清楚。叶利赛只嘱咐老伴，已经卖掉的十窝蜜蜂所出的幼蜂得单放一处，如数交给街坊。至于家务，他根本不提，只说：该怎么办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们自己做主，怎么样更好就怎么办。

两个老头准备停当。烤足了家常饼，缝好了袋子，裁下新的包脚布，穿上新的桦树皮鞋，再带上几双备用的树皮鞋，他们就上路了。家人把他们送到村外才一一告别。两个老头踏上征途。

叶利赛是高高兴兴离开家的。刚一出村，他就把自己的私事抛在了脑后，一心只想着路上如何照顾同伴，对人说话客气，和睦友爱地走到目的地再返回家园。叶利赛一边走一边低声祷告，或者背诵他熟悉的圣徒行传。路上碰见人，或者宿夜碰见人，他总是尽力热情相待，按上帝的教导说话。在旅途中他心情欢畅。只有一件事他做不到。他本想戒掉嗅鼻烟的瘾，把烟盒也扔在家里了，可是心痒难熬。路上有个人给了他一盒，他走着走着就要落在同伴后面去嗅一下，免得引诱同伴犯罪。

叶菲姆在路上的心情也不错。他坚定地向前走，不做错事，不说闲话，只是精神上还有包袱。他一直在为家务操心，总琢磨，家里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事情忘记向儿子交代？儿子是不是照嘱咐办？路上看见别人种土豆或者运粪肥，他也要想：儿子是不是按他的话去做啊？恨不能回去一一指点，或者干脆亲自动手。

三

两个老头走了五个星期，家里带出来的树皮鞋都穿破了，开始买新的，这时他们就到了小俄罗斯境内。离家以来，一路上宿夜吃饭都是付了钱的。可是一进小俄罗斯境内，当地人却争着请他们两个去白吃白住，还塞给他们面包，甚至家常饼，让他们在路上吃。他们像这样一文不花地走了约七百俄里，再经过一个省份，来到一处闹饥荒的地方。人家也让他们白住，可是没有东西给他们吃。面包不是到处都有，就是花钱也不一定买得着。当地老百姓说，去年颗粒不收。阔人破了产，卖尽当光。原来还过得去的，现在一贫如洗。穷人要么逃往他乡，要么靠乞讨为生，要么在家勉强挣扎。冬天只能吃糠咽菜。

一天，两个老人在一个小镇上宿夜，买了十五磅面包，住了一晚，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好趁凉快多走点路。他们走了十俄里，来到一条小河边，两人坐下，舀起一碗水，把面包浸透，吃了，换了一双鞋，坐在那里休息。叶利赛掏出烟盒。叶菲姆对他摇摇头，说：

“怎么，还不扔掉那脏东西！”

叶利赛挥了挥手，说：

“犟不过罪孽，有什么办法啊！”

他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十俄里左右，进了一个大村子。穿过这个村子，太阳已经热辣辣的了。叶利赛乏得要命，很想休息休息，喝口水，但是叶菲姆不停地向前。叶菲姆挺能走路，叶利赛跟得吃力。

“喝口水吧。”他说。

“行啊，你喝吧。我不想喝。”

叶利赛停下来。

“你别等我，”他说，“我到那边小屋里去喝水，一会儿就赶上。”

“好吧。”叶菲姆一个人向前走，叶利赛转身向那座小屋跑去。

叶利赛到了那边，发现是一小间土坯房，下面黑，上面白，灰泥脱落，看样子很久没抹过墙了，一侧的屋顶已经掀开。门前有个院子。叶利赛走进院里，看见墙脚边躺着一个人，没留胡子，骨瘦如柴，衬衫下摆塞在裤子里——小俄罗斯人都这样穿衣服。看样子这人本来躺在阴凉处，现在太阳正晒着他。他躺在那里，并没有睡着。叶利赛呼唤他，问他要水喝，他没有回答。“他要不是有病，就是不爱理人。”叶利赛这样想着朝门口走去。他听见屋里有孩子啼哭的声音，用门环敲了敲门。“老板！”没有人答应。他又用拐杖敲了敲门。“基督徒们！”还是没有动静。“上帝的仆人们！”仍旧无人答话。叶利赛正要离开，忽然听见门后似乎有人呻吟。“这儿的人是不是遭难啦？得看一看！”叶利赛决定进去。

四

叶利赛转了转门环，发现没上锁。他推开大门，进了穿堂。里屋的门开着。左边是炉灶。正对面是上首，屋角供着圣像，下面摆一张桌子，桌边有条长板凳，长板凳上坐着个老婆子，她只穿一件内衣，没系头巾，伏在桌上。她身边还有个小男孩，瘦瘦的，皮肤蜡黄，肚子很大，揪着老婆子的衣袖哭喊，好像要什么东西。叶利赛走进里屋。那儿空气污浊。他一看，炉灶后面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脸朝下，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一条腿时伸时缩。她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身上有股臭气，显然是流了屎尿，无人帮她收拾。老婆子抬起头来，看见了陌生人，说：

“你要什么？要什么？这儿什么也没有。”[19]

叶利赛听懂了她的话，走上前去，说：

“我是上帝的仆人，来找水喝的。”

“没有，我说没有。没东西打水。你走吧。”[20]

叶利赛又问：“你们就没有一个没病的人能给这个妇女收拾干净吗？”

“一个也没有。男人在院子里快死了，我们也要死在这儿了。”[21]

那孩子看见陌生人便停止了哭喊，等老婆子一开口说话，他又抓住她的袖子哭道：“面包，奶奶，面包！”[22]

叶利赛还要问老婆子，那男人踉跄着进了屋，扶着墙想到长板凳上去坐，还没走到就跌倒在门口的屋角。他没有爬起来，一字一喘地说：

“都—病了，闹—饥荒。他要—饿死了！”[23]男人用头指了指孩子，哭起来。

叶利赛抖了抖背上的袋子，抽出两只胳膊，把袋子扔在地上，然后又提起来，放在板凳上，解开绳子。他打开口袋，掏出面包和小刀，切下一块面包，递给男人。男人不接，指指男孩和女孩，意思是说，你给他们吧。叶利赛把面包给了男孩。男孩闻到了面包香，伸出两只小手抓住就往嘴里塞。从炉灶后面爬出来一个小女孩，两眼盯住面包。叶利赛也给了她一块。他还切了一块给老婆子。老婆子接过去就啃。

“得打点水来，”她说，“嘴干得开裂。我记不得是昨天还是今天，我想去打水，摔倒了，没走到，桶就扔在那儿，要是没人拿的话。”

叶利赛问他们的井在什么地方。老婆子告诉了他。他跑去找到了桶，打了一桶水回来，给大家喝了。孩子们又就着水吃面包，老婆子也吃了，男人却不肯吃。他说：“我吃不下去啊。”那女人始终没有起床，也没有清醒过来，只不断地翻滚着。叶利赛到村中小铺里去买了黄米、盐、面粉、油。他又找出一柄斧子，劈了柴，然后去生火。小女孩过来帮他。叶利赛熬了一锅粥和一锅糊糊汤，叫他们吃。

五

男人吃了一点，老婆子也吃了，小女孩和小男孩把碗都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姐弟俩搂着睡了。

接着男人和老婆子就讲起事情的经过来。

“我们的生活本来不宽裕，又碰上颗粒不收的荒年，秋天就开始吃存粮。吃完存粮只好向街坊和善心人要。开头人家还给，后来就不给了。乐意给的没东西可给，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要：欠人家钱、面粉、面包还不起。我去找工作又找不到。出门找饭吃的人在哪儿都是一大群。干完一天活儿又得去找两天。老奶奶就带着小孙女到远处去讨饭。讨不着多少，谁都没有粮食了。我们就这么将就着，盼着能熬到新粮下来。可是从春天以来什么也讨不着了，又闹上病。真没法过。有一顿没两顿。我们就吃野菜。不知是不是野菜的关系，我老婆病了。她一躺下，我也不行了，又没法子可想。”

老婆子说：“我一个人顶着，没吃的，慢慢就顶不住了，没力气了。小丫头也没力气了，又怕羞。叫她去找街坊，她不去。往屋角一蹲，就是不去。前天街坊的娘儿们来了一趟，看见我们又饿又病，转身就走。她男人走了，小家伙们也没吃的。我们只好躺在这儿等死。”

叶利赛听了他们的话，就打消了当天去追赶同伴的念头，在这里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叶利赛起来以后，立刻动手帮这家人干活，好像他自己是主人一样。他和老婆子一起和面，生炉子，又带着小姑娘到邻家去想办法。什么都缺，家用什物也好，穿的也好，都卖光吃光了。叶利赛给他们储存下必需品，有的自己动手做，有的去买。叶利赛在这里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小男孩恢复了体力，能够在板凳上走来走去，总缠着叶利赛。小姑娘整天高高兴兴的，样样事都帮着做。她总跟着叶利赛：“老爷爷，老爷爷！”[24]老婆子也硬朗起来，可以到邻家去走走。男人也可以扶着墙走来走去。只有女人还躺着，不过第三天她清醒了，知道要吃了。叶利赛想：“没想到我耽误这么多时间，现在该走了。”

六

第四天逢开斋节。叶利赛想：“我跟这家人一起开斋吧，给他们买点东西过节，晚上再走。”叶利赛又到村里去，买了牛奶、面粉、脂油。他和老婆子一起熬了油，烤了饼。早上叶利赛还去做了祈祷，回来以后就跟这家人一起开斋。这天那女人也起来了，在屋里慢慢走动。男人刮了脸，穿上干净衬衫（是老婆子给他洗的），到村里一个富裕农民家去求情。他的草场和麦地抵押给这个富裕农民了，现在求对方退还，等到新粮下来再说。晚上那男人满脸愁容地回来，进门就掉眼泪。原来富裕农民不肯施恩，只说：“拿钱来。”

叶利赛又动开了脑筋。“他们怎么过啊？别人就要去割草，他们没草可割，草场押出去了。黑麦一天天成熟，别人准备收麦（今年长得多好啊，我的天！），他们也没什么可盼的，一俄亩麦地抵押给富裕农民了。我一走，他们又不知怎么办了。”叶利赛左右为难，结果晚上并没有走，把行期推迟到第二天清晨。他到院子里去睡觉，做过祷告以后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该走了，钱和时间都花了不少，可是这些人也真可怜。“看样子什么都给是给不过来的。起先我只是想给他们打点水，一人给一块面包，现在可好，我得去赎回草场和麦地。赎回麦地以后还得给孩子们买一头奶牛，再给那男人买一匹马运麦捆。叶利赛老兄，你分明是结下绳子绊住了自己。钱花完了事还办不完。”叶利赛坐起来，把当枕头用的呢袍展开，找出烟盒，嗅了嗅，想理清自己的思绪，但是不成功。他想了又想，毫无结果。他认为自己应该走，但又可怜这些人。究竟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又把呢袍卷起来，枕着它躺下。躺着躺着，鸡叫了。他困倦得很。忽然间，似乎有个人来把他唤醒。他发现自己像是已经穿戴完毕，背着行囊，拿着拐杖，要进一道门，可是这道门很窄，只能过一个人。他进去的时候，行囊被这边的篱笆挂住。他正要挣脱，包脚布又被那边的篱笆挂住，松开来。他拉拉行囊，发现行囊并没有被篱笆挂住，而是那小姑娘扯着，口里喊道：“老爷爷，老爷爷，面包！”[25]他再看看脚下，原来是小男孩扯着他的包脚布，老婆子和那男人正向窗外张望。叶利赛醒过来，自言自语说：“明天我去把麦地和草场赎回来，再买一匹马，还有够吃到新粮下来的面粉，也要给孩子们买一头奶牛。不然我漂洋过海去朝拜基督，在自己心里却把基督丢了。一定要把这些人安排好！”接着叶利赛就一觉睡到早晨。他早早地醒来，到富裕农民那里去赎回黑麦田，又拿钱把草场也赎回。他买了一把大草镰（他们家的大草镰也卖掉了），拿回去，叫那男人去割草，自己又串东家走西家，在酒馆老板那儿找到一匹待卖的马和一辆大车，跟他讲好价钱，买下来，还买了一袋面粉，放在大车上，再去买奶牛。叶利赛走着走着，赶上两个小俄罗斯女人，她俩一面走一面闲聊。叶利赛听见她们讲的是小俄罗斯话，但是听得懂议论的是他本人。

“开头他们好像不认识他，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进门要水喝，就住下了。他给他们买了多少东西啊！听说他今天从酒馆老板那儿买了一匹马和一辆大车。这种人世上真不多见。咱们得去看看。”[26]

叶利赛听见这话，明白两个女人在称赞他，就不去买奶牛了。他转回酒馆，付了买马的钱，套上车，把面粉拉到那户人家里去。到了院门口，他喝住马，从大车上下来。主人看见马，非常吃惊。他们心里想，这马可能是给他们买的，只是不敢说。男人出来开了院门。

“老爷爷，你从哪儿弄到的马？”他问。

“买的，”叶利赛说，“价钱便宜。你去割点草放在槽里给它夜间吃。把这袋面粉也搬下来吧。”

男人卸了马，把面粉搬进粮囤里，又去割了一大抱草，放在槽里。一家人都睡了。叶利赛睡在屋外，天一黑他就把自己的行囊拿到外面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起来捆好行囊，系好鞋子，穿好呢袍，出发去追赶叶菲姆。

七

叶利赛走出去约五俄里，天渐渐亮了。他在一棵树下坐下来，解开行囊数他的钱。结果他还剩十七卢布二十戈比。“嘿，”他想，“这点钱可不够过海！如果以基督的名义去筹路费，我的罪过可就更大了。叶菲姆老朋友一个人也走得到，他会替我供上一支蜡烛。看样子我到死也还不了愿啦。好在主是慈悲的，他能宽容。”

叶利赛站起来，抖了抖背上的行囊，转身往回走。不过那村子他绕开了，免得让人家看见。不久他就回到了家。出去的时候好像路挺难走，有时费很大力气才勉强跟上叶菲姆。往回走呢，上帝保佑，简直不觉得累。轻轻松松，跟玩一样，挥挥拐杖，一天走七十俄里。

叶利赛回到家，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家中人看见老头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都来问长问短：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落下了？为什么没走到就回来？叶利赛没有对他们解释，只说：

“是上帝没引我走到。路上丢了钱，又落下了，所以就没往前走。看在基督面上，宽恕我吧。”

他把剩下的钱交给老伴，又详细问了问家中的事务，知道一切都好，样样事情都办完了，没有遗漏，一家人很和睦。

当天叶菲姆家的人也知道叶利赛回来了，跑来打听他们家的老头。叶利赛对他们说的也是那几句话。

“你们家老头可能走路啦，”他说，“圣彼得节前三天我跟他分了手，本想赶上去，但是出了事，我丢了钱，没法往前走，所以就回来了。”

大家都觉得奇怪，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出了门，没走到，白丢了钱。大家奇怪了一阵也就把这件事忘了。叶利赛也忘了。他动手料理家务，跟儿子一起备下冬天用的木柴，跟女人们一起脱粒，修板棚顶，收藏蜜蜂，把十窝蜜蜂和它们产的幼蜂给街坊送去。老伴想把卖掉的十窝蜜蜂分出多少群的实情隐瞒下来，可叶利赛心里有数，哪些分群哪些不分群他都知道，一共给街坊送去十七窝蜜蜂。叶利赛把家务料理好以后，就叫儿子出门去打短工，自己一冬在家编树皮鞋，凿木墩子做蜂箱。

八

叶利赛在病倒的那家人屋里留下那天，叶菲姆一直在等他的伙伴。他往前走了不远就坐下来，左等右等，睡着了又醒过来，继续等，总不见伙伴的影子。他眼睛都望穿了，太阳已经落到大树后面，还不见叶利赛。他想：“是不是我睡着的时候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或者坐别人的车过去了，没看见我？他不可能没看见我啊！在草原上能看得很远。要是我往回走，而他又往前走了，怎么办？那我跟他就越走越碰不上了。我还是向前走，到过夜的地方再会合吧。”他进了一个村子，跟甲长说好，要是看见一个这样长相的老头，就带他来相见。叶利赛没有到这里来宿夜。叶菲姆继续前进，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秃顶的老头啊？谁也没有看见。叶菲姆觉得奇怪，但是他一个人往前走了，心里想：“到了敖德萨，或者上船以后，总会碰见。”他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

叶菲姆在路上遇见一个云游僧，他戴一顶僧帽，穿一件法衣衬袍，留着长发，去过阿托斯圣山，现在是第二次去耶路撒冷。两人在宿夜的地方碰上了，谈起来，然后一同上路。

到敖德萨一路上很顺利。在敖德萨等船等了三天三夜。这里等船的朝圣者很多，各地来的都有。叶菲姆又打听叶利赛的下落，谁也没有看见他。

叶菲姆领到一张出国护照，花了五卢布。一张去耶路撒冷的来回票要四十卢布。他还买了面包、青鱼，准备路上吃。船装好了，朝圣的人都上了船，叶菲姆和云游僧也在其中。接着便起锚开船，驶向大海。白天平安无事，傍晚起了风，又下雨，船摇晃得厉害，还进了水。大家都慌了，女人乱喊乱叫，体弱胆小一点的男人也跑来跑去找地方藏身。叶菲姆也感到害怕，但是不动声色。他上船后就坐在甲板上，挨着由坦波夫来的几个老头，现在仍在这里不动，坐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整天，只是抱住自己的行囊，什么话也没说。第三天风平浪静。第五天在帝城[27]靠岸。有些朝圣者上岸去看圣索菲亚大教堂，那里现在已由土耳其人占领。叶菲姆没有上岸，坐在船上不动。他只买了点白面包。船在这里停了一昼夜，然后继续航行。他们还在斯米尔纳城[28]、亚历山大市停留了一下，顺利抵达雅法市。朝圣者全部在雅法上岸。由这里到耶路撒冷还得步行七十俄里。下船的时候大家又受惊了：船很高，人被一个个扔到下面的小船上去，小船在摇晃，一不当心就会扔到小船外面去。有两个人下了水，不过最后大家都安全上岸。上岸以后，大家步行前进，第三天午前走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城外一家俄国客店住下，签了护照。吃罢午饭，叶菲姆同云游僧一起去朝拜圣地。当时还不让看主耶稣的棺椁。他们先去牧首修道院，朝圣者都聚集在那里，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他们都得脱掉鞋子，围成一个圆圈坐下。一位修士拿着一条毛巾出来给大家洗脚。他给每个人都洗一洗，擦干，吻一下。叶菲姆的脚也让他擦了，吻了。他们做了晚祷和晨祷，供了蜡烛，递上追荐名录，以便祈祷时念到他们的父母的名字。他们还在这里用了餐，喝了葡萄酒。第二天一早去看埃及的玛丽亚苦修赎罪的僧房。他们供上蜡烛，做了祈祷。从那里出来就去亚伯拉罕修道院，看见了亚伯拉罕要将儿子宰杀向上帝献祭的地方。接着他们又去看基督向抹大拉的玛丽亚显圣的地方，还有以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命名的教堂。云游僧带叶菲姆去看了所有的圣地，每到一处都告诉他，该奉献多少钱。中午回到客店，吃了午饭。他们正准备睡觉，云游僧忽然惊叫了一声，在自己身上翻找了一阵，说：

“我的钱包给人掏了，有二十三卢布，两张十卢布钞票，三卢布零钱。”

他愁啊愁，没法可想，只好躺下睡觉。

九

叶菲姆躺下以后，遇到了试探。“没人掏云游僧的钱，”他想，“我看他根本就没有钱。他走到哪儿都不奉献。叫我奉献，自己却不奉献，还从我这儿拿走了一个卢布呢。”

叶菲姆想到这里，立刻责备自己：“我怎么能论断别人，罪过啊。快别想了。”他刚把这事抛在脑后，又想起那云游僧眼里只有钱，他说他的钱包给人掏了，不像真有其事。“他根本没有钱。完全是为了转移目标。”

凌晨大家起来去复活大圣殿做礼拜，看主耶稣的棺椁。云游僧寸步不离叶菲姆，和他走在一起。

他们来到圣殿。这里聚集了许许多多朝圣者，有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什么民族都有。叶菲姆跟着大家进了圣门。一位修士领着他们经过土耳其的岗哨，走到救主被拿下十字架并且敷油的地方，这里有九个大烛台燃着烛火。那修士一一指给他们看了，并且加以讲解。叶菲姆又供上一支蜡烛。然后修士们领着叶菲姆向右走，顺着石级登上各各他，即当年十字架所在的地方。叶菲姆在这里做了祈祷。接着人家就指给叶菲姆看裂缝，这里的地面一直陷到地狱中；还有十字架上用铁钉钉住基督的手脚之处，以及亚当的坟墓，基督的血流到了亚当的遗骨上。后来他们走到戴上荆棘冠的基督当时坐过的那块石头跟前，又走到基督被捆在上面受鞭打的柱子跟前。然后叶菲姆看见一块石头，上面有基督的两个深深的脚印。人家本来还想给他们看一些东西，可是他们都急着要去洞穴小教堂看主耶稣的棺椁。那边刚刚做完天主教的弥撒，东正教的祈祷开始了。叶菲姆跟着人群去洞穴小教堂。

叶菲姆想甩开那云游僧（他脑子里一直对他转着罪恶的念头），可是云游僧总不离左右，跟他一起到主耶稣的棺椁前去祈祷。他俩本想往前站，可是晚了。人已经挤得让你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叶菲姆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前方，一面祈祷一面不时地摸自己的钱包。他心里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云游僧骗他，另一种想法是云游僧没骗他，真的让人掏了钱包，那么但愿这种事别出在他身上。

十

叶菲姆像这样站着祈祷，眼睛望着前方，望着小教堂，主耶稣的棺椁在那里面，上方点着三十六盏长明灯。叶菲姆站着，从人们头上望过去，真奇怪呀！就在燃着圣火的长明灯底下，在所有的人前面，站着一个穿原色粗呢直襟大袍的小老头，他那秃得光光的头同叶利赛的头一样发亮。叶菲姆想：“是像叶利赛。不过叶利赛不可能在这儿！他不可能比我先到。我们前面的一班船比我们早开一个星期。他赶不上。我们那条船上没有他。所有同船的朝圣者我都看到过。”

叶菲姆刚这样想，那小老头开始祈祷了。他拜了三拜，先向前拜上帝一拜，然后向左右两边的东正教会众各拜一拜。当他把头转向右边的时候，叶菲姆立刻认出他就是叶利赛。的确是他——黑黑的、鬈曲的大胡子，两颊上有些白毛，那眉毛、眼睛、鼻子，整个外貌没有一处不像叶利赛。

叶菲姆终于找到了同伴，万分欣喜，奇怪的是，叶利赛怎么赶到他前面去啦？

“这个叶利赛！”他想，“跑得这么快！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人，有带路的。等出去以后我把他找着，甩开这个云游僧。跟叶利赛一道走，说不定他能把我带到前面去。”

叶菲姆一直望着叶利赛，唯恐放走了他。祈祷结束了，人群走动起来，纷纷上前去吻主耶稣的棺椁，把叶菲姆挤到一边。他又害怕起来，担心自己的钱包会被人掏了。他用一只手按住钱包，从人群中挤过去，一心只想往宽绰处走。他挤出来以后，到处寻找叶利赛，把圣殿的僧房一间一间都走遍，看见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有的吃饭，有的喝酒，有的睡觉，有的看书。可是哪里也没有叶利赛。叶菲姆回到客店，而同伴始终找不着。这天晚上云游僧没有回来。他失踪了，那一个卢布也没有归还。剩下叶菲姆一个人。

第二天，叶菲姆又跟一个从坦波夫来的老头一起去看主耶稣的棺椁，这老头和他同船。叶菲姆想往前站，但是又被挤到一旁，他只好在一根柱子旁边祈祷。他朝前一望，前面长明灯下，紧挨着主耶稣的棺椁，又站着叶利赛，像祭坛前的神父那样伸开双臂，光秃的脑袋闪闪发光。叶菲姆想：“嘿，这回我可不能把他放走。”他拼命往前挤，挤到前面一看，叶利赛不见了，显然已经走了。第三天，叶菲姆再到主耶稣的棺椁旁去，看见叶利赛还是清清楚楚地站在那个地方，伸开双臂，举目向上，似乎看见上方有什么东西，他的秃头放射着光辉。叶菲姆想：“这回我可不能把他放走，我到门口去站着，那就不会错过了。”叶菲姆到外面去站了半天，人都走光了也没发现叶利赛。

叶菲姆在耶路撒冷待了六个星期，朝拜了各处圣地，如伯利恒、伯大尼、约旦河，在主耶稣的棺椁旁给自己未来的寿衣加了印，从约旦河中取了一瓶水，还拿了一点圣土和燃过圣火的蜡烛，在八个地方留下要追荐的亡灵的名字，把钱都花了，只剩下回家的路费。于是他起程返回。走到雅法，他上了船，直达敖德萨，然后步行回家。

十一

叶菲姆一个人原路返回。离家渐渐近了，他又开始担心，这段时间他不在，家里不知怎样。他想：“一年光阴不短。治家一辈子，破产一下子。他不在，儿子把事情办成什么样啊？开春情况如何？牲畜如何过了这一冬？房子是不是按他的想法盖完的？”叶菲姆走到去年他和叶利赛分手的地方。当地的人完全变了样。去年他们受穷，今年人人饱足。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人们恢复了元气，已经忘了过去的苦日子。叶菲姆傍晚时分来到去年叶利赛逗留过的那个村子。他刚进村就有个穿白衬衣的小姑娘从农舍里跑出来，口里喊道：

“老爷爷！老爷爷！上我们家来吧。”

叶菲姆想往前走，可是小姑娘抓住他的衣襟不放，一面笑一面往她家拖。

一个女人领着个小男孩走到台阶上来，也招呼他：

“老爷爷，进来吃晚饭吧，就在这儿过夜。”

叶菲姆去了。他想：“我正好打听叶利赛的下落，说不定他当时就是到这家来喝水的。”

叶菲姆进了屋，那女人把他的背囊解下来，打水给他洗脸，请他坐席，给他端上牛奶、甜馅饺子、稀饭。叶菲姆道了谢，称赞他们善待香客。那女人摇摇头说：

“我们不能不善待香客。是香客教我们懂得了生活。从前我们过日子过得把上帝也忘了，上帝就惩罚我们，一家人只有死路一条。去年夏天一家人都躺下了，没吃的，还生病。幸亏上帝派来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头，要不我们都活不成。他大中午来要水喝，看见我们的情况，可怜我们，就留下不走了。他打水给我们喝，弄饭给我们吃，让我们恢复了元气，还给我们赎回了地，买了一匹马和一辆大车，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老婆子进来打断了女人的话，说：

“我们真不知道他是凡人还是天使。他爱我们，疼我们，可连名字也不留就走了，弄得我们不知道该为谁向上帝祈祷。当时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我躺在这儿等死，忽然看见一个老头走进屋来，貌不出众，头上光秃秃的，要水喝。当时我这个罪人还想：这些人还逛什么？可他做了多少事啊！一看见我们，他赶快放下背包，就放在这儿，然后解开。”

小姑娘插进来说：

“不对，奶奶，他开头把背包放在屋子当中，后来才放在板凳上。”

于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叶利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在哪里坐过，又在哪里睡过，做了什么事，对谁说了什么话。

天黑了，主人，也就是他们家的男人，骑着马回来，也讲起叶利赛当时在这里的情形。

“要是他不到我们家来，”男人说，“我们就都要死在罪里了。我们在这儿等死，怨天咒地，没有一点办法。是他让我们恢复了元气，教我们认识了上帝，相信世上有好人。基督保佑他吧！从前我们像畜生一样过日子，是他让我们像个人样了。”

这家人给叶菲姆吃喝，安排他宿夜，然后自己才躺下睡觉。

叶菲姆躺在那里睡不着，总想着他在耶路撒冷三次看见叶利赛在最前面的情景。

他想：“原来他是这样赶到我前面去的！我辛苦一场不一定被主接纳，而他已经被主接纳了。”

第二天清早，这家人送叶菲姆上路，给了他许多烤饼，然后就干活去了。叶菲姆继续赶路。

十二

叶菲姆出门整整一年。春天回到家里。

他是傍晚时分到家的，儿子不在，上酒馆去了。儿子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叶菲姆开始盘问他。很明显，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儿子走上了邪路，把钱都胡花了，事情却没有做。于是父亲申斥儿子。儿子对父亲很无礼，他说：

“你本来就该亲自掌管嘛，谁叫你出门，还把钱也带走了，现在拿我问罪。”

老人气得把儿子打了一顿。

第二天清早，叶菲姆到村长那里去谈他儿子的事，路过叶利赛家。叶利赛的老伴站在台阶上向他打招呼：

“你好啊，大哥，这一路还顺利吧？”

叶菲姆站住，回答道：

“感谢上帝，走到了，就是把你老头子丢了，听说他已经回来啦。”

老婆子爱聊天，就打开了话匣子。

“回来了，”她说，“当家的早回来啦。像是刚过圣母升天节那会儿。上帝把他送回来，我们可高兴啦！他不在家我们真没意思。要说他这么大年纪，能干什么活儿啊，可总还是一家之主，在一块儿大家更快活。儿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爹不在就像看不见亮光似的。他不在我们真没意思。我们都喜欢他，疼他。”

“现在他在家吗？”

“在家呢，大哥，在养蜂场上分群。他说今年分得可好啦。上帝赐给蜂子这么大的劲，我老头从来没见过。他说，上帝赏赐可不是因为我们有罪。进来坐坐吧，大哥，我老头该多高兴啊！”

叶菲姆经过穿堂、后院，到了养蜂场。他一进养蜂场就看见叶利赛穿一件灰长袍站在那里，没戴头罩，也没戴手套。他站在一株白桦树下，伸开双臂，两眼望天，光秃的脑袋闪闪发亮，就像他在耶路撒冷主耶稣的棺椁旁站着一样。而在他头上，阳光穿过白桦树枝直射下来，如火焰一般，金色的蜜蜂围着他的头飞舞，形成一个光环，但并不蜇他。叶菲姆停住脚步。

叶利赛的老伴唤了丈夫一声，说：

“大哥来了！”

叶利赛回头一看，高兴地迎上来，一面轻轻地把蜜蜂从大胡子里弄出去。

“你好啊，大哥，你好啊，亲爱的朋友……顺利走到了吧？”

“脚是走到了，我还给你带来约旦河的水，你到我家去拿吧。可就是不知道主有没有接纳我……”

“感谢上帝，求基督保佑你。”

叶菲姆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的脚到了那里，可是心呢？是我到了，还是另外一个人到了……”

“这是神的大能，大哥，是神的大能啊！”

“我回来的时候也去过那户农家，就是你待下来的地方……”

叶利赛吃了一惊，连忙说：

“这是神的大能，大哥，是神的大能。走吧，进屋坐坐，我去拿蜜。”

叶利赛岔开话头，讲起家务来。

叶菲姆叹了一口气，不再提那户农家，也不说他在耶路撒冷看见叶利赛的事。他明白了，上帝命人一生在世要以爱和善行还愿。

蜡烛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38、39节）

这是地主时代的事了。说起地主，什么样的都有。一些人临终的时候还想到了上帝，萌生出怜悯之心。另外一些人就跟畜生一样，别提了。而最坏的要数农奴出身的长官，小人得势！在这种人手下日子最难过。

在一处地主庄园里正好有这么一个管事。当时农民服劳役。地多得很，而且肥沃。水啦，草啦，树林啦，什么也不缺，东家和农民都不缺。可是老爷从另外一处领地的家奴中挑了一个人来这儿当管事。

管事掌了权就骑在农民头上。他本是有家小的人：妻子、两个出嫁的女儿，钱也攒得不少，规规矩矩过他的称心日子多好！可是他太贪心，结果陷进罪恶里。起先他强迫农民多服劳役。他开了个砖厂，叫村里的男男女女拼死拼活干，烧出砖来他拿去卖钱。农民到莫斯科去向老爷告状，没有结果。他们空着手回来，管事照旧无法无天。管事打听到农民去告过状，就要报仇。农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民中间出了几个不可靠的人，他们到管事跟前去说自己弟兄的坏话，并且互相使坏。老百姓的心不齐了，管事也更加凶恶起来。

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后来老百姓怕管事就像怕猛兽一样。只要他从村里过，大伙就像避狼似的东躲西藏，生怕让他撞上。管事看在眼里，知道大伙怕他，心头那火气就更大了。他不是打人就是逼人干活，农民受尽了他的折磨。

这种坏蛋给人杀了的事也是有的。农民们传来传去。他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聚在一起，胆子大一点的人就说：“咱们还要忍受多久啊？豁出去啦，这种人打死了不犯罪！”

复活节前的一天，农民们来到树林里，是管事派他们去收拾东家的林子。他们聚在一处吃饭，就议论开了。

“咱们怎么活下去啊？他要把咱们折磨垮。不管是咱们还是娘儿们，日夜都不得休息，辛苦死了。一点不合他的心，他就找碴儿，拿鞭子抽人。谢苗就是给他打死的。阿尼西姆又戴上了枷。咱们还等什么？晚上他一来，又要使坏了。干脆把他从马上拖下来，给他一斧子完事。挖个坑像埋狗似的埋了，不留痕迹。不过先讲好：大家一条心，不能出卖人！”

这是瓦西里·米纳耶夫说的话。他最恨管事。管事每个星期都拿鞭子抽他，还把他的老婆抢去给自己当厨娘。

农民们像这样议论了一阵，傍晚管事来了。他是骑马来的，一到就找碴儿，说农民们砍树砍得不对。他在砍倒的树里发现一棵椴树。

“我可没叫你们砍椴树，”他说，“是谁砍的？快说，不然我叫你们都吃鞭子！”

于是他开始查究，看这棵椴树在谁砍的那一行里。结果证明是西多尔干的。管事狠狠地打了西多尔一顿，打得他满脸是血。接着又抽了瓦西里一顿鞭子，说他砍得少，然后就回去了。

晚上农民们又聚在一起，瓦西里开言道：

“唉！我看大伙不像是人，倒像麻雀。‘咱们挺着，咱们挺着。’该干了，大伙又躲到房檐底下去了。麻雀就是像这样对付老鹰的。‘别出卖，别出卖，咱们挺着，咱们挺着！’等到老鹰一扑上来，大伙却只顾逃命。老鹰想抓哪一只就抓走哪一只。麻雀再跳出来：‘吱吱，吱吱！’少了一只。‘谁没了？万卡[29]没了。嘿，他活该，自作自受。’你们也是这样。既然说了别出卖，那就别出卖！他拿西多尔开刀，你们就该一齐上去结果了他。可你们嘴上说：‘别出卖，别出卖，咱们挺着，咱们挺着！’人家一扑上来，你们就落荒而逃。”

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农民们终于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管事。复活节前那个星期，管事叫农民们准备好在复活节那周去服劳役——耕燕麦地。农民们觉得这样做太欺负人，他们聚集在瓦西里家后院又议论开了。

“既然他连上帝也不放在心上，干出这种事来，当真应该把他打死。豁出去啦！”

彼得·米赫耶夫这回也来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不爱参与农民之间的议论。他来了，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说：

“弟兄们，你们想干的事罪过可大了。毁灭一个人的灵魂可是件大事。别人的灵魂要毁灭容易，不过自己的灵魂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作恶嘛，会有恶报。弟兄们，得忍耐才对。”

瓦西里听了这话很生气，他说：

“你老说：杀人罪过。当然，是罪过，问题是杀什么人？杀好人罪过，像这种畜生上帝让杀。要怜悯人就得把疯狗打死。不打死它罪过更大。干吗让他残害百姓啊！我们就是因此受苦受难，那也是为了百姓。百姓会感激我们。再这么窝囊下去，他要把人都害死完。米赫伊奇[30]，你尽说没用的话。基督复活节我们大伙去干活，这个罪过还小吗？你自己就不会去！”

米赫伊奇说：

“干吗不去？叫我去耕地，我就去耕地。又不是给我自己耕。上帝知道是谁犯罪，我们只要心里有上帝就行。弟兄们，这话不是我想出来的。要是我们应该以恶除恶，上帝的法会这样向我们指明。事实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正好相反。你去以恶除恶，恶就转移到你身上。杀死一个人不难，可他的血会沾在你心上。杀死了别人，血污了自己的灵魂。你以为杀了一个坏人，你以为除了恶，可是一看，你在自己身上种下了更大的恶。你在灾祸面前低头呢，灾祸也就低头了。”

农民们终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一些人按瓦西里的话考虑问题，另外一些人又同意彼得的说法：不能犯罪，应该忍耐。

农民们庆祝了复活节周第一日，复活日。晚上村长陪着地方长官从东家大院来对大家说，管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下令明天指派农民全体翻耕燕麦地。村长和地方长官在村里转了一圈，通知大家明天都出去耕地，有的去河对面，有的去大路边。农民们掉了眼泪，可是不敢违抗，一早就带上木犁出去耕地。教堂里打钟预告早祷要开始了。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在过节，可是这里的农民在耕地。

管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这天醒得不算早，他起床以后就去办事。家属们——他的妻子、一个守寡的女儿（回来过节的）收拾打扮好，雇工给她们套了车，送她们去做礼拜，然后又接回家，女仆端上茶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也回来了，全家一起喝茶。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喝够了茶，点上烟斗，把村长叫了来。

“怎么样，派农民去耕地了吗？”

“派了，米哈伊尔·谢苗内奇。”

“都去了吗？”

“都去了，是我亲自分派的。”

“分派是分派，谁知他们干不干啊！你去看看，跟他们说，我吃了晌午饭就去，一俄亩地要耕完两遍，而且得好好耕！要是让我发现漏耕的地方，我可不管过节不过节！”

“是，大人。”

村长刚要走，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又把他叫回来。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把他叫回来以后，犹豫不决，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怎么说。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

“还有，你听听这帮强盗怎么议论我。谁骂我，说了什么，你都来告诉我。我可知道这帮强盗，他们可不爱干活，光想躺着，偷懒。他们就爱吃喝玩乐，也不想想，错过耕地的日子就误了农时。所以你要注意听他们说话，谁说什么，都向我报告。我得知道。去吧，注意，要统统向我报告，不得隐瞒。”

村长转身出来，骑上马，到地里去找农民。

管事的妻子听见了丈夫同村长说的话，走上前去向他求情。管事的妻子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心地善良。她总是尽力平息丈夫的怒气，在丈夫面前为农民说话。

她走到丈夫跟前去求情。

“我亲爱的米申卡[31]，”她说，“今天是大节，主耶稣的节日，看在基督面上，你别作孽，放农民回家去吧。”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不听妻子的话，只嘲笑她说：

“你是不是好久没尝鞭子的滋味了，胆子这么大，竟敢管闲事？”

“亲爱的米申卡，我做了一个噩梦，跟你有关系。听我的话，把农民放回去吧！”

“我就说嘛，你大概是油吃多了，以为鞭子抽不疼你了。小心点吧！”

谢苗内奇发火了，拿点燃的烟斗去戳他妻子的嘴，把她赶出去，命人给他开饭。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吃了肉冻、烤饼、猪肉菜汤、烤小猪、牛奶面条，喝了樱桃汁，还吃了点甜饼，然后把厨娘叫来弹唱，自己也用吉他伴奏。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打打饱嗝，拨拨琴弦，和厨娘说说笑笑。村长走进来，向他施了礼，然后开始报告他在地里看到的情况。

“怎么样，他们在耕地吗？耕得完吗？”

“已经耕了一多半了。”

“没有漏耕的地方？”

“我没看见，他们耕得挺好，都害怕。”

“那么地整得好不好呢？”

“挺软，就跟撒罂粟花籽一样。”

管事沉默了片刻。

“好，他们说我什么了，骂我了吗？”

村长踌躇起来，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叫他原原本本照实说。

“都说出来吧，又不是你的话，是他们的话。你照实说了，我就奖赏你。你护着他们呢，那对不起，我就拿鞭子抽你一顿。哎，卡秋莎，给他来一杯烧酒壮胆。”

厨娘给村长端来一杯烧酒。村长道了谢，喝干了这杯酒，擦擦嘴，开始报告。他心里想：“大伙不夸他又不是我的过错，他叫我照实说，那我就照实说吧。”村长胆子大起来，他说：

“大伙抱怨呢，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都在抱怨。”

“究竟说什么了？你告诉我。”

“一句话：你不信上帝。”

管事笑了。

“这是谁说的？”

“都这么说。他们说，你听魔鬼差遣。”

管事笑道：

“好。你分开讲，谁说了什么话。瓦西卡[32]说什么了？”

村长本不愿意供出自己人，可是他跟瓦西里早就有仇。

“瓦西里骂得最凶。”他说。

“究竟骂什么了？你说呀。”

“说出来都吓人。他说你准不得好死。”

“嘿，好样的。他磨蹭什么，怎么不来杀我啊？看样子是办不到吧？得了，瓦西卡，等着我跟你算账！那么季什卡那条狗大概也会骂我。”

“嗯，大伙没有一句好话。”

“究竟说什么了？”

“提起那话真叫人恶心。”

“恶心什么？你别怕。”

“他们说，要叫你开膛破肚。”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听了很高兴，竟至哈哈大笑起来。

“等着瞧吧，看谁先开膛破肚。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是季什卡吗？”

“谁也没说一句好话，都在骂人，威胁人。”

“那么彼得·米赫耶夫怎么样？他说什么？我看，也骂人了吧？”

“没有，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彼得没骂。”

“他怎么啦？”

“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没说。他可是个聪明的庄稼汉！真叫我纳闷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

“怎么回事？”

“他干的那事呀，所有的农民都纳闷！”

“他干什么了？”

“真是怪事。我走到他跟前去，他在图尔金坡上耕那一俄亩地。我走过去，听见有人在唱歌，嗓子细细的，挺好听，犁把间闪闪发光。”

“哦？”

“那儿闪闪发光，就像是灯火。我再走近点，看见横木上点着一支五戈比的蜡烛，风都吹不灭。他穿一件新衬衫，一边耕地一边唱复活圣诗。他掉头也好，抖土也好，那蜡烛总不熄灭。他当着我的面抖了土，重新放好拨土板，推着犁往前走，那蜡烛一直燃着，没有灭！”

“他说什么话了吗？”

“什么话也没说。他一看见我，就上前和我吻了三次庆祝基督复活，接着又唱起圣诗来。”

“你总跟他说话了吧？”

“我没说，别的农民走过来笑他，说：瞧，米赫伊奇复活节耕地，这罪过他祷告一辈子也赦不了啦。”

“他说什么呢？”

“他只说：‘愿地上太平，愿人间得福！’又扶起木犁，赶着马，用细细的嗓子唱起圣诗来，那蜡烛还在放光，没有熄灭。”

管事不再笑了，他放下吉他，低头沉思。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把厨娘和村长都支出去，自己走到帘子后面，往床上一躺，又是叹气，又是呻吟，就像在运一大车麦捆似的。他妻子进来左问右问，他也不回答，只说：

“他胜过我了！现在轮到我倒霉了！”

妻子劝他说：

“你去把他们放了吧。也许不会出什么事！你做过多少事都没怕过，现在怎么这样胆小？”

“我完了，”管事说，“他胜过我了！”

妻子对他喊道：

“你怎么老是这句话：‘胜过了，胜过了。’你去把农民放走就好了。去吧，我叫人备马。”

马牵来了，妻子劝丈夫到地里去把农民放回家。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骑上马，动身到地里去。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一个农妇给他打开大栅门，他就进了村子。老百姓一见管事，连忙躲开，有的缩进院内，有的藏在墙角后，有的跑到菜园里。

管事从这个村口走到那个村口，那个村口的大栅门闩着，他骑在马上没法开门。他喊啊喊，想叫个人来给他开门，可是一个人也叫不应。他就自己下马把门开了，紧接着又上马。他把一只脚塞进马镫里，抬起身子，正要跨上鞍座，不料马被一头猪吓惊了，猛地往栅栏这边一跳，他的身子肥胖笨重，没有落在鞍座上，而是越过鞍座将肚子扎在栅栏上了。这栅栏只有一根木桩尖朝上，而且比其他木桩长。管事的肚子正好扎在这根木桩上。他扎破了肚子，摔倒在地上。

农民们耕完地回来，马走到这里直喷鼻，不肯进大栅门。农民们一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仰面躺在地上，伸开双臂，眼睛动也不动，五脏六腑都流出来，地上积了一摊血，已经渗不下去了。

农民们吓坏了，连忙掉转马头。只有彼得·米赫伊奇一个人下马，走到管事跟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给他合上眼睛，套了一辆大车，跟他儿子一起把死人装进棺材，拉到东家大院去。

东家老爷全知道了，他从此让农民改为纳代役租，免得日后再生事。

农民们这才明白，上帝的力量不在恶行中，而在善行中。

傻子伊万的故事

一

从前某国有个富裕农民。这个富裕农民生了三个儿子：武士谢苗、大肚皮塔拉斯、傻子伊万，还有一个哑巴女儿——老姑娘马拉尼娅。武士谢苗出门打仗，为皇上效力去了，大肚皮塔拉斯进城到一个商人家里经商，傻子伊万和姑娘在家干活，以劳动为生。武士谢苗作战有功，当了大官，得了封地，并且娶了贵族的女儿为妻。他的俸禄优厚，领地也大，可总是入不敷出——无论他积攒多少，他的贵族太太全给他挥霍光，因此总是缺钱。武士谢苗到领地上来收贡赋。管事对他说：

“收不上来，我们没有牲畜，没有挽具，没有马，没有奶牛，没有犁，没有耙。要把这些都置办起来，才会有收入。”

武士谢苗就去找父亲。

“爹，”他说，“你这么阔，可什么也没给我。把产业分给我三分之一吧，我合并到自己的产业中去。”

老人说：

“你什么也没给我带回家来，干吗给你三分之一？伊万和姑娘会觉得委屈。”

谢苗说：

“伊万是傻子，姑娘是哑巴，他们需要什么？”

老人说：

“看伊万怎么说吧。”

可是伊万说：

“行啊，让他拿去。”

武士谢苗从家里拿去一份，合并到自己的产业中，然后又到皇上跟前效力去了。

大肚皮塔拉斯赚了许多钱，娶了个做生意的女人为妻，可是他还嫌不够，跑来对父亲说：

“把我的一份分给我。”

老人也不愿意给塔拉斯一份。他说：

“你什么也没给过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是伊万挣来的。不能叫他和姑娘受委屈啊。”

塔拉斯说：

“留给他有什么用？他是傻子，不能娶亲，谁也不会嫁给他。哑巴姑娘也不需要什么。伊万，你把粮食分给我一半，挽具我不要，牲口我只要那匹灰毛种马，它给你耕地不合适。”

伊万笑道：

“行啊，我去给你套马。”

塔拉斯也得了一份。他把粮食拉进城去，把灰毛种马牵回家，伊万只剩一匹老母马，依旧务农赡养父母。

二

这三弟兄析产没有吵架，而是友爱地分手，使得老魔鬼很恼火。他叫了三个小鬼来，对他们说：

“你们看，有三弟兄：武士谢苗、大肚皮塔拉斯、傻子伊万。应该叫他们都吵翻，可是他们和睦相处，彼此厚待。这个傻子把我的事情全弄糟了。你们三个去，一个管一个，叫他们闹纠纷，混战一场。你们做得到吗？”

三个小鬼说：“做得到。”

“你们打算怎么办？”

小鬼们说：“我们先叫他们破产，穷得吃不上饭，然后再把他们拉到一块，他们就会打得不可开交。”

“好吧，”老鬼说，“我看你们都挺内行，去吧，不叫他们三个闹起来，就别回来见我，不然我就剥你们三个的皮。”

三个小鬼跑到沼泽地里去商量，这事到底怎么干。他们争吵了半天，谁都想弄个轻松的活儿。最后大家决定抽签，抽到什么算什么；又讲好，无论谁先腾出手来，都要去帮另外两个的忙。三个小鬼抽了签，定了在沼泽地碰头的日子，以便了解谁已经腾出手，该给谁帮忙。

碰头的日子到了，三个小鬼如约来到沼泽地。他们谈了谈各自的事情干得怎么样。第一个小鬼从武士谢苗那儿来，他说：

“我的事情干得挺顺手。明天我的谢苗就回父亲家里去。”

另外两个小鬼问他：

“你是怎么干的？”

他说：“我先让谢苗胆大包天，竟向皇上承诺要征服天下。皇上就命谢苗为统帅，派他去征服印第安人的首领。两军对阵，当天晚上我把谢苗军中的火药全部浸湿，又跑到印第安人的首领那边去用麦秸做了无数的兵。谢苗手下的兵看见无数的麦秸兵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就慌了神。武士谢苗下令射击，大炮、长枪都打不响。谢苗的兵吓得望风而逃。于是印第安人的首领打败了他们。武士谢苗名誉扫地，封地被夺，明天要上断头台。我也只剩下一天的活儿了，就是放他出狱，叫他逃回家去。明天我就能腾出手来，你们说吧，我帮谁的忙？”

第二个小鬼从塔拉斯那儿来，他接着讲自己的事。

“我不需要帮忙。我的事也挺顺手，塔拉斯顶多再活一星期。我是先让他长出一个大肚皮，患上眼馋病。他变得对别人的财物特别眼馋，不管是什么，见了就要买。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买了数不清的东西，现在还在买，不过花的是借来的钱。他已经欠下许多债，脱不了身了。再过一星期就到还债的日子，我要把他的货物全部变成大粪，他还不起债，就会到父亲那儿去。”

这两个小鬼又问从伊万那儿来的小鬼：

“你的事情怎么样？”

“唉，”他说，“我的事情可不顺手。我先是往他那罐克瓦斯里吐了几口痰，好叫他肚子疼；然后到他的地里去，把土砸得像石头一样硬，好叫他耕不动。我以为他耕不成，没想到这个傻子把犁拉来干上了。他肚子疼得直哼哼，可还是不停地耕地。我把他的木犁弄坏，他回家去另做新的，又耕起来。我钻到土底下去拉他的铧，怎么也拉不住。他一使劲，铧很锋利，割伤了我的两只手。他的地差不多要耕完了，只剩下一小条。弟兄们，帮帮我吧，要是我们治不了他一个人，我们就白辛苦一场。让傻子得逞，继续务农，他们就不缺吃穿。傻子会养活他的两个哥哥。”

从武士谢苗那儿来的小鬼答应明天去帮忙，他们三个就散了。

三

伊万翻耕了休闲地，只剩下一小条。今天又来，想把它耕完。他肚子疼，但是活儿也得干。他挥起鞭子把牲口赶下地，扶好犁，向前进。他刚掉头往回走，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住，就像有树根缠住了一样。这是小鬼把两只脚盘在木犁的叉梁上拖着他。“真奇怪！”伊万想，“这个地方本没有树根，是从哪儿来的啊！”伊万伸手到犁沟里去摸，有个软软的东西。他抓住这东西，揪出来一看，黑黑的，像是根，但是根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再一看，是个活生生的小鬼。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

伊万一挥手，打算把小鬼砸死在犁上，小鬼吱吱地叫起来：

“别砸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会做什么？”

“你只管说好了。”

伊万抓抓后脑勺，说：

“我肚子疼，你能治吗？”

“能。”小鬼说。

“那好，你来治吧。”

小鬼俯身用爪子在犁沟里摸索了一阵，揪出一根三叉草根，递给伊万，说：

“瞧，只要吞下一叉，什么病都没了。”

伊万接过三叉草根，扯下一叉吞下去，肚子立刻不疼了。

小鬼又求伊万：

“现在你把我放了吧，我钻到地下去，再也不来了。”

“行啊，上帝保佑你！”

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像石沉大海一般，只留下一个窟窿。伊万把剩下的两叉草根塞进帽子里，继续耕地。他耕完这一小条地，把犁翻过来，回家去了。到家卸了马，走进屋里，大哥武士谢苗和大嫂坐在那儿吃晚饭。他的封地被夺，自己好不容易出了监狱，到父亲家来栖身。

谢苗看见伊万，对他说：

“我到你这儿来住，在我没找到新的去处以前，你就先养着我和你大嫂吧。”

“行啊，”伊万说，“住下吧。”

伊万正要坐到板凳上去，贵族太太不喜欢他身上的气味，就对丈夫说：

“我不能和臭庄稼汉一块儿吃晚饭。”

武士谢苗于是说：

“我太太说，你身上的气味难闻，你最好到穿堂去吃。”

“行啊，”伊万说，“正好我该牵母马出去吃夜草了。”

伊万拿了面包、呢袍，出门放马去了。

四

这天晚上，武士谢苗身边的小鬼腾出手来，如约赶到伊万的小鬼那里去帮忙。他走到地里去找了一阵，哪儿也没有朋友的影子，只发现一个窟窿。他想：“看样子朋友出事了，得去顶替他才行。地已经耕完，等傻子来割草的时候再跟他捣乱。”

小鬼跑到草场上，给伊万的草场灌了水，和了泥。清晨伊万放马吃夜草回来，磨快了大草镰，就去草场割草。伊万到了草场上，开镰割草。他挥起镰刀，一下，两下，刀刃钝了，割不动，又得磨。伊万坚持了一阵。

“不行，”他说，“我得回去把打刃的工具拿来，再带上一个大圆面包。哪怕耽误一星期我也不走，非割完不可。”

小鬼听见这话，心里想：

“这个傻子真真死硬，治不了他。得耍别的花招才行。”

伊万又来到草场上，他把刀刃打直，动手割草。小鬼爬到草里去抓镰刀，让刀尖扎进土里。伊万干得吃力，但他还是割完了这一片，只剩下沼泽地上的一小块。小鬼爬到沼泽地上，心里想：

“就是切断我的手我也不让你割这儿的草了。”

伊万来到沼泽地上，这里的草看上去长得并不密，可镰刀就是插不进去。伊万发火了，他使出全身的气力拼命挥刀，小鬼渐渐招架不住，眼看事情不妙，只好躲进矮树丛里。伊万一刀下去，嚓的一声砍了矮树丛一刀，砍掉了小鬼的半条尾巴。伊万割完草，叫姑娘来耙，自己又去割黑麦。

伊万带了一把弯钩镰刀走到黑麦地里，断尾巴小鬼已经在这儿了。他把麦秆弄得乱七八糟，弯钩镰刀怎么也插不进去，伊万回家拿了一把月牙镰刀来割，这回就割完了所有的黑麦。

“现在该割燕麦了。”伊万说。

断尾巴小鬼听见这话，心里想：“在黑麦地里捣乱不成，那就到燕麦地里去捣乱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好了。”早上小鬼跑到燕麦地里，燕麦已经割完：伊万连夜割燕麦，这样可以少掉麦粒。小鬼火冒三丈，他说：

“这个傻子砍伤了我，让我吃尽苦头。就是在战场上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事！该死的家伙，连觉也不睡，叫人跟不上趟！我干脆钻到麦垛里去，让他的麦子霉烂完。”

于是小鬼跑到黑麦垛里去，让麦捆发霉。麦捆热起来，把小鬼烤得暖烘烘的，他渐渐睡去。

伊万套上母马，和老姑娘一起下地运麦捆。他把大车赶到麦垛跟前，接着就往车上叉麦捆。他刚扔了两捆，一下子把草叉叉在小鬼的屁股上，举起来一看，是个活生生的小鬼，小鬼断了半条尾巴，在草叉上乱扭，想跳下去。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怎么又来了？”

“我是另外一个，”小鬼说，“前一个是我兄弟。我开头在你哥哥谢苗那儿。”

“不管你是哪一个，”伊万说，“都是一样的下场！”他正想把这小鬼砸死在大车边上，小鬼哀求道：

“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会做什么啊？”

“任你指一样东西，我都能把它变成士兵。”

“要士兵有什么用？”

“你想叫他们干什么都行，他们什么都会。”

“会演奏歌曲吗？”

“会。”

“那好，你变吧。”

于是小鬼说：

“你拿起一捆黑麦往地上一戳，口里说：‘我的奴仆命令这捆麦秸变成士兵，有多少根变多少个。’”

伊万拿起一捆往地上一戳，像小鬼教的那样说了。麦捆立刻散开，变成许多士兵，还有一名号手和一名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伊万笑道：

“真有你的！让姑娘们高兴高兴倒挺不错。”

小鬼说：“现在你放我走吧。”

伊万说：“不行，我要用脱过粒的麦秸变，别糟蹋粮食。你教教我，怎么把士兵再变成麦捆。我先脱粒。”

小鬼说：

“你就说：‘有多少名士兵变多少根麦秸。我的奴仆命令你们再变成麦捆！’”

伊万照着说了一遍，士兵又变成了麦捆。

小鬼又哀求道：

“现在放我走吧！”

“行啊！”

伊万把小鬼挂在大车边上，用一只手扶着，把他从草叉上扯下来，对他说：

“上帝保佑你。”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像石沉大海一般，只留下一个窟窿。

伊万回到家里，二哥塔拉斯和二嫂也坐在那儿吃晚饭。大肚皮塔拉斯还不清账，跑到父亲这里来躲债。看见伊万进门，他说：

“伊万，在我发财以前，你就先养着我和你二嫂吧。”

“行啊，”伊万说，“住下吧。”

伊万脱下呢袍，走到桌边坐下。

二嫂说：

“我不能跟傻子一块儿吃饭，他一身汗臭。”

大肚皮塔拉斯于是说：

“伊万，你身上的气味不好闻，到穿堂去吃吧。”

“行啊。”伊万说。

他拿起面包到院子里去，说：

“正好我该牵母马出去吃夜草了。”

五

这天晚上塔拉斯身边的小鬼也腾出手来，如约去帮朋友们跟傻子伊万捣乱。他跑到休闲地上找了一阵，一个朋友也没有找着，只发现一个窟窿。他再到草场上去，结果在泥沼中找着半条尾巴，后来在黑麦地里又发现一个窟窿。他想：“看样子朋友们都出事了，得去顶替他们跟傻子干。”

他去找伊万，伊万已经离开麦地，在林子里砍树。

两个哥哥住在一起不自在，叫傻子砍树来给他们盖新房。

小鬼进了树林，爬到树上去，不让伊万放倒砍好的树。伊万按规矩砍好树，想把它放倒在空地上，可是它乱倒一气，夹在树枝间了。伊万砍了个炉叉样的东西，费好大劲才把树叉到一边去放倒。伊万接着砍第二棵树，结果仍然是这样。他又费了好大劲才把树拉出来。他再砍第三棵树，还是如此。伊万本打算砍好五十根原材，结果砍了不到十根天就黑了。伊万累坏了。他浑身冒汗，好像林子里升起了雾气。但他还是不肯罢休。他又找了一棵树，砍出一个缺口以后，脊背疼得他实在没有力气再干下去，他便把斧子扎在树干上，坐下休息。小鬼听见伊万停了工，非常高兴，心里想：“他没劲了，不干了，我也休息一下吧。”他坐在高高的树枝上，正洋洋得意，伊万站起身来，拔出斧子，用力向相反的一面砍去，这棵树立刻裂开，轰隆一声倒在地上。小鬼没料到这一着，不等他把腿抽出来，树枝已经断了，并且夹住他的爪子。伊万来削树枝的时候，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小鬼，很是惊讶。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怎么又来了？”

“我是另外一个，”小鬼说，“是从你哥哥塔拉斯那儿来的。”

“不管你是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下场！”

伊万举起斧子，正想用斧背把小鬼砸死，小鬼哀求道：

“别砸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到底会做什么啊？”

“你要多少钱，我就能变出多少钱来。”

“行啊，变吧。”

于是小鬼教给伊万变钱的方法。

“你从这棵橡树上扯下几张叶子，放在手心里搓，金币就会掉到地上。”

伊万扯下几张树叶，放在手心里一搓，金币就从手里撒到了地上。

“这真不错，”伊万说，“过节的时候好哄孩子玩。”

“你放我走吧。”小鬼说。

“行啊！”伊万拿起那大木叉，把小鬼叉出来。“上帝保佑你！”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像石沉大海一般，只剩下一个窟窿。

六

两个哥哥盖起了新房，分开过日子。伊万收完地里的庄稼，酿了啤酒，请两个哥哥过来玩。两个哥哥都不去伊万家做客。

“农民怎么玩，我们不想看。”

伊万请了村夫村妇来吃喝，自己也喝醉了，走到外面去跟人家跳环舞。伊万走到跳环舞的人跟前，叫妇女们向他唱喜歌，并且说：

“我给你们一样你们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妇女们笑了一阵，向他唱起喜歌来。唱完以后说：

“喂，把东西拿来吧。”

“就来。”伊万说。他提起一个播种筐就往林子里跑。妇女们笑道：“这个傻子！”然后把他抛在脑后。不一会儿，伊万跑回来了，提着满满一筐东西。

“要分给你们吗？”

“分吧。”

伊万抓起一把金币朝妇女们扔过去。天哪！妇女们都抢着去拣，男人们也跳出来，互相争夺。有个老婆子差一点给人踩死。伊万哈哈大笑。

“哎，你们这些傻子，”他说，“干吗踩一个老大娘啊。慢慢来，我再给你们好啦。”他又向人群中扔金币。大家都围上来，伊万扔完了一筐。人们还要，伊万说：

“就这么多。下回再给吧。现在咱们跳舞唱歌。”

妇女们唱起歌来。

“这歌不好听。”伊万说。

“什么歌好听啊？”妇女们问。

“你们等着，我就来。”

伊万跑到打谷场上，抽出一捆麦子，把麦粒打掉，往地上一戳，说：

“喂，我的奴仆，叫这捆麦秸变成士兵，一根变一个。”

这一捆麦秸散开来，变成许多士兵，有的打鼓，有的吹号。伊万命令他们演奏歌曲，和他们一起来到街上。人们都惊呆了。士兵们演奏了一阵，伊万又把他们带回打谷场去，但是不许任何人跟他去。他把士兵重新变成麦捆，扔到垛上，然后回到家中，躺在靠炉灶的角落里睡了。

七

第二天早上，大哥谢苗听到这些事情，过来找伊万，对他说：

“告诉我，你从哪儿领来些士兵，后来又领到哪儿去了？”

“干吗告诉你？”伊万问。

“干吗？有了士兵干什么都行。可以征服一个王国啊。”

伊万很惊讶。

“哦？你怎么不早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变多少。幸好我和姑娘存下许多麦秸。”

伊万把大哥带到打谷场上，对他说：

“瞧着，我把他们变出来，你可得带走，不然他们一天就能把整个村子吃光。”

武士谢苗答应把士兵带走，于是伊万开始给他变。他拿起一捆麦秸在打谷场上一戳就变出一连人；再拿起一捆一戳，又出来一连人。最后他变出来的士兵把一块田都占满了。

“怎么样，够了吗？”伊万问。

谢苗高兴地说：

“够了。谢谢你，伊万。”

“那好，”伊万说，“要是还想要，你再来，我再变。今年麦秸多的是。”

武士谢苗立刻集合好军队，率领着他们出征去了。

武士谢苗刚走，大肚皮塔拉斯来了，他也听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向弟弟问道：

“告诉我，你的金币是从哪儿弄来的？要是我有这么一笔本钱，那我就能把世上的钱统统赚来。”

伊万很惊讶。

“嘿！”他说，“你早告诉我就好了。你要多少我给你搓多少。”

二哥高兴极了。

“你就给我三筐吧。”

“行啊，”伊万说，“咱们到树林里去，不，还是套辆车去吧，你拿不动。”

他们赶着车进了树林，伊万从橡树上扯下叶子就搓，堆起一大堆。

“够了吧？”

塔拉斯高兴地说：

“暂时够了。谢谢你，伊万。”

“那好，”伊万说，“要是还想要，你再来，我再搓，叶子还多着呢。”

大肚皮塔拉斯装了一大车金币，出门去做买卖。

老大老二都走了。谢苗去打仗，塔拉斯去经商。武士谢苗征服了一个王国，大肚皮塔拉斯赚了一大堆钱。

老大老二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告诉那个他的士兵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告诉这个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武士谢苗对弟弟说：

“我征服了一个王国，日子过得挺好，就是缺钱，得养着这些士兵啊。”

大肚皮塔拉斯说：

“我赚的钱堆成了一座山，叫我发愁的只是没人给我看守这些钱。”

武士谢苗说：

“咱们去找伊万弟弟，我叫他再变些兵来给你看守钱，你叫他再搓些钱来给我养我的兵。”

老大老二就去找伊万。到了伊万家里，谢苗说：

“弟弟，我的兵不够，你再给我变一些吧，哪怕再变两捆麦秸也好。”

伊万摇摇头，说：

“没好处，我再也不给你变了。"

“怎么，”老大问，“你不是答应过吗？”

“答应过，”伊万说，“可是我不干了。”

“傻子，你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你的兵把人打死了。前两天我在路边耕地，看见一个女人运一口棺材过来，哭哭啼啼的。我问她：‘谁死了？’她说：‘谢苗的兵打来的时候把我丈夫打死了。’我本以为这些兵是去演奏歌曲的，结果他们杀了人。我再也不给了。”

他坚持这一点，再也不肯变了。

大肚皮塔拉斯也上前求傻子伊万，要伊万给他再变些金币。

伊万摇摇头，说：

“没好处，我再也不搓了。”

“怎么，”老二问，“你不是答应过吗？”

“答应过，”伊万说，“可是我不干了。”

“傻子，你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你的金币把米哈伊洛夫娜的奶牛抢去了。”

“怎么抢去了？”

“是这么抢去的。米哈伊洛夫娜本来有一头奶牛，孩子们有奶喝。前两天她的孩子们来向我要奶。我就问他们：‘你们家的奶牛呢？’他们说：‘大肚皮塔拉斯的管事来过，给了妈妈三个金币，妈妈就把奶牛给他了，现在我们没有奶喝了。’我原先以为你拿金币去玩，结果你把孩子们的奶牛抢走了。我再也不给了！”

傻子坚持不给。两个哥哥只好走了。

两个哥哥离开以后，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他们的难题。谢苗说：

“咱们这样办。你给我一些钱养兵，我给你半个王国，外加一些兵去看守你的钱。”

塔拉斯同意了。这么一来，两弟兄都做了国王，而且都很富有。

八

伊万仍旧在家赡养父母，和老姑娘一起下地干活。

有一次，伊万的一条老看家狗病了。它满身疥癣，只剩一口气。伊万很可怜它，就从哑巴妹妹那里拿了一点面包，放在帽子里，带出去扔给它吃。帽子破了，一根草根随着面包掉在地上，老狗把它们一起吞了下去。老狗刚把草根吞下去，立刻活蹦乱跳，摇着尾巴汪汪地叫，病完全好了。

父母亲看见了，非常惊讶。

“你拿什么把狗治好了？”他们问。

伊万回答说：

“我有两根三叉草根，能治百病，这狗吞了一根。”

正好在这个时候，公主病了，皇上向全国城乡降旨：谁治好公主的病，就奖赏谁；若是个单身汉，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伊万家所在的那个村子也领了旨。

父母亲把伊万叫到跟前，对他说：

“你听到圣旨了吗？你说过，你有一根三叉草根，快去把公主的病治好，你会永远幸福。”

“行啊。”伊万说。

伊万收拾好行装。家里人给他穿好衣服，他走到台阶上，看见一个要饭的女人站在那里，她的手残废了。

“我听说你会治病，”那女人说，“把我的手治好吧，我自己连鞋都穿不上。”

伊万说：

“行啊！”

他拿出三叉草根，递给女人，叫她吞下去。她吞下去就好了，立刻把手举起来挥舞。父母亲出来送伊万上路，听到伊万把最后一根三叉草根给了人，没法为公主治病了，就骂他：

“你怜惜一个要饭的，就不怜惜公主！”

伊万觉得公主也可怜，于是套了一辆车，把麦秸扔到车上，坐上车，准备出发。

“你上哪儿去，傻子？”

“去给公主治病。”

“你还能拿什么治啊？”

“没关系。”伊万说着赶车走了。

他到了皇宫门口，刚踏上台阶，公主的病就好了。

皇上高兴极了，把伊万叫去，给他衣服穿，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你做我的驸马吧。”皇上说。

“行啊。”伊万说。

伊万娶了公主。不久皇上驾崩，伊万就做了皇帝。三弟兄都做了皇帝。

九

三弟兄各过各的日子，统治着自己的王国。

大哥武士谢苗过得很好。除了麦秸变的士兵以外，他又招募了许多真正的士兵。他下令全国每十户人家送一个人当兵，当兵的人要身材魁伟，肌肤白净，五官端正。他招募了许多这样的士兵，加以训练。只要有人违抗他的意志，他立刻派出这些士兵去执行他的任何命令。人人都怕他。

他的日子过得很好，凡是他想得到、看得见的东西，全都归他所有。他把士兵派出去，这些士兵就去抢夺他需要的一切，给他送来。

大肚皮塔拉斯也过得很好。他从伊万那里得来的钱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他在自己的王国里建立起良好的制度。钱存在大木箱里，老百姓要纳税，有人头税、烧酒税、啤酒税、婚嫁税、丧葬税、通行税、车马税、树皮鞋税、包脚布税、绑鞋绳子税。只要他想得到的东西他都有。他花钱可以叫人给他送去一切东西，给他干活，因为人人都需要钱。

傻子伊万过得也不错。他安葬了岳父以后，立刻脱下皇帝的衣服，交给妻子收藏在大木箱里，仍旧穿上麻布衫裤和树皮鞋，出去干活。

“我闷得很，”他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把父母亲和哑巴妹妹接来，又干他的活去了。

人家对他说：

“你是皇上啊！”

“没关系，皇上也要吃饭嘛。”伊万说。

一位大臣来谒见，对他说：

“我们没有钱支付俸禄了。”

“没关系，不付好了。”伊万说。

“没有俸禄大家不肯供职。”大臣说。

“没关系，”伊万说，“他们不供职就能腾出手来干活，叫他们去运粪，他们的粪积得够多的了。”

有人到伊万这里来打官司。一个说：

“他偷了我的钱。”

伊万说：

“没关系！说明他需要钱。”

大家打听出伊万是傻子。他妻子对他说：

“人家说你是傻子。”

“没关系。”伊万说。

伊万的妻子左思右想，可她也是个傻子。

“难道我还能违抗丈夫？”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她脱下皇后的衣服，收进大木箱里，去找哑巴姑娘学干活。她学会了以后，就帮丈夫的忙。

于是所有的聪明人都离开了伊万的王国，只剩下些傻子。谁也没有钱，大家都靠劳动为生，自己养活自己，也养活善良的人。

十

老魔鬼一直在等候小鬼们的消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叫弟兄三人破产的，可是音信全无。他就亲自去打听。他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找着，只发现三个窟窿。他想：“看样子他们吃了败仗，得我自己上阵才行。”

他去找弟兄三人，而他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最后在三个王国里找到了他们，他们都过得挺好，各人统治着一个王国。老魔鬼大失所望。

“好，”他说，“我亲自来！”

他先去见谢苗皇帝，但不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而是变做一个将军。

“谢苗皇帝，”老魔鬼说，“听说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士，我对这一行也很精通，愿为你效力。”

谢苗皇帝考问了他一阵，看到他是个聪明人，就决定用他。

新来的将军教给谢苗皇帝，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一件事，”他说，“要多招些兵，不然你这个王国里闲待着胡闹的人太多。得把年轻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抓来当兵，这样你的军队就会比原先多四倍。第二件事，要造新的枪炮。我来给你造一种枪，一次能够放一百发子弹，噼噼啪啪就像爆豆子一样。我再造一种炮，能够喷火。无论是人，是马，是墙，统统烧光。”

谢苗皇帝听从新将军的话，下令把年轻人一个个都抓来当兵，又开了新的工厂，制造出新的枪炮，接着就去攻打邻国。对方的军队刚迎上来，谢苗皇帝就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他们开枪开炮，立刻使一半人残废或者烧死。邻国国王吓得向他投降，把自己的王国也交给了他。谢苗皇帝大喜。

“现在我要去征服印第安人的首领。”他说。

印第安人的首领听到了谢苗皇帝的种种做法，都搬了过去，再加上自己设想的一套。他不仅抓年轻人当兵，连单身妇女也都抓了去，把军队扩充得比谢苗皇帝的还要庞大。枪炮也是照搬谢苗皇帝的，甚至发明了在天上飞、从天上扔下炸弹来的新鲜事。

谢苗皇帝去攻打印第安人的首领，自以为又能像上次那样征服对方，不料竟玩火自焚。印第安人的首领不等谢苗皇帝的军队开枪，就派妇女们从天上向谢苗的军队扔炸弹。妇女们向谢苗的军队扔炸弹好像用硼砂打蟑螂一般，打得他们四散而逃，只剩下谢苗皇帝一个人。印第安人的首领夺了谢苗的国，武士谢苗逃往他方。

老魔鬼收拾了老大以后去找塔拉斯皇帝。他变做一个商人，到塔拉斯的王国去落了户，办起一个企业，制造货币。这个商人肯出高价买一切东西，人们都跑到他那里去挣钱。人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把欠下的税款都缴清了，从此一切税都能按时交纳。

塔拉斯皇帝高兴极了，他想：“真要感谢这个商人，现在我的钱会更多，日子也会过得更好。”于是塔拉斯皇帝有了新的主意，打算修一座新的皇宫。他晓谕百姓，要求百姓给他运木料、石料，出工，答应出大价钱。塔拉斯皇帝以为人们会像过去一样为了钱纷纷到他这里来干活。结果一看，木料和石料全都往商人那边运，工人也都往那边跑。塔拉斯皇帝便提价，商人也跟着加钱。塔拉斯皇帝的钱很多，商人的钱更多，最后商人占了皇帝的上风。皇宫停建。塔拉斯皇帝又想辟花园。秋天到了。塔拉斯皇帝晓谕百姓，要他们来为他种园子，但是谁也不来，大家都给商人挖池塘去了。冬天到了。塔拉斯皇帝要买貂皮做新皮袄。他派使臣去买，使臣回来说：

“没有貂皮了，都给商人买光了，他出的价钱更大，把貂皮拿去做地毯。”

塔拉斯皇帝需要买马。他派使臣去买，使臣回来说：好马全都在商人那里，给他运水灌池塘。皇帝要办的事情一件件都停顿下来，谁也不给皇帝干，大家都去给商人干，只把商人付的钱拿来向皇帝纳税。

再说皇帝的钱也多得没有地方收藏了，而日子却越过越差。皇帝不再出什么主意，能勉强度日就不错，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情况越来越窘迫。厨子、马伕、仆从一个个都离开皇帝跑到商人那边去了。渐渐连吃饭也困难起来。皇帝派人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市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都给商人买去了，人们只向皇帝纳税。

塔拉斯皇帝大怒，把商人驱逐出境。商人在边界上住下来，继续那样干，人们为了要商人的钱，还是什么都给商人拿去。皇帝的情况很不妙，他整天不吃不喝，还有人传说，商人夸下海口要把皇后也买去。塔拉斯皇帝恐慌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武士谢苗到他这里来，对他说：

“帮我一把吧，印第安人的首领打败了我。”

但是塔拉斯皇帝自顾不暇。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说。

十一

老魔鬼收拾了老大、老二，就去找伊万。他变做一个将军，来劝伊万建立一支军队。

他说：“皇帝没有军队没法过日子。只要你下命令，我就从你的百姓中招募士兵，建立一支军队。”

伊万听了他的话，说：

“行啊，你去建立一支军队，好好教他们演奏歌曲，这我喜欢。”

老魔鬼走遍伊万的国土，征募士兵。他宣布，应征者每人可得一升烧酒、一顶红帽。

傻子们笑道：

“我们的酒不是官家给的，我们自己酿。帽子要什么样的，老婆就给做什么样的，哪怕是带毛边的花帽子也做得出来。”

谁也不去当兵。老魔鬼又来找伊万。

“你的傻子们都不愿意应征，”他说，“得强拉硬抓才行。”

“行啊，”伊万说，“你去硬抓吧。”

老魔鬼于是出通报，要所有的傻子都来登记服兵役，谁若不来，伊万就将谁处死。

傻子们到将军这里来说：

“你向我们宣布，要是我们不肯当兵，皇上就把我们处死，可是你没说，我们当兵以后会怎么样。听说，当兵是会给打死的。”

“不错，这事免不了。”

傻子们一听这话更不干了。

“我们不当兵，”他们说，“情愿在家等死。反正人免不了一死。”

“你们这些傻子！”老魔鬼说，“当兵倒不一定会给打死，不当兵肯定要给伊万皇帝处死。”

傻子们作难了，他们去问傻子伊万皇帝：

“有个将军叫我们都去当兵，说：‘你们当了兵，不一定会给打死，不当兵呢，肯定要给伊万皇帝处死。’这话是真的吗？”

伊万大笑。

“怎么，”他说，“我一个人能把你们全都处死？我要不是傻子的话，一定能向你们讲清这个道理，可惜连我自己也不懂。”

“那我们就不当兵了。”大家说。

“行啊，”伊万说，“别当好啦。”

傻子们又到将军那里去，一个个都拒绝当兵。

老魔鬼看见目的没有达到，就跑去巴结蟑螂王，对他说：

“咱们去攻打伊万皇帝，把他征服。他的粮食、牲畜、各样宝物都很多，只缺钱。”

于是蟑螂王出征去了。他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备齐枪炮，到了边界上，要向伊万的国土进发。

有人来向伊万报信，说：

“蟑螂王来攻打我们了。”

“没关系，”伊万说，“让他来好了。”

蟑螂王带着军队越过边界，派先头部队去侦察伊万的军队。他们找来找去，就是没有，等了又等，心想：会不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关于伊万的军队一点消息也没有，跟谁打仗啊！蟑螂王派人去占领村庄。一批士兵来到一个村庄，傻子们都跑出来吃惊地望着他们。士兵去抢夺傻子们的粮食和牲畜，傻子们让他们拿，谁也不自卫。士兵们又到另一个村庄去，情况也是这样。士兵们走了一天，两天，到处都一样，傻子们什么都给，谁也不自卫，还叫他们住下，说：

“亲爱的，要是你们在那边日子过得不好，那就到我们这边来过吧。”

士兵们走啊，走啊，根本看不见军队，到处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也养活别人，不仅不自卫，反而邀请士兵们住下。

士兵们觉得乏味，回来对蟑螂王说：

“我们没法打仗，把我们调到别处去吧。要打就真打，这叫什么，跟切果子羹似的。在这儿我们没法打仗。”

蟑螂王大怒，下令军队走遍这个王国的领土，毁掉村庄和房舍，烧尽粮食，杀光牲畜。

他说：“你们要是不听命令，我就把你们统统处决。”

士兵们吓坏了，只好执行命令。他们开始烧房舍、粮食，宰杀牲畜。傻子们还是不自卫，只知道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作一团。

“你们干吗欺负我们？”他们说，“你们干吗糟蹋东西？如果你们需要，最好拿去。”

士兵们心里都别扭起来。他们不愿继续干下去，整个军队就瓦解了。

十二

老魔鬼用军队打不垮伊万，只好走开。

接着老魔鬼又变成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到伊万的王国来落户。他想按照对付大肚皮塔拉斯的办法，用金钱打垮伊万。

“我愿意为你们做好事，教你们变得聪明起来，”他说，“我要在你们这儿盖房子，办企业。”

“行啊，”傻子们说，“住下吧。”

这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走到广场上去，拿出一大袋金币和一张纸，说：

“你们过得跟猪一样，我要教你们知道，应当如何生活。你们照这张图纸给我盖一座房子。你们干活，我指挥，然后我付给你们金币。”

他把金币拿给傻子们看，傻子们很惊讶，因为他们从不使用货币，而是以物易物，用劳动支付。他们吃惊地望着金币，说：

“这玩意儿真好。”

傻子们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去换那绅士的金玩意儿。老魔鬼也像在塔拉斯那里一样，开始制造金币。人们为了换金币，什么东西都肯拿出来，什么活都愿意干。老魔鬼高兴极了，心里想：“这下我的事情成了！我要叫傻子像塔拉斯一样破产，再把他的灵魂和肉体买过来。”可是傻子们得到金币以后就分给妇女们去做项链，女孩子们把金玩意儿编在发辫里，小孩子们拿到街上去玩。傻子们都有了很多金币，他们就不再要了。而绅士的房子连一半也没建成，粮食和牲畜也不够吃一年。于是绅士通知傻子们去给他干活，供应他粮食和牲畜，无论拉什么东西去，无论干什么活，都能得到很多金币。

谁也不去干活，谁也不运东西给他。只是间或有一个小男孩或者一个小女孩拿一个鸡蛋去换一枚金币。绅士渐渐没有东西吃了。他肚子饿，就到村子里去，想买点东西吃。他闯进一户人家，掏出一枚金币，要买一只鸡，女主人却不肯接这枚金币。

“我已经有很多了。”她说。

他又去找一个寡妇买青鱼，给她一枚金币。

那女人说：“亲爱的，我不需要。我没孩子，没人玩金币，我已经留下三个来看稀奇。”

绅士再去找一个农民买面包。农民也不要他的钱。

“我用不着钱，”农民说，“你要是奉基督的名讨饭，那就等着，我叫我老婆给你切一块面包。”

老魔鬼忍不住啐了一口跑开了。别说奉基督的名去讨饭，连这句话他都不愿意听——比刀子还厉害。

老魔鬼终于没有买到面包。大家都已拿到金币。无论老魔鬼走到哪里，谁也不肯再拿东西出来卖钱，人人都说：

“你另外拿一样东西来，要么给我们干活，要么奉基督的名去讨饭。”

可是老魔鬼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也不愿意干活，奉基督的名去讨饭更是不可能的事。他十分恼火。

“我给你们钱还不行？”他说，“你们还要什么？有了金币就可以随便买东西，随便雇工。”

傻子们不听他的话。他们说：

“不，我们不需要金币，我们不付款，也不纳税，要钱来做什么？”

魔鬼只好空着肚子躺下睡觉。

这件事传到傻子伊万那里。人们来问他：

“我们怎么办？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喜欢吃好的喝好的，身上穿得干干净净，就是不愿意干活，也不肯奉基督的名去讨饭，光给大伙金玩意儿。没得到金玩意儿以前，大伙还肯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不愿意再给了。我们拿他怎么办？可别叫他饿死啊。”

伊万听了这话，说：

“嗯，得养着他。让他像牧人那样挨家吃派饭吧。”

没有办法，老魔鬼只好挨家吃派饭。

轮到伊万皇帝家了。老魔鬼来吃午饭，伊万的哑巴妹妹正在准备开饭。她常常受懒人的骗，那些人不把活干完就早早地跑来吃饭，把粥喝光。于是她想出一条妙计，凭手来识别懒汉：谁手上有茧子让谁入席，谁手上没有茧子就给他吃剩饭。老魔鬼先坐下，哑巴姑娘过来抓起他的手看，发现那手又干净又光滑，留着长长的指甲，可是没有茧子。哑巴姑娘呜呜地叫着把他拉到席外去了。

伊万的妻子对他说：

“先生，你别见怪，我们小姑子不让手上没有茧子的人入席。等别人吃完了你再吃剩下的渣儿吧。”

老魔鬼看到皇帝的亲属要给他吃猪食，很不高兴。他对伊万说：

“你这个王国的法律真愚蠢，竟然叫人们都用手干活。你们是蠢人，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人能单用手干活吗？你认为聪明人是用什么干活啊？”

伊万说：

“我们傻子哪能知道，我们都想方设法用手和脊背干。”

“这正是因为你们傻。我来教你们用脑袋干，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用脑袋干比用手干更好。”

伊万感到惊奇。他说：

“嘿，难怪人家管我们叫傻子。”

老魔鬼说：

“不过用脑袋干活不容易。你们因为我手上没有茧子就不给我饭吃，可是你们不知道，用脑袋干活要难一百倍。有时候脑袋都会裂开。”

伊万沉思了一会儿，说：

“亲爱的，你干吗这样折磨自己？脑袋裂开是轻松的吗？你还不如干点轻松的活儿，用手和脊背干。”

魔鬼说：

“我折磨自己是因为我可怜你们这些傻子。要是我不折磨自己，那你们就永远是傻子。我用脑袋干过活，现在可以教给你们了。”

伊万觉得希奇。

“教吧，”他说，“有时候手累得要命，可以用脑袋替换一下。”

魔鬼答应教他们。

伊万晓谕全国：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要教大家用脑袋干活，用脑袋比用手干得多，大家都来学吧。

伊万的王国里筑有一座高高的瞭望台，一道扶梯直通塔顶。伊万把绅士带到塔顶上去，好让大家看得见他。

绅士登上瞭望台，从那上面向傻子们讲话。傻子们聚在下面望着他，以为绅士要向他们示范，怎样不用手而用脑袋干活。不料绅士光是讲了一通不干活能活下去的道理。

傻子们什么也没有听懂。他们看了一阵就散了，各人还干各人的去。

老魔鬼在瞭望台上站了一天，两天，不停地讲啊讲。他肚子饿了。傻子们也没想到还需要给他送面包来。他们以为他用脑袋干比用手干更好，用脑袋挣点面包根本不费力气。老魔鬼在瞭望台上站了两天，一直在讲。人们走过来看看他，又散开了。伊万便问他们：

“怎么样，那位先生开始用脑袋干活了吗？”

“还没有呢，”他们说，“还在那儿唠叨。”

老魔鬼在瞭望台上站了三天以后，身体开始支持不住，脚下一晃，头撞到柱子上。有个傻子看见了，跑去告诉伊万的妻子，伊万的妻子又跑到地里去告诉丈夫：

“咱们去看看，听说那位先生开始用脑袋干活啦。”

伊万惊讶地说了一声：

“哦？”

他掉转马头，向瞭望台赶去。他到那里的时候，老魔鬼已经饿得虚弱无力，摇摇晃晃，脑袋总撞在柱子上。伊万刚走到他跟前，他脚下一绊，身子一歪就摔倒了，并且沿着扶梯咚、咚、咚一直滚到台下，用脑袋把所有的梯级都数了一遍。

“嘿，”伊万说，“衣冠楚楚的先生说的倒是实话，有时候脑袋是会裂开的。这可不比茧子，这种活儿干下来脑袋上要起疙瘩。”

老魔鬼滚到扶梯下面，一头栽在地上。伊万正要走过去，看看他干得多不多，地突然裂开，老魔鬼掉下去，只剩一个窟窿。伊万抓抓后脑勺，说：

“瞧你，真叫人恶心！又是他！一定是那几个的爹，好厉害！”

伊万现在还活着，人们纷纷迁到他的王国里去，两个哥哥也去了，伊万养着他们。只要有人来，说一声：

“养着我们吧。”

他都回答：“行啊，住下吧，我们样样都有，多得很。”

不过这里有一个风俗习惯：谁手上有茧子，请上桌吃饭。谁手上没有茧子，你就捡剩渣儿吧。

三位长老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7、8节）

一位主教乘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出发，去索洛韦茨群岛。在同船的人中间，有一些去朝见圣徒的香客。那天刮顺风，天气晴朗，船走得很平稳。香客们有的在甲板上躺着，有的吃东西，有的三五成群地围坐一处，彼此交谈着。主教也走出来，在桥台上踱步。他走到船头，看见那里聚集了一群人。一个乡下人指着海上在说什么，大家静静地听。主教停住脚步，看看那乡下人所指的方向，什么也没看见，只有海水在阳光下闪烁。主教再走近些，仔细听他说什么。乡下人看见主教，就摘下帽子闭上了嘴。其他人也看见了主教，也都脱帽肃立。

“别客气，弟兄们，”主教说，“我也是来听的，你请讲呀！”

“这渔民刚才给我们讲长老们的事呢。”一个商人说，他的胆子大一些。

“讲长老们的什么事？”主教一面问，一面走到船舷附近，在一只木箱上坐下来，“也讲给我听听吧。你刚才指什么呢？”

“瞧那个小岛，”乡下人指着右前方说，“长老们就住在那个岛上求灵魂得救。”

“岛在哪儿啊？”主教问。

“您顺着我的手望过去。瞧那朵云彩，在云彩左下方，看得见一条带子。”

主教望啊望，海水在阳光下冒金星，他的眼睛不习惯，什么也看不见。

“我看不见，”他说，“这岛上住着什么样的长老？”

“都是虔诚敬神的人，”渔民说，“我早就听说了，可是没有见过面，前年夏天我亲眼看见了。”

渔民又从头讲，他怎样出海去打鱼，怎样漂到那个岛上，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早上走到岛上去，发现一座土坯小屋，屋旁有一位长老，后来又出来两位。他们让渔民吃饱了肚子，把他身上的衣服烘干，帮他修好小船。

“他们像什么样子呢？”主教问。

“一个身材矮小，弯腰驼背，年纪很大了，穿一件旧法衣，肯定有一百多岁，白胡子都泛青色，可是脸上总挂着笑容，像天使一样。另外一个身材高一些，也老了，穿一件破呢袍，留一把大胡子，白中带黄，可是力气很大，他把我的小船翻转过来，就像翻一只木桶，我都来不及插手。他也是高高兴兴的。第三个最高，雪白的胡子长及膝盖，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眉毛长得挂在眼睛上，不穿衣服，只在腰里系一块草席。”

“他们跟你说话了吗？”主教问。

“他们多半不做声，彼此也很少说话。一个看另一个一眼，另一个就明白了。我问高个子长老，他们是不是早就住在那儿了。他皱着眉头说了句什么话，好像是生气了，小个子长老连忙过来拉着他的手微笑，他的气也就消了。小个子长老只说了一句‘宽恕我们吧’，脸上露出笑容。”

渔民讲这话的时候，船离岛子更近了。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了，”商人说，“主教大人您看，”他指着前方又说。

主教一看，的确看见了一条黑线，就是那个岛。他望了一阵，转身向船尾走去，走到舵手跟前。

“前面看得见的是什么岛？”主教问。

“无名岛，这种岛多着呢。”

“听说有几位长老在那里求灵魂得救，真有这事吗？”

“听说有这事，主教大人，我可不知道真不真。渔民们说看见过。不过瞎编的事也是有的。”

“我想到岛上去看看长老们，”主教说，“怎么靠岸？”

“这船不能靠岸，”舵手说，“坐小划子可以，不过得问问船长。”

他们把船长请了出来。

“我想去看看长老们，”主教说，“能把我渡过去吗？”

船长说：“可以是可以，不过耗时太多，再说，容在下禀告主教大人，也不值得去看。听说这些长老都是愚不可及的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说，就像海里的鱼一样。”

“我想去，”主教说，“我出钱，请把我渡过去吧。”

没有办法，船员们得到命令，重新使帆，舵手掉转船头，朝岛子驶去。人们给主教搬出一把椅子，放在船头。他便坐下来瞭望。乘客们都聚集在船头，望着小岛。眼尖的人已经看见岛上的石头了，并且指着那座小土坯屋。有一个人甚至看见了三位长老。船长把望远镜拿出来望了一阵，然后递给主教，说：“真的，在岸上一块大石头的右边，有三个人站在那里。”

主教用望远镜望了一阵，把镜筒对准那个地方。真的，是站着三个人：一个挺高，一个矮些，一个很矮小，他们手拉着手站在岸上。

船长走过来对主教说：“主教大人，该停船了。您既是要去，请从这里坐小划子去，我们在这里抛锚等候。”

缆索放下来了，抛了锚，收起了风帆，船摇晃起来。一只小划子已经下海，几个荡桨人跳了下去，主教也沿着小舷梯往下走。主教下去以后，坐在小船里一张板凳上。荡桨人打起桨儿朝小岛划去，一会儿工夫就到了那边，看见站着三个老人。高个子没穿衣服，腰里系一块草席；比他矮一点的一个穿一件破呢袍，最老的一个驼背，穿一件破法衣，三个人手拉着手站在那里。

荡桨人将小划子靠岸，用篙子插稳。主教走上岸去。

三位长老向他施了礼，他为他们祝福，他们又向他更深地鞠躬。接着主教对三位长老说：

“我听说众位长老在此求灵魂得救，为他人向基督我主祈祷。我是基督的不肖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教区主事，牧养信徒，所以想见见你们这几位主的仆人，如果可以，也向你们布道。”

三位长老一声不响，微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怎样求灵魂得救，怎样侍奉上帝。”主教说。

中间的那位长老叹了一口气，看看年纪最大的。高个子长老皱起眉头，也看看年纪最大的。年纪最大的长老微微一笑，说：“上帝的仆人，我们不会侍奉上帝，我们不过是侍奉自己，养活自己。”

“那你们怎样祈祷呢？”主教问。

年纪最大的长老说：“我们像这样祈祷：你们是三个，我们是三个，宽恕我们三个。”

年纪最大的长老刚说完这句话，三位长老一齐举目望天，同声说：“你们是三个，我们是三个，宽恕我们三个！”

主教笑道：

“你们是听到圣三一的说法了，不过你们祈祷得不对。敬神的长老们，我爱上你们了。看得出，你们想叫上帝欢喜，但是不知道怎样侍奉他。不能像这样祈祷，你们听我教你们。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教你们，而是按《圣经》上写的，上帝命所有的人都那样向他祈祷。”

于是主教开始向长老们讲解，上帝如何向人显明自己，还向他们说明圣父、圣子、圣灵：

“圣子到地上来拯救人，他像这样教所有的人祈祷，你们听着，跟着我说。”

主教说：“我们。”一位长老跟着说：“我们，”第二位长老也说：“我们。”第三位长老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三位长老跟着说：“在天上的父。”中间那位长老弄错了词，说得不对。个子最高、没穿衣服的长老也念不上来，因为胡子把他的嘴堵住了，他说不清楚。年纪最大、掉了牙齿的长老也说得含含糊糊。

主教重复了一遍，长老们也重复了一遍。主教在石头上坐下来，三位长老围着他，看着他的嘴一字一字学。主教教他们一直教到晚上，一个字念了十遍，二十遍，甚至一百遍，长老们跟着念。他们弄错了，主教就给他们纠正，叫他们重新再来。

主教一直教到他们学会念主祷文才罢休。他们跟着他念得上来了，自己念也念得上来了。中间的一位长老最先明白，他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主教又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另外两位也能完整地念出来了。

天色已晚，月亮冉冉上升，主教才起身回船上去。主教向长老们告别，长老们向主教叩头。主教拉他们起来，和他们一一亲吻，嘱咐他们要照他教的这样祈祷，然后坐上小划子返回大船上去。

主教的小划子向大船漂去，大家都听见三位长老大声念着主祷文。小划子向大船靠近的时候，长老们的声音听不见了，只见月光下的海岸上，就在原来的地方，站着三位老人，个子最小的一位在中间，最高的在右边，不高不矮的在左边。主教到了大船跟前，登上甲板，接着起锚，扬帆，风鼓起船帆，船开动了，继续航行。主教走到船尾，在那里坐下来，眼睛一直望着小岛。起初还看得见长老们，后来他们便从视野中消失，只看得见小岛。最后连小岛也消失了，只有大海在月光下闪烁。

香客们都躺下睡觉了，甲板上静悄悄的。主教却不想睡，一个人坐在船尾，两眼望着大海，望着消失了的小岛所在的地方，想着三位善良的老者。他想起三位老人学会念主祷文的时候是何等高兴，心里便感谢上帝领他来帮助这几位虔诚敬神的长老，教给他们说神的话。

主教像这样坐着，想着，望着大海，望着小岛消失的地方。他的眼睛冒金星了，水波上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有光在嬉戏。忽然，他看见在月亮投下的光柱中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颜色发白。是海鸥呢，还是一只小船上的风帆？主教仔细看了看，心里想：“是只小船扬帆跟着我们追，而且很快就要赶上了。有时看上去还很远，很远，现在又已经近在眼前。小船不像小船了，也不像风帆。不知是什么跟着我们追，要赶上我们了。”主教弄不清那是什么，船不像船，鸟不像鸟，鱼不像鱼，像一个人，但是太大，而且人是不可能在海上走的。主教站起身来，走到舵手跟前，说：

“你看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兄弟？那是什么？”主教一面问，一面自己就看出来了，那是长老们在海上奔跑，他们的大胡子发白，而且在闪光，三个人离大船越来越近，似乎大船静止不动。

舵手回头一看，吓得扔下船舵大声喊道：

“天哪！长老们追上来了，就像在陆地上走一样！”乘客们听见这话，都爬起来，奔向船尾。大家看见，三位长老手拉着手跑来，左边的和右边的两位在挥手，叫停船。三个人在海上跑就像在陆地上跑一样，而且不动腿。

船还没有停住，长老们已经到了船边，抬起头来同声说：

“上帝的仆人，我们已经把你教的祷词忘了！我们念的时候记得，后来有一会儿没念，忘了一个字，别的就都乱了。现在我们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你再教一遍吧。”

主教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弯身到船舷外对长老们说：

“你们的祷词也能到达上帝那里，虔诚的长老们！本不该由我来教你们。请你们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吧！”

主教向长老们跪拜。长老们转身由海上回去了。一直到早晨都看得见他们所去的那个方向在放射光辉。

小鬼怎样将功抵过

有个穷苦农民没吃早饭就出门去耕地，他随身带了一块面包。他放好木犁，把面包搁在小树丛下，用呢袍盖住，然后开始干活。等到马干累了，农民的肚子也饿了。农民把犁插在地里，卸了马，放它去吃草，自己走到那放呢袍的地方去吃午饭。他拿起呢袍一看，面包不见了。他左找右找，把呢袍翻过来倒过去，抖了几下，还是没有。农民觉得奇怪。“真是怪事，”他想，“没看见一个人，可是面包给人拿走了。”这是小鬼趁农民耕地的时候偷去了，现在正坐在小树丛下听着，听他怎样骂人咒鬼。

农民挺伤心，可是说：

“得了，我饿不死！他既然拿走，想必是需要。让他吃个饱吧！”

于是农民走到井边去，喝了一肚子水，休息了一会儿，把马牵过来套上，又干起活来。

小鬼没有能够引诱农民犯罪，着慌了，跑去向鬼王报告。他对鬼王讲，他如何偷走农民的面包，农民不仅没有咒骂，反而说：“让他吃个饱吧！”鬼王听了很生气。他说：

“农民这回战胜了你，是你的过失，怪你不会办事。要是农民和他们的娘儿们都养成这种脾气，那就没有咱们的活路了。不能由他们这样！你再到农民那儿去，将功抵过。限你三年内胜过他，不然我就叫你洗圣水澡。”

小鬼吓坏了，又跑到地上来，一心要将功抵过。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好人，跑去给那个穷苦农民当雇工。他教给农民在干旱的夏天到沼泽地上去种粮食。农民听了雇工的话，在沼泽地上下了种。别人的庄稼都让太阳晒死了，而他的庄稼长得密密层层，茎秆又高穗又多，打下的粮食吃到新粮下来还剩好多。第二年雇工又教给农民到山上去种粮食。第二年夏天雨水多，别人的庄稼都倒伏，沤坏了，颗粒不饱满，而他的庄稼在山上长得穗大粒满，沉甸甸的。余粮就更多了，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于是雇工教这个农民捣碎粮食酿酒。农民酿了大量的酒，自己喝上了，还叫别人喝。小鬼跑到鬼王跟前去吹嘘，他如何将功抵过了。鬼王就亲自去看。

鬼王来到农民家里，看见农民请来一些阔人，正用酒款待他们。女主人上来给客人斟酒，刚走了几步就给桌子绊了一下，把一大杯酒洒了。农民很生气，大骂他的妻子。

“该死的蠢娘儿们！”他说，“这又不是泔水，你笨手笨脚的，把这么好的东西往地上浇！”

小鬼用胳膊肘儿碰鬼王，说：“你注意，看他这回是不是还舍得给面包。”

农民把妻子大骂一通以后，自己来斟酒。有个穷苦农民不请自来。他向主人问过安，在桌边坐下，看见大家在喝酒；他干活干累了，也想喝。他坐在那里左等右等，直咽唾沫，可主人就是不给他斟酒，只嘟哝说：“人人都喝哪够啊！”

鬼王见此情景非常喜欢，小鬼又得意地说：“你等一等，还有呢。”

那些富裕农民喝干了一杯酒，主人也喝干了一杯酒，他们就开始互相吹捧，互相奉承，满嘴是骗人的鬼话。

鬼王听着听着，又叫起好来。他说：“人们喝了这种饮料竟会这样吹牛拍马，互相欺骗，这下他们都要给我们捏在掌心里了。”小鬼说：“等一等，看他们还干什么。让他们再喝一杯。现在他们像狐狸一样互相摇尾巴，互相欺骗。你瞧着，他们马上就要像恶狼一样了。”

农民们又喝干了一杯，说话声音更大，也更粗野了。他们不再说甜言蜜语，而是骂起人来，你向我发狠，我向你发狠，互相揪着打架，彼此抠破对方的鼻子。主人也卷了进去，而且给打伤了。

鬼王见此情景，也非常喜欢。

“这样很好。”他说。

可是小鬼又说：“你等一等，还有呢！让他们喝下第三杯。现在他们像狼一样互相发威，等他们喝下第三杯酒，他们马上就要像猪一样了。”

农民们喝干了第三杯酒，一个个烂醉如泥，话也说不清楚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嚷什么，谁也不听谁的。散席了，有的一个人走，有的三三两两同行，出去以后全都倒在街上。主人送客出门，竟脸朝下倒在水坑里，滚一身泥，像公猪似的躺在那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鬼王更加喜欢。

“你发明这饮料真好，”他说，“将功抵过了。不过你跟我说说，这饮料是怎么做的？准是开头放些狐狸血在里面，农民因此变得像狐狸一样狡猾。后来放些狼血，农民因此像狼一样凶狠。最后显然是放了些猪血，农民因此变成了猪猡。”

“不对，”小鬼说，“我不是这样做的。我只不过让他有了余粮。这兽血嘛，他身上本来就有，但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显不出来。那时候他连最后一块面包也舍得给人。可是一有了余粮，他就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于是我教他喝酒。等到他把上帝的赐物酿成酒来寻开心的时候，他身上的狐狸血、狼血、猪血就都沸腾起来。现在只要他喝酒，他就总是跟野兽一样。”

鬼王夸了小鬼一阵，宽恕他拿那块面包时犯下的过错，还让他做了一个头目。

忏悔的罪人

〔这个人〕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42、43节）

从前有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他一生都是在罪恶中度过的。后来他病倒了，仍不忏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流着泪说：“主啊，求你像宽恕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宽恕我吧！”他刚说完这句话，灵魂就离开了躯体。这个罪人的灵魂仰慕上帝，相信上帝的仁慈，来到天堂门外。

他敲着天堂的门，请求让他进去。

门内传来声音，说：

“是什么人在敲天堂的门？这个人一生中做了些什么事？”

接着听见起诉者历数这个人的罪行，却没有提到一件善事。

门内的声音说：

“罪人不能进天国。走开吧。”

这人说：

“主啊，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声音回答说：

“我是使徒彼得。”

罪人说：

“怜悯我吧，使徒彼得，请想一想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你不是做过基督的门徒吗？你不是听到了他亲口讲的道理、看到了他的活榜样吗？你回想一下，他那时心里很忧伤，三次要求你别睡着，要祷告，可是你睡着了，因为你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他三次都发现你睡着了。我也是这样。

“你再回想一下，你曾经亲口答应他，到死也不会不认他，可是当人们带他去见该亚法[33]的时候，你三次不认他。我也是这样。

“你再回想一下，鸡叫了的时候，你就出去痛哭。我也是这样。你不能不放我进来。”

天堂门内的声音岑寂了。

罪人等了一会儿，又敲起门来，请求让他进天国。

他听见门内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是什么人？他在人世间是怎样度过一生的？”

起诉者回答的时候，又把这个罪人的恶行数了一遍，却没有提到什么善行。

门内的声音说：

“走开吧，这样的罪人不能和我们一起住在天堂里。”

罪人说：

“主啊，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声音说：

“我是先知大卫王[34]。”

罪人没有绝望，没有走开，他说：

“怜悯我吧，大卫王，请想一想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上帝爱过你，让你高居于众人之上。你什么都有：王国、荣誉、财富、妻妾、儿女，可是当你站在屋顶上看见一个穷人的妻子时，罪就潜入你的体内，你夺去了乌利亚的妻子，还借亚门人的剑杀死了乌利亚[35]。你很富有，但却抢走了一个穷人的唯一的羊羔，把那个穷人置于死地。我也是这样。

“你再想一想，后来你忏悔了，并且说：‘我认清了自己的过失，因自己所犯的罪而痛心。’我也是这样。你不能不放我进来。”

门内的声音岑寂了。

罪人等了一会儿，再去敲天国的门，请求放他进去。门内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是什么人？他在人世间是怎样度过一生的？”

起诉者回答的时候，第三次列举这个人作的恶，没有提到一件好事。

门内的声音说：

“走开吧，罪人不能进天国。”

罪人说：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声音说：

“我是基督所爱的门徒圣约翰。”

罪人高兴地说：

“这回不会不放我进去了。彼得和大卫若放我进去是因为他们知道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你放我进去是因为你心里充满爱。难道不是你，圣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道：上帝就是爱，谁不爱，谁就不认识上帝？你年老的时候还对人说过一句话‘弟兄们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现在你怎么能恨我，赶我走啊？要么你否认自己说过的话，要么你爱我，放我进天国。”

于是天堂的门开了，约翰拥抱了忏悔的罪人，让他进天国去了。

鸡蛋大的麦粒

孩子们在山谷里发现一样东西像鸡蛋那么大，中间有一道沟，很像一粒麦子。一个过路人看见孩子们拿着这东西，就用一个五戈比的铜板买了下来，带进城去，当一件珍品转卖给皇帝。

皇帝召见众智士，叫他们辨认这东西究竟是鸡蛋还是麦粒。智士们左思右想，谁也答不上来。这东西搁在窗台上，一只母鸡飞上去，啄了一阵，啄出一个洞，大家才看清它是麦粒。智士们去禀告皇帝：“这是一粒黑麦。”

皇帝觉得希奇，又叫智士们去考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智士们想了又想，在书本中找来找去，结果什么也没有找着。他们禀告皇帝：

“我们回答不出来。书上没有写。得去问农民，看看老人当中有没有人听说过，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种过这样的麦子。”

皇帝派人去领一个老农来见他。臣仆们找了一个老头，引他来见皇帝。老头脸色发青，牙齿脱落，拄着两根拐杖艰难地走进门。

皇帝把麦粒拿给老头看，老头的视力已经很差，一半靠手摸。

皇帝问他：

“老爷爷，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在自家地里有没有种过？或者从前在什么地方买过？”

老头的耳朵也聋，费了好大劲才听见，又费了好大劲才明白。他回答说：

“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粮食，也没收过，更没买过。我们买的粮食跟现在的一般小。得去问我爹，也许他听说过。”

皇帝派人去找这个老头的父亲，并且把他带来。老头的父亲给找到了，并且给带到皇帝面前。他是拄着一根拐杖来的。皇帝把麦粒拿给他看，他还看得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皇帝便问他：

“老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在自家地里有没有种过？或者从前在什么地方买过？”

老头的耳朵也有点聋，但却比他儿子听得清楚。他说：

“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粮食，也没收过，更没买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兴造货币。人人都吃自己种的粮食，要是缺粮呢，互相匀一匀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虽说我们那个时候的麦子比现在粒大，比现在出数，可是像这样大的我还没见过。听我爹说，他那个时候的粮食比我们那个时候的还要好，更出数，粒更大。得去问他。”

皇帝派人去找这个老头的父亲。老爷子也给找到了，并且给带到皇帝面前。他进门没有拄拐杖，走得挺轻快，而且耳聪目明，口齿清楚。皇帝把麦粒拿给老爷子看。老爷子看了看，又拿在手里翻了几下，说：

“我很久没见过这种古老的粮食了。”

老爷子把麦粒放到嘴里咬了一口，嚼了几下，说：

“就是这种。”

“老爷爷，你告诉我，什么地方长这种麦子？你在自家地里种过吗？或者从前由别人手里买过？”

老爷子说：

“我们那个时候到处都长这种粮食。我自己吃的是这种，给别人吃的也是这种。”

皇帝又问：

“那么，老爷爷，你再告诉我，你是买这种粮食来吃，还是在自家地里种？”

老爷子笑道：

“我们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出像买卖粮食这样的缺德事，更不知道什么是钱。人人都有自己的粮食，吃不完。我本人就种过这样的粮食，自己收，自己打。”

皇帝说：

“老爷爷，你再告诉我，你在哪儿种过这样的粮食，你的地在哪儿？”

老爷子说：

“我的地是上帝的。我耕过哪块，哪块就是。那个时候地不受限制。我们不知道有自己的地，只知道有自己的劳动。”

皇帝说：“你再告诉我两件事。第一，为什么从前地里长这么大的麦粒，现在不长了？第二，为什么你的孙子走路拄两根拐杖，你的儿子拄一根拐杖，而你走得这么轻快，眼睛明亮，牙齿结实，口齿清楚，说话和气？你说说，老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啊？”

老爷子说：

“这都是因为人们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而是对别人的劳动眼馋。古时候的人不是像这样生活的。古时候的人听上帝的话，只要自己的东西，不贪别人的东西。”

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

一

姐姐从城里到乡下来看妹妹。姐姐嫁给一个商人，住在城里。妹妹嫁给一个农民，住在乡下。姊妹俩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姐姐得意地吹嘘她在城里的生活如何好：住得宽敞舒服，身上干干净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有好吃好喝，还可以坐车兜风、游乐、上剧场。

妹妹听了不高兴，她就贬低商人的生活，抬高农民的生活。

“我才不拿我的生活换你的呢，”她说，“我们虽说过得平淡，可是不担惊受怕。你们过得好些，可是要么赚一大堆钱，要么赔光。常言道：赔本是盈利的大兄弟。往往是，今天有钱，明天讨饭。我们务农要稳当些，农民肚里油水少，但是命长。我们阔不了，但是吃得饱。”

姐姐说：

“跟猪啊牛啊在一块儿能饱到哪儿去！既没有摆设，又不讲风度！不管你们当家的怎么卖力气，一辈子跟猪粪牛屎打交道，孩子们也要这样过日子。”

“那有什么，”妹妹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不过吃得踏实，不用求谁，也不用怕谁。你们住在城里到处是诱惑，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碰上魔鬼了，不是勾引你们当家的去赌牌，就是勾引他去喝酒，再不就是勾引他去找女人。一下子全都败光。不是常有这种事吗？”

妹夫帕霍姆躺在灶炕上听两个女人闲聊。

“这话千真万确，”他说，“我们农民从小种地，脑袋里装不进那些荒唐事。叫我们发愁的只是地太少！要是地没有限制，我别说不怕人，连魔鬼也不怕！”

两个女人喝完茶，又聊了一会儿服装，然后收拾茶具，躺下睡觉。

魔鬼坐在炉灶后面全听见了。他感到高兴的是，那农妇引她丈夫夸下海口，说什么他要是有地，那就连魔鬼对他也奈何不得。

“好吧，”他想，“咱们来打个赌。我给你很多地，就用地来治服你。”

二

这附近住着一个不太阔的女地主。她有一百二十俄亩[36]地。从前这位太太和农民和睦相处，没欺压过谁；后来她雇了一个退伍兵来当管事，农民就开始吃罚款的苦头了。无论帕霍姆怎样小心谨慎，不是他的马跑到女地主的燕麦地里去，就是他的母牛闯进人家的园子里，再不就是他的牛犊进了人家的草场，每次都罚他的款。

帕霍姆付了款，回来就打骂家里人。一个夏天帕霍姆就给管事坑害了许多次。等到牲口该圈起来过冬了，帕霍姆反倒高兴，——虽说青牧草没有了很可惜，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冬天听人说这位太太要卖田卖地，大路上一家客栈的老板打算买下来。农民们都很恐慌：“客栈老板把地买去，以后罚起款来要比太太更厉害。我们又都挨着她住，没有这地就活不成。”他们一起到太太跟前去，求她别把地卖给客栈老板，而是卖给他们，并且答应出大价钱。太太答应了。农民们又在一起商量，怎样把太太的田地全部买下来。他们商量了一次、两次，都没有谈成。魔鬼使他们各持己见，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最后他们决定各人买各人的，谁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太太也同意了，帕霍姆听说邻居买了太太的二十俄亩地，先交一半钱，另外一半太太让他一年以后再交。帕霍姆很羡慕，心里想：“等大伙把地都买去，我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跟妻子商量：

“人家都在买地，咱们也应该买十俄亩。要不没法过日子，管事拿罚款把咱们害苦了。”

他们考虑了如何筹款买地。手头已经有一百卢布存款，卖掉一匹马驹，再卖掉一半蜜蜂，把儿子抵押给人当雇工，向连襟借一点，这就凑齐了一半款子。

帕霍姆筹到了钱，看中了一块地，有十五俄亩，带一片小树林，然后到太太那里去谈买卖。他谈好买十五俄亩，击掌为定，交了定钱。他们又进城去，签了契约。他交了一半款子，另外一半他必须在两年内交齐。

于是帕霍姆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借了一些种子，播在买来的地里，庄稼长得很好。一年以后他就把欠太太和连襟的账都还了。帕霍姆成了地主，他种自己的地，在自己的地上割草，砍树，放牧。每当他出去翻耕永远是自己的土地或者看庄稼和草场的时候，心里都甜滋滋的。连他那地上的野草、野花在他眼里也与别处的完全不同。过去他从这块地旁边经过的时候，觉得很平常，现在却大不一样了。

三

帕霍姆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本来样样都称心，只是农民们常来糟蹋他的庄稼和草场。他劝阻他们，但是没有用，一会儿放牛的把母牛放到他的草场上来了，一会儿吃夜草的马又进了他的庄稼地。帕霍姆一次次把牲口赶走，原谅他们，没有告谁的状。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就到乡里去告状。他知道，都是因为农民的地太少，谁也不是有意这样做。不过他又想：“也不能总由着他们，这样下去他们会把我的地都糟蹋光。得教训教训他们。”

他通过法庭教训了老乡一次、两次，罚了一两个人的款。邻居们渐渐对他怀恨在心，有时候就故意坑害他。有一个人竟趁天黑钻进他的小树林，砍了十棵小椴树去剥内皮。帕霍姆从树林里过的时候，发现那边白晃晃的。他走近些一看，剥过皮的小树干扔在地上，小树桩子一个个立在那里。插花着砍也罢了，这个坏蛋像剃头似的砍掉一片。帕霍姆大怒，心里想：“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看我收拾他。”究竟是谁呢？他想来想去，觉得“不是别人，肯定是谢苗”。他跑到谢苗家去查，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光吵了一架。帕霍姆更加确信是谢苗干的。他递上状子。来了传票。打了半天官司，因为没有罪证，谢苗被宣告无罪。帕霍姆觉得很委屈，于是同乡长、法官都吵翻了。

“你们跟做贼的拉拉扯扯，”他说，“要是你们光明正大，那就不会为这种人开脱。”

帕霍姆同法官和左邻右舍都吵遍了。有人威胁说，要烧他的房子。帕霍姆的地虽然多了，在乡亲们中间，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这时候又有消息说，许多人迁移到新的地区去。帕霍姆想：“我没必要扔下自己的地到那边去，要是有人从这儿搬走，我们倒可以宽松一点。我就把他们的地拿过来，跟自己的并在一处，日子会好过些。现在还不自在。”

一天，帕霍姆在家坐着，有个过路的乡下人进了门。帕霍姆留他宿夜，招待他吃饭，和他聊天，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乡下人说，他从伏尔加河下游来，在那边当雇工。

你一句，我一句，乡下人就讲到许多人在往那边迁移。他那个村的人迁过去以后，加入了村社，每个人分到十俄亩地。

“那边的地可好啦，”他说，“种下黑麦，长起来能没了马背，抓五把就是一捆。有个农民穷得丁当响，空着手去的，现在有六匹马、两头母牛了。”

帕霍姆的心热起来。他想：“既然能够过得那么好，何必在这儿挨挤。我把土地、家宅都卖掉，到那边去另起炉灶。挤在一块儿总生事。不过我得亲自去把情况了解清楚。”

他准备好行装，夏天一到就上路。先坐船沿伏尔加河往下走，到萨马拉；然后步行四百俄里左右，到目的地。情况的确是那样。农民的地很多，每人分种十俄亩，村社乐意吸收新来的人。如果有钱，除了种份地，还可以买永远属于自己的私地，爱买多少买多少，最好的三卢布一俄亩。

帕霍姆把情况都打听清楚以后，入秋回到家里，开始变卖。他带点赚头把地卖了，房子也卖了，牲口卖光，退出这个村社，开春后全家迁往新的地区。

四

帕霍姆带着一家人来到新的地区，申请加入一个大村子的村社。他请长辈们喝过酒，领到各种证件，正式加入了村社。他家五口人分到五十俄亩地，不都在一处，牧场是公用的。帕霍姆盖起房子，买了牲口。现在他的份地比过去多两倍，而且是良田。日子过得比从前好十倍。饲料也有的是，养多少牲口都行。

起初帕霍姆忙于安家治产，觉得一切都好；等到习惯了以后，便又觉得这些地还是不够。头一年他在份地上种了小麦，收成很好。于是他想多种些，可是份地少，现有的又不适合再播。当地人都在休闲地和熟荒地上种小麦，种一年两年就停下来，让它长茅草。这种地要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有份，为此常常发生争吵。殷实些的人家愿意自己种，困难户又要拿去租给商人，以便弄些钱来交税。帕霍姆想多种小麦。第二年他向一个商人租地，租期一年。他多种了些小麦，收成很好。但是那块地离家太远，约有十五俄里大车路。帕霍姆看见一些兼做生意的农民单有自己的庄院，生活富裕。他就想：“要是我也买点私地，建一个庄院，那才好呢！周围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于是他开始盘算，怎样买私地。

帕霍姆像这样过了三年。他租地种小麦，年年收成好，钱越存越多。他本来可以像这样好好过下去，可是他烦了，不愿意每年为租地去奔波、争夺：一听说哪儿有好地，农民们立刻飞也似的跑去，一抢而光。要是租不上，那就种不成。第三年他同一个商人合伙向几个农民租了一片牧场，而且已经翻耕了，不料那几个农民为地打起官司来，耕地的活儿也白干了。“如果这地是我的，”帕霍姆想，“我就用不着求这个求那个，也不会出什么事了。”

于是帕霍姆到处打听，上哪儿能买到永远归己的土地。他遇见一个农民，那人买了五百俄亩地，现在破了产，要贱价卖出。帕霍姆跟他谈这笔生意，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商定给一千五百卢布，先交一半现钱。这事差不多要办成了，不料有个过路的商人到帕霍姆家门口停下来喂马，并且同主人一起喝茶聊天。他说他从巴什基尔人聚居的地区来，在那边买了他们的五千俄亩地，才花了一千卢布。帕霍姆便详细打听了一番，商人说：

“只要把头头脑脑们哄好就行，我花一百卢布买些袍子、地毯送给他们，再加一箱茶叶，请能喝酒的喝酒。结果一亩地才花二十戈比就买下来了。”商人说着把地契拿出来给帕霍姆看。“地在河边上，整个草原长满了茅草。”

帕霍姆又提了一些问题。商人说：

“那边的地多得一年也走不遍，都是巴什基尔人的。巴什基尔人像羊似的没有脑子，那地差不多可以白拿。”

帕霍姆想：“我何必出一千卢布买五百俄亩地，还要背债。一千卢布拿到那边去能买多少地啊！”

五

帕霍姆问清楚怎么去法，刚送走商人就准备上路。他把家丢给妻子管，自己带一个雇工出门。他们先进城买了一箱茶叶，一些酒，还有别的礼品，跟商人说的一样。然后走了大约五百俄里，第七天来到巴什基尔人聚居的地方。一切都跟商人说的一样。巴什基尔人用毡子搭帐篷住在草原上，靠近一条河。他们不种地，不吃面包。草原上放牧着羊群、马群。马驹拴在帐篷后面。巴什基尔人一天两次把母马赶来喂马驹吃奶。他们挤马奶，做马奶酒。女人搅马奶酒，做干酪。男人只知道喝马奶酒，喝茶，吃羊肉，吹笛子。他们都养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整个夏天什么事也不做。这个民族完全不开化，也不懂俄语，但是秉性温和。

他们一看见帕霍姆，就从帐篷里出来，把他团团围住。找来一个翻译，帕霍姆对翻译说，他是来看地的。巴什基尔人很高兴，上前拉住他，把他请进一座漂亮的帐篷，让他坐在地毯上，垫着羽绒靠枕，大家围着他坐下，请他喝茶，喝马奶酒。他们还宰了羊，请他吃羊肉。帕霍姆从大马车上拿下礼品来，分送给巴什基尔人。巴什基尔人很高兴，彼此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阵，然后叫翻译转达。

“他们叫我告诉你，”翻译说，“他们喜欢你，我们的风俗是要想方设法让客人高兴，受了礼得回报。你送了礼品给我们，现在请你说，你喜欢我们的什么，我们可以送给你。”

“我最喜欢你们的地，”帕霍姆说，“我们那儿地少，而且都种完了。你们这儿的地又多又好，这样好的地我从来没有见过。”

翻译转达了他的话。巴什基尔人又交谈了一阵。帕霍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看得出，他们很高兴，又是嚷又是笑。随后他们安静下来，望着帕霍姆，翻译说：

“他们叫我告诉你，为了回报你的好意，你要多少地，他们乐意给你多少。你只需用手指一指，那就是你的了。”

他们又说了一阵，而且像是有了争论。帕霍姆问，他们争论什么。翻译说：

“有些人说，地的事得先问一问头头，他不在场不行。另外一些人说，他不在场也行。”

六

巴什基尔人正争论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戴狐皮帽的人。大家都闭上嘴站起身来。翻译说：

“这就是头头。”

帕霍姆连忙拿出一件最好的袍子，呈献给头头，外加五俄磅茶叶。头头接了礼品，在首席坐下。巴什基尔人便七嘴八舌地对他说了一阵。头头听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意思是要大家安静，然后用俄语对帕霍姆说：

“行啊。你喜欢哪儿就拿去好了。地多得很。”

帕霍姆想：“我怎么才能把我想要的地拿到手？得想办法定下来。不然现在说‘是你的’，以后又收回去。”

“谢谢你们的好意，”他说，“你们的地多得很，我只要一点。不过我想知道，哪一块是我的。总得丈量一下，给我定下来吧？不然人的生死由上帝做主，你们这些好人给了我，将来你们的后代也许要收回呢。”

“你说得不错，”头头说，“可以定下来。”

帕霍姆于是说：

“我听说有个商人到你们这儿来过。你们也给了他一些地，还立了一份地契。你们也像这样给我办好了。”

头头全听明白了。

“这都可以办到，”他说，“这儿有一个文书，我们跟你进城一趟，盖上所有的印。”

“价钱是多少呢？”帕霍姆问。

“我们只有一个价：一天一千卢布。”

帕霍姆不明白。

“一天是什么尺子？一天等于多少俄亩？”

“这我们可不会算，”头头说，“我们是按天卖地。你一天能绕完多少地，那些地就是你的，价钱一千卢布。”

帕霍姆吃了一惊。

“一天走下来，那地可多啦！”他说。

头头大笑。

“都是你的！”他说，“不过有一条，要是你在一天之内不能绕回到出发的地方，你的钱就白丢了。”

“那么我走过的地方怎么做记号？”帕霍姆问。

“我们到你看中的地方去站着，你去绕一圈，手里拿一把铲子，需要在哪儿做记号就在哪儿做一个记号，在拐弯的地方挖一个坑，把草皮堆起来，以后我们要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扶着犁走一遍。你想绕多大一圈就绕多大一圈，不过日落前一定要回到出发的地方。你圈起来的地都是你的。”帕霍姆高兴极了。他们说好一大早出去。大家又交谈了一阵，继续喝马奶酒，吃羊肉，喝茶。天黑了，巴什基尔人安排帕霍姆在羽绒褥子上睡觉，答应第二天天一亮就集合，日出前走，然后纷纷散去。

七

帕霍姆躺在羽绒褥子上怎么也睡不着，一心想着土地。“我要拿下一大片，”他想，“我一天能走五十俄里呢。现在是天最长的季节。五十俄里绕成一个圈是多大一片地啊！差一点的我卖掉，或者租给农民种。好的我自己经营，买两头公牛来拉犁，雇两个人来帮工。我种五十俄亩，剩下的做草场养牲口。”

帕霍姆一夜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才打了一个盹儿。他刚一迷糊就做梦，梦见他在这个帐篷里躺着，听见外面有人狂笑。他想看看是什么人在笑，便起身走出帐篷。一看，原来是那个巴什基尔人的头头坐在帐篷前面捧腹大笑。他走上前去问：“你笑什么？”却发现此人不是巴什基尔人的头头，而是前不久路过他家、跟他谈起土地的那个商人。他刚张口问商人：“你早就在这儿了吗？”眼前坐着的已经不是商人，而是那个路过他的老家往伏尔加河下游走的农民。帕霍姆再一看，也不是那个农民，而是有角有蹄的魔鬼坐在那里哈哈大笑，他面前躺着一个人，光着两只脚，穿一套农民的衣服。帕霍姆仔细端详了一番以后，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了，而且就是他自己。帕霍姆大吃一惊，醒了过来。他想：“一个人什么梦不做啊！”回头一看，开着的门外面已经发白，天渐渐亮了。“得把他们叫醒，该走了。”他想。帕霍姆起来，叫醒了睡在大马车上的雇工，命他套车，然后又去叫巴什基尔人。

“到时候了，”他说，“去草原上量地吧。”

巴什基尔人纷纷起来，集合在一起，头头也来了。他们又开始喝马奶酒，还要请帕霍姆喝茶，但是帕霍姆等不下去了。

“说走就走吧，”他说，“到时候了。”

八

巴什基尔人集合起来，有的骑上马，有的坐上大马车，出发了。帕霍姆和他的雇工坐自己的车去，还带了一把铲子。他们来到草原上的时候，朝霞已经染红了天边。登上一个小岗子以后，众人才下车下马，聚在一起。头头走到帕霍姆跟前，用手一指，说：

“瞧，一眼望得到的土地都是我们的。随你挑选。”

帕霍姆眼红极了，这片土地全是熟荒地，像手掌一样平坦，而且黑油油的，低洼的地方各种杂草长得齐胸高。

头头把狐皮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说：

“这就是记号。你从这儿出发，再回到这儿来。你圈的地就都是你的了。”

帕霍姆把钱掏出来放在帽子上，脱去呢袍，只穿一件腰部带褶的上衣，紧了紧腰带，把一小包面包揣在怀里，又把水壶挂在腰带上，拉拉靴筒，从雇工手里接过铲子，准备出发。他考虑了一下，不知往哪边走——处处都是好地。最后他想：“我朝着日出的方向走就是。”于是他面向东方站着，活动了一下身子，等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脸来。他想：“我一定要抓紧时间，趁凉快好走路。”阳光刚从地平线下面射出来，帕霍姆扛起铲子就走到草原上去了。

帕霍姆起初走得不紧不慢。走了一俄里左右，他停住脚步，挖了一个坑，把草皮堆起来，让人更容易看见。接着他又向前走。现在他的筋骨活动开了，于是加快了步子。走了一段以后，他又挖了一个坑。

帕霍姆回头望了望。小土岗子在阳光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人们站在那里，大马车的轮子闪闪发光。帕霍姆估计他走了大约有五俄里。身上暖起来，他脱下腰部带褶的上衣，搭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差不多五俄里，他觉得热了。看看太阳，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辰。

“一程已经走完，到打尖喂牲口的时候了，”帕霍姆想，“一天要打四次尖，现在转过去还早。等我把靴子脱掉。”他坐下，把靴子脱了，别在腰里，继续往前走。现在脚下挺轻松。他想：“我再走五俄里就往左拐。这地方太好了，丢掉可惜。越走地越好。”他又一直向前走去。等他回头望的时候，小土岗子只隐约可辨，人也像蚂蚁一般，黑糊糊的，还有个东西发出一点点亮光。

“我往这边走得够远的了，”帕霍姆想，“得拐过去。再说我出一身汗，想喝口水。”他停下来，挖了一个大一点的坑，把草皮堆在那里，解下水壶，喝足了水，向左转九十度。他走啊走，这边的草长得很高，真热。

帕霍姆渐渐累了，看看太阳，已到中午。他想：“我得休息休息。”于是他又停下来，坐在地上，吃了些面包，喝了些水，但是没有躺下，怕躺下会睡着。他坐了不多一会儿，又起来向前走。起初走得轻松，因为吃下东西添了力气。只是天气热极了，而且困倦得很，但他不停地走着，心里想：忍耐一时，享用一世。

他往这个方向又走了许多路，正想向左转，忽然发现眼前是一片潮湿的洼地，扔了可惜。他想：“在这儿种亚麻一定长得好。”便又向前走去。走完这片洼地以后，他在那边挖了一个坑，拐了第二个弯。帕霍姆看看小土岗子，那边是一片蒸腾的热气，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晃动，岗子上的人在雾障后面几乎分辨不出。他们大约在十五俄里以外。帕霍姆想：“那两边已经很长，这一边得短一些。”他走第三边的时候加快了步伐。等他抬头望一望太阳，已经到吃午茶的时辰，而他在第三边才走了两俄里。第四边有十五俄里。“不行了，”他想，“只好要一块斜地，我得走直路赶回去。就要这么多，地已经够多的了。”帕霍姆连忙挖一个坑，取直路朝岗子走去。

九

帕霍姆径直朝着岗子走去。他开始觉得吃力。身上出了许多汗，脱掉靴子走路使两只脚多处被划破，而且肿胀，瘫软。他很想休息一下，但是不能，怕日落前走不到终点。太阳不等人，越来越低。“唉，”他想，“我是不是做错了，要得太多？赶不回去怎么办？”他看一看前方的土岗，又看一看太阳，终点还远，而太阳已经快到天边了。

帕霍姆继续这样向前走，他觉得吃力，但是还在不断地加快步伐。他走啊走，终点还是很远。于是他小跑起来。他扔掉了上衣、长靴、水壶、帽子，只拿着那把铲子当拐杖。“唉，”他想，“我太贪心，把事情全弄糟了，日落前肯定跑不到。”因为害怕跑不到，他更加喘不过气来。帕霍姆继续往前跑，衬衫和裤子都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口干得发苦，胸膛里好像在拉风箱，心跳得像一把小锤在敲击，两条腿已经麻木。帕霍姆恐惧起来，心想：“可别断了气啊。”

他怕死，可又不愿停步。“我已经跑了这么多路，现在倒停下来，人家准会叫我傻瓜。”他跑啊跑，渐渐接近终点，而且听见巴什基尔人在对他喊叫了。他们的呼声使他心中的火烧得更旺。他拼出最后一点力气向前跑去，太阳已经到了天边，落进雾气中，变得又大又红，像血一般红，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太阳离地平线这样近，终点也不远了。帕霍姆已经看见岗子上的人在向他挥手，催他快跑。他还看见地上的狐皮帽子和帽子上的钱，看见头头坐在地上，两手捧着肚子。于是帕霍姆忆起他做的梦，心里想：“地够多的，可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来这儿住。唉，我毁了自己，我跑不到了。”

帕霍姆看看太阳，太阳已经到了地平线上，并且开始下沉，形成一个弯弓。他使出最后的气力向前冲去，两只脚好不容易跟上，使身体不致扑倒。他跑到岗子跟前的时候，天色忽然暗下来。他抬眼一看，太阳落下去了。他惊呼一声，心里想：“我的辛苦都白费了。”他想停下来，可是听见巴什基尔人还在喊叫，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在低处觉得太阳落下去了，从岗子上看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呢。他憋足一口气，登上岗子。上面还挺亮。他登上去就看见那顶帽子，帽子前面坐着头头，头头正捧腹大笑。帕霍姆又忆起他的梦，叫了一声啊呀，两腿一软扑倒在地，两手伸出去够着了帽子。

“哟，好样的！”头头叫起来，“你得了一大片土地！”

帕霍姆的雇工跑过去，想扶他站起来，而他口吐鲜血，已经死了。

巴什基尔人都啧啧叹息。

雇工拾起铲子，给帕霍姆掘了一个墓穴把他掩埋了，墓穴有三俄尺长，正好放下他的躯体。

教子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38、39节）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

一

有个贫苦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他高兴极了，跑去请邻居来给孩子当教父。邻居不肯，不愿意给贫苦农民的孩子当教父。那农民去找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也不来。

他走遍了整个村子，没有一个人肯来。他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结果碰见一个过路人。那人停下来问他：

“你好哇，老乡，上哪儿去？”

农民说：“上帝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玩意儿，老了有安慰，死后也有人奠祭了。可是因为我穷，我们村没有人肯给我孩子当教父。我是出来找教父的。”

过路人说：

“你就找我当教父吧。”

农民很高兴，向过路人道了谢，说：

“那么找谁当教母呢？”

过路人说：“教母可以找商人的女儿当。你进城去，城里广场上有座带铺面的石头房子，你到这房子的大门口去求商人让他女儿来当教母。”

农民觉得这事靠不住。他说：

“我的亲家，怎么能上阔老板家去啊？他准嫌弃我，不会让女儿来。”

“你别发愁，只管去求他。明天早上你准备好，我一定来参加洗礼。”

农民转身回家，然后赶车进城去找商人。他刚把马拴在院子里，商人就走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商人问。

“老板，上帝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玩意儿，老了有安慰，死后也有人奠祭了。请你让你女儿做我这孩子的教母吧。”

“什么时候举行洗礼啊？”

“明天早上。”

“行，上帝保佑你，她明天一早就去。”

第二天教母来了，教父也来了，婴儿受了洗。洗礼一结束，教父就走了，大家都没打听他是什么人，此后再也没见到他。

二

孩子渐渐长大，父母亲爱不过来。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头脑聪明，性格温顺。孩子十岁那年，父母亲送他去读书。别人要学五年的东西，他一年就学会了。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学的时候。

复活节，孩子去看望了教母，向她祝贺基督复活。回到家孩子就问：

“爹，妈，我教父在哪儿住？我想去看望他，向他祝贺基督复活。”

父亲对他说：

“宝贝，我们不知道你教父在哪儿住。我们自己也发愁，自从他参加你的洗礼以后，我们就没见过他的面，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既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孩子向父亲、母亲鞠了一躬，说：

“爹、妈，让我去找我教父吧。我要找到他，向他祝贺基督复活。”

父母亲让他去了。于是孩子出门去找教父。

三

孩子出了家门，沿着大路走去。他走了半天路程，碰见一个过路人。那人说：

“孩子，你好哇，上哪儿去？”

孩子说：

“我到教母那儿去祝贺基督复活了，回家以后就问父母亲：‘我教父在哪儿住啊？我要去向他祝贺基督复活。’父母亲对我说：‘孩子，我们不知道你教父在哪儿住。他参加你的洗礼以后就走了，我们没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很想见一见我的教父，所以就出来找他。”

过路人说：

“我是你的教父。”

孩子高兴极了，连忙向教父祝贺基督复活。

“教父，”孩子说，“现在你上哪儿去啊？如果是到我们那边去，请到我家坐坐；如果是回自己家，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教父说：

“我现在没有工夫上你家去，我要到一些村子里去办事，明天才回自己的家，你明天来找我吧。”

“教父，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你朝着日出的方向走，一直走下去，走进一座森林，林中有片空地。你在空地上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等到你从森林里出来，你会看见一个花园，园中有座金顶屋子，那就是我的家。你到大门口来，我亲自在那儿迎接你。”

教父说完就在教子眼前不见了。

四

孩子按教父的吩咐走去。他走着走着就进了那座森林。等他到了林中空地上，就看见空地中央有一棵松树，树枝上系着一根绳子，吊着一段橡木，约有三普特重。这段橡木下面摆了一木槽蜂蜜。孩子正在想，这里为什么摆一木槽蜂蜜，为什么吊一根橡木，树林里忽然有了响声。他一看，出来了几只熊，打头的是一只母熊，后面跟着个一岁的小熊崽，再往后还有三只小熊。母熊用鼻子嗅了嗅，径直向木槽走去，几只小熊跟着它。母熊把嘴伸进蜜里，叫小熊们也过去。小熊们三跳两跳都挤在木槽边。吊着的橡木往前一晃，再晃回来，碰到了小熊。母熊看见了，就举起巨掌推开橡木。橡木晃得更高了一些，回来的时候撞在这群小熊中间，有的背上挨了一下，有的头上挨了一下。小熊们大声叫着逃走。母熊吼了一声，用两只前掌抓住头上的橡木，将它甩了出去。橡木高高地飞上去，小熊崽连忙跑到木槽边，把嘴伸进蜜里，贪馋地吃着。别的熊也往回走，还没走到木槽边，橡木已经飞回来，打在小熊崽的头上，把它打死了。母熊咆哮得更厉害了，它抓住橡木，使尽全身气力推了出去。这回橡木飞得比树枝还高，绳子都松软了。母熊走到木槽边，小熊们跟着它。那橡木飞到上面停了片刻又往下走，速度越来越快，力量越来越大，咚的一声狠狠地撞在母熊的脑袋上，母熊倒翻一个筋斗，伸伸腿就断了气。小熊们四散而逃。

五

孩子惊叹了一阵，继续向前走。他来到那座大花园，花园里有座高大的金顶屋子，大门口站着教父，他在那里微笑。教父向教子道了好，领他进了大门，在花园里走了一遭。孩子做梦也没见过这样美丽、这样快乐的地方。

教父领孩子进屋里去，屋里更加美丽。教父让孩子看了所有的房间，一间比一间好，一间比一间喜气。最后走到一扇加封条的门前。

“你看见这扇门了吗？”教父说，“门上没有锁，只有封条。门是打得开的，但是我不允许你开。你爱在哪儿住在哪儿逛，你想怎么住怎么逛，全都由你。你就高高兴兴享受吧。只是有一条，这道门你不能进去。如果你进去了，那你就想一想你在森林看见的情景吧。”

教父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教子一个人在这里住下来。他非常快乐，以至三十年过去了，他以为才过了三小时。三十年过去以后，教子来到上封条的门前。他想：“为什么教父不许我进这道门啊？让我去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

他一推，封条就掉下来，门开了。他走进去一看，里面的厅堂比外面的大，也比外面的好，正中摆着金祭台。他在厅堂里转了一转，沿着阶梯登上祭台，坐在上面。他坐下以后，看见祭台边有根权杖。他拿起权杖。他刚把权杖拿在手中，这厅堂的四壁便轰然倒塌。他向四周一望，全世界尽在眼底，世上的人在做什么，他都看得见。正前方是大海，有船只在海上行走。右边是不信基督教的异邦人。左边是信基督教的民族，但不是俄罗斯人。第四面才是俄罗斯人。教子说：“我来看看家里人在干什么，我们的庄稼长得好不好。”他向自家地里一望，看见许多麦捆立在那里。他便数起来，想知道粮食打得多不多，于是看见地里有辆大车，大车上坐着一个农民。教子以为是他父亲夜里来拾麦捆。再仔细看看，原来是做贼的瓦西里·库德里亚绍夫。他把大车赶到麦垛跟前，动手往车上装麦捆。教子急了，他大声喊道：“爹，有人偷地里的麦捆！”

他父亲夜里醒了，说：“我梦见有人在偷麦捆，让我出去看看。”他骑上马去了。

到了地里，他看见了瓦西里，就把农民们都叫来。大伙把瓦西里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捆绑起来，送进监狱。

教子又看了看他教母所在的那个城市，看见教母嫁给了商人。她躺在床上睡着了，她丈夫却爬起来，出去找情妇。教子向她喊道：“起来，你丈夫不干好事。”

教母纵身起来，穿上衣服，找到了她丈夫，羞辱了那情妇，还狠狠打了她一顿，把丈夫也赶出家门。

教子再看看自己的亲生母亲，看见她躺在屋里，有个强盗钻进屋里去，正在撬箱子。

母亲醒来，大声呼叫。强盗看见了，抓起一柄斧子往母亲身上砍去，想把她砍死。

教子忍不住把权杖掷过去，正好击中强盗的太阳穴，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六

教子刚把强盗打死，这厅堂的四壁又重新合拢，完好如初。

门开了，教父走进来。他走到教子跟前，拉着他的手，引他下了祭台，对他说：

“你没有听从我的指示。你做的第一件坏事是开了上封条的门，你做的第二件坏事是登上祭台并且把我的权杖拿在手中。你做的第三件坏事是给世上增添了许多恶。如果你在这里再坐一小时，一半人都要让你败坏了。”

教父又把教子引上祭台，把权杖拿在手中。四壁又轰然倾倒，世上的一切都映入眼帘。

教父说：

“现在你看，你对你父亲做了些什么。瓦西里在监狱里已经坐满一年，什么坏事都学会了，完全丧失了人性。你看，他又偷走了你父亲的两匹马，现在正要烧你父亲的院子。这就是你给你父亲造成的。”

教子刚看见父亲的院子着了火，教父就遮住不让他再看，叫他看另外一边。

“瞧，”教父说，“你教母的丈夫抛弃你教母在外面跟别人厮混已经一年。你教母心里苦闷，喝上了酒，而她丈夫原先那个情妇也完全堕落了。这就是你给你教母造成的。”

教父又遮住这一面，让教子看他的家。于是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正在哭泣，忏悔她犯下的罪，说：“倒不如那时候让强盗把我砍死，我也就不会犯这么多罪了。”

“这就是你给你母亲造成的。”

教父说着把这一面也遮住，让教子往下看。于是教子看见那个强盗，两名卫兵抓住他站在监狱门口。教父对教子说：

“这个人杀了九个人。他本来应该自己去赎自己的罪，可是你把他打死了，把他所有的罪都接了过来。现在你得为他的一切罪过受惩罚。这就是你给你自己造成的。母熊第一次推橡木——惊了小熊，第二次推橡木——打死了小熊崽，第三次推橡木——自己遭了殃。你所做的也是一样。现在我给你三十年时间，你到世上去赎强盗所犯的罪。如果赎不清这些罪，那你就得去顶替他。”

教子说：

“我怎样才能赎清他犯的罪呢？”

教父说：

“当你在世上除掉的恶像你增加的恶一样多时，你就赎清了自己的罪和那强盗的罪。”

教子问：

“怎样除世上的恶呢？”

教父说：

“你朝着日出的方向一直往前走，走到一片田地上，那里有人。你注意看，人们在做什么，把你的知识教给他们。然后你再往前走，把看到的记下来。第四天你走进一座森林，森林里有一间僧房，住着一位长老。你把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他会教你。等到你完成了长老吩咐你去做的事，你的罪和那强盗的罪就都赎清了。”

教父说完这番话就让教子出了大门。

七

教子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想：“我怎样除世上的恶啊？世上人们除恶的办法是把坏人流放到远方去，或者关进监狱，判处死刑。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既除了恶，又不把别人的罪接过来呢？”教子左思右想，得不出一个答案。

他走啊走，走到一片田地上，那里庄稼长得很好，密密层层的，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于是他看见，一只母牛犊钻进庄稼地里，附近有几个人发现了，骑上马来追，在庄稼地里穿过来穿过去。每当牛犊要钻出去的时候，总有人赶过来，牛犊吓得又往回钻，大家再跟着追。大路上有个女人站在那里哭着说：“他们在撵我的牛犊，它没命了。”

教子便问那几个汉子。

“你们干吗这样做？你们都从庄稼地里出去，让牛犊的主人自己把它唤出来吧。”

那几个汉子听从了他的话。女人走到地边上去唤：“特普留西，特普留西，黄黄，特普留西，特普留西！……”牛犊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就跑到女人身边来，把头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几乎把她撞倒。几个汉子高兴极了，女人也高兴，牛犊也高兴。

教子继续往前走，心里想：“现在我看到，恶只会增加恶。人们越是围剿恶，恶越多。因此不能以恶除恶。应该怎样除恶，我不知道。幸好牛犊听了它主人的呼唤，要是它不听，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教子左思右想，得不出一个答案，他继续往前走。

八

教子走啊走，走到一个村子。他向村边一家农户求宿，女主人让他进去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女主人独自在那儿刷洗。

教子进了屋就爬到灶炕上去，观察女主人在做什么。他看见女主人洗净了屋子洗桌子，洗完了桌子就拿一块挺脏的面巾去擦。她先站在这边擦，擦不干净，脏面巾留下一条一条的黑印。她又站在另一边擦，一些黑印擦掉了，可是留下另外一些黑印。她再换一个方向擦，结果一样。脏面巾总留下印迹，擦了这里，脏了那里。教子观望了一阵，说：

“大婶，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没看见吗，”她说，“我擦桌子准备过节，可是怎么也擦不干净，总有黑印，累死我了。”

“你不会把面巾涮干净再擦？”教子说。

女主人照他的话去做，很快就把桌子擦干净了。

“谢谢你出这主意。”她说。

第二天清早，教子告别了女主人，继续往前走。他走啊走，走进一座森林，看见几个农民在那里上轮辋。他走到他们跟前，看见他们总转圈，而轮辋就是弯不过来。

教子观望了一阵，发现轮毂没有固定住。他看了看，说：

“喂，你们在干什么？”

“没看见吗，我们在上轮辋。已经蒸烤了两次，把我们累死了，可木头就是弯不过来。”

“老乡，你们先把轮毂固定住，不然你们总跟着它转。”

农民们听了他的话，把轮毂固定住，事情就好办了。

教子在他们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往前走。他走了一天一夜，黎明前碰见几个赶畜群的人，就走过去躺在他们身边休息。他发现，那几个人让牲口歇下来，正忙着生篝火。他们拿来干树枝，点上火，不等火烧旺就把湿树枝添上。湿树枝一冒烟，火就灭了。他们又拿了干树枝来点燃，接着又添上湿树枝，火又灭了。他们忙了半天，火总是烧不起来。

于是教子说：

“你们别忙添树枝，等火烧旺了再添。”

赶畜群的人照他的话去做，火烧得很旺了才添上树枝。树枝都着了，篝火燃得炽烈。教子跟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又向前走去。他左思右想，不明白他看见的这三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九

教子走啊走，又走了一天，进入一座森林，林中有一间僧房。教子走上前去敲门。屋里有人问：

“谁呀？”

“是个大罪人，出来赎别人的罪。”

一位长老开门出来问：

“你担着别人的什么罪？”

教子从头讲起：讲到他的教父，母熊和小熊，加封的厅堂中的祭台，教父吩咐他怎样做，他怎样看见庄稼地里那几个汉子，他们怎样践踏庄稼，母牛犊怎样自己出来，跑到女主人跟前去。

“我明白了，”教子说，“不能以恶除恶，可是我不明白，应该怎样除恶。请你教我。”

长老说：

“你说说，你在路上还看见什么？”

教子又讲了那个女人擦桌子的事，还有农民们上轮辋和赶畜群的人生篝火的事。

长老听罢，转回僧房里去，拿了一柄有缺口的斧子出来。

“咱们走吧。”他说。

长老走到屋前空地上，指着一棵树说。

“你砍吧。”

教子抡起斧子把树砍倒。

“再砍成三段。”

教子又把那棵树砍成三段。长老再转回僧房去，拿了火来。

“把三段木头烧了。”他说。

教子点火烧了三段木头，烧成焦木。

“把木头一半埋进土里，像这样。”

教子埋好了三段木头。

“你看，山下有条河，你到河边去，用嘴衔水来浇。这根木头你要用你教给那个女人的办法来浇。那根木头用你教给上轮辋的农民的办法浇。还有一根木头用你教给赶畜群的人的办法浇。等到三根焦木发芽，长出三棵苹果树来，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除人间的恶，你的罪也就赎清了。”

长老说完，转身进屋去了。教子左思右想，不明白长老对他说的这番话的意思。但是他立刻照长老的吩咐去做。

十

教子走到河边，吸满一口水，回来吐在焦木上，然后再去。他像这样来回走了一百趟，一根焦木四周的土才润湿了。接着他又浇剩下的两根。教子累极了，肚子也饿了。他走进僧房去向长老讨食。推开门一看，长老已经死在板凳上。教子举目环顾四周，发现一些面包干，拿起来吃了；然后又发现一把铁锹，他就用这把铁锹给长老掘墓。他夜里取水浇木头，白天掘墓。他刚把墓掘好，正要安葬长老，村里有人给长老送食品来了。

村人得知长老已经去世，就为教子祝福，让他继承长老的衣钵。人们安葬了长老，把食品留给教子，说以后再拿来，就回去了。

教子在长老的僧房里住下来，靠人们给他拿来的食品活着，做长老吩咐他做的事——衔水浇木头。

教子像这样生活了一年，拜访他的人多起来。他的名声传了出去，说森林里有个圣人在那里修行，从山下衔水浇灌几根烧焦的木桩子。许多人到他这里来，富商们也来，向他赠送礼品。教子除了最必需的东西，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把别人送来的东西分赠给其他穷人。

教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半天衔水浇木头，半天休息，接待来访的人。

教子以为他应该这样生活，以此除恶，并且赎罪。

教子像这样生活了两年，没有一天不浇木头，可是没有一根木头发芽。

有一天，他坐在僧房里，忽然听见一个人骑马从他门前经过，还唱着歌。教子走出去，想看看这是什么人。他看见那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衣服穿得讲究，马和鞍子也都挺贵重。

教子唤住他，问他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那人停下来。

“我是个强盗，”他说，“拦路抢劫杀人。我杀人越多，歌唱得越欢。”

教子惊骇地想：“怎么才能除掉这个人心中的恶啊？跟那些主动到我这儿来忏悔的人好说话，可是这个人以恶为荣。”教子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心里想：“现在怎么办？要是这个强盗经常到这边来，吓坏了我的信众，那就没有人来找我了，对他们不利，我也难以生活下去。”

教子又站住，对强盗说：

“人们到我这儿来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恶，而是为了忏悔，为了祈求赦免自己的罪。如果你还敬畏上帝，也应该忏悔。如果你不愿意悔过，那就离开这里，不要再来惊搅我，吓跑我的信众。你要是不听劝告，那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强盗大笑。

“我不怕，”他说，“我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听你的话。你不是我的主人。你靠祷告上帝吃饭，我靠抢劫吃饭。人人都得吃饭。你去教训那些来找你的娘儿们吧，用不着教训我。今天你既然在我面前提到上帝，明天我就要多杀两个人。我真想今天把你杀了，可又不愿意弄脏我的手。以后你再别让我看见你。”

强盗说完这番威胁的话，扬长而去。他再也没有露过面，教子仍像以往那样平静地生活。他这样生活了八年，渐渐苦闷起来。

十一

一天晚上，教子浇罢三段焦木，回僧房去休息。他坐在那里，两眼望着小路，看是不是有人快到了。这天没有一个人来。教子独自坐到晚上，心里觉得苦闷，于是思索自己的一生。他想起强盗怎样责备他靠祷告上帝吃饭。教子回顾自己的一生，心里想：“我没有像长老吩咐的那样生活。他给我的是惩戒，我却靠这个吃饭，扬名，现在迷醉得竟然因为没有人来就心中苦闷。有人来的时候，我高兴的只是他们都称颂我。我不应该像这样生活。人间的声名把我迷惑住了。以往犯下的罪还没有赎清，又添了新的罪。我要到森林里去，换一个地方住，让人们找不到我。我要一个人生活，把以往的罪赎清，而又不添新的罪。”

教子这样想了想，拿起一袋干粮，一把铁锹，走出僧房到山谷里去，要在僻静的地方给自己盖一间土坯房，离群索居。

教子扛着一袋干粮和一把铁锹向前走，强盗骑一匹马迎面而来。教子吓得拔腿就跑，可到底让强盗追上了。

“你上哪儿去？”强盗问。

教子说，他想离开世人，到谁也不会去找他的地方去。强盗觉得希奇。

“现在你靠什么吃饭呢，既然人们都不会来找你了？”

教子还没有考虑过，经强盗这样一问，他才想起吃饭的事。

“上帝赐什么我就吃什么。”教子说。

强盗一句话也没有再说，继续走他的路。

教子想：“我怎么不问一问他现在的生活！说不定他会忏悔呢。这回他说话口气好像软了一些，也不威胁要杀人了。”于是教子大声对已经走远的强盗说：

“你还是应该忏悔。上帝的惩罚是逃不过的。”

强盗拨转马头，从腰间拔出一把刀子向他挥了挥。他吓得逃进树林里。

强盗没有追过来，只对他说：

“老头，我饶了你两次，第三次别再叫我碰见，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强盗说完这话走了。教子晚上去浇木头，一看，有一段已经发芽，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

十二

教子避开人们，一个人独居。面包干吃完了，他想：“我去找点草根来吃吧。”他刚要去找，忽然看见树枝上挂着一袋面包干。他就把这袋面包干取下来充饥。

这袋面包干才吃完，那根树枝上又挂着一袋了。教子就这样度日。他只有一件烦心的事——害怕强盗。一听见强盗的声音，连忙躲起来，心里想：“他要是杀了我，那我就没法赎罪了。”

教子像这样过了十年。一株苹果树长大起来，另外两段焦木还是老样子。

一天，教子早早地起来做他的事。等到两段焦木周围的泥土浸透了，他也累坏了，坐下来休息。他坐在那里，一面休息一面想：“我又犯了罪，怕起死来。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以死赎罪，那我就这样做。”他刚这样想，忽然听见强盗来了，边走边骂。教子听见了就想：“无论吉凶都不是任何人能加之于我的，而是上帝的旨意。”他就迎着强盗走去。他发现强盗不是一个人，他身后马背上还有一个人，那人的两手是捆着的，嘴也被塞住，不能说话，强盗在骂他。教子走上前去，站在强盗的马前。

“你把这人弄到哪儿去？”教子问。

“到森林里去。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肯说他父亲的钱藏在什么地方。我要打得他说出来才罢休。”

强盗说完就要往前走，教子拉着他的马不放。

“你把这个人放了吧。”教子说。

强盗大怒，举手要打教子。

“你是不是也想尝尝这个滋味？”强盗说，“我说过要打死你。让开！”

教子没被吓倒。

“我不放你走，”他说，“我不怕你，只怕上帝。上帝不让我放你走。你把这个人放了吧。”

强盗皱紧眉头，抽出刀来，割断了绳子，放了商人的儿子。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开，”他说，“别再让我碰见。”

商人的儿子跳下马来跑了。强盗正要走，教子再一次拉住他，劝他改邪归正。强盗站在那里听完教子对他说的话，什么也不回答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教子去浇木头，一看，又有一段发了芽，也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

十三

又过了十年。一天，教子在屋里坐着，他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怕，心里充满快乐。他暗自寻思：“上帝给人的恩典何等大啊！他们白白地自寻烦恼。他们本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于是他想起人间的一切恶事，以及人们如何自寻烦恼。他开始觉得人类可怜。“我现在这样过是虚度光阴，应该把我明白的道理告诉人们。”

他刚想到这里就听见强盗来了。他让他走过去，心想：“跟这种人说什么他也不明白。”

开头他这样想，可是后来他不这样想了，于是走到大路上去。那强盗满脸愁云，两眼望着地面。教子看了看他，心中产生了怜悯，便跑到他跟前去，抱住他的膝头。

“亲爱的兄弟，”教子说，“可怜可怜你自己的灵魂吧！你身体里有上帝的灵气啊。你自己受罪，还叫别人受罪，将来你还要受更大的罪。可是上帝这样爱你，给你预备了这样大的恩典！别毁灭自己，兄弟！弃恶从善吧。”

强盗皱紧眉头，转过脸去说：

“别管我。”

教子更加紧紧地抱住强盗的膝头痛哭流涕。

强盗抬头望着教子，望着望着竟下马跪在教子面前，说：

“老头，你胜过了我。我跟你斗了二十年，结果你比我强。我再也不能主宰自己了。你要把我怎么样都行。第一次你劝我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凶狠。等到你避开人们，明白你并不需要人们给你什么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你对我说的话。”

于是教子想起，那个女人把面巾涮干净以后才擦净了桌子。等到他不再为自己操心，洁净了自己的心以后，他才能洁净别人的心。

强盗又说：

“等到你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我才回心转意。”

于是教子想起，老乡们把轮毂固定住以后，轮辋才弯得过来。他不再怕死以后，他才真正生活在上帝之中，强盗的那颗桀骜不驯的心才驯服了。

强盗又说：

“等到你怜悯我，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的心才完全化了。”

教子高兴极了，领着强盗去看那几段木头。他们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一段木头也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于是教子想起，牧人们把火烧旺了以后，湿柴添上去才燃起来。他的心炽热了以后，才使别人的心也热起来。

教子还感到高兴的是，他赎清了自己的罪。

他把这些道理讲给强盗听，讲完就死了。强盗把他安葬了，从此按照教子的话去生活，并且教人们也这样生活。

雇工叶梅利扬和空大鼓

叶梅利扬在主人家里当雇工。有一天，他经过草场去上工的时候，看见一只青蛙在前面跳，差一点给他踩死。他一步跨了过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他回头一看，是个美丽的姑娘，那姑娘对他说：

“叶梅利扬，你怎么不娶媳妇？”

“好姑娘，我怎么娶媳妇啊？我穷得叮当响，谁也不肯嫁给我。”

姑娘说：

“你就娶我吧！”

叶梅利扬爱上了这个姑娘。他说：

“那我太高兴啦，可是我们怎么过呢？”

“这也值得发愁！”姑娘说，“只要你多干活，少睡觉，走到哪儿都吃不完穿不完。”

“行啊，”叶梅利扬说，“咱们就结婚吧。咱们上哪儿去呢？”

“咱们进城去。”

叶梅利扬和姑娘进城去了。姑娘把他领到城郊一间小屋里，他俩结了婚，住下来。

有一天，皇帝出城，从他们家门口过，叶梅利扬的妻子出门来看皇帝。皇帝发现了她，吃惊地说：“这女子真美，她是从哪里来的？”皇帝下令停车，把叶梅利扬的妻子叫到跟前来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农民叶梅利扬的妻子。”

“你这么美，怎么嫁给一个农民啊？你应该做皇后。”

“谢谢您的好意。我嫁个农民也挺好。”

皇帝同她说了一会儿话就往前走了。他回到宫里以后，总是念念不忘叶梅利扬的妻子。他通夜不能成眠，盘算着怎样把叶梅利扬的妻子夺过来，但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他把仆役们叫来，命他们想办法。仆役们对皇帝说：

“您把叶梅利扬弄到宫里来当雇工，我们拿活儿累死他。等他的妻子成了寡妇，您就可以要那女人了。”

皇帝照他们的话派人去找叶梅利扬，要他到皇宫里来当差，他得跟他妻子在宫里住下。

使臣去对叶梅利扬说了。叶梅利扬的妻子对丈夫说：

“你就去吧，白天干活，晚上回我这儿来。”

叶梅利扬去了；到了宫里，皇宫总管问他：

“你怎么一个人来啦，妻子呢？”

“她有家，我带她来干吗？”叶梅利扬说。

皇宫里派给叶梅利扬的活儿够两个人干的。叶梅利扬开始干的时候并没指望干完。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看，活儿都干完了。总管看见他干完了，就派他第二天干四个人的活儿。

叶梅利扬回到家来，家里样样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烧得挺旺，饭菜也做好了。妻子坐在织机前织布，等候丈夫回来。妻子站起来迎接丈夫，把饭菜端出来给他吃喝，问他活儿干得怎么样。

“大事不好，”他说，“给的活儿太重，他们想把我折磨死。”

“你别想着活儿，”妻子说，“别往后看干得多不多，也别往前看剩下的多不多。你只管干你的。到时候准完。”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早又去干活。他干起来以后，一次也不回头。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活儿都干完了。天还没有黑尽，他已经回到家里。

皇宫里的人继续给叶梅利扬加码，可是叶梅利扬到时候就完工回家休息。一个星期过去了。皇帝的仆役们看见他们用粗活儿难不倒这个乡下人，就让他干细活儿。但是这也难不倒他。无论让他干木匠活儿，石匠活儿，还是盖房顶的活儿，他都能按时完工，回家休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皇帝把仆役们叫来问：

“要我拿面包白养着你们不成？两个星期过去了，没见你们得出什么结果。你们本想用活儿把叶梅利扬折磨垮，可是我在窗口看见他每天唱着歌回家去。你们是不是想拿我取笑？”

仆役们申辩说：

“我们开头拼命拿粗活儿折磨他，可是一点也不起作用。不管什么活儿他干起来都跟扫地一样，一点也不累。后来我们就让他干细活儿，以为他干不了，结果也没把他难倒。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样样都干得了。看来不是他就是他老婆会妖术。这人真叫我们烦透了。下次我们要派给他一样他做不完的活儿。我们要他在一天之内盖起一座大教堂。您把叶梅利扬叫来，命他一天之内在皇宫对面盖起一座大教堂。如果他盖不完，到时候就可以说他违令，砍他的头。”

皇帝派人去找叶梅利扬来，对他说：

“听着我的命令：在皇宫对面的广场上给我盖一座大教堂，明天傍晚前完工。如果到时候你盖好了，我就赏赐你；盖不好，要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听完皇帝的这段话，转身往家走。他想：“这回我完了。”到家以后，他对妻子说：

“快收拾吧，咱们得逃走，要不白白地遭殃。”

妻子说：“怎么，你这样胆小，竟要逃跑？”

叶梅利扬说：“怎能不胆小啊？皇帝叫我明天一天之内盖起一座大教堂。如果我办不到，就要砍我的头。只有一条出路——逃走，现在还来得及。”

妻子不同意这话。她说：

“皇帝的兵那么多，到哪儿都会给他们抓住，你跑不了。现在还有力气，得从命。”

“干不了怎么从命？”

“唉，我的爷！你别发愁，先把饭吃了，躺下休息，明天早点起来，赶得上。”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妻子把他唤醒，说：

“去吧，快点把教堂盖完。给你这些钉子和这把榔头，那儿还给你剩下一天的活儿。”

叶梅利扬进城去，到那里一看，真的，一座新的大教堂已经矗立在广场中央。剩下的活儿不多了。他把该干的活儿干了，到傍晚时分全部完工。

皇帝一觉醒来，向皇宫外面望了望，看见一座大教堂矗立在那里。叶梅利扬走过来走过去，东敲一个钉子，西敲一个钉子。皇帝看见教堂并不高兴，他感到丧气的是，没有理由处死叶梅利扬，也无法把他的妻子抢过来。

皇帝又把仆役们叫来，对他们说：

“这个任务叶梅利扬也完成了，没有理由把他处死。任务还是太轻。得想个难办的。你们给我想出来，不然我先把你们处死。”

于是仆役们想出一个难题，叫叶梅利扬开一条河，这条河要围绕皇宫流动，河上还要行船。皇帝命令叶梅利扬完成这个新的任务。

皇帝说：“你既然能够在一夜之间盖起一座大教堂，想必也能完成这个任务。明天一定得按照我的命令办好这件事。办不好，我就砍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更发愁了，他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乌云满面。

“你愁什么，”妻子问，“是不是皇上又给了新的活儿？”

叶梅利扬对妻子讲了，然后说：

“得逃走才行。”

妻子说：

“到处都有兵抓人，你跑不了。得从命。”

“怎么从命啊？”

“唉，我的爷，”妻子说，“你就别发愁啦！你先把饭吃了，躺下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到时候都能办到。”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早上他妻子把他叫醒。

“你往皇宫那边去吧，”妻子说，“全都办完了。只是皇宫对面的码头上还剩下一个小土堆，你带把铁锹去铲铲平。”

叶梅利扬去了，进城一看，皇宫周围已有一条河，河上漂着大船。他走到皇宫对面的码头上，看见一个地方不平，就拿铁锹去铲。

皇帝一觉醒来，看见原来没有河的地方有河了，河上还漂着大船，叶梅利扬在铲土堆。皇帝惊骇不已，但是并不高兴。使他丧气的是，无法把叶梅利扬处死。他想：“没有叶梅利扬完不成的任务。现在可怎么办呢？”

皇帝把仆役们叫来，和他们一起想办法。

“你们给我想一个叶梅利扬完不成的任务。不然我们想一个他完成一个，我没法把他的妻子夺过来。”

宫中内侍们左想右想，最后想出来了。他们去向皇帝禀报。

“得把叶梅利扬叫来，对他说：去你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这回他滑不过去了。不管他往哪儿走，您都说他去的地方不对；不管他拿什么东西来，您都说不是他该拿的那个东西。然后您就可以把他处死，也可以把他的妻子夺过来了。”

皇帝大喜。

“这回你们想的办法真聪明。”他说。

皇帝派人把叶梅利扬找来，对他说：

“去你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要是拿不来，我就砍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回家去，把皇帝说的话告诉了妻子。妻子思索起来。

“这回他们教给皇上的办法能让你掉脑袋，”妻子说，“得用心去干。”

妻子坐在那里想了一阵，对丈夫说：

“你得走很多路，去找我们乡下的老奶奶，大兵的母亲，求她帮忙。拿到她给你的东西以后，直接到宫里来，我在那儿。这回我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了。他们会来把我抢走，不过时间不长。如果你事事按老奶奶的吩咐去做，很快就能把我救出来。”

妻子为丈夫备好行装，交给他一个背包、一个小纺锤，说：

“把这个交给老奶奶，她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了。”

妻子给丈夫指明了道路。叶梅利扬走了。到了城外，他看见一群士兵正在操练。他站在那里看，直到士兵们操练完毕、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才走上前去问道：

“弟兄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

士兵们听了都觉得希奇。

“是谁派给你这差事？”他们问。

“是皇上。”叶梅利扬说。

“我们自从当兵以来就是往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走，总走不到，找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总找不着。我们可帮不了你的忙。”

叶梅利扬和士兵们在一处坐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走进一座森林，森林里有一间小木屋，木屋里坐着个老太婆，是个乡下老奶奶，大兵的母亲，她正在纺麻线，一边干一边哭，不是用唾沫，而是用泪水蘸湿指头捻线。老奶奶看见叶梅利扬就对他大声说：

“你来干什么？”

叶梅利扬把小纺锤交给她，然后说，是他妻子差他来的。老奶奶立刻变了态度，亲热地问长问短。叶梅利扬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奶奶，讲到他如何娶了亲，搬进城里去住，皇上收他做扫院子的仆役，他在宫里当差，后来如何盖起一座大教堂，开了一条有大船航行的河，现在皇上命他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回去。

老奶奶听了这话便不再流泪，自言自语说：

“看来时候到了。好吧，儿子，你坐下，吃点东西。”

叶梅利扬吃完以后，老奶奶又对他说：

“给你这个线团。你让它在前面滚，你跟在后面走。你得走很多路，一直走到大海边。到了大海边，你会看见一座大城。你进城去，在最靠边的一户人家过夜，在那儿找你要找的东西。”

“老奶奶，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我要找的东西？”

“等你看见一样东西比爹妈的话还灵，那就是了。你拿了它去见皇上，皇上会说，这不是你该拿的那样东西。你就说：‘既然不是，那就把它砸碎。’你就敲打这东西，然后拿到河边去，把它敲碎了扔进水里。到那个时候，你就能把妻子接回家，并且让我的泪水干了。”

叶梅利扬告别了老奶奶，滚着线团向前走去。线团滚啊滚，把他带到了大海边。海边有一座大城，城边有一座高高的房子。叶梅利扬请求房主人让他进去过夜。主人让他进去了。他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听见这家的父亲已经起床，在叫儿子，要他去劈柴。儿子不听。

“还早呢，”儿子说，“我来得及。”

他又听见这家的母亲在灶炕上说：

“儿子，去吧，你父亲骨头疼。难道说让他亲自去？是时候了。”

儿子只咂了咂嘴，又睡着了。他刚睡着，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响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爆裂了。儿子纵身起来，穿上衣服，跑出门去。叶梅利扬也纵身起来，跟着他跑出去看，是什么东西在响，什么东西对儿子比父母的话还灵。

叶梅利扬跑到外面去，看见一个人在街上走，肚子上挂着一个圆圆的东西，那人正用两根木棍敲这东西，使这东西发出响声，儿子就听从了这响声。叶梅利扬跑过去仔细看，发现是个圆圆的小木桶，两端绷着皮革。他问那人这东西叫什么。

“鼓。”人家回答说。

“是空的吗？”

“空的。”人家回答说。

叶梅利扬觉得希奇，问那人要这东西。那人不给他。叶梅利扬也就不再要，只跟在击鼓人后面走，走了整整一天。等到那人躺下睡觉的时候，叶梅利扬抓起他的鼓就跑。跑啊跑，一直跑回故乡自己家里去了。他以为能见到妻子，谁知妻子已不在家中。他出门的第二天，妻子就给带到皇帝那里去了。

叶梅利扬到宫里去，要宫里人禀报皇帝，那个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人来了。皇帝听了禀报，命叶梅利扬第二天再来。叶梅利扬又求宫里人再一次禀报皇帝。

“我现在已经拿着命我去取的东西来了，请皇上出来见我，不然我自己要进宫去见他。”

皇帝出来了。

“你到哪儿去了？”

“到不知是哪儿的地方去了，”叶梅利扬说，“看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叶梅利扬想拿给皇帝看，可是皇帝不看。

“不是那个东西。”皇帝说。

“既然不是那个东西，”叶梅利扬说，“那么应该把它敲碎，叫它见鬼去吧。”

叶梅利扬带着鼓出了宫门，敲起鼓来。他一敲，皇家军全都到他跟前来集合，向他敬礼，等候他下命令。皇帝向窗外喊自己的军队，不许他们跟着叶梅利扬走。但是军队不听皇帝的话，都跟着叶梅利扬走。皇帝看见这情景，只好命人把叶梅利扬的妻子还给叶梅利扬，并且求他把鼓交出来。

“不行，”叶梅利扬说，“我得遵命把它敲碎，扔进河里。”

叶梅利扬带着鼓走向河边，全体兵丁跟着他。到了河边，他把鼓捅破，砸成碎片，扔进河里，兵丁们就都散了。叶梅利扬带着妻子回家去。

从此皇帝再也不来惊动他了。他平平安安度日，逢凶化吉，福海无边。

[1]猴子有四只手。——作者注

[2]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3]就是上文说的“年轻的一个”。

[4]1俄丈合2.134米。

[5]1小桶合12.3升。

[6]高加索山民穿的束腰无领袍。

[7]穆拉是由穆斯林教徒推举的教士。

[8]茶炊分两部分，下面是个带小龙头的大水壶，上面坐一把小茶壶。茶叶放在小茶壶里泡，等下面大水壶里的水开了，才将茶水灌进去。

[9]表示喝够了。

[10]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至三十五节。

[1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五节。

[1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四十节。

[13]复活节是基督教会的大节，纪念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第三天复活。节日规定在由春分日起出现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可能在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14]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15]俄国农民的大牲畜在村社公用牧场集中放牧。

[16]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爱称。

[17]普列夫纳是保加利亚一地名。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中这里发生过激烈战斗。

[18]“叶利赛”这个俄国名字来源于《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以利沙”。

[19]原文为乌克兰语。

[20]原文为乌克兰语。

[21]原文为乌克兰语。

[22]原文为乌克兰语。

[23]原文为乌克兰语。

[24]原文为乌克兰语。

[25]原文为乌克兰语。

[26]原文为乌克兰语。

[27]即君士坦丁堡。

[28]即伊斯密尔。

[29]万卡是伊万的小名，这里是举例来说，好像汉语中的“张三、李四”。

[30]即米赫耶夫的父称。

[31]米申卡是米哈伊尔的爱称。

[32]瓦西卡是瓦西里的俗称。

[33]该亚法是古犹太大祭司，事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34]大卫是古以色列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35]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36]1俄亩约合1.09公顷。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3卷 戏剧

列夫·托尔斯泰（1898年）

斯坦尼斯拉夫扮演《教育的果实》中兹韦兹金采夫的剧照（1890年）

《黑暗的势力》剧照（1895年）

听音乐（1909年）

听三弦琴师弹奏（1909年）

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

（喜剧）

白嗣宏译

第一幕

第一场

农夫 （耕地，抬头望天）瞧，到晌午了，该卸马了。呔，出来吧！宝贝儿，累坏了。我只要再绕一圈，把最后一垄耕完，就吃晌午饭。谢天谢地，我想到带一块面包来。我不用回家，就在井边垫垫肚子，打个盹儿，小黄马也去吃点青草。然后上帝保佑，再动手干活。上帝保佑我早早耕完。

第二场

〔小鬼登场，跑向小树丛。

小鬼 哼，做大善人呢！满口上帝呀上帝的。小心点，叫你也忘不了小鬼。我把他的面包拿走。他发现以后，就会去找。他饿到想吃东西的时候，就会骂，那时就会想起叫鬼。（抓起面包，拿走，坐到树丛后面，不时伸头看看农夫要干什么）

农夫 （用劲抽出轭索）上帝保佑哇！（牵出马，放马走开，自己走向长衫）肚子饿得咕咕叫！老婆子给我切了一大块面包，可是，眼看要吃个净光哩。（走到长衫跟前）没影儿啦！大概是我用长衫盖上了。（掀起长衫）长衫下面也没有。莫名其妙！（抖长衫）

小鬼 （从树丛后面）你好好找吧，面包在这儿哩！（坐到面包上）

农夫 （掀起犁架，再次抖长衫）奇怪，真奇怪！没人来过，可面包不见了。假如是鸟儿偷吃了，总会留下碎末呀。可连碎末也没有。没见有人来过，可面包叫人拿走了。

小鬼 （起身，伸头望望）现在他就要想起我来了。

农夫 看来只好随它去啦。我饿不死。拿走就拿走吧。叫他吃个饱！

小鬼 （吐一口唾沫）哼，你这个可恶的农夫！他本来应当骂起来，可他说：叫他吃个饱！真拿他没办法。

〔农夫收拾睡觉，画十字，打呵欠，渐渐入睡。

（从树丛后走出来）怎么去对鬼头说呢？鬼头老是说：你给我往地狱里送来的农夫太少。你瞧，商人、贵族、神父每天都来一大批，农夫却很少。怎样叫他乖乖地去呢？简直拿他没办法。已经把他的最后一块面包都偷走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可他就是不骂。现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报告去。（趔趄着退场）

——幕落

第二幕

地狱

〔鬼头坐在上座。鬼文书坐在下首的写字台后，写字台上放着文具。两旁站着警卫。右边是五名形态各异的小鬼；左边门旁立着司阍。

〔一个风流倜傥的小鬼面对鬼头站着。

风流倜傥的小鬼 三年来我总共勾来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人。目前全在我掌管之下。

鬼头 很好，谢谢你。去吧！

〔风流倜傥的小鬼站到右边去。

（对文书）我累了。剩下的公事多吗？哪些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还有哪些没有收到？

文书 （扳着手指算，一边数一边指右边的小鬼。当他点到某个小鬼时，那个小鬼就鞠躬）贵族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他总共勾来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商人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共九千六百四十三人。神父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共一千五百一十七人。修士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总共一百一十二人。法官小鬼的总结报告已经收到，总共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妇人小鬼的总结报告刚收到，总共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人，其中已婚者十八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人，未婚者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八人。只有两份没收到：小职员小鬼的和农夫小鬼的。

鬼头 嗯，看来还是现在把公事办完吧。（对司阍）放他们进来！

〔小职员小鬼上场，向鬼头鞠躬。

喂，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小职员小鬼 （一直笑容可掬，搓手）我的情况好极啦！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弄到过这样的猎物。

鬼头 怎么，勾来很多吗？

小职员小鬼 问题不在多少。虽说人数不多，只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可都是些好小伙子。这些小伙子好得可以顶替小鬼。他们捉弄人比鬼还有办法。我叫他们养成新的习气。

鬼头 什么新的习气？

小职员小鬼 是这样的：从前小职员都在法官属下骗人。现在我教他们不受法官控制。谁给的钱多，他们就替谁办事。事办得很好，没案可立的也立了案。捉弄人比小鬼们在行多了。

鬼头 让我瞧瞧再说，你去吧。

〔小职员小鬼走到右边去。

（对司阍）把最后一名传进来！

〔农夫小鬼登场，手里拿着那块面包，鞠躬到地。

农夫小鬼 我活不下去了，派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

鬼头 派到哪儿去？你胡说什么？站起来，说清楚点。你报告吧，这星期你勾来的农夫多不多？

农夫小鬼 （哭）一个都没勾来！

鬼头 什么？一个都没勾来？怎么会一个都没勾来？你干什么来着？你到底在哪儿鬼混啦？

农夫小鬼 （没精打采地嘟哝说）我没鬼混。我绞尽了脑汁，可什么事也办不成。瞧，我从一个农夫眼皮底下把最后一块面包偷来了，他还是不骂鬼，却叫我吃个饱。

鬼头 什么？你……嘟嘟哝哝说些什么？把鼻涕擤干净，说明白点，你的话一点也听不清。

农夫小鬼 是这样的，一个农夫在耕地，我知道他只带了一块面包，身边没有别的吃食。我偷走了他的面包。他本应该骂鬼的，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谁拿去了，就让他吃个饱吧。所以我把面包拿来了。瞧，就是这块。

鬼头 那么别的农夫呢？

农夫小鬼 都一样，一个也没勾来。

鬼头 你竟敢空手回到我这儿来？还带来一块臭面包。你是想取笑我吗？是不是啊？你想在地狱里吃白食吗？别的鬼都在努力干活，忙忙碌碌。瞧瞧他们（指指小鬼们），有的勾来一万，有的两万，还有二十万的呢。就连修士小鬼还勾来一百一十二人。你空手回来不说，还带来一块什么面包。你在对我撒谎！你在鬼混，不干活。因此他们才不听你的。小心点，老弟，我要教训教训你。

农夫小鬼 饶命啊！请允许报告下情。那些勾贵族、商人和妇人的小鬼很舒服。他们的事好办，只要把貂皮帽子或者一块世袭领地给贵族老爷看一看，他就乖乖地跟着走，随你领到哪儿去。商人也是这样，只要把钱给他看一眼，再去扇动他的妒忌心，就可以牵着他走，像套上绳索一样，他绝不会挣脱。妇人更不用说。给她点花衣裳加上甜食儿，你就可以随意整治她。可是农夫的事就难办了。他从早干到晚，夜里还要干一阵子，而且干活以前都要先求上帝保佑。怎么去勾他呢？别让我去管农夫吧，我吃够他们的苦头啦。再说，也惹你生气。

鬼头 胡扯，你这个懒虫。别指着人家说三道四。他们能把商人、贵族和妇人勾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哄这些人上钩，不断想出新玩意儿来。瞧小职员小鬼，想了一套新花样。你也去动动脑筋嘛！偷了一块面包来，还有脸自夸呢。瞧，我多机灵呀！你用各种各样的网去罩他们，他们总会落进一个网里去的。可你游手好闲，对他们姑息，这些农夫就强大起来，连面包都不在乎了。这样下去，叫妇人也跟他们学，那他们更要无法无天了。你想想办法，尽力去活动吧。

农夫小鬼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你撤了我吧。我干不下去了。

鬼头 （大怒）你干不下去了？！怎么，叫我去替你干吗？

农夫小鬼 我干不下去。

鬼头 你干不下去？小心皮肉。喂！拿棍子来，给我狠狠抽他！

〔警卫们抓住小鬼，抽打他。

农夫小鬼 哎唷！哎唷！哎唷！

鬼头 想出办法没有？

农夫小鬼 哎唷！哎唷！我想不出来。

鬼头 再揍一顿。

〔又揍小鬼。

想出来没有？

农夫小鬼 想出来了，想出来了！

鬼头 那好，你说说，想出了什么办法？

农夫小鬼 我想出了一种办法，能把他们全抓到我手里。请准许我去给农夫当长工，怎么做事先不能泄露。

鬼头 嗯，那好吧，不过你记住，要是你三年之内不能将功赎过的话，我就要用圣水给你洗澡。

农夫小鬼 三年之后他们都是我的。

鬼头 好吧，就这样。三年之后我亲自来察看。

——幕落

第三幕

〔谷仓。门口停着一些载着粮食的马车。

第一场

长工鬼

〔长工从一辆车上卸粮，农夫用斗搬运。

长工 七斗。

农夫 多少石[1]了？

长工 （望着谷仓门上的记号）二十六石零七斗。

农夫 装不下，已经满了。

长工 你把粮食扒匀。

农夫 是呀。（扛走粮斗）

第二场

长工 （单独一个人，摘下帽子，头上的角竖起来）现在他不会马上出来。我让头上的角舒展舒展。（角伸直）再把鞋脱下来，当着他的面是不行的。（从靴子里抽出两只脚，露出鬼蹄。坐到门槛上）眼看两年已过。算总账的时候快到了。粮食多得没处堆。只剩下教会他最后一招儿了。那时候请鬼头亲自来察看吧。有不少东西可以请他看。为了那块面包的事，我要叫他赔偿我的损失。

〔邻居走到他跟前。

第三场

〔长工把角藏起来。

邻居 你好哇！

长工 你好！

邻居 东家呢？

长工 扒囤里的粮食去了，粮食装不下。

邻居 你们东家今年大丰收呀。粮食多得装不下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奇怪，你们东家的粮食连着两年大丰收。好像有人递信儿。去年夏天干旱，他就在沼泽地种麦子。大伙儿颗粒没收，你们家的粮食可堆满了打谷场。今年夏天雨水多，他想到在山坡上种麦子。大伙儿的麦子都沤烂了，你们家的麦子壮得快压断麦秆。这麦粒可真爱人儿！（用手搓麦粒，放到嘴里嚼）

第四场

农夫 （扛着空粮斗上）你好哇，老兄。

邻居 你好。我正在跟你的长工说闲话儿，该在哪儿种粮食，你们猜得真准。大伙儿都羡慕。你打的麦子可真够多的呀。十年也吃不完。

农夫 这要感谢波塔普。（指着长工）是他的运气好。夏天我派他去耕地，他就自作主张，在沼泽地上耕了一块。我把他骂了一顿。他又劝我种下去。种下去以后，谁知收成倒很好。这次他又猜准了，在山坡上种麦子。

邻居 他好像很清楚当年是什么年景。是啊，你打的粮食可真不少。

〔沉默。

我是来向你借半石黑麦的。家里的都吃光了。夏收以后还你。

农夫 行啊，你拿去吧。

长工 （推农夫）别借给他。

农夫 别说了，你拿去吧。

邻居 谢谢，我去拿个口袋来。

长工 （旁白）老毛病改不了，还是给别人。并不是事事听我的话。哼，走着瞧，很快他就不会给别人了。

〔邻居下。

第五场

农夫 （坐到门槛上）为什么不借给好人呢？

长工 借是借出去了，就是收不回来啦。借债就像下坡一样容易，收债却比登山还难。老人们常这样说。

农夫 别担心，粮食多得很。

长工 怎么，多了就可以随便处置吗？

农夫 不但够吃到明年新粮下来，两年都够了。要那么多干什么？

长工 要那么多干什么？我能用这些粮食给你做一种宝贝，叫你一生一世快活不尽。

农夫 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长工 做一种饮料。这种饮料嘛，假如你没有力气，会给你添劲。假如你想吃，会叫你吃个饱。假如你睡不着，马上会叫你睡着。假如你闷得慌，会叫你快活起来。假如你胆小，会给你壮胆。我要给你做的就是这种饮料！

农夫 骗人！

长工 我才不骗人呢！起先我叫你把粮食种在沼泽地上，后来又种在山坡上，你也不信来着。现在知道了。饮料的事你同样会明白的。

农夫 你用什么来做呢？

长工 就用这些粮食。

农夫 这样干不是造孽吗？

长工 瞧你！造什么孽？都是为了使人快乐。

农夫 波塔普，你哪儿来这么多聪明才智的啊？我瞧你，不像个动脑筋的人，是个干活的人。你在这儿住了两年，一次都没脱过鞋。可是你样样事情都知道。你是怎么学来的呢？

长工 我走遍了天南地北。

农夫 那么说，这饮料会增加力气？

长工 你瞧着吧，它只会带来好处。

农夫 那么，咱们怎么做呢？

长工 要是知道方法，做起来不难。只需要一口大铁锅和两个铁罐子。

农夫 味道好吗？

长工 像蜂蜜一样甜。只要尝一次，你一辈子都不想放手哩。

农夫 真的吗？我去找亲家去，他有一口铁锅。得试一试。

——幕落

第四幕

〔舞台呈现出一座柴房。柴房中央火炉上支着一口带铁罐和龙头的黑乎乎的铁锅。农夫和长工。

第一场

长工 （把玻璃杯接在龙头下，喝酒）东家，做好啦。

农夫 （蹲在地上，看）原来是这么回事！面团里流出水来了。你怎么先把水放出来了呀？

长工 这不是水，这就是那东西。

农夫 怎么是透明的？我还以为像啤酒一样发红呢。完全像水一样哇。

长工 你闻闻它的气味嘛。

农夫 （闻）哎唷，味儿真浓呀！来，来，让我尝尝，喝到嘴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让我喝一口。（劈手夺过来）

长工 别着急，洒了。（关龙头，自己喝，舌头咂咂直响）熟了，给你喝吧。

农夫 （先抿了一点，然后继续喝下去，直到喝光。把玻璃杯交给长工）喂，再来点。太少了尝不出味道来。

长工 （笑）是不是喜欢上啦？（又倒一杯）

农夫 （喝）嗯，这玩意儿来劲！该把老婆子叫来尝尝。喂，玛丽亚，来呀。做好了！来吧，来吧，来尝尝！

第二场

〔农妇、小女孩及前场人物。

农妇 喂，什么事？你嚷嚷什么？

农夫 哎，你来尝尝我们酿出来的东西。（递杯子给她）你闻闻，什么味儿。

农妇 （闻）可了不得！

农夫 喝呀！

农妇 喝了不会出事吧？

农夫 喝呀，蠢婆娘！

农妇 （喝）味道真不错哇！

农夫 （微醉）是不错。你别急，好事还在后头呢。波塔普说过，喝了它，浑身的疲劳就会无影无踪。还能返童还老……不对，是返老还童。我才喝了两小杯，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伸胳膊伸腿）你看是不是？你瞧吧，等咱们天天喝它的时候，咱们就返老还童啦。嗨，玛申卡[2]呀！（搂她）

农妇 去你的！你已经喝糊涂了。

农夫 嘿！你说我跟波塔普白毁粮食，可我们做出多好的玩意儿来了。怎么样？你说，这玩意儿好吧？

农妇 既然能让人返老还童，当然是好玩意儿！瞧，你变得多快活呀！我也觉得很快活。你跟我唱！咿……咿……咿……（唱）

农夫 是啊。咱们都要返老还童，都要变得快快活活的。

农妇 该把婆婆请来，要不然她老是骂人，闲着无聊。也叫她变一个人。她变得年轻了，就会和气一点。

农夫 （醉醺醺）你去请娘，请她到这儿来。喂，玛什卡呀！你去把奶奶请来，还请爷爷也来。你就说我叫他下炕。他在那儿躺个没完没了！咱们叫他返老还童。快点呀！三步并两步。去吧！

〔小女孩跑步下。

（对农妇）喂，咱们再来喝一杯！

〔长工倒酒，端上来。

农夫 （喝干）先从上头，从舌头上年轻起，然后到两只胳膊上。现在到腿上啦。我觉得两条腿也年轻了。哎呀，两条腿自己跳起来了。（开始扭起舞步来）

农妇 （喝干）你呀，亲爱的波塔普师傅，弹琴哇！

〔波塔普拿起三角琴，弹起来。农夫和农妇跳舞。

长工 （在台口弹琴，一边笑着朝农夫、农妇挤挤眼。他停止弹琴，农夫、农妇依然在跳）为了那一块面包的事，你得赔偿我的损失。他们已经上钩，跑不了啦。叫鬼头来察看察看吧。

第三场

〔面色红润的老太婆和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登场，前场人物。

老爷爷 你们得神经病了吗？大家在干活，你们却在跳舞。

农妇 （边跳边拍手）嗨！嗨！嗨！（边唱边跳）在上帝面前造下了孽。只有上帝不造孽。

老太婆 你这个下流娘儿们！不收拾锅灶，倒在这儿跳舞！

农夫 娘，你别急。我们这儿出奇迹了！我们能叫人返老还童。你瞧，拿去，喝一点就行！（递杯子给她）

老太婆 井里有的是水。（闻）你往水里放了什么东西？哼，味儿真大！

农夫和农妇 你喝一点呀！

老太婆 （尝）真有你的！不会喝死人吧？

农妇 你会从头到脚活动起来，完全返老还童呢。

老太婆 真的吗？（喝）味道是不错！比啤酒好喝。喂，老爷子，你也来喝点儿。

〔老爷爷坐下来，摇摇头。

长工 别管他。老奶奶还得再喝一杯。（端酒给老奶奶）

老太婆 不会出什么事吧？哎唷，这东西烧人！可是挺招人喜欢的。

农妇 喝吧。你会觉得它顺着血脉流遍全身。

老太婆 嗯，看来是得尝尝。（喝干）

农妇 怎么样，流到脚上了吧？

老太婆 流到了。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全身觉得轻飘飘的。喂，再来点！（又喝一杯）很好！我返老还童了。

农夫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

老太婆 唉，我的老伴不在了。要是他能再见一次我当年的年轻样子该多好啊。

〔长工弹琴。农夫和农妇跳舞。

（走到屋子中央）你们跳的像什么样子？让我来跳给你们看看。（跳舞）应当这样跳。还有这样跳，这样跳。你们瞧见没有？

〔老爷爷走到铁锅边，打开龙头，让酒都流到地上。

农夫 （看到这事以后，扑向老爷爷）你这个恶棍，干什么？把这么好的宝贝给放了！你这个老混蛋！（推开他，用杯子接酒）全放光了。

老爷爷 这不是宝贝，是祸害。上帝给你长了粮食，叫你养活自己和别人，可你拿来酿造魔鬼的饮料。这样做绝不会有好结果。你别干这种事了。要不然你自己会完蛋，还要毁了大家！你以为这是饮料吗？这是把你烧成灰的火。（从锅底下抽出一根柴，点燃地上的酒）

〔地上流开的酒烧起来。众人站在那里吓坏了。

——幕落

第五幕

第一场

〔农夫的房舍。长工独自一人，露出头上的角和蹄子。

长工 粮食多得没处放。他已经尝到饮料的甜头了。眼下我们又酿了不少，都装进了酒桶，不让人看见。我们绝不白白请人喝酒了，只给我们用得着的人喝。今儿个我教他请老土豪们来，灌他们酒，为的是要他们帮他跟爷爷分家，什么东西都不给爷爷。今天我的期限也到了，三年已经过去，我的事也办好了。叫鬼头亲自来察看察看吧。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他看看。

第二场

〔鬼头从地下钻出来。

鬼头 喂，今天到期了！那块面包之过，你赎清没有？我跟你说过要亲自来察看。你叫农夫归顺了吗？

长工 完全归顺了。你自己来评一评吧。一会儿他们都要集合在这儿。你坐到灶膛里去，瞧瞧他们干什么。你会满意的。

鬼头 （钻进灶膛）咱们瞧瞧。

第三场

〔东家和四个农夫登场，农妇跟在他们身后登场。他们坐到桌旁。农妇摆桌子，端上肉冻和馅饼。老头们与长工寒暄。

老头甲 怎么样，又做了不少饮料吧？

长工 要多少就酿了多少。何必让粮食浪费掉呢？

老头乙 酿得好吗？

长工 比上次还要好。

老头乙 你是在哪儿学会的？

长工 天南地北走走，各种手艺到手。

老头丙 是呀，你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

农夫 请喝吧！

〔农妇端上酒来。

农妇 （拿来酒瓶，倒酒）请喝酒！

老头甲 （喝）祝你们健康。嘿，真好喝！全身关节都活了！嗯，好饮料！

〔其余三个老头一个接一个喝酒，鬼头从灶口爬出来。长工站到他身边。

长工 （对鬼头）就要演好戏了。我伸出脚去把农妇绊一下，叫她把杯里的酒洒在地上。原先农夫不在乎一块面包，现在你瞧着，为了一杯酒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农夫 喂，婆子，再斟，挨个儿斟。先给亲家，然后给米哈伊拉大叔。

农妇 （倒酒，围桌走一圈，长工用脚绊她。她绊了一跤，把杯中的酒洒到地上）哎唷，天哪，我把酒洒了！都是鬼支使你干的！

农夫 （骂农妇）你这个笨手笨脚的鬼婆子！你自己就像没长手似的，还要诬赖别人。你看，你把宝贝都洒到地上了！

农妇 我不是有意的呀。

农夫 还说不是有意的呢。等我站起来好好教你把酒洒到地上！（骂长工）还有你这个该死的，为什么在桌子周围蹭来蹭去？见鬼去吧！

〔农妇再倒酒，端给众人。

长工 （走到灶膛附近，对鬼头说）你瞧，原先不在乎最后一块面包，现在为了一杯酒，差点把老婆揍一顿，还叫我去见你，见鬼呢。

鬼头 很好，很好。我要夸奖你！

长工 别急，你等他们把瓶里的酒喝光，再看还有什么好戏。现在他们说的话还像话，听着还顺耳。等会儿他们彼此奉承起来，一个个就都会变得像狐狸一样狡猾。

农夫 怎么样啊，老人家们，你们对我的事怎么评理呀？爷爷住在我家里，一直是我养活他。现在他搬到叔叔家去住，要把自己那一份房产分出去交给叔叔。请你们评评，怎么办好。你们都是聪明人，没有你们，我们就像缺了脑袋一样。全村没人反对你们的意见。就拿伊万·费多特奇来说，众人都说他是头号聪明人。伊万·费多特奇，我把实话都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亲生父母。米哈伊拉·斯捷潘内奇呢，是我的老朋友。

老头甲 （对东家）跟好人说话也有好处——长智慧。跟你谈话就是这样。不会有人反对你。

老头乙 因为你是个聪明和蔼的人，所以我才喜欢你。

老头丙 我疼你疼到什么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今天我对老婆子说过。

老头丁 是个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

长工 （推推鬼头）你瞧见了！都在胡说。一旦分开，他们就要彼此咒骂了。你瞧，现在他们彼此讨好，就像狐狸摇尾巴一样。这全是喝了酒的缘故。

鬼头 这酒好得很！好得很。既然他们这样胡说，他们都会变成咱们的小鬼。很好，我夸奖你。

长工 别急，等他们再喝一大瓶下去，那才有好戏看呢。

农妇 （端酒）请喝个痛快。

老头甲 喝得太多了吧？祝你们健康！（喝）跟好人在一起喝酒叫人感到荣幸。

老头乙 一定要喝。老板和老板娘，祝你们健康！

老头丙 朋友们！祝你们健康长寿！

老头丁 这种家酿啤酒真带劲！作乐吧！我们都办得到，因为全得照我的意志办事。

老头甲 不是照你的意志，而是照比你年纪大的人说的办。

老头丁 年纪越大人越蠢。你钻到母牛尾巴下面去吧。

老头乙 你为什么骂人？你这个笨蛋！

老头丙 他说得对。老板请咱们喝酒不是平白无故的。他有事要办。这事可以评理。不过你得请我们喝酒。隆隆重重地招待我们。因为是你要找我，不是我找你。你是什么人？你是臭猪的老弟。

农夫 你才是呢。你喊什么？你们没看见吗？一吃起来你们个个都是狼吞虎咽的。

老头甲 你翘什么尾巴？看我把你的鼻子揍歪。

农夫 你打得过我吗？

老头乙 多新鲜！见鬼去吧！我不愿意跟你说话，我走了。

农夫 （拉住他）你为什么要破坏大伙的聚会？

老头乙 放开我！小心我揍你一顿！

农夫 我不放你走！你没权利走！

老头乙 权利在这儿呢！（揍他）

农夫 （对老头们）救命啊！

〔混战。农夫和老头们突然一齐说。

老头甲 这就是我们在寻……寻开心！

老头乙 我什么事都办得到！

老头丙 再来！

农夫 （对农妇喊道）再拿一瓶酒来！

〔大伙又在桌旁坐下，喝酒。

长工 （对鬼头）现在你看见了？他们身上的狼性大发作。他们都变得像狼一样凶残。

鬼头 这饮料不错！我夸奖你。

长工 别急。等他们喝干第三瓶以后，还有好戏看呢。

——幕落

第六幕

〔舞台呈现出一条街。右边，老头们坐在圆木料上，爷爷坐在他们中间。农妇们、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在舞台中央跳轮舞。他们一边弹着舞曲一边跳舞。农舍里传来嘈杂声、醉汉的叫声。一个老头从农舍里走出来，用醉醺醺的嗓子喊叫。东家跟着他出来，把他拉回去。

第一场

爷爷 唉，造孽呀，造孽！还胡闹什么？平时好好干活。过节了，洗个干净澡，把挽具收拾收拾，好好歇歇，跟家里人在一处坐一坐，到街上跟老人们聊聊，对公众的事评评理。年轻的，去玩一会儿！这不玩得挺好吗？看着都叫人高兴。又诚实又好。

〔农舍里传来喊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能叫人难受，叫鬼高兴。全是因为吃得太饱啦。

第二场

〔醉汉们从农舍里冲出来，走向跳轮舞的人群，大声叫喊着去抓姑娘们。

姑娘们 卡尔普大叔，别闹，你怎么啦！

小伙子们 还是到小巷子里去吧，这儿玩不成！

〔除了醉汉们和爷爷以外，其余的人都退场。

农夫 （朝爷爷走去，一边做一个轻蔑的手势）怎么样，你得手了吗？老头们答应全判给我。你什么也得不到！给，就这玩意儿。家产全给我了，什么都不给你。瞧，他们会告诉你的。

〔老头甲、乙、丙、丁异口同声地。

老头甲 什么事我都照实办。

老头乙 什么人我都说得倒，因为我自己嘴上长着胡子！

老头丙 朋友！好朋友！最最好的好朋友！

老头丁 房子转，炕头晃，老板娘没处躺！咱们作乐吧！

〔老头们两个两个拉在一起，磕磕碰碰地退场，先走一对，然后再走一对。东家朝房子走去，走到半路，绊一跤，倒在地上，嘴里嘟嘟囔囔，言语不清，很像猪哼哼的声音。

爷爷和庄稼汉们站起身，退场。

第三场

〔长工与鬼头登场。

长工 你看见了？现在是猪性发作。从狼变成了猪。（指着东家）像骟猪一样，躺在泥坑里直哼哼。

鬼头 你将功赎过了！起先像狐狸，随后像野狼，这会儿又变成了猪。嗯，这种饮料真好！你是怎样制造这种饮料的？大概是加了狐狸血、狼血和猪血啦。

长工 没有。我只不过多生产了点粮食。粮食不够他吃的时候，他不在乎一块面包；等到粮食多得没处放了，他身上的狐狸血、狼血和猪血就活动起来。他身上一向有野兽的血，只不过没能流动。

鬼头 嗨，真是个好样的！你将功赎过了。现在只要他们喝酒，他们就永远攥在咱们手心里！

——幕落

[1]装粮食1俄石约合8俄斗，1俄斗约有16.38公斤重。

[2]玛丽亚的昵称。

黑暗的势力或是“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

（五幕剧）

芳信 译

白嗣宏 校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第一幕

第一幕登场人物

彼得——富裕农民，四十二岁，续了弦，多病。

阿尼西娅——彼得的妻子，三十二岁，妖冶的女人。

阿库林娜——彼得前妻的女儿，十六岁，耳稍聋，有点傻。

安纽特卡——彼得的第二个女儿，十岁。

尼基塔——彼得家的长工，二十五岁，风流之徒。

阿基姆——尼基塔的父亲，五十岁，是个相貌丑陋、敬神的庄稼人。

马特廖娜——阿基姆的妻子，五十岁。

马林娜——孤女，二十二岁。

〔剧情发生在秋天里的一个大村庄上。舞台现出彼得宽敞的木房。彼得坐在长凳上，修理马轭。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在纺纱。

第一场

〔彼得、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后二人在对唱。

彼得 （伸头朝窗外看）马又出来了。瞧，它们会把小马踩死的。米基塔[1]！喂，米基塔！他聋了！（倾听着。对女人们说）你们别唱了吧，我什么也听不见。

尼基塔的声音 （从院子里）什么事？

彼得 把马赶进去。

尼基塔的声音 给我点时间，我会赶进去的。

彼得 （摇头）唉，这些长工！我要是没病，才不要这些家伙呢。尽惹气……（起身，再坐下）米基塔！……叫也没用。你们俩，谁去一去？阿库林娜，你去赶一赶吧。

阿库林娜 赶马吗？

彼得 不赶马赶什么？

阿库林娜 好吧。（退场）

第二场

〔彼得和阿尼西娅。

彼得 哦，这小子真是个懒汉，简直没用。他连动都不肯动！

阿尼西娅 你自个儿多机灵呀，就会从火炕上爬到凳子上。尽支使别人。

彼得 我要是不支使你们，那么，这个家不到一年就要完了。唉，你们这些人呀！

阿尼西娅 同时把十样事情派给人家，然后就来骂人。躺在火炕上支使人是容易的。

彼得 （叹气）唉，我要不是病鬼缠身的话，那我一天也不用他。

〔幕后响起阿库林娜的声音：普嘘，普嘘，普嘘……传来小马的嘶叫声，和马群跑进门的声音。门嘎的一声关上了。

彼得 说废话，这就是他的事儿。真的，我不想用他。

阿尼西娅 （学他）我不想用他。要是你自个儿能动的话，那再说吧。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登场）好不容易才赶进去了。老是那匹白斑马……

彼得 米基塔呢？

阿库林娜 米基塔吗？在街上站着呢。

彼得 他站着干什么？

阿库林娜 站着干什么吗？站在街角上跟人家聊天。

彼得 你就问不出她的话来！到底跟谁聊天？

阿库林娜 （没听清）什么？

〔彼得对阿库林娜挥一挥手；她坐下纺纱。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跑上场。对母亲说）米基塔的父母都来了。他们要带他回家去，真的哇。

阿尼西娅 你撒谎吧？

安纽特卡 真的哇！我要是撒谎，立刻就死！（笑）我刚走过那儿，米基塔就说：“安娜·彼得罗夫娜，现在再见吧。我办喜事的时候，请您到我家里玩去。”他说：“我要离开你们家了。”他还笑来着。

阿尼西娅 （对丈夫）人家才不稀罕你呢。你瞧，他自个儿要走了……你还说：“我要叫他滚！”……

彼得 让他走就是了；难道我还找不着人吗？

阿尼西娅 那么，预支的钱怎么办？……

〔安纽特卡走到门边，听了听他们的谈话就走出去了。

第五场

〔阿尼西娅、彼得和阿库林娜。

彼得 （皱眉）钱，有必要的话，做到夏天就可以清了。

阿尼西娅 是的，你是乐意叫他走的，因为你可以省粮食。可是我一个人呢，却要像匹马似的忙上一个冬天。大姑娘是不大爱干活的，而你呢，只会躺在火炕上。我看透你了。

彼得 什么也没听明白，就唠唠叨叨一大顿。

阿尼西娅 院子里那么多牲口。母牛没卖，所有的羊又要留着过冬；喂草，饮水都没备好，你倒想把长工打发走！男人的活，我可不干！我也会学你，往火炕上一躺，让它闹得乱七八糟；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彼得 （对阿库林娜）喂草去，好不好？到时候了。

阿库林娜 喂草吗？唔，好吧。（穿起外衣，拿起绳子）

阿尼西娅 我才不给你干活呢。我已经干够了，再也不干了。你自个儿干去吧。

彼得 得了吧！你发脾气干什么？就跟乱蹦乱跳的绵羊一样。

阿尼西娅 你自己是条疯狗！你既不会干活，又不会说笑。就会骂人。真是条疯狗。

彼得 （吐口水，穿上大衣）呸，妈的！老天爷，请原谅吧！我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退场）

阿尼西娅 （追上去）大鼻子死鬼！

第六场

〔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你干吗骂爸爸？

阿尼西娅 去你的吧，傻瓜。不要做声。

阿库林娜 （走近门边）你干吗骂爸爸，我知道。你才是傻瓜呢，你这条狗。我不怕你。

阿尼西娅 你说什么？（跳起来，找东西打她）留神点儿，我拿火箝揍你。

阿库林娜 （开门）你是狗，是鬼，你就是！鬼，狗，狗，鬼！（跑下）

第七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沉思）他说，“我办喜事的时候，你来玩啊。”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啊？要娶媳妇吗？留神点儿，米基塔：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我可要……没有他，我是活不了的。我不能让他走。

第八场

〔阿尼西娅和尼基塔。

尼基塔 （进来，望望周围。看见阿尼西娅一个人待着，他便赶快走近她。低声说）哎哟，宝贝儿，糟了。我爸爸来了，要我辞活，把我带回家去。他说：“的的确确，你得娶媳妇，还得待在家里。”

阿尼西娅 是呀，娶去吧。与我有什么相干？

尼基塔 原来这样。我本想好好儿跟她商量一下，她倒说：“娶去吧。”到底怎么啦？（眼）难道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娶去吧。谁稀罕哪……

尼基塔 干吗你这么冷言冷语的？真是的，连摸摸都不行……你怎么啦？

阿尼西娅 因为你想扔掉我……既然你想扔掉我，那么，我也用不着你。就这么句话！

尼基塔 得了吧，阿尼西娅。难道我会忘了你吗？一生一世忘不了。的的确确，这就是说，我决不会扔了你。我是这样想的：我把媳妇一娶进门，就回到你这儿来；只要不让家里给扯住就行了。

阿尼西娅 你娶了媳妇，我才不稀罕你呢。

尼基塔 这就难了，宝贝儿，父亲的意思总是不能违背的呀。

阿尼西娅 什么事情全往父亲身上推，其实，这全是——你的意思。你早就跟你的姘头，马林卡[2]商量好了。这是她唆使你干的。前几天她不是平白无故地跑来的。

尼基塔 马林卡？！我才不稀罕她呢！……这种女人有的是！……

阿尼西娅 那么，你父亲来干什么？准是你叫他来的！你骗了我！……（哭）

尼基塔 阿尼西娅！你信不信上帝？这件事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的确确，我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晓得。这都是我老子想出来的花样。

阿尼西娅 要是你自个儿不乐意的话，谁能强迫你？难道他会像赶驴子似的赶你吗？

尼基塔 不过，我觉得，跟父母作对总是不行的。可是，我并不情愿。

阿尼西娅 你硬是不干，不就得了。

尼基塔 有一个人硬是不干，他就被人抓到乡公所去给揍了一顿。很简单。这样干我也不情愿。据说揍得叫人痒的难煞。

阿尼西娅 别扯了。听我说，米基塔：要是你娶了马林娜，那我可不知道我会把自己怎么办……我会寻死！我犯了罪，犯了法，已经没法子回头了。只要你一走，我马上就……

尼基塔 我为什么要走？如果我想走，我早就走了。前几天伊万·谢苗内奇叫我去当马车夫……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并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我。要是你不爱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阿尼西娅 记住吧。老头子眼看就要死了，我想，所有的罪恶也就瞒过去了。我们照法律结个婚，那么你就是东家了。

尼基塔 想那些干吗。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干活，上劲得就像给我自个儿干活一样。东家喜欢我，女东家，不用说，也喜欢我。至于说娘儿们爱我，那怪不得我，很简单。

阿尼西娅 你爱我吗？

尼基塔 （拥抱她）瞧，就这样儿！你永远在我心上……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她登场，对着神像画了半天十字；尼基塔和阿尼西娅彼此分开。

马特廖娜 哦，我看见的，当没看见；我听见的，当没听见。跟年轻漂亮的娘儿们闹着玩，这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就是小牛仔也爱玩。为什么不玩？年轻人嘛。可是，孩子呀，东家正在院子里找你哪。

尼基塔 我是来拿斧头的。

马特廖娜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你找的是什么样的斧头。这种斧头多半在娘儿们身边。

尼基塔 （弯腰拿起斧头）娘呀，您真要给我娶媳妇吗？我觉得这简直是白费。我还是不愿意。

马特廖娜 咦，咦，心肝，为什么要给你娶媳妇？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这都是老头子的主意。亲爱的，去吧；没有你我们也能把事儿商量妥。

尼基塔 真奇怪：一会儿说娶媳妇，一会儿又说不娶了。真叫人莫名其妙。（退场）

第十场

〔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喂，马特廖娜大婶，您真要给他娶媳妇吗？

马特廖娜 宝贝儿，拿什么给他娶媳妇？我们家有多少收入，你是知道的。这都是我们老头子胡说八道：“给他娶吧，给他娶吧。”他简直没脑子。你知道，常言说得好：“马不离草，人不离宝”，这件事也是这样。事情怎么发展（眨眼），难道我不明白吗？

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大婶，我干吗瞒你呢。你全知道。我造了孽，爱上您儿子了。

马特廖娜 哟，你说的才新鲜哪，马特廖娜大婶不知道。唉，小心肝，马特廖娜大婶是个磨呀，磨呀，被磨成面儿的人了。宝贝儿，我告诉你说吧，马特廖娜大婶，连一俄尺深的地都能看得透。宝贝儿，我全知道！我知道年轻的女人们为什么要安眠药。我带来了点儿。（解开手帕的小结，取出一包药面）需要的，我知道；不需要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就这么回事。马特廖娜大婶也年轻过。你知道，跟我们那个傻瓜一块儿过活，就得有一手。七十七种花招儿我全知道。我看出来了，宝贝儿，你们老头子越来越干巴了。为什么要跟他过下去呢？就是用叉子扎他，也扎不出血来。你瞧着吧，等不到春天，你就得安葬他。往后，你家里总得找个人。难道我儿子不是一个好庄稼人吗？我并不比人家差。叫他辞了这种好活儿，究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我是我儿子的仇人吗？

阿尼西娅 只要他不离开我们就行啦。

马特廖娜 宝贝儿，他不会走的。这全是胡说。我们老头子，你是知道的。他根本就没脑子，可是，有时候，只要他那个土脑袋一想起个什么念头，就跟打了一根桩进去似的，怎么也拔不出来。

阿尼西娅 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说起来的呢？

马特廖娜 哦，你瞧，宝贝儿，你自己知道，这小家伙可喜欢娘儿们啦，而且人又长得俊，这是不用说的。哎，你知道，他在铁路上干活的时候，有个没爹没妈的姑娘在那儿给他们当做饭的。是的，这个贱货就盯住他了。

阿尼西娅 是马林卡吗？

马特廖娜 就是她，愿她中风摔得粉身碎骨！他们俩是不是勾搭上了，就不知道，总之，传到我们老头子耳朵里了。要么，就是人家说的，要么，就是她自个儿告诉他的！……

阿尼西娅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真胆大！

马特廖娜 因此，我们老头子，就大吵大闹了。这个老傻瓜说：“给他娶吧，娶吧，娶了好遮住罪过。”他说：“我们一定要把孩子领回家来给他娶媳妇。”我什么话都说遍了，有屁用！我心里就想：“嗯，好吧。让我另外再来一招儿。”宝贝儿，这种傻瓜是得骗的。先假装什么都依他们。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你就马上回过来照自己的意思办。你知道，女人飞下炕，七十七个主意到心上。他怎么能看得透呢？我就说：“可不是吗，老头子，这是件好事儿。不过咱们得仔细想想。”我说：“咱们去看看孩子，还得跟彼得·伊格纳季奇商量一下。看看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就来了。

阿尼西娅 唉，大婶，怎么办呢？要是他爸爸命令的话，那怎么办呢？

马特廖娜 命令？把他的命令扔去喂狗吧。你别担心，这件事是不会成的。我这就去跟你们老头子把事情都谈个清楚，弄个明白，一点也别让它含混。我跟我们老头子一块来，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真的，我儿子现在享福，将来享福，我倒反要给他娶个臭婊子。难道我是混蛋吗！

阿尼西娅 她，马林卡，还到这儿来勾引他哪。你信不信，大婶，我一听说他要娶媳妇，就像刀穿心似的。也许他还惦记她哪。

马特廖娜 咦，宝贝儿！难道他是傻子吗？他哪儿会爱上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婊子。你知道，米基什卡[3]是个聪明孩子。他知道该爱谁。宝贝儿，你甭担心，我们决不带他走。也不给他娶媳妇。只要给我们点钱，我们就让他干下去。

阿尼西娅 我觉得：要是米基塔一走，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马特廖娜 年轻轻的。真不容易啊！你又是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跟这么个糟老头子在一块儿过活……

阿尼西娅 你信不信，大婶，我讨厌，我真讨厌我那个大鼻子老狗；我看见他就受不了。

马特廖娜 对啦，只有这个法子。喂，你瞧。（一面低声说，一面望望周围）你知道，我到那个老头子那儿去要过药面了，他给了我两种药。喂，你瞧。他说，“这是安眠药。只要给他吃一包，”他说，“那他就会睡得很香，就是踩他都醒不了。而这种药呢，”他说，“要是给他喝，一点味儿也没有，可是劲儿挺大。要喝七回，”他说，“每回一小撮。给他喝七回。那这个村子，”他说，“很快就自由自在了。”

阿尼西娅 哦，哦，哦……这算什么呢？

马特廖娜 他说，“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他要了一个卢布。他说，“少了不卖。因为，您知道，这是很难找的。”宝贝儿，我把自己的钱给了他。我想：你会要的；你不要，我就给米哈伊洛夫娜送去。

阿尼西娅 哦，哦！也许会弄出什么乱子来？

马特廖娜 宝贝儿，有什么乱子出呢？要是你们当家的身强力壮，那就两样了，可是，他不过叫活着就是了。其实，他算不了活在世上的人。这种人多着呢。

阿尼西娅 哦，唉，真要我的命呀！大婶，我担心造孽。不行，这算什么呢？

马特廖娜 我可以带回去。

阿尼西娅 那么，它们都用水冲吗？

马特廖娜 他说，“最好放在茶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说，“也没味儿，也没别的什么。”他真是个聪明人。

阿尼西娅 （接过药面）哦，哦，真要命。要不是这么活受罪的话，这种事我才不干呢。

马特廖娜 可别忘了那个卢布，我答应给老头子送去。他也怪卖力的。

阿尼西娅 知道了。（走近箱子，藏起药面）

马特廖娜 宝贝儿，你最好是把它藏得严严的，别叫人家知道。万一叫人看见，那可不得了！你就说这是治蟑螂的药得了……（接卢布）也可以用来杀蟑螂……（忽然停止说话）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彼得和阿基姆。阿基姆登场，对着神像画十字。

彼得 （登场，坐下）阿基姆大叔，你看怎么办呢？

阿基姆 最好是，伊格纳季奇，尽量好一点，这个这个，最好是……因为这是不行的。这就是说，他太任性了。我想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我想叫儿子去干活。不过，要是你，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可以的话，那就这个了。最好是……

彼得 好吧，好吧。坐下谈吧。

〔阿基姆坐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给你儿子娶亲了吗？

马特廖娜 娶亲可以等些日子，彼得·伊格纳季奇。我们穷，你是知道的，伊格纳季奇。那顾得上娶亲呢？我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哪顾得上娶亲呢！……

彼得 想想，最好该怎么办。

马特廖娜 再说，也用不着急忙娶亲。这是件大事。不是马林果，掉不了。

彼得 不过，要是他能娶亲的话，总是好事。

阿基姆 我想要是……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因为我，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我在城里找着了活儿，这就是说，合适的活儿……

马特廖娜 哼，活儿！掏臭水沟。前几天他回来了，弄得我吐了又吐，呸！

阿基姆 这倒是真的，起先好像，这个这个，怪难闻的。这就是说，那股子味儿怪不好受的，可是等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就跟酒糟味儿一样。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合适的活儿，至于说味儿，这就是说，这个……像我们这种人，是不能抱怨的。只要换换衣裳也就行了。我想，这就是说，叫米基塔回家。这就是说，让他料理家务。他在家里料理家务。而我呢，就这个这个，到城里去赚点钱。

彼得 你想让你儿子待在家里，这是很对的。可是他预支的钱怎么办？

阿基姆 对，对，伊格纳季奇。这就是说，你的话，这个这个，说得有理。因为做了长工，就跟卖了身一样。这就是说，要做满日子。可是，他只要，这个这个，娶了媳妇就行了。这就是说，要是可以的话，让他告个假。

彼得 嗯，这可以。

马特廖娜 可是，这件事我们并没说妥。我坦白跟你说，彼得·伊格纳季奇，就像在上帝面前说话一样。请你评评理看：是我们老头儿对呢，还是我对。他一个劲嚷着说，“给他娶媳妇，给他娶媳妇。”可是，您问问看：给他娶谁呀？如果新人是个正派姑娘倒好了，我又不是我儿子的仇人，可是，这个姑娘很不老实……

阿基姆 这不对。这个这个，你故意说这姑娘的坏话，不对，不对。因为她，就这姑娘，让我儿子给糟蹋了；这就是说，让他糟蹋了。这就是说，这姑娘……

彼得 糟蹋，这是怎么回事？

阿基姆 这就是说，她跟我儿子尼基塔，这个这个。跟尼基塔，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你别说了，我的舌头灵便得多，让我来说吧。我们那孩子，你知道，没到你这儿来以前，是在铁路上干活儿。那儿有个姑娘老缠着他，你知道，这个下流姑娘名字叫马林卡，她给他们那伙人当做饭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怪我儿子，说他，米基塔，骗了她。

彼得 这可不好。

马特廖娜 她自己本来就是个破鞋，专门勾引男人，就跟婊子似的。

阿基姆 你又来了，这就是说，老娘儿们，你不这个这个，你完全不这个这个……这就是说，完全不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我们这个老鬼就会说“这个，这个，这个，”可是“这个”是什么，连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彼得·伊格纳季奇，你别跟我打听这姑娘，去跟别人打听好了，谁都会这么说。真是个无家可归的女光棍。

彼得 （对阿基姆）怎么样，阿基姆大叔，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别给他娶了。要知道，儿媳妇不是草鞋，随便脱是不行的。

阿基姆 （发急）这是诬蔑，老娘儿们，这就是说，你这个这个，诬蔑这姑娘。因为这姑娘，这个这个，是个很好的姑娘，这就是说，是个很好的姑娘。我可怜她，这就是说，可怜这个姑娘。

马特廖娜 简直像马列米扬娜老尼姑似的，就知道替世界担忧，却不管家里有吃的没有。你可怜那个姑娘，倒不可怜儿子。把她挂在你脖子上，带她一块儿走得了！少说废话吧！

阿基姆 不，这不是废话。

马特廖娜 你别张嘴，让我说。

阿基姆 （抢着说）不，这不是废话。这就是说，你总是照自己的意思胡扯，不管是关于这个姑娘，还是你自己，你总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胡扯，使它对你有利。可是上帝，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也会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就这么回事。

马特廖娜 唉，跟你说话，简直是白费口舌。

阿基姆 这姑娘又勤快又利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样样都好……这就是说。而且我们又穷，我们这个这个，需要个帮手。这就是说，这场喜事花钱也不会多。可是，最要紧的是，这姑娘被糟蹋过了。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孤女，也就是这姑娘，她被糟蹋过了。

马特廖娜 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

阿尼西娅 阿基姆大叔，你最好是听听我们女人们的话。她们会告诉你。

阿基姆 哦，上帝啊，上帝啊！难道这个姑娘，她就不是人吗？这就是说，在上帝眼里，这个这个，她也是人呀。你觉得怎么样？

马特廖娜 啊，又来劲儿了……

彼得 喂，阿基姆大叔，您也不能相信这些姑娘们的话。小伙子还活着呢。他就在这儿！叫他来，只要问问这是不是真的？他又不敢杀人。去叫小伙子来！（阿尼西娅站起来）你说他爸爸叫他。

〔阿尼西娅退场。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 你瞧，亲爱的，你像流水似的就把这件事断明白了。让孩子自个儿说吧。要知道，现在这年头儿，不能强逼着儿子娶媳妇。也得问问孩子。他绝不会娶她来丢自个儿的脸。依我的主意，还是让他在你这儿待下去，侍候你东家。就是到夏天，也别叫他回去。我们可以雇个人。你呢，给我们十个卢布，我们就让他待下去。

彼得 这事回头再说，一件一件来。这件完了，然后再提那件。

阿基姆 我，这就是说，我所以要这样，彼得·伊格纳季奇，因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常有的事。我们总是，这就是说，尽为自己着想，而把上帝，这个这个，给忘了。我们以为这是再好也没有了……照自己的意思颠倒黑白，哪知道，一瞧，自己的脖子却让绳子给套住了，这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是再好也没有了，可是，要是不把上帝放在心上，那就太糟了。

彼得 当然啰！是应该记住上帝的。

阿基姆 一不留神，这就糟了。不过，要是你照法律行事，照上帝的意旨行事，那么，一切事，就这个这个，都使你快活。这就是说，使你觉得痛快。所以我想，这就是说，我给那小子娶媳妇，这就是说，免得他造孽。他，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照法律应该在家里。我呢，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到城里去干活。这活儿，又有趣，又合适。照上帝的意旨说，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是再好也没有了。而且那个孤女也一样。比方说，今年夏天，有人也用这种法子把个买卖人的柴弄去了。他们以为骗了他，骗了那个买卖人，可是他们，这就是说，这个这个，骗不了上帝，那么，所以这个……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叫我吗？（坐下，掏出烟来）

彼得 （小声地，责备地）你怎么啦，难道不懂得规矩吗？你爸爸找你，你倒坐下抽起烟来了。过来，站起来！

〔尼基塔靠着桌子站着，满不在乎地把手肘放在桌上，做出笑嘻嘻的样子。

阿基姆 是啊，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米基什卡，有人告你了，这就是说，告状了。

尼基塔 谁告状了？

阿基姆 谁告状了？一个姑娘，这就是说，有个孤女告状了。这就是说，她告你的状了，就是马林娜告你的状了，这就是说。

尼基塔 （冷笑）奇怪，真是的。到底告什么状？这是谁对你说的：是她吗？

阿基姆 我现在，这个这个，问你，所以你，这就是说，应该这个这个，回答我。你跟那个姑娘，这就是说，发生过关系没有？这就是说，你跟她发生过关系没有？

尼基塔 我的的确确不懂您问的是什么。

阿基姆 这就是说，胡闹，这个这个，胡闹，这就是说，你跟她胡闹过没有？

尼基塔 闹的可多了。闷的时候，跟女厨子聊聊天呀；或是我拉手风琴，她跳个舞呀。此外还有什么胡闹的呢？

彼得 米基塔，你别东拉西扯的，父亲问你，你就该清清楚楚地回答他。

阿基姆 （庄严地）米基塔！你瞒得了人，可是瞒不了上帝。你，米基塔，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仔细想想；不要撒谎！她是个孤女，这就是说，可以欺负她。这就是说，她是个孤女。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尼基塔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的确确什么话都说了，所以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激动）她什么都可以说。让她像说死人似的说去好了。为什么她不说费季卡·米基什金？难道这年头连开开玩笑都不行吗？她却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阿基姆 喂，米基什卡，小心点儿。谎话是会揭穿的。有还是没有？

尼基塔 （旁白）瞧，真是没个完。（对阿基姆）我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跟她什么也没有。（气愤地）基督在上，我要是撒了谎，离开这儿，立刻就死！（画十字）我什么也不知道。（众人沉默。尼基塔更兴奋地继续说）你们为什么叫我娶她呢？可不是吗，老实说，这真不成话。这年头就没强迫别人娶亲的权利。很简单。而且，我对上帝起誓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特廖娜 （骂丈夫）是呀，瞧，你这个傻瓜，人家对他说些乱七八糟的话，他就信以为真，平白无故地叫孩子为难。还是让他像往常一样跟着东家吧。这会子东家看到咱们手头紧，会给咱们十个卢布的。时候到了，再办喜事吧。

彼得 那么，怎么办呢，阿基姆大叔？

阿基姆 （鼓舌做吧嗒声；对儿子说）小心点儿，米基塔，一个受欺侮的人的眼泪决不会，这个这个，白流的，都会，这个这个，流到那个坏人头上去。小心点儿，别自作自受。

尼基塔 有什么可小心的呢，你自个儿小心好了。（坐下）

安纽特卡 我告诉妈去。（跑下场）

第十四场

〔彼得、阿基姆、马特廖娜和尼基塔。

马特廖娜 （对彼得）嗳，就这么着吧，彼得·伊格纳季奇。我们老头子真麻烦；他那土脑袋瓜子一想起来点儿什么，再怎么挖也挖不出来；只是我们又无缘无故地打搅你。还是让孩子照旧待下去吧。留下这小子吧，他会老老实实给你当听差。

彼得 那么，怎么办呢，阿基姆大叔？

阿基姆 是的，我，这个这个，并不想，夺这孩子的自由，只是，不，这个这个。我希望，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马特廖娜 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唠叨什么。让他照旧待下去吧。这孩子自个儿并不想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叫他回去呢？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的事料理好的。

彼得 不过，阿基姆大叔：你要是夏天叫他回去，那我冬天也就不要他了。要干，就干一年。

马特廖娜 一年，好极了。我们家里要是到了农忙的时候，有什么事，可以找人帮忙；让孩子待下去吧。眼下，你就给我们十个卢布吧……

彼得 那么，再干一年，怎么样？

阿基姆 （叹气）是呀，有什么法子呢，看起来，这个这个，要是这样，这就是说，看起来，只好这个这个了。

马特廖娜 再干一年，从圣·米特里的礼拜六算起。讲到工钱呢，你是不会叫我们吃亏的，不过，现在就要请你把那十个卢布拿出来，你帮帮我们的忙吧。（站起来鞠躬）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阿尼西娅靠边坐下。

彼得 怎么样？要是这样，那么……咱们就到酒馆里去喝酒吧。喂，阿基姆大叔，喝伏特加去。

阿基姆 我不喝酒，不喝酒。

彼得 那么，你喝茶吧。

阿基姆 茶我可爱喝。喝茶，行。

彼得 就是娘儿们也可以喝碗茶的。米基塔，你当心点，把羊赶进去，把麦秸拾掇拾掇。

尼基塔 好吧。

〔除了尼基塔，全退场。天渐渐黑下来。

第十六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点着一支纸烟）瞧，一个劲儿死缠着你：“说吧，说吧，你跟姑娘们在一块儿是怎么玩的。”这些个小事儿要说起来可费工夫呢。他叫我娶她。要是把她们都娶进来的话，那媳妇可多了。我才不稀罕娶媳妇呢，我的日子比娶了媳妇还好，人家都羡慕我。幸亏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对着神像画了个十字。于是，所有的话马上都给打断了。据说假起誓是可怕的。这完全是胡说。没关系，不过这么说说罢了。很简单。

第十七场

〔尼基塔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穿着外衣登场，放下绳子，脱掉外衣，向堆房里走去）你也该点个灯呀。

尼基塔 好让我瞧你吗？就这样儿我也瞧得见你。

阿库林娜 啐！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跑上场；小声对尼基塔说）米基塔，快去吧，有人找你呢，真的！

尼基塔 什么人？

安纽特卡 铁路上的马林卡。在街角上站着呢。

尼基塔 胡说。

安纽特卡 真的！

尼基塔 她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叫你去。她说：“我只要跟米基塔说一句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肯说。只是问：“他真的要离开你们家吗？”我就说：“不，他爸爸要带他走，给他娶媳妇，可是他不干，还要在我们家待一年。”于是她又说：“请你叫他来见见我。我有句话，”她说，“非要跟他说不可。”她等了半天了。去看看她吧。

尼基塔 去她妈的吧！我为什么要去？

安纽特卡 她说，“他要不来，我自己就到屋里去找他。”真的，她说她要进来。

尼基塔 大概站一会儿就会走的。

安纽特卡 她说，“他们是不是想把阿库林娜嫁给他？”

阿库林娜 （走近尼基塔，拿纺车）把阿库林娜嫁给谁？

安纽特卡 嫁给米基塔。

阿库林娜 这样容易吗？谁说的？

尼基塔 大概有人说吧，（瞧着她笑）阿库林娜，你嫁给我怎么样？

阿库林娜 嫁给你？从前说不定还可以，现在可不行了。

尼基塔 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阿库林娜 因为你不会爱我。

尼基塔 为什么不爱？

阿库林娜 有人不让你爱。（笑）

尼基塔 谁不让？

阿库林娜 当然是后妈。她老骂人，老盯着你不放。

尼基塔 （笑）瞧你！你的眼睛倒真尖！

阿库林娜 我？有什么可尖的呢？难道我是瞎子吗？她今天尽跟爸爸闹脾气，尽闹脾气。这个不要脸的泼妇！（走进堆房去）

安纽特卡 尼基塔！瞧。（向窗外看）来了。真的，是她。我走了。（退场）

第十九场

〔尼基塔、在堆房里的阿库林娜、马林娜。

马林娜 （登场）到底你想把我怎么办？

尼基塔 怎么办？不怎么办。

马林娜 你想甩了我吗？

尼基塔 （气冲冲地站起来）喂，你来干吗？

马林娜 唉，米基塔！

尼基塔 你们真是些怪物。来干吗？

马林娜 米基塔！

尼基塔 米基塔怎么样？米基塔在这儿。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你走吧。

马林娜 这么说，你想把我甩了，忘了吗？

尼基塔 我干吗要记住？你自个儿不知道。你站在街角对过，打发安纽特卡来叫我，我就没去见你。这就是说，我不要你了，你就走吧，很简单。

马林娜 不要我了！这会儿不要我了。我原来相信你会永远爱我的。可是，你扔了我，不要我了。

尼基塔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用，简直没意思。你居然在我父亲面前说起坏话来了。对不起，走吧。

马林娜 你自己知道，除了你以外，我谁也没爱过。无论你娶不娶我，我都不会生气。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为什么不爱我了？为什么？

尼基塔 咱们甭多说废话。你走吧。真糊涂！

马林娜 我伤心的并不是因为你骗我，答应娶我，而是因为你不再爱我了。而且我伤心的并不是因为你不再爱我了，而是因为你变心爱上了别人，这人是谁，我知道！

尼基塔 （凶狠狠地走近她）嘿！跟你这种女人说话真没意思，你简直不懂道理；喂，走吧，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马林娜 不客气？怎么，你要打我吗？好，打吧！干吗转过脸去？唉！尼基塔！

尼基塔 要是有人来了，那太不像样了。老说废话有什么用。

马林娜 那么说都完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叫我把一切都忘了！可是，尼基塔，记住吧。我对我的贞节看得比眼睛还重。你无缘无故地毁了我，骗了我。你一点也不怜惜一个孤儿，（哭泣）你抛弃了我。你害了我，可是我并不恨你。随你吧。要是你找到个更好的，就会忘了我；要是你找到个更差的，就会想起我。尼基塔，你会想起我的。既然这样，再见吧。哦，我多爱你呀。永别了。（想拥抱他，并把他的头抱住）

尼基塔 （挣开）嘿！我不跟你说了。你不走，我走；你在这儿待着好了。

马林娜 （急叫）你这畜生！（在门口）上帝不会给你幸福的！（哭着退场）

第二十场

〔尼基塔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从堆房里出来）尼基塔，你是条狗！

尼基塔 什么？

阿库林娜 她哭得多伤心啊！（哭）

尼基塔 你怎么啦？

阿库林娜 怎么啦？你……欺……负……她……你将来也会这样欺负我……你是条狗。（走进堆房里去）

第二十一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沉默）真是一团糟。我爱这些娘儿们就跟爱白糖一样，可是跟她们在一块儿造下孽，那就糟啦！

——幕落

第二幕

第二幕登场人物

彼得。

阿尼西娅。

阿库林娜。

安纽特卡。

尼基塔。

马特廖娜。

大婶，女邻居。

人群。

〔舞台现出街道和彼得的木房。在观众左边——木房分成两部分，中间有过道和台阶；右边——大门和院子的一角。阿尼西娅正在院子的角落里打大麻。距第一幕已经六个月了。

第一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停手倾听）又在唠叨什么。准是从火炕上爬下来了。

第二场

〔阿尼西娅。阿库林娜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登场。

阿尼西娅 他在叫唤了。去瞧瞧他要什么？你听……这么穷嚷嚷。

阿库林娜 你干吗不去？

阿尼西娅 叫你去，你就去得了。

〔阿库林娜到屋里去。

第三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他真把我磨死了。他就是不说钱在哪儿。前几天他到过道里来过，准是藏在那儿。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好在他舍不得撒手。准是藏在家里。但愿能找着。昨天没有在他身上。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哪儿。简直把我磨死了。

第四场

〔阿尼西娅。阿库林娜一面扎头巾，一面登场。

阿尼西娅 你上哪儿去？

阿库林娜 哪儿去？叫我接马尔法姑妈去。他说：“叫我妹妹来看我。我快死了。”他说：“我有话要跟她说。”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叫妹妹。哦，真要命！哦，哦！准是他想把钱交给她。这怎么办呢！哦！（对阿库林娜）别走！你上哪儿去？

阿库林娜 接姑妈呀。

阿尼西娅 我叫你别走，我自己去。你到河边洗衣裳去，要不然，天黑了你也洗不完。

阿库林娜 可是他叫我去哪。

阿尼西娅 我叫你上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我告诉你，我自个儿去接马尔法。把篱笆上的小褂儿拿下来。

阿库林娜 小褂儿？说不定你不去。他叫我去的。

阿尼西娅 我说过了我去。安纽特卡呢？

阿库林娜 安纽特卡吗？她在看着小牛。

阿尼西娅 叫她来，也许小牛跑不了。

〔阿库林娜收拾衣裳，退场。

第五场

〔阿尼西娅一个人。

阿尼西娅 不去么，他会骂；去了呢，他又会把钱给他妹妹。那我就白费了劲。我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脑袋都快炸了。（继续干活）

第六场

〔阿尼西娅。马特廖娜带着旅行用的手杖和小包登场。

马特廖娜 宝贝儿，你好。

阿尼西娅 （回头看，扔下活计，快活得拍起手来）大婶，我真没想到。这会儿你来得真巧。

马特廖娜 喂，情况怎么样？

阿尼西娅 我都快疯了。真糟！

马特廖娜 怎么，我听说他还活着？

阿尼西娅 别提了。活不活，死不死的。

马特廖娜 没把钱给谁吧？

阿尼西娅 现在，他要打发人去叫他亲妹妹马尔法来。准是为了钱。

马特廖娜 事情很清楚。可是他没偷偷给别人吧？

阿尼西娅 没给。我就像鹞鹰似的看着他。

马特廖娜 那么钱在哪儿呢？

阿尼西娅 他不肯说。我怎么也问不出来。他一会藏在这儿，一会儿藏在那儿。而且还有阿库林娜，我就更没法办。她傻归傻，可是她还是盯着，守着。哦，要命！真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唉，宝贝儿，他要是把钱给了别人，那你就得哭一辈子。他们会把你哄出去，什么也不给你。可怜，你受尽了苦，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苦了一辈子，临了做寡妇，还得要饭。

阿尼西娅 大婶，别提了。我心里乱得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没人可商量。我跟米基塔说过，可是他胆小，不愿过问这件事。昨天才对我说，钱在地板底下。

马特廖娜 那么你找了没有？

阿尼西娅 没法儿找，他人在那儿。我看得出，有时候他把钱带在身上，有时候又藏起来。

马特廖娜 好姑娘，你要记住：机会一失掉，是永远找不到的。（小声说）喂，你给他浓茶喝了吗？

阿尼西娅 哦！哦！（正要回答，一看见邻居大婶，就不说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大婶经过木房前，倾听屋里的叫喊声。向阿尼西娅。

大婶 大婶！阿尼西娅，喂，阿尼西娅！你们当家的好像在喊呢。

阿尼西娅 他老这么咳嗽，就跟喊似的。病得很厉害。

大婶 （走近马特廖娜）您好呀，老大娘，从哪儿来？

马特廖娜 啊，从家里来，亲爱的。来瞧瞧我儿子。送几件小褂儿给他。你知道，做娘的总是惦着自己的孩子。

大婶 可不是吗。（对阿尼西娅）大婶，我想去漂亚麻布，可是又觉着早点儿。人家都没动手呢。

阿尼西娅 忙什么？

马特廖娜 喂，给他行过圣餐礼了吗？

阿尼西娅 当然，昨天神父来过了。

大婶 （对马特廖娜）我昨天也瞧了瞧他，我的老大娘，他连气都快没了。瘦成那个样儿了。前几天，我的老大娘，就跟咽了气似的，都把他抬到圣像下面了。大伙儿也都哭了，还预备替他洗尸呢。

阿尼西娅 活过来了，下床了，这会儿又走来走去了。

马特廖娜 那么，你打算给他行临终涂油礼吗？

阿尼西娅 人们都劝我，他要是还有气，我想明天就去请神父。

大婶 唉，亲爱的阿尼西娅，你也许烦得慌吧？怪不得人家说：“生病的没病，坐着看病的倒要生病。”

阿尼西娅 真是烦极了。光是一件事倒没什么。

大婶 那自然，谈何容易，闹死都快闹了一年了。你的手就像捆上了一样。

马特廖娜 守寡也苦呀。年轻还好，可是一上了岁数，谁可怜你。年纪老了真不痛快。譬如我，就是这样。走了没多远，就把我累坏了，脚就不听使唤。我儿子呢？

阿尼西娅 种地去了。嗳，你进去吧，我烧上茶炊，你喝杯茶提提精神吧。

马特廖娜 （坐下）亲爱的，我真累坏了。可是，说到临终涂油礼，这是非办不可的。人家都说，这对灵魂有好处。

阿尼西娅 是呀，明天就派人请去。

马特廖娜 对，对，那就行了。好姑娘，我们村上有人办喜事了。

大婶 怎么，春天办喜事？

马特廖娜 是呀，难怪俗话说：“穷人做新郎，夜短日不长。”谢苗·马特维耶维奇娶了马林娜。

阿尼西娅 她还是找到了幸福！

大婶 是个鳏夫，她大概是去扶养孩子们的。

马特廖娜 四个。精明的女人会嫁给他！所以才娶了马林娜。她乐意。他们喝了酒，你知道，酒杯是破的，酒就流出来了。

大婶 哟！有这种谣言？她丈夫有钱吗？

马特廖娜 目前对付着过。

大婶 真的，谁肯嫁给有孩子的人。譬如说，我们村里的米哈伊洛。我的老大娘，这个汉子……

一个汉子的声音 喂，马夫拉，你死到哪儿去了？把母牛牵进去吧。

〔邻居大婶退场。

第八场

〔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在邻居大婶退场过程中，仍然用平静的声音说）好姑娘，她嫁了，至少，我们那个老傻瓜不会想到米基塔了。（突然把声音放低）走了！（小声）喂，我说，你给他喝茶了吗？

阿尼西娅 别提了。还是让他自个儿死吧。他老那么死不了，我的良心却犯了罪。哦—哦，真要命！你为什么要把那些药面给我？

马特廖娜 什么药面？好姑娘，那是安眠药，为什么不给哪？这又没害处。

阿尼西娅 我不是说安眠药，是说那种白的。

马特廖娜 是呀，宝贝儿，那才是治病的药哪。

阿尼西娅 （叹气）我知道，可是我怕。他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怎么样，你用得多吗？

阿尼西娅 给过两付。

马特廖娜 怎么样，他没觉出来吗？

阿尼西娅 我自己用嘴抿了抿药茶，有点儿苦。他连茶一块儿喝了，说：“就是茶也让我恶心。”我就说：“病人喝什么都是苦的。”大婶，我也怕起来了。

马特廖娜 你别想，越想越糟。

阿尼西娅 要是你不给我，不教给我犯罪，那就好了。我一想起来就难过。你为什么要把那些药面给我呢？

马特廖娜 咦，宝贝儿，你这是什么话！你真是！你为什么要赖我呢？好姑娘，当心，不要把坏事往好人身上推。万一有什么事，与我可不相干；我不知道，不晓得，我对上帝发誓，我从来没给过你什么药面，从来也没见过，而且，从来也没听见说过这种药面。好姑娘，你自己想想看。前几天，我们提到你，就说：“可怜，她真苦。前房的闺女是个傻瓜，丈夫呢，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这种日子叫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阿尼西娅 是的，我并不抵赖。我要活，只有两条路：不是我上吊，就是把他勒死。难道这日子能过吗？

马特廖娜 一点儿也不错。没工夫张着嘴打呵欠了。无论如何，要把钱找出来，还得给他茶喝。

阿尼西娅 哦—哦，真要命！这会儿该怎么办，我自己就不知道，我怕极了，还是让他自己死的好。我也不愿意我的良心犯罪。

马特廖娜 （恶狠狠地）他为什么不肯把钱说出来？难道他想带到棺材里去，谁也不给？那行吗？可了不得，把这么一大笔钱白白丢掉。难道这不是罪过吗？他怎么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瞧着他吗？

阿尼西娅 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把我磨死了。

马特廖娜 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很明白。这会儿一失算，就要后悔一辈子。他要是把钱给了他妹妹，那你就落了一场空。

阿尼西娅 噢—噢，他说了让去找她，我得去了。

马特廖娜 你等会儿走。先把茶炊预备好，然后，咱们给他茶喝，再一块儿去搜钱，准找得着。

阿尼西娅 哦—哦！但愿别出什么事。

马特廖娜 有什么事可出呢？光瞧着有什么用。难道你想看着银钱化成水吗？动手吧。

阿尼西娅 那么我去预备茶炊去了。

马特廖娜 去吧，宝贝儿，要干就干，免得将来后悔。就这么着吧。（阿尼西娅走去，马特廖娜叫住她）还有句话：别把这事告诉米基塔。他是个傻子。他要是知道了药面的事，那可了不得。天知道他会怎么办。他心很软。你知道，他连杀个鸡都不敢。别告诉他。糟糕的是，他不赞成。（惊慌地中断说话；彼得出现在门槛上）

第九场

〔前场人物。彼得扶着墙爬到台阶上，用微弱的声音喊。

彼得 怎么叫也叫不出你们来。唉—唉！阿尼西娅，谁在这儿？（倒在长凳上）

阿尼西娅 （从角落里走过去）爬出来干吗？你该躺在原来的地方不动。

彼得 大姑娘叫马尔法去了没有？……真难受……唉，不如早死了好！

阿尼西娅 她没空，我叫她到河边上去了。等着吧，干完活，我自个儿去。

彼得 叫安纽特卡去吧。她在哪儿呢？唉，真难受！唉，我就快死了！

阿尼西娅 我也叫过她了。

彼得 唉！她在哪儿？

阿尼西娅 谁知道她在哪儿？这个死鬼！

彼得 唉，我受不了啦！心里烧得痛。就跟针扎似的。为什么把我像条狗似的扔下……就没人给我点水喝……唉……叫安纽特卡到我这儿来。

阿尼西娅 她来了。安纽特卡，到你父亲那儿去。

第十场

〔前场人物。安纽特卡跑进来。阿尼西娅向角落里走去。

彼得 你去……唉……到马尔法姑妈那儿去，告诉她说：爸爸有事找她，叫她就来。

安纽特卡 嗯，我去了。

彼得 等等。叫她赶紧来。告诉她我快死了。唉唉……

安纽特卡 我拿条头巾就去。（跑下）

第十一场

〔彼得、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使眼色）喂，好姑娘，记住自己的事。到屋里去，满处找找。像狗逮跳蚤似的找去；什么都翻翻，我来搜他身上。

阿尼西娅 （对马特廖娜）好吧。跟你在一块儿，我的胆子好像大多了。（走近台阶。对彼得）给你预备茶炊好不好？马特廖娜大婶看儿子来了，你陪她喝杯茶吧。

彼得 好，去预备吧。

第十二场

〔彼得和马特廖娜。马特廖娜走近台阶。

彼得 你好。

马特廖娜 你好呀，恩人。你好呀，亲爱的！看样子，你还病着哪。我们老头子很惦记着。他说：“去瞧瞧吧。”他问你好。（又鞠一躬）

彼得 我快死了。

马特廖娜 真的，伊格纳季奇，我一瞧见你，就觉得“树木没个病，有人就有病”这句话不错。好人儿，我瞧你呀，瘦了，你瘦多了。病好像没什么起色。

彼得 我就快咽气了。

马特廖娜 是呀，彼得·伊格纳季奇，这是天意。圣餐礼行过了，管保还要给你行涂油礼。谢天谢地，你太太是个贤惠女人；丧事和法事，都会办得很体面的。就是我儿子，到时候也会帮助料理家务。

彼得 谁都不听使唤！老婆浮，办事糊涂，我什么都知道……知道。大姑娘又傻，又年轻。我撑起了这个家，可是没人管。真伤心。（啜泣）

马特廖娜 是呀，你要是有钱或是什么的，你可以留下遗嘱……

彼得 （对过道里的阿尼西娅）安纽特卡去了没有？

马特廖娜 （旁白）哟，他还记得呢！

阿尼西娅 （从过道里）那会儿就走了。到屋里去吧，怎么样，我搀着你。

彼得 让我坐坐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里头怪闷的。我难受极了……唉，心里发烧……还是死了好……

马特廖娜 上帝要不把灵魂带走，灵魂自己是走不了的。彼得·伊格纳季奇，生死由命。再说，死是没准儿的。也许还会还阳。我们村里有个庄稼人就这样，他正要死过去……

彼得 不。我觉得我今天就会死了，我觉得。（向后靠，闭上眼睛）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喂，怎么样，你进去不进去？我不能老等着你。彼得！喂，彼得！

马特廖娜 （走开，对阿尼西娅招手）喂，怎么样？

阿尼西娅 （走下台阶，走近马特廖娜）没有。

马特廖娜 你找遍了没有？地板底下呢？

阿尼西娅 哪儿也没有。也许在仓房里。昨天他在那边爬来着。

马特廖娜 搜，赶紧搜。像拿石头舔似的。我看今天就要死了：指甲发青，脸跟黄土似的。茶炊开了没有？

阿尼西娅 快开了。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尼基塔（他从另一边登场，如有条件，就骑着马走近门口；没有看见彼得）。

尼基塔 （对母亲）你好，妈！家里都好吗？

马特廖娜 谢谢老天爷，人都清吉，能吃能喝。

尼基塔 那么，东家怎么样了？

马特廖娜 轻点，他在那儿坐着呢。（指指台阶）

尼基塔 那又怎么着，让他坐着好了。跟我什么相干？

彼得 （睁开眼睛）米基塔，喂，米基塔，过来！

〔尼基塔走过去。阿尼西娅和马特廖娜耳语。

彼得 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尼基塔 地耕完了。

彼得 桥对过的那块地耕了吗？

尼基塔 到那儿去太远了。

彼得 太远？从家里去就更远了。还得特为去一趟。应该顺便耕了才对。

〔阿尼西娅不露出身来听着。

马特廖娜 （走过去）哦，儿子，你为什么不多替东家出点儿力呢？东家病着，全靠你哪；你得拼命干，就像对亲老子一样。还得侍候他，像我嘱咐你的那样。

彼得 那么你这个，嗯哼！……把马铃薯搬出来，让娘儿们……哦！……去拣拣。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什么，我去。又想把大伙儿支使开；这会儿钱一定在他身上。准是想把它藏到哪儿去。

彼得 要不然，嗯哼！……到下种的时候，马铃薯却烂掉了。嗯哼，我受不了啦。（站起来）

马特廖娜 （跑到台阶上去搀彼得）要不要我搀你到屋里去？

彼得 搀吧。（站住）米基塔！

尼基塔 （气愤地）又有什么事？

彼得 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今天就要死了……请原谅我吧。要是我得罪了你，请原谅吧……要是有什么话或是什么事得罪了你……这是常有的事。请原谅我吧。

尼基塔 有什么可原谅的，我自己就是罪人。

马特廖娜 唉，儿子呀，你好好记住。

彼得 请原谅我。（哭）

尼基塔 （抽鼻）彼得大叔，上帝会原谅你，我没什么可抱怨你的。你从来没错待过我。你原谅我吧。也许我更对不起你哪！（哭。彼得一面啜泣，一面退场。马特廖娜搀着他）

第十五场

〔尼基塔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他说这话一定有用意。大概，他有什么。（走近尼基塔）你说钱在地板底下，那儿没有。

尼基塔 （不回答，哭）他对我没坏处，只有好处。可是，我干的却是什么事啊！

阿尼西娅 喂，得了吧。钱在哪儿呢？

尼基塔 （气愤地）谁知道，自个儿找去。

阿尼西娅 干吗这么慈悲呀？

尼基塔 我可怜他。他真可怜！哭得多伤心！唉—唉！

阿尼西娅 瞧，居然发起慈悲来了，可怜人家！他待你像对狗似的，像对狗似的。就是刚才他还叫我把你从院子里赶出去呢。你还是可怜可怜我吧。

尼基塔 为什么可怜你？

阿尼西娅 人都快死了，还把钱藏起来……

尼基塔 也许不会藏起来吧……

阿尼西娅 唉，亲爱的尼基塔！他打发人叫他妹妹去了，想把钱给她。那就糟了。要是他把钱给了他妹妹，那咱们怎么过日子？他们会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你得帮帮忙才是。你不是说他昨儿晚上在仓房爬来着吗？

尼基塔 我只看见他从那儿出来，可是钱藏在哪儿谁知道。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我上那儿找去。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她从屋里出来，下台阶，走近阿尼西娅和尼基塔，小声说）。

马特廖娜 哪儿都甭找了。钱在他身上，我摸着了，用绳子系着。

阿尼西娅 哦，真要命！

马特廖娜 这会儿一大意，以后就得到云端里找去，天边上找去。他妹妹一来，那就完了。

阿尼西娅 真的，她一来了，准会给她。这怎么办呢？哦，要命！

马特廖娜 怎么办？你听着。茶炊已经开了，你去沏茶，给他倒上一碗，（小声）然后，把纸包里的药面全倒上给他喝。一喝下这碗茶，你就把钱拿走。别怕，他说不了话。

阿尼西娅 哦，我怕！

马特廖娜 别说这种话吧，赶紧办去；万一有事，我来看着他妹妹。别大意。钱一到手，就送到这儿来，让米基塔给藏起来。

阿尼西娅 哦，要命！怎么下手呢……再说……

马特廖娜 我告诉你，别说了；照我的话办去。米基塔！

尼基塔 什么？

马特廖娜 你在这儿等着，在土墩上坐坐。万一有事，好叫你帮忙。

尼基塔 （挥挥手）这些个娘儿们什么都想得出。的的确确把人弄昏了。随你们怎么办吧！我去——搬马铃薯去。

马特廖娜 （抓住他的胳膊）我叫你等着。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她登场）。

阿尼西娅 （对安纽特卡）唔，怎么样？

安纽特卡 姑妈在表姐的菜园子里，马上就来。

阿尼西娅 她来了，可怎么办？

马特廖娜 （对阿尼西娅）赶快，照我的话办去。

阿尼西娅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头都昏了。安纽特卡！好孩子，去看看小牛去；也许都跑了。唉，我的胆子真是太小了。

马特廖娜 去吧，我想茶炊已经开了。

阿尼西娅 唉，真要命！（退场）

第十八场

〔马特廖娜和尼基塔。

马特廖娜 （走近儿子）我说，儿子呀！（和他并排坐在土墩上）你也得想想自个儿的事。什么也不管是不行的。

尼基塔 什么事？

马特廖娜 还不是你在世上怎么过活的事。

尼基塔 在世上怎么过活？人家怎么过，我就怎么过。

马特廖娜 老头子今天大概就要死了？

尼基塔 死了，愿他早升天堂！跟我什么相干？

马特廖娜 （一面说话，一面不断地瞧着台阶）唉，儿子呀！活人就得想着过活的事。宝贝儿，这就该多动动脑子。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了你的事，东奔西跑，腿都快跑折了，就为了替你忙。你得记住：到时候可别忘了我。

尼基塔 你忙什么？

马特廖娜 忙你的事呀，忙你的将来呀。要不趁早安排，那将来就什么也捞不着了。你知道伊万·莫谢伊奇吗？我也去看过他。前几天去的。你知道，我跟他还有件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儿。我就说：“伊万·莫谢伊奇，请您决定一件事，怎么样？比方说，”我说，“有个庄稼人，原配死了，娶了个填房；比方说，”我说，“他只有俩孩子，一个是前房生的闺女，另一个是填房生的闺女，那么，”我说，“要是那个庄稼人死了，这个寡妇，”我说，“可不可以嫁给另外一个庄稼人？这个庄稼人，”我说，“可不可以把俩闺女嫁出去，自己做这个家里的主人？”他说，“可是可以，只是很费劲。”他说，“这件事有钱才好办。没钱呢，”他说，“那就难办了。”

尼基塔 （笑）这是用不着说的，只要给他们钱就行了。谁都要钱。

马特廖娜 所以说，宝贝儿，我就把一切事情都跟他说明了。他说，“头一件，你儿子得在那个村上报户口。这得要钱，请老人们喝一杯。那样，他们才肯用力。一切事情，”他说，“必须慎重处理。”瞧瞧，（从手巾包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他写的。念念吧，你是喝过墨水的。（尼基塔念，马特廖娜听着）

尼基塔 这张纸上都是空话，没什么了不起。

马特廖娜 可是你得听听伊万·莫谢伊奇的话。他说：“大婶，最要紧的是：你要留神，别让钱飞了。要是她没把钱抓到手，”他说，“那她就招不到人。钱，”他说，“简直就是命。”所以你得留神。儿子呀，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尼基塔 跟我什么相干？钱是她的，让她去张罗吧。

马特廖娜 唉，儿子呀 ，你得想想！娘儿们怎么能做主呢？就是她把钱抓到了手，她也是做不了主的，谁都知道，娘儿们是怎么回事；你呢，总是个男子汉。这就是说，你可以把钱藏起来，或是什么的。万一有什么事，你总聪明点儿。

尼基塔 嘿！你们这些女人的头脑简直不通。

马特廖娜 怎么不通！你抓住钱。女人就在你手里。如果她要哼哼或是什么的，你就可以惩治她。

尼基塔 唔，你们简直……我走了。

第十九场

〔尼基塔、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她脸色发白，从屋里跑到拐角上向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还是在他身上。瞧，在这儿。（指指围裙下面）

马特廖娜 给米基塔，他会给藏起来。米基塔，拿去，藏到什么地方去。

尼基塔 好吧，交给我。

阿尼西娅 哎哟，真要命！还是我自个儿藏去吧。（朝大门走去）

马特廖娜 （抓住她的手）上哪儿去？人家会看出来的，他妹妹打那边来了。给他，他知道。唉，真糊涂！

阿尼西娅 （犹豫不决地站住）哦，要命！

尼基塔 喂，给我。我把钱藏起来。

阿尼西娅 你藏到哪儿去？

尼基塔 你还不放心吗？（笑）

第二十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她带着小褂儿登场）。

阿尼西娅 哎哟哟，真要命！（交钱）米基塔，小心点儿！

尼基塔 怕什么呢？我会把它塞到连我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去。（退场）

第二十一场

〔马特廖娜、阿尼西娅和阿库林娜。

阿尼西娅 （恐怖地站着）唉，唉！……要是他……

马特廖娜 怎么样，死了吗？

阿尼西娅 是的，好像死了。我拿下钱来，他一动也没动。

马特廖娜 到屋里去，阿库林娜从那边来了。

阿尼西娅 哦，我犯了罪，可是钱却让他给拿走了……

马特廖娜 得了吧，到屋里去，瞧，马尔法也来了。

阿尼西娅 嗳，我托付给他，总不会怎么样吧。（退场）

第二十二场

〔马尔法、阿库林娜和马特廖娜。

马尔法 （从这一边登场，阿库林娜从另一边登场。对阿库林娜）我本来早就到了，可是去看了看闺女。喂，老人家怎么样了？是不是快死了？

阿库林娜 （放下小褂儿）谁知道他。我到河边上去了。

马尔法 （指着马特廖娜）这是谁家的？

马特廖娜 我是祖耶沃村的，祖耶沃村里米基塔的妈，亲爱的。你好。你哥哥瘦得真可怜哪。他自己刚才出来了。他说，“给我把妹妹叫来，”他说，“因为……”哦！说不定已经咽气了？

第二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她从屋里跑出来，扯着嗓子抱着柱子大号）。

阿尼西娅 噢，噢，噢，你把我交给谁—谁—谁呀，噢—噢—噢，你把我扔给谁—谁—谁呀，噢—噢—噢……我这个可怜的寡妇……要苦一辈子了，你倒是永远闭上眼睛了……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大婶。大婶和马特廖娜搀着阿尼西娅。阿库林娜和马尔法走进屋里。人群登场。

人群里的一个声音 把老大娘们叫来，要料理后事了。

马特廖娜 （挽起袖子）锅里有水没有？不然，茶炊里也许有。别倒。我也来帮帮忙。

——幕落

第三幕

第三幕登场人物

阿基姆。

尼基塔。

阿库林娜。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年老的长工，退伍兵士。

阿尼西娅的教母。

〔彼得的家。冬天。离第二幕已经九个月了。阿尼西娅穿着粗布衣服，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安纽特卡坐在火炕上。米特里奇，年老的长工。

第一场

米特里奇 （慢慢地登场，脱掉大衣）哦，主啊，请发发慈悲吧！怎么啦，东家还没回来吗？

阿尼西娅 什么？

米特里奇 米基塔还没从城里回来吗？

阿尼西娅 没有。

米特里奇 大概是喝酒寻乐去了吧。哦，主啊！

阿尼西娅 打麦场收拾好了吗？

米特里奇 不收拾怎么办？该拾掇的都拾掇好了，都用麦秸盖上了。我不喜欢敷衍了事。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4]啊！（撕手上的老茧皮）这会儿，他该回来了。

阿尼西娅 他着什么急？有的是钱，大概跟大姑娘一块儿去寻欢作乐去了……

米特里奇 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寻欢作乐呢？阿库林娜进城去干吗？

阿尼西娅 鬼支使她进城去干什么，你去问她吧。

米特里奇 干吗要进城去吗？只要有钱，城里有的是东西。哦，主啊！

安纽特卡 妈，我亲耳听见爸爸说。他说，“我给你买一条小披巾。”真的。他说，“我给你买，你自己挑。”姐姐打扮得可漂亮哪：穿着天鹅绒大坎肩儿，还戴着法国头巾呢。

阿尼西娅 常言说得好：“姑娘在家知羞耻，一出大门——就忘了这回事。”真不要脸！

米特里奇 算了吧！要羞耻干什么？有钱，就可以寻欢作乐。哦，主啊！吃晚饭还早吧，是不是？我这会儿烤烤火。（爬上火炕）哦 ，主啊！最神圣的圣母玛丽亚啊，圣米古拉啊！

〔阿尼西娅没做声。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教母。

教母 （登场）你们当家的大概还没回来吧？

阿尼西娅 没有。

教母 是时候了。他没上我们那边的酒馆去吗？我妹妹费奥克拉说，大婶，有好多从城里来的雪橇都停在那儿了。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喂，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什么事？

阿尼西娅 好孩子，你跑到酒馆里去看看，是不是他喝醉酒上那儿去了？

安纽特卡 （从火炕上跳下，穿上衣服）好吧。

教母 他是带阿库林娜一块儿去的吗？

阿尼西娅 要不然，还不去呢。什么事都是她弄出来的。他说该到银行里去取利钱了，可是，全是她把他弄昏了。

教母 （摇摇头）怎么说好呢。

〔沉默。

安纽特卡 （在门口）要是在那儿，我说什么呢？

阿尼西娅 你只要去看看是不是在那儿。

安纽特卡 好，我马上就回来。（退场）

第三场

〔阿尼西娅、米特里奇和教母。长久的沉默。

米特里奇 （咆哮）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教母 （打哆嗦）哎哟，吓我一大跳。这是谁？

阿尼西娅 米特里奇，长工。

教母 哟，好大嗓门儿！我都忘了。对啦，大嫂，听说有人来给阿库林娜做媒了。

阿尼西娅 （从织布机上下来，走近桌前坐下）杰德洛沃村有人来提了提，可是，那边大概听了闲话，只来提了提，就没信儿了，所以这事就吹了。谁要她？

教母 那么祖耶沃村的利祖诺夫家呢？

阿尼西娅 派人来提过。可是也没说成，他连见都不肯见。

教母 倒是该出嫁了。

阿尼西娅 早就该出嫁了。我真不知道，大嫂，怎么才能把她赶出门去。事情真不好办。他不乐意。她呢，也一样。你知道，他跟美人儿还没玩够呢。

教母 咦—咦—咦！罪过。真想不到！他不是她的继父吗？

阿尼西娅 唉，大嫂，他们骗我骗得可高明极了，我就没法说。我傻乎乎的什么也没注意到，什么也没想到，就这么跟了他。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可是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教母 哦—哦，有这种事！

阿尼西娅 越来——越糟糕，我看出来他们在躲我。唉，大嫂，我真腻了，我真活腻了。我要是不爱他多好。

教母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阿尼西娅 大嫂，他这么欺负我，我真受不了。唉，我真受不了！

教母 怎么，听说他还动手打你来着？

阿尼西娅 可不是么。从前他喝醉了，规规矩矩。虽然他老是打我，可是他总还疼我。现在呢，一不称心，就拿我出气，恨不得拿脚踢我。前几天，他用手揪着我的头发，我好容易才挣脱出来。可是那个死婊子呢，比蛇还毒，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泼妇呢。

教母 哦—哦—哦！大嫂，我看你呀，真是可怜！怎么受得了呢。你收留了叫化子，他反而来这样侮辱你。你为什么饶了他呢？

阿尼西娅 哎哟，我的好大嫂，我拿我的心有什么办法呢。以前我那个死鬼男人凶是凶，可是我还是可以随意摆布他，而这个呢，大嫂，我就拿他没法办。一看见他，我的气就全消了。我一点儿也不敢跟他作对。我在他跟前就像只落汤鸡似的。

教母 哦—哦，大嫂，你大概是让什么妖法给镇住了。听说马特廖娜就会干这一手。准是她。

阿尼西娅 是的，大嫂，我自个儿也这么想。有时候我气极了，恨不得把他撕个粉碎。可是一看见他，——我就没气了。

教母 看得出，你是叫妖法镇住了。大嫂啊，久了就会害死人的。真的，我刚一看见你，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阿尼西娅 我的腿瘦得简直就跟麻秆似的。可是再瞧瞧那个傻东西阿库林娜。这个死婊子本来又脏又懒，可是，这会儿你瞧瞧她！完全变了样了。因为他打扮她。穿得讲究，又大模大样的，就跟水泡似的。还有，她虽是个傻瓜，可是她脑袋里却有一个念头：“我是东家奶奶，”她说，“这个家是我的，爸爸本来就想把我嫁给他。”天知道，她真是毒极了。一发起脾气来，恨不得把草屋顶都给掀了。

教母 唉，大嫂，我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还有人羡慕你哪！他们说你是财主；可是看起来，大嫂，眼泪掉在黄金上。

阿尼西娅 有什么可羡慕的呢。财产全都像烟似的散光了。他乱花钱，真可怕。

教母 可是，大嫂，你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给他呢？钱是你的呀。

阿尼西娅 你要是知道底细的话呀……我走错了一步。

教母 我要是你呀，大嫂，我就直接见官去。钱是你的。他怎么可以乱花？没这种道理。

阿尼西娅 这年头谁管这个。

教母 唉，大嫂，我看你越来越虚弱了。

阿尼西娅 虚弱了，好朋友，真是虚弱了。他把我累苦了。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哦—哦，真要命！

教母 好像有人来了？（倾听着。门开了，阿基姆登场）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阿基姆。

阿基姆 （画十字，掸掸草鞋，脱大衣）府上好。大家都好？大嫂，你好。

阿尼西娅 老爷子，你好。你是从家里来吗？请进来脱吧。

阿基姆 我想，这个这个，来看看，这就是说，来看看，这个这个儿子，来看看儿子。我动身晚了，这就是说，吃了午饭才动身的；可是雪下得，这个这个，很紧，走着费劲，所以，这个这个，就来晚了。我儿子在家吗？我儿子在家吗？

阿尼西娅 不在，到城里去了。

阿基姆 （ 在长凳上坐下来）我找他有点事，这个这个，有点事。这就是说，前几天我跟他说过，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说过我的难处。家里马死了，这就是说，马死了。所以，这个这个，无论如何，总得买匹马，买匹马。所以，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我来了。

阿尼西娅 米基塔跟我说过。等他回来，你跟他谈谈吧。（起身，走近火炕）请吃晚饭吧，他就快回来了。米特里奇，来吃晚饭吧。喂，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一面咆哮，一面醒过来）什么？

阿尼西娅 吃晚饭。

米特里奇 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阿尼西娅 来吃晚饭吧。

教母 我走了。再见。（退场）

第五场

〔阿基姆、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爬下来）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哦，主啊，圣米古拉啊！阿基姆大叔，你好。

阿基姆 嗳！米特里奇！你为什么，这就是说，这个这个？……

米特里奇 是的，我给你儿子米基塔做长工。

阿基姆 啊呀！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给我儿子做长工。啊呀！

米特里奇 我本来在城里一个买卖人家里，可是在那儿喝酒，把什么都喝光了。所以我就回到乡下来了。我无家可归，所以我就找活干。（打呵欠）哦，主啊！

阿基姆 什么，这个这个，难道，这个这个，米基塔在干什么？这就是说，他还有别的什么事，要一个长工，这就是说，这个这个，非雇个长工不可吗？

阿尼西娅 他有什么事？以前他还管管家，可是，现在，他心里想别的事，所以就雇了个长工。

米特里奇 有的是钱，那他为什么……

阿基姆 这个这个，不对。这是完全，这个这个，不对。这不对。这就是说，太娇惯了。

阿尼西娅 是呀，娇惯，娇惯，真不得了。

阿基姆 真的，这个这个，乍看，好像还不错，可是事情，这个这个，这就是说，反而糟了。财产把人娇惯坏了，娇惯坏了。

米特里奇 狗吃肥了还要发疯，人吃胖了怎么会不娇呢！我吃胖了的那会儿是怎么荒唐来着。三个星期喝得昏迷不醒。临了剩一条衬裤也让我给喝掉了。等什么都没了，我才不喝了。现在我发誓戒酒。他妈的。

阿基姆 那么，你的老伴儿，这就是说，到哪儿去了？……

米特里奇 老兄，我的老伴儿找着合适的地方了。在城里各家小酒馆混。她也是个漂亮娘儿们，一只眼给打出来了，另一只给打青了，嘴朝一边歪。她从来没清醒过，真是他妈的混账王八蛋。

阿基姆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

米特里奇 一个小兵的老婆有什么去处呢？她找着合适的事情了。

〔沉默。

阿基姆 （对阿尼西娅）对啦，尼基塔，这个这个，带东西进城了吗？这就是说，带东西去卖吗？

阿尼西娅 （摆好桌子，端上食物）空手去的。去取钱，到银行里取钱。

阿基姆 （吃晚饭）怎么，你们这个这个，又要拿钱，拿钱有什么用项吗？

阿尼西娅 不，我们并没动。只不过二三十个卢布，到期了，非取不可。

阿基姆 非取不可？为什么要取，这个这个，钱呢？今天，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取；明天，这就是说，又取，那么，所有的钱，就这个这个，都取光了，这就是说。

阿尼西娅 这是额外的收入。本儿完全不动。

阿基姆 不动？怎么，这个这个，不动呢？你取出钱来，可是，钱，却这个这个，不动。比方说，你，这个这个，把面粉，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倒在大柜里，或是这个这个，仓库里，然后，你从那儿把面粉取出来，那它怎么会，这个这个，不动呢？没有，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么回事。他们骗你。你问问清楚，不然，他们会骗你。怎么会不动呢？你，这个这个取出来，可是钱还不动。

阿尼西娅 我也弄不清楚。这是那会儿伊万·莫谢伊奇教给我们的。他说把钱存在银行里，钱又安全，还可以得到利钱。

米特里奇 （吃完饭）这是不错的。我在买卖人家里待过。他们都这么办。把钱存进去，然后躺在火炕上收利钱。

阿基姆 你的话，这个这个，真奇怪。你，怎么能，这个这个，收利钱，这个这个，收利钱呢，可是他，这就是说，问谁，这个这个，收利钱？收钱呢？

阿尼西娅 银行里给钱。

米特里奇 这是什么话？女人根本就不懂。喂，您瞧这儿，我来给你说说明白。你记住。比方说，你有钱，而我呢，比方说，春天到了，地荒着，没种子，或是没钱交税。于是我，这就是说，来找你。我说：“阿基姆，借十个卢布给我，等我田里收割完了，到圣母节的时候，我就还你这十个卢布，再替你收十俄亩地的庄稼。”你呢，比方说，知道我有一匹马，或是一头牛可以作抵押，你就说：“给我两三个卢布的利钱就行。”我脖子上套着索子，实在没办法。我就说，“好吧，给我十个卢布。”到了秋天，我把欠你的债还清了，你还从我身上盘剥了三个卢布。

阿基姆 可是，要知道，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瞒心昧己的庄稼人，才这个这个，干这种事。因为他，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忘了上帝。这就是说，这是不对的。

米特里奇 你别忙。现在要说说这个不对的地方了。你记住。好，这就是说，你那么办的话，你就是盘剥我。再比方说，阿尼西娅有一笔闲钱。她不知道把这笔钱怎么办。而且这不是女人们的事，所以她不知道把钱放在哪儿好。她去看你，她说，“你能不能拿我的钱去放些利钱？”你就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着。”快到夏天的时候，我又来了。我说，“再借十个卢布给我，我给利钱……”于是，你就看看：要是我的皮还没剥光，还可以剥，你就把阿尼西娅的钱借给我。可是比方说，要是我一无所有，无血可挤了，你就想想，看看，没有什么可盘剥的了，你马上就说：“走吧，老兄，上帝保佑你。”于是你就去找别人，把你自己的钱和阿尼西娅的钱借给他，盘剥他。这就是银行干的事儿。它就这样把钱滚来滚去。老兄，这玩意儿有学问哪。

阿基姆 （激动）这算怎么回事？这是，这个这个，这就是说，下流。有的庄稼人，虽然这个这个，这么干，可是有的庄稼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认为这是作孽。这是，这个这个，犯法的，这就是说，犯法的。这是下流。怎么有学问的人，也这个这个……

米特里奇 老兄，他们最爱的就是这种事。你记着。有个笨蛋或是娘儿们，自己不会支配钱，就把钱送到银行里，而银行里呢，认为好买卖上门了，就抓住这些钱，用来盘剥人。这玩意儿有学问哪！

阿基姆 （叹息着）唉，我看，这个这个，没钱，这个这个痛苦，而有了钱呢，却这个这个，更痛苦。怎么会这样呢。上帝叫人干活。可是你，这就是说，却这个这个，把钱存在银行里，而去睡觉。钱呢，这就是说，就这个这个，不断养活你。这是下流，也就是说，这是犯法的。

米特里奇 犯法吗？老兄，这年头就没人想到这回事。还恨不得怎么把你剥光哪。就这么回事。

阿基姆 （叹气）是的，时候，好像，这个这个，已经到了。我在城里，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也看见过茅厕。那是些什么样的茅厕啊。都粉刷了，粉刷了，这就是说，可漂亮着哪。就跟酒店似的。可是有什么用，根本就没用。唉，忘了上帝。这就是说，忘了。我们忘了上帝，忘了上帝。谢谢，亲爱的，我吃饱了，够了。（离开桌子；米特里奇爬到火炕上去）

阿尼西娅 （收拾食具，吃饭）但愿父亲劝他改过才好，可是我不好意思张嘴。

阿基姆 什么？

阿尼西娅 没什么，不过自言自语罢了。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安纽特卡登场。

阿基姆 啊！乖孩子。老是忙来忙去的！大概冻坏了吧？

安纽特卡 冻死了。爷爷，你好。

阿尼西娅 唔，怎么样？在那儿吗？

安纽特卡 没有。只有从城里回来的安德里扬在那儿。他说他在城里的酒馆里看见他们了。他说爸爸喝得醉极了。

阿尼西娅 要吃东西吗？吃吧。

安纽特卡 （走近火炕）真冷。手都冻僵了。

〔阿基姆脱草鞋，阿尼西娅洗勺子。

阿尼西娅 爸爸！

阿基姆 什么事？

阿尼西娅 怎么样，马林娜过得好吗？

阿基姆 不错，能过下去。这小丫头，这个这个，又聪明，又温柔。她会过日子，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很勤俭。不错。这小丫头，这就是说，又守本分，还又这个这个，勤快，还又，这个这个，顺从。这小丫头，这就是说，不错，这就是说。

阿尼西娅 据说，你们村上马林娜的男人的亲戚想娶我们阿库林娜。你听说了没有？

阿基姆 是米罗诺夫家吗？娘儿们闲谈起过这回事。可我没在意，这就是说。真的，这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不知道。老婆子们谈起过这回事。可是我不记得了，这就是说，不记得了。对啦，米罗诺夫家里的，都是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好庄稼人。

阿尼西娅 我恨不能赶紧把她嫁出去。

阿基姆 为什么？

安纽特卡 （听）回来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尼基塔。（酩酊大醉的尼基塔，腋下夹着口袋和包裹，以及用纸包着的买来的东西登场，推开门，站在那儿）

阿尼西娅 哼，管他呢。（当门开时，她继续洗勺子，头也不回）

尼基塔 阿尼西娅，老婆！是谁来了？

〔阿尼西娅瞧瞧，回过脸去。沉默。

尼基塔 （威胁地）是谁来了？难道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别得意了。进来吧。

尼基塔 （越发威胁地）是谁来了？

阿尼西娅 （走近他，拉着他的手）好了，老爷回来了。到屋里来吧。

尼基塔 （拒绝）对了，老爷。可是老爷叫什么名字呢？说得对点。

阿尼西娅 你真是的，叫米基塔。

尼基塔 哼，不懂规矩的家伙，要叫父名。

阿尼西娅 阿基米奇。好了吧！

尼基塔 （还在门边）对了。不，你说说，姓什么？

阿尼西娅 （笑，拉他的手）奇利金。嘿，好大派头！

尼基塔 对了。（扶着门框）不，你说说，奇利金先把哪只脚迈进屋来？

阿尼西娅 喂，得了吧，把凉气都放进来了。

尼基塔 说，迈哪只脚？不管怎么，非说不可。

阿尼西娅 （自言自语）真讨厌。好吧，迈左脚。进来。

尼基塔 这才对啦。

阿尼西娅 你瞧瞧谁在屋里哪。

尼基塔 父亲？嗳 ，我又没怠慢父亲。我是尊敬父亲的。爸爸，你好。（对他鞠躬，伸出手去）我给你请安。

阿基姆 （不回答）酒，酒，这就是说，喝酒的结果。下流！

尼基塔 酒？为什么喝酒呢？这的的确确太不对了，我跟朋友喝酒，干杯来着。

阿尼西娅 去躺下吧，怎么样？

尼基塔 老婆，说，我站在哪儿呢？

阿尼西娅 好，得了，去躺下吧。

尼基塔 我还得跟父亲喝杯茶。预备茶炊吧。阿库林娜，怎么不进来？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盛装，带着买来的东西进来。走向尼基塔）你干吗把东西都乱扔一气？线呢？

尼基塔 线吗？线在哪儿。喂，米特里奇！你在哪儿？睡着了吗？把马牵进去。

阿基姆 （不看阿库林娜，瞧着儿子）你是干什么的！这老头子，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已经累极了，这就是说，他打麦子来着；而你呢，却这个这个，摆臭架子。“把马牵进去！”呸！下流！

米特里奇 （从火炕上爬下来，穿上毡靴）哦，慈悲的主啊！马在院子里吗？它们也许累坏了。咄，见他的活鬼，吃得多饱。顶着嗓子眼儿了。哦，主啊！圣米古拉啊。（穿上皮袄，到院子里去）

尼基塔 （坐下）爸爸，你原谅我吧。不错，我喝了酒，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就是母鸡也要喝水，是不是？嗳，你原谅我吧。至于米特里奇，他不会见怪，他会去牵的。

阿尼西娅 真要预备茶炊吗？

尼基塔 预备吧。父亲来了，我要陪他谈谈，喝杯茶。（对阿库林娜）买的东西都拿进来了吗？

阿库林娜 买的东西？我只拿了我自个儿的，其余的全在雪橇上。喏，这不是我的。（把一小包东西扔在桌上，把买来的东西放进箱子里。安纽特卡看着她放。阿基姆不看儿子，把包脚布和草鞋放在火炕上）

阿尼西娅 （端着茶炊退场）箱子都填满了，还买。

第九场

〔阿基姆、阿库林娜、安纽特卡和尼基塔。

尼基塔 （装清醒的样子）爸爸，你别生我的气。你当我喝醉了。其实，我什么都干得了。因为酒醉三分醒。爸爸，这会儿，我可以跟你谈谈了。我什么事都记得。你提起过钱，马死了，我记得。这都好办。这都是我的力量能办到的。如果需要一大笔钱，那就得过些日子，这几个是不成问题的！喏，钱在这儿呐！

阿基姆 （继续弄草鞋带）唉，孩子，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春天的道路，这个这个，不是路……

尼基塔 你这是什么意思？跟喝醉了的人谈话不算谈话吗？你可别操心。喝杯茶吧。我什么都干得了，的确，我什么事情都办得了。

阿基姆 （摇头）嗳，唉—唉—唉！

尼基塔 钱，在这儿。（把手放进口袋里，掏出皮夹子，翻弄钞票，取出一张十卢布的纸币）拿去买马吧。拿去买马，我不会忘了父亲。我决不会不顾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亲。喏，拿去吧。很简单。我不在乎。（走过去，把钱塞给阿基姆。阿基姆不肯收钱）

尼基塔 （抓住他的手）喂，拿去吧，既然要给你，我就不在乎。

阿基姆 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不能收；也不能，这个这个，跟你说了。因为你，这个这个，没人味儿，这就是说。

尼基塔 不成。拿去。（把钱塞在阿基姆手里）

第十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站住）你还是拿去吧。你知道，他不会罢手的。

阿基姆 （收下，摇头）唉，酒！这就是说，简直不是人……

尼基塔 这就好了。还——就还，不还——也没关系。我这人就这样儿！（看着阿库林娜）阿库林娜，把礼物给他们瞧瞧。

阿库林娜 什么？

尼基塔 把礼物给他们瞧瞧。

阿库林娜 礼物？为什么要给他们瞧？我已经收起来了。

尼基塔 我叫你拿出来，安纽特卡爱看。我叫你拿给安纽特卡瞧瞧。把小披巾打开。拿到这儿来。

阿基姆 唉—唉，看见就恶心！（爬到火炕上去）

阿库林娜 （拿出来，放在桌上）唔，喏，有什么可看的？

安纽特卡 真漂亮！不比斯捷潘妮达的差。

阿库林娜 斯捷潘妮达的？斯捷潘妮达的哪儿比得上这条。（兴致勃勃，摊开）你瞧质料……这是法国货。

安纽特卡 这印花布可真美！玛舒特卡也有一块这样的料子，就是蓝底浅点儿。这条简直漂亮极了。

尼基塔 对啦！

〔阿尼西娅气冲冲地到堆房里去，带着茶炊的烟囱和桌布回来，走到桌前。

阿尼西娅 你们真是的，全摊满了。

尼基塔 你瞧瞧这儿！

阿尼西娅 我瞧什么呀！难道我没见过吗？拿开！（用手把披巾拂到地下）

阿库林娜 你干吗乱扔……要扔扔你自个儿的。（拾起来）

尼基塔 阿尼西娅！小心点儿！

阿尼西娅 有什么可小心的？

尼基塔 你当我忘了你了。瞧！（拿一个小包给她看，接着塞在屁股底下）这是给你的礼物。可是不能无功受禄。老婆，我坐在哪儿？

阿尼西娅 别作威作福了。我不怕你。你喝酒取乐，买东西送你那个胖婊子，使的是谁的钱？是我的。

阿库林娜 怎么着，你的！你想偷，可是没偷着。你走开！（想走过去，推她）

阿尼西娅 你推什么？我也会推你。

阿库林娜 推我？好，试试看。（推她）

尼基塔 喂，这些娘儿们。算了吧！（站在她们中间）

阿库林娜 还想找茬儿。最好是少说话，自己放明白点儿。你当人家不知道吗？

阿尼西娅 知道什么？说，说，知道什么？

阿库林娜 你的事我全知道。

阿尼西娅 你这个臭婊子，跟别人的男人私通。

阿库林娜 你毒死亲夫。

阿尼西娅 （朝阿库林娜扑过去）胡说！

尼基塔 （拦住）阿尼西娅！你忘了吗？

阿尼西娅 你想吓唬我？我不怕你。

尼基塔 滚！（把阿尼西娅拉过来，推她出去）

阿尼西娅 我上哪儿去？我不能离开自个儿的家。

尼基塔 我叫你滚。你敢进来。

阿尼西娅 我就不走。（尼基塔推她。阿尼西娅又哭又叫，抓住门）这叫干吗，把我从自己家里哄出去？坏蛋，你这算干什么？你以为没王法管你吗？你等着吧！

尼基塔 行，行！

阿尼西娅 我找村长去，找警察去。

尼基塔 我叫你，滚！（推她出去）

阿尼西娅 （在门后）我上吊去！

第十一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安纽特卡和阿基姆。

尼基塔 别怕！

安纽特卡 哦—哦—哦！亲妈呀，娘呀。（哭）

尼基塔 什么话，我会怕她。你哭什么？别怕，她会回来的。瞧瞧茶炊去。

〔安纽特卡退场。

第十二场

〔尼基塔、阿基姆和阿库林娜。

阿库林娜 （收集买来的东西，叠好）瞧，这个贱货，弄得多乱！你等着吧，我要把她的坎肩儿铰碎了。真铰。

尼基塔 我已经把她哄出去了，你还要怎么样？

阿库林娜 新披巾给弄脏了。真的，这只母狗，她要是不走的话，我就把她的狗眼挖出来。

尼基塔 别生气了。你为什么生气呢？要是我爱过她呢？

阿库林娜 爱过？谁爱那个大胖脸。当初你要是丢了她，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早就该叫她滚蛋。反正家是我的，钱也是我的。她说，她还是女东家呢。女东家，她对丈夫算个什么女东家？她是个凶手，这就是她。她也会这样待你。

尼基塔 唉，娘儿们的嘴就没个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唠叨什么！

阿库林娜 不，知道。我不要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我要把她赶出去。不许她跟我住在一块儿。她也算是女东家！她不是女东家，是囚犯。

尼基塔 得了吧。你跟她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瞧她。瞧我。我是东家。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再也不爱她了，我爱上你了。我要爱谁，就爱谁。这是我的权利。我要把她捆起来。我要把她放在这儿。（指脚底下）唉，没有手风琴！

炉灶上有面包，

桌子上有稀饭，

咱们快快活活过，

咱们舒舒服服玩；

死要来时让死来，

死了以后进棺材。

炉灶上有面包，

桌子上有稀饭……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米特里奇（他登场，脱掉大衣，爬到火炕上去）。

米特里奇 女人们大概又吵架了！彼此乱抓乱打的。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阿基姆 （坐在火炕边上，拿起包脚布和草鞋来穿）爬上来，爬到角落里去。

米特里奇 （爬上去）好像还没讲和呢。哦，主啊！

尼基塔 把露酒拿出来。对茶喝。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登场，对阿库林娜）姐姐，茶炊开啦。

尼基塔 你妈呢？

安纽特卡 她站在过道里哭哪。

尼基塔 对了，叫她把茶炊端来。阿库林娜，端茶具来。

阿库林娜 茶具吗？好吧。（预备茶具）

尼基塔 （拿出露酒、面包圈、腌青鱼）这是给我自己的，这线是给老婆的，煤油在外头过道里。这是钱。慢着。（拿算盘）现在来算算看。（算）白面八十戈比，素油……给了爸爸十个卢布。爸爸！来喝茶。

〔沉默。阿基姆坐在火炕上，弄好草鞋带子。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把茶炊端进来）放在哪儿？

尼基塔 放在桌上。怎么样，去找村长了没有？对了，说过就算了。好吧，别生气了。坐下来喝吧。（给她倒一小杯酒）这是给你的礼物。（把坐在屁股底下的小包给她。阿尼西娅悄悄地接过去，摇摇头）

阿基姆 （爬下来，穿上皮袄，走近桌子，把那张钞票放在桌上）喏，这是你的钱。拿去。

尼基塔 （没看钞票）你穿衣服上哪儿去？

阿基姆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这就是说，看基督的面，再见。（拿起帽子和腰带）

尼基塔 哎呀！这么晚上哪儿去？

阿基姆 我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在你们家里，这个这个，不能待下去了，不能待下去了，再见。

尼基塔 您不喝茶就走吗？

阿基姆 （紧紧腰带）我走了，因为，这就是说，你家里，这就是说，这个这个，不成话。米基什卡，你家里，这个这个，真不成话。这就是说，米基什卡，你的生活，很糟，很糟。我走了。

尼基塔 喂，别提了。坐下喝茶吧。

阿尼西娅 爸爸，这么一来，我们可没脸见人了。你干吗生气呢？

阿基姆 我一点儿也不，这个这个，生气，这就是说，并不生气。不过，这个这个，我看出，这就是说，我儿子毁了，我儿子毁了，这就是说。

尼基塔 什么毁了？你说吧。

阿基姆 毁了，毁了，你完全毁了。夏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尼基塔 你跟我说的话多着呢。

阿基姆 我跟你说过，这个这个，孤女，你糟蹋过的，糟蹋过的孤女马林娜，这就是说。

尼基塔 嘿，又来了。别提这些长了毛的旧事吧。这事已经过去了……

阿基姆 （激动）过去了？不，老弟，没过去。罪恶，这就是说，连着罪恶，而且引起无穷的罪恶；米基什卡，你陷在罪恶里了。我看，你陷在罪恶里了。你陷进去了，这就是说，你掉下去了。

尼基塔 坐下来喝茶吧，话已经说够了。

阿基姆 我不能，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喝茶。因为你的丑恶行为，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叫我讨厌，讨厌极了。我不能，这个这个，跟你在一块儿喝茶。

尼基塔 咦，尽说废话。到桌子这边来吧。

阿基姆 你掉在钱里，这个这个，就像掉在网里一样。这就是说，你掉在网里了。唉，米基什卡，重要的是灵魂！

尼基塔 你有什么权利在我家里责备我？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啰唆个没完？难道我是小孩子，可以让你揪着头发吗？这年头这一套过时了。

阿基姆 不错，我听说这年头，这个这个，儿子要揪老子的胡子了。这就是说，毁了，这就是说，毁了。

尼基塔 （气愤地）我们过日子并没求你，是你有困难来找我们。

阿基姆 钱吗？你的钱在那儿。哪怕是，这就是说，去要饭，我也不，这个这个，不要你的钱，这就是说。

尼基塔 算了吧。生什么气呢，弄得茶都喝不成了。（拉住他的胳膊）

阿基姆 （锐声）松手，我绝不留下来。与其待在你这个脏地方，我情愿在篱笆下面过夜。呸，上帝原谅我吧！（退场）

第十六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尼基塔 哎呀！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和阿基姆。

阿基姆 （开门）米基塔，醒醒吧。重要的是灵魂。（退场）

第十八场

〔尼基塔、阿库林娜、阿尼西娅和米特里奇。

阿库林娜 （端着茶杯）怎么样，斟茶不斟？

〔大家沉默。

米特里奇 （吼叫）哦，主啊，请怜悯怜悯罪恶深重的我吧！

〔大家都打哆嗦。

尼基塔 （躺在长凳上）唉，无聊，真无聊，阿库林娜！手风琴呢？

阿库林娜 手风琴？瞧，倒想起来了。你拿去修了。我倒好茶了，喝吧。

尼基塔 我不想喝。把灯熄了吧……唉，我觉得无聊，真无聊呀！（哭）

——幕落

第四幕

第四幕登场人物

尼基塔。

马特廖娜。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

女邻居。

教母。

亲家公——阴沉的庄稼汉。

〔秋天，晚上，月光照耀着。院子的内部。中央是过道，右边是有火炕的木房和大门，左边是夏天住的木房和地窖。从木房里传出谈话声和醉语喊声。女邻居从过道里出来，对阿尼西娅的教母招手。

第一场

〔教母和女邻居。

女邻居 为什么阿库林娜不出来？

教母 为什么不出来吗？本来想出来的，可是听说，没空。亲家公亲家母来相新人来了，而她呢，我的老大娘，却躺在夏屋里不肯露面，真是。

女邻居 为什么要这样呢？

教母 据说遭了凶眼，肚子疼。

女邻居 真的吗？！

教母 不然是为什么呢。（对她耳语）

女邻居 是吗？真罪过。难道两位亲家看不出来吗？

教母 他们怎么会看出来呢。全喝醉了。况且，他们所贪图的主要是嫁奁。老大娘，女家给姑娘的东西可不少呀。两件皮大衣、六件绸衣裳、一条法国披肩，还有好多麻布，还有钱，听说是二百卢布。

女邻居 嗳，就是有钱也快活不了。多丢脸呀！

教母 嘘……好像是亲家公。

〔停止说话，走进过道里。

第二场

〔亲家公独自从过道里出来，打着嗝。

亲家公 浑身是汗，真热。也许着了点儿凉。（站着，呼气）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事情有点儿不大对，不痛快。唔，看老太婆怎么样……

第三场

〔亲家公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从同一个过道里出来）我正在想：亲家公哪儿去了？亲家公哪儿去了？哟，亲爱的，原来你在这儿……嗳，可不是吗，乡亲，谢天谢地，体面真是够体面的了。说媒是不能说瞎话的。说瞎话我也不在行。你既然找着了这门好亲事，那么，说真的，你真得感谢我一辈子了。你知道，新人可真绝了。这样的姑娘，附近就找不着。

亲家公 错是不错，可是钱也不能不在乎。

马特廖娜 钱是不用说的。所有她父亲给她的东西，都让她随身带着。照这年月说，三五一百五十个卢布可不少呀！

亲家公 我们并没埋怨，不过，这是自己孩子的事。总想尽量多争点儿。

马特廖娜 亲家公，我跟您直说吧：要不是我呀，你决找不到这么好的姑娘。科尔米林家也派人来跟他们提过亲，我把这事给顶住了。说到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死人咽气的时候，愿他早登天堂，留下遗嘱说，寡妇应该把米基塔招在家里。是我儿子把情况告诉我的。钱呢，就给阿库林娜。别人也许会私自留下，可是米基塔却把钱都交出来了。真不易呀，那么多钱！

亲家公 人家都说留给她的钱比这还要多呢。那小伙子也聪明着呢。

马特廖娜 咦，这是什么话。别人手里的一小块面包也是大的；她有什么，就给她什么。我对你说，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打定主意吧。姑娘真标致，就跟颗小豆粒儿一样。

亲家公 错是不错，不过我跟我老伴儿有点不明白这位姑娘。她为什么不露面？我们纳闷，说不定是有病吧？

马特廖娜 咦，咦……她有病？附近就没人能跟她比。这姑娘跟铁打的一样，捏都捏不动。前几天你看见过她。干活能干着呢。她有点儿聋，这倒是真的。可是，红苹果上有个虫眼儿算不了毛病。她为什么不露面，你知道，这是因为遭了凶眼。她中了邪。而且我知道，这是谁家母狗干的。你瞧，他们知道给她提亲，所以他们就使妖法。可是我懂念咒治病，明天姑娘就可以起床。你甭为姑娘操心了。

亲家公 那么，事情就这么决定吧。

马特廖娜 对啦，不过，你可别变卦呀 。可别忘了我。我也出了不少力。你别搁下……

从过道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要回去就该回去了。伊万，走吧。

亲家公 好吧。（退场）

〔客人们聚集在过道里，预备回家。

第四场

〔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从过道里跑出来，对阿尼西娅招手）妈！

阿尼西娅 （也从过道里）什么事？

安纽特卡 妈，到这儿来，不然，人家就要听见了。（跟她一同走到堆房下）

阿尼西娅 到底什么事？阿库林娜在哪儿？

安纽特卡 她到谷仓里去了。她在那儿的样子可怕极了！真的，她说，“不成，我受不了啦。”她还说，“我要使劲大声嚷嚷了。”真的。

阿尼西娅 也许她还得等等。我们要送客。

安纽特卡 唉，妈，她痛苦极了。还发脾气来着。她说，“他们喝我的定婚酒算白费，我呀，”她说，“偏不嫁。我呀，”她说，“要死了。”妈，要是她死了怎么办！真可怕，我害怕极了！

阿尼西娅 别怕，死不了；可是你别到她跟前去。来。

〔阿尼西娅和安纽特卡退场。

第五场

米特里奇 （独自；从大门进来，拾起散乱的干草）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喝光多少酒啊。所以这么臭气熏天的。连院子里都有臭味。不，我可不喝，去它的吧。瞧，那些牲口把干草撒了一地！吃又不吃，只是乱拱一气。瞧，这捆。这股子酒味！就像在鼻子跟前一样。他妈的！（打呵欠）该睡了！我可不想到屋里去。酒气扑鼻。这味儿真冲，他妈的！（听得见客人散了）不错，他们走了。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他们互相拉拢，又互相欺骗。可是，真没意思。

第六场

〔米特里奇和尼基塔。

尼基塔 （登场）米特里奇！你到火炕上去，我来收拾。

米特里奇 好，你喂喂羊吧。怎么样，都走了吗？

尼基塔 都走了，可是事情并不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米特里奇 屁，有什么了不起。有的是育婴堂。谁高兴就可以往那儿扔，他们全捡起来。爱扔多少都听便，他们并不问。甚至还给钱。只要做母亲的肯去当奶妈。这年头这种事就算不了什么。

尼基塔 米特里奇，你要小心。要是有什么事，可别乱说啊。

米特里奇 与我有什么相干。你尽量灭迹得了。嘿，你身上的酒味多冲啊！我到屋里去了。（打着呵欠退场）哦，主啊！

第七场

〔尼基塔沉默了很久，在雪橇上坐下来。

尼基塔 真难办！

第八场

〔尼基塔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登场）你在哪儿哪？

尼基塔 这儿。

阿尼西娅 你坐在那儿干什么？不能再等了。马上就得拿走。

尼基塔 怎么办呢？

阿尼西娅 我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好了。

尼基塔 要说呢，你们还是送到育婴堂去吧。

阿尼西娅 你要是愿意，你就送去好了。有本事干坏事，可是等到要收场了，又没胆子。我看透了。

尼基塔 那怎么办呢？

阿尼西娅 我跟你说，到地窖里去，挖个坑。

尼基塔 你们倒是想点别的法子呀。

阿尼西娅 （学他）别的法子呀。恐怕没别的法子了。你早该想到的。叫你到哪儿去，你就去吧。

尼基塔 唉，真难办，真难办！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妈，奶奶叫你哪。准是姐姐养了小娃娃了，真的，还哇哇哭呢。

阿尼西娅 死鬼，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小猫叫。回屋睡觉去。要不然，我打死你！

安纽特卡 妈，真的，我真没有……

阿尼西娅 （对她扬手）我打死你！滚，别让我瞧见你。

〔安纽特卡跑着退场。

阿尼西娅 （对尼基塔）照我的话办去。不然，你小心！（退场）

第十场

〔尼基塔一个人，沉默了半天。

尼基塔 唔，真难办！唉，这些娘儿们。真麻烦！说什么，你早该想到的。我早哪有工夫想到呢？哪有工夫想到呢？可不是吗，去年夏天这个阿尼西娅死缠着我。我有什么法子？难道我是修士吗？东家死了，没法子，我照理把罪恶给遮掩了。这不能怪我。这种事不是很多吗？再说那些药面。难道是我叫她这么干的吗？当时我要是知道的话，那我早就把她这个婊子给宰了。真的，把她给宰了！她让我成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同谋者，这个害人精！从那时候起，我就讨厌她了。当时母亲一告诉我，我就讨厌，讨厌她了。一见着她我就受不了。那么，我怎么能跟她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因此我们就闹翻了！……于是这个姑娘就来勾搭我。我有什么法子呢？我要不下手，别人也会下手的。结果弄成这样！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怪我。唉，真难办！（坐下沉思）这些娘儿们的胆子真大，什么都想得出。不，这种事我可不干。

第十一场

〔尼基塔和马特廖娜（她提着小灯笼，拿着铁锹，急忙地登场）。

马特廖娜 你跟母鸡抱窝似的坐着干什么？你媳妇叫你干什么来着？快动手吧。

尼基塔 你们打算怎么办？

马特廖娜 我们知道怎么办。你干你的得了。

尼基塔 你们要拖我下水。

马特廖娜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想溜吗？到了这个地步，你想溜。

尼基塔 那样做太狠了！那也是个活人啊。

马特廖娜 嗳，活人！没有的事，连气都快没了。你打算把他放在哪儿呢？送到育婴堂去，还是一样死，而且闲话就出来了，马上就传出去，那样，这个姑娘就要连累咱们一辈子。

尼基塔 可是，要是人家知道了呢？

马特廖娜 这件事不是在自己家里干的吗？一点儿痕迹也不露的。只要照我的话办去。我们都是妇道人家，要没男人，我们办不了。喏，拿铁锹去，爬下去，在那儿干吧。我拿灯照着。

尼基塔 怎么干哪？

马特廖娜 （低声）挖个坑。然后我们就去拿了来，赶快扔进去就完了。她又在那儿喊了。你去干吧！我去那边看看。

尼基塔 怎么，死了吗？

马特廖娜 当然死了。不过你得快点儿。人们还没睡呢。他们会听见，会看见，那些无赖什么都想知道。昨天晚上警察还路过呢。那么，你就这么办吧。（给他铁锹）爬到地窖里去。在角落里挖个坑，土是松的，然后再把坑填平。土地奶奶不会对人说，就像牛舌头舔净了似的。去吧，好孩子，去干吧。

尼基塔 你们要拖我下水。你们简直该死。真的，我要走了。随你们怎么办吧。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从门里）怎么样，他挖了没有？

马特廖娜 你跑出来干什么？把它搁在哪儿了？

阿尼西娅 用粗布盖上了。声音听不见的。他怎么样，挖了没有？

马特廖娜 他不干。

阿尼西娅 （狂暴地跳出来）不干！难道他想到大牢里去喂虱子吗？！那我马上就去把什么话都跟警察说了。要完一块儿完。我马上就去都说了。

尼基塔 （惊慌失措）说什么？

阿尼西娅 说什么？什么都说！钱是谁拿了？你！（尼基塔沉默）毒药是谁下的？是我下的！可是你知道，知道，知道！我跟你是同谋共犯！

马特廖娜 好了，好了。米基什卡，你为什么死心眼儿呢？唔，有什么法子呢？必须辛苦一下。宝贝儿，去吧。

阿尼西娅 哼，多干净啊！不肯干！你欺侮我也欺侮得够了。你一直都骑着我走，这回该轮到我了。我跟你说，去，要不然，我说得出就做得出！……喏，铁锹拿去！去吧！

尼基塔 真是的，有什么可啰唆的呢？（拿着铁锹，可是犹豫不决）我不愿干就不去。

阿尼西娅 不去吗？（喊起来）街坊们！喂，喂！

马特廖娜 （捂住她的嘴）你怎么啦！疯了吗？他会去的……好儿子，去吧，亲儿子，去吧。

阿尼西娅 我这就喊救命了。

尼基塔 得了吧！唉，有这种人！你们快点好吗。反正一样。（向地窖走去）

马特廖娜 对啦，宝贝儿，事情就是这样：会寻欢作乐，就会销声灭迹。

阿尼西娅 （还是激动）他跟他那个臭婊子作践我，可真够了！现在不光是我自个儿了。让他也做个杀人犯。尝尝这个滋味儿。

马特廖娜 好了，好了，真急了。少奶奶，你别生气吧。最好是冷静点儿，宽心点儿。到姑娘那儿去。他会干的。（打着灯笼跟着尼基塔。他爬到地窖里去）

阿尼西娅 我要叫他勒死他那可恶的小杂种。（还是激动）想起彼得的骨头，我一个人简直苦恼透了。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不在乎自己，我说了我不在乎自己。

尼基塔 （从地窖里）拿灯照照，好不好！

马特廖娜 （举灯照着，对阿尼西娅）在挖哪。去拿吧。

阿尼西娅 你看着他。不然，他会跑掉的，这个无赖。我去拿来。

马特廖娜 记住，别忘了给那东西受洗。要不然我去办。有十字架没有？

阿尼西娅 我去，我会办。（退场）

第十三场

〔马特廖娜（一个人）和尼基塔（在地窖里）。

马特廖娜 这个女人的话多刻毒啊。可也难怪她发脾气。嗳，谢天谢地，这件事就可以掩盖过去了，罪迹也都消灭了。姑娘可以毫不费事地打发出去。只剩下我儿子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家里呢，谢天谢地，又挺富裕。他们也忘不了我。要是没我马特廖娜，他们会怎么样呢？那他们就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对着地窖）孩子呀，好了没有？

尼基塔 （爬上来，光看得见头）你在那儿干什么？快抱来，好不好？干吗那么磨蹭？要干就干。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马特廖娜向过道走去，和阿尼西娅相遇。阿尼西娅登场，抱着用破布裹住的婴儿。

马特廖娜 喂，施了洗礼没有？

阿尼西娅 不施怎么行？我好容易才夺过来了，她不肯给。（走过去递给尼基塔）

尼基塔 （不接）你自己抱去。

阿尼西娅 喂，拿去。（把婴儿扔给他）

尼基塔 （接着）活的！亲妈，还动呢！活的！我把他怎么办……

阿尼西娅 （从他手里把婴儿夺过去，往地窖里一扔）快掐死他，那他就活不了啦。（推尼基塔下去）你的事，你自己了。

马特廖娜 （在台阶上坐下）他心软。可怜的孩子，他下不了手。可是，有什么法子呢！这也是他自己作孽。（阿尼西娅站在地窖上。马特廖娜坐在台阶上，一面望着她，一面说）哎—哟—哟，他吓成那个样子！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不下手不行啊，实在没法子呀！想想看，还常常有人求孩子！可是，瞧，老天爷偏不给，老让他们生死孩子。瞧，神父娘子就是这样。这儿呢，不想要孩子，却生下个活的来。（朝地窖张望）准是干完了。（对阿尼西娅）怎么样？

阿尼西娅 （注视着地窖）盖着块板子，他坐在板子上。准是干完了。

马特廖娜 唉，唉！谁也不愿意犯罪，可是有什么法子呢？

尼基塔 （爬出来，浑身发抖）还活着呢！不行！活着呢！

阿尼西娅 要是活着，那么你上哪儿去？（想拦住他）

尼基塔 （向她扑过去）你滚！我宰了你！（抓住她的胳膊，她挣脱开了；他拿着铁锹追她。马特廖娜迎面冲到他跟前，拦住他。阿尼西娅跑上台阶。马特廖娜想夺下铁锹。尼基塔对母亲）宰，我也要宰了你，滚！（马特廖娜向站在台阶上的阿尼西娅跑去。尼基塔站住）宰。把你们都给宰了！

马特廖娜 这是因为他吓坏了。不要紧，一会儿就好！

尼基塔 她们这是干什么？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它是怎样啼哭的啊……它在我脚底下是怎样嘎吱嘎吱地响着啊。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还活着呢，真活着呢！（不出声，听着）在哭……喏，在哭！（向地窖跑去）

马特廖娜 （对阿尼西娅）去了，大概去埋了。米基塔，你还是拿灯笼去吧。

尼基塔 （不理睬，在地窖旁边听着）听不见。瞎想。（走开又站住）那些小骨头在我脚底下嘎吱嘎吱响着啊。嘎……嘎……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又听）还在叫唤，真在叫唤。这是干什么呢？妈，喂，妈！（向她走去）

马特廖娜 乖儿子，怎么啦？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再也不行了。什么也不行了。我的亲妈，您可怜可怜我吧！

马特廖娜 唉，心肝，你吓坏了。去，去。喝盅酒壮壮胆子。

尼基塔 我的亲妈，大概我的劫数到了。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那些小骨头嘎吱嘎吱响，他还叫唤啊！……我的亲妈，你叫我干的是什么！（走开，坐在雪橇上）

马特廖娜 亲儿子，去喝一杯吧。的确，晚上干这种事真是可怕。等天亮了，那么，你知道，过上一两天，这种事也就想不起来了。等到姑娘出了嫁，这种事也就想不起来了。你去喝一杯，喝一杯吧。我自己到地窖里去收拾就是了。

尼基塔 （打起精神）那儿还有剩酒吗？我是不是喝得下去呢？！（他退场。一直站在过道里的阿尼西娅，默默地让开）

第十五场

〔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

马特廖娜 去吧，去吧，宝贝儿，我去干；我亲自爬下去埋。他把铁锹扔到哪儿去了？（找到铁锹，下到地窖的半中间）阿尼西娅，到这儿来，拿灯照一照，好不好？

阿尼西娅 他怎么啦？

马特廖娜 吓坏了。你逼得他太厉害了。别理他，就会清醒过来的。随他去吧，我自个儿干去。把灯笼放在这儿。我就看得见了。（马特廖娜走进地窖里）

阿尼西娅 （对着尼基塔进去的门说）怎么样，玩够了吗？你老是东招西惹的，现在，好，你自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泄气了吧。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从过道里向地窖跳过去。

尼基塔 妈，喂，妈！

马特廖娜 （从地窖里伸出头来）乖儿子，什么事？

尼基塔 （倾听）别埋了，他还活着呢！难道你没听见吗？活着呢！听……在叫唤哪。听，声音清楚极了……

马特廖娜 怎么会叫唤呢？你已经把他压成肉饼了。整个脑袋都压碎了。

尼基塔 这是怎么回事？（掩耳）还在哭！我这辈子算毁了。毁了！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我上哪儿去呢？（坐在台阶上）

——幕落

换景

〔代替第四幕的第十三场、第十四场、第十五场和第十六场，可以读下面的换景。

第二景

〔第一幕的木房。

第一场

〔安纽特卡穿着衬衫，盖着大衣，躺在长椅上。米特里奇坐在火炕边上抽烟。

米特里奇 哎呀，一股子酒味，他妈的！钱就这么喝光了。就是抽烟也没用。好像要钻进鼻子里去一样。哦，主啊！似乎该睡了吧。（走到小灯跟前，想要捻熄它）

安纽特卡 （跃起，坐着）好爷爷，别熄灯吧。

米特里奇 为什么不熄？

安纽特卡 院子里在嚷嚷什么呀。（倾听）你听见吗，他们又到谷仓里去了！

米特里奇 干你什么事！又没人问你。躺下睡吧。我来把灯捻捻小吧。（捻灯）

安纽特卡 爷爷，好爷爷！别全熄了。哪怕留得跟耗子眼似的也好，要不然害怕。

米特里奇 （笑）嗯，好吧，好吧。（挨着她坐下）有什么可怕的？

安纽特卡 爷爷，怎么能不怕呢！姐姐多难受啊。脑袋往箱子上直撞。（小声）我知道……她要养小娃娃了……好像已经养了……

米特里奇 嘿，淘气鬼，你讨厌。你什么都想知道。躺下，睡觉。

〔安纽特卡躺下。

这就对啦。（给她盖好）这就对了。要是知道得多，就老的快。

安纽特卡 你到火炕上去吗？

米特里奇 不然，上哪儿去？我看，你真是个小傻瓜。什么你都想知道。（又给她盖好，起身要走）就这么躺着睡吧。（向火炕走去）

安纽特卡 只叫了一声，这会儿已经听不见了。

米特里奇 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听不见什么？

安纽特卡 小娃娃。

米特里奇 根本没有，所以就听不见了。

安纽特卡 可是我听见了，真的，听见了。 这么挺尖—尖的声音。

米特里奇 你什么都听见了。那么，你准也听见了妖怪把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姑娘，装在口袋里给带走了。

安纽特卡 什么样的妖怪？

米特里奇 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爬上火炕）今儿晚上火炕真好，真暖和。舒服！哦，主啊！慈悲的米古拉啊！

安纽特卡 爷爷，你要睡了吗？

米特里奇 不睡干什么，你以为我要唱歌吗？

〔沉默。

安纽特卡 爷爷，喂，爷爷！在挖！真的，在挖！在地窖里挖，你听！真的，在挖！

米特里奇 什么也别想。晚上哪有人挖？谁在挖？这是老牛在蹭痒痒，你却说——在挖！我跟你说，睡吧，要不然，我马上就把灯给熄了。

安纽特卡 好爷爷，别熄吧。我不了。真的，我不了。真的，我不了。我怕。

米特里奇 怕？你什么也不要怕，那就不怕了。人家说，自己怕才怕。既然你怕，又怎么能不怕呢？真是个小傻姑娘！

〔沉默。蟋蟀唧唧地叫。

安纽特卡 （小声）爷爷！喂，爷爷！你睡着了吗？

米特里奇 唔，还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是什么样的妖怪？

米特里奇 是这样的。他一发现像你这样——不睡觉的小姑娘，他就带着口袋来了，把那个小姑娘装进口袋里，然后，把自己的脑袋钻进去，撩起她的小褂儿抽她。

安纽特卡 他用什么抽呢？

米特里奇 鞭子。

安纽特卡 可是他在口袋里看不见。

米特里奇 恐怕看得见吧。

安纽特卡 那我就咬他。

米特里奇 不行的，你咬不了他。

安纽特卡 爷爷，有人来了！谁？哎哟，不得了！谁？

米特里奇 谁来让谁来好了。你怎么啦？也许是你妈来了。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阿尼西娅（她登场）。

阿尼西娅 安纽特卡！（安纽特卡装睡）米特里奇！

米特里奇 什么事？

阿尼西娅 点着灯干什么？我们到夏屋里睡去。

米特里奇 刚拾掇完了。我会熄的。

阿尼西娅 （一面翻箱子，一面嘟哝）要用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

米特里奇 你找什么？

阿尼西娅 找十字架。应该施施洗礼。真可怜，快要死了！不施洗礼就死嘛，那可罪过！

米特里奇 那当然，总得照规矩办……怎么样，找着了吗？

阿尼西娅 找着了。（退场）

第三场

〔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米特里奇 嗳，要不然，就拿我的给她。哦，主啊！

安纽特卡 （惊跳起来，直打哆嗦）哦—哦，爷爷！请你别睡吧！多可怕！

米特里奇 有什么可怕的呀？

安纽特卡 小娃娃一定快死了吧？阿林娜婶婶家里，也是奶奶施过洗礼，那小娃娃就死了。

米特里奇 死了会有人埋的。

安纽特卡 也许，他不会死的，可是马特廖娜奶奶在那儿。你知道，我听见奶奶说的话了，真的，我听见了。

米特里奇 听见什么？我叫你快睡。把脑袋蒙上，那就没事了。

安纽特卡 要是他活着，我就带他。

米特里奇 （吼叫）哦，主啊！

安纽特卡 他们把他放在哪儿呀？

米特里奇 该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你甭管。我叫你快睡。你妈来了会揍你！

〔沉默。

安纽特卡 爷爷，你说过的那个姑娘，让人给弄死了没有？

米特里奇 那个姑娘吗？哦，她的情况好着呢。

安纽特卡 爷爷，你说找着她了？

米特里奇 是的，找着了。

安纽特卡 可是，在哪儿找着的呢？你告诉我吧。

米特里奇 就在她家里找着的。我们这些士兵到了村上，开始挨户搜查，一眼就看见这个姑娘在地上爬。大伙儿都想打死她。可是我心里不忍，便把她抱起来。她死不让抱。弄得她好像有五普特重似的；她手碰到什么就抓住什么，死不肯放。于是，我就摸她头，摸她头。她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刺猬一样。我摸呀，摸呀——她就安静下来。我把一小块面包干泡湿了给她。她懂得。咬着吃了。把她怎么办呢？带着她吧。带在身边养着，养着吧；后来也就熟了，行军也带着她一块儿走，我们到哪儿，她也到哪儿。她是个好姑娘。

安纽特卡 怎么，没受过洗吗？

米特里奇 谁知道呢。据说，根本不受。因为不是咱们这一国的人。

安纽特卡 德国人吗？

米特里奇 你说什么：德国人。不是德国人，是亚细亚人。他们跟犹太人一样，可又不是犹太人。是波兰人，可又是亚细亚人。他们被称作克鲁德尔人，不，克鲁格尔人。不过，我已经忘了。我们管那个小姑娘叫萨什卡。萨什卡，真是个好姑娘。你知道，我现在全忘了；可是那个小姑娘，真是见它的活鬼，这会儿就像在我眼前似的。当兵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就记得怎么挨打，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她常常搂着我的脖子吊着，让我抱她。真是个好姑娘，哪儿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了。后来送给人了。连长太太收她做了干女儿。于是她就走运了。弟兄们真是不舍得！

安纽特卡 哦，对啦，爷爷，爸爸死的事，我还记得呢。那会儿，你还没到我们家来呢。他把米基塔叫到跟前说：“米基塔，原谅我……”说着，自己就哭了。（叹气）这也多伤心啊。

米特里奇 嗳，事情就是这样……

安纽特卡 爷爷，喂，爷爷！不知道为什么又在地窖里嚷嚷起来了。哎哟，不得了，怎么办！哦，爷爷，他们在收拾他。他们要弄死他。他多小啊……哦—哦！（蒙上头哭了）

米特里奇 （倾听）真的下毒手了，该死的东西！这些娘儿们简直是害人精！男人们不好，娘儿们呢……就像森林里的野兽。天不怕地不怕。

安纽特卡 （起来）爷爷，喂，爷爷！

米特里奇 嗯，还有什么事？

安纽特卡 前几天，有个过路的在这儿过夜了。他说小娃娃死了，——他的灵魂就直升天堂。这是真的吗？

米特里奇 谁知道呢，也许是的吧。那怎么样？

安纽特卡 那我不如死了倒好。（哽咽）

米特里奇 要是死了，那就从世上一笔勾销了。

安纽特卡 十岁以前还是孩子，灵魂还可以去看上帝，要不然，灵魂就要沾上污点了。

米特里奇 当然沾上污点了！你们女人怎么能没污点呢？谁教你们？你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不过是肮脏的事情罢了。尽管我没多大学问，可是多少还懂得点儿。无论如何，总不至于跟乡下女人一样。乡下女人是什么？就是烂泥。像你这种女人在俄国就有成千上万，都像瞎眼的田鼠，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用血避邪法呀、求来的各式各样的仙丹呀、把孩子放在鸡窝里呀。

安纽特卡 妈也放过。

米特里奇 是，正是这样。虽然有千千万万的娘儿们和姑娘们，可是，你们大家都像森林里的野兽。生下来是什么样，到死还是什么样。什么也没看见过，什么也没听说过。男人呢，尽管上酒馆子，有时候进城去，或是，像我一样，当兵，多少总知道点儿。可是，女人怎么样呢？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甚至连星期五是什么也不知道。星期五，星期五，可是，问问她什么是星期五，她就不知道。就像小瞎狗似的满处乱爬，拿脑袋往牛粪里钻。就知道唱莫名其妙的歌：咯—咯、咯—咯。至于什么是咯—咯，连她自己也不懂……

安纽特卡 爷爷，《天主经》啊，我可知道一半。

米特里奇 你知道的多！可是也怪不了你们。谁教你们？只有喝得烂醉的庄稼人时常拿鞭子教。 这就是你们的教育。我不知道谁该对你们负责。新兵呢，有新兵管理员或是村长负责。可是对你们女人呢，就没人负责。所以这些女人就像没有牧人看管的顶脏的牲口。你们这帮子人最笨！你们这帮子人最没出息！

安纽特卡 那么怎么办呢？

米特里奇 管它呢。蒙上脑袋睡吧。哦，主啊！

〔沉默。蟋蟀唧唧地叫。

安纽特卡 （跳起）爷爷，谁在嚷嚷，谁出事儿了！真的，在嚷嚷。好爷爷，到这儿来了。

米特里奇 我告诉你，把头蒙上。

第四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马特廖娜。

尼基塔 （登场）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她们叫我干的是什么呀？！

马特廖娜 喝吧，宝贝儿，喝点酒吧。（拿出酒来摆好）你怎么啦？

尼基塔 拿过来。难道不能喝个痛快吗？

马特廖娜 嘘！还没睡着呢。喏，喝吧。

尼基塔 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想出这种主意来呢？送出去就好了。

马特廖娜 （小声）坐坐，在这儿坐坐；再喝点儿，不喝就抽烟。这样心就定了。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大概算完了。他叫唤得多惨啊，那些小骨头嘎吱嘎吱地响着啊—嘎……嘎……我已经不是人了。

马特廖娜 咦，咦！简直胡说八道。真的，晚上干这种事是会害怕的。可是等天亮了，过上一两天，也就想不起来了。（走近尼基塔，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尼基塔 给我滚！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

马特廖娜 乖儿子呀，真的，你怎么啦？（拿着他的手）

尼基塔 你给我滚！我要宰了你！我现在全不在乎。我宰了你！

马特廖娜 唉，唉，真吓坏了！睡去吧，好不好？

尼基塔 我没处去。我完了。

马特廖娜 （摇头）唉，唉，我要去收拾了，他呢，坐一会儿，心也就定了。（退场）

第五场

〔尼基塔、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坐着，两手捧着脸。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屏着气）叫唤呢，真的在叫唤呢，听，听……很清楚。她要埋他了，真要埋了！（跑到门边）妈，别埋，他活着呢……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马特廖娜。

马特廖娜 （回来，小声）我的天哪，你说的是什么呀！别胡思乱想吧。怎么会活着呢！骨头都压碎了。

尼基塔 再给我点儿酒。（喝）

马特廖娜 乖儿子，去吧。这会儿睡得着了，没关系。

尼基塔 （站着听）还活着呢……听……在叫唤。难道你没听见吗？听！

马特廖娜 （小声）没有的事！

尼基塔 我的亲妈！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断送了。你们叫我干的是什么！我上哪儿去呢？（从屋里跑出去，马特廖娜跟着他）

第七场

〔米特里奇和安纽特卡。

安纽特卡 好爷爷，亲爷爷，他们闷死他了！

米特里奇 （生气）我叫你睡觉！嘿，你真讨厌！我拿扫帚揍你！我叫你睡觉！

安纽特卡 爷爷，好爷爷。谁抓我的肩膀了，谁来抓了，用爪子来抓了。好爷爷，真的，我现在就去。爷爷，好爷爷，你让我到火炕上来吧！可怜可怜，让我上来吧……抓了……抓了……啊—啊！（向火炕跑去）

米特里奇 看看把这个姑娘吓成什么样了。他们真讨厌，该死！嗯！爬上来吧。

安纽特卡 （爬上火炕）你可别走啊。

米特里奇 我上哪儿去？爬上来，爬上来！哦，主啊！圣米古拉啊！喀山圣母马利亚啊……把这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抱住她）你这个小傻瓜，真是个小傻瓜……真给吓坏了，这些祸害精，简直是混账王八蛋！

——幕落

第五幕

第五幕登场人物

尼基塔。

阿尼西娅。

阿库林娜。

阿基姆。

马特廖娜。

安纽特卡。

马林娜。

马林娜的丈夫。

少女甲。

少女乙。

警察。

马车夫。

傧相。

媒婆。

阿库林娜的丈夫。

村长。

参加婚礼的客人们、妇女们、姑娘们、人们。

第一景

〔打谷场。台前是干草堆，左边是谷仓，右边是堆房。堆房的门开着；门口四散着麦秸。舞台的深处现出院子，传出歌声和鼓声。两个少女经过堆房沿着小路向木房走去。

第一场

〔两个少女。

少女甲 你瞧，来的时候短靴一点也没弄脏，可是这个村子真糟！净是泥……

〔站住，用麦秸擦脚。

少女甲 （注视着麦秸，忽然看见什么）那是什么呀？

少女乙 （仔细看看）那是米特里奇，他们的长工。瞧，喝得醉醺醺的。

少女甲 他大概是不喝酒的吧？

少女乙 看来有人劝酒他就喝。

少女甲 瞧，他准是到这儿来抱麦秸的。你看，手里拿着绳子，就那么睡着了。

少女乙 （听）还在唱赞美诗呢。大概还没祝福。听说，阿库林娜连哭都没哭呢。

少女甲 我妈说她不肯嫁。她后父逼来着，要不然，她死也不会去。你知道人家说她什么闲话！

第二场

〔前场人物。马林娜追上少女们。

马林娜 两位大姑娘，你们好！

少女们 大婶，你好！

马林娜 好姑娘，去喝喜酒吗？

少女甲 已经完事了。不过去瞧瞧罢了。

马林娜 请你叫我们老头子一声，就是祖耶沃村的谢苗。大概认识吧？

少女甲 怎么不认识？他好像是新郎的亲戚。

马林娜 是呀，新郎是我们当家的侄子。

少女乙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有喜酒不喝。

马林娜 懒得去，大姑娘，也没工夫。该回家了。我们并没打算来喝喜酒。我们是送燕麦进城去的。停下来喂马，我们老头子就被请进去了。

少女甲 你们在谁家歇脚来着？费奥多罗奇家吗？

马林娜 对啦。那么，我在这儿等着，请你去叫我们老头子一声。宝贝儿，把他叫出来吧。就说：“你老婆马林娜说该走了，同伴的都在套马哪。”

少女甲 既然你不进去的话，那么，好吧。

〔少女们沿着小路往院子里退场。传来歌声和鼓声。

第三场

〔马林娜一个人。

马林娜 （沉思）进去也没关系，可是我懒得去，因为从他丢了我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快两年了。不过，我倒想瞧瞧他跟阿尼西娅过日子的情形。人家都说他们不和睦。她是个粗暴固执的女人。我想，他会常常想起我的。一心想过舒坦日子，就把我扔了。嗳，望老天爷保佑他，我并不恨他。那时候真是伤心。唉，多痛苦啊！可是现在全过去了，忘了。我倒是想见见他……（望望院子，看见尼基塔）瞧！他干吗出来了？难道那两位姑娘告诉他了吗？他为什么不陪客呢？我走了。

第四场

〔马林娜和尼基塔（他登场，起先垂着头，挥着手，嘟哝着）。

马林娜 多阴沉啊！

尼基塔 （看见马林娜，认出来）马林娜！亲爱的朋友，亲爱的马林娜啊！你怎么样了！

马林娜 我来找我们老头子。

尼基塔 为什么不去喝喜酒？该看看，讥笑讥笑我。

马林娜 我为什么要讥笑呢？我来找我们当家的。

尼基塔 唉，亲爱的马林娜！（想拥抱她）

马林娜 （气冲冲地避开）米基塔，你别来这一套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来找当家的。他在你们家里没有？

尼基塔 这就是说，往事不能提了？你不答应？

马林娜 往事有什么可提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尼基塔 这就是说，不能挽回了吗？

马林娜 挽回不了。对啦，你出来干什么？主人怎么退席了？

尼基塔 （坐在麦秸上）为什么出来吗？唉，你要是知道的话！……我苦闷，马林娜，苦闷得不愿让我的眼睛看见任何东西。我站起来就退了席，扔下客人就出来了，只想谁也不要看见。

马林娜 （向他走近几步）为什么要这样呢？

尼基塔 我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睡不能睡。唉，我厌烦，厌烦极了！最使我厌烦的是，亲爱的马林娜，我就一个人，没人分担我的忧愁。

马林娜 米基塔，活着没有不忧愁的。我也为自己的忧愁哭过，总算过去了。

尼基塔 这是往事，是旧事。唉，朋友，你哭过了，现在，可轮到我了。

马林娜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尼基塔 为什么这样？我憎恨我整个的生活。憎恨我自己。唉，马林娜，你没有好好抓住我，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个儿！难道这是生活吗？

马林娜 （站在堆房旁边哭，马上就忍住了）尼基塔，我不抱怨我的生活。但愿上帝赐给大家的生活，都跟我的生活一样。我不抱怨。那时我对我们老头子忏悔过了。他原谅了我。并没责备我。我不抱怨我的生活。老头子又温存又爱我，我给他的孩子缝缝洗洗。他也疼我。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大概这是命里注定的。那么你的生活怎么样呢？你有钱……

尼基塔 我的生活！……只是不想把这场喜事弄得没趣，不然，我就要拿起绳子，就这根（从麦秸上拾起绳子），把它扔过这条横梁。好好绾个套儿，然后，爬到梁上，把脑袋伸进去。这就是我的生活。

马林娜 得了吧，你真是！

尼基塔 你当我开玩笑呢？当我喝醉了吗？我没醉。现在我就醉不了。苦闷，苦闷极了。心烦得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唉，亲爱的马林娜，只有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才算真正过了生活。你记得在铁路上度过的那些晚上吗？

马林娜 米基塔，你别碰我的伤疤吧。我嫁了，你也娶了。我的罪过已经得到了宽恕，别提旧事了吧……

尼基塔 那么，把我的心怎么办呢？我到哪儿去安身呢？

马林娜 怎么办？你有媳妇，不要追求别的女人，体贴体贴自己的媳妇。你是爱阿尼西娅的，那么，就爱下去吧。

尼基塔 唉，我觉得，这个阿尼西娅就是苦艾。她简直像乱草似的绊住我的两脚。

马林娜 不管她像什么，总是你的媳妇。多说也没意思！你还是去陪客人吧，还请你叫我丈夫一声。

尼基塔 唉，要是你知道所有的事情的话……可是说又能怎么样呢？

第五场

〔尼基塔、马林娜、她丈夫和安纽特卡。

马林娜的丈夫 （从院子里登场，脸红红的，醉醺醺的）马林娜！东家奶奶！老伴儿！你在这儿，是不是？

尼基塔 你们当家的来了，叫你哪。去吧。

马林娜 那么，你怎么样？

尼基塔 我？我在这儿躺一会儿。（躺在麦秸上）

马林娜的丈夫 她在哪儿？

安纽特卡 她在那儿，叔叔，在堆房那边呢。

马林娜的丈夫 你站着干什么？去喝喜酒吧！主人们都请你去，要你赏赏脸。这会儿正入席哪，咱们去吧。

马林娜 （向丈夫走去）我不愿去。

马林娜的丈夫 喂，走吧。喝一杯，给彼得鲁什卡这个捣乱鬼道个喜。不然，主人要见怪的，咱们来得及办事。（马林娜的丈夫搂着她，踉跄地和她一块儿退场）

第六场

〔尼基塔和安纽特卡。

尼基塔 （起来，坐在麦秸上）唉，我见了她，就更厌烦起来了。只有跟她在一块儿，我才算过了真正的生活。我平白无故毁了自己的一生，把自己毁了！（躺下）我上哪儿安身呢？哦，润湿的大地啊，你开个口子吧！

安纽特卡 （看见尼基塔，跑近他）爸爸，喂，爸爸！找你呢。大伙儿，还有教父，都给姐姐祝福过了。真的，都祝福过了。都在生气哪。

尼基塔 （自言自语）上哪儿安身呢。

安纽特卡 你怎么啦？你说什么？

尼基塔 我什么也没说。干吗这么啰唆？

安纽特卡 爸爸！走吧，好不好？（尼基塔沉默。安纽特卡拉着他的手）爸爸，去祝福吧！真的，都在生气，在骂哪。

尼基塔 （挣开手）走开！

安纽特卡 真是的！

尼基塔 （拿缰绳吓唬她）我叫你滚！看我揍你！

安纽特卡 那我去叫妈来。（跑下场）

第七场

〔尼基塔一个人。

尼基塔 （起来）我怎么能去呢？我怎么能捧神像呢？我怎么能看她的眼睛呢？（又躺下）唉，要是有地缝的话，我就钻进去。没人看见我，我也看不见人。（又起来）不，我不去……随他们怎么样。我不去。（脱靴取绳，用它绾个套儿，套在脖子上）就这样吧！

第八场

〔尼基塔和马特廖娜。尼基塔看见母亲，便从脖子上取下绳子，又躺在麦秸上。

马特廖娜 （急急忙忙地走过去）米基塔！喂，米基塔！瞧，一声也不言语。米基塔，你怎么啦，是不是喝醉了？去吧，亲爱的米基塔，去吧，去吧，宝贝儿。人家都等急了。

尼基塔 唉，你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我都不是人了。

马特廖娜 你这是什么话？去吧，亲儿子，去祝福祝福，撑个面子，事情就了啦。人家都等着哪。

尼基塔 我怎么祝福呢？

马特廖娜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你难道不知道吗？

尼基塔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祝福谁呢？我把她弄成什么样了啊？

马特廖娜 干的是什么？嘿，忽然想起这事来了！没人知道，人不知，鬼不觉。而且是大姑娘自个儿要嫁人的。

尼基塔 为什么要嫁人？

马特廖娜 当然是因为害怕才嫁人呀。不过，她总是要嫁人的。有什么法子呢？当初就该想到啊。这会儿她可不能拒绝了。就是两位亲家也不能抱怨。来相过两回亲，而且还有钱陪送她。一切都遮盖的天衣无缝。

尼基塔 那么，地窖里是什么？

马特廖娜 （笑）地窖里是什么？大概是白菜呀，香菇呀，马铃薯吧。干吗想过去的事？

尼基塔 要能不想那倒快活。可是，我办不到。只要一想起来，我就听见那个声音了。唉，你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

马特廖娜 真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死心眼儿呢？

尼基塔 （脸朝下翻过身去）妈，你别折磨我吧！我再也受不了啦。

马特廖娜 还是非去祝福不可。人家已经在说闲话，要是忽然父亲跑了，不回来了，不敢祝福了，他们马上就会交头接耳地乱说。你一胆怯，他们立刻就会胡疑乱猜。走路不慌张，没人当贼防。要不然，就是刚离虎口，又落狼窝。最要紧的是，别露马脚，孩子，别胆小，不然，他们更会知道了。

尼基塔 唉，你们害了我了！

马特廖娜 得了，去吧。去祝福吧。一切都按规矩办，撑撑面子，事情也就完了。

尼基塔 （脸朝下趴着）我办不到。

马特廖娜 （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本来一点没事，一点没事，忽然出事了。准是中了邪。米基塔，起来！瞧，阿尼西娅扔下客人不管，来了。

第九场

〔尼基塔、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

阿尼西娅 （盛装，脸醉得红红的）妈，多好啊！真是好极了，体面极了！大家多满意啊。他在哪儿？

马特廖娜 在这儿，宝贝儿，在这儿。躺在麦秸上，一直躺着，不肯去。

尼基塔 （望着妻子）嘿，也喝醉了！看见她，就恶心。怎么能跟她过下去呢？（脸朝下翻过身去）总有一天我要弄死她。那就更糟了！

阿尼西娅 喂，在哪儿呀，钻到麦秸里去了。醉得难受吗？（笑）我本想跟你在这儿躺一躺的，可是没空。走吧，我搀着你。家里真是有趣极了！看着都是高兴的。还有手风琴！妇女们唱的好听极了。全喝醉了。真体面，真好！

尼基塔 什么好？

阿尼西娅 这场喜事呀，这场热闹的喜事呀。人家都说这场喜事真是绝了。什么都那么体面，那么好。走吧。一块儿走吧……我虽是喝醉了，可是我能搀你。（拉他的手）

尼基塔 （厌恶地缩回去）你一个人去。我就来。

阿尼西娅 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一切烦恼都过去了，挑事精也走了，咱们就可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了。样样事都办得这么体面，合法。我乐得没法说。好像我又跟你办了回喜事似的。嘻，嘻！大家多满意啊！大伙儿都感谢咱们。客人又都是些上等人。有伊万·莫谢伊奇，还有警察老爷。也都致过颂词了。

尼基塔 那么，你去陪他们好了。来干什么？

阿尼西娅 你总得去呀。要不然，这成什么话？主人们走了，扔下客人不管了。客人们又都是些上等人。

尼基塔 （起来，掸身上的麦秸）你先走，我马上就来。

马特廖娜 老婆比娘亲。我的话他不听，可是马上就跟着媳妇走了。（马特廖娜和阿尼西娅准备走）你就来吗？

尼基塔 我马上就来。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我会来祝福的……（女人们站住）去吧，我跟着就来。去吧！

〔女人们退场。尼基塔以沉思的眼光目送着她们。

第十场

〔尼基塔一个人，然后米特里奇登场。

尼基塔 （坐下，脱靴子）我就去！干吗去！不，你们还是到梁上来找吧。等我把套放大了，从梁上跳下去，然后，再来找我吧。好在这儿有缰绳。（深思）一切都可以忘了。任何悲哀都可以忘了！可是，它就在这儿，在我心里，怎么也赶不走。（向院子里望望）好像她又来了。（学阿尼西娅）“好呀，真好呀！我跟你一块儿躺躺！”！丑八怪！你呀，等从梁上把我放下来，再来抱我吧！只有这条路。（抓住绳子拉它）

米特里奇 （醉醺醺地坐起来，不放绳子）不给。谁也不给。我自己会抱。我说过来抱麦秸，我会抱！米基塔，是你吗？（笑）嘿，见鬼！来抱麦秸吗？

尼基塔 把绳子给我。

米特里奇 不，你别忙。老乡们叫我来抱的。我会抱……（站起身来开始收集麦秸，但是身子摇摇晃晃，竭力支持，终于倒下）酒占了上风。我打败了……

尼基塔 把绳子给我。

米特里奇 说了不给。哎，米基什卡，你笨得就像猪肚脐似的。（笑）我喜欢你，可是你笨。你看我喝醉了。去你妈的吧！你当是我需要你……你瞧瞧我！我是个下士军官！傻瓜，你就说不上来：近卫掷弹兵第一团的下士。我曾为皇上和祖国尽过忠。可是我是谁？你当我是军人吗？不，我不是军人，而是最没出息的人。我是孤儿，我是流浪汉。我发过誓戒酒。可是，现在我又喝起来了！……怎么，你当我怕你吗？屁！我谁也不怕。喝开了，就喝！现在，我要一股子臭劲儿喝它两星期。喝掉十字架，喝掉帽子，当掉身份证。我谁也不怕！我在团部里挨鞭子，就是为了不让我喝。他们抽了又抽。然后，他们说：“怎么样？还喝吗？”我说：“喝。”为什么我要怕那些废物？我就是这种人！我天生就是这种人。我发过誓不喝。不喝。现在我又喝了——喝。我谁也不怕。因为我不吹牛皮，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什么我要怕那些废物？跟你说吧，我就是这种人！有位牧师告诉过我。魔鬼是个最爱吹牛皮的角色。他说：“只要一吹牛皮，你就马上胆怯了。一见着人胆怯，那他，魔鬼，就马上抓住你，把你藏到他所想的地方去。”我不怕人，所以我很踏实！我当面呸他——滚你娘的狗蛋！他拿我毫无办法。我说，喂，你吃吃看！

尼基塔 （画十字）真的，我这算干什么？（扔下绳子）

米特里奇 什么？

尼基塔 （站起来）你不是说不要怕人吗？

米特里奇 怕那些废物干什么。你到澡堂子里去瞧瞧他们看。都是一样的面捏成的。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就差这么点儿。屁！有什么可怕的，这群混账王八蛋！

第十一场

〔尼基塔、米特里奇和马特廖娜（从院子里登场）。

马特廖娜 （叫）怎么样，你来吗？

尼基塔 咳！是的，这样更好。我来了。（向院子里走去）

——幕落

第二景

〔换景。第一幕的木房。挤满了人，有的坐在桌子对过，有的站着。在前边的角落上，阿库林娜和新郎坐着。桌上摆着神像和面包。客人中有马林娜、她丈夫和警察。女人们唱着歌。阿尼西娅在倒酒。歌唱停了。

第一场

〔阿尼西娅、马林娜、她丈夫、阿库林娜、新郎、马车夫、警察、媒婆、傧相、马特廖娜、客人们和人们。

马车夫 要走就得走了。教堂不近哪。

傧相 别忙，后父要来祝福的。可是他上哪儿去了？

阿尼西娅 来了，马上就来了。诸位，再喝一杯，别见怪。

媒婆 干吗这么慢呢？我们等得工夫不小了。

阿尼西娅 来了，马上就来了。说话就来了。诸位，请吧。（敬酒）马上就来了。美人们，现在请再唱个歌吧。

马车夫 等这么半天，所有的歌都唱过了。

〔女人们唱。唱到半中间，尼基塔和阿基姆登场。

第二场

〔前场人物、尼基塔和阿基姆。

尼基塔 （揪住阿基姆的手，推他在头里走）去吧，爸爸，没你是不行的。

阿基姆 我不喜欢，这就是说，这个……

尼基塔 （对女人们）好了，别唱了。（环视屋子里所有的人）马林娜，你在这儿吗？

媒婆 去，捧起神像祝福吧。

尼基塔 待一会儿，别忙。（向四周看看）阿库林娜，你在这儿吗？

媒婆 你挨个儿叫人干什么？她不在这儿，在哪儿呢？真是个怪人……

阿尼西娅 我的天呀！他光着脚干什么！

尼基塔 爸爸！你在这儿吗？瞧着我！诸位正教信徒，你们都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我就是这种人！（跪下）

阿尼西娅 亲爱的米基塔，你怎么啦？哦，真要命！

媒婆 哎呀！

马特廖娜 我告诉你们：他喝法国酒喝多了。醒醒吧，你怎么啦？（想扶起他来。他不注意任何人，只朝前望着）

尼基塔 诸位正教信徒！我犯了罪，想忏悔。

马特廖娜 （摇他的肩膀）你怎么啦，疯了吗？诸位，他的神志昏迷了。应该把他带走。

尼基塔 （用肩膀推开她）不要管我！爸爸，你听我说。首先，马林娜，瞧这儿。（在她脚前跪下，起来）我对不起你，我答应了娶你，勾引了你。骗了你，丢了你，请你饶恕我吧！（又在她脚前跪下）

阿尼西娅 干吗这么胡说八道的？简直不成样子。又没人问你。你起来，胡闹什么呀？

马特廖娜 哎—哎哟，他中了邪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他不行了。起来。干吗说这些废话？（拉他）

尼基塔 （摇头）别碰我！马林娜，我对你犯了罪，饶恕我吧。请你饶恕我吧。

〔马林娜用手捂着脸，沉默。

阿尼西娅 我说，起来吧，胡闹什么呀。忽然想起从前的事来了。别翻腾了。丢人！哦，要命！他真疯了。

尼基塔 （推开妻子，转身对着阿库林娜）阿库林娜，现在我要跟你说了。诸位正教信徒，请听着！我是个万恶的罪人。阿库林娜！我对不起你。你父亲是横死的。他是被毒死的。

阿尼西娅 （急叫）要命！他怎么啦？

马特廖娜 这人疯了。你们把他带走吧。

〔人们走过去，想拉他走。

阿基姆 （用手搪开）慢着！小伙子们，你们，这个这个，慢着，这就是说。

尼基塔 阿库林娜，我毒死了他。请饶恕我吧！

阿库林娜 （跳起来）他胡说！我知道是谁。

媒婆 你干什么呀？你坐下吧。

阿基姆 哦，主啊！罪孽，罪孽。

警察 把他押起来！叫村长和证人来。要写封公文。你起来，到这儿来。

阿基姆 （对警察）你，这就是说，这个这个，带亮钮扣的，这个这个，这就是说，请等一等。让他，这个这个，把话说完，这就是说。

警察 （对阿基姆）老头儿，你小心点，别打岔。我得写公文。

阿基姆 你，这个这个，我说，请等一等。公文，这个这个，不用说。这是，这个这个，上帝的事……这就是说，有个人正在忏悔，你呢，却这个这个公文……

警察 叫村长来！

阿基姆 等上帝的事完了，这就是说，然后，这就是说，你就，这个这个，办公事，这就是说。

尼基塔 还有，阿库林娜，我对你犯了大罪，我勾引了你。请你饶恕我吧！（在她脚前跪下）

阿库林娜 （离开桌子）让我走，我不嫁了。是他叫我嫁的，可是现在我不嫁了。

警察 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尼基塔 警察老爷，请等一等，让我说完。

阿基姆 （狂喜地）说吧，孩子，全说出来，那就踏实了。对上帝忏悔，不要怕人。上帝，上帝！他在这儿！……

尼基塔 我毒死了她父亲，我这狗，又毁了女儿。我逼迫她，我还害了她和她的孩子。

阿库林娜 这是真的，真的。

尼基塔 我在地窖里用板子压死了她的婴儿。我坐在它上面……压……它那小骨头嘎吱嘎吱地直响。（哭）我把它埋在土里。我干的，我一个人干的！

阿库林娜 胡说。我叫他干的。

尼基塔 别护着我。现在我谁也不怕了。诸位正教信徒，请饶恕我吧！（跪在地下）

〔沉默。

警察 把他捆起来。这场喜事取消了吧。

〔人们拿着腰带走过去。

尼基塔 别忙，有的是工夫……（在父亲脚前跪下）亲爸爸，请你也饶恕我这个万恶的罪人吧！当初我干这种无耻勾当的时候，你就对我说：“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我这条狗，没听你的话，结果，完全和你所说的一样。请你饶恕我吧！

阿基姆 （狂喜地）我的亲儿子，上帝会饶恕你的。（拥抱他）你没怜惜自己，他会怜惜你的。上帝，上帝！他在这儿！……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村长。

村长 （登场）这儿有很多证人。

警察 马上开始讯问。

〔尼基塔受缚。

阿库林娜 （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我会说实话。也审问我吧。

尼基塔 （被缚）用不着审问了。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主意是我出的，事情是我干的。任凭把我带到哪儿去。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剧终

[1]农村土音将尼基塔读成米基塔。

[2]马林娜的爱称。

[3]尼基塔的卑称，“米”字也是“尼”字的土音。

[4]即圣尼古拉。

教育的果实

（四幕喜剧）

白嗣宏 译

人物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兹韦兹金采夫——退役的骑兵近卫军中尉，在几个省拥有共二万四千俄亩[1]土地，是一位面色红润、年近六十的男子，温和、可爱的绅士。他相信招魂术，喜欢讲些故事来使大家惊诧不已。

安娜·帕夫洛夫娜·兹韦兹金采娃——他的妻子，一位爱往年轻里打扮的胖太太，十分注意社交风度，瞧不起自己的丈夫，盲目地信任大夫，爱发脾气。

贝特西——他们的女儿，社交界女郎，二十岁左右。举止像男子那样放荡不羁，戴一副夹鼻眼镜，喜欢打情卖俏、高声大笑。说话非常快、非常清晰，而且像外国女人那样瘪着嘴唇。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他们的儿子，二十五岁，法学副博士，没有固定职业，是自行车协会、赛马协会、猎狗奖励协会会员。他身体硕壮，坚定自信，说话声音大，而且断断续续；要么十分严肃，近乎阴沉；要么兴高采烈，大声狂笑。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克鲁戈斯韦特洛夫——教授，学者，五十岁左右，举止庄重，令人愉快地自信，语调款款动听。他十分健谈，对待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态度温和而又含着轻蔑。吸烟很多。是个瘦削、好动的人。

大夫——四十岁左右，是个健康、肥胖、满面红光的人。说话声音洪亮、粗鲁。经常洋洋自得地微微一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郎，音乐学院学生，教授音乐，额前留着短发，穿着过于时髦，善于奉承而又忸怩作态。

彼得里谢夫——二十八岁左右，语文学副博士，正在寻找工作。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是同一些协会的会员，此外还是印花布裙和细棉布裙舞会组织协会的会员。他已经谢顶，但动作言谈十分敏捷，而且彬彬有礼。

男爵夫人——一位傲慢的太太，五十岁左右。呆板、语调平庸。

公爵夫人——社交界女士，女客。

公爵小姐——社交界女郎，喜欢挤眉弄眼。女客。

伯爵夫人——老太太，行动困难，戴假卷发、假牙。

格罗斯曼——犹太型的乌发男子，非常活跃，神经质，说话声音非常洪亮。

胖太太——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托尔布欣娜，非常庄重、富有、和善，认识以往的和现在的一切名流。她非常胖，说话急匆匆地，总想压过别人的声音。吸烟。

克林根男爵（科科）——彼得堡大学副博士，皇室侍从，在使馆供职。十分文雅，因此心安理得，快活，而且沉静。

贵妇

老爷（不说话）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萨哈托夫——五十岁左右，前任次长，是一位挺洋气的绅士，受过广博的欧洲教育，无所事事，但对一切都感兴趣。举止庄重，甚至有点严厉。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近侍，年近六十，是个受过教育并爱好教育的人，过分爱用夹鼻眼镜和手帕，用手帕时总是缓缓将它展开。关心政治，聪明、善良。

格里戈里——仆人，二十八岁左右，美男子，放荡，好妒忌，胆子大。

雅科夫——四十岁左右，餐室仆人。忙忙碌碌，心地和善，只关心农村的家庭利益。

谢苗——管餐室的乡下人，二十岁左右，是个身体健康、朝气蓬勃的农村小伙子，有一头淡黄色头发，尚未留胡须，性情文静，笑容可掬。

马车夫——三十五岁左右，喜欢打扮，只蓄唇髭，做事粗鲁、果断。

老厨子——四十五岁左右，头发乱蓬蓬的，不刮脸，浮肿，脸色泛黄，混身颤抖不止。穿一件破烂的黄色土布夹大衣，一条脏裤子，一双破烂不堪的鞋。说话声音嘶哑，语句仿佛越过障碍从他口中冲出来。

厨娘——喋喋不休，一肚子不满意。三十岁左右。

门房——退役士兵。

塔尼娅——使女，十九岁左右，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坚强、快活、但心情变化极快的姑娘。在极度兴奋欢乐的时刻，常常会吱吱叫起来。

庄稼人甲——六十岁左右，曾任村长，认为自己能对付老爷们，喜欢听自己高谈阔论。

庄稼人乙——四十五岁左右，粗鲁但正派，不喜欢多嘴。是谢苗的父亲。

庄稼人丙——七十岁左右，穿一双树皮鞋，神经质，心情不安，总是匆匆忙忙的，表现胆怯，并且尽量用谈话来掩饰自己的胆怯。

伯爵夫人的跟班甲——旧派老头，具有一种仆人的自豪感。

跟班乙——高大，健壮，粗鲁。

时装店伙计——穿一件蓝色束腰外衣，面孔清秀，呈绯色。谈吐坚定、动听、清楚。

〔剧情发生在首都，兹韦兹金采夫家里。

第一幕

〔舞台现出莫斯科某富家的前厅。三扇门：一扇通向外面，一扇通向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书房，一扇通向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楼梯向上通往各间内室，楼梯后面是通向餐室的走道。

第一场

〔年轻而漂亮的仆人格里戈里，对着镜子打扮。

格里戈里 小胡子太可惜了！她说仆人不能留胡子！为什么不能留？为了让人看出你是一个仆人。无论如何不能胜过她心爱的宝贝儿子。我能胜过别人！我就是不留胡子也比他强得多呢……（微笑着照镜子）多少姑娘追求我啊！可是，除了这个塔尼娅以外，我谁都不喜欢！普普通通的使女！是啊！可她比小姐还标致。（微笑）还挺可爱！（细心听）说着她就来啦！（微笑）你瞧，高跟鞋踩得笃笃响……真动听极啦！……

第二场

〔格里戈里；塔尼娅捧着皮大衣和高靿皮鞋上。

格里戈里 我向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致敬！

塔尼娅 哟，您还在照镜子呀？您觉得自己漂亮得很吧？

格里戈里 怎么，我不好看吗？

塔尼娅 一般，不美也不丑。中不溜。您这儿怎么到处挂的都是皮大衣啊？

格里戈里 女士，我这就收起来。（取下一件皮大衣，披在塔尼娅身上，一边搂住她）塔尼娅，你听我告诉你……

塔尼娅 瞧您的德性！干吗缠着我！（生气地挣脱出来）我不是说了嘛，别碰我！

格里戈里 （环顾）亲亲我吧。

塔尼娅 您怎么缠个没完呀！我要这样狠狠地亲您！……（挥手打他）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后台传来铃声，然后是叫声）格里戈里！

塔尼娅 瞧，您去吧，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在叫您呐。

格里戈里 让他等一会儿。他才睁开眼。听我说呀，你为什么不爱我？

塔尼娅 亏您想得出！我什么人也不爱。

格里戈里 瞎说。你爱肖姆卡[2]。你竟然找了一个笨头笨脑的管餐室的乡下人！

塔尼娅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就是要叫您羡慕。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来得及！……是值得羡慕！要知道，你才开始长大成人，却和什么样的人鬼混在一起？要爱上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塔尼娅……

塔尼娅 （生气而严厉地）我说了，您什么也得不到。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您的举止太严肃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台后，固执地、平稳地、放开喉咙叫）格里戈里！格里戈里！格里戈里！

〔塔尼娅和格里戈里笑。

格里戈里 可多好的姑娘爱过我啊！

〔铃响。

塔尼娅 那您去找她们吧，别来碰我。

格里戈里 我看你真是个小傻瓜。我可不是谢苗。

塔尼娅 谢苗是要娶我，不是瞎闹。

第三场

〔格里戈里、塔尼娅；伙计捧着装有连衣裙的大纸盒子上。

伙计 早上好！

格里戈里 您好。谁派您来的？

伙计 布尔德派我送连衣裙来。这是给太太的账单。

塔尼娅 （接过账单）您在这儿坐一会儿，我送去。（下）

第四场

〔格里戈里、伙计；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着睡袍和便鞋，从门里伸出头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就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格里戈里！难道说你没听见？

格里戈里 我刚到。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倒点温水和茶来。

格里戈里 谢苗这就送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这是什么？是布尔吉耶[3]送来的？

伙计 是。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格里戈里下。铃声。

第五场

〔伙计；塔尼娅听见铃响跑进来，打开门。

塔尼娅 （对伙计）您等一等。

伙计 我是在等呀。

第六场

〔伙计、塔尼娅；萨哈托夫走进门。

塔尼娅 请原谅，仆人刚出去。您请进来。请宽衣！（侍候他脱下皮大衣）

萨哈托夫 （整整衣服）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在家吗？起床了吗？

〔铃响。

塔尼娅 早就起床了！

第七场

〔伙计、塔尼娅和萨哈托夫。大夫上。

大夫 （寻找仆人。看见萨哈托夫后，非常随便地）是您啊！向您致敬！

萨哈托夫 （仔细审视）好像是大夫？

大夫 我还以为您在国外呢。来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吗？

萨哈托夫 是啊。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人生病吗？

大夫 （冷笑）倒不是有人生病。可是您知道，这些太太们真难伺候。天天打牌打到三点钟，太太本人还要喝酒。她又肥又胖，精神不济。再说年岁也不小了。

萨哈托夫 您就这样把自己的诊断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我想她不会高兴。

大夫 （笑着）是啊，是真的。净干这些玩意儿。过后呢，消化器官功能紊乱，肝脏的负担加重，神经烦躁不安。这样下去，你就去给她治病吧。真拿她们没办法。（嘲笑）您怎么样啊？您好像也是一位行招魂术的人？

萨哈托夫 我吗？不，我可不是……好啦，再见！（想下，但大夫阻止他）

大夫 不，要是像克鲁戈斯韦特洛夫这样的人也参加的话，我并不全盘否定。不能全盘否定啊！他是教授，闻名欧洲。总有点道理。我很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可总是没时间。事情多呀。

萨哈托夫 是呀，是呀，再见！（微微欠了欠身，下）

大夫 （对塔尼娅）起床了？

塔尼娅 在卧室里。您请进。

〔萨哈托夫和大夫各走一边下。

第八场

〔伙计，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拿着报纸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伙计）您来干什么？

伙计 布尔德派我送连衣裙和账单来。叫我等着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哦，是布尔德派来的！（对塔尼娅）走过去的人是谁？

塔尼娅 是萨哈托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大夫。他们在这儿待了一会儿，谈了几句话。全是谈叫魂儿的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纠正她）是谈招魂术。

塔尼娅 我说的就是叫魂儿术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听说没有？上回可成功啦。（笑）有人敲来着。东西也飞来飞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怎么知道？

塔尼娅 丽莎韦塔·列昂尼多夫娜说的呀。

第九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伙计；餐室仆人雅科夫端着一杯水跑步上。

雅科夫 （对伙计）您好！

伙计 （伤心地）您好。

〔雅科夫敲敲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门。

第十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给我。

雅科夫 昨天用的茶杯您还没有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屋里拿回来，还有托盘。我要负责的。

格里戈里 托盘在他那里放着雪茄呢。

雅科夫 那您就给腾一下吧。我要赔的。

格里戈里 我送来，一定送来！

雅科夫 您说送来，可我这儿没有。前两天就找不到了，没办法送茶。

格里戈里 我不是说了就送来嘛。真啰唆！

雅科夫 您说起来容易，我已经第三次送茶了，还要准备早饭呢。天天忙得马不停蹄。这一家有谁比我活儿多？还总说我不好！

格里戈里 又能好到哪儿去？你瞧，你多好啊！

塔尼娅 您觉得谁都不好。只有您一个人……

格里戈里 （对塔尼娅）没人问你！（下）

第十一场

〔塔尼娅、雅科夫、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

雅科夫 唉，我并没有生气呀，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昨天的事，太太没说什么？

塔尼娅 你是说灯的事？

雅科夫 天知道那灯是怎么从手里突然滑掉的。我刚动手擦，正想接住，谁知怎么会滑掉了……摔得粉碎！算我倒霉！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说起来倒轻松，他光棍一条。可拉家带口的该怎么办？也得考虑考虑怎么养家啊。我不怕活儿多。这么说，她什么也没说？那就谢天谢地！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那儿是一把勺儿还是两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一把，一把。（看报）

〔雅科夫下。

第十二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传来铃声。端着托盘的格里戈里和门房上。

门房 （对格里戈里）请向老爷禀报：村里的庄稼人来了。

格里戈里 （指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你向管家禀报吧，我没时间。（下）

第十三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门房和伙计。

塔尼娅 哪里来的庄稼人？

门房 好像是库尔斯克省来的……

塔尼娅 （兴奋地叫一声）原来是他们……是谢苗的父亲来谈土地的事。我去接一下。（跑步下）

第十四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门房和伙计。

门房 您说该怎么办：是放他们进来，还是怎么办？他们说是谈土地的事。老爷知道。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的，是谈买地的事。这样吧。他现在有客人。你这样办吧，就说让他们等一会儿。

门房 在哪儿等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叫他们在院子里等一会儿。到时候我派人来。

〔门房下。

第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她身后是三名庄稼人；格里戈里和伙计。

塔尼娅 向右拐。这边来，这边来！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没有吩咐过放人进来呀。

格里戈里 是啊，淘气鬼！

塔尼娅 没关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他们在一边待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会把地板踩脏的。

塔尼娅 他们擦过鞋子了。我会把地板擦干净。（对庄稼人）你们就站在这个地方吧。

〔三名庄稼人上，捧着用方巾包的礼物：大圆面包、鸡蛋、手巾，寻找画十字的神像，然后面对楼梯在胸前画十字，向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鞠躬，接着坚定地站住。

格里戈里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说皮罗内做的皮鞋样子挺时兴；可是，这个人穿的鞋子漂亮多啦！（指着穿麻鞋的庄稼人丙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您就知道挖苦人！

〔格里戈里下。

第十六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三名庄稼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站起来，走到庄稼人面前）你们就是库尔斯克省的，来谈买地的事，是吗？

庄稼人甲 是。俺们来嘛，比方说，就是商量买地的事。怎样才能禀告上去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就去禀告。（下）

第十七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在台后）。庄稼人四顾室内，不知该把礼物放到哪儿去。

庄稼人甲 咳，就是说，俺不知道该怎样叫那个献上礼物的东西。怎样办才算好呢？能有个盘子就好了。

塔尼娅 我就去，就去拿。先放到这里吧。暂时先这样放一下。（放到小沙发上）

庄稼人甲 比方说，刚才走到俺们跟前的那位先生是什么等级？

塔尼娅 他是近侍。

庄稼人甲 正好要找他，近侍。就是说，他也管事。（对塔尼娅）您呢，比方说，也伺候老爷？

塔尼娅 我是当使女的。我也是杰门村的呀。我认识您，也认识您。只有这位大伯我不认识。（指庄稼人丙）

庄稼人丙 他们俩你都认出来了，没认出俺来？

塔尼娅 您是叶菲姆·安东内奇吗？

庄稼人甲 是哇。

塔尼娅 扎哈尔·特里福内奇，您就是谢苗的父亲吗？

庄稼人乙 是啊！

庄稼人丙 告诉你吧，俺就是米特里·奇利金。现在认出来了？

塔尼娅 现在我也认识您了。

庄稼人乙 你是谁家的丫头？

塔尼娅 我是去世的士兵老婆阿克西尼娅的孤女。

庄稼人甲和丙 （惊奇）真的吗？

庄稼人乙 难怪人家说，把花一文钱买来的小猪崽放到燕麦地里，也会长得漂漂亮亮肥肥胖胖的。

庄稼人甲 是哇。真像是一位小姐呢。

庄稼人丙 真是这样。天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在后台揿铃，然后喊）格里戈里！格里戈里！

庄稼人甲 比方说，那是什么人在闹呀？

塔尼娅 是少爷。

庄稼人丙 天啊！俺不是说过嘛，还是在外边等一会儿好。

〔静场。

庄稼人乙 谢苗要讨你吗？

塔尼娅 难道说他写信告诉您了？（用围裙遮住脸）

庄稼人乙 是写过呀！这事他想的不对。俺看这孩子给宠坏了。

塔尼娅 （活跃地）不，他一点也没给宠坏。叫他来看您吗？

庄稼人乙 用不着叫他。等一会儿吧。俺们来得及见面！

〔传来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绝望的叫声：“格里戈里！你见鬼去啦？！”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着睡袍从门里走出来，一边戴夹鼻眼镜。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都死光了吗？

塔尼娅 他不在，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我就去叫他来。（朝门口走去）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可是，我听见有人在说话呀。这都是哪儿来的丑八怪？说呀？

塔尼娅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是从库尔斯克省乡下来的庄稼人。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指着伙计）这是什么人？哦，对了，是布尔吉耶派来的！

〔庄稼人鞠躬。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不理他们。格里戈里与塔尼娅在门口撞见，塔尼娅留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你说过，要那一双皮鞋。我不能穿这一双！

格里戈里 那一双也放在那儿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到底放在哪儿？

格里戈里 就放在那儿。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胡扯！

格里戈里 您瞧好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格里戈里下。

第二十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和伙计。

庄稼人丙 俺看眼下来的不是时候，还是先回住处等吧。

塔尼娅 不用，没关系，你们等一会儿。我这就给你们去拿几个盘子来放礼物。（下）

第二十一场

〔前场人物；萨哈托夫、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在他们后面。庄稼人们捧起礼物，立正站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庄稼人）就来，就来。你们先等一等。（指伙计）这是什么人？

伙计 布尔德派来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哦，是布尔吉耶派来的！

萨哈托夫 （微笑着）我并不否定。不过，您该承认，不亲眼看一下您见过的事，我们这些外行人难以相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说您不能相信。不过我们并不要求相信。我们只要求研究一下。因为我总不能不相信这个戒指吧。这个戒指我是从那儿得到的。

萨哈托夫 怎么，是从那儿来的？从哪儿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从阴间。是的，从阴间。

萨哈托夫 （微笑着）很有趣，很有趣！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我看您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入迷、容易想入非非的人。可是要知道，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克鲁戈斯韦特洛夫好像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教授。瞧，连他也承认。不仅他一个人。不是还有克鲁克斯，还有瓦拉斯吗？

萨哈托夫 哎，我并不否定呀。我只是说，这事很有趣。真想知道克鲁戈斯韦特洛夫是怎样解释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嗯，您今天晚上来吧，他是一定来的。首先由格罗斯曼表演……您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思想破译家。

萨哈托夫 是的，我听说过，不过没有机会见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您就来吧。开头是格罗斯曼，然后是卡普奇奇表演；还有我们的一场招魂会……（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派去给卡普奇奇送信的人还没回来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没回来。

萨哈托夫 那我怎么知道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就直接来吧。不管三七二十一，您就来。即使卡普奇奇不来，我们会找一个自己的神巫。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就是一位神巫。虽说不像卡普奇奇那样出色，不过还可以……

第二十二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端着准备盛礼物的盘子上，倾听谈话。

萨哈托夫 （微笑着）是的，是的。不过有一个情况：为什么神巫总是出自所谓受过教育者的圈子？卡普奇奇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都是。要知道，假如这是一种特殊的力量，那么它应当到处可见，在老百姓中间，在庄稼人中间都应当有。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常常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甚至连我家的一个庄稼人也是神巫。前些天我们举行招魂会的时候，曾经叫他来。需要把沙发移动一下——把他给忘了。他大概睡着了。您想想看，我们的招魂会已经结束。卡普奇奇也醒过来了。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房间的另一角，这个庄稼人身边开始出现招魂现象：桌子动起来朝前走。

塔尼娅 （旁白）那是我从桌子下面钻出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很明显，他也是一个神巫。再说他的相貌很像尤姆。您记得尤姆吗？那个浅黄色头发、举止幼稚的人。

萨哈托夫 （耸肩）竟有这种事。这很有趣！那你们正好去试一下他。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们是要试验他。而且不止他一个人。神巫多得数不清。只不过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情况罢了。例如前些天一个有病的老婆子移动了一堵砖墙。

萨哈托夫 移动了一堵砖墙？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对。她躺在床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神巫。她用手紧紧扶住墙，墙就移动了。

萨哈托夫 没有倒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有倒塌。

萨哈托夫 真奇怪！好吧，晚上我一定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一定来，一定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肯定有招魂会。

〔萨哈托夫穿外衣。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送他走。

第二十三场

〔前场人物，缺萨哈托夫。

伙计 （对塔尼娅）您去禀告太太呀！怎么，还要我在这里过夜？

塔尼娅 您等一等。她老人家要陪小姐出门，很快就会来的。（下）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塔尼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走到庄稼人面前，他们鞠躬，献上礼物）不必客气！

庄稼人甲 （微笑着）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全村人叫我们这样做的。

庄稼人乙 这是规矩呀。

庄稼人丙 您别推辞！因为俺们大家心甘情愿……比如说，就像俺们的父母侍候您的父母一样，俺们也是全心全意的，不是为了……（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哪儿的话？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庄稼人甲 就是说，来求您大人的。

第二十五场

〔前场人物；彼得里谢夫身穿大衣迅速跑步上。

彼得里谢夫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睡觉了吗？（看见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后，向他点头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找我儿子？

彼得里谢夫 我吗？是的。我找沃沃有点小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进，请进。

〔彼得里谢夫脱下大衣，快步走去。

第二十六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里谢夫。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庄稼人们）嗯。那么你们有什么事？

庄稼人乙 请收下这点小礼。

庄稼人甲 （微笑着）这是俺们村的一点意思。

庄稼人丙 别推辞了——不用客气！俺们就像对亲爹一样，祝您大安。别推辞啦。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既然这样……费奥多尔，收下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递过来。（接过礼物）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什么事吗？

庄稼人甲 俺们是来找您大人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看出来是找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庄稼人甲 办一办卖地的事。现在情况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你们想买地？

庄稼人甲 是哇。情况是……就是说，关于买土地所有权的事。比方说吧，全村委托俺们全权办理，按规矩通过国家银行贴上规定数目的印花税。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就是说，你们想通过银行买地。是不是这样？

庄稼人甲 是这样哇。按夏天您向俺们建议的那样办。情况是，总共缴三万二千八百六十四卢布买土地所有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这样。那欠款怎么办呢？

庄稼人甲 村里人建议像夏天谈妥的那样，分期补付欠款。照规定，先付现款总共四千卢布。

庄稼人乙 就是说，眼下先付四千卢布，其余的请等一等。

庄稼人丙 （打开钱）这可要请您相信，俺们就是当了自个儿，也不会欠账，不管怎么说，俺们一定……按规矩办。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们了嘛，只有把钱收齐，我才同意。

庄稼人甲 是哇，那当然好。可是没有力量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该怎么办呢？

庄稼人甲 村里人都指望像夏天您建议的那样，分期付……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是去年的事呀。当时我同意，可现在不行……

庄稼人乙 怎么变卦了呢？您给了俺们指望，俺们就办了文书，钱也收齐了……

庄稼人丙 大人，您开恩吧。俺们的地太少，比方说，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鞠躬）大人，您别坑害人了！（鞠躬）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去年我同意缓期付款是真的，不过这里出现了新情况……眼下这种办法对我来说不合适。

庄稼人乙 没有这块地，俺们就活不下去了。

庄稼人甲 是哇。没有地，俺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苦。

庄稼人丙 （鞠躬）大人！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大人，开开恩吧。大人，收下钱吧。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时翻阅文书）我能理解。我本人也很想为你们做件好事。你们等一等。半小时以后我给你们答复。费奥多尔，你去说一下，不见任何客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

第二十七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庄稼人心情沮丧。

庄稼人乙 你瞧这事儿！他说得交齐。上哪儿拿这么多钱哇？

庄稼人甲 要是去年夏天他没给俺们指望也就罢了。俺们还指望真像夏天谈妥的那样呢。

庄稼人丙 天啊！我都把钱打开了。（包上钱）这下俺们怎么办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的问题在哪儿？

庄稼人甲 俺们的事，比方说吧，是这样的：夏天他叫俺们分期付款。村里大伙都同意，全权委托俺们了。如今呢，他叫俺们把全部款子一次付清。这事儿实在办不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许多钱吗？

庄稼人甲 这次总共先付四千卢布。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没关系。你们紧紧裤带，再凑点。

庄稼人甲 这些就是千方百计凑来的。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庄稼人乙 没钱，用牙也逮不来啊。

庄稼人丙 俺们倒是一心一意的，就连这些钱也是把家里扫净了才凑上的。

第二十八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站在门口，两人都夹着烟卷。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已经说过了，一定尽力去办。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尽力办。怎么啦？

彼得里谢夫 你明白吗，要是你弄不到，那可真要命！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已经说过了——我会尽力的，一定会尽力的。怎么啦？

彼得里谢夫 没什么。我只是说，你一定要弄到。我等一等。（下，关门）

第二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里谢夫。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挥手）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一齐鞠躬。

（望着伙计，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为什么不放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回去？他简直是搬到我们这儿住下来了。您看，他睡着了。怎么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账单交上去了，吩咐等一会儿。等安娜·帕夫洛夫娜出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望着庄稼人，盯着钱）这是什么东西？钱？给谁的钱？给我们的钱？（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是些什么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是库尔斯克省的农民，他们买地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么地卖了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没有呐。没谈妥。他们舍不得花钱。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是吗？这就要劝劝他们啰。（对庄稼人）你们怎么样，买吗？

庄稼人甲 是哇。俺们建议买下土地所有权。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你们就不要舍不得花钱。你们知道，我告诉你们，庄稼人多么需要土地！是不是啊？很需要。

庄稼人甲 是哇。庄稼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土地。是这样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你们就别舍不得花钱。土地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可以在上面种小麦，一行一行的，可以收三百普特[4]粮食，每普特一个卢布，就是三百卢布。是不是啊？……要是种薄荷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俄亩就能剩下来一千卢布！

庄稼人甲 是哇，一点不错。只要懂行，什么粮食都能生产。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一定要种薄荷。这事我可学过。书上印着呢。我指给你们看。怎么样？

庄稼人甲 是哇，这些事您看书知道得更清楚。这是您脑子灵。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所以说，你们买吧。不要舍不得花钱。交款吧。（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爸爸在哪儿？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家。他老人家请求现在不要去打扰他。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好吧，他大概是要问问神灵，卖土地不卖。是不是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我可不敢说。我只知道他拿不定主意。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你看他是不是有钱？呃？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可不知道。未必有。您问这个干吗？上星期您可是弄到了一笔不小的款子。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可是我把钱都用去买狗了。你知道眼下我们有一个新协会。彼得里谢夫当选了。我呢，借过彼得里谢夫的钱。现在要替他和我自己缴会费。怎么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又是什么新协会？自行车协会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不是。我这就告诉你：这是一个新协会。我告诉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协会。你知道谁是主席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个新协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奖励喂养古俄罗斯长毛狗协会。怎么样？我还要告诉你：今天举行首次大会和早餐会。可是没钱啊！我找他去，试试看。（经门口下）

第三十场

〔庄稼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伙计。

庄稼人甲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问，这位老爷是什么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是少爷。

庄稼人丙 就是说，是继承人。天啊！（藏钱）看来暂时得收起来。

庄稼人甲 人家告诉俺们说，他是军人。比方说，是在骑兵部队服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他是独子，免服兵役。

庄稼人丙 就是说，留下来养活父母的。这样做对哇。

庄稼人乙 （摇头）没话说，这个能养活。

庄稼人丙 天啊！

第三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三名庄稼人、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他身后是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站在门口。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事情总是这样。真奇怪。本来总说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等我找到事情干了，而且干得挺起劲，建立了一个严肃的协会，抱着高尚的目的，却又舍不得区区三百卢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说过我不能给，就是不能给。我没钱。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不是把地卖了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第一，还没卖掉。而主要的是——别打扰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我没有时间。（用力关上门）

第三十二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对您说过，现在不是时候。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看这事儿！真是进退两难啊。我去找妈妈，唯一的救星。他摆弄招魂都摆弄疯了，把大家全忘了。（上楼）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正要坐下看报。

第三十三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从楼上下来。格里戈里跟在她们后面。

贝特西 马车备好了吗？

格里戈里 来了。

贝特西 （对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走吧，走吧！我看见了，是他。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他是谁？

贝特西 您很清楚，是彼得里谢夫。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他到底在哪儿呀？

贝特西 在沃沃的房间里。您瞧好了。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万一不是他呢？

〔庄稼人和伙计鞠躬。

贝特西 （对伙计）是布尔吉耶派您送连衣裙来了？

伙计 是的。请放我回去吧。

贝特西 这我可不知道，归妈妈管。

伙计 我不知道该谁管。叫我送来，领钱回去。

贝特西 那您就等一会儿吧。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还是那一件表演画谜的服装吗？

贝特西 是的。服装漂亮极了。妈妈不要，也不想付钱。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为什么呢？

贝特西 您去问妈妈吧。花五百卢布给沃沃买狗不嫌贵，一百卢布的连衣裙倒嫌贵了。我总不能当丑八怪呀！（指庄稼人）这是些什么人？

格里戈里 庄稼人，来买地。

贝特西 我还以为是猎人呐。你们不是猎人？

庄稼人甲 不是，夫人。俺们是来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办买地的手续。

贝特西 是吗？有几个猎人要来找沃沃。你们大概不是猎人吧？

〔庄稼人沉默不语。

真蠢！（走近门口）沃沃！（哈哈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我们刚刚不是遇见他了吗？

贝特西 您记得真清楚！……沃沃，你在这儿吗？

第三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彼得里谢夫。

彼得里谢夫 沃沃不在，不过我甘愿代他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您好！您好，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久久用力摇贝特西的手，然后摇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

庄稼人乙 瞧，就像在摇抽水机一样。

贝特西 您代替不了他。不过总比没有好。（哈哈笑）您找沃沃有什么事啊？

彼得里谢夫 什么事？财政上的事，就是说我们的事糟糕透了！既是莫名其妙的事，又是财政上的事。

贝特西 莫名其妙的事是什么意思？

彼得里谢夫 您还问呐！问题就在于什么意思也没有！

贝特西 哼，这回不成功，完全不成功！（哈哈笑）

彼得里谢夫 可是总不能每回都成功呀。就像是当场开奖的彩票。开呀，开呀，接着就中奖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向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书房走去。

第三十五场

〔前场人物，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贝特西 嗯，这回没成功。请问，您昨天去看梅尔加索夫夫妇了吗？

彼得里谢夫 没看梅尔加索夫妇，而是看梅尔加索夫夫，甚至也没看梅尔加索夫夫，而是看了梅尔加索夫子。

贝特西 您能不玩jeu de mots[5]吗？这是一种病。吉卜赛人去了吗？（笑）

彼得里谢夫 （唱）围裙上绣着大公鸡，金色的大鸡冠！……

贝特西 真走运！我们却在福福家里闲着无聊。

彼得里谢夫 （继续唱）你向上帝许过愿，你向老天发过誓——到我家里来……下面的词怎么唱？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下面的词怎么唱？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到我家里来一会儿……

彼得里谢夫 怎么唱，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怎么唱呀？（哈哈笑）

贝特西 Cessez，vous devenez impossible！[6]

彼得里谢夫 J’ai cessé，j’aibé bé，j’ai dédé……[7]

贝特西 我看有一种方法能避开您的俏皮话：强迫您唱歌。我们到沃沃房里去吧。他还有一把吉他呢。走吧，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走吧。

〔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彼得里谢夫下，走进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

第三十六场

〔格里戈里、三位庄稼人和伙计。

庄稼人甲 这是谁家的人？

格里戈里 一位是小姐，另一位是家庭教师，教音乐的。

庄稼人甲 这么说，是教学问的。打扮得多干净漂亮啊。简直跟画儿似的。

庄稼人乙 干吗不嫁出去呢？年纪到了吧？

格里戈里 难道说都像你们乡下，十五岁就嫁出去？

庄稼人甲 那个男人，比方说，也是一个音乐人？

格里戈里 （学舌）音乐人！……你们真是一窍不通！

庄稼人甲 俺们就是笨头笨脑，就是说，没受过教育。

庄稼人丙 天啊！

〔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房间里传来由吉他伴奏的吉卜赛歌曲。

第三十七场

〔格里戈里、三名庄稼人、伙计；谢苗上，随着他上场的是塔尼娅。塔尼娅观察父子相会的情景。

格里戈里 （对谢苗）你在干什么？

谢苗 老爷派我到卡普奇奇先生家去。

格里戈里 怎么样？

谢苗 他老人家吩咐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能来。

格里戈里 好吧。我去禀报。（下）

第三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谢苗 （对父亲）你好哇，爹！叶菲姆大伯，米特里大伯，你们好！家里人身体都好吗？

庄稼人乙 你好，谢苗。

庄稼人甲 你好，老弟。

庄稼人丙 你好，孩子。活着吗？

谢苗 （微笑着）爹，咱们是不是去喝杯茶呢？

庄稼人乙 等一等，办完事再说。难道你没看见，现在没时间？

谢苗 嗯，那好吧，我在门口等一会儿。（下）

塔尼娅 （跟着他跑）你怎么一句都没提呀？

谢苗 不能当着大伙面说啊。等一等，等咱们去喝茶的时候，我就说。（下）

第三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谢苗。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上，拿着报纸在窗口坐下。

庄稼人甲 老兄，俺们的事办得怎么样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等一等，他快办完了，马上就出来。

塔尼娅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怎么知道快办完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知道，他要解决完问题的时候，就会大声念一遍问题和答复。

塔尼娅 听人说能用盘子跟鬼神谈话，这是真的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想必是可以。

塔尼娅 这么说，要是他们叫他签字，他就会签字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

塔尼娅 可他们不会用词儿说话。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用字母说。在哪个字母前停下来，就做个记号。

塔尼娅 哦，要是在招魂会上呢？……

第四十场

〔前场人物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朋友们，我不能同意。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全部付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庄稼人甲 当然，那样更好。可是老百姓太穷，实在办不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行，我实在不能同意。这是你们的文书。我不能签字。

庄稼人丙 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大人。开开恩吧！

庄稼人乙 干吗要这样办呢？这样太欺负人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乡亲们，这里没有什么欺负人的事。夏天我对你们说过：既然你们愿意，你们就办吧。当时你们不愿意；现在我不能办了。

庄稼人丙 大人！开开恩吧。眼下怎么过日子啊？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在门口停住。

第四十一场

〔前场人物；太太和大夫从楼上下来。瓦西里·列昂尼德奇跟在他们后面，心情十分轻松愉快，开心地把钱放进钱包。

太太 （腰束得紧紧的，戴着小帽子）这么说，得吃药？

大夫 要是再犯的话，一定得吃药。主要的是要注意保养。您想让浓浓的果汁流过像头发一样细的小管子，而且把小管子还压得紧紧的，那怎么成呢？不行吧？胆管也是这样的。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

太太 哦，那我吃，我吃。

大夫 这就好了。否则还是老样子；太太，这样下去不行，不行啊。好吧，别了！

太太 不能说别了，要说再见。我还是等您晚上再来。没有您我下不了决心。

大夫 好吧，好吧。要是有时间，我来一趟。（下）

第四十二场

〔前场人物，缺大夫。

太太 （看见庄稼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啦？这是些什么人？

〔庄稼人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是从库尔斯克省来的农民，找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谈买地的事。

太太 我知道是农民。谁放他们进来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老爷吩咐放进来。刚才老爷跟他们谈了卖地的事。

太太 卖什么地？根本用不着卖地。要紧的是怎么能把人从街上放进屋里来。怎么把街上的人放进屋里啦！不能放他们进来，天知道他们在哪儿过的夜……（火气越来越大）我看，他们的衣裳里每一条缝都爬满了细菌！猩红热、天花、白喉！他们是从库尔斯克，库尔斯克省来的，那里全省的人都害白喉！……大夫，大夫，快叫大夫回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下，随手关上门。格里戈里出去追大夫。

第四十三场

〔前场人物，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格里戈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把烟圈吐到庄稼人身上）没关系，妈妈，要不要我把烟吐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身上的细菌全熏死？怎么样？

〔太太严肃地沉默着，等大夫回来。

（对庄稼人）你们养猪吗？那才上算呢！

庄稼人甲 是哇，有时候俺们也养点猪。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这么大的……哟，哟！（学小猪哼哼）

太太 沃沃！沃沃，别学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像吗？怎么样？

庄稼人甲 是哇，有点像。

太太 沃沃，别闹了，我跟你说！

庄稼人乙 这是怎么啦？

庄稼人丙 我不是说过吗，不如先回住处好。

第四十四场

〔前场人物；大夫和格里戈里。

大夫 唉，还有什么事？又怎么啦？

太太 您叫我别激动。您瞧，我怎么能平静呢？我有两个月不见我妹妹了，我怕见任何可疑的客人。突然从库尔斯克来了一大帮人，直接从库尔斯克来的。那里到处是白喉，现在却到我家里来了！

大夫 是指这些汉子吗？

太太 就是呀，直接从白喉病区来的！

大夫 啊，既然是从白喉病区来的，那当然是不够谨慎的啰。不过，也不必太激动。

太太 您本人不是规定要谨慎吗？

大夫 是啊，是啊，不过也不必太激动。

太太 怎么办呢？得全部消毒。

大夫 不必，用不着全部消毒，那样太费钱了，要三百卢布呢，也许还不够。我想办法处理得又好又便宜。您拿一大瓶水来……

太太 凉开水？

大夫 都行。凉开水最好……瓶里放上一勺水杨酸，叫人把他们接触过的东西全都洗一遍，这些汉子嘛当然要赶出去。这就成了。没事了。再用同样成分的药水喷洒一下，两三杯就行了。您看吧，效果准好。百分之百安全！

太太 塔尼娅在哪儿？叫塔尼娅来！

第四十五场

〔前场人物和塔尼娅。

塔尼娅 您有什么吩咐？

太太 你知道洗手间里那个大瓶子吗？

塔尼娅 是洗衣女工昨天拿去洒地的那一个？

太太 就是那一个。还能是哪一个呢！你把那个瓶子拿来，先把他们站过的地板用肥皂洗干净，然后用这个……

塔尼娅 是，我知道怎样办。

太太 然后你拿喷雾器……不过，还是等我回来自己喷吧。

大夫 就这样办，不要怕。好吧，晚上见。（下）

第四十六场

〔前场人物，缺大夫。

太太 把他们都赶出去，都赶出去，连影子也不要留。滚，滚！走呀，你们还看什么？

庄稼人甲 是啊，是俺们太笨，谁叫俺们……

格里戈里 （赶庄稼人出去）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庄稼人乙 把俺的手帕给俺呀！

庄稼人丙 天啊！我说过——还是先回住处好。

〔格里戈里把他推出去。

第四十七场

〔太太、格里戈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伙计。

伙计 （几次试图开口说话）有没有回话啊？

太太 哦，这是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发火）没有回话，没有回话。拿回去！我跟她说过了，我订做的可不是这种服装，也不许我女儿穿。

伙计 我不知道情况，他们派我来送衣服的。

太太 走吧，走吧，把衣服拿回去。以后我亲自去一趟。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隆重地）布尔吉耶的使臣，请您走吧！

伙计 早就该说这话了。干吗让我在这儿坐等五个小时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布尔吉耶的使臣，走吧！

太太 别胡闹了。

〔伙计下。

第四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伙计。

太太 贝特西！她在哪儿？总是要等她！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扯开喉咙大喊）贝特西！彼得里谢夫！快来呀！快点！快点呀！怎么啦？

第四十九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太太 每次都要等你。

贝特西 相反，我在等您。

〔彼得里谢夫点头致意，吻太太的手。

太太 您好！（对贝特西）你总是回嘴！

贝特西 妈妈，要是您心情不好，我最好不去。

太太 我们到底去不去？

贝特西 去呀。有什么办法？

太太 你见到布尔吉耶派来的人吗？

贝特西 看见了，而且非常高兴。我订做了一套衣服，等付了账，我就穿上。

太太 我决不付钱，也决不允许穿不成体统的衣服。

贝特西 怎么会是不成体统的？原来挺体面，现在您又pruderie[8]起来了。

太太 不是pruderie，只有把胸衣全部改做，才穿得出去。

贝特西 妈妈，那实在是办不到的。

太太 唉，快穿衣服呀。

〔她们坐下来。格里戈里给她们穿皮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您看见没有，前室里空空荡荡？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怎么啦？（事先笑了）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布尔吉耶派来的人走了。怎么样？妙不妙？（大声哈哈笑）

太太 得了，我们走吧。（从门口出，立即又返回）塔尼娅！

塔尼娅 您有什么吩咐？

太太 我不在的时候，别让菲夫卡着凉。要是它一定要出去，那就一定给它戴上小黄帽。它身体不大舒服。

塔尼娅 是。

〔太太、贝特西和格里戈里下。

第五十场

〔彼得里谢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塔尼娅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彼得里谢夫 怎么样，到手没有？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告诉你，费了好大劲。起先我去找父亲，他大骂了一通，把我赶出门来。我又去找母亲——嘿，总算弄到了。在这儿！（拍拍衣袋）既然我决心去办，就别想躲开我……我揪住不放。怎么样？今天我的捕狼犬要送来了。

〔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穿外衣，下。塔尼娅跟着他们下。

第五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个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全是不愉快的事。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呢？说实在的，年轻一代可真不怎么样。女人们不也是那样吗？前几天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正想开口说话，一见她又发作了，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少见的和气人！是的，少见的和气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塔尼娅又把他们带回来了。

第五十二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和三名庄稼人。

塔尼娅 走吧，走吧，大伯们，没关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干吗又把他们带回来？

塔尼娅 没办法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得给他们求求情啊。我把地板擦干净就是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事情谈不成，我可看准了。

庄稼人甲 老爷您看我们的事该怎么办啊？麻烦您老人家想想办法。俺们呢，代表全村谢谢您操心。

庄稼人丙 亲爱的，您想想办法呀，俺们没法活了。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他们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真可怜你们，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乡亲们。我很明白。不过他已经拒绝了。现在怎么办呢？再说太太也不同意。未必能办成！唉，把你们的文书交给我，我去试试，求求他。（下）

第五十三场

〔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在叹气。

塔尼娅 大伯们，告诉我吧，该怎么办？

庄稼人甲 只要他伸手签个字儿。

塔尼娅 只要老爷在文书上签字，是不是？

庄稼人甲 就是这点事。签个字，收下钱事情就办好了。

庄稼人丙 只要他写上：我同意庄稼人的意见。就这么点事：签个字就完事了嘛。

塔尼娅 只要签个字？只要老爷在文书上签个字就行？（沉思）

庄稼人甲 是哇。就这么点事嘛。就是说，只要签个字，没别的事。

塔尼娅 你们等一下，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说。要是他说服不了老爷，我就去试一试。

庄稼人甲 你想骗他一下？

塔尼娅 我试试看。

庄稼人丙 哎，这姑娘愿意为俺们张罗。要是你能把事办成，比方说，俺们全村保证养你一辈子！就这样！

庄稼人甲 要是能把这事办妥，真该给你一座金山。

庄稼人乙 那还用说！

塔尼娅 我可不敢打包票。常言道，试一试，不是小事儿……

庄稼人甲 问一问也不会吃亏嘛。是哇。

第五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行，伙计们，你们的事办不成。他说了不同意，也不会同意的。把文书拿去。走吧，走吧。

庄稼人甲 （接过文书，对塔尼娅）这么说我们只好指望你了。

塔尼娅 我就去办，就去办。你们走吧，在街上等一等，我这就出来把结果告诉你们。

〔庄稼人们下。

第五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塔尼娅。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亲爱的，请您向老爷禀报一声，让他出来见我。我有句话要跟他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又是什么新玩意儿？

塔尼娅 有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您去禀告一下，没什么坏事，真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什么事？

塔尼娅 一个小小的秘密。以后我再向您坦白。您先禀报一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鬼！好吧，我去说，我去说。（下）

第五十六场

〔塔尼娅一个人。

塔尼娅 真的，我能办到。他说过，谢苗身上有一股力量。我知道是怎么弄的。当时谁也没猜出来。现在我再去教给谢苗。要是办不成，也没什么可怕。难道是罪过吗？

第五十七场

〔塔尼娅、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在他们后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微笑着）原来是你求见呀！你有什么事？

塔尼娅 一个小小的秘密，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请允许我单独禀报给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得这样吗？费奥多尔，你先出去一会儿。

第五十八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塔尼娅。

塔尼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在府上住，在府上长大成人。我非常非常感激您。我要像对亲生父亲一样向您说说心里话。府上有个谢苗，他想娶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原来是这样！

塔尼娅 我要像在上帝面前一样，向您坦白。我是个孤儿，没人好商量。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行啊，没什么！他好像是一个好小伙子。

塔尼娅 这倒是真的，他各方面都不错，只有一点我觉得没把握。所以我想问问您，他有一件事我总不明白……千万别是坏事才好。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他酗酒吗？

塔尼娅 不，谢天谢地！我知道，有一种叫魂术……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知道？

塔尼娅 当然知道呀！我非常明白。别人因为没学问，不明白这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又怎么样呢？

塔尼娅 瞧，我替谢苗担心。他有时候也出这种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出什么事？

塔尼娅 就像……叫魂……术那样的事。这事您问问大家好了。只要他在桌子边打瞌睡，桌子就会摇晃起来，吱吱响。吱吱……吱！大伙都听得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就是早上我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情况。还有什么？……

塔尼娅 是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是的，是星期三。大伙坐下来吃午饭。他在桌子边坐下，勺子自己跳到他手里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吗，这真有趣！跳进手里？他怎么，在打瞌睡吗？

塔尼娅 这我没注意到。好像是在打瞌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吗？……

塔尼娅 是呀，所以我才担心，想问一问，这事有没有害处？要跟他过一辈子啊，他身上却有这回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微笑着）不要紧，你别怕。这没什么害处。这只是说，他是一个神巫——是个神巫而已。我早先就知道他是一个神巫。

塔尼娅 原来是这样！我可一直担心来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事，别怕，没关系。（自言自语）好极啦。卡普奇奇不来，我们今天就试试他……没事，亲爱的，你别怕。他会是一个好丈夫的，没事……这是一股特殊力量，人人身上都有。只不过在一些人身上弱一点，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强一点。

塔尼娅 衷心感谢您。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这事了。我原来害怕着呢……这是我们没有知识的结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事，没事，不用怕。费奥多尔！

第五十九场

〔前场人物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出去一下。黄昏之前，你安排好招魂会的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卡普奇奇不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没关系，照常进行。（穿大衣）试验性招魂会用自家的神巫。（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送他）

第六十场

〔塔尼娅一个人。

塔尼娅 他信啦，他信啦！（尖声叫，一边跳）真的，他信啦！真是奇迹！（尖声叫）现在我一定能办到，只要谢苗不害怕就行了。

第六十一场

〔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返回。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样，秘密说出来了？

塔尼娅 说了。我也会向您坦白的，不过要在事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对您也有一个请求。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我有什么请求呀？

塔尼娅 （不好意思地）您对我来说，就像干爹。我要像对上帝一样，向您坦白。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唉，你别绕圈子了，直说吧。

塔尼娅 什么事呢？就是谢苗想娶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发现……

塔尼娅 用不着瞒您。我是个孤儿，您自己了解本地城里的风气：什么人都要来纠缠，就拿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来说，他也缠住我不放。这位也是一样……您知道吗？他们以为我没有感情。我只是给他们开心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很聪明，值得夸奖！嗯，怎么办呢？

塔尼娅 谢苗写信告诉父亲了。他父亲今天也见着我了，还说：宠坏了——说他儿子呢。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鞠躬）请您权当我父亲，跟谢苗的父亲他老人家谈谈。我把他带到厨房来，您也到那儿去一下，劝劝老人家。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微笑着）就是说，叫我当媒人啰？行啊，可以。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亲爱的，您就当我亲爹，我一辈子都要向上帝祷告，祝福您。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好吧。我一定去。我答应了，就一定办到。（拿起报纸）

塔尼娅 您做我的再生父亲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吧，好吧。

塔尼娅 那我就指望您啦……（下）

第六十二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独自一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点头）是个温柔的小姑娘，好姑娘。想想看，有多少这样的姑娘都给毁了。一失足就掉进了火坑……以后就别想在风尘中找到她。她不比可爱的纳塔利娅差……也是一个好姑娘，也是母亲生养的，掌上明珠似的养育成人……（拿起报纸）嗯，还是来看看咱们的费迪南，看他如何摆脱困境？……

——幕落

第二幕

〔舞台现出下人厨房的内部情况。三个庄稼人脱掉了外衣，浑身冒汗，坐在桌边喝茶。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叼着雪茄烟坐在舞台的另一侧。老厨子坐在炉炕上，前四场看不见他。

第一场

〔三名庄稼人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劝你别阻挠他。要是他愿意，她也愿意，那就让上帝保佑他们吧。她是个好姑娘，诚实的姑娘。别怪她爱打扮。城里人都这样。不打扮不行。姑娘聪明伶俐。

庄稼人乙 既然他情愿，行啊。是他去跟她过日子，又不是俺。不过她可是太干净了，怎么能让她进屋啊？她决不会让婆婆亲热地摸一下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与干净不干净没关系，要看脾气怎么样。如果脾气好，那就会听话，尊敬老人。

庄稼人乙 既然孩子乐意，一定要娶她，俺就要她。跟不爱的人过日子，也是一件苦事啊！俺跟老太婆商量商量，就让上帝保佑他们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呀，就这样击掌为定啰。

庄稼人乙 是啊，看来就是这样了。

庄稼人甲 扎哈尔，你真走运呀！你来办事，瞧，却给儿子说了个多好的丫头当媳妇啊。不过要喝上三杯，要按规矩办哇。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就不必了。

〔尴尬的静场。

我非常理解你们农民的生活。老实对你们说吧，我本人也在考虑，在哪儿买点地。盖一幢小房子，当个农民。就在你们那里也行啊。

庄稼人乙 这可是件好事啊！

庄稼人甲 是哇。有钱的话，可以在农村尽情享受。

庄稼人丙 那还用说！比方说吧，乡下嘛，任何时候都是自由自在的，跟城里不一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是我到你们那里落户，你们会接受我吗？

庄稼人乙 一定会接受的。只要你请老头们喝上三杯，他们马上就接受你。

庄稼人甲 比方说，您开个酒馆客店什么的，日子一定好过，不想死了。你就自由自在地过吧，没有任何麻烦。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到时候看情况吧。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过个晚年。我在这儿过得也挺好——怪舍不得撂下的，要知道，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是少有的善人。

庄稼人甲 是哇。可俺们的事他干吗不肯办呢？难道说就这样白跑一趟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倒是高兴办的呀。

庄稼人乙 看来他是怕老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怕。不过没她的同意也不行。

庄稼人丙 老爹，还是你给想想办法，要不然俺们怎么活呀？地太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咱们看看塔尼娅能忙出个什么结果来。她去办了呀。

庄稼人丙 （喝茶）老爷，行行好！地太少，别说大牲口，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要是由我定就好办多了。（对庄稼人乙）不管怎么说，伙计，咱们俩要当媒人了。塔尼娅的事谈成了吗？

庄稼人乙 俺既是说了，不说好媒俺不回家。但愿俺们的事能办妥！

第二场

〔前场人物；厨娘上，看看炉炕，向炉炕上打手势，同时开始兴奋地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交谈。

厨娘 老爷刚才把谢苗从主人厨房里叫上楼去了。老爷和那个请来的人，就是那个秃顶，叫他坐下来代替卡普奇奇行动。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胡说什么？

厨娘 真话！是雅科夫刚才告诉塔尼娅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真古怪！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马车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来干什么？

马车夫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就这样去说吧：雇我来不是跟狗住在一起的。让别人去住好了，我不同意跟狗住。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跟什么狗住在一起？

马车夫 就是从瓦西里·列昂尼德奇那儿牵来了三条公狗到我们车夫房里。到处拉屎撒尿，一屋子臭气，又不能靠近它们，因为它们咬人。凶着呢，鬼东西！不小心就会被它们吃了。我真想使棍子敲断它们的腿。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马车夫 是今天从展览会上牵来的，说是价钱挺贵的，一种藏毛狗[9]，鬼才知道！要么让狗在车夫房里待着，要么让马车夫住在那儿。您就这样去说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这是胡闹。我去问问。

马车夫 是不是把它们牵到卢克里娅这儿来？

厨娘 （急躁地）这儿是人吃饭的地方，你想把狗关在这儿。这里本来就已经够……

马车夫 我那儿存着出客的呢袍、车毯、马具。老爷要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唉，只好住到扫院工的屋里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事要告诉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马车夫 （生气地）他应当把这些公狗挂到脖子上去，带着它们到处走。可他还喜欢骑马出去。无缘无故就毁了美人儿。那可是一匹好马呀！……唉，这日子真难呀！（下，砰的一声带上门）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马车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啊，乱了套啦，乱了套啦！（对庄稼人们）唉，就是这么回事儿，伙计们，再见吧！

庄稼人们 上帝保佑你！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下。

第五场

〔前场人物，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刚走，炉炕上就传来哼哼声。

庄稼人乙 真够肥的，简直像个将军哇。

厨娘 那还用说！专用的上房，跟老爷一样，有人给洗衣服，茶呀，糖呀，全跟老爷用的一样，饭菜也是老爷桌上的。

老厨子 鬼也能这样活着，全是偷来的！

庄稼人乙 炉炕上躺着的是谁家的人呀？

厨娘 没什么，一个人。

〔静场。

庄稼人甲 嗯，前两天我看见你们这儿吃晚饭的情况，真有钱啊！

厨娘 这事没什么可抱怨的。在伙食上她肯花钱。每逢礼拜天是白面包，斋戒期间逢节日上鱼，谁愿意的话，可以吃荤菜。

庄稼人乙 斋戒期也有人吃大鱼大肉吗？

厨娘 唉，差不多都吃。只有马车夫，不是刚才来过的那一个，是老车夫，还有肖马[10]，我，管家婆，我们几个人斋戒，别的人都吃荤。

庄稼人乙 哦，老爷本人呢？

厨娘 唉，问到哪儿去了！他早就把斋戒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啦。

庄稼人丙 天呀！

庄稼人甲 那是老爷们的事，读书读出来的。这样才有学问啊！

庄稼人丙 俺想，天天吃细面面包吧？

厨娘 哎，还说细面面包呢！他们才不吃什么细面面包！你能看看他们的饭菜就好了：样样全有！

庄稼人甲 老爷们吃的自然都是细菜细点。

厨娘 细菜细点倒是细菜细点，可是他们吃起来也狼吞虎咽似的。

庄稼人甲 这么说，胃口好得很呀。

厨娘 因为是就着酒吃的啊。各种各样的甜酒、伏特加、冒泡的果子露。每一道菜配一种。边吃边喝，边喝边吃。

庄稼人甲 这么说，菜饭是大盆大盆往上端。

厨娘 他们狼吞虎咽的劲儿真厉害！要知道，他们不是坐下来，吃饱了，画个十字，祷告一下，站起来就完事；而是吃个没完没了。

庄稼人乙 像猪一样，连蹄子也放到食槽里。

〔庄稼人们笑。

厨娘 上帝赐福！他们刚扒拉开眼睛，就叫上茶炊，茶，咖啡，苏克力[11]。才喝完两茶炊，就叫上第三个。接着是早饭，午饭，然后又是咖啡。刚吃饱饭离开桌子，又是要茶。这时候还要上点心：糖果、薄荷饼——没完没了。躺在床上还吃个没完。

庄稼人丙 原来是这么回事哇。（哈哈笑）

庄稼人甲和乙 你怎么了？

庄稼人丙 能这样过上一天也好呀！

庄稼人乙 唉，他们什么时候干正事啊？

厨娘 他们有什么正事？打牌、弹琴——就这么些正事。小姐她有时候扒开眼睛，马上坐到钢琴前头，胡弹一气。住在这儿的女教师，常常站在一边等钢琴空下来；一个刚摆弄完，这个就大弹起来。有时候放两架钢琴，两个人弹一架，四个人一齐叮叮咚咚起来。响极了，连这儿都听得见。

庄稼人 唉，天啊！

厨娘 哎，就这么些正事：弹琴，要么打牌。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坐下来打牌，喝酒，吃烟——就这样通宵地干。刚起来又要吃的！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谢苗。

谢苗 请用茶！

庄稼人甲 你也请坐吧。

谢苗 （走近桌子）十分感谢。

〔庄稼人甲给他倒茶。

庄稼人乙 你到哪儿去啦？

谢苗 到楼上去了。

庄稼人乙 那儿有什么事？

谢苗 弄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庄稼人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试验我身上的一股力量。我不懂。塔季扬娜说，你干吧，咱们能给乡亲们求一点地，他会卖的。

庄稼人乙 那么，她是怎么办的啊？

谢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又不说。她只是说，你照我说的办就行！

庄稼人乙 到底干什么呀？

谢苗 现在没干什么事。他们叫我坐下，熄了灯，就吩咐我睡觉。塔季扬娜接着就藏起来了。他们看不见，我看得清。

庄稼人乙 这是怎么回事？

谢苗 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甲 清楚得很，为了消磨时间。

庄稼人乙 唉，看来咱们不懂这些事。你还是说说看：你支过不少钱吗？

谢苗 我没支过。大概总共攒了二十八个卢布。

庄稼人乙 这样还行。嗯，要是上帝保佑，土地的事能谈妥，肖姆卡，我就把你带回家去。

谢苗 我愿意。

庄稼人乙 俺想你已经给宠惯了。还想不想种地啊？

谢苗 种地吗？我随时能种。割草，耕地，这些活都没忘记。

庄稼人甲 比方说，过惯了城里生活，不想回乡下去了。

谢苗 没什么，乡下也能过日子。

庄稼人甲 瞧，米特里大伯想来顶你的差使，过阔日子呢。

谢苗 唉，米特里大伯，过上几天就腻了。看起来日子轻松，可是跑来跑去吃不消。累得不行。

厨娘 米特里大伯，要是你看看他们的舞会，那你才觉得好玩呢！

庄稼人丙 怎么样呢？一直吃吗？

厨娘 你哪行呢？你要能看见那样子就好了！我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带进去的。我看了看：太太们都漂亮极啦！个个打扮得花花绿绿，你哪有福气呀！到这个地方全是光光的，两只胳膊也是光光的。

庄稼人丙 天啊！

庄稼人乙 呸！真不要脸！

庄稼人甲 就是说，气候允许这样做。

厨娘 大伯，我呀也是这样看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全都光着身子。信不信由你：老太太们，你瞧，像我们家的太太，都有孙子了，也露出一大截。

庄稼人丙 天啊！

厨娘 还有呢！音乐突然一响，吹打起来，先生们马上就走到自家的舞伴面前，搂住腰，转开了。

庄稼人乙 老太婆们也这样吗？

厨娘 老太婆们也这样。

谢苗 不对，老太婆们坐在那儿。

厨娘 瞧你说的，我亲眼看见的！

谢苗 不是那回事儿。

老厨子 （探出头来，嘶哑地）那是波尔卡和马祖尔卡舞。唉，傻丫头，你不知道！就是这样跳的……

厨娘 哼，你这个跳舞行家，少说两句。瞧，有人来啦。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老厨子急忙隐去。

格里戈里 （对厨娘）来点酸白菜！

厨娘 我刚从地窖里上来，又要钻下去。是谁要？

格里戈里 小姐们要。快点！叫谢苗送来，我没时间。

厨娘 瞧，他们吃那么多的甜食，再也吃不下了，于是就想吃点白菜。

庄稼人甲 就是说，那是为了清扫清扫肠胃。

厨娘 是呀，把地方空出来，再往里塞！（端起茶杯下）

第八场

〔前场人物，缺厨娘。

格里戈里 （对庄稼人们）哼，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里。你们小心点！太太听说了，她一定会教训你们，比早上还厉害。（笑着下）

第九场

〔三名庄稼人、谢苗，老厨子待在炉炕上。

庄稼人甲 是哇。刚才闹的那一场真够厉害的！

庄稼人乙 他正想过问这事呢，后来一看，她在火头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随你去吧。

庄稼人丙 （挥手）都是一路货色。俺老婆子也是这样。有时候发起火来，简直怕人！俺就赶快从家里跑出去。叫她见鬼去吧！说不定她会用炉叉揍人。天啊！

第十场

〔前场人物；雅科夫持药方跑步上。

雅科夫 肖马，到药房去跑一趟，快点。给太太买点药面来！

谢苗 可是老爷吩咐我不要离开。

雅科夫 你来得及。也许用了茶点以后你才有事呢……请喝点茶吧！

庄稼人甲 请！

〔谢苗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缺谢苗。

雅科夫 我没空。不过还是倒上一杯吧，凑个热闹。

庄稼人甲 是呀，我们正在谈你们家太太，刚才的样子真傲气啊。

雅科夫 唉，这一位火气大得怕人！发起火来就没完。有时还哭呢。

庄稼人甲 俺正想问问呢！刚才她老说细军的事。她说，细群，把细群带进来了。这细群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雅科夫 噢，那是细菌。他们说，这是一种小虫子，说百病都来自这些小虫子。就是说，你们身上有这种小虫子。你们走了以后，把你们站过的地方洗了又洗，洒了又洒。有一种药剂，能杀死各种小虫子。

庄稼人乙 它们，这些小虫子，在俺们身上的什么地方呀？

雅科夫 （喝茶）据说，这种虫子小得很，戴上玻璃眼镜也看不见。

庄稼人乙 她怎么会知道俺身上有？也许她身上的这种脏东西比俺身上还多呢。

雅科夫 那你去问她！

庄稼人乙 俺觉得这是扯淡。

雅科夫 都知道是扯淡。大夫们总得想点花样出来，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你瞧，他天天到我们家来。来啦，说上几句，就给他十个卢布。

庄稼人乙 你别是胡说吧？……

雅科夫 有一个还要拿一百卢布呢。

庄稼人甲 是吗？还拿一百卢布？

雅科夫 一百卢布？你还说一百卢布。要是到城外出诊，得要一千。他说，给一千卢布，不给的话——你就咽气吧！

庄稼人丙 天啊！

庄稼人乙 怎么回事呢？他知道什么秘诀吗？

雅科夫 大概知道吧。从前我住在一位将军家里。在莫斯科郊外。那是一个脾气很凶、傲气十足的将军，真厉害！有一次他女儿病倒了。马上就派人请大夫。给一千卢布我就来……嗯，谈妥啦，他来了。不知什么事不中他的意。他就对将军大声嚷嚷开了，我的天呀！哼，他说，你原来是这样表示尊敬我的吗？那我就不治病！有什么办法呢！将军把傲气也忘了，千方百计地拍他马屁，求他：天啊！别扔下不管啊！

庄稼人甲 一千卢布给他了没有？

雅科夫 能不给吗？……

庄稼人乙 这钱真是来得快呀。庄稼人用这些钱办不少事啊！

庄稼人丙 俺想这都是扯淡。俺的脚以前烂过。治了又治，治病花了五个来卢布。后来不治了，脚也好啦。

〔老厨子在炉炕上咳嗽。

雅科夫 又待在那儿啦，亲爱的！

庄稼人甲 这个汉子是什么人？

雅科夫 做过我们家老爷的厨子，现在常到卢克里娅这儿来。

庄稼人甲 那么说是厨师啰。怎么，他住在这儿？

雅科夫 不……不准他住这儿。他只好在这儿混一天，在那儿混一夜的。手上有三戈比，就到夜店去住；要是都喝光了呢，就到这儿来。

庄稼人乙 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雅科夫 就是那么回事，身体太弱了。当年也是一表人才，像老爷一样！戴着金表，每个月挣四十卢布薪水。现在要不是卢克里娅，他早就饿死啦。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厨娘端着白菜上。

雅科夫 （对卢克里娅）我看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到这儿来了？

厨娘 他又能上哪儿去呢？——总不能冻死吧！

庄稼人丙 全是酒的罪过！就是说，全怪酒……（同情地啧啧舌头）

庄稼人乙 常言道，人身体好——就比石头还硬；人身体弱——就比水还软。

老厨子 （从炉炕上爬下来，胳膊腿都在颤抖）卢克里娅！我说，给一小杯酒！

厨娘 你往哪儿钻！我给你那么一小杯！……

老厨子 你怕不怕上帝？我要死啦。伙计们，给五戈比吧！……

厨娘 我说，你爬到炉炕上去吧。

老厨子 厨娘！给半小杯吧。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明白吗？——我用上帝的名义求你！

厨娘 去吧，去吧。给你一杯茶。

老厨子 茶有什么味道？茶有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水，没有劲。来点酒就好了。只要一小口……卢克里娅！

庄稼人丙 唉，亲爱的，多受罪呀。

庄稼人乙 唉，还是给他一杯吧。

厨娘 （从矮酒柜中取出酒瓶，倒一杯酒）请吧，多了没有。

老厨子 （一把夺过来，颤抖着喝）卢克里娅！厨娘！我喝完了，你要明白……

厨娘 喂，喂，少废话！爬到炉炕上去，老老实实待在那儿别动。

〔老厨子乖乖地爬上去，一边不停地嘟囔着。

庄稼人乙 人老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庄稼人甲 是哇。人老了就没用啦。

庄稼人丙 这倒是真的。

〔老厨子躺下，一直嘟囔不止。静场。

庄稼人乙 喂，我想问一下：俺们家乡有一个叫阿克辛茵娜的姑娘住在你们这儿。她怎么样？还好吧？就是说，过日子老实吗？

雅科夫 是个好姑娘，值得夸奖呢。

厨娘 大伯，我对你说实话吧，这里府上的事我一清二楚。你想给儿子娶媳妇儿，那你就快办，趁她现在还没有变坏，要不然就难免啰。

雅科夫 是啊，这是实情。去年夏天有一个姑娘纳塔利娅，在我们这儿住过一阵子。也是个好姑娘。糊里糊涂就完啦，跟这个人差不多……（指着老厨子）

厨娘 我们的姐妹在这里遭难的多得数不清。那是因为谁都想挑个轻松的活，吃好穿好。可是你瞧，就因为吃得甜甜的，一下子就学坏了。一学坏，人家就甩下不要。马上换一个新鲜的姑娘。亲爱的纳塔莎就是学坏了马上被赶出大门的。她生了孩子，又得了病，去年春天死在医院里。原来是多好一个姑娘啊！

庄稼人丙 噢，天呀！老百姓无权无势。应当可怜可怜。

老厨子 当然啰，会可怜的，该死的东西！（从炉炕上放下腿来）我围着炉台转三十年，结果用不着我了，你去咽气吧，跟狗似的！……那还用说，会可怜的！

庄稼人甲 是哇，这事嘛，大伙都知道的。

庄稼人乙 吃着，喝着，叫你小卷毛；吃完了，喝完了，再见吧，小癞子！

庄稼人丙 天啊！

老厨子 就你聪明。索泰阿拉巴蒙是什么意思？巴瓦萨里是什么意思？你懂吗？什么菜我做不出来呀？我有头脑！皇上吃过我做的菜！如今鬼东西们不需要我了。我绝不罢休！

厨娘 喂，喂，说个没完没了。瞧我整你！……你爬到角落里去吧，别叫人看见你。万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或者别的什么人进来，会连我一块赶走的。

〔静场。

雅科夫 这么说，您知道我的老家——耶稣升天村啰？

庄稼人乙 当然知道啦。离俺村十七俄里，不会多。顺着浅滩走，还要近一点。你怎么，有地吗？

雅科夫 哥哥有地。我呢，汇钱去。我人在这儿，可想家想死了。

庄稼人甲 是哇。

庄稼人乙 这么说，阿尼西姆是你哥哥啰？

雅科夫 是啊，是我亲哥哥！就住在村头。

庄稼人乙 当然知道，是第三家院子。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跑步上。

塔尼娅 雅科夫·伊万内奇！您怎么在这儿消闲自在啊？叫您呢。

雅科夫 我就去。那儿有什么事？

塔尼娅 小狗菲夫卡汪汪叫，要吃东西。太太在骂您呐，说：他真是个狠心的人；还说，他没有同情心，早就该吃饭，可他就是不送来！……（笑）

雅科夫 （想下）哎呀，她生气了？千万别出事呀！

厨娘 （对雅科夫）您把白菜带上。

雅科夫 给我，给我！（接过白菜，下）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雅科夫。

庄稼人甲 谁现在要吃午饭？

塔尼娅 小狗。太太的那条小狗……（坐下来，提茶壶）还有没有茶？我又带来一点茶叶。（添茶叶）

庄稼人乙 狗要吃午饭？

塔尼娅 当然啦！特地给它做煎肉饼。还不要肥的。我呢，还要给它，就是这条狗，洗衣裳。

庄稼人丙 天啊！

塔尼娅 就像那位埋了狗的老爷。

庄稼人乙 那是怎么一回事？

塔尼娅 听一个人说，他的，就是老爷的狗咽气了。大冷天的，老爷出门去埋狗。埋好以后坐在车上边走边哭。天寒地冻的。马车夫的鼻涕流个不停。他就擦鼻涕。……我给你们倒点茶。（倒茶）鼻涕一直流，他就一直擦。老爷看见了，说：“喂，你哭什么？”马车夫说：“老爷，怎么能不哭呢，那是多好的一条狗啊！”（哈哈大笑）

庄稼人乙 俺看他大概在想：就是你自己咽气了，俺也不会哭你的……（哈哈大笑）

老厨子 （在炉炕上）这话说得对，是这样的！

塔尼娅 好，老爷回到家里，马上跑去对太太说：“我们家的马车夫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一路上都在哭，他真可怜我那条名叫小友的狗。把他叫来！喂，喝杯伏特加，再奖给他一个卢布。”她也是这样的，说雅科夫不可怜她的小狗。

〔庄稼人哈哈大笑。

庄稼人甲 妙极啦！

庄稼人乙 真有意思啊！

庄稼人丙 哎哟哟，姑娘，你把我们逗乐啦！

塔尼娅 （再倒茶）请再喝点！……是啊，看起来好像日子挺美的，可有时候跟着他们屁股后头打扫这些脏东西，真恶心。呸！乡下比这儿好。

〔庄稼人把茶杯翻过来。[12]

（倒茶）请随便喝吧，叶菲姆·安东内奇！我来倒，米特里·弗拉西耶维奇！

庄稼人丙 好吧，那你就倒点，倒点。

庄稼人甲 聪明的孩子，俺们的事办得怎么样？

塔尼娅 没什么，正在办……

庄稼人甲 谢苗说……

塔尼娅 （急忙）他说什么？

庄稼人乙 可是弄不懂他的意思！

塔尼娅 现在我不能说，只有尽量想办法，尽力去办。瞧，你们的文书在这儿！（把塞在围裙里的文书指给他们看）只希望把这件事能办成……（兴奋地尖声叫）那就好极啦！

庄稼人乙 你小心点，别把文书弄丢了。写文书也花了钱的。

塔尼娅 你们放心。是不是只要他签个字就行？

庄稼人丙 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比方说，他签个字，就完事啦。（翻过茶杯）不喝了。

塔尼娅 （自言自语）会签字的，你们瞧着吧，他会签字的。请再喝点。（倒茶）

庄稼人甲 只麻烦你能把卖地的事办成，全村人都来给你办喜事。（谢绝喝茶）

塔尼娅 （倒茶，递给他）请喝吧。

庄稼人丙 只要你能办成，俺们一定给你办喜事。比方说，俺还要到婚礼上跳舞呢。虽说一辈子没跳过舞，可是一定要跳！

塔尼娅 （笑）我可指望着你们。

〔静场。

庄稼人乙 （上下打量塔尼娅）很好，很好。不过你干不了庄稼活。

塔尼娅 我吗？怎么，你们以为我没力气吗？要是你们能看看我是怎么把太太勒紧的就好了。连庄稼汉也勒不了那么紧。

庄稼人乙 你把她往哪儿勒呀？

塔尼娅 一个骨头做的东西，像一件小褂子，一直穿到这儿。嗯，用带子勒紧，就像给马套挽具一样。还要往手心吐唾沫呢。

庄稼人乙 这么说。你就像勒紧马挽上的带子？

塔尼娅 是啊，是啊，就是勒紧马挽上的带子。可是不能用脚去顶她呀。（笑）

庄稼人乙 你干吗要勒紧她呢？

塔尼娅 就是为了这个。

庄稼人乙 怎么，她是自愿吃苦头的？

塔尼娅 不，是为了漂亮。

庄稼人甲 就是说，为了身段给她勒的。

塔尼娅 勒的时候真紧呀，紧得她直翻眼睛。可是她还说：“再紧一点。”两只手都勒得发烫，您还说没力气。

〔庄稼人笑，一边摇头。

不过我聊得太久了。（笑着跑步下）

庄稼人丙 这姑娘真行，把大伙都逗乐啦。

庄稼人甲 多利落！

庄稼人乙 不错。

第十五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老厨子躺在炉炕上；萨哈托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上。萨哈托夫手持一只茶匙。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与其说是正餐，倒不如说是a déjeuner dînatoir[13]。早餐味道十分鲜美。我对您说，乳猪火腿妙极啦！鲁利耶菜烧得很好。我才从那儿回来。（看见庄稼人）庄稼人又到这儿来了？

萨哈托夫 是啊，是啊，这一切都好极了。不过我们是来藏一样东西的。那么，藏到哪儿去呢？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对不起，我就来。（对厨娘）狗都在哪儿？

厨娘 狗都在车夫房里。难道说能到仆人房里去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噢，在车夫房里？嗯，可以。

萨哈托夫 我等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对不起，对不起。哦，你说什么？藏东西？是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听我说，就藏到这些庄稼人中某一个人的衣袋里。就藏到这个庄稼人身上吧。喂，怎么回事？你的衣袋在哪儿？

庄稼人丙 你要衣袋干吗？瞧你？要衣袋！俺的衣袋里放着钱呐。

萨哈托夫 那么钱包在哪儿？

庄稼人丙 你要钱包干什么？

厨娘 瞧你！这是少爷。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哈哈大笑）您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害怕吗？现在我就告诉您：他有许多许多钱。喂，是不是啊？

萨哈托夫 是啊，是啊，我明白。嗯，那就这样办吧，您同他们谈谈；我呢，趁机悄悄放到这个袋子里——不让他们发现，叫他们没法指给他看。您同他们说说话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就谈，就谈。喂，伙计们，情况怎么样啊？买不买地呀？喂，怎么回事？

庄稼人甲 俺们诚心诚意提出买地。可还没办成。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们不要小气嘛。地是件大事。我对你们说过，可以种薄荷，还可以种烟草嘛。

庄稼人甲 是哇，各种粮食都可以。

庄稼人丙 少爷，您向老爷求个情。要不然怎么活啊！地太少，比方说，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

萨哈托夫 （把茶匙放到庄稼人丙的袋子里）C’est fait.[14]放好了，我们走吧。（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们不要太小气。怎么样？好，再见。（下）

第十六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老厨子躺在炉炕上。

庄稼人丙 俺说过，租间房子住好。唉，比方说，出几个钱，至少可以安安静静。这里嘛，老天爷饶了我吧。他说，缴钱。这是怎么一回事？

庄稼人乙 大概是喝多啦。

〔庄稼人翻过茶杯，站起来，在胸前画十字。

庄稼人甲 你记得他顺便提到种薄荷的事吗？这事要懂才行。

庄稼人乙 当然啦，瞧他说的，种薄荷。你来试试瞧，低头弯腰地干活——恐怕那时候你就不要薄荷糖吃了……唉，衷心感谢！……好孩子，你说我们该睡在哪儿呢？

厨娘 一位躺到炉炕上，其他的人躺到长椅上吧。

庄稼人丙 上帝保佑。（祈祷上帝）

庄稼人甲 上帝保佑事情办成。（躺下）明天下午能坐上车就好了。礼拜二能到家。

庄稼人乙 你们吹灯吗？

厨娘 不能吹灯！总有人要进来的，不是要这，就是要那……你们躺下睡吧。我遮着点灯光。

庄稼人乙 在一小块土地上怎么活呢？今年打圣诞节起俺就买粮食吃。燕麦草料也用完啦。要是能弄到四俄亩地，俺就把肖姆卡带回家。

庄稼人甲 你那是家务事，不要紧。给你多少地，你都能收割完。只要事情能办成就行了。

庄稼人丙 应当求求圣母娘娘。万一她大发慈悲呢。

第十七场

〔沉寂。叹气声。然后传来脚步声，说话的嘈杂声。门大开，急急奔上台来的人有：格罗斯曼，蒙着眼睛，拉着萨哈托夫的手；教授和大夫、胖太太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贝特西和彼得里谢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太太和男爵夫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塔尼娅。三名庄稼人，厨娘和老厨子（看不见他）。庄稼人跳起身来。格罗斯曼快步上，然后停下来。

胖太太 您不用操心：我在注意观察。我既然承担注意观察的任务，一定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谢尔盖·伊万内奇，不是您在主持吗？

萨哈托夫 不是。

胖太太 既然不是您主持，那您就不要反对。（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知道这些试验。我亲手做过。过去我常常有一种东西外流的感觉。一旦我感觉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允许我求您注意安静。

胖太太 哎呀，这我明白！我亲身体验过。一旦注意力分散开，我就无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嘘……

〔他们走来走去，在庄稼人甲和庄稼人乙身边寻找，又走到庄稼人丙跟前。格罗斯曼被长椅绊了一跤。

男爵夫人 Mais dites moi，on le paye？[15]

太太 Je ne saurais vous dire.[16]

男爵夫人 Mais c’est un monsieur？[17]

太太 Oh，oui.[18]

男爵夫人 Ça tient du miraculeux.N’est-ce pas？Comment est-ce qu’il trouve？[19]

太太 Je ne saurais vous dire.Mon mari vous l’expliquera.[20]（发现庄稼人以后，又四顾房内，看见厨娘）Pardon……[21]这是怎么一回事？

〔男爵夫人走到人群跟前。

（对厨娘）是谁放庄稼人进来的？

厨娘 雅科夫领来的。

太太 是谁命令雅科夫领来的？

厨娘 我不知道。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见过他们。

太太 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听不见她的话，忙于寻找，作嘘嘘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你们没看见我已经把前室全部消毒一遍，现在你们又把厨房给传染上了，黑面包，格瓦斯……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以为这没有危险，人家是来办事的，要走很远的路，从自家村里来。

太太 问题就在他们是从库尔斯克农村来的。那里死于白喉的人像苍蝇一样多。更主要的是——我已经多次命令不让他们待在家里！……我是不是命令过？（走近聚集在庄稼人面前的人群）小心点！别挨着他们，他们都得了白喉传染病！

〔谁也不听她的话；她自尊地走开，纹丝不动地站在一边，等待。

彼得里谢夫 （发出隆隆的鼾声）白喉病——我不知道。不过空中有另外一种传染病。您没闻到吗？

贝特西 别胡扯啦！沃沃，在哪个袋子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那个，在那个里面！到跟前啦，到跟前啦。

彼得里谢夫 这里是怎么一回事？是香水还是鬼神？[22]

贝特西 您吸香烟正是时候。吸吧，吸吧，靠我近一点。

〔彼得里谢夫弯腰，向四处喷烟。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您说，他会找到的。怎么样？

格罗斯曼 （在庄稼人丙身边不安地摸索）在这儿，在这儿。我有感觉，是在这儿。

胖太太 您觉得有东西流出来吗？

〔格罗斯曼弯腰，从小袋子里取出勺子。

全体 棒极啦！

〔全体欢欣鼓舞。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怎么样？瞧，我们的勺子在哪儿找到了！（对庄稼人）你怎么样啊？

庄稼人丙 什么怎么样？俺没拿过你的勺子。干吗要错怪俺呢？俺没拿过，就是没拿过。俺的良心知道。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俺看见他来就没有好事。他说，把你的钱包交出来。俺可没拿过。瞧，基督作证，俺没拿过。

〔青年人围着他，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生儿子的气）总是胡来！（对庄稼人丙）朋友，别担心！我们知道你没拿过。这是一种实验。

格罗斯曼 （解开蒙眼布，装出清醒过来的样子）可以的话，请给我一点水喝……

〔大家围着他忙碌。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让我们离开这儿到车夫房去。我给你看看那儿有我一条多好的公狗。Epatant！[23]怎么样？

贝特西 多难听的词儿。难道不能说：一只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不行。因为说到你，总不能说：贝特西是多么épatant的人吧？应当说姑娘。情同此理。喂，是不是啊？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对不对？说得好吗？（哈哈大笑）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唉，我们走吧。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贝特西、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下。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彼得里谢夫、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胖太太 （对格罗斯曼）怎么样？好吗？休息好了？（格罗斯曼不应声。对萨哈托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外流的感觉？

萨哈托夫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啊，好极啦，好极啦。非常顺利。

男爵夫人 Admirable！Ça ne le fait pas souffrir？[24]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Pas le moins du monde.[25]

教授 （对格罗斯曼）请允许我劳您驾。（递给他体温计）实验开始时，三十七度二。（对大夫）好像是这样的吧？劳驾，量一下脉搏。体力消耗是不可避免的。

大夫 （对格罗斯曼）喂，先生，请允许量一下您的脉搏。我们来量一下，量一下。（掏出怀表，抓住他的手）

胖太太 （对格罗斯曼）请允许问一下。要知道，您当时所处的状态不能称作梦境吧？

格罗斯曼 （疲倦地）同样的催眠状态。

萨哈托夫 就是说，应当这样理解：您是自己给自己施催眠术了？

格罗斯曼 就是呀。催眠状态的到来，不仅可以像沙尔科那样，借助联想或者当当鼓声，而且只要进入催眠区就会出现。

萨哈托夫 假如说是这样的，不过最好还是更准确地下一个定义，催眠术是什么？

教授 催眠术是一种能量变成另一种能量的现象。

格罗斯曼 沙尔科不是这样下定义的。

萨哈托夫 对不起，对不起，您的定义是这样的。可是利博亲口对我说……

大夫 （放下脉搏）哦，好啊，好啊，现在只要量一下体温就行了。

胖太太 （打断谈话）不，对不起。我同意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看法。请看我举一个最好的证据。有一次病后我失去知觉躺在那里，我忽然想说话。一般来说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不停地说啊、说啊的要求。人家对我说，我的话使大家都感到诧异。（对萨哈托夫）不过我好像打断了您的话？

萨哈托夫 （庄重地）一点也没有。请吧。

大夫 脉搏八十二次，体温升高了零点三度。

教授 嗯，这就是证据！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掏出记事本，记录）八十二次，是吗？三十七度五？催眠状态一出现，心脏的跳动必定加剧。

大夫 我作为医生可以证明，您的预言完全证实了。

教授 （对萨哈托夫）您是这样说的吗？……

萨哈托夫 我想说，利博亲口对我说过，催眠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促进暗示的心理状态。

教授 是这样的，不过主要的是当量定律。

格罗斯曼 此外，利博远不是权威，而沙尔科全面研究过并且证明，由打击、外伤引起的催眠……

胖太太 （插话）我用两句话给你们解释清楚。我丈夫得病以后，大夫们都拒绝……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我们还是进屋吧。男爵夫人，请！

〔全体下，一边争先恐后地谈话。

第十九场

〔三名庄稼人、厨娘、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老厨子待在炉炕上；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太太。

太太 （拉住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袖子，要他停下来）我多次请求您不要在家里发号施令！您只知道自己的那些蠢事，家务都要我来管。您会把病传染给大家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谁呀？什么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太太 什么？那些得白喉病的人在厨房里过夜，家里人不断进出厨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

太太 “我”什么？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什么也不知道。

太太 应当知道，既然您是一家之长。不能这样干。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我没想到……我想……

太太 听您说话叫人厌烦！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沉默不语。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马上赶出去！叫他们离开我的厨房！这太可怕了。谁也不听话，全是作对……我从那边把他赶走，他们又把这些人放进这里来。（越说越激动，甚至流下眼泪）全是同我作对！全是同我作对！我痛得很……大夫！大夫呀！彼得·彼得罗维奇！……连他也走了！（抽泣着下，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跟着她下）

第二十场

〔三名庄稼人、塔尼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厨娘；老厨子待在炉炕上。大家久久无言地站着，如同一幅画。

庄稼人丙 让他们都见上帝去吧！在这里一不留神还会落到警察局里呢。我一辈子没吃过官司。伙计们，咱们还是到客店去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塔尼娅）怎么办呢？

塔尼娅 没关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他们领到车夫房里去。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能领到车夫房里去呢？车夫已经抱怨过了，说是屋里全是狗。

塔尼娅 唉，那就领到扫院工的屋里。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塔尼娅 什么也不会知道。您放心吧，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能半夜里把他们赶走？再说他们现在也找不到地方过夜。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随你怎样办，只要他们不待在这儿就行。（下）

第二十一场

〔三名庄稼人、塔尼娅、厨娘和老厨子。庄稼人们收拾包袋。

老厨子 瞧，该死的鬼东西！吃饱饭没事干！鬼东西！……

厨娘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没让太太发现你就谢天谢地啦。

塔尼娅 大伯们，咱们到扫院工屋里去吧。

庄稼人甲 唉，俺们的事办得怎样了啊？比方说，签字画押的事怎么个情况？怎么样，俺们还有指望吗？

塔尼娅 过一小时咱们就能知道。

庄稼人乙 你能骗过他们？

塔尼娅 （笑）上帝保佑吧。

——幕落

第三幕

〔剧情发生在当天晚上，小客厅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的实验通常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第一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教授。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办呢，是不是冒险试一下，用我们的新神巫举行一次招魂会？

教授 一定举行。毫无疑问，神巫强而有力。最主要的是希望这场招魂会最好今天就举行，而且是同上次一样的人参加。格罗斯曼必然会响应神巫能量的影响。那样现象的联系和统一将更加清楚。您一定会看见，如果神巫能像现在一样强而有力，那么格罗斯曼一定会颤动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那好吧，我就派人去叫谢苗来，同时邀请愿意参加的人。

教授 好，好。我只需要给自己做一点札记。（掏出记事本，记录）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萨哈托夫。

萨哈托夫 他们在安娜·帕夫洛夫娜房间里坐下来玩文特牌，我是多余的人……再说，我对招魂很感兴趣，于是就到你们这儿来了……怎么样，要举行一场招魂会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举行，一定举行！

萨哈托夫 怎么，没有卡普奇奇先生的神巫力也举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Vous avez la main heureuse.[26]请您设想一下，我对您提到过的那个庄稼人原来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神巫。

萨哈托夫 原来如此！噢，这就更加有意思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是啊。午饭后我们用他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预备性实验。

萨哈托夫 已经做过而且确信无误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完全可信，而且是一个具有杰出力量的神巫。

萨哈托夫 （不信任地）原来如此！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原来在仆人房间里早就有人发现了。他一坐到茶杯跟前，小调羹就自动跳到他手里。（对教授）您听见过吗？

教授 没有，说实在的，我没听见此事。

萨哈托夫 （对教授）不过您还是认为这种现象是可能的？

教授 什么现象？

萨哈托夫 哎，一般来说，招魂的，降神的，或者一般超自然的现象。

教授 问题在于我们把什么事情称作超自然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块石头，把钉子吸引到自己身边，那么这种现象对观察者来说是什么现象呢？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萨哈托夫 是啊，那当然啦。不过像磁石吸铁这种现象，经常重复发生。

教授 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现象重复发生，于是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要把所研究的现象归总到其他现象共有的定律之下。现象看起来是超自然的，仅仅因为它们产生在神巫身上。可是，这不对。现象不是由神巫造成的，而是精神通过神巫造成。这中间区别很大。整个事情在于当量定律。

萨哈托夫 是的，当然，不过……

第三场

〔前场人物；塔尼娅上，站在门帘后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过有一点您不知道，无论是用尤姆或者卡普奇奇，还是用现在的这个神巫，事先是不能有所指望的。可能失败，也可能会有全盘的物化。

萨哈托夫 甚至能物化？会是什么样的物化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这样的：一个亡故的人来了，比如说，您的父亲或者祖父，他拉起您的手，给您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突然升到空中，就像上一次我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看到的情况。

教授 那自然啦，自然啦。但主要的事情是解释各种现象，并且把它们归纳成一般的定律。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胖太太。

胖太太 安娜·帕夫洛夫娜让我到你们这儿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欢迎之至！

胖太太 不过，格罗斯曼累坏了。他连茶杯都端不住。您（对教授）发现没有，当他走近的时候，脸色非常苍白？我立即发现了，并且头一个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

教授 毫无疑问，消耗了生命能量。

胖太太 所以我说，不能滥用这个。当然，催眠师曾经暗示我的一位女朋友——韦罗其卡·孔申娜。你们认识她，——叫她戒烟，可她的脊背却痛起来了。

教授 （想开口说话）测试体温和脉搏清楚地说明……

胖太太 对不起，我就说完。我对她说：还是吸烟好，省得这样犯神经，吃苦头。当然，吸烟有害。我也希望戒掉。不过，随您怎么说，我做不到。有一次我两星期没吸烟，后来还是忍不住，又吸起来。

教授 （再次试图说话）毫无疑问地说明……

胖太太 对不起，我还没说完！我两句话就完。您说消耗体力？我也想说，当年我乘驿站的马车旅行……那时候道路太差，这事您不记得，可是我注意到了，不管您怎样，我们犯神经全是铁路造成的。比如我吧，在路上无法睡觉，无论怎样也睡不着。

教授 （又要开始说，但胖太太不让他开口）消耗体力……

萨哈托夫 （微笑着）是啊，是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打铃。

胖太太 一夜，两夜，三夜我不睡觉，可是仍然睡不着。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告诉费奥多尔，让他把招魂所需要的一切都安排好。您把谢苗叫来——就是管餐室的男仆谢苗。听见没有？

格里戈里 是！（下）

第六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教授、胖太太；塔尼娅藏起来。

教授 （对萨哈托夫）测试体温和脉搏表明了生命能的消耗。同样情况也将表现在招魂中。能量守恒定律……

胖太太 是啊，是啊。我只是还想说一句。我非常高兴的是，一个普通庄稼人原来是一个神巫。这事妙极啦。我一向说过，斯拉夫主义者……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们暂时到客厅去吧。

胖太太 对不起，我只有两句话……斯拉夫主义者是正确的，不过我一向对自己的丈夫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夸大。您知道，这就是中庸之道呀。否则的话，怎么能断言说老百姓身上一切都好，我本人就看见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到客厅里去好不好？

胖太太 瞧，这样一个小孩就已经喝起酒来了。我立刻把他痛骂了一顿。后来他对我非常感激。他们是孩子，而孩子们呢，我一向说过，需要爱也需要严格管束。

〔全体下，一边谈话。

第七场

〔塔尼娅独自一人，从门后走出来。

塔尼娅 哎，只要能成功就行啦！（系线扣）

第八场

〔塔尼娅；贝特西急急忙忙上。

贝特西 爸爸在这儿吗？（仔细端详塔尼娅）你在这儿干什么？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我是顺便进来的。我想……顺便进来……（难为情）

贝特西 要知道现在这儿就要举行招魂会，是吗？（注意到塔尼娅在收拾线头，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突然哈哈大笑）塔尼娅！这些本来都是你干的？你别抵赖啦。上一次也是你？是你，是你，对吗？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亲爱的！

贝特西 （非常高兴地）哎呀，这多好啊！我可真没料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塔尼娅 小姐，亲爱的，您可别告发我呀！

贝特西 不会的，决不会。我高兴死啦！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塔尼娅 我这样办：我躲起来，等他们熄灯后我就钻出来行动。

贝特西 （指着线）这是干什么用的？嘿，不用你说，我明白，你用线擦过……

塔尼娅 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亲爱的，我只对您坦白承认。以前我这样干是淘气，现在我想干一件事。

贝特西 怎么？什么？什么事？

塔尼娅 是这样的。您已经看见了，庄稼人来，想买地，可是您爸爸不卖，也没在文书上签字，就把文书又还给了他们。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说，是神灵禁止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贝特西 哎哟，你真是个聪明人！干吧，干吧，不过你到底怎么干呢？

塔尼娅 我想出来了这样一个办法：等他们把灯熄了，我就开始敲打，扔东西，用线头擦过他们的脑袋，最后把卖地的文书（文书在我身上）扔到桌子上。

贝特西 接着怎么样呢？

塔尼娅 这样就行啦。他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文书本来在庄稼人手里，怎么突然一下子跑到这儿来了。这时我就命令……

贝特西 是啊！今天是由谢苗当神巫呀！

塔尼娅 于是我就命令他……（笑得无法说话）命令他用手去掐身边的人。只不过不能掐您爸爸，这事他决不敢干——让他在没有签署文书以前，一直掐别的人。

贝特西 （笑）可是不能这样干呀，因为神巫本人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

塔尼娅 哎，没什么。全是一回事。万一能办成呢。

第九场

〔塔尼娅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贝特西给塔尼娅打手势，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塔尼娅）你在这儿干什么？

塔尼娅 我是来找您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有什么事？

塔尼娅 我找您就是为了我求您那件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笑着）我做了半天大媒，总算定下来。只不过没有喝定亲酒罢了。

塔尼娅 （兴奋地尖叫）是真的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不是在对你说嘛。他说：我跟老婆子商量商量，上帝保佑吧。

塔尼娅 他是这样说的吗？……（兴奋地尖叫）哎呀，亲爱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一生一世都要为您祈祷！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哎，好啦，好啦。现在没时间。吩咐我收拾举行招魂会的事呢。

塔尼娅 让我来帮帮您。怎么收拾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收拾？就这样收拾：把桌子放到屋子中间，还有椅子、吉他、手风琴。不要点灯，要点蜡烛。

塔尼娅 （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共同安放一切）是这样放吗？吉他放在这儿，墨水瓶放在这儿……（放置）是这样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真的派谢苗吗？

塔尼娅 会派的。因为已经派过他一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真有意思！（戴上夹鼻眼镜）他身上干净不干净？

塔尼娅 我打哪儿知道！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你就这样办吧……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什么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去把洗指甲的小刷子和特里达斯牌香皂拿来——把我的拿来就行……你给他把指甲都剪一剪，洗洗干净。

塔尼娅 他自己会洗干净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你就告诉他一声。还有，叫他穿上干净的内衣。

塔尼娅 好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下）

第十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个人，坐进圈手椅中。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都说有学问，有学问。就拿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来说吧，他是大教授，可有时候却叫人十分怀疑。老百姓的迷信是粗俗的，要消灭，例如家神、巫师、女妖的迷信……可是，假如仔细想想，这同样是一种迷信。哎，难道说，死人的灵魂能说话，还会弹吉他，这可能吗？其实是有人在耍弄他们，或者他们自己耍弄自己。就拿谢苗来说，你就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翻阅相册）瞧，这就是他们的招魂相册。哎，给神灵照相，这事可能吗？瞧，这幅相片——土耳其人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坐在一起。人的弱点真是叫人惊讶！

第十一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上）怎么样，准备好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准备好啦。（微笑着）但愿您的新神巫别拆您的台就好了，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会的，我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试验过了。是个非常有才能的神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这我就不知道了。只不过他身上是不是干净？瞧，您没关照他把手洗干净。毕竟不大好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手吗？哦，对呀。你认为不干净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当然啦，是个庄稼人呀。这里有女士们，还有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这好的很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还有事想禀报您：车夫季莫费抱怨说，由于一群狗待在屋里，他无法保持清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在桌上排列招魂用具，心不在焉地）什么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今天给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牵来的三只灵，安顿在车夫房里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烦恼地）你告诉安娜·帕夫洛夫娜，看她的意思怎么办。我没时间管。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可是您知道她老人家偏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唉，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净给我找麻烦……再说我也没有时间。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谢苗穿着带褶的外衣，微笑着上。

谢苗 您叫我来有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是啊。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嗯，好极啦，好极啦。朋友，是这么回事，你就像上次那样，坐下来就去感觉。自己呢，什么事也不要想。

谢苗 有什么好想的？越想越糟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呀，对呀，对呀。越是无意识，就越有力。你别去想事情，只要一心一意地去随着情绪办：想睡觉，你就睡；想走动，你就走。你明白吗？

谢苗 有什么不明白的？没什么复杂的学问。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主要的是你不要不好意思。否则的话，你自己会感到奇怪的。你要明白，就像我们活着一样，无形的神灵世界也在这儿活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改正）看不见的生灵，你明白吗？

谢苗 （笑）有什么不明白的？照您说的，这事很简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可能升高，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发生，你不必胆怯。

谢苗 有什么好胆怯的？这些事都能办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那我就去叫大家来了。全准备就绪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好像全部准备好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石板呢？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楼下，我就取来。（下）

第十三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谢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嗯，这样很好。你别不好意思，要放松一些。

谢苗 是不是把外衣脱下来，那样就会更松快一些。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外衣吗？不行，不行，不能脱。（下）

第十四场

〔谢苗一个人。

谢苗 她又吩咐我照老样子干。她呢，又在玩自己的把戏。她怎么不害怕呢？

第十五场

〔谢苗；塔尼娅光着脚，穿一件贴墙布色的连衣裙上，谢苗哈哈大笑。

塔尼娅 （作嘘声）嘘……嘘！会听见的！喂，你把火柴贴到手指头上，像上次一样。（贴）怎么样，全记得？

谢苗 （弯手指）头一件事，把火柴弄湿。挥手，这是一；另外一件事——把牙咬得咯吱响，就是这个样……这是二。第三件事我忘啦。

塔尼娅 第三件事最要紧。你记住：等文书一掉到桌上，——我还要打一下铃——你马上就用两只手这样办……尽量伸开两只手抓就是。谁坐在你身边，你就抓谁。抓住以后就掐紧。（哈哈笑）无论是老爷还是太太，你掐紧就是，一直掐着，不要放手，就好像在梦中，同时把牙咬得咯吱响。一边还要吼着，就像这样……（吼）等我弹起吉他，你就好像是睡醒一样，伸伸懒腰，你知道，就是这样，接着就醒过来……记得住吗？

谢苗 我记得住，不过实在太滑稽了。

塔尼娅 你别笑。万一你笑了，也没什么。他们以为是在梦中。不过，等他们吹灭蜡烛以后，你千万不要真的睡着了。

谢苗 你别担心，我会揪自己的耳朵的。

塔尼娅 肖马奇卡[27]，亲爱的，你注意啊。你大胆干吧，不要怕，他一定会签文书的。你看好了。他们来啦……（钻到沙发下面去）

第十六场

〔谢苗和塔尼娅；格罗斯曼、教授、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胖太太、大夫、萨哈托夫、太太上。谢苗站在门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欢迎一切不相信的人！尽管神巫是新人，偶然发现的，今天我期待着非常引人入胜的显现。

萨哈托夫 非常非常有趣。

胖太太 （指谢苗）Mais il est très bien.[28]

太太 像一名掌管餐厅的仆人，是的，不过……

萨哈托夫 妻子们总是不信任丈夫们的事。您认为完全不可能吗？

太太 自然不可能。当然，卡普奇奇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不过上帝知道那是什么！

胖太太 不，对不起，安娜·帕夫洛夫娜，这事不能这样决定。在我还没有出嫁时，我做过一个美妙的梦。您知道，常常有一些梦使你弄不清楚，从何开始又在何时结束。我正是做了一场这样的梦……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上。

胖太太 这场梦给我很多启示。如今这些年轻人（指着彼得里谢夫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竟然否定一切。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对您说，我从来都不否定任何东西。对不对啊？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贝特西和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上，同彼得里谢夫交谈。

胖太太 怎么能否定超自然现象呢？据说，它同理性不协调。而理性可能是愚蠢的。那时候怎么办呢？例如在花园街——您听说过吗？每天晚上都有显现。我丈夫的弟弟——怎么称呼呢？……不是用beau-frère[29]，而是用俄语说……不是公公，还可以怎么称呼呢？我从来都记不住这些俄国称呼。他连着三个夜晚坐车去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我就说……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到底，谁愿意留下来呀？

胖太太 我，我！

萨哈托夫 我！

太太 （对大夫）难道您也留下来么？

大夫 是的。总该看一看阿列克谢·费拉基米罗维奇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没有证据就否定也是不行的。

太太 那么今天晚上一定要用了？

大夫 用谁？……哦，原来是说药面。是的，务必请您服用。是的，是的，服用……我一定来看看您。

太太 那好吧，请您来。（大声）等诸位结束以后，messieurs et mesdames，请到我房间里来休息一下，摆脱一下各种情绪，打完那场文特牌。

胖太太 一定来。

萨哈托夫 是的，是的！

〔太太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太太。

贝特西 （对彼得里谢夫）我对您说，留下来吧。我答应让您看见一些非同一般的东西。您愿意打赌吗？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难道说您信吗？

贝特西 今天我信。

玛亚丽·康斯坦丁诺夫娜 （对彼得里谢夫）您相信吗？

彼得里谢夫 “我不信，我不信狡猾的誓言。”嗯，如果伊丽莎白·列昂尼多夫娜吩咐的话……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我们留下来，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喂，是不是啊？我一定想出一些épatant的东西来。

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不，您别逗人发笑了。因为我会忍不住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大声）我——留下来。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严厉地）不过我请求留下来的诸位不要把这事当玩笑。这是严肃的事情。

彼得里谢夫 听见没有？喂，我们留下来。沃沃，坐到这儿来。注意，别胆怯啊。

贝特西 是啊，您在笑。可是您瞧好了，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才带劲呢！喂，是不是啊？

彼得里谢夫 （颤抖）哎哟，我怕，我真怕。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我害怕呀！……

贝特西 （笑）小声点！

〔全体坐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坐，请坐。谢苗，坐下！

谢苗 是。（坐在椅子边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你坐好。

教授 您按规矩坐下，坐到椅子中间，完全放松。（扶谢苗坐下）

〔贝特西、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哈哈大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抬高嗓门）我请留下的诸位不要淘气，态度要严肃。可能会出现恶劣的后果。沃沃，你听见吗？要是你不能规规矩矩地坐着，那你就走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是，规规矩矩！（躲到胖太太背后）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来催眠。

教授 不。安东·鲍里索维奇在座，我就不必了。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力量……安东·鲍里索维奇！

格罗斯曼 先生们！其实我不是神巫。我只研究过催眠术。是的，我对催眠术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所谓招魂术，我一点也不了解。从主体的催眠中我只能期待我所熟悉的催眠现象，如昏睡、意志缺乏、麻痹、失去痛感、强直性昏厥与各种类型的暗示。这里打算研究的不是上述现象，而是另外一些现象。因此，最好能知道这些要发生的现象是什么类型的，它们有什么学术价值。

萨哈托夫 我完全同意格罗斯曼先生的意见。这样的解释必然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想您不会拒绝扼要解释一下的。

教授 可以呀。如果诸位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解释一下。（对大夫）您请量一下体温和脉搏。我的解释必然是表面的和简短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扼要的，扼要的……

大夫 我立刻就量。（取出体温表，递给谢苗）喂，小伙子！……（放好体温表）

谢苗 是，老爷。

教授 （站起来对胖太太说，然后坐下）诸位！一般认为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从一方面来说，是一种新事物；从另一方面来说，是超出自然条件的事物。这两种观点都不对。这种现象不是新事物，而是像世界一样古老。也不是超自然的现象，而是遵循一切存在物共同遵循的永恒定律。通常把这种现象看成同精神世界的交流。这个定义不确切。根据这条定义，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对立，但这不正确，这种对立并不存在。这两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画一条隔开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我们说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

彼得里谢夫 枯燥无味的物质！

〔低语声、哈哈笑声。

教授 （停了停，然后又继续说下去）分子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是没有引力的，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些着力点。严格地讲，不是着力点，而是着能点。这种能量像物质一样，是统一的和不可消灭的。凡物质都是一回事，但可以有各种形态，能量也是这样。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四种互相变换的能量形态。我们知道的能有四种：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但是，这四种能量远远不能包括它的一切表现形态。能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所研究的正是这些新的、罕见的能的形态中之一种。我指的是招魂能。

〔从青年人所在的角落里又传来一阵低语和笑声。

（停下来，严厉地环视四周，继续说）招魂能早就为人类了解了。预言、预感、幻象，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是招魂能的表现。它所产生的现象早已为人所知。然而直到最近，直到认识产生超魂现象的介质之前，能量本身没有被承认。这就像在认识到超重物质即以太的存在之前，发光现象是不可解释的一样；也完全像在认识到以太的粒子之间存在另一种比以太还细小的、不遵循三维定律的超重物质之前（今天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一样，我们觉得招魂现象是极其神秘的……

〔又是一阵低语、哈哈笑声和吱吱叫声。

（再次严厉地环视四周）也正如数学运算不可辩驳地证实，产生光和电现象的超重的以太是存在的，正如天才的格尔曼·施米特和约琴夫·什马佐芬一系列光辉的、最准确的实验毫无疑问地证实，确实存在着一种充满宇宙和可以称作精神以太的物质。

胖太太 是的，现在我明白了。我真感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不过，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能不能……压缩一点？

教授 （没理睬）总之，我有幸奉告诸位的一系列严格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向我们表明了招魂现象的定律。这些实验向我们表明，某些人陷入催眠状态，这种状态与普通睡眠的区别仅仅在于此时的生理活动不仅不减弱，反而总是加强，就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样，结果是无论什么主体，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必然要在精神以太方面引起某些骚动，同固体沉入流体时产生的骚动完全一样。这些骚动实质上就是我们称之为招魂的现象……

〔一阵哈哈笑声和低语。

萨哈托夫 这一点完全正确，完全清楚。不过请问，如果像您所说的，神巫陷入睡眠状态会产生精神以太的骚动，那么，为什么这些骚动在招魂会上，通常总是表现为死者灵魂的活动？

教授 那是因为这个精神以太的粒子就是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世的人的灵魂。所以这个精神以太的各种震动必然会引起它的粒子的一定运动。这些粒子不是别的，正是通过这种运动进行相互交流的人的灵魂。

胖太太 （对萨哈托夫）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多简单啊……非常非常感激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夫 小伙子的身体情况很正常：体温三十七度二，脉搏七十四。

教授 （掏出记事本，记录）现在我们就要看见，神巫陷入睡眠状态必然引起体温与脉搏的上升，就像在催眠状态中一样。这一点足可证实我有幸向诸位报告的内容。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是的，对不起，我正想回答谢尔盖·伊万内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是死人的灵魂在同我们交流呢？我们所以能知道，是因为降临的神灵直接对我们说，就像我说话这样对我们说，他是谁，为什么要来，他在哪儿，他的处境好吗？最近一次招魂会是西班牙人堂·卡斯蒂利奥斯主持的。他全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什么时候死的，并且还说，因为参加了严刑拷问而觉得非常痛心。此外，他还通知我们，在他同我们谈话时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要重新降生在大地上。因此他无法结束已经开始的同我们的谈话。瞧，诸位自己就会看见的……

胖太太 （打断他的话）哎哟，多有意思啊！也许西班牙人已经降生在我们家里，如今还是个小孩子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非常可能。

教授 我想可以开始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我只想说……

教授 已经晚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嗯，那好吧，我们可以开始了。安东·鲍里索维奇，请让神巫入睡……

格罗斯曼 您愿意让我怎样使这个人入睡呢？有许多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布雷德法，有埃及象征法，有沙尔科法。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我想都一样。

教授 都可以。

格罗斯曼 那我就用自己的方法，我在敖德萨表演过。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吧！

〔格罗斯曼在谢苗头上挥动双手，谢苗闭上眼睛，伸懒腰。

格罗斯曼 （仔细审视）正在入睡，睡着了。催眠状态极为出色地快速到来。很明显，主体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妙极啦，正是异常敏感的主体才可以接受有趣的实验！……（坐下，站起来，又坐下）现在可以刺一下他的手。如果诸位愿意……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看到没有，神巫的入睡对格罗斯曼发生的作用？他开始振荡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熄灯吗？

萨哈托夫 为什么要在黑暗中进行呢？

教授 黑暗中？那是因为黑暗是招魂能出现的条件之一，正如一定的温度是化学能或者动力能显现的条件一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但不总是如此。它在烛光下和阳光下也曾显现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面前。

教授 （打断他的话）可以熄灯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以，可以。（吹熄蜡烛）诸位！现在请大家注意。

〔塔尼娅从沙发下爬出来，拉住系在壁灯上的线头。

彼得里谢夫 真的，我喜欢上那个西班牙人啦。他在谈话时头朝下……所谓piquer une tête.[30]

贝特西 别闹，您等一等，瞧后面的！

彼得里谢夫 我只担心一点：沃沃可千万别像猪崽一样哼哼起来。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您想要吗？我能抓住……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诸位！请不要谈话……

〔静场。谢苗舐手指，用指关节摩擦手指，然后挥动手。

亮光！你们看见亮光吗？

萨哈托夫 亮光！是啊，是啊，我看见了，不过……

胖太太 在哪儿？在哪儿？哎哟，真没见过！瞧，就在这儿。哎哟！……

教授 （低声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指着正在做动作的格罗斯曼）请您注意他是怎样振荡的。双份的力量。

〔亮光再次出现。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对教授）要知道，就是他。

萨哈托夫 他是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希腊人尼古拉。是他的亮光。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对不对呀？

萨哈托夫 希腊人尼古拉是怎么一回事？

教授 某一个希腊人，他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帝都做过僧人。不久前到我们这里来过。

胖太太 他到底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我看不见。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暂时还看不到他。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他对您一向特别青睐。您问问他吧。

教授 （用一种特殊的嗓音）尼古拉！是你吗？

〔塔尼娅敲墙两次。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高兴地）是他！是他！

胖太太 哎哟，哎哟，我要走了。

萨哈托夫 怎么能认为这就是他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因为敲了两下。这是肯定的答复。否则就是沉默。

〔静场。青年人所在的一角传出勉强压住的哈哈笑声。塔尼娅把灯罩、铅笔、擦墨水笔的布扔到桌子上。

（低声地）诸位请注意，这是灯罩。还有几样东西。铅笔！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铅笔。

教授 好的，好的。我正在注视着他和格罗斯曼。您在注意观察吗？

〔格罗斯曼站起来，扫视落在桌上的物品。

萨哈托夫 对不起，对不起。我很希望能看一看，这一切是不是都由神巫本人干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您这样认为吗？那您就坐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只手。不过，请您相信，他在睡觉。

萨哈托夫 （走近，头碰到塔尼娅放下来的线，恐慌地弯下腰来）是啊……很奇怪，很奇怪。（走近，拉住谢苗的肘部。谢苗吼叫）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听见没有，格罗斯曼在场的效果？这是新现象。应当记录下来……（跑出来，记录，然后返回）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是啊……但总不能撂下尼古拉不管呀，应当开始……

格罗斯曼 （站起来，走到谢苗跟前，抬起他的手又放下）现在进行一次收缩必然十分有趣。主体处于彻底催眠状态。

教授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格罗斯曼 如果您愿意的话……

大夫 老兄，您还是让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主持吧。这玩意非常严肃呀。

教授 别碰他，他已经是在睡梦中说话。

胖太太 现在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下了决心出席观看。虽说可怕，但我仍然十分高兴，因为我一向对丈夫说……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请大家不要说。

〔塔尼娅用线擦过胖太太的头。

胖太太 哎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胖太太 他抓住了我的头发。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低声）不要怕，没关系。您把手递给他。手掌冰凉，不过我喜欢这样。

胖太太 （藏起手来）决不递给他！

萨哈托夫 是啊，很奇怪，很奇怪！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在这里，正在寻求交流。谁想问点什么？

萨哈托夫 对不起，我来问。

教授 欢迎。

萨哈托夫 我信不信？

〔塔尼娅敲两下。

教授 答复是肯定的。

萨哈托夫 对不起，我还要问一下。我口袋里有没有一张十卢布的票子？

〔塔尼娅敲了许多下，用线在萨哈托夫头上擦过。

哎哟！……（抓住线并扯断它）

教授 我想请在座的诸位不要提模棱两可或者开玩笑的问题。他感到不愉快。

萨哈托夫 不过，对不起，我手里有一根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线？抓住它。这种情况经常有。不仅有线，而且有丝带，最古老的。

萨哈托夫 对不起，这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塔尼娅把枕头朝他扔去。

对不起，对不起！一样软东西砸到我头上了。请点上灯。这里有点……

教授 我们请您不要破坏显示。

胖太太 看在上帝面上，您别破坏呀！我也想问一下，可以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以，可以。您问吧。

胖太太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的胃，可以吗？我想问的是，我应当服用哪一种药，乌头还是颠茄？

〔静场。青年人一角在低语。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突然像婴儿一样叫起来：“哇！哇！”姑娘们捂着鼻子和嘴巴，一边吃吃笑着同彼得里谢夫跑出去。

哎哟，这是对的。这个僧人又生下来了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极度生气，怒气冲冲地低语说）你就会胡闹！假如你不会规规矩矩地待着，那你就走开。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下。

第二十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教授、胖太太、萨哈托夫、格罗斯曼、大夫、谢苗和塔尼娅。一片漆黑，沉默无语。

胖太太 哎呀，多可惜！现在可没办法问了。他已经出世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根本没有。这是沃沃在胡闹。他在这里。您问吧。

教授 这种情况常有。这些玩笑，讥讽——是最普通的现象。我认为他还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问一问。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请。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不，还是您请吧。这事弄得我心情不好。太不愉快了！这种不知分寸的行为！……

教授 好吧，好吧！……尼古拉！你还在这里吗？

〔塔尼娅敲两下，打铃。谢苗开始吼叫，伸开双手，抓住萨哈托夫和教授，掐他们。

多么出人意料的表现！作用到神巫本人身上了。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观察呀，我不方便。他在掐我。您瞧一瞧格罗斯曼的情况怎么样？现在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

〔塔尼娅把庄稼人的文书扔到桌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东西落到桌子上了。

教授 您看一看落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纸！一张叠起来的纸。

〔塔尼娅扔旅行用墨水瓶。

墨水瓶！

〔塔尼娅扔墨水笔。

墨水笔！

〔谢苗吼叫，掐人。

教授 （被掐住了）对不起，对不起，完全崭新的现象！不是激发出来的招魂能在发挥作用，而是神巫本人。还是把墨水瓶打开，把墨水笔放在纸上，他一定会写下的，一定会写下的！

〔塔尼娅从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身后走过来，用吉他敲他的脑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用吉他敲我的脑袋！（望着桌子）墨水笔还没有写字，纸也叠着。

教授 您快看看是什么纸，快点。很明显，是双份力量：他的加上格罗斯曼的！——在产生骚动。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拿起纸走出门外，随即返回）真稀奇！这张纸是同农民签署的文书，今天早上我拒绝签字，退给了农民。很可能是他要我签字？

教授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您再问问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尼古拉！也许你希望……

〔塔尼娅敲两下。

教授 您听见吗？很清楚，很清楚呀！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拿起笔，走出来。塔尼娅敲打，弹吉他，拉手风琴，然后又钻进沙发底下。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返回。谢苗伸懒腰，咳一声清嗓子。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他睡醒了。可以点上蜡烛。

教授 （急忙）大夫，大夫，请量一下体温和脉搏。您瞧吧，现在就会发现已升高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点蜡烛）怎么样啊，不相信的先生们？

大夫 （走到谢苗跟前，塞给他体温表）喂，好样的。怎么样，睡了个好觉？喂，把这个塞进去，再把双手伸出来。（看表）

萨哈托夫 （耸耸肩膀）我可以断言，神巫无力做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可是线呢？……我希望能解释一下线的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线，线！这里发生过更重要的事。

萨哈托夫 我不知道。至少je réserve mon opinion[31].

胖太太 （对萨哈托夫）不对。您怎么能说je réserve mon opinion呢？那么带翅膀的婴儿呢？难道说您没看见？起先我以为是假象，但后来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活生生的……

萨哈托夫 我只能说我看见的东西。那个我没看见，没看见。

胖太太 怎么会呢！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呀。左面呢，是一个黑衣僧人，还弯下腰对他……

萨哈托夫 （退开一步）真会夸大！

胖太太 （对大夫说）您是应当看见的。他从您那边升空的。

〔大夫不听她的，继续数脉搏。

（对格罗斯曼）还有亮光呢，还有他发出的亮光，特别是在小脸蛋的四周。还有那么温顺、温柔的表情，真是天神似的！（自己温柔地笑）

格罗斯曼 我看见一簇磷光，东西变换了位置。其他我就没看见什么了。

胖太太 哼，算了吧！您说这些话是因为你们沙尔科派的学者们不相信来世。如今谁也不能，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我对来世生活的信念。

〔格罗斯曼从她身边走开。

不，不，不管您怎么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一次是听萨拉萨蒂演奏；另一次就是此时此刻……是的！（无人听她的话。她走到谢苗跟前）喂，你告诉我，朋友，你当时有什么感觉？你当时觉得很沉重吗？

谢苗 （笑）是。

胖太太 不过还是能忍受得了？

谢苗 是。（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请问可以走吗？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去吧，去吧。

大夫 （对教授）脉搏与原来一样。不过体温下降了。

教授 下降了？（沉思；突然醒悟）正该如此啊！正该出现降温的！双份能量交叉应当产生某种类似干扰的作用。是的，是的。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胖太太、格罗斯曼、萨哈托夫全体边说边下。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彻底物化。不过……诸位，请到客厅去。

胖太太 使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他挥动一下小翅膀，可以看得见他升空的样子。

格罗斯曼 （对萨哈托夫）如果只进行催眠术，就会发生完全的癫痫病。那就会取得十全十美的成绩。

萨哈托夫 有趣，但不完全令人信服！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第二十一场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拿着文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上。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喂，费奥多尔，多有趣的招魂会呀！真有趣！原来是要把土地按照农民的条件让给他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原来如此！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可不是嘛！（给他看文书）你想想看，我交给他们的文书，竟然出现在书桌上。我签了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它怎么会落到这儿来呢？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瞧，就是落到这儿了。（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着他下。

第二十二场

〔塔尼娅一个人，从沙发下钻出来，笑。

塔尼娅 我的老天爷呀！他抓到线的时候，我真吓坏啦。（兴奋地吱吱叫）好，总算成功了——他签上字啦！

第二十三场

〔塔尼娅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这么说，是你耍了他们？

塔尼娅 关你什么事？

格里戈里 你以为太太会为了这事夸奖你吗？不行，办不到。现在你落到我手里啦。要是你不依我，我就把你的鬼把戏报告上去。

塔尼娅 我就不照你的意思办，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幕落

第四幕

〔舞台现出第一幕的布景。

第一场

〔两名穿着镶金边制服的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格里戈里。

跟班甲 （长着花白的连鬓胡须）今天到府上是第三家。幸亏拜客的日子都在这一带转。以前府上是逢星期四接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后来改成星期六，为的是大家都在同一天：戈洛夫金家、格拉德·冯·格拉贝家……

跟班乙 谢尔巴科夫家招待的不错，每次舞会都赏饭给跟班的。

第二场

〔前场人物；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从楼上下来。贝特西送她们。公爵夫人看看小记事本，看看表，然后坐到大木箱上。格里戈里给她穿上套靴。

公爵小姐 请你务必来。要是你不来，多多不来，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贝特西 我不知道。舒宾家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是排练。

公爵小姐 你来得及。不，你一定来。Ne nous fais pas faux-bond.[32]费佳和科科都要来的。

贝特西 J’en ai par dessus la tête de votre Coco.[33]

公爵小姐 我原来想我在这里能找到他。Ordinairement il est d’une exactitude…[34]

贝特西 他一定来的。

公爵小姐 当我看见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他刚刚求过婚或者就要求婚。

贝特西 唉，看来是一定要经过这一步的。多讨厌啊！

公爵小姐 可怜的科科哟！他多爱你呀。

贝特西 Cessez，les gens.[35]

〔公爵小姐在小沙发上坐下来，一边低声谈话。格里戈里给她穿套靴。

公爵小姐 那就晚上见。

贝特西 我尽量来。

公爵夫人 请转告令尊，我什么都不相信，不过我一定要来看看他的新神巫。请他通知我。再见，ma toute belle.[36]（吻她，与公爵小姐一起下）

〔贝特西上楼。

第三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 我不喜欢给老太婆们穿鞋子，她们怎么也弯不下腰来，因为肚子大，看不清，乱伸脚。给小娘儿们穿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手里握着她们的小脚儿心里才舒坦呢。

跟班乙 他还挑挑拣拣呢！

跟班甲 咱们这种人是不该挑三拣四的。

格里戈里 为什么不能挑呢？难道咱们不是人？ 那是他们以为咱们一窍不通。刚才谈得正痛快，瞅了我一眼就说：勒让。

跟班乙 这是什么意思？

格里戈里 用俄国话来说，就是：你别说啦，他们听得懂。午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我真懂。你们说有区别，什么区别也没有。

跟班甲 对懂的人来说，区别大着呢。

格里戈里 根本没有区别。今天我是佣人，明天也许我日子过得不比他们差。不是有人嫁给佣人吗？难道没有过？我去吸会儿烟。（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跟班乙 府上这位青年人胆子可不小。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没出息的小子。不会当差。以前当过管事，惯坏了。我原来劝老爷别要他，可是太太看上啦，说他仪表堂堂，出门体面。

跟班甲 要是我呀，就把他送到我们伯爵那儿，他会把他整得规规矩矩的。哼，他才不喜欢这种不守本分的人。听差就该是听差，别辜负自己的身份。这种傲气要不得。

第五场

〔前场人物；彼得里谢夫从楼上跑步下，取出一支香烟；科科·克林根戴着夹鼻眼镜迎着他上场。

彼得里谢夫 （若有所思地）是啊，是啊。我的第二个音节是“卡”，卡尔—托日—卡。我的整个字……是啊，是啊……哦，是科科沙—卡尔托沙！从哪儿来？

科科·克林根 从谢尔巴科夫家来。你总是胡闹……

彼得里谢夫 不，你听我说，有一个字谜：我的第一个音节是“金”，第二个音节是“卡”，我的整个词儿把小牛赶得远远的。

科科·克林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没有时间猜。

彼得里谢夫 你还要上哪儿去？

科科·克林根 上哪儿去？到伊万诺夫家，排练合唱，一定要去的。然后去舒宾家，接着去参加排练。你好像也应当去的？

彼得里谢夫 当然啦，一定去。大萝卜排练要参加；胡萝卜排练也要参加。因为以前我是一个野蛮人；现在呢，我既是一个野蛮人，又是一个将军。

科科·克林根 喂，昨天的招魂会怎么样？

彼得里谢夫 滑稽戏！来了个庄稼人，不过主要的是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沃沃学婴儿啼哭。教授作解释。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作阐述。好玩极啦！可惜你没来。

科科·克林根 我真担心，mon cher [37]。你总是善于用玩笑敷衍过去。可我总觉得，只要我说一句话，就有人曲解成我求婚了。Et ça ne m’arrange pas du tout，du tout.Mais du tout，du tout！ [38]

彼得里谢夫 你求婚时要用谓语，那样就不会成功啦。总之，你到沃沃那里去，咱们一块去参加小萝卜排练。

科科·克林根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这种笨蛋交朋友？太愚蠢啦，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二流子！

彼得里谢夫 可我喜欢他。我喜欢沃沃。不过“那是一种奇特的爱”，“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39]……（走进瓦西里·列昂尼德奇的房间里）

第六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科科·克林根。贝特西送一位贵妇人下楼。科科意味深长地鞠躬。

贝特西 （同他握手，侧身对着贵妇人）你们不认识吗？

贵妇人 不认识。

贝特西 这位是克林根男爵。您昨天怎么没来呀？

科科·克林根 实在来不了，没赶上。

贝特西 真遗憾。很有趣呢。（笑）您本来会看见非常有趣的manifestations[40]。怎么样啊，我们的字谜有进展吗？

科科·克林根 噢，对啦！mon second[41]要求的诗句已经想好啦。尼克写的诗，我作曲。

贝特西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说说看。

科科·克林根 对不起，怎么说呢？……有了！骑士对南娜唱道：（唱）

多么美丽的性情啊，

给我的心灵带来希望……

南娜，南娜！娜，娜，娜！

贵妇人 这是mon second 娜，mon premier[42]是什么呢？

科科·克林根 mon premier是阿勒，一个蛮女的名字。

贝特西 您瞧，阿勒是一个想吞掉自己情人的蛮女……（哈哈大笑）她一边走，一边发愁，一边还在唱：

唉，想吃呀……

科科 （打断她）我要呕吐……

贝特西 （接过来）

我想吃一个人，

我走了又走，游了又游……

科科·克林根

我找不着……

贝特西

我不知该去吃谁……

科科·克林根

瞧，远处有一只木筏……

贝特西

向这里游来；

筏上站着两名将军……

科科·克林根

我们是两名将军，

命运把我们联在一起，

送到了孤岛之上。

然后又是refrain[43]：

命运把我们联在一起，

送到了孤岛之上。

贵妇人 Charmant！[44]

贝特西 您明白这有多蠢！

科科·克林根 妙就妙在这里。

贵妇人 阿勒是谁？

贝特西 是我。我连礼服都做好了。可是妈妈说：“不规矩。”比起舞会礼服来，一点也没有什么不端庄的。（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喂，布尔吉耶时装店的伙计在这儿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在这儿，坐在厨房里呢。

贵妇人 嗯，那么阿勒娜[45]呢？

贝特西 您一定会看见的。我不想叫您扫兴。Au revoir.[46]

贵妇人 再见！（互相鞠躬告别。贵妇人下）

贝特西 （对科科·克林根）我们到maman那儿去吧。

〔贝特西和科科·克林根上楼。

第七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两名跟班；雅科夫端着托盘、茶、点心从餐厅里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前厅上。

雅科夫 （对跟班们）你们好！你们好！

〔跟班们鞠躬。

（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请您吩咐格里戈里·米哈伊雷奇，叫他帮帮忙。我要累死啦……（下）

第八场

〔前场人物，缺雅科夫。

跟班甲 府上这个人倒挺勤快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个好小伙子。可是太太不喜欢，说他长相不行。这里昨天还有人告他状，说他把庄稼人放进厨房了。但愿别把他开销了才好！是个好小伙子呀。

跟班乙 什么庄稼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是从我们库尔斯克省农村来买地的。天黑了，又是同乡。其中一个人是管餐厅的仆人的父亲。所以就把他们领到了厨房。这时候忽然玩起猜东西的游戏。东西就藏在厨房里。老爷太太们都来了，太太看见了他们——真倒霉！太太说，也许这些人都有传染病，竟然把他们带进了厨房！……她被传染病吓坏啦。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格里戈里。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格里戈里，去帮帮雅科夫·伊万内奇，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格里戈里 笨手笨脚的，所以才忙不过来。（下）

第十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

跟班甲 如今怎么会出了这种新的时髦事——这些传染病！……府上的太太也害怕？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胜过怕失火！我们整天忙的就是熏呀，洗呀，喷呀的。

跟班甲 所以嘛，我闻见了这样难闻的味儿。（活跃地）简直是胡来。这些传染病真造孽。可恶极啦！人们把上帝都忘了。我们老爷的妹妹莫索洛娃公爵夫人有个女儿快要死了，怎么样呢？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进房去看一眼，结果就没说声告别的话。女儿一直哭，叫他们来最后见上一面，他们就是没进屋！大夫发现了一种什么传染病。可是，她的贴身丫头和看护一直在照料她。什么事没有，两个人都活着。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瓦西里·列昂尼德奇和彼得里谢夫从房门上场，手持烟卷。

彼得里谢夫 我们还是去吧。我只需要把科科沙—卡尔托沙带上。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你的科科沙是个蠢驴！我对你说，我最讨厌他。真是个大草包，货真价实的废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喂，是不是啊？

彼得里谢夫 哎，稍等一下，我还是去告别一下。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唉，那好吧，我先去车夫房里看一看我的狗。有一条公狗凶极了。马车夫说，差点没吃掉他。怎么样？

彼得里谢夫 谁吃掉谁呀？难道是车夫吃了公狗？

瓦西里·列昂尼德奇 唉，你总是……（穿外衣，下）

彼得里谢夫 （沉思地）马—金—托日，卡尔—托日—卡……是啊，是啊。（上楼）

第十二场

〔两名跟班，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雅科夫在本场开始和结束时，跑步穿过舞台。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雅科夫）还缺什么？

雅科夫 缺夹心面包片！我说过嘛……（下）

跟班乙 我们家小少爷生病了。立刻就把他送进旅馆，还跟去一名保姆。结果小少爷就死在那儿了，连娘也不在身边。

跟班甲 不怕造孽呀！我认为，谁也躲不开上帝。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也是这样想的。

〔雅科夫端着夹心面包片跑步上楼。

跟班甲 还要请您注意，要是现在什么人都怕，那就只好关在四堵墙里，就像在大牢里，坐在那儿别动。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塔尼娅，然后雅科夫上。

塔尼娅 （向跟班们鞠躬）你们好！

〔跟班们鞠躬。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有两句话要对您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哦，什么事？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庄稼人又来了……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有什么事要办呢？文书我已经交给谢苗了呀……

塔尼娅 文书我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现在他们只要求收下他们的钱。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他们在哪儿？

塔尼娅 就在这儿。在门口台阶旁边站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那好吧，我去对他们说。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还有什么事？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您去求求太太放了我。

〔雅科夫跑步上。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雅科夫）你怎么啦？

雅科夫 还要一只茶炊和凳子。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去找女管家。

〔雅科夫跑步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塔尼娅 没有办法呀！现在我的事情只有这样办了。

雅科夫 （跑步上）凳子太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有多少就上多少。

〔雅科夫跑步下。

你选的时候不对。你瞧，忙忙乱乱的……

塔尼娅 可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自己知道，不管等多少时候，这样忙忙乱乱的情况也不会结束。您自己知道，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您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您就是我的亲爹。请您抽点时间说一说。否则太太会生气的，会扣住居留证不给我。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怎么这样着急呀？

塔尼娅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怎么能不着急呢？如今事情已经办成……我要到教母家去，准备一下。复活节后就办喜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大爷，您一定说一说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走吧，这儿不是地方。

第十四场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从楼上下来，默默无声地同跟班乙下。塔尼娅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班甲；雅科夫上。

雅科夫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为什么这样欺负人呀！太太现在要辞退我。她说，你总是砸东西，还忘了喂菲夫卡，违反我的命令带庄稼人去厨房。您是了解的呀，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塔季扬娜对我说：带到厨房去。我也不知道是按照谁的命令。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她说过吗？

雅科夫 她刚才说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一定要替我说说情！家里刚开始恢复元气，要是丢掉差事，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呢。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求求您！

第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跟班甲；太太送戴假发、镶假牙的老伯爵夫人。跟班甲伺候伯爵夫人穿外衣。

太太 请您一定光临呀！真的！我真是非常感动呢。

伯爵夫人 要不是身体欠佳，我会多到府上来的。

太太 真的，请带上彼得·彼得罗维奇。他有点粗鲁，不过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安慰人。他的话都非常简朴，非常明了。

伯爵夫人 不，我已经习惯啦。

太太 请留意。

伯爵夫人 Merci mille fois merci.[47]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格里戈里激动得披头散发，从餐室里跳出来上场。在他身后可以看见谢苗。

谢苗 你别去欺侮她。

格里戈里 你这个混蛋，我要教会你怎样打架！哼，你这个恶棍！

太太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是在下等酒馆里吗？

格里戈里 这个粗暴的庄稼汉不让我活了。

太太 （烦恼地）你们发疯了，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对伯爵夫人）Merci，mille fois merci.A mardi.[48]

〔伯爵夫人和跟班甲下。

第十七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太太、格里戈里和谢苗。

太太 （对格里戈里）这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戈里 我虽说是个跟班，可是我也有自尊心，决不允许任何庄稼人推撞我。

太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格里戈里 就是您的谢苗，因为跟老爷们在一起坐过，竟然大胆妄为，老是要打架。

太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样？

格里戈里 上帝知道。

太太 （对谢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谢苗 他为什么要欺负她呢？

太太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谢苗 （微笑着）是这样的。他老是对塔尼娅，就是您的贴身丫头，动手动脚。可她不愿意。我就用手把他拉开了……只用了一点点劲。

格里戈里 拉得不错，差点儿把肋骨给拉断了。燕尾服也扯破了。他还说：“像昨天一样，我忽然冒出一股力量。”就动手掐我。

太太 （对谢苗）你怎么敢在我家里打架？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安娜·帕夫洛夫娜，请允许向您禀报。应当告诉您的是，谢苗对塔尼娅有感情，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格里戈里呢，说实话吧，表现不好，不光彩。所以嘛，我想谢苗就生他的气。

格里戈里 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因为他们恨我揭发了他们的鬼把戏。

太太 什么鬼把戏？

格里戈里 就是招魂的事。昨天那些玩意儿不是谢苗，全是塔尼娅干的。我亲眼看见她从沙发底下出来。

太太 从沙发底下钻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戈里 我对天发誓。文书也是她拿来扔到桌子上的。要不是她的话，文书也不会签字，地也不会卖给庄稼人。

太太 您亲眼看见的？

格里戈里 我亲眼看见的。请您吩咐叫她来。她赖不掉。

太太 叫她来。

〔格里戈里下。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缺格里戈里。台后传来嘈杂声、门房的话声：“不行，不行！”门房上场，三名庄稼人从他身边夺路冲上舞台。庄稼人乙在前面；庄稼人丙绊一跤，倒在地上，捂着鼻子。

门房 不行，走吧！

庄稼人乙 不会倒霉吧。俺们又不是在干坏事。俺们是来送款子的。

庄稼人甲 是哇，画了押签了字，事就办成了。俺们只是抱着感激的态度来缴钱的。

太太 等一等，等一等表示感谢。这全是骗局。事情还没有了结呢。还没有卖出去。列昂尼德！叫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来。

〔门房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上，看见太太和庄稼人以后，就想返回去。

太太 别走，别走，请到这儿来！我几次对您说过，地不能赊出去。大家都对您说过。您像个大傻瓜，受骗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受什么骗？我不明白，有什么骗局。

太太 您不害羞吗？您的头发都花白了，可还像小孩一样受骗，叫人家嘲笑您。您舍不得花三百卢布替儿子保住社会地位，可自己却叫人家骗了成千上万的卢布。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Annette，你别着急呀。

庄稼人甲 俺们只是想把钱缴清……

庄稼人丙 （取出款子）看在上帝的面上，放俺们走吧！

太太 等一等，你们等一等。

第二十场

〔前场人物，格里戈里和塔尼娅。

太太 （严厉地对塔尼娅）昨天招魂会时，你在小客厅里吗？

〔塔尼娅叹口气，回头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和谢苗。

格里戈里 用不着绕圈圈了，我亲眼看见的……

太太 你说，你在不在小客厅里？我会了解到的，你坦白承认吧。我不处罚你。我只想揭露他（指着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这位老爷……是你把文书扔到桌子上的吗？

塔尼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有一个要求：能不能放我回家？

太太 （对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您瞧，在拿您开心呢。

第二十一场

〔前场人物。这一场开始时，贝特西上，悄悄地站在一边。

塔尼娅 安娜·帕夫洛夫娜，放我走吧！

太太 不行，亲爱的！要知道，也许你使我们损失了几千卢布呢。不该卖的地卖掉了。

塔尼娅 安娜·帕夫洛夫娜，放我走吧。

太太 不，你要负责。胡来是不行的。我要告到调解法庭去。

贝特西 （走上前）妈妈，您放了她吧。您要是想审判她，那就连我一块审判吧，昨天是我跟她一块干的。

太太 哼，有你掺和，肯定没好事。

第二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教授。

教授 您好，安娜·帕夫洛夫娜！您好，小姐！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我是来给您送芝加哥第十三次唯灵论者代表大会总报告的。施米特的发言极其有趣。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哦，很有意思！

太太 我可以对您说一说更有趣的事。原来是这个丫头拿您和我丈夫开心的。贝特西拉到自己身上，不过这是为了气我。是一个文盲小丫头拿你们开心，你们却相信她！昨天你们的那些招魂显现根本就不存在，全是她（指塔尼娅）干的。

教授 （脱大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太太 是这样的。她趁黑弹吉他，也是她敲我丈夫的脑袋。你们那些蠢事也是她干的。她刚才坦白承认了。

教授 （微笑着）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太太 证明您的招魂术是胡说八道！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教授 因为这个姑娘想骗人，因为这一点招魂术就像您说的，成了胡说八道吗？（微笑）奇怪的结论！很可能这个姑娘想骗人，这事常有；也许她干出了什么事，但是，她所干的事，是她干的；招魂能的显现是招魂能的显现。甚至很可能是这个姑娘干的事引起了，就是说诱发了招魂能的显现，赋予它一定的形式。

太太 又在做报告了！

教授 （严厉地）安娜·帕夫洛夫娜，您说这个姑娘，也许还有这位可爱的小姐，做了些事。然而亮光我们大家都看见了。第一次体温降低，第二次体温升高，还有格罗斯曼的激动和振荡。怎么，难道这一切也是这位姑娘干的？这些都是事实，安娜·帕夫洛夫娜，都是事实！不，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事物需要研究，需要全面彻底去理解，然后再去谈论它们，这些事物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还有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看见的孩子呢？还有，我也看见了……这事嘛，这个姑娘也是办不到的呀。

太太 您总以为自己是聪明人，其实您是一个大傻瓜。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 唉，我走。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到我房间里去。（走进书房，下）

教授 （耸着肩，跟他走）是啊，我们比欧洲差远啰。

第二十三场

〔太太、三名庄稼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贝特西、格里戈里和谢苗；雅科夫上。

太太 （对着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背后）把他像傻瓜一样骗了，他却视而不见。（对雅科夫）你有什么事？

雅科夫 请问要不要给许多人摆上餐具？

太太 要不要给许多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接管他手上的银餐具！马上滚！坏事都是他干的。这个人要把我赶进棺材。昨天差一点饿死小狗。小狗一点也没碰他。这还不算，昨天又是他把害传染病的庄稼人领进了厨房，现在他们又待在这儿。坏事都是他干的。滚，马上滚！算工钱给他，算工钱给他！（对谢苗）要是你今后还敢在我家撒野，我就要教训你这个混账东西！

庄稼人乙 没什么！既然他是一个混账东西，就没有必要卡住他不放，算工钱吧。不用多说了。

太太 （听他说话，一边端详庄稼人丙）你们看呀，这个人鼻子上有疹子，疹子！他是个病人，他带有传染病菌！！昨天我已经说过，不要放他们进来。瞧，他们又站在这儿了。把他们赶走呀！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怎么，您吩咐不收他们的款子？

太太 款子？款子您收下吧，不过立即把他们，特别是这个病人，赶出去！他已经烂完了！

庄稼人丙 你这是冤枉人，太太。真的，冤枉人。比方说吧，你问一下俺的老婆子。俺怎么会烂完了？俺，比方说吧，像玻璃一样光溜。

太太 还回嘴吗？……滚，滚！还要作对！……不，我受不了，受不了！快去找彼得·彼得罗维奇来。（跑步下，一边抽泣）

〔雅科夫和格里戈里下。

第二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太太，雅科夫和格里戈里。

塔尼娅 （对贝特西）小姐，亲爱的，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贝特西 没关系，没关系。你跟他们走吧，我来解决。（下）

第二十五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三名庄稼人、塔尼娅和门房。

庄稼人甲 怎么办啊，老兄？眼下缴不缴款子？

庄稼人乙 你放俺们走吧。

庄稼人丙 （不知如何处理钱）要是俺知道，俺一辈子也不会管这事。这比害一场大病还要坑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对门房）送他们到我房里去，那儿有算盘。我就在那儿收款子。去吧，去吧。

门房 走吧，咱们走吧。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你们要谢谢塔尼娅。要不是她，你们别想弄到地。

庄稼人甲 是哇。她想出了个由头，就办成啦。

庄稼人丙 她把俺们弄成人啦。要不然是什么样呢？地太少，别说大牲口了，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啊。再见哇，聪明的丫头！等你回到乡下，来俺家喝蜜呀。

庄稼人乙 俺一回到家，立刻动手准备办喜事，酿啤酒。一定要来啊。

塔尼娅 一定来，我一定来！（兴奋地吱吱叫）谢苗！那就好了！

〔庄稼人们下。

第二十六场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塔尼娅和谢苗。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上帝保佑！喂，塔尼娅，你记着，等你有了家，我一定上你家做客呀。你招待吗？

塔尼娅 亲爱的，我们要像招待亲生父亲一样招待你呀！（拥抱并吻他）

——幕落

[1]1俄亩约合1.09公顷。

[2]谢苗的卑称。

[3]布尔吉耶是布尔德的法语读音。

[4]1普特约合16.38公斤。

[5]法语：文字游戏。

[6]法语：别胡闹了，您变得叫人讨厌了！

[7]法语：j’ai cessé——我不闹了。接着是谐音文字游戏。

[8]法语：过于腼腆。

[9]应是“长毛狗”，马车夫说错了。

[10]谢苗的爱称。

[11]即巧克力。

[12]俄俗，表示不喝了。

[13]法语：厚实的早餐。

[14]法语：放好了。

[15]法语：请问，付钱给他吗？

[16]法语：我无法告诉您。

[17]法语：他是一位绅士吗？

[18]法语：哦，是的。

[19]法语：这是超自然的。是不是呀？他怎么能找到呢？

[20]法语：我无法告诉您。我丈夫会向您解释清楚的。

[21]法语：请原谅……

[22]是两个俄语同音字构成的文字游戏。

[23]法语：惊人的。

[24]法语：妙极啦！他不觉得痛吗？

[25]法语：一点也不。

[26]法语：您的手气很好。

[27]谢苗的爱称。

[28]法语：他真是一表人才。

[29]法语：夫兄或夫弟。

[30]法语：头朝下滚。

[31]法语：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32]法语：别让我空等。

[33]法语：您的科科让我讨厌死了。

[34]法语：通常他总是守时的。

[35]法语：别说啦，有仆人在。

[36]法语：我的美人儿。

[37]法语：我亲爱的。

[38]法语：这事我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一点也不！

[39]出自普希金《我为自己竖起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一诗。

[40]法语：显现。

[41]法语：我的第二首。

[42]法语：我的第一首。

[43]法语：副歌。

[44]法语：妙极啦。

[45]文字游戏，俄语арена意为舞台，竞技场，与阿勒前两个音节一样。

[46]法语：再见。

[47]法语：谢谢，非常感谢！

[48]法语：谢谢，非常感谢。星期二再见。

光在黑暗中发亮

（五幕正剧）

白嗣宏 译

人物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伦采夫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萨伦采娃——他的妻子

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万尼亚的教师

萨伦采夫家的家庭女教师

萨伦采夫家的保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科霍夫采娃——玛丽亚·伊万诺 夫娜的姐姐

彼得·谢苗诺维奇·科霍夫采夫——她的丈夫

丽赞卡——他们的女儿

切列姆沙诺娃公爵夫人

鲍里斯——她的儿子

东尼娅——她的女儿

小女孩——她的女儿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年轻的司祭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塔尔科夫斯基——柳芭的未婚夫

格拉西姆神父——司祭

公证人

伊万·贾布列夫——庄稼汉

玛拉什卡——他的女儿，带一个孩子

村妇——他的妻子

叶尔米尔——庄稼汉

另外一名庄稼汉

谢瓦斯季扬——庄稼汉

彼得——庄稼汉

村妇——他的妻子

百夫长

手持大草镰的庄稼汉们；手持耙子的村妇们

细木工

将军

将军的副官

上校

团部文书

哨兵

两名押解兵

宪兵军官

宪兵军官的文书

团部司祭

军医院精神科主任大夫

上述精神科助理大夫

上述精神科看守

患病军官

舞会钢琴伴奏师

伯爵夫人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萨伦采夫家的仆人们

大学生们、女士们

几对跳舞的人

第一幕

〔舞台现出乡间富宅一个带顶的露台。露台前是几个花坛、草地网球场和一处槌球场。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在槌球场上打球。露台上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萨伦采娃，四十岁，是个漂亮、优雅的女人；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科霍夫采娃，四十五岁，是个肥胖、果断、愚蠢的女人；她的丈夫彼得·谢苗诺维奇·科霍夫采夫，穿着夏季服装，身体肥胖，皮肤松弛，戴一副夹鼻眼镜。他们坐在铺着桌布、摆着餐具的桌旁，桌上放着茶炊和咖啡。他们在喝咖啡，彼得·谢苗诺维奇在吸烟。

第一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你不是我的妹妹而是外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不是你的丈夫而是熟人，那么我会觉得这事很古怪，也很讨人喜欢，也许我自己也会附和他的。J’aurais trouvé tout ça très gentil.[1]可是我看见你丈夫胡来，简直是胡来，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也要告诉他，你的丈夫。Je lui dirai son fait，au cher[2]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什么人也不怕。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自己也看见了。不过我认为这事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啊，你不这样想。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任其下去，那么你们就会一贫如洗，du train que cela va[3]。

彼得·谢苗诺维奇 哎，他们那样大的家产，穷不了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一贫如洗。我亲爱的，你别打断我的话。你总是认为男人们的所作所为全是好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哎，我并不知道呀，我是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一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假如你们男人开始胡来，il n’y a pas de raison que ça finisse[4]。我只是说，我处在你的地位就不允许这样干。J’aurais mis bon ordre à toutes ces lubiès.[5]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丈夫，一家之主，竟然无所事事，扔下家不管，把产业全都给了别人，et fait le généreux à droite et à gauche[6]。我知道这事的结局。Nous en savons quelque chose.[7]

彼得·谢苗诺维奇 （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Marie，请您给我解释解释，那是一种什么新的流派。哎，自由派，像地方自治局、宪法、学校、阅览室，以及tout ce qui s’en suit [8]，这些我都明白。哎，还有社会主义者：les grèves[9]，八小时工作制，这我也理解。可那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说一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昨天已经告诉您了呀。

彼得·谢苗诺维奇 老实说，我没弄懂。《福音书》、登山宝训、教会不要……那祈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怎么办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只破不立，这就是最主要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这些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去年开始的，自他姐姐死后。他很爱姐姐，姐姐的死对他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他就非常忧郁，总是在谈论死的事，自己也病倒了，这你们是知道的。瞧，害过伤寒以后他就彻底变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春天他还到莫斯科来看过我们，很讨人喜欢，而且还玩过文特牌。Il était très gentil et comme tout le monde.[10]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可是他已经变了一个人。

彼得·谢苗诺维奇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家庭漠不关心，简直是得了idée fixe.[11]他整天念《福音书》，夜里不睡觉，起来读，做笔记，抄录，接着开始访问高级僧侣、长老，都是去请教宗教问题。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呢，他斋戒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从结婚以来，他还没斋戒过，就是说有二十五年了。现在呢，在修道院斋戒过一次，接着又决定不需要斋戒，不需要上教堂。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正是说他朝三暮四。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一个月前，他没放过一次礼拜，遵守所有的斋期。后来这一切突然都没必要了。真拿他没办法。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说过他，以后还要说他。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啊。不过这还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对你来说，什么事都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男人什么教都不信。

彼得·谢苗诺维奇 请允许我说一句。我是说问题不在这里。假如他反对教会，那还要《福音书》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是因为得照《福音书》，照宝训的话去生活，把一切都献出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总是走极端。

彼得·谢苗诺维奇 要是把一切都献出，那么靠什么生活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他在宝训里找到哪一条要求跟仆人shake hands[12]？那里说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13]根本没说shake hands的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自然，还是他着迷了，他一贯爱着迷，有一段时间迷音乐，迷打猎，迷办学校。可我并不因此就觉得轻松一些。

彼得·谢苗诺维奇 他到城里去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没告诉我，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谈在我们这里伐木的事。庄稼人砍了我们的树林。

彼得·谢苗诺维奇 就是那片人工栽的云杉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法院判他们赔款、坐牢。他对我说，这案子今天要由会审法庭审理，我相信他是为这事去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宽恕这批人，明天这批人就会来砍园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所有的苹果树都被折断了，所有的草地也被踩烂了。他什么都宽恕。

彼得·谢苗诺维奇 真奇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因此我才说，对这事绝不能不管。要是这样继续下去，那么tout y passera [14]。我想，你作为母亲，应当prendre tes mésures[15]。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有什么办法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办法？阻止他，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你有儿女，叫他们怎样仿效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自然令人难堪。可是我总是逆来顺受，指望这事会过去的，就像他以往着迷的事都过去了一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过aide-toi，et dieu t’aidera[16]。应当让他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不能这样过日子。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最糟糕的是他不再管儿女们的事了。全要我一个人拿主意。可是，我有一个吃奶的孩子，还有一群女孩和男孩需要照管，督促。事事都是我一个人过问。从前他是一个那么温柔、体贴的父亲。现在呢，什么都无所谓。昨天我对他说，万尼亚不念书，考试肯定通不过；他却说，要是他干脆退学，那倒要好得多。

彼得·谢苗诺维奇 那么，上哪儿去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哪儿也不去。最可怕的就是他认为什么都不好；怎么才好呢他又不说。

彼得·谢苗诺维奇 奇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你们惯常的作风：批判一切，可又什么都不干。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现在斯乔帕已经毕业了，要选择出路，可是父亲什么也不对他说。他想到大臣办公厅去工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这没有用处。他想入近卫骑兵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本不赞成。他问：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去种地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竟说：为什么不能去种地？比坐办公室强多了。唉，他怎么办呢？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全要我拿主意。可是权都在他手上。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应当把这些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应当这样办，我同他谈谈。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在尽自己的责任，他也应当尽自己的责任。要是他不干，那就叫他全都交给你。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这真叫人难受。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如果你愿意，我去对他说。Je lui dirai son fait.[17]

〔年轻的司祭上。他有些受窘和激动，拿着一本小书，同大家握手。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年轻的司祭。

司祭 我是来拜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就是说，送书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进城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您借了一本什么书呀？

司祭 勒南[18]先生的著作，就是说，《耶稣传》。

彼得·谢苗诺维奇 什么！您读这种书！

司祭 （激动地点燃香烟）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人借给我看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轻蔑地）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借给您看的。怎么样，您同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勒南先生的意见吗？

司祭 当然不同意。就是说，如果我同意，那么我就不会像人们所说的是教会仆人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您像人们所说的是教会的忠实仆人，那您为什么不说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呢？

司祭 可以说，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有许多正确的论点，但在主要问题上有失误，就是关于教会的问题。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轻蔑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底有哪些正确的论点呢？怎么，照登山宝训去做，把自己的家产统统分给外人，叫自己家里人去讨饭，这也正确吗？

司祭 怎么说呢？教会使家庭变得神圣，就是说，教会的神父为家庭祝福，但是，至善的境界要求放弃尘世的享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苦行者是这样做的，可是我想凡人应当做平凡的事，每一个好基督徒都该这样。

司祭 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喂，您自然是结过婚了？

司祭 是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也有儿女？

司祭 两个。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么您为什么不放弃尘世的享乐呢？瞧，您在抽香烟。

司祭 因为意志薄弱，就是说，不称职。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啊，我看见了，您不是去开导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而是支持他。我老实对您说吧，这不大好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保姆。

保姆 （上）怎么，您没听见？小尼古拉在闹呢。请您去喂奶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就去，就去。（站起来，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保姆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太可怜我妹妹了。我看得出，她多么痛苦。管这个家可不是闹着玩的。七个孩子，一个奶娃娃，再加上那些想入非非的东西。我简直觉得这里事情不妙。（指着脑袋）我问您：你们发现的新宗教是怎么一回事？

司祭 我不明白，就是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请您别对我耍滑头了。您很清楚我问什么。

司祭 对不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想问，这是什么信仰？竟然主张握庄稼人的手，让他们砍树林，还给钱买伏特加酒，可自己的家庭撂下不管？

司祭 这事我不知……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说这是基督教。您是东正教的司祭，因此应当知道并且应当告诉大家，基督教是不是叫人奖励偷窃？

司祭 可是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否则的话，您还算什么司祭，留什么长发，穿什么法衣呢？

司祭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可没人问我们……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没人问？我就在问。昨天他对我说，《福音书》里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可是，应当怎样去理解呢？

司祭 我想是从简单的意义上去理解。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可是我认为不是从简单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照我们学过的去理解，每个人的命都是上帝指定的。

司祭 当然。不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瞧，很清楚，人家告诉我了，您站在他那一边。我干脆告诉您吧，这很不好。假如是一个女教师或者一个小孩子支持他，那还罢了。您身为司祭就应当记得自己的责任。

司祭 我尽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不上教堂，不承认圣礼，这算什么宗教呢？您呢，不是去开导他，却跟他一起读勒南的书，按自己的意思解释《福音书》。

司祭 （激动地）我无法回答。就是说，我被击中了要害，因此无言以对。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唉，假如我是高级僧侣，我就教您怎么读勒南的书，怎么吸香烟。

彼得·谢苗诺维奇 Mais cessez au nom du ciel.De quel droit？[19]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别来教训我。我相信神父不生我的气。得了，我全说出来了。如果我把怨气都积在心里，那更不好。

司祭 请您原谅，如果我的说法不对，请您原谅。

〔尴尬的静场。司祭走到一旁，打开书，阅读。柳芭和丽赞卡上。柳芭是一个二十岁的、精力充沛的漂亮姑娘，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女儿。丽赞卡比她年长，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女儿。她俩都系着头巾，提着小篮子，准备出门去采蘑菇。她们问了好，柳芭向姨妈和姨父问好，丽赞卡向父母问好，同时都向司祭问好。

第五场

〔前场人物；柳芭和丽赞卡。

柳芭 妈妈在哪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刚刚出去喂奶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喂，你们可得多采些回来。今天一个小姑娘采来了极好的白蘑菇。我本想跟你们一起去的，可是天太热了。

丽赞卡 爸爸，咱们一起去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去吧，去吧，否则你更得发胖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那好吧，不过我要带上烟卷儿。（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谢苗诺维奇。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年轻人都到哪儿去了？

柳芭 斯乔帕骑车去车站，米特罗凡·叶尔米雷奇和爸爸进城了，几个小的在打槌球，万尼亚就在这儿，在台阶上逗小狗玩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斯乔帕做出什么决定没有？

柳芭 他亲自把要求当志愿兵的申请书送去了。昨天他对爸爸非常无礼，真讨厌。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他自己也不好过啊。Il n’ya pas de patience qui tienne.[20]小伙子需要开始生活，可是人家对他说：你去种地吧。

柳芭 爸爸不是这样对他说的。他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唉，反正都一样。只是斯乔帕需要开始生活，不管他有什么设想，总说不好。因此他才自作主张。

〔斯乔帕骑车上。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斯乔帕。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Quand on parle du soleil，on en voit les rayons.[21]刚才我们谈到你。柳芭说，你同爸爸谈话的情况不佳。

斯乔帕 没那回事。没什么特别的。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我，我呢，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信念不一致，这不是我的过错。柳芭什么也不懂，却要大发议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斯乔帕 我不知道爸爸作了什么决定，恐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不过我私下决定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近卫骑兵队。只有我们家凡事都要弄出一些特别的麻烦。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毕业了，应当服兵役。我讨厌跟醉汉和粗鲁的军官们一起在军队里服兵役，因此我要加入近卫军，那儿有我的许多朋友。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嗯，可是爸爸为什么不同意呢？

斯乔帕 爸爸么？他的事真难说。他受到自己的idée-fixe的影响，除了他想看见的以外，什么都不闻不问。他说，军职是最卑鄙的职业，因此不要去服兵役，因此他就不给我钱。

丽赞卡 不对，斯乔帕，他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也在场。他说，假如不能不服兵役的话，那么就应当应征入伍，而当志愿兵就意味着自己选择这种职业。

斯乔帕 可去服兵役的是我，而不是他。他也服过兵役啊。

丽赞卡 是的，不过他说，他并不是不给钱，而是不能做违反他的信念的事。

斯乔帕 这里没什么信念可谈，而是应当服兵役，就是这么回事。

丽赞卡 我只不过说了我听见的话。

斯乔帕 我知道，你同意爸爸的一切意见。姨妈，您知道吗，丽莎[22]完全站在爸爸一边。

丽赞卡 凡是正确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也知道丽莎一向赞成各种蠢事。她闻得出哪里有蠢事。Elle flaire cela de loin.[23]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穿着红衬衫，带着狗跑步上，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万尼亚 （对柳芭）你猜，谁要来？

柳芭 没必要猜是谁。把电报给我。（伸手要，万尼亚不给）

万尼亚 我不给你也不告诉你。就是叫你脸红的那个人。

柳芭 胡说！是谁打来的电报？

万尼亚 瞧，你脸红啦，脸红啦。阿林娜姨妈，她脸红了，对吗？

柳芭 别胡说啦！是谁打来的？阿林娜姨妈，是谁打来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切列姆沙诺夫府上。

柳芭 原来是他们！

万尼亚 是啊！那你干吗脸红啊？

柳芭 姨妈，给我看看电报。（读）“我们三人乘邮车到。切列姆沙诺夫家。”这么说，是公爵夫人、鲍里斯和东尼娅。好啊，我很高兴。

万尼亚 是很高兴呀！斯乔帕，你睢，她的脸多红。

斯乔帕 哎，别老缠着她，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

万尼亚 是呀，因为你也在追求东尼娅啊。你们还是抓阄吧。要不然哥哥不能娶妹妹，妹妹也不能嫁给哥哥。

斯乔帕 别胡说了。最好别开口。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丽赞卡 假如乘邮车来的话，现在他们就要到了。

柳芭 是呀。我们别出去了吧。

〔彼得·谢苗诺维奇拿着香烟上。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柳芭 彼佳[24]姨父，我们不去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怎么回事？

柳芭 切列姆沙诺夫一家马上就要到了。最好还是先打一场网球吧。斯乔帕，你打吗？

斯乔帕 好呀。

柳芭 我和万尼亚对你和丽赞卡。同意吗？我去拿球，把孩子们也带来。

第十场

〔前场人物，缺柳芭。

彼得·谢苗诺维奇 唉，我只好留下来。

司祭 （想下）再见！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您等一等，神父。我想同您谈谈。再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要来了。

司祭 （坐下来，又点烟）也许要等很久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瞧，有人来了。大概是他。

彼得·谢苗诺维奇 这是哪个切列姆沙诺娃？难道就是娘家姓戈利岑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就是她。就是在罗马和姑妈住在一起的那个切列姆沙诺娃。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真高兴见到她。离开罗马以后就没见过面。当时她同我一起唱二重唱来着。她唱得动听极啦。她好像有两个孩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她就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同萨伦采夫一家这么亲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是亲近，去年他们在国外时住在一起。我觉得，la princesse a des vues sur Louba pour son fils.C’est une fine mouche，elle flaire une jolie dot.[25]

彼得·谢苗诺维奇 不过，切列姆沙诺夫一家自己就很有钱。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是过去。公爵健在，可是把家产挥霍光了，成了堕落的酒徒。夫人上诉到皇上御前，总算抢救出一点点家产，同时离开了他。不过夫人让儿女受到了极好的教育。Il faut lui rendre cette justice.[26]女儿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非常讨人喜欢。我想，玛莎并不太高兴。让她现在招待客人不是时候。瞧，Nicolas[27]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好，阿林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哦，（对司祭）是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握手寒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咖啡还有。给你倒一杯？有点凉了，不过可以热一热。（打铃）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吃过饭了。玛莎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在喂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她身体好吗？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还好。怎么，你的事都办好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办好啦。假如还有茶，或者咖啡，那就给我倒一点。（对司祭）哦，您把书送来了。看完了吗？路上我一直在考虑您的事。

〔仆人上，请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握他的手。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耸耸肩，同丈夫交换眼色。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请把茶炊热一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必啦，阿林娜。我不想喝了。要喝的话，我就随便喝一点。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米西。

米西 （看见父亲以后，从球场上跑过来，勾着他的脖子撒娇）爸爸，跟我打球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亲切地抚摸她）就来，就来。让我先吃些点心。你去打球吧，我就来。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缺米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会审法庭认定农民有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桌旁坐下，狼吞虎咽地喝茶、吃点心。

到底怎么样，认定有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认定有罪，再说他们自己也服罪了。（对司祭）我想，勒南对您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不同意法庭的裁定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烦恼地）我自然不同意。（对司祭）您的问题不在于基督的神性，也不在于基督教的历史，而在于教会……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服罪，et vous leur avez donné un démenti[28].他们不是偷的，而是拿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开始对司祭说话，但坚定地转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阿林娜，亲爱的，你别用冷嘲热讽的话纠缠我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一点也没有……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你想认真地了解我为什么不能因为农民砍了他们需要的树而同他们打官司……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想连这个茶炊他们也需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让这些人因为在算作我的树林里砍了十棵树就去坐牢、破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彼得·谢苗诺维奇 唉，又要争论。我还是牵上小狗去花园里散散心吧。（走下露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即使大家公认，而我决不能认为，这座树林是我的。照这样说法，我们有九百俄亩森林，每亩约有五百棵树，总共四十五万棵。（好像是这么多吧？）他们砍了十棵，就是说四万五千分之一。请问，值不值得，可以不可以因此把这个人从家里拉走，关进大牢？

斯乔帕 是啊！但是，如果不要求赔偿这四万五千分之一的话，其余的四万五千分之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九也很快就会被砍光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这只是对你姨妈说的。实质上我根本无权占有这座树林，因为土地属于大家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属于某一个人。而且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花费过任何劳动。

斯乔帕 那是你积攒下来，保存下来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通过什么方法积攒下来的呢？再说森林也不是我本人保存下来的……哎，假如一个人不因为自己揍了别人而感到羞耻，那么这一点是 无法证明的。

斯乔帕 并没有人动手揍别人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劳动，却享用别人的劳动，不为此感到羞耻，这一点也是无法证明的。你在大学里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只是为了替我们的处境辩护而设。

斯乔帕 恰恰相反，科学粉碎任何偏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知道，假如我处在叶菲姆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干的。这样干了以后，假如我被关进大牢，我也会绝望的。因为我想要别人对待我像我对待别人那样，所以我不能怪罪他，同时尽一切努力救他。

〔彼得·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斯乔帕同时说。

彼得·伊万诺维奇 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占有任何财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样的话，偷东西比干活有利。

斯乔帕 你一向不肯正面答复。我说的是，谁积攒下来，谁就有权使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微笑着）哎，我不知道回答谁好。（对彼得·谢苗诺维奇）什么也不应当占有。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如果说不应当占有任何东西，不能有衣服，面包，而应当全部献出去，那就没法活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能像我们这样生活。

斯乔帕 那就该去死。因此，这个学说不适用于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它正是生活所需要的。是的，应当全献出去。别说是把我们用不着而且也从来没见过的森林献出去。应当献出去，是的，连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面包也都献出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连孩子们的面包也献出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连孩子们的也献出去。不仅献出面包，连自身也要献出去。全部基督学说就在于此。要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献出去。

斯乔帕 那就意味着去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如果你为朋友而死，那么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问题不仅在于精神。精神存在于肉体。肉体追求为自己而生，而启蒙的精神追求为上帝、为他人而生。任何人的生活不单是肉的，而是灵肉调和而成的。越接近为上帝而生就越好。由于我们越努力为上帝而生越好，肉的生活就会自己为自己努力的。

斯乔帕 何必采取中间的、调和的态度呢。既然这样生活好，那就把一切都献出去，一死了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极了。你尽量这样做吧。对你对别人都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这话不清楚，不好懂。C’est tiré par les cheveux.[29]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没办法。这一点不可言传。看来说的不少了。

斯乔帕 确实不少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下）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缺斯乔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对司祭）您对这本著作的印象如何？

司祭 （激动地）怎么说呢？当然，历史方面阐述得非常充分，不过说服力，就是说可靠性不足，也许是因为材料不足。 无论是基督的神性，或者是非神性吧，都未能作历史的证明。只有一个证据是不可推翻的……

〔说话时，起先是女士们，然后是彼得·谢苗诺维奇下，只剩下司祭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就是说教会。

司祭 哎，自然是教会，也就是说，是可靠的、神圣的人物的证据。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以理解的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一贯正确的教派，让我们可以信任它，那就好了。希望有这样一个教派。不过只有愿望还不能证明它存在。

司祭 我以为恰好证明它存在。哎，上帝不会给自己的律法留下曲解、歪曲的余地，而会安排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真理的捍卫者，在捍卫者手里，他的真理就不会被曲解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很好。可是您本来应当证明真理本身的，现在呢，应当证明真理捍卫者的真实性。

司祭 哎，这里嘛，需要信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信仰是得信仰，没有信仰不行。但是不能信仰别人对我说的话，而是信仰通过本人思想进程，通过自己的理智得到的信仰……信仰上帝，信仰真正的永恒生命。

司祭 理智可能欺骗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热烈地）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亵渎行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件认识真理的神圣工具，一件可以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工具。可是我们不信。

司祭 是啊，有分歧存在，怎么信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分歧在哪里呢？像二乘二等于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物有因之类的真理，我们大家都承认，因为它们都符合我们的理智。至于说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显灵，佛陀乘日光飞去，穆罕默德升天，基督也是升天而去。在诸如这类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就不同了。

司祭 不对，我们手持真理的人没有分歧，我们都信仰上帝，基督，因此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在这方面也不一致，而是各持己见。再说，我为什么要更信您，而不是信佛教喇嘛？仅仅因为我生下来就属于您的信仰吗？

〔打球者之间又起了争论。

——出界了。

——没有，没出界。

万尼亚 我看见的。

〔谈话间，仆人们摆桌子，又端来茶、咖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说：教会使大家团结一致。恰恰相反，一向是教会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大分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30]

司祭 这是基督诞生以前的事。是基督把大家聚集起来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基督聚集起来的，可是我们分散了，因为我们错误理解了他。他打破了各种教会。

司祭 那么，怎样去理解“告诉教会”[31]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问题不在一句话，这话对教会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问题在于学说的精神。基督学说是世界性的，包含着一切信仰，而不允许存在任何导致分裂的例外，诸如基督复活、基督的神性、圣事等等。

司祭 这可就是您对基督学说的诠释了，而基督学说的基础正是他的神性与复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教会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断言，他们掌握着全部毋庸置疑的、一贯正确的真理。这就是他们造成分裂的原因。“这就让我们和圣灵喜欢了。”早在第一次使徒大会时就开始了。从那时候起他们就开始断言，他们掌握着全部绝无仅有的真理。因为假如我说，上帝是存在的，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承认上帝存在这一点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可是，假如我说，婆罗门神存在，或者说犹太神存在，或者说三位一体存在，那么这样的神就会分裂我们。人们希望团结一致，因此想出种种团结的手段，却忽视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团结手段——追求真理。就好像人们站在一座大房子里，光线从房顶中央照射下来。人们不是全体走向亮光，而是尽量在各个角落里聚集成一小堆一小堆。如果全体走向亮光，即使没有想到团结，却团结在一起了。

司祭 可是，假如没有一定的真理，那么怎样去领导人民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本应当去拯救自己的灵魂，从事上帝的事业，可我们关心的却是拯救他人，教育他人。我们教给他们什么呢？想想也叫人害怕。如今，十九世纪末，我们教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然后产生大洪水，把各种兽类引进方舟，还有《旧约》中的一切胡说八道和龌龊事。还教给人们说，基督命令所有的人用水施洗礼，或者相信荒唐可耻的赎罪，说不赎罪就得不到拯救。然后基督飞到天上，坐在那里，坐在子虚乌有的天上圣父的右边。这些话我们已经听惯了，可这太可怕了。一个天真的、相信真和善的儿童会问，世界是什么，它的律法是什么，我们不是把传给我们的爱和真理的纯朴学说告诉他，而是把各种可怕的荒唐和下流事灌输给他，还说是来自上帝。这真可怕呀。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丑恶的罪行。我们，还有您和您的教会在做这种事。请原谅。

司祭 是的，就是说，如果从纯理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学说，是这样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管怎样看，情况都一样。

〔静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上。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司祭鞠躬告辞。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再见，神父，他会把你引上邪路，您别听他的。

司祭 请研究一下《圣经》吧。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不容忽视。（下）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缺司祭。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Nicolas，你真不可怜他。虽说他是司祭，可还是个孩子，不可能有坚定的信念，还没有形成己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给他时间在虚伪的环境中形成己见，变得麻木不仁吗？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再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真诚的人。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他相信了你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用不着相信我。假如他看见了真理，那就很好，对于他，对于大家都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这很好的话，那么大家都会相信你了。可现在恰恰相反，谁也不相信你。你的妻子最不相信你，也不可能相信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谁对你说的？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把这些都向她解释解释。她永远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去关心别的人而把自己的孩子扔下不管。你就把这一点向玛莎[32]解释解释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一定会理解。还有，阿林娜，请你原谅，她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如果没有别人的影响，她会理解我，并且同我一起前进。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为了一个酒鬼叶菲姆而使自己的孩子失去生活保障，在这个问题上et compagnie[33]？绝不会的。至于你生我的气这件事，请你原谅，我不能不直言相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生气。相反，我甚至很高兴你把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使我有机会亲自向她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今天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件事，现在就告诉她，你看着吧，她会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她既聪慧又善良。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这我可有点怀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不怀疑。因为这不是我的胡思乱想，这只不过是人人皆知的，基督已经向我们揭示了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是的，照你的看法，基督向我们揭示的是这层意思；而照我的看法，是另一层意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有另外一层意思。

〔传来打球人的呼叫声。

柳芭 Out（出界）。

万尼亚 没有，我们没看见。

丽赞卡 我看见了，球落在这儿。

柳芭 出界了，出界了，就是出界了。

万尼亚 瞎说。

柳芭 首先，讲“瞎说”是不礼貌的。

万尼亚 照我看，瞎说才是不礼貌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你等一等，别争了，听完再说。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好吧，我听你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死去，或者变成虚无，或者到上帝身边去，上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索取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吧？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那又怎么样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么在这一生中，我只能做我的灵魂的最高裁判者——良知、上帝要求于我的事。良知、上帝要求我承认人人平等，爱一切人，为一切人服务。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也为自己的儿女服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自然也为自己的儿女服务。不过我只能按良知行事。主要的是要理解，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而是属于上帝。是上帝差我们来，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而他的旨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你能叫玛莎相信这个？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能。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她就不去好好教育子女，扔下他们不管……绝不可能！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仅她能理解，你也会理解，没有办法补救。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绝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上。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怎么样？今天早上我没把你吵醒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有，我已经醒了。怎么样，你办事顺利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很顺利。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为什么喝冷咖啡？正好该给客人们准备点心了。你知道吗，切列姆沙诺娃要带着儿子和女儿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呀，假如你觉得愉快，我很高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喜欢她和年轻人。只不过有点不合时宜。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起身）你就和他谈谈吧，我去看他们打球。（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静场。然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同时开口说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合时宜，因为我们需要谈一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刚才我对阿林娜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说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还是你先说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谈谈斯乔帕的事。总得做个决定吧。他真可怜，心里苦闷，不知道前途如何。他来找我，可是我无法决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有什么好决定的。他可以自己拿主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是知道的，他想到近卫军去当志愿兵，为此他需要你写个证明，还需要生活费，可是你不给他。（激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激动，听听我的意见吧。我既不是什么都给，也不是什么都不给。我认为，自愿参军是野蛮人才采取的愚蠢、疯狂的行动，假如他不明白这种事情丑恶到什么程度，还有所贪图，那就更卑鄙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现在对你来说什么都是野蛮的、愚蠢的。可是他得生活呀。你自己也是生活过来的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激怒）我是生活过，那时候我糊涂，那时候没人告诉我。现在问题不在我，而在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会不在你呢？你不给他钱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能把不属于我的东西给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不属于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属于我。我给他的钱要从别人身上取来。我无权这样做，我做不到。只要我是家产的支配人，我只能按良知的要求支配。我不能把农民千辛万苦挣来的劳动果实拿去用在近卫骠骑兵们的寻欢作乐上。你们从我手里把家产拿去吧，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我应当管教，喂养，生育。这太残酷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亲爱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要跟我谈的时候，我也正好想跟你推心置腹地谈谈。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啊！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彼此不理解。有时候好像故意不理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理解，可是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你。我不明白你出了什么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就弄明白呀。尽管现在不是时候。天知道什么时候合适。与其说你要理解我，不如说你要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活。不能这样盲目地生活下去啊。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且生活得很好。（注意到懊恼的表情）哎，好吧，我在听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以前我是这样生活的，是这样生活的，就是说，不考虑自己为什么活着。可是时间到了，我大吃一惊。嗯，好吧，我们靠别人的劳动果实生活，强迫别人为我们工作，为了同样目的生儿育女。等到上了年纪，要死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活了一辈子？是为了生养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寄生虫吗？而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并不快乐呀。像万尼亚这样，青春年少，一时还可以让人容忍。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但是大家都不幸。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根本不是。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至少我看到我非常不幸，也使得你和儿女们不幸，因此我问自己：上帝创造我们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想到这一点，我立刻就觉得不对。我问自己：上帝创造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仆人上。

第二十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听丈夫说话，转向仆人）拿点煮开的乳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在《福音书》里也找到了答案：我们活着绝不是为了自己。有一次我思索了关于葡萄园工人的圣经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知道，是雇工的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特别清楚地向我指明我的错误。那时我就像那些葡萄园工人一样，认为园子是他们的财产，认为我的生命是我的。真可怕。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我被差到世上来是为了替上帝行道。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什么，这一点我们大家过去都知道。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哦，既然知道，那我们就更不该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现在我们的生活不仅不是在实现他的旨意，恰恰相反，一直违反他的旨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们活着，并没有害人，我们的生活在哪一点上违反他的旨意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怎么没有害人呢？这样理解生活就跟那些葡萄园工人一样。可是我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知道这个故事。嗯，他平分给了大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沉默片刻）不，不是这样。有一点，玛莎，你要想一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可以圣洁地度过一生，或者毁灭自己的一生。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无法考虑和评论。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要喂奶，全部家务都要我来管，你不来帮助我，老是在说一些我不懂的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瞧，又来了这些客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们能谈妥的。（吻她）是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的，不过你要恢复原来的样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做不到，不过你听我说。

〔传来铃鼓和马车驶近的声音。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现在没时间，他们来了。我去接他们。（在房屋拐角处下；斯乔帕和柳芭也向那边走去）

万尼亚 （跳过长椅）我不能扔下。我们打完这一场。柳芭！喂，怎么啦？

柳芭 （严肃地）得了，别胡闹。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丈夫、丽赞卡登上露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若有所思地来回走动。

第二十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和丽赞卡。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样，说服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阿林娜！我们之间发生的是重大的事情。可不能开玩笑。不是我去说服她，是生活，是真理，是上帝在说服她，因此她不能不信服。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可怕的是大家都没有时间。这是谁来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切列姆沙诺夫一家，Catiche切列姆沙诺娃，我有十八年没见到她了。最后一次我见到她，是在我们一起唱《La ci darem la mano》[34]的时候。（唱）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说丈夫）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别以为我会同Nicolas吵翻。我说的是实话。（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丝毫没有嘲笑的意思。我感到奇怪的是，正当她下决心同你谈谈的时候，你却要去说服她。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好吧，好吧。瞧，他们来了。请你告诉玛莎，我在自己房间里。（下）

——幕落

第二幕

〔还是在上一幕的乡下，一周之后。舞台现出一个大厅。餐桌已经摆好：茶炊、茶和咖啡。墙边放着一架三角钢琴，装满乐谱的小柜子。餐桌旁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和彼得·谢苗诺维奇。

第一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彼得·谢苗诺维奇和公爵夫人。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的，公爵夫人。好像不久以前您演唱罗西娜[35]，而我呢……如今我已经不能演堂·巴西利奥[36]了……

公爵夫人 如今孩子们可以演唱了。不过时代不同啦。

彼得·谢苗诺维奇 是啊，是求实的时代哟……不过您那位公爵小姐非常认真——她弹琴弹得好极啦。怎么，他们还在睡觉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昨天他们在月光下骑马游玩，很晚才回来。我当时在喂奶，听见了。

彼得·谢苗诺维奇 我那位贤内助什么时候回来？您派人去叫她了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还早着呢，已经去了。她这就该回来了。

公爵夫人 难道说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仅仅是为了把格拉西姆神父请来才去的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昨天她有了这个想法，立刻就急急忙忙去啦。

公爵夫人 Quelle énergie！Je l’admire.[37]

彼得·谢苗诺维奇 Oh，pour ceci ce n’est pas ce qui nous manque。[38]（取出一支雪茄）在年轻人起床以前，我还是先吸支烟，牵上小狗到花园里散散步。（下）

第二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亲爱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我不大清楚，可是我觉得您过于操心了。我理解他。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绪。即使他要分给穷人，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考虑自己太多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假如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可是您不了解他，不了解全部情况。这不是救济穷人，而是彻底的变更，是消灭一切。

公爵夫人 我本不想干预您的家务事，不过，假如您允许的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我把您看作自己的家人，特别是现在。

公爵夫人 我想劝您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同他达成协议，到多大程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激动地）这里谈不到什么程度，他想把全部家产交出去。他想让我现在在我这把年纪去做厨娘，做洗衣女工！

公爵夫人 不可能！真奇怪！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取出一封信）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乐意把全部情况告诉您。昨天他给我写了这封信。我读给您听一听。

公爵夫人 怎么回事？他和您住在一幢房子里还要给您写信？太古怪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这一点我理解。他说话的时候太激动了。最近一个时期我总是为他的健康担忧。

公爵夫人 他写什么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您听吧。（读）“你责备我破坏以往的生活，说我提不出新办法，又不肯说出我想怎样安排家庭。我们一开始谈话，就激动不已，因此我才写这封信。为什么我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我在信里也无法说服你相信不能这样生活，而应当像基督徒一样生活。你可以二者选一：或者相信真理，自由地随我前进，或者相信我听我的话，信任我而随我前进。”（中断读信）无论哪一点我都做不到。我不认为应当按他的意愿生活，我可怜儿女们，因此我不能信任他。（读）“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把我们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只留下五十俄亩土地和花园、菜园、浸水草地。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但不强迫自己或者孩子们。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毕竟能给我们带来五百卢布左右的收入。”

公爵夫人 用五百卢布养活有七个子女的家庭！这是办不到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瞧呀，全计划好了：怎样把房子交出去办学校，自己住到花匠的小木房里，住两间房子。

公爵夫人 是啊，我也开始认为这里有点毛病。您是怎样答复的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说我办不到，我一个人可以跟他到天涯海角去，可是拖儿带女就……您只要想想，我还得给小尼古拉喂奶。我说：不能这样毁掉一切。我不同意。我已经年老体弱，要知道，生了九个孩子，还要喂养……

公爵夫人 是啊。我绝没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我也不明白将来会怎么样。昨天他免除了德米特罗夫卡村庄稼人的地租，又想把土地彻底交给他们。

公爵夫人 我想您不应当允许这样做。您有责任保护儿女们。如果他管不好产业，就叫他交给您好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

公爵夫人 为了儿女们您应当这样做。叫他把家产转到您的名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萨莎姐姐对他说过。他说他无权这样做，说土地属于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还说他有责任把土地交给农民。

公爵夫人 嗯，如今我明白了，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司祭，连司祭也站在他一边。

公爵夫人 是的，昨天我注意到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姐姐已经到莫斯科去了，她想同公证人谈一谈，主要的是想把格拉西姆神父请来，叫他去说服他。

公爵夫人 我想，基督教不赞成毁灭自己的家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他也不会相信格拉西姆神父的。他的想法非常坚决。您知道吗，在他谈话的时候，我没法反驳他。可怕的是我觉得他是对的。

公爵夫人 那是因为您爱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觉得真可怕，真可怕。一切问题都悬而未决。这就是基督教。

〔保姆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保姆。

保姆 请您去一下，小尼古拉睡醒了，在叫您。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就来。我心事重重，他又拉肚子了。我来了，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拿着纸从另一扇门上。

第四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叫人受不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怎么一回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了我们家的一棵云杉要把彼得关进监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这样的。他砍了一棵树，被告到了调解法庭，调解法庭判定坐三个月牢。他的老婆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能不能想想办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现在不行了。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不要树林。将来我就不要它。现在怎么办呢？我去看看他，能不能弥补一下我们自己干的错事。（走向露台，遇见鲍里斯和柳芭）

第五场

〔前场人物、鲍里斯和柳芭。

柳芭 你好，爸爸！（吻）你到哪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从村里来，又到村里去。那里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被拖到监狱里去，因为他……

柳芭 啊，是彼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彼得。（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柳芭 （坐到茶炊边）您要咖啡还是茶？

鲍里斯 都行。

柳芭 又来了。没完没了。

鲍里斯 我不理解他。我知道老百姓穷，没有知识，应当帮助他们，可是总不能用奖励小偷的办法呀。

柳芭 那用什么办法呢？

鲍里斯 用我们的全部工作。用自己的全部知识为他们服务，但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献给他。

柳芭 可是爸爸说，正是需要这样做。

鲍里斯 我不明白。可以不毁坏自己的生活去为老百姓服务呀。我就想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只要你……

柳芭 我跟你的愿望一致，我什么都不怕。

鲍里斯 那么，耳环呢？连衣裙呢？

柳芭 耳环可以卖掉；不穿这件连衣裙也可以不当丑八怪。

鲍里斯 我想再同他谈谈。假如我到村里去找他，你看我是不是妨碍他？

柳芭 一点也不。我看出来了，他喜欢上你了，昨天一直在同你谈话。

鲍里斯 （喝完咖啡）那我就去一下。

柳芭 嗯，你去吧；我去叫醒丽赞卡和东尼娅。

〔他们两人分手下。

——幕落

〔舞台换景。街头。伊万·贾布列夫躺在小木屋门口，身上盖着一件皮袄。

第一场

〔伊万·贾布列夫一个人。

伊万 玛拉什卡！

〔小木屋里走出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叫。

第二场

〔伊万·贾布列夫和抱婴儿的玛拉什卡。

伊万 给我倒点水喝。

〔玛拉什卡走进小木屋，传来婴儿哭叫的声音。玛拉什卡端出一瓢水。

你干吗老是打孩子，他老是嚎叫。小心我告诉你娘。

玛拉什卡 你告诉娘好了，他肚子饿才闹呢。

伊万 （喝）你可以问焦姆金家要点奶呀。

玛拉什卡 我去过了，没有。他们家一个人也不在。

伊万 唉，早点死算啦。午祷的钟声已经敲过了？

玛拉什卡 早就敲过啦。瞧，老爷来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到这里干什么？

伊万 家里有苍蝇，热得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怎么，身子暖和啦？

伊万 我现在全身都像火一样烧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彼得在哪儿？在家吗？

伊万 这种天气，怎么会待在家里？到地里去运燕麦啦。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为什么别人告诉我说把他关到牢里去了？

伊万 是啊，百夫长到地里去找他了。

〔大肚子村妇扛着一捆燕麦和几把耙子上，立即朝玛拉什卡的后脑勺打了一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村妇。

村妇 你为什么把孩子扔下不管？你看，他在嚎呢。就知道往街上跑。

玛拉什卡 （大哭）我刚刚走出来。爹要水喝。

村妇 我揍你！（看见老爷）您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老爷。拖儿带女真作孽！事事都要我做，累死了。家里只有一个能干活的人，还要被关到牢里去。这个二流子躺在这儿不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照你说的，他有病啊。

村妇 他有病，我就没病吗？一说干活他就有病。玩起来就没病，揪我辫子就没病。叫他像条狗一样咽气吧。我才不管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怕作孽？

村妇 我知道是造孽，可是气不过呀。要知道，我怀着肚子，还要干两个人的活。别人地里都收完了，我们还有半亩地没割呢。本该都捆好的，可是不行，要回家来看看孩子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燕麦能割完，我雇人来连割带捆。

村妇 这事不难，我自己能捆，只要快点割下来就行。您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会死的。病得太重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不知道。唉，确实病得很重。我想把他送到医院去。

村妇 天啊！（开始干嚎）你别把他送走呀，叫他死在这儿吧。（对丈夫）你怎么啦？

伊万 我想去医院。我在这里连狗都不如。

村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脑袋胡涂了。玛拉什卡，做午饭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午饭都吃什么？

村妇 有什么可吃的。只有土豆和面包。没吃的。（走进小木屋。传来猪嚎和孩子们的叫声）

第五场

〔前场人物，缺村妇。

伊万 （呻吟）唉，老天啊，还是死了好。

〔鲍里斯上。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鲍里斯。

鲍里斯 我能为您出力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对别人是无能为力的。罪恶太重了。只能为自己出力，使自己看见我们的幸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例如这一家，五个儿女，老婆怀着大肚子，丈夫有病，除了土豆以外，没有吃的。眼下正在决定明年是不是吃得饱的问题。帮不上忙。有什么办法呢？我给她雇一个工人。工人的情况怎么样呢？同样是一个因为酗酒和穷困而扔掉家业的人。

鲍里斯 请原谅我，您在这里又干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了解一下自己的处境，了解一下是谁在给我们清扫花园，盖房子，给我们吃穿，养活我们。

〔手持大草镰的庄稼汉们和手持耙子的村妇们上，鞠躬请安。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庄稼汉、村妇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叫住一个庄稼汉）叶尔米尔，雇你给他们割麦子怎么样？

叶尔米尔 （摇摇头）我心里愿意，可是不行。自家的燕麦还没运完，现在就是急着去运的。怎么，伊万要死了吗？

另外一名庄稼汉 也许谢瓦斯季扬大叔愿意干。谢瓦斯季扬大叔，在找人干活呢。

谢瓦斯季扬 你自己去干吧。眼下一日值千金啊。

〔穿过舞台下。

第八场

〔前场人物，缺庄稼汉和村妇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些人都是食不果腹，只靠面包和水过日子，个个疾病缠身，常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例如那个老头，他害疝气，从早上四点干到晚上十点，勉强支撑着干活。我们呢？明白了这些情况以后，难道还能心安理得地生活，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唉，根本不是基督徒，仅仅不是畜生而已。

鲍里斯 那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去做这种坏事，不要拥有土地，不吃他们的劳动果实。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这里的问题在于……至少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以前我活着而不明白我是怎样生活的，不明白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人人都有平等的生的权利，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现在我无法向您解释这件事。我只想说：以前我是个瞎子，就像我家里人目前都是瞎子一样，现在眼睛亮堂了。因此不能视而不见。看见这一切，我就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过，这些话以后再说。目前要尽量想想办法。

〔百夫长、彼得和妻子、儿子上。

第九场

〔前场人物；百夫长、彼得、他的妻子和儿子。

彼得 （跪倒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跟前）看在上帝面上饶恕我吧。这下我要完啦。老婆管不了家呀。交保释放也行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去办，一定写信去。（对百夫长）目前能留下吗？

百夫长 我们接到命令押他到警察局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去吧，我雇一个工人，我尽量想办法。这都是我造成的。怎么这样生活啊？（下）

——幕落

〔舞台换景。仍然在乡下。

第一场

〔东尼娅坐在钢琴旁弹奏舒曼的奏鸣曲。斯乔帕站在钢琴旁边。柳芭、鲍里斯、丽赞卡、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司祭坐在那里。演奏终了，除鲍里斯外，大家仍然十分激动。

柳芭 Andante[39]美极啦！

斯乔帕 不，谐谑曲好。全都美极了！

丽赞卡 非常好听。

斯乔帕 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您是这样出色的艺术家。这是真正的、精湛的演奏。看来技巧上的困难已经没有了，您只考虑表现感情的方式，您表现得细腻极了。

柳芭 而且境界高。

东尼娅 可是我觉得未能尽如人意……有许多不足之处。

丽赞卡 已经到顶了，妙极啦！

柳芭 舒曼的作品很好，不过Chopin[40]更能激动人心。

斯乔帕 抒情味更浓。

东尼娅 不能相比。

柳芭 你记得他的Prélude[41]吗？

东尼娅 就是那首称作乔治·桑前奏曲的。（弹出乐曲的起始句）

柳芭 不，不是这一首。这一首很动听，可是演奏得太多了。不过还是请你弹完吧。

〔东尼娅演奏，在弹不出的地方中断一下。

不对，是用ré mineur[42]。

东尼娅 哦，原来是这一首。这是一首很有魅力的作品，一种混沌的、还在开天辟地之前存在的东西。

斯乔帕 （笑）对，对。请弹下去。不过您累了，还是别弹了。您已经使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上午。

东尼娅 （站起来，看着窗外）庄稼汉们又来了。

柳芭 音乐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我理解扫罗[43]。虽说我没有受到恶魔的折磨，但我理解他。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像音乐那样使人忘却一切。（走到窗前）你们找谁？

庄稼汉们 派我们来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

柳芭 他不在，你们等一等吧。

东尼娅 你还要嫁给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

柳芭 不可能。

鲍里斯 （心不在焉地）音乐嘛……不，我喜欢音乐，更准确点说不是不喜欢。不过我更喜欢简单一点的——我喜欢歌曲。

东尼娅 你说说，这首奏鸣曲难道不迷人吗？

鲍里斯 主要的是这个并不重要。而且我有点为看重这个的那种生活感到遗憾。

〔桌上放着糖果。众人吃糖。

丽赞卡 有未婚夫在场多好呀，还有糖吃。

鲍里斯 哎，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妈妈。

东尼娅 她做得好极啦。

柳芭 音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抓住人，动人心弦，使人离开现实。瞧，本来一切是那么阴沉，突然间你弹起琴来，就如豁然开朗一样。真的，豁然开朗。

丽赞卡 Chopin的华尔兹舞曲太陈腐了，不过嘛……

东尼娅 这一首……（弹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同东尼娅、斯乔帕、丽赞卡、柳芭、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和司祭寒暄。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妈妈在哪儿？

柳芭 好像在儿童室。

〔斯乔帕叫仆人。

爸爸，东尼娅弹得多迷人呀。你到哪儿去啦？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村里去了。

〔仆人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仆人。

斯乔帕 再拿一个茶炊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也向仆人问好，同他握手）你好！

〔仆人胆怯地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仆人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斯乔帕 不幸的阿法纳西呀！他太腼腆，我不明白。好像我们有错似的。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返回房间）我刚才已经回到自己屋里了，可是没有把自己的感触告诉你们。我想这样不好。（对东尼娅）假如我的话会使您感到羞辱，我请您原谅，但是我不能不说出来。柳芭，你说公爵小姐弹得很好。你们都在这儿，七八个健康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睡到十点钟才起床，喝过了吃过了，现在还在吃，还要弹琴，讨论音乐。可是我同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刚才去过的地方，人们清晨三点钟就起床了，也有一些人夜里根本没睡觉。那些年老、体弱、有病的人，那些孩子，怀抱婴儿的妇女和孕妇都在拼命地干活，让我们在这里花掉他们的劳动果实。不仅如此。现在要把他们中的一个，家里最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能干活的人关到牢里去，因为春天他在我的树林里砍了一棵云杉，而那里长着十万棵云杉。我们在这里呢，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把我们的脏东西扔在各个卧室里，让奴隶们来收拾。我们又吃又喝，还讨论舒曼和Chopin谁更能感动我们，给我们解闷。我从你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因此才对你们说了。你们好好想一想吧，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心情激动地站在那里）

丽赞卡 对啊，对啊。

柳芭 要是这样想，那简直没法活。

斯乔帕 为什么？我看不出为什么老百姓穷就不能谈论舒曼。这两件事互相不排斥嘛。假如人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生气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心肝，麻木不仁……

斯乔帕 好，我不说啦。

东尼娅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问题，用不着怕它，应当面对现实，以便解决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没有时间等待用一般措施来解决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我怎样才能不受内心矛盾的煎熬度过一生呢？

鲍里斯 自然有方法：不参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要是我惹你们生气，请原谅我。我不能不把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谈出来。（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斯乔帕 怎么能不参与呢？我们的全部生活都联在一起的。

鲍里斯 因此他才说，首先要放弃私有财产，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要让别人为我服务，而是我去为别人服务，要这样生活才行。

东尼娅 嘿，我看你已经彻底站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边去了。

鲍里斯 是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还有我在村里见到的情景……只要摘下我们观察老百姓生活的眼镜，就可以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我们的欢乐之间的联系。这就够了。

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 是的，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毁坏自己的生活。

斯乔帕 真有趣。我和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站在两个不同的极端，然而意见却是一致的：我的话就是——不能毁坏生活。

鲍里斯 明白了。你们两位都想过快乐的日子，为此你们希望有一种能保障这种快乐日子的生活方式。您呢，（对斯乔帕）想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米特罗凡·叶尔米洛维奇想建立新的方式。

〔柳芭和东尼娅窃窃私语。东尼娅走到钢琴旁，弹Chopin的夜曲。大家都沉默不语。

斯乔帕 多美啊。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鲍里斯 是掩盖一切问题，推迟它们的解决。

〔弹琴期间，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悄悄上，坐下来听音乐。夜曲快结束时传来铃鼓的声音。

第七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公爵夫人。

柳芭 这是姨妈来了。（走出去迎接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随着出去）

〔音乐在继续。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格拉西姆神父、胸前佩着十字架的司祭和公证人上。全体起立。

第八场

〔前场人物、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格拉西姆神父和公证人。

格拉西姆 请继续弹吧，很动听。

〔公爵夫人走到他跟前接受祝福，司祭也走过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答应要做的事，都做到了。找到了格拉西姆神父，而且说服他来一趟。他正好要到库尔斯克去。我的任务完成了。公证人也在这里。文书他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签个字就行。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不是请您先用早餐？

〔公证人把文书放在桌上，下。

第九场

〔前场人物，缺公证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非常感激格拉西姆神父。

格拉西姆 没办法。虽说不顺路，但作为基督徒，我认为有义务来拜访一下。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向年轻人悄悄说话。年轻人彼此商量，然后都走到露台上。鲍里斯没去。司祭也想下。

第十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格拉西姆神父、司祭和鲍里斯。

格拉西姆 好吧，您就待在这儿。作为牧师和忏悔神父您可以受益同时带来益处。如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反对，您就留下来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反对。我喜欢瓦西里神父，像喜欢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也同他商量过了，可是他年轻，权威性不足。

格拉西姆 那当然，那当然。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走到他跟前）格拉西姆神父，您瞧，只有您能帮忙开导他。他是一个聪明的、有学问的人。可是您知道，有学问只能坏事。他有点糊涂了。他断言，按照基督教律法，人不应当有任何财产。这怎么行呢？

格拉西姆 诱惑、聪明人的骄傲、恣意妄为。教会的神父们已经把这问题解释清楚了。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让我把来龙去脉都告诉您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对宗教完全无动于衷。我们就这样生活，并且生活得很美好，那是最美好的年华，最初的二十年。后来他开始思考。也许姐姐或者读书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开始思考，阅读《福音书》，突然极端信仰宗教，开始上教堂，拜访僧侣们。然后呢，他突然抛弃了这一切，全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干活，不让仆人服侍他。主要的是，他现在要把家产分出去。昨天他把树林和土地都交出去了。我很担心，我有六个儿女。请您同他谈谈。我去问问他，看他愿意不愿意见您。（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格拉西姆 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背叛教会。请问，家产是他的还是他夫人的？

公爵夫人 他的。糟糕就糟糕在这儿。

格拉西姆 他有什么官衔？

公爵夫人 官衔不高。好像是骑兵大尉。他过去是个军人。

格拉西姆 许多人就是这样偏离教会的。敖德萨有一位女士迷上了招魂术，干出许多有害的事。到底还是上帝让她回归教会。

公爵夫人 主要的是，您得明白，现在我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我同意了，可是姑娘已经习惯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她的生活应当有保障，不能变成我儿子的沉重包袱。他可是一个勤劳的人，一个出色的青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好，公爵夫人。您好……请原谅，尊姓大名？

格拉西姆 您不愿意接受祝福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不愿意。

格拉西姆 我是格拉西姆·费奥多罗夫。非常愉快。

〔仆人送上早餐和酒。

天气真好。有利于收割粮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想您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请来的。目的是使我脱离迷津，引导我走上正道。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绕圈子了，还是直截了当谈吧。我不否认我不同意教会的教义，过去同意，后来不同意了。不过我全心全意想找到真理。如果您能告诉我，我立即接受它。

格拉西姆 您怎么能说您不信仰教会的教义呢？不相信教会，那么相信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信上帝和他的律法，《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律法。

格拉西姆 教会就是传授这些律法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假如它传授这些律法的话，我会相信它的。可是它传授的东西完全相反。

格拉西姆 教会不可能传授相反的东西。因为它是主亲自建立的。《圣经》上说：“我给你们权力……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4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句话不是针对那个情况说的。即使承认是基督建立了教会，可我又怎样知道，这个教会就是指您那个教会呢？

格拉西姆 因此才有一句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4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句话也不是针对那个情况说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格拉西姆 怎么能否定教会呢？只有它给人们带来神恩。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过去，在我没有确信教会支持一切违反基督教精神的东西以前，我并不否定教会。

格拉西姆 它不可能犯错误，因为只有它才掌握真理。偏离教会的人入了迷津。教会是神圣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不承认这一点。我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福音书》里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46]我了解到，教会祝福起誓、杀人、死刑。

格拉西姆 教会承认上帝建立的权力并使之神圣化。

〔谈话期间，斯乔帕、柳芭、丽赞卡、东尼娅、鲍里斯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渐渐依次上，分别或坐或站，听他们谈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知道，《福音书》上说：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动怒。可是教会却祝福军队。《福音书》上说：“不可起誓！”[47]可是教会却引导人起誓，《福音书》上说……

格拉西姆 对不起，彼拉多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48]的时候，基督认可了起誓。他说：“你说的是。”[49]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瞧您说的，这太可笑了。

格拉西姆 教会不允许每一个人解释《福音书》，是为了不让他犯错误；像母亲关心孩子一样，教给他们能理解的解释。不，请允许我说完。教会不给自己的儿女增添无力承担的重负，而是要求遵行诫命：要爱，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不可杀我，不可偷窃我偷来的东西。我们大家把老百姓偷个精光，偷了他们的土地，然后制订法律——禁止偷窃的法律。教会祝福这一切。

格拉西姆 这是诱惑、自恃聪明在您身上作祟。应当克服自恃聪明的想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我向您请教的是，在我认识到自己犯了掠夺老百姓和剥削他们的土地这个罪之后，按照基督教的律法我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占有土地，享用饥饿者的劳动果实，拿来干这个？（指着端来早餐和酒的仆人）还是把土地交还给我的祖先从其手中夺来的人？

格拉西姆 您应当像教会的儿子那样办。您有家庭，儿女，您应当按照适合他们的地位的要求，照料和教育他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什么？

格拉西姆 因为是上帝使您处于这个地位。假如您想施舍，那就施舍吧，献出一部分家产，访问穷苦的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问，关于那个富有的青年，《圣经》上为什么说，财主是进不了天国的？[50]

格拉西姆 那是说，你要做一个完人的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正是要做一个完人。《福音书》上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51]

格拉西姆 但是要理解这些话是针对什么问题说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正是要努力认识清楚。登山训众说的话既简单又明了。

格拉西姆 还是自恃聪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谈不到什么自恃聪明。《圣经》上说：“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52]

格拉西姆 谦卑的人看得清；骄傲的人看不清。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底是谁骄傲呢？是我——认为自己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因此应当和大家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果实生活，像自己的弟兄一样贫困；还是那些自认特殊、神圣，了解全部真理而不可能犯错误，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基督的言论的人呢？

格拉西姆 （生气）对不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不是来和您争谁正确，也不是来听训导的，而是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请求来谈谈心。您对一切问题了解得比我清楚，因此我最好还是不说吧。不过我最后一次以上帝的名义请求您：回心转意吧，您的错误很严重，您正在毁灭自己。（站起来）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用一点饭？

格拉西姆 谢谢您。（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同下）

第十三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司祭和鲍里斯。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司祭）唉，以后会怎么样呢？

司祭 照我看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得对。格拉西姆神父没有提出任何论据。

公爵夫人 根本不让他说话，主要的是他不喜欢在这里争论问题。大家都在听。他出于谦虚才退场的。

鲍里斯 完全不是谦虚，他的话全都那么虚伪。很明显，他无话可说。

公爵夫人 是啊，我已经看出，你这个朝三暮四的人，已经在各方面开始同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意见。假如你是这样想的，那就别结婚了。

鲍里斯 我只是说，真理就是真理。我不能闭口不言。

公爵夫人 这话才轮不到你说呢。

鲍里斯 为什么？

公爵夫人 因为你一贫如洗，你没什么东西可以献出去。不过，这都不关我们的事。（下；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外，其余的人都随她下）

第十四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然后对自己的想法笑了笑）玛莎！这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请这个可怜的、迷途的人来？这个叽叽喳喳的女人和这个司祭为什么要干预我们的私生活呢？难道我们自己不能解决我们的事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想让儿女们一文不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若无其事地忍受这一切。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什么也不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相信。不幸的是你不相信真理。我知道，你看得见真理，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去相信真理。你既不相信真理，又不相信我。你相信那一群人，相信公爵夫人和其他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相信你，从来都相信你，可是当你想让儿女们去讨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就说明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没斗争过，没担心过？但是后来我坚信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这也是儿女们唯一需要的，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你总是说，如果没有儿女的话，你可以跟我到天涯海角去。可是我说：如果没有儿女的话，我们倒可以像现在这样生活，我们毁灭的只是自己；可现在我们正在毁灭他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要是我不理解，我该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又该怎么办呢？因为我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可怜的、披着法衣挂着十字的人来，为什么阿林娜带来了公证人。你们想叫我把家产转到你的名下。我做不到。你是知道的，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年当中，我一直爱着你，我爱你，为你好，因此不能为你签字。如果需要签字的话，我只能为那些被夺去土地的农民签字。别的我做不到。我应当交给他们。我很高兴公证人来了，我应当这样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这样太可怕了！为什么这样残酷？唉，既然你认为这是罪孽，那就交给我吧。（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如果我交给你的话，我就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我应当离开。我不能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下去。尽管不是用我的名义，而是用你的名义去压榨农民的血汗，把他们送进监牢，我也看不下去。你选择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太残酷了！这是什么基督教？这是刻薄。我不能按照你的想法生活，我不能把儿女的东西夺过来给别人。你因此要抛弃我。那你就抛弃吧。我看出你不再爱我了。而且我还知道是因为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好吧。我签字。不过玛莎，是你要求我勉为其难。（走到桌旁，签字）这是你的要求。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下）

——幕落

第三幕

〔剧情发生在莫斯科。一间大屋子，屋里有木工台、放文件的桌子、书橱、镜子和一幅画，到处都放着木板。

第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系着围裙，在木工台旁干活。刨木板。细木工师傅。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抽出木板）这样好吗？

细木工 （调整刨子）不怎么样。您大胆一些，就像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能大胆一点就好了，可是总不顺手。

细木工 老爷学细木工干吗？我们这行人够多的，简直没法生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又在干活）闲待着良心上过不去，不……

细木工 您就该闲待着。是上帝给了您产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问题就在这儿。我认为上帝什么也没给，是人们自己夺来的，从自己的弟兄们手里夺来的。

细木工 （莫名其妙）是这样的。不过您还是不必干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明白。您看到这个家里东西有的是，我还想干活挣钱，您觉得很奇怪。

细木工 （笑）哪儿的话。老爷们的事谁不知道，他们总想越多越好。现在请您用粗刨子刨一遍。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不会相信的，您准会笑我。不过我还是要说。从前我是这样生活的，也不觉得可耻。现在我信奉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这条律法，因此觉得这样生活太可耻。

细木工 觉得可耻，那就分了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是想分，可没办成。交给妻子了。

细木工 再说您也不能那样做。您已经习惯了。

〔门外传来说话声：“爸爸，可以进来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可以，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柳芭。

柳芭 （上）您好，雅科夫。

细木工 祝您健康，小姐。

柳芭 鲍里斯到团队去了。我担心他在那里会干出什么事，说出什么话。你怎么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能怎么想呢？他会干出他想干的事。

柳芭 那就太可怕了。他在那边服役的期限很短了，千万别毁了自己。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没来看我，做得很对。他知道，除了他自己知道的以外，我不会对他说别的。他本人对我说过，他想退役是因为他明白，凡是旨在杀人的活动都是最违法最残酷最兽性的行为，而且绝对服从偶然遇见的长官。也是最低三下四、最卑鄙的行为。这些他都知道。

柳芭 我担心的就是他知道这些，因此会做出什么事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要由他的良知，由他心里的上帝来决定了。例如他来找我，我只劝他一点：不要按推论行事，只能在整个身心都有要求的时候去做。要不然就糟糕了。我本想按基督的吩咐去做：扔下父亲、妻子、儿女不管，跟随基督去，本来已经离开了，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我又回来了，和你们一起在城里过着奢侈的生活。因为我想超越自己的力量行事。结果我陷入这种有损人格的、毫无意义的处境。我想过简朴的生活，想干活，可是同仆人和门房在一起处在这种环境里，就像是装腔作势。你瞧，我看得出来，雅科夫·尼卡诺罗维奇在嘲笑我……

细木工 我嘲笑什么？您给我钱，给我茶喝。我感谢您。

柳芭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到他那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亲爱的小宝贝，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害怕，其实用不着害怕。我是个领悟了生活的人。不会出什么坏事。那些看上去像是坏事情却能使人心情愉快。有一点你要理解：走上这条路的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会出现上帝与魔鬼在天平上重量相等，因而使人摇摆不定的情况。在这种时候会成就上帝最伟大的事业，这时候任何外来的干预都是极其危险、极其令人痛苦的。这样说吧，一个人拼命想把一个重物拉过来，这时候用一个指头按一下也会弄断他的脊梁骨。

柳芭 何必吃这个苦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好比母亲说，何必吃苦呢？生孩子没有不吃苦的。精神生活也是这样。有一点我要告诉你：鲍里斯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是自由的。假如你还做不到像他那样，不能像他那样信仰上帝，那就通过他去信仰上帝吧。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在门外）可以进来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任何时候都可以。瞧今天我这里多热闹呵。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们的司祭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来了。他要去见主教，他放弃了小教区的职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就在这儿。柳芭，叫他来。他想见见你。

〔柳芭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柳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来找你也是想谈谈万尼亚的情况。他的品行很坏，学习成绩很差，升不了级。我一跟他说，他就撒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玛莎，你知道，我不赞成你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受的教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我是否有权看着人们在我面前毁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就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明确的办法，你能提出什么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提不出来。有一点我可以说，首先要摆脱这种使人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叫他们去做庄稼汉，这我没法同意。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既然如此，那就别问我了。使你痛心的事是避免不了的。

〔司祭上，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接吻。

第五场

〔前场人物、司祭和柳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您真的不干了？

司祭 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没料到这么快。

司祭 实在不行。过我们那种生活，不可能抱无所谓态度。你得听忏悔，接圣餐，一旦认识到这些都是虚伪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现在怎么办呢？

司祭 现在我到主教那儿去接受讯问。我担心他们会把我流放到索洛韦茨修道院去。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想逃亡国外，求您帮忙。后来改变了主意，都怪我优柔寡断。叫我放心不下的是妻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她在哪儿？

司祭 到她父亲那儿去了。岳母到我们家来过，把我儿子带走了。我非常难过。真想……（停下来，忍住泪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唉，上帝保佑你。那么，您在我们家住下了？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跑步进来）唉，大祸终于来临！他拒绝服兵役，被逮捕了。我刚刚去过，人家不放我进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去一趟吧。

柳芭 他怎么拒绝了？您怎么知道的？

公爵夫人 我亲自去过。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全告诉我了。他是军事法庭的成员。鲍里斯一进门就宣布说，他不服兵役，不宣誓。唉，这些都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教给他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这是教得会的吗？

公爵夫人 我不知道。不过基督教不是这样的。难道说这就是基督教？神父，请您讲一讲。

司祭 我已经不是神父了。

公爵夫人 哼，反正一样。是啊，您也是这样的人。您觉得挺好。可我绝不能放任不管。使人痛苦，使人毁灭的基督教，算什么该死的基督教！我恨你们的这种基督教！你们知道没人碰你们，所以你们觉得挺好。可我只有一个儿子，你们还把他毁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哎，公爵夫人，您别激动呀。

公爵夫人 您，是您毁了他。您毁了他，您就该去救他。您去说服他别干这些蠢事。阔人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不行。

柳芭 （哭）爸爸，怎么办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一定去。也许我能帮上忙。（摘下围裙）

公爵夫人 （帮助他穿衣）人家不放我进去，不过我们还是一起去，这回我一定要让他们放我进去。

〔他们下。

——幕落

〔舞台换景。办公室。一名文书坐在那里。哨兵在对面的门口来回走动。将军及副官上。文书跳起来，士兵敬礼。

第一场

〔将军、副官和文书。

将军 上校呢？

文书 大人，他看那个新兵去了。

将军 哦，好吧。请他到我这儿来。

文书 是，大人。

将军 您在抄什么东西？是新兵的供词吗？

文书 正是。

将军 拿过来。

〔文书呈上，下。

第二场

〔前场人物，缺文书。

将军 （交给副官）请念一念。

副官 （念）“向我提出的问题：一、为什么我不肯宣誓；二、为什么我拒绝执行政府的要求以及是什么促使我发表不仅对军界而且对最高当局不敬的言论？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肯宣誓是因为我信仰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直截明确地禁止宣誓，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至三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将军 也是瞎议论，按自己的想法作解释。

副官 （继续念）“《福音书》里说：‘什么誓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书》里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不仅因为《福音书》里有这样不可起誓的指示。即使没有，我也不能起誓说我将执行人的旨意，因为我，按基督教的律法，应当永远执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可能与人的旨意不一致。”

将军 也是瞎议论。要是听我的话，绝不会出这种事。

副官 （念）“我拒绝执行自称是政府的人的要求，因为……”

将军 大胆！

副官 “……因为这些要求是犯罪，是作恶。要求我参军受训，训练好去杀人，而《旧约》和《新约》都禁止我这样做，主要的是，我的良心禁止我这样做。对第三个问题……”

〔上校及文书上。将军伸手给他。

第三场

〔前场人物、上校及文书。

上校 您在听供词吗？

将军 嗯，言词太狂妄了，不可饶恕。喂，念下去。

副官 “对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我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不敬的言论？我的回答是：侍奉上帝和揭露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欺骗的愿望促使我这样做。我希望自己能终生坚持这种愿望。因此……”

将军 哼，够了够了，这些胡言乱语是听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根除这些东西，不要腐蚀人。（对上校）您同他谈过了吗？

上校 一直在同他谈。我想办法叫他感到内疚，使他相信这样做对他不利，而且也行不通。还谈到他的家庭。他非常激动，可他总是坚持己见。

将军 多说也是白费劲。我们军人不是发议论，而是执行命令。把他叫来。

〔副官及文书下。

第四场

〔将军和上校。

将军 （坐下来）不行，上校。这样不行。对这种坏小子用不着这样办。得采取坚决措施，切除染病的器官。这是害群之马。不能因为他是公爵、有母亲和未婚妻而姑息他。这些与我们不相干。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士兵。我们应当执行陛下的旨意。

上校 我只是以为用说服的方法更能动摇他。

将军 不可能。要坚决地干，只有坚决地干才行。我过去遇到过这样的人。要让他感觉到他是个渺小的人物，是战车下的一粒细沙，阻挡不住战车的。

上校 是的，可以尽量试试。

将军 （开始发火）用不着试。我没什么可试的。我为皇上效力四十四年，献出了一生。这个小子突然冒出来要教训我，给我念《圣经》上的话。叫他去跟教士们胡扯吧。对我来说只有一条：他要么是士兵，要么是囚犯。就是这句话。

〔鲍里斯及两名押解兵上，随后副官和文书上。

第五场

〔前场人物、鲍里斯及两名押送兵、副官和文书。

将军 （用手指着）叫他站在那儿。

鲍里斯 用不着叫我。我想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想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因为我不承认您有权管我……

将军 住口！你不承认权力。我叫你承认。

鲍里斯 （坐到椅子上）您这样大声喊叫，太粗野了。

将军 把他拉起来，叫他站着。

〔士兵们把鲍里斯拉起来。

鲍里斯 这您能做到。您还能杀了我。可是强迫我服从您……

将军 我说过了，住口！你听我说。

鲍里斯 我根本不想听你要说的话。

将军 他真是个疯子。应当把他送到军医院去检查。没有别的办法。

上校 有命令送他到宪兵局审讯。

将军 好吧，把他送去。不过要给他穿好衣服。

上校 他不让穿。

将军 捆上。（对鲍里斯）请听我说一句。您将来怎么样，我无所谓。可是为您自己着想，我奉劝您：回心转意吧。在要塞里您会长蛆的。您不能把谁怎么样。别这么干了。好啦，您发了一通火，我也发了一通火。（拍拍他的肩膀）您去宣个誓，别再这么干了。（对副官）神父在这儿吗？（对鲍里斯）喂，怎么样啊？

〔鲍里斯沉默不语。

您为什么不回答呀？真的，这样做更好。胳膊拧不过大腿。您的这些想法就保留在您心里，服完役就行了。我们不会强迫您。怎么样？

鲍里斯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的话都说完了。

将军 您说，《福音书》里有这句话那句话。这个教士们懂。您跟神父谈一谈，然后再考虑考虑。还是这样好。再见吧，我希望再见时能祝贺您为沙皇效力。叫神父来。（下，随后上校和副官下）

第六场

〔鲍里斯、文书和士兵们。

鲍里斯 （对文书和士兵们）你们看，他们说些什么。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在欺骗你们。你们别服从他们。扔下武器，离开这里。即使让他们把你们送到感化营里去挨鞭子，也比做这些骗子的仆人轻松。

文书 没有军界怎么行呢？不行呀。

鲍里斯 这事我们议论不了。我们要议论的是上帝希望我们做什么。上帝希望我们……

一名士兵 不是说：“基督军……”

鲍里斯 这话哪儿也没有记载，都是骗子们捏造出来的。

士兵 怎么会呢，主教们大概知道。

〔宪兵军官及文书上。

第七场

〔前场人物、宪兵军官及文书。

宪兵军官 （对文书）新兵切列姆沙诺夫公爵关在这里吗？

文书 正是，大人。在这儿。

宪兵军官 请过这边来。您就是拒绝宣誓的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列姆沙诺夫公爵？

鲍里斯 我就是。

宪兵军官 （坐下，指着自己对面的位置）请吧，请坐。

鲍里斯 我认为我们的谈话是毫无用处的。

宪兵军官 我不这样想。至少对您来说不是毫无用处。请您注意。我接到报告，说您拒绝服兵役和宣誓，因此有人怀疑您是革命党。我就是要把这件事讯问清楚。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您开除军职，关进监狱或者流放，根据您参加革命的程度而定。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把您留交军事首长办理。请您注意，我是开诚布公地都告诉您了，希望您也以同样的信任态度对待我们。

鲍里斯 我不能信任。第一，我不能信任佩戴这些东西的人；第二，您的职务本身使我不仅不尊敬它，而且对它极为反感。不过我不拒绝回答您的问题。您想了解些什么呢？

宪兵军官 首先，请问您的姓名、军衔、宗教信仰？

鲍里斯 这些您都知道，因此我不回答。只有一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我不是所谓的正教教徒。

宪兵军官 那您信什么教？

鲍里斯 我怎么也说不清楚。

宪兵军官 到底是什么呢？

鲍里斯 这样说吧，我信仰以基督登山宝训的教义为准则的基督教。

宪兵军官 记下来。（文书记录。对鲍里斯）不过您总还承认自己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阶层吧？

鲍里斯 不，不承认。我承认自己是人，是上帝的奴仆。

宪兵军官 您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国家的一个成员？

鲍里斯 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国家。

宪兵军官 不承认是什么意思？您想破坏？

鲍里斯 毫无疑问。我这样想，并且也为此工作。

宪兵军官 （对文书）记下来。您是用什么方法工作呢？

鲍里斯 揭露欺骗、虚伪，传播真理。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对士兵们说，叫他们不要相信他们陷入的骗局。

宪兵军官 除了这些揭露和说服的手段以外，您是否承认其他的手段呢？

鲍里斯 不承认。不仅不承认，而且认为暴力是最大的罪恶。不仅暴力，一切秘密活动、诡计……

宪兵军官 记下来。很好。现在请允许我了解一下您的熟人。您认识伊瓦申科夫吗？

鲍里斯 不认识。

宪兵军官 克莱因呢？

鲍里斯 听说过，不过从来没见过。

〔司祭上。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司祭。

宪兵军官 嗯，我想我可以结束了。我认为您不危险，不属我们这个部门管。祝您早日获释。再见。（握手）

鲍里斯 有一句话我很想对您说。请原谅我，我不能不说：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丑恶、凶残的职业呢？我劝您不要干。

宪兵军官 （微笑着）谢谢您的忠告。这是有各种原因的。再见。神父，我让位给您。（与文书一起下）

第九场

〔前场人物，缺宪兵军官及他的文书。

司祭 您为什么要使上司痛心，不想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为沙皇和祖国效劳呢？

鲍里斯 （微笑着）我正是想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才不肯当兵。

司祭 您为什么不愿意呢？《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53]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鲍里斯 是的，牺牲性命，但不能要别人的性命。我想的正是牺牲性命。

司祭 年轻人，您的话不对。施洗约翰曾经对士兵们说……

鲍里斯 （微笑着）这只能证明当时士兵们打家劫舍，而他不让他们这样干。

司祭 那么，您为什么不想宣誓？

鲍里斯 您知道，《福音书》里禁止宣誓。

司祭 根本不禁止。例如，彼拉多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耶稣基督回答说：“你说的是。”[54]这就说明，不禁止起誓。

鲍里斯 您不觉得惭愧吗？您是一位老者……

司祭 我劝您不要执迷不悟。我们是改变不了世界的。只要您宣誓，就会有平安。至于说，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交给教会去掌握吧。

鲍里斯 交给你们？你们不觉得可怕吗？能承担起这么多的罪？

司祭 什么罪？我受到坚定的信仰教育，做了三十年的司祭，我不可能有罪。

鲍里斯 你们欺骗着那么多的人，这罪算谁的呢？他们头脑里是怎么想的呢？（指指哨兵）

司祭 这个问题嘛，年轻人，不是我们能分清是非的。我们得服从长官。

鲍里斯 别管我了。我很可怜您，很抱歉，听您说话真叫人恶心。要是您像那位将军，倒也罢了。可是您戴着十字架，拿着《福音书》，以基督的名义来说服我背弃基督。您走吧。（激动地）您走吧，别管我。您走吧。请把我带走，别让我看见任何人。我累了。我累坏啦。

司祭 既然这样，那就再见吧。

〔副官上。

第十场

〔前场人物和副官。鲍里斯坐在舞台深处。

副官 怎么样？

司祭 太顽固了。倔强得很。

副官 因此他不同意宣誓和服兵役？

司祭 无论什么形式都不肯。

副官 这样就要把他送到军医院去。

司祭 怎么？把他当成病人？这样做自然方便一些。否则影响太大。

副官 送到精神病科去检查。上司命令这样做。

司祭 当然啦。再见。（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缺司祭。

副官 （走到鲍里斯跟前）请吧。我接到命令送您去。

鲍里斯 到哪儿去？

副官 暂时到军医院去。您在那儿会觉得安静一些，而且您会有时间全面考虑一下……

鲍里斯 我早就全面考虑过了。也好，我们去吧。

〔他们下。

——幕落

〔舞台换景。军医院的门诊室。

第一场

〔主任大夫和助理大夫，穿睡袍的患病军官，穿工作服的看守们。

患病军官 我跟你们说，你们把我害得更苦了。已经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

主任大夫 您别激动呀。我同意让您出院。不过您自己也知道，自由行动对您来说是危险的。如果我知道有人来照看您的话，那就好办了。

患病军官 您认为我又会去喝酒吗？不会了，我已经给训练好了。在这儿多待一天都对我有害。您做的事（发火）正好是不该做的。您太残酷了。可您觉得很好。

主任大夫 安静点吧。（向看守们打手势。他们从后面走上前来）

患病军官 您能自由行动，说什么都不要紧。可我们在一群疯子中间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喝止看守们）你们过来干什么？滚开！

主任大夫 我请您安静下来。

患病军官 而我请求您，我要求您让我出院。（尖声叫着扑上去。看守们抓住他。搏斗，然后带走）

第二场

〔主任大夫和助理大夫。

助理大夫 唉，又来了。他差点碰到您了。

主任大夫 酒鬼……毫无办法。不过总算有点好转。

〔副官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副官。

副官 你们好。

主任大夫 早上好。

副官 我给您送来一个有趣的人物。一个叫切列姆沙诺夫公爵的人，他本应当去服兵役，可是却以《福音书》为理由拒绝了。我们把他送到宪兵队，他们认为不归他们管，没有什么不可靠的表现。神父开导过他，也没用。

主任大夫 （笑着）按照惯例，送到我们这儿来，最后的一关。好吧，带他进来。

〔助理大夫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助理大夫。

副官 据说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青年人。还有，他的未婚妻很阔。真奇怪。坦率地说，他就该到您这儿来。

主任大夫 是啊，是一种mania[55]……

〔鲍里斯被带进来。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鲍里斯。

主任大夫 欢迎光临。请坐。我们来谈谈心吧。请您回避。

〔副官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缺副官。

鲍里斯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个请求，如果您要把我关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快点关进去，好让我休息。

主任大夫 对不起。我们必须遵守规则。只有几个问题。您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鲍里斯 没病。我完全健康。

主任大夫 嗯，可是您的表现与众不同。

鲍里斯 我是按照良知的指示行动的。

主任大夫 您拒绝执行义务兵役制。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鲍里斯 我是个基督徒，因此不能去杀人。

主任大夫 可是需要保卫祖国不受敌人侵犯，阻止破坏公共秩序的人作恶。

鲍里斯 没有人侵犯祖国。破坏秩序的人在政府里要比在受政府压迫的人中间多得多。

主任大夫 您这话怎么讲？

鲍里斯 是这样的。比方说，万恶之源——伏特加酒，是由政府出售的；虚伪、骗人的信仰，是由政府传播的；再如要我执行的义务——当兵，也是政府要求的，而当兵是堕落的主要途径。

主任大夫 照您看来，就不需要政府和国家了？

鲍里斯 这一点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切地知道我不应当参与作恶。

主任大夫 那么世界怎么办呢？要知道，上天赋予我们良知是为了让我们有预见的能力。

鲍里斯 上天赋予我们良知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得见，社会制度不是靠暴力而是靠从善维持的。一个人拒绝参与作恶不会有任何危险。

主任大夫 现在请允许我对您进行一些检查。劳驾躺下来。（开始触诊）这儿没有痛感？

鲍里斯 没有。

主任大夫 这儿也没有？

鲍里斯 没有。

主任大夫 请吸一口气。别呼气。谢谢您。现在请让我量一下。（取出尺子，量额头、鼻子）现在劳驾闭上眼睛，请去吧。

鲍里斯 您干这个不觉得惭愧吗？

主任大夫 什么意思？

鲍里斯 我指这些蠢事。您明明知道我是健康的，我被送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拒绝和他们一起作恶，他们无法抗拒真理，因此他们才装作认为我是疯子，而您在这方面协助他们。要知道这是很卑鄙很可耻的。别干这种事了。

主任大夫 这么说，您不愿意去了？

鲍里斯 不，不愿意去。您可以随意折磨我，不过是您干的；而我呢，不会帮助您。（激动地）算了吧。

〔大夫按铃，两名看守上。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看守们。

主任大夫 请您安静下来。我能理解，您的神经太紧张了。您愿意到自己的病区去吗？

〔助理大夫上。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助理大夫。

助理大夫 有人来探视切列姆沙诺夫。

鲍里斯 什么人？

助理大夫 萨伦采夫和他女儿。

鲍里斯 我很想见见他们。

主任大夫 那好吧，请他们进来。您可以在这里接待他们。（下；助理大夫和看守们在他之后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柳芭上；公爵夫人望着门说：“你们去吧，我过后去。”

第九场

〔鲍里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柳芭。

柳芭 （径直走到他跟前，捧着他的头，吻）可怜的鲍里斯！

鲍里斯 别这样，别可怜我。我觉得好极了。非常高兴。非常轻松。您好！（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互相亲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来告诉你，最主要的是：第一，在这种事情上，做得过分要比做得不够更坏；第二，这件事要按《福音书》上的话去做，不要事先考虑：我这样做，我那样说，“人带你们到……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56]就是说，不是在分清是非之后再做，而是在全副身心感觉到你非这样做不可。

鲍里斯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没想到我会拒绝。当我发现这些虚伪的东西，这些守法镜、文件、警察局、吸烟的法官之后，我不能不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当时我很害怕。可这只是在我开始做之前；后来就很简单，心里也很高兴了。

〔柳芭坐在那里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主要的是，你不要为了出名，为了让你所珍惜的人赞成你才这样做。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大胆地对你说，即使你现在宣誓，开始服兵役，我会同样地爱你，尊敬你，甚至比以前更爱你更尊敬你，因为可贵的不是世上已经成就的事，而是心灵中成就的事。

鲍里斯 那自然啦，因为，只要在心灵中成就了，世上就一定会有变化。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对你说的话就这些。你母亲在这里。她非常难过。如果你能做到她要求的事，你就做吧，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走廊里传来疯狂的嚎叫。患病军官冲进来，看守们跟着他进来，把他拖走。

柳芭 这太可怕了！你还要待在这种地方！（哭）

鲍里斯 我不怕这些，现在我什么也不怕。我觉得太好了！我只怕一点，就是你对这事的态度。你帮帮我吧。我坚信你会帮我的。

柳芭 难道说我会感到高兴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是高兴，这办不到，我也不高兴。我为他痛心，心甘情愿代替他。不过我痛心，我知道这很好。

柳芭 很好。可是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呢？

鲍里斯 谁也不知道。我不考虑将来的事。现在多么好啊。你可以使它变得更好。

〔公爵夫人上。

第十场

〔前场人物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么样，您说服他了？他同意吗？亲爱的鲍里斯，心肝儿。你要明白我的苦衷。一生三十年都是为了你。把你养育成人，为你高兴。现在一切都就绪，都成了，突然放弃一切！监狱，耻辱。不行，亲爱的鲍里斯！

鲍里斯 妈妈，你听我说。

公爵夫人 您为什么不说话？是您毁了他，您就应当说服他。您觉得很好。柳芭，你对他说呀。

柳芭 我能说什么呢？

鲍里斯 妈妈！你要明白，有些事是办不到的，就像人不能飞一样。因此我不能服兵役。

公爵夫人 你不能服兵役是你瞎想出来的。是胡说八道。过去大家都服兵役，现在还在服兵役。你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瞎想出来一个什么基督教。这不是基督教，是叫人吃苦的魔鬼邪说。

鲍里斯 《福音书》里是这样说的。

公爵夫人 没说过。要是说过，那也是蠢话。孩子，亲爱的鲍里斯，可怜可怜我吧。（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哭）我一生吃尽了苦。你还要把我唯一的一点快乐变成苦难。亲爱的鲍里斯！可怜可怜我吧！……

鲍里斯 妈妈，我难过极啦。可是我不能对您说。

公爵夫人 唉，你不要拒绝，你说你再考虑考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就说你再考虑考虑，你再考虑一下吧。

鲍里斯 唉，好吧。不过，妈妈，您也要可怜可怜我。我也很难受。

〔走廊上又传来嚎叫声。

我这是在疯人院里，真会发疯的。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主任大夫。

主任大夫 （一边上）太太，这样会产生很坏的后果。您的儿子处于亢奋状态。我想应当结束探视。请在探视的日子——每周星期四、星期日上午十二点钟以前来。

公爵夫人 唉，好吧，好吧，我就走。亲爱的鲍里斯，再见。你考虑考虑，可怜可怜我，星期四就高高兴兴地迎接我吧。（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伸手）上帝保佑你好好考虑一下，就好像你明天要去死一样。那样你才能正确地作出决定。再见。

鲍里斯 （走到柳芭跟前）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柳芭 我不能撒谎。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折磨大家。我不明白，我没什么要说的。（哭着下）

第十二场

〔鲍里斯一个人。

鲍里斯 唉，真难呀！唉，真难呀！主啊，帮助我！（祈祷）

〔看守们拿着病人的长袍上。

第十三场

〔鲍里斯和看守们。

看守 请换一下衣服。

〔鲍里斯换衣服。

——幕落

第四幕

〔在莫斯科。在第三幕之后一年。萨伦采夫家的大厅已经收拾好，准备举行钢琴伴奏的舞会。仆人们在钢琴前摆花。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同上。

第一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仆人们。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哪里是大舞会呢？不是大舞会，只不过是小晚会罢了。就像从前人说的，是为adolescents[57]举办的une sauterie[58]。我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们出去跳舞呀。他们在马科夫家看过戏，到别人家去跳过舞。我得答谢啊。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我担心Nicolas对这事不高兴。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没办法呀！（对仆人）放到这儿来。上帝看得见我是多么不愿使他不愉快。不过我想，一般说来他现在已经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哎，不是那回事。他只不过不吭声罢了。午饭后他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心情很不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家都要过日子呀。八个孩子呀。要是不让他们在家里快活快活，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至少现在我真替柳芭感到幸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难道说他已经求婚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等于是已经求婚了。他同她谈过，她说同意。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不喜欢他。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水果放到餐柜上。不喜欢谁？不喜欢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自然不喜欢，因为这是对他的全部理论的否定！一个善于社交的、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和气的人。唉，鲍里斯·切列姆沙诺夫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他的情况怎么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丽赞卡去看望过他。他还待在那里。据说瘦得可怕。大夫们很担心他的性命，担心他会发疯。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是啊，这就是他的思想的可怕的牺牲品。为了什么去毁了自己？我决不希望这样。

〔钢琴伴奏师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钢琴伴奏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他）您是来为跳舞伴奏的？

钢琴伴奏师 是的，我是钢琴伴奏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请坐吧，稍等一下。您想不想用茶？

钢琴伴奏师 不，谢谢您。（走到钢琴前）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绝不希望这样。我本来喜欢可爱的鲍里斯的，可是他同柳芭不般配。特别是在他迷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想法之后。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不过信念的力量真叫人吃惊。他非常痛苦。人家对他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就把他留在那儿，或者关进要塞去。他总是回答那几句话。丽赞卡还说，他很高兴，甚至很快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一群狂热者。瞧，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来了。

〔光彩照人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塔尔科夫斯基穿着燕尾服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来得早了一点。（吻两位女士的手）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样更好。

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博芙·尼古拉耶夫娜在哪儿？她打算跳许多许多舞，弥补放过的一切机会。我自愿帮助她。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她正在整理八人舞的奖品。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去帮帮她，可以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那好极啦。

〔斯塔尔科夫斯基下，柳芭迎着他上，手里捧着沙发软垫、星花、丝带。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柳芭。

柳芭 （穿着华丽的晚礼服，但不是袒胸露肩的）哦，您也来了。好极啦。来帮帮我。客厅里还有两个沙发软垫，请您都拿过来。您好，您好。

斯塔尔科夫斯基 我飞着去。（下）

第五场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和柳芭。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对柳芭）听我说，柳芭。今天要来许多熟人，他们会猜测，打听的。可以宣布吗？

柳芭 不行，妈妈，不行。何必呢？叫他们问好了。爸爸会觉得不愉快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他知道，也许猜得出，迟早要告诉他的。我想最好是今天宣布。因为c’est le secret de la comédie.[59]

柳芭 不行，不行，妈妈，请别宣布。否则会破坏晚会的气氛。不，不要宣布。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那就随你的便。

柳芭 这样吧，在晚会结束的时候，晚餐之前宣布。

〔斯塔尔科夫斯基上。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芭 哦，您拿来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好，我去看看娜塔莎。（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下）

第七场

〔柳芭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拿着三个垫子，用下巴颏顶住，可垫子仍然不断掉下来）柳博芙·尼古拉耶夫娜，您别动，我会拾起来的。是啊，您做了不少。只要会安排就行了。万尼亚，来。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 （又抱来一大堆垫子）现在全拿过来了。柳芭，我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打赌，看谁得的勋章多。

斯塔尔科夫斯基 你好办，你谁都认识，你已经先得到了。我呢，应当先博得小姐们的好感，然后才能得到奖赏。就是说，我要先输给你四十分了。

万尼亚 可你是未婚夫呀，我不过是个孩子。

斯塔尔科夫斯基 哪里，我也不是未婚夫，而且还不如孩子。

柳芭 万尼亚！到我房间里去，把书架上的胶水和针垫拿来。

〔万尼亚走去。

千万别把那儿的东西砸碎了。

万尼亚 我全砸碎！（跑下）

第九场

〔柳芭和斯塔尔科夫斯基。

斯塔尔科夫斯基 （拉着她的手）柳芭，可以吗？我太幸福啦。（吻手）马祖尔卡舞由我跟你跳，但我觉得太少。我的话在跳马祖尔卡舞的时间里说不完。可是我一定要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家里，说我已经得到了同意并且十分幸福吗？

柳芭 是的，今天晚上。

斯塔尔科夫斯基 还有一句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样对待这件事？您告诉他了吗？您告诉他了吗？说了？

柳芭 我没说。不过我会说的。他会同意的，就像他同意家里的各种做法一样。他会说：随便你怎么办。不过他心里会难受的。

斯塔尔科夫斯基 因为我不是切列姆沙诺夫？因为我是少年侍从，是贵族长吗？

柳芭 是的。不过我已经作过自我斗争，为了他而欺骗自己。并不是因为我爱他的程度不深才不照他的意思行事，是因为我不能说谎。他本人也这样说。我太想生活了。

斯塔尔科夫斯基 生活才是唯一的真理。哦，切列姆沙诺夫的情况如何？

柳芭 （激动地）别跟我提他。我真想责备他，而且要在他吃苦受难的时候责备他。我也知道，这是因为我对不起他。有一点我知道。存在着一种爱情，我想是真正的爱情，我从来没用这种爱情爱过他。

斯塔尔科夫斯基 柳芭，真的吗？

柳芭 您想让我说我是用这种真正的爱情爱您的……可是我不说。嗯，我爱您。

斯塔尔科夫斯基 您……

柳芭 用另外一种爱情爱你，不过这也不是那回事。那种爱情不是，这种爱情也不是。要是能把两种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斯塔尔科夫斯基 不，我满足于自己的爱情。（吻手）柳芭！

柳芭 （推开他）不行，我们还是来整理奖品吧。瞧，他们来了。

〔公爵夫人及东尼娅、小姑娘上。

第十场

〔前场人物，公爵夫人及东尼娅、小姑娘。

柳芭 妈妈就来。

公爵夫人 我们是第一批？

斯塔尔科夫斯基 总该有人是第一批呀。我曾经建议做个胶木美人当第一位女士。

〔斯乔帕上，万尼亚送东西来。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斯乔帕和万尼亚。

斯乔帕 昨天我以为会在意大利歌剧院见到您。

东尼娅 我们在姨妈家，给穷人缝衣服来着。

〔大学生们、女士们、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大学生们、女士们。

伯爵夫人 我们能见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吗？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见不着，他从来不出场。

斯塔尔科夫斯基 请跳舞吧，是卡德里尔舞。（拍手）

〔人群分开排列，跳舞。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走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跟前）他非常非常不安。他去看过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来以后发现开舞会，就想离开。我走到门口，听见了他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谈话。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说些什么？

斯塔尔科夫斯基 Rond des dames！ Les cavaliers en avant！[60]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 他认为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要离开这里。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个人太折磨我了！（下）

〔舞台改换布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房间。远处传来音乐声。他穿着大衣，正把一封信放到桌上。衣衫褴褛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同他在一起。

第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您放心好了。身无分文我们也能走到高加索。到了那儿以后，就由您来安排。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坐车到图拉，然后步行去。嗯，都准备好了。（把信放在桌子中央，走出来，碰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第二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来干什么？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干什么？不许你干出残酷无情的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为什么？因为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堕落的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太可怕了！我把一生都给了你和儿女们，突然说这是一种堕落的生活。（看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Renvoyez au moins cet homme.Je ne veux pas qu’il soit témoin de cette conversation.[61]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孔普列涅，图热尔，姆阿，帕尔杰。[6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在那边等一等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就来。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下。

第三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个人跟你能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对你来说，他比妻子还亲近？这是无法理解的。你到底要上哪儿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给你留了一封信。我不想当面说。我觉得太难受。不过，假如你愿意，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把这事告诉你。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我无法理解。你的妻子把一切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仇恨她、残酷地折磨她？请问，我是不是经常参加舞会，打扮得花枝招展，打情卖俏呢？我的一生全献给了家庭。我自己哺育所有的孩子，教育他们，最近一年教育儿女、管理家务的重担全落在我的身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打断）因为你不愿意像我建议的那样生活，重担才落在你的身上。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去问问大家看。不能像你想的那样，让孩子们做文盲。我也不能自己去洗衣服、做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从来没有这种要求。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唉，反正是这一类的想法。不，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想行善，你说你爱世人，那你为什么要残酷地折磨把毕生献给你的女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怎么残酷地折磨你？我是爱你的，不过……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要抛弃我，离家出走，这不就是残酷地折磨我吗？大家会怎么说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是一个坏女人，要么你是一个疯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就算我是一个疯子吧，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一个冬天我才举办了这么一次活动，有什么不好呢……正因为担心你不高兴，才办成小晚会的。而且是一次简朴的，你问问玛尼亚和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吧，大家都对我说，不办不行，这事一定要办。这事竟然是犯罪，为了它我要忍受耻辱。而且不止是耻辱。最主要的是你不爱我了。你爱全世界，你爱酒鬼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可是我依然爱着你，没有你我没法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因为你不愿意理解我的生活，我的精神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想理解，可是我无法理解。我看到了，你的基督教使你痛恨家庭，痛恨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别人都能理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谁？向你讨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理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还有别的人，东尼娅和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我倒无所谓。即使没有人理解，也改变不了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悔悟了，又回到小教区去工作。东尼娅呢，现在正在跳舞，同斯乔帕调情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真可惜。不过这不能把黑的变成白的，也改变不了我的生活。玛莎！你不需要我。放我走吧。我也试过参加你们的生活，把构成我生命的东西补充进你们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结果只是我折磨你们，也折磨自己。不仅折磨自己，而且毁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包括这个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权说，而且正在说，我是个骗子，我只说不做，我宣扬《福音书》提倡的贫穷，而自己呢，却在把全部家产交给妻子的幌子下过着奢侈的生活。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在人前觉得羞愧吗？你就不能站得高一点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该感到羞愧的不是我。不过我也觉得羞愧，因为我破坏上帝的事业。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自己说过，尽管我们抵制，可上帝的事业还是在进行。问题不在这里。请问，你想要我干什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已经说过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Nicolas，你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你想想看，眼下柳芭要出嫁，万尼亚考进了大学，米沙、卡佳在念书。怎么能中断这一切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就照你宣扬的话做：忍受，热爱。你有什么难处？只不过是忍受我们，不让我们失去你。唉，你有什么痛苦？

〔万尼亚跑步上。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万尼亚。

万尼亚 妈妈，有人叫你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就说我不能去。你去吧，去吧。

万尼亚 你来呀。（下）

第五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不愿意正视我，理解我。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不是不愿意，而是做不到。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啊，你不想理解我。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你要谅解我。只要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理解我。比如，首先，这里的生活是彻头彻尾堕落的。你讨厌这个说法。可是我不能用别的说法来形容建筑在掠夺基础上的生活。因为你们赖以生活的钱是从土地上收来的，而这些地又是你们从老百姓手上夺来的。此外，我目睹这种生活使孩子们堕落：“凡使这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人有祸了。”可是我眼看着他们在毁灭，在堕落。我无法看着成年人穿着燕尾服，像奴隶一样为我们服务。每顿午饭都使我痛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可是这些都跟过去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外国是这样，处处都是这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自从我认识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以后，我对这种状况就不能视而不见，不能不觉得痛苦。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何苦呢。什么事都可以臆造出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激昂地）这样不理解太可怕了。比如今天吧，我在勒然诺夫公寓的流浪汉中间度过了一个早晨。看见一个婴儿活活饿死了，一个小男孩成了酒鬼，一个生肺痨病的洗衣女工去给人家洗衣服。后来我回到家里，戴白领结的仆人给我开门，我看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小家伙，叫这个仆人给他端点开水来，看见这样一大批为我们服务的佣人。后来呢，我去看鲍里斯，这个用生命的代价坚持真理的人，这样一个纯洁的、健壮的、坚定的人被故意逼到发疯和毁灭的地步，目的就是要除掉他。我知道，他们很清楚鲍里斯有心肌梗塞症，他们就刺激他，然后把他拖到精神病区去。不，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接着我回到家里，了解到，我们家的一个女儿，曾经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真理，可一下子就抛弃了未婚夫，尽管她答应爱他，又抛弃了真理，如今要嫁给一个奴仆，一个骗子……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这算什么基督教啊！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这很糟糕。是我的过错。可是，我只想让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只是说她抛弃了真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你说抛弃了真理，而别人，大多数人都说是抛弃了错误。比方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吧，他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又回到了教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可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他写了一封信给丽赞卡。丽赞卡会给你看这封信。这都是不可靠的。东尼娅也是这样。更不用提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了，他只觉得这是有利可图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生气）唉，反正都一样。我只求你们理解我。我还是认为真理就是真理。这使我非常痛心。家里也是这样。我一进家门就看见云杉、舞会，花费几百卢布，而与此同时，有人却饿死。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请你可怜可怜我，我痛苦极啦。放我走吧。永别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如果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如果不能跟你走，我就卧倒在你乘坐的火车轨道上。随他们，米沙也好，卡佳也好，流浪天涯吧。天啊！天啊！太折磨人了，太折磨人了。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哭）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对门口）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请回吧。我不走了。好吧，我留下来。（脱外衣）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拥抱他）我们活的日子不长啦。我们不要在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之后，毁掉一切。我再不举办晚会了，你也别再惩罚我了。

第六场

〔前场人物，万尼亚和卡佳。

万尼亚和卡佳 （跑步上）妈妈，快点去呀。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我就来，就来。我们还是彼此原谅吧。（下）

第七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孩子，完全是个孩子。或者是一个狡猾的女人。是的，一个狡猾的孩子。是的，是的。看来，上帝啊，你不要我为你的事业工作。你想叫我受辱，让别人指着我说：他只说不做。唉，只好这样了。你需要什么你更清楚。逆来顺受，狂信苦行。啊，要是我能达到那个高度就好了。

〔丽赞卡上。

第八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丽赞卡。

丽赞卡 对不起。我给您送来一封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是要我转告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难道是真的？

丽赞卡 是真的。要念给您听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念吧。

丽赞卡 （念）“我给您写这封信，想请您转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犯了明显的偏离神圣东正教教会的错误。现在我又回到了东正教教会，很是高兴。愿您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这样做。请原谅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他受尽了折磨，可怜的人。不过这太可怕了。

丽赞卡 我还要告诉您，公爵夫人来了，心情非常激动，到楼上找我，说一定要见您。她刚刚去看过儿子。我想最好还是不见她。你们见面会有什么结果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您叫她来吧。看样子今天是一个经受重大考验的日子。

丽赞卡 那么我就去叫她。（下）

第九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是的，是的。我只需记住，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侍奉你。我要记住，如果你要我经受考验，那是因为你认为我能经得住考验，我承受得起。否则就不是考验了……圣父啊，帮助我，帮助我实现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志。

〔公爵夫人上。

第十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承蒙您接见我，非常荣幸。您好。我不伸手给您。因为我恨您，蔑视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公爵夫人 他要转到感化营去了。这都是您造成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有什么要求，您就说吧。如果仅仅是为了骂我，那您只会害自己。您不可能使我受辱，因为我一心一意同情您。

公爵夫人 心肠多好啊！真是基督徒的崇高精神呀！不，萨伦采夫先生，您是骗不了我的。现在我们把您看清楚了。您害了我的儿子，还觉得无所谓，在家里举办舞会。我儿子的未婚妻，您的女儿，现在要嫁人，嫁一个您喜欢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您还在这里装模做样，过俭朴的生活，干木工活。我真讨厌您和您这种新的蒙骗人的把戏！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公爵夫人，请别激动。您需要什么尽管说，恐怕不只是把我骂一通吧。

公爵夫人 骂也得骂。我要把心里的苦水都倒出来。我需要办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要调到感化营去，我受不了。是您使他落到这个地步的。是您干的。是您，您，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不是我，是上帝这样做的。上帝为证，我是多么同情您。别违抗上帝的意志吧。他要考验您。您就驯服地接受吧。

公爵夫人 我不能驯服地接受。我的一生就是靠我这一个儿子。是您把他从我手上夺去的，又害了他。我不能心平气和。我来找您，想最后一次对您说，是您害了他，您就应当去救他。您去想办法把他放出来。您去找上司，找皇上，找您想找的人。您有责任这样做。假如您不这样做，那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这事您要对我负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您教我该怎么做。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公爵夫人 我再重复一次：您应当救他出来。如果您不把他救出来，您就等着瞧吧！再见。（下）

第十一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躺在沙发上。静场。门打开。音乐声更响一些。格罗斯法尔舞曲。斯乔帕上。

第十二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斯乔帕。

斯乔帕 爸爸不在，你们来吧。

〔一对对跳舞的人上，有少年，有青年。

第十三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乔帕和跳舞的人。

柳芭 （认出来）哎呀，你在这儿，对不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起身）没关系。

〔跳舞的人穿场而过。

第十四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个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尼卡诺罗维奇回到教会去了，鲍里斯是我害的，柳芭要嫁人。难道我错了，错在我信仰你？天父啊，帮助我吧！

——幕落

[1]法语：我会觉得这事非常讨人喜欢。

[2]法语：我要把实话都告诉他，告诉亲爱的。

[3]法语：从事情的发展来看。

[4]法语：那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的理由了。

[5]法语：我要结束这一切胡作非为。

[6]法语：到处慷慨解囊。

[7]法语：对这种事我们略知一二。

[8]法语：由此而引出的种种。

[9]法语：罢工。

[10]法语：他非常讨人喜欢，像大家一样。

[11]法语：偏执症。

[12]英语：握手。

[13]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14]法语：他会把家产挥霍一空。

[15]法语：采取自己的措施。

[16]法语：人要自助，上帝才助人。

[17]法语：我把实话都告诉他。

[18]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基督教起源史》的作者。

[19]法语：看在上帝面上，别说了。你有什么权力？

[20]法语：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21]法语：刚说到太阳，太阳就放光了。

[22]即丽赞卡。

[23]法语：她老远就闻得出这种事。

[24]彼得的爱称。

[25]法语：公爵夫人打算让她儿子娶柳芭。她很精明，闻到有一大笔嫁妆。

[26]法语：应当为她说句公道话。

[27]法语：尼古拉。

[28]法语：你推翻了他们的证词。

[29]法语：这是牵强附会。

[30]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

[3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节。

[32]玛丽亚的小名。

[33]法语：志同道合。

[34]意大利语：把您的手伸给我。

[35]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36]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37]法语：精力多充沛呀！我真钦佩她。

[38]法语：别的东西我们没有，这倒是绰绰有余的。

[39]意大利语：行板。

[40]法语：肖邦。

[41]法语：前奏曲。

[42]法语：d小调。

[43]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开了他。

[44]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45]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

[46]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

[47]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四节。

[48]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节。

[49]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四节。

[50]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

[5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

[5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53]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

[54]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六十四节。

[55]躁狂症。

[56]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十二节。

[57]法语：青年们。

[58]法语：小晚会。

[59]法语：这是喜剧的秘密（这是众所周知的）。

[60]法语：女士们围成圈！男士们向前！

[61]法语：您至少要把这个人赶出去。我不愿让他做我们谈话的见证人。

[62]洋泾浜法语，意思是：“知道。我总是要走的。”

活尸

（六幕剧）

（十二景）

芳信 译

白嗣宏 校

人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普罗塔索夫（小名费佳）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小名丽莎）——他的妻子

米沙——男孩，他们的儿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丽莎的母亲

萨莎——丽莎的妹妹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卡列宁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他的母亲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克留科娃——丽莎的女友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玛莎——吉卜赛姑娘（小名玛申卡）

伊万·马卡罗维奇——吉卜赛老人，玛莎的父亲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吉卜赛老妇，玛莎的母亲

伊万·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

佩图什科夫——画家

阿尔捷米耶夫

沃兹涅先斯基——卡列宁的秘书

法院侦查员

侦查员的书记

梅利尼科夫

彼特鲁申——律师

青年律师

大夫

在吉卜赛人那儿的军官

乐师

吉卜赛女人

第一个吉卜赛人

第二个吉卜赛人

在法院旁听的某太太

在法院旁听的军官

法警

普罗塔索夫家的保姆

杜尼亚莎——普罗塔索夫家的女仆

普罗塔索夫家的听差

卡列宁家的听差

在小酒店里的女人

小酒店的侍者

警察

门警

小酒店老板

在法院旁听的某先生

陪审员、听众、证人们

吉卜赛合唱团的男女

第一幕

第一景

第一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头发斑白的胖太太，穿着紧腰衣服，独自坐在茶桌跟前。

第二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端着茶壶的保姆。

保姆 您给我点儿开水好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小米沙怎么样了？

保姆 他直闹。太太自己喂奶最不好了。她很痛苦，孩子也遭罪。她晚上不睡觉，还哭，还会有什么奶水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可是，这会儿她好像平静下来了。

保姆 那算什么平静。看着都叫人难受。她边写边哭。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萨莎。

萨莎 （登场。对保姆）丽莎在育婴室找你哪。

保姆 来啦，来啦。（退场）

第四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

安娜·帕夫洛夫娜 保姆说，她老是哭。为什么她不能把自己的心放宽呢。

萨莎 妈妈，您真奇怪。她跟丈夫，她孩子的父亲分手了，您倒想要她平静。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不平静，可是事情已经做了。既然我做母亲的不但答应，而且高兴我女儿离开她丈夫，可见这是他罪有应得。能够摆脱这种坏人，摆脱这种宝贝，就该快活，而不是伤心。

萨莎 妈妈，您干吗这样说啊？您知道，这不是实话。他不坏，恰恰相反，他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人，尽管他有不少弱点。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哼，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只要钱一到手——自己的也好，别人的也好……

萨莎 妈妈，他从来也没拿过别人的钱。

安娜·帕夫洛夫娜 拿妻子的，也一样。

萨莎 可是，他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妻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知道他会花光才给的呢。

萨莎 不管花光不花光，我只知道，跟丈夫分手，尤其是跟费佳这样一个丈夫分手，是不应该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照你的意思，她得等到他把什么都花光，把他的吉卜赛姘头带回家来吗？

萨莎 他没有姘头。

安娜·帕夫洛夫娜 真糟，好像你们大家全让他给迷住了。可是他迷不了我。不，他办不到。我看透了他，他知道。我要是丽莎，那我在一年以前就不要他了，才不等到这会儿呢。

萨莎 您说得多轻松！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不，不轻松。就我做母亲的说，眼看着女儿离婚，心情并不轻松。老实说，很不轻松。不过，总比把青春断送了的好。感谢上帝，她现在下了决心，而且一切都完了。

萨莎 恐怕还没完吧。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只要他答应离婚就行了。

萨莎 那有什么好处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处就是，她年轻，还可以过幸福的日子。

萨莎 哦，妈妈，您这话真可怕。丽莎是不可能爱别人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既然她自由了，为什么不能？比你们那个费佳强千倍的男人有的是，他们跟丽莎结婚。会觉得幸福的。

萨莎 妈妈，这可不好。我知道，您想的是维克托·卡列宁。

安娜·帕夫洛夫娜 为什么我不能想到他？他爱她有十年了，她也爱他。

萨莎 爱是爱，可是，并不像对丈夫那样。这是从小的友谊。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种友谊是什么我清楚。只要没有障碍就好了。

第五场

〔前场人物。女仆登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事？

女仆 太太打发门房送了一个条儿给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哪个太太？

女仆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太太。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怎么样呢？

女仆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回话说，他马上就来。

安娜·帕夫洛夫娜 （惊讶）刚才我们还谈到他呐。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对萨莎）你不知道吗？

萨莎 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老是守秘密。

萨莎 等丽莎来了，她会告诉您。

安娜·帕夫洛夫娜 （摇头，对女仆）茶炊得烧一烧。杜尼亚莎，端走吧。

〔女仆端着茶炊退场。

第六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

安娜·帕夫洛夫娜 （对站起来想走的萨莎）结果是，像我说的那样。她马上派人去请他了。

萨莎 她派人去请他，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那件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为了什么呢？

萨莎 现在这会儿，对她来说，卡列宁就跟保姆特里福诺夫娜一样。

安娜·帕夫洛夫娜 哼，你瞧着吧。我才了解她呢。她是需要安慰才叫他的。

萨莎 唉，妈妈，您这样想，说明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她。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吧，你瞧着吧。我高兴极了，高兴极了。

萨莎 咱们瞧着吧。（一面低声唱着一面退场）

第七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一个人。

安娜·帕夫洛夫娜 （边摇头，边嘟哝）好极了。让他来吧……好极了，让他来吧……对啦……

第八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女仆。

女仆 （登场）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来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好吧。请他进来，再对太太说一声。

〔女仆从里门退场。

第九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维克托·卡列宁。

卡列宁 （登场，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寒暄）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送了一个便条，叫我来。我呢，本来打算今天晚上来拜访你们，所以我很高兴……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好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她好，孩子有点闹。她马上就过来。（忧愁地）是呀，是呀，真为难……想必您都知道了吧……

卡列宁 我知道。前天接到他信的时候，我在这儿。难道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不能挽回了吗？

安娜·帕夫洛夫娜 当然，还用说吗。要是把这样的事情再来一遍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卡列宁 不过，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活生生地切断关系是很难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自然难哪。可是，您知道，他们的结合早就有了破绽，所以断绝关系比您看起来容易得多。他自己明白，在一切情形发生以后，他是不可能再回来的了。

卡列宁 为什么？

安娜·帕夫洛夫娜 在他胡作非为以后，在他起誓说决不再干这种事情，要是再干这种事情，那他就放弃丈夫的一切权利而让她完全自由以后，您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卡列宁 话虽如此，可是被婚姻束缚的女子能有什么自由呢？

安娜·帕夫洛夫娜 所以要离婚。他答应了离婚，所以我们就该坚持。

卡列宁 是的，可是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非常非常爱他……

安娜·帕夫洛夫娜 唉，她的爱遭受了这样大的打击，就谈不到还有什么爱了。他又酗酒，又骗人，又没信义。她怎么能爱这样的丈夫呢？

卡列宁 为了爱一切都能做到。

安娜·帕夫洛夫娜 您说，爱。但是怎么能爱这种人，这种毫不可靠的没出息的东西呢？您知道，现在弄得……（回头看看门，便很快地继续说下去）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什么都抵押出去了，钱也没了。最后叔叔送来两千卢布让他付利息。他一拿到这笔钱就……不见了。妻子带着生病的孩子坐在家里老等，结果，收到一封短信——把他的衬衫和东西给他送去……

卡列宁 是的，是的，我知道。

第十场

〔前场人物。萨莎和丽莎登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 你瞧，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一听说你请，就来了。

卡列宁 是的，我来晚了点。（和姐妹俩打招呼）

丽莎 谢谢。我有件重要的事请求您。除了您，我再也找不到人了。

卡列宁 我能办得到的，一定办。

丽莎 其实一切事情您都知道。

卡列宁 是的，我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我不打搅你们了。（对萨莎）走吧。让他们俩谈吧。（和萨莎同退场）

第十一场

〔丽莎和卡列宁。

丽莎 是这样的：他写信告诉我说，他认为一切都完了。他（忍住眼泪）……太欺负我了，真……唉，总而言之，我同意了断绝关系。我回答他说，我接受他的遗弃。

卡列宁 可是后来呢？……

丽莎 后来吗？后来我觉得这是我的不是，我不能这么办。不管怎么，都比跟他分手好。嗳，总而言之，把这封信交给他吧。维克托，请您……把这封信交给他，就说……还要带他回来。

卡列宁 好吧。（吃惊）是的，可是怎么带法呢？

丽莎 就说我求他忘记一切，忘记一切，回来。我本来可以直接把信寄去的。可是我知道他，他老是最初打算的很好，可是以后一受了人家的影响，就会改变主意，不照他的本意做了……

卡列宁 我会尽力办去。

丽莎 我求您办这件事，您觉得奇怪吗？

卡列宁 不……然而，老实说，是的，我觉得奇怪……

丽莎 可是，您不生气吧？

卡列宁 难道我会跟您生气吗？

丽莎 我所以求您，就因为我知道您爱他。

卡列宁 我爱他，也爱您。这是您知道的。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您才爱的。我很感激您相信我会尽力办去。

丽莎 我知道。我全告诉您吧。今天早上我到阿夫列莫夫家去了，去打听他在哪儿。那边告诉我，他们都到吉卜赛人那儿去了。我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他着迷。我知道，要是不及时叫他回头的话，他就会着迷的。这是必须办到的。那么您去吗？

卡列宁 当然，马上就去。

丽莎 去吧，找着他，对他说一切都不提了，我在等他。

卡列宁 （站起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丽莎 他在吉卜赛人那儿。我自己去过。我走到了门口；想把信送进去，可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求您……这是地址。就请您告诉他说：请他回来，已经没事了，一切都不提了。为了爱他和我们的友谊，就这么办吧。

卡列宁 我会尽力办去。（稍停，然后鞠躬退场）

第十二场

〔丽莎一个人。

丽莎 我不能，不能。不管怎么都好……我不能。

第十三场

〔丽莎。萨莎登场。

萨莎 怎么样？让他去了？

〔丽莎点头承认。

萨莎 他竟然同意了吗？

丽莎 当然。

萨莎 干吗叫他去，我不懂……

丽莎 还能叫谁去呢？

萨莎 你不是知道他爱你吗？

丽莎 这一切早就过去了。可是，你让我叫谁去呢？你想他会回来吗？

萨莎 我相信会的，因为……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安娜·帕夫洛夫娜登场，萨莎不说下去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呢？

丽莎 走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怎么走了？

丽莎 我请他替我办件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事？又是守秘密吗？

丽莎 不是守秘密，我只不过请他亲自把信交给费佳罢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交给费佳？交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丽莎 对啦，交给费佳……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还以为，你们中间的一切关系都已经断了呢？

丽莎 我不能跟他分开。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什么，一切又从头来起吗？

丽莎 我本来想分开的，我试过，可是我办不到。随您怎么办，可是只要不跟他分开就行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么说，你想要他回来吗？

丽莎 是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又叫这个坏蛋回到你家里来吗？

丽莎 妈妈，我求您别这么说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从前是你的丈夫。

丽莎 不，他现在还是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洛夫娜 败家子、酒徒、浪子，你竟然不能跟他分开吗？

丽莎 您干吗这么折磨我呢？我已经够受了，而您却好像故意要……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折磨你，那么我走好了。这种情形我看不下去。

〔丽莎沉默。

安娜·帕夫洛夫娜 我明白，你们希望我走，我碍你们的事。我真不打算活了。我简直不明白你们。全是新派作风。起先打定主意离婚，后来又忽然把爱你的人请来。

丽莎 没有的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 卡列宁对你求过婚……你却叫他去找丈夫。这算干什么？惹他吃醋吗？

丽莎 妈妈！您说的话真可怕。别管我吧。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把母亲赶出门去，让你那个堕落的丈夫回来好了。对，我何必等没趣呢。再见，望你们保重，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退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第十五场

〔丽莎和萨莎。

丽莎 （倒在椅子上）岂有此理！

萨莎 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咱们会让妈妈平静下来的。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安娜·帕夫洛夫娜。

安娜·帕夫洛夫娜 （默默地走过）杜尼亚莎，拿我的手提箱来！

萨莎 妈妈！听我说！（跟着她退场，对姐姐使个眼色）

——幕落

第二景

第一场

〔吉卜赛人的一室。合唱队唱着《卡那委拉》。费佳没有穿上衣，在长沙发上趴着。阿夫列莫夫跨坐在椅子上对着合唱队的领唱者。一个军官坐在桌前，上面放着香槟酒和玻璃杯。就在这张桌上，一个乐师正在记谱。

阿夫列莫夫 费佳！睡着了吗？

费佳 （站起来）别说话。这是草原，这是十世纪的气氛，这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由自在……现在来唱《不是晚霞》吧。

吉卜赛 不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让玛莎独唱。

费佳 嗯，好吧。回头唱《不是晚霞》。（又躺下）

军官 唱《致命的时刻》。都赞成吗？

阿夫列莫夫 行。

军官 （对乐师）怎么样，记好了吗？

乐师 不可能呀。每回都不一样。而且音阶总是不同。就是这儿。（叫吉卜赛女人过来看，对看谱子的吉卜赛女人说）这样行吗？（哼唱）

吉卜赛女人 就这样吧。妙极了。

费佳 （边坐起来边说）他记不了。要是他记下谱来，放到歌剧里去，那就完全糟了。喂，玛莎，还是来唱《致命的时刻》吧！拿起六弦琴来。（站起来，坐在她对面，凝视着她的眼睛）

〔玛莎唱。

费佳 好。嘿，玛莎真了不起。嗯，现在来《不是晚霞》吧。

阿夫列莫夫 不，别忙。先唱我的葬歌。

军官 干吗唱葬歌？

阿夫列莫夫 因为我死了的时候……你知道，死了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吉卜赛们就会来……你懂了吗？我是这样给妻子留下遗嘱的。于是他们就唱《我走了一俄里》，然后，我就从棺材里蹦出来，你懂了吗？（对乐师）把这个谱记下来吧。喂，唱吧。

〔吉卜赛们唱。

阿夫列莫夫 怎么样，了不起吧？现在——唱《我的勇敢的青年》吧。

〔吉卜赛们唱。阿夫列莫夫手舞足蹈。吉卜赛们微笑，继续边唱，边拍手。阿夫列莫夫坐下。歌唱完了。

吉卜赛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真了不起，他才是个真正的吉卜赛呢。

费佳 好吧，现在来《不是晚霞》吧。

第二场

〔前场人物。一个吉卜赛人登场。

吉卜赛 （对费佳）有位老爷要见您。

费佳 什么老爷？

吉卜赛 我不认识。穿得很阔气。黑貂皮大衣。

费佳 一位阔人吗？好吧，叫他进来。

第三场

〔前场人物，没有那个吉卜赛人。

阿夫列莫夫 到这儿来看你的这个人是谁？

费佳 鬼知道他。谁会有事找我呢？（站起来，东倒西歪）

〔玛莎一面退场，一面用吉卜赛话和自己人说些什么。

第四场

〔前场人物，没有玛莎。卡列宁登场。朝周围张望。

费佳 啊，维克托。真没想到。宽衣吧。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喂，坐吧。维克托，听听《不是晚霞》。

〔吉卜赛们唱。

费佳 正是。正是。妙极了，这支歌里所说到的一切，究竟是在哪儿发生的呢？唉，真美。为什么人们可以达到这种狂欢的境界，而不能把它保持下去呢？

乐师 （记谱）是的，很有特色。

费佳 不是特色，而是实情……

阿夫列莫夫 喂，歌手们，你们歇会儿吧。（拿起六弦琴，挨着费佳坐下）

乐师 其实，除了节奏，这很简单。

卡列宁 Je voudrais vous parler sans témoins.[1]

费佳 谈什么？

卡列宁 Je viens de chez vous.Votre femme m’a chargé de cette lettre，et puis…[2]

费佳 （接信，念信，皱眉，然后温存地笑笑）我说，卡列宁，这封信里所说的，你大概都知道吧？

卡列宁 我知道。而且我想说……

费佳 慢着，慢着。请你不要以为我喝醉了，我说话不负责任，就是说，我是不负责任的人。我喝醉了，可是这个问题我看得很清楚。好吧，她托你来说什么呢？

卡列宁 她托我来找你，对你说她……盼着你。她求你忘记一切，回去。

费佳 （一面默默地听着，一面注视着他的脸）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

卡列宁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叫我来，她并且请我……

费佳 所以……

卡列宁 可是，与其说以你妻子的名义，不如说是以我自己的名义，我求你回家去。

费佳 你比我好。这话多荒谬啊！比我好并不是件难事。我是个坏蛋，而你是个很好的好人。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也不光是为了这一点。而是因为我做不到，也不愿意。你说，我怎么能回去呢？

卡列宁 这会儿你到我家里去。我就去告诉她，你会回去的，等明天……

费佳 明天又怎么样？我，还是我，她呢，还是她。（走近桌前喝酒）最好是一刀两断。你知道，我对她说过，要是我再失信的话，那她就可以抛弃我。我失信了，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卡列宁 这是为你，可不是为她。

费佳 奇怪，你居然会担心我们的关系破裂。

〔卡列宁想说什么。玛莎登场。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玛莎。然后吉卜赛们上。

费佳 （打断他）你听听，听听吧。玛莎，唱。

〔吉卜赛们一同登场。

玛莎 （低声）该唱欢迎歌吧。

费佳 （笑）唱欢迎歌欢迎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吉卜赛们唱。

卡列宁 （窘困地听着，然后问道）给多少钱？

费佳 嗳，给二十五个卢布吧。

〔卡列宁给钱。

第六场

〔前场人物，没有卡列宁。

费佳 妙极了！现在唱《亚麻》歌。（朝周围看看）卡列宁溜了。哼，去他的吧。

〔吉卜赛们散了。

费佳 （挥一挥手，走近玛莎，挨着她坐在长沙发上）哦，玛莎，玛莎，你简直弄得我心乱极了。

玛莎 喂，我问您要什么来着？……

费佳 什么？钱吗？（从裤袋里掏出来）真是，拿去吧。

〔玛莎笑，接过钱，揣在怀里。

费佳 （对吉卜赛们）简直不懂。她替我打开了天国之门，而又问我要钱买香水。你就根本不懂得你自己在搞什么鬼。

玛莎 怎么不懂得。我懂得，为了我所爱的人我要拼命努力，把歌唱得更好。

费佳 那么你爱我吗？

玛莎 大概爱吧。

费佳 妙极了。（亲她）

〔吉卜赛男女退场。剩下三对：费佳和玛莎，阿夫列莫夫和卡佳，军官和加莎。乐师在记谱，一个吉卜赛用六弦琴胡乱拨出华尔兹舞曲。

费佳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人，而合唱队呢，又不会答应你。你觉得好吗？

玛莎 要是有好客人的话，当然好。而且使我们很快乐。

费佳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玛莎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费佳 这是个挺好的人。他来叫我回到我妻子那儿去。她爱我这样的一个傻瓜，而我在这儿干的是什么啊。

玛莎 这真不好，您应该回到她那儿去。您应该可怜她。

费佳 你认为应该吗？我可认为不应该。

玛莎 当然，要是您不爱她，那就说不上应该了。唯有爱情是最宝贵的。

费佳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玛莎 就是知道嘛。

费佳 那么，亲亲我吧。歌手们！再来一遍《亚麻》歌，然后就结束吧。

〔吉卜赛们唱起来。

费佳 哦，好！要是不醒多好。就这样死去多好。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自第一幕以来，两星期过去了。丽莎的家。卡列宁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坐在饭厅里。萨莎开门登场。

第一场

卡列宁 喂，怎么样？

萨莎 大夫说现在已经没危险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么，真要谢天谢地。丽莎简直累坏了。

萨莎 他说，这或者是假性喉头炎，或者是很轻的……那是什么？（指着提篮）

安娜·帕夫洛夫娜 那是维克托带来的葡萄。

卡列宁 不吃点儿吗？

萨莎 对啦，她喜欢吃。她的神经兴奋极了。

卡列宁 有两夜没睡没吃了。

萨莎 （微笑）您也一样……

卡列宁 我不要紧。

第二场

〔前场人物。大夫和丽莎登场。

大夫 （嘱咐地）对啦，对啦。要是他不睡，就每半点钟换一次湿毛巾。要是睡了，就别惊动他。喉咙里不用抹药。屋子里的温度要保持像现在这样……

丽莎 要是再喘不出气来呢？

大夫 大概不至于。要是这样呢，就用喷雾剂吧。此外，还得吃点药粉，早上一种，晚上一种。现在我来开药。

安娜·帕夫洛夫娜 大夫，您不喝杯茶吗？

大夫 不，谢谢，还有病人等着哪。（走近桌前坐下）

〔萨莎拿纸和墨水来。

丽莎 那么，这确实不是喉头炎。

大夫 （微笑）一点不错。（写）

〔安娜·帕夫洛夫娜俯视大夫写处方。

卡列宁 来，现在喝点茶吧，要不然，最好还是去睡一会儿。瞧瞧，您成了什么样儿了。

丽莎 现在我活过来了。谢谢您。您真是个真正的朋友。（紧握他的手）

〔萨莎气冲冲地向大夫走去。

丽莎 我的朋友，我真感谢您。

卡列宁 我做了什么呢？您真是没有理由要感谢我。

丽莎 那么，几夜不睡的是谁呢？把这位名医请来的是谁呢？全是您……

卡列宁 小米沙没有危险了，我就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而且，尤其是，您的亲切。（又握手，笑，发现捏在她手里的钱）

丽莎 （微笑）这是给大夫的。可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

卡列宁 是呀，我也不知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 （走过去）不知道什么？

丽莎 把钱给大夫。他救了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的孩子，我却拿钱给他。这总有点不大妥当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让我来给吧。我知道的。简单极了……

大夫 （站起来，把药方递过去）那么，用一大调羹开水，把这些药粉调好，然后……（继续嘱咐）

〔卡列宁坐在桌旁喝茶。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萨莎向台前走去。

萨莎 他们这副德行我真受不了。她就跟爱上了他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呢？

萨莎 恶心……

〔大夫跟大家告辞，退场。安娜·帕夫洛夫娜送他出去。

第三场

〔丽莎、卡列宁和萨莎。

丽莎 （对卡列宁）现在他真可爱。只要稍微好一点儿他就马上笑呀闹的。我要去看他。可是我又不愿意离开您。

卡列宁 您还是喝点茶，吃点东西吧。

丽莎 我这会儿什么也不需要。在经受了种种担心害怕以后，我真是高兴极了。（呜咽）

卡列宁 您瞧，您多么软弱啊。

丽莎 我高兴极了。您想去看看他吗？

卡列宁 当然。

丽莎 跟我一块儿去吧。

〔退场。

第四场

〔萨莎和安娜·帕夫洛夫娜。

安娜·帕夫洛夫娜 （回来）我给得巧极了，所以他收下了。你干吗板着脸？

萨莎 真恶心。她带他到育儿室去了。好像他是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似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干吗你这样激动？难道你打道嫁给他吗？

萨莎 我，嫁给这么个大高个儿？我虽然不知道嫁给谁，可是我知道，决不是他。这件事我就没想过。我只是讨厌，费佳走后，丽莎会跟一个陌生人这么亲热。

安娜·帕夫洛夫娜 他怎么是陌生人呢？是小时候的朋友。

萨莎 可是，我从笑容和眼光里，看出他们爱上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 这有什么奇怪呢？人家关心她孩子的疾病，又同情，又帮忙，所以她很感激。再说——为什么她不该爱维克托，不该嫁给他呢？

萨莎 这太可怕了。真恶心，真恶心。

第五场

〔卡列宁和丽莎登场。卡列宁默默地告辞。萨莎气冲冲地退场。

第六场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丽莎。

丽莎 （对母亲）她怎么啦？

安娜·帕夫洛夫娜 真的，我不知道。

〔丽莎不声不响地叹气。

——幕落

第二景

〔阿夫列莫夫的书房。有几只倒满酒的玻璃杯。客人们。

第一场

〔阿夫列莫夫、费佳、头发蓬松的斯塔霍维奇、刮过脸的布特克维奇和马屁精科罗特科夫。

科罗特科夫 我告诉你们，它会得锦旗的，拉伯尔布阿耶是欧洲最好的马。打赌吧。

斯塔霍维奇 别吹了。你知道，就没人信你的话。谁也不会打赌的。

科罗特科夫 我告诉你，你的卡尔图什会得锦旗的。

阿夫列莫夫 别抬杠了。我来给你们调解。问问费佳。他的话对。

费佳 两匹马都好。问题就在骑师。

斯塔霍维奇 古谢夫是个坏蛋。必须对他严加管束。

科罗特科夫 （叫起来）不对！

费佳 喂，别忙，我来给你们调解。大赛马是谁赢的？

科罗特科夫 他赢的，可是这毫无价值。这是偶然的机会。要是克龙普林茨不生病的话——瞧瞧吧。

〔听差登场。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听差。

阿夫列莫夫 什么事？

听差 有位女客来了，要见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阿夫列莫夫 什么人？是位太太吗？

听差 我不知道。不过她真是一位太太。

阿夫列莫夫 费佳，有位太太来看你。

费佳 （吃惊）这是谁呢？

阿夫列莫夫 他不知道是谁。（对听差）请她到客厅里去吧。

费佳 别忙，我去瞧瞧。（退场）

第三场

〔前场人物，没有费佳和听差。

科罗特科夫 谁会来看他呢？准是玛莎。

斯塔霍维奇 哪个玛莎？

科罗特科夫 吉卜赛姑娘玛莎。她爱他，就跟猫的爱一样热烈。

斯塔霍维奇 她多可爱啊。而且唱得又好。

阿夫列莫夫 美极了！塔妞莎和她。昨天晚上她们跟彼得合唱来着。

斯塔霍维奇 这小子真走运……

阿夫列莫夫 因为娘儿们爱他吗，算了吧。

科罗特科夫 吉卜赛女人们简直让我受不了。她们太不雅致。

布特克维奇 得啦，你说的不对。

科罗特科夫 我宁可拿她们大伙儿去换一个法国娘儿们。

阿夫列莫夫 嗯，不错，你是个有名的唯美派。我要去看看到底是谁。（退场）

第四场

〔前场人物，没有阿夫列莫夫。

斯塔霍维奇 要是玛莎，就把她带到这儿来，让她唱个歌儿。不，吉卜赛们现在已不像从前了。塔妞莎从前是……唉，妈的。

布特克维奇 我觉得她们还是老样子。

斯塔霍维奇 当她们用庸俗的情歌代替民谣的时候，怎么能说她们还是老样子呢？

布特克维奇 就是情歌也有好的。

科罗特科夫 那么，你打不打赌，我叫她们唱，你就不知道，这是民谣还是情歌？

斯塔霍维奇 科罗特科夫老是打赌。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阿夫列莫夫。

阿夫列莫夫 （登场）诸位，不是玛莎。除了这儿，就没地方招待她。咱们到弹子房去吧。

科罗特科夫 打赌吧。怎么样，害怕了吗？

斯塔霍维奇 打赌，打赌。

科罗特科夫 那你就要输一瓶酒啰。

斯塔霍维奇 不要紧。带酒去吧。

〔他们说着话退场。

第六场

〔费佳和萨莎登场。

费佳 到这儿来。唉，唉。你怎么啦？你说吧，你说吧……

萨莎 （发窘地）费佳，要是你觉得不快活，请你原谅我，但是，看上帝的面，听完我的话吧。（她的声音发颤）

费佳 （在屋子里踱步。萨莎坐下，瞧着他）你说吧。

萨莎 费佳，回家去吧。

费佳 我很了解你，萨莎，亲爱的，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应该这么办，应该尽量设法都恢复原状。可是，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如果你这个聪明可爱的姑娘，这样说好像很奇怪，处在我的地位，那你准会像我这么办，就是说，会走掉，不再妨碍别人的生活……

萨莎 什么妨碍？难道丽莎没有你能活下去吗？

费佳 唉，亲爱的萨莎，宝贝儿，她能的，能的，而且会更幸福，比跟我在一块儿幸福得多。

萨莎 决不会。

费佳 这是你的错觉。（揉搓着手里的信）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就是说，不是问题在这里，而主要是我不能。你知道，人可以把一张厚纸叠来叠去折叠一百遍，它不破，可是叠到一百零一遍呢，那它就要破了。我和丽莎的关系也这样。看见她的眼睛使我太痛苦了。她也一样，真的。

萨莎 不对，不对。

费佳 你说“不对”，其实你自己知道，这是“对的”。

萨莎 我只能拿我自己来判断。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你把你刚才回答的话回答了我，那对我真是太可怕了。

费佳 是的，对于你。

〔沉默。两个人都窘了。

萨莎 （站起来）难道就这样下去吗？

费佳 大概是的。

萨莎 费佳，回去吧。

费佳 谢谢你，亲爱的萨莎。你会永远留给我一个珍贵的回忆……可是再见吧，宝贝儿。让我亲亲你。（亲她的前额）

萨莎 （激动）不，我不说再见；我不信，我决不信……费佳……

费佳 好，你听我说。可是你要答应我，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答应吗？

萨莎 当然。

费佳 好，那么，你听我说吧，萨莎。不错，我是她的丈夫，是她孩子的父亲，可是，我却是个多余的人。别忙，别忙，别插嘴。你以为我嫉妒吗？一点也不。第一，我没有权利，第二，我没有理由。维克托·卡列宁是她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爱她，她也爱他。

萨莎 不。

费佳 她爱的，就像一个除了丈夫以外谁也不爱的、贞洁贤慧的女人那样地爱着。可是她现在爱他，一旦把这个障碍物（指着自己）除掉，她就会爱他。所以我要把它除掉，那么，他们就可以幸福了。（声音发颤）

萨莎 费佳，别这么说吧。

费佳 你知道，这是实话，而且我为他们的幸福感到高兴。这就是我所能办到的最好的办法。我不回去，我给他们自由。你就这样说吧。不，别说了，别说了。再见。（亲亲她的头，把门打开）

萨莎 费佳，我真佩服你。

费佳 再见，再见。

〔萨莎退场。

第七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对啦，对啦，妙极了，好极了。（按铃）

第八场

〔费佳和听差。

费佳 请你们老爷来。

〔听差退场。

第九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不错，不错。

第十场

〔阿夫列莫夫登场。

阿夫列莫夫 办妥了吗？

费佳 妙极了。“她发誓，赌咒……”妙极了。都到哪儿去了？

阿夫列莫夫 在那儿打弹子。

费佳 好极了。咱们走吧……“到我这儿来待一会儿”。

——幕落

第三幕

第一景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六十岁的潇洒的独身汉。脸刮得很干净，留着小胡子。他是位年老的军人，很威严，神情忧郁。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维克托的母亲，打扮得十分年轻，是位五十岁的贵妇。谈话时夹着法语。丽莎、维克托、听差。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书房，简单华丽，满是纪念品。

第一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正在写信。

第二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听差。

听差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到。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自然请他进来。（转身，对着镜子整理衣服）

第三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登场）J’espère que je ne force pas la consigne.[3]（吻手）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知道，vous êtes toujours le bienvenu.[4]尤其是今天。您收到我的短信了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收到了，这就是我的回答。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我的朋友，我开始完全绝望了。Il est ensorcelé，positivement ensorcelé.[5]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倔强，这么固执，这么狠心，对我这么冷淡过。自从那个女人把丈夫甩了以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他都要跟她结婚。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可是她丈夫怎么样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答应离婚。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原来这样。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连他，维克托，都过问起这件事来了，过问起律师呀、犯罪的证据呀——这一切丑恶的事来。Tout ça est dégoutant.[6]而且这并不使他感到厌恶。我真不懂他。他向来又敏感、又胆小……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闹恋爱呀。唉，人要是真爱上了谁的话，那么……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可是为什么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可以有纯洁的爱情，一生都保持友爱的关系呢？这种爱情我才了解，才尊重哪。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现在年轻的一代，已经对理想的关系不能感到满足了。La possession de l’âme ne leur suffit plus.[7]真没法子。可是你拿他怎么办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不能这样看他。可是，他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完全变了。您知道，我到过她家里。他求我去的。我去了，没碰见她，就留下一张名片。Elle m’a fait demander quand je pourrai la recevoir.[8]今天（看看钟）一点多钟，就是说过一会儿，她就要来了。我答应维克托见见她，可是您得明白我的处境。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照老习惯，我把您请了来。您得帮帮我。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谢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想想看，她这次的拜访要决定一件大事——维克托的命运。我或许不该答应……可是我又怎么能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您完全不认识她吗？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从来没见过她。可是我怕她。好女人是不会同意离开丈夫的。何况他又是个好人。您知道，他是维克托的同学，以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可是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Quels que soient les torts qu’il a eus vis-à-vis d’elle，[9]抛弃丈夫总是不对的。她非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不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维克托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怎么会同意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有多少回——不久前，他曾当着我的面跟斯皮岑热烈地争辩过，证明离婚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一致。而现在呢，他自己倒做起这种事来了。Si elle a pu le charmer à un tel point，[10]那我真怕她。可是，我所以找您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现在，反而就我一个人说话了。您觉得怎么样？请说吧。您有什么意见？该怎么办呢？您跟维克托谈过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跟他谈过了。我觉得他爱她，爱她爱成习惯了。这种爱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而他又是个接受事情既慢而又坚决的人。他心里一想到什么，就再也改变不了。除了她，他是谁也不会爱的。不是她，而要他和别的人相处的话，他是不会幸福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瓦里娅·卡赞采娃会十分乐意嫁给他的。那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又那么爱他……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微笑）C’est compter sans son hôte.[11]现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想，最好是顺从他，帮助他结婚算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跟离了婚的女人结婚，为的是让他去跟自己妻子的前夫见面吗？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坦然说出这种话来。难道做母亲的会愿意自己唯一的儿子，而且是这样出色的儿子，去娶这种女人做妻子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亲爱的朋友，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假如他能跟一位您所认识和喜欢的姑娘结婚，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既然做不到……再说，要是他娶了吉卜赛姑娘或是莫名其妙的女人呢……其实，丽莎·拉赫曼诺娃是个很好、很可爱的女人，我是由我侄女内莉那儿认识她的。真是个温柔、善良、多情、贤慧的女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决心甩掉丈夫的贤慧女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真不明白您。您又无情，又刻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她丈夫是个跟自己作对的人。而且，特别跟妻子作对。他是个懦弱的、完全堕落了的酒徒。他把自己的财产和她的财产全花光了，——她有一个孩子。您怎么能责备一个放弃这种男人的女子呢？再说，并不是她放弃他，而是他放弃她。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真脏，真脏。连我都要给弄脏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您的宗教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是的，饶恕。“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Mais c’est plus fort que moi.[12]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她怎么能跟这种人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是不爱别人，她也不能不这么办。为了孩子也应该这么办。丈夫本人是个聪明善良的人，在他完全清醒的时候，也劝她这么办。

第四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卡列宁登场，吻母亲的手，问候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卡列宁 妈妈！我跟您说句话：可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马上就要来了，我请求您，只求您一件事：要是您仍然不同意我的婚事……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打断他的话）当然，还是不同意。

卡列宁 （继续说，皱眉）……既然这样，那我就求您，求您一件事：别说您不同意，别表示您有反对的意见。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想，我们不会谈到这件事。至少我决不会先提的。

卡列宁 那她更不会提了。我只希望您了解她。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和有个活丈夫的普罗塔索娃夫人结婚的欲望，跟你那离婚就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宗教信念调和起来呢？

卡列宁 妈妈！您真是太狠心了！难道我们大家真是这样洁白无瑕，就是在这样复杂的人生中，也能毫不违反我们的信念吗？妈妈，您干吗对我这么狠心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爱你，希望你幸福。

卡列宁 （对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您希望他幸福，可是，我们这些头发斑白的人要了解年轻人，已经是很难的了。总想让儿子幸福的母亲，尤其困难。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好，好，真好。你们都反对我。当然，你可以这么办，vous êtes majeur.[13]可是你简直要我的命。

卡列宁 我真不懂您。这比狠心还厉害。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对维克托）别说了，维克托。你母亲永远是说得出，做不出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会把我所想到的和我所感到的都告诉她，不过我说的时候，决不伤害她。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这是一定的。

第五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和卡列宁。听差登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她来了。

卡列宁 我少陪了。

听差 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到。

卡列宁 我走了，妈妈。请您……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也站起来。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请她进来。（对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请，您留在这儿吧。

第六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想，你们en tête-à-tête[14]谈，更方便。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我害怕。（慌乱）要是我想跟她tête-à-tête谈的时候，我会示意您的。Ça dépendra……[15]光留下我单独跟她在一块儿，这使我拘束极了。到时候我给您做个这样的暗号吧。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会明白的。我相信，她会招您喜欢的。只是要公正。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怎么你们大家都反对我呢。

第七场

〔前场人物。丽莎戴着帽子，穿着拜客的衣服，登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稍微欠起身来）我很抱歉没能见到您，可是现在，又劳您驾来看我。

丽莎 我怎么也没料到，您愿意见我，我真是感激极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你们认识吗？（指着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我很荣幸我们早就见过面。（握手。坐下）我侄女内莉常常和我提起您。

丽莎 是的，我们以前很要好。（羞怯地瞧瞧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而且现在仍旧很要好。（对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怎么也没想到，您会愿意见我。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跟您丈夫很熟。他一向跟维克托很要好。在他没搬到坦波夫去以前，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好像他是在那儿跟您结婚的吧？

丽莎 是的，我们是在那儿结婚的。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可是后来，他再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再也没来看过我了。

丽莎 是的，他差不多哪儿也不去。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而且他也没介绍您跟我认识。

〔难堪的沉默。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最后我看见您的那次，是在杰尼索夫家里演戏的时候。您记得吗？演得好极了。您也演了。

丽莎 不……是的……当然……记得。我演了。

〔又沉默起来。

丽莎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要是我说的话使您不愉快，就请您原谅我。可是我不能装假，也不会装假。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说……因为他，也就是说，因为您想见我……可是有话还是说出来好……（呜咽）我真难……您心又好。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看来，我还是走好。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您走吧。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再见。（和两个女人告辞，退场）

第八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听我说，丽莎，我不知道您的父称叫什么，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丽莎 安德烈耶夫娜。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嗯，叫丽莎也一样。我可怜您，我喜欢您。可是我爱维克托。我在这个世界上就爱他一个人。我了解他的心情，就跟了解我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自豪的心情。甚至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豪感。不是因家世和财产而自豪，而是因自己的纯洁和高尚的道德而自豪，而且一直都保持着它。他像处女一样的纯洁。

丽莎 我知道。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他没爱过任何女人。您是头一个。我不能说我不嫉妒您。我嫉妒。可是我们做母亲的，您孩子还小，所以您还来不及知道，我们做母亲的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把他交给妻子，也不嫉妒。可是要交给像他一样纯洁的妻子。

丽莎 我……难道我……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请原谅，我知道您没有错，而且您很不幸。同时我了解他。现在他准备忍受一切，永远忍受下去，决不提起，可是他会痛苦的。他会因自豪感受了伤害而痛苦，他不会幸福。

丽莎 这一层我想过。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丽莎，亲爱的。您是个聪明贤慧的女人。您要是爱他，那您就该希望他比您自己更幸福。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就该想到不要拴住他，叫他后悔，虽然他不会说，决不会说的。

丽莎 我知道他不会说。这件事我想到过，也问过我自己。我想过，跟他说过。可是他说，没有我他就不想活，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做个朋友，您要建立您自己的生活，别把您那纯洁的生活和我的不幸的生活结合起来吧。”可是他不肯。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他是现在才不肯的呀。

丽莎 劝他放弃我吧。我赞成。我爱他是为了他的，而不是我自己的幸福。只求您帮助我，别恨我。我们一块儿来爱他，给他谋幸福吧。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是的，我爱上您了。（吻她。丽莎哭）不过还是，这还是可怕的。要是在您没结婚以前，他爱上您的话……

丽莎 他说那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了，但是他不愿妨害朋友的幸福。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唉，这多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而且上帝会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卡列宁。

卡列宁 （登场）妈妈，亲爱的。我全听见了。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您会爱上她。那么一切都好了。

丽莎 我真抱歉，您都听见了，我要不说就好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过，任何事情都还没决定。我只能说，要是没有这些困难的情形，那我就高兴了。（吻她）

卡列宁 只是请您别改变主意。

——幕落

第二景

〔简朴的屋子、床、书桌、长沙发。

第一场

〔费佳一个人。敲门声。门外有女人的声音：“你锁着门干什么，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费佳，开门吧。”

第二场

〔费佳和玛莎。

费佳 （站起来，开门。玛莎登场）我真谢谢你来了。怪闷的。闷极了。

玛莎 你干吗不到我们那儿去？又喝酒了吗？唉，你呀，答应不喝的。

费佳 你知道吗，我没钱了。

玛莎 为什么我要爱上你呢？

费佳 玛莎！

玛莎 老叫玛莎干什么。你要是爱我，你早就该离婚了。而且对方也要求过你。你说你不爱她，可是你还要盯着她。分明是你不愿意嘛。

费佳 为什么不愿意，你是知道的。

玛莎 简直胡说。大家都说你是个没出息的人，这话真不错。

费佳 我怎么跟你说呢？再说，你的话伤了我的心，这是你自己也知道的。

玛莎 你有什么伤心呢……

费佳 你自己知道，我在世上唯一的快乐就是你的爱。

玛莎 我的爱是我的。你呀，就没爱。

费佳 好吧，我不想说服你了。也没必要，你自己知道。

玛莎 费佳，你为什么折磨我呢？

费佳 谁折磨谁？

玛莎 （哭）你没良心。

费佳 （走过去搂抱她）玛莎！哦，你说些什么话？别哭了。我们应该生活，而不是哭泣。这是跟你不相称的。我的美人儿啊！

玛莎 你爱我吗？

费佳 我还能爱谁呢？

玛莎 就爱我吗？那么，把你写的东西念给我听听。

费佳 你会厌烦的。

玛莎 既然是你写的，那么一定很好。

费佳 那么，听吧。（念）“晚秋，我和朋友约定在穆雷金广场相会。这个广场是座巉岩峥嵘的险岛。这是阴暗、暖和、宁静的一天。有雾……”

第三场

〔费佳和玛莎。玛莎的父母吉卜赛老人伊万·马卡罗维奇和吉卜赛老妇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走进门来。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走近女儿）你这个死鬼又偷着跑到这儿来了。老爷，您好。（对女儿）你打算把我们怎么办？啊？

伊万·马卡罗维奇 （对费佳）你这样干呀，老爷，真不对。您要毁了这丫头。唉，你这样干呀，真不对，真下流。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系上头巾，马上走。哟，居然逃跑了。我怎么跟合唱队说呢？跟个穷光蛋鬼混。你从他身上捞到了什么呀？

玛莎 我没鬼混。我爱这位老爷，再也没别的想法了。我并没离开合唱队，我会去唱歌，那么有什么……

伊万·马卡罗维奇 再说一句，我揪掉你的辫子。烂货。谁这么干过？你爹没有，你妈没有，你婶子没有。这是不体面的，老爷。我们喜欢你，多少回白唱给你听，还可怜你。可是你倒来了这一手。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你平白无故地把我们的女儿给毁了，把我们的亲骨肉、独养女、珍珠、钻石、无价之宝踩到粪堆里，这就是你干的事。你好没天良。

费佳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你误会我了。你女儿就像我妹妹一样。我爱惜她的名誉。你别胡思乱想。我爱她。这有什么法子呢。

伊万·马卡罗维奇 可是从前你有钱的时候，你并不爱她。要是那会儿你肯出一万卢布给合唱队，那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把她带走。可是这会儿你成了穷光蛋，却想偷偷地拐走她。丢人呀，老爷，丢人呀。

玛莎 他没拐我。是我自己来看他的。就是这会儿你们把我带走了，我还是要来的。我爱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的爱情比你们所有的铁锁还坚强……偏不回去。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 喂，玛申卡，心肝，别唠叨了。你做错了，喂，走吧。

伊万·马卡罗维奇 喂，别再说了。走！（抓住她的手）对不起，老爷。

〔三个人都退场。

第四场

〔费佳。阿布列兹科夫公爵登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对不起。我无意中亲眼看见了一个不愉快的场面。

费佳 您贵姓？……（认出来了）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寒暄）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无意中亲眼看见了一个不愉快的场面。我本来不想听的。但是，既然听见了，我就认为有义务告诉您我听见了。我是被派到这儿来的，而且我不得不在门口等着那几位客人出去。再说，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所以我敲门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费佳 是的，是的。请坐。您肯告诉我，我真谢谢您。这样就给了我对您把这个场面加以解释的权利。无论您对我有什么想法，都没关系。可是我要告诉您，您所听见的那些关于这个吉卜赛歌女的非难，是很不公正的。就道德方面说，这个姑娘就像鸽子一样的纯洁。我跟她的关系，只是朋友的关系。假如这种关系有点诗意，但是这并不破坏这个姑娘的纯洁，她的名誉。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那么您找我有什么贵干呢？我能怎样为您效劳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第一，我……

费佳 对不起，公爵。现在我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下降，要是您没有事找我，从前我跟您的一面之交，实在是不值得您来拜访我的。有什么贵干？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不否认，您猜着了。我是有事。不过我还是求您相信，您的地位的改变决不影响我对您的态度。

费佳 完全相信。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的事情是：我的老朋友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和她的儿子，要我直接来向您打听您的态度……您允许我说出来吗？……就是您对您太太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普罗塔索娃的态度。

费佳 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应该说，我跟我从前的妻子的关系完全断绝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也这样想过。因此，我才接受了这个困难的使命。

费佳 断绝的原因，我得赶紧声明一下，不是由于她，而是由于我，或者不如说，由于我的无数的过失。其实她始终是个无可指摘的女人。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所以维克托·卡列宁，尤其是他的母亲，要我来向您打听一下您的意图。

费佳 （激动）什么意图？毫无意图。我让她完全自由了。还有，我决不会打扰她的平静。我知道她爱维克托·卡列宁。好，随她爱吧。我认为他是个很呆板，但是很好、很诚实的人，因此，我想，她跟他在一块儿，会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很幸福的。而且……que le bon dieu les bénisse.[16]这就完了。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可是我们应该……

费佳 （打断他）而且您别以为我有丝毫嫉妒的感情。如果我说过维克托很呆板，那么，我就收回这句话。他是个很好的、诚实的、有道德的人，刚好和我相反。而且他从小就爱她。也许，当她嫁给我的时候，她就爱他了。这是常有的事。至上的爱情是自己都不知道的爱情。我相信，她一直都是爱他的。可是，她是个诚实的女人，所以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这件事。不过……我们的家庭生活上总好像有一种阴影……可是，我何必对您说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请说吧。相信我，我对您的人之常情态度，我想充分了解这种关系的愿望，要比我的使命更重要。我理解您。我明白，您巧妙地说出的这种阴影可能早就存在……

费佳 是的，早就有了。也许就为了这个理由，她让我过的那种家庭生活，使我感到不满足，因此，我就老是在找寻什么，追求什么。可是，我好像在替自己辩护似的。我不想，而且我也不能替自己辩护。我从前是，我敢说从前是一个坏丈夫。我所以说从前是，就因为现在我自己感觉早已不是她的丈夫，而且认为她完全自由了。那么，这就是我对您的访问的回答。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不过，您是知道维克托的家庭和他本人的。他跟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的关系始终都是极正当而又疏远的。每逢她有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她。

费佳 是的，我的荒唐生活使他们更加接近了。应该如此，有什么法子呢。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他跟他家里的严格的正教信仰，您是知道的。我不赞成他们的信仰。我看事情的眼光比较开阔。可是我尊敬他们，也理解他们。我知道对于他，尤其是对于他的母亲，不经过教会结婚而跟女人亲近，是不可想象的。

费佳 是的，我知道在这方面他是呆……是直率的、保守的。可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呢？离婚吗？我早就告诉了他们，我很愿意，可是要我归罪自己，还要制造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一切谎言，是很难的。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非常理解您，也同情您。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可以这样安排的。不过，您说得对。这是可怕的，而且我理解您。

费佳 （握手）谢谢您，亲爱的公爵。我一向就知道您是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请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我不想上进。我是个坏蛋。可是有些我不能冷静地做的事。我不能冷静地撒谎。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还是不理解您。您是个又聪明、又能干、对善又非常敏感的人，您怎么会这样神魂颠倒，会忘记自己对自己所抱的期望呢？您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您怎么会毁了自己的一生呢？

费佳 （忍住感动的眼泪）我过这种放荡的生活已经十年了。像您这样的人肯同情我的，这是头一回。朋友、浪子、女人，固然同情过我，可是像您这样有理性的好人……谢谢您。为什么我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第一，酒。您知道，酒并不好喝。可是，无论我干什么，我总觉得我做得不对，总觉得可耻。现在我跟您谈话，我也觉得是可耻的。就是当了贵族代表，或是在银行里有了一个位置，我觉得可耻极了，可耻极了……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不觉得可耻。还有音乐不是歌剧和贝多芬，而是吉卜赛。这种生活使人精力充沛。此外，还有可爱的黑眼睛和微笑。这一切越是令人销魂，过后就越觉得可耻。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嗯，那么工作呢？

费佳 试过了。全不行。我什么都不满意。唉，谈我自己有什么意思呢？谢谢您。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我怎么说呢？

费佳 您就说他们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他们不是想结婚吗，不是想他们的婚事不受到任何妨碍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当然。

费佳 我照办。您就说我一定照办。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什么时候呢？

费佳 等一等。好，就说两礼拜吧。行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站起来）我可以这样说吗？

费佳 可以。再见，公爵，再谢您一遍。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退场。

第五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坐了很久，沉默地笑笑）好。好极了。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妙极了。

——幕落

第四幕

第一景

〔在小酒店里。单间。侍者领费佳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进来。

第一场

〔费佳、伊万·彼得罗维奇和侍者。

侍者 请到这儿来。这儿没人打扰，我这就去拿纸来。

伊万·彼得罗维奇 普罗塔索夫！我想进来。

费佳 （严肃地）请进来吧，不过我很忙，而且……你想进来就进来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你想答复他们的要求吗？我把办法告诉你吧。我决不这么办。我总是实话实说，要干就干。

费佳 （对侍者）来瓶香槟。

〔侍者退场。

第二场

〔费佳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费佳 （掏出手枪，放下）等一会儿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怎么啦？你想自杀吗？可以，可以。我了解你。他们想侮辱你，你就要让他们瞧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用手枪打死自己，而用宽宏大量打死他们。我知道你。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是天才。

费佳 嗯，不错，嗯，不错。只是……

〔侍者拿着纸和墨水瓶登场。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侍者。

费佳 （用餐巾盖上手枪）把塞子拔掉。喂，喝吧。（他们喝。费佳写）等一会儿。

伊万·彼得罗维奇 祝你……前程远大。你知道，我对这种事是超然的。我并不想阻拦你。在天才看来，生和死是一样的。我在生里死，在死里生。你是为了要他们两个人可怜你才自杀的。而我呢——我是为了要让全世界知道它有什么损失才自杀的。我也不会犹疑，也不会考虑。拿起它（抓起手枪），一下子就完了。不过还早哪。（放下手枪）而且我什么也不写，他们自己应该明白……唉，你呀……

费佳 （写）等一会儿。

伊万·彼得罗维奇 可怜的人们啊。你们东奔西走，手忙脚乱。你们不懂，什么也不懂……我不是对你说。我不过是表白自己的思想罢了。那么，人类究竟需要什么呢？很少，只要重视天才。可是天才常被处死，被迫害，被摧残。不。我不做你们的玩具了。我要揭发你们的阴谋诡计。不—不—不。伪君子们！

费佳 （写完了，喝口酒，念信）请走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 走？好，再见。我并不想阻拦你。我也要这么干的。不过还早哪。我只想对你说……

费佳 好，你说。可是，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老朋友，只有一件事，请你把这个交给掌柜的，（把钱交给他）还请你问问有没有给我的信件和包裹。费心。

伊万·彼得罗维奇 好。那么你等着我吗？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告诉你。这件事不但在今生，而且在来世，至少在我到那儿去之前，你是绝对听不到的。那么都给他吗？

费佳 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伊万·彼得罗维奇退场。

第四场

〔费佳一个人。

费佳 （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在伊万·彼得罗维奇出去以后，把门锁上，拿起手枪，扳着枪机，对着太阳穴，颤抖，小心地放下。呻吟）不，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有人敲门。

费佳 谁？

〔从门外传出玛莎的声音：“是我。”

费佳 “我”是谁？哦，玛莎……（开门）

第五场

〔费佳和玛莎。

玛莎 我到过你那儿，波波夫那儿，阿夫列莫夫那儿，所以我就猜想，说不定你在这儿。（看见手枪）哟，想得真好。傻瓜。真是傻瓜。难道你真有这个意思吗？

费佳 不，我做不到。

玛莎 难道你就不管我了吗？你这个薄情郎。毫不可怜我。唉，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是罪过，罪过。为了我的爱情……

费佳 我想让他们自由，我答应过他们。我可不能撒谎。

玛莎 那么我呢？

费佳 你有什么？你也就自由了。难道你跟着我在一块儿受苦好吗？

玛莎 当然好。我没你就活不了。

费佳 你跟我在一块儿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的呢？你最好是哭一场，然后再活下去。

玛莎 我决不哭，你得了吧。要是你不可怜我呀……（哭起来）

费佳 玛莎！小鬼！你知道，我本来想处理得更好一些。

玛莎 对你自己更好一些。

费佳 （微笑）我要是自杀了，为什么会对我自己更好一些呢？

玛莎 当然是更好一些。可是，你有什么需要呢？你说。

费佳 有什么需要吗？需要多着呢。

玛莎 你说需要什么？说呀？

费佳 第一，我需要履行诺言。这是第一件事，这就够了。为了离婚需要撒谎而且干种种丑事，我办不到。

玛莎 假定这是丑事，那我自己……

费佳 其次，要让他们确实得到自由，就是说我的妻子和他。要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为什么他们要受苦呢？这是第二件事。

玛莎 哼，要是她甩了你的话，那她就算不了好人。

费佳 不是她甩了我，是我甩了她。

玛莎 那么，好吧，好吧。都是你的不是。她是天仙。还有什么呢？

费佳 还有嘛，你是个又美丽、又可爱的姑娘，我爱你。可是，我要是活下去呢，那我就会把你毁了。

玛莎 这不关你的事。我要毁在什么地方我心中有数……

费佳 （叹气）可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活着干什么？难道我不知道我已经完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吗？就像你父亲所说的那样，我对人对己都是累赘。我是坏蛋……

玛莎 胡说。我要跟着你。我早就跟了你啦，就是这样。至于说你过荒唐的生活、大吃大喝的……可是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呀，改了就行了。

费佳 说起来倒容易。

玛莎 那么你就做呀。

费佳 是的，我只要一看见你，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到。

玛莎 你会做到的。你什么都能做到。（看见信）这是什么？你给他们写信吗？写了些什么？

费佳 写了些什么吗？（拿起信想撕）现在已经没用了。

玛莎 （夺信）你写你自杀了吗？是不是？你提到手枪没有？你写你自杀了吗？

费佳 是的，我在信上说我不想活了。

玛莎 给我，给我，给我。你看过《怎么办？》[17]吗？

费佳 好像看过。

玛莎 这是本枯燥的小说，可是有一个很妙、很妙的地方。他呀，这个主人公呀，他的名字好像是拉赫玛诺夫[18]，忽然假装投河死了。你不是不会浮水吗？

费佳 不会。

玛莎 那就好了。把你的衣服给我。把所有的东西和皮夹子都给我。

费佳 这怎么成呢？

玛莎 慢着，慢着，慢着。咱们回家去。你在那儿换套衣服。

费佳 可是，这不是欺骗吗？

玛莎 可好哪。你去洗澡，把衣服留在岸上。口袋里装着皮夹子和这封信。

费佳 那么，以后呢？

玛莎 以后吗？以后咱们离开这儿，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伊万·彼得罗维奇 哎呀。手枪呢？我要拿走了。

玛莎 拿去吧，拿去吧。我们要走了。

——幕落

第二景

〔普罗塔索娃家的客厅。

第一场

〔卡列宁和丽莎。

卡列宁 他答应得那么明确，我相信他会守约的。

丽莎 我很惭愧，可是我得承认，在我了解到那个吉卜赛姑娘的事以后，我就觉得完全自由了。别以为这是嫉妒。这不是嫉妒，而是，你知道，解脱。嗳，我怎么跟您说呢……

卡列宁 又是您了。

丽莎 （微笑）你。那么你就别打岔，你别搅乱我，让我把我的感觉说出来。最使我痛苦的，就是：我觉得我爱两个人。这意思就是说：我是个不道德的女人。

卡列宁 你是个不道德的女人？

丽莎 但是自从我了解到他有了别的女人，因此他就不需要我，我才超脱了，才觉得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爱您——你。现在我心里十分坦然，只是我的处境使我痛苦。离婚这件事。简直痛苦极了。这样等着。

卡列宁 很快，很快就会解决的。除了他答应以外，我还派了秘书带着申请书去看他，他要不签字，秘书就不走。要是我不十分了解他，那我就会以为他是故意这么办的。

丽莎 他吗？不，这都是他的懦弱和诚实造成的结果。他不爱撒谎。不过你送钱给他是不对的。

卡列宁 此外没有办法。这也许是拖延的原因。

丽莎 不，送钱总不大好。

卡列宁 不过，他现在用不着再pointilleux[19]了。

丽莎 我们真成了自私自利的人。

卡列宁 是的，我承认。是你自己的错。在这样的期待和这样的绝望以后，我现在幸福极了。而幸福是叫人自私自利的。是你的错。

丽莎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幸福吗？我也一样。我觉得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完全沉浸在幸福里。什么都有了：米卡也好了，你母亲又爱我，还有你，主要的是，我，我爱你。

卡列宁 是吗？不后悔吗？不会再三心二意了吗？

丽莎 从那天起我的心忽然变了。

卡列宁 不会再变回去吧？

丽莎 绝不会。我唯一的希望是：像我一样，你也把这件事彻底告一段落。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带着孩子的保姆。保姆带着男孩登场。男孩走到母亲跟前。她把他放在膝上。

卡列宁 我们是多么不幸的人啊。

丽莎 为什么呢？（亲亲孩子）

卡列宁 你结婚的时候，我从外国回来一听见这个消息，就觉得我失去了你，我成了一个不幸的人。可是，等我知道你还记得我，我就快乐极了。这使我感到满足。后来，我们的友谊关系建立起来了，我就觉得你对我十分亲切，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超越友谊的细微的火花，我差不多幸福起来了。使我痛苦的只是，我怕对费佳不诚实。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这样强烈地感到：对我朋友的妻子除了保持最纯洁的友谊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关系，而且我又了解你，所以这件事并不使我痛苦，而且我满足了。后来，费佳使你感到苦恼，我就觉得我可以帮助你，并且觉得你担心我的友谊，我就变得完全幸福了，一种模糊的希望也在我心里涌现。后来……他变得不可救药，你决定放弃他，我第一次把话都对你说了，你没说不，只是含着眼泪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心里便充满了幸福。要是有人问我还要什么，我就会说，什么都不要了。可是后来，我跟你的生活有了结合的可能，妈妈又爱上了你，这个可能便开始实现了。你对我说你爱我，你早就爱我，后来又对我说，就像刚才那样，他已不在你的心上了，你只爱我一个人。想想看，我还要什么呢？可是不，这会儿，这会儿过去的一切使我痛苦极了。假如没有这个过去，没有可以回想过去的事物，那多好啊。

丽莎 （责备地）维克托！

卡列宁 丽莎，你原谅我。我要说这些话，是因为我不愿意把心里任何关于你的想法瞒着你。我故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就为了要表示我是个坏人，表示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和自己斗争，克服自己。而且我胜利了。我爱他。

丽莎 应该这样。我能办的我都办了。不是我办的，是我心里发生了你希望的变化：除你以外，一切都从我心里消失了。

卡列宁 一切吗？

丽莎 一切，一切。否则我就不这样说了。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听差。

听差 沃兹涅先斯基先生到。

卡列宁 他带着费佳的答复来了。

丽莎 （对卡列宁）请到这儿来吧。

卡列宁 （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好啦，答复来了。

丽莎 （把孩子交给保姆）难道一切都解决了吗，维克托！（吻他）

第四场

〔卡列宁和丽莎。沃兹涅先斯基登场。

卡列宁 怎么样？

沃兹涅先斯基 人不见了。

卡列宁 怎么不见了？申请书没签吗？

沃兹涅先斯基 申请书没签，可是有一封留给您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的信。（从口袋里掏出信来，交过去）我先到他住的地方。有人对我说他在酒店里。我去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叫我过一个钟头去听回信。我又去了，后来就……

卡列宁 难道还要拖延下去，还要找借口吗？不，简直恶劣极了。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啊。

丽莎 嗳，念一念吧，怎么样？

〔卡列宁拆开信。

沃兹涅先斯基 您还有事吗？

卡列宁 没有了，再见，谢谢你……（惊异地念信，忽然停了）

〔沃兹涅先斯基退场。

第五场

〔卡列宁和丽莎。

丽莎 说些什么？什么？

卡列宁 可怕。

丽莎 （抓住信）念吧。

卡列宁 （念）“丽莎和维克托，我要跟你们俩谈谈。我不愿意撒谎，称你们亲爱的或是最亲爱的。当我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爱情，想到你们的幸福的时候，我就不能把一种痛苦和责备的感情抑制下去，这固然是对自己的责备，可是还是难受的。我全知道。我知道虽然我是丈夫，我却因一连串意外的事件妨害了你们。C’est moi qui suis l'intrus.[20]但我还是不能抑制对你们的厌恶和冷淡的感情。理论上，我是爱你们俩的，尤其是丽莎，可爱的丽莎，可实际上，我已经不只是冷淡了。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改不了。”

丽莎 他怎么能这样……

卡列宁 （继续念）“还是扼要说吧。正是我心里的这种矛盾的感情，使我采取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种办法，来实现你们的愿望。撒谎、演一幕贿赂宗教法院的丑恶的喜剧，以及诸如此类的卑劣行为是使我难堪而厌恶的。我虽然坏，但是我的坏法不同，所以我不能参与这些卑劣的行为，决不能。我找到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极简单的：为了幸福，你们必须结婚。我妨害你们，所以我非毁灭不可……”

丽莎 （抓住卡列宁的手）维克托！

卡列宁 （念）“非毁灭不可。我要毁灭了。当你们念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再者：我很遗憾的是，你们送钱给我办离婚手续。这是不愉快而且和你们不相称的。嗳，有什么法子呢。我已经犯了无数次的错误。你们犯一次错误有什么不可以呢？钱奉还。我的死法是比较简单、廉价和确实的。我有一个请求：不要生我的气，亲切地想起我。还有一件事，有个钟表匠叶夫根尼耶夫，你们能不能帮助他，给他找个事情？他虽然懦弱，但是人好。再见。费佳。”

丽莎 他自杀了。是吗？

卡列宁 （按铃，跑进前厅里）请沃兹涅先斯基先生回来！

丽莎 我知道会这样，我知道。费佳，亲爱的费佳啊。

卡列宁 丽莎！

丽莎 说我从前不爱他，现在不爱他，都是假的，假的。我就爱他，爱他一个人。我毁了他。别管我。

〔沃兹涅先斯基登场。

第六场

〔前场人物和沃兹涅先斯基。

卡列宁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哪儿？他们怎么对您说的？

沃兹涅先斯基 说他今天早上出去了，留下了这封信，就没再回去。

卡列宁 非把这件事情打听明白不可。丽莎，你在家等我吧。

丽莎 对不起，而且我也不会撒谎。现在你别管我。去吧，去打听……

——幕落

第五幕

第一景

〔下等酒店里的脏屋子。人们围着一张桌子喝茶和烧酒。台前有一张小桌子，桌旁坐着潦倒不堪、衣服褴褛的费佳，和他坐在一块儿的佩图什科夫是个恳切、温和的人，留着长头发，有神父的风度。两个人都有点醉意。

第一场

〔费佳和佩图什科夫。

佩图什科夫 我懂得，懂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么，怎么样呢？

费佳 是呀，您瞧，如果我们这个阶级的姑娘表现这种感情，就是说，她为了心爱的人牺牲一切的话……可是她是个吉卜赛姑娘，完全让利欲熏染大的，然而她有这种纯洁献身的爱情，付出一切，自己却什么都不要。这个对比多显著啊。

佩图什科夫 是的，在绘画上我们把这个叫作色彩的效果。只有在周围涂上绿色，才能显出完全鲜红的色彩来……不过这是另一回事。我懂得，懂得……

费佳 是的，我觉得我一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我从来没有利用过她的爱情。您知道为什么？

佩图什科夫 怜悯……

费佳 哦，不。我从来没有怜悯过她。我在她跟前永远感到欢喜，而且每逢她唱歌的时候，嗨，她唱得多好啊，也许这会儿她还在唱呢，我总是从下往上瞧着她。我没毁她，就因为我爱她。我真诚地爱她。现在，这是个美丽的、美丽的回忆。（喝酒）

佩图什科夫 不错，我懂得，懂得。真理想。

费佳 我告诉您说吧，我从前曾热恋过。有一回我爱上了一位太太，很美，我很下流地、像哈巴狗似的爱她。她约我去rendez-vous[21]。我把这个机会放弃了，因为我认为这对她丈夫是不体面的。奇怪得很，直到现在，每逢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我都因自己的行为正大而感到愉快和自傲，可是……我后悔，好像犯了罪似的。可是跟玛莎的事，却完全相反。我因没有玷污自己的感情而常常觉得高兴，高兴……也许我还会堕落，堕落到底，把随身的东西卖光，满身都是虱子，都是疥疮，可是这颗钻石，不是钻石，而是阳光，是的，在我心里，跟我在一块儿。

佩图什科夫 我懂得，懂得。现在她在哪儿呢？

费佳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是另一种生活。我不想把它跟目前这种生活混合起来。

〔从桌子后面的暗处传出女人的叫声。掌柜的和警察走过去把她带走。费佳和佩图什科夫沉默地看着，听着。

佩图什科夫 （在里面恢复了平静以后）是的，您的一生真了不起。

费佳 不，最普通的一生。您知道，在我们这个阶层里，也就是在我生长的这个阶层里，我们可以选择三条路，只有三条路。第一就是做官，攒钱，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丑恶更加丑恶。这是我最憎恨的，也许我没有本事，可是，主要的是，我憎恨。第二就是消灭这种丑恶，这非得英雄不可，而我不是英雄。第三就是逍遥——饮酒，作乐，唱歌。这就是我所干的事。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喝酒）

佩图什科夫 那么，家庭生活怎么样呢？要是我有妻子，那我就很幸福。我的妻子毁了我。

费佳 家庭生活吗？不错。我的妻子是个理想的女人。她现在还活着哪。可是为什么要对您说呢？我们的生活里早就没有葡萄干了，您知道，格瓦斯里不是放葡萄干吗？早就没有娱乐了。而我又需要逍遥。没有娱乐，就不能逍遥。于是我就胡作非为起来了。您知道，我们爱人，因为我们对他们好，不爱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坏。我对她很坏。她呢，好像爱我似的。

佩图什科夫 您干吗说“好像”呢？

费佳 我所以这样说，就因为她一点像玛莎那样叫我动心的地方也没有。可是，这种话不用说了。当她怀孕，后来给孩子喂奶的时期，我老是溜出去，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当然，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越来越不爱她了。对啦，对啦，（狂喜起来）这会儿我想通了！我爱玛莎，是因为我对她好，不对她坏。因此我爱她。可是我让妻子受苦……不是说我不爱她……不对，我不爱她，就是不爱她。我嫉妒，不错，可是这也过去了。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阿尔捷米耶夫。阿尔捷米耶夫走过来。他别着帽徽，胡子染了色，穿着改过的旧衣服。

阿尔捷米耶夫 您好。（对费佳鞠躬）原来您跟这位艺术家、画家认识吗？

费佳 （冷淡地）对啦，我们认识。

阿尔捷米耶夫 （对佩图什科夫）怎么样，肖像画好了吗？

佩图什科夫 没有，画坏了。

阿尔捷米耶夫 （坐下）我不妨害你们吧？

〔费佳和佩图什科夫都没做声。

佩图什科夫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正在跟我谈他的身世。

阿尔捷米耶夫 秘密吗？那么，我不打扰了，谈下去吧。我用不着跟你们在一块儿。蠢猪。（走到附近的桌前，叫了一瓶啤酒。一直听着费佳和佩图什科夫的谈话，倾身对着他们）

费佳 我不喜欢这位先生。

佩图什科夫 他生气了。

费佳 嗯，随他去吧。我受不了。一看见这种人，我就说不出话来。现在跟您待着，我才轻松、愉快。对了，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佩图什科夫 您正说到嫉妒。那么，您是怎么跟您太太分开的呢？

费佳 唉。（沉思）这是个奇谈。我的妻子结婚了。

佩图什科夫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离婚了？

费佳 没有。（微笑）我让她做了寡妇。

佩图什科夫 这是什么意思？

费佳 意思还不就是寡妇。因为我人已经不在了。

佩图什科夫 怎么不在了？

费佳 不在了。我是死尸。对啦。

〔阿尔捷米耶夫俯身听着。

费佳 您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您不知道我的真姓名。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把妻子弄得苦透了、我尽可能把一切全花光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一个保护者在她跟前出现了。您别以为有什么暧昧、不好的事情，没有的。他是我的朋友，是个极好的好人，只不过在各方面跟我绝对相反罢了。因为我的坏处比好处越来越多，所以就显得他从前是，现在还是极好的好人：诚实、坚定、谨慎，简直是正人君子。他从小就认识我的妻子，爱她，后来她嫁给我的时候，他就安于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后来，当我变得下流、开始折磨她的时候，他就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我自己也希望这样。他们相爱了。我在这个时候却完全自暴自弃，并且自动放弃了我的妻子。况且还有玛莎。我自己就劝他们结婚。他们不愿意。可是我却越来越堕落，结果……

佩图什科夫 照例……

费佳 不。我相信而且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是纯洁的。他是个信教的人，认为没有神父祝福的结婚是罪恶。所以他们就要求我同意离婚。这样一来，我就该把过失担负起来。我就该说出种种的谎言……我可办不到。您相信吗，叫我自杀都比叫我撒谎轻松得多。因此我就想到自杀。这时有个善良的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而且把什么事情都给安排好了。我把绝命书送去了，第二天，我的衣服、皮夹子、信件就在河岸上被发现了。我不会浮水。

佩图什科夫 不错，那么尸首呢？没找着吗？

费佳 找着了。想想看。一星期后一个什么人的尸首被找着了。我妻子被传去认尸。尸首都腐烂了。她瞧了一眼。——“是他吗？”——“是他。”——就这样完了。把我埋了，他们就结了婚，在这儿过着幸福的日子。而我呢——就是他。我活着，喝酒。昨天我走过他们的家。窗里灯光亮着，一个人影在窗幔上掠过。有时候我觉得讨厌，有时候觉得也没什么。没钱的时候，真讨厌……（喝酒）

阿尔捷米耶夫 （走过去）喂，对不起，您的奇谈我都听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主要是，很有用的奇谈。您说，没有钱的时候，讨厌。这是再讨厌也没有了。其实，就您的地位说，您是应该永远有钱的。因为您是死尸。好。

费佳 对不起。我没跟您说话，也用不着您出主意。

阿尔捷米耶夫 我可要劝告您。您是死尸，可是您要是复活了的话，那么他们，尊夫人跟那位先生，这两位过着幸福日子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犯了重婚罪，最轻也得流放到不大远的地方去。那么，您干吗还愁没钱呢？

费佳 请您别管我。

阿尔捷米耶夫 只要写封信。您要是愿意，我可以替您写，只要把地址告诉我。您呢，要重谢我。

费佳 滚出去。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跟你说。

阿尔捷米耶夫 不，您说了。瞧，他就是证人。跑堂的也听见您说您是死尸。

侍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费佳 流氓。

阿尔捷米耶夫 我是流氓？喂，警察。写控告书。

〔费佳起身想走。阿尔捷米耶夫揪住他。警察走过来。

第二景

〔在乡村里的一个长满常春藤的平台上。

第一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列宁娜、怀孕的丽莎、带着孩子的保姆。

丽莎 现在他快要从车站上回来了。

男孩 谁快回来了？

丽莎 爸爸。

男孩 爸爸快从车站上回来了？

丽莎 C’est étonnant comme il l’aime，tout-à-fait comme son père.[22]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Tant mieux.Se souvient-il de son père véritable？[23]

丽莎 （叹气）我没跟他说。我想：为什么要扰乱他呢？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该告诉他。您觉得怎么样，妈妈？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丽莎，我觉得这是个感情问题。要是你顺着你的感情，那你的心就会告诉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真是一死百了。老实说，有一个时候，费佳，你知道，我从他小的时候就认识他，真使我反感，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可爱的青年，是维克托的朋友，是个热情的人。尽管他违背法律，反对宗教，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情愿牺牲自己。On aura beau dire，l’action est belle…[24]我希望维克托不要忘记带毛线来，都快用完了。（打毛衣）

丽莎 哦，他回来了。

〔听见车轮声和铃声。丽莎站起来，走到平台边上。

丽莎 有人跟他一块儿来了，是位太太。玛莎！我真有一百年没看见她了。（走到门口）

第二场

〔前场人物。卡列宁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登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和丽莎跟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亲吻）维克托碰见我，就把我带来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那太好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呀，当然。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您呢？”又会拖下去。于是我现在来了。要是您不下逐客令的话，那我就要待到晚班车才走呢。

卡列宁 （吻妻子、母亲和孩子）我真高兴，祝贺我吧。我可以在家里待两天。明天不用我，他们会把什么事情都办好的。

丽莎 好极了，两天。好久都没这样了。野游去，好不好？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真像父亲！真是个好孩子！可别全继承下来，心是父亲的呀……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可别继承他的软弱。

丽莎 行了，行了。维克托同意我的看法：假如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人指导的话……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嗳，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一想起他，就忍不住流眼泪。

丽莎 我们也一样。他在我们的回忆里占着多崇高的地位啊。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对啦，我也这样想。

丽莎 有一个时候，好像真是解决不了。可是忽然间，什么都解决了。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喂，维克托，你带毛线来了没有？

卡列宁 带来了，带来了。（取手提包，拣出来）这是毛线，这是香水，这是信；还有，这是给你的公函。（交给妻子）喂，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您要是高兴洗一洗的话，那我就带您去。我自己也要去洗一洗，马上就要吃午饭了。丽莎！是不是把楼下犄角里的屋子给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丽莎脸色发白，用发抖的手拿着信，念着。

卡列宁 你怎么啦？丽莎！信上说什么？

丽莎 他还活着。我的天哪！什么时候他才放过我啊！维克托！这是怎么回事？（痛哭）

卡列宁 （接信，念）这真可怕。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什么事，倒是说呀。

卡列宁 这真可怕。他还活着。她是重婚犯，我也是犯人。这是法院侦查员发来的传票，传丽莎到庭听审。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多可怕的人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卡列宁 全是瞎话，瞎话。

丽莎 哦，我真恨他。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哭着退场。卡列宁跟着她）

第三场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怎么还会活着呢？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只知道，维克托一接触这个污秽的世界，他们就要拖他下去。现在他们把他拖下去了。全是欺骗，全是瞎话。

——幕落

第六幕

第一景

〔法院侦查员办公室。

第一场

〔法院侦查员、梅利尼科夫和书记。

法院侦查员 （坐在桌旁和梅利尼科夫正谈着话。书记在一边把文件分类）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这种话。她捏造的，现在倒来责备我。

梅利尼科夫 她不是责备，而是伤心。

法院侦查员 那么，好吧，我去赴午宴。可是现在，这是一件很有趣的案子。（对书记）带进来。

书记 两个人都带吗？

法院侦查员 （抽完烟，把烟头藏起来）不，就带卡列宁夫人，或者，更正确一些，就照第一个丈夫的姓称普罗塔索夫夫人。

梅利尼科夫 （正要出去）啊，原来就是卡列宁夫人。

法院侦查员 对啦。案情丑恶。虽然我才开始侦查，可是这个案子很糟。好，再见。

〔梅利尼科夫退场。

第二场

〔法院侦查员和书记。丽莎蒙着面纱，穿着黑衣服登场。

法院侦查员 请坐。（指着椅子）对不起，我非常抱歉我得讯问您，可是，我们不得不……请放心，还要请记住，您不一定要回答我的讯问。不过，照我的意见，就您说，而且就各方面说，最好是——说实话。这样永远是最好，甚至是最实惠的。

丽莎 我没什么要隐瞒的。

法院侦查员 那就好。（瞧瞧文件）您的姓名、身份、宗教——我都记下来了——对吗？

丽莎 对。

法院侦查员 您被人控告，您知道您丈夫活着，却嫁给了另一个男子。

丽莎 当时我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此外，还控告您劝诱您丈夫，并用金钱收买他去犯欺骗罪——假装自杀，以便摆脱他。

丽莎 这全是瞎说。

法院侦查员 那么，请允许我问几个问题。您去年七月送了一千二百卢布给他吗？

丽莎 这笔钱是他的。是他卖东西的钱。在我跟他分开以后，等待同他离婚的时候，我把这笔钱给他送去的。

法院侦查员 不错。很好。这笔钱是七月十七日送去的，这就是说，在他失踪的前两天。

丽莎 大概是七月十七日。我不记得了。

法院侦查员 那么，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撤回给宗教法院的申请书而且不找律师了呢？

丽莎 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嗯，那么，警察请您去认尸的时候，您何以认得出他就是您的丈夫呢？

丽莎 当时我激动得没细看尸首，心里又断定是他，所以，在警察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大概是他。

法院侦查员 不错，由于可以理解的激动您没细看。很好。嗯，那么，请问，为什么您每月都把钱寄到萨拉托夫去呢？您第一个丈夫恰恰就住在那个城里。

丽莎 这些钱是我丈夫寄去的。我说不出寄钱去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我的秘密。可是钱并不是寄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我们确实相信他去世了。这一点我可以确切地告诉您。

法院侦查员 很好。不过请允许我对您说，夫人，我们固然是法律的公仆，可是我们究竟还是人。请您相信，我完全了解您的处境，同情您的遭遇。您真是遇人不淑，他花光了财产，对您不忠实，嗳，总而言之，让您不幸。

丽莎 从前我爱他。

法院侦查员 是的，可是您想摆脱他的这种想法也是自然的。您选择了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没有想到这样会犯罪，犯重婚罪，这一层我明白，陪审员们也会明白。因此，我劝您全供出来。

丽莎 我没什么可供的。我从来没撒过谎。（哭）我不用再待下去了吧？

法院侦查员 我要请您在这儿再待一会儿。您请放心，我不会，不会再讯问您了。只请您把这个念一遍，签个字。这是您的口供。您的回答是这样的吗？请那边坐吧。（指着靠窗的安乐椅。对书记）带卡列宁先生。

第三场

〔前场人物。卡列宁现出严肃庄重的样子登场。

法院侦查员 请坐。

卡列宁 谢谢。（站着）您有什么事？

法院侦查员 我要讯问您。

卡列宁 凭什么资格？

法院侦查员 （微笑）凭法院侦查员的资格。我不能不讯问您这个被告。

卡列宁 是吗？被告了什么？

法院侦查员 和有夫之妇结婚。可是，请允许我按次序进行讯问。请坐。

卡列宁 谢谢。

法院侦查员 您的姓名？

卡列宁 维克托·卡列宁。

法院侦查员 身份？

卡列宁 侍从，四等文官。

法院侦查员 年龄？

卡列宁 三十八岁。

法院侦查员 宗教？

卡列宁 正教，我从来没有受过审判和讯问。还有什么？

法院侦查员 当您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普罗塔索夫的妻子结婚的时候，您知道他还活着吗？

卡列宁 不知道。我们俩都相信他淹死了。

法院侦查员 在传出普罗塔索夫虚假的死讯以后，您为什么每月寄钱到萨拉托夫去？

卡列宁 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法院侦查员 很好。您有什么目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刚好在普罗塔索夫假装自杀以前，把一千二百卢布的款子寄给他呢？

卡列宁 这笔钱是我妻子交给我的。

法院侦查员 普罗塔索夫夫人吗？

卡列宁 我妻子寄给她丈夫的。她认为这笔钱是他的财产，既然和他断绝了关系，她就认为保留这笔钱是不正当的。

法院侦查员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您为什么撤回离婚申请书呢？

卡列宁 因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他自己去申请离婚，而且写信通知了我。

法院侦查员 您有这封信吗？

卡列宁 信丢了。

法院侦查员 真奇怪，所有在法律上能够证实您的供词的真实凭据都丢了，都没了。

卡列宁 您还需要什么吗？

法院侦查员 除了尽我的天职以外，我别无他求，可是，您需要证明自己无罪。我刚才劝告过普罗塔索夫夫人，现在我也要劝告您：不要隐瞒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事实，而要从实招出一切真情。尤其是在普罗塔索夫先生已经把全部实情供出来的情况下，那么，大概在法庭上他也会全供出来的。我还是劝您……

卡列宁 我请求您最好不要超出履行职责的范围，不要给我劝告。我们可以走了吗？

（向丽莎走去。她站起来，挽着他的手）

法院侦查员 非常抱歉，我要扣留你们……

〔卡列宁惊异地转过身去。

法院侦查员 哦，不，不是逮捕你们的意思。虽然这更便于查明真相，可是我不想采取这种办法。我只想当你们的面讯问普罗塔索夫，让你们和他对质，那么你们就更容易揭穿他的谎言。请坐。带普罗塔索夫先生。

第四场

〔前场人物。狼狈潦倒的费佳登场。

费佳 （对丽莎和卡列宁）丽莎，亲爱的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维克托。我没有罪。我本想把事情弄得更好的。假如我有罪的话……请原谅，请原谅……（跪下对他们叩头）

法院侦查员 请您回答我的讯问。

费佳 问吧。

法院侦查员 您的姓名？

费佳 您不是知道吗？

法院侦查员 请您回答。

费佳 好吧，费奥多尔·普罗塔索夫。

法院侦查员 您的身份、年龄、宗教？

费佳 （沉吟）问这些无谓的话，难道您不害臊吗？问必要的事，别说废话。

法院侦查员 我请您说话小心点儿，回答我的讯问。

费佳 嗯，假如您不觉得害臊的话，那我就说吧。身份——副博士，年龄——四十，宗教——正教。那么，还有什么呢？

法院侦查员 当您把衣物留在河边上，接着便销声匿迹的时候，卡列宁先生和您太太知道您活着吗？

费佳 确实不知道。我本来真想自杀的，可是后来……嗳，这种话不用说了。问题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法院侦查员 为什么您对警官的供词又不同呢？

费佳 什么警官？哦，到勒然诺夫客店里来看我的那个人吗？我因为喝醉了，就跟他胡扯了一通，说了些什么话，我不记得了。全是胡说。现在我没醉，所以我说的全是实话。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相信我死了。而且我也乐得这样。假如不是阿尔捷米耶夫这个坏蛋，那么事情就这样下去了。假如有人犯罪，那就是我一个人。

法院侦查员 我知道您想代人受过，可是法律要求事实。为什么寄钱给您呢？

〔费佳沉默。

法院侦查员 您是在萨拉托夫经西蒙诺夫的手收到寄给您的钱吗？

〔费佳沉默。

法院侦查员 您为什么不回答？被告不回答这些讯问，是要在口供上记下来的，而且这对您和他们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怎么样呢？

费佳 （沉默，然后说）唉，法院侦查员先生，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呢？您喜欢有权力，而且，为了表现这种权力，您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折磨那些比您高出千倍的人。

法院侦查员 请您……

费佳 没什么可请的。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书记）您记下来吧。在审问记录上，至少第一次可以记下有理智的人类的说话。（提高嗓音）这儿有三个人：我、他、她。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善和恶的斗争，就是你们无法了解的精神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解决一切的某种情况中结束的。大家都安心了。他们幸福，热切地怀念我。我虽然堕落了，可是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该做的我做了；为了不打扰那些充满生气的善良的人，我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便退出了人生。于是，我们大家便都活着。忽然出来了个流氓地痞。他要求我参加他的讹诈活动。我把他赶走了。他就到您、到司法的战士、道德的保护者这儿来了。而您呢，就为了这肮脏的工作，每月二十号领二十来个银戈比，穿上制服，抱着浅薄无聊的心情对人作威作福。其实，您连他们的小手指都不如；您就不配走进他们的大门。可是您达到目的了，您高兴了……

法院侦查员 我要把您轰出去。

费佳 我谁也不怕，因为我是死尸，您拿我没办法。没有比我的境遇再坏的了。哼，轰吧。

卡列宁 我们可以走了吗？

法院侦查员 马上就可以走。需要在口供上签字。

费佳 如果您不这样恶劣，那您就真是滑稽啊。

法院侦查员 带他下去。我逮捕您。

费佳 （对卡列宁和丽莎）请原谅。

卡列宁 （走过去，伸出手）显然，应该如此。

〔丽莎走过去。费佳深深地鞠躬。

——幕落

第二景

〔地方法院的走廊。背景有一玻璃门，门旁站着门警。偏右另有一门，被告们从那里出入。衣服褴褛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走近第一个门，想进去。

第一场

〔门警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门警 哪儿去？不行。嗨，居然想闯进去。

伊万·彼得罗维奇 为什么不行？法律上明文规定：审判公开。

〔传出鼓掌的声音。

门警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命令。

伊万·彼得罗维奇 蠢汉。你就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穿着燕尾服的青年律师登场。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青年律师。

青年律师 您干吗？有事吗？

伊万·彼得罗维奇 没有，我是来旁听的。可是这个蠢头蠢脑的家伙，这条看门狗，不让我进去。

青年律师 不过，您要知道，这个门不是旁听人进出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 知道。那边儿不让进去。放我进去没关系。

青年律师 等一会儿，马上就休息了。（想走，遇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第三场

〔前场人物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请问，案子怎么样了？

青年律师 律师们在辩论。彼特鲁申在讲话。

〔又是掌声。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喂，被告们的态度怎么样？

青年律师 非常庄重，尤其是卡列宁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他们不是受审，而是他们审问社会。都这样感到。彼特鲁申也针对着这点进行辩护。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那么，普罗塔索夫呢？

青年律师 激动极了。好像浑身都在发抖似的。可是，想一想他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好像特别经不起刺激似的，有好几回都打断了检察官和律师的说话。他似乎处在特殊的激动状态中。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您想结果会怎么样？

青年律师 难说。陪审团成分复杂。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这不是预谋，可是仍然……

〔某绅士登场，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向门走去。

青年律师 您想进去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是的，很想进去。

青年律师 您是阿布列兹科夫公爵吗？

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我就是。

青年律师 （对门警）让他进去吧。左边正好有个空位子。（门警让阿布列兹科夫公爵进去）

〔门一开，就看见正在进行辩护的律师。

第四场

〔门警、青年律师和伊万·彼得罗维奇。

伊万·彼得罗维奇 贵族！我是精神上的贵族。这是更高的。

青年律师 嗯，对不起。（退场）

第五场

〔门警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佩图什科夫匆忙登场。

佩图什科夫 啊，您好，伊万·彼得罗维奇！案子怎么样了？

伊万·彼得罗维奇 律师们还在辩论。可是不让进去。

门警 你们别在这儿嚷嚷。这儿不是酒馆儿。

〔又是掌声，门都打开了，律师们、男女旁听人登场。

第六场

〔前场人物。某太太和军官。

某太太 妙极了。真是叫人感动得流泪。

军官 比任何小说都强。不过，我不明白她怎么会那么爱他。样子可怕极了。

第七场

〔前场人物。另一个门开了，被告们登场：最先是丽莎和卡列宁——他们沿着走廊走过去，然后是费佳一个人。

某太太 嘘。他来了。瞧，他多激动啊。（某太太和军官走过去）

费佳 （走近伊万·彼得罗维奇）带来了吗？

伊万·彼得罗维奇 这就是。（把一样东西递过去）

费佳 （把它藏在口袋里，想走；看见佩图什科夫）愚蠢，卑鄙。无聊。无聊。荒谬。（想要走出去）

第八场

〔前场人物。彼特鲁申，这位胖胖的、脸色红润的、生气勃勃的律师，走过去。

彼特鲁申 喂，老兄，我们的情形很好，只要在最后辩论的时候，您不要使我的努力白费就行了。

费佳 我不说了。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说了。

彼特鲁申 不，应该说。可是，您不要着急。现在一切都有把握了。您只要把对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行：要是您犯了罪的话，那只是因为您自杀未遂，也就是说，犯了一种民法和宗教法所认为的罪行。

费佳 我什么都不说。

彼特鲁申 为什么？

费佳 我不想说就不说。您只要告诉我：最坏的情形会怎么样？

彼特鲁申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最坏的情形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

费佳 流放谁呢？

彼特鲁申 您和您太太。

费佳 那么，最好的情形呢？

彼特鲁申 宗教上的忏悔，不用说，第二次结婚无效。

费佳 这就是说，他们又要把我跟她捆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把她跟我捆在一块儿吗？

彼特鲁申 是的，当然这样。可是您别激动。而且请您，照我告诉您的那样，说一说。这就行了。主要的是，别说废话。嗯，不过……（注意到人们在他们周围听着）我累了，要去坐坐。趁陪审员们商讨的时候，您也休息休息吧。主要的是：别害怕。

费佳 不会有其他的判决吗？

彼特鲁申 （边退场）决不会有。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法警，除了彼特鲁申。

法警 走吧，走吧，别站在走廊上。

费佳 这就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打了一枪。倒下。大家向他奔去）不要紧，我觉得很好。丽莎……

第十场

〔旁听人、法官、被告、证人从所有的门里跑出来。丽莎在前。然后是玛莎、卡列宁、伊万·彼得罗维奇和阿布列兹科夫公爵。

丽莎 费佳，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呢？

费佳 请原谅我，我没有别的方法……让你自由……这不是为你……这样对我更好。你知道，我早就……准备……

丽莎 你要活下去的。

〔大夫弯下腰去听诊。

费佳 不用大夫我也知道……维克托，再见。啊，玛莎迟到了……（哭）真好……真好……（死）

——幕落

[1]法语：我想私自跟你谈谈。

[2]法语：我从你家里来。你太太托我把这封信交给你，然后……

[3]法语：我希望我没有违背您的命令。

[4]法语：您是永远受欢迎的客人。

[5]法语：他着迷了，完全着迷了。

[6]法语：所有这些都是讨厌的事。

[7]法语：灵魂的结合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

[8]法语：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见她。

[9]法语：不管他怎么对她不起。

[10]法语：要是她能把他迷到这种地步的话。

[11]法语：这是错误的想法。

[12]法语：我可办不到。

[13]法语：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14]法语：单独。

[15]法语：这要看……

[16]法语：愿上帝保佑他们。

[17]俄国十九世纪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的长篇小说。

[18]《怎么办？》中的人物，罗普霍夫的朋友，是一个革命者，应为拉赫美托夫。

[19]法语：拘泥小节。

[20]法语：我是第三者。

[21]法语：幽会。

[22]法语：真奇怪，他多爱他啊，完全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

[23]法语：那就更好了。他记得他的父亲吗？

[24]法语：无论怎么说，行为都是好的……

万恶之源

白嗣宏 译

人物

阿库林娜老婆婆——七十岁，依然十分精神，举止得体，老派人物。

米哈伊拉——她的儿子，三十五岁，充满热情，自尊心很强，爱虚荣，健壮结实。

玛尔法——她的儿媳，三十二岁，爱唠叨，说话又多又快。

帕拉什卡——十岁，玛尔法和米哈伊拉的女儿。

甲长塔拉斯——五十岁，庄重，说话慢条斯理，爱摆架子。

过路人——四十岁，好动，消瘦，说话意味深长，酒醉时举止特别随便。

伊格纳特——四十岁，爱说笑话，心情快乐，但是愚蠢。

邻居——四十岁，无事忙。

第一幕

〔秋天。一幢带贮藏室的农村木房。

第一场

〔阿库林娜老婆婆在纺纱。主妇玛尔法在和面。小姑娘帕拉什卡在摇摇篮。

玛尔法 唉，我的心觉得有祸事来了。他干吗去那样久呢？跟前几天去卖劈柴差不多，花了一大半钱去喝酒。反过来说都是我的罪过。

阿库林娜 不要往坏处想啊。天还早着呢。地点可不近啊。来回要……

玛尔法 不早了啊。阿基米奇已经回来了。他比咱家的去的还迟，咱家里的人到这会儿还没回来。整天吃苦受累，日子真不好过啊。

阿库林娜 阿基米奇是送货到一家人家去。咱们家的可要在市场上做买卖。

玛尔法 要是他一个人去，那也就不用着急了。可他是跟伊格纳特一起去的。只要他跟这条肥头大耳的公狗走到一块儿，上帝饶恕我，就不会有好事。少不了要喝个烂醉如泥。天天这样挣扎，挣扎，都得靠我。能熬个出头日子，那也好。现在从早到晚拼死拼活干，吃不完的苦。

第二场

〔门打开。甲长塔拉斯和衣衫褴褛的过路人进来。

塔拉斯 你们过得好啊。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位住宿客人。

过路人 （鞠躬）向房东们问好。

玛尔法 你老是安排人到俺们家住。星期三已经有人来住过了。老是往俺们家派呀派的。可以安排到斯捷潘尼达家去啊。他们家没孩子。我带着孩子够忙的。你还是老往我们家安排。

塔拉斯 我们是轮流安排。

玛尔法 你说是轮流。我有一群孩子，再说当家的不在。

塔拉斯 他只住一宿，睡不坏地方。

阿库林娜 （对过路人）进来吧。请坐，别客气。

过路人 谢谢。要是行的话，请给弄点饭吃。

玛尔法 也不看看，张口就要吃。怎么，你不是打村里过来的吗？

过路人 （叹气）由于身份的关系，我不习惯要饭吃。可是我自己没带粮食……

〔阿库林娜站起来，取出面包，切下一块，递给过路人。

（接过面包）麦尔西[1]。（坐在马凳上，狼吞虎咽地吃）

塔拉斯 米哈伊拉在哪儿？

玛尔法 进城去了。运草料去卖呢。早该回来了，一直没影子。所以我心里嘀咕，千万别出事啊。

塔拉斯 能出什么事呢？

玛尔法 能出什么事？好事见不着，坏事逃不了。只要一出家门，什么苦都忘了。我正等他喝得烂醉回来。

阿库林娜 （坐到纺纱机旁，对塔拉斯指着玛尔法）她就是不肯少说两句。我常说，我们女人总是唠叨个没完。

玛尔法 要是他一个人出去，我也就不那样想了。可他是跟伊格纳特一块去的呀。

塔拉斯 （嘿嘿笑）哎，伊格纳特·伊万内奇倒真是喜欢喝酒。

阿库林娜 唉，他能不了解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是伊格纳特，他是他。

玛尔法 娘，你说的容易。他喜欢喝成这样（用手比划脖子）。他清醒的时候，我没话说。可是一喝醉，你自己知道他那副样子。无论说什么，都不合他的意。

塔拉斯 你们女人也够戗。一个人喝了点酒，没什么大不了。让他胡闹一阵子，睡个痛快觉，一切都会安安稳稳的。你们女人呀，就喜欢抬杠。

玛尔法 只要他一喝醉，随便怎么着，都不称他的心。

塔拉斯 不过嘛，什么事都得体谅点。有时候，男人不得不喝上两口。你们女人的事就是管好家务。我们男人可不行，有时为了办事，有时为了凑热闹，就喝上两口。没什么大不了的。

玛尔法 你说起来容易，我们女人可够艰难的。真艰难啊。要是给你们男人摊上我们女人的活儿，哪怕是干一个星期呢，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和面啊，烤面包啊，烧菜啊，纺纱啊，织布啊，喂牲口啊，这些事就够多了，还得管这些光肚子的孩子们洗、穿、吃，全靠我们女人干，稍不如意，他就动手打我。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唉，我们女人的日子真苦啊……

过路人 （一边嚼着）这是真的。它是万恶之源，生活里的种种灾难，都是酒精饮料造成的。

塔拉斯 看来你也是叫它给毁了的。

过路人 是它又不是它，反正吃尽了它的苦头。要不是它，我这辈子的前程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塔拉斯 照我看，要是喝的时候心中有数，决不会有什么害处。

过路人 可是我认为，它含着一种脱性[2]的劲儿，能把一个人彻底毁掉。

玛尔法 我也说，你去忙吧，你去拼命干吧，可唯一的安慰就是像条狗一样，给他骂一顿打一顿。

过路人 不仅如此。还有些人，一些家伙，就是让脱性弄得昏头昏脑了，净干胡涂事。没喝酒以前，随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要。可是喝了酒以后，什么东西都要顺手牵羊偷走。还挨打，坐牢。不喝酒，什么事都老老实实做，规规矩矩做。一喝酒，这个家伙马上就随手偷东西。

阿库林娜 我想都在自己。

过路人 身体健康的时候是在自己，可那是一种病啊。

塔拉斯 唉，那算什么病！结结实实揍他一顿，病就好啦。再见吧。（下）

〔玛尔法擦手，想下。

阿库林娜 （望着过路人，见他已经吃完）玛尔法，喂，玛尔法，再给他切一块面包。

玛尔法 我才不管他呢。我得去看看茶炊。（下）

〔阿库林娜站起来，走到桌旁，取出面包，切下一片，递给过路人。

过路人 麦尔西。我的胃口实在太好了。

阿库林娜 你是个手艺人吗？

过路人 我吗？原先当过机器匠。

阿库林娜 挣过不少钱吧？

过路人 挣过五十、七十。

阿库林娜 不容易啊。那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过路人 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一个人。我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在现今这个时代，老实人没法活下去。

玛尔法 （端茶炊上）唉，天啊。还不回来。免不了得喝醉了才回来。我心里有感觉。

阿库林娜 可别真的醉倒了？

玛尔法 一定是的。我一个人拼死拼活地干，和面啊，烤面包啊，烧菜啊，纺纱啊，织布啊，喂牲口，都得我一个人干。

〔婴儿在摇篮里嚎叫。

帕拉什卡，摇摇小家伙。唉，我们女人的日子啊。等他喝足了酒，什么事都不对了。说上一句他不爱听的话……

阿库林娜 （沏茶）茶叶就剩这一点了。你叫他捎一点回来了吗？

玛尔法 说啦。他答应捎来。到底捎得来捎不来呢？他还顾得上家吗？（把茶炊放到桌子上）

〔过路人离开桌子。

阿库林娜 你干吗离开桌子？坐下来喝茶吧。

过路人 谢谢你们热情招待。（扔下烟头，走到桌子旁）

玛尔法 你是什么出身啊？是农民，还是什么？

过路人 我呀，大妈，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我是双重阶级出身。

玛尔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把茶杯递给他）

过路人 麦尔西。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波兰的伯爵，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母亲也有两个。一般来说，我的经历很复杂。

玛尔法 再喝点呀。喂，念过书吗？

过路人 我没好好念书。不是母亲，而是养母把我送进了铁匠铺。所以说，铁匠是我的第一位先生。他的教法就是打我。这位铁匠不去打铁，而是朝我可怜的头上打。不过，随他怎么打，就是夺不走我的天才。后来我落到一位钳工家里。于是我的才能得到了承认，我学会了本事，成了头等工匠。结识过一些有学问的人，参加了党派。本可以掌握高深的学问，生活也可能是高等的，因为我有居大[3]的才华。

阿库林娜 那当然啦。

过路人 这时乱了套，人民受到压迫，我被关进牢里，就是说，失去了自由。

玛尔法 为了什么事？

过路人 为了权利。

玛尔法 为了哪些权利？

过路人 为了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不许资本家永远[4]悠闲地过日子，要让劳动无产者能够领工资。

阿库林娜 那么说，也跟土地有关系？

过路人 当然。也跟土地问题有关系。

阿库林娜 但愿上帝和圣母开恩。地太少了。哎，现在怎么办呢？

过路人 现在么？现在我去莫斯科。去找一个剥削者。没办法呀，只好忍气吞声。我说：随你给什么活，我都干。

阿库林娜 是啊。您再喝点吧。

过路人 谢谢，就是说，麦尔西。

〔过道里传来响动和说话声。

阿库林娜 是米哈伊拉来了，正好赶上喝茶。

玛尔法 （站起身来）唉，我真苦啊。又是和伊格纳特在一起，这就是说，喝醉了。

〔米哈伊拉和伊格纳特闯进房间，两人都喝醉了。

伊格纳特 你们过得好吗？（对着圣像祈祷）我们来啦，他娘的，正好赶上喝茶。我们去做日祷，人家都做完了。我们去吃午饭，人家都吃完了。我们去小酒馆，喝了个痛痛快快。哈—哈—哈。你们给我们倒点茶，我们给你们倒点酒。这样行吧？（哈哈笑）

米哈伊拉 这是哪儿来的时髦少爷？（从怀里取出一瓶酒，放到桌子上）把茶杯递过来。

阿库林娜 怎么样，这一趟跑得好么？

伊格纳特 他娘的，好得很。喝了酒，作了乐，还给家里带来一点。

米哈伊拉 （往茶杯里倒酒，推到母亲面前，然后推到过路人面前）你也喝点。

过路人 （端起茶杯）衷心感谢。祝您健康。（喝）

伊格纳特 好样的，咕噜咕噜就灌下去了，肯定有功夫，他娘的。我想，空肚子喝酒，都流进血脉了。（又倒酒）

过路人 （喝；对米哈伊拉和伊格纳特）祝你们万事如意。

阿库林娜 （对米哈伊拉）怎么样，价钱卖得高吗？

伊格纳特 高也好，不高也好。全都喝光了，他娘的。是不是啊，米哈伊拉？

米哈伊拉 就是哇。何必望着钱不花呢。难得有机会，可以喝喝玩玩。

玛尔法 你胡闹什么呀。不干好事。家里没饭吃，你倒在外面……

米哈伊拉 玛尔法！（威胁地）

玛尔法 玛尔法怎么样？我知道我是玛尔法。我根本不想见你，没良心的东西。

米哈伊拉 玛尔法，你给我瞧着！

玛尔法 没什么好瞧的，我也不愿意瞧。

米哈伊拉 倒酒，请客人们喝。

玛尔法 呸！你这条大眼狗，我不想跟你说话。

米哈伊拉 你不想？哼，你这狗东西，你说什么来着？

玛尔法 （摇摇篮。孩子们吓坏了，走到她跟前）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不想跟你说话，就这些。

米哈伊拉 哼，你忘啦？（从桌旁跳起来，揍她的头，打落她的头巾）

玛尔法 噢噢噢噢——！（哭着朝门口跑去）

米哈伊拉 你跑不了，你这个臭娘们……（扑向她）

过路人 （从桌旁跳起来，抓住米哈伊拉的手）你根本没权利这样做。

米哈伊拉 （停下来，惊奇地望着过路人）你好久没挨揍了吧？

过路人 你根本无权侮辱女性。

米哈伊拉 哼，你这个狗崽子。这味道你尝过吗？（给他看拳头）

过路人 不许对女性进行剥削。

米哈伊拉 我要叫你尝尝剥削的味道，非叫你头朝下不可……

过路人 来呀，揍吧。你干吗不揍呀？揍吧。（把脸凑上去）

米哈伊拉 （耸耸肩，摊开双手）哎，叫我怎么揍呀？

过路人 我是说，揍呀。

米哈伊拉 我看你真是个怪人。（放下手，摇摇头）

伊格纳特 （对过路人）一眼就看得出，他喜欢娘儿们，他娘的。

过路人 我是要保护权利。

米哈伊拉 （呼吸沉重地走到桌旁，对玛尔法）喂，玛尔法，你要在圣像前为他点上一支大蜡烛才行。不是他的话，我就把你揍扁了。

玛尔法 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一生一世拼命干活，烤面包啊，烧菜啊，一不对劲儿……

米哈伊拉 哎，行啦，行啦。（向过路人敬酒）喝吧。（对老婆）瞧你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连开个玩笑都不行。给，钱在这儿，收起来吧：两张三卢布的，还有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

阿库林娜 还有我叫你买的茶叶和白糖。

米哈伊拉 （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包，交给老婆。玛尔法拿起钱，走进贮藏室，无言地整理头巾）这些娘儿们真胡涂。（又递酒给过路人）给，喝吧。

过路人 （不喝）您自己喝吧。

米哈伊拉 哎，别装蒜啦。

过路人 （喝）祝您万事如意。

伊格纳特 （对过路人）我想，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你这件茄克衫真不错，漂亮极啦。你是在哪儿弄到的？（指着他那件破茄克衫）你不用补，就这样挺漂亮。穿了不少年啦，没别的办法呀。要是我有这么一件，娘儿们就喜欢我啦。（对玛尔法）我说的对不对呀？

阿库林娜 你这是胡来，阿格伊奇，你也不了解人家，就拿人家开玩笑。

过路人 因为没教养。

伊格纳特 我这是喜欢他呀。喝吧。（敬酒）

〔过路人喝酒。

阿库林娜 你自己说过，酒是万恶之源，为了它还坐过大牢。

米哈伊拉 为什么事坐的牢？

过路人 （喝得醉醺醺地）为了征用才吃的苦头。

米哈伊拉 那是怎么一回事？

过路人 是这样的。我去找他，就是那个大肚皮。我说，交出钱来。不然的话，你看，手枪在这儿。他急得来回跑，掏出两千三百卢布。

阿库林娜 天呀。

过路人 我们正想按规矩用这笔钱，是津布里科夫领导我们的。这些黑乌鸦……袭击了我们。立刻把我们送进监狱，关押起来了。

伊格纳特 钱也没收了？

过路人 是啊。可是他们找不出我的罪状。检察官在审判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您偷了钱。我马上回答他说：小偷才偷钱。我们是为党征用。他始终没能回答我。说来说去他没能回答我。他只好说：把他送到监狱去，就是说剥夺我的自由生活。

伊格纳特 （对米哈伊拉）你这个狗崽子，真滑头。好样的。（递酒给过路人）喝吧，他娘的。

阿库林娜 呸，你说话真难听。

伊格纳特 老奶奶，我这不是骂娘，这是我的口头禅：他娘的，他娘的。祝你健康，老奶奶。

〔玛尔法上，站在桌旁，倒茶。

米哈伊拉 这就好啦。何必生气呢。我说，谢谢他。玛尔法，我多尊重你呀。（对过路人）你说是不是？（拥抱玛尔法）我多尊重我的老伴啊，尊重极啦。总之，我的老伴是第一流的。我决不会拿她去换任何人的。

伊格纳特 那就好啊。阿库林娜奶奶，喝吧。我请客。

过路人 这就是惰性的力量。本来个个都闷闷不乐，现在都高兴得很。心情友好。老奶奶，我喜欢你，喜欢大家。亲爱的弟兄们呀。（唱革命歌曲）

米哈伊拉 他醉得够戗——空肚子喝的结果。

——幕落

第二幕

〔前场小木房。早晨。

〔玛尔法和阿库林娜。当家的在睡觉。

玛尔法 （拿起斧头）我去劈点柴。

阿库林娜 （提着桶）要不是这个人，昨天晚上他会把你揍死的。怎么见不着他。是不是走啦？大概是走啦。

〔两人依次下。

米哈伊拉 （从炉炕上下来）瞧，太阳已经老高啦。（起身，穿鞋）大概是跟老婆子一块提水去了。疼啊，头真疼啊。我再不喝了。叫它见鬼吧。（向上帝祈祷，洗脸）该去套牲口了。

〔玛尔法抱着木柴上。

玛尔法 昨天那个要饭的呢？是不是走了？

米哈伊拉 大概是走了，没见他。

玛尔法 嗯，随他去吧。看来他是个聪明人。

米哈伊拉 他保护了你呀。

玛尔法 我才不稀罕呢。

〔米哈伊拉穿衣。

昨天的茶叶和白糖你收起来了没有？

米哈伊拉 我喝茶来着，是你拿走的。

〔阿库林娜提着水桶上。

玛尔法 （对老婆婆）娘，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你拿去了？

阿库林娜 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米哈伊拉 昨天晚上我放到窗台上了。

阿库林娜 我也看见了。

玛尔法 那会跑到哪儿去了呢？（寻找）

阿库林娜 哎呀，真作孽。

〔邻居上。

邻居 喂，吉洪内奇，咱们去不去砍柴？

米哈伊拉 当然去。我马上就套牲口。唉，我们家丢东西了。

邻居 是吗？丢了什么东西？

玛尔法 昨天晚上当家的从城里买来了东西：茶叶和白糖，就放在窗台上了。我没想到要收起来。今天一看，不见了。

米哈伊拉 我在猜，是不是过路人作的孽。他在这儿过的夜。

邻居 什么过路人？

玛尔法 长得瘦瘦的，没留胡子。

米哈伊拉 穿一件破破烂烂的上衣。

邻居 卷头发，鹰钩鼻？

米哈伊拉 就是他。

邻居 刚才我碰见了。我觉得奇怪，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走路。

米哈伊拉 大概就是他。碰见他的地方远不远？

邻居 我想他还没过桥呢。

米哈伊拉 （拿起帽子，与邻居一起急步下）要赶上他。哼，这个坏蛋。肯定是他。

玛尔法 唉，真作孽，真作孽。准是他。

阿库林娜 不是他怎么办呢？有一次，二十来年前，也说一个人偷了马。大伙集合在一块儿。一个人说亲眼看见他套上笼头；另一个人说看见他牵走了。那是一匹花马，我叔叔的，容易认。大伙集合起来动身去找。他们在树林里逮住了那个小伙子。都说是他偷的。他说，我连知道也不知道，一点也不明白。大伙说你起个誓吧。他指着上帝起誓说不是他偷的。大伙说，别听他的。娘儿们都说是他。他说了一句粗话。于是叶戈尔·拉普什金（他已经死了），这个火暴性子的庄稼汉，伸出手来，既不画十字，也不祷告上帝，对着他的脸就揍。他说，是你偷的。重重地打了他一拳，大伙扑了上去，拳打脚踢了一阵子，活活把他打死了。结果怎么样呢？过了一周，找到了真小偷。那个人根本不是小偷，只是想在树林里砍一棵喜欢的树。

玛尔法 是呀，可别冤枉好人。虽说他倒霉了，可是看起来是个好人。

阿库林娜 是啊，倒霉极了。不要去找这种人讨还了。

玛尔法 听，有人在嚷嚷呢。大概是把他带来了。

〔米哈伊拉、邻居以及一个老头、一个青年上，走进正屋。他们把昨天那个过路人推到前面。

米哈伊拉 （手里拿着茶叶和白糖，对老婆）瞧，在他裤子口袋里找到的。小偷，狗崽子。

阿库林娜 （对玛尔法）就是他，这个可怜人，把脑袋也低下了。

玛尔法 看来他昨天晚上说的是自己，就是说，一个人喝了酒会顺手牵羊的。

过路人 （激动地）我不是小偷，我是征用者。我是个活动家，我应当活下去。你们明白不了，随你们处置吧。

邻居 是送到村长那儿，还是直接送到警察那儿？

过路人 我说，随你们处置吧。我什么也不怕，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吃苦。假如你们是受过教育的人，你们会理解的……

玛尔法 （对丈夫）随他去吧。东西已经找回来了。放了他，别作孽了……让他走吧。

米哈伊拉 （重复老婆的话）别作孽了……让他走吧。（沉思，严厉地对老婆）“让他走吧。”谢谢你教给了我。没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玛尔法 怪可怜他的，这个可怜人。

米哈伊拉 可怜他！你教呀，教呀。没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真是个傻瓜。“让他走吧。”走是要让他走的，不过也得对他说一句，让他感觉到。（对过路人）喂，你听着，木西尤[5]，听着我要对你说的话。虽说你处境不好，可是你的行为太差了。换一个人的话，会揍扁你的，还会送到警察那儿去。我只对你说，你的行为太差了，差极啦。可是你也太倒霉了，因此我也不想欺负你。（稍停，大伙都沉默不语。庄严地）希望你一路平安，以后别这样干了。（回头看着老婆）你还想教我呢。

邻居 不该，米哈伊拉。唉，真不该，你会惯坏他们的。

米哈伊拉 （手上依然拿着买来的东西）该不该是我的事。（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稍停，看着买来的东西，然后果断地把东西递给过路人，回头看着老婆）你把这个也拿去吧，路上喝点茶。（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走吧，对你说了，走吧。别废话了。

过路人 （接过东西。沉默）你以为我不明白吗……（声音在颤抖）我一清二楚。要是你把我像狗一样揍一顿，我会觉得舒服一些的。难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是个混蛋，也就是说，堕落分子。看在基督面上，原谅我吧。（把茶叶和白糖扔在桌子上，抽泣着快步下）

邻居 哟，可怜人，哭起来了。

米哈伊拉 （对老婆）你还想教我呢。

阿库林娜 他也是个人呀。

玛尔法 谢谢他没把茶叶带走，要不然没法沏茶了。

——幕落

[1]法语：谢谢。

[2]惰性。

[3]应为“巨大”。

[4]原本为“可靠地”。

[5]先生。不准确的法语发音。

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五幕喜剧）

白嗣宏 译

第一幕

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地主，五十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他的妻子，四十八岁。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他们的女儿，小姐，十八岁。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杜德金娜——他们的外甥女，二十六岁的女郎。

彼得·伊万诺维奇——他们的儿子，中学生，十五岁。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以前是保姆，现在是女管家；这一家的朋友，出身家仆，四十五岁。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特韦尔登斯基——年轻人，以家庭补习教师的身份住在普里贝舍夫家，家庭出身神职人员，二十二岁。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韦涅罗夫斯基——消费税税吏，三十五岁。

管事

村长

听差

庄稼汉们

〔剧情发生在普里贝舍夫家的庄园里。

早晨。乡村地主宅院的客厅。沙发前放着一个圆桌。桌上放着早茶和咖啡。

第一场

〔保姆在织长袜子，站着倒茶；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坐在桌旁，喝茶。

保姆 请把茶杯递给我，我倒上茶。要不然的话，您根本不喝，只是玩玩罢了。（拿茶杯）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气恼地）等一等，保姆，我还没有喝完呢。你干吗对我嚷嚷，简直像对小孩一样。现在你倒茶吧。（递过茶杯）

保姆 站呀站的，一直站在这儿。十点多了，可是还没伺候完一半的主子喝茶。等您吃完喝完——老爷来了，然后遢学生[1]和彼得鲁沙再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什么遢学生？应该说大学生。

保姆 我不喜欢他，邋里邋遢的人。所以我才叫他遢学生。草包一个。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可是我怪可怜他的，保姆。

保姆 没什么可怜的。他对什么人说过一句友好的话？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只见他龇牙咧嘴地笑。（模仿）好像所有的人都让他嘲笑了一遍，〈调笑您的外甥女，老缠着姑娘们不放。〉[2]头没梳就去追女人。我已经教给杜尼亚莎了：只要他来缠你，你就揍他耳光，叫他带着青伤上桌吃饭。让大家问问他怎么挂花了？再说，这算什么呢？我们还要给他衣服穿，是不是啊？铺盖全是我们家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啊，瞧你！你想想看，他一个人，年纪轻，又穷。真的，我真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瘦？

保姆 肯定会吃肥的！现在他就要和彼得鲁沙来喝个痛快；然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我们的宝贝，拿着书本来……伺候她喝完早茶，嗯，谢天谢地。刚收拾完，又叫：送咖啡来！吃早饭！细腿就来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瞧你都想出些什么绰号！细腿是指谁呀？

保姆 是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就是柳博芙的未婚夫……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瞧你满嘴蠢话。为什么说他是未婚夫呢？年轻人只不过是来家玩玩罢了。

保姆 您总觉得玛丽亚保姆是世上最蠢的人。我好像在上等人家干了三十年了，该明白事理啦。难道说他没见过您家的咖啡，天天从城里坐车跑十七俄里来。不是，太太。肯定他已经把柳博芙的嫁妆数得一清二楚，因此才来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第一，他不是未婚夫；第二，他才不贪图钱财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保姆 太太，在现今这个时代，没钱作陪嫁，谁也不娶，不管她多标致。不过未婚夫身上的自私心不重。他不太聪明，是管酒的，天晓得是个多大的人物。我也问过别人，没人称赞他。第一，小气得很；第二，喜欢吹牛皮。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这是什么词儿？你怎么说的？

保姆 吹牛皮，太太。照我们的说法，意思是：我比大家都好，比大家聪明；除了我以外，人人都是傻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这话不对。他有学问，是个作家。你懂什么！

保姆 我只不过是可怜柳博奇卡，她昏了头。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也许他根本不是追求柳博奇卡，而是向卡坚卡献殷勤呢。你却这样想！

保姆 哼，您以为我是傻子，我随随便便就信您的话。跟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玩玩，这是真的。她在彼得堡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常去找他，可是他必定知道，娶老婆的话，要看谁有钱财，谁一无所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卡坚卡在彼得堡时就认识他。你事事往坏处想。

保姆 是呀，太太，一当上女家庭教师，就干不出好事来。这是真的。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就是这样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边笑边挥手）行了，尽胡说。

保姆 我们还注意到，全家的规矩都改变了。〈老爷也变了个人，安分守己起来，要了一个遢学生代替德国人当家庭教师，给了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自由，对孩子们也放任不管了。全变了样！全按新办法！〉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我也变了样？你真蠢。

保姆 您没什么，您是出于善心。老爷呢，可真叫我常常吃惊……（不说话，摇头，摊开双手）怎么回事？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只要想想以前的事：贴身听差萨什卡伺候穿衣天天挨打，村长每次来，都要送进警察局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瞧你说的……难道说原来都很好吗？原来就不太好。

保姆 我既不称赞也不指责。老爷太太们这些事免不了。叫人吃惊的是，怎么可以在五十岁上改变脾气……就是那张皇上的文书……哎，就是在第一周出来以后……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哦，是上谕，——你真可笑！

保姆 （愤恨地）哼，就是那一张。家奴们干了一辈子，结果都给赶出门。您才清楚呢！唉，随他们去吧！我说什么来着？从那时候起就变了。特别是当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面。前几天我听见来着，真够可恶的。太太，请您原谅我。我一向说实话。在五十岁上是不能改脾气的。只会失去体面。因为这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自己，而脾气还是老样子。前几天嘛，当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的面竟然去讨好那个人——基留什卡·杰耶夫，那个庄稼汉。他说，“您”——这是对基留什卡说的——“想来干活，那就来吧。”我听了一阵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像是对一个汪子[3]说话。我甚至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保姆 瞧，大美人，打扮得真行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短发、戴眼镜、穿短裙、腋下夹着一本杂志。不鞠躬就坐到桌边，用臂肘支在桌上，抽出一支香烟，开始阅读，以一种特别礼貌的态度对保姆）请允许我要一点茶，玛丽亚·伊萨耶夫娜。

〔保姆递给她一玻璃杯茶。

保姆 就倒，夫人，就倒。（旁白）真让大伙吃惊。连对姨妈都不说“绷如尔”[4]。都是因为太聪明。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和保姆在谈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她说，他在追求柳博奇卡；我说是追求你，卡坚卡。Comment croyez-vous？你怎么看呢？她已经称他未婚夫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目光离开书本，严厉地、用手势加强语意）韦涅罗夫斯基的文化修养和人生观同我们的庸俗生活完全背道而驰，使我们难以评论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以为他不会结婚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只有在找到一个充分理解自己使命、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的女人时，他才会结婚。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Non，mais dites.[5]请问，他在谁身上寻找呢，在你身上还是在柳博奇卡身上？我正和保姆在说呢，她真是个糊涂虫，把我笑死啦……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保姆比您年长，对您尊称“您”，而您却对她说“你”，还要说她是“胡涂虫”……我认为这是侮辱人格和人的自由，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表示我的看法。我知道，您完全有权有自己的信念，可这事令我厌恶和气愤。

保姆 （嘲笑地）谢谢您替我说话。（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您真想抽活人的筋呢。有名的女坏蛋嘛……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呀，卡坚卡，je plaisante[6]，我喜欢她。不过，你说，照你看来，他在谁身上寻找？嗯，在你身上还是在柳博奇卡身上？Je voudrais savoir votre opinion.[7]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怎么对您说我的意见呢？（把头发甩向后面，点燃香烟）他在我身上，照您那样形象地说，不可能寻——找。我使自己处于自由妇女的地位，因此，我对他，就像对一切不分性别和名位的生物体一样，很简单。我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现代化的人。因此，在对待我时，他自然而然地加进了一些尊重和同情的成分，这些就是所谓……总之，我和他处于相互尊重的纯朴和良好的关系之中。他不得不在愚昧的省城女贵族圈内周旋。在同这些人交往之后，他同我在一起，得到一些休息。不过您为什么认为他，照您的形象化说法，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身上寻找，我无法理解。柳博芙是一个没有发展成熟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姑娘。像韦涅罗夫斯基这样的人同她绝无共同之处。我跟他是相配的人，而柳芭还是个孩子。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瞧，保姆！你瞧卡坚卡是怎么说的。

保姆 是啊，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我们是蠢东西。那么，请您解释一下，他就这样天天来个没完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他干吗不来呢？

保姆 因为为了这些事要狠狠教训他们这种人的。按老规矩是这样做的。既然你总是到一家人家里去，那里有两位该出嫁的小姐，那么你就公开说，你要向谁求婚。要不然的话，请到俱六部[8]去吧，想去多少次就去多少次。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伊萨耶夫娜，您不能理解我。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是来找我的。我们正在互相考验，如果我们发现……

保姆 照我的笨看法，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他是不会去考验任何东西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是一位妙龄小姐，模样又标致，再说她还有五百名农奴作陪嫁。您呢，年纪又比她大，再说他也不会贪图那三十名农奴……遢学生嘛，对您还合适。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激烈地）对不起，对不起。大学生年纪轻，对我来说还太幼稚。对不起，别的女人处在我的地位，会生气的；可是我不在乎这一点。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有不少幼稚的生活要求，他吃不消。这一点他清楚，并且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这是其一。其二，您是从错误观点看待这一切的。您无法理解我，不过我还是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且尽量说得通俗一些。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只允许使用经过个人诚实劳动得来的生活资料。请您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把这些庄园只看成是同过时的生活方式的虚假联系。对韦涅罗夫斯基来说，我有百万家产，还是一文不名，都一个样，只要我们的人生观一致就行。如果人生观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加入到斗争中去。

保姆 看吧，他决不会向您求婚，而是向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求婚。只要有五百名农奴，他就非常一致了。三十名呢，他就不一致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恼怒地）对不起，对不起。很好。您说我有三十名农奴。请允许我告诉您，由于受到教育，现在谁也没有农奴了。我呢，从来就没有过。我成年以后，立即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身上没有可耻的农奴制烙印。

保姆 反正他不会娶您，而是向柳博奇卡求婚，因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吓坏了）行啦，行啦，保姆，瞧你。你能把人气疯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很好。您觉得这一切都是难做到的，难以理解的。您只知道命中注定的姻缘，上帝的旨意，等等，而那些超越社会偏见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也要求他对我待之以诚。这种真诚是诚实人一切动机的基础。

保姆 哟，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亲爱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有五百名农奴，他会爱上她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完全慌了神）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没有发展成熟、不足挂齿的小姑娘，而不会爱上我呢？

保姆 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亲爱的，他是头公羊的关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冷静下来，把头发甩向脑后）不对，我还说什么呢！您把爱情看成是肉欲，您太没修养了，太像动物了，没法理解我。对不起，我求您别打扰我了。（用臂肘支着桌子，阅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去吧，去吧，保姆，有人来的话，我自己会倒茶。

保姆 （边下）叫所有的人丢脸。大家都是畜生。我干了三十年，还没人叫过我畜生呢。……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对不起，只有在双方平等时，爱情才会是诚实的动机。不过这一点您是不懂的。（沉默。抬起头来）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我不尊敬这个女人。（又去阅读）

第三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你不尊敬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总是说蠢话。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嘿！她的舌头是够毒的！不过人很好。（坐到桌旁）喂，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给我倒点茶。五点钟我就在地里，骑累了两匹马。哎，不过总算把事办妥了。谁说没法管好自由劳工。只要亲自到各处去，不要爱惜自己，什么事都办得到。昨天还有一半地没耕，草没割，一名劳工也没有。等我一抓这事，说通自家的劳工，又雇了一批自由劳工，答应给他们一桶酒。你瞧吧，今天就干得热火朝天……瓦西里是个好管事，善于指挥，是个出色的人，出色的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自由劳动不可能赔钱，这是违反政治经济学全部基本法则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我倒想让您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来干这工作。到那个时候您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Dites moi，mon cher Jean.[9]你为什么总说发了解放证一切都好起来了？既然人都走了，怎么会好起来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那是家奴。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家奴，我知道，这是自然的。连庄稼汉在发布了规约以后也不干活了。这有什么好的，我不明白。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说一百遍，我也给你解释过五十遍了。按照规约，他们在规定的日子里干活，而不是天天都得干。关键就在这里。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为什么都说干脆不干活了？前几天大家都说，派他们去干活，他们没去。这一点我不明白，Jean。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要是一点活儿都不干，我们早就没饭吃了。活儿干得少一些。嗯，不过一切都按法律办事，而不是为所欲为。唉，你是不会明白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活儿干得少了，有什么好呢？就是说，这事办得不好。你别生气呀，ne vous fachez pas，我是明白不了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生什么气呢，看来命中注定你什么都不明白。（端起茶杯，沉思）柳芭在哪儿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她一清早就和小姑娘们采蘑菇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呢，没来也没派人来吗？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还没有。Jean，我想对你说，我听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veut faire la proposition à柳芭[10]，打算向柳芭求婚……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从谁那儿听说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On dit，人家都这样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是谁说的呢？你待在家里不出门，谁会说呢。人家都说也没什么了不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知道你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我听说他不是一个好人。管酒算什么工作！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皮的家伙，Jean，我求你考虑一下这件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胡思乱想！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词句。不行，太太，你还是扔掉这些蠢话吧。吹牛皮是什么词儿，你从哪儿拣来这个蠢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人家都这样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个脑袋怎么总是胡思乱想！是谁对你胡说了一通？唉，太太，评论他这个人不是你我能办到的。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不认为同这个人结亲是很大的荣幸。我最讨厌推测和做媒。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的旨意，我们用不着去解释。他是一个出色的人，一位作家。再说，他不是为钱娶亲，这也是真的。是真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谁也没说呀。j’ai mon opinion，我有自己的看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听我说，首先，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一个现代人，先进的人，极为聪明，有学问，作家，也许是全俄国的知名人士。太太，在目前来说，这比将军的军衔还吃香。再说，他的工作很好，很诚实。在新成立的消费税务局工作，两千卢布的薪水。只要他想做，这样的人事事做得成。当然，他有一些怪脾气，再说他也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不过你至少知道他是一个最无私心的人。这个人娶亲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任何姑娘都会觉得幸福的，尽管她可能一无所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据说他非常小气。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又胡言乱语起来了！我对你说，他是一个最无私心的人。这已经得到了证实。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据说他已经把全部嫁妆都数过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还是你来给她解释一下，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不是那种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玛丽亚·伊萨耶夫娜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奇怪的只是，根据什么理由可以任意去控告一个人有种种卑鄙的企图。这位先生的一生都证明，他的唯一目标是共同的事业。如果这位先生突然想同一个女子结合，那么他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应是人身和财产的独立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沉思不语）是啊，尽管我们这些老人难以改变老派的习惯；尽管青年人身上有不少风流韵事和轻浮之处，不能不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是这样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放下书本）在您的话中，我同意您的一个看法：进步不可阻挡地给最顽固保守的生活环境带来光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沉默片刻）是啊，自由劳动在发展，在发展。劳工问题难以解决。哎，不过没什么，能安排好的……让我完成赎买，摆脱庄稼汉，只剩下土地所有关系。那就好了，真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赎买比较好吗，Jean？这样做就好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也罢，不好也罢，应该这样办。比如卡坚卡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认为我既是保守派又是顽固分子，可是我同情一切。旧事物被破坏了，不好，可是我同情。瞧，我们的青年一代在成长。柳博奇卡嫁给这个人，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不嫁给我们圈里的人，而是嫁给现代化的新人。彼得鲁沙也不是按照旧的概念成长着。我总不能做儿女的敌人呀！彼佳呢？他在哪儿？跟教师在一起吧？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们到湖边去了，想去捞什么草。我没听明白。我真担心，可别掉到湖里淹死。Vraiment，je crains.[11]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捞什么草？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听阿列克谢·帕夫雷奇说，他们想研究水草纤维的结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这是什么时代！我小时候有这方面的常识吗？现在呢，瞧，一个小家伙，已经在研究自然科学了……是的，这个大学生很有办法，挺出色。谢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是他推荐的。是个非常好的大学生，一个安详的……可爱的……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喂，萨什卡！拿烟斗来！（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我这是按老习惯！嗯，是亚历山大·瓦西里奇。

〔萨什卡拿着烟斗上。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突然生气）哼，你觉得全是好人，只有妻子不好！他为什么一点卧具都没有？保姆把客人用的垫单被套都给了他，要是再有人来，就没卧具了。怎么能只穿一件上衣呢？什么衣裳都没有。我自己的垫单决不给他。原来你是这样看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又胡言乱语了。行啦，请你告诉保姆，她会安排好的。我高兴见到这个人，是个讲实干的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讲实干，我有什么过错？两手空空地来了，什么都问你要。今天忽然想起来要喝牛奶，杜尼亚莎也抱怨。你应当瞧着点。既然他连垫单被套都没有，还算什么教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没完没了……你应当感谢上帝，是他给我们派来了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卧具，也没有钱，那就应该给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从来就不理解我，总是反对。我说，都是你弄得乱七八糟。我比你还要可怜他。从他第一次坐下来吃饭，我就可怜他了！我叫人给他送去睡衣，叫人给他织袜子。我虽说笨，可是知道，既然他是我们儿子的教师，那么他就是家里的第一号人物。为了他我什么都不吝惜。我只是说，你要好好地把事情都安排好。比如说，我多少次请木工来修桌子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行啦，太太，看在基督的面上，别说了！

第四场

〔前场人物和大学生。

大学生 （上场时迅速鞠躬敬礼）请倒点茶。（坐到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身旁）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要什么？茶还是咖啡？要白面包和黄油？随您用吧。（把东西都推到他面前）

大学生 都一样。嗯，还是给倒点茶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鲁沙在哪儿？

大学生 摇摇摆摆来呢。他出汗了，正在换裤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干什么来着？

大学生 本来想研究植物学的，可是〔没〕[12]成功。结果去钓鱼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说，你们本来想研究点自然科学……

大学生 本来想过，可是没成功，没有显微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要白面包吗？请吧。

大学生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在进行一种什么愉快的阅读呀？（从她手里拿过书来）哦，是生理学。文章写得不错，可惜太简略了。您还是研究一下刘易斯吧，还有细胞的变化，我忘了是什么细胞的变化，是一篇无害的小文章。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什么细胞？就这样叫吗？您多倒点酸奶油吧，还会端来的。卡坚卡，你也知道细胞？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一切有机体都是靠细胞发展才存在的。

大学生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何必去解释呢。要知道，这样做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知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读过关于细胞的文章。请问，阿列克谢·帕夫雷奇，能不能在面包里看见它们呢？

大学生 要是看不见的话，就不会去谈论也不会去研究了。通过显微镜可以看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显微镜贵吗？

大学生 次一点的显微镜可以便宜地买到。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有一台，值三百六十法郎。大学里那架值一万五千。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应当买一台。（与妻子坐在一边，大学生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在另一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默默地吸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您迟到了一会儿。这里又出现过一个令人气愤的场面，真正的残酷剥削的场面。

大学生 没什么，他们要取笑一些与自己类似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干别的事……我呢，告诉您吧，已经讨厌这里了，我想走，想去考副博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的观点不同。我发现，进行工作的环境越是愚昧，越需要付出精力。因为只有我们灌输进去思想和打下基础，这些丑恶的关系才会改变。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影响，因此尽量利用它。您呢，天赋的责任就是保护彼得天真的个性。他自己也向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灌输自己的思想。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就是这样认为的。

大学生 随他们去吧！近墨者黑。让那些祖博特科夫们自己去享受，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吧。总不能每走一步都表示反抗吧，你只会觉得愤怒越来越弱。庄稼汉们从早上四点钟起就在耕地。这里呢，十二点钟才喝早茶。怎么能同这种情况妥协呢？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那当然。不过总得做一些让步。您瞧韦涅罗夫斯基，他按照公务要求在最落后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可是一点也不让步，总在贯彻自己的思想。

大学生 韦涅罗夫斯基算什么！我无法尊敬一个担任公职的人！消费税务局的小自由派人物！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在这方面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一致意见。韦涅罗夫斯基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请您看一看，他的全部活动是办学校、发表公开演讲。

大学生 好吧，我可以把嘴封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一想起今天我〔和〕老太太们是怎么议论他的，就觉得十分滑稽。这些人是怎样理解我们这类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在她们看来，他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娶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或者像他们解释的那样，娶她的嫁妆。

大学生 是啊，这位可敬的先生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请别这样说，否则我们就分手……韦涅罗夫斯基要结婚！而且是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啊！

大学生 好吧，我把我的看法告诉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是个没有坏心的女郎。她身上有一些天资。如果她落到一个天真、纯洁、精力充沛的人手里，她会成为一个可敬的人物。只是她需要一个年轻、诚实的导师。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可是她还没有发展成熟呀！

大学生 那有什么了不起，会发展成熟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想了想）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您的看法。您就是一位能够〔对〕她的个性成功地施加影响的先生。

大学生 如果她不是生活在这个庸俗的环境里，可以把她培养成一位可敬的女郎。

第五场

〔彼得鲁沙上，他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穿一身中学生制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瞧，彼坚卡来了。你要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彼得鲁沙 你好，母亲。我不要。我已经喝过牛奶了。母亲，叫他们送早饭来吧。你好，父亲。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何必装腔作势呢，随便一点吧……

彼得鲁沙 你认为我在装腔作势可没有根据。我说的是，你好，父亲。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疯了？出什么新花样！过去是怎样问好的，现在就怎样问好。难道你认为教育水准就表现在这里？去吻吻母亲的手。

彼得鲁沙 为了什么？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严厉地）我对你说了。

彼得鲁沙 为了什么？难道我拿自己的嘴唇碰一碰母亲的手背就会发生什么事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对你说了，吻吻手。

彼得鲁沙 这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

彼得鲁沙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谈过。我现在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偏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瞧瞧！

彼得鲁沙 这没什么了不得的，父亲。我决不会因此改变对你和对母亲的看法。吻不吻你们的手没关系，我对你们两位都抱着你们应该得到的敬意。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听听。说得好，新的信念，等等等等。不过也得有规矩。自古以来第一条就是尊重长者。去吻吻手吧。（欠身）去呀！

大学生 看来要演一场大丑剧了！

彼得鲁沙 （胆怯起来）当然，你们可以强迫我。不过人的自由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去呀！去呀！

彼得鲁沙 （吻手，轻声地）人的尊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彼佳，你要听话。给你做一个煎鸡蛋还是煎肝肠？我叫人去做。保姆，彼佳要吃早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哼……哼……尽管……请您原谅我，不过……请允许我说一句，我请您来是教我儿子学科学，而不是教他如何对待父母。我们有自己的、也许是古怪的和非现代化的习惯。不过我还是请您不要干预这事。

大学生 嗯……嘿嘿……好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细胞嘛，您教吧；不过我请您不要干预儿子对我们的态度，不要灌输自己的看法。

大学生 听到这些指责，我觉得非常奇怪。您究竟想说什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想说的是，叫儿子别对我说这种蠢话。就这些。

大学生 好吧，可以揍他一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听我说，别把我惹火了。

大学生 （胆怯起来）我非常理解……不过，请您相信，我不能让自己处于……不过您原来希望我使您的儿子在精神方面有所长进。我，我……很……我总不能对他隐瞒自己的观点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让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隐瞒或者无视所谓科学的结论，那可真是怪事。

彼得鲁沙 我可以有自己的信念。

大学生 何况生活也有自己的权利。各种偏见经不起理性和科学的批判。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时，落后的观点是没法存在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好了，好了。我们不谈了。我请您按照我的愿望教育我的儿子，仅此而已。（沉默片刻之后，对大学生）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没有让您受侮辱吧？

大学生 如果我会认为自己受到侮辱，那未免过于看重自己的尊严了。我们该上课了。普里贝舍夫少爷，开步走！

彼得鲁沙 不，我要吃饭。

〔萨什卡端着盘子上。

大学生 那好吧，我们坐一会儿，也可以吃点东西。（坐到早餐旁边）

第六场

〔柳博奇卡把连衣裙掖起来，戴着草帽，提一篮蘑菇跑步上；两个小姑娘跟着她。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我不是一个人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那你是和谁一起来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和谁？

柳博奇卡 你们猜！是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和小姑娘们走着，他骑马来了，于是他就和我一起来了。我们采到了两个多好的白蘑菇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在下人住的房子下面，水沟里。好极了！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什么也看不见，只找到一个蛤蟆菌。你们瞧，多可爱呀！卡坚卡，你看。玛什卡，在你那儿，给我。（从小姑娘手里取过篮子，拿出蘑菇）萨什卡，你看，多少牛肝菌啊！你还说白桦林里没有呢！亲爱的爸爸，你看见了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哪儿？

柳博奇卡 他在刷衣服呢。他摔了一跤，弄脏了衣服。白蘑菇在他那儿。亲爱的爸爸，我和他的谈话真有趣，有趣极啦！等一会儿我对你一个人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呀？说什么？

柳博奇卡 非常重要，不过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说，跟我有关系的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过你一个人和小伙子在树林里这么走可不大好……比方说……总是不大好。

柳博奇卡 真是落后的观点！卡坚卡，是不是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也学会那一套了！喂，到我这儿来，说一说吧。是什么重要谈话呀？

柳博奇卡 现在无论如何不行。等一等，你会知道的。啊，你看看，亲爱的妈妈，多可爱的蘑菇呀。（挺身叉腰，一副斗架的样子，扮出蘑菇的形状）真像我们的老师，你记得吗，卡尔·卡尔雷奇，那个矮小肥胖的人？嘿，我今天真快活呀！萨什卡，明天我们早—早—地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哎，你要茶还是咖啡就白面包？

柳博奇卡 喂，爸爸，你会对我们谈话的内容感到惊奇的。卡佳，你也会，还有您……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也会吃惊的。彼得鲁沙，你在吃什么？给我一点。（从他手中夺过叉子，放一块到嘴里）

〔彼得鲁沙专心吃饭。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大学生）这也是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相匹的人？修养太不足了。

大学生 从外貌和表情来看，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不恶毒的女郎。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可以给她们吃一块吗？（指着小姑娘们，给她们每人一块白面包和一块白糖）明天还是早—早—地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递茶给她）给你，喝吧，带酸奶油的。

柳博奇卡 我不想喝。我问玛什卡要了一块羊角酥，好吃极啦！（坐到桌旁，又立即站起来）我忘记吻你了，爸爸。（吻）你就是我的白蘑菇！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在争论什么？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弟弟出了一个新花样，说是用不着吻父亲，而应当说：你好，父亲！你好，母亲！

彼得鲁沙 （嚼着）我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得出这样的信念。

柳博奇卡 哈，哈，哈！真蠢！他们总是在出新花样。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的新花样就是一个人跟小伙子们在树林里散步？

柳博奇卡 嘘！别攻击我！我会故意跟一个小伙子去散步。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明天我们去采蘑菇吧。

大学生 好啊，这事可以做。

柳博奇卡 哎，不行，我不能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对大学生）您吃煎鸡蛋吗？

大学生 不，不想吃，已经饱了。普里贝舍夫少爷，吃饱喝足了吗？开步走。

〔大学生和彼得鲁沙下。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管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还有什么事？

管事 石村没人割草。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自由农民呢？

管事 咱们的庄稼汉把他们赶走了。他们打了一架。马托林给打得浑身是血。他来了，在账房里等着呢。

柳博奇卡 我忘了说。可怕极了，亲爱的爸爸，真像个强盗。亲爱的妈妈，我吓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为什么打架？

管事 割草工出去，刚动手干活，焦姆金提着棍子来了，他们在那里耕地。他说，你们竟敢在俺们老爷的地里割草！割草工说，是老爷雇俺们来的。他说，是啊，你们太机灵了，杀了俺们的工价。哼，一个卢布割一亩地！等到紧急的时候，他会给俺们两个卢布的。要不然的话，用马踏坏了事。于是动手打耳光。这时庄稼汉们又从地里跑过来。把他揍得浑身是血。

柳博奇卡 整个脑袋到这儿都是血。样子真可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怎么管的呀？这可是您的事。村长呢？

管事 到乡长那儿去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很好！

管事 唉，伊万·米哈雷奇，实在没法跟这伙人一起工作。昨天夜里又偷了两根绳子。本来要偷橡皮车轮的，谢天谢地，我发觉了。我多少次叫他们锁上，他们就是不听。可是全要我负责呀。我好像是尽力了，简直豁出命来。您还是行行好，把我解雇了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啦！

管事 您还是开开恩吧，我干不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大概是开玩笑吧？大忙季节，怎么能这样做呢？

管事 伊万·米哈雷奇，您看着办吧，我不是您的仆人。我已经尽了力。跟这伙人干真是活受罪。把我解雇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当家有多难啊！（激动地走来走去。在管事面前停下来）你是一头猪！您认为可以在大忙季节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而自己一走了之吗？

管事 有什么办法！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滚！不过我不想弄脏我的手。这简直是抢劫。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来回走动）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已经说过，如今他们都会离开的。

柳博奇卡 亲爱的爸爸，你使用自由劳动吧。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这样好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别管！自己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只有蒙上眼睛，跑开！什么都打开了，推倒了，偷走了，谁也不干活！孩子教训大人。全都疯了。这就是进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依我看，这里有深深蕴藏在人民生活制度关系中的原因。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看在基督的面上，您别说了！您留下来吗？我请求您留下来。你要明白，我一下子没办法找人替你。

管事 无论如何不行。我已经有工作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生气）你以为你能像这样对付我吗？强盗！好吧，送你去警察局。

管事 您不敢这样做，如今时代不同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哼，我不敢？（抓住他的衣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跳起来）Jean！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我要用我的方法对付你。走吧，你这个流氓！（拉向门口）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柳博奇卡下。

第八场

〔韦涅罗夫斯基上。

韦涅罗夫斯基 瞧，我来看你们了，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这样不行！怎么办呢？

韦涅罗夫斯基 你们出了什么事？生活上的？嗯，是好事呀，嘿，嘿，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一点办法都没有！瞧这个人，得过我的恩惠，在解放农奴的宣言颁布之前就得到了自由，我还送给了他土地。一直在管理庄园，现在突然，毫无理由地……

韦涅罗夫斯基 不想继续效力了，嘿，嘿！没什么，常见的事。本来想揍他一顿，让他吃点苦头，用文火煎他，可是不行，没办法！这是自由劳动的坏的一方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干脆让他见鬼去吧！（对管事）您去吧，把事情移交给村长，我亲自去。

〔管事下。

韦涅罗夫斯基 真的！伊万·米哈雷奇，您令人惊叹！您在破坏自己。这是一股力量！是的，一股力量。还叫您落后分子呢，嘿，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您要茶还是咖啡，加酸奶油吗？这是白面包，黄油。

韦涅罗夫斯基 Merci.一般来说，自由劳动如何？我骑马走到这附近的时候看见，他们正干得热火朝天，嘿，嘿！顺利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您别问了！还顺利呢，瞧这些不愉快的事。您怎么样？

韦涅罗夫斯基 我们嘛，没什么，在慢慢地干活。这些省城里的污秽压人，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好歹进行一些斗争。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是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慢慢地来。比如昨天就开办了一所工匠能手子弟学校。张罗到一处房子，向商人们募了一点钱买书用。事情进行得还可以。有机会的话，请您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来看看。很有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活动真高尚。什么时候做下一个学术报告？

韦涅罗夫斯基 唉，一直没时间，公务忙。厂主们大肆舞弊。前天抓到了一个。他要给我三千卢布贿赂，嘿，嘿！这些人真滑稽，简直没法生他们的气。有什么办法呢，就像听人家说中国话一样莫名其妙，嘿，嘿，嘿！过两天您陪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来看看学校吧。是啊，您知道，干来干去回头看看，总算感觉到这个省城的圈子多少有点改善。虽说有些人恨得要死，嘿，嘿，我才不管呢！我喜欢别人恨得要死。这是力量的标志，嘿，嘿！我可不这样恨别人，只是藐视他们。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俱乐部出了什么事呀？

韦涅罗夫斯基 那里抓住了一个骗子——乡长想把俱乐部的款子卷走，可是被抓住了，揭发了。骗子越来越多，嘿，嘿！当你发现进步的思想、人格的意识、人的感情开始一点一点地穿透这些顽固的脑袋，即使不多，你也总会觉得高兴的。是啊，随您怎么样，即使只有一个正直的人，也能大有作为。我就看看自己，用不着谦虚，嘿，嘿！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要知道，怎么能怪罪呢，他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有一件私人的小事找您。（把他拉到一旁）尽管要多多考虑公众的事，有时候也要考虑考虑自己，自私的感情〔一字不清〕毕竟留在每一个人身上。我很少出现这种事情的，如今却出了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真的，实在不习惯为自己的利益操心。（微笑）可笑，真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您需要钱用？我随时准备倾囊相助……

韦涅罗夫斯基 不是！因为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可是没办法呀！要知道，力量在我们身上。应当考虑到我们。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到底什么事呀，我好像猜到一点……不过这件事，要……

韦涅罗夫斯基 哎，既然您猜到了，那么就把女儿给我吧，就这件事！不过请您尽量简单一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隆重地）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求婚使我非常愉快。我对您的看法一直很好。您现在的行为也证实一切好的品质。您的作为像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您经常到我们家来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为了败坏姑娘的名誉。再说，您像一个真正高尚的人，没有使姑娘难堪，而是首先找父亲说。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品质。

韦涅罗夫斯基 哎，根据我们的信念，这事有点不同，嘿，嘿。我已经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谈过了。她，嘿，嘿！愿意。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哼……是啊……您知道……唉，是的，我同意……

韦涅罗夫斯基 至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是否同意，我认为……嘿，嘿……是呀。只有一点……您知道，照您看来，我是一个怪人，嘿，嘿！祝贺呀，谣言呀，都会使我觉得不愉快……尽量少见那些我藐视的人。因此，请对这事暂时保密。要知道这些礼仪太愚蠢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吧，我理解。现在，我未来的亲爱的女婿……

韦涅罗夫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仍然是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而您仍然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女婿、丈人，多难听！这没必要，我觉得不愉快，主要的是太愚蠢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这样，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柳博奇卡的财产状况。我们不富裕，不过嘛……

韦涅罗夫斯基 瞧，您真帮了一个大忙……我要财产干什么？她的财产是她的，她有，那更好。看来凡是多少能够了解人的人，都可以看见我的活动，并且根据这些活动来评论我。我告诉您我需要什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个姑娘天性很好。她身上有很好的天资。我不是爱上了她。我不懂这些蠢事。她身上有一些天资，可是她没有发展成熟，非常不成熟。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她的水平提高到我们这样，我就可以说，我又完成了一桩事业；也希望任何人不要妨碍我完成这桩事业。我这是事先告诉您。您可能觉得古怪，然而我们是一代新人；您觉得古怪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简单。总之，在八月一日前请不要对任何人说。那样事情就会办得非常出色。（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紧紧地、久久地握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都理解，我都理解。请允许我拥抱您。

韦涅罗夫斯基 不用，请您别拥抱。我会觉得不愉快的。再见！（韦涅罗夫斯基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最最高尚的人。是这样的。瞧，这就是新世纪呀！不过毕竟有点古怪，我暂时还不习惯。不过，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第一景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杜德金娜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韦涅罗夫斯基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的大学同窗。

听差

第一场

〔舞台呈现出韦涅罗夫斯基公寓里一间乱七八糟的单身汉居室。

韦涅罗夫斯基 （一个人捧着自己的肖像）结婚！把自己同一个不成熟、被环境教坏的女人永远绑在一起，太可怕了，太愚蠢了！在同渺小、污秽的经常冲突中失去自己的纯洁性和力量，太可怕了，不过令人愉快。有许多令人愉快的地方。生活会得到保障……再说，她本人作为一个女人……并不坏。可以辞去公差。文字工作……最主要的是，她非常讨人喜欢。这一切都出色极了。出色的女人！……还有，她不无满意地吻了我。甚至抱着极大的好感。我也体会到一阵似乎意外的感觉。我确实感到意外。为什么会感到意外呢？奇怪，我对自己的看法十分错误。是啊，我太不理解自己啦。（照镜子） 是的，五官端正漂亮，仪表堂堂。甚至非常非常漂亮。是的，就是那种所谓讨人喜欢的男子。很有魅力、仪表堂堂的人。你多不了解自己呀！想起我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恐惧感接近她，真可笑。害怕是有道理的，嘿，嘿！以前我以为我的仪表没有魅力，因此尽量安慰自己。哎，我私下想，我不像别人那样吸引人。不过我聪明，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我聪明。谁能这样精细、轻松和深刻地理解事物？哎，我暗自想，我不漂亮，不能同那些美男子比，就是那些在街上骑着骏马奔驰的人。可是我暗自想，我有极聪明的头脑，坚强的性格，纯洁的自由主义性格，正直……这一切都可以补偿我给人的视觉印象。这是我在安慰自己。我暗自想：我不善于在客厅里应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法语聊天。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沙龙先生们。可是我想到，我比谁都有学问…… 我真不知道还有谁受过这样全面、深刻的教育。无论在什么学科里，我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发现，比如语言学、历史；还有自然科学呢？我全熟悉。至于说才华……我暗自想：命运给人们带来不同的东西——给一部分人，比如我，带来的是智慧、天赋、学识、能力；给另一部分人的是庸俗的赠品：美貌、机灵、殷勤。可是突然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原来造化并没有区别分配，而是综合起来，让一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都是因为当年在彼得堡我没有机会试验一下控制……这一流女人的力量。可是在这里实现了。在最优秀的、也是最庸俗的贵族圈里，他们只看外表。因为柳芭不可能理解我的品德的实质……在这个圈子里有两位女子爱—上—了—我。是的，爱上了。（洋洋自得）是的，看来我大概很不漂亮很不灵巧……怎么能不了解自己啊，想起来就叫人觉得可笑！（照镜子）是的，很好……他们虽然站的很低，可是他们却能体察到道德的高度，而具备这种高度的人很少。也许根本就没有。（皱眉。照镜子）多么深刻、安详、聪慧的表情呀！是的，很难顶住。我理解这一点。然而这就是坚强有力的天性的意义。对自己的估价总是低于自身价值，不像那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下流坯。所以，是最有天赋的人，同时又对自己的美德评价最低。是的……这一点显而易见。

第二场

〔韦涅罗夫斯基；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的大学同窗、调解法院的官员——上。

别克列绍夫 喂，老兄，今天的打猎活动非常出色。哈，哈！我刚从机关里来。

韦涅罗夫斯基 你在生活的劳动中找到自我，值得赞赏。上帝给了你什么呢？

别克列绍夫 收拾了两个地主，一个女地主，还整肃了一个受贿的官员。一次庭审全部解决。可以说是一场很有趣的把戏！

韦涅罗夫斯基 这很好。对他们有好处，我听起来愉快，你也感到满足。

别克列绍夫 难以形容的满足！那当然啦，全部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的欲望和专业。你们理想主义者只会推理，我们实践家呢，干实事。要知道，我为什么介入你的婚事？根本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同窗和好友，也不是因为我看到这关系到你的幸福。根本不是。我在这件事里只看见哺乳动物普里贝舍夫，他打算骗你，应当收拾他。我肯定能收拾他。那么情况怎么样？今天去普里贝舍夫家吗？要知道，今天是正式宣布呀。我准备好了，同时全副武装起来了。

韦涅罗夫斯基 得了，好事不多。嘿，嘿，嘿！今天行订婚礼。太愚蠢了，要尽量敷衍。

别克列绍夫 这没什么关系。钱的问题怎么样？商谈过了？

韦涅罗夫斯基 瞧，求实的性格表现出来了！

别克列绍夫 要不然怎么办呢？这是主要之点。

韦涅罗夫斯基 第一天我就向尊敬的父亲解释清楚了：她的财产是她的财产，叫他别向我提这件蠢事。是的，嘿，嘿，嘿！父亲对我的这种观点非常之高兴，嗯，是的……

别克列绍夫 唉，理想主义者！这可是你自己把武器交给他了。他出于他那畜生的本性品质异想天开，以为用不着给你那位小姐任何东西。可是，没得到新的财物之前承担养活一个女人的责任是不明智的。好像用不着论证。

韦涅罗夫斯基 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要采取措施，免得当傻瓜。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这个姑娘，这个好姑娘，从她所处的使人昏聩、毫无道德可言的环境中抢救出来。因此十分清楚的是，不能因为这个人选择了我而失去任何东西，至少不应当失去那些普通生活上的方便。我要采取措施维护她的利益。

别克列绍夫 可别上当。你们理想主义者在这方面是有本事的。只做计划，不从实际方面去讨论。哎，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韦涅罗夫斯基 你瞧，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普里贝舍夫又当着她的面开口谈钱的事。我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个别谈比较方便，不要在公众面前炫耀。

别克列绍夫 问题就在于你要客气，而他们会哄骗你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指定今天来进行这项谈判。我打算说，我希望把这些关系说清楚。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别克列绍夫 他会哄骗你，这是我对你说的。（沉思）你要记住一点：对他们这种人来说，礼仪最重要。要在这一点上抓住他们。记住一点：在没有拿到确认她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的正式文件之前，你不要到教堂去。

韦涅罗夫斯基 你提问题的态度说明，好像对我来说，全部事情都在于她的财产。我对此甚至觉得不快。你太讲究实惠了。

别克列绍夫 哎，我说嘛，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忘了你在同谁打交道。要知道这是一个双料的下流坯。五百年来一直掠夺农奴，吸吮老百姓的鲜血，你却想以理想主义对待他们。你的目的是诚实的——挽救她，是啊。你才不要钱呢！可这是孩子脾气，是大学生味儿！

韦涅罗夫斯基 我首先需要的是事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大学生。对我来说，他一文不值，但她还不完全了解我，不珍视我身上值得珍视的品质，而只是以庸俗的观点来看我。因此她对他十分感兴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杜德金娜女郎热望求爱，会怀着女人们常有的轻佻态度，对我结婚的消息表示失望。总之，要排除两种有害的影响：大学生和这位女士。这里就需要讲究实惠的朋友的帮助了。〉

别克列绍夫 好的，好的。理想主义者！我说，要是我不管你，你就会像一只鸡掉进菜汤里一样完蛋。嗯，我们就以这个观点去收拾他们。你说一说，那位小姐长得如何？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对你说呢，小姑娘的外表十分讨人喜欢，善良，温柔，天性还没有完全被糟蹋掉。有很好的天资。最近两个星期，我给了她许多书读，同她谈了许多话。她开始理解事物的真相。例如，她已经感觉到环境的全部丑恶，愿意摆脱出来，同时也明白了她的可敬的双亲是何等渺小。天性非常诚实、优良。一旦将她从那个卑鄙的下流窝里夺出来，切断她同可敬的亲属们的一切联系，我指望她会发展成熟的。你等着瞧。今天我们就去。

别克列绍夫 哼，哼。这很好。那位外甥女是个什么人物呀？

韦涅罗夫斯基 那位外甥女嘛，你知道，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女郎。天性不蠢，很有修养。可是相貌平平。

别克列绍夫 是啊，没办法呀。女人不可能既有标致的相貌，又有高度的修养。这些蠢乎乎的漂亮脸蛋毕竟更讨人欢喜。

韦涅罗夫斯基 嘿！嘿！是啊。总之，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十分不方便。你知道吗，过去在我和这位女郎之间有过那么一些关系……她是全家唯一有思想的人，所以嘛，我就不由自主地同她接近了。哎，现在她好像在提出自己的要求。哎，真蠢。等到她知道了我的婚事，事情还可能会更糟。

别克列绍夫 这太糟糕了。

韦涅罗夫斯基 （自豪地）没事，尊敬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谁也不能责备我。我所采取的行动是每一个理解妇女自由的正直人都应当采取的。当时我对她说过我不承担任何义务，我只是短时期献身给这种关系。

别克列绍夫 哈，哈，哈！我很清楚，是什么事情使你觉得难堪。你在想，你对待她是不是太卑鄙了？真是理想主义啊！你要想想你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你要记住，这些人认为什么是坏，什么是好。要知道，一切道德概念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都被歪曲了。如果尊重这些人，你就永远要当傻瓜。第一条你要知道，我们认为不诚实的，在他们看来是诚实的。反过来也一样。你要从这一点出发去考虑问题。比如说吧，你同她在一起得到满足，弄不到鱼的时候，虾也算鱼。有什么办法呢？

韦涅罗夫斯基 不错。不过这位女郎喜欢纠缠，认为自己有权，她可能破坏我的好事。一般来说，我希望排除她。

别克列绍夫 应当想想办法。

第三场

〔前场人物；肮脏的守门人，是一个老头，充当听差；然后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守门人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奇，那位小姐又要求见您。跟一位老爷一块儿来的。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小姐？

守门人 咳，就是那位，以前常来的，剪短头发的。

韦涅罗夫斯基 这是普里贝舍夫和他的外甥女。放他们进来吧。

〔守门人下。

别克列绍夫 野兽也有跑到猎人跟前的时候。我要把他们两个都好好收拾一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和卡坚卡到您的学校里去过。柳博奇卡也想去，可是她有点担心，昨天她感冒了。我们顺便来拜望您。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要告诉您，这些孩子真迷人，真是好极啦！是啊，真可爱呀，真可爱呀！

韦涅罗夫斯基 是呀，你们顺便来看我，很好。我可以向您介绍：这位是别克列绍夫，我的同窗，一位聪明优秀的先生。这位是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紧紧地握别克列绍夫的手，痛得他直皱眉头；对别克列绍夫）有一种现象一向使我感到惊奇，那就是男人们之间的同窗关系具有稳定性，而妇女们之间这种现象……所谓不再生。其原因是不是在于妇女受到的教育水平太低？是不是这样啊？

别克列绍夫 自然，观点一致会加强联系，而不是……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您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接近，主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同窗，而是因为你们的信念一致。

别克列绍夫 自然，我们是有同样的信念。您到学校去过了吗？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去过了。请问，您怎么看，我忽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发展男孩的反射能力是不是有害呢？您要承认你是在同非常纯洁的人打交道……

别克列绍夫 不过，我不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反射能力只不过是发育的标志。

〔他们继续谈论并退向一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韦涅罗夫斯基）我早就想看一看这座学校，多有趣呀！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同时还应当商谈一下正事，您记得吗，就是柳博奇卡的财产问题。瞧，我带来了。（拿皮包给他看）我们在这里谈要方便一些。我们谈一谈，然后我带您到我们家去。嗯，可以告诉卡坚卡，因为今天大家都会知道的。她不会妨碍我们，相反，能给我们出主意。她虽说有些怪脾气，不过人很聪明。卡坚卡！

韦涅罗夫斯基 现在还不太方便，您知道，这位先生……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过后谈也可以。不过今天我可不会放过您。因为您应当了解啊。（别克列绍夫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走到他们跟前）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允许我参观学校，我十分感激。这些小娃娃真迷人呀，我真被迷住了。他们多快乐，多好奇，成绩多好，这……这简直……应当为您说句公道话，安排得妙极了！好得很。这才是一桩大好事……好得很，好得很。

韦涅罗夫斯基 是的，我们大家都在做一些工作。尽管有人妨碍，不过我们会克服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我认为，没有真正的教育，就不会有我国人民的进步。我指的是道德教育。

别克列绍夫 要看谁怎样理解道德教育。当然，道德教育是有益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请问，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为什么不采用注音法呢？它比较通俗比较合理，要合理得多。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并非一切都合理。我比较喜欢卓洛托夫的简化方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还想对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自己的意见。我刚才同别克列绍夫谈过。我认为，在发育低水平的人身上发展反射能力是不合理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不起，我要到机关里去一下，然后我们一齐回去，商谈商谈。

韦涅罗夫斯基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现在我们来评论评论，嘿，嘿，嘿！（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好啊，您来吧。这位别克列绍夫也跟我们一起去。您的马车里有地方坐，是不是？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得下，坐得下。（对别克列绍夫）非常非常高兴。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日子。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好友就是我们的贵宾。

〔他们轻声说话。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如果我留在此地的话，我愿意承担这个学校的部分教学工作。我用试验向您证明，反射能力是有害的。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可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边下）那就再见吧，五分钟我就能办完事。

韦涅罗夫斯基 （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好啊，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到底为什么要反对发展儿童的反射能力呀？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不，对不起，对不起！参观这所学校引起我许多想法！请问：您想把这些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您是不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没有社会主动精神的个人的发展，会不会由于现存的秩序不正常，而对这些个别人有害？

韦涅罗夫斯基 我认为发展永远是一种好事，不论它以什么形式表现，不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您会加上一句：沿着进步的道路。

韦涅罗夫斯基 不言而喻。不过得考虑到周围人的阻挠。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这样的，管您怎么说，我觉察到，整个这种折磨人的环境，我们呼吸的污浊空气，您是受不了的……

韦涅罗夫斯基 （想对朋友说句话）你……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对不起，对不起，请让我说完。您打定主意在这种停滞里铺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可是环境会压碎您。您需要一个比较广阔的活动天地。（对别克列绍夫）是不是这样啊？

别克列绍夫 （轻声对韦涅罗夫斯基）喂，老兄，这位女郎真够厉害！叫人插不上嘴。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考虑一阵）是的，这次参观引起了我一连串的想法。我更尊敬您了。（握韦涅罗夫斯基的手，轻声对他说）今天是我给您指定的期限，今天我要说出来。我想同您个别谈谈。（大声，对别克列绍夫）别克列绍夫，我超越了社会偏见，我找韦涅罗夫斯基有一件私事，因此，请您离开这里。您也超越了吗？……

别克列绍夫 当然。我在那个房间里坐一会儿。（边下边对韦涅罗夫斯基）这样更好。是的，我可以说，她是高度成熟的，但不讨人喜欢。（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缺别克列绍夫。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沉默不语；韦涅罗夫斯基不时笑笑，也沉默不语。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忸怩不安）是的，今天到了那个期限……就是说……嗯，内心的工作完成了……不过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妇女已经摆脱了窒息她的压迫……她同男人是平等的，我呢……嗯，是来诚实地、直截了当地对您说……我深深地认识了自我……嗯，我……唉，您说话呀！……

韦涅罗夫斯基 我先听听。看来这场谈话一定很有趣。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不过……嗯，请等一等……

韦涅罗夫斯基 我可以等。您答应告诉我您的感情，不过您有些为难。您是一位自由的女性，您要战胜自我。为了明确关系，需要明确的语言，明确的表达。我非常希望明确我们的关系。我坦率地说出来，您也说出来，不要受老派的男女关系的观点束缚。您不要为难。就像已故的神秘主义者们说的，这是老亚当使您不好意思……请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坚决地）是的，是这样的，是老亚当。我超越了这一点。（伸出手来）韦涅罗夫斯基！我探查了自己的深层意识，确信我们应当结合！是的……这种结合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由您决定。您是否认为由于存在群氓和您我的那些缺乏教养的亲戚们，需要举行结婚仪式，尽管这违反我的信念，我事先向您表示同意，我愿做出这个让步。不过我还有个愿望。我已经说过，环境窒息您也压迫我。我们应当离开这里。我们应当搬到彼得堡去住。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对我们的信念更多的同情。我们应当在新的原则、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至于占有我的问题，在我们之间已经解决了。

韦涅罗夫斯基 瞧，这话多诚实，多明确。至少我也可以这样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我一定尽力而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有说完。我们面临的生活，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将是新型男女关系的楷模，我们将是世纪思想的实现，我们将是……

韦涅罗夫斯基 请允许我也说两句！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韦涅罗夫斯基！我尊敬您，您是了解我的。我是一个自由的、与男子平等的女性。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首先说：我愿意同您结合，并且期待诚实的、自觉的答复。这一切非常简单。（把头发甩向脑后，激动地走来走去）

韦涅罗夫斯基 瞧，简单、诚实的生活态度总是要方便得多，合理得多。您说您愿意同我结合。这一点至少是清楚的，我知道该如何报答。您的选择本身和这个选择的表达方式，都证明您有着高度的修养。我知道只有您这样的姑娘才能这样自觉地行动。我坦率地回答您：这种结合对我来说是不方便的，因此我不能接受。至于说我们以往的关系，您强有力地掌握着富有精神含义的真实感，正是这种感觉应当保证您在这方面是谦虚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拒绝我吗？（停住脚步，把头发甩向脑后）

韦涅罗夫斯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每一个现代人都会认为，您的建议是对他的劳绩的奖赏，不过我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因此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吗！好，很好……对不起，我尊敬您。（激动地走来走去）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哦，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协商过了，情况已经解释清楚。我非常高兴说得这样明确。是的，我们都说清楚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难道你们之间有过什么不明确的情况吗？

韦涅罗夫斯基 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不完全是抽象的……嗯，反正都一样，我非常高兴，我们回家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请你原谅。今天我答应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协商一些事情，特地来到这里，瞧，连各种文件也带来了……现在嘛，卡坚卡，可以告诉你。你祝贺我和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吧。他向柳芭提婚，我们不胜荣幸。他八月一日结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韦涅罗夫斯基）有三种爱情：阿斯塔耳忒[13]式的爱情、阿佛洛狄忒[14]式的爱情和平等的爱情……韦涅罗夫斯基，您还没有超越阿斯塔耳忒式的爱情。我过去认为您站得比较高……不过我仍然尊敬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们要谈很久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大约一刻钟左右，然后回家。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韦涅罗夫斯基，请把最近一期《北极星》杂志借给我读一读。

韦涅罗夫斯基 （把杂志递给她）就是这本。请留意这篇文章。作者非常出色地分析……您愿不愿意到那间屋里去，免得我们妨碍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

韦涅罗夫斯基 那样，对您更好一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

韦涅罗夫斯基 （旁白）又谈不成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到桌旁，靠在一边，用臂肘支在桌子上，开始阅读，偶尔看一眼韦涅罗夫斯基，怀疑地摇摇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坐到桌边，打开公文包，整理文件。韦涅罗夫斯基在他对面坐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可爱的、亲切的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事？请说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第一天我谈到柳博奇卡的财产状况时，您表现得那样的高尚，回避了这方面的谈话。请您相信，我非常器重这一点。不过请您同意我的看法：我作为父亲很高兴报告管理女儿财产的情况，向她未来的丈夫报告一下……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我恭听。请说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要坦率地谈一谈。别的人也许会感到难为情，怕被认为是追逐私利。您呢，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心安理得。肯定不会有人说您是为了钱结婚的……

韦涅罗夫斯基 （时而回头看看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些与我们的正事无关。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整理文件，取出一件）您知道吗，我的财产不多，而且要转到儿子名下。柳博奇卡得到的是母亲的财产。母亲希望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我们决定都给你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站起来，把头发甩向脑后）对不起，对不起，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对您的尊敬在我的意识深处动摇起来。两星期前您表示过一种信念，说您不尊敬柳博奇卡。这倒是自然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卡坚卡，别碍事，你在胡编些什么呀！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韦涅罗夫斯基！您对我表示过一种信念，说您不尊重她这样的女人，现在却要娶她。这是前后矛盾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目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说的是您的行为前后矛盾。我仅仅说了这个意思。现在您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探讨您未婚妻的钱财状况，好像是这样叫法吧？我从这个事实中看到的是以人格进行卑鄙的交易。因此在继续这场谈话时，请您不要侮辱我，不要互相侮辱，不要侮辱人格。我都说完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过，卡坚卡，这样真叫人觉得乏味和愚蠢。

韦涅罗夫斯基 太古怪了，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意思（轻声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这确实是一场乏味的谈话。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转交，就请转交给别克列绍夫吧，我真的没有时间，我会对他说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吧，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到舍下去。请您叫他一声。我们走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不允许这样侮辱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真的，这太乏味了。我们走吧。

韦涅罗夫斯基 我随后就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下。

第六场

别克列绍夫 （从另外一间屋里走出来）喂，老兄，我可以说，这是一位狂热的女郎。应当把她除掉。必须把她除掉。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除呢？

别克列绍夫 我只担心这是一场戏，这位热心的女郎杜德金娜是受到祖博特科夫唆使。

韦涅罗夫斯基 不对，是她那颗单纯得愚蠢的心趋使她这样做。别克列绍夫 我对你说，这些先生什么下流的事都干得出来。不过问题是你委托我同你丈人谈谈财产问题，请你在路上告诉他，他逃不出我的掌心。至于这位女郎嘛，我只知道她正被爱的需求折磨着。应当唆使一个青年去追求她。到那时她才会放开你。我们去吧。我要把他们两个都收拾一番。

韦涅罗夫斯基 讲求实效的大丈夫，嘿，嘿！

〔第二幕，第一景完。

——幕落

第二景

〔舞台呈现出普里贝舍夫庄园中的乡间花园。

第二幕第二景的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普里贝舍夫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彼得·伊万诺维奇

特韦尔登斯基

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

保姆

男客甲

男客乙

女客

第一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保姆。

保姆 瞧，跟我说的完全一样，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夫人。未婚夫嘛就是未婚夫。我用扑克算命的时候，总是出方块老K和婚礼牌。牌面上就是这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啊，保姆，跟女儿分手真不轻松呀。今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刚对我说过，我这儿就像挨了一下。（指着后脑勺）头痛极了。虽说我活动了活动，一点也没减轻。要知道，办嫁妆，办婚礼，全是些麻烦事啊！

保姆 您有什么可麻烦的？全准备好了，全有。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有一件事怎么办？未婚夫不喜欢客人。可是不能不请亲戚呀。今天我总算派人去请谢苗·彼得罗维奇、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请大家来吃午饭……

保姆 不行，太太。您好像是偷偷摸摸地嫁女儿。要知道，不是我们起的头，也不由我们收尾。婚礼不是闹着玩的事。您的亲戚不会比他的差吧？他也太自高自大了。怎么，他是公爵吗？天知道他是什么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老是骂他，这可不好。你想一想，他要做柳博奇卡的丈夫啊。瞧，只剩下一个星期了。再说柳博奇卡多爱他呀！我甚至觉得奇怪。柳博奇卡，柳博奇卡，一年以后她自己也要有一个柳博奇卡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啊？不，保姆，你别说他的坏话。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大家都这样说。他是百事通，见过大世面，作家。挨骂的人多得很呀！

保姆 太太，我当着柳博奇卡，当着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面不会说的。可是除了我，还有谁能对您说呢？这样傲慢真要不得。您家又不是什么独院小地主，他有什么权利在你们面前耍威风呀？说他出过国，太太，眼下不中用的女地主个个都出过国。出过国，瞧我多了不起！人人都出国。跟古时候不一样。还有，我是作家！嘿，没见过，什么稀罕货，连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也会写！我们从小见她怎么胡涂来着，一点不机灵，一点不讨人喜欢，可是前些天有人说，她也常发表什么东西。再说助祭家那个没出息的小儿子，从神学院给赶出来了，他也发表东西。眼下这不稀奇。再说他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像样的亲戚。听说他父亲是个醉鬼，儿子不让他进门。又没地位……所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没有高贵的风度。瞧，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只要穿戴整齐，再年轻几岁，一进门，那个帅劲哟。那一位总想按新办法，要特别。可是什么也没有；开个玩笑也不恰当。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你最好别说了。看来是命该如此。

保姆 您这话对。说空话没有用。不过得让我好好吻吻您的小手小脚，请您听可恨的坏保姆玛丽亚说一句话，听一听我的劝告。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您先别给他钱，别给他家产。因为那全是您的，谁也不能问您要。您就把嫁妆、衣裳、铺盖、钻石都给他，给他最好的；钱呢，您等一等再给。这人怎么样，还不知根不知底。等一等，看他会干出什么事来。您再给也来得及。我可知道，您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东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尽说蠢话。唉，怎么能这样呢？

保姆 您还是听一听，记住傻瓜的话吧。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没有坏处。您同他过上两个月、半年的，要是他尊重丈母娘，对她好，到那时候再给他。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你真蠢！

保姆 等他把钱拿到手，对您不恭敬，叫她也遭罪，那就好了吗？现在他就说您的坏话！把您看得跟这只袜子一样。您一辈子就听我傻玛什卡一次吧。您要是不听，哭都来不及了。胳膊肘离得近咬不着呀。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保姆，你真蠢呀。我跟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谈谈，一定谈谈。瞧，柳博奇卡来了。

第二场

〔前场人物；柳博奇卡和大学生上。

大学生 这是我和您完成了一次不无享受的游览活动。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他们干吗还没来呀！我去接他们了。一直不见来。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一直陪着我，不停地胡说。

大学生 为庆祝农民的聚会，进行了一些令人发笑的创作。谈话进行得不无愉快。

柳博奇卡 您何必装腔作势？真叫人讨厌，还是说简单点吧。

大学生 如果我的阐述方法叫您不愉快，我们去荡秋千吧，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来发动秋千。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不想吃早饭吗？

大学生 可以进一点食，没关系。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们去吧，真的，太无聊了。

柳博奇卡 那您就一个人去无聊吧。我有事要办。

大学生 原来这样。是一些很重要的练习吗？

柳博奇卡 我要读一篇文章，是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我的。

大学生 竟有这样的事！

柳博奇卡 您干吗老缠着我不放？真叫我讨厌。

保姆 事事都不顺当。

大学生 您也叫我讨厌。不过我尊重您的性别。

柳博奇卡 什么态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雷奇，现在要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柳芭。

大学生 我学习态度用的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一八六三年出版，作者别洛夫，谢尔金印刷所印制，书名是《对女性的态度，或者得到女性垂青的艺术》。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把他赶走吧。他为什么要缠住我不放！您该给彼得鲁沙上课了。彼得鲁沙！

彼得鲁沙 （对着窗口）什么事？

柳博奇卡 叫阿列克谢·帕夫雷奇给你上课。您去吧，真的，太没意思。从早起我就摆脱不掉您。

大学生 （委屈地）您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

柳博奇卡 没有任何根据，您滚吧，就这些。

大学生 从前您和蔼多了。

保姆 先生，我要是母亲的话，您就别想当着我的面这样跟我女儿说话。我会叫您尝尝滋味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保姆，行啦，你发疯啦。（对大学生）真的，阿列克谢·帕夫雷奇，您干吗缠住她不放啊？您到彼得鲁沙那儿去吧，我派人给您送早饭去。我要同柳芭谈谈。

大学生 （旁白）这个哺乳动物满腔怒火。（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行啊，这没有什么害处，吃早饭吧，请您叫人送来。（下）

〔彼得鲁沙的声音：母亲，叫人送点咸鱼干和葡萄酒来。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好吧。

第三场

〔保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我怎么办呢？无论我上哪儿，他总是跟着我，像根苦萝卜一样缠着我……真的，你叫他不要这样……我现在变了一个人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哎，等今天未婚夫来了，就会向大家宣布的。

保姆 您呀，小姐，一开头别跟他闹着玩就好了。这种人啊，你给他这么一点，（指指小手指）他就会把一只手拉去。您别向他卖俏呀。您是好坏不分。你瞧，卖俏卖出事来了。

柳博奇卡 保姆，我根本没卖俏，就是以前跟彼得鲁沙一起玩的……他真讨厌！现在我根本不跟他说话，一直在学习，看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我带来的书，可他老是打扰我。

保姆 应当更严格地管住自己。是啊，您是出于好心肠！要是按我的意思，我不会放这个混账东西进家门。别着急，看我收拾他。在全家人中间他就怕我一个人。叫他……

柳博奇卡 亲爱的妈妈，卡坚卡还不知道我是未婚妻吗？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知道。宝贝，只有父亲和保姆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是你们希望这样的。今天要向大家宣布。

柳博奇卡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真的，怪可怕的。亲爱的妈妈，他长得是不错吧？真的吗，保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的，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物。

柳博奇卡 多聪明的一个人！要是你们能听到他是怎样给我解释各种事情，那该多好呀。卡坚卡一定会非常生气！唉，她活该。她总说我没有发展成熟。现在我就要发展发展。他说，两周内我有了很大发展。保姆，你知道吗，卡坚卡爱他，不说，可是我知道。瞧，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亲爱的妈妈，你不会哭吧？保姆，你可别哭呀。他不喜欢这样，再说也很蠢。这全是老一套，我们要按新办法处理一切。保姆，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太高兴了！他多聪明呀。是不是？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好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保姆 唉，没什么不好的。

柳博奇卡 没什么不好的？他是个优秀的人。是不是？

第四场

〔前场人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韦涅罗夫斯基、别克列绍夫、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特韦尔登斯基〕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介绍别克列绍夫）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朋友，别克列绍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欢迎欢迎。我非常高兴。（对韦涅罗夫斯基）您身体好吗？Comment va votre santé？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走进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阿列克谢·帕夫雷奇在哪儿？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大学生 （从房子里走出来）我和彼得·伊万内奇在吃饭呢。

别克列绍夫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请把我介绍给您的大学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明白，只有他一个人是活人。

别克列绍夫 非常、非常愉快。（握手）我们是不是随便走一走？（他们下）

柳博奇卡 （对韦涅罗夫斯基）您干吗这样长时间不来呀？刚才我觉得真寂寞。您的两篇文章我都读过了。我已经掌握了。

韦涅罗夫斯基 这很好。关于您，我也作了一些考虑。

柳博奇卡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我知道吗？

韦涅罗夫斯基 我想您未必知道，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今天我想的是这些，我甚至在纸上写了个提纲。（递给她一篇文章）

柳博奇卡 不，还是请您同我谈一谈。我太喜欢谈了。

韦涅罗夫斯基 您看，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关于妇女，我的考虑是，我们这个世纪主要的职责之一是把妇女从压迫她的野蛮的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

柳博奇卡 是啊，为什么不能第二次出嫁呢？我常常考虑这件事。比如说，万一一个丈夫使我感到厌烦了，我根本不再爱他了……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妇女解放的伟大学说就是这样在群氓的口中被败坏了！这个学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妇女的自由在于与男子平等，不要永远受父亲，然后受丈夫的管束。妇女应当在社会里牢牢地自立，有能力正视这个社会。

柳博奇卡 卡佳为什么老是说我没有发展成熟？我非常理解一切新思潮，一切都非常理解！

韦涅罗夫斯基 是啊，您很难弄清我的想法。不过我尽量表达得具体一些。

柳博奇卡 您说什么？具体一些？我还知道认识论的方法。我还知道伦理学……好，您说说您想说的话吧。

韦涅罗夫斯基 我想用一个例子向您说明妇女的真正自由是什么。如果我是我们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落后先生中的一个，或者是那些肤浅的自由派人士中的一个，那么我就会在娶您以后，认为自己获得了占有您这个人的权利。您得受我的支配，我也受您的支配。不互相侮辱我们就不能行动。比方说吧，有病了，您讨厌看见病人的样子，可是您有责任待在家里。您的或者我的胆囊，不向胃排送胆汁，我们应当在一起吃苦，吵架。或者说，我想花自己的钱买书，而您呢，比方说，想买……

柳博奇卡 是呀，买缝纫机或者其他工具。我就买这样的东西。我不买黑天鹅绒连衣裙。虽说我非常想买一件。我穿厚重的衣料比较合适。好，您说什么了？我多喜欢听您说呀。

韦涅罗夫斯基 嗯，您可以看见，夫妇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和双方的独立性。

柳博奇卡 是啊，这我明白。比如说，忽然知道您要指挥我，我该多难受呀！那些家庭女教师已经把我烦透了。我们家请过一位萨拉·卡尔洛夫娜，您没赶上见她。哟，真是个枯燥无味的人！要是我知道您将来会指挥我，我决不肯嫁给您。我现在觉得很快活，正因为我们将来不能说完全像外人，而是平等的人，我们将来……阿涅托奇卡·扎伊佐娃，您在我们家见过她，我和她是朋友，不过她才真是没有发展成熟，老是看小说。就是她说，爱上了就该出嫁。难道说想爱就能爱吗？可是装腔作势更坏。可是平等的人，那就很好处。他们总在幻想。怎么可以像订货一样去爱啊！

韦涅罗夫斯基 是的，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爱情对于您的女朋友那样的女郎来说，仅仅是一句空话。我们将来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互相感到拘束，我不会限制您的自由，您也不会限制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结合；要是觉得厌烦了，我们可以分手，谁也不约束谁。还有，我们的生活不要被任何偏见弄得不愉快。如果万一您发现或者我发现我们共同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应当有权分手，不责怪对方，也不动肝火。这既新鲜，又简单。

柳博奇卡 太好啦！太妙啦！这些我全明白。是呀，您原来以为我蠢吧？卡坚卡一直这样对我说。我自己也这样想来着。可是现在我看清了，我聪明。我对一切很快就理解了。您刚开口，我就知道您要说什么。真的！

韦涅罗夫斯基 真理是朴素的，它正是以此区别于谎言。您的天性很好，掌握得快。

柳博奇卡 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旧生活太可笑了。我和您将来一切都会是特别的，充满新的思想。我正是为这个才爱您的。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您刚才说的话，是对我最好的奖赏。您已经觉得周围的人是非常可笑的。很快您就会觉得可恶，到那时就好了。您知道，一般来说，家庭是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于您。您身上的天资很好，于是您周围的人低于最低水平。唯一具有个性的人就是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就连她也出于您所知道的原因，对一切都怀有恶意。您身边其余的人都是玷污您的污泥浊水……

柳博奇卡 哎，怎么会呢。爸爸是个聪明人，有同情心。嗯，妈妈有点……不过，她的心肠很好，她非常喜欢我。爸爸很喜欢您……

韦涅罗夫斯基 您正是应当远离他们。他们喜欢您，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丑恶的人，不管他怎么丑恶，总想接近好人。而我们为什么要喜欢陈腐的和丑恶的东西呢？您应当远远地走开。

柳博奇卡 （撒娇地）您别这样说。我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韦涅罗夫斯基 如果您像看外人一样不经意地看一眼，您决不会认为他们讨人喜欢。

柳博奇卡 我不喜欢您这样说，不喜欢！假如您还这样说的话，我就会完全不喜欢新思想。等我嫁给您以后，我就要照我的方式，而不是照您的方式生活。您等着瞧吧。

韦涅罗夫斯基 照您的方式又怎么样呢？

柳博奇卡 是这样的：我们到莫斯科去，租一处最好的房子。我给自己做一件黑天鹅绒连衣裙，一件白绸的。上午我们去划船，然后到姨妈家去吃午饭，然后我穿上黑天鹅绒连衣裙，我们去看戏，坐到楼下的包厢里。然后我再换上另外一件连衣裙，我们去教父家参加舞会，然后回家，我要对您说这说那，可一本书也不念。我要爱您，非常爱，决不给您任何自由。因为要是我爱上的话，那我就要爱得忘记一切，除您以外。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我非常像她。您瞧，这多好呀！您等着瞧好了。

韦涅罗夫斯基 可是，要等我说了，您才这样做！

柳博奇卡 不，我就得这样做。我已经生气了。

韦涅罗夫斯基 您会像这样爱我吗？

柳博奇卡 要是您讨人喜欢的话，我就爱您。我还没爱过什么人，只稍稍爱过一个人。不过那不算。

韦涅罗夫斯基 （微笑着，拉住她的手，犹豫不决，〔是否〕要吻一下）是啊，就这样生活……不过……为了这个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忘记原则……

柳博奇卡 别说蠢话！（把手抬向他的嘴唇，捂住他的脸）这全是小事！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想拥抱）

柳博奇卡 别说“小亲亲”，这太不好了，叫人讨厌……多蠢的叫法。

韦涅罗夫斯基 您为什么不爱听呢？那就叫小迷人精……

柳博奇卡 我解释不清楚……不好，不得体。小亲亲！……有点叫人恶心。您不会亲热。（微笑）嗯，将来我教给您。有点不好意思，我不会说。

韦涅罗夫斯基 喝！多迷人呀！这才是审美享受呢！……我何必说瞎话呢……真蠢……是啊……那么说您喜欢我，柳宾卡？

柳博奇卡 是的。不过您走路的样子好像两条腿有毛病。怎么回事？

韦涅罗夫斯基 我干吗老是说蠢话！（站起来）不，柳博芙·伊万诺夫娜，对待生活要严肃一些。 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柳博奇卡 走吧……

〔他们下，同别克列绍夫相遇。

别克列绍夫 （轻声地对韦涅罗夫斯基）喂，老兄，办好了。我唆使杜德金娜女郎去攻占大学生，已经如胶似漆了。

第五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我很高兴，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委托您谈款子的事。我交给您，您再转交给他。我非常理解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他的品质非常高尚，又非常客气，所以……

别克列绍夫 毫无疑问。我对您说吧，我是一个讲求实惠的人，但我理解韦涅罗夫斯基回避这个谈话的原因。因为总会有一些好心肠的人把什么都加以曲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就办这件事。否则客人们就要来了。您看……柳芭的财产是母亲的财产……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我想不经我的同意你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吧。J’espère，Jean，que vous ne déciderez rien sans moi.我是母亲，财产是我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惊异地）你怎么啦？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你怎么啦？（轻声地）你是不是不舒服？我们好像已经商量过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忽然生气地）我是母亲，对吧？在同外人决定事情之前，要让他们先同我谈谈。他们现在说来说去，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认为我不如一只袜子。财产是我的，如果我不想给，我可以一文不给。我想给了，就会给的。好像应当先问问我。礼节上也要求这样做。你问问他们好了。Rien que les convenances l’exigent，-demandez à monsieur.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真没料到！你怎么了？你清醒清醒，平静下来。你考虑考虑你在外人面前说的话。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也许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是很清楚的。大家都说未婚夫是个来历不明的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来历不明的人！请你别说蠢话！

别克列绍夫 这至少是非常古怪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不行，我忍够了。大家都说我是家里最无用的人。我要毁了这门亲事！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怎么啦？为什么？你要干什么？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因为我不了解他。我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Je n’ai pas de dent contre lui[15]，只不过我不想在婚礼之前给他财产。沃洛科拉姆斯科耶村是我的。结婚以后，如果他是一个懂礼貌的女婿，我看一看再给。要不然，什么样的作家都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严厉地扯她的手）别说了。我们走，到那边去商量商量。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胆怯起来）我没什么，Jean，我没地方可去。laissez moi en repos，au nom du ciel.看在上帝面上，别碰我。我再不说什么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别克列绍夫）唉，您看，耍怪脾气。不过您知道，这没任何意义。我想请您在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面前不要提这件事。

别克列绍夫 （意味深长地）我非常清楚，甚至担心太清楚了。

第六场

〔一位男客和一位女客上；柳博奇卡和韦涅罗夫斯基在他们之后上。

男客 我们刚刚听说。真是出乎意料呀。衷心地祝贺你们。

女客 这真是您的大喜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非常非常感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是啊，太出乎意料了。我来介绍，这就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韦涅罗夫斯基 （阴沉地看着客人们，停下脚步）是啊，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为了向这一切可恶的、令人气愤的庸俗东西低头，需要非常热爱我决定办的事，需要具有把您从这个泥潭里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您看，这是什么？还要跟这种人建立关系！

柳博奇卡 哎，您别在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他来了。（对韦涅罗夫斯基）这是内人的舅舅；这是我的表兄，请认识一下。

男客 请允许我向未来的亲戚自我介绍一下。衷心祝贺您。（伸出手来）

女客 非常非常高兴认识您，久仰大名！柳芭，祝贺你！

〔韦涅罗夫斯基鞠躬，把手放在背后，转过身，走到别克列绍夫面前。

男客 真是个粗野的人！

女客 对亲戚们的态度多古怪！

韦涅罗夫斯基 （对别克列绍夫）都想伸出手来握呢！要阻止他们……他们很明白这一点。（他们轻声谈话）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请到客厅里去，该用午餐了。让我们祝福新郎新娘吧。

男客 怎么样，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物色到一个管事了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别说了，我受够了罪……

〔柳博奇卡、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客人们走进屋去。

第七场

〔别克列绍夫和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 杜德金娜女郎的事安排得出色极啦，我对她和大学生奉承了几句，替他表白了爱情，并且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如今已拆不开了。这个女郎已经让我收拾了。至于说钱的事，情况非常糟。她母亲要牢牢地控制你，要看女婿是否恭敬。这是尽人皆知的做法！哎，她父亲也够好的，我可以说的是……

韦涅罗夫斯基 父亲卑躬屈膝。为了这一点可以大大原谅他。

别克列绍夫 要是他绝对卑躬屈膝，那倒也好了。可是以我讲求实惠的观点来看，这场戏又是配合演出的。母亲只是从外表来看是个傻瓜。这是谁也看不见的、残酷的对手，他处处妨碍善良的对方。哼，我们收拾过远不止这样的人。

韦涅罗夫斯基 不过令人不愉快的是现在得完成叫人啼笑皆非的仪式，而事情还没有一个定准。

别克列绍夫 没关系，难道说这些仪式会叫你承担什么责任吗？我说你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总在考虑千万别表现不好。老兄，别这样想了。对他们来说，既无诚实，也无奸诈可言。否则你跟这些人相处总是要受愚弄的。看事物要简单一些。假如你要从强盗窝里救朋友，难道你会担心欺骗强盗吗？嗯，对他们也要用这种态度。事情在于缔结婚姻这件事本身，假如以前没做到，那么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忠实的奴仆会把老家伙收拾服帖的。你一点都用不着操心。一切都会办得漂漂亮亮。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们走吧。

〔他们走进屋里。

第八场

〔前场人物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从屋里出来）走呀，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要祝福我们了。（ 快活地）您干吗站在这儿呀？我也认为这是小事，可是不能不做呀。

韦涅罗夫斯基 我会觉得自己可笑、恶心，嘿，嘿！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真讨厌这出喜剧。您是了解我的信念的。

柳博奇卡 得了，得了，得了，别品头评足的！

〔别克列绍夫、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走进屋去。

现在是我的好时光（对着大学生和彼得鲁沙所在的房间）彼佳，来，快点，妈妈叫你。要紧事。

第九场

〔前场人物，大学生和彼得鲁沙边嚼边走出来。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跟在他们后面。

彼得鲁沙 什么事？

柳博奇卡 你去吧，会知道的。（对韦涅罗夫斯基）得了，得了，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品头评足的。走吧。

〔全体走进屋去。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家仆们跑向窗口。

第十场

〔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大学生 这里〔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在表演一场小小的丑剧？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妇女自由的鼓吹者要娶一个小姑娘，是的，娶一个渺小的、没有发展成熟的小姑娘。您瞧，这就是人性弱点的暴露。

大学生 这可真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礼物呀。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望着窗口）您看，您看，在祝福呢。还跪在地上。我看着这事真恶心。太侮辱人格了。

大学生 （看）下贱的先生，我多次对您说过这个意见，而您不同意。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听我说，这事叫人讨厌，对不对？

大学生 是啊。这就是没有得到彻底发展的结果！税吏式的小自由派人士！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看）在接吻呢，真是禽兽的关系！是啊，看着这种侮辱人格的事，很容易失去对进步的信心。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这就是给您的教训。不过我超越了这一点！是的，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是这群败类中又一个诚实而纯洁的人物。我尊敬您。

大学生 是啊，需要更多的像您这样的女性！不过他们还是举行了这次令人起敬的盛典！

——幕落

〔第二幕第二景结束。

第三幕

第一景

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柳芭

彼得鲁沙

保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

尼古拉耶夫——普里贝舍夫家的亲戚，贵族长

男傧相

小姐甲、乙、丙

侍女

听差

〔普里贝舍夫在省城的住宅。正在布置隆重的晚宴。

第一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保姆和胖地主——贵族长、普里贝舍夫的亲戚尼古拉耶夫，长着胡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样，新娘在穿衣打扮吗？就是嘛，到时候了，到时候了。六点多了。

尼古拉耶夫 伊万老弟，要不是我自幼喜欢你，我是决不会同意参加这场婚礼的。仅仅是为了你。我不喜欢这位老爷。这算什么作风？两次都让人等啊，等啊，他就是不露面。这算什么？身为新郎，竟然不来同新娘的亲戚认识一下！他怎么，看不起我们吗？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瞧你！你到底想怎样呢？要知道，他没有亲人，没人教给他，再说又有许多麻烦事要办……要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需要置办一切，安排一切，大概是没来得及。你总爱生气。你是个好人，可是多疑。

尼古拉耶夫 不，老弟，别原谅他……一次也就算了，昨天呢，等吃午饭，一直等到六点钟……干脆说，我是一个显要的人物，不愿结识你们。我们也就知道了，可以在四点钟坐下来吃饭，至少不会吃热过的菜……老弟，我不喜欢等任何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你原来是这样解释一切的。他什么也不想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聪明、有学问……等你了解他以后，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在我不了解他以前，也是这样说的。没什么，大概有事耽误了……哎，再说，还要考虑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纪，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了，许多仪式已经过时。

尼古拉耶夫 你要记住我的话，今天你们家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唉，你在说些什么！今天吃煎饼的情况呢？又是那么一回事：等到三点钟，还没有来，结果我们又吃了发酸的煎饼。你记住我的话吧。我总在想，老弟（把他拉向一旁），你是不是在嫁妆问题上把他得罪了？你把真情都告诉我吧。你给了些什么？也许还没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老兄，我对你说老实话吧，他没向我要什么东西。起先我正要开口，他拒绝了。第二次还是这个情况：他说，我什么也不要……后来吗，我那老婆子执意不肯……于是我就决定等一等。我想他知道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已经把沃洛科拉姆斯科耶村庄园指定给她了。我要看一看他对她的态度如何。反正要给的，新婚这天，或是明天。关于嫁妆的事，我可以说，一切都非常好。

尼古拉耶夫 那算什么，一堆破烂货！如今的年轻人，比我们还贪财，特别喜欢现金。这可不好。你小心点，可别让他弄出什么麻烦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这没什么！老兄，我请你喝二十年陈酿马德拉葡萄酒。回头再见！

尼古拉耶夫 哎，你等一等。你说说看，仪式的情况怎么样？一切都按规矩？嗯，我们把新娘送去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是什么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然后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按规矩父母是不去的。在他那儿大概有茶点招待……哎 ，你知道，就是糖果啊，水果啊，给小姐们准备的。对，还有小碗盛的肉汤，鱼，总之单身汉式的茶点……自然，您在那儿能喝到香槟……然后到我家来参加晚宴和送客（从我家回去）。我们吃顿晚饭，为新人们的健康干一杯（马德拉酒香极啦！匈牙利的！还是父亲战时带来的——四十五年了！）……马车会来的……装上嫁妆……我们祝福一下，他们就到国外去。

尼古拉耶夫 真是叫人啼笑皆非，还叫英国式的呢！英国人想出的点子可聪明啦，这个呢，实在是愚蠢。哼，怎么能刚结婚就到国外去！幸亏您有钱：有马车、有侍女。那些不富裕的人怎么办呢？坐板车，不带女佣人？即使那样也不行！要让新娘冷静下来。你倒好，对她说：走吧！去颠簸去吧！真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没办法呀，老兄！这是新规矩……从许多方面来看也很好。

〔听差端着树条篮子上，篮子里装着银餐具和杯碟。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叫人送杯碟和银餐具到新郎家去的……你知道，单身汉家里可能缺这缺那的……（对听差）喂，怎么回事？

听差 说什么也不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谁说的？

听差 先生亲自出来说：不需要，你拿回去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瞧，他什么都有。要知道，样样都需要准备好。新郎能不张罗吗？

〔一个侍女走过。

喂，新娘快打扮好了吗？

侍女 在梳头呢。（走过去）

听差 （拿着便条上）新郎给小姐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回事？一条印染的方头巾。“最可爱的、最迷人的！为了使您不要凉着您那宝贝的小喉咙，特奉上一条小围巾，请您围上。 ”真有点古怪。

尼古拉耶夫 喂，他怎么，送什么礼物来了？哎，是不是按规矩送钻石呀、披肩呀什么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现在还有什么人送呀！再说有什么好送的呢？珍贵的不是礼物，珍贵的是爱情。他好像是送了一把剪刀……

尼古拉耶夫 要是不出什么丑事，你就朝我脸上吐唾沫好了。这是什么时髦玩意儿？人可不是天天娶媳妇呀？你觉得不快活，那就该让姑娘快活快活……对她来说，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他倒好，送来一把一文不值的剪刀……这是怎么回事？简直莫名其妙……该到太太们那里去了……瞧，男傧相来了。

〔男傧相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和男傧相。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新郎怎么样？快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柳博奇卡，你快打扮好了吗？

〔柳博奇卡的声音：就来！

男傧相 他穿着家常礼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要告诉他，柳博奇卡穿的是白色结婚礼服。您快点去告诉他！……

尼古拉耶夫 我说了，会出丑事的……

〔男傧相下。

第三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保姆、柳博奇卡和小姐们，〔彼佳〕。

柳博奇卡 怎么样？爸爸，我漂亮吗？

小姐甲 fleur d’orange.[16]对你多合适呀！请你把花环上的花送我一朵……

柳博奇卡 我会送给大家的。

小姐乙 怎么样，新郎送的围巾要围上吗？

小姐丙 不能围！花围巾不配结婚礼服！

小姐甲 可是，既然他本人穿家常礼服，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姐乙 不可能！

柳博奇卡 我试试看。他请求过，那就该围上。（在镜子前转身看）不行，不能围！哎，我放到口袋里。

男傧相 我们走吧……请您祝福……

尼古拉耶夫 （祝福并吻她的额头）上帝保佑！……她多漂亮呀！

〔柳博奇卡同大家接吻；妇女们啼哭。

第四场

〔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上，无言地站着。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只希望他别耽误参加午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唉，上帝保佑你！……得啦，保姆，真蠢……

保姆 （啼哭）我再也见不到你啦，我亲爱的小乖乖！

柳博奇卡 （对自己的男傧相）请您别往头上放。彼得鲁沙，你给他戴上。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注意，要第一个踏上地毯。蜡烛带上了吗？保姆，这是钱，扔到脚下……

保姆 我全都办到！……

尼古拉耶夫 照全部情况来看，会出丑事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哎，谢天谢地……现在要准备好一切……我们暂时不分手吧？……

〔除大学生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外，全体鱼贯而下。

第五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和大学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啊。还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新观点刚刚形成轮廓，还没有渗入到血肉中去。是的，过去我对这位先生的看法大错特错了。

大学生 您别相信谎言，您就不会受骗了。我们的心理学教授就是这样说的。天性下流，关键就在这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应当知道，对姣好面容的迷恋只不过是人的天性的低级表现。像这位先生这样的人竟然看不出这种迷恋有多下流，自己的堕落又有多么深！怎么会不不理解，只要一进入这个环境，屈服于这充满迷信的、折磨人的环境，就无法回头。而他是理解妇女自由的。我有材料……

大学生 从天资来说，他是一个不足为道的先生，仅此而已。我看了这个人一眼，就确信，他浑身都是虚伪。不管您怎么看，在消费税管理局做事，有一匹小马和一套公寓、两千卢布薪俸的人，决不会是一个新人，只不过是一位新先生而已。可不是嘛！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说，大学生们都是孩子！……这就是这些先生们的概念！……下流坯，尊敬的女士，这伙老实人都是下流坯。哎，我讨厌这一切。该到莫斯科去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啊，您通过自己的直感比较深刻地摸透了他的天性。现在我回想起他对我说过，反射能力是有害的！渺小的先生……怎么会降低自己的人格，降低到极其庸俗的婚姻，及其一切卑劣的表现！而且是同谁！同一个极其渺小的人……

大学生 哎，女郎嘛，并不令人讨厌。她本来还可以发展成熟的。她有一些基础……是环境害了她。我要到莫斯科去——太心烦了……我去听听课，干点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莫斯科没有什么人的见解可听。那些教授们都是没有发展成熟的人。我本人也愿意去莫斯科或者彼得堡研究一下生理学……是的，我同意这种信念。有什么人的见解可听呢？彼得堡一个人也没有。

大学生 同学们毕竟还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不像这些发霉的家伙。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您比我幸福……我们女人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我原来就想上大学；可是，假如我能好好了解我将进入的新环境就好了，否则我们这些先进的人物是很难找到人生道路的，希望在这条道路上不会有顽固势力、停滞和僵化来压迫我们。我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感觉到，形成我的优势的那些诚实自由的天资，会在这里消失。说起来怪可怕，我很快就会不是像而是接近这些原则……怎么办啊！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的天性豁达天真，您是一个纯洁的人，您看得更清楚。救救我吧！救救正在毁灭的自由女性，也许是唯一完全自由的女性。是的，我觉得自己在毁灭，我赖以为生的、摆脱了迷信的自由之光正在熄灭。这个人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打击！他动摇了我心中对进步的信心。救救我吧，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完全合格的人！……

大学生 （受感动）您是多么正直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对不起！我要毁灭了，他们大家都会兴高采烈的！他们大家会说：瞧，她曾经想做一个自由女性，可是她现在跟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会感到高兴……教给我该怎么办？……在我周围的人群中，我只深深地尊敬您一个人！……

大学生 （握她的手）我可以说，在这一分钟之前我并不了解您。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我好像觉得您没有彻头彻尾充满我们的信念。我只是现在才完全看清您的观点是何等高明和真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握他的手直到手作痛）是的，我考虑了许多，体验了许多。我没有回头的可能，我憎恨落后，我完全属于新思想。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住我。我尊敬您，深深地尊敬。请教给我吧，我应当逃到哪里去，在哪里我可以呼吸得轻松一些。这里周围的一切都叫我喘不过气来。我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忠告。我等您说。

大学生 （沉思）是的，我知道那个圈子的人，在他们中间您本来可以占据您应得的生活位置。是的。不过我还是担心您是入迷了，担心您会害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有什么证据？

大学生 是这样的。 我本人就讨厌莫斯科的生活：贫穷、缺乏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我讨厌在各个教室里游荡、听教授们（全是些草包）说废话……给养得肥头大耳的小少爷们上课，这更蠢。我曾经打算过另一种生活。您知道吗，彼得堡有一些人想做一件好事。他们组织了一个公社。我就是想加入到这些人中间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抓住他的手）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您说说！我感觉到这个公社恰恰是由我正在寻找的那种人组成的……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激动得发抖……救救我！

大学生 您瞧，这些先生就住在彼得堡。他们中间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毕业于神学院（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学院毕业几乎等于一个官职，因为最优秀的人和天才都毕业于神学院）。他甚至在文学界也以对中篇小说《黄雀》的评论著称。也许您读过？非常出色的文章：《别消灭黄雀》。他在文章里阐述了对我国神学院思想进步的看法。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很出色。我读过。漂亮极了，漂亮极了的文章。

第六场

〔彼得鲁沙上，悄悄地听。

大学生 是的，就是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他们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公社。起先他们是三个人：一个医生、一个“无业游民”、一个大学生。是一桩很像样的事业。他们结合起来是为了一起生活。住宅、饮食、收支都是公共的。他们住着一套相当大的公寓，有两名妇女与他们同住。每个人按自己的选择工作，各占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共用房间。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妇女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她们是自由的，也有工作……有的为男人们管理家务……有的从事文学创作……不存在夫妇关系，完全是自由的关系。开始人数不多，现在我听说已有十八名社员，人数还在增加。您明白这事业会是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此外，同学还写信告诉我说，出现过一些小小的不快，不过已经排除，这个公社的精神是无法想象的。他写道，公社成员们一参加公社，就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妇女是自由的吗？

大学生 完全自由。只有来自政府的威胁，因为很清楚，这样的机关必然会有巨大的意义。您瞧，就是这样的一桩事业。我本来可以那样生活，却在教育一个养得肥肥胖胖的小少爷。只要有一点点钱就行了。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我从来没对人说过，因为是隐私。现在我对您说了，因为我看见，您不是闹着玩儿，而是有坚定的信念……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拍着自己的脑袋，狂热地）这妙极啦！公社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这好极啦！是的，我看见了俄罗斯真正进步的曙光。是的，特韦尔登斯基，我是您的！

大学生 瞧，这是多么天真诚实的天性！不过您考虑一下，这毫无疑问是件非常好的事，不过嘛……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要做公社的一员。您写信告诉您的朋友，就说有两个人，您和我，要参加公社。我带上我所有的钱，和您一起到彼得堡去，我再写封信给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请他把我的土地卖掉，把钱汇到公社里来。我要写评述妇女脑力劳动的意义的论文。特韦尔登斯基，我已经被残酷地欺骗了一次！您可别背叛我们的学说啊！

大学生 如果我背叛的话，我就不尊重自己了。我们去吧，越快越好。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再见，我去写封信给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不想见他。我要书面向他表述一切。

大学生 还有一个很糟的情况：我预支过三十卢布。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没有三十卢布。不过我写一下，授权他从出售我的土地得款中扣除。

大学生 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考虑可以排除。我们的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彼得鲁沙 （出现）请允许我对您说：我不是一个养得肥头大耳的小少爷，而是一个像你们一样正在认识自己的天职的人。您这样想完全错了。

大学生 我不过这么说说，与您毫无关系。

彼得鲁沙 而且不体面，甚至很恶劣！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个家里。我深入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确信家庭是个性发展的主要阻碍。父亲又要送我去读中学，可是我坚信，从自己发展的情况来说，我高于所有的教员。我刚才读过巴克尔[17]的作品。这就是他的话。我要到莫斯科去。

大学生 您只会闹一场丑剧。他们不会放您走。

彼得鲁沙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同父亲谈过。他要求我继续上中学，可是我不愿意，我要一个人到莫斯科去。

大学生 彼得·伊万诺维奇，您只会引起一场大混乱……不能带您去。

彼得鲁沙 我听见了你们的谈话。我想跟你们去参加公社，我要去学习自然科学。我无法忍受父权的压迫。

大学生 您的话没经过考虑。您还太年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您忘记自己的天职了。我们无权压制年轻人要求自由和广阔天地的年轻感情。彼得·普里贝舍夫，我推荐您为公社社员。

彼得鲁沙 卡捷琳娜，我尊敬你。你们什么时候走？今天？那我就去收拾我的东西。我只要顺便到韦涅罗夫斯基那里去一下，我愿意看一看这个卑鄙的仪式，以便更强烈地憎恨它。

大学生 （轻声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您不该拉上他。他是个小孩子。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自由的。我们走吧，还得收拾东西，写几封信。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你的信念讲给你父亲听。

彼得鲁沙 我已经在斟酌谈话的内容……家庭是阻碍……（他们下）

——幕落

第二景

人物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别克列绍夫

彼得鲁沙

尼古拉耶夫夫妇

韦涅罗夫斯基的亲戚

男傧相

中学生

男客甲、乙、丙、丁

〔新郎简陋的单身汉住宅。没有任何准备。到处都是扔的纸。几只箱子。

第一场

〔别克列绍夫、新郎的一位亲戚——小老头，是个佩戴十字奖章的官员；听差在装箱子。

亲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们就这样什么也不办就走了？这样有点不合规矩。

别克列绍夫 他们就这样离开。需要这样。他们马上从教堂回来，穿上大衣就走。我对你们说过，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见到您未必高兴，您瞧好了。如果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那您是会受到欢迎的；可是大家都想办得尽量朴素一些。

亲戚 既然这样，我还是走开好。我也想到我不能让侄子丢人现眼，至少是在新娘的亲戚面前。如果是他的哥哥尼基塔，那是一个二流子；或者是我的亲家，那又当别论，我毕竟是个六品文官，小有名气。我不会叫他丢人现眼的。

别克列绍夫 老爹，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商人家的婚礼。原来就是这样设想的：从教堂举行结婚仪式之后，立即上车到国外去。（对听差）怎么样，东西都放好了吗？注意把钥匙放在前面。腌肥肉呢？不替他们想到就不行！把这个箱子拿去呀。（对亲戚）唉，您哪！您在这儿只能碍事！……您干吗要戴白领带、十字奖章呢！……这太滑稽。您瞧，我穿的是家常礼服，新郎穿的也是家常礼服。

亲戚 我就走，我就走。不过请问，托利亚要的钱多不多呀？

别克列绍夫 什么托利亚？人家已经三十五岁了。他什么也没要。他被骗了。

亲戚 不对，您也许是在开玩笑吧？你们是不把亲戚关系放在眼里的，可是我们老一代都认为……您对我说实话吧……怎么会这样呢，什么都没要？要知道，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不是穷人呀。

别克列绍夫 （在他对面停下来，旁白）让他到全城去传播闲话吧。（大声地）您瞧，他是这样被骗的。他在两个月前求婚的，人家开始跟他谈嫁妆的事。他客气了一番，说什么都不要……唉，这些个理想主义者呀！

亲戚 真蠢！

别克列绍夫 于是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等，也让对方有所感觉。没见动静。他良心上过不去了，说：我的名誉会扫地的，她对我来说比嫁妆更可贵……我想去坦率地说清楚。他说：喂，那个傻瓜大概真的以为在新世纪不需要用钱，至今我一文钱都没给。瞧，真是客气出事来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真行！……哼，你等着瞧吧……

第二场

〔新婚夫妇和客人们上。祝贺。新娘坐下来。韦涅罗夫斯基走到一旁。

韦涅罗夫斯基 怎么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对亲戚）您干吗一定要来祝贺？没有人请您这样做。

亲戚 哎，托利亚，衷心祝贺你。（轻声）我刚才听说，嫁妆的事不太顺利。

韦涅罗夫斯基 您听说些什么？什么胡言乱语？没有嫁妆我也要娶老婆。（走到一旁去）叫一班蠢货见鬼去吧……

第三场

〔彼得鲁沙上。

彼得鲁沙 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就是我的哥哥，但我认为您只不过是个人……

韦涅罗夫斯基 请您别说这些蠢话。您有什么事？

彼得鲁沙 父亲说，请你们快点去吃晚饭。他想在你们动身之前祝福你们……我想您不会去的吧？这一切都很愚蠢。我不赞成。我本人也要抛弃父亲的家。

韦涅罗夫斯基 很好。（与别克列绍夫一起走到一旁）

别克列绍夫 怎么样？我说过嘛。都怪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不听我们实干家的话。怎么样？老婆有了，钱无一文。

韦涅罗夫斯基 一群猪猡！

别克列绍夫 这盘棋还没有输定。我去解释清楚。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到他那里去卑躬屈膝，表示亲热，等待着；或者出国，对她施加压力。你选择吧。

韦涅罗夫斯基 真的，天知道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两条路都不行。我要出国，越快越好。怎么样，你全都安排好了？

别克列绍夫 都安排好了。绳子、腌肥猪肉……一切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你就乘四轮马车去吗？你本来想坐轿式马车去的……

韦涅罗夫斯基 我坐什么轿式马车？我们是穷人，我们没法炫耀自己呀，只要“穷是穷，人清白”就行了。

男客甲 （在人群中）这位新郎好像情绪不佳。

男客乙 这算什么？应当祝贺一下。

男客丙 是啊，去试试看，你一开口他就打断……

男客丁 我去问他要香槟。

〔韦涅罗夫斯基点燃香烟，走来走去。

尼古拉耶夫 好，很好！（走到新娘面前，捧起她的头）再次祝贺你。我去看你父亲……你们来吧……（旁白）真是一只可怜的小蝴蝶！……

柳博奇卡 等一等！托利亚，怎么样，我们到爸爸家去吗？

韦涅罗夫斯基 对不起，请您别叫我托利亚，这有点蠢。

柳博奇卡 你好像情绪不太好？我也觉得心烦……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

韦涅罗夫斯基 （假意微笑）不，没什么。（坐到她身边）就是太忙乱了。现在就该收拾行装，可是这些愚蠢的客人……他们想干什么？

柳博奇卡 唉，你想怎么办，Anatole？要知道，全是亲戚。朋友们嘛，也是最亲近的。就是这样我们也得罪了不少人！怎么样啊，到爸爸那里去吗？从那里就直接动身……我一想到，十二天以后我们就在国外……多好啊！

韦涅罗夫斯基 我无法去，我们也不到他们家去。我请您不要伤心。我们到那里有什么事可做呢？这些仪式都把我折磨死了。我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一切呢？烦死人了！

柳博奇卡 那我呢！

韦涅罗夫斯基 唉，那还用说！

男傧相 （走到跟前）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客人们希望能来表示祝贺。

韦涅罗夫斯基 让他们祝贺好了，与我有什么关系？

男傧相 那就要香槟酒呀。

韦涅罗夫斯基 别克列绍夫，把酒给他们，有吗？哦，在这儿呢。（取一瓶酒，放到桌上）谁愿喝谁就喝吧。柳芭，您换衣服呀，我们该走了。

柳博奇卡 那好吧。在哪儿换呢？我的杜尼亚莎不在这里。

韦涅罗夫斯基 您用不着。我来帮您穿。另外，厨娘也在这里。请吧，快一点！

〔柳博奇卡下。

男傧相 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 随便为什么人的健康干杯都可以，不过要快一点。

中学生 （喝）为妇女自由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 该走了！

中学生 再为科学和自由的健康干杯！新娘在哪儿呢？

〔客人们渐渐散去。

再见，先生们，我走了！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干杯！

〔韦涅罗夫斯基穿大衣戴礼帽。

柳博奇卡 （上）再见，先生们！请代我问候亲爱的父亲。再见！

彼得鲁沙 我们会见面的……我要自由。这一下他们会吃惊的！

尼古拉耶夫 我说了，会出乱子的！猪猡！他以为这是新玩意儿……猪猡！

中学生 我喝一杯上路。有多少想法啊。

——幕落

第四幕

人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尼古拉耶夫夫妇

调停官

男傧相

男女客们、听差们、乐师们

〔第一幕里普里贝舍夫家的一间房子。客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那里。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与调停官走来走去。

第一场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这样久啊？（望着钟）到时候了！

男客 是啊，迟到了。让我们为他们的健康干一杯！（喝）您的事情怎么样了？

调停官 这么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对赎买的事已经做出最后决定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彻底交出格列佐夫荒地，免费赠送；同时放弃补付的款子。嗯，我想他们会同意的。

调停官 怎么能不同意呢，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那就是我的不对了。不要说我们地区了，我想全省都没有这样慷慨的例子……

〔一男客走上前来。

男客 在这种日子你们还要谈事情吗？

调停官 不谈不行呀。不管谈什么问题，总是落到临时义务农民身上。瞧，这就是一个办事的例子。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无偿送给庄稼人十七俄亩地，不收费用。

客人 哦！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有什么办法呢？应当结束了！……

调停官 这都是时代造成的呀！一回想起您当初说的话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当时我们还吵架来着，您记得吗？就是为了那个来诉苦的老太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行。不习惯，难免头脑发热。不过，他们为什么这样久不来？已经十点多了。

调停官 庄稼汉们都称赞您！他们用普里贝舍夫老爷的例子去责备别的地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是啊，这至少也是一种奖励。

调停官 同时请您相信，对您更有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有利也好，没利也好，总该紧跟时代。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他老是说更有利。还说有了解放农奴的上谕情况更好。可是过后他自己又生气，说庄稼汉们不干活。您怎么看呢？颁布上谕之后，是不是好了一些？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言而喻，好一些。（走到女士们面前）你们在谈些什么呢？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们在回忆各人出嫁时的情形。我说，那时我真怕你，记得吗？你送来钻石戒指的情况。我本来不想收。还有后来在舞会上，他陪我跳马祖卡舞，可是我老是不知道选谁好……年轻不懂事啊！不过挺快活……家母喜欢豪华地操办这些事。当时全莫斯科的人都参加我们的婚礼来着……大门前铺着红呢毯，摆两排花。

女客乙 是啊，从前完全不像现在这样。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我们这算什么呢？小市民的婚礼。难道说从前能这样嫁女儿吗？

调停官 嗯，您这儿不能说是非常隆重，而是comme il faut[18]。不过眼下都是这样办的：婚礼过后立即上马车。我觉得这样很好。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怎么这样久还不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想也该来了。哎，先生们！请喝一点鄙人的酒。我可以担保，诸位没喝过这种酒。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你给我说说，应该怎样欢迎他们？谁应该站在什么地方？我全忘记啦。

女客乙 等他们一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男女主婚人应当把他们领进来，然后嘛，就用面包加盐欢迎他们 。起先由您……

男客甲 不对！要按次序：男傧相宣布婚礼开始，接着主婚人进来，然后才是父母……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些规矩太多了！

调停官 我就喜欢这些老古董。真好，够俄国味儿。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你呀，Jean，请你不要叫他们在桌子边待太久。我还想单独跟柳芭说几句话。

女客甲 有喜事就有麻烦，好坏相配嘛……是啊，值得纪念的时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等一等！有人来了。是不是他们呢？站起来，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捧上面包和盐。就是这个。

女客乙 把金币放到盐瓶里，——过一辈子富裕生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给我一点金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就来！我已经放进去了。

〔侍女们和保姆从门缝里探头探脑；乐师们排列起来。

你们注意，等他们一进来，就奏迎宾曲。（对听差们）你端着香槟，而且要立刻上鱼和……来啦！（捧起面包，整整衣服，走到中央）

女客甲 这是多么隆重的时刻呀！

女客乙 对做父母的来说，多难受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流着泪吻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喂，亲爱的，恭喜你。我们总算活到办喜事啦。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Jean，我觉得又可怕又高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办什么，要不然我会全弄乱的……他们来了！……我应当站在这里？

〔传来脚步声。父母摆好姿势，亲戚们就站在旁边。

第二场

〔尼古拉耶夫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您怎么没带女主婚人来？（对乐师们做手势）

尼古拉耶夫 （衣衫不整的）嘘……笨蛋（对着乐师们）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卑鄙行为！（把礼帽扔到地上）我对你这个老傻瓜说过！老弟，我不允许任何人取笑我。我不是你的老兄，也不是你的朋友，我不愿同你往来了。听见没有！（对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我们走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他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新婚夫妇在哪儿呀？Jean，我胡涂了。

尼古拉耶夫 是啊，你去吧，去同他亲吻吧，追上他！……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别折磨人，你怎么了？为什么？……

尼古拉耶夫 他们走了，就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把大家放在眼里，走了。（坐进沙发椅，客人们围着他）

保姆 这是怎么回事，不要祝福了吗？

男客甲 不可能！

男客乙 前所未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唉！（倒在沙发椅里，保姆扑向她）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依然捧着面包）尼古拉耶夫，这可开不得玩笑……她在哪儿？我这是对你说。（对听差）新婚夫妇在哪儿？我问你。

听差 他们已经走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们都疯了，还是怎么的？你亲眼看见了？

听差 当然看见了。我和费奥多尔一起侍候他们上了板车。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上了板车？上了什么板车？我要打死你，混蛋！（逼近他，扔了面包，听差逃走）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你怎么了！看在上帝面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停住脚步，沉思。

尼古拉耶夫 哼，老弟，这是新玩意儿，完全是新玩意儿。我看你又可怜又可笑！你自己干蠢事吧，别叫其他人也去当傻瓜。要不是我看你可怜，我就扔下你不管，也不会费口舌了。

客人们 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能不要父母的祝福呢！……

调停官 怎么能坐板车呢？不可能……

尼古拉耶夫 我知道会出丑事。我就等着瞧。他说服我。我相信了他，去了教堂。这个粗野的东西穿着家常礼服上衣和蓝裤子到教堂里去……哎，好吧。我想按规矩送她……他没听完祈祷，抱起她就放进了自己的马车里。唉，我想……我已经根本不想去啦，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缠住不放……我们还是去吧，干吗要委屈柳芭呢……要知道，他不懂规矩……嗯，我想我还是去吧，怪可怜柳芭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尼古拉耶夫，你在开玩笑吧？……他们在哪儿？……看在上帝面上，可怜可怜我……要知道，我是父亲啊……

尼古拉耶夫 老弟，有什么玩笑可开？我自己也乐意告诉你……大概是在拉什涅沃站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说呀，你说呀……

尼古拉耶夫 我想不能不为老朋友办好这件事，尽管我已经知道会出丑……是的，我想，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毛孩子文书不可能侮辱我，于是我去了。很好，我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飞也似的赶了去。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傧相一个人在……住宅嘛——比猪圈还脏！地上到处乱扔着绳子。他的一个什么朋友，也是一个像他一样粗野的东西，几乎穿着便袍。还有他的亲戚，一个录事……您想怎么着？他转过身子走开，戴上礼帽，他们就走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什么车走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没带贴身侍女怎么行？杜尼亚莎在这儿。唉，天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坐什么车走的？杀了我吧！给！喝我的血吧！……

尼古拉耶夫 坐的是粗席板车。我亲眼看见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尼古拉耶夫！……你小心点……

尼古拉耶夫 我有什么可小心的？你才该小心点，把女儿嫁给什么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鲁沙去过那儿吗？……

男客甲 这是怎么回事？

男客乙 肯定有什么事得罪了他？

男客丙 没有。据说婚礼前都给了他。

男客甲 准是个疯子。请您相信我的话，是个疯子。

男客乙 只有一点很奇怪：她怎么会同意的。

男客丙 是夺去的。

男客甲 这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是一次很好的教训。

男客乙 都因为自高自大。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第一个字不清楚〕彼得鲁沙去过那儿吗？喂，萨什卡！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Jean！看在上帝面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滚开！……

听差 （上）您有什么吩咐？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哪儿？

听差 小的不知道……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教给你怎么知道！叫彼得·伊万诺维奇立刻到我这儿来，听见没有，强盗？（突然怒火中烧）我叫你取笑我！

〔听差跑下。

听差乙 （捧着几封信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大学生一起走了，少爷吩咐当面交给您。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取信）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的？

听差乙 小的不知道。说是到彼得堡去呢。

男客甲 真叫人吃惊呀！

男客乙 是啊，祸不单行。

尼古拉耶夫 这就是所谓新思想……疯出大乱子来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拆信）先生们，我太难受了。可怜可怜我吧！我知道有罪的是我。没必要隐瞒……我没办法念信……请您读一下吧。（浏览一下信，交给男傧相）读吧……等一等，喂！（对听差）马车套上四匹灰马！对车夫菲利卡说，要是一分钟之后不准备好马车，我就敲光他嘴里的牙齿。全敲光。我是当着大家面说的，叫上帝和皇上审判我吧！不行，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喂，请念吧。

男傧相 （读信）“普里贝舍夫先生！”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是谁的信？

男傧相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写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正好，我们也要同这个傻姑娘清清账。请念吧。

男傧相 （读）“最近一个时期，您身上比较突出地显现出一些尚未成熟的社会倾向。这些倾向使我们觉得，您已经开始动摇您所处的超级保守、甚至可以说是超级顽固落后的阶层里平静而迟钝的自满现象，给了我们指望，指望您会急剧地转向新学说。可是思想的胜利远非事业的胜利。我简单说吧，隔开我们与您家的不可计量的高度，从主观上极强烈地让人感觉到了。您身边最近发生的事件突出表现出它包含的全部愚昧、腐朽和停滞的体系。我们是被迫待在一个群体里，因此无法融合。我们大家都是独立存在的。我下定决心回彼得堡去，站到更为接近我内心信念的旗帜下，站到妇女问题新学说的旗帜下。由于在您的头脑里有明显转向正直道路的变化，我想您会有兴趣了解我们为共同事业而活动的成绩。这项事业有着现实的性质。某些先进人物和诚实的个人正在进行一项建立在独特的新基础上的男女自由同居的实验。这个机关被称作公社。我正在成为它的社员。”

尼古拉耶夫 喂，老弟，这个机关早就出名了，简单地称作……（耳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请念下去……还长吗？

男傧相 不长，我这就读。（读）“生活在公社里，在适合我的环境中间，我将参加各种文学刊物的工作，尽力在理论上，也在具体行动上贯彻当代的思想。我将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再见，普里贝舍夫。我一点也不责备您。我知道，周围的污泥浊水也会反映在您身上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事我不谈。您应当保持您现在的样子。不过请记住一点：有一些光辉的个性，他们不屈从于时代的打击。如果您不想失去人的尊严，您应当向他们，向这些个人投去非常感动和尊敬的目光。我要坦诚地说，我不尊敬您，但我并不绝对否认您身上有常人的偏见。我不怕指责！”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就这么多？等着瞧吧！

男傧相 还有……Post Scriptum：“请您卖掉我的土地，我想每亩不少于五十卢布。我相信您为人正直，尽快汇给我两千三百银卢布。从收入中请随下次邮班汇给我一百五十卢布。”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好极啦！已经拿去了二百卢布，而庄园的全部收入才一百五十卢布。我可要好好骂你一顿，小姐！喂，另外一封信想必是大学生写的，请念吧。

尼古拉耶夫 她是疯狗！应当用链子锁起来！你还一直称赞她的学说。

男傧相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向您预支了三十二卢布。现在我无力偿还。如果您不是一位不正直的先生，那么您就不会卑鄙地怪罪于我。我很快就会安顿好，一定给您汇来。富人总是有一种蔑视穷人的习惯。在府上这一点表现得太露骨了。我和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一起去。随您怎样看她，我则认为她是一个高尚的人。请接受我的问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瞧，简单明了。马备好了吗？即使把四匹马累死，我也要赶上，至少要开开心。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啦！可怜可怜他吧！怪可怜的，又是一个人。

男客甲 没什么好可怜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嗯，还有最后一封……你们要气死我了……

男傧相 （读）“父亲！关于当代的哲学，我考虑了很多很多。结论都是新时代的人由于受到顽固分子的压迫而生活很糟。大家都同意，家族妨碍个性的发展。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您的思想极端守旧，妈妈又愚蠢。这是你自己不止一次说过的，看来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什么要失去广阔的天地而陷入停滞的泥坑里？中学里的教员都还没有发展成熟，我根本无法忍受这一点！像关禁闭！……奥勃洛莫夫精神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进步人们的新原理。如果教授好的话；我将在彼得堡的大学里研究科学。如果他们都是草包，那我就自学。如果你不是基尔萨诺夫[19]，不是刚愎自用的人，那么你就给我寄点在彼得堡的生活费。因为我已经拿定主意。再说我已经确信，韦涅罗夫斯基也是一个顽固分子。他不承认妇女自由。别了，父亲。也许我们会在崭新的、正常的相互关系中，像人对人那样，相见的。我把心里充满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彼得·普里贝舍夫。”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尼古拉耶夫 伊万老弟，我真可怜你，真可怜你，可是没有办法，怪你自己不好。这就是所谓新事物！什么新事物！全是旧事物，最旧的事物。创世以来就有的傲气，傲气，还是傲气！青年人想教训老年人！

客人们 是这样的。

男客乙 然而竟到了这个地步！

男客甲 既愚蠢又可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你胡涂，我比你还胡涂一千倍。喂，准备好了吗？

听差 车就来。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吩咐杜尼亚莎收拾好跟我一起去。等一等，那个东西，赠送证书在哪儿？先生们，请原谅，我走了！（与客人们告别）

调停官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事情怎么办呢？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这样办好了。只要没用刀顶着我的喉咙命令我，我决不免费赠送一小块地，决不免去一文钱、一天工、一次罚款！叫他们去吃惊吧！不行，今天我受够了教训了！

听差 车来了。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拿大衣，狗崽子！你在想些什么？是旧思想吗？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还是你说得对，全都越来越糟。法定文书更糟了，学校，大学生，都更糟了……这全是毒药，这全是要命的事。再见。但愿能赶上他们，哪怕在路上也好。我要好好出一口气！我要用树条狠狠地揍彼得鲁沙一顿！一定要揍。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你可怜可怜我吧，别太责骂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真的，他多瘦，多可怜呀！他不过是年轻不懂事……

尼古拉耶夫 儿子你可以找回来，可是女儿你不能让她离婚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最好别说话。（走到桌前，饮一杯酒）是的，是的，揍一顿，用树条揍一顿！他自己会说谢谢的，一定会说的！

——幕落

第五幕

人物

普里贝舍夫

韦涅罗夫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彼得·伊万诺维奇

特韦尔登斯基——大学生

驿站长

村长

杜尼亚莎——侍女

〔舞台呈现出驿站上过路旅客休息室。

第一场

〔驿站长和村长上。

驿站长 喝，赶的真快！从马卡里节[20]那天起就没见过。是谁家的马？

村长 阿基姆的。还没有回来呢。大概是在拉普舍沃村耽误了。幸亏信使还没来。

驿站长 瞧，六点多又是一次邮班，有什么办法呢？过路的旅客真叫人讨厌。

村长 从前，在吉洪·莫谢伊奇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只要没有马，他就钻进干草棚藏起来。那时候我也当村长。有一回从高卡索[21]来了人，是两个醉鬼，胡闹了一通！全站的人东奔西窜，全被他们打了。我们的吉洪·莫谢伊奇被他们抓住腿，拉了出来。“我是官员，你们敢动我！”他们动手抽打他！您相信吗，在院子里拖着他走。真好笑！

驿站长 要是有人这样冲我来，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村长 不会。现在的过路旅客安分多啦。老爷，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那些过路旅客都对我们庄稼汉尊称起“您”来了？

驿站长 受了教育啊，就是说，进步了。你怎么，是个傻瓜吗？

村长 不过我和小伙子们发现，如果谁对你尊称“您”，那你就别想得到酒钱。吵吵嚷嚷的，喜欢动手打人的，倒是会赏给酒钱。你等着瞧吧，不是二十五就是三十戈比。

驿站长 （笑）观察得挺仔细！……别闲聊啦。你瞧，弄得个乱七八糟。你吩咐人去扫一扫，至少把桌子抹干净。过路旅客个个觉得头痛。他们总说不干净。可是，谁弄脏的呢？全是他们呀。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弄脏了再走。还嫌不干净。

〔村长收拾屋子。

我去睡一会儿。总是不行，又来了！唉，让他们坐一会儿，你可别生气呀。

村长 叫他们缴双份钱，我们的马送他们走。

〔传来铃声。

第二场

〔前场人物；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奇卡上。柳博奇卡非常苍白，温顺，忧郁。

韦涅罗夫斯基 站长先生，我要马。村长，请吩咐快点套马。（对柳博奇卡）好啦，我们总算单独在一起了。好极啦！从那些丑恶的琐事中脱身出来，现在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我的小亲亲，您高兴吗？

柳博奇卡 别当着外人的面说这些词儿。

站长 马都派出去了。

韦涅罗夫斯基 我对您说：这是驿马使用证，这是钱，套马吧。

驿站长 等马养大了，就会套上的。

韦涅罗夫斯基 请您现在就套上马，要不然就把意见簿给我，我要告你。

驿站长 意见簿在这儿，请吧。你们人太多了！

韦涅罗夫斯基 哼，好啊，很好！不行，长时期内只有我们才是正直的……这些混账小人！（坐到桌旁查看意见簿，写）

驿站长 （走近，生气地）请您先看看登记簿。请看这里，邮车用八匹马，五点二十三分出发，现在才九点，还没有回来。上校夫妇用六匹马，六点十七分出发。请看这里，全部定额三十六匹马。所以，尊敬的先生，要先看看，然后再辱骂那些可能比您优秀的人是混账小人。情况就是这样。

韦涅罗夫斯基 别打扰我。我不打算同您打舌战。

驿站长 （离开）今后请您注意点！就拿将军来说，能用六匹马，坐轿式马车，我们也不允许他……更不用说各种坏蛋了……（下）

第三场

〔前场人物，缺站长。

韦涅罗夫斯基 村长，请您把茶炊送来。（对柳博奇卡）小亲亲，您要喝点茶吗？还要茶叶和白糖！

村长 茶炊费二十戈比；茶叶和白糖嘛，您同女主人算吧。

韦涅罗夫斯基 都送来吧。您喝茶吗？

柳博奇卡 嗯……不……

韦涅罗夫斯基 您把斗篷脱下来吧。

柳博奇卡 什么都不要。

韦涅罗夫斯基 （坐到她身旁）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多么显著的特点将我们和你以前的亲属区别开来。我们要简单一些看待生活。这位先生，由于他的信念、出身，认为应当欺侮人，粗暴无礼。这是正常的，就像你的亲人们认为我们躲开的那些愚蠢的程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不能改造他们吧？而我们这些聪明人应当说：先生们，你们是丑恶的、卑鄙的，不过你们自己这样做好了。别妨碍我们去做正直的、富有人情味的人！当你掌握这个观点以后，我的小亲亲……

柳博奇卡 请您别说小亲亲，太难听了。

韦涅罗夫斯基 哎，反正一样。不过请您注意，在这一切冲突里，卑鄙的人常常是被侮辱的。我不是恨他们，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应当受到侮辱。他们自己知道该怎样去考虑。请您相信，您的亲人现在觉得自己愚蠢可笑。就该是这样。

柳博奇卡 我的亲人们对你怎么了？就算他们缺乏发展，他们毕竟还可以。还有更差的。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您很聪明。是这样的。还有更差的。不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念不同，我和他们立足的基础不一样，那么一些人就要站到右边，另一些人站到左边。要知道，一切都很简单。我不尊敬愚蠢的、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也不尊敬不正直的、冷漠的人和一切新事物的敌人。而您的亲人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无论我还是您，都不能尊敬他们。您毕竟同意这一点吧？换一个人会玩弄权术的，隐瞒自己的信念。不过我认为，正直和真实永远有好处。

柳博奇卡 为什么呢？父亲并不是一切新事物的敌人，恰恰相反……

韦涅罗夫斯基 哎，难道您没看见，他只是怕我，而且玩弄虚伪的手腕。再说，决不能尊敬一个愚蠢的、除了吃睡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柳博奇卡 我毕竟爱过他们……

韦涅罗夫斯基 您去热爱正直的、自由的、理智的事物吧！去热爱那些兼备这些品质的人吧，那样您将会是仁慈的。而去热爱一个使您出世的女人，没有任何意义。是啊，最最漂亮的朋友！如果您也热爱我，那就不要因为我漂亮聪明，而是因为我兼备上述的品质。就是这样。

〔茶炊送上来了。

您来倒茶吗？

柳博奇卡 不，我不想喝。又脏又恶心……您看看这茶杯，我不想喝。

韦涅罗夫斯基 好吧，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的小娘子小亲亲。我传授给您的全部知识，别人要通过劳动、斗争、深刻的研究才能得到，而且只有罕见的坚强的人才能像我这样完整明确地掌握这一学说。而您，我亲亲爱爱的幸运儿，却唾手而得。只要倾听接受，您立刻就踏上新时代每个人应当站的高度。对，我们别再争论了！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是自由的。（坐得近一点）您为什么不喝呀，我的小燕子儿？

柳博奇卡 （皱眉头）多脏的茶杯！恶心！什么人都喝过，也许还有病人。我不想喝。

韦涅罗夫斯基 小亲亲，我可以亲亲你吗？我真想亲亲你。

柳博奇卡 不行……别碰我……

韦涅罗夫斯基 您今天不大活跃。亲爱的，难道说我们走您不愉快吗？

柳博奇卡 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是有点累啦……您为什么不带杜尼亚莎呢？

韦涅罗夫斯基 又来了！我不认为自己有权用各种问题打扰您。您像我一样自由，将来永远是〔这样的〕……换一个男人会认为有权占有您，我却承认您完全自由。是的，亲爱的，您的生活安排很好，会使您很快对自己说：是呀，我走出了牢笼，走向了人间。

柳博奇卡 您为什么不带杜尼亚莎？

韦涅罗夫斯基 那是一种老爷作风，卑鄙行径。她会使我们感到拘束的。（靠近一点）现在可以吻吻您吗？

柳博奇卡 别碰我！您去把茶杯洗一洗，太脏了！

韦涅罗夫斯基 （微笑着）这没什么。（倒茶，喝）怎么样，可以亲亲吗？什么时候可以亲亲，您告诉我好了。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出去。我永远不会限制您的自由。

柳博奇卡 不要……要……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觉得心烦。

韦涅罗夫斯基 也许您以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个偶然性。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先进的人物不仅仅是为了说空话。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干实事的人。我们不想入非非。我本来就知道您会感到心烦的。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谈谈原因。您不要奇怪我会猜中。这里没有可奇怪的。您成长于卑鄙的环境里。您的天资很好。可是在您的生活中，您从那个冷漠的、腐朽的气氛里寻到了许多东西。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您身上。以前您没注意到这一点，就像粪坑里看不见污泥浊水一样。可是一旦接触到清洁和力量，您自己就会注意到污泥浊水，光明刺痛您的眼睛。您在看着我的时候，觉察到自己身上的斑点……（激动地来回走动）

柳博奇卡 （轻声地）哼，只管自己！……

韦涅罗夫斯基 什么？

柳博奇卡 没什么……您说吧。

韦涅罗夫斯基 您别害怕这事，我的小亲亲。这种感觉会过去的。从黑暗中出来的人，初时认为光明是不舒服的，它太刺眼。不过这是任何突变都有的感觉。您不要怕，相反，要连根拔除这种弱点。您为什么会觉得心烦呢？就是坐在四轮马车里您也会感到不安的。您没有贴身侍女，您还觉得茶杯不干净……这全是地主的冷漠态度。您还是想一想，您面临着自由的一生，您面前是一个为了您，为了您那双极漂亮的小眼睛而尽力向庸俗让步的人，这些让步……

柳博奇卡 您总是在赞扬自己……

韦涅罗夫斯基 我赞扬值得赞扬的事物，我谴责值得谴责的事物。至于说优劣在我身上还是在您身上，对我来说都一样。所谓的谦虚，是由无知和愚蠢支持的迷信之一。例如令堂说自己：我真蠢。她觉得这样说很好，嘿，嘿！

柳博奇卡 请让我安静一会，我心烦。

韦涅罗夫斯基 好吧，我沉默一阵子，读一会儿书。您的烦闷会过去的。也许这是因为胆囊没有把胆汁排出来。会过去的。可以用物理手段解决。瞧，我永远不会生您的气。不管您做了什么事，我只会去探索，找到原因，然后尽量排除它。我沉默一会儿；您呢，喝点水吧。（躺到沙发上，从包里取出一本书，读）

柳博奇卡 （站起来，走到门前，朝门里问）你们这里有妇女吗？可以进来吗？

〔门后传来话声：“欢迎。”柳博奇卡下。传来铃声、谈话声。

第四场

〔韦涅罗夫斯基、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特韦尔登斯基、彼得鲁沙，然后是站长、村长。

〔村长的声音（从幕后）：“说了，没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从幕后）：“对不起，对不起，您说没有马。那么这里为什么叫做驿站呢？要知道，站就是马停的地方，对不对？”

〔全体上，彼得鲁沙说话口吃。

村长 说了，马都派出去了，瞧，已经有两位坐在这里等马。

〔韦涅罗夫斯基发现来人后，悄悄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您根据什么拒绝向和每一位将军有着同样权利的人派马？

彼得鲁沙 哎！……您要明白……哎！……我们是去彼得堡的……哎！……要知道我们不是远方旅客……哎！……普里贝舍夫卡村是我们家的……哎！……您派马呀，要不……哎！……您太坏啦……哎！……

村长 我就去叫驿站长来。（想下）

特韦尔登斯基 （拉住他）尊敬的农夫！我从您的言论中得出结论，您希望进行一笔交易，可是我们不愿急于进行。

村长 老爷，别闹了，上帝保佑您……

〔驿站长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请派几匹马给我们。我们完全有权，与每一位官员权利相同。这就是我的证件——怎么叫来着……如今只尊敬将军而蔑视学术界和大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驿站长 两点多了，一匹马也没有。请看看意见簿。对我们来说，人人平等。我对现今这个时代和对任何一个时代的看法都一样。

彼得鲁沙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不，请允许我……哎！……我来说服……我会……（对驿站长）您来评评看……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抵达彼得堡？……哎！……如果在每个站上……哎！……要知道我们非常需要……哎！……非常需要，您给吧……您算一算要多少钱！

特韦尔登斯基 （对村长）去吩咐御者，如今是马车夫，把小箱子和白面包送来。您算一算要多少钱……那里有一个小瓶子……马匹呢，请您去办一办。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要向您证明。在当今这个时代，好像可以理解妇女有同样的权利。

驿站长 您是不是愿意看一看意见簿？

彼得鲁沙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你别碍事……嗳！……我来向他证明……嗳！……要知道，我们是去公……嗳！……社的……

驿站长 随您到哪儿去，对我来说都一样……

特韦尔登斯基 （拿意见簿）这个小本子里写着，斯捷潘诺夫中尉对耽误时间很生气，因为他急于去办公事。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我要告您。

驿站长 请吧，夫人。没有马就是没有马。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怎么能如此不理解自己的职责，如此缺乏人道精神。

特韦尔登斯基 对不起，我要在这本小本子里写一下我们内心的全部痛苦和驿站长们的杀人作风。

彼得鲁沙 不，让我来……我有了一个想法……哎！……

驿站长 （夺过意见簿）先生们，你们真的要取笑人吗！不比你们差。想写就请写吧，不过要在清醒的时候。

特韦尔登斯基 总之，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卑鄙的障碍不让我们流向进步的明星。这位公民怒火中烧，我们别管他了。

彼得鲁沙 哎……哎……哎！……

〔特韦尔登斯基取笑他。

特韦尔登斯基 我说过，匈牙利专治百病的琼浆您品尝得过多了。

彼得鲁沙 什么？……哎！……没什么可笑的……哎！……恰恰相反……我不许您笑我……哎！……

特韦尔登斯基 什么都生气，真是娃娃脾气。

彼得鲁沙 您自己才是娃娃脾气……哎！……我是自由的……哎！……人，哎！……我本人说过……我……哎！……我去公社……

特韦尔登斯基 您睡吧，小普里贝舍夫，这样好一些。

彼得鲁沙 我表示了一种信念：您是一个娃娃……哎！而我不是。您不承认……哎！……个性的自由，哎！……您活该……我干了一件蠢事，喝了一点这种酒……哎！……这酒喝得我难受……哎！……要不然的话，我会对您说一些……哎！……哎……叫您大吃一惊的……哎！……信念……我想睡觉。（坐下来，入睡）（睡梦中）障碍……哎！……个……人……哎！……哎！……

特韦尔登斯基 那好吧，我们等一等。也可以进行一场喝茶的活动。要不然太无聊了。瞧，有人喝过了。农夫，村长，村长先生，能不能得到一种俗称茶炊的工具？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坐到桌旁，点燃香烟，把头发甩向脑后）特韦尔登斯基，我喜欢您身上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无论在您的命运中发生多么重大的事件，您总是在内心深处隐藏着自己的深层意识，表面上总是在开玩笑。许多人会认为您是一个轻浮的人，而我正是喜欢这一点。我尊敬您这一点。是的，这样我们就踏上了新生活的第一步。

特韦尔登斯基 是的，踏上了。何必老是夸夸其谈呢！你知道事情很好，你是自由的和理智的，还要什么呢？我不喜欢事先做准备。事情来了，我就是劳动者和战士，而在此之前嘛……可以享受一下轻松的笑料创作。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请告诉我一点：我一路都在想。为什么公社的创办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里是不是透露出妇女从属的思想？

特韦尔登斯基 不对，这是一个偶然。

〔茶炊送上。

怎么样，谁来进行茶的制造和准备活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我看由我倒茶还是由您倒茶，理由相同。这样办吧：我们可以抓阄儿。

特韦尔登斯基 好吧，让我们把这问题交给先天失明的命运女神解决吧。（取一支香烟，藏在背后）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拿起一把小勺，也这样做。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还是您来猜吧。

特韦尔登斯基 （抓住她的手，很快地朝四周看看，抚摸查看她的手）您的小手胖胖的，不叫人讨厌。就是在这一只手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微笑）特韦尔登斯基，您别干蠢事。您猜着了。我来倒茶。

特韦尔登斯基 行路真能使人亲近。靠近女人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坐得近一些）您不穿钟式裙，多好啊。您这儿的一条皱纹多漂亮，完全是古希腊罗马式的。（指着她的脊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特韦尔登斯基，您熟悉雨果的诗吗？雨果是一个落后的人，不过他以诗人们的敏感探索了许多未来的事物。N’insultez pas[22]……

特韦尔登斯基 多美的皱纹，真是第一流的。请允许我轻轻弄平它，不是去摸它，而是轻轻弄平。（触摸她）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微笑，打他的手）特韦尔登斯基，等我更进一步了解您以后，我会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您。妇女的遭遇在我们这个不发达的社会里是一种奇特的不正常现象。（躲避）特韦尔登斯基，如果我不那么尊敬您的话，我会怀疑您的信念是否真诚。您的手在干什么？

特韦尔登斯基 是呀，常常会出现一些古怪的意外事。您我活了一阵子，活了三个月，只谈论引起思考的事物，而现在呢，我对您的观点突然一下子完全改变了。您为什么不愿意我把手这样放上去呢？（把手放到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坐的沙发靠背上）不经允许我决不碰任何部位。决不碰任何部位。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容光焕发）请您仔细看看您的深层意识，那时我就诚实地听取您的表白。我不要一时的迷恋，我们应当超越迷恋。您别碰我。

特韦尔登斯基 我没有碰呀，我没有碰任何部位。您的目光里有一种超越女性的控制一切的神情，我的一个同学有过一位女朋友，她是家庭女教师。我们大家都叫她瓦沃奇卡。您很像她，非常像。不过这条皱纹多漂亮啊……（抓住她，紧紧拉向自己身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您好好想一想，认真想一想，深入了解自己！要踏上的那条道路……请问，您是用什么样的爱情爱我？（挣脱出来，站起身）

特韦尔登斯基 （追着她）您是我心房的芳香，您是天堂希望之水烟袋，您是我的偶像的皮鞋底的蒸气，是宇宙天穹的全部柔情和光明。我爱您，希望同您进行一场解释。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别说蠢话，您侮辱我，您不是在侮辱一个女人，而是在侮辱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二者是一样的。您说您觉得我吸引您，我认为您是一位好先生。您研究一下您受到的吸引的性质，然后再告诉我。努力客观地看待事物吧。具体的人可以听您的话。我都说了。

特韦尔登斯基 （走近一些，抓她的手）天仙般的但自由的女性！命运在保护我们。这位弥涅尔瓦女神[23]的年轻学生（指指睡着的彼佳）已在摩尔甫斯神[24]的怀抱里安然入睡，我们单独在一起，我正被爱情吞食。（抓住她，想吻）未来在命运的手中，现在是我们的。（拥抱她）哎，别闹啦，我最亲爱的。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惊恐地挣扎脱身）您在侮辱我，我看错了您。我要喊叫了，您放手！

彼得鲁沙 （在睡梦中）家庭……哎！……障碍……个……哎！……性。

特韦尔登斯基 （放开她，生气地）真有负于真正自由的女性，这样肮脏地去理解一切……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天啊，我滑到什么地步了！……天啊！……不过我超越……不……我低于世上的一切。我是一个可怜的生物，您叫我恶心，我自己更叫人恶心！（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心情极坏，在较远处坐下，陷入深深的沉思）

第五场

〔前场人物，韦涅罗夫斯基和柳博奇卡。

柳博奇卡 （满脸泪水，上）您这样折磨我，还有什么妇女自由！……我真心烦，亲爱的妈妈说的对……卡坚卡！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我的天，还有彼得鲁沙！这是怎么一回事？

特韦尔登斯基 真是一件无害的意外礼物，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嘛……也到彼得堡去。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柳博芙！你说的对！还是别管我吧……我有许多问题要考虑。（坐到桌旁，用臂肘支在桌子上，思考）

彼得鲁沙 （忽然醒来，起身）你们等一等，我能讲得更清楚。你自己应当知道，家庭……哎！……妨碍发展……个……嗳！……人。所以我就一个人走了。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公社……公社呢……是一个极好的观……机关，哎，反正一样……我太想睡了，你们可要叫醒我呀……（坐下）

柳博奇卡 他怎么了！

韦涅罗夫斯基 没什么特别的。很清楚。小家伙喝醉了，因此才做出不自然的下流事。

彼得鲁沙 （抬起身子）您自己才是不自然的下流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顽固落后分子，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和卡坚卡在路上告诉我，您是为了钱才结婚的。照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卑……（入睡）

特韦尔登斯基 确实是一个娃娃。阿纳托利·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您相信，我没说过这话，也不这样想，因为您的信念……

韦涅罗夫斯基 好啊，干出一件下流事，然后推得一干二净！这很像您的作为。小姐，和您嘛，请允许我把事情说说明白。（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当我和您谈情说爱的时候，嘿，嘿！在我家里，我请您不要谈我个人的事。您本来应当答应我这一点的。然而您看来不想实现自己的诺言。现在我要强迫您，嘿，嘿！是的。我们这些真正聪明的人和讲实干的人，与那些说空话的人……就像您那许许多多的熟人……不同点在于不许别人占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去占有别人，就像我占有您一样呀，嘿，嘿！是的。（轻声对她）您自夸摆脱了偏见，而有些东西您不想到处发表出去。那您就要知道……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对不起，对不起……

韦涅罗夫斯基 请允许……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用，没什么。您说的对，不过请让我考虑好。（坐回原来的姿态）请别打扰我！过后我会说的。

韦涅罗夫斯基 （对柳博奇卡）现在这位太太的事办好了。您嘛，小亲亲，也别哭啦。我对体弱、但聪明有才的人一向十分宽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看透了她们的一切渺小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违抗我，那么我就有一种习惯：毁坏一切妨碍我的东西。您很想表明您是有意志的。这是值得称赞的，富有人情味的。可是，目标应当是理智的。

柳博奇卡 （激烈地）您总以为只有您是理智的。卡坚卡，你不喜欢我。可是请你说实话，替我鸣不平。我太心烦了，太心烦了！我干吗要离开他们呢？有杜尼亚莎在我身边也好啊！卡坚卡，你怎么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柳博芙，别来打搅我。我心里正在发生大转变。我感觉到这一点。

柳博奇卡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还是请您说吧，您会不会折磨您爱的女人？他辱骂我的亲人，他不爱我。

特韦尔登斯基 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可以说，在恋爱方面是个新信徒，甚至是其反信徒。

柳博奇卡 您总是说笑话，我呢，真的，顾不上笑话。天啊，我为什么要离开家呀！

韦涅罗夫斯基 您说的漂亮话多难听！行啦！我最后一次说：您试试弄清自己的愿望并表达出来。这事很简单。我的表述是明确的、理智的。您也试试看这样做。

柳博奇卡 卡坚卡总是这样说。难道能把感觉到的东西都表达出来？我怎么才能全说出来呢？……您只说您自己。您不爱我。您连一分钟都没考虑我的情况……您干吗还老是缠着我不放？我太心烦了！您只称赞自己。亲爱的爸爸就可以理解我。

韦涅罗夫斯基 我对您说过，我超越了这些言论，您没办法强迫我登上庸俗争论的舞台，是您要激发我去争论的。村长！

第六场

〔村长上。

韦涅罗夫斯基 （对村长）去叫人套上私人的马，我付双倍的用马费。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站起来，甩甩头发）对不起。我考虑好了。现在我全告诉您……我们的关系……

〔幕后传来嘈杂声，叫喊声。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车上套四匹马！”

〔驿站长的声音：“没有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我把你的牙全敲光！强盗！不，老弟，我已经变了。就是把我关进大牢，我也要把你的牙全敲光！听见没有？”上。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哟……哟……哟！伙计们！原来他们在这儿，年轻人！一下子全部抓获！……

特韦尔登斯基 我可以说，要演一场无害的丑剧了！

韦涅罗夫斯基 （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无礼地逼视他）这就是那位该让人刮鼻子的先生。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木然不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很高兴看见您。

柳博奇卡 （走近父亲）亲爱的爸爸……

彼得鲁沙 （从座位上站起来，茫然地望着父亲）现在嘛，已经……哎！……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拉开柳博奇卡）喂，（对特韦尔登斯基说）我的先生，请您过来！

特韦尔登斯基 难道说您以为，为了您那二十卢布的月薪，我应当把自己葬送掉？……好像您自己能够认识到……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好朋友……这出戏已经演完了。您是不是担任了教育我儿子的工作？

特韦尔登斯基 您是不是想恐吓我？……不过（胆怯起来）拳头方法……不够现代化。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现代化！”这话我们听见过。谁承担了一件事而又无缘无故地不办理，还把小孩子引上歧途，从父母家里拐走？我的先生，这种人是什么人？您不知道？是江湖骗子……

特韦尔登斯基 您太无礼，我决不允许任何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什么——么？（逼近）要是您年纪大一些就好了，我倒是有点可怜您，我的先生……

特韦尔登斯基 自然，这就是可以从愚昧的人和粗人身上期待的一切。（退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更坚决地逼近）滚！

特韦尔登斯基 （匆匆忙忙抓起小包袱，下，在门口大喊）可鄙的顽固分子！

第八场

〔前场人物，缺特韦尔登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理睬特韦尔登斯基）现在该看看我们的小山鹰了吧！（走到彼得鲁沙跟前）萨什卡！

〔听差上。

树条鞭子带来了吗？

听差 在车夫座里呐。

彼得鲁沙 个人……个……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听差）到这儿来。带上这个棒小伙子，往他头上浇一桶水，听见没有？然后把他送上马车……

彼得鲁沙 父权的……哎！……独裁统治……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把彼得鲁沙翻过身来，给他后脑勺一巴掌）喂，别废话！开步走！萨什卡，你带他到井边，淋他一身水，把他关进马车里。

彼得鲁沙 这……到底为什么？我自己……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去吧！……

听差 没办法，彼得·伊万诺维奇，请吧……

〔听差和彼得鲁沙下。

第九场

〔前场人物，缺彼得鲁沙。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剃发的妇女解放，请问：您舅舅家是妓院吗？是不是？说！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同意您的信念……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不，亲爱的，别说这种话！过去我是个傻瓜，今后再也不做傻瓜了。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任性要求才去管理你的牛蒡村吗？我把你偷光了，是吗？我们领到你的生活费吗？你每年从自己村里收到一百卢布，而你……算啦，说起来恶心！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您完全正确，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的行为前后矛盾。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从你眼里除了看见轻蔑以外，还看见什么呢？这一切又是以什么告终的呢？逃跑和这封信。（掏出信）我不是您的亲戚，不是舅舅。您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好了，带上这个蹩脚作家。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是的，亲爱的，是的，您说的都是真理。是的，亲爱的，我承认自己的失误。我求您忘了它。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亲爱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已经被您骗够啦，亲爱的……（望着韦涅罗夫斯基）够啦！……

韦涅罗夫斯基 您干吗望着我？不瞒您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讨厌您大声喧哗。您回家吧，真的，那样会安静得多。这里已经没有娃娃了，吓不倒什么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的先生，等我说完我就会走的。

韦涅罗夫斯基 能不能知道您要说什么呢？我洗耳恭听，尽管我知道您要说的全部内容，也知道没有一点新东西和惊人妙语……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不过决不当着您妻子，我女儿的面说，先生。您认为唆使女儿反对父亲是正直的，而我是老派人物，我知道，如果妻子不尊敬父亲，那她就一文不值；如果她不尊敬丈夫，那就更糟。

韦涅罗夫斯基 （对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这位先生好像想教给我正直的品德。太滑稽了。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他是正确的，他完全正确，别跟我说话……（转过身去）

韦涅罗夫斯基 （耸耸肩）村长，叫人套马。您嘛，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来说真好玩，仅仅是好玩。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喊叫）我已经对您说够了，就别谈这事啦。上帝保佑你们走吧。柳芭，我把杜尼亚莎给你带来了，你带上她。我们都觉得很伤心，非常伤心……哎，上帝保佑你。你将来会有孩子，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拥抱她，她哭）

韦涅罗夫斯基 喜剧演得不坏，不过会使人讨厌的。柳宾卡，我们走吧！我到那个房间里去休息一下，坐一会儿。

柳博奇卡 我不想去，爸爸！你陪我待一会儿。（对韦涅罗夫斯基）别管我。

韦涅罗夫斯基 （拉住柳芭的手）柳芭，我们走吧。父亲大人可以单独陪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装腔作势一阵。

柳博奇卡 亲爱的爸爸，瞧我干的好事！我怕他，我恨他。（柳芭把脸藏到父亲怀里）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你疯了！柳芭，你说什么！这样不行！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隆重地向前走一步，把头发甩向脑后）现在我要把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请听我说，还有韦涅罗夫斯基，也请听我说。柳博芙应当抛弃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卑鄙的下流人物。

韦涅罗夫斯基 （努力大声喊叫遮过她的声音）您是一个愚蠢的、缺乏发展的、淫荡的女人！住口，要不然我就……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不，韦涅罗夫斯基，您别来吓唬我！我天生是自由的。您喊不过我，我自己打算全都说出来。韦涅罗夫斯基，您是一个下流坯。这话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自由人对您说的……如果柳芭留在他身边，他会毁了柳芭的，就像他毁了我然后抛弃我一样。半个小时以前，我认为自己高于世界上的一切人，而现在我是一个不幸的、可怜的、可卑的生物。

韦涅罗夫斯基 您是个蠢货，仅此而已。您的作为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奇。这是您的愚蠢的直接产物。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建议您跟我走。

柳博奇卡 我决不走。我宁可去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我可怜的女儿。我害得你好苦啊！我们走吧。别了，先生。现在我可以全告诉您。您想要的是财产。您没爱过柳博奇卡，也不尊敬她。您只需要一样东西——金钱，金钱您已经得到了。钱全都给了您，而且是一个您跟他相比一文不值的人给了您的。为此您使她遭到不幸，朝那些全心全意为您好的人脸上吐了唾沫。卑鄙加傲气！全是我的过错。

韦涅罗夫斯基 （尽量压倒对方的声音，抓住柳芭的手）我可怜柳芭，她在你们那个丑恶的家庭里日渐毁灭。我把她从你们的放荡生活中救了出来。柳芭，我们走吧！我决不许任何人取笑我。我还要取笑你们呢。我们走吧！（扯她的手）

柳博奇卡 您拉得我手痛，我不去，我不想做您的妻子，我恨您……

卡捷琳娜·马特维耶夫娜 这就是新学说的信徒！我们的学说的信徒！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逼近）留下她！喂，我在说话呢。（站到柳博奇卡面前，韦涅罗夫斯基想朝前走）再走一步，我就把你揍成肉酱！

韦涅罗夫斯基 嘿，嘿！（后退，慢吞吞地从衣袋里掏出手枪）您以为我没料到这一手？我在同您这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事先料到了一切。预料到遭受侮辱和打架。不过我们是干实事的人，决不许别人取笑我们，嘿，嘿！您试试看侮辱我！（瞄准手枪）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停在他面前，摇摇头）笨蛋！您想开枪打谁！开枪啊！我们走，柳芭！（他们下）

第十场

韦涅罗夫斯基 （一个人）怎么样，把我取笑了一顿？……嘿，嘿！不，我们可不是特韦尔登斯基，别想把我们赶走。别克列绍夫说的对，同这种人打交道，要放弃一切原则。我对他们太老实了。不过嘛，妇女是自由的。我不承认任何占有她的权利。是啊，她的庄园赠送证书在这里。

〔听差上来取披肩。

过来。把这张文书交给你们老爷。我退回文书这件事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嘿，嘿！是的，在这个守旧的环境里，人与人的关系还太野蛮太粗暴！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提前出生了一百年。我们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

[1]即大学生，发音不准。

[2]尖括号内的句子表示由作者本人删去。

[3]即王子，发音不准。

[4]法语：“您好”。

[5]法语：不过，请问。

[6]法语：我是在开玩笑。

[7]法语：我很想了解您的意见。

[8]即俱乐部，发音不标准。

[9]法语：请你告诉我，亲爱的让。

[10]法语：向柳芭求婚。

[11]法语：真的，我担心。

[12]方括号内为俄文版编辑所作的改动。

[13]古腓尼基神话中的丰产女神，母爱和爱情女神。

[14]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15]法语：我一点也不反对他。

[16]法语：新娘头上的橙花。

[17]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18]法语：照规矩。

[19]指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保守派父亲。

[20]二月一日是马卡里节。

[21]“高加索”的不正确发音。

[22]法语：请别欺侮人……

[23]罗马神话中的科学艺术女神，女战神。

[24]希腊神话中的梦神，睡神。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 文论

列夫·托尔斯泰（190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俄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1909年）

在集市上和农民交谈（1909年）

仆人送来早餐：咖啡、牛奶和面包（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1909年）

《童年》第二稿（片断）

在一部法国小说中，作者（他的姓名是尽人皆知的）在描写贝多芬的一支奏鸣曲给他的印象时说，他看见了长着天蓝色翅膀的天使，金柱的宫殿，大理石的喷泉，辉煌璀璨，一句话，作者尽力发挥法国人的全部想象力来描绘一幅美好事物的幻想画面。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想，当我读这位法国人的这段冗长的描写时，想象到的只是他为了想象和描写这些美好事物所做的努力。这段描写既不能使我想起他所说的那支奏鸣曲，就连天使和宫殿也怎么都想象不出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长着天蓝色翅膀的天使也好，金柱的宫殿也好，我从未见过。即使我见过这一切（这是很难设想的），这画面也不会使我回忆起这支奏鸣曲。此类描写一般说来比比皆是，在法国文学中尤其如此。[1]

法国人有通过画面来表达自己的印象的奇异癖好。要描写一张美丽的脸庞——说“它活像某座雕像”，或者描写大自然——说“它很像某一幅画”，描写一群人——说“他们很像芭蕾舞剧或者歌剧中的某个场面”。就连情感，他们也竭力想用画面来表达。十分美丽的脸庞、自然景色、活跃的一群人，始终胜过各种各色的雕像、全景图、绘画和布景。

他们不是提醒读者，不是调动他的想象力，使他理解美的理想，而是让他看到模仿的意图。

更为奇怪的是，为了描写某个美的事物，最常用的方法是把所描写的对象和珍贵的东西相比较。伟大的拉马丁，他的高尚的心灵自从《Confidences》[2]出版以来遂为举世周知（这位伟大的天才借这部作品出版而a fait d’une pierre deux coups[3]：既向全世界披露了自己伟大心灵深处的秘密，又得到他那么想购置的田庄）。这位伟大的拉马丁曾这样描写他坐在大海中一叶扁舟上、只有船板把他和死亡隔开时的印象：为了描写从双桨上滴落到海里的水珠是如何美丽，他写道：comme 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4]，读了这句子，我的想象立时神驰于婢女下房。我想象一个侍女卷起袖子，俯身在银盘上洗濯她太太的珍珠项链，无意间弄脱了几颗珠子——des perles tombants dans un bassin d’argent，而海和借诗人之助想象力在瞬间给我描绘出的那幅画面，我却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要是拉马丁，这位天才的拉马丁告诉我说，这些水珠颜色如何，怎样地掉下，怎样沿着湿桨流动，它们落入水中时又漾开了怎样纤小的涟漪，那么我的想象力将会始终追随他的，而关于银盆的暗示却使我的思想倏然远扬。比喻是最自然最有效的描写手段之一，但它必须极其确切和恰到好处，否则就会产生全然相反的作用。——La lune sur un clocher comme un point sur un“i”.[5]——这是比喻不当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虽然它也是这位伟大的拉马丁写的。

想象是如此活跃而轻灵的一种能力，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只要一个不妥当的暗示，一个费解的形象，数以百计的美妙而确切的描写所产生的全部魅力就全给毁了。对于作者说来，在作品中删去十处美妙的描写，较之保留这样一个暗示要合算得多。依我看，一般地喜好用比喻，特别是喜好用珍贵的东西作比喻，虽然多半是法国人的癖好，但这种癖好我们也有，德国人也有，在英国人那里则最为罕见。碧玉和钻石般的眼珠，金银色的头发，珊瑚般的口唇，黄金般的太阳，白银般的月亮，宝石般的海洋，碧玉似的天宇等等比喻是经常遇到的。请老实说，有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有人说，月光下落入海中的水滴比落入盘中的珍珠更美丽些，但水滴既不像珍珠，盘子也不像海洋。我并不阻止别人用宝石作比喻，但是比喻必须确切，物品的价值并不能使我把被比喻的物品想象得更美丽或更鲜明。我从未见过珊瑚色的口唇，却见过砖色的；从未见过碧玉般的眼珠，却见过溶化在水中的群青色和书写纸般颜色的。使用比喻，或是把较差的东西和较好的东西相比，以表示所描写的东西的美好，或是把不平常的东西和平常的东西相比，使人得到明确的概念。

（1852）

陈燊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下面删去一段文字：“我记得这段描写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里。但是，法国文学中有多少这类描写，熟悉这种文学的人是知道的。”——俄文版编者注。

[2]法语：《隐衷》。

[3]法语：一箭双雕。

[4]法语：宛如珍珠落入银盆。

[5]法语：月亮升在钟楼上，像圆点在字母“i”上。

《童年》第二稿 《致读者》（片断）

我也依照所有作者的共同癖好——跟读者谈谈。

这些谈话多半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好感和宽容。我也想对您这位读者说几句话，可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呢？我确实不知道，请您自己作出判断吧。

任何一个作者——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无论当他写什么时，必然设想所写的东西会怎样产生影响。为了对我的作品会产生的印象有一个概念，一定要考虑到某种特定的读者。如果我不考虑到某一类读者，我又怎能知道我的作品是否为人喜爱呢？作品中某处可能使某人喜爱，另一处则为另一个人喜爱，甚至这个人喜欢的地方，别人并不喜欢。任何一种坦率地说出的思想，无论它如何错误，任何一个清晰地表述出的幻想，无论如何荒唐，都不可能不在某个人的心灵里获得同感。既然它们能在某个人的头脑中产生，那就必然会找到与它共鸣的头脑。因此，任何作品都必然有人喜欢。可是，并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够整个地为一个人喜欢。

如果一部作品整个地为一个人喜欢，那么，依我看来，这样的作品在某方面是完美的。为求达到这样的完美（每个作者都希望达到完美），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对假想的读者的智力、品质和倾向形成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

因此，我首先对您这位读者说，我要描写您。如果您发现，您不像我所描写的读者，那您还是不读我的小说为好，您会按自己的性格找到别的作品的。而您如果正是我所设想的那样的读者，那么，我坚信您会满意地阅读我的作品，尤其是在读到每一佳处时，想到您曾经鼓舞了我并且阻止我写蠢话，您会感到愉快。

为了被接受为我所选择的读者，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您多情善感，亦即有时会打心眼儿里怜悯，甚至会为您所爱的虚构人物洒几滴眼泪，由衷地为他高兴，却不会因此感到害臊；只要您热爱自己的回忆；只要您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只要您读我的小说时，寻求的是触动您的心弦而不是让您发笑的地方；只要您不因为妒忌而藐视那上流社会，即使您不属于它，也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看待它——这样我就接受您加入我所选择的读者之列。主要的是，您得是个知音，亦即这样一种人，当你同他结识时，你就明白，无须吐露自己的情感和倾向，你就明白，他理解我，我心中的任何声音都在他心中得到反响。把人分为聪明的和愚蠢的、善良的和凶恶的是困难的，我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知音和非知音却是我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间情不自禁地画下的一道鲜明界线。知音的主要特征是与他们交往愉快，无须对他们作任何解释说明，就可以满怀信心地传达哪怕是说得很含糊的思想。有这么一些微妙而无法捉摸的感情关系，它们是难以言传的，但它们却能被人领会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感和关系可以大胆地用暗示或默契的语言同他们谈话。因此，我的首要要求是理解。现在，我要请您这个特定的读者原谅我的文体中某些地方的粗糙和不流畅，我预先深信，等我把原因向您解释清楚，您就不会见怪了。唱歌有两种方法：用喉咙和用胸腔。难道喉音不是比胸音柔和得多，可它却不能打动心灵吗？反之，胸音虽则粗浊，却能动人心弦。就我来说，哪怕就是在最空洞的旋律里，当我听到胸部深处发出的音时，我也不由得泪珠盈眶。在文学里也是如此，可以用脑来写，也可以用心来写。当你用脑来写时，那就会文从字顺地落到纸上。而当你用心来写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想象中形象云集，心中的回忆纷至沓来，于是词句就不够完满，不够确切，粗糙而不够流畅了。

也许我错了，但是，每当我开始用脑写作时，我总是搁下笔来，力求单单用心来写……

（1852）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

诸位先生。选举我为协会会员，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对于这次我不胜荣幸地当选，我与其归功于自己在文学领域所作的微薄尝试，毋宁把它看作对我作过这些尝试的那个文学领域所表示的同情。近两年来，政治的、特别是揭露性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采用艺术手段，并且有了一批才智卓越、品德高尚的代表人物，他们热烈而又坚决地回答当前的每一个问题，对任何暂时的社会创伤都作出反应。因此，这种文学似乎吸引了公众的全部注意力，而使美文学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大多数读者开始认为，整个文学的任务只是对邪恶进行揭露、谴责并加以纠正，一言以蔽之，只是发扬社会上的公民感情。近两年来我偶尔读到并听到一种见解，说有趣的小故事和小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正要来临的时代里，普希金将被忘记，并束之高阁，纯艺术不可能存在，文学只是促进社会上公民精神发扬的工具云云。的确，在这时候，也可以听见曾被政治的喧嚷所淹没的费特[1]、屠格涅夫[2]和奥斯特洛夫斯基[3]的声音，可以听见在批评界复活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但是，社会还记得它做过的事，仍然只赞同政治的文学，并认为唯有它才是文学。这种追求曾是高尚的、必要的，甚至在短时间内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为了拥有力量跨出它近年来所跨出过的前进的巨大步伐，它必须是片面的，它必须醉心于超过目的，以求达到目的，必须只看到眼前这个目的。而且确确实实，当环绕我们周围的邪恶的画面第一次在眼前展开，而摆脱邪恶的可能性又已出现的时候，还能想到诗歌吗？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想到美的事物呢？我们既享受这种追求的果实，就不应责备这一追求。社会上敬重文学的不自觉的普遍要求，新出现的舆论，我甚至要说，我们政治文学为我们实现的自治，正是这种崇高的追求的成果。然而，不论这种片面性的追求如何崇高，又有如何良好的影响，它像任何的追求一样是不可能持续不衰的。人民的文学是人民的完整的、全面的意识，在这种意识里，不论是人民对于善和真理的爱，还是人民在某一发展时期对于美的直观，都会同样地反映出来。现在，当新近展开的活动的最初刺激已经消失，胜利的欢欣也随之消失，而曾有吞没整个文学之虞的政治激流经过长期沉着地冲击之后而在河床中平息下来的时候，社会也明白了自己的追求的片面性。有这么一些议论，说描绘邪恶的阴暗画面已经令人厌烦，描写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徒劳无益等等。社会也是对的。这种天真地说出的不满情绪意味着社会已经懂得，不光是从批评论文，而是凭经验弄清楚了，并且体会到了那貌似简单的真理：不论反映社会暂时利益的政治文学意义如何伟大，不论它对人民的发展如何必要，总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反映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为一切民族一切时代所享受，离开它任何一个具有力量和朝气的民族都不能得到发展。

最近出现的这种见解使我倍感高兴。它不仅对于我这个美文学的偏爱者（我真诚地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爱好者）来说是可喜的，就是作为我们社会和文学的力量和成熟的新的证明一般地来说也是可喜的。对于两种独立的文学的必要性和意义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它最好地证明了我们的文学绝对不像许多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从异国土壤移植过来的儿戏，它有自己的坚实基础，符合自己社会的各方面需要，已经说出而且还将说出许许多多的话，它是严肃的人民的严肃的意识。

在我们文学茁壮成长的当代，较之任何时代更能以俄国作家的称号而自豪，更能因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复兴[4]而喜悦，更应以获选为这个光荣的协会的成员这一荣誉而由衷地表示感谢。

（1859）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阿法纳西·费特（1820—1892），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他反对诗歌为社会服务，是当时俄国“纯艺术”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2]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

[3]指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剧作家。

[4]按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创立于一八一一年，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八年间曾中断活动，一八五九年恢复活动。

《战争与和平》序

（草稿）

我虽无数次动手写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它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用清晰而明确的形象把它写在纸上，但我却又无数次搁笔。有时，我觉得我起初采用的手法毫不可取；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而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长篇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有时，必须用虚构来串联那些在我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形象、图景和思想，而我对它们却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以至我多次抛弃我已经开始写下的东西，我失望，觉得没有可能把我所想的和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时间和我的精力每时每刻都在减少，而且我知道永远不会有人能够说出我所要说的，倒不是因为我要说的对于人类异常重要，而是因为生活的某些方面对于别人说来毫无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由于我的文化修养和性格上的特点（每个个性所固有的特点），才认为是重要的。最使我作难的是传说，既指形式，也指内容。我担心没有用大家用来写作的语言写，担心我的写法不符合任何形式，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我还担心要描写一八一二年的重要人物这一必要性会迫使我依据历史文献，而不是依据真实。由于这一切疑惧，时间过去了，而我的事情却毫无进展，我对它的热情也开始冷淡下来了。现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以后，我决定抛开这一切疑惧，下决心只写我必须说出的东西，而不去关心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给我的工作以什么名称。

（1867）

尹锡康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战争与和平》序

（初稿）

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时，我并不许诺要继续写下去，或者要写完它。我们俄国人一般地是不善于写作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含义上的长篇小说的。这部作品不是中篇小说，因为它里面并不贯穿着一个思想，也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描写某一事件。它更不能叫做长篇小说，即有开端，有不断复杂起来的趣味以及大团圆的结局或者不幸的收场的那种小说。为了向读者说明这本书是什么，我认为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我是怎样开始写的经过叙述出来。

一八五六年，我着手写一部带有某种倾向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当是一个携眷回国的十二月党人。我不由自主地从一八五六年转到了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处于迷惑多难的时代，而把开始写的东西搁置下来了。但即使是在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也已经是一个成年的有家室的人了。为了了解他，我需要转到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俄国的光荣时代一八一二年。我又一次抛弃了我已经开始写了的，从一八一二年写起。一八一二年的气息和音响我们还能亲切地感觉得到，但它现在离我们毕竟是如此遥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它加以思考了。可是甚至在这第三次我也抛弃了已开始了的，但已不是因为我需要描写我的主人公的青年时代的初期，相反，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半历史性、半社会性、半虚构的具有伟大性格的人物之间，我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已退于次要地位，而居于首位的却成了那些使我感到同等兴趣的当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了。我第三次返回到过去，乃是由于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大多数读者会觉得奇怪，但我希望我珍视其意见的那些人能够了解，我这么做是出于那种类似羞怯，但并非一言可以说尽的感情。如果只描写我们在与波拿巴的法兰西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不先写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屈辱，那我觉得问心有愧。在阅读关于一八一二年的爱国主义的著作时，谁不体验到那种隐秘的、但却是不愉快的惭愧和疑惑的感情呢？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质上是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代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

于是，我从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一八〇五年，这时我决意已不是让一个人物、而是让我的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一二，一八二五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我不能在这些时代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预见到这些人物的关系的结局。无论我如何企图从一开始就构思这部小说的开端和结尾，我确信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决定依从自己的习惯和力量来描写这些人物。我仅仅是竭力使小说的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意义。

（1867）

尹锡康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

在这部作品上我已经花费了最佳生活条件下的五年不间断的、专心致志的劳动。当它付印时，我想在它的序言里谈谈我对它的看法，免得读者产生种种疑问。我希望读者不会在我这本书中看到或者去寻找我不愿或者不能表达的东西，而是把注意力放到正好是我想表达却又不便细叙（由于作品的情况）的地方去。无论是时间还是我的能力都不允许我充分实现我原来的意图，现在我利用专门的刊物的殷殷盛意，在此向那些可能感兴趣的读者谈谈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哪怕既不充分又很简短也罢。

（一）《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什么？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叙事诗，更更不是历史演义。《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又能够在它借以表现的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作者如此声称，全然不顾艺术散文作品中约定俗成的形式，倘若是故意为之，而又没有先例，那就显得过于自负了。俄罗斯文学史，从普希金时代以来，非但提供了这种背离欧洲形式的许多例子，甚且没有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艺术散文作品是长篇小说、叙事诗或者中篇小说的形式所能完全容纳的。

（二）当本书第一部分发表时，有些读者对我说，在我的作品里，时代的特征不够明确。对此责难我将作如下的答辩。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找不到的时代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农奴制的种种可怕现象，如监禁妻子，鞭打成年的儿子，萨尔蒂契哈[1]等等。存在于我们观念中的那个时代的这种特征，我并不认为是确实的，也不愿意加以表现。我研究过一些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未发现这种暴行较之目前或任何时候我所看到的更为骇人听闻。在那个时代，大家同样地在爱，在妒忌，在探求真理和美德，同样有种种癖好，同样过着智力和道德的生活，有时甚至比当代的上流人士更文雅些。如果说在我们的观念里形成了当时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的见解，那无非是因为通过传说、回忆录、故事和小说流传至今最多的是强力和暴行的突出事件罢了。断言当时的主要特征是暴行，是不公正的，正如一个人从山那边只望见一些树梢就断言这个地方除了树木以外别无其他一样的不正确。那个时代自有它的特征（正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它来自上层和其他阶层的异常疏远，来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来自教养的特点，来自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这种特征正是我尽力加以表现的。

（三）在俄国作品中使用法语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不仅俄国人，就是法国人也部分地说俄语，部分地说法语呢？责难俄国书中的人物说法语写法文，正像有人看画时，发觉它上面有些黑斑（阴影）是现实中所没有的而加以责难一样。画家画在人脸上的阴影被看成现实中所没有的黑斑，过错不在于画家。只有当这些阴影画得不对或者画得潦草时，他才是错的。在刻画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绘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某一上流社会的俄国人、拿破仑以及法国人时，我情不自禁地过分醉心于这种法国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不否认我所画的阴影也许画得不对，画得潦草，但愿那些因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觉得十分好笑的人能够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感觉，只因为他们就像那个看肖像画的人看到的不是脸上有光和影，而是鼻子底下有黑斑。

（四）人物的名字：博尔孔斯基、德鲁别茨科伊、比利宾、库拉金等等，使人想起某些俄国的姓氏。拿非历史人物同其他历史人物并列时，要是让拉斯托普钦伯爵同普龙斯基公爵、斯特列利斯基，或者同任何其他冠有虚构出来的双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我觉得是不顺耳的。博尔孔斯基或德鲁别茨科伊，虽则既非沃尔孔斯基，又非特鲁别茨科伊，在俄国贵族们听起来却颇熟悉和自然。我既不能为所有的人物一一拟出我觉得并不刺耳的姓名，如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又不能用别的方法回避这个困难，只能随手拈来俄国人十分熟悉的几个姓氏，略略改动其中几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名字相似，使人以为我要描写这个或那个真实的人，那我将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那种只写现时实际存在或过去曾经存在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无心地给了他们近似当时上流社会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可爱的真人的名字。这是我的过错，原因是这两个人物太有代表性了，不过我只错在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同现实相似的事情。其余的人物则全是虚构的，就是对我来说也没有来自传说或现实的明确的原型。

（五）我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同史学家的叙述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无法避免的。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述历史时代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史学家在表现历史人物时，倘若罄尽其完整性及其在生活各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他就做得不对。同样，艺术家在描写人物时，如果总是从其历史意义着眼，他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拿着望远镜指点敌军，驰骋白马。拉斯托普钦也不总是手持火把，[2]去沃龙佐夫大厦纵火（他甚至从未做过此事），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也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手扶在法典上站着。而在人民的想象中，他们却是这样的。

对于史学家，就人物为某一目的所起的促进作用而言，是有英雄的。对于艺术家，就人物符合于生活的一切方面来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英雄，应该有的是人。

史学家有时必须稍稍扭曲真实，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行动归结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加给这个人物的。艺术家刚好相反，认为思想的单一性不适合于自己的任务，他努力了解并描写的不是著名的活动家，而只是人。

在事件本身的描述上，差异更为明显，更为重要。

史学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后果，艺术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事实本身。史学家在描述战役时说，某军左翼曾向某村挺进，击退了敌人，但被迫撤退，于是骑兵投入战斗，将其击溃……等等。史学家不能有别的说法。而对艺术家说来，这些话毫无意义，甚且没有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或是凭自己的经验，或是根据书札、回忆录和人们的口述，得出自己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概念，而史学家能作出的关于某军的行动的论断（以战役为例）常常与艺术家的论断正好相反。由于各自取材的来源不同，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同。对史学家说来（我们仍以战役为例）主要的来源是个别的将领和统帅。艺术家却不能从这些材料来源得到什么东西，这些材料对于他并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不仅如此，艺术家还因为发现其中难免有谎言而避开这些材料。不消说，在每个战役中，敌对双方所作的描述几乎总是全然相反。对每一个战役的描述总免不了有虚假成分，因为要以寥寥数语来描写数以千计的人的活动，而这些人又分布在数里以内，处于恐怖、耻辱和死亡的极其强烈的神经刺激之下。

在战役的描述里，通常写的是某军被调去进攻某据点，后来又奉命撤退等等，仿佛认为，在练兵场上使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的那种纪律，在进行生死搏斗的地方也会起同样的作用。任何一个人，只要参加过战争，就会知道这是多么的不正确，[3]然而这种假设却是作战报告的基础，对战争的描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会战以后，在作战报告尚未写成之前，如果你立即，甚至是第二、三天去巡视全军，向所有的士兵和上下级军官询问战役的经过，他们会对你讲这些人感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在你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宏伟、复杂、极其多样而又隐晦、模糊的印象，你从任何人，甚至统帅那里都无法打听到全部战役的经过。但是两三天以后，他们开始呈递报告了，夸夸其谈的人开始叙述他们并未看到的事情如何如何，最后形成一份总报告，根据这份总报告又形成全军的共同见解。人人都因抛掉自己的怀疑和问题来换取这种虚假、但却明了而且总是使人感到光荣的看法而轻松愉快。再过一两个月，假如你去询问参加会战的人，你从他的口述里就感觉不到先前有过的原始的生动的材料了，他是根据报告来讲的。许多身经波罗底诺战役而又健在的有头脑的人都是这样向我讲述这次战役的。大家都说得一模一样，大家都是依照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4]，依照格林卡[5]和其他人的不真实的叙述，连细节也是分毫不差，虽则这些叙说者当时彼此相距若干里路。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炮兵司令克雷让诺夫斯基把各稜堡的炮兵军官的报告送给我，要我用这二十多个报告编成一份报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把这些报告抄录下来。这是那种天真的、无法避免的军事上的谎言的最好范例，而报告就是根据这些谎言编写的。我认为，当时编写这些报告的我的同事，许多人在读到这些文字，并回忆起他们是如何遵照上级的命令写出他无法了解的事情时，都会为之失笑。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人在战争中如何胜任自己的工作，却又如何不善于用这种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夸张的谎言去描述它。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军队中，这种写报告写情报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的异族人担任的。

我谈这些是为了指出，战史家用作材料的战争记述中含有谎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艺术家同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经常有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感兴趣的那个时代的史学家那里，除了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避免地不真实以外，我还碰到（大约是因为我习惯于把事件分门别类，简要地加以表达，并适合于事件的悲剧色彩）特别的夸张的方式，其中虚假和歪曲常常不仅涉及事件，而且涉及对事件意义的理解。在研究有关那个时代的两部重要史籍——梯也尔[6]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时，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书怎么能够出版而且有人阅读。且不谈他们以严肃认真、意味深长的口吻援引材料来叙述同一事件却彼此全然矛盾，当我在这些史学家的著作里看到这样一些叙述，想到这两部书是那个时代的绝无仅有的文献，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时，真是啼笑皆非。我只从著名史学家梯也尔的书里引用一个例子。当他叙述拿破仑随身带来的假纸币时，他写道：

Relevant I’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e bienfaisanc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longtemps à des étrangers，la plupart ennemis，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7]

这一段抽出来看，令人吃惊，虽不能说不道德到极点，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可是从全书来看，它却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完全符合于总的夸张、庄严但却没有任何实际涵义的语调。

总之，艺术家和史学家的任务截然不同，在我的作品里对于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史学家有分歧也是不应该引起读者惊异的。

然而，艺术家不应该忘记，民间形成的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概念，并非根据幻想，而是根据史学家所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因此，艺术家在理解和表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虽有所不同，但应该像史学家那样以史料为依据。在我的小说里，凡是历史人物说话或者行动之处，我都不是虚构，而是利用材料，这些材料在我写作小说的期间积成整整一个书库，它们的书目我认为没有必要抄录在这里，但我随时可以引证。

（六）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想法，涉及所谓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所具有的那种依我看来是很小的作用。

在研究如此富于悲剧性、重大事件如此繁多、与我们那么接近而又留下那么多形形色色有关它的传说的这个时代时，我得出一个明确无疑的结论：发生那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我们的头脑无法了解的。要是说（这在大家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八一二年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拿破仑的侵略本性和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坚定的爱国主义，那就像说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是某个野蛮人率领自己的各部族西侵和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昏庸无道，或者说一座被挖倒的大山之所以崩塌是由于最后的一个工人用铁锹挖了一下，都是荒谬的。

一个有数百万人互相厮杀，伤亡人数高达五十万的事件，不可能起因于一个人的意志，正像一个人不可能单独把山挖倒，一个人也不可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然而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些史学家说，原因是法国人的侵略本性，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另一些史学家说是拿破仑的大批人马到处散布的民主因素，是俄国同欧洲发生联系的必然性等等。但是，数百万人何以会互相厮杀，又是谁在指使他们这样干呢？仿佛人人都明白，谁也不会因此生活得好些，大家反会因此受苦受难，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干呢？人们可以而且正在作出多得不可胜数的结论来阐明这一毫无意义的事件的原因。可是，各种说法有这么多而它们又都符合同一目的，只能证明原因太多太多，因此任何一个原因都不能叫做原因了。

为什么数百万人互相厮杀呢，虽则自开天辟地以来大家都知道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这都是坏事？

原因是非这样做不可，人们这样做，就是在实现那个自发的动物性的法则，如同蜜蜂在入秋前互相残杀，雄性动物互相残杀都是遵循这个法则。对于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可能有别的答案。

这个真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身上没有另外一种感情和意识使他相信，他在完成任何行动的任何时刻都是不受约束的，那么这个真理对于每一个人说来还是极其合乎天性的，因而无须加以证明。

从一般的观点来观察历史，我们无疑会确信事件所遵循的亘古不变的法则。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相信相反的东西。

杀害别人的人，下令渡过涅曼河的拿破仑，您和我，在递上申请分派职务的报告、举起手和放下手的时候，我们全都深信不疑地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基于合乎情理的原由和我们的随心所欲，我们这样或那样做全由我们决定，而且这种信念是如此牢固地为我们每个人所秉有，为我们每个人所珍视，以致我们不顾历史的根据和罪行的统计（它们使我们深信，他人的所作所为是不由自主的），把我们的自由意识扩大到我们的一切行为上。

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深信我是随心所欲的。当我从我的行为参与了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角度（即从它的历史意义方面）来观察它的时候，我又深信，这个行为是注定了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出在哪里呢？

人追溯往事，能在刹那间把一连串臆想中的自由推论安到既成的事实上去（这一点我准备在别的地方作更为详尽的陈述）。对这种能力所作的心理学观察证明，认为人在完成某一类行为时是本乎自由的意识的假设乃是错误的。可是，同样的心理学观察证明，还有一类行为，人在完成它们时自由的意识不是因回忆过去而来，乃是霎时出现的，确切无疑的。只要一个行动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无论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可以这样行动或者不这样行动。我现在毫无疑问只根据我个人的意志举起了手，又放下了手。我现在可以停止写作。你现在可以停止阅读。我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只凭我个人的意志毫无阻碍地在心里想到美国，或者想到任何一个数学问题。我可以为了试一试自己的自由向空中举起一只手，又使劲地甩下来。我这样做了。可是如果我旁边站着一个孩子，我在他头上举起一只手，想要同样使劲地往他身上甩下手来，我就不能这样做。如果有一只狗扑向这个孩子，我就不能不举手打狗。我在前线就不能不跟随团队行动。在战役中我不能不随着自己的团队一起进攻，当周围的人都跑时我也不能不跑。当我站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辩护人时，我就不能停下来不说，也不能不知道我将要说什么。有人向我的眼睛打过来时，我就不能不眨眼睛。

总之，存在着两种行为。一种取决于我的意志，另一种不取决于我的意志。而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的一种错误，即我把自由意识（它理所当然地伴随着任何关系到我、关系到最最抽象的我的存在的行为）错误地搬到了我和别人共同完成的、取决于别人的个人意愿和我的个人意愿不谋而合的行为上来。明确自由和依赖性的界限是极其困难的，确定这种界限乃是心理学上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课题。然而，只要观察一下表现出我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赖性的条件，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活动越是抽象、从而与旁人的活动越少牵连，它就越是自由；反之，我们的活动与旁人牵连越多就越不自由。

在与旁人的牵连中，最强有力，最难割断，最叫人难受而又最为经常的，就是所谓对别人的统治权，这种权力就其真实意义来说，只不过是对别人的最大依赖。

无论我的这种看法是错是对，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对此深信不疑，我描述一八〇五、一八〇七、尤其是一八一二年（命运的规律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突出）[8]的历史事件时，自然不可能赋予那些人的作为什么意义，他们觉得自己在支配着事件，其实与事件的所有其他参加者相比，他们在这些事件中能够作出的自由的活动却最少。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使我感兴趣，只因为它是说明那个命运的规律的例证，我深信，是命运的规律支配着历史；也因为它是说明心理的规律的例证，是心理的规律使人在完成最不自由的行为时到自己的想象中去伪造一连串追溯过去的推论，以便向自己证明自己是自由的。

（1868）

陈燊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萨尔蒂契哈是十八世纪一个俄国女地主的绰号，以残酷虐待农奴而闻名。

[2]拉斯托普钦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当时任莫斯科城防总司令。拿破仑进入莫斯科时，莫斯科发生大火，一说是拉斯托普钦纵火烧的。事见《战争与和平》第3卷第3部，第26章。

[3]在我的第一部分〔指《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分〕和申格拉本战役的描述发表后，有人向我转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有关这一段战役描述的意见，他这些话向我证实了我的信念。总司令尼·尼·穆拉维约夫的意见是，他从未读过比这更忠实的战役描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在会战时要执行统帅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作者注。

[4]指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所著《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

[5]指谢尔盖·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札记》。

[6]路易·阿道尔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史学家。

[7]法语：为了以无愧于他和法国军队的身份的慈善事业的名义来补偿这些费用，他命令给遭受火灾损失者以补助。但由于食品过分昂贵，不可能长期供应异国人、而且大都是怀有敌意的人，因此，拿破仑更乐于分给他们以钱币。于是他就发行了纸卢布。

[8]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描写一八一二年的作家都在这次事件中看到了特殊的、在劫难逃的东西。——作者注。

《战争与和平》尾声

（初稿片断）

我的读者的大多数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读到历史的尤其是哲学的议论时，就会说：“唔，又来了，真枯燥无味”。他们要看看这些议论在何处结束，于是翻过几项，继续读下去。这类读者是我最珍视的读者。我最珍视他们的批评，书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批评，而他们的批评是不容反驳的。

“好”或“坏”，他们说。为什么好？他们说：“就因为它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愿读那些需要论证自己对它所持的见解的东西。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欣赏艺术的读者，他们的裁判对于我比一切都宝贵。他们虽然不发什么议论，却能在字里行间看出我在议论中写下的一切。如果所有的读者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也就不写这种议论了。我感到对不起这些读者，因为我插进一些议论把书给糟蹋了。但我认为需要说明一下使我这样做的动机。

我开始写一部关于过去的书。在描写时，我发现，这段历史不仅没有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与史实完全相反，于是我不禁感到必需证明我所说的话，必需表白我写作时所根据的观点。

或许，有人会向我说：最好是不写。

此外，我还要辩解一下：如果没有这些议论，也就没有叙述。之所以那样郑重其事地叙述打猎，就因为打猎是同样重要的〔二字不清〕。

我的另一类读者是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我的书的主要意义在历史方面。这类读者中很多人不满意我抹杀了大家公认的荣誉。为什么不将俄国人民的光荣付予拉斯托普钦和维滕贝格亲王？这一切是可以放在一起的。我在回答这一点的时候，应当重复一句老话：我是努力写人民的历史呀！所以，说“我要烧尽莫斯科”的拉斯托普钦以及说“我要惩办我的人民”的拿破仑是绝不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的，如果人民不是乌合之众的话。为什么他以他的才能不描写英雄呢？一位又老又瘦的太太说，为什么您把我的侄女儿写得那样美丽而不愿写我呢？您可是有才能的呀！正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除了漫画而外，我不能把您描画成别的东西，而且这不是为了要侮辱您，太太，这是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是在寻找美。如果您能向我展示美，那我会跪下来祈求您赐给我这最大的幸福。但您到底是一个艺术家呀，您能够粉饰呀。

许多人都这样说。似乎艺术是一片金箔，你想给什么贴金，就可以把它贴上去。艺术是有法则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库图佐夫被我描画得很好，那么，这不是因为我愿意这样（这与我无关），而是因为这个人物有艺术条件，而其余的人却没有。Je défie[1]，（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把拉斯托普钦或者米洛拉多维奇[2]描画成一个美妙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笑的人物。尽管拿破仑的爱慕者有许许多多，然而还没有一个诗人把他塑造成一个艺术形象，永远也不会有人塑造成的。

（1869）

尹锡康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法语：我发誓，绝不能。

[2]米洛拉多维奇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位俄国将军。

关于民间出版物的讲话

情况是这样：很久以来，我记得总有三十来年了吧，就有这么一些人专门为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写作、翻译和出版书籍，也就是说，专门为那些由于识字不多，由于所生活的环境，由于家境贫困而不能对书籍有所选择，只能有什么读什么的人出书。这样的出版家从前就相当多，在农奴解放[1]之后更是大量涌现出来。这些著作者、翻译者、出版者的人数随着识字者人数的增加而逐年增多，其数量如今已十分可观。民间读物的著者、编者、出版者如今多如牛毛，可是和从前一样，至今在贫苦百姓的读者群和编者、出版者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和以前一样，总使人觉得有点不对头，尽管为老百姓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可还是感觉到这些书，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著者、编者、出版者都还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标，老百姓中间的读者也还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书。

这件事难道就不能改进了吗？

我想，在谈这件事可以怎样努力改进之前，自己应该先好好地弄清楚这件事情本身和它所包含的内容。

毫无疑问，事情在于，一些有知识、有钱、满肚子学问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缺乏知识的人，而那些什么知识也没有或者知识极少的人在张着嘴等待任何知识，准备吞下别人给他的一切。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啊？有学问的人想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物，这种所有物又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有所减少。看来只要有学问的人愿意同人分享，饥饿的人就会满意了。可是有知识的人传授知识给别人这件事做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饱汉不知道应该给别人些什么，一会儿试试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而饿汉呢，虽然饥肠辘辘，却把鼻子扭开，不要别人给他提供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只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饱汉并不想给饿汉吃东西，而是想以某种对饱汉有利的方式去影响饿汉。第二个原因是，饱汉不想把真正滋养他们的东西给予饿汉，而只给了一些连狗也不吃的残羹剩饭。第三个原因是，饱汉其实根本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饱，只不过是自满而已，他们自己吃的东西也并不好。

出版民间书籍的各种尝试至今总是不见成效，只有下述三个理由可以解释。

至今一切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书籍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种理由名下。

有些书并不打算向老百姓传授知识，而是想在他们身上激起一些由于某种缘故为出版者所希望的情绪。这包括所有二流、三流甚至第十流的宗教出版物——修道院的、伊萨克大教堂的、彼得修道院的、帕什科夫派[2]的、有益心灵的普及读物等等。所有这些书籍并不传授任何知识，也不引起读者的兴趣，原因正是在于它们的作者传授的不是使他们产生某种情绪的那些原理，而是直接传授这种情绪。帕什科夫派的出版物可以作为这种奇怪地离开目标、全然无益的刊物的最好样版，例如，对垂死的人说：“上帝的血拯救了你”，于是他就高兴起来，幸福地死去等等。这一类书籍的错误是，〈由阅读《圣经》产生的这种或那种宗教情绪〉[3]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这关系到生命，而不是知识，知识倒是可以由书籍来传达的。能由书籍传达的只是教会神父们的圣书、宗教研究著作，而不是情绪。情绪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书籍必须是论说，或者是知识、信息的报导，或者是艺术作品。可这些书什么也不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只是作者的某种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情绪和认为这种情绪可以用信手拈来的词句和形象来传达的天真信念。显而易见，饿汉怎么也不愿接受这种食物的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旨在使他们不知怎么一来会产生一种新的、他们所不习惯的精神状态。

另一类书籍，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即残羹剩饭，不适合饱汉吃，那就“给饿汉吧”。属于这一类的首先是，所有普列斯诺夫出版社的出版物——《各种乐天派》，《伯爵奇遇记》[4]；其次是——有什么理由不说真话呢——一切一切对于我们饱汉不中用的东西。要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人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干什么都不行，能不能试着给老百姓写点东西呢？这一类读物里有一些干脆是在民间书籍贸易的流通中偶然落到民间的，但大部分却是我们有意识地为老百姓写的，就是说，由那些对于我们不中用，却被认为对老百姓有用的人写的。属于这一类的有全部民间教育书籍，如各种故事和短篇小说，它们全都是由这样一些人编写的，这些人对自己非常了解，而别人也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不中用的，而对于老百姓呢，不仅行，甚至还是上好的呢。对这一点我们如此习以为常，认为我们自己不吃的东西老百姓可以吃，以至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并不觉察这种看法有多荒谬。对于我们这几万人不合适的东西，对于张大嘴巴坐待饮食的千百万人倒是合适的。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不适合我们食用时，我们是处在什么条件之下；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适合于他们时，他们又是处于何种条件之下？我们不承认这些残羹剩饭，因为我们已经吃饱喝足。我们上过学，到处游历，懂得几国语言，我们面前有各种书籍任我们挑选；即使我们吞下了一丁点儿有毒的东西，我们的体质也对付得了。可他们是很纯真的，各式各样的毒品——艺术式的谎话，形形色色的假货，还有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东西，落到了空空的胃里。给他们没事儿，行！一桶蜂蜜，只要加一勺柏油那样糟糕的东西就会整个儿毁了，而关系到心灵的事情，这一勺柏油就更糟、更有毒了。记得阿维尔巴赫[5]有句话说得很好：对于老百姓，只有天地间最好最好的东西才适合他们。正好比对于孩子，只有最好最好的食物才是合适的。

第三种书籍是我们自己的食物，适合于我们这些脑满肠肥的饱汉的食物，它们使我们发胖，但不是让我们吃饱。当我们把它们提供给老百姓时，他们也是要掉过头去的。这些书是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6]、托尔斯泰，再加上历史学家们和宗教界的一批最新的作家写的近五十年来的新书。我们吃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食物，而老百姓却不要。这里面有误会。这就引起了我的主要的想法，所以要把这点讲得详细些。

情况是否向来如此，或者仅仅当代如此，可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有学问，我们什么都知道，遇到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名字不会或者很少会说不上话，也不会说上一句话来表示我们早就熟悉这位名人的成就，重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是多余的。可是我现在却深信，如果两个人在交谈时提到苏格拉底[7]，提到《约伯记》[8]，提到亚里士多德[9]，提到伊拉斯谟[10]（哪怕在前面还加上：鹿特丹的），提到蒙田[11]，提到但丁[12]、帕斯卡[13]、莱辛[14]，并继续谈下去，认为双方都了解所提到的事，指的是人所共知的思想。然而，要是问问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他们无论谁都不会知道（这种情况我至少遇到过一千次）。我深信，在当代，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练就了（特别是通过学校）一种本事，能对不知道的事情装做知道，摆出一副样子，似乎对我们以前人类的全部精神成果全都知晓；练就了一种本事，完全不必了解过去，只靠对目前人类的智力活动的点滴知识或者晚近——至多不过五十年间的知识活着。我们这些人练就了这样的本事，能够十足地不学无术却装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对于大思想家们的思想，我们知道的是经过十次、二十次缩小、改动的影子，我们对他们实在一无所知，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如今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15]，正如莫里哀[16]的那位冒牌医生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肝原来不在它应该在的那一边。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极为关心的是，想知道上一个月写了些什么——欧洲某个或者某些我们心爱的作家或者学者写了些什么，我们以不知道譬如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写的东西为耻，再早的我们就不管了。而且也不可能管，因为没工夫。我们就像一个古怪的地理学家，可以去认真考察本乡所有的小溪、小丘，而对于亚马逊河以及世界上的各种河流和勃朗峰[17]却了无所知，而自以为知道一切河流和山脉。我深信，我们以某些教育方法和文化把自己和整个广袤的真正教育领域隔开了，而当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魔法圈里瞎折腾的时候，常常会花很大的力气十分自傲地去发现那早已为航海者们发现的地方。我们变得可怕地无知。（不管说来多么奇怪，有名无实的古典教育大大促成了这种情况。古典中学的学生，哪怕有一个是由于自己喜欢才去读色诺芬[18]或西塞罗[19]，你就砍我的脑袋好了。学生们被迫吃八年的苦头。）

我们之所以变得无知，是因为永远不让自己看到，任何科学只不过是研究人类所有的大智大慧者为了弄清真理而经历的过程。有史以来就有卓越的大智大慧者，是他们把人类造就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智慧的高峰分布于几千年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不了解他们，闭目塞聪，而只知道昨天和前天生活在欧洲的几百个人所臆想出来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当然就是十分无知的了。如果我们确实无知，那么，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我们所提供的我们不学无术的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有纯真的、正确的辨别力。

我们向老百姓提供普希金、果戈理，也不仅是我们这样做，德国人提供歌德、席勒，法国人提供拉辛、高乃依、布瓦洛，好像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可是老百姓不要。其所以不要，是因为那不是食物，而是餐末的甜食。我们借以维持生命的食物不是它，而是全人类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所有那些理智的启示，普希金、高乃依、歌德都是靠它长大的。如果说我们中间有谁是饱汉，那只是因为饱食了它，因为任何人，不光是老百姓，都只能靠它生活。

正是上面这种考虑产生我这篇议论的开头，也就是怎样来改进这件事，即有知识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老百姓，而老百姓却不接受。要想改进这件事就应该，第一，停止做既不需要而且有害的事。必须承认，靠书籍来传达人民的某种情绪是不可能的。应该懂得，只有文艺，不问其目的如何，能传达情绪，而那些既无理性，又不科学，也没有艺术质量的说教的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会引起对书籍的蔑视。

应该承认，老百姓是同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他们对待真理比我们要求严格，比我们敏感。因此，一切对于我们不十分好的东西，对于老百姓就是十足的坏东西了。

第三点，也是主要的一点，那就是应该承认，为了〈给予别人，就该知道，我们所给予的是好的，是需要的。应该承认，我们自己无知，我们本不该去教我们之外的某些老百姓，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该学习，学得越多越好，大伙儿一起学，人越多越好。〉老百姓不接受我们的食物，比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还有屠格涅夫，说明这食物——不说它坏，也是不十分必需的。我们有好的食物，那曾经使我们吃饱了的食物，把这个给老百姓，老百姓会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食物，那就让我们去获得吧。一切失败都来自观念混乱：老百姓和我们——我们不是老百姓，而是知识分子。这种区别并不存在。我们大家，从劳动农民到洪堡[20]，毫无区别地都只有一部分知识。这个人知识多些，他就更觉得知识不够。那个人不觉得知识不够，他的知识就少些。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些人得到的知识多一些，另一些人得到的少一些。

应该找到那最必需的食物。如果我们找到了它，那么任何一个饿汉都会要它。但是我们饱食过度，以至难于从我们所有的一大堆食物中挑出最必需的。于是，这一选择得由饿汉来作。他不会出于任性而拒绝真正的食物。要是他接受，那一定是真正的食物。然而这种食物我们很少，因为我们自己也贫乏。我们忘记了所有把我们养大的食物，一切最必需的食物，而只靠餐末的甜食果腹。让我们来寻找它吧。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我们就会懂得，我们本不该去教我们之外的老百姓，而是我们大家全都应该学习，学得越多越好，越是大伙儿一起学越好。首先让老百姓和非老百姓，知识分子这种人为的区分消失（这种区分并不存在，我认识的识字的农民毫无疑问都比大学的学士们更善于学习），不要在小教室里跟小老师学习，而要大伙儿一起在千百万人的大教室里跟随自古以来的伟大导师学习，不要去教小课堂里十来个训练有素的大学生，而是去教千百万的读书大众。这种教学的普及性，才是教学的实质性的主要保证，才是鉴别一切虚伪的、非天然的、短暂的东西的试金石。

教和学？该怎么教，怎么学？

〈首先，互相交流往昔那些大智大慧者们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他们的著述。〉

所有同意这个看法的人，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各自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讲授这些人类智慧的伟大著作，是这些著作把人类造就成今天的样子。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去把这些著作收集起来，加以选择，分类，并出版吧。

（1884）

邵殿生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指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2]帕什科夫派，十九世纪末俄国福音派基督徒中的一派，因当时的领导人B.A.帕什科夫而得名。

[3]此处及下文括入〈 〉号的字句是原稿中删去的。

[4]普列斯诺夫出版社出版的粗浅的民间通俗读物。

[5]别尔托利德·阿维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著有写民间生活的短篇小说。

[6]上列六人是托尔斯泰的前辈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

[7]苏格拉底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8]《约伯记》是《圣经》中的一卷书。

[9]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10]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人物。

[11]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

[12]但丁（1265—1321），意大利大诗人。

[13]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

[14]莱辛（1729—1781），德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

[15]法语：我们使这一切都变了样。

[16]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

[17]勃朗峰，西阿尔卑斯山的山汇和顶峰，西欧最高峰。

[18]色诺芬（约公元前436—约公元前354），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19]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作家。

[20]威廉·洪堡（1767—1835），德国语文学家、哲学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二十七

[……][1]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脱离了劳动，把这种劳动推到别人身上，他们心安理得地生活，深信自己能给人们带来利益作为这一切的补偿。[……]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完全像古代祭司那样，不加任何证明就说他们的活动对所有人是最重要、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全人类就要毁灭。他们断言事情就是这样，虽然除他们自己外，谁也不理解不承认他们的活动，虽然按照他们自己的定义，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是不应以功利为目的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沉醉于他们所喜爱的工作，却不关心人们会从这种工作得到什么利益，而总是确信他们为人类做了最重要最需要的事。因此，当真诚的政治家承认自己活动的主要动机是个人打算，然而努力使自己尽可能更有益于劳动人民时；当工业家承认自己活动的自私性，然而努力使之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时；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却不认为有必要以追求功利的意图来粉饰自己，他们甚至否定功利的目的——因为他们不仅深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益的，甚至深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原来，脱离自己的劳动并把劳动推给他人的这第三种人所制作的是劳动人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劳动人民看来分文不值，而且常常还是有害的。第三类人制作这些东西时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毫不考虑人们的利益，却不知怎的深信他们的活动永远不可或缺，没有它劳动者就无法生活。

这些人脱离了自己生存必需的劳动，把它从自己身上卸下推到被这种劳动压垮的人身上，他们享用这种劳动并断言：他们那些不为他人所理解、又不为人们造福的工作，却能赎回由于脱离自己生存必需的劳动并侵吞别人的劳动而带给人家的全部祸害。[……]

三十二

在人类社会里，分工从来就存在而且将来大概也会存在；不过，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现在和将来有分工，而在于，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才能使这种分工合理。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当作准绳，那么我们就会因此抛弃了任何准绳；于是，我们会把在人们之间看到的、并觉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认作合理的；如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科学也正导致这种看法。

分工！

一些人从事脑力的、精神的活动，另一些人从事体力的、物质的劳动。这些人说得多么充满信心啊！他们愿意这么想，于是，他们就觉得在出现最普通的古老的暴力的地方，真的就产生了完全合理的相互服务。你，或者不如说你们（因为从来就要许多人来供养一个人），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干我所需要而你们自幼干惯了的一切粗活，我将为你们做我所擅长而又已经干惯了的脑力劳动。你们给我物质食粮，我将给你们精神食粮。好像账算得完全不错，而且如果这种互相服务是自由的，如果那些供应物质食粮的人在得到精神食粮之前不必先提供物质食粮，这笔账算得也会是完全不错的。精神食粮的生产者说：为了我能给你们精神食粮，请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清除我的垃圾。物质食粮的生产者却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给了物质食粮，虽则他并未得到精神食粮。假定交换是自由的，那么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的条件会是相同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说：在我们能开始以精神食粮为人们服务之前，需要人们给我们供应物质食粮。但是，为什么物质生产者不能说，当我必须以物质食粮为你们服务之前，我需要精神食粮，而在尚未得到它时我就不能工作？你们说：为了制作我的精神食粮，我需要农夫、铁匠、鞋匠、木工、石匠、金银匠等人为我干活。每个劳动者也会说：当我要去做工、为你们准备物质食粮之前，我已经需要精神食粮的果实了。为了有力量干活，我需要宗教的教义，共同生活中的秩序，运用于劳动的知识，艺术给予的愉快和安慰。我无暇去制定自己的关于生活目的的学说，请你们把它给我。我无暇思考一种共同生活的准则，使得正义不致受到摧残，请你们把这种准则给我。我无暇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请你们给我书籍，以指导我怎样改进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作方法、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取暖和照明的设备。我无暇亲自去创作诗歌、造型艺术和音乐，请你们给我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刺激和安慰，给我这些艺术作品。你们说，假如你们没有劳动者为你们负担的劳动，你们就不能从事重要的并为别人需要的你们的事业，而我则说，——劳动者会说——假如我没有宗教的和符合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指导，以保障我的劳动，没有知识方面的指点以减轻我的工作，没有艺术所给予的愉快以提高我的劳动效益，我也不能从事同样重要的和你们需要的我的事业。迄今为止，你们作为精神食粮提供我的一切不仅对我无用，我甚至不能理解这对谁会有什么用处。在我还未得到那种适合于我、也适合于每一个人的食粮之前，我不能用我所制造的物质食粮供你们食用。假如劳动者这么说，那又怎么办呢？而且，假如他这么说，这也并不是玩笑，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公道话。要是劳动者只是这么说，在他那边的道理，要比脑力劳动者这边的多得多。道理之所以更多地在他那边，是因为体力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比之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更为重要，更为必需，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脑力劳动者将他许诺给体力劳动者的精神食粮给他，而体力劳动者呢，因他自己还缺乏物质食粮，这就妨碍他提供这种物质食粮。

假如对我们提出这样简单而又合理的要求，那么我们脑力劳动者又该怎样回答呢？我们用什么来满足这些要求呢？假如以菲拉列特[2]的教理问答、索科洛夫[3]们的神圣历史和各个修道院和伊萨克大教堂[4]的典籍来满足他的宗教方面的要求；假如以法典和各个司局的上诉判决以及各种委员会和特设委员会的章程来满足秩序方面的要求，假如以光谱的分析、银河的测量、假想几何学、显微镜研究、招魂术和降神术的争论、科学院的活动来满足知识方面的要求，那么又以什么来满足他的艺术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法国沙龙和画裸体女人、绫罗、天鹅绒、风景和风习的我国艺术家的绘画，以瓦格纳或者晚近的音乐家们的音乐吗？这些都毫无用处，也不可能有用处，因为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我们忘掉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当作某种民族学奇珍或新发现的美洲来加以研究。

就是这样，为了要求物质食粮，我们负责提供精神食粮；但是，由于这种假想的分工，（按照假想中的分工，我们不仅可以先吃饭后制作，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不干活但吃得香甜可口。）我们为报答人民对我们的供养而制作的，只是一些依我们看来有益于我们，有益于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以提供精神食粮为借口而侵吞其劳动成果的那些人却既不适用，又难理解，甚至像林堡的干酪一样令人讨厌。我们忘乎所以，以至忽视自己承担的义务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忘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甚至把我们负责为其服务的人民本身也当成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活动的对象。我们研究和描写他们只是供自己娱乐和消遣，我们完全忘了我们必须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去研究他们，描写他们。我们如此忽略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甚至没有注意到，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我们负责要做的事，不是由我们，而是已经由别人做了，我们的位置原来已经被别人占了。原来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像神学者争论无垢受胎一样——有时争论有机体的自然产生，有时争论招魂术，有时争论原子的形式，有时争论有机体的泛生论[5]，有时争论原形质里还存在着什么，以及其他等等的时候，人民依然需要他们的精神食粮。于是科学界和艺术界的穷途潦倒的人士，听从一心只想发财的投机商的意旨，开始给人民提供、而且正在提供这种精神食粮。这样，在欧洲四十年来，在我们俄国十年来已经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种书籍、绘画和歌集，开设了游艺场，人民既观赏又歌唱，他们得到精神食粮，不过不是从负责提供这种食粮的我们这里获得的，而我们却以自己似乎能够提供的这种精神食粮为自己的懒散辩解，袖手旁观。我们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要知道为自己辩解的最后一点理由也正从我们脚底溜走。我们有专门知识，我们有我们特殊的职能活动，我们是人民的头脑。他们养活我们，我们则负责教育他们，只是因此我们才不劳动。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现在又教他们什么呢？他们期待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我们总在闲谈，互相指教，互相悦娱，而对于他们，我们甚至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忘记得如此干净，以至当别人去教育他们、悦娱他们时，我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如此轻率地谈论分工，很明显，我们所说的我们带给人民的好处，只不过是恬不知耻的托词而已。

三十三

有过这样的时代，当时教会指导我们世俗人们的精神生活；教会应许给人们以幸福，并以此为理由不参加人类为生存所作的斗争。教会这样做，是放弃了自己的使命，人们也就背弃了它。毁掉教会的不是它的谬见，而是为教会服务的人借助于君士坦丁[6]政权，取得了背离劳动法则的权利；他们的懒散和奢侈的权利产生了教会的谬见。自从有了这种权利，教会开始只关心教会，而不关心他们负责为其服务的人们。于是为教会服务的人就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

国家曾担起管理人类生活的责任。国家曾许诺给人们正义、安宁、富裕和秩序，并满足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般需要。为国家服务的人也因此不再参加人类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国家的仆人，一旦有可能享用别人的劳动，也做了教会人士所做的事。他们开始以国家、而不是以人民为目标。于是为国家服务的人——从国王到下级官吏、公职人员，——不管在罗马、法国、英国、俄国和美国，都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于是人们不再信任国家：无政府主义已经自觉地以理想的面貌出现。国家之所以失去自己对人们的吸引力，只由于为它服务的人认为自己有权享用人民的劳动。

科学界与艺术界人士借助于他们所维护的国家政权也这么做。他们也为自己取得了懒散和享用他人劳动的权利，因此也同样背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们的谬误之所以产生，同样只是由于为科学和艺术服务的人提出错误地理解的分工原则，认为自己有权享用别人的劳动，并遗忘了自己所负使命的意义，从而不是把人民的利益，而是把科学和艺术的神秘的利益看作自己的目标，并且像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这种腐化生活，与其说是肉欲的，不如说是思想上的。

人们说：科学和艺术给予过人类许多东西。

这是完全公允的。教会和国家给予过人类许多东西，但这不是因为它们滥用自己的权力，不是因为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放弃一切人所共有的为生存而劳动的永恒的责任，而是由于别的。

科学和艺术也同样地给过人类许多东西，同样不是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借口分工而依靠劳动人民养活，而是由于别的。

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由于它的公民有可能淫佚腐化，而是由于公民中有勇士。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科学和艺术给过人类许多东西，但不是由于为它们服务的人以前偶尔有可能、现在则经常有可能使自己脱离劳动，而是因为有过一些天才人物，他们并不享用这些权利，而去推动人类前进。

科学家和艺术家阶层以虚伪的分工为理由而要求享用别人劳动的权利，这就不能促进真科学和真艺术的成功，因为虚假不能产生真实。

我们看惯了养尊处优的、肥头大耳或弱不禁风的我们脑力劳动的代表人物，以至看到科学家和艺术家去耕地或运粪，我们就觉得奇怪。我们仿佛以为，一切都会毁掉，他的全部智慧会在大车上抖得一干二净，他胸中孕育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形象也会在大粪里弄得肮脏不堪；但是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这一切，以至对于我们的为科学服务的人、亦即真理的服务者和导师迫使别人为他做他本人力能胜任的事，自己却把一半光阴花在美食、抽烟、闲聊、恣意诽谤、读报、看小说和看戏上，我们并不感到诧异；我们在小酒馆里、剧院里、舞会上看到我们的哲学家时不以为奇，我们在获悉那些悦娱和净化我们心灵的艺术家们在酗酒、赌博、宿娼（如果不是更糟的话）等事情中度过一生时也不以为怪。科学和艺术是美好的事物，而正因为它们是美好的，就不该一定给附加上淫佚腐化而使之受到损害。我们所说的淫佚腐化也就是使自己摆脱一个人以劳动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服务的责任。科学和艺术推动人类前进。确实如此！但这并非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以分工为借口，以言论、主要是以行动来教他人用暴力手段强迫人们贫穷和受苦，而使自己摆脱首要的和毫无疑义的人类义务——用双手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斗争中从事劳动。

三十四

“然而，只有分工，只有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摆脱生产自己食物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取得我们在现代看到的那种非同等闲的科学成就，——人们对此会这么说。——如果大家都要耕地，那就不会有现代所达到的那些巨大成绩，不会有那些扩大人对大自然的控制权的惊人成就，也不会有使人类智慧为之惊奇、使航海业得以巩固的那些天文学的发现，也就不会有轮船、铁路、令人惊叹的桥梁、隧道、蒸汽机、电报、摄影术、电话、缝纫机、录音机、电灯、天体望远镜、分光镜、显微镜、三氯甲烷、利斯特[7]的绷带、石炭酸。”

我不想逐一列举现代如此引以自豪的一切事物。这样的列举成就和面对自己和自己功绩的自我陶醉几乎在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通俗小册子上都能看到。这种自我陶醉是如此层见叠出，我们的自我欣赏又是如此的不知餍足，以至我们真的相信科学和艺术从来没有作出过现代这样的成就。我们所有这些惊人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分工。因此又怎能不肯定这种分工呢？

姑且假设当代取得的成就确实卓荦不凡而令人惊奇，姑且假设我们是特殊的幸运儿，生活在如此不寻常的时代。可是，我们不妨不立足于我们的自我满足，而基于这些成就所维护的分工这一原则本身来评价这些成就。这一切成就十分出色，但特别不幸的是（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承认），迄今为止，这些成就不是使大多数人、即工人的境况有所改善，而是使其恶化。如果说工人可以不再步行而乘坐火车，那么火车却烧光了他的森林，从他眼前运走粮食，使他陷于近乎资本家的奴隶的地位。如果说，多亏蒸汽机和机器，工人能廉价买到不耐用的印花布，那么这些蒸汽机和机器却使得他不能在家里干活挣钱，从而陷入完完全全的工厂主奴隶的地位。如果说有并不禁止他使用的电报（从他的收入来说他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正因为有了电报，他的任何产品看涨的时候，在他知道这种货有销路之前，资本家就以贱价从他眼前把它收购走了。如果说有电话、天文望远镜、诗歌、小说、戏剧、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画廊等等，那么，工人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因为由于同样的不幸，这一切他都不能享用。所以，总的说来，迄今为止，这一切非同等闲的发明和艺术作品，即使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恶化，也决不会使其改善。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是同意的。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所达到的成就的实际情况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以自我陶醉，而是用分工所借以为自己辩护的、是否有益于劳动人民那种尺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还没有可靠的理由可以那么乐意地沉溺于自我满足[……]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只有当他们立志为人民服务，像他们现在立志为政府和资本家服务那样，才能说他们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的。也只有当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以人民的需要为宗旨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么说，但现在科学界和艺术界还不存在这样的人。[……]

我们把无数人造就成伟大作家，并对这些作家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写出堆积如山的评论，以及评论的评论，还有评论评论的评论；我们筹建了不少画廊，细致入微地研究不同的艺术流派；我们有听不胜听的交响乐和歌剧。然而，对于民间的壮士歌、传奇、童话、歌谣，我们给增添了些什么呢？对于人民我们创作些什么图画、什么音乐呢？在尼古拉大街[8]上有人为人民印制书籍和图画，在图拉有人为人民制造手风琴，可是，无论哪一桩事业，我们都没有参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错误倾向最惊人最明显地表现于就其任务本身来说似乎应该有益于人民的那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错误的倾向却是弊大于利。技师、医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就自己的使命来说似乎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情况又怎样呢？由于现在的倾向，除了害处他们不能给人民带来什么。[……]

不过，这种错误倾向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像在艺术活动上看得如此清楚，因为这种活动就其意义本身而言是应该为人民享用的。科学还可以有自己的不太高明的借口，说科学研究是为了科学，当科学为学者们深入研究之后，它也会为人民享用；而艺术，如果它真是艺术，就该为一切人享用，尤其应该让为他们而创作的那些人享用。而我们的艺术的状况惊人地揭露了艺术活动家们，表明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善于、又不可能有益于人民。

画家为了绘制自己的伟大作品一定得有那么大的画室，它至少容纳得下四十个细木工或鞋匠的劳动组合做工，而这些工匠目前在贫民窟里正冻得发僵、闷得要死；不仅如此，画家还需要模特儿，服装和游览。艺术研究院为了奖励艺术，耗资数百万元，都从人民那里聚敛而来，而这种艺术作品却被悬挂在大展览馆，既不为人民理解，又不为人民需要。音乐家为了表达自己的伟大思想，就一定得集合打白领带或穿礼服的二百来人，耗资数十万以演出歌剧。而这种艺术作品，即使人民在某个时候有可能享用，那么除了莫名其妙和索然乏味之外，再也不会在他们心中引起别的感情。作家、文人似乎不需要布景和道具、画室和模特儿、乐队和演员；可就是作家和文人，且不说需要居住舒适和种种生活享受，为了制作自己的伟大作品，也需要旅行、宫殿、书斋，需要欣赏艺术、上剧院、去音乐厅和温泉等等。如果他自己不会攒钱，还要给他津贴，让他更好地写作。而这些作品，虽则我们如此珍视，对人民说来仍然只是废物，对他们毫无用处。

假如像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精神食粮供应者出现得更多，于是不得不在每个乡村里建筑画室，设立乐队，并以艺术界人士认为自己所必需的条件来供养这些作家，那就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劳动者将会发誓，只要能不供养所有这些寄生虫，宁愿永远不看图画，不听交响乐，不读诗歌和小说。

为什么艺术界人士似乎不能为人民服务呢？须知在每个农舍里都有神像和图画，每个农民和村妇都唱歌，许多人有手风琴，人人都讲故事，念诗，许许多多人会读书。为什么像钥匙和锁那样互相依存的两样东西却如此分离开来，甚至没有结合的可能呢？假如您对画家说，要他离开画室、模特儿、服装而去画只值五戈比的小画片，他会说，这等于抛弃他所理解的艺术。假如您对音乐家说，让他拉手风琴，去教农妇唱民歌；对诗人和作家说，让他们抛开自己的叙事诗、长篇小说，去写作文盲们能懂的歌曲、故事、童话；他们会说您是疯子。可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只是为了以精神食粮为那些养大他们、供给他们衣食的人们服务而使自己脱离劳动，结果却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以至失去制作人民适用的食物的本领，还把抛弃责任当作自己的优点，这不是极端的疯狂吗？

对此人们会说：“可是到处都这样。”现在确实到处都很不合理，而且只要人们继续以分工和以精神食粮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为借口去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到处仍然会不合理。只有当生活在人民中间又像人民一样生活的人们，不提任何权利而以科学和艺术为人民服务，至于是否接受这些服务又听任人民自愿时，科学和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

三十五

要是说科学和艺术活动（指的是如今人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这种活动）能促进人类进步，那就等于说，在一艘顺流而下的船上那妨碍船前进的笨手笨脚的荡桨是在推动船前进。这样荡桨只能阻碍它。所谓分工，亦即侵占别人的劳动，在当代已成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活动的条件，实际上它过去是、现在还是人类进步迟缓的首要原因。

这方面的证明是，所有科学界人士都承认劳动大众由于财富分配不合理无法享用科学和艺术成果。这种分配不合理不是随着科学和艺术的成就而减少，反倒随之增加。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假装对这种不由他们作主的不幸情况深表遗憾。然而这种不幸的情况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正是由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所鼓吹的分工理论产生的。[……]那些自命为某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代表人物的人士总是认为他们已经做出、正在做出，而主要的是，他们马上就会做出惊人的奇迹，而且除他们以外，无论过去或现在，别无任何科学和任何艺术。那些诡辩论者、经院哲学家、炼金术士们、希伯来神秘哲学研究者、犹太教法典研究者以及我们的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持这种看法。

三十六

“可是科学，艺术！您否定科学和艺术，也就是否定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们经常这么对付我——不是反驳，而是采用这种方法来不加分析地推翻我的论据。“他否定科学和艺术，他要人类回到野蛮状态，干吗要听他说同他谈呢？”这是不公允的。我非但不否定科学和艺术，而且我正好是为了能有真科学和真艺术才说我所说的话；我正好是为了使人类有可能从他们（由于当代的错误理论）正在迅速堕入的不合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才说我所说的话。

科学和艺术就像饮食、衣服一样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甚至更为必需；但它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断定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是必需的，而只是因为它们确实是人们所必需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被它为之而制作的那些人所乐于接受，它就不成其为科学、不成其为艺术。而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被接受。

假如只有一些人被允许生产食物，而其余的人都被禁止去生产，或者没有可能生产食物，那么，我以为，食物的质量就会下降。如果垄断食物生产权的人是俄国农民，那么，除了黑面包、白菜汤、克瓦斯等，除了他们喜爱的、认为可口的，就不会有别的食物了。科学和艺术等人类的高级活动，在某一阶层占有垄断权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区别只在于，物质食粮不会过分越出常规，面包和白菜汤尽管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毕竟还可以吃；而精神食粮却会有最大的偏差；有些人可以长期食用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或有害的、有毒的精神食粮，可以自己用精神上的鸦片或精神上的酒精慢性自杀，并以这种食物提供给群众。

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有特权地位，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科学和艺术（在当代）不是全人类（无一例外）选拔自己的优秀力量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整个合理的活动，而是垄断了这种工作、自称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小伙人的活动，这些人因此歪曲了科学和艺术的概念本身，丧失了自己使命的意义，只致力于娱乐自己的寄生虫小集团，让他们消愁解闷。[……]

在有真科学存在的地方，艺术总是它的表现。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从表现各种各样知识的整个活动中特别区分出一种主要的表现知识的活动——关于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知识的表现，这也就是狭义上的艺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一些人对人的幸福和使命的学说特别敏感和易于共鸣，他们用古斯里[9]和季姆班[10]、用图画和语言来表达自己和他人同诱使他们背离自己使命的各种欺骗作斗争，表达斗争中经受的苦难以及自己对善获胜的希望，在恶获胜时的绝望和意识到幸福来临时的兴奋心情。自有人类以来，真正的艺术，人们高度珍视的艺术，除了表现有关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科学外，别无其他作用。艺术从来就是、直到晚近以前都是为人生学说服务的，只有那样它才为人们所高度珍视。但是关于使命和幸福的真正的科学一旦为一切率意妄想的科学所取代，作为人类重要活动的艺术也就荡然无存了。

但是无论这是怎么发生的，问题是，科学和艺术总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当它们实际存在时，它们为一切人所需要所理解。而我们虽然制作了某些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但是我们所制作的竟是人们所不需要也不理解的。正因如此，不管我们所制作的东西如何美妙，我们没有权利称它们为科学和艺术。

三十七

[……]我们大家对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有简单明了的定义，它排除一切超自然的观念：科学和艺术承担人类为各个社会或全人类造福的脑力活动。因此我们有权只把抱定这种宗旨并要达到这种目标的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因此，如果科学家们想出刑事法、国家法、国际法等理论，想出新式的大炮和炸药，艺术家们编出下流的歌剧、轻歌剧或者同样下流的长篇小说，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没有权利把所有这些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活动，因为这种活动并非以造福各个社会或人类为目的，刚好相反，却是贻害于人。

同样，那些毕生老老实实从事微生物研究、天体现象和光谱现象研究的科学家，那些在勤奋地研究古代文献以后去创作历史小说、绘画、交响乐和优美的诗歌的艺术家们，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所有这些人，虽则尽心竭力，都不能称为科学家和艺术家。首先，因为他们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活动并非旨在造福人类；其次，因为我们看不到这种活动对社会和人类的福利的影响。至于他们的活动有时会给有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正如一切事物都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一样，根据他们的科学定义，绝不能使我们有权承认他们是科学家和艺术家。

同样，有些人想方设法用电力来照明、取暖和作为动力，或是发明新化合物，用以制造炸药或鲜艳的油漆，有些人正确地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在剧院演出，或是绘制出色的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及一般图画，写饶有趣味的小说，其目的都只是为富人消愁解闷，这些人无论如何称呼自己，——他们的活动都不能称为科学和艺术，因为这种活动，不像机体里脑的活动那样为整体谋福利，而是为个人的收益以及因发明创造而获得的特权和金钱所驱使，因此这类科学、艺术活动也不能区别于任何其他谋求私利、增添生活乐趣的私人活动，诸如小饭馆老板、马术表演者、时装设计师以至妓女等的活动。无论这类、那类或第三类活动都不符合科学和艺术的定义，因为科学和艺术根据分工原则是承诺为全人类或全社会谋福利的。

科学给科学与艺术所下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不幸的是，现在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并不符合这个定义。一些人干脆制作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制作的是无益的，第三类人则制作毫无价值而只适合于富人的。他们不做他们按照自己的定义负责要做的事，因此他们没有多少权利可以自命为科学家艺术家，正如渎职的堕落的僧侣没有权利承认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代言人。

不难理解，如今的科学界和艺术界活动家何以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之所以不能完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义务变成了权利。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只有当它不知道权利、只知道义务的时候才能起良好作用。正因为它从来就是这样，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人类才这么重视它。人们要是真正有志趣以精神工作来为别人服务，那他们在这一工作中就只会看到义务，就会不辞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去完成它。

思想家和艺术家永远不像我们惯于想象的那样安然高踞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必须和人们同痛苦，共忧患，以寻求解救和安慰。此外，他之所以感到痛苦和忧患，还因为他每时每刻总是惊惶不安，因为他原本可以解答、说出使人们获得幸福、免除痛苦、得到安慰的话，可是他还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说、那样描写；他完全没有解答、没有说出，而明天，也许就晚了——他会死去。因此，痛苦、忧患和自我牺牲永远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能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不是那个在学校里接受教育（那里似乎能造就科学家和艺术家，其实只能造就科学和艺术的毁灭者）、获得毕业文凭和生活保障的人，而是那个很想不去思考不去表达郁积的内衷但却不能自已的人，其所以不能自已是因为内心的需要和他人的要求这两种无法遏止的力量在吸引他。

脑满肠肥、纵情享乐和自得自满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没有的。真正为他人所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表现是人的最为艰巨的使命，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十字架。具有这种使命感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标志是献身精神，是牺牲自己以表现人所天赋的为他人谋利益的力量。不经痛苦就不能产生精神果实。[……]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具有以下两种不容置疑的特征：第一种是内在特征，即献身科学和艺术的人不是贪图利益而是以献身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种是外在特征，即他的作品是他为之谋幸福的一切人都能够懂得的。

无论人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和幸福是什么，科学总是关于这种使命和幸福的理论，而艺术则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在今天，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为神学和法学所取代，真正的艺术还为教会和政府的那些谁也不信、谁也不认真看待的仪式所取代，至于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那不过是懒散的思想和感情的产品，旨在取悦同样懒散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不为人民所理解、也没有对人民说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无视于人民的幸福。[……]

我们的情况十分严重，可我们为什么不予以正视呢？

是清醒过来反躬自问的时候了。要知道，我们正像那些书呆子和法利赛人，高踞摩西的宝座，手持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不让别人进去。要知道，我们这些献身科学和艺术的祭司是最要不得的骗子，比最狡猾、最堕落的祭司更不配占有我们的地位。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辩护，因为我们靠欺诈占据了这个地位，又用谎言来维持它。祭司，我们的或是天主教的僧侣，无论他们怎样腐化堕落，还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说，他们在教导人如何生活、如何得救。而我们这些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却挖他们的墙脚，向人们证明他们在欺骗，然后自己去占据他们的位置；但是我们并不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甚至认为这不需要学，却吮吸民脂民膏，给自己的孩子们传授希腊和拉丁的文法，为了让他们也能继承我们所过的寄生虫生活。我们说：过去有等级，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那么今天，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干活，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却不干活，那又算是什么呢？[……]

（1886）

邵殿生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方括号内的句段为译者删节，以下同。

[2]菲拉列特〔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德罗兹多夫〕（1782—1867），莫斯科都主教，教会历史家。

[3]德·帕·索科洛夫（生卒年不详），《神圣历史》的作者。

[4]伊萨克大教堂是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最大的一座教堂（现仍在列宁格勒市中心），以彼得大帝诞日那天应追荐之圣徒伊萨克命名。

[5]泛生论是达尔文为解释遗传性的发生原理于一八六八年提出的抽象假说。泛生论认为，父母体的征象及特性是借助微芽传给后代的，微芽由机体的所有其他细胞进入生殖细胞，并在新机体发育过程中形成细胞。

[6]君士坦丁大帝（约285—337），罗马皇帝（从306年起），他信奉基督教，并开始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7]利斯特（1827—1912），英国外科学家，在外科实践中采用防腐法（1867）。

[8]尼古拉大街（即今十月二十五日大街）是莫斯科市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因此处有一所尼古拉希腊男修道院而得名。俄国于十六世纪在这条街上建立了第一个印刷所。

[9]古斯里为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类如中国古筝。

[10]季姆班为定音鼓之类的古代打击乐器。

《劝善故事集》序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至三十七节）

在这本书里，除了描写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的故事外，还收入故事、传说、传奇、寓言、童话，都是一些为了有益于人而编写出来的作品。

我们收集了我们认为是符合基督的教训、因此是善和真的作品。

有许多人，特别是孩子们，读到故事、童话、传奇、寓言时，首先要问：写的是真的吗？而当他们看到所写的事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往往说，这是凭空捏造，这是谎言。

这样评论的人，评论得不对。

了解真实的人，不是只了解过去有过什么，现在有什么，经常有什么的人，而是了解按照上帝的意志应该有什么的人。

写真实不是只写有过什么以及这一个人这么做了、另一个人那么做了的人，而是指出人们做了什么好事，即符合上帝意志的事，人们做了什么坏事，即违反上帝意志的事的人。

真就是道。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

因此，知道真理的不是眼睛瞧着脚下的人，而是根据太阳知道往哪里走的人。

一切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好的和需要的，不在于它们写过去有过什么，而在于它们指出应该有什么；不在于它们叙述人们做了什么，而在于它们对好与坏作出评价，向人们指出上帝要人们走的引向永生的窄路。

为了指明这条道路，不能只写世上常有的事。世界处于罪恶和诱惑之中。如果描写许许多多虚假的东西，那么你的话里就没有真实了。为了使得你所写的作品里有真实，就得不写现有的，而写应有的，不是描写现有事物的真实，而是描写临近我们却尚未到来的天国的真实。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堆大堆的书里面说的虽然是过去确实有过或可能有的事，但是写这些书的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知道也不指明能引导人们走向天国的那条唯一的道路，那么这些书也都是谎言。还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童话、比喻、寓言、传奇，其中描写的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奇迹，而这些传奇、童话、寓言却都是真理，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寓有上帝意志的事物，它们表现了天国的真理所在。

可能有这样的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说、故事，其中叙述人怎样为自己的情欲而活着，自己受苦，折磨别人，遭遇危险，蒙受穷苦，施展狡计，与人争斗，摆脱贫困，最终同自己心爱的人儿结合，成为富贵而幸福的人。这样的书，即使其中描写的完全像有过的那样，没有任何难以令人置信的东西，仍然是谎言和欺骗，因为为自己并为自己的情欲而生活的人，不管他的妻子是怎样的美人儿，也不管他如何荣华富贵，是不可能幸福的。

也可能有这样的传奇，它叙述基督带着使徒们在各地云游，来到一个富人家，这富人不让他们进门。他们又来到一个贫穷的寡妇家，要吃掉她的最后一头牛犊，寡妇却让他们进了门。接着基督命令一大桶黄金滚到富人家，并且派了一头狼去穷寡妇家吃掉她那最后一头牛犊，但寡妇觉得快乐，富人却觉得难过。寡妇觉得快乐是因为她做的好事和做好事得来的幸福是谁也不能从她那里夺走的，而富人觉得难过是因为良心上留下一件坏事，由于做坏事而产生的苦恼不会因为有一大桶黄金而消失。

这样的故事难以令人置信，因为所叙述的事从来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但它却是真理，因为其中所阐明的是永远应该有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志应该努力做什么。

不管描写的事是怎样的不可思议，不管野兽是怎样地像人那样说话，不管魔毯是怎样地载人飞行，——传奇、比喻和童话，如果其中有天国的真理，那就是真实的。而如果没有这真理，那么，不管有谁证明所叙述的一切，这一切仍然都是谎言，因为其中没有天国的真理。基督自己说话常用比喻，他的比喻永远是真实的。他只是补充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2]

（1886）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2]参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

谈艺术

一部艺术作品是好或坏，取决于艺术家说什么，怎样说，所说的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内心的。

为了使艺术作品完美，需要艺术家所说的是崭新的，对一切人而言是重要的，需要表现得十分优美，需要艺术家说的是出于内心的要求，并因此说的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使艺术家说的是崭新的和重要的，就需要艺术家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因此不是过非常自私的生活，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参与者。

为了使艺术家所说的能够表现得优美，需要艺术家能够掌握自己的技巧，以至在写作时，很少想到这技巧的规则，正如一个人在行走时很少想到力学的规则那样。

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任何时候也不应反复打量自己的工作，不应欣赏它，不应把技巧当作自己的目标，正如行走的人不应想到自己的步态并欣赏它那样。

艺术家为了能表现心灵的内在需要，并因此由衷地说他所说的，他应该，第一，不要关心许多细琐小事，以免妨碍他真正地去爱那值得爱的东西；第二，必须自己去爱，以自己的心灵而不是以别人的心灵去爱，不是假惺惺地去爱别人认可或认为是值得爱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应该像巴兰那样，当使臣们来见过他以后，他独自到一旁去等待上帝的旨意，为了只说上帝所晓谕的。但艺术家不应做这同一个巴兰为礼物所诱惑时所做的事，当时他违背上帝的旨意，去见国王，连他所骑的驴都看清楚的，他却看不见，他被利欲和虚荣心迷住了。[1]

下列三类艺术作品每一类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决定着一些作品与另一些作品的优点的差别。作品可以是（一）意义重大的，优美的，不太真诚的和真实的；可以是（二）意义重大的，不太美的，不太真诚的和真实的；可以是（三）意义不大的，优美的、真诚的、真实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组合。

所有这样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优点，但都不能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只有内容意义重大、新颖、表现得十分优美，艺术家对自己的对象的态度又十分真诚、因此是十分真实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这类作品无论过去和将来总是罕见的。至于其余一切作品，当然是不大完美的，按照艺术的三个基本条件主要分为三类：（一）就内容的意义重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二）就形式的优美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三）就其真诚和真实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但这三者中，每一类在其他两方面都没有达到同样的完美。

所有这三类加在一起接近于完美的艺术，凡有艺术的地方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这三类。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以态度真诚取胜，内容却很空洞，形式则或多或少是优美的；老年艺术家则正好相反；勤奋的职业艺术家的作品以形式见长，却往往缺乏内容和真诚的态度。

按照艺术这三个方面又分为三种主要的错误的艺术理论。依这些理论看来，没有兼备这三种条件、从而位于艺术边缘的作品不仅被认为是作品，而且被视为艺术的典范。这些理论之一认为，艺术作品的优点主要有赖于内容，哪怕它缺乏优美的形式和真诚的态度。这是所谓倾向性的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优点有赖于形式，哪怕它的内容空洞，艺术家对作品的态度又不真诚。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第三种理论认为，全部问题在于真诚、真实，哪怕内容如何空洞，形式如何不完美，只要艺术家喜爱他所表现的东西，作品就会是艺术性的。这种理论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

基于这些错误的理论，艺术作品就不再像往昔那样，在一代人生活的时期内，每一领域只出现一二种，而是每年在每个首都（有许多游手好闲者的地方），艺术的所有领域都出现千千万万所谓的艺术作品。

在当代，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并不等待他心中出现自己真正喜爱的、重要而新颖的内容、并因为喜爱才赋予它以合适的形式，而是或者依照第一种理论，撷取当时流行的和他心目中的聪明人所赞美的内容，并尽可能赋予它以艺术的形式；或者依照第二种理论，选取他最能表现技艺的那种对象，竭尽全力耐心地制造出他所认为的艺术作品；或者依据第三种理论，在获得愉快的印象时，就撷取他所喜欢的东西作为作品的对象，以为这会是艺术作品，因为这作品是他喜欢的。于是出现了难以胜数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它们可以像任何工匠的产品那样片刻不停地被制造出来，因为在社会上总会有流行的时髦见解，只要有耐心总能学会任何技巧，随便什么东西总会有人喜欢。

由此产生了当代的奇怪状况，指望成为艺术作品的作品充斥于整个世界，它们和工匠的产品的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往往恰好是有害的。

由此又产生一种离奇的现象，它明显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紊乱，比如对于一部所谓的艺术作品，没有同时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这两种意见又都来自同样有教养、有权威的人士。由此还产生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即大多数人沉湎于最愚蠢、最无益而且常常是不道德的活动，也就是制造并阅读书籍，制造并观看绘画，制造并欣赏音乐剧、话剧和协奏曲，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做的是一件十分聪明、有益和高尚的事。

当代人仿佛对自己说，艺术作品是好的和有益的，因此必须更多地把它们制造出来。确实，如果它们更多些，当然很好。不幸的是，定做出来的只能是一些由于缺乏艺术的全部三个条件，或因三个条件的分离而降低到工匠的产品水平的作品。

而兼备全部三个条件的真正艺术作品是不能定做的，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艺术作品源自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而艺术家的精神境界是知识的最高表现，是人生奥秘的启示。既然这种精神境界是最高的知识，那就不可能有另一种能够指导艺术家掌握这种最高知识的知识。

（1889）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事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摩押王巴勒派使臣见巴兰，请他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留使臣住宿，他等待上帝的晓谕。因为上帝不许，他没有随使臣去见巴勒。第二次巴勒又派使臣来，许给他很大的尊荣和礼物，他动了心，与使臣一起去了。在路上，耶和华的使者拦阻他，他骑的驴看见了，他却看不见。

《莫泊桑文集》序

大约在一八八一年，屠格涅夫在我这儿的时候，他从箱子里取出来一本题名为《戴家楼》（《Maison Tellier》）[1]的法文小册子，并把它送给了我。

“随便读读吧！”——他仿佛漫不经心地说，完全像他在此前一年给我那本载有新作家迦尔洵的文章的《俄罗斯财富》杂志一样。显然，对迦尔洵也好，现在也好，他都担心别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影响了我，他想要知道我的完全没有准备的意见。

屠格涅夫说：“这是一位年轻的法国作家。还不坏。”“他知道您，而且非常尊崇您，”[2]他又补充说，似乎想使我高兴些。“他这个人使我想起了德鲁日宁[3]，也像德鲁日宁那样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忠实的朋友，un homme d’un commerce sûr[4]。此外，他还和工人交往，领导他们，帮助他们。甚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像德鲁日宁。”接着屠格涅夫就谈及莫泊桑在这方面的行为，对我说了些令人惊异而难以相信的事情。

一八八一年这个时期，是我整个世界观内在变化最急剧的时期。在这变化中，我以前为之呈献出全部精力的所谓艺术活动，对于我不仅已经失去了我以前所给予它的重视，而且就其在我生活中以及一般在富有阶级的人们的观念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来说，它简直就令我讨厌。

所以像当时屠格涅夫向我推荐的那样的作品完全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但是，为了使他满意，我还是将他转赠给我的那本书读完了。

就第一个短篇《戴家楼》来说，虽然它的情节有伤大雅，毫无意义，可是我不能不在作者身上看出了所谓才华那东西。

作者具有一般称之谓才华的那种特殊的禀赋，也就是说，一种强烈的、紧张的、因作者兴趣之所在而专注于某一事物的能力，一个具有此种能力的人因此就能够在他所注意的事物中看出别人所没有看到的某些新的东西。显然，莫泊桑就具有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的这种能力。但根据我读过的这本书来判断，可惜，他恰恰缺少了一本真正艺术作品除才华而外所必需具备的三个条件中的主要一条。这三个条件是：一、作者对事物的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二、叙述的明晰，或者说，形式的美，这是一个东西；三、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感情。在这三个条件之中，莫泊桑仅只具备了后二者，而完全没有第一个条件。他对待所描写的事物没有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根据我所读过的作品看来，我确信莫泊桑是有才华的，就是说，具有那种使他能够在事物和生活现象中见到人所不能见到的特征的天赋的注意力。他也有着美丽的形式，就是说，他能够明晰、简洁而优美地表达出他所想说的一切。他也有着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凭借的那个条件，没有这条件，艺术作品就不能够发生影响，就是说，他具有一种真诚，绝不假装爱或是恨，而是确确实实爱着或恨着他所描写的事物。但遗憾的是，因为他缺乏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凭借的第一个条件，而且恐怕还是主要的条件，即缺乏对他所描绘的事物的正确的道德的态度，缺乏辨别善恶的知识，所以他就喜爱而且描绘了那不应该喜爱、不应该描绘的东西，而唯独不爱也不去描绘那应该爱、应该描绘的事物。因此，作者在这本书里极其详尽地热衷于描写女人怎样勾引男人和男人又怎样诱惑女人。甚至在《保罗的太太》（《La femme de Paul》）中描写出那么费解的秽行。作者不仅是冷漠地，而且是轻蔑地来描写农村劳动人民，像描写畜生那样。

短篇小说《一次郊游》（《Une partie de campagne》）就是以这种不辨善恶的无知特别令人惊异。在这个短篇里，作者以最动人的笑谈形式详细地描画了两个裸着臂膀划船的先生怎样同时地一个玷辱了一位年老的母亲，一个玷辱了一位年轻的姑娘，那老母亲的女儿。

很明显，作者一直同情这两个流氓，而且到了那种程度，以至他不是忽视、简直就是看不见被污辱的母亲、女儿、父亲以及显然是女儿的未婚夫的那个青年的种种感触，正因为这样，作品中才会不仅以笑谈形式对这种丑恶行径作了可憎的描写，就连对这事件本身所作的描写也是虚伪的，因为只写了事情的一个最无意义的方面，即流氓所获得的满足。

这本书里还有一篇《田家姑娘的遭遇》（《Histoire d’une fill de ferme》），屠格涅夫曾经特别向我推荐过，而我还是由于作者对事物的不正确的态度尤其不喜欢它。很明显，作者把他所描写的劳动人民看成为仅仅是畜生，超不出性爱和母爱，因而从他的描写中就只得到一个不完全的做作的印象。

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利益，以及把他们看作只是受肉欲、凶狠、私利所驱使的半人半畜的东西，这是包括莫泊桑在内的大多数法国最新作家最重要和主要的缺点之一。不仅在这本书里，所有莫泊桑的其他短篇小说触及到人民的地方，总是把人民写成粗鲁、愚钝、只配受嘲笑的动物。自然，法国作家对他们的人民的特征比我了解，但是，尽管我是一个俄国人，而且不与法国人民生活在一起，我总坚信，法国作家这样地来描写自己的人民是不正确的，法国人民也不可能是他们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如果法国是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有着真正伟大的人物，有着这些伟人对科学、艺术、文化、使人类完美的道德这些方面所做的伟大贡献，那么，那些用自己的双肩肩负过和肩负着拥有伟人的法国的劳动人民就不会是畜生，而是有着伟大精神品质的人。所以我就不相信像《土地》（《La terre》）[5]那样的长篇小说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给我描写的那些东西，正如同我不会相信人们告诉我有一栋壮丽的但没有地基的大厦一样。人民高贵的品质也很可能不像在《小法代特》（《La petite Fadette》）[6]和《魔沼》（《La Mare aux diables》）[7]中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深信，这些品质是有的。所以，如果一个作家描写自己的人民，仅像莫泊桑那样描写的话，兴致勃勃地描写布勒塔尼的女仆的hanches和gorges[8]，带着嫌恶和嘲笑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么他在艺术方面就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他仅仅从一个方面，从最无意义的肉体方面来描写事物，而完全无视了构成事物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精神方面。

总的说来，读了屠格涅夫送给我的这本书之后，我对这位青年作家是很冷淡的。

当时，我是那样地憎恶《一次郊游》、《保罗的太太》、《田家姑娘的遭遇》等短篇小说，以至没有发觉那篇很好的短篇《西蒙的爸爸》（《Le papa de Simon》）以及描写夜色非常出色的《水上》（《Sur l’eau》）。

“在有着这么多的写作爱好者的今日，那些有才华而不知道把才华用在什么地方、或者竟大胆地把它用到那完全不应该和不需要的描写上面的人难道还少吗？”我这样想，也这样告诉了屠格涅夫。于是我也就把莫泊桑忘了。

在这以后，我读到的第一部莫泊桑作品是有人向我推荐的《一生》（《Une vie》）。这本书立刻使我改变了对莫泊桑的看法，而且从此以后我便兴趣盎然地读了他所有的著作。《一生》是一部杰作，不仅是莫泊桑的无可比拟的优秀作品，而且恐怕是法国继雨果的《悲惨世界》（《Misérables》）之后的一部优秀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除了卓越的才华，即那种对事物特殊的专注，使作者能够看到他所描绘的生活的崭新的特征以外，差不多以同等程度集合着真正艺术作品的三个条件：一、作者对事物的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二、形式的美；三、真诚，即作者对所描写事物的爱。这里，生活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已不是各种各样的放荡堕落的男女的种种奇遇了。这部作品的内容，正如标题所说的那样，是描写一位被戕害了的、纯真的、准备献身于一切美好事物的可爱的女性的一生（这个女性正是被最粗野的兽欲所戕害，而在以前的短篇小说里，作者认为这种兽欲仿佛是主宰着一切的中心生活现象），作者的全部同情是在善这一面的。

在莫泊桑最初的短篇小说里就已经是优美的形式，在这里更达到了高度的完善。我认为，还没有一个法国散文作家达到这样的高度。此外，主要的是，作者在这里真正爱着，强烈地爱着他所描写的那个善良的家庭，真正憎恨破坏了这个美满家庭的幸福与安谧，尤其是害了小说女主人公的那个粗暴的畜生。

这部小说的全部事件和人物也就由此而是这样地生动，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软弱、善良、衰弱的母亲，高尚、软弱而慈祥的父亲，朴素、谦而不夸、准备为一切美好事物而献身的更加可爱的女儿，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第一次旅行，还有他们的仆人、邻居，那位计较锱铢、粗暴而好色、悭吝而猥琐、厚颜无耻的未婚夫，他总是庸俗不堪地把最粗鄙的感情说得天花乱坠以欺骗天真的少女，结婚，科西嘉美丽景色的描画，乡居生活，丈夫狠毒的变心，他攫取了田产管理权，和岳父的冲突，善良的人们的忍让和无耻之徒的胜利，对邻人的关系——这一切就是复杂多彩的生活本身。还不仅仅是这一切都写得生动美妙，而是在这一切之中有着一个发自内心的感人的音调，不由自主地感染着读者。读者能感觉到作者爱这位女性，不是爱她的外表而是爱她的心灵、她的内在的美，他怜恤她，为她痛苦，这种感情无意中传给了读者。因此，读者要问：何以这位可爱的女性被毁了呢？为了什么？难道应当这样吗？在读者心中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而且迫使他们去思索人生的意义。

尽管小说里还有不正确的音符，例如对少女的皮肤的详尽描写，又如关于这个被遗弃的妻子听从神父的劝告又做了母亲这种不可能而又不需要的细节（这种细节损害了纯洁的女主人公的感染力），又如关于被侮辱的丈夫的复仇那节传奇般的不自然的故事。尽管有这些污点，我总觉得这部小说不仅是杰出的，而且我从中看出莫泊桑已经不是一个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美丑的有才华的饶舌家和戏谑者，就像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时得到的印象那样，他正严肃而深刻地注视着人生，并且已经开始研究人生了。

这之后我读过的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是《俊友》（《Bel ami》）。

《俊友》是一本非常污秽的书。显然，作者在恣意描写那些吸引着他的东西，有时像是把自己对主人公的基本否定的看法都忘了，竟站到他那一面去。但总的说来，《俊友》也像《一生》一样，是以严肃的思想和感情作为基础的。在《一生》里有个基本思想：作者对被男子的粗鄙情欲所戕害的美丽女性的惨痛生活的空虚感到困惑。而在《俊友》里，作者对这个粗暴的纵欲的禽兽之成功与致富已经不但感到困惑，而且表示愤慨了，这个畜生正是靠这种情欲而飞黄腾达，获得了社交界的显赫地位。作者对他的主人公在其间获得成功的那整个阶层的荒淫堕落也表示了愤慨。在《一生》里，作者似乎在问：为什么优美的女性受到了戕害？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而在《俊友》里，他就似乎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切纯洁与善良的东西在我们社会里已经和正在毁灭，因为这个社会是堕落的，疯狂的，可怕的。

小说的最后一场写那个带着荣誉团勋章的胜利的骗子和一个纯洁的少女在华丽的教堂里举行婚礼（而这少女就是一位被他玷污了的现已年老、而从前却是无可指摘的母亲的女儿）。这场得到主教的祝福、被亲友们认为是美满合理的婚礼极其有力地表达了上述那思想。这部小说虽然充塞着许多不洁的细节描写（很可惜，作者仿佛是se plait[9]），但作者对生活的严肃的质问还是看得出来。

读一读老诗人同杜洛阿说的那段对话吧。当时他们好像是在华尔特家宴会后出来，老诗人将生活的真相袒露在这位年轻的交谈者面前，指出它的本来的面目以及它那永远不可避免的侣伴和它的归宿——死亡。

“它抓住我，la gueuse[10]——他指的是死亡，——它已经拔掉了我的几颗牙齿，扯脱了我的一些头发，毁损了我的肢体，眼看着就要将我吞噬。我已经处在它的掌握之中。它只是像猫儿戏弄老鼠那样玩弄着我，晓得我逃不脱它的控制。荣誉、财富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用它们去买得女人的爱情的话。可不是么，只有为了女人的爱情才值得生活。可是就连她也会被死亡夺去。夺走了爱情，然后就夺走健康、精力以至生命。人人都得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

老诗人的一番谈话的意思就是如此。可是杜洛阿，这个幸福的、讨所有他喜欢的女人喜爱的情夫充满淫荡的精力，所以他对老诗人的谈话是似听非听，似懂非懂。他听了，懂了，但他的放荡生活的源泉如此滔滔不断地奔流，以至这个无可怀疑的真理向他预示的同样结局也并没有使他惊惶不安。

除了讽刺意义之外，《俊友》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构成了它的主要思想。这个思想在那最好的一场——患肺病的新闻记者的死里也显露出来了。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活是什么？怎样解决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认识之间的矛盾？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好像在寻求，在等待，而不作有利于任何一方的决定。所以他对待生活的道德态度在这部小说里仍然是正确的。

在这以后的作品里，这种对生活的道德态度开始混乱起来，对生活现象的评价开始摇摆了、模糊了，而在晚期的几部长篇小说里已经完完全全颠倒了。

莫泊桑在《温泉》（《Mont-Oriol》）里好像是结合了前两部小说的主题，而在内容上好像是重复了老一套。且不说它关于时髦的疗养地及其医疗活动的优美而又充满巧妙幽默的描写，在这篇小说中也有一个像《一生》里那个丈夫一样卑鄙无情的色鬼波尔，也有个被骗、受害的温顺、孱弱、孤独，永远是孤独的可爱的女性，也是渺小卑劣和寡廉鲜耻获得了无情的胜利，像在《俊友》中那样。

思想是同一思想，但作者对所描写的现象的道德态度却已大大降低了，尤其是比起《一生》来。作者对善恶的内心评价开始混乱起来。尽管作者有要客观公正的理智的愿望，但显然骗子波尔赢得了作者的全部同情。因此，这个波尔的恋爱史、他之苦心孤诣地去诱惑别人，以及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等都给人以一种虚假的印象。读者不明白作者的用心何在，是要表现仅仅因为情妇妊娠而腰围变粗就冷淡地躲避她、使她伤心的波尔这样一个男人的浅薄和卑劣，还是相反，要表现像波尔这样生活该有多么愉快和轻松呢？

在此后的几部长篇小说里，如《皮埃尔和若望》（《Pierre et Jean》）、《如死一般强》（《Fort comme la mort》）、《我们的心》（《Note coeur》），作者对他的人物的道德态度更为混乱，而在最后一部作品里竟完完全全丧失了。冷漠、草率、臆造，而主要的还是如初期作品那样缺乏对生活的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在这些长篇小说中都留下了痕迹。自莫泊桑获得时髦作家荣誉之日起，这种情况便开始了。他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任何著名作家，尤其是像莫泊桑这样吸引人的作家都会遇到的可怕的诱惑。一方面是初期作品的成功，报纸的赞誉，社会的特别是女人的颂扬；另一方面是日益提高而仍旧赶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稿酬标准；第三方面是编辑们的缠扰，他们抢先争聘，阿谀奉承，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作家的一切作品，并不问其价值如何。所有这些诱惑竟是这样地强烈，显然，使得作者有点飘飘然了。他屈服于这些诱惑，虽然在形式方面仍然继续润饰自己的小说，有时润饰得更好，虽然他甚至也还爱着他所描写的事物，但是，他之所以爱他所描写的事物，已经不是因为它是善良的和道德的，并且是人人所爱好的，而他之所以憎恨他所描写的事物，也不是因为它是丑恶的，并且是人人所憎恨的，而仅仅是因为偶然喜欢这不喜欢那罢了。

莫泊桑所有的长篇小说，从《俊友》开始，就已经有草率、主要是臆造的痕迹。从此之后，莫泊桑已经不像他在写最初两部作品时那样做了，即不以一定的道德要求作为他的小说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来描写人物的活动，而是像一切小说匠那样来写自己的小说，也就是说，捏造一些最有趣最能打动人心的或者最时髦的人物和活动，以此来构成小说，以他所能得到的和适合于小说结构的种种观察来渲染它，全然不关心所写事件与道德要求有何关系。《皮埃尔和若望》、《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作品。

无论我们怎样习惯于在法国小说里读到一家三主，除丈夫而外，总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情夫，然而我们还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丈夫都是一些笨伯，cocus[11]和ridicules[12]，而所有的情夫归根到底又都结了婚，做了丈夫，不仅不是ridicules，不是cocus，而且俨然是堂堂大丈夫？更不可解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少妇全都放荡堕落，而所有的母亲又都是神圣贞洁的？

《皮埃尔和若望》、《如死一般强》就是在这种极不自然极不真实的，主要是缺乏深刻的道德的情势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处于这种情况中的人物的痛苦，就很少能感动我们。皮埃尔和若望的母亲能毕生欺骗自己的丈夫，所以当她势必要向儿子承认自己的过错时，她就不大能博得人们的同情，而当她为自己辩护，证明她不能不享用摆在她面前的幸福机会时，人们对她的同情就更微乎其微了。我们更不能同情《如死一般强》里的那位先生，他欺骗了他的朋友一辈子，引诱了他的妻子，现在又因为年老、不能再引诱情妇的女儿而深感悲哀。最后的一部小说《我们的心》除了各种色调的性爱描写以外，简直就没有一点本质性的任务了。这里写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餍足的放荡男人，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他一时和一个更放荡的、即使不因情欲之故而在思想上也已经堕落了的女人姘居，一时又和她分手，去和一个女仆姘居，一时又同前者姘居，而且似乎是和这两个女人同居。如果说在《皮埃尔和若望》与《如死一般强》里还有一些感人的场面，那么，这最后的一部小说就只能唤起人们的嫌恶。

在莫泊桑的第一部小说《一生》里，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一个善良、聪颖、温柔、向往着美的女子，不知为了什么成为牺牲品，起初是为了粗暴、渺小、愚蠢的野兽一般的丈夫，后来是为了同样恶劣的儿子，结果毫无价值地死了，对世界绝无贡献。这是为什么？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似乎未给予回答。但他的整部小说，他对这女子的全部同情以及对毁灭了她的势力的全部憎恨，已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了。如果有一个了解她的痛苦并将它说出来的人，那就足以补偿这痛苦了，正如约伯[13]在朋友们谈到没有谁会知道他的痛苦的时候，对他们说的那样。假如有人知道了，理解了这痛苦，这痛苦也就得到补偿了。作者在这里知道了、理解了、并且给人们指出了这个痛苦，这痛苦也就有了补偿，因为它一旦为人们所理解，无论是迟是早，它终于会被消灭的。

在第二部小说《俊友》里，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高尚的人为什么总要受苦，而是卑贱之徒为什么获得了财富和荣誉？什么是财富和荣誉呢？怎样获得它们呢？正是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答案，即否定群俗所推崇备至的那一切。这部小说的内容还是严肃的，但作者对所描写的对象的道德态度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在第一部小说里，只有某些地方有描写情欲而损害作品的污点，这些污点在《俊友》里却扩大起来，有好几章写得只见污秽，仿佛作者喜欢它似的。

接着，在《温泉》里，问题是一个温顺的女人的痛苦和一个野蛮的色鬼的成功与欢乐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何因？但已经不是在提出问题，而似乎是在承认本该这样；道德要求已几乎感觉不到了，毫无必要地出现了绝非源于任何一点艺术要求的肮脏的情欲描写。在这部小说里，详细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浴盆里的姿态，就尤其显明地是由于作者对事物的不正确态度而破坏了艺术性的一个惊人的例子。在粉红色的躯体上跳动着小水珠，这种描写毫无必要，而且与小说的外在的或内在的意义都毫无联系。

“有什么意思呢？”读者问道。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作者答道，“我写它，只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写。”

在以后的两部小说《皮埃尔和若望》和《如死一般强》里，已经看不见任何道德的要求了。这两部小说都只是描写荒淫、欺骗与谎言，就是这些东西把书中人物导向悲剧的处境。

最后的一部小说《我们的心》，书中人物的处境更是荒谬、粗野而无道德了。这些人物已经不再奋斗，他们一味寻求享乐——虚荣心的、情欲的、性的享乐，而作者却也好像是完全同情他们的这些追求。从这一部作品中可以作出的唯一结论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性生活，因此应该最痛快地享受这种幸福。

中篇小说《苡威荻》（《Yvette》）的这种对生活的非道德态度更是惊人。这部极端不道德的作品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姑娘，心地纯洁，只是习染了母亲的堕落环境中的那种放荡形骸，就迷惑了一个浪子。他爱着她，但认为这个姑娘是有意地说她从母亲那个社会里学来的淫词荡语，只是鹦鹉学舌似地自己并不懂得。他认为她是堕落的，所以粗鲁地向她提出性要求。这个请求震惊了她，羞辱了她（她是爱他的），使她睁开眼来看清了自己的和母亲的地位，深深地痛苦着。这种深刻动人的情况写得多么杰出，是纯洁灵魂的美与堕落世界的冲突。小说本可以就此结束。但作者没有任何外在和内在的必要继续叙述，硬要这位先生深夜潜入少女房中糟踏了她。显然，作者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站在少女这方面的，但到第二部分却转到浪子那面去了。一个印象破坏了另一个印象，整部小说也就分裂了，像没有揉好的面包一样地松散了。

莫泊桑在《俊友》以后的所有长篇小说里（我现在不谈作为他的主要功绩与光荣的短篇小说，这留待以后再说），显然是屈服于那不仅统治着他那个在巴黎的圈子，而且统治着各地的艺术家们的一种理论，认为对于艺术作品不仅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善恶观念，相反地，艺术家应当完全无视任何道德问题，艺术家的某些功劳甚至就正是在这里。

根据这个理论，艺术家可以或者应当描写真实的，存在着的，或者美的，因而也是他所喜爱的，或者甚至描写那可能是有用的东西，如同材料之于“科学”。但对于道德与非道德，善与恶的关怀，却不是艺术家的事情。

我记得，有位著名的画家给我看他的一幅绘着礼拜行列的画[14]。一切都画得很杰出，但就是看不出艺术家对自己所画的事物的任何态度。

“怎么，你认为这些仪式好吗？需要还是不需要呢？”我问这位艺术家。

他有点宽容我这种天真，告诉我说他不知道，也不认为必需知道这个，他的事情只是描画生活。

“但你至少是喜欢它的吧？”

“我不能说。”

“那么，你讨厌这些仪式？”

“既不是喜欢，也不是讨厌。”这位描画生活而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现象不爱也不恨的当代的、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艺术家带着对我的愚钝表示同情的微笑回答说。可惜，莫泊桑也正是这样想的。

他在《皮埃尔和若望》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们对作家说：“安慰我，让我高兴，使我忧愁，感动我，令我幻想，令我笑，令我战慄，令我哭，令我思索吧。只有若干与众不同的人才向艺术家要求：请在那最适合你的气质的形式里，给我创造点美的东西吧。”[15]

莫泊桑就是为满足这些与众不同的人物的要求，写了他的长篇小说，天真地认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认为是美的一切，也就是艺术应该为之服务的美。

在莫泊桑周旋于其间的那个圈子里，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艺术应当为之服务的那种美主要是女人，袒胸露臂的年轻貌美的女人以及她们的性生活。不仅莫泊桑的“艺术”同行：画家、雕塑家、小说家、诗人，甚至哲学家——青年一代的导师也有着这种看法。著名的勒南[16]在他的《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e》）一书里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下面的话，指责基督教不懂得女性美：

“这里明显地看出基督教的缺点：基督教太偏重于道德。在它那里，美是完完全全被忽略了。但照一种完整的哲学来看，美远不是一种表面的优点，一种危险，一种不便，而是上帝的赐予，就如同德行一样。它与德行有同等的价值。美丽的女人表现出神的目的之一面，是上帝的意向之一，正如同天才的男人或有德性的女人一样。她知道这一点，因而以此自豪。她本能地感觉到她身上具有的无尽的宝藏，她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聪慧，没有天才，没有严肃的德行，她也是上帝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因此，为什么要制止她尽情表现她得之于上帝的赐予，为什么要制止她把她幸而得到的瓌宝呈现于人前呢？

“女人装饰自己，就是履行一种义务，她是在完成艺术的、一种精致的艺术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最优美动人的艺术。我们切莫因三数微词引起轻浮者的微笑而陷于困惑。我们认为解决了装饰人体，也即是装饰完美本身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的希腊艺术家是天才，可竟然把致力于参与神的绝美的创造、女性美的创造看作一件琐事！须知女人的修饰及其应有尽有的巧妙，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呵！

“能有此造诣的世纪和人民，堪称为伟大的世纪，伟大的人民。基督教就因为摈弃了这种探求，以致它所定立的社会理想，很晚，直到全世界愤怒的人们起来粉碎宗教狂热最初所加于教徒身上的狭窄桎梏的时候才能成为完美社会的典范，便是一个明证。”[17]

（所以，按照这位年轻一代的导师的意见，只有现在巴黎的裁缝和理发师才改正了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而恢复了美的真正的最高的意义。）

为了使人对美的含义不至于有所怀疑，这位最著名的作家、历史家兼学者就写了一部戏剧《楚尔的女修院长》（《L’Abbesse de Jouarre》）。在这部作品里表明，与女人性爱就是为美服务，就是崇高而美好的事业。该剧之绝无才能和极端粗鄙是惊人的，譬如达尔斯与女修院长的那段对话，从第一句起就可看出这位先生同那个仿佛是很圣洁、德高望重的修女所谈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而她竟然绝不认为这是侮辱。这个剧表现了所谓德高望重的人们在面临死刑的时候，即使在死前几个钟头里，除了沉溺于兽欲而外，再也不能做一点更高尚的事情。

所以，在莫泊桑生长于其间，受教育于其间的那个阶层，对女性的美和爱情是描写得很认真的，且早已为聪明博学之士所认可、所解决了。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描写都被认为是最高艺术——le grand art——的真正任务。

莫泊桑一旦成为时髦作家，他就向这种荒诞得骇人的理论屈服了。这个虚伪的理想便驱使莫泊桑在小说里犯了许许多多错误，使得他的作品越来越差，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要求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长篇小说的任务，甚至外在的任务就是描写整个人类生活或许多人的生活，因此写长篇小说的人就应该对生活中的善恶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看法，而莫泊桑没有，相反，他所依据的理论却认为无须有明确而固定的看法。如果莫泊桑只是一个像某些情欲小说的无才作者那样的小说家，那么，他即使没有才华，也大可心安理得地把恶当作善来描写，在与作者持同样观点的人们看来，他的作品也不失为完整而有趣的作品。然而莫泊桑却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是说，他能从本质上来观察事物，因而也就不自觉地揭示了真实，即在他满以为是善的东西之中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恶的东西。因此，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除第一部作品而外，他的同情经常是摇摆不定的，一时把恶当作善，一时又承认恶是恶，善是善，一时又不停地从这边跳到那边。这就破坏了一切艺术印象的基础，它的charpente[18]。对艺术不大有判断能力的人常常认为，一部艺术作品，要是在它里面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物，要是一切都依照一条伏线来布局，或者所描写的只是一个人的生活，那么，这便是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只是表面的观察而已，那种使一部作品凝结成一个整体、从而产生反映生活的幻象的凝聚物，并不是人物与环境的统一，而是作者对事物的独特的道德态度的统一。事实上，当我们读着或者默谛一个新作家的艺术作品时，在我们心中发生的基本问题经常是这样的：“唔，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和那些我所知道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关于应当怎样看待我们的生活的问题，你又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无论艺术家描写的是什么人，是圣人也好，强盗也好，皇帝也好，仆人也好，我们寻找的，我们看见的只是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如果这是一个熟识的老作家，提出的问题就不是你是谁，而是“唔，你还能告诉我什么新的东西？现在你从怎样的新的方面来为我阐明生活呢？”所以，一个对世界没有明确的固定的新观点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认为甚至不需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是不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的。他可能写得很多、很好，但不会是艺术作品。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的头两部作品，特别是第一部《一生》，生活态度是清楚的、确定的、新的，所以是一部艺术作品。他一旦屈从于那种时髦理论，断定作者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完全是不需要的，只是为了faire quelque chose de beau[19]而写作，那么他的小说也就不再是艺术作品了。在《一生》和《俊友》里，作者知道应当爱谁恨谁，而读者也同意他，相信他，相信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但是在《我们的心》和《苡威荻》里，作者不知道应当爱谁恨谁，因而读者也就不知道了。读者既然不知道，也就不相信所描写的事件，对它们就不感到兴趣了。所以，除了最初几部作品，严格地说，除了第一部而外，所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作为小说来讲，都是写得不好的。如果莫泊桑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些长篇小说，那他只能成为一个惊人的范例：一个光辉的天才是怎样被他所处的虚伪环境，被一些不爱艺术所以也不懂得艺术的人所杜撰的虚伪的艺术理论毁掉了的。幸而莫泊桑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在这些短篇小说里，他不曾受他所采纳的那个虚伪理论的支配，写的也不是所谓quelque chose de beau[20]，而是感动或激发他的道德感的事物。根据这些短篇小说——不是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道德感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如果一个真正的天才在虚伪理论的影响下也不强制自己，那么他的惊人的特点就在于天才自会教育它的拥有者，引导他沿着道德发展的道路前进，使得他爱那值得爱的，恨那值得恨的。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只是因为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是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看事物。天才的拥有者——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是天才，如果像莫泊桑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那样让其发展，能够揭发、暴露事物，而且使得人们爱那值得爱的，恨那值得恨的。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他在环境影响下开始描写那不应当描写的事物，就会发生与巴兰一样的情况，巴兰本想祝福，却诅咒了那应当诅咒的，他想要诅咒时，反而祝福了那应该祝福的。[21]他不由自主地做的并不是他愿意做的事，而是应该做的事。莫泊桑也正是这样。

恐怕难以找出一位作家，像莫泊桑那样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幸福、全部生活意义都在于女人，在于爱情，那样热情地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女人和她的爱情。也恐怕未曾有过一位作家，像莫泊桑那样鲜明而准确地表现了他认为是最崇高、而且是提供生活最大幸福的这个现象的一切可怕方面。他越深入这个现象，就越有力地揭露它，剥去它的外壳，留下来的仅仅是骇人的后果及其更加骇人的本质。

请读读他的儿子——白痴，和女儿在一起的深夜（《L’ermite》[22]），水兵与妹妹（《Le port》[23]），《橄榄地》，《小洛克》（《La petite Roque》），英国女人《哈勒特小姐》（《Miss Harriet》），《巴兰先生》（《Monsieur Parent》），《柜子》（《L’armoire》，写一个在柜子里睡着了的女孩），《水上》[24]（《Sur l’eau》）中的婚礼，以及表现这一切的最后一篇《离婚案》（《Un cas de divorce》）。马克·阿夫列里推想一种假定能摧毁人们观念中的这种罪恶[指爱情——译者]的吸引力时所说的话，莫泊桑却以鲜明的、震撼心灵的艺术形象做到了。莫泊桑想歌颂爱情，但他对爱情越了解，就越是诅咒它。他诅咒爱情，因为爱情带来不幸与痛苦，因为种种失望，主要是因为存在真正爱情的赝品，因为爱情中含有欺骗，人越是相信这种欺骗，就越是感到痛苦。

这些卓越的短篇小说和他最优秀的作品《水上》的不可磨灭的特点，鲜明地显示了作者在其文学活动的过程中道德力量的成长。

作者的这种道德成长，不仅表现在他对性爱的揭露，不自主的、因而是更为有力的揭露上，还表现在他对生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道德要求上。

他不单是从性爱里看见人的动物性要求与理性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他是在整个世界结构里看见了这个矛盾。

他看到这世界，即物质的世界，照它本来的样子不仅不是一个最好的世界，相反，可能是一个坏透了的世界。这个思想鲜明地反映在《奥尔拉》（《Horla》）里，这个世界是不能满足理智与爱情的要求的。他又看到人的灵魂中另有一个世界，或者至少是对那另一世界的要求。

使他苦恼的不只是物质世界的不合理及其丑恶，使他苦恼的是世界的可厌与分裂。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能攫住人心的绝望的叫喊，一个迷路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孤寂时发出的叫喊，就像在那篇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寂寞》（《Solitude》）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一样。

最使莫泊桑苦恼、他曾多次谈及的现象，是人的孤独，是精神上孤独的痛苦状况，是人与他人之间的隔膜的痛苦，正如他所说，肉体上的联系越紧密，这隔膜就越使人感到痛苦。

是什么苦恼着他呢？他希望什么呢？什么能摧毁这种隔膜？什么能结束这种孤独？爱，但不是女性的已经使他厌恶的爱，而是纯洁的、精神的、神圣的爱。莫泊桑在寻找它，他奔向它，痛苦地从他所感受的一切桎梏中冲出来而奔向它，奔向那显然早已为人人敞开的人生出路。

他还不能说出他所寻求的东西的称谓，也不愿只是在口头上把它说出来，免得冒渎他视为神圣的东西。但他那未名的憧憬在孤独面前表现为恐怖，这憧憬是如此真诚，比起许许多多只是口头上宣扬的爱的说教来，就更强烈地感染人、吸引人。

莫泊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虽然处在骇人听闻的丑恶的道德堕落的圈子里，但他凭藉的非凡天才的光芒，力图摆脱这个圈子里的人们的世界观，他已接近解放，已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这场斗争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力量，他不能再作最后的一次努力，他还没有获得解放就灭亡了。

这种灭亡的悲剧还在于，当代的所谓有教养的人们大多还在继续演着这个悲剧。

一般地说，人们总不会生活着而不知道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意义的。随时随处都会有先进的绝顶聪明的人物出现，人们称之为预言者。他们向人们解释他们的生活的意义，而普通人，中等资质的人，往往没有能力自己弄明白，就遵循着预言者向他们揭示的对生活的那种解释。

一千八百年以前，基督教已经把这个意义解释得简单、明白、愉快而又无可置疑，所有承认这个意义、并且一向遵循着从这意义产生的生活准则的人们，他们自己的生活就足以证明这点了。

但是又有一些人把这个意义妄加解释，以至成为一派胡说，于是人们便进退维谷，不知何去何从：究竟是承认像天主教、路德、教皇、无垢受胎教义等等所解释的那种基督教，还是依从勒南之流的教诲而生活，即无须信赖任何准则，无须任何人生观，而只须在情欲强时纵欲，情欲弱时则随习惯而生活。

普通人选择前者或后者，有时两者都依从，始则要放荡，后则要天主教。人们就这样世世代代生活着，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文章为掩护，不是为了认识真理，而是为了掩盖真理。一些普通人，尤其是愚笨的人，觉得很舒畅。

但是另一些像莫泊桑这样的人（这种人很少，不常有）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看出它们的意义，看见他人所不能见的生活矛盾，生动地想象出这些矛盾会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向什么，于是就先人一着去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他们到处去找寻解决矛盾的方法，却不在这些方法所在的地方，即在基督教义中去寻找，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已是残余的、不合时宜的丑恶可厌的荒诞之说。及至竭力寻找这些解决方法而徒劳无功之后，他们便相信矛盾是不能解决的，相信生活的特点就在于生活本身总是带来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得出这样结论之后，如果这些人是生性软弱、而不是精力充沛的，他们就和那无意义的生活妥协，甚至还以此自豪，认为自己的无知是美德，是文明。如果他们像莫泊桑这样是精力充沛、正直而有天才的人物，他们就不能忍受，并以不同的方式离开这种荒诞的生活。

就好像在沙漠中渴极的人到处去寻水，唯独不到那些站在水源上方、把水弄脏了的人们的附近去寻找，这些人只能给你泥浆而不是清水，但是，清水却就在泥浆背后不断地流着。莫泊桑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不能相信，他显然从来没有想到，他所寻求的真理早已被发现了，而且离他这样近；他不能相信，人能够在他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其中的矛盾之中生活。

依照那些培养了他，围绕着他，为他的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强壮的年轻生命的一切欲望所肯定的理论来说，生命在于享乐（其中主要是女人和她的爱情），在于纵情恣意地享乐，也在于描写这种爱情以及唤醒他人的爱情。这一切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仔细观察这些享乐时，在其中就会现出与爱和美完全背道而驰的敌对现象：女人总是会由于某些原因变得丑陋、因妊娠而不美，因生育而不洁，然后有了孩子，不想要的孩子，还有欺骗、虐待、良心的谴责，末了不过是衰老与死亡。

那么，这种美确实是美吗？那么，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如果能使生命停顿就好了。但生命在继续。那么“生命在继续”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头发脱落了，变白了，牙齿坏了，出现了皱纹和口臭。甚至在这一切了结之前，就已经令人害怕，令人嫌恶了：擦脂抹粉，流汗、恶臭、丑陋。我为之献身的东西在哪里呢？美在何处呢？而美就是一切呀！没有美就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生了。

不仅在生命所在之处没有生命，就连你自己也在开始离开生命，你衰弱了，愚钝了，瓦解了，别人就在你眼前夺去你全部人生幸福之所在的享乐。尽管如此，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东西，一种与人们、与全世界的结合，开始露出微光，有了它一切欺骗就都成为不可能，什么都不能破坏这另一种东西，它是真实的，永远是美的。但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有的。这只是沙漠绿洲的幻影，我们知道这种绿洲并不存在，只有一片黄沙。

莫泊桑活到了生命的这样一个悲剧时刻，这时环绕着他的生命的虚伪同他开始意识到的真实发生了冲突，而同时精神上的新生也已经开始逼近。

在我们刊印的这个集子中，那些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正是这新生的痛苦的反映。

如果他注定不是在新生的痛苦中死去，而是诞生，那么，他大约会贡献出伟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来的，但就是他在新生过程中给予我们的也已经很多了。为了他已经给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感谢这位有魄力的正直的人吧！

（1894）

尹锡康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戴家楼》，一八八一年巴黎出版之《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收有短篇小说八篇）之第一集。

[2]莫泊桑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法译本时说：“我看，我的全部活动毫无用处，我的十卷集没有任何价值了。”（《文学遗产》，第37—38卷第447页，1939年莫斯科版。）

[3]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批评家与文学家。

[4]法语：一个可靠的人。

[5]《土地》是左拉的长篇小说。

[6]《小法代特》、《魔沼》是乔治·桑的短篇小说。

[7]《小法代特》、《魔沼》是乔治·桑的短篇小说。

[8]法语：大腿和胸部。

[9]法语：乐于为此。

[10]法语：恶棍。

[11]法语：戴绿头巾的。

[12]法语：受人嘲笑的。

[13]约伯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见《约伯记》。

[14]指列宾的《库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

[15]此段引文原为法语，据托尔斯泰本人的俄译文译出。

[16]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哲学家。

[17]此段引文原为法语，据托尔斯泰本人的俄译文译出。

[18]法语：框架。

[19]法语：创造一点美的东西。

[20]法语：一点美的东西。

[21]事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

[22]《隐士》。

[23]《港口》，为托尔斯泰所意译，题名《法国女人》，发表于一八九一年。

[24]一八九〇年托尔斯泰曾复述《水上》之片断，题名《昂贵》。一八九一年又将此片断中之一节（论战争）收入论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谢·杰·谢苗诺夫《农民故事》序

我早就为自己定下一个准则，从三方面去评判任何艺术作品。（一）在内容上，艺术家从新的方面揭示的东西对人们说来重要和需要到什么程度，因为任何作品只有当它揭示生活的新的方面时才是艺术的作品；（二）作品的形式优美到什么程度，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内容相适应；（三）艺术家对自己的对象的态度有多真诚，亦即他对自己描写的东西相信到什么程度。后一优点依我看来在艺术作品中永远是最重要的。它给予艺术作品以力量，使艺术作品具有感染力，也就是使它能在观众、听众和读者心中引起艺术家所体验到的那些感情。

谢苗诺夫正好在这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

有一篇屠格涅夫翻译的福楼拜的著名短篇小说叫做《修道士于连》[1]。小说最后的、也应该是最最动人的插曲是，于连同一个麻风病人睡在一张床上，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他。这个麻风病人是基督，他把于连带到了天上。这一切都以高度的技巧写成，但我读这篇小说时始终丝毫无动于衷。我感到作者自己不会去做、甚至不愿意去做他的人物所做的事，因此我也不想做这件事，而且我在阅读这个惊人的献身行为时，也没有感到任何的激动。

谢苗诺夫却写了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这故事总是使我深深感动。一个寻找工作的农村小伙子来到莫斯科，由在富商家当马车夫的同乡说情，马上得到了工作，做扫院工的助手。本来干这活儿的是一个老头。商人听从马车夫的话辞退了这个老头，让小伙子接替他。小伙子晚上来上班时，在院内听到老头在屋里诉苦说，他没有丝毫过错，只是为了把他的工作给一个年轻人干才解雇了他。小伙子突然可怜起老头来，觉得挤走他于心有愧。他陷入沉思，感到犹豫，最后决定放弃了这个工作，虽然这工作是他那么需要那么喜欢的。

这一切叙述得那么好，以至我每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在同样情况下，作者不仅愿意，而且肯定会做得一模一样，于是他的感情感染了我，我感到愉快，仿佛我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准备去做一件好事。

真诚是谢苗诺夫的主要优点。除此之外，他的作品的内容也总是有意义的。其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它涉及俄国最重要的阶层——农民。谢苗诺夫熟悉农民，只有亲身过沉重的乡村生活的农民才能像他那样熟悉。他的故事的内容之所以很有意义，还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外表的事件，不是生活风习的种种特色，而是人们接近还是背离基督教真理的理想，这理想牢固地、明确地存在于作者心中，并成为他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的优劣或意义的可靠尺度。

这些故事的形式完全适合于内容，是严谨、朴素的，细节永远真实，没有丝毫虚假。特别好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其表达法常常是崭新的，但却总是朴实无华，惊人地有力而又生动。

（1894）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指法国作家福楼拜于一八七七年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的《修道士圣于连的传说》，同年由屠格涅夫译成俄文。

论所谓的艺术

一

今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所谓的行家们断言是瓦格纳[1]的最佳作品的东西[2]。演奏也如行家们所说是出色的。虽然我很愿意待到演奏结束，以便有权利加以评价。可我没能这样做，倒不是由于枯燥乏味，而是由于整个作品的可怕的矫揉造作。正像音乐的耳朵听到大量矫揉造作的音调所感受的那样（尽管有这些矫揉造作的音调，作品的意义还是明白的。要是整个作品都是不准确的音，也就无所谓矫揉造作，听它时也不会觉得难受了），我的审美感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没听完第二幕就离开了。在我知道的所有民间史诗中最无诗意、最乏味最拙劣的一部就是这个《尼伯龙根》。平庸而又标新立异的作曲家瓦格纳为了要写音乐作品，按自己的方式改写了这部毫无诗意的拙劣的叙事诗，并在其中加入模糊不清的德国式的、枯燥乏味的准哲学的催化剂，继而给这部矫揉造作的故事构想出（正是构想出）那不是音乐、而是近似音乐的一些音，并由化了装的人以不自然的声音喊出稀奇古怪的词句，表演这个以戏剧为表现形式的故事。

歌德[3]说过：Man sieht die Absicht und wird verstimmt.[4]这里你不仅只看到Absicht（意图），而且看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你看到的意图又常常是没有实现的。我清楚地看见，剧中某个人物与之搏斗的怪物并非怪物，而是两个弯腰曲背的可怜人，他们尽力步调一致而不分开，同样，在剧中，主要是在所谓的音乐中，我没有听到、没有感到音乐，而是感到并看到一个自命不凡到发疯的、貌似有音乐天赋却无艺术才能的德国人，他想使我深信，他提供给我的这个无聊的故事含义深刻，十分动人。对此人们会说，我的毫无根据的个人意见和大多数人的个人意见是全然相反的。而我则要说，就我所知，大多数人的意见除了笼统含糊的空话之外，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却是很明确地以下列理由为依据的。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领域，都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自己的内容。且不谈每种艺术的实质所在（我将在下文谈及），这里我只谈谈我的艺术论点所需要的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凡是从事艺术的人是不会与之争论的。当我观看建筑物时，我就寻找建筑的美，而如果建筑物的一部分建成了，与它并列的另一部分却是用颜料华丽地画出来的，那么建筑给我的美感就被破坏了。看到圆柱后我企待看到柱廊，而这里却突然出现了描画出来的屋顶或柱廊。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只能由这种艺术解决。譬如描写风景的画能够向我传达的是它应该表达的，它只能描绘流水、灌木、田野、远方、天空，而任何诗篇或者音乐都不能传达画家应该告诉我的东西。所有艺术都是这样，音乐尤其如此，因为音乐是最最感人肺腑的艺术，亦即较之其他艺术是最能左右人的情感的艺术。音乐，如果它真是音乐，就该说出只有音乐才能表达的东西。而音乐的思想（不如说是内容）的表达，有自己的音乐的规律，有自己的开端、中段、结尾。就像建筑的、绘画的、文艺的作品那样。当音乐家要用自己的艺术表现什么的时候，音乐也就遵循这些条件，从古迄今总是如此。

那么瓦格纳是怎样做的呢？

请把他的不带表演也没有歌词的总谱拿来看，你只会发现一些音的堆砌，没有任何音乐内容和诗意，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可以随意颠倒这些音符和乐句，不会产生任何区别。因此，这里不存在音乐作品。为了使这些音具有某种意义，必须在表演的同时去听它们。就是这样去听，你也得不到音乐的艺术感受，只听得出显然是迂腐地臆想出来的、用标志着每个人物出场的主导动机来作图解的企图[5]（实际上用音乐图解诗是不可能的，因为音乐是比诗和戏剧远为激动人心的艺术，不能用它来为诗作图解），即用音乐的仿制品来为蹩脚叙事诗的平庸和标新立异的改写本作图解的企图。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以及他所有这类作品都是如此。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位诗人，他是那样任意糟蹋自己的语言，以至可以用任何题目、任何韵脚和任何诗格来写诗，写一些仿佛有意思的诗（这些诗在我们杂志上每期总会有两三首）。再设想一下，这样的诗人立意要用自己的诗来图解贝多芬的某首交响乐或奏鸣曲，或者肖邦的叙事曲。这位诗人为这支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快板的最初几个急促的小节所写的甚至不是四行诗，也不是两行诗，而是一行诗，依他看来，这一行诗是适合于开头的几小节的。然后又给下面那些较为和缓的小节也写出他认为是合适的诗行，和先前那一行诗毫无内在联系，甚至没有韵脚，也不用同样的诗格，就这样为整部奏鸣曲、交响乐或叙事曲写诗。诗歌中的这类作品和音乐中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完全是一回事。

依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瓦格纳的音乐的意义。

这种音乐却风行于全世界，到处演奏。为了演出，照我看，全欧的剧院得耗资数百万，而数以千百计的人则完全相信，他们赞赏这种既无诗情又无意义的音乐证明自己有高雅的教养和鉴赏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说，我们在艺术事业上已经走入死胡同，再也不能前进，再也没有出路了。作为这种状况的征兆的不单是瓦格纳的作品。我以音乐为例，但在一切艺术领域之中都出现同样的情况（除了没有发生变化的建筑和雕塑之外），在绘画，在抒情诗、叙事诗（长篇小说）和戏剧方面都是如此。

在绘画方面，宗教画、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都为人厌弃了，何况这方面不仅没有丝毫超越前人之处，甚至没有堪与前人媲美的东西。

于是他们干脆就杜撰，竭力臆想出某种离奇的东西，装作幼稚、信神、不会画画，这样他们就可以模仿某某人的风格，用一些象征来表达某种深刻的思想。

或是描写…………………………………………………………

………………………………………………………………………[6]

或是………………………………………………………………

光是参加这一运动的画家就不计其数，而且越来越多。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趋于平庸。没有一个画家真正具有才能，就连不久前的克瑙斯[7]、梅索尼埃[8]、透纳[9]那样绰有才华而又令人易解的画家也都没有。

可是他们，新派的画家们毫不畏缩，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正是平庸的特性），继续开拓新的道路，并且相互吹捧。

在诗歌方面、抒情诗方面也是如此，没有歌德、普希金、维克多·雨果，类似这些诗人写的诗已经令人生厌，大家写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诗。于是新派诗人开拓新的道路，而且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才具平庸的波德莱尔和魏尔兰也被当作诗人，沿着他们所开拓的道路还麇集着他们的后继者——马拉梅[10]及其侪辈，纷纷写作依他们看来是美的、但却是谁都不能理解的东西。在我们俄国某些无法理解的人也这么做。

假如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抒情诗方面，那还算好，这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小小的领域罢了。问题是戏剧和叙事诗[11]方面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狄更斯们，萨克雷们，维克多·雨果们都逝世了。他们的模仿者多得不可胜数，但这些人也为大家所厌弃了。全都一模一样，于是就臆想出了新的东西，那就是易卜生[12]、吉卜林[13]、赖德·哈格德[14]、小都德[15]、梅特林克[16]等人。

又是同样的现象：追逐奇特和新颖而不求明白易懂。与绘画方面一样，写作者的数量以可怕的规模增加，才能的水平则以同样的规模下降。人们甚至看不到他们所做的事毫无意义，却继续互相吹捧，而且沉湎于奇特、雕琢和隐晦费解，越演越烈。

这一点在任何领域也没有像在音乐方面那样洞若观火，人们的矫揉造作也没有像在音乐中那样登峰造极。因此我就从它谈起。音乐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别的艺术不管怎样还可以说个明白，而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因此，如果一幅画没有意义或画得不对，任何观众都可以评论并说明它的缺陷。诗歌也是如此。任何人都可以说，这个人物或事物表现得不自然或不真实。只有音乐（抒情诗也几乎如此）不能争辩，不能说为什么这是好的或者不好。

因此，音乐（抒情诗也是如此）才会陷入当代艺术的错误道路（这条道路的错误所在，下文将会谈到），才会落到它现在所处的极其荒谬的境地。

音乐是直接作用于情感的艺术，因此，它要成为艺术，看来一定得作用于情感。而且它又是一种瞬间消逝的艺术。作品演奏完也就完了。你不能像对待绘画或书籍那样，可以任意延长自己的印象。因此，音乐作品为要成为艺术，就必须作用于情感。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大量音乐作品在模仿贝多芬的没有意义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些音的堆砌，这对于研究赋格和对位是有意义的，但在普通的听众心中却不能唤起任何情感。音乐家没有为此感到丝毫不安，却泰然自若地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听众不懂音乐。

音乐家对你演奏自己的作品，而这作品，像新派音乐家们的大多数作品那样，是莫名其妙的，亦即与音乐格格不入的。

你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你有审美修养，懂得并珍视古典作曲家的音乐。你听一部作品，而这作品却使你困惑不解（尤其是，假如音乐家是个性格快乐的人），这是否在愚弄人？他是否干脆随手乱弹来考验你？于是你说，你不喜欢它。音乐家回答说，不，你还不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懂呢？须知乐曲已经奏完。而且为什么对于马拉梅的诗和梅特林克的戏剧我可以说，这些诗和戏剧很糟，因为它们毫无意义，谁也不会对我说，我还不懂，而谈到音乐，人们却这样对我说？艺术作品应该使我感动，而为了使我感动，它首先应该是明白易懂的。

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hors les genres ennuyeux，[17]这话说的几乎是一回事。首先，任何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应该明白易懂。我认为艺术作品不外是把难懂的东西改造成明白易懂的。明白易懂的艺术所产生的印象常常是使获得艺术印象的人觉得，这他早已知道，只不过不善于表达得像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因为，假如说一部艺术作品很好，你不喜欢是因为你不懂，那等于叫我吃稻草或林堡干酪，而我不吃它竟被解释为我的口味还没有提高。不对，我不吃稻草是因为它不好吃，我不吃林堡干酪是因为它气味不好。如果你要请我吃东西，那么请你先把它做得让我和境况与我相同的人感到可口。

他们对此回答说，你们还不能接受这种食物是因为你们没有修养，因此没有这种快感，我们想让你们得到这种你们没体验过的高级快感，我们可体验到了。

我们是什么人？而你们又是什么人？

你们是千百万人，男男女女的劳动者，他们给你们吃，给你们穿，为你们盖房子，供给你们车马，保护你们——你们这一小撮人，一小撮游手好闲、依赖这千百万人的劳动为生的寄生虫。

而我们这些享有特殊的美的人又是什么人呢？是在游手好闲、贪馋酗酒和荒淫好色中度过一生的寄生虫。这是一小撮人——寄生虫，他们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生活没有意义，人应该趁自己活着的时候毁掉自己，尽情享乐。这一小撮人要教导全体大众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而能够欣赏健康的、明白易懂的普通艺术的人却得去向这一小撮人学习！！

假如说，这些脱离生活、脱离真正的劳动生活、不劳而食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在为自己臆想各种手段，先是作为玩乐以消磨闲极无聊的岁月，继而借以忘却自己过着荒唐的生活，他们做蠢事，还把这些蠢事叫做艺术——这样说不是更确切些吗？这样说之所以必要，尤其因为他们想传授以艺术、并被他们看作劳动的牲口的那些人，那些不得不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为他们营造房屋，亦即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自己身上的寄生虫来养着的人，对什么是艺术懂得一清二楚，并且能欣赏它。他们懂得什么叫诗，知道什么是好的和明白易懂的故事、寓言、童话、传奇、长篇小说、叙事诗，知道什么是好的和明白易懂的歌曲和音乐，知道什么是好的和明白易懂的绘画。这一切他们都懂得，也都喜爱。他们懂得大自然、动物的美和诗意，他们懂得你们所不懂得的那种诗意的美。

为什么你们认为这些人非得说你们在那个寄生虫小圈子里所作的东西是最好的不可呢？我们认为那些东西很糟。其所以很糟，是因为大部分是淫秽的、异常的，不是人人能享受的，主要是因为难以理解，而一旦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则又不是因为别人提高到了你们的水平，而是因为降低到了你们的水平。你们狂妄自大地说，你们掌握了一种特殊的美，而要达到你们的水平，理解你们的这种美，必须作许多努力。而我们则认为，你们称之为美的，只不过是满足你们那反常口味的东西，因此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向你们学习。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艺术是好的和需要的，那就请你们享用吧！我们可不需要它。因此请你们不要说那是为[我们]制造的。

要断定谁是对的，就得先断定艺术究竟是什么。关于艺术居然会有如此形形色色互相对立的意见。

请随便举出一种艺术的一个作品，我都能告诉你们权威性的评论家们所发表的截然相反的见解。至于当代的作品，情况更是如此，诸如瓦格纳的音乐、易卜生的戏剧、左拉的小说，某某人的绘画等，同一个作品，被一些人看作尽美尽善的杰作，而被另一些人看作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称为艺术作品的令人厌恶的劣等货。

如果可以有这样矛盾的意见，那么在艺术的定义中一定有什么不明确和十分混乱的地方。

关于这种那种哲学或科学的著作的优点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会说天文学、物理学的发现及其叙述不是科学著作，也不会说研究心灵的论文不是哲学著作，而在艺术作品中却出现了完全的否定。瓦格纳是最完美的；瓦格纳不是音乐家；皮维斯·德·夏凡纳[18]是最完美的，皮维斯·德·夏凡纳不是画家；马拉梅的作品妙极了，马拉梅的作品不是诗，而是一派胡诌，如此等等。

二

艺术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看看艺术的起源，看看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项活动是从哪儿出现的。人们已经这样做了，正如这一对象的新近研究者所断言的那样，艺术的萌芽毫无疑问可以从动物那里看到，这些萌芽就是游戏，娱乐。

所有的美学理论家都公认，艺术的主要特征在于，艺术作品不以物质利益为目标。并非任何没有利益的工作都是艺术，并非任何艺术在物质方面必定没有利益，例如各种游戏，像网球、象棋、惠斯特等在物质方面没有利益可言，并且又是娱乐，它们却不是艺术。因此，只有某一种在物质方面没有益处而旨在娱乐的活动才是艺术。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活动呢？

难道艺术真的只是娱乐、游戏和赏心乐事吗？习惯于以非艺术所固有的意义强加给艺术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他们是根据黑格尔和鲍姆加登[19]的无聊的话，把艺术的意义与对真理的认识和美德等量齐观。只因习惯于把这种意义强加给艺术，我们才觉得，如果我们认为艺术的意义只在于娱乐，那就贬低了它。但这是不对的。艺术并不会因为我们给它以它实际所固有的意义而有所贬低。正像我们不再认为佛门领袖是达赖喇嘛而认为他是人，并不会贬低他一样。过去和现在艺术都被人加上一层含糊不清和过分夸张的意义，仿佛通过某种方式、出于某种原因艺术必定会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请看所有美学论著）。可是，把这种意义加给艺术只是为了维护那些选择艺术家称号的人的作用，而谁也不会认真相信这种错误地加给艺术的意义。还有这么一些人（绝大部分劳动人民），他们不无理由地不相信加给艺术的那种意义，却又看不到别的意义，他们认为艺术干脆是油水太多的富人们的胡闹。

如果认为一个人是达赖喇嘛，或者君主，或者在某方面了不起的人物，这对某些人可能是合适的，但在大多数人中间却会引起反对和愤慨，甚至想不承认这么抬高自己的人还有人格。一个人本来是什么就承认他是什么，要求给他以适合于人的地位和尊重，这不是更好更可靠吗？对于艺术也是如此。不要硬给它安上什么净化心灵和实现美的理想等等神秘的意义，而简单地承认它在现实中的本来面目，给予它本来应有的意义（这意义已经不小），不是更好吗？

艺术的娱乐？难道就那么渺小而不足道，以至可以藐视以艺术的娱乐为目的的活动？任何娱乐都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人生来是这样，他不应该停止生活，也就是说不应该停止活动。他应该活动的原因既在于他是动物，而动物应该饮食、躲避风雨，使自己和家人都有衣着；也在于他在生活里，像马在途中一样，不能不活动。他饮食、睡觉，而吃饱睡足的身体又要求活动。活动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获得衣食住。劳动和饮食的这种循环在人身上不断进行。可是这种循环的进行使人疲倦，于是他需要休息，需要某种离开这一循环的东西。而离开这循环的休息也就是娱乐活动，如游戏与艺术。游戏是没有利益可言的活动，其目的不在于衣食住等等那样有益的劳动，而是相反，是劳动之余的休息，这样使用自己过剩的力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表现灵巧、机智和发明等等能力。

艺术是劳动之余的另一种休息，是通过感染、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感情而达到的。

在艺术领域里总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制造艺术作品的，一种人是接受艺术作品的，即观众、听众。艺术家制造，而后者则只是接受。这也正是艺术有别于其他东西的一个特点，即艺术只能被动地被接受，享受艺术的娱乐的人，本身不需要做什么事，他只是看着，听着，并获得快感，觉得开心。他自己不作任何努力，而只听任艺术家支配，正是这一点使艺术传达方式有别于任何别的传达方式。为了理解科学的理论和别人的思想是需要努力的，而在艺术的接受中却丝毫不需要努力，需要的只是不做什么事，在艺术印象强烈时甚至连是否在做事也无所谓。音乐、歌唱、图画、故事中几句有感染力的话和语调等能深深吸引住观众和听众，甚至使他抛开手头的工作。

我看见檐前的雕刻就体验到那个构思并刻出这些花纹的匠师所体验到的对称感，他对这些花纹的兴趣和他的快感。同样我也体验到那个构思并完成航船上的雕刻的人的情感。当我听一个儿子讲他如何告别母亲并重复母亲的叮咛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当我听到教堂的钟声和在木板上跳特列帕克舞的声音时情况也是如此。在我听匈牙利的恰尔达什舞曲或一部交响乐，阅读荷马[20]、狄更斯[21]的作品，观赏米开朗琪罗[22]的雕塑、巴特农神庙[23]以及其他任何艺术作品时都体验到这种感情。从艺术作品中得到娱乐和快感，是因为我直接体味到，不是通过别人讲述，而是通过直接感染体味到艺术家所体验的情感，没有他我是不会知道这种情感的。

如果说戏剧、小说、抒情诗、图画、雕像中含有某些被传达的信息，那么传达信息的这一部分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材料或艺术的累赘。艺术本身在于传达感情。因此产生这样的情况，经常有在图画上十分详尽地描画出的情景，或者在小说、叙事诗里十分详尽地描述的事件，或者许许多多音的组合，但是其中却没有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艺术作品。

所以，艺术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听任自己受艺术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的感染而得到的娱乐。这种娱乐的快感在于，人不作努力（不是全神贯注），不承受感情的一切实际后果，而体验到极其多样的感情，正是由于直接从艺术家那里感染这些感情，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和体验人生乐趣。这种快感几乎和梦的快感一样，只是更有连贯性。正因为人不会感受到生活中可能败坏或减少实际人生乐趣的一切摩擦，却能感受到构成人生的实质和魅力的生活中的各种波动，又复不受任何干扰，所以感受得更为强烈。多亏有艺术，缺腿或衰老的人在看跳舞的艺术家或艺人时也体验到跳舞的乐趣。住在北方的人，即使足不出户，在看画时也能体验到南方大自然的乐趣。软弱和温顺的人看画，读书，在剧院里观看文艺作品，或者听歌颂英雄的音乐时，也体验到坚强有力和权力在握的乐趣。冷漠无情、干燥乏味、从未有过怜悯心和爱心的人也能体验到爱和怜悯的乐趣。

艺术的娱乐就在于此。

游戏是小孩、青年的必要生活条件，也是安排生活休息日的人们的必要生活条件——当他们有多余的体力而不应用于物质活动的时候；艺术也是成年人和老人的必要生活条件——当他们的体力全部用于劳动，或者像在病中和老年常见的那样，当体力衰弱了的时候。前者和后者都是人为了离开劳动、睡眠和饮食的循环以便获得休息所必需的，而人像任何动物一样，从生到死都在这循环圈中转。因此，人从开始生活起就一直有这两种娱乐，即游戏与艺术，而艺术并不像美学论著描述的那样是神秘地为美服务，它始终是人生的必要条件。

的确，对人说来，还有一种使他超越饮食、劳动和休息这种动物性的循环的高级活动，那就是精神活动。这种活动乃是人的最高使命，然而，这种高级活动的存在并无碍于艺术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和必要的条件。

艺术就是这样。艺术是一种娱乐，借助这种娱乐，人自己不活动，而只沉醉于他获得的印象，感受各种各样的人的感情，并以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之余得到休息。艺术像睡眠一样，给予人以休息。正如人活着不能没有睡眠，人在生活中也不能没有艺术。

可是对此人们会说：难道艺术只有这种意义吗？我们知道，艺术在人的心中唤起最高尚的感情，因此不能把它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劳动之余的休息。这样的见解部分的是对的。确实，艺术可以在人们心中激起最高尚的感情。但是，艺术可以激起最高尚的感情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言论、书札、出版物都能传达最崇高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证明，言论、书札、出版物的使命就在于此。它也可以传达如何储存土豆或消除赘疣的知识。梦、梦景，像许多人所体验过的那样，可以给我们展示最崇高和最深刻的思想，也可以向我们呈现出任何荒唐无稽的事情。艺术也完全如此。

借助艺术可以传达最高尚和最善良的感情，也可以传达最卑鄙和最恶劣的感情。因此如果说艺术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感情，是使人在劳动之余获得休息的一种娱乐，这丝毫也不排斥通过艺术可以传达最高尚的感情；而可以传达这种感情这一点，也无损于艺术的定义——即艺术是使人在劳动之余获得休息的一种娱乐——的正确性。

三

总之，如果艺术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借助它，那些为了得到衣、食、住，即为了维持生活而必需劳动的人可以获得由于劳动而必需的休息。那么，显然，艺术给予的这种休息越多，获得这种休息的人越多，它的使命就完成得越多。

为了维持生活而劳动的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生活。这些直接为维持生活而劳动的人，亦即劳动者，比之那些不是直接为维持生活而劳动的人至少要多一百倍，况且不直接为维持生活而劳动的人和完全不劳动的人并不需要休息，因为没有休息的必要，因此，艺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应该成为这极大多数劳动者的休息。只有他们需要艺术，因为只有他们从事劳动，他们人数又很多，几乎是整个人类。艺术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

过去和现在，俄国农舍的屋顶和窗户上总是有建筑上的装饰，屋顶和大门上有雕刻的供椋鸟栖宿的小屋，有雕刻的公鸡，手巾上有刺绣的花样。任何房子里的上座总是挂满或贴满图画。每个姑娘或妇女都熟悉并且唱得出数十首歌曲，青年们会拉手风琴、吹扎列卡管，弹三弦琴。每个村子里都常跳轮舞，每个庄稼汉都知道，都读过和听到过美少年约瑟的故事[24]，以及各种寓言、童话、传奇。在俄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劳动人民需要艺术，他们也有这种艺术。还有一部分艺术是从富人们那里接受来的，他们对这种富裕阶级的艺术进行严格的选择，只接受符合于他们的要求的东西。不过，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只是富裕阶级的艺术中的精华，亦即最朴素、最动人、而且当然是最明白易懂的东西，因为在艺术中不易理解的作品，像我在上文说过的，等于食品中不堪入口的东西。

在人们中间存在的艺术实际上就是这样。可怪的是，在我们圈子里，这种艺术却不被承认为艺术，即使得到承认，那也被看作最低级的艺术，是艺术的雏形，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当作艺术。屋顶上或手帕上的公鸡，只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才使我们圈子里的人感兴趣；贴满上座的图画，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水平最低的画匠制作的。书也是这么制造出来的。童话、传奇也只引起古文献学方面的兴趣。歌曲、手风琴被认为是音乐的蜕化。因此，我们圈子里的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在劳动人民中间压根儿不存在，艺术只存在于我们之间，在我们的神庙里，宫殿里，展览会上，纪念碑上，在我们的象征派、原始派以及其他流派的绘画上，在我们的颓废派的诗歌和小说里，在我们的易卜生、梅特林克之流的戏剧里，在我们的瓦格纳之流以及一切新派的（只有献身艺术的人才理解的）音乐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所有艺术真的都只存在于这些人中间？可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艺术，因为艺术是劳动之余的休息，而这些自称拥有艺术的人却把脱离维持生活的实际劳动当作自己的活动的首要条件。

难道劳动人民为了拥有他们那么需要作为休息的艺术（因为他们确实在劳动），真的要等到他们能够懂得颓废派的诗、小说、戏剧以及新派音乐家的令人无法理解的胡编乱造的那一天？要知道，即使他们懂得所有这些假想的艺术作品，仍然难以问津，因为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像瓦格纳的歌剧一样，要求花费极多的劳动，不可能普及到全体劳动人民群众中去。主要的是，即使人民也懂得这些假艺术作品，那也无法想象，双手长满老茧并因此具有纯真未凿的正确思想和健康感情的劳动者，竟会被那些由于过着形形色色的腐化生活而疲惫不堪、甚至变态，而且不懂实际生活（即劳动生活）的画家、诗人、音乐家的感情所打动，所感染。不能想象一个思想健康的劳动者会为梅特林克的戏剧或某某人的一幅画所感动，甚至也不能想象他会为贝多芬后期的交响乐所感动，更不用说瓦格纳的追随者了。这类艺术家和劳动者听众（即真正的人）彼此相距很远，没有任何接触点。而要他们互相了解，或是劳动者得腐化，或者艺术家得降低（照他们的看法）到人民的水平。可是艺术家不想这么做，他认为，他站在大家都应该达到的高度。即使假定当代这些艺术家是站在高峰，而不是蹲在低谷，他们的艺术也不适用而应该抛弃。艺术是劳动之余的休息。今天正在生活的人民，平民出身的人，他们在劳动，他们希望并且需要艺术提供休息。艺术家们却说：我们的艺术是这样高深，你们还得学会理解它。人民说：可是我们得生活呀。要知道，对你们说来艺术也许是玩具，没有也行，因为你们不劳动，而我却缺不了它，再说我也无暇等待。你们将制造对我们的子孙们适用的艺术（这是你们说的，也许它毫无用处），而我目前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几代人就得过这种没有艺术的生活吗？要知道这等于重弹这样的老调：有人要赡养别人，却准备些不堪入口的食物而且为自己辩解说，你们还没有学会吃。我们没功夫学，可我们要吃。这总有点不对头。平民出身的人会这样说，并且会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真正的艺术，而蔑视富裕阶级的以艺术为幌子的胡闹。

然而，对此人们也许会说，艺术在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会渐渐普及。先进的艺术家们开创新的形式，而以前曾是新的形式则传入民间。他们这么说，竭力为自己辩解，但这是不对的。千百年来上层阶级的艺术作品，除了少数例外，始终是人民所不能理解的，而这种不理解，不是逐渐减少，而是日益增加。所有的艺术都使手法复杂化，追求新奇和古怪，并且离全人类越来越远。尼采是这种倾向在哲学中的代表。

当代艺术越来越不关心劳动群众的要求，一切都为超人、为高雅的游手好闲者制造和写作。

四

假如情况是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当代所有绰有才华的优秀人物怎么会迷失方向，去写作、演出形形色色无聊的玩意儿来冒充艺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当代许多学者、哲学家（包括勒南[25]）推测说，将来会培养出一种脑袋很大、四肢无用而又软弱的人，所谓un paquet de nerfs[26]，而一切体力工作，照一些人的说法，要由机器来做，照另一些人的说法，则由劣等人、奴隶来做。这种超人需要特别精雅的艺术。且不去辨析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我们怎么也不能回避这样一种想法：当这一切尚未发生之前，除百分比不大的游手好闲的人以外，还存在着整个劳动的人类，从事劳动的人类必须有艺术提供特殊的休息。因此，为艺术服务的人要能够深信他们所制造的艺术乃是人们所需要的，就得适合于全体劳动人类的要求，而不是去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即制造一种只有少数献身于它的人才懂得，而别的人要懂得它还必须学习（劳动者可无暇学习）的艺术。实际上，假如对一个疲劳的人说，他不能在疲乏之后去休息，还得去学习如何休息，他会多么难堪？而那种作为未来的艺术（这一点并无任何证明，有的只是制造它的人所作的保证）才有权存在的艺术，就是这种艺术。

艺术为求成为艺术并有存在的权利，就得适合大多数劳动者的休息要求。然而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劳动者丝毫不能理解晚近高雅的艺术家们所制造的作品，而且这些高雅的艺术家们越是完美和雅致，就越不关心他们的作品怎样才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他们像这样抛开正经的事，把犁从犁沟中拉出，十分轻松地在田地上前进，却以为自己是在耕耘，而且越弄越离奇，还自以为在制造艺术。在戏剧、诗歌中是易卜生们、梅特林克们、马拉梅们，在绘画中是……在音乐中是瓦格纳及其追随者。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上演、印行、描绘、演奏并歌唱的都是些十足无聊的东西，而被催眠的群众则深信，要是他们不懂，那么错在自己，于是张大嘴巴，看着听着，竭力在毫无意义的东西里发现意义。

我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样的。

自有人类生活的那个时候起，总是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穷人。前者和后者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一些人借损害另一些人的幸福而得到利益和快乐，反之亦然。但是有一种事物总是把前者和后者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宗教，就是前者和后者都意识到的一种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感觉到互相近似，如大家都有生，有爱，有苦难，有死亡。大家还感觉到人来自某个本原又回到那里去。因此，一切人的感情基础，即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都是相同的，无论富裕的有闲阶级还是贫穷的劳动者的阶级都是一样。在我们谈艺术问题时经常举以为例的埃及人、印度人、希腊人那里是这样，在基督教教会的世界里也是这样。只要情况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真正的艺术，因为艺术是接受它的休息者借助感染艺术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以获得现实生活中劳动之余的休息。当大家的感情基础还相同的时候，特别是富裕的有闲阶级，主要是制造艺术的那些人的感情基础还相同的时候，感情也是相同的，可以互相感染。艺术家们本乎相同的感情基础，本乎宗教信仰，在建筑、雕塑、绘画、抒情叙事诗、戏剧中表现自己的独特感情，并以这些感情去感染劳动大众，于是就有了真正的艺术。直到不久前我们基督教世界的情况还是如此，几乎所有的艺术也都如此——艺术的最高和最好的体现是全力表现宗教感情，并且总是同样为统治者和富人以及被统治者和穷人所享受。

不仅从巴特农神庙到荷马的古希腊艺术作品是如此，印度、埃及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的艺术作品也都如此。我且不谈基督教的艺术，就是教会的艺术——从哥特式的神庙、乔托[27]、安吉利科[28]的绘画——到帕莱斯特里那[29]的音乐、但丁和弥尔顿[30]的叙事诗，也都同样如此。当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还有共同的宗教世界观的时候，艺术是存在的。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曾经如此。可是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代起，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信仰开始产生分歧。也就是从这个时代起，真正的艺术开始衰落。由于惯性，这种艺术在稍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还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是分歧已经开始，与这分歧相应衰落也开始了，艺术分裂成两个流派，一个是统治者的、精雅的、专供上层那些游手好闲的、有新世界观的阶级享用的，另一个是劳动者的、粗糙的、符合劳动大众要求并且保持着以前的宗教信仰的。人民自己继续满足自己的要求，保持旧的，创造他们所必需的粗糙的艺术作品，偶尔接受上层阶级优秀的、最易理解的作品，那也是当这些作品暂时还没有过分远离他们的时候。

上层阶级越来越多地批评教会的宗教信念，越来越远离人民的宗教信念，他们不要任何能说明生活目的的信念，而满足于彻底的怀疑主义，或者古希腊人的理想，即享乐，并且按照这种生活观制造艺术，即描写享乐，而完全脱离老百姓，满足于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的人们的赞许和吹捧，于是艺术就不再是它应该是的那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都是劳动者劳动之余的休息，而是成为吮吸民脂民膏的少数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的娱乐。

依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社会里产生那种可怕状况的原因，那不止是艺术的堕落，而且是艺术的毁灭，或者不如说是艺术的反常，那种冒充艺术制作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权利使用艺术这个名称的。

科学方面也产生了同样的状况，这我已经说过，如果来得及，我将尽力再来谈谈。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只要富裕阶级的人士丧失了宗教上的生活目的，没有必要从事劳动，他们就只剩下一种生活目的：寻欢作乐。

这个阶级出身的人士以艺术的形式传达自己寻欢作乐的感情。但是，任何一种欢乐都有令人腻烦的属性。今天曾是一种欢乐，明日就已经平淡乏味。因此，为了在听众和观众心中引起快感，就必须描述新鲜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东西。最有吸引力的欢乐就是爱情的欢乐，于是出现了爱情的小说，爱情的图画，爱情的歌曲和歌剧。但是，普通的、平常的爱情也会令人腻烦，必须精心琢磨爱情描写的魅力。于是艺术就按这个方向再三精雕细琢并臻于尽善尽美的程度。可这也令人腻烦了。于是需要想出特殊的、新颖的、异常的东西，而为了传达它，又需要新的、复杂化的艺术手法——颓废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小说，到头来那些自命为艺术家的人士所制作的都是些极深奥极复杂的东西，但已经完全是一般人们不需要的了，因为没有表达大家共同的任何感情，表达的只是极少数反常的寄生虫的独特感情。

实际上，假如艺术是借接受别人的感情以获得休息的手段，那么，那些不劳动因而也无需休息的人的艺术又能是什么样的呢？要知道，他们作为自己的感情基础的只有一种愿望，即让不劳动的、以别人的劳动为生的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这样一些人的艺术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像我们如今在艺术的位置上所看到的那种疯狂。很可能，马拉梅的诗和梅特林克的戏剧，瓦格纳和施特劳斯以及我们俄国人的音乐在那些丝毫不了解真正人类生活中的劳动，由道德败坏的中学、大学、美术和音乐学院教育出来的不幸的、不正常的人身上可以引起这些艺术家所体验到的感情，而对于过真正的平民生活的劳动大众说来，这些作品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并非像这些不正常的艺术家所说的，是因为平民在文化上没有发展到他们的水平，而是因为他们制造的是除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需要的东西，对人既无用又有害。

通常我们很早、很自然地就习惯于赋予物质的、看得见和感触得到的事件以巨大的意义，而对于精神上的、无形的东西则几乎不赋予任何意义，或者只赋予很小的意义。我们听到战争、饥荒、地震的消息时就惊惶失措，可是对于像我们社会的领导阶级中所有的人都活着而不知为什么目的活着，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样的现象，我们却觉得无关紧要。我之所以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是因为上层社会人士虽然在礼拜天穿上礼拜天的服装、带着祈祷书上教堂，或者在午餐前念《圣经》、读祈祷文，进圣餐等等，这些不仅不能表明他们有宗教信仰，而且相反，只表明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寻求任何宗教信仰。我之所以说上层社会人士每逢礼拜天带着祈祷书去教堂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因为所有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圣经》里写的、他们的神父对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他们知道，世界不可能是上帝在六千年前创造的，上帝不可能因亚当的罪过而惩罚人类，因为并未有过亚当，而基督也不可能升天等等。他们上教堂也只是像穿短袖子或窄袖子一样，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因此，虽然我们圈子里的人士，一切领导阶级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们却觉得无关紧要。其实这种现象比任何像火灾、地震、战争这样的物质性的事件要重要得多，危害性要大得多。

我们的上层阶级人士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自己的生活目的不作任何解释，这是由于无论上帝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世界和人也好，人起源于进化过程也好，都不成其为一种解释，而这正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错误潮流都来自这种无知。我们世界里的错误的、败坏道德的艺术理论不过是这种无知的后果之一而已。

实际上，领导别人并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而能够影响别人的人士，因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就回到一心寻欢作乐的禽兽状态，并力图以艺术的形式把这种感情传达给别的人，认为所有别的人也都应该被引导到他们的禽兽状态中去。这是可怕的，如果事物的本质本身对此没有阻碍，也是可怪的。这种阻碍是：艺术是以自己的感情感染他人的手段，艺术家所再现的感情越是为大家所共有，人们就越是容易被感染，感受也就越强烈。反之，这种感情越是只属于个别人的，它的作用也就越小。

精神上的爱是最共同的，又是最合乎一切人的天性的感情，因此它从来就是而且将来还是真正的艺术的内容。性爱、家庭之爱的共同性虽则不那么大，比如有不懂得这种爱的贞童、老人、孩子，而毕竟为大多数人所共有，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是艺术的对象。但是，反常的爱则只为较少数的人所共有，而当它达到极度反常，像目前艺术中所发生的那样，就变得难以理解，对人们不起作用了。因此，新派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的独特性损害了它的功用。这些人士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畸形、反常的感情无力感染别人，于是就加强艺术的外在手段——技巧，以为这样做会对听众和观众产生影响。的确，在记叙文中，在戏剧中，在绘画中，特别在音乐中（人们毕生练习手指，而乐队则一如军队），诗的、现实主义的技巧达到高度的完美。但是，技巧的完美和手法的复杂同艺术的基础（传达给接受者的感情）的完全阙如，正好形成了一种特别惊人的对照。

五

为了某些特殊的、富裕的、道德败坏的阶级的这种艺术而做的事，已经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程度。权力和金钱都掌握在这些阶级手里。人们一般需要什么，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只需要给自己反常的情感以人为的刺激；这刺激要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不劳动，无需休息，只需刺激。于是，艺术作品的供应者便提供这样的艺术。请你晚上去看看大城市里的剧场和音乐厅，以及那儿演出的节目吧。我且不谈咖啡馆和芭蕾舞，就连所谓最严肃的剧院也都是富翁们借以刺激慵倦的情感的手段和低级趣味的娱乐。请去听听那些音乐会吧，你虽然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音乐熏陶出来的，但却什么也听不懂，而对平民出身的人说来，除了病态的噪音外，什么也没有提供。请参观一下那些陈列裸体和没有任何内容的情景画和肖像画的展览会吧。尤其是，请去看看那些毫无意义、可是不断出版的新派的诗集吧。为了印刷这些集子，排字工人伤了肺部，校对弄坏了眼睛。对于平民出身的人来说，一旦他知道，在那里除了眼睛看见耳朵听到的东西之外竟然别无其他，那么他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大疯人院。不过艺术家们自己怎么会继续干这些蠢事，而观众、读者和听众又怎能忍受这些呢？

原因是这样。

有形形色色的流行的艺术定义，多得难以一一列举，但没有一种是清楚明白的。谁要是不信我的话，就让他去查阅关于艺术的论文好了。这类文章比比皆是。有黑格尔、泰纳、叔本华、鲍姆加登等人的定义。极其不同的定义十分之多，但有一个定义最为大家所共同接受，这就是差不多任何所谓文化人都以这种或那种表达方式告诉你的那种定义。这部分地是黑格尔的定义，部分地是鲍姆加登的定义，即艺术的任务是实现善、真和美。善的实现是美德，伦理学教导这一点；真的实现是科学，哲学指出科学的方向；美的实现是艺术。Habent sua fata libelli[31]，但是言词更habent sua fata。如果一句毫无根据的、轻率的、干脆是错误的话被人说出来了，而只要这句话对于学者们来得正好及时，它就会马上为人接受，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它，以它为根据写书，写论文，大众也会相信这些话，片刻也不怀疑这些话所表达的是全部人类智慧和真理的毫无疑义的证明。这样的话有马尔萨斯[32]说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有所谓思想是脑的分泌物（secretion）；有物种起源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话有鲍姆加登所杜撰的三位一体：善是道德，真是科学，美是艺术。这种说法十分合乎有识之士的心意，因为它似乎是那样简单、明了而又动听，主要是，它赋予科学和艺术所应该赋予的崇高意义，于是大家都接受这一定义，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定义同实际和事物真相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要说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善是人的高级活动的基础和目的，那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整个三位一体中这也是唯一正确的，而无论真还是美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活动的基础和目的。真是善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善只有在真是真实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完善，但真本身既不是科学的内容，也不是科学的目的。

科学能认识诸现象的关系，它预先认为，它所研究的现象中不可能存在完完全全的真。美是善的条件之一，可怎么也不是善的必要条件，只是有时偶然与善一致，却经常同善相反，怎么也不是人的活动的独立的基础和目的；而且艺术怎么也不能以美为目的。美既可以与生活的现象、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现象相伴随，又可以与科学的知识相伴随，同样也可以与艺术的现象相伴随，但怎么也不能成为艺术的目的和内容。有人说在西勒诺斯[33]的形象上，或童话中畸形人的形象上，或者甚至在暴风雨的海洋和船舶遇难，或者戏剧末尾的杀人场面，或者对衰老的痛苦和横死的描写里存在着美。要说在这些地方存在着美，那是最大的牵强附会。然而这一切都是艺术作品。因此，这位德国人所杜撰出来的三位一体没有任何根据，只有善是存在的，至于真和美则是生活的条件，前者对于体现善是必要的，后者却是偶然的，与善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关于真，可以说这是善；关于美，可以说这是善，[但是]不能说善是真的（它永远是真的）或善是美的，因为它往往不美。因此，对道德、科学和艺术的这种区分和所下的定义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这定义那么被人乐意接受，无非因为它符合我们圈子里的人士的主要要求，它给予科学，主要是给予艺术堪与美德并列的地位。

就是这个艺术的定义，亦即认为艺术是旨在表现美的一种活动的这个定义，不是被学者、哲学家，而是被当代普通的、所谓的文化人以及一切有教养的妇女、一切购买并阅读诗和小说、挤满剧院和音乐厅的人所不自觉地接受，而主要的是为所有制造艺术作品的人所接受。

这些人都承认为美服务是艺术的目的和内容，可正是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当代艺术如此衰落的原因。

的确，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呼声，否定为艺术而艺术，即为美服务，并要求艺术有社会内容，但这些呼声对艺术活动没有影响，因为它们所要求的是艺术所无法达到的。

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真是艺术家，除了在艺术中传达自己的感情之外，不能做任何别的事。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感情十分卑鄙龌龊，但他们传达这些感情并以之感染他人。他们即使十分愿意也绝不可能按照计划使自己的艺术有益于社会，因为一旦他这样去做，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当代的艺术家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不怀疑他们所做的是好事，因为他们宣传美的理论，并把表现自己的感情说成是为美服务。黑格尔和鲍姆加登的这些蠢话——说美是某种同真与善一样独立的东西——正好合乎与人民大众断绝交往的当代艺术家的心意。

一切真正的艺术家的特性是以自己的感情去感染别人，而在自己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之中，他选取的自然是那些为一切人或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感情。直接同大众交往的艺术家、说书人、歌手必然选取最能被大家接受的感情以便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同样地，每个通过书籍、绘画、戏剧、音乐作品而间接与公众交往的艺术家，只要没有什么错误的理论，特别是所谓为美服务的理论，总是会选取大家有共同感受的对象的。然而，有些艺术家，诸如宣扬鲍姆加登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认为自己是为美服务的当代艺术家，就不会去关心他们所唤起的那种感情是否为大家共有。

如果在魏尔兰[34]待过的小酒馆里还有一个醉汉赞美他的诗歌，他就够了。他是为美服务的，他的听众同样理解美，所以看重这一点。瓦格纳、马拉梅、易卜生、梅特林克等人也会同样满意。宣扬为美服务这种理论的艺术家，只消知道他是在为美服务就够了。即使谁也没有为他的作品所感染，他也相信，将来是会有的。这是未来的艺术，人们现在还不理解。只要艺术家敢于说这样的话：现在人们不理解我，但是将来会理解，——那他就为通向任何荒谬和疯狂打开了大门，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

正如我在上文说过，这种情况已经从音乐开始了。音乐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总是直接影响，感情对于它似乎不可能说不理解。然而理解一词与音乐却最少发生关系，也正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看法：音乐必须理解。可是，“理解音乐”是什么意思呢？显然，理解一词在这里用作隐喻，用在转义上。理解或不理解音乐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显然只意味着，音乐是可以领会的，也就是说，能够或者不能从它那里获得它所给予的感受，正像用语言陈述的思想能够或者不能被理解那样。思想可以用语言来说明。音乐则不能说明，因此也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说[可以]理解音乐。音乐只能感染人或者不感染人。而且，人们说，应该怎么做才能理解音乐呢？应该多次地反复听它。但这不是在说明音乐，而是叫人习惯于音乐。不过，人既可以使自己习惯于好的音乐，也可以使自己习惯于坏的音乐。

同样不能说不理解绘画、诗、戏剧、叙事诗、长篇小说。

只要艺术家以及精神领域的任何工作者敢于说，我不为人理解，不是因为我不可理解（亦即不好），而是因为听众、读者、观众没有成熟到我的程度，那么，他就一方面使自己脱离了一切艺术的一切真正要求，另一方面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破坏了自己的主要艺术神经。

艺术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成为可以理解的，是通过感情的感染这一特殊的、直接的途径使令人不理解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或者使令人似懂非懂的东西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直接以感情感染人乃是艺术活动的特点。

艺术家应该竭其全力使自己的艺术为大家所理解。

因此，艺术的前进运动，无论在每一个别人身上，还是在全人类中，都是从越来越为大家理解出发，过去从来都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也是这样，而不是像当代寄生者的艺术那样，越来越无法理解。

六

祸者福之所倚。任何东西也没有像当代寄生者小圈子中的假艺术那样能阐明艺术的意义和使命的了。这种假艺术在死胡同里东闯西撞，无法挣扎出来。

看看我们的小圈子和当代的这种假艺术所达到的丑恶和疯狂程度，不仅可以知道艺术不应该是怎样的，也可以知道艺术应该是怎样的。

当今的艺术说，它是未来的艺术，人们还没有成熟到能理解它。假如说艺术是某种神秘的东西，是美的理念的实现等等，那倒是对的。而如果我们承认那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承认艺术是给予人们休息的一种娱乐，其途径是人在艺术的影响下无须努力就获得他所感染到的各种情感，——那么“你还不理解”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起，要知道我和同我在一起的千千万万人到这里来，或者说买了这本书，是为了获得艺术的享受，获得娱乐和休息。作为艺术家你的工作只在于提供这种娱乐和休息，可你说，你提供了，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只有伊万·B.，施米特先生和琼斯太太理解。为什么我就该相信，只有你和几个上等人理解真正的艺术，而我却是傻瓜，还得学习呢？第一，我不能认为自己和千百万类似我的人是傻瓜。我们大家都懂得某种艺术，也就是说，某种艺术能打动我们，这种艺术也是你承认的：能打动我们的有哥特式神庙的美，有描绘从十字架上放下耶稣的画，有荷马史诗，有民间歌谣，有匈牙利的恰尔达什舞曲，因此我们对艺术并非完全无知，只有你的艺术对我们不起作用。第二点也是主要的一点，如果艺术是在人们心中唤起艺术家所体验的情感，而你的艺术却不能使我产生这种情感，那么我就断定，它不是艺术。须知，只要假设过错不在你而在我，那就没有一种荒唐玩意儿（像目前在诗歌和音乐中出现的那样）不能冒充未来的艺术了。你说，能表明你所制造的作品是未来艺术的证据是，几十年前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东西，如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现在有许多人在听。但这是不对的。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在过去是大艺术家的无稽的音乐狂想，只有专家才感兴趣，现在也仍然是怪诞的音乐，不能成为艺术，因此不能在正常的听众、亦即劳动者的心中唤起任何情感。如果说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听众，这无非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淫佚腐化，脱离了正常的劳动生活。同样的是，《浮士德》第二部和但丁的《神曲》也招致越来越多的读者。然而，只要还有精神健全的劳动者存在的时候，贝多芬的作品、《浮士德》第二部和但丁的《神曲》，以及所有当今的诗作、图画、音乐是不能在这些百姓心中唤起艺术用以感染他的那种情感的。

你说，你为美服务，你的作品是美的理念的体现云云。当你满足于含糊不清的词句时，这一切都很好；但只要去分析这些含糊的词句的涵义时，就会知道这种解释是多么拙劣，多么空洞。你为美服务。可是美是什么？不管你怎样努力给美下定义，你离不开包括你的全部看法在内的那种定义，即美是你所喜欢的东西。描写剥了皮的公牛或牛犊的身胴，在食肉者看来是美，在素食者看来却可恶。裸体的描写是美，而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恶和可怕的。在声音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对于波斯人来说是噪音，是喧闹的东西，对于我们则是音乐，反之亦然。

因此，说什么东西是美，那只不过是表明自己偏爱某个对象的一种方式。因此，你们这些少数当寄生虫的艺术家竭力证明自己有从事艺术的权利，说你们是为美服务的时候，你们无非是用另一种话来说，你们所描写所传达的是你们和另一些人所喜欢的东西。而只要把话译成这种明确的语言，那就显然怎么也不能把某些人所喜欢的东西称为真艺术。只要把问题归结到这一点，人们就禁不住要问：到底是谁喜欢？而回答则是，少数不劳动的人喜欢。只消明白这一点，那就会了然，真正的艺术不会是特殊的少数人所喜欢的那一种，而是劳动者大多数人所喜欢、亦即对他们起作用的那一种。

艺术是使劳动者得到休息的一种娱乐，这种娱乐是：一个人无须努力就感受到从艺术感染到的各种心情、情感。艺术是给予劳动者以休息的一种娱乐，也就是给予那些总是处于全人类所固有的正常条件下的人们以休息的一种娱乐。因此，艺术家应该经常注意到全体劳动大众，亦即除少数人外的全人类，而不是某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只是例外，他们的情感〈与观众或听众心中会产生的情感正好是完全不同的，而用以引起情感所必需的手段也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文学或绘画的艺术中，〉[35]如果他考虑到劳动者，即全人类，他的作品的内容会是一个样。如果他考虑的是特殊的少数人，作品的内容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在前一场合，假如我们以绘画或诗歌为例，他的作品的内容将是描述同工作中的困难做斗争时的痛苦和欢乐，描述在评价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的痛苦和喜悦，描述饥渴和睡意得到缓解时的痛苦和喜悦，描述遇险和脱险所引起的情感，以及因家庭的不幸或欢乐、同动物接触、同亲人离别和重逢的痛苦和喜悦，描述因财富得失所产生的痛苦和喜悦等情感，像我们在所有民间诗歌里、从美少年约瑟的故事和荷马史诗直到现代那些符合要求的、罕有的艺术作品里所看到的那样。

而艺术家如果考虑的是不劳动的少数人，那么他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将是描述远离正常生活的人们相互间体验到的各种情感，而这类描写则是多种多样，极其复杂的。在这些情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性爱，像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小说、叙事诗、戏剧、歌剧和音乐作品里所存在的那样，只有少数例外。其实，性爱这东西作为艺术对象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不大感兴趣的，主要的是，他们完全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待它，不是看作高级的快乐，而是看作灾难性的诱惑。因此，爱的描写对游手好闲的少数人说来是艺术的对象，并被用以感染观众和听众，而对大多数劳动人民说来却只是令人厌恶的坏东西。

总之，艺术为了成为真正的、严肃的、为人们所需要的艺术，应该考虑的不是少数特殊的游手好闲的人，而是全体劳动人民。艺术的内容就取决于这一点。

为了使艺术在形式上能适应自己的使命，它应该为最大多数人所理解。艺术感染人越多就越高级，越是艺术。

为求艺术能够影响最大多数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使它表现不是处于特殊条件的人们的情感，相反，要表现一切人具有的本乎天性的情感。而一切人天性中秉有的情感是最高尚的情感。人的情感越是高尚，如属神的爱，就越为一切人所共同，反之亦然。

另一个条件是明白和朴素，也就是以最大的劳动达到的，使作品能为最大多数人所享受的东西。

因此，要使艺术尽美尽善，第一要越来越提高内容，以求它能为一切人所享受；第二，在表现它时，要淘汰一切赘余的，亦即使之尽可能明白和朴素。

艺术只有当它能使观众和听众为其情感所感染时，才成其为艺术。

艺术只有当它使用最朴素最简短的方式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时，才是好的和高级的。而当它使用复杂、冗长和精致的方式唤起独特的情感时，它就是坏的。

艺术越是接近前者就越是高级，越是接近后者则越低劣。

（1896）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瓦格纳（1813—1883），德国十九世纪后期主要作曲家、音乐戏剧家。

[2]指《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于一八五三至一八七四年间所作的有序幕的歌剧。作曲家自撰脚本，剧情取自冰岛历史学家兼作家施图鲁孙（1178—1241）的北欧神话《埃达》与十二至十三世纪德意志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作品于一八七七年初演，德国皇帝、巴伐利亚王和社会名流都参加这个音乐会，取得极大成功。

[3]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

[4]德语：如果看见意图，就会使你扫兴。

[5]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谈到，在瓦格纳的这部歌剧中，每一个人物（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一个固定的音型，即主导动机。每当一个主导动机所代表的那个人物登场时，这个主导动机就重复出现（见该文第13章）。

[6]这篇论文是托尔斯泰未完成的手稿。

[7]路易·克瑙斯（1829—1910），德国油画家。

[8]厄尔涅斯特·梅索尼埃（1815—1891），法国画家。

[9]约瑟夫·梅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

[10]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11]这里所说的叙事诗包括叙事的一切文学作品，如小说和叙事诗。

[12]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

[13]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

[14]赖德·哈格德（1856—1925），英国通俗小说作家。

[15]莱昂·都德（1867—1942），法国作家，名作家阿尔丰斯·都德之子。

[16]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剧作家。

[17]法语：一切体裁都是好的，枯燥乏味的除外。

[18]皮维斯·德·夏凡纳（1824—1898），十九世纪后期法国重要的壁画家。

[19]鲍姆加登（1714—1762），德国哲学家。他首先使用“美学”这一术语，把美看成一个特殊的哲学学科，即“感性认识的科学”。他被称为“美学之父”，著有《美学》（1750）。

[20]荷马是公元前古希腊著名诗人。

[21]狄更斯（1812—1870），英国著名小说家。

[22]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画家、诗人。

[23]巴特农神庙是雅典神庙，原建于公元前四八〇年左右，在希波战争中毁于战火，重建于公元前四七四至公元前四三八年间。建筑之美为雅典之最。

[24]约瑟的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七至五十章。

[25]约瑟夫·勒南，见前注。

[26]法语，直译是“一束神经”之意。

[27]乔托（约1266—1337），意大利著名画家。

[28]乔瓦尼·安吉利科（约1400—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著名画家。

[29]帕莱斯特里那（约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罗马复调音乐乐派的代表人物。

[30]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著有《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

[31]拉丁语：书有自己的命运。

[32]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

[33]西勒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狄俄尼索斯的教育者和伙伴，他的形象是一个笑容可掬、宽宏大量的秃顶老人。

[34]指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35]尖角符号（〈 〉）中的文字是作者在手稿中删节的部分。

什么是艺术？

一

随便拿起一份当代的报纸，都可以找到戏剧和音乐的专栏；几乎在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找到描写某一个展览会或某一幅图画的文章，都可以找到关于新出版的艺术书籍、诗歌、小说的报道。

报纸详细而且及时地叙述某一位女演员或男演员在某一出正剧、喜剧或歌剧中怎样扮演了某一个角色，显示出哪些优点，这出新的正剧、喜剧或歌剧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它的优缺点何在。报纸还以同样详细、同样关切的笔调描述某一位歌唱家怎样演唱了某一首歌曲，或者某一位演奏家怎样在钢琴或小提琴上演奏了某一首乐曲，这首乐曲和他的演奏的优缺点何在。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即使没有几个，也总有一个图画新作展览会，对展览会上的图画的优缺点都有评论家和鉴赏家作出非常深刻的分析。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小说和诗歌问世——有的作为单行本出版，有的发表在杂志上，报纸便履行自己的义务，把这些艺术作品详尽地介绍给读者。

在俄国，为了扶助艺术，政府拨给各专科学校、音乐学院和剧院几百万卢布的补助金，而国民教育方面的支出只相当于要使每一个人都受到教育所需的总数的百分之一。在法国，艺术方面的支出规定为八百万，在德国和英国也是如此。每一个大城市都建筑了博物馆、专科学校、音乐学院、戏剧学校、剧院和音乐厅等宏伟的建筑物。为了满足人们的艺术要求，成千上万的工人——木匠、石匠、油漆匠、细木匠、裱糊匠、裁缝、理发师、首饰匠、铜匠、排字工人——终生辛苦地劳动着。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项人类的活动（军事活动除外）消耗人们这样多的力量。

这项活动不但花费了那么多的劳动，而且为了这一项活动，正像为了战争一样，多少人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从小勤修苦练，其中一些人是为了学会迅速转动双腿（舞蹈家），一些人是为了学会迅速按琴键或拨琴弦（演奏家），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学会用颜色绘画，画出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画家），再有一些人则是为了用各种方式组织句子，并使每个字合乎韵律（诗人）[1]。这些人往往很善良、很聪明，能够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却在这些单一的、使人迷醉的活动中跟一般人疏远起来，对生活中一切严肃的现象变得迟钝了，成了只会转动双腿、舌头或手指的片面而自满的专家。

这还不算。记得有一次我去参观排演欧、美各国剧院都在上演的一部最普通的新歌剧[2]。

当我到达时，第一幕已经开始。要走进场子里去，我必须穿过舞台的侧幕。有人领我走过这座大厦的黑暗的地下通道，从改换布景和灯光用的庞大机器旁边经过，我在黑暗和灰尘中看到几个人正在忙碌。其中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他的脸苍白、消瘦，双手肮脏、粗糙，手指都伸开着，一副疲劳、而且愤愤不平的样子。他从我身旁走过，嘴里喃喃地在责备另一个人。我爬上黑暗的阶梯，到了后台。在翻倒的布景、幕布和一些杆子、圈环之间，有几十个（如果不是几百个）化了妆并打扮好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站着，或是在走动；男人穿着紧紧裹住大腿和小腿肚的服装，女人则像通常那样，尽可能地赤裸着身体。这些人是在等候上场的歌唱家、合唱队员和芭蕾舞演员。我的引路人带我经过舞台和一条由木板搭成的横跨乐池的桥走到黑暗的池座中去，乐池里坐着百来个各种各样的乐师。在两只照明灯之间的一把安乐椅上，高高的坐着音乐指挥，他面前放着谱架，手里拿着指挥棒，正在指挥乐队和歌唱家们，并指挥整个歌剧的演出。

当我来到那里时，表演已经开始，舞台上出现了印第安人的迎亲行列。除了打扮好的男人和女人，舞台上还有两个穿普通上装的人在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其中一个是舞台监督，另一个是舞蹈教师，他穿着软底鞋跑来跑去，步伐特别轻快；他每月的薪俸比十个工人一年所得还多。

三位指导者在那里使歌唱、乐队和行列行进配合好。像通常所见的那样，行列是由一对对肩上掮着涂锡的巨戟的人组成的。大家从一个地方走出来，绕两个圈子，然后停下。行列行进排练了很久：有时带戟的印第安人出来得太晚，有时出来得太早，有时出来得正合时，但下场的时候又挤得太紧，有时挤得不太紧，但不是好好地沿着舞台的侧面走去，——每次都得让一切停下来从头开始。行列行进由一个化装为土耳其人的演员演唱宣叙调开始，他古怪地张大了嘴唱道：“我伴送新——娘。”他唱完一段，从斗篷下面伸出手（当然是赤裸的手）一挥，行列出场了。这时法国号在为宣叙调伴奏中出了点毛病，指挥颤抖一下，仿佛发生了什么灾祸似的，拿指挥棒敲敲谱架。一切都停下来，指挥转向乐队，朝着吹法国号的人呵斥，用马车夫对骂时使用的最粗野的话骂他，只因他吹错了音。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带戟的印第安人又走出来，他们穿着古怪的鞋子轻轻地走着，歌唱家再唱“我伴送新——娘”。但是这一次一对对的人靠得太近了。指挥棒又敲起来，指挥又骂起来，于是再从头开始。又是“我伴送新——娘”，接着从斗篷下面伸出赤裸的手作同样的手势，一对对印第安人又轻轻地迈着步子，肩上掮着巨戟，有些人一脸严肃而忧郁的神情，有些人交头接耳、面带微笑，大家排成圆圈，开始唱歌。一切仿佛都很顺利，但是指挥棒又敲起来，指挥用痛苦和愤恨的声音开始叱骂合唱队员，原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没有时而举起手来表示欢欣鼓舞。“怎么啦，你们都死了吗？蠢牛！你们都是僵尸，动不了吗？”只好从头排演起，又是“我伴送新——娘”，女合唱队员带着忧郁的神情又唱了起来，有时这个人、有时那个人举起手来。可是有两个女合唱队员交谈了几句，指挥棒又狠狠地敲了一下。“什么？你们是到这里来聊天的吗？要闲扯可以在家里闲扯。你们那边几个穿红裤子的，走近一些。看着我！从头来！”又是“我伴送新——娘”。这样继续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这样的一次排演总共持续了六个钟头之久。敲击指挥棒，反复排练，安排位置，纠正歌手、乐队、行列和舞蹈者的错误，而这一切都伴有恶毒的叱骂。“笨驴、傻瓜、白痴、蠢猪”这一类骂乐师和歌手的话，我在一个钟头之内听到约有四十次之多。不幸的、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摧残的挨骂的人、长笛吹奏者、法国号吹奏者、歌手，都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二十次反复表演“我伴送新——娘”，二十次反复地唱同一句歌词，再度穿着黄鞋、掮着巨戟走路。指挥知道，这些人已经受尽摧残，他们除了吹喇叭和穿着黄鞋、掮着巨戟走路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用处了，而且他们已经过惯了舒适、奢华的生活，为了不失掉这种舒适的生活，他们愿意忍受一切，所以指挥就毫无顾忌地恣意粗暴，更何况他在巴黎和维也纳看到过这种排演的情况，他知道，优秀的指挥是这样做的，这是伟大艺术家们在音乐方面的传统作风，他们是那样醉心于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事业，以致没有时间去考虑演员们的情感了。

我们很难找到比这更难堪的情景。我曾看见过，在卸货的时候，一个工人骂另一个工人，因为他没有托住堆到他身上的重负。我也看见过，在收拾干草的时候，村长骂雇工，因为雇工没有把干草堆好，被骂的雇工十分顺从，一声不响。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时，心里一定也不愉快，但当我们意识到这桩事情既是必要而又重要，而且挨骂的雇工所犯的错误可能使这桩必要的事情遭受损害时，无论怎样的不愉快心情也会减轻。

可是这里所做的是一桩什么事情，为了什么，又是为谁而做的呢？很可能，指挥自己也很疲劳，像那个工人一样。甚至也看得出来，他的确很疲劳，可是，是谁叫他受折磨的呢？他是为了什么而受折磨的呢？他们在排演的那出歌剧对那些看惯了的人说来是再普通不过的歌剧之一，但也是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荒谬怪诞的歌剧之一：一个印第安王想娶亲，人家为他带来一位新娘，他改扮成一位歌唱家，新娘爱上了这位假扮的歌唱家，因而陷入绝望之中，可是后来她发觉这位歌唱家原来就是国王本人，于是皆大欢喜。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印第安人，也不可能有。他们的表演不但不像印第安人，而且也不像世界上任何东西（除了像其他歌剧之外），这是无可置疑的。一般人并不这样用宣叙调的方式讲话，也不相隔一定的距离站着，挥动手，用四重唱的方式表达感情，除了在剧院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这样掮着涂锡的巨戟、穿着便鞋成对地走路，从来也没有人这样生气、这样感伤、这样笑和这样哭，所有这些表演不可能感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这是无可置疑的。

我心里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是为谁而做的？谁会喜欢它？如果在这部歌剧里偶尔也有一些好听的旋律，那么只要把这些旋律唱一遍就行了，何必要那些毫无意义的服装、行列、宣叙调和挥手呢？在舞剧里则有半裸的女人做着淫荡的动作，她们用自己的身体编成各种肉感的花圈，这简直是淫猥的表演。实在无法了解，这是演给谁看的。受过教育的人讨厌这种表演，觉得它是难以忍受的。真正的工人完全不了解它。只有那些年轻的奴仆和那些已经染上绅士的习气而对绅士的娱乐还没有感到餍足的腐化的工匠，为了证明自己有文化，才可能喜欢（也未必一定喜欢）这种表演。

所有这些可厌的蠢事不是以仁慈、愉快的心情，以纯朴的感情来进行的，而是以狠毒的、野兽般残酷的感情来完成的。

据说，这样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是非常重要的事业。可是，这果真是艺术吗？艺术果真重要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可以为它忍受那么大的牺牲吗？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使千百万人为之牺牲劳动、生命、而主要是牺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的艺术，正是这种艺术，在人们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明确了。

以前，艺术爱好者常常在评论中为自己的艺术见解找到支持，可是近来的评论已经变得那样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把各派评论家自己认为不配称为艺术的一切东西从艺术领域中排除的话，那么在艺术中几乎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像各派神学者一样，各派艺术家也互相排挤，互相诋毁。听听现在各派艺术家的评论，就会知道，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艺术家在排斥另一些艺术家。在诗歌方面，旧浪漫派诗人排斥帕尔纳斯派诗人[3]和颓废派诗人，帕尔纳斯派诗人排斥浪漫派诗人和颓废派诗人，颓废派诗人排斥所有的前辈和象征派诗人，象征派诗人排斥所有的前辈和麻葛派诗人[4]，而麻葛派诗人排斥所有的前辈。在小说方面，自然主义者、心理学派和自然崇拜者全都互相排斥。在戏剧、绘画和音乐等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由此可见，艺术，耗费人的大量劳动、耗费人的生命并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的艺术，非但不是一种绝对明确的东西，而且艺术爱好者对它的理解是那样地矛盾多样，以致令人很难断定，一般说来艺术是指什么？特别是好的、有益的、可以为之作出牺牲的艺术又是指什么？

二

无论何种舞剧、马戏、歌剧、轻歌剧、展览会、图画、音乐会或书籍的刊印，都需要千百万人的紧张劳动来完成，这些人都不得不去做那种往往是折磨人、屈辱人的工作。

如果艺术家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倒也好。实际上他们都需要工人的帮助，不但靠工人的帮助来生产艺术品，而且大部分人还靠工人来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他们用各种方式获得别人的帮助，有时从富人手里取得酬金，有时从政府那里领得补助金（例如在我国有几百万卢布的补助金拨给各剧院、音乐学院和专科学校）。而这些钱都是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人民为了付税往往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母牛，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艺术给予人的那种美的乐趣。

希腊或罗马的艺术家，甚至本世纪上半叶（那时候还有奴隶，而且大家都认为奴隶是应该存在的）的俄国艺术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迫使人家为他和他的享乐服务。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般人都有了即使很模糊的人人平等的意识，那么在没有解决“艺术是不是一种能够补偿这种暴虐的美好而重要的事业”这一问题之前，就不可以强迫人们为艺术而劳动。

如果不先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了艺术，人们花费了大量的劳动、牺牲了生命、丧尽了道义，而这艺术却是无益有害的事业——这种情况想起来岂不可怕？

因此，对艺术作品在其中产生并得到支持的社会来说，必须了解，是不是所有被认作艺术的东西都是真正的艺术，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认为是艺术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么它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值得我们为它作出那样的牺牲。这些问题，每一位诚挚的艺术家更有必要了解，这样他才能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一种嗜好——他生活在这个小圈子里，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误的信心，以为自己在做着美好的事情，以为能用自己创造的作品去补偿为了维持他那往往是很奢侈的生活而从别人手中取来的一切。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是当前特别重要的事。

那么，这种被认为对人类说来是那样重要、那样必要，以至不妨为它牺牲劳动、生命、甚至善心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

艺术是什么？要问艺术是什么吗？艺术就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各种形式的诗歌。普通人、艺术爱好者、或者甚至艺术家自己一般都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以为这一点十分清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理解的。你再问一句：可是建筑中常有平凡的、不成其为艺术品的建筑物，还有徒负艺术品之名的建筑物，不成功的、难看的、因而不能算作艺术品的建筑物。那么艺术品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

在雕塑、音乐、诗歌等方面也是如此。各种形式的艺术一方面跟实际有用的东西毗连，另一方面又跟不成功的艺术尝试毗连。怎样才能使艺术同这两方面划清界线呢？我们这个圈子里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甚至没有专门学过美学的艺术家，都不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惑。他觉得，这一切早就已经解决，而且是人人知晓的。

“艺术是一种表现美的活动。”普通人会这样回答。

“如果这就是艺术，那么舞剧和轻歌剧也是艺术吗？”你问他。

“是的，”普通人会回答，即使带几分疑惑，“好的舞剧和优美的轻歌剧只要表现出美，那也都是艺术。”

暂且不再往下追问普通人：好的舞剧和优美的轻歌剧与不好、不优美的之间差别何在？这对他说来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问这同一个普通人：在舞剧和轻歌剧中替女角修饰身段和容颜的服装管理人和理发师、伏尔特裁缝、化妆品制造商、厨子这些人做的事可以算是艺术吗？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定会反对把裁缝、理发师、服装管理人和厨子的活动归入艺术领域。普通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会弄错，正因为他是普通人，而不是专家，没有研究过美学问题。如果他研究过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会知道，著名的勒南[5]在他的著作《马可·奥勒留》（《Marc Aurèle》）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裁缝的技艺也是艺术，那些认为妇女的服装并无高超艺术可言的人都是见识浅薄和愚蠢的人。勒南说，“C’est le grand art”[6]。此外，普通人还会知道，在很多美学体系中，例如在博学的克拉利克教授所著的《世界美，普通美学的探索》（《Weltschönheit，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Aesthetik》）中以及居伊约所著的《美学问题》（《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中，都认为服装管理技术和味觉、触觉方面的技艺也是艺术。

“Es folgt nun ein Fünfblatt von Künsten，die der subjectiven Sinnlichkeit entkeimen（从主观感觉中产生的五种艺术），”克拉利克说（第175页），“Sie sind die ästhetische Behandlung der fünf Sinne（它们是五种感官的美学处理）。”

这五种艺术就是：

Die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味觉的艺术（第175页）。

Die Kunst des Geruchsinns——嗅觉的艺术（第177页）。

Die Kunst des Tastsinns——触觉的艺术（第180页）。

Die Kunst des Gehörsinns——听觉的艺术（第182页）。

Die Kunst des Gesichtsinns——视觉的艺术（第184页）。

关于第一种艺术，即Kunst des Geschmacksinns，克拉利克这样说：

“Man hält zwar gewöhnlich nur zwei oder höchstens drei Sinne für würdig，den Stoff künstlerischer Behandlung abzugeben，aber ich glaube nur mit bedingtem Recht.Ich will kein allzu grosses Gewicht darauf legen，dass der gemeine Sprachgebrauch manch andere Künste，wie zum Beispiel die Kochkunst，kennt.”[7]

他还说：

“Und es ist doch gewiss eine ästhetische Leistung，wenn es der Kochkunst gelingt aus einem thierischen Kadaver einen Gegenstand des Geschmacks in jedem Sinne zu machen.Der Grundsatz der Kunst des Geschmacksinns（die weiter ist als die sogenannte Kochkunst）ist also dieser：Es soll alles Geniessbare als Sinnbild einer Idee behandelt werden und in jedesmaligem Einklang zur auszudrückenden Idee.”[8]

像勒南一样，克拉利克也承认Kostümkunst[9]（第200页）以及其他各种艺术。

某些当代作家极为推崇的法国作家居伊约也持有同样的意见。在他所著的《美学问题》（《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中，他认真地讲过，触觉、味觉和嗅觉给人或者能给人以美的印象：

“Si la couleur manque au toucher，il nous fournit en revanche une notion，que l’oeil seul ne peut nous donner et qui a une valeur esthétique considérable：celle du doux，du soyeux，du poli.Ce qui caractérise la beauté du velours，c’est la douceur au toucher non moins que son brillant.Dans l’idée que nous nous faisons de la beauté d’une femme，la velouté de sa peau entre comme élément essentiel.

“Chacun de nous probablement avec un peu d’attention se rappellera des jouissances du goût，qui ont été de véritables jouissances esthétiques.”[10]

接着他叙述了他在山间所喝的一杯牛奶曾给予他美的享受。

因此，艺术这一概念作为美的表现决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特别是现在，那些新派美学家把我们的触觉、味觉和嗅觉都包括在美的概念之中。

但是普通人并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这些。他深信，只要承认美是艺术的内容，那么一切艺术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在普通人看来，“艺术是美的表现”这种说法十分清楚易解。在他看来，所有的艺术问题都可以用美来解释。

不过，在他看来是构成艺术内容的美究竟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个词儿所表达的概念越是模糊不清，人们使用这个词儿就越大胆、越自信，仿佛这个词儿的意义是那么简单明了，已经不值得再去探讨它本身的含义似的。一般说来，人们是这样对待宗教迷信问题的，现在人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美的概念。美这个词儿的意义想必已经是大家所通晓的。其实并不通晓，虽然一百五十年来（自从一七五〇年鲍姆加登为美学奠定基础以来）多少博学的思想家写了堆积如山的谈论美学的书，美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在每一部新的美学著作中都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读过的美学新作中有一本相当不错的小册子，是尤利乌斯·米塔尔特的《美之谜》（《Rätsel des Schönen》）。这本书的名称确切地说明了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基本情况。美这个词儿的意义在一百五十年间经过成千上万的学者讨论，结果仍然是一个谜。德国人按自己的方式来解答这个谜，虽然他们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生理美学家，主要是英国的斯宾塞和格兰特—艾伦一派人，也各有各的说法。法国的折衷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居伊约和泰纳也各有各的说法，而所有这些人都知道前辈鲍姆加登、康德、谢林、席勒、费希特、温克尔曼、莱辛、黑格尔、叔本华、哈特曼、沙斯勒、库辛、勒韦克等人的见解。

美这个奇特的概念对于那些只说而不加以思索的人说来是那么明了易解，而要为它下定义，一百五十年来各民族的各种派别的哲学家都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它究竟是什么呢？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学说之基础的美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在俄语中，“美”这个词儿的意思仅指使我们的眼睛感到快适的东西。虽然近来也有人说“不美的行为”、“美的音乐”，但这些都不是道地的俄语。

如果你对俄国民间一个不懂外国语的人说：一个人把自己仅有的一件衣服或者这类东西给了别人，这个人的行为很“美”，或者说，一个人欺骗了别人，他的行为“不美”，或者说，这首歌很“美”，那么，这个俄国人就听不懂你的话。按照俄语来说，行为可以是善良的、好的，或者不善良的、不好的；音乐可以是悦耳的、好听的，或者不悦耳的、不好听的，可是音乐不可能是美的或者丑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一匹马、一所房子、一种景色、一个动作是很美的，但是讲到行为、思想、性格、音乐，如果是我们很喜欢的，那我们就说，它们很好；如果是我们不喜欢的，那我们就说，它们不好。“美”这个词儿只能用来形容使眼睛感到快适的东西。由此可见，“好”这个词儿和这个概念包括了“美”的概念，而反过来却不然：“美”的概念并不包括“好”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一件外表很有价值的东西说成是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表示这件东西是美的。但如果我们说它是美的，那么并不表示这件东西是好的。

以上是“好”和“美”这两个词儿和这两个概念在俄语中，因而也是在俄国人民的理解中的含义。

可是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也就是说，在“美是艺术的本质”这一学说普遍流传的那些民族的语言中，“beau”、“schön”、“beautiful”、“bello”等词儿一方面保持着“外形的美”这一意义，另一方面也开始含有“好”、“善良”的意义，换言之，开始代替“好”这个词儿了。

因此，在这些语言中，像“belle âme，schöne Gedanken，beautiful deed”[11]这类说法已经用得非常自然了，而表示外形的美却没有适当的词儿，必须采用词组，如“beau par la forme”[12]等等。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美”、“美的”这些词儿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也看看它们在那些已经确立美学理论的民族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民族给了“美”这个词儿以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好”的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自从我们俄国人逐渐接受欧洲的艺术观点以来，在我们的语言里也有了同样的变化，人们都满怀信心地说出或写出“美的音乐”、“不美的行为”，或者甚至“不美的思想”这一类的话来，听的人谁也不觉得奇怪。可是四十年前，在我的青年时代，“美的音乐”、“不美的行为”这类说法不但不通用，而且没有人听得懂。很明显，欧洲思想赋予“美”的这种新的意义也开始为俄国社会所接受了。

那么这个意义究竟包含什么内容？欧洲各民族所理解的美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摘录现存各种美学体系中最流行的关于美的定义，即使只是一小部分。我恳求读者不要厌烦，好好读一读我的摘录，如果能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美学著作找来读一读，那就更好了。且不提德国人的过于冗长的美学著作，只要读一读德国克拉利克的著作，英国奈特的著作，或者法国勒韦克的著作就很好了。读一读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美学著作非常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了解到美学见解的纷纭和模糊，从而不致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轻信他人的话。

举一个例子：德国美学家沙斯勒在他那部著名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尽的美学著作的前言中所说的有关一切美学研究的特质的一段话：

“在哲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未必能找到像美学领域中那样粗陋到互相对立的程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一方面有一种华而不实的空谈趋势，毫无内容，往往只讲些极片面的肤浅的道理。另一方面，虽然确实有深刻的研究和丰富的内容，但有一大堆使人读起来极感不便的哲学名词，这些哲学名词给最简单的东西披上了抽象的科学性这件外衣，好像这样才能使这些简单的东西有资格进入这一体系的辉煌殿堂似的。最后，介乎这两种研究和表述的方法之间，还有第三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它仿佛是从第一种方法到第二种方法的过渡，有时以华而不实的空谈来炫示一番，有时却来一套迂腐的科学理论……至于那种用清楚而通俗的哲学语言表达重大意义的、言之有物的表述方法（它没有上述三种缺点中的任何一种），则在美学领域中比在其他任何领域中都要罕见。”[13]

读者只要读一读沙斯勒的那本书，就会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法国作家韦隆在他的一部优秀美学著作的前言中也谈过这个问题：

“ll n’y a pas de science，qui ait été de plus，que l’esthétique，livrée aux rêveries des métaphysiciens.Depuis Platon jusqu’aux doctrines officielles de nos jours，on a fait de I’art je ne sais quel amalgame de fantaisies quintessenciées et de mystères transcendentaux，qui trouvent leur expression suprême dans la conception absolue du beau idéal，prototype immuable et divin des choses réelles.”[14]

如果读者肯费心读一读下面我从几位重要作家的美学著作中引录的关于美的定义，那么就会相信上述见解非常正确。

我不打算引录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于普罗提诺——对美所下的定义，因为实际上在古人的心目中并不存在作为当代美学的基础和目的的、同善分离的美的概念。当我们根据自己的美的概念去测定古人对美所持的见解（这是美学中常有的事）的时候，我们往往赋予古人的话以当时所没有的意义（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贝尔纳的出色著作《亚里士多德的美学》《L’esthétique d’Aristote》和瓦尔特的《古代美学史》《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im Altertum》）。

三

我先从美学的奠基者鲍姆加登（1714—1762）讲起。

按照鲍姆加登的见解[15]，论理认识的对象是真，审美感受（即感性认识）的对象是美。美是用感觉认识的完善（绝对）。真是用理智认识的完善。善是用道德意志获得的完善。

鲍姆加登认为，美就是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整体之间的适应，也就是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整体之间的秩序。美的目的在于叫人喜欢和引发人的欲念（Wohlgefallen und Erregung eines Verlanges）这种论调是与康德所主张的美的主要性能和特征完全相反的。

关于美的表现，鲍姆加登认为，我们在自然界认识到美的最高的体现，因此，在鲍姆加登看来，模仿自然是艺术的最高任务（这种论调又跟后来的美学家的见解完全相反）。

鲍姆加登的几个较不著名的门人迈尔、埃申堡、埃伯哈特所持的见解，与他们的老师大同小异，只不过把惬意的和美的加以区分而已；这几个人我准备略去不谈，现在我要讲一讲紧接在鲍姆加登之后的几位作家对美所下的定义，他们对美的看法与鲍姆加登完全不同。这几位作家就是许茨、苏尔策、门德尔松、莫里茨。与鲍姆加登的主要论点相反，他们认为艺术的目的不是美，而是善。苏尔策（1720—1779）说，只有包含善的东西才可以被认为是美的。在苏尔策看来[16]，人类整个生活的目的是社会生活的幸福。这种幸福是靠培养道德感来获得的，艺术应该服从这一目的。引起和培养这种感觉的，就是美。

门德尔松（1729—1786）对美的理解差不多也是这样。照他看来[17]，艺术是模糊地感觉到的美向真和善的发展。艺术的目的则是道德的完满。

在这一派美学家看来，美的理想是美的身体里寓有的美的灵魂。因此，这些美学家完全取消了把完善（绝对）分为真、善、美三个形式的看法，使美重新跟善和真融合一起。

然而这种对美的理解不但得不到后来的美学家的支持，而且后来出现了又和这种观点完全相反的温克尔曼的美学理论，温克尔曼的美学理论坚决主张把艺术的任务和善这一目的划分开来，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外形的美，甚至只是造型的美。

按照温克尔曼（1717—1767）在他的一部名著中提出的说法，任何一种艺术的法则和目的只是美，跟善完全分开的独立的美。美有三种：（一）形式的美，（二）观念的美，表现于形体的姿势中（指造型艺术），（三）表现的美，只有在前两种美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表现的美，表现的美是艺术的最高目的，古代艺术中就有这种美，因此，现在的艺术应该力求模仿古代艺术。[18]

莱辛、赫尔德、后来的歌德以及康德以前的所有著名德国美学家都是这样理解美的。从康德的时候起，又有了不同的对艺术的理解。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这同一个时期内也产生了各自的不受德国作家影响的美学理论，这些理论也是非常暧昧不清而且自相矛盾的，但是所有的美学家也像德国那些以美的概念作为自己见解的基础的美学家一样，把美理解为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它多少是跟善相结合的，或者跟善有同一根源。在英国，几乎跟鲍姆加登同时，甚至比他稍早一些，就有舍夫茨别利、哈奇森、霍姆（Home）、伯克、荷加斯等人在写作论艺术的文章。

按照舍夫茨别利[19]（1670[20]—1713）的见解，美是和谐和合比例；凡美的、比例合度的都是真的（true）；凡又美而又真的都是令人喜爱的、美好的（good）。舍夫茨别利认为，美只能用心灵来认识。上帝是主要的美，美与善出自同一根源。[21]因此，从舍夫茨别利的观点看来，虽然美也被看作一种跟善分开的东西，但是美重又跟善结合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东西。

按照哈奇森（1694—1747）在他的《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Origin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中的看法，艺术的目的是美，而美的本质就是在多样中表现统一。但在认识美是什么的时候，有一种内在的感官（an internal sense）在指示我们。这种天性可能是和审美的天性相反的。因此哈奇森认为：美并不总是跟善相符合的，它跟善分开，而且往往跟善相反。[22]

按照霍姆（1696—1782）的见解，美就是使人惬意的东西。所以美的定义只是趣味。真正的趣味的基础则在于：在最小的范围内包含最丰富、充分、有力和多样的印象。完满的艺术作品的理想就在于此。

伯克（1730—1797）在他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中的见解是：艺术的目的是崇高和美，而崇高和美以自存的感情和社交的感情为基础。这两种感情，从它们的根源看来，是通过个人来维持种族的手段。第一种感情（自存）是靠养育、保卫和战争来获得的，第二种感情（社交）是靠交际和繁殖获得的。所以自存和跟自存有关的战争是崇高的根源，社交和跟社交有关的两性要求是美的根源[23]。

以上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对艺术和美所下的几种主要的定义。

在同一时期内，法国的老安德烈、巴特以及后来的狄德罗、达兰贝尔、伏尔泰（部分地）也在写作关于艺术的论著。

按照老安德烈的见解（《论美》《Essai sur le Beau》，1741），美有三种：（一）属神的美，（二）自然的美，（三）人工的美。[24]

按照巴特（1713—1780）的见解，艺术在于模仿自然美，艺术的目的是享乐。[25]狄德罗对艺术所下的定义也是如此。像英国人一样，这些法国作家认为“什么是美”这一问题是由趣味决定的。可是关于趣味的法则不但没有确立，而且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确立的。达兰贝尔和伏尔泰也持有同样的见解。[26]

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美学家帕加诺认为，艺术就是把散布在自然界的各种美结合为一。趣味就是窥见这些美的能力，艺术天才就是把这些美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能力。按照帕加诺的意思，美和善是这样融合的：美是表现出来的善，而善是内在的美。

可是其他的意大利人，比如穆拉托里（1672—1750，《论科学和艺术中的高尚趣味》《Riflessioni sopro il buon gusto intorno le scienze e le arti》特别是斯帕莱蒂[27]（《美的研究》《Saggio sopro la belezza》，1765），则认为艺术可归结为一种自私的感觉，而且他和伯克一样，认为这种感觉是以自存和社交的意图为基础的。

在荷兰人中，卓越的美学家有赫姆斯特休伊斯（1720—1790），他对德国一些美学家和歌德都有影响。按照他的学说，美是给人最大享受的东西，而给人最大享受的东西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人以最大数量的观念的东西。美的享受是人类所能得到的一种最高的认识，因为美的享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人以最大数量的知觉。[28]

以上是上一世纪德国以外的美学家的种种理论。而在德国，温克尔曼之后又出现了康德（1724—1804）的全新的美学理论，这一理论比其他任何理论都更清楚地理解了美这一概念的本质，因而也理解了艺术这一概念的本质。

康德的美学根据如下：人认识自身以外的自然界，并在自然界中认识自身。他在自身以外的自然界中寻找真，在自身中寻找善，前者属于纯理性，后者属于实践理性（自由）。

康德认为，除了这两种认识的工具，还有一种判断力（Urtheilskraft），这种判断力能不经过理解而作出判断，不通过欲念而产生快乐：“Urtheil ohne Begriff und Vergnügen ohne Begehren.”这种能力也就是美感的基础。康德认为，就主观意义来说，美是既不通过理解，又无实际利益，而一般来说必然令人喜欢的东西，而就客观意义来说，美是一件合宜的物件的外形，这一物件被人感觉到时是毫不带有目的性的概念的。[29]

康德的一些追随者对美所下的定义也是这样，席勒（1759—1805）便是其中之一。和康德一样，写过很多美学论文的席勒也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美的根源在于没有实际利益的享乐。因此我们可以把艺术称为游戏，不过这里所谓游戏，并不是指那微不足道的事，而是指除了美以外没有其他目的的生活本身的美的表现。[30]

除了席勒以外，康德在美学领域中最卓越的追随者还有让·保罗和威廉·洪堡，虽然他们在美的定义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意见，但他们阐明了美的各种形式，如正剧、音乐、滑稽的东西等等。[31]

康德以后论述美学的，除了那些第二流的哲学家以外，还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费希特（1762—1814）认为，美的意识是这样产生的：世界，亦即自然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我们的局限性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的自由的理想活动的产物。就第一种意义来说，世界是受限制的；就第二种意义来说，它又是自由的。就第一种意义来说，每一件物体都受限制、被歪曲、受挤压、受拘束，于是我们看见了丑；就第二种意义来说，我们看见了内在的完满、生气、复兴，我们看见了美。因此，照费希特看来，物体的丑或美全凭观察者的观点来决定。所以美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存在于美的心灵（schöner Geist）。艺术就是这美的心灵的表现，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智的教育——这是学者的事，也不仅是心的教育——这是布道者的事，而是整个人的教育。因此美的标志并不在于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于艺术家是否具有美的心灵。[32]

在费希特之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亚当·米勒对美作了同样的解释。施莱格尔（1778—1829）认为，人们把艺术中的美理解得太不完全、片面和琐碎了；美不但存在于艺术，而且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爱情，因而真正美的东西表现在艺术、自然和爱情的结合之中。所以施莱格尔认为道德的和哲学的艺术是跟审美的艺术分不开的。[33]

按照亚当·米勒（1779—1829）的见解，美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的美，它吸引人，仿佛太阳吸引行星一般，这主要是古代的美；另一种是个人的美，这是由于观察者自己成为一个吸引美的太阳而形成的结果，这是新艺术的美。在世界上，一切矛盾都能调和一致，因而世界是最崇高的美。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这世界性和谐的重演。[34]最崇高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35]

谢林（1775—1854）是追随费希特及其信徒的、与费希特同时代的一位哲学家，他对当代的美学理解有着很大的影响。照谢林看来，艺术是主体会变成自己的客体或客体会自变为主体这样的观点的产物或后果。美就是有限中的无限的概念。艺术作品的主要特质是无意识的无限。艺术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是自然界和理性的结合，是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结合。因此艺术是认识的最高手段。美就是把事物作为一切事物的基础按照原型（in den Urbildern）来加以观察。美并不是由艺术家凭着自己的知识或意志来产生的，而是由美的观念自己在艺术家心里产生的。[36]

谢林的最著名的追随者是索尔格（1780—1819）（《美学讲座》，《Vorlesungen über Aesthetik》）。索尔格认为美的观念是每一种事物的基本观念。在世界上，我们只看到基本观念的歪曲，但我们可以靠着幻想把艺术提到基本观念的高度。因此艺术和创造相类似。[37]

谢林的另一个追随者克劳泽（1781—1832）的见解是，真正的实在的美是一个观念在独特形式中的表现；艺术则是美在人类的自由精神范围内的体现。最高水平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在于美化生活，使生活成为美好人类的美好寓所。[38]

在谢林和他的追随者之后，开始有了新的、到现在为止还站得住脚的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很多人是有意识地支持这种理论，但大多数人却是无意识地支持着它。这种学说不但不比以往那些学说更清楚明确，反而尽可能地更模糊、更神秘。

按照黑格尔（1770—1831）的见解，上帝以美的形式显现于自然界和艺术中。上帝有双重的表现，表现在客体中和主体中，表现在自然界和心灵中。而美就是理念透过物质的显现。只有心灵以及跟心灵有关的一切才是真正美的东西，因此自然界的美只是心灵所固有的美的反映，美的东西只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但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必须通过感觉来显示，而精神在感觉上的显示只是外观（Schein）。这种外观就是美的唯一现实的一面。因此艺术是理念的这种外观的体现，它跟宗教、哲学一起，都是把人类的最高深问题和精神的最高真理引到意识中并倾诉出来的手段。

照黑格尔看来，真和美是同一样东西，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设想的理念本身。当理念显现出来，让人们意识到时，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美就是理念的表现。[39]

继黑格尔而起的，有他的很多追随者：魏泽、阿诺尔德·鲁格、罗森克兰茨、西奥多·费舍尔等。

按照魏泽（1801—1867）的见解，艺术是把美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想象中带入（Einbildung）外在僵死的、冷漠的物质，而对这一物质的理解，如果离开那被带进这物质中去的美，就意味着对一切存在本身的否定（Negation alles Fürsichsein’s）。

魏泽又说，在真的观念里存在着认识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矛盾——唯一的我认识万物。而通过一个能把真的概念中两相分离的万物同个体的因素结合为一的概念，就可以消除这种矛盾。调和了的（aufgehoben）真可能就是这样的概念，美就是这种调和了的真。[40]

黑格尔的忠实信徒鲁格（1802—1880）认为，美是表现自身的观念。精神在观照自身时，发现自身被完全表现出来，这种自身的完全表现就是美。如果表现得不完全，那么在精神里就产生一种要改变它的不完全表现的要求，于是精神就成为创造性的艺术。[41]

按照费舍尔（1807—1887）的见解，美是处在有限的显示状态中的观念。观念本身并不是不可分割的，它构成一个观念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一系列观念可以用上行和下行的线条表示。观念越高，它所包含的美越多，但即使最低的观念也含有美，因为它是整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个性，因此最崇高的艺术是以最崇高的个性为主题的艺术。[42]

以上是德国黑格尔一派的美学理论，但当时德国美学方面的议论还不止这些。和黑格尔派的理论同时并存的一些关于美的理论，不仅是不承认黑格尔对美的看法——美是观念的显示，以及对艺术的看法——艺术是这个观念的表现，它们跟黑格尔的观点完全相反，它们否定黑格尔，并且嘲笑他。海尔巴特，特别是叔本华，便是这样的。

按照海尔巴特（1766—1841）的见解，美本身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只存在我们的见解，必须找出这种见解的根据（aesthetisches Elementarurtheil[43]）。而见解的根据和印象有关系。某些关系我们说是美的，艺术就是要找出这些关系——在绘画、雕塑和建筑中有同时的关系，在音乐中有相继的和同时的关系，在诗中只有相继的关系。同以前的美学家相反，海尔巴特认为美的东西往往是那些并不表达任何内容的东西，例如虹，它之所以美，是由于它的线条和色彩，而绝不在于像伊里斯或挪亚的虹等神话的意义方面。[44]

黑格尔的另一个反对者是叔本华，他否定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及其美学观点。

按照叔本华（1788—1860）的见解，意志在世界上的客观化的程度有深有浅，各各不一，虽然它的客观化程度越深，它越是美，但是每一种程度有它自己的美。抛弃自己的个性而观照意志的某种程度的表现，我们就意识到美。叔本华认为，一切人都能根据能力的大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这一观念，由此而暂时摆脱自己的个性。艺术家的天才则在最高的程度上具有这种能力，因此显示了最高的美。[45]

在德国，继这些比较出名的作家之后，出现了一些独创性较少、影响较小的作家，如：哈特曼、基尔希曼、施纳塞，就某种程度来说，还有亥姆霍兹、贝格曼、容格曼和无数其他的人。

哈特曼（1842）认为，美不存在于外在世界，不存在于事物本身，也不存在于人的心灵，而存在于艺术家所造成的外观（Schein）。事物本身并不美，是艺术家把事物变成了美。[46]

施纳塞（1798—1875）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美。自然界只有和美近似的东西。艺术制造出自然界所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在意识到自然界所没有的和谐的自由的我的活动中显现出美。[47]

基尔希曼（1802—1884）论述过实验的美学。他认为历史有六个领域：（一）知识领域，（二）财富领域，（三）道德领域，（四）信仰领域，（五）政治领域，（六）美的领域。美的领域中的活动就是艺术。[48]

亥姆霍兹（1821）论述过音乐方面的美，他认为在音乐作品中，美经常只是通过遵循法则而求得的，而艺术家并不知道这些法则，因此美是艺术家在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它不可能加以分析[49]。

贝格曼（1840）在他所著的《论美》（《Ueber das Schöne》，1887）中说过，要客观地给美下定义是不可能的，美是主观认识到的，因此美学的任务在于确定使谁喜欢。[50]

容格曼（卒于1885年）认为，第一，美是一种超感觉的本质，第二，仅只观照一下美，美就会给我们快乐，第三，美是爱的基础。[51]

近些年来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代表者的美学理论如下：

法国在这段时期内著名的美学著作家有：库辛、儒弗鲁瓦、皮克泰、拉韦松、勒韦克。

库辛（1792—1867）是一个折衷主义者，追随德国唯心论者。按照他的理论，美总是有一个道德基础。库辛驳斥如下的理论：艺术就是模仿，使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他断言，美可以就其本身来下定义，美的本质存在于变化和统一之中。[52]

在库辛之后，论述美学的有儒弗鲁瓦（1796—1842）。儒弗鲁瓦是库辛的学生，他也是德国美学的信徒。按照他的定义，美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借助于自然的符号表现出来。看得见的世界好比是一件衣服，借助于这件衣服我们看见了美。[53]

瑞士人皮克泰[54]写过论艺术的文章，他重复黑格尔和柏拉图的意见，认为美存在于通过感觉的方式而表现的神的观念的直接而自由的表现之中。

勒韦克是谢林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他认为美是隐藏在自然界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力量或精神是经过整饰的活力的表现。[55]

关于美的本质，法国的形而上学者拉韦松也表示过像这样的含混不清的见解，他认为美是世界的最终目的。“La beauté la plus divine et principalement la plus parfaite contient le secret.”[56]按照他的意见，美就是世界的目的。

“Le monde entier est l’oeuvre d’une beauté absolue，qui n’est la cause des choses que par l’amour qu’elle met en elles.”[57]

我故意不把这些形而上学的辞句翻译出来，因为无论德国人怎样含混不清，法国人一旦博览德国人的著作而模仿起德国人来，他们就远远地超过德国人，他们把各种异类的概念合而为一，毫无区别地把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堆在一起。例如，法国哲学家勒努维埃在讨论美的时候这样说：“Ne craignons pas de dire，qu’une vérité，qui ne serait pas belle，n’est qu’un jeu logique de notre esprit et que la seule vérité solide et digne de ce nom c’est la beauté.”[58]

除了这些在德国哲学影响下写作过并且至今还在写作的唯心的美学家之外，法国近年来还有下列一些作家在艺术和美的理解上也有过影响：泰纳、居伊约、谢比利埃、科斯特、韦隆。

按照泰纳（1828—1893）的见解，美是某一重要观念的主要特征的表现，这种表现比该观念在现实中的表达还更完美。[59]

按照居伊约（1854—1888）的见解，美并不是和物体本身毫不相干的东西，不是物体上的寄生草，而正是表现着美的那个实体的繁荣现象。艺术则是有意识的理性生活的表现，这种生活一方面使我们对存在具有深切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唤起我们的最高尚的情感和最崇高的思想。艺术不仅通过共同体验同样的感觉和信仰，而且通过相同的感觉，把人从私人生活提高到公共生活。[60]

按照谢比利埃的见解，艺术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一）满足我们天生的对形态（apparences）的爱，（二）把观念带入这些形态，（三）使我们的感觉、心灵和理智同时得到享受。谢比利埃认为，美并不是物体所固有的，而是我们的心灵的行动。美是一种幻觉。绝对的美并不存在，可凡是我们觉得富有特性的、和谐的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美的。

按照科斯特的见解，美、善和真的观念是天生的。这些观念启发我们的心智，它们是和上帝同一的，上帝就是善、真和美。而美的观念中包含本质的统一、成分的多样，以及秩序，秩序使多样的生活表现中含有统一。[61]

为求完备，我再列举一些最近的有关艺术的著作。

马里奥·皮罗著有《美和艺术的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e beau et de l’art》，1895）。他认为美是我们肉体的感觉的产物，艺术的目的是享乐，但不知何故这种享乐总被认为是具有高度道德的。

还有菲埃朗—热瓦尔所著的《近代艺术论》（《Essais sur l’art contemporain》，1897）。热瓦尔认为，艺术取决于它和过去的联系，也取决于当代艺术家把自己独特的形式赋予作品时所抱的宗教理想。

还有萨尔—佩拉当的《唯心的神秘的艺术》（《L’art idéalisate et mystique》）。佩拉当认为，美是上帝的表现之一。“Il n’ya pas d’autre Réalité，que Dieu，il n’y a pas d’autre Vérité，que Dieu，il n’y a pas d’autre Beauté，que Dieu”[62]（第33页）。这本书里全是幻想，而且学说非常浅陋，但就它所居的地位和它在法国青年中所起的影响来说，它有它的特征。

直到最近为止在法国流行的美学理论都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只有韦隆所著的《美学》（《L’esthétique》，1878）是例外，因为其中所说的比较清楚、合理。虽然这本书对艺术所下的定义并不正确，但至少它把美学中关于绝对的美的模糊概念消除了。

韦隆（1825—1889）认为，艺术是感情（émotion）的表达，感情靠着外表的线条、形状、色彩的结合或者靠着具有一定节奏的动作、音响或言语的连续而表现出来。[63]

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美学著作家往往不是凭着美所固有的性质，而是凭着趣味来判定美的，而且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常见，于是美的问题就被趣味的问题所代替了。

里德（1704—1796）承认美完全取决于观照者；在他之后，艾利森在他的著作《论趣味的本质和原则》（《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1790）中也证明了同样的论点。有名的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1731—1802）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这一论点。他说，凡是在我们的概念中跟我们所爱的东西有关的一切，我们发现都是美的。理查德·奈特所著的《趣味原则探究》（《Analy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aste》，1805）中也有同样的倾向。

英国美学家的理论大都有这样的倾向。查理·达尔文、斯宾塞、莫利、格兰特—艾伦、凯尔德、奈特等人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算是本世纪初英国杰出的美学家。

查理·达尔文（1809—1883）在他所著的《人类的起源》（《Descent of Man》，1871）中认为，美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单为人类所固有，而且也是动物所固有的，因此也是人类的祖先所固有的。鸟装饰自己的巢，并且在配偶之间珍视美。美对结婚起着影响。美包含着各种性质的概念。音乐艺术起源于雄的招引雌的时所发的号叫。[64]

斯宾塞（生于1820年[65]）认为，艺术的起源是游戏，这是席勒早就说过的一种想法。就低等动物来说，全部生命力都消耗在生命的维持和延续上。就人来说，在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之外，还有剩余的精力。这种过剩的精力就用在游戏上，转而成为艺术。游戏是真实的活动的模仿，艺术也是如此。

审美方面的享受的根源在于：（一）感官（视觉或其他感觉）的最充分的训练，——训练最多而损耗最小，（二）所引起的感觉的极度多样性，（三）前二者跟由此而得的观念的结合。[66]

托德亨特认为（《美的原理》）（《The Theory of the Beautiful》，1872），美是一种无穷尽的魅力，我们既用理智也用爱的热情领受这种魅力。美之被认为美，由趣味决定，不可能为美下任何定义。唯一接近的定义是，美是人类的最高教养。至于什么是教养，没有一个定义。那通过线条、色彩、音响、语言来打动我们的艺术，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各种盲目力量的产物，而是互相扶助着、向一个理性的目标急进的各种理性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美是矛盾的调和。[67]

莫利（《牛津大学执教时期讲稿》《Sermons Preach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1876）认为，美存在于人的心灵。自然界告诉我们神的事情，而艺术是神的事情的象形文字式的表达。[68]

格兰特—艾伦（《生理美学》《Phisiological Aesthetics》，1877）是斯宾塞的继承者，艾伦认为美有它的生理的根源。他说，美学上的快感是从对美的观照得来的，而美的概念是从生理的过程中获得的。艺术起源于游戏。在体力过剩的时候，人们就从事于游戏，在感受力过剩时，人们就从事于艺术活动。凡耗费最少而给人的激励最大的东西，就是美。对美的不同评价是由趣味产生的。趣味可以培养。应该相信“the finest nurtured and most discriminative men”的见解，即相信最有教养和要求最高的人（他们能作出更妥善的评价）。这些人培养了下一代人的趣味。[69]

凯尔德（《论艺术的哲学》《Essay on Philosophy of Art》，1883）认为，美使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必考虑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这种考虑对科学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艺术消除了统一与多样之间的矛盾，规律和现象之间的矛盾，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把它们合而为一。艺术是表现自由和肯定自由的，因为它不像有限事物那样暗昧和不可解。[70]

像谢林一样，奈特（《美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Beautiful》，II，1893）也认为美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是从自然界抽出人所固有的特质，是在自身意识到跟整个自然界共同之处。

上述关于美和艺术的种种见解，远远不是就这个题目写下的一切见解。不仅如此，每天都有新的美学著作家出现，在这些新著作家的见解中同样存在着关于美的定义的那种奇怪的、中了邪似的暧昧和矛盾。有些人出于习惯而不知不觉地以各种变相的方式继承了鲍姆加登和黑格尔的神秘的美学。另一些人把这个问题转入主观的范畴，而在趣味的问题上寻找美的基础。第三种人——属于最新思想体系的一些美学家——在生理学的规律中寻找美的因素。最后，第四种人把这个问题作为跟美的概念全不相干的问题来加以研究。例如，萨利（《心理学和美学的研究》《Studies in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s》，1874）认为美的概念可以完全取消，因为，根据萨利的定义，艺术是由某种永久存在的或暂时出现的物象派生的，这种物象能给某种观众和听众以兴奋的乐趣和愉快的印象，同由此得来的利益完全无关。

四

从所有这些在美学科学中发表的有关美的定义中，究竟能得出些什么呢？我们且不论那些完全不准确的、不能概括艺术这个概念的美的定义：其中有的认为美在于功用，有的认为在于合宜，有的认为在于对称，有的认为在于秩序，有的认为在于比例，有的认为在于流畅，有的认为在于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有的认为在于多样的统一，有的认为在于这些因素的各种方式的结合，——我们且不论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想从客观上去下定义的企图，所有这些关于美在美学上的定义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是，美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是绝对完满——观念、精神、意志、上帝——的表现之一；另一种是，美是我们所得到的某种并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感。

采取第一种定义的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和法国的推究哲理的库辛、儒弗鲁瓦、拉韦松等人（且不提第二流的哲学美学家）。当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也都遵循着这种客观的、神秘的美的定义。这种对美的理解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前一辈人中间。

第二种对美的理解——美是我们所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感——主要流行于英国的美学家之间，这种定义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另一半人，主要是比较年轻的人所接受。

由此可见，美的定义只能有两种：一种定义是客观的、神秘的，它把美的概念跟最高的完善，跟上帝融合为一，这是一种幻想的定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另一种定义则相反，是非常简单易解的、主观的，认为凡是使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在喜欢这个词儿上我并不附加“没有目的，没有利益”的说明，因为喜欢这个词儿本身就意味着“不计较利益”）。

一方面，美被理解为某种神秘的、非常崇高的、可惜很不明确的东西，因此它同时包含着哲学、宗教和生活本身，例如谢林、黑格尔以及他们在德国和法国的追随者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应该承认的，按照康德和他的追随者的定义，美只不过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无私的享乐。这种美的概念虽然好像很清楚，但遗憾的是，它也不准确，因为它扩展到另一方面去了，就是说，它把由饮食和接触柔软皮肤等等而得来的享乐也包括在内，这就是居伊约、克拉利克等人所承认的。

的确，当我们追溯美的学说在美学中的发展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初，从美学奠定基础时起，美的形而上学的定义普遍流行，可是年代越近，那种实验的、近几年来带有生理学性质的定义就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像韦隆和萨利那种企图完全避免美的概念的美学家。但是这些美学家很少成功。大多数群众、大多数艺术家和学者还坚持大多数美学家所确定的美的概念，换言之，或者把美看作一种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或者把美看作一种特殊的享乐。

那么，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作为艺术的定义而那样顽强地坚持着的那种美的概念，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呢？

从主观的意义来看，我们把给予我们某种享乐的东西称为美。而从客观的意义来看，我们把存在于外界的某种绝对完善的东西称为美。但是我们之所以认识外界存在的绝对完善的东西，并认为它是完善的，只是因为我们从这种绝对完善的东西的显现中得到了某种享乐。这么说来，客观的定义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主观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对美的理解都归结为我们所获得的某种享乐。换言之，凡是使我们喜欢而并不引起我们的欲望的东西，我们认为就是美。照这种情况看来，艺术科学自然不会满足于以美为根据的——即以使人喜欢的东西为根据的——艺术的定义，而要探索一个普遍的、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的定义，以便根据这个定义来决定各种事物是否属于艺术范围。但是，读者可以从前面我所援引的各种美学理论的摘要中看到，并没有这样的定义，如果他肯费心读一读这些美学理论的原作，他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想为绝对的美本身下定义——认为它是对自然的模仿，是合宜，是各部分的适应，是对称，是和谐，是多样的统一等等——所作的一切尝试得到的不外乎以下两种结果：或者什么定义也没有下，或者所下的定义只不过是指某些艺术作品的某些特点，而远远没有包括所有的人在过去一直认为而现在还是认为是艺术的一切。

美的客观的定义是没有的。而现存的种种定义，不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实验的定义，都可以归结为主观的定义，而且，说来也真奇怪，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观点：凡是表现美的，就是艺术，而凡是使人喜欢（不引起欲望）的，就是美。许多美学家感觉到这个定义不完备，不稳固。为了使这个定义有根有据，他们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件东西使人喜欢？什么东西使人喜欢？他们把美的问题转变为趣味的问题，哈奇森、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读者从美学史中或者从实验中可以看出，一切想为趣味下定义的企图都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而且我们找不到理由，也不可能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喜欢这件东西而另一个人不喜欢这件东西，为什么这个人不喜欢这件东西而另一个人喜欢这件东西？因此，一切现存的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我们对这种自命为科学的智力活动所期待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在于确定艺术或美（如果美是艺术的内容的话）的性质和规律，或者确定趣味（如果趣味能解决艺术问题和艺术的价值问题的话）的性质，然后根据这些规律把合乎这些规律的作品断定为艺术，把不合乎这些规律的作品摈弃不理。其实质乃是在于：一旦承认某一类作品是好的（因为它们使我们喜欢），就要去编出这样一套艺术理论，使某一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一切作品都能纳入这一理论。有一个艺术的规范存在着，按照这个规范，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喜爱的那些作品被认为是艺术（菲狄亚斯、索福克勒斯、荷马、提香、拉斐尔、巴赫、贝多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而美学的见解必须能概括所有这些作品。在美学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并不是以我们衡量某一事物的好坏的某些规律为根据，而是以这一事物是否符合于我们所制定的艺术规范为根据。前几天我读过福尔克尔特的一部很不错的著作。在论述艺术作品的道德方面的要求时，作者公然声称，对艺术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不对的，这一点他用下述的事例加以证明：如果我们容许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就不符合于优秀艺术的定义。但是这两部作品既然都列入艺术规范之内，那么上述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为艺术找出一个也能适用于上述两部作品的定义；福尔克尔特把有重大意义（Bedeutungsvolles）这方面的要求当作艺术的基础，以代替道德方面的要求。

现有的一切美学体系都是按照这一纲领而组成的。人们并不为真正的艺术下一个定义，然后再看一部作品是否符合于这个定义，以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人们只是把由于某种原因而为某一特定圈子里的人们所喜欢的一系列作品认为是艺术，而想出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这些作品的艺术的定义。不久以前我在一部很好的著作——穆特的《十九世纪艺术史》中找到了一个关于这种方法的极好的例证。在讲到已经列入艺术规范的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时，作者不但不敢把这种倾向加以谴责，却反而竭力放宽自己的尺度，来容纳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这些派别在他看来是自然主义走向极端时所产生的合理的反应。艺术中无论怎样荒诞的东西，只要它一旦被我们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所接受，就立刻会有人编出一套理论来，把它加以解释，并使它变成合法，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那种过后全被遗忘、并未留下丝毫痕迹的虚伪、丑恶和荒谬的艺术都能被某些特殊圈子里的人们所接受和赞许似的。至于艺术的荒谬和丑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当这种艺术明知自己被认为（例如在当代）毫无缺点的时候，可以从下面这个问题上看出：现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些什么艺术活动？

因此，美学中所阐述的、模糊地为公众所信奉的那种以美为根据的艺术理论，只不过是把我们，即某一特殊圈子里的人，在过去和现在所喜欢的东西认为是好的而已。

要为人类的某种活动下定义，就必须了解这一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而要了解人类的某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必须根据这一活动的因果来研究它本身，而并不是只就它所给予我们的快感这一方面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认为某一项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给我们享乐，因而只根据这种享乐来为这项活动下定义，那么，这样下出来的定义显然不会是正确的。为艺术下定义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我们知道，当我们研究食物的问题时，谁也不会想到要从我们吃这件食物时所得到的享受去看食物的意义。谁都明白，我们的味觉上的快感决不可能作为判定食物的价值的依据，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来假定，我们所吃惯和爱吃的备有卡昂胡椒、林堡干酪和烈酒等等的午餐是人类的最好的食物。

美也正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喜欢的东西决不可能当作为艺术下定义的依据，给予我们快感的那一类事物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的典范。

在从我们艺术得来的享乐中认识艺术的目的和用途，这就等于从吃东西时所感到的享乐中认识食物的目的和意义，像那些停留在道德发展的最低阶段上的人（例如野人）所做的那样。

正像那些认为食物的目的和用途是给人享乐的人们不可能认识饮食的真正意义一样，那些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享乐的人也不可能认识艺术的意义和用途，因为他们把享乐这一不正确的、特殊的目的加诸于艺术活动，而实际上艺术活动的意义却在于它跟生活中其他现象的关系。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吃东西的目的在于享乐时，他们才会明白，饮食的意义在于滋养身体。就艺术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即享乐）时，他们才会了解艺术的意义。把美（即从艺术得来的某种享乐）认为是艺术的目的，这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判定艺术是什么，反而把问题转入跟艺术判然相异的领域，即转变为用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生理学的、甚或历史的眼光去议论为什么一部作品这些人喜欢，而另一部作品这些人就不喜欢，却有另一些人喜欢，以至无法为艺术下定义。正像议论为什么一个人喜欢吃梨而另一个人喜欢吃肉决不会有助于判定营养的本质一样，解决艺术中的趣味问题（关于艺术的议论会不知不觉地归结到趣味的问题上）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究竟是什么，反而使我们完全不可能弄清楚这一问题。

艺术，千万人为它牺牲劳动、生命、甚至道德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现有的各种美学理论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可以归纳为：艺术的目的是美，而美是通过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享受而被认识的；艺术的享受是一桩好的、重要的事。换言之，享受之所以是好的，就因为它是享受。因此，被认为是艺术的定义的，其实并不是艺术的定义，只不过是用来辩解人们为了这想象中的艺术而招致的牺牲的一种手腕，同时也是用来辩解现存艺术中那种自私的享受和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手腕。所以，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论艺术的书堆积如山，而艺术的正确定义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规定出来，原因在于艺术的概念是以美的概念为基础的。

五

如果把使得整个问题混乱不清的美的概念撇在一边，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新近一些最易理解的、不以美的概念为依据的艺术定义有下列几种：艺术是在动物世界里就已经产生的、来自性欲和对游戏的爱好的一种活动（席勒、达尔文、斯宾塞），这种活动伴有神经系统的令人愉快的刺激（格兰特—艾伦）。这是生理进化的定义。或者说，艺术是通过人类所感受的线条、色彩、姿势、音响、语言、情绪而形成的外部的表现（韦隆）。这是实验的定义。按照萨利的最新定义，艺术是“the production of some permanent object or passing action，which is fitted not only to supply an active enjoyment to the producer，but to convey a pleasurable impression to a number of spectators or listeners quite apart from any personal advantage to be derived from”[71]。

虽然这些定义比那些以美的概念为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定义优越，它们仍然远非准确。第一种定义，生理进化的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它并不谈那构成艺术的本质的活动本身，而谈艺术的起源。那种根据对人的身体所起的生理上的影响而下的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在这个定义中可以包括许多其他的人类活动，正如那些新派美学理论所主张的，缝制美丽的衣服、制造芬芳的香水，甚至烹调都算作艺术。实验的定义认为艺术就是情绪的表达，这种看法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人可以靠着线条、色彩、音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他的这种表达可能对其他人不起什么作用，这时候这种表达就不是艺术了。

萨利提出的第三种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所谓给再现者以快乐，并给观众或听众以愉悦印象、但无利可图的那些物象的再现，也可以包括魔术表演、体操以及其他不能算作艺术的活动在内。相反，许多给人不愉悦印象的物象，例如诗中描写的或舞台上表演的阴沉、残酷的场面，却无疑是艺术。

所有这些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它们也都像形而上学的定义一样，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从艺术中得到享乐，而不是艺术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的效用。

为了准确地给艺术下定义，首先应该不再把艺术看作享乐的工具，而把它看作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对艺术采取这样的看法之后，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能使接受的人跟已经创造了艺术或正在创造艺术的人之间发生某种联系，而且也跟所有那些与他同时在接受、在他以前接受过或在他以后将要接受同一艺术印象的人们之间发生某种联系。

正如传达出人们的思想和经验的语言是人们团结一致的手段，艺术的作用也是这样。不过艺术这种交际手段和语言有所不同：一个人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

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另一个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笑了，听到这笑声的另一个人也高兴起来；一个人哭了，听到这哭声的人也难过起来；一个人生气了，而另一个看见他生气的人也激动起来。一个人用自己的动作、声音表达蓬勃的朝气、果敢的精神、或者相反，表达忧伤或平静的心境，这种心情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受苦，用呻吟和痉挛来表达自己的痛苦，这种痛苦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表达出自己对某些事物、某些人或某些现象的喜爱、崇拜、恐怖或尊敬，其他的人受了感染，对同样的事物、同样的人或同样的现象也感到同样的喜爱、崇拜、恐怖或尊敬。

艺术活动就是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别人感情的感染这一基础之上。

如果一个人在体验某种感情的时刻直接用自己的神态或自己所发出的声音感染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在自己想打呵欠时引得别人也打呵欠，在自己不禁为某一事情发笑或哭时引得别人也笑起来或哭起来，或是在自己受苦时使别人也感到痛苦，这还不能算是艺术。

艺术起始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便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我们以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作为例子，比方说，一个遇见狼而受到惊吓的男孩子把遇狼的事叙述出来，他为了要在其他人心里引起他所体验过的那种感情，于是描写他自己、他在遇见狼之前的情况、周围的环境、森林、他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描写狼的形象、狼的动作、他和狼之间的距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男孩子叙述时再度体验到他所体验过的感情，以之感染了听众，使他们也体验到叙述者所体验过的一切——便是艺术。如果男孩子并没有看见过狼，但时常怕狼，他想要在别人心里引起他体验到的那种恐惧心情，就假造出遇狼的事，把它描写得那样生动，以至在听众心里也引起了当他想象自己遇狼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那么，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或想象中体验到痛苦的可怕或享乐的甘美，他把这些感情在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表现出来，使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那么，同样的，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体验到或者想象出愉快、欢乐、忧郁、失望、爽朗、灰心等感情，以及这种种感情的相互转换，他用声音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使听众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像他那样体验到这些感情，那么，同样的，这也是艺术。

各种各样的感情，非常强烈的或者非常微弱的，很有意义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非常坏的或者非常好的，只要它们感染读者、观众、听众，就都是艺术的对象。戏剧中所表达的自我牺牲以及对运命或上帝的顺从的感情，或者小说中所描写的情人的狂喜的感情，或者图画中所描绘的淫荡的感情，或者庄严的进行曲中所表达的爽朗的感情，或者舞蹈所引起的愉快的感情，或者可笑的逸事所引起的幽默的感情，或者描写晚景的风景画或催眠曲所传达的宁静的感情——这一切都是艺术。

观众或听众一旦感染到创作者体验过的感情，这就是艺术。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艺术不像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是某种神秘的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不像生理美学者所说的是人们借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不是情绪通过外在符号的表达，不是使人愉快的事物所产生的结果，主要的——不是享乐，而是生活中以及向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迈进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们互相交际的一种手段，它把人们在同样的感情中结成一体。

人具有理解由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因此每一个人都能知道全人类在思想领域内为他做过的一切，能够在现在借着理解别人的思想的能力而成为其他一些人的活动的参与者，而且自己能够借着这种能力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和自己心里产生的思想传达给同辈和后辈。同样，由于人具有通过艺术而为别人的感情所感染的能力，因此他就能够在感情的领域内体会到人类在他以前所体验过的一切，能够体会同辈正在体验的感情和几千年前别人所体验过的感情，并且能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如果人们并不具有理解前人心里所怀过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切思想的能力，以及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能力，那么人们就好似禽兽或卡斯帕·豪瑟尔[72]了。

如果人们并不具有另一种能力——为艺术所感染的能力，那么他们大概还会更加野蛮，而主要的是，更加不团结，更加互相敌视。

因此，艺术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像语言活动一样重要，一样普遍。

语言不仅通过说教、演讲和书籍来影响我们，而且还通过我们用以互相传达思想和经验的一切话语来影响我们。同样，广义的艺术渗透我们的整个生活，而我们只把这一艺术的某些表现称为艺术，即狭义的艺术。

我们惯于把艺术一词仅仅理解为我们读到的、在剧院里、音乐会上和展览会上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建筑、雕像、诗、小说……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生活中用以互相交际的那种艺术的很小一部分。人类的整个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从摇篮曲、笑话、怪相的模仿、住宅、服装和器皿的装饰，以至于教堂的礼拜式，凯旋的行列。所有这些都是艺术活动。因此，我们所谓狭义的艺术，并不是指人类传达感情的整个活动，而只是指由于某种缘故而被我们从这整个活动中分化出来并赋予特殊意义的那一部分。

所有的人一向把这种特殊意义赋予整个活动中传达从人们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的那一部分，整个艺术的这一小部分被称为名副其实的艺术。

古代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认识艺术的。希伯来的先知和古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认识艺术的。伊斯兰教徒在过去和现在也都是这样理解艺术的，当代信仰宗教的人也是这样理解艺术的。

人类的几位导师，例如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里，最初的基督徒、严正的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往往甚至否定一切艺术。

用这种与今天的观点（按照今天的观点，任何一种艺术只要能给人享乐，就都是好的）相反的观点来认识艺术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艺术和语言不同，语言可以不听，而艺术却能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就这一点来说艺术是那样地可怕，如果把一切艺术都取消，那么人类受到的损失会比容许任何一种艺术存在要少许多。

这些否定一切艺术的人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否定了不可否定的东西，那个人类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就不能生活的交际手段之一。但是，我们欧洲这个文明社会、这个圈子和这个时代的人容忍一切艺术，只要它们为美服务，换言之，只要它们给人快感，这同样是不正确的。

从前，人们害怕在众多的艺术主题中会出现一些使人腐化的主题，就索性禁止一切艺术作品。可是现在，人们只害怕失去艺术所给人的任何一种享乐，而袒护一切艺术。我想，后一种错误比前一种错误严重得多，危害也深得多。

六

但是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古时候仅仅能容忍的或者完全被否定的那种艺术，现在只要它给人快感，就被认为是永远美好的？

这种情况是由于下述原因而产生的：

艺术，或者说，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的价值是根据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而加以评定的，是根据人们从中看到的是生活中的善抑恶而加以评定的；而生活中的善与恶是由所谓宗教来决定的。

人类不断地在运动——从对生活比较肤浅、比较不全面、比较不清楚的理解渐渐发展到比较高深、比较全面、比较清楚的理解。正像在任何运动中一样，在这一运动中也有一些先进的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理解生活的意义，而在这些先进的人当中总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清楚易解、更有力地用语言和生活说明这生活的意义。这个人对生活的意义所作的阐述以及通常环绕着对这个人的纪念而产生的传说和仪式合在一起，就称为宗教。宗教代表着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的优秀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对生活的最高深的理解，这个社会中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常在接近这一理解。因此只有宗教在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总是评定人的感情的根据。如果感情使人们接近宗教所指示的理想，而且这些感情跟那理想一致，不相抵触，那么这些感情就是好的。如果这些感情和那理想背道而驰，不相一致而相抵触，那么这些感情就是坏的。

如果宗教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尊敬独一的上帝和实现人们所认为的上帝的意志，像过去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那么源出于对这个上帝和他的律法的爱而用艺术表达出来的感情，如先知书和诗篇中的神圣的诗歌、创世记的叙事文等便是美好的、崇高的艺术。凡是跟这相反的一切，例如对异教神的崇敬的感情以及不合乎上帝的律法的感情的表达，都将被认为是坏的艺术。如果宗教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俗世的幸福，在于美和力，那么艺术所表达的生活中的乐趣和奋发之情将被认为是好的艺术，而表达柔弱或颓丧的感情的艺术将是坏的艺术，这是希腊人的看法。如果生活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民族的幸福或者在于继续祖先所过的生活和对祖先的尊敬，那么，表达出为民族的幸福或者为发扬祖先的精神和保持祖先的传统而牺牲个人幸福的那种欢乐之情的艺术，将被认为是好的艺术，而表达跟这相反的感情的艺术便将是坏的艺术，这是罗马人和中国人的看法。如果生活的意义在于使自己摆脱动物性的束缚，那么表达出提高心灵和压抑肉欲的感情的艺术便将是好的艺术，而一切表达增强情欲的感情的艺术将是坏的艺术，这是佛教徒的看法。

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人类社会中，总有这一社会中人所共有的关于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宗教意识，这一宗教意识就决定了艺术所表达的感情的价值。因此，在每一个民族中，凡表达出从这一民族的人所共有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的艺术总被认为是好的，并且受到鼓励。而表达出跟这一宗教意识相抵触的感情的艺术则被认为是坏的，而且遭到否定。可是艺术中人们借以互相交际的其余的一大部分却完全没有受到重视，只有当艺术中的这一部分跟当时的宗教意识相抵触时，它才被人否定。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民族中都有过，如希腊人、希伯来人、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这种情况在基督教产生的时候也有过。

初期的基督教认为只有传奇、传记、讲道、祈祷、赞美诗才是好的艺术作品，它们在人们心里引起对基督的爱、对基督一生的感佩、要以他为榜样的愿望、对俗世生活的厌弃以及对人的温顺和爱。而凡是表达出个人享乐的感情的作品，基督教都认为是坏的，因此基督教摈弃一切异教的造型艺术，而只容许象征性的造型艺术。

最初几个世纪内的基督徒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即使没有完全正确地接受基督的学说，至少也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按照歪曲的、异教的方式去接受它。但是除了这些基督徒以外，自从人民按照政权当局的命令不分皂白一律改信基督教（例如在君士坦丁时代、查理大帝时代、弗拉基米尔时代）的时候起，出现了另一种基督教，即教会的基督教，它更接近异教，而不是基督的学说。这种教会的基督教开始根据它自己的教义对人的感情和表达这些感情的艺术作品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这种基督教不承认真正基督教的基本的重要论点——每一个人和天父之间有直接关系，由此得出全人类的博爱和平等，并因此而产生用温顺和爱来代替任何暴力，相反，它建立起一种跟异教的神话相类似的天上的教阶制度，树立起对这种教阶制度，对基督、圣母、天使、使徒、圣徒、殉教者，以及不仅对这些神明而且对他们的画像的崇拜，然后把盲目信仰教会及其决议当作自己的教义的本质。

不论这种教义和真正的基督教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不论它同真正的基督教比较、或者甚至同尤里安[73]这样的罗马人的世界观比较是多么肤浅，但对于接受了这种教义的那些野蛮人说来仍然是一种比较高深的学说，高于那些野蛮人过去对诸神、英雄和善恶精灵的崇敬。因此，对接受这种学说的野蛮人说来，这种学说就是宗教。于是，对那个时代的艺术的评价也就是根据这种宗教而作出的。表达出对圣母、耶稣、圣徒、天使的虔敬，对教会的盲目信任和顺从，对苦难的畏惧，以及对来世的幸福的期望的艺术，被认为是好的。同这相反的艺术就都被认为是坏的。

这种艺术产生时所依据的学说是被歪曲了的基督的学说，但是根据这种被歪曲了的学说而产生的艺术却仍然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符合于当时人民的宗教观念。

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具有和人民群众相同的感情基础，即信奉同一种宗教，把自己所体验到的感情和心境表达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和戏剧中，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活动是以当时人所能达到的、全民共有的最高深的理解为基础的，对当代人说来虽然是低级的艺术，但仍不失为全民共有的真正的艺术。

这就是欧洲社会中比较有教养的富裕的上层阶级在尚未怀疑教会基督教对生活的看法的真实性之前的情况。可是在数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罗马教皇的政权高度发展以及这一政权滥用之后，在人们熟悉了古人的才智之后，富裕阶级中的人们一方面认识了古代圣贤的学说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另一方面也看出了教会的学说跟基督的学说不相符合之处，这些富裕的上层阶级中的人们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教会的学说了。

如果这些人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教会的学说的形式，那么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这种学说了，他们之所以维持这种学说，只不过由于惰性，只不过因为人民还继续在盲目地相信教会的学说，而上层阶级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认为有必要使人民继续相信这种学说。因此，教会基督教的教义到某一个时候就不再是所有基督教教民的共同宗教学说；有些人，比如上层阶级，也就是手中握有政权、财富，因而也有着产生并鼓励艺术的闲暇和手段的人，不再相信教会的宗教学说，而人民却还在盲目地相信它。

就拿对宗教的态度来说，中世纪的上层阶级所处的地位，跟基督教产生之前的有教养的罗马人相同。换言之，他们不再相信人民所相信的，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可以用来代替那种在他们看来已经过时、已经失却意义的教会的学说。

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罗马人对自己那些以帝王面目以及以家神面目出现的众神既已失去信仰，而从他们借自所有被征服的民族的复杂神话中也得不出什么来了，他们必须采纳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而那些怀疑天主教教会学说的真理的中世纪人却不必寻找一种新的学说。他们以歪曲的形式来宣讲的基督教教义，如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已经为人类指出一条那么遥远的前进的道路，只须把那些使基督创立的学说变得晦暗的不正确观点抛弃，而去掌握这一学说的真正意义就行了。即使不能掌握它的全部意义，至少掌握一小部分（但这已经比教会掌握的多了）。使这一工作部分地完成了的，不仅有威克里夫、胡斯、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而且还有整个非教会基督教（这种非教会基督教的初期代表者是保罗派和鲍格米勒派[74]，后期的代表者是韦尔多派），以及其他所有的非教会基督徒（所谓教派分子）。但是能够做而且已经做了这一工作的是穷苦人，而不是统治者。在有钱有势的人中间，只有少数人（像方济各[75]等）从本质上接受了基督教教义，虽然这种教义损害了他们的有利的地位。可是上层阶级的大多数人虽然在心灵深处已经对教会的学说失去信仰，却不能够或不愿意这样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在放弃对教会的信仰之后所要接受的那种基督教世界观的实质，是一种主张人类博爱、因而也主张人类平等的学说，而这种学说否定了他们所处的优越地位——他们是在这种优越的地位上成长起来，得到教养，并且已经习惯于这种优越地位。这些富裕的统治阶级的人，即教皇、国王、公爵以及世界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既然在心灵深处并不相信这种已经过时的、对他们说来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教会学说，又不能够接受真正的基督教，于是就只好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而只信奉宗教的外表形式，他们维护这种外表形式，认为这对自己不但有利，而且必不可少，因为这种学说证明了他们所享受的优越地位是正当的。而实际上，这些人什么也不相信，正像最初几个世纪的有教养的罗马人什么都不相信一样。但在这些人的手里掌握着政权和财富，而且是这些人在鼓励艺术和领导艺术。于是，在这些人中间开始生长出一种艺术，它的价值不是根据它在何种程度上表达出从人们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来评定的，而只是根据它有多美来评定的。换言之，只是根据它给人多大的快感来评定的。

这些富有的、掌握政权的人既然已经不再能相信那揭穿了自己的谎话的教会宗教，而又不能接受那否定他们的整个生活的真正基督教教义，他们对生活一直没有任何宗教观点。这样，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回复到异教的世界观，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个人的享乐。于是，在上层阶级中发生了所谓“科学和艺术的复兴”，这实际上不仅等于否定一切宗教，而且等于承认宗教没有必要存在。

教会的教理，特别是天主教的教理，是一种很有条理的体系，要把这种体系加以改变和修正而又不致把它全部破坏是不可能的事。一旦对教皇绝对无谬说发生怀疑（这种怀疑当时发生在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中间），那就不可避免地对天主教的传说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而对天主教传说的真实性的怀疑不但毁灭了教皇制和天主教，而且也毁灭了教会的全部信仰及其全部教条，以及基督、复活、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毁灭了《圣经》的威信，因为《圣经》之所以被认为神圣，只是由于教会的传说作了这样的决定。

因此，当时上层阶级中大部分的人，甚至教皇和神职人员，实际上什么也不相信。这些人之所以不相信教会学说，是因为他们看出它是毫无根据的。他们不可能像方济各、海尔奇茨基[76]以及大部分教派分子那样承认基督的那种道德的、社会性的学说，因为这种学说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就这样一直没有任何宗教观念。而由于没有宗教观念，他们除了个人享乐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评定艺术好坏的标准。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人既然把享乐，换言之，把美认为是测定善的一个标准，那么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就回复到原始希腊人的粗浅的理解，这种粗浅的理解曾经受到柏拉图的斥责。根据这种理解，在他们中间就编出了一套艺术理论。

七

自从上层阶级的人对教会基督教失去信仰之后，美，换言之，从艺术中得到的享受就成了测定艺术好坏的标准。根据这种对艺术的看法，在上层阶级中自然就有人编出一套证明这种理解是正确的美学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表现美。这种美学理论的信徒在证明这一理论的真实性时断言，这种理论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还是古希腊人所承认的。但这种论断完全是任意作出的，除了古希腊人由于其道德观念比基督徒较低，因而对善的概念（τòαγαòυ）和美的概念（τòκαλòυ）还没有清楚地加以区分这一事实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根据。

善的最完满的形式（不但跟美不相符合，而且多半是跟美相反的）是希伯来人早在以赛亚时代就已经认识到的，而且已经被基督教充分地表现出来。可是希腊人却对它一无所知。希腊人认为，美一定也就是善。诚然，先进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觉得善可能跟美不相符合。苏格拉底干脆使美从属于善。柏拉图为了要结合这两个概念，就谈到精神美。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艺术应该对人们产生道德影响（κααρσιs），而就连这些思想家也不能完全弃绝美跟善相符合的概念。

因此，在那个时候的语言里就开始使用一个复合词：kαλοkαγαíα（美善），这个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的结合。

很显然，希腊的思想家已开始接近佛教和基督教所提出的善的概念，可是在决定善和美的关系时却混淆不清了。柏拉图关于美和善的见解充满了矛盾。失去了一切信仰的欧洲人竭力把这种含混的概念编成法则，并努力证明：美跟善的这种结合存在于事物的本质，美和善应该相符合，kαλοkσγαια一词及其概念（它对希腊人说来是有意义的，但对基督徒说来并没有任何意义）便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在这一误解上，一种新的科学——美学建立起来了。而为了证明这种新的科学的正确合理，古人关于艺术的学说就被加以曲解，以便使人觉得仿佛这种杜撰的科学——美学——在希腊人中间就已经存在。

可实际上，古人对艺术的见解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举例说，贝纳尔在他所著的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一书里说得完全正确：“Pour qui veut y regarder de près，la théorie du beau et celle de l’art sont tout à fait séparées dans Aristote，comme elles le sont dans Platon et chez leurs successeurs.”[77]

事实上，古人的艺术见解不但没有证实我们的美学的正确，相反地否定了我们的美学中的美的理论。然而所有的美学家，从沙斯勒到奈特（Knight），都肯定说，关于美的科学，即美学，是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已创立了的。他们又说，这种关于美的科学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为享乐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塞涅卡、普卢塔克、以至于普罗提诺所继承。但是，他们又说，由于某种不幸的情况，这门科学在第四世纪不知怎的忽然消失，而且在一千五百年间一直没有这门科学存在，直到过了一千五百年之后，一七五〇年才在德国鲍姆加登的学说中得到恢复。

沙斯勒说，在普罗提诺之后，过去了十五个世纪，而在这个时期，没有人对美和艺术的世界表示过丝毫的科学兴趣。他说，对美学以及这门科学在学术上的成就说来，这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是虚度了的。[78] 可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美学这门科学，即美的科学，从来没有消失，而且不可能消失，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所存在过的只不过这一事实：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艺术为善（希腊人理解中的善）服务，希腊人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把这种艺术认为是好的，像他们对待任何事物那样。当艺术跟这善相抵触时，他们就认为它是坏的。而希腊人自己在道德上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善和美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十八世纪的人所发明的、经过鲍姆加登特别加工而成为一种理论的美学，就建立在希腊人的这种落后世界观的基础上。希腊人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美学（任何人只要读完贝尔纳所著论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这本优秀著作，和瓦尔特所著论柏拉图这本优秀著作，就会相信这一点）。[79]

美学的理论和这门科学的名称产生于大约一百五十年前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富裕阶级，同时在不同的民族：意大利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中间产生。它的奠基者，它的创始人，亦即使它具有科学的、理论的形式的人，是鲍姆加登。

鲍姆加登以德国人所特有的外表上的、学究式的周密性和对称性，创造并阐述了这一惊人的理论，并把它陈述出来。虽然这套理论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理论那样合乎文化人士的口味，那样容易为人接受，而且没有受过丝毫批判。这一理论是那样合乎上层阶级人们的口味，以至直到现在，虽然他的那些原则完全是任意定出、毫无根据的，但是他的这套理论却仍然被有学问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当作无可置疑的、不言而喻的至理来引述。

Habent sua fata libelli pro capite lectoris[80]——有些理论也是这样，而且比书的情形更加有过之无不及，它们是根据那个社会，即它们在其中产生并为之而产生的那个社会的谬误认识而habent sua fata[81]。如果理论证明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所处的不合理地位是合理的，那么无论这一理论是多么缺乏根据，甚至显然不正确，它还是能被理解，并且成为社会中这一部分人的信仰。马尔萨斯的著名的、没有任何根据的人口论便是这样一个例子，马尔萨斯认为，地球上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加，由此得出地球上人口过剩的理论。以马尔萨斯的理论为根据，把物竞天择当作人类进步的基础的那种理论也是这样的例子。目前那样广泛地流传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例子，马克思认为一切私人生产渐渐资本主义所并吞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进展。无论这一类的理论多么缺乏根据，无论它们跟人类所知道和意识到的一切有多大的矛盾，无论它们是多么明显地违反道德，这些理论还是会有人不加批判地接受和相信，而且被人热心地宣传，有时还可能留传几个世纪，直到它们所证明合理的那种情况消失为止，或者直到所宣传的那些理论显然变得十分荒谬为止。鲍姆加登的善、美、真三位一体的惊人理论也是这样的例子，按照这一理论，过了一千八百年基督教生活的人们在艺术上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是把两千年前的那些描画裸体人形和建造美丽建筑物的半野蛮的、奴隶主的小民族的理想选作自己生活的理想。所有这些不合理现象谁也没有注意。有学问的人们写很长的含混的论文，把美当作美学的三位一体——美、真、善——之一加以讨论。Das Schöne，das Wahre，das Gute[82]——Le Beau，le Vrai，le Bon[83] 这些字被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个别一些人、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用大写字母不断地反复写着，他们大家都觉得，当他们说出这些神圣字眼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一种完全明确的、切切实实的东西，一种可以作为自己见解的根据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字不但没有明确的意义，反而妨碍我们，使我们不能赋予现存的艺术以任何明确的意义，这些字的用处只在于证明我们加之于表达各种感情的艺术的那种不正确的意义是正确的，只要这些感情能给我们快感。

我们只要暂时抛弃把这种三位一体看得像宗教的三位一体那样合乎真理的习惯，然后反问自己：我们大家经常是怎样理解构成这三位一体的三个词的？这样我们就会毫不怀疑地相信，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就意义来说甚至是不能比较的词和概念结合为一，纯粹是一种幻想。

善、美、真被放在同一高度上，而且这三个概念都被认为是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善是我们生活中永久的、最高的目的。不管我们怎样理解善，我们的生活总是竭力向往善的，换言之，总是竭力向往上帝。

善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地构成我们意识的本质而不能用理性来测定的基本概念。

善是任何人所不能判断的，但是善能判断其他一切。

而美呢，如果我们不想卖弄词藻，就我们所理解的来说的话，美只不过是使我们喜欢的东西。

美的概念不但跟善不相符合，而且毋宁说是相反，因为善往往跟癖好的克制相符合，而美则是我们的一切癖好的基础。

我们越是醉心于美，我们就跟善离得越远。我知道关于这一问题人们总是这样说，美有道德的美和精神的美。但这不过是玩弄文字而已，因为所谓精神的美和道德的美，意思无非就是指善。精神的美，或善，往往不但跟美的平常的意义不相符合，而且跟它相反。

至于真，我们不但更难为这想象中的三位一体之一找出跟善或美相一致的地方，而且甚至很难说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我们所谓真，只是指事物的表达或事物的定义跟它的实质相符合，或者跟一切人对该事物所共有的理解相符合。那么美和真这一方面的概念与善这一方面的概念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美和真的概念不但不是跟善等同的概念，不但并不跟善构成一个实体，而且甚至跟善不相符合。

真是事物的表达跟它的实质的符合，因此它是达到善的手段之一，但是真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美，甚至跟善与美不相符合。

例如，苏格拉底和帕斯卡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对不必要事物的真的认识是跟善不相调和的。真和美甚至毫无共同之处，真大都是跟美相反的，因为真大都揭穿诈伪，这样，真就破坏了美的主要条件——幻想。

这三个不能比较的、各不相干的概念的随意结合就这样成了那惊人的理论的基础，按照这一理论，表达善良感情的好艺术和表达恶毒感情的坏艺术之间的差别就被一笔勾销，而艺术的最低级的表现之一，即单为享乐的艺术，人类所有的导师曾警告人们必须提防的那种艺术，开始被认为是最高级的艺术。这样，艺术就不像预期的那样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而成了游手好闲的人们的毫无意义的娱乐。

八

但是，如果艺术是一项目的在于把人们所体验到的最崇高、最优越的感情传达给别人的人类活动，那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人类在生存史上某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从人们不再相信教会学说时起直到现在，生活中竟一直缺少这种重要的活动，而满足于那种只图享乐的、毫无价值的艺术活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纠正一般人常犯的一个错误：把真正的全人类的艺术的意义妄加在我们的艺术上。我们那样习惯于不仅把高加索人种，而且还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如果我们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日尔曼种族（如果我们是德国人）、高卢拉丁种族（如果我们是法国人）、斯拉夫种族（如果我们是俄国人）天真地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种，以至于当我们讲到我们的艺术时，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艺术不但是真正的，而且还是最优秀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可是，我们的艺术不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像《圣经》从前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书那样，而且甚至不是全体基督教徒的艺术，只不过是人类这一部分人中很小一群人的艺术。我们可以讲到希伯来、希腊、埃及等民族的艺术，就现在来说，我们可以讲到中国、日本、印度的全民共有的艺术。这种全民共有的艺术在俄国存在于彼得大帝之前，在欧洲诸社会存在于十三、十四世纪之前。可是自从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人们不再相信教会学说，又不接受真正的基督教，而一直保持没有任何信仰之时起，我们一讲到基督教各民族的上层阶级的艺术，已经不可能指整个艺术了。自从基督教各民族的上层不再相信教会基督教之后，上层阶级的艺术就脱离了全民的艺术，于是就有了两种艺术：平民的艺术和贵族的艺术。因此，关于人类怎么会在生活中某一个时期没有真正的艺术，而用只为享乐的艺术代替真正的艺术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中缺乏真正的艺术的并不是全人类，甚至也不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而只是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上层阶级而已。即使这些人，也只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缺少真正的艺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初期起，到最近为止。

缺乏真正的艺术，其后果必然是享受这种艺术的那个阶级的腐化。所有那些错杂混乱的、不可理解的艺术理论，所有那些有关艺术的错误的、矛盾的见解，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在错误道路上自以为然的停滞，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那普遍应用的、被人奉为无可置疑的真理、但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断言产生的，这一断言是：我们上层阶级的艺术就是整个艺术，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艺术。虽然这一断言（它跟那些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宗教的各派宗教人士的断言完全相同）完全是随意作出的，而且显然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所有的人却深信它绝对正确，于是放心地一再加以引述。

我们拥有的艺术是整个艺术，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但事实上不但全人类三分之二的人（亚洲和非洲所有的民族）从生到死都不知道这种独一无二的、高超的艺术，而且即使在我们的基督教社会里也未必有百分之一的人享受着这种我们称之为“整个艺术”的艺术。我们欧洲各民族中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世世代代都终生过着紧张的劳动生活，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种艺术，而且它是这样一种艺术：就算他们能享受这种艺术，他们也不会领会到什么。根据我们所信奉的美学理论，我们认为艺术是观念、上帝、美的最崇高的表现之一，或者是一种最崇高的精神享受。此外，我们又认为，所有的人即使不是在物质的福利上，那么至少在精神的幸福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欧洲人为了生产我们的艺术而不得不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紧张的劳动中，自己却没有享受这种艺术，可我们仍然心安理得地肯定说，我们所生产的艺术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独一无二的艺术，是整个艺术。

如果我们的艺术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那么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得以享受。对以上这种意见，人们通常这样加以反驳：如果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目前存在的艺术，那么这不是艺术的罪过，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将来，体力劳动将部分地为机器所代替，部分地因了劳动的正确分配而减轻，为生产艺术而从事的劳动将由大家轮流分担，不必让某些人经常坐在舞台下面搬移布景，或者经常举起机器，经常制造钢琴和法国号，经常排字、印书，做所有这些工作的人可以每天只工作很少几个小时，而在空闲的时间享受艺术的一切幸福。

我们这种为少数人专有的艺术的维护者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们这种精致的艺术只有在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的情况下才可能生产，只有当这种奴隶制度还存在时才可能继续；只有在工人的紧张劳动的条件下，专家们——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演员——才可能达到他们所达到的那种精致和完美的程度，才可能生产他们那精致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可能有评赏这些作品的精致的公众。把资本的奴隶解放了，就不可能生产那样精致的艺术。

退一万步讲，就算可以找出方法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艺术，即我们认为是艺术的那种艺术，那么就产生另外一种想法：现在的艺术不可能是整个艺术，换言之，人民完全不理解它。从前人们用拉丁文写诗，但是现在的艺术作品对人民说来同样地不可理解，就好像这些作品是用梵文写的。对这一问题，人们通常是这样回答的：如果现在人民不理解我们的这种艺术，那么这只证明人民还停留在未经发展的阶段，这正是每当艺术向前跨进一步时所存在的情况。起初人们不理解这种艺术，但后来也就对它习惯了。

“现在的艺术也是如此。当全体人民变成像我们生产这种艺术的上层阶级的人那样有教养时，这种艺术就将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我们的艺术的维护者这样说。但是这种断言显然比第一种断言更不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曾使上层阶级的人迷恋若狂的大多数该阶级的艺术作品，如各种颂歌、诗、戏剧、大合唱、牧歌、图画等等，到后来从未被广大群众所理解，也不为广大群众所珍视，只不过像当初那样一直是当时的富人的一种娱乐，而这种娱乐只有对这些富人说来才有意义。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艺术也将是这样的。如果有人为了证明人民在将来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艺术，因而提到下面的事实：群众从前所不喜爱的那些所谓古典诗歌、音乐、绘画一类的作品，在人们把这些作品从各方面提供给群众之后，也开始为群众所喜爱了，那么这种情形仅只证明，普通人，而且是城市的相当腐化了的普通人，他们的趣味既经歪曲，总是很容易习惯于随便哪一种艺术的。而且，这种艺术并不是这些人所创造的，也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而是人家在那些使他们接触艺术的公共场所中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我们的艺术因价格昂贵而不是他们所享受得到的，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也是同人民格格不入的，所传达的是跟人类大多数的劳动生活条件相距甚远的那些人的感情。富裕阶级的享受对劳动人民说来是不可理解的。这种享受并没有在劳动人民心里唤起任何一种感情，再不然就是在他们心里唤起跟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心里的感情完全相反的感情。例如，构成现代艺术的主要内容的荣誉、爱国和恋爱等感情，在劳动人民心里所唤起的只不过是困惑、轻蔑或愤恨。因此，即使我们让大多数劳动人民在空闲时有机会看、读和听现代艺术的全部精华（像在城市里通过图画陈列室、大众音乐会和图书馆等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所做到的那样），那么劳动人民（只要他们是劳动人民，而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转变成被悠闲所腐蚀的那种人）从我们的精致的艺术中不会理解到任何东西。即使理解的话，他们所理解到的大都不但不会提高他们的心灵，而且会腐蚀他们的心灵。因此，上层阶级的艺术根本不可能成为全民的艺术。对于那些会深思的、率真的人说来，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果艺术像宗教那样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是所有的人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的幸福（像艺术的崇拜者喜欢说的那样），那么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享受得到的。如果它不可能成为全民的艺术，那么就有下面两种可能的结果：艺术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或者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种艺术不是一项重要的事业。

这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那些聪明的、不道德的人就否定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否定了人民群众享受艺术的权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大胆地解决它。这些人直截了当地说出了问题的本质：极度美妙的（按照他们的看法）艺术享乐，换言之，最高的艺术享乐的参与者和接受者只能是“schöne Geister”，即浪漫主义者所谓的“精英”，或尼采的追随者们所谓的“超人”，其余不能体验这种快乐的粗俗群众就应该为这些上等人的高尚享乐服务。说出这种观点的人至少并不伪装，他们不想把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了当前的事实，即我们的艺术仅只是上层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里所有从事艺术的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理解艺术的。

九

欧洲世界的上层阶级失去信仰所引起的结果是，代替了那种目的在于传达从宗教意识中产生的、人类所能达及的崇高感情的艺术活动，出现了另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给某一特定圈子里的人以最大的享乐。于是，从艺术的整个广大的领域中，就有给某一圈子里的人以享乐的那一部分分化出来，开始被人称为艺术。

且不谈不配称为重要艺术的那一部分从整个艺术领域中分化出来并被认为重要艺术这一事实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道德上的后果，这种对艺术的曲解削弱了艺术，而且几乎连艺术本身也给毁了。这一方面的第一种后果是，艺术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无限多样和深刻的宗教内容；第二种后果是，由于它只顾及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于是失去了形式的美，变得矫揉造作、暧昧不清了；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后果是，它不再是真挚的，而变成虚构的、偏重理性的了。

第一种后果——内容的贫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只有传达出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表达思想的作品只有当它传达出新的概念和思想而并不重复已知的概念和思想时才能算是表达思想的作品。同样的，艺术作品只有当它把新的感情（无论多么微细）带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艺术作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小孩和年轻人在接触到那些把他们未曾体验过的感情初次传达给他们的艺术作品时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

谁也没有表达过的完全新的感情也能在成人身上产生同样强烈的效果。上层阶级的艺术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感情的源泉，因为他们的艺术不是根据宗教意识来判定感情的价值，而是按照所享受到的快乐的程度来判定的。再也没有比享乐更陈腐的东西，再也没有比从一个时代的宗教意识产生的感情更新颖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人类的享乐是有止境的（它受到自然界的限制），而人类的向前迈进（这正是宗教意识所表现的）却是没有止境的。每当人类向前迈进一步，而这样的迈步是宗教意识越来越清楚的结果，人们就体验到越来越新的感情。因此，只有在宗教意识（它表现着某一时期的人们对生活的最高深的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从古代希腊人的宗教意识中曾经产生对希腊人说来是真正新颖的、重要的、非常多样的感情，这些感情被荷马和悲剧作家们表达出来。就希伯来人说来也是这样，希伯来人已经有了只信奉一个上帝的宗教意识，从这种意识中曾经产生为先知们表达出来的一切新的重要的感情。对那些相信教会和天上的教阶制度的中世纪人说来也是这样，对那些具有真正的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即人类博爱的意识的现代人说来也是这样。

从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是无限多样的，而且这些感情都是新的，因为所谓宗教意识，无非是人类对世界的新的正在形成的态度的一个指示。而从享乐的欲望中产生的感情不但是有限的，而且自古就已知道，并早已被表达过。因此，欧洲上层社会缺乏信仰的结果是他们的艺术在内容方面极度贫乏。

上层阶级的艺术的内容因了下面这一事实而更加贫乏了：艺术既已不再是宗教的，也就不再是人民的，它所表达的感情的范围也就更加缩小了，因为那些对维持生活的劳动一无所知的统治阶级的富人们所体验的感情，比起劳动人民所固有的感情来要少得多，贫乏得多，无价值得多。

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美学家们，所想的和所说的往往跟这相反。我记得有一次作家冈察洛夫，那个聪明而有教养、但十足城市气味的人（他是一个美学家）曾经对我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把人民的生活都写尽了，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可写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他看来是那么简单，以至在屠格涅夫写了那些描写人民的故事之后竟然没有什么可写了。富人的生活里则有恋爱的事件和对自己的不满等等，这种生活在他看来却充满了无穷的内容。某一个人物吻了他的夫人的手掌，另一个吻了她的胳膊，还有一个吻了另外什么地方。一个人由于生活懒散而感到寂寞，而另一个由于人家不爱他而感到孤独。于是冈察洛夫就觉得这个领域里是丰富多样、变化无穷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内容贫乏的，而我们这些闲散的人的生活却饶有趣味。这种见解被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许许多多人所接受。劳动者的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劳动以及跟这种种劳动有关的海上的危险和地下的危险，有到各处的旅行，有他跟他的老板、长官和伙伴们的交往，以及跟其他信仰、其他民族的人的交往，有他跟自然界以及跟野兽的斗争，有他跟家畜的关系，有他的辛勤工作：在森林里、草原上、田野里、花园里和菜园里，有他跟妻子儿女的关系：不仅把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而且当作工作中的共事者、助手和替代人，有他对一切经济问题所抱的态度：不把它们当作高谈阔论的对象，而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和家庭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他的自满和为人服务的骄傲，有他在休息时间的各种享乐，还有在这所有各种兴趣中渗透着的对这些现象所抱的宗教态度。像这样的生活在我们这些没有这种种兴趣和缺乏宗教概念的人看来是很单调的，它跟我们的生活（不是劳动的生活，不是创造的生活，而是享用和毁坏别人为我们造成的事物的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享受和无关紧要的挂虑比较起来是单调乏味的。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体验的那些感情是很有意义，很多样的，而事实上几乎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一切感情可以归结为三种微不足道的并不复杂的感情，即骄傲的感情、淫荡的色情和对生活的厌倦情绪。这三种感情以及从这些感情分支出来的感情几乎就是富裕阶级的艺术的唯一内容。

最初，当上层阶级专有的艺术刚刚从人民的艺术中分化出来的时候，艺术的主要内容是骄傲的感情。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情况，那时候艺术作品的主要题材便是颂扬强有力者，如教皇、国王、公爵。有人写了赞扬他们的颂诗和牧歌，大合唱和颂歌，有人为他们画了肖像，有人为他们塑了雕像。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奉承他们。后来，色情的因素开始越来越多地侵入艺术，现在它已经成为富裕阶级的一切艺术作品（很少有例外，而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则简直没有例外）的必要条件。

再后来，在新派艺术所表达的感情中又增添了构成富裕阶级艺术内容的第三种感情，即对生活的厌倦情绪。在本世纪初期，表达这种感情的仅只寥寥数人：拜伦，莱奥帕尔迪，后来的海涅。最近这种感情成了时髦，最庸俗而且平凡的人也开始表达这种感情了。法国批评家杜米克非常公正地说出了新派作家们的作品的主要特征：“c’est la lassitude de vivre，le mépris de l’époque présente，le regret d’un autre temps aperçu à travers l’illusion de l’art，le goût du paradoxe，le besoin de se singulariser，une aspiration de raffinés vers la simplicité，l’adoration enfantine du merveilleux，la séduction maladive de la rêverie，l’ébranlement des nerfs，surtout l’appel exaspéré de la sensualité”（《Les jeunes》，René Doumic）[84]。事实上，在这三种感情之中，色情这种不仅所有的人，而且所有的动物都具有的最低级的感情，成了新时代一切艺术作品的主要对象。

从薄伽丘到马塞尔·普雷沃，所有的小说、诗歌都必然以各种方式来表达性爱。通奸不但是人们所喜欢的，而且是一切小说的唯一的主题。戏剧演出中如果不借着某种托辞而让露出胸部或大腿的女人出现在台上，那就不成其为戏剧演出。浪漫曲、歌曲都是在各种程度上诗意化了的色情表达。

法国画家所作的画大部分描摹各种各样的裸体女人。在法国的新派文学中，几乎每一页上或者每一首诗中都要描写裸体，或者一两次顺便提到或正式提到“nu”[85]这个惯用的词儿和概念。有那么一个名叫雷米·德·古尔蒙的作家，人家把他的作品印出来，并且认为他是一位天才作家。为了对一般新派作家有一个概念，我读了他的小说《迪奥梅德的马》（《Les chevaux de Diomède》）。这是关于某一位先生和不同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的一系列详细描写。没有一页上没有激起淫欲的描写。在皮埃尔·路易的很受欢迎的书《阿佛洛狄忒》（《Aphrodite》）中也有同样的情形，我最近偶然读到的于斯曼的《某些人》（《Certains》）一书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这大概是一本批评一些画家的书）；所有的法国小说中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形，很少例外。这些都是患色情狂的人的作品。这些人显然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毕生的精力由于他们那种病态的情况而全部耗费在描写肮脏的性行为上，所以世界上的人也都是把毕生精力花在这类事情上。欧洲和美国的整个艺术界都在模仿这些患色情狂的人。

这样，由于富裕阶级缺乏信仰，由于他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富裕阶级的艺术的内容就变得贫乏了，一切都只是虚荣、厌世，而主要是色情的表达而已。

十

由于上层阶级的人缺乏信仰，他们的艺术的内容变得贫乏了。除此之外，由于这种艺术变得越来越特殊，它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矫揉造作和暧昧不明了。

当一位全民的艺术家，例如希腊的艺术家或希伯来的先知，创造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当然尽力说出他要说的，使他的作品为所有的人所理解。可是当一位艺术家为少数处于特殊情况下的人们创作的时候，或者甚至为一个人和他的宠幸，为教皇、红衣主教、国王、公爵、王后，或者为国王的情妇等创作时，他当然只要努力对他所熟悉的、处于他所知道的一定情况下的那些人起作用就够了。这种比较容易唤起感情的方法不由得引诱艺术家去使用大家不懂而只有作品的对象才了解的暗示手法来表达感情。第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说的话就更多了；第二，这种表达方法在作品的对象看来甚至还有一种特殊的朦胧美。这种含有对神话和历史的暗示的委婉表达方法用得越来越普遍了，最近在所谓颓废派的艺术中似乎达到了极限。最近，算作艺术品的诗趣的优点和诗趣的条件的，不仅有朦胧、神秘、暧昧和费解（为群众所无法企及）这几点，而且还有不准确、不明晰和不动听等因素。

Théophile Gautier[86]在他为波德莱尔的名作《Fleurs du mal》[87]所写的序文中说，波德莱尔尽可能地把雄辩、热情和表达得太正确的真理——“l’éloquence，la passion et la vérité calquée trop exactement”——从诗里驱逐出去。

波德莱尔不但这样表现，而且还用自己的诗和自己的《散文体小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中的散文加以证实，这一作品的意义必须像谜语一般加以猜测，而且其中大部分意义至今还猜不出来。

波德莱尔以后的一个同样被算作伟大人物的诗人魏尔兰甚至还写了整部《诗的艺术》（《Art poétique》），在这里他劝别人这样写诗：

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

Et pour cela préfère l’Impair

Plus vague et plus soluble dans l’air，

Sans rien en lui qui pèse ou qui pose.

——

Il faut aussi que tu n’aille point

Choisir tes mots sans quelque méprise：

Rien de plus cher que la chanson grise

Où l’Indécis au Précis se joint.

…………………………………………

…………………………………………

还有：

De la musique encore et toujours，

Que ton vers soit la chose envolée，

Qu’on sente qu’il fuit d’une âme en allée

Vers d’autres cieux à d’autres amours.

——

Que ton vers soit la bonne aventure

Eparse au vent crispé du matin，

Qui va fleurant la menthe et le thym.

Et tout le reste est littérature.[88]

继这两个人之后，被认为是青年诗人中最重要者马拉梅公然宣称：诗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必须猜测它的含义，又说在诗里必须经常含有谜：

“Je pense qu’il faut qu’il n’y ait qu’allusion.La contemplation des objets，l’image s’envolant des rêveries suscitées par eux，sont le chant：les Parnassiens，eux，prennent la chose entièrement et la montrent；par là ils manquent de mystère；ils retirent aux esprits cette joie délicieuse de croire qu’ils créent.Nommer un objet，c’est supprimer les trois quarts de la jouissance du poète qui est faite du bonheur de deviner peu à peu；le suggérer—voilà le rêve.C’est le parfait usage de ce mystère qui constitue le symbole：évoquer petit à petit un objet pour montrer un état d’âme，ou inversement，choisir un objet et en dégager un état d’âme par une série de déchiffrements.

…Si un être d’une intelligence moyenne et d’une préparation littéraire insuffisante ouvre par hasard un livre ainsi fait et prétend en jouir，il y a malentendu，il faut remettre les choses à leur place.Il doit y avoir toujours énigme en poésie，et c’est le but de la littérature；il ’y en a pas d’autre，—d’évoquer les objets”（《Enquête sur l’évolution littéraire》Jules Huret，p.60—61）.[89]

这样，在新派诗人中间，“暧昧不明”就成了一个信条，还没有相信这一信条的法国批评家杜米克说得完全正确。

“Il serait temps aussi de finir，”他说 ，“avec cette fameuse théorie de l’obscurité que la nouvelle école a élevée en effet à la hauteur d’un dogme”（《Les jeunes》，études et portraits par René Doumic）.[90]

但并不是只有法国作家们才这样想。

所有其他民族——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俄国、英国——的诗人也都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各种艺术领域——绘画、雕刻、音乐——中所有的新时代艺术家都是这样想的。新时代的艺术家们以尼采和瓦格纳为依据而认为他们没有必要为粗俗的群众所理解，他们只要唤起最有教养的人们（即一位英国美学家所谓“best nurtured men”）的诗的意境就够了。

为了使我所说的话不致于显得毫无根据，我姑且在这里列举那些居于这一运动前列的法国诗人的某些范例。这样的诗人是不可胜数的。

我之所以选中法国的新派作家，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作家还更明显地表现了艺术的这种新倾向，而且大多数的欧洲人都模仿着他们。

除了像波德莱尔、魏尔兰等已经出名的人以外，在这些诗人当中还有下面一些：让·莫雷亚斯，夏尔·莫里斯，亨利·德·雷尼耶，夏尔·维尼埃，安德连·罗梅叶，勒内·吉尔，莫里斯·梅特林克，阿尔贝·奥里耶，勒内·德·古尔蒙，圣保罗·鲁·勒·马尼菲克，乔治·罗登巴赫，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这些都是象征派和颓废派诗人。之后是麻葛派诗人：约瑟芬·佩拉丹，保罗·亚当，朱尔·布瓦，M.巴比斯。

除了这些人以外，杜米克在他的书里还列举了一百四十一位作家。

以下便是那些所谓优秀诗人的范例。我们先从那最著名的、被认为值得塑立纪念像的伟大人物诗人波德莱尔开始。举个例来说，这就是他的名作《Fleurs du mal》（《恶之花》）中的一首诗：

Je t’adore à l’égal de la voûte nocturne

O vase de tristesse，ô grande taciturne，

Et t’aime d’autant plus，belle，que tu me fuis，

Et que tu me parais，ornement de mes nuits，

Plus ironiquement accumuler les lieues，

Qui séparent mes bras des immensités bleues.

Je m’avance à l’attaque，et je grimpe aux assauts，

Comme après un cadavre un choeur de vermisseaux.

Et je chéris，o bête implacable et eruelle！

Jusqu’à cette froideur par où tu m’es plus belle！[91]

下面是波德莱尔的另一首诗：

Duellum

Deux guerriers ont couru l’un sur l’autre；leurs armes

Ont éclaboussé l’air de lueurs et de sang.

——Ces jeux，ces cliquetis du fer sont les vacarmes

D’une jeunesse en proie à l’amour vagissant.

——

Les glaives sont brisés！comme notre jeunesse，

Ma chère！Mais les dents，les ongles acérés，

Vengent bientôt l’épée et la dague traîtresse.

——O fureur des coeurs mûrs par l’amour ulcérés！

——

Dans le ravin hanté des chats-pards et des onces

Nos héros，s’étreignant méchamment，ont roulé，

Et leur peau fleurira l’aridité de ronces.

——

——Ce gouffre，c’est l’enfer，de nos amis peuplé！

Roulons y sans remords，amazone inhumaine，

Afin d’éterniser l’ardeur de notre haine！[92]

为求确切，我必须说明：在这本集子里也有比较不费解的诗，但其中没有一首诗是简单平易、毫不费力就能理解的，而这种费力又很少得到报偿，因为这个诗人所传达的都是不好的、极其低下的感情。

这些感情总是故意用标新立异和怪诞百出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故意造成的暧昧在作者的散文里特别显著，而在散文里，如果作者愿意的话，他原是很可以把话讲得简明的。

下面是从他的《散文体小诗》中选来的一个例子。第一篇短文是《陌生人》（《L’étranger》）：

L’ÉTRANGER

——Qui aimes-tu le mieux，homme énigmatique，dis：ton père，ta mère，ton frère ou ta soeur？

——Je n’ai ni père，ni mère，ni soeur，ni frère.

——Tes amis？

——Vous vous servez là d’une parole dont le sens m’est resté jusqu’à ce jour inconnu.

——Ta patrie？

——J’ignore sous quelle latitude elle est située.

——La beauté？

——Je l’aimerais volontiers，déesse et immortelle.

——L’or？

——Je le haïs，comme vous haïssez Dieu.

——Eh！qu’aimes-tu donc，extraordinaire étranger？

——J’aime les nuages…les nuages qui passent…là-bas…les merveilleux nuages！…[93]

《La soupe et les nuages》[94]这篇短文大概说明了连诗人所爱的“她”也不了解诗人。下面就是这篇短文。

Ma petite folle bien-aimée me donnait à diner，et par la fenêtre ouverte de la salle à manger je contemplais les mouvantes architectures que Dieu fait avec les vapeurs，les merveilleuses constructions de l’mpalpable.Et je me disas à travers ma contemplation：——“Toutes ces fantasmagories sont presque aussi belles que les yeux de ma belle bienaimée，la petite folle monstrueuse aux yeux verts.”

Et tout-à-coup je reçus un violent coup de poing dans le dos et j’entendis une voix rauque et charmante，une voix hystérique et comme enrouée par l’eau-de-vie，la voix de machère petite bien-aimée，qui disait：——“Allez-vous bientôt manger votre soupe，s…b…de marchand de nuages？”[95]

这一篇短文不论多么矫揉造作，只要我们肯稍微费一点心，就可以猜到作者在这里要说的话，可是有几篇短文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至少对我来说。

《彬彬有礼的射手》（《Le Galant tireur》）就是一个例子，这篇短文的意义我完全无法理解。

LE GALANT TIREUR

Comme la voiture traversait le bois，il la fit arrêter dans le voisinage d’un tir，disant qui’il lui serait agréable de tirer quelques balles pour tuer le Temps.

Tuer ce monstre-là，n’est-ce pas l’occupation la plus ordinaire et la plus légitime de chacun？——Et il offrit galamment la main à sa chère，délicieuse et exécrable femme，à cette mystérieuse femme，à laquelle il doit tant de plaisirs，tant de douleurs，et peutêtre aussi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génie.

Plusieurs balles frappèrent loin du but proposé：l’une d’elle s’enfonça même dans le plafond，et comme la charmante créature riait follement，se moquant de la maladresse de son époux，celui-ci se tourna brusquement vers elle，et lui dit：“Observez cette poupée，là-bas，à droite，qui porte le nez en l’air et qui a la mine si hautaine.Eh bien！cher ange，je me figure que c’est vous.”Et il ferma les yeux et il lâcha la détente.La poupée fut nettement décapitée.

Alors s’inclinant vers sa chère，as délicieuse，son exécrable femme，son inévitable et impitoyable Muse，et lui baisant respectueusement la main，il ajouta：

“Ah，mon cher ange，combien je vous remercie de mon adresse！”[96]

另一个著名人物魏尔兰的作品也是一样地矫揉造作和不可理解的。《被遗忘的小咏叹调》（《Ariettes oubliées》）中的第一首小咏叹调便是一个例子。

下面就是这第一首ariette：

Le vent dans la plaine

Suspend son haleine.

（Favart）

C’est l’extase langoureuse.

C’est la fatigue amoureuse，

C’est tous les frissons des bois

Parmi l’étreinte des brises，

C’est vers les ramures grises，

Le choeur des petites voix.

O le frêle et frais murmure！

Cela gazouille et susure，

Cela ressemble au cri doux

Que l ’herbe agitée expire…

Tu dirais，sous l’eau qui vire，

Le roulis sourd des cailloux

Cette âme qui se lamente

En cette plainte dormante，

C’est la nôtre，n’est-ce pas？

La mienne，dis，et la tienne，

Dont s’exhale l’humble antienne

Par ce tiède soir，tout bas.[97]

什么是choeur des petites voix？[98]

什么是cri doux l’herbe agitée expire？[99]这一切有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

下面是另一首ariette：

Dans l’interminable

Ennui de la plaine，

La neige incertaine

Luit comme du sable.

Le ciel est de cuivre，

Sans lueur aucune.

On croirait voir vivre

Et mourir la lune.

Comme des nuées

Flottent gris les chênes

Des forêts prochaines

Parmi les buées.

Ce ciel est de cuivre，

Sans lueur sucune.

On croirait voir vivre

Et mourir la lune.

Corneille poussive

Et vous，les loups maigres，

Par ces bises aigres，

Quoi donc vous arrive？

Dans interminable

Ennui de la plaine，

La neige incertaine

Luit comme du sable.[100]

月亮怎样在古铜色的天空中活着又死去？白雪怎样像沙一般闪闪发光？这一切已经不仅仅是不可理解，而是在传达情绪的借口之下写出的一大堆废话和不准确的比拟。

除了这些矫揉造作、暧昧不明的诗歌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但就形式和内容来说却都非常蹩脚的诗。题名为《智慧》（《La Sagesse》）的集子里所有的诗篇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在这些诗里，主要表达的是那些最庸俗的天主教的和爱国的感情。譬如说，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Je ne veux plus penser qu’à ma mère Marie，

Siège de la sagesse et source de pardons，

Mère de France aussi de qui nous attendons

Inébranlablement l’honneur de la patrie.[101]

在我引证其他诗人的例子之前，我必须谈一谈波德莱尔和魏尔兰这两个诗人的惊人的名声，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伟大的诗人了。法国人，其中有谢尼耶、缪塞、拉马丁，尤其是有雨果，不久以前还有所谓“帕尔纳斯派诗人”：勒孔特·德·李勒、絮利·普吕多姆等人，怎么会把这两个在诗的形式上非常缺乏技巧、内容上又极为低下、庸俗的诗人认为那样重要、那样伟大呢？波德莱尔的人生观是，把粗野的利己主义抬高而使之成为一种理论，并用像云一般不明确的美（必然是矫揉造作的美）的概念代替道德。波德莱尔比较喜欢女人的涂脂抹粉的脸，而不喜欢自然的脸，比较喜欢金属制的树木和人造的矿物水，而不喜欢天然的树木和天然的水。

另一个诗人魏尔兰的人生观是萎靡腐化，承认自己在道德方面的衰败，并且为了从这衰败中挽救过来，就有了最粗野的、天主教的偶像崇拜。这两个诗人不但都完全缺乏天真、真诚和纯朴，而且都非常矫揉造作、标新立异和自命不凡。因此，在他们的最不坏的作品中，我们较少看到他们所描写的东西，而更常看到波德莱尔先生或魏尔兰先生。这两个低劣的诗人构成了一个学派，带领着千百个后继人。

这种现象只可能有这样一种解释：这两个诗人影响所及的那个社会里的艺术并不是生活中一项严肃的、重要的事业，而只是一种娱乐。而任何一种娱乐在每次重复时都会叫人感到厌腻。为了使令人感到厌腻的娱乐重新能为人所接受，就必须想个什么办法使它变个新花样，如波士顿牌戏玩腻了，就想出惠斯特来玩；惠斯特玩腻了，就想出胜牌来玩；胜牌玩腻了，再想出一种新的牌戏来，这样继续下去。事物的本质还是照旧，只是形式在改变着。这里所讲的艺术也正是这样的情况，艺术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狭隘，最后弄到这些特殊阶级里的艺术家们觉得一切都已经说完了，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东西好说了。于是，为了把这种艺术加以更新，他们就寻找新的形式。

波德莱尔和魏尔兰造出一种新的形式，而且他们采用了迄今未曾用过的淫秽的细节，使这种形式得到更新。于是，上层阶级的评论界和公众就承认他们是伟大的作家。

就这一点不但足以说明波德莱尔和魏尔兰之所以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足以说明所有颓废派诗人成功的原因。

例如，马拉梅和梅特林克的诗虽然没有一点意义，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诗不仅印刷了成千上万册，而且被选进青年诗人的优秀作品选集。

下面这首马拉梅的十四行诗便是一个例子：

（《Pan》，1895，№1）

A la nue accablante tu

Basse de basalte et de laves

A même les échos esclaves

Par une trompe sans vertu.

Quel sépulcral naufrage（tu

Le soir，écume，mais y brave）

Suprême une entre les épaves

Abolit le mât dêvêtu.

Ou cela que furibond faute

De quelque perdition haute，

Tout l’abîme vain éployé

Dans le si blanc cheveu qui traîne

Avarement aura noyé

Le flanc enfant d’une sirene.[102]

这首诗也是不可理解的。我读过马拉梅的几首诗，也都毫无意义。

下面是当代诗人中另一个著名诗人的范作——梅特林克的三首诗歌。我也是从杂志《潘神》（1895年，第2期）中抄录下来的。

Quand il est sorti

（J’entendis la porte）

Quand il est sorti

Elle avait souri.

Mais quand il rentra

（J’entendis la lampe）

Mais quand il rentra

Une autre était là…

Et j ’ai vu la mort

（J’entendis son âme）

Et j’ai vu la mort

Qui l’attend encore…

On est venu dire

（Mon enfant，j’ai peur）

On est venu dire

Qu’il allait partir…

Ma lampe allumée

（Mon enfant，j’ai peur）

Ma lampe allumée

Me suis approchée…

A la première porte

（Mon enfant，j’ai peur）

A la première porte，

La flamme a tremblé…

A la seconde porte

（Mon enfant，j’ai peur）

A la seconde porte，

La flamme a parlé…

A la troisième porte，

（Mon enfant，j’ai peur）

A la troisième porte

La lumière est morte…

Et s’il revenait un jour

Que faut-il lui dire？

Dites-lui qu’on l’attendit

Jusqu’à s’en mourir…

Et s’il interroge encore

Sans me reconnaître，

Parlez-lui comme une soeur，

Il souffre peut-être…

Et s’il demande où vous êtes

Que faut-il répondre？

Donnez-lui mon anneau d’or，

Sans rien lui répondre…

Et s’il veut savoir pourquoi

La salle est déserte？

Montrez-lui la lampe éteinte

Et la porte ouverte…

Et s’il m’interroge alors

Sur la dernière heure？

Dites-lui que j’ai souri

De peur qu’il ne pleure…[103]

谁出去了？谁来了？谁在讲述？谁死了？

我请求读者不要怕麻烦，读一读我抄录在附录一里[104]的更著名、更受人尊敬的青年诗人格里芬、雷尼耶、莫雷亚斯、孟德斯鸠的一些范作。读一读这些范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对目前艺术的情况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致于像很多人那样以为这种颓废现象是偶然产生和暂时存在的。

为了免得人家说我故意选择最坏的诗作为例子，我选择了每一本诗集里第二十八页上的那首诗。

这些诗人所写的诗全都是一样地不可理解，或者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理解，而且即使费了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完全理解。

几百个诗人（我只写出了其中几个人的名字）的所有的作品全都属于这同一类。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我们俄国人，都在发表这样的诗作。这样的作品被印出来，装订成书，印数达几十万——如果不是几百万（有些书一下子就卖掉几万册）。为了这些书的排字、印刷、汇集和装订，耗费了亿万个工作日，我想，这不会少于建造大金字塔所耗费的时日。可是不仅如此而已，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其他各种艺术领域内。亿万个工作日都耗费在绘画、音乐、戏剧等领域内的同样不可理解的作品上。

绘画在这方面不但没有落在诗的后面，而且还赶在诗的前头。下面是从一个在一八九四年参观过巴黎展览会的绘画爱好者[105]的日记中抄来的一段：

“今天参观了三个展览会：象征派的、印象派的和新印象派的。我认真地用心看那些画，可还是感到困惑，最后感到愤慨。第一个展览会是卡米耶·毕沙罗的展览会，还算最容易理解的，虽然完全没有轮廓，没有内容，而且色彩是最料想不到的。所画的是那样不明确，有时候你就看不懂一只手或一个头是转向哪一边的。画的内容大都是‘effets’[106]：effet de brouillard，effet du soir，soleil couchant[107]。有些画上画着一些图形，但是没有内容。

“在色彩方面，主要是鲜蓝色和鲜绿色。每一幅画有它的基本色调，整幅画上仿佛都溅满了这种色调似的。譬如说，在《牧鹅女郎》中，基本色调是Vert de gris[108]，因而到处都点满了这种颜色的小斑点，脸上有，头发上有，手上有，连衫裙上也有。在这同一个迪朗—吕埃尔画廊中，其他人的画，如皮维斯·德·夏凡纳、马奈、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人，都是印象主义者。有一个人，我认不清他的名字，好像是什么雷东，画了一个蓝色的侧脸。整个脸上就只有这种带有铅粉的蓝颜色。毕沙罗的一幅水彩画完全用点子构成。在前景上画着一头母牛，这头母牛完全用各种颜色的点子画成。无论你走远去看，或是走近来看，你捉摸不到那大体的色调。我接着就去看象征派的作品。我看了很久，不去问任何人，自己努力猜测画的是什么，可是这已经超过了人类的理解力。在那些最先映入我的眼帘的东西中间，有一样便是木制的haut-relief[109]，做得很不成样，所表现的是一个女人（裸体的），她用双手从自己的两个奶头里挤出一股股的血来。血流下来，变成了紫色的花朵。她的头发最初是垂下的，后来就向上竖起，变成了树木。这个雕像整个涂成黄色，头发涂成棕色。

“其次看到的一幅画是黄色的海，海上漂浮着的既不像一只船，也不像一颗心，在地平线上有一个侧脸，脸的周围有一圈光轮，黄色的头发垂到海面，消失在海里。有些画上的颜色涂得很厚，结果看上去既不像图画，又不像雕刻。第三件展品更难理解，那是一个男子的侧脸，在这侧脸的前面有一团火焰和一些黑色的线条，后来人家告诉我是水蛭。最后我问了在场的一位先生，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这雕像是一个象征，表现‘La服力terre’[110]，在黄色的海上漂浮的心是‘Ilusion’[111]，而一位先生和一些水蛭在一起表示‘Le mal’[112]。这里也有几幅印象派的画：粗野的侧脸，手里拿着一朵什么花。只有一种色调，没有轮廓线，而且，若不是画得完全不明确，便是勾以粗而黑的轮廓。”

这是一八九四年的事。现在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可以举出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尔、萨沙·施奈德等。

在戏剧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剧本里描写这样一位建筑家，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他早先的高远志向，因此就爬到他所建造的一所屋子的顶上，从那屋顶上倒栽下来[113]；或者描写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婆子，她是驱除老鼠的，不知是什么缘故，她带一个富有诗意的孩子到海边，把孩子溺死在海里[114]；或者描写一些盲人，他们坐在海边，为了某种缘故一直在那里重复地说着同一件事情[115]；或者描写一口什么钟，它飞到湖里，在那里鸣响着[116]。

在音乐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而音乐这种艺术似乎应该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都更加一视同仁地为所有的人所理解。

你所认识的一位著名音乐家坐到钢琴前面，为你弹一首他的新作品（像他所说的），或者某一位新派艺术家的新作品。你听着那些奇怪的、很响的声音，你为他的手指的那种操练感到惊讶，而且你显然可以看出，这位作曲家想要启发你，使你知道他所产生的音响是心灵的诗意的热望。你看得出他的这种意图，但是对你说来，除了厌倦以外什么感情也没有体会。演奏持续得很久，至少在你看来是很长久的，因为你既感受不到任何清楚的印象，你就不由得会记起卡尔的话来：“Plus ça va vite，plus ça dure longtemps.”[117]你心里忽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这莫非是一个骗局，演奏者莫非是要试探你，他把手和手指在键盘上随意乱弹，希望你会受他的骗而对他的演奏大加称赞，那时他就会笑起来，承认说，他只是想试探你一番而已。可是，当演奏最后结束，而那个满头大汗、焦急不安、显然在等待称赞的音乐家从钢琴边站起来时，你就觉察到这一切都是很认真的。

这种情形也发生在所有演奏李斯特、瓦格纳、柏辽兹、勃拉姆斯以及最近代的理查·施特劳斯和其他无数作曲家的作品的音乐会上，这些作曲家都在不断地创作一部又一部的歌剧、交响曲和一首又一首的乐曲。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长篇和中篇小说这个似乎很难做到不被理解的领域里。

你读一读于斯曼的《在那儿》（《Là-bas》）或者吉卜林的短篇故事，或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残酷的故事》（《Contes cruels》）中的《通报者》（《L’annonciateur》）等，这一切对你说来不但是“abscons”[118]（新派作家们所用的新字），而且就形式和内容来说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例如，现在发表在《白色评论报》（《Revue blanche》）上的莫雷尔的长篇小说《福地》（《Terre promise》）[119]以及大多数的新派小说都是这样的。文体奔放不羁，感情似乎很崇高，可是你怎么也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以及发生在谁的身上。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全都是这样的。

生活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人——歌德、席勒、缪塞、雨果、狄更斯、贝多芬、肖邦、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德拉罗什等人的作品的鉴赏者因为无法理解这种最新的艺术，常常干脆把这些艺术作品算作枯燥无味的荒谬的产物，想忽视这种艺术。但是这种对待新派艺术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第一，这种艺术传播得越来越广，已经在社会上取得巩固的地位，正像浪漫主义在三十年代取得的地位一样。第二，也是主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可以只因为我们不理解晚近的这些所谓颓废派的艺术作品而把它们加以斥责，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所有的劳动人民以及许多非劳动人民，他们也同样不理解我们认为非常优秀的那些艺术作品，我们所喜爱的艺术家歌德、席勒和雨果的诗，狄更斯的小说，贝多芬和肖邦的音乐，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画，等等。

如果我有权利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不理解和不喜欢我认为无疑是优秀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修养不够，那么我就没有权利否认，我之所以可能不理解和不喜欢新派的艺术作品，只不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修养。如果我有权利说，我和大多数跟我有同感的人之所以不理解新派的艺术作品，只是因为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因为这是不好的艺术，那么不理解我所承认的优秀艺术的更大数目的人——全体劳动人民——就有同样的权利说，我所认为好的艺术其实是不好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

有一次，一位写作不可理解的诗句的诗人在我面前傲然自得地讥笑不可理解的音乐，接着就有一位创作不可理解的交响曲的音乐家同样傲然自得地讥笑不可理解的诗。从这里我特别清楚地看出了对新派艺术的那种斥责是不公正的。我没有权利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我，一个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教养出来的人，不理解新派艺术而把它加以斥责。我只能够说，这种艺术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我所承认的那种艺术跟颓废派艺术相比之下所具有的唯一的优点就是：能理解我所承认的这种艺术的人要比能理解现在的艺术的人更多些。

我习惯于某一种特殊的艺术，理解这种艺术，而不理解一种更为特殊的艺术，但我不能因此认为自己有权利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则不是真正的艺术，而是一种不好的艺术。我只能由此作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变得越来越特殊，因此越来越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不理解它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艺术日渐趋向不可理解的那一过程中（我和我所熟悉的艺术就处于这一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上），它变得只能为极少数精选的人们所理解，而且这批精选的人的数目也越来越小。

上层阶级的艺术从全民的艺术中一分离出来就产生一种信念：艺术可以是艺术而又不为大众所理解。容许了这一原则，就必然要容许艺术可以只为极少数精选的人所理解，最后，就只为自己的一两个知心朋友或只为自己一个人所理解。现在的艺术家们正是这样说的：“我创作，我理解我自己，而如果有谁不理解我，那么对他说来更加糟糕。”

艺术可以是好的艺术，而同时又不被许多人所理解，这种说法是那样地不公正，它所引起的后果对艺术是那样地有害，而且，这种说法流传得那样普遍，已经那样深入地侵蚀到我们的概念中，以至不可能把它的荒诞之处一一加以说明。

我们时常听见人家提到冒充的艺术作品时这样说：这些作品都很好，但是很难懂。这样的话随时都可以听到，再平常也没有了。我们已经听惯了这种说法，而事实上，说一件艺术作品好但难于理解，就等于说一种食物很好，可是人们不能吃一样。人们可能不喜欢腐臭的干酪、霉烂的松鸡以及诸如此类被口味反常的贪口腹者所珍爱的食物，但是面包和水果只有当它们为大家所喜爱时才能说是好的。就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反常的艺术可能是人民所不理解的，但是好的艺术永远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

据说，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它们只能被那一批精选的、受过培养而能理解这些伟大作品的人所理解。既然大多数人不理解，那么应该为他们解释，把理解时必须具备的那些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看样子这些知识并不存在，也就不可能解释作品。因此，说大多数人不理解优秀艺术作品的那些人并不加以解释，而只是说，要理解作品就必须把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读、看、听。但这并不是解释，而是训练人家，叫人家渐渐习惯。人们可以被训练得习惯于任何事物，甚至习惯于最坏的事物。正像人们能习惯于霉臭的食物，习惯于酒、烟、鸦片一样，人们也能习惯于坏的艺术，事实正是如此。

况且，我们不能说，大多数人无力鉴赏高级艺术作品。大多数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懂得那些我们也认为是最高级的艺术作品，如《圣经》的富有艺术性的简朴的叙述，《福音书》中的寓言，以及民间传奇、神话、民歌是大家都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忽然都失去了理解我们艺术中的高级作品的能力呢？

关于演讲，我们可以说它很美，但对于不懂得演讲所用的语言的人说来，它却是不可理解的。用中国话发表的演讲可能很美，而对我说来，它始终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我不懂得中国话的话。艺术作品和其他任何一种精神活动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语言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它能毫无区别地感染所有的人。一个中国人的眼泪和笑声会感染我，正像一个俄国人的笑声和眼泪一样，绘画、音乐和诗，如果被翻译成我所理解的语言，也是这样的情形。吉尔吉斯人和日本人的歌曲能感动我，虽然不如感动吉尔吉斯人和日本人那样深。日本的绘画、印度的建筑和阿拉伯的神话也同样感动我。如果说日本人的歌曲和中国人的小说不大能感动我，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理解这些作品，而是因为我熟悉并被训练得习惯于更高级的艺术作品，但决不是因为这种艺术对我说来是高不可及的缘故。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们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和理解的。约瑟的故事译成中文之后，能感动中国人。释迦牟尼的故事能感动我们。建筑物、图画、雕像和音乐作品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艺术不感动人，那么就不能说，这是由于观众和听众不理解的缘故。从这里只可能也只应该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坏的艺术，或者这根本不是艺术。

艺术与理性活动（这种活动要求事先受过训练并且有一定的、系统性的知识，所以不能教一个不懂几何的人学习三角）之间的区别在于，艺术能在任何人身上产生作用，不管他的文明程度和教育程度如何，而且图画、声音和形象的魅力能感染每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何种文明程度。

艺术事业正是要把采用议论的方式可能无法使人理解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一般说来，当一个人感受到真正的艺术印象时，他觉得仿佛他早就知道了，只是说不出来。

优秀的、崇高的艺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伊利昂纪》，《奥德修纪》，雅各、以撒和约瑟的故事，希伯来的先知书，诗篇，《福音书》中的寓言，释迦牟尼的故事，吠陀的赞美诗，都传达出非常崇高的感情，现在对我们，包括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说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当时比我们的劳动人民受过更少教育的人们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在说什么不可理解。如果艺术是表达从人们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那么，以宗教为基础，换言之，以人和上帝的关系为基础的感情怎么可能是不可理解的呢？这样的艺术应该而且实际上的确一直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因为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都是相同的。因此，教堂以及教堂里的神像和唱诗永远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正像《福音书》中所说的，妨碍人们去体会崇高、美好的感情的，决不是文明程度和学问不够，相反，是虚假的文明和虚假的学问。优秀的、崇高的艺术作品的确有可能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不是对于朴实的、正常的劳动人民（他们能够理解最崇高的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对于那些博学的、反常的、缺乏宗教信仰的人说来倒可能是而且往往是不可理解的，这是我们社会里常有的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崇高的宗教感情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譬如说，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非常风雅，可是他们说，他们不理解表现对他人的爱和表现自我牺牲的诗，不理解表现贞洁的诗。

因此，优秀而伟大的、世界性的、宗教的艺术只有对一小撮反常的人说来才可能是不可理解的，但决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

艺术不可能像当代艺术家喜欢说的那样，只因为它很优美才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其实话应当这样说：艺术之所以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只是因为这种艺术很坏，或者甚至根本不是艺术。因此，所谓“要体会艺术必须先理解它”（这实际上只是指被训练得习惯于它）这个为一般有文化素养的群众如此喜爱并天真地接受的论据最准确地标志着，要人家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的东西，是一种很坏的特殊的艺术，或者根本不是艺术。

据说，人民不喜欢艺术作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可是如果艺术作品的目的是用艺术家体验过的感情感染别人，那怎么谈得上不理解呢？

人民中间的一个人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幅画，听了一出戏或一部交响曲，而没有体会到一点感情。人家对他说，这是因为他不能理解的缘故。人家答应给一个人看某一种表演，他走进去，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人家对他说，这是因为他的视线对这种表演没有做好准备的缘故。但这个人明明知道，他什么都能清楚地看见。如果他看不见人家答应指给他看的那样东西，那么他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完全公正的）：负责把表演给他看的那些人并没有执行他们的任务。人民中间的这个人对我们社会中那些并不在他心里引起任何感情的艺术作品也正是这样作出结论的，而且这样下结论也是完全公正的。因此，如果说，一个人不被我的艺术所感动是因为他很笨，那么说这样的话是既自矜又无礼的，这是颠倒是非，委过于人。

伏尔泰说过：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hors le genre ennuyeux[120]；我们还有更大的权利说：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hors celui qu’on ne comprend pas；或者qui ne produit pas son effet[121]，因为当一件东西不产生它的预定作用时，这件东西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最要紧的是，我们一旦容许艺术可以不被任何精神健全的人所理解而仍不失为艺术之后，无论哪一群反常的人就都完全有理由创作满足他们的反常感情的、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理解的作品，并且把这些作品称为艺术。现在的所谓颓废派正是这样做的。

艺术走过的道路好比是在直径很大的圆圈上堆叠直径越来越小的圆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圆锥体，而这个圆锥体的顶点已经不再是一个圆圈了。当代艺术的情形正是如此。

十一

艺术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贫乏，它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就最近的一些艺术品来看，艺术竟已丧尽了它所应有的一切特性，代之而起的是艺术的类似物。

上层阶级的艺术因为脱离了全民的艺术而变得内容贫乏、形式粗陋，换言之，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甚至不再是艺术了，而开始为艺术的赝品所替代。

这种情况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只是当人民中间的某一个人在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要求把这种感情传达给别人时，才产生全民的艺术。富裕阶级的艺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艺术家内心有此要求，而主要是因为上层阶级的人需要娱乐，他们为此所付的酬劳也高的缘故。富裕阶级的人要求艺术传达出令他们愉快的感情，于是艺术家们就竭力设法满足这样的要求。但是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很难，因为上层阶级的人在自己的悠闲和奢华的生活中要求经常以艺术消遣，而艺术，即使最低级的艺术，也不是随意创造得出的，必须让艺术本身从艺术家心里产生。因此，为了满足上层阶级的人的要求，艺术家们就必须想出一些方法，使自己可以借着这些方法创造类似艺术的东西。这些方法已经想出来了。

这些方法是：一）假借，二）模仿，三）惊心动魄，四）引起兴趣。第一种方法就是从以前的艺术作品假借全部题材，或者只假借以前普遍闻名的诗作的个别特点，把这些借来的东西加以改造，使它们跟一些附加部分一起构成一种似乎是新的东西。

这样的作品在某个圈子的人们心中唤起对以前体验过的一些艺术感情的回忆，因而产生一种类似艺术的印象，这时，只要它们同时也合乎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它们就被当作艺术作品而流传在那些想从艺术中寻求享乐的人们中间。从以前的艺术作品借来的题材通常被称为诗意的题材，而从以前的艺术作品借来的事物和人物则被称为诗意的事物和人物。于是，在我们的圈子里，各种传奇、史诗、古谈都被认为是诗意的题材，而少女、战士、牧人、隐士、天使、各种妖魔、月光、雷电、山岭、海洋、深渊、花朵、长发、狮子、羔羊、鸽子、夜莺都被认为是诗意的人物和事物。以前的艺术家最常用在自己作品里的一切事物一般都被认为是诗意的。

大约四十年前，一位不聪明、但很有教养的ayant beaucoup d’acquis[122]夫人（她现在已经去世）叫我去听她念她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是这样开始的：女主人公穿着诗意的白色衣服，披散着诗意的头发，在诗意的林中水边读诗。事情发生在俄国，突然从树丛后面出现戴帽子的男主人公，帽子上有羽毛，à la Guillaume Tell[123]（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这个人身边伴随着两条诗意的白狗。在作者看来，这一切都是很诗意的。如果那个男主人公不须要讲什么话，那么一切都很好。可是只要这位戴着à la Guillaume Tell的帽子的先生开始和那穿白色连衫裙的女郎谈话，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是受对前人作品的诗意的回忆所感动，以为可以用这些翻来覆去的回忆造成一个艺术的印象。但是艺术的印象（换言之，即感染）只有当作者自己以他独特的方式体验过某种感情而把它传达出来时才可能产生，而不是当他传达别人所体验而由他转达的感情时所能产生。这种从诗得来的诗不可能感染人，只可能成为类似艺术作品的东西，而且也只有对那些具有反常的审美观的人说来才算得上。这位夫人既愚笨又没有天才，因此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博学而有天才的、在艺术技巧上已经受过磨炼的人借用别人的题材时，他们就从希腊的、古代的、基督教的作品和神话中去借用，这些借来的材料越来越多，特别是现在还有很多在继续出现，只要是用他们所属的那种艺术的技巧精细作成，就被公众当作艺术作品来接受。

罗斯丹的《朗登亲王夫人》（《Princesse Lointaine》）可以算是这种赝品在诗的领域中的典型例子。在这部作品里没有一点艺术的火花，可是它在很多人看来却是很诗意的，在它的作者看来大概也是这样。

第二种制造艺术类似物的方法就是我所谓模仿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要点就在于表达与所描写的事物有关的细节。在文学方面，这种方法在于非常详细地描写外形、容颜、服装、姿态、声音、有关人物的房间，把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偶然事物都描写进去。例如，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每当一个人物讲话时，就描写他是用怎样的声音讲的，他讲话时在做些什么。所讲的话本身并不是表达得使这些话具有最充分的意义，而是表达得像日常生活中的说话那样不连贯，时断时续，而且半吞半吐。在戏剧艺术方面，这种方法就在于，除了讲话的模仿之外，整个布景、人物的一切动作都跟真实生活中的完全一样。在绘画方面，这种方法使绘画变成照相，消灭了照相和绘画之间的差别。说来也真奇怪，这种方法也被采用于音乐。音乐不仅竭力用节奏模仿，而且直接用声音模仿——用生活中那些伴随着音乐所要描写的事物发生的声音来模仿。

第三种方法是对外在感官的影响，往往是纯粹生理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惊心动魄或给人深刻印象的方法。在所有各种艺术中，这种效果主要在于对比，即可怕的与温存的、美丽的与丑恶的、响亮的与寂静的、黑暗的与光明的、最平凡的与最不平凡的相对照。在文学中，除了效果、对比之外，还有一种效果，那就是描写或描绘从来没有描写过和描绘过的东西，主要是描写和描绘会引起淫欲的种种细节，或者会引起恐怖的有关痛苦和死亡的种种细节，例如，在描写杀人时，精确地描写组织的破裂、肿胀、气味、流血量和血的样子。在绘画中也有同样的情形，除了各种对比，绘画中还采用另一种对比，即细心修饰一件事物而把其余的一切潦草敷衍一番。绘画中主要的和常用的效果是光线的效果和可怕事物的描绘。在戏剧中，除了对比之外，最常用的效果是暴风雨、雷鸣、月光、海上的一幕或海边的一幕、服装的更换、女人身体的裸露、疯狂、凶杀，还有死亡，细致地表现出临死前各个阶段的挣扎。在音乐中，最常用的效果是，从最弱的、同样的一些音开始，来一个crescendo[124]和复杂化，最后达到整个乐队的最强、最复杂的音响，或者同一些音用各种乐器在所有八度上以arpeggio[125]方式一再反复，或者和声、速度和节奏完全不是像自然地从乐思的进行中产生的那样，而是以其出人意外来打动听众。

以上便是各种艺术中最常用的一些效果，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种效果是各种艺术共有的，那就是：用某一种艺术描绘本来是另一种艺术所善于描绘的东西，例如，让音乐来“描写”，正像所有的标题音乐所做的那样，包括瓦格纳以及他的后继者的作品在内，而让绘画、戏剧和诗来“唤起一种心情”，像一切颓废派艺术所做的那样。

第四种方法是引起兴趣，换言之，使艺术作品带有理性的兴趣。这兴趣可能包含在错综复杂的情节（plot）中。这种方法不久以前在英国的小说和法国的喜剧和正剧中还很常用，但现在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是纪实，即详细描述某一历史时期或现代生活的某一方面。例如在小说中，引起兴趣的是关于埃及人或罗马人的生活，矿工的生活，或大商店的店员生活的描述，读者对这些感到兴趣，于是把这种兴趣当作艺术印象。引起兴趣的也可能是表达方法。这种引起兴趣的方法现在很常用。诗和散文，以及图画、戏剧和乐曲都写得很费解，必须像对待字谜、画谜那样加以猜测，而这种猜测的过程给人以快感，跟从艺术得来的印象十分相似。

人们常说，这个艺术作品很好，因为它很诗意，或很现实，或给人深刻印象，或非常有趣，而这几种特性中不但没有一种可以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而且没有一种跟艺术有任何共通点。

诗意的就是假借的。大凡假借，都不过是使读者、观众和听众模糊地回忆起他们从以前的艺术作品得来的艺术印象而已，却不是用艺术家自己体验过的感情感染别人。以假借的题材为基础的作品，例如歌德的《浮士德》，可能是精磨细琢写成的，其中充满了智慧和各种优美特质，但是它不可能造成真正的艺术印象，因为它缺乏艺术作品的主要特性，即完整性，有机性，形式和内容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表达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在假借时，艺术家只不过传达出以前的艺术作品所传给他的那种感情，因此，不管是完整的题材的假借，还是各种场面、情况和描述的假借，都只不过是艺术的影像，艺术的类似物，而不是艺术。因此，如果我们说，这种作品是好的，因为它有诗意，换言之，它像艺术作品，那就等于说，一个钱币是好的，因为它像真钱币。同样，模仿、现实性很少能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模仿不可能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因为如果艺术的主要特性是用艺术家所体验的感情感染别人，那么感情的感染不但不等于对要表达的事物的详细描叙，而且这种感染大都由于细节过多而受到破坏。正在接受艺术印象的人的注意力就被所有这些惹人注意的细节所牵引，因为有了这些细节，作者的感情，就算有的话，也没有被传达出来。

按照表达种种细节的现实性、真实性的程度来评定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好比按照食物的外表来判断它的营养价值一样奇怪可笑。当我们按照现实性来评定作品的价值时，我们只不过表示，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而是赝品。

第三种假造艺术的方法是惊心动魄或给人深刻印象的方法。正像前两种一样，同真正的艺术的概念不相符合，因为在惊心动魄的因素中，在新奇、出其不意的对比效果中，在骇人听闻中，没有感情的传达，而只有对神经的作用。如果一位画家出色地画出一个流血的伤口，这个伤口的样子会使我吃惊，但是这里不会有艺术存在。音量宏大的管风琴上的一个延长音会造成惊人的印象，往往甚至叫人流出眼泪来，但这里面没有音乐，因为没有传达出任何感情。然而我们这圈子里的人经常把这种生理上的效果当作艺术。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音乐中，也发生在诗、绘画和戏剧中。据说现在的艺术变得精细优美了。恰恰相反，由于追求效果，它变得极为粗劣。试想，传遍欧洲所有剧院的新剧本《汉纳》[126]，作者想要向观众传达对一个受人折磨的女孩的同情。为了借助艺术在观众心里唤起这种感情，作者必须使登场人物之一表达出这样的同情心，以便感染所有的人，或者必须真实地描写出女孩的感受。但是作者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这样做，他选择了另一个对舞台布景者说来比较繁复而对艺术家说来比较方便的方法，使女孩死在舞台上；而且，为了加强对观众的生理作用，使舞台上的灯光全都熄灭，把观众留在黑暗里，并在凄凉的音乐中向观众示知：女孩的喝醉了酒的父亲怎样追赶她和打她。女孩全身抽搐着，发出尖叫声，呻吟着，倒下来。天使们出现了，把她带走了。这时，观众体验到某种激动，便深信这就是美学上的感情。但是在这种激动里并没有一点美学方面的因素，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染，而只有为别人感到痛苦、为自己感到高兴：受苦的不是我这种混杂的感觉，很像我们看人家受死刑时体验到的，也像罗马人在竞技场中体验到的那样。

用给人深刻印象的方法偷换美学上的感情这一现象，在音乐艺术中特别明显，因为音乐这种艺术就其性质而言对神经有着直接的生理作用。新派音乐家并不是在旋律中传达自己体验过的感情，而是把许多音堆积起来，加以编排，有时加强音量，有时减弱音量，这样在观众身上产生一种生理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可以用一架特制的器械加以测量的[127]。听众就把这种生理作用当作艺术的效果。

讲到第四种方法，即引起兴趣，这种方法同其他几种比较起来跟艺术更不相干，但却往往跟艺术混淆起来。且不说作者故意把长篇和中篇小说的意义隐藏起来，使读者必须猜测一番；我们时常听人家讲到一幅画或一首乐曲时说，它很有趣。这有趣究竟是什么意思？有趣的艺术作品含有下列几种意义：作品在我们心里引起一种未得到满足的好奇心，或者当我们领会艺术作品时，我们获得一种对我们说来是新的知识，或者作品不很容易理解，我们费一点心之后，慢慢地找到了解释，就在猜测它的意义时我们得到了某种快感。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引起兴趣都跟艺术印象没有一点共通之处。艺术的目的是用艺术家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人。可是观众、听众和读者为了满足被激起的好奇心，为了掌握从作品中获得的新知识，或者为了猜透作品的含义，就必须费一番脑筋，而这种费脑筋的活动吸引了读者、观众和听众的注意力，妨碍了作品对他们的感染。因此，作品中引起兴趣的因素不仅跟艺术作品的价值毫无共通之处，而且，与其说有助于艺术印象的形成，不如说阻碍了这种印象的形成。

诗意、模仿、惊心动魄、引起兴趣，这些因素在艺术作品中都可能看到，但是它们不可能用来代替艺术作品的主要特性，即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可是近来，在上层阶级的艺术中，大部分被尊为艺术品的东西，正是这种只不过跟艺术相类似而本质上并不具有艺术的主要特性——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的作品。

一个人要创造真正的艺术品，必须具备很多条件。这个人必须处于他那个时代最高的世界观的水平，他必须体验过某种感情，而且他有愿望、也有可能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同时，他还必须在某一种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才能。所有这些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所必备的条件很难得结合在一起。要借助于各种习用的方法——假借、模仿、给人深刻印象和引起兴趣来制造在我们社会里报酬很高的赝品，只须要在某一艺术领域中具有一般常见的才能就行了。我所谓的才能，是指能力而言。在文学中，指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印象很方便地传达出来、发现并记住富有特性的细节的能力。在造型艺术中，指的是辨别、记住并表达出线条、形状和色彩的能力。在音乐艺术中，指的是区别音程、记住并表达出音的顺序进行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人只要具有这样的才能，那么在学会了制造他那种赝品的技术和方法之后，即使他的美学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他讨厌自己的那些作品）已经衰退，只要他有耐心，他就可以不停地创作出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是艺术的作品，直到死去为止。

要制造这样的赝品，在每一种艺术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规法和诀窍，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这些规法和诀窍，就可以毫无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这样的赝品来。为了写诗，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只要能够在每一个真正需要的字的地方，按照韵律或格律的要求再用上十个意义近似的字，然后训练自己，使自己养成习惯，能够说出任何一句为求清楚而只有一种固有的单字排列法的句子，而且，尽管句中单字按各种可能的方式调来调去，总还是能说得使句子有点意思；还要使自己能够根据韵律上所用的字而编造出一些类似思想、感情或画面的东西来。于是这个人就可以不停地写出诗来——短诗、长诗、宗教诗、爱情诗或社会性的诗，视需要而定。

如果这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想要写中篇或长篇小说，那么他只要造出一种文体来，换言之，只要学会描写他所看到的一切，使自己习惯于记住或记录种种细节。当他掌握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按照意愿或需要，不停地写出长篇或中篇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主义的小说、社会小说、色情小说、心理小说，或者甚至宗教小说（这最后一种小说已开始流行起来，对这种小说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个人可以从他读到的书或他经历过的事件中选取题材，至于人物的性格，则可以从他所熟悉的人身上去摹拟。

只要这些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很好地穿插着作者所发现并记下的细节，最好是色情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些小说就会被看作艺术作品，虽然其中并没有一点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的火花。

要写作戏剧形式的艺术作品，一个有才能的人除了具备写小说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之外，还必须学会使他的登场人物尽可能多说几句中肯的机智的话，学会利用剧院的效果，并且能够把各个人物的动作互相交织起来，使舞台上不致有一段较长的谈话，而有尽可能多的无谓的奔忙和骚动。如果作者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他就能不停地写出一部接一部的戏剧作品来，从刑事新闻或最近引起社会注意的问题（如催眠术、承继问题等）中选取题材，或者从最古的时代、甚至从幻想的领域里选取题材。

一个有才能的人要在绘画或雕塑领域内制造类似艺术的物品，那就更加容易。他只要学会用素描和油画表现各种事物以及塑造各种物体，特别是裸露的人体。学会了这些，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停地作出画来，塑出雕像来，他可以选择神话的或宗教的题材，幻想的或象征的题材，他也可以描摹报纸上写的加冕典礼啦，罢工啦，土希战争啦，饥馑之灾啦，或者，就最平常的情况来说，他可以描摹一切他认为美的东西，从裸体女人到铜盆。

要创作音乐艺术的作品，一个有才能的人所需要的构成艺术本质，即能感染别人的感情的东西还更少些。但是它所需要的体力方面的体操式的劳动却比任何其他艺术（除了舞蹈艺术之外）更多。要写作音乐艺术作品，首先必须学会用手指在某一件乐器上迅速地移动，像那些在这方面已经获得高度完善的技巧的人那样。然后，他必须懂得从前的人是怎样写作多声部音乐的，什么是所谓学会对位、赋格，然后学会配器，即怎样运用乐器的效果。学会了所有这些，音乐家就可以写出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来，或是标题音乐，或是歌剧和浪漫曲（想出一些多少跟语言相适合的音来），或是室内乐（即把别人的主题拿来用对位和赋格的手法在一定的形式中加以改作），或是就最平凡的来说，幻想的音乐（即把一些音偶然凑合起来，然后在这些偶然凑合在一起的音上堆积各种复杂的、装饰的音）。

这样，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内，人们根据现成的、已经用惯了的诀窍制造赝品，而我们上层社会的公众却把这些赝品看作真正的艺术。

艺术作品被赝品所偷换的现象，就成了上层阶级的艺术脱离全民的艺术之后产生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后果。

十二

有三个条件促使我们社会里的人制造赝品。这三个条件是：一）对艺术家的作品所给的丰厚的报酬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艺术家的职业化，二）艺术评论，三）艺术学校。

当艺术还没有分裂、只有一种宗教艺术受到重视和鼓励、无关紧要的一般艺术并没有受到鼓励之时，赝品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赝品出现，那么在全体人民议论之下，它们立刻就消失了。而一当艺术分裂之后，任何艺术，只要能使人享受快乐，就被富裕阶级的人认为是好的，开始获得丰厚的报酬，比任何其他社会活动的报酬都大。于是立刻就有许多人献身于这一活动，这一活动的性质就变得跟它原有的性质完全两样了，它成为一种职业。

艺术一旦成为职业，艺术的主要的和最宝贵的特性，它的真诚性，就大为减弱，而且部分地消失了。

职业化的艺术家靠他的艺术生活，因此他必须不停地想出作品的主题来，他也的确在不停地想。希伯来的先知、《诗篇》的作者、方济各、《伊利昂纪》、《奥德修纪》以及所有的民间故事、传奇、歌曲的作者等，不但没有因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得到任何报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随着作品留传下来，这样的人创造的艺术，与起初由于艺术而获得荣誉和报酬的宫廷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后来由于被公认而靠自己的艺术维持生活并从新闻记者、出版商、音乐会主持人，总之从艺术家和城市公众（艺术的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那里获得报偿的艺术家所生产的艺术相比较，两者之间该存在多大的区别，是可以了解的了。

这里所讲的职业化是使赝品得以广泛流传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最近出现的那种艺术评论，这种对艺术的评价并不是由大家作出的，主要的是，并不是由普通人作出的，而是由那些博学的，换言之，反常同时又自负的人作出的。

我的一个朋友谈到过评论家和艺术家的关系，他半开玩笑地为评论家下了这样的定义：评论家就是议论聪明人的蠢人。不论这个定义多么片面，多么不准确，多么粗鲁，它还是含有一部分真实性，而且跟所谓评论家是在解释艺术作品的那种定义相比较，这个定义要正确得多。

“评论家在解释。”他们究竟在解释什么？

如果艺术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已经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给了别人，到底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

如果一部作品从艺术上来说是好作品，那么不管它是否合乎道德，艺术家所表达的感情就会传给别人。如果感情传给了别人，那么别人就会体验到这种感情。他们不仅体验到这种感情，而且各人按各人的方式来体验，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如果作品并不感染人，那么无论怎样加以解释，也不可能使它变得会感染人。要解释艺术家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东西可以用言词来说明，那么他就会用言词说明了。他采用他的艺术来表达是因为用其他方法不可能传达出他所体验过的感情。用言词来解释艺术作品只不过表示解释的人自己无法受到艺术的感染。事实上正是如此，不管说来多么奇怪，评论家通常总是比一般人较少地能为艺术所感染。他们大都是文笔流利的、有教养的、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感受艺术的能力变得不正常，或者已经衰退。因此，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经常不断地用他们的著作给读者很大的影响，使得阅读这些著作并相信他们的公众有了一种不正常的鉴赏力。

凡是艺术没有分裂，因而在全体人民的宗教观念中受到尊重的社会里，艺术评论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只有在不承认当代宗教意识的上层阶级的艺术中，才产生过而且还可能产生艺术评论。

全民的艺术有着明确的、无可置疑的内在标准，即宗教意识。上层阶级的艺术则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因此上层阶级的艺术的鉴赏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评鉴艺术。对他们说来，这个外在的标准就是，像一个英国美学家所说的，the best nurtured men（最有教养的人）的趣味，换言之，就是被认为有教养的人的权威，不单是权威，而且还有这些人的权威的传统论调。这种传统论调是极其错误的，因为the best nurtured men的见解时常错误，过去某一个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见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再是正确的。至于那些评论家呢，由于他们的见解往往没有根据，就不断地重复这些传统的论调。在过去某一个时期，古代的悲剧作者被认为是好的，于是评论家也就认为他们是好的。但丁被认为是伟大的诗人，拉斐尔被认为是伟大的画家，巴赫被认为是伟大的音乐家。评论家们没有一个可以衡量艺术好坏的尺度，就不仅把这些艺术家认为是伟大的，而且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认为是伟大的，值得模仿的。没有一样东西像评论界树立的权威那样歪曲过并且还在歪曲着艺术。一个青年创作了一部艺术作品，像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他在这部作品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他所体验过的感情。多数人被这位艺术家的感情所感染，他的作品就出了名。于是，在议论这位艺术家的评论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意见：作品倒不坏，但这位艺术家毕竟不是但丁，不是莎士比亚，不是歌德，不是后期的贝多芬，不是拉斐尔。这位青年艺术家听了这种评论，就开始模仿人家提供给他的范例，创作出不但拙劣、而且虚假、冒充的作品来。

比方说，我们的普希金写了一些小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茨冈》以及一些小说。这些作品各有不同的价值，但它们都是真诚的艺术作品。可是，在颂扬莎士比亚的不正确评论的影响之下，普希金写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一部偏重理性的冷情的作品，而评论家们颂扬这部作品，把它提出来作为范例，于是就出现了模仿物的模仿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米宁》、阿·康·托尔斯泰的《沙皇鲍里斯》等等。这种模仿物的模仿物使文学中充满了微不足道的、毫无用处的作品。评论家们的主要害处在于他们缺少被艺术感染的能力（所有的评论家都缺少这种能力，如果他们不缺少这种能力，他们就不会从事解释艺术作品这项不可能的事业了），因而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偏重理性的、虚构的作品，把这些作品加以颂扬，并把它们提出来作为值得模仿的范例。因此，他们就那样有信心地极口称颂希腊的悲剧作家、但丁、塔索、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的几乎一切作品。在新派艺术家中，他们极口颂扬左拉的作品、易卜生的作品、贝多芬晚期的音乐、瓦格纳的音乐。为了证明颂扬这些偏重理性的、虚构的作品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就编出整套整套的理论（著名的关于美的理论便是其中之一）。不但那些愚钝而有才能的人严格地遵照这些理论创作自己的作品，往往连真正的艺术家们也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屈从于这些理论。

评论家所颂扬的每一部虚假的作品好比是一扇门，艺术的伪善者马上通过这扇门闯了进来。

只因为评论家们在当代还在颂扬以下一些人的粗糙、野蛮、对我们说来往往没有意义的作品，如古希腊艺术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特别是阿里斯托芬）或新派艺术家（但丁、塔索、弥尔顿、莎士比亚）的作品，绘画方面拉斐尔的一切作品、米开朗琪罗的一切作品（包括他的荒谬的《最后的审判》），音乐方面巴赫的一切作品、贝多芬的一切作品（包括他晚期的作品在内），只因为这样，当代才有可能出现那些易卜生、那些梅特林克、那些魏尔兰、那些马拉梅、那些皮维斯·德·夏瓦纳、那些克林格尔、那些勃克林、那些施图克、那些施奈德，在音乐方面出现那些瓦格纳、那些李斯特、那些柏辽兹、那些勃拉姆斯、那些理查·施特劳斯等等，以及一大批毫无用处的模仿者的模仿者。

对贝多芬的评论可以算是说明评论的危害性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他的无数应约而匆忙写成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艺术作品（虽然就形式来说这些作品是十分矫揉造作的）。但是他变聋了，听不见声音了，于是就开始写出完全虚构的、没有结尾的、因而在音乐内容上往往是没有意义和不可理解的作品。我知道，音乐家能够十分逼真地想象声音，几乎能听见谱上所看到的一切。但是想象出来的声音永远无法代替真实的声音，而且每一位作曲家都应该听听自己的作品，以便加以修饰。可是贝多芬听不见，他无法把作品加以修饰，因此就发表了这些在艺术上有害的作品。评论家们既然承认贝多芬是伟大的作曲家，就欣然接受了这些荒谬的作品，并在这些作品里寻找异常的美。为了替自己的这种颂扬辩护，他们歪曲音乐艺术的概念，给音乐艺术加上这样一种特质：描写它所不能描写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模仿者，许许多多的模仿者，他们模仿耳聋的贝多芬所写的艺术作品中的那些荒谬的尝试。

于是出现了瓦格纳，他起初在评论文章中颂扬贝多芬，他所颂扬的正是晚期的贝多芬。他把晚期贝多芬的音乐同叔本华的神秘理论（这种理论跟贝多芬的音乐本身一样荒谬）联系起来，这一神秘理论认为，音乐是意志的表达，——不是在各种程度上客观化了的意志的个别表现，而是意志的本质的表达。后来瓦格纳自己也就根据这一理论来写他的音乐，并且把他的音乐同将一切艺术扯在一起的更不正确的体系联系起来。继瓦格纳之后，出现了一些更新的、与艺术相去更远的模仿者：勃拉姆斯们、理查·施特劳斯们等等。

这就是评论的后果。可是歪曲艺术的第三个条件——艺术学校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几乎更加严重。

一旦艺术变得不是为全体人民、而是为富人的阶级，艺术就变成了一种职业。一旦艺术变成一种职业，人们就想出教人掌握这种职业的方法，选定艺术这一职业的人就开始学习这些方法，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专门学校：文科中学里的修辞班或文学班，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校。

这些学校教的是艺术。但艺术是把艺术家体验过的特殊感情传达给别人。那么学校究竟是怎样教艺术的呢？

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里唤起感情，更不可能教给一个人艺术的本质，即用他个人固有的独特方式来表达感情。

学校能教给人的只是，如何像其他艺术家那样传达其他艺术家体验过的感情。艺术学校教的正是这一件事，而这种教育不但对传播真正的艺术毫无帮助，相反，由于传播了赝品，因而比其他一切都更多地剥夺了人们理解真正艺术的能力。

在文学方面，他们要学生学会在什么话也不想说的时候能够写出一部洋洋大作来，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他从来也没有想过的，而他要能把作品写得像已经成名的作家的作品。文科中学教的就是这些。

在绘画方面，主要是教学生照蓝本描摹或者照实物写生，所画的主要是裸体（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而且一个从事于真正的艺术的人几乎从来没有必要去画裸体），还要画得像过去的大师们所画的那样。教画的时候，总是给一些跟过去的名人处理过的题材相类似的主题。在戏剧学校里也是这样，学生必须学会把独白念得完全像成名的悲剧演员所念的那样。在音乐方面也是这样，全部音乐理论只不过是成名的作曲大师们在创作时用过的那些方法的不相连贯的重复而已。

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引证过俄国画家布留洛夫说过的关于艺术的一句意义深刻的话，我不能不再引证一次，因为这句话比什么都清楚地说出了学校能教什么，不能教什么。布留洛夫替一个学生修改习作的时候，只在几个地方稍微点了几笔，这幅拙劣而死板的习作立刻就活了。一个学生说：“瞧！只不过稍稍点几笔，一切就都改观了。”布留洛夫说：“艺术就是从‘稍稍’两个字开始的地方开始的。”他这句话正好说出了艺术的特征。这种说法对一切艺术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它的正确性在音乐表演中可以特别明显。为了使音乐表演富有艺术趣味，为了使音乐表演成为一种艺术，换言之，为了有感染力，必须遵守三个主要条件（为了在音乐上求得完满除了这三个条件之外还有许多条件：从一个音到另一个音的进行必须断续或圆滑，一个音必须均匀地加强或减弱，它必须跟这样一个音结合而不跟另一个音结合，一个音必须有这种音色而不是有另一种音色，以及许多其他条件）。我们只讲三个主要条件：音高、时值和音量。只有当一个音比它应有的高度既不高也不低的时候，换言之，只有当这个音的无限小的中心被抓住，当这个音延续得正像所需要的那么长，当音量既不太强、也不太弱，正好达到所需要的程度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音乐表演才能算是艺术，才能感染人。音高向高方或低方的最小的偏差，时值最细微的延长或缩短，音量最小的不合乎要求的加强或减弱，都会使表演丧失它的完满性，从而使作品丧失它的感染力。因此，在表面上看来，要受到音乐的感染虽然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事实上只有当表演者找到了那些使音乐达到完满所必需的无限小的因素时，我们才可能受到音乐艺术的感染。一切艺术都是一样，只要稍稍明亮一点，稍稍暗淡一点，稍稍高一点，低一点，偏右一点，偏左一点（在绘画中）；只要音调稍稍减弱一点或加强一点，或者稍稍提早一点，稍稍延迟一点（在戏剧艺术中）；只要稍稍说得不够一点，稍稍说得过分一点，稍稍夸大一点（在诗中），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用外表的方式教人找到这些无限小的因素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因素只有当一个人沉醉在感情中的时候才能找到。无论怎样的教练都不可能使舞蹈者正好合乎音乐的节拍，使歌唱者或小提琴演奏者正好抓住音的无限小的中心，使作画者从所有可能画出的线条中选中唯一正确的一条，使诗人找到唯一需要的词儿的唯一需要的安排方式。所有这些只有感情才找得到。所以学校只能教人以制造类似艺术的东西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可是决不可能教人艺术。

学校的教育停止下来的地方，就是这稍稍开始的地方，因此，也就是艺术开始的地方。

使人们习惯于类似艺术的东西，就会使他们抛弃对真正的艺术的理解。由产生一个结果：凡在专业艺术学校受过训练并获得最优成绩的人，都是对艺术最不敏感的人。这些专业学校造成了艺术的伪善，这种伪善跟那些训练传教士以及一般宗教导师的学校所造成的宗教伪善完全一样。正像我们不可能在学校里培养出宗教导师来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学校里培养出艺术家来。

因此艺术学校对艺术有双重害处。第一，艺术学校使那些不幸而进入这种学校并修毕七年、八年或十年课程的人丧失创造真正艺术的能力；第二，艺术学校制造出大量虚假的艺术，这种虚假的艺术充满了这个世界，扭曲了群众的鉴赏力。其实，为了使有艺术天赋的人熟悉以往的艺术家在各种艺术中得出的方法，所有的小学里都应该设图画班和音乐班（唱歌班），读完图画班或音乐班之后，每一个有天才的学生都能利用现存的、大家都能获得的范作而自己独立地进修艺术。

正是这三个条件——艺术家的职业化、艺术评论和艺术学校——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当代大部分人竟连什么是艺术都全然不懂，他们把最粗劣的赝品看作艺术。

十三

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丧失接受真正艺术的能力到了什么程度，习惯于把跟艺术毫无共通之点的东西看作艺术到了什么程度，这一点从理查·瓦格纳的作品中看得最清楚。最近，瓦格纳的作品越来越受人重视，不仅德国人，连法国人和英国人也都把这些作品认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的最高级的艺术。

大家都知道，瓦格纳的音乐的特点在于音乐应该为诗服务，表达出诗作的一切微妙细腻之处。

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们为了恢复想象中的古希腊音乐剧而想出一种戏剧同音乐相结合的形式。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形式，它只有在上层阶级才获得过、并且还在获得成功，而且只有在莫扎特、韦伯、罗西尼等天才音乐家的处理下才可能获得成功。这些天才音乐家受到戏剧题材的启发，自由地沉醉在所得的灵感中，使歌词从属于音乐，因而在他们的歌剧中，对听者说来重要的只是根据某一段歌词写的音乐，而绝不是歌词，歌词即使是最没有意义的（例如在《魔笛》中），还不致于妨碍音乐的艺术印象。

瓦格纳想把歌剧加以改革，使音乐服从于诗的要求，同诗融而为一。但是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明确的领域，同其他艺术领域不是相符合，而只是相邻接。因此，如果我们把两种（且不说很多种）艺术——戏剧艺术和音乐艺术——合并为一个整体，那么一种艺术的要求会使另一种艺术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这是一般歌剧常有的情形。在一般歌剧中，戏剧艺术从属于音乐艺术，或者不如说让位于音乐艺术。但是瓦格纳想使音乐艺术从属于戏剧艺术，使两者都表现出各自的最大效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部艺术作品，只要是真诚的艺术作品，就都是艺术家的真挚感情的表达，这种表达非常有特色，跟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似。音乐作品是如此，戏剧作品也是如此，只要它们都是真诚的艺术。因此，为了使一个艺术领域中的作品跟另一个艺术领域中的作品相符合，就必须有下述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既要使两个属于不同领域的艺术作品显得非常有特色，跟过去存在的任何东西都不相似，同时又要使它们相符合，而且彼此非常相似。

这是不可能的事，好比不仅两个人、就连树上的两张叶子也不可能一模一样。不同艺术领域中的两部作品——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更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两部作品能相符合，那么其中之一是艺术作品，另一个便是赝品，或者两者都是赝品。生在树上的两张树叶不可能一模一样，而只有两张人工制造的树叶才可能如此。艺术作品也是这样。只有当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都不是艺术而是假造的一种类似艺术的东西时，它们才可能完全相符。

如果诗和音乐可能在赞美诗、歌曲和浪漫曲中或多或少地结合起来（即使在赞美诗、歌曲和浪漫曲中，诗和音乐也不是像瓦格纳所愿望的那样地结合起来，即音乐并不从属于歌词中的每一句诗，而只是这样结合：音乐和诗引起同一种心情），那么它们之所以能结合，只是因为就某些方面来说，抒情诗和音乐有着同一个目的——引起某种心情，而抒情诗和音乐所引起的心情多少是能够相符的。即使在这样的结合中，重心总是在其中的一部作品上，因而只有一部作品能产生艺术印象，另一部作品则始终没有被人注意。史诗或戏剧诗与音乐之间的这种结合就越加不可能了。

此外，艺术创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艺术家完全不为任何一种偏执的要求所束缚。必须使自己的音乐作品适应诗作，或使自己的诗作适应音乐作品，这便是一个偏执的要求，会毁掉任何创作的可能性，因此这一类互相适应的作品经常是、而且必定是非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类似物，例如乐剧中的音乐、图画上的题字、书中的插图、歌剧的脚本。

瓦格纳的作品便是这样的。这一点可以从下述的情况得到证实。在瓦格纳新近的音乐中缺少一切真诚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即严整性和有机性。当作品具有这种严整性和有机性时，形式上最小的一点变动都会损害整部作品的意义。在真正的艺术作品——诗、戏剧、图画、歌曲、交响乐中，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位置上抽出一句诗、一场戏、一个图形、一小节音乐，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致损害整部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一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致毁灭该生物的生命一样。但是在瓦格纳晚期的音乐中（某些不很重要的、在音乐上具有独立意义的部分除外），我们可以作各种的调动，把前面的部分移到后面，把后面的部分移到前面，而不致因此改变音乐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的音乐的意义之所以不会改变，是因为意义在于歌词，而不在于音乐。

瓦格纳的歌剧音乐好比是某一种诗人（这样的诗人现在很多，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舌头百般磨炼，因而能够根据任何主题、任何格律写出一些听起来好像很有意义的诗）在下述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诗：他决心用诗来图解贝多芬的某一部交响曲、某一首奏鸣曲，或者肖邦的某一首叙事曲，于是他在属于同一种性质的开始几小节上写了几句他认为适合于这几小节的诗，然后在属于另一种性质的以后几小节上也写几句他认为适合的诗，这几句诗和开始的几句诗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而且都不讲格律。这样写出来的诗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所具有的诗意，同瓦格纳的歌剧在没有歌词的情况下所具有的音乐意义完全相似。

但瓦格纳不仅只是一位音乐家，他也是一位诗人，或者音乐家兼诗人。因此，要评定瓦格纳，必须也熟悉他所写的歌词，即音乐必须为之服务的歌词。瓦格纳的主要诗作是改编的诗体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作品在当代具有那样重大的意义，它对现在所有叫做艺术的作品有着那样大的影响，以至当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这部作品有一个概念。我把这部作品（共四个小册子）仔细读了一遍，从中摘出一个概要，见附录二[128]。我力劝读者至少要读一读我的摘录（如果他已经读过这诗作的本文，那再好没有了），以便对这部惊人的作品有一个概念。这部作品是最粗劣的、甚至可笑的诗的赝品的范例。

但人家说，如果没有看过瓦格纳的作品在舞台上的演出，那就不可能评定瓦格纳的作品的价值。今年冬天，在莫斯科演出这个剧本的第二天，即其中的第二幕，我听说这是整个剧本中最出色的一幕，于是我就去看了这一幕戏。

当我到达的时候，这座高大的剧院已经上上下下都挤满了人，有大公爵们，有贵族、商人、学者和城市中层官吏中间的精华。大部分人都拿着脚本，仔细研究其中的意义。音乐家们，其中有几个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手里的总谱。很明显，这部作品的演出俨然是一件大事。

我迟到了一会儿，人家告诉我说，开幕时演奏的短短的前奏曲没有多大意义，不听也不要紧。在舞台上，在用以代表岩洞的布景之间，在一件用以代表熔铁炉的东西之前，坐着一个演员，他穿着针织紧身裤和毛皮斗篷，戴假发和假须，双手又白又柔弱，没有劳动的痕迹（从那放浪的动作，而主要是从他的腹部以及他的缺少筋肉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演员）。他用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铁锤打一把根本不可能有的宝剑，而且从来没有人是这样用铁锤敲打的。他同时还怪模怪样地张着嘴巴，唱着一些听不懂的句子。各种乐器奏出的音乐伴随着他所发出的奇怪的声音。从脚本上可以知道，这个演员扮演一个强有力的矮人，他住在岩洞里，正在为他所抚养的齐格弗里德炼一把宝剑。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矮人，因为这个演员一直弯曲着紧身裤所裹住的双腿屈膝行走。这个演员一直怪模怪样地张着嘴巴，也不知是在唱呢，还是在喊。这时音乐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音调，仿佛是一段音乐的开始，但没有继续下去，就此不了了之。从脚本上可以知道，矮人在对自己叙述关于一个指环的事。这个指环掌握在一个巨人的手里，矮人想要通过齐格弗里德弄到这个指环。齐格弗里德需要一把好宝剑，矮人就在那里忙着为他炼这把宝剑。这种自言自语的讲话或歌唱继续了相当长时间之后，乐队忽然奏出另一些音，也像是一个开始部分，也没有结尾，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演员，他肩上掮着一支号角，带着一只由一个人匍匐爬行而扮成的熊。他把这只熊向那个当铁匠的矮人放出去，矮人赶快跑开，跑的时候并没有伸直他那被紧身裤裹住的双腿。这另一个演员所扮演的想必正是英雄齐格弗里德。当这个演员上场时乐队所奏的一些音想必是代表着齐格弗里德的性格，这些音称为齐格弗里德的主导动机。每当齐格弗里德出场时，这些音总是重复出现。每一个剧中人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音型，即主导动机。因此每当一个主导动机所代表的那个人物登场时，这个主导动机就重复出现。甚至当某一个人物被提到时，我们也可以听到相当于这个人物的动机。不仅如此，就连每一件物品也有它的主导动机或和弦。有指环的主导动机，有钢盔的主导动机，有苹果、火、长枪、宝剑、水等东西的主导动机，只要一提到指环、钢盔、苹果等，就可以听到指环、钢盔、苹果等的动机或和弦。这个带号角的演员也跟那矮人一样地不自然，他张着嘴，用拖长的声音喊了好久，喊出一些话来，米梅（这是矮人的名字）也用拖长的声音回答他一些话。这两个人的谈话的内容只能从脚本中得知：齐格弗里德是那矮人抚养大的，他不知为什么因此恨那个矮人，一直想杀死他。矮人为齐格弗里德炼成一把宝剑，但齐格弗里德对这把宝剑表示不满意。那在脚本上占十页、在时间上约占半小时的谈话（这谈话是在古怪地张开嘴巴、拖长声音的方式中进行的）告诉我们，齐格弗里德的母亲是在森林里把他生下来的。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有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已经破碎，破片保存在米梅那里。从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知道，齐格弗里德不懂得怕。他要走出森林去，而米梅不愿意放他走。在这谈话的过程中，凡是提到父亲、宝剑等等的时候，音乐中总是奏出有关这些人和这些物品的动机，从来没有一次遗漏过。在这些谈话之后，舞台上响出了有关沃坦神的新的音调，这时出现了一个流浪者。这个流浪者就是沃坦神。他也戴假发，也穿紧身裤，手拿长枪站着，姿势十分笨拙。他不知为什么要对米梅叙述米梅不可能不知道的一切，而这一切正是必须告诉观众的。他并不是简单明快地把这一切叙述出来，而是用猜谜的方式叙述，他令自己猜谜，并且不知为什么以自己的头来打赌，说他一定会猜中。同时，一当流浪者用长枪敲击地面，立即就有火从地里冒出来，于是我们就从管弦乐队里听到关于长枪的音调和关于火的音调。乐队伴随着谈话，在乐队里经常有关于提到的人和物的动机矫揉造作地交织在一起。此外，音乐表达感情时所用的手法是非常幼稚的：可怕的感情用低音部的音来表达，轻率的感情用穿越高音部的急速进行来表达，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法。

猜谜的用意无非是要告诉观众，尼伯龙根人是些什么人，巨人是谁，诸神是谁，以及这以前发生过什么事。这一番谈话也是在古怪地张开嘴巴、拖长声音的方式之下进行的，并且持续很久，在脚本上占八页的篇幅，在舞台上占相应的长时间。这以后，流浪者下场了，又来了齐格弗里德，他和米梅再谈了一番话，这一番谈话在脚本上占的篇幅有十三页之多。旋律一个也没有，而始终只听到谈话中所提到的人和物的主导动机的错综复杂的交织。谈话的内容是：米梅想要教齐格弗里德懂得怕，而齐格弗里德却不知道什么是怕。结束了这番话之后，齐格弗里德抓住一块想必是代表宝剑碎块的东西，把它锯成两半，放在想必是代表熔炉的东西上加以熔炼，然后一边锻造一边唱歌：嗨呀嗬，嗨呀嗬，嗬嗬！嗬嗬，嗬嗬，嗬嗬，嗬嗬；嗬嗨噢，哈嗬，哈嗨噢，嗬嗬，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我到剧院来寻求解决的那个问题无疑已经得到解决，正像关于我认识的那位夫人的小说（她曾念给我听小说中有关那头发披散、身穿白衣的女郎和那头戴à la Guillaume Tell的羽毛帽子、并带两条白狗的男主人公的一个场面）的价值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一样。对一位能写出像我所看到的把审美感毁损无遗的虚假场面的作者，我已经不可能寄以任何希望。可以大胆地肯定说，这样一位作者写出来的一切都将是丑恶的，因为这位作者显然不知道什么是真诚的艺术作品。我想离开剧院，但是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们都请求我留下，他们肯定说，不可以只根据这一幕作出决定，又说第二幕将比第一幕好。于是我就留下来看第二幕。

第二幕——夜晚。后来天渐渐亮了。总的说来，整个剧本都充满黎明、雾、月光、黑暗、妖火、雷雨等等。

舞台布置成森林，森林里有一个洞。洞边坐着第三个演员，他也是一个矮人，也穿紧身裤。天渐渐亮起来。沃坦神上场来，又带着长枪，又打扮成流浪者的样子。又响出了他的音调和一些新的音，这些是可能发出的最低的音。这些低音表示巨龙在讲话。沃坦神把巨龙唤醒。同样一些低音反复响出，声音越来越深沉。最初巨龙说：“我要睡觉。”但后来它从洞里爬了出来。巨龙是由两个人扮演的，他们披上绿色的鱼鳞般的兽皮，一头有摇动的尾巴，另一头装着张开的鳄鱼般的嘴巴，有火光从嘴巴里的电灯泡上冒出来。巨龙想必是代表恐怖（大概对五岁的小孩说来可能是恐怖的），它用低吼的声音说出了些什么话。这一切都非常愚蠢，好像市场上临时搭台的那种粗俗表演一般。你会感到惊奇，七岁以上的人怎么可能认真地看这样的表演。然而几千个冒充有教养的人都坐在那里仔细听，仔细看，并且称赞不已。

带号角的齐格弗里德和米梅上场了。乐队奏出了代表他们两个人的音调。齐格弗里德和米梅谈起话来，他们谈到齐格弗里德懂不懂得怕是什么。在这之后，米梅下场了，接着就开始了应该是最诗意的一场。齐格弗里德和衣躺下，装着自以为很优美的姿势，有时沉默，有时自言自语。他在梦想，他倾听着小鸟的歌声，想模仿它们。因此他就用宝剑割下一支芦苇，做了一支芦笛。天渐渐亮了，小鸟儿在唱歌。齐格弗里德试着模仿小鸟的歌声。乐队奏出模仿小鸟的声音，其中混有一些相当于他所讲到的事物的音调。但是齐格弗里德的芦笛没有吹成，他吹起他的号角来了。这一场是难以忍受的。关于音乐，换言之，关于用作传达作者所体验的感情的工具的艺术，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有一种在音乐意义上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在音乐意义上，经常可以感觉到一个希望，可是在这个希望之后紧接着就是失望，仿佛一个乐思开始出现，但立刻就中断似的。如果有一些东西很像是音乐的开端，那么这些开端是那样地短促，那样地被复杂的和声、配器、对比效果所阻断，那样地不明显，那样地没有终结，而且舞台上的一切虚假场面是那样地可厌，以至很难注意到这些音乐的因素，更谈不到为它们所感染了。主要的是，从开头直到末尾，以及在每一个音符上，作者的意图可以那样清楚地听出来和看出来，以至你所看到和听到的并不是齐格弗里德，也不是小鸟，而只是一个胸襟狭隘、刚愎自用、风度不佳、趣味低下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对诗的概念是最错误不过的，他想用最粗野、最原始的方式把他的这些关于诗的错误的概念传达给我。

作者的明显意图会引起人们的不信任和反感，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讲故事的人只要预先说：请准备哭或笑吧，那你大概就不会哭不会笑。但是当你看到作者要人们对那些非但不能感动人、而且可笑或可厌的现象表示感动的时候，当你同时还看出作者无疑地相信他已经迷住了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沉重的难堪的感觉，这种感觉跟你在下述情况下所体验到的感觉很相像：一个丑陋的老太婆穿了晚会服，在你面前转来转去频送秋波，而且她相信你在赞许她。这种感觉因了下面的事实而加强了：在我的周围，我看到三千观众，他们不但恭恭敬敬地听完这荒谬无稽的一切，而且认为自己有义务赞扬这一切。

我勉强坐着又看了下一场，其中有妖怪出场，出场时伴以低音，还杂有齐格弗里德的动机，我熬过了跟妖怪斗争的场面以及所有这些号叫、火光和挥剑，于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带着憎恶的感觉跑出剧院，这种憎恶的感觉我至今还不能忘却。

在听这出歌剧时，我不由得想象一个聪明、可敬的识字的乡村劳动者，主要是指我在人民中间认识的那些聪明的真诚信仰宗教的人之一，我想象这个人如果看到我那天晚上看到的表演，该会感到多么困惑啊！

如果他知道人们为了这样一次演出花费多少劳力，如果他看到那么多人，那些他惯于尊敬的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些秃头的白须老人，竟默默地坐上六个钟头，仔细倾听和观看这愚蠢的一切，他将会怎样想啊！且不说成年的劳动者，即使一个七岁以上的儿童能够耽溺于这个愚蠢而不连贯的神话，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然而成千的观众，上层阶级有教养者之精华，都能坐着熬过这六个钟头的荒谬表演，然后在离开剧院时，想象自己已经为这愚蠢的表演纳完贡税，因而又一次获得了认为自己先进、文明的权利。

我说的是莫斯科的观众。可是莫斯科的观众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那些自以为最文明的观众的百分之一。这些自以为最文明的观众已经那样严重地失却了受艺术感染的能力，以至他们不但能够毫不愤慨地观看这种愚蠢而虚假的表演，而且还能对它大加赞扬，认为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是自己的功绩！

最初的演出是在拜雷特[129]，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拜雷特，每人花费近一千卢布的代价去看这种表演。自以为风雅和有教养的人一连四天来看和听这种荒谬而虚假的演出，每天要在剧院里坐六个钟头。

为什么人们过去和现在不辞旅途辛劳，来看这样的演出，为什么他们都赞扬这些演出？我们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应该怎样解释瓦格纳的作品的成功？

我是这样解释他的作品的成功的。由于瓦格纳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又因为他拥有一个国王所具有的资源，他能够极为巧妙地利用经过长期实验而得出的制造艺术赝品的一切手法，而造出模范的艺术赝品来。我之所以选他的这个作品作为范例，是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切艺术赝品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各种假造艺术的方法，即假借、模仿、给人深刻印象和引起兴趣等方法，那样巧妙和有力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作品里，瓦格纳利用了所有被认为诗意的东西，从借自古代的题材以至于迷雾、日出和玉兔东升。这里有睡美人，有水仙女，也有地下火焰，有矮人，有会战，有宝剑，有爱情，有血亲婚，有妖怪，也有小鸟啁啾——但凡诗意的一切在这里都用到了。

一切都是模仿的，舞台布景和服装都是模仿的。这一切都是根据考古的资料按照古代的实况作出的，连音响本身也是模仿。瓦格纳不乏音乐天才，他想出来的一些音正是铁锤叮当声、炽铁吱吱声、小鸟啁啾声等等的逼真的模仿。

此外，在这个作品里，一切都是高度惊心动魄的，以种种特点来打动人心：妖怪、妖火、水里的几场戏、使观众处在黑暗中，使乐队隐蔽起来，以及前人没有采用过的新的和声组合。

还有，一切都是能引起兴趣的。兴趣不仅在于谁杀死谁，谁跟谁结婚，谁是谁的儿子，什么事情之后将发生什么事情，兴趣还在于音乐跟歌词之间的关系：莱茵河里白浪滔滔，这将怎样在音乐中表达出来？一个凶恶的矮人出现了，音乐将怎样表达这凶恶的矮人？音乐将怎样表达这个矮人的肉欲？勇敢、火光或苹果将怎样用音乐表达？正在说话的人的主导动机和他所提到的人与物的主导动机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此外，音乐本身也有趣。这音乐违犯了前人所惯于遵守的一切规律，音乐中有最突然的全新的转调（这是没有内在规律性的音乐中很容易发生、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不协和音都是新的，而且都是按新的方式解决的，这也是有趣的。

由于瓦格纳的独特天才和他所处的那种有利情况，上述的诗意、模仿、惊心动魄和引起兴趣等手法在他的这些作品里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观者身上起了使人迷惑的催眠作用，正像一个人连续几个钟头听疯人的用高度雄辩术讲出来的疯话之后受到迷惑、受到催眠一样。

人家说，如果你没有在拜雷特看过瓦格纳的作品的演出（在黑暗里，乐队是看不见的，它在舞台的下面，演奏技术非常完美），那么你就不可能判断瓦格纳的作品。这正好证明，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艺术，而在于催眠术。关亡召魂的人也是这样说的。为了使你相信他们的那些幻象是真实的，他们通常总是说，你不可能判断，你要体验，你去参加几次降神会，换句话说，你去跟一群半疯的人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上几个钟头，把这样的事反复地做十来遍，那么你就会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那怎么会看不到呢？只要使自己置身于那样的情况中，那么你要看见什么就看得见什么。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使自己喝饱老酒或抽足大烟。听瓦格纳的歌剧的时候也正是这样的情况。你去跟一群不完全正常的人在黑暗里坐四个整天，通过听觉神经而使自己的脑筋受到那些最能刺激脑筋的声音的强烈影响，那么你一定也会进入不正常的状态，对荒谬的事物赞赏不已。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甚至连四天也不需要，只需要一次演出所占的一天中的五个钟头的时间（例如在莫斯科的演出）就够了。不但五个钟头就够，而且对某些人说来甚至只要一个钟头就够了——这些人对于“艺术应该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且他们预先就存着一种想法：他们所看到的都是极优美的，如果对这个作品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不满，这将会证明他们是没有教养和落后的。

我观察过我所看的那次演出的观众。带领全体观众并为他们定调子的那些人，都是些早先已经受过催眠、这次重又受到他们所习惯的催眠的人。这些受催眠的人因为处在不正常状态中，就满口赞叹不已。此外，所有的艺术评论家因为缺乏接受艺术感染的能力，总是特别重视像瓦格纳的歌剧那样的纯理性的作品，他们也就以严正的态度赞同这些最适宜为空论提供丰富的养分的作品。在这两种人的后面跟着一大批对艺术漠不关心的城市群众，以公爵、富翁和艺术保护者为首，他们接受艺术感染的能力已经变得不正常，而且已经部分衰退，他们总是像无能的猎犬那样紧紧地追随着那些更大声、更果断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的人。

“啊，是的，当然啰，多好的诗啊！简直是惊人的！特别是那些小鸟！”“是的，是的，我完全被迷住了。”这些人用不同的声调重复着他们刚才从另外一些人那里听来的话，而另外一些人的这些意见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相信的。

如果有人受了这种荒谬而虚假的表演的凌辱，那么这些人就害怕起来，不敢说话，好像清醒的人在醉汉们中间感到害怕和不敢说话一样。

于是，由于假造艺术的高度技巧，跟艺术毫无共通之点的无意义、粗劣和虚假的作品就传遍了整个世界，在演出中还花费人们百万金钱，而且越来越严重地在歪曲着上层阶级人们的审美力和他们的艺术观。

十四

有些人不仅自以为很聪明，而且实际上的确很聪明，他们能够理解最难的科学论断、数学论断和哲学论断。我知道，这些人大都很少能理解甚至最简单明了的、然而是明显的真理，这个真理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某一事物的见解可能是错误的，虽然这见解有时是他们费了很多心血才得出来，他们以此自傲，并以此教人，而且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个见解的基础之上。因而我所引用的说明我们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力被扭曲的一些论据是否会被接受，而且被认真地加以讨论，对此我很少抱希望。虽然如此，我仍然应该把我在艺术问题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完全说出来。研究的结果使我相信，几乎所有被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是艺术、是优秀艺术、是整个艺术的东西，不但不是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不是整个艺术，甚至根本不是艺术，而是赝品。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很奇怪的，而且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艺术是一些人借以把自己的感情传给另一些人的一项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为美服务或观念的表达等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许这个情况。既然艺术是人借以有意识地传达自己体验过的感情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我们称为上层阶级的艺术的作品中，在所有以艺术作品闻名的那些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正剧、喜剧、图画、雕塑、交响曲、歌剧、轻歌剧、舞剧等等之中，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是由该作品的作者体验过的感情产生的，而其余的作品都不过是特制的赝品，其中只有假借、模仿、惊心动魄和引起兴趣，而没有感情的感染。真诚的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赝品的数量的比例是一比十万或远在十万之上，这一点可以用下面的计算来加以证明。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的话：单在巴黎一个城市里就有三万个画家。在英国大概也有那么多，在德国也有那么多，在俄国、意大利和一些小国中合起来也有那么多。因此欧洲的画家总计大约有十二万，音乐家大约也有那么多，作家大约也有那么多。如果这三十万人每人每年即便只创作三部作品（很多人每年创作十部或十部以上），那么每年产生的艺术作品就有一百万部。最近十年来产生了多少艺术作品，自从上层阶级的艺术从人民的艺术中分化出来之后到现在又产生了多少艺术作品呢？显然有千百万部之多。可是在那些最大的艺术鉴赏家之中，有谁果真从这些冒充的艺术作品中得到过什么印象，有谁哪怕知道这些作品的存在呢？且不说所有的劳动人民（他们对这些作品连一个概念也没有），就连上层阶级的人，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作品中的千分之一，而且也没有记住他们已经知道的那些作品。所有这些作品都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它们除了在闲散的富人心中留下消遣的印象之外，没有在任何人心中留下任何印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总是说：如果没有这许许多多不成功的尝试，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正好比烤面包的人在人家怪他面包老烤不好的时候说，如果没有那千百个烤坏的面包，就烤不出一个好面包来。的确，有黄金的地方，也有许多沙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以拿这个作为借口说，人们说很多蠢话是为了说出一句聪明话来。

我们周围都是些被认为富于艺术性的作品。成千上万的长诗短诗，成千上万的小说，成千上万的戏剧，成千上万的图画，成千上万的乐曲源源不断地排印出来。所有的诗歌都描写爱情、或自然界、或作者的心境。每一首诗歌都合乎格律。所有的戏剧都由受过良好训练的演员精彩地表演。所有的小说都分成章节，其中都描写爱情，并有打动人心的场面，还描写了真实的生活细节。所有的交响曲都包含allegro，andante，scherzo[130]和终曲，都含有各种转调和各种和弦，都由受过训练的音乐家美妙的演奏。所有的画都装在金框子里，它们清楚地描绘出人的容颜和一些附属物。但是在这些属于不同艺术领域的作品之中，总有一个作品突出在十万个作品之上，这个作品并不是比其他作品稍为好些而已，而是跟所有其他作品迥然有别，好比金刚钻和玻璃绝然不同一样。一个是那样地珍贵，千金难买；另一个则非但没有一点价值，而且有着反面的价值，因为它迷惑和扭曲人们的审美力。然而在外表上，对一个具有被扭歪曲的或衰退的艺术理解力的人来说，这两者是非常相似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辨别艺术作品的真伪更加困难，原因是虚假作品的外表价值不但不比真正的作品低，而且往往比真正的作品高。赝品往往比真品更能打动人，内容也更有趣。那么怎样选呢？怎样才能从十万个作品中找出一个在外表上跟那些故意模仿真品的作品毫无区别的作品来呢？

对一个审美力未被扭曲的人来说，对一个劳动者（非城市劳动者）来说，要区别艺术作品的真伪是很容易的，正像一只嗅觉未受损害的动物在森林或田野里从千万个踪迹中找出它所需要的那个踪迹来一样容易。动物能正确无误地找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同样的，一个人只要他的自然性能没有被扭曲，也能够从千万件艺术品中正确无误地选出他所需要的真的艺术品，这真的艺术品以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他，但是对那些其审美力在教育和生活中已经被扭曲的人来说，情形就不同了。这些人体会艺术的感觉已经衰退，他们在评定艺术作品时必然以推论和研究为指南，而这些推论和研究把他们完全迷糊了，因此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完全无法区别艺术作品和最粗劣的赝品。人们一连几个钟头坐在音乐厅或剧院里，倾听新派作曲家们的作品。他们还认为自己应该读著名的新派小说家的小说，应该看那些图画，其中画着不可理解的事物，或者画着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完全相同的事物，而相比之下，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要比图画中的美好得多。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赞扬所有这些作品，把它们都想象成艺术品，而同时他们对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但视若无睹，而且还表示轻视，只因为在他们的圈子里，这些作品不算艺术品。

前几天有一次我散完步，带着沮丧的心情走回家来。将近家门口的时候，我听到村妇们在大环舞中高声歌唱。她们在欢迎和祝贺我那出嫁之后首次归宁的女儿。在这伴有呼叫声和镰刀敲击声的歌唱中，有那样一种明确的欢欣、爽朗和坚毅的感情表达出来，竟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怎样受了这种感情的感染。我带着比较高兴的心情走向家门，等我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精神勃勃、欢欣鼓舞了。我发现家里所有听这歌唱的人也都怀着同样激昂的心情。就在这天晚上，来我家做客的一位以演奏古典乐曲、特别是贝多芬的乐曲闻名的卓越音乐家[131]为我们演奏了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作品第一〇一号。

对于那些把我对贝多芬这首奏鸣曲的看法归因于不理解这首乐曲的人，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别人在这首奏鸣曲以及贝多芬晚期的其他作品中所理解到的一切，我——很容易受音乐感染的我——都能跟他们一样地理解到。我费了很长时间培养自己的情绪，使自己喜欢这些毫无规律的即兴式的音乐——贝多芬晚期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但是，一当我严肃地对待艺术事业，而把贝多芬晚期的作品给我的印象跟巴赫（他的那些咏叹调）、海顿、莫扎特、萧邦（当他的旋律并不错综复杂、并不用装饰音堆砌时）以及前期的贝多芬本人等音乐家的旋律给我的那种愉快、清晰和深刻的印象比较一下时，主要的是，跟民间歌曲——意大利民歌、挪威民歌和俄罗斯民歌，匈牙利的查尔达什舞曲，以及这一类的简单、清晰而有力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比较一下时，我在听贝多芬晚期作品时人为地培养起来的那一点点不明确的、几乎是病态的兴奋心情立刻就消失了。

演奏完毕之后，在场的人显然都已感到无聊，但照例都热烈地赞扬贝多芬的这个意义深刻的作品，而且没有忘记提到，从前他们不理解贝多芬晚期的作品，可现在他们知道，晚期的贝多芬才是最优秀的。当我大胆地把村妇们的歌唱给我的印象，也就是所有听过这歌唱的人都有过的那种印象，同这首奏鸣曲相比较的时候，那些贝多芬爱慕者只是轻蔑地一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像这样古怪的话。

实际上，村妇们的歌曲是真正的艺术，它传达出一种明确而深刻的感情，而贝多芬的奏鸣曲作品第一〇一号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尝试，其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感情，因此没有什么可以感染人。

为了写我这部论艺术的著作，今年冬天我奋勉地、十分困难地读了全欧称颂的著名小说——左拉、布尔热、于斯曼、吉卜林等人所写的小说。同时我在一本儿童杂志里偶然读到一位毫无名气的作者所写的关于一个穷寡妇家里准备过复活节的故事[132]。故事是这样的：母亲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白面粉，她把这点白面粉撒在桌子上预备和面，然后出去要一些发酵粉，吩咐孩子们看好面粉，不要走出屋子去。母亲走了，邻家的孩子们叫着跑到窗下来，约他们到街上去玩。孩子们忘了母亲的吩咐，跑到街上去玩了。母亲带着发酵粉回家来时，发现桌子上有只母鸡在把最后的一点面粉拨到泥地上去给小鸡吃，小鸡正忙着从灰尘里拣面粉吃。母亲大为失望，痛骂孩子们，孩子们大哭。后来母亲可怜起孩子们来，但是白面粉已经没有了。为了安慰孩子们，母亲决定用筛过的黑面粉来做复活节大甜面包，面包上抹一层蛋白，周围堆上鸡蛋。“黑面包是白面包之祖。”母亲对孩子们说了这句俗语，让他们不致因为面包不是白面粉做的而感到失望。于是孩子们立刻从失望转变成高兴，他们用不同的声调重复这句俗语，比以前更欢喜地等待着面包。

怎么样呢？——当我读左拉、布尔热、于斯曼、吉卜林等人的小说时，尽管这些小说的题材十分惊心动魄，我却没有一秒钟受过感动。我一直对作者怀着恼怒的心情，正像对一个把你看得太天真、甚至毫不隐讳地对你设圈套的人往往感到的恼怒一样。从开始的几行文字中你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所有详细的情节就都变成多余的，使人感到无聊。而主要的是，你知道作者除了要写一部小说这个愿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感情，现在没有，以前也未曾有过。因此我们就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艺术印象。然而那位不著名的作者所写的关于小孩和小鸡的故事却使我读了之后爱不释手，因为我立刻受到显然是作者感受过、体验过并传达出来的感情的感染。

我们俄国有一位画家名叫瓦斯涅佐夫。他为基辅大教堂画了好些圣像。大家都称赞他，说他是一种新的、崇高的基督教艺术的创始者。他致力于这项工作有几十年之久，拿到好几万卢布酬金，而所有这些圣像都是低劣的模仿品的模仿品的模仿，其中连一丝感情也没有。这位瓦斯涅佐夫曾为屠格涅夫的故事《鹌鹑》（描写一个父亲在孩子面前杀死了一只鹌鹑，过后又觉得这只鹌鹑很可怜）画过一幅画，其中画着一个噘起上唇睡着的男孩子，在男孩子的上方画了一只鹌鹑，作为梦中的景象。这幅小画倒是一件真艺术品。

在英国的Academy一书中并列着两幅画：一幅是达尔马斯描写圣安乐尼受诱惑的作品。那圣徒跪在那里祈祷，他身后站着一个裸体女人和一些野兽。非常明显，这位艺术家很喜欢裸体女人，而对安东尼毫无兴趣。诱惑在他（艺术家）看来不但不可怕，相反地非常可喜。因此在这幅画里即使有艺术的话，那也是低劣和虚假的艺术。在这同一本书中还有兰利的一幅小小的画，其中画着一个行乞的男孩，他显然被一个怜悯他的女主人邀到家里来了。男孩可怜地把一双赤裸的脚缩在长凳下面，在那里吃东西。女主人在旁边望着，大概在想：他还要吃吗？一个七岁光景的女孩，用一只小手托住自己的脸，认真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饥饿的男孩。她显然初次懂得什么是贫穷，什么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初次对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她有吃有穿，而这个男孩却打赤脚、饿肚子？她觉得他很可怜，但同时她又觉得高兴。她喜欢这男孩，也喜欢善行……我们可以感觉到，画家爱这女孩，也爱女孩所爱的。这幅由一位看样子不大有名的画家所画的图画是一件优秀的真艺术品。

记得有一次我看罗西所演的《哈姆莱特》，这个悲剧和扮演主角的演员都被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是戏剧艺术的最新成就，然而这个剧本的内容和这场表演一直使我感觉到赝品所引起的特殊的痛苦。不久以前我读了一篇讲野蛮民族沃古尔人[133]的戏的小说。一个观众描写了沃古尔人的这样一场表演：一个大的沃古尔人和一个小的沃古尔人都披上鹿皮，一个扮作母鹿，另一个扮作小鹿。第三个沃古尔人扮演猎人，手里拿着弓，脚踏滑雪板，第四个沃古尔人用自己的声音来模仿鸟叫，要鹿当心危险。剧中描写的是猎人追赶母鹿和小鹿的故事。两只鹿跑下场，接着又跑上场。这个表演是在小小的帐幕中进行的。猎人越来越接近他所追逐的目标。小鹿跑得很累，紧紧靠在母鹿身边。母鹿停下来喘一口气。猎人赶上来，瞄准了鹿。这时小鸟发出尖锐的叫声，通知鹿危险临头。两只鹿赶快逃走。猎人又追，又接近了，追上了，把箭射出去，射中了小鹿。小鹿不能跑路，紧挨着母鹿，母鹿舐着它的伤口。猎人装上另一支箭，拉紧。根据那目睹这场表演的人的描写，观众都屏住了气，并且可以听到沉重的叹息，甚至哭泣。仅仅根据这个人的描写，我感觉到这是真艺术品。

我说的话将被人们认为是荒诞的奇谈怪论，人们只会对我的话感到惊讶。可我还是不能不说心里话，我要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其中有些人创作诗歌、小说、歌剧、交响曲、奏鸣曲，或者画各种图画，塑造各种雕像，另一些人则听或看这些作品，再有一些人对所有这些作出估价和评论，他们争论，指责，祝贺，互相建立纪念碑，一代一代这样做下去，——所有这些人（艺术家、公众和评论家都包括在内，只有很少的人例外）除了在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当他们还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艺术的议论的时候之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受别人的感情感染时的那种纯朴的感情，这种纯朴的感情是一个非常纯朴的人、甚至一个小孩所熟悉的，它使人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为别人的痛苦而忧伤，并使人的心灵和另一个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这种感情就是艺术的本质。因此，这些人不但不能区别真艺术品和赝品，而且总是把最坏的、伪造的艺术当作真正的、优秀的艺术，而对真正的艺术竟然觉察不出，因为伪造的艺术通常总是带有较多的装饰，而真正的艺术往往是朴质的。

十五

在我们的社会里，艺术已经被歪曲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不仅坏的艺术开始被认作好的，而且连什么是艺术这样的概念都没有了。因此，为了谈论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艺术，首先必须把真艺术与伪艺术区分开来。

区分真艺术与伪艺术，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即艺术的感染力。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也毫不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把他跟这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也跟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结合在一起，那么唤起这样的心情的那个作品就是艺术品。如果一个作品不能在人心里唤起一种跟所有其他感情全然不同的欢乐的感情，不能使这个人在心灵上跟另一个人（作者）和领会同一艺术作品的另一些人（听众和观众）相一致，那么，无论这一作品多么诗意，多么像真正的艺术品，多么打动人心或者多么有趣，它仍然不是一个艺术品。

的确，这种标志是内在的标志，那些忘掉了真正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而向艺术期待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可能以为他们在欣赏赝品时所体验的那种得到消遣的感觉和略微激动的感觉就是美的感觉。虽然我们不可能使这些人改变信念，正像我们不可能使一个患色盲的人相信绿色并非红色一样，但是这个标志对于那些艺术感并未受到歪曲和并未衰退的人说来总是十分明确的，它能清楚地把艺术所引起的感觉跟其他感觉区分开来。

这种感觉的主要特点在于，感受者跟艺术家那样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至感受者觉得那个艺术作品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而是他自己创造的，而且觉得这个作品所表达的一切正是他早已想表达的。真正的艺术品做到了在感受者的意识中消除他跟艺术家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他跟艺术家之间的，而且也是他跟所有领会同一艺术作品的人之间的界限。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这样把个人从离群和孤单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就在于这样使个人跟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体验到这种感情，受到作者所处的心情的感染，并感觉到自己跟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那么唤起这种心情的东西便是艺术；没有这种感染，没有这种跟作者的融合以及领会同一作品的人们的融合，就没有艺术。不但感染力是艺术的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艺术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感染越是深，则艺术越是优秀——这里的艺术并不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换言之，不问它所传达的感情价值如何。

艺术感染程度的深浅取决于下列三个条件：一）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二）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清晰；三）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对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体验有多强烈。

所传达的感情越是独特，这种感情对感受者的影响就越是强烈。感受者被移入的心情越是独特，他所享受到的快乐就越大，因此也就越是容易而且越是彻底地融合在这种感情里。

感情的清晰的表达也有助于感染，因为感情（这种感情对感受者说来像是早就熟悉并早就在体验着的，到现在才找到了表达）表达得越是清楚，感受者在自己的意识中跟作者相融合时得到的快感也越大。

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对艺术感染力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观众、听众和读者一旦感觉到艺术家自己也被自己的作品所感染，他的写作、歌唱和演奏是为了他自己，而不单是为了影响别人，那么艺术家的这种心情就感染了感受者。相反地，观众、读者和听众一旦感觉到作者的写作、歌唱和演奏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感受者，作者自己并未体验到他要表达的那种感情，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反感。最独特、最新颖的感情和最巧妙的技术不但不能造成任何印象，反而会引起反感。

我说艺术的感染力和价值取决于三个条件，而实际上只取决于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艺术家内心感到有一个要求，要表达出自己要传达的感情。这个条件包括第一个条件，因为如果艺术家很真挚，那么他就会把感情表达得像他体验到的那样。可是因为每个人都跟其他人不相似，所以他的这种感情对其他任何人说来都将是独特的。艺术家越是从心灵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诚恳、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而这种真挚就能使艺术家为他所要传达的感情找到清晰的表达。

因此第三个条件——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在我们上层阶级的这种由于艺术家们要达到个人的、自私的或虚荣的目的而不断地产生出来的艺术中，这个条件几乎完全不存在。

以上说的是区分艺术品与赝品的三个条件，根据这三个条件，还可以确定每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作品的内容暂且撇开不谈。

如果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那么作品就不能算是艺术品，而只能算是赝品。如果作品不表达出艺术家感情上的独特个性，因而没有一点特色，如果作品表达得不清楚，使人难以理解，如果作品不是由于作者内心的要求而产生的，那么它就不是艺术品。但如果三个条件都具备，即使在程度上并不深，那么它还是艺术品，虽然在质量上比较差些。

三个条件，即独特、清晰和真挚，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存在着，根据这种情况，可以确定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涉及其内容。对一切艺术作品，可按照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条件存在的程度来评定其价值。在一个作品中，所传达的感情的独特性占着优势。在另一个作品中，表达的清晰占着优势。在第三个作品中，真挚占着优势。在第四个作品中，有真挚和独特性，但是缺乏清晰。在第五个作品中，有独特性和清晰，但是不够真挚，以及其他等等。有各种可能的程度和各种可能的结合。

艺术和非艺术就是这样区别的，艺术（不涉及内容，换言之，不管它传达好的感情还是坏的感情）的价值就是这样确定的。

但是就内容而言，艺术的好坏是凭什么来确定的呢？

十六

就内容而言，艺术的好坏是凭什么来确定的？

艺术跟语言都是交际的手段，因而也是求取进步的手段，换言之，是人类前进到完善的手段。语言使眼前活着的几代人能够知道前辈以及当代的优秀先进人物凭经验和思索而得知的一切，艺术使眼前活着的几代人能够体验到前人所体验过以及现今的优秀先进人物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正像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必要的知识排挤并代替了错误的、不必要的知识一样，感情通过艺术而有同样的发展，即更为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更必需的感情，排挤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所以就其内容而言，艺术越是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优秀，而越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低劣。

对种种感情的评价，即承认这些或那些感情是比较善良的或比较不善良的，换句话说，对人类的幸福是比较需要或比较不需要的，则是根据某个时代的宗教意识而得出的。

在每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在每一个既定的人类社会，都有一种只有这个社会的人才可能有的对生活意义的崇高的理解，它确定了这个社会所努力争取的崇高的幸福。这种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就是该时期、该社会中的宗教意识。这宗教意识通常总是由社会中一些先进人物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为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的。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这样一种与其表达方式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如果我们觉得在社会里似乎不存在宗教意识，那么这不是因为宗教意识实际上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之所以常常不想看到它，是因为它揭露了我们的跟它相抵触的生活。

一个社会的宗教意识正好像流动的河水的方向一样。如果河水在流动，那么它一定有一个流动的方向。如果社会是生气蓬勃的，那么一定有一种宗教意识指示出一个方向，让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按照这个方向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向前迈进。

因此，不论在过去或现在，每个社会里都有一种宗教意识。艺术所表达的感情的好坏都是根据这种宗教意识加以评定的。也只有根据一个时代的宗教意识去从各个艺术领域中选拔那些传达出把该时代的宗教意识体现在生活中的那种感情的作品。这样的艺术总是得到高度的重视和鼓励。而传达由过去的宗教意识产生的感情的艺术则是落后的，过时的，这样的艺术总是受到斥责和轻视。其他一切传达出人们借以互相交际的种种感情的艺术则没有受到斥责而为人们所容许，只要它不传达跟宗教意识相反的感情。譬如说，在希腊人中间，传达出美、力量和刚毅精神的艺术（赫西奥德、荷马、菲狄亚斯）超出在其他艺术之上，为人们所赞许和鼓励，而传达出粗野的肉感、颓丧的心情和柔弱的感情的艺术为人们所斥责和轻视。在希伯来人中间，传达出对希伯来人的上帝及其圣训的忠诚和顺从的感情的艺术（《创世记》中的某些部分，先知书，《诗篇》）超出在其他艺术之上，并为人们所鼓励；传达出崇拜偶像的感情的艺术（金犊）为人们所斥责和轻视。而其他所有跟宗教意识不相抵触的艺术，如故事，歌曲，舞蹈，房屋、家具和服装的装饰，则没有被人觉察到，也根本没有讨论过。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艺术（就其内容而言）的价值是这样评定的，而且也应该这样评定，因为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这本性是不变的。

我知道，按照当代流行的看法，宗教是一种迷信，全人类对此都有过体验。因此有人认为，当代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全人类共有的宗教意识可以作为评定艺术的根据。我知道，这是当代冒充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流行的一种看法。凡是不承认真正的基督教、因而为自己想出各种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来蒙蔽自己、使自己看不见自己生活中的愚蠢和缺点的人，凡是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有意地、有时也无意地把宗教祭祀这一概念和宗教意识这一概念混淆起来，认为否定祭祀就否定了宗教意识。所有这些对宗教的攻击和建立一个与当代宗教意识相反的世界观的企图，比什么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个宗教意识——揭露人类生活中与之不相调和的现象的宗教意识的存在。

如果人类是在进步，换句话说，如果人类是在向前发展，那么这发展必然有一个方向的指南。这个指南一向就是宗教。整个历史证明，人类的进步总是在宗教的指引下完成的。如果说人类没有宗教的指引就不可能有进步，而进步永远是有的，因而在当代也有进步，那么一定也有当代的宗教。由此可见，不管当代的所谓有教养的人喜欢或不喜欢，他们必须承认宗教的存在，这里说的不是祭祀宗教，如天主教、新教等等，而是指也作为当代人类进步的必要指南的宗教意识。如果我们中间有宗教意识存在，那么我们的艺术也应该根据这个宗教意识来评判。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凡是传达由当代宗教意识产生的感情的艺术都应该被选拔出来，被承认，并受到高度重视和鼓励，凡是跟这宗教意识相抵触的艺术应该受到斥责和轻视，而其他一切无关紧要的艺术则不为人们所选拔和鼓励。

当代的宗教意识，就其最普遍和实际的应用而论，是意识到我们的幸福（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在于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共同生活，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友爱的团结。这个意识不但由基督和过去的一切优秀人物表达出来，不但被当代的优秀人物用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加以重述，而且它已经是人类的整个繁复工作的引导线，这一繁复工作一方面在于消灭妨碍人类团结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于规定全人类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能够而且必然会把全世界的人友爱地团结成为一体。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意识来评判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其中包括我们的艺术——我们从艺术的各个领域中选拔出传达由这个宗教意识产生的感情的作品，高度重视和鼓励这种艺术，驳斥跟这个意识相抵触的作品，而且不把并无意义的其余的艺术说成是有意义的。

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层阶级所犯的主要错误，也是我们现在继续在犯的一个错误，并不在于他们这些人不再珍爱和不再重视宗教艺术（那时候的人不可能重视宗教艺术，因为他们正像现在的上层阶级一样，不可能相信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用一种没有价值的、目的仅在于使人享受快乐的艺术代替这种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的宗教艺术，换言之，他们开始选拔、珍爱和鼓励另一种艺术，把它当作宗教艺术，而这种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受到这样的珍爱和鼓励。

教堂的一位神父说过，人们的主要痛苦不在于他们不知道上帝，而在于他们把一个非上帝的东西尊奉为上帝了。就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当代上层阶级的主要的不幸还不在于他们没有宗教艺术，而在于他们选出一种最没有价值的、多半是有害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目的在于使某一些人享受到快乐，因而单凭这一独特性来说就已经跟当代的宗教意识——基督教的全人类团结的原则相抵触）来代替超出在其他一切之上的崇高的宗教艺术，并把这种没有价值的、有害的艺术视作特别重要的、珍贵的艺术。一种空洞的、常常是腐化的艺术被用来代替宗教艺术，它蒙蔽了人们，使人们忽视对真正的宗教艺术的要求，而这真正的宗教艺术是人类生活中为了改进生活而应该具有的。

不错，能满足当代宗教意识的要求的艺术跟过去的艺术完全不同，但是，尽管完全不同，什么是当代宗教艺术这一点对一个不故意回避真理的人来说是很清楚很明确的。在过去，最崇高的宗教意识只把某一些人联合起来，如希伯来人、雅典和罗马的公民，这些人虽然是很大的一伙人，但他们终究只是人们中间的一部分，当时的艺术所传达的感情是从这一伙人对强大、威严、荣誉、昌盛的渴望产生出来的，艺术的主人公可能是用力量、诡计、狡猾或残暴行为来促成这种昌盛的人（奥德修、雅各、大卫、参孙、赫拉克勒斯和所有的勇士）。当代的宗教意识则并不突出任何“一”伙人，相反地，它要求联合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并且把对全人类的友爱看得比其他一切美德都高。因此，当代的艺术所传达的感情不但不可能跟过去的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相一致，而且必定跟它相反。

基督教的艺术——真正的基督教的艺术之所以在长时期内不可能确立，它之所以至今还没有确立，正是因为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并不是人类向前进展时所跨的均匀的细步中的一步，而是一个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如果还不曾改变、那么一定会改变人们的整个人生观和他们生活中整个内在的组织。不错，人类的生活像个人的生活一样，是均匀地向前进展的，但是在这均匀的进展中，仿佛有着一些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把以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截然分开。基督教对人类说来曾经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至少对我们这些以基督教意识为生活中心的人说来它应该是这样的。基督教意识为人类的一切感情指出了另一个方向，新的方向，因而完全改变了艺术的内容和意义。过去，希腊人能够享用波斯人的艺术，罗马人能够享用希腊人的艺术，正像希伯来人能够享用埃及人的艺术一样，基本的理想都是一样的。这理想有时是波斯人的伟大和幸福，有时是希腊人或罗马人的伟大和幸福。同一种艺术被转移到另一种情况中而适用于新的民族。但是基督教的理想改变了一切，使一切起了转变，正像《福音书》中所说的：在人面前为大的，在上帝面前降为卑。理想不再是法老和罗马皇帝的伟大，不再是希腊人的美或腓尼基的财富，而是温顺、贞洁、怜悯、爱心。主人公不再是财主，而是乞丐拉撒路；不再是貌美时期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而是悔罪时期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不再是财富的获得者，而是财富的施舍者；不再是住在宫殿里的人，而是住在地洞里或茅屋里的人；不再是统治别人的人，而是除了上帝以外不承认任何人的权威的人。崇高的艺术作品不再是陈列着征服者雕像的胜利的殿堂[134]，而是人的心灵的描写，这心灵已经深深地受到爱的感化，以至于被折磨和被杀害的人会可怜甚至喜爱那迫害他的人。

因此，基督教世界的人很难摆脱异教艺术的惯性，他们的全部生活都跟这种艺术结合在一起。基督教的宗教艺术的内容对他们说来是那样新颖，它跟过去的艺术的内容相比是那样不同，以至他们觉得基督教艺术是对艺术的否定，于是他们就拼命抱着旧的艺术不放。其实旧的艺术由于在当代不再有宗教意识上的渊源，已经完全失却它的意义，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我们都应该抛弃它。

基督教意识的本质在于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和上帝的子与父的关系，并承认由此得出的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合而为一，正如《福音书》中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135]）。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是促使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合而为一的那种感情。

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合而为一这句话对那些听惯别人滥用此话的人说来可能意义不明，其实这句话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意味着基督教所谓人与人合而为一跟仅仅某一些人的局部的独特的团结完全相反，那是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团结。

艺术，任何一种艺术，本身都具有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特性。任何一种艺术都能使那些领会艺术家所传达的感情的人在心灵上首先跟艺术家联合在一起，其次跟得到同一印象的人联合在一起。但是非基督教的艺术只把某一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一些人跟其他的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包括国歌、颂诗、纪念像等便是这样的。一切教堂艺术，即某些宗教仪式的艺术，包括圣像、雕像、行列、礼拜式、圣殿等，也都是这样的。军事艺术也是这样。一切外表优美而实质上腐化的艺术（这种艺术只有有闲、富裕的阶级中那些压迫别人的人才能理解）也是这样。这样的艺术是落后的艺术，不是基督教的艺术。它把某些人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更严格地把这些人同另一些人分开，甚至使这些人跟另一些人敌对。基督教的艺术却是把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的艺术，其方式或为使人们意识到他们与上帝以及与他人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或为使人们产生同一种感情，虽是最朴质的，却跟基督教不相悖，而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生来就有的。

当代优秀的基督教艺术可能不为人们所理解，这是因为这种艺术在形式上有它的缺点，或者因为人们对它不够注意，但是它应该使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它所传达的那种感情。它应该不单是某一圈子的人的艺术，不单是某一阶层的艺术，不单是某一民族的艺术，不单是某一种宗教仪式的艺术，换言之，它并不传达只以某种方式受过教育的人，或者只有贵族、商人，或者只有俄国人、日本人，或者只有天主教徒，或者只有佛教徒等所能体会的感情，它所传达的是任何人都能体会的感情。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在当代被认为是优秀的艺术，从所有其他的艺术中选拔出来，并受到鼓励。

基督教的艺术，即当代的艺术，应该是遍天下的，换言之，应该是世界性的，因此应该联合所有的人。只有两种感情能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从对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感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但必须是大家（没有一个人例外）都体会得到的那些最朴质的感情，例如欢乐之感、恻隐之心、朝气蓬勃的心情、宁静的感觉等。只有这两类感情构成就内容而言是当代优秀的艺术品。

这两种表面上很不相同的艺术所产生的效果是一致的。从对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感情（例如从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确信真理、忠于上帝的意志、自我牺牲、对人的敬和爱等感情）以及最朴质的感情（例如歌曲、或大家都能理解的笑话、或动人的故事、或图画、或小小玩偶等引起的恻隐之心和欢乐之情）产生同样的效果：人类的友爱的团结。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人们相处在一起，他们之间若不是互相敌视，那么在心境和感情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突然之间，一个故事，或一场表演，或一幅画，甚至一座建筑物，往往是音乐，像闪电一般把所有这些人联合起来，于是所有这些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各不相干，甚至互相敌视，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团结和相互的友爱。每一个人都会为了别人跟他有同样的体验而感到高兴，为了他跟所有在场的人之间以及所有现在活着的、会得到同一印象的人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交际关系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他还感到一种隐秘的快乐，因为他跟所有曾经体验过同一种感情的过去的人们以及将要体验这种感情的未来的人们之间能有一种死后的交际。传达人们对上帝以及对他人的爱的艺术和传达所有的人共有的最朴质的感情的俗世的艺术所产生的都是这样的效果。

对当代艺术的评价和对过去的艺术的评价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当代艺术，即基督教艺术，以要求全人类团结的宗教意识为基础，因此它认为就内容来说是好的艺术不包括所有那些传达不是联合人们而是使人们分开的独特感情的作品，而将这样的作品归入就内容来说是坏艺术的范围。相反地，就内容来说是好的艺术包括以前被认为不值得选拔和不值得受人重视的那一部分艺术，即传达出甚至最无关紧要的朴质感情的世界性艺术，这种感情虽然无关紧要，却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能体会的，因而它能联合所有的人。

这样的艺术在当代不可能不被认为是好艺术，因为它达到了当代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为人类指出的目标。

基督教艺术或者在人们心里唤起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通过人们对上帝和他人的爱而把他们越来越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他们愿意而且能够做到这样的团结。或者在他们心里唤起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向他们揭示，他们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一致而已经联合起来。因此，当代的基督教艺术可能有、并且确实有两种类型：（一）传达从宗教意识（就人对上帝和他人的关系来说）人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的认识产生的感情的艺术，即宗教艺术；（二）传达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最朴质的感情的艺术，即世界性的艺术。只有这两种艺术才可以被看作当代的好艺术。

第一种艺术，宗教艺术，传达正面的感情，即对上帝和他人的爱，同时也传达反面的感情，即眼见这种爱遭到破坏时的愤怒和恐惧。这种艺术主要用文字的形式表现，一部分也表现在绘画和雕塑中。第二种艺术，世界性的艺术，则传达大家都能体会的感情。这种艺术表现在文字、绘画、雕塑、舞蹈、建筑中，而主要表现在音乐中。

假使有人要我在新派艺术中为上述的两种艺术各举出一些范例，那么关于从人对上帝和他人的爱产生的崇高的宗教艺术，在文学方面我要列举的范例是席勒的《强盗》，最近的有雨果的《可怜的人们》（《Les pauvres gens》）和《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钟声》（《Chimes》）及其他，《汤姆叔叔的小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主要是他的《死屋手记》，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

在当代绘画方面，说也奇怪，这种直接传达对上帝和他人的基督教的爱的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在名画家的作品中尤其缺乏。可以看到描写福音故事的画，这样的画很多，但是这些画都表达具有丰富的细节的历史事件，而并不表达，也不可能表达宗教感情，因为作者根本就没有这种感情。还可以看到很多描写各种人的不同感情的画，但是表达自我牺牲的伟绩和基督教的爱的画却很少见到，这样的画主要是一些不大出名的画家画的，而且都不是完美的图画，往往只是素描而已。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素描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幅素描的价值抵得过他的很多正式的图画，画的是一间客厅，客厅的门前有一个阳台，从前线回来的军队正从这阳台前面庄严地走过。一手抱婴儿的奶妈和一个男孩站在阳台上。他们在观赏军队的行进。但是母亲倒在沙发椅背上，用手帕遮住了脸，在那里痛哭。我以前提到过的兰利的一幅画也是一个例子。法国画家莫尔隆的一幅画也是一个例子，其中描写一只救生船冒着猛烈的暴风雨急急赶去拯救一只遇难的轮船。还有一些跟这一类很近似的画，画中以尊敬和亲爱的态度描写劳动人民。米勒的画，特别是他的素描《扶锄的人》，就是这样的例子。朱尔·布雷东、勒米、德弗雷格等人的画也属于这一类。在绘画领域中，关于破坏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所引起的愤怒和恐怖的作品，可以举出这样几个范例：格的画《审判》，利曾·梅耶的画《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即使这一类的画也是很少看到的。顾到了绘画的技术和画面的美，多半会模糊了画中所表达的感情。例如热罗姆的《杀死他》（《Pollice verso》），与其说是表达了对眼前的事情感到的恐怖，毋宁说是用画面的美吸引住了观众。[136]

要在上层阶级的新派艺术中举出一些第二种艺术，即优秀的世界性的俗世艺术的范例，那就更难了，特别是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中。如果说有一些作品，例如《堂吉诃德》，莫里哀的喜剧，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先生外传》，果戈理和普希金的小说，或者莫泊桑的一些作品，就内容来说可以归入这一类，那么这些作品由于所传达的感情很独特，由于时代和地域方面的特殊细节过多，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十分贫乏，因而跟古代的世界性艺术的典范（例如关于美少年约瑟的故事[137]）相比之下，多半只为自己民族中的人、甚至只为自己圈子里的人所理解。约瑟的哥哥们因为父亲偏爱约瑟而嫉妒他，把他卖给商人；波提乏的妻子想勾引这个青年，这个青年获得了很高的官职，怜悯他的哥哥们以及被宠爱的便雅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人都能体会的感情，俄国的农夫能够体会，中国人也能体会，非洲人也能体会，儿童也能体会，老人也能体会，有教养的人也能体会，没有教养的人也能体会。整个故事写得那样简练，没有多余的细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任何环境里的人们听，它将同样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同样地感动每一个人。但是堂吉诃德的感情或者莫里哀的主人公的感情（虽然莫里哀也许是最具有全民性的一位艺术家，因而也是新派艺术中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就不是这样的，更何况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的感情。这些感情都是很独特的，不是全人类都能体会的，因此，作者为了使这些感情能感染人，就围绕着它们布置了许多时代和地域方面的细节。然而细节的增多使这些故事更加独特，对于所有那些生活在作者所描写的环境之外的人们说来更加难以理解。

在约瑟的故事中，就不需要像现在写小说那样详细地描写约瑟的血淋淋的衣服、雅各的住所和衣服，以及波提乏的妻子整一整左手上的手镯而说“到我房里来！”时的姿态和她当时所穿的服装等等，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感情是那样强烈，以至所有的细节，除了像约瑟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哭泣这一类必不可少的细节之外，都是多余的，它们只会妨碍感情的传达。因此，这个故事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它能感动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人，它被留传下来，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而且还将留传到千百年后。但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优秀小说中的细节一律删除的话，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

因此，在新派文学中，我们不可能举出一些完全合乎世界性艺术的要求的作品。即使有，那些作品也大都已经受到所谓写实主义的损害，写实主义这个名词不如改称为艺术中的地方色彩倒更准确些。

在音乐中也有跟文学相同的情况，而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相同。由于感情的贫乏，新派音乐家所写的旋律内容空洞得惊人。于是，为了加强内容空洞的旋律所产生的印象，新派音乐家在每一行最平庸的旋律中加进许多繁复的转调，不仅有自己民族的调式的转调，而且还有某一个小圈子、某一个乐派所特有的转调。旋律，任何旋律，都是流畅的，它能够为所有的人所理解。但是它一旦跟某一种特殊的和声相结合而本身充满了这种和声，它就变成只有习惯于这种和声的人们才能理解，而对其他民族以及对习惯于这种和声形式的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人说来，就变成完全陌生的了。因此音乐也像诗一样地在同一个不健全的圈子里周转。为了使那些平庸而特殊的旋律变得动人，音乐家就在旋律中塞满了繁复的和声、复杂的节奏和混杂的管弦乐色彩，旋律就变得越来越特殊，被弄得非但不是世界性的，甚至不是民族性的，换句话说，只有某一些人才能领会，而不是全体人民所能领会的。

在音乐方面，除了不同作曲家的进行曲和舞曲接近世界性艺术的要求之外，可以列举出来作为优秀范例的只有各个民族的民歌，从俄罗斯民歌到中国民歌。至于深奥的音乐，只有很少的作品可以列举，如巴赫的著名小提琴咏叹调，萧邦的降E大调夜曲，可能还有从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萧邦等人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十几段音乐，都不是整首曲子，只是一些片段。[138]

虽然绘画方面也同样有着诗和音乐方面的情况，即为了使构思较差的作品更吸引人，作者就精心设计，把一些细加调查而得来的时间上和地域上的特色的点缀物加到作品里去，使它们具有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兴趣，因而使它们较少世界性。虽然如此，在绘画方面还是有比其他各种艺术中更多的能满足世界性基督教艺术的要求的作品，换句话说，有更多的表达人人都能体会的感情的作品。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这种具有世界性内容的艺术作品便是一切所谓风俗体的图画和雕像、动物画和风景画、人人都能欣赏的漫画以及各种装饰品。在绘画和雕塑方面，这样的作品有很多（例如瓷娃娃），但是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例如所有的装饰品，或者不被认为是艺术，或者至多被认为是低级的艺术。实际上，只要这些作品传达出艺术家的真挚的感情（不管这种感情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且这些作品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那么它们就都是真正优秀的基督教艺术作品。

讲到这里，我怕人家会责难我，说我既否认美的概念是衡量艺术品的标准，又承认装饰品是好的艺术品，岂不自相矛盾？这样的责难是不公平的，因为各种装饰品的艺术内容并不在于美，而在于线条或色彩的结合所引起的喜爱之情，而这些线条或色彩是艺术家曾经看到过的，现在他用它们来感染观众。艺术过去是、现在也还是、而且必然是一个人用自己体验过的感情感染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在这些感情之中，有一种感情是对悦目的东西的喜爱之情，悦目的东西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所喜爱的，也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喜爱的。但凡装饰品往往是所有的人都喜爱的。描写特殊地域的风景画、内容很别致的genre[139]，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喜爱的，但是装饰品是所有的人——从雅库特人以至于希腊人——都能理解的，而且在一切人的心里唤起同样的喜爱之情，因此这种受人轻视的艺术在基督教社会里应该被看得很珍贵，比那些独特的、矫揉造作的图画和雕塑要珍贵得多。

由此可见，好的基督教艺术只有两类。其他所有不能归入这两类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坏的艺术，不但不应该受到鼓励，而且还应该加以铲除、否定和蔑视，这种艺术不是把人们团结起来而是把他们分隔开来的艺术。在文学方面，凡是传达下列各种感情的戏剧、小说和诗都属于坏艺术一类：教会的感情、爱国之情，以及只有富裕的有闲阶级才具有的特殊感情，例如贵族的荣誉感、厌烦、苦闷、悲观的感情，以及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源于色情的细致的淫逸之情。

在绘画方面，所有那些表现虚假的宗教题材和爱国题材的画都属于坏艺术一类，还有那些描写独特的、富裕的悠闲生活中的娱乐和魅力的画也都属于坏艺术一类，所有的所谓象征派的画（其中的象征意义只有某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才能理解）也都属于坏艺术一类，主要的是，所有那些表现淫荡题材的画，所有那些充塞一切展览会和一切画廊的丑陋不堪的女人裸体画，都属于坏艺术一类。当代的室内乐和歌剧音乐，从贝多芬开始，舒曼、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几乎全都属于坏艺术一类。这种音乐就其内容来说是专门表达只有少数人才能体会的感情的，这少数人已经在自己心里培养起一种容易被这独特的、矫揉造作的复杂音乐激引起来的病态的、神经质的兴奋心情。

“怎么！第九交响曲属于坏艺术一类？！”我听到人家用愤慨的声调这样说。

“毫无疑义。”我回答说。我写了以上这些话，其目的仅在于找出一个明确和合理的标准，借以判定艺术作品的价值。这个标准是跟一般的正常的理解相符合的，根据这个标准我可以肯定地说，贝多芬的这部交响曲不是好的艺术作品。当然，对那些由于从小的教养而特别偏爱某些作品及其作者的人说来，对那些正因为受了这种教养而审美观就此被歪曲了的人说来，把这样一部著名的作品认为是坏艺术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可是对理性的指示和正常的看法又能怎样呢？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为了审查这个断语是否正确，我首先这样自问：这部作品是否传达了最崇高的宗教感情？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音乐本身不可能传达这种感情。因此我再这样自问：如果这部作品不属于最高的宗教艺术一类，那么它有没有当代优秀艺术的其他特性——把所有的人用一种感情联合起来的特性，它是不是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性的基督教艺术？我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不但看不出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感情能够把那些没有专为承受这复杂的催眠术而受过训练的人联合起来，而且我甚至不能想象一群正常的人能够从这部篇幅冗长、杂乱无章而且矫揉造作的作品里理解到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无非是淹没在暧昧之海里的一些短小片段而已。所以，不管愿意或不愿意，我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这部作品属于坏艺术一类。还有一点是很妙的，在这部交响曲的末尾用上了席勒的一首诗，这首诗正好说出了（虽然说得不很清楚）这样一个思想：感情（席勒只讲到欢乐的感情）把人们联合起来，并在人们心里唤起爱。虽然在这部交响曲的末尾唱出了这首诗，但是音乐跟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很不相称，因为这音乐是独特的，它并不能联合所有的人，而只能联合某一些人，使这些人突出在其他人之上。

艺术的各个领域中的许许多多被我们社会里的上层阶级认为伟大的作品，正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评价。著名的《神曲》、《解放了的耶路撒冷》、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大部分作品、绘画中的每一幅描写奇迹的画、拉斐尔的《变容》等等，也必须根据这个唯一可靠的标准加以衡量。无论哪一样被称为艺术作品的东西，无论它怎样为人们所赞美，要认清它的价值，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品呢，还是赝品？我们根据感染性这一标志（即使只感染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而承认某一作品属于艺术范畴之后，就必须根据是否大家都能理解这一标志决定其次一个问题：这个作品是属于跟当代的宗教意识相抵触的独特的坏艺术一类呢，还是属于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基督教艺术一类？我们承认一个作品属于真正的基督教艺术之后，就必须看作品中所传达的感情是源出于对上帝和他人的爱呢，或者仅仅是那种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朴质的感情，以便决定作品归入哪一类：是宗教艺术呢，还是俗世的世界性艺术。

只有通过这样的检查，我们才可能从许许多多在我们社会里称之为艺术的作品中选拔出作为真正的、重要而且必需的精神粮食的作品，使它们有别于我们周围的一切有害而无益的艺术和艺术的模仿物。只有通过这样的检查，我们才可能避免有害的艺术所引起的毁灭性后果，并受到真正的好艺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一个人或人类的精神生活是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这也就是艺术的使命。

十七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两种工具之一。通过语言，人与人交流思想。通过各种艺术形象，一个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不仅跟现代的人，而且还跟过去和未来的人——交流感情。利用这两种交际的工具是人类天生的本能，因此，这两种工具中的任何一种如果受到歪曲，在发生这现象的社会里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有害的后果。这些后果必然分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里缺少了这种工具所应起的作用，第二，这种被歪曲了的工具在社会里起有害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正好产生了这些后果。艺术这一工具受到了歪曲，因此在上层阶级的社会里，这一工具所应起的作用就大大地减少。一方面，我们社会里普遍存在着只供人消遣并使人腐化的大量赝品，另一方面，还有些毫无价值的、很独特的、然而被认为最高级的艺术作品。这两种作品使我们社会里大多数人受真正艺术感染的能力大为减退，因而使这些人不可能体验人类在发展中所获得的那些最崇高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是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传达给人们的。

人类在艺术方面所获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对那些已经失去受艺术作品感染的能力的人说来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优秀的成果被虚假的赝品或毫无价值、但被错认为真正艺术的作品所代替。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在诗歌方面都很赞赏波德莱尔、魏尔兰、莫雷亚斯、易卜生、梅特林克等类型的人，在绘画方面赞赏莫奈、马奈、皮维斯·德·夏瓦纳、伯恩、琼斯、施图克、勃克林等类型的人，在音乐方面赞赏瓦格纳、李斯特、理查·施特劳斯等类型的人，等等。他们既不能理解最高级的艺术，也不能理解最朴质的艺术了。

在上层阶级中，由于人们已经失去受艺术作品感染的能力，他们就这样没有艺术的那种使人温和、使人受到熏陶的作用而成长着，受着教育、生活着，因此，他们不但不走向完美，不但不逐渐变好，而且相反，在外在手段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变得越来越野蛮、粗暴和残酷了。

在我们社会里缺少艺术这一必要工具的作用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如此，而这一工具的不正常作用所引起的后果更加有害，而且这种后果是很多的。

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后果是，劳动人民为了一项不但无益而且往往有害的事业耗费了很大的劳力。此外，人们为了这项不必要的坏事业而无法弥补地耗费了一生。千百万人多么紧张、多么艰苦地工作着，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为自己和家里人做一点急要的事，他们每天夜里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为的是排印一些在人们中间传播淫荡腐化的毒素的冒充艺术的书，或者他们为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画廊而工作着，这些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画廊大都也是为同样的淫荡腐化的目的服务的。像这样的情况，想起来实在可怕。但是还有比什么都可怕的事。你想一想，活泼而善良的、能做一切好事情的小孩子从小就献身于事业，在十年、十五年内每天花六个、八个、十个钟头来做这样的事：一些人弹奏音阶，另一些人扭转四肢，用脚尖走路，把两脚举得比头还高，还有一些人练习视唱，还有一些人尽情地装腔作势，吟诵诗歌，还有一些人描画胸像和裸体人像，作出草图，还有一些人按照某些时期的规则来写作品，他们从事于这些工作，常常是一直继续到成年以后很久，在这些不值得人去做的工作中丧失了一切体力和脑力，以及一切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人家说，看卖艺的小孩把自己的两只脚弯到头颈边时，觉得又可怕又可怜，但是，看到十岁的小孩开音乐会、十岁的中学生死背拉丁文语法中的例外情况时，岂不同样或者更加觉得很可怜吗？这些人不但在身体上和智力上受到损害，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损害，他们已经被弄得不会做任何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事了。他们由于自己在社会上是取悦于富人的人，因而就失去了人的尊严感，他们使自己心里博取公众赞扬的热望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他们经常由于他们那种发展到病态程度的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而感到苦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精神力量只用在满足这一热望上。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是：这些为艺术断送了一生的人们不但没有带给艺术一点好处，而且还带给它极大的害处。在学院里、中学校里、音乐学院里教的是怎样假造艺术，学会了这项本领之后，人们变得那样不正常，以至完全失去了创作真正艺术品的能力，成为那些充斥当今世界的伪造的、或毫无价值的、或淫荡的艺术品的制造者。以上是艺术这一工具被歪曲后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一大批职业艺术家制造的数量惊人的艺术消遣作品，使得当代的富人有可能过一种非但不自然、而且跟他们自己提出的人道的原则相反的生活。假使没有这所谓艺术的东西，假使没有这种使他们无暇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并把他们从那闷死人的寂寞中拯救出来的消遣和娱乐，那些有闲的富人、特别是那些女人就不可能过现在那种生活：远离大自然，远离动物，生活在矫揉造作的环境中，筋肉已经萎缩或因体操而畸形发达，生活精力已经减弱。让所有这些人脱离戏院、音乐厅、展览会、钢琴、浪漫曲、小说（他们现在正从事于这些活动，并相信这些都是很风雅的美的活动，因而也是好的活动），把这些购买画图、庇护音乐家以及与作家交往的艺术保护人的艺术这项重要事业的保护者身份除掉，那么他们就将无法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将由于寂寞、苦闷，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法而灭亡。只有从事于他们认为是艺术的活动，他们才可能破坏一切自然的生活条件而继续过活，并且看不到自己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残酷的。使富人们能保持其虚伪的生活，这就是艺术被歪曲的第二个相当重要的后果。

艺术被歪曲的第三个后果是，它在儿童和人民的概念中引起混乱。还没有被我们社会里的不正确理论引入邪途的人们、劳动人民、儿童都很明确，人之所以可尊敬、可赞美是因为什么。在人民和儿童的概念中，赞美和颂扬人只可能根据这样两种力量：肉体的力量——赫拉克勒斯、勇士、征服者，或者道德精神力量——为拯救人类而抛弃美丽的妻子和王国的释迦牟尼，或者为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走上十字架的基督以及所有的殉道者和圣徒。这两者是人民和儿童都能理解的。他们懂得，肉体的力量是不能不尊重的，因为它强迫人尊重它。善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尚未败坏的人来说是不可以不尊重的，因为这个人的整个心灵都引他去尊重这种精神力量。这些人——儿童和人民——忽然发现，在那些因肉体的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受到赞扬、尊敬和奖赏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远比有力的勇士或德高的伟人受到更多赞扬、推崇和奖赏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受到赞扬、推崇和奖赏，只是因为能美妙地唱歌，写诗，跳舞。儿童和人民看到，歌唱家、作家、画家、舞蹈家都发了大财，他们享受到的荣誉比圣徒还高，于是人民和儿童被弄得困惑莫解了。

当普希金去世五十年之际，他的作品以低价在人民中间广泛发行了，在莫斯科也建立起了他的纪念像，我从各个不同的农民那里收到十几封信，信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那样推崇普希金？前几天，有一个识字的小市民从萨拉托夫来访问我，他显然被这事气得要死，跑到莫斯科来揭发神职人员促成普希金先生的“纪念像”的建立。

的确，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当人民中间的这样一个人从他所看到的报纸和听到的传闻中得知，俄国的神职人员、政府当局和所有的优秀人士在欢欣地为一个伟大人物、大恩人、俄国的光荣普希金的纪念像揭幕，而关于这个人物他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时候他将处于怎样的情况？他从各方面读到或听到建立纪念像的消息，他猜想，既然大家都给这个人那样大的荣誉，那么这个人大概做过什么不平凡的事，或者有过雄伟的功绩，或者做过什么善事。他很想知道普希金是怎样一个人。当他知道普希金不是一个勇士或统帅，而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作家的时候，他就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普希金一定是一个圣人，一个教人为善的人，于是急欲读到或听到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当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个极其轻佻的人，他死于决斗，换言之，他因企图谋杀另一个人而死去，他的全部功绩只在于写一些往往不堪入耳的爱情诗——当他知道了这 一切以后，他是多么困惑啊！

古代的勇士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或者拿破仑是伟大的，这他理解，因为这里提到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能够消灭他以及千千万万和他类似的人佛、苏格拉底和基督是伟大的，他也理解，因为他知道而且感觉到，他和所有的人都应该像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写过有关女性爱情的诗歌就是伟大的——这一点他无法理解。

当布列塔尼或诺曼底的一个农民知道要为波德莱尔建立一个像圣母像一样的纪念像，“une statue”[140]的时候，他若是读了或者听到了《恶之花》（《Fleurs du mal》）的内容，那么在他的头脑中也会产生同样的疑惑，而当他知道要为魏尔兰建立一个纪念像，这个魏尔兰过的是可耻的放荡生活，而他又读了此人的诗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更加惊奇。一个名叫什么巴提或塔利奥尼的人每一季度有十万的收入，一个画家的一幅画也可以卖这么多钱，一个作家的描写爱情场面的小说值钱更多——当一般人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多么困惑啊！

孩子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记得我怎样体验过这种惊奇和困惑的感觉，怎样容忍了把艺术家像勇士和德高的伟人一样地加以颂扬的现象，而我之所以能容忍，只是由于我在自己的意识中降低了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并承认了艺术作品的虚假和不自然。当每一个孩子或普通人知道人们给艺术家的那种奇怪的尊敬和奖赏时，他心里就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不正确地对待艺术所引起的第三个后果。

第四个后果是，上层阶级的人越来越频繁地碰到美和善之间的矛盾，他们就把美的理想看作最高的理想，而借此把自己从道德的要求中解脱出来。这些人把事情弄反了，他们不承认他们为之服务的艺术是落后的事（事实上这艺术正是如此），相反地认为道德是落后的事，它对于处在高度发展阶段上的人（他们自以为处在这样的阶段上）说来不可能有重大的意义。

不正确地对待艺术所引起的这种后果在我们的社会里早有表现，但是最近在它的先知尼采及其后继者，以及同尼采相一致的颓废派作家和英国美学家的言论中表达得特别荒谬无耻。像奥斯卡·王尔德一样，颓废派作家和美学家把否定道德和赞扬淫乱选为自己作品的主题。

这种艺术部分地起因于而且部分地符合于某一种同样的哲学理论。不久以前，我收到美国寄来的一本书，封面上写着：“《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Philosophy of Power.》1897，by Ragnar Redbeard，Chicago，1896”[141]。正像出版者在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的大意如下：按照希伯来先知和哭泣的（weeping）弥赛亚的虚假的哲学来评定善，是不合理的。正义不是学说，而是权势所产生的后果。一切法规、戒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训，其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木棍、牢狱和刀剑才能使它们具有意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须要服从任何命令——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都包括在内。服从是退化的标志，不服从是英雄的标志。人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敌人所想出来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整个世界是不稳定的战场。理想的正义是：被征服者应该受到剥削、折磨和轻视。自由和勇敢的人可以夺取整个世界。因此世界上必然任何时候都有战争——为生命，为土地，为爱情，为女人，为政权，为黄金而战（几年前，著名的文雅的科学院院士Vogüé[142]曾说过类似的话）。大地和它的宝藏都成了“勇敢者的掠夺物”。

作者显然不依赖尼采而自己无意识地说出了新派艺术家们所相信的结论。

这种主张以学说的形式阐述出来，使我们为之震惊。而实质上，这种主张已包含在为美服务的艺术的理想中。我们的上层阶级的艺术在人们中间培养了这种超人的理想，实质上也就是尼禄、斯捷潘·拉辛、成吉思汗、罗贝尔·马克尔、拿破仑以及所有他们那些共谋者、助手和奉承者的旧的理想，并尽一切力量把这种超人的理想在人们中间确定下来。

这里所讲的道德的理想被美的理想，即享乐的理想所代替，是我们社会里的艺术被歪曲所引起的第四个可怕的后果。如果这种艺术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开来，人类可能遭到的命运将会怎样，想起来十分可怕。可是这种艺术已经开展在流传了。

最后，第五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是，在我们欧洲社会的上层阶级人们中间繁荣滋长的艺术，用最坏的、对人类最有害的感情，即对爱国主义的迷信等感情，主要是淫逸之情来感染这些人，使他们趋于堕落。

仔细研究一下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的原因，我们就会知道，主要的原因决不在于学校和图书馆的缺乏，像我们惯于猜想的那样，而是在于迷信——宗教的迷信和爱国的迷信，这两种迷信渗透在人民群众之间，并以各种艺术手法不停地产生出来。传播宗教迷信用的是祷歌、赞美诗、圣像、雕像、歌唱、风琴、音乐、建筑，甚至教堂礼拜中的戏剧艺术。传播爱国迷信用的是诗歌、故事（这两者甚至一般学校里也在传授）、音乐、歌唱、庄严行进、集会、战争图片、纪念像。

如果没有各个艺术领域中的这种经常的活动来维持宗教和爱国主义所起的使人民变得愚痴、痛苦的作用，那么人民群众早已达到真正开化的地步。但是艺术的败坏作用不仅在于宗教和爱国主义方面。

在当代，艺术可以说是使人们在最重要的社会生活方面，即性关系方面堕落的主要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有过亲身的经验。而做父母的通过他们的儿女也都知道：人们仅仅为了淫佚遭受过多可怕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徒然耗费过多少精力。

从远古的时候起，从这色情引起的特洛伊战争的时代起，直到现在几乎每一张报纸上都刊载的自杀和情杀的事件为止，这期间人类所受的痛苦大部分都是这淫佚引起的。

而艺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一切艺术，真正的和伪造的都包括在内，一味以各种方式描写、叙述和激起各种性爱，很少有例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我们社会的文学中比比皆是的那些以爱情的描写（最文雅的描写和最粗野的描写都包括在内）煽起肉欲的小说，那些描写裸体女人的图画和雕像，以及插图和广告上的各种丑态，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充斥整个世界的令人作呕的歌剧、轻歌剧、歌曲和小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觉得，目下的艺术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怎样才能使淫乱的风气流传得更广些。

以上所说的是我们社会里的艺术受到歪曲后产生的虽然不是全部、却是肯定无疑的后果。因此在我们社会里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不但不能促使人类进步，而且几乎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生活中的善的体现。

因此，在每一个不受艺术活动约束、因而与目下的艺术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在这本书的开端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人们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的被称为艺术的东西耗费了那么多人的劳动，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丧尽了德性，这样做是否公正合理？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自然的回答：不，这样做并非公正合理，也不应该是公正合理的。健全的理智和正常的道德感都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这种事情不但不应该有，我们不但不应该为我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作那样的牺牲，相反地，那些希望好好地过活的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该用于消灭这种艺术，因为这种艺术是折磨我们人类的最残酷的恶之一。因此，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失去所有现在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包括虚假的艺术和其中一切好艺术）好呢，还是继续鼓励或容忍现在存在的那种艺术好？那么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德性的人都会像柏拉图为他的共和国解决问题那样地或者像教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类导师那样解决这一问题。换言之，这个有理性有德性的人会说：“与其让目下存在的淫荡腐化的艺术或艺术类似物继续存在下去，不如任何艺术都没有的好。”幸而没有任何人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必须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答。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谓有教养的人，而这些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能够理解我们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意义）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一切是，去了解我们的谬误的处境，不要坚持处在谬误中，要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十八

我们的社会的艺术之所以沦入虚假之中，原因是上层阶级的人对教会的所谓基督教的学说失却信仰之后，又不敢接受真正的基督教学说（就其真正的主要的意义而言，即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于是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了任何信仰，就努力设法用各种方式来代替所缺的信仰。有些人用伪善来代替，假装自己还相信教会的毫无意义的一套信条。另一些人则大胆宣布自己没有信仰。第三种人用非常细致的怀疑来代替。第四种人回复到希腊的对美的崇拜，承认利己主义的合法性，并将其尊为宗教学说。

病因在于不接受基督的学说——就其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完备的意义而言。治好这病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一切意义上承认这种学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承认不但可能，而且有必要。今天，一个具有当代知识水平的人（不论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已经不可能说，他相信教会的信条，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以及赎罪等，而且他也不可能满足于宣布自己不相信、怀疑，或宣布自己回复到对美的崇拜和利己主义。主要的是，他已经不可能说：我们不懂得基督的学说的真正意义。这一学说不仅是当代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而且当代人的整个生活都渗透了这种学说的精神，有意无意地以它为指南。

无论我们基督教世界的人以何等多样的形式来确定人的使命，认为这个使命是求取人类的进步（无论就何种意义来说），是使所有的人联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公社，是建立世界联邦，是同神奇的基督结合，还是人类在教会的统一领导之下联合起来——这些关于人类生活的使命的定义不论在形式上何等多种多样，当代所有的人都认为，人的使命是求幸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在生活中所能得到的最高幸福是靠人与人的互相团结而获得的。

上层阶级的人感觉到，只有使自己（富裕而有学问的人）和劳动人民（贫穷而无知识的人）分开，才可能保持自己的作用。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想出各种新的世界观，借以保持其优越地位：或复古的理想，或神秘主义，或希腊精神，或超人崇拜，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承认，在生活中从各方面有意无意地确立起来的一个真理，即我们的幸福只在于人类的互相团结和兄弟情谊。

这个真理不知不觉地因了下面几种情况而变得越来越确定：交通路线、电报、电话的设置，印刷，世间为所有人谋取的福利的越来越普遍。这个真理有意识地因了下面几种情况而变得越来越确定：把人们分隔开来的迷信的破除，知识真理的传播，当代优秀艺术作品中关于人与人的兄弟情谊的理想的表达。

艺术是人类生活的精神器官，它不可能被消灭。因此，上层阶级的人费尽力气掩盖人类赖以生活的这种宗教理想，这个理想却越来越明确地被人们意识到，而且在我们这个不正常的社会里越来越经常地在科学和艺术中也表现出来。从本世纪初起，在文学和绘画方面越来越经常看到充满真正基督教精神的非常优秀的宗教艺术作品，同样也常看到世界性的、大家都能理解的俗世艺术作品。所以甚至艺术本身也知道当代的真正的理想，向着这个理想迈进。一方面，当代的优秀艺术作品传达出把人们引向团结和兄弟情谊的感情（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便是这样的；在绘画方面，米勒、巴斯蒂安·勒帕日、朱尔·布雷东、米勒等人的作品便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品还努力传达出不仅为上层阶级的人所固有的、而且能把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的感情。这样的作品目前还很少，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方面的需要。而且近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尝试出版人民易于理解的书籍和图画，举行大众音乐会，演出通俗戏剧。所有这些比起应有的还相差很远，但是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艺术为了走上它原有的道路而自动趋往的方向。

当代的宗教意识，即承认生活，共同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目的在于人类的团结，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当代人只须摈弃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享乐这个错误的美的理论，宗教意识就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当代艺术的指南。

已经无意识地在引导当代人的生活的宗教意识，一旦有意识地为人所承认，艺术分为下层阶级的艺术和上层阶级的艺术的现象就会自行消灭。那时将出现一种共同的、友爱的艺术。于是，很自然地，首先被摈弃的将是那种传达跟当代的宗教意识不相符合的感情，即不是联合人们而是把人们分开的感情的艺术，而其次被摈弃的便将是那种微不足道的特殊的艺术，这种艺术现在占着不应有的重要地位。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艺术就不再是目前的那种样子，不再是使人变得粗野和使人堕落的手段，它将变成它一向所有的、也是它所应有的那种样子，变成使人类走向团结和幸福的手段。

说来也真可怕，我们这个圈子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遭遇正如一个女人出卖母性所固有的那种女性的迷人特质以满足好色者的要求。

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艺术已经变成一个荡妇。这个比喻在最小的细节上也都非常妥切。我们的艺术也像荡妇一样不受时间的限制，也是永远涂着脂粉，也是随时可以出卖的，也是引诱人心而对人有害的。

真正的艺术作品只可能偶尔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产生，那是从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中得来的果实，正像母亲的怀胎一样。而伪造的艺术可以由师父和艺徒们连续不断地制造出来，只要有消费者。

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被丈夫钟爱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伪造的艺术好比是一个妓女，她必须经常浓妆艳抹。

真正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想表达日积月累的感情的内心要求，正像对母亲来说，怀胎的原因是爱情一样。伪造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利欲，正像卖淫一样。

真正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感情带到日常生活中来，正像妻子的爱情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生命带入人世一样。伪造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人堕落，使人对快乐贪得无厌，使人的精神力量减弱。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应该明白的，明白了才能把自己从这腐败和淫乱的艺术的污秽洪流中拯救出来。

十九

人们所谓未来的艺术，是指那种似乎应该从社会上一个阶级的艺术中发展出来的特别精雅的新艺术，这种艺术现在被认为是最崇高的艺术。但是这种未来的新艺术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存在。我们基督教世界的上层阶级所特有的艺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沿着它所走的那条道路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这种艺术一旦脱离了艺术的主要要求（即让它受宗教意识指引）而变得越来越为少数人所特有、因而越来越不正常之后，它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未来的艺术，实际上将会产生的那种未来的艺术，不会是现在的艺术的继续，而将在完全不同的新的基础上产生，这个新基础跟指引着我们现在的上层阶级艺术的那种目标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未来的艺术，换言之，将从流传在人们中间的整个艺术中选拔出来的那一部分艺术，不是传达只有富裕阶级的某些人才能体会的感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只能是体现当代人的最崇高的宗教意识。只有传达出把人们导向兄弟般团结的感情的作品，或者传达出能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人类共有的感情的作品，才能算是艺术。只有这种艺术将突出在其他艺术之上，为人们所容许，受到人们赞扬，并到处流传。可是传达从人们的落后宗教理论中产生的感情的艺术，如教会的艺术、爱国的艺术、淫荡的艺术，传达迷信的恐怖、骄傲情绪、虚荣心、对英雄的颂扬等感情的艺术，激起只对自己民族的爱以及激起肉欲的艺术，都将被认为是坏的、有害的艺术，并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斥责和轻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艺术，传达只有少数一些人能体会的感情的艺术，将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艺术，既不受人斥责，也不受人赞扬。一般说来，艺术的评价者不会像现在那样是个别的富人阶级，而将是全体人民。因此，如果一部作品想被人们认为是好的，想要到处流传并受人赞扬，它就不应该去满足某些处于相同的、往往不自然的情况下的人们的要求，而应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满足处于自然的劳动条件下的全体人民——广大群众的要求。

产生艺术的艺术家也不像现在那样只是从全体人民的一小部分中精选出来的少数富人或者跟这些人接近的人，而将是全体人民中所有确能从事艺术活动并爱好艺术活动的有天才的人。

那时候，艺术活动将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的。这种活动之所以成为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的，是因为第一，在未来的艺术中不但不要求有复杂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当代的艺术作品变得丑陋不堪，并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紧张训练来获得），相反地，要求清楚、简明、紧凑，这些条件并不是靠机械的练习能够获得的，而是要靠趣味的培养来获得。第二，那时不再会有现在的只有某些人才能入学的专业学校，而在平民小学里，每一个人除了识字以外都将受到音乐和绘画的训练（唱歌和画图），这样，每一个人在受到绘画和音乐的基本训练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在某一种艺术上有才能、有灵悟的话，就可以在这一方面深造，以臻完善之境。第三，现在花在虚假艺术上的一切力量都将转用于在全体人民中普及真正的艺术。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艺术的技巧就将降低。无疑的，技巧将会降低，如果我们所谓技巧是指现在被认为是优点的“艺术的复杂化”的话。但如果技巧是指艺术作品的清楚、美丽、简短、扼要的话，那么，即使专业学校没有，平民小学也不教基本的绘画和音乐，技巧非但不降低（这一点可以从全部民间艺术中看出），而且将百倍地臻于完善。技巧之所以会臻于完善，是因为现在隐藏在民间的一切天才艺术家将成为艺术事业的参与者而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新范作，不像现在那样需要复杂的技巧训练，他们有的是真正的艺术范例，真正的艺术新范作对艺术家来说照例将是最优秀的技术学校。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连现在也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生活中学习的，是从伟大的大师们的范作中学习的。当艺术的参与者是全体人民中最有天才的人，范作也更多，而且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未来的艺术家所缺少的学校训练将用艺术家从流传在社会上的无数优秀范例中所得到的训练来补偿而且绰绰有余。

这是未来的艺术与现在的艺术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个差别在于未来的艺术不是由职业的艺术家创造的。职业艺术家因自己的艺术而获得酬劳，他们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不再从事其他任何事业。未来的艺术将是人民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能创造的，每一个人只要当他感觉到对艺术创作有要求，就可以从事这一活动。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在物质上有了保障，就会工作得更好，产生出更多的作品来。这种看法再一次明显地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被认为艺术的东西并不是艺术，而只不过是艺术的模仿物。下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一个皮鞋匠或面包师来说，分工是很有利的，皮鞋匠或面包师因为不需要自己筹办午饭和木柴，就能做出比他必须自己筹办午饭和木柴时更多的皮鞋和面包来。但是艺术并不是手艺，而是艺术家体验过的感情的传达。只有当一个人过着在各方面都很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应有的生活时，他心里才可能产生感情。因此，艺术家的物质需要的保障对艺术家的生产率说来是一个致命伤，因为它使艺术家可以不必具备一切人都具备的、为维持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而跟自然作斗争的条件，从而使艺术家失去了体验人所固有的、最重要的感情的机会。再也没有一种情况能比生活有充分保障和奢侈（我们社会里的艺术家一般都处于这样的情况）更有损于艺术家的生产率了。

未来的艺术家将过着人们所过的平常的生活，他靠某一项劳动谋生。他将努力把浸澈他全身的那种崇高精神力量的果实交付给最大数目的人，因为把自己心里产生的感情传达给最大数目的人是他的乐趣和奖赏。未来的艺术家甚至无法理解，一个艺术家的主要乐趣既然在使自己的作品广泛流传，他怎么能够只为了一笔钱而交出自己的作品。

在没有把商人逐出圣殿之前，艺术的圣殿就不是一所圣殿。未来的艺术将把这些商人驱逐出去。

所以未来的艺术的内容，根据我的设想，同现在的艺术全不相像。未来的艺术的内容不是虚荣心、烦闷、厌倦，以及用各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淫荡之情等特殊感情的表达（这种种感情只有那些强使自己脱离人们生来就应有的劳动的人才能领会，才感兴趣），而是那些过着大家生来就应有的生活的人所体验过的、从当代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的表达，或者将是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能领会的感情的表达。

我们这个圈子里不知道，不能或不想知道应该成为未来艺术的内容的那些感情的人以为，这样的内容同他们现在碌碌从事的那种为少数人特有的艺术的精美之处相比之下是很贫乏的。他们想：“在基督教的对他人的爱的感情领域内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表达呢？而所有的人都能领会的感情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和单调乏味。”其实，只有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所有的人都能领会的感情才可能是当代真正的新的感情。从当代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基督教的感情，是无限新鲜和多样的。不过这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指描写基督和福音故事，或以新的方式重述基督的关于团结、友爱、平等、博爱的真理，而是指：人们一旦用基督教的观点观察从各方面看到的所有那些非常陈旧、平凡的生活现象，这些现象就会唤起极为新鲜的、想象不到的、激动人的感情。

还用什么能比夫妇之间的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更陈旧的呢？还有什么能比人们对待同国人、异国人，对待侵犯、防御，对待财产、土地，对待动物的态度更陈旧的呢？但是人们一旦用基督教的观点认识这些现象，立刻就会产生无限多样的、极为新颖极为复杂的、激动人的感情。

表达出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领会的最纯朴的感情的未来艺术，其内容的范围也正是这样，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我们从前的艺术中，一般认为只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人所固有的感情才值得用艺术来传达，而且这种感情一定要用最精细的、大多数人所不懂的方法来传达；而那庞大的整个民间儿童艺术的领域——笑话、谚语、谜语、歌曲、舞蹈、儿童游戏、模仿——却被认为是不配作为艺术对象的。

未来的艺术家将懂得，创作一篇使人感动的神话、一首歌谣，一些供人消遣的谐语、谜语，一个引人发笑的笑话，或者画一幅为世世代代的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成人所喜爱的图画，要比创作一些供富裕阶级的某些人作短时间消遣而此后将永远被遗忘的小说、交响曲或图画重要得多，有益得多。而这种表达纯朴的、大家都能领会的感情的艺术有着非常广大的领域，这一领域几乎还没有被触动过呢！

因此，未来的艺术不但不会变得贫乏，相反地，在内容上会无限地丰富起来。未来的艺术的形式也是这样，它不但不会比现在的艺术形式差，而且将比现在的艺术形式高明得无法相比。所谓高明，不是指精细复杂的技巧而言，而是指简明洗练地传达艺术家所体验过并想要传达的感情的技能。

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作有关银河中星辰的光谱分析的公开演讲的著名的天文学家谈话，我对他说，如果他以自己的知识和演讲技巧来作一次有关初级天文学的公开演讲，只讲最熟悉的地球运行的问题，那该多好，因为在听他那有关银河中星辰的光谱分析的演讲的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特别是妇女，不完全知道为什么有日夜之分和冬夏之分。这位聪明的天文学家微笑着回答我说：“是的，这样一定会更好，但是这样的演讲很难作，而作一次关于银河的光谱分析的演讲要容易得多呢！”

在艺术中也是如此，写一首叙述克娄巴特拉时代的事迹的叙事诗，或者画一幅尼禄焚毁罗马的画，或者写一部具有勃拉姆斯和理查·施特劳斯风格的交响曲，或者写一部瓦格纳风格的歌剧，要容易得多。可是要简明扼要地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且要讲得能传达出讲故事者的感情，或者用铅笔画一幅感动观众或使观众发笑的画，或者写四小节没有伴奏的简单明晰的旋律（它传达出一种情绪，使人听了就会记住），却要困难得多。

“现在要我们这些已经进化的人回复到原始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当代的艺术家们这样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写出像俊美的约瑟、像奥德修那样的故事，不可能刻出像米洛斯的维纳斯那样的雕像，不可能创作像民歌那样的音乐。”

的确，这对当代的艺术家说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未来的艺术家说来却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未来的艺术家不会懂得用技巧的改进来掩盖空洞内容的那种不正常的情形，而且未来的艺术家由于不是专业艺术家，不因自己的活动而得到酬报，就只有在感觉到自己有这种不可抑制的内心要求时才会创作艺术。

未来的艺术不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将同现在所谓的艺术大相径庭。未来艺术的内容只可能是把人们引向团结或者现在正在使人们团结起来的那些感情，而艺术的形式将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因此，在未来，完美的理想不是只有几个人能体会的感情的特殊性，相反地，是感情的普遍性；不是形式的堆砌、不清晰和复杂（像现在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地，是表达的简明和洗练。只有当艺术像那样的时候，它才不会像现在这样给人消遣，叫人堕落，并为此让人花费最宝贵的精力；它将获得它所应有的性质，成为传达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从理性的范畴到感性的范畴）的工具，借此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引向宗教意识为他们指示的完美和团结。

二十

结论

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写成了占去我十五年光阴的谈我最关切的事物——艺术——的论著。我说这文章占去我十五年光阴，意思并不是说，我写了十五年之久，而只是想说，我十五年前就开始写艺术的论著，以为我一旦着手这一工作，就可以毫不间断地写下去，很快结束它。结果是，我关于这一论题的思想在那个时候还不明确，我还无法把我的思想表达得使自己满意。从那时起，我不断地思考这一论题，曾经有六七次动手写，但是每次在写了相当多之后，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把这部著作写完，就丢在一边，半途而废。现在我已经结束了这部著作，不管我写得多坏，我总是希望我的基本思想，即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艺术走上的以及正在走的不正确道路、它走错路的原因以及什么是艺术的真正使命的基本思想，是正确无误的，因此我还希望，即使我的著作非常不完善，需要很多很多说明和补充，却不致于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艺术迟早会离开它现在所走的那条不正确道路。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切，为了使艺术有一种新的倾向，就必须使人类的另一项同样重要的精神活动——科学（艺术对科学经常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也像艺术一样地离开它现在所走的那条不正确道路。

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好比肺和心一样，因此，如果其中一个器官有了毛病，另一个器官也就不可能正常地活动。

真正的科学研究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里的人认为最重要的真理和知识，并使人们意识到这些真理和知识。艺术则把这些真理从知识的领域转移到感情的领域里。因此，如果科学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那么艺术所走的道路也将同样是不正确的。科学和艺术好比是从前在河上常见的所谓拖轮的那些平底船，船上带有拖船用的锚钩。科学就像那些船，它们向前开动，把锚钩往上一拉，准备前进，指引前进方向的是宗教，而艺术则好比是平底船上转动的绞盘，是它把平底船拖向锚钩一边，以完成前进的运动。因此，不正确的科学活动必然会引起同样不正确的艺术活动。

艺术一般说来是各种感情的传达，狭义地说，只有传达我们认为重要的感情的那一类我们才称之为艺术。同样，科学一般说来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的传达，狭义地说，只有传达我们认为重要的知识的那一类我们才称之为科学。

然而为人们确定艺术所传达的感情和科学所传达的知识的重要程度的，则是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里的宗教意识，换言之，是这一时代和社会里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目的的共同认识。

凡是最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东西，就最值得加以研究，并被认为是主要的科学。凡是不大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东西，就较少被人研究，并被认为是较不重要的科学。凡是对达到人类生活的目的毫无帮助的东西，就完全不加以研究，即使加以研究的话，这种研究也不能算是科学。情况一向是这样的，现在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但是当代上层阶级的科学不但不承认任何一种宗教，而且还认为任何宗教都不过是迷信，故而当代上层阶级的科学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当代的科学家断定，他们平均地研究一切科学，但是，因为科学的种类太多（一切——这是指无穷的科目），要平均地研究一切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只是理论上的断定而已。实际上研究的不是一切，也绝不是平均地加以研究。实际上研究的，从一方面来说，只是从事科学的人所需要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是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上层阶级的科学家们更需要的是维持能使他们享受自己的优先权的那种制度。他们更喜爱的则是能满足他们的无聊的求知欲、不须要费什么脑筋就可以实际应用的东西。

因此，有一类科学，包括神学、适用于现存制度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证明现存的生活秩序正是应有的一种，它是按照非人类意志所能左右的不变规律产生并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任何想破坏这种生活秩序的企图都是不合法的和徒劳无益的。另一类科学，即实验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以及一切自然科学的任务则只在于研究跟人类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利用是有益于上层阶级人们的生活的。当代科学家们为了证明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位而进行研究的对象的选择是正当的，就想出一种同“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完全相似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理论。

按照“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凡是致力于我们喜欢的一切事物的，便是艺术。同样，按照“为科学而科学”的理论，凡是研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事物的，便是科学。

由此可见，一部分科学不去研究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达到人类的目的，却去证明现有的那种不良的和虚假的生活秩序是合法的，永恒不变的。而另一部分科学，实验科学，则研究单纯的求知欲的问题或技术的改进。

第一类科学的害处不仅在于它把人们的概念弄糊涂了，并作出了不正确的决定，而且还在于它存在并占据了真正的科学所应占的地位。它的害处在于，每一个人为了着手研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就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先驳倒生活中每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那一大堆谎话，这些谎话都是人家绞尽了脑汁来维持的。

第二类科学是当代科学特别引以自傲的一类，被很多人认为是唯一真正的科学，它的害处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物上引开，使他们转而注意微不足道的事物，此外，直接的害处是在第一类科学所维护、所确证为正当的那种虚假的制度之下，实验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大部分技术上的成果都变成不是对人类有益，而是对人类有害的了。

要知道，只有献身于这项研究的人才觉得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种种发明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但是这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只是因为他们不看自己的周围，而且也没有看见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们只要拿掉他们用以察看所研究的对象的那架心理的显微镜，然后看一看自己的周围，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所有那些使他们那样天真地感到骄傲的知识，且不说设想的几何学、银河的光谱分析、原子的形状、石器时代人的头颅尺寸等琐屑小事，就拿关于微生物、X光等知识来说，同那些被我们抛在一旁而任凭神学、法律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等等的教授们去歪曲的知识相比之下，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只要向四周围看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科学所应有的活动不是研究偶然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是研究应该怎样建立起人类的生活，研究宗教、道德、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所有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便是有害的或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科学使我们可能利用瀑布的力量，迫使这种力量在工厂里发动机器，或者我们在山里开了一条隧道，等等，——我们为这些事感到十分高兴和骄傲。可惜的是，我们利用瀑布的力量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使那些从事生产各种奢侈品和杀人武器的资本家变得更富。我们把用来炸山开隧道的炸药用在战争中，我们不但不想抛弃战争，而且还认为这是必须的，就不断地准备战争。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进行白喉的预防注射，能够用X光在人体内找到一枚针，能够使驼背变直，能够医好梅毒，能够动极好的手术，等等，那么，即使这些都是毋庸争辩的，我们也不会因此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充分理解真正的科学的真实使命的话。假使我们把现在花费在单纯好奇和实际应用的事物上的精力的十分之一，花费在建立人类生活的真正的科学上，那么现在的病人之中就有半数以上不会患现在大都不治的疾病，也就不会有那些在工厂里长大的恶病质的驼背儿童，不会有像现在那样高的儿童死亡率——百分之五十，不会有一代比一代堕落的现象，不会有卖淫现象，不会有梅毒，不会有几十万人死于战争，不会有疯狂和痛苦的种种惨状，而现在的科学却认为这些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

我们把科学这个概念大大地歪曲了，以至当我们提到科学能做到没有儿童死亡率、没有卖淫现象和梅毒、没有一代比一代堕落的现象、没有大屠杀的时候，当代人就感到奇怪。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有当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把液体从一个瓶子倒到另一个瓶子，或者分析光谱，或者解剖青蛙或海豚，或者用科学上的特殊用语来编织花纹模糊的、连他本人也不完全理解的神学、哲学、历史、法律学、政治经济学的花边（目的在于证明现有的情况正是应有的）的时候，这才是科学。

但是要知道，科学，真正的科学，的确值得受到最不重要的科学部门中的人所要求的那种尊重的科学，绝不是上面所说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在于懂得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建立起人类的共同生活，怎样建立性关系，怎样教养儿童，怎样利用土地，怎样自己耕种田地而不压迫别人，怎样对待外国人，怎样对待动物，以及人们生活中其他许多重要的事。

真正的科学从来是这样的，也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科学现在正在萌芽。但是，一方面，这种真正的科学遭到所有维护现存生活秩序的学者们的否定和反驳，另一方面，它被那些从事实验科学的人认为是空洞和不必要的，认为是不科学的科学。

比方说，出现了一些作品和一些论调，证明宗教狂热症是已经过时和荒谬可笑的，必须建立起一种理性、合时的宗教世界观，而许多神学家就忙于驳斥这些作品，一再地煞费苦心，想出理由来维护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或者出现这样一种论调，说人民穷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方存在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的现象。看来，科学，真正的科学，应该欢迎这样的论调，并从这种主张里仔细推演出进一步的结论。但是当代的科学并没有做这样的工作，政治经济学却证明了相反的论调，即土地的所有权正像其他任何东西的所有权一样，应该日益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里，比如说，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断言。同样，真正的科学的任务似乎还在于证明战争和死刑是不合理和没有好处的，或者证明卖淫是不人道和有害的，或者证明使用麻醉剂和吃动物的肉是荒谬、有害和不道德的，或者证明爱国狂热症是不合理、非常有害和落后的。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的作品是有的，但是它们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作品。而证明所有这些现象应该存在，或者研究同人类生活毫不相关的无聊求知欲问题的作品，却被认为是科学的作品。

从某些科学家提出的、大多数学者不否认或承认的理想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代科学避开了它的真正使命。

这些理想不但表达在那些描写一千年后、三千年后的世界的愚蠢而时髦的小册子里，而且也从自命为严肃学者的社会学家的口中说出。这些理想就是，食物将不是靠耕种和畜牧来自大地，而将用化学的方法在实验室里做出来。人的劳动几乎将完全被自然力量的利用所代替。

一个人将不像现在那样吃他自己饲养的母鸡下的蛋，吃自己田里长出来的稻麦，吃从他多少年来辛苦栽培，亲眼看到开花、结果的树上摘下来的苹果，而将吃在实验室里靠许多人的共同劳动（他自己的一份微小的力量也参加在内）而做出来的美味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人们几乎不必再劳动了，因此所有的人都将能够耽溺于现在的上层统治阶级所过的那种悠闲生活。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理想更明显地指示出，当代的科学离开真正的道路有多远。

当代人极大多数没有足够的好食物（同样也没有足够的好住所和衣服以及一切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大多数的人都不得不损害自己的福利不断地过度劳动。只要消灭了互相间的斗争、奢华现象、财富的不合理分配，总的说来，只要消灭了虚假而有害的生活秩序，建立起人类的理性的生活，那么无论这种或那种灾祸不幸，都是很容易消除的。然而科学认为，现存的生活秩序就像星球运行那样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说明这种秩序是错误的，要建立起新的理性的生活秩序，而在于在现存的秩序下使所有的人都有饭吃，并使他们可能像现在过着腐化生活的统治阶级那样地悠闲。

同时，有一件事被忘掉了，即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种出来的稻麦、蔬菜和果子是最令人喜爱、最有益于健康、最容易消化和最自然的食物，锻炼筋骨的劳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条件，正像通过呼吸而完成的血的氧化一样地重要。

要想出一个方法，使人们在这财产和劳动的不合理分配之下能很好地靠着吃化学配制的食物过活，并能迫使自然力量代替自己工作，这就等于要想出一个方法来，把氧气打进住在空气很坏的封闭屋子里的人的两肺中去，而实际上只要把这个人从封闭的屋子里放出来就行了。

在植物界和动物界有着一个制造食物的实验室，比这更好的实验室任何教授都建立不起来，为了在这个实验室里享用果实，并为了参加这个实验室的活动，一个人只要经常投身于愉快而必要的劳动，没有这劳动，一个人的生活就很痛苦。本世纪的科学家们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消灭使人无法利用这些为之准备好的福利的障碍，却认为使人失去这些福利的那种情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不去建立人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能愉快地劳动，能从土地里得到食物养活自己，却设法使人变成不自然的怪物。这一切好比不是把人从封闭的屋子里带出来，引他去呼吸新鲜空气，而是设法把他所需要的氧气量打进他的两肺中去，使他可以不住在家里而住在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

假使科学不是走在不正确的道路上，这些不正确的理想就不可能存在。

然而艺术所传达的感情是在科学论据的基础上产生的。

那么这种走上了邪路的科学能够唤起怎样的感情呢？这种科学中的第一类，能唤起人类体验过的一些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不好的和特殊的落后的感情。而第二类，研究就本质来说与人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物的，根本不可能作为艺术的基础。

因此，当代艺术为了配得上称为艺术，就应该撇开科学而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或者接受被科学的正统部分所驳斥和否认的那种科学的指示。即使当艺术部分地执行自己的使命时，它所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事。

应该抱着这样的希望：我在艺术上做了尝试的那桩工作，也会有人在科学上做一番，为人们指出，“为科学而科学”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并清楚地指出，必须承认真正的基督教学说。会有人以这种学说为基础对我们所掌握并引以为傲的知识重新作出评价，指出实验的知识是次要的和没有价值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不会像现在那样只由上层阶级领导，而将成为所有自由的、爱真理的人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这些人的见解不是经常同上层阶级相一致，而是同上层阶级相对抗的，他们推进了生活中真正的科学。

只有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以及技术性的科学和医学能促使人们摆脱宗教、法律和社会的欺骗，为全人类而不是为一个阶级的福利服务的情况下，它们才会被人们研究。

只有在那个时候，科学才不再是现在那个样子——一方面是维持已经不合时宜的生活制度时所需要的一种诡辩主义体系，另一方面是一大堆无定形的知识，大都很少有什么用处或者一点用处也没有。到那时科学将成为一个严密有机的整体，有着大家都能理解的合理的确定的使命，即使人们意识到那些源出于当代宗教意识的真理。

只有在那个时候，经常以科学为转移的艺术将成为（它可能成为也应该成为）人类生活和进步的手段，同科学一样地重要。

艺术不是享乐、慰藉或娱乐。艺术是一桩伟大的事业。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的理性意识转化为感情的一种手段。在当代，人们的共同的宗教意识是人类友爱和互相团结的幸福。真正的科学应该指示出这种意识在生活中的各种应用方式。艺术应该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感情。

艺术的任务是重大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在宗教的指导和科学的协助之下，应该用人的自由而愉快的活动来求得人们和平共居的关系，而这种和平共居的关系现在是用法院、警察局、慈善机关、作品检查所等外来的措施维持的。艺术应该取消暴力。

只有艺术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凡是现在不顾暴力和惩罚之可怕而仍然使人们可能共同生活的一切（当代生活秩序大部分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都是艺术使然。如果艺术能够传达风俗习惯，例如怎样处理宗教事务，怎样对待双亲、儿女、妻子、亲戚、陌生人、异邦人，怎样对待长者、上司，怎样对待受苦人，怎样对待敌人、动物，而这些风俗习惯不但毫无强制性地为世世代代的千百万人所遵循，而且除了使用艺术以外不可能使用任何事物动摇它们，——那么，使用艺术同样也能够产生其他更切合当代宗教意识的风俗习惯。如果艺术能够传达对圣像、圣餐和国王的崇敬之情，背叛同志时所感到的羞耻之情，对旗帜的忠忱之心，因受凌辱而感到非复仇不可的愿望，为了建造和装饰圣殿而献出自己的劳动的那种要求，保护自己的名誉和祖国的光荣的那种责任感，——那么这同一种艺术也能够引起对每一个人的尊严以及每一只动物的生命的虔敬之心，能够使人因了奢华、因了暴力、因了复仇，以及因了利用别人所必需的事物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而感到羞耻，使人们自由而愉快地、不自觉地为了替别人服务而牺牲自己。

艺术应该使现在只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才具有的对他人的兄弟情谊和爱的感情成为所有的人习惯的感情和本能。宗教艺术以想象的情况在人们心里唤起兄弟情谊和爱的感情，由此在实际生活中使人们养成习惯，能在同样情况下体验到同样的感情，并在人们的心灵之中铺下轨道，使那些受过艺术培养的人可以自然地循着这轨道而行事。全人类的艺术把各种各样的人在一种共同的感情中联合起来，消除彼此间的区分，由此教育人们团结起来，不用理论而用生活本身向他们展示不受生活中障碍的限制而达到全人类大团结的那种欢乐之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的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所有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

或许将来科学会为艺术指示出更新、更高的理想，而艺术将把这些理想付诸实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清楚而明确的。基督教艺术的任务在于实际人类的兄弟般的团结。

（1898）

丰陈宝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诗人）”系译者所加。

[2]指俄国钢琴家、作曲家安·鲁宾斯坦（1829—1894）的歌剧《菲拉莫尔斯》。

[3]帕尔纳斯派诗人是一八六六年《当代帕尔纳斯》文集出版后在法国形成的一派诗人，要求艺术家不问政治，脱离当代实际，单纯追求美的形式。

[4]“麻葛”本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称呼，这里指一些主张复古和神秘主义的颓废派作家、诗人。

[5]勒南，见前注。

[6]法语：“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

[7]德语：“一般认为，值得加以美学处理的只有两种或至多三种感官所感受的东西，我觉得这未必对。我不能不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另外的艺术，例如烹饪艺术。”

[8]德语：“但是，如果烹饪艺术能用动物的尸体做出美味的食品，那无疑是美学上的成就。因此，味觉艺术（往后我们把它称为烹饪艺术）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可吃的东西的调制应该是某一观念的体现，而且每一件可吃的东西应该与所表达的那个观念相适应。”

[9]德语：服装艺术。

[10]法语：“触觉艺术虽然不能辨别物体的颜色，却能给人以单凭眼睛无法感到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具有很大的美学意义的：触觉艺术能给人以柔软和光滑的感觉。天鹅绒的美质在于触及它时所感觉到的柔软，这一特质并不亚于它的光亮。当我们设想女人的美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主要一点是她的皮肤的柔软光滑。“大约只要稍稍专心地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真正属于美的享受的味觉上的乐趣。”

[11]法、德、英语：“美的灵魂，美的思想，美的行为。”

[12]法语：“外形很美的。”

[13]Schassler：《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沙斯勒：《美学批评史》），1872年版，第1卷第13页。——作者注。

[14]Véron：《L’esthétique》（韦隆：《美学》），1878年版，第5页。——作者注。法语：“从来没有一种科学像美学那样为形而上学者的空想所支配。从柏拉图的时候起直到当代那些一般公认的学说为止，人们总是把艺术变成某种细致幻想和超经验的神秘混合物，这在绝对意义上的理想美这一现实事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的原型中找到了自己的最高表现。”

[15]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61页。——作者注。

[16]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61页。——作者注。

[17]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69页。——作者注。

[18]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88—390页。——作者注。

[19]原著未附原文名。

[20]原文如此。

[21]Knight：《The Philosophy of the Beautiful》（奈特：《美的哲学》），第1卷，第165—166页。——作者注。

[22]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289页；奈特的著作，第168—169页。——作者注。

[23]克拉利克：《Weltschönheit，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Aesthetik》（《世界美，一般美学的审美观》）第304—306页。《K·Kralik》（K·克拉利克）第124页。——作者注。

[24]见前引奈特著作，第101页。——作者注。

[25]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16页。——作者注。

[26]见前引奈特著作，第102—104页。——作者注。

[27]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28页。——作者注。

[28]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331，333页。——作者注。

[29]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525—528页。——作者注。

[30]见前引奈特著作，第61—63页。——作者注。

[31]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740—743页。——作者注。

[32]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769—771页。——作者注。

[33]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87页。——作者注。

[34]见前引克拉利克著作，第148页。——作者注。

[35]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820页。——作者注。

[36]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828—829，834，841页。——作者注。

[37]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891页。——作者注。

[38]同上，第917页。——作者注。

[39]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946，984—985，990，1085页。——作者注。

[40]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955—956，966页。——作者注。

[41]同上，第1017页。——作者注。

[42]同上，第1065—1066页。——作者注。

[43]德语：美学的基本判断。

[44]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1097—1100页。——作者注。伊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

[45]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1107，1124页。——作者注。

[46]见前引奈特著作，第81—82页。——作者注。

[47]见前引奈特著作，第83页。——作者注。

[48]见前引沙斯勒著作，第1122页。——作者注。

[49]见前引奈特著作，第85—86页。——作者注。

[50]见前引奈特著作，第88页。——作者注。

[51]同上，第88页。——作者注。

[52]同上，第112页。——作者注。

[53]见前引奈特著作，第116页。——作者注。

[54]同上，第118页。——作者注。

[55]同上，第123—124页。——作者注。

[56]法语：“最神圣的、特别是最完全的美包含着奥秘。”见《La philosophie en France》（《法国的哲学》，第232页）。——作者注。

[57]法语：“整个世界是绝对美的产物，绝对美把爱带入各种事物，只是通过这爱才成为各种事物产生的原因。”

[58]法语：“我们不要怕说这样的话：不美的真理只是我们的才智的逻辑游戏；而那唯一的、根基稳固的、名符其实的真理就是美。”见《Du fondement de l’induction》（《归纳法原理》）。——作者注。

[59]Taine：《Philosophie de l’art》（泰纳：《艺术的哲学》），1893年版，第1卷第47页。——作者注。

[60]见前引奈特著作，第139—141页。——作者注。

[61]同上，第134页。——作者注。

[62]法语：“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现实，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真，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美。”

[63]《L’esthétique》（《美学》），第106页。——作者注。

[64]见前引奈特著作，第238页。——作者注。

[65]卒于一九〇三年。

[66]见前引奈特著作，第239—240页。——作者注。

[67]见前引奈特著作，第240—243页。——作者注。

[68]同上，第247页。——作者注。

[69]同上，第250—252页。——作者注。

[70]同上，第258—259页。——作者注。

[71]英语：“再现某种永久存在的物象或一时发生的动作，这种再现不但能给再现者以积极的享受，而且还能给一些观众或听众以愉悦的印象，且不说从中还能获得个人利益。”

[72]卡斯帕·豪瑟尔即“纽伦堡的弃儿”，是一八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纽伦堡的市场上被人发现的，有十六岁光景。他很少讲话，几乎连平常的事物都全然不知。后来他告诉人们，他是被幽禁在地下室里长大的，只有一个人去看看他，但他看到这个人的次数也不多。

[73]尤里安，自331年起为罗马皇帝，拥护多神教，发布反对基督教的敕令。

[74]早期教会史上众所周知的一个东方教派，反对教会对基督的学说的阐释，因而受到残酷的迫害。

[75]方济各（1181或1182—1226），意大利传教士，方济各会的创建人。

[76]海尔奇茨基（约1390—1460），波希米亚人，约翰·胡斯的继承人之一。他是一部著名的反对教会和国家的著作《忠诚之网》的作者。

[77]Bénard：《L’esthétique d’Aristote et de ses successeurs》，Paris 1889，p.28（贝纳尔：《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的美学》，巴黎，1889年，第28页）。——作者注。法语：“仔细研究一下美的理论和艺术的理论，就会清楚地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正同在柏拉图以及二人的后继者的理论中一样，这两者是完全分开，各不相干的。”

[78] “Die Lücke von fünf Jahrhunderten，welche zwischen die kunstphilosophischen Betrachtungen des Plato und Aristoteles und die des Plotins fällt，kann zwar auffällig erscheinen；dennoch kann man eigentlich nicht sagen，dass in dieser Zwischenzeit überhaupt von ästhetischen Dingen nicht die Rede gewesen，oder dass gar ein v ölliger Mangel a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n Kunstanschauungen des letztgenannten Philosophen und denen des ersteren existire.Freilich wurde die von Aristoteles begründete Wissenschaft in Nichts dadurch gefördert；immerhin aber zeigt sich in jener Zwischenzeit noch ein gewisses Interesse für ästhetisch Fragen.Nach Plotin aber（die wenigen ihm in der Zeit nahestehenden Philosophen，wie Longin Augustin，u.s.w.kommen，wie wir gesehen，kaum in Betracht，und schliessen sich übrigens in ihrer Anschauungsweise an ihn an），vergehen nicht fünf：sondern fünfzehn Jahrhunderte，in denen von irgend 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Interesse für die Welt des Schönen und der Kunst nichts zu spüren ist.“Diese anderthalbtausend Jahre，innerhalb deren der Weltgeist durch die mannigfachsten Kämpfe hindurch zu einer völlig neuen Gestaltung des Lebens sich durcharbeitete，sind für die Aesthetik，hinsichtlich des weiteren Ausbaus dieser Wissenschaft，verloren.”《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von Max Schassler，Berlin，1872，第253页，§25。——作者注。（接下页）

[79]（接上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观点和普罗提诺的观点之间相隔五个世纪，这一段空白似乎是令人惊奇的。但实际上，我们不能断定说，在这一段时期内完全没有人谈到过美学问题，也不能断定说，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位哲学家的艺术观点和前两位哲学家的艺术观点是绝对没有关系的。即使由亚里士多德奠定基础的那门科学完全没有发展下去，那么还是有人对美学问题产生过一点兴趣的。然而在普罗提诺之后（关于在他之后的少数哲学家——朗吉努斯、奥古斯丁等——几乎都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且他们在观点上是同他相衔接的），不是过了五个世纪，而是过了十五个世纪，其间找不到任何对美学问题的科学兴趣的显著痕迹。“在这一千五百年间，世界精神在各种斗争中培养出全新的生活方式，而就美学的进一步的科学发展来说，这一千五百年对美学没有一点贡献。”《美学批评史》，马克斯·沙斯勒，柏林，1872，第253页，§25。

[80]拉丁语：书是根据读者的理解而定其命运的。

[81]拉丁语：定其命运。

[82]德语：美、真、善。

[83]法语：美、真、善。

[84]法语：“厌倦生活，蔑视当代，慨叹通过艺术的幻想而看到的往昔，对奇谈怪论的癖好，要求突出于众人之上，优雅人士的力求朴实，对奇妙事物的孩子气的赞赏，梦想的病态的诱惑，精神上的震动，而主要的是，色情的绝望的召唤。”（勒内·杜米克：《青年们》）

[85]法语：“裸体。”

[86]泰奥菲尔·戈蒂耶。

[87]法语：《恶之花》。

[88]法语：首先要有音乐，为了做到这一点，宁可采取那古怪的东西，那是比较不明确的，能溶化在空气里的，是毫不沉重，毫不装模作样的。
还须要做到：选择词汇的时候，决不要不带一点错误。再也没有东西比灰蒙蒙的诗歌更宝贵，在这种诗歌里，那不明确的和明确的结合在一起。
……………………………………………………
还是要有而且永远要有音乐！让你的诗成为一种飘然欲飞的东西，让人家感觉到，你的诗从一个心灵里流露出来，飞向另一个天空，飞往另一种爱情。
愿你的诗成为一种十足的惊险活动，消散在刺骨的晨风里，晨风里带有薄荷和麝香草的香气。而剩下的一切就是散文。

[89]法语：“我想，应该是只有暗示。对事物的思考，从这些事物所引起的幻想中产生的形象就是诗歌。帕尔纳斯派诗人把事物全部采纳，然后表现出来，因此缺乏神秘之感。他们使自己心中失去了相信自己是在创造的那种销魂的快乐。把事物说出来，这就等于把诗人的乐趣消灭了四分之三，因为诗人的乐趣来自逐步猜想的幸福之中。启发才是最高目标。象征的实质就在于充分运用这种神秘。对某一事物略加暗示，以显明一种心理状态，或者相反，选定某一事物，在辨认它的过程中渐渐引出一种心理状态来。“……如果一个智力平庸、文学修养不够的人偶然翻开一本平庸的书，想要欣赏它，那么这里有一种误解，应该加以纠正。在诗里永远应该有谜，文学的目的即在于此。除了对事物的暗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朱尔·于雷：《文学发展的研究》，第60—61页）

[90]“已被新派作家提到信条的高度的这种臭名昭著的暧昧不清之论，也该面临结束的时候了。”（勒内·杜米克的小品习作和素描《青年们》）

[91]法语：我崇拜你，像崇拜夜空一样，啊！忧伤的容忍者，伟大的沉默啊，我越加爱你，美人儿，因为你远离我而奔去；我的夜晚的装饰品——美女啊！我觉得你讥讽似地越奔越远，这漫长的路程把我的双手和那蔚蓝色的无际长空隔开。我跑上前去袭击，我跃起进攻，像一群蛆虫附到死尸上去那样。啊，残酷无情的野兽！我甚至亲切地爱着这种寒冷，它使你在我眼中显得格外美丽了！

[92]法语：决斗
两个战士迎面跑拢；挥动刀剑，空中白光闪闪，鲜血四溅。
——这种游戏，这刀剑铿锵之声，是一个成为爱情的俘虏的姑娘发出的号叫。
宝剑已经折断，正像我们的青春已经毁灭，亲爱的！但牙齿和利爪立刻向那叛逆的刀剑进行报复。
——啊，成年人的被爱情刺伤了的心灵是多么狂乱！
我们这两位英雄滚下去，滚到虎豹常到的山谷里，怀着恶意互相拥抱，皮肤出血，染红了干枯的荆棘。
这深谷是一个住满朋友的地狱！残酷的女战士啊！让我们毫不悔恨地滚进这深谷里，好叫我们的仇恨之火永不熄灭！

[93]法语：陌生人
“不可思议的人啊！你说：你最爱谁？父亲还是母亲，兄弟还是姊妹？”
“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
“爱你的朋友吗？”
“你说的‘朋友’这个词儿的意义，我至今还不明白。”
“爱你的祖国吗？”
“我不知道祖国在什么纬度上。”
“爱美人吗？”
“我宁愿爱美人，天仙般的，不朽的。”
“爱黄金吗？”
“我恨黄金，正像你恨上帝一样。”
“喂，古怪的陌生人！你到底爱什么呀？”
“我爱云……在那上边……飘浮着的云……奇妙的云！……”

[94]法语：《汤和云》。

[95]法语：我的亲爱的小蠢货给我端来了午饭，通过餐室的开着的窗子，我凝视着上帝用蒸汽做成的移动的建筑物，那些不可捉摸的奇妙的建筑物。我看得出了神，自言自语地说：“所有这些幻象几乎跟我那心爱的美人儿——我那碧眼的古怪的小蠢货的眼睛一样美妙。”突然有人用拳头在我背上狠狠打了一下，我听到一个迷人的沙哑的声音，一个疯狂似的、仿佛因喝酒而变得嘶哑了的声音——我那亲爱的小宝贝的声音说：“你不赶快喝你的汤吗，真该死……看得这样发呆……你这贩云的商人？”

[96]法语：彬彬有礼的射手
当篷车经过树林的时候，他命令车子在靶场附近停下来，说他喜欢在那里发射几颗子弹，以消磨时间。
要消磨时间这怪东西，这岂不是每个人都干的最平常而且合法的事吗？于是他彬彬有礼地向他那亲爱的、媚人的、可憎的太太，一个神秘的女人，伸出手去，他的多少欢乐，多少悲痛，也许还有他的大部分才华，都得归功于这个女人。
发出去的几颗子弹都离开目标很远，其中一颗竟穿进了顶篷。那可爱的人儿疯狂地讥笑她丈夫的枪法不高明，这时，他突然转过身来，对她说：“你看那边的一个洋娃娃，就在右边，鼻子翘起、样子挺骄傲的那个。这样吧，我亲爱的天使，我想象她就是你。”于是他闭起眼睛，扣动扳机。洋娃娃的头一下子给打了下来。
然后，他向他的亲爱的、媚人的、可憎的太太，他那不可避免的、无情的缪司一鞠躬，恭敬地吻她的手，补充说：
“啊，我亲爱的天使，为了我的枪法灵巧，我是多么感谢你啊！”

[97]法语：盆地上的风摒住了呼吸。
（法瓦尔）
这是疲倦的狂喜，这是热情的困惫，这是被微风搂抱的树林的战栗，这是些微弱的嗓音在灰色枝叶间的合唱。啊，微弱的清新的哀怨之声！它簌簌作响，好像那摆动的青草发出的温柔的呼声……你会说，在那旋转的波浪下，有小石子低沉的滚动声。这个在睡梦中呻吟的灵魂，应是我们的灵魂，对吗？说吧，是我的，也是你的，从这灵魂中低声唱出朴实的颂歌，在这温暖的黄昏。

[98]法语：微弱的嗓音在合唱。

[99]法语：摆动的青草发出的温柔的呼声。

[100]法语：在这片平原的无穷尽的慵困中，白雪像沙一般隐约发出闪光。古铜色的天空没有一点光亮。都道是看到月亮仿佛时而活着，时而死去。附近树林里灰色的橡树在浓雾中飘浮，好像乌云一般。古铜色的天空没有一点亮光。都道是看到月亮仿佛时而活着，时而死去。气喘吁吁的乌鸦和骨瘦如柴的饿狼呀！在严峻的冬天，你们的遭遇如何？在这片平原的无穷尽的慵困中，白雪像沙一般隐约发出闪光。

[101]法语：我不愿再想别的，我只想我的母亲马利亚——智慧的集中点和宽恕的源泉，也是法兰西之母，从她身上我们坚定地期待着祖国的光荣。

[102]法语：（《潘神》，1895年，第1期）
在低压的乌云之下，玄武岩和熔岩的低沉的声音，还有那已经失效的喇叭的那种奴隶式的回声。何等阴森可怕的船舶遭难事件（你——夜晚，浪花，还在英勇搏斗）毁灭了那些破片中最后一根失去了帆的桅杆。或者，狂怒者，要有一些更大的船舶遇险事件，整个虚空的深渊敞开，一个水仙女的腹部被淹没在披散的灰白色的发绺里。

[103]法语：当他出去的时候（我听见门的声音），当他出去的时候，她微微一笑。但当他又进来的时候（我听见灯的声音），但当他又进来的时候，那里是另外一个女人……我看到了死神（我听见他的心灵），我看到了死神，死神还在等待着他……有人跑来说（我的孩子，我怕得很），有人跑来说，他准备离开……我带着点亮的灯（我的孩子，我怕得很），带着点亮的灯走上前去……在第一道门边（我的孩子，我怕得很），在第一道门边，火苗抖动一下……在第二道门边（我的孩子，我怕得很），在第二道门边，火苗说起话来了……在第三道门边（我的孩子，我怕得很），在第三道门边，灯光熄灭了……如果他有一天回来了，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呀？对他说，人家在等着他，在人家还没有因为等得发急而死去之前……如果他不认识我，开始盘问起来，那就像一个姐姐一样地跟他谈话，他也许就感到痛苦……如果他问你住在哪里，那么应该怎样回答他呢？什么话也不要回答他，就把我的金戒指给他……如果他想知道，为什么客厅里空空的？那就把熄灭了的灯和打开着的门指给他看……如果那时他向我问起死的时刻？那就对他说：我微笑了，因为怕他要哭……

[104]参看俄文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1928—1955），第30卷第196—199页。

[105]作者的大女儿塔季扬娜，即苏霍京夫人。

[106]法语：“印象。”

[107]法语：雾的印象，夜晚的印象，日落。

[108]法语：灰绿色。

[109]法语：高浮雕。

[110]法语：“大地。”

[111]法语：“幻觉。”

[112]法语：“邪恶不吉。”

[113]指易卜生的剧本《营造师》。

[114]指易卜生的剧本《小爱约尔夫》。

[115]指梅特林克的剧本《盲人》。

[116]指豪普特曼的剧本《淹没的钟》。

[117]法语：“越是进行得快，越是持续得久。”

[118]法语：“玄秘的。”

[119]法语：“福地”是《圣经》所说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

[120]法语：除了无聊的艺术之外，各种艺术都是好的。

[121]法语：除了不可理解的或者不起作用的艺术之外，各种艺术都是好的。

[122]法语：生活经验很丰富的。

[123]法语：威廉·退尔式的。

[124]意大利语：渐强。

[125]意大利语：琶音。

[126]德国作家豪普特曼（1862—1946）的剧本。

[127]有一种机械，其上装有一枚随着手部肌肉的紧张度而转动的极敏感的指针，它指示着音乐对神经和肌肉所起的生理作用。——作者注。

[128]参看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1928—1955），第30卷第200—203页。

[129]在巴伐利亚的拜雷特城里，有一个瓦格纳民族剧院，每年都上演瓦格纳的歌剧。

[130]意大利语：快板乐章、行板乐章、诙谐曲。

[131]指谢·伊·塔涅耶夫。

[132]季先科的故事《黑面包是白面包之祖》。

[133]指К.Д.诺西洛夫的短篇小说《沃古尔人的戏》。契诃夫在他的一八九七年的日记里这样写着：“三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来看我……我把诺西洛夫的小说《沃古尔人的戏》的内容讲给他听——他显然津津有味地听完了。”（《契诃夫作品与书信全集》，第12卷第336页，莫斯科，1949年版。）

[134]在莫斯科有一座雄伟壮丽的“救主大堂”，那是为了纪念一八一二年战争中对法军的胜利而建造的。

[135]“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136]在这幅画里，古罗马圆形剧场里的观众弯下拇指，表示他们希望战败的格斗者被杀死。

[137]见前注。

[138]当我列举我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范例时，我并不认为自己选择的那些例子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除了我对各种艺术都不够熟悉之外，我又是属于因不正确的教养而审美观已受歪曲的人的阶层。因此我可能由于不能改掉旧习惯而选错范例，我可能把青年时代某一作品给我的印象错认为绝对的价值。我之所以举出这一种或那一种艺术作品的范例，目的只是要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些，并告诉读者：按照我现在的观点，我是怎样理解就内容来说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我还应该指出：我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归入坏艺术之列，只有两个作品例外：故事《上帝知道真情》——希望能属于第一种艺术，和《高加索的俘虏》——属于第二种艺术。——作者注。托尔斯泰夫人在一八九八年二月一日的日记里这样写着：“今天列·尼谈到艺术的时候，想起了各种不同的、他认为是真正艺术的作品，例如：谢甫琴科的《女仆》、雨果的小说、克拉姆斯科伊的画：军队怎样通过，年轻的女人、婴儿和奶妈怎样在窗口眺望；还有苏里科夫的画——列·尼的故事《上帝知道真情》的插图：苦役刑犯怎样在西伯利亚睡觉，而老人怎样坐着。还提到一个故事，我不记得是谁写的，好像也是雨果的，即一个渔夫的妻子生下一对双生儿之后死去了，另一个渔妇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她把这两个孩子收养下来，当她的丈夫回来时，她怯弱地把双生儿出世和母亲死去的事讲给他听，丈夫却说：‘有什么，应该收养那两个孩子。’于是妻子拉开帐幔，把她已经收养的两个孩子指给他看。”

[139]风俗画。

[140]法语：一个塑像。

[141]英语：“《适者生存。力的哲学》，1897，拉格纳·雷德比尔德著，芝加哥，1896”。

[142]沃盖。

威·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序

我的一个熟人，他的鉴赏力是我所深信的，去年让我阅读德国作家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通读全书后，我为这样的作品出版两年左右却几乎不为人知而感到惊奇。

这部小说不是当代那么大量制造的假艺术品，而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这部小说不属于那种对事物和人物的描写并无任何兴趣，只是因为作者在学会艺术描写的技巧以后想写一本新的小说，才把一些事物和人物彼此人为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这部小说也不属于那种虽有戏剧或小说的外形、实际上却是有既定主题的学位论文——这种东西在当代也被大众当作艺术作品；这部小说也不属于所谓的颓废派作品——它们之所以为当代大众特别喜欢正是由于它们像疯子的胡言乱语，成为一种字谜，而猜谜乃是愉快的活动，并且被看作高雅的标志。

这部小说既不属于这种，又不属于那种，也不属于第三种，它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在书中作者说的是他必须说的话，因为他热爱他所谈的事物，并且他不使用议论和含糊不清的譬喻，而是使用可以传达艺术内容的唯一手段，即诗的形象——也不是幻想的、离奇的、难以理解、没有内在必然性而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形象，而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事件的写照，这些人物和事件则是以内在的艺术必然性而相互联系起来的。

这部小说不止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卓越的艺术作品，它高度地集合着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的全部三个主要条件。

第一，它的内容是重要的，涉及农民、亦即大多数人的生活，他们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在现代，不止在德国，而且在所有欧洲国家里正经受着古老制度的严重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农民》同时出版了主题相同、虽则艺术性相差甚远却也相当不坏的一部法国长篇小说Réné Bazin的《La terre qui meurt》[1]）。

其次，这部小说以出色的技巧和优美的德语写成，当作家让自己的人物用粗野而刚劲有力的劳动者的方言说话的时候，这语言就特别有感染力。

第三，这部小说整个地渗透着对作者所描写的那些人的爱。

例如书中有一章这样描写：丈夫同伙伴们通宵酗酒之后，清早回家敲门。妻子朝窗外望，看到了他，狠狠地骂他，故意耗着不让他进门。最后给他开门时，丈夫冲了进来，并想进里屋去，妻子却拦住他，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父亲烂醉如泥的样子，把他往外推。但他抓住门框，同她打起架来。他平时是一个温和的人，现在却勃然大怒（恼怒的原因是，她前一天从他口袋里拿走了老爷们赏给他的钱，并且藏了起来），狂怒下他扑向她，揪住她的头发，要她还他的钱。

“不给，说什么也不给！”她反反复复说，竭力想从他手中挣脱出来。

这时，他愤恨得失去了控制，劈头盖脑地打她。

“死也不给。”她说。

“你不给！”他嚷着，把她推倒，自己也倒到她身上，继续向她要钱。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在醉后的狂怒中他竟想掐死她。但是，看到血从她头发中渗出，顺着脑门和鼻子淌下，他住了手。他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害怕，松开了她，摇摇晃晃地好不容易挣扎到床边，倒了下去。

这个场面是真实而可怕的。但作者热爱自己的主人公们，添上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以如此耀眼的光芒顿时照亮了一切，使得读者不仅可怜这些人，并且热爱他们，而不顾他们的粗野和残暴。被痛打的妻子苏醒过来，从地上爬起，用衣服下摆擦着血迹斑斑的额头，揉着四肢，推开门，走向哭叫着的孩子们，去安慰他们，接着用眼睛寻找丈夫。他一倒下去就那样躺着不动了，不过，脑袋在床外倒挂着，满脸充血。妻子上前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放到枕头上，然后才整整自己身上的衣服，理出一小撮被丈夫拔下的头发。

即使数十页的议论也说不尽这个细节所表现的一切。这里一下子向读者展示了由古风旧习培养起来的夫妻间应有的义务的意识，和沉着的决心的胜利，——不交出不是她所必需而是家庭所必需的钱。这里面既有委屈，也有对殴打的宽恕，既有怜悯，也有即使不是爱，也是对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的爱的记忆。但这样说还不够。这样一个细节，既展示了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的内心生活，并且向读者展示了以前生活过和现在生活着的千百万同样的丈夫和妻子的内心生活。这个细节不仅启示读者去尊敬和热爱这些备受劳动折磨的人，而且使人去思索，为什么这些本来有可能过美好的爱情生活的身体强壮心灵健康的人那样被人遗弃，那样逆来顺受和愚昧无知。

在这部小说的每一章里都可以遇到只有热爱自己笔下的事物的作者才能展现出来的那些真正的艺术特点。

这部小说无疑是卓越的艺术品，凡是读过它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然而这部小说出现在三年以前，虽然在我国它曾被译载《欧洲导报》，却不论在俄国和德国都全然没有引起注意。关于这部小说我在最近曾问过邂逅相遇的几位德国文学家，他们听到过波伦茨这个姓氏，却没有读过他的这部小说，尽管大家都读过左拉近年写的长篇小说，吉卜林的短篇小说，易卜生的戏剧，邓南遮[2]、甚至梅特林克的作品。

约在二十年前马休·阿诺德[3]写过一篇关于评论的使命的卓越论文。依他的意见，评论的使命是，在写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的东西中发现最重要的和最优秀的作品，并引导读者注意这种重要的和优秀的作品。

今天人们有看不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广告又十分发达，因此我认为，这样的评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它能否出现，能否具有权威性，关系到我们欧洲有教养阶级的教育的整个未来。

任何物品的生产过剩常常是有害的。那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物品在被人们视为目的而生产过多时，就特别有害。

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衣服和房屋作为防御气候变化的手段，良好的食物作为维持体力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但只要人们开始把掌握这些手段当作目的，认为尽可能更多地拥有马匹、房屋、衣服、食物是好事情，那么这些物品就不仅不是有益的，而且干脆是有害的。在我们欧洲社会的富裕阶层中间，书刊印刷出版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书刊印刷出版业对于缺乏知识的广大人民大众说来当然是有益的，而在富裕的人们的中间却早就成为扩散无知、而不是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了。

要确信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书籍、杂志，尤其是报纸如今已成为富有的大企业，为了使这些企业取得成功必须有最大量的顾客。而最大量的顾客的趣味常常是低下和粗俗的。因此，为使出版物备受欢迎，就必须使作品符合大多数顾客的要求，也就是要切合低级趣味，适应粗俗的鉴赏力。报刊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对此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因为在报刊的工作人员中，正像在群众中那样，具有如此低级趣味和粗俗鉴赏力的人，远远多于具有高级趣味和精细鉴赏力的人。而在书籍出版业要推销、书刊是作为商品出售的条件下，这些工作人员因提供适合大众要求的作品而获得好的报酬，于是出版物就不断增加，以致泛滥成灾。且不谈这些出版物内容有害，光是它们的数量就成为教育的重大障碍了。

如果说今天让一个平民出身而又禀赋聪明、愿受教育的年轻人接触一切书籍、杂志和报纸，并且让他自己选择读物，那么情况肯定是这样：他在十年间天天读书不倦，而读的则全是愚蠢的、不道德的书。他遇到一本好书的可能性是那么小，正像要在一俄斗豌豆里找出一颗标有记号的豆子。而且最坏的是，尽读坏书，他会使自己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越来越反常，即使偶尔碰到一部好作品，也完全不能理解，或者会曲解它。

此外，由于偶然的情况或者广告做得巧妙，某些坏作品，例如Hall Caine的《The Christian》[4]那样的内容虚假又无艺术性的长篇小说竟售出百万册，正像“阿兰度”[5]或Pears soap[6]那样获得与自己的品质不相称的盛名。这种盛名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去读这类书，于是，这种毫无价值、往往是有害的书籍的名声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在极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也像雪球一样，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概念混乱，以至完全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价值究竟何在。因此，报纸、杂志、书籍，总之，各种印刷品销售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印刷品的质量也降得越来越低，而所谓有教养的广大读者群越来越沉溺于毫无希望的、自满的，因而是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之中。

据我的记忆，五十年来，读者的鉴赏力和健全思想竟是这样惊人地每况愈下。可以从文学的各个领域来观察这种下降的情况，但我只限于指出某些较为显著又是我所熟悉的例子。譬如在俄国诗歌中，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之后（丘特切夫通常被人忘记），诗歌的荣誉最初转归颇可争议的诗人迈科夫、波隆斯基、费特，随后是毫无诗才的涅克拉索夫，随后是矫揉造作、平淡无奇的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随后是平庸单调的纳德松，随后是十足无能的阿普赫京，后来则越来越混乱，出现了不可胜数的蹩脚诗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诗，也不知道他们写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又是为什么而写的。

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英国的小说家们。从伟大的狄更斯，始而降低到乔治·艾略特，继之是萨克雷。从萨克雷到特罗洛普，再后来就开始出现吉卜林、霍尔·凯恩和赖德·哈格德之流的不屑一顾的赝制品。美国文学中的例子更为惊人：在伟大的群星——爱默生、梭罗、洛威尔、惠蒂埃等人之后一切突然中断，出现了装帧华丽、附有漂亮插图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因为缺乏任何内容而不堪卒读。

当代有教养的群氓愚昧无知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认为古代的和十九世纪的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小说家都过时了，已经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高级和精致的要求了。他们或是以藐视的态度，或是带着宽容的微笑来看待这一切。如今尼采的不道德、粗鲁、傲慢、前言不对后语的废话被当作哲学的最高成就；由诗格和韵脚联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颓废派诗歌那些毫无意义的、人为做作的文字堆砌被当作第一流的诗歌，包括作者在内谁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的剧本在所有剧院里上演，而冒充艺术作品的、既无内容又无艺术性的长篇小说则印行并销售数百万份。

“我应该读些什么来弥补我所受的教育的不足呢？”毕业于高等院校的男女青年问道。

提出同样问题的还有已经学会阅读和理解读物内容的平民出身、寻求真正教育的人。

为了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光是向杰出人物提出他们认为哪一百种书是最好的这种天真的问题当然是不够的。

我们欧洲社会中存在的、为大家所默认的做法，即把所有的作家分成一流、二流、三流诸等级，分成天才的、绰有才华的、有才华的和一般好的，同样无济于事。这样区分不仅无助于真正理解文学的价值，无助于在多如牛毛的坏书中寻找好书，反而更加碍事。更不用说这种等级划分本身往往不可靠，其所以能够保持至今，无非因为这样划分为时已久，并且为大家所接受。即使不谈这一点，这样的划分也是有害的，因为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作家也有很差的作品，而最末流的作家的某些作品却十分出色。因此，一个人如果相信这种把作家分为等级的做法，并且相信第一流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好的，而三四流的或者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差的，那只能使自己的理解陷于混乱，只会丧失许多有益的和真正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对于当代有教养阶级中寻求教育的青年或者平民出身寻求启蒙的人的最重要问题，能够给以回答的只有真正的评论——不是目前存在的、蓄意赞美出名的作品、并依据这些作品而杜撰出为之辩护的含混不清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的那种评论，也不是耍些小聪明去嘲弄坏作品或异己阵营的作品的那种评论，更不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盛行的、旨在依照某几个作家塑造的典型来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或者总是以文学作品为由头来说出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那种评论。

在写成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读什么？能够回答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的只有真正的评论，这种评论，正如马休·阿诺德说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推荐并指出以往的和当代的作家的创作中的一切精华。

是否出现这种大公无私、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理解并热爱艺术的评论，能否确立它的权威使之胜过金钱的广告，——依我看来，这将决定下列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也就是，在我们的所谓有教养的欧洲社会里，教育的最后光芒是趋于熄灭、不向人民大众普及呢，还是会像中世纪复兴过的那样复兴起来，并普及于现在没受过任何教育的大多数人民之中。

波伦茨的这部卓越的长篇小说，正像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低劣出版物中的其他许多杰作那样，在大众中默默无闻，而那些毫无意义、渺不足道、甚至干脆是极坏的文学作品，却被反复讨论，始终得到赞赏，并销售数百万册。由此我萌生这些想法，并利用这个我将来未必能够再次遇到的机会把它们说了出来，哪怕是简单地谈谈也好。

（1901）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法语：勒内·巴赞的《垂死的土地》。按：巴赞（1853—1932），法国作家，法兰西院士。《垂死的土地》发表于一八九九年。

[2]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作品具有浓厚的颓废色彩。

[3]马休·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史家。

[4]霍尔·凯恩的《基督教徒》。凯恩（1853—1931），英国小说家，写过多部小说。

[5]阿兰度是法国一家化妆品公司。

[6]英语：皮尔斯肥皂。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一

欧·克罗斯比先生论莎士比亚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一文[1]引起我的一种想法，要说出我久已形成的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见解，这见解同全欧有关他的定论是全然相反的。回忆起自己由于完全不赞同那种普遍的崇拜而多次经历的一切内心斗争、怀疑、强作理解和使自己在观点上改弦更张的努力，并且认为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想，把我同大多数人相左的意见明确而坦率地说出来，是不无益处的。特别是我觉得，在分析我与公众的定论分歧的原因时，我所得出的结论，并非毫无趣味和意义的。

我同有关莎士比亚的定论的分歧，不是偶然兴至或轻率论事的结果。多年以来，我坚持不懈地作过种种尝试，要使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同基督教世界一切有识之士的定见趋于一致，而我的分歧的见解正是这些尝试的产物。

还记得初读莎士比亚作品时所感到的惊异心情。我曾预期获得很大的审美享受。可是当我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人所公认的他的杰作《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和《麦克白》之后，我不仅没有体味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我还困惑不解：我把整个知识界公认的尽美尽善的杰作看成渺不足道、简直是很糟的作品，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知识界所妄加于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意义是荒谬绝伦的呢？我的困惑还由于我向来能够生动地感受各种诗歌的美而加深了。为什么举世公认为天才的艺术品的莎士比亚的剧作，非但不使我喜欢，反而令我厌恶呢？我久久不能自信。五十年来，为了检验自己的看法，我曾多次听人劝告，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从俄译本、英文本，从施莱格尔的德译本[2]来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把悲剧、喜剧、历史剧读了好几遍，可是依然确切无疑地得到同样的感受：厌恶、无聊和困惑不解。现在，在撰写本文之前，我，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希望再一次检验自己的看法，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从《李尔王》、《哈姆莱特》、《奥瑟罗》到关于亨利的几个历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暴风雨》和《辛白林》，却更强烈地体验到那同样的感觉，不过已经不再是困惑不解，而是坚定无疑地确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的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它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的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我固然知道，大多数人是那么相信莎士比亚伟大，以致在读了我的这篇议论以后，不会认为它有可能是公允的，甚至会全然置之不理，而我仍然尽力之所逮，指出我为什么认为，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

因此，我选定《李尔王》作例子。这是最受赞扬的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一，批评家大多众口一辞激赏它。

约翰逊[3]博士说：“悲剧《李尔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是值得充分赞赏的。也许再没有一部剧作能这样强烈地引人注意，这样强烈地激发我们的热情，唤起我们的好奇心。”

哈兹里特[4]说：“我们真想避开这部剧作，绝口不去谈它。因为关于它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不仅不够充分，而且远不及我们已经形成的对它的看法。企图描述这部戏剧或它动人心弦的印象，那真是孟浪（mere impertinence）。尽管如此，我们还得谈几句。我们要说，这是莎士比亚的杰作，与他的其他剧作比较，是他最关切的一部作品。”（he was the most in earnest）

哈勒姆[5]说：“如果说虚构上的独创性不是莎士比亚全部剧作的共同特色，因而承认某部作品最富于独创性便是否定其他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天才的最光辉的各个方面，在《李尔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较之《麦克白》、《奥瑟罗》，甚至《哈姆莱特》，这部悲剧是最违反悲剧的规范的，但它的情节安排得更为巧妙，而且像这些剧作一样，显示了同样的几乎超人的灵感。”

雪莱说：“《李尔王》可以被认为是全世界戏剧艺术最完美的典范。”[6]

斯温伯恩[7]说：“我真不想谈莎士比亚的《亚瑟》[8]。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世界里，有一两个人物是任何言辞都不足以形容的。考狄利娅就是这样的人物。这类人物在我们的内心和生活里占有一个难以言喻的位置。我们划归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一角，是日常生活的光亮和喧嚷所不能进入的。在人类高级艺术的庙堂里，正如在人类的内心生活里，有一些不为肉眼凡踪开放而建立的小龛。爱情、死亡和回忆默默地给我们保留了某些心爱的名字。当然，这是天才的最高荣誉，诗歌的奇迹和最伟大的才华，它能在我们铭诸内心的记忆里，增添新的诗作的名字。”[9]

Lear c’est I’occasion de Cordelia，维克多·雨果说，La maternité de la fille sur le père；sujet profond；maternité vénérable entre toutes，si admirablement traduite par la légende de cette romaine，nourrice，au fond d’un cachot，de son père vieillard.La jeune mamelle près de la barbe blanche il n’est point de spectacle plus sacré.Cette mamelle filiale，c’est Cordelia.

Une fois cette figure rêvée et trouvée，Shakespeare a creé son drame…Shakespeare，portant Cordelia dans sa pensée，a creé cette tragédie comme un Dieu，qui ayant une aurore à placer，ferait tout exprès un monde pour I’y mettre.[10]

勃兰兑斯说：“在《李尔王》里，莎士比亚一览无遗地测量了恐怖的深渊。面对这种景象，他的心灵既没有感到战栗晕眩，也没有感到虚弱无力。站在这个悲剧面前，你会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感，正像你站在装饰着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的西斯廷教堂门口所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区别只在于，在这里，情感要痛苦得多，哀号要响亮得多，美的和谐也更剧烈地为绝望的不和谐所破坏。”[11]

评论家们关于这部剧作的意见就是这样。因此，我认为，选取该剧作为莎士比亚的优秀剧作的范本，是不会错的。我将尽可能公允地叙述这部剧作的内容，然后指出，为什么这部剧作并不像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们所断言的那样，是尽美尽善的杰作，而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二

《李尔王》一剧以肯特和葛罗斯特两位廷臣谈话的场面开始。肯特指着在场的那个年轻人问葛罗斯特，这是不是他的儿子。葛罗斯特说，他曾多次为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而脸红，现在他不再脸红了。肯特说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葛罗斯特就当着自己儿子的面说：“您不明白，这个儿子的母亲可明白，她肚子大了，在床上没有丈夫之前，在摇篮里却先有了儿子。”“我还有一个合法的儿子，”葛罗斯特接着说，“这个畜生虽然过早地闯到世上，可他的母亲是个美人儿，there was good sport at his making，[12]因此，这孽种我不能不承认他。”[13]

这就是开场白。且不说葛罗斯特的这些话很下流，它们出诸这位应该显示其高尚品质的人之口也不恰当。不能赞同某些评论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葛罗斯特的这些话是为了道出使私生子爱德蒙深以为苦的那种人的蔑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首先，人们的这种蔑视不必由当父亲的来说；其次，爱德蒙在自己的独白中诉说人们因他是私生子而蔑视他时，应该提到他父亲的这些话。但却没有。因此，显然，葛罗斯特在剧本开头说的这些话，目的只是在于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告诉观众，葛罗斯特有一个合法的儿子，还有一个私生子。

在这之后，喇叭吹响了，李尔王同他的女儿和女婿们上场，李尔王说，他年老倦勤，要摆脱世务，把他的王国分给女儿们。为了要知道该给哪个女儿多少，他宣布，哪个女儿对他说爱他胜过别的女儿，他就给她最大的一份。大女儿高纳里尔说，没有语言能表达她的爱心，她爱父亲胜过自己的眼睛，胜过空间和自由，她爱他爱得呼吸都很困难。李尔王立即在地图上划给这个女儿她的一份带有田野、森林、河流和牧场的土地，再问第二个女儿。二女儿里根说，她的姐姐真实地表达了她自己的感情，却还不够充分。她里根是那样地爱父亲，以至除了这种爱，一切都使她厌恶。李尔王也赏赐了这个女儿，又问他心爱的小女儿，用他的话来说，这女儿很使法兰西的葡萄酒和勃艮第的乳酪发生兴趣，也就是说，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正在向她求婚。他问小女儿考狄利娅，她是怎样地爱他。考狄利娅是一切美德的化身，正如她的两个姐姐是万恶的化身一样。她完全不合时宜地、仿佛是故意要激怒她父亲似的，说她虽然爱他，尊敬他，感激他，但要是她出了嫁，她的爱就不会整个地属于父亲，她还要爱她丈夫。听了这些话，国王勃然大怒，立时用各种最可怕和最古怪的诅咒骂自己心爱的女儿，例如说，从此他将像爱他原先的小女儿一样地爱那啖食自己子女的生番。“The barbarous Schythian，or he that makes his generation messes to gorge his appetite，shall to my bosom be as well neighboured，pitied，and relieved as thou，my sometime daughter”.

廷臣肯特为考狄利娅辩护。为了使国王恢复理智，他责备他不公正，并以合情合理的语言谴责阿谀奉承的危害。李尔王不听肯特的忠告，以死亡相威胁，把他赶走，并叫来那两位求婚者：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先后请他们不要嫁奁娶走考狄利娅。勃艮第公爵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嫁奁就不娶考狄利娅。法兰西国王娶了没有嫁奁的考狄利娅，把她带走了。此后两个姐姐当场商量，准备欺负刚刚赐给她们疆土的父亲。第一场就此结束。

且不谈李尔王的语言和莎士比亚笔下所有国王说的一样，夸张而缺乏个性，读者或观众不会相信，国王再老再呆，竟会听信与他一起度过一生的两个狠毒的女儿的话，而不信他心爱的小女儿的话，反而诅咒她并把她撵走；因此，观众或读者不可能同这个不自然的场面里的人物的感情产生共鸣。

《李尔王》第二场开始时，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爱德蒙正在自言自语，议论人世间的不公平，把权益和尊敬都给了合法的孩子，而剥夺私生子的这一切，他决计害死爱德伽以取得他的地位。为此他伪造了一封爱德伽给他的信，在信中爱德伽似乎有意要杀害父亲。等父亲来到时，爱德蒙又仿佛是违背自己意愿，把信给他看，而父亲又马上相信他所钟爱的儿子爱德伽会想杀害他。父亲走后，来了爱德伽，爱德蒙向他暗示父亲由于某种原因要杀死他，爱德伽也马上信以为真，躲避着父亲。

葛罗斯特和他两个儿子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人物的感情同李尔和他女儿们之间的关系一样不自然，甚至更不自然，因此，比起对李尔和他女儿们的关系，观众更难以设身处地去体会葛罗斯特和他儿子们的心境，更难与他们发生同感。

在第四场中，李尔已经住在高纳里尔府邸，见逐于他的肯特来见他。肯特乔装打扮，李尔竟认不得他。李尔问：“你是谁？”不知怎的肯特用全然不符合他身份的弄人的口吻回答说：“我是一个正直汉子，而且像国王一样穷。”李尔说，“要是你做臣民的也像做国王的一样穷，那么你也可算得是真穷了。”国王问：“你多大年纪了？”肯特答道：“说年轻也不算年轻，不会为了女人害相思；说年老也不算年老，不会听凭女人摆布。”对此国王说：“要是我在午饭以后还是这么喜欢你，那我就让你服侍我。”

这些道白既非源自李尔的处境，也非源自国王和肯特的关系，其所以让李尔和肯特说这些话，显然只是由于作家认为这些话既俏皮又好玩。

来了高纳里尔的管家，对李尔很不礼貌，于是肯特把他绊倒在地。国王始终未认出肯特，为此赏给他钱，还留下他侍候自己。这以后弄人来了，他和国王之间便开始了全然不符合当时情况、毫无意义、无非是玩笑逗乐的长时间的谈话。例如，弄人说：“给我一个蛋，我给你两顶冠（crowns）。”国王就问：“两顶什么冠（crowns）？”弄人说，“一个鸡蛋分两半。我把鸡蛋切开，吃掉蛋黄。你把自己的王冠（crown）从中间剖成两半，把两半全都送给人家，你这是背着驴子过泥潭；当你把自己的金冠（crown）送人时，你这光秃秃的脑盖（crown）里面就是没有一点脑子。我说的是自己的话，谁要是这么想，就让他挨一顿鞭子。”

如此这般地进行着长时间的对话，使得观众和读者在听到并不可笑的笑话时感到十分别扭。

这些对话因高纳里尔到来而打断了。她要求父亲减少自己的侍从，不要原来的一百名内侍而满足于五十名内侍。听了这建议后，李尔爆发了一阵古怪的、不自然的愤怒，他问：谁认得他？“这不是李尔，”他说，“难道李尔是这样走路，这样说话的？他的眼睛在哪儿？我是在睡梦中还是醒着？谁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我是李尔的影子”等等。

同时，弄人不断地用他那并不可笑的笑话插嘴。来了高纳里尔的丈夫，想安慰李尔，而李尔则诅咒高纳里尔，呼吁神灵使她终生不育，或是让她生个忤逆的孩子，用冷笑和蔑视报答她当母亲的劬劳，让她看看忘恩负义的孩子所带来的全部凄惨和苦痛。

这些话表达了真实感情，假如只说这些，是很感动人的。可这些话被李尔说个不停的一长串全然不恰当的、夸张的言辞所淹没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儿呼唤云雾和风暴降落到他女儿头上，一会儿希望诅咒能穿透她的五官百窍，一会儿又对自己的眼睛说，要是它们流泪，他就要把它们挖出来用带咸味的泪水和泥土拌在一起等等。

此后李尔又派肯特——他依然没有认出他——去给另一个女儿送信，同时，尽管他刚刚表示那样的绝望，却还和弄人闲聊，逗引他说笑话。这些笑话仍然毫不可笑，除了使人因听见蹩脚的俏皮话而体验到近乎羞愧的不快之感外，还以其冗长而令人无聊。譬如，弄人问国王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鼻子长在脸的中间？李尔说不知道。“因为中间放了鼻子，两旁就可以安放眼睛；鼻子嗅不出来的，眼睛可以看个仔细。”

“你能说出来，牡蛎是怎样造它的壳吗？”弄人又问。

“不能。”

“我也不能，可我知道，牡蛎为什么背着一个屋子。”

“为什么？”

“为了藏它的头。当然不是为了把它的房子送给自己的女儿，害得自己连犄角都没地儿安顿。”

“我的马备好了没有？”李尔说。

“你的驴子正为它们奔忙呢。为什么北斗七星只有七颗？”

“因为它们不是八颗。”李尔说。

“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丑角。”弄人说，以及如此等等。

继这一冗长的场面之后来了一个侍臣，报告马已备好。弄人说：

“She that is a maid now，and laughs at my departure，shall not be a maid long，unless things be cut shorter.”[14]说罢就下场了。

第二幕第二场[15]开始时，恶棍爱德蒙正劝说哥哥，要他当父亲来到时佯装和他用剑决斗。爱德伽答应了，虽然他丝毫不明白为什么非这么做不可。父亲来时发现两个儿子正在搏斗，爱德伽逃走，爱德蒙把自己的手臂划出血来，让父亲相信，爱德伽念咒语要咒死父亲，还劝说爱德蒙帮助他，而他爱德蒙拒绝了，于是爱德伽就向他扑了过来，刺伤了他的手。葛罗斯特全都信以为真，咒骂爱德伽，并把合法长子的所有权益都转给了私生子爱德蒙。公爵知道了此事也给爱德蒙奖赏。

在第二场里，在葛罗斯特堡邸前，李尔的新仆人肯特（仍然没被李尔认出来）毫无理由地辱骂奥斯华德（高纳里尔的管事），并对他说：“你是奴才、骗子、走狗；下贱的、傲慢的、浅薄的、叫化的，一年领三套衣服的[16]、全部家私不到一百镑的、卑鄙龌龊的、穿粗毛线袜子的奴才，一种杂种老母狗的崽子”等等，并拔出剑来，要奥斯华德同他搏斗，还扬言要把他制成a sop o’the moonshine[17]，——这些词儿是任何注释者所无法解释的。当别人阻止他时，他继续骂出各种极其稀奇古怪的话，例如，说他奥斯华德是一个裁缝做出来的，因为无论石匠或是画匠都不会把他做得这么糟，即使这门手艺他们才干过两个钟头。还说，要是允许他的话，他要把奥斯华德这个流氓捣成一堆泥浆，用它来刷茅厕的墙。

就这样，这个谁也没有认出来的肯特（虽然国王、康华尔公爵和当时在场的葛罗斯特都应该跟他很熟）以李尔的新仆人的身份一直胡闹到被人抓住，套入足枷[18]为止。

第三场发生在森林中。爱德伽逃避父亲的迫害，躲藏在那里。他向观众诉说，有这样一些疯子、傻子，他们赤身裸体，到处行走，用刺用针往自己身上乱戳，怪喊怪叫，乞求布施；又说，为了躲避迫害，他要装成这么个疯子。对观众说罢这些话，他就下场了。

第四场的地点还是在葛罗斯特的城堡前。李尔和弄人上场。李尔见肯特锁在足枷上（依旧没有认出他是肯特），勃然大怒，因为他们胆敢这样侮辱他所派遣的人，他要公爵和里根出来见他。弄人在一旁说自己的俏皮话。李尔好不容易压下自己的怒气。公爵和里根来了。李尔诉说高纳里尔的不是，里根却为姐姐辩护，李尔咒骂高纳里尔。当里根对他说，他还是回到姐姐那里去为好时，他发怒说：“什么话，我得求她饶恕吗？”于是跪到地上，表示如果他卑躬屈膝地恳求女儿赐给他衣食，那会是怎样有失体统。他又用各种极其稀奇古怪的诅咒咒骂高纳里尔，并且问，是谁敢把他所派遣的人锁进足枷？里根还没来得及答话，高纳里尔来了。李尔更加恼怒，重又咒骂高纳里尔。当他听说是公爵命令给肯特上的足枷时，他什么话也没说，因为就在这时里根告诉他，她现在不能接待他，要他回到高纳里尔那儿去，一个月以后她再接待他，不过他不能带一百名侍从，只能带五十名。李尔又咒骂高纳里尔，不愿意去她那儿，还是希望里根接纳他，让他带全部一百名侍从，但是里根说，要她接纳，只许带二十五名侍从。于是李尔决定回到高纳里尔那里去，因为她允许带五十名侍从。当高纳里尔说即使二十五名也多了的时候，李尔就发了一通议论，认为所谓多余、足够都是相对的概念，人如果除了必需品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就和畜生没有区别了。这时的李尔，还不如说是那个扮演李尔的演员，就对观众中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说，她的盛装艳饰也并不是必需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让她温暖。接着他又大发雷霆，说他将要干出一些令人害怕的事情来向女儿们复仇，但他是不会哭泣的，于是就下场了。可以听见正在来临的暴风雨声。

第二幕就是这样，它充满了不自然的事件和更不自然的、并非本乎人物处境的道白，而以李尔和他女儿们的一场结束；这一场要不是夹杂了许多出自李尔之口的夸张到十分荒唐、极不自然，尤其是毫不相干的道白，那么也许会是感人至深的。李尔在傲慢、愤怒和希望女儿让步之间犹豫不决的情景本来是令人感动的，但却被下文他说的许多不合情理的话所破坏了。他说什么要是里根不高兴看见他，他就要跟她已故的母亲离婚，还说他要呼唤毒雾降临到他女儿头上，还说既然天神也是老人，他们就应该庇护老人，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话。

第三幕一开场就是雷电、暴风雨，据出场人物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特大的暴风雨。在荒原上，一个侍臣对肯特说，被女儿们赶出家门的李尔一个人在荒原上奔跑，拽下自己的一丝丝白发往狂风里抛。只有弄人一路跟随着他。肯特则告诉侍臣，两个公爵之间发生了争吵，法兰西军队已从多佛登陆。说罢，他把这个侍臣派到多佛去见考狄利娅。

第三幕第二场也发生在荒原上，不过不是在肯特遇见侍臣的地方，而是在另一处。李尔在荒原上一面行走，一面说些应该是表示他的绝望心情的话。他要风猛烈地吹，吹裂自己的（风的）脸颊；他要雨倾注下来淹没一切，要闪电烧焦他白发的头颅，要霹雳劈碎大地，把繁殖忘恩负义的人类的全部种子消灭干净。弄人也在一旁推波助澜，说些更加荒唐的话。肯特来到了。李尔说，在这场暴风雨中会找到所有的罪人，并将揭露他们。依然没有被李尔认出来的肯特，劝李尔去茅屋避雨。这时弄人说了些对这境况很不合适的预言，于是他们一起下场。

第三场又转到了葛罗斯特的城堡里。葛罗斯特告诉爱德蒙，法兰西国王已经带着军队登陆，他自己要去帮助李尔。爱德蒙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决定控告自己的父亲阴谋叛变，为的是取得他的遗产。

第四场又是在荒原上，在茅屋前面。肯特请李尔进茅屋去，李尔却回答说，他用不着躲避暴风雨，他没有感觉到它，因为女儿们忘恩负义在他心中激起的暴风雨压倒了一切。 这种又是以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的真实情感本来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可是它掺杂在无休无止的夸张的胡话中间就难以为人注意，因此便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要让李尔进去的茅屋，原来就是乔装疯子、赤身裸体的爱德伽在其中躲藏的那一座。爱德伽正从屋里出来，虽然所有人都认识他，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正如人人都没有认出肯特一样。于是爱德伽、李尔和弄人开始说毫无意义的话，说说停停，占了六页。在这一场中间来了葛罗斯特，同样既没有认出肯特，也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爱德伽，他向他们说，他儿子爱德伽想杀害他。

这个场面为葛罗斯特城堡里的另一场面打断了。爱德蒙正在告发自己的父亲，公爵则答应给葛罗斯特以惩罚。情节又转到了李尔那里。肯特、爱德伽、葛罗斯特、李尔和弄人正在农舍里交谈。爱德伽说：“弗拉特累多[19]在叫我，告诉我尼禄[20]在冥湖里钓鱼。”……弄人说：“伯伯，告诉我，谁是疯子，是贵族还是农民？”失去理智的李尔说，疯子是国王。弄人说：“不，疯子是农民，他让儿子成为贵族。”李尔喊道，“让一千支火热的矛头刺到她们身上。”而爱德伽则嚷着，恶魔正在啃他的背。对此弄人却说着俏皮话，说什么不该相信豺狼的温驯，马儿的健康，孩子的爱情，娼妓的盟誓。随后，李尔在幻想着他审问两个女儿。“渊博的法官，”他对赤身裸体的爱德伽说，“请坐在这儿，而你、贤明的官长，坐在那边。来，你们两头母狐狸！”对此爱德伽说：“瞧，他站着，两只眼那样炯炯发光。夫人，难道您觉得这儿法庭上的眼睛还不够多吗。游到我这边来吧，蓓西，美人儿。”而弄人则唱着，“美人儿蓓西的船底有洞儿，她又不能说，为什么没法过来跟你在一起。”爱德伽又在说自己的话。肯特劝李尔睡下，而李尔却继续自己想象中的审判。

“带证人上来！”他喊，“坐在这边，”他（对爱德伽）说，“你这位披法衣的审判官请升座。还有你（对弄人）……要知道他和你都承担同样的司法的重任；请跟他一起坐到审判席上去。你是陪审官，你也坐下。”他对肯特说。

“噗儿，这是只灰猫！”爱德伽喊着。

“先带她，带她到庭上来。这是高纳里尔！”李尔大声喊着说，“在这儿，对着这尊严的法庭我起誓，她殴打过自己的父亲，那可怜的国王。”

“上前来，夫人，你名叫高纳里尔吗？”弄人朝着板凳说。

“这儿还有一个，”李尔喊道，“拦住她。拔出剑！点起火！举起兵器！这儿是营私舞弊，枉法的法官。为什么你放她走？”等等。

这场疯疯癫癫的话因李尔入睡而中止了。葛罗斯特劝肯特（仍然没有认出他）送国王到多佛去，于是肯特和弄人舁着国王走了。

场面转到葛罗斯特的城堡里。大家要定葛罗斯特叛国罪，把他押上场绑起来。里根扯他的胡子。康瓦尔公爵挖出他的一颗眼珠踩在脚下。里根说他还有一只眼是完好的，这只好眼睛会取笑另一只，叫把它也挖掉。公爵正要这么做，可是一个仆人不知怎地突然站出来为葛罗斯特打抱不平，并且刺伤了公爵。里根杀死了仆人。濒死时仆人对葛罗斯特说，他还有一只眼睛，会看得见恶人怎样受惩罚。公爵说：“要让他看不见，我们把它也挖掉。”他随即挖出葛罗斯特的第二只眼珠，把它扔在地上。这时里根说是爱德蒙告发了父亲，于是葛罗斯特一下子明白他上了当，爱德伽并没有要谋害他。

第三幕就此结束。

第四幕又是在荒原上。爱德伽依然装疯卖傻，用矫揉造作的语言谈命运的无常和贱命的好处。接着，他的父亲、瞎了眼的葛罗斯特，由一个老人领着，来到了这荒原上，不知怎地刚好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葛罗斯特也谈论命运无常，他用的是莎士比亚的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主要特点是，思想是从字眼的协韵或对比而派生出来的。葛罗斯特叫老人离开他；老人说，没有眼睛是不能单身走路的，因为看不见路。葛罗斯特说他走投无路，因此用不着眼睛。他还说，当他有眼睛时，他摔了跤，缺陷往往是我们的救星。“啊！亲爱的爱德伽，”他接着说，“你那受骗发怒的父亲的牺牲品，只要我能够摸到了你，我就要说，我又有眼睛了。”假装疯癫而赤身裸体的爱德伽听到这些话，却不把实情告诉父亲，而是接替了领路的老人，并跟父亲闲聊起来；他父亲不能从口音辨认出他，只当他是傻子。葛罗斯特乘机说俏皮话，说现在是疯子领着瞎子走路，同时竭力把老人打发走，显然，这并非出于这时葛罗斯特所应有的动机，而只是为了同爱德伽单独在一起，以便演出假想的从峭壁上跳下的一场罢了。爱德伽虽然刚刚遇见失明的父亲，又知道父亲因驱逐他而感到后悔，却说着全然多余的俏皮话，这些俏皮话莎士比亚固然会知道，因为他在赫列涅特[21]的书里读到过，而爱德伽却是无从知道的，重要的是，在他所处的那种境况下，是决不会这么说的。他说：

“五个魔鬼一齐附在可怜的汤姆身上：一个是色鬼奥别狄克特，一个是哑鬼霍别狄丹斯，一个是窃贼玛呼，一个是杀人犯魔陀，还有装鬼脸和全身痉挛的弗力勃铁捷贝特。现在他们都附在丫头和各色各样的侍女身上。”

听见这些话后，葛罗斯特把一个钱包给了爱德伽，同时说：他葛罗斯特的不幸造就了这个穷汉的幸运。“天神向来是这样安排的，”他说，“如果执迷不悟和穷奢极侈的人因知觉麻木而不愿看见天神的威力，那就让他们马上感觉到吧。因此，分配应该消灭过分的享受，人人都应有足够的一份。”

失明的葛罗斯特说了这些话后，要求爱德伽领他到他所知道的海滨悬崖上去，他们就下场了。

第四幕第二场在奥本尼公爵府邸前。高纳里尔不仅是个恶女人，而且是个荡妇。她藐视丈夫，并且公然表示自己爱上了那个承袭父亲葛罗斯特爵位的恶棍爱德蒙。爱德蒙离开后，高纳里尔跟丈夫进行了一场谈话。奥本尼公爵是唯一具有人的感情的人，以前他就不满于妻子对她父亲的态度，现在则坚决地为李尔鸣不平。可是，他用以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却有碍于人们相信他的感情。他说：就是野熊也会对李尔俯首致敬；如果上天不差遣自己的有形的精灵下凡来遏止这些欺侮人的卑鄙勾当，那么人们将会像海怪那样互相吞食云云。

高纳里尔不听他的话，于是他开始詈骂她，“魔鬼，瞧瞧你自己吧，”他说，“恶魔的可怕嘴脸，还没有女人的那样可怕。”“没有头脑的蠢货！”高纳里尔回嘴说。公爵接着说，“如果你自己要变成魔鬼，那么至少为了羞耻，不要让自己的嘴脸装出恶魔的怪相。啊，要是我认为得体的话，我会让我的双手完全自由，听凭我血管里沸腾的血液的指使，把你的躯体整个撕得粉碎，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折断。可你虽然是个魔鬼，外貌却是女人！”

此后，一个信使进来报告说，康瓦尔公爵在挖葛罗斯特的眼珠时被仆人刺伤，已经死去了。高纳里尔很高兴，可又担心里根（现在是寡妇）会从她那里夺走爱德蒙。第二场就此告终。

第四幕第三场呈现出法兰西的军营。从肯特和侍臣的谈话里读者或观众了解到，法兰西国王不在军中，考狄利娅收到肯特来信，因为获悉父亲的消息而异常悲伤。侍臣说，她的脸庞使人想起雨珠和阳光。Her smiles and tears were like a better day；those happy smiles that played on her ripe lip seemed not to know what guests were in her eyes；which parted thence as pearls from diamonds dropped.[22]侍臣说，考狄利娅希望见到父亲，但是肯特说，李尔羞于同女儿见面，因为他曾经那么欺侮过她。

在第四场里，考狄利娅在跟医生谈话。她说，有人见到李尔，他完全疯了，不知怎地头上戴着各种野草编成的草冠，在一个地方来回走着，她已派兵士去找他，她还说，让大地上医药的一切神效都在她的泪珠里奔涌到他身上，等等。

人们告诉她，两位公爵的军队向他们这里开过来了，但是她一心惦念父亲，就下场了。

在第四幕第五场里，里根在葛罗斯特的城堡里同高纳里尔的管事奥斯华德谈话，他是为了送高纳里尔给爱德蒙的信而来的。里根告诉他，她也爱上了爱德蒙，因为她是寡妇，她嫁他比高纳里尔更合适些，她要求奥斯华德向姐姐提醒这一点。她还对他说，把葛罗斯特弄瞎而又让他活下来是很不明智的，因此建议他万一遇见葛罗斯特就杀掉他，并答应为此给以重赏。

在第六场里，葛罗斯特同没有被他认出来的儿子爱德伽又出现了。爱德伽扮成一个农民，领着失明的父亲到峭壁上去。葛罗斯特在平地上走着，爱德伽却使他相信，他们正吃力地攀登陡险的山峰。葛罗斯特信以为真。爱德伽对父亲说，听见了海中的波涛声，葛罗斯特连这也相信了。爱德伽在平地站住，并且使他父亲相信自己已爬上峭壁，在他的脚下就是惊险的悬崖，并让他单独留了下来。葛罗斯特向天神祷告说：他要摆脱他的苦痛，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而不怨尤他们天神，说完这些话，就在平地上跳起来，他摔倒了，却以为自己从峭壁上跳下来。这时，爱德伽自言自语，说出一段更加紊乱的话：I know not how conceit may rob the treasury of life，when life itself yields to the theft，Had he been where he thought，by this had thought been past.[23]他又装作另一个人走近葛罗斯特，惊奇地说，他从这么可怕的高处摔下来，怎么会没有受伤。葛罗斯特相信自己是摔了下来，等待死去，可是感到自己还活着，就怀疑他没有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于是爱德伽说服他，使他确信自己真的曾从那可怕的高处跳下来；爱德伽还告诉他，跟他一起站在峭壁上的是个魔鬼，因为他的眼睛像两轮满月，长着一百只鼻子和波涛般卷起的犄角。葛罗斯特相信这一切，而且深信不疑地认为，他的悲观失望是魔鬼唆使的，因此决定今后不再悲观失望，而且安然等待死亡了。这时李尔来了，不知为什么他全身缀满野花。他疯了，说的话比以前更加荒唐，他说到铸造钱币，说到弓，说要给谁一码尺[24]，随后喊着说，看见一只耗子，他要用一块乳酪引诱它，抓住它，接着又突然向走过的爱德伽问口令，而爱德伽也应声答道：香麦荞兰。李尔说：过去！而那个既没有认出儿子、又没有认出肯特的葛罗斯特却听出了国王的口音。

至于国王，则在自己没头没脑地说了一阵之后，突然说起讽刺话来。开头他说谄媚之徒像神学者，对一切都随声附和说是或不是，并使他确信，他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当他碰上暴风雨而无处容身时，他才感到这是假话；接着他说，因为万物淫乱，葛罗斯特的私生子对父亲比他女儿对他还孝顺些（虽然在戏剧发展中他根本无法得知爱德蒙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所以就让淫风炽盛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国王，需要多制造出几个兵士来。此时他还对想象中的一位假正经的夫人说，她装作冷若冰霜，同时却像发情的畜生那样沉湎淫欲。所有女人只有腰带以上像天神，腰带以下却是魔鬼。在说这些话时，李尔因害怕喊了起来，并吐了几口唾沫。显然，这段独白是让演员对观众说的，它可能产生舞台效果，然而李尔说这些话是毫无来由的，正像葛罗斯特要吻他的手时，他擦着手说：it smells of mortalitg.[25]也是毫无来由的。接着话头转到葛罗斯特的瞎眼上来，这是为了有可能玩弄语言游戏，如关于视力，关于盲目的丘比特，以及李尔说的，他头上没有眼睛，钱袋里没有钱，所以眼睛沉重，而钱袋轻松。接着李尔自言自语地说到法官的不公正；这段话让发了疯的他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以后考狄利娅派来寻找李尔的侍臣和兵士到了。李尔依然发疯，并且跑开了。派来找李尔的侍臣并不去追赶，却长时间地向爱德伽叙说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军情。

奥斯华德来了，瞧见了葛罗斯特，指望获得里根所许诺的杀他的奖赏，就扑向他，可是爱德伽用自己的棍子打死了奥斯华德。奥斯华德垂死时把高纳里尔给爱德蒙的信交给杀自己的凶手爱德伽，为了让他受赏。在信里高纳里尔答应杀死丈夫而嫁给爱德蒙。爱德伽抓着奥斯华德的双脚把他的尸体拖开，回来带走了父亲。

第四幕第七场是在法国军营中一个小病房里进行的。李尔睡在床上，考狄利娅和仍然乔装的肯特进来了。大家用乐声唤醒李尔，他醒过来看见考狄利娅时，不相信她是活人，认为是在梦中，也不相信自己是醒着的。考狄利娅让他相信她是他女儿，还请求给她祝福。他向她跪下，求她原谅，承认自己年老糊涂，说自己甘愿喝下毒药，大概她已为他准备好了，因为他深信她痛恨他。如果他为之做过好事的两个姐姐都痛恨他，那么，他对她做过坏事，她怎能不痛恨他呢。随后他渐渐苏醒过来，不再胡说了。女儿请他到里边去。他同意了，并说：“请你宽厚些：请你忘怀和宽恕，我是个老迈糊涂的人。”他们下场了。留在舞台上的侍臣正在和爱德伽交谈，为了向观众说明，爱德蒙正统率着军队，李尔的捍卫者和敌人之间的战争马上要开始了。于是第四幕结束。

在这第四幕里，李尔和女儿的一场将是很令人感动的，如果在它之前的三幕里没有李尔的枯燥单调的胡话，再则如果这是表达他的情感的最后一场就好了；可这却不是最后的一场。

在第五幕里，李尔又重复以前说过的夸张、冷漠而又是随意想出来的胡话，以致破坏了前一场可能产生的那种印象。

第五幕第一场先是爱德蒙和里根出现，里根因爱德蒙爱上她姐姐而吃醋，并向他自媒。接着高纳里尔、她丈夫和兵士们上场。奥本尼公爵虽则怜悯李尔，却认为同入侵祖国的法兰西人作战是自己的义务，正在准备战斗。爱德伽来了，他仍然乔装，把一封信交给奥本尼公爵，并说，如果公爵得胜，那就吹起喇叭，那时候（在基督诞生八〇〇年前）会有一个骑士出现，来证明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

在第二场里，爱德伽同父亲上场，他让父亲坐在树荫底下，自己走开了。传来了厮杀声，爱德伽跑来说，战争失败了，李尔和考狄利娅被俘。葛罗斯特又感到绝望。仍然没有让父亲认出自己的爱德伽告诉他，不应该悲观绝望，葛罗斯特也马上同意了。

第三场是以战胜者爱德蒙的凯旋开端的。李尔和考狄利娅成为俘虏。虽然李尔此时不再是疯人，说的话依然同样疯疯癫癫，文不对题，例如说他将在监牢里跟考狄利娅一起唱歌，她请他祝福时，他将要跪下（下跪重复了三次）请她宽恕。他还说，当他们待在监牢中时，将冷看大人物们的阴谋、党派活动和骚乱，说对他和她这样的牺牲，天神也要焚香致敬，说就是天火要烧他们，像从森林里把狐狸熏出去，那他也不会哭泣，说他与其迫使眼睛哭泣，宁愿让它们因麻风病而连皮带骨一并烂掉等等。

爱德蒙吩咐把李尔父女押到囚牢中去，委派一个队长对他们下毒手，问他能否照办？队长说，他不会拉大车，也不会吃干麦，但是别人能做的，他都干得了。奥本尼公爵、高纳里尔和里根来到。奥本尼公爵要庇护李尔，可是爱德蒙不允许。两姐妹也插了进来，彼此为爱德蒙争风吃醋，并且对骂起来。这儿的一切是那样的乱糟糟，以致难于注视情节的发展。奥本尼公爵要逮捕爱德蒙，并对里根说，爱德蒙早已同他妻子勾搭上了，所以里根必须放弃占有爱德蒙的野心，假如她要嫁人，那就嫁给他奥本尼公爵好了。

说完这些话后，奥本尼公爵向爱德蒙挑战，下令吹起喇叭，如果没有人出来，自己要跟他决斗。

这时，里根因疼痛而痉挛起来，显然是高纳里尔给她下了毒。喇叭吹响时，爱德伽带着蒙面的脸甲上来，并不通报姓名，向爱德蒙挑战。爱德伽斥骂爱德蒙，爱德蒙把他所有的詈骂扔回爱德伽头上。他们交锋，爱德蒙倒地，高纳里尔陷入了绝望。

奥本尼公爵把高纳里尔的信给她自己看，高纳里尔走开了。

爱德蒙垂死时才知道他的敌手是他的哥哥。爱德伽掀起脸甲，说起教来。他说，他父亲因为养了私生子爱德蒙而落得失明的下场。随后，爱德伽向奥本尼公爵叙说了自己的经历，说他只在刚才进行决斗前，才把一切告诉父亲，而父亲因为承受不住激动就死了。爱德蒙还没有死去，他问起过去发生过的别的事。

于是爱德伽讲，当他坐在父亲遗体旁边时，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抱住他，叫喊得几乎要冲破天穹，这人扑向父亲遗体，还告诉他关于李尔和他自己无比哀苦的故事。在陈述时，他的生命的弦索开始断了，但这时喇叭已经吹过二次，爱德伽便离开了他。此人就是肯特。爱德伽还没来得及讲完这故事，一个侍臣手持血刃跑来，口喊救命！人们问是谁被杀，侍臣回答说，死的是毒死妹妹的高纳里尔。她自己承认了这件事。肯特来了，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尸体也同时抬到。这时爱德蒙说，两姐妹显然都十分爱他，因为一个被毒死，另一个跟着自杀，全都为了他，同时他还招认他曾下令在监牢中杀死李尔，并且缢死考狄利娅而说她是自尽的，但是现在想制止这件事，说完时已经奄奄一息，大家把他抬走了。

这以后，李尔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上场，虽然他年逾八旬，又是个病人。他又异常笨拙地胡言乱语，这些话听来，正像不能逗笑的俏皮话一样，是会令人感到不好意思的。李尔要大家齐声号哭，他忽而认为考狄利娅死了，忽而认为她还活着。“要是我有你们所有人的舌头和眼睛，”他说，“我将用眼泪和哭声震撼穹苍。”接着他讲，是他杀了那个勒死考狄利娅的奴才，接着又说，他的眼睛昏花了，可就在这时却认出了一直没有认出来的肯特。

奥本尼公爵说，当李尔尚健在时，他要让位，还将奖赏爱德伽、肯特和所有忠诚于他的人。这时传来了消息，说爱德蒙死了，李尔继续发疯，要求解开他的钮扣，他早在荒原上奔跑时曾这样要求过，他为此道谢，又叫大家瞧着某个地方，就在说话间死去了。最后，奥本尼公爵说：“我们应当顺从地承担悲惨时代的重负，应该说的是我们的感受而不是该说的话。最老的经受得最多；我们年轻人不会有如许阅历，如许长寿。”[26]全体在丧礼进行曲中下场。第五幕和全剧就此告终。

三

这部名剧就是这样。不管在我力求公允的转述里它显得如何荒唐，我敢说，原著还要荒唐得多。任何一个现代人，要是没有人提示说，这是尽美尽善的杰作，因而受到影响，那他只消从头至尾读它一遍（假定他对此有足够的耐心），就足以确信，这非但不是尽美尽善的杰作，而且是糟透了的粗制滥造之作，如果过去还能让某个人或者某些公众发生兴趣，那么在我们中间，除了厌恶和无聊，它再也不会唤起别的感觉了。任何一个不为别人的提示所影响的当代读者，从莎士比亚所有受人赞赏的其他戏剧里，会得到同样的印象，更无论戏剧化的荒唐故事《配力克里斯》、《第十二夜》、《暴风雨》、《辛白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了。

但是，在当代我们基督教社会里，再没有这么清醒的、不愿崇拜莎士比亚的人了。我们社会和我们时代的任何人，从他过自觉的生活之初，便听到人们提示说，莎士比亚是无比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全部作品是尽美尽善的杰作。因此，不管我怎样感到这是多余的事，我将尽力以我选定的《李尔王》一剧为例，指出莎士比亚的所有其他戏剧[27]和喜剧也存在的所有缺点，由于这些缺点，它们非但不是戏剧艺术的典范，而且还不符合人们公认的艺术的起码要求。

根据称誉莎士比亚的评论家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任何戏剧的条件是：登场人物，由于他们的性格所特有的行为和事件的自然进程，要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环境里，这些人物因为跟周围世界对立，与它斗争，并在这种斗争里表现出他们所禀赋的本性。

《李尔王》剧中的登场人物，表面看来真的被安排在跟周围世界的矛盾之中，并与周围世界作斗争。然而他们的斗争不是本乎事件的自然进程，不是本乎性格，而是出于作者十分任意的安排，因此不能让读者产生构成艺术主要条件的那种幻觉。李尔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要退位。同样地，他跟女儿们生活了一辈子，也没有理由听信两个大女儿的言辞而不相信幼女的真情实话。然而他的境遇的全部悲剧性却是由此造成的。

次要的开端——葛罗斯特与他两个儿子的关系，与这毫无二致，而又同样的不自然。葛罗斯特和爱德伽的境遇之所以造成是由于葛罗斯特像李尔一样，轻信最笨拙的骗局，甚至不想问一问被骗的儿子，所加于他的罪名是否真实，就诅咒他并驱逐了他。

李尔与女儿们的关系同葛罗斯特与儿子的关系全然雷同这一点，令人更强烈地感到，前者与后者都是特地臆造出来，而不是本乎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进程。李尔在全剧里没有认出旧日随从肯特，这也同样牵强而显然出于臆造，因此，李尔和肯特的关系，也不能唤起读者或观众的同情。关于那个没有被人识破的爱德伽的境况，也是如此，甚至更有过之：他领着失明的父亲，当父亲在平地上跳跃时，他却能令他相信是从峭壁上跳下来。

登场人物被十分任意安排进去的处境是这样的不自然，以至读者或观众不仅不能同情他们的痛苦，甚至对于所读的和所见的都不能产生兴趣。这是第一点。

其次，不论这部戏剧也好，莎士比亚的所有其他戏剧也好，其中一切人物的生活方式、思想、言论和行为，同他们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全不符合。《李尔王》的情节发生于基督诞生前八百年，而登场人物却处于中世纪才可能有的条件下，在剧中活动的有国王、公爵、军队、私生子、侍臣、廷臣、医生、农夫、军官、士兵、带脸甲的骑士等等。

也许，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里随处遇到的时代错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并无损于产生幻觉的可能，而在现代，在作者所详尽描写的那些境况下不会发生的事件，要人怀着兴趣去注意它们的进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不本乎自然进程和人物本性的情势之出于臆造，以及这些情势同时间和地点的不相符合，由于一些拙劣的点缀而更加突出了。在那些应该显得特别悲惨的地方，莎士比亚是经常使用这些点缀的。李尔奔驰于荒原时的罕有的暴风雨，他像《哈姆莱特》中的奥菲利娅一样，莫名其妙地披在头上的杂草，爱德伽的打扮，弄人的话，以及爱德伽以带脸甲的骑士出现——这一切效果不但没有加强印象，而且起了反作用。正如歌德说的：Man sicht die Absicht und man wird verstimmt[28]。甚至常常是这样，面对着这些显然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效果，例如莎士比亚一切戏剧都用以结尾的、被人拉着两腿拖下场的半打死人，人们感到的不是恐惧和怜悯，而是可笑。

四

然而，不仅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所处的悲惨境况是不可能的，不以事件进程为依据并与时间和地点不相符合的，就是这些人物的行为也不合乎他们特定的性格，而是完全随心所欲的。人们通常相信，莎士比亚剧里的性格塑造得特别出色，莎士比亚笔下的性格，鲜明突出，而又像活人性格那样丰富多姿，而且，它们既表现某个人的特性，又表现一般人的共性。人们喜欢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性格是尽善尽美的。人们抱着极大信心肯定这一点，大家还把这当作无可争议的真理，交口称赞。然而，不管如何努力为此寻求证明，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我却总是发现相反的东西。

在读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剧作时，一开头我就立即毫无疑问地确信莎士比亚缺乏一种主要的（如果说不是唯一的）塑造性格的手段——“语言”，亦即让每个人物用合乎他的性格的语言来说话。这是莎士比亚所没有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人物，说的不是自己的语言，而常常是千篇一律的莎士比亚式的、刻意求工、矫揉造作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不仅被塑造出的剧中人物，就是任何活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也都不可能说的。

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任何活人都不会说李尔说的话，什么里根如不接待他，他要在泉下跟他妻子离婚，或是什么天穹因喊声而震裂，风吹裂了，或者什么风要把大地卷入海洋，或者像侍臣形容暴风雨时说的，鬈曲的波涛要淹没海岸，像爱德伽说的，当痛苦有人分担，而同病彼此相怜，那痛苦就易于忍受，而心灵也会跳越无限酸辛，以及李尔变成老而无子，我变成无父之人等等。而在莎士比亚所有剧中人物的道白中，却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不自然的说法。

可是，不仅所有人物说的话是世上的活人从来不说的，也不可能说的，而且，这些人物还都犯了语言没有节制的通病。

情人和赴死的人，斗士和奄奄待毙者，都会出人意料地说上一大通风马牛不相关的话，他们这么说多半是根据其谐音协韵和语意双关，而不是思想。

所有人说的话都分毫不差。李尔说胡话，一如爱德伽佯装时说的胡话。肯特和弄人也这么说。一个人物的道白可以出于别个人物之口，不能由道白的特点来辨认出说话的是谁。假如说莎士比亚的人物说的话也有差别，那只是莎士比亚替人物说的各种不同的话，而不是人物所说的。

例如，莎士比亚替国王说的常常是千篇一律的浮夸空洞的话。在他笔下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女子——朱丽叶、苔丝狄蒙娜、考狄利娅、伊摩琴、玛丽娜说的也都是莎士比亚式的假感伤的语言。莎士比亚在替他笔下的恶汉——理查、爱德蒙、伊阿古、麦克白之流表达那些任何恶汉从来没有表达过的狠毒的情感时说的也只是些毫无差池的话。至于那些夹有怪诞言词的疯人的道白，夹有并不可笑的俏皮话的弄人的道白，则更是千篇一律了。

因此，那种活人的语言，那种在戏剧里是塑造性格的主要手段的语言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是缺乏的。（假如说，像在芭蕾舞里一样，手势也可以作为表现性格的手段，那也不过是辅助手段罢了）如果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人物碰到什么说什么，能怎么说就怎么说，说的又是一模一样的话，那就连手势也会失去作用了。所以，不管莎士比亚的盲目赞美者如何吹嘘，莎士比亚并没有塑造出性格来。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些作为性格而卓然不群的人物，实际是从作为其戏剧的基础的前人作品里假借来的性格。而且，他这些人物的塑造，大都不是使用戏剧的方法，亦即让每个人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而是使用叙事诗的方法——由一些人物讲述另一些人的特性的方法。

人们之所以断言莎士比亚在塑造性格上臻于尽善尽美，多半是以李尔、考狄利娅、奥瑟罗、苔丝狄蒙娜、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等性格为依据的。可是，所有这些性格，正像其他一切性格，并不属于莎士比亚，而是他从他前辈的戏剧、历史剧与短篇小说中假借而来的。所有这些性格，不仅没有因他而增色，大部分还被削弱被糟蹋了。例如在我们所分析的《李尔王》一剧里，这一点表现得很惊人。这个剧取材于一个佚名作者的剧作《King Leir》。剧中的性格，包括李尔本人，尤其是考狄利娅，不但不是莎士比亚所塑造，较之原剧，它们还因他而大为逊色并失去个性。

在原剧里，李尔之所以退位，是由于他丧偶之后只求灵魂得救。他询问女儿们对他的孝心如何，为的是通过他安排好的计谋，把心爱的幼女留在自己的岛上。两个大女儿已经许婚，幼女却不愿意嫁给李尔提出而不为她所爱的任何一个附近的求婚者，李尔则生怕她嫁给远方的国王。

正如他告诉侍臣毕里路斯（莎士比亚剧里的肯特）的那样，他安排好的巧计是，假如考狄利娅说她爱他胜过任何人，或者也像两个姊姊那么说，那他就要她嫁给他所指定的本岛上的王子，借以证明她的孝心。

李尔这一行为的所有动机，在莎士比亚的剧中是没有的。此后，照原剧，当李尔询问女儿们怎样爱他时，考狄利娅并不像莎士比亚的剧中那样极不自然地说，如果她出嫁，那就不会全心全意地爱父亲，她还要爱丈夫，而只是说，她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孝心，但愿她的行为作证。两个姐姐谴责说，考狄利娅的回答不是回答，父亲不能坦然忍受这般冷心肠。因此，照原剧，李尔怒而不予幼女财产是有理由的，而莎士比亚的剧中却没有。李尔因自己的计谋失败而懊恼异常，两个大女儿的谗言更刺激了他。在原剧里，当两个大女儿平分王国之后，接下去是考狄利娅与卡雷国王的一场，这个场面刻画的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没有个性的考狄利娅，而是这个小女儿极其鲜明动人的性格：真诚、温柔并勇于自我牺牲。

当考狄利娅并不悲叹失掉一份她可以继承的财产，却因失去父爱而含愁独坐，并希望以自己的劳动去挣取糊口之资时，卡雷国王来到了，他乔装为朝圣者，要在李尔的女儿中择偶。他问考狄利娅为什么而悲伤。考狄利娅把自己的愁苦告诉了他。乔装为朝圣者的卡雷国王迷恋上考狄利娅，说要替卡雷国王提亲，但是考狄利娅说，她只能嫁给她所爱恋的人。于是朝圣者向她求婚，考狄利娅也承认她爱上朝圣者，她不顾等待着她的是贫穷艰苦，答应嫁给他。于是朝圣者坦率地告诉她，自己就是卡雷国王，考狄利娅跟他结了婚。

在莎士比亚剧中，代替这一场面的是李尔建议两个求婚者娶没有嫁奁的考狄利娅。一位求婚者粗暴地拒绝了，另一位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娶了她。

这以后，在原剧里，也像在莎士比亚的剧里一样，李尔迁到高纳里尔那儿，受到了她的侮辱，然而，与莎士比亚的剧中不同，他完全用另一种态度来忍受这些侮辱，他认为由于他对考狄利娅的作为，他应得此报，心平气和地屈从了。

正如莎士比亚的剧中一样，在原剧里，那个为考狄利娅申辩并因而见逐的廷臣毕里路斯-肯特，来到李尔那儿，但是他不是乔装者，而只是不以患难而遗弃国王的忠心的侍从，他使国王相信他的忠忱。李尔告诉他的，正是莎士比亚剧中最后一场里李尔对考狄利娅说的话。李尔说，如果他对之行好的女儿还痛恨他，那他没有对其行好的人，是不会爱他的。但是毕里路斯-肯特说服国王，使他相信他爱他，于是李尔安下心来，一起到里根那儿去。在原剧里没有任何的暴风雨，李尔也没有拉扯着白发，而他，一个不胜悲痛、衰弱而又温顺的老人，又被另一个女儿撵走，她甚至要杀害他。依原剧，李尔见逐于两个大女儿之后，他是作为最后的一条出路，带着毕里路斯去找考狄利娅的。在原剧里，没有不合情理地把李尔赶到暴风雨里，他也没有在荒原上奔跑，有的只是李尔和毕里路斯在赴法兰西的旅途中很自然地陷于极端贫困，卖掉自己的衣衫来支付渡海的船资。他穿着渔夫的衣服，在饥寒交迫下疲惫不堪地走近考狄利娅的府邸。

在原剧里，代替莎士比亚剧中李尔、弄人和爱德伽的不自然的一派胡话，出现了父女聚首的合情合理的场面。考狄利娅虽然幸福，总是为怀念父亲而忧伤，她还祈求上苍饶恕对她父亲干下许多坏事的两个姐姐。她接待了穷途末路的父亲，打算马上把真情明白地告诉他，可是丈夫劝她别这样，免得衰弱的老人激动。她同意了，于是不向父亲说明而把他留在家里，作为一个陌生人来服侍他。李尔的精神逐渐复原了，于是女儿询问他，他是谁，他以前又是怎样过活的。李尔说：

If from the first，I should relate the cause，

I would make a heart of adamant to weep.

And thou poor soul，

Kind-hearted as thou art，

Dost weep already，ere I do begin.

考狄利娅说：For Gods love tell it and when you have done，

I’ll，tell the reason，why I weep so soon.

李尔说：假如我从头陈诉，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下泪。而你，可怜的女人，这般温存，我还没有开口，你就马上哭了。

考狄利娅说：“看在上帝面上，请你说吧！你说完时，我将告诉你，为什么在听你讲之前，我就哭了。”

于是李尔讲述他在两个大女儿那儿遭遇的一切，还说到他现在要乞助于另一个女儿，而如果她处死他，那也是做得对的。

他说：“假如她亲切地接待我，那只是上苍和她的事，而不是我份所应得的。”考狄利娅回答说：“啊！我确确实实知道，你的女儿将亲切地接待你。”李尔说：“这你怎能知道，你并不认识她？”考狄利娅说：“我知道，因为我在远方有一个父亲，他对待我也像你对待她那样的坏。然而只要我看到他的斑斑白发，我就会匍匐前去迎接他。”李尔说：“不，这不可能，人世间再没有比我的女儿更残忍的孩子了。”“不要因一些人的过错而责备所有的人吧！”考狄利娅说着跪了下来，“你看吧，亲爱的父亲，看着我吧，这是我，爱你的女儿。”父亲认出了她，说道：“不是你、而是我应该下跪，为了我对你的一切过错而求你饶恕。”

在莎士比亚剧中，有类似这般迷人的场面吗？

原剧在一切方面都无可比拟地胜过莎士比亚的改写，虽则这种看法在莎士比亚的崇拜者看来是何等的荒唐。原剧较为出色之处是：第一，它没有那些只会分散注意力的全然多余的人物，如恶汉爱德蒙、毫无生气的葛罗斯特与爱德伽。第二，它没有十足虚假的效果，如李尔在荒原上的奔窜，跟弄人说的话，以及那一切不可能有的乔装改扮和互不相识，剧中人的大量死亡。最主要的是这个剧中有莎士比亚剧中所没有的单纯、自然和感人至深的李尔性格，以及更加感人的、明确而优美的考狄利娅性格。加之在原剧里李尔和考狄利娅团聚的一些场面没有像莎士比亚剧中那样因她的不必要的被害而给糟蹋了，却有李尔跟考狄利娅言归于好的令人赞叹的场面。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里，没有一场可以与这样的场面媲美。

原剧的结局也比莎士比亚的更自然、更符合观众的道德要求。它是这样的：法兰西国王战胜了两个姐姐的丈夫，考狄利娅没有遇害，她使李尔复位。

我们所分析的、莎士比亚取材于《King Leir》一剧写成的戏剧就是这样。

取材于意大利一个短篇小说的《奥瑟罗》，以及著名的哈姆莱特情况也是如此。同样的还有安东尼、勃鲁托斯、克莉奥佩特拉[29]、夏洛克[30]、理查[31]，以及取材于任何前人作品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性格。莎士比亚在利用前人的戏剧或短篇小说、历史剧和普鲁塔克[32]的传记所塑造的性格时，不仅没有像他的赞美者所说的那样，把他们润色得更真实更鲜明，反而常常使他们减色，还经常把他们彻底糟蹋了，像在《李尔王》里一样，驱使自己的人物去完成不合乎他们本性的行为，主要是让自己的人物去说那些不合乎他们以至任何人的本性的话。例如《奥瑟罗》，虽然差不多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写得最好的、缺点最少、浮夸的废话堆砌得不多的一部剧作，然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瑟罗、伊阿古、凯西奥和爱米利娅的性格，却远不及意大利短篇小说里那么自然和生动。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奥瑟罗因患癫痫病而在舞台上昏厥过。苔丝狄蒙娜被杀之前，又有奥瑟罗和伊阿古跪着发出的古怪的誓言，而且奥瑟罗是黑人而不是摩尔人[33]。这些都非常浮夸，不自然，破坏了性格的完整性。而这一切是短篇小说里所没有的。短篇小说里奥瑟罗妒忌的原因也比莎士比亚剧中更为合乎情理。在短篇小说里，凯西奥认出手绢是谁的之后，去找苔丝狄蒙娜，想将它送还，但当他来到她住宅的后门时，瞧见走上前来的奥瑟罗，连忙躲开了。奥瑟罗瞥见了逃跑的凯西奥，这最有力地证实了他的疑窦。莎士比亚剧中没有这一情节，然而这一偶然的事故却最能说明奥瑟罗的妒忌心。莎士比亚剧中引起奥瑟罗妒忌心的只不过是他所盲目轻信的、常常得逞的伊阿古的诡计和他的蜚语罢了。奥瑟罗在熟睡的苔丝狄蒙娜床前的独白，说他希望她被杀之后还能像活着一样，即使她死了他还会爱她，而现在他要尽情呼吸她的芬芳云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在准备杀死心爱的人时，不会讲这样的空话，尤其不会在杀死她之后说，现在日月应该昏黑，大地应该崩裂，而且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黑人，也不会呼唤魔鬼，要魔鬼把他放到燃烧着的硫磺上熏烤等等。最后，尽管他的自杀（这情节是短篇小说所没有的）十分动人，却完全破坏了这个明确的性格。如果他真的为悲哀和忏悔所折磨，那么他在决意自杀时就不可能夸夸其谈地数说自己的功勋、珍珠、像阿拉伯树胶一样倾注的眼泪，尤其不可能谈到一个土耳其人怎样辱骂意大利人，而他又怎样因此这么一下子结果了他。所以，尽管当奥瑟罗受伊阿古的怂恿而妒火上升和后来他跟苔丝狄蒙娜反目时，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感情的变化，他的性格却总是为虚假的热情和他所说的不合本性的话所破坏。

这是就主要人物奥瑟罗而言。可是，跟莎士比亚所取材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相比，这个人物虽受到弄巧成拙的篡改，仍不失为一个性格。其余一切人物则被莎士比亚彻底糟蹋了。

莎士比亚剧中的伊阿古，是彻头彻尾的恶棍、骗子、坏蛋，诈骗罗德利哥的自私自利的家伙，在一切坏透了的诡计中永远得逞的无赖，因此，这个人物是完全不真实的。他作恶的动机，依莎士比亚说，第一是因为奥瑟罗没有把他想要的职位给他而感到委屈，第二是怀疑奥瑟罗跟他妻子私通，第三，正如他所说的，是他感到一种对苔丝狄蒙娜的奇异的爱情。动机很多，但都不明确。而在短篇小说里，动机只有一个，简单而又明了，即对苔丝狄蒙娜的炽热的爱情。当她宁愿嫁给摩尔人而坚决地拒绝了他之后，这种爱情便转化为对她和奥瑟罗的痛恨。更不自然的是罗德利哥这个全然多余的人物，伊阿古欺蒙他，诈骗他，许诺使他赢得苔丝狄蒙娜的爱情，驱使他去完成吩咐他做的一切事情，如灌醉凯西奥，揶揄他，接着杀害他。爱米利娅说的话，也全是作者蓦地想起而放入她的嘴里的，她完全不像一个活人。

“可是，福斯塔夫[34]呢，多么惊人的福斯塔夫啊！”莎士比亚的赞美者说，“对这个形象可不能说不是活生生的了，也不能说根据一个佚名作家的喜剧写成的他比原作逊色了吧。”

像莎士比亚的一切人物一样，福斯塔夫取材于一位佚名作者的戏剧或是喜剧，这是以生活里有过的、某公爵的旧友奥德凯斯特尔先生为原型写成的。这位奥德凯斯特尔一度以叛教罪被控，赖其友人公爵援救而得免，后来又因与天主教相违背的宗教信仰而受审，被处以火刑。一位佚名的作者根据这个奥德凯斯特尔写成一部喜剧或正剧以取悦天主教公众。该剧嘲笑这个因信仰而蒙难的人，把他描写为一个败类、公爵的酒肉朋友。莎士比亚不仅从这部喜剧中借用了福斯塔夫这个人物，连同对待他的可笑的态度也照搬过来。在有这个人物出现的莎士比亚先前的一些剧本里，他也叫奥德凯斯特尔。以后，在伊丽莎白时代[35]，新教重新获胜时，以讽刺口吻描述同天主教作斗争的殉难者就不便了，奥德凯斯特尔的亲属也提出了抗议，于是莎士比亚把奥德凯斯特尔改名为福斯塔夫，这也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以从阿金柯战场脱逃而闻名。

福斯塔夫的确是十分自然而又具有特征的人物，然而，他几乎是莎士比亚笔底唯一自然而又具有特征的人物。这个人物之所以既自然又具特征，是因为在莎士比亚的人物里，只有他用合乎他的性格的语言来说话。而他之所以说合乎他的性格的语言，则是因他说的正是堆砌着毫不可笑的笑话和索然无味的双关语的莎士比亚的语言，这种不合乎莎士比亚其他一切人物的本性的语言，对自吹自擂、腐化堕落的酒徒福斯塔夫的性格却是十分合适的。仅仅因此，这个人物才真正成为明确的性格。遗憾的是，这个人物由于他贪馋、酗酒、淫荡、欺诈、虚伪、胆怯而可厌，令人难于分享作者对他所抱的轻松愉快的滑稽感，因此，这个性格的艺术性被破坏了。就福斯塔夫来说就是这样。

再没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人物像哈姆莱特那样惊人地显示出莎士比亚漠不关心于（我不说他不会）赋予人物以特征，也再没有一个他的剧本这样惊人地显示出人们对莎士比亚的盲目崇拜和毫不思考的催眠状态。人们甚至不允许设想莎士比亚竟会有某部作品不是天才之作，他的剧作里竟会有某个主要人物不是新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性格。

莎士比亚取材于一个从某些方面来说很不错的古老的故事：Avec quelle ruse Amleth qui depuis fut Roy de Dannemarch，vengea la mort de son père Horwendille，occis par Fengon，son frère et autre occurence de son histoire.[36]或是取材于早在十五年前就以这个题材写成的一部戏剧，用那部戏剧的情节写成自己的剧本，把他认为值得注意的自己的全部思想，极不适当地（他一贯这样做）放入主要人物的嘴里。当他让自己的人物说出他在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关于戏剧与妇女）里写过的关于浮生（掘墓人）、关于死（to be or not to be[37]）的见解时，丝毫不考虑这些话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出的，因此，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说出这一切想法的人物变成了莎士比亚的传声筒，丧失了任何性格特征，而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就不相一致了。

在传说里，哈姆莱特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被叔父与母亲的所作所为激怒，要向他们报仇，但是怕叔父像谋害他父亲那样谋杀他，因此装成疯子，为的是等待时机并窥探宫廷中的动静。叔父与母亲也怕他，要打听出他是佯装的还是真的疯子，秘密地给他派来他所心爱的姑娘。他下定决心，后来在单独谒见母亲时，杀掉了一个窃听的廷臣，并且揭露了母亲。以后他奉命出使英国，他偷换了信函，从英国归来，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把他们一起烧死了。

这一切都可以理解，又是本乎哈姆莱特的性格和处境的。然而莎士比亚把自己要说的话放入哈姆莱特的嘴里，强迫他去做作者为了安排动人场面所必需的行为，因此，把传说中构成哈姆莱特性格的一切都毁掉了。在整出戏里，哈姆莱特所做的不是他可能要做的，而是作者所需要的，如面对父亲的阴魂忽而毛骨悚然，忽而嘲弄他是田鼠，忽而热爱奥菲利娅，忽而奚落她等等。要找到哈姆莱特的行为和言辞的任何解释是毫无可能的，因此，要把他说成任何的性格也是毫无可能的。

然而，因为大家认为天才的莎士比亚不会写出任何拙劣之作，所以博学之士竭其智力从显而易见、特别分明地表现在哈姆莱特身上的缺点（这个主要人物没有任何性格）里发掘特殊的美。于是深思熟虑的评论家们宣称，在这出戏里哈姆莱特这个人物非常有力地表现出一个崭新的、深刻的性格，这种性格就在于这个人物的没有性格，而性格的缺乏却正是创造含义深刻的性格的独创性所在。博学的评论家们这样作出结论以后，不断写出大部头的书，这些赞扬和阐释塑造没有性格的人的性格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的论著，浩如烟海。的确，某些评论家偶尔也畏缩地说这个人物身上有某种奇特之处，说哈姆莱特是个猜不透的谜，然而谁也不敢说皇帝是光着身子的[38]，不敢说那皎如白昼的事实，不敢说莎士比亚不能、而且也不想赋与哈姆莱特以任何性格，他甚至不懂得这是必要的。博学的评论家们继续研究和赞赏这部谜一样的作品，它使我们想起了匹克威克在一座农舍门口发现的、著名的碑铭，这个碑铭使学者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39]。

所以，无论是李尔、奥瑟罗或福斯塔夫的性格尤其是哈姆莱特的性格，怎样也不能证实时下的看法，即所谓莎士比亚的力量在于塑造性格。

假如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也可以遇到某些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大多是次要角色，例如《哈姆莱特》里的波洛涅斯，《威尼斯商人》里的鲍细娅），那么，在五百多个次要角色里只有这么寥寥几个活生生的性格，而主要人物却完全缺乏性格，这怎么也不能证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优点在于性格的塑造。

莎士比亚之所以被人认为具有塑造性格的伟大技巧，是因为他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如由优秀演员演出，又在肤浅的观看下，是可以被看作擅长塑造性格的。这种独到之处就在于莎士比亚擅长安排那些能够表现情感活动的场面。不管他给自己的人物所安排的处境是怎样的不自然，不管他迫使自己的人物说的那些话是怎样的不合乎他们本性，也不管他们如何缺乏个性，情感本身的活动——它的加强、变化和相互矛盾的百感交集，在莎士比亚的某些场面里常常得到正确而有力的表现，通过优秀演员的表演更会引起人们对登场人物的同情，虽然只是片刻的。

莎士比亚自己是演员，又很聪明，他不仅善于用语言，还善于用惊叹、手势、词句的重复来表现登场人物的心情和情感变化。例如在许多地方莎士比亚的人物不用语言，而只用惊叹或哭泣，或者在独白当中经常用手势来表示自己的心情如何沉重（例如李尔请求解开他的衣扣），或者像奥瑟罗、迈克杜夫、克莉奥佩特拉等所做的那样，在强烈激动的瞬间，不止一次地反复询问并让别人重复震撼他们的那个字眼。诸如此类表现情感活动的巧妙手法，使优秀演员有显示身手的可能，因而过去和现在常被许多评论家看成塑造性格的才能。然而，不管在某一个场面里情感的活动表现得如何有力，如果人物在表演了恰当的惊叹或手势之后，却没完没了地说些作者任意安排的、毫无必要而又不合乎他的性格的道白，而不是他自己的语言，那么，光是场面是不能塑造出人物性格的。

五

“那么，莎士比亚笔下人物所说的含义深刻的道白和名言呢？”莎士比亚的赞美者会问，“李尔关于刑罚的独白，肯特关于阿谀的道白，爱德伽关于自己过去的生活的道白，葛罗斯特关于命运多舛的道白，还有其他剧本里诸如哈姆莱特、安东尼所说的名言等等呢？”

我将回答说，见解与名言，在散文作品里，在论文和格言集中，是值得珍视的，但是在旨在唤起人们共鸣于演出的事物的艺术性戏剧作品中，就不是这样了。因此，莎士比亚的道白和名言，即使包含有许多深刻、新鲜的见解（其实并不存在），也不能构成艺术性的文学作品的优点。刚好相反，在不恰当的情况下，这些道白适足以损害艺术作品。

艺术的、文学的作品，特别是戏剧，首先要在读者或观众心中引起这样一种幻觉，也就是使他们本人感受和体验到登场人物所感受和体验的心情。为达到这一点，剧作家既要知道应该让自己的人物做什么和说什么，同样要知道不该让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以免破坏读者或观众的幻觉。让登场人物说的话，不论如何娓娓动听、含意深刻，只要它们是多余的，与处境和性格不适合的，就会破坏戏剧作品的主要条件，即幻觉，而读者或观众正是在幻觉的作用下，才全神贯注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的。不破坏幻觉，那就不必把许多话说完，读者或观众自己会把话说完的，有时这反而会加强他的幻觉；而说多余的话则等于撞碎由碎块拼成的雕像，或者拿走幻灯里的灯，使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分散，读者看见了作家，观众看见了演员，幻觉消失了，而重新恢复幻觉有时已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没有分寸感就不会有艺术家，尤其是剧作家。而莎士比亚却完全没有分寸感。

莎士比亚的人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常常是既不合乎他们的性格，又毫无必要。我不再引用新的例子来说明，因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看不见这一惊人的缺点，那么任何例证也是无法使他信服的。只消读一遍《李尔王》，举凡其中的发疯、杀人、剜眼、葛罗斯特的跳崖、下毒、詈骂，就足以使人确信这一点，更不用说《配力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一切成熟期的作品）了。只有毫无分寸感和审美力的人，才会写出《泰特斯·安特洛尼格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如此残忍地败坏了古剧《King Leir》。

格尔维努斯[40]力图证明莎士比亚具有美感，Schönheit’s Sinn[41]，但是，格尔维努斯的全部证据只能证明他格尔维努斯本人完全缺乏美感。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切都被夸张了，如行为被夸张了，行为的后果被夸张了，人物的道白也被夸张了，因此处处都破坏了产生艺术印象的可能性。

无论大家怎么说，无论莎士比亚的作品如何受到赞赏，也无论大家给他渲染上怎样的优点，无可怀疑的是，莎士比亚不是艺术家，他的作品也不是艺术品。正像没有节奏感就没有音乐家一样，没有分寸感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艺术家。

“但是，不应该忘掉莎士比亚撰写作品的时代，”他的赞美者说，“那是一个风习残酷而又粗野的时代，绮丽文体（亦即雕琢的表现法）风靡的时代，生活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时代。因此，要品评莎士比亚必须注意他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就是在荷马作品里，也像在莎士比亚作品里一样，有许多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推崇荷马作品的美。”这些赞美者说。然而，如果像格尔维努斯那样，以莎士比亚和荷马相比较，那么区分真文学和其仿制品之间的无限距离就会特别明白地显示出来。不管荷马离我们多么久远，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神游于他所描写的生活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荷马所描写的事件不管同我们有怎样的距离，但他确信自己所说的，严肃地说他所说的，因此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夸张，分寸感任何时候也没有离开他。正因如此，全篇《伊利昂纪》、特别是《奥德修纪》那么自然，那么与我们亲近，就像我们亲身在天神与英雄之间生活过而且正生活着似的，更不用谈阿喀琉斯、赫克托尔、普里阿摩斯、奥德修等惊人地鲜明、生动而优美的性格，以及赫克托尔的告别，普里阿摩斯的亲诣敌营，奥德修的还乡等等永远动人的场面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不是这样。从开头几行就可以看出夸张，事件的夸张，情感的夸张，用语的夸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他所说的是他并不需要的，他臆想出所描写的那些事件，他漠然对待自己的人物，他只是为了安排场面才想起他们，因此让他们做的事和说的话只是那些能够打动他的观众的东西，我们也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写的事件，也不相信他的人物的行为和不幸。以莎士比亚同荷马作比较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莎士比亚完全缺乏审美感。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荷马的作品的，是一位或好几位作者亲身体验过的、艺术的、诗意的、独出心裁的作品。

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是抄袭的，肤浅地、人为地七拼八凑而成、即兴臆想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毫无共同之处。

六

然而，也许莎士比亚的世界观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他即使没有满足美学的要求，却能向我们展示对人们说来如此新颖、如此重要的世界观，而由于他所展示的这种世界观的重要性，他作为艺术家的一切缺点就变得不显著了。莎士比亚的赞美者还这么说。格尔维努斯直截了当地说，除了莎士比亚在诗剧领域（依他看来，莎士比亚在这个领域一如荷马在史诗领域）的意义外，“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人类心灵的行家，他还是无可争议的伦理学的权威的导师，世俗和生活中最杰出的指导者”。

这位世俗和生活中最杰出的导师，他的无可争议的伦理学的权威性何在呢？格尔维努斯为了解释这一点花了第二卷末章近五十页的篇幅。

在格尔维努斯看来，这位最崇高的生活导师的伦理学的权威性有如下述。他说，莎士比亚的道德观的出发点是，人具有行动的能力和决定这种行动的能力。因此，依他看来，莎士比亚首先认为，对于人，好的和应该做的事是他要行动（仿佛人可以不行动似的）。Die thatkräftigen Männer：Fortinbras，Volingbrocke，Alciviades，Octavius spielen hier die gegensätzlichen Rollen gegen die verschiedenen Thatlosen；nicht ihre Charaktere verdienen ihnen Allen ihr Glück und Gedeihen etwa durch eine große Überlegenheit ihrer Natur，sondern trotz ihrer geringerer Anlage stellt sich ihre Thatkraft an sich über die Unthätigkeit der anderen hinaus，gleich viel aus wie schöner Quelle diese Passivität，aus wie schleicher jene Thätigkeit fliesse，这就是说——格尔维努斯说——莎士比亚把积极活动的人，诸如福丁布拉斯[42]、波林勃洛克[43]、艾西巴第斯[44]和奥克泰维斯[45]跟没有表现出积极活动的各种人物相对照。同时，莎士比亚认为，具有这种积极行动性格的人们之所以获得幸福和成功，全不依赖他们的较为优越的天资；刚好相反，尽管他们的才具较差，行动的能力本身使他们始终优于无所作为，至于一些人无所作为是否出于美好的动机，另一些人的行动是否出于不良的动机，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行动就是善，不行动就是恶。行动使恶变为善”，据格尔维努斯看来，莎士比亚是这么说的。格尔维努斯说，莎士比亚宁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原则，而不要狄奥根尼[46]的原则。换句话说，依格尔维努斯看来，莎士比亚宁可罔功名而死亡和杀人，却不愿克制和明哲。

依格尔维努斯的看法，莎士比亚认为人类无须为自己提出理想，需要的只是在各方面的正常活动和中庸之道。因此，用格尔维努斯的话来说，莎士比亚是那样的抱着明智的适中精神，以至他甚至敢于否定对人类天性要求过高的基督教道德。格尔维努斯说，莎士比亚不赞成责任的限度超出天性的意愿。他教导人们在多神教恨敌人和基督教爱敌人之间采取折中态度。（在561和562页上格尔维努斯说：“莎士比亚是怎样地抱着他明智的适中的基本原则，最明显地表现于他居然敢于表示反对基督教教规，因为基督教教规鼓舞人类天性去作过度的努力。他不许责任的范围超出天性的指示。因此，他宣传明智的、人所天赋的中庸之道——即折中于基督教和多神教的训诫之间[一方面是爱敌人，另一方面是恨敌人]的中庸之道。莎士比亚的言辞和事例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行善是会过度的[超过了行善的合理的界限]。例如，过分的慷慨毁了泰门[47]，而适度的慷慨却为安东尼奥[48]树立了荣誉。正常的名利心造就了亨利五世[49]的伟大，而过于膨胀的名利心却使潘西[50]因而死亡。过度的美德导致安哲鲁[51]毁灭，而且如果说在他们周围的人们中过分严厉显得有害，也不能防止罪恶，那么就是人身上的那种神性——慈悲心，如果过度的话，也会造成罪恶”。）

格尔维努斯认为，莎士比亚曾教导说，行善是会过分的。

莎士比亚教导说（依格尔维努斯的看法），道德跟政治一样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由于情况和动机的复杂性，不可能为其制定任何规则。（563页：“从莎士比亚的观点看来[在这一点上他跟培根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没有任何良好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法则是可以为正当的道德行为制定适用于一切场合的训诫的。”）

格尔维努斯最清楚不过地道破了莎士比亚的全部道德原理，即莎士比亚不是为那样一些阶级写作——对这些阶级，明确的宗教规矩和戒律是起作用的（这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而是为有教养的人士写作，这些人掌握了健全的生活节律和这样的一种自我感觉，由于它，良心、理智和意志合而为一，向可尊敬的人生目标迈进。然而，格尔维努斯认为，即使对这些幸运儿说来，这种学说，如果只是部分接受，也可能是危险的，必须全盘接受。（564页：格尔维努斯说，“有一些阶级，他们的道德得到宗教和国法的良好训诫妥善的保护；莎士比亚的创作与他们是无缘的。能够理解并享受莎士比亚创作的只是有教养的人士，对他们是可以要求掌握健全的生活节律和这样的一种自我感觉，借助于它，天赋的、支配我们的良心和理智的力量，同我们的意志合而为一，引导我们明确地达到可尊敬的人生目标。可是，即使对这些有教养的人士说来，莎士比亚的学说也不总是安全的……只有把他的学说全部完完全全、毫无例外地整个接受下来，这种学说才会了无害处。那时它不但没有危害，而且是一切道德学说中最最一清二楚、十全十美，从而是最最值得信任的。”）

为了全盘接受，就应该明白，按照他的学说，个人起而反抗或力图破坏业已形成的宗教和国家的形式的界限，是极不理智和十分有害的。（566页：“对莎士比亚说来，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如果他以坚毅的精神同政治和道德中的任何规则作斗争，并藐视千百年来社会赖以维系的宗教和国家的联盟，这种人是可怕的。依他看，人们的实践的智慧，除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并获得自由外，别无更为崇高的目的。正因如此，应该神圣地、坚定地维护社会的正常法则，尊重现存的事物秩序，经常察看这种秩序，并扶植其合理的各个方面，不以文化而忘掉天性，也不以天性而忘掉文化。”）财产、家庭、国家是神圣的。而承认人们平等的意图则是一种疯狂。这种意图一旦得逞，将会把人类导向最大的灾难。（571页及572页：“谁都比不上莎士比亚那样反对官阶和地位的优越性，然而，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物，难道会容忍为了让位给贫穷无知的人，而消灭富裕和有教养的人士的特权吗？如此娓娓动听地引导人们爱慕荣誉的人，能让一切雄心壮志都随同地位和功勋的丧失而陷于消沉吗？或者随着所有等级的消灭而使‘任何宏图大略的动机趋于泯灭吗？’如果窃取的荣誉和虚假的权力真的不再对人们产生影响，那么，诗人能够容忍所有暴力中最可怕的一种暴力——无知群氓的权力吗？他看到，由于现时所鼓吹的这种平等，一切都会变成暴力，而暴力会变成专横，专横则会变为不可抑止的情欲，这些情欲将像狼对猎物那样地撕碎世界，到头来世界将自我吞没。即使人类达到平等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即使各民族间的爱和永久和平不像《暴风雨》中阿隆佐所说的是不可能的‘子虚乌有’，即使相反地，对于平等的追求真正可以达到的话，那么，诗人也会认为，世界已临风烛残年，因此积极有为之士已不值得为之生活了。”）

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依照他的最卓越的专家和赞美者的解释，就是如此。

晚近另一位莎士比亚赞美者勃兰兑斯对此还作了如下的补充。

“当然，谁都不能终生持身如玉，从未陷于虚伪和欺骗，也不贻害他人。然而虚伪和欺骗并非总是恶行，甚至贻害他人也不一定是恶行，它往往只是一种必需，一种允许使用的手段，一种权利。其实，莎士比亚向来认为，没有无条件的禁止或无条件的责任。例如他不怀疑哈姆莱特杀死国王的权利，甚至也不怀疑他刺死波洛涅斯的权利。但是，直到现在，当他环顾周围而到处看到最最普通的道德法则如此不断遭到破坏时，他仍然不免有极其难堪的愤怒和厌恶之感。现在，他以前模糊地感觉到的一切在他心灵中形成了严严整整的一系列思想：如此绝对的戒条是不存在的；不用说性格，就是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些戒条；全部实质在于内容——一个人在下决心的时刻出于自己责任心用来充实这些法则规章的形式的内容。”（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换句话说，莎士比亚现在看清楚，目的的道德才是唯一真正的道德，唯一可能的道德。因此，勃兰兑斯认为，莎士比亚的基本原则（他就是为此赞赏莎士比亚的）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肆无忌惮地行动，不抱任何理想，凡事适可而止，保持既定的生活方式，而目的是会证明手段的正确的。

如果这里再加上全部历史剧中所灌输的那种沙文主义的英国爱国主义（由于这种爱国主义，英国的王位神圣而不可侵犯；英国人永远战胜法国人，歼敌数千而伤亡不过数十；圣女贞德是女巫，英国人所自出的赫克托和全部特洛伊人都是英雄，而希腊人则是懦夫和叛徒，等等），这也就是莎士比亚最卓越的赞美者们所说的、这位最明智的人生导师的世界观。而且谁要是认真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就不能不承认莎士比亚的赞美者对他的世界观所作的这种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任何文艺作品的优点取决于三个特性：

（一）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是有意义，亦即对人生越是重要，作品就越是优秀。

（二）取决于通过适合这门艺术的技巧所达到的外在的美。例如，戏剧艺术的技巧是，适合于人物性格的确切的语言，既自然又很动人的开端，场面的正确安排，情感的表现和发展，以及所描写的一切的分寸感。

（三）取决于真诚，也就是作者本人对他所描写的事物要有逼真的感受。离开这一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艺术作品，因为艺术的实质在于让艺术作品的接受者为作者的情感所感染。如果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事物没有感受，那么接受者也就不会受作者的情感的感染，不会体验到任何情感，于是作品也就不能算作艺术品了。

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正像从他的几个最卓越的赞美者的解释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

第二个条件也是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所全然阙如的，除了能安排表现情感进展的场面之外。在他那儿，没有合乎情理的情势，没有登场人物的语言，主要是没有分寸感，而离开分寸感，作品也就不能成为艺术品。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是in earnest[52]，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七

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符合任何一种艺术的要求，而且它们的倾向还是极其低下、极不道德的。那么，这些作品一百多年来所享有的伟大的声望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尤其是因为，假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真的还有些长处，那么由于某些被夸张到不适当程度的原因，这些作品使人着迷，那多少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里却是两极相逢，一边是庸俗而不道德的作品，不值一评，毫无价值，另一边却是狂热的普遍赞扬，吹嘘这些作品高于任何时代的人类创造。

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在一生中曾经多次同莎士比亚的赞美者讨论过，不仅同那些对诗歌比较隔膜的人士，我还同诸如屠格涅夫、费特等对诗歌富有审美感的人士讨论过，对于我不同意赞赏莎士比亚的看法，每次遇到的都是同一种态度。

当我指出莎士比亚的缺点时，他们并不反驳我，却只认为我不理解他而表示遗憾，劝导我必须承认莎士比亚那旷世难逢的异常伟大，也不向我说明，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美在哪里，而只含糊而夸张地激赏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赞美几个最心爱的地方，如李尔王解开衣扣，福斯塔夫撒谎，麦克白夫人的洗不掉的血迹，哈姆莱特同父亲阴魂的谈话，四万个弟兄，世上无罪人等等。

“打开莎士比亚的书吧，”我对这样的赞美者说，“随你们挑选哪个地方或信手翻到哪儿，你们会看到，任何时候也找不出人人能懂、十分自然、符合说话者的性格而又能产生艺术印象的连续十行（这种试验谁都可以做）。”于是，莎士比亚的赞美者随便碰巧或者按自己的挑选翻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几个地方，毫不理睬我提出的为什么挑出来的十行不符合美学和健全思想的起码要求的意见，反而赞赏那些依我看来正好是很荒唐、难理解和反艺术的地方。

因此，当我试图得到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的解释时，在他的崇拜者中间总是遇到这样一种了无二致的态度，那是我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教条的维护者那儿经常遇到的，他们不是通过推理，而是通过信仰来接受这些教条。在所有稀里糊涂地激赏莎士比亚的论文里，在关于莎士比亚的谈话里所遇到的他的赞美者对自己议论的对象的态度，正好给我一把钥匙，使我能了解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巨大声望的秘密。这种惊人的声望只有一种解释，即它来自人们过去和现在常常遇到的一种流行性的鼓惑。这样的鼓惑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就意义和规模说来如此重大的鼓惑的鲜明例子是，不仅有成年人而且有孩童参加的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以及无谓得惊人、层出不穷的流行性的鼓惑，如迷信巫术，相信酷刑有利于弄清真相，寻求长命水和点金石，还有风靡荷兰的酷爱那一茎价值数千盾的郁金香的狂热。这种缺乏理性的鼓惑，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以至文学的领域内，过去和现在都是常有的；人们只有在摆脱这种鼓惑之后，才能洞察其疯狂性。而当人们仍然处于它的影响之下时，他们觉得这种鼓惑是如此无容置疑的真理，以至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有可能加以议论。随着报刊的发展，这些流行病变得特别惊人。

在报刊发展的条件下发生了这样的事：任何现象由于偶然的情况，获得了哪怕只是稍为出众的意义，报社便马上把这种意义广为传播。而一旦报刊提出这种现象的意义，公众就给以更大的注意。公众的注意使报刊更认真更详细地去观察这种现象。公众的兴趣更浓厚了，报社则更竞相迎合公众的要求。

公众感到更大的兴趣，报刊又赋予更大的意义。于是事件的重要性就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获得了与它的意义全然不相称的评价，而这种常常达到疯狂程度的夸大了的评价，在报刊和公众的领导人物的世界观依然如故时，会一直保持不衰。在当代，因为报刊和公众的交互影响而使极其微不足道的现象具有与它内容如此悬殊的意义，其事例是难以胜数的。公众和报刊如此交互影响的惊人例子是不久以前德雷福斯案件[53]引起的全球性的轰动。法国国防部的一个上尉有叛国罪的嫌疑。诸如此类的事件本是屡见不鲜、无人注意的，它不仅不能使全世界、甚至也不能使法国军界感到兴趣。可是，不知因为上尉是犹太人还是因为法国社会各党派的特殊的内部纠纷，这一事件被报刊加上了某些突出的意义。公众注意到它，报社彼此争先恐后地描述、分析和讨论这一事件，公众产生更大的兴趣，报刊则迎合公众的要求，雪球开始越滚越大，终于在我们眼前大到如此程度，以至没有一个家庭不在争论I’affair[54]。因此，卡朗·达什[55]的一幅漫画，十分忠实地描绘了几乎整个读者世界对德雷福斯问题的态度。它画的是一个开头和睦的家庭，决定不再谈论德雷福斯，后来这个家庭里竟出现了泼妇互殴的场面。别的民族的人，从任何方面来说对法国军官是否叛国问题不会感到兴趣，而且他们也不能知道这一案件的经过，可是所有的人都分裂为维护和反对德雷福斯的两个阵营，只要相遇，就会谈起德雷福斯，争论德雷福斯，一些人深信不疑地确认他有罪，另一些则深信不疑地加以否认。

只有几年之后，人们才开始从这种鼓惑中醒悟过来，开始明白他们怎么也不能知道他是否有罪，而且人人都有数以千计的事情，远比德雷福斯事件关系密切得多，有趣得多。在一切领域内都有这样莫名其妙的事，而在文学领域内尤其令人注目，自然，这是因为报刊对出版事业最感兴趣。在当代，印刷业获得这样反常的发展，文学领域内莫名其妙的事就更加厉害了。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突然过甚其词地吹嘘某些不足挂齿的作品，尔后，如果这些作品不符合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时，大家对它们就突然十分冷漠，既忘掉这些作品，也忘掉自己先前对它们的态度。

譬如我记得，在四十年代，艺术界推崇和赞美欧仁·苏和乔治·桑，在社会学界是傅立叶，在哲学界是康德和黑格尔，在科学界是达尔文。

欧仁·苏已被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乔治·桑正在被遗忘，为左拉和颓废派波德莱尔、魏尔兰和梅特林克等人的作品所取代。傅立叶及其法朗吉斯特[56]完全被人抛在脑后，并为马克思所取代。为现存制度辩护的黑格尔，否认人类宗教活动的必要性的康德，达尔文及其物竞天择的定律，都还保持不坠，却也开始被淡忘了，为尼采的学说所取代了，虽则这种学说就其内容来说十分荒谬、轻率、含糊和恶劣，但却更符合于当今的世界观。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尤其是文学的莫名其妙的现象就是这样突然产生，而又迅速衰落并为人淡忘的。

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这类莫名其妙的现象，由于特殊的、偶然有利于它们得到肯定的原因而产生后，与流行于社会、特别是文学界的世界观是那样吻合，以至异常长久地保持下来。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人说过，书籍有它自己的、往往是非常奇特的命运，比如有的书虽则价值很高，却默默无闻；有的书虽则毫无价值，却获得不应有的巨大成功。人们也说过这样的名言：procapite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亦即书籍的命运视其读者的观点而定。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像这样适合某些人的世界观，他的声望正是来自他们。这种声望之所以过去和现在都屹然无恙，是因为他的作品继续符合于这种声望的支持者们的世界观。

在十八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但没有特殊的声望，他得到的评价还低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如本·琼森、弗莱彻、鲍蒙特等人。这种声望肇始于德国，再从那儿转回英国。这件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艺术，特别是要求有大量准备工作和耗费劳动的戏剧艺术，从来就是宗教的，也就是说它旨在唤起人们认清人对上帝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艺术在其间产生的那个社会的进步人士在某个时候所认识到的。

按事情的实质来说应该这样，而从我们知道的初民生活的那时起，在所有民族那里，在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那里从来也都是这样。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随着宗教形式的粗俗化，艺术也越来越背离它原来的宗旨（根据这种宗旨艺术本来会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业，几乎和礼拜一样），而且抛开为宗教服务的目的而抱定非宗教的、世俗的目的，以满足群氓或权贵的要求，亦即他们的娱乐和消遣的目的。

艺术如此背离它真正的、崇高的使命的情况到处都发生过，在基督教中也曾经有过。

基督教艺术的最初表现是教堂里的礼拜，如圣礼和最通常的弥撒。后来，当这种礼拜艺术的形式不再令人满意时，出现了神秘剧，它们描写按基督教的宗教世界观看来是最重要的事件。以后，从十三、十四世纪起，基督教学说的重心从拜基督为神渐渐转移到阐明并信奉他的学说，描写基督教外在现象的神秘剧的形式也不再令人满意，要求新的形式。作为这种意向的表现，寓意剧出现了，这是以基督教的美德和与之对立的恶行的体现者为剧中人物的一种戏剧表演。

但是，寓意剧就其所属类别说来是低级的艺术，不能代替以前的宗教剧，而适合于把基督教看作人生学说的观点的戏剧艺术的新形式还没有发现。戏剧艺术也因为没有宗教基础，在所有基督教国度里日益背离自己的崇高使命，不服务于上帝而服务于群氓（我所说的群氓不仅指老百姓，而且指大多数不道德的或不讲究道德、对人生头等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促进这种背离的还有一种情况，即在基督教世界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希腊的思想家、诗人和剧作家们正好在当时被人知悉并恢复了声望。因此，十五、十六世纪的作家，由于还没来得及创造与作为人生学说的新的基督教世界观相适应的、明确的戏剧艺术形式，同时又承认先前的神秘剧和寓意剧的形式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在新形式的探求中，自然而然地开始模仿重新发现的、以其优美和新颖而颇具魅力的希腊的典范。在当时能够欣赏戏剧演出的主要是国王、王子、公爵、廷臣这样一些权贵，他们是些最最没有信仰的人，不仅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大多还是些十分腐化堕落的人。因此，十五、十六及十七世纪的戏剧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已经完全抛弃了任何的宗教内容。结果是以前负有崇高的宗教使命、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戏剧，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变成了游艺、娱乐和消遣，差别只在于，古罗马的这种游艺是全民性的，而在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则多半是供荒淫无度的国王和上层阶级赏玩的。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戏剧就是这样。

这个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戏剧，大多依照古希腊的模式，从史诗、传说和传记取材，却很自然地反映了各民族的特性，比如在意大利产生了多半是有着可笑的情势和人物的喜剧。在西班牙盛极一时的是有着复杂的开端和古代历史上的英雄的世俗戏剧。英国戏剧的特点是在舞台上杀人、处决，打仗，以制造粗野的效果，并且以民间滑稽剧为幕间戏。无论是意大利的、西班牙的、英国的戏剧都没有驰誉全欧，它们都只在本国得到好评。只有因严格遵循希腊典范、尤其是三一律而与众不同的法国戏剧，由于语言的优美和作家的才华而享有普遍的声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垂末。而在这个世纪末年发生了下述的情况。在那个连中等水平的剧作家都未曾有过的德国（有过才具平庸、名气很小的作家汉斯·萨克斯[57]），全部有教养的人士，同腓特烈大帝一起，都崇拜法国伪古典主义的戏剧。然而就在此时，德国出现了一个小团体，由有教养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们组成，他们感到法国戏剧的虚假和平淡无味，开始探索新的、更为自由的戏剧形式。该团体的人士，像当时基督教世界所有上层人物一样，陶醉于古希腊经典作品并受其影响，而且由于完全漠视宗教问题，认为，如果说描写主人公们的灾难、痛苦和斗争的希腊戏剧是至高无上的典范，那么，对于基督教世界的戏剧说来，像这样去描写主人公的痛苦和斗争也会成为充实的内容，只要抛开伪古典主义的狭隘要求就行了。这些人士不了解，对希腊人说来，他们的主人公的痛苦和斗争是有宗教意义的，居然以为，只消抛弃过于拘束的三一律，即使不在作品里加入任何宗教的、适合于时代的内容，光是描写历史活动家的各个生活时期和一般的人的强烈情欲，戏剧就有充分的基础了。当时存在于和德国人有血统关系的英国人那儿的正好是这种戏剧，德国人得知以后便断言，现代的戏剧正好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从英国所有的戏剧中选中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而英国其他作家的戏剧，就其安排场面的技巧（这是莎士比亚的特长）来说，丝毫不亚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还超过它。

这个小团体的领袖是歌德，在审美问题上曾是当时舆论的独裁者。部分地由于要破除法国伪艺术的魅力，部分地由于要给自己的戏剧活动以广阔天地，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同莎士比亚的世界观适相吻合，他宣称莎士比亚为伟大的诗人。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像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并且大加赞扬。这些德国的美学评论家，大多毫无审美感，不懂得那种朴素而直接的艺术印象（富于艺术感的人是能够把这种印象跟别的一切印象区别开来的），只因相信那位断言莎士比亚为伟大诗人的权威的话，就开始接连不断地颂扬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他们特别挑出那些以效果打动他们或者所表现的思想吻合于他们的世界观的地方，自以为正是这些效果和这些思想构成了所谓的艺术的实质。

这些人的做法无异于在自己反复翻过的石子堆里竭力摸索着寻找钻石的盲人。正如盲人长时间多次地翻弄小石子，到头来除了说所有石子都是珍贵的，而特别珍贵的是那些光滑无比的石子之外，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那些没有艺术感受的美学评论家对于莎士比亚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使自己对全部莎士比亚作品的赞美之词具有说服力，他们编出美学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又得出结论说，明确的宗教的世界观对于所有艺术作品、尤其是戏剧是毫无必要的。对于戏剧的内在内容说来，描写人的情欲和性格就足够了，不仅不需要对所描写的事物从宗教的观点加以阐明，艺术还应该是客观的，亦即描写事件时完全不加善与恶的评价。因为这些理论是依照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编制的，结果很自然，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符合于这些理论，因而是尽美尽善的杰作。

这些人也正是造成莎士比亚声望的始作俑者。

多半由于他们的文字，作家在读者间发生了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没有任何合理根据而狂热地赞美莎士比亚。正是这些美学评论家们写出思想深刻的论莎士比亚的论文（写出关于他的论著一万一千册，构成了整整的一门学科——莎士比亚学）。读者的兴趣越来越浓，博学的评论家的解释也越来越多，亦即越来越使人糊涂，越来越加以赞赏。

因此，莎士比亚获得声望的第一个原因是，德国人必须以更有生气和更为自由的戏剧来对抗他们所厌弃的、确实既枯燥又平淡的法国戏剧。第二个原因是，年轻的德国作家为了写作自己的戏剧需要典范。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审美感的博学而热心的德国美学评论家的活动，他们编造了客观艺术的理论，也就是自觉地否定了戏剧应有宗教内容的理论。

“然而，”人们对我说，“您听说的戏剧的宗教内容是指什么而言？您所要求于戏剧的，莫非是宗教的训诫和教育意义，亦即和真艺术水火不容的所谓倾向性？”我回答说，我所说的宗教内容不是指通过艺术形式外在地教导某些宗教的真理，也不是指以寓意的方式描写这些真理，而是指明确的、符合于当时最崇高的宗教观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作为戏剧创作的动机，在作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渗入他的全部作品。真正的艺术家向来都是这样，剧作家尤其如此。因此，当戏剧曾是严肃的事业的时候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实质说来也应该是这样。能够写戏剧的只有这样的人，他有话要对人说，说的是对人们至关重要的事，亦即人对上帝、对世界、对永恒和无穷的一切所应持的态度。

这样，由于德国人的客观艺术的理论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这是戏剧所完全不需要的，于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心中没有形成符合于时代的宗教信念，甚至没有任何信念，只在自己的戏剧里堆满形形色色的事件、灾祸、插科打诨、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效果，——像这样的一位作家，显然就被看成最有天才的剧作家了。

不过，这一切还是莎士比亚获得声望的外在原因，而基本的、内在的原因是，他的戏剧正好pro capite lectoris，也就是说，正好符合于我们社会里上层阶级那种非宗教的和不道德的情绪。

八

一系列偶然事件使得上世纪初一度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法则的独裁者的歌德赞美莎士比亚，美学评论家们就随声附和，写出他们的冗长、含糊、貌似渊博的文章，欧洲的广大公众就开始激赏莎士比亚。评论家们为了迎合公众的兴趣，争先恐后地竭力抢写新而又新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读者和观众则进一步确信自己的激赏是正确的，于是，莎士比亚的声望就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以至发展成当代这种疯狂的赞扬，这种赞扬，除了受到鼓惑之外，显然是别无任何根据的。

“无论在过去的或现代的作家中，莎士比亚都难找到差堪媲美的敌手。”“诗的真实是莎士比亚的功勋的王冠上灿烂无比的花朵。”“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家。”“莎士比亚显示出如此多才多艺，并且显示出使他超越时代和民族界限的客观性。”“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最最伟大的天才。”“无论就创作悲剧、喜剧、故事、田园诗、田园诗情调的喜剧、历史田园诗，或是就完美无瑕的描写或一挥而就的诗歌来说，他都是举世无双的。他不仅拥有无限的权力，能支配我们的喜怒哀乐，支配各种情欲、机智、思想和观察的方式，不仅控制充满幻想的虚构的无限天地，能够塑造各种可怕和可笑的性格，而且还具有洞察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能力，而统帅这一切的是人物性格与大自然的同样真实性，和同样的人道精神。”

“伟大这个称号对于莎士比亚自然是适合的。如果再补充说，除了伟大之外，他还是整个文学的革新者，而且，在自己作品里不仅表现了他同时代的生活现象，还从当时只以萌芽状态闪现的思想和观点里预测到社会精神在未来采取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在《哈姆莱特》里看到惊人的例子），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莎士比亚不止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古往今来所有诗人中最最伟大的一个，在文艺创作的舞台上，堪与媲美的对手只有他在作品里描写得如此完美的生活本身。”

这种显然是夸大了的评价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它不是出自健全的判断，而是受到鼓惑的结果。一种现象，只要成了鼓惑的对象，那么它越是渺不足道，越是低劣空洞，就越会被人妄加以超自然的、夸大了的意义。教皇不只是神圣的，而且是最神圣的等等——莎士比亚不只是优秀作家，而且是伟大无比的天才，人类的永恒导师。

鼓惑从来就是欺罔，而任何欺罔都是恶。的确，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成是体现了美学上和伦理上完美境界的伟大的、天才作品的这种鼓惑过去和现在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害处。

这种害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戏剧的堕落以及这种重要的进步手段为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所取代。第二，向人们提供效尤的坏榜样，以此直接腐蚀他们。

人类生活只有在透彻地了解宗教意识（这是使人们相互牢牢地团结起来的唯一基础）之后才能臻于完善。而人们要透彻地了解宗教意识则有赖于人类各方面的精神活动。这种活动的一个方面是艺术，而艺术的一个分支，几乎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则是戏剧。

因此，戏剧为了负起人们赋予它的使命，就应该为阐明宗教意识而努力。戏剧向来如此，它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曾经是这样。但是，当最广义的新教，亦即把基督教当作人生学说的新观点出现时，戏剧艺术却没有找到适合于基督教新观点的形式，于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士就醉心于模仿古典艺术。这种现象在过去是极其自然的，然而这种迷恋应该停止，艺术也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正如现在开始找到的那样，找到与基督教观点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合的新形式。

可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产生于德国作家间的所谓客观艺术（亦即漠视善恶之分的一种艺术）的学说，阻碍了这种新形式的发现。这种客观艺术同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过分赞赏有关，而这种赞赏则部分地由于和德国人的审美学说相符合，部分地由于被用作为这种学说服务的材料。如果不是过分地赞赏莎士比亚戏剧，说它们是最完美的典范，那么，十八、十九世纪和本世纪的人士该会懂得，戏剧为了有存在的权利，为了成为严肃的事业，正如往常那样，而且也不能不是那样，应该为阐明宗教意识而努力。只要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去寻求符合于宗教观点的新的戏剧形式了。

可是由于确认莎士比亚戏剧是尽美尽善的杰作，并且应该像他那样写作，不仅不要任何宗教内容，而且不要道德内容，于是所有剧作家便都去模仿他，开始编写出内容空洞的戏剧，如歌德、席勒、雨果和我们的普希金的戏剧，奥斯特罗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58]的历史剧，以及充斥于一切剧院的、由那些凡是萌生写剧本的思想和愿望的人接二连三地制造出来的、难以胜数的多少有点名气的剧作。

只是由于如此庸俗和浅薄地理解戏剧的意义，在我们中间，才会出现无数这样的剧作，它们描写人们的行为、环境、性格和情绪，非但没有任何内在的内容，而且往往没有任何人道的涵义[59]。

因此，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支——戏剧，在当代仅仅成为庸俗而不道德的群氓的庸俗而又不道德的娱乐。最糟的是，这种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程度的戏剧艺术，仍然被人妄自加以崇高的和非它固有的意义。

剧作家，演员、导演和以最严肃的语气发表有关戏剧和歌剧等报导的报刊，全都充分相信他们做的是某种异常可敬的重要工作。

当代戏剧是一位业已走上穷途末路，却仍以荡然无存的往昔荣华富贵而自豪的失势的大人物。当代的公众则好比那些无情地拿这个穷途末路的失势的大人物来开心的人。

这也就是赞美莎士比亚伟大的流行性鼓惑的有害影响之一。这种赞美的另一有害影响则是向人们提供可资效尤的坏榜样。

要知道，假如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只是说，当时他曾经是一位优秀的作者，颇为擅长诗歌，是一个聪明的演员和出色的导演，那么即使这评价并不确实，略有溢美，却也还不过分，世世代代的年轻人就会免受莎士比亚狂的影响了。假如当代每一个步入生活的青年心目中的道德上的完美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导师和道德导师，而首先是莎士比亚（博学之士确认他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导师，并以此作为无可争辩的真理代代相传），那么青年人是无法不受这种有害的影响的。

在人们阅读或者听人朗诵莎士比亚作品时，对于他们问题已经不在于作出评价，评价已经作出了。问题不在于莎士比亚是好是差，问题只在于那种审美和伦理上的非凡之美何在，这种美是他所敬仰的博学人士给他提示的，而他自己却既未看见又未感到。于是他勉强自己，并扭曲自己的审美感和伦理情感，力求赞同靡然成风的见解。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只信任他所敬仰的博学人士的言论（这一切我都体验过）。在阅读戏剧评论和附有注释的戏剧摘要时，他似乎开始感到他体味着某种类似艺术印象的东西。越是这样继续下去，他的审美感和伦理情感也就越被扭曲。他再也不会直接和清晰地区分真艺术品和矫揉造作的艺术仿制品了。

重要的是，当他接受了渗透于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不道德的世界观之后，他就丧失了明辨善恶的能力。而这种谎言，吹嘘渺不足道的、非艺术的、不仅是非道德的，而且简直是不道德的作家，则是做了害人的事。

因此我才想，对于莎士比亚的不合实际的赞美，人们摆脱得越快越好。首先，摆脱这种谎言后，人们一定会懂得，不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戏剧，不仅不像如今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是重要和美好的事业，而且是最庸俗最可鄙夷的。懂得这一点以后，人们一定会去寻求并创造一种用以阐明并确立人们心中高度宗教意识的当代戏剧的新形式。其次，人们摆脱这种催眠状态之后便会懂得，专以供观众娱乐消遣为宗旨的莎士比亚及其效颦者的渺小而不道德的作品，怎么也不能成为人生的指南，而当真正的宗教戏剧仍然阙如时，就必须从其他源泉寻求人生学说。

（1903）

陈燊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欧内斯特·克罗斯比（1856—1905），美国作家，写过有关列·托尔斯泰的论著。这里指的是他的《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一文。

[2]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所译莎士比亚作品（九卷）被誉为名译。

[3]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诗人。曾主编八卷本的《莎士比亚集》（1765），撰写总序及各剧引言。

[4]威廉·哈兹里特（1778—1830），英国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画家。莎士比亚研究者。

[5]亨利·哈勒姆（1777—1859），英国史学家。

[6]引自雪莱的悲剧《钦契》序（1819）。——俄文版编者注。

[7]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

[8]亚瑟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中的人物。按：莎士比亚没有以“亚瑟”命名的作品。

[9]引自斯温伯恩的《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室里》。——俄文版编者注。

[10]维克多·雨果说：在《李尔王》中主要的是考狄利娅。女儿对父亲的母性的爱——这是含义深刻的主题。这种母爱是最值得崇敬的。它在关于一个罗马少女的迷人传说中曾流传过。她在狱中以乳汁喂养老父。这个救活快要饿死的白发老人的少女的乳房是无比神圣的景象。考狄利娅就是这个少女的化身。当莎士比亚刚一找到他所萦思的形象时，他就创作了这部戏剧……莎士比亚构思了考狄利娅的形象，就写出了这个悲剧，正像上帝为了有地方让朝霞升起，特地创造了整个世界。（引自雨果的《威廉·莎士比亚》〈1864〉一书。——俄文版编者注。）

[11]引自勃兰兑斯的《莎士比亚，他的生平和作品》一书。——俄文版编者注。

[12]我们在制造他时，曾经有过一场销魂的游戏（据朱生豪译本）。

[13]莎士比亚的剧作有许多版本，虽无重大歧异，却也不无出入。托尔斯泰所据的《李尔王》等剧的版本，与我国朱生豪和卞之琳二位先生的译本（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都有出入之处。为求译文忠于托尔斯泰的原著，对于其中涉及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引文及有关情节、道白、细节等，一概以托尔斯泰的论文为主，参照上述两个译本译出，有时直接借用两个译本的译文。除个别地方外，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14]这一段朱生豪译本译为：“哪一个姑娘笑我走这一遭，只要没有什么变化，她的贞操眼看就保不牢。”与此略有出入。

[15]第二场当为第一场之误。——译者注。

[16]仆人每年领三套衣服（据卞之琳先生译本）。

[17]朱生豪译《李尔王》把此句译为：“把他在月光底下剁得稀烂。”卞之琳译本为“搞成个月光泡‘卧果儿’”。

[18]当时的足枷大约是很笨重的刑具，所以卞之琳译本先是说“抬出”脚枷，随后说“纳入”脚枷；朱生豪译本说“套入”足枷。

[19]弗拉特累多是小鬼的名字。

[20]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

[21]赫列涅特应为塞缪尔·赫斯涅特（生卒年不详），他的《揭露教皇主义者各种巧妙骗局》一书于一六〇三年在英国出版。

[22]托尔斯泰所据的不知是什么版本，其中疑有错误。这段文字在牛津版中是这样的：her smiles and tears were like，a better way.Those happy smilets that play’d on her ripe lip seem’d not to know what guests were in her eyes，which parted thence as pearls from diamonds dropp’d.（“她的微笑和流泪正相似，只是更美些：自在的笑纹游戏在圆熟的小嘴上，似乎不知道眼里有什么过客正离开那里，就像珍珠从钻石上掉下来。”——据卞之琳译《里尔王》）

[23]这段话卞之琳中译本为：“然而当生命自愿受劫的时候，幻觉不会把宝贵的生命劫走吗？如果他真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现在该不能思想了。”与此略有出入，但似更符合剧中思想。

[24]这三句话在剧中是这样的：“他们不能控告我私铸钱币”，“那个家伙弯弓的姿势”，“给我射一枝一码长的标准箭”（据卞之琳译本）。

[25]英语：它闻起来有死人的味道。

[26]这段话在卞之琳译本中是爱德伽说的，与这里说的“我们年轻人”是吻合的。在朱生豪译本中这段话虽然也是奥本尼说的，但没有“我们年轻人”等字样。托尔斯泰根据的当为另一版本。

[27]戏剧（Драма），亦可译为正剧，或悲剧，但这里的“戏剧”是指喜剧以外的一切剧作。

[28]德语：如果看到预谋，就会使你扫兴。

[29]安东尼、勃鲁托斯和克莉奥佩特拉均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剧中人物。

[30]夏洛克为《威尼斯商人》剧中人物。

[31]理查指理查二世或理查三世，均为同各剧中人物。

[32]普鲁塔克（约46—126），古希腊史学家，流传至今的有一百五十篇作品，其中五十篇为传记。

[33]按莎士比亚剧中的奥瑟罗是摩尔人，而不是黑人，不知是托尔斯泰弄错了或别有依据。

[34]福斯塔夫是《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等剧中人物。

[35]伊丽莎白（在位时间为1588—1603），英国女王，曾恢复新教，使其成为温和的英国国教。

[36]法语：后来作丹麦国王的哈姆莱特以怎样的妙计报复了他叔父费贡杀害他父亲霍尔温蒂尔的血仇，以及这个故事的其他情况。

[37]英语：活下去还是不活（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

[38]这里引喻的是安徒生的故事《皇帝的新衣》。

[39]参阅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第十二章。

[40]格尔维努斯（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史家，德国文艺学中文化史派的奠基者。他是德国的莎士比亚专家，著有《莎士比亚》（1849—1850）一书。

[41]德语：美感。

[42]福丁布拉斯，《哈姆莱特》剧中人物，挪威王子。

[43]波林勃洛克，《理查二世》剧中人物，他即位后称亨利四世。

[44]艾西巴第斯，《雅典的泰门》剧中人物，雅典政治家（通译亚尔西巴德）。

[45]奥克泰维斯，《裘力斯·凯撒》剧中人物，罗马三执政之一（通译渥大维）。

[46]狄奥根尼是公元前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

[47]泰门，《雅典的泰门》剧中人物。

[48]安东尼奥，《威尼斯商人》剧中人物。

[49]亨利五世，同名历史剧中人物。

[50]亨利·潘西，《理查二世》剧中人物。

[51]安哲鲁，《一报还一报》剧中人物。

[52]英语：认真。

[53]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一八九四年调国防部工作，被指控出卖军事秘密，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证据不足，激起政界和包括左拉在内的学术界人士的抗议，全国对这一案件持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最后他被宣告无罪。

[54]法语：这案件。

[55]卡朗·达什，祖籍俄国的法国漫画家埃马维埃尔·普瓦莱（1859—1909）的笔名。

[56]法朗吉斯特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中的法朗吉的住宅，“法朗吉”是他所设想的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的基本生产消费单位。

[57]汉斯·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写过六千多篇作品，主要描写日常生活。

[58]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作家、剧作家。

[59]请读者不要认为，我把自己偶然写出的剧本排除在我对当代戏剧这一评价之外，我承认它们一如所有其他戏剧，也缺乏应作为未来戏剧之基础的宗教内容。——作者注。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在《民数记》[1]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讲摩押王巴勒去邀请巴兰，要他为他诅咒逼近边境的以色列人。巴勒许诺给他许多礼物作为酬劳。巴兰心动，来见巴勒，途中为天使所阻。巴兰的驴看见了天使，巴兰却看不见。虽然途中受阻，巴兰还是来见巴勒，和他一同上山。山上已准备好诅咒用的祭坛和宰好的牛羊。巴勒等候他为他诅咒，岂知巴兰非但不诅咒，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

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诅咒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第十二节：“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么？”

第十三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要为我诅咒他们。”

于是他又带领巴兰到另一个地方，那里也设有祭品。

但是巴兰又不是诅咒，而是祝福。

到第三个地方，还是这样。

第二十四章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诅咒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第十一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罢。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于是巴兰没有得到礼品，空手而返，因为他不是诅咒，反而祝福了巴勒的敌人。

像巴兰所遇到的事，真正的诗人-艺术家们也时常遇到。也许是被巴勒的许愿，即名望所诱惑，也许是由于自己错误的、受鼓惑的观点，诗人甚至看不见他的驴所看到的那位阻拦他前进的天使，想要去诅咒，结果却反而去祝福。

契诃夫这位真正的诗人-艺术家在写作迷人的短篇小说《宝贝儿》时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作者显然是想嘲笑凭他的推理（而不是凭他的感情）认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她一会儿和库金一起操心他剧院的事，一会儿专心致志于木材生意的利润，一会儿受兽医的影响把跟家畜的结核病作斗争看作头等大事，最后又全心全意地埋头于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的各种语法问题和他所感兴趣的事。库金的姓氏可笑，甚至连他生的病和关于他的讣电也可笑，那个老成持重的木材商人可笑，兽医可笑，男孩子也可笑，但是“宝贝儿”的心灵并不可笑，而是圣洁和异常优美的，她能为心爱的人献出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认为，作者写《宝贝儿》时是根据推理，而不是在感情上对新妇女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观念，认为她和男子有平等的权利，认为她有修养，有学识，有独立精神，能够为造福社会工作，即使不胜过男人却也不亚于他。他心目中的妇女正是提出并支持妇女问题的妇女。而他在开始写《宝贝儿》时，就想表现妇女不应该是怎样的。社会舆论这位巴勒请契诃夫去诅咒禀性软弱、百依百顺、忠实于男子的没有文化修养的女性，于是契诃夫来到山上，山上摆好了供祭祀用的牛犊和羊羔，可是诗人一开口，却祝福了原来想诅咒的。尽管整个作品里贯穿着妙不可言、令人解颐的喜剧性，可当我读到这个绝妙的短篇的某些段落时，却不禁为之泪下，至少我是这样。使我感动的还有，小说里写到，她以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去爱库金和他所爱的一切，同样地去爱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同样地去爱兽医，而使我尤为感动的是，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而无人可爱的时候，她是那么痛苦，最后她又倾注自己的全部女性和母亲的感情的力量（这种感情她是没有直接体验到的）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即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

作者使她爱上滑稽可笑的库金、渺不足道的木材商人和讨人厌恶的兽医，但是爱情总是同样神圣的，不管它的对象是库金还是斯宾诺莎[2]或帕斯卡、席勒，也不管爱的对象像“宝贝儿”的那样迅速变化，或是终生不渝。

很久以前，我偶然在《新时报》上读到阿特[3]先生的一篇论妇女的出色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发表了他关于妇女的异常聪明和深刻的思想。他说：“妇女们力图向我们证明，我们男人能做的一切，她们同样能做。”“对此我不仅不争论，”作者说，“而且欣然同意，妇女能做男人所做的一切，甚至也许能做得更好，糟糕的是，妇女能做的事，男人却不能做得稍为像样一些。”

是的，无疑是这样，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男育女、哺养孩子及其早期教育，而是男人不能做那种最崇高、最美好、最使人亲近上帝的事，即爱情，为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件事优秀的妇女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自然。如果妇女们不具有这一特性，如果她们没有表现出这一特性，世界会怎么样，我们男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女医生、女电报员、女律师、女学者和女作家，我们是无所谓的；但如果没有母亲，没有内助、女友，没有那些爱男人身上一切美好品质，而且以不知不觉的暗示去唤醒并鼓励他身上这一切美好品质的女性安慰者——没有上述的这种妇女，活在世上会是很糟糕的。要是耶稣没有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方济各没有克拉拉，十二月党人服苦役时没有他们的妻子，反正教仪式派教徒[4]没有他们的妻子（她们不是阻碍丈夫，却是支持他们为真理而受苦受难），那些酒鬼、懦夫或好色之徒（这些人比任何人更需要爱的抚慰）没有那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最最优秀的（一切默默无闻的都是这样）使他们得到安慰的女性，那又将会是怎样？无论是对库金还是对耶稣的爱，妇女主要的、伟大的、无可代替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

整个儿所谓妇女问题，像任何庸俗事情必然会发生的那样，把大多数妇女以致男人都卷了进去，其实是多么惊人的谬误呀！

“妇女想使自己臻于完美，”——有什么能比这更合理、更正当的事情呢？

须知按自己的天职，妇女的事业有别于男人的事业。因此，妇女要臻于完美的理想也不可能和男人的理想一模一样。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无可怀疑的是，它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男子要臻于完美的理想。然而，目前使妇女们步入迷途的时髦的妇女运动，这种可笑而糟糕的全部活动，却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男人的理想。

恐怕契诃夫写《宝贝儿》的时候就是受了这种错误见解的影响吧。

他像巴兰一样，原来是想诅咒的，但是诗神不允许，命令他祝福，于是他就祝福了，不由自主地使这个可爱的人焕发如此奇妙的光辉，并且永远成为一个典范，指出妇女为了使自己幸福，也使和她共命运的人幸福能够怎样做。

这个短篇正因为是无意中写出来的，所以才如此出色。

我曾在通常举行阅兵式的练习场上学骑自行车。练马场的另一头，有一位太太也在那儿学骑自行车。我想，我可别妨碍这位太太，于是就盯着她看。而因为望着她，我不由自主地越来越靠近她。结果，虽然她看到有危险，赶紧躲开我，我还是撞到了她的身上，把她撞倒了。这就是说，我做了和我的想法全然相反的事，仅仅是由于我太注意她。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契诃夫身上，不过正好相反：他想推倒宝贝儿，以诗人的目光紧盯住她，结果反倒抬高了她。

（1905）

邵殿生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圣经·旧约》的一卷书，引文均据中译“上帝版”。

[2]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3]阿特系弗·卡·彼得松（1842—1906）的笔名，他是俄国军事工程师，曾为《新时报》撰稿。

[4]俄国反正教仪式派教徒受官方教会迫害，一八九八年托尔斯泰得到沙俄政府许可，曾以《复活》全部稿费资助这些教徒移居加拿大。

亚·伊·埃尔杰利的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序

在出版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埃尔杰利的作品全集时，人们请我写几句话谈谈他的作品。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重读《加尔杰宁一家》。虽则我身体欠佳，事务繁冗，但一开始读这部作品，我竟不能释卷，直到读完全书、并对其中几处一读再读为止。

除了对事物的严肃态度，除了我从任何别的作家那里都看不到的那样丰富的民间生活的知识，除了作者本人似乎常常没有意识到的对人民的热爱（对人民他有时是要用阴暗色彩加以描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优点，也是独一无二、举世难逢的优点，就是从准确、优美、多样化和生动有力这几方面说来是异常出色的民间语言。

这样的语言无论在老作家或新作家那里都难以找到。他的这种民间语言不仅准确、有力、优美，而且是无穷地多样化。老仆人说一种语言，工匠说另一种，年轻小伙子说第三种，老婆子说第四种，村姑们说的又是一种。有人曾计算过某位作家所使用的词汇量。我想，埃尔杰利的词汇量，特别是其中民间用语的数量，在所有俄国作家中要算是最多的，而且这些词汇还那么准确、优美、有力，除了民间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过。这些词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使用得过分突出，它们的独特性没有被夸大，也没有让人感到作者想利用偶尔听到的字眼向人炫示，使人惊奇，而这种事是常有的。看来，埃尔杰利用民间语言来说话，较之使用文学语言更为自然。

读埃尔杰利描写的民间场面，你会忘记你在读文人的作品，而仿佛是同人民生活在一起。你不仅看到人民的一切弱点，而且还看到超过这些弱点无数倍的优点，主要是，迄今仍然纯真未凿的、不是革命的而是宗教的力量，这是目前俄国唯一可以寄托自己希望的一种力量。

因此，对于热爱人民的人说来，读埃尔杰利的作品就是很大的快乐。对于没有同人民生活在一起而想了解他们的人来说，读他的作品也是最好的手段。谁想熟悉民间语言（不是现在谁也不说的古语，也不是民间幸而还没有多少人使用的新词儿，而是那真正的、有力的语言，需要温柔、动人就温柔、动人，需要严厉、严肃就严厉、严肃，需要热情就热情，需要活泼、生动就活泼、生动的民间语言——这种语言，谢天谢地，还为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妇女、老年妇女所使用），谁就不仅要阅读埃尔杰利的民间语言，而且要加以研究。

（1908）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谈果戈理

果戈理拥有巨大的才华，美好的心灵和不够豁达、缺乏勇气、谨小慎微的头脑。

当他听命于自己的才华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绝妙的文学作品，如《旧式地主》、《死魂灵》第一部、《钦差大臣》，特别是《四轮马车》——就某方面来说这是一部至善至美的杰作。当他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感情的时候，他就写出了诸如他的《论病的意义》、《什么是文字》[1]以及其他许多书简中表述的扣人心弦、常常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思想。然而，一旦他想以道德和宗教作为主题来写艺术作品，或者给已经写好的作品增添一些与它们格格不入的道德和宗教的教诲意义的时候，就出现很恶劣很可厌的胡言乱语，像在《死魂灵》第二部、《钦差大臣》最后一场以及许多书信中所表现的那样。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果戈理一方面赋予艺术以不符合它本性的崇高意义，另一方面还赋予它以更不符合宗教本性的低劣的教会意义，并想用这种教会的信念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具有的这种臆想的崇高意义。假如果戈理一方面只不过单纯地爱写小说和喜剧，并不给写作加上特殊的、黑格尔式的、神职人员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只是简单地把教会的教义和国家的制度看作某种他无须与之争论也没有理由为之辩护的东西，那他就会继续写出十分出色的短篇小说和喜剧，有时还会在他的书简中，甚至个别作品中说出一些往往是很深刻的、出自内心的道德的、宗教的思想。遗憾的是，当果戈理跨进文学领域的时候，尤其是在既有巨大才华，而又朝气蓬勃、明哲通达的普希金逝世之后，对艺术的看法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愚蠢到了难以置信的（我不能有别的说法）黑格尔的学说，依据这种学说，连盖房子、唱歌、作画、写小说、喜剧和诗都成了某种宗教仪式，成了仅次于宗教的“为美服务”。那时候，和这种理论同时还传播着另一种同样荒唐、同样混乱而又自命不凡的斯拉夫派学说，认为俄罗斯人，亦即论者所属的那个民族有其特殊意义，并认为那个歪曲基督教的所谓的东正教有其特殊意义。

果戈理虽然是不大自觉但却兼收并蓄了这两种学说。关于艺术的特殊意义的学说，他自然是会接受的，因为这种学说赋予他的事业以十分重要的性质。至于斯拉夫派学说，也同样不能不吸引他，因为它为现存的一切辩护，使他的自尊心得到安慰和满足。

于是果戈理就兼收并蓄这两种学说，竭力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应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这种尝试的结果便是他的后期文字中那些如此令人惊异的胡说八道。

（1909）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两文见《与友人书简选》。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 政论

列夫·托尔斯泰（1906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书房里（1909年）

八十一岁高龄的列夫·托尔斯泰玩击棒游戏（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农民中间（1909年）

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1909年）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屠格涅夫先生企图使人相信，阿乌埃尔巴赫先生和其他欧洲的和我们的思想家一起，正在深入研究神秘的婚姻问题的全部难以解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一个想一下子吃完两顿或十顿饭的人的营养问题的复杂性完全一样。谁想一口气吃掉两顿饭，他就连一顿饭的营养都吸收不了。他将把胃弄坏，因而目的——营养的结果——也就无法实现。谁想和两三个人结婚，他就连一个家庭都不会有。婚姻的结果是生儿养女。如同在生理上需要空气和阳光一般，儿女在道德领域需要有家庭生活和睦一致的父母的影响。如果有两三个父母，家庭的和睦一致便不可能。不成对的雄性和雌性动物会互相殴斗、残杀。对于人来说，如果不是专制制度，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如同折磨牡马，把它们严格地隔绝起来；也像东方禁锢妻妾一样）。谁注意到了婚姻的必然后果——生儿养女是它的目的，他就不会承认不一致的婚姻。谁要是只看到性行为而不顾其后果，那么他就会在我们社会的伤风败俗的机构中获得完全的满足。

“为什么呢？”屈尊俯读拙著，似乎以示对我嘉奖的、那些可爱的夫人带着隐含嘲弄但仍妩媚亲切的微笑（表示她可以把我驳斥得体无完肤，只是不屑于这样做而已）对我说：“亲爱的伯爵，一位贤惠的母亲为什么就不应该梳妆打扮？妇女永远应该关心自己的外表，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出入社交界，行善积德，甚至为僧侣和饥民操劳，同时又出色地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杂文评论家会说：“作者根据自己特有的逻辑（当艺术家涉足我们的思维领域的时候，他永远说蠢话）以为妇女的职责是生养和教育孩子，他由于孤陋寡闻而对最新的社会科学有关妇女职责的研究一无所知，忽略了对难以解决的婚姻问题的深入探讨……”我可以一起回答这两种人，尽管我厌恶论证性的文章，但我决不放弃说明在妇女天职方面使我与大家意见相左的那些原因。

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妇女的尊严就在于理解自己的使命。理解了自己使命的妇女不可能把自己局限于生蛋。她越深入理解，这一使命便越能占有她的全部身心，而且被她感到难以穷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对此不能理解的只是那些瞎了眼而看不见的人。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可是，亲爱的伯爵，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教养有素的孩子，而他们的母亲是社会的骄傲呢？为什么有思想，有文化修养的妇女能像为了照看幼儿而抛弃了科学和艺术的妇女一样教育好孩子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向人们裸露肩背和写作文章的母亲的孩子和来不及梳洗打扮的母亲的孩子一样，无论在体力上或道德方面，穿着打扮上都很好。但我们看不到一些已经死去和还活着的孩子，我们无法比较在这些孩子身上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不能以希腊语法，外语和舞蹈的知识来衡量的。

这些精神力量永远在那些不与僧侣打交道、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用脂粉涂抹裸露的胸脯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边。

“可是，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亲爱的伯爵？”

这就是不务正业的艺术家头脑里的怪问题。为什么？原因是，如果母亲的使命（我以为是最崇高的）在对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具有一切真正的人类使命的特点——在想象中异常困难，由于人本身的软弱几乎无法完成（艺术、科学在男人的想象中便是如此），如果（被大家公认的）母亲的本能比理智具有更强大的影响，那么就不能设想，较多的有目标的努力会比较少的努力产生更小或更坏的后果。如果我从窗户里看到两个庄稼人在翻地，其中一个不停地在耕作，而另一个在抽烟，唱着动听的歌，和来往的行人交谈，摆出一副优美的姿态，那么我敢断定，那个不停地在耕作的庄稼人，虽然汗流浃背，劳累不堪，一定耕作得又多又好。

母亲积极地爱，爱得越深，孩子便越美好。

我从伟人的传记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实例说明，哪个伟人不是母亲的宠儿。

（1868）

冯增义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忏悔录

（未出版文集的序言）

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做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的喀山大学督学穆辛-普希金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参加舞会，他曾多次用大卫在方舟前面也跳过舞来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当时我对年长的人开的这种玩笑是支持的，还由此得出结论：教义要背，教堂也应该去，但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则大可不必。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脱离了宗教，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着，而大家的生活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多半与之对立。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永远不会与它发生关系，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来不按教义行事。这种教义在某个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地方被信奉着，如果与它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把它当做一种表面的、与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

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业，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不能断定他是否信教。如果说，公开信奉正教与不信教的人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并不对前者有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自称不信教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

小学讲授教义问答，并且让学生上教堂。官吏得交出圣餐的证明。但现在（过去则更多），我们这类人，由于不再学习，又不出任公职，可以生活几十年而从来也不想到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还自称是正教信徒。

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由于信赖而被接受并由外部压力支持着的教义，在与其对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可是一个人往往活得很久，自以为还完整地保持着童年时代接受的教义，实际上它早就踪影全无了。

C聪明而又真诚，他告诉我他怎么会不信教的。他大约已经二十六岁，有一次狩猎宿夜，按照自小养成的习惯开始做晚祷。和他一起去打猎的哥哥躺在草堆上看着他。当C做完了晚祷，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你还一直这样做吗？”后来他们俩也没有再谈下去。从此以后，C就不再做祷告和上教堂了。他就这样三十年不做祷告，不领圣餐，而且也不上教堂。并非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信念，同意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作出某种决定，只是因为哥哥讲的这句话好像一个指头向一堵由于本身的重压快要倒塌的墙上戳了一下，它指明了他原来以为被信仰占据的地方已经一无所有，因而他做祷告时的祷词、画十字、行礼膜拜等等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一旦了解这一点之后，便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指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做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这些人的处境，就像一幢虚假的大楼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熔化了一样，他们有的已经发觉这一点，并把它清除掉了，有的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做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做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现在，回忆那段时间，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信仰，即除了动物本能之外推动我生活的力量，也即那时我的唯一的信仰，是信仰完善。但是完善的本质，它的目的，我讲不清楚。我努力在智力方面完善自己，我什么都学，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生活促使我这样做。我努力完善自己的意志——制定我努力遵守的准则，体力上完善自己，做各式各样的体操，锻炼体力和灵活性，通过艰难困苦来培养自己的韧性和耐力。我认为这一切都属于完善。最根本的当然是道德的完善，但不久它就被一般的完善所代替，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上帝面前，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些，而且很快这种愿望又被想比别人强些的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

二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1]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蔽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2]，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利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拼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护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由于我们写书，出版报纸，人家付给我们稿酬，并且尊敬我们，因此我们是最有教益的好人。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断当然非常之好。可是一部分人讲出来的想法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家付给我们稿酬，我们的同伙夸奖我们，因此，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做疯子，而自己除外。

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乘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唯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它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世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评判什么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使我意识到对进步的迷信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像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唯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幸福，来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像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六千俄亩[3]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四

我的全部生命停顿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而且不能不呼吸、吃、喝、睡觉，但是生命不存在了，因为满足任何愿望在我看来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想要什么，那么我预先就知道，无论我这个愿望能否满足，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如果一个女巫跑来，答应我满足我的愿望，我会不知道说什么。如果在不清醒的时候我有的不是愿望，而是原先的愿望的习惯，那么在清醒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幻觉，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不能希望认识真实，因为我是悟出来的。真实的是，生命毫无意义。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的诱惑力很强，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我之所以不愿意仓促行事，只是因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开这个疙瘩！我对自己说，如果疙瘩解不开，再干也不晚。因此，那时候，我——一个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脱下衣服就把带子拿出去，生怕会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我也不再带猎枪打猎了，因为担心不能控制自己而用这种极简便的办法摆脱生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害怕生命，力图摆脱它，同时又对它抱有某种希望。

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所谓完美幸福的那个时期，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田产，我不花气力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们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为人称颂，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的也好，在与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拿体力来说，我能刈草，不会落在庄稼人后面；在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至十小时，不会因为这样紧张工作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了活不下去的结论。因为怕死，我只好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以免扼杀自己的生命。

这种心理状态在我是这样表现的：我之所以有生命，是某一个人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虽然我从来也不承认“某一个人”创造了我，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即某一个人把我送到尘世上来是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是我的最自然的思维模式。

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我生活了整整三四十年，看着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发展，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逐渐成长；而现在，当我在智力方面已经完全成熟，登上生命的顶峰，全部生命的奥秘已经一览无余的时候，我却傻乎乎地站在这个顶峰上，清楚地懂得了生命的空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子虚乌有，——这个人一定觉得挺开心。“他觉得好笑……”

这个嘲笑我的人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我都不会因此觉得轻松一些。我不能认为我的任何一种行为，乃至我的全部生命是合理的。使我惊讶的只是，我如何未能一开始就理解到这一点。这一切早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会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一个人怎能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活下去——真令人吃惊！只有陶醉于生命的时候才能够活下去，而头脑一清醒，就不能不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觉，而且是荒唐的幻觉！正是这样，一点儿可笑和俏皮的成分也没有，简直就是残酷和荒唐。

很久以前就流传着一个东方寓言，讲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遇着一头猛兽。为了躲避猛兽，旅行者跳入一口枯井，但他看到一条龙伏在井底，张开大口要吞噬他。于是这个不幸的人，既不敢爬出来，怕被猛兽咬死，又不敢跳下井底，怕被龙吞掉，只好抓住长在井壁裂缝中的野生树杈子，吊在上面。他的手劲快用完了，他感到，他不久就要听任在两边等着他的死神的摆布，但他一直坚持着，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两只老鼠，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在他抓住的那根树杈上从容地爬着，啃着。眼看这树杈子就要折断，他掉下去必然落入龙口。旅行者看到这一点，而且知道，他难免一死。但当他还吊在树杈上的时候，他四下张望，发现树叶上有几滴蜜，于是就伸出舌头舔蜜。我也是这样挂在生命的枝桠上面，知道那条准备把我撕裂的龙一定在等着我死，而且不理解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折磨。我也想吮吸原来使我感到快慰的蜜，但那几点蜜已经不能使我高兴了，而白鼠和黑鼠，即白天和黑夜，都在啃着我牢牢抓住的树枝。我清楚地看到龙，蜜对我来说也不甜了。我看到的只有躲避不了的龙和老鼠，而且也不能把我的视线从它们身上移开。这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真理。

原先的生的乐趣的幻觉曾经掩盖了对龙的恐惧，现在却不能欺骗我了。不管多少次对我说：你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别去想了，活下去吧，但我都不能这样做，因为过去我这样做得实在太久了。现在我不能不看到，交替着的白天黑夜在引我走向死亡。我只看到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其余的一切都是谎言。

对于家庭的爱情和对于被我称之为艺术的创作的爱好是两滴蜜，它们比其他的蜜更长久地使我看不到严酷的真实。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这两滴蜜是甜的了。

“家庭……”我对自己说，但家庭就是妻子、儿女，他们同样是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我的一样，他们要么得生活在虚伪之中，要么得看到可怕的真实。他们为什么活着？我又为什么爱他们，保护、培养和照顾他们？还不就是为了和我一样绝望或者做个痴人吗？因为爱他们，我不能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在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把他们引向这个真实。但真实就是死亡。

“艺术，诗？……”我一直处于交口称誉的影响下，硬要自己相信，这是一项可以做的事业，虽然死神一来就会毁灭一切——我自己，我的事业，以及对它们的记忆。但不久我就看到，这也是一种幻觉。我很明白，艺术是生命的装饰品，是生命的诱惑。但生命对于我已失去吸引力，我怎么能去吸引别人呢？当我没有独立的生命、而是别人的生命带着我随波逐流的时候，当我相信生命有意义（虽然我不会表达这意义）的时候，任何一种生命在诗和艺术中的反映都给我以欢乐，看到这面艺术之镜中的生命我感到高兴。而当我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当我感到自己必须独立活下去的时候，这面镜子对于我就是无用的、多余的、可笑的，或者是折磨人的了。当我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处境愚蠢、无望的时候，我无法感到快慰。当我在心灵深处还相信我的生命有意义并对此感到高兴的时候，我是心情舒畅的。这时候，这种光和影的嬉戏——生命中喜剧性的、悲剧性的、动人的、美好的、可怕的东西，使我开心。当我了解到生命毫无意义而且可怕的时候，镜中的嬉戏就不能使我感到有趣了。当我看到龙和啃嚼我的支柱的老鼠的时候，蜜的任何甜味都不能使我觉得是甜的了。

然而这还不够。如果我单是明白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知道这一点，知道这是我的命运。但我不能就此安心。如果我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知道走不出这座森林，那么我还能够生活下去。但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知道每走一步无非是更加糊涂，但又不能不来回折腾。

可怕的正是这种情况。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想自杀。我在我未来的结局面前感到恐惧，我知道，这种恐惧比结局本身还要可怕，但我不能驱散它，也不能耐心地等待到底。心脏里的血管迟早总会破裂，或者别的什么会破裂，然后一切就都完了，不管这种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我不能耐心地等待到底。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因此我想尽快地用绳索或子弹帮自己摆脱它。正是这种感觉最有力地吸引我去自杀。

五

“但是，也许我看得不全面，有些东西我不理解？”我三番五次地对自己说。“绝望情绪不可能是人所固有的。”于是我在人们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中寻求我的问题的答案。我痛苦地、长久地探索，并不是出于无谓的猎奇，也不是泛泛地探索，而是痛苦地、顽强地、日夜不停地探索，好像一个气息奄奄的人求生，结果一无所得。我在一切知识中寻找答案，不仅没有找到，反而坚信，和我一样在知识中寻找答案的那些人同样是一无所得。他们不仅没有找到答案，而且毫不含糊地承认，那个使我绝望的原因——生命毫无意义，才是人可以得到的唯一确定的知识。

我从各方面探索，由于我过去的学习生活，同样由于我和学术界的联系，我能够接触名类繁多的各个知识领域的学者本人，他们不仅在著作中，而且还通过谈话，乐意为我阐明自己的知识，我了解了知识对于生命这个问题的一切答案。

我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知识对生命问题，除了它现有的答案之外，提不出任何其他答案。看到科学论证与生命问题毫无关系的原理时那种十分认真和了不起的架势，我长久地感到，我有些东西还不懂。很长时间我在知识面前感到胆怯，我感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不妥当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出于我的无知。这对我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是游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即我的问题是一些构成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的正当的问题，我提出问题无罪，有罪的是科学，如果它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的话。

我的问题，使我在五十岁的时候要自杀的问题，是从无知的婴儿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里都有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实际中体验到的那样。问题是这样的：“我目前所做的、将来要做的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换句话表述出来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问题表述成这样：“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要死亡而消失？”

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用各种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分成两个相对的半球，在两个半球相对的顶端有两极，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但不管是哪一极，都没有回答生命的问题。

有一类知识似乎并不承认这个问题，但却准确明了地回答自己独立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实验科学，它们的极端是数学。另一类知识承认这个问题，但不能回答，这是思辨科学，它们的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形成，尚未要求立即解决的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所提供的对这一问题的虚假答案。

在实验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分化，变得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着指导这一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尽可能认识整体和认识发展规律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自己本身。”不管承认这一点是多么令我难为情，但我确实曾一度满足于此。那恰好是我自己渐渐复杂和成熟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肉在增长，越来越结实，记忆丰富了，思维和理解能力增强了，我在成长和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我自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规律，从中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诸问题的答案。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来到了，于是我感到，我不再发展，而是在萎缩，我的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于是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什么也不能对我解释清楚，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自己在生命一定时期中的变化当做规律罢了。我对待这一规律的定义更加严格一些，结果我明白了，无限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明白了，如果说“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一切都在发展，完善，复杂化，分化，”——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所有这些话都毫无意义，因为在无限之中既无复杂，也无简单，既无前，也无后，既无较好，也无较坏。

主要的是，我的问题带有个人的性质，即满怀希望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这些知识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但是用到生命问题上来，它们的正确性刚好与之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正确和明确，它们越企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含糊不清和无吸引力。如果诉诸试图回答生命问题的那一类知识——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那么你会看到思想的惊人贫乏与极端含糊，解决学科以外的问题的毫无理由的奢望，思想家之间，甚至思想家本身的无休止的矛盾。如果诉诸不研究如何解决生命问题、但回答自己的学科的专门问题的那一类知识，那么你会惊叹人类智慧的力量，但你也早就知道，对于生命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些学科就是不注意生命问题。它们声称：“我们不能回答你是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类问题，而且也不研究。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合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它们的形式的规律，以及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思维的规律，那么对这一切我们都有清楚、确切和不容置疑的答案。”

实验科学对生命问题的态度一般地说可以这样表述。问题：为什么我活着？——回答：在广袤无垠的空间中，在无限长的时间内，无限小的粒子在做无限复杂的变化，只有当你理解了这些变化的规律，你才能理解你为什么活着。

在思辨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我的职责在于促进认识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在智力低下的时期便满足于此，可是不久，生命问题在我头脑中明确形成了，这一套理论便顷刻瓦解。更不必说，这类学科怎样敷衍塞责，将基于人类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当做一般的结论；也不必说，认为人类具有这些理想的各种人的互相矛盾——这一观点，如果不说它愚蠢，那也是非常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了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什么？”或“我为什么活着？”或“我该怎么办？”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他所不了解的整个人类的生命？”因为他只知道其中一段短暂时期中的非常有限的局部。一个人为了要理解他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整个这一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人类却是由像他一样的、对自己也不理解的人所组成。

我必须承认，我一度相信过这一点。那是在我还怀有自己心爱的、能为我的任性辩护的理想的时候，而且我竭力想出一种理论，使我能根据它把自己的任性看做人类的规律。但当生命问题在我心灵深处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这样的答案立刻化为乌有了。现在我理解了，就像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企图回答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的半科学一样，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也理解了，存在着一系列最流行的、企图回答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的知识。这一领域的半科学就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它们企图以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即虚伪的，每门学科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全人类的生命问题。

在实验科学领域内，一个人如果真诚地问：我该怎样生活？他就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无限空间之内的无数粒子在时间和复杂性方面的无穷变化，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整个人类的生命吧，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类的起源和终结，连它的一小部分也不知道，这样你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在半实验科学领域内也是如此，这些半科学越是偏离自己的任务，就越含混、粗略、愚蠢、矛盾。实验科学的任务是研究物质现象的因果关系。只要实验科学涉及终极原因这个问题，就会胡说八道。思辨科学的任务是认识生命的无因果关系的本质。只要去研究因果现象，如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就会胡说八道。

实验科学只有在不把终极原因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才能提供有益的知识，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与此相反，思辨科学只有完全抛弃对因果现象的连续性的研究，仅仅从终极原因方面去研究人，才是一门科学，才能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在这个领域里，构成这个半球面的一极的科学——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便是这样。这门科学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整个世界？从这门科学存在的那天起，它的回答永远是相同的。哲学家把存在于我身上和一切现存事物中的生命的本质称做观念也好，实体也好，精神也好，意志也好，讲的都是一回事，即这种本质是存在的，我就是这个本质；但为什么有这本质，如果他是一位头脑精密的思想家，他就不知道，也不能回答。我问：为什么要有这本质呢？它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又有什么结果呢？……哲学不仅不回答，连它也只能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是真正的哲学，那么它的全部工作只在于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坚持自己的任务，那么它对这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只能回答：“既是一切，也是乌有。”而对问题：“世界为什么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则回答：“我不知道。”

因此，不管我如何搬弄那些哲学的抽象答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并非因为答案与我的问题无关（正如在明确的实验科学领域那样），而是因为这里没有答案，虽然全部思维活动恰好是针对我的问题，结果代替了答案的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形式更加复杂罢了。

六

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彷徨徘徊。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当我醉心于知识的光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过是回避问题罢了。不管呈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多么有吸引力，多么清晰，不管沉浸在这些高深莫测的知识中是多么诱人，我已经明白，它们，这些知识，越明确对我就越无用，越不能回答问题。

我常对自己说，就算我了解科学顽强地希望了解的一切，但在这条道路上对于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我知道，在思辨科学领域内，虽然，或者说正因为知识的目的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除了我给自己提出的答案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答案，即问：“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答：“毫无意义。”或者，问：“我的生命会有什么结果？”答：“毫无结果。”或者，问：“为什么存在着的一切要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答：“就是为了存在。”

求教于人类知识的某一个方面的时候，我获得非我所问的无数准确的答案，如关于星球的化学成分，太阳向武仙星座的运动，物种和人的起源，无限小的原子的形式，无限小的、没有重量的以太粒子的震动；但在这些知识领域中，对于我的问题：“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回答只有一个：你是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变化就构成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一切。这种聚合延续一段时间，然后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便停止，你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也就停下来，你的全部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你是偶然塑成的一块东西，它在霉烂。这块东西把霉烂称做它的生命。它粉碎以后，霉烂的过程和一切问题便告结束。知识明确的一面就是这样回答问题的，只要它严格地遵循自己的原则，它就不可能说出别的答案来。

看来，这样的答案是答非所问。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是无限的一颗粒子，不仅不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精确的实验科学中带有抽象议论的那一部分作出了同样含糊不清的结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和促进这种发展。由于不精确和含糊，这是不能算作回答的。

知识的另一面，思辨方面，当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的时候，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提出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可知的“一切”的不可知的部分。我重又排除了处于思辨和实验科学之间的、构成所谓法律、政治、历史等半科学的基础的那些结论。在这些科学中，同样不正确地引进了发展、完善的概念，差别在于那里讲的是一切的发展，而这里讲的是人的生命的发展。二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在无限中的发展和完善既无目的，也无方向，而对于我的问题什么答案也不能提供。

在精确的思辨科学领域内，即在真正的哲学，而不是叔本华称之为教授哲学的那种哲学（它不过把一切存在着的现象按新的哲学图表加以排列，冠以新的名字而已）领域内，只要哲学家不忽略实质性的问题，答案总是相同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佛所给的答案。

“我们接近真理的程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生命。”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些热爱真理的人在生命中究竟追求什么呢？从肉体和由肉体生命产生的恶中解脱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死神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高兴啊？”

“哲人一生都在寻求死亡，因而死亡之于他并不可怕。”

“认识到世界内在的本质是意志，”叔本华说，“并在一切现象中——从无知觉的自然力的无意识的企图直到人的完全有意识的活动，只承认这种意志的具体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结果，即随着意志的任意否定和自我消亡，一切现象，世界赖以生存的、持久的、既无目的又不停息的、具有不同程度具体内容的希望和爱好也将消失，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也将消失，随同形式一起，意志的具有空间和时间这种一般形式的一切现象也将消失，结果是世界最终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消失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也就没有世界。在我们面前就只有空无。但是抗拒向寂灭转化的一切，我们的自然界也不过是这种构成我们自身和我们世界的生存意志。我们这样害怕寂灭，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这样想活着，这只意味着我们本身就是这种生存的愿望，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对我们这些还充满意志的人说来，意志完全消亡之后，剩下的当然是空无。与此相反，对于意志发生了变化并已消亡的那些人来说，我们这一非常现实的世界，连同它所有的太阳和银河，都是虚无。”[4]

“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5]

“我心里说，来罢，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6]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分了。”[7]

所罗门，或者写了这些话的人，是这样说的。

印度的哲理讲出了如下的一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次他乘车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到惊讶，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乘车出游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混浊的人。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一个健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找到了，因为他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一个死人。”——“什么叫死人呢？”——王子问。人家对他说，所谓死人，就是像那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那么他以后会怎样呢？”——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这是一切人的命运吗？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是的。”——“回去！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

释迦牟尼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他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把全部精神用来超脱尘世和普度众生，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境地，使生命在人死后也不能复苏，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便是整个印度哲理的观点。

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案便是这样。

“肉体生命是罪恶和谎言。肉体生命的消灭便是幸福，我们应当心向往之。”苏格拉底说。

“生命是个不应存在的东西，是罪恶，转化为空无是生命唯一的幸福。”叔本华说。

“世上的一切，无论智、愚、贫、富、苦、乐全是虚空和无用之物。人一死，一切便都不存在了。因而这是荒唐。”所罗门说。

“意识到痛苦、衰老、死亡不可避免，就无法生活下去，要使自己超脱尘世，舍弃任何生存的可能性。”佛说。

这些大智大慧者所讲的话，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人都说过，想过和体验过了。这也是我现在想到和感觉到的。

我在知识中彷徨徘徊不仅没有把我引出绝望的境地，反而加重了我的绝望情绪。一类知识不能回答生命问题，另一类虽然回答了，但却刚好肯定了我的绝望，并指出，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的错误和智力病态的产物，相反，它向我证明，我的考虑是正确的，并且和人类大智大慧者的结论一致。

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切都是虚空。没有落入尘世的人是幸福的，死比生好，应当摆脱生命。

七

我在知识中得不到解释，便开始在生活中寻求解释，指望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它。于是我开始观察人——和我一样的人，观察他们在我周围怎样生活，怎样对待把我引入绝望境地的那个问题。

在教育与生活方式与我相同的一些人身上，我观察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摆脱我们的可怕的处境，有四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浑浑噩噩。它的实质在于对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这类人——大部分是妇女，或者非常年轻，或者非常愚钝，还不理解叔本华、所罗门、佛等所遇到的有关生命的问题。他们既看不到等着吞噬他们的龙，也看不到两只老鼠在啃着他们赖以活命的树干，而是舔着几滴蜜。不过他们只能在一定时间内舔着这几滴蜜，一旦龙和老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便舔不下去了。从他们身上我没有什么可学的，你既然已经知道，就不能又不知道了。

第二种办法是寻欢作乐。它的实质在于，因为了解生命没有指望，便享用现有的幸福，既不顾龙，也不顾鼠，而是用最好的办法舔蜜；如果树枝上蜜很多，那尤其如此。所罗门这样描述这种办法：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上帝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8]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9]

我们这类人中的大部分实行第二种办法。他们所处的条件使他们的幸福多于罪恶，精神上的愚钝又使他们有可能忘记他们的有利地位是偶然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所罗门那样占有一千个女人和宫院，有一个人占有一千个女人，就有一千个人没有妻子，有一座宫院就有一千个流汗建造它的人，今天使我成为所罗门的偶然性，明天也能使我变成所罗门的奴隶。这些人的想象力迟钝，他们可能会忘记使佛不安的原因——不可避免的疾病、衰老、死亡早晚会把一切欢乐都毁掉。他们之中有些人断言，他们思维和想象的迟钝是一种哲学，他们称之为实证哲学。在我看来，这并不能把他们从看不到问题、只一味舔蜜的那一类人中间分别出来。我也不能模仿这些人，因为我缺乏他们想象的迟钝，不能人为地在自己身上制造出迟钝来。我一旦看见了龙和鼠，就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就像任何一个活人都做不到一样。

第三种办法是使用强力手段。它的实质在于，理解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把它毁灭。为数不多的坚强和彻底的人是这样做的。一旦了解对他们开的玩笑是何等愚蠢，了解到死者比生者更幸福，最好不存在，他们就这样做，立刻结束这个愚蠢的玩笑。好在有的是办法：上吊，投河，用刀子刺破心脏，卧轨。在我们这类人中间这样做的日益增多，他们大部分处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精神力量最旺盛，还很少沾染丧失人的理智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值得采取的办法，我也想这样做。

第四种办法是无所作为。它的实质在于，理解到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继续苟延残生，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类人知道死比生强，但无力采取合理行动，即尽快地结束这场欺骗并将自己杀死，而似乎还有所期待。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办法，因为我既然知道最好的做法，而它又是我力所能及的，为什么不实行呢？……我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这一类人就是通过这四种办法来摆脱可怕的矛盾。无论我怎样用心思考，除了这四种办法，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办法。一种办法——不去理解生命是荒谬、虚空和罪恶，还不如死了的好。我不能不了解这一点，而且一旦了解之后，我就不能对之视而不见。第二种办法——不去考虑未来，就按生命的本来面目去享受它。但我做不到。我，像释迦牟尼一样，既知道存在着衰老、痛苦、死亡，就不能去游猎。我的想象力非常活跃。此外，我不能对给予我一时欢乐的瞬息而逝的偶然性感到高兴。第三种办法——了解了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停止生活，杀死自己。我懂得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自杀。第四种办法——像所罗门、叔本华那样生活，即知道生命是对我开的一场荒谬的玩笑，但还照旧活着，洗脸，穿衣，吃饭，讲话，甚至写书。这使我反感，痛苦，但我还是处于这种状态。

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没有自杀，那么原因是我模糊地意识到我的思想不对。不管我和那些使我们承认生命是荒谬的圣者的思路在我看来如何令人信服和不容置疑，对于我的论断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我总有一种模糊的怀疑。

事情是这样的：我，我的理智认为生命是不合理的。如果不存在最高的理智（它确实不存在，没有什么能证明它存在），那么对我来说，理智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如果没有理智，那么对我来说也就没有生命。这个理智既然创造了生命，它怎么去否定生命呢？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生命，那也就没有我的理智了，因此理智是生命之子。生命就是一切。理智是生命之果，可是这个理智却否定生命本身。我觉得这有点儿不妥。

生命是荒诞的罪恶，这不容怀疑，——我对自己说。但我曾经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整个人类也曾经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人类不必存在，为什么要存在呢？

难道只有我和叔本华这样聪明，理解了生命的荒诞和罪恶吗？

生命是虚空的论断并不太复杂，它早就被一些最平凡的人提出来了，而人们以前生活着，现在还生活着。难道他们活着，从来也不想去怀疑生命的合理性吗？

被圣人的智慧所肯定了的我的知识向我揭示了世界上的一切，有机的和无机的，构造得非常合理，只有我的境遇非常荒唐。这些呆子，即大量的平凡的人，对世界上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构造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生活着，而且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安排得很合理的！

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万一某些方面我还不了解又怎么办呢？无知就是这样表现的。无知总是发表这套议论。当它对某些方面不了解的时候，它就说它不了解的东西是荒谬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存在着整个人类，它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而且似乎是理解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的，因为如果不理解，它就不能生存，可是我声称，整个这种生命毫无意义，我活不下去了。

谁也不会妨碍我们和叔本华一起去否定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自杀吧，也用不着发什么议论了。你不喜欢生命，你就自杀吧。如果你活着而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那么你就别活下去，别在生活中游荡，同时不断诉说和写什么你不理解生命等等。你来到一伙欢乐的人当中，大家都心情舒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而你觉得无聊，厌烦，那么你就走开。

事实上，我们既坚信必须自杀，又不下决心实行，那我们算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极端软弱、极不彻底的人吗？说得通俗一点，同蠢话连篇、喋喋不休的蠢人有什么两样啊？

我们的智慧虽然无疑是可靠的，却没有提供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知识。而构成生命的整个人类，亿万人，对生命的意义并不怀疑。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从我有所认识的生命开始存在的时候起，人们就生活着，也知道生命空虚的论断，这论断向我们证明了生命的荒谬。但人们终究还是生活着，同时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从人们开始某种生活的时候起，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生活的意义，因而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并传给了我。在我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所有这一切是他们的生活知识的果实。我用来讨论和谴责这种生活的那些思想武器本身，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创造。多亏他们我自己才出生，受教育和成长。他们挖出了铁，传授了伐木，驯养了牛、马，传授了播种，传授了如何共同生活，安排好了我们生活；他们教我思考、说话。而我，是他们的一个产品，被他们哺育、培养成人，由他们教导，以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进行思考，却向他们证明，他们——毫无意义！“这儿有点问题，”我对自己说，“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但错在哪里，我怎么也发现不了。

八

现在我能比较有条理地讲出来的这些怀疑，以前我讲不清楚。那时我只是感觉到，我那些被最伟大的思想家证明了的关于生命空虚的结论，尽管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其中却有不妥的地方。是论点本身不妥，还是问题的提法不妥，我不清楚。我只感觉到，那个道理的说服力是无懈可击的，但这还不够。所有这些论据不能使我信服到能够实行从我的论断中必然产生的想法，即自杀。如果说，我依据理智的力量，得出了我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没有自杀，那我讲得并不真实。理智是起了作用，但起作用的还有别的东西，我只能称它为生命的意识。起作用的还有迫使我注意那一面而不是这一面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把我引出绝境，并把理智引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这种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与我相类似的几百人还构不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不了解。

当我观察与我年龄相同的人的狭隘圈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不理解问题的人，理解问题而又以醉生梦死掩盖问题的人，理解问题并中断生命的人，理解问题，但因意志薄弱而苟延残喘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别种人。那时我觉得，我所属的那个由学者、富人、有闲者构成的狭隘圈子就是整个人类，而亿万前人和今人则不值一提，他们是某种畜类，而不是人。

我怎么能在议论生命的时候，对我的前后左右的人类生命视而不见，怎么能糊涂到如此可笑的地步，竟认为我的、所罗门的和叔本华的生命是真正的、正常的生命，而亿万人的生命却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情况，现在我对此感到十分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不管我现在感到如何奇怪，我很清楚，过去确实是这样。由于理智高傲的错误，我曾经毫不怀疑我和所罗门、叔本华一起提出的问题非常正确和真诚，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问题。我也不怀疑，亿万人都是还不能透彻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度的人。而我在探索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却从来也没有想过：“世界上亿万前人和今人过去和现在赋予生命什么意义？”

我长久地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任和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这不是口头上讲，事实如此。但由于我对真正的劳动人民有一种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们，并且看到，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或者由于我真诚地坚信，我什么也不能了解，我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上吊，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回过头来观察过去和现在的众多的普通人，不是学者和富人，我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亿万前人和今人都不能归入我的分类，我不能认为他们不理解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并异常明确地回答了它。认为他们是享乐主义者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更多的是贫困与痛苦。我更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情理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行动和死亡本身他们都能解释。他们认为自杀是最大的罪恶。看来，整个人类具有一种我不承认和我蔑视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结果合乎理性的认识不能指明生命的意义，它排斥生命；而被亿万人，被整个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却以某种被人蔑视的、虚假的知识作为基础。

合乎理性的认识通过学者和哲人否定生命的意义，而大众，整个人类以不合理性的认识承认这种意义。这种不合理性的认识就是宗教，就是我过去不能不抛弃的宗教，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六天的创造，魔鬼和天使，以及我神志清醒时不能接受的一切。

我的处境十分可怕。我知道，除了否定生命之外，我在合乎理性的认识的道路上什么也找不到。在宗教中，除了否定理性，我同样是什么也找不到，而这比否定生命更难做到。根据合乎理性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生命即恶，人们知道这一点，死取决于人，而人们一直生存着，现在仍然生存着。虽然我早就知道生命毫无意义，而且是一种恶，我自己也一直生存着。根据宗教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应该抛弃理智，然而正是理智需要明确生命的意义。

九

产生了矛盾，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性，或者是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合乎理性的认识的推理过程。

我在检查合乎理性的认识的推理过程时，发现它完全正确。关于生命是空无的结论是必然的，但我看到了一个错误。错误在于，我的思维与我所提的问题并不一致。问题是：我活着为什么？从那渺茫的，逐渐毁灭的生命中能产生什么真正的、不灭的东西吗？在这无限的世界中我这有限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研究了生命。

一切可能提出的生命问题的答案显然都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不管我的问题初看起来是如何简单，它却要求以无限来解释有限和以有限来解释无限。

我问的是：我的生命具有怎样的超越时间、超越因果关系、超越空间的意义？而我回答的是：我的生命在时间上、因果关系上和空间上具有什么意义？结果，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之后，我回答：毫无意义。

在推理中，我常常把永恒与永恒、有限与有限等同起来，而且我也不能不这样做，因此我就得出我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力就是力，物质就是物质，意志就是意志，无限性就是无限性，空无就是空无，进一步的结论就得不出了。

这有点儿像数学中常有的情况，你想解的是方程式，而你在解的是恒等式。思维的进程是正确的，但结果得出的答案是：a=a，或x=x，或0=0。我对我的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推理也有这种情况。全部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恒等式。

事实上，严格合乎理性的认识——像笛卡儿所做的那样，从怀疑一切开始，抛弃任何一种让人相信的认识并把一切重新建立在理性和经验规律之上——不能对生命问题作出另一种回答，除了我所获得的那个答案之外，而那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我起先只以为，认识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叔本华的答案，即生命没有意义，它是恶。但经过研究，我理解到这个答案不是肯定的，只是我的感觉把它表述成那样。表述严密的答案，像婆罗门教徒、所罗门、叔本华表述的那样，只是一种不明确的答案，或者是恒等式：0=0，被我视为空无的生命是空无。因此，哲学什么也没有否定，只是回答说，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对它来说答案仍是不明确的。

理解了这些，我就懂了，不可能在合乎理性的认识中找到我的问题的答案，合乎理性的认识所给予的回答只是指出：只有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只有在推理中引入有限对永恒的关系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答。我也理解到，不管宗教给予的回答如何不合理性，如何荒诞，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每一个回答中引入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答案。不管我如何提出问题，“我该怎样生活？”回答是：根据上帝的律法。从我的生命中会得出什么真正的结果？——无限的痛苦或者无限的幸福。不会被死亡毁灭的意义是什么？——和永恒的上帝结合，天堂。

因此，除了原先我以为是唯一的认识，即合乎理性的认识之外，我必然要承认，整个生存着的人类还有另一种认识，一种不合乎理性的认识，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够生存下去。对我来说，宗教信仰仍然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问题的答案，使生存成为可能。

合乎理性的认识使我承认生命毫无意义，我的生命停顿了，于是我想毁灭自己。回过头来看看人们，看看整个人类，我发现人们生存着，而且断言，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回顾一下自己，当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也生活着。无论对其他人，或者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都是宗教信仰提供的。

进一步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人，与我同时代的和以前的人，我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况。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便有宗教信仰，它从有人类的时候起，就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

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不管给什么人提供什么答案，它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赋予人的有限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为痛苦、贫困和死亡而消失。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我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是“显示无形的事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神的启示（这仅仅是宗教信仰特征之一的描写），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关系（应该先确定宗教信仰，然后才是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同意已经告诉人们的通常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宗教信仰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由此人才不毁灭自己而活下去。宗教信仰是生存的力量。只要人活着，他总有宗教信仰。如果他没有为之必须活下去的信仰，那么他就不会活下去。如果他看不到，也不懂得有限的虚幻，他就信仰这种有限。如果他懂得了有限的虚幻，他应该信仰永恒。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

我想起自己内心活动的全过程，就感到可怕。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要对永恒视而不见，或者这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使有限与永恒等同起来。我曾经这样解释过，但是当我还相信有限的时候，这种解释我并不需要，而且我用理性去检验它。而在理性的光照下，原来的一切解释都化为泡影，我不再信仰有限的时刻来到了。于是我在理性的基础上，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去建立一种能说明生命意义的解释。但毫无结果。我和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0=0，而且感到十分惊讶，居然得到了这样的解答，其实，别的解答是不可能有的。

当我在实验科学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为此我研究了身外的一切。当然，我能了解到许许多多东西，但我需要的却一点也不了解。

当我在哲学科学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研究了与我处境相同而又回答不了“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人的思想。当然，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以外，我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

我是什么？是永恒的一部分。其实这两个词已经包含了全部问题。莫非人类从昨天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吗？莫非在我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脱口提出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提出来了，而且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已经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有限与有限，永恒与永恒之间画一等号是同样不够的，从有人类存在的时候开始就找到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而且表述了出来。

把有限与永恒等量齐观，因而获得了生命意义的那些概念，上帝、自由、善良的概念，都经过我们严密的研究。这些概念经不起理性的评判。

我们，像孩子一样，怀着多么骄傲和自得其乐的心情，把一座钟拆开来，取出发条，把它当做玩具，然后感到奇怪，为什么钟不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很可怕，起码是很可笑的。

解决有限与永恒之间的矛盾，对生命问题提供使生命有可能继续下去的答案，既需要，又可贵。这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那儿都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时间的产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明显的，它来之不易，我们决不能提出类似的解决办法——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被我们轻率地推倒了，目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一个人都有的，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

上帝永在、心灵神圣、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等概念，善与恶的道德概念实质上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概念，如果没有它们，便不会有生命和我自己本身，可是我却要抛弃全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工作，企图独自一个人按照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时我还没有这样想，但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在我头脑里是有的。我懂得：（1）我同叔本华和所罗门的处境是愚蠢的，虽然我们有见识。我们明知生命即恶，而我们还是活着。这显然是愚蠢的，因为既然生命是愚蠢的（而我热爱理性），那么就应该毁灭生命，也就不会有人来否定生命了。（2）我懂得，我们的一切论点在迷魂阵中打转转，好像一个没有卡住齿轮的轮子。不管我们论证得如何好。我们得不到问题的答案，永远是0=0，因此，我们的路子大概是错误的。（3）我开始理解，在宗教信仰提出的答案中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我没有权利以理性的原则否定它们，而主要的是，只有这些答案才回答了生命问题。

十

我明白了这一切，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些。

我现在准备皈依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要它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因为否定理性就是谬误。于是我从书本上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而研究得最多的是基督教，既通过书本，也通过我周围的具体人进行研究。

自然，我首先找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找有学问的人，东正教神学家，僧侣长老，新派东正教神学家，甚至宣传因信得救的所谓新教徒。我抓住这些信教的人，询问他们怎样会信教的，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何在。

尽管我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

我还记得在失望之余我害怕回复到先前的绝望境地的痛苦感觉，我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曾经无数次地体验到这种感觉。他们对我叙述自己的信仰越多，越详细，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错误，而且丧失了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生命意义的说明的希望。

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叙述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把许多不需要的和不合理性的东西与我永远感到亲切的基督教的教义混杂在一起，不是这一点使我疏远他们。使我疏远的原因是，这些人的生命与我的一模一样，差别仅仅在于它与他们叙述的自己信仰的原则不一致。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我发现这一点的依据是，如果他们了解了那种能使对贫困、痛苦、死亡的恐惧消失的意义，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可是他们，我的圈子里这些信教的人，和我完全一样，生活富裕，竭力扩大或维持这种富裕，害怕贫困、痛苦、死亡，而且像我和所有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一样，活着是为了满足淫欲，如果不比不信教的人更坏，那也是同样地糟。

没有什么论据能使我相信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只有行动能证明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不害怕我所恐惧的贫困、疾病、死亡的行动才能使我信服。但是在我的圈子里的各种人中间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行动。相反，在我的圈子里不信教的人中间，我看到过这种行动，而在我的圈子里所谓信教的人中间，却从未见到过。

我明白了，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仅仅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我明白了，这种宗教信仰，对行将死亡的、忏悔的所罗门，即使不能算安慰，当做某种消遣也许是有用的，但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为了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为了它能延续生命，赋予生命以意义，他们，亿万人应该有另外的、真正的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而况不是因为我和所罗门、叔本华没有自杀才使我相信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我信服的是亿万人生存过并且生存着，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的浪涛带动我和所罗门等人向前。

我开始和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来自人民的这些人和我的圈子里并不真正信教的人一样，也是信仰基督教，也有很多迷信与基督教的真道混在一起，但区别在于，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迷信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与他们的生活不能结合起来，而只是一种特殊的伊壁鸠鲁式的娱乐；劳动人民中信教的人的迷信和他们的生活却结合得十分紧密，甚至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可以没有迷信，因为迷信是这种生活的必要条件。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全部生活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矛盾的，而信教的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是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赋予生命的意义的一种肯定。因此我开始观察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观察得越深入，我就越相信，他们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它才指出生命的意义并使活下去成为可能。我看到，在我的圈子里可以没有宗教信仰而生活，一千个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信教；与此相反，在他们一千个人当中也难找到一个不信教的。我看到，在我的圈子里，整个生活都消磨在空闲、娱乐和对生活的不满之中；与此相反，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在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而他们对生活不像富人那样不满。我的圈子里的人因为贫困、痛苦而反抗，对命运不满；与此相反，那些人接受病痛、悲伤而丝毫没有表示不理解，也不反抗，而是安详地、坚定地相信，一切都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善。我们越聪明，就越不理解生命的意义，而且把我们的痛苦和死亡看做某种刻毒的嘲弄；与此相反，那些人活着，受苦，平平静静地、常常是高高兴兴地走向死亡。在我的圈子里，安详的死亡，没有恐怖和绝望的死亡是很少有的例外；与此相反，在人民中间不安详的、不驯服和不愉快的死亡是非常少有的例外，而缺乏我和所罗门视为生活中的唯一的幸福，同时却感受到最大的幸福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扩展了观察面，研究了过去和现在的大众的生活。我看到，理解生的意义，善于生善于死的人不是两个、三个，也不是十来个，而是几百、几千、几百万个。所有这些脾性、智力、教育水平和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与我的无知完全相反，都一样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安详地劳动，忍受贫困和痛苦，活着或死去，并在其中看到善，而不是虚空。

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我这样生活了两年，我身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在我看来都是胡闹。我明白了，从这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不行的。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十一

同样一种教义，当人们信奉它，而自己的生活却与它背道而驰的时候，这种教义使我反感，使我觉得它毫无意义。而当我看到人们遵循它去生活的时候，它就吸引我，在我眼里变得合理了。回想起这些情况，我才懂得为什么我在那时舍弃这种教义并认为它毫无意义，而现在却接受了它并认为它充满意义。我懂得我犯了错误，原因又在哪里。我犯错误的原因不是思维不正确，而是生活腐化。我懂了，我看不到真理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我的思维不正确，不如说在于我生活在享乐、纵欲的特殊条件下。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我的生命是什么？”和答案：“是罪恶”——完全正确。错误仅仅在于，我以只适用于我个人的答案去看待一切生命。我问自己：我的生命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恶与谬。确实，我的生命——耽迷于情欲的生命是恶与谬，因而“生命是恶与谬”这一回答仅仅适用于我的生命，而不适用于一切人的生命。我懂得了我后来在《福音书》中找到的一个真理，即人们更喜欢黑暗，而不是光明，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恶。因为任何一个干坏事的人都仇视光明，不会向往光明，不然他的坏事便会揭露出来。我懂了，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使生命不再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的，其次才需要借以理解生命的理性。我懂了，为什么我在这样明显的道理周围长期徘徊，而且要考虑和谈论人类的生命，就应该谈论和考虑人类的生命，而不是一些寄生虫的生命。这个真理永远是真理，就像2×2=4一样，但是过去我不承认它，因为如果我承认2×2=4，我就应该承认我不好。而那时觉得自己好对我来说比2×2=4更重要，更必须。后来我爱上了好人，开始憎恨自己，于是就承认了真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清楚了。

如果一个在拷问和斩首中消磨生命的刽子手，或者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或者一个在暗室中坐了一辈子、把自己的房间弄得污秽不堪、而且想象自己离开了这个房间就必然会死亡的疯子问自己：生命是什么？显然，他们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除了生命是最大的恶之外，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而且疯子得到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仅仅对他而言。如果我就是那样一个疯子，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这些有财产、有学问的人都是那样的疯子，又会怎样呢？

我懂了，我们实际上就是那样的疯子。至少我曾经是那样的疯子。其实，鸟儿活着就是要飞翔，觅食，筑巢。当我看到鸟儿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为它的高兴而高兴。山羊、兔子、狼活着就是要吃食，繁殖，喂养自己的后代。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它们是幸福的，它们的生命是合理的。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他就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唯一的区别在于他单独去谋生就会死亡，他必须为大家，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谋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他是幸福的，他的生命是合理的。而在我三十年有意识的生命中我又做了什么呢？我不仅没有为大家谋生，我甚至也没有为自己这样做。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我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为什么。如果人类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谋生，那么我，三十年来所从事的不是谋生，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扼杀生命的我，除了我的生命是谬与恶之外，怎能获得别的答案呢？它也的确是谬与恶啊。

世界的生存是依据某个人的意志进行的——某个人通过全世界的这种生存和我们的生存完成自己的某种事业。为了有希望理解这种意志的意义，首先要服从它，做要求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我不去做要求我做的事，那么我就永远也不会理解对我的要求，更不用说理解对我们所有的人和全世界的要求了。

如果把一个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乞丐从十字路口找来，领到一座美丽的田庄上的凉棚下，让他吃饱喝足，命他上下摇动一根杠杆，那么显然，在弄清楚为什么把他找来，为什么摇动杠杆，整个田庄的安排是否合理之前，乞丐首先得摇动杠杆。如果他摇动了杠杆，他就会理解，这根杠杆推动唧筒，唧筒把水抽上来，水就流到田垄里去。然后他被领出有水井的凉棚，去做别的事情，他将收获果实，分享到主人的欢乐，而且从低级的事情转到高级的，日益理解这田庄的安排，参加其中的活动，他永远也不会想到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他在这里，也无论如何不会去责怪主人。

因此，那些执行主人的意志的人——平凡的人，工人，没有知识的人，被我们视为畜生的人是不会责怪主人的。而我们这些聪明人吃要吃主人的，却不按主人的要求去做，不仅不去做，反而围成一圈发议论：“为什么要摇动杠杆？这太愚蠢了吧。”真是异想天开。居然到了这等地步，说主人是愚蠢的，或者说他是不存在的，而我们很聪明，不过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得想法子摆脱自己。

十二

意识到理性认识的错误，我就摆脱了徒劳的思索的诱惑。确信只有通过生存才能取得对真理的认识，使我怀疑我的生存的正确性。我终于冲破自己的特殊性，看到平凡的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生活，并且懂得只有它是真正的生活，我才得救了。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义，我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只有接受了真正的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并与这种生命融合之后，我才能检验这意义是否正确。

这时候，我发生了如下的情况。有一年之久我几乎每时每刻在问自己：要不要上吊或开枪自杀？在这段时间内，与我谈到的这些思路和观察的同时，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折磨着。这种感情我只能称之为寻找上帝。

我要说，这种寻找不是推理，而是感觉，因为这种寻找不是从我的思路中产生的（它甚至与我的思想对立），它是从心里产生的。这是身处异域而又指望有人来帮助的一种恐怖、孤独、凄凉的感觉。

尽管我深信，要证明上帝存在是不可能的（康德已经给我证明，我也完全理解他的看法：要证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寻找上帝，指望我能找到，于是我按照老习惯向我寻找而又未能找到的对象祈祷。一会儿我在头脑中检查康德和叔本华关于不可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一会儿我又去否定它们。我对自己说，原因是与空间和时间不同的思维范畴。如果我存在，那么就有存在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所有一切的原因就是被称之为上帝的东西。我详细研究了这个思想，并以全身心去努力意识这个原因的存在。只要意识到存在着一种我受其控制的力量，我马上就感到生存是可能的了。但我自问：“这个原因，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我对它该怎样想，我该怎样对待我称之为上帝的东西呢？”只有我所熟知的答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是造物主，庇护者。”这些答案不能使我满足，我感到，我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在我身上消失了。我觉得可怕，并开始向我寻找的对象祈祷，指望他能帮助我。我祈祷得越多，心里就越明白，他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可以向之祈祷的上帝是不存在的。想到上帝绝不可能存在，我心里绝望地说：“主啊，怜悯我，拯救我吧！开导我，主啊，我的上帝！”但谁也不怜悯我，于是我感到，我的生命停顿了。

但我一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不可能无缘无故、毫无目的地来到世界上，我不可能是从窝里掉下来的雏鸟，虽然我有过这种感觉。假定我是从窝里掉下来的雏鸟，仰面躺着，在长长的草丛中吱吱哀啼，但我哀啼是因为我知道母亲孕育了我，把我孵化出来，使我温暖，喂养我，抚爱我。现在她在哪儿，这位母亲？如果我被抛弃，那么是谁抛弃了我呢？我不能对自己隐瞒，总是有人怀着爱的感情将我生下来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又是上帝。

“他了解并看到我的探索、绝望、斗争。他是存在的。”我对自己说。只要我在瞬间承认这一点，生命立刻在我身上高涨起来，同时我既感到生是可能的，也感到生的欢乐。但我从承认上帝的存在又转向对他的态度的探索，我又想到那个上帝，我们那位派来了圣子，即救世主的三位一体的造物主。于是这个与世隔绝，与我无关的上帝就像冰块一样在我的眼前溶化了，一切又复归于无，生命的源泉又枯竭了，我陷入绝望中，并且感到，除了自杀之外，我无路可走。而最糟的是，我感到自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不是两次、三次，而是几十次、几百次我处于这种状况，一会儿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一会儿悲观绝望，感到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是一个早春，我独自在森林里，倾听着森林的音响。我倾听着并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在最近三年内经常思考的老问题。我又在寻找上帝。

“好吧，什么上帝也没有，”我对自己说，“没有一个上帝不是我的想象，而是与我整个生命相同的现实。没有这样的上帝。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奇迹能够证明这个上帝，因为奇迹也是我的想象，而且是不合理性的。”

“可是我的关于上帝的概念，我所寻找的东西的概念呢？”我问自己，“这种概念从何而来呢？”想到这里，生命的欢乐的波涛又一次在我内心高涨起来。我周围的一切都有了生气，获得了意义。但我高兴得并不长久。理智继续工作。“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我对自己说，“概念是我头脑中产生的，上帝的概念是一种我可以促使它产生或不使它产生的思想。这并不是我寻找的东西。我寻找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于是我周围的一切又开始死亡，我又想自杀了。

这时我回顾一下自己，回顾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想起这种死亡和复活在我身上出现过几百次。我记得，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时候，我才活着。和以前一样，现在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体会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我忘记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亡。”这些复活与死亡是什么呢？当我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便不是活着，如果我没有能找到上帝的模糊希望，那我早就自杀了。只是我感觉到他和寻找他的时候，我才活着，真正地活着。“那么我还寻求什么呢？”我心里有个声音叫道。“他就在这儿。他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认识上帝和生命是一回事，上帝就是生命。”

“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

我摆脱了自杀的念头而得救。这一激变在我身上是何时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说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逐渐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顿、要自杀的结论。生命力量的恢复也是这样，是逐渐的，难以觉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种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着我的那种力量。我在一切方面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时代。我回复到对一种意志的信仰，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抱有希望。我回复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成为更好一些的人，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我回复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似乎有这样的经历：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被人们安置在一条小船上，又被他们推开陌生的河岸，向我指明到达对岸的航向，把桨给了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由我一人做主。我拼命划桨，船向前漂去。我越是临近河心，水流就越加急湍，使我远离目标，我遇到的和我一样被激流带走的划手也越来越多了。少数几个划手继续在划桨，有的把桨也丢开了。一些满载着人的巨轮，有的在与激流作斗争，有的则听天由命。我越是向前划去，发现顺流而下的划手越多，我就常常忘记给我指明的航向。到了激流中心，挤在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只中间，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航向，也停止了划桨。我四周的划手兴高采烈，欢声雷动，扯起帆，划着桨，顺流而下，要我相信并互相证明不可能有另外的航向。我相信了他们，和他们一起漂了下去。我漂得很远，已经听到了石滩激流的响声，我必然会在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也已经看到了撞翻在石滩上的船只。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久久不能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在我面前只有死亡，我向它奔去，但又害怕，看不到一点儿出路，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回头一看，就发现无数小船不停地、顽强地破浪前进，这时候我想起了岸、桨和航向，于是我就往回划去，逆流而上，驶向岸边。

岸就是上帝，航向是传说，桨是赋予我的划向彼岸的自由，即与上帝结合的自由。这样，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复苏了，我重新开始生活。

十三

我与我的圈子里的生活决裂了，因为我承认，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生活的影子。我们的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在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求助于他们并研究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如果可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挽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人民从宗教信仰中获得这种意义，而宗教信仰是由牧师和流传在民间、反映在传说、格言、故事中的遗训一代又一代传给他们的。这种意义我很清楚，也感到亲切。可是在我与之一起生活的我们那些非分裂教派的老百姓那里，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这种意义紧密相连的有许多使我觉得讨厌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如举行圣礼、做礼拜、持斋、拜圣徒遗骨和圣像。人民不能一一加以区别，我也做不到。无论我对属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许多现象如何感到奇怪，我全部接受了。我去做礼拜，做晨祷和晚祷，持斋祈祷。起初一段时间，我的理智毫无反抗，原先被我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没有引起我的反抗。

我对宗教信仰的态度，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原来生命本身在我看来充满了意义，而宗教信仰只是一堆被任意肯定了的原理，对我完全无用，既不合理，又与生命毫无联系。当时我问过自己：这些原理有何意义？我确信它们毫无意义之后，就抛弃了它们。现在则相反，我确实知道，我的生命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此，宗教信仰的原理不仅不是对我毫无用处，而且我通过确定无疑的经验得出了一个信念，即只有宗教信仰的原理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过去我把它们看成完全无用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而现在，如果我还没有理解，那么我也知道，其中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说，应该学会理解它们。

我作了如下的推论。我对自己说：宗教信仰的意义，和具有理智的人类一样，都发端于神秘之源。这个源就是上帝，是人体及其理智之源。我的身体是上帝传给我的，我的理智和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这样传给我的，因此对生命的这种理解的一切发展阶段不可能是虚伪的。凡是人们真正信赖的一切都应当是真理。它的表现方式可以不同，但它不可能是谎言，所以它如果被我看做是谎言，这仅仅意味着我不理解它。其次我对自己说：任何宗教信仰的实质都是赋予生命以不朽的意义。很自然，宗教信仰要能回答在穷奢极欲中死去的沙皇、劳累过度的老奴隶、不懂事的孩子、贤明的长老、痴愚的老妇、年轻幸福的妇女、欲火中烧的青年，以及一切生活条件和教养水平极不相同的人的问题，如果有一种回答能解决生活中永存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生命又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么这一种回答，虽然在实质上是统一的，却必然具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这种回答越统一，越真实，越深刻，那么，很自然，它根据每个人的教养与地位的不同，必然在试图表现的形式中显得越奇特和反常。但这些向我为宗教仪式的荒诞辩解的议论总是缺乏说服力，它们不能使我在我唯一的生活事业信仰中，即宗教中，做出我所怀疑的行为来。我满心希望能与人民融合，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嘲弄我认为神圣的东西。但这时候，新的，我们俄罗斯的神学著作帮了我的忙。

根据这些神学家的解释，宗教的基本教条是教会永无谬误。教会宣扬的一切都是真理就是承认这一教条的必然结果。教会，作为由爱联合起来，因而具有真知的信徒的集合体，构成了我的信仰基础。我对自己说：上帝的真理是单个人得不着的，它只显露给由爱联合起来的一群人。要得到真理，就不能与世隔绝，为此必须爱，并且与自己不同意的一切妥协。真理显露给爱，因此你如果不服从教会的仪式，你就破坏了爱，这样，你就没有可能认识真理。当时我没有发现这种推理中的诡辩，当时我没有发现爱的联合能够产生最伟大的爱，但决不会产生以一定的文字记录在尼西亚信经[10]中的神的真理；我也没有发现，爱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真理的一定表现变成联合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当时我没有发现这种推理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可能接受并实行正教教会的一切仪式，尽管其中大部分我并不理解。当时我竭尽全力回避各种议论、矛盾，并力图尽可能合理地解释我所遇到的教规。

由于遵守教会的仪式，我抑制了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服从于人类固有的传说。我与我的祖先，与我所爱的人——父亲、母亲、祖父母联合起来了。他们和所有的先人都信仰过，生活过，养育了我。我也和我所尊教的千百万人民联合起来了。此外，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坏处（我认为不好的是耽迷情欲）。清早起来就做祷告，我知道，这样做很好，起码能抑制理智的傲气，能与我的祖先和现代人接近，能为了探求生命意义而牺牲肉体的安逸。在斋戒祈祷、天天读经行礼的时候，在各种斋期都有这样的感觉。不论这类牺牲是如何微不足道，总归是为美好的理想而作出的牺牲。我斋戒祈祷，持斋，按时在家里和教堂里祷告。在做礼拜的时候，我注意听每一句话，并尽可能理解礼拜的意义。做午前礼拜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话是：“因思想一致而相亲相爱吧……”接下去的话“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理解不了。

十四

为了活下去，我那时非有宗教信仰不可，因此，我不自觉地回避了宗教学说中的矛盾和含糊不明的地方。但是对宗教仪式的这种解释是有限度的。如果叶克千尼亚祷文的主要内容我日益明白，如果我勉强给自己解释了如下的祷文：“记住我们万能的圣母和一切圣徒，把我们自己，大家，全体的生命都奉献给基督上帝”，如果我说明，经常为沙皇及其亲人而祷告的原因是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受到诱惑，那么，祈求以武力征服敌人的祷告（如果我把它们解释为：敌人就是恶）和其他，如天使颂歌、奉献祈祷或者“威武的将军”的圣礼等等，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祷告或者根本无法解释，或者我感到，要是硬作解释，我就在扯谎，那就完全毁坏了我对上帝的态度，彻底丧失信仰的任何可能性。

庆祝主要节日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守安息日，即用一星期中的一天与上帝交流，这我理解。但主要的节日是对复活的回忆，而复活的真实性我却难以想象和理解。每周要庆祝的那一天正是以“复活”命名的[11]。每逢这个日子都要举行圣餐礼，对此我完全不理解。其余十二大节日，除圣诞节以外，都是对奇迹的回忆（为了不至于否定它们，我努力不去思考其内容）：主升天节[12]，圣灵降临节[13]，主显节[14]，圣母节[15]等等。在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因为我认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被看做非常重要，我只有想出能使我心安理得的解释，或者闭起双眼，对使我怀疑的地方视而不见。

我最强烈地感到这一点是在参加最常见而又被认为最重要的圣礼，即洗礼和圣餐的时候。这时我碰到的并非是不理解的行为，而是完全理解的行为。不仅如此，我被置于二者必择其一的窘境——或者扯谎，或者否定。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参加圣餐那一天体验到的痛苦的感觉。祷告，忏悔，教规——这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并且高兴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向我表露了。我把圣餐解释成为一种纪念基督、意味着洗刷罪过和完全接受基督的学说的行为。其实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但我却没有发现。我非常高兴在神父面前，在一个普通的小心翼翼的司祭面前俯首听命，把内心深处的脏东西全部掏出来，忏悔自己的罪过，非常高兴在思想上与写出规范祷文的教士的愿望完全一致，非常高兴与过去和现在信教的人一致，因而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可是当我走近圣障中门，神父迫使我重述我的信仰，要我承认我要咽下去的是真正的肉体和血的时候，我心疼得像刀割一样。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虚伪的调子，而是某个显然从来也不知道信仰为何物的人的残酷的要求。

现在我可以说，这是残酷的要求，而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是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我已经没有青年时期那种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非常明确的情绪了，我之所以接受宗教信仰是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大概别无出路，只有死亡，因此我不可能把它舍弃，我只得屈服。我在心里找到了帮助我忍受这一切的一种感情。这是自卑和驯服的感情。我驯服了，虔诚地吞下了血和肉，希望相信这一切，但已经受到了打击。我既然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自然就不可能再去了。

我继续正确地奉行教会仪式，而且仍旧相信，我所信奉的教义是真理，于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当时看来非常奇怪，而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听过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香客关于上帝、宗教信仰、生命、得救等问题的谈话，我理解了宗教信仰的意义。听了人民对生命、宗教信仰的议论，我和人民接近了，而且对真理的理解也日益透彻。我在阅读《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16]和《训诫集》[17]时也是这样。这成了我爱读的书。除了神迹（我把它们当做表现一定思想的情节）以外，这些书向我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书中有大马卡里传[18]、王子约瑟夫传[19]（即佛的一生），也有金口约翰的故事[20]、井中旅人的故事[21]、拾金修士的故事[22]、税吏彼得的故事[23]，还有殉教的圣徒传。他们一致声称，死亡并不排斥生命。还有一些关于不识字的、愚昧无知的、不懂教会学说的人得救的故事。

可是只要我和有学问的教徒在一起，或者读他们的著作，我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不满，自己和自己激烈争论，我感到，我越深入研究他们的言论，离开真理越远，而且是向深渊走去。

十五

我多少次羡慕目不识丁、无知无识的农夫啊！我从一些宗教教义中引出显然是荒谬的结论，而农民则认为那都是正确的，他们能够接受，并且还能相信真理，相信我所相信的真理。只是在我这个不幸的人看来，非常清楚的是，真理与谎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

我这样度过了约三年，起先我只是无意识地、一点一滴地研究真理，只是凭着直感朝我认为光明的方向走去，那时候，这些矛盾冲突不太使我吃惊。当我有什么不理解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有罪，我不好。”可是当我日益深入我所研究的真理，它们日益成为我的生命基础的时候，这些矛盾冲突就日益严重和激烈，而且在我不善于理解、因而不理解的东西和除非自己欺骗自己才能理解的东西之间的界线也日益明显。

尽管有这些怀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正教。但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与我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相反的，这就迫使我彻底断绝了与正教的联系。这些问题首先是，正教教会对其他教会的态度——对天主教和所谓分裂教派的态度。当时，由于我对宗教有兴趣，我和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交往，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分裂教派教徒、莫洛康教派教徒[24]等等。在他们中间我遇到许多道德高尚、信仰虔诚的人。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兄弟。可是结果如何呢？向我保证能以统一的信仰和爱将一切人团结起来的那种学说，通过它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告诉我，这都是一些走上邪路的人，他们的生活动力是魔鬼的诱惑，只有我们掌握唯一可能的真理。我看到，凡是与正教教徒的信仰不一致的人，都被正教教徒斥之为异教徒。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天主教徒和其他教徒也把正教斥之为异端。我还看到，正教敌视一切不像它那样以表面的教条和语言宣传自己的信仰的人，虽然它竭力掩盖这一点。这也是必然的，第一，因为你错误而我正确的说法是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讲的最残酷的语言；第二，因为一个热爱自己的儿女和兄弟的人不可能不去敌视一个想叫自己的儿女和兄弟去信奉异端的人。这种敌视随着对教义理解的加深而加剧了。我认为真理是与爱统一的，却不得不看到，教义本身在破坏它应该建立的东西。

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实在太明显了，以至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生活在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里，看到天主教徒对正教徒和新教徒、正教徒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教徒对其他两种教徒都有的那种轻蔑、自信、坚决的否定态度以及分裂派、帕什科夫派[25]、震教[26]和其他教派教徒的同样态度，开头甚至为此感到苦恼。你对自己说，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而且人们毕竟不会看到，如果两种观点互相否定，那么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可能是信仰应该代表的那种统一的真理。这里总有什么原因。总可以解释，——我也这样认为，并且寻找这种解释。我阅读我所能读到的有关的一切书籍，和一切能交换意见的人讨论。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除了陈词滥调，即苏姆斯基的骠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就是苏姆斯基骠骑兵团，而黄穗的枪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是黄穗枪骑兵。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的优秀代表，除了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替别人祈祷之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拜访过修士大司祭、主教、长老、苦行修士，请教他们，可是谁也不打算给我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只有一个人作了解释，但解释成这样，以至我再也不去请教人了。

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信仰而开始建立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整个青年一代应该建立信仰），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真理不在路德教、天主教那里，而是在正教这里？中学在教他，他不会像农民那样不知道，新教徒、天主教徒同样确定无疑地肯定自己信仰的是唯一真理。被每一种宗教弄得有利于自己方面的历史证明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说，能不能站得高一点去理解教义，以便借助于教义使差别归于消灭，就像对真正信教的人来说不存在差别那样？能不能让我们和分裂派教徒在一条路上走得远一些呢？他们强调说，我们画十字，赞美上帝（哈利路亚），绕祭坛行的做法和他们的不一样。我们说，你们相信尼西亚信经，相信七件圣事[27]，我们也相信。就让我们在这方面一致起来，至于其他方面，可以各行其是。我们把信仰中本质的方面置于非本质方面之上，这样就和他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对天主教徒能不能说，你们信什么什么，那是主要的，至于怎样对待“及子”[28]和教皇，悉听尊便？能不能以同样的内容告诉新教徒，和他们在主要的方面联合起来？和我谈话的人同意我的想法，但又对我说，这样的让步会引起对教会权力的非难——责怪它背离祖先的信仰，导致分裂，而教会权力的使命就是要维护受之于祖先的俄罗斯希腊正教的纯洁。

我恍然大悟。我寻求信仰、生命的力量，而他们寻求的是在人们面前完成一定的人的义务的最好办法。在完成这些人间事务的时候，他们自然是按人间的方式去完成的。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怜悯误入歧途的兄弟，在上帝的祭坛前为他们祈祷，而为了完成人间事务需要暴力，过去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将来还要使用。如果两种信仰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对方是谬误，那么，由于指望把同胞吸引到真理方面来，他们必然要宣扬自己的教义。如果错误的教义在拥有真理的教会的一些没有经验的子民中传播，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不烧书，不能不把诱惑他的子民的人赶走。那么一个其他教派的信徒（按正教的说法，他狂热地信仰邪教）在生活的最重要的事业中，即信仰方面诱惑教会的子民，又该怎么办呢？除了砍他的头或者把他禁闭起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29]时代是把他活活烧死，也就是说，从前处以极刑，而现在同样处以极刑——关入单身牢房。我注意到了以信仰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我感到可怕，几乎完全和正教决裂了。教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第二种态度是它对战争和刑罚的态度。

这时候在俄国爆发了战争。俄罗斯人以基督之爱的名义屠杀自己的兄弟。不想到这一点是不行的。杀人是罪恶，与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相违背，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可是各教堂都在祈求让我们的军队获胜，信仰的导师们也承认这种屠杀是一种来源于信仰的事业。不仅仅是这些战争中的屠杀，在战后的混乱年代，我看到教会的成员，它的导师、僧侣、修士都赞许屠杀误入歧途、孤立无援的青年人。我注意到基督教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并且感到可怕。

十六

我不再怀疑，而是完全确信，我所赞成的那种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过去，我会说，一切教义都是虚伪的，而现在就不能这样说。全体人民认识了真理，这是无疑的，不然他们便不能生存。此外，对真理的这种认识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已经以此为生并感到了它的正确，但其中也有错误，在这方面我不能怀疑。过去使我讨厌的一切现在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虽然我也看到，在人民那里使我讨厌的谬误的成分要比在教会里的人身上少一些——我毕竟看到，在人民的宗教信仰中谬误是和真理混杂在一起的。

谬误和真理的根源在哪里呢？无论是谬误还是真理，都是由所谓教会传下来的。谬误和真理都包含在传说中，在所谓神话和《圣经》中。

我不得不去研究、探讨《圣经》和神话，这种探讨直到目前都令我十分害怕。

我着手研究我曾经当做无用之物而不屑一瞥的神学。当时它被我认为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当时我周围的一切生活现象在我看来都很明了并充满意义；就是现在我也非常乐意抛弃那些为健全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但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在这一教义的基础之上，或者与它紧密相连，建立着被我认识了的生命意义的唯一认识。无论它给我这老练而清醒的头脑的印象如何怪诞，但这是唯一的得救的希望。要小心地、仔细地研究它，以便理解它，甚至不是像我理解科学原理那样去理解。由于我了解宗教信仰的特点，我对此并不追求，也不能去追求。我并不指望一切都能解释。我知道一切的解释像一切的本源那样，应该隐在无限之中。但我希望能理解到这样的程度，以便能够确定必然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希望，一切无法解释的东西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我的理智的要求不正确（它们是正确的，离开了它们我什么也不能理解），而是由于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智有局限。我希望理解到这样的程度，使任何一种无法解释的原理在我的想象中是一种理智的必然性，而不是一种一定要相信的义务。

教义中存在真理，这我并不怀疑；但其中有谬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应该找出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区分开来。我现在就着手做这件事。在教义中我找出了什么谬误、什么真理，得出什么结论，将构成这篇作品的其余部分。这篇作品如果还有价值，对一些人有益，以后大概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

*　　*　　*

这是我三年前写成的。

由于现在重读印出来的这一部分，我常常回想我当时的思路和感觉，因而最近做了一个梦。我认为这个梦以精炼、生动的形式表现了我所体验过的和描述的全部内容，因此我想，对于已经理解我的人们来说，叙述这个梦将使写得冗长、占了很大篇幅的内容汇成一个统一体，易于理解，形象鲜明。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躺在床上。我既不感到舒服，也不觉得难受，只是仰面躺着。但我开始思考，我躺着是否舒服，我就觉得腿上似乎不大舒服，不知是床短了些，还是不平，总之是有点不舒服。我挪了挪腿，同时又开始想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躺得怎样和躺在哪儿。我察看了床垫之后发现，我睡在系在床沿边上的、由绳索编成的吊带上。我的脚搁在一条吊带上，小腿在另一条吊带上，因而腿感到不舒服。我不晓得怎么会知道这些吊带是可以移动的。我用两脚将靠边的一条吊带推远些。我觉得，这样可能舒服一点。但我把它踢得太远了，想用脚把它攫住，但这个动作使得小腿下面另一根吊带也滑掉了，于是我的两腿悬空了。我挪动全身，想躺得好些，我也充满信心，以为马上可以弄好。可是挪动一下以后，我身子下面的一些吊带滑掉了，也弄乱了，我看到事情很糟糕。我身子的下半部向下滑去，悬空挂着，两脚也不着地。我只是依靠脊背的上半部支撑着，我不仅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这时候我才问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问自己：我在哪儿，躺在什么上面？我开始环顾四周，首先朝下看，看我的身子悬空挂着的地方，看我即将掉下去的地方。我朝下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处在高耸入云的塔顶或山巅那样的高度上，而是处在我从来也无法想象的高度上。

我甚至不清楚，在那下面，在我悬空挂着也能掉下去的无底深渊中，我看见了什么。我的心紧缩起来，我感到恐惧。朝那儿看很可怕。如果我朝那儿看，我感到，我将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摔死。我不去看，但不看更糟，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的话，结果会怎样。而且我感到，因为恐惧，我正在失去最后的支持点，慢慢地从背上往下滑去。只要一瞬间，我就会掉下去。这时候我产生一个想法：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个梦。快醒过来吧。我拼命想醒过来，但我做不到。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并向上看去。上面也是深邃无底。我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竭力忘却下面的无底深渊，真的，我渐渐忘了。下面的无限性使我讨厌和害怕，上面的无限性使我感兴趣和坚定。我就这样靠我身子下面几根尚未滑掉的吊带悬挂在深渊之上。我知道我挂在空中，但我只看上面，我的恐惧便消失了。像通常在睡梦中那样，有个声音说：“注意，就是这个！”于是我一直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感到内心平静下来，记得过去的一切，也想起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怎样挪动双脚，怎样挂在空中，怎样通过观察天空摆脱了恐惧的感觉。于是我问自己：现在怎样了？我还像过去那样挂在空中吗？我不是察看四周，而是以全身去感觉我所依靠的支点。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悬空挂着，也不往下掉落了，而是稳稳当当的。我问自己，怎么会稳当的，我摸索着，察看周围的情况，我看见，在我下面，我身子的中央有一根吊带，当我向上看的时候，我躺在吊带上保持了最稳定的平衡，原先就是躺在这条吊带上的。这时候，像在睡梦中常有的那样，我觉得我躺在上面的那种办法非常自然，明白，不容置疑，虽然在现实中这种办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梦中甚至感到惊讶，我以前怎么会不理解。原来在我床头有一根柱子，这根柱子的牢固性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这根细长的柱子并没有任何支架。后来又发现从柱子上挂下来的绳圈似乎做得很巧妙，同时也很简单，如果身子的中段躺在绳圈上并向上看，那么根本不会产生往下掉的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我很高兴，也安心了，好像有人对我说：你可要小心，要记住。于是我就醒过来了。

（1879—1882）

冯增义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二十三卷。〕

[1]法语：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

[2]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到彼得堡。

[3]1俄亩约合1.09公顷。

[4]见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结论部分第七十一段。

[5]《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6]《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二章。

[7]同上，第九章。

[8]《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八章。

[9]同上，第九章。

[10]由两次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第一次在尼西亚，公元325年；第二次在君士坦丁堡，公元381年）通过的基督教信条。

[11]在俄语中，“星期日（Bocкpeceньe）”的含义是“复活”。

[12]复活节后第四十天，纪念基督升天。

[13]复活节后第五十天。

[14]即耶稣领洗节，在俄历一月六日，公历一月十九日。

[15]俄历十月一日，公历十月十四日。

[16]《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共十二卷，于一八六〇年在莫斯科出版。

[17]古罗斯时代教会中流行的一本书，根据教会日历编排，其中包括圣徒传和训诫诗。

[18]是《训诫集》中的故事，编在一月十九日条目下面。

[19]都是《训诫集》中的故事，分别编在一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等条目下面，金口约翰的故事遍及全书。

[20]都是《训诫集》中的故事，分别编在一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等条目下面，金口约翰的故事遍及全书。

[21]都是《训诫集》中的故事，分别编在十一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二日等条目下面。

[22]都是《训诫集》中的故事，分别编在十一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二日等条目下面。

[23]都是《训诫集》中的故事，分别编在十一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二日等条目下面。

[24]俄国正教中的一派，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整个教阶制。

[25]帕什科夫（？—1902）是英国子爵雷德斯托克的信徒，他的宗教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贵族中很盛行。

[26]公谊会（又名贵格会）内的一种派别。

[27]基督教的主要宗教仪式，即圣洗（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

[28]公元五六世纪间，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曾于尼西亚信经的圣灵“从父出来”一句中增加了“及子”（filioque）一词，东派教会认为这是对正统信仰的篡改。几经争辩，终于形成东西文本之间的永久性一词之差。

[29]俄国沙皇（1624—1676）。

中国的贤哲

孔子的著作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夸耀他善于打仗，那么这个人就是大罪人。

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像我们欧洲人。他们知道我们为何生活，但不仿照我们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些。不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劳动中比得过中国人：吃得那么少，干得那么多。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过中国人那样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一俄亩土地能养活一个俄国人，两个德国人，而这同一面积的土地却能养活十个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开始到美国去，而美国雇工们却不知所措了。

中国的劳力比美国的劳力更便宜，更好，更诚实。他们索取得少，以至所有工种的报酬都下降了。一些美国人说，应该雇他们。另一些美国人说，应该赶走他们。而不管你愿意与否，反正取得工作的总是那些工作较好的人。并且总是那些不对别人做坏事，自己要得少，给予别人多的人更好些。中国人不干坏事，不和任何人争吵，总是多给予而少索取。所以，他们更好。而果真是好，就该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请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先师孔丘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都是上天生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心中不是蕴藏着爱、善、美、礼仪和智慧。但是尽管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善，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这种善在自己身上培养成熟。所以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身发现这种善并加以哺育。只有具备巨大的理性、聪明和天赋的智者才能培植起心灵的善，他们是人群中的杰出者。于是上天委命他们当领路人，为人师表，为此一代代委命他们管理并教导人们，为使所有的人返回到自己固有的纯朴中去。

伏羲（神农）、颛顼、高辛（帝喾）及尧、舜等五帝就是这样受命于上天的，他们的助手们也就是这样执行他们的命令的。于是他们的教导传遍各地。

这样终于发展到从帝王的宫廷到最偏僻的农村大家都要学习。一个男孩一旦满九岁——不管他是帝王的，公侯的，或者是普通农民的儿子——都要进初级学堂，那里教他们耕种、灌溉、挖掘、清洗；教他们如何进堂入室问候长辈，教他们如何迎送宾客，教他们骑马、射箭，教他们读、写、算。

《大学》

这本书是中国的先师孔夫子所著，它被公认为圣书，就像《摩西篇》之于犹太人，《圣经》之于我们欧洲人。

一、大学即生活的智慧，就是揭示和提高我们得自上天的理智之光的本质。其宗旨是使人们焕然一新，使人们的最终使命落实在尽善尽美，即基于完全的善德。[1]

二、首先应当知道为之奋斗的目标，即自己的最终使命，然后才能选择道路。只有选定道路的人才能心安，才能享有无法破坏的泰然心境。只有达到无从破坏的泰然心境的人，才能思考、研讨事物的本质。而思考、研讨过事物的本质以后，他就能达到他所企求的至善至美。[2]

三、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影响。人世间的万事都有其开端和后果。认识原因和影响，认识开端和后果，这就意味着接近了理性知识，通过它达到至善。[3]

四、古代帝王，凡愿在民众中开启我们全体得自上天的智慧之源者，首先要努力治理好国家。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想要管好家的人，首先要极力端正自己本身。想要端正自己本身的人，首先要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想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的人，首先要极力使这个愿望纯真。想要使这个愿望纯真的人，首先要努力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力日臻完善。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完善起来的目的在于洞察行为动机的原则。[4]

五、只有当你洞察行为的动机时，你才能使自己对善恶的判断达到完善。而当你对善恶的判断达到完善时，意愿才能纯真。当意愿纯真时，心灵就变得公正。当心灵公正时，人就会改正错误并且变得更加美好。当人变得更加美好时，家就能管得秩序井然。管好了家，就可以治民。当民众治理好了以后，那么全世界就将生活在安宁和谐中了。[5]

六、从帝王到最普通的农夫，所有人都负有一个共同的职责：改正错误，使自己变得更好，即自我完善。这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改善人类的整个大厦。[6]

七、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大厦整齐完备，而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却处于崩溃紊乱的状态中。

舍弃主要的、根本的、最好的，而去关心不重要的、次要的，——任何时候也不应该这样做。[7]

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可以叫得出名的神，不是永恒的神。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永恒的名。

还没有名的东西，是天和地的本源。有了名的东西是世界万物之母。[8]

它也就是不可理解的本质。它先于天和地。

它处于无时不在的状态。它到处渗透而又不停留在任何地方。

我们把它想象成世界万物之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为了给它一个名，我称它为神。

人象地，地象天，天象神。神象他自己本人。[9]

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能看清神的本质。为欲望所驱使的人，不能完全看清神。[10]

因此，谁想要成为圣人，就该尽力设法使自己不沉浸于欲望和私人生活琐事。[11]

圣者默默地教导别人。他创造一切真实的东西而丝毫不攫为己有。[12]

他对自己进行道德修养，而不认为自己的完善是可靠的。

他使自己的优点达到完善，却并不器重自己的优点。

他不器重自己的优点，而他的优点却不离开他。[13]

对圣哲的赞美在民间会产生争论。

轻易得到的珍贵物品在民间会产生偷窃。

贪看能激发淫欲的对象，会使民心骚乱。

因此圣者为了治理民众，就要排除内心的愿望，压制自己的意志，增强自己的体力。[14]

（1884）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老子的学说

老子学说的基础，也就是一切伟大的、真正的宗教教义的同一个基础。它是：人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与所有别人分离的，只为自己谋幸福的有形体的个人。但是，除了每个人认为自己是彼得、伊凡、玛丽亚、卡杰琳娜以外，他还意识到自己另有一个无形体的灵魂，它存在于一切生物之中并赋予全世界以生命和幸福。这样人或者作为与世隔绝的、只为自己谋幸福的有形的个体而活着，或者作为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愿造福于全世界的无形的灵魂而活着，人可以或为肉体而活，或为灵魂而活。人为肉体而活，那么生活就是不幸，因为肉体会感到痛苦，会有生老病死。为灵魂而活，那么，生活就是幸福，因为灵魂既无痛楚之感，又无生老病死。

因此，为了使人的生活不是不幸，而是幸福，人应该学会不为肉体，而为灵魂活着。老子就是这样教导的。他教导人们如何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15]。照老子的说法，这“道”就是什么也不要做，或者尽量少做肉体所需求的，不要去压抑灵魂所需求的；还在于不要以饮食男女去妨碍在人的心灵中表现那种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力（老子对上帝的称呼）的可能性。

如果翻译得正确，这一思想往往表达得似乎故弄玄虚，然而这一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是整个学说的基础。

这一思想不仅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写的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思想相近，而且完全一致。[16]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与上帝借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而道通过弃绝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才能获得。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讲的也是这一教义。根据约翰的教义，人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是爱。而爱，就像道一样，通过摒弃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而获得。根据老子的学说，“道”这个词指的既是与天沟通的道路，又是天本身；同样根据约翰的教义，“爱”的词义指的既是爱又是上帝本身（“上帝即爱”）。这两个学说的实质都在于：人既可以自认为个体的，也可以自认为集体的；既可以是肉体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恒的；既可以是兽性的，也可以是神圣的。照老子的说法，要想达到使人意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和神圣的，只有一条道路，他称之为“道”，其中包括最高美德的概念。这种意识是依靠人人清楚的本性而获得的。所以老子学说的真髓也就是基督教教义的真髓。二者的实质都在于弃绝一切肉体的东西，表现那种构成人的生命基础的精神的、神圣的本源。

（1909）

倪蕊琴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卷，第三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一页。〕

[1]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原文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3]原文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4]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5]原文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6]原文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7]原文为：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8]原文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9]原文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10]原文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第一章。

[11]原文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以其无私耶？第七章。

[12]原文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13]原文为：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第七十二章。

[14]原文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

[15]此处托尔斯泰的原文用“Книга Пути”，全名俄译为《Книга Пути и Истины》或《Книга пути и добродетеλи》也有译音的，即《Tao-te-цзин》。

[16]《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见《新旧约全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甚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十一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1]。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五、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节）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

一

我的一生不是在城市度过的。当我于一八八一年搬来莫斯科住时，城里的贫穷使我大吃一惊。我了解农村的贫穷，但城里的贫穷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在莫斯科，只要上街就会遇见乞丐，并且都是些和农村乞丐不同的特殊乞丐。这些乞丐不是那种背着讨饭袋以基督的名义求乞的乞丐，就像农村乞丐表明自己身份的做法那样，而是些不背讨饭袋也不以基督的名义求乞的乞丐。莫斯科的乞丐不背讨饭袋，也不伸手求乞。在遇见你，或者让你从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多半只是尽量和你的眼睛相遇。根据你的眼光，他们才决定是否乞讨。我认识这样一个出身贵族的乞丐。那老人走路很慢，每迈出一条腿都要弯一下腰。当他遇见你的时候，总是伸出一条腿弯下身子，仿佛是在对你行礼。如果你停步，他就会摘下那顶带纹章的帽子躬身乞讨。如果你不停步，他就做出一副只不过他的步态就是如此的样子，继续往前走，一边伸出另一条腿，一边弯下腰去。这是一个地道的莫斯科式的乞丐，有一套学问的乞丐。起初我不知道莫斯科的乞丐为什么不直接乞讨，后来明白了他们不乞讨的原因，但仍然不了解他们的处境。

有一次，我在阿法纳西耶夫胡同里走，看见一名警察正把一个患水肿病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押上马车。我就问：

“为什么事？”

警察回答我说：

“因为行乞。”

“难道这也禁止？”

“就是，是禁止。”警察答道。

马车把这个患水肿病的带走了。我雇了另一辆马车跟着他们。我想打听一下，是不是真的禁止行乞，又怎么个禁法。我实在想不通，怎么能禁止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讨东西。我更不相信，在莫斯科乞丐遍地的情况下会禁止行乞。

我走进了乞丐被带到的那个警察所。在警察所里，有一个佩带军刀和手枪的人坐在桌子跟前。我问道：

“为什么要抓这个农民？”

佩带军刀和手枪的人严厉地看了看我，说：

“关您什么事？”但他又觉得有必要对我做些解释，就又说，“上头吩咐收容这些人，因此得抓。”

我走的时候，看见那个把乞丐带来的警察坐在过道的窗台上懒懒地看一本记事册子。我就问他：

“真的禁止乞丐以基督的名义要饭吗？”

那警察一惊，看了我一眼，倒也没有皱眉，而像是又睡着了似的仍坐在窗台上说：

“上头有吩咐——就是说，该这么做。”他又重新看起那本小册子来。

我下了台阶，向马车夫走去。

“怎么样？抓起来了吗？”车夫问。看来车夫也关心这事。

“抓起来了。”我说。

车夫摇了摇脑袋。

“你们莫斯科怎么连要饭都禁止？”

“谁知道他们！”车夫说。

“怎么能这样，”我又说，“乞丐是以基督的名义，怎么能抓他们到警察所去？”

“如今不兴干这个了，不让干。”车夫说。

在那以后，我又好几次看见警察把乞丐带到警察所去，然后再往尤苏波夫贫民院里送。

有一天我在屠户街又遇到一群这样的乞丐，总有三十来人。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走着许多警察。我问道：

“为什么事？”

“因为行乞。”

你在莫斯科的每条街上都能遇到好几个乞丐。在做礼拜，特别是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每座教堂的门口。原来根据法律是禁止所有这些乞丐在莫斯科行乞的。

但是，究竟为什么有的乞丐被抓起来，并且关到某个地方去，而另一些乞丐却没人管呢？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懂。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或者因为他们实在多得抓不完，还是因为关了一批又新冒出一批呢？

莫斯科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一些人以此为生，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穷人，他们为某种原因来到莫斯科，的的确确陷入了困境。

在这些乞丐中间，常有穿着农民服装的普通农夫和农妇。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些在这里生了病，出院后，既无法养活自己，又无法离开莫斯科。此外，也有一些是在这里喝上了酒（那个患水肿病的看来就是如此）。有的人没有生病，但是遭了火灾，要不就是老人，或者拖儿带女的女人。还有一些则是完全健康而能够干活的人。我特别注意这种完全健康而求人施舍的农民。我之所以注意这种健康而能够干活的农民乞丐，还因为自到莫斯科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为活动身体上麻雀山去和两个在那里锯木柴的农民一起干活。这两个农民完全和我在街上见过的那些乞丐一样穷。一个叫彼得，当过兵，卡卢加人；另一个是庄稼汉，叫谢苗，弗拉基米尔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两只手，他们一无所有。就是用这两只手，他们干着很重的活儿，一天挣四十到四十五个戈比。两人就靠这攒钱，卡卢加人攒钱买皮袄，弗拉基米尔人是为凑齐了钱回乡下去。因此，当我在街上遇见同样的一些人时，就对他们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那些人在干活，而这些人在要饭？

每遇见一个这样的农民，我总要问他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有一次我遇见一个留一把灰白胡子的庄稼汉，一个健康人。他向我要钱。我就问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他说是从卡卢加来挣钱的。起初他们找到了工作——把废木料锯成木柴。他和一个同伴搭伙，把一家雇主的木料全都锯完了。接着就去找新活儿，可是没有找着。同伴撒手不干了，他苦苦找了一个多星期，什么都吃光了，连买锯子和斧子的钱也没了。我给他一些钱买锯子，并指点他上哪儿找活儿干。我事先跟彼得和谢苗说妥了，要他们收个伙伴，并给他找个帮手。

“你就上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的活儿可多了。”

“我准来，怎么会不来呢！难道乐意要饭不成，”他说，“我能干活。”

这个庄稼汉发誓说他一定来，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骗我，而是的确打算来的。

第二天我去找我认识的那两个农民。我问他们那庄稼汉来了没有。没来。好几个人都这样骗了我。骗过我的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说，他们只要有买车票的钱就回家去，可是过了一星期，就又在街上让我碰上了。我已经认出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他们也认得出我来。有时他们把我忘了，就对我故伎重演；有时却远远地见我就走。于是我才知道，在这种人里有许多是骗子。但就连这些骗子也很可怜。他们都衣不蔽体，身无分文，瘦骨嶙峋，满脸病容。这些人，正如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当真冻死的冻死，上吊的上吊。

二

当我和城里的居民们谈起这些城市贫民时，他们总是对我说：“啊！您看见的这些还不算什么。您倒上希特罗夫市场去看看那儿的夜店。您在那儿会看见真正的‘叫花子连’。”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还对我说，现在他们已不是“叫花子连”，而是“叫花子团”了，因为人数太多。这个爱开玩笑的人说得不错，但是，如果他说现在莫斯科的这类人已不是连，也不是团，而是整整一支我想约有五万人的大军的话，他就说得更对了。一些城里的老住户向我说到城市贫民时，总是带着几分高兴，好像为他们知道这事而在我面前感到自豪。我记得，当我在伦敦的时候，[2]那里的老住户在说到伦敦的贫民时也仿佛是在夸口。他们说，瞧，我们这儿就是这样。

我很想见识一下我所听说的这种赤贫状况的全貌。我曾经几次动身去希特罗夫市场，但每一次我都感到可怕和内疚。一个声音说：“为什么我要去看那些我帮不上忙的人的痛苦？”另一个声音说：“既然你生活在这里，看到了城市生活的全部迷人之处，那就也去看看这个吧。”

于是，在一八八三年的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刮风的日子里，我到这个城市贫民的中心希特罗夫市场去了。那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时间是下午三点多钟。我才走到盐库街，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穿着一种不是自己的古怪的衣服和更加古怪的鞋子，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一种特别的不健康的脸色，主要是带着一种为他们所特有的对周围一切漠不关心的神情。穿着这么一身不三不四的古怪衣服，他们却走得十分自在，显然根本不去想他们在旁人眼里是什么模样。这些人全都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不知路怎么走，但也不问，就跟着他们来到了希特罗夫市场。市场上有一些同样的女人，老老少少的，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衫、大衣、短褂、靴子和套鞋，尽管穿得丑，却照样从容自在，有的坐在那里做买卖，有的走来走去，相互谩骂。市场上人很少。显然是已经收摊了，人们大多从市场边上或穿过市场往山上去，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我也跟了上去。越往前走，汇集到同一条路上的这类人就越是多。在穿过市场沿街而上的时候，我赶上了两个女人，一个老，一个少。两人都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灰衣服。她们边走边谈着一件事。

在每个该说的词后面，她们总要再说上一两个没有用的，最猥亵的词。她们并没有喝醉，正在为什么事情发愁，而那些迎面走来的，以及走在她们前面或后面的男人，却对她们这种我听起来希奇古怪的语言不加任何注意。看来这一带的人向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左边有几家私人开的夜店，有的人进去了，别的人继续向前走。上山途中，我们来到街角一幢大房子跟前。和我同行的人多数在这幢房子门口停下来。在房前的人行道上，以及街上雪地里站着坐着的，全都是些这样的人。大门的右边是女人，左边是男人。我从女人们身边走过，又从男人们身边走过（总共有好几百人），在这条长龙的尽头停步。这幢让人们等在门口的大房子就是利亚平免费夜店。这群人是寄宿者，正等着开门。通常要到傍晚五点钟才开门放人。几乎所有那些被我赶上的人都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我站在男队的末尾。离我最近的一些人开始打量我，用目光追究着我的底细。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裳是那样五花八门，但他们投向我的一支支目光，表情却完全一样。所有的目光都流露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要在这里站在我们旁边？你是谁？是一个想用我们的贫穷来取乐，打发自己的无聊，然后再折磨我们一番的得意的财主，还是一个不常有也不可能有的人——一个怜恤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在这样问。他们不时瞟我一眼，一遇到我的目光，就转过脸去。我想找个人说话，却迟迟开不了口。但就在我们默默不语的时候，彼此的目光却使我们接近了。尽管生活把我们遥遥隔开，但在两三次交视之后，我们就感到了我们双方都是人，因此也不再互相害怕了。站得靠我最近的是一个农民，脸庞浮肿，留一把红褐色的大胡子，身上穿一件满是窟窿的长衣，光脚套着一双歪歪斜斜的胶皮鞋。而那时却是零下八度。当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觉得和他已是那么亲近，因此不再不好意思和他说话，而是不好意思不说话了。我问他从哪里来。他很乐意地回答了我，也说起话来。其他人也走拢来了。他是斯摩棱斯克人，来莫斯科是为了找活儿谋生和纳税。“没活儿干，”他说，“如今活儿全让当兵的给夺走了。现在我就这样流浪。说实在的，都两天没吃啦。”他一边说，一边怯生生地试图笑一笑。有个卖蜜糖水的老兵就站在近旁。我唤他过来，让他倒了一杯蜜糖水。那农民把滚烫的杯子捧在两只手里，在喝之前，不肯把热气白白放跑，用杯子暖着两手。他乘暖手的工夫对我叙说了自己的奇遇。这些奇遇，或者说奇遇的故事，几乎全都一个样：干过一阵零活儿，后来活干完了，就在这里的夜店中被人掏了钱包和车票。现在是出不了莫斯科了。他说，白天他在一些小酒馆里取暖，靠吃点杂食（酒馆里的碎面包块）填肚子。有时人家给他点吃的，有时却赶他走。晚上就在这个利亚平夜店里免费过夜。他单等警察来巡视，好把他作为无身份证者关进监狱，解押到居住地去。“听说星期四会来巡视，”他说，“到时候就会抓人。但愿能挨到星期四就好了。”（监狱和解送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片乐土）

在他说话的时候，人群里有两三个人连声称是，说他们的处境也完全相同。

一个瘦削、苍白的长鼻子青年，身上穿一件两肩有洞的衬衣，头上戴一顶掉了硬檐的制帽，侧着身子从人群中向我挤过来。他不停地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但努力对农民们的话不屑地冷笑，以为这样会讨得我的好，并且用两只眼睛盯着我。我也请他喝了一杯蜜糖水。他同样捧着杯子用它暖手，但刚要开口说话，就被一个长鹰钩鼻子、穿花布衬衣和坎肩，但没有戴帽子的黑脸大汉推到一边。鹰钩鼻子也要一杯蜜糖水。接着是个细长条子的老头，留一撮山羊胡子，穿长大衣，腰里束着根绳子，脚下是树皮鞋，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是个小个子，浮肿的脸，眼里不停地流泪，穿一件褐色的粗布上衣，从他那条夏天穿的单裤的窟窿里，两只光光的膝盖很难看地鼓了出来，因为打哆嗦而不断地互相撞击。他由于哆嗦没能拿住杯子，把水洒到了身上。大伙纷纷骂他，而他只是可怜地强笑，继续打着哆嗦。再接下去是个独眼的残疾人，裹着一身破布，赤脚穿一双破鞋。往下轮到的是个当过军官的，再往下是个任过神职的，然后是个脸相古怪的没有鼻子的——所有这些又饥又冷、苦苦哀求而又恭恭顺顺的人都拥挤在我的周围，犹豫不决地想讨一杯蜜糖水喝。他们都喝到了蜜糖水。有个人向我要钱，我给了他。第二个、第三个也伸手要，一大群人把我包围住了。一片混乱和拥挤。邻屋的管院人为把这群人从他屋前的人行道上赶走，朝他们大喝了一声，这群人就乖乖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人群中出现了几个管理员，把我保护起来，想把我从拥挤的人堆里拉出去，可是先前沿着人行道排队的人，现在整个乱了，全都向我挤拢来。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向我伸出了手。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我带着的钱不多，约有二十卢布样子。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分光后，就和人群一起走进了夜店。

这个夜店相当大，由四个部分组成。上两层住男人，下两层住女人。我先走进女人住的地方。整个大房间里排满了床，很像是火车三等厢里的铺位。这些床铺分成两层——上铺和下铺。许多模样古怪而穿着同一类破衣烂衫的女人，有老有少，走进房间，各自占好了铺位，有的睡上铺，有的睡下铺。一些老妇人画着十字，为当年盖下这幢栖身之所的人做着祈祷，另一些人却在嬉笑和骂人。我走上楼去。那里的男人也同样占好了铺位。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一个我曾给过钱的人。一看见他，我突然觉得万分羞愧，就赶紧抽身走开。我怀着一种犯了罪的感觉离开了这幢房子，步行回家。到了家里，我踩着楼梯上铺的毡毯走进前厅，那里的地板上包着一层呢子，我脱去皮大衣，坐下来吃了一顿有五道菜的饭，由两个身穿燕尾服并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仆人服侍。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见过人们当着几千个目击者的面用断头机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3]我知道那个人是个可怕的恶棍。我也知道千百年来人们为给这种行为辩白而写下的所有那些理论。我还知道人们是故意地、自觉地这么干的。可是在脑袋和身体分家并落进了木箱的那一刻，我还是惊叫了一声，并且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我听到过的关于死刑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胡说八道；懂得了，无论有多少人为了杀人而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把自己称做什么，杀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而刚才就是在我眼前发生了一起这样的罪恶。我因为自己在场袖手旁观而赞成了这起罪恶，参与了这起罪恶。现在也是同样，看见成千的人在挨饿，挨冻，受辱，我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当莫斯科有几万个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吃里脊肉和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匹和铺地板，无论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说，这样的事是多么必要，我还是懂得了，这就是犯罪，并且不是一次性的犯罪，而是经常不断地犯罪。我还懂得了，过着这种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对我来说，这两次印象的区别仅仅是，在那里我所能做的只是对那些站在断头机旁边主使杀人的凶手们喊叫，说他们是在作恶，并努力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挠他们。但即使我那样做，也能预先知道，我的行为阻挠不了杀人。而在这里，我能给予的就不仅仅是蜜糖水和随身带着的一些零钱，我还能奉献出自己身上的大衣和家中所有的一切。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此当时我觉得，现在也觉得，并且还将不断地觉得自己是这种经常不断地犯罪的参与者，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连一件也没有。

三

就在我从利亚平夜店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印象说给一位朋友听了。这位朋友，一个城市居民，十分愉快地告诉我说，这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都市现象，只因为我自己土头土脑，才这么少见多怪。他说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还说本来就应该如此，这是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伦敦的情形更糟呢……可见，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对此不满是不应该的。我开始反驳自己的朋友，但我的话说得那样激烈，那样愤怒，连妻子都从隔壁房间跑过来，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原来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竟连哭带喊地朝我那位朋友挥舞两手。我叫喊着说：“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他们为我这种不必要的暴躁羞臊了我一番，说我根本不会平心静气地说话，说我的激愤令人不快。主要的是，他们向我证明，这样一些不幸者的存在绝不应该成为毒化自己亲友的生活的原因。

我必须承认，这话是有道理的，于是就沉默了。但在灵魂深处我觉得我是对的，因此又无法感到宽慰。

以前对于我就是陌生而奇怪的城市生活，现在更加使我厌恶，以至我原先当做快乐的奢侈生活的种种乐趣，现在对我来说成了痛苦。无论我怎样想方设法从自己内心找出一点能为我们这种生活辩白的理由，我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或别人的客厅、清洁而气派的酒菜、轻便马车、养得肥壮的车夫和马匹、店铺、剧院、俱乐部。我不能不看见，就在这一切的旁边，有利亚平夜店里的人在忍饥，挨冻，受辱。我不能摆脱一种想法，即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一件事是由另一件事产生的。我记得，我的这种负疚感一产生就始终留在我的心头，不过很快又有另一种东西掺进这种感觉之中并且淹没了它。

当我把我对利亚平夜店的印象说给我的好朋友和熟人听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全都和我曾向他叫喊的那第一个朋友给的一样。此外，他们还对我的善良和同情心大加赞扬，让我明白，这种景象之所以对我产生非常特别的影响，仅仅是因为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也就十分乐意地相信了这一点。一眨眼的工夫，我起初体验到的那种谴责和悔恨的感觉，就在我心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美德十分满意的感觉和一种把这美德说给人们听的愿望。

我对自己说，的确，对此应负罪责的必定不是过着奢侈生活的我，而是各种必然的生活条件。要知道，改变我的生活并不能纠正我所看见的恶。我若改变自己的生活，只会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幸，而那些人的不幸依然如故。

因此，我的任务并不像我起初以为的那样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尽我所能地促使那些引起我怜恤的不幸者的处境得到改善。问题全在于我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为他人做好事。于是我开始考虑一个慈善活动的计划，以便在这种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全部美德。然而应该说，就是在考虑这种慈善活动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总是觉得这不对头。但是正像常有的情形那样，理智和想象的活动在我身上压下了这种良心的声音。这时开始了人口调查。[4]我觉得这正是实施那种我想借以表现自己的美德的慈善事业的手段。我知道莫斯科的许多慈善机关和团体，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全部活动比起我想干的那番事业来是既虚伪，又渺小。我想出了这样的点子：唤起富人对城市贫民的同情，收募钱财，征集有志于促进这一事业的人员，借人口调查之便走访所有的贫民窟，除进行人口调查工作之外，还要与不幸的人们交往，详细了解他们的需要，用给他们钱，帮他们找工作，把他们送出莫斯科，安排孩子上学，安排老人进养老院和福利院等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非但如此，我还想由参加这一事业的人组织一个常设团体，要它分管莫斯科的各个地区，留意不再让贫穷和困苦孳生出来，要它经常在贫穷刚刚露头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它将履行的职责与其说是医治城市的贫穷，不如说是预防城市的贫穷。我甚至已在想象，今后城里不要说是乞丐，就连普通的穷人也不会有，这一切都将是我的功劳，我们富人在这之后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吃有五道菜的饭，坐轿式马车去戏院和俱乐部，再不必为我在利亚平夜店里看见的那种景象感到难为情了。

我制定了这个计划以后，写了一篇有关的文章[5]。在把它送去付印之前，我找过许多熟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对我在那一天见到的所有人（我特地去找了许多富人），我都说了几乎和我后来写在文章里的同样的话，建议利用这次人口调查弄清莫斯科贫民的情况，用行动和钱财帮助他们，使莫斯科再不会有穷人，而我们富人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我们所习惯的安乐生活了。大家全都专心而严肃地听我说话，虽然这样，在他们身上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只要听众一明白事情的关键，就都仿佛变得困窘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们仿佛觉得害臊，主要是为我害臊，因为我说的是蠢话，但又是一些他们怎么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它是蠢话的那种蠢话。仿佛有一种外部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迁就我的这番蠢话。

“是啊，是啊！当然啦。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他们对我说，“自然，对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不表示同情的。不错，你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自己也这样想过，但是……我们这儿的人一般都麻木不仁，恐怕很难指望会有多大成功……话说回来，从我这方面来说，当然，我还是很愿意合作的。”

大家都对我说了这一类话。大家都表示赞成，但他们之所以赞成，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说服了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自愿，而是有一种不容他们不表示赞成的外部原因。我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些答应用金钱来提供合作的人中间，竟没有一个是本人定出他打算捐献的款额的，总是必须由我来确定这个数目，并且问他：“那么我能指望您出三百卢布，还是二百卢布，还是一百卢布，还是二十五卢布呢？”没有一个人掏钱。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当人们掏钱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们通常给钱给得很快。如果是订萨拉·伯恩哈特[6]的包厢，为了稳妥起见，他们会立刻把钱塞到别人的手里。可是在所有同意捐钱并表示了同情的人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提议马上付钱，他们只不过默认了我所定下的数目。在我那天晚上所到的最后一户人家，我无意中碰上了一个很大的团体。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好几年来一直从事着慈善事业。门口停着几辆轿式马车，前厅里坐着一些仆人，都穿着讲究的镶金边制服。大客厅里有许多身穿华贵的衣服和佩戴华贵的首饰的太太小姐，她们围坐在两张桌子和好几盏灯的四周，正在给一些小布娃娃穿衣服。有几个青年男子也在这里，伴在女士们身边。这些女士制作的布娃娃想必是要拿去让穷人抽彩的。

这间客厅和聚集在里面的人的模样令我感到极不愉快。且不说聚集在这里的人家资都有几百万之多，且不说花费在衣服、花边、青铜器、胸针、车辆、马匹、镶金边制服和仆役这些上面的钱所生的利息都要比这些女士制作的东西多一百倍，单是那些开销，即这些先生女士坐车上这儿来一次，他们的手套、内衣、车马费，以及女主人的蜡烛、茶叶、砂糖、点心等所花掉的钱，就比这里正在制作的东西多一百倍。我已领教过这一切，因此心里十分清楚，我的事业是不会从这里得到同情的。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无论这对于我有多难堪，我还是说了心里想说的话（我说的话和我写在文章里的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女士表示愿意捐钱，她说，因为自己易动感情，无法亲自前去看望穷人，但钱是可以给的。至于捐多少钱，什么时候交钱，她却没有说。另一位女士和一位年轻人表示愿意走访穷人，但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而我前来求助的那位主要人物则告诉我说，帮不了大忙，因为资金不足。而资金不足的原因是莫斯科的富人已经全都上了帐，从他们身上已经要走了能要的一切，这些慈善家们也已全都获得了官职、奖章和其他各种荣誉，要使募捐成功，就需要向当局申请到一些新的荣誉，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非常难做到。

那一天，我回到家里躺下睡觉的时候，不仅有一种我的设想将会完全落空的预感，而且还觉得可耻，意识到自己整整一天干的都是非常可鄙可耻的事。但我没有使这件事半途而废。首先，事情已经开了头，单是一种不正确的羞耻心也会使我不能就此罢手。其次，不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功，致力于这件事本身就使我能够继续生活在我的生活条件中。然而失败却使我必须抛弃自己的生活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那正是我无意之中害怕的。因此我没有相信内心的声音，继续做那已经开了头的事情。

我把文章送去付印以后，又在市议会上宣读了它的校样。我读它的时候，脸红得都流出了眼泪，而且结结巴巴起来，我觉得实在太难堪了。我看见所有的听众也都觉得难堪。当我读完了文章，问人口调查的领导者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提议，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当社会和穷人之间的中介时，全场报以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后来有两个很会说话的人发了言。他们的发言仿佛扭转了由我的提议引起的难堪局面。他们表示和我有同感，但又指出，我这个得到众人赞许的想法是无法实行的。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是后来，由于我仍然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分别去问那些领导者是否同意在人口调查的同时考察一下穷人的需要，并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当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中介时，他们又都作难了。他们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真是的，别人因为尊敬你才给你打了圆场，可你又来了！他们脸上带着这样的表情，可是嘴里却对我表示同意，其中还有两位就像商量过似的，用同样的话分别对我说：“我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这样做。”我的意见对一些前来担任人口统计员的大学生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在做人口调查的时候，除了人口调查的目的，还应当力求达到一个慈善的目的。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仿佛都不好意思看我的眼睛，就像是不好意思看一个说蠢话的好心人那样。当我把文章交给报社的编辑时，我的文章对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对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是这样。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难堪，但又都觉得必须赞成这个想法。在赞成之后，他们大家又立即对事情能不能成功表示怀疑，不知道为什么（但无一例外）还谴责我们这个社会和所有的人（他们自己显然除外）麻木不仁，冷酷无情。

我在心灵深处始终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头，都要落空。但文章已经发表了，我也就参加了人口调查。事情由我发端，现在它牵着我走了。

四

根据我的请求，我被指定调查织工区的一个地段，它靠近斯摩棱斯克市场，在通河路和尼古拉巷之间的阳沟巷一带。人们一般统称做勒然诺夫公馆或勒然诺夫城堡的那几幢房子，就是在这个地段。这几幢房子一度属于商人勒然诺夫，现在已属于济明家。我早就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像是一个最可怕的贫穷和堕落的巢穴，因此特意请求人口调查的发起者们把这个地段指定给我。

我的心愿实现了。

获得市议会的命令后，我在调查开始前的几天就独自一人走访了这个地段。按照发给我的那份平面图，我立刻就找到了勒然诺夫城堡。

我是从尼古拉巷弯过来的。尼古拉巷尽头左边是一幢朝街面没有开门的阴森房子。从这幢房子的模样上，我猜到它就是勒然诺夫城堡。

沿尼古拉街往坡下走时，我赶上了几个十至十四岁的男孩，他们身着女式上衣或小大衣，有的没穿冰鞋，有的穿一只冰鞋，正从这幢屋子跟前人行道上结冰的水沟里往坡下滑。这些孩子都穿得很破烂，但像一切城里的男孩一样，又都十分机灵和大胆。我停下脚步看了他们一会儿。从前方屋角后面走来一个黄脸垂腮衣着褴褛的老妇。她正朝坡上的斯摩棱斯克市场走，像匹患气肿病的马似的，每迈出一步都要发出嘶嘶的喘气声。走到我身边时，她停住了脚步，喘着粗气。换了别的随便什么地方，这个老妇准会向我要钱，但在这里，她只和我搭了几句话。

“瞧，”她指着那些滑冰的男孩子说，“尽淘气！以后都和他们爹妈一样，勒然诺夫的种。”

男孩中有个穿大衣戴一顶掉了硬檐的便帽的，听见了这话，便停下来冲着老妇叫道：

“你怎么骂人？你自己才是条勒然诺夫的毒蛇呢！”

我问这男孩：

“你们都住在这儿？”

“是的，她也住在这儿。她偷过靴筒子！”这男孩大声说完，抬脚就往坡下滑去。

老妇破口大骂，极难听的脏话被一阵阵咳嗽打断了几次。这时有个满头白发、破衣拉花的老头从坡上下来，他走在街心，边走边晃荡着两手（一只手拿着串在一起的一个小白面包和几个小面包圈）。这个老头看上去像是刚有一杯酒下肚。他显然听见老妇在骂人，就朝她这边走了过来。

“我把你们这些小鬼……哼！”他朝孩子们喝了一声，做出要朝他们走过去的样子，然后绕到我的前头上了人行道。

这个老头走在阿尔巴特街上会以他的衰老、虚弱和穷苦叫人吃惊。在这里呢，他却是一个干完一天的活儿往家走的快乐的工人。

我跟着老头走去。他在街角向左拐进阳沟巷，经过这幢房子和大门以后，就消失在一家小饭馆的门里。

面向阳沟巷开着两道大门和几扇小门，那是一家小饭馆，一家小酒店，几家卖小吃和别的东西的小铺。这就是勒然诺夫城堡。这里的一切，无论屋内屋外还是庭院居民，都是灰暗的，肮脏的，臭烘烘的。我在这里遇见的人大多穿得破破烂烂，不伦不类。有的是过路人，有的出入于那几家店铺。还有两个正在为一件破衣服讲价钱。我把阳沟巷和通河路两边所有的房子都看了一遍，然后折回来，在一幢房子的大门前停下了脚步。我很想走进去看看那里面是怎么回事，但我又觉得可怕。要是人家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什么好呢？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进去。刚走进院子，我就闻到一股恶臭。院子实在脏得可怕。我拐过墙角，立刻听见左上方一条木结构的穿廊里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跑步声。这声音先是响在穿廊的地板上，后来又顺着楼梯下来。最先跑出来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退了色的粉红连衣裙，卷起两只袖子，光脚穿着一双短统皮鞋。紧跟着又跑出来一个毛发蓬乱的男人，穿一件红衬衫，一条宽大得就像裙子似的裤子，脚下是一双胶皮套鞋。这男人在楼梯脚下把女人抓住了。

“你跑不了！”他一边说一边笑。

“瞧你这斜眼鬼！”那女人说，显然对这样的求爱方式觉得很高兴。但她一看见我，却恶狠狠地嚷了起来：“找谁？”

我本不是来找人的，所以觉得很窘，就转身走了。这事本来毫不足奇，只因它发生于我在院外看见那个骂街的老妇、快乐的老头和那些滑冰的男孩之后，突然使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了我所发起的事业。我原想靠莫斯科财主的帮助来对这些人行善。这时我才第一次懂得了，所有这些我想施之以恩惠的人，除了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痛苦等待夜店开门的时间，也还有他们用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还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还有一个以前我不曾想到过的完整的生活。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所有这些人除了希望御寒饱肚，还得用某种方式度过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打发这些时间。我懂得了，这些人也应该会生气，会觉得无聊，会逞强，会发愁，会取乐。无论这话说起来是多么奇怪，我第一次清楚地懂得了，我所发起的事业不能仅仅是为了使一千个人有饭吃，有衣穿，就像是把一千头绵羊喂饱了圈养起来似的，而应该是为人们做好事。当我懂得了这一千个人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人，同样有往事，同样有情欲、诱惑和迷误，同样有思想，同样有疑问，即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时，我所发起的事业突然在我眼里显得那样困难，以至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但事情已经开了头，我就干了下去。

五

在第一个指定的日子里，那些担任统计员的大学生一大早就出发了，可我这个慈善家十二点钟才到那儿。我无法早去，因为我是十点起床，然后要喝咖啡和抽烟，坐等消化。我在十二点钟赶到勒然诺夫公馆的大门口。一名警察向我指了指通河路上的一家小饭馆，统计员们已经吩咐所有应受询问的人上那儿去了。我走进那家饭馆。饭馆里很暗，又臭又脏。正面是柜台，左侧是一个小房间，摆有几张铺着肮脏的台布的桌子，右侧是个有几根立柱的大房间，一些同样的小桌靠在窗边，贴着四墙。几个男人坐在桌边喝茶，有的破衣拉花，有的倒还齐整，像是些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几个女人。这是一家很脏的饭馆，但立刻可以看出，生意做得挺兴隆。柜上的一脸干练的表情，几个伙计也显得麻利而殷勤。我刚跨进门，一个伙计就过来帮我脱大衣，准备去端我要的东西。看来这里已经建立起爽利的工作习惯。我向他打听统计员在哪里。

“万尼亚！”一个穿戴像德国人的小个子喊了一声，他正在柜台后面往架子上放东西。

这是饭馆的老板，卡卢加省的农民伊万·费多特奇，他租下济明公馆的一半房间，再转租给房客。跑来了一个伙计，那是个十八岁上下的小伙子，瘦瘦的，钩鼻子，黄脸皮。

“领老爷上统计员那儿去。他们去大楼了，在水井上头。”

小伙子扔下手里的桌布，在白衬衫和白长裤外面披上一件大衣，再戴上一顶很大的有檐帽，然后用两条白腿迅速地迈着碎步，带我穿过安着滑轮的后门。在油腻、腥臭的厨房和穿堂里，我们遇上一个老太婆，她正小心翼翼地用破布提着一包臭气熏天的内脏上什么地方去。出了穿堂，我们来到一个斜坡低平的大院，院里搭满了许多底层用砖石砌的木头房子。整个大院都散发着非常强烈的臭气（这臭气的中心是一个茅厕，我每次从这里经过，总是看见有一堆人凑在它的边上。这茅厕本身已经不是解手的地点，而是表示一个在它旁边解手已成通例的地方。要穿过大院是不可能不看见这个地方的。每次进入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刺鼻的恶臭中，人总是觉得难受）。

小伙子提着自己那条白色长裤，小心地领我踩着一些结了冰的或没有冻住的垃圾绕过这个地方向一座木房走去。当时从院子和穿廊里经过的人，全都停下脚步打量我们。穿戴整洁的人出现在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件怪事。

小伙子问一个女人有没有看见统计员在哪里，立刻有三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说在井台上，有的说他们去过那儿又走了，上尼基塔·伊万诺维奇那儿去了。有个只穿着一件衬衣在茅厕旁边解手的老头说，他们在三十号。小伙子认定这个消息最可靠，就领着我上三十号去找。到了地下室的门洞口，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昏暗和一股跟院子里不一样的臭气。我们下去，在一条黑洞洞的过道里踏着泥地往前走。在我们穿过这过道的时候，有一扇门猛然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一个醉醺醺的老头的身子，他穿一件衬衫，看样子不是农民。一个洗衣女工一边尖声叫着，一边用两只卷起袖筒而沾满肥皂的手往外推这人。万尼亚，即我的向导，将这醉汉一把推到一边并斥责了他一句。

“别现丑了，”他说，“还是军官呢！”

我们这才来到了三十号的门前。万尼亚拉了一下门，门嘎地一松就打开了。迎面扑来一股夹有肥皂味的水汽，还有一些劣质食物和烟草的气味。我们陷入了一团漆黑。窗子开在对面的墙上，而门里是向左右伸去的木板走廊，从不同的角度开着一些小门，里面的一个个房间都是用漆成粉白色的薄板参差不齐地隔成的。在左边一个黑洞洞的房间里，可以看见一个正在木盆里洗衣服的女人。在右边的一扇小门背后，有一个老太婆正在向外张望。在另一扇敞开的房门里，还可以看见一个满脸生须的红脸农夫坐在床沿上，他穿着一双树皮鞋，两手抱膝，轻轻地晃着两条腿，愁眉苦脸地看着它们。

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扇小门，统计员就在那个房间里。那是整个三十号的女房东的房间。她向伊万·费多特奇租下了这一整套房间，再把它们分租给房客和宿夜的人。在她这间小房间里，有个手里拿着几张小卡片的大学生统计员正坐在一个用箔片贴成的圣像底下，俨然像个侦查员，正在向一个穿衬衫和背心的男人提问。这个男人是女房东的朋友，正在替她回答问题。女房东就坐在一边，是个年迈的女人。另外还有两个好奇的房客在场。等我一进门，房间就完全挤满了。我挤到桌边向大学生问了好，他又接着往下问。我趁此机会东张西望，并为自己的目的向这套房间的住户提了些问题。

结果，在这第一套房间里，我没有找到一个我能向他施以慈善的人。在看惯我所居住的那些华厅雅室之后，女房东这间寒酸、狭小而肮脏的屋子固然令我震惊，但是与城里的贫民比起来，她的生活还算是优裕的，而与我所熟知的农村的穷人相比，她就算是过得很阔气了。她有一张铺着羽绒垫的床和绗过的被子，有茶炊、皮大衣和一个放着瓶瓶罐罐的柜子。女房东的朋友看样子也同样富裕。他还带着一块挂表。那两个房客穷一些，但没有一个是那种急需帮助的人。要求帮助的是那个在木盆里洗衣服的女人，她同孩子们一起被丈夫抛弃了；那个年老的寡妇，她自称没有生活资料；那个穿树皮鞋的农夫，他告诉我说他今天还没有吃饭。可是一问下来，我发现这几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穷，要帮助他们的话，还得进一步对他们做些了解。

当我建议那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把孩子们送到孤儿院去的时候，她顿时慌了手脚，犹豫了一阵之后就连声道谢，但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她更希望得到的是救济金。因为大女儿能帮她洗衣服，二女儿能照看小儿子。老太婆苦苦哀求着要去养老院，可我打量了一下她的房间，就看出这老太婆并不穷。她有一只放财物的小木箱，一把带洋铁嘴的茶壶和两只茶碗，两只装着茶叶和方糖的糖盒。她织袜子和手套，按月向一个女善人领取救济金。而那个农夫需要的显然不是食物，而是酒，给他多少钱都会花到酒馆里去。可见，这个套房里没有我原以为整幢房子里比比皆是的那种人，没有那种我给了他们钱就能使他们变得幸福的人。在我看来，这里住的是些可疑的穷人。我给老太婆、带孩子的女人和那农夫登了记，决定应该帮助他们，但是要在我帮助了那些我期望会在这幢房子里遇到的特别不幸的人之后。我决定我们将提供的帮助应分先后，先帮助最不幸的人，然后再轮到这些人。但是在接下去的一套又一套房间里，情况都相同，全是些必须先做一番更仔细的调查然后才能帮助他们的人。可是那种不幸的人，即给了他们钱就能使他们从不幸变得幸福的人，这里却没有。无论这话说起来是多么令我难为情，当时我的确开始失望，因为我在这些房间里遇到的情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一样。我预期会在这里遇到一些特殊的人，可是当我走遍所有的房间之后，我确信这些屋子里的居民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他们和生活在我周围的那些人一模一样。在我们中间也好，在他们中间也好，同样都有程度不等的好人，程度不等的坏人，程度不等的幸福的人，程度不等的不幸的人。这些不幸的人和我们中间的不幸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的不幸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他们本身。这是一种无论用什么钞票都无法改变的不幸。

六

这类房子里的住户构成了城市居民的底层。在莫斯科，他们的人数大约在十万以上。在这幢房子里就有这类底层居民的各种代表人物。这里有小老板、师傅、靴匠、制刷匠、木工、车工、鞋匠、裁缝和铁匠，有马车夫、独自营生的小贩、洗衣女工、收旧货的、放高利贷的、打短工的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也有一些乞丐和淫荡的女人。

这里有许多我在利亚平夜店门口见过的那种人，但在这里，这些人是分散在干活的人中间的。除此之外，我先前看见的那些人正是处在他们最不幸的时刻，那时他们已吃光喝光了所有的钱，又冷又饿，从饭馆里被赶了出来，像盼望仙露似的等着放他们到免费的夜店里去，再从那里转入天国一般的监狱，以便发配到居住地去。但在这里，我看见这些混杂在大多数干活的人中间的人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弄到三五个戈比的过夜钱，有时还能有几个卢布买点吃的喝的。

因此，无论这事说起来是多么奇怪，我在这里不但没有体验到和我在利亚平夜店所体验过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相像的东西，相反，在第一次走访的时候，无论是我还是那几个学生，都体验到一种几乎是令人愉快的感觉。我何必要说“几乎是令人愉快的”呢？这不是真话。和这些人交往所引起的感觉，无论这事说起来多么奇怪，简直是一种令人非常愉快的感觉。

第一印象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干活的人，并且是非常善良的人。

我们遇上的房客多半都在干活：洗衣女工趴在木盆上，木匠站在工作台旁，靴匠坐在椅子上。狭小的套房挤满了人，但都在精力充沛而欢快地工作。到处都散发着工人的汗味儿，靴匠身边有皮革味儿，木匠身边有刨花味儿。常常听见歌声，看得见一双双袖管卷起而筋肉发达的手又快又灵巧地做着各种熟练的动作。到处都对我们笑脸相迎。几乎在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干犯不但没有引起自负的傲气，那种因统计员的出现而常在大多数殷实人家引起的拿架子和摆威风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都认认真真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并不觉得这些问题有任何特殊意义。我们的问题仅仅成了他们取乐子和开玩笑的由头，比如说告诉我们该把某人登记入册，该把某人算作两个人或该把某两个人算作一个人等等。

我们遇到许多人正在吃饭或喝茶，每当我们向他们问候，祝他们饭好茶香，他们总是回答说：“欢迎赏光”，甚至给我们让座。这并不是我们原以为会在这里遇上的那种经常更换居民的贫民窟。实际上，这幢房子的许多套房间都有长住户。一个木匠和几个帮工合住，一个靴匠和另一些手艺人合住，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靴匠的房间非常脏，也非常挤，但所有的人都在非常愉快地干活。我曾试着和其中的一位工人谈话，希望从他嘴里问出他的处境如何贫穷，欠房东多少债。但这位工人不懂我的意思，仍从最好的方面谈论房东和自己的生活。

有个房间住着一个小老头和一个小老太婆。他们是卖苹果的。他们的房间既温暖，又干净，洋溢着一派幸福的气氛。地板上铺着些草垫（草袋），是他们在苹果仓库里拿的。屋里有几只木箱，一口橱，一个茶炊和一些餐具。屋子的一角挂着许多圣像，点了两盏长明灯。两件毛皮大衣用一床被单盖了起来挂在壁上。老太婆的脸上布满星状皱纹，她又亲切，又爱说话，显然自己也为这安静而雅致的住处觉得高兴。

伊万·费多特奇，即饭馆老板和这些住房的东家，也从饭馆来到了这里伴我们同行。他和许多房客亲热地开着玩笑，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和父名，还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所有这些人都和常人一样，和普通的马丁·谢苗诺维奇、彼得·彼得罗维奇、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样，都不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而自认是并且也的确是和所有的人一样的人。

我们原来准备看见的只是一种可怕情形。可是突然之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非但不是可怕的，反倒是良好的，一种使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的情形。这些好人不是那么多，以至偶尔出现在他们中间的那些褴褛、堕落和闲荡的人并不能破坏主要的印象。

大学生们面对这情形并不像我那样吃惊。他们只不过是来做一件他们觉得对科学有用的事，顺便才做一些偶然的观察。但我是一个慈善家，来帮助那些我原以为会在这幢房子里遇见的不幸的、堕落的人。可是突然之间，我看见的并不是什么不幸的、堕落的人，而是占大多数的从事着劳动的、宁静、满足、愉快、亲切的非常非常好的人。

当我在这些房间里看见我打算前来帮助的那种最令人愤慨的贫穷时，我的这种感觉更是变得格外强烈。

当我遇见这种贫穷的时候，我总是发现它已经得到补救了，已经有过我想提供的帮助了。这帮助是在我之前提供的，但究竟是谁提供的呢？正是我打算拯救的那些不幸的、堕落的人，他们用一种我不可能效法的方式提供了帮助。

在一间地下室里躺着一个生伤寒病的孤老头。老头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有位带着一个女儿的寡妇和他非亲非故，但作为隔壁邻居，却常去看望他，给他端水送茶，还用自己的钱为他买药。另外一个房间里躺着一个患产褥热的女人。有个靠卖淫为生的女人就帮着照看婴儿，她给婴儿做了个奶嘴，两天没有出门去干自己的营生。还有一个女孩成了孤儿，被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裁缝收养了。这样一来，剩下的便只有一些不幸而又无所事事的人，一些失去职位的官吏、文书、仆役，一些乞丐、酒鬼、卖淫妇和孩子了，对这些人无法立即用金钱给予帮助，而应该好好地做一番了解、考虑和安置。我来寻找的仅仅是一些不幸的人，由于贫穷而不幸，只需让他们分享一些我们的残羹就能得到帮助的人。可是我觉得，由于某种特殊的不巧，我并没有碰上这样的人，而总是碰上必须为他们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的那种不幸的人。

七

被我登记入册的那些不幸的人，在我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又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失去了自己旧日的好家境而期待东山再起的人（这种人既有出身下层的，也有出身上层的）；其次是淫妇，她们在这些房子里人数非常之多；最后一部分是孩子。我所遇见和登记得最多的是第一类人，即失去了旧日的好家境而希望东山再起的人。这样的人，特别是来自统治阶层和官吏阶层的，在这些房子里非常多。几乎是我们和房东伊万·费多特奇每走进一套住房他都要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不用自己填写居民卡。这个人什么都会，只要他今天没喝醉的话。”

于是伊万·费多特奇叫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和父名，而这个人总是上层的一名落魄者。应伊万·费多特奇的呼唤，总是会从昏暗的角落爬出一个旧日的有钱贵族或官吏，多半是喝得醉醺醺的，一个个都敞胸露怀。如果他没有喝醉，他总是很乐意做交给他做的事，煞有介事地点着头，皱起眉毛，不时插几句夹着一些深奥术语的意见，两只抖抖索索的脏手小心翼翼地摆弄着那张干干净净的红纸卡，骄傲而又轻蔑地扫视着自己的同屋，仿佛这下总算可以在那些多少次小看了他的人面前为自己的优秀教养出一口气了。他显然很喜欢与印出这些红纸卡的世界，与他自己也一度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往来。几乎每一次我问起他的生活，他总是不但愿意，而且津津有味地叙述起那段已被他像祷文一样背得烂熟的故事来，说到他所遭受的不幸，特别是他旧日那种凭他的教养应该有的好光景。

这种人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勒然诺夫公馆的各个角落。有一套房间竟完全是让清一色的这类男女租下的。我们才走近他们的门口，伊万·费多特奇就告诉我们说：“这可是贵族的套间了。”套间里挤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总共四十来个，全都在家。整幢房子里再没有比这些皮肉松弛的老人和这些苍白、惘然的年轻人更颓丧、更不幸的人了。我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说过几句话。他们说的差不多是同一个故事，只不过进展程度各异。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曾经很有钱，要么是他父亲或者兄弟或者叔父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是富人，要么是他父亲或者他本人曾经有过一个好差使。后来发生了不幸，这不幸的罪魁，要么是嫉妒的小人，要么是自己的善良，要么是偶然的事故，于是他失去了一切，只好沉沦在这个不应该让他待的令他憎恨的地方——在虱子堆里，穿着破衣烂衫，同酒鬼和放荡的人混在一起，靠饼干面包和求人救济苟延残喘。这些人的全部思想、愿望和回忆都仅仅和往事相连。现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自然的、可恶的、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没有现在，有的只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这期待每时每刻都能成为现实，要使它成为现实，只需要很少的一点东西，但这一点很少的东西却没有，无从得到，因此生命正在白白地毁灭——这个人是第一年，另一个人是第五年，再一个人是第三十年。有的人只需要有一身体面的穿戴就能去见某个对他很有好感的要人；另一个人只需要弄一身衣服，还清债务，到奥廖尔去；再一个人只需要赎回典出的财产，哪怕是一点点资财也好，以便把官司继续打下去，而这场官司必会判得于他有利，到那时，一切都将重新变得好起来。他们全都说，他们只需要一点身外之物就能重新回到那种他们认为对自己来说是自然的和幸福的地位上去。

倘若我为自己的美德感到的骄傲还没有迷住我的心窍的话，我只需稍加注意地看看这老老少少的多半显得虚弱、肉欲强烈而又十分和善的脸，就能懂得，他们的不幸并不是身外之物所能改变的，只要他们的生活观还是老样子，他们无论处在什么地位上都不可能幸福，他们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而是生活在我们四周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记得，我在和这类不幸的人打交道时心头觉得特别沉重。现在我才懂得这是什么道理，原来我在他们身上就像在镜子里一样看见了我自己。倘若我当时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生活，我会看出，在这二者之间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

如果说，我周围的那些人现在还住在西夫卡河沟巷和德米特罗夫街的大公寓或私宅里而不是住在勒然诺夫公馆，有美味可口的饮食而不是只吃饼干或以咸鱼就面包，那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同样的不幸。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惋惜过去，希望有更好的地位，而他们希望有的更好的地位又和勒然诺夫公馆的那些房客所希望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能以更少的劳动更多地占有别人的劳动的地位。仅仅是程度和时间不同。要是我当时好好想一想的话，我会明白这一点的。可是我没有好好想，而只顾向这些人提问，把他们登记入册，建议先仔细了解一下各人的情况和需要，以后再帮助他们。我没有懂得，要帮助这种人只有依靠改变他的世界观。而要改变他人的世界观，自己就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观并且生活得与这世界观一致，可我的世界观却和他们的一样，我的生活也与这种为使他们不再不幸一定要加以改变的世界观一致。

我没有看到，这些人不幸不是因为譬如说他们没有营养食品，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倒了胃，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有营养的食品，而是能刺激食欲的食品。我没有看到，要帮助他们，不是该给他们食品，而是该治好他们败坏了的胃。虽然这是后话，但在此我还是要说，在我登记入册的所有这些人中间，我的确一个人也没有帮成，尽管为其中的几个做了他们所希望的事和似乎能够把他们扶起来的事。我特别了解其中三个人的情况。这三个人在多次起落之后，现在的处境仍和他们三年以前的完全一样。

八

我同样希望以后给予帮助的那第二类不幸的人是淫妇。这种女人在勒然诺夫公馆里真是什么样的都有——从年轻的还像女人的，直到年老、可怕、狰狞和失去了人形的。起初我并未抱有帮助这些女人的希望，是在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之后才在我心中涌起的。

事情发生在我们这次走访的中途。那时我们已经练出了一种机械的交际方式。

每走进一处住宅，我们立即向房东提问。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坐下来，给自己清出一块可做记录的地方，另一个人就去各个角落里转，分别向每一个人提问，再把问得的情况转告给记录人。

我们走进地下室中的一套房间后，大学生去找房东，我管向屋里所有在场的人提问。这个套间的结构是，六俄尺见方的一间屋子，中央一个火炉，从火炉向四面伸开四道挡板，隔成了四个小间。第一个小间是过道间，里面放着四张铺，有两个人在——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紧贴在这间后面的稍长的一间里住的是房东，一个年轻的小市民，他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灰呢上衣，长得十分清秀，脸色却非常苍白。第三个小间在第一间的左边，那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睡觉，看来是喝醉了酒，还有一个是女人，穿一件前松后紧的粉红短衫。挡板的那边就是第四间，它的房门通房东的室内。

大学生到房东的屋里去了，我等在进门的小间里，先向那老头和女人提问。老头是个做工的，当过印刷工人，现在已经没有谋生手段了。女人是一个厨子的老婆。我又走进第三个小间，问穿短衫的女人那个睡觉的男人是什么人。她说是客人。我又问她自己是什么人，她说她本是莫斯科省的农民。

“现在您做什么？”

她笑了起来，没有回答我。

“您靠什么吃饭？”我重复了一遍，心想她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坐饭馆。”她说。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又问：

“您靠什么过日子呢？”

她不回答，又笑了。从我们还没有走到的第四个小间里也传来了几个女人的笑声。当房东的那个小市民出了自己的房间向我们走来。他显然听见了我的问话和那女人的回答。他严厉地看了那女人一眼就转过脸来对我说：

“娼妓。”他显然为他知道这个官方语言中的用词并能正确地念出声来感到十分得意。说毕，他带着隐约朝我露出的一丝恭敬而愉快的微笑又向那女人转过身去。可是一转向她，那张脸就完全变样了。他做出一副人们对狗说话时的那种样子，眼睛看着别处，用一种特别的轻蔑口气放连珠炮似地对她说：

“尽说废话——‘坐饭馆’！该说正经事，坐饭馆就叫娼妓。”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眼。“连自己的名儿都不知道，还……”

这种腔调侮辱了我。

“我们不应该辱骂她，”我说，“如果我们都照上帝的教导生活，就不会有她这样的人了。”

“就是，就是这么回事。”房东强作笑脸地说。

“所以我们不应该责备她们，而应该可怜她们。难道是她们的错？”

我不记得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但我记得，这个住满他称为娼妓的那种女人的套间的年轻房东的轻蔑口吻使我极为愤怒，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女人十分可怜，因此就把这两种意思都表达了出来。我的话刚说出口，原先听见笑声的那个房间的床板就轧轧地响了起来，从没有隔到天花板的挡板上方伸出一个头发卷曲而蓬乱、长着一对浮肿的小眼睛和一张光光的红脸的女人脑袋，紧跟着又伸出一个脑袋，接着又是一个。她们显然是站在自己的床上，三个人全都伸长了脖子，屏声息气，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

屋里是一片尴尬的沉默。在这之前一直是笑吟吟的大学生变得严肃了。房东尴尬地垂下了眼睛。那几个女人仍然凝神屏气地看着我，等着下文。我比谁都窘得厉害。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偶然脱口说出的一句话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像一片被死亡笼罩而散满骸骨的原野，由于精灵的一触而微微颤了一颤，于是一具具骸骨都活动了起来。我不加考虑地说了一句关于爱和怜恤的话，这句话对大家的影响竟如此巨大，仿佛他们大家就是等着听这句话，为了不再做一具僵尸而起死回生一样。他们全都看着我，等着将要发生的事。他们等我说出那样的话和做出那样的事来，好让这一块块尸骨互相合拢，长出血肉和恢复生命。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这样的话可说，并没有这样的事可做，无法把这一切继续下去。我在内心深处感到我撒了谎，感到我再没有什么可往下说的，因此，我只好把这套房子里所有人的名字和身份往卡片上登记。这件事使我想到，这些不幸的人也是可以帮助的。当时我自欺自慰地觉得这件事很容易做到。我心里暗暗说：我们就把这样的女人也登记上，以后，等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好了的时候，我们（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就要来做这件事的。我以为，我们这些一连几代一直在使这些妇女陷入这种境地的人自己，有朝一日会忽然想到并且立即把这一切纠正过来。其实，哪怕只要回想一下我同那个帮助生病的产妇带孩子的卖淫女人的谈话，我也应该能够看出这种假想有多狂妄。

当我们看到那个女人带着婴儿时，我们以为是她的孩子。问到她的身份，她干脆说自己是姑娘。她没说是娼妓。只有那个当房东的小市民用了这个可怕的字眼。我猜想她有孩子，这使我产生了帮她摆脱这种处境的念头。我问她：

“这是您的孩子吗？”

“不，是那个女人的。”

“那为什么您在带他？”

“她求我带，她快死了。”

虽然我的猜测错了，我还是继续用同一种方式和她谈话。我问她是哪里人，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她很乐意地，并且非常简单地对我说了自己的身世。她是莫斯科的小市民，是个工人的女儿，后来成了孤儿，就由婶婶收养，从婶婶家出来后，流落在各处的饭馆。婶婶现在已经死了。我问她想不想改变一下生活，这个问题显然一点也没有使她动心。一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建议怎么会使人动心呢？她笑了笑说：

“谁会收我这号带黄票子[7]的？”

“可要是能找到个厨娘的工作或别的什么事呢？”我说。

我所以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她是一个壮实的女人，长着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一张圆脸善良而又带点傻气。厨娘的长相常常都是这样。她显然不喜欢我说的话，说：

“厨娘？可我不会烤面包呀。”说着就又笑开了。她说她不会，可我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是不想当厨娘，她认为厨娘的地位和身份是低贱的。

这个女人像《福音书》中的寡妇一样，为了病人用最朴素的方式牺牲了自己的一切。[8]与此同时，她又像自己的同行一样认为做工的人的地位是低贱的，应受鄙视的。她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人们就是教她不要靠做工来生活，而是去操那种她周围的人认为对于她是自然的生涯。她的不幸就在这里。就是因为这种不幸她才堕落并且自甘堕落。正是这一切使她去坐饭馆。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男是女，有谁去使她改正这种错误的生活观呢？我们中间哪有什么人会相信任何一种劳动生活都比闲荡生活更值得尊敬，哪有什么人会相信这一点并且按这种信念来生活，按这种信念来评价和尊重人呢？我只要这样想一想就会懂得，无论是我还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医治不了这种病。

我会懂得，那几张从挡板后面伸出来的惊讶而感动的脸上流露出的仅仅是因为听到别人同情她们而感到的惊讶，而绝不是对改正她们的淫佚怀抱的希望。她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道德。她们看到的是别人对她们的蔑视和辱骂，但为什么别人要这样蔑视她们，她们却不可能明白。她们自小就这样生活在和她们一样的女人中间，她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的女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有的，是社会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根本少不了她们，为了关心她们的正常存在，还专门养着一批政府官员呢。此外她们还知道，她们对人们拥有一种权势，可以驯服他们，并且常常能够比别的女人更多地左右他们。她们看到，虽然人们总是骂她们，但她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得到了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长官的承认，因此她们连自己有什么好悔过和有什么好改正都不可能明白。在一次走访时，一位大学生告诉我说，有个房间里的女人用自己十三岁的女儿做营生。我抱着拯救那个女孩的希望故意走到她们的房间去。母女俩的日子过得穷极了。母亲是个矮小而邋遢的妓女，四十来岁，不只是长得丑，而且丑得令人生厌。女儿也同样令人生厌。我为了了解她们的生活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问题，但那母亲总是疑心重重，充满敌意，给我的回答都是三言两语，显然感到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敌人。女儿不看母亲的眼色就什么话也不说，显然全心全意地信赖着母亲。她们在我心中引起的与其说是由衷的怜恤，倒不如说是厌恶。但我决定应该拯救那个女儿，去说服一些同情这类女人的可悲处境的夫人，叫她们到这儿来。可是，当时我若是想一想这个母亲的整个漫长的过去，想一想她在那种大约没有得到过人们一点一滴帮助反而付出了一次次沉痛牺牲的处境下怎样生育、喂养和抚育了这个女儿，我若是想一想这个女人已经形成的那种生活观，我就会懂得，这个母亲的行为中根本没有一点东西是恶劣的和不道德的，她过去和现在都为女儿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做了她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可以强行把这个女儿从母亲手里夺走，但要叫这母亲相信她出卖女儿是做了坏事，却不可能。要说拯救，那么首先应该拯救的是这个做母亲的女人，把她们从那种众口交赞的生活观中拯救出来，即认为女人可以用婚外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不生孩子、不干活而仅仅做满足肉欲的工具的方式来生活的观点。我若是想一想这一切，我就会懂得，我想请来拯救这个女孩的那些夫人，大多数不但自己不生孩子、不干活而仅为满足肉欲活着，而且还有意识地教育自己的女儿也去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母亲领着女儿上小饭馆，另一个领着女儿进宫廷或赴舞会。但这两个母亲的世界观却是同一个东西，即女人应该满足男人的淫欲，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应该给女人吃饭、穿衣和对她疼爱。如此，我们的夫人们还怎么能改造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呢？

九

我对孩子们的态度更妙了。我这个大善人对孩子也十分注意，希望拯救那些正在这个腐化的巢穴中毁灭的无辜生命。我把他们也登记入册，以便以后再来关心他们。

在这些孩子中间，有个叫谢廖沙的十二岁男孩尤其打动了我。这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原来住在一个靴匠家里，因为主人坐了牢，就一直无家可归。我打心底里可怜他，很想为他做件好事。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我为他做的善事是怎样告终的，因为这个男孩的故事最清楚地表明了我这个大善人的角色是多么虚伪。我把男孩领回我自己家，让他睡在厨房里。把一个来自腐化巢穴而长满虱子的男孩带到自己的孩子中间毕竟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不是给我而是给我们家厨房的女仆添了麻烦，因为给他吃饭的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厨娘，因为我还给了他一些旧衣服，我竟自以为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了。男孩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我有两次走过他身边时和他讲了几句话，还在散步时找过一个熟识的靴匠，请他把男孩收做学徒。有个在我家做客的农民叫他去乡下做帮工，住到他们家里去。男孩不肯，过了一星期，人就失踪了。我上勒然诺夫公馆去打听他。他的确回到了那儿，但我去的时候他却不在。他第二天就去了普列斯尼亚池[9]，按三十戈比一天的工价被雇入一个身穿牵象人服装的蛮人仪仗队，为公众表演。后来我又去了一次，他显然躲着我。当时我若是好好想一想这个男孩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我就会懂得，这男孩已经因为看见不劳动也有可能过快乐的生活，因为不再习惯于干活而毁了。可我，为了施恩于他并且改造他，却带他到自己家里去，在那儿他看见的又是什么呢？是我那些无论比他大、比他小还是和他同年的孩子不但从不为自己做任何事，而且还通过各种方法使别人干活：他们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脏，弄坏，用油脂、美味和甜食塞坏肚子，砸碎器皿，把那种在这个男孩看来是美食的东西抛给狗吃。既然我从巢穴里把他领来并且给了他一个好位子，他就应该学会那些专为生活在好位子上才得以形成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他懂得了，在好位子上生活就应当什么活儿也不干，却吃甜喝香，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诚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孩子们为了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的特殊现象而做着繁重的功课，他也不可能懂得这些功课的目的。可是不能不看到，假如他懂得了，那么我那些孩子的榜样对他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强烈。那时他就会懂得，我的孩子们正在受的教育是让他们现在就什么活儿也不干，往后也靠着自己的文凭尽可能少干活，尽可能多享受生活的福利。他正是懂得了这一点，因此不跟那个农民去照料牲口，不和他一起去吃土豆加克瓦斯，却为三十个戈比进了动物园，穿上蛮人的服装牵大象去了。

我在游手好闲和穷奢极侈中教育自己的孩子，却要去改造那个有四分之三的人正在为自己和他人干活的地方，即被我称做巢穴的勒然诺夫公馆里由于游手好闲而正在毁灭的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我本来能够懂得，这是多么的荒唐啊。但我却丝毫也不懂。

在勒然诺夫公馆里很多孩子的处境极其可怜，有的孩子是妓女生的，有的是孤儿，有的让乞丐带着沿街走。他们全都很可怜。但我对谢廖沙作的这番尝试却告诉我，我若过这种生活，那是帮不了他们的。当谢廖沙还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尽量不让他看见我们，特别是我那几个孩子的生活。我觉得，我为把他引向良好的劳动生活而作的全部努力，都是让我们和我那几个孩子的生活榜样给毁掉的。从妓女或乞丐那儿领回一个孩子很容易。只要有钱，把他擦洗干净，给他换上清洁的衣服，供他吃饭，甚至教会他各门科学，都是很容易的。但我们这些不用劳动挣得自己的面包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人，要教会他用劳动挣得自己的面包不但很难，而且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会用自己的榜样，甚至用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为他的生活提供的物质改善教会他相反的东西。可以领一只小狗来爱抚、喂养，教它衔东西，同它逗乐。但是对一个人，爱抚、哺育和教他希腊文却是不够的，应该教他怎样生活，即教他怎样较少地取而较多地予。可是我们却不可能不教他学会做相反的事，无论我们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还是带到为此而设的收容所。

十

当时，我已经不再有我在利亚平夜店体验过的那种怜恤别人而讨厌自己的感觉了。我一心一意要实现我所发起的事业，即为我在这里遇见的那些人做好事。真怪！行善，给穷人金钱，似乎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应能引起对人的仁爱之心，然而结果却相反，这件事在我心中激起了对人的反感和谴责。就在第一次走访的晚上，发生了一幕与利亚平夜店完全相同的场面，但这个场面并没有对我产生像在利亚平夜店一样的影响，却激起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

这事是从我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应该立即予以帮助的那种不幸的人开头的。我发现了一个两天未吃东西的饥饿的妇女。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套非常大的几乎是空荡荡的寄宿客房里，我向一个老太婆打听这里有没有穷得没饭吃的人。老太婆想了想，对我说了两个，然后好像又记起了什么似的。

“嗯，这里像是就躺着一个。”她一面说一面向一张躺着人的床铺张望。“就是这个女人，我说，她真的没吃的了。”

“真的？她是什么人？”

“本来是卖淫的，现在没人要了，就没地方挣钱啦。房东一向都可怜她，现在要撵她走……阿加菲娅，阿加菲娅！”老太婆喊道。

我们走上前去。床上好像有个人欠起了身。这是个头发斑白而蓬乱、瘦得像具骷髅似的女人。她穿着一件肮脏而破烂的衬衫，两只眼睛亮得特别，却又凝固不动。她呆呆地失神地看着我们，用一只削瘦的手拉过身后的短上衣，以便遮掩从破烂的脏衬衣中露出的瘦骨棱棱的胸脯。她像狗一样吠了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

我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过好久还没听懂，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撵我走。”

我问她——这些话写来实在惭愧——我问她，她是不是真的没吃的了。她仍然不朝我看，依旧用那种狂躁的口气很快地说：

“昨天没吃，今天也没吃。”

这个女人的神情打动了我，但完全不是像利亚平夜店的情况那样。在那里，我由于怜恤这些人而立即为自己感到害臊。在这里，我却为终于找到了我所寻找的人——饥饿的人——而感到高兴。

我给了她一个卢布，并且记得我很高兴有别人看见我这样做。老太婆看见之后也向我要钱。给钱对我来说是那么愉快，以至于我对需不需要给钱已不加分辨，也拿钱给了老太婆。老太婆带我走出门外，结果站在走廊里的一些人也听见了她谢我的话。大概是我打听穷人的那些问题勾起了人们的期待，因此又有几个人紧跟着他们走来。还在走廊里他们就开始向我要钱了。在要钱的人里有几个显然是酒鬼，他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我既然给了老太婆，也就没有权利拒绝这些人，因此我又开始给钱。在我给钱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地走来一些人。所有的房间都发生了骚动。楼梯的回廊里涌出了许多人来跟着我走。当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从一道楼梯上飞快地奔下一个男孩，边奔边推着别人。他没有看见我，很快地说了一句：“给了阿加什卡一卢布。”这男孩下楼以后也加入了跟在我身后的人群。我走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人都跟在后面向我要钱了。我分光了零钱，走进一家开着门的小铺，请一个商人替我兑开十个卢布。这一来，情况就变得和在利亚平夜店一样了。立即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混乱。许多老太婆、贵族、农民、孩子都挤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把钱给了他们，问了几个人的生活情况并且记在本子上。那商人把皮大衣的毛领子竖起来，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不时朝那群人瞥上一眼，然后又将目光转向一旁。

在利亚平夜店，人们的赤贫和屈辱曾使我胆战心惊，我曾觉得自己对此有罪，觉得有愿望也有可能变得好一些。可是现在，这一模一样的场面却对我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我所体验到的首先是对这些包围者中间的许多人的反感，其次是为那些小店主人和管门人对我的看法感到不安。

那天回到家后，我的心情十分恶劣。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很愚蠢。然而正像内心混乱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我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发起的这件事，仿佛丝毫不怀疑它会成功。

第二天我又独自去看了被登记入册的一些在我看来最为可怜和在我看来最容易帮助的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没有帮成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要帮助他们原来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不善于帮助还是无法帮助，我仅仅把这些人挑逗了一番，实际上却一个人也没帮成。在最后一次走访之前，我还到勒然诺夫公馆去过好几次，但每一次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讨钱的人群把我团团围住，而我在人堆里完全慌了手脚。我觉得任何事都不可能办成，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于是我又为他们竟有如此之多而对他们产生了反感。非但如此，连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令我反感。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对我撒谎或者没有说出全部真情，而只是把我看做一个可以从中捞钱的钱包。我常常觉得，他们从我手里诈去的那些金钱不会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只会恶化。我到这个地方去的次数越多，和那里的人打的交道越多，就越是清楚地看到任何事都不可能办成，可我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做法，直到人口调查的最后一次夜巡为止。

我特别耻于回忆这最后一次走访。平常我总是一个人来去，可是这次我们一起去了二十个人，所有想参加这最后一次夜巡的人都在七点钟到我家来集合。他们差不多全都是陌生人：一些大学生、一个军官，还有两个是我在上流社会的熟人。他们习惯地说着“C’est très intéressant！”[10]请我收下他们做统计员。

我这两个上流社会的熟人做了特殊的打扮，他们都穿起短猎装和高统旅行靴，一身旅行和打猎的穿戴，在他们看来，穿着这身行装才适合到夜店游览。他们随身带着特殊的笔记本和不同一般的铅笔。他们处在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就像人们准备去打猎，去决斗或者奔赴战场时一样。我们的地位是何等愚蠢和虚伪从他们身上看得更加清楚，但我们其余的人也都处在同样虚伪的地位上。出发之前我们还做了一番协商，就好像是开军事会议一样，讨论了怎样开头，怎样分工等等。这番协商同种种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中的情况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都不是因为他有事需要说明或了解，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硬想出一些要说的事情以免落在别人后头。但是在发言里谁都没有提到我对大家说了那么多遍的周济穷人的事。无论我多么羞于启口，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他们别忘了这事，也就是说，要在巡视时留心和登记我们这次走访时将会发现的所有那些处在贫困状态的人。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说起这事，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兴奋地准备远征的时候，我还是好不容易才把这话说出了口。我觉得大家都是愁眉苦脸地把我的话听完的，他们嘴上却又都表示同意，不过显然全都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马上又都谈起了别的事来。他们一直这样谈着，直到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才动身。

我们来到那个黑洞洞的饭馆，唤来几个伙计，就各自打开手上的纸夹。当我们得知人们已听到巡视的消息正纷纷走出自己的居室时，我们就请老板把大门锁上，我们自己也到院子里去劝说那些纷纷避走的人，使他们相信谁都不会向他们要身份证看。我现在还记得那些受惊的宿夜人给予我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他们褴褛不堪，衣不蔽体，在漆黑的院子里让灯笼一照，一个个都显得身材高大。他们十分恐慌，由于恐慌又显得十分可怕，站在那里聚作一堆，听着我们的劝说却又不相信我们，就像是被追捕的野兽，准备做出任何举动，但求逃脱我们的毒手。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无论在大路上还是在小巷里，无论在饭馆还是在夜店，已经有过各式各样的老爷——警官、侦探、法官——把他们追捕了一辈子。可是现在，突然之间又来了这么些老爷，还锁上了大门，说是只为统计他们的人数，他们实在难以相信，就像兔子难以相信猎狗不是跑来捕捉它们，而是来给它们计数一样。可是大门已经锁上，惊慌的宿夜人还是回了屋，我们也就分组干开了。和我在一组的是那两个上等人和两个大学生。穿着大衣和白裤子的万尼亚打着灯笼在我们前头的黑暗里开路，我们跟在他的背后。我们走进了我很熟悉的几套房间。室内的布置我很熟悉，有几个人我也见过，但大多数人是陌生的，景象也是陌生的和可怕的，比我在利亚平夜店见过的景象更可怕。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所有的床铺都有人占了，经常不是躺着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这景象可怕在人们竟如此密集，可怕在女人和男人混杂在一起。有的女人明明没有醉得不省人事，却和男人睡在一起。有许多女人还带着孩子，居然就和别的男人一起躺在窄窄的床上。这景象还可怕在这些人竟是如此贫穷、肮脏、褴褛、惊惶，而最主要的是，落到这般地步的人数目竟如此之多。一套居室如此，另一套同样如此，第三套，第十套，第二十套，没有止境。到处都是一样的臭，一样的闷，挤，一样的两性混杂，一样的烂醉如泥的男男女女，一样的惊恐、顺从和负罪的神情流露在所有人的脸上。于是我又像在利亚平夜店那样觉得羞愧和痛苦，我懂得了我所发起的这件事是可憎的，愚蠢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办成的。我没有登记一个人，也没有询问一个人，我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觉得非常痛苦。在利亚平夜店我像是一个偶然看见了另一个人身上的可怕溃疡的人。他可怜这另一个人，他为以前不曾可怜过那人而感到羞愧，但他还能抱有帮助病人的希望。可是现在，我却好像一个医生带着自己的药来看病人，既揭开了病人的溃疡，触痛了它，又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的药对病人不合用。

十一

［…………］[11]

我的整个慈善活动就这样告终了。我动身去了乡下，并像以往的情形一样，因为自己干了蠢事而对别人满腔怒火。我的善行失败了，完全结束了，可是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却没有停止，内心的工作以加倍的力量继续进行下去。

十二

［…………］

在乡下，我想就我所体验到的这一切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活动为什么会失败。我想就人们因为我那篇关于人口调查的文章而加在我头上的指责做一番辩解，想揭露社会的麻木不仁，想指出这种城市贫困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消灭这种贫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我认为可行的各种手段。

于是我就开始写文章了，我觉得我可以在文章中说出许多重要的东西。可是，虽然材料很丰富，甚至绰绰有余，由于我写文章时处在那种激怒心情的影响之下，由于我没有经得住要正确看待这事就应当经得住的一切，而最主要的是，我分明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原因，那个非常简单的源出我本人的原因，不管我怎样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写好这篇文章，直到今年还没有把它写完。

道德领域里常有一种十分惊人而又过于少为人知的现象。

假如我对一个不懂的人叙述我从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哲学、数学里了解到的东西，这个人就会获得许多全新的知识，他绝不会对我说：“这有什么新鲜？谁都知道这个，我也早就知道。”但你若是告诉人一条最高的、用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最鲜明扼要地表达出来的道德真理，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那种对道德问题不感兴趣的人，或者尤其是那种听到你说的这条道德真理就觉得不顺耳的人，却一定会说：“谁还不知道这个？这是早就明白的，早就有人说的。”他当真觉得这是早就有人说过并且恰恰也是这样说的。只有那些看重并珍视道德真理的人才知道，阐明和简化道德真理——把它从模糊不定的意图和愿望，从模糊不定、不相关联的表达方式变成必然要求有相应行为的坚定而确切的表达方式——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需要付出多么长久的劳动才能做到。

我们全都习惯地以为道德学说是一种最俗气、最乏味的东西，以为那里面不可能有一点新的和有意思的内容。然而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其全部极为复杂多样而似乎不依赖于道德的活动——国务也好，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商业也好，目的只在于越来越多地阐明、确立、简化和普及道德真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一条街上走，看见前面的屋子里走出来一个人，他专心地看了看人行道上铺的石板，然后选中一块，蹲了下去，非常使劲地（我觉得好像是）刮它或铲它。“他在这人行道上做什么？”我想。我走上前去，就看清了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事。这是个肉铺的伙计，他正在人行道的石板上磨刀。当他看着这些石板的时候，心里根本不在考虑它们。当他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就更不想到它们了，只管磨刀。他需要磨快自己的刀子去切肉，而我却以为他是在弄人行道上的石板。人类也仅仅表面上像是忙于经商、缔约、打仗，忙于科学和艺术。对人类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人类也只在做一件事，即为自己阐明自己赖以生存的道德规律。道德规律是有的，人类只不过是为自己阐明它们，而这阐明对于不需要道德规律的人和不想靠它生活的人来说却是不重要的和看不见的。阐明道德规律不但是全人类的主要的事，而且还是唯一的事。这件事不显眼，就像一把钝刀和一把利刀的区别不显眼一样。刀就是刀，对于一个无须用这把刀切东西的人来说，钝刀和利刀的区别是看不出来的。而一个人若是懂得他的全部生活就取决于刀的利钝，尽量把刀锋磨快对他十分重要，他就会知道，使刀锋利是无止境的事，并且刀也只在它是锋利的时候，只在它切得动需要切的东西的时候，才成其为刀。

我动手写文章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仿佛觉得，关于利亚平夜店和人口调查的印象在我心中唤起的那些问题，我已经全都知道，全都理解了。可是当我试着有意识地思考它们和阐述它们的时候，刀子却显得钝了，需要磨了。只是到了现在，即过了三年之后，我才觉得我的刀子已经磨快到能够使我切开我所想切的东西了。我没有认识多少新的东西。我的所有的思想还是那么一些，但它们以前比较钝，而且散乱，归纳不到一起，没有锋芒，没有能简化成一个结论，一个最简单明了的结论，就像现在这样。

十三

我记得在我帮助不幸的城市居民的失败尝试中，我始终隐约觉得自己是一个希望把别人拉出沼泽而自己却同样站在泥塘里的人。我每次用力，都会感觉到脚下的土壤是不结实的。我感到我自己也站在沼泽里，但这种意识当时并没有使我俯身看一看脚下，去认清我是站在什么东西之上。我一味追求用外部手段去纠正那种处在我身外的恶。

当时我也觉得我的生活是不好的，不应该这样生活。但我并没有因为知道我的生活不好和不应该这样生活而得出那个最简单明了的结论，即应该改进自己的生活，生活得好一些。我得出的是一个奇怪的结论，即为了使我生活得好应该改造别人的生活。于是我动手去改造别人的生活。我生活在城里，希望改造生活在城里的人的生活。但我很快就确信，我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我开始思考城市生活和城市贫困的性质。

究竟什么是城市生活和城市贫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生活在城里却无法帮助城里的穷人？”我回答自己说，我没有为他们做成任何事情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过多地集中在一个地方。其次是因为所有这些穷人都和农村的穷人完全不同。究竟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人数那么多，他们区别于农村的穷人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样的。他们在这里人数很多是因为所有在农村无以为生的人都到这里聚集在富人的周围，而他们的特点也就在于他们都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谋生的人（即使城里的穷人有一些是在这里生长的，有些人连祖祖辈辈都是在这里生长的，但这些祖祖辈辈同样是到这里来谋生的）。

在城里谋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在城里谋生”这几个字包含着某种奇怪的像是玩笑的意思。人们怎么会从农村，从那些有森林、有草地、有庄稼、有牲口的地方，从那些有着大地的全部财富的地方，到这样一个既没有树也没有草，甚至连泥土也没有，而仅仅只有石头和灰尘的地方来谋生呢？无论是被别人养活的人还是养活别人的人都经常把“在城里谋生”当做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来使用，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成千上万个城里人，有的日子过得不错，有的很穷。我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大家无一例外地对我说，他们是从农村到这里来谋生的，说莫斯科人不种也不收，日子却过得很富，莫斯科什么东西都多，因此只要在莫斯科就能得到他们在农村为买粮食、房子、马匹和各种日用品必需有的钱了。可是要知道，只有农村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那里才有真正的财富：庄稼、森林、马匹，等等。究竟为什么要到城里来获取农村有的东西呢？主要的是，为什么要把农村居民需要的东西——面粉、燕麦、牲口从农村运到城里来呢？

我有几百次同生活在城里的农民谈起过这事，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也从我的观察中，我明白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部分是情势所迫，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维持生活，部分则是出于自愿，因为有各种城市的诱惑把他们吸引到城市里来。一个农民若为满足他在农村的各种需要，只得卖去他明知今后自己必需有的粮食和牲口，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不得不到城里去买回自己的口粮，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理所当然的是，由于城里的金钱和奢侈生活比较容易得到，他向往城市，说是去城里谋生，他去那儿却是为了工作得轻松一些，吃得好一些，一天喝三遍茶，穿得神气点，甚至酗酒，放荡。这两种情况出于同一个原因：生产者的财富转到了非生产者的手里，并且聚集在城市里。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秋天一到，农村的一切财富都收上来了。可是立即提出课税、募兵和以赋代役的要求，立即出现伏特加酒、婚礼、节日和走乡串村的小商小贩等种种诱惑，因此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这些五花八门的财富，如绵羊、牛犊、母牛、马匹、猪、鸡、蛋、油、大麻、亚麻、黑麦、燕麦、荞麦、豌豆、苎麻籽和亚麻籽等，就都转到了外人的手里并且运往城镇，再从城镇运往首都。农村居民为了满足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和摆在他眼前的种种诱惑不得不交出这一切，而他交出自己的财富以后自己却不够用了，因此他必须到他的财富被运往的那个地方去，在那里一方面努力挣回为满足他在农村的第一需要必不可少的金钱，一方面自己也迷恋于城市的种种诱惑，就和别人一起共享聚集在那里的财富。

在俄国各地，并且我认为还不只是在一个俄国，而是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着同样的情况。乡村生产者的财富转到商人、地主、官吏、工厂主的手中，而获得这些财富的人又希望享用它们。他们只有在城里才能充分享用这些财富。在农村，首先，因为居民分散，富人的各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那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工场、店铺、银行、饭馆、剧院和社会娱乐设施。其次，财富所能带来的一种主要的快乐——虚荣心，即压倒和胜过别人的愿望，又因为居民分散而很难在农村得到满足。在农村，没有几个人懂得奢侈品的价值，没有人会感到吃惊。一个农村居民无论给自己添置怎样的室内装饰、图画和青铜器，无论他买了怎样的轻便马车和服饰行头，庄稼汉们对此一窍不通。再次，在农村奢侈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道惧怕的人来说甚至是令人不愉快和十分危险的。在农村，当你身边就有孩子喝不上牛奶的时候，用牛奶洗澡或拿牛奶喂小狗是令人难堪的和可怕的，在那些住着墙脚堆满畜粪而又没有木柴生火的茅屋的人中间修建陈列室和花园也是令人难堪的和可怕的。在农村，谁都无法使愚蠢的农夫遵守秩序，他们会因为没有教养而把这一切全部毁坏。

因此富人都聚集到一处，加入城里那些有着同样需求的同样的富人的行列，一切奢侈趣味的满足在城里得到大量警察的精心保护。根子最老的城市居民是国家官吏，各行各业的工匠和手艺人早已在他们的周围安家落户，现在富人也加入其中。在那里，一个富人只要转转念头就会得到一切。在那里，一个富人之所以可以生活得更愉快，还因为他能在那里满足虚荣心，能有人和他比阔，有人为他惊讶，有人被他压倒。而主要的是，一个富人之所以能在城里生活得更好，还因为以前他在农村为自己的奢侈觉得难堪和可怕，现在却反过来了，不过奢侈的生活，不和他周围的同龄人生活得一样，对他来说成了难堪的了。以前在农村显得难堪和可怕的东西，现在在他看来恰是应该的东西。富人聚集在城里，并且处在政权的保护之下，无忧无虑地消费着从农村运来的一切。而农村居民，部分地出于无奈，来到这个有钱人过着无休止的节日和消费着从他手里拿走的东西的地方，以便吃一些从富人饭桌上掉下的残屑，部分地却是因为看见富人的这种无忧无虑、豪华奢侈、为众人称赞而备受保护的生活，他们自愿地也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这样，以便较少地干活和较多地享受他人的劳动。

因此他一心想到城里来，在富人周围落脚，千方百计从他们手中捞回他所必需的东西，同时又屈服于富人给他设下的种种条件。他协助富人去满足他们的一切奇欲异想。他在澡堂和饭馆里伺候富人，给他当车夫，当妓女，为他制作马车、玩具、时装，渐渐学会富人的生活方式，也像那个富人一样，不通过劳动，而通过各种巧妙办法，从另一些人手里捞到他们搜刮来的财富，于是腐化，死亡。这种被城市的财富腐化了的居民，正是那些我希望帮助却无法帮助的城市贫民。

说真的，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到城里来挣钱买粮或缴税的农村居民的处境，想想他们看见周围到处是成百成千的卢布被人疯狂地挥霍掉又轻而易举地弄到手，而他们自己为挣几个戈比必须付出最繁重的劳动，就会奇怪他们中间怎么还有一些人仍在做工，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做生意、贩牲口、行乞、卖淫、诈骗，甚至抢劫，用这些比较轻松的办法去捞钱。要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城市里的无休止的酒神节的参加者才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觉得一个人住五个大房间，用足够二十户人家烧饭取暖的桦木劈柴来生壁炉，套两匹大走马带两个车夫走半俄里[12]路，在镶木地板上铺地毯，出手花个五千或一万，我说的还不是办舞会，为新年晚会再花它个两万五千，如此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个必需有十个卢布给家里买粮食，或者为七卢布的赋税让人夺走最后一头绵羊，而他就是拼死拼活也挣不到这七个卢布的人却不可能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以为这一切在穷人看来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有些天真的人还认真地说，穷人因为我们用奢侈养活了他们而非常感激我们。可是穷人并不因为他们穷就丧失了人的理性，他们判断起事物来和我们完全一样。当我们听说某人赌输或者糟踏了一两万卢布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这个白白糟踏了这么多钱的人多么愚蠢可恶，要是我的话，我就用这笔钱去建造我早就需要的房子或者改善我经营的事业等等。穷人的判断同样是这样，看着眼前那些被人们疯狂地挥霍掉的财富，他们更加坚定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他们不是需要这些金钱来想入非非，而是需要用来满足他们经常缺乏的迫切需要。我们若是以为穷人一方面这样判断，同时却会漠不关心地看待他们周围的奢侈豪华，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他们从不承认也绝不会承认一些人经常过节而另一些人经常持斋和做工是公平合理的。他们起初为这种现象感到惊奇和委屈，后来渐渐看惯了，又因为这种秩序得到法律的承认，他们就努力使自己脱离工作，也去过节。一些人成功了，他们也变成同样的永远在狂饮的人。另一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悄悄走近这个地位。第三种人未达目的就栽了跟头，可又失去了做工的习惯，就挤在一家家妓院和夜店里。

前年我们从乡下带出来一个农家小伙子，让他在餐厅做杂务。他不知为什么和听差相处不好，我们就把他解雇了。他去到一个商人家，讨得了主人的欢心，现在已穿上挂着表链的背心和阔气的靴子。我们找了另一个有妻室的农民顶替他，可这个人成了酒鬼，还丢了钱。我们又找了第三个，也喝上了酒，喝光了自己的一切，在夜店里过了很长时间的苦日子。一个老厨子在城里成了酒鬼，生了病。一个以前酒喝得很厉害、后来在农村坚持戒了五年酒的仆人，由于在莫斯科没有妻子从旁支持，去年又喝上了酒，并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从我们乡下来的小伙子在我哥哥的餐厅里打杂。他的祖父是个瞎子，我在乡下的时候来找过我，求我去羞臊他的孙子，让他寄十个卢布给家里去缴税，否则家里就得卖母牛了。“他总是说，得穿得体面，”老人说，“这不，都缝了靴子啦，缝了倒也罢，可他还想干什么，买表还是怎么的？”老人用这几句话来表示一种他所能作出的最不可思议的假设。这个假设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老人整个斋期滴油未沾，知道他因为凑不足一卢布二十戈比而拿不到分给他的劈柴的话。可是老人这句不可思议的笑话却成了事实。小伙子来见我时穿着精致的黑呢子大衣，脚蹬一双他用八个卢布买的靴子。前几天他从我哥哥手里拿到十卢布，就把钱花在靴子上了。我的孩子们自幼就认识这小伙子，他们告诉我说，他真的认为必需添置一只表了。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但他认为他没有表会遭人讥笑，因此需要有表。今年有个女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我们家的车夫发生了关系。她被解雇了。老保姆听我说起这不幸的女人，就对我提起了另一个我已经忘了的姑娘。十年以前我们在莫斯科小住的时候，她和一个仆人发生了关系。她也被解雇了，在妓院里了结了一生，没到二十岁就染上梅毒，死在医院里。我们只要向自己周围看看，且不说那些也是为我们的奢侈服务的工厂，单是看看我们通过自己在城里的奢侈生活直接散布到那些我们后来想去帮助的人们中间的传染病，我们都会胆战心惊。

因此，仔细推究了我对之无能为力的城市贫困的性质之后，我看到这种贫困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夺走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并把这一切运到了城里。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在这里，在城里享用我在农村搜刮来的东西时，我用自己的穷奢极侈诱惑并且腐化了那些为了设法取回他们在农村被夺走的东西而跟着我来到这里的农村居民。

十四

我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也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当我回忆起我在这段期间和城市贫民的关系时，我看到我无法帮助城市贫民的原因之一在于穷人们对我不诚实，不说真话。他们总是不把我看做一个人，而是看做一种手段。我无法和他们接近。当时我想，也许是我不善于和他们接近。但是听不到真话是不可能进行帮助的。怎么去帮助一个不说出自己全部情况的人呢？起初我为这一点责怪他们（责怪他人——这太自然了），但后来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即当时正在我家做客的休塔耶夫的一席话为我释清了疑团，使我看到了我为什么会失败。我记得，休塔耶夫的那番话当时就对我震动很大，但那番话的全部意义我是后来才领会到。那时我正在自我陶醉的兴头上。我在妹妹家里做客，休塔耶夫正好也在。妹妹问起了我的事，我就对她说开了。正像人们在不相信自己的事业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我津津有味、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对她说了我正在做的事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什么都说到了：我们将如何全面关心莫斯科的贫穷状况，如何收养孤儿和老人，把在这里陷入贫困的农村居民送出莫斯科，如何使堕落的人更容易改邪归正，只要这事进行得顺利，莫斯科没有一个人会得不到帮助。妹妹对我十分赞成，我们谈得很投机。在谈话当中我不时看看休塔耶夫。我知道他过着基督徒的生活，看重仁慈，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便尽量把话说得能让他听懂。我虽然在对妹妹说话，可这些话多半是说给他听的。他穿一件光板的黑皮子短袄，就像所有的庄稼人一样，无论室内室外都穿着它，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不是在听我们说话，而是在想自己的事情。他那对小眼睛并不发亮，像是注视着自己的内心。我说够了以后，就问他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都是空的。”他说。

“为什么？”

“你们的整个想法都是空的，一点好处也不会有。”他肯定地又说了一遍。

“怎么不会有好处？如果我们帮助几千个，哪怕几百个不幸的人，怎么是空的呢？难道《福音书》上说给没有衣裳的人衣裳，给饥饿的人饭吃不好吗？”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们做的不是那回事。难道可以这样帮助人？你在走路，有个人向你要二十个戈比，你给了他。难道这是施舍？你得在精神上施舍，得教他。可你这是给了他什么？那只不过表示‘别缠着我’罢了。”

“不对，我们并不这样干。我们想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再出钱财办实事帮助他们。我们还为他们找工作。”

“你们像这样为他们做事一件也做不成。”

“那么就让他们去饿死冻死？”

“为什么要让他们死？难道这样的人很多吗？”

“什么，是不是很多？”我说。心想他把这事看得那么容易是因为他不知道这种人的数量多么巨大。

“你知不知道？”我说，“在莫斯科这种挨饿受冻的人我想总有两万。还有彼得堡和别的城市呢？”

他笑了笑。

“两万！可光是我们一个俄罗斯就有多少庄户人家？总有一百万吧？”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的眼睛开始放光了，人也变得精神起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分头领回家。我虽不富，可马上就能领两个。你不是也领了一个小孩到你的厨房去干活吗？我曾经叫他上我那儿去，他不去。就是再多十倍，我们也能把他们全都领回家。你会领，我也会领。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干活，他会看见我怎样干活，学会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他可以听见我说的话，你说的话。这才是施舍，而你们那个团体尽干没用的事。”

这一席简单的话语使我十分震惊，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它是对的。可我当时却以为，虽然这话很有道理，我所发起的事也许毕竟是有益的。然而我越往下干，我和穷人接触得越多，我却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这番话来，它对我的意义也变得越来越重大了。

的确，如果我穿的是贵重的裘皮大衣，或者我骑的是自己的高头大马，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见我的住宅值两千卢布，哪怕看见的仅仅是我只因心血来潮就慷慨地送给别人五个卢布，那他就会知道，我这样给钱仅仅是因为我弄到了很多的钱，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余的钱我不但什么人也不给，而且还很容易从别人那里夺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应属于他的东西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还会把我看成什么？他除了希望从我手里尽可能多捞回一些从他和别人手里夺走的卢布，还能对我有什么别的感情？我想和他接近，我抱怨他不坦率。可我却担心坐他的床会沾上虱子，染上疾病，害怕让他走进我的房间，而他衣着单薄地来到我家时，能等在前厅就算不错了，弄不好还得等在穿堂里。然而我说我无法和他接近是他的错，我说他不坦率。

哪怕是个最狠心的人，让他坐在一些经常吃不饱肚子或者正在吃一个黑面包的人中间吃一顿五道菜的饭试试看。谁都不会有心思吃这顿饭，看着那些饿汉在自己周围淌口水。可是为了在吃不饱肚子的人中间也能吃得香，首先必须躲着他们，吃得让他们看不见。我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首先是这样的事。

于是我对我们的生活做了更加简单的观察，并且看到我们难以接近穷人不是偶然的，我们是蓄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使我们很难和他们接近。

不但如此，当我从旁观察了我们的生活，即富人的生活之后，我还看出，在这种生活中被认为是福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尽可能远地和穷人隔开，至少也是和这个目的紧紧相连的。事实上我们在这种富裕生活的一切方面，从吃饭、穿衣、居住、清洁直到我们的教育，都是力图达到把我们自己和穷人分开这个主要目的。为了树立这样的区别，为了用一道道穿不透的大墙把我们自己和穷人隔离开来，少说也花费了我们的十分之九的财富。

一个发了财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用一个碗吃饭了，他置办起整套餐具，把自己同厨房和仆役们隔开。他把仆役们也喂得饱饱的，免得他们把口涎流到他的美食上。他一个人吃饭。而一个人吃饭又乏味得很，因此他想到为了改善饮食可以美化餐桌。于是用餐（吃饭）的方式对他来说就成了一件可以引以为荣和值得骄傲的事，用餐成了他把自己和别人分隔开来的手段。对富人来说，把穷人请到桌上吃饭是不可思议的。要会请太太入席、行礼、就座、进食、漱口，只有富人才会做这些事。

穿衣也是这样。假如富人穿的是只能蔽体御寒的普通衣服，如短皮袄、毛皮大衣、毡靴、皮靴、上装、长裤、衬衫，他就只需要很少的东西，他就不会买了两件毛皮大衣而不送一件给一件大衣也没有的人。可富人所以是富人，正因为他给自己订制的服装全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都只适合于个别的场合，因此对穷人是没有用的。他有许多燕尾服、背心、西装上衣、漆皮靴、斗篷、法式后跟的皮鞋、为了时髦而剪裁成几个小块的连衣裙、猎装、旅行装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都只在与贫穷毫不相干的生活中才派得上用场。于是穿衣也变成了把自己和穷人区分开来的手段。所谓时髦正是一种区分富人和穷人的东西。

居住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明显。一个人要住十个房间，就得不让那些十个人住一个房间的人看见。人越是富有，就越是难见着他，站在他和穷人之间的看门人就越是多，也越是不可能请穷人踩着地毯进去坐他的缎面圈椅。

交通方式也一样。一个赶一辆大车或雪橇的庄稼汉，除非他的心非常狠，不会不让步行者搭乘，只要有空位子并且有可能这样做的话。但一辆轻便马车越是阔气，让人搭乘它的可能性就越小。人们甚至干脆说，最阔气的轻便马车也是最自私的。

用“清洁”一词加以表示的那整整一套生活方式同样如此。

清洁！谁不知道那些把这清洁看做最高美德的人，尤其是女人？谁不知道当这清洁通过他人的劳动得到的时候有着千奇百怪的花样？为了养成仅仅证明“白手爱白食”这条谚语的讲究清洁的习惯，发了财的人谁没有亲身体验到他在这上面费了多大的气力？今天的清洁是每天换一件衬衣，明天就是每天换两次了。今天是每天洗脖子、洗手，明天就是每天洗脚，后天就是每天洗全身，而且还得涂上特制的香膏。今天是一块台布用两天，明天就是每天用一块，接下去是一天用两块。今天要仆人把手洗干净，明天他就得戴上手套，然后就得戴着清洁的手套递上放在清洁的托盘里的信。这个清洁除了用来把自己和别人分隔开来并且使得和他们的交往失去可能性之外，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用的，当这个清洁是通过他人劳动得来的时候，它是没有止境的。

不但如此，当我深入思考了这一切的时候，我还确信一般称之为教养的东西也是同样。语言是不会骗人的，它总是使名副其实。人民称做教养的是时髦的衣着、得体的谈吐、干净的两手、一定程度的清洁。他们说起这种人和说起别人不同，称之为有教养的人。稍高一些的圈子里的人称做教养的东西和人民称做教养的东西一样，但对教养的条件还附加上弹钢琴，懂法语，用俄文书写时不犯缀词法的错误，外表达到更高程度的清洁。在更高一级的圈子里，人们称之为教养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再加上英语、高等学府的文凭和更为高级的清洁。但无论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教养，实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教养就是一些应把一个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形式和知识。其目的也和清洁的目的一样，是把自己和贫穷的人群隔开，免得那些忍饥挨冻的人看见我们怎样过节。然而躲是不行的，他们是看得见的。

因此我确信，我们这些富人不可能帮助城市贫民的原因还在于不可能和他们接近，而不可能和他们接近又是我们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我们那些财富的各种用途造成的。我确信，在我们这些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堵我们建造起来的大墙，一堵用我们的财富筑成的清洁和教养的大墙，为了能够帮助穷人，我们首先应该推倒这堵墙，去做使休塔耶夫的办法——分头把穷人领回自己家去——有可能行得通的事。

我从这另一个方面得出的结论，和我在思考城市贫困的原因时得到的结论完全一样，即原因在于我们的财富。

十五

我又从第三个方面，亦即纯粹个人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从事慈善活动期间特别令我震惊的那些现象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我久久未能找到解释的现象。事情是这样的。每次我在街上或者家里给穷人几个小钱，却不跟他谈话，我都会看见或者以为我看见穷人的脸上露出了快乐和感激的表情，于是我自己也因这种行善方式感到愉快。我看见我做了一个人希望和期待我做的事。但我如果停下来和穷人谈话，同情地询问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或多或少地深入他的生活细节，我就会觉得给他三个戈比或二十个戈比是不行的，我就会在钱包里把钱一个个地捏来捏去，犹疑着不知道给他多少钱才好，我总是给得多一些，也总是看见穷人心怀不满地从我身边走开。而我如果和穷人接触得更多一些，我为该给多少钱而产生的犹疑就会变得更大，并且无论我给了多少钱，穷人总是显得更加不高兴，更加不满。照一般的常规结果总是这样，如果我在接近了一个穷人之后给了他三卢布或者更多，我就总是会在这穷人脸上看见阴沉不满，甚至是愤恨的表情。他常常拿过十个卢布转身就走，甚至不说一声谢谢，就像是我欺负了他似的。在这种场合，我总是觉得很难堪，很羞愧，我总是感到是自己的错。而我如果成年累月地关心着一个穷人，帮助他，把我的看法说给他听，和他接近的话，那么我和他的关系就会变成受罪，我就会看见穷人蔑视我。而我觉得他是对的。

如果我在街上走，他也站在这条街上，把我看做其他步行和坐车的过路人中的一个向我讨三个戈比，我就给他三个戈比的话，那么我对于他来说是个过路人，一个善良的好心的过路人，就像一个没有衣服穿的人需要一根线去缝衬衣，而我就是那个给了他这根线的人。他并不期望比一根线更多的任何东西，只要我给他一根线，他就会真诚地为我祝福。但我如果停在他身边，像对一个人那样和他谈一会儿话，对他表示出我想成为一个比过路人更好的人，如果他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我哭诉起自己的苦恼的话，那他就已经不是把我看成一个过路人，而是一个我希望他把我看成的那种人——一个善人了。如果我是一个善人，那么我的善良就不能止于二十戈比，甚至十卢布，一百卢布。假定我给过他很多钱，我给他修齐了边幅，给他穿上了衣服，使他自立，让他不靠外人的帮助也能生活，但他由于某种缘故，由于不走运或由于他的弱点和恶习，失去了我给他的大衣、内衣、金钱，重又忍饥挨冻，并且又来找我了，我凭什么拒绝他呢？如果他有二十次喝酒喝光了你给他的一切，重又忍饥挨冻，如果你是一个善人的话，你不可能不再给他，不可能从此再也不给他，只要你有的东西比他多的话。如果你退缩了，那你就以此表明无论你做过什么事，都不是因为你是个善人，而是因为你希望在人们面前和在他面前显得像个善人才那样做的。

正是在这种场合，遇到这些我不得不望而却步的人，停止给他们钱并因此弃绝了善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令人万分难受的羞愧。

这种羞愧是什么呢？正是我在利亚平夜店，那以前和以后在农村给穷人金钱和其他东西的时候，以及访问城市贫民当中我体验到的那种羞愧。

不久前我又一次体验到了这种羞愧，那件事生动地提醒了我，使我弄清了我在给穷人金钱时体验到的那种羞愧的原因。

这事发生在农村。我需要拿二十戈比施给一个香客。我打发儿子随便找个人借一下。他给香客拿来了二十戈比，告诉我说是向厨子借来的。过几天又来了一些香客，我又需要二十戈比的钱了。我有一个卢布，又记起还欠厨子的钱，就走到厨房里去，希望厨子那儿还会有零钱。我说：“我拿过您的二十戈比，这里是一个卢布。”我还没把话说完，厨子就把妻子从另一个房间叫了出来。“帕拉莎，拿着，”他说。我以为她明白了我想做的事，就把一卢布给了她。应该说明一下，这厨子已在我们家一个星期，他的妻子我见过，但从没有和她说过话。我刚想对她说让她把零钱找给我，她就很快地俯在我的手上想去亲它，显然以为我把这个卢布送给她了。我含糊地说了些什么就走出了厨房。我觉得很羞愧，好久没有过这样令我痛苦的羞愧感了。我尴尬得要命，觉得自己出了洋相。我从厨房跑出来的时候，羞愧得都发出了呻吟。这番似乎是毫无由来的出乎意外的羞愧使我十分震惊，特别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这样羞愧过了，也因为作为一个老人，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已不应该产生这样的羞愧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把它说给家里人听，说给熟人们听，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也体验过同样的情形。于是我想：究竟为什么我要羞愧？以前我在莫斯科遇到的另一件事为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好好想了想那件事，就弄清了我因厨子的妻子感到的这番羞愧，以及所有那些我在莫斯科行善时曾经体验到并且现在当我给别人东西时仍旧经常体验到的羞耻感的原因。给乞丐和香客的小施小舍自当别论，那是我习以为常的事，我认为那不是行善，而是为了体面——礼貌。要是有人向你要火，如果你有的话，就应该为他划一根火柴。要是有人要三个戈比或二十个戈比或者甚至是几个卢布，如果你有的话，就应该把钱给他。这是礼貌，而不是慈善。

那件事是这样的：我说过，三年前我和两个农民一起锯木柴。有一次，在星期六傍晚，黄昏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步行进城。他们是去向东家要工钱的。我们走到多罗戈米洛夫桥时，遇见了一个老头。他向我们要钱，我就给了他二十戈比。我给了钱，心想我的施舍应该对谢苗产生好影响，我和他常谈宗教方面的事。谢苗就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的农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莫斯科。这时他停下脚步，也挽起长衣的下摆掏出小钱包，在小钱包里搜索了一会儿，取出一枚三戈比的硬币给了老头，要他找回两个戈比。

老头让他看了手上的两枚三戈比和一枚一戈比的硬币。谢苗看了看，想取回一个戈比，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就走了，把三个戈比留给了老头。我是知道谢苗的全部财产情况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任何财产。在施舍了三个戈比的那天，他挣到六卢布五十戈比。因此，六卢布五十戈比是他的全部积蓄。我的积蓄大约在六十万上下。我有妻子儿女，谢苗也有妻子儿女。他比我年轻，他的孩子也比我少。但他的孩子年龄还小，我却有两个已经到了可以做工的年龄，因此我们的地位除了积蓄之外是相当的。也许，我的地位甚至更有利一些。他给了三戈比，我给了二十戈比。而他给的是什么，我给的又是什么呢？我应该给出多少才能做得和谢苗一样呢？他有六百个戈比，他给了其中的一个，接着又给了两个。我有六十万卢布。若要拿出谢苗拿出的数量，我就应该拿出三千卢布，要回两千卢布的找钱，假如没有找钱，就把这两千也留给老头，画个十字继续往前走，若无其事地谈工厂里的人怎么生活，斯摩棱斯克市场的猪肝卖什么价。当时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但事情过后很久我才从中得出了那个它必然产生的结论。这个结论显得那么不寻常，那么奇怪，以至它虽然在数学上是不可置疑的，要适应它还需要时间。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一定有一个误会，可是误会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一直赖以生活的多得数不清的谬误。

正是这个结论，当我得出它并且承认它不可置疑的时候，对我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厨子的妻子面前以及在所有我曾经给过钱并且如今还要给钱的穷人面前感到羞愧的原因。

说真的，我给穷人的钱和厨子的妻子以为是我给她的钱究竟是什么呢？在多数情况下，这是我那些对谢苗和厨子的妻子来说甚至不可能用数字来表达的金钱的一个部分——多半是或者大约是百万分之一。我给得那么少，以至于我给的钱对我来说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损失。它只是我心血来潮的时候用以消遣的一种娱乐。厨子的妻子正是这样理解我的。既然我给从街上走来的人一卢布或二十戈比，为什么我就不能也给她一卢布呢？对厨子的妻子来说，这样的散发金钱和老爷们把蜜糖饼抛给人们是一回事。这是那些有很多混账钱的人的消遣。我所以觉得羞愧，正是因为厨子的妻子的误会使我一下子看到了她和所有不富裕的人一定会对我抱有的那种看法：“他扔的是混账钱，也就是说，不是辛苦钱。”

说真的，我有的是些什么钱，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这些钱一部分是我从父亲留给我的土地上收到的。庄稼人为把这些钱交给我而卖去了最后一头绵羊和母牛。我这些钱的另一部分是我写文章写书得到的。如果我的书有害的话，那么我就仅仅把人们买我的书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罪恶的诱惑，我用这些书挣到的钱就是些黑心钱。如果我的书于人有益，那么结果就更糟。我不把这些书送给别人，而是说：给我十七个卢布，那我就把这些书给你们。就像庄稼人在那边卖他的最后一头绵羊一样，我这里是穷大学生、穷教员和各种穷人为了给我这些钱而失去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这样拿到许多这样的钱，我用它们做些什么了呢？我把这些钱带进城里，只在穷人满足我那些异想天开的愿望，到城里来给我打扫人行道、擦灯、擦靴子，为我在各种工厂里做工的时候我才给他们一些钱。为了这些钱，我还要在我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上和他们斤斤计较，也就是说，我设法尽可能少地给他们钱，尽可能多地拿他们的钱。可是突然之间，我完全出人意外地开始像这样简直是平白无故地把这些钱送给这些穷人——不是全体，而是我心血来潮时想到的那些人。每个穷人都不可能不期待着今天或者会有幸成为得到我用以消遣取乐而分发的混账钱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全都是这样看我的，厨子的妻子也是这样看我的。

而我居然会糊涂到那样的地步，竟把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而另一只手扔给随意想到的人几个戈比称做善事。自然我要觉得羞愧了。

是的，在行善之前，我自己应该首先处在恶的外面，处在那些能够不再作恶的条件之中。而我的全部生活却都是恶。我就是给人十万，还不能站到那个能够行善的地位上，因为我还会剩下五十万。只有当我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能做哪怕很小的一件善事，哪怕是那一个妓女把一个病妇和她的孩子照料了三天时所做到的那种事。可我却以为这事微不足道！我还有胆量想到善事！我在利亚平夜店看见那些又饿又冷的人时第一次体验到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对这种情况是有罪的，像我这样生活是不应该的，一千个不应该，一万个不应该——唯有这一点才是真理。

十六

我好不容易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对我曾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谬误感到害怕了。我站在齐耳深的泥塘里，却想把别人拖出这个泥塘。

实际上我想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想为别人做好事，想使人不再受冻挨饿，使人能够生活得像人所应该的那样。

我想做的是这件事，可我看到由于种种我也参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我看到这种对他人劳动的享受又是这样分配的：一个人或者给他留下遗产的那个人使用的诡计越是狡猾复杂，他对别人的劳动就享受得越多，自己从事的劳动也越少。

走在最前面的是施蒂格利茨、杰尔维兹、莫罗佐夫、杰米多夫和尤苏波夫家族[13]，然后是那些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然后是中等的银行家、商人、官吏、地主，我也属于这种人。然后是下层的人，即非常小的商人、酒店老板、高利贷者、警长、巡官、教师、诵经士、店掌柜。然后是扫院工、听差、私人马车夫、运水夫、出租马车夫、货郎。最后才是做工的人，即工厂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人数和第一种人相比是十比一。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做工的人生活本来就紧张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样，可是夺走这些人的必需品并使他们陷入艰难困苦之中的种种诡计又把这种生活变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贫困；而我们这些不做工的人的生活，由于以此为目的的科学和艺术的合作，却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诱人，更有保障。我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做工的人的生活，特别是属于做工人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因为劳动强度不断增加而又缺乏与之相称的营养，简直就是在毁灭之中。这种生活连自己的第一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而与此同时，在我所属的那个不做工的阶层，生活却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后对这个阶层的连我在内的幸运儿来说，生活已经达到古人只在童话故事里幻想过的那种境地，我们成了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那样一种地位，一个人不但完全不受维持生存的劳动法则的约束，而且还有可能不经过劳动就坐享生活的一切福利，并把这个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传给自己的子孙或随便想到的某个人。我看到，人们的劳动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劳动大众的手里转到非劳动者的手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顶端，并且这种移动正以一种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加快。我看到，假如蚂蚁社会丧失了对共同法则的感觉，假如蚁冢底部的一些蚂蚁开始把劳动产品往蚁冢顶上拉，使得底部越来越小而顶部越来越大，从而迫使其它蚂蚁也纷纷从底部向顶端挤去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就和我们眼前的情形十分相像。我看到，人们追求的已经不是劳动生活，而是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包括我在内的富人正用各种各样的诡计谋取这个用不尽的卢布，为了享用这个卢布我们纷纷搬到城市里，搬到这个一无出产但却吞噬着一切的地方。为了使富人拥有这个用不尽的卢布而被抢得精光的穷劳动者也跟着他们进城，也竞相玩弄诡计，或者给自己谋一个能够少干活多享受，从而进一步加重劳动人民负担的位置，或者还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就毁了，加入那个正异常迅速地增长着的饥寒交迫的流浪汉的行列。

我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弄到了那个不断诱惑着这些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人们，因此很清楚，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而我正是在掠夺他们；另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我能够自己从来不干一点活却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为我干活。这就是我在做的事。可我自以为我怜悯人，想帮助他们。我骑在一个人的脖子上，压垮了他，还要求他驮着我走。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爬下来，却要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非常怜悯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独不用从他身上爬下来这一手段去减轻他的负担。

这个道理本来十分简单。既然我想帮助穷人，也就是说使穷人不再贫穷，我就不应该制造这样的穷人。可是我凭自己的选择给一些迷失了生活道路的穷人几个卢布，几十个卢布或几百个卢布，而为了这些卢布我又从那些尚未迷失道路的人手中夺取几千个卢布，从而使他们变得贫穷，甚至还使他们腐化。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不讲一点价钱不留半点余地为自己的地位辩护，充分地理解它，对我来说却是太难了。不过只要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责，一切原来显得奇怪、复杂、模糊、难解的东西，就全都变得十分简单明白了。最主要的是，从这个解释中引出的我的生活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混乱，难解，令人痛苦，而是变得简单，明确，令人愉快了。

我，一个想帮助别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想帮助别人，可我，晚上点着四根蜡烛玩文特牌，一直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浑身乏力，娇弱不堪，自己还要几百个人的帮助和伺候，现在却去帮助别人——帮助谁呢？帮助那些五点钟起床，睡的是木板，吃的是白菜和面包，会耕地、割草、安斧子、削木头、套大车和缝衣服的人，那些在体力、耐力、技能和自制力上都比我强一百倍的人，我要来帮助他们了！在和这些人交往时，我能体验到的除了羞愧还有什么呢？他们中间最弱的人——酒鬼，勒然诺夫公馆的房客，那种他们称做懒汉的人，也要比我勤劳一百倍。他拿别人的东西和给别人的东西所构成的比例关系，这样说吧，他的出入对照，要比我的出入对照好一千倍，如果我算一下我拿别人的是什么而给别人的又是什么的话。

我要去帮助的正是这些人。我要去帮助可怜的人。谁是可怜的人呢？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了。要知道我是个四肢无力的不中用的寄生虫，只能在一些最特殊的条件下生存，在千万个人为维持这个谁也不需要的生命而劳动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想为它治病。

我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吃，说，听；吃，写或者读（也就是说或者听）；吃，玩，吃，又是说和听，吃，又是睡觉，天天如此，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也不会做。为了使我能够这样做，就需要扫院工、庄稼汉、厨娘、厨师、听差、车夫、洗衣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且不说为使这些车夫、厨师、听差等等能有他们用来为我干活的工具和对象，如斧子、木桶、刷子、碗碟、家具、玻璃、蜂蜡、鞋油、煤油、干草、木柴、牛肉，还需要其他许多人来干活。所有这些人为了使我能够说话，吃饭和睡觉，整天整天不断地干着繁重的活儿。可我，一个虚弱不堪的人，却自以为能帮助别人，而且恰恰是帮助这些养活我的人。

令人吃惊的不是我没有帮成任何人因而感到羞愧，令人吃惊的是我居然会产生这种荒诞的念头。那女人服侍一个患病的老头，帮助了他；那位主妇把从自己的土地上挣来的面包切下一大块，帮助了乞丐；谢苗施舍了自己挣来的三个戈比，他也帮助了乞丐，因为这三个戈比真正代表着他的劳动。但我没有服侍过任何人，没有为任何人干过活，并且清楚地知道我的金钱是不代表我的劳动的。

因此我觉得，在金钱上，正是在金钱上，在对金钱的占有上存在着某种丑恶的、不道德的东西，而这金钱以及我有金钱这件事，正是我在自己面前看见的那些罪恶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我问自己：什么是金钱？

十七

金钱！究竟什么是金钱呢？

金钱代表劳动。我遇到过一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肯定地说，金钱代表拥有金钱的人的劳动。我很后悔以前我居然也糊里糊涂地同意这种看法。我必须有根有据地了解什么是金钱。为了解这一点，我请教了科学。

科学说，金钱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不公道和有害的内容，金钱是社会生活的自然条件，是：1）为便于交换；2）为规定价值尺度；3）为储存；4）为支付所必需的。

如果我口袋里有三个我不需要的多余的卢布，我只要吹声口哨就能在每个文明城市里招到一百个准备为三个卢布按我的意志去做最艰苦、最可恨和最丢脸的事情的人，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却并不是由金钱造成的，而是由各民族经济生活的一些非常复杂的条件造成的。

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现象不是由金钱造成的，而是由劳工没有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造成的。他没有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又是由资本、地租和工资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和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许多复杂关系造成的。照俄国人的说法，是有钱人能把没有钱的人搓成绳子。

但科学却说，问题不在这里。

科学说，一切生产都有土地、劳动储备（资本）和劳动三个因素参加。正是生产诸因素间的不同关系，正是前两个因素——土地和资本不在劳动者手里而在其他人手里这一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极其复杂的组合关系造成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奴役。

为什么会造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奴役？为什么会造成那个以自己的不公正和残忍使我们大家震惊的金钱王国？为什么一些人可以通过金钱统治另一些人？科学说，这是生产诸因素的划分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压迫劳动者的组合关系所致。这个答案总是使我觉得奇怪，不仅因为它避而不谈问题的一个部分——恰恰是关于金钱在这中间的意义的那一部分，而且还因为生产诸因素的这种划分在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看来总是不自然和不符合实际。

据说每一种生产都有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因素参加，这就是说，财富（或者财富的价值，即金钱）在拥有这个或那个因素的人中间可以自然而然地分配成这样：地租，即土地的价值，属于地主，利息属于资本家，而劳动工资属于工人。

事实上是这样吗？

首先，每一种生产都有三个因素参加的说法合理吗？

此刻，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我的周围正在进行干草生产。这个生产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人们对我说，是由生长干草的土地，由资本，即收割干草所需要的镰刀、耙子、叉子、大车，以及由劳动构成的。但我看到这是谎言。除了土地之外，参加干草生产的还有太阳、水、保护这些草地免遭践踏的社会组织、劳动者的知识、他们说话和理解话的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政治经济学考虑在内的生产因素。

太阳的热力同样是一切生产的因素，是一个比土地更加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可以想象出一种情况，譬如说在城市里，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用墙壁或者树木挡住别人需要的阳光。为什么太阳就不能包括在生产因素之内呢？水是另一个和土地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空气也是一样。我也能想象一些被剥夺了水和清洁空气的人，那是因为另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独占别人也不可缺少的水和空气。社会治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劳动者的衣食也是生产因素，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使各种不同工作有可能进行的教育也是这样一个因素。我真能把这些被人遗漏的生产因素写满整整一本书。究竟为什么恰恰只有这三个生产因素被选中并被当做科学的基础呢？

为什么阳光、水、食物、知识不被看做生产因素，而只有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被看做生产因素呢？无非是因为一些人享有的使用阳光、水和食物的权利，以及说话和听说话的权利极少有人争夺，而使用土地和劳动工具的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却经常有人争夺。别的理由是没有的，因此首先我看到，把生产诸因素仅仅分成三个因素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是不符合事物的本质的。

或许这种划分真是人所应该做的，甚至于凡是在有经济关系形成的地方，恰恰是并且仅仅是这三个生产因素立即变得突出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真是这样。

我所观察的是近在自己身边的俄罗斯移民，他们的人数过去和现在都达百万之多。这些移民来到一块土地上安家落户，动手干活，谁都不会想到一个不使用土地的人可以对土地享有任何权利，而土地也不会宣布任何为个人享有的权利。相反，移民自觉地认为土地是公共财产，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尽力而为地割草和耕地是理所当然的。移民为了耕地、种园子、盖房子而置办劳动工具，谁也不会想到劳动工具本身能够带来收入。资本也不会宣布任何权利，相反，移民自觉地认为任何依靠劳动工具，依靠借粮，依靠资本得来的利息都是不合理的。移民在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或者无息借贷的工具干活，人人为自己或者齐心协力地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干活，在这样的公社里绝不可能找到地租、资本的利息以及劳动工资。

我谈到人们的这种公社时并不是在幻想，而是在描述那种不仅只在俄罗斯的一些移民中间，而且在人们的自然属性尚未被别的东西破坏的一切地方都曾经发生过，今天仍在发生的情形。我所描述的是一种每个人都会觉得自然和合理的情形。人们在土地上安家落户，每个人都做自己应做的事，每个人都在挣得他为干活所需要的东西之后干着自己的活。如果人们觉得一起干活更方便些，他们就会成立劳动组合。但是无论在个别经济部门里，无论在那些劳动组合里，都不会有可以分开的生产诸因素，有的将是劳动和劳动的必要条件，即给大家以温暖的太阳，人们要呼吸的空气，要喝的水，在上面干活的土地，身上穿的衣服，填肚子的食物，木桩子，小铲子，人力犁，马拉犁，人们所使用的机器。显然，无论阳光也好，空气也好，水也好，土地也好，身上穿的衣服也好，人们使用的木桩子也好，铁锹也好，马拉犁也好，人们在劳动组合中使用的机器也好，都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而只能属于要利用阳光、呼吸空气、喝水、吃面包、遮身蔽体并用铁锹或机器干活的人们，因为所有这些东西仅仅对使用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才是需要的。因此当人们这样行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们是按人们应该那样行事的方式，即合乎理性的方式行事的。

因此，当我观察了这种正在形成的人的经济关系之后，我并不认为把生产划分为三个因素是合乎人们的实际情况的。相反，我认为这种划分不合乎人们的实际情况，不合乎理性。

或许这三个因素的划分不仅只发生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它在人口增长和文化发达的情况下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划分在欧洲社会里已经完成，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

让我们来看一下事情是否真是这样。

人们对我们说，在欧洲社会，生产诸因素的划分已经完成，也就是说，一些人占有土地，另一些人占有劳动工具，第三种人既没有土地又没有劳动工具。做工的人失去了土地和劳动工具。

我们实在是听惯了这种说法，因此对它的荒唐已不再感到吃惊。只要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个说法，就会立即看出它不合理，甚至是无意义的了。这种说法有一个内在矛盾。

劳工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他生活于其上的土地和他用以做工的工具的概念在内。

如果他不生活在土地上并且没有做工的工具，他就不会是一个劳工。这种失去土地和劳动工具的劳工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没有赖以做工的土地，没有镰刀、大车和马匹的种田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盖在土地上的房子，没有水，没有空气和用以做工的劳动工具的话，靴匠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说一个庄稼汉没有土地、马匹和镰刀，一个靴匠没有房子、水和锥子，那么这仅仅意味着有人把他从土地上赶走了，夺走了或者骗走了他的镰刀、大车、马、锥子，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有一些没有犁的种田人和没有一套家什的靴匠。

一个在旱地上的没有渔具的渔夫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有人把他从水上赶走并且夺走了他的渔具。同样，一个没有他赖以生活的土地和没有劳动工具的庄稼汉和靴匠也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在有人把他从土地上赶走并且夺走了他的工具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一些人被别人从土地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地方，有一些人的劳动工具常被人抢夺和终于被夺走，在暴力逼迫下只好用别人的劳动工具生产着他们所不需要的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性质就是这样。这仅仅意味着生产的自然属性遭到破坏的情况是常有的。假如可以把一个劳工被他人的暴力剥夺走的一切看做生产因素，那么为什么不把对占有奴隶人身的要求也认作生产因素呢？为什么不把对占有阳光、空气和水的要求也认作同样的生产因素呢？

可能有人会筑起一道墙来挡住邻人的阳光，可能有人会把河水引进蓄水池并因此污染这河水，可能有人会把别人整个看做自己的物品，但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种人的要求，即便在暴力之下得到了执行，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划分生产因素的基础，因此，把凭空捏造出来的对土地和劳动工具的占有权看做生产的一个个因素是错误的，正如把凭空捏造出来的占有阳光、空气、水和他人人身的权利看做生产的一个个因素是错误的一样。

可能有些人会声明自己有权占有土地和劳工的劳动工具，正如过去曾有人要求占有劳工的人身，现在还会有人要求独享阳光、水和空气一样。可能有些人正在把劳工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强行夺走他不断制成的劳动产品和他的劳动工具本身，迫使他不为自己而是为主人做工，正如工厂里的情形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没有土地和工具的劳工终究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人们虽然坚持了那么长久，一个人还是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物品一样。

就像确认对另一个人的人身的私有权并不能夺去奴隶追求自己的而非主人的福利这一天性一样，现在确认对土地和他人的劳动工具的私有权也不可能使劳工失去每个人要生活在土地上并且用自己个人的或公共的工具生产他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天性。

通过考察当前的经济情况，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全部东西无非是一些人要求占有土地和劳工的劳动工具，这些要求使得符合人们本性的生产条件对于某一部分劳工（绝非全体）来说遭到破坏，这些劳工被夺去了土地和劳动工具并被赶去使用他人的劳动工具。但科学绝不对我们说，这是生产法则的偶然破坏，生产法则本身还存在。经济学家断言，生产诸因素的划分就是生产的基本法则，这等于动物学家看见许多剪短了翅膀的黄雀关在一些小房子里就得出结论说，小房子、能沿轨道升降的小桶以及桶里的水是鸟类最重要的生活条件，鸟类的生活就是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

无论纸板做的小房子里关着多少剪短了翅膀的黄雀，动物学家还是不会把这纸板做的小房子看做鸟的自然属性。

无论有多少劳工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被夺走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工具，劳工要生活在土地上并且用自己的工具生产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一自然属性却不会改变。是有一些人要求占有土地和劳工的劳动工具，正像古代世界的一些人曾经要求占有他人的人身那样。但是绝不可能把人们划分成老爷和奴隶，正像古代世界的一些人曾经想要规定的那样，也绝不可能把生产的诸因素划分成土地和资本，正像当代社会的经济学家们想要规定的那样。

可是科学却把一些人想占有他人的自由的这种非法要求称做生产的自然属性。

科学不是把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却把个别情况作为自己的基础，因为希望为这个别情况辩白，就承认一个人有权占有另一个人赖以谋生的土地，有权占有另一个人用以做工的劳动工具，也就是说，承认那样一种从来不曾有过，也绝不会有，并且连其表达方式本身都带有矛盾的权利，因为一个不在土地上做工的人对土地的权利，实质上无非是一个人利用他并不加以利用的土地的权利，而对劳动工具的同一种权利，也无非是使用他并不用以做工的工具的权利罢了。

科学通过自己对生产诸因素的划分断言，劳工的自然状态正是他所处的那种不自然状态，这和人们在古代世界通过把人划分成公民和奴隶而断言奴隶的不自然地位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完全一样。这种仅仅为了给现存的罪恶开脱才被科学采用的，并且被科学当成了自己的一切研究的基础的划分，结果使科学试图对现存现象做的任何解释都落了空，因为既否定了摆在面前的那些问题的最简单明确的答案，科学只能提出一些没有任何内容的答案。

经济科学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一些有土地和资本的人能够奴役那些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人？

对健全的理性来说，答案是：这是由具有奴役人的性质的金钱造成的。可是科学否定这个答案，它说：发生这种情形不是因为金钱具有那种性质，而是因为一些人有土地和资本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我们问的是：为什么那些有土地和资本的人奴役一无所有的人？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土地和资本。

然而这正是我们要问的事呀！剥夺土地和劳动工具就是奴役。这才是回答：facit dormire quia habet virtutem dormitivam[14]。

可是生活却不停地提出自己的实质性问题，甚至连科学也看见了这个问题，在努力对它作出解答，就是怎么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基础去解答，而总是在自己的循环论证里转圈子。要作出解答，科学首先应该否定自己对生产因素的错误划分，即不再把现象的后果看做原因，应该由近而远地寻找那些构成其研究对象的现象的原因。

科学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些人被夺去了土地和劳动工具而另一些人则拥有它们？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土地和劳动工具在那些耕种土地和使用工具劳动的人手里发生了异化？

科学只要一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会产生许多全新的考虑，把以前那种伪科学的全部观点扭转过来，而不再留在无出路的圆圈里硬说做工的人的贫困地位是由地位的贫困造成的。

在普通人看来，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奴役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金钱。但科学却否定这一点，说金钱只是交换工具，和奴役人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真是这样。

十八

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在哪些条件下人民总是要有金钱而哪些条件下的人民又不使用金钱呢？

在非洲、在澳洲生活着一些像古代的西徐亚人和德列夫利安人[15]一样的人。这些人生活在那里，耕田种地，放养牲口，培育果木。我们听说他们的存在是在他们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而历史又是从征服者的到来开始的。征服者所做的事情又永远是一样的，即向土著人夺取从他们手中能够取得的一切，包括牲口、粮食、布帛，甚至男俘和女俘，把这一切带走。几年之后征服者又来了，可是土著人还没有从上次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从他们手中几乎什么东西都拿不到，于是征服者就想出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人力的办法。办法非常简单，人人都能自然而然地想到。第一种办法是人身奴役。这种办法有支配土著人的全部劳力的种种不便，还须使所有的人都有饭吃，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第二种办法，即让土著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宣布这块土地属于征服者，再把这块土地分给卫队，以便通过卫队去利用土著人的劳动。但这个办法也有它的不便之处，卫队不便支配土著人的全部产品，因此又采用了第三种和前两种办法同样原始的办法，即向被统治者强行征收一定名目的定期贡赋。

征服者的目的是向被征服者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产品。显然，要取得尽可能多，征服者就必需专取那些在这个民族的人与人之间具有最高价值同时又不占地方、便于保存的东西，如兽皮、黄金。因此征服者通常以兽皮和黄金的形式向家庭或部族征收定期贡赋，通过这种贡赋最方便地利用当地人的劳动工具。当地人的兽皮和黄金几乎被掳掠一空，被征服者只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无论财产还是劳动，互相出卖，并且出卖给征服者和卫队以换取黄金。这种情形在古代发生过，在中世纪也发生过，当前也还在发生。在古代世界，因为经常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征服，因为人们还没有人类平等的意识，人身奴役是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最普遍的手段，而且是这种奴役的重点。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亦即与之相联系的土地私有制，和农奴制部分地取代了人身奴役，奴役的重点从人身开始转移到土地上。在近代，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商业的发展，以及被看做共同货币的黄金的贩运，货币税在国家政权的努力下渐渐变成奴役人的主要工具，在这上面建立起人与人的全部经济关系。

有一本文集收入杨茹尔教授的一篇文章[16]，记述了不久以前发生在斐济群岛上的事情。即使我努力想找出一个最鲜明的例证来说明强行索取金钱是怎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主要工具，我也无法想出比这段有据可考而又发生在不久以前的真实历史更清楚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了。

斐济人生活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属波利尼西亚群岛。据杨茹尔教授说，斐济群岛由许多个小岛构成，共占地约四万平方英里。这些小岛只有一半住有居民，十五万名土著和一千五百个白人。土著居民相当早就脱离了野蛮状态，在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土著之间才能出众，是个善于劳动而且具有发展前途的民族——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在短时期就成了优秀的农人和牧民。斐济人一直过着安乐的生活，但在一八五九年新王国忽然陷入绝境，原因是斐济人和他们的代表卡卡博需要金钱。斐济王国需要四万五千美元来支付美利坚合众国要求的赔款或者说补偿，据说斐济人对若干美国公民施行了暴力。美国人为此目的派来一支分舰队，突然占领了几个最好的岛屿作为抵押，甚至威胁说要轰炸和摧毁这些殖民地，如果赔款不能在限期内交到美国代表手中的话。美国人是和传教士一起出现在斐济的最早的殖民者之一。他们看中了或者以种种口实强占了斐济群岛上一些最好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棉花和咖啡种植园，使用野蛮人从未听说过的种种契约或者通过一些特殊的包工头和人贩子雇用了大批大批的土著人。在这些种植园主和被他们看做奴隶的土著人之间免不了会有冲突，于是其中的几次冲突就成了美国索赔的借口。斐济虽然繁荣，却几乎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欧洲只在中世纪才有的那种所谓自然经济的形式，土著人彼此间不使用货币，整个商业具有纯粹的物物交换性质，以货易货，为数不多的几项公用事业税和国家税也直接以农产品的形式征收。美国人坚决要求他们拿出四万五千美元，并且威胁说不付款会有最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时候斐济人和他们的国王卡卡博如何是好呢？对斐济人来说，光是这个数字就已经大得不可思议了，更不用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卡卡博和另一些首领商量之后，决定求助于英国女王，先是求她对斐济群岛实行保护，后来干脆要求做英国的属国。但英国人对这个请求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并不急于把这个半野蛮的君主救出困境。他们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一八六〇年装备起一支专为研究斐济群岛的考察团，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值得把斐济群岛并入不列颠统治范围并且花一笔钱去满足美方债权人。

然而美国政府却继续坚持索赔，把一些最好的地方当做抵押控制在自己的实际统治之下，在看清当地人民的财富之后，又把以前的四万五千美元要价提高到九万，并且威胁说，如果卡卡博不赶快偿付，数目还要提高。可怜的卡卡博对欧洲的借贷办法一窍不通，在当时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听了一些欧洲殖民者的劝告，开始在墨尔本向商人们借钱，无论如何要借到手，不惜以任何条件，哪怕是将整个王国出让给私人也要借。于是在墨尔本应卡卡博的呼吁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这个名叫波利尼西亚公司（Polinesian[17] company）的股份公司以一些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和斐济的统治者签订了一份条约。接过对美国政府的债务并承担起在限期内还清的义务之后，这家公司得到了初次约定为十万英亩，后来又约定为二十万英亩任选的好地，为自己的一切商行、一切业务和殖民地取得了任何赋税的永久豁免权，还得到了在斐济长期开办享有无限发放纸币特权的发行银行的专有权。从这份最后签订于一八六八年的条约起，斐济人在以卡卡博为首的地方政府之外，不知不觉地又有了一个政权，即一个强大的贸易商行，它在各个小岛上都拥有大片土地，并且在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之前，卡卡博政府一直用各种实物税和向舶来品征收的少量关税等物质资料满足自己的需求。随着条约的缔结和强大的波利尼西亚公司的成立，这个政府的财政状况发生了变化。它所管辖的相当大一部分最好的土地归到了公司的手里，因此税收减少了。另一方面，如我们所知，公司还为自己取得了自由进出口任何货物的免税权，这样一来关税收入也降低了。在关税方面，土著居民，即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向来不是可以指望的纳税人，因为除了少量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之外，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欧洲商品，而现在，由于许多最有钱的欧洲人和波利尼西亚公司一起获得了关税豁免权，国王卡卡博的收入更加变得微乎其微，他不得不为如何补充收入而忧心忡忡。于是，卡卡博又开始和自己的白人朋友们商量，看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灾难的发生，而他得到的劝告是在国内征收第一次直接税，以便用大约是货币税的形式减轻自己的负担。税种被定为普遍税或人头税，税金是诸岛上凡男子交一英镑，凡女子交四先令。

我们已经说过，斐济群岛直到现在还存在自然经济和易货贸易。拥有金钱的土著人寥寥无几。他们的财富完全是由各种各样的原料和畜群构成，而不是由金钱构成。然而新税法却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得在一定期限内交出税金，这税金对于一个有家庭的土著人总的来说又是极其可观的。在这之前土著人除了劳役之外从没有为政府承受任何个人负担的习惯。以前有过的一切赋税都是以他所属的村社或村庄的名义缴纳的，都是以作为他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地上出的。他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去找白人殖民者弄钱，也就是去找商人或种植园主，他不得不按任何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因为收税人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收到税金；或者不得不用未来的产品作抵押向商人借钱，当然，商人是要为这些钱收取最黑心的利息的；或者不得不去找种植园主，把自己的劳动卖给他，也就是说给他当雇工。但大概是由于同时出现了很大的劳动力供应量，斐济岛上的工资非常低。据该地行政当局的记载，成年男子一星期的工资不超过一先令，或者说一年的工资不超过两镑十二先令。一个斐济男人仅仅为了得到一点钱，一点只能用来替自己而谈不上替全家纳税的钱，就必须抛下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土地和产业，跑到另一个经常是很远的地方，跑到另一个岛上，让种植园主奴役自己至少达半年之久，挣到需要用来缴纳新税的那一镑钱。而为了替全家纳税，他必须去寻找别的手段。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从十五万臣民手里卡卡博总共才收到六千英镑。于是对赋税的勒索加紧了，那是前所未有的事，一系列强制措施付诸实行了。以前廉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和白人种植园主勾结起来，种植园主开始操纵整个国家。斐济人如果不纳税，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除了判他承担诉讼费用之外，还得监禁半年以上。那个白人先表示愿意偿付被判刑者的税款和诉讼费用，他的种植园就代行这个监狱的作用。这样一来，白人又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要多少就能有多少。起初这种强迫劳动的期限还只是半年，可是到后来，受了贿的法官们发现可以把强迫劳动甚至规定成十八个月，期满后还可以重新再判。在极短的时间内，仅仅几年的工夫，斐济居民的经济状况就完全改变了。大片大片繁荣富足的地区变得人烟稀少，极端贫穷。所有的男性居民，除了老弱之外，为了挣到纳税用的钱或者根据法庭的宣判全都在外边为白人种植园主干活。斐济的妇女几乎是不干任何农活的，因此由于男人的缺乏，田园渐渐荒芜了，或者完全弃之不顾了。几年下来斐济人就有一半成了白人殖民者的奴隶。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斐济人再次向英国提出了请求。许多最有名望的人物和首领联名写了一份新的呈文递交英国领事，请求让斐济人加入英国国籍。在这之前，有赖于科学考察，英国不但研究过，甚至还测量了斐济群岛，对地球上这个美妙角落的自然资源作出了恰当的估计。由于这种原因，这次谈判总算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八七四年，尽管美国种植园主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英国还是正式接管了斐济诸岛，把它们划进了自己的殖民地。卡卡博死了，他的后继者们领到一笔小小的退休金。诸岛的治理权交给了南威尔士总督鲁宾逊爵士。

在并入英国的第一年，斐济没有自己的政府，完全处在派来一名行政长官的鲁宾逊爵士的支配之下。把诸岛收为己有之后，英国政府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满足对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期望。土著人当然首先希望废除可恨的人头税，而白人殖民者（美国人）对英国统治抱不信任的态度，一部分白人殖民者（英国血统的）则希望得到一切好处，比如承认他们对土著人的统治，肯定他们对占地的神圣权利等等。然而英国当局十分胜任它的职责，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废除了那个使土著人成为少数殖民者的奴隶的人头税。但鲁宾逊爵士立刻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人头税是必须废除的，斐济人正是为了逃脱它才求助于英国政府。然而照英国殖民政治的常规，殖民地又应该能够自给自足，即为满足行政开支找到自己的手段。随着人头税的废除，斐济的全部收入（关税收入）不超过六千镑，而行政开支每年至少需要七万镑。因此在废除人头税之后，鲁宾逊爵士又想出了一个labour tax，即劳役，斐济人都必须服劳役。但是劳役也没有换来为供养鲁宾逊和他那些助手需要的七万镑。直到派来一个新的总督戈登，事情才有了进展。戈登终于悟出，为了能从居民手里取到必须用来养活他和他那些官吏的金钱，在岛上流通的货币未达到需要的数量的情况下不应该先索取金钱，而应该先夺取土著人的劳动产品，自己去贩卖这些产品。

斐济人生活中的这段悲惨经历最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金钱和金钱的意义何在。它表明了奴役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大炮、威胁、杀人和掠夺土地，而主要的手段是可以代替其他一切的金钱。

那种应该在一部记述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纲要中贯穿许多个世纪的东西，在这里，在金钱暴力的各种形式都已完备地发明了出来的情况下，集中表现在一个十年里面了。这幕戏是以美国政府派出军舰开始的。这些军舰载着填满火药的大炮驶到美国政府想去掠夺的那些居民的岛边。这次威胁的借口是金钱，但戏的开端却是大炮瞄准所有的居民，完全清白无辜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男人。这种现象就是现在还在美洲、中国和中亚细亚不断重演。这也是一幕在一切民族的一切被征服史上反复演过的开场戏：要钱还是要命？要四万五千美元——后来变成九万美元，还是要大屠杀？但斐济没有九万美元，美国人才有。于是就拉开了戏的第二幕：应该使屠杀延期，把可怕的、集中在一个短时间里的血腥屠杀化解成一种较为隐蔽而哪怕更为长久的苦难。土著人和他们的代表寻求用金钱奴役代替屠杀的手段。他们借钱了。那种种已经发明出来的用金钱奴役人的形式立即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一样开始大展身手，五年之内便大功告成。土著人不但丧失了使用自己土地的权利，丧失了自己的财产，而且还丧失了自由。人们变成了奴隶。

接着又拉开了第三幕。情况变得万分严重，不幸的人们渐渐听说可以更换主人，到另一个主人手下当奴隶（关于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事再也不用想了）。于是土著人给自己请来另一个主人，他们投靠这个主人，求他改善一下他们的处境。英国人来了，看见统治这些岛屿使他们能够养活繁殖过多的寄生虫，因此英国政府把这些岛屿连同其居民收为己有，但不是以人身奴役的形式收下他们，甚至也没有收土地，没有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助手。这些陈旧的方法现在已经用不着了。需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即让他们缴纳贡赋。这贡赋一方面应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劳动者无法摆脱奴隶地位，另一方面又能喂饱大量无所事事的寄生虫。

斐济人必须缴纳七万英镑。这是英国同意把斐济人从美国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根本条件，这同时也是充分奴役这些居民的唯一需要的条件。可是，斐济人处在现在这种状况是无论如何也付不出七万镑的。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英国人暂时改变了这个要求，收取一部分实物，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在货币更为通用的情况下再使征收的钱达到规定的数额。英国的做法已经和以前的公司不同了。以前的公司做起事来就像野蛮征服者初次来到野蛮岛民那里，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地抢，抢了就走。而英国的做法却像一个更有远见的奴役者，他不把会生金蛋的母鸡马上杀死，反倒去喂它一阵，因为他知道这母鸡是只下蛋鸡。英国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松缰绳，以便日后再把斐济人永远勒得紧紧的，使他们陷入被金钱奴役的境地。许多欧洲民族和文明民族正是处在这种境地，在这种境地中是没有指望获得解救的。

金钱是一种无害的交换手段，不过不是在通过暴力强行征收的时候，不是在国家的海岸上立着一门门填满火药瞄准居民的大炮的时候。只要金钱是强行征收的，是用炮筒子逼出来的，就必不可免地要重演斐济诸岛上发生的那种事，那种自古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重演并仍在重演的事。古代的王公对德列夫利安人是这样，所有的政府对他们的人民都是这样。有权对别人施行暴力的人都会通过强行索取数量大得堪使那些受暴虐者变成强暴者的奴隶的金钱来做这种事。非但如此，总是会发生在英国人和斐济人之间发生过的那种事，这就是说，强暴者在索取金钱的时候，虽然应使所索的金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以便继续奴役下去，但他们总是宁可越过这个限度也不愿不达到这个限度。他们虽在有道德感和本身摆脱了对金钱的需要时才会达到这个限度而不越过这个限度。凡在他们没有道德感的时候，凡在他们虽有道德感但自己还需要金钱的时候，他们就总是会越过这个限度。各国政府则总是会越过这个限度，这首先是因为对政府来说不存在道德感，其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因为各国政府由于进行战争和必须赐给自己的帮凶们一些小恩小惠而总是急需用钱。所有的政府永远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因此他们即便有愿望，也不可能不去实行十八世纪一位俄国国务要人所说的那样一条准则，即应当压榨农民，不让他们长得浑身是膘。所有的政府都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并且这种债务总的来说（不计它在英国和美国的偶然减少）正在以可怕的级数一年年地不断增长。预算，即必须用于同其他一些强暴者作斗争以及用金钱和土地赏赐自己那些帮凶的开支，同样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土地的租金也同样在不断增长。而劳动工资却不增长，倒不是因为盈利法规，而是因为存在着强制征收的国家和土地的贡赋，这种贡赋的目的就是要夺走人们手中的全部剩余，逼迫他们为满足这一要求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因为享用这种劳动正是征收贡赋的目的。而享用这种劳动，又只有在社会需要的金钱比劳动者在不失温饱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更多时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工资会取消奴役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有暴力在，劳动工资就永远不可能提高。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产生的这种简单而明白的作用被一些经济学家称做铁的规律[18]。而造成这种作用的工具被他们称为交换手段。

金钱这种无害的交换手段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必须有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在没有人强行索取货币赋税的地方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会有现在这种意义上的金钱，而是像斐济人、吉尔吉斯人、非洲人、腓尼基人和一切不缴纳赋税的人从前的情形一样，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只有或者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是偶然的价值符号，如绵羊、毛皮、兽皮和贝壳呢？据今所知的任何货币，都只在有人向大家强行索取它们的时候才会在人们之间流通。只有在那时它们才成为人人需要用来赎免暴力的东西，只有在那时它们才获得经常的交换价值。因此那时获得价值的并不是一种便于交换的东西，而是一种为政府所需要的东西。需要的是黄金——黄金就会有价值，需要的是羊拐子——羊拐子就会有价值。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种交换手段的发行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当局的一项特权呢？人们，假定说斐济人，早已规定了自己的交换手段，请你们让他们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和东西去进行交换吧，你们，拥有政权即暴力手段的人们，请不要去干涉这种交换吧。可你们要去铸造这些硬币，同时不许任何人铸造同样的东西，你们像我国的情形一样，仅仅印刷一些纸票，描上帝王的头像，署上特殊的签名，用死刑来惩办这种货币的伪造者，把这些货币分送给自己的助手，以国家税和土地税的形式向人征收这样的钱币或带有同样署名的纸币，并且征收得那么多，使一个劳动者为得到这些纸币或这些硬币必须付出自己的全部劳动，可你们还要我们相信这些金钱是我们必须用来作为交换手段的。

人人都是自由的，一些人并没有压迫另一些人，并没有迫使他们当奴隶，仅仅是社会上存在着金钱，存在着铁的规律，那种决定了盈利必定不断增多而劳动工资必定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规律！俄国庄稼汉的半数（半数以上）为交种种直接税、间接税和土地税正在沦为地主和工厂主的苦工这一事实，根本不说明用暴力征收上交给政府及其助手和地主的人头税款、间接税款和土地税款会迫使劳工变成征收金钱者的奴隶（这是明摆着的），而是说明存在着金钱——交换手段——和铁的规律！

过去的农奴没有自由，我能强迫万卡去做任何工作，如果万卡拒绝，我就送他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就会用鞭子抽他……一直抽到万卡屈服为止。然而，如果我强迫万卡做他力所不及的事，同时又不给他土地，不给他食物，事情就会闹到长官那里，我必须对此负责。现在农奴自由了，但我能强迫万卡、西多尔卡和彼得鲁什卡去做任何工作，如果他拒绝，我就不给他钱去交税，他就要吃鞭子……一直到他屈服为止。除此之外，我还能强迫德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来为我干活，办法是，如果他不服从的话，我就不给他钱去租土地或买粮食，因为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粮食。即使我强迫他在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干他力不能胜任的活儿，让他累死，也没有人会对我说一句话。如果除此之外我还读过几本政治经济学的书，那么我还能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金钱不会产生奴隶制。

庄稼汉们早就知道，用卢布打人比用大棒打人更疼。只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不愿意看见这一点。

说金钱不会造成奴役，这和半个世纪以前说农奴制不会造成奴役毫无二致。政治经济学家们说，虽然一个人掌握金钱就能奴役另一个人，金钱仍然是无害的交换手段。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虽然农奴制会奴役人，但农奴制仍不是奴役手段，而是无害的相互效劳的手段呢？一些人提供粗重劳动，另一些人关心奴隶们的肉体和精神福利，关心工作设施。甚至有人的确这样说过。

十九

如果政治经济学这门假想的科学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和一切法学所从事的工作一样——为暴力辩护，它就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财富的分配，以及剥夺一些人的土地和资本，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都取决于金钱，现在一些人仅仅是通过金钱享有另一些人的劳动，也就是说奴役他们。

我再说一遍：一个人有钱就能买进所有的粮食而使另一个人饿死，使他为了粮食受到十足的奴役。这样的事正以巨大的规模在我们眼前发生。

似乎应该去寻找这些奴役现象与金钱的联系，可是科学却信心十足地断言，金钱与奴役人没有任何联系。

科学说：金钱是一种商品，和其他任何具有生产价值的商品一样，区别仅仅是这种商品被选中为最便于规定价格、储存和支付的交换手段。譬如说，一个人做了许多靴子，另一个人种了许多粮食，第三个人养了许多绵羊，为了使他们便于交换，就制出了代表着相应的劳动份额的货币，通过货币用鞋掌换取羊胸脯肉和十磅面粉。

从事这门假想科学的人非常喜欢把情况设想成这样，可是这样的情况世界上却从来没有过。这种关于社会的想象和以前的哲学家喜欢对原始的、未被破坏的、完美的人类社会的设想完全一样。可是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一切有金钱作为货币的人类社会里，从来都有强者和手持武器者对弱者和手无寸铁者施加的暴力，而哪里有暴力，哪里的价值符号——形形色色的货币、牲口、毛皮、兽皮、金属就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失去这种意义而获得赎免暴力的意义。金钱无疑是具有科学所列举的那些无害性质的，但是它们实际上只在不会出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暴力的现象的社会——即理想社会——才具有这些性质。然而在那种社会里，作为货币，作为一般价值尺度的金钱却根本不会产生，正像在一切未遭受过普遍的国家暴力的社会里不曾有过金钱也不可能有金钱一样。

在我们知道的一切有金钱的社会里，金钱获得交换的意义仅仅是因为充当了暴力手段。它们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充当交换手段，而在于为暴力效劳。可见，只要有暴力，金钱就不可能充当真正的交换手段，因为它们不可能是价值的尺度。它们不可能是价值的尺度又是因为只要社会上有一个人能够夺取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这个尺度就立即遭到破坏。如果把由主人自己养大的和从另一些主人手里夺来的马匹和母牛一起牵到马市上，那么显然，这个市场上的牛或马的价值就不会和养大这些牲口的劳动相一致，并且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也会随这个变化而相应地变化，金钱也就无法确定这些东西的价值。除此之外，如果能用暴力获取母牛、马匹和房子，那么就同样能用暴力获取金钱本身，并且为了金钱获取任何劳动产品。如果金钱本身是通过暴力获得，而且是用来买东西的，那么金钱就与交换手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夺取金钱和付出金钱去购买劳动产品的强暴者不是在交换，而只是通过金钱去拿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

就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想象出来的不可能有的社会，在那里没有施加在人们头上的普遍的国家暴力，而金钱——白银或黄金真的具有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意义的话，那么只要一出现暴力，金钱也会立即丧失自己的意义。强暴者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社会。这个强暴者假定说既要夺取当地居民的母牛和马匹，又要夺取他们的房子，但他要占有这一切不太方便，因此自然会想到向当地人夺取在他们中间相当于任何一种价值并且能够换取任何物品的那种东西，恰恰就是金钱。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钱的意义就会在这个社会中立即失去立足之地，因为任何物品的价值尺度都将由征服者随心所欲地来规定。那种对征服者较为有用、征服者会为之多付钱的东西就会获得较高的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在一个受暴力控制的社会里，金钱对强暴者来说立即获得作为暴力手段的主要意义，对受暴虐者来说则保持着交换手段的意义，而且只是在对强暴者有利的情况下。

我们不妨把事情放在一个小范围中加以说明。一些农奴向一个地主交纳麻布、母鸡、公羊，并且给他打短工。地主把实物贡赋改成了货币，并给应交纳的各种实物规定了价格。没有麻布、粮食、牲口和劳动人手的人可以上交一定数量的货币。显然，在这个地主手下的农民村社里，各种东西的价值都由地主随意规定。地主要使用这些收敛来的东西，一些东西对他比较有用，另一些东西则不太有用，他正是根据这一点给这些东西定出较高或较低的价格。显然，只有地主的意志或者需求在确定纳税者之间的这些物价。如果地主需要粮食，他就给不交纳一定数量粮食的权利规定较高的价格，而给不交纳麻布、牲口和不提供劳力的权利规定便宜的价格。这样一来，没有粮食的人就会出卖自己的劳力、麻布和牲口，以便买些粮食交给地主。如果地主想把一切贡赋都变成货币，那么各种物品的价格便都不可能取决于它们的劳动价值，而是第一，取决于地主要求的货币数额；第二，取决于农民生产的东西哪些对地主更有用，地主因而会对哪些东西付较多的钱，对哪些东西付较少的钱。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地主向农民征收货币对农民之间的物价没有影响：第一，这个地主的农民与世隔绝，除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第二，地主拿了钱不买本村的东西，而去买本村以外其他地方的东西。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物品的价值虽然在名义上变动了，但相对地来说还是符合实际的，货币也是具有价值和交换尺度的意义的。但是如果农民和他们周围的居民也有经济关系，那么第一，他们的产品价值对于邻居来说是大是小就将取决于地主索金数额的多寡（如果向邻人索取的金额比向他们索取的少，那么他们的产品就会卖得比邻居的产品便宜，反之亦然）；第二，地主向农民征收货币只有在地主不用收敛到的钱购买自己农民的产品时才不对产品价值产生影响。如果地主用钱去购买自己农民的产品，显然，这些农民之间的各种物价关系就会经常地随着地主购买这种或那种物品发生变化。假定有一个地主规定了非常高的代役租，而邻村的地主却定得低，显然，第一个地主辖内的所有物品都会比第二个地主辖内的来得便宜，而这两个地区的物价都将仅仅取决于两处代役租的高低。这是暴力对价格的一种影响。由这种影响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在于一切物品的相对价值。假定有一个地主喜欢马并且愿意出大价钱买马，另一个地主却喜欢毛巾并且愿意出大价钱买毛巾。显然，在这两个地主的领地中马和毛巾都会很贵，这两样东西的价格会和母牛及粮食的价格不成比例。明天爱毛巾的地主死了，他的继承人会爱母鸡，显然毛巾的价格就要下跌而母鸡的价格就会上涨。

凡是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人对另一些人施加暴力的地方，金钱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立即会服从于强暴者的随心所欲，而它们作为交换劳动产品的手段的意义也会为另一种意义——享用他人劳动的最方便的手段所取代。强暴者需要金钱并不是为了交换——他无须交换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为了规定价值尺度——他本人就能规定这些尺度。他需要金钱仅仅是为了便于行使暴力，因为金钱可以储存，用金钱也最容易使最大数量的人受到他的奴役。为了无论何时一有需要就能有马有牛有羊而去夺取所有的牲畜是不方便的，因为还必须喂养它们。粮食的情况也一样，因为粮食会变质。劳力和劳役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需要成千的雇工，有时候却一个也不需要。向那些没有金钱的人索取金钱能够避免所有这些不方便而又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仅仅为了这一点强暴者才需要金钱。此外，强暴者需要金钱还为了使自己享有他人劳动的权利不局限于某一些人，而是扩展到所有需要金钱的人。没有金钱参与的时候，每一个地主都只能享有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一旦两个地主商量好向自己的农奴征收农奴所没有的金钱的时候，他们俩就能毫无分别地享用两个领地里的所有人力了。因此，强暴者认为用宣布征收金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他人劳动的一切要求是更加方便的，仅仅是为了这一点强暴者才需要金钱。而对于受暴虐者来说，对于一个被夺去劳动的人来说，不可能为了交换需要金钱——他不用金钱就能交换，正如一切没有政府的民族都进行过交换一样；也不可能为了确定价值尺度需要金钱，因为别人在确定价值尺度时总是把他撇在一边；也不可能为了储存需要金钱，因为一个被夺去劳动产品的人是不可能储存的；也不可能为了支付需要金钱，因为一个受暴虐者总是支大于收，就是在收的时候，人们支付给他的也不是金钱，而是商品，如果一个雇工在自己老板的铺子里领工钱的话。即便他把自己的全部工钱拿到任随什么店铺里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情况还是一样。人们向他索取金钱，并且对他说，如果他不付钱，就不给他土地和粮食，或者还要夺走他的母牛和他的房子，把他派出去做工，或者送他坐班房。他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力或儿女的劳力才能避免这种情形。而他在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的劳力的时候所按的价格又不是由正常的交换规定的，而是由向他索取金钱的政权规定的。因此，尽管有这种种小则见于几个地主大则，遍及许多国家的古今各地不断反复出现的条件，使贡赋或赋税得以对价值产生影响，尽管在这种种条件之下，价值变动的原因就像木偶抬脚落脚的原因在一个向幕后观察的人眼里一样清楚，面对着这些条件还要谈论金钱是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至少是令人吃惊的。

二十

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根本原因仅仅在于一个人能够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他只要牢牢抓住这个令人生畏的地位不放，就能强迫另一个人去执行他的意志。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只要存在着人奴役人的现象，即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按另一个人的意志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它的原因就只能是以剥夺他人生命的威胁作为基础的暴力。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劳动给了别人，自己却不够吃，把年幼的孩子送去干重活，自己也离乡背井，一辈子从事自己憎恨，自己不需要的劳动，就像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而被我们称为有教养的世界里发生的情形一样，那就一定可以说，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有人威胁他说，他不做就要他的命。因此，在我们这个大多数人虽然穷得要命却还做着自己憎恨，自己不需要的工作的有教养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正受到以剥夺生命的威胁为基础的奴役。

这奴役是怎么一回事？剥夺生命的威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时候，奴役的方式和剥夺生命的威胁是明摆着的。那时奴役人的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方式，即直接以刀剑杀人相威胁。手持武器的人对手无寸铁的人说：我可以杀死你，就像你看见我刚才杀死了你的兄弟一样，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可怜你，第一，因为对我来说杀你是不愉快的；第二，因为对你我来说，你为我做工比你被杀死更有利。所以，你去做我吩咐的一切事情吧！如果你拒绝，我就杀死你。于是手无寸铁者就对手持武器者俯首听命，去做手持武器者命令他做的一切事情。手无寸铁者做工，手持武器者威胁。这就是最早出现在各民族中间并且至今还能在一些原始民族那里遇到的人身奴隶制。这种奴役人的方式产生得最早，但是随着生活的复杂化，这种方式也在不断变形。在生活变得复杂的情况下，这种方式给强暴者带来了种种极大的不便。强者为了享用弱者的劳动，就必须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也就是说维持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做工，而这就限制了被奴役者的人数。除此之外，这种方式还迫使强暴者经常不断地对被奴役者以杀头相威胁。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奴役方式。

据《圣经》所载，这种比较方便和通用的新的奴役人的方式是在五千年前由俊美的约瑟发明的。[19]这种方式和近代人用来驯服悍马和动物园的野兽的方式一样。这种方式就是饥饿。

［…………］

以前，法老为了享用他人的劳动，必须用强力迫使人们来为他做工。而现在，当法老有了储备和土地的时候，他只需要花力气保存这些储备，他用饥饿就能迫使人们来为他做工。

土地完全掌握在法老的手里，储备（夺来的那一部分）也总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再用刀剑把人一个个地赶来做工，而只消花些力气保存好储备。人们便不是被刀剑所奴役，而是被饥饿所奴役了。

在饥荒的年头，所有的人都可能因法老的意志饿死，而在无饥荒的年头，一切由于偶然的不幸没有储备粮食的人也可能饿死。

这样就渐渐形成了第二种奴役方式。它不是直接通过刀剑，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强者凭借杀人的威胁驱赶弱者来做工，而是通过强者用刀剑夺取储备并守护它们，从而迫使弱者为了糊口而卖身做工的方式来奴役人。

约瑟对挨饿的众人说：我能使你们饿死，因为我有粮食，但是我可怜你们，这仅仅是为了让你们为得到我能给你们的粮食而去做我所吩咐的一切。

要使用第一种奴役方式，强者所需要的仅仅是拥有一批武士，让他们经常在居民中巡视，用死亡的威胁逼迫居民执行强者的要求。要使用第一种方式，强暴者只需要和这批武士分赃。而在使用第二种方式的时候，强暴者除了需要用来守住土地和粮食储备不让饥民得到的武士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帮手，即大大小小的约瑟，粮食的管理人和发放者。强暴者必须和他们分赃，给约瑟锦缎衣裳、金戒指和女仆，给他的兄弟和亲属粮食和白银。此外，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暴力的参加者在这第二种方式之下不仅仅是主使人和他们的亲属，而且还包括一切拥有粮食储备的人。就像在使用基于野蛮暴力的第一种方式时暴力的参加者是一切拥有武器的人一样，在使用这种基于饥饿的方式时，一切拥有粮食储备的人都参加了暴力，并对没有粮食储备的人进行统治。对强暴者来说，这种方式比起第一种方式具有以下好处：其一，也是主要的一点，他已经没有必要用强力迫使做工的人来执行他的意志，劳工会自己送上门来卖身于他；其二，能逃脱他的暴力的人，数目变得更少了。对于强暴者不利的方面仅仅在于使用这种方式他就得和较多的人分赃。对受暴虐者来说，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受暴虐者可以受到较少的野蛮暴力，可以自由行事，总是能够希望，而有时在幸运的情况下也的确能够从受暴虐者转变成强暴者。对他们不利的方面则在于他们永远无法逃脱一定程度的暴力。奴役的这种新方式通常是和老方式一起使用的，强者往往根据不同程度的需要压缩一种方式和扩大另一种方式。但就是这种奴役方式也不能完全满足强者尽量多地夺取最大数量做工的人的劳动产品和尽量奴役更多的人的愿望，而且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生活条件。于是发明出又一种新的奴役方式。新的亦即第三种方式是贡赋的方式。这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一样，也建筑在饥饿之上，但在通过剥夺粮食来奴役人的手段上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其他必需用品的剥夺。强者指定奴隶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在强者手里，要得到货币，奴隶们不但必须卖掉比约瑟过去指定的五分之一还要多的粮食储备，而且还须卖掉各种生活必需品：肉类、皮革、羊毛、衣服、燃料，甚至房子，因此强暴者总是能使奴隶们依从自己，不只是通过饥饿，而且通过干渴，通过寒冷，通过各种各样的剥夺。

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的第三种形式——金钱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在于强者可以对弱者说：我能对你们每个人为所欲为，就是说，我能直接用枪杀死每一个人。我能通过夺取你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来杀人，我能用你们必须交给我的货币买下你们赖以为生的所有粮食并把它卖给外人，随时随地都能把你们全都饿死。我能夺走你们的一切，夺走你们的牲口、住宅和衣服。但我这样做起来不方便也不愉快，因此，正如你们希望的那样，我让你们大家自己处置你们的工作和劳动产品。不过你们得交给我一定数量的货币，我或是按人头，或是按你们所占的土地，或是按你们的食物或饮料或衣服或房子的数量把对这些货币的要求分摊给你们。把这些货币交给我吧！你们彼此之间尽可以随意行事。但是要知道，无论是寡妇、孤儿、病人、老人还是遭受火灾的人，我都不会给予保护。我将保护的仅仅是这些货币的如数收回。谁能如数交给我规定的款项，谁才能在我面前无罪，也才能得到我的保护。而如何得到这些款项，对我来说全都一样。

强者只要发发这些货币，作为他的要求已经得到执行的收据。

［……］对强暴者来说，这种方式和第一种、第二种方式比起来有以下好处：

其一，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方便和更多地夺取劳动产品，因为货币税就像螺丝钉，轻而易举地就能旋得极紧，只要下金蛋的母鸡不至送命就行。因此，无须像约瑟时代那样等什么荒年，而是永远可以制造荒年。

其二，使用了这种方式，暴力就可以遍及一切以前逃脱了暴力的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以前只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来换取粮食，现在呢，除了用来换取粮食的那一部分劳动之外，他们还必须交出另一部分劳动给强暴者纳税。强暴者的不利则在于使用这种方式时他必须和更多的人分赃，不仅自己的直接帮手更多了，而且第一，通常出现在这第三种方式下的个体地主也更多了；第二，还得和拥有取自奴隶的货币的本民族甚至是外民族的一切人分赃。

受暴虐者的好处比起第二种方式来只有一个——他可以从强暴者那里得到更大的人身自由，想住在哪里就能住在哪里，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播种也行，不播种也行，无须报告自己的工作。只要有钱在手，他就能认为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人，就能经常希望得到不但是独立者而且是强暴者的地位，只要手里有，哪怕是暂时有多余的钱或者用多余的钱买来的土地。他的不利是，总起来说使用第三种方式会使受暴虐者的处境变得艰苦得多，他们会丧失更多的劳动产品，因为使用第三种方式时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数会变得更多，因此养活他们的重担就会落到更少的人的肩上。

第三种奴役人的方式也很古老，它往往和前两种方式一起使用，并不完全排斥它们。

所有这三种奴役人的方式从来没有停止生存。所有这三种方式都能比作拧在一块木板上的螺丝，而这块木板就在做工的人的头上，并且压迫着他们。少了中间那颗最根本、最主要的螺丝，别的螺丝就拧不上去，而中间的这个螺丝就是最先拧上而从不松动的那颗，是人身奴隶制的螺丝，是一些人通过用刀剑杀人的威胁来奴役另一些人的螺丝。跟在第一颗之后拧上去的第二颗螺丝是通过靠杀人的人身威胁来维护的对土地和食物储备的掠夺来奴役人。第三颗螺丝是通过索取人们所没有的货币来奴役人，它也靠杀人的威胁维护。所有这三颗螺丝都拧在板上，把一颗拧得紧一些只会使其余两颗松一些。为了充分奴役一个做工的人，三颗螺丝都少不了，所有三种奴役方式都少不了。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三种奴役方式齐用，总是三颗螺丝一齐拧紧。

通过人身暴力和用刀剑杀人的威胁来奴役人的第一种方式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只要有一些人在奴役另一些人，它就永远不会消灭，因为任何奴役都是建筑在它上面的。我们总是天真烂漫地相信人身奴隶制在我们文明世界早已消灭，它的最后残余在美国和俄国早已消灭，现在只有野蛮人那里才有奴隶制，而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只不过我们忘记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忘记了有几万万常规军在，没有这些军队就不会有任何国家，消灭了这些军队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必不可免地要崩溃。而这几万万士兵如果不是他们那些操纵者的奴隶又是什么人？难道这些人不是在经常付诸实行的酷刑和死亡的威胁之下被迫执行统治者的全部意志？区别仅仅在于，人们不把这些奴隶的服从称做奴隶制，而是称做纪律。以前的人从生到死都是奴隶，而这些人却只有较长或较短的所谓服役期。人身奴隶制在我们这些文明社会中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最近以来随着普遍兵役制的推行还有了加强。它以前是什么样，现在仍是什么样，只不过略微变化了一下形式。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奴役另一个人，就会有人身奴隶制存在，就会有通过刀剑的威胁来维护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的现象存在。也许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这种奴隶，即军队，对祖国的安全和光荣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它的这种用处却更值得怀疑，因为我们看见它是怎样经常在失败的战争中为奴役祖国和侮辱祖国效力的。然而这种奴隶制对维护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有用却毫无疑问。让爱尔兰人或俄国庄稼汉去占据地主的土地好了，军队会开来把土地收复。让你们去开设酿酒厂或啤酒厂而不交税好了，士兵会来把工厂查禁的。你们试试看不纳税吧！下场也将同样。

第二颗螺丝是通过夺取人们的土地因而也夺走他们的粮食储备来奴役人的方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凡有人受奴役的地方也总是有这种奴役方式存在，无论它怎样变形，它总是无所不在。有时是全部土地属于君主，如土耳其那样，十分之一的收获物要被掠入国库；有时是一部分土地属于君主，从这些土地上收敛赋税；有时是全部土地属于少数人，如英国那样，靠土地征收劳务股份；有时是大部分或小部分土地属于大地主，如俄国、德国和法国都是那样。但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奴役对土地的侵占。这颗奴役人的螺丝可随另外两颗螺丝的松紧而松紧。例如在俄国，当人身奴隶制涉及大多数做工的人时，土地奴役曾经是多余的，但仅在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这两颗螺丝拧紧的时候，人身奴隶制的螺丝才在俄国放松了。本来是把所有人都挂在社会的名下，刁难移居和任何搬迁，把土地占为己有或分给私人了，然后再让人们“自由”。在英国，主要实行的是土地奴役，因此土地国有化问题仅仅是要拧紧赋税的螺丝而旋松土地奴役的螺丝。

第三种奴役方式——通过进贡和纳税——在过去也同样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货币在各国流行和国家权力的强化，它仅仅是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完善，它正要替代第二种奴役方式，即土地奴役方式。这颗螺丝拧紧了，土地那颗螺丝就会松开，这种情形在全欧洲的经济状况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俄国亲身经历了奴隶制从一种形式过渡为另一种形式的两次转变。当农奴得到解放而大部分土地所有权留给地主的时候，地主曾经担心他们对奴隶拥有的权力会从手中溜走。但是经验证明，他们只需放掉人身奴隶制的旧锁链而抓起土地奴役的新锁链就行了。

庄稼汉的粮食不够吃，而地主却有土地和粮食储备，因此庄稼汉仍旧是原先的奴隶。

第二次转变是，在政府用苛捐杂税把另一颗螺丝，即赋税螺丝，拧得非常紧的时候，大多数做工的人就不得不卖身给地主，进工厂当奴隶。新形式的奴隶制把人民压榨得更紧，百分之九十的俄国劳动人民之所以跑到地主和工厂主那里去做工，仅仅是因为各种国家税和土地税迫使他们这样做。这一点清楚到了如此程度，只要政府一年不征收那些直接税、间接税和土地税，在他人的田地上和工厂里进行的工作就会全部停止。

俄国人十个有九个是在收税的时候被赋税逼着受雇的。

所有这三种奴役人的方式过去始终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但是人们一旦给这些方式作出新的辩解，就总是希望不再发现它们。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代为一切充当基础的方式，恰恰是那颗维持一切的螺丝不被人们发现。

在古代世界整个经济结构维系在人身奴隶制上的时候，就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无法看到它。色诺芬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斯多德也好，罗马人也好，都觉得这一切不可能不是这样，觉得奴隶制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和自然结果，而人类没有战争是不可思议的。

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甚至直到近代，人们还没有看到土地私有制的意义和由此而产生的维系着中世纪整个经济结构的奴隶制。现在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谁都没有看到，甚至于不愿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大多数人的奴役正是维系在政府向臣民征收的种种国家和土地的货币税上——这些税是通过行政机关和军队来征收的，而军队和行政机关本身，又靠这些税来供养。

二十一

不足为奇的是，那些自古以来备受奴役的奴隶本身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一向所处的奴隶地位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并把奴隶制形式的更换看做缓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奴隶主们有时也真诚地想要解放奴隶，虽然只是在一颗螺丝已经拧紧的时候旋松另一颗螺丝。双方都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奴隶一方因为不曾领略过自由，所寻求的仅仅是缓和抑或仅仅是奴隶制形式的更换。奴隶主一方因为希望掩饰自己的谎言，竭力赋予他们用来代替旧形式套在人们头上的新形式的奴隶制以特殊意义。但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所谓自由的科学，怎么能在研究人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时不看到那个构成一切经济条件的基础的东西。科学的任务本来似乎应该是探索现象与现象的联系和一系列现象的共同原因。可是政治经济学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拼命掩盖现象之间的联系和诸现象的意义，拼命避免回答那些最简单和最重要的问题。它就像一匹拖拖拉拉的懒马，只有在沿坡而下无须负重的时候才能好好走路，但是一碰到需要负重的时候，就立即向一边溜去，装出一副需要走到边上一个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好像有自己的事要做似的。科学只要一面临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就立即开始讨论起种种与问题无关并且唯一目的就是把注意力从问题上引开的事情来。

你问：怎么会产生这种不自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对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现象，即一些人若不遵循另一些人的意志就既不能吃饭也不能做工？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因为一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工作和供养——生产的法则就是这样。

你问：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土地、食物和劳动工具所根据的所有权是什么？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这种法权的基础是保护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说，保护一些人的劳动可以表现为侵占另一些人的劳动。

你问：政府亦即政权到处在铸造和印制的、向做工的人强行搜刮得如此之多，并以国债形式向未来一代代做工的人征收的金钱是什么？你问：这些尽可能搜刮到最后限度的作为赋税的金钱，会不会对缴税金者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呢？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金钱是一种和白糖、花布一样的商品，它和其他商品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更便于用来交换。而赋税对人民的经济条件也不会有丝毫影响，生产、交换和财富分配的法则是独立存在的，赋税也是独立存在的。

你问：政府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抬高和降低价格，能够提高赋税以奴役一切没有土地的人，这对经济条件有没有影响呢？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毫无影响！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法则是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而赋税和一般的国家经济事务是另一门科学，即财政法。

最后，你还看见全体人民沦为政府的奴隶，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使所有的人破产，夺取人们的全部劳动产品，甚至使人本身和劳动分离，使他们成为穿上士兵衣服的奴隶，于是你问：这种情况对经济条件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甚至不想费心回答：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情形，这是国家法。科学郑重其事地分析其全部行为、全部活动都取决于奴役者的意志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规律，认为奴役者的这种影响是人民生活的自然条件。科学的这种做法就像一个研究者研究各种主人手下的人身奴隶的经济生活条件，却不注意主人的意志对这些奴隶的生活的影响，虽然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迫使奴隶做这件工作或那件工作，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奴隶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随心所欲地给他们饭吃或不给他们饭吃，杀死他们或留给他们一条活路。

这使人不由得要想，科学是因为愚蠢才这样做。可是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科学的地位就会相信，这不是出于愚蠢，而是出于明智。这种科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并且竭力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维护存在于人们中间的迷信和骗局，从而阻挠人类向着真理和幸福前进。很早就有，现在仍然有一种可怕的迷信，它给人们造成的祸害几乎比最可怕的宗教迷信还要大。而所谓的科学正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种迷信。这种迷信和宗教迷信十分相似，它断言人除了对人负有义务之外，还对一个想象出来的实体负有更为重要的义务。对于宗教来说，这个想象出来的实体是上帝，而对于各门政治学来说，这个想象出来的实体就是国家。

宗教迷信说，为想象出来的实体作出各种牺牲，有时甚至牺牲人的生命是必要的，可以并且应该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使人们作出这些牺牲。政治迷信说，人除了对人负有义务之外，还对一个想象出来的实体负有更为重要的义务，因此为这想象出来的实体即国家作出种种牺牲（经常是牺牲人的生命）也是必要的，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用一切包括暴力在内的手段来使人们作出这些牺牲。

正是这种以前由各种宗教的祭司们加以维护的迷信，现在由所谓的科学来维护了。

人们正在遭受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残酷的最可怕的奴役。但科学却努力使人们相信这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国家有必要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有必要执行自己的职能，即管辖人民，使人民免受敌人侵犯。为此，国家就需要金钱和军队。全体国民都应该交纳金钱。因此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应放在国家组织的必要条件下加以观察。

一个没有学问的普通老百姓说：我想帮助父亲干农活，我想娶亲，可是人们把我抓到喀山去当六年兵。我退了伍，想去种地养家，可是只要我不缴纳我所没有的金钱的话，人家就禁止我在周围一百俄里之内种地，而那些要我交钱给他们的人又不会种地，却为一块土地收那么多的钱，弄得我只好把自己的全部劳动送给他们。但我毕竟还攒下几个钱，想把自己的全部积余留给孩子们。可是警察局长来找我，把这些积余作为税钱夺走了。我又去挣钱，可我的一切又被夺走。我的全部经济活动一总无遗地取决于国家的要求，因此我觉得，我和我的弟兄们的处境只有在把我们从国家的要求中解脱出来时才能改善。但是科学却说，你们的看法来自你们的无知。去研究一下生产、交换和财富分配的法则吧，不要把经济问题同国家问题混淆起来。你们所指出的那些现象并不是你们的自由受到压制，而是你们和其他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作出的必要牺牲。这个普通老百姓又说：但是抓走了我的一个儿子，还说等我把其他儿子盼大就要夺走我所有的儿子，他们被人用暴力拉走，赶到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吃枪子儿，说是为了一些我们不可能明白的目的。可是要知道，不让我们耕种我们缺了它就会饿死的土地，却由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弄不懂他有什么用处的人霸占着。警察局长为了收齐税款用暴力夺走了我那几个孩子的母牛，而据我所知，这些税款就是给这个抢我母牛的警察局长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什么用处的委员会和内阁的大小成员。这些暴力怎么会保障我的自由，这一切恶又怎么会给我带来福呢？

可以强迫一个人当奴隶并且去做他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事，但是无法强迫他认为他在忍受暴力的时候还是自由的，认为他所忍受的那种明明白白的恶就是他的福。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可人们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借助科学做到的正是这件事。

政府，即手持武器施行暴力的一群人，决定他们需要从那些承受他们的暴力的人那儿得到什么东西。就像英国人对待斐济人那样，他们决定需要自己的奴隶做多少工，决定需要多少个助手来收取这些工作的成果，以士兵的形式、土地私有者的形式和收税人的形式组织起自己的助手。于是奴隶献出自己的劳动，同时还相信他们献出劳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主人要他们这样干，而是因为对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来说，为神灵和所谓“国家”效劳和流血牺牲是必要的，而除了为神灵效劳之外，他们还是自由的。他们相信这一点是因为过去宗教，即祭司们这样说过，现在科学，即有学问的人也这样说。但是只要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自称为祭司或有学问的人说的话，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种结论的荒诞无稽。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行着暴力，却要他们相信这种暴力是国家所必需的，而国家又是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所必需的，结果强暴者对人们施行暴力是为了他们的自由，对人们作恶是为了给他们造福。

人之所以是有理性的生物，正因为能够理解什么是自己的福利并且能够自由地造福。人们无法理解有什么好处而经常是迫于暴力才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是福利，因为有理性的人只能把他的理性认为是福利的东西看做福利。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情欲或者缺乏理智而迷恋于恶的话，那么不这样行事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开导人们去做构成他们真正福利的事情。可以劝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全都去当兵，全都丧失土地并交出自己的全部劳动去纳税的话，他们的福利就会变得更多。但是只要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福利，因此也不乐意做这些事的话，就不可能称这些事为人们的共同福利。一件事是不是福利，唯一的标志就是看人们是不是自由地做这件事。这样的事在人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十个工匠为了在一起干活置办了一套制桶工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做着一件对他们大家都有利的事。即使是想象也绝不可能想象出这十个工匠在用暴力迫使第十一个人加入他们的劳动组合之后还能断言他们的共同福利对于第十一个人来说同样是福利。老爷们也是这样，他们可以请自己的随便哪一位朋友吃饭，但他们也无法断言，对于为这顿饭被他们用暴力夺走十个卢布的人来说这顿饭会是福利。农民也一样，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便利决定挖一个池塘。对于那些认为有这个池塘比起为它花费的劳动来福利更大的人来说，挖池塘将是他们的共同福利。但是对于一个认为这池塘的存在比起他所耽误的收割庄稼一事福利较小的人来说，挖这个池塘就不可能是福利。人们修建道路也是一样，教堂也好，博物馆也好，形形色色的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也好，都是一样。所有这些事都跟为劳动组合买工具、老爷请客吃饭、庄稼汉挖池塘一样，都只对那些认为它们是福利因而自由和乐意地去做这些事的人来说才能成为福利。而必须用强力驱赶人们去做的那些事恰恰由于使用暴力而不再成其为共同的事业和福利事业。

这一切是那么清楚而简单，倘不是人们很早就受了蒙骗，根本不需要加以阐释。

［…………］

这就是阻挠人类向着真理和福利前进的主要的迷信和主要的骗局。支持这个迷信和这个骗局是一般政治学，尤其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目的。目的在于不让人们看见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把制约着受奴役者的全部经济生活的暴力说成一种自然和必然的东西，以此欺骗人，并且把人们的视线从他们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上引开。

奴隶制早已开始消灭。它在罗马、在美国和我国都已消灭，但消灭了的仅仅是名义，而非实质。奴隶制是一些人使自己摆脱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必须付出的劳动，其手段是通过暴力把这个劳动转移给他人。哪里有一个人不是因为别人喜欢为他做工而不做工，而是他有可能自己不做工却迫使别人为他做工，哪里就有奴隶制。哪里有一些人通过暴力享受着千万人的劳动并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另一些人却向暴力屈服并承认这是自己的义务——就像所有欧洲社会的情况那样，哪里的奴隶制就达到了可怕的规模。

奴隶制依然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呢？

它一直是强者和手持武器者对弱者和手无寸铁者施行的暴力，无此就不可能存在。

奴隶制及其对人身施以暴力的三种基本方式，即兵役、靠兵役支持的地租、给一切居民造成直接税和间接税而同样靠兵役支持的贡赋，现在仍像以前一样存在，我们只是看不见它而已，因为奴隶制这三种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获得了新的辩解，使我们看不见它的意义。手持武器者对手无寸铁者的人身施行暴力在保卫祖国防止武装敌人侵犯的名义下获得了辩解。实际上这种暴力仍然只有一个古老的意义，即使被征服者向强暴者屈服。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手里夺取土地的暴力，在奖励为虚构的共同福利效劳的名义下获得了辩解，并且通过继承法而得到了肯定。实际上呢，这种暴力仍然做着过去由军队（政权）来做的那种夺取人们的土地并且奴役人们的事。最后一种暴力，金钱暴力，亦即赋税暴力，是当今最强大和最主要的暴力，它获得了最为惊人的辩解：剥夺人们的财产、自由和他们的全部福利是为了自由和共同福利。实际上呢，这种暴力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恰就是奴隶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人身奴隶制而已。

哪里有合法的暴力，哪里就会有奴隶制。暴力表现为王公带领亲兵四处袭击、残杀妇孥和焚毁村落也好，表现为奴隶主向奴隶征集劳力或抽取地租而碰到有人不交租就召来军队也好，表现为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课以赋税并手持武器四乡巡视也好，表现为内务部通过省长和警察局长收敛金钱而碰到拒不纳税的情形就下达军事命令也好——总之一句话，哪里有刺刀支持的暴力，哪里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配，财富就会全数流入强暴者的腰包。

乔治[20]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方案精彩地表明了这一情形的真实性。乔治建议承认全部土地为国家财产，从而用地租来代替一切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税收。也就是说，要使任何一个使用土地的人都付给国家土地租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土地奴隶制会在国家范围内被全部消灭，就是说，土地将属于国家：英国会有自己的土地，美国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会出现一种由土地的使用量决定的奴隶制。

也许某些（务农的）劳工的处境会得到改善，但是只要还有强制征收租税的做法，奴隶制就还会存在。一个农民如遇歉收而无力缴纳人们向他强行征收的地租，要不失去一切，就须为了保住土地而去做有钱人的奴隶。

假如一只木桶漏水，想必是有洞。我们看看桶底，可能会觉得水是从几个洞里流出来的。但是无论我们从外部堵塞多少个这些想象出来的漏洞，水还是会流出来。要让桶不漏水，就应该找到水从桶里往外流的那个地方，从里面把它堵住。人们建议用来制止不正确的财富分配，堵塞那些使人民的财富外流的漏洞的措施也是同样。人们说：建立劳工团体吧，使资本变成公共财产吧，使土地变成国有财产吧。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从外部堵塞那些我们觉得漏水的地方。要制止财富从劳工手里外流到非劳工的手里，就必须从内部找到造成这种外流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手持武器者对手无寸铁者施行的暴力，就是军队的暴力，通过这种暴力，人的自身脱离了劳动，土地脱离了人们，人们的劳动产品受到了抢夺。只要还有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可以凭他得到承认的权利杀死任何一个别的人，就会有不正确的财富分配，即奴隶制存在。

二十二

我总是对人们经常重复的这样一句话感到吃惊：是的，理论上的确是如此，但在实践中又怎么样呢？仿佛理论总是一些好听的字眼，需要它们是为了进行谈话，而不是为了使整个实践即全部活动必不可免地建筑在它的上面。既然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道理都会通用，世上的愚蠢理论想必是很多很多。理论无非是人对事物抱有的想法，而实践则是他所做的事情。一个人怎么会心里想应该这样做，而做出来的事完全相反呢？如果烤面包的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先把面粉和好，然后再放进炉子里烤，那么除了疯子以外，任何一个知道这个理论的人都不会反过来做的。而我们这儿的流行说法却是：这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又怎么样呢？

我所做的那件事情证明了我一贯抱有的想法，证明实践必然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它不但为理论辩解，而且本身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实践，证明如果我理解我所想的那件事，那我就不可能不按我的理解去做这件事。

我想帮助不幸的人仅仅是因为我有钱，而且我也有一般人的迷信，以为金钱代表劳动或者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当我把这些钱拿去给人的时候，我看到我给的只是我所收到的穷人的期票，我的做法和许多地主在迫使一些农奴为另一些农奴服务时的做法一样。我看到，金钱的任何用途，无论是买东西也好，把它们白白转送给别人也好，都是交付出去向穷人追偿期票，或者是把期票转让给别人让他去向穷人追逼。因此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了我想做的那种荒唐事——通过向穷人追偿的办法去帮助穷人。我看到，金钱本身不但不是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恶，它剥夺人们的主要的福利——劳动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我还看到，我不可能把这种福利转送给任何人，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这种福利——我没有劳动，也没有享受自己的劳动的幸福。

在这番关于金钱是什么的抽象议论中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我做的这番议论却不是为议论而议论，而是要解决一个我应该怎么生活和我为什么痛苦的问题，对我来说那正是“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旦我懂得了什么是财富，什么是金钱，我就不但看清了，而且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一切其他的人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也必将这样做。我所懂得的实质上仅仅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从远古时代起佛、以赛亚[21]、老子和苏格拉底等人都传授过的一条真理，而对我们传授得特别清楚、特别明确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先驱施洗者约翰。人们问施洗者约翰：我们该做什么呢？他简短而明确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十一节）基督更明确地说过许多次这样的话。他说：“贫穷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祸了。”他说：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他不但禁止门徒拿钱财，而且禁止他们有两件衣裳。他对一个有钱的少年说，他不能进天国是因为他有钱，骆驼穿过针眼都比财主进天国容易。他说，谁不抛弃一切——房屋、儿女、田地而跟他走的，谁就不是他的门徒。他还讲过一个寓言，说的是一个富人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就像我们的富人们一样，他只不过有好的穿，有好的吃，有好的喝，只是他这样做毁了自己的灵魂。而乞丐拉撒路虽然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但仅仅因为他贫穷就得到了拯救。[22]

这个真理我很早就知道了，但世上种种虚伪的学说却极其巧妙地把它遮盖了起来，使它对我来说恰恰变成了人们往往喜欢加给理论这个字眼的那层意义上的理论，也就是说变成了空话。可我一旦在自己的意识中摧毁了尘世学说的种种诡辩，理论和实践就融合为一了，我的生活以及所有人的生活的切实性就成了这一理论的必然结果。

我懂得了，一个人除了为自己个人的福利而生活外，还必定应该为别人的福利服务。如果要和动物世界作比较，就像某些人用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来为暴力和斗争辩护时往往喜欢采用的做法一样，那么也应该从动物中选出蜜蜂这样的群体动物来比较，且不说人的内心注入了对他人的爱，无论人的理智还是人的天性都赋予人为他人和共同的人类目标服务的使命。我懂得了，这就是人的自然法则，人只有根据这条法则才能履行他的使命并因此成为幸福的人。我懂得了，这条法则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断遭到破坏，因为有人像蜜蜂中的抢劫者[23]一样，不断用暴力使自己摆脱劳动而享受另一些人的劳动，使这劳动不是用于共同目标，而是用来满足个人的不断增长的淫欲。他们也像蜜蜂中的抢劫者一样，自己就毁在这个上头。我懂得了，人们的不幸来自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我懂得了，当代的奴隶制是由兵役、侵占土地和搜刮金钱的暴力造成的。懂得了新奴隶制的所有这三种工具的意义之后，我不可能不希望自己避免参与这种新的奴隶制。

当我还是个拥有农奴的奴隶主、而又懂得这种地位不道德的时候，我曾经和另一些也懂得这一点的人一起努力摆脱这个地位。那时我用来摆脱它的办法是，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在我还不能完全摆脱它之前，我尽量少提出自己的各种奴隶主的权利，使自己和别人生活得就像这些权利不存在一样，同时用一切手段劝导别的奴隶主，使他们相信他们那些想象出来的权利是不合法的和无人性的。我对现在的奴隶制不能不采取同样的办法，即当我还不能完全抛弃这些靠兵役暴力支持的土地私有制和金钱提供给我的权利时，尽量少提出自己的权利，同时用一切手段劝导别人，使他们相信，这些想象出来的权利是不合法的和无人性的。

从奴隶主方面来说，享受别人的劳动就是参与奴隶制，无论这奴隶制是建筑在我对奴隶的权利还是我对土地或金钱的占有上。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不喜欢奴隶制并且不想参与它的话，那么他会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享受他人的劳动，无论是通过占有土地，还是通过为政府做事，还是通过金钱的方式。而抛弃这一切享受他人劳动的常用手段之后，这样一个人又必然会一方面节制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亲手为自己做那些以前由别人为他做的事。

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就会使为什么不可能帮助穷人的那三个我在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总结出来的原因，立即化为乌有。

第一个原因是城市人口的大量聚集和城市对农村财富的大量吞食。只要一个人不愿意通过为政府供职或占有土地和金钱的方式享受他人的劳动，而是按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来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想到要离开农村——农村最容易满足他的需求，跑进城市——城里的一切都必须购买。那样一来，在农村，这个人就能够帮助穷人，不会体验到我在城里想用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劳动来帮助别人时体验过的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了。

第二个原因是富人和穷人的分隔。只要一个人不愿意通过供职、占有土地和金钱的方式享有他人的劳动，这个人就必须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那堵把他和劳工大众分开的大墙就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崩塌，他也就能和大众融成一片，和他们肩并肩而获得帮助他们的可能了。

第三个原因是羞愧，它的基础是意识到我拥有那些我想用来帮助别人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只要一个人不愿意通过供职、占有土地和金钱的方式享有他人的劳动，他就绝不会有那些多余的混账钱了——正因为我有这样的钱，才在人们身上引起了我所无法满足的要求，而在我心中引起的，则是意识到自己不公正的感觉。

二十三

我看到，人们的痛苦和腐化的原因在于一些人受到另一些人的奴役，因此我得出了那个简单的结论：如果我想帮助别人，那我首先就不应该制造我想去帮助的那些不幸，也就是说，不要参与对人们的奴役。引诱我去奴役人的，是我自幼就习惯了不干活而坐享其他人的劳动，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但习惯于奴役别人，而且不断用各种巧妙和笨拙的诡辩为这奴役辩解的社会里。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为了不制造人们的腐化和痛苦，我应该尽量少享受别人的劳动而自己尽量多干活。

我走过漫长的道路才得出了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就通过一句名言说出的那个必然结论：有一个人闲荡，就有另一个人饿死。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自然的结论：如果我可怜我骑着的那匹筋疲力竭的马，那么，如果我真的可怜它的话，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它身上爬下来，用自己的脚走路。

这个能够充分满足道德感的答案曾使我触目惊心，也使我们大家触目惊心，可我们总是不看它，而是环顾左右。

我们在探索治疗我们的种种社会疾病的办法时，总是从政府的迷信和反政府的迷信，科学的迷信和慈善的迷信等方面去寻觅，对那刺痛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的东西却视而不见。

我们弄脏了自己的房间，希望事后别人来收拾它，我们装作很为他们感到痛苦，希望减轻他们的劳动，并为此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滑头办法，但偏偏想不到那个最简单的办法——要想住上房，就得自己收拾。

对一个真心诚意地为他周围人的痛苦而痛苦的人来说，为了医治他周围的恶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合法，有一个办法是最明确、最简单和最方便的，也是唯一可行的，那就是施洗者约翰对“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基督肯定了的那句话：不要有一件以上的衣裳，不要有金钱，也就是说，不要享受别人的劳动。而要做到不享受别人的劳动，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事。

这个道理是那么简单明确。然而，只有当需求也很简单的时候，只有当自己还清醒，还没有被懒惰和闲散毁坏的时候，这个道理才是简单明确的。我住在乡间，躺在炕上，吩咐我的债务人即邻人去劈柴生炉子。很清楚，我是在偷懒，我使邻人丢下了他要做的事，因此我会觉得难为情，再说整天躺着也很无聊。如果我的肌肉很结实而我也习惯于干活的话，我自己会去动手劈柴的。

可是各种形态的奴隶制的诱惑是那么古老，它所产生的不自然的需求是那么多，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于这些需求而又彼此牵系在一起的人也那么多，这一代代的人变得那么腐败、娇弱，人们发明出来的种种诱惑以及为奢侈、懒散辩解的理由又是那么复杂，因此对一个高高地站在游手好闲者的阶梯上端的人来说，要领悟自己的罪过，就远不像那个迫使邻人生火炉的庄稼汉来得容易。

对处在这个阶梯上端的人来说，要懂得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是非常难的。只要一想到地面上的那个位置，那个他们若要开始过一种谈不上善良而仅仅是不完全无人性的生活就必须降下去的位置，他们的脑袋就会因这虚伪的阶梯之高而发晕。因此，这个简单而明确的真理在这些人看来是很奇怪的。

在一个有十名穿金边制服的听差、车夫、厨师、油画和钢琴的人眼里，任何一个人——不用说是好人，而仅仅是人，不是动物都应该做的最简单、最起码的事，如自己动手劈他用来煮饭和取暖的木柴，自己动手擦他不慎踩入泥泞的套鞋或靴子，自己动手提他用来保持个人清洁的净水，自己动手提走他洗过澡后的脏水，毫无疑问都会显得奇怪，甚至可笑。

但是除了人们与真理间的遥远距离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妨碍他们看见自己的职责——亲手干对自己来说最简单、最自然的体力活儿。这个原因就是复杂性，即各种条件的交织，所有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利益，一个有钱人就生活在这种复杂性当中。

的确，所有人的利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不从长计议，每个人的良心也都会告诉我们，劳动对哪方面有好处，而懒散又对哪方面有好处。不但良心会这么说，账簿更会把这一点说得最清楚。谁花钱越多，谁就迫使别人为自己干活干得越多；谁花钱越少，谁就自己干活干得越多。

我的奢侈生活能养活别人。如果我解雇我的老仆，他能上哪儿去呢？那么难道要人人都去制作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去缝衣服，劈柴？……劳动分工还要不要？还有工业，还有种种社会设施，最后，还有那些最厉害的字眼——文明、科学、艺术还要不要？

二十四

去年三月里的一天，我晚上很晚才回家去。我从祖博夫区出来拐进织工巷的时候，看见修女院广场的雪地上有几个黑乎乎的影子，像是有东西在那里打转转。我本不会注意到它们，要不是一个站在巷口的警察朝那些黑影吼了一声：

“瓦西里，怎么还不带过来？”

“走不动啦！”从那边传来一个声音。紧接着，黑影向警察这边移动了。

我停下脚步问那警察：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

“从勒然诺夫公馆抓了几个小丫头，带她们上警察所去，可就是这个掉了队，走不动路啦。”

押着她的是个穿着光板皮袄的扫院工。她在前头走，扫院工在背后推。我们——我、扫院工和警察——穿的都是冬装，只有她一人穿着单衣。昏暗中我只看得见褐色的衣裙和一块连头带脖子裹着的头巾。她个子很小，就像平常看见的那些发育不良的矮子一样，两条腿短短的，身段却宽得不相称。

“畜牲，让我们跟你磨。还不快走！瞧我收拾你！”警察大声说。

警察显然很累，被她弄烦了。她往前走几步，又停下来。扫院工是个老头，为人厚道（我认识他），抓起女孩的手臂拉了一下。

“我叫你停！走！”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说。

女孩踉跄了一下，用刺耳的声音说起话来，每一个字都带有一种不自然的腔调，听起来又尖又哑。

“瞧你，又推！我能走到！”

“你会冻死的。”扫院工说。

“我们这号人可冻不死。我热着呢。”

她想逗人笑，可她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却像是在骂人。走到离我家大门不远的路灯旁，她又停下脚步，靠着围墙，差不多是斜倒在那堵墙上，用两只不灵活的冻僵的手在裙子里掏起东西来。他们又对她叫骂起来，但她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在干什么。她一手掏出一支折弯的烟卷，另一只手捏着几根火柴。我在后面停住脚步，既不好意思从她身边走过去，又不好意思站着看她。最后我决定走上前去。她用肩膀抵着围墙，徒然地拿起火柴在墙上一根根地擦，又一根根地扔掉。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脸。她的确发育不良，但我觉得她已经是个年纪不小的妇人了，似乎在三十岁上下。她满面污色，两只浑浊的小眼睛充满醉意，鼻子翘着，歪扭而嘴角下垂的口里淌着涎水，一绺短短的枯发从头巾底下钻了出来。她的腰部长而平板，手脚却长得很短。我停在她的面前。她看看我，笑了笑，仿佛知道我的全部心思似的。

我觉得应该对她说几句话。我很想让她知道我可怜她。

“您有父母吗？”我问。

她哑声哑气地笑了，然后突然收住笑声，扬起眉毛盯着我看。

“您父母还在吗？”我又问了一遍。

她又笑了笑，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亏他想得出来，问的是啥呀！

“母亲还在，”她说，“可关你什么事？”

“您几岁了？”

“过十五了。”她立即回答了这个显然是答惯了的问题。

“喂，开步走，你要冻僵的，不要命啦！”警察又喊起来。于是她扶着墙壁站直身子，摇摇晃晃地沿着织工巷朝警察所走去。我拐进围墙的便门回到家里，进屋就问女儿们有没有回家。家里人告诉我说，她们出席了一个晚会，玩得很快活，已经回来，而且都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想去警察所打听他们怎么发落那个不幸的女孩，因此一大清早就准备出门。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他属于这么一类不幸的贵族，他们由于某种弱点而失去了自己过惯的老爷生活，时而东山再起，时而再度破落。我和这个人认识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这个人已经几次挥霍光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身上的全部外衣，现在他正好又碰上了这种事，晚上权且在勒然诺夫公馆的寄宿客房里过夜，白天就上我家来。他遇到我的时候我正要出门，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对我说起昨晚在勒然诺夫公馆发生的一件事来。他说啊说的，还没说到一半就突然（他是一个上了年纪、什么样的人都见过的人）放声大哭，嚎啕不止。说完后，他默默地朝墙壁背过脸去。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那个故事。他告诉我的一切全都是实情。我去现场核实过他讲的故事，还了解到一些新的细节。我一并把这些事叙述如下。

我朋友过夜的那个寄宿客房在底层三十二号。那里的宿夜客人经常更换，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都有，花五个戈比就可以相互同居。有个洗衣女工也在那里过夜。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性情娴静，容貌清秀，但却有病在身。客房的女房东是个船夫的姘妇。她的姘夫夏天出去撑船，冬天就和她一起靠宿夜人交的房钱为生，不连枕头的床铺三戈比一夜，连枕头的五戈比一夜。洗衣女工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了，平常总是不声不响的，但是近来却不太招人喜欢，因为她老是咳嗽，搅得房客们没法安睡。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半疯半癫的，也是这套房间的常客，尤其恨这个女工，常常恶声恶气地骂她不让人睡觉，说她通宵像头绵羊似的咳个不停。女工总不吭声，因为她欠了房钱，觉得自己对不住人，应该一声不吭。她能出去干活的时候越来越少——力气不够，因此也无法还清欠房东的债。最近一星期她干脆没有出去干过活，尽用自己的咳嗽妨碍大家，特别是那个同样足不出户的老太婆。四天以前女房东就不让洗衣女工再住下去了，因为她欠的钱已经满了六十戈比，她又无钱可付，眼看也没有希望得到这些钱了，而床铺又都租给了人，房客们都为女工的咳嗽叫苦不迭。

当女房东赶女洗衣工，说如果再不交钱就让她搬走的时候，那老太婆乐了，就把女工推出了房门。女工走了，可过一小时又回来了，女房东没有勇气再去撵她。第二天，第三天，女房东也没有撵她。“我能上哪儿去呢？”女工说。可是就在那第三天，女房东的姘夫，一个懂得法令而又老于世故的莫斯科人，却跑去找警察了。腰里挂着马刀，还用红带子系着一支手枪的警察进了客房，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颇为得体的话以后，就把女工带出门去。

那是个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不十分寒冷的三月天。雪水在流淌，扫院工在敲冰。车夫们赶着雪橇在结了一层冰的雪地上跳跳蹦蹦地驶过，碰上石头就发出尖利的吱吱声。女工从向阳的一面往坡上走去，走到教堂跟前，就找向阳的一面，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可是太阳落了以后，一个个水洼子开始蒙上一层玻璃似的薄冰，这时候，女工觉得又冷又怕。她站起身来，慢慢往前走……去哪儿呢？回家吧，回那个最近她住过的唯一的家去。当她歇歇停停走到那儿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她走到大门跟前，一进大门脚下就是一滑，她叫了一声就跌倒了。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边走过，都以为“这女人准是喝醉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人，一脚绊在女工身上，就去对扫院工说：“你们这儿有个喝醉的女人倒在大门口，绊得我差点摔破脑袋。你们就不能把她弄走吗！”

扫院工过去一看，女工已经死了。

这就是我的朋友说给我听的故事。也许人们会以为我是在拼凑事实——硬把十五岁的妓女和这个洗衣女工的故事扯在一起。但愿人们不这样想，这两件事千真万确是发生在同一个晚上，只是我不记得是在一八八四年三月的哪一天了。

当时，听完了我朋友讲的故事之后，我就上警察所去，想从那里再上勒然诺夫公馆更详细地打听一下这个洗衣女工的事。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在阴影里透过夜晚冻起的冰花，又能看见流动的雪水了，而在阳光照耀的地方，在织工广场上，一切都在融化，雪水淙淙地流着。从河心传来劈啪的响声。谐趣园中的树木在河那边呈现出一片幽幽的青色。冬天里不引人注意的红褐色麻雀，现在欢喜得十分惹眼。人好像也想快乐快乐，但大家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钟声响了，在交融成一片的钟声的衬托下可以听到从兵营里传来的阵阵枪响，来复枪的子弹发出声声呼啸，扑哧扑哧地打在靶子上。

我来到警察所。在警察所里有几个带武器的人，即警察领我去见他们的所长。所长身上也挂着马刀和手枪，正忙着处理一个老人的事。这老人衣衫褴褛，抖抖索索地站在他的面前，已经衰弱得无法清楚地回答问话了。所长打发了老人之后，就转身问我有什么事。我问起昨天那个女人的情况。他起先还专心地听我说，后来却微微一笑，笑我不知道规定要把这些人带到警察所去的法令，特别是我竟会对她的年少感到吃惊。

“算了吧，还有十二岁的呢，十三、十四岁的就更多啦。”他快活地说。

我问起昨天那个姑娘，他告诉我说，她们大概已被送到一个委员会去了（好像他是这么说的）。

当我问起她们是在哪里过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他已不记得我说的那个姑娘了，这种姑娘每天都有那么多。

我到勒然诺夫公馆的三十二号房间时，正碰上一位诵经士在给死者念祷文。死者已被抬到她原来睡的那张床上。房客们一个个全都是衣不蔽体，大家凑钱办了一顿丧饭，买了一口棺材、一套殓衣，由几个老太婆把她收拾齐整放入棺中。诵经士在昏暗中念着，一个穿宽长袍的女人手持蜡烛站在一边。还有一个男人（应当说是一位先生）也拿着一支同样的蜡烛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带羔羊皮领子的清洁的大衣，脚下是一双雪亮的胶皮套鞋，衬衣还上过浆。这个人是死者的哥哥。人们把他找到了。

我经过死者身边，走到女房东站着的那个角落，向她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

她被我提的问题吓了一跳，显然担心会受到指控。后来她渐渐打开了话匣子，把所有的情形都讲给我听了。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向死者看了一眼。死者一般总是显得端庄，而这位躺在棺材里的死者却显得特别端庄，特别感人。她的脸洁净苍白，两只凸起的眼睛合拢着，两颊下陷，一头淡褐色的软发覆在高高的额头上。这是一张疲惫，善良，并不忧伤，只流露出一种惊讶表情的脸。的确，如果活人不长眼，死人也会惊讶的。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天，莫斯科开了个盛大舞会。

那天夜里，我八点多走出家门。我住的那一带四周都是工厂。我出门的时候，工厂已纷纷拉过了汽笛，它们不间断地开工一个星期，总算放人们出来过上一天自由的生活了。

一些工人赶到我前头去，我也赶上了一些正朝酒店饭馆走的工人。许多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许多人还带着女人。

我生活在工厂的中间。每天早晨五点钟都会听见一声汽笛响，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十声，响了又响。这意味着妇女、儿童和老人开始工作了。八点钟鸣第二遍笛，这是半小时的喘气时间。十二点钟鸣第三遍笛，表示可以有一个小时用来吃饭。晚上八点钟鸣第四遍笛，那是放工。

巧得很，除一家离我最近的是啤酒厂以外，周围的所有三家工厂都只生产舞会用品。

附近的一家专制丝袜，第二家做绸料，第三家出香水香膏。

可以听着这些笛声而不把它们和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仅仅把它们理解为规定时间。“汽笛都响了，这就是说，该去散步啦。”也可以把实际情形和这些笛声联系在一起，于是早晨五点的第一遍笛的意思是，人们，即那些经常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地下室里的男男女女，在黑暗中起床，匆匆赶到机器轰响的厂房里，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看不到这工作的尽头，也看不到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却经常在酷热、憋闷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十二小时或更长时间接连不停地干，只做几次极短的休息。他们干了睡，睡了起来又干，周而复始地干着同一种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他们仅仅是迫于穷困才不得不干的活儿。

一星期接一星期就这样过去，只有在休息日才停工一天。眼下我看见的正是这些被放出来过一个休息日的工人。他们上了大街，到处是饭馆、奢华的酒店、妓女。他们喝醉了酒，勾肩搭背地挽着一些跟那个被带到警察所去的姑娘一样的女孩子，乘出租马车或步行一家一家地逛酒店，骂人，晃悠，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懂的话。我早先看见工人这种晃悠的样子，总是厌恶地避开，几乎想谴责他们。自从我每天听见这些汽笛声并且了解到它们的意义之后，令我吃惊的就只是这样的事实了：居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堕落到了莫斯科到处可见的那种流浪汉的地步，也还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堕落到了我在家门口遇见的那个姑娘的地步。

我就这样信步走着，看着这些工人满街游荡，直到十一点钟光景。在那之后，他们才渐渐消失。只有一些醉汉还在街上，有时还能遇到几个正被押往警察所的男女。

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了许多轻便马车，全都驶往同一个方向。坐在前座上的车夫有的还裹着皮袄。花花公子似的听差佩戴着纹章。一匹匹膘肥体壮的大马披着毡衣，在严寒中用每小时二十俄里的速度飞驰过去。马车里的女士们裹着斗篷，小心翼翼地护着鲜花和发式。所有这一切，从马具、车辆、树胶轮子、车夫的呢子大袍，直到袜子、皮鞋、鲜花、丝绒、手套和香水——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有的醉倒在卧室的铺板上，有的在夜店里和妓女同宿，有的已被发送到监狱去的人制作出来的。这些赴舞会的人从他们身边驶过，穿的全都是他们的东西，用的也全都是他们的东西，脑子里却不曾想到，在他们去参加的舞会和这些正被他们的车夫严厉喝斥的醉汉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这些怀着极其平静的心情，深信自己一点坏事也没有做而是去做一件大好事的人，在舞会上娱乐。他们在娱乐！从夜晚十一点一直娱乐到早晨六点，在最沉寂的黑夜里娱乐，虽然就在同时，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正躺在一个个夜店里，有的人正像洗衣女工那样濒于死亡。

这些人的乐趣就在于妇人和少女一个个袒胸露乳，衬起腰垫，把自己弄得不成体统，一个没变坏的少女或妇人无论为了世上什么东西都不愿以这副样子出现在男子面前。就是在这样一种半裸体的状态里，挺着坦露的胸脯，裸到肩膀的手臂，衬着虚假的腰垫，显示着紧包的大腿，在通明雪亮的灯火之下，这些素以知耻为第一美德的妇人和少女就这样出现在许多陌生男子的中间，而那些同样不得体地穿着紧身衣的男子就在令人昏醉的乐曲伴奏下，和她们搂在一起转圈。那些经常裸露得像少女一样的老妇也坐着观看，边看边吃些美味可口的食品和饮料。老头们同样如此。毫不奇怪，这些事情总是在黑夜里进行，在所有的人都睡了的时候进行，使得谁也看不到。但这又不是为了瞒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瞒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们用这种娱乐毁掉成千上万人的折磨人的劳动，这不但不是欺负任何人，而且正好是用这娱乐养活穷人。

舞会上也许很快乐。但这快乐是怎么产生的呢？要知道，当我们看见社会上或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有东西吃，或冻得要死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快乐。只要他还没有吃饱，没有得到温暖，我们就快乐不起来，更不用说我们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在那种带给别人痛苦的娱乐中得到快乐。当一些狠心的男孩把狗尾巴夹进夹板中以此取乐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讨厌，无法理解他们的快乐。

但在这里，在我们的快乐当中，我们怎么就瞎了眼睛，看不见我们正是用那块夹板夹了别人的尾巴，使他们为我们的快乐而受苦受难呢？

要知道，每个穿着价值一百五十卢布的裙衫前去参加这个舞会的女人，都不是生在舞会上或m-me Minangoy[24]家里，她也曾到过农村，见过许多庄稼汉，了解自己的保姆和女仆，知道她们的父亲和兄弟都很穷，对他们来说挣一百五十卢布盖间农舍就是漫长劳动生活的目的——她知道这一切。可是当她明知她在这个舞会上把那间农舍，即她善良的女仆的兄弟的梦想穿在自己裸露的身上时，她怎么还能寻欢作乐呢？我们假定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那些丝绒、绸缎、糖果、鲜花、花边、裙子并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人们制作出来的，这一点似乎她不可能不知道，似乎她也不可能不知道是哪些人制作了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了什么而制作了这一切。她不可能不知道，那个她觉得十分不称心的女裁缝根本不是出于爱她才给她做了这身裙子，因此也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迫于穷困才为她做的，裙子是如此，花边、鲜花和丝绒也是如此。也许她们都如此浑浑噩噩，所以连这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吧？可那五六个年迈、可敬、经常还有病在身的听差和女佣彻夜不眠地为了她而忙碌，这一点她总不可能不知道。她看见过他们疲劳不堪、闷闷不乐的面容。她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这天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八度，而就在这严寒中，老车夫在马车的前座上等了整整一宵。就我所知，这一点她们仿佛也没有看到。假如是她们，即那些受了舞会催眠的少妇少女没有看到这一切，倒也罢了，谴责她们是不应该的，她们这些不幸的人儿做的正是老辈人公认的好事。但老一辈人怎样解释自己对人的铁石心肠呢？

老辈人总是这样解释：“我没有强迫任何人，因为东西是我花钱买的，人——女佣和车夫是我花钱雇的。买和雇——这里头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我不强迫任何人，我花钱雇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日前我去一个熟人家。我穿过外间时吃了一惊，因为看见有两个女人坐在桌边，而我知道我这个熟人是个单身汉。一个女人年纪在三十左右，又高又瘦，模样苍老，披着一条头巾，手和手指非常快地在桌子上摆弄，神经质地抖个不停，像是在发病似的。桌子的斜侧坐着个女孩，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也是同样地抖个不停。两个女人看上去都像得了舞蹈病一样。我走上前去看她们在做什么事。她们抬起眼睛瞧了我一眼，又聚精会神地接着干。她们面前摊着一堆烟草和纸筒。她们是在做烟卷。那女人把烟叶放在手掌里搓碎，填在一个小器具里，套上纸筒，往里一塞，然后丢给女孩。女孩卷着烟嘴，做完了一支又做一支。所有这些动作都完成得那么快，那么紧张，简直无法形诸笔墨。我对她们的速度表示了惊叹。

“十四年了，干的都是这一种活儿。”那女人说。

“很不好受吧？”

“是啊，胸口疼，这味儿也太难闻了。”

其实这话用不着她说。只要朝她看一眼就够了。只要朝那女孩看一眼就够了。她做这活儿才第三个年头，但任何一个人看见她怎么干这活儿，都会说这副本来结实的身子骨已经开始崩溃了。我这位熟人是个善良而带点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他雇这两个女人来做烟卷，每千支给两卢布五十戈比。他有钱，他可以花钱雇工。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位熟人十二点钟起床，晚上六点到凌晨两点玩纸牌或弹钢琴，吃各种鲜美可口的东西。所有的活儿都是别人替他干的。他给自己想出了一个新的消遣——抽烟。我记得他是刚开始抽烟。

一个妇人和一个女孩，全靠把自己变成机器，一辈子吸烟草味儿，以此毁坏自己的生命，才能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他有许多不是自己挣来的钱，他宁可去玩文特牌也不愿给自己卷纸烟。他拿钱给这两个女人的条件是，她们得继续像现在这样不幸地生活下去，也就是继续给他做烟卷。

我爱干净，我只在洗衣女工洗净我一天要换两次的衬衣的条件下才给她钱，而这衬衣耗尽了洗衣女工最后的精力，她死了。

这有什么不好呢？人们，那些买主和雇主，没有我也会迫使别人制作丝绒和糖果并且去买这些东西，没有我也会雇人做烟卷、洗衬衣。既然这事已经开了头，那么为什么偏偏我就该放弃自己的丝绒、糖果、烟卷和干净的衬衣呢？我经常听见，几乎总是听见这样的道理。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在破坏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根据这种道理。支配着一群恶狗的也正是这种道理。当一条狗扑过去推倒另一条狗时，其他的狗也都扑上前去把它撕成碎片。已经开了头，已经弄坏了，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受用一番呢？即使我去穿脏衬衣，给自己做烟卷，情况又会变得怎么样呢？难道有人会轻松一些不成？——想为自己辩解的人们这样问道。倘若我们不是离真理那么远，我们就会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很难为情。可是我们的头脑已被扰乱，以至连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自然，因此虽然难为情，还是应该对这问题做一个回答。

如果我把一件衬衣穿一个星期而不是穿一天，我给自己做烟卷或者干脆不抽烟，情况会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是，某个洗衣女工和某个做烟卷的女工可以少用一些力气，而我原先为洗衣和做烟卷付的那些钱就可以送给那个洗衣女工或者甚至是其他的洗衣女工和雇工，他们全都干活干累了，有了这些钱，他们就可以不再过度劳累，而能歇一口气，喝一杯茶了。但我听见了反驳（富有而奢华的人是多么不好意思了解自己的地位啊！）。人们反驳我说：“就算我可以穿肮脏的内衣，不再抽烟，而把这些钱送给穷人，但别人还是会从穷人手里夺走一切，您这沧海里的一滴水是无济于事的。”

回答这样的反驳就更让人觉得难为情了，可还是应该回答。这是个多么常见的反驳啊！而回答起来却很简单。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活动是沧海里的一滴水。沧海里的一滴水嘛！

有一个印度童话，[25]说的是有个人把一颗珍珠落到了大海里。为了找到这颗珍珠，他拿了一只木桶，把海水一桶一桶地舀出来倒在岸上。他这样干啊干啊，干个不停，到了第七天，海怪害怕了，担心这人会把大海舀干，就把珍珠还给了他。如果说，我们这种压迫人的社会罪恶就是大海，那么我们失落的那颗珍珠就值得我们献出全部生命来汲干这个罪恶的大海。尘世的王公也会害怕，而且会比海怪屈服得更快。但这社会罪恶并不是大海，而是一个腐臭龌龊的大坑，我们正拼命往大坑里倒自己的污秽。只要醒悟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只要不再喜爱自己的污秽，假想的大海就会立即涸竭，我们就会获得那颗充满博爱的人类生活的无价之宝。

二十五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不是我们造成的吧？不是我们还能是谁呢？

我们说，这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自己造成的。这就像孩子们在打破了东西的时候说这东西是自己打破的一样。我们说，既然已经有了城市，我们住在城里就用购买人们为我们服务付出的劳动养活他们。但这是谎言。只要看看我们在农村怎样生活、怎样养活别人就会明白。

城里的冬天过去，复活节到来了。城里财主们的狂欢照样继续着。林荫道上，花园里，公园里，河面上，到处在奏乐，演戏，兜风，散步，到处张灯结彩，礼花纷飞。但农村更好，空气更好，树木、草地、花朵也更新鲜。应该到那里去，那里的一切都绽出了新芽，开出了花朵，蓬蓬勃勃地生长着。于是，大多数享受别人劳动的有钱人纷纷到农村去呼吸更好的空气，观赏更好的草地和森林。于是在农村，在那些靠面包和葱头填肚子、一天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儿因此睡眠不足的穿粗布衣服的灰头土脑的庄稼汉中间住下一些阔人。这里没有人来诱惑这些人，没有任何工厂，没有那种在城里比比皆是而我们总以为给他们活儿干就是养活他们的闲散人口。这里的人从来都是干一夏天还不能把自己的活儿及时干完，不但没有闲散人口，相反，有数不清的财富由于人手不够而白白糟蹋了，数不清的人——儿童、老人和拖儿带女的女人因为劳累过度而丧生。阔人是怎样在这里安排自己的生活呢？是这样：

如果有一幢农奴制时代盖起来的老房子，那么就把它加以翻新和装修。如果没有，那就盖一幢新楼，两层或者三层。房间有十二到二十间或者更多，每间都有六俄尺高。铺起拼花地板，把整块整块的玻璃镶进窗框，再加上贵重的地毯，贵重的家具。房前房后都用石块铺得平平整整，开出花坛，还要修槌球场，立秋千架，暖房都带斜顶，能够常受日照，屋脊也总是带雕花，此外还有高大的马厩。所有这一切都涂上油彩，尽管所用的油脂穷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连喝粥的时候都吃不上。富人如果有条件，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如果条件不够，就租这样一幢房子。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哪怕再穷，再有自由派倾向，一到乡下都得住这样的房子，为修建这样房子和保持它的清洁必须从农民中间强行抽出十个甚至二三十个劳动力，尽管他们自己还来不及照料养家糊口的庄稼。

在这里就不能说什么不管我享用不享用工厂的产品，工厂反正开着，将来也照样要开。在这里也就不能说我养活闲散人口的话了。在这里是我们开办工厂生产各种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利用周围人的贫穷使他们丢下无论对他们，对我们，对一切人都必不可少的工作，从而腐化着一部分人和毁坏着另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健康。

［…………］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好像在那个死去的洗衣女工，那个十四岁的妓女，那两个做烟卷做得筋疲力竭的女人，以及我们周围那些正饿着肚子拼命干力不能及的活儿的老太婆和孩子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尽情享乐，穷奢极侈，好像这一切和我们的生活毫无联系。我们不愿意看到，要是没有我们这种闲散、奢侈和荒淫的生活，就不会有那种力不能及的劳动，而没有这种力不能及的劳动，就不会有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看来，苦难归苦难，我们的生活归我们的生活，我们按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就像鸽子一样清白无辜。

我们读着记述罗马人生活的书籍，对没有心肝的卢库鲁斯[26]们的惨无人道惊讶不已，就在人民纷纷饿死的时候，他们却用美食和醇酒养肥了自己。我们摇晃着脑袋，对我们这些农奴主先辈的野蛮惊讶不已：他们竟会豢养家庭乐队和剧团，指定整个整个的村庄来管理花园。我们以高贵的气度对他们的不人道表示惊讶。我们在《以赛亚书》[27]第五章里读到这样的话：

第八节：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第十一节：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

第十二节：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

第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

第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第二十一节：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第二十二节：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第二十三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我们读到这些话，却以为这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里读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可我们完全相信，结果子的好树就是我们自己，这些话不是说给我们听的，而是说给别人即那些坏人听的。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还读到：

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第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

我们读管读，却深信这种令人惊异的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发生在别的某个民族身上。因此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这种令人惊异的事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我们身上发生，是我们听不见，看不见，心里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二十六

一个人，我且不说是自认为基督徒，自认为有教养或讲人道的人，只要是一个还没有丧尽理智和良心的人，怎么会这样生活，不参加为全人类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只知侵吞那些为人们的生活而进行斗争的人的劳动，用自己的种种需求加重斗争者的劳动并扩大这场斗争中的死亡者人数呢？可是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所谓基督教的有教养的世界上却比比皆是。事情还不止于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基督教世界里，人们的理想是获得最多的财产，也就是说，尽最大可能使自己脱离生活斗争，尽量多地享用死在这场斗争中的兄弟们的劳动。

人们怎么会陷入这种令人惊异的迷误中呢？

他们怎么会变得看不见，听不到，心里也不明白那个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道理？要知道，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好好想想，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之间的惊人矛盾感到恐惧。而我们是所谓的——我就不说是基督徒了吧——讲人道的有教养的人。

无论上帝还是世界和人们赖以存在的自然法则安排得好不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我们知道的时代起就是这样的：他们赤裸着，身上没有皮毛，没有洞穴可以藏身，也没有可以在田野上找到的食物，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人人都必须经常不断地同大自然作斗争，以便给自己缝制衣服，遮身蔽体，围地筑墙，修建房屋，烹制食物，一天两次或三次吃饭充饥，给自己那些不能工作的老人和孩子吃饭充饥。

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什么范围内观察人们的生活，无论在欧洲也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俄国也好，无论我们考察的是整个人类还是它的某一小部分，是古时候的人也好，游牧状态的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有了蒸汽机、缝纫机、发达的农业和电照明的时代也好，我们都会看到同一种情形：人们不停地紧张地工作，却无法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老人弄到衣食住所，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因生活资料不足和为得到这些生活资料劳累过度而纷纷死亡。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只要我们在自己周围画一个十万俄里或一千俄里或十俄里或一俄里的圆圈，并且看一看被我们的圆圈围起来的那些人的生活，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圆圈里有许多发育不良的孩子，有许多老头、老太婆、产妇、病人和身体虚弱的人，他们正在干着力所不及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食物和休息来维持生命，因此纷纷过早地死亡。我们会看到，有许多年富力强的人简直就是被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杀死的。

从有世界存在的时候起，我们就看见人们在极度紧张、匮乏和痛苦的状态中与人类共同的贫困进行斗争而又无法战胜这贫困。

此外我们还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哪里，无论他怎样生活，他有意无意地总是每日每刻在自己身上耗费人类劳动的一部分产品。无论他生活在哪里，无论他怎样生活，房子、住所都不是自动从地上长出来的，木柴不会自动跑进他的火炉，水也不会自动流来，烤熟的面包也不会自天而降，饭菜、衣服和鞋子也都同样。而给他做了这一切的并不只是一些过去的人，已经死去的人。为他做了这些事，现在仍在为他做这些事的还有那样一些人，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徒然的努力中憔悴和死去，这徒然的努力就是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挣得足够的衣食住所，即能把自己和孩子们从苦难和夭折中拯救出来的生活资料。

所有的人都在和贫困作斗争。他们的斗争是那样紧张，以至在他们身边每一秒钟都有他们的兄弟、父亲、母亲和孩子死去。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在一艘进水而只有少量食物储备的船上一样，全都被上帝或者大自然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必须珍惜这点食物，必须不停地往外舀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要一停止这种劳动，只要做出任何无益于共同事业的侵吞他人劳动的事，对我们本身和我们的弟兄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究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教养人士自己不做工，心安理得地侵吞他人的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却认为这种生活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脱离大家都应该从事的十分自然的劳动，把它推给别人，并且还不认为自己是叛徒和窃贼，其原因只可能有两种假设：第一，我们这些不参加共同劳动的人是些不同于做工的人的特殊人物，我们在社会上有特殊使命，就像雄蜂和蜂王有不同于工蜂的使命一样；第二，我们这些脱离了生活斗争的人为其他人做的事情，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那么有用，想必可以赎回我们因加重别人的负担而对他们造成的祸害。

以前，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曾经断言：第一，他们是特殊血统的人；第二，上帝赋予他们关心别人的福利，也就是说管辖别人和教导别人的特殊使命。因此他们总是劝别人相信并且经常连自己也相信，他们做的事情对人民来说要比他们所享用的那些劳动更有用更重要。在人们还没有怀疑神灵对人事的直接干预和血统区分的时候，这条辩护理由曾经是很充足的。自从有了基督教，自从有了从基督教产生的人人平等一致的意识，这条理由就不可能再采取原来的形式了。已经不能肯定地说，人们生来就有血统之分，尊卑之分，使命之分，因此这旧的理由虽说还有某些人支持，渐渐地还是销声匿迹，几乎已不存在了。人有特殊血统的理由不存在了，但是脱离劳动并享有他人劳动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那些有权这样做的人却依然如故，为了解释这一现存的事实，经常发明出许多新的理由，这些理由虽不承认人有特殊血统，但在它们的解释之下，那些能够劳动的人脱离劳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理由已经发明出了很多。无论这会使人觉得多么奇怪，一切在某个时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一切构成科学之主导方针的东西，其主要的活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寻觅这样的理由。这是神学活动的目的，也是法学的目的，也是所谓的哲学的目的，最近（无论这对我们这些运用着这一理由的现代人来说显得多么奇怪）它还成了当代经验科学的目的。

神学之全部精妙是设法证明某教会是基督的唯一真正的继承人，因此唯有它才对人们的灵魂以及肉体有充分的无限的权力——这个目的就是神学活动的主导动机。

一切的法学，如国家法、刑事法、民事法、国际法等，也只具有这一使命。大部分哲学理论，尤其是统治了那么长久的黑格尔理论及其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国家是个性完善的必然形式等观点，也只具有这一目的。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由它产生的关于人类是一个机体的学说，达尔文关于似乎支配着生活的那个生存斗争规律的学说和由它产生的区分人种的学说，以及眼下十分得宠的人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全都只具有这一目的。所有这些科学都成了得宠的科学，因为它们全都为一些人脱离人皆应尽的劳动职责而侵吞另一些人的劳动这一现存事实提供理由。

所有这些理论向来是在祭司们的神秘殿堂里炮制出来，通过种种模糊含混的表达方式在人群中传播而为人群所接受。正如古代，为教权和政权的暴力进行辩护的神学之全部精妙总是为祭司们所专有，而声称国王、僧侣和贵族的权力是神圣的那些既定结论，渐渐就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后来所谓科学的哲学和法学的精妙之处，也是为科学的祭司们所专有，而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的也仅仅是声称社会结构应该像现在这样并且不可能不是这样的那些结论。

现在仍是如此，生活的规律和机体发展的规律仅仅在祭司的圣殿里细加研究，而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的结论却声称劳动分工是一条为科学所证实的规律，并且认为一些人应该死于饥饿和劳作，另一些人应该永远过节，而这一些人的死亡和另一些人的过节又应该是人类生活的一条无可置疑、必须服从的法则。为了给从事着形形色色活动的一切所谓有教养的人——从办铁路的人到作家和艺术家——的安逸生活进行辩护，时下流行的说法是：

我们这些卸脱了参加生存斗争这一全人类应尽职责的人，是在为进步服务，从而给全社会的人带来好处，这个好处可以赎回因为消费人民的劳动而对人民造成的祸害。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这种辩护词似乎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不劳动者用来给自己辩解的那些道理，就像罗马皇帝和罗马公民关于有教养世界没有他们就会灭亡的那番道理在他们看来似乎完全有别于埃及人和波斯人的道理，也像同一种道理在中世纪的骑士和僧侣看来似乎也完全有别于罗马人的道理一样。但这仅仅是似乎如此。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辩护词的实质，就能确信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经过了一些改头换面，内容还是原来的，因为它建立在原来的辩护词的基础之上。

为一个自己不做工而侵吞他人劳动的人所做的任何辩解，如法老和祭司们的辩解，罗马和中世纪的皇帝及其公民——骑士、祭司和僧侣们的辩解，总是由两个观点构成：其一，我们占取庶民的劳动，因为我们是特殊人物，上帝指定我们来管辖庶民并且把上帝的真理教给他们；其二，我们带给庶民福利，而应当向他们取得多少劳动，不可能由庶民来裁决，因为，正如法利赛人早已说过的那样：“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九节）人民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福利，因此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

我们时代的辩护词虽然表面上显得特别，实际上还是由那两个基本观点构成：其一，我们这些特殊的人，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在为进步和文明服务，从而给庶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其二，没有受过教育的庶民不懂得我们带给他们的好处，因此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

我们自己脱离了劳动，享用着他人的劳动，从而加重了我们的兄弟的负担，但我们断言，作为这一点的补偿，我们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他们因为自己无知，却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难道这不是一回事吗？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罗马公民、祭司、骑士和贵族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现在是一个被称为有教养的人的特殊种姓有权这样做。

这是同样的虚伪，因为这些为自己辩解的人有着同样虚伪的地位。虚伪就虚伪在，某些人，如法老、祭司或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在作出这番关于脱离劳动的人给人民带来好处的议论之前，无论是法老还是我们，在作出议论之前本身已处在这种地位上，维护着这个地位，然后才给它想出一篇辩护词。

正是一些人能对另一些人施加暴力的地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充当着一切的基础。

我们的辩护词和最古老的辩护词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辩护词更站不住脚。古代的那些皇帝和教皇们，如果本人相信并且人民也相信他们赋有天命的话，可以直截了当地解释，为什么应该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恰恰是他们。他们说，是上帝规定他们这样做的，也是上帝指示他们把上帝启示给他们的真理传达给人民并且去管辖人民。而我们时代的这些四体不勤的有教养的人，既是承认了人与人的平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负有使命给人提供某种轻易可得的好处的幸运儿恰恰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因为教育只有靠金钱——权力才能获得），而不是那些为供养他们有可能受教育而成千上万地死亡的千百万人。

他们唯一的辩护词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一类人——虽因脱离劳动和侵吞人民的劳动而给人民带来了恶，但作为补偿，却给人民带来一种人民所无法了解的好处，这种好处可以赎回他们造成的全部祸害，虽然人民对这好处不理解。

二十七

［…………］

二十八

的确，靠他人劳动为生者所处的地位，其根据不只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一整套教义，并且还不止一种教义，而是三种教义，千百年来它们互相加强，共同织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骗局，照英国人的说法是一个humbug，以掩饰他们的谎言免得被人识破。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种为人们背叛他们的谋生劳动这一基本职责进行辩解的最古老的教义是教会基督教的教义，根据这种教义，人们按上帝的意志彼此区别开来，就像太阳区别于月亮和星星而星星之间又有区别一样，一些人按上帝的旨意有权统治一切人，另一些人有权统治许多人，第三种人有权统治某一些人，第四种人按上帝的旨意俯首听命。

这种教义的根基虽然已被动摇，但它凭着惯性，依旧对人们起着很大的作用，许多人虽不承认这一学说本身，往往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却仍然受着它的支配。

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二种辩护性的教义，是我无法冠以别的名称而只能称之为国家哲学教义的东西。根据这种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表现的教义，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们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的生活秩序也不是由人们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而是精神或一般人类生活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左右社会舆论的人也已不信奉这种教义了，它也是靠惯性才得以维持。

最后一种教义，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教义，亦即目前为我们时代的国务界、工业界、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先进分子们的辩护词充作基础的东西，乃是一种科学的教义。但这里的“科学”二字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一般的知识，而是指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特殊并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使得游手好闲的人看不到他们已背叛自己的使命的辩护词主要是依靠这种新的教义才能存在。

与这种新的教义同时出现在欧洲的，是一个既不为教会服务也不为国家服务的富人和游手好闲者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它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位的辩护词。

距今不久，在法国革命之前，欧洲还是这样一种情形，即一切不劳动者为了有权享用别人的劳动，非得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职业不可，如为教会、政府和军队服务。为政府服务的人管辖人民，为教会服务的人教给人民上帝的真理，为军队服务的人保护人民。只有这三个等级，即僧侣、官吏、军人才认为自己有权享用劳动者的劳动，才总是能把自己的服务强加给人民。其他不具有这条理由的富人是受鄙视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正当的，为自己的财富和安逸感到羞耻。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概不加入僧界、政府和军队的富人所组成的阶级，靠了那三个等级的淫佚而渐渐壮大了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也需要有辩护词了。于是这辩护词就出现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有这些不为国家和教会供职并且丝毫不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就不但像旧日那些等级一样获得了享用他人劳动的权利，不再为自己的财富和安逸感到羞耻，而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这种人在我们的时代大量孳生出来，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地增加。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新人，这些不久以前还被认为不合法地脱离了劳动的人，现在却唯独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有理由的，并对旧日的三个等级即教会、国家和军队的仆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脱离劳动是不正当的，有时甚至认为他们的活动干脆是有害的了。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从前为国家、教会和军队服务的那些人，现在也已不再依靠上帝的恩宠，甚至不再依靠那个似为个性的外化必不可少的国家的哲学意义了。他们抛弃了这些长久地维护过他们的支柱，开始寻找以科学家和艺术家为首的那个当今占统治地位、并已找到了这个新的辩护词的新等级所据以维系的支柱。

假如现在的国务人士有时还因袭旧例，用自己受命于上帝或者国家是个性发展的形式等来捍卫自己的地位，那么他是因为落后于时代才这样做，他自己会觉得谁也不相信他。若要有力地为自己辩护，现在他应该去寻找的就不是那些神学和哲学的支柱，而是另一些支柱，一些新的、科学的支柱。必须提出一个国民性的原则或有机发展的原则，必须向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献媚，就像在中世纪必须向僧侣献媚，在上世纪末应该向哲学家献媚一样（如弗里德里希、叶卡捷琳娜[28]）。

假如现在的富人有时还按旧习谈论什么选他当财主是上帝的意愿，或者谈论贵族对于国家福利具有什么意义，那么他是因为落后于时代才这么说的。若要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就应该通过改善生产方式，降低消费品价格和建立国际联系对文明的进步提供合作。富人应该用科学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现在他应该像旧日的僧侣一样向占统治地位的等级供献祭品。他应该出版杂志和书籍，开办陈列馆，音乐团体，或者幼儿园，技术学校。而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是一个由许多具有一定倾向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等级，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脱离劳动辩解，现在的一切辩护词都建筑在他们的这条理由之上，就像以前是建筑在神学的而后来又建筑在哲学的理由上一样，现在轮到他们给其他等级颁发辩护资格证书了。现在有充分理由为自己脱离劳动进行辩护的那些等级，是一个由科学界人士，主要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批判科学、进化科学界人士组成的等级，还有一个由为同一倾向而工作的艺术家组成的等级。假如科学家或艺术家现在还像过去那样谈论先知、启示或精神的外化，那么他是因为落后才这样做的，他无法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他若要站得稳固，就必须设法使自己的活动加入经验的、实证的、批判的科学，把这科学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只要他所从事的科学或艺术成为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会立于无法动摇的基础之上，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就不会受到怀疑。

如今，一切为脱离劳动的人做的辩护全都建筑在经验的、批判的、实证的科学之上。神学和哲学的辩护词已经过时，它们怯生生、羞答答地露出头来，竭力披上科学的外衣。而科学的辩护词却果敢地推翻和摧毁着以前种种辩护词的残余，到处都取代了它们，怀着对自己的不可动摇性的信心高高地抬起头来。

教会的辩护词曾经说，因为各自的使命不同，一些人命该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命该低头顺从，一些人命该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命该陷于贫困。因此，谁相信神启，谁就不能怀疑那些按上帝的意志命该发号施令和拥有财富的人的地位是否合法。国家的哲学辩护词曾经说，国家连同其全部设施和根据权利和财产形成的等级分化，乃是一种为精神在人类中的正确表现所必不可少的历史形式。因此，为了人类能正确地生活，人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占据的那个由权利和财产决定的地位是应该如此的。现在科学的理论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和迷信，其中一个是人类生活的神学阶段的思想产物，另一个是人类生活的形而上学阶段的思想产物。要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只有一种方法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实证的，经验的、批判的科学的方法。

只有建筑在以一切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学，才能给我们提供人类生活的新的规律。人类或者人类社会是一些现成的或者还在形成中的服从着机体的一切进化规律的机体。

这些规律中的一个主要规律是诸器官的各个部件之间有机能的分工。如果一些人在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却俯首听命，如果一些人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却陷于贫困，那么这不是因为上帝的意志如此，不是因为国家是个性外化的一种形式，而是因为在社会里就像在机体中一样，发生着一种为整体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劳动分工：一些人在社会上干体力工作，另一些人干脑力工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辩护词正是建筑在这种教义之上。

二十九

基督传布的是一种新的教义，并且在《福音书》中记载下来。人们排斥它，不接受它，却杜撰出第一个人和第一个天使堕落的故事，把这个看做基督的教义。这个杜撰的故事荒诞不经，毫无根据，但从中自然地产生出一个结论，即人可以卑劣地生活，同时仍然认为自己得到基督的肯定。这个结论对那群软弱的人以及不喜爱从事合乎道德的劳动的人十分有利，因此杜撰立刻被承认为真理，甚至是上帝的——启示的真理，虽然在被称为启示的文字中找不到一点暗示。于是，杜撰变成了博学的神学家们一千年来的工作基础，他们在杜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

博学的神学家们发生了意见分歧，开始互相否定对方的学说体系，自己也开始感觉到自己已陷入混乱，甚至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大众仍然要求他们来证实自己心爱的教义，他们就装出一副他们懂得并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样子，继续传教。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结论显得并无用处，大众窥视了祭司的圣殿，惊异地发现那里有的并不是什么庄严而确凿的真理，像他们心目中原有的神学奥秘那样，那里除了一个最笨拙的骗局以外从来都没有过一点东西，于是对自己的迷惑惊讶不已。

哲学也是一样——这里说的哲学并非就孔子、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那一类贤人的思想而言，而是指那种放纵了懒散而富有者的本能的教授哲学。

不久以前曾在博学的有教养的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精神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既无恶也无善，人无须和恶斗争，而只须体现精神，服军役的服军役，当法官的当法官，拉提琴的拉提琴。要知道，人类的智慧有过许多不同的表现，十九世纪的人也知道这些表现。他们知道卢梭、莱辛、斯宾诺莎、布鲁诺和古代的全部智慧，但无论谁的智慧都没有说服这一群人。也不能说黑格尔的成功取决于其理论的严整性。这种严整的理论以前也有，如笛卡儿的，莱布尼茨的，费希特的，叔本华的。黑格尔的学说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全世界的信仰，原因只有一个，像人的堕落和赎罪的理论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样，就在于这一哲学理论的种种结论放任了人们的弱点。这种种结论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都是好的，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过错。正如以赎罪论为基础的神学的情形一样，在哲学里，人们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建筑着自己的巴别塔[29]（现在还有某些落伍者端坐在这个塔上），他们的语言同样发生了混乱，他们同样感觉到连自己也不懂得自己说些什么，他们怀着同样的热忱，为了不泄露家丑而努力在人们面前维护着自己的威信。

当我们开始生活的时候，黑格尔哲学正是一切的基础，它在空气中到处散布，表现在报刊文章里，在历史学和法学讲义里，在小说里，在论文里，在艺术里，在布道演说里，在日常谈话中。不知道黑格尔的人就没有权利说话，想认识真理的人都在研究黑格尔。一切都依靠着它。可是突然，四十年过后，它却一点痕迹也没有给人留下，人们把它丢到脑后，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最令人吃惊的是，无论伪基督教的倒坍还是黑格尔哲学的倒坍，原因都不是有人推翻它们，拆毁它们。它们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可是突然间，博学的有教养的世界不再需要它们了。如果我们现在对一个新型的有教养人士说到天使和亚当的堕落，说到赎罪，他不会和我们争论并证明这一切不正确，他会莫名其妙地问：什么天使？为什么是亚当？怎么赎罪？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谈到黑格尔哲学时也是一样。新人不会提出异议，而只是表示惊讶。什么精神？它从哪里来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它要外现？为什么我需要它？

曾几何时，黑格尔派的哲人还郑重其事地教导着大众，而大众什么也不明白，盲目地相信一切，为合他们心意的东西寻找证据，并且相信，那些在他们看来原是模糊不清而且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都会清楚得像白昼一样。可是那样的时代过去了——这种理论衰老了，新的理论代之而起，旧的理论不再为人需要，大众窥视了祭司的神秘殿堂，看见那里除了一些非常艰深晦涩而无法理解的字眼之外什么也没有，也不曾有过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所经历的时代。

“是的，”现在的科学界人士会说，“所以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这些都是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的梦呓。如今有批判的实证科学，它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整个建筑在归纳和经验的基础之上。如今我们的知识已不像从前那样靠不住了，人类的全部问题在我们的道路上才能解决。”

但是神学家们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呀，他们也不是傻瓜，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在我的记忆中，黑格尔学派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并且抱着同样强的信心，得到所谓有教养人士的同样的承认。我们的赫尔岑们、斯坦凯维奇们、别林斯基们也同样不是傻瓜。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惊人的现象，即有学问的人们会信心百倍地宣传这些毫无根据和毫无内容的教义，而大众也虔诚地接受了这样的教义呢？原因只有一个，即这些被宣传的教义为人们的卑劣生活作了辩解。

有一个非常蹩脚的英国政论家（他的著作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认为是渺小中的渺小）写过一篇关于人口的论文，在论文中发明了一个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不成比例的虚构的规律。这位作家用许多毫无根据的数学公式来装饰这个虚构的规律，把它发表出来。就这篇文章的浮躁和平庸而言，应能推想这篇文章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只会被人抛诸脑后，就像同一位作家以后的全部论著一样。可是结果却全然不是这样，写这篇文章的政论家顿时变成学术权威，把持这个高位几乎半个世纪。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限制人口的各种自然和合理的手段——所有这一切都成了科学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它们并未经过检验，却被大量应用，就像是一些可以进一步导出许多结论的公理一样。有学问有教养的人士就是这样干的，而游手好闲的人则对马尔萨斯发现的伟大规律抱着虔敬的信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本来这似乎不过是一些与大众的本能毫不相干的科学结论。但这样看问题的人必定相信科学是某种像教会一样不会犯错误的自在之物，而不仅仅是虚弱和入了迷途的人只为壮观起见才用“科学”这个有影响的字眼去替换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的人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只要从马尔萨斯理论引出一些实际结论就可看出，这个理论是同人关系最密切，目的最明确的理论。直接产生于这一理论的结论有以下几种：劳动者的贫穷状况不是由富人和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利己主义和失去理智造成的，而是由一条不取决于人的一成不变的规律造成的。如果说这当中谁有错，那么只能是饥饿的劳动者自己，这些傻瓜明知不会有东西吃，谁叫他们生到世上来？因此富有阶级和统治阶级一点没有错，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像过去一样继续生活下去。于是，这个为游手好闲的人所珍重的结论就导致了这样的情况，所有有学之士对这些结论的缺乏根据、错误百出和十足的随意性视而不见，而那些有教养的亦即游手好闲的人则嗅出了这些结论的宗旨，欣喜若狂地欢迎这个理论，给它加上真理性即科学性的印记，对它津津乐道达半个世纪之久。

实证的、批判的、经验的科学界人士的自信，以及大众对他们宣传的东西所抱的虔敬态度，是否也出于同一个原因呢？初看上去似乎很怪，进化论（它像神学中的赎罪说一样，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整个新教义的流行表达）怎么能够为人们的不正当地位进行辩护，科学进化论似乎只和事实有关，除了观察事实之外一无所能。

但仅仅是似乎如此。大而言之如黑格尔学说，小而言之如马尔萨斯学说，都曾经似乎如此。黑格尔哲学似乎只研究自己的逻辑体系，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马尔萨斯理论也一样，似乎只研究统计资料的事实。但仅仅是似乎如此。

现代科学也只关心事实，它研究事实。但这是些什么事实呢？为什么恰恰是这一些事实而不是别的事实？

现代科学界的人士非常喜欢郑重其事而且振振有辞地说：我们只研究事实，自以为这句话包含着某种意义。只研究事实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值得我们研究的事实多得无数（从这个词的精确意义上说）。在研究事实之前，总该先有一个在其基础上研究事实的理论，也就是说，从无数的事实中挑选这些或那些事实。而这个理论是存在的，甚至被表达得非常明确，尽管现代科学界的许多活动家或者忽视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愿意知道这一点，或者有时当真不知道而有时假装不知道它的存在。一切占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教义从来都是如此，无论是神学还是哲学。任何教义的基础总是理论，所谓的有学之士，也只是从一旦形成的基础中想出进一步的结论。目前现代科学也正是在它有时知道、有时不愿意知道、有时的确不知道的一个非常确定的理论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事实。这个理论确实存在。

这个理论说，整个人类是一个不死的机体，人们是各个器官上的不同部件，各有自己服务于整体的专门使命。就像细胞一样，在形成为一个机体的时候，它们为整个机体的生存斗争而彼此分工，加强一种机能，削弱另一种机能，形成一个有机组织，以便更好地满足整个机体的需求。也像群体动物蚂蚁、蜜蜂的情形一样，个体与个体彼此分工：雌蜂产卵，雄蜂授精，工蜂为整体的生活而劳作。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情形也是这样。因此，要寻找人类生活的规律，必须研究机体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我们在机体的生存和发展中找到以下规律：分解和聚合的规律，任何一个现象都不仅仅造成一个直接后果的规律，还有同质的不稳定性规律。这一切都似乎非常清白无辜，但只要从所有这些规律引出一些结论，就会立即看出，这些规律的用意和过去马尔萨斯那些规律的用意是一样的。这些规律只有一个用意，恰恰就是要承认人类社会中的活动分工是有机的，也就是必然的。因此在看待我们这些脱离劳动的人所处的不正当地位时，就不要从理性和正义的观点出发，而要把它看做一个证实了共同规律的无可怀疑的事实。

精神哲学也曾为一切残酷无情和为非作歹的行为辩护，但在那里，一切都是推理，因此是不正确的。而在科学中，一切都是科学的，因此是无可怀疑的。

怎么能不接受如此美妙的理论！只要把人类社会看做观察对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吞食别人即濒于死亡的人的劳动，用我的活动，不论怎样的活动，就是人类机体的功能性活动这一思想来安慰自己。因此，根本谈不上我享用别人的劳动是否正当，我做的只是使我觉得愉快的事，就像谈不上大脑细胞和肌肉细胞的分工是否正当一样。为了今后可以一劳永逸地把良心藏进衣袋，肆无忌惮地过动物般的生活，同时还感觉得到脚下有我们时代的无法动摇的科学支柱，又怎么能反对如此美妙的理论啊！

今天为人们的游手好闲和残忍进行的辩护正是根据这种新的教义。

三十

这种教义的历史不久，大约只有五十年左右。其主要创始人是法国学者孔德。孔德原是分类学家，同时又虔信宗教，在当时兴起的比夏[30]的生理学研究影响之下，孔德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古老的、早就被曼纳尼乌斯·阿格里帕[31]说过的思想：可以把人类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看做一个整体，一个机体，而把人看做各自具有为全机体服务的确定使命的各器官上的活部件。孔德对这个思想是那么喜欢，以至动手在它上面建立起一套哲学理论，而他对这套理论又是那么入迷，以至完全忘记了他的理论出发点至多是一个挺不错的比拟，用在寓言里还合适，但绝不能充当科学的基础。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把自己心爱的假说当成了公理，还自以为他的整个理论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根据他的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人类是个机体，那么要知道人是什么以及人对世界应有怎样的态度，就只有通过认识这个机体的属性才有可能。为了认识这些属性，人可以对其他的低等机体进行观察，对他们的生活加以归纳。因此在孔德看来，第一，科学的真正和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归纳法，全部科学都只能以经验为自己的基础。第二，诸科学的目的和顶峰应是一门关于假想的人类机体或者关于机体之上的生命——人类的新科学，这门新的假想的科学就是社会学。从这样一种一般科学观出发，一切以往的知识都成了虚假的，人类在其自我意识意义上的全部历史也被分成了三个或者实际上应说是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世界之初直到孔德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另一个是唯一真正的科学——从孔德开始的实证科学的现阶段。这一切都说得很好，只有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又恰恰是这整个大厦都建筑在砂砾上，建筑在任意地和错误地断言人类是一个机体的基础之上。说这个论断是任意的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承认无法观察的人类机体的存在，正如我们没有权利承认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类似的神学论点的存在一样。说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是因为在人类即人群的概念之中，已被错误地加进了一个机体的定义，虽说人类并不具有机体的本质特征——感觉或意识的中枢[32]。

虽然实证哲学的基本论点是任意的和错误的，它还是得到了所谓有教养世界的热烈拥护。在这层关系上有一个现象十分突出：在孔德的由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学这两个部分构成的论著中，有学问的世界只接受了前者，即用许多新的经验原则为人类社会的现存罪恶辩护的那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那个谈论从承认人类是机体这一结论中派生的利他主义道德职责的部分，却被认为不仅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和无科学性的。康德学说的两个部分的命运再度重演。纯粹理性批判曾被大众认为是有科学性的，而实践理性批判，那个包含着道德学说的实质的部分，却被摒弃了。在孔德的学说里，被承认有科学性的是放任占统治地位的罪恶的东西。而被大众所接受的建筑在任意和错误论点之上的实证哲学，本身的根基又过于不稳，因此总是摇摇欲坠，无法单独维持。于是在那些从事所谓科学的人士的种种百般无聊的思想游戏中，出现了一个同样不是新的，也同样是任意的和错误的论断：各种生物亦即机体都是起源于另一些生物——不仅是一个机体起源于另一个机体，而且是一个机体起源于许多个机体，也就是说，在极其漫长的时间里，在一百万年的过程中，不仅从一个祖先可以变出诸如鱼和鸭，而且从一群蜜蜂也能产生一个动物。这个任意和错误的论断在一片更为普遍的赞扬声中被有学问的世界接受了。说这个论断是任意的，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一些机体怎样从另一些机体变来，因此物种起源的假说始终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说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是因为物种起源问题的答案既以物种起源是由于遗传和适应规律在无限长的时间里的作用为根据，就根本不能算是答案，而仅仅是问题在新形式里的重复。根据摩西[33]的答案（这一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和他争论），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凭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无限能力产生的。而根据进化论，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凭偶然性，凭遗传和环境的各种不同条件在无限长的时间里产生的。用大白话说，进化论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凭无限长的时间里的偶然性，从一种随便什么东西里都会变出随便什么东西来。这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只是问题的另一种提法，即不提意志而提偶然性，把无限系数从能力上换到了时间上。但这个新论断加强了孔德的旧论断。此外，据这一理论的缔造者达尔文本人的天真供认，他的思想原是受了马尔萨斯的规律的启发，这才作为一切生命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斗争理论。而在这个规律里，也唯有这一点是游手好闲的人们在为自己辩护时用得着的。

两个摇摇欲坠站不住脚的理论互相倚傍，造成了一个类似稳固的局面。两个理论都带有一个为大众所珍重的意义，即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现存罪恶是没有责任的，现存秩序正是一个应有的秩序。新的理论被怀着绝对信任和空前欢喜的大众接受了。正是在这两个任意的、错误的、被作为信条加以接受的论点之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科学的教义。

就对象和形式而言，这种新的教义和教会基督教的教义异常相像。从教义的对象上说，相似之处在于无论哪种教义里的现实都被赋予一种不现实的虚幻的意义，而正是这种的不现实意义被当做了研究对象。在教会基督教的教义里，事实上的确有过的基督被赋予一种作为上帝本人的虚幻意义。在实证论的教义里，现实的生物——活人——被赋予一种作为机体的虚幻意义。从形式上说，两种教义的惊人相似在于无论哪种教义都把一些人的特定认识看做唯一绝对正确的真理。在教会基督教里，一些自称为教会的人对神启的认识被看做了神圣而唯一的真理。根据实证论的教义，一些自称为科学家的人对科学的认识被看做了无可怀疑的真理。教会的基督徒认为，对上帝的真知仅仅始自他们这个教会的建立之日，他们仿佛仅仅是出于谦恭才说以前的信徒也代表教会。实证的科学也是这样，据它断定，科学仅仅始自孔德的时代，科学界人士也仅仅是出于谦恭才承认以前也有科学存在，而且仅仅存在于它的某些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身上。教会和实证科学都是一样，都完全排斥人类的其余一部分人的知识，认为在自己的知识之外的一切知识都是迷误。

这里的相似还有进一步的延续，前来帮助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这个神学基本教条的，是人的堕落和基督以死为人赎罪这样一个古老而正在获得新意义的教条，正是从这两个教条形成了流行的教会学说。我们的时代也是这样，前来帮助孔德关于人类机体的基本教条的，也是一个古老而正在获得新意义的教条，正是从这二者形成了进化这一流行的科学教义。

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教义里，需要有新教条都是为了支撑老教条，新教条也只有和基本教条联系在一起才能被领悟。

如果一个信仰基督神性的人不清楚也不懂得上帝为什么降临尘界，那么赎罪的教条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如果一个信仰人类机体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可以把个体的群集认作机体，那么进化的教条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需要赎罪的教条是为了调和前一个教条和现实的矛盾。上帝降临尘界是为了救人，可人并没有得救。那么如何调和这个矛盾呢？赎罪的教条说：“他拯救了相信罪可赎的人。如果你们相信罪可赎，你们就得救了。”同样，需要进化的教条也是为了解决前一个教条和现实的矛盾：人类是机体，然而我们看到，人类并不符合机体的主要特征。如何调和这个矛盾呢？进化的教条说：“人类是正在形成中的机体。”如果你们相信这一点，你们就能把人类看成机体了。一个摆脱了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迷信的人，甚至不可能懂得赎罪说的意义何在，这个意义只有通过承认基本教条即基督就是上帝才能得到解释。同样，一个摆脱了实证论迷信的人甚至不可能懂得进化物种起源说的意义何在，这个意义也只在你了解基本教条即人类是一个机体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神学的全部精妙也只有那些相信基本教条的人才能悟出。同样，如今占据着从事最深和最新科学的人士的全部头脑的社会学的全部精妙也只有那些信徒才能领悟。

两种教义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的论点一旦被当做了信仰，无须更多的研究就可以充当这些怪论本身的基础，而宣讲这些怪论的人，因为掌握了可用来断定自己有权在神学里自命为圣人、在知识里自命为科学家亦即绝对正确的人的手段，竟然得出了一些最随心所欲、不可思议、毫无根据的结论，他们都极其郑重其事和煞有介事地表述着这些结论，而这些结论的细枝末节也被那些对局部有异议但却一致承认基本教条的人们同样煞有介事和郑重其事地争论不休。

这种教义的“伟大的巴西尔”[34]，譬如说斯宾塞，在自己的一部早期著作[35]中是这样表述这种教义的：

社会和机体有以下类似之处：

1）它们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小集合体，体积不知不觉地渐渐增大，其中的一些竟可增大一万倍；

2）虽然它们起初结构非常简单，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结构，但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它们的结构将不断变得越来越复杂；

3）虽然在它们不发达的早期阶段，它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局部与局部的相互依从性，但它们的各个局部渐渐地会获得一种相互依从性，这种依从性最终又会变得极为强大，以至每一个局部的活动和生存只在其他局部的活动和生存条件下才会成为可能；

4）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独立的，比构成它的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更有持久性，构成它的那些个体一个个地诞生，发展，工作，改造，死亡，然而由它们构成的政治机体的生命却一代又一代地延续，在量上、在结构的完善性和活动的有效性上不断发展。

他接下去还说了机体和社会的一些区别之处，但又证明这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区别，机体和社会仍是完全相似的。

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直接产生这样的问题：您在说什么？为什么人类是机体或者类似于机体？

您说社会和机体相类似是因为有这四个特征，但这纯属子虚乌有。您只不过把机体的某些特征拿来套在人类社会的头上而已。您先举出四个类似的特征，再举出一些有区别的、但（在您看来）只是表面的特征，就作出可以把人类社会看做机体的结论。这不过是辩证法的无聊游戏。以这样的东西为根据，可以把机体的特征套到随便什么东西的头上。

我拿我脑子里随便想到的第一件东西譬如森林来说吧，看它是怎样在一处野地里下种并繁茂起来。1）它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集合体，体积不知不觉地渐渐增大，如此等等。其他野地里发生的事也一模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地撒下种子，长满了树。2）结构起初是简单的，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此等等。森林的情况也一模一样，起初只是一些小白桦，后来有了藤蔓、榛丛。起初一切都直着长，后来用枝条互相缠绕。3）各个局部的依从性不断加强，以至每一局部的生存都取决于其他局部的生存和活动。森林的情况也一模一样，榛树能给树干保暖（把榛丛砍去，别的树就会冻死），林缘的灌木防风，种子树传种接代，高大而枝叶蓬松的树木遮阴，因此一棵树的生存也取决于另一棵树。4）个别的个体可能死亡，但整体总是活着。森林的情况也一模一样，树死林不泣。

这种教义和教会基督教教义以及其他一切建筑在那些被看做信仰的教条之上的教义，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有一种不合逻辑的莫测性。你们表明了你们用这个理论可以同样有权把森林看做机体，你们以为这就给机体教义的追随者们证明了他们的定义是错误的吗？丝毫没有。他们给机体下的定义是如此不准确，如此可伸缩，以至他们能把随便什么东西都塞到这个定义之下。他们会说，是的，森林也可以被看做机体。森林是许多互不相残的个体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集合体，它的各个局部也能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系，类似蜂群一样，它能成为机体。那么你们又会说，即便如此，那么这片森林里的相互作用而互不相残的鸟儿、昆虫和小草，也能和树木一起被看做一个机体吗？他们对这一点也会表示同意。根据他们的理论，任何一个相互作用和互不相残的生物的群集都可以被看做机体。你们能够断定随便什么东西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根据进化论，你们能够断定一个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变出随便什么东西来。

对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神的人无法证明这是不存在的，而只能对他们表明，他们的论断并不是知识的论断，而是信仰的论断；如果他们断定上帝有三个，那么我就可以同样有权断定上帝有十七又二分之一个。对实证论和进化论的科学的追随者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更加无可怀疑的证明。在这门科学的基础上我能证明随便什么东西。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正是这门实证的科学认为科学方法是真知的特征，也正是它自己规定了被它称为科学方法的东西是什么。

被它称为科学方法的是常识。

然而正是这个常识把它揭露得寸步难行。

那些居于圣人地位的人刚一觉得他们身上并无一点圣洁的东西，觉得他们全都是被诅咒的人，就像教皇和我们的正教宗务会议一样，他们就立刻称自己不只是圣人，而且是至圣的人。

科学刚一觉得自己并无一点符合常识的东西，它就立刻称自己为符合常识的，也就是有科学性的科学。

三十一

分工是一切现存事物的规律，因此它在人类社会里是应该有的。很可能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毕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中看到的分工是否就是应该有的那种分工呢？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分工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那么无论怎样的科学也无法对人们证明他们认为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东西是应该有的。神学理论曾经证明权力是上帝给的，很可能它也的确是上帝给的，但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谁的权力？叶卡捷琳娜的还是普加乔夫的？神学纵有再大的精妙也无法消释这个疑团。精神哲学曾经证明，国家是个人发展的形式。但还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尼禄或成吉思汗的国家是为发展个人而有的形式呢？无论什么样的超验语言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科学性的科学也是一样。分工是机体和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应该把这些人类社会里的什么东西认作机体的分工呢？任凭科学把蛔虫细胞的分工研究得多么透彻，所有这些观察仍然无法迫使一个人承认他的理性和良心认为是不正确的那种分工是正确的。不管在被观察的机体里细胞分工的证据多么有说服力，一个人只要还没有失却理智，他还是会说，人不应该一辈子织花布，这不是分工，而是压迫人。斯宾塞之类的人常说，存在着整群整群的织布工，因此织布活动是机体的分工。但是他们的这种说法和神学家们的说法一模一样：存在着权力，因此它是上帝给的，无论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存在着织布工，这就是说，分工如此。如果权力和整群整群的织布工是自动产生的，那么这样说说也不坏，可是我们知道，它们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那么就需要了解，我们制造这权力究竟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自己？我们制造这些织布工究竟是根据机体的规律还是根据别的什么东西？

人们生活着，以种地为生，这本是一切人的天性。有个人造起一座打铁炉来修理自己的犁，一个邻人来求他修一下犁，答应为此替他做工或给他钱。人们接二连三地走来，于是在这些互相交往的人中间产生了这样的分工——出现了铁匠。另一个人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得很好，邻人就把子女带到他这儿来，请他教育，于是出现了教师。但铁匠和教师得以产生并存在下去仅仅是因为有人求他们做铁匠做教师。倘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出现了许多铁匠和许多教师，或者倘若他们的工作不再被人需要了，他们立即就会像常识所要求的那样，像那些并不存在破坏正常分工的原因的地方常见的那样，放弃自己的技艺重新去种地。这样行事的人是受了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的支配，因此我们，即有理性有良心的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分工是正常的。但是倘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铁匠们能够强迫别人替他们做工，倘若人们并不需要蹄铁而他们还在打蹄铁，倘若谁也不做学生而教师还在教书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作为一个人，即一个有理性有良心的生物，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已不是分工，而是侵占他人的劳动。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活动被有科学性的科学称做分工。人们正在做一些别人没想要求他们做的事，可他们却要求别人因此来养活他们，还说这样做是公正的，因为这是分工。

那个不仅仅在我们这里构成人民的主要社会灾难的东西叫做管理，即无数的官吏。那个构成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的原因的东西用英国人的说法叫做overproduction，即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出许许多多既没有地方放也没有人需要的东西）。

如果一个靴匠竟然认为人们应该因为他在不停地缝制早已无人需要的靴子而养活他的话，那是很奇怪的。而那些政府、教会、科学和艺术界的人士根本什么都不缝，也不做任何不光是好看而且对人民有益的事，他们的商品无人问津，但他们同样有勇气以分工为理由要求人们养活他们，给他们好吃好穿。这种人该让人怎么说呢？可能有，并且确实有这样一些巫师，他们的活动是人们需要的，人们为此给他们送去面饼和烧酒。但是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巫师，谁也不需要他们的巫术，可他们却因为自己会行巫术而气壮如牛地要求人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那些政府、教会、科学和艺术界人士却正在这样做。这一切所以会发生，根据都是那个错误的分工概念，它不是取决于理性和良心，而是取决于科学界人士同心信奉的那种观察结果。

分工的确一直存在，但它只在一个人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决定应做怎样的分工，而不是在他将去观察这分工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一切人的良心和理性都能非常简单、毫无疑问和异议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为这问题找到的答案总是这样的：分工只有在一个人的特殊活动为大家十分需要，大家请求他提供服务，也因为他能为大家做事而情愿供养他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可以从幼年到三十岁一直靠别人养活，答应学成之后再去做一些非常有用然而谁也不请他做的事，后来又可以从三十岁一直到死过同样的生活，仍然仅仅答应要去做一些谁也不请他做的事，那么这就不是分工（正如我们这个社会里实际上也没有分工），而只能是强者侵占他人的劳动，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以前神学家把强者侵占他人的劳动称之为天赋使命，后来哲学家称之为生活的必然形式，而现在，有科学性的科学又称之为机体的分工。

科学的全部意义仅在于此。如今是它成了发放逍遥证书的人，因为唯有它在自己的圣殿里研究和规定人在社会机体里可有何种寄生的、何种有机的活动。仿佛一个人靠理性和良心无法把这一点了解得准确和简明得多。正像以前对于僧侣，后来对于国务人士来说，什么人对别人最有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一样，如今在从事有科学性的科学的人士看来，他们的活动无疑是有机活动这一点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他们这些科学界和艺术界的活动家们乃是机体的脑细胞，亦即最最宝贵的细胞。

上帝保佑，让他们主宰好了，他们只管去吃好的喝好的，逍遥自在，就像祭司和诡辩家们也曾经逍遥自在和主宰过一样。只是但愿他们不要像祭司和诡辩家们那样使人腐化。

自有人类，即有理性的生物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区分善恶并利用着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他们和恶作过斗争，探索过真正的、最好的道路，缓慢然而顽强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骗局设在人们面前挡住他们的道路，这些骗局的目的是向他们表明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过另一种应有的生活。一个可怕而古老的骗局是教会人士的骗局。人们通过极为艰苦的斗争和劳动才渐渐摆脱了这个骗局，但他们刚刚从这个骗局里脱出身来，在老骗局的地方就立刻出现了一个新骗局——国家的、哲学的骗局。人们又挣脱了它的迷惑。可是一个新的、更为凶恶的骗局又在人们的道路上出现了，即科学的骗局。

这个新骗局和以前的老骗局一样，其实质在于用一种外部的东西偷偷取代我们的理性和良心以及我们前人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在教会的学说里，这个外部的东西是启示；在科学的骗局里，这个外部的东西是观察。

这门科学的圈套就是让人们看到由他们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造成的最粗暴的歪曲，从而破坏他们对理性和良心本身的信任，使他们相信，正是理性和良心告诉他们，自有世界以来理性和良心对人类的那些最高代表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相对的和主观的。

他们说，应把这一切全都抛掉。不能凭理性来认识真理，因为会犯错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不会出错的、几乎是机械式的道路，即研究事实。而研究事实又应以有科学性的科学，即假冒成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实证论和进化论这两个毫无根据的推测为依据。这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摆出一副骗人的庄重模样，声称要解决生活的全部问题只有通过研究自然界的各种事实尤其是机体才行。容易轻信的年轻人被这个不但没有被批评摧毁，甚至没有被批评触动过的权威的新奇弄得晕头转向，纷纷去研究这些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奔向那条在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看来是唯一能够说明各种生活问题的道路。然而，学生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得越远，他们离开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可能性，甚至是离开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愿望本身也越远，他们也就越来越不习惯于观察，而是越来越习惯于轻信他人的观察（相信细胞、原生质、物体的四种形态等等），越来越只见形式而不见内容，越来越意识不到善恶，越来越不能理解那些由人类以往全部生活得出来的善恶的表达法和定义，越来越多地学会由许多并不具备全人类意义的术语构成的科学行话，越来越深地陷入那些无法说明的观察结果的迷宫里。他们不但越来越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越来越不能理解与他们不同的，处在他们的圣法经传之外的清新的人类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和生活，也就是和劳动渐渐疏远的过程中虚度大好年华，渐渐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合理的，在肉体上变成毫不中用的寄生虫，在精神上使自己的头脑脱离常轨，成为思想上的阉人。同样，他们一方面变得越来越愚蠢，另一方面又渐渐获得一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普通的劳动生活中去，重新获得简单、明确、人类共同的思维能力。

三十二——三十七

［…………］

三十八

那么到底怎么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既包含着一个承认我们的生活不好不正常的意思，同时也仿佛包含着一个这一切终究是无法改变的推托的问题，过去我从四面八方听到过，现在仍从四面八方听到，因此我只选了这个问题为此文通篇的题目。我描述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探索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是个和大家一样的人，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比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平常人突出一些，那么主要就是我比平常人更多地侍奉和纵容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错误学说，从维护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人士那里得到过更多的赞扬，因此比别人更腐化，错更大。因此我才觉得，我为自己找到的那个问题答案，对所有给自己提出这一问题的真诚的人来说都将是有用的。

首先，我对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这样回答自己的：无论对人对己都不要说谎，不要害怕真理，无论它会把我引向哪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人说谎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并不担心对自己说谎。然而，在人前说的谎话就是再恶劣，再直接，骗人骗得再厉害，比起我们说给自己听的、我们借以安排自己生活的那种谎话来，后果还算不了什么。

要能够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不要说这样一种谎话。事实上，当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都建筑在谎话上，而我还想方设法在别人和自己面前用这谎话冒充真理的时候，怎么能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呢？在这个意义上，不说谎就意味着不害怕真理，不为使自己听不见理性和良心的结论而支吾搪塞，也不接受别人为此而作的支吾搪塞；不害怕和周围的一切决裂而独自坚持理性和良心；不害怕真理将使我们面临的那种情况，坚信真理和良心所指向的那种情况无论多么可怕，也不会比建筑在谎话之上的东西更坏。处在我们这些有特权的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地位上，不说谎意味着不害怕清算。

也许债已经欠得太多，还不清了。但是无论欠多少债，知道多总比不管不顾好。无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知道远总比继续走下去好。对人说谎有弊无利，因为解决任何事情用真理永远比用谎话来得直接和简便。对人说谎只会把事情搅乱，解决起来更难。对自己说谎并用它冒充真理则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却认为它是真正的道路，那么他在这条路上每跨出一步都会使他离目的地更远。如果一个人在这条错误道路上走了很久，自己猜到或者听别人说这条路是错误的，但他不敢想自己往歧途上走了多远，却竭力使自己相信也许从这里也能走上正路，那么他就永远走不上正路。如果一个人面对真理畏缩不前，明明看到它却不承认它，反把谎话当做真理来看待，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人，在错误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承认我们赖以为生的那种谎话，就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认识到我们这种生活的虚伪，靠的就是错误道路给我带来的那些痛苦。我承认我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错误的以后，就有勇气朝理性和良心指引我的方向走去（以前仅仅在思想上），再不考虑它们会把我带到哪里。于是我为这勇气得到了报偿。

我周围的一切复杂、零散、混乱和无法理解的生活现象突然变得清楚了，我以前在这些现象中间所处的奇怪而艰难的地位突然变得自然和轻松了。

在这个新的地位上，我的活动得到了非常准确的规定——根本不是以前我所想象的那种活动，而是一种崭新的、宁静得多的、充满了爱和喜悦的活动。正是以前使我惊恐的那种东西，现在开始吸引我了。因此我想，谁能真诚地对自己提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对自己说谎，而是走向他的理性指引他去的地方，他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他不再对自己说谎，他就会认识到应该做什么，在哪里做，以及怎样做。

只有一种情况会妨碍他找到出路，那就是错误地抬高自己和自己的地位。我就有过这种情况。因此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亦即从第一个答案中产生的答案，对我来说就是彻底悔悟，也就是完全改变对自己的地位和活动的评价，不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有用的和严肃的，而是承认它有害和渺小；不再认为自己有教养，而是承认自己无知；不再认为自己善良、有道德，而是承认自己不道德、残酷；不再认为自己高尚，而是承认自己卑下。我说，除了不对自己说谎之外我还应当悔悟，是因为虽说这后一件事本来就是前一件事的要求，但关于我具有崇高意义的错误观念已经和我牢牢地连在了一起，我若不真心诚意地悔悟，不否定我给自己作出的错误评价，我就无法看到我对自己说的大部分谎话。只有我悔悟了，也就是说不再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而是开始把自己看成和大家一样的人，我才能清楚地认识我的道路。以前我所以无法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我对问题本身的提法不对。

在我没有悔悟的时候，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一个具有我所有的这种教育和这些才华的人，应该选择怎样的活动呢？我该怎样用这些才华和这种教育来报偿我过去和现在取之于人民的东西呢？这种问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不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而是一个特殊的人，我的使命是用我通过四十年的训练才得到的才华和教育为人们服务。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但在实际上我已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已预先选定了一种使我愉快的活动，以为我的使命就是用这种活动来为人们服务。其实我就是这样问自己的：我，一个如此出色的作家，有这么多的知识和才华，应该怎样运用它们才符合人们的利益呢？

而问题本来应该像是摆在一个修完了《塔木德》[36]课并且熟记一切经书的字母数目和自己这门学问的全部精义的博学的拉比[37]面前。无论对拉比还是对我，问题的提法都应该是：我，一个由于不幸的环境没有把最好的学习年月用来培养劳动习惯，而是耗费在学习文法、地理、法学、诗歌、小说、法语、钢琴、哲学理论和军事操练上的人，一个把自己生命的大好时光耗费在一些无聊而又腐化心灵的事情上的人，虽然有过去不幸的环境，应该怎么办才能报答那些在这段时间里供我吃穿，眼下还在供我吃穿的人呢？如果问题是像现在我悔悟了之后的样子摆在我的面前，即：我这样一个被教坏了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么回答起来很容易。首先应该努力诚实地谋生，也就是说学会不靠别人养活，而在学习这样做的同时和学会这样做之后，一有机会就用双手、双脚、大脑、心灵以及一切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为人们造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除了不对别人也不对自己说谎之外，还要悔过自新，把在我们身上生了根的因为自己受过教育、讲究趣味和秉有才华而产生的傲慢铲除干净，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人民的恩主，并不是乐于和人民分享自己有的有用之物的先进分子，承认自己完全是个有罪过的、被教坏的、毫无用处的人，一个希望痛改前非，一个不求对人民施恩、但求不再侮辱和欺凌人民的人。有一些很好的年轻人赞成我的文章中的批判部分，我经常听见他们问：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一个学完了大学或其他学校的课程的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些年轻人问是这样问，但在内心深处早已认定他们受的教育是他们的一大优点，他们希望正是用自己的这个优点来为人民服务。因此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的，那就是坦率诚实地对他们所谓自己受的教育抱批判态度，问一问自己，他们所谓自己受的教育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如果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必须否定自己受的教育，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这也正是唯一需要他们做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照应该的那样提出问题。问题应该这样提：我，一个软弱无能、毫无用处、由于环境的不幸而把最好的学习年月毁在腐化心灵和肉体的《塔木德》研究上的人，应该怎样纠正这个错误并且学会为他人服务呢？他们却是这样提的：我，一个得到了这么多美妙的知识的人，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美妙的知识去造福于人呢？这样一种人只要不悔悟，就永远回答不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悔悟并不可怕，就像真理并不可怕一样，悔悟也像真理一样令人快乐并且有良好的作用。只要彻底地接受真理和彻底地悔悟，就会懂得任何人都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权利、优点和特殊的生活地位，而应尽的义务却无穷无尽，并且人的一个首要的和无疑的义务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参加到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中去。

正是人的这种对义务的意识，构成了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第三个答案的实质。

我努力不对自己说谎了，我努力从自己心中剔除关于我的教育和才华的错误看法的残余，我悔悟了。但在解决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可做的事情有那么多种类，总得指点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呀。只要对我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罪恶表示出真心的悔悟，就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这样问，我也一直这样问。后来我摆脱了对自己的使命评价过高的影响，这才看到我首先并且无疑应该去做的事，就是自己给自己饭吃，给自己衣穿，给自己取暖，给自己盖屋，并且要在这些事情上为他人服务，因为自有世界以来，这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任何人应尽的首要和无疑的义务。

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是管辖别人也好，是保卫自己的同胞也好，是侍奉上帝也好，是教导别人也好，是发明增添生活乐趣的手段也好，是揭示世界的规律也好，是用艺术形象体现永恒的真理也好——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为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而参加到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中去，将永远是他应尽的最为首要和最无疑问的义务。这所以是一个首要的义务，是因为对人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因此要保护人们和教导人们，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就应该保持这生命本身。而我不参加斗争，侵吞他人的劳动，这就是消灭他人的生命。可见，一边消灭他人的生命一边为他人的生命服务是讲不通的。当我活着显然有害于他人时，是谈不上我为他人服务的。

人为获得生活资料而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义务，永远是一切应尽的义务中最首要和最无疑的义务，因为这个义务是生命的法则，背离这个法则就会招致不可避免的惩罚——人的生命从肉体上或是从精神上遭到毁灭。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而给自己解除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义务，他立即就会遭到肉体毁灭的惩罚。而如果一个人给自己解除了这个义务，却迫使别人以毁灭自己生命的代价来履行这个义务，那么他立即就会遭到毁灭自己合理的生活即具有合理的目的的生命的惩罚。

人只有在这一件事上，如果他分担这件事的话，才能使自己天生的各种肉体和精神需要获得充分的满足。吃饭、穿衣、爱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这是肉体需要的满足，为别人做同样的事——这是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任何其他活动只有在目的是满足人的这种第一需要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因为人的全部生活正是在于这种需要的满足。

我曾被自己过去的生活扭曲得那么厉害，这条上帝的或者说大自然的首要而无疑的法则又在我们的世界里被掩盖得那么严实，以至我曾觉得执行这条法则是奇怪的，可怕的，甚至是可耻的，仿佛执行永恒的无疑的法则而不是背离它会是可怕、奇怪和可耻的似的。

起初我以为，要做这种事需要慢慢筹备，把志同道合者组织在一起，征得家庭同意并生活在农村。后来我又以为，做这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习惯做的事，譬如说体力劳动，就像是要在人前表现自己似的，很难为情，因此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才好。但只要我一懂得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发明和组织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仅仅是从我所处的错误地位回归自然的地位，仅仅是纠正我生活在其中的错误——只要我一意识到这一切，所有这些困难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用不着组织和筹备，根本用不着期待别人的同意，因为无论我处在什么地位，从来都有人在那里不但供他们自己，而且还供我吃饭、穿衣和取暖，因此我随时随地都能为自己也为他们做这种事，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我同样也不会因为做这种为人们所不习惯并且似乎还会觉得稀奇的事而感到虚伪的羞耻，因为不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已感到了不是虚伪的，而是真正的羞耻。

就在这时，我产生了这种意识并且从中引出了实际结论，我也就因为没有在理性的结论面前畏缩而是走向它指引的方向受到了充分的奖赏。得出了这个实际的结论以后，我惊奇地看到，所有以前在我看来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竟如此容易和简单。要问应该怎么办？有一个最无可怀疑的答案：首先，应该去做我自己需要的一切，即给自己煮茶，给自己生炉子，给自己提水，给自己缝衣服——做我自己能做的一切。要问那些常做这种事的人是否会对此觉得奇怪？那么要奇怪也只会奇怪一个星期，一星期之后，如果我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人们才会奇怪呢。要问这种体力劳动是否需要组织，是否需要在农村，在土地上建立劳动组合？这一切全都不需要，只要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有可能游手好闲地坐享他人的劳动，像那些积攒金钱的人的劳动一样，而是为了满足需求，那么它自己会把人们从城市吸引到农村，吸引到土地上，到有这种最富于成效和最快乐的劳动的地方。不需要成立任何组合，因为一个从事劳动的人总是自己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其他劳动者的现有组合。要问这种劳动会不会耗尽我的全部时间，会不会使我不再可能从事那种我所喜欢，我所习惯，我自负的时刻认为对别人不无益处的脑力活动？我得到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答案。脑力活动的精力增强了，它甩掉了多余的消耗，随着体力的加强而相应地增长。原来在八个小时——白天的一半（以前我是在同无聊进行艰苦斗争中度过的）用于体力劳动之后，我还留有八个小时，只需按我的条件抽出其中的五个小时用于脑力劳动。我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四十年来别的什么事也不做而只是写作，写出了三百印张。假如我在这四十年里一直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干普通的活儿，且不计冬日的傍晚和假日的闲暇，只要我每天读书和学习五小时，在节假日才写作，每个节假日写两页纸（而我往往一天能写一印张），那么十四年我就能写出三百印张。结果出了一件怪事，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连七岁的小孩子都会做，可我至今不会做。一昼夜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睡八个小时，还余有十六个小时。无论哪个从事脑力活动的人，如果他每天把五个小时用于自己的活动，也能做出非常多的事情来。可余下的十一个小时上哪儿去了呢？

原来体力劳动不但不排除脑力活动的可能性，不但可以提高它的质量，而且还能促进它。

要问这种体力劳动会不会使我失去人所应有的许多无害的快乐，如享受艺术，获得知识，与人交际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幸福？事实上完全相反，劳动越是紧张，越是接近被视为最粗笨的农业劳动，我得到的享受和知识就越多，和人们结成的关系越是亲密友爱，生活的幸福也越多。

要问（我经常从一些不十分真诚的人们口里听到这个问题）大海里的这样一滴小小的水珠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把我个人的体力劳动投入我正在耗费的劳动大海中会有什么结果？答案同样是最令人满意、最意想不到的。事实是，一旦我把体力劳动变成自己生活的习惯条件，我就立即抛弃了我在肉体懒散时形成的大部分错误而代价昂贵的习惯和要求，而且没有丝毫的勉强。且不说那些颠倒昼夜、讲究被衾衣着和规矩重重的清洁的习惯，那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而且令人害臊，就是饮食本身和对饮食质量的要求也完全改变了。最简单的食物，如菜汤、粥、黑面包、边咬糖块边喝的茶，代替了以前爱吃的甜蜜、油腻、精致、复杂和开胃的东西，成了最需要和最令人愉快的东西。我在干体力活的时候结交的那些只满足于很少一点东西的普通劳动者的榜样无疑对我产生了影响，就是我的需求本身也由于劳动生活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因此，随着我渐渐习惯和掌握了劳动本领，我的这一滴体力劳动的水珠在共同劳动的大海里变得越来越大。而随着我的劳动渐渐地出了成效，我对别人劳动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小，生活自然而然地，既不勉强也无损失地渐渐接近我在未履行劳动法则时甚至无法梦想的简朴生活。由此可见，我对生活的那些花费昂贵的要求，那些虚荣和消愁解闷的要求，是直接从游手好闲的生活中产生的。干体力活的时候既没有虚荣的地位，也不需要消愁解闷，因为时间过得又愉快又充实，疲劳之余喝喝茶，看看书，和朋友们聊聊天，这种简单的休息要比戏院、纸牌、音乐会、大社交场等一切只在肉体懒散时才需要并且代价昂贵的东西不知愉快多少。

要问这种不习惯的劳动会不会使要能为他人服务就必不可少的健康受到损害？虽然许多著名医生断定，紧张的体力劳动会造成许多极有害的后果，尤其在我的年龄更是如此（因此最好采取做瑞典体操、按摩等应该代替人的自然生活条件的保健方法）。事实上，劳动越是紧张，我就越是觉得自己结实，精力充沛，快活，善良。因此毫无疑问，正像人脑的种种巧妙发明，如报纸、戏剧、音乐会、拜访、舞会、纸牌、杂志、小说等等，不外乎是维持没有为他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人脑为饮食、起居、通风、取暖、衣着、药物、水疗、按摩、体操、电疗和其他疗法作出的种种卫生学和医学上的巧妙发明也仅仅是一些维持处在劳动的自然条件之外的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原来人脑为给那些肉体懒散的人安排一个愉快的生活而作的一切巧妙发明，同人们为给一个完全密封的房间制造一种最适于呼吸的空气而想出的种种妙策完全一样。他们借助机械装置、水汽蒸发和各种植物来调节空气，虽说只消开一扇窗子就行了。

为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想出来的种种医疗卫生发明，活像是一个机械师想出了那样的办法，给一个不工作的汽缸点上火，堵住了所有的阀门，然后设法使这汽缸不发生爆炸。各种娱乐、舒适和医疗卫生保健设施都是为了使人们免于精神和肉体的疾病，要代替这一切极为复杂并且耗费了许许多多劳动的设施，只需有一件东西就够了，那就是执行生活的法则，也就是去做不但是人，而且连动物都应该做的事，即通过体力劳动把以食物形态摄入的能量释放出来。用普通的话说就是去挣饭吃，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说要吃多少就得挣多少。

当我清楚地懂得了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笑。我经过那么多的怀疑和探索，走过那么长的思想历程，最后才认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真理，即人有眼睛是为了用它们看，有耳朵是为了听，有脚是为了走路，有手和脊背是为了干活。如果一个人不用这些肢体去做它们天生应该做的事，那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情况和我一个熟人养的牡马的情况一样。我这个熟人的管家并不爱好养马，也不是养马行家，他接到主人要把一些最好的牡马关进单马栏的命令以后，就把它们从马群里挑出来关进了单马栏，喂它们燕麦，给它们饮水。但他对这些名贵的马匹放心不下，不敢把它们交给任何人，不骑它们，不放它们，甚至不把它们牵出马厩。这些马全都垮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区别仅仅在于，马是没有办法可以骗的，要不放它们出去，就得用皮带拴着，而我们是被一些诱惑拴在同样一种不自然的、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状态中，这些诱惑搅乱了我们的思想并且像铁链一样勒着我们。

我们给自己安排了一种既违反人的道德天性又违反人的肉体天性的生活，我们绞尽脑汁地要人们相信这正是一种最名副其实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切，我们的科学和艺术，各种生活乐趣的完善，都是企图欺骗人的道德要求。我们称之为卫生学和医学的那一切，都是企图欺骗人类天生的肉体要求。但这些骗局总有自己的尽头，我们也已走到了这些尽头。时下正充当主宰的最时髦的叔本华和哈特曼[38]的哲学声称，如果人类的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么不如干脆不要生活。特权阶级中日益增多的自杀现象也说，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那么不如不要生活。科学所纵容的各门医学以及科学所发明的种种扼杀妇女生育能力的诡计又说，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那么最好连我们的后代也不要生活了。

《圣经》上说，人的法则是“汗流满面地谋食，备受苦楚地生育。”有个姓邦达列夫的庄稼汉写过一篇文章，为我说明了这句话的智慧所在[39]。

然而，正如莫里哀笔下的一个人物在胡扯了一通医学并且说肝脏是长在左边之后所说的，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40]，我们把这一切全都改变了。人们无须劳动就能有饭吃，机器会包办一切，妇女也无须生儿育女了。医学会教给人们各种各样的手段，再说人也实在太多了。

克拉皮夫纳县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庄稼汉。战时他曾经在一名军需官手下当过粮食采办员。这个庄稼汉常在军需官身边，看见了他过的快活日子，因此发了疯，以为自己也和大人老爷一样，可以不干活而得到他应得的那份皇帝陛下给的薪俸。这个庄稼汉现在自称特级威武公爵勃洛辛、上下各等军需官。他心想，他已“做过各品大官”，按他的军功劳绩，应从皇帝陛下那儿得到花不完的金钱、衣着、制服、马匹、马车、茶、豌豆、仆役和应有尽有的食品。这个人对许多人来说是可笑的，但是对我来说，他的疯狂的意义却是可怕的。别人问他想不想干活，他总是骄傲地回答说：“多谢多谢，农民会处理这一切的。”如果你对他说，农民也不想干活。他就回答：“这种事的处理对于农民并不困难。”（他说话一般都是文绉绉地，喜欢使用动名词）他说：“现在机器的发明是为了让农民轻松。对他们来说没有困难。”如果人们问他为什么活着，他就回答说：“为了时间的消磨。”我总是把这个人当做一面镜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和我们的整个等级。一级级地做官，以便为消磨时间活着并且得到花不完的金钱，却让农民去做所有的事，因为发明了机器，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困难的。这真是我们圈子里那些人的疯狂信仰的绝好表达。

当我们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问，而仅仅是像做过各品大官而丧失了理智的特级威武公爵勃洛辛一样，承认我们什么事也不想做，只不过我们的承认不像他那样坦诚罢了。一个明理的人是不可能问这种问题的，因为，一方面，他正在享用的一切都是别人以前和现在用双手做出来的；另一方面，一个健康人只要一觉睡醒，吃了点东西，就会立即产生用双脚、双手和大脑来工作的要求。为了找到工作，为了工作，他只须不赖着不去干活。只有那种认为干活丢脸的人，譬如一位阔太太，她请客人不必费事动手开门，等她打铃唤人来开，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给自己提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问题不在于要想出一些活儿来干——可以为自己和为别人干的活儿多得干不完。问题是要抛弃只为自己快活而吃吃睡睡的有罪的生活观，养成简单而诚实的生活观。一个做工的人从小到大都是按这种观点生活的，即人首先是一架靠食物维持的用于谋生的机器。因此，丢脸的、难堪的、不应该有的情况是光吃不做。光吃不做是最放肆最违反自然的，因此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类似兽奸的情况。只要有这个认识，要干的活儿就有了，干活也就成了充满快乐并且能够满足精神和肉体需要的事情了。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人的一天都可以根据进餐分成四个部分，或者用农民的说法，分成四股子劲：1）早饭以前；2）从早饭到午饭；3）从午饭到午茶；4）从午茶到天黑。人按自己的本质而感到需要的活动也可分成四种：1）体力活动，用两手、两脚、肩膀、脊背干的活儿——使人出汗的重体力劳动；2）手掌和手指的活动，技巧性的活动；3）智力和想象的活动；4）与别人交往的活动。

人所享有的福利同样可分成四种。任何人都要享用的首先是重体力劳动的产品，如粮食、牲畜、房屋、水井、池塘之类；第二是手工劳动的制品，如衣服、靴子、器具之类；第三是科学、艺术等脑力活动的产品；第四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最好是把一天该做的事情交替着做，以便锻炼人的所有四种能力并且给自己创造人们可以享有的所有四种福利，也就是把一天中的一个部分——第一股子劲——用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第二部分用来从事脑力劳动，第三部分用来从事手工劳动，第四部分用来与人交往。

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消灭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错误分工，才能建立起不会破坏人的幸福的正确分工。

譬如我一生都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对自己说，我的分工就是这样，写作，也就是脑力劳动，是我的专职，而把我所需要的其他事情交给（或者迫使）别人去做。但是这种对于脑力劳动似乎是最为有利的安排，却恰恰不利于脑力劳动，且不说它还是不公平的。

我根据这几个小时的特种工作来安排自己的全部生活——吃、睡、娱乐，除了特种工作之外什么事也不做。结果第一，我缩小了自己的观察和知识范围，常常没有资料可研究，常常在给自己提出描写人们的生活这一任务（研究人们的生活是任何脑力活动的永久性任务）之后，就感到自己无知，不得不去学习，向人们请教那些任何一个不从事专业工作的人都知道的事情。第二，我坐下来写作，但心里没有半点写作的内在欲望，谁也不需要我的写作成其为写作，也就是说表达出我的思想，而是需要我的名字为杂志增色。我绞尽脑汁尽量挤出一点东西来写，有时什么东西也挤不出来，有时只挤出一点很糟糕的东西，使我感到不满和苦闷。可是现在，当我认识到了必须干既粗重而又须有手艺的体力活儿时，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我的时间排满了，无论用在什么不起眼的事上，对我来说无疑都是有好处的，愉快的，富于教益的。因此，我只在感到有一种内心需要，看到对我的写作劳动直接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放下这种无疑有益和愉快的事去从事自己的专长。

唯有这样的要求才能保证我的特种工作是高质量的，因而也是有益的和愉快的。由此可见，从事那些我像任何人一样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不但没有妨碍我从事特种活动，而且还为特种活动成为有益的、高质量的和愉快的提供了必要条件。

鸟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它必须飞翔，行走，啄食，动脑子。只有在它做这种种事情的时候，它才是满足的，幸福的，它才成其为鸟。人也是一样，只有在他走路，搬东西，抬东西，运东西，用手指、眼睛、耳朵、舌头和大脑来工作的时候，他才是满足的，他才成其为人。

一个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使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为满足自己的种种内外需求而相应地变换劳动方式，他不会随随便便就改变这一方式，除非是他感到心中对某种特殊劳动产生出了无法克制的意向，而别人也对这种劳动提出了要求。

劳动的特性便是如此，要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就必须交替进行各种不同的劳动。这种更换使劳动不成为负担，而成为快乐。只有把劳动看做天谴的错误信念才会使人脱离某些种类的劳动，也就是占有他人的劳动，而他人的劳动又要求另一些人非从事特种劳动不可，我们把从事特种劳动称做分工。

我们不过是习惯了我们对劳动结构抱有的错误看法，因此才以为对一个靴匠、机车司机、作家或音乐家来说，最好是能使自己摆脱人应该从事的劳动。在对他人的劳动不会施加暴力的地方，在对游手好闲的乐趣不会抱有错误信念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为从事特种劳动而脱离为满足他的需求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因为特种工作并不是特权，而是人为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弟兄作出的牺牲。

一个农村里的靴匠放下习以为常的快乐的田间劳动，开始用自己的手艺给邻人修补或缝制靴子，使自己失去总是快乐的田间劳动，仅仅是因为他喜欢缝靴子，他知道没有人能把靴子缝得像他这样好，知道人们会因此而感谢他。但他不可能希望自己一辈子不再从事另一种快乐的劳动。

村长、机车司机、作家、科学家也是一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抱着我们那种扭曲了的概念才会以为，一个办事员被主人降为庄稼汉或者一个部长被流放就是遭到惩罚，就是倒霉。其实，这对于他倒是一件大好事，也就是说，用另一种快乐的劳动替换了他原先的沉闷的特种劳动。在自然的社会里人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知道一个人们在那里自行谋生的村社。这个社会的成员中有一个人比别人受的教育多一些，人们要求他读书给大家听，为此他必须在白天做好准备，以便晚上朗读。他很高兴这样做，觉得自己对别人有用，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但他做厌了这种专用脑力的工作，他的身体也变坏了。村社的成员们都觉得他很可怜，请他还是到地里去干活。

对那些把劳动看做生活的本质和欢愉的人来说，生活的根底和基础永远是同大自然作斗争，即农业、手工业、脑力的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放弃其中的一种或许多种劳动而去从事特种工作，只能是在从事特种工作的人热爱这项工作并且知道他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为满足别人直接对他提出的要求而牺牲了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只有形成了这种劳动观和由它而产生的自然分工，那种在我们的想象中加之于劳动的诅咒才会消失，任何一种劳动才会永远是快乐的，因为一个人要么将从事那种无疑是有益的、快乐的、不叫人觉得负担的劳动，要么去从事比较沉闷的专门的劳动，然而却是为别人谋福利，因此意识到自己在作出牺牲。

但分工总是比较有利的。对谁比较有利呢？更快地制作出尽可能多的靴子和花布总是比较有利的。谁来制作这些靴子和花布呢？那些祖祖辈辈只做大头针的人。那么怎么能说这对人们比较有利呢？如果问题在于制作出尽可能多的印花布和大头针，那么这样说还可以。然而问题在于人，在于人的福利。人的福利又在于生活。而生活又在于工作。那么怎么能说必须做令人痛苦压抑的工作对人们比较有利呢？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一些人的利益而无须考虑所有人的福利，那么对一些人来说最有利的就是吃另一些人。据说吃起来味道很好。而对所有人都比较有利的却只有一样，那也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得到的，即得到最大的福利，使我身上各种肉体的、精神的、良心的和理性的需求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于是为了我自己，我认为，要得到福利和满足这些需求，我只需治好我和那个克拉皮夫纳县的疯人同样患有的疯狂，摆脱那种以为某些人不应该干活而所有这些事都应该让别人去干的精神失常状态，因此只需要去做人所应该做的事，也就是去干活，使自己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认识到这一点，我就深信，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而从事的劳动自然而然要分成各种劳动种类，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魅力，它不但不构成人的负担，而且每一种对另一种来说都是休息。我以粗略的形式（丝毫无意坚持这种分法的正确性），根据我生活中的那些要求，按照一天工作的四股子劲，把这样的劳动分成了四个部分，努力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

为了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给自己找到的答案如下：

第一，不对自己说谎，无论我的生活道路离开理性指点我的那条正确道路有多远。

第二，不再以为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是有理的，优越的，特殊的，并且承认自己有罪。

第三，执行那条永恒无疑的人的法则——不以任何劳动为耻，为维持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用自己全身心的劳动与大自然作斗争。

三十九

我已说出了同我有关的一切，本可以搁笔了，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愿望，还想说一说和大家都有关的话，用一般的理由来检验我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圈子里的许多人都应该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再说一说，即使只有一些人得出这种结论，结果又会怎样？

我认为许多人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我们这个种姓的人只要严肃地反省一下，追求着个人幸福的青年人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中日益加重而且显然正把他们引向灭亡的灾难感到胆战心惊，有良心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残酷性和不合法性感到胆战心惊，胆怯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危险性感到胆战心惊。

我们的生活的不幸。无论我们这些富人怎样借助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来调整和扶持我们这种错误的生活，这种生活还是一年比一年更虚弱，更病态，更令人痛苦。自杀和绝育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令人烦闷，而这个阶层的后代也一年比一年更软弱。显然，在这条生活越来越便利舒适，有种种疗法和人造器械来改进视力、听力、食欲、假牙、头发、呼吸、按摩的道路上，人是不可得救的。不使用这些精良技术的人更结实，更健康——这条真理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连报上登的给富人服用的胃药广告都在Blessings for the poor（穷人的福音）的标题下说，只有穷人的消化才正常，而富人需要治疗，包括这些药粉的治疗。这种情况是靠任何娱乐措施、舒适条件和药粉都纠正不了的。只有改变生活才能纠正它。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无论我们怎样在自己面前为自己对人类的背叛开脱罪责，我们的理由都会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化为灰烬：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因此，我们圈子里的人的良心哪怕只剩下很少的一点也是不可能沉睡的，会使那些在劳动中受苦和死亡的弟兄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生活便利和乐趣黯然失色。更何况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他倒乐意忘记这一点，可是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人们的良心不可能用这些新的胡言乱语抚平，只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去过一种不再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无可指摘的生活才能够使人们的良心平静。

我们的生活的危险性。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不让自己看到一个简单而又最明显的危险，即那些受我们摧残的人已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使用种种欺骗、暴力和买好的手段去阻止这个危险，这个危险还是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在增长，而且早已威胁着我们，现在更是迫在眉睫，我们乘的小船危在旦夕，那风狂浪高的大海眼看着就要愤怒地把我们吞没，吃掉。伴随着可怕的破坏和屠杀的工人革命不但正威胁着我们，而且我们在它的威胁下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仅仅是依靠种种诡计才勉勉强强地暂时推迟了它的爆发。欧洲的局势是这样，我国的局势也是这样，甚至更坏，因为没有安全阀了。各个压迫着人民的阶级，除了沙皇之外，如今在我国人民眼里已不能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他们还能维持自己的地位靠的只是暴力、诡计和机会主义，也就是投机取巧，但人民中间最坏的分子对我们的憎恨，以及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对我们的蔑视在一年年地增长。

近三四年里，我国人民有了一个通用的意味深长的新词，如今人们在街头用这个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字眼来骂人，来指我们，即吃闲饭的。被压迫人民的憎恨和蔑视日益增长，富有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日益衰弱，而那维系着一切的骗局又已经千疮百孔，富有阶级面对这个致命的危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给自己解忧宽心了。复旧是不可能的，重新树立起倒坍了的威望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只剩下了一个办法：但愿我一辈子平安，我死后悉听尊便。富有阶级中间有一群瞎眼的人就是这样得过且过。然而危险仍在增长，可怕的终局正在逼近。富有阶级只能用改变生活的办法来消除这个险恶的危险。

有三个原因告诉富有阶级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目前走的道路上无法满足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对个人福利的需求，在这条道路上显然也不可能满足良心的需求，险恶可怕而又在不断增长的生命危险是用任何外部手段也消除不了的。这三个原因加起来必定会促使富有阶级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得既能满足福利和良心，又能消除危险。

而要作这样的改变只有一个办法，即不再骗人，痛悔前非，承认劳动不是上天的诅咒，而是生活中一件充满欢乐的事情。

如果我用十小时、八小时或五小时去干成千上万个庄稼汉为了得到我手中的钱而十分乐意去干的体力活儿，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会这样问。

第一个结果，也是最简单最无疑问的结果——你将变得更快乐，更健康，更振作，更善良。你将体会到过去你躲着它或它没被你发现的真正的生活。第二个结果——如果你有良心的话，那么你的良心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一看到人们劳动（我们由于无知总是夸大或者缩小劳动的意义）就觉得痛苦，而且你还会经常有一种充满喜悦的心境，因为你意识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满足了自己良心的要求，摆脱了那种在我们生活中大量作恶造孽以至不可能为人们做好事的可怕处境。你会感觉到一种与善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生活的喜悦。你会打开一扇窗户，让一线光照进对你曾是关闭着的精神世界。第三个结果——你所感觉到的不再是你的恶会有恶报的永恒的恐惧，而是你把别人也从这种报应中拯救出来，主要是把被压迫者从凶狠和复仇的残酷感情中拯救出来。

然而，人们常常说，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得去解决许许多多深奥的哲学、科学、政治、艺术、教会和社会问题，我们这些大臣、枢密官、科学院士、教授和演员的每一刻钟时间在人们眼里都十分宝贵，要我们花时间——去做什么？去擦自己的靴子，洗自己的衬衣，掘马铃薯和种马铃薯，或者去喂自己的鸡和自己的母牛等等，岂不可笑！这些事情不但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厨娘，而且还有千万个珍惜我们的时间的人都乐意为我们做，替我们做。为什么非要我们自己动手穿衣，洗脸，梳头（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具体），给自己端尿盆，为什么非要我们自己给女士们客人们递椅子，给他们开门关门，把他们扶上马车，去做类似的上百种以前由奴隶们替我们做的事呢？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是人的尊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义务和职责的所在。体力劳动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神圣义务和职责，是用上天赐给他的手和脚去做符合它们用途的事，把他吸收的食物用来进行生产这食物的劳动，而不是用来使手脚萎缩，也不是为了把它们洗白擦净，仅仅借助它们往嘴里送食物、饮料和烟卷。对任何社会里的任何人来说，从事体力劳动都具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背离这条自然法则已经成了整整一个圈子里的人的不幸，因此体力劳动又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它是一种宣传，一种可以消除威胁着人类的可怕灾难的活动。要知道，说体力劳动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无异于在建造教堂的时候说：把一块石头妥帖地砌在它的位置上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知道，任何一种最伟大的事业都恰恰是在平淡无奇、简单朴素的条件下做起来的。耕地，盖屋，放牧，思考都不能在辉煌的场合，伴着礼炮的轰鸣和穿着制服来进行。我们往往习惯于把辉煌、礼炮、音乐、制服、清洁、华丽和重要事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些东西总是事情缺乏重要性的标志。伟大的、真正的事业总是简单朴素的。我们面临的一桩最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即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可怕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事情却是一些简朴的、平淡无奇的、看起来可笑的事情，比如服侍自己，为自己干体力活儿，如果可能的话也为别人干体力活儿——如果我们这些富人能了解我们所处地位多么不幸、昧心和危险的话，等待着我们去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如果我，加上十个人，或者再加上十个人，不再嫌弃体力活儿，认为它对于我们的幸福、良心的平静和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这样的十个或二十个或三十个人，他们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不使用政府的或革命的暴力，就能给自己解决那个摆在全世界面前、使人们作出不同答案的严峻问题，而且还能解决得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平静，以至他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结果其他人也会看到，他们到处寻觅的福利原来就在脚下，在自己身边，良心和世界结构之间的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用一个最容易最愉快的办法来解决，再也不用害怕我们周围的人，而是应该和他们亲近并且热爱他们。

其实，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克雷洛夫[41]所说的小匣子的问题。小匣子本来很容易打开，但只要人们不去做那最要紧最简单的事，即不去把它打开的话，它自己是不会打开的。

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个涉及一些人怎么能享用另一些人的劳动的老问题。以前是直接通过暴力和奴隶制享用别人的劳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通过所有权来进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财产的人和被剥夺了财产的人各有各的痛苦，滥用财产的人良心上受到责备，有多余财产的人和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之间会发生冲突令人担心，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所有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权几乎是当代社会一切活动的目的，它几乎主宰着我们世界的一切活动。

国家和国家之间，即政府和政府之间，为了莱茵河两岸、非洲、中国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所有权而勾心斗角，频频开战。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地主们为了所有权而费尽心机，彼此暗算，弄得自己和别人都苦恼不堪。官吏、小手工业者和地主们为了所有权而你争我夺，互相欺骗，既压迫别人又苦了自己。那些法官和警察保护着的也正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万恶的根源。几乎全世界都忙于分配所有权，保障所有权。

所有权到底是什么？人们习惯于认为所有权是指某种东西确实属于某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称之为私有物。我们说起房子和说起自己的手一样：我本人的手和我本人的房子。

但这显然是谬误和迷信。

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不知道也很容易看到，所有权只是一种享用别人的劳动的手段。而别人的劳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我私有的，甚至和私有概念——一个非常确切而固定的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被人称做本人所有的和自己的东西的，始终都只是他自己，即始终服从于他的意志，为他的活动充当工具，或者为满足他的各种需要充当手段的东西。被人认为是这种工具和手段的，首先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手、脚、耳朵、眼睛和舌头。人一旦把那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希望能像他身体一样服从他的意志的东西称做私有物，他就会犯下一个错误，会给自己招来失望和痛苦，并且还必然会使别人痛苦。人往往称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私有物，但现实总是会指出他的错误，因此他必须抛弃这种迷信，否则就会觉得痛苦并且使别人痛苦。现在我们名义上放弃了人身私有，但却声称自己对土地、物品和金钱，也就是对别人的劳动拥有所有权。而对妻子、儿子和奴隶的所有权只是一种会在现实中破灭并且只能给相信它的人带来痛苦的幻影，因为妻子和儿子永远不可能像我的身体一样服从于我的意志，我的真正的私有物仍然只是我的身体。同样，金钱和任何身外之物的所有权也决不会成其为所有权。那仅仅是自我欺骗，是痛苦的根源。而能够成为私有物的仍然仅仅是我的身体，即那个始终服从于我并和我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只有我们这些积习难改地把并非自己身体的东西称做自己的私有物的人，才会觉得这种毫无道理的迷信对我们会是有益而无害的。只要认真想想事情的本质，就会看到这种迷信像其他任何迷信一样会带来许多可怕的后果。

凡私有物，总是在人身上激起种种不合适也并不总是能得到满足的需求，使人不能够为他真正的毋庸置疑的私有物——自己的身体——去获得他能够获得的知识、本领、习惯，以及各方面的改善。其结果总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真正的私有物是无益地耗费了精力，有时竟把整整一生耗费在那些不是他私有的也不可能是他私有的东西上面。

一个人设置他以为是私人的图书馆、画廊、寓所和衣物，收取私人的金钱以便用去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最后总是因为他把这种想象中的私有物当成真实的私有物而完全意识不到什么东西才是他的活动对象，才是能够为他服务并始终为他所掌握的真正的私有物，什么东西无论他怎样称呼也不是并且不可能是他的私有物，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活动对象。

只要我们不故意给词语加上虚假的含义，词语总是具有明确的意义的。

私有物意味着什么呢？

私有物意味着我生来就有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是我随时能够用来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的东西，是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夺去，一直到我死都为我所有的东西，是我应该加以使用，发展和改进的东西。这样的私有物对每一个人来说实际上只是他自己。然而通常被理解成这样一层意思的却往往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私有物，世上一切可怕的罪恶，无论是战争还是死刑，无论是法庭还是监狱，无论是奢侈还是腐化，无论是屠杀还是人们的毁灭，都是为了这样的一种私有物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为了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把想象中的私有物变成真实的私有物）。

那么，如果有十个人并不是由于贫穷，而是由于意识到人需要劳动，意识到他劳动得越多越好，因此去耕地、劈柴、缝靴子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这十个人或者其中的一个人将会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向人们表明，他们正为之受苦的那种可怕的恶不是命运的律令、上帝的意志或某种历史必然性，而是一种并不强大、并不可怕的迷信，它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只要不再像相信偶像那样相信它，就能摆脱它，把它像一张弱不禁风的蜘蛛网一样扯得粉碎。开始为执行充满喜悦的生活法则而劳动的人们，也就是说为执行劳动法则而动手干活的人们，将会摆脱对自称的私有物的可怕迷信。世上一切为维护这种虚构出来的自身之外的私有物而存在的机构，对他们来说都会变得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压制人的。大家也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些机构都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而是有害的、臆造的、虚假的条件。对于一个认为劳动不是天谴而是快乐的人来说，自身之外的私有物，即享用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或可能性，将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压制人的。如果我喜欢并且习惯于自己给自己做饭，那么别人来为我做饭就会夺走我做惯的事，使我无法得到我自己为自己提供的满足。此外，获得想象中的私有物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也将是没有用的。一个把劳动看做自己的生命的人会用劳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会越来越不需要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和为了使自己生活得快乐而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是私有物。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排满了劳动，而他又懂得休息的愉悦，他就不需要住许多房间，用许多家具，穿各种式样的漂亮衣服，他不需要吃很多价格昂贵的食品，不需要各种交通和消遣的工具。主要的是，一个把劳动看做自己的生活大事和生活乐趣的人，是不会想方设法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的。一个认为生活就是劳动的人，随着他的本领、灵巧和耐力的不断提高，会把越来越占满他的生活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当做自己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生活的意义在于劳动，而不在于劳动的结果，即获得私有财产，也就是别人的劳动，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劳动工具的问题的。尽管这个人总是选择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具，可他就是在使用生产效率最低的工具来劳动时，也能得到工作和休息给他带来的同样的满足。如果有蒸汽犁，他就使用蒸汽犁来耕地。如果没有蒸汽犁，他就使用马来耕地。没有马，他就使用人力犁。没有人力犁，他就用铲子翻地。他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样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在对人有益的劳动中生活，因此他总是会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人的处境，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从内部条件来说，都比把自己的生活用于获取私有财产的人幸福。从外部条件来说，这种人永远不会陷入穷困，因为人们看到他有劳动的愿望，就像看到水力的工作愿望而总是把磨坊造在水边一样，总是会努力使他的工作变得要有成效，总是会保障他的物质生活。为了追求私有财产者，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物质条件的保证却正是人的全部需要。从内部条件来说，这种人之所以总是比追求私有财产者幸福，是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而前者却总是能得到他力所能得的东西。无论是体弱的人、老人、垂死的人，正像谚语说的那样，只要手中有一只编草鞋的锥子，他就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得到人们的爱与同情。

几个疯疯癫癫的怪人如果去耕地、缝靴子等等，而不是抽烟、打牌、骑马闲逛，用每个脑力工作者都有的一天十小时空余时间去排遣无聊，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结果是这几个疯疯癫癫的人会用事实表明，他们为之痛苦烦恼并且使别人烦恼的想象中的私有物对于幸福来说是不需要的，压制人的，那不过是一种迷信罢了。私有物，真正的私有物，仅仅是自己的头，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脚，要真正有益和快乐地利用这真正的私有物，就应该抛弃那个我们为之耗费着生命的精华的，关于自身之外的私有物的错误概念。这些人结果将会表明，只有当一个人不再相信想象中的私有物的时候，他才能完善自己真正的私有物，自己的各种能力和自己的身体，使它们给自己提供百倍丰硕的果实和我们无从想象的幸福。而他也将变成一个非常有用，有力和善良的人。无论把他派到哪里，他都能站稳脚跟。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大家的兄弟，为大家所理解，所需要，所重视。人们看到一个或十个这种疯疯癫癫的人就会明白，他们应该怎么办才能解开对私有物的迷信系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结，才能摆脱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为之呻吟而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不幸处境。

然而一个孤身处在和他不一致的人群里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再没有什么道理能比这番道理更明显地表明那些使用这番道理的人是错误的了。纤夫们常常逆流拉船。未必找得到这样愚蠢的纤夫，竟会因为他一个人无力逆流拉船而拒绝套上纤绳。一个承认自己除了拥有过动物般的生活即吃吃睡睡的权利之外还得承担某种人的责任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责任究竟是什么，正像一个背着纤绳的纤夫知道这一点一样。纤夫非常清楚，他应该做的只是套上纤绳朝一定的方向走。只有当他把身上的纤绳扔掉的时候，他才会去思索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纤夫们和一切从事共同劳动的人们是如此，在全人类的事业中情况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卸脱纤绳，而应该抓着它朝主人指定的方向使劲拉。大家之所以秉有同样的理性，正是为了使这方向始终是一个。而这方向无论在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整个生活里，无论在每一个人的良心上，还是在人们的各种明智的说法中，都表现得极其清楚无疑，只有不愿意做工的人才会说自己看不见它。

那么这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一两个人开始拉绳，第三个人看见便参加进来一起拉，许多好人也会渐渐参加进来，直到事业被推动并且向前发展，仿佛自动地促使和吸引那些不明白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做的人也参加到事业中来。起初加入为履行上帝的律法而自觉劳动的人的行列的，是一些半靠自觉半靠信仰承认这个道理的人。后来加入更多的人，他们全靠对先进分子的信赖而承认这个道理。最后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个道理，到那时人们就不再毁灭自己，而且能找到幸福了。

这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到那时我们圈子里的人，接着是绝大多数人将不再认为掏清粪池是丢脸的，而让粪池装满自己的粪便再叫自己的兄弟去掏清却不丢脸；不再认为穿着翻毛靴子去做客是丢脸的，而穿着胶皮套鞋从没有任何鞋子穿的人身边走过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懂法语或不知道最新消息是丢脸的，而吃着面包不知道面包是怎么做成的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穿上浆的衬衣和清洁的外衣是丢脸的，而穿着清洁的衣服炫示自己的安闲却不丢脸；不再认为有一双肮脏的手是丢脸的，而两手不长膙子却不丢脸。

这一切将发生在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的时候。而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又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消灭了那些使他们看不见真理的诱惑的时候。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意义上的重大变化。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仅仅是因为社会舆论有了改变。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富人本来觉得出门不坐带有两个听差的四驾马车是丢脸的，没有男仆或女仆来给自己穿衣、洗脸、穿鞋、端尿盆等等也是丢脸的。现在呢，不自己动手穿衣穿鞋，坐马车带着听差却突然变成丢脸的事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舆论造成的。目前正在社会舆论中酝酿着的那些变化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十五年前，为农奴制辩解的诱惑刚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发生了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只要为金钱统治人的现象进行辩解的欲望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而消灭为金钱统治辩解的欲望和改变这方面的社会舆论已是指日可待的事。这种欲望已经透光，遮不住真理了。只要留心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到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没有被人意识到，没有形诸文字罢了。一个稍稍受过一点教育的现代人只要仔细想一想他所宣传的那些世界观会产生什么结论，他就会深信他在生活中惯于受其支配的那种评判好坏和荣辱的标准是直接和他的整个世界观相抵触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摒弃自己那种靠惯性运动的生活，从外部看一看它，用从他的整个世界观中引出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一下，就会为从他的世界观中引出的对他一生的评价感到害怕。我们不妨以年轻人为例（年轻人的生活精力比较旺盛，但自我意识比较模糊）。我们不妨以随便什么倾向的富有阶级中的一个年轻人为例。任何一个好青年都认为，不帮助老人、儿童和妇女是可耻的。他们都认为，在共同事业中让另一个人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危险而自己却逃避这个危险是可耻的。任何一个人都认为，像吉尔吉斯人（据司凯勒[42]说）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样做，打发女人和老太婆站在风雨里拉住帐篷的犄角，而自己却坐在帐篷里继续喝马奶酒，是可耻的。任何人都认为，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来为自己干活是可耻的，至于在轮船着火的险情中一个最强壮的人推开身边的弱者，把他们丢在危险中，而自己第一个爬上救生艇，这一类行为就更加可耻了。

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可耻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们也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由于种种诱惑的掩盖，他们却看不见许多一模一样，甚至恶劣得多的行为。他们不停地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只要好好想想，就会看到这一点并且感到害怕了。一个年轻人每天都穿几件清洁的衬衣。谁到河边去洗这些衬衣呢？一个女人，不管处境如何，而十有八九是个老得可做这年轻人的祖母和母亲的女人，有时还是个生病的女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为了满足自己更换衬衣（并不脏的衬衣）的任性要求而打发一个可做他母亲的女人去洗衬衣的人呢？一个年轻人为了摆阔气而备有好几匹马。冒着生命危险去驯服这几匹马的，是一个可以做他父亲或祖父的人，而这个年轻人自己却只在危险过去之后才骑马。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自己躲在一边而让另一个人去冒险，并且用别人的冒险来换取自己的快乐的人呢？

要知道，富有阶级的全部生活正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行为构成的。我们的生活处处包含着老人、儿童和妇女的超出他们力量限度的劳动，处处包含着别人冒死去干的工作，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劳动，而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任性要求。

渔夫常常为给我们捕鱼而淹死，洗衣女工常常受寒冻死，铁匠常常弄瞎了眼睛，工厂工人常常生病和伤残，伐木工常常被树压死，雇工常常从房顶上摔下，裁缝常常憔悴不堪。一切真正的劳动都要耗费生命，都会危及生命。掩住这一点不看是不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摆脱这种情况的唯一出路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不再按自己的世界观称自己是迫使别人劳动和冒生命危险的恶棍和懦夫，也就是只向人们索取生活必需的东西，自己去承担耗费生命和危及生命的真正的劳动。

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不仅是吃由仆人端上的五道菜的饭可耻可鄙，而且连吃不是由主人自己动手做的饭也可耻可鄙；不仅是驾几匹名种马出门可耻，连坐出租马车（既然自己有脚），平日穿着没法干活的衣服、鞋子和手套也可耻；不仅是用牛奶和白面包喂狗可耻（因为有人没有牛奶和面包），而且点着灯火不干活，生着炉子不煮饭也可耻（因为有人没有东西照明和取暖），那么那样的时刻就到来了。我们必然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生活观。我们已经站在这种新生活的边缘，建立这种新的生活观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当务之急。肯定这种生活观的社会舆论正在迅速形成。

社会舆论是妇女制造的。而妇女在我们这个时代又特别强大。

四十

《圣经》上说，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要遵守的律法。男人的律法是劳动，女人的律法是生育。虽然我们按我们的科学行事，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但无论男人的律法还是女人的律法始终没有改变，正像肝脏只能长在它的位置上，离开这个位置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死亡的惩罚。区别仅仅在于，如果男人背离了律法，死亡的惩罚就近在眼前，可以说是立刻兑现。如果女人背离了律法，惩罚的时间则在较远的将来。如果所有的男人一起背离了律法，人类就会立即被消灭。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背离了律法，人类的下一代就会被消灭。而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背离律法却不会消灭人类，而只会使背离者丧失人的合理天性。男人对律法的背离行为在那些能对别人施加暴力的阶级中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越来越普遍，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把背离律法视为理想，由勃洛辛公爵说出并且得到勒南[43]和整个有教养世界赞同。这个理想是：做工的将是机器，而人将是一团团享乐的神经。

女人对律法的背离几乎还未曾发生过。它只表现为卖淫和个别的堕胎罪行。富人阶层的妇女一直遵守自己的律法，而男人已经不遵守自己的律法了，因此女人更强了，她们一直在统治并且也应该统治那些背离了律法因而丧失了理智的人们。人们常说，女人（巴黎女人，尤其是无子女的女人）因为利用了各种文明手段而变得十分迷人，她用自己的这种魅力统治着男人。这话不但说得不对，而且恰恰说反了。统治着男人的不是无子女的女人，而是遵守着自己的律法的母亲，尽管男人不遵守了。而那种人为地使自己无子女，用自己的肩膀和鬈发迷住男人的女人，却并不是统治着男人的女人，而是被男人腐化的，和腐化了的男人一般堕落的女人。她自己也像男人一样背离了律法，像男人一样没有任何合理的生活目的。从这个错误中还产生一种惊人的愚蠢，这种愚蠢被称做女权。女权的公式是这样的：啊！——女人说，——你们男人——背离了自己的从事真正的劳动的律法，却想让我们来肩负我们的真正劳动的重担吗？不，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和你们一样，也会做你们在银行、内阁、大学和科学院里做的类似劳动的事，我们也想和你们一样打着分工的幌子享受别人的劳动，过那种只为满足肉欲的生活。她们不但嘴里这样说，而且在事实上也表明她们干起这种类似劳动的事来绝不比男人差，而且可以干得更好。

所谓妇女问题，一向是在也只会在那些背离了从事真正劳动这一律法的男人中间产生。只要回过头来遵守这个律法，妇女问题就不可能存在。女人有自己特殊的不可避免的劳动的时候，绝不会要求有权参加男人的劳动，比如说下矿井和耕地。女人能够要求参加的只不过是富有阶级的男人从事的那种虚假的劳动。

我们这个阶层的妇女之所以过去比男人强，现在也还比男人强，并不是因为她们有魅力，或者同男人一样做起那种貌似劳动的事情来更加灵巧，而是因为她们承担着一种要冒生命危险而又紧张到极点的真正劳动，而富有阶级的男人却逃避了这种真正的劳动。但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女人也开始背离律法了，也就是说，她们也开始堕落了。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她们的堕落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女人一旦丧失了律法，就相信她们的力量在于迷人的媚态，在于做貌似脑力劳动的事情的灵巧。可孩子总是妨碍这两者。于是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在科学的协助之下，富有阶级发明出几十种堕胎的办法。于是富有阶级中一部分原来大权在握的妇女——母亲，就放弃了这种权力，以便和街头的妓女争风媲美。罪恶已经流行得很广，现在更是一天天地普遍起来。要不了多少时候，它就会席卷富有阶级的所有妇女。到那时她们就能和男人媲美，就会和男人一起失去生活的合理目的了。但是现在还有时间。

但愿妇女能明白自己的意义和自己的力量，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拯救自己的丈夫、弟兄和孩子的事业上。拯救所有的人吧！

富有阶级的妻子——母亲们，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救出罪恶苦海的希望掌握在你们手里！

我说的不是那些妇女，她们的心思全在自己的腰肢、裙摆、发式和使得男人倾倒的东西上，只是由于疏忽，才满心不情愿而绝望地生几个儿女，生出来就把他们交给奶妈。我说的也不是那些妇女，她们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满口意识活动中枢和微积分，但也同样百般设法免生儿女，为的是不要妨碍了自己变傻——她们把自己变傻称做发展。我说的是那些妇女和母亲，她们虽然也有可能免生儿女，但还是直接而自觉地服从这条永恒不变的律法，懂得辛辛苦苦地服从这条律法就是她们的生活使命。正是在我们富有阶级的这样一些妇女和母亲的手里，才比任何其他女人更多地掌握着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救出苦海的希望。你们，自觉地服从上帝的律法的妇女和母亲，在我们这个不幸、畸形、失却了人样的圈子里，只有你们才深知按上帝的律法生活的全部真正意义，只有你们能用自己的榜样使人们看到服从上帝意志的生活的幸福，而人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这种幸福。只有你们才深知充满整个身心的欢欣和喜悦，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注定会得到的福气。你们深知爱丈夫的幸福，深知这种幸福和其他一切幸福不同，它不会穷尽，不会中止，而是另一种新的幸福——爱孩子——的开始。只有你们，当你们朴实而又听从上帝意志的时候，不会穿着礼服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从事你们圈子里的男人称之为劳动的那种可笑而堂皇的劳动，而是深知上帝让人从事的真正的劳动，深知这种劳动的真正的报偿，即它给予人的福气。当你们在爱的欢乐之后满怀激动、恐惧和希望地期待着怀孕，即那种要使你们病上九个月、把你们推到死亡边缘、给你们带来无法忍受的苦难的痛苦状态的时候，你们深知这一切。当你们满怀喜悦地等着这些最可怕的苦难一天天地临近和加剧，而在这之后唯有你们能体会的那种幸福才会到来的时候，你们深知什么是真正的劳动条件。当你们在熬过这种种磨难之后不顾休息，不顾喘气，马上承担起又是一连串的劳动和痛苦即哺乳的时候，当你们在哺乳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人类最强烈的需要，按谚语的说法，即那种比爹妈还亲的需要——睡眠，成年累月地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有时候还往往一连好几夜合不上眼，独自用麻木的双手抱着孩子，摇着使你们心痛欲裂的病儿的时候，你们也深知这一切。而当你们做着所有这些事，却没有人赞扬你们，没有人看见你们，你们也并不指望任何人为此称赞和奖赏你们的时候，当你们做着所有这些事，却并不把它当做功绩，而是像《福音书》中的寓言讲的那个来自田野的工人一样，认为自己只做了应做的事的时候，你们深知什么是为了欺世盗名而装点门面的虚假劳动，什么是真正的劳动——执行你们在自己心中感到的上帝的意志。你们深知，如果你们是真正的母亲，那么不但过去没有人看到你们的劳动，没有人因此夸奖你们，而仅仅认为这样做是必须的，就是现在，就是那些你们为之操劳的人，也不但不感激你们，而且还经常折磨你们，责备你们。可你们对待下一个婴儿依然如此，再次经受痛苦，再次承担看不见的可怕的劳动，再次不指望任何人的奖赏，依然感到那样的满足。

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那么你们无论在生了两个子女还是二十个子女之后都不会说你们生够了，就像一个五十岁的劳工，当他还能吃能睡，他的肌肉还要求干活的时候，也不会说他干够了一样。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你们就不会把哺乳和照料婴儿的操心事推卸给他人的母亲，就像一个劳工不会把他开了头而几乎就要做完的工作交给别人一样，因为你们往这件工作里投入了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件工作越艰巨，你们的生活就越充实，越幸福。而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值得人们庆幸的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那么，你们就会把这一条你们用以指导自己生活的执行上帝意志的律法用到自己的丈夫、孩子和亲人的生活中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并切身懂得只有那种自我牺牲的、看不见的、无奖赏的劳动，那种为了别人的生命去冒生命危险并且紧张到极点的劳动，才是能给人满足的人的使命，那么，你们就会对其他人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勉励你们的丈夫也去从事这种劳动，根据这种劳动衡量和评价人们的好坏，并且让自己的子女也养成这种劳动习惯。

只有把生育儿女看做讨厌的偶然事故，而把自己享受情爱、舒适、教养和交际看做生活目的的妇女——母亲，才会教育子女去尽情追求玩乐和尽情享受玩乐，才会给他们吃甜喝香，装饰打扮，人为地帮他们寻欢作乐，不教他们如何使自己能够从事那种需要自我牺牲，要冒生命危险，并且紧张到极点的男人或女人的劳动，而是教他们如何使自己逃避这种劳动。只有这种丧失了生活目的的女人，才会赞成那种骗人的、虚假的男人的劳动，让她的丈夫推卸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而去和她一起享受别人的劳动。只有这种女人才会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也是这样的丈夫，看人的时候不是看重他们本身，而是看重一些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如地位、金钱、坐享他人劳动的本领。

而一个真正的母亲，因为真正懂得上帝的意志，会培养自己的子女去执行上帝的意志。这样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吃得过多，长得弱不禁风，穿得过于讲究，会觉得痛苦，因为她知道这一切会妨碍孩子像她亲身体验过的那样执行上帝的意志。这样的母亲要教的不会是使儿子或女儿有可能脱离劳动的东西，而是有助于孩子担负起人生劳动的东西。她无需打听该教孩子什么，怎样培养孩子。她知道什么是人的使命，因此也知道应该教孩子什么，怎样培养他们。这样的妇女不但不会鼓励丈夫从事以享用他人劳动为唯一目的的骗人的、虚假的劳动，而且会怀着厌恶和恐惧看待这种使孩子受到双重诱惑的活动。这样的妇女不会给女儿选择一个两手白嫩、风度翩翩的丈夫。她深深知道什么是劳动，什么是欺骗，因此在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身上敬重和珍视的、要求于他们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从事需要耗费生命乃至危及生命的真正的劳动，总是蔑视目的在于逃避真正的劳动的虚假的、装点门面的劳动。

这样的母亲自己生育，自己喂养，她放在第一位的事总是自己动手给孩子喂奶做饭，缝补浆洗，教育孩子，陪他们睡觉，同他们说话，因为她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只有这样的母亲才不会追求把丈夫的金钱和孩子们的文凭视为孩子们的外部保障，而是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自我牺牲地执行她所深知的上帝的意志，能够承担耗费生命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因为她知道，只有这些才是生活的保障和幸福。这样的母亲不会问别人她应该怎么办，因为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害怕。

如果说男人和无子女的女人有可能怀疑那条执行上帝意志的道路，那么对妇女——母亲来说，这条道路是明确无疑的。如果她恭顺而朴实地遵循了这条道路，那她就站到了人所能达到的幸福的顶点，成为一切向往幸福的人的指路明灯。只有母亲才能在临死的时候问心无愧地面对那派她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通过养育爱他们甚于爱自己的孩子而侍奉的上帝，只有她才能在鞠躬尽瘁之后问心无愧地对他说：“现在请你开释你的奴隶吧。”而这也就是人们追求的所谓最高幸福的至善之境了。

正是这样一些履行了自己使命的妇女能够统治那些正在统治别人的男人，正是这样一些妇女养育着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建立着社会舆论，因此也掌握着把人们救出我们这个时代现有的种种可怕罪恶的最高权力。

是的，妇女——母亲，你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希望成为世界的救星！

（1882—1886）

宋大图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2]作者于一八六一年到过伦敦。

[3]指一八五七年作者在巴黎亲眼目睹的一次死刑。

[4]指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莫斯科人口普查。

[5]指发表于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日的《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

[6]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

[7]“黄票子”系沙俄时代妓女身份证的俗称。

[8]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至五节。

[9]莫斯科动物园所在地段。

[10]法语：这太有趣了！

[11]方括号内的文字系译者略去，以下同此。

[12]1俄里约合1.06公里。

[13]这些家族是当时俄国的首富。

[14]拉丁语：他能催眠是因为拥有催眠的力量。

[15]西徐亚人是公元前七世纪至三世纪黑海北岸的一个古老部族，德列夫利安人是公元六世纪至十世纪的一个东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

[16]指莫斯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兼政论家伊·杨茹尔的文章：《金融机构对原始民族经济状况的影响》（1884）。

[17]应为Polynēsian，原文有误。

[18]即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由安·杜尔哥、李嘉图、马尔萨斯所创，后为拉萨尔传播。

[19]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四十一、四十七章。

[20]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21]指《圣经·旧约》所说的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

[22]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中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23]指雄蜂和蜂王。

[24]米南戈依夫人，一著名时装店女老板。

[25]指印度童话《人与珍珠》。

[26]卢库鲁斯（公元前约117—前56），古罗马统帅，以富有、奢侈著称。

[27]即《圣经》中的一卷书。

[28]伏尔泰曾于一七五〇至一七五三年托庇于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宫廷，狄德罗也曾于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四年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邀旅居彼得堡。

[29]即通天塔，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一至九节。

[30]比夏（1771—1802），法国医生，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组织学的奠基人之一。

[31]曼纳尼乌斯·阿格里帕，生卒年不详，古罗马政治家、贵族。曾在公元前503年任执政官。他在公元前494年爆发平民士兵拒绝返回罗马的事件时被派去说服平民们返回罗马。据说他用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打比方，说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应该互相合作。最后平民们被说服，而贵族们也答应进行政治改革，从而产生了十人委员会。

[32]我们所以称大象和细菌为机体，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根据类比法推测这些生物体上也有那种感觉或意识的联合，就像我们在自己身上认识到的一样。而人类社会，人类并不具有这种本质特征。因此，无论我们在人类和机体中发现了多少其他共同特征，没有这个本质特征的话，把人类当做机体的看法仍然是错误的。——作者注

[33]指《圣经·旧约》所说的古犹太人的先知摩西。

[34]巴西尔（约327—379），教父学代表人物，所著《周六说》在中世纪广为流传，阐述了基督教宇宙说原则。

[35]指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1850）。

[36]《塔木德》是犹太教认为仅次于《圣经》的经籍。

[37]“拉比”是希伯来语译音，意为“师傅”，在古犹太教中原指精通经典律法的学者。

[38]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受叔本华和谢林的影响，提出了悲观主义伦理学。

[39]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个很有思想的俄罗斯人对我起过极大的道德影响，他们丰富了我的思想，使我明确了我的世界观。这两个人并不是俄罗斯的诗人、学者或传教士，而是两个现在还活着的杰出人物，他俩一生都在从事庄稼汉的劳动，就是农民休塔耶夫和邦达列夫。——作者注

[40]法语：我们改变了这一切。

[41]伊·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家。

[42]司凯勒是一位旅行家，于一八六八年访问过作者。

[43]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学者，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

论生命

第一章 人的生命的基本矛盾

任何人活着只是为了能够称心如意，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人若感觉不到追求自己幸福的愿望，他也就感觉不到自己是活着的。人不可能想象没有追求个人幸福愿望的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活着就是希望并达到幸福。希望并争取幸福就等于活着。

人只在自己身上，在自己这一个体当中感觉到生命，因此，起初人以为，他所渴求的幸福只是他个人的幸福。起初他似乎觉得，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真正活着。他觉得其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完全不一样，他把别人的生命仅仅当做生命的类似物。人只是观察别人的生命，并且只从观察中知道他们活着。只有当一个人愿意想到别人的时候，他才知道别人活着，而关于自己他是确切知道的，知道他活着，连一秒钟也不会中止这种知觉，因此，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真正的生命，而把周围其他人的生命只当做自己存在的一个条件。如果他不愿意别人不幸，那只是因为别人痛苦的样子会破坏他的幸福。如果他希望别人幸福，那也完全不像希望自己幸福一样，即不是要他希望他幸福的那个人称心如意，而只不过是要别人的幸福扩大他自己的幸福。对一个人来讲，只有他感觉到是自己的生活中的幸福，也就是自己的幸福，才是重要的和必需的。

于是，在追求实现自己的这种幸福时，人才注意到这种幸福取决于别人的幸福。而在观察、分析别人时，他看到，人们，甚至动物都有和他一样的生命观。所有这些生物，都像他一样，只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幸福，认为只有自己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和真正的，而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命只是实现他的幸福的工具。他看到，每一个生物，完全像他一样，应该准备着为了自己的小幸福去剥夺所有其他生物，包括像他一样有思考能力的人的大幸福，甚至生命。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人不由自主地会形成这样的想法，即如果这是真的（而他知道这无疑是真的），那么不是一个，也不是十个，而是世上一切数不清的生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每分钟都准备消灭他这个认为生命仅仅为他一人存在的人。而且，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人就会发现，他视为生命意义所在的他个人的幸福不仅不可能被他轻易获得，而且大概会被夺去。

人活得越久，这样的论断就越为经验所证实，人也就会看到，他参与其间的那个由相互联系着的，一个想要消灭并吞食另一个的个体所组成的人间生活，对于他不仅不可能是幸福，而且大概会是巨大的灾难。

况且，即使一个人处于有利条件下，即他能顺利地和别人进行斗争，不为自己担惊受怕，理智和经验也会很快地向他指出，他作为个人享乐品从生活中抢来的那些类似幸福的东西，也不是幸福，而仿佛是幸福的样品，给予他仅仅是为了使他更真切地感受到经常与欢乐并存的痛苦而已。人活得越久越清楚地看到，欢乐越来越少，而苦闷、厌烦、操劳、痛苦却越来越多。岂止于此，他开始体验到精力的衰退和疾病的折磨，在眼看着别人生老病死的同时，他发现自己的生存（他只在其中才感觉到真正的充实的生命）每时每刻，每动一动都在接近虚弱、衰老和死亡。他的生命，除了遇到有可能被与他搏斗的其他生物消灭的千万次意外情况并且陷入越来越大的痛苦以外，按照自己的属性也只能是不断接近死亡，接近任何个人幸福的任何一种可能性连同个人生命都将被消灭的状态。人看到，他，他自身（他只在其中感觉到生命）所做的不过是和他根本无法与之搏斗的东西搏斗——和整个世界搏斗，他寻欢作乐，而实际得到的仅仅是幸福的类似物，并且总是以痛苦告终。可他还想永远保住那保不住的生命。人看到，他本人，他这个人身（他仅为之渴求幸福和生命）既不可能有幸福，也不可能有生命。而他想要的幸福和生命只有别的生物才具有，这些生物他觉察不到，也不可能觉察到，而且他不能够也不愿意知道这些生物的存在。

那个对于他重于一切、为他需要、他以为是唯一真正活着的东西，也就是他自身将要灭亡，变成骸骨、蛆虫，反正不是他了。而对他来说既不需要也不重要，他感觉不到是活着的那一整个由无数互相斗争着更替着的生物构成的世界，即真正的生命，才是永存的。因此，唯独人能感觉到的，人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它而进行的这个生命，原来是某种靠不住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而在他之外，不为他所爱也不为他所感受和理解的生命却是唯一真正的生命。

只有他察觉不到的东西才具有他一个人向往的特性。这不是人在颓丧情绪支配下所想到的，这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想象，相反，这是十分明显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人哪怕有一次想到这一层，或者别人哪怕有一次向他说明过，他将永远不再抛开它，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把它从他的意识中消除。

第六章 我们人类意识的两重性

［…………］

人对自己说：活着是为了来生吗？如果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生命样式，亦即我现在的生命，注定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不仅不能使我相信，另一种合理的生命可能存在，反倒使我相信，生命就其实质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使我相信，除了毫无意义的生命以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生命。

活着是为了自己吗？可我这个人身的生命是恶，是荒谬。活着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吗？为了自己的团体吗？甚至为了祖国和人类吗？如果我这个人身的生命是受苦受难，毫无意义，那么任何其他人身的生命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无数聚合在一起的无意义和无理性的人身也就不能形成一种幸福的、理性的生活。自己就这么活着，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做别人都在做的事吗？须知我知道别人和我一样，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现在正在做的事啊！

理性意识的发展超过伪学说，人在生命的中途停下来要求解释清楚的时刻正在到来。

只有不同以其他方式生活着的人们交往的个别人，只有总是忙于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而与大自然进行紧张斗争的人才会相信，完成他称做自己的职责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可能成为他所特有的生活职责。

为了给自己预备来世生活而在口头上否定现世生活，只把个人的动物性生存当做生活，把所谓的职责当做生活的事业，——这是一种迷误。多数人明白这是迷误，而只有被生活重担压倒的，以及被淫荡生活弄得昏庸的人还能生存着而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苦不堪言的时刻正在到来，或者已经到来。

人们越来越多地向着理性意识觉醒，从死亡中复活，人的生命的基本矛盾（尽管人们竭力对自己掩盖起来）便以可怕的力量无比清晰地展现在大多数人面前。

觉醒了的人对自己说：“我的全部生命是希望自己幸福，而我的理智告诉我，这种幸福对我来讲是不可能有的。不管我干什么，不管我获得什么成果，结果总是一样：痛苦、死亡和毁灭。我想要幸福，我想要生命，我想要理性，而我身上以及我周围的一切只有恶、死亡、荒谬。怎么办？如何生活？该做什么？”没有答案。

人环顾四周，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能找到。他将在自己周围找到一些学说，向他提供他不曾提出过的问题的答案，然而他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周围的世界中都找不到答案。有的只是一些人的无谓忙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活着，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幸，自己的活动多么荒谬。醒悟过来的人对自己说：“要么是他们疯了，要么是我疯了。然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发疯，可见发疯的是我。但是不对，那个告诉我这一切的理性的我不可能疯。即使这个理性的我独自和全世界对立，我也不能不相信他。”

于是人意识到自己在整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带着那么多撕扯着他的心灵的可怕问题。可是还得活下去。

一个我，即人身，要求活下去。

而另一个我，即理性，说：“没法活下去。”

人感觉到，他一分为二了。这种分裂折磨着他的心灵。

他觉得引起这种分裂和痛苦的原因是他的理性。

理性是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最高能力，它向那个在要摧毁他的自然力量中间赤身露体孤立无援的人既提供生存的手段，又提供享乐的手段，正是这种能力毒害了他的生活。

在整个周围的世界上，在生物中间，他们秉有的能力为他们所需要，为他们所共有，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植物、昆虫、动物，服从于自己的法则，过着自在、欢快、宁静的生活。突然，人的本性的最高特征在他身上引起了不能忍受的痛苦，结果经常发生（最近越来越多）人砍断自己生命的那个难以解开的死结的事，他自杀，只希望从当前已紧张到极点的使他痛苦的内心矛盾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是由理性意识产生的。

［…………］

第九章 人的真正生命的诞生

在时间上观察人的生命的显现时，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生命始终存在于人的内部，就像它存在于种子中一样，一旦时机成熟，这生命就显露出来。真正生命的显露在于，动物人把人诱向人身的幸福，而理性意识却向他指出人身幸福之不可能，并指出另一种幸福。人朝着在远处向他指出的那种幸福张望，却看不到它，起初不相信那种幸福，于是又退回去追求人身的幸福。然而如此含糊地指出自己的幸福的理性意识，却如此有说服力地、毫无疑义地指出人身幸福之不可能，以致人重又放弃人身的幸福，重又注视着向他指出的那个新的幸福。理性的幸福看不到，而人身的幸福已无疑地毁灭，以致人身的生存无法继续下去，于是在人内部开始形成一种动物人对待理性意识的新的态度。人开始为着人的真正生命而诞生。

发生了某种类似物质世界中一切生命诞生时的情况。胎儿生下来，不是因为他想出生，不是因为他生下来更好些，也不是因为他知道生下来能过好日子，而是因为他成熟了，他不能继续原来的生存状态。他必须投入新的生活。这与其说是因为新生活在呼唤他，还不如说是因为像原来那样生存的可能性已经被销毁了。

理性意识在人身中悄悄地增长，一直增长到人身生命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时候。

发生了与萌芽现象完全一样的情况。种子消失了，原先的生命形式消失了，新的幼芽出现了。分解中的种子的原先形式像是进行抗争，幼芽不断长大，从分解中的种子里得到营养。对我们来说，理性意识的诞生与我们看得见的肉体诞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肉体的诞生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到，胚胎由什么东西，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产生了什么。我们知道种子就是果实，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从种子里会长出植物来，还会开花，然后结果，结出像种子一样的果实（整个生命演化过程在我们眼前完成）。而理性意识的生长我们不能从时间上看到，也不能看到它的演化过程。我们看不见理性意识的生长及其演化过程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完成这一过程，我们的生命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我们看不见的诞生在我们自身的那个人的诞生，因此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它。

我们看不到这一新人的诞生，看不到理性意识对待动物人的新态度的诞生，正如种子看不到自己的幼苗生长一样。当理性意识脱离它的隐秘状态而向我们自己显现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经历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就像它不存在于分解中的种子里一样。我们在分解的种子里只看到，从前曾经在苞皮里存在的生命，现在已经存在于它的幼芽里了。同样，在具有醒悟了的理性意识的人身上也没有任何矛盾，有的仅仅是新人的诞生，理性意识对待动物人的新的态度的诞生。

如果一个人活着而不知道有别的人存在，不知道享乐并不能使他满足，他会死亡；那么，他甚至也不知道他活着，而且在他自身没有矛盾。

如果人看到，别的人跟他一个样，苦难威胁着他，他的存在是慢性死亡；如果他的理性意识开始分解他这个人身的存在，他就不能在这个分解中的人身里保持自己的生命，而不可避免地要认为自己的生命在正向他揭开的新的生命中。矛盾也还是不存在，就像在已经发芽因而分解着的种子里没有矛盾一样。

第十章 理性是被人领悟了的规律，人的生命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只有当动物人的幸福被否定时，表现在人的理性意识对待动物人的态度中的人的真正生命才能开始。而对动物人的幸福的否定开始于理性意识觉醒之时。

什么是理性意识呢？《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了，道，即“Lo- gos”（逻各斯，即理性，明智，道），是本原，一切都在其中，一切都起源于它，因此理性能确定其他一切，却不被任何其他东西所确定。

理性不可能被确定，况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确定它，因为我们大家不仅知道它，而且也只知道一个理性。在相互交流中，我们早已（比相信其他任何东西更甚地）相信，这个共同的理性是我们所有的人同样不可或缺的。我们深信，理性也就是那个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联合起来的唯一基础。更确切地说，我们首先知道理性，因此，我们之所以知道世上的一切，只是由于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与我们显然了解的这个理性的规律相符。我们知道并且不可能不知道理性。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理性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类——必然要遵循的规律。理性是人的生命遵循的规律，正如动物遵循着它们的规律吃食、繁殖；植物也遵循着它们的规律，草和树因此生长、开花；而遵循着天体的规律，地球和其他星球运转不息。我们在自身认识到的规律，作为我们的生命的规律，也是世界上一切外部现象遵循的规律，差别仅仅在于，我们在自身认识到的规律得由我们自己去实现，而外部现象中的规律则是没有我们参加而自行实现的。我们关于世界所知道的一切，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是在我们之外的天体中、动物中、植物中、整个宇宙中实现着的对于理性的从属关系。在外部世界我们看到这种对理性规律的从属关系，在自身我们认识到的却是要由我们自己去实现的规律。

通常对生命的错误认识在于，把不是由我们实现、而只是为我们看见的、我们的动物躯体对其规律的从属关系当做人的生命。其实，和我们的理性意识有联系的我们的动物躯体的规律，对于我们是无意识地在我们的动物躯体中实现着，就像在树木、晶体、天体中对于我们同样是无意识地实现着一样。但是我们的生命的规律，亦即我们的动物躯体对于理性的从属关系，是我们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的规律，因为它还不曾实现过，它正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着。我们的生命就在于实现这一规律，使自己的动物性从属于理性的规律，以便获得幸福。不懂得幸福和我们的生命在于使动物人从属于理性的规律，把幸福和动物人的生存当做我们的全部生命，并拒绝承担赋予我们的生命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生命，代之以眼前看得见的动物人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依赖我们自行实现，因此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

第二十一章 不要求根本弃绝人身，而要求使人身服从理性意识。

认为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理性意识的需求，而只感觉到人身的需求，那就是认为我们用尽全部心智使之强化的我们的动物性情欲控制着我们，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人的生命。遍地丛生的罪恶的莠草压死了真正生命的幼芽。

［…………］

“弃绝人身是不可能的”，这种人通常这么说，有意歪曲问题，用弃绝人身的观念取代使人身从属于理性规律的观念。

“这是违反自然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又说。其实谁也没说要弃绝人身。人身之于理性人就像呼吸、血液循环之于动物。动物怎么能不要血液循环呢？这根本无从说起。同样也无法对理性人说不要他的人身。对于理性人，人身也是他的生命的必要条件，就像血液循环是他作为一个动物人的生存条件一样。

人身，作为动物人，不能够，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些要求是方向错误的理智，即不是去指导生命，阐明生命，而是去激发人身的情欲的理智提出的。

动物人的要求总是可以满足的。人不会问：我吃什么？穿什么？所有这些要求对人都是有保障的，就像对飞禽和花草一样，只要他过的是合理的生活。事实上，凡是有思想的人，谁会相信他能通过使人身得到保障来减少他生存的苦难呢？

人的生存充满苦难并不是由于他是人身，而是由于他把这个人身的存在认作生命和幸福。只有在这时人的矛盾、两重性和痛苦才显露出来。

人的痛苦始于他利用理智的力量去无限度地加强和扩大不断增长的人身的要求，以便对自己掩盖理性的要求。

不能够弃绝，也不需要弃绝人身，就像不能也不需要弃绝人生存于其中的各种条件一样。但是可以，而且应该不把这些条件认作生命本身。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些生活的条件，但是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条件当做生活的目的来看待。不弃绝人身，而弃绝人身幸福，并且不再把人身认作生命，这就是人为了恢复一致性，为了能够达到构成他的生活宗旨的幸福所应该做的。

自古以来，认为肯定生命在人身中就是消灭生命，而弃绝人身幸福才是获得生命的唯一途径的学说，由许多人类的伟大先师宣扬过。

“是啊，不过这究竟是什么？是佛教吗？”我们的同时代人常常这么说。“这是涅槃，是禅定！”当他们这么说了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反驳了所有人都清楚知道的、对谁也无法隐瞒的事实，即动物人的一生充满苦难，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佛教涅槃。”他们说，并且觉得他们用这句话就反驳了被亿万人承认过并继续承认着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魂深处都清楚知道的一切，那就是，为了人身的各种目的去生活是有害的，毫无意义的，而假定能从这种有害和无意义中找到某种出路的话，那么这个出路无疑就是弃绝人身幸福。

人类的大多数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认识生命，最伟大的思想家们也曾经这样认识生命，对生命无论如何不能有另一种认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们有所动于中。他们坚信，生命的一切问题，如果不能以最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话，那么就要被电话、轻歌剧、细菌学、电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取消了。坚信弃绝人身生活幸福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古代蒙昧的回声而已。

［……］当今欧洲世界的所谓科学界企图恢复远古的野蛮生命观，即把生命看做人身的生存，这只是更明显地表明人类理性意识的成长，毫无疑义地表明人类已经脱离自己的童年而成熟起来了。自杀的哲学理论、以骇人听闻的比例增长着的自杀案件都表明人类不可能返回到意识已经验过的阶段。

作为人身存在的生命已被人类度过，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也不能忘记，人身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无论我们怎么写，怎么说，怎么揭示，怎么完善人身的生活，否定人身幸福的可能性仍然是当代一切有理性的人的不可动摇的真理。

“不过地球仍旧在旋转。”问题不在于去反驳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原理并想出新的托勒密圆周定律（已经不可能再想出来了），问题在于要继续前进，要从这个已经进入人类共同意识的原理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对待由婆罗门、佛、老子、所罗门、斯多噶派以及所有真正的人类思想家们所阐明的关于人身幸福之不可能的原理也是一样。不要对自己隐瞒这一原理，不要千方百计地回避它，而要勇敢、明确地承认它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第二十二章 爱的感情是从属于理性意识的人身活动的表现

理性人不能为了人身的目的而活着。不能够的原因是此路不通，一切动物人所追求的目标显然都无法达到。理性意识指出其他的目标，那些目标不仅可以达到，而且给予人的理性意识以完全的满足。但是，起初，在世间的错误学说影响下，人以为那些目标是与他的人身抵触的。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具有强烈的、过盛的肉欲，不管他怎么努力去承认理性的我，他总是不能在理性的我中感觉到他在动物性的自身中所感觉到的对生命的渴求。理性的我仿佛是消极地观察着生活，而它本身不在生活，也没有对生活的渴求。理性的我没有求生欲，而动物性的我要受苦，于是只剩下一条路——逃避生活。

当代消极哲学家（叔本华、加尔特曼）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解决问题的，他们否定生活，但照常生活，并不利用一切机会弃绝生活。于是自杀者们就来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弃绝除了是恶以外对他们毫无其他意义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自杀乃是摆脱当代人类生活的无理性的唯一出路。

悲观主义哲学和最普通的自杀者的论断是这样的：有一个动物性的我，他有求生欲。这个有求生欲的我得不到满足；还有一个理性的我，他没有任何求生欲，他只是批判地观察全部并非真实的人生乐趣和动物性的我的情欲，而且全部加以否定。

如果我屈从于第一个我，那么我看到，我疯狂地活着，并且走向灾难，越来越深地陷入其中。如果我屈从于第二个我，理性的我，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求生欲了。我看到，只为了人身的欲望，即人身的幸福而活着是荒谬的和难以忍受的。为了理性意识当然也可以活着，但却无目的也无愿望。事奉我所自来的本原——上帝吧。那又为了什么呢？即便没有我，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也不乏事奉者。我又何苦去侍奉他呢？当我还没有厌烦的时候，看看这种种生活游戏还可以。一旦我厌烦了，就可以走开，消灭自己。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生命的矛盾概念，人类还在所罗门和佛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而当代伪学者们还想叫人类返回到这个概念上去。

人身的要求达到了无理性的极限。觉醒了的理智否定人身的要求。但人身的要求如此膨胀，塞满人的意识，使人觉得：理性否定整个生命。人觉得，如果从他的生命意识中丢弃他的理智所否定的一切，那么就什么也不剩了。他已经看不到剩下的东西。剩下来的包含着生命的东西被他视为乌有。

但是光在黑暗中发亮，而黑暗不能吞没光明。

真理的学说知道二者必择其一：或者是疯狂地生存，或者弃绝这种生存；并能作出抉择。

［…………］

所有的人从小就知道，除了动物人的幸福之外，还有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幸福，它不仅不取决于动物人的肉欲是否能得到满足，相反，离开动物人的幸福越远，这种幸福就越大。

这种能解决一切人的生命的矛盾、能给人以最大幸福的感觉，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这种感觉就是爱。

生命是服从理性法则的动物人的活动。理性就是动物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服从的规律。爱则是人的唯一的理性活动。

动物人渴望幸福，理性给人指明人身幸福之不可靠，并且留下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的活动就是爱。

动物人要求幸福，理性意识向人指明一切相互搏斗着的人的灾难，向人指明动物人的幸福不可能有，而他唯一可能有的幸福是这样的：任何人之间不会有争斗，幸福不会终止，不会满溢到令人腻烦的程度，不会预感到死亡，也没有死亡的恐怖。

于是人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到了一种能给予人由理性指出的唯一可能的幸福的感情，就像专为这把锁配的钥匙。这种感情不仅能解决以前的人的生命的矛盾，而且仿佛在这一矛盾中才得以表现出自己。

动物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想要利用人身。而爱的感情却引导人去为了别人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

动物人是痛苦的。而他的痛苦和这些痛苦的减轻就是爱的活动的主要对象。动物人在追求幸福的时候，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追求最大的不幸——死亡，对死亡的预见破坏了人身的任何幸福。而爱的感情不仅能消除这种恐怖，而且把人引向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最终牺牲自己的肉体存在。

第三十章 生命是对世界的态度。生命的运动是确立新的、最高的态度，因此死亡是进入新的态度。

我们所理解的生命不外乎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我们这样理解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这样理解别人的生命。

但我们认为自己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现有的对世界的态度，而且是通过动物人越来越服从于理性的以及更大程度的爱的表露而确立的对世界的新态度。我们在自身看到的肉体存在不可避免要毁灭的事实向我们表明，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必得确立新的态度。这种新态度的确立，即生命的运动，就会消除死亡的概念。一个人若不承认自己的生命在于确立对待世界的理性态度并将这种态度表现在不断扩大的爱中，他就会有死亡的概念，这种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在与他一同生存的人当中，他爱一部分人，不爱另一部分人。

生命是永不止息的运动，人若停留在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上，停留在他开始生命时具有的那种程度的爱之中，他就会感觉到生命停顿了，因此想到死亡。

只有对于这样的人死亡才是可见的和可怕的。这种人的整个存在就是永不中止的死亡。对他来说，死亡不仅在将来是可见的和可怕的，就是现在也如此，表现在自婴儿到老年的各种状态的动物性生命的减退，因为从童年到壮年的生存运动只是表现为暂时的力的增长，而实质上却是肢体粗糙化，灵活性和生命活力减弱，从生到死不断。这种人经常在自己面前看到死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种人的状况每日每时地坏下去，无法改善。爱一部分人，不爱另一部分人的这种特别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对这种人来说只是他的生存的一个条件，而生命的唯一要事，即确立对世界的新的态度，扩大爱，在他看来却是不必要的事。他的整个生命在极为难堪的状态中度过，即逃避不可避免的生命力的减退、粗糙化、衰弱、老化以至死亡。

但是对于理解生命的人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样的人懂得，他从隐秘的过去把自己爱一部分人、不爱另一部分人的这种对待世界的特殊态度带到今天的生活中来了。他懂得，这种由他带到自己的生存中来的对一部分人的爱和对另一部分人的不爱即是他的生命的本质；这不是他的生命的偶然属性，只有这一属性具有生命的运动，他也只在这一运动中，在爱的扩大中看到自己的生命。

看看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生活，根据他记忆中的一系列意识，他看到，他对待世界的态度在变化，服从理性规律的程度在增加，爱的力量和领域一点点大起来，独立地给予他越来越多的幸福，有时简直成反比例地降低着人身存在的意义。

［…………］

结论

人生就是追求幸福。人企求什么，就得到什么。

当人把自己的动物肉体存在的规律看做自己生命的规律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以死亡和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只有当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的时候，他才会看到死亡和痛苦。死亡和痛苦，像一群吓人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把他赶到一条为他开启的、服从理性规律、表现在爱中的人生道路上去。死亡和痛苦只是人违背自己的生命规律的行为。对于遵照自己的规律生活的人来讲，既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人生就是追求幸福。人只要追求，就得到：不能成为死亡的生命和不能成为祸的福。

附：《论生命》各章标题

序言

第一章 人的生命的基本矛盾

第二章 人类自古以来就意识到生命的矛盾。人类的启蒙者向人们揭示能解决这种内在矛盾的生命的定义，但伪善者和书呆子却向人们掩饰起来。

第三章 书呆子们的迷误

第四章 书呆子的学说以人的生物存在的外表现象来偷换人的整个生命的概念并由此得出人生的目的的结论

第五章 伪善者和书呆子的伪学说既不能说明现世生活的意义，也不能作为生活的指南；生活的唯一指南是没有理性解释的生活的惯性。

第六章 我们人类意识的两重性

第七章 意识的两重性是由于把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相混淆而产生的

第八章 两重性和矛盾性是没有的，它只存在于伪学说中。

第九章 人的真正生命的诞生

第十章 理性是被人领悟了的规律，人的生命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第十一章 知识的错误方向

第十二章 错误的知识产生的原因是把事物放在不正确的前景中加以观察

第十三章 事物的可知性扩大不是由于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显现出来，而是由于支配我们和我们所研究的那些事物的规律是统一的。

第十四章 人的真正生命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的

第十五章 根本抛弃动物人的幸福是人类生活的规律

第十六章 动物人是生命的手段

第十七章 精神的再生

第十八章 理性意识需求什么

第十九章 对理性意识的需求之肯定

第二十章 人自身的需求与理性意识的需求互不相容

第二十一章 不要求根本弃绝人身，而要求使人身服从理性意识。

第二十二章 爱的感情是从属于理性意识的人身活动的表现

第二十三章 不懂得自己的生命意义何在的人不可能有爱的感情的表现

第二十四章 真正的爱是根本抛弃人身幸福的结果

第二十五章 爱是真正的生命唯一充实的活动

第二十六章 人们为改善自己的生存而做的种种徒劳无益的努力使他们不可能获得唯一真正的生命

第二十七章 对死亡的恐惧不过是对无法解决的生命矛盾的意识

第二十八章 肉体的死亡消灭了属于空间的躯体和属于时间的意识，但是不能消灭构成生命基础的东西，不能消灭每一个存在物对待世界的特有的态度。

第二十九章 对死亡的恐惧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把为他们的错误想象所局限的一小部分生命当做生命

第三十章 生命是对世界的态度。生命的运动是确立新的、最高的态度，因此死亡是进入新的态度。

第三十一章 逝者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终止

第三十二章 对死亡的迷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把自己对待世界的各种不同态度混淆起来了

第三十三章 可以看到的生命，是生命的无限运动的一部分

第三十四章 尘世生活的苦难无法解释这一点最有说服力地向人证明，人的生命并不是始于生终于死的人身的生命。

第三十五章 肉体的痛苦构成人们的生命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结论

补充之一

补充之二

补充之三

（1886—1887）

倪蕊琴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亲爱的兄弟：

我收到了您的第一封信[1]。它打动了我的心，读着它，我不禁热泪盈眶。我曾经打算写一封回信，可是没有时间。再者，且不说用法文写信对于我已是多么困难，我还得非常详尽地答复您的那些问题，而它们大多又是出于误解。

您问我：为什么手工劳动是真正的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否应该自愿放弃智力活动，不再从事在您看来与手工劳动不能并行的科学与艺术？

我曾经尽我所能地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书中答复这些问题。我听说这本书已经被译成法文。我从来没有把手工劳动看做独立的原则，而始终认为它是道德原则的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运用方式，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会最先想到这种方式。

在我们这个腐化的社会里（在所谓有教养者的社会里），我们所以必得从事手工劳动，唯一原因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弊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在于让自己脱离这种劳动，又无偿地享用那些贫穷、无知而不幸的阶级的劳动，而那些阶级是奴隶，与古代世界的奴隶相去无几。

要看属于这个社会并且信奉基督教、哲学或人道原则的人是否真诚，首先便要看他是否尽可能努力摆脱这个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易可行的办法，首先就是从事照料自己个人的手工劳动。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

最简明扼要的道德准则是，尽可能少地迫使别人为自己服务，尽可能多地为别人服务；尽可能少地有求于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予别人。

这个准则给予我们的生存以合理性和由此而来的幸福，也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其中包括您所遇到的这个难题：智力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命运将待如何？

基于这个准则，我只在坚信我的活动对他人有益的时候才能够幸福和满足（人们因我为他们做事而获得的满足，在我已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一种额外的幸福，我并不指望它，它也并不能影响我对自己的行为的选择）。我坚信我做的事并非毫无益处，并非恶行，而是为他人造福，这就是我的幸福的主要条件。

正是这一点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一个有道德的真诚的人宁可去做手工劳动，而不去从事科学和艺术的劳动。我写一本书，为之我需要排字工人的劳动。我作一首交响曲，为之我需要乐师。我做一些实验，为之我需要制造实验仪器的人进行劳动。我画一幅画，为之我又需要别人来制作颜料和画布。所有这些事情可能是于人有益的，但也像多数情况下那样，它们同样可能是完全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可是，当我做着所有这些其益处大可怀疑、而我还得迫使别人为之工作的事时，在我的四周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做的事，它们无疑是于他人有益的，我也无需任何人来帮着我做，例如帮疲乏者搬运重物，替病了的当家人耕田，给人包扎伤口。这样的事无需我们多说，它们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做这样的事用不着任何人帮助，而且您为谁这样做，谁就能直接获得满足。种树、喂牛、淘井这些事无疑于他人有益，并且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一定会宁可做这些事，而不去从事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被鼓吹为人类最崇高最高尚的使命那一类可疑的事。

先知的使命是崇高的使命。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神父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自己是先知，只不过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他们有可能冒充先知罢了。

受着先知教育的人并不是先知，只有那种内心坚信自己是先知、应该是先知并且不能不是先知的人才是先知。这样的信念很少有，而且只能被人为自己的使命作出的牺牲所证实。

对于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来说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为献身于小提琴演奏而知难不畏地放弃了厨子差使的吕里[2]，都以他所作出的牺牲证实了自己的使命。而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或大学生的唯一职责，只是研究人们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使命，他们不过是利用着他们以为是有利的地位而已。

手工劳动是所有人的职责和幸福，而智力活动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只是那些具有这种使命的人的职责和幸福。只有在一个科学家或艺术家为奉守自己的使命而牺牲了自己的平静和福利的情况下，才能说明并且证实他负有这种使命。一个人始终履行着自食其力这一职责，并且还废寝忘食地寻求在智力领域进行思考和有效工作的机会，这样他就证明了自己的使命。而一个不守人人应尽的道德职责，并以爱好科学和艺术为借口给自己安排一种寄生虫生活的人制造出来的东西，除了伪科学和伪艺术之外再不会是别的。

真正的科学作品和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人所做的牺牲的产物，而决计不是这样那样物质利益的产物。

但是这样一来，科学和艺术将会怎样？我已有多少次从那些无论与科学还是与艺术都毫不相干，并且对何谓科学和艺术甚至没有一丝一毫明确概念的人们口里听到这个问题了啊！也许可以认为，这些人无论对什么也不会像对人类的福利那样珍重，而这人类的福利，照他们的理解，正在于他们所谓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然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竟有这样的狂人，要否定科学和艺术的用处？世上有手艺人，有农夫。谁也不曾想到过要对他们的用处提出异议，而一个做工的人也永远不会想去证明自己的劳动的用处。他生产着，他的产品是必需的，是对他人有好处的。人们享用着这产品，谁也不会怀疑它的用处，更不会去证明它的用处。

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下。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们要竭尽全力来证明自己的用处呢？

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并不赋予自己任何权利，他们献出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些产品是有益的，因此他们丝毫不需要任何权利和肯定自己权利的证据。但是极其众多的是那些自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抵不上他们所要求的东西，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像各个时代的僧侣们那样千方百计地设法证明他们的活动对于人类福利是必要的。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像所有其他各种人类活动一样，从来就存在着，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否定或是证明它们的必要性都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

科学和艺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起着虚伪的作用，这是由于那些以科学家和艺术家为首的所谓有教养人士，构成了一个与僧侣相似的特权种姓。这一种姓具有各个种姓所固有的全部缺陷。这一种姓的缺陷在于它玷污和辱没了它赖以形成的那一原则本身。结果，伪宗教代替了真正的宗教，伪科学代替了真正的科学。在艺术上也是如此。这一种姓的缺陷在于它压迫群众，并且还使群众丧失了那本应在他们中间普及的东西。而这一种姓最主要的缺陷，还在于其成员所信奉的原则与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却令他们感到快慰。

除了那些捍卫着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原则的人之外，文明的拥护者都不得不断然地说，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的洪福。

这福表现在哪里？那些可以据以将福和善区别于恶的特征又是怎样的呢？科学和艺术的拥护者千方百计规避着答复这些问题。他们甚至断言，给善和美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善”，他们说，“善和美，是不可能有定义的。”但他们是在撒谎。人类在自己历来的前进运动中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给善和美下定义。善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定义。但这定义却不讨这些人的喜欢，因为它表明，他们的所谓科学和艺术很渺小，甚至产生与善和美对立的恶果。善和美都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有了定义。婆罗门和大智大慧的佛教徒，中国的、欧洲的和埃及的贤人，以及希腊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都给它们下过定义，而《福音书》则给它们下了最准确的定义。

一切使人们团结的就是善和美，一切使人们分离的就是恶和丑。

这个公式是尽人皆知的。它已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对于人类，善和美就是使人们团结的东西。因此，如果科学和艺术的拥护者真的关心人类的福利，他们就会懂得人的福利何在，而懂得了这一点，他们就会专去从事那些通向这一目标的科学和艺术了。此外，法学、军事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也就不会有了，因为所有这些科学的目的，不外是一部分人在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获得福利。如果福利真是科学和艺术的标准，那么，对于人类的真正福利全然微不足道的那些精密科学研究，就绝不会获得它们现在具有的意义，特别是我们这些勉强只合有闲人士解闷用的艺术作品，就更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了。

人类的明智不在于认识事物。有不计其数的事物是我们不可能认识的。明智也不在于认识得尽可能多一些。人类的明智在于认识一种秩序，我们根据那种秩序去认识事物才有好处。人类的明智是一种善于按照自己的知识的重要程度来支配它们的本领。

然而，在人可以并且应该了解的各门科学当中，最主要的一门是关于怎样才能生活得尽量少作恶和尽量多行善的科学；在各种艺术里，最主要的一种是善于尽量自然地避恶扬善的艺术。可见，在所有自命为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和艺术中间，那门最重要的科学和那种最重要的艺术非但不存在，而且根本被排斥在科学和艺术的清册之外。

我们这个世界谓之科学和艺术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大humbug[3]，无非是我们通常一经摆脱旧的教会迷信便会陷入其中的另一种巨大的迷信。为了看清我们应循的道路，必须从头开始做起，必须摘掉那顶戴着觉得暖和但却遮住了两眼的风帽。诱惑是巨大的。我们生下来，然后凭借劳动，或者毋宁说凭借某种机智，我们逐步迁升，跻身于特权阶层，当上了文明和文化的祭司。因此，我们必须对真和善抱有极大的真诚和极大的爱，正如婆罗门和天主教教士必须这样做一样，才能对我们赖以得到有利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怀疑。对于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像您这样给自己提出了生命问题的人，这里不存在选择的余地。要对事物获得清晰的认识，他必须抛弃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有利。这是一个Sine qua non[4]条件。哪怕只在某一点上和一个固执于某种信仰的人进行议论，都是徒劳无益的。

要是他的思想并未完全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无论他怎样推断，也不能向真理靠近一步。他那先入为主的信仰会使他的所有推断中止和发生歪曲。有人信仰宗教，也有人信仰现代文明，这两种信仰完全相同。天主教徒说：“我可以推断，但只限于我们的经书和传说所教给我的范围之内，这些经书和传说包含着十全十美而永恒不变的真理。”文明的信奉者则说：“我的推断决不侵越文明、科学和艺术的根据。我们的科学是人类真知的总和，如果说它还未掌握全部真理，那么它将会掌握它。我们的具有古典传统的艺术是唯一真正的艺术。”天主教徒们说：“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如德国人说的物自体，就是教会。”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说：“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物自体，就是文明。”我们很容易看出宗教迷信的推断错误，因为我们不同意这些迷信。但是任何一种肯定的宗教的信奉者，甚至天主教徒，都深信，真正的宗教只有一种，并且恰恰是他们信奉的那一种。他甚至觉得，他那种宗教的正确性可以用推断来证明。我们这些文明的信奉者也是同样，我们也深信只存在一种真正的文明，它正是我们的这种文明。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所有我们这些推断中的逻辑缺陷，因为这些推断力图证明，在各个时代和所有的人中间，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和在被称做欧罗巴的这个半岛上生活的那么几百万人，才享有由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构成的真正文明。

要认识这极为简单的生活真理，无需任何肯定的东西，也无需任何哲学和深奥的科学，只需要有一个消极的品质就够了，即不迷信。

应当使自己处于孩提状态或笛卡儿的状态，对自己这样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我想要做的仅仅是认识生活的真理，因为我必须度过这一生。

而答复早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作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

我的内心情感对我说，我需要福利、幸福、为我、为我一个人。而理智却告诉我，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希望得到的也正是这个。这一切像我一样寻求自身幸福的生物会压制我。很清楚，我不可能享有我所希望的幸福。然而我的一生却正是在于追求幸福。如果因为不可能享有幸福就不去追求它，这意味着不去生活。

那么，我不可能生活了？

判断告诉我说，在一切生物都只追求自身福利的世界结构中，我，一个抱着同样希望的生物，不可能获得福利，我不可能生活。然而，尽管这个判断如此明确，我们还是生活着，我们还是追求着幸福，追求着福利。我们对自己说：只有当一切别的生物都爱我更甚于爱它们自己的时候，我才能获得福利，成为幸福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这样，我们仍旧生活着。我们的全部活动，我们对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追逐，无非是仍想迫使别人爱我们比爱他们自己更甚。财富、荣誉和权力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东西，我们几乎就满足了，我们有时竟忘记了这只是类似，而非现实。一切生物都爱自己甚于爱我们，幸福因而断无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的数目正与日俱增）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便开枪自杀，认为生活只是一个骗局。

其实，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也十分自然。只有当这个世界上有了这样一种结构，使一切生物都爱别人甚于爱自己的时候，我才会幸福。如果一切生物都能不爱自己而爱别人，普天之下就都是幸福的了。

我是一个属于人类的生物，理性为我揭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的规律。我应该遵循我的理性的规律——我应该爱别人甚于爱自己。

一个人只要一作出这个判断，生活在他看来就会立即显得与以前不一样。一切生物都在互相残杀，一切生物又都在相爱和互助。维系着生活的不是残杀，而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同情，这同情在我心中表现为爱的感情。我刚开始领悟出这个世界上事物发展的进程，我就发现，唯有相互同情这一原理才决定着人类的进步。全部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无非是这团结一切生物的唯一原则越来越趋于明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因此，这个判断为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所证实。

但是一个人往往不用判断，就能在自己内心情感里给这个判断的正确性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大幸福，他的最自由、最幸福的状态，乃是自我弃绝和爱的状态。理智给人揭示出唯一可行的幸福之路，情感则驱赶他往这条路上奔去。

如果您觉得我试图向您表达的这些思想还不明确，请不要过于严厉地责备它们。我希望您将来能读到它们更为清楚和准确的表述。

我只是想就我对事物的看法向您作一些说明。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十月三日、四日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宋大图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罗曼·罗兰于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写信给作者，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科学与艺术的问题。因为没有得到回信，他于五个月后再次写信，请作者就这些问题加以阐明。作者为此写了这封回信。原信有法文及俄文两种手稿，收在《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六十四卷，第八十四至九十八页。

[2]吕里（1632—1687），法国音乐家，少时曾在巴黎做过厨子，后以提琴演奏博得路易十四的赏识，主持其宫廷乐队。

[3]英语：欺骗。

[4]拉丁语：必须的。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

十二 结论

1

在我结束这篇写了两年之久的论文时，九月九日我坐火车前往图拉和梁赞两省交界的乡下。那里去年发生了饥荒，并且今年又发生了更大的饥荒。在一个车站上，我坐的火车遇上了一列特快专车，车上载着以省长为首，带有枪枝、弹药和树条前往上述一带鞭笞和屠杀饥民的队伍。

尽管三十年前法律废除了体罚，然而，为使百姓执行当局的决定，近来在俄国境内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树条鞭笞这种酷刑。

我听说过这种事情，甚至在报上读到过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巴拉诺夫似乎引以为荣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读到过在切尔尼戈夫、坦波夫、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和奥廖尔等地发生的惨案，但我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人们怎样施行这种酷刑。

这回我亲眼看见了心地善良、充满基督精神的俄国人带着枪枝和树条前去屠杀和鞭笞自己的饥饿的弟兄。

这次他们出动的理由如下：

某个大户的一处田庄的农民，在他们与地主公有的牧场上培植了一片树林（所谓培植，那就是保护树林成材）。这片树林历来都由他们使用，故而他们认为树林是他们的，至少也是公共财产。但是地主霸占了这片树林，开始伐木。农民递了状子。初级法庭的法官错误地（“错误”两字是引用了解本案的检察长和省长的说法）作了偏袒地主的判决。事后，各级法庭，其中包括枢密院，虽然明知判决错误，却都维持原判。这样，树林判给了地主。地主开始伐木，然而，农民无法相信这种明显欺压他们的不公正的仲裁竟会出自最高当局，拒不执行判决，赶走了派来伐木的雇工，并且声称这片树林属于他们，他们决意去告御状，但是绝不让人砍走木材。

案情报到彼得堡一位部长那里。部长奏明皇上，皇上降旨执行法庭判决。部长给省长下达了书面命令。省长要求派兵。于是，携着插上刺刀的步枪和弹药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另又带上专为此事准备的装在一节车厢里的树条，乘着火车前往行动地点执行最高当局的这一决定。

执行最高当局决定的方式——屠杀，鞭笞，还是仅以屠杀或者鞭笞进行恫吓，视农民是否进行反抗而定。

第一种情况，假如农民进行反抗，在俄国（其他凡有国家机器和私有制的地方亦然）便按下列方式行事：长官讲话，要求服从当局决定。愤怒的百姓，其中大部分人都受为首分子的蒙蔽，根本听不懂当局代表那套书卷气十足的官腔，继续骚动。于是，长官宣布，假如他们拒不服从，拒不解散，那他只好诉诸武力。假如这时百姓仍不服从，仍不解散，长官便命令装上子弹，朝人群上空鸣枪。假如这时百姓再不解散，长官便不管谁将中弹，命令直接向人群开枪。士兵开枪，街上倒下死伤的百姓。这时，百姓一般开始逃命，士兵按照长官的命令逮捕那些长官心目中的为首分子，并把他们监禁起来。

尔后，着手收拾血肉模糊、气息奄奄、形容丑陋的死伤男人（间或也有死伤的女人和孩子），把死者埋掉，伤者送往医院。那些所谓为首分子则被押解进城，交给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倘若他们有过暴力行为，一概处以绞刑。于是搭上绞架，拉起绳索，绞死几个任人摆布的百姓。这在俄国已经发生多次，正如在把社会制度建立于暴力之上的任何地方一样，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并且非得发生不可。进行反抗的结果便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即农民表示服从，则按某种俄国特有的方式行事。经过如下：省长抵达行动地点，召集百姓发表演说，斥责他们图谋不轨，接着便在村里家家户户强行驻兵，那些士兵白吃白喝地驻上个把月，一直闹到农民破产为止；或者严词恫吓以后，省长感到满意，仁慈地宽恕了百姓，起程离去；或者（这种方式最为常见）省长当众宣布，为首分子应该受到惩罚，于是未经审判便随意下令拉出一些他心目中的为首分子，由他亲自坐镇，对后者施加刑罚。

为使读者对这类事情有个概念，我写一桩发生在奥廖尔省并为最高当局赞许的案件。

奥廖尔省案件的经过如下：正如此地图拉省的情况一样，地主打算吞并农民的财产，农民对此也作了反抗。争端在于地主未经农民同意打算提高自己磨坊的水位，这样一来河水便将淹没农民的草地。农民反对这一做法。地主向县长递了状子。县长非法地（这是后来连法庭都承认的）作了一个偏袒地主的决定，准许提高水位。地主派遣工匠建造放水的沟渠。农民对于这一错误决定十分气愤，便让家属出面阻拦地主的工匠建造沟渠。妇女们来到坝上，掀翻大车，赶跑了工匠。地主控告妇女目无法纪。县长命令从村里的每户人家抓一名妇女入狱（“看守所”）。命令很难执行，因为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女人，无从知道哪个该抓，所以警察没有执行命令。地主又向省长控告警察玩忽职守。省长不问青红皂白，严令县警察局长立即执行县长的命令。对于上级唯命是从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村里，以俄国当局固有的蛮横态度，命令警察去每一户抓一名妇女归案。因为每户人家都有不止一个妇女，无从知道哪个该抓，于是争执反抗迭起。县警察局长无视这些争执反抗，坚持要从每户人家抓一名妇女，抓到谁就是谁，押往监禁地点。男人开始保护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不让警察把人带走，并于抗争之际，打了警察和县警察局长。闹出了新的可怕的乱子：反抗当局。这一新的罪行当即上报省城。于是，省长便像眼下图拉省省长一样，率领一营带着枪枝和树条的士兵，利用电报、电话和铁路之便，乘着特快列车，带上专管施刑卫生的医生，到了行动地点，俨然是赫尔岑所预言的拥有电讯设备的成吉思汗。

乡政府旁边站着士兵，一队红腰带上挂着盒子枪的警察和应召而来的担任公职的农民，以及被告。四周围着一千或者一千以上的百姓。到了乡政府门口，省长跳下马车，作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接着命令带上犯人，准备长凳。这一命令起初使人不解。但是一直随从省长司刑的警察（省里已经多次施刑）当即解释说，施刑需用长凳。搬来了长凳，搬来了随车运到的树条，唤出了打手。打手事先已经挑好，是该村的几个盗马贼，因为士兵拒绝施刑。

等到一切就绪，省长命令被地主指控为主犯的十二个人中的第一个出列。第一个出列的是村社里人人敬重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当家人，他敢于捍卫村社的权利，因此深得村民的爱戴。他被带到长凳跟前，剥去衣服，责令躺下。

他试图求饶，但是看到求饶无济于事，就画了一个十字，躺了下去。两个警察跑来把他按住。边上站着准备给予必要诊断的医生。盗马的囚犯往手上啐一口唾沫，举起树条，抽打起来。然而长凳太窄，上面很难按住挣扎的受刑人。省长下令再搬一张长凳，并且搭上一块木板。侍从举手行礼回答：“是，大人。”赶紧驯顺地跑去执行命令。这时，露着半个身子、面色苍白的受刑人只好站在那里等候，愁眉苦脸地望着地面，下颏和两条光腿不住地打战。第二张长凳搬来以后，警察重又把他按下，盗马贼重又开始抽打。受刑人的背上、臀部、大腿，乃至身体两侧出现越来越多的血痕和紫斑。每打一下，受刑人便忍不住低低呻吟几声。周围的人群中间传出妇女、孩子、受刑人家属和所有被拉来受刑的农民的哀号。

沉醉于权势的不幸的省长（他觉得自己只能这样行事）扳着手指数抽打的次数，一面不住地抽烟。几个巴结的随员每次都争先恐后地给他递上擦亮的火柴。打过五十几下以后，农民不再喊叫和动弹。那位毕业于公立学校，以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为皇上和祖国服务的医生，走到受刑人跟前，摸摸脉搏，听听心脏，随即报告当局代表，说受刑人失去知觉，根据科学资料的记载，继续施刑可能对他具有生命危险。但是，不幸的省长已经完全沉醉在眼前那片血肉模糊的景象之中，下令继续施刑。一共打了七十下。不知什么缘故，省长认为抽打必须达到这个数字。打完第七十下，省长说：“行了！带下一个！”于是，这个伤痕累累、脊背肿胀、知觉全无的受刑人被抬了下去，带上来另外一个。人群的哀号和叹息越发响亮。然而，当局代表只管继续施刑。

这样打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第十二个，每人七十下。他们全都求饶，呻吟，喊叫。妇女撕心裂肺的哀号越来越响，男人脸上的愁云越来越浓。然而，周围站着军队，只有在被称做省长的那位不幸的如痴似醉、鬼迷心窍的大人不知什么缘故任性地认为惩罚必须达到的那个程度达到以后，施刑方才停止。

文武官员和士兵不仅全都在场，并且参与了这一暴行，防止百姓破坏秩序，妨碍实施当局的决定。

我问过一位省长，既然百姓已经服从，村里又有军队，何必还要鞭笞百姓。他露出深知治国安邦的一切奥秘的郑重模样回答我说，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假如不对农民加以惩罚，他们会再次起来反抗当局的决定。惩罚几个肇事的百姓，可以一劳永逸地巩固当局决定的威力。

现在图拉省省长也是如此，带着文武官员和士兵前去履行同样的公事。同样也是通过屠杀或者鞭笞强制贯彻最高当局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使有十万卢布年收入的年轻地主额外得到他从整个村社的饥寒交迫的农民手里夺来的一片价值三千卢布的树林，而他将在莫斯科、彼得堡或者巴黎的饭店里寻欢作乐，两三个星期之内便把这笔钱挥霍一空。我所遇见的这支队伍前去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件差使。

在我始终按照一个方向紧张思索了两年之后，命运似乎故意让我平生第一次碰到了这个现象。它用事实十分清楚地向我展示了理论上对我来说早已明确的东西，即我国生活的整个体制，并非像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有利地位的人们喜欢想象的那样，是建立在什么法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最简单、最野蛮的暴力之上，建立在屠杀和鞭笞百姓之上。

拥有大量土地和资本，或者领取高额薪金（实为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的人，以及依附于这些达官贵人的商人、医生、画家、管事、学者、车夫、厨师、作家、侍从、律师等等，喜欢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不是源于暴力，而是源于完全自由的对等服务，喜欢相信这些特权不仅不是源于诸如今年夏天在奥廖尔省和俄国其他许多地方，以及经常在整个欧洲和美洲发生的那些鞭笞和屠杀百姓的暴行，甚至与这些暴行没有丝毫关系。他们喜欢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源于人们自愿遵守的默契，而镇压百姓的暴行同样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源于某种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治国安邦的法律。他们尽量闭眼不看，他们之所以享有他们享有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据那个迫使培植了树林而又非常需要树林的农民把树林交给在生长期间从未照料过树林也不需要树林的阔地主的原因。倘若农民不肯交出这片树林，他们便将受到鞭笞和屠杀。

假如我们已经清楚，奥廖尔省的那座磨坊能为地主带来更多的收入，这里的农民将把自己培植的树林交给地主，都是鞭笞和屠杀，或者以两者进行恫吓的结果，那么同样应该清楚的是，剥夺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富人们的其他一切特权，肯定也都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面。假如为了养家糊口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耕种他们宅园周围的土地，而这片足够养活一千户人家的土地却归一个不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俄国、英国、奥国，或者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地主所有，假如从贫穷的农民手中买进大批粮食的商人，可以在饿乡自己的仓库里毫无危险地囤积这些粮食，再用贵上三倍的价格卖给当初用低廉三倍的价格售出这些粮食的农民，那么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假如一方出售便宜的货物，另一方因为与他隔着一条叫做边境的两国约定的界线，因此在未向那些并不参加这种货物生产的人员纳税以前，也就不能购买，假如农民不得不把家里最后一头奶牛交出顶税，政府却把税收作为薪金发给自己的官员，并且用以维持屠杀这些交税农民的军队，那么似乎很明显，这也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法律，而是基于在奥廖尔省已经实施，眼下将在图拉省实施，并且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在世界各地凡有国家制度和穷富之分的地方周期性地实施的暴力。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强制关系，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为鞭笞和屠杀，所以享有统治阶级特权的人们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并非源于鞭笞和屠杀，而是源于某种神秘的公理，抽象的法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似乎十分清楚，假如人们把自己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交给资本家和地主，却又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目前所有的工人都持这一看法），明知捐税使用不当，却又照缴不误，那么他们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了解他们闻所未闻的什么抽象的法律，而仅仅是因为知道，假如他们不这样做，便将受到鞭笞和屠杀。

每当地主收取地租，需要粮食的农民付给欺骗了他的商人高出原价三倍的款子，工人满足于按照比例低于老板收入两倍的工资，穷人拿出最后一个卢布缴纳各种捐税的时候，假如不是次次都要逮捕、鞭笞和屠杀百姓，那么这是因为企图违抗的百姓已经受到不计其数的鞭笞和屠杀，他们牢牢记住了这些教训。正如关在笼子里已被驯服的老虎不吃放到嘴边的肉食，听到命令立即进行跳杆表演，不敢躺着不理。它这样做不是出于自身的愿望，而是记得烧红的铁条，或者先前每次拒绝服从命令以后挨饿的滋味。同样，百姓屈从那种他们认为不合理，对他们不利，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秩序，也是因为他们记得先前他们每次反抗这种秩序的下场。

自古以来，享有暴力产生的特权的人们常常忘记，并且喜欢忘记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然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不是每个王朝文治武功的历史，而是真正的历史，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便能发现，富人之所以凌驾于穷人之上，享有一切特权，不是得助于别的什么，而是得助于树条、监狱、苦役和屠杀。

只要想一想自古以来人们那种孜孜不倦地争取增加自身福利的劲头（这也是驱使当代人去行动的力量）便能明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维持富人凌驾于穷人之上的种种特权。

可能存在不以维持富有阶级特权为目标的压迫、鞭笞、监禁和死刑（虽然十分罕见），但是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这个养活一个像老爷一样生活的阔人需要十个被活计累得筋疲力尽、常常连累全家一起受苦的妒忌而又贪婪的工人的社会里，富人的全部特权，富人的全部奢侈，富人享有为中等收入的工人不能享有的一切，凡此种种，都是靠鞭笞、监禁和死刑才取得并维持住的。

2

我在九月九日遇到的这列载着士兵、枪支、弹药和树条的专车，这列开赴饿乡，旨在确认富裕的地主对于他从农民手里夺来的一片并不为他需要，然而却为农民十分需要的树林拥有产权的专车，异常清楚地表明，完全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闭着眼睛行事的恶习在人们身上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

我遇到的这列特快专车挂着一节供省长和文武官员乘坐的头等车厢和几节挤满士兵的棚车车厢。

矫健的年轻士兵穿着洁净的新制服，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或者垂下双脚，坐在棚车敞开的门口。有的抽烟，有的推推搡搡闹着玩儿，龇牙咧嘴地嬉笑着，有的嗑着瓜子，悠然自得地把壳吐在地上。有的顺着月台朝水桶跑去，想要喝水。遇见军官，他们便放慢脚步，笨拙地举手行礼，神态严肃，似乎在做一件合理而又十分重要的事情。走过军官身边，目送他们远去以后，这些士兵重又噔噔地踩着月台的木板，更加快活地奔跑起来，有说有笑，就像一群结实、善良的年轻小伙子兴高采烈地结伴旅行一样。

他们是去屠杀饥饿的父老，但却像去做一件乐事，或者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公事。

散在月台上和头等餐厅里的盛装的文武官员，同样给人这种印象。省长，这次远征的统帅，穿着一套介乎便服和军服之间的制服，坐在摆满酒瓶的桌旁，边吃边和邂逅的熟人平静地谈着天气，似乎他去履行的是件极其简单、极其平常的公事，丝毫也不影响他那平静的心境，以及他对天气变化的关注。

距离这张餐桌不远，坐着一位宪兵将军。他没有进食，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然而无精打采的样子，似乎对他已经厌倦的那套程序感到苦恼。四周都是来来往往、谈笑风生的穿着漂亮绣金制服的军官。有的坐在桌旁喝完瓶里剩下的啤酒。有的站在柜台前面嚼着充当点心的包子，不时拍掉落在军服前胸上的碎屑，随后傲慢地把手一甩，丢出一块硬币付账。有的一步一抖地在我们这列火车的车厢前面游逛，伺机窥视女客们的姿色。

这些官兵奉命前去屠杀或者鞭笞食不果腹，任其摆布，却又供给他们吃喝玩乐的农民，然而他们都有一副深知自己正在履行应该履行的公事的外表，甚至在履行这件公事的时候，带着几分得意和“傲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官兵现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到了那里，为使一个富人获得他从整个村社饥饿的农民手里夺取的，然而并不为他需要的三千卢布，他们可以违心地去做那些想象之中最最可怕的事情，可以像在奥廖尔省那样屠杀和鞭笞无辜的农民，自己的弟兄。他们若无其事，尽管距可能实施暴行的地点和时间越来越近。

要说这些人，这些文武官员和士兵，不知道他们面临的任务，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都为此行作过准备。省长理应下令带上树条，文官理应购买桦树条，洽谈价格，并在账上记下这笔支出。军人下过或者接到并且执行了分发弹药的命令。他们全都知道，他们是去鞭笞，也许是去屠杀饥肠辘辘的弟兄，知道也许在一小时以后他们便将采取行动。

要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信念，正如人们常说而他们自己也反复强调的那样，出于必须维护国家制度的信念，那是不公正的。第一，因为这些人恐怕从未想到过什么国家制度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第二，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们参与这些事情是造福国家，而不是危害国家。第三，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假如不是全体的话）不仅从不为造福国家牺牲自身的安宁和欢乐，并且相反，即便危害国家，然而为了自身的安宁和欢乐也从不放弃任何可以享受的机会。所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造福国家的抽象原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须知，这些人我全都了解。即便我不认识他们全体，我也大致知道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思想方式。须知，他们都有母亲，有的还有妻子儿女。须知，这些人大多心地善良，秉性温顺，甚至温柔，憎恨任何形式的残暴，至于行凶杀人，那就不必说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甚至不忍宰杀和鞭笞牲口。此外，这些人都信奉基督教，认为对于手无寸铁的人施加暴力是件可恶而又可耻的事情。须知，他们中间无论是谁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为了自己细微的私利犯下奥廖尔省省长镇压百姓暴行的百分之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得知别人以为他在私生活中能干出类似的勾当，都会感到气愤。

然而，现在他们距离目的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到了那里，他们也许必不可免地将要施加暴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况且，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乘着火车，奉命前去进行屠杀和鞭笞的官兵。那些造成这次镇压的人：地主、县长、法官，以及那些从彼得堡下令镇压，并以命令形式参与这一镇压的人：部长、皇上，同样也是心地善良、信奉基督教的人，明明知道镇压的结局，又为什么主张镇压，并且下令镇压呢？为什么那些并不参与镇压，对于个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哪怕鞭笞马匹，都会愤愤不平的旁观者，能够容许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呢？为什么他们对这种暴行无动于衷，既不出面干涉，也不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说：“不行，屠杀、鞭笞饥饿的百姓，仅仅因为他们不肯交出别人想从他们手里强行夺走的最后一点财产，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允许发生！”但是不仅没有人采取这类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包括这次镇压的主谋：县长、地主、法官，以及那些参与镇压，并且下令镇压的有关人士：省长、部长、皇上在内，全都若无其事，甚至不感到问心有愧。显然，这些前往实施这一暴行的全体官兵同样也是心安理得。

甚至似乎与事无关的旁观者，大多也都以赞许，而不是非难的目光望着准备履行这件丑恶公事的官兵。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个农民出身的木材商，对于农民将要受刑直言不讳地大声表示赞许。“不服从当局不行，”他说，“当局嘛，就是让人服从的。瞧吧，总有一天会把跳蚤抓完。到那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绝了作乱的念头。这是他们活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说这些唆使、参加和纵容镇压的人全是坏蛋，他们明知自己的作为极其丑恶，然而有的为了薪金和私利，有的害怕惩罚，这才做着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同样不行。这些人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些文官中间，没人偷窃钱包，拆阅别人的信件，受了侮辱必定要求对方认错，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这些军官中间，没人赌牌耍赖，输钱不付，出卖同伴，临阵脱逃或者扔掉旗帜。这些士兵中间，没人吐掉圣餐或者在斋戒的星期五食用牛肉。这些人宁可受苦，遭殃，历险，但是绝不答应去做他们心目中的坏事。因此，这些官兵在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时，他们身上不乏抵制的力量。

要说这些人全是野兽，滥施暴力乃是他们的本性，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更加不行。只要和这些人交谈几句，便能发现，地主也好，法官也好，部长也好，皇上也好，省长也好，军官也好，士兵也好，他们在内心深处不仅不赞成类似的行径，并且每当有人向他们提起他们参与这类行径所起的作用时，甚至感到难受。他们只是尽量不去想它罢了。

只要和他们，即所有参与这一行径的人，从地主直到微不足道的警察和士兵，交谈几句，便能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全都明白，这是一件坏事，最好不要参与，并且因为自己参与这件坏事感到难受。

和我们同车的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太太，在头等餐厅遇见省长和军官，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以后，为使他们听见，故意放大嗓门痛骂当代的制度，羞辱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所有的人都很尴尬。所有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但是谁也没有对她表示异议。乘坐专车的人装出一副不屑反驳这类空话的模样。但从他们的脸上和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感到羞愧。在士兵脸上我也发现了这种表情。连他们也知道，他们去做的是件坏事，但又不愿去想他们即将面临的任务。

当那个木材商开始议论这些措施如何如何必要时——我想这些议论并非出自真心，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见识而已——听见的士兵全都装作没有听见似的朝他背过身子，沉下了脸。

所有的人，造成这次镇压的地主、县长、部长、皇上也好，眼下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也好，甚至与此事无关的旁观者也好，所有的人无一不知道这是件坏事，对于自己参与其中，甚至身临现场，无不感到羞愧。

那为什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做这种事情，并且忍受这种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不妨问问那些制造事端的人，譬如地主，问问那些作出尽管表面合法，然而明显不公的判决的人，譬如法官，问问那些下令执行判决的人，问问那些将要亲手鞭笞和屠杀自己的弟兄的人，譬如士兵、警察和农民，他们，即所有唆使、协助、从事、纵容犯罪的人，对于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全都一样。

提出、促成并且下令镇压的当局人士会回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只有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才能增进祖国和人类的福利，保障社会的安全和进步。

地位低下的人，农民和士兵，即那些应该亲手施加暴力的人会回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最高当局的命令，最高当局自有最高当局的道理。至于当局是由应该组成当局的人组成，当局自有当局的道理，这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假如这些地位低下的执行者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那么责任只在下级官员。主宰一切的最高当局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绝对正确的。

尽管对于行为动机各有各的解释，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当局还是听命于当局的下属，在一个问题上都持相同见解，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现有秩序正是现在必须存在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

承认现有秩序必须存在，故而不能改变，历来都是参与国家暴力的人赖以进行自我辩解的根据。他们辩解说，因为现有秩序不能改变，故而个别人拒绝履行职责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相反，换一个人来也许会把事情办得更糟，亦即百姓遭到的镇压可能更加残酷，更加严重。

正是因为相信现有秩序必须存在，不能改变，故而维持这种秩序乃是任何人的神圣职责，那些心地善良并在私生活中讲究道德的人才能较为泰然地参与在奥廖尔省已经实行过而乘坐图拉列车的这些官兵将要实行的暴力镇压。

然而，这种信念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十分清楚，地主乐意相信现有秩序必须存在，不能改变，因为正是这种现有秩序使他获得来自几百乃至几千俄亩土地的收入，靠着这些收入，他才过上他习以为常的悠闲而又奢侈的生活。

同样清楚的是，法官乐意相信这种使他得到比最勤劳的粗活工人多五十倍的收入的秩序必须存在。月薪六千卢布或者更多的最高法官和一切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只有维持这种秩序，一切诸如省长、检察长、枢密官、各种委员会委员之类的公职人员才能领取几千卢布的月薪。没有这些月薪，他们连同他们的家庭就会即刻断了生计，因为除了现有职位以外，无论是个人的能力、知识，还是勤奋程度，都不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目前收入的千分之一。部长、君王和最高当局的其他人士情况亦然，差别仅仅在于，他们任职越高，地位越特殊，就越是需要相信，现有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因为脱离这种秩序他们不仅不能得到同等的地位，而且必将一落千丈，跌到谁都不如的地步。一个为了十卢布月薪自愿去当警察的人，可以轻易地在其他任何职位上获得同样的收入，对于维持现有秩序没有多大需要，因此可以不相信这种秩序不能改变。但是一个在位即有亿万收入的国王或者皇帝，因为知道在他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企图推翻他并且取而代之，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位置上他都不能获得这样的收入和荣耀，并且往往知道他能获得这样的收入和荣耀全都有赖于不同程度的专制统治，甚至知道万一他被推翻，他将为执政期间所做的一切受到审判，因此不能不相信现有秩序乃是一种万古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是有利，因此越是不稳，下降的后果越是可怕和危险，那么占有这一地位的人也就越是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越是泰然地行凶作恶，似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

对于一切占有有利地位，然而一旦现有秩序遭到破坏地位便要下降的大小官员，从低级警长直到最高当局，事情便是这样。这些人全都或多或少地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主要是因为这一秩序对他们有利。

然而，究竟是什么促使站在梯阶的最低一级，在现有秩序中毫无利益可言，永远处于服从的屈辱地位的农民和士兵相信，这种使他们处于不利和屈辱地位的秩序正是必须存在的秩序，故而必须予以维持，甚至不惜为此违心地去做坏事呢？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现有秩序不能改变，必须予以维持，而实际情况显然相反，现有秩序之所以未能改变，正是因为他们维持这种秩序？

究竟是什么促使昨天刚被招募入伍，穿上这些丑陋、怪诞、缀有蓝色衣领和金色纽扣的军服的士兵，带着步枪和马刀前去屠杀自己饥饿的父兄？那些人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也毫无丧失地位的危险，因为他们目前的地位较之入伍以前更为可悲。

地主、商人、法官、枢密官、省长、部长、皇帝、军官这些上层人士参与暴行，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秩序，因为这种秩序对他们有利。此外，他们（往往是些善良温顺的人）觉得自己可以参与这类暴行还因为他们的行动仅仅局限于唆使、决定和命令。这些上层人士并不亲手实施他们引起、决定和命令实施的暴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会看见他们引起和命令实施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

但是，那些下层的不幸的人们并未从现有秩序中得到什么利益。相反，由于这种秩序的存在，他们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然而正是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对自身不利的秩序跑到百姓家里动手抓人，捆人，把人关进监狱，罚以苦役，甚至亲手鞭笞和屠杀百姓。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应该予以维持呢？

须知，这些动手鞭笞、捆绑、关押、杀戮的人乃是一切暴力的基础。须知，假如没有这些人，没有士兵或者警察，总之，准备按照上级命令行凶和杀戮的武装人员，那么没有哪个签署绞刑、终身监禁、苦役之类判决的官员会去亲手绞死、囚禁、虐待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泰然下令绞死和虐待的人中的千分之一，而他所以泰然下达这样的命令，只是因为他看不见绞死和虐待人的场面，绞死和虐待人的不是他，而是远在某处执行命令的驯顺的下属。

须知，一切成为家常便饭的不公和残暴之所以成为家常便饭，正是因为有人时刻准备赞助这些不公和残暴。须知，假如没有这些人，那么不仅没人镇压受苦受难的广大百姓，并且下令的人也绝对不会签署命令，甚至不敢幻想他们现在能够信心十足地签署命令。须知，假如没有这些准备按照上级意志鞭笞和屠杀百姓的人，谁也不会肯定所有不事耕作的地主断然肯定的说法，即濒于死亡的无地农民周围的土地，都是不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地主的私有财产；谁也不会肯定，使用欺骗手段购进的粮食应该囤积居奇，无须顾及行将饿毙的农民，因为商人需要利润，如此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准备按照上级意志鞭笞和屠杀百姓的人，地主绝对不会无事生非，想从农民手里夺取他们培植的树林。官员同样不会认为，他们理应领取从饥民身上搜刮得来的薪金，因为他们压迫后者有功。至于绞死、监禁、放逐敢于驳斥谎言、宣扬真理的百姓这样的功劳，那就不必说了。须知，所以会有这些要求和暴行，正是因为所有的官员毫不怀疑，他们手下总有一批准备通过鞭笞和屠杀来实现他们的任何要求的驯顺的奴仆。

须知，发生诸如此类的暴行（凡是称王称霸的人，上起拿破仑，下至对着人群开枪的小连长，全都这样行凶作恶），原因仅仅在于作为他们的后盾、准备执行一切命令的驯顺的下属所构成的权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因此，全部问题在于动手施行暴力的下属，在于警察、士兵，并且主要在于士兵，因为警察只有在士兵作为他们的后盾的时候，才会执行命令。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奉命亲手施行暴力而又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善良的人们，这些可以左右一切的善良的人们，产生奇怪的错觉，以至于相信，这种对于他们不利、痛苦，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现有秩序乃是应该存在的秩序？

是谁造成了他们的这种奇怪的错觉？

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相信他们应该施行暴力，因为施行暴力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那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阶层不仅不利，痛苦，具有致命的危害，并且也为他们的良心所憎恶。

“《圣经》上明明写着：不可杀人。那么你怎么杀人呢？”我曾多次问过各种各样的士兵。我这一问，提醒他想到原先不想考虑的问题，因此总是使那些被问的人感到尴尬和难堪。他知道，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也知道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我所得到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羞怯的回答，大致总是一个意思，即战争中的杀戮和执行政府命令绞死罪犯不属一般禁止杀人的范围。然而我说，上帝的诫命中没有规定这类界限，又说，基督教义规定，所有的人都应团结，宽恕，友爱，这和杀人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些士兵一般表示同意，接着向我反问一个问题：那么政府——按照他们的理解，政府是不会有错的——根据需要命令士兵打仗，绞死罪犯，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政府下达这种命令，那是命令错了。于是对方显得更加难堪，或者中止谈话，或者对我大为生气。

“肯定是找到了这样的诫命。我看主教们知道的绝不比我们差。”一个俄国士兵这样回答我说。说完以后，这个士兵显然觉得心里踏实了，满有把握地以为，他的上级找到了他的祖先、历代帝王、帝王后裔和亿万百姓（包括他自己）遵守的那条诫命。而我对他说的不过是些花言巧语，或者像谜语一样奥妙的东西。

无论根据古老的传说，无论根据上帝的启示，无论根据不容抗拒的良心的感召，我们基督教徒全都知道，毫无疑问地知道，杀人，正如《福音书》所说，乃是人的罪恶中最可怕的罪恶之一，并且不以杀戮的对象为转移，即不能说杀这一部分人是罪恶，杀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罪恶。大家知道，既然杀人是罪恶，那么不管杀的是谁，杀人总是罪恶，正如通奸、偷盗和其他任何罪恶总是罪恶一样。与此同时，人们从小就看到，那些被他们习惯地尊为上帝委派的宗教领袖的人不仅承认，而且称颂杀人，看到他们的世俗领袖心安理得地倡导杀人，个个佩带引以为荣的杀人武器，并且要求大家为了维护世俗律法，甚至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参与杀人。人们看到这里存在某种矛盾，却又无法解决，于是不由自主地以为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仅仅在于他们的无知。矛盾本身的尖锐和明显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这种信念。他们无法想象，他们的教育者，知书达理的哲人，能够这样自信地宣扬两个似乎互相对立的原理：必须遵守基督教义和必须杀人。简单纯真的儿童和青年无法想象，那些他们推崇备至，认为高不可攀的圣贤或者学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竟会这样昧着良心欺骗他们。然而，事实上正是这样做了，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做着。做法之一，是用实例和直言不讳的训导，从小到老地向那些没有时间研究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劳动人民不断灌输一种思想，即鞭笞和杀人与基督教义并行不悖，为了一定的国家目的不仅允许，并且应该使用鞭笞和杀人手段。做法之二，是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即按照规定服役或者被招募入伍的士兵灌输，亲手进行鞭笞和杀戮正是他们的神圣职责，甚至还是值得称赞和褒奖的英勇行为。

一种普遍存在因而影响到所有人的欺骗，在于目前儿童必读的教义问答或者代替教义问答的书本都说，暴力，亦即鞭笞、监禁和死刑，正如旨在维护现存国家体制（无论这是专制政体、君主政体、议会、执政府[1]、这个或者那个拿破仑或者布朗热[2]的帝国、君主立宪、公社或者共和国）的安内或者攘外战争中的杀戮一样，都是完全正当的，既不违反伦理道德，也不违反基督教义。

所有的教义问答或者学校使用的书本里面都是这样说的。于是人们信以为真，终生坚持这种信念，从未有过怀疑。

这是一种欺骗，一种影响到所有人的带普遍性的欺骗。此外，还有一种局部性的欺骗，一种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影响到被选来实施为维护现存制度所必需的鞭笞和屠杀的士兵或者警察的欺骗。

一切军人条例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文字表达了俄国军人条例用下面的文字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绝对执行上级命令，即准确无误地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不得议论命令的好坏，以及是否可能执行。命令造成的后果将由下达这一命令的上级承担责任（第87条）。下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能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即他清楚地看到，假如执行上级命令，他……——人们不由得想道，下文将是：他清楚地看到，假如执行上级命令，他将违反上帝的诫命。可惜，下文却是：假如他清楚地看到，他将违反效忠皇上的誓言（第88条）。

这就是说，当兵的人可以并且应该一无例外地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虽然这些命令大多要求士兵杀人，即违反上帝的全部诫命和做人的全部道理，唯独不能违反他们对此时偶然握有权力者的忠诚和义务。

这是俄国军人条例中说的话，一切军人条例，尽管行文不同，都有相似的内容，绝无二致，因为军队和国家的全部威力实质上正是建立在叫人们不必服从上帝或者自己的良心，而必须服从偶然的上司这一谎言的基础上的。

由此产生了下层人民的一种奇怪的信念，即危害他们的现存秩序正是理应存在的秩序，因此他们理应以鞭笞和屠杀来维持这种秩序。

产生这种信念的根源在于上层阶级有意欺骗他们。

事情不能不是这样。为使地位低下，人数众多的阶级以违心的举动压迫和折磨自己，必须欺骗这些地位低下、人数众多的阶级。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了。

最近，我又看到一场公开进行的这种无耻欺骗，并为这种欺骗得以一无阻挡、明目张胆地进行感到惊讶。

十一月初，我乘车经过图拉街头，重又看到市政府大楼门前围着我所熟悉的密集的人群，从中传出醉汉的声音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的哀号。那里正在征兵。

像通常一样，我无法自顾行路，不理这一场面。它以莫名的魔力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又走进人群，站在那里观察，询问，并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能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之下一无阻挡地进行感到惊讶。

按照历年常规，在拥有一亿人口的俄国的所有村庄，村长必须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根据名单征集应征青年（常常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并把他们送进城里。

一路上，新兵们纵酒无度。带队的并不干涉，知道假如他们不把自己灌醉，要做他们去做的那种疯狂的事情——仅仅为了充当别人的毫无意义的屠杀工具而撇下妻子和母亲，抛下一切他们视为神圣的东西——那是太痛苦了。

于是他们一面赶路，一面狂饮，又是对骂，又是唱歌，甚至打架，打到头破血流为止。入夜，他们投宿客栈。次日凌晨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到市政府大楼门前集合。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穿着簇新的短皮袄，围着毛线围脖，睁着醉醺醺的泪眼，或者狂呼乱叫，借以给自己壮胆，或者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地聚集在门旁等候召唤，队伍两边站着泪痕满面的母亲和妻子（我恰好碰上接收新兵，即应征人员进行体检的日子）。另一部分人则挤满了大楼的前厅。

办公室里正在紧张地工作。门开了，门卫喊着彼得·西多罗夫的名字。彼得·西多罗夫哆哆嗦嗦地画着十字，走进一个装有玻璃门的小间。这是应征人员脱衣服的地方。刚被录取而从办公室出来的赤身裸体的新兵，彼得·西多罗夫的同伴，冻得下颏打战，急急忙忙地在穿衣服。彼得·西多罗夫已经听见，并从同伴脸上看出，后者已被录取。彼得·西多罗夫想问一声，却被人催促着，要他快些脱去衣服。他扒下短皮袄，蹭掉靴子，脱下背心和套衫，露出隆起的肋骨，赤身裸体，不时打战，散发出烟酒和汗水的气味。他光着脚踏进了办公室，不知道自己那双裸露的青筋暴突的手该放在哪里。

办公室里正对着门挂着身着制服、斜披缎带的皇上的大幅画像，外配泥金框架，而在一个角落里挂着只穿一件内衣、头戴棘冠的基督殉难小像。房间中央有张铺着绿呢的桌子，上面摆着公文表格和一具饰有双头鹰的三角形物品，所谓守法镜。桌子周围坐着自信的泰然的官员，有的抽烟，有的翻阅公文表格。西多罗夫刚一进门，门卫便走到他面前，把他领到标尺那里，推推他的下巴，敲敲他的腿让他站直。接着过来一个叼着香烟的人。这是医生。此人不看新兵的脸，而是看着旁边什么地方，厌恶地碰碰新兵的身体，给他量身长，摸脉搏，吩咐门卫掰开新兵的嘴巴，继而吩咐他呼吸，说几句话听听。有人作记录。最后，没有正眼看过新兵一次的医生宣布：“合格！带下一个！”说完带着疲倦的神色回到桌旁坐下。几个士兵重又推推搡搡地催促小伙子。他赶紧马马虎虎套上衬衫，好久没能把手伸进袖子里去，马马虎虎系住裤子，裹好绑腿，穿上靴子，找到围脖、帽子，抱起短皮袄，就这样被人带进一个厅堂，拦到一条长凳后面。待在长凳后面的都是刚被录取的新兵。一个像他一样，不过是来自边远省份的农村小伙子，已经受过训练的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看守着他。假如他想逃跑，那士兵便将结果他的性命。

与此同时，被警察推推搡搡拦在外面的应征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围在门口，打听谁已录取，谁没录取。一个被淘汰的人走出大楼，他说彼得鲁哈录取了，当即响起彼得鲁哈的老婆的一声惨叫。对她来说，“录取了”意味着四年乃至五年的离别，意味着士兵家属外出帮佣，被人玩弄的生活。

街上来了一个坐车的人，长发垂肩，穿着一身样式特殊、与众不同的服装。他起身下车，朝市政府大楼走去。警察推开人群，为他辟出一条通道。“神父主持宣誓仪式来了。”这位被人相信是基督的特别仆人，而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同样受骗的神父，走进待着新兵的房间，穿上锦缎法衣，理出盖住的长发，打开那本明文规定禁止宣誓的《福音书》，拿起十字架——基督因为不做这位貌似他的信徒的人吩咐要做的事情而被钉在这十字架上，再把两者放上读经台，随即明目张胆而又习以为常地开始念诵谎言，而这些不幸、无靠、任人愚弄的青年便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字一句地加以重复。他念，他们重复：我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在他神圣的《福音书》前宣誓……要保护，即杀害命令我杀害的一切生灵，执行上级下达的一切任务，尽管我对上级一无所知，而上级需要我只是为了行凶作恶，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压迫我们的弟兄，如此等等。……刚被录取的新兵全都不知所云地重复这样的疯话。随后，这个叫做“神父”的人坐车离去，自以为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所有受骗的青年则认为，刚才他们念诵的那些荒谬的、他们不理解的字句现在，在他们服役的整个期间，解除了他们做人的责任而赋予他们新的、更具强制性的当兵的责任。

这是在大庭广众间公开进行的一场骗局，然而谁也没有站出来对行骗的人和受骗的人大喝一声：大家好好想一想，各自回家去吧！要知道，这是最卑鄙最阴险的谎话，不仅毁灭你们的肉体，而且毁灭你们的灵魂。

谁也没有这样做，相反，当录取完毕，该放新兵回家的时候，似乎为了嘲笑他们，一位军官拿出自信而又威严的架势走进关着受蒙骗的醉醺醺的青年的房间，按照军队的礼仪，雄赳赳地朝着他们喊道：“士兵们好！祝贺你们开始效忠皇上。”这些可怜的青年（已经有人教过他们了），便用他们尚未习惯的语言，半醒半醉地作了模糊的回答，似乎是说，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妻子全都围在门口等候。泪痕满面的妇女怔怔地望着那扇大门。门开了，录取的新兵，有彼得鲁哈，有瓦纽哈，有马卡尔，摇摇晃晃，躲躲闪闪地走了出来，尽量不朝自己的亲人转过脸去，不想看见他们。顿时，响起了那些母亲和妻子的哀号声。新兵们有的和亲人抱头痛哭，有的强颜欢笑，有的好言劝慰。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知道，从现在起，将有三年、四年，甚至五年的时间无人赡养，高一声低一声地泣诉着。然而做父亲的很少插嘴，只是惋惜地咂着舌头叹气，心里明白，再想看见他们养大和教会的帮手是不可能了，往后回到他们身边的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原先那些驯顺勤劳的庄稼汉，而是腐化堕落、讲究衣着、不愿再过简朴生活的兵油子。

不一会儿，人们各自坐上雪橇，沿着往下伸延的街道向客栈和饭馆驶去。歌声、哭声、醉汉的喊声、母亲和妻子的泣诉声、手风琴的演奏声和接连不断的叫骂声混在一起，变得越发响亮。人们全都到酒吧饭馆——它们必须把税金交给政府——借酒浇愁，竭力扑灭自己被人非法愚弄的朦胧意识。

此后的两三个星期他们在家闲住，成天逍遥，亦即酗酒。

期限一到，他们便得集中，像牲口似的被人赶往某处，开始接受士兵的各种训练。训练他们的是和他们一样，不过早一些——两三年前吧——受骗和变野的青年。训练手段不外欺骗、愚弄、打骂和放任士兵酗酒。这样，不出一年，纯真、聪明、善良的小伙子便都成了如同他们的教官一样野蛮的生物。

“哎，如果囚犯是你父亲，他想逃跑，那你怎么办？”我问一个年轻士兵。

“我一刺刀把他捅了，”他操着令人莫名的士兵特有的腔调回答。“要是跑远了，应该开枪。”他又说，显然很自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逃跑的时候该怎样行动。

当他，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落到这种野兽不如的地步，他便成了那些把他当做暴力工具的人所需要的士兵。他已经合格：人性丧失殆尽，而新的暴力工具却已铸成。

所有这一切每年秋天都在俄国各地重复进行，甚至是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欺骗是那么巧妙，那么阴险，纵然人们全都一目了然，在内心深处明白它有多可恶，后果有多可怕，也无法不受其害。

3

当你一朝觉悟，发现这种可怕的骗人把戏，那你肯定会感到惊讶：基督教的布道人，道德的鼓吹者，青年的导师，善良明智的家长——这些每个社会都有的人，怎么能在社会上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然而却为一切教会和政府公开承认的道德学说，即鞭笞和杀人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任何社会都得有人担负杀戮自己弟兄的特殊责任，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担负这种责任？

据说为了维持共同的，故而也是我们的福利，必须杀人，因此叫一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种人——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去担负鞭笞和杀戮自己亲人的责任，并且行凶作恶是完全合法的。既然存在这种学说，那还怎么教育儿童和青年，怎么教育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世人？至于进行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教育，更是不必说了。假如可以并且应该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鞭笞和杀人，行凶作恶，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学说，有的只是强权政治。情况确实如此。归根结蒂，正是这种在某些人看来已为生存竞争的理论证明的学说统治着我们的社会。

的确，不管为了何种目的，既然容许杀人，那还有什么道德学说可言？正如容许二等于三便没有什么数学可言一样。

容许二等于三虽然可以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数学，但是绝不会有真正的数学。同样，容许以死刑、战争、自卫为形式的杀戮只可能有某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但是绝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道德。承认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任何道德的首要和唯一的基础。

基督教废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学说[3]正是因为这种学说只是不道德行为的辩护词，只是貌似公正而已，没有丝毫意义。生命是一种没有重量，没有长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衡等的存在，因此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去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任何社会法规都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毁灭一部分人的生命怎么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呢？杀戮不是改善生活的举动，而是自杀的举动。

为了维持公正而去毁灭别人的生命，好比一个人丢了一条胳膊，要设法补救，为了公正起见，砍掉了自己的另一条胳膊。

且不说欺骗人们，让他们把最可怕的犯罪行径视为自己的责任是一种罪孽；且不说假借基督的名义和威望使基督本人最反对的事情合法化，如宣誓的做法，也是一种罪孽；且不说诱惑这些青年犯罪，不仅毁灭他们的肉体，而且毁灭他们的灵魂，更是一种罪孽；撇开所有这些不说，人们怎么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全，容许在他们中间，即在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珍惜自己的进步的人们中间，形成由军队支撑组成的任何一个政府所体现的那种可怕、荒谬、残酷，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即使最残酷，最可怕的盗匪集团也没有这种国家组织可怕。任何一个匪首都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他手下的喽啰毕竟保持着若干做人的自由，可以不去做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情。然而，对于组织严密的政府中的官员来说，有了达到目前那种纪律程度的军队，他们面前就不存在任何障碍。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罪行能使这些政府官员和按照偶然成为首脑人物（布朗热、普加乔夫、拿破仑）的意志行事的军队望而却步。

当你不仅看到征兵、军事训练和演习，而且看到挎着装有子弹的手枪执勤的警察、握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站岗的哨兵的时候，当你整天听到（像我住在织工区时那样）子弹的呼啸和命中靶子的啪啪声的时候，当你在一个禁止任何越轨和暴力行为、不许买卖火药和药品、不许骑马疾驰、不许没有毕业证书的人私自行医等等的城市里看到成千上万个纪律森严、接受杀人训练、仅仅听命于一人的士兵的时候，你往往会问自己：那些珍惜自身安全的人怎么能够泰然地容许和忍受这种事情？须知，即便撇开它的危害和荒谬不谈，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加危险的了。况且，百姓又将怎么看呢？且不说基督教徒、牧师、一切主张友爱和鼓吹道德的人们，即便那些仅仅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利益的百姓，他们怎么看呢？须知，这个组织，不管由谁掌握，总是按照一个方式行事：今天执政的，譬如说，是个叫人还可以忍受的统治者，但是明天政权可能易手，而被比隆[4]、伊丽莎白[5]、叶卡捷琳娜[6]、普加乔夫、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所攫取。再说，那个大权在握的人，今天也许还可以，明天说不定成了野兽一样的暴君，或者在他身后继位的是个疯子或者近乎疯子的家伙，诸如巴伐利亚国王[7]或者保罗[8]，那将如何？

岂止最高统治者，遍布各地的土皇帝，诸如形形色色的巴拉诺夫、市警察局长，甚至区警察局长、连长、警察等，都会坏事干绝，直到被撤换为止。历来如此。

你不禁会问自己：为什么人们容忍这种事情，尽管不是为了崇高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容忍这种事情（一部分人，即大多数人，只有受骗和服从的份儿，不能不容忍一切），容忍这种事情的只是在这种制度下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政府或者军队的首脑是个疯子或者残暴的人也比这种组织被毁掉造成的损失小些。

不管由谁掌权，布朗热还是共和国，普加乔夫还是叶卡捷琳娜，法官、警察、省长、军官都能维持自己的地位。然而一旦保障这种有利地位的现有制度土崩瓦解，他们大概便将失掉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些人并不害怕谁将成为暴力组织的首脑，他们可以服从任何人的命令，但是害怕这种组织被毁掉，因此一向，甚至往往是下意识地支持这种组织。

你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在俄国、英国、德国、奥国，甚至法国，那些自由自在的人，所谓社会中坚，竟毫不勉强地到军队里去服役，寻求成为杀人凶手的机会？为什么道德高尚的父母会把自己孩子送进学习军事技术的学校？为什么做母亲的会把高筒军帽、步枪、马刀当做心爱的玩具买给孩子（农民的孩子从来不玩打仗的游戏）？为什么与军事毫无关系的善良的男人，甚至女人，提起斯科别列夫[9]和其他军人的各种业绩，便喜形于色，赞不绝口？为什么人们，譬如俄国的贵族长，既非出于无奈，又非为了薪金，却心甘情愿地坐上几个月，从事辛苦而又烦恼的工作——征兵？为什么凡是帝王都身着华丽的戎装，进行演习、检阅，给军人颁发奖章，为将领和征战有功的统帅树碑立传？为什么自由富足的人们认为，在戴王冠的人身旁充当侍从是一种荣誉，他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佯装他们确信那些人至圣至明？为什么早就不信也无法相信中世纪教会那套胡言乱语的人们，认真而又始终不渝地装成信徒，支持惑众和渎神的宗教机构？为什么不仅政府，并且还有上流社会中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们，如此热衷于禁锢人民无知的头脑？为什么他们如此狂热地攻击冲破宗教迷信的任何努力和真正的人民教育事业？为什么那些歌功颂德而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要把早已作古的帝王和将领描绘成英雄豪杰？为什么自称学者的人们整整一生都在创立这样的理论：政权对于人民使用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一种特殊的权力？

你常常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上流社会的妇女或者画家，这些似乎对社会问题、军事问题毫无兴趣的人，也要责难工人罢工，宣扬战争，并且总是那样明确地攻击一方，维护另一方？

你会感到惊讶，直到明白这仅仅是因为一切统治阶级对于什么是支持而什么是破坏那个使他们能够享有目前享有的特权的组织总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为止。

上流社会的贵妇并没有这样的见识，因为假如没有资本家，没有保护他们的军队，那么她的丈夫也就不会有钱，而她也就不会有华丽的客厅和服饰。画家同样没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需要受到军队保护的资本家，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代替了见识的本能准确无误地左右着他们。同样的，本能左右着一切（只有少数例外），支持对于自身有利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机构的人们。

难道上层人物能够维持这种秩序仅仅是因为这种秩序对于他们有利？他们不会不看到，这种秩序本身并不合理，与人们的认识水平，甚至社会舆论都不相符，因而充满危机。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正直、善良、睿智的人们，不会不为这些内在的矛盾而苦恼，不会不看到这种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机。进一步说，难道处在社会下层的人，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做他们被迫去做的一切明显的坏事——鞭笞和杀人，仅仅是因为害怕受罚？事实上，假如不是国家制度的特点遮掩了他们那些暴行的反常和荒谬，那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不看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荒谬，这类暴行也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这种荒谬之所以被遮掩着，原因是每次暴行都有许多教唆者、共谋者和纵容者参与，以至没有一个参与其事的人感到自己对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杀人凶手迫使所有目睹杀人的人打击已被杀死的牺牲品，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分担责任。这种业已形成固定程序的做法被国家制度确定下来，成为进行一切犯罪活动的做法——若不经常进行这类犯罪活动，国家制度也就不成其为国家制度了。统治国家的人总是力图使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参与他们进行的，对于他们来说是非进行不可的一切犯罪活动。

近来采取的吸收百姓以陪审员身份参加审讯、以士兵身份参加军队、以选民和代表身份参加地方政府和立法会议的做法，格外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企图。

正如树条编织的箩筐，无法找到藏匿在其中的枝条头尾一样，通过国家进行的犯罪活动的责任也不外露，以至人们做着天大的坏事也不知道自己应负什么责任。

古代，凡有行凶作恶的事情发生，总是谴责暴君。然而当代，即便犯下连尼禄[10]在位期间也不可思议的罪行，都是无人可以谴责。

一个告状，另一个判决，第三个批准，笫四个建议，第五个报告，第六个签字，第七个执行。于是枪毙，绞杀，打死妇女、老人和无辜百姓，不久以前在我们俄国发生的尤佐夫工厂事件便是一例。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地方，为了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破坏现有秩序的捣乱分子而枪毙，绞杀，打死成百成千的百姓；或者于战时使几百万人丧生，或者于平时以单独监禁、使士兵过放荡的生活等办法毁灭人们的灵魂。然而，谁也没有过错。

在社会阶梯的下层，带着步枪、手枪和马刀鞭笞和屠杀百姓，并且借助这类鞭笞和屠杀强迫百姓入伍的士兵毫不怀疑，对此负有责任的不是他们，而是对他们下达这些命令的长官。

在社会阶梯的上层，君王、总统、部长、议院下令鞭笞、杀人、征兵的时候毫不怀疑，他们受命于天，或者他们统治的那个社会要求他们下达这些命令，因而他们不会有过错。

处于两者之间的下令鞭笞、杀人和征兵的人毫不怀疑，他们同样没有责任：一则那是上级命令，二则那是下层士兵要求他们下命令。

处在国家制度两个极端的下令权和执行权衔接起来，犹如锁链两端合拢，形成圆圈，互为条件，互相支持并且支持着所有的中间环节。

倘若失去自会有人承担事件的全部责任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士兵会动手鞭笞或者杀人。倘若失去这是全体人民一致要求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君王、总统，没有一个会议会下达鞭笞和杀人的命令。倘若失去地位比他高的人自会替他承担执行命令的责任而地位比他低的人为了自身利益要求执行命令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处于首脑和士兵之间那些级阶上的人会去实施他所实施的暴行。

国家制度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一个人无论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级阶，他那身不由己的程度全都一样，即他在社会阶梯上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亦然。

因此，在我面前发生的这一事件中，参与者的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亦然。

但是，除了被国家制度联在一起的人们全都相互推卸罪责以外（入伍的农民推诿于当军官的贵族或者商人，军官推诿于任省长的贵族，省长推诿于任部长的官员或者贵族的儿子，部长推诿于立为皇帝的皇族成员，而皇帝又推诿于这些官员、贵族、商人和农民），除了人们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对于所犯罪行负有责任的感觉以外，他们之所以丧失认识自己罪责的良心，又是因为在参与形成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他们长期坚持不懈地企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而是相互之间有所区别的人，正如“此星不同那星”，以至大家当真相信了这一点。这样，他们使一部分人相信，他们并非芸芸众生，而是得天独厚的人上人，理应受到特殊的推崇，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千方百计地灌输：他们是人下人，因而理应驯顺地服从人上人下达的命令。

正是这种不平等，这种抬高一部分人压低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于现有生活秩序的悖谬、残酷和罪恶，对于一部分人行骗而另一部分人受骗的现象能够视而不见的局面。

一部分人，即那些受到某种灌输，以为自己至尊至贵的人，完全陶醉于这种虚幻的尊贵，以至再也看不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负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即受到相反的灌输而以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贱民，理应唯人上人之命是从的人，由于经常处于这种屈辱的状态，落到了陶醉于自己的奴颜的奇怪地步，并且因为陶醉于自己的奴颜而同样看不到自己的行为的可恶，也意识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至于中间那部分人，他们既听命于人上人，又认为自己也是人上人，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和陶醉于自己的奴颜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同样意识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看看由下属陪同，为自己的尊贵所陶醉的首脑人物进行检阅的场面吧！人们全都跨着披戴华丽的骏马，身着特殊的制服，胸前佩有各种勋章和奖章，首脑人物在庄严和谐的号角声中从献媚地凝神屏息、向他举枪致敬的士兵队列前缓缓驶过。只要看看这个场面便可明白，此时此刻，处于这种高度自我陶醉的状态中，无论首脑，无论士兵，无论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级军官，都会采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采取的行动。

然而，人们在诸如检阅、出征、宗教仪式、加冕典礼之类的场合感受到的陶醉都只是暂时的亢奋的状态。此外还有种种长期持续的陶醉状态，那是无论拥有何种权力的人，从皇上到站街的警察，以及唯当局之命是从、陶醉于自己的奴颜、然而同过去和现在所有的奴才一样为了替自己辩解总是极力吹嘘上司的显赫和美德的人，全都一样地感受到的。

正是这种人有贵贱之分的欺骗和由此产生的陶醉于权力和奴颜的状态，常常使得被国家制度联在一起的人们在从事违心活动的时候并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由于这种陶醉状态（无论是陶醉于权力，还是陶醉于奴颜）的影响，人们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便不再是实际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特殊的人物：贵族、商人、省长、法官、军官、沙皇、部长、士兵，他们首先应该履行的已经不是普通人的责任，而是高于这种责任的贵族、商人、省长、法官、军官、沙皇、部长和士兵的责任。

为了那片树林起诉的地主采取了他所采取的行动，仅仅因为他在自己心目中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与他周围住着的农民对于生活拥有同等权利的人，而是一个大财主，一个贵族阶层的成员。他陶醉于自己的权力，所以觉得农民的要求是对他的冒犯。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顾起诉可能产生的后果，递了状子，要求恢复他的所谓权利。

把树林错判给地主的法官，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在自己心目中不是与旁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事事只服从他们认定的真理。由于陶醉于自己的权力，他们自以为是明察秋毫的清官，绝对没有错判的可能。同时，由于陶醉于自己的奴颜，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执行写在本本上的所谓法律条文。推而广之，其他所有参与这类事件的人，从批准部长报告的皇上到征集新兵的贵族长，到欺骗他们的神父，到现在准备向自己的弟兄开枪的士兵，也都因为陶醉于权力或者奴颜，在人们和他们自己心目中不再是实际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人物。他们全都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且准备继续采取类似的行动，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不是实际上的本人，不是在参与或不参与受到他们的良心谴责的坏事这个问题面前进行抉择的人，而是各种假想的人物：有的是受命造福亿万黎民的涂油登基的君王[11]，是特殊人物；有的是贵族代表；有的是献身上帝，因而得到上帝特殊恩惠的神父；有的则是必须遵守誓言、绝对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只有陶醉于他们的假想地位所产生的权力和奴颜，才会采取他们所采取的行动。

假如人们并不坚信沙皇、部长、省长、法官、贵族、地主、贵族长、军官、士兵这些称号是一种实际存在而又十分重要的东西，那么谁也不会毫无恐惧和厌恶地参与他们现在从事的暴行。

这些几百年前确立、世世代代都为人们承认、现在仍然为人们一致承认的以特殊称号和特殊服装为标志而又为五花八门的礼仪所肯定的假想地位，已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他们忘了人所共需的普通生活条件，只从这种假想立场出发看待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只以这种假想立场为准去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于是，一个心理完全健康并且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仅仅因为系着一块什么牌牌，或者穿着一套小丑的服装，或者屁股上挂着一串钥匙，或者披着只合盛装少女披戴的天蓝色缎带，便忘乎所以，自认是位将军、皇宫高级侍从、荣获安德烈勋章的英雄或者诸如此类的荒唐角色，顷刻之间变得自信，傲慢，甚至幸福。或者相反，因为失去或者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牌牌和称号而心情抑郁，甚至病倒。或者，更加使人惊讶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心理完全健康的、自由自在，甚至生活优裕的青年，仅仅因为他自称并且别人也称他为刑事侦探或者地方长官，便把不幸的寡妇从她幼小的孩子身边抓走，拘留或者监禁她，使她的孩子失去母亲（事情的起因只是这个不幸的寡妇出售私酒，使国库损失了二十五卢布的收入），而且他丝毫也不后悔。或者，更使人震惊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理智、温顺的好人，仅仅因为戴着牌牌或者穿着军装，并被告知他是警卫或者海关巡捕，便开枪伤人。他也好，周围的人也好，不仅认为他开枪无罪，而且认为他不开枪反倒有罪。至于法官和陪审员，仅仅因为别人使他们相信，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陪审员、法官、将军、士兵，就判人死刑，杀人如麻，心如铁石，那更不必说了。

人们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反常和奇怪的状态，一般可以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作为一个人，我可怜他。但是作为警卫，作为法官，作为将军，作为省长，作为沙皇，作为士兵，我应该杀他或者打他。”似乎存在什么神授或者人为的地位，可以解除人的地位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譬如眼下人们乘车前去屠杀和鞭笞饥饿的灾民。他们虽然承认，在这场农民和地主的争执中农民有理（当官的都对我这么说），知道农民多灾多难，一贫如洗，食不果腹，而地主家境富裕，并不使人同情，可是为了使地主得到三千卢布，依然前去屠杀农民，原因仅仅在于此时此刻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长、官员、宪兵将军、军官或者士兵，认为自己必须听从的不是人的良心的永恒感召，而是军官或者士兵地位的偶然和一时的要求。

不管这话多么离奇，这类咄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即这些人处于催眠状态。据说，命令被施以催眠术的人进入何种假想角色，他们便会像他们扮演的假想角色那样开始活动。譬如，对一个被施以催眠术的人说，他是跛子，他便开始一跛一跛地走路；说他是瞎子，他便看不见东西；说他是野兽，他便张口咬人。处于这种状态的并非只有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凡是优先履行社会和国家赋予他的责任而置人的责任于不顾的人，全都如此。

这种状态的实质在于，人们受制于灌输给他们的某种思想的影响，无法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妥当，因而不假思索地做着一切根据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思想观念他们应该去做的，由榜样、建议或者暗示引导他们去做的事情。

被催眠术控制的人与受国家灌输的影响的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突然受到外部的影响而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接受了假想角色，所以这种法术在我们看来具有立即生效、使人惊讶的特点，而后者接受假想角色却是逐步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从孩提时代起便已开始，有时甚至除了长期熏陶，尚有世代相袭的传统观念一并在起作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此外，影响后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周围所有的人。

“但是，”对此有人会说，“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大部分人，包括一切儿童，一切苦于怀孕、生育和哺乳的妇女，一切必须整日紧张劳作的劳动人民，一切天生的胆小鬼，以及一切受到尼古丁、酒精、鸦片和其他因素毒害而身心不大健康的人等等，因为没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所以总是处于服从地位，不是服从智力水平比较高的人，便是服从家庭或者国家的传统，服从所谓社会舆论。这种服从并没有什么反常或者荒谬的地方。”

确实，这里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况且，不善于思考的人服从智力水平高的人的指引，这历来都是人们服从共同的理性原则因而得以组成社会并在其中生活的一种特性。一些人，即少数人，自觉地服从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自己的理智的要求。另一些人，即多数人，不自觉地服从这些原则，只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成了社会舆论才服从它们。不善于思考的人服从社会舆论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除非社会舆论开始分化。

但是常有这样的时候，少数人首先发现了更高阶段的真理，这一认识渐渐从一部分人扩展到另一部分人，在世人中间掌握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于是，原先那种建立在比较低级的认识上的社会舆论开始动摇，新的社会舆论即将确立，但又尚未确立。这样的时候酷似乍暖还寒的春天，旧的社会舆论尚未瓦解，新的社会舆论尚未确立，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根据新的认识评判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同时却又囿于惰性和传统的力量，在实际生活中继续服从那些只在过去代表认识的高级阶段，但是现在已和新的认识明显不相符合的原则。这样，人们一方面觉得必须服从新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决心排除旧的社会舆论，因此处于一种动摇不定的反常状态。这列专车上的官兵，乃至当代的大多数人，在对基督教揭示的真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正是处于这种状态。

处于这种状态的既有享有特权地位的人上人，也有绝对服从命令的人下人。

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对于他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为了保住这种地位，必须克制自身那种崇高的博爱本能，强迫自己相信，他们的特权地位必须存在。另一部分人，即地位低下的阶层，因为受到劳动的摧残和他人的愚弄，所以接受了上等阶级不断灌输的思想观念，长期处于唯命是从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怪现象。九月九日我遇到的那些我熟悉的善良而又温顺的人们，心安理得地前去从事最野蛮、最荒谬、最卑劣的犯罪活动，在我看来，便是这类现象中令人震惊的一个典型。倘若他们的良心不是为某种东西所麻醉，他们之中谁也不会实施他们准备实施，并且几乎肯定将会实施的暴行的百分之一。

他们不是没有禁止他们去做他们准备去做的事情的良心，像四百年前，三百年前，二百年前，一百年前那些打人、杀人、架起火堆烧人的凶手不是没有良心一样。这些人都有良心，只是他们的良心已被麻醉罢了。有些人，即享有特权地位的发号施令的各级官员，是受精神病医生所谓的自我暗示的麻醉。有些人，即执行命令的士兵，则受上等阶级居心叵测地直接灌输给他们的思想观念，所谓外界因素的麻醉。

虽然这些人的良心处于麻醉状态，但是他们毕竟还有良心，况且，他们的良心正在摆脱自我暗示和上等阶级灌输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很快便将真正觉醒。

论处境，他们好似一个受催眠术麻醉的人得到指令要做一件他认为大逆不道的事情：杀死自己的母亲或者孩子。这人感到自己为强加给他的指令所胁迫，似乎没有办法收住自己的脚步。然而同时，他离开行动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他那受到压抑的良心的声音也就越响。于是，他开始频频驻步，挣扎，希望醒过来。无法预言他是否将会按照指令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无法预言什么可能占据上风，是合乎理性的认识还是荒谬的指令。一切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现在，这列专车上的官兵，以及当代一切利用国家暴力和行使国家暴力的人，全都经历着类似的斗争。

从前，凡是抱着杀伐和惩戒的目的兴师出征的人们，倘若没有完成他们前去完成的业绩，是决不踏上归途的。而在完成这样的业绩以后，他们丝毫没有悔恨和怀疑的痛苦。他们杀了人以后，心安理得地回家，见了孩子亲亲热热，嬉笑打趣，尽情享受天伦之乐。那时，使用杀伐暴力的人也好，地主也好，富翁也好，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他们享有的权益与这类暴行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已经知道，或者近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可以闭上眼睛，迫使良心沉默。然而，倘若不是闭着眼睛，也不是昧着良心，那么他们——亲手实施这些暴行的人也好，利用这些暴行得利的人也好——便不能不看到这些暴行的作用。人们明白他们行为的作用有时是在事后，有时是在事前。那些在下诺夫戈罗德、萨拉托夫、奥廖尔和尤佐夫工厂行凶作恶的人，明白他们的暴行的作用是在事情做过以后。现在无论是在社会舆论，还是在自己良心面前，他们全都感到羞愧。下令者和执行者一无例外。我曾几次和参与这类暴行的士兵谈话，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总是尽量避而不谈，即便谈起，也都带着茫然和诧异的神色。人们在行凶作恶之前幡然醒悟的事也是有的。我就知道有个司务长在一次行动中被两个农民狠狠打了一顿，他把事情经过写成报告递了上去，然而第二天，当他看到其他农民受刑的惨状以后，便请求连长撕毁报告，释放打他的那两个农民。我也知道有批接受枪决任务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我还知道许多官员拒绝担任鞭笞和屠杀百姓的指挥。可见，制造暴力和行使暴力的人，有时在执行下达给他们的命令之前早已醒悟，有时则是在即将执行命令的瞬间，有时在执行命令之后。

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奉命前去鞭笞和屠杀自己的弟兄，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一定会实施他们准备去实施的暴行。无论每一个人对于他在这一暴行中应负的责任如何模糊不清，无论灌输给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即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长、县警察局长、军官、士兵，有了这样一些身份他们便可违背做人的责任），他们越是接近行动地点，他们的疑惑——是否应该实施他们准备实施的暴行——也就越是强烈，这种疑惑在他们进入行动时刻的瞬间，将会达到顶点。

尽管周围的气氛具有麻醉作用，然而省长在最后下令屠杀或者鞭笞的那个瞬间，不会不作郑重考虑。他知道，奥廖尔省省长的暴行已经激起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愤怒，连他自己也受到了他那个圈子的舆论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责备了那位省长。他知道，理应随行的检察长干脆拒绝参与这一暴行，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丑行。他也知道，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政府内部可能发生变化，而昨天的功劳可能变作明天的罪状。他还知道，世上存在报纸，即便俄国报纸不登，外国报纸也会将这一暴行公之于众，使他遗臭万年。他已经感觉到出现了新的社会舆论，它否定旧的社会舆论的一切主张。此外，他对士兵在最后时刻是否听从他的命令亦无绝对把握。他犹豫不决。无法预料他将采取什么行动。

随行的全体文武官员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同感。他们在内心深处全都知道，计划中的暴行极不体面，参与这一暴行势必将在某些人面前降低和玷污自己的人格，而那些人的意见，他们是看得很重的。他们知道，在屠杀或者鞭笞手无寸铁的百姓以后，去向淑女或者贵妇献媚，将是何等难堪。此外，他们也和省长一样，对于士兵是否肯定听从他们的命令怀有疑虑。凡此种种，与眼下在车站和月台上踱来踱去的官员们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态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内心深处，他们不仅苦闷，而且踌躇。他们故作镇静甚至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彷徨。这种感觉随着他们渐渐接近行动地点而渐渐加强。

不管这是多么难以察觉，说来多么令人奇怪，所有这些看上去十分驯顺的青年，这些士兵，也处于类似的状态。

他们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舍弃正常的劳动生活、甘愿纵酒、抢劫和杀人的丘八，诸如罗马士兵，或者打过三十年仗的军人，或者哪怕不久以前的二十五岁的士兵。现在他们大多数是不久以前刚从农家抽来的壮丁，对他们原先所过的善良、正常和合理的生活记忆犹新。

这些人大多数是农家子弟，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知道地主总是欺压他们的弟兄——农民，因此这桩案子的情况也是如此。况且，大部分士兵已经识字读书。不是所有的书籍都赞扬军事行动，相反，有些书籍证明这种行动违背道德原则。他们中间常有思想自由的伙伴，即抱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士兵和青年军官，他们心里已经播下怀疑的种子，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绝对合法，是否英勇豪迈。确实，他们全都经过那种可怕、巧妙、几个世纪以来日臻完善、足以扼杀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的严格训练，养成了机械服从命令的习惯，只要听到“全排射击！……”“全排……放！……”以及诸如此类的口令，他们手中的步枪便会自动举起，完成习惯动作。须知，现在“放！”的含义不是打靶取乐，而是屠杀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看吧，他们正和妇女孩子一起站在街上，挥动双手喊着什么。看吧，他们有的胡子稀稀拉拉，穿着打补丁的长袍和草鞋，就像留在喀山省或者梁赞省老家的父亲；有的蓄着雪白的长须，弯腰曲背，拄着粗大的拐棍，就像子孙满堂的祖父；有的还是年轻小伙子，穿着长统靴和红衬衫，就像现在奉命向他开枪的那个士兵一年以前的模样。看吧，那个穿着草鞋和自织方格裙的妇女，外形就像他撇在家里的母亲……

难道得向他们开枪？

唯独上帝知道，在这最后时刻每个士兵将会怎样行动。只要有人指出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况且主要的是，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做。只要那么一说，暗示一下，便能立即制止他们。

乘坐这列专车的全体官兵，在着手实施他们准备实施的暴行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恰如一个受催眠术麻醉的人得到指令去劈开一段圆木，他已经走到那个被指为圆木的物体前面，已经举起斧子，但他突然发现，或者有人向他指出，这不是圆木，而是他那睡梦中的兄弟。他可能按照指令行事，但也可能在这以前醒悟。同样，这些官兵既有可能醒悟，也有可能不醒悟。假如他们不醒悟，便将发生奥廖尔省那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而在其他人身上，那种促使他们行动的自我暗示和外界思想观念将会更加根深蒂固。假如他们醒悟，那么不仅不会发生那种暴行，并且许多得知事态变化的人将会摆脱他们已经接受的思想观念，或者至少是朝摆脱这种思想观念的目标前进一步。

假如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全都醒悟过来，停止已经开始的行动，哪怕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醒悟过来，停止行动，并且直言不讳地向其他人说明这一行动的罪恶，那么这几个人的影响也许能使其他人从禁锢他们头脑的思想观念中觉悟过来，计划中的暴行就不至于发生。

不仅如此，即便能有几个未参与这一行动、只是目睹采取这一行动之前的准备工作或者对于原先已经发生的类似暴行有所了解的人，不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厌恶参与这类暴行的人，并向他们指出这类暴行的荒谬、残酷和罪恶，那么这也不会没有作用。

眼下的情况便是这样。只要有几个不受外界思想观念束缚的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一行动的人，在开始准备这一行动的时候敢于对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类似暴行表示自己的愤慨，敢于对参与这些暴行的人表示厌恶和鄙视；只要在图拉省的这次事件中有几个人表示不愿参与这一行动，只要那位过路的太太和其他旅客在车站上当着这列专车上的官兵的面，敢于对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愤慨，只要奉命拨出部队进行镇压的团长中间有一个人大胆陈词，反对军人担当刽子手的角色，那么在这些和其他一些对于深受外界思想观念束缚的官兵来说似乎并不重要的个人的影响之下，事件将会朝着另一种方向发展，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不再实施暴力，而是砍倒树木交给地主完事。

假如没有那么几个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假如人们不是根据这种认识相互施加影响，那么便会发生奥廖尔省已经发生的暴行。但是，假如这种认识比较强烈，因此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较之上述情况有所增加，那么十分可能，带队的省长甚至不会下达砍倒树木交给地主的命令。假如这种认识再强烈一些，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继续增加，那么十分可能，省长甚至不会乘车前往行动地点。假如这种认识更加强烈，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么十分可能，甚至连这项命令都不会得到部长的签署和皇上的批准。

由此可见，一切取决于每个人各自对于基督教揭示的真理的认识程度。

因此，加强自身和他人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似乎应是当代一切宣称愿意造福人类的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

4

然而，十分奇怪，正是当代那些口口声声主张改善人们的生活并被认为是社会舆论的头面人物的人宣称，大可不必这样做，就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而言，另外一些手段更为有效。他们宣称，改善人们生活的途径不是加强每个人各自内心对于真理的认识、领悟和信仰，而是逐步改变总的外界生活条件，因此每个人不必单独致力于认识、领悟和信仰真理，而是应该顺着造福人类的方向，致力于改变总的外界生活条件。个别人信仰的真理，若与现有秩序不相符合，非但无益，并且有害，因为这将招致政府的压制，妨碍他们继续从事有益于服务社会的活动。按照这一学说，人类生活发生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与动物生活发生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完全一样。

因此按照这一学说，一切宗教的创始人，譬如摩西和其他先知[12]、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基督等等，传播自己的学说，而他们的门徒接受这些学说，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真理，领悟真理，信仰真理，而是因为产生和传播这些学说的民族借以生活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适宜于这些学说的产生和传播。

因此按照这一学说，那些愿意服务社会，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志士仁人，不必首先致力于领悟真理和信仰真理，而是应该首先致力于改善外界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改变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途径之一是服务政府，并把自由和进步的思想带进政府；途径之二是发展工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传播科学文化。

按照这一学说，重要的不是在生活中信仰你所认识的真理，这样，迫于认识，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实行这一真理，或者至少不去做违背你所信仰的真理的事情，即不去为政府服务，不去强化它的权力，假如你认为这种权力有危害；不去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假如你认为这种制度荒谬；对于各种仪式不表敬意，假如你认为这些都是害人的迷信；不参与法庭审讯，假如你认为法庭是个骗人的机构；不当兵，不宣誓，总之，不撒谎，不低三下四，如此等等。相反，重要的是在不改变现有生活模式的前提下，违背自己的信念，屈从这一模式，而把自由主义思想带进现有机构：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和所谓科学的成果。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可以既是地主，商人，工厂老板，领取政府薪金的法官、官员、士兵或者军官，同时又是奉行人道的人，甚至社会主义者、革命者。

原先只以宣扬人类堕落，宣扬赎罪，宣扬教会的学说作为宗教基础的伪善，在当代又从这一学说中获得了新的科学根据，于是便把所有按照自己觉悟程度已经无法依靠宗教伪善的人们摄进了自己的罗网。假如原先只有教会的宗教学说的信徒可以在履行自己信仰的表面要求的条件下，参与一切国家制造的恶行，享有这些恶行维护的特权而又自视清白，那么现在，所有不是教会的基督学说的信徒，有了同样切实可靠的世俗的科学根据也可以自视清白，甚至高尚，尽管他们全都参与国家的恶行，并且享有维护这些恶行的特权。

无论住在俄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一个富裕的地主，只要他向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农民提供耕种的权利，必然会从这些大多是食不果腹的农民身上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东西。此人的土地私有权得以存在，其基础便是每当受压迫的农民企图未经他的许可，使用在他看来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的时候，总有部队开来鞭笞和屠杀占用这些土地的农民。看来十分明显，这样生活的人都是残暴和自私的恶棍，无论如何不能自称基督徒或者自由主义者。看来十分明显，假如这种人希望哪怕稍稍接近基督教或者自由主义，那他首先应该停止利用受到政府以鞭笞和屠杀的手段支持着的土地私有权去掠夺和残害农民。这一点也许能够做到，倘若没有伪善学——所谓从宗教观点看，有无土地同拯救灵魂毫无关系，而从科学观点看，放弃土地是无益的个人努力，要增进人民福利不能采用这种途径，而应通过改变外部条件的方式逐步实现。然而现在，只要此人办过农业展览会，拉起戒酒协会，或者通过妻子和儿女给三个老妪送去了毛衣和面包，便能毫无愧色，并且毫不怀疑他将受到信赖，理直气壮地在家里，在饭馆酒肆，在各种委员会以及报章杂志上宣扬，对于他人，尤其是对于被他不断奴役的劳动农民，应当像《福音书》教诲的那样仁慈为怀，或者实行人道主义的博爱。那些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们，对他深信不疑，推崇备至，并且郑重其事地和他一起讨论，究竟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尽管掠夺后者正是他们的生活来源），设想种种办法，却又偏偏回避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唯一办法，即不再强占人民赖以生活的土地。

这种伪善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便是俄国地主对于一年来进行的反饥饿斗争的关注。事实上，饥饿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并且他们立即趁机大发横财，按照最高时价出售粮食，甚至把土豆茎叶当做燃料以五卢布一俄亩的高价卖给饥寒交迫的农民。

或者一个商人，他做买卖同其他所有的商人做买卖一样，全靠诈骗，利用人们的无知和需要，压低价格购买他们的商品，然后又利用人们的无知、需要和所受的诱惑，抬高价格售出这些商品。似乎十分明显，一个终生干着连他自己都称之为诈骗勾当的人，倘若在其他场合如此行事，那他应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无论如何不能一面继续做他的商人，一面标榜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自由主义者。然而伪善学告诉他说，他可以一面继续干他那种损人利己的勾当，一面享有品行端正的名声，前提只是教徒必须信教，自由主义者必须促进外部条件的改变，即发展工业。于是，这个商人（他还常常干着许多直接欺骗顾客的勾当，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或者贩卖诸如酒和鸦片之类极其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物品）只要不在经商中直接欺骗自己那些同样干着诈骗勾当的朋友，即自己的商界同伙，那么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便会理直气壮地断言，他是诚实和善良的榜样。倘若他把自己骗来的钱财的千分之一用于随便哪个公益机构：医院、博物馆、学校，那么公众还会认为他是个造福人民的慈善家（尽管他的全部家产都是靠欺骗和腐化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倘若他把自己骗来的钱财的一部分捐献给教会和穷人，那他便是乐善好施的模范基督徒。

或者一个工厂老板，他的全部收入来自掠夺工人的工资，他的全部事业都以致一代一代人于死命的强迫性繁重劳动为基础。似乎十分明显，倘若此人还信仰某些为基督教或者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原则，那他首先应该停止为了获取利润而毁灭人们的生命。但按现有理论评判，他在发展工业，因此停止自己的事业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有害国计民生。只要这个残酷奴役着几千劳力的老板，为他厂内伤残的工人造些平房，房屋前面有个两俄尺[13]见方的院子，办个发放救济的金库、养老院、医院，他便坚信自己的义举已经加倍偿付了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已经和正在被他毁灭的生命，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并为这一事业感到自豪。

或者一个官员，一个随便哪一级别的行政、宗教、军事人员，他担任公职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权力欲，或者——这种可能性最大——只是为了获取靠搜括劳苦大众得来的薪金（俸禄，不管由谁发放，全都来自劳动，即来自劳动人民）。倘若他不使用尚未习惯的手法直接偷盗公款——这类现象十分罕见——那么他自己和他周围的同僚便会认为他是廉洁奉公的天字第一号好人。

随便哪个法官、检察官或者行政官员都知道，根据他的判决或者决定，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囚徒被迫与蒙难的家庭分离，关在单人牢房中，或者在服苦役，精神失常，想用一片玻璃或者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也知道，这些囚徒家里还有成千上万的母亲、妻子、儿女饱尝离别之苦，不得探监，受尽屈辱，徒劳无益地哀求宽恕或者哪怕减轻他们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的苦难。然而这个法官或者行政官员心如铁石，无动于衷。尽管如此，他本人也好，他的同僚也好，他们的妻子也好，家人也好，全都坚信他是心地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正人君子。因为按照伪善学评判，他所从事的是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这样，此人在残害了成千上万个咒他骂他、由于他的工作而对善良和上帝丧失信心的人之后，光洁的脸上依然挂着和蔼的笑容，神采奕奕地去做礼拜，听人宣讲《福音书》，发表自由主义言论，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告诉他们为人的道德，并对假想的苦难大发慈悲。

这些人和所有依附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家庭教师、厨师、演员、骑师等等，都是靠这批或者那批吸血鬼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吮的鲜血生活的，为此他们每人每天都要吞噬在死刑威胁之下被迫劳作、受尽折磨的工人的成千上万个劳动日。他们明明看到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儿女、妻子、老人、病人所受的苦难，明明知道谁想扰乱这种以制度固定下来的掠夺便将走上绞架，却非但不节制自己的奢侈，不掩盖自己的奢侈，反而在这些深受他们压迫，并且大多对他们恨之入骨的工人面前放肆地、似乎故意刺激他们似的炫耀只供自己享受的公园、宫殿、剧场、围猎和马赛，同时又一刻不停地希望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全都十分关心被他们一刻不停地践踏着的人民的福利，每逢星期天总要穿上豪华的服装，乘着豪华的马车，前往似乎故意为了嘲弄基督教而建造的堂院，洗耳恭听那些似乎故意为了天衣无缝地散布这类谎言才训练出来的穿法衣或者不穿法衣、系白色领带的人宣扬实际上他们所有的人一生都在否定的博爱。他们做着这一切，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以至当真相信，他们确实就是他们正在表演的角色。

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已经进入当代一切阶层的血肉，发展到了无论怎样表现也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愤慨的地步。无怪伪善便是做戏，装假便能扮演任何角色。诸如主教给站在那里举着步枪对准自己弟兄的凶手逐一画十字，授意他们祈祷上帝保佑；各种基督教派的司祭、牧师都像刽子手那样必须参与死刑的执行，从而承认杀人和基督教并行不悖（在美国使用电力杀人的试验中就有牧师在场），这些现象已经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

不久以前，彼得堡办了一个国际监狱展览会，展览了各种刑具：镣铐、单独囚禁模型，即比皮鞭、树条更加恶毒的刑具，而富有同情心的先生们太太们却纷纷前去参观取乐。

自由主义科学在承认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证明必须要有军队、死刑、海关、书报检查、娼妓条例、开除廉价工人的权力、禁止迁居国外的法令，还要有建立在迫害、掠夺和消灭一个个所谓野蛮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正义的殖民统治等等，甚至这样的奇谈怪论也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

人们常常议论，一旦大家全都信仰所谓基督教（即皈依相互对立的各种教派），一旦大家全都丰衣足食，能用电报、电话与世界各地取得联系，能坐气球相互来往，一旦工人全都掌握社会主义学说，一旦工会能够集中数以百万计的会员和卢布，而使大家都能受到教育，都能阅读报纸，懂得各门科学，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即便如此，假如人们不以自己认识的真理统率自己的言行，上述所有进步又有什么好处？

须知，人类的灾难来自分化，而产生分化的原因在于人们不是按照真理（它只有一个），而是按照谎言（它种类繁多）行事。为使人们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在真理中求得团结。因此，人们越是诚心诚意地追求真理，他们也就越是接近团结的目标。

但是，假如人们非但避而不谈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去谈它，装腔作势，故意把他们不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称做真理，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在真理中求得团结，或者哪怕接近团结的目标呢？

只要人们装腔作势，即自己对自己隐瞒真理，只要人们拒不承认唯有在真理中他们才能求得团结从而求得幸福，不把承认和信仰已为他们发现的真理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那么人们的生活状况决无改善的可能。

即便那些宗教界和科学界人士梦寐以求的改善外部条件的理想全部得以实现，即便世人全都皈依基督教，即便形形色色的贝拉米[14]和里歇[15]希冀的改革，经过种种补充和修正以后，全部顺利完成，倘若现有的伪善继续存在，倘若人们拒不信仰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继续装作相信他们实际并不相信的一切，尊重他们实际并不尊重的一切，那么人们的生活状况不仅会依然如故，并且还将每况愈下。因为人们越富，电报、电话、书籍、报纸、杂志越多，传播自相矛盾的谎言和伪善的工具也就越多，人们也就越是分化，故而也就越是遭殃。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证明。

即便这些外部变革全部得以实现，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决无改善的可能。但是，倘若从现在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竭力信仰他所认识的真理，或者至少不再维护他所奉行的歪理，不把歪理冒充真理，那么就在今年，一八九三年，便会朝着人类解放，朝着真理主宰世界的方向，发生即便几百年后我们都不敢幻想的巨变。

无怪基督一生之中唯一动怒的一次，便是严词痛斥伪君子和伪善。使人变坏，变恶，变野，因而导致人类分化的并非偷盗，并非抢劫，并非杀戮，并非淫荡，并非私造赝品，而是撒谎。正是那种别出心裁的伪善的谎言取消了人们意识中善与恶的界线，使得他们无法避免恶行而专事善行，使得他们丧失构成人生真谛的东西，因此也使人们在任何完善的道路上止步不前。

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而作恶的人，因为他们的恶行引起别人对牺牲品的同情和对作恶者的反感，受害的只有这种恶行的对象。但是，人若知道真理而去作恶，并用伪善掩盖恶行，那么受害的既有作恶者本身，又有这种恶行的对象，还有千千万万被作恶者竭力用以掩盖其恶行的诺言所蛊惑的世人。

小偷、强盗、骗子和杀人凶手所干的既为他们自己，也为所有的人一致公认的恶行，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典型，只能引起人们对恶行的反感。但是，那些同样干着偷盗、抢劫、鞭笞和杀戮之类的恶行而又拉起宗教和自由主义科学的大旗掩盖自己的人们，譬如当代所有的地主、商人、工厂老板和一切政府官员，却在号召别人模仿他们的恶行，不仅毒害了他们的恶行的受害者，并且毒害了千千万万被他们取消了意识中善恶界线因而腐化堕落的世人。

经营为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或者使人民腐化的奢侈品，进行股票交易，廉价买进日后将为人民需要而升值的土地，开办残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工厂，在国家机关或者军队供职，设置诱惑人们去寻欢作乐的场所——凡是因从事这类为统治集团允许并且赞赏，表面又蒙着一层行善色彩的活动而获得的财富，对人的毒害远远超过违反法律规定，受到刑事追究的百万千万桩偷盗、诈骗和抢劫案。

受过教育的富人并非在狂热状态中实施的任何一次绞刑，因有牧师的参与和赞同，并被作为一种必要乃至公正的措施加以炫耀，较之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在狂热状态中铸成的千千万万凶杀案件，更易使人变坏，变得像野兽一样凶残。茹科夫斯基[16]建议实施的那种绞刑，即根据茹科夫斯基的主张能使人们在执行判决之际感谢上帝恩惠的绞刑，乃是人类所能想象的危害最甚的恶行（参看《茹科夫斯基全集》第六卷）。

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为期最短的战争，尽管总是伴随着耗费巨资，毁坏庄稼，奸淫掳掠，烧杀挞伐之类为战争所固有的罪恶，人们却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宣称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正义战争，大事颂扬将士的功勋，颂扬他们对军旗、对祖国的爱，同时虚情假意地对伤员表示关怀，如此等等——这样，一场战争在一年之内对于人们的毒害，便是一百年间狂热的暴徒单独行凶作恶的总和——数以百万计的抢劫、纵火和凶杀案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任何一个体面的所谓仁义道德之家，为了维持合乎礼仪的正派而又豪华的生活，必然需要花费足以养活住在这个家庭附近的几个贫民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生活对于人们的毒害，远远超过那些纵情酒色，常以打碎镜子、餐具之类物件为乐事的粗野的商贾、军官和工人的几千次疯狂的饮宴。

任何一次隆重的仪式、祈祷、祭坛或者讲台上的宣讲（讲的是连讲话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所产生的毒害，远远超过几千件赝品和冒牌食品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说法利赛人[17]伪善。然而，当代人的伪善远远超过法利赛人那种相对来说尚属无辜的伪善。当初法利赛人还有表面的教规，只要履行教规，他们可以无视自己对于他人的责任，况且这些责任当初尚无明文规定。然而现在，首先没有什么教规可以免除人们对于他人——不管是谁——的责任（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只要接受圣礼，或者得到神父许可便能造孽的粗野的蠢人不计在内）；相反，那本我们大家都以不同方式信仰的《福音书》直接指出了这些责任。此外，这些责任当初仅仅出自某些先知之口，而且表达得相当模糊；现在已被说得十分清楚，简直成了老生常谈，甚至中学生和小品文作者都能加以复述。因此现在人们似乎完全没有可能假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责任。

当代那些在以暴力维持的秩序中享有特权的人们想使人相信，他们热爱世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一生都在作恶。这种情况颇似一个抢劫成性的强盗在举起刀子准备杀害高声呼救的受害者的时候，终于被人一把抓住，而他依然信誓旦旦地说，他不知道他的行动对于被他抢走财物、行将成为他刀下之鬼的人来说是灾难。须知，正如这个杀人强盗不能否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罪行一样，当代那些把享乐建筑在被压迫人民的苦难上面的人们，似乎同样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希望不断遭到他们抢劫的人民幸福，他们不知道他们怎样取得了他们享有的一切。

我们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为了保障我们的财产和安宁仅在俄国就有十万百姓常年遭受监禁和苦役的折磨；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参加的那些审讯中，法庭正是根据我们递呈的状子才对侵犯我们财产和安全的被告处以徒刑、流放和苦役，而在服刑期间，那些与审讯者相比并不见得更坏的人犯不是丧命，便是堕落；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享有我们现在享有的一切，能够取得和保住这一切，仅仅是靠鞭笞和屠杀。我们无法假装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挎着装上子弹的手枪不时走过窗前的警察正在保护我们，因而我们可以安心享用美味的佳肴或者观看新排的戏剧。同样，我们无法假装我们不知道，那些士兵时刻都会带上枪支弹药开往我们的财产遭到侵犯的地方。

须知，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完盘中的佳肴，看完新排的戏剧，在枞树[18]旁、舞会上、溜冰场上、赛马场上或者行猎中尽情地玩乐，仅仅是因为警察的手枪和士兵的步枪中的子弹可以打穿没份儿的人，的饥饿的肚子。只要带枪的警察一走，或者兵营里那些听到我们一声呼唤便会赶来的士兵不复存在，那些躲在墙角后面馋涎欲滴地窥视我们的没份儿的人，马上便会出来扰乱我们的宴席和娱乐。

因此，正如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而被当场抓住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别人相信，他向受害者举起刀子不是为了抢走他的钱包，不是为了以死进行威胁，我们同样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士兵和带枪的警察待在我们周围完全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为了抵御外敌、维持秩序、装点市容、增进娱乐和举行检阅；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那些没有权利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挣一块面包糊口的人并不愿意饿死，不知道他们并不喜欢在地下、在水中、在非人的环境里，一天工作十至十四个小时，或者夜夜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为我们生产奢侈品。似乎不可能否认这些极其明显的事实。但是，人们恰恰是在否认这些事实。

尽管富人中间也有一些活生生的典型——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人我遇到的越来越多了，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和妇女，在提到供他们享用的东西是怎样买来的时候，他们并不掩盖真相，而是两手抱住脑袋说：“哎，别说这些了，要是这样说，那就没法活了。”尽管也有一些已经看到自己的罪恶，然而无法摆脱这些罪恶的真诚坦白的人，但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却已深深进入自己扮演的伪善角色，因而矢口否认凡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这些说法都不公正，”他们说，“谁也没有强迫人们去给地主和工厂老板做工。这是双方自愿的事情。巨额的财产和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是它们在组织生产并且给工人阶级工作干。在工厂做工完全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如果说工厂里存在一些违法现象，那么政府和社会正在采取措施，以便消除这些现象，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甚至愉快。工人习惯了体力劳动，暂时也没有能力从事其他工作。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根本不是土地私有制，不是资本家的压榨，而是人民的愚昧、粗野和酗酒。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正以贤明的治理方法阻止贫困继续发展，我们资本家为此正在推广有益的发明，我们教会正在进行宗教教育，我们自由主义者正在组织工会，扩大和普及教育。这样，我们便在不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的同时增加了人民的福利。我们并不希望大家都像穷人那样穷困，而是希望大家都像富人那样富裕。所谓鞭笞和屠杀百姓的目的在于强迫他们为富人干活，那纯属胡说。出动军队镇压百姓，那仅仅是在百姓违背自身利益起来犯上作乱、破坏社会昌盛所必需的秩序的时候。同样，必须制裁暴徒，因此设置了监狱、绞架和苦役。我们十分愿意废除这些刑罚，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工作。”

当代那种以准宗教和准科学作为两大支柱的伪善，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倘若不是身临其境便不会相信，人竟能像这样自欺欺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真是古怪之极，他们的心灵已经麻木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的程度。

人们早已过着违背他们的思想的生活。倘若世上没有伪善，他们就不会安于这种生活。这种违背他们的思想的生活制度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唯一的原因在于有伪善掩护。

现实与人们的思想之间的距离越大，伪善也就越甚。但是伪善也有极限。而我觉得当代人的伪善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

当代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基督思想，其精神状态好比一个睡着的人梦见他得去做一件甚至在梦中他都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他在思想深处知道这一点，却又似乎无法改变自己的状况，无法停下来，不再去做他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正如一个在梦中的人，他的状况越来越使他痛苦，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他开始怀疑他眼前的一切是否就是现实，他挣扎着企图觉醒过来，以便破除困扰他的妖术。

我们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常人便是处在这种状况中。他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丑恶、伤天害理、违背他的思想的。他觉得这种状况越来越使他痛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样不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的人已经让基督关于人的尊严、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血肉之中，而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团结一致也已经成为我们内心的需要，因此不能以我们弟兄们的苦难和生命换取我们的任何快乐和舒适，并且我们不能时刻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仅仅因为某个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统治者对另一个也像他那样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统治者说了或者写了什么蠢话，便像野兽似的进行一场民族间的相互残杀，毫不留情地毁灭人们的劳动成果和生命。

这样不行。然而凡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全都看到，情况正是如此，连他也无法幸免。这种状况越来越使人感到痛苦。

正如做梦的人不相信他眼前的情景是现实，想摆脱梦境，回到真正的现实中来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常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无法相信，他所处的可怕的、日趋恶化的状态便是现实，他想觉醒，走到已经存在于他头脑中的真正的现实中去。

只要做梦的人努力思索一下，问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吗？那么朦胧之中使他绝望的状态顷刻之间便会化作乌有。他醒过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安逸和愉快的现实。同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要努力思索一下，对他本人和周围人的伪善表现的现实稍加怀疑，问问自己，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那么，好比做梦的人一觉醒来那样，顷刻之间他便觉得自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梦幻世界，眼前分明就是安逸和愉快的真正的现实。

这并不需要人去建树什么功勋或者采取什么行动，只需要努力思索一下，便能做到这一点。

5

然而，人是否能够作出这样的努力呢？

现有的那种维护伪善的理论认定，世人没有自由，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

“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他没有自由。他没有自由是因为他的行动全都受制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无论他做什么，总是由现存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促使他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行动，因此他不可能自由，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伪善学的捍卫者们这样说。假如人是没有意识的生物，他对真理的认识是静止不变的，即认识真理以后，永远停留在认识的这一阶段不再前进，那么他们的说法便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可以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如果人没有采取这种或者那种行动的自由，因为每个行动都有其原因。那么，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本身，即有意识的人是把这条还是那条真理视为自己采取行动的足够的根据，恰恰在人的掌握之中。

故而人虽然在采取这种或者那种行动的过程中是不自由的，但在确定是否采取行动的时候是自由的。好比火车司机没有改变机车过去和现在的运行方向的自由，但有事先确定机车未来运行方向的自由一样。

一个有意识的人无论做什么，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只是因为他现在认为他所做的正是按照真理应该做的，或者因为他在过去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认识，现在只是根据惰性，根据习惯，做着他过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无论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不是某种现象，而是他认为某种看法便是真理，故而认为这种或者那种现象足以成为他采取行动的根据。

一个人进食还是绝食，工作还是休息，躲避危险还是承受危险，只要他是有意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他现在采取的行动，只是因为眼下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明智的行动，认为按照真理应该这样从事，而不是那样从事，或者原先早已有了这样的认识。

承认某种真理或者不承认某种真理，并不取决于外部原因，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某些内在原因。因此，有时即使一切外部条件对于承认真理似乎十分有利，一个人硬是不承认它。相反，另一个人处在于真理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却无缘无故地承认真理。正如《福音书》上说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即一个人承认真理与否——由此产生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并不取决于外界现象，而是取决于他自己无从进行观察的内在因素。

因此，一个人尽管没有采取行动的自由，他却始终都有确定自己行动的根据，即承认或者不承认真理的自由。他的这种自由非但不受外界发生的事件的约束，甚至不受他本人的行为的约束。

这就是说，一个人尽管在狂热中采取了违背他所认识的真理的行动，他仍然可以自由地承认或者不承认真理，即可以不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动十分必要，并为自己采取这一行动辩护，也可以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动十分丑恶，因此谴责自己。

这就是说，一个赌徒或者醉鬼，尽管经不住诱惑，沉湎于自己的嗜好，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取舍，或者认为赌博和酗酒都是坏事，或者认为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娱乐。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即使不能立即摆脱自己的恶习，然而随着他承认真理的态度越来越诚恳，他戒除这一恶习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只能加深自己的恶习，绝不可能戒除这一恶习。

同样，一个人尽管经不住烈火的烧灼，没有搭救自己的同伴便从燃烧的房屋中逃了出来，他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取舍，或者承认真理（一个人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应设法拯救别人的性命），认为自己的行为十分丑恶并且谴责自己的行为，或者不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为十分自然，十分必要，开脱自己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他承认真理，尽管暂时没有实行真理，他在内心酝酿着一系列必然会由真理激发的忘我行动。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在内心酝酿着的是一系列同忘我行动相反的自私行动。

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承认或者不承认任何真理的自由。有些真理早已被人承认，或者由于教育和传统的影响，早已为他接受，为他信仰，遵循这些真理成了他的习惯，即第二天性。但是有些真理在他看来还显得模糊而又遥远。人既没有不承认前一种真理的自由，也没有承认后一种真理的自由。然而还有第三种真理，即这种真理虽未成为人下意识的行为动机，但已十分明显地展现在他眼前，使他无法回避，必须这样或者那样地表明态度，承认或者不承认。如何对待这种真理，恰恰体现着人的自由。

就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对待真理的态度而言，其状况好比在黑暗中借着向前移动的灯光走路的行人。他看不见灯光尚未照亮的东西，也看不见他身旁已为黑暗遮掩的东西。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无论走在路上什么地方，他都能看见灯光照亮的东西，并且总是可以选择他是顺着路的这一边，还是顺着路的那一边继续行进。

对于每个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有尚未被他看见、尚未在他理智的目光前展现的真理，已经被他体验、忘却并且习以为常的真理，以及在他的理智的光芒照耀下出现在他面前并且要求得到承认的真理。承认或者不承认这后一种真理，便是我们所谓的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甚至似乎不可解决，原因在于人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人对真理的态度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

假如我们把人的认识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假如我们忘记个人和人类的生活都是从黑暗到光明，从真理的低级阶段到真理的高级阶段，从掺杂着许多谬误的真理到渐渐摆脱谬误的真理这样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那么人无疑是不自由的。

假如人不知道任何真理，他就不会自由。他同样不会自由，甚至不会有自由的概念，假如理应在生活中统率他的全部真理一经展现在他面前便万古不变，纯而又纯，丝毫也不掺杂谬误。

但是，人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一个人——整个人类亦然——都在随着自身在生活中的运动不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同时也不断摆脱谬误。因此人们对真理总是抱着三种态度：一种真理已为他们接受，成了他们的下意识行为的动机，另一种真理在他们面前刚刚开始展现，第三种真理虽然尚未被他们接受，却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以至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这种真理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态度，承认或者不承认。

人的自由仅仅在于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一类真理。

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他能不受生活进程和已经存在的种种因素的影响，随心所欲地行事，而是在于他一旦承认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便能成为上帝或者尘世的万古不废的事业的一个自由和快乐的创造者，或者，不承认这一真理，沦为这一真理的奴隶，痛苦地被强行卷向他所不愿去的地方。

真理不仅指明了人类生活的道路，并且打开了人类生活唯一可循的道路。因此人们全都不可避免地——不是自由地，便是被迫地——要走上真理的道路，有些人自觉顺应生活的安排，有些人被迫服从生活的规律。人的自由便在这一选择之中。

这种局限性很大的自由在人们看来是那样微不足道，简直没有理会的价值。有些人（宿命论者）认为这种自由少得可怜，根本不予承认，有些人（绝对自由论者）念念不忘自己臆想的自由，对这种在他们看来微乎其微的自由嗤之以鼻。这种局限于不知道真理和承认一定阶段的真理之间的自由，在人们看来似乎不是自由，况且，无论一个人对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承认，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实行这一真理。

一匹马在和别的马一起被套上大车以后，它便没有不走在大车前面的自由。假如它驻步不前，大车便会撞到它的腿上，于是它只能顺着大车前进的方向前进，无可奈何地拉着大车。尽管这种自由极其有限，但就马是自动拉车还是被迫拉车而言，毕竟还是一种自由。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自由与我们希望获得的臆想的自由相比，无论是大是小，它无疑是唯一存在的自由。这种自由毕竟还是自由，并且正是这种自由体现着人所能及的幸福。

这种自由除了给人幸福以外，又是推动尘世生活的唯一手段。

按照基督的学说，一个人如果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生没有自由的领域，在于结果，即行为领域，他就没有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按照基督教教义，仅仅属于能把人生移入人生具有自由的领域，移入原因领域的人，即属于能够认识并且承认已被揭示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因此必然会像大车走在马的后面一样去实行这一真理的人。

假如一个人认为人生便是肉体的享受，那么他所做的只是那些由他身外的地点和时间条件决定的事情。他甚至什么事也不做，只是觉得他在做事，而实际上他觉得他在做的事都是上帝借助他的身体做的，因此他不是生活的创造者，而是生活的奴隶。假如他认为人生应当是承认和信仰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他便会置身于人类生活的源泉之中，他所做的已经不是那些由地点和时间条件决定的个人的私事，而是没有原因，本身便是其他一切的原因，因此意义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事情。

忽视人生的真谛在于承认和信仰真理，把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努力付诸外在行为的惯于崇拜偶像的人们，好比一艘轮船的船员为了到达目的地而熄灭了妨碍他们划桨的锅炉，并在风浪大作的时候舍弃现成可用的蒸汽和螺旋桨，拼命划着够不到水面的木桨。

天国的建立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只有作出努力的人才能赢得天国。这种为了承认和信仰真理而摒弃改变外界条件的努力便是建立天国的努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并且可以作出的努力。

只要人们理解这一点，不再关心他们不能自由处置的外界的和一般的事情，而把他们用于关心外界事情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于关心他们能够自由处置的事情，即承认和信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真理，使自己和别人摆脱掩盖真理的谎言和伪善的束缚，那么不用费劲，不用斗争，那个折磨人们并且显然将给他们带来更大苦难的虚伪的生活制度顷刻之间便会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将是天国，或者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已经准备迎接的天国的第一阶段。

正如只要一股动力，便能使饱和的盐水立刻变成晶体一样，也许现在只要作出微乎其微的努力，便能使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真理掌握几百，几千乃至数以百万计的人。届时将会形成符合人们认识的社会舆论，而这种社会舆论的形成将会使现有生活的整个制度彻底改变。能否作出这种努力取决于我们。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认识并且承认在我们周围以种种形式出现，有待我们的心灵接受的基督教的真理，只要我们不再撒谎和假装我们并未看见这一真理，或者假装我们愿意实行这一真理，只不过不是首先实行这一真理对我们自己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承认这一正在召唤我们的真理，勇敢地信仰它，那么我们立即便会发现，几百，几千，乃至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情况和我们相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看见了真理，也像我们一样只是等着别人承认真理。

只要人们不再装假，他们立即便会看到，那个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残酷的生活制度，那个他们以为牢固、必要、神圣、出自上帝安排的东西已经整个动摇，全靠我们和类似我们的人的伪善的谎言支持着才未土崩瓦解。

假如事情确实如此，假如能否摧毁现有生活制度取决于我们这话确实有理，那么我们在没有明确我们将用什么替代这一制度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摧毁这一制度呢？现有制度一旦覆亡，世界便将如何？

“那里将会如何，在被我们抛弃的世界的大墙后面？”[19]

简直可怕——空虚，辽阔，毫无约束……不知道往哪里走怎能迈步，还没有看见收获怎能失却！……

“假如哥伦布如此推断，那他永远不会起锚开航。驶向没有航路的大海，驶向前人没有走过的汪洋，驶向是否存在尚属疑问的大陆，真是十足的疯狂。然而，这种疯狂使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假如人民是从一幢现成的hotel garni[20]迁往另一幢更好的住宅，那么事情也就比较简单。不幸的是，无人建造新的住宅。未来丝毫不比海洋更加危险，环境和人们怎样塑造未来，未来便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假如你对旧世界感到满意，那就努力保存它吧。这个世界十分虚弱，它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假如你觉得自己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信念和生活永无休止的抗争中无法生活，那就大胆地从中世纪白色的拱顶下面走出来吧。我深深知道，这不容易。一个人要和与生俱来的习惯，要和伴随他长大成人的一切决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们愿意作出可怕的牺牲，然而不是新生活要求他们作出的那种牺牲。他们是否愿意牺牲当代文明、生活方式、宗教和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他们是否愿意丧失那些来之不易、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一切成果，丧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舒适和享受，接受朝气蓬勃的野蛮，抛弃风烛残年的文明，摧毁祖传的城堡，仅仅因为乐于为一座远远胜过城堡，然而将在我们身后建成的新的大厦添一铲土？”（赫尔岑，第五卷第五十五页[21]）

这是一位俄国作家几乎在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当时他就凭自己的深邃的智慧看清了今天任何一个稍事思考的人都已看清的事实，即无法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生活下去，必须建立某种新的生活形态。

即便从最简单、最低级和最实际的观点来看也都十分清楚，继续留在承受不住建筑自身重量的拱顶下面是极不理智的，应该离开这幢建筑。确实，很难设想还有什么状况能比基督教世界目前所处的状况更加困苦的了。武装起来的民族相互对抗，用以维持扩军备战的赋税扶摇直上，劳动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仇恨情绪日益强烈，悬在世人头上的战争利剑千钧一发，时刻可能，并且早晚终将坠落下来。

对于广大的黎民百姓来说，任何一场革命未必会比现在经常存在的秩序，或者毋宁说是无秩序更加可怕，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非人劳动、贫困、酗酒和淫荡造成的寻常的死亡，充满未来战争的恐怖阴影，而一年这样的战争比这一个世纪所有革命的总和所吞噬的生灵更多。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上帝赋予我们的良心行事，那么我们人类将会如何？假如我处在主人的掌握之中，在他建立和管辖的企业里面做着他吩咐我做、但我因为不了解主人的最终目的因而感到古怪的事情，那么会不会遭殃呢？

然而，在人们磨磨蹭蹭地执行主人意志的时候，他们担心的问题甚至不是“将会如何？”，而是一旦失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被我们称为科学、艺术、文明、文化的生活条件，那该怎样生活。我们对现有生活的全部艰难都有切身体验，我们甚至看到，如果这种生活秩序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必死无疑。然而我们同时又希望我们的生活条件，即现有生活形成的条件，如我们的科学、艺术、文明、文化，能在变革过程中完整地保存下来。正如一个人身居旧屋，感到既冷又不舒服，并且知道这屋子不久将要坍塌，只好同意改建，然而条件是不离开屋子，这和拒绝改建没有什么两样。“要是我离开这屋子，暂时失去种种方便，而新屋造不起来或者造得不如人意，里面没有我所习惯的一切，那怎么办？”

不过既然有材料，又有工匠，那么我们便有一切把握相信，新屋造起来会比旧屋好，况且除了这种把握以外，尚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旧屋要塌了，会压死留在里面的人。无论原先习惯的生活条件能否保存，无论日后能否出现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反正我们必须摆脱那种无法忍受的、危及人的生命的旧的生活条件，勇敢地迎着未来前进。

“科学、艺术、文明、文化都将毁于一旦！”

须知，这些不过是真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进行未来的变革，目的仅在于接近真理，实行真理。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因为实行真理而使真理的表现形式毁于一旦呢？那些形式较之现有形式将会有所不同，将会更加完美，更加高级，然而绝对不是趋向灭亡。趋向灭亡的只是它们的虚假部分，而源于真理的部分只会更加繁荣，更加发达。

6

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信阐述幸福的学说。你们若不悔改，那么势必会像被彼拉多[22]处死的古人那样死去，会像被西罗亚塔压死的百姓那样死去，会像亿万杀人者和被杀者，执行死刑者和被处死刑者，虐待者和被虐待者那样死去，会像一个装满谷仓以后打算安享天年，然而就在他希望开始新生活的当天夜晚一命呜呼的人那样愚蠢地死去。“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23]这话是一千八百年前基督说的，现在听来更加使人信服，因为我们现在所过的极端艰难和荒唐的生活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须知，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崇拜偶像的暴力制度进行了许多世纪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似乎任何人都很清楚，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努力只是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危险，没有起到什么保障作用。

须知，无论我们具有什么身份，穿上什么服装，举行什么规模的涂油仪式，拥有多少金钱，在所经之处设置多少岗哨，有多少警察保护我们的财产，处死多少所谓为非作歹的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建树什么功勋，创立什么国家，构筑什么堡垒和高塔——从巴别塔[24]直到埃菲尔铁塔，在生活中我们大家总是面临着两个不可避免的使生活失去意义的结局：1）死亡时刻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2）我们的一切业绩都难保存，很快便将化作乌有。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建立国家，营造宫殿和纪念碑，创作长诗和歌曲——所有这些都不会久长，全都消亡有日，不会留下痕迹。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对自己隐瞒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生的意义既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肉体存在（这种存在总是伴随着不可排遣的痛苦和无法避免的死亡），也不在于我们在尘世的建树。

无论你是谁，请你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考虑一下你的身份和你的责任，不是指地主、商人、法官、皇帝、总统、部长、神父、士兵的那种人们暂时赋予你的身份，也不是指这些身份加之于你的假想的责任，而是指你作为一个按照某种意志在经历了没有生命的久远年代以后，一朝脱离无意识状态，但又时刻可能按照某种意志回归原处的生物所具有的真正的、永恒的身份。请考虑一下你的责任，不是指地主对于自己的田庄，商人对于资本，或者皇帝、部长、各级官员对于国家的假想的责任，而是指你成为有生命、有理智、能够爱的生物以后，由你这个真正的身份赋予你的真正责任。你所做的是否就是那差你到尘世上来，而不久以后将召你回到他身边去者要求你去做的？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希望你去做的？当你作为地主或工厂老板，攫取穷人的劳动成果，并在这种巧取豪夺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当你作为统治者或者法官，滥施淫威，判处人们死刑的时候，当你作为军人去奋战、打仗、抢劫、杀人的时候，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要求和希望你去做的？

你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凡此种种全都无法避免，你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出于无奈。难道是出于无奈你的本性中才埋藏了对于人们遭受苦难、鞭笞和屠杀深恶痛绝的情感，埋藏了爱他人的强烈要求和被爱的更加强烈的要求；难道是出于无奈你才明白，只有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应该相互服务，才能获取人们可能获取的最大幸福；难道是出于无奈你的心灵，你的理智，你的信仰才给你这样的忠告，科学也给你同样的忠告，而你不顾这些，却根据一些十分模糊而又混乱的论断做着一切与此截然相反的事情；难道是出于无奈，你作为地主或者资本家，只好在压迫人民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生活，或者作为皇帝，作为总统，只好指挥军队打仗，即充当杀人暴徒的头目和首领，或者作为政府官员，只好强行掠夺穷人的血汗钱以供自己享用，并且分给富人，或者作为法官、陪审员，只好判处因为不明真理而误入歧途的人们以体罚和死刑，或者——这是世上一切罪恶赖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青年男子，只好入伍，并且违背自己的心愿，抛弃一切人的情感，发誓服从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们的意志去屠杀一切他们下令屠杀的人？

这不可能。

即便有人对你说，这一切对于维护现有生活制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现有制度尽管产生贫困、饥饿、监狱、死刑、军队和战争，对于社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旦这种制度遭到破坏，便会出现更大的灾难，那么你要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只会是这种生活制度的受益者，而这种生活制度的受害者——其人数超过前者十倍——他们的想法和说法恰恰与此相反。况且你在内心深处知道，这是胡说，现有生活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按照新的原则加以改造，因此没有必要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牺牲人的情感。

主要的是，即便退一步说，假如现有制度必须存在，为什么恰恰是你感到自己应该践踏人的一切美好情感以维护这种制度？是谁让你充当这一分崩离析的制度的保姆？无论社会，无论国家，无论世人，从未对你有过请求，让你这个享有地主、商人、皇帝、神父、士兵地位的人维护这种制度。你也十分清楚，你享有或者接受自己的地位，完全不是怀着维护世人幸福必不可少的生活秩序这样一个忘我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即为了自己的私利、功名、虚荣、懒惰和胆怯。倘若你不愿享有这种地位，你就不会为了保住你的地位而去做那些不断要你去做的事情。你试一下吧，只要你不再去做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在做的繁琐、残酷、阴险、卑鄙的事情，那么你立即会丧失你的地位。你试一下吧，假如你是统治者或者官员，只要不再撒谎，使坏，参与暴力和判人死刑，假如你是神父，只要不再行骗，假如你是军人，只要不再杀戮，假如你是地主或者工厂老板，只要不再通过法庭和暴力维护自己的财产，那么你立即会丧失——按照你的说法——那种别人强加于你，而你似乎感到厌恶的地位。

一个人不可能被摆在违背他的心愿、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位置上。

假如你处于这种地位，那么并非因为这对某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因为你愿意处于这种地位。因此，你既然知道这种地位直接违背你的心愿、你的理智、你的信仰，甚至违背你所信仰的科学，你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假如你继续处于这种地位，并且，主要的是，竭力为这种地位辩护，那么你所做的是否是你应该做的？

冒一冒铸成错误的危险未尝不可，假如你有时间看到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假如你为之冒险的目的具有某种重大意义。但是，既然你确实知道，你从这一世界上消失的可能时刻存在，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你，还是受你诱惑铸成错误的人便都没有什么办法纠正这一错误；你又知道，无论你在改变世界外部结构方面做了什么，所有这一切也像你本人一样，不久就会不留痕迹地从这一世界上消失，那么你显然也就没有理由去冒铸成大错的危险。

须知，这些都是既简单又明白的道理，假如我们不是沉溺于伪善，而把无疑已向我们揭示的真理弄得模糊不清。

“有福共享，勿聚财，勿自大，勿偷盗，勿逼迫，勿杀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是一千八百年前，而是五千年前已有人说过的金玉良言。假如没有伪善，那么这些戒律都是无可怀疑的真理。不能不遵守这些戒律，至少不能不承认任何时候都应当遵守这些戒律，谁不遵守，便是行恶。

但是你说，世上还有公众的幸福，因此可以并且应该不顾这些戒律，即为了公众的幸福可以杀人，鞭笞和掠夺。你说，就像该亚法[25]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死总比全国百姓都死要好。于是你便签字，接二连三地判人死刑；你便装上子弹，带着枪支前去逮捕这个应为公众幸福而死的人，把他投入监狱，没收他的财产。你说，你采取这些残酷的行动是因为你作为地主、法官、皇帝、军人，觉得自己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理应为社会、为国家效劳，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你要知道，你除了属于一定的国家、肩负着由此产生的责任以外，你还属于万古不废的尘世生活，属于上帝，肩负着由此产生的责任。

正如你因为属于一定的家庭和社会而肩负的责任总是服从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更高的责任一样，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责任也必须服从你因为属于尘世生活，属于上帝而肩负的责任。

为了保证家庭或者社会取暖，为增加社会福利而去砍电线杆是荒唐的，因为这违背维持国家繁荣的法规。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增加国家的福利而去鞭笞、杀戮或者处死百姓，同样是荒唐的，因为这违背维持尘世繁荣的无可怀疑的法规。

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责任不能不服从你因为属于万古不废的尘世生活，或者因为属于上帝而肩负的至高无上的永恒的责任，前者不能违背后者，正如基督的门徒在一千八百年前所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罢。”（《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同上书，第五章第二十九节）

人家要你相信，为使昨天某些人在世界某个角落建立的并非永恒的秩序不受破坏，你得鞭笞，折磨，杀害一部分人，破坏上帝或者理性确立的永恒的尘世秩序。难道可以这样吗？

因而你不能不认真考虑你那随同压迫、暴力、欺骗、鞭笞、屠杀而来的地主、商人、法官、皇帝、总统、部长、神父、士兵的身份，不能不承认这些身份是违背天意的。

我不是说，假如你是地主，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土地交给穷人，假如你是资本家，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钱财和工厂交给工人，假如你是皇帝、部长、公职人员、法官、将军，你就得立即放弃自己的有利地位，假如你是士兵（即你处于全部暴力赖以存在的地位），你就得冒着拒绝服从命令的种种危险，立即放弃自己的地位。

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做了一件莫大的好事。然而，最可能的是，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你有各种社会联系，有家庭，有下属，有上司，在各种诱惑的强大影响下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承认真理，不撒谎，这你永远可以做到。不要强词夺理，说你仍然做你的地主、工厂老板、商人、画家、作家是因为这对世人有利，说你做你的省长、检察长、皇帝不是因为这使你感到舒坦，感到习惯，而是为了造福黎民，说你仍然做你的士兵不是因为惧怕惩罚，而是因为你认为军队是人们生活的必要保障。不对自己和别人撒谎，这你永远可以做到，不仅可以做到，并且应该做到，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摒弃谎言，信仰真理，你才能获得人生唯一的幸福。

只要你这样做了，你的地位必将随之改变。

生活中，只在一件事情上，也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你是自由的和万能的。其他一切全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这件事情便是认识真理，信仰真理。

可是突然，一些像你那样陷入迷误的可怜的人们使你相信，你是士兵、皇帝、地主、富翁、神父、将军，你便明白无疑地违背你的理智和良心，开始行凶作恶，即开始鞭笞、掠夺和杀害黎民百姓，在他们的苦难上面构筑自己的生活；主要的是，你不仅不履行人生的唯一使命——承认和信仰你所知道的真理，反而竭力装出一副你不知道真理的样子，对自己和别人隐瞒真理。这样，你的所作所为便完全违背了你的唯一使命。

况且，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呢？你时刻可能死亡，但你签署死刑判决，宣布战争开始，出征打仗，审讯、虐待、盘剥工人，在乞丐中间过着奢侈的生活，并向听信你的弱者宣扬，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们的职责所在，全然不顾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有被细菌感染或者被子弹打中的危险，你会生病，死亡，永远失去纠正你对别人，而主要是对自己作的恶的机会，在没有做好你无疑应该做好的那件事情以前，白白葬送了在历史长河中只能属于你一次的生命。

须知，不管这道理多么简单，多么陈旧，不管我们怎样用伪善和伪善产生的自我暗示愚弄自己，毕竟没有什么能够推翻这一无可怀疑而又简单明了的真理：人生必然伴随着无法避免的苦难，并且必然要以时刻可能降临的更加无法避免的死亡告终，任何外在努力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人生的唯一意义在于时刻去做差我们到世上来的力量要我们做的事，这力量给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无可怀疑的指导，即我们的理性。

这力量不可能要我们去做不合情理而又无法做到的事情，如安排我们的短暂的肉体生活，安排社会或者国家的生活。这力量要我们做的只有一种无可怀疑，合乎情理而又可能做到的事情，即效命天国，即促使全体生灵在真理的基础上求得最大限度的联合，为此就得承认已经向我们揭示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唯有这件事情永远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26]人生的意义仅仅在于以建立天国的行动服务尘世。这种行动便是人人承认真理，信仰真理。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27]

（1890—1893）

曹国维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附：《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各章标题及内容概要

一、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从基督教建立以来一直由少数人宣讲着，现在仍在宣讲。

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对不以暴力抗恶的论断

三、信教的人对基督教的不理解

四、学者对基督教的不理解

五、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基督教意识的矛盾

六、当今人类对战争的态度

七、普遍兵役制的意义

八、不以暴力抗恶的基督教学说为我们人类接受的必然性

九、接受基督教的生活观能使人们摆脱我们多神教生活的不幸

十、国家暴力对消灭恶行毫无用处，人类的道德进步不仅通过对真理的认识，而且还通过社会舆论的确立来实现。

十一、在我们社会中基督教的社会舆论已经产生，而且必然会消灭我们生活的暴力制度。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实现。

十二、结论。忏悔吧，因为天国近了，就在门口。

倪蕊琴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间在法国由三位执政官组成的政府。

[2]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反动政客。

[3]《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三十九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耶稣〕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4]比隆（1690—1772），俄国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宠臣。

[5]伊丽莎白（1709—1761），俄皇彼得大帝之女，一七四一年即位。

[6]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年登基。

[7]指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一八六四年登基，后因精神病于一八八六年被废黜后自杀。

[8]即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登基，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后遇刺身亡。

[9]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

[10]尼禄、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叶卡捷琳娜等泛指西欧及俄国历代帝王、暴君；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领袖，坚决主张革命暴力。

[11]沙皇加冕时要受涂油礼。

[12]犹太教的几位先知。

[13]1俄尺约合0.71米。

[14]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美国作家，著有乌托邦小说《回顾既往》。

[15]夏尔·里歇（1850—1935），法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著有许多实验心理学专论。

[16]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上述观点出自论文《论死刑》。

[17]法利赛人原意为分离者。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至公元七十年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严格分离，因此得名。但在实际上他们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了犹太教。故而《新约全书》称法利赛人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法利赛人曾经迫害过早期的基督教团体。

[18]指圣诞节和新年晚会上装饰的枞树。

[19]赫尔岑语。

[20]法语：连同家具一起出租的住宅。

[21]指列姆克（М.К.Лемке）编辑的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俄文版。引文出自论文集《来自彼岸》。

[22]彼拉多是公元二六至三六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按照《圣经·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

[23]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24]指《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所说的通天塔。

[25]该亚法是犹太教大祭司。他曾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节。

[26]《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

[27]《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二十一节。

当代的奴隶制度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和《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第三十九节）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第四十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第四十一节）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第三十一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节）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第三节）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

支配着世界一切人民的行动的体制，建立在最粗暴的欺骗的基础上，建立在最深厚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上，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不管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原则怎样千变万化，它都不能给人们造福，相反，它的实际后果只能是恶，而且经常不断地产生恶。（罗伯特·欧文[1]）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于文明的伟大发明——劳动分工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并使它完善起来，只是我们给它取了一个错误的名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劳动被分开了，而是人们被分成许多部分，被分割成零星的小碎块。这样一来，一个人身上剩下来的那一点点智慧，已不足以做出完整的别针或者完整的铁钉来，只做一个别针尖或者钉子帽就把那一点智慧消耗净尽了。如果一天能做出很多别针来，当然很好，那是我们的希望。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把这些别针研磨光时，用的不是别的沙子，而是人的灵魂的沙子，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也是不划算的。

尽管可以给人们带上镣铐，折磨他们，像对待牲畜一样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像对待夏天的苍蝇一样随意把他们打死，但是这种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在最好的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然而，压制他们的不朽的灵魂，窒息他们，把人类智慧的幼芽变成朽木，用他们的肉和皮做成使机器转动的皮带——这才是真正的奴役。只是这种对人的损害，这种将人变成机器的做法，迫使工人们疯狂地、破坏性地而又徒劳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但自由的实质他们自己并不懂得。他们对财富和主人的愤怒，不是由饥饿的压迫，也不是由尊严受到的伤害引起的（这两个原因一直都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基础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不稳）。问题不在于人们吃的不好，而在于他们从赖以获取面包的劳动中得不到欢乐，因此他们就把财富看成是享乐的唯一手段。

问题不在于人们因受到上层阶级的卑视而痛苦，问题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注定要从事的那种劳动是下贱的，在毁坏他们，使他们变得比人低贱，由此产生一种自卑感，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上层阶级从来也没有对下层阶级表现出像现在这么多的爱和同情，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下层阶级所憎恨。（罗斯金[2]）

引言

大约十五年前，莫斯科人口调查引起我一系列想法和感受。我在一本题为《我们应该怎么办？》的书中，尽我所能表达了这些想法和感受。去年，即一八九九年的年末，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问题，而我得出的答案却仍然同《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样。但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十五年间，我得以与现今流行的诸种学说联系起来，比较心平气和地、详尽周密地思考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书中所分析的对象，所以我要把那些使我得出仍然是先前那些答案的新论据提供给读者。我觉得这些论据对那些真诚希望弄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明确这种地位所规定的道德义务的人，也许是有益处的。正是为此，我要把这些论据发表出来。

本文的基本思想，跟那本书一样，是对暴力的否定。这种否定，我是从《福音书》中了解到和弄懂的。《福音书》用这样一段话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这种否定：“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即教训你们用暴力反对暴力，只是我教训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即要忍受暴力，不要行使暴力。”我知道，这一段伟大的话语，由于遭到自由主义者和教会一致的恣意歪曲，对大多数所谓有教养的人来说，将会成为他们不屑阅读本文、对它怀有偏见的理由，但是我仍然要拿这段话来作本文的题词。

那些自称为开明的人认为，《福音书》的学说是早已过时的、落后的人类生活指南。我不能阻止他们这样认识。我的任务是，指出我从中获得的认识真理的源泉，这一真理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而只有这一真理才能免除人们的灾难。这一点也就是我所要做的。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

我认识一位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上供职的司秤员。在闲谈中他告诉我，在他那台秤上装卸货物的农民得连续劳动三十六个小时。

尽管我完全信任讲话人的诚实，这件事我却不能相信。我想，要么是他记错了或者夸大了，要么就是有些情况我没有弄明白。

但是司秤员如此详细地对我讲述了这种劳动的进行情况，使人无法怀疑。据他讲，这种装卸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上有二百五十人。他们五人编为一组，按件记工资，装卸一千普特[3]可挣一卢布到一卢布十五戈比。他们早晨来上工，卸货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接着又装货，再干一天。这样，在两昼夜中，他们只睡一夜的觉。他们的工作是搬运七八到十普特重的货包。两人搭上肩，其余三个人扛。干这种活，他们一昼夜挣不上一卢布，还要吃自己的。干活不间断，没有节假日。

司秤员讲得如此详尽，使人无法怀疑。但是我仍然决定亲眼检验一下，于是就上货栈去了。

我在货栈找到我的熟人，告诉他我来此想看一看他所讲的事情。

“无论对谁说，谁都不相信。”我说。

“尼基塔，”司秤员没有回答我，而是对栈房里的一个人说，“到这儿来一趟！”

从门里走出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工人，穿得破烂不堪。

“你们是什么时候上工的？”

“什么时候？昨天早晨。”

“夜里在哪儿啦？”

“还用说，卸货了。”

“夜里干活？”我问。

“还用说，干活了。”

“那么今天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呢？”

“一清早就来了，还能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下工？”

“什么时候放我们走，什么时候就下工。”

又走过来四个工人，他们编在五个人一组中。虽然冒着零下二十度左右的严寒，他们却都没有穿皮大衣，只穿着破旧的棉衣。我开始询问他们劳动的详细情况。很显然，劳动三十六个小时他们都习以为常了，而我对这类司空见惯的事发生兴趣，使他们觉得奇怪。

他们都是乡下人，大部分是我的同乡——图拉省人，也有奥廖尔省人和沃罗涅日省人。他们在莫斯科租房子住，有的带家眷，大多数是单身。不带家眷的人，把挣到的钱寄回家去。他们各自在房东那里就餐。伙食费每月十卢布。经常吃肉，不持斋。劳动不止连续三十六个小时，经常是更多，因为从住处到这里来回要半个多小时，除此而外，他们的劳动经常超过规定时间。连续劳动三十七个小时，一个月挣二十五卢布，还得从中支付伙食费。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么艰苦的劳动。他们回答说：

“那么上哪儿去呢？”

“为什么要连续劳动三十六个小时呢？难道不可以轮班干吗？”

“人家叫这么干。”

“可是你们为什么同意呢？”

“要吃饭，就得同意。你不想干，那就走吧。迟到一个小时，嘴也不让你张，就得开路，你的位置早有十个人在等着呢。”

这几个工人都很年轻，只有一个岁数大一些，可能有四十多岁。他们都面容消瘦，疲惫不堪，目光倦怠，好像喝了酒似的。第一个跟我谈话的那个瘦瘦的工人，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倦怠，特别使我吃惊。我问他，是不是刚才喝过酒？

“我不喝酒。”他回答说，就像确实不喝酒的人通常在回答这类问题时那样爽快。

“也不抽烟。”他补充了一句。

“别人喝酒吗？”我问。

“喝，还带到这儿来。”

“活计不轻啊。提提精神。”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这个工人今天喝了酒，但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跟这些工人又谈了一会儿，我便去看卸货。

各种货物堆积成长长的行列。我从旁边走过，来到一群慢慢推动一节装满货物的车厢的工人跟前。我后来才知道，移动车厢和清扫站台的积雪，是工人必须干而又没有报酬的活儿。这在铅印的合同中就有规定。这些工人也像跟我谈过话的那些一样，衣着褴褛，消瘦憔悴。当他们把车厢推到了地方，停下来的时候，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干活的，又是什么时候吃的午饭。他们说，七点钟开始干活，刚刚才吃了午饭。就得这样干活，不准走。

“什么时候准你们走呢？”

“有时候一直干到十点钟。”工人们回答说，仿佛是夸耀自己的工作耐力似的。

看到我对他们的处境感兴趣，工人们把我围了起来，也许是把我当成了长官，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显然是他们最不满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的空隙时间，有时可以到屋里去暖和一下，有时还可以睡上个把钟头，但是这间屋子太狭窄。大家对这种狭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一百个人挤在一起，没地方躺，就连铺板底下也很挤。”他们不满地说，“您自己去看看，不太远。”

屋子的确狭窄。在十俄尺大的一间小屋子里，铺板上能容四十个人。有几个工人跟着我走进屋里，他们愤怒地抢着抱怨屋子的狭窄。“就是在床底下也没有地方可躺。”他们说。

起初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人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没有大衣穿，连续三十七个小时背负着十普特的重量，吃午饭和晚饭不按时，只能根据上司的随心所欲。总之，他们的状况比拉车的马还要坏得多，可是这些人却只抱怨他们暖和的屋子太狭窄。起初对这一点我感到很奇怪，但是仔细想一想他们的状况，我明白了，这些从不得好好睡一觉的、身体冻僵了的人们，当他们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暖和一下身体的时候，却只能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到铺板底下去。在那里，在那令人窒息的污浊的空气里，他们只能感到浑身更加酸痛，瘫软无力，在这个时候他们所经受的该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呵。

在这痛苦的个把钟头里，他们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而不可得。大概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痛苦地感到那摧残生命的三十七个小时的劳动的可怕，因此他们对于像屋子狭窄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情况就特别愤慨。

我看了几组工人劳动的情形，又跟一些人谈了话，从所有的人嘴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我回家了，真正相信了我的熟人对我讲的话是真实的。

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被认为是自由的人们，为了挣得仅够他们糊口的几个钱，不得不去从事这样的劳动。就是在农奴制时代，任何一个最残酷的奴隶主也未必会迫使自己的奴隶这样劳动。何必说奴隶主呢，就是任何一个车夫也未必让自己的马这样干活，因为马是值钱的，而这种三十七个小时的力不胜任的工作会夺去值钱的牲畜的生命，这是不划算的。

二

强迫人们在三十七个小时里不睡眠，一直劳动，这岂止是残酷，此外也不划算。但是，这种不划算地使用人的生命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我住的房子对面是一家丝织品工厂，拥有最新的、最完善的技术设备。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大约有三千女人和七百男人。现在我坐在自己家中，可以听见无休止的机器轰隆声。因为我到过那里，所以知道这轰隆声意味着什么。在十二个小时内，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这三千妇女站在纺织机旁，为了生产丝绸，不停歇地缠卷着，松解着丝线。所有的妇女，除了那些从农村中刚刚来的之外，面容都是病态的。她们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很无节制的、不道德的生活。几乎所有已出嫁的和未出嫁的女工，在分娩之后，立即就把婴儿送往农村，或是送到育婴堂，百分之八十的婴儿就在那里死去。而产妇们，为了不被人取代，在产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得去上工。

就这样，在二十年间，据我所知，就有成千上万个年轻的健康的母亲，为了制造丝绒和绸缎，葬送了，而且还在继续葬送着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子女的生命。

昨天我遇到一个拄双拐的青年乞丐，他体格结实，身躯弯曲。他曾以推独轮车为业。有一次推车滑倒了，损伤了他的内脏。他找巫婆和医生治疗，花掉了他所有的一切，现在已经是八年无家可归，靠行乞为生，抱怨上帝不让他死掉。

像这种耗费生命的事不知有多少，有的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我们虽然知道，却不去注意，认为就是应该如此。

我知道，图拉铸铁厂的高炉工人，为了在两个星期天中能有一天得到休息，干了一天活儿之后，还要留下一夜，连续劳动二十四个小时。我看见过这些工人。为了保持精力，他们都饮酒。很显然，就像铁路上这些装卸工一样，他们很快丧失掉的不是自己生命的利息而是本钱。至于那些从事明显有害工种的人，如容易中铅毒的印刷工人，生产镜子、纸牌、火柴、糖、烟草、玻璃的工厂的工人，还有矿工、镀金匠，这些人的生命的耗损呢？

英国的统计资料表明，上层阶级的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五岁，而从事有害职业的工人的寿命只有二十九岁。

我们这些享用着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劳动成果的人，如果不是野兽，知道这一点（不知道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就不可能有一分钟的安宁。但是，我们这些富足的、有自由思想的、人道的、对人的痛苦乃至对动物的痛苦都富有同情心的人，却在不断地享用这种劳动，想方设法越过越富，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享用这种劳动，而又完全心安理得。

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装卸工的三十七个小时的劳动和他们的极坏的住屋，也许会立即派去一位拿高薪水的监察员，禁止超过十二小时的劳动，让那些被剥夺了三分之一工钱的工人按他们的要求来吃饭，还责成铁路给工人们修建宽敞舒适的房子，于是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通过这条铁路来发运和领取货物，领取薪水、股息、房地产的租金等等。我们知道了丝织厂的那些远离家庭、受人诱惑的妇女和姑娘们在葬送着自己和自己的婴儿，一大半为我们烫熨浆洗衬衣的洗衣女工，印刷供我们消遣的书籍和报纸的排字工，都患着肺结核——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只是耸耸肩膀，嘴里表示为此非常遗憾，但是为消灭这种事情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仍将心安理得地继续购买绸缎，穿着浆洗的衬衣，早晨阅读报纸。我们很关心店员们的休息，更怕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过分劳累，严格禁止车夫让自己的马匹拉重载，甚至在屠宰场里屠宰牲畜时都安排得尽量使动物少受痛苦。只要是一涉及到那千百万在四面八方缓慢地、而经常是痛苦地死于自己的劳动中的工人（我们为了自己的舒适和欢乐而享用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怎么就奇怪地糊涂起来了呢？

三

我们这一阶层的人之所以会奇怪地糊涂起来，只能这样解释：当人们有了恶劣行为的时候，他们总是为自己杜撰出这样一种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他们的恶劣行为已经不再是恶劣的行为，而是不受他们支配的永恒法则的结果。在古代，这种世界观的内容是，存在着不可知的永恒的上帝的意志，它为一些人注定了低贱的地位和劳动，而为另一些人注定了高贵的地位和享受生活幸福的权利。

以这种世界观为题，写成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做过数不清的传道说教。对于这个题目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阐发，论证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奴隶和老爷。这两种人，不管是谁，都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状况。后来又论证，奴隶到了彼岸世界以后就会好起来的。后来又阐明，虽然奴隶终究是奴隶，并且应该永远是奴隶，但是如果老爷对他们开恩的话，他们的状况也会不错的。再以后，已经是在奴隶解放[4]以后，最新的解释是，上帝把财产托付给一些人，为的是让他们用一部分来做善事，因此，一些人富有，另一些人贫困也就不算什么坏事了。

这些解释在很长的时间里使穷人和富人，特别是使富人感到满意。但是另一个时代到来了，这些解释变得不充分了，特别是对于开始明白自己的状况的穷人来说是如此。那么就要有一些新的解释。于是它们就应运而生。新的解释是以科学的形式出现的，这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它断言，它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分配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的法则。根据这门科学的说法，这些法则的内容是，分配劳动和享用劳动取决于供求关系，取决于资本、地租、工资、价值、利润等等，总的来说，取决于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永恒的法则。

就这个题目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做过的讲演的数量，不少于从前就这个题目写过的神学论文和做过的传道说教，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写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小册子和进行讲演。而所有这些书籍和讲演是如此含混不清，难于理解，跟神学论文和传道说教是一样的。它们也像神学论文和传道说教一样，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现存的制度做了这样的解释，使一些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劳动而享用别人的劳动。

为了研究这门伪科学，不是把全世界的人们在整个历史时代中的状况，而是把处在最特殊的状况下的小小英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人们的状况当做普遍的制度的标本，——这一点丝毫也没有妨碍人们承认研究家所得出的论点的真实性。同样，献身这门科学的人们的无休止的争论和分歧也没有妨碍这一点，而这些人在如何理解地租、剩余价值、利润等等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意见一致。这门科学只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即人们的关系不是受人们认为好或坏的东西所制约，而是受对于处在有利状况中的人有利的东西所制约的。

有这样一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容怀疑的真理：如果说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强盗和小偷，他们掠夺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强盗和小偷行为恶劣，而是因为永恒的经济法则就是如此，这些经济法则只能通过由科学确定的缓慢演变而发生变化。因此，根据科学的学说，享用抢劫和盗窃成果的强盗、小偷和窝主们，也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享用抢劫和盗窃来的东西。

我们世界的大多数人，虽然不能详尽地了解科学的慰藉人心的解释，就像许多过去的人不能详尽地了解为其论点辩护的神学的解释一样，但是大家毕竟都知道，存在着这些解释，知道有学问的、聪明的人不容怀疑地证明了，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现今的制度就是应该如此，因此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心安理得地生活，而无须改变它。

只有用这一点，我才能解释我们社会善良的人们所处的那种奇怪的糊涂状态。他们真诚地希望动物幸福，却心安理得地吞食自己弟兄们的生命。

四

那种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让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理论，在很长的时期里使人们得到安慰。但是这种理论却为人们的残忍辩解，而使这种残忍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这样就引起了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并引起了对它的反抗。

而今天的理论认为经济的演变是按照永恒的法则进行的，由于这些法则的作用，一些人得积累资本，另一些人得终生劳动，扩大这些资本，准备实现向他们允诺的生产工具[5]的社会化。这一理论引起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更大的残忍，因此也就开始引起某些怀疑，特别是在没有被科学麻痹的普通人中间。

比如说，你见到以三十七小时的连续劳动摧残着自己的生命的装卸工，或是工厂里的妇女，或是洗衣妇，或是印刷工人，或是那千百万在沉重的、非自然的条件下生活，进行着单调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强制性劳动的人们，你就会很自然地问道：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陷入了这种状况，怎样才能解救他们？于是科学回答你，这些人处于这种状况，是因为铁路归某公司所有，丝织厂归某先生所有，一切工厂、印刷厂、洗衣房都归资本家所有，因此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是，工人们联合起来，结成同盟，组织合作社，通过罢工和参加政府，越来越多地影响主人和政府，首先争取到缩减工时和增加工资，最终达到使所有的生产工具转到自己的手中。到那时候，就一切都好了。而现在，一切都像应该的那样进行着，因此什么也无须改变。

这个答案，在无知的人，特别是俄国人看来，不可能不是非常奇怪的。首先，对装卸工或工厂里的妇女来说也好，对其他千百万受着沉重的、有害的、使人麻木的劳动折磨的工人来说也好，生产工具为资本家所有这一点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目前在铁路上干活的那些工人的农业生产工具，根本没有被资本家掠夺去。这些工人也拥有土地、马匹、木犁和耙，拥有耕地所需要的一切。同样，在工厂里做工的妇女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生产工具才被迫来到这里做工的，相反，她们大多数人是违背家中长辈的愿望而离开家的，家里非常需要她们的劳动，而且她们在家里也拥有一切生产工具。在俄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千百万工人都是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工具被资本家掠夺。原因应该是把他们从农村驱逐出来的东西。这是第一点。其次，甚至在遥远的将来（科学允诺到那时工人将得到解放），无论是缩短工时也好，增加工资也好，所允诺的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也好，都不可能使工人摆脱这种状况。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因为不管在铁路上，还是在丝织厂和任何其他工厂、企业，工人的贫困状况不在于工时的多少（农民们，如果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有时一昼夜连续劳动十八至三十六小时），不在于工资的微薄，也不在于铁路或工厂不归他们所有，而在于工人被迫在充满了罪恶的诱惑和不道德的城市牢笼生活的、那种有害的、不自然的、常常是危险的和摧残生命的条件下劳动，为别人进行强制性的劳动。

近一个时期，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工时的缩短和工资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状况，如果这里指的不是奢侈品：带链的表、丝绸头巾、烟草、葡萄酒、牛肉、啤酒等等，而是他们的真正福利，即他们的健康和道德，主要的是他们的自由。

在我熟悉的丝织品工厂里，二十年以前多半是男工，一昼夜工作十四小时，平均能挣十五卢布，大部分人都将钱寄回农村家里。现在，干活的几乎全是妇女，工作十一小时，有些人一个月能挣二十五卢布，平均也多于十五卢布，而大部分人不给家里寄钱，全部挣来的钱在这里多用在买衣服、饮酒和淫乱上。工时的缩减只是增加了她们在酒馆里度过的时间。

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工厂里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一切地方，虽然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与农业生活相比，健康恶化了，平均寿命缩短了，道德沦丧了。由于脱离开最能促进道德的条件——家庭生活和自由的、健康的、多样化的、自觉的农业劳动，也就不能不如此。

很可能有某些经济学家要断言，随着工时的缩短、工资的增加和工厂里卫生条件的改善，工人们的健康和他们的道德，与他们从前的状况相比，就要有所好转。甚至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近一个时期，在某些地方，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就其外表的条件来说，比乡村居民的状况好一些。但这也只能是发生在某些地方，是因为政府和社会在科学论点的影响下，为了恶化乡村居民的状况，改善工厂居民的状况，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如果说，某些地方工厂工人的状况，而且是指外部的条件，比乡村工人的状况好一些，那么这一点只能证明，可以用各种限制的手段把就其外部条件来说最好的生活变成为贫困的。由于人们接连几代一直处于这种状况，就不存在有他们所不能适应的最不自然的和恶劣的状况。

工厂的以及一般城市的工人的贫困，不在于他们工作时间长和工资挣得少，而在于他们丧失了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丧失了自由，被迫进行强制性的、为别人的单调的劳动。

因此，对于为什么工厂和城市工人处于贫困状况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可能回答，原因是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而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生产工具社会化会改善工人的状况。

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该指出使工人丧失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和把工人驱赶到工厂里来受奴役的原因，指出解救工人，使他们不必脱离自由的农村生活、转而去过不自由的工厂生活的手段。

因此，在为什么城市工人处于贫困状况这个问题中，首先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些原因把这些人从农村驱逐出来（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本来是生活在农村的，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在我们俄国就是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人生活在农村），是什么东西违背他们的愿望，把他们驱赶到工厂中来。

如果说有这样的工人，像在英国、比利时、德国那样，他们已经数代生活在工厂，那么就连这些人的生活也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或者曾祖父由于某种原因被迫以他们所喜爱的农业生活换取了他们感到沉重的城市里的生活和工厂生活。卡·马克思说，农村居民起初是被强制地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变成了流浪者，而后来，残酷的法律使他们遭到酷刑，被人用烧红的铁在身上打上烙印，受鞭打的惩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服从雇佣劳动的需要。[6]因此，关于如何解救工人，使其摆脱贫困状况的问题，看来很自然地就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消除那些已经驱逐了一些人，现在正在驱逐而且想要把其余的人全部驱逐出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好的状况的那些原因，消除那些把他们驱赶到了和正在驱赶到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坏的状况中的那些原因。

而经济学虽然也顺便地指出了把工人从农村中驱逐出来的原因，但是却不去研究消除这些原因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善工人在现存的工厂中的状况上，似乎认为这些工厂里的工人的状况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于那些已经在工厂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保留，而对于那些还没有离开农村和农业劳动的人来说，也应该成为这样。

不仅如此，经济学还坚信所有的乡村劳工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城市工厂的处境。虽然世界上所有的圣贤和诗人总是只把农业劳动看成是实现人类幸福理想的条件，虽然一切具有正常习惯的工人一贯地认为农业劳动比其他任何劳动都好，虽然工厂劳动总是不健康的，单调的，而农业劳动则是最健康的，多样化的，虽然农业劳动总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轮换劳动和休息，而工厂里的劳动，哪怕工厂是归工人自己所有，也总是强制性的，依附于机器的，虽然工厂劳动是从属的，而农业劳动则是基本的，没有它，任何工厂都不可能存在，但是经济学却仍然断言，所有的乡下人不仅不因从农村转到城市而痛苦，相反，他们希望这样，向往这样。

五

科学家们断言，人类的幸福应该是那种完全违背人类感情的东西，也就是单调的、强制性的工厂劳动。不管这一论断是怎样明显地不公正，但是科学家们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得出这种明显不公正的论断，正如神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得出同样明显不公正的论断，即奴隶和老爷是不同的人，他们在人世间地位的不平等，在将来会得到补偿。

产生这种明显不公正的论断的原因是：过去和现在确立科学原理的人全都属于富裕阶级，他们是如此习惯于他们生活的有利条件，以致不可能设想社会能离开这种条件而存在下去。

富裕阶级的人们所习惯了的生活条件，就是大量生产为他们的舒适和享乐所必需的各种物品，而这些物品只是由于有了现存的工厂，在其现今的制度下才能得到。因此，属于富裕阶级的科学家们，在议论改善工人的状况时，经常只提出使得工厂的生产仍然保留原样的改善，因而他们所享用的生活舒适也仍然保留原样。

甚至最先进的科学家——社会主义者，在要求把生产工具完全转到工人手里的时候，也总是设想要在这些或这样的工厂里，以现在这种劳动分工方式，继续生产同样的那些产品，或者生产几乎是现在生产的那些产品。按照他们的想象，区别只在于到那时，不只他们，而且所有的人都将享用现今只有他们才能享用到的舒适。他们朦胧地想象着，在实现劳动工具社会化以后，连他们，这些科学家们以及整个统治阶级的人们，也都将参加劳动，但是多半是以指挥者的身份出现，比如像画家、学者、艺术家。至于怎么样和由谁来戴着面罩制造铅粉，谁来当火夫、矿工和排水沟的清理工，关于这些，他们或是避而不谈，或是设想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得到改善，即使在排水沟里和在地底下劳动也都是愉快的事。他们在贝拉米[7]式的乌托邦里，在学术论文里都是这样来想象经济生活的。

按照他们的理论，工人们组织同盟、合作社，培养团结一致的精神，到那时通过结成同盟、组织罢工和参加议会，将最终达到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工具。到那时吃的好，穿的好，欢度礼拜天，人们会认为，生活在城市里，在石头和烟囱中间要胜过生活在乡下，在植物和家畜中间，在广阔的天地里，认为单调的、按铃声上下班的机械的劳动胜过多样化的、健康和自由的农业劳动。

尽管这推想是如此不可信，就像神学家们关于天堂的推想一样（神学家们推想工人们由于在人世间这样痛苦地劳动，他们死后将享受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们阶层的聪明和有教养的人们却仍然信仰这个荒唐的学说，就像从前聪明和有学问的人们相信工人死后会进天堂一样。

而学者及其门徒们（这些都是富裕阶级的人）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相信。他们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要么他们应该看到，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享用的一切，从铁路到火柴和香烟，都是他们的弟兄们以付出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创造的劳动成果，他们不参加这种劳动，却享用劳动成果，因而是非常不正直的人；要么就应该相信，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遵照经济学的永恒法则，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发生的。这就是那种内在的心理原因，这种原因迫使科学家们，这些聪明和有教养的，但却不开明的人们，信心十足而又顽固地坚持诸如此类明显的谎言，即工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最好抛弃他们在大自然中幸福和健康的生活，而到工厂去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六

但是，如果说可以允许明显不公正的、违反人的一切自然本性的论断存在，即断定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在工厂中从事机械的、强制的劳动胜过在农村中从事手工的、自由的劳动，如果说可以允许这样的论断存在，那么，按照科学家们的学说，经济的演变所导致的那种理想本身，也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这种理想就是，工人一旦成为一切生产工具的主人，就可以享用现今只有富裕的人才能享用的一切舒适和欢乐。大家都穿的好，住的好，吃的好，大家都将在电气照明下沿着柏油马路散步，参加晚会和到戏院去看戏，阅读报纸、书籍，乘坐机动车等等。但是为了使大家能享用到一定的物品，就应该安排生产所希望得到的物品，从而也就应该确定每个人要劳动多少时间。但是怎样来确定这一点呢？

统计学的材料可以确定在受着资本、竞争和贫困束缚的社会里人们的需求（即使是这一点也很不完全），但是任何统计学材料都不能表明，为了满足这种社会的人的需求，即生产工具属于社会本身，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那种社会的人的需求，需要有多少和什么样的物品。在这种社会里需求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因为在这种社会里需求将要超过可能供给的无数倍。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现今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因此确定这种社会需要的物品的数量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此外，怎么样能使人同意制造一些人认为是需要的，另一些人认为是不需要的或者甚至完全有害的物品呢？如果说那时将发现，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每人一昼夜应该工作六小时，那么有谁能在自由的社会里迫使人工作这六小时，当他知道这些工时有一部分将用来生产他认为是不需要或者甚至是有害的物品呢？

毫无疑问，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由于有了机器，主要的是由于劳动分工，就可以大大地节省力量来生产非常复杂的、极度完善的各种各样的物品，生产这些物品对其主人有利，我们享用起来也感到很舒服和愉快。但是这些物品制造得很精致，花费很少的力量，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使我们感到需要，这一切证明不了自由的人不经强制就能自愿地去制造这些物品。毫无疑问，克鲁伯公司[8]在现今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迅速而巧妙地造出优良的大炮，NN可以迅速而巧妙地织出五光十色的绸缎，SS造出香水，有光泽的纸牌、保护面孔颜色的香粉，波波夫酿出醇香的酒等等。对于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来说，对于制造这些物品的工厂主来说，这都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大炮、香水、酒是那些想占领中国市场的人所希望的，或者是那些喜欢酗酒，或者关心保护面孔颜色的人所希望的，然而也会有人认为生产这些物品有害。抛开这些物品不论，任何时候都会有人认为博览会、科学院、啤酒、肉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怎么能使这些人参与生产这些物品呢？

即使人们能够找到使大家都同意生产一定的物品的方法（尽管除了强制而外，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方法），那么在自由的社会里，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没有需求和供应的竞争，谁能决定把主要力量使用在哪些物品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是首先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加固旅顺港，然后修建各县的公路呢，还是相反？首先安排哪一项，电气照明呢，还是农田灌溉？工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谁做什么工作？很显然，所有的人都比较愿意割草或绘画，而不愿意当火夫或排水沟的清理工。在分配工作中怎么样才能使人们同意呢？任何统计学的材料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将会有一部分人被授予支配一切的权力。一些人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服从他们。

但是，除了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分配和安排生产与劳动选择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即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可能确定下来的劳动分工的程度的问题。现今存在着的劳动分工制度是受着工人的贫困制约着的。一个工人同意一生都生活在地底下，或者一生都做着一种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一生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单调地挥动着双手，只是因为不这样他就没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掌握着生产工具因而不遭受贫困的工人，只有在强制的条件下才能同意现在人们所处的那种令人痴呆、毁坏精神才智的劳动分工条件。诚然，劳动分工对人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而且也是他们所固有的，但是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劳动分工只可能达到一定的、很小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我们的社会里却早已被突破了。

假如一个农民主要是从事制鞋，而他的妻子纺织，另一个农民耕地，第三个农民打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获得了异常熟练的技巧，然后交换自己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因此自由的人们很自然地愿意相互间这样来分工。如果让一个师傅一生只做一种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或者是工厂里的司炉在五十度的高温下劳动，呼吸着有害的瓦斯，那么这种劳动分工对人们没有益处，因为它生产一些毫无意义的物品，却摧残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因此像现今存在的这种劳动分工，只能是在强制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罗德别杜斯[9]说，劳动分工以共产主义精神把人类结合在一起。这是公正的，但是只有自由的分工，也就是人们自愿进行的分工，才能把人类结合在一起。

假如人们决定修一条路，一个人挖土，第二个人运石头，第三个人粉碎石头等等，那么这种分工是可以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假如不是根据工人们的愿望，而有时甚至违背工人们的愿望，修建一条战略铁路，或者埃菲尔铁塔，或者是制造充斥巴黎博览会[10]的一切无聊的东西，于是一个工人被迫去开采铁矿，第二个去生产煤炭，第三个去铸铁，第四个去伐树并将它砍平，他们对所做的物品的用途甚至毫无了解，那么这种分工不仅不会使工人们相互结合在一起，反而会使他们分裂。

因此，在劳动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他们所能接受的劳动分工只是其好处要多于给工人们带来的坏处的那一种。因为任何一个人自然都会认为最好是使自己的活动更广泛，更多样化，那么很显然，现存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自由的社会里便不可能实行了。

只要现今的劳动分工一改变，那么我们现在所享用的物品和整个社会都将享用的物品（像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那样）的生产，就将要缩小，而且是大大地缩小。

设想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仍然保持所生产的物品的丰富性，这无异于设想在农奴制废除以后仍然要保留那些家庭乐队、剧团、花园、地毯和编织，这一切都是靠农奴来维持和生产的。因此，认为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条件下，所有的人都将是自由的，同时大家都将享用或者几乎都将享用现在只有富裕阶级才能享用的一切东西，这种设想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内在矛盾。

七

农奴制时代的情形完全重演了。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农奴主以及一般的富裕阶级的人们，如果说也承认农奴们的状况是不怎么好的，那么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只提出一些不损害地主们的主要利益的变革。跟那时一样，现在富裕阶级的人们，虽然承认工人们的状况是不怎么好的，但是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所提出的只是一些不损害富裕阶级的人们的有利状况的措施。那个时候，慈善的地主谈论着慈父的权力，像果戈理[11]那样建议地主们要对自己的农奴善良一些，关心一些，但是绝不允许产生解放农奴的想法，因为这种解放对他是有害而危险的。现在也正是跟那时一样，当代大多数富裕的人们建议主人们对自己工人们的福利多关心一些，但是也同样不允许产生把经济生活制度改变得使工人们完全自由的想法。

那个时候，先进的自由主义的人们在认为农奴们的状况不能改变的前提下，要求政府限制一下老爷们的权力，同情农奴们的愤慨。现在也跟那时一样，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现存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要求政府限制一下资本家和工厂主，同情工人们结社、罢工，一句话，同情工人们的愤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人们要求解放农奴，但是在其方案中保留着农奴对土地的私有者——地主，或对佃租和捐税的依附。现在也是这样，最先进的人们要求把工人从资本家的手中解放出来，实现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却让工人们保留着对现今的劳动分配和分工的依附，这种分配和分工，按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一切自称为开明和先进的富裕的人们，尽管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但都崇信经济学的学说。这种学说，表面看来是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激进的，它包含着对社会上富裕阶级的攻击，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学说是非常保守的，粗暴的，残酷的。不管怎么样，科学家们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富裕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维护现存的劳动分配和分工，这种分配和分工有可能生产大量他们所享用的物品。科学家们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富裕阶级的人们，把现存的经济制度叫做文明，这里包括铁路、电报、电话、摄影、X光、医院、博览会，主要是一切舒适的设备。他们从中看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甚至不允许有变革的想法产生，生怕它会毁灭这一切或者这些成果的一小部分。按照这个科学的学说，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是唯独被他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不能改变。可是越来越清楚的是，这种文明只有靠强迫工人进行劳动才能存在。科学家们如此坚信这种文明是最伟大的福利，竟然勇敢地与过去的法律家大唱反调。过去法律家们说：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12]现在却说：fiat cultura—pereat justitia.[13]不仅是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一切东西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可以改变。但是唯独文明不能改变——不是指在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主要是指商店里所出售的一切，是不可改变的。

那些开明的人们宣传博爱和爱亲人的基督的律法，而我认为，应该对他们说的倒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电气照明、电话、博览会和一切有音乐会和演出的游艺乐园、一切雪茄烟和火柴盒、吊裤背带和机动车都很好，但是让它们见鬼去吧。不只是它们，而且还有铁路和世界上一切工厂出产的印花布和呢绒（既然为了生产这些东西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受奴役，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生产这些物品在劳动中死亡）也都见鬼去吧。既然为了使伦敦或彼得堡能用电气照明，或者为了建造博览会大厦，或者为了能有美丽的染料，或者为了又多又快地织出漂亮的布匹，要有哪怕是最少一部分人死亡，或者缩减寿命，或者毁坏其生命（而统计学为我们表明，死亡的人数是非常多的），那么就让伦敦或彼得堡用瓦斯或油脂照明吧，就不要举办任何博览会吧，就不要有染料、布匹吧，只是不要再有奴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生命的毁灭。真正开明的人总是宁肯同意回到骑马和驮子的时代去，甚至同意用木棒和手来掘地，也不愿意坐火车，因为火车每年都要轧死不少的人——原因仅在于铁路的所有者认为抚恤死者家属比把铁路铺设得不至于轧死人更为有利，比如在芝加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真正开明的人的口号不是fiat cultura—pereat justitia，而是fiat justitia—pereat cultura.[14]

但是，文明，有益的文明并不会毁灭。人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必重新回到用木棒掘地和用松明照明的时代去。人类处在奴役的制度下做出这些重大的技术成就并不白费。只要人们懂得，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使用自己弟兄们的生命，他们就会这样来运用所有的技术成就，而不至于摧残自己弟兄们的生命；他们就会这样地来安排生活，即既能运用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工具，又不应使自己的弟兄们遭受奴役。

八

让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他来自我们完全陌生的国度，关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法律一无所知，如果让他看看我们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并且问他，他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生活方式的主要差别是什么。这个人所指出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主要差别必将是：一些人（人数很少）长着白净的手，吃、穿、住都很好，劳动很少，很轻松，或者根本不劳动，只是娱乐，为了这些娱乐耗费着别人数以百万计的沉重的工作日；而另一些人，总是很肮脏，穿的很破烂，住的很简陋，吃的也很糟，手很脏，生满了老茧，从早到晚不停地劳动，有时还整夜地劳动，他们是为了那些一点儿也不劳动、只是娱乐的人们而劳动。

如果说，在现今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就像把从前的奴隶和奴隶主隔开的那样一条分界线，如果说在当代的奴隶中间有一些人只是暂时的奴隶，以后会变成奴隶主，或者有一些人同时既是奴隶又是奴隶主，那么在这种联结点上二者混同的现象却削弱不了这种状况的真实性，即当代的一切人划分为奴隶和奴隶主——这一点是如此的确定无疑，就像一天二十四小时，尽管有黄昏，但还是分成白昼和黑夜一样。

如果说，当代的奴隶主没有奴隶伊万可以供他驱使去茅厕为他清扫粪便，他却有三个卢布，这是成百的伊万所需要的，当代的奴隶主就可以从成百的伊万中挑选任何一个，对他开恩，使他比别人优先爬到茅坑里去。

当代的奴隶不仅是所有的工厂工人（他们为了生存，把自己完全出卖给工厂主），几乎所有的农民也都是奴隶，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手不停歇地为别人种粮食，收获以后，把粮食储到别人的谷仓里去，即使耕种自己的土地，也只是为了偿付银行家那些还不完的债务的利息；还有数不清的听差、厨子、使女、妓女、杂役、车夫、澡堂工人、侍者等等，这些一生都在执行着违反人的本性、也为他们本人憎恶的职责的人也都是奴隶。

奴隶制度不折不扣地存在着，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就像十八世纪末欧洲人没有意识到农奴制的奴役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那些有责任为主人耕地和服从主人的人们的状况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条件，没有把这种状况叫做奴隶制度。

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代人认为工人的状况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条件，而不把这种状况叫做奴隶制度。

到了十八世纪末，欧洲人逐渐明白，完全在老爷们控制之下的农民的状况，从前像是经济生活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形式，这时看来却是不好的，不公正的和不道德的，必须改变。现在也是这样，当代人开始明白，雇佣工人和一切工人的状况，从前像是完全合法的和正常的，现在看来却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必须改变。

当代的奴隶制度完全处于欧洲的农奴制在十八世纪末所处的那个阶段，完全处于我国的农奴制和美国的蓄奴制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处的那个阶段。

当代工人的受奴役，只是刚刚开始被我们社会的先进人物意识到。大多数人还完全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奴隶制度。

当代人不明白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和美国刚刚废除奴隶制度。实际上，废除农奴制和蓄奴制只是废除了陈旧的、不必要的奴役形式，而代之以更巩固的、掠取的奴隶数量更多的奴役形式。农奴制和蓄奴制的废除类似克里木的鞑靼人对待俘虏的那种办法。他们割开俘虏的脚掌，塞进一些剁碎了的鬃毛，然后给他们解下足枷和锁链。俄国农奴制和美国蓄奴制的废除，虽然取消了从前的奴役形式，但不仅没有消灭奴役的实质，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才废除的，即鬃毛在脚掌里已经化脓，可以完全相信俘虏们不戴锁链和足枷也不会跑掉，而会劳动（美国的北方人勇敢地要求消灭旧的奴隶制度是因为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新的奴隶制度，金钱的奴役已经明显地控制了人民。南方人还没有看到新的奴隶制度的明显特征，因此不同意废除旧的奴隶制度）。

在我们俄国，农奴制是在所有的土地已经都被占据了的时候才废除的。如果说给了农民土地，那么也规定了代替土地奴役的捐税。在欧洲，使人民遭受奴役的捐税是在人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农业劳动、由于沾染上城市的消费而完全依附于资本家的时候才废除的。那时在英国只是取消了粮食税。现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取消工人的捐税而转移到有钱人的身上，只是因为人民大多数已经处于资本家的控制之下。一种奴役手段，只是在有了另一种来代替它的时候，才能废除。这样的手段有几种。不是这一种，就是另一种，有时候几种同时并用，使人民遭受奴役，即置人民于这样的状况，使一小部分人有全权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活。人民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这种奴役。因此，改善工人状况的手段应该是：第一，承认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奴隶制度，不是在什么假借的、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最普通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奴隶制度，一些人（大多数人）受着另一些人（少数人）的控制；第二，承认了这种状况之后，找出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原因；第三，找到这些原因之后，消除这些原因。

九

当代的奴隶制度表现在什么上面呢？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使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呢？如果我们询问所有的工人，俄国的也好，欧洲的和美洲的也好，工厂的也好，城乡各种职业的雇佣工人也好：是什么东西迫使人们选择了他们所处的这种状况？他们都会说，他们陷入这种状况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可以和希望耕种并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的俄国工人和很多的欧洲工人会这样说）；或者是因为向他们征收直接和间接捐税，他们如果不为别人劳动，就无法缴纳这些捐税；再就是因为他们所养成的比较奢侈的习惯有诱惑力，使他们无法离开工厂，他们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由才能满足这些习惯。

前两个条件，即缺少土地和缴纳捐税，似乎使人不得不受奴役。第三个条件，即不能满足的增大了的消费，引诱人去受奴役，使之无法解脱。

根据亨利·乔治[15]的方案，可以设想把土地从私人占有权中解放出来，借此消灭驱使人们遭受奴役的第一个原因——缺少土地。也可以设想取消捐税，把它转移到富人身上，就像现在有些国家所实行的那样。但是，在现今经济制度下，却不可能设想富人中间不会形成越来越奢侈的、常常是有害的生活习惯，也不可能设想这些习惯不会像水流进干燥的土地里那样必然地、不可遏制地逐渐渗透到与富人有接触的工人阶级中去，变成工人阶级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工人就得准备出卖自己的劳动。

因此，这第三个条件，虽然是非强制性的，即是说人也可以不受引诱，虽然科学根本不承认它是工人贫困状况的原因，但是这个条件却构成奴役的不可排除的最实在的原因。

工人生活在富人的身边，经常要沾染上新的需求，他们所获得的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为这种满足出卖紧张的劳动的程度。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工人，有时挣的钱超出于生存所必需的十倍，但是他们仍然和从前一样是奴隶。

按照工人自己的解释，这三个原因造成了他们所处的受奴役状况。工人受奴役的历史和他们的状况的现实肯定了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一切工人之所以沦为现今的状况而不能解脱，就是由于这三个原因。

这些原因从各个方面对人们产生影响，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奴役。农民根本不占有土地，或者不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为了有可能靠土地来养活自己，经常不得不卖身给占有土地的人，经常地或者暂时地受他的奴役。如果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了足够的土地，有能力靠自己的劳动以土地养活自己，那时又要直接或间接地向他征收如此多的捐税，使得他为了缴纳捐税不得不重新遭受奴役。假如想摆脱在土地上的奴役，他不再耕地，而靠别人耕种土地来生活，自己去从事手工业，用自己的产品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那么，一方面是捐税，另一方面是跟同他一样以完善的工具生产物品的资本家的竞争，这两个方面就迫使他经常地或暂时地遭受资本家的奴役。如果他给资本家劳动时，可以与资本家确立起自由的关系，也就是他可以不把自己的自由出卖给他，那么他所必定要养成的新的消费习惯，也得迫使他这样去做。

所以，工人必定要这样或那样地受到那些占有捐税、土地和他的消费必需品的人的奴役。

十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种种条件的总合称之为铁的工资法则，“铁的”一词指这个法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些条件只不过是人们制定了关于捐税、土地和主要的是满足消费的物品，即私有财产的法律的结果。法律是由人们制定和废除的。因此，不是什么铁的社会学的法则产生对人的奴役，而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奴隶制度非常明显地和确定不移地不是由某种铁的自发的法则产生，而是由人们关于土地、捐税和私有财产的法律产生。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数量的土地皆可为私人占有的对象，皆可根据继承权、遗嘱、买卖，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另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皆应缴纳向他征收的捐税，无可推诿。第三项法律规定：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取得的任何数量的物品，皆构成人们所占有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由于有这些法律，也就有奴隶制度了。

对于所有这些法律，我们已习惯到觉得它们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的程度，对其必要性和公正性没有任何怀疑。在古代，人们对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法律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在其中没有看到任何不正确的东西。但是，时候一到，人们看到了农奴制的有害后果，就怀疑维护农奴制的法律的必要性和公正性。现在也正是这样，现今经济制度的有害后果显而易见了，人们对于造成这些后果的关于土地、捐税和私有财产的法律也不禁产生了怀疑。

从前人们问，一些人从属于另一些人，这些人自身一无所有，而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都交给了他们的主人，这是公正的吗？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应该问自己：人们不能使用算做是别人的私有财产的土地，这是公正的吗？人们以捐税的形式缴出向他们征收的那一部分劳动，这是公正的吗？人们不能享用被认为是别人的私有财产的物品，这是公正的吗？

土地被算做是一些不耕地的人的私有财产，人们不应该使用这些土地，这是对的吗？

据说，这项法律之所以制定，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是繁荣农业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人们就要在被占据的土地上互相驱逐，任何人也不再劳动，不再改良他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土地了。这是对的吗？

历史和现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企图保障对土地的占有，而是由于征服者把公共的土地攫为己有并把它分封给为征服者服务的那些人。因此，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不具有鼓励农业的目的。现实也表明了，所谓土地私有制可以保证农民对其所耕种的土地不被剥夺的信心这样一种论断是毫无根据的。在现实中到处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相反的情况。多半是大私有者所享有的土地私人占有权，使得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即大多数的农民现在处于耕种别人的土地的状况。那些不耕种土地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所以，现存的土地私人占有权无论如何也不是保障农民有享用他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果的权利，而是剥夺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并将它转给不劳动的人的手段，无论如何也不是鼓励农业的手段，而是毁坏农业的手段。

关于捐税，据说人们应该缴纳捐税是因为捐税是取得普遍的，虽然是无言的同意才确定下来的，而且用于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社会需要上。

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历史和现实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捐税的确从来没有取得普遍的同意，相反，经常只是由于一些人靠着征服或者别的手段取得了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向他们征收贡税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自己。这种情况现在也还继续着，征收捐税的是那些有权这样做的人。如果说现在贡税（被称之为捐税和赋税）的某一部分也用于社会事业，那多半是用于对大多数人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社会事业。

比如俄国，向人民征收的捐税是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用于最主要的需要，即国民教育上面，只有总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而且这种教育是愚弄人民的，给人民带来的害处多于益处。其余的五十分之四十九则用于对人民无用的、有害的事业上，比如像武装军队，修建战略道路、要塞、监狱，供养僧界、宫廷、文武官员，即供养那些支持向人民征收这些金钱的人们。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波斯、土耳其、印度，而且也发生在所有基督教君主立宪的国家和民主共和国内。向大多数人民征收金钱的数量不是根据需要，而是根据可能，完全不顾纳税人同意还是不同意（大家都知道议会是怎样组成的以及它体现人民的意志少到什么程度）。这些钱也不是用于普遍的利益，而是用于统治阶级认为自己需要的事情上，如用于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16]，用于掠夺和占有德兰士瓦[17]的财富等等。所以，说人们应该缴纳捐税，因为捐税是在普遍的同意下确定的，并且用于普遍的利益——这种解释同样是不公正的，犹如说土地私有制是为了鼓励农业而确立的一样。

人们不应该享用他们为了满足其消费必需的物品，如果这些物品是别人的私有财产的话，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据说对所获得的物品确定私有权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被任何人剥夺。

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只要看看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里特别严格地保护这种私有权）就可以确信，我们生活的现实否定这种解释到何种程度。

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对所获得的物品拥有私有权，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种私有权本来旨在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即工人不断生产的一切物品，随着生产的进展，不断地从其生产者那里被剥夺。

因此，关于私有权会保证劳动者享用其劳动产品的论断，显然比对土地私有权的辩护更不公正，而且是建立在同一种诡辩论的基础上的。先是不公正地、强行抢去工人们的劳动产品，然后再在法律上做出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这些不公正地、强行从工人那里抢去的他们的劳动产品，却被承认是抢劫者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

比如，靠着对工人进行一系列欺骗和榨取而获得的工厂的私有财产，被认为是劳动的产品，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在这工厂的劳动中受摧残的工人的生命和劳动则不被认为是工人的私有财产，而被认为是工厂主的私有财产，只要工厂主利用工人的贫困，以被认为是合法的方式把他们束缚住。以放高利贷和勒索讹诈的手段，从农民那里搜刮来的数十万普特的粮食，被认为是商人的私有财产；农民在土地上种的粮食却被认为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只要这个人从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土地，而这土地又是他的祖父和曾祖父从人民那里夺来的。

据说，法律同样地保护工厂主、资本家、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工厂工人、农业工人的私有财产。实际上，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同两个这样的斗士的平等一样，其中一个被紧缚着双手，另一个被授予武器，而在搏斗的过程中二人均严格地遵守着同等的条件。

因此，对产生奴隶制度的三项法律的公正性和必要性的一切解释，是像对从前农奴制的公正性和必要性的一切解释一样不正确。这三项法律只不过确定了取代旧的奴隶制形态的新的奴隶制形态而已。从前人们制定了使一些人可以买卖人口、占有他们、强迫他们劳动的法律，因而有过奴隶制度。现在人们也制定了一些法律，规定人们不得使用被认为是属于别人的土地，应该缴纳向他们征收的捐税，不得享用被认为是别人的私有财产的物品，于是也就有了当代的奴隶制度。

十一

当代的奴隶制度是从关于土地、捐税和私有财产的三项法律中产生的。因此，希望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们的一切努力，尽管是不自觉地，都指向这三项法律。

一些人主张取消压在工人身上的捐税，而把捐税转移到富人身上。另一些人提出要取消土地私有权，而且已经有人在新西兰和美国的一个州在尝试着实现这种主张（在爱尔兰限制对土地的支配权，也跟这种主张相似）。第三种人，即社会主义者，想要实现劳动工具社会化，建议征收所得税、遗产税和限制资本家企业主的权力。仿佛产生奴隶制度的那些法律一经废除，就可以期望通过这种途径消灭奴隶制度了。但是，只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旨在废除这些法律的条件，就可以确信，改善工人状况的各种方案，不只是实践上的，而且还有理论上的，都不过是用另一些确立新形态的奴隶制度的法律来代替现存的产生奴隶制度的法律而已。比如，一些人主张废除穷人的捐税，首先取缔直接捐税法，然后再把这些捐税从穷人身上转移到富人身上。其结果必然是要保持土地、生产工具和其他物品私有法，因为捐税的重担全都转移到这些私有财产上来了。尽管使工人摆脱掉捐税，但只要保持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工人就仍然会遭受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奴役。像亨利·乔治那些人及其拥护者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法，建议制定义务地租新法，而义务地租势必要确立起新形态的奴隶制度，因为一个人既然必须缴纳地租或单一税，那么在任何一种歉收和灾荒的年成里，他都必定要向有钱的人借贷，于是重新陷入奴役之中。像社会主义者那样一些人，在其方案中主张废除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法，但主张保持捐税法，此外，还势必要制定强制劳动法，也就是说重新确立原始形态的奴隶制度。

所以，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主张废除产生一种奴隶制度的法律，经常总是代之以新的、产生另一种奴隶制度的法律。

这就很像是狱吏给囚徒把锁链从脖子上换到手上，从手上换到脚上，或者是给他解下锁链，却锁紧牢笼。

到目前为止，所有改善工人状况的方案都不过如此。

老爷有权迫使奴隶从事强制性劳动的法律为一切土地皆属于老爷的法律所取代。土地属于老爷的法律为捐税法所取代，而支配捐税的权力掌握在老爷手中。捐税法则为保护对消费物品和劳动工具的私有权的法律所取代。土地、消费物品和生产工具的私有权的法律又被建议以强制性劳动的法律去取代。

奴隶制度的原始形态就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奴隶制度经历了各种隐蔽的形态（土地私有、捐税、消费物品和生产工具私有），绕了一个圈之后重新又回到它的原始形态上来，尽管形式改变了，但是仍然回到直接的强制劳动上来。

因此很明显，仅仅废除产生当代奴隶制度的种种法律之一，或是捐税，或是土地私有，或是消费物品和生产工具私有，都不能消灭奴隶制度，而只不过是取消它的诸种形态的一种，而随即以新的形态去代替。人身奴隶制度——农奴制的废除，捐税的废除都是这样。甚至所有这三种法律一并废除，也不能消灭奴隶制度，而会引起我们尚不知道的奴隶制度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奴隶制度，由于有了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已经多少地表现出来，即表现在对工时、年龄、健康状况的限定上，表现在对一定教育年限的要求上，表现在对年老工人和残废工人的抚恤金额的限定上，表现在工厂的一切监督措施上，表现在合作社的规章上等等。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尚未试验过的奴隶制度新形态做准备的先进法律而已。

因此很明显，奴隶制度的实质不在于它现在赖以存在的这三项法律，甚至不在于这种或那种法律，而在于存在着法律，在于存在着一些人，他们可以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只要人们有制定法律的可能性，就会产生奴隶制度。

起初，人们拥有直接的奴隶是有利的，他们便制定了关于人身奴役的法律。后来，拥有私人的土地，征收捐税，保持所得物品等成为有利的了，他们又制定了相应的法律。现在，人们保持现存的劳动分配和分工制度是有利的，他们就制定了迫使人们在现存的劳动分配和分工下进行劳动的法律。因此，奴隶制度的根本原因是法律，是有一些人具有制定法律的可能性。

什么是法律呢？什么东西给人以制定法律的可能性呢？

十二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存在着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比政治经济学更古老、更虚伪和模糊不清。这门科学的研究者们在数百年的过程中写了数百万册的书（大部分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因为这门科学的宗旨，跟政治经济学的宗旨一样，不是解释已经存在和应该存在的东西，而是证明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就是应该存在的东西，所以在这门科学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法权、客体和主体，关于国家观念等等的议论。这些东西不仅学的人不懂，就连教的人也不懂。对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没有给以任何明确的回答。

根据科学，法律是全体人民的意志的表达。但是因为违犯法律的人和想要违犯法律，而只是由于害怕不执行法律会受到惩罚才没有违犯法律的人，经常总是多于希望遵守法律的人，所以很明显，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全体人民的意志的表达。

比如说，有的法律禁止毁坏电线杆，有的要求尊敬著名人士，有的规定人人皆有服兵役的义务或皆有当陪审员的权利，有的禁止把一定的物品转移到一定的界线之外去，有的禁止使用算是他人的私有财产的土地，有的禁止伪造钞票，禁止使用被认为是他人的私有财产的物品。

所有这些法律以及许多其他的法律，名目繁多，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但是其中没有一项是表达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所有这些法律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有人不执行这些法律，那么制定法律的人便会派来武装人员殴打他，剥夺他的自由，或者甚至处死不执行法律的人。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缴纳捐税的形式交出他的一部分劳动，就会有武装人员到来，从他那里抢走要向他征收的东西。他若是反抗，就殴打他，剥夺他的自由，有时则处死他。那些使用算是他人私有财产的土地的人，情况也是如此。有些人想要使用为了满足其消费或劳动所必需的、被认为是他人私有财产的物品，情况也是如此：武装人员到来，抢走他拿到的东西，如果他反抗，就殴打他，剥夺他的自由，或者甚至处死他。一个人不尊敬按规定应该尊敬的人，一个人不执行服兵役的要求，或者是伪造钞票，也都将是这样……不执行法律的人，都要受到制定法律的人的殴打，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死。

从英国和美国到日本和土耳其，都杜撰出多种多样的宪法。根据宪法，人们得相信，他们国家的法律是按照他们本身的意志制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不仅是在专制的国家里，就是在诸如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最有虚假自由的国度里，法律也不是按照所有人的意志，而只是按照掌权者的意志制定的，因此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有对掌权者有利的法律，——不管这掌权者是很多人，是几个人或者甚至只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推行法律的办法，同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强迫一些人执行另外一些人的意志所使用的办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殴打，剥夺自由，屠杀，此外别无他法。

此外别无他法，这是因为法律要求执行一定的规定。强迫一些人执行一定的规定，也就是执行别人要求他们做的，除了靠殴打、剥夺自由和屠杀而外，别的办法都是不行的。既然有法律，就应该有强迫人们执行法律的那种力量。能够强迫人们执行规定，即别人的意志的那种力量，只有一个，那就是暴力，不是人们在冲动的时刻相互间所使用的那种普通的暴力，而是掌权的人们自觉使用的有组织的暴力。掌权的人们使用这种暴力是为了强迫别人经常执行他们所制定的规章，即他们所要求的东西。

因此，法律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法权的主体或客体，不在于国家的体制，人民总体的意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混乱话语，而在于有一些人掌握着有组织的暴力，有可能强迫人们执行他们的意志。

所以，确切的，大家都能明白的和无容争辩的法律定义应该是这样：

法律，就是掌握着有组织的暴力的人所制定的规章，不执行这些规章的人就要遭受殴打，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死。

在这个定义中也包含着对什么东西赋予人们制定法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的答案。赋予制定法律的可能性的也就是保证执行法律的东西，即有组织的暴力。

十三

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存在的原因是法律。法律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的。

因此，只有在消灭有组织的暴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改善人们的状况。

但是，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难道没有政府能生活吗？没有政府就要出现混乱，无政府状态，文明的一切成就都将毁灭，人们会重新回到原始的野蛮时代。只要触动一下现存的秩序，——通常人们会这样说，这样说的不只包括感到这种秩序有利的人，而且也包括那些明显感到不利，但是如此习惯了，以至于无法想象没有政府暴力能生活的人，——消灭政府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骚乱、抢劫、凶杀，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坏人横行霸道，而所有的好人将受奴役。但是，姑且不说所有这一切，即骚乱、抢劫、凶杀的结果是出现坏人横行霸道，好人受奴役，这一切都曾经有过，现在也还有。对这一点姑且不论，因为破坏现存制度会产生骚乱和无秩序状态这一设想证明不了这个秩序就是好的。

“只要触动一下现存的秩序，就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用成千块砖垒起一个数丈高的细长的立柱，只要动一动其中的一块砖，所有的砖便都要坍落下来，摔碎。抽出任何一块砖以及稍稍推动一下，都会破坏这个立柱和所有的砖，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使砖处于这种不自然的、不合适的状况中是合理的。相反，这表明，不应该把砖垒成这样的立柱，而应该把砖垛得非常牢固，在使用时不至于破坏整个的砖垛。现今的国家机构也是如此。国家机构是非常不自然的，不牢固的，稍稍推动一下就可以摧毁它，这不仅证明不了它是必需的，相反却表明，即使过去某个时期它是必需的，现在它却是根本不需要的，因而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它之所以有害而危险，是因为在这种机构之下，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罪恶，不仅不能减少，不能消除，反而只能增加和牢固。这罪恶之所以能增加和牢固，是因为它或者得到辩护和披上华丽的外衣，或者是被隐蔽起来。

在靠暴力管理的所谓完善的国家里，我们所见到的人民的昌盛幸福，只不过是一种装潢门面的虚假的外表。所有能破坏这富丽堂皇的外表的东西——饿肚子的、患病的、有失体面的二流子，都被藏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看不见这些人，并不说明这些人不存在。相反，这种人越多，就越是得把他们藏起来，而造成这种人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就越是残酷。

诚然，对政府活动的任何破坏，尤其是停止政府的活动，即停止有组织的暴力，都会毁坏生活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但是这种毁坏所造成的不是生活的瓦解，而只是暴露出隐蔽的东西，并且使人有可能纠正它。

直到近一个时期，直到本世纪末，人们一直都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没有政府就不能生活。但是生活在前进，生活的条件和人们的观点在改变。虽然政府竭力使人们停滞在幼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受欺凌的人觉得轻快一些，但是如果有地方去诉苦，那么人们——不只是欧洲的工人，也有俄国的工人，就会越来越多地摆脱幼稚状态，开始明白自己生活的真实条件。

现在，人民中间就会有人说：“你们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你们，邻近的人民——中国人、日本人就要和我们打仗。但是我们读报纸，知道任何人民也没有用战争威胁我们，而只是你们，这些统治者们，为了某些我们所不明白的目的，相互怨恨发怒，尔后你们又在保卫自己人民的幌子下相互间打起仗来，就像现在你们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18]而你们为了供养陆军、海军，提供武器装备，修筑战略铁路（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虚荣心和野心所需要的），就用捐税使我们破产。你们说，你们为了我们的幸福，才维护土地的私有制，但是你们维护的结果是使全部土地转到或者正在转到不劳动的公司、银行家、富人们的手里。而我们，大多数的人，却失去了土地，受着不劳动者的统治。你们制定了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土地的私有权，而是为了从劳动者那里掠夺土地。你们说，你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为他保护其劳动产品，可是你们所做的恰好相反。所有生产贵重物品的人，由于你们虚假的保护，都被置于这样的状况之中，以至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仅不能获得他们劳动的价值，而且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处于对不劳动者的完全依附之中。”

本世纪末的人们是这样开始理解事物和发表见解的。政府使人们停滞在昏睡之中，但是人们已经从昏睡中迅速地觉醒过来，而这种觉醒的过程越来越迅速。在最近五六年间，人民的社会舆论，不只是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不只是在欧洲，而且在俄国，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据说，没有政府就没有大家都需要的各种机关——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推测呢？为什么要认为非政府人员就不善于这样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政府人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所安排的那样好呢？

相反，我们看到，当代，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下，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统治他们的人给他们安排的要好得无法比拟。人们，如果没有政府的干涉，而常常是尽管有政府的干涉，也可以组织起任何种类的社会机构——工人联盟、合作社、铁路公司、劳动组合、工团。如果为了社会事业需要捐款，那么为什么要认为自由的人们不用暴力就不能够自愿地征集到需要的款项，并且建立起那些靠捐税建立的机关，只要是这些机关对大家都是有益的话？为什么要认为没有暴力，法庭就不会存在？受到被审讯者信任的人们的审判，过去曾有过，将来也会有，而且任何时候也不需要暴力。我们长期受奴隶制度的侵蚀，以至于不能设想没有暴力的管理。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俄国的村社，如果迁移到遥远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的政府干涉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组织自己的捐款、自己的管理机关、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警察，只要是政府的暴力不干涉他们的管理，他们经常总是很幸福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不能够在取得普遍的同意下分配土地的使用权。

据我所知，乌拉尔的哥萨克过去曾经不承认土地的私有制。整个社会充满了幸福和安宁。这是在靠暴力维护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所没有的。我知道，现在也还有些村社不承认个别人的土地私有权。在我的记忆中，整个俄国人民过去都曾经不承认土地私有制。靠政府的暴力去维护土地私有制，不仅消除不了争夺土地私有权的斗争，相反地会加剧这种斗争，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酿成这种斗争。假如不维护土地私有制，因而也不会提高土地的价值，人们就不会拥挤在一个地方，而会扩散到空闲的土地上去，这样的空闲土地，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可是，现在进行着不间断的为争夺土地私有权的斗争，而斗争的工具正是政府以其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法律提供的。而且在这一斗争中获胜的，经常不是在土地上劳动的人，而是参与政府暴力的人。

在劳动产品方面也是如此。真正由人的劳动生产的、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总是受着习俗、社会舆论、公正和相互间的感情所保护，而不需要暴力的保护。

数万俄亩的森林属于一个人所有，与此同时，在其附近数万人却没有柴烧，所以这森林就需要暴力来保护。在工厂里，工人们世世代代受掠夺，因而这工厂也就需要保护。一个占有者囤积数十万普特的粮食，以便等灾荒到来时高价卖给挨饿的人们，那么这些粮食就更需要保护。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除了富人或政府的官吏以外，任何人，哪怕是最堕落的人，也不会去抢夺他种植的作物，或者他饲养的以其奶汁养活他的孩子的奶牛，或者他制造的供自己使用的木犁、镰刀、铁锹。即使有这样的人去抢夺别人所生产的和所必需的物品，那么这种人也必然要引起所有处于相同条件下的人的愤怒，因而他未必认为这种行动对自己是有利的。假如这个人如此不道德，仍然这样去做，那么即使是私有财产受到暴力的严格保护，他也会去这样做的。通常人们说：你想消灭土地和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试试看吧！因为任何人也不会确信他的劳动所得不会被人所抢夺，结果谁也不会再劳动了。应该说完全相反。现今实行的靠暴力对非法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即使不能说完全消灭，但也要相当地削弱了人们在使用物品方面的公正性的自然意识，使用物品是私有财产自然的、天生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人类就不能生存，这种权利在社会中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断说，没有有组织的暴力，人们就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

很显然，可以说，如果没有有理性的动物，即人对牛马行使的暴力，牛马就不能生存。但是为什么不对人们行使暴力，他们就不能生存呢？这种暴力并不是什么更高级的动物行使的，而是跟他们一样的人行使的。为什么人们就应该屈服于那些掌权的人的暴力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对他们行使暴力的人是比他们更有理智的人呢？

他们允许自己对人们行使暴力，这一点就表明，他们不仅不比屈从于他们的人更有理智，而是更没有理智。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保证掌权的人都是些最有理智的优秀人物。同样，在欧洲国家里，世袭制和所有的资历制度，或者选举，也很少能保证这一点。相反，爬进政权机构里去的，经常都是些比别人更没有良心、更不道德的人。

人们说，没有政府，也就是说没有暴力，人们怎么能生存呢？应该反过来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如果他们不把合乎理性的和谐，而是把暴力认为是自己生活的内在联系，那么他们怎么能生存呢？

人，要么是有理性的动物，要么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二者必居其一。假如说他们是没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都是没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就都靠暴力来解决，而没有理由使一些人拥有行使暴力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不具有这种权力。因此，政府的暴力也就是无法辩护的了。既然人们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攫取了权力的人的暴力上，因此，政府的暴力也同样是无法辩护的。

十四

人们的奴隶制度产生于法律，而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因此只有消灭政府，才能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

但是，怎样消灭政府呢？

到目前为止，所有用暴力消灭政府的企图，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不过是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建立起新的政府取代被推翻的政府，而这新的政府常常是比它所取代的旧的政府更加残酷。

姑且不谈那些已经实行过的用暴力手段消灭政府的企图，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现在所面临的是消灭资本家的暴力，也就是实现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按照他们的学说，这一切也应该通过新的有组织的暴力来进行，并且应该用暴力来巩固。因此，到目前为止，用暴力消灭政府的企图，没有使人们从暴力下，从而也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很显然，将来也不会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使用暴力（复仇和怨恨的冲动除外），都只不过是为了强制一些人违背他们的愿望来执行别人的意志。而必须违背自己的愿望执行别人的意志，这也就是奴隶制度。因此，只要是存在着旨在强制一些人执行另一些人的意志的暴力，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暴力，都必将产生奴隶制度。

用暴力消灭奴隶制度的一切企图，都犹如以火灭火，或者以水治水，或者挖肉补疮。

因此，从奴隶制度下获得解放的手段，如果说这种手段存在的话，就应该不是确立新的暴力，而是消灭产生政府暴力的可能性的东西。而政府暴力的可能性的产生，跟所有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行使的暴力一样，经常只是由于少数人拥有武装，而多数人则没有武装，或者少数人的武装胜过多数人。

所有的战争都曾经是这样的，比如希腊人、罗马人、骑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会所发动的征战是这样，现在对非洲人、亚洲人的征服是这样，所有的政府在和平时期里对自己国民的压服也是这样。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些人能够统治另一些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拥有武器，而另一些人没有。

古代，武士们在自己的首领率领下进攻无保护的居民，征服他们，掠夺他们，按照其参加、勇敢、残酷的程度来分配战利品。每个武士都很清楚，他所行使的暴力对他是有利的。现在的武装人员，多半是从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进攻无保护的人们，镇压罢工者、暴动者和外国居民，征服他们，掠夺他们（即迫使他们贡献自己的劳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甚至都没有参加征服活动的人们。

征服者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征服者自己率领士兵，亲自进攻无保护的居民，并且在居民不屈服的情况下，对他们施行拷打和屠杀。而政府，在居民不屈服的情况下，则无须亲自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居民施行拷打和屠杀，而是迫使那些受欺骗的、对此也就特别凶狠的人去这样做，而这些人却都是来自他们暴力统治的人民中间。因此，从前的暴力是靠个人的努力，即征服者本身的勇敢、残酷和机智来行使的，而现在的暴力则是靠欺骗来行使的。

因此，如果说从前为了免受武装人员的暴力，应该武装起来，用武装的暴力反对武装的暴力，那么现在，人民不是直接用暴力征服的，而是用欺骗征服的，所以只有揭露那种使少数人有可能对大多数人行使暴力的欺骗，才有可能消灭暴力。

这一切是用欺骗的手段进行的。欺骗表现在，少数统治者从其前人那里取得了征服者所确立的权力。他们对大多数人说：你们人数多，但你们愚蠢，没有教养，既不能管理自己，也不会安排社会事业，因此我们就承担起这些任务，我们保护你们不受外来敌人的欺压，在你们中间建立和维持内部秩序，裁决你们中间的是非，给你们兴办和保护社会事业，如学校、交通、邮电，总之，关心你们的一切福利。为此，我们只是要求你们服从一切法律，这些法律，我们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和利益而制定的，你们在一定的年龄里要当兵，要缴纳捐税，我们用这些钱来雇佣军队。而人们同意了这些条件不是因为他们斟酌了自己状况的有利和不利之处（他们从来也没有能力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从一诞生起就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教育成人，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政府，即少数欺骗者，知道自己的欺骗，使用所有的手段（他们的手段是很多的），灌输给人们一种信念，要他们不仅相信没有政府和军队，他们就不能生存，而且要相信管理他们和指挥军队的那些人是值得尊敬的，对他们应该忠诚，甚至崇拜。于是人们接受了这一点。招募或雇佣来了士兵，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于是便对他们进行被称之为纪律的特殊训练，这种训练只是在近代，在士兵不参加分配战利品之后才开始实行的。所谓纪律，就是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熟练的手法，使参加训练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丧失掉人的主要特征：合乎理性的自由，变成为有组织的各级首长手中驯服的机械的屠杀工具。在这种有纪律的军队里，也就包含着那种欺骗的本质，由于这种欺骗，近代的政府才得以对人民进行统治。

因此，消灭政府的唯一手段不是暴力，而是揭露这种欺骗。首先，应该使人们懂得，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必要来保卫这一族人民，反对那一族人民，各族人民间的一切敌对只是由政府本身所引起的，军队只是少数统治者所需要的，对人民来说不仅不需要，而且非常有害，它是奴役人们的工具。其次，应该使人们懂得，为一切政府所如此看重的纪律，是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恶，是政府宗旨的罪恶性的明证。纪律，就是对人的理性和自由的毁灭，它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准备进行任何处于常态的人都不能做的恶行，对于人民自卫战争来说，正如不久前布尔人的战争所证明的，纪律是不需要的。威廉二世[19]对纪律的使命是这样规定的：为了进行杀兄弑父这类最大的犯罪行为。纪律只不过是，而且主要的是为了这一点才需要的。无怪乎所有的国王、皇帝，甚至共和国的政府都如此珍视有纪律的军队。有纪律的军队就是他们借助别人之手进行最大恶行的手段，进行这种恶行就能使人民屈服于他们。

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的存在有赖于法律，而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因此，为了改善当代人们的状况，就必须消灭政府的暴力。而为了消灭政府，就必须意识到政府的不必要性及其奴役人民的手段的罪恶性。

德国作家欧根·史密斯在布达佩斯发行的报纸《Ohne Staat》[20]，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正确，不仅在用词上，而且在思想上也非常大胆。作者在这里证明，如果说政府也还能保障国民的某种安全，那么它对待国民的态度，就像卡拉布里亚强盗对待所有过路人那样——谁想在路上安全通过，就应该向他交出买路钱。

史密斯由于这篇文章遭到审判，但是律师成功地为他进行了辩护，他们承认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能这样做。

实际上，国家不是这种强盗机构又是什么！国家机构只不过比卡拉布里亚强盗的机构更复杂一些罢了，只是更不道德、更残酷而已。在强盗那里，所有交了买路钱的人都可以得到同等安全的保障。而在国家里，谁参加有组织的欺骗越多，他就越多地不仅得到保障，而且也得到奖励。最有保障的是皇帝、国王、总统（他们经常有卫队跟随），他们花费的钱也最多，这些钱是从缴纳捐税的国民那里搜刮来的；然后，根据其参与政府犯罪的多少往下排的就是总司令、部长、警察总监、省长，一直到保障最少、薪俸最少的警士。根本不参与政府犯罪活动，拒绝服务、缴纳捐税和审判的人，就像在强盗那里一样，要遭受暴力。

为了使人们摆脱灾难和奴隶制度，应该使他们懂得，政府并不是最必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机关，对它不要像经常向他们所灌输的那样只是驯服和敬仰。对待政府也和对待教会一样，或是敬仰或是憎恶。尽管政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施用了催眠术，但是敬仰政府的时代，毕竟越来越快要成为过去了。到时候了，人们应该懂得，政府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和最不道德的机关。正直的、尊重自己的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参与其活动，不可能，也不应该享用它的利益。

只要人们及早地懂得这一点，那么他们自然不再去参与那些事情，也就是不再为政府提供士兵和金钱。而只要大多数人不再这样做，那么奴役人们的欺骗就自然会消灭。

只有用这种办法，人们才能从奴隶制度下获得解放。

十五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般的议论，这些议论不管其公正与否，在生活中都是不适用的。”我听到一些人这样反驳，这些人习惯于自己的状况，认为不可能或者不希望改变它。

“请您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安排社会？”——富裕阶级的人们通常这样说。

富裕阶级的人们如此习惯于自己那种奴隶主的角色，当谈到改善工人的状况时，他们感到自己是处于地主的地位，立即就开始为安置自己的奴隶杜撰出种种方案，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支配其他的人，而他们假如真正希望人们好，那么他们所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一点，就是停止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坏事。而他们所做的坏事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所做的坏事，不仅仅是他们享用奴隶们的强制性劳动，并且不想放弃这种享用，而且是他们亲自参与确立和维持这种强制性的劳动。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停止做的。

工人由于长期受奴役，在精神上也堕落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觉得，如果说他们的状况很糟，那么在这方面有罪过的是主人，主人占有生产工具，而付给他们的钱却太少。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恶劣状况只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真正想改善自己的和自己弟兄们的状况，而不是每个人只想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主要应该做的就是他们自己应该停止做坏事。而他们所做的坏事就是工人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所采用的手段，正是使他们自己遭受奴役的那些手段，为了有可能满足他们所养成的习惯，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去担任低贱的不道德的职务，或者生产不必要的有害的物品，主要的是支持政府，以缴纳捐税和直接服务参与政府的活动，从而使自己遭受奴役。

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状况，不管富裕阶级的人们也罢，工人也罢，都应该懂得，保存自己的利益是不能改善人们的状况的，为人们服务没有牺牲是不行的。因此，如果人们真正想改善自己弟兄们的状况，而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他们就应该不只是准备改变他们所习惯了的全部生活方式，牺牲他们所享受的利益，而且还要准备进行紧张的斗争，不是跟政府斗争，而是跟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斗争，准备因不执行政府的要求而受迫害。

因此，对究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不仅很明确，而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易于接受和可以实行的，尽管这答案不是像富裕阶级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些人完全相信他们生来就不需要改造自己（他们已是够好的了），而是教导和安置别人。这个答案也不像工人所期待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对他们的恶劣状况有罪过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资本家，消除这种状况的办法只能是剥夺资本家所享用的东西，使所有的人都能享用迄今唯有资本家才能享用的东西。这个答案非常明确，易于接受，便于实行，因为它要唤起行动的只是一个人，对待这个人，每人都有真正的合法的和不容怀疑的权利，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因为这个答案就是：一个人——奴隶也罢，奴隶主也罢，都是一样——如果他真正想要改善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状况，而是人们的状况，他自己就应该不做坏事，这种坏事会造成对他以及他的弟兄们的奴役。而为了不做会造成他的以及他的弟兄们的灾难的坏事，首先，他不管是自愿地也罢，被迫地也罢，都不应该参与政府的活动，因此，任何头衔都不要接受，不管是士兵、元帅、部长、税收员、证人、村长、陪审员、省长、议员，总之，凡是与暴力有关的一切职务都不要接受。这是一点。其次，这种人不应该自愿地向政府缴纳捐税，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一样，同样也不应该享用靠征收捐税得来的金钱，不管是以薪俸的形式也好，以养老金、奖金等形式也好，也不要享用政府举办的各种事业，因为这些事业都是靠从人民那里用暴力征收的捐税来维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这种人希望谋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改善人们的状况，因此不应该求助于政府的暴力来保护对土地和其他物品的占有，保护自己的以及自己亲人的安全，而占有土地以及别人的或自己的劳动的一切产品，只能限于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别人不对这些物品提出要求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拒绝参与政府的事务等于拒绝生活。”——有人会这样说。一个人拒绝服兵役，就要被关进监牢。一个人不缴纳捐税，就要遭到惩罚，要没收他的财物来追缴捐税。一个人拒绝在政府中服务，而又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料，他和他的家庭就要饿死。一个人拒绝政府对他的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也同样如此。不享用靠捐税征收来的物品，不享用政府举办的事业，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捐税所征收的常常是第一需要的物品。同样，离开政府举办的各种事业，如邮电、交通等等，也是行不通的。

当代的人拒绝参与政府的任何暴力是很困难的，这一点完全正确。然而，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处置自己的生活以便丝毫也不参与政府的暴力这一点，并不表明没有可能逐渐地一点一点摆脱它。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当兵（但是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样的人），然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自愿地到军队、警察局、法院、侦察部门去服务，可以宁肯拿较少的报酬去为私人工作，而不到更有利的政府中去服务。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土地的私有权（虽然也有人正在这样做），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明白这种私有权的罪恶性，就都可以缩小它的范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拥有资本（也有这样的人）和享用暴力保护的物品，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减少自己的消费，日益减少会引起别人羡慕的那些物品的需要。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政府的薪俸（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宁肯挨饿也不参加不诚实的政府活动），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宁肯拿较少的薪俸而不拿多的，只要是所履行的职责与暴力关系较小即可。任何人都不能够拒绝享用政府开办的学校（也有这样的人），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宁肯上私立学校而不上政府办的学校。任何人都能够越来越少地享用靠捐税得来的物品和政府举办的事业。

现存的秩序是建立在粗暴的暴力基础上的，而生活的理想，则是由人们的团结一致所构成，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基础上的，是被习俗所肯定的。在现存秩序和生活理想之间，存在着无数的阶梯，人类沿着这一阶梯不断地前进。人们只有逐渐地日益摆脱参与暴力、使用暴力和对暴力的习惯，才能接近于这一理想。

我们不知道，也不能预见到，更不能像那些冒牌学者所做的那样，预先规定怎样来逐渐削弱政府并且把人们从政府的暴力下解放出来。我们也不知道，随着人们逐渐摆脱政府的暴力，人类的生活将采取何种形式。但是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人们一旦明白了政府活动的罪恶性和有害性，就将努力不使用它，不参与它，因而人类的生活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现今的生活更符合规律和我们的良心。现在，人们自己参与政府的暴力并使用这种暴力，却装出跟它作斗争的样子，企图用新的暴力来代替旧的暴力。

而主要的是现今的生活制度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都一致。状况恶劣的原因是政府暴力造成的奴隶制度。为了消灭政府的暴力，只有一种方法，即人们拒绝参与暴力。因此，人们拒绝参与政府的暴力困难与否，这种拒绝的良好结果是否会很快地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因为要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只有这一种方法，别无其他。

在每个社会里和在整个世界上，用被习俗所肯定的、合乎理性的和自由的和谐来代替暴力，能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这取决于人们思想的明确程度和获得这种思想的单个人的数量有多少。我们每个人都是单个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其明确的思想或者高尚的目的成为人类总的运动的参加者，也可能成为这一运动的反对者。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去反对神的意志，把自己短暂的虚假生活的破屋建筑在沙滩上，要么按照神的意志，加入真正生活的永恒的、不朽的运动中来。

但是，也可能我是错的，从人类的历史中应该作出完全另外的结论来，人类离开暴力不能走向解放；或许可以证明，暴力是进步不可缺少的要素，国家及其暴力是生活所必需的形式，如果消灭政府，消灭私有财产和对安全的保护，人们会更糟？

就算是这样，就算是上述的议论都不正确，但是除了关于人类生活总的思虑以外，每个人还有他自己个人生活的问题。不管对生活的一般规律有什么样的议论，一个人总是不能去做他认为不仅有害而且恶劣的事情。

“或许国家是个性发展的必需的形式，国家暴力是社会幸福所必需的这样一种论断，或许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引出来，所有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当代任何一个正直而真诚的人会这样回答。“但是，屠杀是罪恶，对这一点我比任何议论都知道得更正确。你们要求我去当兵，或者出钱雇佣和武装士兵，或者购买大炮和建造铁甲舰。你们想使我成为屠杀的参加者，可是我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这样做。同样，我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使用你们在屠杀的威胁下从饥饿的人身上搜刮来的金钱。我也不愿意使用你们所保护的土地和资本，因为我知道，你们只是靠屠杀来保护这些。

“在我不明白这些事的全部罪恶性之前，我可能做这一切。但是只要我看到了这一点，我便不能不再正视它，也就不能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如此为暴力所束缚，要想完全摆脱它是困难的，但是我仍然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参与它，不做它的同谋者，竭力不去享用靠屠杀取得和保护的东西。

“我只有一次生命，为什么我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违背良心的声音，去参与你们这些卑劣的事情呢？我不愿意，也不会这么做。

“这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这不会有任何坏处，我要按照我的良心所吩咐我的那样去行动。”

当代任何一个正直而真诚的人，都应该这样回答任何关于政府和暴力的必要性的论证，并且拒绝任何参与这种暴力的要求或邀请。

因此，最高的和不可反驳的审判者——良心的声音——向每个人证实的也正是一般的论断所导致的结论。

结语

“这又是那种说教：一方面要摧毁现存的秩序，却不用另外的一种取代它；另一方面是鼓吹无为的老一套的说教。”许多人读过本文之后都会这样说。“政府的活动不好，土地占有者或者企业主的活动也不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的活动同样也不好，也就是说，现有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不好，只有那种模糊不清的道德精神活动才是好的，而这种活动把一切归结为完全的混乱和无所作为。”我知道，许多严肃的和真诚的人会这样想或这样说。

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私有财产的不受保护，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从别人那里拿取他所需要或只是他所愿意要的东西，而不受惩罚。习惯于用暴力保护私有财产和人身的人们感到，没有这种保护会出现经常的无秩序状态，所有的人相互间会争斗不休。

用暴力保护私有财产不会减弱，而会加强无秩序的状态。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了，在这里不想再重复。但是，也可以退一步说，就算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可能造成无秩序的混乱状态，那么人们既然明白了他们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们明白我们由于酗酒而患病，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饮酒，指望靠适量地饮酒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一边服用目光短浅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一边还继续饮酒。

对待社会的病症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明白我们患病的原因是由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暴力，那么就不能以这种办法来改善社会的状况，即继续保持存在的政府暴力，或者增加新的，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暴力。在没有清楚看到人们灾难的基本原因以前，这样做尚有情可原。但是，一旦确切无疑地弄清楚了人们是由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暴力而受苦，那么还继续旧有的暴力或者加进新的暴力，都不可能改善人们的状况。对于酒精中毒症的患者来说只有一种解救的方法，就是戒酒，消除疾病的原因。同样，要想使人们摆脱恶劣的社会制度，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禁止暴力，铲除灾难的原因，禁止个人的暴力，禁止鼓吹暴力，禁止对暴力进行任何辩护。

为了使人们摆脱他们的灾难，这是唯一的方法。不仅如此，之所以必须使用这种方法，还因为它是符合当代每个单个人的道德法则的。既然当代的人明白任何用暴力对私有财产和人身的保护，只有靠屠杀的威胁和屠杀才能达到，他就不能扪心无愧地享用靠屠杀或屠杀的威胁获得的东西，也就更不能参与屠杀或屠杀的威胁了。因此，为了使人们摆脱他们的灾难所要求的，也正是为了满足每个单个人的道德感情所需要的。所以对每个单个人来说，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为了普遍的幸福，为了实施自己生活的法则，他都应该不参与暴力，不为暴力辩护，并且不利用暴力。

内容提要

引言

一 装卸工三十七小时连续不断劳动。

二 社会对人们的毁灭冷漠。

三 科学对现存状况的辩护。

四 经济科学断言，所有农村的工人都应该经历工厂的活动。

五 为什么经济学者肯定谎言？

六 社会主义理想毫无根据。

七 要文化还是要自由？

八 我们中间存在着奴隶制度。

九 奴隶制度的原因。

十 捐税、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及其辩护。

十一 法律是奴隶制度的原因。

十二 法律的本质何在？在于有组织的暴力。

十三 什么是政府？没有政府能生存吗？

十四 怎样消灭政府？

十五 每个人应该怎么办？

结语

（1900）

刁绍华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段话是作者从莫里森·大卫逊的《辛劳的分析》一书转引的。

[2]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这段话是作者从他的《威尼斯纪念碑》中引出的。

[3]1普特约合16.38公斤。

[4]指一八六一年俄国进行的农奴制改革。

[5]指生产资料。下同。

[6]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7]即爱德华·贝拉米。见P339注①。

[8]克鲁伯公司是德国一家生产军火的公司，创建于一八一一年。

[9]卡尔·约翰·罗德别杜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10]指一九〇〇年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11]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国著名作家，著有《死魂灵》等。

[12]拉丁语：公理万岁——让世界毁灭吧。

[13]拉丁语：文明万岁——让公理毁灭吧。

[14]拉丁语：文明万岁——让公理毁灭吧！公理万岁——让文明毁灭吧。

[15]亨利·乔治，见P175注①。

[16]指一八九八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占领了古巴，并把菲律宾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7]南非的一个省，盛产黄金和钻石。这里指的是一八九九年开始的“英布战争”，这是一次殖民者为夺取这里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

[18]指沙俄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的罪行。

[19]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的末代皇帝。

[20]德文报纸名：《无国家》。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当查理一世[1]、路易十六[2]、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3]这样一些国王被依法处决的时候，或者当彼得三世[4]、保罗[5]，以及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国王、波斯王和中国皇帝死于宫廷政变的时候，各国的帝王将相们往往保持沉默。可是，亨利四世[6]、亚历山大二世[7]、奥地利女皇、波斯王，以及当代的亨伯特[8]既非死于依法处决，又非死于宫廷政变，各国的帝王将相们则震怒了，仿佛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杀人，没有借杀人谋过私利，也没有下过杀人的命令。其实，再看那些被杀掉的帝王，他们中间即便像亚历山大二世或亨伯特这样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主持过，参与过，或者同别人一起策划过杀人，使成千上万的人惨死战场。在国内实行死刑，那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那些居心不良的帝王屠杀的人数更是多达几十万、几百万。

基督的教义取消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但是各国帝王不仅一贯施行，今天也还在施行，而且施行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刑罚上是这样，在战场上也是这样。他们滥用这条律法，并且不是“以眼还眼”，甚至不等别人挑战，就下令成千上万地杀人，他们在宣战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可见他们没有权利因别人对他们施行那条律法而感到愤怒，何况施行的程度又是这样轻，这样微不足道，因为被杀掉的帝王中间任何一位都同意过、命令过杀人，杀掉了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真的，各国帝王对亚历山大二世和亨伯特这种人被杀，不仅不应当感到恼怒，而且应当感到惊讶：为什么在帝王们发动经常性的全民规模的大屠杀之后，杀死帝王的事件竟然还这么少！

平民百姓在精神上已麻痹到连看见眼前经常发生的事情也不解其意。他们看见所有的帝王和总统经常关注军队的纪律，经常举行阅兵和演习，而且彼此炫耀。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去看他们的弟兄如何穿上古里古怪、五花八门的华服，在战鼓和军号声中变成一架架机器，根据某一个人的口令一齐行动，至于这意味着什么，却一点不懂。其实，意思十分简单明了，无非是准备杀人罢了。

这就是使人昏聩，以便把他们变成杀人工具。只有帝王和总统们做这种事情，主持这种事情，并且以此自豪。正是他们专事杀人，以杀人为职业，所以他们总是身穿军服，腰悬佩刀之类的杀人武器。然而，一旦他们中间有谁被杀，他们就惊骇愤慨。

谋杀皇帝（比如最近亨伯特皇帝被杀）之所以令人吃惊，倒不是因为手段残酷。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谋杀，其残酷程度不仅远远比不上过去帝王们主持的巴多罗买之夜[9]式的宗教大屠杀、凡尔赛大屠杀，对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也远远比不上当今各国政府所实行的死刑、单人牢房和军事感化营中的囚禁、绞刑、砍头，以及战场上的厮杀。帝王被杀令人惊骇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辜受害。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和亨伯特是无辜被杀，那么数以千计的在普列夫纳[10]城下阵亡的俄国人和在阿比西尼亚战死的意大利人更其无辜了。帝王被杀令人惊骇的原因既不在于手段残酷，也不在于他们无辜，而是在于杀他们的人缺乏理智。

如果谋杀帝王的人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人民不堪忍受亚历山大、卡尔诺[11]和亨伯特奴役之苦而为义愤冲动，或者因为个人受辱而思报仇，那么，尽管所采取的行动是极不道德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那些有组织的人，现今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改善人民目前的处境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而只会诉诸谋杀，派出布雷西[12]，给各国帝王造成威胁。其实，杀死皇帝就跟神话里讲的斩妖一样白费力气，剁掉妖魔的脑袋以后，它脖子上立即又会长出一颗新的脑袋。原来，帝王们早已为自己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犹如市场上出售的玩具手枪，当一颗子弹射出去以后，另一颗子弹立刻跳入空弹槽内。Le roi est mort，vive le roi！[13]既然如此，何必去杀他们呢？

以为杀掉这些人便能解救受压迫的人民，消除屠杀生灵的战争，那实在是一种最肤浅的看法。

只要回想一下，尼古拉或者亚历山大，腓特烈或者威廉，拿破仑或者路易，帕默斯顿[14]或者格拉德斯通[15]，卡尔诺或者富尔[16]，马克·金利[17]或者任何其他人执政时代都实行过同样的压榨，进行过同样的战争，就可以明白，使人民饱受压榨和战争之苦的，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人。是的，人民的苦难不是由个别人造成的，而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所有的人已休戚相关到一同被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程度，或者更常见的是，被控制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或者这几个人对千百万人拥有生杀大权。他们便被这种违反常理的地位所败坏，总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之中，或多或少地染上了grandiosa[18]，只是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这种自大狂才不为人觉察罢了。

至于这些人从幼儿时代起直到进入坟墓始终生活在极度奢侈、充满虚伪和奉承气氛的环境，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做的事情，都集中到一点上，即研究前辈的杀人历史，学习当代最先进的杀人方法，接受最完善的杀人训练。帝王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学习各种别出心裁的杀人手段，所以他们总是身穿款式不同的军服，整天佩挂马刀、军刀之类的杀人武器，经常检阅和视察部队，观看部队演习，相互访问，相互授勋，互赠武装人员，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点破事情真相，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出帝王们策划杀人是犯罪，是令人发指的罪行。相反，帝王们处处听见一片赞美声，为他们的杀人行为叫好。帝王们无论哪次外出巡游、检阅和视察，人群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欢迎，激动地高呼万岁。帝王们于是就认为，全体百姓都赞成他们的杀人行为。无论帝王们的言行多么残忍和愚蠢，自有报刊一味地用最肉麻的词句来加以吹捧，而帝王们的眼里也只有这类报刊，认为它们代表全体人民，或者人民中最优秀者的感情。帝王跟前的那些男男女女、神职人员、非神职人员，都不珍惜人格，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听任帝王们的胡作非为，同时又处处哄骗皇帝，向他们隐瞒事实真相。结果，帝王就是活满一百岁，也见不到一个真诚的人，听不到一句真诚的话。有时听听帝王们说的那些话，看看帝王们做的那些事，真觉得可怕。不过只要一想到帝王们的特殊地位，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是的，处在他们那样的地位，谁也不免像他们一样。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他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的聪明举动就是摆脱这种地位，而处在他们的地位上，谁都只能做那样的事了。

的确，像德国威廉皇帝那样愚蠢、粗鲁、虚荣、以容克地主为理想的人，脑袋里能装什么，当然只有愚蠢龌龊的东西，而人们还对它高呼“hoch”[19]，各国报刊还奉为最重要的指示。威廉皇帝如果说，士兵们应该按他的指令杀人，甚至杀害自己的父亲，大家会高呼万岁！他如果说，要强行推广《福音书》，大家也会高呼万岁！他如果说，德国军队在中国作战不要留俘虏，而要统统杀掉，大家听了不会把皇帝送进疯人院，而仍会高呼万岁，并且大批地涌到中国去执行他的指示。再如性情谦恭的尼古拉二世，他一登极就对元老们宣布，独断专行是荒唐的幻想，人人理应畅所欲言。于是，尼古拉二世左右的人和各报刊便对他大肆吹捧。尼古拉二世一方面提出一个幼稚愚蠢、也十分虚伪的全面和平倡议，另一方面又下令扩军，人们把他的才智和德行吹得天花乱坠。他无缘无故、疯狂而残忍地侮辱和蹂躏全体芬兰人民，居然又听到一片喝彩声。最后，尼古拉二世还下令屠杀中国人，犯下了跟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背道而驰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可是四面八方又响起赞扬之声，既赞扬进军的胜利，又赞扬皇上的和平政策的继续推行。

这些人的头脑里和心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可以说，压迫各国人民、发动战争杀人的罪魁祸首，不是亚历山大们和亨伯特们，不是威廉们和尼古拉们，也不是张伯伦[20]们，尽管是他们指挥了这种压迫和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拥戴他们当皇帝，同意他们可以享有生杀大权的人。因此，不应当去杀害亚历山大们、尼古拉们、威廉们、亨伯特们，而应当停止支持产生了他们的各国社会制度。支持各国现存制度的是人们的自私自利之心，他们为了一点小小的物质利益竟出卖自己的自由和人格。

那些处在社会阶梯最低一级的人牺牲自己的自由和人格，有的是受了爱国主义和伪宗教教育的蒙蔽，有的是为了谋取一点私利，而得到好处的却是站在他们头上、专拿小小的物质利益来笼络他们的人。这社会阶梯上站得稍高一点的人也同样是因为受了蒙蔽，尤其因为受物质利益引诱，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格。站得再高一点的人还是这样，一级级上去，直到阶梯顶端的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站在金字塔的最高处，已无须图利，他生活的唯一动力便是权势欲和虚荣心。一个有权势欲和虚荣心的人往往就会被他对别人拥有的生杀大权和因此而常听到的周围人的阿谀奉承和甜言蜜语所败坏。他一旦败坏，便会一方面无休止地行凶作恶，另一方面十分自信他在为人类造福。

各国人民在为私利而牺牲自己的人格的时候产生了这些人——他们除了干现在干的事，不会干别的任何事；事后又因这些人为非作歹而恼怒。所以说，杀死这些人跟先宠孩子然后又打孩子是一样的。

为了消除压迫人的现象，为了结束不需要的战争，也为了任何人都不去怨恨和杀害那些似乎是蹂躏人民的罪人的人，为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似乎微不足道，只不过是让人们明白事情的真相，让人们知道军队是杀人的工具，而帝王们、总统们煞有介事地调集指挥军队，事实上是在准备杀人。

要是国王、皇帝和总统个个都认识到，他们统率军队的职权并不像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吹捧的那样是光荣、重大的使命，而是卑鄙龌龊的准备杀人的行为；同样地，要是老百姓个个都认识到，缴纳用于雇佣和武装军队的税款，更不要说担任军职，这些都不是无所谓的小事，而是卑鄙无耻地怂恿杀人，甚至参与杀人，只要人人都明白了这层道理，那么皇帝、总统、国王手中的惹得天怒人怨的权力（现在有些人就是为了推翻这种权力而去杀害帝王）便会自行消亡。

所以，应该做的事不是杀害亚历山大们、卡尔诺们、亨伯特们或别的什么帝王，而是正告他们：你们自己就是杀人凶手。主要是不许他们杀人，拒绝执行他们的杀人命令。

如果说，人们目前还没有这样做，那只是因为各国政府出于自卫目的在他们身上拼命施行催眠术。所以，要促使人们停止杀害帝王，停止相互残杀，就不能用杀人的办法（杀人，相反地，只能加强这种催眠作用），而要使人们清醒过来。

以上便是本文要说明的道理。

（1900年8月8日）

章海陵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查理一世，一六二五至一六四九年间的英国国王，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废黜，后被处死。

[2]路易十六，一七七四至一七九二年间的法国国王，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法国国民公会判处死刑。

[3]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大公，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七年间的墨西哥国王，后被墨西哥共和党人处决。

[4]彼得三世，一七六一至一七六二年间的俄国皇帝，一七六二年死于宫廷政变。

[5]即保罗一世。见P317注⑤。

[6]亨利四世，一五九四至一六一〇年间的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始祖，后为天主教狂信徒拉瓦里雅克所杀。

[7]亚历山大二世，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年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民意党人炸死。

[8]亨伯特，一八八四至一九〇〇年间的意大利国王，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杀。

[9]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多罗买节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施行了一次大屠杀，杀死约三万人。巴多罗买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10]普列夫纳，即普列文，保加利亚北部城市，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中曾被交战双方激烈争夺。

[11]卡尔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一八八七至一八九四年间任法兰西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卡兹里奥所杀。

[12]布雷西，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13]法语：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万岁！

[14]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外交大臣、首相，参与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及中国太平天国起义。

[15]格拉德斯通，一八六八至一八九四年出任英国首相。

[16]富尔，一八九五年出任法国总统。

[17]马克·金利，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一年间出任美国总统。

[18]法语：自大狂。

[19]德语：万岁。

[20]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不列颠帝国主义思想家。

论末世

“人类要做的事情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多。我们的世纪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世纪——不是物质革命，而是精神革命。关于社会制度和人类至善的最高理想正在形成。”

——钱宁[1]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一 世界的末期，旧事物的灭亡。预兆和原因。

《福音书》所说的“世界”和世界的“末期”，[2]并不是指百年一个世纪的末尾和另一个世纪的开头，而是指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结束和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另一种交往方式的开始。《福音书》上说：“在这样两个世界交替的时候，必将有种种灾难：陷害、欺骗、残暴和战争，只因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才渐渐冷淡了。”[3]依我看，这些话不是超自然的预言，而是指明，当一种信仰，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被另一种取代的时候，当衰朽的旧事物让位给新事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的动乱、残暴、欺骗、陷害等不法的事，这些不法的事会使得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最为重要、最为必需的人的属性——爱心冷淡下去。

这种情况今天不仅发生在俄国，同时也发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只不过在俄国表现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尚处于隐蔽（潜伏）状态中。

我认为，现在，就是现在，基督教各民族的生活已经接近正在结束的旧世界和正在开始的新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我认为，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酝酿了差不多两千年的伟大变革，现在，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这个变革是要以真实的基督教、为真实的基督教所承认的一切人平等和人类所固有的真实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去取代被歪曲的基督教以及由它支持的一些人的统治权力和另一些人的奴隶地位。

至于这种情况的外部征候，我所看到的是，各国人民内部各阶层之间进行着紧张的斗争：富人冷酷无情，穷人愤恨绝望，各国为了互相对抗不断增加疯狂的、毫无意义的军备，专制得令人恐惧、轻率得令人吃惊的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传播，所谓至关重要的精神活动，即一些被称为科学的无谓议论和研究毫无用处而且愚蠢，一切艺术形式都呈现着病态的淫秽和空虚，而主要的是，最有影响的人们不仅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且有意识地否定任何宗教，以承认弱肉强食为合法去取代宗教，因此在生活中完全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则可以遵循。

这就是迫在眉睫的变革的一般征候，或者不如说，是基督教各民族正准备迎接变革的一般征候。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和与此同时在俄国人民中间爆发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就是时间上的历史标志，或者说，是使变革开始的推动力。

人们认为，日本人击溃俄国陆海军的原因在于倒霉的偶然性，在于俄国政府人士滥用职权；俄国发生革命运动的原因则在于政府腐败，革命分子加紧活动。至于这些事变的后果，俄国和外国政治家们都认为是俄国的衰落、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俄国治国方式的改变。我却以为，这些事变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此。俄国陆海军的覆灭，俄国政府的垮台，这不只是陆海军的覆灭和俄国政府的垮台，而是俄国国家开始崩溃的征兆。而俄国国家的崩溃，我以为，就是整个伪基督教文明开始崩溃的征兆。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

基督教各民族今天落得如此下场，其原因早已存在，自从基督教被奉为国教的时候起就存在了。

国家这个机构是靠暴力维持的，为了自己能够存在下去，它要求人们首先绝对服从它的法律，其次才是宗教戒律；没有死刑、军队和战争，它就无法存在；它几乎把自己的执政者视为神明；它推崇财富和权势。这样一个机构却通过自己的执政者和臣民皈依宣布一切人享有完全的平等和自由、认为只有上帝的律法高于其他一切法规的基督教，即不仅否定任何暴力、惩罚、死刑和战争，而且主张爱自己的仇敌的宗教，推崇谦卑和贫贱而非财富和权势的宗教。就是这个机构通过自己的异教执政者皈依了基督教。无论执政者还是他们的谋士，大都完全不懂得真正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从心里根本反对信奉和宣讲基督真道的人，并且心安理得地判处这些人死刑，将他们流放，禁止他们宣讲基督真道。宗教界禁止阅读《福音书》，认为只有他们才有权解释《圣经》，还想出一些烦琐的诡辩来为不可容忍的政教合一辩解，并且举行种种对人民起催眠作用的隆重仪式。若干世纪以来，大多数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从未想到哪怕百分之一的真正基督教的含义。

然而，无论国家的威望有多高，无论它的胜利持续多久，无论基督教受到怎样残酷的镇压，那构成基督教的本质、能使人心明眼亮的真理一旦被道出就压不下去了。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基督教的谦卑和爱的学说与作为骄横和暴力机构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就越明显。世界上最大的堤坝也拦不住活水的源流。水必定能给自己找到一条通道，或者穿过堤坝，或者冲毁堤坝，或者绕过堤坝。问题只在时间。被国家权力掩盖着的真正的基督教，情况也是如此。国家把基督教的活水拦住了很长时间，然而时候一到，基督教就要冲毁拦住它的堤坝，并且把土石也卷走。

这个时刻正是现在已经到来，其外部征候，依我看，就是日本轻取对俄国的胜利，就是与这场战争同时席卷了俄国各阶层人民的种种动乱。

二 日本人取胜的意义

人们现在力图用战败国的种种错误，如俄国军事机构腐败、长官滥用职权以及指挥失当等，去解释俄国人战败的原因，他们对待一切失败的态度一贯如此。

其实这不是主要的。与其说日本人取胜是因为俄国治国无方或者俄军治军无方，不如说是因为日本人在军事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日本之所以战胜，原因不在于俄国人软弱，而在于日本国今天几乎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大国。这又是因为：第一，使基督教民族过去在对非基督教民族的战争中占优势的一切科学技术成果已被日本人掌握（日本人讲求实际，并且重视军事），而且比基督教民族掌握得好得多；第二，日本人生性比今天的基督教各民族更勇敢，更漠视死亡；第三，基督教各国政府在本国人民中间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提倡和支持的、与基督教根本不协调的黩武爱国主义，在日本人中间至今盛行不衰；第四，日本人盲目服从被奉为神明的天皇的专制权力，比起已经超越盲目服从专制主义这个阶段的各国人民来，拥有更加集中、更加团结的力量。总而言之，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拥有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不是基督徒。

无论基督教在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间被歪曲到什么程度，它终归还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即使是模糊地存在着。因此，信仰基督教的人，至少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就不能够以全部心智去发明和制造杀人武器，不能够不对黩武爱国主义抱一定程度的否定态度，不能够像日本人那样宁肯切腹自杀而不肯做敌人的俘虏，不能够像从前那样抱着炸药和敌人同归于尽，也不像从前那样崇尚军人的武勇和军人的英雄主义了，相反，越来越不尊重军人，不能够不意识到，盲目服从权力有伤人的尊严，而主要的是，不能够，至少是多数人不能够满不在乎地去杀人。

即使在和平活动中，只要与基督教精神不合，基督教民族总是不能够去同非基督教民族抗争。比如在货币战中，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无论基督教被解释得怎样糟糕，基督徒（越虔诚者越甚）认为，财富不是最高的幸福，因此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到那上面去。然而视财富为最高理想或者视财富为神的恩典的人就不同了。

在非基督教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些实证、实验科学和以享乐为目的的艺术领域中，最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和民族，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占领先地位。

我们在和平活动中的所见，到了被真正的基督教绝对排斥的战争中，当然更是如此。正是非基督教民族必然拥有的这种对基督教民族的军事优势，在日本人对俄国人取得的辉煌胜利中得到了十分明显的表现。

日本胜利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非基督教民族在这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优于基督教民族。

日本胜利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向战败的俄国，而且也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基督教各民族如此引以为荣的表面上的文明一钱不值；这种文明被他们视为基督教人类世世代代辛苦耕耘得来的特别重要的收获，其实是极不重要、极无价值的东西。日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精神品质，而一旦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就掌握了基督教各民族的全部科学智慧，包括细菌和炸药，而且如此巧妙地运用它们来达到实际的目的，结果在将科学智慧用于军事方面以及受到基督教各民族高度重视的军事方面都占了一切基督教民族的上风。

基督教各民族世世代代在自卫的幌子下发明了一个个最有效的互相残杀的手段（它们立刻被一切其他敌人采用），不仅使用这些手段来互相威胁，而且使用这些手段到非洲和亚洲的不开化民族中间去获得利益。于是在非基督教民族中间出现了一个尚武的、工于心计而又善于模仿的民族，他们看到了威胁着他们和其他非基督教民族的危险，就非常轻易、非常迅速地掌握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如果人家拿起一根又粗又结实的大棒来打你，那么你也应该拿起这样一根大棒，或者更粗更结实的大棒去打那个打你的人。日本人很快地、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个思想，同时掌握了战争的全部技术，再加上宗教专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切有利方面，于是表现出这种比最强的军事大国还要强的军事实力。日本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向一切军事大国表明，军事统治权已经不在他们手中，而是转移到了，或者即将转移到别人手中，也就是非基督教国家手中，因为受基督徒压迫的亚洲和非洲的非基督教民族照日本人的榜样去掌握我们如此引以为荣的军事技术，以求解放自己并且从地球上消灭一切基督教国家，根本不难办到。

因此，这次战争的结局使各基督教国家的政府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增加军备，虽然军备开支已经压得他们的人民喘不过气来。而把军备增加一倍以后，他们还是不能不意识到，受他们压制的各个异教民族也像日本人一样，一旦学会军事艺术，就必定要起来打倒他们，对他们施行报复。暴力只能增加灾难和痛苦，这个朴素的真理，对于俄国人，乃至一切基督教民族，不仅为种种推理所证实，而且也为这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所证实了。

这个胜利表明，基督教民族在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不仅是在做一件违背他们心中的基督教精神的事情，而且是在做一件不道德的蠢事，因为这些基督教民族总归是要被非基督教民族超过和打败的。这次胜利向基督教各民族表明，他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他们都是有害的，是白白耗费他们的精力，而主要的是，在非基督教各民族中间给自己树立了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这个胜利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基督教各民族的力量绝对不在于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军事实力。如果基督教各民族还愿意继续做基督徒，那么他们的精力绝对不应当用来增加军事实力，而应当用到别的方面去，即按照基督教的学说去组织生活，以便通过合理的协和与爱，而不是通过粗暴的武力，给予人们最大的福利。

对于基督教世界，这就是日本人取胜的伟大意义所在。

三 俄国革命运动的实质

日本的胜利向整个基督教世界表明，基督教各民族过去和现在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这场战争带来了可怕的、毫无意义的苦难，耗费了亿万人的劳动和生命，以此向俄国人表明，除了基督教国家制度与暴力国家制度之间存在着对于基督教各民族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以外，由于他们顺从本国政府的意志，他们经常处在一种可怕的危险当中。

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为了某些无足轻重的当权者，俄国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本国人民卷进一场除了危害本国人民以外，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结果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丧失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丧失了亿万财富，人民劳动的成果，也丧失了——对于以此自豪的人是丧失了——俄国的荣誉。但是对这一切恶行负有罪责的人不仅不知己罪，反而事事责怪别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在明天使俄国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

任何革命都开始于社会的发展超过了作为社会生活现有形式之基础的世界观的时候，开始于现实生活与可能建立的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到使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的时候。如果一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革命就在这一国人民中间开始了。

至于革命使用什么手段，这取决于革命要达到的目的。

在一七九三年，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与国王、僧侣、贵族、官吏的专制权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为受压迫的各国人民感觉到了，也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各国统治阶层中的优秀人物感觉到了。然而，对于这种不平等现象，任何地方的统治阶层都不如法国的统治阶层那样敏感，任何地方的人民受到的奴隶思想的束缚都比法国人民严重，因此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就在法国开始了。实现平等的手段在当时看来自然是用武力夺取统治者拥有的东西，因此那次革命的活动家们努力用暴力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天，到了一九〇五年，在认为自由生活可能实现而且合理的思想，与认为服从任意剥夺人们的劳动成果去扩充不可能有极限的军备的强暴政权（它每时每刻都可能强迫人民加入毫无意义的杀人的战争）不合理而且会带来灾难的思想之间存在的矛盾，不仅为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感觉到了，同时也为各国统治阶层中的优秀人物感觉到了。对于这个矛盾的感受，任何地方也不如俄国人民强烈。俄国人民之所以对于这个矛盾感受特别强烈，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把他们卷入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一是因为他们还保持着农耕生活方式，而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特别活跃的基督教思想。

因此我认为，旨在使人们从暴力下解放出来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定是在俄国开始，它现在已经开始了。

实现解放人们这个革命目的的手段，显然应当不同于人们至今试图借以实现平等而使用的暴力。

抱着实现平等的愿望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的人，如果以为平等要用暴力手段去实现，就会误入歧途。其实平等不能用暴力手段实现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最露骨的表现。今天的革命目的是自由，而自由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暴力取得，这个道理应当是很明显的。

可是今天在俄国闹革命的人却认为，要用暴力推翻现任政府并且用暴力建立一个新政府——君主立宪政体或者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才能达到这次革命的目的——自由。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暴力革命已经过时。它已经给了人们它所能给的一切，同时表明，什么目的是它不可能达到的。今天俄国开始的这场革命，是在气质十分特殊的亿万人民中间进行。再说，今天已经不是一七九三年，而是一九〇五年。因此，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无论如何不会同六十、八十、一百年前在气质完全不同的日耳曼和拉丁各民族中间进行的革命一样。

俄国亿万从事农耕的人（实质上包括全体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议会，不是恩赐这样那样的自由（把它们列举出来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其中并不存在普通的、真正的自由），不是立宪会议，也不是用一个暴力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暴力政权，而是摆脱了一切暴力政权的真正的、完全的自由。

俄国开始的，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革命的意义，不在于规定所得税和其他税收，不在于使教会与国家分立或者由国家接管公共设施，不在于组织选举和所谓的人民参与政权，不在于成立普选的最民主的共和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在于实际上的自由。

要取得实际上的自由，不能靠街垒，不能靠杀人，不能靠任何新的暴力机关，而只能靠停止服从人的意志。

四 当前的变革的根本原因

与一切以往的和未来的革命相同，当前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宗教的原因。

“宗教”这个词，一般被理解为无形世界的某些神秘的裁决，或者一定的仪式，某个在人们的生活中支持、安慰和鼓舞他们的偶像，或者对世界起源的种种解释，或者由神认可的生活道德规范。而真实意义上的宗教，首先是对那个目前给予一切人最大的福利、应当为一切人共同遵守的最高律法的默示。

在基督教产生以前，各民族中间就已经有被人表述和宣讲出来的全人类共同的最高宗教律法，即人为了自身的福利不应当只为自己活着，而应当是一人为大家，互相服务（佛、以赛亚、孔子、老子、斯多噶派）。这个律法宣布了以后，知道它的人不能不看到它是如何符合真理，如何有益。然而，并非建立在互相服务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定了形的生活已经深深渗入一切机构和习俗中，其结果是，人们虽然承认互相服务的律法有益，却继续遵循暴力的律法，并辩解说，惩罚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不以恶惩罚恶，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一些人为了妥善管理，并且使人改邪归正，就以奉行暴力的律法为己任，发号施令，其他人则服从。发号施令者因为大权在握而逐渐堕落。他们自己堕落了以后，就不去使别人改邪归正，反倒拿自己的堕落去影响别人。服从者则因为在参与施行掌权者的暴力、以掌权者为榜样、对他们盲目服从而逐渐堕落。

一千九百年前出现了基督教。它进一步肯定了互相服务的律法，甚至解释了这个律法未能实行的原因。

基督教教义特别清楚地说明，这个律法未能实行的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惩罚这种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基督教教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惩罚不合理、惩罚有害的道理，指出人类的主要灾难来自一些人以惩罚为借口对另一些人施行的暴力。基督教教义指出，免除暴力的唯一办法是逆来顺受。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4]

这段教训指出，如果由施行暴力的人来裁决，在什么情况下暴力是可以允许的，那么暴力就不会有限度了。因此，为了不再有暴力，必须使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尤其是以最常用的惩罚的借口，施行暴力。

这段教训肯定了一条朴素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以恶除恶行不通，减少暴力这种恶的唯一办法是不使用暴力。

这段教训说得很明白，规定得很清楚。但是认为惩罚是天经地义的、威胁作为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必要的这种谬见已经根深蒂固，许许多多人或者不知道基督教教义，或者只知道被歪曲了的基督教教义，其结果是，接受了基督的律法的人还在继续奉行暴力的律法。

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们以为，可以既接受互相服务说而又不接受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的不对抗说。接受互相服务的律法，却不接受不对抗的诫命，那就等于砌起拱顶而不把接合处加固。

信奉基督教的人以为，他们不接受不对抗这条诫命也可以把生活安排得比异教徒的生活好。这样一来，他们不仅继续做着非基督教民族所做的事，而且还要坏得多，离开基督徒的生活越来越远。由于人们没有全部接受基督教，它的本质就越来越隐晦，基督教各民族终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就是说，变成了互相敌对的军队，正尽全力武装自己对付别人，时刻准备互相残杀；而且不单是武装自己对付别人，还武装仇恨他们、反对他们的非基督教民族来对付他们自己；主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仅全盘否定基督教，而且全盘否定任何最高的律法。

互相服务这个最高律法和基督教为使这个律法能够实现而提出来的不对抗诫命之被歪曲，就是当前的变革的根本宗教原因所在。

五 不接受不对抗诫命的后果

基督教教义不仅指出，报复和以恶还恶是增加恶，既无益，又不合理；同时还指出，不以暴力对抗恶，承受任何暴力而不与暴力斗争，这是取得人所固有的真正的自由的唯一手段。基督教教义指出，人只要一起来同暴力作斗争，他就剥夺了自己的自由，因为他允许自己对别人使用暴力就等于允许别人对他使用暴力，他就有可能被他与之斗争的暴力制服；即使他胜利了，也会因为涉足对外抗争而时刻有被比他强的人制服的危险。

基督教教义指出，只有志在遵守互相服务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实行起来不会遇到阻碍的最高律法的人才会自由。基督教教义指出，要减少世上的暴力也好，要取得完全的自由也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柔顺地承受任何暴力而不与之对抗。

基督教教义宣布了给人完全自由的律法，不过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全面地服从最高律法。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5]

全盘接受这个教训、服从最高律法的人是不服从其他任何东西的自由人。他们柔顺地承受人们加之于他们的暴力，但却不服从做事不符合最高律法的人。

早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们在异教民族中间是少数。

他们拒绝服从各国政府去做不符合最高律法（他们称之为上帝的律法）的事。他们因此被驱逐，被杀害，但是他们没有服从，他们是自由的。

生活在为暴力所建立和支持的国家中的整个民族通过受洗的表面仪式被认作基督徒以后，基督徒对政权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各国政府通过顺从他们的宗教界向本国臣民灌输一种思想，即暴力和杀人如果为的是正义的惩罚和捍卫被压迫者和弱者则可行。此外，各国政府强迫它们的臣民宣誓效忠当局，即向上帝起誓，要无条件地执行政权规定的一切。结果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不再认为暴力和杀人是被禁止的。他们一方面施行暴力，杀人，另一方面自然要听任别人对他们施行暴力。

结果，信奉基督教的人失去了基督宣布的自由，不像过去那样认为承受任何暴力、做一个除了上帝以外不服从任何人的自由人是自己的天职，而是完全反过来理解自己的义务，认为承受暴力不与之对抗（光荣）是自己的耻辱，认为服从各国政府的权力是最神圣的义务，于是变成了奴隶。受这种代代相传的教育的影响，他们不仅不以自己的奴隶地位为耻，反倒以本国政府的威力为荣，正如奴才从来都以主子的威严为荣一样。

最近，由这种对基督教的歪曲又产生了一种使得基督教各国人民的被奴役地位更加稳固的新的欺骗。这种新的欺骗是，通过组织得很复杂的政府机构人员的选举叫某国人民相信，他们选出一个人去同别人一起再从他不认识的十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个人，或者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就等于参政，因此服从政府就是服从自己，因此他们似乎是自由的。这种欺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看，都应该是明显的，因为即便在最民主的制度下，即便实行普选，人民也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表达的原因是：第一，亿万人的这种共同意志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第二，即便存在全体人民的这种共同意志，那么多数票怎么也不能表达这种意志。且不说被选出来参政的人在立法和管理人民的时候并不着眼于人民的福利，而多半是以在党派斗争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个唯一的目的为转移；且不说这种欺骗以种种谎言、愚弄和贿赂手段使人民堕落，这种欺骗特别有害的是，它使受骗的人自甘为奴。受骗的人以为服从政府就是服从自己，因此再也不肯不听从由人的权力发布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不合他们个人的口味、利益和愿望，也违反最高律法和他们的良心。

其实这些所谓自治民族的政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阴谋倾轧、名利之争的制约，同最专制的政府一样难为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左右。这些人好像监狱里的囚犯，以为只要有权投票选举管理监狱内部事务的狱吏，就是有了自由。

在最厉害的专制主义下的达荷美人民的一分子可能是完全自由的，虽然他也有可能遭受不是他建立的政权的残暴迫害。然而立宪制国家的一员却永远是奴隶，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参加或者能够参加自己的政府，于是就承认对他施行的任何暴力都是合法的，并且服从当局的任何命令。

正因为立宪制国家的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结果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不懂了。这种人以为他们是在解放自己，其实他们越来越听命于自己的政府。

种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成功，即对各国人民实行越来越厉害的奴役的倾向，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奴役各国人民的势头越来越大。

俄国人在这方面处境比较优越，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参加过政权，没有因参加政权而堕落。然而俄国人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也受到推崇权力、誓言、国家的声威等等的欺骗，也认为一切服从政府是自己的义务。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俄国社会上一些浅薄之徒力图把俄国人民也引向欧洲各国人民的那种立宪奴隶制。

因此，不接受不对抗这条诫命的后果，除了全面武装和战争这样的灾难以外，主要的就是，信奉被歪曲了的基督的律法的人越来越不自由。

六 当前的变革的第一个外因

歪曲基督的教训、不承认不对抗这条诫命的结果是，基督教各民族互相敌视，由此产生许多灾难，使他们的奴隶地位日益强化。基督教世界里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奴隶地位的沉重压力。这就是当前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一般的原因。这个变革之所以恰好在今天开始，其特殊的、暂时的原因是：第一，对日战争特别清楚地暴露出，基督教世界各国人民的军国主义日益发展，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第二，劳动人民因为被剥夺了使用土地这个合法而又自然的权利，日益贫困和不满。

这两个原因对于一切基督教国家的人民来说是共同的，而俄国人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正是在今天比其他国家人民更有切肤之感。我想，俄国人民之所以特别清楚地感觉到，对政府唯命是从使他们陷入可悲的境地，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被政府拖进一场荒谬可怕的战争之中，而且在于他们对待政权的态度一向与欧洲各国人民不同。俄国人民从来没有同政权斗争过，主要的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权，没有因参加政权而堕落。

俄国人民与欧洲各国人民的大多数不同，一向不把权力看成人人生来必定追求的幸福（遗憾的是，某些败坏了的俄国人现在也这样看了），而一向把权力看成人应当避开的恶。因此，大多数俄国人总是宁愿忍受暴力加之于他们的皮肉之苦，却不肯因参与施行暴力而感到精神上负有责任。所以，大多数俄国人过去和现在在政权面前俯首帖耳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推翻它（革命者想教会他们这样做），他们不参加政权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争取到这一点（自由主义者想教会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大都宁愿在暴力面前俯首帖耳，却不肯同暴力斗争或者参与施行暴力。因此，在俄国一向只能建立和维持专制政体，也就是由强者和愿意斗争者对弱者和不愿意斗争者施行简单的暴力。

关于瓦兰吉亚人的使命的传说显然是在他们已经征服斯拉夫人以后编成的，它充分表明，俄国人还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就持这种对待政权的态度了。“我们可不愿意参与政权的罪行。如果你们不认为这是犯罪，你们就来掌权吧。”这种对待政权的态度同样是俄国人对最残暴、最疯狂的专制者，甚至往往不是俄国专制者，也俯首听命的原因。

俄国人民在古代就是这样看待政权和自己同政权的关系的。大多数俄国人今天仍然这样看待政权。如果说，其他国家利用种种骗人的训诫，迫使信奉基督教的人不知不觉地对行事违反基督教精神的政权不仅俯首帖耳，甚至唯命是从，那么俄国人同样听到了这些骗人的训诫，不过上钩的只是某些败坏了的上层，大多数人却坚持上面所说的那种对政权的看法，即一个人最好忍受暴力加之于他的痛苦而不要参与其事。

依我看，俄国人民对政权抱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俄国人民比起其他国家人民来，具有更多的真正基督教精神，如像亲如手足、平等相待、克制忍让和爱的教训。这种基督教精神认为，在暴力面前俯首帖耳和对暴力唯命是从，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在暴力面前俯首帖耳，甚至不能够不在任何暴力面前毫不抗争地俯首帖耳，但却不能对暴力唯命是从，也就是说，不能承认暴力是合法的。

一般的政府，尤其是俄国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怎样努力以要求唯命是从的正教国家学说取代上面那种对待政权的真正基督教的态度，在绝大多数俄国劳动人民中间，始终存在着基督教精神和把在政权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同对政权唯命是从的态度区别开来的观点。

大多数俄国人始终感觉到，政府的暴力与基督教不协调。不信奉被歪曲了的正教的、悟性最高的基督徒，即所谓教派信徒们，对于这个矛盾的感触尤其强烈和鲜明。这些冠有各种名称的基督教徒们一致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不合法的。其中大多数人因为害怕才屈从于在他们看来是不合法的种种政府的要求，少数人则用种种巧妙的办法回避，不去从命。后来国家暴力实行普遍兵役制，这无异是向全体真正的基督徒提出挑战，要求每一个人准备去杀人，于是许多信奉正教的俄国人开始明白，基督教与政权是不协调的。而非正教基督徒们，无论他们之间在信仰上有什么差异，开始直截了当地拒绝当兵。虽然这种情况为数不多（不过占千分之一），意义却重大，因为这种由政府的酷刑和迫害引起的反抗，不仅擦亮了教派信徒们的眼睛，也擦亮了全体俄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政府的要求不合基督教精神，而从前没有想到神的律法与人的律法有矛盾的绝大多数人，也看到了这个矛盾。在大多数俄国人民中间便展开了一种无形、无声、不容考虑的解放思想的工作。

当那场没有任何理由的、残酷的对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俄国人民的状况就是如此。

于是，文化程度逐渐提高，不满情绪普遍存在，而主要是，破天荒第一次必需从俄国各地招募几十万上了年纪的、脱离家庭和合理劳动的人（预备兵）去做一桩显然是丧失理智和残酷的事情——这三点，使对日战争成为一股推动力，将无形无声的内部工作变成对政府的种种要求不合法的明确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和正在通过各种各样重要的现象表现出来，如预备兵自觉地拒绝参军，自觉地拒绝开枪和搏斗，尤其是拒绝为了平息民愤而向自己的同胞开枪，而主要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宣誓和当兵。

这些都是对政府唯命是从既不合法也没有必要这种认识的自觉表现。至于这种认识的不自觉的表现，那就是革命者和他们的敌人的所作所为，如黑海和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哗变，基辅和其他地方的兵变，破坏，摧残，擅自处理，农民暴动。政权威信扫地，当代俄国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面临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是否应当对政府唯命是从？

这个在俄国人民中间产生的问题，包含着我们面临的，或许已经开始了的世界性大变革的一个原因。

七 当前的变革的第二个外因

当前的变革的第二个外因在于，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天然而合法的土地使用权，结果基督教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劳动人民日益贫困，日益憎恶那些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的社会阶层。

这个原因在俄国给人的感觉尤其强烈，因为只有在俄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还以农耕为生，也只是在今天，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不足，俄国人不得不要么放弃他们习惯了的农耕生活（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才能实现基督教的公共生活），要么不再对这个把人民的土地拿去给了私有者的政府唯命是从。

一般人以为，最残酷的奴役是个人的奴役，即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为所欲为，可以虐待、残害、杀死他；而剥夺人的土地使用权根本不被我们称为奴役，那只不过是一种不完全合乎正义的经济制度。

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

约瑟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情[6]，一切征服者对被征服的人民所做的事情，当代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的土地使用权的做法，这些都是最可怕、最残酷的奴役。个人的奴隶不过是一个人的奴隶，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的人则是一切人的奴隶。

然而土地奴隶的主要困苦并不在此。个人的奴隶的主子无论怎样残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不失去奴隶，还不肯迫使奴隶不停地干活，不肯折磨他，不肯叫他饿肚子。被剥夺了土地的奴隶却往往得拼命干活，忍受折磨，挨饿，一分钟也没有充分的保障，就是说，摆脱不了人们的肆虐，主要是摆脱不了掌握着他们的命运的那些心狠、自私的人的肆虐。

土地奴隶的主要困苦也还不在此，而在于他不能过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活。因为他不是靠土地的产品生活，不与自然作斗争，他就不得不与人作斗争，即用强力或诡计从别人手中夺取别人从土地上或从另一些人的劳动中获得的东西。

连承认使人失去土地是奴役的人也认为，土地奴役是一种残存的奴役形式，其实土地奴役是产生和形成其他奴役制度的根本的、主要的奴役制度，它给人带来的痛苦是个人奴役无法与之比拟的。

个人奴役不过是滥施土地奴役的种种局部情况中之一种，因此，把人们从个人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不把人们从土地奴役中解放出来，那就不叫解放，而只不过是停止滥施奴役的种种做法中之一种，在许多情况下（如俄国解放少地农奴）那只不过是暂时向奴隶们隐瞒他们的处境的欺骗手段。

在农奴制下，俄国人民始终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可土地是我们的。”在解放的时候，他们一致坚持要求并且期待解放土地。人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得到一点土地，他们上当了，暂时平静下来。等到人口一增加，而土地还是那么多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以最为清楚明确的形式提出来了。

当人民还是农奴的时候，他使用的土地数量仅够维持他的生存。新增人口的分配问题有政府和地主们去操心，人民对私人占有土地这种主要的不合理现象感触不深。可是农奴制一取消，政府和地主就不再过问经济和农业状况——虽谈不上使之繁荣，至少要叫人民能够生存下去。农民可以占有的土地数量被硬性规定下来，不能增加，而人口在增加，于是人民越来越感到生活艰难。他们期待着政府取消使他们失去土地的法令。他们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而土地却日渐被私人夺去，人民已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忍饥挨饿，也不生儿育女，或者完全抛弃农村生活，变成一代土工、织工、钳工。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民的境况越来越坏，终于连他们视为基督徒生活必需的生活结构也开始瓦解。政府不仅不给他们土地，在把土地赐与自己的奴仆并设法让他们保住土地的时候，还叫人民别对土地自由抱什么希望，并且伙同工厂监工按欧洲方式给他们安排了工业生活，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恶劣的、有罪的生活。

人民的合法土地权被剥夺是俄国人民处境维艰的主要原因。欧美各国劳动人民之所以困苦和不满，基本原因也在于此，区别仅仅是，欧洲各国人民的土地早就以承认土地私有合法的方式被剥夺了，除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以外，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新的关系，以至欧美各国人民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状况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到处寻找这个原因，以为是市场不足，捐税太多，课税不合理，实行资本主义，——都找遍了，就是没看到它的真实所在，即人民的土地权被剥夺。

在俄国人民中间，这种主要的不合理做法还没有完全实行，然而他们却看得很清楚。

靠土地生活的俄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别人想对他们做什么，并且不能容忍别人这样做。

毫无意义而又招致灭亡的军备和战争，以及剥夺人民对于土地的一般权利，在我看来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变革的两个最直接的外因。这个变革不是开始于别处，而是开始于俄国，因为基督教世界观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像在俄国人民中间这样有影响，这样纯正。任何其他地方也不像俄国这样，大多数人还在从事农耕。

八 拒绝唯命是从的人境况如何？

［…………］

九 什么样的人类活动能促进当前的变革？

［…………］

十 摆脱了暴力政府的社会结构

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如果不在国家这种形式中生活，不对政权唯命是从，他们还能怎样生活，采取什么生活形式呢？

俄国人民的素质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些素质正是当前的变革在俄国发生也只能在俄国完成的原因。

在俄国，没有政权从来不妨碍农业村社过正常的、和平的社会生活。相反，政权的干预对俄国人民固有的这种内部结构总是有妨碍的。

俄国人民和大多数从事农耕的人民一样，按照蜂巢中的蜜蜂的方式自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完全符合人类共同生活的要求。凡是在不受政府干涉的地方，俄国人建立起来的都不是强制的管理机构，而是以相互谐和一致为基础、实行村社土地所有制的自由的村社管理机构，完全符合和平共居的要求。这种村社，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已经遍布俄国东部各个边区。这种村社同涅克拉索夫分子[7]一样，深入到中亚、土耳其，他们坚持自己的基督教村社制度，在土耳其苏丹的政权下一代又一代过着平静的生活。这种村社还进入中国境内，并不知道他们占据的土地属于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除了自己内部的管理机构以外，什么政府都不需要。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过着类似的生活，并不需要政府，只不过容忍它罢了。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政府从来不是什么必需的东西，相反，一直是个累赘。

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用武力支持不劳动的地主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政府，那只能促进俄国人民视为好日子的必要条件的村社农耕生活，因为消灭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政权以后，土地就获得解放，一切人都将对土地享有同样的平等权利。

因此，俄国人在取消政府的时候用不着去生造一些新的共同生活形式来代替旧的。新的共同生活形式已经存在于俄国人民中间，是俄国人民历来固有的，并且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要求。

这些新的形式是：米尔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米尔管理制、工厂企业中的劳动组合制、村社土地所有制。

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在俄国人民中间已经开始的变革与以往种种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革命是毫无保留地破坏一切，或者用新的暴力形式代替旧的。在目前的变革中却无须破坏什么，只须停止参与暴力；无须把天然植物拔掉而换成人造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只须消除一切妨碍天然植物生长的因素。

因此，促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的不是那些性急的、自信的人，他们不懂得他们所反对的恶的根源是暴力，他们设想的任何生活方式都离不开暴力，他们盲目地、轻率地捣毁现存的暴力是为了用新的暴力来代替它。促进当前这场革命的只会是那些什么也不捣毁、什么也不破坏、在政府管辖之外独立创建自己的生活的人，他们将毫不反抗地忍受对他们施行的任何暴力而不去参加政府，不对政府唯命是从。

俄国人民，从事农耕的人民，绝大多数应当像现在这样继续过村社的农耕生活，不参与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对政府唯命是从。

俄国人民越坚持这种为他们所固有的共同生活形式，政府的、强制的权力就越不可能来干涉他们的生活，这种权力越来越找不到借口进行干涉，越来越找不到施行暴力的帮手，它也就更容易被取消。

因此，如果要问人们不再对政府唯命是从会带来什么结果，那么大概可以回答说，结果是那迫使人们武装起来互相残杀并且剥夺人们使用土地的权利的暴力将被消灭。从暴力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再也不去备战，再也不互相残杀，而且又有了使用土地的权利，自然就会回到人类固有的最愉快、健康、合乎道德要求的农业劳动上去。在农业劳动中，人的精力用于同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同人作斗争。这种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的基础，只有靠暴力生活的人才会抛弃这种劳动。

不再对政府唯命是从一定会使人们返回农耕生活，而农耕生活又会使人们采取对这种生活来说是最自然的制度，即处于同等农耕条件下的不大的村社制。

这些村社不会彼此隔绝，而会在经济、宗族或宗教诸条件一致的基础上结成新的自由联合体，但是跟以往那些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联合体完全不同，这是完全可能的。

否定暴力不会使人失去联合的可能，只有打破以暴力为基础的联合才能形成以相互谐和为基础的联合。

为了在被捣毁的房屋原址上盖一座崭新的坚固的房屋，必须拆除旧墙，一块砖一块砖地拆，然后重新建造。

以暴力为基础的联合打破以后，要在人们之间形成新的联合，情形也是如此。

十一 文明的命运如何？

那么人类首创的一切命运如何？文明的命运如何？

《回归猿类》、《伏尔泰致卢梭书：要学会用四足爬行》、《重过一种自然的生活》——某些人会这样说，他们十分相信我们享有的文明是洪福，他们简直无法设想可以失去文明创造的任何一样东西。

他们会说：“什么？用早已成为人类陈迹的穷乡僻壤的农业村社代替我们的这些有地上和地下电车、电灯、博物馆、剧院、纪念碑像的城市？”我要说：是的，还加上伦敦、纽约等一切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妓院、银行、对付内外敌人的炸弹、监狱、断头台、有千千万万官兵的军队。

人们说：“文明，我们的文明是洪福。”然而如此相信这一点的，却是那些不仅生活在文明之中，而且靠文明为生的少数人。他们丰衣足食，与劳动人民的劳动相比之下几乎是游手好闲，他们活着仅仅是因为有这个文明存在。

所有这些人——帝王、总统、爵爷、大臣、官吏、军人、地主、商人、技师、医生、学者、艺术家、教师、僧侣、作家——都了解，想必都了解，我们的文明是洪福，因此，根本不能设想它不仅会消失，而且会改变。但是请问一问从事农耕的广大人民群众——斯拉夫人、中国人、印度人、俄国人，问一问十分之九的人类，那个在从事非农耕职业的人看来如此珍贵的文明究竟是福不是福。奇怪的是，十分之九的人类的回答完全相反。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土地、粪肥、灌溉、阳光、雨水、森林、收成、某些简单的劳动工具（制造这种工具不必脱离农耕生活），至于文明，他们要么不了解，要么以为文明就是城市的腐化堕落，或者是断案不公的法庭加上监牢和苦役，或者是课税和修建毫无用处的宫殿、博物馆、纪念碑像，或者是妨碍自由交换产品的关税，或者是大炮、装甲车、洗劫别人的国家的军队。他们会说，如果这就是文明，那么文明对于他们不仅无用，而且十分有害。

享受到文明的好处的人说，文明是全人类之福，但是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既不是判官，也不是证人，而只不过是一方。

我们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这是无须争论的。不过，是谁在这条道路上走远了呢？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小撮人。而服侍一切享受文明者的劳动人民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仍然像五六个世纪以前那样生活着，只是偶尔享受一点文明的残羹。即使说他们现在生活得好些了，那么他们与富有阶级之间的生活状况差距与六个世纪以前相比却并未缩小，反倒增大了。我不是说，我们一旦明白文明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好，就应当抛弃人类为与自然作斗争而创造的一切。我是说，为了知道人类创造的一切真的对人类有好处，就应当让一切人享有这些好处，而不是让少数人享有；就应当使人们不至于被迫为了别人而失去自己的福利，只盼着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能得到这些福利。

当我们望着埃及金字塔的时候，那些下令建造它们的人和遵命建造它们的人的残酷和荒谬都使我们感到惊骇。然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在城市里建造并引以为荣的十层、三十六层大厦更要残酷得多，荒谬得多。四周本来是一片土地，上面有青草、森林、清澈的流水、洁净的空气、阳光、飞禽、走兽，可是一些人拼命建造一刮风就摇摆的三十六层大厦，把阳光挡住，不让它照耀别人，结果这地方没有草了，没有树了，水和空气都污染了，所有的食物都掺了假，糟蹋了，生活变得艰难而又不卫生。难道这不是整个人类社会（不仅包括从事这种种疯狂活动的人，而且包括以此自豪的人）精神错乱的明显标志？这还不是唯一的例证。请举目向四周望一望，处处都能看到类似这些抵得上埃及金字塔的三十六层大厦的种种荒谬现象。

为文明辩护的人所犯的不自觉的，有时也是自觉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只不过是工具的文明看成目的，认为文明就是好。其实，只有当社会的掌权者善良的时候，文明才是好的。炸药用来修路是非常有益的，而用来做炸弹却是有害的。铁用来造犁是有益的，而用来做炮弹和监牢的门闩却是有害的。

印刷品可以传播美好的情感和聪明的思想，不过我们也看到，印刷品更能散布愚蠢的、淫秽的、虚伪的思想和情感。要回答文明有益还是有害这个问题，得看在这个社会里究竟是什么占上风——善，还是恶。在我们基督教世界，大多数人俯首帖耳地受少数人压迫，文明在这里只不过是压迫的一种工具。

是时候了，上层阶级的人们应当明白，他们称之为文明、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少数不劳动的人奴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手段和结果。

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生路不在于继续走我们走过的道路，也不在于抱着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放，而在于认清我们走过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已经陷入泥塘，应当从中自拔。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紧紧抓住我们所背负的一切东西，相反，是勇敢地丢掉我们所背负的最无用的东西，以便好歹能够走到（哪怕是用四足爬到）坚固的岸上。

要知道，合理的、善良的生活在于，一个人或者人类从他们总要面临的许多行动和道路中选择一种最合理、最善良的。为了过合理的生活，基督教世界的人的状况是，必须从下面两种中选择一种：或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即让现有的文明给少数人以最大的好处，而使多数人继续贫困，做奴隶；或者当机立断，部分地拒绝，甚至全部拒绝这些为少数人享用的文明所创造的福利，只要这些福利有碍于把大多数人从贫困和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

十二 个别的自由和一般的自由

当代人都在议论什么个别的自由，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这种选举而不是那种选举的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劳动自由，还有许多别的自由。这说明，今天我们俄国的革命者对一般的自由——指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来强令一个人采取违反他的愿望和利益的行动的、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通的自由——认识十分错误，或者说根本不认识。

不认识什么是自由，以为一些人允许另一些人采取某些行动就是自由，这其中包含着严重的、极为有害的谬误。谬误在于，当代人以为，盲目屈从于暴力（他们现在正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政府）是一种自然的状况，而在政权的允许下能够采取由政权规定的某些行动就是自由，正如奴隶眼中的自由是星期日获准进教堂，或者大热天获准洗澡，或者工余获准补自己的衣服等等。

我们只要有一分钟丢开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迷信，看一看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中的人的状况（无论这个国家是最专制的还是最民主的），我们一定会为那些自以为是自由的人如今受奴役的程度之深感到惊骇。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诞生在哪里，头上都有一大帮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为他的生活制定法律，规定他应当做什么以及不应当做什么；国家制度越是完善，这个法网也越是严密。规定了他应当向谁宣誓以及如何宣誓，即保证恪守一切将要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规定了他怎样就可以结婚，以及何时结婚（他只能娶一个女人，但是可以逛妓院）。规定了他怎样就可以与妻子离婚，如何赡养子女，哪些子女是合法的，哪些子女是不合法的，谁能继承财产，如何继承财产，以及如何遗留自己的财产。规定了他触犯哪些法律要被什么人审讯和判刑，以及如何审讯和判刑。规定了他到什么年龄就可以享用助手和雇工的劳动，甚至规定了他的助手每天可以工作多少小时，以及他应当提供什么食物。规定了他应当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防疫，还规定了在他本人或他的亲属和家畜染上某种疾病的时候，他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及接受什么措施。规定了他应当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什么学校。规定了他可以建造规模多大、牢固程度多大的房屋。规定了他可以饲养马和狗这样的家畜，以及他可以如何使用水源，在哪些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走。规定了如何惩治不执行这些法律和其他许多法律的行为。他必须遵守的各种法律和各种规定多得数不清，连最自由的国家的国民也不能以不知道这些法律和规定为托词。

这么一来，人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无论他买什么必需品：盐、啤酒、葡萄酒、呢料、铁器、煤油、茶叶、白糖等等，他都得付出自己很大一部分劳动果实去支持一些他莫名其妙的事情，去偿清他的祖辈时代不知何人欠下的债务。每迁移一次，每得一次遗产或者与亲友做一次什么交易，他都得付出一部分劳动果实。此外，因为他占着一块土地：盖了住房或者划作耕地，他还得付出更多的劳动果实。所以，他如果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那么他的大部分劳动果实并不是用于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状况，而是用于各种税收和专利权。

事情还不止此，一些国家（是大多数）命令人一到成年年龄就去接受几年军事的，也是最残酷的奴役，并且去打仗。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得雇一些人来做这件事。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的人不仅看不到自己是奴隶，反倒认为自己是不列颠、法国、德国、俄国这些伟大国家的自由国民，并且以此自豪，就像仆役以他们服侍的主人的显赫自豪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宗教精神没有变得畸形，没有减弱，他一旦发现自己的处境如此可怕和可悲，自然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想以最好的方式度过此生，我要工作，养家。别拿俄国、法国、不列颠来烦我了。谁需要这个？让别人去维护不列颠和法国吧，我不需要它们。你们可以用武力从我这里抢走你们要抢的一切，可以杀死我，但是我本人却不愿意，也不会去参与奴役自己。”你会觉得这样做是自然的，但是谁也不这样说，谁也不这样做。

所谓隶属于某一个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信念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没有决心按照自己的理性、善恶感和直接利益的要求去行动。

为了对国家的信仰而保持自己的奴隶地位的人，就像笼中小鸟，尽管笼门开着，却仍旧自囚其中，部分是出于习惯，部分是因为不懂得它们已经自由了。

在自给自足的人们（如像德国、奥地利、印度、加拿大等国，特别是俄国的农业人口）中间，这种谬误尤其古怪。这些人自愿接受的奴隶地位对于他们毫无必要和好处。

城市人不那样行动[8]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大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所处的奴隶地位于他们有利。洛克菲勒不可能有拒绝服从本国法律的愿望，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使他有可能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基础上赚到亿万财富并且保存这些财富。洛克菲勒的各大企业经理和这些经理的雇员，乃至雇员的雇员，也都不可能有这种愿望。市民的情况便是如此。对于农民来说，市民就仿佛是昔日地主老爷的家奴，他们做奴隶于他们自己有利。不过从事农耕的各国人民，大多数的俄国人民屈从于这种他们并不需要的权力是为了什么呢？

生活在图拉省，或波兹南，或堪萨斯，或诺曼底，或爱尔兰，或加拿大的一家人与俄国及其彼得堡、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区、满洲掠地和外交勾当毫无关系。生活在波兹南的一家人同样与普鲁士及其柏林和非洲殖民地无关。爱尔兰人与不列颠及其伦敦、埃及人、布尔人和其他事务无关。堪萨斯人与合众国及其纽约和菲律宾无关。然而这些人家得付出一部分劳动，得参加备战和不是他们策划的、而是某些人策划的战争，得服从不是他们制定的、而是某些人制定的法律。不错，人家要他们相信，由于他们选举了一千个不认识的代表中的一个，在所有这些对于他们的生活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上服从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并不是服从别人，而正是服从自己。不过只有需要自欺欺人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话。

一个人隶属于国家，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国家越大，需要的暴力越强，真正的自由就越少。要把形形色色的民族和个人组成一个像不列颠、俄罗斯、奥地利这样的整体，并且把这个联合体维持下来，需要十分强大的暴力。在像瑞典、葡萄牙、瑞士这样的小国中，维持人的联合体需要的暴力虽然小一些，然而这些小国的国民却更难回避政权的种种要求，结果不自由和使用暴力的程度与大国一样。

为了把一抱木柴捆在一起，需要一根结实的绳子并在一定程度上拉紧它。同样，为了在一国以内把一大群人联合在一起，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使用它。对于木柴来说，区别可能只在于如何放置它们，只在于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木柴直接受到绳索的挤压，而把木柴聚在一起的力，无论木柴如何放置，都是一样的。暴力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无论它是君主专制的也好，君主立宪制的也好，寡头政体的也好，共和政体的也好，如果人们是靠暴力联合起来的，即一些人制定的法律由另一些人以暴力付诸实行，那么一些人施加到另一些人头上的暴力在程度上总是一样的。在一个地方它表现为粗野的暴力，在另一个地方它表现为金钱的权力。区别只在于，在这种暴力国家制度下暴力对这些人压制得厉害一些，而在那种制度下对那些人压制得厉害一些。

我们可以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松松地穿着一串珠子的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只要珠子穿在线上，它们就不可能自由变换位置。可以把它们统统移到一端，这样在它们之间就看不出黑线了，但是另一端却露出更多的赤裸裸的黑线（专制政体）。可以在一些地方均匀地移动珠子，使它们之间露出相等的黑线（君主立宪政体）。可以在各个珠子之间留下一小段黑线（共和政体）。但是，只要不把珠子从黑线上拿下来，只要不扯断这根黑线，就不可能完全遮掩住它。

只要国家和用来支持它的暴力存在，无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就不会有自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即过去和现在人们一向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

“国家没有了以后，人们怎样生活呢？”人们通常这样问，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不仅做自己父母的儿子和自己祖辈的孙子，靠自己选择的劳动生活，主要的是，不仅是一个人，还要是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要隶属于某一个暴力机构，或者是拥有阿尔及利亚、阿曼、尼扎等的法国，或者是拥有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异国的居民的不列颠，或者是国内各民族毫无内在联系的奥地利，或者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杂居的庞大国家美国，或者是俄国。人们对此太习惯了，他们觉得不属于这样一些毫无内在意义的联合体是没法生活下去的，就像几千年前人们觉得不杀生祭诸神、没有决定人如何行动的预言者就没法生活下去一样。

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人们将怎样生活呢？

同他们现在完全一样地生活，只不过不再做他们现在出于可怕的迷信去做的种种蠢事和恶事罢了。他们将像现在一样地生活，不把自己家庭的劳动果实拿去交税以供给他们不认识的人去干坏事，也不参与那些人制造的暴力、审判、战争。

只有这个在当代已失去任何意义的迷信，才给予上千的人那种毫无道理的疯狂权力去对付亿万人并且剥夺亿万人的真正的自由。只要一个生活在加拿大，或者堪萨斯，或者波希米亚，或者小俄罗斯，或者诺曼底的人认为自己是英国国民，或者美国国民，或者奥地利国民，或者俄国国民，或者法国国民，并且常常以此自豪，那么他就不会自由。一个以维护像俄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不能成立的毫无意义的联合体的统一为己任的政府，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国民以真正的自由，而只能给一种貌似自由的东西，也就是在种种巧妙的制度——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下面做的那些事情。没有自由的主要原因，几乎是唯一的原因，在于对国家的迷信。即使不存在国家，人们也有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在人们隶属于国家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由。

今天参与俄国革命的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正为俄国国民争取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为这就是他们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目的。其实这场革命的目的和最后结果比参加革命的人看到的要远得多。这个目的是摆脱国家暴力。这个伟大的变革就是今天在广大俄国人民的开始腐烂的表面，在城市各阶层的一小部分人（所谓知识分子和工厂工人）中间进行着的充满错误和肆虐的复杂工作的方向。这种多半是从报复、仇恨、虚荣等最低下的动机出发的复杂的活动，总的说来对于广大俄国人民只有一重意义：它会向人民表明，什么是人民不应当去做的，什么是人民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它会向人民表明，要用一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和肆虐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和肆虐，那真是痴心妄想；它并且会在人民的头脑中捣毁对国家的迷信和国家的魔力。

俄国人民，俄国人民的大多数，眼看着当前的种种事变，眼看着在残酷的革命活动中出现的一切新的暴力形式：砸烂、破坏、使大批大批的人失了生计的罢工，而主要的是自相残杀，他们开始明白，不仅过去压在他们头上、叫他们吃尽苦头的那个国家暴力要不得，现在以新的欺骗和肆虐表现出来的新的国家暴力也要不得，前者不比后者坏，后者也不比前者好，两种都不好，应当摆脱一切国家暴力，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人民，尤其是从事农耕的俄国人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通过米尔大会处理自己的全部公共事务，无所求于政府。眼看着当前的种种事变，他们当会明白，他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无论是最专制的还是最民主的，就像一个人既不需要铜锁链，也不需要铁锁链，既不需要短锁链，也不需要长锁链一样。人民不需要任何个别的自由，而只需要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普通的自由。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些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问题，用最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今天也是如此，为了实现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自由，而不是这些或那些自由，需要的不是与政权作斗争，也不是臆造出这种那种只会使人们看不到他们的奴隶地位的代表制，而只是对人不要唯命是从。

只要人民对政府不再唯命是从，就不会再有税收、夺地、当局的压制、兵役、战争。这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容易做到的事啊！为什么人们至今不这样做呢？

原因是，如果不对政府唯命是从，就得对上帝唯命是从，即过一种善良的、有道德的生活。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过这种生活，即对上帝唯命是从，他们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对人唯命是从，从而得到解脱。

不能对自己说：“那么我对人就不唯命是从了。”只有当你对人人共有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律法唯命是从的时候，你才能够对人不唯命是从。违背互相服务这一条共同的至高无上的律法就不会自由，而依靠劳动人民，尤其是依靠农民的劳动活着的、富有的、城市各阶级的人一辈子都在违背这条律法。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至高无上的律法。在城市和工厂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执行这条律法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农耕生活的条件下才可能执行，而且容易执行。

因此，人摆脱了对政府的唯命是从并且不再承认国家、祖国这种人为的联合体以后，就应当去过那种自然的、愉快的，也是最有道德的农业村社生活，村社只服从不是以暴力为基础，而是以相互协调一致为基础的、人人能做到的、自己的法规。

这就是基督教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伟大变革的实质。

这个变革如何发生，要经历哪些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着，并且已经部分地完成了。

结论

人生的意义只在于，时间渐渐将隐藏着的东西揭示出来，指出人们走过的道路正确或者不正确。生活就是日益清楚地认识以往的原则的谬误，从而去建立并且遵循新的原则。整个人类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是从旧的状态成长为新的状态。这个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伴有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和克服。

然而也会有这样的时期，在个人的生活中，或者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过去犯下的错误一下子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采取什么行动去纠正这个错误也清楚了。这就是革命时期。基督教各民族今天正是处在这种状态中。

人类本来一直遵循暴力的律法，不知有其他。后来先进的人们宣布了新的、要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互相服务的律法。人们接受了这个律法，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他们一方面想将它付诸实行，另一方面在生活中继续遵循暴力的律法。于是出现了基督教，它向人们肯定地指出，事实是人们只有一种共同遵守的律法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那就是互相服务的律法。它还指出，这个律法没有付诸实行的原因何在。没有实行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为了善良的目的使用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他们还认为，惩罚的律法是正义的。基督教指出，暴力永远有害，惩罚不是人能够实施的。然而，基督教世界的人没有接受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互相服务的律法的这种解释，所以他们虽然愿意遵守这个律法，却不由自主地继续遵守异教的暴力律法。这种充满矛盾的生活使得生活中的犯罪现象越来越多，少数人的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发展，基督教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人越来越听命于人，灾难深重。

最近，基督教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早已放弃农耕的自然生活、上了所谓自治的当的各国人民，一部分过着极端罪恶和奢侈的生活，另一部分极端困苦，备受奴役。这些人因为处境艰难，也因为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矛盾中而痛苦，到处探索生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掠夺别人的土地、各种斗争、各种税收、技术进步、腐化堕落——一切都探索过了，单单没有到能拯救他们的地方去探索，即摆脱对国家、对祖国的迷信，不再对任何暴力政权唯命是从。

由于过农耕的生活，由于不存在自治的骗局，由于人数众多，主要的是，由于坚持了基督徒对待暴力的态度，俄国人民经过他们被政府卷入的残酷、无用、不幸的战争，在他们的归还被掠夺的土地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比其他国家的人民先感觉到了当代基督教世界的人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们中间就开始了伟大的变革，即全人类面临的变革，只有这场变革能救他们脱离无谓的痛苦。

这就是今天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意义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中间，这场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使得俄国发生革命的原因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是一样的，向全世界表明异教各民族在军事上必然优于基督教各民族的对日战争是一样的，已经达到最大的紧张程度而永远也不会终止的大国军备扩张是一样的，由于被剥夺对土地的自然权利而灾难深重、普遍不满的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是一样的。

大多数俄国人清楚地看到，他们遭受这一切苦难的原因是对政权唯命是从。俄国人要么不再做有理智的、自由的生物，要么不再对政府唯命是从，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欧洲、美洲各国人民因为忙于生活，又上了自治的当，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了。参与各大国政府的暴力（他们称之为自由），使得他们越来越听命于人，并且因此遭受种种灾难。日益深重的灾难必然会使他们选择那唯一的生路：不再对各国政府唯命是从，其结果是国家暴力联合体的消灭。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变革，只须使人们明白，国家也好，祖国也好，是个虚构的东西，而生命和真正的自由才是现实的东西，因此不应当为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人为的联合体去牺牲生命和自由，而应当为了真正的生命和自由摆脱对国家的迷信和由此产生的对人的罪恶的唯命是从。

一旦人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旧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开始。

（1905）

陈馥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可能指威廉·钱宁（1780—1842），美国哲学家，新英格兰唯一神教派领袖之一，反对蓄奴制。

[2]《福音书》中的“世界”，俄语作“век”，见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век”原意为“世纪”，与俄语中另一个词“столетие”（“百年”、“世纪”）同义。“末期”的说法，俄语作“конец”，亦见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及其他地方。

[3]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4]《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至四十二节。

[5]《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

[6]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7]伊·费·涅克拉索夫（1660—1737），顿河哥萨克人，孔·阿·布拉温的战友。在反封建的布拉温起义失败后，他带领两千名哥萨克出走库班。

[8]参见往上数第二段和第三段。

小绿棒

一

假如有一个人沉睡了很久，在沉睡中忘掉了以前发生过的一切。一觉醒来，他却在一幢他不熟悉的新住宅里。在这幢住宅里居住着像他一样的、整天忙忙碌碌地干着什么事情的生物：人与动物。那么这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竭力弄明白，谁以及为了什么把他送进这个新的奇怪的地方，他在这里该做些什么，该怎样运用自身感觉到的那种力量和活动的要求。只有宗教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不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在世界上很好地生活的。

是谁把我送进这个奇怪的地方？

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有把握知道，这个人是存在着的，正是他把我安置在这个世界上。我有把握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因为我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似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我对以前有过我这一点毫无印象。假如我问：我，真正的我，始于何时？那么我得到的回答更加不能令人满意。有人对我说，我是在若干年以前从娘肚里出来的。然而从我母亲肚里出来的是我的肉体——那肉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它很快，也许就在明天，将会被埋入泥土之中，化为泥土。我用自我意识到的东西并不是和我的肉体同时出现的。这个自我不是始于母腹之中，不是始于割断脐带、脱离母体之时，不是始于断奶之时，也不是始于咿呀发声之时。我知道，这个我始于某个时候，同时我也知道，这个我以前是一直存在着的。因而在时间范围内我不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我，那么我是否还有必要在近期或者久远的年代中去寻找它呢？我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可又仿佛在过去和现在始终存在着，只是我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而已。

因此，我不能确切地说，我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和我的肉体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问题：当我有了理智以后，我所见到的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

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族和我的庭院，不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叶尔米林家族或托尔斯泰家族及其庭院，也不是鲍威尔家族在巴伐利亚的房子和院落，或者施密特家族在英国的房子和院落，或者鲁宾逊家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房子和院落，或者费汉吉家族在中国乡村或者北京的房子和院落，而是所有的人的巨大的世界，这些人居住在这一星球的土地上，无论是暹罗、冰岛，还是在马达加斯加，以及一切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地方。组成这个世界的不仅是我所听说的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十五亿人，而且还包括所有的在我以前生活过的亿万人，他们曾经生活在我所知道的时代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千千万万年中，同时还包括那些正在出生、成长以及在我尸骨无存以后仍将一代一代生活下去的人们。所有这些人，此外还包括从极微小的甲虫到大象和河马在内的种类繁多不计其数的动物，以及同样是不计其数的植物，包括不仅在地球上，而且在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上，在许多太阳和亿万星星上，在地球四周的、可以无限期地扩展的、无穷空间中的、无生命的物体，——就是这一切构成了我诞生在其间，并从有理智起就见到的那个世界。

就像我从人们那里听说的那样，我是在昨天，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以前，出现在这个从一切方面来说，就时空范围而言都是无穷的世界上的。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结合导致了我的出现。正如我从其他人那里得知，最初我是个胎儿，以后长成为婴儿，后来成了儿童、少年和成人。我说不清，究竟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我，那个有自我意识的我。我觉得，我以前是始终存在的。何时终了，我也不知道。根据我对人的观察，纵观所有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知道，大概活了七八十年以后我将死去；我知道，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在接近死亡；我知道，任何一个时刻我都可能死去。尽管我知道这一点，并在所有的人身上看到这一点，我仍不相信这一点，不相信我的那个自我可能终了。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以前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始终存在着。可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在这个世界上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以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身体和极为有限的生命期，该在这个时空无限的世界上做些什么呢？

如果向一个在自己的理智被唤醒以前靠动物的本能活着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最普通的回答就是，他为了吃、喝、睡和寻欢作乐，总之，为了享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肉体的享乐而活着。但是一个人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想一想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就会确信，肉体的幸福不可能是生活的目的，因为对于一个无法逃避斗争、种种灾难、疾病和必然的死亡的人来说不可能有那样的幸福。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老年和死亡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因此，无论是享受、提高自身的能力、完成丰功伟绩，甚至促进社会的幸福都不可能是生命的目的。假如不存在这个时空无限的世界和不存在死亡，那么所有这一切可能成为生活的目的。在时空无限的世界中，在我的生命如此有限和短暂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事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当一个人的全部活动在无穷的世界中间只是很难觉察的一点的时候，当整个生命只是两个永恒之间的瞬息一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为改善生活而劳动呢？当一个人必定要走向死亡，并且既看不到更好的生活，也听不到因为他为人们做了事而得到感谢的时候，他又为什么要为改善别人的生活而劳动呢？而且那些人，他为他们做了好事的那些人，同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我认真地提出这些问题和认真地回答它们，那么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1）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什么，回答是：这是一个似乎不久前才出现的、短暂的、正在走向死亡的、并且必定很快死亡的物体，同时这是一个无疑存在着、而一旦消失就化为乌有的物体。因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同时这又是一个我无疑最了解的物体。

2）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回答是：就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无穷而言，它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东西。在时间上它想必是始于某个时候和终于某个时候，可同时又不可能始于任何一个时候和终止于任何一个时候。在空间上它想必是终于某个地点，但同时又不可能终于任何一个地点。总之，它是我无法理解的，或者是我无法想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可同时我又置身于这一世界之中，在它里面生活，并且必须在它里面活动。这是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3）对于第三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回答是：我正在力图为那个人，即在这个世界上已开始生存并在其中有着归宿的那个人（我把它看做是我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那个永远没有起始，总是和我的肉体有联系，而又并非同一的东西，什么也不需要。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命对于我认为是自我的那个东西，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对于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也不可能有意义。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世界，都是毫无必要的，不可能带来任何益处的。

只要一忘记自己的身份，国王、管事、法官，厂主、教授、学者、艺术家、家庭成员的身份，而只记住一点，即我是一个不久前出现在这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上、很快必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那么生活中就不会有任何理智的目的，也不值得去做什么事情了。一切都将是毫无价值的，一切都是不需要的。你要做的一切虽说毫无意义，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必须做点什么。人生在世就是要活动，好像马拉车一样。马不可以不走，不可以不用自己的行走来牵动车轮。而人也不可以不做点什么，不可以不用自己的活动来参与整个世界的运动。因此，尽管对于我，对于人，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我的生命无论如何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我还是得做点什么。有一种力量将我置于这样的地位，那就是我必须活动，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为了某个我不理解的存在物。在这一思想中包含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宗教的实质。

这一思想是说存在着一种将我送入这一世界中来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真正的宗教的实质。而正是承认那个把我送入这一世界的、被称之为上帝的力量这一点，不仅使一切事情都变得明白了，而且也使人的生命有了意义。我的生命本身是不可理解的，同样我也不理解整个世界的生命。但是我活着，并且必须按照某种最高力量的意志活动。如果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命是不可理解的，我能够给自己或者世界提出的一切目的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对于那个将我自己所不理解的我送入世界，并且支配着我所不理解的世界的生命的最高力量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只要承认这个最高的力量，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明白了：我的生命的最终目的和世界生命的最终目的，我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它们不能为目光短浅的人所理解）。我和整个世界实质上只是达到我所不理解的目的的工具而已。因此我的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在于达到那个我无法接近的最终目的，而仅在于为实现那个我不明白，而我又是为了它才存在的目的而尽力，即承认这个最高力量，为它服务，承认上帝，并履行它的意志。

二

上帝的意志体现在哪里？有人教诲说，上帝通过摩西、基督，或者佛给人们以启示。这是不对的。有时这样说是因为误解，有时则是出于欺骗，但总归是不对的。

上帝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立即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法规启示给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上帝总是给一切人，一切正在寻找它的人以启示。上帝的启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任何人在自己的心中体会到了上帝，那就是体会到了生命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肉体的，但又是借人的肉体以生存的。它没有重量，也没有尺度、颜色、味道和气味，并且无始无终。人身上的这种生命本质受到他的肉体的制约，因此它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从这一部分中人能够知道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上帝。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于是他也就知道了上帝，不可能不知道它。

既然知道了上帝，那么也就知道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不是写在某一本书里，而是存在于生命之中，存在于人的命运之中。人们觉得，他们不知道律法或者误解了上帝的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上帝的律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上帝的律法），那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位置闭眼不看，他们不希望看到它，或者希望看到不是本来面目的它。如果有个人来到一个火车站，他看见停在站台旁的车厢，就走了进去。他把车厢想象为一座房子，并且着手把它布置成一个舒适的住宅，打算在里面定居下来，那么当火车启动，驶向下一个车站时，当人们叫他带着他所有的装饰物和东西搬出去时，他一定会感到惊讶和伤心的。一个人可以看见和知道，车厢不是房子，它只是交通工具，旅行必须服从一定的章程：买票和按照铁路上的规章行事。大部分人却同样看错了，或者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不明白自己的位置。

［…………］

三

所有的人都希望生活得快乐，有爱情与和睦，没有疾病、痛苦和死亡，可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分离和相互仇恨之中，所有的人都生病，所有的人都感到痛苦，并且在走向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把人们弄成这样：所有的人都渴望幸福，然而人人却又都在受苦呢？这是为什么？

基督的教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督说，他很怜悯人们，因为人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绵羊一般疲惫不堪和四散奔走，于是他招呼人们到他这里来，并答应给人们以幸福。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1]基督对人们说，他们的一切灾难都在于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位置，想象与实际不符，忘记了自己是谁；而一旦他们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记住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生活就不再是痛苦的，而是欢乐的了。

这在《福音书》中多次指出过，在关于种葡萄人的比喻中，这一点讲得特别清楚：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在里面安排好了一切（园子是世界，主人是上帝），把园子租给种葡萄的人，要他们在园子里干活，并把果实交给他。但是种葡萄的人忘了园子不是他们的财产，忘了他们只有在得到主人同意以后才能够享用他的果实。当主人打发仆人来要园里的果实时，种葡萄的人不仅不给果实，还赶走了仆人。于是主人赶走了他们。这样他们就遭到了不幸。[2]

当人们以为生命是他们的财产，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享用它，而不必履行给他以生命的上帝希望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同样也会遭到不幸。

才能就像生命一样，也只是上帝为了有利于工作才赋予的。一生不工作的人也就丧失了主人想给的一切。谁为上帝工作，这个人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多。

在关于主人留在自己家中的管家的比喻中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个管家不去关心主人的房子，却享乐起来，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惩罚了他，并把他辞了。[3]

在这些比喻中说的都是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什么。而在关于从田里归来的仆人的比喻中说的则是，世界上每个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应该把自己看成什么。

这个比喻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么？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么？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4]

基督的全部教义就在于使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位置。

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的位置，那么无论他做什么，无论怎样努力谋求自己的幸福，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一个不履行契约的雇工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一样。

只有当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他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是上帝的仆人和子民，所以应该在上帝面前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他才可能在生活中有好的结果。

《福音书》里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即上帝所想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即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他们都将得到）。”[5]

一个人要得到他能得到的幸福，需要的是不自我欺骗，以及明白自己的位置。

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在哪里？导致一个人不幸的那种欺骗是什么？

这种欺骗就是人们忘掉了死亡，忘掉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永久生活下去的，他们只是匆匆的过客。孩子和相当多的成年人都相信了这个谎言。相当多的成年人甚至到了老年还没有想到死，他们就像不会死亡那样生活着，并且深信自己将会永远地活下去。

那些人只是到了临死时才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感到恐惧，但为时已晚，他们看到了自己全部生活的无可挽回的错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节就谈到这种欺骗：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动物可以不想到死而活着，但是人有理智，他不能这样活着。如果他有足够的理智预见自己必须吃饭，并为此收集粮食和建筑粮仓，那么他可以想得更远一些，预见到在年老的时候死亡必定会等候着他，而且不仅在年老的时候，平日死亡也每分钟都可能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个记住了死亡的人，不可能为单独的自我而活着。

一个不忘记自己终究要死的人，他可以赋予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他已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仅仅是上帝的意志的工具。他按照上帝的意志出现在这个时空无限的世界上，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若干时间，然后永远地消失。如果正是这样，那么很显然，为了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活着是极不理智的，活着的唯一意义在于履行上帝的意志，正是上帝为了实现这一意志的目的才把他送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我不能知道，因为它隐没在无限之中，但是我能够知道达到它的方法。那构成我的生命之本质的对幸福的渴望本身就是达到它的方法，但这幸福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整个世界的。我可以接近的目的就是整个世界的幸福，我对幸福的渴望仅仅是一种指示，它向我指明我应该为世界寻找些什么。

因此，一个人只有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才会产生对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真正信仰。意识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顺从上帝的意志，承认人人平等，爱所有的人并为他们服务，在生活中奉行种种基本准则，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事。

［…………］

（1905）

陈建华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至四十一节。

[3]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4]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至十节。

[5]《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

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亲爱的先生：

一

我收到了您的书，并且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它们，特别是《尊王篇》。

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我也曾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中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民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引起我特别强烈的兴趣。

中国人民虽遭受到欧洲民族这样多不道德的、极端自私的、贪得无厌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我指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

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平静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欧洲民族越来越多的蛮横行为。粗野的、自私的、只过着兽性生活的人总是这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欧洲民族正是如此。

中国人民过去经历过，现在仍经历着的折磨是巨大的和艰难的。但正是现在，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要失去忍耐，不要改变对暴力的态度，不然就会丧失忍受暴力、不以恶报恶必定产生的严重后果。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基督教教义说。我也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虽然人们难以接受。不以恶报恶和不参与恶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战胜作恶者最为妥善的手段。

中国人在把旅顺割让给俄国人之后，便能看到这教义正确的最突出的证明。极力用武力从俄国和日本那里夺回旅顺，达不到那些对俄国和日本极为有害的后果，即把旅顺割让给俄国对俄国和日本所产生的那些极为有害的后果——物质的和道德的恶。割据了中国胶州湾和威海卫的英国和德国也必定如此。

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二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中国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武装起来，能够用武力驱除一切欧洲强盗（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坚忍不拔、勤劳，而主要是人口众多，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那么这就可怕了。这不是像西欧最粗野和愚昧的一个代表——德国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可怕，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可怕：中国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我想，中国、波斯、土耳其、印度、俄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落入欧洲文明的腐化罗网之中）等东方民族的使命是给各民族指明那条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如您在您的书中所写的，在汉语中用来说明它没有别的词，只有“道”，道路，也就是符合人类生活永恒基本规律的活动。

根据基督的学说，自由也是经过这条道路实现。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2]西方民族几乎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就是这个自由，我想，东方民族的使命是实现自由。

三

我的思想是这样的：

从远古时代起就发生了这种事，从和平和勤劳的人们中间分化出了贪婪的、认为暴力比劳动好的人。这些贪婪和游手好闲的人侵犯和平的人，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无论在西方和东方，在一切过国家生活的民族中都发生了这种事，如此持续了好多个世纪，现在还在继续着。但是在古代，当侵略者占领了人口稠密的广大区域时，他们不能对被统治者做许多坏事，因为统治者少，而被统治者多（特别是在交通条件原始的广大区域内），只有少部分人遭受到统治者的暴行，大部分人还能过安定的生活，不同暴虐者直接接触。全世界都曾如此，直到最近，在东方民族之间，特别是在幅员广袤的中国，仍然如此。

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这种状况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首先是因为，暴行者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越来越腐化；其次是因为，被统治者受到教育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服从政权的危害。

这两个原因的作用日益加强又是由于通讯有了技术上的改善，出现了道路、邮政、电报、电话，统治者凭借它们把自己的影响施展到那些没有交通手段就不能施展的地方去。由于同样的原因，被统治者彼此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

这些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被统治者感到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自己与政权的关系。

西方民族早就感觉到了这种必要性，早就用西方民族共同的方式改变了自己与政权的关系，即用议员限制权力，实质上是分散权力，把权力从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移交给许多人。

目前，我认为轮到东方民族了，中国同样感觉到了专制政权的危害，并且寻求从在目前的生活条件下变得不能容忍的专制政权下解放自己的手段。

四

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学说认为，君王，“天子”，应该是大贤大德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臣民们可以并且应该不再服从他。但是我认为，这种学说只是为政权辩护，因而与欧洲民族中间流行的使徒保罗所谓君权神授的学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民不会知道他们的皇帝是不是贤明和有德行。同样，信基督教的各国人民也不会知道，是不是上帝赋予了这位君主权力，而非那位同他们斗争的君主。

这些对政权的辩护在各民族很少感觉到其危害的时候曾经起过作用，但是在现在，当大多数人感觉到一个人或几个人统治许多人的政权的所有害处和所有荒谬之后，这些辩护就不灵了。各民族无论如何都要改变自己和政权的关系。西方民族早就改变了自己和政权的关系，现在轮到东方民族了。我认为，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就处在这种状况中。所有这些民族都熬到了他们已经不能再处于以前与统治者的关系上的时候了。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得多么正确啊，[3]不可能有一个拥有电报和电动机的成吉思汗。如果东方现在还有成吉思汗或类似他的人，那么显然，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是最后一批。他们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因为电报和一切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出现使他们的政权变得过于沉重，因为各民族有了这文明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和认识到，有没有这些成吉思汗对他们说来并不像在古代那样是无所谓的，相反，他们遭受的灾难几乎全部产生于这种政权，他们只是出于习惯才服从它，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在俄国大致如此。我想，对于土耳其、波斯、中国也是如此。

对于中国说来尤其如此，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爱好和平，它的拙劣的军队使欧洲人有可能以同中国政府的各种冲突与不和为借口而不受惩罚地掠夺中国大地。

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必须改变自己与政权的关系。

五

这就是我在您的书中和从别的消息中看到的。中国的轻率的人们，所谓的改良派认为，这一改变应当是去做西方各民族已经做了的事情，即用代议制政府替代专制政府，建立西方各民族的那种军队，那种工业。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和自然的。根据我知道的中国的一切，这决定不但是轻率的和非常愚蠢的，而且完全不符合聪明的中国人民的本性。建立西方各民族的那种宪法、那种军队，或许还有那种兵役制、那种工业，就意味着摈弃中国人民曾经赖以生活和正赖以生活的一切，摈弃自己的过去，摈弃明智的、爱好和平的、农耕的生活，摈弃“道”的生活——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路。

假定中国为自己建立起欧洲的制度，中国将驱除欧洲人，它将会有像欧洲那样的宪法、强大的常备军和工业。

日本做到了这一点，它制定了宪法，加强了陆军和海军，发展了工业，这一切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措施的后果是明显的。日本人民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于欧洲民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非常可悲。

六

西欧各国表面上非常强大，现在能够压倒中国军队。但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状况不但不能同中国人民的状况相比，而且最是难熬。在这些国家里，不幸的、满腔怨恨的工人群众接连不断地同政府和富人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受到了组成军队的被欺骗的人们的武力镇压。在贪得无厌、穷兵黩武的国家之间也悄悄地进行着这种斗争，它时刻有可能酿成奇灾大难。

不管这种状况多么可怕，西方民族的灾难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主要的和基本的灾难在于，这些不能用自己的粮食养活自己的民族的整个生活完全建筑在必须用暴力和狡诈从还过着合理的、农耕生活的中国、印度、俄国和其他国家为自己攫取生活资料之上。

改良派人们建议你们模仿的就是这些寄生民族以及他们的行为！

宪法、保护关税、常备军队，所有这一切把西方民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抛弃农业，与农业疏远，在城市、工厂里生产大部分并不需要的产品，被派到军队去专干形形色色的暴行和掠夺。他们的状况初看起来无论怎样耀眼，其实是没有出路的。只要他们不改变目前以欺骗、腐化和掠夺农业民族为基础的生活制度，他们就免不了要毁灭。

由于害怕西方民族的横蛮和武力而去模仿他们，这等于一个明智、纯真、勤劳的人去模仿挥霍无度、好逸恶劳而又侵犯我们的无耻的掠夺者，亦即为了有效地对付没有道德的恶人而使自己也成为同样没有道德的恶人。

中国不应该模仿西方民族，而应该以他们为借鉴，免得陷入同样没有出路的境地。

西方民族正在做的一切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东方民族的例子，但不是应该效法的例子，而是千万不能效法的例子。

七

走西方民族的道路意味着走上必然毁灭的道路。但是，停留在俄国的俄国人、波斯的波斯人、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和中国的中国人所处的那种状况之中也是不行的。对于你们中国人，这样做尤其不行，因为你们爱好和平，处在国家没有军队的状态之中而又为不能过独立生活的军事强国所包围，于是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掠夺和侵占，那些强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怎么办呢？

至于我们俄国人，我知道，毫无疑问地知道，我们俄国人不应当做什么和我们应当做什么来摆脱我们遭受到的恶，以免情况更坏。首先，我们俄国人不应服从现在的政权，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去做我们的，还有你们的改良派、不聪明的人们所要做的事。不应当模仿西方，通过制定宪法，用另一种政体，无论是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来替代这种政体。大概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使我们陷入西方民族所处的灾难境地中去。

我们必须而又可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并且是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可能施加于我们的暴力，不以武力对抗暴力，也不参与暴力。据我看来，你们中国人有更多的理由必须要做的也正是这件事，不仅是为了使你们的土地免遭欧洲民族的侵占和掠夺，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你们的政府的不合理要求，它要求你们去做违背你们的道德学说和觉悟的事情。

只要你们坚持遵循合理的生活道路，即“道”的自由，你们的官吏们强令你们做的一切就会自行取消，欧洲人的压迫和掠夺也就不可能实行了。不去执行官吏们的命令，主要是不服从他们，不去协助互相奴役和掠夺，你们就会从官吏们的淫威下得到解放。遵循“道”，不承认自己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有义务去做你们的政府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你们就会从欧洲人的掠夺下得到解放。

要知道，欧洲民族的种种侵略和掠夺之所以发生，原因都在于存在着一个政府，而你们甘当它的臣民。如果中国政府不存在了，其他民族就没有任何理由以国际关系为借口去干自己的残暴行为。

八

为了消除恶，应当反对的不是恶的后果，诸如政府滥用权力、毗邻民族侵犯掠夺，而是恶的根源，是人民对人的权力的虚伪关系。只要人民认为人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高于律法（“道”），那么人民就永远是奴隶，奴性越足，他们所制定并服从的政权体制（如立宪体制）就越复杂。只有以上帝的律法（“道”）为一切其他律法都应服从的唯一最高律法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

只要你们不服从自己的政府，在别的民族向你们施加暴力时不协助他们的政权，不到私人的、国家的、军队的机构中去为他们服务，就不会有你们正遭受的一切灾难。

九

人类和人类社会永远处在从一种年龄向另一种年龄过渡的状态中，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时期，人和社会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和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过渡。就像一个人会突然感觉到他不能再继续过童年的生活一样，各民族的生活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时期，社会不能继续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制度和活动。我想，一切过着国家生活的民族，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民族，现在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这过渡在于必须从变得不能容忍的人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并在与人的权力不同的基础上建立生活。

在我看来，这事业是历史性的，是命运为东方民族规定的。

就此而言，东方民族正处在特别幸运的条件下。他们尚未抛弃农耕，尚未被军事的、宪法的和工业的生活腐化，尚未失去必须遵循上天的或上帝的最高律法的信念，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欧洲民族早已从那里走上了使摆脱人的权力变得特别困难的错误道路[4]。

既然看到西方民族的一切祸害，东方民族自然不会企图用荒谬的、人为的、掩盖问题实质的手段（虚假地限制权力和实行西方民族企图借以获得解放的代议制）摆脱人的权力的恶，而是用别的，比较根本和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方式在仍然相信必须遵循上天或上帝的最高律法，即“道”的律法的人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这方式只能是遵循这个排除服从人的权力的可能性的律法。

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孔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依我看，现在不但在中国面前，而且在一切东方民族面前摆着的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摆脱他们从自己的政府和别的民族那里遭受的那些恶，而且是要给一切民族指出摆脱他们全体所处的那种过渡状态的出路。

除了从人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和服从上帝的权力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1906年9月）

朱春荣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2]《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3]指的是赫尔岑致亚历山大二世的信。

[4]为什么会这样，我在题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文中给予了详细的阐述。——作者注

到底怎么办？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老子：《道德经》第十九章

大约一个月前有两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讨小册子[1]。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树皮鞋；另一个戴着曾经是很讲究的黑色礼帽，穿着破皮靴。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告诉我，他们是从莫斯科被赶出来的工人，因为在那里参加了武装起义。途中他们被雇到我们村的果园当看守，工作还不满一个月。昨天果园园主辞退了他们，说他们怂恿农民毁果园。而他们微笑着否定了这种说法，声明他们只是每晚到村里去走走，和伙伴们聊聊天而已，没有怂恿任何人。

他们俩，特别是那个更活跃一些的，笑起来黑眼睛放光，并且露出一口白牙齿的工人，都读了不少革命文献，于是不管恰当不恰当，满嘴外来语：演说家、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剥削等等。

我问他们读过什么。皮肤微黑的那一个笑着说，他读了各种各样的小册子。

我问，是什么样的小册子。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土地和自由》。”

我问他们读后有何感想。

“里头写的全都正确。”皮肤微黑的一个说。

“到底是什么正确？”

“就是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了。”

“为什么无法忍受了呢？”我问。

“怎么‘为什么’？既无土地，又无工作，政府无缘无故地摧残压迫老百姓。”

于是他俩相互打断话头，述说哥萨克如何用皮鞭抽老百姓，警察如何乱逮捕人，甚至把什么罪也没犯的人枪杀在他们家中。

我举出一些理由说武装起义是不好的，是非理性的事情，皮肤微黑的一个听了只微微一笑，接着平静地说：“我们可不这样看。”

当我讲起杀人是罪恶，讲起上帝的时候，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黑眼睛的年轻人耸了耸肩膀。

“那么按照上帝的律法就该任人剥削无产者了吗？”他说，“过去是这样，可现在人们觉醒了，再不能……”

我拿给他们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宗教内容的；他们瞟了一眼标题，看样子很不满意。

“大概你们不喜欢，那就不必拿去了。”

“那为什么？”皮肤微黑的一个说着把书塞进怀里，然后和我告别。

虽然我没有看报，但是根据家里人的谈话，根据我收到的信件，根据来访者的叙述，我知道最近一个时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而且特别了解（正是因为没有看报）社会和百姓的观点最近发生的惊人的变化。变化在于，如果以前只有某些人指责政府的某些命令，那么现在是所有的人，除去极少的例外，都认为政府的全部活动是罪恶的和非法的，认为一切风潮过错都在政府。持这种观点的有教授，有邮电部门官员，有文学家，有小店主，有工人，甚至还有警察。“杜马”解散以后这种情绪更加强烈了。最近又发生政府天天杀人的事情，这种情绪就达到了最高峰。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和这两个人的谈话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这次谈话就像一股推动力，突然使正逐渐凝结的液体变成了冰，突然使我在此以前感受到的这类印象变成了明确的、毫无疑问的信念。

和他们交谈之后我明白了，政府为了镇压革命正在施行的种种罪行，不仅不能镇压革命，反倒使革命烈火燃得更旺。我明白了，即使革命运动由于政府的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而暂时平息下去，它也不会被消灭，而只是暂时潜伏起来，今后必然还会以新的、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我明白了，现在熊熊燃烧起来的火焰已势不可挡，与燃烧物的任何接触都只能扩大火势。我明白了，只有从政府方面停止一切镇压措施，不仅停止死刑和逮捕，而且停止各种形式的流放、迫害和查封，这场发了狠的群众的可怕斗争才有可能停止。

我坚决相信，现在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方面向革命者让步，准许他们自行安排，按照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案安排。但我同样坚信，这样的建议，如果我提出来的话，只能被当做我完全疯了的表现来对待。因此，尽管我完全明白，政府的这种骇人听闻的活动继续下去只会坏事，而不能改善现状，但我既不打算写出，也不打算讲出这一建议。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我的假定不幸越来越被证实了。死刑、屠杀和掠夺越来越多。我从人们的谈话中和偶尔翻阅的报纸上得知这一点。我也知道，人民和社会对政府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敌对。

前两天在我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坐在农民大车上与我顺方向而行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我跟前。

这个人个子不高，留一撮淡褐色的小胡子，聪明而不和善的面孔带有不健康的颜色，目光沮丧。

他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和一双高统皮靴。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有直盔头的制帽，正像别人给我解释的，这是时髦的革命服装。

他向我讨小册子，显然是作为交谈的借口。

我问他从哪里来。

他是我们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不久前那里的许多被关进监狱的农民的妻子曾来找过我。

我很熟悉这个村子。我曾带去法定的识字课本，总是特别欣赏漂亮而机灵的当地居民。在我的小学校里，特别有才华的学生都是从这个村子来的。

我问起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情况。他以一种近来我遇见的人都有的不容置疑的坚信态度说，所有的事都要归咎于政府。他告诉我，这些农民无缘无故地给抓去，打得遍体鳞伤，并且关进了监狱。

费了很大的劲我才从他那儿打听清楚，到底给这些农民定了什么罪。

原来，如他所说，他们都发表过演说，召集过群众集会，会上讲了没收土地的必要性。

我说，要确立一切人对土地的平等权利，只有使土地再也不做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而不能采取土地收归国有或者其他任何强制手段。

他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说：“为什么呢？只要组织起来就行。”

我问：“怎么组织起来？”

“到时候就清楚了。”

“怎么，又是武装起义吗？”

“这是可悲的必然。”

我讲了在这种场合我经常讲的道理，就是用恶不能战胜恶，战胜恶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的途径。

“可是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出路何在？”他皱着眉头瞧了我一眼说。

我说：“从年龄来说，我可以做您的爷爷了，我不和您争辩。只是有一点我要告诉您这个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那么你们的所作所为，或者准备做的事同样是不对的。您，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习惯的年轻人，只需要好好过日子，不犯罪，不违背上帝的律法。”

他不满地摇摇头。

“每个人有自己的上帝，千百万人就有千百万个上帝。”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劝您停止干革命。”

他回答说：“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老是忍耐、忍耐吧，到底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想离开，但他留住了我。

他说：“您能帮助我订一份报纸吗？”

我拒绝了他，并且带着沉重的感觉离开了他。

这个人已经不是失业的手艺人，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手艺人在俄国各地流浪。他是住在农村的种地的庄稼人。

回到家中，我发现家里人也处于同样沉重的情绪中。他们刚刚看过新收到的报纸（这是十月六日的事）。

女儿对我说：“今天又有二十二个人被处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我说：“不仅骇人听闻，而且荒诞之至。他们干得越来越不像样了。”

“那么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些杀人抢劫者逍遥法外吧。”不知道谁说了在这种场合常说的话，我已经听到过许多次了。

“到底怎么办？”这句话正是那两个从果园出来的流浪汉和今天那个农民革命家对我说过的。

“不能乖乖地忍受既危害国家，又危害人民的道德沦丧的政府所制造的疯狂惨剧。我们对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也感到反感，但是到底怎么办？”第一种人，即革命者，这样说。

“不能允许那些自称是组织者的人夺权，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俄国，败坏俄国，毁灭俄国。当然，暂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但是到底怎么办？”另一种人，即保守分子，这样说。

于是，我想起了和我接近的革命者，和我接近的保守分子，今天这个农民，还有那些定购和制造炸弹、杀人抢劫的不幸的、误入歧途的革命者，以及批准、组织战地法庭，在那里开庭、枪毙人、吊死人的同样不幸、同样误入歧途的人们。而这两种人都想使自己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同时他们又都重复着同样的话：“到底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两种人都这么说，但他们说这话意思并不是问：我到底怎么办？而是说，如果我们不再干我们所干的事，那么大家的境况更要糟糕得多。

所有的人都如此习惯于这个奇怪的问题，其中包含了对最骇人听闻、最伤天害理的行为的解释和辩护，以致没有一个人想到问一问：“你这个问‘怎么办？’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有权通过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认为是可恶的行为来安排别人的命运呢？你怎么知道，你所想要改变的恰恰应该改变成你觉得是好的样子，或者你想要保持就一定必须保持它原有的样子？要知道，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有害的，而你却认为是好的、有益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事会产生你所预期的后果，虽然你不会不知道，那些后果，特别是在涉及各民族生活的事业中的后果往往完全违反他们为之而干的目的。而主要的是，你有什么权利去做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事情，如果你承认上帝的话；或者说违背全世界最通行的道德法则，假如你除了通行的道德法则以外，不承认任何法则的话。你根据什么权利自认为不受这些最普通、最不容置疑的全人类通行的法则管束，这些法则与你的革命事业和你的政府事业都不相容。

如果你真的是作为问题，而不是作为辩护提出“怎么办？”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理所应当地跟自己联系起来，那么，答案本身就是最简单明了的。答案在于，你不应该想象自己作为沙皇、部长、士兵，或者某个革命委员会、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的代表和成员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这个力量为着自己的某些目的才赐予你清晰明确的律法，铭刻在你和所有人的良心上。

对“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回答：所有的人永远只应该去做上帝经常要求于一切人的事，使那种荒诞的、引向犯罪的迷雾立即消散，因为人们在迷雾的笼罩下不知为什么以为他们才是千百万人中的一批佼佼者（其实他们是迷误最深、背离生活的正确道路最远的人），仿佛正是他们应该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并为了这千百万人的可疑的幸福，去干那些给这千百万人造成不是意料中的，而是明显可见的灾难的勾当。

存在着为一切有理性的人们所公认的普遍的法则，它由传说，由各民族的宗教，由真正的科学，由每个人的良心所证实。这一法则的内容是：一切人为了同样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达到最大的幸福都应该相互帮助，相互爱护，至少不应该蓄意侵犯别人的自由，谋害别人的生命。可是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相互分派各种角色，一些人被看做国王、部长、士兵，另一些人是各种委员会和团体的成员。而且人们如此认真地进入自己的角色，以致忘记原来的实际的职位，还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完全不必遵循普遍的法则，有时甚至可以并且应该违背这一法则，而违背永恒法则会给个人和人类社会带来比遵守理性的、对一切人来讲是最高的普遍法则的人更多的幸福。

在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从厂主那里得到明确的为他们自己承认的规章条例，知道为了工厂的工作顺利进行，也为了个人的福利，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丝毫不懂得工厂是如何进行生产的，却要工人们相信，他们应该停止做由厂主批准的事情，而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这样工厂才能正常运转，工人才能得到更大的福利。

［…………］

我知道，对于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实际意义的人来讲，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会显得抽象而不实际。这些人认为可行的答案在于，那些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在一小时后自己是否还活着，却清楚地知道任何屠杀和暴力都是恶的人，毕竟还是需要借口建树设想中的别人的未来幸福而去做他们自己似乎知道可能产生什么后果的事，而且做出他们仿佛一点也不懂屠杀人折磨人是恶，只知道必须有这样或那样的帝制，这样或那样的宪法的样子。

许多丧失明确的人类天赋和使命感的人会是这样，但我想，因目前各种惨剧和罪行而感到痛苦的绝大部分人，最终总会识破认为人压迫人合法、是善行的人们陷身其间的可怕骗局，而一旦识破这一骗局，他们就将永远摆脱参与暴力或屈服于暴力的疯狂状态和犯罪行为。只要所有的人能够明白，人人应该永远只做一件事：执行主宰宇宙的本源要求于人的事。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和良心的人，一旦忘记自己的一切社会地位——部长、警察、好斗的或不好斗的党派的主席或一般成员，都不会意识不到这个要求。这样一来，非但不再会有充满人类生活，特别是现在充满俄国人生活的惨剧和灾难，而且还会有地上的天国。

哪怕只有一部分人照这样行事，那么这样的人越多，世上的恶就越少，而人类的心灵急切盼望的天国也就会越早实现。

（1906年10月）

倪蕊琴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指宣传托尔斯泰主义的小册子。托尔斯泰经常免费送给普通老百姓。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人们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事情。我们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这是指最好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革命。关于社会制度和人类完善的最高概念正在形成。我们活不到收获的那天，但充满信仰的播种也是伟大的幸福。

——钱宁

利益的崇拜者们只有谋利的道德而别无其他道德，只有物质福利的宗教而别无其他宗教。他们认为人的肌体已被贫穷弄得残缺不全，精疲力竭，于是轻率而又起劲地对自己说：“来，让我们来医治这个肌体，一旦它养得强健有力，膘肥肉壮，灵魂就会回到它身上。”可是我说，要医治这个肌体只能先医治灵魂。它才是病根的所在，肌体的疾患只是病的表面现象。当今的人类正因为缺乏共同信仰，缺乏把尘世与天堂、宇宙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思想而日益衰亡。由于缺乏这种现仅剩下一些无聊形式和僵死公式的精神的宗教，由于完全缺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人变得像野蛮人一样堕落不堪，迷恋于尘界，在空虚的祭坛上供起一尊“利益”的偶像。世俗的暴君和王公成了这尊偶像的最高司祭。正是从他们那儿产生出一条谋利道德的丑恶公式，曰：“人人仅为己欲，人人仅为自己。”

——马志尼[1]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

俄国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整个世界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它，纷纷猜测着，努力估计这场革命将给俄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预测和估计，对于那些从外部观察俄国革命的旁观者来说，也许既有趣又重要，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场革命和进行这场革命的俄国人来说，主要的兴趣却不是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极其明确地决定，在这个对于我们事关重大的紧要关头，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严峻而又危急的时刻，我们俄国人应该怎么办。

革命从来都是人民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现在正在俄国发生，我们所有的俄国人正在进行这种改变。

因此，要了解我们能够怎样并且应该怎样改变自己对待政权的态度，我们就必须懂得政权的实质，懂得什么是政权，它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对待它才是最好的态度。

一

从古到今的一切民族，都只发生了同一种情况。靠狩猎（猎人），或者靠饲养牲畜（游牧人），或者靠种地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这是一种人人都必须从事并且也必定会去从事的活动。但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们中间，总是会出现——有时候出自本民族，有时候来自外族——一些强行夺取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的人，起初是抢掠他们，后来是奴役他们，要他们为自己做工或者纳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现在还在非洲和亚洲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那些为养活自己和抚育儿女必须日复一日地不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劳动人民，虽然人数比征服者多得多，也总是比他们更有道德，却对征服者百依百顺，唯命是从。

他们所以那么顺从，是因为一般人都厌恶与人争斗，那些为维持生计而与大自然做着艰苦斗争的人尤其是如此，他们宁可承担施加于他们的暴力的后果，也不愿丢下那种非做不可的符合他们习惯和爱好的事。

这里当然没有格劳秀斯[2]或卢梭[3]用以解释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任何一种契约。同样，斯宾塞[4]在其研究怎样以最佳方式组织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原理》中想象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协议，也是没有的和不可能有的。总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当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行暴力时，承受暴力者宁可忍受许多沉重的负担，甚至经常忍受巨大的灾难，也不愿为反抗强暴者而花费心思和努力，而征服者却把保护顺民免受内外捣乱分子的危害当做自己的职责。因此结果总是，为养家糊口而必须从事那种连动物也必须从事的劳动的大多数人，毫不反抗地忍受一切在所难免的艰难困苦，甚至是统治者的残暴行为，而且还对他们服服帖帖，承认自己有义务执行他们的一切要求。

人们说到原始社会的形成时总是忘记，不仅人数最多、最不可缺少，而且最有道德的那部分社会成员，始终是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所有其他人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向暴力屈服和承担随之而来的全部痛苦，总是要比为同暴力斗争而脱离他们必须做的事——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计——来得自然。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见缅甸人、埃及的阿拉伯人和布尔人向英国人屈服，贝杜英人向法国人屈服，古代的情形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来风行一时的那种被称为社会学的奇谈怪论声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根据经济条件形成的。这种论断仅仅指出了现象的一种后果，而不是它清清楚楚的原因。这些或那些经济条件的原因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无非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加的暴力。经济条件是暴力的后果，因此绝不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

自古以来就是那些凶恶而又游手好闲的好忌妒的人——那些该隐们在侵犯农人——那些亚伯们[5]，他们用杀人的威胁和杀人的行动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而那些和善温良而勤劳的人并不与强暴者斗争（因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这样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这样做，否则就得丢下那种养活自己和亲人的劳动），认为自己最好还是对他们俯首听命。一切现存人类社会的基础都是恶人施加于善人的这一类暴力而绝非经济条件，它们至今仍然建筑和维持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

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

统治者所以会不断腐化，首先总是因为这些人生性不讲道德，好逸恶劳，蛮横强暴。他们一把持政权，就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淫欲和其他欲望，于是日益沉湎于这些欲望和罪恶之中；其次，又因为淫欲和其他欲望在普通人身上总是遇到障碍而得不到满足，在统治者身上却不仅可以通行无阻，不受谴责，而且相反，还能博得他们所有亲友的赞扬。统治者的疯狂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亲友是有利的，加上他们的亲友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有理智者理应只对美德和明智表示服从，而这美德和明智正是在他们所服从的那些人身上。结果，被当成美德加以赞扬的统治者的淫佚，就渐渐膨胀起来，变得极其可怕。

正因为这样，各民族的那些加冕的和未加冕的统治者们，就不断走向尼禄、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叶卡捷琳娜和马拉之流曾经达到的那种疯狂和淫佚的可怕顶点。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假如统治者能满足于他们个人的荒淫腐化，他们的危害还不至于那么大。可是，游手好闲而饱食终日的腐化者——过去和今天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的人——也得有所寄托，有所追求。这种人的目标又不会是别的东西，只能是获得越来越高的声望。对其他一切欲望来说，饱而生厌的极限总是来得很快，唯独虚荣的欲望永无止境。因此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追求荣誉，并且主要是追求辉赫的战功，这是那些既不懂得真正的劳动也不会劳动的腐化者所唯一可望企及的东西。要进行统治者所发动的这些战争，就需要金钱，需要军队，主要的是需要杀人。而由于这一切，被统治者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他们的痛苦最终会达到这样的限度，以至再也不能照旧向政权屈服下去，而要努力改变自己对它的态度。

三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变化，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原因是，被统治者虽然承认凌驾于自己头上的政权并习惯于服从它，但是随着道德意识启蒙和教化的普及，他们开始看见和感觉到政权不但在物质上给他们造成越来越大的恶果，而且，向政权屈服实在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一千年前或五百年前的人可以服从自己的统治者，为了攻城掠地，或者为了一些王朝纷争或宗教狂的目的去把外民族的全体居民斩尽杀绝——砍头，拷打，枭肢，关木笼，枪杀，或者把全体居民变为奴隶。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受过基督教或从中产生的人道主义学说熏陶的被统治者，已经不能问心无愧地服从政权，应其要求参加诸如中国战争、布尔战争和菲律宾战争[6]等对那些捍卫着自由的人的屠杀了，他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些心安理得地感觉到自己是当今各国政府正在制造的那些暴行和死刑的参与者了。

因此，暴力政权一天天地持续下去，就一天天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消灭着自己，即以统治者变本加厉的腐化和由此造成的被统治者日益增加的重负消灭自己，以暴力政权越来越严重地违背在被统治者身上不断发展和不断明确的道德要求消灭自己。可见，只要有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对于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方民族来说，这一时刻早就到来了。人民与政权的斗争还在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一直在所有效法罗马帝国的国家里持续，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对于东方民族，即对于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来说，这一时刻尚未到来。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一时刻现在刚好到来。

俄罗斯民族现在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学东方民族的榜样，继续服从自己这个无理智的腐化的政府而不顾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灾难，还是像那些承认现存政府是有害的西方民族的一贯做法一样，强行推翻这个政府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来？

在俄罗斯民族的那些非劳动阶级的人们看来，这后一种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与西方民族的上层富有阶级心心相印，认为福利就是军事上的强大和工商业及技术改造的成就，就是西方民族在不断变更统治方式的情况下达到的那种外表的辉煌。

四

俄国的非劳动阶级大多深信不疑，在眼下这个危机时刻，俄罗斯民族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走那条西方民族曾经走过并且至今仍然在走的道路，也就是说与政权斗争，限制它，把它越来越多地转到全民的手中。

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这种活动是好的吗？

在这条路上走了千百年的西方民族有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用这种办法避免了他们希望避免的灾难吗？

西方民族和所有的民族一样，起初也顺从那些要求他们俯首听命的统治者，宁可屈服也不愿与政权进行斗争。可是这种以形形色色的查理大帝、查理五世、腓力、路易、亨利八世为代表的政权却越来越荒淫腐化，以至西方民族变得忍无可忍。西方民族在各个时代都愤怒地起来反抗过自己的统治者，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斗争。这种斗争因时代不同和地点不同而异，但又总是表现为同样的情形，总是表现为一次次内战、抢劫、屠杀、死刑，总是以旧政权的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而告终。可是当新政权也变得像被推翻的旧政权一样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时，这个政权就又被推翻，又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来，而它因为政权的无法改变的性质，也变得像旧政权一样有害。例如法国就是这样，在七十年间十一度易其政权：波旁、国民公会、督政府、波拿巴、帝国、又是波旁、共和国、路易·菲力浦、又是共和国、又是波拿巴、又是共和国[7]。新旧政权的更替在其他民族中也不断发生，虽然更替得不如法国这样迅猛。这些政权更替大多没有改善人民的处境，因此，进行了这一次次更替的人们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思想：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与其说来自掌权者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因此，人们努力用限制政权这一手段来消除它的危害。于是由选举产生的上下等级议院作为限制手段就在各国流行了起来。

但是，那些对政权的任意妄为加以限制并组成议会的人们，也变成了掌权者，自然也受到专制统治者曾经受到过的政权所固有的腐化影响。他们成了参政者，虽然不是大权独揽，但也共同地或者分别地制造出了同样的罪恶，变得像专制统治者一样，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这时候，为了对政权的任意妄为作出更大的限制，有一些民族就彻底废除了君主政权，建立起一个由全民中选出的人所组成的政府。于是成立了现在的这一些共和国，如法国、美国和瑞士，实行公民表决权和创制权，也就是说，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干预和参加立法的可能。

但这一切措施，仅仅使这些国家的公民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权和脱离严肃的劳动，变得越来越腐化。而人民不论在君主立宪制政府还是在共和制政府底下，不论有没有公民表决权，总是在一模一样的灾难中受苦。

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企图让应属政权管辖的所有人全都参加政权从而限制政权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和包含着内在矛盾的。

假如一个人在几个助手的协同下管理所有的人，那么这是不公正的，这一个人的管理非常可能是有害于人民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也是一样。

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政权也不能保证管理上的公正，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参加管理的多数人一定比不参加管理的少数人更有理智。

而把管理的参加者扩大到所有的人，就像推行更为普遍的公民表决权和创制权所能做到的那样，只会使每个人都和所有的人斗争不休。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从其本源来说是恶，所以任何一种允许人对人有权施行暴力的制度，都不可能使恶不成其为恶。

因此，无论是在最专制的政府还是在最民主的政府管辖之下，各民族的一切主要和基本的灾难还是同样的，同是日益增长的庞大预算，同是要求扩军备战的以邻为敌，同是苛捐杂税，同是政府和私人的垄断，同是人民丧失土地使用权（土地卖给地主，成了私有财产），同是少数民族受奴役，同是战争威胁经常不断，同是一次次屠杀人民和危害他们的道德的战争。

五

的确，西欧和美国的代议制政府，君主立宪制的也好，共和制的也好，都在表面上消除了政权代表者的某些胡作非为，使得那些路易、查理、亨利和伊凡等形形色色的恶棍不可能像在世袭制的君主政体下那样掌握政权（虽然在代议制下不仅有可能让那些卑污、奸诈、道德败坏、见风使舵的人把持政权，诸如这些国家的首席大臣和总统之类，而且在这样的政体下取得政权的只能是这一类人）。的确，代议制废除了lettres de cachet[8]之类的胡作非为，废除了出版管制、宗教迫害和宗教强制，把向人民征收赋税的事交付议员讨论，使政府活动变得公开和必须经过讨论，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特别迅速地发展起各项可为富裕公民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和为国家提供更强大的军事实力的精良技术。这样一来，实行代议制的民族无疑在工业、商业和军事上变得比受专制政权统治的民族强大，而这些民族的非劳动阶级的生活也无疑变得比过去更有保障，更加舒适，更加愉快和更加豪华。但这些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好一些、有保障一些和自由一些，并且主要的是，有没有变得合理一些和道德一些呢？

我想没有。

在专制独裁政权下，受到政权腐化和不劳而获的人数目有限，只是统治者及其助手的亲朋、助手、仆从和谄媚者。统治者的宫廷是传播荒淫生活的唯一聚光点，把这种生活像光线一样散布到四面八方。

在受限制的政权下，也就是说，在许多人参加政权的情况下，这些聚光点的数目增多了，因为每个参政者都有自己的朋友、助手、仆从、谄媚者和自己的后裔。

而在普选制之下，这些传播中心的数目更是变得数不胜数。每个选民都成了谄媚和收买的对象。政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以直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政权，它的基础同样是暴力，但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复杂的传递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

这样一来，在代议制政体下出现的不是一个或几个腐化中心，而是大量的这类中心，也就是说，出现了大量游手好闲地依靠劳动人民的劳动为生的人，出现了所谓资产阶级的一整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在暴力的庇护之下，给自己安排起一种脱离艰苦劳动的轻松愉快的生活。

但是，要为成千上万的小帝王而不是为一个国君及其宫廷安排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就需要有许多可供他们在安闲中消遣和取乐的物品，结果随着专制政权转变为代议制政权，总是会出现许多新发明，使富裕阶级更容易得到种种可供他们消受和保护他们这种生活的物品。

而为了生产所有这些物品，劳动者就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土地耕作，他们的力量都用在为富裕阶级、部分地也为劳动者自己提供各种渺小的快乐上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城市工人阶层，按自己地位他们总是完全依从于那些富有阶级的人。随着代议制政体的国家政权一天天地存在下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处境也日益恶化。美国的七千万人口中就有一千万是无产者，而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无产者与富有阶级的比例也是同样。这样一来，为生产奢侈品而脱离了那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的人数，就在这些国家里变得越来越多。因此十分明显，这样一种生活进程的后果，一定是那些必须供养人数日增的闲汉阔佬花天酒地的人们数目日益减少，负担却越来越重。很清楚，这样的民族生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这情形正好似是有一个人，他的体重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支撑着身躯的两腿却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弱。一旦无以支持，身躯就会倒下。

六

西方民族也像所有的民族一样，他们所以服从征服者的政权，只是为了避免斗争的恐慌和罪孽。而当政权变得沉重不堪的时候，他们并不因此不再服从政权，而是在承认政权的必要性的同时，起来与政权斗争。起初是少数人参加斗争，到后来，当少数人的斗争显得无济于事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斗争中去，最后，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能逃脱斗争的惊慌和罪孽，反而参加了政权，参加了他们本想避免的事情，让政权凌驾于自己头上。其结果，必定是政权所固有的腐化日益扩大，并且这已不像过去在独裁政权下那样还是为数不多者的腐化，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腐化（人们现在正忙着让妇女也受到这种腐化）。

在代议制和普选制下，政府各部门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受到政权带来的种种有害影响，如行贿、阿谀、争名夺利、独断专行、游手好闲，主要的是，卑鄙地参加各种暴行。国会议员受到这种种诱惑的程度更加严重。每一个议员进入政权，都是从贿赂、结帮、愚弄人民，以及许下一些明知不会遵守的诺言起家的。当他取得了议员席位以后，就参与制定各种靠暴力付诸实行的法律。任何一个参议员和总统的情况都是这样。美国的总统选举使那些投机家们成百万地花钱，他们知道，当选的总统定会支持对他们最有利的税制或专利，这些东西又将百倍慷慨地偿还他们花费在选举上的金钱。

这种腐化及其种种附带现象，如希望逃避繁重劳动而坐享别人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使生活变得又舒服又快活的物品，考虑和操持劳动者无从过问的国家事务，传播谎言连篇的使人变恶的报纸，主要的是，在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人与人之间制造敌意——这种腐化一直在增长，到我们的时代，腐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所有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科学，那种专为人们干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辩白的学问，竟然断言人人彼此斗争和彼此敌对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有益条件。

古人用“Мир Вам”[9]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

事实上也是如此，西方民族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工商业斗争和军事斗争，国与国在斗争，阶层与阶层在斗争，工人与资本家在斗争，党派与党派在斗争，人与人在斗争。

但这还在其次。人人都参加政权所造成的主要后果还在于，人们在越来越脱离直接的农业劳动、越来越希望千方百计地占有他人劳动的同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地位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然是不道德的。西方民族不乐意也不习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必定要从其他民族那儿取来自己的生存资料。而要得到这些生存资料，他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欺骗，即用大多是毫无用处的腐蚀性物品，诸如酒精、鸦片、武器之类，去换取各种必不可少的食物；二是暴力，即对亚洲人民、非洲人民和凡是他们觉得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掠夺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大肆掠夺。

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尤其是在被其他许多民族效法和羡慕的大不列颠，情况都是这样。这些民族几乎人人都自觉地参加暴力，支持并关注以满足富人的奢侈要求为主要目的的政府活动和工商业活动，变成了——部分是直接通过政权，部分是通过金钱——压在各个为他们提供无论在自己国家还是在国外都一样是生活必需品的农业民族头上的统治者。

这样的人在一些国家是多数，在一些国家是少数，但这些靠他人劳动为生的人所占的人口比例，都无法遏止地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着，使得仍在从事合理的农业劳动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大多数西欧民族现已处在这样的状况（美国尚未处在这种状况，但也正在不可遏止地向这种状况趋近），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他们必须通过种种方式，用暴力或是用欺骗，从另一些还能自食其力地独立生存的民族那儿夺取各种生活必需用品。他们正是在这样做，或通过对外民族的腐化，或使用赤裸裸的暴力。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正如以上情况必然发生一样）另一个情况，工业既然以满足富人和富人中最富的代表——政府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力量就不是用于改善农人的劳动，而是想方设法用机器耕耘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大片土地，精心制造各种妇女的时装、豪华的宫殿、糖果、玩具、汽车、烟草、醇酒、美食、药物、大量的印刷品、大炮、枪支、火药和毫无用处的铁路等等。

可是因为人们的奇想永无止境，所以每当他们满足于他人的而非自己的劳动时，工业就越来越多地生产起各种最无用、最愚蠢和最能使人腐化的产品来，诱使人们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合理的劳动。这种为游手好闲者发明和提供娱乐的活动不会有任何止境，何况那些发明越是愚蠢，越是有腐化作用，诸如发明代替两脚和牲畜的汽车、登山铁路和装甲车等，那些既是发明者又是享用者的人就越是自鸣得意。

七

随着代议制的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西方民族一天天地废弃了农业，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都用在工商业活动上，以便满足富裕阶级的穷奢极侈，以便进行民族与民族的斗争，并使没有被腐化的人们腐化起来。例如，在比其他民族更长久地生活在代议制政体之下的英国，现在只有占人口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在从事农业，在德国是百分之四十五，在法国是半数，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在当前，这些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他们能避免无产阶级的灾难，他们也无法不依赖其他国家而独立生存。所有这些民族都无法自食其力，他们总是像无产者依赖于富有阶级一样，完全依赖于那些养得活自己还能出卖剩余的民族，如印度、俄国和澳大利亚。

当今英国靠本土养活的人还不到自己人口的五分之一，德国是低于半数，法国也一样，其他民族亦无二致。这些民族依赖其他民族给他们提供生活资料的局面，正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些民族若要生存，就必然要行使欺骗手段和暴力，这些东西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开辟市场和殖民政策。他们也正是在这样做，同时十分自然地、竭力把自己那张奴役的大网越来越远地撒向世界各地，撒向还在那里过着合理的劳动生活的人们。所有这些民族都在相互竞争，把自己武装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越来越狡猾，想出了种种借口去夺取那些过着合理生活的人们的土地，强迫他们来养活自己。

迄今为止他们还能这样做。但是侵夺市场、欺骗买主、出售无用而有害的物品和奴役边远民族，这一切的极限已经为期不远了。边远民族的人们也已开始腐化起来，他们正在学会自己给自己制作西方民族提供给他们的各种物品，主要的是，正在学会用那门并不难学的科学把自己同样装备起来，变得和他们的老师一般残酷。

因此，这种不道德生活的末日已经看得见了。西方民族的人看见了这个末日，但又感到无力自拔，于是用自我欺骗和盲目信仰来拯救自己，那种明知是糟蹋自己还要继续糟蹋自己的人一向是这样做的。这种盲目信仰在西方的大多数民族中间流行得越来越广。根据这种信仰，历来都是身受奴役的工人被迫而为的各种发明，即那些旨在扩大富人的舒适生活条件的发明和改良，所有那些为进行人与人的斗争，即杀人，而发明的手段，现在成了某种非常重要的、几乎是神圣的东西，用主张这种生活的人们的话说，叫做文化，或者更加冠冕堂皇，叫做文明。

正如任何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科学一样，文明的信仰也有它的科学，即社会学。这门科学的目的无非是一个，即为西方世界的人目前所处的那种虚伪而没有出路的状况辩解。这门科学力图证明，所有那些旨在扩大游手好闲者的优裕生活条件以及用武力保护这些生活条件的装甲舰、电报、硝酸甘油弹、照相、电车路等发明，各种旨在愚弄人民的卑鄙愚蠢的花样，都不但是好东西，而且还是神圣的、为亘古不变的最高法则所预先注定了要有的东西。因此，他们称之为文明的这种腐化，乃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并且全人类都必须拥有它。

这种信仰和任何一种信仰一样盲目，并且一样牢固和一样自信。

可以对任何一种情况提出争议和商讨，但是文明，即种种发明，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制造出来的一切愚蠢丑恶的东西，却无疑是不容讨论的福利。凡是破坏文明教的都是谎言，凡是支持文明教的都是至理。

正是这种信仰和这种信仰的科学，使得西方人走着死路而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走这条路的人将被它带往无法逃脱的灭亡。他们中间那些所谓最先进的人还洋洋自得，以为他们寸步不离地沿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得到最大的福利而不是遭到毁灭。他们努力使自己相信，通过这种已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暴力，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那些贪得无厌地追逐物质福利，即动物式福利的人们中间，自然而然地不知怎么一来，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之下，突然会出现一些掌握政权但又不受它腐蚀的人来，他们将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可以使习惯于为谋私利而进行利己主义贪婪争夺的人突然变成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使人人都会为共同利益而齐心协力，平分共享。

但是这种信念也不具有任何合理依据。最近以来，它在有头脑的人们中间越来越失去信赖，只在工人群众中间还保有市场，它把他们的视线从当前的灾难上引开，使他们把不着边际的希望寄托在美妙的未来。

正在把西方大多数民族引向灭亡的他们的共同信仰，就是这样一套货色。但它的诱惑力极其强大，以至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卢梭、拉梅内、卡莱尔、罗斯金、钱宁、加里森、爱默生、[10]赫尔岑、卡彭特[11]等明哲之士的声音，竟已在这些奔向毁灭而又不愿意正视这一点的人们的意识中不再留下丝毫痕迹。

欧洲政治家们现在邀请俄罗斯民族去走的正是这条死路，他们为又有一个新的民族即将同陷于他们的绝境而兴高采烈。那些轻率的俄国人也正在把它往这条路上推，他们认为奴隶般地追随几百年前的西方民族曾经在还不知道后果将会如何的情况下做过的事，要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来得方便得多和简单得多。

八

对暴力的服从，不但已给继续屈服于荒淫统治者的东方民族，同样也给不断把政权以及随它而来的腐化扩及到人民群众中间的西方民族带来了种种巨大灾难，而且使东西方民族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冲突眼看就要使双方遭受更大的灾难。

西方民族除了有种种内部灾难和由于参加政权而造成大部分人口的腐化之外，已经到了为求生存就必须使用欺骗和暴力来夺取东方民族的劳动果实的地步，只要东方民族还没有学会同样的做法，他们就不断通过他们发明的某些被称做文明的、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大多数东方民族至今还在对自己的政权俯首听命，他们用以与西方民族进行斗争的办法还很落后，必然只能受制于人。

但是，东方也有一些民族现在已经开始学会欧洲人教给他们的腐化文明，并像日本人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正在轻而易举地学会各种并不难学的卑鄙、残忍的文明手段，准备用那些本来用以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回敬自己的压迫者。

正处于这两种民族之间、学到了一些西方手段、但至今仍在对政府俯首听命的俄罗斯民族，已经被命运放到了这样的地位上，它应停下脚步，细细地深思，因为它一方面看见对专制政权的屈服已使它同东方民族一起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另一方面它又看见，西方民族限制政权并把它扩及到全民的做法也没有减轻人民的灾难，而仅仅是使这些民族的人受到腐化并且面临必须靠欺骗和掠夺其他民族才能生存的局面。俄罗斯民族自然应该设法用其他方式来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而不能照西方民族那样去改变它。

俄罗斯民族现在正像童话中的勇士一样站在岔路口上，面前的两条道路同样通向死亡。

继续听命于自己的政府，这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已是不可能的了。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既然已经打消了以前一直对俄国政府抱有的敬畏，既然已经懂得了人民遭受的灾难大多来自于政府，就不可能又变得不懂自己遭受灾难的原因，不可能不希望消除这个原因。

除此之外，俄罗斯民族所以不可能继续听命于政府，还因为名副其实的政府，即那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府，如今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两个恶狠狠的争斗不休的党派，但那种人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听命于它的政府，现在却没有。

现在还要听命于自己的政府，这对俄罗斯民族来说不但意味着继续承受它在过去和今天一直在承受的各种日益加剧的灾难，如失去土地、饥饿、沉重的赋税、无益而又残酷的毁灭性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继续参加俄国政府至今为保住自己而制造的一桩桩显然是枉费心机的暴行。

而当西方民族的道路已经清楚无遗地表明了是一条死路的时候，俄国人再去步其后尘就更加不理智了。俄罗斯民族如果这样做的话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西方民族选择了这条道路还情有可原，他们在意识到这条道路的虚伪性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将被它带往何处，而俄罗斯民族却不可能不知道和不看到这一点。

此外，大多数西方人在走上这条道路时，主要靠工业、交换、商业和直接奴隶制（奴役黑人），或者像当今欧洲殖民地中的那种间接奴隶制来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料。而俄罗斯民族主要是一个农耕民族。俄罗斯民族今天再去走西方民族的老路，就意味着有意识地制造政府要求它去制造的那一类暴行，就是说去抢掠、放火、扔炸弹、杀人、打内战，只不过这样干不是为了支持政府，而是为了反对政府，并且在制造所有这些暴行的同时，它知道现在这样干不是出于别人的意志，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最后，它将得到的东西仅仅是和西方民族一样，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之后重新遭受目前使它叫苦不迭的一切主要灾难，即失去土地、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国债、不断扩充的军备、惨无人道的疯狂战争。更严重的是，与此同时它将和西方民族一样失去自己的主要幸福，即失去符合自己习惯和爱好的农耕生活，还将陷入依赖于他人的劳动的绝境。更何况，它将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陷入这种绝境，也就是说，它与西方民族的工商业斗争必败无疑。这条路是死路，那条路也是死路。

九

俄罗斯民族究竟应该怎么办？

答案其实可以最自然、最简单地得自于事情的实质。既不这样做，也不那样做。就是说，既不服从使它面临眼下这种灾难性局面的俄国政府，也不仿效西方民族的榜样，去给自己建立那种已使西方民族陷入更坏处境的代议制暴力政府。

这个最简单、最自然的答案特别适合于俄罗斯民族，而尤其适合于它的现状。

的确，令人惊奇的只能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图拉省、萨拉托夫省、沃洛格达省和哈尔科夫省的种地农民并没有因为服从政府而得到任何好处，仅仅因此受尽了苛捐杂税、审判、强占土地和兵役等灾难，却至今仍对政府那么驯顺，而且不只是驯顺，连自己都昧着良心行事，协助别人来奴役自己，如交纳各种赋税，却对它们的用途不闻不问；把儿子送去当兵，却毫不考虑为什么要让自己辛勤抚养成人的这些不可缺少的劳动人手去受难和送死。

同样令人惊奇或者说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过着安分的独立生活而对政府一无所求的种田人，一个农民，为了摆脱于他无用的暴力政权的沉重压榨，不是简简单单地不再听命于它，反而去充当恰恰使他深受其苦的暴力的帮手，像法国农民或英国农民曾经做过的那样，用一个新的同样的暴力政权来代替旧的暴力政权。

要知道，俄国的农人只要不再听命于任何一种暴力政府，不再参加这种政府，那么无论是赋税、兵役、官吏的种种压迫、土地私有以及由它产生的劳动人民的灾难，立即就会自然而然地灭亡。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会消失，因为再没有人去制造它们。

俄罗斯民族所处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和宗教条件，全都特别有利于它去这样做。

这第一个条件是，在俄罗斯民族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时，与它早已有密切往来的那些西方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已经充分暴露出了自己的谬误。

政权在西方兜了一个圈子。西方各族人民和所有的民族一样，为了避免斗争、忧虑和政权的罪孽，起初听任暴力政权凌驾于自己头上。而当这个政权腐化起来，变得沉重不堪的时候，他们却想用限制它的办法，即通过参加政权来减轻它的重压。参加政权的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参加政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结果，那些为避免斗争、避免参加政权才对政权姑息纵容的人，多数都不得不参加斗争和参加政权，受到那种必然伴随政权而来的影响——腐化。

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虚构的限制政权，仅仅是统治者的替换和人数增多，从而又使人们变得更加腐化、愤怒和凶恶（政权却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少数坏人对多数好人的统治）。同样清楚的是，参加政权的人数增多，还使人们丢弃了符合所有人的本性的农业劳动，使他们通过工厂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各种无用而有害的物品，迫使大多数西方民族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欺骗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之上。

所有这一切已在当代西方民族的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一点对于目前刚刚在经历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这一时刻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正是它所处的第一个有利条件。

俄罗斯民族现在再去走西方民族走过的老路，无异于一个旅行者明知他的前人误入歧途，而其中一些最有远见的人已经迷途知返，正从那儿向他迎面走回来，却仍然要朝那条歧途走去。

这第二个条件是，虽然各个西方民族都已程度不等地抛弃了农业或者正在抛弃农业，主要过着工业和商业的生活，但俄罗斯民族在必须改变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的时候，它的绝大多数人却仍然过着自己的农耕生活，他们喜爱这种生活，珍视这种生活，以至大多数脱离了农耕生活的俄国人总是乐于一有机会就回到这种生活中去。

对于要从自己身上解脱政权的罪恶的俄国人来说，这个条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过着农耕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政府，或者不妨这样说，农耕生活给政府提供干预人民生活的口实比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所提供的都要少。我知道有一些农民村社去了远东，定居在中国和俄国没有划定明确分界的地方，他们不和任何政府发生关系，在那里安居乐业，直至被俄国官员发现为止。

城里人常把农耕生活看成为一个人所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职业。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农耕，所有其他人的生存都有赖于这种职业才能维持。因此，人类实际上只是由农民构成的。所有其他的人，即部长、钳工、教授、木匠、艺术家、裁缝、学者、医生、将军、士兵，只不过是农民的仆役或者寄生虫罢了。所以说，农业不但是一种最道德、最健康、最愉快和最有用的职业，而且是一种最高级的人类职业，唯有它才给人以真正的独立性。

俄罗斯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还过着这种最自然、最道德和最独立的农耕生活，这就构成了第二个意义极为重大的条件，俄罗斯民族正因为有这个条件，在必须改变自己对政权的态度时才有可能顺应自然，简单地通过不再服从于任何一个政府的办法，仅仅在把自己从任何政权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意义上改变它。

这就是前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还是外部条件。

第三个条件——内在条件——则在于宗教，这宗教无论从俄国历史的资料来看，从研究俄罗斯民族的那些外国人的观察来看，更重要的是，从任何一个俄国人固有的内在意识来看，从来都是并且今天仍是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

在西欧，或者是由于用拉丁文印刷的《福音书》在宗教改革之前未曾为人民所了解[12]并至今仍为天主教世界所不了解[13]，或者是由于天主教为对人民隐瞒真正的基督教而用了种种高明手段，或者是由于这些民族的性格特别讲求实用，基督教的实质无疑不但在天主教里，而且在路德教乃至英国国教[14]里早已不复为指导生活的信仰，早已被种种外表的仪式，就是被上流阶层的麻木不仁和他们对一切宗教的彻底否定所取代了。然而在俄罗斯民族，在其绝大多数的人那里，要么是由于《福音书》早在十世纪就开始深入人心，要么是由于手段拙劣因而无法瞒住基督教真谛的拜占庭——俄罗斯教会的粗暴愚笨，要么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农耕生活的特点，基督教教义始终在生活中得到应用，并且至今还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生活的主要指导。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的生活观始终在俄罗斯民族中以极其多样的、为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面貌表现出来。它表现为不分任何血统和种族而承认人人博爱和平等，表现为对异教的充分宽容，也表现为不是谴责罪人而是认为他们不幸。它表现为人们养成了在某些节日互乞原谅的风俗，甚至平日也常说：“请原谅”（“прощайте”，“простите”），人们在告别的时候也都要这样说；表现为民间普遍对行乞不止怀有慈悲心肠，而且抱着尊敬的态度；表现为那种经常表现得很粗野的乐于为自己抱定的宗教真理而牺牲一切的精神，这一点反映在过去和今天都有发生的自焚和阉割上，甚至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把自己活生生地埋进土里[15]。

俄罗斯民族对政权也始终表现出这样一种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人民总是宁可服从政权也不愿意参加政权，总是认为处于掌权者的地位就是罪孽而绝没有什么可令人称羡的。正是在俄罗斯民族对整个生活，特别是对政权的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中，包含着那第三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由于有这个条件，俄罗斯民族在它今天的地位上能够最简单、最自然地继续过着符合自己的习惯和基督教精神的农耕生活，绝不参加旧政权，也绝不参加新旧政权之间的斗争。

这就是俄罗斯民族在当前这一重要时刻所处的三个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特殊条件。这些条件似乎应能促使它选择一条最简单的摆脱困境的出路，即不承认也不听命于任何一种暴力政权。然而俄罗斯民族在今天这个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却不但没有选择这条对它来说十分自然的出路，反而摇摆于政府暴力和革命暴力之间，甚至通过自己那些恶劣的代表开始参加暴力，仿佛准备重蹈西方民族业已走过的那条死路。

这是什么道理？

十

为什么现在和过去都会发生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即人们既然苦于他们自己听之任之并加以支持的政权的胡作非为，却不用最简便的方法去摆脱政权给他们造成的全部灾难，不直截了当地停止服从它？他们为什么不仅不这样做，反而继续做着那种夺去他们肉体福利和精神福利的事，或是继续对现存政权俯首听命，或是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暴力政权去对它俯首听命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人们感觉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来自于暴力，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要摆脱自己的灾难就需要有自由，但是很奇怪，为了解除暴力和获得自由，他们寻求、使用和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如举行暴动、更换统治者、改革政体、制定种种宪法、建立国与国的新关系、殖民政策、无产阶级组织、托拉斯、社会主义制度——真可谓应有尽有，可是唯独不用那一种能给他们消除全部灾难的最简便可靠的手段，即停止服从政权。

暴力产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参加暴力，这对于没有丧失理智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手段照理说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显然，人们，即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受到少数人的奴役，只因为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参加了对自己的奴役。

如果说各民族都在受奴役，那么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奴役，只因为他们或是用暴力与暴力进行斗争，或是为谋求自己的私利参加了暴力。

不与暴力进行斗争也不参加暴力的人不可能受到奴役，正如水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一样。

他们可能会遭到抢劫，失去行动自由，遭到毒打和杀害，但是他们不可能被人奴役，也就是说，不可能被迫做那些违背自己合理意志的事。

个别的人是如此，各个民族也是如此。假如两亿个印度人都不听命于要求他们参加总是与杀人联系在一起的暴力的政权，如不去当兵，不给暴行交纳赋税，不贪图强暴者赐予他们而本来就是取自于他们的各种好处，不服从在他们中间推行的英国法律，那么不要说五万个英国人，就是把所有的英国人放在一起，也奴役不了印度人——哪怕印度人不是两亿个，而是一千个。波兰人、捷克人、爱尔兰人、贝杜英人和所有被征服民族也是一样。身受资本家奴役的工人同样如此。假如工人不帮资本家的忙，不协助他们来奴役自己，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资本家能奴役工人。

所有这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简直令人说来惭愧。然而，在其他所有生活环境下都能进行合理判断的人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像理智指点给他们的那样去做，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理智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能由我第一个做谁都没有在做的事，”每个人都这样说，“让别人先做吧，到那时我也会不再服从政权的。”于是第二个、第三个和所有的人也这样说。

大家都以没有人带头为借口，不去做那无疑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而继续做对大家都不利的、同时也是不理智的、违背了人们的天性的事。

谁都不愿意停止服从政权，免得使自己遭到政权的迫害，虽然明知，如果服从政权，他将会在战争和内乱中遭到严重得多的灾难。

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服从政权的人们不是在判断上、而是在行动上处于一种东西的影响之下。它向来是人们行为的最普遍有效的动力之一，近来得到了特别详尽的研究和阐明，被称做暗示或者催眠。这种阻碍人们去做符合他们的理智本性并对他们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却迫使他们去做那些不合理智又于己不利的事情的催眠，就是认为那些自称为国家政权的人所制造的一桩桩暴行并不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是某个特殊、神秘的圣物的活动表现，这个圣物叫做国家，人们的生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永远不可能离开它。

但是有理智的生物——人，怎么可能服从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违背理智的感情和违背人们的利益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单是孩子、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受到催眠的影响，所有宗教意识薄弱的人，即对自己与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最高本源的关系意识薄弱的人，都会受到催眠的影响。而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正在日益丧失这种意识。

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丧失这种意识，是因为人们既已犯下了服从人的权力这一罪过，就不承认这种罪过是罪过了。他们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百般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大肆赞扬他们所服从的政权，并且错上加错地拿这个政权给自己代替了上帝的律法。可是一旦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人们就失去了宗教意识，受到了国家的催眠，在这种催眠术的影响下，他们幻想那些奴役他们的人并不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些迷途的淫佚者，而是一个神秘物的代表，这个神秘物就是国家，人们的生活似乎不可能离开它。

兜完了一个错误的圈子：对政权的服从减弱并部分地打消了人们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减弱和丧失，又使人们服从人的权力。

政权的罪恶的开端是这样的。强暴者对受暴虐者说：“执行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吧！若不执行我们的命令，我们就杀死你们。只要你们俯首听命，我们就给你们建立秩序，保护你们不受其他强暴者的侵犯。”

于是受暴虐者为了能过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不与任何强暴者进行斗争，就会这样说：“好吧，我们对你们俯首听命。随便你们建立怎样的秩序好了，我们会支持这些秩序，只要能让我们安安稳稳地生活和养家口。”

由于政权在不断扩大，又带来了许多好处，强暴者看不见自己的罪孽。而受暴虐者也以为，只要对强暴者表示顺从，他们就没有犯罪，因为在他们看来顺从要比斗争好一些。但这种顺从正是罪孽，它并不比那些制造暴行的人的罪孽来得轻。假如受暴虐者在忍受种种贫穷痛苦、横征暴敛和残酷行为的同时，并不承认强暴者政权的合法性，不答应对他们俯首听命，那他们就没有犯罪。可是答应对他们俯首听命就是罪孽（amartia——错误，罪孽），是一种和统治者的罪孽一样的罪孽。

答应对暴力政权俯首听命，承认它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双重的罪孽。其一，那些服从于强暴者的人为了避免斗争的罪孽，却纵容他们对之服从的人犯了这种罪孽；其二，他们答应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对政权俯首听命，这就背离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这样一种答应本身就包含着纵容，由于政权的要求和上帝的律法相互抵触，因此又包含着不服从上帝的可能性。答应对人的权力俯首听命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因为暴力国家政权要求自己的服从者参与杀人、战争和死刑，参与各种批准发动战争和处人以死刑的法律，从根本上与上帝的意志直接抵触。由此可见，那些对政权俯首听命的人通过俯首听命本身否定了自己对上帝的律法的服从。

不可能在一件事上稍作让步，而在另一件事上遵循上帝的律法。很清楚，如果上帝的律法可以在任何一件事上被人的律法所代替，那么上帝的律法就不成其为永远必须遵守的最高律法了；而如果它不是这样的律法，那么它也就不存在了。

人们一旦失去上帝的律法即最高人性的指导，就不可避免要下降到人类生存的最低阶段，在那个阶段，他们活动的动机仅仅是个人的种种欲望和他们受到的暗示。

所有生活在那些被称做国家的联合体中的民族，都处在这样一种听从暗示的、必然要服从国家的状况。俄罗斯民族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

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一种似乎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占俄罗斯民族最大多数而堪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那一亿个从事农耕的俄国人，虽然对任何政府一无所求，却不选择那条最自然和最好的摆脱困境的出路——干脆停止服从任何暴力政权，反而继续参加旧政府，变本加厉地自己奴役自己，要不然就是与这个政府斗争，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和原来的政府一模一样的暴力政府。

十一

各个基督教民族都处在群情激愤、摇摇欲坠和危机四伏的状况，已经有一些人失去了理智而兽性大发的俄罗斯民族现在也面临着可怕的状况，关于这些状况的原因，我们经常会听见和读到种种议论。人们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都能归结为一点，人们忘记了上帝，也就是说，忘记了自己与生活的无限本源的关系，忘记了来自这种关系的每个人的使命——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灵魂履行本源即上帝规定的律法。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是因为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通过杀人的威胁来统治别人，而另一些人却同意对他们俯首听命，同意参与他们的统治。人们承认了这些东西，实际上就已背离了上帝，用人的律法代替了上帝的律法了。

而人们忘记了自己与无限的关系之后，虽然还能产生极其精巧的智力作品，大部分还是下降到了意识的最低阶段，在那个阶段，他们只受动物性欲望和盲从的暗示的指使。

全部灾难都是从这里来的。

由此可见，要避免人们用来折磨自己的种种灾难，办法只有一个，在自己心中恢复依从上帝的意识，从而恢复自己与自己，与亲人的合理而又自由的关系。

当前有待于各个自作自受的民族去做的事也正是这样，即自觉地服从上帝，从而不再犯政权所犯的罪，也不再犯服从政权的罪。

不再听命于人的权力并返归上帝的律法，其可能性也好，必要性也好，都已被所有的人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当前俄罗斯民族的感受尤其深切。这种对重新服从上帝的律法、不再服从人的权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朦胧意识，正是当前发生在俄国的这场运动的实质所在。

目前在俄罗斯民族中间发生的事，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人民为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发动的反政府起义，而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意义也更为深远的现象。现在撼动着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是对任何暴力即一般意义的暴力的非法性和无理性的朦胧意识，是对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种不是以暴力政权为基础（在各个民族中间至今仍是这样）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协调一致为基础的生活的朦胧意识。

无论俄罗斯民族是否能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这桩伟大事业，是否会走西方民族的老路而坐失良机，让另一个较为幸运的东方民族去领导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解放事业——恢复被人的权力偷换了的上帝的权力，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用自由、合理而善良的生活来代替暴虐、疯狂而罪恶的生活的可能性，正在被所有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而意识到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人们的意识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而上帝的意志必定实现，也不会不实现。

十二

“但是，难道没有政权的社会生活是可能的吗？没有政权的话，人们会不停地抢劫和互相残杀。”仅仅信奉人的律法的人们说。这样的人真心相信，人们所以不犯罪和循规蹈矩地生活，全靠有法律、法庭、警察、行政设施和军队，要是没有政府当局，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了。在被政权腐化了的人们看来，既然某些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犯罪行为受到政府的惩罚，那就说明，正是这些惩罚在控制人们，使他们不再去犯本来有可能还会犯下的罪行。但是政府惩罚了某些犯罪行为，这根本不能证明是法庭、警察、军队、监狱和死刑的存在使人们没有犯他们本来会犯下的罪行。社会上所犯罪行的多寡完全不取决于政府的惩罚活动，这一点的明证是，在一定的社会情绪之下，无论怎样加强政府的惩罚措施都无法制止那些极其胆大、极其残忍、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一切革命中的情况都是这样，当前俄国的情况更清楚不过地也是这样。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即全体劳动人民——并不是由于存在着警察、军队和死刑，而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由人们共同的宗教观所规定的并且通过教育、风习和社会舆论而建筑在这种宗教观之上的道德意识，才弃绝犯罪和过着善良的生活。

只有这种表现为社会舆论的道德意识才制止人们犯罪，在大都市里是如此，在生活着大多数人的农村里更是如此。

我知道许多俄罗斯农民村社的例子，他们迁居远东，在那里生活，安居乐业了几十年。这些村社自行管理，并不为政府所知，因此处在它的影响之外，在政府密探发现他们之后，他们所遭到的只是各种新的前所不知的灾难，产生了新的犯罪意向。

政府的活动不但不能控制人们犯罪，而且相反，总是动摇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扩大犯罪的数量。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古往今来一切政府根据其自身的使命，必然要制定各种人为地写成的、不是为了保证公共福利和公正而是出于种种政治、内务和外交考虑的不公正法律，来取代那一条至高无上的、人人都应奉行的、不是记载在书本上而是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永恒的宗教法规。

各国政府现行的各种显然不公正的基本法都是如此，例如关于少数人对大家公有的土地享有专有权的法律，关于一些人有权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的法律，关于人们有义务交纳金钱用于杀人或者自己去当兵打仗的法律，关于麻醉性毒品专卖的法律，关于禁止越过所谓的国界去交换劳动产品的法律，或者关于判处有过并非不符合道德而是对统治者不利的行为的人以死刑的法律等。

所有这些法律，这些在暴力的胁迫下让人们去执法的要求，这些因为有人不执行法律而对他们公开执行的死刑，主要的是，这种让人们参加战争的要求，对打仗杀人和准备打仗杀人的习以为常的赞扬——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社会道德意识的水平，降低了反映这种意识的社会舆论。

可见，政府的活动不但不维护道德，相反，很难设想还有哪一种东西对人民的腐化作用会比古今一切政府造成的腐化作用更大。

老百姓中的恶人再恶，也绝不会发明火刑、拷打、抢劫、分尸、绞刑、单人牢房、战争屠杀、掠夺各族人民等等骇人听闻的事，而各国政府却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做得堂堂皇皇。斯坚卡·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16]干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伊凡、彼得和比隆曾经干下的以及古往今来一切政府不断干下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所造成的后果，只不过是对这些事稍稍作了一下模仿。如果说政府的活动强行制止了几十个人犯罪（这一点是大可怀疑的），那么人们之所以犯下数十万桩罪行，却完全是因为有政府的不公正行为和残暴行为在教他们犯罪。

如果说，那些参加政府的人，那些通过不同方式享有政权所提供的种种利益的商人、企业主和市民，他们还能相信政权是有好处的话，那么农人却不可能不知道，政府使他们遭受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损失，对他们来说，政府从来就没有一点用，它仅仅腐蚀了他们中间那些受它影响的成员。

因此，对人民证明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政府，说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盗贼给他们造成的危害要大于政府通过对他们的压迫和腐蚀经常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他们造成的危害，就显得非常不近情理，好比在奴隶制时代对奴隶们证明，当奴隶比当自由民对他们更有利。然而也正像那时一样，虽然奴隶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地位极为悲惨，奴隶主还是要对他们证明和劝他们相信，当奴隶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如果获得自由只会更糟（有时候奴隶自己也听从了劝导而相信了这一套）。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和那些享有它们的好处的人也力图证明，抢劫和腐蚀着人们的政府对于人们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人们也纷纷相信这种劝导。

人们相信这一点，并且不可能不相信它，因为他们既然不相信上帝的律法，就不得不相信人的律法。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人的律法就是没有任何律法，而不承认任何律法的人的生活是可怕的，因此对那些不承认上帝的律法的人来说，没有人的权力必定是可怕的，他们不会希望离开人的权力。

正是从这种对上帝的律法的不相信中，产生出了那种似乎十分奇怪的现象：所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从巴枯宁、蒲鲁东到雷克吕、麦克斯·施蒂纳和克鲁泡特金[17]等所有那些博学而聪明的人，虽然都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公正地证明了政权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一开始谈论社会生活结构是否有可能离开他们所否定的那种人的律法，就立即变得模棱两可，废话连篇，含糊其辞，立即陷入了娓娓动听然而荒诞不经和毫无根据的假设之中。

这就是因为，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都不承认那条大家共有的、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上帝的律法，可是人们若不服从同一律法——是人的律法也好，上帝的律法也好，——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

只有在承认对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上帝的律法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从人的律法下解放出来。

十三

“就算当今俄国这种十分原始的农民村社能够不依靠政府而生活，”人们会说，“那么千百万已经抛弃了农业并在城市里过着工业生活的人该怎么生活呢？并不是大家都能当农民的呀。”

亨利·乔治[18]完全正确地答复了这种反驳：只有农民是大家都能当的。

“但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回过头来去过农耕生活，并且开始不依靠政权而生活，”人们又说，“那么人们已达到的文明就会毁于一旦，而这将是最大的灾难，可见回过头来去过农耕生活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福利，而是罪恶。”

有一种方法常被人们用来为自己的谬误辩解，这种方法就是人们把自己的谬误看成无可辩驳的公理，把这种谬误和随之产生的种种后果归并为一个概念和一个词，再给这个概念和这个词加上一种特殊而又模糊不定的神秘意味。诸如教会、科学、法、国家、文明，就是一些这样的概念和词。这样一来，教会就不复是它本来是的东西，即某些陷入同一种谬误之中的人的群集，而成了真正抱有信仰的人的群集。法也不复是由某些人制定的种种不公正法规的总汇，而成了种种人们只能生活在其中的公正条件的规定。科学也不复是它本来是的东西，即游手好闲的人在一定时代得出的偶然结论，而成了唯一的真知。同样，文明也不再像事实上那样，只是一种从政权的暴力中产生的、西方民族在那种用暴力解除暴力的谎言欺骗下进行的虚伪而有害的活动，而成了一条通向人类未来福利的康庄大道。

“如果说情况真是这样，”文明的维护者们会说，“即所有那些现在只有富裕阶级的人在享用的发明、技术设备和工业产品，现在并没有为工人所拥有，因此目前绝不能把它们看成全人类的福利的话，那么其所以会这样，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些技术设备现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完善程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分配而已。到了机器设备变得更加完善的时候，工人就会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各种各样的工厂就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到那个时候，机器将生产出那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又将分配得这样合理，以至人人都能共享一切，人人都不会有任何匮乏，人人都能大享其福了。”

然而，且不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出这样的假定，说那些现在不仅为了生存、而且还为生存得更加舒适、愉快和奢侈正在贪婪地相互争斗的工人会突然变得那么公正和那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至能够满足于平分机器给他们提供的种种福利——这一切姑且不说。单是那一种假定，即认为所有那些只在有政权有资本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并且存在的工厂及其机器，到消灭了政权和资本的时候还会保持它们现在的原样——这样的假定本身就是随心所欲地得出来的。

假定一切将会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假定说，在一个拥有花园、苗圃、凉亭、家庭戏班、乐队、画廊、马厩、猎具和贮藏室里堆满各式服装的豪华的贵族领地里，只要一解放农奴，所有这些福利就会部分地在解放了的农民中进行分配，部分地留给社会公众使用。

显然易见，在这样一个贵族领地里，财主没有一匹马、一件衣服和一个苗圃会对获得解放的农民有用，他们不会保留这些东西的。同样，在工人从政府和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也不会保留在政权底下产生出来的东西，获得了解放的工人不会再到各种只在他们做牛做马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的工厂里去做工，虽然这些企业可能会给他们好处，可能会使他们愉快。

诚然，工人从奴役地位解放出来之后，那些能够又快又多地织出各种漂亮衣料或者能够制造出许多精美糖果和镜子的巧妙的机器将令人非常心疼，可是在农奴解放之后，那许多骏马、图画、玉兰、乐器和戏班也是同样令人心疼的。但是，解放了的农奴养起了适于自己这种生活的家畜，种下了自己需要的植物，于是那些骏马也好，玉兰也好，就都自行消失了。同样，从政府和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工人，也会把力量用到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其他工作上去。

“但是，把大家的面包放在一只炉子里烤，总比各人烤各人的面包要好得多。用提高了二十倍的速度在工厂里织布，总比在家制织布机上织布要好得多。”——文明的维护者们又这么说。就好像人都是不会说话的牲畜，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劳动得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全部问题就都解决了。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明明知道，给自己和妻子只搭一个窝棚比较合算，可是他搭两个窝棚，以便他和妻子能够分居独处。俄罗斯的农民也清楚地知道，和父老兄弟同住在一幢房子里比较合算，可是他分家，自己盖屋住，认为穷困总比受家长管束和吵嘴反目要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想，大多数有理智的人都会宁可自己给自己洗衣服、擦靴子、打水、点灯熄火，也不愿意为了服侍各种会做这些事情的机器到工厂去干那种强制性的活儿，哪怕一天只干一个小时也不愿意。

一旦消灭了暴力，这些不仅会擦靴子和洗碟子而且能挖隧道和轧钢的机器，未必会留下一点踪影。获得了解放的工人必定会毁掉那一切在奴役他们的情况下产生的东西，必定会去制造全然不同的机器设备，让它们具有另一些目的和另一些规格，对它们进行完全不同的分配。

这一点是那样清楚，那样明显，人们倘若没有被文明的迷信搅昏头脑，是不可能不看到它的。

正因为有这种流行甚广而根深蒂固的迷信，所以无论怎样向人们指出西方民族的生活道路的错误，无论怎样试图把迷途的人们引回合理而自由的生活，这一切不但总是不被人们接受，而且还被看成某种亵渎或者疯狂。正因为这样盲目相信我们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一切文明的主要活动家们，即那些国务要人、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工厂主和作家，虽然迫使工人来养活他们，让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却看不见自己的罪孽，深信自己的活动并不是它在事实上是的东西——一种不道德而有害的活动，而相反地是一种非常有益和非常重要的活动。因此，对于全人类来说，他们是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人物，而所有那些在他们领导下生产出来的无聊、愚蠢和卑鄙的东西，诸如大炮、要塞、电影、神殿、汽车、炸弹、留声机、电报，以及那些印出大量登满种种无耻谰言的纸张的高速平版印刷机等，到工人获得自由的时候，将仍然是同样重要和有益的东西，将永远是人类的洪福。

然而，不再迷信文明的人一定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如今被西方人称之为文明的那一切生活条件，无非是执迷不悟的上层统治阶级的畸形产物，那些金字塔、神殿、王宫等埃及、巴比伦和罗马的暴君的产物即属此类，那些由奴隶为主子置办起来的宫殿、农奴乐队、戏班、池塘、花边、猎具和花园等俄国老爷的产物也是一样。

据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会毁掉人们业已取得的全部工业成就。因此，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是一件坏事。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使人们返回无政权状态和农耕生活会毁掉那一切真正对人们有益和不需要奴役人的工业成就。如果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毁掉目前为人类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所占有的无数无用、愚蠢而有害的东西的生产，将毁掉那些发明出所有这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并用这些东西来为自己的不道德生活辩解的游手好闲者的生存可能，那么，毁掉这些物品和毁掉这些人并不就是毁掉人类为自己的福利而生产出来的一切。相反，毁掉那一切靠暴力撑腰的东西，将推动和激发人们努力改进一切有益有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并不把人变成机器，并不危害他们的生活，而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和美化他们的生活。

区别仅仅会是这样：在人们摆脱政权并返回农耕生活的情况下，艺术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目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为了供富人娱乐，满足他们无聊的好奇心，准备杀人，损害有益的生活而维护无用和有害的生活，发明种种能够使少数工人生产大量物品或者耕作大片土地的机器。到那时，人们将生产的东西仅仅是能使用自己的双手耕作自己的小块份地的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品，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又不使他们脱离土地，不侵犯他们的自由的物品。

十四

但是，不听命于人的权力的人究竟会怎样生活？他们将怎样管理自己的社会事务？国家会变得怎么样？爱尔兰、波兰、芬兰、阿尔及利亚、印度——总之，那些殖民地会变得怎么样？各个民族联合体会变得怎么样？

提这种问题的人习惯于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是由几个人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因此他们又推想，关于未来社会生活将如何组织的知识是能够被人掌握的。然而，这种知识从来没有被人掌握过，也不可能被人掌握。

假如请教一位聪明绝顶、学识渊博、向来认为尘世生活取决于罗马元老院和皇帝为几百年后的罗马世界作出的决定的罗马公民，或者，假如这位罗马公民自己想写一本像贝拉米写的那一类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对蛮族还是对封建制，无论对罗马教廷还是对各民族分化改组成几个大国[19]，他绝不会有丝毫的先见之明。而形形色色的贝拉米、莫里斯、法朗士[20]等曾以极大的胆略描绘的那些带有飞行器、爱克斯光、电动机、社会主义制度的二十世纪人类生活图画，也都是同样。

人们非但不可能知道未来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他们来说，自以为能够知道这一点往往还是一件坏事。其所以是坏事，因为正是这种关于人类未来生活的虚假的知识，对人类生活的正确发展道路起着最大的阻碍作用。单个人的生活也好，社会的生活也好，仅仅在于人们和社会都在朝人所不知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停地变化。这不停的变化不是由于某些人为应该怎样变化制定了种种理智的计划，而是由于人人心中都在不断追求道德完善，这种道德完善通过亿万人生活中无限多样的活动都能达到。所以，人们将来的生活条件，人类社会将来的组织形式，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内部特性，而绝不依赖于人们对这种或那种称心如愿的生活形式的预想。然而那些不信奉上帝的律法的人，却总是以为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的社会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只断定未来的状况，而且为使人类社会变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样子，还做着各种各样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是不好的事。

别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社会生活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丝毫不使他们觉得不安。这些相信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不但作抽象的决断，而且有具体的行动，他们打仗，抢夺别人的财产，把人关进监狱，杀人，都说是为建立一种在他们看来能使人们得到幸福的社会制度。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个该亚法的陈词滥调[21]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无可辩驳的。为什么只杀一个人而不杀几百几千个人呢，既然我们坚信这千百个人的死亡会给千百万人带来幸福？不信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人不可能不这样推断。这样一些人活着，一味服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判断和社会的暗示，从不想一下自己在生活中的使命，想一下人的真正福利是什么。即使他们想过，也只认为这一切无法知道。这些人对什么是个人福利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并且毫无疑问地知道社会福利需要有什么东西。他们自以为知道得那么确切，因此为得到这种他们所理解的福利，干下许多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不好的事，如施行暴力、杀人、处人以死刑。

初看上去似乎很奇怪，这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人，怎么会妄自以为确定无疑地知道全社会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才认为自己知道全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指导，心里朦朦胧胧地怀有一些不满，但这不满的原因，他们却认为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不好的和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他们一心想改革社会制度，把这看成一种好办法，以求忘记和摆脱自己的生活不正确的念头。因此，这些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的人总是特别坚定地知道社会应当怎么办。越是不了解自己，就越是坚定不移地了解社会。这样的人多半是头脑极其幼稚的青年人，要不就是腐化透顶的社会活动家，如形形色色的马拉、拿破仑、尼古拉、俾斯麦之流。正因为这样，各国人民的历史才充满了许多最骇人听闻的暴行。

恰是这种对社会应该如何的虚假预见，这类旨在改变社会的活动，给唯一通向真正幸福的社会发展道路造成了最大的障碍。这就是这种预见和这类活动的最大危害。

因此，针对各个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以什么方式生活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但不可能知道这一点，而且不应该幻想有什么别的人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但我们无疑知道，为使各民族将来的生活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无疑知道，为使这些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不做现在政权要求我们去做的种种暴力行径，同样，不做那些为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号召我们去做的事，因此应该不服从任何政权。之所以应该不服从，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因我们不再服从于政权而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因为，服从要求我们破坏上帝的律法的政权就是犯罪。这一点我们无疑是知道的。我们还知道，只要我们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不造孽，就不会产生别的什么结果，而只会是善，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

十五

人们往往乐于相信世界上会发生种种最不可思议的事，相信人可以飞，可以与星球交往，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相信招魂术和许多其他显然不可能有的东西，却不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周围的所有人在此时此刻抱有的世界观是可以变化的。

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且是极为惊人的变化，却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亲友身上，在各种社会和各个民族中间不停地发生。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实质。

且不说各民族的社会意识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在发生变化，就是在眼下的俄国，这种似乎令人震惊的、两三年前还没有露出一点迹象的全民族意识的变化，也正在迅猛异常地发生。这类变化所以在我们看来总是发生得很突然，只因为它在精神领域里的酝酿没有被我们察觉到。当前正在我们无从窥见的精神领域发生的情况也是同样。既然俄罗斯民族两年前还认为，不但不服从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连谴责政权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却不但在谴责政权，而且还准备不服从它，准备建立起一个新政权来取而代之，那么为什么不能推想，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现在又酝酿着另一种变化，要以它特有的方式改变对政权的态度，用合乎道德和合乎宗教的手段把自己从政权下解放出来呢？

这种变化为什么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中——眼下则是在俄罗斯民族中发生呢？代替现在笼罩着一切民族的那种相互斗争、相互恐惧、相互憎恨的愤怒而自私的情绪，代替现在通过报纸、书籍、言论和行为而风靡一切民族的那种对虚伪、不道德和暴力的鼓吹。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合乎宗教、人性和理智的仁爱之情，使人们看到继续服从他们周围的政权是多么可怕，看到那种合理、仁爱、没有暴力也没有政权的生活具有多么喜人的可能性？为什么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情绪同样充溢在一切民族的心头，尤其是眼下，同样充溢在经历了种种罪孽、痛苦和恐惧的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心头呢？

为什么现在能够这样，以几十年一贯的潜移默化酿成了时下这种革命趋向，将来就不可能同样酿出另一种意识，即意识到有可能并且有必要把自己从政权的罪孽中解放出来，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基于相互谐和、相互尊重和相互热爱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呢？

［…………］

十六

为什么要以为，处在上帝全权控制之下的人们，将永远执著于那种奇怪的谬误，相信重要的和必须奉行的只是种种变化不定的、偶然的、不公正的、地方性的人的法规，而不是永恒一致的、公正的、大家共有的上帝的律法呢？为什么要以为，人类的教导者们会永久不变地像现在这样宣传，说这种律法是没有的，不可能有的，说有的只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教派自己的宗教仪式法规，要不然就是种种所谓科学的法规，种种物质的法规，种种不使人们承担任何责任的想入非非的社会学法规，再就是种种人们可以自行改变、自行规定的公民法规呢？这种谬误本来可以是暂时的谬误，人们通过婆罗门、佛、老子、孔子和基督的教义，都能认识铭刻在自己心中的同一条上帝的律法，但是为什么要以为，他们最终不会遵循这个能使他们获得道德满足、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变得快乐的一切法规之统一基础，而将永远抱定教会、科学和国家的那套邪恶可鄙的混乱学说，在这些学说的诱惑下把唯一有用的东西抛诸脑后，去注意根本无法说明每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因而对他们一无用处的东西呢？

为什么要以为，人们会永远这样故意折磨自己，让一些人竭力统治另一些人，让另一些人怀着凶恶和嫉妒的心情对统治者俯首听命，同时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也当上统治者呢？为什么要设想，人们引以为荣的进步将永远在于增加人口，维持生命，而不在于生活的道德完善；永远在于种种可鄙的、能使人们生产出越来越多无用而有害的腐蚀品的机械发明，而不在于人们相互之间日益增进的团结，在于要达到团结就必须做到的不断克服自己的肉欲呢？为什么就不能设想，人们欢喜和为之竞争的将不是财富，不是奢侈，而是朴素、节制和与人为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人们心目中的进步将不是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少地取之于人和越来越多地给予别人；不是扩大自己的权柄，不是接二连三地打胜仗，而是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日益增进的和解和日益亲密的往来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们想象得和家兔一样，以为他们总是无可救药地沉迷于肉欲和繁殖，为了养活不断繁殖出来的后代在城市里修建一座座生产化学食品的工厂而且生活在这些没有动植物的工厂中间——为什么就不能想象出一些纯洁无邪的人，他们克制自己的肉欲，与邻人友好地生活在肥沃的田野、果园和森林中间，驯养着各种肥壮的家畜，他们和现在的不同，只在于他们不承认土地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国家，不给任何人缴纳赋税，不准备发动战争，不和任何人打仗，相反，各民族越来越和睦地相互往来——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

要把人们的生活想象成这样，一点也不需要胡编乱造，不需要在想象中歪曲或者美化我们一向知道的中国、俄国、印度、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的农人生活。

要把生活想象成这样，并不需要想象出什么奇巧聪明的制度，只要想象一下那样的人，他们除了一条大家共有的、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中的爱上帝和爱他人的律法之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最高律法。

要使生活变得这样，并不需要把人们想象成某种新人——至善至美的天使。人们仍将和现在一模一样，有他们固有的种种弱点和欲望，仍会犯罪，也许，仍会争吵，会通奸，会抢夺别人的财物，甚至还会杀人，但这一切都将成为例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习为常规。他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组织的暴力是善，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只因为他们不再受到冒充成善行的种种政府暴行的教育。

人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发扬善良、仁爱，以及对上帝意志的顺从精神的宣传教育再不会遇到障碍，而现在，当要求人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要求把犯罪和邪恶说成法律和善良的政府暴力被承认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时，这种宣传教育的障碍却很大。

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受尽种种苦难，有朝一日总会醒悟过来，摆脱使他们受苦已久的那种催眠术的暗示，记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和奴仆，因此能够服从也应该服从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这种情形并不难想象，难以想象的反而是不发生这种情形。

十七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22]这话不仅是对个别人说的，而且是对人类社会说的。正如一个人在历尽各种由欲望和生活中的诱惑造成的灾难之后，总是自觉地、带着成年人的全部丰富经验和理智返回孩子们无意中所处的那种纯朴向善、热爱一切人的状态一样，人类社会由于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去服从人的权力，企图建立一种脱离农业劳动的生活，也已经受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同样应该带着它在迷途中获得的全部丰富经验，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种种诱惑，放弃把生活建筑在工业活动基础之上的种种企图，回头归顺一度被他们抛弃的上帝的最高律法，返回到原始的农耕生活中去。

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诱惑，回头归顺唯一最高的上帝的权力，这意味着承认自己必须遵循普遍而永恒的上帝的律法，遵循这个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以及部分伊斯兰教（巴比派）等各种教义当中、与服从人的权力格格不入的法则。

而自觉地去过农耕生活，这意味着承认农耕生活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生活条件，而是一种使人最容易履行上帝的意志，因此应该说是比任何一种别的生活更符合人们的心愿的生活。

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各个东方民族所处的条件，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复归，即对政权持自觉的不服从态度和重新去过农耕生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对于那些用工业劳动代替了农业劳动、已在改变政权组织形式的虚幻道路上走得很远的西方民族来说，这样的复归是困难的，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但是，他们的愤怒情绪在不断增长，他们的现状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这一切，迟早会使他们回到依靠自己的劳动而非剥削其他民族的合理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中来。无论工业的表面成就是多么迷人，无论生活的外表有多么美，西方民族的一些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们，早已指出这条道路是一条死路，指出必须考虑自己的现状，改变这种现状，返回来过农耕生活——它曾经是各民族的最初生活形式，人人都注定了只有过这种生活才能生活得合理和快活。

对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东方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做任何改变，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刚刚踏上的错误道路上停下脚步，自觉地对政权持否定态度，对他们一向固有的农业持热爱的态度。

我们东方民族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能以西方民族为例——以他们为例并不是说要效法他们，而是相反，为的是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再步他们的后尘，遥遥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从那条毁灭之路向我们迎面返回或者正准备返回。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指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铺平并引人走另一条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满欢乐的、符合人类天性的道路，这就是当前这场俄国革命的主要和伟大的意义所在。

（1906）

宋大图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1]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者。

[2]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

[3]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4]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5]亚伯和该隐皆《圣经》中人物，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6]中国战争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的日俄战争；布尔战争又称英布战争，是英国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发动的第二次旨在夺取非洲南部荷属殖民地的战争；菲律宾于一八九六年爆发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之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7]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处在波旁王朝统治之下；一七九二年召开国民大会，宣告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一七九五年“热月政变”后为督政府时期；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成立法兰西帝国；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又建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浦登基；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恢复了共和制，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一八五一年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拿破仑第三），是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巴黎人民闻讯色当战败后爆发起义，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段法国历史为时不止七十年，在托尔斯泰依次列举的十一个政权中，“帝国、又是波旁”与“路易·菲力浦”之间的“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8]法语：密札，系中世纪法国的一种秘密逮捕状，带有国王的签名和封印，有权势者可持有空白“密札”，不经审判随意捕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被国民议会废除。

[9]“祝您平安”一语中的平安，俄语用“Мир”。“Мир”这个词又可以表示“和平”。

[10]拉梅内（F·R·de Lamennais，1782—1854），法国政论作家，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加里森（W·L·Garrison，1805 —1879），美国政论作家；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作家。

[11]赫尔岑（Aп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革命者，一八四七年起流亡西欧；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0），英国作家。

[12]《圣经》最初以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流传，公元四五世纪译成拉丁文。一五一七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教阶和圣礼，主张“因信得救”，宣称每一个信徒都有权读《圣经》，不需要神甫作中介，于一五二一至一五三四年把《圣经》译成德文，促进教义的普及。欧洲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大多也在宗教改革前后完成。

[13]基督教于一〇五四年正式分裂为两派。东派称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俄罗斯正统教会属于此派；与之对立的西派即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所谓“天主教世界”，一般指天主教的分布地区，主要有法、意、西、葡、匈、波、美及拉美诸国。在宗教改革之前，还应包括德、英等国在内，但在此处，托尔斯泰似泛指西欧各国。

[14]路德教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都是十六世纪德、英宗教改革的产物，与加尔文教等并称新教。

[15]指一八九六年底和一八九七年初在俄国赫尔松省相继发生的四起活埋事件。当时那儿的一些分裂派教徒因为害怕宗教迫害，把自己全家活埋。

[16]拉辛（？—1671）和普加乔夫（1742—1775），均为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17]雷克吕（1830—1905），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家，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过从甚密；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8]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对托尔斯泰有很大影响。

[19]这里指罗马帝国末期及西欧中世纪早期的一系列历史变故。罗马统治者视日耳曼等民族为“化外之民”，后为西方史学家沿用，称之为蛮族。公元四世纪，日耳曼民族的各支在匈奴人打击下大举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四七六年最后摧毁帝国，史称蛮族入侵。罗马内部萌芽的封建因素与日耳曼人农村公社的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七五六年罗马城主教获得领地，形成教皇国。同时，日耳曼人与原罗马境内各族不断融合，其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一统天下，于八〇〇年建立查理帝国，八四三年帝国三分，奠定近代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疆域的雏形。

[20]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曾著《乌有乡消息》（1891），描写二十一世纪的理想社会；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21]《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22]《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我不能沉默

一

“判处死刑七人：彼得堡二人、莫斯科一人、奔萨二人、里加二人。处决四人：赫尔松二人、维尔诺一人、敖德萨一人。”

这种消息每份报纸上都有。这种事已经继续了不止一周，不止一月，不止一年，而是几个年头了。这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人民认为每个罪人都是不幸的、直到最近法律上才出现死刑的俄国。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自豪，而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年头，第三个年头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

我拿着现时的报纸[1]。

五月九日，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报上印着几句话：“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二十名农民被处绞刑，因抢劫伊丽莎白格勒县的地主庄园。”[2]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拼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那些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人的绳子绞死了。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戴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些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公文，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对即将由别人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把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戴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撞碰着，由他们的全身重量立刻把他们颈上的索套拉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流人物，有学识的文明人士为自己的人类弟兄热心安排和想出来的。他们出主意，要悄悄地，在黎明时分干这些事，这样谁也不会瞧见。他们出主意，让执行的人分担这些暴行的责任，以便每个人都认为并且会说：这不怪他。他们出主意，搜罗堕落和不幸的人，一面迫使他们做我们想出和赞成的事，一面又装模作样，好像我们很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想出的主意甚至是如此微妙，一些人（军事法庭）只作判决，但行刑时必需出席的不是军人，而是文官。不幸的、被欺骗的、堕落的、受鄙视的人却去执行。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给绳子抹上肥皂，叫它更牢靠地勒着颈子；痛痛快快去喝这些文明的上等人贩卖的毒酒，以便更快更彻底地忘记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人的称号。

医生查看尸体，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于是报告上司，工作已经完成，该做的都做了，十二个人全体无疑都死了。上司认为工作做得认真（虽然这工作沉重，但是必要），就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去了。人们取下僵硬的尸体，掩埋起来。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这种事出了不止一次，也不仅仅出在被俄国人民的优秀阶层里的人欺骗的这十二个不幸的人身上，而是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出在成千成万像这样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欺骗他们的正是那些对他们干这种可怕事情的人。

不单是这种可怕的事情在干着，而且与监狱里、要塞中、流放地的种种苦难和暴行在同样的口实下，以同样的冷酷无情干着。

这是可怕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干这种事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出于压倒了理智的感情，像在殴斗中、战场上，乃至抢劫时干出来的那样，恰恰相反，是出于理智的要求，出于胜过感情的打算。因此这些事特别可怕。之所以可怕，是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从法官到刽子手这类不愿干这种事的人干出来的这一切事那样鲜明、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对人类灵魂的害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害处。

当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夺走他的金钱、牛、马甚至他的儿女的时候，这是令人气愤的，但更加令人气愤得多的是，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迫使他做伤害他精神上的“我”、剥夺他的精神幸福的事。而干这种事情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人类的幸福安排着这一切，用收买、威胁、欺骗迫使从法官到刽子手这类人做出这些必然剥夺他们的真正幸福的事。

当这一切几年来一直在全俄国发生的时候，这些事的罪魁，那些下令干这些事的人，那些能阻止这些事的人，却满有信心地认为这些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或者想出一些话来，大谈什么不该让芬兰人像芬兰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3]，而是必须迫使他们像几个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或者颁布一些命令，说“骠骑兵团队里袖子的翻口和上衣的领子颜色应同上衣一样，而套衣袖口的皮毛上边，不得再有镶边。”

是啊，这太可怕了！

二

这里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非人的暴行和屠杀，除了给暴行的牺牲者及其家人造成直接的祸害之外，还会给全体人民造成更大的祸害，会把像干草堆上的火那样飞快蔓延的俄国各阶层人民的堕落传播开去。而这种堕落又会在普通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特别迅速，因为所有这些罪行比起普通小偷和强盗，以及全部革命家已经和正在犯的罪行加在一起还要超过几百倍，而且制造这些罪行时还有一种借口，说什么这是必须的、很好的、非此不可的，而那些在人民的观念中各种与正义乃至神圣分不开的设施，如枢密院、圣会议、杜马、教会、沙皇等，不仅为它们辩白，而且还竭力支持。

这种堕落正以不寻常的速度传播着。

不久前在整个俄国人民中还找不出两名刽子手。还在不久之前，在八十年代，全俄国只有一名刽子手。我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4]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全俄国找不到第二个刽子手，只好把唯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现在不是那样了。

莫斯科有一位开小铺子的商人，买卖失败之后，自愿为政府执行死刑，每绞死一人得一百卢布。短短的时间里他便重振了家业，很快就不需要再从事这种副业了。现在照旧做他的生意。

过去几个月里，像各地一样，奥廖尔省要用刽子手。马上有人同意做这件事，和主持杀人的官员讲好，每杀一人得五十卢布。但他谈好价钱之后，听说别处付钱更多，于是这位自愿的刽子手在行刑时，给犯人套上裹尸袋，却不把他带上木台，而是停下来，走到长官面前，说道：“大人，您给添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要不我就不干。”给他添了钱，他执行了。

随后又有五人要处决。行刑前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找主持杀人的官员，希望秘密谈判。主持人出来了。不知名的人说道：

“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了，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犯下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一般的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做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儿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像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以便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一切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苦刑、杀人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所固有的。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三

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为了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在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靠什么去建立呢？你们这些基督教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靠的是毁灭人们剩下的最后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并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叛卖、各种各样的苦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次屠杀，无尽的屠杀，而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之辩护，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亵渎地称之为法律的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安定民心和消灭革命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你们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被流放和监禁，并且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安定不了他们。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在自己身上竭力摧残人类固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只要你们醒悟过来，想一想，你们就会看到，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反而会使它加重，使它深入膏肓。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在物质世界的事件里面。全部问题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绪当中，人民的情绪变了，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状态，正像不能把成年人再变作儿童一样。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决不取决于彼得洛夫是活下去还是被吊死，或者伊万诺夫不能生活在坦波夫，而要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只能取决于不单是彼得洛夫或伊万诺夫，而且是极大多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状况，取决于这个大多数如何对待执政当局、土地私有制、传播的信仰，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大多数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事件的力量决不在于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人民的精神情绪。如果你们屠杀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国人民，那么其余人的精神状况就不会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钉梢、流放、监狱、苦役、绞架，不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们想要引入的状态，相反，会增添愤怒，消除任何安定的可能。

你们说：“那么现在要使人民安定该做什么呢？怎样制止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简单：停止你们正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谁也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民”——全体人民安定（许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国人民安定最需要的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正像五十年前必需废除农奴制一样），如果谁也不知道，为了使人民安定现在需要做什么，那么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定，肯定不需要做只会增添人民愤怒的事。而你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

你们做的事不是为人民做的，而是为自己，为了维持你们所处的、由于你们的谬误被你们认为有利的、实际上却是最可怜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们别说你们做的事是为人民做的吧，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事，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你们的自私自利、沽名钓誉、追求虚荣、报复主义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在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不管你们讲多少遍，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们却越来越了解你们，越来越鄙视你们，越来越不像你们希望的那样看待你们的压制措施。你们希望把这看做某种高级人物集合体，即政府的行动，而他们却看做个别不怀好意的自私自利之徒私自干的坏事。

四

你们说：“开头的不是我们，而是革命分子，而革命分子的可怕暴行只能用强硬的（你们这样称呼你们的暴行）政府措施来镇压。”

你们说，革命分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争辩，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他们的事业除了可怕以外，也像你们的事业一样愚蠢，一样击不中目标。但他们做的事，所有这些炸弹和暗害，所有这些可恶的谋财害命勾当[5]，——所有这些事不论多么可怕，多么愚蠢，都远远不如你们干出的那些事罪大恶极和愚蠢。

他们做的事和你们做的完全一样，并且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像你们一样，抱着同样的（我要说是可笑的，如果它的后果不是这样可怕的话）谬见，一些人拟订了计划，说应当照他们的意见建立一个合乎希望的社会，他们就有权力和可能照着这个计划安排另一些人的生活。谬见一模一样，达到臆想目的手段也一模一样。这些手段是直到杀人的种种暴力。为暴行作的辩解也一模一样。这辩解就是，为多数人的幸福做的坏事不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能为多数人实现我们所想象、所预见以及希望设置的那种假设出来的幸福境遇，就可以说谎、抢劫、杀人，而不违反道德准则。

你们，政府人士们，把革命家的事业称为暴行和滔天大罪，但他们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任何你们不会做，不会做到无法比拟的严重程度的事。所以，既然你们使用那些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革命家。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你们豢养间谍特务，欺骗人们，在报刊上散布谎言，他们也这样做；你们使用种种暴力手段夺取人们的财物，并按你们自己的意志处置，他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你们处死你们认为有害的人，他们也这样做。凡是你们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切，他们也同样用来为自己作辩护，且不说你们还做了许多他们没有做的坏事，如挥霍人民的财物，准备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征服和压迫异族人民等等。

你们说，你们有你们遵循的古代传说，有往昔伟大人物的活动作典范。他们同样也有来自远古的、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早的传说，而他们的伟大人物，可以仿效的典范，为真理和自由牺牲的殉道者，也不比你们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仅仅在于你们希望一切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保留下来，而他们却希望变革。他们认为一切都不能永远保持原状，比你们正确，可惜他们又从你们那里取去那荒唐和有害的谬见，以为一些人能知道未来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可以用暴力建立这种方式。除此以外，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种事，而且采用的手段也相同。他们完全是你们的学生，他们，像俗话说的，是你们那一盆水里的水滴。他们不仅是你们的学生，他们还是你们的产物，你们的孩子，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他们。所以，当你们想以强力镇压他们的时候，你们所做的，就和一个人使劲去推向他开着的门一样。

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也决不会有利于你们，而是有利于他们。他们有可以从轻的理由：第一，他们的暴行是冒着很大的个人危险干出来的，这种危险比你们冒的大得多，而冒险和危险，在易于着迷的年轻人眼里可以为许多过错辩护。第二，他们极大多数都是年纪轻的人，本来容易犯错误。你们却大部分是成熟的人，年老的人，对犯错误的人是能够持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理智态度的。第三，利于他们的可以从轻的理由还有，不论他们的杀人行为多么可恶，他们还不像你们的施利塞尔堡要塞[6]、苦役、绞架、枪决那样冷酷残忍。第四条可以减轻革命家罪过的理由是，他们都毫无疑义地拒不接受任何宗教教义，认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是否正确，因此，为了臆想的多数人的幸福而杀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你们，政府人士们，从下级的刽子手到高级的主管他们的人，你们都捍卫宗教，捍卫基督教，而基督教在任何情况下同你们所干的事都不能相容。

你们是年老人，是别人的领导者，信奉基督教，而你们说“不是我们开的头，那是他们”，就像打架的孩子，因打架遭到斥责时说的话一样。你们，担当人民统治者角色的人，不会也不能讲出任何比这更好的话了。可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承认，上帝以最明确的方式不仅禁止任何屠杀，而且也禁止对我们的弟兄发泄任何怒气。他不仅禁止法庭和惩罚，而且也禁止责备我们的弟兄。他以最明确的言词废除一切惩罚，认为永远必须宽恕，无论罪行重犯多少次。他吩咐把右脸转过来给打了你左脸的人打，而不要以恶报恶。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女人被判遭石块打死的刑罚，非常简单、非常明白地表明一些人不能责备和惩罚另一些人。你们这些承认这位导师是上帝的人，除了“他们开的头，是他们杀人，我们就来杀他们吧”这句话以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话说明自己做得对。

五

我认识一位画家[7]，他想画一幅《死刑》图，需要一名刽子手作模特儿。他打听到那时莫斯科有一个看门的仆役做刽子手的工作。他去到看门人的家里。[8]这天是复活节。他家里的人衣冠楚楚地坐在茶桌旁，男主人不在，后来才明白，他看见陌生人，就躲起来了。妻子也显得很窘，说丈夫不在家，但小姑娘却道出了他的底细。

她说：“爸爸在阁楼上。”她还不知道，她父亲知道自己干坏事，所以要提防大家。画家向女主人解释，他需要她丈夫作“模特儿”，好照着他的模样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相貌适合这幅画（当然，画家没有说他需要这位仆役的相貌画一幅什么画）。同女主人谈了一阵，画家为了做个人情，就向她提出一个建议，说可以把她的小男孩带回去学画。这个建议显然博得了女主人的好感。她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男主人皱着眉头走进来，阴郁而惊慌不安，他把画家追问了好半天，问他为哪桩事，是什么缘故正好需要他。当画家对他说，他在街上遇见过他，觉得他的相貌很适合画画时，仆役问，他在哪里看见他的？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显然，由于害怕和疑心，他完全拒绝了。

是的，这个名副其实的刽子手知道他是刽子手，知道他干的是坏事，由于干这种事遭人憎恨，他也害怕人们。我以为，这种意识和在人前的恐惧至少可以洗刷他的部分罪过。而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的暴行的间接参加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而参与制造恐怖应当使你们感到可耻。不错，你们也害怕人们，像那个刽子手一样，你们对罪行的责任越大，就害怕得越厉害——检察官比书记怕得厉害，法庭庭长比检察官怕得厉害，省长比庭长怕得厉害，总理大臣怕得更加厉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厉害。你们大家都害怕，但不是由于你们知道你们办坏事，像那个刽子手似的。你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们觉得人们在办坏事。

因此，我认为，不论这个不幸的仆役堕落到何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比起你们，比起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参与者和多少负有一些罪责的人，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还趾高气扬的人，他们在道德上毕竟高超得多。

六

我知道，一切人都是人，我们大家都是弱者，我们大家都怀有谬见，一个人不能责备另一个人。我和我的感情作了长久的斗争，我这感情是这些可怕罪行的肇始者过去和现在激发起来的，而这些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就激发得越加厉害。但现在我再也不能，再也不愿同这种感情斗争了。

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是因为：第一，这些看不见自己罪孽的人需要别人来揭发，为了他们自身需要揭发，为了那些在表面的奖励和颂扬影响之下，赞助他们骇人听闻的勾当，甚而还竭力仿效他们的人，也需要揭发。第二，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再作斗争是因为（我公开承认这点），我希望我对这些人的揭发能使我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从他们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来，这是我的愿望。我现在生活在他们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

要知道，现在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幸福，为了生活在俄国的人的温饱、太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切也是为了生活在俄国的我而做的了。那么是为了我人民才贫困，被剥夺了起码的、天赋的人的权利——使用他们诞生于其上的土地。为了我数十万庄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制服，被训练来杀人。为了我才有其主要职责是歪曲和隐瞒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们。为了我才把人们从此地驱赶到彼地。为了我才有千千万万彷徨在俄国各地的饥饿的工人。为了我千千万万不幸的人在不够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监狱中死于伤寒和瘟疫。为了我被放逐、被监禁、被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为了我才有这些特务侦探和阴谋暗害。为了我这些杀人的警士因杀人得奖赏。为了我掩埋了几十、几百遭枪决的人。为了我以前很难找到、而现在却不那么厌恶这种事情的刽子手在做这可怕的工作。为了我才有这些绞架和吊在上面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为了我人们相互间这样凶狠。

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做，我是这些可怕事情的参与者。这样的断言不管多么荒唐，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在我这宽敞的房间、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余暇和为了铲除想要夺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间，有着毫无疑义的从属关系。虽然我知道，如果没有政府的威胁就会把我所享用之物夺走的这些无家可归、满腔愤恨、堕落败坏的人，都是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我今天的安宁实际上有赖于政府现在制造的恐怖。

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应当从这种痛苦的处境里解脱出来。

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也不会再这样生活了。

因此我写了这篇东西，我将全力以赴把我写下的东西在俄国内外传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结束这些非人的事件，或者毁掉我同这些事件的联系，以便达到或者把我关进监牢，在那里我会明确意识到，所有这些恐怖都不是为我制造的，或者最好是（好到我不敢希望有这样的幸福）像对待那二十个或十二个农民似的，也给我穿上尸衣，戴上软圆帽，踢开凳子，让我全身的重量勒紧套在我这衰老喉管上的抹了肥皂的套索。

七

现在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中的一个目的，我呼吁这些可怕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我呼吁大家，从给人类弟兄，给妇女，给儿童戴软帽、套绞索的人开始，从典狱官到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许可者。

人类弟兄们！醒悟吧，反省吧，要明白你们在干什么。想想你们是谁吧。

要知道，你们在成为刽子手、将军、检察官、法官、总理、沙皇之前，你们首先是人。今天你们出现在人世间，明天就不会有你们了（你们，过去和现在都为人们特别憎恨的各类刽子手，你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难道你们，在人世间转瞬即去的人（要知道，即使你们不遭杀害，死神随时随刻都站在我们大家背后），难道你们在光明的时刻看不出你们的使命不会是折磨人、杀人而对自己被杀却吓得发抖；看不出你们向自己说谎，向人们和上帝说谎，却要自己和人们相信，你们参加这些事情是为千百万人的幸福做一件重要和伟大的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在你们没有为环境、阿谀奉迎和司空见惯的诡辩所陶醉的时候），你们想出这一切话语不过是为了即使做坏事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只有一件包揽其余的真正事情，即遵照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志，活过赋予我们的短暂时刻，再遵照那个意志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意志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人人相爱。

可是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在什么上面呢？你们爱谁？谁爱你们？是你们的妻子吗？你们的孩子吗？但这并不是爱。妻子和孩子的爱不是人类之爱。动物也会这样爱，而且爱得更强烈。人类之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像爱神的儿子因而也爱弟兄一样。

你们对谁有这样的爱？对谁也没有。那么谁爱你们？谁也不爱。

人们害怕你们，像害怕刽子手或野兽一样。人们奉承你们，因为他们在心里鄙视你们，憎恨你们，而且恨得多么厉害啊！你们知道这一点，你们害怕人们。

是啊，你们大家都想想吧，从高级到低级的参加屠杀的人们，你们都想想你们是谁，停止你们所做的事吧。停止吧，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个人，不是为人们，不是为了人们不再责备你们，而是为自己的灵魂，为了不管你们怎样压抑都活在你们心中的上帝。

（1908）

张孟恢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作者摘引了一九〇八年五月十日的《俄国新闻》和五月十一日的《罗斯报》刊登的消息。

[2]处决二十名农民的消息，后来报上有了更正。我只能为这个错误感到高兴，我高兴的是，比起前一个消息报道来，少绞死八人；也高兴这个可怕的数字迫使我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早已折磨着我的那种感情。在这里我仅仅以十二这个数字代替二十这个数字，其余一切都不作更改，因为我所讲的不单单与被处决的十二人有关，而是与最近一个时期成千被杀和被绞死的人有关。——作者注

[3]指一九〇八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国家杜马关于芬兰的辩论。

[4]弗·索洛维约夫，十九世纪末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儿子。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大学讲过哲学。一八八一年公开发表演说，要求大赦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因此被迫离开大学。一八八一年后，从事文学活动，常写政论。

[5]指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们采用的手段是个人恐怖和没收财物。

[6]拉多加湖附近，涅瓦河奥列霍夫岛上的要塞，是监禁革命家的地方。

[7]指巡回画派画家尼·瓦·奥尔洛夫。

[8]受托尔斯泰委托，奥尔洛夫曾访问了莫斯科一个叫伊格纳特的仆役，他秘密充当暗探局的刽子手。奥尔洛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上详细描写了他的外貌和生活状况。

生活的道路

序言

1）一个人如要不虚度自己的一生，他必须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为了知道这一点，他必须理解他自己和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各民族最英明、最善良的人们一直在传授的。全部这些学说在主要方面彼此之间一致，也与每个人的理智和良心对他的启示相一致。这个学说是这样的：

2）除了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探索到的和从人们那儿知道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没有听到的、没有探索到的和任何人也没有告诉过我们的，但却是世界上我们最理解的东西。这就是赋予我们以生命并被我们称之为“我”的东西。

3）我们承认赋予我们以生命的无形之源在一切活的生物身上都有，尤其在与我们类似的生物——人的身上特别活跃。

4）我们在自己身上意识到的和在与我们类似的生物——人身上承认的、赋予全部生物以生命的、万有的无形之源，我们称之为灵魂；而赋予全部生物以生命的、万有的无形之源本身，我们称之为上帝。

5）人们的肉体使人们的灵魂彼此分离并与上帝分离，人们的灵魂力求与它们所分离的东西融合，通过爱达到与别人的灵魂融合，而与上帝融合则依靠自己的宗教意识。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就在于通过爱和自己的宗教意识日益与别人的灵魂和上帝融合。

6）人的灵魂与其他生物和上帝的日益融合，因而也是人的日益幸福，是通过灵魂摆脱妨碍人类之爱与自己的宗教意识的障碍取得的，那些障碍是罪孽，即对肉欲的放纵，诱惑，即对幸福的错误理解，迷信，即为罪孽与诱惑辩解的错误学说。

7）妨碍人类与其他生物及上帝统一的罪孽是贪吃之罪，即贪食与酗酒。

8）淫乱之罪是放荡的性生活。

9）游手好闲之罪是将自己从满足自己需要的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10）贪财之罪是用别人的劳动成果来获取和保存财产。

11）罪孽之中最坏的，莫过于使人们分离，如嫉妒、恐惧、斥责、敌意、愤怒，总之——对人们不怀好意。阻止人的灵魂通过爱与上帝及其他生物融合的罪孽，就是这些。

12）吸引人们犯罪的诱惑，是对人际关系的错误认识，就是骄傲的诱惑，即自己优于其他人的错误认识。

13）不平等的诱惑是可能把人分成最高等和低等人的错误认识。

14）支配他人的诱惑是一部分人有可能和有权利用暴力安排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的错误认识。

15）惩治人的诱惑是一部分人有权为了公道或者改造而对人行恶的错误认识。

16）虚荣的诱惑是人的行为准则可以也应当不是理智和良心，而是人间的意见与法规的错误认识。

17）吸引人们犯罪的诱惑就是这些。为罪孽和诱惑辩解的迷信是国家的迷信、教会的迷信和科学的迷信。

18）国家的迷信认为少数游手好闲之徒统治大多数劳动人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教会的迷信是这样的信念：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的宗教真理一劳永逸地被发现了，攫取到教给人们正确信念的权利的某些人才拥有唯一的表现得尽善至美的这种宗教理论。

19）科学的迷信是这样的信念：一切人的生活所必要的、唯一的、正确的知识仅仅是那些偶然从浩瀚的知识领域遴选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片断，大部分是些不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一定时间内引起少数人的注意，他们摆脱了生活必需的劳动，因而过着一种不道德和不合理性的生活。

20）罪孽、诱惑和迷信，一面阻止灵魂与其他生物和上帝融合，一面又剥夺人们仅有的幸福，因此为了人们能够享有这种幸福，他应当与罪孽、诱惑和迷信作斗争，为此，人应尽力而为。

21）这种努力永远受人控制，首先是因为它仅仅发生在眼前的一瞬间，即发生在超越时间的那一点上，在那种情况下，过去与将来相接近，人永远是自由的。

22）其次，这些努力受人们控制，还因为它们不是去完成某些可能完成不了的行为，而仅仅要求对人来说永远可能的克制，即努力克制违背爱他人和认识人自身的宗教意识的行为。

23）努力克制违背爱他人和认识人自身的宗教意识的言论。

24）努力克制违背爱他人和认识人自身的宗教意识的思想。

25）对肉欲的放纵把人引向一切罪孽，因此为了与罪孽作斗争，人们需要努力克制放纵肉欲的行为、言论和思想，即努力超脱肉体。

26）一部分人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优越性的错误认识，把人引向一切诱惑。因此为了与诱惑作斗争，人应该努力克制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行为、言论和思想，即努力驯服谦虚。

27）对虚伪的认可把人引向一切迷信，因此为了同迷信作斗争，人应该努力克制自己有违真理的行为、言论和思想，即力求真实。

28）放弃个人利益、谦虚和诚实的努力，在人身上消除通过爱使他的灵魂与其他生物和上帝融合的障碍的同时，又给与他永远是他可能获得的幸福，因而人所想象的恶无非是表示，人错误地理解自己的生活和不去做那唯他所特有的幸福允许他做的一切。

29）人所想象的死亡，同样如此，仅仅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生命处于时间之流失之中的人而言才是存在的。而对那些认识生命的真谛、认为生命是人在现时为了摆脱阻挠他与上帝和其他生物融合的一切而作出努力的人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死亡。

30）对于理解自己的生命像它应该被理解的那样的人来说，唯有通过爱，唯有依靠人在现时的努力才能获得对自己宗教意识的认识而使自己的灵魂日益与一切生物和上帝融合，不存在肉体死亡之后他的灵魂会怎么样的问题。灵魂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永远只存在于现在。至于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将如何认识自己，人不应该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31）为了使人不把自己的精神力量集中于关心自己个人的灵魂在想象出来的另一个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仅仅专注于取得现今这个世界完全确定的、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的、与一切生物和上帝结合的幸福，人不应该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的灵魂以后会怎样，因为如果他理解自己的生命，就像它应当被理解的那样，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灵魂与其他生物的灵魂以及与上帝不断的、越来越紧密的融合，那么他的生命就不可能是别的，而只可能是他的追求，即任何什么也破坏不了的幸福。

（1910）

附：《生活的道路》各章标题

一 论信仰

二 灵魂

三 所有人的同一个灵魂

四 上帝

五 爱

六 罪孽、诱惑、迷信

七 无节制

八 性欲

九 寄生

十 自私

十一 愤怒

十二 傲慢

十三 不平等

十四 暴力

十五 惩罚

十六 虚荣

十七 迷信国家

十八 假装信仰

十九 伪科学

二十 努力

二十一 现时生活

二十二 游手好闲

二十三 语言

二十四 思索

二十五 放弃私利

二十六 宽恕

二十七 真诚

二十八 恶

二十九 死

三十 死后

三十一 生命即幸福

丁吉平 译 冯增义 校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 宗教论著

列夫·托尔斯泰（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在女儿塔季扬娜家做客（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离开莫斯科时的欢送场面（1909年）

老人与狗（1909年）

列夫·托尔斯泰给客人们读自己刚写完的文章（1910年）

致塔·阿·叶尔戈利斯卡娅

亲爱的姑妈：

再过八天就整整四个月我没有得到您的音信了，不过目前我还抱着希望，希望您的来信到了旧格拉德科夫镇，而我没有收到只是因为我不在那里。上一封信，即十月二十四日那封，我说我们第二天将去梯弗里斯[1]。我们真的于二十五日出发了，经过七天的旅行，一日到了梯弗里斯。这次旅行几乎每到一个驿站都没有马匹，因此非常烦人，但是沿途景色很美，令人十分惬意。到达后第二天我谒见布里梅尔将军，把图拉送来的公文交给了他，同时也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将军虽有德国人的热心肠和善良愿望，仍不得不拒绝我的呈文，因为提交的证件不充分，缺彼得堡的公文，所以我必须等这些公文送到[2]。我决定在梯弗里斯等一等。不过尼古连卡[3]假期已满，他三天前已经走了。亲爱的姑妈，您不难理解，这种延误使我多么不愉快，而且理由很多：第一，如果一个月后还收不到那些公文，我就只好放弃入伍的打算，因为那样我就赶不上参加冬季进军了，而这正是促使我入伍的唯一愿望。第二，这里生活费用昂贵，我要在城里住一个月（也许还要久些），再加返途路费，要花许多钱。第三，我已经习惯时刻和尼古连卡在一起，同他离别，哪怕是短期离别，都使我很难过。我惭愧地承认，到现在我才懂得如实地珍视、尊敬、爱恋我的好哥哥。我现在时时想起您的忠告，亲爱的姑妈。我谈到尼古连卡时说过些不负责任的话，您常制止我，您做得很对。我绝非故作谦虚，尼古连卡各方面都比我们大家好。我极其偶然地在梯弗里斯遇到一个彼得堡熟人巴格拉季翁公爵，这对我真是意外的收获。他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梯弗里斯是一座文明城市，模仿彼得堡有时模仿得还很成功，有上等人的社交活动，人数很多，有俄罗斯剧院和意大利歌剧，我根据自己有限的经济能力尽可能也去享用。我住在德国侨民区，在郊外。我在这儿感到加倍舒适，因为这地方很美，四周是花园和葡萄园，住在这儿更像住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天气晴朗温和，到目前还没有上冻，也没有下雪）。另一个优点是，我租了两间相当干净的房子，每月只花五个银卢布，而在城里这样的住宅一个月至少要四十银卢布。此外，我还可以不花钱练习德语。我有书，有事做，也有空闲，没人打搅我，所以总的说来我不寂寞。您记得吧，我的好姑妈，您曾经劝我写小说。我听从了您的劝告，我说我有事做指的就是写作[4]。我不知道我写的东西将来是否能够问世，但这工作使我很开心，何况我做这件事有相当长时间了，也很顽强，所以我不想放弃它。这就是关于我在做什么的准确报告。至于我今后的打算，假如入伍不成，我就想法找个文职工作，免得让人家说我无所事事，但要在这里，而不是在俄罗斯。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不会后悔来高加索，这个偶然产生的怪念头对我会有益的。再见，吻您的手并盼望您来信。地址写格鲁吉亚梯弗里斯即可。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梯弗里斯

[1]梯弗里斯是第比利斯的旧称。

[2]因托尔斯泰此时名义上在图拉省公署任职，必须有那里的免职令，才能入伍。他于一八五二年三月才收到公文。

[3]尼古连卡是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的小名。

[4]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期间加紧写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并在梯弗里斯完成第二稿。

致塔·阿·叶尔戈利斯卡娅

亲爱的姑妈：

我没有正当理由为我的沉默辩解，只好直截了当求您原谅。行军[1]返回后我和尼古连卡在旧格拉德科夫镇停留两个月。我们像平常那样打猎，读书，谈话，下棋。在此期间我去里海作了一次有趣而愉快的旅行。这两个月我过得很称心，如果不算病了一场的话。不过有祸必有福，因病我来五山城度夏了，现在就是在这儿给您写信。

我到这儿已经两个星期，过着规规矩矩、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我对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行为都满意。我四点钟起床，去喝矿泉水，一直到六点钟。洗过澡，回住处。读书，或者在喝茶的时候同我们的一位军官谈话（他住在我隔壁，我们一起包饭），然后我坐下来写作，直到十二点，这是我们的午餐时间。我很满意瓦纽什卡，他给我们做的饭很便宜，吃得相当饱。午睡到四点，然后下棋或读书，又去喝矿泉水，回来以后，如果天气晴好，我吩咐在花园摆茶，在那里我一连几个小时幻想亚斯纳亚[2]，幻想我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并且特别想念一位姑妈，我爱她日甚一日。时间越长这些回忆越可贵，我也越珍视它们。虽然想到往日的幸福，特别是想到未能好好享受它，有些伤感，但我喜欢这怅怅之情，从中能汲取美妙的瞬间。

从梯弗里斯回来以后我没有改变生活方式，仍旧竭力回避结识新人，和熟人也尽量避免亲密。对此大家都习惯了，谁也不勉强我，不过我大概有了一个怪人和傲气的坏名声。但我不是出于傲气，而是不由自主造成的。我和这里遇到的那些人在教养、情感、观点各方面差别太大，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不到一点点愉悦。而尼古连卡有和他们一起玩乐的才能，尽管他和这些先生们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我羡慕他，但我做不到。说实在的，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多大欢乐，但我早已不去寻欢作乐，我只希望宁静和满意。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爱读历史书了（过去这常常是我们之间意见分歧的一个缘由，现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了）。我的写作在缓缓进行，虽然我还没打算发表什么。我很早已经着手写的一篇东西[3]改写了三遍。为了达到满意，我还打算再改一次。这大概类似珀涅罗珀的工作[4]，但我并不沮丧，我写作不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出于爱好，我在这工作中得到快乐和裨益，我正是为此而工作。

虽然我说过，我根本无意于游乐，但我也不寂寞，因为我有工作，不但如此，我还领略到一种比社交活动所能提供的快乐更为美好、更为崇高的快乐，这是良心安宁、深思内省和意识到有成绩、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一种善良宽厚的感情在觉醒时产生的满足感。一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聪慧、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门第而自豪，现在我却意识到并且感觉到，如果说因上帝的恩宠我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那仅仅是上帝恩赐给我并保持至今的一颗善良的心，关心人、爱人的心，有了它我才体会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欢乐，虽然没有任何娱乐与社交，我不但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有时甚至觉得非常幸福。我入伍很快就满五个月了，一个月以后我或许会被提升，但我知道，要过六个月，也许六个多月我才能获得军衔。不过凭良心说，我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唯一使我操心的是，我必须去彼得堡，可又没有路费。

我想起了您的一条准则：车到山前必有路。

再见，亲爱的姑妈，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时间不早了。不过邮件两天以后才发送，而我又没有一天不想您，这封信我很可能还会写下去。好，再见。波莉娜姑妈生活怎样？她身体健康吧？还像以前那样满意自己的生活吧？

我常常想念她，常常想到她的实际上是相当凄凉的奇特的一生[5]。想到我和她断绝了一切交往，虽说并非有意，但我深感遗憾，我向自己发誓，一定要给她写封信。但是开始通信，或者说恢复断绝的通信可真难。

五月三十日

五山城

能让我给您写了信不撕掉的唯一办法是不去重读它。有时我觉得我的信冷漠，有时觉得它愚蠢，有时又觉得它狂热，没有满意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冒犯您，使您对我产生怀疑与不安，我非常希望我的信让您愉快。

从安德烈的信中我才知道，亚斯纳亚那边在等您去。不知为什么，想到您在亚斯纳亚最叫我高兴了。这样一来您似乎就离我更近，在我想象中，您总是在您那间厢房小屋里，坐在有狮身人面头像装饰的小沙发上，您面前是您心爱的小桌，旁边是那只小柜橱，里面应有尽有。我们需要什么而又没有的时候，我和尼古连卡总是说：“姑妈的小柜橱没有。”让安德烈把那封附有我要的法文书清单的信给您看看，请您把书寄给我。

还请您告诉他，让他把我叫他筹措的那一百卢布给我寄到五山城卡巴尔金镇二百五十二号（这是我的地址）。我对安德烈很不满意。我已经写信给谢廖沙[6]，请他负起管理亚斯纳亚的责任。我请他回答同不同意认真经管我的事务，这件事日益紧迫了。据安德烈的来信和其它消息，我清楚地看到，安德烈只会喝酒和偷盗。谢廖沙至今由于懒得回信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请您为这事骂他几句。

再见，亲爱的姑妈，吻您的手。

您怎么在上封信里提到感谢呢？说真的，亲爱的姑妈，尽管我知道您心地善良，我首先想到的是您在嘲笑我。因为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们受恩难报的您因为我不费些微代价做了一点事还要表示感谢。再见，亲爱的姑妈。如果我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几个月以后我就在您身边了。到那时，我将以自己的爱和关怀向您证明，我对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有一点点报答之心的。我想起您时，情景如此生动，以致搁下了笔，只顾想象我见到您的幸福时刻。您会高兴得哭起来，而我也将一面吻您的手一面像小孩子一样哭泣。我要毫不夸张地说，我此生还从来没有期待过什么像现在期待这个幸福时刻一样焦急，并且指望着幸福。我原想把这封信寄给谢廖沙，不料我情不自禁地向您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这一定会让他讥笑，我也会因此难过，所以还是把信寄给您，您只拿第一页给他看就是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重感情，但不必要的害羞妨碍他说出他的感情，所以他享受不到我给您写信、想念您时感受的那种内心的快乐。想到旁人会觉得我对您的表白夸张而可笑，我倒一点也不在乎。而您永远能理解我，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六月三日

［一八五二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

［五山城］

[1]托尔斯泰参加了一八五二年一、二月袭击车臣人的行军。

[2]即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3]指《童年》。

[4]珀涅罗珀本是公元前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的主角之一，后来成了忠贞不贰的妻子的象征。“珀涅罗珀的工作”比喻没有止境的工作。

[5]波莉娜·尤什科娃姑妈将宗教教规和仪式奉为神圣，婚姻不幸，与丈夫长期分居。

[6]谢廖沙是托尔斯泰的二哥谢尔盖的小名。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1]

阁下：

我有一个请求，对于您毫不费力，因此我相信您不会拒绝。请您浏览一下这部手稿[2]，如果达不到出版水平，请即退回。如果情况相反，则请予以估价，酌情将稿酬寄给我，并将其刊登在您的杂志[3]上。我预先声明，我同意您对它作一切您认为必要的删节，但我希望刊出时无增添和改动。

这部手稿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小说《四个成长时期》的第一部[4]，后几部的问世有赖于第一部的成功。如因篇幅过长不能在一期上刊出，请将其分作三部分：从开头到第十六章，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五章，从第二十六章到结尾。

如果我在住所附近能找到一个好的誊写人，手稿本来可以缮写得好一些，我也就不必担心您现在一定会对它产生不必要的成见了。

我深信，经验丰富而又认真负责的编辑，尤其在俄国，因经常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地位，总能预先评估作品能否成功以及读者对它会有什么意见。因此，我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判决，它会鼓励我继续从事我心爱的事业，也会迫使我焚毁我已写出的全部手稿。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

列·尼

一八五二年七月三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1]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作家，当时主编《现代人》杂志。

[2]指《童年》的手稿。

[3]指《现代人》。

[4]这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别为《少年》和《青年》，第四部《成年》未完成，其构思部分体现在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您对我的小说表示赞赏[1]，使我非常高兴，更何况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意见，而恰恰又是您的意见。尽管如此，我想再次提出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提过的请求：估价手稿所值并酌情将稿酬寄给我，或者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手稿一文不值。

我采用了自传形式，随后几部不得不与前一部相联系，这使我感到非常不便，我因而常常想放弃后几部，不再续写。

不管怎样，假如续集能够完成，那么一旦完成，我一定把它寄给您。等待着您的复信。谨致诚挚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

列·尼

我的地址：基兹利亚尔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转列·尼收。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五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1]涅克拉索夫于一八五二年八月中旬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他“有才华”，并通知他，小说将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未发出[1]）

阁下：

我极不满意地读完了发表在《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上题为《我童年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并且认出它就是我寄给您的长篇小说《童年》。发表这篇小说的第一个条件我提出的是请您首先对手稿作出估价并酌情将稿酬寄给我。这个条件未被履行。第二个条件是对手稿一字不改。这个条件履行得更差，您从题目开始将手稿改得面目全非。我极伤心地读了这篇可怜的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小说，竭力想找出促使编辑对它如此残酷无情的原因。可能是编辑部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尽可能把这部小说改得不成样子，也可能是把小说的校对工作不加监督地交给了一位文理不通的编辑。《童年》这个题目和那几句前言就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意思，而《我童年的故事》这个题目与这部作品的意思相抵触。我的童年的故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在第一页上就把我的天使的形象改为我妈妈的肖像，这一改动能使任何一个多少认真的读者把书抛开，不再读下去。要将类似的改动一一列举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此外，里面有无数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句子、印错的字、不正确的标点、不规则的拼写、不得当的改动——例如把（狗的）喘息改为呼吸，把倒下来（牲畜倒地）改为泪汪汪地倒在地上，都是修改者在语言方面的无知，这些都暂且不谈。下面我要举出一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改动。为什么要删掉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全部恋爱故事呢？这个故事对她，对旧时代的生活方式作了描绘，并且使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具有人性。她甚至压抑了她对男仆福卡的爱。瞧，这个地方就用这么一句毫无意义的话一带而过。米米笔记中的delire[2]被译成了急躁。守夜人敲打的铁板改成了铜板。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只想说，我读着刊印的我自己的作品时，体验到一种极不愉快的心情，仿佛一个父亲看到他心爱的儿子被一个笨拙的理发匠把头理得不成样子。“这些凸一块凹一块的头发是怎么弄的，以前他可是个漂亮孩子啊！”我的孩子本来就不很漂亮，结果头发又被剪得参差不齐，不成样子。我聊以自慰的只是，我还有机会署上自己的姓氏用单行本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而完全不承认中篇小说《我童年的故事》是我的作品，这部中篇小说按理不属于我，而属于贵编辑部的某位不知名的编辑。

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尼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1]这封信作者觉得措词太强硬，没有寄给涅克拉索夫，后来寄给了他的二哥谢尔盖·托尔斯泰。

[2]法语：狂热。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非常遗憾，我不能立刻满足您的愿望寄上我的新作给贵刊发表。更何况您向我提出的条件我认为十分优厚并且完全同意。[1]

虽然我写好了一些东西[2]，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寄给您。首先是因为我的处女作获得的些微成就使我作为作家的自尊心增强了，我希望以后的作品不比第一部作品差；其次是检查机关对《童年》所作的许多删节迫使我重新改写许多地方，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暂且不提那些微不足道的改动，仅指出特别令我不快的两处。其一是删除了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恋爱故事。这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旧时代的生活方式及萨维什娜的性格，使她具有人性。其二是对书名的更改。《童年》这个书名和几句前言就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意思，而《我童年的故事》却恰恰相反，与作品的意思是相抵触的。我的童年的故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这一更改使我特别感到不快，因为，正如我在第一封信中对您说的，我希望《童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随后应是《少年》、《青年》和《成年》。

阁下，关于我未来的创作，如果您愿意继续在贵刊发表我的作品的话，我请求您答应对它不作任何改动。我希望您不要拒绝我的这一要求。至于我自己，我重申，一旦有我认为值得发表的东西，我一定先寄给您。

我将用自己的姓氏署名，但请求您只让编辑部内的人知道[3]。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

又及：如果可能，请把我的小说寄给我一份。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1]涅克拉索夫提出每一印张付给托尔斯泰五十银卢布，据他说，这是为数不多的著名小说家所得的稿酬。

[2]托尔斯泰这时正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高加索随笔》和短篇小说《袭击》。

[3]涅克拉索夫要求托尔斯泰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全名。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阁下：

寄上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1]。如果您愿意根据您向我提出的条件发表，那就请您满足我如下的要求：不要删节，不要增添，主要的是，不要对作品作任何改动。如果作品中有什么地方您不喜欢，不改动便无法发表，那么最好不要急于发表，并同我交换意见。

如果事与愿违，检查机关对这篇短篇小说删削太多，那就请您不要将它残缺不全地刊登出来，最好退还给我。我在最后一页的两个地方写了两种行文，打上×和*两种符号，这两处是我最担心的地方。[2]请您过目并将其插入，如果您认为这是有用的话。

我认为，我在最后一页所作的注释，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对俄国读者来说是必要的。

我希望，我标明的分段在发表时能保留不变。

请原谅，虽然我作了很大的努力，手稿还是写得很潦草。

等候您回信并请对这篇小说提出您的看法。

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1]指《袭击》。

[2]这份手稿没有保存下来。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寄上短文一篇[1]供贵刊登载。我对它较之《童年》与《袭击》更为珍视，故第三次在此重提我的条件：请将文章保持原样。在上封信中您曾向我保证按我的愿望处理。假如检查机关再加删削，那么看在上帝面上请将文章退还给我，或至少在发表以前来信告知。此文用稿本开头写的标题刊出或标以《自杀者 台球房记分员的故事》，完全由您随意决定。

标于一行文字上方的H.C.字样意为“另起一行”。静候回音，等着您对寄去的东西作出判断[2]。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五山城

[1]指《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2]涅克拉索夫收到托尔斯泰的手稿后，曾写过两封信，对短篇小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信中说此作“意思很好，但写得很差”，并告知作者小说不能发表。一年以后，涅克拉索夫重读《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发现自己“错了”，并将小说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第一期上。

致谢·尼·托尔斯泰

亲爱的朋友谢廖沙：

我自离家[1]起一直怀有一种万分对不起你们大家的感觉，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因为生活杂乱无章，有时因为环境和心情恶劣，有时因为战争[2]，有时因为有人打扰，总之是诸如此类的原因吧。不过主要的原因是生活杂乱，感想太多。一年来我的认识、体验、感受太多了，简直不知从何写起，也不知能不能写得如意。我给姑妈的信中描写过西利斯特里亚[3]，而对你和尼古连卡我不会再那样写了，只希望你们读了我的描写能够像我希望的那样理解我。如今西利斯特里亚已成旧话，现在是塞瓦斯托波尔，我想你们一定也在紧张地关注着来自那里的报导。四天前我到过塞瓦斯托波尔。啊，我怎样给你讲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被俘的和受伤的法国人、英国人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否痛苦，是否很痛苦，我们的水兵和我们的士兵是怎样英勇，我们的敌人，尤其是英国人，又是怎样英勇。我们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或者皮罗戈沃[4]再讲这些吧。许多情况你可以从我给报刊写的文章中了解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后再讲。现在我给你简单讲讲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状况。这城市一面被围，就是敌人逼近时我们没有设防的南面。现在我们在这一面有五百多门大口径炮和几排绝对无法攻克的土木工事。我在要塞里待了一个星期，到离开那天为止，我一直在炮队密如森林的布防之间穿行。三个多星期前敌人在某一处推进了八十俄丈[5]，以后就再也无法前进，只要前进一步，炮弹就会像雨点般落到他们头上。我军士气之高是笔墨无法形容的。古希腊时代都不曾有过如此高昂的英雄气概。科尔尼洛夫[6]巡视军队时不说“小伙子们，你们好啊！”而说：“小伙子们，需要你们去死，你们去不去？”军队立即高喊：“我们去死，大人。乌拉！”而且这不是装腔作势，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十分认真，已经有二万二千人做到了。

一个生命垂危的伤兵给我们讲了他们二十四日攻打法军炮队[7]得不到支援的情形，他一面讲一面失声痛哭。有一连水兵因为要把他们从他们在炮火下坚持了三十天的炮兵阵地撤换下来，险些起来造反。士兵们亲手拔去炮弹的雷管。妇女们给士兵往棱堡送水。许多人牺牲或受伤。神职人员手持十字架到各个棱堡中去，在炮火下诵读祷词。二十四日那天，某个旅有一百六十人受了伤也没有撤出战斗。了不起的时代！不过现在，二十四日以后，人心安定了，塞瓦斯托波尔城内情况很好。敌人差不多停止了炮击，大家都相信，敌人不可能拿下这座城市，确实不可能。有三种预测：敌人要么强攻，要么用佯攻吸引住我们以掩护撤退，要么扎营过冬。第一种预测不大可能，最可能是第二种。我一次也没有能够参加行动，但我感谢上帝让我见到了这些人，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五日的炮战不仅在俄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永远是一个最光辉荣耀的功勋。一千五百多门大炮对这座城市连续轰击了两天，不仅没有迫使它投降，而且连我军炮兵的二十分之一都没有摧毁。即使俄国现在从不利的方面来看（我有这个感觉）此次战役，我们的后代却一定会将它置于一切其他战役之上。不要忘记，我们是以相等的，甚至是较少的兵力，以刺刀和俄军中装备最差的部队（如第六军团），同敌方的兵员不计其数、有装备着三千门炮的舰队配合、并且使用来复线步枪的精良部队作战。更何况敌方的将军也占有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坚持并战胜（我们还会胜利，对此我深信不疑）。应当看看被俘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个赛过一个，精神和体魄都是如此，实在威武。哥萨克们说他们简直舍不得砍杀这些小伙子，随便把我们的哪一个猎骑兵跟他们摆在一起看看吧！个子矮小，浑身是虱子，显得皱巴巴的。

现在我来给你讲，为什么你能从报刊上看到我对这些长满虱子、皱巴巴的英雄们所建立的功勋的描写。我们炮兵司令部里（我好像信中对你讲过）是些很正派的很好的人，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出版一份战地杂志，目的是帮助部队保持士气。杂志很便宜（三卢布一份），也很通俗，为了让士兵都能阅读。我们拟定了出版杂志的计划，呈送给公爵[8]。他很欣赏这个想法，于是把计划和试刊[9]（也是我们编的）呈送给陛下请求批准[10]。出版费用由我和斯托雷平预支。我被选为编辑，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先生姓康斯坦丁诺夫，他曾经出版《高加索》，在这方面有经验。杂志将刊登战役描写，不像其他杂志上的描写那么枯燥和虚假。还要刊登描写舍身忘己的行为的文章，好人，主要是黎民百姓中的好人的生平和悼念词，军事短篇小说，士兵歌曲，工程技术和炮兵技术方面的通俗文章等等。这件事我很喜欢，第一，我喜爱这种工作；第二，我相信这份杂志是有益的，而且是不错的。这一切在得到陛下的答复以前还只是设想，可说真的，我很为它担心，因为在送往彼得堡的试刊中我们不慎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另一篇是罗斯托夫采夫的，这两篇文章不完全符合东正教精神。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才需要存在社会救济机构的那一千五百卢布，我已请瓦列里扬[11]给我寄来，既然我已提到这件事，那么请你也告诉他一声。

感谢上帝，我很健康，回国以后我一直过得快乐舒畅。总的来说，我的军旅生活可分为两个时期，国外时期很糟，多病，窘迫而孤独；国内时期很舒畅，我健康，有一些好朋友，不过还是窘迫：钱如流水。

写作搁下了，不过我在感受，姑妈笑我这么说。有一件事使我不安：我脱离女人圈子三年多了，可能变得很粗鲁，不适于家庭生活，而我是很喜欢家庭生活的。再见吧，上帝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除非你和尼古连卡狩猎途中从坦波夫回老家来转一转。战争好像要打很久。西利斯特里亚一战我未被提名受奖，这也是自然的，但我得到少尉军衔已经很满足了，不然我这年纪再当准尉未免太老了，难为情啊！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埃斯基村］

[1]指作者于一八五一年四月去高加索。

[2]指克里木战争。

[3]作者于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在给叶尔戈利斯卡娅的信中详细描写了指挥部取消向敌人占领的西利斯特里亚要塞举行强攻的决定后军队的沮丧情绪。

[4]皮罗戈沃是谢尔盖·托尔斯泰的庄园。

[5]1俄丈合2.134米。

[6]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战死于塞瓦斯托波尔。

[7]指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因克尔曼战役。

[8]指俄国克里木军队总司令米·德·戈尔恰科夫公爵。

[9]试刊没有保存下来。

[10]沙皇尼古拉一世没有批准出版这个刊物，而准许军官们在《俄国荣军报》上发表文章。

[11]指托尔斯泰的妹夫。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也许是我的信件，也许是您的信件，也许我们两人的信件都没寄到，不然我无法解释您六个月的沉默，而我是很想从您那里了解很多事的。《现代人》我也是从八月份起就没有收到。

《台球房记分员的故事》和《少年》是否刊出，何时刊出，为什么我没有收到《现代人》，这一切请告知，请寄保价信函，这样保险些。

我的地址依旧：基什尼奥夫，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两篇东西让我放下心来，就是说，在杂志上读到它们并且把它们忘掉，以便着手加工新的东西。新的我希望仍在贵刊发表，为此我积累了大量素材，是当前军事内容的素材，我收集这些材料并不是为了贵刊，而是为了《士兵小报》。关于拟议在南方集团军中创办这个刊物的事，您也许在彼得堡听说了。陛下看了我们的计划以后，恩准在《俄国荣军报》上登载我们的文章！等待您尽速复信。谨致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埃斯基村］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上封信我简略地向您谈到我为一份军事刊物收集了一些材料（该杂志拟在军中出版），并且建议您在贵刊上发表这些材料。现在我就详细地谈谈这件事。这个刊物的夭折令我惋惜的不仅是许多精力和材料白费了，主要的是办这个刊物的想法落空了。我认为，办这个刊物的想法很值得付诸实行，即使不能完全实现，也应该部分实现。

目前，如果说不是大部分，那也肯定是半数以上的读者是军人，可我们除了官方的军事读物以外没有别的军事读物，而官方的军事读物不知为什么得不到读者的信任，因此不能提供，也不能表达我们军界的思想倾向。这便是我们创办这一刊物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要办的《士兵小报》，力求价格和内容都能为军界各阶层接受。该刊物只望能够表达我们军队之魂，而避免与我们现有的官方军事刊物发生任何冲突。

这个刊物原想分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拟登下列内容：（一）各战区战报；（二）特殊功勋嘉奖令；（三）军事法庭对可耻行为的判决。非官方部分拟登：（一）描写军队生活的当代和历史小说；（二）各级军人的传记和悼念文字；（三）士兵歌曲；（四）军事各学科（战术、炮兵学、军事工程）的通俗文章。我们已将办刊的详细方案及试刊号呈送陆军部，然而陆军部给我们的批示却说，我们可以把文章拿到《荣军报》[1]上去发表。但是，根据我们拟议中的小报的精神，您一定会明白，为它准备的文章就是拿到《农业报》或者什么《花边文学》上去发表也远较《荣军报》为宜。因此我请求您在贵刊上发表部分文章（几乎全是非官方的），不是暂时的，而是经常的。我将每月向您提供二至五或更多印张的有文学价值的军事文章，这些文章绝不会比贵刊发表的差（我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文章不是我的），它们的思想倾向也不会使您在书检方面遇到任何麻烦。

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那么我们供稿一方有如下好处：（一）我们建立表达军队精神的文学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开端，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扩展开来；（二）我们的文章将能在一个最好的，最受读者信任的刊物上发表。

贵刊方面得到的好处是：（一）获得一批有教养、有才华的撰稿人；（二）扩大贵刊的影响；（三）贵刊的稿源部分地有了保证。这种合作对贵刊更为有利，所以我向您提的条件比我自己承担的条件要苛刻一些。

我保证每月向您提供二至五印张的军事内容的文章，稿酬由您酌定。您必须将我寄给您的所有文章立刻发表。我承认，这个条件似乎太狂妄了，因而担心您不愿接受。但是，如果您相信我是多么珍重我有幸成为撰稿人的杂志的声誉，并且承认我多少还有一些文学鉴赏力，那么我希望您不要以自己的否决破坏我们这种互利的交易和不无公共利益的事业。

如果您答复同意，那么第一个月我就给您寄上《关于女护士的一封信》、《回忆西利斯特里亚围困》，《塞瓦斯托波尔一士兵的来信》。[2]

亟盼您复信同意我的建议，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埃斯基村

[1]即《俄国荣军报》，是陆军部官方报。

[2]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军官们答应写的文章因种种原因未能写出。

致伊·伊·帕纳耶夫[1]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不知您是否相信，为了提笔给您写信我必须克制我内心的羞愧。我为我的健在感到羞愧，只有情况相反我才能够因为迟迟不复您那三封信，那些如此友善、如此令我激动的信而得到原谅。这些信在我因自尊心而陷入迷惑的时刻使我相信我的才华和我在文学中的价值，我承认我是很想在文学中有我的价值的。对您上封信里提出的问题，我一一回答如下：（一）《少年》的稿酬已收到，（二）钱和书请按老地址寄总司令部我收，（三）文章则请按篇分别寄来。我倒霉的是，我向您保证的太多。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我的同事们只顾偷懒；现在可好，我离开已一月，不知道他们的文章究竟写了没有。我自己又病了一场，尽管如此，过两三天我希望能给您寄上一篇《一个士官生的故事》[2]，这篇东西相当长，但不是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而是高加索故事，能赶得上第七期。请您相信，我现在一如既往，热心于军事文章。近日我将去塞瓦斯托波尔催促罗斯托夫采夫和巴库宁。如果他们的文章已经写好，我就拿来。但是目前正是多事时期，谁也无暇思考。说到我自己，我仍然向您保证每月一篇，至于其他人，我可就不敢打保票了。我的地址依旧，如果您安排好了，还是由通信员送为好。如果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请征求他同意我在《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上面题词：献给伊·屠格涅夫。[3]我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重读这篇文章以后发现其中不少地方无意中模仿了他的小说。

谨致崇高的敬意与忠心。

您的忠实仆人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四日

别利别克[4]

[1]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一八四七年起与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合编《现代人》杂志。

[2]短篇小说《伐林》最初的标题。

[3]帕纳耶夫向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转达了托尔斯泰的请求，并于一八五五年七月十日收到复信，信中说：“他有意将他这篇新的小说献给我，我甚感荣幸。”小说刊出时有给屠格涅夫的献词。

[4]即别利别克河畔阵地，托尔斯泰在这里指挥一个山炮分队。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为遵守诺言及时寄上《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供《现代人》第七期刊用。我未及誊写即寄出，笔迹潦草。不过您会发现，虽有涂改，一切仍清楚明白。我很担心您会将书写潦草当作文章的草率，其实我还没有在哪一篇小说上花过如此多的力气和时间，因此〈……〉[1]如被删除，小说全部涵义将归于乌有，虽然花了我许多时间，却丝毫不能向我证明它很好；相反，我觉得它很差。我还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非常想知道您的意见，请您将您的意见尽快地并且完全坦率地告诉我。下一篇小说是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2]，赶不上第七期用了，为此我甚感遗憾，加之，您在我的文章的编者按语中向读者许诺发表现代题材文章[3]，而我许诺的只是军事题材的。不管怎样，如果您认为这个短篇照目前这个样子还值得刊登就刊登，如果认为不值得，请您退还给我[4]。急盼回音，谨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六日

布尤克·休伦

[1]表示手稿中剪去数行，下同。

[2]当时托尔斯泰在写短篇小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3]指《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为短篇小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所加的按语。

[4]这篇小说以《伐林》为题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第九期。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寄上塞瓦斯托波尔一文[1]。虽然我深信它较之第一篇好得无法比拟，但它会引起不悦，我相信这一点。我甚至担心根本通不过。为了不让它遭到篡改，您可亲眼看到，我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预防方法。凡是我觉得有危险的地方，我都写了可以替代的文字，注上（B）字样，或加括号表示检查机关若不喜欢可以删去。如果除我标出的以外他们还要涂改什么，请一定不要刊出[2]，不然我会非常伤心。标题我给了两种，因为《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过于明显地指五月十日的战事，[3]而《现代人》杂志上是不准刊登谈战事的文章的。“纳普什谢茨基”我用“格尼洛基什金”代替，以防书刊检查机关说军官不会因牙龈脓肿放弃军职。这样改了以后就成了两个不同的军官了。那句波兰话[4]，如果可以保留，请在脚注中印出俄译文；如果不能保留，就用（+）号后面的俄文。再就是那些俄文的和法文的骂人话，如果不行，又不能用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那么能否用删节号表示？这些话是必须的。

总之，我相信您会费心尽可能保护我这篇小说，您更了解检查机关的观点，会预先给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文字，以免惹检查机关生气。至于小的、难以预料的修改，只要不影响意思就行。急切等待您对我的两封信作答，并再次恳请您庇护捍卫这最近的一篇小说。

谨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

别利别克

[1]指《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2]除托尔斯泰标出的可删节处外，帕纳耶夫又删除多处，而在打出校样以后，小说依然受到检查机关的严重干预，最后小说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五年第九期上刊出，未署作者名。

[3]托尔斯泰给的另一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春夜》。五月十日的浴血大战以俄军失败告终。

[4]这句波兰话在小说第六章中，被检查机关删去。

致伊·伊·帕纳耶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阁下：

您的信收到了，我尤其急于回复您最近这一封信。非常感谢您为保护《一个春夜》免受检查机关篡改所作的努力。您可以涂改，甚至可以淡化，但是看在上帝面上，请什么也不要添加，这会使我十分伤心。[1]我可以向您保证，列·尼·托[2]没有一丝一毫的作者自负，但他希望永远保持一贯的文学方向和文学观点。我替巴库宁向您作的保证看来不够慎重，他这段时间一直公务过忙，现在又负了伤。罗斯托夫采夫不断保证，又不断偷懒。请转告尼·阿·涅克拉索夫，我收到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稿酬和他的信函，请他原谅我至今没有回信。他信中说，您在九月号为《青年》留了篇幅。遗憾的是我不能早于九月中旬把它寄给您，不过只要我健在，我一定不迟于这个时间寄给您。斯托雷平已动笔写短篇小说往事[3]，我可能也要就这件事写一篇。

谨致崇高敬意。

您忠实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五年八月八日

巴赫奇萨拉伊

您是否乐意费心在彼得堡代办几件财务。我将非常感激您。

[1]帕纳耶夫在七月十八日的信中曾想说服托尔斯泰“在结尾处加一点东西，因为人家说，文章讲的毕竟是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人等等”。他没等托尔斯基同意就在小说结尾加了下面的一段话：“然而发动这场战争、引起可怕的流血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保卫祖国、保卫乡土，为此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使托尔斯泰极为愤怒。一八八六年以后，这段话在小说的一切版本中均被删除。

[2]这是《现代人》发表《少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和《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时的作者署名。

[3]托尔斯泰称八月四日小黑河战役为“往事”，这次战役因指挥混乱和准备不足俄军遭到巨大伤亡。

致玛·尼·托尔斯泰娅[1]

亲爱的玛莎：

节日好！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我不想道歉，因为这种情况已不止一次发生过，但并未影响我们彼此间的感情，而且我们一向相信这一点。当然不写信也不好。我目前在这里等待休假，据说批下来不会早于一周半。自从天气变得春意盎然，我便极想离开这里，虽然我在这里并不寂寞。你不要以为不寂寞是因为有很多消遣，正相反，这里很适于工作，我在写东西。你觉得《暴风雪》怎么样？我怕你读了不喜欢，所以急切地等待你的审判。本来想题词献给你，但又觉得不值得。几天前我刚写完一部相当长的中篇小说《父与子》[2]，昨天读给伊万·谢尔盖耶维奇[3]听，他拍着大腿说妙极了，但说实在的我不大相信他的话。他太容易兴奋。噢，对了，最近他病得很重，部分是疑心病。他杜撰了个什么“支气管炎”的病名[4]，我极力要他相信支气管炎不是病，而是一种石头，连瓦列里扬[5]都有这样的石头。跟格里戈罗维奇[6]我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很喜欢他，何况他非常尊敬你，看重你。他很想把他写的第一部作品[7]献给你。你喜不喜欢他的《农人》？涅克拉索夫要出门，我答应请人为我照一张像。此外，他不止一次答应把他未发表的诗全部为你整理出来，但有时不全，有时写得不好，而且他总是拖延。此外，根据我的建议，全体作家照了一张集体照片，有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8]、冈察洛夫[9]、奥斯特洛夫斯基[10]和我，这张照片我将寄给你。你问问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这三天我做的几个梦是什么意思，这几个梦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我转一张桌子，桌子对我说，我将在莫斯科娶亲，它甚至说出了新娘的名字，还说我将很幸福；（二）我拔了一颗牙；（三）昨天你似乎发疯了，我也疯了。再见，亲爱的朋友，一千次吻你、瓦列里扬和孩子们。请尽快给我回信。

涅谢利罗德的职位由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担任。[11]陆军部长多尔戈鲁科夫被撤换。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彼得堡］

[1]玛丽亚（小名玛莎）·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是作者唯一的妹妹。

[2]《父与子》是《两个骠骑兵》的最初标题。

[3]即屠格涅夫。

[4]俄语支气管炎一词是法语译音。

[5]玛·托尔斯泰娅的丈夫。

[6]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

[7]即《当代风习特写》。

[8]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9]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

[10]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

[11]指卡·瓦·涅谢利罗德的外交部长职位由托尔斯泰的远亲亚·戈尔恰科夫担任。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我信守诺言，又给您写信了，况且我想把我对《现代人》第六期的印象告诉您。咳，我那位喀山同学的中篇小说[1]真是丢人，连《现代人》也为此蒙受耻辱。我可以料想得出，《彼得堡新闻》将会怎样攻击可怜的别尔维，况且他确实有该攻击的地方。无怪乎您总是把它遮掩起来，而谈到这部作品时则猫一般地微笑。我觉得，《现代人》杂志还从未刊登过这样糟糕的东西。何止在《现代人》上，无论用俄语还是用别国语言写的东西都没有像这么糟糕的，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有些夸张，但我的印象确实如此。好像《正确的杆尺》[2]上的东西，只是语言更差。我只想发笑，但像笑自己的亲人一样痛苦。我确信您还没有读过，您读一遍吧。在一个句子中一次体和多次体杂用，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像德语给人的那种感觉。唉，至于内容，鬼才知道写的是什么。从全文中我只弄清了一点，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同学曾经在莫尔多瓦的乡村住过，在那里他对一位白白的莫尔多瓦姑娘［……］，但他［……］；又对一个侍女［……］[3]这就是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唯一情感。您看一遍吧，想着我这些话，那您就都会明白的，为什么写这些呀！真不明白。

有一篇评论《俄国丛谈》的文章[4]，不是您写的，我也非常不喜欢。文章的思想我虽然完全同意，但表达得含混不清，而且笨拙。为什么要粗鲁地把菲利波夫和所有的人漫骂一通，还说什么“我们希望争论是文雅的”。这不啻是说：“敬请［……］[5]”。再说我根本不理睬并且决心永远不理睬公设和绝对的绝对命令是怎么回事。是的，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把德鲁日宁从你们的同盟中放走了[6]。否则尚可指望《现代人》有好的评论文章，而现在这位臭不可闻的先生[7]让你们丢丑。他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难听，尽说些令人不快的蠢话，而且还因为不会说话和发音难听而越发激烈。都是别林斯基[8]的腔调！别林斯基大声疾呼，语调愤慨倒是因为他真的感到愤怒。而这一位不过是认为，要讲得好，就得出言不逊，为此就要愤怒。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角落里愤怒起来，眼下谁也没有嗤他一声，白他一眼。您别以为我谈别林斯基是为了争吵。平心静气而论，我坚信他作为一个人是极其出众的，作为一个作家是非常有用的。但正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他造就了一批令人讨厌的仿效者。现在不仅在评论界，而且在文学界，甚至就在社会上都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做一个动辄发怒、尖酸刻薄、气势汹汹的人是很可爱的。而我却认为这很可恶。人们爱果戈理[9]胜过普希金[10]。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已登峰造极，您的诗在当今的诗人中最受欢迎。而我却认为，这很糟糕，因为一个爱发脾气和凶狠的人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一个爱人的人却正好相反。只有在正常状态中才能做出好事，才能把事物看清楚。所以我很喜欢您最近的诗作[11]，它们充满忧郁，也就是爱，而不是凶恶，即仇恨。明智的人身上是永远不会有凶恶的，您身上则比其他人身上更少些。人可以装腔作势，故意谈吐不清，甚至以此为习惯，如果这样让人喜欢的话。而我们这里非常喜欢凶恶。人们夸奖你，说“他是个很凶的人”，人们甚至以你的凶狠来奉承你，而你则顺从于这种东西。我不会打听不到评论《俄国丛谈》的文章的作者是谁，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说不定您（可能没有写）对这篇文章做了补充，并且颇为满意。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那就生我的气吧，生多大的气都可以。但我对我写的话深信不疑，这不是口头上的争论，这方面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谈，可惜没有时间。

我正在写《青年》，但写得不好，不起劲。不过我倒觉得这样很好，但愿一辈子哪儿也不去。我求您办的纸张[12]的事，现在不需要了，我已收到了钱。纸还是需要的，我是说我马上可以把钱寄给您。再见，请回信。

您瞧，只是现在，在乡下，我才想起了我同隆吉诺夫的事[13]，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何等愚蠢和恶劣。现在我真心地请求您原谅。一旦见到隆吉诺夫，我也要请求他原谅。我很想把事情的全过程讲给他听。您是否同意我向他谈这封信？现在我请求您这样做完全没有嗜血的意图。

路过莫斯科时，我曾经从他身边走过，还理直气壮地向他瞪眼睛。真奇怪，我怎么会在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明白这件事有多愚蠢，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现在我明白了。请告诉达维多夫，让他把英文版的《纽克姆一家》[14]第四卷寄给我，以后各卷若有也请他寄来，我家中只有前三卷，把《小杜丽》[15]也给我寄来。请回信。代我吻德鲁日宁并转告他，我准备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他，也许他会给我写信。另外，您是否能告诉我，奥斯特洛夫斯基怎么样，怎么给他写信？

如果您见到隆吉诺夫，请帮我向他解释一下，至少将此信给他看看。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瓦·瓦·别尔维的《在密林深处》。这篇小说以其粗俗的自然主义和突出的反唯美主义引起托尔斯泰的愤怒。

[2]《正确的杆尺》（1852年出版），是一本粗浅的写作指导。

[3]本句这三处删节号是俄文版编辑所加。

[4]该文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写的。

[5]此删节号为俄文版编辑所加。

[6]托尔斯泰对德鲁日宁转向《读者文库》杂志表示遗憾。

[7]指车尔尼雪夫斯基。

[8]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著名评论家。

[9]尼·瓦·果戈理（1809—1852），俄国著名作家。

[10]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国大诗人。

[11]可能指《沉默吧，复仇和悲伤的缪斯》、《公爵夫人》、《在艰难的日子》。

[12]指出版托尔斯泰的小说单行本用纸。

[13]托尔斯泰偶然看到传记作家、文学史家隆吉诺夫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信，其中有侮辱他的话。托尔斯泰差点同隆吉诺夫决斗。

[14]《纽克姆一家》是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作品。

[15]《小杜丽》是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作品。

致亚·瓦·德鲁日宁

最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我每天都想提笔给您写信。真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您。首先，我想念您是因为我非常爱您尊敬您，这也不是空话。其次是因为我想请您帮忙。我确实希望能够满足您的愿望并且立刻兑现，可惜我已经答应克拉耶夫斯基[1]把我准备发表的东西先交给他发表。若最近一期要发表，那就是说十二月前必须交稿，对吗？给克拉耶夫斯基的东西[2]即将脱稿，给您的也差不多写好了，是为以前准备出版的《军事杂志》写的一篇很短的高加索故事[3]。其中一些素材我曾用在《伐林》中，因此这一篇故事需要改写。我并不是因为有所求才来巴结您，我只不过非常愿意为您做一点让您愉快的事情。收到您的信以后，其实在此以前我已后悔同《现代人》匆忙订了稿约。我对您的请求是这样的。我已完成《青年》的前一半，这部作品我答应给《现代人》发表。我是专心致志地写的，还没有给任何人读过，因此我无法对它进行评判——脑子里乱糟糟的。但我觉得，这篇东西写得不好（不是谦虚），尤其是语言粗糙、篇幅冗长等等。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当我一个人埋头写作，不给任何人朗读的时候，我通常觉得我写的东西既很好又很糟，而现在我更多地是觉得很糟。不过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不能以此为儿戏，要为之献出一生。所以我总希望今后写出好东西，而不愿把坏东西拿去发表。我的请求是，我把手稿寄给您，请您通读后严格地坦率地谈出您的看法，告诉我它比《童年》好还是比《童年》差，原因何在，能不能改好，或者干脆扔掉。我觉得最后一种方案最好，因为一开始就写得不好，并且改了三个月，我厌烦已极。

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的地址很简单，就寄到图拉。我现在住在乡下，在等钱，以便动身去彼得堡，然后出国。我打猎，写作，大量阅读，到过一些村庄，有点爱上了一位乡下小姐[4]，但现在待在家里，因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的胸部发炎，尚未治愈又感冒了，现在还没有好。再见，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从昨天起就非常高兴地想到，我要给您写信，而且有许多话要写，但现在我累极了，胸部很痛，就此辍笔。请给我写信。趁这次邮班我将《青年》寄给您，请保存在您处，不要给任何人看，只有当您认为它好，我再写一封信给您以后，您再交给帕纳耶夫。

真心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代我问候亲爱的将军[5]，问候所有记得我的人。如果出乎意料，《青年》只需删掉一些地方，那就请您删掉您认为需要删的吧。

[1]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

[2]指《一个地主的早晨》。

[3]指作者一八五四年写的短篇小说《俄国士兵是怎样死的》，一八五六年改写成《警报》，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4]指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是邻近托尔斯泰的庄园的一个地主家的小姐。

[5]指叶·彼·科瓦列夫斯基，俄国作家，当时他任陆军部亚洲司司长，《现代人》圈内称呼他“将军”。

致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最尊敬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久已想念您并打算给您写信，以唤起您对我的记忆并得到您的教诲，但因懒又因忙而没有写，现在我又有求于您。请您不必害怕，不要以为我想请您安排我进某大使馆任职。我求您的是这样一件事：我随这个邮班寄给康斯坦丁诺夫我申请退役的报告[1]，请您在监察部说句话，以求此事尽快办成。如果见到我最亲爱的首长，也请您跟他说说，请他不要阻止我退役。他曾经劝阻过我，我怕他这次又这样做。您比他更了解我，因此，如有机会跟他谈到此事，请您对他说，理智地考虑，我在军中没有前途，再说，我根本没有军职才能，何必把我拴在那儿呢？我想做的事的确很多，而这种名义上的军职毕竟使我不能放手去做这些事。我那些有关义务农民的计划至今没有成功，我并未失去希望，可能很快就能几乎如愿。没有成功的是主要之点，原因是人民中间已在公开广泛议论，他们相信到加冕礼时，现在又说新年前，人人都能获得自由和土地，而且是全部土地。我们的主要不幸还不是贵族习惯于关起门来用法语谈论解放，而是政府把事情做得那么神秘，结果人民盼望解放所根据的只能是人民自己杜撰的材料。[2]人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太模糊，他们希望有土地，于是到处都说，解放就要发给全部土地。这个信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跟我们温顺的人民动起刀枪来，那只能是因为人民不了解自己与土地和地主的真正关系，而政府又守口如瓶，自以为这是内部政策，结果把地主放在一种向人民隐瞒皇上恩典的不利地位。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统统被砍死。我深入事情的细节并看到其实施后，想起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所说的和听到那些聪明人所说的关于解放的话，心中实在惭愧。我将来一定要向您谈出这一切，并且把我和村社大会谈判的记录拿给您看。问题和聪明人设想的完全不同，不是怎样更快地解决（我们不是希望比法国和英国解决得更好吗？），而是怎样更快地解决。皇上在莫斯科说的话[3]传遍了全俄，深入到一切有关的人心中，包括地主和农奴，这些话涉及的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已令人绞尽脑汁的问题，让人无法忘记。先说团里要有四门炮，后来又说要有三十门炮，这是可以的；但是先说可以考虑给自由，后来又忘在脑后，这就不行了。我还想再谈谈我为什么需要退役。我胸部发炎很是严重，两度复发，而主要的原因是我有肝病，需要矿泉治疗。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必须去，如果我不退役，又得请假。尽管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又有病，这三个月我在乡下过得还是很好的。真的，最可爱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要说，活在世上是美好的。我怀着一种特殊的乐趣管理庄园，出门打猎，欣赏大自然，我似乎还爱上了一位邻居的姑娘，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乡村小姐。我还写完了《青年》，但是写得不好，不是谦虚。我在等待一位先生[4]的评判，小说已经寄给他了，我非常相信他。您近来在做什么？不会一直在发愁吧？您一向不满意您不得已承担的职务，您总是极力把一切看得很糟，为的是可以骄傲地享受愤怒的乐趣。您甚至极力把自己看得很糟，为的是对自己愤怒，同时也稍稍对上帝愤怒：他为什么要创造出您啊？您大概常常见到布卢多夫一家吧，请向他们，特别是向安东宁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传达我的衷心敬意，请告诉她，请她也不要愤怒。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一定很傻，因为我一产生什么想法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发现，愤怒就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使自己愤怒的事物上的一种癖好，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大缺点。真正愤怒的人不过两三个而已，成百上千的人是故作愤怒，并且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不去积极参与生活。当然，我指的不是您，也不是布卢多娃，但文学界确有不少我们都认识的这样的人。一个人即使是真地愤怒，即使他如此不幸，总碰上使他愤怒的事，那么第一，如果他在精神上还不软弱，就应该行动起来，去纠正使他愤怒的东西；第二，干脆自己一头碰死；二者必居其一。要不然就采取一种容易得多的办法，我就打算采取这种办法，即蓄意寻找一切好的，善的东西，蓄意不看坏的东西。真的，不仅在俄国，就是在萨莫耶德人那里也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可以真心实意去爱的。请您通过布卢多夫家了解一下，我那几个姓托尔斯泰娅的堂姐妹们在哪里，如果她们在彼得堡，请代我问候。

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很不像样，不过请您不要生我的气，并且给我回信，哪怕只写三言两语呢。我不知怎么不会写得有理有据，从前我常常写了又撕掉，现在我想，大概我天生如此，干脆让大家了解我的本来面目好了。如果他们还有一点喜欢我，那也不错。不过我最希望的是您有一点喜欢我，因为我很爱您敬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这份申请退役的报告未获批准。

[2]托尔斯泰主张解放农民，但不赞成给农民土地。他认为地主的土地归地主所有是历史的公正，但鉴于农民极度不满，有发生农民革命的危险，他主张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3]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该年三月对莫斯科贵族代表的讲话，其中提到：“自上而下发生比自下而上发生要好得多”。

[4]指亚·瓦·德鲁日宁。

致伊·伊·帕纳耶夫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我接到您的信后第二天就写了回信，我有这种习惯，不仅对您的信和事务函件如此，对各种信件都是如此。这封信丢了真有点奇怪。现在我再一次回答您的问题，也再一次重提我向您提过的问题。《青年》第一部的篇幅与《童年》相当或稍大，两周前我已彻底写完，但还没有给任何人读过一句，因此非常怀疑值不值得刊印。我把它寄给了一位先生，我相信他的评判。如果回答是满意，我立即寄给您。如果不行，我也会很快通知您。我向您提的问题是，您收到《青年》后能否从编辑部拨给德·科尔巴辛三百银卢布（在那封信中我说二百五十卢布）[1]？我能不能指望因《青年》得到红利[2]？请原谅，只写了寥寥数语，马已备妥，天气极好，这是我病愈后第一次出猎。《红字》[3]您那么夸奖，我却很不喜欢，而八月号上您的乡村和城市的回忆[4]我非常喜欢。再见。

真正忠于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

[1]科尔巴辛需要把这笔钱用于出版托尔斯泰的《军事小说集》单行本。

[2]签署了“义务协定”的作家有权得到《现代人》出版社收入的一部分。

[3]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

[4]指帕纳耶夫的特写《彼得堡生活 一个新诗人的笔记》，载于《现代人》一八五六年第七、八期。

致亚·瓦·德鲁日宁

最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诚挚、美好、充满情谊的来信和过分赞誉的评论[1]。我总觉得是我狡猾地表现出自己孤立无助、对您的特别敬爱（绝不是谎言，只是本可以另找机会表达）这才博得了您的青睐。不管怎样，我确实非常想而且几乎已经相信了您所说的一切，因此，能够修改的地方我肯定要修改。既然小说还有好的地方，我一定尽全力使之臻于完美。手稿请不要给任何人，除了我要修改以外。还有其他原因。大约两星期以后，我要到彼得堡去，希望能按照您的意思进行可能的修改[2]。我是在令我生厌的图拉给您写信，我只在这里稍耽片刻就离开。[3]不知格里戈罗维奇保证二月份在你们的杂志[4]上发表作品是什么意思，按照条件[5]这是不可能的。我妹妹（您认识她，您的信就是她转给我的）在和我一起读完您的信并谈过您之后，希望我告诉您，她感到骄傲的是，在斯帕斯科耶庄园和您说了几句话以后，[6]她就了解了您，对您的印象与我向她描述的一样。究竟是什么样，您自己知道。再见，最亲爱的朋友。这样称呼您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光荣。

您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篇您称之为岂有此理的文章整个夏天都令我作呕[7]。如果您能在我到达之前把《青年》拿去誊写，留下大页边，就再好不过了。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图拉］

[1]指对《青年》的评论。

[2]托尔斯泰于十一月七日抵达彼得堡，拿到附有德鲁日宁的意见的手稿，并用整个十二月份的时间对手稿进行加工。

[3]托尔斯泰去图拉是为了递交申请休假的报告。

[4]指《读者文库》杂志。

[5]指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签定的《义务协定》的条件。根据协定，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必须在从一八五七年开始的四年中，仅为这一家杂志工作。

[6]玛·托尔斯泰娅于一八五六年春在屠格涅夫的斯帕斯科耶庄园与德鲁日宁相识。

[7]指《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一文。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可亲的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

想起昨天给您写的那封信心里十分难过，[1]现在真不知道怎样写信才好了，而单只想念您是不够的，我非常想给您写信。寄上几本书，请您试着读一读，先从小短篇，从童话读起，那些童话很美。请把您的真实意见告诉我。尼古连卡的事[2]我还没来得及做，书也下次再给他寄。别拉温的的确确坏得无法形容，想到一位好姑娘会嫁给他就无法不在乎，那简直是罪过。如果这桩亲事是真的，请写信告诉我，我要给拉扎列维切娃[3]写封信。这段时间我只见到我在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我喜欢的不多。至于社交界的熟人，我都避免接触，至今谁也没有见到。今天跟伊万·伊万诺维奇第一次工作了一个晚上，[4]我很满意。我怎么总谈自己啊，我的上一封信也许使您对我暗怀怨恨，甚至完全冷漠了吧？给您寄上的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请您也读一读，如果不觉得枯燥的话。依我看，几乎都很好，您的意见还是请您直言不讳说出来，不管多么荒谬。席勒说过：Wage nur zu irren zu träumen！[5]这句话对极了，应该不怕错，坚决果敢地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理。是的，对您说来这还不容易明白，还太早。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哪怕写像我这样的让人讨厌的信也可以嘛！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呢？科斯坚卡[6]并不爱您，这是真的。我是说，他并不珍视您。不过科斯坚卡人很好，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发生了很大变化，《圣经》上的话是不容易懂的，他不久前懂得了一个大道理：善——好。记得我常常问您的话吧？您也会懂得的，但要过些时日。说来痛心，这个伟大的真理必须经过痛苦的磨炼才能懂得，他经过痛苦的磨炼懂得了，而您还没有真正生活过，没有享乐过，也没有痛苦过，您只知道欢喜和悲伤。有些人一生都不曾尝到享乐与痛苦的滋味，这当然是指精神上的。我常常觉得您天性如此，这使我非常痛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清楚地懂得我的问题？您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怎样，您还是可亲的，确实可亲，可亲极了。您怎么不给我写信啊？我想对您说的关于赫拉波维茨基和赫拉波维茨卡娅[7]的生活方式的话，没有您的回音我是没有决心说出的，尤其是您对我的第二封信的回音。不过，说实在的，平心而论，我现在比最初想念您已经少多了，也平静多了，可是毕竟比以往我想念任何女子多得多。请您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尽可能真诚地在每封信里回答我：您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想念我？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体验过的对您的特殊感情是这样的：只要我遇到或大或小的不快，如失败，自尊心受辱等等，我立即想起您，并且想：“这是小事一桩，那儿还有一位小姐呢，我有什么可在乎的。”这是一种美好的感情。您生活怎样？您工作吗？看在上帝面上，给我写信吧。请您不要嘲笑工作二字。做聪明有益的工作，为了善的目的而工作是非常好的，即使做一点小事，削削木棍什么的也行，这是精神充实的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幸福的首要条件。比如我，今天工作了，就觉得心安理得，有一点点沾沾自喜，但并非骄傲，而且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今天我就无论如何不会给您写昨天那种恼怒的信了，今天我对全世界都怀有好感，而对您则怀有我希望一辈子都感受到的那种感情。啊，如果您能理解，能感受，能像我一样从痛苦中悟出这个信念，那有多好啊！这个信念就是：唯一可能的、唯一真实的、永恒的最高幸福来自三件东西：劳动、忘我和爱！我懂得这一点，我将这个信念珍藏心中，但按照这个信念生活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来小时，而您有着真诚的天性，您能将全身心献给这个信念，就如同您能将自己献给人们——m-lle Vergani[8]等人一样。如果两个人以这个信念结合在一起，那简直是幸福的顶峰。再见。这不是用语言能证明的，而是上帝在适当的时候暗示的。愿基督与您同在，可亲的，真正可亲的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我不知道至今您给我更多的是什么，是精神痛苦，还是精神享受。但我在现在这种时刻是愚不可及的，以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十分感激您。

看在上帝面上，千万要每天给我写信。不过，如果没有愿望，就不用写。不，如果不愿写，就只写这样一句话：今天几号，不想给您写信，然后寄出。我会高兴的。看在上帝面上，写信不要杜撰，不要重读，您看，我就是这样，我敢于在您面前夸耀这一点，您以为我不想在您面前卖弄吗？不，我宁愿在您面前只炫耀真诚坦率，而您更应该如此，比您聪明的女子我认识不少，但比您诚实的女子我还没有遇到过。此外，过分的聪明令人反感，而诚实越多越完满则越可爱。您看，我是太想爱您了，所以才教您如何使我爱您。确实，我对您的主要感情还不是爱，而是尽力去爱您的热切愿望。

看在上帝面上，快给我写信吧，要写得尽可能多，尽可能不流畅，因而更真实。

如果会劳动会爱，为爱而劳动，爱你所从事的劳动，那么活在世上会非常之好。使劲拥抱亲爱的任涅奇卡[9]。也抱抱那两个平季加什卡[10]。紧握奥莉加·弗拉基米罗夫娜[11]的手。

请告诉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奥·屠格涅娃不想结婚。如果您忽然想给我写点什么又拿不定主意，那么也请暗示一下想写什么。应该大胆讲清一切问题。我对您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可您从来不说。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彼得堡］

[1]托尔斯泰在那封信中指责阿尔谢尼耶娃喜欢钢琴家、作曲家莫蒂埃。

[2]指安排阿尔谢尼耶娃的弟弟尼古连卡进法学院的事。

[3]托尔斯泰家的邻居。

[4]指托尔斯泰向一位缮写员口授他的短篇小说《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5]德语：要勇于迷惘与幻想。席勒（1759—1805）是德国著名诗人。

[6]即科·阿·伊斯拉温。

[7]托尔斯泰在信中多次这样暗指自己和阿尔谢尼耶娃。

[8]一意大利女子，起初任托尔斯泰的妹妹的家庭教师，从一八五〇年起在阿尔谢尼耶娃家。

[9]即前注所说的那位意大利女家庭教师。

[10]阿尔谢尼耶娃的弟弟和妹妹。

[11]阿尔谢尼耶娃的姐姐。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刚才收到了您十一月十五日的极好、极妙、极美的信。小鸽子，我信中这样称呼您，请您不要生气。这个称呼非常符合我对您的感情。您就是小鸽子。同您谈话时我好多次极想这样称呼您，就用这个名字，就这么称呼。这封信大概写不长，如果我止不住笔则另当别论，因为我的事堆成了山，而且是些急不可待令人头疼的事，为此我好几夜不能入睡。您知道，我们同《现代人》签订了一个条件，即从一八五七年起只在那上面刊登自己的作品，而我已经答应德鲁日宁和克拉耶夫斯基给《祖国纪事》写东西[1]，这篇东西必须在十二月一日前写成。我马马虎虎给德鲁日宁写了个短篇[2]，可克拉耶夫斯基不喜欢。我虽已写成，但自己并不满意，觉得应该修改。我没时间也没情绪，可我还在工作。一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另一方面又怕降低了自己的作家声誉，我承认我很珍重这种声誉，差不多跟珍重您认识的一位夫人一样。我情绪糟透了，对自己很不满意，因而对世上的一切也都不满意，我生自己的气，我为什么要答应人家啊！想修改旧作，又很厌恶，更倒霉的是脑子里总冒出一些新的创作计划，这些新计划像是十分美妙。收到您最近这封信时我正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您的信给了我全面的安慰。全都随它去吧，只要您爱我，只要您如我所愿的那样美妙就好了。根据您的信我觉得，您既爱我，又开始更严肃地理解生活，开始爱善，开始检点自己，在使自己完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且从中发现乐趣了。这条道路是没有尽头的，到了那个世界仍要延续下去。这条道路又是美妙的，走这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幸福。愿上帝帮助您，我的小鸽子，前进吧，爱吧，不要只爱我一个人，还要爱整个世界，爱人们、自然、音乐、诗歌、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要发展自己的智力，以便学会理解世界上一切值得爱的东西。爱是活在世上的主要使命和幸福。虽然我要说的话完全不适合我们之间的谈话，但确实还有一个女子必须发展自己的伟大理由。女子的使命，除了做妻子以外，主要是做母亲，而要做母亲，不是简单生儿育女（您懂得这个区别吧？），就必须发展自己。小鸽子（这样称呼您我觉得非常愉快），请您不要为我下面向您提的意见生气。（一）您总说您的爱是纯洁的，高尚的等等。我以为，说我的爱是高尚的等等，这无异于说我的鼻子和眼睛很美。应当让别人去评论，而不应由您自己评论。

（二）在您为赫拉波维茨基夫妇的生活计划所作的很好的补充当中有一点不大好，即您希望住在乡村，而又常常到图拉城去。上帝保佑千万别这样！乡村一定是我上封信中所说的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和工作，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种乡村您肯定受不了，而同图拉人结交会产生外省习气，那是非常可怕的。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就都要变得乡气十足，于是开始因为对方乡气而互相暗怀仇恨。我见过这样的例子。我对姑妈暗怀仇恨主要就是因为她有外省习气。我的妈呀，不能这样。赫拉波维茨基和赫拉波维茨卡娅要么谁也不见，要么就同全俄最杰出的人物交往，所谓最杰出不是指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是指智慧和教养。他们的房间将在四层楼上，但在他们家里聚会的将是俄国最杰出的人物。千万不要因为住在乡村而变得跟图拉亲友一样粗俗不堪，必须避开他们，他们是多余的。我对您说过，跟多余的人交往永远是有害的。

（三）您说您有鉴赏力，唉！您错了。我是说，也许您有鉴赏力，但没有分寸感。例如，像淡蓝色带白花的帽子这类常见服饰是很美，但它适合于乘英国式马车、住带镜子摆山茶花的楼房的夫人，而对一个住在陈设简陋的四层楼上、乘俄国式四轮马车的人，这种帽子就显得可笑，假如住在乡村、乘乡间大马车，那就更不用说了。再者，有一些类似谢尔巴切娃那样的或者更糟得多的女人，她们在这种élégance[3]，在鲜艳的颜色、蓬松的鬈发以及种种奇装异服，诸如银鼠皮披肩、深红色斗篷式外衣等等方面永远赛过您，结果只能是您变得跟她们相像。不常住大城市的姑娘和妇女总在这上面栽跟头。有另一种élégance，即简单朴素，摈弃一切奇特与鲜艳的东西，但在细节小事上十分考究，例如皮鞋、衣领、手套、指甲清洁、头发整齐等等，我全力赞成这种优雅，如果不过多为之操心妨碍大事的话。一切爱优雅的人都不可能不喜爱这种优雅。颜色鲜艳之类的élégance对于面目丑陋的小姐虽然很可笑，但还可以原谅，而您的容貌如此美丽，再持如此错误的观念就不能原谅了。我如果处在您的位置，我就定这么一条化妆原则：朴素，但在一切细枝末节上一丝不苟。

还有（四）逛中心商场！！！我的上帝！不过这还没什么，幸好您还没有幻想到图拉兵器厂去学音乐。不过与您信中洋溢着的迷人的真诚与爱情相比，这些都没什么了。看在上帝面上，我这些意见千万别破坏了您的优秀品质：真诚。奥连卡爱上了谁？可以告诉我吗？这是她以您为榜样，自己也犯起糊涂来了。明天见。我收到了通知单，价值一卢布，大概寄来的是相片，明天拿到相片我恐怕要发傻的，比现在还傻。对不起，我自己的相片还没有照，没时间。有许多东西要写，所以没时间，不过给您写信对我是极大的愉快。再见，小鸽子，一千遍小鸽子，您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反正我写上了。愿基督与您同在。

十一月二十三日

现在我做完了今天的工作（这件工作折磨着我，我在信中对您谈过的），打开书，读了一篇绝妙的东西，是歌德[4]的《伊菲格涅亚》。您还不能理解（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将来能理解）读懂并热爱诗歌时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巨大欢欣。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体验到的强烈欢欣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您，并且很想写下小鸽子三个字给您，就这样。您的相片还没收到，我的相片我会寄的，已经交给了伊万·伊万诺维奇[5]。我快一个月没见到您了，几乎仍然那么想念您，有时带着怀疑与敌意，多半是怀着痴情。然而我不想做任何事来考验自己的感情。我离开后一直过着比在亚斯纳亚更为深居简出的生活。十二月一日以后我想大大放松一下，看看会怎么样。我想到您那里去看看您，不过还说不定，不会早于节前。现在我仍然在为十二月号杂志写东西，我的主要工作是修改《青年》，还没开始做，这将占去整个十二月份。您常参加舞会吗？想不想去莫斯科找莫蒂埃上几次钢琴课？这两种事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一千次劝您去做。小鸽子，请您一定要做。您的音乐学得怎么样啦？我常常幻想四五周以后来到苏达科一天，在火炉旁和您闲扯一阵，然后您坐到钢琴前，突然间以您的出色成绩令我目瞪口呆。如果您不偷懒的话，您是能够做到的。再见，小鸽子，最可亲的小姐，握您可亲的手，愿基督与您同在。大概我明天还会写。您写吧，写吧，像以前一样，不过关于您在做什么事情请写详细些，您在读什么，喜不喜欢，喜欢什么？

美妙的任涅奇卡，哇！

两个平季加什卡，喂！

堕入情网的奥连卡，噢！

我们在愁闷中还要生活多久，

忍受着可怕的忧伤？

您怎么想？我想不会太久。

我在想，我昨天写的信真蠢，我不知怎么变得太骄傲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彼得堡］

[1]指《一个地主的早晨》。

[2]指《高加索回忆片断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按检查机关要求，以《和一个莫斯科朋友在分队中的会面 涅赫柳多夫公爵笔记》为题，发表在《读者文库》第十二期上。

[3]法语：优雅。

[4]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

[5]指托尔斯泰的缮写员伊·伊·萨哈罗夫。

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

昨天同时收到您的两封信，十二月一日的和十月二十九日的。在两封信中您都建议我去安达卢西亚一趟，还说我爱您应当连您的缺点一起爱，说您喜欢卖弄和让人喜欢，说走上我的生活道路的只可能是十四岁的小姑娘或者三十五岁的妇女，等等，等等，这些信非常可爱。如果我已经结婚，或者您已经出嫁，或者您父亲无论如何不愿把您嫁给我，那么（我这样说不是开玩笑，而是对天发誓）我会放纵我的感情，不顾过去不顾未来，狂热地爱上您，那狂热劲儿会使您自己也要说：冷静点！但是请您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享受爱情，为了享受爱情自然需要放纵情感不顾一切。可我们的目的除了爱以外还要共同生活一辈子，并且完成婚姻赋予的一切义务，而为此必须多多加强修养，婚前婚后都要改变自己。譬如说，我自私，但我六个月来不断同自己斗争，改变我心爱的习惯；您不自私，但您只想享受爱情这世间最美好的幸福，而不仅不想为了这幸福进行一点自我修养，甚至不愿牺牲些微的享乐。您以为我处在您的地位不会像您一样去做，就是说，任性胡来，享受世间最美好的感情，而今后如何“就是你的事了”？虽然如此，您还是可亲的，非常可亲，因为您诚实，温柔，后一点我虽不很看重，但爱它甚于世间的一切。再谈谈未来。料理家务，弹琴，管理农人，读书，这些只是我向您提的建议，目的是使您感觉生活美好，但您也许能找到其他更可心的事去做，也许许多事都不合您的心意……这些都由您拿主意，您能成为很好的赫拉波维茨卡娅，哪怕逛中心商场呢。不过爱她并且比她见过更多世面的赫拉波维茨基的责任是向她指出怎样才能得到爱情，而不是任她自己去探寻，并且再犯他自己犯过的一切错误。但这些仅仅是建议，因为她读书也好，逛小摊也好，他不会因之更舒畅，也不会更难过，而是她会如此。至于社交界，则又当别论。在社交界赫拉波维茨基就真的会不舒畅了，而且是很不舒畅。他必须跟他不尊敬，觉得讨厌、无聊的人周旋，必须浪费时间，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放弃他视为最美好的东西，即他的事业。假定说赫拉波维茨基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吧，但他从未向杰姆比茨卡娅提过类似的要求，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您说得很对，“穿得像个老太婆”关我什么事？说我要求无法达到的完美，说我总出难题，一个比一个难，说我太爱拿这些faux pas[1]吓唬人了，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忘记那条道路，并且努力不要离开那条道路。而社交界，不管什么样的社交界，哪怕是图拉的，与那条道路是互不相容的。社交界，那肯定是脱离美好道路的faux pas，即使为此判我火刑我也要这么说，而且是en connaissance de cause[2]。请严肃认真地想一想，并一如既往坦率地告诉我，我最好的小鸽子。假如说您现在把这当作牺牲，同意了这个牺牲，我相信，只要您能享受另一种更高尚的欢乐，您就会忘记这个牺牲，还会嘲笑它。就您的年龄和修养程度而论，您把生活看作享受快乐是有道理的，而我把生活看作劳动，认为其中确有高尚欢欣的时刻，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您不是一位轻浮无聊的女士，那么您也会得出这个结论，不过会不会很快呢？也许要等到我已将生活看作负担（差不多如任尼奇卡的看法一样）的时候吧。两个人对生活的看法不同又怎能相爱呢？假如我已经结婚，那是可以爱的，但不可能一起生活又不时刻感到痛苦。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您加倍努力赶上我，要么我退回去以便同您走在一起。而我不能后退，因为我知道，前面更好，更光明，更幸福。快快前进吧，我将尽我所能帮助您。您会感觉有些吃力，但是我们会幸福、安宁而爱恋地（既然您需要这样）走到这条道路的尽头。即使走到尽头以后，仍会如此幸福、安宁而爱恋。

您怎么闭口不谈狄更斯和萨克雷呀，难道您觉得他们的小说无聊？可是您读了一本多么荒唐的书啊！《Notices sur les opéras》[3]？您干吗跟可爱的萨申卡要好起来？您真是个意志薄弱的女子！她人还算可以，您不对任何人恶声恶气也很好，但这种contact[4]对您不好。跟她交往会使您迟早必须排除的那些思想和信念牢固起来。其结果只能使您更难放弃它们。随上信给您寄去一本书[5]，请您读一读这部绝妙的作品。这种书才能告诉人应当怎样生活。从中你能看到对生活对爱情的各种不同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任何一种，但你自己的观点会变得更加明智清楚。我又在教训人了，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跟我所爱的人除此之外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您有时也教训我，您说得对，我就非常高兴。爱就是这样。不是贴着肚脐吻手（说出来都叫人恶心），而是互相倾心交谈，以对方的思想检查自己的思想。想在一起，感受在一起。再见，我的小鸽子，握您的手，拥抱任涅奇卡和两个平季加什卡。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彼得堡］

[1]法语：步子错了。

[2]法语：经验之谈。

[3]法语：《歌剧杂谈》。

[4]法语：交往。

[5]指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

致谢·尼·托尔斯泰

给你写封短信，因为日内我要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在那里住两周左右，所以不久我们就见面了。

从你的信中看到一种懊丧，甚至恼恨。这很不好，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孤寂引起的。你要不要来莫斯科？现在来是很不错的。我和客人[1]的关系还在继续，但我觉得是很大的负担，却又不知怎样断掉这个关系，因为我不仅感觉完全冷淡，甚至感到懊丧与悔恨，恨自己不该陷得这样深。你说我可能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事，还说你了解我。但是你既然说我可能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事，就说明你不了解我，而是发现我在某些事情上没有常性，并且似乎在为此责备我，似乎我以干怪事为乐。我在这里度过的两个月很好，虽然几乎没有出门，但多次会见文学界朋友，大量读书，听音乐，第一个月还写作。但对我来说这些事情都得一点一点来，虽然我由衷爱戴这些文学界朋友，如博特金[2]、安年科夫[3]和德鲁日宁，但所有的高深谈话我已觉厌烦，虽然这些谈话对我确实有益。《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发表的我那两个中篇小说似乎不大成功，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写得匆忙。《青年》已经刊印，检查机关还是涂改了不少，因为涅克拉索夫的诗及其后发生的事件[4]惹得检查机关又严起来了。我的小说市上已有出售，但销路不佳。《童年》销到七百册左右。《军事小说集》五百册左右。在莫斯科我打算去会客人。再见，不要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生我的气。吻姑妈的手，我将在下次邮件中给她寄去我的相片，她好像希望得到一张。《祖国纪事》已寄往亚斯纳亚，刊载我的中篇小说的《读者文库》我一收到马上寄出。

向你们祝贺新年。

你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日

［彼得堡］

[1]指阿尔谢尼耶娃。

[2]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3]帕·瓦·安年科夫（1812—1887），文学评论家。

[4]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一八五六年第十一期“新书”栏转载了十月份已经出版的涅克拉索夫诗集第一版中几首尖锐的政治诗（《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农村》和《加兰斯基伯爵游记片断》）。为此，书刊检查官别克托夫被撤职，主编帕纳耶夫接到通知：他出版的杂志“再出现类似情况则立即停刊”。

致瓦·彼·博特金

亲爱的博特金：

下星期一，即二十八日，我就要走了，已经订好了座位。您担心我会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长住下来，其实由于种种原因[1]，我根本不会去。我住在此间并且还要住上八天，这期间并非万事如意，不知怎的总是有违人愿，成天懒散。我在这里出入社交界、舞会，如果不是那些聪明人令我厌烦，本来可能会很愉快。还是那个房间里坐着些可爱的男子和女士，但不可能走近他们，因为总有个聪明的男子或女士捉住你的钮扣，对你喋喋不休。唯一的解脱办法是跳舞，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无论在您看来这有多奇怪。但我应该向可爱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2]承认，这一切全都不对头。谢谢您对《青年》作的评价，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正好在我自己认为它微不足道的时候，您的评价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此间我重读了您的大作[3]。如果您不认真从事评论工作，您便是不热爱文学。此间有些读者先生对我说，这不是评论，而是诗论。这个理论第一次向他们揭示了他们早已感觉到，但却不善于表达的东西。的确，这是诗学的基本论点，在这方面您还可以大大发挥。而且正应当由您去发挥。斯拉夫派也不对头。我同他们交往时，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变得迟钝、狭隘而又十分痴愚，就像同一个法语讲得很差的人讲法语永远讲不好一样。可是同你们，同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三巨头——博特金，安年科夫和德鲁日宁在一起，情形便全然不同。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愚钝是由于想要了解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才智。我去年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相识时，他是个精力旺盛、矫健而有魄力的人。他现在虽然仍旧很有魄力，但是过着心满意足的索居生活。他创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不过这套理论已经僵化并且枯竭了。谢·季·阿克萨科夫[4]说，他的《肥缺》写得很差。他给《现代人》的喜剧[5]已脱稿，近日内我就可以听到朗读。德鲁日宁的评论在这里非常非常受欢迎，阿克萨科夫尤其喜欢。他评皮谢姆斯基的文章[6]好极了。但写富夫雷金[7]的那篇东西却糟透了。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拿这样的东西给《现代人》享用。至于屠格涅夫同卡特科夫[8]的冲突，这几天大家都责怪屠格涅夫拒绝提供中篇小说[9]。格里戈里耶夫关于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10]，以莫斯科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登上擂台厮杀一番。不知为何，我替格拉诺夫斯基销毁了一些文章的副本，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人对我不屑一顾，如同对待一个被彼得堡文学团体败坏了的人一样。弗·阿·博布林斯基[11]为斯拉夫派问题在切尔特科夫家里打了舍维廖夫[12]，确有其事。舍维廖夫卧床不起，大家都予以visites de condoléance[13]。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让我们常通信吧。亲切拥抱德鲁日宁和安年科夫。向伊万·伊万诺维奇[14]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莫斯科］

听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15]。情节都是旧的，见解肤浅。外埠商人倒挺真实，写得很有才华，文笔很好。

[1]主要原因是托尔斯泰和阿尔谢尼耶娃分手了。

[2]指安年科夫。

[3]即《阿·阿·费特的诗》。

[4]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5]即《好梦在午前》。

[6]指德鲁日宁的文章《阿·费·皮谢姆斯基的〈农村散记〉》。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7]富夫雷金是格里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京都亲属》的主人公。

[8]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导报》主编。

[9]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一八五七年的出版声明中指责屠格涅夫把答应给《俄国导报》的小说《幽灵》以《浮士德》为题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 这不符合事实。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中说的也不完全准确。当时大多数作家都站在屠格涅夫一边。

[10]指《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及其在莫斯科的教授职务》。这篇文章矛头针对在俄国进步知识界中享有盛誉、不久前去世的历史学家季·尼·格拉诺夫斯基，是斯拉夫派同俄国社会民主思潮斗争的体现。

[11]弗·阿·博布林斯基是近卫军骠骑兵军官，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间任交通部长。

[12]指斯·彼·舍维廖夫，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

[13]法语：慰问。

[14]指帕纳耶夫。

[15]即《好梦在午前》。

致瓦·彼·博特金

请您把我哥哥的署名排印成：“尼·尼·托尔斯泰伯爵”[1]。您谈论我哥哥的信使我万分高兴，也使我妹妹很高兴。不过您是否太着迷了？我在这里两个星期过得极快活，然而太懒散了，现在极想深居简出。听了两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的诵读，一是谢·季·阿克萨科夫的《童年的回忆》，一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肥缺》。前一部我觉得比《家庭纪事》中最精彩的地方还要精彩，它没有诗歌的那种凝聚的、青春的力量，但却把大自然的美好诗意均匀布于全篇，因此，看起来有时可能有些枯燥，但却描述得异常平静、极度鲜明准确而又匀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喜剧依我看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在《破产者》[2]中反映出的阴暗角落在这里第一次深刻体现在贪官污吏的世界中，索洛古勃、谢德林之流都曾试图表现这一世界。现在它才最终地，真正地得到了表现。就像在《破产者》中一样，可以听到这种强烈抗议现代生活方式的声音。这种生活方式曾经在《聪明误》中的法穆索夫身上有所表现，后来在《破产者》中一个年轻管家身上又表现出来，这回是表现在秘书尤索夫这个老贪污分子身上。这是一个写得惟妙惟肖的人物。整个喜剧是个奇迹。但是……如果作者不是生活在文学小团体里，而是生活在广阔的大千世界中，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部杰作，可现在它却有一些严重缺陷。奥斯特洛夫斯基无疑是位天才的剧作家，但他写不出什么真正天才的作品，因为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天才。这种意识今天对于他已经不是使他更好地发挥才华的力量，而是为自己每一个行为辩解的信念。我在这里进一步认识了契切林[3]，此人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斯拉夫派不仅落后到了失去存在意义的地步，而且落后到了使他们的落后转化为欺诈的地步。前天我回到家里碰到格里戈罗维奇，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太好了，带来三篇随笔[4]，并为我在此待了两天，因此这封信要比他先到。旅行计划使他非常高兴。我本想多给您写些，无奈私事缠身，我得出门了。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如果想写信，请寄到华沙，我在那里要待一些时候，收信人写我的名字——留邮局待领。假如有人想写信给我哥哥[5]，那么他的地址是：基兹利亚尔市旧格拉德科夫镇，二十旅第四炮兵连连部。您谈论他的信我给他寄去。热烈拥抱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将来如何，我不知道，但非常想工作，想生活。再见，常来信。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1]指托尔斯泰的大哥，他的一篇随笔《高加索狩猎》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五七年第二期上，署名“尼·尼·托”。

[2]喜剧《自家人好算账》最初题为《破产者》。

[3]鲍·尼·契切林（1828—1904），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4]三篇随笔的总标题是《当代风习散记》，题献给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尼·托尔斯泰娅，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五七年第三期上。

[5]指托尔斯泰的大哥。

致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未能和你再次道别，非常遗憾。愿你快快康复，来彼得堡，在那里给我写信。谢谢你的喜剧[1]。我们朗读它时，受到听众的极大欢迎。我对写得好的地方和人物的印象加深了，对失误的地方印象也深了。我看失误的地方不多，只是维什涅夫斯基家庭纠纷等一些小瑕疵。如果没有这些小瑕疵，那就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了，不过现在它在深度、力度、现实意义以及尤索夫这个人物的无可指摘的真实性方面仍是一篇力作。

这些话积于心中，极想对你说出。假如你为此生气，你就不对了，而我永远不会中止对你的爱戴，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1]指《肥缺》。

致瓦·彼·博特金

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真糟糕，您病了，我怕这会打乱您的出国计划。我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就感觉到，现在读了您的信更看到，您不想出国。[1]来吧，最亲爱最聪明的朋友，我和您一定能走到一起；我渴望见到您，和您交谈。这一向我住在巴黎，快两个月了，还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我会对这座城市失去兴趣，对这里的生活不再迷恋。我是个贫乏无知的人，我的这种感觉在哪里也没有在这里这样强烈。所以，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在这里便能生活得满意而幸福。更何况我在这里还感觉到，我的无知不是不可救药的。再者，艺术享受，罗浮宫、凡尔赛、音乐学院、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的讲课，而主要的是享受社会自由，对于这种自由我在俄国甚至一无所知。这一切使我不会早于两个月，即开始矿泉疗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附近的村庄，我近日想迁居那里[2]。看来屠格涅夫确实有遗精症，他要去矿泉治疗。至于去哪里，何时去，尚未决定。他太可怜了。只有怀着他那种臆想的人在精神上才可能像他那样痛苦。仅在不久前我才安排得每天能工作几个小时了。基齐维特尔环境太肮脏，这有点使我灰心，不过我仍然工作得很高兴。[3]

以上是我昨天写的，被打断了，今天写时情绪完全不同。我真蠢，也真心狠，今天早上竟然去看行刑了。此外，这里两周以来天气很糟，我身体非常不适，精神状态很坏，有些神经质，结果，今天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很久无法恢复理智。我在战场上，在高加索看到过许多恐怖场面，但是即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撕成碎片，也不会像看到这部精巧机器这样恶心，用这部机器一瞬间就把一个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人杀死了。那里面有的不是理智，而是人的狂热，但是这里却把杀人弄得非常细致、方便和冷静，没有丝毫宏伟雄壮的气氛。这是一种要执行上帝的公正和律法的无耻而放肆的愿望，这是由律师们裁决的正义，律师们人人都依据忠诚、宗教与真理说着截然相反的话。他们通过同样的程序杀了国王[4]、谢尼耶[5]、共和党人、贵族，还有某（忘记他的名字了）先生，此人被判杀人罪并被处死，两年前又被认为无罪。百姓也是可恶的，一位父亲向女儿解释这是运用怎样精巧便当的装置完成的，如此这般。人类的法律荒谬之极！确实，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剥削，而主要是为了使公民道德败坏而缔结的阴谋。然而国家毕竟存在着，其形态依然如此不完善。他们不可能从这种秩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怎么办呢？那些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怎么办呢？有另一种人，例如拿破仑三世，这种人或因比我聪明或因比我愚蠢，认为这种迷误中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他们相信，这种虚伪中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恶，并依此行事。而这种人很好，很正确，很需要。我在这全部可恶的虚伪中却只看到无耻和恶，我不想也不会分析这种荒谬无耻哪里多些哪里少些。我懂得道德规范、精神和宗教规范，它们对谁都不是强制性的，它们引人向前，并预示着和谐的未来。我能感觉到艺术的规律，它们永远给人幸福。但是政治的规律在我看来是极端的虚伪，我看不到其中还有什么好和坏。今天我感觉到了，懂得了并且觉悟到了这一切。觉悟到这些或可稍稍补偿今天的印象造成的沉重心情。这两天这里在大肆逮捕，揭露了一起阴谋，有人想在剧院刺杀拿破仑，近日还要杀人，但我大概从今以后不仅不再去看，我将永远不再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服务。我还有许多见闻想给您讲，例如，我星期天常去的民间诗歌创作俱乐部被封了。屠格涅夫说得对：这个民族il n’y a pas[6]诗歌。只有一种诗歌——政治诗歌，而这种诗歌是我一向反感的，现在尤其如此。总起来说，法国的生活和人民我是喜欢的，但是无论上流社会的人还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人，我没有遇到一个头脑清楚的。再见，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写得很乱，请原谅，我今天真的有病。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我的地址还是Rue de Rivoli，206。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四月五日——六日］

［巴黎］

[1]博特金终于出国了，该年六月三日在意大利都灵与托尔斯泰会面。

[2]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3]作者当时在写短篇小说《阿尔贝特》。

[4]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5]安·马·谢尼耶是法国诗人，被怀疑背叛革命，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断头台。

[6]法语：没有。

致帕·瓦·安年科夫

亲爱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

寄上普辛的札记一份[1]。他和我一起住在Clarens，Canton de Vaud[2]，写信请寄这里，如果您得暇以此给我真正的快乐的话。

这篇札记非常有趣，但他的口述更精彩。看来这是普希金度过的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位普辛是个非常可爱而又心地善良的人。他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亲切感人，我与他们为邻非常高兴。在瑞士已有三个多星期，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费用不高，清静幽雅。现在天气温暖，蓝色的莱芒湖和山谷举目可见，有我与之互相钟爱的质朴善良的普辛夫妇，有写作。

不过写作不顺利。我曾对您谈起过的那篇严肃作品[3]，我用四种不同的调子开了四次头，每次都写了三张就停笔了，不知如何选材，或者说如何把它们融为一体，也许应当全部抛弃。原因是，这篇主观抒情诗歌，即问题诗歌，有点让我厌烦了，它既不符合任务，又不符合我目前的情绪。我进入了一个无边无垠而又坚固真实的客观领域，于是不知所措了。第一，因为事物繁多，或者还不如说，我头脑中出现的事物的方面太多，表现这些事物的调子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我能据此作选择的模糊不清的规则在这一片混乱中起伏不定，至今这种丰富与多样等同于无能为力。只有一点我引以自慰，那就是我决无灰心失望的念头，脑子里那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在越来越强烈地翻腾着。我一定坚持您的守贞的明智准则，决不给任何人看，让我一个人决定取舍。

您的两篇大作我还没有读，屠格涅夫对第一篇[4]特别赞赏。您在哪里，在做什么？请写几句吧。Clarens，Pansion Perret，Canton de Vaud。

我本想写多些，但我的一只眼睛因麦粒肿扎了绷带，写字不方便。屠格涅夫近日要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去伦敦，涅克拉索夫现在也应该在巴黎了。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四日］

［克拉朗］

[1]即十二月党人米·伊·普辛写的《与亚·谢·普希金相逢在外高加索》。

[2]瑞士沃州克拉朗。

[3]指《哥萨克》。

[4]指安年科夫的论文《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坦凯维奇》。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今天收到了九月号的《现代人》。您的信对我产生很大影响，我想跟您谈谈。现在按顺序讲，第一，我的文章[1]刊印出来了，重读过，觉得很糟，平淡无味。我完全让它把自己骗了，大概也骗了您。阿夫多季娅·雅科夫列夫娜的小说[2]还没有读完。现在谈谈您的诗[3]。您也许根本不想知道我的意见，可我不知怎么感到一种内心的需要，非把我的意见如我希望您永远对我坦诚那样说给您不可。第一首好极了。这是一块天然美玉，而且是一块绝妙的美玉。其余的依我看全都不大好，做作，至少与第一首相比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代评论》虽然有趣，但有违我的期望。它彼得堡气太重，俄国的则不足。总起来看，这本小册子马马虎虎，应当说，不大好。

在十月号上你们将发表什么或者说已经印了什么？请不要太指望我，我厌烦再写强挤的东西了，更不用说强挤的糟糕东西了。昨天读了《彼得堡新闻》上一篇骂我的文章[4]，我活该。请坦率告诉我德鲁日宁和安年科夫的意见。关于这篇文章他们跟您是怎么说的？我昨天给科尔巴辛写信说了不少废话，可把正事忘了。请转告他，我求他尽快活动一下，让他们把批准我退伍的命令寄给我，不然我没有身份证。我要赶去寄信。我承认我此刻精神不佳，所以就此搁笔。

过两周左右我希望能到彼得堡来。再见。向伊万·伊万诺维奇[5]致敬。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还请您告诉科尔巴辛，如果文章尚未译出，无须再译。[6]

［一八五七年］十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卢塞恩》。

[2]指俄国女作家帕纳耶娃的小说《家庭地狱》。

[3]指《寂静》。

[4]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彼得堡新闻》刊载一篇文章尖锐批评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卢塞恩》。

[5]指帕纳耶夫。

[6]科尔巴辛准备把《卢塞恩》译成法语，结果没有完成。

致瓦·彼·博特金和伊·谢·屠格涅夫

亲爱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您好！

我想您在生我的气，理该如此。当我知道您在Fécamps[1]和Aix les Bains[2]的时候，我本可以给您写信，但有时由于懒惰，有时由于事情多，一直耽搁下来。总之，过错在我。然而在近两个月的乡居中，我没有一天不为失去同您的联系和没有想着您而懊悔。昨天我从最可爱的费特[3]那里得知您的地址，今天便给您写信。比得到地址更令我高兴的是您的身体比以前好一些了。不过请您在罗马不要再用过多的活动和过度的兴奋来折磨自己。您那兴奋的情绪我是见过的。您现在的情绪就是这样。我想象得出，罗马会使得您怎样兴奋和激动。您大概从屠格涅夫那里了解到我离开可爱的巴登以前的情况了。[4]我中途几乎未做逗留也没有等病好就回家了。一路上，我根据妹妹的新情况和大哥尼古连卡的到来[5]，不由自主地制定了未来的生活计划。虽然我事先知道今后等待我的是失望，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给自己设想出一种远离现实的美好生活，结果现实生活更令我痛苦了。两个哥哥我几乎都没有见到，他们都到库尔斯克打猎去了，而妹妹跟外省的姑妈们、朋友们在一起，加上她那些习惯，又体弱多病，困锁在外省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病痛中，使我万分苦恼。关于俄国在我身上激起的厌恶感，说起来我都害怕。至于庄园方面，还在去年我就开始进行解放工作，但事情进行得不好，主要是停滞不前，因此要求我亲自动手，要么沿着已经开始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完全放弃。妹妹的身体和孩子们的教育都要求我去莫斯科一趟。

我同妹妹的观点太不一致，且彼此疏远，但我们又必须生活在一起，结果我们都感到彼此不合的痛苦。我作了让步，她也作了让步，彼此都感激对方作了让步，并且准备从自己方面作出新的让步。只要开始做就好，现在已大见成效。现在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想露出笑脸，感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愉快的、妙不可言的东西。这种难言的东西就是相互感激，就是出乎意料的相爱。我们两个人在莫斯科一起生活已近一个月，每天都在等待孩子们和姑妈，他们大概是被奥卡河耽误了。前天我刚从彼得堡回来，我在那里待了四天。德鲁日宁病了，现在经治疗，身体渐渐康复。安年科夫快活、健康，还是那么聪明，那么随和，比以往更热衷于在各方面捕捉现代精神，深怕落后。确实，如果落后于现实生活，他就糟了。对这一点他自信是不会错的。德鲁日宁也很聪明，沉稳，信念坚定。我总是碰不到他，在咱们所有的熟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在看到涅克拉索夫和科瓦列夫斯基的愁眉苦脸[6]，安年科夫那使人迷惑的善变以及听到各种并无深刻认识的政治议论之后，我在德鲁日宁家得以稍事休息。总之，我要对您说，新文学潮流使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您的忠仆都不清楚自己是何物了，像是被唾弃了一样。涅克拉索夫为我们的合同而哭泣[7]，帕纳耶夫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根本不想写东西，而只往梅利尼科夫和萨尔蒂科夫身上挥金如土，[8]结果仍是枉然。安年科夫晚上常在萨尔蒂科夫家等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七百年后他会被人理解，皮谢姆斯基也说过这种话。冈察洛夫在自己家中悄悄地邀请一些特等人物去听朗读他的长篇小说[9]，迈科夫[10]则万分鄙夷众人。武尔夫[11]买股票，却不入《现代人》的股。谢德林、梅利尼科夫、尼·谢·托尔斯泰伯爵以前写作就不重读手稿，现在更是草率，还要口述，即使这样还嫌不够派头。萨尔蒂科夫甚至向我解释说，优美文学现在已经过时（不仅在俄国，到处都是如此），全欧洲以后都不会再重印荷马[12]和歌德的作品了。这一切当然可笑，可是，如果全世界忽然都向你证实天空是黑色的，而你看见的天空却是蔚蓝色的，你会失去理智，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自己是否看得真切。德鲁日宁坚定不移。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在这方面我的功劳要少些。谢天谢地，我没有听屠格涅夫的话，他屡次向我证明，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这不是我的本性。不能用文学制拐杖、鞭子，这话好像是司各特[13]说的。要是像现在这样，这根拐杖被打断了，那我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我们的文学，就是说诗歌，如果不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一点我记得同您争论过），因此，将全部生活建于其上自然也是不合理的。我想，屠格涅夫跟您在一起，因此您可以把这封信念给他听。亲爱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听说您留在罗马，这使您的朋友们很伤心，而且给您的仇人以借口，一方面向您证明他们是非常爱您的，另一方面又指责您懦弱和轻佻。我没有遇见过一个人不表示或者认为他应该表示他很爱您，同时又谴责您。皮谢姆斯基说，他写了一封信骂您。康·阿克萨科夫说，我要是写信给他，他马上就来，等等。我现在感到很愁闷，因为现在无论是我自己也好，文学（您可以凭自己的影响使之平静）也好，您的庄园也好，都缺少您，听说您的庄园事务一团糟。好好回忆一下，我似乎也曾指责过您，但是很少。我只同妹妹无所顾忌地谈论过您。其实，坦白地说，我们谈到您时所说的，和我在心平气和时所想的多半是：别人的心是很难摸透的。任何一种古怪生活，只要它还没有过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和旁人无法找到的解释。您的生活也是可以解释的。请您从罗马把您应该写出的书带来，凡是理解您的人都在等这本书，到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如果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请尽可能坦诚地写信给我，您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留在罗马？这些问题使我非常苦恼。一个月来由于这个缘故我奇想联翩，寝食不安。

您是否收到我在Fécamps写的那封长信[14]？我本想给您写许多事情，但是我该动身了。想到您在罗马过得很好，有时我都有些羡慕。我和妹妹春天乘坐第一班轮船走。我打算先去意大利。

十一月一日

我把开头的一页撕掉了，[15]因为重读时我觉得很不妥当。请原谅我写得乱七八糟。这总比什么都不写好些，而重抄一遍又来不及。

［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一日］

［莫斯科］

[1]费康，英吉利海峡滨海的一个小镇，是疗养地。

[2]埃克斯，法国一小城。

[3]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

[4]托尔斯泰在那里赌输了一大笔钱。

[5]他的妹妹于一八五七年离婚，而他大哥当时实际上已退役。

[6]当时涅克拉索夫有病，科瓦列夫斯基也患着严重的忧郁症。

[7]与《现代人》签订“义务协议”的人不履行义务，使编辑部陷入困境。

[8]这话不符合事实。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托尔斯泰一样，都是拿最高的稿酬。作家梅利尼科夫这两年没有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

[9]指《奥勃洛莫夫》。

[10]阿·尼·迈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

[11]武尔夫是《现代人》杂志的老办事员。

[12]荷马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一译《伊利昂》）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的作者。

[13]司各特（1771—1832），英国作家。

[14]这封信丢失了，屠格涅夫没有收到。

[15]托尔斯泰撕掉的一页信内容如下：“我一生中不止一次碰到严峻的现实，不止一次进行选择，是顺着泥潭往上爬还是绕着走，我总是选择绕着走，而哲学（不是我们所研究的那种哲学，而是我自己的、怪诞的、源出于真正精神需求的哲学）、宗教（也是上述那种宗教），还有艺术，就是我最近一个时期绕行的道路。我现在也曾试图对自己说，我是个诗人，我有别的工作，应该对一切都置之不顾。但是这一次，不知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些，还是因为面临的事情严重一些，或者是因为想象力衰退了，我不能像从前一样振翅飞翔于生活之上了，而且惊骇地发现，这荒谬、严峻而欺诈的现实并非偶然。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令人沮丧的意外，而是生活的必然规律。抛开对安宁和真诚幸福的幻想，即对没有混乱、劳动、错误、创举、忏悔，对己对人不满的幸福的幻想是痛苦的，但是，感谢上帝，我真诚地确信，安宁和我们寻求的生活中的纯洁是我们无法享有的，唯一正当的幸福是诚实的劳动和克服障碍。在乡下很长时间我觉得非常痛苦——逝去的是青春！但妹妹的情况使我感到自己是一根支柱，如果我站不稳，那么依附于我的东西就会倾倒。这迫使我行动和生活，起初我热衷于行动，后来逐渐熟悉了，看到一些成绩，预见到另一些成绩，我的心情就好了起来，虽然有时也为逝去的青春感到惋惜。在乡下我忙了三个月，现在那边情况好了。总之，即使明天解放，而我又不到乡下去，那里的一切仍将如故。农民向我缴地租，我自己的土地由自由农民耕种。此外，我同官府办了一项有关树林的大交涉。这件事我很感兴趣。另外，也是主要的，我起初和妹妹不和，我们的观点《……》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

您这样放纵自己可不好。这不仅对爱您的人不好，对于事业不好，而主要的是对您自己不好。须知我们本来很快就会死去，完全被人遗忘，像这样强迫自己被人遗忘是否值得呢？况且这对自己毫无幸福可言，对别人也无益处和幸福。

关于第一期刊物，我坦白地告诉您，它编得很差。《卡文尼亚克》是一篇好政论文章，它排在前面，同《俄国导报》的做法一样，这就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了。[1]《现代人》杂志应当而且有权有自己的传统。在费特的诗中有两处严重的排字错误［……］。屠格涅夫的《阿霞》我认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差的一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2]我没有读完，但我知道，朗读时它显得很差。杂志上处处撒满政治胡椒，连副刊上的《汤姆叔叔》[3]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对《现代人》杂志很不合适。根据莫斯科书刊检查的条件，它永远也不能与莫斯科那些杂志的胡椒相比。现在谈谈我自己，我在写一篇篇幅很小的东西[4]，内容非常古怪，可能在月底寄给您。我把我的中篇[5]收起来了，但我想好了应该修改的地方。等我们再见面时，我就把修改的地方告知您。高加索的长篇小说[6]仍在打腹稿，尚未动手。

请您告诉我，我们的账目和股息怎么样？请把我应得的寄到莫斯科。

如果格里戈罗维奇尚未动身，请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出国并希望得知，他何时启程。如可能，我们最好一起走。

如果我到意大利作两个月短期旅行能成行的话，那么我很快就会见到您[7]。再见！衷心地握您的手，并向全体朋友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1]《现代人》杂志改变自己的传统，像《俄国导报》一样，一开头就登政论文章，而不是文学栏，这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反感。一月号刊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卡文尼亚克》。

[2]指《性格不相投！莫斯科生活场景》。

[3]即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4]指《三死》。

[5]指《阿尔贝特》。

[6]指《哥萨克》。

[7]托尔斯泰未去意大利。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经过认真的讨论，我确信，我们的合作已无存在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我和您在彼得堡谈过的话都是公正的，现在又有了两个新理由。第一，我想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作品；第二，您已经一个半月没给我寄股息结算单了。

凡此种种使我做出中断合作的决定[1]。结算待今春在彼得堡见面时再做。

我希望，中断协议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从我这方面，一切好作品我都争取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2]近日我寄给您两篇供选择，其中一篇是那个被大家报废的倒霉的乐师[3]，我不能放弃它，并进行了改写。

请尽快给我往莫斯科回信，我目前在乡下，过两天就回莫斯科。

我忘了阿尼奇科夫的大名、父称和地址，见到他时请告诉他，三月份以前我不可能给他明确的答复。请把这话转告他。这对我非常必要。

然后就是再见了，衷心地握手，并祝您万事顺遂。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同时也做出了取消“义务协定”的决定。

[2]一八五八年以后托尔斯泰就没有再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

[3]指《阿尔贝特》。

致亚·瓦·德鲁日宁

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难道您今年春天真的不能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吗？我还是不愿相信这一点，希望您的玛莎[1]能恢复健康。无论如何，请来封信告知情况到底如何。我十分期待您的到来，并为您的不幸而惋惜。我到乡下去过了复活节，同家人一起迎接春天和节日。现在丁香花已经盛开，白桦树披上了绿装，夜莺婉转啼唱，降了一场雷阵雨，炎尘被一扫而光，空气清新而又夹杂着尘土气味，青蛙高声鸣叫。今年夏天我更加希望同您一起度过，尤因庄园事务已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我全力以赴，我打算尽情享乐。生命是短暂的。还有什么能更好的呢？您大概能同我的两个哥哥谈得来并爱上他们。他们俩因《萨尔金的坟墓》[2]给予他们的感受而欣喜若狂，这使我非常高兴。彼得罗夫怎么样？请您顺便到达维多夫处取一套我的书，代我赠给彼得罗夫并把他的地址给我。Propos de[3]谈谈文学。《奥勃洛莫夫》是一部非常扎实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请告诉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使我兴奋，我准备再读它一遍。还有一句叫他更高兴的话，就是《奥勃洛莫夫》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是爆炸性的，而是巨大、坚实的，绝非当前读者中的一时轰动。我根据乡间的议论，根据青年和坦波夫小姐们的议论就à même de savoir[4]这一点。我自从投身文学后，不能不在一切巨著中寻找缺点，关于《奥勃洛莫夫》，有很多地方我也想发表些意见。《祖国纪事》发表的《农村来信》是谁写的？[5]依我看，这是个卓越的天才，东西也写得极好，我担心这些信没有受到重视。无论怎样，请祝贺克拉耶夫斯基得到这篇作品。我未见到屠格涅夫，但我哥哥尼古拉一直住在他那里。他，也就是屠格涅夫，常去打猎，走访邻人，并且坚信他能办牧场，做“那最终还是应该结束的事”。[6]至于我给您寄钱，这没有别的意思。科哈诺夫斯卡娅的新中篇小说[7]，依我看，是……虽然其中有我们时代罕见的珍贵的魄力和勇气，但是，唉！缺乏分寸感，作者也算不上艺术家。我已是第三遍修改自己的小说[8]，我觉得能够弄出点名堂来。再见，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改变主意。问候您的母亲及所有的熟人。

博特金闹痔疮，他现在卧床休息，尚好，真是个不幸的人。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莫斯科］

[1]德鲁日宁的小外甥女，不久就夭折了。

[2]《萨尔金的坟墓》是不大知名的作家米·彼得罗夫发表在《读者文库》上的中篇小说。

[3]法语：顺便。

[4]法语：能够知道。

[5]《农村来信》是彼得·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发表时署名П.C.），写一个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来到乡下的地主在经营实践中碰到的困难，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

[6]屠格涅夫当时想实行代役租制。

[7]指纳·谢·索汉斯卡娅（笔名科哈诺夫斯卡娅）的《来自外省肖像陈列馆》。

[8]指《家庭幸福》。

致亚·瓦·德鲁日宁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相信您是爱我这个人，而不是像一位编辑喜欢一个似乎能对他有些用处的作家那样。如果把我当作作家，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已经不写作，自从写完《家庭幸福》之后一直没有写，大概也不会再写了。至少我目前是在以此愿望进行自我安慰。为什么这样？说来话长，也难以讲清。主要是生命短促，偌大年纪再将生命浪费在我所写的那种小说上，觉得惭愧。可以，应该，而且愿意干点实事。如果有那种折磨你、逼迫你一吐方休、赋予你勇气、自豪与魄力的内容，那倒另当别论。而在三十一岁上还写那种招人喜欢、读来可心的小说，说实在的，难以提笔。我只要一想，怎么样，要不要编一篇小说，就觉得可笑。因此，您的愿望我无法实现，尽管我无论拒绝为您做什么事都会心中有愧。卖小麦、管理您的庄园等等，这我做得到。我主要是可以并且希望吻您，到彼得堡去同您促膝谈心，在您母亲主持下吃顿晚饭。这些我一定做到。彼得罗夫的新小说[1]我刚读完。我绝对不喜欢它，虽然看得出作者强劲有力。他的不幸之处（与我们正相反），而且是很大的不幸，那就是，他的天赋完全是无意识的。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所以卡捷琳娜只是个暗示，只是个影子，而这个人物本应包含一切。假如他还年轻，这不幸还是可以扭转的。就目前情况看，他怕是永远不会成为“希望”，而只能是“遗憾”了。他还能是什么呢？请代问候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等所有的人，但愿我以往的亲爱的伙伴们不会忘记我。我是永远珍重他们的。可爱的极好的波隆斯基情况不佳[2]是真的吗？费特去莫斯科了，可怜的人儿，他很不幸，妹妹病得厉害[3]。是的，费特gagne à être connu[4]，我越了解他，就越爱戴他。屠格涅夫则正相反，他这次来，我已彻底相信，他聪明而有才华，但却是世界上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人之一。自从我有了对他的这个新看法之后，我和他在一起变得轻松了。我没给彼得罗夫复信，很抱歉，请将附言[5]转交他，如果能写成的话。再见，由衷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五九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即米·彼得罗夫所著的《选举》。

[2]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诗人、小说家，当时为《俄国言论》代理第二主编，同负责评论与传记栏的副主编阿·格里戈里耶夫之间出现磨擦。此外他又与杂志发行人意见分歧，使他的处境更加复杂。

[3]费特的妹妹纳·阿·鲍里索娃有精神病。

[4]法语：认识越深越招人爱。

[5]此附言不详。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您的信给我极大快乐。[1]我们的队伍要壮大了，而且来的是个优秀的士兵。我相信您会成为一位极好的主人的。［……］

我读完了《前夜》。下面是我的意见：写小说本来就是徒劳，更何况是为那些内心忧郁、不清楚自己何求于生活的人而写呢。不过，《前夜》比《贵族之家》强得多，里面有写得很好的反面人物——画家和父亲。其他人物则不仅不是典型，甚至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状况都不典型，要么就是庸俗不堪。不过这是屠格涅夫一个一贯存在的错误。那个姑娘写得糟透了，啊，我多么爱你……她睫毛长长的……一般地说，我总不理解，屠格涅夫那么聪明，有那样的作诗灵感，竟脱不开俗套，连手法上都如此。俗套最多的是在反面手法上，很像果戈理。对人物没有同情，没有人情味，摆出一些丑类，作者只是咒骂，而不怜悯他们。这和作品其余部分的调子和自由派思想有着某种令人痛心的矛盾，不协调。在远古时代和果戈理时代这是好的（不过还应当指出，如果不可怜自己笔下那些最卑鄙的人物，就应当骂他个天昏地暗，要么就嘲笑得让人前仰后合，而不应像患忧郁症和消化不良的屠格涅夫这样来写）。概括地讲，这样的小说目前是谁也写不出来的，尽管它不会受到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我看是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但却会受欢迎。这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现在很长时期都不会产生能作出布尔加林为诗歌世界所作的那种贡献的人了。[2]谁也不妨碍古代艺术爱好者（我就属于这类人）认真读诗歌和小说并认真谈论它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别的事。不是我们需要学习，是我们需要教玛尔法和塔拉斯们学会哪怕一点点我们的知识。再见，亲爱的朋友。还有百万个请求。我忘记住在铁匠桥（从下往上走左侧）那个德国libraire[3]叫什么名字了。他负责给我寄书，请找他问问：（一）我欠他什么？（二）为什么他很久不给我寄任何新书？请您和皮库林商量一下在他那儿挑点医治无知的好书和兽医书（十个银卢布以下），给我寄来。问问我哥哥谢尔盖，他有没有为我订购犁，如没有，请到机械师维尔森处问问有没有或何时能制成六张斯塔尔布克式犁？

请在卢比扬卡梅耶尔种籽店问问三叶草和猫尾草种籽什么价钱。我想出售。

医治马病的优良器械什么价钱？

两把医用柳叶刀还有拔火罐什么价钱？

最可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4]或许可以劳神做一些上面说的事情。我拥抱他。吻玛丽娅·彼得罗夫娜[5]的手。姑妈感谢你们念着她并向你们致意。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费特在二月十二日的信中表示，他准备在图拉省切尔尼县附近买地，成为一个地主。

[2]此话何所指不详。

[3]法语：书商。

[4]一地主，费特的邻居，姓鲍里索夫。

[5]即费特夫人。

致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亲爱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您可能记得，我在乡下居住已将近三年，管理自己的庄园。今年（从秋天起），除管理庄园外，我还为男女儿童和成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愿意就学的都可以入学。我已收了大约五十名学生，数目还在增加。学生的成绩和学校在人民中间的声望是出乎意料的。但情况和原因难以尽述，必须写本书或者亲眼看看才行。原因是这样的。万事之道我看不在于知道应当做什么，而在于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俄国进步事业，我看，电报、道路、轮船、德式马枪、文学（包括它的基金[1]）、剧院、美术学院等等尽管很有益处，但只要从报表上看到俄国人口只有百分之一在上学（包括一切似乎在上学的人），这一切都为时过早而且是徒劳无益。这一切（学院之类）都是有益的，但其益处正如英国俱乐部[2]的午餐一般，被管事人和厨师吃光。这些东西是全体七千万俄国人生产的，而享用的只是数千人。斯拉夫派连同他们的人民性、脱离人民、et tout le tremblement[3]尽管十分可笑，但他们仅仅是不会据实称名而已，不料他们却是对的。不仅我们俄国人，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俄国国土走上二十俄里[4]都会明显看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或者干脆说野蛮人和识字人数量上的不成比例。如果拿欧洲各国的统计报告来作一个比较，就更没话好说了。假设英国百人中有一个野蛮人，那么社会罪恶大概只会来源于这百分之一的野蛮人。我们习惯以各种不同名称去认识和称呼的社会罪恶大多是强权与暴虐，这不是占压倒优势的无知造成的强权是什么？强权不可能由一个人施之于多数人，只能由野蛮无知志同道合的多数人去实施。表面看来似乎是拿破仑三世签定了自由镇和约[5]，是他禁止出版杂志和打算攫取萨沃依[6]，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不会看报的费利克斯们和维克多们造成的。我的当教师的习惯使得我忘乎所以，竟向您如此认真地证明2×2＝4，也就是说俄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是国民教育，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这种教育不存在。这种教育从未开始过，而且，如果由政府管理，那么它永远也不会开始。没有国民教育这一点是不能去论证的，假如您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刻走遍全村，去看一看，听一听。为要证明这种教育从未开始，我们也可以马上到学校去，我会请您看看那些以往曾就学于司祭和助祭的识字者。他们全是些完全不可救药的学生。不应嘲笑识字有益还是无益的争论。这是非常严肃而又令人沮丧的争论，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识字，也就是读和写，是有害的。他首先读的是斯拉夫信条、《诗篇》、戒律（斯拉夫的），其次是卦书之类。不去实地验证，很难想象这对智力造成的巨大荒芜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的破坏。必须到乡村学校和师范学校去看一看（我对此事做了调查研究），到那些以政府名义向学校委派教师的师范学校去看一看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比那些不上学的人还蠢还没有道德。要让国民教育施行起来，必须将它交由社会经办。我不准备举英国这个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为例，事情的本质就很说明问题。即使政府放弃一切事务，关闭一切部委（那真是件好事），专心致志于国民教育，即使这样，国民教育事业也未必会成功，因为政府掌握的那套机制会妨碍这件事，而主要是因为政府与国民教育利益相左（实际上这才是政府的唯一利益所在）。社会应当能够成功，因为社会的利益与国民的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因为社会办事业若没有各种强迫手段支持，就会只以人民的需要为准绳，人民的需要将表现为设施的慈善事业成就或经济成就，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将永远是检验社会活动的尺度。不过我似乎又在证明二乘二等于四。问题只能是有没有教育和受教育的需要。对我来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办学半年，在周围地区产生了三所相同的学校，到处都同样成功。问题在于，如果向政府提出下列方案，政府会如何表态：

“国民教育协会（或用更谦虚一点的名称）以在人民中普及教育为宗旨。

协会经费来源为会员邀纳的一百或若干卢布会费、学生缴纳的学费（如果有能力缴纳）、协会出版物获利、捐款。

协会活动包括：

（一）出版杂志，杂志内容包括教育栏（启蒙教学的规律与方法）、启蒙教师辅导与学生阅读材料栏、协会活动通讯栏。

（二）在没有学校而又感到需要学校的地方设立学校。

（三）编写教程，任命教师，监督教学活动、经济核算及这类学校的管理。

（四）在创办人有此愿望的情况下监督那里的教学活动。”

至今这个协会由我一个人组成。我绝不是对您说空话：无论这个协会能不能成立，我一定尽我所能，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实现这个计划。不消说，我的想法很可能是片面的，协会着手实现这个方案时会多有改变和补充。只愿这样能聚集众人的力量向着一个目标。您可要帮助我，亲爱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政府对我印象不佳。由我出面，这件事无论如何办不成。请您跟叶夫格拉夫·彼得罗维奇[7]谈谈，或者最好根据我的方案写个报告交给他。（我直接给您派任务是因为我预知您不会不全心全意同情这件事。）假如我确知政府会批准这个协会，我会更认真地编写一个正式方案通过别人递交上去[8]。图拉有位中学校长加亚林（您哥哥认识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今天跟他谈过我的打算。我希望他不拒绝代为递交。不管怎么样，您办事是可靠的。您是把这个方案（关于协会的）转抄改写后直接递交还是在哪里疏通一下？请写信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过政府总爱放下钓钩，诱使你详细陈述方案、教程等等，然后说：不行。我可不去上这个钩。我很宝贵我的时间（我还可以骄傲地告诉您，对于一百个孩子是宝贵的）。除了我的和哥哥的学校以外，我在写一篇关于教育学的长文，这篇文章不能放在交给政府的方案里。无论批准不批准，我哪怕独自一人也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国民教育协会。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如果协会建不成，我仍旧打算出版我写在协会方案里的那种杂志。请摸摸底，并请来信告知。会不会批准用我的名字作主编的杂志？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应当以怎样的形式向谁递交，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为了事业成功我必须到场的话，那么无论这里多么离不开，我也会去彼得堡。只要一想到您差不多一定会对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显然是在乡村待久了，竟拿这类方案凑热闹”，心中便失望之极。其实政府有什么好怕的呢？难道自由学校能教学生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吗？只要我敢于开口说，圣骨不是相当于上帝的圣物，我的学校便不会有人来上学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妨知道地是球形的，2×2＝4。唉，听天由命吧！不过最好快一些，尽量快一些通知我。祝您健康，无忧无愁，上帝保佑您一切如愿。由衷地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一八六〇年设立的文学基金，第一任主席是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2]指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从一八〇二年起就是俄国贵族们消磨时间的地方。

[3]法语：及全部空谈。

[4]1俄里合1.06公里。

[5]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意大利东北部自由镇签订和约，结束了法国与皮埃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

[6]在阿尔卑斯山区，原属撒丁王国，一八六〇年割让给法国。

[7]科瓦列夫斯基的哥哥，当时任国民教育部部长。

[8]据信，托尔斯泰曾被警告不要递交这份报告。至今没有材料能说明是否递交过类似的方案。

致亚·伊·赫尔岑[1]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内奇：

刚准备给您写信便收到了您的信。我想给您写信谈谈《北极星》，我刚刚认真读完[2]。这是一本极好的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所有我见到的人的意见。您总说：“提提反对意见吧。”能提什么反对意见？您关于欧文[3]的文章，哎呀！太合我的心意了。真理——quand même[4]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对于某个飞临地球的土星人或俄国人才可能。有很多人，而俄国人有百分之九十九出于害怕不会相信您的意思。（下面的话放在括号里：由于您的文章调子太轻松，他们倒很自在。您仿佛只向聪明而勇敢的人发出呼声。）那些人，就是那些不聪明不勇敢的人，会说，既然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是说，结果表明那条道路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们最好不吭声。您有点在授予他们这样说的权利，例如在被打碎的偶像上面您树立起生活本身、专横、生活花纹，您就是这么说的。在永生不朽、永远完善、历史规律等巨大希望的背景上，这种小花纹一钱不值，如同巨人脚下的一枚小钮扣。所以最好不要给他们这种权利。[5]没有东西可用以代替。除去推翻巨人的那种力量以外，什么也没有。

此外，那些胆小的人不能理解，冰在崩裂并会在脚下破碎，这本身就说明人在走，不致落水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走。

您说我不了解俄国。不，我拿自己的棱镜观察俄国，我了解我主观的俄国。如果历史的肥皂泡对您和对我都已破裂，那么这也证明，我们已在吹起我们自己尚未看见的一只新的肥皂泡。对我来说，这个肥皂泡就是对我的俄国的清楚而又坚定的认识，如同对一八二五年雷列耶夫[6]的俄国的认识一样清楚。没有这一点，我们这些讲求实际的人是无法生活的。

您喜欢宣言[7]吗？我今天用俄文读了，我不懂它是为谁写的。农民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我们则一句话也不相信。我不喜欢的还有：宣言的调子是给人民的伟大恩赐，而其实质连识字的农奴[8]都能看清，除了允诺外一无所有。

《北极星》上的东西我一般都有兴趣，不过您想象不出我对《北极星》发表的有关十二月党人的一切资料是多么感兴趣。四个月前我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9]，主人公应当是一位归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想同您谈谈这件事，但一直没有机会。我的这位十二月党人应当是一位献身者，神秘论者，基督教徒，一八五六年同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俄国，他在检验自己那套严整但有点理想主义的对新俄国的观点。请告诉我，您对这个情节怎么看，是否能登大雅之堂，是否合乎时宜。我向屠格涅夫读了开头部分，他喜欢前几章。

向奥塞特公寓全体可爱的房客[10]致意（根据泰西埃[11]的规矩和我本人的考虑），给您和奥加辽夫寄去我答应的照片，希望得到你们的照片。

列·托尔斯泰

三月二十六日

如果您不想回信，请不必回复。我只不过想跟您闲扯几句，而不是非要您这位著名流放者和我通信。您何时想写就请写上一两行。我主要是怕对您的时间indiscret[12]。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四日/二十六日］

［布鲁塞尔］

[1]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一八四七年移居国外。

[2]《北极星》是亚·伊·赫尔岑同另外一位俄国革命家、诗人、政论家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出版的文艺作品选集，第一至七辑在伦敦出版，托尔斯泰“刚刚认真读完”第六辑，其中有一些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新资料。

[3]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

[4]法语：尤其。

[5]赫尔岑在《罗伯特·欧文》一文中批评了欧文的乌托邦体系。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的哲学历史观，不同意他所说的“人生来……为的是现在”，人能够“改变地毯的花纹”，即能够表现出历史的积极性，不仅完成意识革命，还能完成社会革命。

[6]孔·费·雷列耶夫（1795—1826），十二月党人，诗人。

[7]指俄国一八六一年的解放农民宣言。

[8]托尔斯泰最初写的是“聪明的老百姓”，后划去，改为“识字的农奴”。

[9]即《十二月党人》，这部小说没有完成。

[10]当时赫尔岑住伦敦奥塞特公寓（Orsette House）。

[11]泰西埃是法国化学家，赫尔岑的朋友，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参加者。

[12]法语：不礼貌。

致亚·伊·赫尔岑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内奇：

我接到您的信当天又收到了屠格涅夫的信，他说两天后来布鲁塞尔。Tremendous light sir[1]等等使我异常着迷，我甚至打算在屠格涅夫来到后建议他到您那里赴宴。但可惜他未能到来，因为咳嗽和贴着斑蝥硬膏，对此我不能嘲笑，因为我当时也贴了许多张斑蝥膏。还有，我不知为什么把我写给您的两三封信撕掉了，那里面写的是莱莱韦尔[2]和他给我的印象。现在为了避免发生同样的事，我不再写这个了。我写信只是感谢您的《钟声》[3]和对小说[4]的很好的建议。您对我过于赞扬了，对此我不表谢意。因为这是有害的。奥加辽夫的回忆录[5]我读来是一种享受，并且甚感自豪，因为我虽不认识任何一位十二月党人，但凭感觉认识了这些人特有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我昨天离开了布拉班特网状地区，今天在爱森纳赫过夜，在耶拿过一天，在德累斯顿过两天，就到华沙去，我对华沙越来越有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从华沙给您写信。您读到解放的详细条文了吗？我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俄国我收到两方面的来信，都说农民绝对不满意。以前他们抱有希望，认为明天会十分美好，现在他们则确信还有两年的苦日子，他们也十分清楚，以后还会一拖再拖，一切均由“老爷”摆布。向您的女儿、尼古拉·普拉东内奇[6]和他的妻子致意，友好地握您的手，希望迟早能和您见面。

如有什么东西在近期想寄给我，请寄德累斯顿poste restante[7]，不然由克拉森[8]转交亦可。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九日］

［美因河上法兰克福］

[1]英语：辉煌的灯火。（显然是赫尔岑来信中的话，与四月十日的节日有关。）

[2]托尔斯泰在布鲁塞尔时，由赫尔岑引荐，造访了波兰老革命家约阿希姆·莱莱韦尔。

[3]《钟声》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主办的最早的俄国革命报纸，在国外出版。

[4]指托尔斯泰打算写的小说《十二月党人》。

[5]指《北极星》第六期发表的奥加辽夫的《高加索矿泉（我的自白片断）》。

[6]即尼·普·奥加辽夫。

[7]法语：留邮局待取。

[8]布鲁塞尔一书商。

致鲍·尼·契切林

（未发出）

回想起我们最近的通信，又在德累斯顿得到你的两封信，使我再次认真思考我们的关系。我们以往是佯装友谊。像我们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你也许会把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蔑视与对他的眷恋调和起来，可我不会这样做。我们的确彼此轻蔑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你认为那些不是从研究教程和用功学习而是从生活的种种痛苦和寻求真理的最大热情中得到的信念是过于自尊和思想贫乏，我认为学校里灌输的知识和分类法是儿童游戏，不能满足我对真理的热爱。因此我们最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与此同时彼此尊重，但并不企图建立只有信条一致，也就是说那种不受思想检验的基础一致，才能达到的亲密关系。我们两人的这种基础完全不同，而且我不能希望与你认同，因为我已有了自己的基础。我也不能希望你与我认同，因为你在你那条富有诱惑力的因循守旧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你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去教那些脏兮兮的孩子。我不理解，一个自重的人还能去写关于解放的文章[1]。难道文中能说出你了解并应说出的百万分之一吗？能说出哪怕一点点新思想，一个正义的，真正正义的思想吗？种一棵树是可以的，教会编草鞋大概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本质分歧的最好例子。

再说一遍，我们可以彼此尊重，彼此感兴趣，互相辩论，但只要我们作为人与人试图走到一起去，我们之间马上会出现深渊。我这方面对此深信不疑，我也同样深信，你真诚而执着的性格和活动永远不会使我失去兴趣，我希望你那方面克制对我的那种关系。真的，我们这年纪不应佯作钟情而误入歧途了。再见，握你的手，切盼回音，请寄彼得堡达维多夫[2]收，或寄图拉。

［一八六一年四月六日/十八日］

［德累斯顿］

[1]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俄国农奴依附关系的取消》。托尔斯泰不知道文章内容，他的愤怒是由契切林的全部自由派政治活动引起的。

[2]彼得堡一书商。

致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

最尊敬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

至今未复恳请原谅。尤令我歉疚的是，我难得收到如您的信这样令人愉快的信。您表示与我有同感，对我非常宝贵。您对《鲁宾逊》[2]的赞词最使我引以为荣。

屠格涅夫的小说[3]我甚觉有趣，但我喜爱的程度远低于我所料。我对它的主要责备是它冷漠，很冷漠，依屠格涅夫的才干，不应该这样。严谨周密，精雕细刻，技艺精湛，我同意您的意见，许多地方足资垂训而公允正义，但没有一页是心潮澎湃一气呵成的，因而没有一页能动人心弦。我与您和费·伊·丘特切夫[4]的意见不同，使我觉得十分抱歉，但我不同意。而且，为了免除误会，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告诉您，我和屠格涅夫先生之间已断绝一切私人来往。

衷心向您的夫人致意，感谢她还记得我。希望您家里的年轻人[5]像喜欢《鲁宾逊》一样喜欢第四册上的故事《汤匙能喂饱，草茎能刺目》[6]。我很珍重他的评论，如果他继承父业的话。

衷心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二年］五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文学评论家，彼得堡大学校长。

[2]指收入《儿童读物》第二册的故事《鲁宾逊》，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教师谢尔多博利斯基根据英国作家笛福的名著《鲁宾逊飘流记》转述的。

[3]即《父与子》。

[4]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5]指彼·亚·普列特尼奥夫的儿子。

[6]这个故事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们在他的辅导下写的。

致亚历山大二世

陛下：

七月六日一名宪兵校官在地方官员陪同下在我外出的时候来到我的庄园。假期间在我家中居住的有我的客人，几位大学生和我所管辖的村社区段的乡村教师，以及我的姑母和我的妹妹。宪兵军官向教师们宣布说他们被捕了，并且要求他们交出实物和证件。搜查进行了两天，被搜查的有：学校、地下室、贮藏室。据宪兵军官说，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除了我的客人们受到侮辱以外，我、我的姑母和我的妹妹也被认为应当受到同样的侮辱。宪兵军官曾去搜查我的书房，还有我妹妹的卧室。问到他根据什么这样做时，宪兵军官宣称他是按圣上的旨意行事。同行的宪兵和官员对他的话作了肯定表示。官员们进入我妹妹的卧室，翻看了所有的来往信件和日记，离开时向我的客人和家人宣布，他们自由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做了我们的审判官，由他们决定是否判决我们为可疑和不得享有自由的人。宪兵军官还补充说，我们不得因他离开而以为万事大吉，他说：我们每天都可能再来。

我认为无须向陛下证明我受到这种侮辱是不公正的。我过去的一生，我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的我的职务活动和国民教育活动，以及表达我全部内心信念的杂志都可以向每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人证明（而无须采取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的手段证明），我不可能搞阴谋、编传单、杀人放火。除了侮辱、涉嫌犯罪，除了我在社会舆论中受辱和我不得不在时时刻刻的威胁下生活与活动以外，这次造访极大地降低了我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而我在人民中的声誉是我很珍重的，是我多年赢得的，而且是我所选择的活动——办人民学校所必需的。

我在寻找谁应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负责，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能怪罪自己，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无罪。有谁诬告，我不知道。审判与侮辱我的官员我也不能怪罪，因为他们一再说不是他们要这样做，而是遵照圣上的旨意。

为了对我的政府和陛下永远如此无罪，我不能也不愿相信这些。我想，让无辜受惩，让无罪的人经常生活在受侮辱与惩罚的恐惧之下，这不可能是陛下的旨意。

为了知道我这件事应该责备谁，我斗胆直接诉诸陛下[1]。我只求消除责怪陛下不公的可能，使滥用陛下名义的人即使不受惩罚也应被揭露[2]。

誓忠于陛下的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1]此信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转交侍从武官谢·阿·舍列梅捷夫。呈交沙皇时附有宪兵队长瓦·安·多尔戈鲁科夫的说明，提出托尔斯泰庄园住有“无书面居住证”的大学生为在那里进行搜查的理由。

[2]结果是多尔戈鲁科夫写信给图拉省省长德拉冈，要他转告托尔斯泰“陛下愿信中所提之手段对托尔斯泰伯爵本人未造成任何后果”。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昨天我第一次没来得及在当天晚上给你写信，今天早上，大家还睡着，我才写，得赶上九点那班邮件。[1]请你每天派孔德拉季或谢廖日卡来。我昨天没来得及写，原因是读《罗斯拉夫列夫》[2]入了迷。你知道，这部小说我非常需要，也很感兴趣。昨天一天：没有出门，等待体操运动员福斯，曾尝试写作，但没有地方，有人打扰，大概也因为没有情绪。在克里姆林宫里不快活，一点也不快活。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3]只知谈他的病，他认为是肠子有病。丽莎[4]静静地坐着，做自己的事，塔尼娅[5]整天哭，昨天也是这样。哭什么？弄不清，也许还是为那件事，也许因为寂寞。这是真的。两三年前有整整一个你们的世界，你的和她的，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和丝带，有全部青春诗意与蠢事。现在呢，丢失了她非常珍爱的你们的世界和那一切烦恼，即她体验过的感情[6]之后回到家来，她突然再也找不到她和你共有的那个世界了，只剩下道德高尚而闷闷不乐的丽莎，还得与她那因有病而变得难相处的双亲厮守在一起。当然，她们报名参加滑冰，做了一顶羔皮帽子，报名参加音乐会，但对她来说这是不够的。

昨天她大哭了一场，除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她通过阿列克谢似乎听说谢廖沙要和玛莎结婚[7]。我跟她谈过，但谈话又枯燥又伤心。后来柳比莫夫[8]从卡特科夫那儿来了。他在主办《俄国导报》。听听他怎样花两个小时为了每印张付五十卢布同我讨价还价才好呢。他一边谈一边口吐白沫，像个教授一样大笑。我坚持不让，今天等他回复。他们很想出版，而且大概会同意付三百。我承认，我怕自己出版，太麻烦，要同印刷厂打交道，主要是还得同检查机关打交道。他走后我找福斯散步了。真不巧，我想开始做操了，他又两天不来。午饭时门铃响，是送报来了，都是塔尼娅跑去开门。又一次门铃响，是你的信。大家都想跟我要去看，我舍不得给他们。信写得太好了，他们不会懂，也确实没看懂[9]。它给我的影响就像一曲好音乐，又快活，又惆怅，又舒心——真想哭。你真聪明，信中让我不要给任何人读那部小说，即使这样做不那么聪明，我也会照办，因为你愿意这样。双亲之间没有为腌肉之类的事发生冲突，午饭后塔尼娅高兴了（青春毕竟占了上风），气氛很愉快。我准备跟彼佳和沃洛佳[10]去澡堂，塔尼娅跟妈妈准备去铁匠桥。洗过澡，我得到了《罗斯拉夫列夫》，在喝茶、听人说话、谈话、听塔尼娅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读，这份享受除作者外谁也不会理解。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煮好可可，不停地催我去喝。再见。手臂痛，但我怀有希望。涂了碘酒，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福斯。再见，亲爱的，每天写信寄往图拉。

对，还有，你想想并且解释一下，前天萨莎·库普费尔施密特[11]来了，我和他谈打猎谈了两个小时。昨天我去找保姆，和她谈了孩子们和各种怪事。你信不信，这两次谈话比我在莫斯科期间一切谈话都愉快，包括和柳比莫夫、和苏霍京[12]、和丘特切娃[13]的谈话在内。我长大成人以后，和人接触越多越相信我是个完全特殊的人，我不同于旁人的只是我没有以往的虚荣心和常人难以摆脱的稚气了。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1]托尔斯泰因手臂扭伤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二日住在莫斯科岳父家，每天给在乡下庄园里的妻子写信。

[2]俄国作家米·扎戈斯金（1789—1852）的小说。

[3]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4]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姐姐。

[5]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塔尼娅与托尔斯泰的二哥有一段恋情，因二哥有个自由同居的妻子和孩子，只好分手。

[6]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塔尼娅与托尔斯泰的二哥有一段恋情，因二哥有个自由同居的妻子和孩子，只好分手。

[7]指托尔斯泰的二哥与和他同居的女子正式结婚。

[8]柳比莫夫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俄国导报》撰稿人。

[9]指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谈到托尔斯泰夫人与托尔斯泰和孩子们的复杂关系，以及誊写小说的工作。

[10]彼佳和沃洛佳都是托尔斯泰夫人的弟弟。

[11]一位音乐家，屠格涅夫的朋友。

[12]谢·米·苏霍京是宫廷一高级侍从。

[13]诗人丘特切夫的女儿。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朋友：

昨天收到了你写得很好的信。四天来总是在午饭时邮差拉响门铃送来你的信。

记得吧，亲爱的，我希望，如果谢廖沙[1]感觉不好，你马上通知我。他一定是胃粘膜炎。治这种病的方法是：卫生，穿得暖和并且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如奶、汤等，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2]极力建议吃小牛腿和西谷米。西谷米我给你带去。昨天我信上跟你讲了我的计划，我的手臂和我在这里的烦闷。今天还是一样。星期天我想就能在你身边了。我让阿列克谢一天帮我做一两次手臂运动，我戴着绷带，很能减轻痛苦。什么事也干不成。昨天早晨读《司晨女神弗洛伊德》的作者写的一本英文小说[3]。我买了十部这种我还没读过的英文小说，我幻想将来跟你一起读。你和丽莎学英文吧。又是讨厌的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4]、卡捷琳娜·叶戈罗夫娜[5]、丽沙。连读书都读不成，没有安静的角落。只在饭前散步一会儿。去图书馆也好，买东西也好，都办不成事，因为是星期日。午饭后又是：“我毁掉了自己的青春”，七点钟是《为沙皇献身》[6]。很好，但是单调。去剧场的都是度星期日的观众，所以我失掉了一半观看的兴趣。不过回家以后就只有我们了：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7]，她非常可爱和漂亮，还有丽莎、塔尼娅和彼佳，不知怎么很快活。大家回忆，讨论。塔尼娅坚持说，她只想住在一座塔上，高高，高高的，带着一把吉他。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在塔上也得吃饭，也得散步一小时。塔尼娅像上次哭神父的女儿那样神经质地但却是快活地大哭了一场，我们于是各自睡觉去了。此外，彼佳躺下了还在胡扯，我也对他讲，尽管妻子性好嫉妒，我为了免受良心责备必须向她承认我对安诺奇卡[8]的可怕举动。脱燕尾服时，我一挥手，正巧她走过，手落在她胸部。我想象得出，你会给我看一副怎样厌恶的脸色……啊，索尼娅，这五天快快过去吧。为了免受良心的责备我愿拿烫红的手给涅恰耶夫[9]看。没有收到卡特科夫和柳比莫夫的回信和手稿，我很懊恼，但又不愿去找卡特科夫。档案[10]中没有任何对我有用的东西。今天去切尔特科夫[11]和鲁缅采夫的图书馆[12]看看。我非常厌烦和无聊，特别是最近两天。你说让我多出访。我哪儿也不想去。只有一个想法，最好忘掉必须做的那些事。不过对两种闲散加以选择，是想方设法去进行高深莫测或矫揉造作的谈话，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各个房间闲逛，仍是后者好些，尤其好在没有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现在非常讨厌这个人，看见他就生气，于是我故意对他冷淡，他就不再来找我们了。他昨天五点走的。你们家里所有蒙蒙者我都喜欢，觉得可亲。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太像你了。这两天她做灯罩，就跟你一样，干起活来就休想让她停手。就连毛病你们俩都一样。我有时听她满怀自信地谈起她不懂的事，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夸张，我就想起你。但你无论怎样我都觉得好。我在书房写信，面前是你的四幅不同年龄的照片。我的小鸽子，索尼娅。无论你想什么，你都那么聪明。正因此我才说，你是对高深话题不感兴趣，而不是才智不高，不但不是不高，而是很聪明，聪明极了。你们家所有的人，别尔斯家所有我特别喜欢的蒙蒙者都这样。别尔斯家的人当中有蒙蒙者，如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塔尼娅；也有昭昭者，那就是其余的人。蒙蒙者的聪明才智在沉睡，他们能，但不愿，因此他们有自信，虽然有时这自信并不恰当，而且有礼貌。他们的聪明才智之所以沉睡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爱，还因为蒙蒙别尔斯们的祖宗，也就是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开化。昭昭别尔斯们对高深话题很有兴趣，但智力浅薄。萨沙昏明参半，兼而有之。斯拉沃奇卡像你，我也喜欢他。他受的教育，如吃好的、娇惯等，我不大喜欢，不过他大概会成为一个好青年。只有斯焦帕恐怕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他本来就顽劣，他受的教育能让他更坏。昨天讨论起家庭教师来，塔尼娅、彼佳和沃洛佳都参加了。柳博芙·亚历山德罗夫娜攻击起家庭教师来，决心把孩子们除彼佳外都送到学校去。我也说：好极了，至少您可以问心无愧。真的，父亲不在嘛。我说：如果我死了，我就留给索尼娅一个遗嘱，要她把谢廖沙送到公立学校去。我只是没说为什么我认为你聪明。你是个好妻子，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丈夫，我记得你对我说过，我下大力气的战争和历史方面肯定写不好，能写好的是别的：家庭方面、性格、心理方面[13]。这再对不过了。我记得你说这话时的样子，我清楚记得你当时的样子。我像塔尼娅一样想大声喊：妈妈，我要去亚斯纳亚，我要索尼娅。开始给你写信时情绪不好，写完时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亲爱的。只要你像我爱你一样爱我，我就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好。再见，该办事去了。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莫斯科］

[1]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2]指托尔斯泰的岳父。

[3]指英国女作家玛·伊·布雷登（1837—1915）的小说《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或《约翰·马奇蒙的遗产》，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有这两种。

[4]指托尔斯泰夫人的外祖父。

[5]托尔斯泰岳父家的德语女家庭教师。

[6]《为沙皇献身》是俄国作曲家米·伊·格林卡（1804—1857）创作的歌剧，后改名为《伊凡·苏萨宁》。

[7]指托尔斯泰的岳母。

[8]托尔斯泰夫人后来在这里作了注：“我姐妹的一个年迈的女仆。”

[9]莫斯科一位外科医生。

[10]指宫廷档案。

[11]一考古学家。

[12]即今莫斯科列宁图书馆。

[13]这话指《战争与和平》而言，当时托尔斯泰夫人正在誊清这部小说。

致路·伊·沃尔孔斯卡娅[1]

亲爱的公爵夫人：

很高兴有机会使您记起我，为此我立即为您做我力不能及的事，即回答您的问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谁也不是，小说家笔下的人物莫不如此，这不同于名人传记作家或回忆录作家笔下的人物。如果我的全部劳动在于摹写肖像，辨认与记忆，我一定会羞于发表。阿赫沙鲁莫夫先生[2]作为comme un homme de métier[3]和有才华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但如我所说，为证明我极愿为您做我力不能及的事，我尽力讲一讲我的安德烈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在小说开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这次战役下面将加以描写[4]）中有一名优秀青年战死，小说以后的情节只需要老博尔孔斯基和他的女儿，但因描写一个与小说毫无联系的人物不大合适，我决定把这位优秀青年说成是老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后来这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小说以后的情节中出现了他应担当的角色，于是我赦免了他，没让他死去，只是让他受了重伤。亲爱的公爵夫人，这就是我就博尔孔斯基是怎么回事所作的完全真实的解释，尽管这样解释仍不很清楚。但这个人物现在我更觉可亲了，因为他提供机会让我给您写信并再次提及我和我对您与您全家的永恒友情。很遗憾，您很少为我描写您那几个小家伙。我很珍视他们，也很喜爱他们，一方面因为有亲戚关系，我年龄越大越珍重这种关系，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可怜的萨沙[5]和对您的想念。

请您让他们把我只当作朋友和亲戚。吻您的手并祝您万事如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五年］五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路·伊·沃尔孔斯卡娅是托尔斯泰的远亲，曾来信询问谁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原型。

[2]俄国文学评论家尼·德·阿赫沙鲁莫夫（1819—1893）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八〇五年》的文章中说，安德烈公爵这个形象“不是虚构……这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典型，一个俄罗斯原生天然典型”。

[3]法语：专家。

[4]在第七稿的开头，事件发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一八〇五年》以奥斯特利茨战役与安德烈受伤结束。

[5]即路·伊·沃尔孔斯卡娅的丈夫，他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二日去世。

致彼·德·博博雷金[1]

（未发出）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阁下：

对您最近的来信迟迟未复，请原谅。感谢您的美意，给我寄来《读者文库》。我得到它问心有愧，因为我在致力写一部作品，未必还能抽闲再写点什么。您寄来《读者文库》，使我读到了您的公众书简《地方自治会势力》[2]，对此作品我很想作一答复。我曾亲历您目前所处的世界，深知足以毁掉您的出色艺术才华的那种有害影响。读过您的两部小说[3]，尤其第一部的前两卷以后，我感到我深深喜爱您的才华。我说这些目的是请您原谅我以此感情为基础认为有权向您提出的求全责备。我给您写信目的不是向您申明我对您的好感，不是为了和您交好——两者都是我极为愿意的——而是我天真地相信，我的意见也许会起某种作用，帮助您清除掩盖您的才华的那些有害的彼得堡文学灰尘。

（一）您写得太草率太匆忙，写出来了就不大删去（冗长），对构成史诗小说作家的全部艺术奥秘的手法运用不充分，为分出纯金而必需的淘沙工作做得不够。

（二）语言不考究。从各方面都可以感觉到，您有着敏锐的鉴赏力，而您却吸收了不久前不知是谁兴起来的那种很不像样的笔调，譬如说：“‘您好。’他鞠了一躬说道。”您运用的语句虽然恰当，但却是陈词滥调，在皮谢姆斯基的作品中不刺耳，而您用来就刺耳。

（三）这是主要的一点。您的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当代题材。地方自治局、文学、妇女解放等问题在您的作品中论战性地占突出地位，而这些问题在艺术世界不仅不引人入胜，而且根本不存在。妇女解放问题和文学派别问题您在您的彼得堡文学圈子里不由自主地认为是重要问题，可这些问题是在一小汪脏水里翻腾，只有命运使之处于这汪水的中心的人才觉得它似乎是汪洋大海。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目的（按数学家的说法）是不可通约的。艺术家的目的不是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是让人们热爱有着永不休止的无穷表现的生活。如果有人对我说，我能写一部小说无可争辩地确立我认为正确的看待一切社会问题的观点，那么我决不会去花哪怕两小时的劳动去写这样的小说。如果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二十年后将要阅读我写的东西，将要为之哭，为之笑，并且热爱生活，那么我会为之献出我的全部生命与精力。

我给您的这封信写好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发出。我在思索，我的忠告会不会使您感到受辱，我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自己有权给您这些忠告。

［一八六五年七月……八月］

［尼科利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

[1]彼·德·博博雷金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任《读者文库》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他大约寄给托尔斯泰该杂志的合订本并再次请托尔斯泰为该杂志撰稿。

[2]托尔斯泰常称文学作品，尤其是自己的作品，为“公众书简”或“书简”。

[3]即《地方自治会势力》和《一路顺风》。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1]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您最近来信以及您和多尔戈鲁基[2]谈了话。

我把您的来信和致多尔戈鲁基一信的初稿寄给了玛申卡[3]。我觉得官司可能打赢。持期票的那些人胆子很小，觉得自己有罪。他们只要得到一点威胁性的规劝就会投降。而玛申卡不会经营，庄园又有理不清的债务，很可怜。您还会有愉快的好事放在心上。

您最近一封信写得匆忙。我本无任何权利期待别样的信，但我毕竟怕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上帝保佑让我今冬到您那里去，谈谈，听听您的谈话，晚上长时间坐在丽莎[4]房间里的屏风后面，早上在您的楼上，我的最宝贵的回忆之一永远同您的楼上联系在一起，那是这样一种情形：精力充沛，一百零七级楼梯，前面还有许多，友谊和一百零七级楼梯。我要说，同您见面以后，我知道，我会获得焕然一新而经久不衰的信任，这信任能排除成为不被需要的另一个人的恐惧，我在同多数人的交往中，甚至在同您的交往中，常常有这种恐惧。这一定是因为我很少需要别人。请写信多谈谈您自己，不然我总觉得您有点不好理解，有点陌生，现在我更怕这种感觉会加剧，并且破坏我们的会面，我期待着从会面中得到许多快乐。您不能像这样来说我。我想，我一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尤其如此，现在我走上了家庭生活的轨道，无论我多么骄傲，多么需要独立，家庭生活已引我走在一条温顺中庸、克尽天职与平心静气的常规道路上。这非常好！现在冲动与激情有了限度，我对自己本身、自己的灵魂就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的感受。我现在已经明白，我有灵魂，而且是不朽的（至少我常常这样想）。我已经明白，上帝是存在的。您询问过我的内心修养，因此我才对您讲这些。

我向您承认，以前，已是很久以前，我连这都不相信。近来才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看到它的证明与肯定。我对此非常高兴。我不是基督徒，距此还很远，但经验已告诉我，不能以为自己的见解绝对正确，什么都是可能的！就这个问题请您对我什么也不要写，不要说。人们获得认识不是通过理智的途径。我教谢廖沙[5]说：“塔尼娅”，他不会，他说“古勃卡”，这比“塔尼娅”难说得多。

您为什么说我跟卡特科夫发生了龃龉呢？我不以为然。第一，因为没有原因。第二，我和他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您和您的运水夫之间一样少。我既不同情禁止波兰人说波兰语的做法，也不为此生他们的气，更不谴责穆拉维约夫和切尔卡斯基，[6]无论是谁绞杀波兰人，或谁占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或谁在地方自治机关大会上发表演说，与我一概无关。

屠夫宰牛我们吃，我没有必要谴责他们或者同情他们。

我的小说只写完了第三部分，这部分我不准备付印，等到我再写出六部分，大约四五年后，就出单行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我非常钟爱的作家）有一回对我讲了句非常聪明的话。两年前我写了一出喜剧[8]（我没有发表），我问奥斯特洛夫斯基怎样才能赶在斋期前让莫斯科剧院上演。他说：“忙什么，最好明年再上演。”我说：“不行，我希望现在就上演，因为这出喜剧现实性很强，到明年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

他说：“你是怕人们很快会变得聪明起来吧？”

涉及我的小说我可不怕。不以观众鼓掌欢呼为目的而进行写作（五年以后我这个人还在世吗？那些观众还在世吗？）要令人欣慰得多，也更有价值（dignité）。

现在已是深秋，令我分心的狩猎活动结束了，所以我大量写作，也提前构思许多未来的作品，这些构思大概永远不会实现，而所有这些我做得都满怀自信，而且我深信我是在干实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作家的劳动有许多繁重方面，但也有另一方面，这个方面大概您不知道，即思考的volupté[9]：读着一篇东西的时候用头脑的一边去理解，用头脑的另一边去想，把整部整部的长诗、小说，整套整套的哲学理论在头脑中勾画一个大概的轮廓。我一直在大量思考教育问题，急切地期待着有一天开始教自己的孩子 们，那时我打算办一所新学校，还打算把我对教育的全部理解，那种谁都不了解或者谁都不同意的理解写个résumé[10]。

您瞧，我是以怎样动人的天真稚气向您欣喜地讲述我自己。这也许是自私，也许是信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请您学我的榜样吧。您会说：我想了解您什么呢？想了解我希望了解自己的和我现在写的那些，也就是我所有的内心思想和计划——内心活动。

这封信我是在姑妈[11]桌上写的。如果您看见她是怎样爱恋而殷勤地把书写用具给我拿来让我给您写信，您会深深为之感动的。她很爱您，特别爱您。她爱您家里所有人，但特别爱您。她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但我知道，无论我跟您谈她谈过多少次，我都没有能够向您讲清楚她是怎样一个人。讲是讲不清的，必须像我这样了解她三十五年，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淳朴的美好灵魂。今年夏天她病得很重，我们以为完了。现在她好些了，我们也懂得了她对于我们是何等宝贵。我们原打算节前去莫斯科，但现在看来得节后再去了。每当我们打算到哪儿去，总发生这种事。我们在哪儿，哪儿就好。但愿永远如此！总之，我们终究是要去的，为了让索尼娅看看自己的亲人，也让他们看看小孙孙们。我理解，这一定是一种让人自豪的快乐。然后我们把孩子们留在亲人那儿，再来彼得堡住几天，到那时我将有幸怀着某种忐忑与自豪的心情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如果我现在不是处于一种完全诚挚的精神状态之下（有时〔甚至总是〕你想诚挚，但做不到），我会对您说，她是爱您的，但现在我要说，她准备爱您，但对您不太了解，如她自己所说，她很想了解您，甚于以往想了解其他任何女子。与此同时，我想，她心中怀有一种只有拉罗什富科[12]才能发现的感情，有点敌对的感情，我们对我们不了解，而所有的人，从丈夫开始，都过于赞扬的人总是怀有这种感情的。她不会用丈夫的眼光看待您，因为一个好妻子是用丈夫的眼光看待女人以外的一切。

您的家人都在哪里，在做什么？

再见。那个曾经被我在深夜十二点吓坏了的可怕的看门人还在您那儿吗？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3]在哪儿？如果他在彼得堡，请代我向他致意。

[1]托尔斯泰的堂姑。

[2]即瓦·安·多尔戈鲁科夫，于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任陆军部长，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六年为宪兵头子。

[3]指托尔斯泰的妹妹。

[4]指亚·安·托尔斯泰娅的姐姐。

[5]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6]米·尼·穆拉维约夫曾任维连省省长，一八六三年执行过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弗·亚·切尔卡斯基于波兰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在波兰任职。托尔斯泰故意强调自己不问政治，实际上是针对卡特科夫的立场说了这番话。

[7]在今德国西部。

[8]指《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9]法语：快感。

[10]法语：摘要。

[11]指塔·亚·叶尔戈利斯卡娅。

[12]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

[13]指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致米·谢·巴希洛夫[1]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伊奇：

刚打算给您写信谈谈您的事，就收到了您的信，现在按您的通知谈谈插图。

（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为儿子向瓦西里公爵求情一图很好，她和他都非常美。Hélène[2]能不能画得胸部再丰满些（线条优美是她的显著特点）。总之，只希望这幅画刻在版上能像目前这样好。

（二）打赌一图皮埃尔不好，但阿纳托利很好。

（三）皮埃尔一图人物面部好（只希望额上给他加点爱好哲理的表现，如皱纹或者眉上的鼓包之类），但他的身体太小，应当把他画得再宽一点，胖一点，大一点。

（四）舍列尔家的晚会一图人物总体好，但安德烈公爵的身体太高大，不够轻蔑慵懒和优雅散淡。

（五）瓦西里公爵的肖像妙极了。

（六）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肖像——idem[3]。这幅肖像异常的好。您想象不出它给我带来的享受。我不知是否应当把画幅弄小一点，但她的四肢应当纤细些，就是说她的bras[4]是长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幅肖像非常好，让人都不敢触摸它。

（七）伊波利特肖像（您错把他叫做阿纳托利了）很好，但是能不能让他的上唇翘起，腿抬得再高些，把他画得更蠢更滑稽？

皮埃尔的肖像，我想，要不要画成躺在沙发上读书的姿势，或者放下书在透过眼镜望着前方慵懒地沉思的样子，一只手托着头，另一只手埋在两腿之间。大概这会比站着更好些，不过您更懂行。

您选的场景和肖像我都同意，除伊波利特（您把他错称为阿纳托利了），但是您画得那么好，应当留下来。

总之，我对我们的创意非常高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放弃展出您的插图的打算。只要里豪[5]不给弄糟，那将是技艺高超的美妙作品。我趁这趟邮件给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6]写封信谈谈钱的问题；不过我想里豪已经收到钱了。 对了，还有：打赌的场景上阿纳托利画得很好，但能不能画大点，也突出一点胸部？他在以后将扮演一个多情而粗鲁的美男子的重要角色。

从您给我的信中看得出，您工作情绪很高。我对您说我感觉负担很重，也没说错。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又写完了整整一部，篇幅相当于我给您读过的那一部，这就是说，我写完了我打算在秋天发表的东西，因为写作很顺利，我就继续写下去，希望入秋前再写出这样三部，也就是结束一八一二年和小说的整整一册。如果我的梦想能够实现，那么我请您再画三十幅插图。我便能在十月份出版一部有三十印张带三十幅插图的大部头，新年前再出版带三十幅插图的三十印张。我只怕一点，并为之忐忑不安：千万别有什么事妨碍您完成这个工作，愿福玻斯神[7]帮助您，为了您，为了您的一家，也为了我赐予您健康。

我妻子同我一样向您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8]致意。我们的孩子们很健康，祝愿您的孩子们同样健康。

自从回来以后我就在画妻子的半身像，但至今一无所成。

列·托尔斯泰伯爵

四月四日

我又把所有的插图看了一遍，爱不释手。都非常好，尤其那些肖像和瓦西里公爵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一起的场景。重读了自己的信，怕您感觉我的意见过于挑剔，于事无补。请您将这些意见视为本不存在就是了，并写信告诉我，这类意见能对您有益还是只能妨碍您。如有益，我想到什么就大胆写信告诉您。但不管怎样，我要说，我对您期望甚高，而您画出的东西超过了我的期望。

我要写信给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他那里有我的钱，让他按您的要求给您。但是如果他还没有交给里豪，请给他写个便条，让他照办。

友好地握您的手，并祝您万事如意。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米·谢·巴希洛夫是一位画家，托尔斯泰请他为《战争与和平》的单行本画插图。

[2]海伦，《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3]法语：海伦，《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4]法语：手。

[5]一位刻版家。

[6]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7]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的又一名称。

[8]即巴希洛夫夫人。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主要是您最近写来一封如此美好的信而我尚未回复，感到非常抱歉。我尤其喜欢那语言！写得对极了，我非常理解。

索尼娅感谢您的诗[1]，她为此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没有给您写信的主要原因是不会写得朴素，而不朴素又使人不愉快。两人关系越亲密（从精神气质来说您是我最感亲近的人之一），书信语调之不符合实际关系基调就越会使人敏锐地感觉到，因而写起来就越不愉快。您已经懂了我的意思，但为了自己满意，我禁不住还想举个例子。

从鲍里索夫信上看，他是个七普特重的高个子乐天派，挥金如土的多血质者。[2]

我给您的真正信简是我的小说[3]，我已经写出许多许多。一个法国人曾经说过：une composition est une lettre，qu’on écrit à tous ses amis inconnus.[4]请您把自己的意见写给我，要坦率。我非常珍重您的意见，但是，我已对您说过，我付出了如此多的劳动、时间与作者那种不计一切的努力（这您是知道的），我如此喜爱我写的东西，特别是往下要写的（我正在写一八一二年），这使我不怕评论，甚至是我所珍重的人的评论，相反，我欢迎评论。例如，屠格涅夫说不能用十页的篇幅描写某某女士如何放下手，这个意见对我便有很大帮助，[5]我愿以后避免这种缺陷。请您说得更坦诚些，也就是更尖锐些。您对四月四日[6]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是coup de grâce[7]。最后的尊敬，或称控制民众的内心审判造成的胆怯消失了。这是整个俄国完全公开地、庄严隆重地、钟声齐鸣地、毫无掩饰地带着某种快乐与骄傲在干蠢事，这事蠢极了！连三岁的谢廖沙要干出这种蠢事，我都要羞辱他。各种协会的委员奥西普·伊万诺维奇·科米萨罗夫，为沙皇遇刺举行大祈祷，学生在伊维尔大街——吃煮皮靴，吃橡子。[8]

可您的卡特科夫完了[9]。他完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他生气了：Il n’y a pas de bonne cause qui ne soit perdue dés qu’on se fâche.[10]

这话对于文学特别正确，甚至对于报刊文章都是这样，更不用说我们的文学了。普希金尤其会发怒。而在长篇小说或在长篇论文中发怒，如您有时忍不住所做的那样[11]，是不妥当的。

您认为今年的春天怎么样？美妙之极，这样的春天我记忆中还不曾有过。您一定写了春天的诗[12]。请寄给我。

春天一到，我就上千次地在春季的各个阶段读您献给不相识的朋友们的写春天的老诗。我这个不会背诗的人多次读到您的一些诗句，如“吹皱一泓春水”，“柳枝蓬松”，“无形的力量”。

您在读阿里斯托芬[13]。我对此非常理解，我虽然也读新作品，但也读这类作品——《堂吉诃德》[14]，歌德，最近在读Victor Hugo[15]的全部作品。您知道吧，现在谁也不谈V·Hugo，全都把他忘了，原因恰恰是他对于所有的人总是存留甚久，不像拜伦[16]和司各特一类人。您读过他的全集中的评论文章吗？我们这里十年前关于艺术的一切议论，包括现在的议论，大概在他那里都有à tort et à travers[17]论述，他三十年前已说过，而且不能添加一字，也不能删去一字。

我对庄园感到满意，对家庭生活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盛夏之前）特别满意。我希望您同样如此，而且相信您确实如此，因为您有资格如此。

您知道吗，我这次在莫斯科开始学习雕塑了。我不想当美术家，但这种学习已经带给我许多快乐和教益。

我的小说我指望在一八六七年前完成并全部以单行本形式加插图刊印，插图我已订制，一部分是巴希洛夫画的（我很满意），标题是《结局好就是好》[18]。

请您谈谈您对标题和插图的意见。

现在谈一件最重要的事。今年我不能到您那里去了。妻子在六月要生产。但是您，看在上帝面上，和玛丽娅·彼得罗夫娜[19]（我和索尼娅友好地握她的手）请到我家来，请在七月初至九月期间到我家来住住。你们在这段时间肯定要去姆岑斯克。那里离我们只有一百俄里路。求您了。

再见，亲爱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日……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上文提到的费特来信不详，此信附有一首诗：《献给索·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当她如此温柔地挥洒……》）。

[2]鲍里索夫是个身材不高而又瘦弱多病的人。

[3]指《战争与和平》。

[4]法语：作品是写给一切不相识的朋友的信简。

[5]屠格涅夫曾经在给费特的信中讲过一些意见，后来托尔斯泰知道了。

[6]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发生了卡拉科佐夫企图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

[7]法语：最后一击。

[8]托尔斯泰不同情民粹派恐怖主义行为，对当时围绕制帽人科米萨罗夫（据说他救了沙皇）掀起的伪爱国主义骚动也表示厌恶。

[9]卡特科夫在他的报纸《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责备政府犯了自由主义，对“虚无主义者”不够严厉，对卡拉科佐夫案件的侦察工作是否正确表示怀疑。五月七日这家报纸因此受到警告，被迫休刊两周。

[10]法语：任何好事，只要一生气就输掉。

[11]托尔斯泰大概指费特当时写过的一篇愤怒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文章。

[12]费特写了一首诗《春》，标出的时间是五月二十日。

[13]阿里斯托芬是公元前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诗人。

[14]《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所著。

[15]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

[16]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

[17]法语：详尽透彻的。

[18]这是《战争与和平》最初用的标题，只提到一次。

[19]即费特夫人。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我早就该回复您最近的来信[1]，记得在这封信中您谈了一些对我的小说的很有意思的意见，还写了irritabilis poetarum gens[2]一语，不回复就尤其不对了。噢，这可不是我。我记得，正相反，因为您说出对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安德烈公爵的意见我感到很高兴，并且从您的意见中给自己得出了有教益的结论。他在整个第一部中都很单调，枯燥，只是un homme comme il faut[3]。确实如此，但过错不在他，而在我。除了人物和他们的变化的构思，除了人物间的冲突的构思以外，我还有历史构思，这历史构思使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看来我难以驾驭。因此，在第一部中我就专注于历史方面，人物则停滞不前。这是个缺点，读了您的信以后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想我已经改正。亲爱的朋友，请把您想到的关于我，就是说关于我的作品的一切缺点写信告诉我。这对我永远大有裨益，而除您之外，我就没有别人了。我已经四个月没有给您写信，因此很怕您赴莫斯科途中不到我家作短暂停留，而在我眼里您毕竟，且不谈其它，仅就智慧而言，高于我所有的熟人，只有您在促膝交谈中能给予我除唯一的食粮外能使人饱足的另一种食粮。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恳求您在去“拥抱”[4]的路上到我家来小住。我们总是长久不见面，真不像话！妻子和我泣求玛丽娅·彼得罗夫娜[5]到我家来。我近日要独自，就是说带着塔尼娅妹妹，短时间到莫斯科去。我把她送回父母家，而我自己是为了将小说第二部付梓。您在做什么？不是问地方自治会方面的事，也不是问庄园方面的事，这些事都是由不得自己的，您和我们都是自发地、不由自主地去做，就如同蚂蚁筑巢一样，无好坏可言。我问的是您的智力工作，世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的唯一的费特之弦在做什么？这根弦是否健在？是否力求表现？怎样表现？没有忘记表现吧？这是主要的。再见，亲爱的朋友，拥抱您。我代表妻子请您向玛丽娅·彼得罗夫娜转致衷心的问候，我们希望她来我们家，殷切地请求她来。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费特在七月十六日信中谈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将历史事件翻过来看，不从官方这一面，即朝服那绣金的正面观察，而从衬衫那一面观察……”，信中还指出了小说的某些缺点，特别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这个人物的发展方面的缺点。

[2]“诗人——易怒的一群”（公元前罗马诗人贺拉斯语）。费特在自己的信首引用了这样一行诗。

[3]一个体面的人。

[4]此处托尔斯泰暗指费特去莫斯科会见他夫人娘家（博特金家）的众多亲戚。

[5]即费特夫人。

致米·谢·巴希洛夫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信和插图。老公爵很好，尤其是他和儿子在一起的那一幅[1]。这正符合我的希望，但安德烈公爵我很不喜欢。他身材太高大，面部线条也太粗大，嘴的表情酸溜溜的令人不悦，再者整个姿势和服装不够体面。他应当面带迁就、宽厚的微笑听父亲的谆谆嘱咐。就这幅画我对以前的和以后的画又想了许多，现在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跳达尼洛库波尔舞的罗斯托夫伯爵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能不能画柔和些，去掉一点滑稽，增添一点温情与善良？

接吻一幅能不能把娜塔莎画成塔涅奇卡·别尔斯[2]类型的人物？她有一张十三岁的照片。鲍里斯则不要那么raid[3]。

皮埃尔的轮廓线条应该再粗大些。

您打算为第二部画的插图中我只想删去安德烈公爵和比利宾在一起的一幅，代之以比利宾一人给自己剪或修指甲的肖像。

一般讲，我希望您尽量快些画这些插图并把它们刻出来，您做完这一批，我可以马上寄给您做下一批用的小说手稿。

现在我有充分信心在明年入秋前完成全部小说。您知道，要销售顺利，必须在入冬前，也就是十一月份出版，au plus tard[4]。

插图至少应是现有的两倍，包括您为第二部画的那些，也就是说至少六十五幅。

您和刻版人能否在十一月前完成？请来信告知。这是conditio sine qua non[5]。刻版人和您的酬金我吩咐由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6]在圣诞节前付给您。关于付款问题，我想请您允许我在出书前每幅暂欠十卢布。

这样行不行？请来信告知。

与刻版人也应明确约定，百分之几的酬金他们可以等到我出书后再付，是一半还是哪怕三分之一。请就上述问题给我一个答复。

请将您画的最初的画稿寄给我，我觉得我的意见能对您有用。我毕竟对所有的人物都比您更了解，有时随便一个意见就能启发您的思路。我就您的画稿想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您，您可择您之所需加以采纳。

我觉得，您既然已经画了一幅很好的画，现在再谈娜塔莎的形象有点过分，您自然可以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不过我相信，您作为一位画家，看了塔尼娅[7]十二岁的银版相，然后是她十六岁穿白衬衫的照片，再后是她去年的大照片，您不会放过机会利用这个特别符合我的典型的形象的，何况这些照片反映了她各个时期的变化呢。

再见，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伊奇，不安地等待您的复信。向玛丽娅·伊万诺夫娜[8]衷心致意，吻您的孩子们。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博尔孔斯基父子。

[2]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3]英语：执着。

[4]法语：最迟。

[5]拉丁语：必要条件。

[6]即托尔斯泰的岳父。

[7]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8]即巴希洛夫夫人。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朋友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如果我一想您就给您写信，那么您会一天收到我的两封信。但尽吐衷曲是不可能的，此外，不是懒，就是如目前这样太忙。近日我从莫斯科回来，开始在扎哈林指导下进行严格的治疗，不过主要是我正在里斯印刷厂印小说，要整理、寄出手稿和校样，还得日复一日担心罚款和不能及时出版。这事，您知道，既愉快又沉重。

我早就想给您写信谈谈《烟》，当然不外是您给我写的那些想法[1]。我们彼此珍爱，正因为我们同是如您所称用心灵的智慧看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写来这封信也是因为这一点。头脑的智慧与心灵的智慧的说法使我眼界大开。）关于《烟》，我想，诗的力量寓于爱，诗的力量之所向取决于性格。没有爱的力量便没有诗。力之所向不当，说明诗人性格软弱，令人生厌。《烟》几乎没有任何爱，也几乎没有诗意。只有对轻佻与儿戏般的通奸的爱，因此这部小说的诗意是可厌的。您看，这同您说的是一样的[2]。我只是怕说出这个意见，因为我不能清醒地对待其人格不为我所爱的作者，但看来我的印象是与大家的一样。又有一个完了。我希望并相信，永远不会轮到我。至于您，我想同样如此。我像期待于一个二十岁的诗人一般期待于您，我不相信您会完。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您更新鲜有力。您的洪流源源不断，贡献出一定量的水——力。这洪流推动的水车坏了，散了，搁置不用了，而洪流仍在前进，即使流入地下，也还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并推动另一些水车旋转。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向您说这些是礼尚往来，是因为您总恭维我。我从来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只认为您一个人是这样。本想再写下去，但是来了客人，搅扰了我。再见，拥抱您，亲爱的朋友，吻玛丽娅·彼得罗夫娜[3]的手，并请您代我握鲍里索夫[4]的手，我打算秋天去他那里。我把信寄到姆岑斯克，因为您在那里参加选举[5]。

我非常想，非常需要见您，假如可能的话，我就到您那里去了。我的行善者，我亲爱的人，请到我这里来住一两天吧。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费特在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信中否定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烟》，说“正当俄国人人努力当俄国人时，他却咒骂一切俄国东西”，说他亲西方，还说小说不艺术。

[2]托尔斯泰与费特毕竟不同，他未对屠格涅夫提出任何政治性指责。

[3]即费特夫人。

[4]鲍里索夫是奥廖尔省一地主，费特的近邻。

[5]指姆岑斯克治安法官选举。在此次选举中费特当选为治安法官。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刚从波罗底诺回来。我很满意，满意得很，不仅满意这次旅行，甚至对我经受住了旅途的种种不便也感到满意（路上睡不好，也没有像样的饮食）。但愿上帝赐予我健康与安宁，我要写一个迥异于前人的波罗底诺战役。目前全都是自吹自擂！躺在寺院里的时候梦见了你，梦境如此真切，回忆起来如同现实一般，于是怀着恐惧思念起你来。

旅行的细节就不在信上写了，见面再讲。第一夜到莫扎伊斯克，走了一百俄里，天亮才在车站睡着。第二夜在寺院招待所过夜。清晨起床，又到古战场上走了一圈，然后一整天乘车直到莫斯科。

收到了你的两封信。为大塔尼娅[1]伤心，为小塔尼娅[2]害怕，很为她害怕。（我了解她那火热的性格，看到这点，又爱又怕。）但主要还是看到你的信，看到信中有你，心中愉快。你的全部美好，你对我的思念，都写在信里了。而在生活中这些常常被恶心和不和之感所湮没。这我知道。

我向佩尔菲利耶夫[3]借了一千卢布，因此我很富足。我要买一顶暖和的帽子，一双靴子和你叮嘱的一切。我知道，我借钱你会生气。别生气，我借钱是为了在这初冬季节宽松一点，不受窘，也不为钱的事操心。为了这个目的我准备尽量节省，拿着它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有钱，好跟无用的多余的人清账等等。你能理解并帮助我。你的信，亲爱的，是我极大的享受，不要瞎说什么我会给别人看。

在波罗底诺我很愉快，我在那里有干实事的感觉。但在城市里我受不了，可你说我喜欢闲逛。我只希望你有我的十分之一的对农村的热爱和对城市的无谓忙碌的憎恶。明天到佩尔菲利耶夫家去致谢，能见到里斯[4]，还要买些东西，如果这些事能做完而且季亚科夫准备好了，星期五早晨我就启程。再见，亲爱的，吻你和孩子们。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1]大塔尼娅指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2]小塔尼娅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3]即瓦·斯·佩尔菲利耶夫，当时的莫斯科省长，是托尔斯泰的朋友。

[4]莫斯科一印刷所的老板。

致米·彼·波戈金[1]

最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对您的悦耳而诱人的建议[2]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我有许多理由，只举一个就够了：我不自由，我仍然处于我着手后尚未完成（近日接近完成）的劳动[3]的奴役之中。我说“悦耳的建议”，因为我无论怎样努力将荣誉视为等闲，您的建议（虽说肯定被您夸大了）是把我的文学声誉看得很高的。

您的建议之所以诱人，是因为近来我有时甚至常常想办一份不定期的历史哲学刊物，它的倾向，从我在莫斯科时您寄给我的您的大作《历史格言》中可以看出，您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份刊物可以用名称标志其倾向，我幻想为它取名为《非现代人》。

凡预计在十九世纪不受欢迎，而在二十世纪及其后各世纪虽不一定受欢迎但能有读者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份杂志上发表。

历史、历史哲学和粗浅的历史资料。

自然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粗浅资料，这些资料或可服务于实践目的，但这些资料一定要服务于哲学问题的阐释。

数学及其应用科学——天文学，力学。艺术——非现代的。

就这些。

只希望排除目前充斥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印刷厂的那种东西，即评论、争论、选集之类的东西，这都是些徒劳无益的激情和卖给智力贫乏的消费者的廉价腐朽商品。

这就是我的梦想，看到您的建议以后，它又生动地浮现出来。

我把它告诉您，因为您是那位写了《历史格言》的波戈金，无论报纸和这份刊物相距多么遥远，我以为合作是可能的。

您读过乌鲁索夫[4]的著作《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概览》吗？假如读过，请您简短地写一写您对它的意见，我将十分感激。

我的第五卷书进展很快，但我不敢想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而在此之前我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敢想。

衷心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米·彼·波戈金（1800—1875），莫斯科大学教授，史学家，《莫斯科导报》和《俄罗斯人》报出版人。

[2]米·彼·波戈金邀请托尔斯泰为《俄罗斯人》撰稿。

[3]指写《战争与和平》。

[4]谢·谢·乌鲁索夫，退役将军，曾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阁下：

我极其满意地读了您论妇女的文章[1]，并双手赞成文章的结论。但您谈到无性妇女时所作的一个让步，我觉得把事情全毁了。[2]这样的妇女是不存在的，如同不存在四脚人一样。不再生育的妇女和没有找到丈夫的妇女毕竟也是妇女。如果我们不去谈论穆勒向我们保证的那种人类社会，而是谈论因他们所不承认的某人的过错而一向存在的那种社会，我们将会看到，没有任何必要为不再生育的和没有找到丈夫的妇女臆想出路，对这种没有办事处、没有讲坛、没有电报局的妇女一向求过于供。接生婆、保姆、女管家、妓女。谁也不会怀疑接生婆的需要与短缺。任何一个不愿出卖肉体与灵魂的无家妇女都不会去寻找讲坛，而会去尽力帮助产妇。保姆——这里指民间最广泛的含义。姑、姨、祖母、外祖母、姐姐、妹妹都是家庭中最受尊敬的保姆。除雇佣的保姆以外，哪有没有这种保姆的家庭呢？有这种保姆的家庭和孩子是幸福的。不想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妇女不会选择电报局办公桌，而会选择这一使命，甚至不是她们自己去选择，而是自然而然步入这一轨道并怀着有利于他人的意识与爱好自觉沿着这一轨道走下去，直到去世。至于雇佣的保姆，那更不必谈了，我们不是一向是从瑞士、英国、德国请保姆吗？

谈到女管家，除雇来的以外，我又是指的岳母们，母亲们，姐妹们，姑、姨们，没有孩子的妻子们。这也是女性的使命，是极端有益和可敬的。不知为什么，为了尊重妇女，总要把拍发别人的电报或缮写报告说成比管理家产和保护家庭成员的健康高人一等。

您也许会感到奇怪，我在这些可敬的称号当中还列入了不幸的……我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我的理由不是根据我的愿望而是根据一向存在的状况。这种不幸的妇女一向存在，而且依我看，如果认为上帝这样安排是错了，基督宽恕了她们当中的一个更是大错特错，这种看法是渎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是观察实际，努力理解它为什么存在。我们从欧洲请来这种妇女就向我们证明了这种妇女是需要的。至于为什么需要这种妇女，只要我们承认一向存在的事实，承认人类只在家庭中发展，那便不难理解了。只有在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中家庭才能在没有抹大拉的马利亚[3]们的帮助下维持。这种情形我们在穷乡僻壤，在一些小村庄中还能够看到。但只要出现较大的集中居住区，如大村庄、小城镇、大城市、京都等，就会出现抹大拉的马利亚们，而且总是与城市规模相适应。只有从不离家的农人才能在青年时代结婚以后永远忠于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永远忠于他，而在复杂的生活方式下，我认为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就总体而论）。支配世界的那些规律又怎能奈何得了？制止集中和发展吗？这又有违于其他目的。允许自由换妻子换丈夫（如自由主义空谈家所希望的那样），也不符合上帝的目的，理由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这等于毁掉家庭。因此，依照省力的规律便出现了折中的办法，即出现了抹大拉的马利亚们，以适应生活的复杂化。您可以想象一下，伦敦若没有那八万抹大拉的马利亚会是什么样子。家庭又会怎样？能保持贞操的妻子和女儿会很多吗？人们那么喜欢奉守的道德规范会怎么样？我认为，在目前复杂化的生活方式下，这类妇女对家庭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不认为社会结构是照穆勒之流想象的那样由某些笨蛋和恶人的意志造成的，而是由我们所不可理解的意志造成的，那么我们便可认清无家庭妇女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他们以高傲态度看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从表现他们要把世界安排得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愿望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什么也看不清；但只要从现实角度看一看，一切都会一目了然。他们谈论妇女，谈得很好。妇女的使命毕竟主要是生孩子，教育孩子，抚养孩子。米什莱[4]说得好，他说，只存在女人，而男人是le mâle de la femme[5]。请看看这个执行自己的直接义务的女人吧。谁和女人生活过，谁爱过女人，谁就清楚，这个有十至十五年生育期的女人有一个时期是肩负着沉重负担的。她要怀胎，喂奶；孩子大了又要教他，给他穿衣、吃饭、看病、受教育，还有丈夫，与此同时还要有情欲冲动，因为她必须生育。在这一时期，女人仿佛生活在紧张的迷雾之中，她必须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强大精力，除非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人。这就如同我们北方农夫夏季三个月收割庄稼一样。请想象一下，这个女人要受到一大群没有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未婚多情男子的引诱，她会怎样？主要是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其他无家庭妇女，即姐妹、母亲、姑、姨、保姆等的帮助她会怎样。哪里有在这个时期能单独应付一切的女人？那么，没有家庭的妇女还需要什么另外的任务吗？即使她们都去帮助生育的妇女，也总觉不够呢，孩子也还因照看不周而死亡，因照看不周而营养不良、教育不善呢。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读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书的俄译本以后，写出《妇女问题》一文，表示不同意穆勒提倡给妇女以与男子相同的权利的主张，认为这是“西方”的提法，“不反映俄国生活需要”。他认为妇女的主要天地是家庭，应履行“生育”职责。

[2]斯特拉霍夫又认为，给予无家庭和上年纪的妇女政治权利和执行各种社会和国家职责的机会是正当的。

[3]即曾被耶稣赦罪的那个妓女，参见《福音书》各卷。

[4]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有《爱情》（1858）、《妇女》（1859）等。

[5]法语：女人的配偶。

致阿·阿·费特

收到您的信已将近一周，但至今未复，原因是我从早到晚学希腊语。您信中附有诗作，是些好诗，但并不非常好，因为动机太偶然，想象的图景不够清晰。不过您写作坚毅而轻松，我为此高兴，并期待着您的新作。

我什么也没写，只是学习。根据鲍里索夫那里传来的消息判断，您贡献出来为我的希腊语毕业证书制作羊皮纸用的皮子处于危险之中。真是难以置信，也太不像话。但我已读过色诺芬[1]，现在正à livre ouvert[2]读他的作品。只是读荷马还得用字典，也有点吃力。

我急切地盼望有机会向谁变变这个戏法。上帝赐给我这个怪念头，我实在幸福。第一，我为此感到快乐。第二，我已确信，人类语言产生的真正美好的和朴素美好的东西我至今一无所知，同所有的人一样（教授们除外，他们虽然知道，但却不懂）。第三，我为我不写作而高兴，像《战争》[3]那样的长篇废话我再也不写了。我错了，真的，再也不干了。

看在上帝面上，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伊索寓言，连美妙的色诺芬也不知道，更不用提柏拉图[4]和荷马了，我即将读他们的作品。以我目前的能力判断，我们只有被由德语转译的译文弄得面目全非的荷马。我这里有一个俚俗的比喻，不过是不由自主想起来的——以煮开并蒸馏过的温水比沁人牙齿的泉水，后者闪耀着太阳的光辉，甚至还杂有木屑和沙粒，但它因此更清新凉爽。那些福斯和茹科夫斯基[5]们唱出的嗓音是甜蜜蜜的、尖细卑下和阿谀奉承的，而那个魔鬼则是大唱大喊，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去听他。

您可以庆祝胜利了——不懂希腊语就没有教养[6]。但怎么懂法？如何才能懂？为什么需要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有如白昼一般清楚的道理。

您信中没有提到玛丽娅·彼得罗夫娜[7]。由此我高兴地得出结论：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家的人都健康并向您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色诺芬是公元前古希腊历史学家。

[2]法语：不用字典。

[3]指《战争与和平》。

[4]柏拉图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5]德国十九世纪诗人约翰·福斯将荷马的两部史诗译成德语，俄国十九世纪诗人瓦·安·茹科夫斯基曾将其中的一部《伊利亚特》从德语译成俄语。

[6]托尔斯泰暗指他现在承认费特竭力主张的古典教育是有意义的。

[7]即费特夫人。

致弗·彼·梅谢尔斯基

（未发出）

亲爱的公爵：

在收到您的令人愉快的来信之前，我已给德米特里·奥博连斯基公爵[1]写过回信，表示非常非常遗憾，不能为您和您的刊物[2]效劳，您的来信只是加重了我这遗憾之情。我目前什么都没有写，我想以后什么也不写，而且乐于这样，我尤其不想发表什么。即使我由于意志薄弱重犯写作与发表的恶习，我从各方面考虑也宁肯出书。即使我心血来潮想在杂志上发表东西，那么我早已答应了《曙光》，后来又答应了《丛谈》。由此您可以看到，我不能为您效劳，而且您很可能会同意，您的刊物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失。

如果您问：为什么他不可以既为我们的刊物又为《曙光》与《丛谈》随便写些东西？那么我想，从您对我的作品如此夸赞看来，您能理解，我不能随便写，所谓随便，我指的是除满足内心需要以外还为什么其它目的写作。

我对您老实说，我恨报纸和杂志，很久不读了，认为它们是培植永不结果的漂亮花朵的有害设施，是白白消耗智力土壤甚至艺术土壤的肥力的设施。关于报纸或杂志的方向的思想我也觉得是极端虚伪的。智力劳动和艺术劳动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最高表现，因此是它指导人类全部活动，而指导它则是谁也作不到的。如果报纸或杂志选择眼前利益，而且是实际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依我看，这种活动同真正的智力活动与艺术活动相距十万八千里，它与诗歌和思想无关，正如书写招牌与绘画无关一样。

我之所以给您写了这些话，是因为您的人品（从您的来信、您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匆匆读过——来看），尤其是您的门第[3]，使我极为仰慕。仍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再对您个人提一点建议，请您不要生气，而是认真考虑一下。报纸杂志活动是智力妓馆，有去无回。我这一生见过不少人无可救药地毁掉了自己，而且是些热情、高尚和智力健康的人，我认为您就是这样的人。

您的来信是发自内心的，我的复信也是如此，若有冒犯之处，请勿见怪。握您的手，我极愿和您接近。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图拉省一地主，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2]弗·彼·梅谢尔斯基当时正筹备出版一份政治和文学杂志《公民》。

[3]弗·彼·梅谢尔斯基是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的外孙。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下面按您信中所写的次序回答您，先谈所谓正事，也就是鸡毛蒜皮，后谈非正事，也就是重要的事。读了来信的第一部分以后，我想回答说我同意佩罗格……的建议[1]，现在仍然觉得还是同意这类建议为好，主要是因为必须亲自出版，但麻烦又太多，我顾不过来。关于正事就说这些。只有一点还要提一提，我没有想到您会为我的事如此奔忙，如果我早想到，我是不会向您提出这个请求的。我对您为这事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请您不要再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操劳了。我珍视同您作另一种谈话。您不该这么夸赞我。第一，我会（尤其在两年前）在您面前装腔作势，为在您心目中保持您想象的形象而不自然起来。第二，夸赞对我有害（我太愿意相信夸赞是理所当然的），仅在不久前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清除掉我的书[2]的成功在我心中造成的糊涂念头、您对此有极透彻的理解。像阿·格里戈里耶夫[3]一样，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片夸赞中怡然自得，就把所有的人依次说成天才。而谈论我的活动的意义时，欺骗我并不难，我自己就乐于受骗[4]。至于您对我表示同感，我只想回答一句话：我极为高兴，因为我遇到您时同样感受到了您发现我对生活抱有与您同样的观点时感受到的快乐。我们俩只有一点不相等：我无法摆脱我被您的夸赞收买的思想。和您谈话后不久我在火车上遇到丘特切夫，我们谈了四个小时。大半是我听他谈。您认得他吧？这是个天才、雄伟而又稚气的老人。目前健在的人当中，除您和他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同谁有如此一致的感受和思想。但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人生观的一致并不像在低级活动领域为了现实目的那样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是让每一个人保持独立和自由。我同您和同他交往时有此感受。我们对下面和我们身旁的事物有相同的观点，至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互相告知，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比我的孩子们对我甚至对您还要陌生。但在这荒漠的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些陌生的旅行者还是快乐的。遇到您和遇到丘特切夫时我体验到了这种快乐。您知道您哪方面最使我惊叹吗？是您的面部表情。有一回，您不知道我在书房里，您从花园走进阳台门时脸上那副冷漠、专注而严厉的表情向我说明了您的为人（自然要借助于您的著述和言论）。我相信，您天生是个从事纯哲学活动的人。我说的纯字指脱离当前需要，而不是指脱离对事物的诗的、宗教的解释。因为纯理性哲学是变态的西方作品，而无论希腊人，如柏拉图，无论叔本华[5]，无论俄国思想家们都没有像这样来理解哲学。您有一种品格，我没有遇到一个俄国人具有这种品格，那就是在表述清晰简洁的同时，有一种结合着力的柔和。您不是用牙齿去撕扯，而是用柔软有力的爪子去揭开。我不知道您要写的著作的内容，但标题我很喜欢，[6]如果它概括了文章内容的话。如果写一篇文章不行，那就请写成一部著作。不过请您放弃腐蚀人的杂志活动吧。我跟您谈谈我自己的感受。目前您大概体验着我在过着您这种（忙碌）生活的时候的感受。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会出现几个月的空闲安静。在这种时刻，你周围会渐渐形成不受任何干扰的你自己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切生活现象开始进入它们本来的也是你所需要的位置，于是你觉得你自己和你的力量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洗过热水澡后一样舒适。在这样的时刻真想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工作，因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力量，有时也因意识到工作而十分幸福。我想您目前体验的正是这种感受，有时我也有这种感受，不过现在这是我的正常状态，只偶尔感觉到忙碌。您来到我这里时，我正处于忙碌之中，这种忙碌只偶尔打断那种状态。我希望于您的正是那种状态。至于我自己，我告诉您，也许因为太醉心于那种感觉，也许因为身体不适（我近来一直身体不好），什么也没有写，打心眼里不愿写。

还想写许多，但情绪断了，信就这样寄出吧。

再次感谢您来信和为我的事而奔走。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此事不详。当时斯特拉霍夫在为出版托尔斯泰文集与各出版商洽谈。

[2]指《战争与和平》。

[3]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4]后两小句引自普希金的一首诗。

[5]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

[6]斯特拉霍夫的这部著作是《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然科学的几个特点》。他在致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还曾称之为《物源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极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长久没有通信，实在遗憾。看来是我的过错。收到您的信后，我很想跟您谈谈。在目前这篇论达尔文的极好文章[1]之前也没见到您的文章。您在做什么？至于我自己，我无法尽述我在做什么，说来话长。我一直忙于写《识字课本》，但这并非我的全部工作。这其他工作[2]也正是我无法尽述而想同您谈谈的内容。我的《识字课本》已经写完，在里斯那里印刷很慢，而且印得很糟，但我仍依我的习惯在不断涂改，足有二十次之多。我没有寄给《曙光》杂志的原因正在于此。我跟您悄悄说：我这项应允使我很为难，对《曙光》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东西太渺小，即使说明选自《识字课本》也会毁掉一切，就是署名也无济于事。您如能奔走一下，帮我解脱，则不胜感激之至。[3]

如果说《识字课本》中的文章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画面和线条，也就是语言，简单明白，而登在杂志上却会显得古怪难看，就像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就像画廊里，不管什么画廊，陈列了一些没有阴影的铅笔画一样。

我们在乡下的生活一如往常。新增加的也就是一所农民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是自然而然办起来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给孩子们上课。

近日到我家来的只有亚历山大罗夫，他是《家庭与学校》杂志的撰稿人。他读了自己的文章，请我提意见，作指导。他给我留下一个捉摸不定的印象，也许是个很好很有才能的人，也许一钱不值。您什么时候给我写信，请告诉我您有没有听到别人说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有没有发现当代俄国诗歌界的两个相反现象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各种诗歌创作（音乐、绘画、诗歌）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研究各种俄国民间诗歌（音乐、绘画、诗歌）的热潮。我觉得，这甚至不是衰落，而是死亡并保证在民间再生。最近的诗歌浪线是这样的：普希金时代在弧的最高点，接下来是莱蒙托夫、果戈理、我们这些凡人，然后浪线沉入地下。另一条线朝着研究人民的方向走去，何时浮出地面，要看上帝保佑了，而普希金时代已彻底灭亡，化为乌有。

您大概能理解我想说什么。

那些将参加上浮的人是幸福的。我希望如此。

再见，紧紧握您的手，盼望着您写来长长的美好的信。阿·尼·迈科夫记得我，很高兴。我很喜欢这个人。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英国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的《人类的由来》一书的俄文译本出版后，斯特拉霍夫写了《科学大变革》一文反对达尔文的理论。

[2]指写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

[3]斯特拉霍夫三月十日致托尔斯泰一信，说明《曙光》杂志已向订户预告要刊登一篇《识字课本》中的故事，无法改变。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您触到了我的痛处。我读过您的信以后陷入了悲伤。您一如往常，直接抓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一针见血指了出来。

您说得对，我们这里没有科学与文学的自由，但您把这看作不幸，而我却不这么看。不错，任何一个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假如不是疯子的话，决不会想到，处在我的地位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手法是否得当，我们写作使用的语言，我一向使用的语言是否得当。而俄国人，如果神经正常，则必须深思并询问自己：是继续写下去，尽快把自己的宝贵思想记录下来，还是回忆一下，连《苦命的丽莎》[1]都有人读得津津有味并啧啧称道，然后去寻找另外的手法和语言。原因并不在于理智上认为如此，而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与手法令人反感，一些不由自主的理想引导你去寻找另一种语言与手法（这有时正是民间语言）。丹尼列夫斯基[2]的意见非常正确，尤其在科学和所谓的文学方面，但诗人，如果真是一位诗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无论他是否处于枪林弹雨之下。任何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都可以毫无危险地自由起床或不起床，同在枪林弹雨之下一样。他可以留在枪林弹雨之下，可以走开，可以自卫，也可以进攻。在枪林弹雨之下进行建设是不行的，必须离开，到能够建设的地方去。

请您注意一点：我们处在枪林弹雨之下，但是否所有的人都这样呢？如果是所有的人，那么生活也就如科学与文学一样犹豫委琐，而生活却是坚定雄伟的，它走自己的路，谁也不去理睬。可见，枪弹只射击我们这个愚蠢的文学之塔。应该从塔上爬下来，到下面去，到那里便自由了。这下面正是民间的东西。《苦命的丽莎》强挤出几滴眼泪，人们还夸它，可是往后谁也不再读它了。而民歌、童话、壮士歌等一切纯朴的东西，只要存在俄语，就永远有人读。

我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因为理智上判断必须如此，而是因为连普希金我都觉得可笑，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无聊的杜撰了，而人民说话使用的语言我倍感亲切，诗人想说什么，人民语言中便有表现它的声音。除此之外，人民语言是最好的诗歌调节器，这是主要的。你想说得啰唆、华丽、病态，语言也不允许。而我们的文学语言没有骨头，被娇惯坏了，你想胡说些什么都能像文学。斯拉夫派的人民性与真正的人民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像乙醚与太空完全不同，后者是热与光的源泉。我恨所有那些齐声合唱原则，生活制度与村社制度，凭空杜撰的斯拉夫弟兄等等，我只爱清楚明确、温和美好的东西，我在民间诗歌、人民语言与生活中能找到这一切，而在我们的诗歌、语言与生活中看到的是相反的东西。

写作我差不多还没有开始，入冬前也未必会开始。我的全部时间与精力都被《识字课本》占了去。为了《曙光》杂志我往《识字课本》里加写了一篇全新的文章《高加索的俘虏》，至迟一星期后寄去。我感谢您的建议，并请您看校样。

请您来信告诉我，您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现在用以写作的那些手法和语言的一个实例，为成年人写作我也要用这种手法和语言。

我知道人们会骂我，恐怕您也会骂我。请大胆地骂吧。我信任您，因此您骂我对我有好处。我不保证我一定听您的话，但它们在天平上的分量一定会很重。

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这封信放了三天。我的文章写好了，明天就寄出。

［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莫斯科］

[1]《苦命的丽莎》是尼·米·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

[2]指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政论家、自然科学家。

致叶·瓦·巴尔索夫[1]

阁下：

（我把您的名片丢了，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称，请写信告知。）

非常感谢您送我这些美好的书[2]。关于彼得大帝的传说妙极了。您说得非常正确，人民指出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对他的性格您做了突出的强调[3]；极其详尽的研究，极其细密的心灵分析和歌手的直感导致同一个认识。

我只要有机会到莫斯科便努力去巩固我和您如此匆匆的结识，如您允许，我愿意到您那里去。

衷心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

［莫斯科］

[1]叶·瓦·巴尔索夫（1836—1917），民间创作及古俄文献研究者。

[2]指《北方民间传说中的彼得大帝 叶·瓦·巴尔索夫辑》一书。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有这本书，上面有巴尔索夫的赠书签字。

[3]书中每段传说前有巴尔索夫的批注，着重强调了彼得大帝接近人民的特点。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极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读了您的信，十分难过。[1]假如您留在我们这里不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也就能更长时间享用您的恩惠了。谢谢您的承诺[2]，我将寄希望于此并不断提醒您。

您没有告诉我，您是否已经就职，职位是否已经确定？请来信告知。

您信中写的两件事令我十分高兴：（一）您一如既往对我抱有好感，（二）您有许多朋友（拜访过您的）和您精神上的朋友，还有您的书[3]很受欢迎。

只要您不陷入文学泥潭，一切都好。

现在谈谈我自己，但请严守秘密，因为我下面要对您讲的事可能一无结果。今年冬天几乎全部工作时间我都在研究彼得大帝，也可以说在从那个时代招魂。忽然，大约一周前，我的大儿子谢廖沙读起《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4]来，读得很兴奋。我发现他读这书还太早，就同他一起读了，后来妻子从楼下拿来了《别尔金小说集》[5]，想为谢廖沙找点东西读，但自然也发现太早。我有一回工作完毕拿起普希金的这一卷书，又像以前一样（可能是第七次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爱不释手，仿佛是第一次读到似的。还不止于此，他好像释开了我一切疑云。以往不仅读普希金作品，读任何作品我似乎都没有如此兴奋过。《射击》，《埃及之夜》，《上尉的女儿》！！！那里还有《客人准备去别墅》片断。我不由自主，不期而然，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不知以后如何，便构思出了人物和事件，并继续想了下去，后来自然做了改变，忽然成形了，那么美妙，那么突然，竟写出一部长篇小说[6]，今天完成了初稿。这部小说很生动，很热烈，很完整，我很满意，如果上帝赐予我健康，两周后就能完成，它与我整整一年为之努力的所有一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我把它写完，我将印成单行本，但我很希望请您读一遍。您能不能负起看校样的责任，这样便可以在彼得堡付印[7]。

还有一个请求：我已开始为出第二版《战争与和平》进行加工，删除多余的东西，有的需要完全删去，有的需要拿出来单独印行。[8]如果您有时间浏览一下后三卷，请给我提出建议。如果您记得什么地方不好，请提醒我。我不敢动，因为在我看来有那么多不好的地方，似乎想在这个基本骨架上从新写。如果您想起什么地方应当改变，看到后三卷的议论后，能写信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应当改一改，从第几页到第几页的议论应当抛弃，我将感激不尽。[9]由于有关心我正在写什么的人报告了公众，我近日收到涅克拉索夫和卡特科夫的信，请我为他们各自的杂志供稿，对此我必须加以回绝并因此惹恼人家，我为之甚为不快。

希望您收到这封信时已经康复，并能很快回复我。

您为彼佳[10]归还了我欠您过久的债款感谢我，而我却忘记做原想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做的事了。我那时想告诉您，虽然印行《识字课本》已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识字课本》遭到了失败（我对它的看法丝毫没有因此变坏），我对您给予我帮助一事却感念不忘。如果不是您，它很可能至今仍如鲠在喉。信写得没有条理，请勿见怪，我今天上午写了许多，很高兴，写完了，现在是晚上，脑子里醉醺醺的。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三月十五日信中说，他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回家后，腿部丹毒性发炎。

[2]指斯特拉霍夫答应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度夏。

[3]《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然科学的几个特点》。

[4]米·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

[5]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

[6]指《安娜·卡列宁娜》，作者开始写于三月十八日，而三月二十五日竟已完成第一份初稿。

[7]作者写完信后就觉得提出这个要求为时还早，很可能因此没有发出这封信。

[8]一八七三年版托尔斯泰文集中的《战争与和平》与六八至六九年间出版的文本相比变化较大。

[9]斯特拉霍夫多处改正了托尔斯泰的文字。

[10]即托尔斯泰夫人的弟弟彼得·别尔斯。

致帕·德·戈洛赫瓦斯托夫[1]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也许您会怪我这个人实在没有礼貌，到现在还没有对您寄来的使我感到如此愉快的两封信和一包书写回信。虽然我对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日子所巩固起来的良好的友谊关系深信不疑，但是当我发现我还没有给您回信，没有感谢您寄来书，而主要的是，没有感谢您来看我们时，心中不禁惶惶不安。事情的原委是，十天以前我曾经给您写过一封长信，但是信中写的一些东西，我考虑还是不寄为好。结果就没有寄出，而另一封信到此刻还没有写出。

我写信而没有寄出，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因为为时过早。您终于摆脱了莫斯科而（大概，现在已经）认真着手工作了，我衷心地为您高兴。您在写什么？请告诉我，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如您所知，我最喜欢中篇小说，散文体的中篇小说，其次是为沙季洛夫写的民间壮士歌，最不抱希望的是话剧。不过，这完全要依您自己的爱好而定。以您的真诚和对诗歌创作活动的纯真的爱，是会出好作品的。[2]您早就反复读过普希金的散文吧？看在友谊分上，请您重读一遍《别尔金小说集》。这本书值得每个作家反复学习。近日来我读了，真无法向您表达这次阅读带给我的良好影响。

为什么这种学习很重要呢？诗歌涉及的天地如生命一般，是无边无垠的。但诗歌涉及的对象，天然有某种高低优劣之分，低级和高级相混合，或者错将低级当作高级，这是让人跌交的主要绊脚石。伟大的诗人，例如普希金，安排描写对象之和谐工整已臻完美。我知道，分析它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感觉和掌握到。阅读有才干但不和谐的作家的作品（音乐，绘画也如此），会引起兴奋，似乎也能鼓励人去写作并且拓宽领域，但这是错误的。而阅读荷马、普希金的作品则会压缩领域；如果说也激励人去创作的话，会引你走上正确道路。

我妻子感谢您想着她，并向您致意。请代我向奥莉加·安德烈耶夫娜[3]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四月九……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帕·德·戈洛赫瓦斯托夫（1838—1892），历史学家，俄罗斯民间壮士歌研究者。

[2]戈洛赫瓦斯托夫只有一部剧作，是关于阿廖沙·波波维奇的民间壮士歌改编本。他的中篇小说和诗歌没有出版过。

[3]即戈洛赫瓦斯托夫夫人，她也是一位作家。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非常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突然得到了您的两封信。从克里木来的第一封信非常好，深深地触动了我，从彼得堡写来的第二封信则调子低沉。当我想对您的两封信同时作答时，我竟落入了人所共知的站在两捆稻草之间的驴子的境地。我多么想回答您从克里木写来的信啊！您相信吗，无论我是对是错，对您的问题：什么是善——生命的本质，我感到回答起来非常容易，就像回答今天是几号一样。对我自己我可以回答得清楚明白，但对别人能否也如此呢？为了别人也明白，应该让他们对问题的意义与我持相同的见解。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和表达出生命的客观本质——此其一。生命的本质，即迫使我们生存下去的东西，是我们对不正确地称之为善的东西的需要。善只是恶的对立面，正如光明是黑暗的对立面一样。既然没有绝对的光明和黑暗，也就不存在绝对的美和恶。美和恶只是构成美的材料，美才是我们不讲原因，不讲利益，不讲需要去爱的东西。所以我请您用美的概念代替善这种相对的概念。所有以确定生命本质为其任务的宗教都是把美作为基础的。希腊人——人体美，基督教徒——灵魂美。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把右脸也伸过去，这既非聪明，亦非善，而是无理性且又美妙无比。美妙得就好像宙斯从奥林波斯山上射箭一样。一旦理性涉及只为美感而敞开的事物，一旦理性从应该如何祭宙斯，如何为其效劳和以其为典范，如何做礼拜和忏悔中得出逻辑的结论，便再也没有了美，在善与恶的混沌中也就没有了主宰。您说，不论我写得多么没有条理，您都理解我的意思。嘿，您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早了吧。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这个问题。我在写一部和彼得一世毫不相干的长篇小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并且写出了初稿。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一部长篇小说，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部）令我非常激动，我整个身心为它所吸引。尽管如此，今年春天哲学问题还是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我给你的那封未寄出的信中，我谈到了这部小说，我谈到我怎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其起因得益于天才的普希金，我是偶然拿起他的著作并且以一种新的狂喜心情整个读了一遍。我还在修改《战争与和平》[1]。我正在删掉所有议论和法语的部分，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可否在我写完之后寄给您浏览一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在写小说。

也许五月底我们去萨马拉。

我家里人都很健康并向您问候。

二十日后我的地址改为萨马拉。请别忘了。在萨马拉草原上您的信对我更加珍贵并且会使我更加愉快。

［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托尔斯泰删去了某些包含历史哲学议论的章节，用俄语代替了法语的文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辞和意义上的修改，把历史哲学分出来写成一个单节，取名为《一八一二年战役论文》。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刚刚收到您的回信，对您所做的工作和您要做的工作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您就按您的想法干好了，我正是指砍去一切看起来是多余的、矛盾的、不清楚的东西。我给予您全权并感谢您为此付出劳动。但是，我承认，我有些吝惜，我似乎觉得（也许是自欺），我的小说中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这本书化掉了我非常多的劳动，所以我吝惜。但是，请您涂改吧，大胆涂改吧。我完全相信您。今天我曾对我妻子说，命运赐予我的幸福之一就是有了尼·尼·斯特拉霍夫。这并不是因为您帮助我，更愉快的是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心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只想了解他所喜欢的东西，而是努力了解写作的人想表达的一切。您把您在图书馆的座位描述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都好像看见您坐在那里，并且幻想这个战士有朝一日会把我带到您那里去。我非常为您高兴，您坐在这个位子上，不必为报纸写文章。现在是美妙的秋日，我整天一个人骑马打猎，好几次都想起了您，有的时候想，知识是宇宙的一个侧枝上的果实，有的时候想起普希金以及您对他的理解[1]，每次想到您是一个记者我都感到遗憾。现在看到您的信，使我非常非常为您高兴。

您说我信中有不少矛盾[2]，我担心您认为我突然着手给《莫斯科新闻》写信也是一个矛盾。这是需要的。第一，关于《识字课本》，我是为了能对自己说，我为了推广它已尽了一切努力，然后就忘掉它，这我始终没能做到。我还想确信，这是一本最好的书，比用别的书来学习容易十倍，也好十倍，可是所有的俄国孩子还在继续用糟糕的课本学习，每当我情绪极为不佳的时候，这使我特别生气。关于饥荒问题的信，一方面，是由我的妻子引起的，她对人民表现出一种急迫的真诚的同情，使我很高兴；另一方面是由一位愚蠢的省长[3]引起，他一接管该省之后便发觉，人民的饥饿是一个不雅观的现象，出了新省长的丑。他不仅不去抓救济金的事，反而狂热地要求在本年收齐全部欠缴税款。

我妻子感谢您惦记着并向您致意，我热烈地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九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到这个时期为止，斯特拉霍夫发表了几篇关于普希金的文章：《普希金 几句过时的话》、《我国文学的主要瑰宝》，并在写《关于普希金的札记》。斯特拉霍夫主要推崇普希金深人类灵魂，特别是俄罗斯灵魂的深刻的隐秘的含意。

[2]斯特拉霍夫说：“在您的信中我所发现的矛盾在于，一开始您说您全心全意致力于这部小说，而后又说它是轻松的产物。”

[3]指萨马拉省省长弗·德·克里莫夫，他是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这样做的。在托尔斯泰的信和此信引起的公愤的影响下，克里莫夫不得不取消全部强制措施。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书上所做的一切。遗憾的只是您没有删去或者没有压缩您完全正确地认为是冗长和不确切的部分——谈政权[1]的那部分。我记得那一部分是冗长而不顺畅的。把第十二段去掉——我马上就写信[2]。我也感谢您的指教。关于钱的事，我现在就给索洛维约夫[3]写信叫他给您寄去。我一刻也不怀疑您做这事是不打算要钱的，您同样不要怀疑，我千百次地想过，我怎样才能报偿您花掉的时间。不巧，对于您来说，时间就是金钱[4]。您那篇关于有机体发育的文章[5]，我看最好还是出单行本。而塞在什么《自然》杂志中，就等于把它埋没了。要么先不要出版，等等看。

我的工作很有进展，但在入冬以前，十二月左右，未必出得来。正如一个写生画家需要光线以作最后的润色，我也需要一个内心的光线。而在秋天我总是感到这种光线不够。此外还有一大堆事分散我的精力，即交际，打猎，十月法院开庭，我当陪审员，还有画家克拉姆斯科伊受特列季亚科夫的委托来给我画像。特列季亚科夫早就派人来找我，可是我不愿意，而现在这个克拉姆斯科伊来了，并且也说服了我。特别是他那几句话：“反正会有人画您的肖像，不过就会画得难看了。”当然，光这话也许还说不服我，是我的妻子说服了我，她要求别给她复制，而是另外画一张给她。现在他正在给我画呢，按我妻子和朋友们的看法，画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感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彼得堡最新潮流的尖子的典型。这可以从他那非凡的艺术气质上看出来。他现在正在给两幅肖像做收尾工作。他天天来，使我的工作受到干扰。我呢，在坐着让他画像的时候竭力说服他从信仰彼得堡转变成信仰基督，似乎还有效果。今天他跟我讲了关于苏沃林娜被杀害的事[6]，这是何等值得注意的大事啊！

韦尔捷尔开枪自杀了。还有科马罗夫，还有那个学拉丁文吃力的中学生。一个壮烈，一个卑微。假如您能知悉这次谋杀的详情，请写信告诉我。

再见。

衷心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建议在新版《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第二部（当时标题为《若干历史问题》）作两处改动，一是删去把历史变革与哥白尼完成的天文学变革相比较的文字，一是对有关政权的议论作一些改动。

[2]指写信给印刷厂。不清楚这封信是否写了，但至少斯特拉霍夫指出的那些地方在一八七三年版的《战争与和平》中并没有改动，以后的各种版本也都照原样保留了下来。

[3]莫斯科一出版商。

[4]斯特拉霍夫写信说，他不得不向托尔斯泰索要为这部小说付出劳动的报酬，因为他经济上窘迫。

[5]指《有机体的发育 准确提出问题的尝试》一文。托尔斯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此文发表在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一八七四年第一期上。

[6]九月二十一日半夜一点，女作家安娜·伊万诺夫娜·苏沃林娜在一家旅馆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叫T.科马罗夫的人，他是苏沃林家的一个很熟的朋友，出于忌妒这样做，之后他也自杀了。

致伊·伊·门登

极尊敬的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

我替妻子给您写回信，因为我们最小的孩子生了重病，很危险，她什么别的事都不能想。

现在回答我很感兴趣的两点：办人民杂志[1]和把我的作品译成英文的问题。我之所以不大赞同人民杂志，是因为我太同情它，并且相信，打算办这份杂志的人距离人民的需要à cent mille lieues[2]。我的要求与人民的要求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一点，并引以自慰，我的要求是：杂志必须通俗易懂，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做不到的。通俗易懂不仅仅是人民喜欢读的必要条件，而且据我的信念，还是一种约束力。这样一来杂志上可以免除愚蠢、不当、平庸的东西。如果我是杂志的主办人，我就对我的撰稿人说：你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可以宣传共产主义、鞭笞派信仰、基督教新教，随你们的便，但是必须写得让运送杂志的马车夫字字句句都能看懂。我相信，这样一来杂志上便会只有真诚、健康的好东西了。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想作奇谈发怪论，这是我的经验给我的坚定认识。用完全朴素明了的语言是写不出任何坏东西的。一切不道德的东西便会显得极不像样而立即被抛掉。一切宗派的，新教的也好，鞭笞派的也好，如果文字让人看不懂，便会显得虚伪。一向充斥人民杂志的种种伪说教和并不严肃、多半是虚伪的科普文章，如果不用华丽词藻，而用易懂的语言去写，就会显得非常愚蠢而贫乏，人们同样会抛开。如果一份人民杂志认真想成为人民杂志，那么它就应当努力办得通俗易懂。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所有的文章拿去让扫院工、马车夫、无知识的厨娘检验一下就行。如果没有一个字让读文章的人因看不懂而停下来，那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如果读完文章谁也说不出读的是什么，那么文章就毫无用处。

我由衷地同情人民杂志，并指望您会部分地同意我的意见，因此我才讲了这些。但是我也知道，999/1000的人会认为我的话要么简直是胡说八道，要么是想标新立异。然而我却相反，认为夫人们为人民办杂志，夫人们和那些不用俄语思想和说话又不想问一问人民懂不懂他们的话的人办杂志，会是一个古怪滑稽的玩笑。一方面，我说过，达到通俗易懂是很容易的，只要把手稿拿去向人民读一读或让他们自己读一读就行；另一方面，出版一份通俗易懂的杂志又是很难的。难的原因是，您会发现材料很少。你会经常不断地发现，在编辑部范围内认为charmant[3]的文章，只要到厨房去一念，就会被认为毫无用处，要么是三十印张的文字中只有十行实在的东西。

我非常尊敬您，所以才敢于开诚相见。希望您不会因此责备我。

关于翻译权，我随信附上便函一纸，填写姓名处留下空白。

真诚忠于您和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五年二月十日……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门登来信说，他们都认识的M.Г.佩克尔想为人民办一份杂志：《俄国工人》，虽然杂志里面绝对不提工人二字。

[2]法语：万里之遥。

[3]法语：漂亮。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现在寄上第二版校样[1]，很多地方我不满意。关于这本小说，您刺痛了我作为作者的自尊心。因此，假如您有时间并且愿意的话，请您告诉我，您听到或者读到什么议论这些章节的有益的意见。小说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现在我给您列举一下：安娜回家和在家中[2]，大夫走后在谢尔巴茨基家里的谈话，到姐妹之间的和解。[3]彼得堡的沙龙[4]和其他。如果对这些地方有指责的意见，那就请您通知我。在寄给我的校样中有阿韦尔克耶夫的剧本[5]的结尾。读了这个结尾，我明白了为什么我那充满众多缺点的作品会受到欢迎。那里面写一个俄国公爵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在杀人引起的恐惧之中他立刻惊呼起来：“哦，我这个不幸的人！编年史上会写上我是个杀人犯！”真是恶劣透顶！在读到这些卑鄙的话时，我明白了无韵诗有什么用处。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次回答我为什么他用诗体写米宁[6]，他说应该站在远处。当一个人对他所写的东西无动于衷时，他就写无韵诗，这样一来杜撰的痕迹就不那样明显了。

我对您提出一个重大的请求。我的内弟彼佳·别尔斯结婚了，完全沉浸在蜜月之中。他没时间管我的《识字课本》。是否能请您把这本书置于您的庇护之下。我的具体请求是：把留在别尔斯那里的那些《识字课本》和作品全集交给某个付款的书商去出售，并从别尔斯那里拿去纳杰因[7]的来往账单然后和他清账。

假如您不想干或者觉得为难，那就坦率地写信告诉我。求您费心，我很过意不去，但是假如您愿意干，我将万分感激。这封信可以作为给您的凭据，以便把彼·别尔斯的事接过来。我以前也曾写信给他，说我会解除他为我做的工作的。

您的

尼·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应在《俄国导报》二月号发表的《安娜·卡列宁娜》各章校样。

[2]第一部第三十二、三十三章。

[3]第二部第一、二章。

[4]第二部第六章。

[5]即《乌里扬娜·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

[6]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科济马·扎哈里伊奇·米宁—苏霍鲁克》。

[7]纳杰因是彼得堡一书店老板，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都由他代售。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刚才（我们从萨马拉归来的第二天）读了《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1]并为之向您表示感谢。您最近写来的一些信和这篇文章使我了解到您想说和可能说的关于您自己的一切情况。我得承认，我知道了许多许多的新东西。

从您的小说中，我主要是弄清了我一直猜想到的东西，也就是您对我的好感和我对您的好感是基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寻常的亲缘关系。我想，截断脐带，对一方面的生活冷淡，只标志着有另一条脐带输送来更营养的液汁。我想，不论您还是我都不会愿意跟我们在二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所羡慕的那些人互换位置。

您说《希格罗夫县的哈姆莱特》[2]和多余的人之所以产生，并不像安年科夫们[3]竭力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喜欢看操练步法。这话太对了！还有，您说这不是俄国生活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俄国人在某一个时期的可悲弱点，而是欧洲人不能理解、可印第安人能理解的巨大的新的力量。我得向您承认，我经常感觉到您笔下的人物和哈姆莱特所感觉到的东西，但从不对此抱怨，只是感到骄傲和喜悦，现在，离死亡越近，喜悦就越甚。

我们前天顺利到达。我已经两个月没动笔了，这个夏季我过得非常好。现在我又提起笔来写那个枯燥庸俗的《安娜·卡列宁娜》了，求上天赐予我力量让我尽可能快地脱手，这样可以腾出手来，我非常需要空闲时间，不是为了教学工作，而是为了其他的、使我更感兴趣的工作[4]。我仍然喜欢教育工作，但是我想强迫自己不去干它。

现在您在干什么呢？是否已从您兄弟逝世的悲伤中恢复过来？主要的是，您是否在工作？写什么？我和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结识给了我许多新的见识，这使我心中的哲学酵母重新发酵，使我确立了并澄清了我的余生和死亡最需要的哲理，这些哲理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如果我有时间又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努力将它们传达给别人。

年内是否有希望见到您？您若出行，会不会经过莫斯科？如果经过莫斯科，我想去找您，或者您来找我。邀请您从彼得堡直接来找我，我当然是不敢的。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斯特拉霍夫于一八六六年写的小说（未完成）片断。

[2]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3]指从社会环境中寻求文学现象的解释的批评界。斯特拉霍夫在自己的小说中针锋相对地证明，个性是从内部发展的，是以个人方式达到对生活的理解。

[4]指构思宗教哲学著作。

致阿·阿·费特

亲爱的阿法纳西·阿法纳西伊奇：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整个这段时间我自己身体不好，也为家里的人身体不好而担忧。现在我和他们都略见好转。我就盼望，只是盼望赶快投入工作。

写作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除了我们，谁也体会不到。为了写作，就需要在我们脚下有牢固的支架。而这并不取决于你我。没有这个支架，要进行写作只能浪费材料，胡乱堆起一些壁垒，以后难以继续下去。作品开了头，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你总不理解：为什么不写下去？赶快干呀！可就是写不下去，只好这样坐着等。现在支架似乎慢慢搭起来了，我正在挽起袖子准备工作。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书，这些书谁也没读过，但是我读得入了迷，是关于高加索山民的一个资料汇编，梯弗里斯出版。其中有山民的传说和诗歌，还有不寻常的诗歌珍品。我本想给您寄去，我在读的时候就老是想起您来。没有寄出是因为我舍不得放手，时不时地翻阅。下面我给您抄上一段：

“我坟上的泥土会干，你将把我遗忘，我亲爱的母亲。

那墓地会长满青草，覆盖你的悲哀，我年迈的父亲。

我姐妹眼中的泪会干涸，悲哀就从心中消逝。

*

你，炽热的子弹，带来了死亡——但是难道不是你做过我忠实的奴隶？你，黑色的土地，将把我掩埋，但是难道不是我曾经骑马将你踏实？你，死亡，是冰冷的，但是我曾经是你的主人。

我的身体属于土地，

苍天将接受我的灵魂！……”

——

怎么样！［……］

这些材料[1]你喜欢吗？向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和彼得·阿法纳西耶维奇转达我的问候。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费特把托尔斯泰寄给他的材料改写为诗，并且发表在《俄国导报》一八七六年第一期上。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的信和您的信正好错过。我刚刚回复了您那封充满哲理的信，立刻又接到您的令我愉快的复信。您问，您对我的小说这样理解行不行，我对您的意见有什么想法。当然行，我对您的理解感到无法形容的高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得像您这样理解不可。也许您和我一样，只是这类事情的爱好者。比如我们图拉的那些养鸽人，他们非常看重觔斗鸽，可这种觔斗鸽有什么真正的长处还是个问题。此外，您知道，我们这类人总是不断地、没有任何过渡地从沮丧和自卑跳到过分的自傲。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您给我的小说的评价是对的，但不全对。我是说，话倒全对，但您讲出来的话没有表达出我想讲的全部内容。例如，您谈到两种人。这点我一直是感觉到和认识到的，但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个。当您说起它的时候，我知道这也是可以说的实话之一。假如我想用语言来说出我想用小说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我就应该从头开始写我已经写完的同一本小说。假如那些近视的批评家认为我只想描写我所喜欢的东西，奥布隆斯基怎么吃午饭，卡列宁娜的肩膀又如何美，他们就错了。在我的全部写作过程中，或者几乎是全部过程中，我要把互相联结的思想集中表达出来，表现我自己。但是如果把语言表达的每一种思想从它所处的整个联结体中单独抽出来，它就失去了意义，就会大大降低其含义。而这种联结体本身不是用思想构造起来的（我这样想），而是用另外的东西。要直接用语言来表达出这个联结体的基础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只能间接地——用语言来描写形象、行为和环境。

这一切您知道得比我清楚，但最近我对此很感兴趣。最明显的一个证明就是沃龙斯基的自杀，这一段是您所欣赏的。这个情节在我头脑中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沃龙斯基与安娜的丈夫见面之后开始充当自己的角色的那一章我早就写好了，在我开始修改的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沃龙斯基无疑非开枪自杀不可。现在再往下写，发现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格里戈里耶夫这种可爱的聪明人不那么感兴趣的道理。的确，如果完全没有批评，那么格里戈里耶夫和您这种能理解艺术的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出版的东西十分之九都是批评文章，那就需要这样一种人，他们应当说明在艺术作品中寻找思想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应当在构成艺术实质的没有尽头的情节联结迷宫中引导读者去探索作为情节联结基础的规律。

假如批评家们现在已经懂得并且能在他们的文艺短评中表达出我想说的东西，那么我就要祝贺他们并且大胆地宣称qu’ils en savent plus long que moi[1]。

非常，非常感谢您。当我重读我最近那封灰心而谦恭的信时，我明白了，我实质上是在要求夸奖，于是您给我寄来了夸奖。您的夸奖，我知道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我担心它出于偏爱，也还是非常非常珍视。

关于我写结婚典礼[2]时出了错，我非常沮丧。何况，我对这一章特别喜爱。

我担心，在四月号将刊出的那部分涉及的专业知识方面是否也有错误。假如您或者别人发现，请写信告诉我。

您说得对，《战争与和平》正在我的眼皮底下成长壮大。当有人向我提起其中某些内容，例如不久以前伊斯托明（ 他将到您那里去）所作的那样，我就感到惊喜。但是，说也奇怪，这本书我只记得很少的地方，其他的都忘记了。

再见，再一千次地感谢您。我总希望写完它。但我未必能做到。夏天我总是感到身体不能胜任写作。

您的

列·托尔斯泰

四月二十六日。这封信已于几日前写好，本想不寄出，里面作者洋洋得意的虚荣心太突出。但是刚才我已写了七封信，应该给您写新的信了，就决心将此信寄出。

纸里包不住火，您对我是彻底了解的。

列·托

［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法语：他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比我多。

[2]关于列文结婚的描写，斯特拉霍夫指出，“新娘应该在新郎到了以后才来……祝福婚成之后，他们应该吻圣像……”

致彼·伊·柴可夫斯基

亲爱的彼得·伊利奇：

给您寄去一些歌曲。我又看了一遍，它们到了您手里真可以说是瑰宝。不过，看在上帝面上，请以莫扎特和海顿的风格加工利用它们，而不要用贝多芬、舒曼、柏辽兹那种寻求新奇的做作风格。我跟您还有多少话没有谈啊！甚至连我想说的话还一点也没谈。的确没有时间。我一直在倾听，欣赏。我最近一次在莫斯科逗留的时光将永远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1]

我还从来没有因我的文学作品得到像这次美妙的晚会给我的如此宝贵的奖赏。鲁宾斯坦是多么可亲啊！请代我再次感谢他。他给我留下极好印象。坐在那儿吃馅饼的所有献身世间最高艺术的人全都给我留下如此纯洁而真挚的印象。在圆形大厅里为我做的那件事，我一回忆起来就万分激动。他们当中有谁需要我寄给他我的作品，就是说，谁还没有而且想看？

您的作品[2]我还没有看，但我看后会把我的看法写信告诉您的，不管您需不需要，而且我会写得很大胆，因为我爱您的才华。再见，友好地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鲁宾斯坦对我说的肖像[3]指的是哪一张？我很高兴寄给他，同时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对音乐学院这似乎不大合适。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俄国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应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要求，为托尔斯泰举行了专场音乐晚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室内乐和声乐作品。

[2]指《暴风雨》、《冬天的梦幻》和一些钢琴曲。

[3]鲁宾斯坦要一幅托尔斯泰的肖像挂在音乐学院礼堂中纪念他的造访。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把我妻子的情况告诉我，感谢您照料[1]她。我很满意。博特金认为她没有什么危险，可我应当承认我在想象中已感受了极大的恐惧。她回来的时候那么愉快，活跃，还带来了那么好的消息。

《安娜·卡列宁娜》最后一段的成功，我承认，也令我高兴。[2]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说真的，我感到惊奇，如此平常而不足道的东西竟有人喜欢，尤其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确信这个小东西有人喜欢以后，我不再想到什么就不加考虑地去写，而是去做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理解的选择了。我这话是真诚的，因为是对您说，尤其因为寄出一月号清样[3]以后，在为二月号写的时候卡壳了[4]，现在还只在思想上酝酿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屠格涅夫的作品[5]我还没有读，但据我听到的意见判断，我真可惜这美好的清泉沾染了如此糟糕的东西。假如他只不过详细回忆自己的某一天并加以描写，那大家倒会赞赏的。

也许这话说来平庸，但在生活中，尤其在艺术中，只需要一个消极品质——不撒谎。

在生活中，谎言是污秽的，但它不会消灭生活，只能给生活抹上一层污物，下面毕竟还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总有某些东西为某些人所希望，某些东西令某些人痛苦或欢乐，但在艺术中，谎言能消灭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全都散成粉末。

您在做什么？就是说，在写什么？您倒是寄给我您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文章[6]啊。愿上帝赐予您闲暇与愿望。

我很久没有像今年这样对哲学问题无动于衷了，我希望这对我有好处，并以此自慰。很希望尽快结束手头的工作，着手新的[7]。

再见，我妻子向您致意。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与著名医生博特金谈妥为托尔斯泰夫人进行咨询。托尔斯泰夫人在彼得堡期间，斯特拉霍夫曾给予她各种帮助。

[2]指《安娜·卡列宁娜》第五部的最后几章。斯特拉霍夫来信说，这几章引起了“普遍的欢呼”，特别是安娜和谢廖沙见面一场。

[3]《俄国导报》一月号刊登的是小说第六部前十二章。

[4]写作小说下面几章（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九章）时，托尔斯泰因极度疲劳、身体不适而感到很困难。

[5]指长篇小说《处女地》。斯特拉霍夫信中对这部小说发表了尖锐的否定意见。

[6]指《关于招魂术的三封信》。

[7]作者开始构思一部关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著作。

致《新时报》编辑部

阁下：

《俄国导报》五月号第四百七十二页上有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脚注，是关于本期杂志没有刊登《安娜·卡列宁娜》最后几章的一个声明。这声明对《俄国导报》订户之认真负责、对小说作者之礼貌周到以及行文的高超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因而我认为有必要引起公众注意。

“上一期在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之后注有‘待续’字样。但女主人公死后小说实际上已经结束。按作者计划，还应该有一个不长的尾声，大约两印张，从中读者可以知道，沃龙斯基在安娜死后感到恐慌与痛苦，志愿赴塞尔维亚，其他人则依然健在，列文仍在乡村并抱恨于斯拉夫委员会和志愿军。作者可能在小说出单行本时展开来写这几章。”[1]

对订户认真负责表现为，编辑部拒绝刊登小说结尾的同时还想着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为他们讲述了未刊登部分的内容并竭力让他们相信，小说实际上已经结束，后面没有什么重要内容。

对作者礼貌周到表现为，不仅没有让他说出有害的思想，而且还指示他小说应该在何处结束，不刊登他写的结尾，却大笔一挥引出了结尾的实质，向他和读者指出这个实质。

读了对《安娜·卡列宁娜》结尾部分未刊登的巧妙叙述，不能不让人遗憾，《俄国导报》编辑部为什么连续三年化这么大篇幅在自己的杂志上刊载这部长篇小说。它本来可以用如此优美简练的笔墨，以不到十行的篇幅叙述出小说的全部内容。

但是这篇声明有一个缺点，它没有说，小说的最后部分已经排版并准备在五月号刊出，而没有刊出仅仅是因为作者不同意按编辑部愿望删去某些地方；编辑部方面则不同意不加删节地刊出，虽然作者建议编辑部作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保留意见声明。

《安娜·卡列宁娜》的最后几章正以单行本印刷。

谨此。

您忠实的仆人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卡特科夫在对待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起义人员的志愿军运动问题上与托尔斯泰发生分歧，因而拒绝刊登《安娜·卡列宁娜》的尾声。托尔斯泰将小说最后部分加上尾声单独出版。

致谢·亚·拉钦斯基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

非常感谢您继续不断地给我写信，令人喜悦，又讲到您仍然醉心于您的学校的种种情况，使我十分激动。我总是为您高兴，而且有点羡慕，对您怀着一种温情。本想采纳您的建议[1]，暂时倒还没有开始写新的东西，但却有一件另一方面的工作[2]。不过您的提议也起了作用，昨天我突然想出一个使我十分高兴的写作计划。如果能很好地付诸实施，您，特别是捷连季耶夫和阿努夫里耶夫[3]是会满意的。不过尚未动笔之时，还是先别说吧。

您对《安娜·卡列宁娜》一书的见解，我觉得并不正确[4]。相反，我对我书中的结构极为得意——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这一方面，我下的功夫最多。结构的联系不是建立在情节上，也不在人物的相互关系（结识）上，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请相信，我并非不愿意接受批评，特别是您的批评，因为您的意见总是过于宽容；我是担心您在浏览全书之后未能看出书里内在的蕴含。谁要是说“que me veut cette sonate”[5]，我不会和他去争论。既然您想谈结构联系方面的缺点，那就恕我直言：您看联系找的不是地方，要么就是我们对联系有不同的理解。我所指的联系，正是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在书里是存在的，您再看一看就会找到。千万别以为我是个批评不得的人，我确实不是因此才写这些话，只是接到您的信后，想到了这些，很想告诉您。第一个冲动是est le bon[6]的呀。

可能这会使您再写信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这总令我由衷地高兴。

您的忠实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接到您的信后，本想到您那里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冲动，但未能实现，而且短期内也实现不了，因为入冬以来我一直都在感冒患病。

[1]拉钦斯基曾建议托尔斯泰趁《安娜·卡列宁娜》一书写完之际，“为读者献上……第五册、第六册俄语读本”。

[2]此时托尔斯泰已开始构思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

[3]两人是拉钦斯基的学生，也在拉钦斯基的信上签名，表示同样请求托尔斯泰再写一册俄语读本。

[4]拉钦斯基在信中认为小说的结构存在根本的缺点，两个主题并行而毫无联系。

[5]法语：“这支奏鸣曲与我何关”，意为不满某种单调枯燥的东西。

[6]法语：最好的。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给我写信，并寄来福季[1]的一封信和您的小品文[2]。您的文章虽然使我大致了解了画展情况，多少弥补了我未能亲自参观的缺憾，但又因没欣赏到米亚索耶多夫和萨维茨基[3]的画而倍觉遗憾。我对这些画的内容很有兴趣，不过对这两位画家，我只记得他们的作品，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冷淡，任何东西都不特别想说。我完全赞同您对列宾[4]的看法，但看来他尚未走上坦途，然而内心的热情却是超过众人的。

至于您在信中讲到我的地方，老实说，叫我感到不舒服[5]。让我安静点吧。我不愿人们讲起我，倒不是因为我不尚虚荣，而恰恰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弱点，所以想努力改正。

您答应给我的尼古拉短简的抄件[6]，我将视为珍宝，对此不胜感激，难以言表。

彼得堡之行，留给我的惋惜远胜过美好的印象，因为未能会晤克拉姆斯科伊和格里戈罗维奇，也因为有许许多多话没来得及同您谈；比如音乐，我老早就盼望向您请教了。

还有个请求，请来信告知屠格涅夫的地址。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福季是诺夫戈罗德市一修道院院长，在宫廷近臣圈内有影响。

[2]斯塔索夫曾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巡回展览会》寄给托尔斯泰。

[3]斯塔索夫极为赞赏康·阿·萨维茨基的一幅画《迎圣像》和格·格·米亚索耶多夫的画《干旱时的祈祷》。

[4]伊·叶·列宾（1844—1930），俄国著名画家。

[5]俄国著名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创作的托尔斯泰画像，被送往国外而未能参加展出。斯塔索夫对此表示遗憾，同时说了许多赞扬托尔斯泰的话。

[6]指尼古拉一世关于十二月党人处决程序的短简。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我早就求您责骂我，您最近来信总算把我骂了几句，尽管还附带不少解释和夸赞之词。就这样我也很感激了。我能为自己辩解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不理解一些人在莫斯科的生活，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但大多数人，像农民、流浪汉，以及别的人，懂得自己的生活；我也懂得并且喜爱他们的生活。

我仍在继续做那件事[1]，看来不无效果。近日身体不适，翻看了《死屋》[2]。很多内容我已经忘却了，此次又通读一遍，深感在整个新文学中，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

此书的观点（并非情调）非常之好——真诚、自然、符合基督精神。这是一部有教益的好书。昨天一整天我都在享受读书之乐，这是很久以来没有的事了。如果您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告诉他，我爱他。

就此收笔，盼您的来信，主要的是，写得再辛辣一些，您本是这方面的能手。

我这里来了一位新的语文副博士[3]，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今天我杂乱无章地给他讲了讲您的新作[4]，看到他那惊讶和狂喜的神情，我特别高兴。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托尔斯泰已开始从事四福音书的汇编和翻译。

[2]指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死屋手记》。

[3]指伊·米·伊瓦金，他曾帮助托尔斯泰翻译希腊文的《福音书》。

[4]斯特拉霍夫于一八七八年开始写作的《关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概念》一书。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刚刚收到您的来信，立即作复。

毫无问题，请您尽管引用我的信[1]。

我是多么想倾诉出此时我心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感情。您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已传达出了我的一部分感情。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同他也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可他一死，我却突然明白他是我最最亲近、宝贵、需要的人。我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都好虚荣，爱妒忌，起码我是这样一个文学家。可我从来没想去同他比个高下，的确从来没有过。他所做的一切（一切美好的、真正的作为），极有意义，做得越多，我越感痛快。他的艺术和才智引起我妒忌，而内心深处只感到高兴。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挚友，一直想着我们一定会见面，只不过暂时没有机会，但迟早总会有这一天。没想到在吃午餐时（我因迟到，正一个人进餐），突然读到了他逝世的噩耗。仿佛有一种支撑的力量离开了我。我一时感到茫然，随后便意识到他对我是多么宝贵，于是我哭了，现在仍在哭泣。

他逝世前这几天里，我读完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深受感动。

葬礼上我凭着直觉感到，不论报章对这一切如何评说，人们的感情是真挚深沉的。

您打算怎么答复我妻子的信[2]？此时此刻那本书[3]是用不着了。非常感谢您。真心拥抱您，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至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瓦西里·伊万内奇[4]每次都请我转达他对您的热爱和尊敬。

[1]斯特拉霍夫在准备一篇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稿，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在讲话中援引托尔斯泰论到《死屋手记》的一封信。

[2]信中托尔斯泰夫人请斯特拉霍夫在托尔斯泰的诞辰日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3]托尔斯泰曾请求斯特拉霍夫给他从公共图书馆借一本书。

[4]即阿列克谢耶夫。

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

（初稿）[1]

皇帝陛下：

我是个微不足道、软弱无能、不揣冒昧的人，现在竟上书俄国皇帝，劝喻皇帝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势下如何行动[2]。我明知这样做可怪，失礼，是胆大妄为，却还是要写。我自忖：信写出来以后，要么没有人需要它，没有人看它，要么有人看了认为有害，我为此获罪。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如此。这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如果不上书，以后得知无人向皇上奏闻你想说的话，而皇上到了情势已无可挽回的时候会想，会说：当时如果有人对我说说该多好啊！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你会终生遗憾没能上书陈情。有鉴于此，我才向陛下写出我心里的话。

我是在偏僻的乡野上书，听不到准确的消息。我知道的事，都来自报章和传闻，因此所奏之言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废话，那就请陛下原谅我的自以为是，并请相信我之上书绝非由于我自视甚高，而是由于我对一切人已深感负疚，如不做我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怕将负疚更多。

（我将不采用一般上奏皇帝的语调，不用恭维的语句和浮华的词藻；那只能遮蔽感情和思想。我要写得朴实些，犹如两个普通人通信。我对您的为人和为君的一片真心的敬意，不用华丽词藻就可以看得出来）。

您的父亲，一位为人广行善举、向来与人为善的俄国帝王，一位善良的老人，被惨无人道地杀死；凶手不是他的私人仇敌，而是现行制度的敌人，杀害他的名义是为了某种全人类的崇高利益。您继承了他的地位，您也就面对着那些摧残先君生命并最后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他们所以成为您的仇敌，是因为您占据了父位，而为了寻求那个虚幻的共同利益，他们当然也希图杀害您。

对这些人，您心中会有向杀父凶手复仇的念头，又会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感到恐惧。无法想象比这更可怕的处境了，其所以十分可怕，是因为面对十分强大的作恶的诱惑。这些人是国家之敌，民众之敌，可鄙的孺子，破坏千百万臣民安宁生活的不敬上帝的败类，杀父的凶手！对他们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只有从俄国土地上清除干净，只有像对待下流恶棍一般把他们碾死。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甚至也不是由于杀人要偿命，而是我的义务要求我这样做，是整个俄国要求我这样做。

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使您的处境十分可怕。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是皇帝或者是牧人，我们都是受到基督的教训开导的人。

我这里不说您的帝王职责。在帝王职责之前，先有人的职责，人的职责应该是帝王职责的基础，并与之结合到一起。

上帝不会问您是否克尽帝王的责任，而是问您是否克尽做人的责任。您的处境是可怕的，但基督的教训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在人们遇到可怕的诱惑时，指导我们的行动。您的命运里遇到了一种最可怕的诱惑。不论这诱惑多么可怕，基督的教训都能够打破它。您四周的诱惑之网，在执行上帝意旨的人们面前，会烟消云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第三十八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3]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4]。不要仇恨敌人，而要向他施善；不要对抗恶，不要停止宽恕。这话是对人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任何帝王的理由，国家的理由，都不能破坏这些诫命。第五章第十九节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第七章第二十四节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5]很大。

我知道，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距离基督的教训所表达的那些上帝的真理有多远，距离我们心中的真理有多远；然而真理终归是真理，它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感到欣喜，希望接近它。我知道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用之人，在只及您遭遇的诱惑千分之一的诱惑面前，我不是投向真和善，却屈从了诱惑。可是与人为恶的我，竟然狂妄地斗胆要求您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要求您这位俄国帝王不顾周围的压力，身为孝子，却宽恕杀父的凶犯，以德报怨。但我又不能不抱此希望，我不能不看到您的任何一步宽恕行动都是走向善；任何惩罚行动都导向恶。我无法不看到这一点。正如我在没有诱惑的安静时刻，希望倾尽心力选择为爱为善之路一样，我现在替您企求，我不能不希望您会努力像您的天父一样完全，[6]希望您做出世上最伟大的壮举，战胜诱惑，作为一国之君，为实践基督的教训给世界开创伟大的范例，也就是以德报怨。

请您以德报怨吧！不要对抗恶！宽恕一切人！

应该这样，只能这样，这是上帝的旨意。至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回事。只应该抱有这一个愿望，只应该对此孜孜以求，只有这才是好事。要知道，凡违背这一条的念头，都是对人的诱惑，一切违背这一条的念头都是毫无根据的，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龌龊的。

不仅如此，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而且不能不遵循这些表现上帝旨意的话。恪守这些诫命对您自己和您的臣民的生命来说，又是明智之举。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上，真和善永远是真和善。饶恕反对人间法律和天条的凶恶罪犯，在许多人看来至多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发疯的行为；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包藏祸心。他们说：“丑类不能宽恕，而是要消灭，要煽风点火去烧。”可一旦要求讲这种话的人证明自己的观点就会发现，正是他们发疯，是他们包藏祸心。

大约二十年前有一伙人聚集起来，大多是仇视现行制度和政府的青年人。这些人想象着另外一种秩序或者什么都不想象，却采用一切违反天意和人道的手段，以纵火、抢劫、暗杀来破坏现行社会制度。二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同这个团伙斗争。这个团伙像醋［？］一样发酵，不断孳生新人，至今非但没有消灭，反倒在扩大。这伙人发展到从事极其凶残极其狂妄的犯罪活动，以破坏国家生活的进程。那些想要使用外部的表面的手段同这一毒瘤作斗争的人，用过两种办法。一种是直接铲除毒瘤、丑类，严加惩治；另一种是让疾病自行发展，加以调理。这属于自由派的措施，旨在迎合动乱势力，平息敌对力量的攻势。对那些从物质方面看问题的人来说，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么坚决制止，要么自由放任。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在什么场合聚会，只要谈论起现在应该怎么办，不论是客厅里的熟人，是委员，是代表，讲到如何制止犯罪，他们越不出这两种看法：要么铲除——严惩、绞死、流放、动用警察、以检查制度施压等等，要么实行自由主义的纵容——给予自由、从轻发落，甚至允许推举代表、实行宪政、召开议政会议。人们就这两种行动方法还能讲出许多新鲜的细节，每一营垒中许多人的见解又多有不同，相互争论不休。然而他们都超不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寻求以暴力制止恶行的手段，另一种则不是压迫，而是让发酵的东西散发出来。一些人用对症的强效药品医治疾病，另一些人则不是医治疾病，而是给肌体创造最有利最卫生的条件，希图使疾病自己痊愈。很可能这两种人还会讲出许多新的细节，但绝不会再有新见解，因为两种办法都已用过，哪一种都非但没有治愈病人，甚至毫无效果。病一直拖到今天，并且逐渐恶化。因此我认为，不能把遵从上帝的旨意去对待政治案件立刻斥为幻想和发疯。即使有些人把执行最神圣的上帝的律法看成是惩治人世间的恶的手段，也不应嗤之以鼻，因为人世间的全部智慧显然都无济于事。给病人服过强效的药剂，停服后又放手听其自然，这两种疗法都未奏效，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又出现一种疗法，是医生们一无所知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疗法。为什么不试验一下呢？同其他疗法相比，这种疗法的第一个长处是从来没有试用过，而其他疗法都已用过，并且无效。

为了一国民众的利益已经试行过压迫、流放、绞杀；为了同样的民众利益还试行过赋予自由，结果却是一样。那么为什么不能为了上帝而试一试实行上帝的旨意，既不必想国家，也不必想民众的利益。为了上帝，为了执行上帝的诫命，就不会有恶。

新疗法的另一个长处，也是不容怀疑的长处，在于前两种疗法本身就不好。第一种是施行暴力、绞刑（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合理，人人都知道这是恶），第二种疗法是不很正当的放纵自由。政府一只手给了这种自由，另一只手又加以遏制。实行这两种办法，不管对国家看起来如何有利，而对实行者本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新的办法不仅适用于人的灵魂，而且会给人的灵魂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幸福。宽恕和以德报怨本身就是善。由于以上缘故，实行从前的两种办法是同基督徒的灵魂相悖的，定会令人追悔莫及；而宽恕则会给宽恕者以高度的喜悦。

基督教的宽恕较之镇压或巧妙地引导有害分子，还具有第三个长处，它与现时有关，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现在您的处境和俄国的处境犹如一个垂危的病人。走错一步，服上一剂不需要的或有害的药物，便会使这个病人死去。而采取同样意义的行动，如用残酷的绞刑报复或者召见代表，就会左右今后的一切。今天，在对凶犯进行审讯判刑的两周内将要采取步骤，在岔路口上的三条道路中选择一条。镇压犯罪和自由放任是两条行之无效的道路。还有一条新路，则是皇帝作为一个人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的基督徒之路。

陛下！出于某种命中注定的可怕的误解，革命派心中对您的父王产生了令人恐怖的仇恨，这种仇恨使他们进行恐怖的暗杀。这种仇恨有可能随同父王一起被埋葬。革命者可以（尽管并不公道）谴责他杀死了几十个自己人。然而您在整个俄国包括他们面前是清白的。您的手上没有血。您是自己的地位的无辜受害者。在自己和上帝面前您都清白无罪。但现在您站在岔路口上。过几天，如果那些宣称并且认为基督的教训只不过说说而已，国家生活就是要流血死人的人占了上风，那么您将永远失去珍贵的清白，不再与上帝同在，从此走上维护国家需要的黑暗之路，那时一切行动甚至破坏上帝为人规定的律法，都将变得合法合理了。

如果您不宽恕，如果您动用绞刑，如果您从数百人中杀死三四个人，那么恶将生恶，铲除三四人会生出三十四十人，您将永远失去一个比一百年还珍贵的时刻；此刻您有可能执行上帝的旨意却没有执行，您从可以选择善而非恶的岔路口上滑下来，从此永远陷入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恶行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7]

宽恕吧！以德报怨吧！这样，在数百恶人中将会有几十人不是投向您，不是投向他们（这无关紧要），而是离开魔鬼投向上帝；同时，千百万人看到帝王在父王被杀的可怕时刻作出行善的榜样，心中将充满喜悦，倍受感动。

陛下，如果您能这样做，把这些人召来，赏给他们钱而后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并发布上谕，开头写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8]那么别人不知怎样，我这个不肖的臣民宁愿做您的犬马，您的奴隶。我会感动得流泪，正像现在，每当我听到您的名字都禁不住哭泣一样。唉，我怎么能说“别人不知怎样”啊！我知道，在整个俄国这句话都会引出滔滔巨流般的善和爱。基督的真理活在人们心底，也只有这种真理活着，我们正是基于这种真理才爱着人们。

这样一来，陛下，您就用事实而非言词宣扬了这种真理。这一切或许都是幻想，不可实行。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一）没有采取过的行动总比试过却无效果的行动有更多成功的希望；（二）前者对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多半是好事；（三）您正处在岔路口，这是您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唯一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一切也许的确如此，但有人会说，这是办不到的。假如这样做，就是毁灭国家。

我们假设说，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上帝的真理只是精神世界的真理，不适用于世俗生活；假设医生说，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疗法，因为它虽然没有试用过，本身也无害，现在病人又的确到了垂危的时候，可我们知道这疗法在这里不适用，有害无益。他们要说：基督的宽容和以德报怨对每个人来讲是好事，但不是对国家。拿这种教义来治理国家，会毁掉国家。

陛下！这是谎言，是弥天大谎，说什么实行上帝的旨意会毁掉人们。如果这是上帝为人们定下的律法，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它都是上帝的律法，没有另一种上帝的旨意。说什么上帝的律法不适用，没有比说这话更大的亵渎行为了。除非它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律法。假设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高于一切其他法律并且处处适用，假设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好吧，上帝的律法不适用，如果实行它会出现更坏的恶；如果宽恕罪犯，把所有的人都从监牢和流放地放出来，会出现更坏的恶，那么请问，为什么会这样？这是谁说的？你们用什么来证明？你们只能用自己的胆怯来证明，其他的证据是没有的。不仅如此，你们无权否定任何人的疗法，因为人所共知，你们的办法是不灵的。

他们会说，把所有的人全放出来便会大打起来，因为少放小闹，多放大闹。他们讲起革命党，好像是在说强盗、聚集起来犯罪的匪帮，等到把他们全数抓光，他们也就销声匿迹了。事实并非如此，重要的不是数量，不在乎消灭或流放他们多少人；重要的是消灭他们的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基础。革命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 敌视现存秩序，认为它是不好的，想要为将来较好的秩序建立基础。用杀头消灭他们的方法是无法同他们斗争的。他们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同他们要在精神上斗争。他们的理想是普遍富裕、平等、自由。为了同他们斗争，要有一种能对抗他们的理想的理想，这理想应包括他们的理想并且高出于他们的理想。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现在正同他们作斗争，但同样没有效果。

只有一种理想可以同他们相抗衡。他们也是从这一理想出发的，却不理解它，而且亵渎它。这个理想包容了他们的理想，那就是爱人、宽恕人、以德报怨的理想。只有由皇上说出并实行基督的宽恕和爱，只有您将踏上的以基督精神治国的道路，才能消除正在腐蚀俄国的恶。

任何革命斗争，在实行基督的律法的皇帝面前，都将像蜡遇到火一般熔化消失。[9]

［一八八一年三月八日至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原信不详。

[2]作者写此信时，正值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人出庭受审，预料法庭将处以死刑。

[3]应为第二十二节。

[4]指饶恕人到七十个七次。

[5]原稿删节。

[6]此语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

[7]《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8]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

[9]此信寄给了斯特拉霍夫，以便转呈沙皇。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昨天才收到您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1]，并已读过。这两篇文章我很喜欢，不过，请您原谅，我喜欢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否定了您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在第一篇文章中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良好的、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群歹徒，他们追踪善良的沙皇达二十年之久，终于杀死了他。这是些什么样的歹徒呢？您在第二篇文章中列举了这些歹徒的所有缺点。但照我看来，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从来没有歹徒，过去和现在有的只是两种因素的斗争，当我们从道德角度分析这种斗争时，我们只可以评论：哪一方偏离善和真更远；但切不可忘记存在着斗争。只有自己卷入斗争的人才会忘记存在斗争。而您只是在评论。我对您还有另一点指责，评论某一事物要有一个坚定而明确的基础。您提出的基础是“人民”。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这个词像“教堂”、“文化”、“进步”等词一样使我深感厌恶。人民、民粹、人民的世界观是什么？这不过是我的见解再加上我的一个假设——大多数俄国人同意我的这个意见。举例来说，阿克萨科夫天真地相信，人民的理想就是专制制度和东正教。他并未注意到，某种性质的专制制度确实是俄国人民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借以存在的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糟糕的形式，又是一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腐朽无用的形式，如何能成为理想呢？这倒要请教阿克萨科夫了。希腊——俄国——约瑟夫派[2]教义的外在宗教形式，而且是已经变得腐朽无用的形式，又怎么能成为人民的理想呢？这也要请教阿克萨科夫。这种说法简直愚蠢得叫人不好意思反驳。我要说我了解斯特拉霍夫，也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每天上图书馆，头戴黑帽子，身穿灰大衣。因此，斯特拉霍夫的理想就是常去图书馆，穿灰大衣再加上斯特拉霍夫作风。偶然的两种外在形式——专制制度和东正教，再加上已经毫无价值的民粹主义，被当成了理想。斯特拉霍夫的理想就是上图书馆，穿灰大衣，具有斯特拉霍夫作风。“我知道人民的理想是什么”，说这句话很有勇气，但谁都可以自由地说。这话是可以说的，但要明确、肯定地讲出自己的理解、理想的内涵，而且所说的应确实是精神上的理想，而不是谢肉节的烙饼或者东正教，也不是毛皮帽或者专制制度。

您这篇文章的错误几乎也是这样。您以人民理想的名义声讨，头两篇文章却根本没有指出是什么理想，后两篇文章说了，但是别人不明白（我明白）。在后两篇文章中，您是站在基督精神的高度来谈问题，与人民毫无关系。这也是判断事物的一种角度。与人民不相干。如果这个所谓的人民同我认为是真理的观点一致，当然更好，如果不一致，那对人民来说就更糟。您一旦从这个角度看事物，就会得出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结论。以前说是有歹徒，现在那些歹徒又成了唯一笃信理想（尽管是错误的）的人，他们牺牲肉体的生命，以求进入不朽的天国。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伊奇！常言道，富人好行窃，老人好撒谎。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能不对我所敬爱的人（如您）直截了当地讲出真话。请好好想想我的话，如果不对，请您指出；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么需要时也请您给我指出同样的真理。您保持沉默令我难堪。我珍惜，并将永远珍惜同您的友谊。

夏天您准备如何度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如既往，向您敞开爱的怀抱。如您准备外出，切望别漏掉我们这个目的地。您在这里住得越久，我们大家就越高兴。

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继续成长，并一天天接近死亡，而疑惑也在一天天少下去。我仍在工作，工作没有尽头。

热烈地拥抱您。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斯特拉霍夫的一组文章《谈虚无主义的几封信》。

[2]约瑟夫派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俄国的一个宗教、政治派别，以约瑟夫·沃洛茨基为思想领袖，在同禁欲派作斗争中，坚持宗教教义不容动摇，保护教会和修道院占有土地的权利。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未发出）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和您这样推心置腹的朋友突然陷入僵持不下的境地，我总是感到无比痛苦。您的来信正是给我带来这样的痛苦。

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您的那些信[1]，因为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您谈论恶，却没有看到令您震惊的最新的恶正是来自斗争。您会这样回答：“我不想听到什么斗争、信念之类的话，如果它们导致恶的产生。”但您如果要讨论事情，就必须倾听。我看到，垦殖者用最残暴的手段杀死一百岁高龄的盐粮贩子，[2]在基辅绞死了出色的青年奥辛斯基[3]。如果我不愿听到任何斗争 ，我就无权谴责这些垦殖者和绞死奥辛斯基的人。只有在我愿意听到的前提下，我才能得知，这个盐粮贩子曾经杀死六十个人，而奥辛斯基是个革命者，写过传单。您对暗杀沙皇的行为特别感到震惊，您也特别憎恶那些您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人。这两种感情都是很自然的，但为了评论事物，就应该超脱出这两种感情之上，而您却没有做到。正是因此，我对您的那些信不能赞许。您提到人民，您特别严厉地谴责暗杀沙皇的行动，指出它比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凶杀更值得重视的原因，如果我据此假定，您认为现存的俄国国家制度很好，那么我这样假定只是为了给您的错误寻找一种解释。您错在不愿听到任何斗争，同时却又谈论斗争产生的一个后果。您的观点我非常非常熟悉（现时很流行这种观点，我非常反对它）。虚无主义者是一些仅仅与人类有相似之处的可怕的人。您正在研究这些人。您的研究表明，即使他们为达到精神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不是行善，而是受某种心理规律的驱使不自觉地行恶。

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认为它是有害的。一个人一向很好，如果他行恶了，就应该在诱使他行恶的因素中，而不能从骄傲、无知等坏习性中去找寻行恶的根源。因此，要找出促使革命者去暗杀的诱因绝非难事。人满为患的西伯利亚、监狱、战争、绞架、人民的赤贫、亵渎行为、为官的贪婪和残暴——这些都是真正的罪恶根源。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但请别忘记，不是我谈论正在制造的恶，而是您谈论，我只不过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更确切地说，是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您的信。我唯一希望的是，永远不再议论这件事，也别再听到它。

您夏天不能来这里真可惜。这对我对您都是憾事。夏天在彼得堡长日枯坐想来是很可怕的。况且还在病中。也许您会安排好的，那样就太好了。请别生我的气，也别认为我没有认真读您的信。拥抱您。

您的

［一八八一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左右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谈虚无主义的几封信》。

[2]指当时的一件刑事案。

[3]瓦·安·奥辛斯基是民粹主义革命者，因参加民粹主义运动于一八七九年五月十四日被处死。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的情况和心境都没什么新变化。睡得少，因此无法工作。现今好在食欲增进了，胃口不错。常是一个人独坐，读点东西或者摆牌阵。天气不好。在化雪，风很大，白天黑夜呼呼地响。读书的成绩斐然。我想把《Revue》[1]中所有涉及哲学和宗教的文章收集起来，这将成为二十年间宗教和哲学思想发展的极好的文集。读累了，我就把一八三四年的《Revue Etrangère》[2]拿来，读其中的中篇小说，这也相当有趣味。你在图拉写的那封信，昨天没收到，大概是他们不会查询。不过倒收到了你在科兹洛夫卡写的信。我看后特别高兴。不要为我担心，特别是不要责难自己。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3]一旦宽恕了他人，自己就心安理得了。你在信中原谅了我，不再生任何人的气。而我早就不责怪你了。那只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变得那么糟糕，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也可能是由于身体不好，闹痔疮，不过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给了我不少教益，使我认清了自己从事的事业，假使我还将做下去的话。这段生活也使我同你比以往更接近了。今天你打算给我写点什么？你在信中没有提到自己，身体怎样？求你写信时不要顾虑，把上帝赐给你的心里话全都倾吐出来吧。

我刚才在饭前沿着公路向大桥那边散步，一边在生托尔斯泰娅[4]的气。现在到图拉得乘马车，到科兹洛夫卡乘雪橇恐怕也难通行。低处有水，不过水和雪都不多，乘车可以通行无阻。

大的几个孩子怎么样？是否说粗野的话？你正是为此不痛快。说粗话好玩，不一定针对哪个人说。只有天使才不会惹人不痛快。米沙的身体如何？

我在想大孩子们的情况。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这样：你我这样的父母并不十分理想，应当比现在好得多。等他们长大成人，将远远胜过我们。他们认为，烙饼加果酱已经是次得不能再次的食品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吃烙饼加果酱和赢了二十万卢布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如果以为对一位好母亲应当比对坏母亲少来粗暴无礼的举动，那就根本不对了。不论对好母亲还是坏母亲，想耍粗鲁态度的愿望是一样的。只不过对好母亲粗暴无礼更安全些，所以她也就更常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

二哥谢廖沙好吗？能长住吗？很想见到他。

再见，我心爱的。我们要多保重，很快会相见的，会像如今这样相亲相爱。我再一次下决心尽量少说，可是办不到。我承认我的神经有毛病，而且拖得很长了。

判了刑的人近况如何？[5]这事一直萦怀不去。心中不安，最痛苦的感情在折磨我，怒火中烧。

［一八八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晚九时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即《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期刊《两个世界的评论》，创办于一八二九年。以其文学评论方面的影响而著名，撰稿人包括巴尔扎克、雨果等著名作家。

[2]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法语杂志，常刊载法国最新作家（当时有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的作品。

[3]此话来自主祷文，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

[4]指亚·安·托尔斯泰娅，是托尔斯泰的堂姑。她不肯放弃贵族的特权，却又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使托尔斯泰十分反感。

[5]托尔斯泰很关心十名革命者的命运，他们被判死刑。其中九人后来改为在边塞服苦役。

致瓦·伊·阿列克谢耶夫

亲爱的朋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刚刚梦到了您，所以一收到您的来信马上想回信。我常常想念您，知道您一切都好感到欣慰。无论何时都不要以为自己境遇不佳。您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自然，幸福全在个人。按外部条件来说，有的生活条件最困难，处于种种的诱惑之中；也有一般的生活和轻松的生活，而您的生活条件几乎是最轻松了。上帝就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常常妒忌您，尽管是出于爱心的妒忌，也终归是妒忌。我很同情您的兄弟[1]。我根据您的描述，完完全全理解他，可以说特别理解，因为像他这种类型的人我很熟悉。我的已经谢世的哥哥当中就有一位像他，还有在美国下落不明的费特的弟弟也和他一模一样。才智不高，爱动感情，还生就一颗圣洁之心。这些因素扭成解不开的死结，致使一生都被毁掉。对此真是束手无策，正如对别人的事无可奈何一样。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对这种人不做亏心事。图奇科夫[2]在库尔斯克省，我已求人把他的地址找来，到时候或者我自己给他写信，或者把地址寄给您。

我家里有人生过一点小病，现在一切都好，差不多还是老样子。谢廖沙很用功，一心想进大学。在塔尼娅身上善良、认真、聪明都有一些，她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坏。伊柳沙懒洋洋的，正在长身体，心灵还处在发育过程中，不开窍。我觉得廖利亚和玛莎要好一些。他们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禀承我的粗暴，而且成长的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比哥哥姐姐更会关心人，更加善良。两个小的男孩都相当乖，也健康。

我现在十分平静，但常为周围的人那么洋洋得意、自信而疯狂感到悲哀。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让我这样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疯狂，而他们却完全不能明了自己的疯狂和自己的错误。于是我们便相互对立，互不理解，大惊小怪地互相谴责。只不过他们一方难以数计，我却是孤身一人。他们似乎很愉快，而我却觉得悲哀。

这段时间我专心学习犹太语，差不多已经学到手了，能读，也能理解。教我的是此地一位犹太教牧师米诺尔，一个极好极聪明的人。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很多东西。主要的是我很忙。我的身体在变弱，常常想死去；但我知道这不是好的愿望——这是第二次考验。看来我还没有通过。

请代我吻您的妻子丽莎、丽莎·马利科娃和科利亚。我非常爱他们。也替我吻比比科夫。我收到了他的信和账单，很快将见到他，令人高兴。

再见，我亲爱的。愿上帝赐给您我在美好的时光常有的那种感受，您知道那是什么，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您的朋友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五日？］

［莫斯科］

[1]阿列克谢耶夫的兄弟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分赠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令阿列克谢耶夫十分不解。

[2]一地主，他的庄园与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的庄园毗邻。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刚刚收到你从科兹洛夫卡寄来的两封信和电报，是两封极好的信。我从信中看出，你正处在我所喜欢的那种美好心境中，我离开时你就是这样，后来除了短暂的例外，你一直是这样。这封信只给你一个人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念你，有许多美好的、非常纯洁的思念。你处处都值得我珍爱。

我一直在回忆屠格涅夫，无以复加地爱着他，为他惋惜，并且不断在读他的作品。 我仿佛是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去致词，或者写好由别人去念。[1]

你就这样对尤里耶夫[2]说吧，不过最好在十五日。

我已要求印刷厂和拉夫罗夫把校样[3]寄到雅先基来。我想，他们往雅先基又寄了一份。无论如何，请你给我寄来。我在这里感到很好、非常好。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但构思了许多好东西，正等着有一天能开始工作。前些时健康状况不太好，胃部不适。今天稍微工作了一会儿，没有灵感，于是带着季特和狗出去打猎，捉住一只漂亮的狐狸和一只灰兔。

你身体不适，还要忙忙碌碌，费心操持，而我却在此悠闲自在，真是不好意思。能聊以自慰的是，我的事业要求如此。莫斯科那种兴奋而紧张的生活虽然也不错，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越来越明显，我在这里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在这里的生活，是再好不过了。当然，你和孩子们不在这里，使我十分寂寞，但安静和独处对我就如同浴疗一样。

是否在此再住一周，这要根据你的来信再决定。只是你不要以为我特别想留在此地。和你们在一起很好，留在这里也很好，没什么轻重之分。不论你愿意怎样，我都会满意。尽管胃疼，可我精神很好，爱你们大家，你是第一个。我正在读屠格涅夫的《够了》。你也不妨读一读，写得极好。吻你和孩子们。向Seuron夫人致意。科斯坚卡[4]的事我很同情你。不要和他闲谈。

［一八八三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晚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组织屠格涅夫纪念大会，请托尔斯泰到会致词。

[2]即作家谢·安·尤里耶夫，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

[3]指《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的校样。该文拟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发表。

[4]指托尔斯泰夫人的舅舅。

致亚·尼·佩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有机会和您直接交往，我感到很高兴。我早就知道您，尊敬您。很乐意向您提供屠格涅夫的信。只怕有不少已经找不到了。我是个很马虎的人。谢肉节前我准备到乡下去，找到什么就寄给您什么。我没有任何要瞒人的秘密。所以，您尽可随意使用这些信。

现在寄上从我妹妹那里拿到的一封信。想必会对您有用。我的妹妹玛丽亚·尼克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她现住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曾和屠格涅夫交好。屠格涅夫看到我写给她的信，对我发生好感。他和我妹妹相识是在和我之前，常与她通信。您去问问她看，想来除了这一封，她还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信件[1]。

我对您的工作非常赞许，也很感兴趣。目前我没有写任何关于屠格涅夫的东西，因为想写的太多，而且都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一直喜欢他，但只是在他死后才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相信您对屠格涅夫的价值的看法和我相同，为此对您所从事的工作我感到高兴。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对他的看法。他的主要特点就是真诚。在我看来，任何文字著述（也包括文学创作）都包含有三个因素：（一）是谁，是什么人在讲话？（二）他讲得怎么样，是好还是坏？（三）他讲的是不是他心里想的，又是否完全是他想到和感受到的。我认为，上述三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决定着人类思维产品的面貌。屠格涅夫是一个极好的人（不很深刻，非常柔弱，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能很好地说出他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三个因素难得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一个人要求再多就过分了。正是因此，屠格涅夫对我们的文学产生了最为良好而有益的影响。他生活，他探索，并且在自己作品中写出了他寻求到的一切。他不把才华（描写的技巧）用来掩饰自己的心灵，如同过去和现在有些人所做的那样，而是用它来袒露整个心灵。他无所畏惧。我以为，他的生活和创作有三个阶段：（一）信仰美（女性的爱情——艺术）。这表现在他的许许多多作品之中。（二）怀疑美，怀疑一切。《够了》一书就精彩而感人地表现了这一点。（三）信仰善——爱和自我牺牲。这一信仰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他似乎有意如此，害怕把这一点讲明白（他曾说过，他作品中最有力和最感人的都是下意识的东西）。但这一信仰是他的生活和写作的动力，表现在他塑造的所有自我牺牲的典型人物身上，以《堂吉诃德》[2]表现得最为鲜明精彩。在这里，形式荒诞奇特，使他不致于因为充当善的宣扬者的角色而发窘。关于屠格涅夫，我还有许多话想讲。遗憾的是，我因受阻而没有能够发言讲讲他。

今天是看完书稿清样[3]后的第一天。昨天已把最后一部分送交印刷厂。检查机关如何处理，我难以想象。通过不行，不通过我看他们也不好办。握手。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日

［莫斯科］

[1]屠格涅夫的《书信集第一集》未收入致玛·尼·托尔斯泰娅的信。这部分信件直到一九三二年才首次收入《环节集》中，又于一九四〇年收入《屠格涅夫全集》。

[2]指屠格涅夫所作《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一文。

[3]指《我的信仰是什么？》一书的清样。结果被托尔斯泰言中。根据出版事业主管部门的命令，该书被禁止出版，已经印好的全部扣发。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写这封信的时间比较早，才晚上七时，因为我搬到上房住了。比比科夫来了，他要我跟他在一处睡，我答应了。我担心有煤气。今天早上我认真地读完了《麦克白》[1]，这是缺乏艺术性的戏剧，由一位读过许多好书的聪明而博闻强记的演员写成，可说是经过加工改进了的丘尔金大盗[2]。然后我带着火枪去滑了一会雪，走到格鲁曼特，从那里沿林中小路到图拉，穿过禁伐林到了一家小酒店，再顺着公路回家。一个喝醉酒的农夫让我搭他的车，吻我和布尔卡，说我是他父亲。世上最善良、完美、可爱的人莫过于喝醉酒的农夫了。路上的思绪十分愉快。你想象不出我完成著作[3]后体会到的那种愉快和自由。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架写作机器了。我也一直挂念着几个大的孩子。今天收到了你的一封短信。我于明早返回亚斯纳亚。

列·托·

［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

[2]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年《莫斯科小报》上连载了小说《丘尔金大盗》，小说主人公确有其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专事杀人抢掠。

[3]指《我的信仰是什么？》。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现在是晚上六时。昨天我坐上雪橇，在松软的半尺厚的深雪（夜里下了雪）上滑行，一种寂静而柔和的感觉包围着我，头顶上是迷人的冬天的星空，陪伴我的是可爱的米沙[1]，我体验到一种近乎狂喜的感情，尤其因为我刚刚在火车车厢里遇到一个抽烟的戴手镯的女地主、一个大谈该惩治谁的肥胖医生、一个穿着破烂缎子大衣木然躺在长凳上的喝醉了的农妇、一位提箱里带一瓶酒的先生、一个戴夹鼻镜的大学生，还有看见我穿的是短羊皮袄就推我后背的列车员。经过了所有这些以后，我面对的是俄里翁[2]、禁伐林上空的西里乌斯[3]、厚厚的无声的雪、驯良的马、善良的米沙、纯净的空气、仁慈的上帝。帐房里生火了，但我觉得（想象中）有煤气。起先我想把火炉再生一次，后来又改了主意。和菲利普在一起喝茶，聊了一会（他一切都很好，也很努力）。后来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来了，一点多钟，米沙躺在炉炕上，他像平时那样，脱掉靴子，把皮袄塞在头下枕着，马上就睡着了。我怕中煤气，一直坐到两点多钟。很认真地读佛经。然后便半睡半醒地躺着，好在没有煤气。四点多钟的时候天还黑着，我吹了声口哨想让米沙停止打呼噜。他咂巴着嘴瞅了一眼窗户，以为天亮了，马上从炉炕上爬下来，蹬上靴子，穿上皮袄，收拾好马车到图拉采购去了。当他两点钟回来时，显得愉快、健康、精神抖擞。看到他这样我很高兴，也获益匪浅。我一直睡到十点。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来了。虽说我需要的东西是很少的，但实际上也是一大堆。他们到屋里去拿来各种各样东西，后来我想起还缺鸡蛋。我自己到村里去弄鸡蛋。我边走边想：我们总是说需要的东西不多，其实并不少。要是以为这些都自然而然，理所应当，那就太有愧了。我去给自己买鸡蛋 ，心里十分惭愧。先去福卡诺夫家，后来又去弗拉斯家。弗拉斯的母亲仍旧卧床不起。我对她说：“过节了，祝你愉快。”她说：“没法愉快。来了好人，我高兴，要不就更糟了。”弗拉斯把鸡蛋拿给我，我塞满了衣袋，没有留给弗拉斯的母亲，而是拿回去自己吃。早饭后坐下来写作[4]，稍有进展。但是来了一个做过司务员的士兵，想要受雇当管家。我冷淡地拒绝了他，他却对我说，他是我过去第一所学校的学生——博古恰罗沃村的肖姆卡[5]。他曾是最优秀的男学生之一。现在看来也是个好人。从这张士兵的脸上，我认出了那个面带纯真的微笑、一脸雀斑的聪明的小胖孩子，和他聊了很长时间。后来砍了点木柴取暖，接着去找比比科夫。雪下得很大，小路还没有踩实。在村子里马特维·叶戈罗夫喊住我（当时天已经黑下来），走过来聊了几句，讲我的马被盗的事。他说偷我的马真是罪过——全是一派谄媚的话。我问他，他家门前有两匹马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侄女从捷利亚京基来，马停下不走了，我可以用自己的马把她送回去。”我说：“把我也带上吧！”说完就往前走了。到了坡上，一个农妇、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从后面追上了我，他们身后有一匹停步不动的马。我坐到他们的雪橇里。农妇讲起了自己的苦命——没有粮食，有三个女孩，一个还在吃奶（“我不在家她还不哭死了，我自己也差点冻死了。”）；到巴罗洛姆卡想找母亲要点钱买粮食，谁料当看林人的父亲因为有人偷了木柴被罚扣了三卢布。她就这样空手而回，马又不肯走，差点儿冻僵，前后共跌倒三次。农妇哭泣着，女孩和男孩们（是我们村的孩子，坐雪橇玩）却在嬉闹喧哗，不时折下树枝来赶马。马甚至跟在雪橇后面也不肯走。道路极其难行，在科恰卡峭壁底下，马完全不走了。我很高兴帮了他们的忙，尤其是帮了这匹马。这是一匹瘦马，走不了一百步就停下来，不管孩子们怎么打它，它就是不动。于是我就去对付马，它终于对我友好起来，没费多大劲就到了捷利亚京基。我走进一间茅舍，想看看他们生活得怎样。屋里很干净，比那农妇哭诉的情况要好些。孩子们在玩牌。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在唱歌，妈妈一进家门她立刻就跑去找吃奶的帕拉什卡。帕拉什卡放在邻居家。邻居自己来了，她叫马尔法，是马特维·叶戈罗夫的女人。她自己也有个婴儿，却一整天都在给帕拉什卡喂奶。她们去抱帕拉什卡的时候，我便和孩子们动身回家了，免得那农夫再送他们。一个女孩是寡妇阿夫多季娅的女儿，另一个是佐林的女儿；两个男孩一个是佐林的，另一个是尼古拉·叶尔米洛夫的。暮色四合，下起雪来，我的小同伴们害怕了，但又竭力装作勇敢的样子，尤其是阿夫多季娅的女儿格鲁什卡。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她那唱歌似的声音，谦和而又活泼的话语，活脱像她母亲。当她抽打马时，我对她说：“你自己也会老的。”她说：“不，我永远不会老。我永远是一个孩子。”我问：“也不会死？”她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永远不会老。”等我们到了坡下，孩子们谈起狼和暴风雪来，一面紧盯着每一个路标。我说：“要是雪把咱们埋了，咱们就把雪橇翻过来，坐在底下讲故事。”他们问：“那不很冷吗？”我说：“那我们就拍手。”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穿越小溪时尽管不太顺利，但总算过去了。格鲁什卡在雪橇前头坐下来，她说：“咱们来讲故事吧，我先讲一个。”于是开始用她迷人的声音讲起来。她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大伙儿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下子全都变得特别和善，其余的男孩女孩都争着把一件男长衣推让给别人拿去挡风。她在故事结尾时忘了讲：人们把女凶手绑在一匹农夫们不敢走近的很久不骑的公马身上。“对，对，有这么一匹公马。”我打断她的话问：“不是咱们牵的这匹吧？”——我的天！登时爆发了一阵大笑。她讲完故事我们已经从村子前面的坡上下来。我说我怕来不及讲完了。一个男孩恳求说：哪怕讲一点儿也行。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一个中国童话。佐林的女儿提议让马停下来，然而格鲁什卡以一个稳重的马主人的姿态否决了这个提议。当我讲到一半时，马似乎转弯了，原来是格鲁什卡拉着笼头让它转弯，一面说：“差点忘了，都是听故事听的。”我走开后还听到她在窗下喊着：“爷爷，出来牵马。”真好！这一切真叫我感动。吻你和孩子们。明天大概会有你们的消息——身体和心境如何，是否全家都好？

列·托·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马车夫，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一农民，当时管理托尔斯泰的庄园事务。

[2]俄里翁是希腊神话中一猎人，后被众神化为猎户星座。

[3]西里乌斯是天狼星。

[4]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5]后来肖姆卡，即谢苗·格列博夫，为托尔斯泰管理他在萨马拉的田产。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今天（星期五）早上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好一些，可能我也好一些，所以它减轻了我对你的思念之苦。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写东西，读书，静坐思考。傍晚到村里去，责备尼古拉·叶尔米林拒还债务，还去看了科斯秋什卡和惯偷加娜。她真是个不幸的人，因不堪人们歧视侮辱，变得凶狠暴虐，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

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贫困和苦难的情景。这些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只是在乡村更容易看到罢了。这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既能看到原因，也能看到结果。我喜欢看清自己在其他人中间的地位，不是喜欢，而是感到愉快。

因为你在信中写到了迦尔洵[1]，没见到他我并不遗憾。在莫斯科时我不得不见很多人，所以现在是越少越好。我总觉得，他们完全不需要我。

我正在读Elliot写的《Felix Holt》[2]。是一部绝妙的作品。以前我曾经读过，但那时我太笨，而且全都忘记了。如果还没有译文，它倒真是一本值得译过来的好书。可以给塔尼娅去译。现在我尚未读完，我担心结尾扫兴。这书是谢廖沙哥哥给我的。请转告他，他对此书的评价完全正确，确实如此。我在这乡间夸赞他推荐的书已是第二次了[3]。

在我面前桌上放着一份记录，是关于一个寡妇的事，她今天来过这里。她没有房屋，没有土地。丈夫生前在格鲁曼特的兵营当兵。她三十二岁就带着八个孩子守寡，最大的才十一岁。我记录时好半天才弄明白，原来八个孩子中有一对双生女孩。兵营的中尉给她安排了一个栖身之地过冬。

明天我要去图拉，尽我所能帮助她。

我现在把这封信带到科兹洛夫卡去，要怀着不安的心情拆看你的来信。你的身体如何？从信上看来似乎很不好。米沙怎样？全家怎样？

我昨天对我们之间短暂的不睦感到惋惜。结果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愿望。我曾经对你说过，如果你要我回来，那就写信告诉我，我会立即动身，绝不是勉强，并且会为我能使你如愿感到由衷的欣喜。可是你却什么也没说，或者说得模棱两可。

再见，我心爱的，吻你和孩子们。

列·

［一八八五年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乌鲁索夫[4]比在莫斯科时好多了。他需要好好保养，他也正在这样做，我看照此下去，他会活得很长。

此刻在科兹洛夫卡收到了我所盼望的你的来信，我这就可以放心而幸福地回家了。你要我回来，我星期一就到。

[1]弗·米·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2]英国女作家艾略特（1819—1880）的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

[3]托尔斯泰的二哥于一八八四年曾建议他读法国作家德罗兹（1832—1895）的小说《悲哀与微笑》，托尔斯泰读后很喜欢。

[4]列·德·乌鲁索夫，图拉省副省长，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给你写信，预知我的信不会按着先后次序到达你处。现在是三月十五日星期五的夜晚，我刚刚来到马利佐夫家。他显然在期待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甚至到塞瓦斯托波尔去迎接我们，但错过了。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爱说爱笑的老头，既不讨厌也不蠢，不过权力毁坏了他。

昨天在拜达尔车站给你发信后，我便徒步上山，到了著名的拜达尔门，乌鲁索夫是乘车去的。一名向导陪我前往，是一个住在鞑靼村庄中的俄国男孩，母亲守寡。他平时随便找点活儿维持生活，那副无人照料的样子委实令人吃惊。他从未去过教堂，对“天父”等等毫无概念。他今年十七岁。

我们经过的平原地区风景迷人，但很荒凉，鸟语花香，丽日当空。公爵在我之前到达拜达尔门。这里的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建筑拜达尔门正是为此。不巧的是起了雾，所以什么也没看见。只觉得寒冷、潮湿、昏暗，山下是平躺着的和耸立着的岩石、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乌鲁索夫被雾气弄得喘息起来，语无伦次地表示他的担心，和车夫讲价钱。天黑时我们顺利到达。我下榻在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里。当夜有月亮，半座山上都是黑森森的柏树，到处可以听见喷泉的淙淙水声，下面是蓝色的大海，“不停地絮语”。只有一点美中不足：隔壁住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其中有一个服了奎宁，拼命哭着喊苦，后来却一下子进入了幸福的梦乡。房檐下有两只猫叫春，这儿的猫多得简直成灾。五点钟醒后喝咖啡，然后动身到四里外的阿卢普卡去。石头公路很好，旁边有橄榄树、葡萄园、扁桃树，还能看见湛蓝湛蓝的海。在阿卢普卡给你发了电报，在一家土耳其人的农舍里喝了点茶便回家了。和乌鲁索夫一起在他喜爱的岩石中间穿行一会儿，又在岸边走了走。天气很热，好不容易才遏制住想洗个海水澡的欲望。散步前大家在一起进早餐，有一位教师、两位医生，还有一位富商和他的迷人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后来虽想睡觉，却被猫叫声搅扰不能成眠。恰好乌鲁索夫来了，我们便一起去找马利佐夫，在一起进午餐，喝茶，然后躺下休息。我累坏了，也晒黑了，头脑中思绪纷乱，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过从未停止对“英国贵族”的思考。[1]明天要试着把它写下来。仍旧没有你的信，真可怕。

此地除气候温暖、风光秀丽之外，还有一样好处，那就是富足，没有穷人。工资很高。想要活得好的人正应该在这里，或在南方的其他地方开始他的生涯。我和乌鲁索夫两人久久地坐在岸边一块岩石下。四周幽静、舒坦、肃穆，全都是浑然天成，我不由得回忆起莫斯科，回忆起你的种种忧烦和日常琐事，回忆起莫斯科人的活动和娱乐。人们竟能如此扼杀自己的生命，真难以置信。明天再谈。拥抱你，吻孩子们。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锡美伊兹］

[1]指《英国贵族乔治和勃兰登堡选侯夫人弗里德里卡·路易莎奇遇记》，是一部通俗小说。据托尔斯泰夫人称：“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立意改造民间文学，并且把他的民间故事写作计划简称为自己的英国贵族”。托尔斯泰当时在构思短篇小说《伊利亚斯》，于次日（3月16日）写成。

致伊·叶·列宾

前天我参观了画展[1]，真想立即就给您写信，不过没来得及。想要写的正是内心所感：列宾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您的作品[2]中包含着一种令人奋发猛进的、强有力而又切中目标的东西。如果和您面谈，我也许会讲很多，但不想在信中高谈阔论。我们的画坛上有人画过疾病缠身、寄人篱下的半疯的老太婆[3]，还有人画老卡拉马佐夫[4]。而您画笔下的约翰，正是这两个形象的结合。这是个最令人憎恶的极其可怜的刽子手。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还有儿子的死亡之美也表现得很逼真。一切都妙极了。画家想要表达的重要思想，全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十分巧妙，不露雕镂的痕迹。好吧，就此搁笔，愿上帝帮助您继续发掘，不断深入。

［一八八五年四月一日］

［莫斯科］

[1]托尔斯泰于三月三十日参观了俄国画家作品流动展出协会第十三届画展。

[2]指第十三届画展上展出的列宾的画《伊凡雷帝和他儿子伊凡于一五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3]即前面数次提到的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姓奥霍特尼茨卡娅。

[4]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朋友：

您的两封信[1]和包裹均已收到。您的事情大有进展，我很感欣慰。不过不要因鬼服了您就欢喜，而要寻求将您的名字记录在天上[2]。我不厌其烦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列宾带给我深深的喜悦。我沉浸在他的画境中，为之感动。[3]多少人还将为之感动呀！我想尽量准确地向您表述我的感受。现寄上我的一篇小说[4]的初稿。涂改得很乱，请原谅。明天送去排字。靴匠[5]也同时送去。只是还缺纵火者的插图[6]。可否在莫斯科找人画？今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画几个英雄人物，加上文字说明。我这儿有两个英雄人物，其一是一位医生[7]，因吸出白喉病人的病毒而死去。其二是图拉的一位教师[8]，把孩子们从着火的校舍中救出来，自己却被烧死。我准备搜集有关的素材，如果上帝许可，由我写出文字说明，并请人绘图画像。想想这些画上的人物吧！感谢上帝，他们多得无数。应该加以搜集，广为宣扬，以便给我们树立榜样。上帝赐予我这个想法使我欣喜若狂。我想会十分有益。我给格里博夫斯基[9]写了信，尚未寄出。我不习惯给不熟识的人直接写信。但他激起我无比的尊敬和爱慕，我怕因为不相识而语言难以达意。您如见到列宾，请告诉他，我一向是喜爱他的，而这张基督的面孔把我和他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只要一想到这张面孔和这只手，便不由得热泪盈眶。卡尔梅科娃来过并读了她修改、补充过的书[10]。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也就是说含义最深刻的书。再见，亲爱的朋友，请常给我来信。我感觉很好。吉洪行传[11]写得欠佳，没有内容。

M.Arnold作品中有一半可以说是我的思想。[12]我很高兴读他的作品。如有可能，请给他一本《Ma religion》。[13]

列·托·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

［莫斯科］

[1]切尔特科夫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详述了媒介出版社的工作情况。该出版社是经托尔斯泰倡议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创建的，旨在出版人民喜闻乐见，并符合托尔斯泰宗教观的作品。

[2]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

[3]媒介出版社对法国画家布格罗（1825—1905）的画《鞭笞基督》进行彩色石印再版时，俄国检查机关以此基督形象的生活气息过浓为理由，禁止出版。切尔特科夫便请列宾重新画基督的形象，题名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难图》，附有托尔斯泰和迦尔洵的文字说明，但未具名。

[4]指短篇小说《纵火容易灭火难》。

[5]指短篇小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6]指《纵火容易灭火难》的插图。后由画家康·阿·萨维茨基（1844—1905）绘制。

[7]指医生伊·伊·杜布罗沃，为了拯救白喉病患者，他用管子从患者喉中吸出白喉膜，从而被感染，数日后死亡。

[8]此人不详。

[9]维·米·格里博夫斯基在一封致托尔斯泰的信中杜撰了自己的身世，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后来托尔斯泰与他相识。格里博夫斯基在托尔斯泰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他的忠实追随者，同时却又抱有坚定的反动信仰。

[10]指《希腊先师苏格拉底》一书的手稿，托尔斯泰修改过，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11]指扎顿斯克修道院居士《吉洪行传》，作者是媒介出版社的M·帕夫洛夫斯卡娅。该书加工修改后于一八八六年出版。

[12]托尔斯泰读了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尔德写的《Literature and Dogma》一书，该书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会关于上帝的概念，即认为上帝是表面的，外在的。

[13]切尔特科夫应托尔斯泰的请求，把托尔斯泰所著《我的信仰是什么？》一书的英译本（列·德·乌鲁索夫译）寄给了阿诺尔德。

致塔·安·库兹明斯卡娅[1]

塔尼娅：

我先收到你的全部手稿[2]，第二天又收到你的信。

收到后我立即把手稿读了一遍，深为赞许。一遇到有空闲的夜晚，我还要以严格品评的态度再读一遍，并作出修改。我想修改之处不会太多，因为故事很有趣，写得又朴实无华。只可惜你没有写出警方如何逼她——警察局长要求把狼埋掉，把狗打死。她似乎是这样说的。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很好，好像……还是先谈你的事情吧。阿克西尼娅的故事[3]就放在我桌上，我还一点没动，但很想把这件事做完。有一点令我不快，你竟追求这样可憎的目的[4]，它把我对故事的兴趣破坏无遗，还损害了你的形象。但我会尽力为你效劳。我想先把狼的故事改完。现在谈谈我吧，因为这也与此有关。我正在集中精力写我的文章[5]，今天一整天都要化在这上面。但白天一定抽空把你的稿子改完，然后寄给你。如你所知，塔尼娅[6]没有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否则对于我会是可怕的。照我们的老样子生活，我会失去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而叫她照我的方式生活，在我也是难以想象的。你不在时，弗赖[7]来过，你知道他，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好人，倒不单单因为他是素食主义者。可惜你没见到他，否则你会获益良多。他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恐怕有很多还来不及发掘。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一个新鲜、有力、年轻、广阔的美国生活的世界（照你看来，他在生活中没有安克馅饼，所以是不幸的[8]）。美国生活不仅不承认安克馅饼，而且把它视为鼻子上戴的环子、头上插的羽毛，以及蛮人的舞蹈一类的东西。十七年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俄国和美国的公社中度过的，那里谁都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不是用“头脑”，而是用双手工作，那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幸福。你也许越发要指责他的缺点，这有趣也有益，但从你信中总是提到“钱、钱”看来，我怕你不能离开那条由安克馅饼的法版指引的道路。如果你像摩西一样被激怒，摔碎法版[9]，那么你会设法向自己的主——安克馅饼要新的法版。我在信中也故意激怒你，有几分是出于老习惯，有几分却也是当真。

我写这些还有一个原因：一人独坐时，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给我以安慰的精神。我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人们怎能向那些自己用破烂制造的偶像献出自己最珍贵的一切，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今天、明天和后天。

萨沙[10]对贝克尔案件[11]的看法怎样？他非常激动吗？案件审理得这样荒谬连我也感到震惊。我想，根据你在一封信中提到的木工活儿和汗味看来，情形并非如此。这汗味是使头脑变得清醒的好气味。祝愿他取得进展，相信他会把木工活干到相当水平，我认为，这比肩上的绶带更重要，因为木工艺术是真正的特长，绶带则相反。

同样热烈地吻你的儿女们。

列·托·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请叫玛莎[12]代我吻吻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3]，并告诉他，我想知道关于《傻子伊万》他向你们谈了些什么意见[14]。我时常想念他，也很想知道他对我的有机论和进化论方面的著述[15]有何见解，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现行科学中的迷信教义。他定会明白这些可怕的词句究竟何所指。

[1]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是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2]指短篇小说《疯狼》的手稿。小说写一只疯狼闯进村中带来的灾难。

[3]指《农妇的命运》。

[4]库兹明斯卡娅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为了物质利益。

[5]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6]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7]弗赖是一个外国侨民，社会活动家。

[8]安克大夫是托尔斯泰的岳父的朋友。每逢托尔斯泰家中有大喜事，都吃一种以安克大夫命名的馅饼，因此安克馅饼在托尔斯泰眼中成了贵族特权阶层的生活的象征。

[9]事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

[10]指亚·米·库兹明斯基，即塔·安·库兹明斯卡娅的丈夫，当时任彼得堡州法院审判长。

[11]指犹太女孩萨拉·贝克尔被杀一案。

[12]库兹明斯基的女儿。

[13]即斯特拉霍夫。

[14]斯特拉霍夫读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傻子伊万的故事》的手稿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在信中向托尔斯泰提出如下看法：“这个童话使人失望……如果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篇文章，是缺乏诗意的诗，是没有风景的画，是不包含童话内容的童话，那我只能认为它是一种人工的、不自然的、故意拼凑成的、戴着生活假面具的东西……您是这么卓越的一位艺术家，您无权写这种东西。”

[15]指论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斯特拉霍夫极为赞赏。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昨天收到塔尼娅和伊柳沙的信，今天又收到你的信和电报。你后来想必又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两封信。看来你很焦躁，这使我很不安，为你难过。真想帮帮你，不过你自己也知道我做不到，这话也绝非托辞。所有使你焦虑不安的事情，或至少是其中大部分，比如孩子的教育、他们的成绩、钱财以至账目的事，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求你不要感到失望，也不要老想责备我。你是知道的，这并不是由于我滑头、懒惰，想摆脱繁重的劳务，而是另有原因，而且我看是不坏的原因。正是因此，在这方面尽管我想试试有所改进，内心深处却不愿意改。如果像你有时说的那样，你认为我在走极端，那么，只要你深入看看我的动机，定会发现，在我的出发点中是不可能有极端想法的。因为，假如认为一个人走在正路上还应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倒不如根本不起步的好。距离目标越近，停下来的可能性越小，越要加快速度奔跑。无论是对个人的生活还是对家庭生活，我都抱着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出于一时的任性。我对生活持有的这种看法，是历尽忧患才得来的。我不仅不掩饰为什么我对生活恰恰持有这种看法，而且还要尽我所能在写作中表述出来。我写这些只是为了使你不致对我怀有恶感，我怕你心里藏着恶感。如果是我错了，那么，请原谅我。如果我没有错，那就不要因为我留在此地不来莫斯科而对我有丝毫不满。我在莫斯科的家里可以说几乎于事无补，那里的生活方式使我无所作为，我讨厌那里的生活，原因仍然在于我对生活所抱的态度，这态度我是改变不了的，我在那里也不能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似乎并未说定我该怎么办，为什么留在此地，留多久。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谈不通的事。我留下来是因为在此地我感觉好些。在莫斯科我是个多余的人。至于留多久，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计划的。只要活得好，能工作，我就要活着。有一点我是明确的，为了保持心灵的平静，也就是心灵的幸福，我必须和你相爱。因此这个条件是高于一切的。如果我看到你因为我不在身边而不快乐，或者我因为和一家人分开而感到痛苦，工作也进行不下去，那我一定来。到那时再看怎么办，无论如何要相爱，要和谐。

请将《两个老头》送去排印[1]，只是要删掉最后一句里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徒那里”。肖像[2]我一定准备好。我完全健康，精神也好。哪里也不去，谁也不见，只是拼命工作，用手也“用脑袋”干[3]。像平时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晚上早早躺下睡觉。再见，吻你和孩子们。来信时告诉我所有孩子的情况，包括小的几个。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把童话《两个老头》收入《近年作品》（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

[2]即托尔斯泰的肖像，供出版《近年作品》用。

[3]托尔斯泰在此处引用了他所著的《傻子伊万的故事》中的话。

致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亲爱的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

能有机会哪怕是过于郑重地向您表示我真诚的敬爱，我很感高兴，不过立即又听到您身体不适的消息。于是我开始不安地注意报纸上的报道，后来从报上和熟人那里得知您恢复了健康。这太好了！只是不要相信医生，也不要让医疗损害了您的健康。

我想对您谈一件事，也许您知道媒介出版社和切尔特科夫吧？这封信将由切尔特科夫转交您，他还要告诉您此事的详细情况，您或许会感兴趣。我想说的事是这样的：自从您和我从事写作以来，读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读者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前是杂志的读者最多，也最可贵——约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真诚、严肃的读者。如今知识界读者的质量大大下降，他们多半把读书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且又产生了新读者群，人数多达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切尔特科夫将要带给您看的那几种由媒介出版的书，半年内就售出几十万册，需要量还在不断增加。至于我自己，当我校改给我们这种人写的东西时，我很从容，很随便。可是当我给一年后的几百万读者写作时，想到他们要以苛求的态度去读，我就感到胆怯而缺乏自信了。不过这不是正题。我回想您以前和近期的许多作品，感到假如您设想一下这些虚构的读者，愿意为他们写作，那一定会写出一部或多部极好的作品来，从中找到乐趣。只有文学巨匠在真正的内行面前表现自己的高超技巧时，才能体会到这种乐趣。我认为，只有您才能做到。我这样说，想来您虽不会把我当成狡猾的人，也一定会以为我是在恭维您。您具备了需要的一切：精炼而有力的真正的语言，独特的个性，还有能引起愉快笑声的并非幽默的东西。就作品内容而言，您怀着爱心，因而也就了解人民生活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出的书并不形成一个流派，倒是排除了某些流派。但这用不着我说。我们的提法是：我们出版一切不违反基督的教训的东西；而您虽未如此申明，却一向是以这种精神指导自己的写作，因此我珍视您，也珍视您的作品。您自己今后仍将这样做。您能为成千上万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宝贵的食粮，这是除您之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列·托·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日？］

［莫斯科］

致费·费·季先科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收到了您的信和短篇小说[1]，我想能够采用，并且寄上稿酬。如果稿酬尚未寄到，那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完，请您耐心等待。如果不用您的稿子，我早就通知您了。不过问题不在于五十或五千万卢布。金钱问题不仅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有害的。愿上帝保佑您不致把写作当成获取金钱的手段。问题在于不应用文字犯罪，而要用它为人们谋利益。人们要为自己说的话辩白，也要因自己说的话而受到审判。当审判日到来时，要对自己随意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读过您的小说以后，我断定您善于体会他人的感受，并能用语言流畅清晰地表达，因而只要您坚持爱人和真理的原则，您的写作就能够有益于人们。我参加了媒介出版社的工作，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业，它的一些出版物或许您听说过，如未听说过，我可以寄上一些。读过您的小说后，我立即用为媒介撰稿和选书的标准对之加以估量。读完开头几页，我就发现您的小说的优点，是能生动形象地描绘事件，而您从我们的毫无价值的老爷文学那里承受来的缺点则是：（一）故事不连贯，写完卢卡生病，接着写安娜[2]之夫的弟兄们，这就把故事打断了；（二）不必要的形容和修饰，语言过于工整，反而冲淡了印象。往下，随着故事的展开，我发现您对生活是熟悉的，描写真实而富有感情，但仍存在以上缺点，即过多的修饰、滥用外来词语。此外，还不十分自然。略举几例：（一）如果一个女人能够生了孩子就返回工作，应该讲得再详尽些；（二）安娜听错了，警察询问她的罪行时说的话。这本身是真实的，也很好，只是描写不够自然，有些夸张，因之也就大为逊色。审判场面也写得过分夸张。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有缺点。总的看来，小说写得不错。主要的是，这部小说不是为大多数人，像安娜这样在世上受苦的普通人写的，却是给知识阶层的读者，给警察和法官们看的。这些人能够从这部小说中获得好处，而那些普通人，即安娜和她周围的人，从小说中只能够看出罪恶并非罪恶，或者感到绝望。正是在这一方面，您受到否定生活的老爷文学和拜伦派文学的影响，破坏了这部作品。如果您写作时不忘安娜和她那被杀婴儿的父亲，那么您讲这个故事会采用另一种方法。写成的将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我的总的结论是：假使您相信真理（唯一的真理就是基督的教训），那么您能写得很好；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想到广大的劳动的男女们，而不是知识阶层的特殊读者。我寄上的那些书，要是您以前没有读过，那就读读吧，请特别注意它们的倾向和特性，并且试着写这样的书。我认为您是有能力的。倾向很清楚，就是用艺术形象来表现基督的教训，以及他的五诫；特性则是使妇孺老迈都能读懂，都感兴趣，都受感动，并且觉得自己变得更善良了。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一日？］

［莫斯科］

请努力这样写吧。如果您需要钱的话，为此您会得到钱的。不过，看在基督分上，请不要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建立在文学创作上。这是堕落。

[1]指《罪人》。

[2]安娜是小说《罪人》的主人公，她是一个农妇，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

致帕·亚·杰尼先科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人民戏剧这一吸引着您的事业也使我甚感兴趣。如果我能对之有所促进，我将很高兴；因此，我不仅愿意由您将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1]，也愿意自己尝试写剧本。坦率地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办杂志，我以为它于事无补，因此不敢苟同。如果您需要发表您对人民戏剧的看法，尽可随时写书写文章，向杂志投稿。出版杂志是一件费时多而收效少的事，而且会使人不知不觉地卷入许多麻烦中。主要的是，办杂志会使您不能全力以赴地从事对于您的使命是重大的事业，即把供人玩赏、消磨时间、引人堕落的戏剧，改造成为在人间传播光明的武器。希望您全心全意从事这一事业，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不瞻前顾后，也就是要改编、翻译、收集（我很快将写好一部）那些有着深刻而永恒的内容，又让所有的观众看得懂的剧本，还要在剧院、演艺场等等凡是能够上演的地方上演这些剧本。您如果真如此去做，我将不遗余力地为这一事业服务，不但写剧本，还要联络一些人给以经济上的支持（如果需要的话）。这是大有意义的、劝人从善的属神的事业，必定会进展顺利，成效卓著。既然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办杂志呢？它将占用您和其他人的许多时间和精力，即便有几百人全部投入，也嫌不够。我已请我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特科夫去见您，和您商谈此事。不过，还是请写信告诉我，您准备怎样着手进行人民戏剧事业，演出民间戏剧。

至于要我参加办杂志的事，我不仅不能答应您，而且简直应该说毫无满足您的愿望的可能。我的人生道路已将走完，要做的事还很多。我认为不宜随便出版东西，况且我与不少编辑部已有约在先。

衷心祝愿您在人民戏剧事业上获得成就。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1]杰尼先科把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改编成剧本《民间戏》，刊登在他主办的杂志《俄国演员日记》（1886年第2、3、4期）上。

致季·米·邦达列夫[1]

您的长篇手稿和补充部分[2]我都读过了。写得都很好，也完全真实。我将尽量保存手稿，并视可能情况广为散发抄件或印刷件。我的意见是，可以删去其中的几篇文章，以使整个手稿的力量不致削弱。删去的文章可放在末尾的附注中。您看如何？至于部长[3]是否收到了您的手稿，我无从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很可能他读都不读就将它束之高阁，就算读了，也只会一笑置之。我常常给朋友们读您的手稿，很少有人赞许，大多数人都站起来走掉。每当我不欢迎的人来我这里时，我就马上开始读手稿，他们便立即散去。但也有些人乐于读它。我完全赞同其内容，自己也只写这方面的文章，只不过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问自己：人们是以何种方式对自己和别人隐瞒最初的律法的呢？

人们又如何能够不遵守原始律法呢？我的回答是：一些人掌握了对另一些人的生杀予夺之权（选扫罗为王）[4]，并把一部分人武装起来，使他们服从自己。正是这些人，这些官吏和士兵，首先背弃了最初的律法。他们先是掠夺粮食，随后掠夺金钱，而不用付出劳动。后来他们把掠夺来的粮食和金钱分给自己亲近的人。于是出现了游手好闲者。因此我认为，一切罪恶的起因只有两个：一是最初的律法（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被隐瞒起来了；一是另外一条律法也被隐瞒起来了，那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5]这条律法关系到一切人，不论是谁，不论他有何种头衔，都无权违背它。有朝一日暴力不复存在了，谁也逃不掉为求食而劳动这一律法的约束，因为谁不愿劳动，谁就只有乞讨或者饿死。第一条律法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为了不违背这条律法，还必须遵守另一条律法，即不要与恶人作对。

我暂且搁笔，愿上帝使您一切顺利。我把您当成我的事业中一位得力的助手，希望您也把我当成助手。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莫斯科］

[1]季·米·邦达列夫是顿河军区一农民，因“脱离政府”罪被流放至米努辛斯克，写过一些文章。

[2]手稿题为《农夫的胜利，或热爱劳动与不劳而食》，补充部分题为《对我（邦达列夫）以前写的关于热爱劳动与不劳而食的手稿的补充，其最初来源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一语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九节）

[3]指俄国内务部长。

[4]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

[5]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今天我在早晨给你写信，免得晚上仓促。昨天送走了客人，只剩下我一个人，真高兴。整天都在下雨。我在林子里漫步了一会儿，没找到羊肚菌，但采了些堇菜。家里来了许多农夫。贫穷向来存在，不过这些年越发严重了，今年已到了使富人们不由得惊慌不安的程度。我知道我周围熟悉的人——孩子们（比如捷利亚京基的奇利金家的孩子们）、塔尼娅的奶妈马特廖娜都饿着肚子，他们要吃面包，却得不到，在这种时候，就是吃稀饭和茶就面包圈我也难以下咽。这样的人多得很。何况缺少燕麦种子使他们为将来担忧，因为事情很明白，地里如不下种，土地又交给别人的话，他们就没有任何指望了，只有靠变卖仅有的一点东西和借债度日了。对此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就像对堕入深渊的人闭眼不看一样，但情况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以前只是某些人偶然抱怨贫穷，现在是众口一声在呻吟。无论在路上，在教堂里，在各家，人们谈的只有一件事：贫困。你问：该怎么办？如何帮助他们？当然可以把种子和粮食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它们的人，然而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再说这种帮法本身就否定了自己。给了一个人、三个人，为什么不给二十个人、一千人、一百万人呢？当你把一切都给出去以后，显然就无法再给了。那又怎么办呢？用什么帮助他们呢？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善良的生活。一切恶皆非起因于富人剥夺了穷人。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富有的、中等的、贫穷的人都像野兽一样活着，人人为自己，人人攻击他人。苦难和穷困即由此而来。拯救的唯一良策是在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中贯注一些新东西，即尊敬一切人，爱一切人，关心他人，尽可能克制自己以及个人的利己的快乐。我不是在对你劝导或说教，而仅仅是把我所想的——和你交心时所想的写下来。

你、我、一切人都知道，人类之恶定将被人类消灭，人类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人们将要为此工作，也正在为此工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此工作呢？

本想就这个问题同你谈下去，可不知怎地总觉得你读到我这些话时会说出些尖刻的话，不由得就此停笔。今天是好天气，很热。我想在夜间生火烤房子，明天一出太阳就打开房门。现在高处就流动着温暖的空气，不太觉得潮湿。我想起来，你在我临行前曾经说过房门钥匙的事。你究竟给我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寄来，如果已交给我，来信说一下。没有的话，我准备定制一把新钥匙。房子已刷洗干净，晾一晾，四天后即可迁入。你们都好吗？小家伙们还咳嗽吗？科列奇卡[1]来了吗？再见，亲爱的。昨夜梦见你欺侮我。梦是相反的。但愿如此。吻你和孩子们。伊利亚和廖瓦能陪你很好。应该这样，常同人们在一起好。玛莎还哭吗？塔尼娅还去租五卢布一小时的马骑吗？五卢布的面包够那些啃面包皮的孩子们吃一个月了。只怕住在莫斯科的人不会理解这些。我等着，等着你们大家尽快到这里来。谢谢你找人捎来苹果和橙子（其实是多余的）。总之你太为我操心了。我完全健康。什么也不缺。你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画家尼·尼·格（1831—1894）的儿子。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

我收到了您转达玛·雅·普辛娜[1]问候的信。此外，我还得知，您不幸听人朗读了我的拙著[2]。说真的，这不是谦词。因为我确实认为那部作品完全不值得您所处的社交界目前对它的各种议论。我希望这一剧作将对“广大的阶层”[3]有所裨益。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对你们来说它毫无用处[4]。唯一使我感到欣喜的是你还记得我。也许我们还会见面。您的教女很可爱。我非常高兴见到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现在有一事相求。安·瓦·阿姆菲尔德现正在我这儿。她为她女儿的事[5]即将赴彼得堡。请尽量帮助她。原谅我，并像我爱您那样爱我。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日左右］

［莫斯科］

[1]玛·雅·普辛娜是十二月党人米·伊·普辛之妻。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在瑞士和她相识。

[2]指《黑暗的势力》，曾在亚·安·托尔斯泰娅家朗读。针对当时流传的不利于该剧的流言蜚语，切尔特科夫在一些上流社会沙龙举办过该剧的朗读会。

[3]指劳动大众。

[4]亚·安·托尔斯泰娅一月二十六日复信，热情洋溢地称赞了剧作《黑暗的势力》。她在信中写道：“戏剧直接触动良心，对所有人，包括我，都有好处。”

[5]安·瓦·阿姆菲尔德的女儿因参加革命运动于一八七二年被捕，一八七九年被判处长期流放。后经亚·安·托尔斯泰娅多方奔走，母亲才被允许迁到女儿的流放地居住。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彼得罗夫[1]刚收到剧本。内有手稿的保价邮件至今尚未收到，可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些手稿[2]。您信中提及的事都令人高兴。我所看到的周围一切也同样使我感到愉快。为彼得罗夫组写稿件有大量工作要做。波捷欣对他的小说《在群众面前》和《一个女病人》说了些什么？这些作品他准备交给人民吗？即是否送交媒介出版社或瑟京？我向妻子要了一篇《波利库什卡》[3]送去了。现在我将求所有作家提供他们能够提供的作品。应该请格里戈罗维奇提供你们所挑选的最适宜的作品。我想，主要推荐德、法、英作家经过多次再版和翻译而至今不衰的全部名著。为此我正在做一些工作。但为了在这方面获得成果，也要付出巨大劳动，可是缺少人手。如伏尔泰[4]、卢梭[5]、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6]、莱辛[7]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强盗》、《威克菲尔德的牧师》[8]、《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佩利科[9]，富兰克林[10]的《札记》，普卢塔克[11]以及其他许多作品。

谢苗诺夫刚给我拿来一个短篇[12]。写得不错，但必须由他本人再加工润色。

瑟京答应本星期介绍我认识一些出版界的人。我要向他们声明，凡由我交付瑟京出版的著作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拿去再版。如果他们需要这方面的证明，我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媒介出版社最好也发表类似声明[13]。

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那儿我已去过[14]，但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是否有必要询问她那位现任部长的兄弟[15]？我焦急地等待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16]。

列·托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莫斯科］

[1]伊·伊·彼得罗夫是伊·德·瑟京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负责出版媒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信中所说的剧本指《黑暗的势力》。

[2]切尔特科夫给托尔斯泰寄去他的《论生与死》、《尼古拉·帕尔金》和《疯人笔记》等作品的手稿，以及尼·谢·列斯科夫的故事《关于基督教徒费奥多尔及其朋友犹太人阿布拉姆的传说》。

[3]《波利库什卡》和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前创作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出版权由托尔斯泰夫人掌握。

[4]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5]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对欧洲进步的社会思想、哲学、文学都有影响。

[6]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7]莱辛（1729—1781），德国古典文学奠基人。

[8]英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散文家哥尔德斯密斯所著。

[9]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

[10]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启蒙思想家，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11]普卢塔克（约45—约127），古希腊作家，著有《道德论》。

[12]指短篇小说《进城》。

[13]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俄国新闻》第六十四期刊登了一项声明：由媒介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无偿地自由再版。

[14]托尔斯泰访问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为了征得她的同意出版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贫非罪》、《各守本分》。一八八七年三月奥斯特罗夫斯基夫人把这两部剧作的出版权交给了媒介出版社。

[15]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兄弟当时任国家财产部部长。

[16]即媒介出版社创始人之一比留科夫。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朋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廖瓦[1]告诉我，他超过了您，而您却微笑。对此我欣喜万分。您笑什么？现在我给您写信。在收到您的便条之前我已经把书寄出了。切尔特科夫的声明[2]今天收到。太好了。但最好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科列奇卡会写信给埃尔杰利，[3]是否还能找到别的什么人？最好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

切尔特科夫在写评萨维欣[4]的文章。萨维欣写的长诗[5]语言、形象都很出色。有的诗句不错，但不妨再加工锤炼，使整个诗篇更加匀称精炼。内容不是不好，而是根本没有。在内容方面只是模仿了涅克拉索夫那不该模仿的部分，即过于夸张了人民的贫困，对贫困抱绝望态度，这种态度只能引起对某个个人的愤慨而已。为什么要出现一个戴眼镜的老爷？他干什么？主要是他靠什么维持生活？人们绝不可能同情他，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神秘莫测、深藏不露的东西。人们自然而然地同情庄稼人。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却鄙视他们，而推崇那些只能使人产生困惑和疑虑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从任何其他作品中这样明确地看到，一个人尚未在善恶之间划清界线以前是不可能写作的。纵然才华四溢，写出的都不是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工作者，作家，除了外在的才华，还必须具备两点：首先，要能洞察什么是应该存在的，其次，对应该存在的事物要坚信不移，把这些事物描绘成犹如他们确实存在，自己就生活在其中一样。不完美的、尚未成熟的艺术家具有这一个条件，而缺少那一个条件。萨维欣具有能够洞察什么是应该存在的，仿佛那就是事实的才能，但他毕竟还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存在的事物。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相反。大部分平庸的作品属于第二类；多数所谓的艺术作品属第一类。人们觉得不应该描写现实，因为这称不上是艺术，但又不知道，什么是应有的事物，于是便去描绘往事（历史艺术——苏里科夫的一幅画[6]），或写的不是应有的事物，而是他们或他们的小圈子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两者都不好。有第一种缺陷的是伊万诺夫[7]，有第二种缺陷的是萨维欣。他们结合在一起，便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即使不结合在一起，各人只要经过锻炼，弥补了自己的不足，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脑力工作者，作家。我是这样想的。您了解萨维欣，您决定，是否可以在不使他伤心的情况下，为了他好而向他说明这一点。我本想到乡下去。但感到问心有愧到哪儿能逃避自我和回避他人呢？所以我留下来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到时候我将做我应做的事，我在这儿也可以有助于人。再见。拥抱您和我们所有的朋友。

列·托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

［莫斯科］

[1]托尔斯泰的第三个儿子。

[2]即媒介出版社的声明，见前注。

[3]画家格的儿子写信给作家亚·伊·埃尔杰利（1855—1908），建议他像托尔斯泰一样声明放弃对自己的作品的私有权。

[4]瓦·伊·萨维欣（1858—1912），俄国作家。

[5]指《两个邻居》。

[6]指俄国著名画家瓦·伊·苏里科夫（1848—1916）画的《贵族夫人莫罗佐娃》。

[7]俄国作家尼·尼·伊万诺夫（1867—1912）发表过《跳蚤和苍蝇》、《三个朋友》等中短篇小说。

致帕·马·斯沃博金

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

在我的设想中阿基姆[1]的头发是淡褐色的，而根本不是灰白的，也没有谢顶。头上的头发甚至有点蜷曲，胡须有些稀疏。说话不流畅，每次突然蹦出几句话以后就“那个”、“这个”地口吃起来。他把“这个”说成“这盖”。不过，也可能说成“这够”。我觉得，说话不必低声含糊不清。走路时步履坚定。我想象他穿着树皮鞋的两只脚走起路来成外八字形。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只不过上帝没有给他说话流利的本领。

他对人们所说的一切，特别是对他说的话，总是全神贯注、仔细倾听，并对所有的美言善语表示赞许，一旦听到恶言恶语便会立即感到不自在并加以驳斥。第三幕中当他看到儿子胡作非为时，他应该感到肉体上的痛苦。

应该运用对比：可笑的笨嘴拙舌的言语和热情洋溢的、有时是出自他内心的庄重的谈吐之间的对比。第五幕中他应该显得固执，厌恶婚礼的场面。后来他开始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儿子的行为使他兴高采烈。到幕尾他甚至用身体去维护——他伸开双臂从破坏者人群中跑出来——维护庄严进行的忏悔仪式，使它免遭干预。您的信使我很感动。祝您成功。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

［莫斯科］

[1]亚历山德拉剧院（即今列宁格勒普希金话剧院）演员帕·马·斯沃博金于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询问即将上演的《黑暗的势力》一剧中阿基姆这个角色的外貌及谈吐等有关问题，他将扮演这个角色。

致费·费·季先科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收到了您的中篇小说[1]并已拜读。您希望听到真诚坦率的意见。下面我就谈谈缺点：整部小说显得拖沓冗长。尤其是对谢苗发现妻子不忠后的心情的描写。照镜子的场面过长而又牵强。同时谢苗内心发生的变化也写得不够清楚。先是愤恨，转而绝望，随后平静下来，终于下决心使妻子回心转意。这一切都应该通过纷繁的事件来交代，而不是描述。您试图把这些内心变化和各种事件安排在一起，但处理得并不都很恰当。关于香水的那个场面也过于冗长。还有您犯了重复某些情节的毛病。 这冲淡了印象。如两次提到扔钱和扯破手风琴的细节。再就是原先构思的谢苗似乎不应该有现在这样的结局。这就是我经过努力回忆起的所有败笔。有些地方语言还不够精确。不过这不值一提。况且也不该由我来非议。我喜欢人们视为不当的用词造句，因为这是独具匠心之处。

现在谈谈优点：小说极其真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长处。而最重要的是，在写有关孩子的最后一个场面中妙笔生花，情真意切。总的来说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我认为，您具备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

从您的这部中篇小说来看，我认为，您有或者说会有主要的一点，这就是深层的内容。少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作家应具备两条：知道人们身上及人际之间应有的是什么，并对此深信不疑，热爱它，仿佛在眼前看到应有的和不应有的东西。

您的中篇小说和这封信我将寄给彼得堡媒介出版社的切尔特科夫。我要请他把这部小说刊登在某一杂志上，如您愿意，就由媒介出版社发表。总之要使您能得到稿酬。

有关此事您尽快和他联系。也许他会先给您写信。他是我的挚友，和他交往只会使您感到愉快。

请来信告诉我您的近况如何。现在您为什么在阿赫特尔县[2]？您的家和孩子们怎样？

愿上帝保佑您！

热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莫斯科］

[1]指《孤儿谢苗和他的妻子》的修改稿。

[2]季先科于四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他因反对压迫农民触怒了当地的长官，被迫离开乌利扬诺夫卡村，迁到阿赫特尔县的克拉斯诺波利耶。

致费·阿·热尔托夫

……[1]我认为，写作的人只有一项任务：把那些使我的生活变成欢乐的自己的思想、信仰告诉其他人。只有透彻了解《福音书》的真谛并用以律己，在生活的各种场合遵循它，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成欢乐，真正的欢乐。

只有这些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形式去撰写，既可以用议论，也可以用寓言和小说的形式。只有一点是有害的，即为了议论而写，不是为了抒发充满一个人整个身心的那种感情而写。主要的是，在写作时不要急于求成，字斟句酌不赶速度，改十遍二十遍也不厌烦，还有，可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维持生存或向人们炫耀的手段。依我看，写伤风败俗的淫秽东西和以冷漠的态度写有教益内容的作品（作者对所写的教诲连自己也不相信，并不渴望把自己受益的东西传授给他人），这两者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我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备什么。不过，我可以向您介绍我近年来为民众写的故事和《劝善故事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我尽力说明了什么是文学创作事业。您要从事写作，我非常高兴。第一，因为您是农民；第二，因为您没有受到向人们掩盖基督的教训的教会虚伪教义的影响。

您的文章[2]我已拜读了。在内容方面写得最出色的是旅行和梦境。但我不喜欢的是太文气，具有小品文的性质，而且内容空洞。梦境可作为某个完整情节中的一部分，孤立地看，没有多大意义。节日一文写得很冷漠，也太文气。我所说的文气指的是它面向新闻界、知识界的读者。我希望并建议您为另外的读者写。您这之写作的想象中的读者不应该是文学家、编辑、官员、大学生等，而应该是能识文断字的五十岁的农民。这就是我目前一直面对的读者。我也建议您面对这样的读者。在这样的读者面前您就不会故弄玄虚，玩弄辞藻，也不会言之无物，而会写得鲜明紧凑、内容充实。您读一下一个农民写的故事《分家》[3]，还有《索夫龙爷爷》[4]。这两篇故事令人感动，因为谈的都是人们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高于作者的利益。

如果您要写作品让媒介出版社出版并寄给我的话，请寄到图拉。

热爱您的兄长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我觉得，您所以能写作，还因为您掌握语言，而且重要的是您从小就受到基督的教训的熏陶。这一点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

[1]信的开头部分未保存下来。

[2]指短篇小说《乡村节日》和《泥塘》，发表于《俄国信使报》。

[3]《分家》是图拉—农民伊·格·茹拉沃夫写的有关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

[4]《索夫龙爷爷》是工人瓦·伊·萨维欣写的短篇小说。

致尼·尼·格（父亲）

亲爱的朋友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已经有三天了，每天都打算给您写信，时刻惦念着您。遗憾的是，您离我太远。非常感谢科列奇卡[1]的来信，但从他信中无法对您的精神状态作出任何结论。帕·伊·比留科夫一星期前来到我这儿，打算一直住到我家里人回来。现在我家里人回来了，他将于明天离开。我所以想起并提到他，是因为和他谈到了有关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即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之所以称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描绘，他们善于描绘，并且具有在描绘的同时又是读者或观众，能以最严厉的评判来审度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您的身上太强了，这是我所担心的。因为它会妨碍您为人们创作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我说的是有关《福音书》的画[2]。除了您，没有人知道您内心赋予这些画的含义。除了您，没有人能那样真诚地将他们表现出来，创作出那样出色的画。尽管其中几幅与佳作相比水平低一些，尽管还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这些等而下之的作品在真正的艺术中，在生活唯一真正的事业中仍将获得重大的价值。当我收到您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3]而作的《最后的晚餐》的精美复制品时，我的所有这些想法变得尤为突出鲜明。（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未征得您的同意复制了十幅，因为您会同意的。）我知道，不能劝说艺术家或指点他应该做什么。因为他有自身内在的思考。但当我想到一件已经开始的非凡工作不能实现时，我就感到万分遗憾。别人强邀我参观了一个展览。根本没有一幅像样的画，看不到不是用手而是用人的心灵去创作的那种作品。您和特列季亚科夫谈判的结果怎样[4]？要是您的作品在那儿展出，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在推敲自己的文章[5]，我觉得这是需要的，不过谁知道呢？我想尽快结束，以便腾出空来干别的事，不再写这篇文章。我还想见到您。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切尔特科夫来信说，他劝列宾去看您和我。我当然会很高兴。不过我想到您那儿去，在您家里见到您和您所有的家人及科列奇卡。请向安娜·彼得罗夫娜[6]、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7]（愿她顺利分娩）、彼得鲁沙和孩子们转达我的爱。我家里所有的人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8]热爱您并亲吻您。

本想写封美好的信，可是结果未能如愿。近几天来，像我平时常有的那样，天天感到精神不振。

您的朋友和兄弟

列·托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画家格的儿子也取名尼古拉，小名为科列奇卡。

[2]当时格已经画出了《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最后的晚餐》。

[3]指玛·亚·施米特，是托尔斯泰的朋友，同道。

[4]指谈判买格的画，一八八七年特列季亚科夫为自己的画廊购买了格的画《基督在客西马尼园》。

[5]即《论生命》。

[6]画家格的妻子。

[7]画家格的儿媳。

[8]即比留科夫。

致帕·伊·比留科夫

只写上几句附言。等您的来信。我正在写一篇东西[1]。关于这篇东西我好像过去没有对您说过。内弟斯捷潘弄得我们精疲力尽，但我一直在尽量设法帮助他。不知道是否有结果。近来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2]使我很感兴趣。真是不同凡响！四十年前就论述过文学应该是什么，而且阐述得如此精辟。凡夫俗子们不能理解。于是我们的帕斯卡[3]被埋没了四十年。我甚至在媒介出版社出版《书信片断》[4]。删节部分我已划出。拥抱您。

［一八八七年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克莱采奏鸣曲》。

[2]此书经托尔斯泰和亚·伊·奥尔洛夫共同删选，于一八八八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3]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散文大师、数学家、物理学家。

[4]即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

致费·瓦·佩尔菲利耶夫

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寄来了您的诗作。您希望知道我的意见。好吧，不过请别生我的气，我将直言不讳。您所有的诗作中我最欣赏的是《回忆》（一）。写得非常出色，即使不作任何比较，也是一首胜过所有其他诗篇的上乘佳作。但是最后一首我最不喜欢。

也许不用我说您也清楚，形式上的韵律诗和富有诗意的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您的很大一部分诗作都有写得不错的地方，可是常常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即内容空洞。而在许多诗篇中我根本体会不到任何诗情画意。在《回忆》、《青春之歌》、另一篇《回忆》和《嫉妒》中有诗的意境。假如您的诗才能像在这些作品中一样展现出来，并且能像第一首《回忆》那样用优美的形式加以体现，那您便可以很好地进行诗的创作。为此不要编造诗句，而要用诗句去表现充满您全身心的感情，寻找富有诗意的形式表达这种感情。

请不要生我的气。对我来说，创作富有诗意的诗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我总是抱着真诚和严肃的态度来谈论诗作。

友好地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八年］

致费·尼·贝格

尊敬的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

我这里有一篇论果戈理的文章，题为：《作为生活导师的果戈理》[1]。文章异常透彻有力地展示了果戈理的一生，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所蕴含的崇高基督道德精神。文章与我国将近五十年来对果戈理的种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述大相径庭。文章所阐述的一切不容置辩，只会使人感到羞愧。为了编写一本论述果戈理的大众（从最宽广的意义上说）读物，我曾授意该文作者撰写这篇文章。作者出乎我的意料出色地实现了我的这个想法。您是否愿意刊登这篇文章？[2]如果您看中它，是否能立即刊登？您对这位作者，一个最大公无私、仅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的人将确定多少稿酬？这便是我恳请您答复的一些问题。

尊敬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莫斯科］

对了，我忘记问您，如果您看中这篇文章，那么在杂志上刊登后大约要过多长时间您才能出版它的单行本？我想为这篇文章写短序[3]，但不知是否能写成，所以现在还不敢答应。不管序言是否写成，我想请您谈谈您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1]该文作者是媒介出版社工作人员亚·伊·奥尔洛夫，他曾在外省当演员。

[2]费·尼·贝格当时担任《田地》杂志的编辑。托尔斯泰对奥尔洛夫的文章进行加工后寄给了《田地》。但该杂志并未予以发表。一八八八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3]短序未完成，只留下草稿。托尔斯泰于一九〇九年自己写了一篇谈果戈理的文章。

致伊·叶·列宾

亲爱的朋友伊利亚·叶菲莫夫：

我很高兴，我们之间往日不该发生的种种嫌隙与不和[1]都已烟消云散，我们的友谊不再有阴影。其实，对我来说，我深信对您也一样，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爱慕的情意从来没有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关于梅毒的那本书[2]的小插图中，那个没有鼻子的女人头像使我立即想起了您。给人的印象太可怕了。我想给您出个主意，提个要求或建议。我正出版几本有关酗酒的书。有两本是阿列克谢耶夫医生写的[3]（不日即将出版）。另一本正在审查，还有一本[4]将再版。我也一直在构思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书。所以我脑子里就产生一个念头，想请您画几样东西，一是表现酗酒者丑态百出的书中小花饰，另外请为我写的那本书[5]的封面画一小幅画，再为我们出版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书画一幅总的画。三幅画的情节由您选定，但要画得像那幅表现梅毒的画一样触目惊心、令人震慑、一针见血。

近来我身体欠佳，所以那篇关于酗酒的文章拖了很久还未写完。我想要抓住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希望您能支持我。我跟您提起过的有关贝多芬奏鸣曲的短篇小说，草稿我早已写好。我还记得您对此做过的允诺。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您在干什么？生活怎样？想必在勤奋工作吧？要知道，您不属于天才，而属于“勤奋劳动”的一类人。我和女儿们常常重复您评价自己的这一至理名言。您对此确实深信不疑。正是因此您是个强者。

我觉得，我们这个反酗酒团体尽管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正在日益扩大，吸引着人们，也就是说，在产生影响。

非常热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二月一日至二日］

［莫斯科］

[1]列宾想复制他画的《托尔斯泰在耕地》，托尔斯泰和他全家都极不赞成，认为把作家的私生活公之于众是对作家的不恭。后经斯特拉霍夫和斯塔索夫斡旋，托尔斯泰终于同意。

[2]指特鲁托夫斯卡娅所著《花柳病或梅毒》，由伊·叶·列宾负责美术设计，媒介出版社出版。

[3]指《饮用烈性饮料的害处》和《怎样才能有助于摆脱巨大的不幸？如何制止酗酒现象？》。

[4]指亚·季·索洛维约夫的小册子《酒对一个人及其后代是毒药》。

[5]指《致青年人》，未完成。

致尼·尼·格（父亲）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来信，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真叫我高兴。您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1]。上帝保佑您。早该如此！我这话更多地是对自己说，而不是对您。我知道，一个人若习惯于在自己的思想达到一定深度时才创作而一时又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深度，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创作的。一旦达到这种境界，那该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我现在正处在这种状态之中。许多已开始写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但我却不能深入下去，总是浮在上面。我们这儿一切都很好，甚至非常好。未来的孩子快要足月，还有一个月妻子就要分娩[2]。二月二十八日伊利亚将与菲洛索福娃结为伉俪（您也许知道，她是个美好、质朴、健康、纯洁的姑娘）。伊利亚像其他恋人一样正处在不能自已的状态。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停顿，一切都寄托于未来。我现在见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很好的人。这种交往给我带来欢乐。大家都在等待科列奇卡，因他不在而感到寂寞。我说“大家”，是因为人人对他都怀着特殊的好感。前几天我外甥女的丈夫奥博连斯基在这儿猝然去世。这一切好像本该如此，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人非常好，纯朴而又善良。现在留下他的遗孀带着七个孩子。她很穷，欠了许多债。但这也不是坏事，可以唤醒人们身上的许多美德。无论如何我看不到丑恶的东西。一切只不过是为创造美好的东西提供的材料，而创造美好的东西取决于我们。最近我一直在阅读赫尔岑的作品，常常想起您。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假如他没有被埋没，能得到年轻一代的推崇，那么我们俄罗斯近二十年的生活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可实际上从俄罗斯社会的机体上强行摘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请向安娜·彼得罗夫娜（我感到欣慰，她现在好多了）、您家里的青年人以及最小的孩子们转达我的爱。您是否能画关于酗酒的画？需要两幅，一幅大的，还要为所有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著作画一幅小花饰，题名为《该清醒了》。好，再见。像兄弟般地吻您。

您想带什么画来展出？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莫斯科］

[1]当时画家格在创作《圣餐之后》。

[2]一八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伊万出世。

致爱德华·罗德[1]

亲爱的同行：

我非常感谢帕热斯先生[2]，承蒙他的好意把我的书[3]寄给了您，因此我才收到了您的书[4]。我连作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便开始翻阅。但诚挚朴直、铿锵有力的语言以及主题本身的重要性立即吸引了我。以致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特别是书中有些地方值得反复咀嚼。更不用说对人物婚后内心的感受和做父亲后的感情的描写了。有两处使我尤为惊叹。一处是您对战争的议论，这一段写得绝妙，我反复朗读了数遍。再一处是谈到我们的文明的一大祸害，就是您称之为一知半解的态度。从剖析我们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状态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还很少读到比您写的更为深刻的东西。可是，亲爱的同行，我要直言不讳地向您指出，结尾是败笔，完全没有达到书中许多地方和这一部分应有的水平。在我看来，结尾不过是解决书中大胆明确提出的问题的某种方式而已。悲观主义，特别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我总觉得不仅是诡辩，而且是愚蠢，甚至是一极端的愚蠢。悲观主义者阐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并对那些在生活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宣扬自己的学说，好比一个人出现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界却举止失当不通人情，声言自己感到乏味，使别人扫兴，只不过想以此证明，他所处的社交界与他不相称。我时刻想对悲观主义者说：“如果世界不合你的心意，不要显露你的不满，你可以走开，不要妨碍别人。”其实，我眼下所体验到的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应该归功于您的这本书，那就是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昂首阔步和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无论您如何谈论或著述列奥帕尔蒂[5]，是青年还是老年、富裕还是贫穷、健壮还是体弱，我深信，如果您过去还没有找到，那么您将来一定会找到您这本著作的标题的真正答案。

［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1]爱德华·罗德（1857—1910），瑞士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原信是用法语写的。

[2]帕热斯是法国巴黎大学哲学教授，曾将托尔斯泰的论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译成法语。

[3]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法译本。

[4]指罗德所著《生命的意义》，是一部日记体小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5]列奥帕尔蒂（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

致尼·尼· 斯特拉霍夫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称呼前的名目繁多的修饰语使我困惑，我决定从此不再用任何修饰语。）谢谢您来信[1]。我非常珍视您的意见，我听到的意见比我预料的要宽容得多。我知道，这部作品在艺术方面要比任何批评中提到的还要粗劣。它采用了两种艺术手法，这两种手法彼此并不谐调。因此您便听到了小说写得很不像样的意见。但我还是保留原样，并不觉得遗憾。这不是由于怠惰，而是我不能改动。我并不遗憾的原因是，我确实知道我在书中写的对人们来说不仅不无益处，而且一定大有裨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创新。要写艺术作品（对此我并不放弃），就必须重新开始，而且是一气呵成。

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您的身体和工作的好消息。主要是您对季米里亚泽夫的回答[2]写得简明扼要而又心平气和。这是最高典范。我们将以极大的兴趣来拜读。我们这儿一切顺利。我们住在乡间，我妻子不感到寂寞。教师非常理想，是俄罗斯人，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那个瑞士人[3]来自救世军。几个孩子正生病，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病。我很忙，身体健康。希望您也如此。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在库兹明斯基家听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朗读后于十一月六日给托尔斯泰写信，详细分析了这篇小说，指出作品的重大优点，还提出一些局部性意见。

[2]指《由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引起的一场争论》一文。这是支持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反达尔文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立场的斯特霍夫与达尔文主义追随者克·阿·季米里亚泽夫之间长期争论的总结性文章。

[3]托尔斯泰的几个幼儿的家庭教师是个瑞士人，他是宗教慈善组织救世军的成员。

致塔·安·库兹明斯卡娅

亲爱的塔尼娅：

我将逐条答复。（一）我对目前所写的所有著作的态度是这样：就假定我已去世，那么对我所写的任何著作我既没有允许也不禁止出版。至于那部中篇小说[1]，我个人的愿望是，在未经修改前，不让任何人阅读，只有苏沃林[2]除外。他来信请我允许他从你们那儿拿去看一天。这是由于我请他刊登一篇东西[3]，所以不能拒绝。（二）你过去和这次写的有关这部中篇的意见我都很感兴趣。遗憾的只是，眼下我正兴致勃勃地忙别的事情，对这部小说已不像过去那样花力气了。（三）斯特拉霍夫关于阿丰山的文章[4]我还没有看，不过你不要对他说，请给我寄来，我记得他寄给了我，而我单放在一边以便拜读，但是藏得太好，以致连我自己也找不到了。这些你都不必说，可以告诉他，我非常爱他。（四）《门徒》（《Disciple》）[5]写得非常糟。杂乱无章，废话连篇。对作者来说全都是多余的，他什么也不必说。你读一读《如死一般强》（《Forte comme la morte》）[6]，写得非常出色，情真意切，笔触细腻。但不幸的是，作者以为世界只是为那些寻欢作乐的私通者而存在。（五）亲吻可爱的玛莎。我常想起她。请她忘掉背痛和头痛。无论是背痛还是头痛的毛病她都没有。有的是各种情感和思想，这是她应该去注意关心的。因为我知道，她既有美好的情感，又有敏锐的思想。也亲吻可爱的薇拉。我对她很感兴趣。可惜对于我一直关心的她的内心生活我一无所知。请她给我写一页日记。（六）我花很多时间下棋，但总感觉有点羞愧，现在更觉得无聊，所以想不再下了。谢廖沙[7]对我说，你认为他不疼爱任何人，他因此感到不快，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评价，而对他来说这一评价是不公道的。昨天我们收到他的一封详尽而又机智的信。请替我吻他。（七）塔尼娅来了，她很高兴也很满意。她要组织演戏[8]。这是徒劳无益的，不过这是我对你悄悄说的。（八）要是见到门格登夫人，请问一下我的书《Looking Backward》[9]，她要翻译。她做了些什么？如果她还没有译，那就最好了。当然我将很高兴见到叶罗申卡，但画像却令人不愉快。[10]萨沙埋头工作，我很高兴，我对他的事情很感兴趣。

亲吻大家

列·托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克莱采奏鸣曲》。

[2]阿·谢·苏沃林（1834—1912），《新时报》出版人。

[3]指彼·谢·阿列克谢耶夫医生的文章《论酗酒》。苏沃林没有满足托尔斯泰的要求。

[4]即《回忆阿丰山之行》。阿丰山即希腊圣山的俄译名，为希腊正教教会所在地。

[5]法国小说家、诗人布尔热（1852—1935）所著。

[6]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1850—1893）所著。

[7]指托尔斯泰的长子。

[8]托尔斯泰的长女组织《教育的果实》一剧的业余演出。

[9]美国作家贝拉米所著社会空想长篇小说《回顾》，俄文版译为《在二〇〇〇年》。

[10]画家尼·亚·亚罗申科于一八九四年才完成托尔斯泰的肖像画。

致帕·伊·比留科夫

如果信写得简短，请见谅。总比什么也不写好。您和您的邻居农学家通过邮政寄的信也已收悉。文章[1]尚未收到。要是我还能活下去，我一定认真拜读并写回信。近来我们这儿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想演戏，于是选了我的一出话剧。我便着手修饰，并作了一些小小的变动。昨天在这儿演出了这出话剧。人来人往，乱作一团，开销极大。他们可以夸张地心安理得地演出喜剧所嘲讽的内容。玛莎[2]活灵活现地扮演了厨娘。看来，这并不妨碍她头脑清醒地正视一切。我和她有时被卷入沸沸扬扬的生活浪潮中，但我们相互依靠尽力不为浪潮所吞没。这几天库兹明斯基和西韦尔斯两家人、我的几个儿子、伊柳沙夫妇将离开这儿。玛莎要到学校去，学校已准备就绪。我现在兴致勃勃，写作的情绪很高。我正在写一部艺术作品[3]。完稿后我将告诉您。诗人明斯基[4]的著作《在良心的感召下》我已收到。而且读完了，是上乘之作。如果您没有，我寄给您。拜读完您的大作后就给您写信。请来信。

列·托尔斯泰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比留科夫的文章《人类的春天》的草稿，以及阿列克谢耶夫医生的文章手稿，标题不详。

[2]指托尔斯泰的次女。

[3]小说《复活》的第一批草稿。

[4]明斯基是颓废派诗人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维连金（1855—1937）的笔名。

致亚·伊·埃尔杰利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关于拿破仑我无可奉告[1]。不过，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我非常珍视我的观点。在没有详尽无遗地指出这个人物的全部可怕的阴暗面之前是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光明面的。最珍贵的材料是《圣赫勒拿岛上的笔记》（Mémorial de St Hélène）[2]。还有医生写的有关他的笔记[3]。不管他们怎样夸张地吹捧他的伟大，但他头戴礼帽，挺着肚子、托着肥胖的身躯在岛上闲逛，把全部精神寄托在回忆自己昔日的威风上的一副可怜相，真是极其可悲而又可憎。读到这些，我的心情总是极不平静。我非常惋惜，没有机会涉及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梦想东山再起，重振雄风，但是自己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加以他的精神完全崩溃，直到去世——这应该是他的传记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中篇小说，已于昨天交给了斯托罗任科。[4]他想试用选载部分内容的办法让它通过。我们现在正为译者抄写此稿。一有时间，就为您预订。愿上帝保佑您。您想起撰写有关佛和拿破仑的书，这太好了。像我一样，我也想起了拿破仑。是啊，像这样的书就可以写，这正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而且正是您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写的。好，再见。我的家人都向您问候。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当时埃尔杰利正为媒介出版社撰写有关拿破仑的历史特写。

[2]《圣赫勒拿岛上的笔记》的作者拉斯卡斯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曾担任拿破仑的秘书。这部作品一度引起轰动。

[3]指医生奥·米尔所著《拿破仑的放逐时期，或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

[4]《克莱采奏鸣曲》本打算收入尼·伊·斯托罗任科编辑的《纪念谢·安·尤里耶夫》的集子中，但遭查禁。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所以也记不清，哪封信没有回复。我记忆较深的是您对我那部中篇小说所作的简评[1]。您说的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不过，《跋》我虽然已着手写，未必能写成。所以，提到人类的理想不是富足丰盈，而是执行符合纯真节欲的进入天国的律法那一段应该保留，原封不动。[2]现在做这件事我感到很困难，简直是无能为力。而misunderstanding[3]是不可避免的。昨天斯托罗任科来过，他是尤里耶夫选集的出版人，他读了，却毫不理解。他看到的是悲观主义，我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只好容忍了。目前我不仅想写许多东西，而且正在写，都是艺术作品[4]。请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在家也没说。在我们这儿演出过的那出喜剧[5]最近使我极感兴趣，以致我十几天来一直在从艺术角度进行润色加工。但结果仍然是一部非常平庸的下乘之作。不过问题在于它使我看到了，艺术是一项使灵魂堕落的事业。一个人即将死去，但他却忽然把心思放在写一句符合某个角色的可笑的话上面，并且为找到了这句话而兴高采烈。我感到愧疚，不过现在总算结束了。我妻子抄写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最后一稿，并且已经交给斯托罗任科，他去张罗出版，玛莎正在把所有的改动写到给您的那份抄稿上，然后寄给您，以便您转交亲爱的汉森[6]。

除了美国，我最抱有好感的国家便是丹麦。那儿有一位中学教师写来一封非常好的信。此外，妻子将寄一份抄稿给沃盖，请他翻译。[7]而女儿塔尼娅正为哈普古德[8]抄写一份。就让他们先翻译出版，而俄文版可能后出。眼下我的健康已经好转，肚子不那么疼了。加利娅和您怎样？您还是那么瘦吗？我们都很热爱亚罗申科[9]，如果能见到他，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但一个人为了和别人见面要出远门，我总感到害怕。我觉得，我的谈话根本抵不上他买第一站车票的花费。尤其目前我正在思考艺术创作细节，精神状态极为不佳。

列·托

［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切尔特科夫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谈到《克莱采奏鸣曲》给予他的强烈印象，同时指出，涉及鳏夫的某些偏重理性的枯燥插话与叙述者的性格和身份完全不相符，作者有必要为小说写一段后记。

[2]切尔特科夫在《克莱采奏鸣曲》的手稿上画了许多横线，建议将这些句段挪到《跋》中去。

[3]英语：误解。

[4]当时托尔斯泰正忙于写作中篇小说《魔鬼》、长篇小说《复活》。

[5]指《教育的果实》。

[6]彼·汉森是托尔斯泰的某些作品，包括《克莱采奏鸣曲》的译者。

[7]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克莱采奏鸣曲》的第一位法语译者是伊·加利佩林-卡明斯基。

[8]哈普古德是美国女记者、翻译家。

[9]即画家尼·阿·亚罗申科。

致尼·彼·瓦格纳[1]

深受尊敬和爱戴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2]：

您的信[3]使我产生了大概是您写信时预期的那种遗憾，几乎是悔恨和忧郁的心情。因为我使一个我所敬爱的人不快，虽然是无意中。您对一个给您造成痛苦的人抱着爱护的态度，使我对您产生了爱慕和感激之情，这是主要的。请您首先原谅我，然后再听我解释。为了自我表白，我要说下面几点。（一）这部喜剧的初稿我早就写成了，然后搁置一旁。它的问世完全是个意外。几个女儿要演出这部话剧，我就做了修改，但万万没想到它会超出我们家的范围，广为流传。这一表白虽然软弱无力，毕竟是表白，如果当初就是为出版而写，我不会让它像现在这样出版。（二）在写这出喜剧的时候，我从未想到过您和布特列罗夫。我所知道有关布特列罗夫的一切博得了我对他的尊敬。我对您的感情我在前面已经对您说了。而教授是作为那种比比皆是的滑稽可笑的矛盾现象的化身，即既信守严格的科学方法，又崇奉最离奇荒诞的学说及主张。（三）我主要是厌恶形形色色的迷信，我认为招魂术就是迷信。我的这种厌恶情绪与日俱增，至今我仍然坚持这种态度。我越深入细致地观察人们的生活，越加深信，实现真教义的主要障碍，或者不如说延缓真教义传播的原因，在于形形色色的迷信。这些迷信从四面八方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真教义中，不让真教义在人们心中扎根。迷信就像弄坏一锅饭的一粒耗子屎一样，对迷信不能不仇恨。至少应该加以嘲笑讥讽。不久前我到过奥普京修道院，看见那儿的一些人对上帝和人充满了真诚炽热的爱。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每天必须在教堂里站上几小时，领圣餐，为别人和自己祝福，因而使自己麻木不仁，丧失了爱的活力。我对这些迷信活动不能不表示深恶痛绝。我看到，这些迷信使一些人把形式当作实质，以形式取代实质，对另一些人则是使人不和的手段，而且使一些人与真教义疏远。任何一种迷信，任何一粒耗子屎都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普遍的、全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迷信则是利己的。迷信是某种形式，对处于一定地位的某些人来说是颇为适宜并行之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地位改变了，其他人的迷信就使他反感，而他的迷信也使其他人反感。在我看来，所有教会的迷信都是如此，各种招魂术的迷信也是这样。我觉得，忠于某些个别学说的人应该学会把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和只有某些人才认为是真理的真理区别开来。如果事情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把圣餐礼，或圣灵的由来，或鬼神的存在也看成如同谦卑、不贪婪、纯洁的爱的律法一样是颠朴不破的真理，如果他们把自己的一粒耗子屎溶化在特殊的器皿里，而不弄坏一锅饭，那就可以不去憎恨这些个别的学说。人们也就可以求大同，而不去涉及五花八门的宗教所具有的那些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方面。当我读到或听到有关您信中提到的为人性原则而进行的我深为感佩的活动时，我的这些想法尤其鲜明。近来我收到来自美国的许许多多关于招魂术的书报杂志，其中有《World’s Advance Thougth》[4]等，很多都是最富于基督精神的。这使我一再体验到这些感情。

这就是我的自白。如果我在自白中有什么地方言辞过激，请再一次原谅我。我要像孩子般地说，请原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是最后一次，因为既然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后我永远不会再和您谈招魂术了。如果您不使我失去我和您的友谊及往来的机会，我将在有共同语言的方面和您往来。我想这是可行的。而且我希望，引起这次通信的情况将不是使我们分离，而相反，是使我们接近的手段。

尊敬并热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 尼·彼·瓦格纳（1829—1907），彼得堡大学动物学教授、小说家。

[2]如果父称写得不对，请原谅，在城里我可以打听到，在乡间无处打听。——作者注。

[3]尼·彼·瓦格纳听了喜剧《教育的果实》以后，于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托尔斯泰，指责他“嘲弄”去世不久的化学家亚·米·布特列罗夫。

[4]《世界先进思想》。

致亚·弗·日尔克维奇[1]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收到您的书[2]和信时，正在病中，但都拜读了。您问我对书有何看法，对您有何建议。

我的建议是，希望您放弃文学创作，特别是使用诗体这样一种矫揉造作的形式。如果我的话伤害了您，请原谅。但老人说谎好比富人偷盗，既无必要也很可耻。还是说实话为好。您的书不会吸引任何人，对任何人也都毫无用处。然而，在这本书上您显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您问，您是否有人们称之为天才的气质。依我看，没有。您是否还应该继续写作呢？不，如果促使您写作的动机和您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一样的话。您对什么是艺术的看法我完全不能苟同。

只有当您感觉到心中有了您一目了然但尚未被人们理解的崭新的重大内容，而且要表达这一内容的愿望又使您不得安宁的时候，您才能提笔写作。为了最大限度明确地表达这一内容，作者将运用所有可用的手段，摆脱任何有碍于准确表达这一内容的一切束缚，在表达这一内容时，绝不要受某种格律和在一定距离保持某种协韵重复的限制，以免打乱思路，束缚自己的手脚。

正如马克斯·米勒所说的，人是用语言思想，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3]我完全同意这一论断。思想既是推动我们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生活的力量。所以轻率地对待思想是一大罪过。“Verbicide”[4]的罪过并不亚于“homicide”[5]。

我说了，依我看，您没有那种被称之为天才的气质。我想以此说明，在您的这本书中没有一个作家所必不可少的、被称之为天才的夺目光辉和形象性。但我认为天才对作家来说并不需要。

我认为，作家需要的只是对所写的东西态度认真严肃，情真意切。而这点您是否具备，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当您对您感兴趣的事物抱有这种态度的时候，您可以写，而且您写成的将是上乘之作。

一想到这封信会引起您对自己的不满，我就非常难过。如果您给我回信，我将非常感激。[6]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六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亚·弗·日尔克维奇是一位军事法官及诗人。

[2]指日尔克维奇的长诗《童年情景》。

[3]托尔斯泰引用了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米勒的著作《语言的科学》中的话。

[4]拉丁语：用语言谋杀。

[5]拉丁语：杀人。

[6]一八九〇年七月十四日日尔克维奇在回信中感谢托尔斯泰直言不讳，并请他相信他是“认真的”。

致帕·米·特列季亚科夫

尊敬的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

谢谢您写来充满深情厚意的信。

您问我：“格的画将是基督画史上创世纪的作品”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的含义如下：天主教艺术所描绘的大部分是圣者、圣母和作为神的基督。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现在有人开始尝试把基督描绘成历史人物。

不过把自古以来一直被亿万人视为神的形象描绘成历史人物是不好办的。其所以不好办，是因为这会引起争论，而争论会破坏艺术感受。我已经看到想摆脱这一困境的许多尝试。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激烈争辩说，我们韦列夏金的画，甚至格的《复活》[1]就是这样的画。另一些人把这些画的情节看作是历史的，比如我们的伊万诺夫和克拉姆斯科伊的画[2]，格的《最后的晚餐》。还有一些人对任何争论都不予以理睬，直接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情节，而且只关心美的方面（多雷[3]、波列诺夫[4]）。但都行不通。还有的试图让作为神的基督从天上来到尘世，从历史人物的地位移植到普通日常生活的土壤上，赋予这种日常生活以宗教色彩，并略有些神秘感。这样的画有格的《慈悲》[5]和法国画家画的基督以赤脚牧师的身份出现在儿童中间[6]以及其他等等。但也不成功。于是格采用了一个最普通的主题，在他采用这一主题后，现在已为人们所理解，即基督及其教训不只是在言词上，而是既在言词上也在行动上同人世间的学说发生冲突，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一直构成基督出现的主要意义的主题。这意义是无可争辩的。认为基督是神的教会人士也好，认为基督是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的历史学家也好，认为基督的实践教义是主要的基督徒也好，都不得不同意这一意义。

画中表现的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一个场面：基督受尽折磨拷打，被押着从一个牢狱转到另一个牢狱，从一个长官那里到另一个长官那里，最后被带去见总督。总督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并不关心什么基督、犹太人，更不关心什么真理——衣衫褴褛的基督向这个认识罗马所有的学者和哲学家的总督讲解的真理。他所关心的只是最高长官，可别在最高长官面前出现差错。基督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脑满肠肥不走正道的人，不过并没有单凭这人的外貌而决定抛弃他，因此开始向这人阐述自己的学说的真谛。但总督却不理会，他说：什么真理不真理？说完便拂袖而去。于是基督悲伤地看着这个不可救药的人。

这是当时的情况，这是真理的学说和人世间的代表人物之间发生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重复过千千万万次的情景。正是这一主题体现在画中。这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是真实的，所以才能打动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以说对基督教的这种态度在艺术中具有创世纪的意义。因为无数幅这样的画会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

再见。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六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复活的报信人》（《复活的早晨》）。

[2]指俄国画家亚·安·伊万诺夫（1806—1858）所作《基督来到民间》和俄国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所作《基督在旷野》。

[3]多雷（1832—1883），法国画家。

[4]波列诺夫（1844—1927），俄国画家，曾作《基督和一个有罪的女人》。

[5]这幅画由于展出失败被销毁。

[6]可能指让·贝罗的一幅画。

致列·帕·尼基福罗夫

亲爱的列夫·帕夫洛维奇：

刚收到您的信，非常感谢您给我谈了虽说还不是灾难，但毕竟是您的困难处境[1]。我很想助您一臂之力，现在寄上眼下想到的几本书。（一）英国爱德纳·赖尔[2]的小说《Donavan》[3]。这不是新书，出版已有五年。但很可能尚未翻译过来而又非常值得翻译。小说涉及严肃的宗教问题。我想，盖杰布罗夫会在《周报》上刊登这部小说，[4]尽管从书刊检查角度来说要冒一点风险。我很乐意写信给他商谈此事。还有一本，也是这位作家的小说，即《We.Two》[5]，是续集。如果前面提到的那本小说合适的话，我就把另一本也寄上。（二）一位独树一帜的颇有胆略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小薄书。[6]他在欧洲享有盛誉，而在我们这儿却鲜为人知。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再加上他的诗作翻译选录，我想任何一家杂志都会采用（《俄国思想》我有把握，也可以写信推荐）。翻译他的诗并不困难。因为原文是无韵诗。（三）德鲁蒙德的《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7]，是一篇谈论爱的不长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在欧洲博得广泛好评。不过我不知道哪家杂志可以刊载。[8]（四）美国最优秀的杰出小说家豪威尔斯的长篇小说[9]。内容很好，反映当代生活，写得极为出色。如果没有译本，任何一家杂志都会乐意接受。还寄给您霍桑[10]的手抄优秀短篇小说和由Theuriet[11]写的另一篇。这两篇都可以作为小品交媒介出版社出版。

还有什么可为您效劳的吗？我有个想法，在我们这个生活奢华的大家庭中有好些多余的东西，很想和您分享。如果您允许寄上，请告知最紧缺的东西及孩子们的年龄、身高。我的生活和往常一样，我对自己的外部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改善一下内心生活。身体很好，工作不多。过去每次见到您都很高兴，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乐于见到您。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您的生活道路令人羡慕。愿上帝保佑您。

我的几本书请不必赔了[12]。

[1]由于火灾，列·帕·尼基福罗夫感到拮据，来信请托尔斯泰寄给他一些可供翻译的书，或建议哪些书可以译成俄语。尼基福罗夫是民粹主义者，后加入社会革命党。

[2]爱德纳·赖尔是英国女作家阿达·爱伦·贝利（1857—1903）的笔名。

[3]《多纳万》。

[4]《周报》没有刊登这部小说。

[5]《我们俩》。

[6]瓦·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信中指他的诗集《草叶集》。

[7]亨利·德鲁蒙德（1851—1897），英国神学家，自然科学家。信中指他撰写的小册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

[8]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季扬娜在信中该处写道：“父亲又把这本书看了一遍，觉得不妥，所以我没有寄出，他不让寄。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

[9]豪威尔斯（1837—1920），美国散文作家、评论家。

[10]霍桑（1804—1864），美国作家。

[11]特里埃（1833—1907），法国作家、诗人。

[12]尼基福罗夫来信提到，在火灾中有托尔斯泰的两本书被焚，他已弄到两本新的作为赔偿。

致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1]

亲爱的朋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收到你的信我非常愉快，因为我总是很高兴知道你的情况和想到你。昨天收到你的一首长诗[2]。我先默念了一遍，然后朗读给我家里的人听。

家庭生活的场景情深意切，描写也很出色。但长诗的思想却令我费解。死神离你我这样年纪的人已近在咫尺，可这一思想怎么就没有在你心里唤起别的想法呢？不过，人对世界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一点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特有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我当然完全同意你把这首长诗献给我。可你常到首都，要路过我们这儿，为什么就不顺便来一趟呢？[3]我们会非常高兴，对你来说也无多大困难。我一直在家。可以从图拉，亚先基和科兹洛夫卡坐车来。如果从科兹洛夫卡来，则必须写信或打电报，以便我派马车去接，因为那儿没有马匹。希望能再见到你。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俄国诗人。

[2]即《阴曹地府的悲叹》。这首长诗叙述一个亡灵离开墓地看到了自己的家和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领悟了充满诗意的美不胜收的人间普通生活，因此痛苦万分。

[3]热姆丘日尼科夫当时住在奥廖尔省帕夫洛夫卡自己的庄园里。但无论是一八九〇年还是以后，他都没有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看望托尔斯泰。

致维·米·格里博夫斯基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创办民众杂志的想法不能不令人赞赏[1]。但首先，我现在百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而死期已屈指可数。其次，主要是，按办民众杂志的方针去出版一种优秀杂志在我们这儿不是从事出版事业，而是在钢丝上跳舞。其结局只有两个，而且两者都会令人失望，即不是昧着良心干就是被查禁。

现在需要的是能教育人民的杂志，而控制书籍的政府知道，人民教育会给它带来危害。政府非常狡猾，它清楚地看到并且懂得，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即什么会危害它，便禁止这一切，但却装模作样关心教育。这是无耻透顶的欺骗。绝不应该上当，而要彻底揭穿它。

正像您所做的，写一篇《圣经》的简短评述是很有好处的。我认为格的一幅画在绘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再见。祝您万事如意。主要希望您能安静地进行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工作是任何人不会干挠也干挠不了的，即提高自己的修养。从对别人产生影响这一意义上说，自我修养本身往往是卓有成效的。世界就是如此。

热爱您的[2]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这是托尔斯泰对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生维·米·格里博夫斯基十一月十四来信的复信。格里博夫斯基在信中讲述了要为“最下层阶级”办杂志的想法，并征求托尔斯泰的意见。他还写到对格的画《什么是真理》的感想。

[2]原打字稿上无托尔斯泰的签名。

致列·利·托尔斯泰

亲爱的：

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我到克拉皮夫纳去了一趟[1]，回来又忙了一阵，加以身体不适。你妈妈身体也不太好。米沙[2]病得很重，像是伤寒，博雷尔[3]也是。我自己觉得不舒服已经两天了，头疼。文章[4]不要发表也不必写。如果有些荒诞不经的见解令你不快，为了尽量减少以讹传讹，最好的办法是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不予答理，至今我认为仍有必要这样做。此外，答理就意味着违背了我早就采取的一贯立场。现在谈谈我对小说[5]的看法。我要是处在采尔捷列夫的地位，也不会刊登这篇小说。主要有两个缺点。主人公枯燥乏味，令人讨厌，而作者对他却抱着同情的态度。另外，大学生的谈话令人反感，他的说教很不自然。主人公所以令人讨厌，因为他是个公子哥儿，并且看不出他努力提高自己是为了什么，似乎就为了自己。正因为如此，他的愤慨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打动不了读者的心。

我认为，你具有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的司空见惯而又不受重视的气质，即具有看到、察觉和表达的能力。但至今从这两个短篇小说[6]中还看不出发自内心的需要写作的激情。也许是你没有找到融情于景、以情感人的表达方式。

在这两篇小说中你好高骛远，写的东西太大，超越了你的能力和年龄。不过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尽我一切努力把我所想到的说出来。你可以试写涉及面不太广，能吸引人的题材，但要尽量提炼主题，深入挖掘，以便更充分地表达幼儿时代、少年时代你体验过的朴实感情。我现在头还很疼，但为了不耽搁，写了这封信。否则可以写得更详尽一些。要是我们都健在，还可以谈。

吻你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十一月二十六日图拉省法院对四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酒醉后杀死盗马贼布洛欣一案开庭审判。由于托尔斯泰的斡旋，减轻了判刑。

[2]列·利·托尔斯泰的弟弟。

[3]博雷尔是米沙的法国家庭教师。

[4]指列·利·托尔斯泰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抨击列·尼·托尔斯泰的喀山大学同学弗·尼·纳扎里耶夫所写的回忆录《往日的生活与人》。回忆录中有许多谬误。列·利·托尔斯泰的文章没有发表。

[5]指短篇小说《爱》，没有在德·尼·采尔捷列夫所主办的杂志《俄国评论》上发表，而是刊登在《周报丛刊》上（1891年第3期）。

[6]第二篇小说《基度山》刊登在《泉水》杂志上（1891年第4期）。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您最近寄来的信和登有您的中篇小说的杂志《评论》[1]都已收到。我一开始读就非常喜欢小说的情调和语言技巧的奇崛。但……后来便发现您独有的缺点——在形象、润色、性格化的言辞等方面的exubérance[2]。看来，这一点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纠正，而且单独看它本身是某种特征，并非缺点。可是它使您陶醉、入迷。许多地方画蛇添足，很不匀称。但verve[3]和情调不同凡响。神话故事仍不失为一篇佳作。遗憾的是，才华过分溢露，否则更加出色。

您和戈利采夫[4]一起到我们这儿来的打算在任何时候都只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

收到您最近一封信的时候，格还在我们这儿。读到您信中描述的那件事，我和他还高兴地笑了。不过，除了可笑而外，还很有趣，也很有意义。见面再谈。

好，再见。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俄国评论》杂志登载了列斯科夫根据托尔斯泰提供的情节写的中篇小说：《实现上帝旨意的时刻》。

[2]法语：过多，过分。

[3]法语：热情、欣喜。

[4]维·亚·戈利采夫（1850—1906），俄国政论作家及文学批评家，一八八五年起曾担任《俄国思想》杂志的编辑。他和列斯科夫未能成行。

致帕·弗·扎索季姆斯基[1]

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收到您的短篇小说[2]后立即默读了一遍，然后又朗读给家人听，真是爱不释手。这正是那种有权留芳百世的艺术作品。小说非常好，不但含义一目了然，而且扣人心弦。您问哪些地方写得浅薄。没有浅薄之处，整篇都写得很有才气。不过缺点是有的。有一个缺点是，在许多地方过分突出了讲故事人的卑劣。如他吹嘘自己勇敢的情节——提到他的朋友、扫院工、决斗等应删去。另外，他从婴儿的角度所发的议论和流露的感情，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很不真实（况且新生儿的眼睛不会是蓝的）。再就是我不喜欢谈他的幻想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到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谈到纵树等。[3]短篇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非常出色。我很感谢您给我寄来了这篇小说。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帕·弗·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俄国作家。

[2]指《在火灭了的小壁炉前》。

[3]一八九五年扎索季姆斯基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时，根据托尔斯泰的意见对这篇小说作了修改。

致雅·彼·波隆斯基

亲爱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谢谢您寄来书[1]和充满友情的信。书我拜读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是第一首诗《童年》，因为我非常喜欢。

确实，我现在对诗的看法不同于以前，也有别于人们一般的看法。但我也会按以前的观点来品评。我早就想简明扼要地阐述为什么总的来说我对艺术的看法与众不同，为什么只能这么看。现在我所进行的工作正好部分地与这话题有关[2]。

我从斯特拉霍夫处听说了您的情况，我很高兴，您平安无事。祝您万事如意。请代问候您的夫人和儿子，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儿，亲切的屠格涅夫给他讲了一个关于无知的童话故事。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波隆斯基把自己的诗集《傍晚的钟声 1887—1890年间的诗》寄给托尔斯泰。并在二月十六的信中提到他是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把诗集寄给托尔斯泰的，因为托尔斯泰把写诗视为最无聊的事。

[2]托尔斯泰当时正在撰写论艺术的文章。

致彼·戈·汉森

亲爱的彼得·戈特弗里多维奇：

我几乎忘了您的大名和父名了，幸好玛莎帮我想起来。您的两封信我均已收到。谢谢您寄来的信、文章和肖像[1]。从图拉寄出的邮件尚未收到。还在夏天我就读了比昂松[2]的作品《新风尚》。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佳作。我还读过他的译名为《In God’s way》[3]的英文版小说，也很好。他在各方面始终如一，真诚地爱善。正因为如此，他有话可说，而且说起来铿锵有力。他写的我都爱读，连他本人我也很喜欢。但对易卜生[4]我就不能这么说了。他的剧作我也都读过，他的史诗《布兰德》我是耐着性子读完的。这些作品都是凭空臆想，矫揉造作。从人物都缺乏真实性、经不起推敲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作品甚至写得很糟。他在欧洲的声誉只能证明欧洲创作界极端贫乏无知。克尔恺郭尔[5]和比昂松却好得多。他们的创作虽属不同类型，但两人都具有作家的主要品质：真诚、热情、严肃，对人们所想所说的一切都严肃地加以思考和评说。

您提到的克尔恺郭尔的文章我知道在我这儿，但我和玛莎至今尚未找到。我们再找找。请告诉我，要是找不到，是否会使您很懊丧。我收到很多寄来的手稿，由于杂乱，经常丢失。

我早已在写一部相当大的作品[6]。当然，切尔特科夫将送交您翻译。从他的来信看，他已经考虑到了。此外，我写了一篇题为《第一阶段》的小文章，在切尔特科夫处，将刊登在他出版的集子里，这篇文章也将送交您，他会尽快办到。

请向您的妻子[7]转达我的问候。很遗憾您不能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您的来访。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彼·戈·汉森将他翻译成丹麦语的托尔斯泰作品《教育的果实》、《克莱采奏鸣曲》，以及他译成俄语的易卜生剧作，还有几位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肖像，寄给了托尔斯泰。

[2]比昂松（1832—1910），挪威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3]英语：《照上帝的旨意》。

[4]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

[5]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出生的著名宗教哲学家、作家。

[6]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7]也是一位翻译家。

致《俄国新闻》和《新时报》编辑

阁下：

鉴于经常收到要求允许出版、翻译和演出我的作品的信函，我请求贵报刊登我的下列声明：

凡有此愿望者有权在俄国或国外用俄语或其他文字无偿出版和演出一八八一年以来我所写的全部作品（这些作品已收入1886年版我的作品全集第12卷、今年1891年出版的第13卷中）[1]，以及我在俄国未曾出版而今后有可能出版的全部作品。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托尔斯泰不得不作此说明，因为在一八八六年托尔斯泰夫人的命名日那天，他把刚完成并收入全集第十二卷的中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赠送给夫人，稿费收入作家庭开销用。在本声明中托尔斯泰又把该作品列为公有。托尔斯泰夫人最初反对这一做法。该声明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九日刊登在《俄国新闻》及《新时报》上。后为多家报纸转载。

致祖特内尔[1]

（初稿）

女士：

我收到您的信的时候，正在拜读布尔加科夫[2]给我寄来的您的小说[3]。

我非常珍视您的这一作品。我想，您这部小说的发表是一个吉兆。

奴隶制取消前曾发表过一位妇女斯托女士的名著[4]。但愿您这本书的出版能在消灭战争以前。我不相信仲裁法庭是消灭战争的有效手段。我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5]即将完稿，在这篇文章中我谈了我认为是根除战争的唯一手段。不过凡出自对人类的真诚热爱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带来成果。我深信，罗马召开的代表大会[6]，像去年伦敦的代表大会[7]一样，也将大大促进人们了解欧洲处在明显矛盾中这一思想，即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状态与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和人道的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

女士，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和好感。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祖特内尔（1843—1914），奥地利女小说家，和平主义者。原信用法语写成。

[2]指费·伊·布尔加科夫（1852—1908），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

[3]即《不要武器》。

[4]指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5]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6]指十一月九日在罗马召开的第三次和平代表大会。会议参加者拥护国际仲裁法庭的思想。

[7]指一八九〇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和平代表大会。

致列杰尔列[1]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第一封信我是请女儿回复的。现在我尽可能详细地回复您最近的一封来信。您信中附有一份存马拉库耶夫处的书目抄件。

非常感谢您寄来这份书目抄件，它是由发表在《蓓尔美尔街要闻集成》报上的百册优秀书籍书目中我做了记号的书构成的。这书目根本不合适。首先是因为只列出了作家的名字，而没有考虑到他们往往是些多产作家，他们的作品良莠不齐。其次，同为优秀著作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非优秀的，这取决于读者的年龄、教育程度、个性。总之，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以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开列一百部绝对优秀的书籍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我当时未经周密考虑就迎合了这个想法，按斯特德[2]的书目标出一些书，而这个想法是不够严肃的。

我认为您的第一个问题很有意义，因为涉及到每一个个别的人，要知道究竟哪些书对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一问题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我现在誊抄的这封信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就写好了。与此同时，我开始拟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目。我用下列词来衡量印象的程度：强烈、非常深、很深。书目我按年龄段分列：（一）童年至十四岁；（二）十四岁至二十岁；（三）二十岁至三十五岁；（四）三十五岁至五十岁；（五）五十岁至六十三岁。我列出了部分书目，其中，我想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各种作品不到五十部。我知道这书目非常不全，因为我无法想起全部书目，等我慢慢想起来再补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您要拟定百册书目的愿望我无法实现，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至于我现在列出的给我留下印象的书目，我将尽可能增补并寄给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寄上我开始拟定尚未完成的书目供您参考，但不供发表，因为这一书目还远非完备。

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

童年至十四岁或十四岁左右

《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强烈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四十大盗》、《陔麦伦·宰曼王子》……很深

波戈列利斯基[3]：《黑母鸡》……非常深

俄罗斯壮士歌：《好心人尼基季奇》、《穆罗姆人伊利亚》、《阿廖沙·波波维奇》，以及民间故事……强烈

普希金的诗：《拿破仑》……很深

十四岁至二十岁

《马太福音》：登山训众……强烈

Stern：《Sentimental Journey》[4]……非常深

Rousseau：《Confession》、……强烈

《Emille》、……非常深

《Nouvelle Héloïse》[5]……非常深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非常深

席勒：《强盗》……非常深

果戈理：《外套》、《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

奇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很深

《维》、……强烈

《死魂灵》……非常深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非常深

德鲁日宁：《波莲卡·萨克斯》……非常深

格里戈罗维奇：《苦命人安东》……非常深

狄更斯[6]：《大卫·科波菲尔》……强烈

莱蒙托夫[7]：《当代英雄》、《塔曼》……非常深

普雷斯科特[8]：《墨西哥征服史》……很深

二十岁至三十五岁

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非常深

维克多·雨果：《Notre Dame de Paris》[9]……非常深

丘特切夫诗作……很深

科利佐夫[10]……很深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11]（用俄语读）……很深

费特诗作……很深

柏拉图：《斐多篇》和《会饮篇》（库辛的法译本）……很深

三十五岁至五十岁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用希腊语读）……非常深

壮士歌……非常深

色诺芬：《远征记》……非常深

维克多·雨果：《Misérables》[12]……强烈

Mrs.Wood[13]小说……很深

George Elliot[14]小说……很深

特罗洛普[15]小说……很深

五十岁至六十三岁

《福音书》（全部用希腊语读）……强烈

《创世记》（用希伯来语读）……非常深

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16]……非常深

Parker：《Discourse on religious subject》[17]……很深

Robertson’s sermons[18]……很深

Feuerbach（书名忘了，是关于基督教的著作）[19]……很深

Pascal：《Pensées》[20]……强烈

爱比克泰德[21]……强烈

孔子和孟子……非常深

论佛 一个著名的法国人（不详）[22]所著……强烈

老子 Julien[23]所著……强烈

[1]列杰尔列是一位出版商。

[2]《蓓尔美尔街要闻集成》杂志登载的书目是约翰·列博克拟定的，并附文论世界文学百册优秀作品。因为斯特德（英国记者）是该刊发行人，托尔斯泰便把列博克的书目说成了斯特德的书目。

[3]安东尼·波戈列利斯基是阿·阿·佩罗夫斯基（1787—1836）的笔名，俄国作家。

[4]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感伤主义文学创始人。此处指他所著长篇小说《多情客游记》。

[5]卢梭：《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绮丝》。

[6] 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

[7]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

[8]普雷斯科特（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

[9]《巴黎圣母院》。

[10]阿·瓦·科利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风格近似民歌。

[11]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两部长诗，一译《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

[12]《悲惨世界》。

[13]伍德夫人（1814—1887），英国小说家。

[14]乔治·艾略特。

[15]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

[16]亨利·乔治（1839—1897），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此处指他的著作《进步与贫穷》。

[17]帕克（1810—1860），美国上帝一位论派神学家、牧师、反蓄奴的社会改革家，此处指他的著作《宗教问题研究》。

[18]罗伯逊（1816—1853），英国基督教会圣公会教士，此处指罗伯逊的布道。

[19]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的著作《基督教的实质》。

[20]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此处指他的著作《思想》。

[21]爱比克泰德（约50—138），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他本人无著作，其学说由弟子阿利安在《谈话录》及《手册》中叙述。

[22]指富科（1811—1894），法国梵语学家。

[23]朱利安（1799—1873），法国汉学家。

致乔治·仲马[1]

阁下：

您的来信我已搁置相当长时间了，想抽空回复，但至今确实一直没有时间。

您设想，我在《忏悔录》中谈到的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2]我认为您说得完全正确。我近来的几部作品比较明显反映出的思想，在早期作品中是处于萌芽状态。我之所以感到这一变化很突然，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同样，我觉得您把《论生命》一书视作转折点的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在您的写作中[3]我很愿意助您一臂之力，但很遗憾，不能如愿。因为我没有时间，也不知道从何着手。

阁下，请接受……

［一八九二年四月一日］

［莫斯科］

[1]乔治·仲马（1866—1946），法国哲学教授。原信用法语写成。

[2]乔治·仲马对《忏悔录》中提到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转折这一点表示奇怪，他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哲学原则体现在《安娜·卡列宁娜》，甚至在《战争与和平》中。

[3]指仲马在写题为《托尔斯泰和爱的哲学》一书。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一封绝妙的信，我既同意又不同意这封信。不同意是因为您的信再好不过地证实了我的话是正确的，同时也批驳了信的内容。

在这封信中您正是按我的意思办的，其结果是您对我又劝说，又感化。不，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主人公身上描绘的都是自己，想象人们都是这样。[1]就算是吧！结果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不但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族人，而且连外国人也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心灵。越是深入挖掘，发现人们共有的东西就越多，越感到熟悉和亲切。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在科学哲学著作中也是如此，不管作者是谁——康德[2]也好，斯宾诺莎[3]也好，无论他们多么想做到客观，我们，包括我，所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心灵、智慧和性格。

我收到了《俄国导报》寄来的您的小册子[4]，非常喜欢。文章既简短又丰富。我知道，您已经不可能改变自己了，当然我也并不想要您改变。您的写作风格也反映了您的性格的本质。瞧，我好像语无伦次了。吻您，再见。我的生活一切照旧。我依然在写作，总是快要结束而又结束不了。

请来信。近日我们将到别吉切夫卡去小住几天。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二年］九月三日。天气绝佳。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斯特拉霍夫在信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物，描写了许多神经不正常和病态的人，他坚信他写的是现实，人的心灵正是这样。”

[2]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3]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4]指《当代自然科学的进程和性质》一文。

致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

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我收到了希里亚科夫的信[2]和通报，并答复了他。如果我能拿出什么作品的话，我会很高兴。可是现在我简直一分钟也不能放下我埋头干的工作。在没看完和修改好已写的东西以前，我拿不出任何别的作品。如果我能及时修改完毕，我就尽力而为[3]。

契诃夫[4]的《第六病室》是多么好的作品啊！想必您已经读过了。如果来得及，我给切尔特科夫写封信。吻您和他。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莫斯科］

[1]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864—1940），媒介出版社编辑，托尔斯泰的亲密朋友。

[2]新闻工作者希里亚科夫请求托尔斯泰参加出版一本集子以资助移民。

[3]晚些时候托尔斯泰给了中篇小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标题源出于《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

[4]安·帕·契诃夫（1860—1904），俄国著名作家。

致尼·谢·列斯科夫

您相信吗，我原打算继续写一篇艺术作品[1]，可又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写的人是不存在的，写的事也根本没有过。觉得很不对劲。是文学这种形式已经过时，小说正在过时，还是我活到头了？您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还着手修改论艺术和科学的文章[2]。这非常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这很重要。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谁有理？》。

[2]托尔斯泰在修改早期写的几篇尚未完成的文章。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由衷的同情和建议。并且您不像一般人用嘲讽的口气说这一番话，我的确为此深受感动。您说得对，要寄的话，应该寄给英国报纸。我就这么办，如果寄，就寄给英国和德国报纸。[1]我说“如果寄”是因为至今尚未完稿。我不习惯一蹴而就，我在不断修改。现在是晚了。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在这些事情上我相信自己的心声，我既听从内心也受事件本身的驱使。这声音几乎一直在说，应该这样做。这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对年轻人及初涉尘世的人的忠告，对此我这个老人不应该掩饰。另外，如果觉得应该寄，那写起来会很顺手。但至今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一直拖着。

昨天我在《北方导报》上读到波塔片科的中篇小说[2]。真是卑鄙极了！人们简直好坏不分。更糟的是，这些人还认为自己能够分辨，但恰恰把坏的看作是好的，像评论我们的学校那样。可以肯定地说，要是这些人充斥了整个黑暗的社会，他们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充满波塔片科之流的我国整个小说界肯定是有害的。如果他们写了什么道德上无害的东西，那也是无意识的。而评论家们则不遗余力地分析，他们中间谁是最优秀的。结果都是最优秀的。波塔片科的这部中篇小说对我来说是coup de grâce[3]。我早就在想，全部小说，尤其包括所有像左拉[4]、布尔热[5]等人的小说，是些伤天害理、一无是处的东西。现在对我来说，这一点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再见，希望您身体健康，精神振作。我很高兴，十一月在莫斯科能见到您。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寄文章《基督教和爱国主义》。托尔斯泰在该文中揭露了俄法军事同盟的反动实质。因书刊检查，此文在俄国无法发表，后来在英国发表。

[2]波塔片科（1856—1929），俄国小说家。信中指他的中篇小说《家庭故事》。

[3]法语：最后一击。

[4]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

[5]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在等待列夫[1]的消息，等待他和扎哈林[2]的决定。昨天本想给他写信，但感到精神不佳，晚上埋头看书，错过了时间。我专心阅读的是《北方导报》，波塔片科的中篇小说。实在令人惊讶！十八岁的孩子知道父亲有情妇母亲有情夫以后，感到气愤并表露了自己的感情，结果反而怪他破坏了整个家庭的幸福，是他行为不端。太可怕了。我很久没有读到过类似这样令人愤慨的东西了。可怕的是，像波塔片科、契诃夫、左拉以及莫泊桑这样一些作家[3]甚至优劣不分，把大部分劣作视为佳作，冒充艺术以飨读者，腐蚀读者。这部中篇小说对我来说就是coup de gr âce，使我弄清了长久以来我模糊感觉到的东西。那里面还写到疯狂和犯罪现象，很有意思。昨天我写得很多，都是有关宗教的[4]。还有早餐时吃得过饱，整个晚上都感到精神不振。眼下玛莎和薇拉到图拉去了。 玛莎送走了病人。早上我写得很多，还是写宗教。后来去迎他们，一直步行到巴索沃，然后返回，他们在禁林赶上了我。现在我正写信，感觉非常好。常想起小万尼亚[5]。告诉他，我装过他的篮子空着，现在没有小孩可装了。塔尼娅真可怜，自己弄牙。让牙自己坏好了，她又不是牙医。土伦的疯狂似乎结束了[6]，这一点令人快慰。

为了整个底层不生火，我明天搬到楼上去。再没有什么可写了。看来这封信你并不需要，但我还是要把它寄出。吻塔尼娅、廖瓦、安德留沙、米沙、萨沙、万尼亚和你。向索·埃[7]和科利亚[8]问好。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托尔斯泰的第三个儿子。

[2]一位内科医生，从一八六〇年代起，为托尔斯泰及其家人治病。

[3]此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4]指《宗教和道德》一文。

[5]小万尼亚是托尔斯泰的幼子。

[6]指俄法军事同盟建立后在法国土伦举行的庆祝活动。

[7]塔·利·托尔斯泰娅的女友索菲娅·埃马努伊洛夫娜。

[8]尼·列·奥博连斯基。

致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衷心地祝贺您[1]。回忆起将近四十年从未蒙上丝毫阴影的友谊，特别是从您的最初几部中篇小说连同《猎人笔记》一起给我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来说，您在我心目中是值得我敬爱的。

我记得，当时我还是一个缺乏自信的十六岁男孩，《苦命人安东》使我非常感动，万分欣喜。[2]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发现，我发现可以并应该去描写俄罗斯庄稼汉——我们的养育者和，我想说，我们的老师，不是嘲弄，也不是为了装点场面；可以并且应该怀着热爱、甚至是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去塑造他那昂首挺胸的形象。

由于您的作品对我产生了如此良好的影响，您对我来说尤为值得敬重。为此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由衷地感谢您。

真诚地愿您具有一般说都需要，而对我们老人来说，则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从人们那儿得到更多的爱，也给人更多的爱。年轻的时候缺少爱还可以将就，到了老年，没有爱生活简直就是痛苦。

我希望，庆祝您的周年纪念日会更加促使我的祝愿得以实现。[3]

真诚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托尔斯泰祝贺格里戈罗维奇从事创作五十周年。

[2]《苦命人安东》发表于一八四七年，托尔斯泰已经十九岁了。

[3]一八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此信在庆祝会上宣读。

致列·帕·尼基福罗夫

亲爱的列夫·帕夫洛维奇：

您的译作[1]尚未收到。收到后一定像往常一样认真拜读。哪部长篇小说先译都无关紧要，因为两部作品都值得翻译。《Mont Oriol》[2]甚至略胜一筹。

您对评论作家应看他的作品而不是看他所做的事这一见解不以为然，我非常理解。我对这种论断也很反感。不过，像我当时跟您谈的一样，只是要作一点说明，正如普希金对此曾精辟地说过，写作就是作家的事业。譬如一个铁匠，一个干活的人喝醉了酒，那我应该考虑到他的工作，不能把他和一个无所事事的酒鬼相提并论。如果说卢梭意志薄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加上他还有其他许多弱点，但是作为作家，他的事业是杰出的，因此不能把他和游手好闲的堕落分子相提并论。至于一个人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并完成他承诺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我甚至要说，如果一个人不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诺言，那他永远无法很好地说清应该做的事，也永远感染不了别人。

在这方面我和您不可能存在分歧。

我们在乡下还要住上两个星期左右，因为这儿太好了。然后我们在莫斯科见。

爱您的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尼基福罗夫为媒介出版社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托尔斯泰审阅他的校样。

[2]《温泉》。

致尼·谢·列斯科夫

亲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我早就该给您写信了，但最初因为还没有读完您的作品[1]，我想就这部作品给您写封信，后来就没有时间了。

我很喜欢这篇东西，尤其喜欢的是，写的都是真实，没有虚构。真实可以写得非常引人入胜，甚至比虚构更能引人入胜。您能够出色地做到这一点。

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不应该说的话？是说您不会颂古之类的话？这可不对。古风虽好，自由更佳。

希尔科夫[2]的情况您听说了吗？听说他母亲奉皇上旨意和警官一起到他的流放地把他的几个孩子带走的事了吗？我不详细写了，因为您可能都已知道。

梅尼希科夫的文章[3]写得多么好啊！

我还在写那篇东西[4]，还没有完稿。莫斯科和城市的忙乱非常妨碍我工作，可我的头脑像在乡下一样清醒。

您近况如何？想到将和您见面，我非常高兴。

爱您的

列·托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日］

［莫斯科］

[1]指短篇小说《围栅》。

[2]德·阿·希尔科夫（1857—1914），近卫军军官，曾同情托尔斯泰的观点。

[3]指评论托尔斯泰的《无所作为》的文章。

[4]指《基督教和爱国主义》。

致列·利·托尔斯泰和塔·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

［……］

由于要写莫泊桑文集序，我从斯托罗任科处拿来了一些论美学的书，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增长了不少知识。Knight的英文版《Philosophy of the Beautiful 》[1]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居伊约（忘记名字怎么写）的著作中有许多很好的论述。我读了他的两本书《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等[2]，记不清了，有许多很好的内容。以前我没有读过。一方面，著作中没有完整的，主要是没有明确的理论，庸俗进化论使他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有许多极好的思想给人以启迪。

塔尼娅，你和里舍[3]去看戏已经回来，我很高兴。他虽然很好，但毕竟是个法国人，还有点konke[4]，他总的来说非常konke。我认为，施廖德尔和罗德[5]要比他严肃得多，也聪明得多。艺术的理论问题已多次使我感到不安。看来，我脑子里还不明确。随便发表议论没有必要。应该仔细阅读美学史，以便知道对此发表了多少有真知灼见、但又非常含糊不清的论述。眼下一切都使我想到艺术这一课题。引起我许多想法。比如昨天别尔斯[6]家的晚会，你参观罗浮宫（已使你疲惫不堪）。昨天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四重奏后我和大提琴手畅谈了起来。他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奏得很出色。后来开始演唱了，为了不妨碍演出，我们来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我情绪激昂地向他证明，现代音乐走上了歧途。但突然什么东西打断了我的思路，攫住了我，吸引着我，要我俯首听命。这是因为演唱开始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出色的男中音巴布林和少女里格正演出二重唱《La cidarem la mano》[7]。我停止说话，开始倾听，好像什么东西使我欣喜，令我微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啊！你的罗浮宫也是如此。正如由于施展妖术，即施加神秘的邪恶影响而遭到惩罚，由于祈祷，施加神秘的善的影响而受到称颂赞扬一样，艺术也应该如此。这不是戏言，而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事实上人们却要不良的影响。廖瓦，《俄国新闻》报对你的中篇小说[8]虽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消极的自我完善或诸如此类的话，但说得很妙。格撤下了那幅画，因为画的是屠杀场面，会使人扫兴。[9]好吧，你就去弄个明白吧。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好，亲爱的，再见，晚安。我要到谢廖沙叔叔那儿去一趟。

这封信像小姐们写的，东拉西扯什么都说。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莫斯科］

[1]指哲学和艺术理论教授奈特（1836—1916）所著《美的哲学》。

[2]法国哲学家居伊约（1854—1888）著：《从社会学角度论艺术》、《当代美学问题》。

[3]一位法国生理学家。

[4]此词何所指，不详。

[5]施廖德尔是一位法国新闻工作者，罗德是一位瑞士小说家。他们是托尔斯泰的子女在国外结识的朋友。

[6]托尔斯泰夫人的长兄。

[7]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二重唱：“美人，把你的手给我”。

[8]指托尔斯泰的第三子列·利·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成年》。

[9]沙皇政府禁止展出格的画《耶稣受难》。

致尼·谢·列斯科夫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由于近来我显然不实事求是地用了一些在信中常用的修饰语，我决定永远不再使用任何这类词语。因此，今天在您的名字前面我也不加任何表示尊敬和好感的修饰语了，而这些修饰语我是可以完全真诚地用于您的。

我曾写过我讨厌虚构，这不是对别人，而只是对我自己而言，并且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即我给你写信时的）心情下讲的。况且虚构千差万别。令人讨厌的是言之无物的虚构。而您呢，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现在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在回答您的问题时，我要说的是，我只希望您继续您的创作活动，尽管这一愿望并不排斥我们每人对自己，因此也是对我们所热爱的人们所抱有的其他愿望。希望他们以及他们的事业将是永恒的，在他们谢世前能不断完善，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也让上帝感到更为欣慰。死期接近总是可怕的。我这是说自己，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人从自己的袋子里把所有的废物拿出来，还以为这些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可是突然发现，把深藏在袋子角落里的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东西忘记了，没有抖出来。破旧的袋子一旦被扔到粪堆上去，留在袋子里的那件唯一美好的东西也就白白地丧失了。可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谦逊。我们这些享有人间荣誉的人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即深信人们赞扬你的正是上帝所需要的，而上帝所需要的却被遗弃了，霉烂了。

因此，所有我们这些老人对此感到害怕。我想您也如此。既然人们在死神面前感到恐惧，那就应该很好地搜寻一下所有的角落。我们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留在那儿。

再见。但愿您能在彼得堡收到这封信，而且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致费·费·季先科

我刚才非常仔细地重读了您的短篇小说[1]。小说的整个第一部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切都很不自然，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依我看，任何一个编辑部都不会刊登。法官接受贿赂物品——茶叶和葡萄，他和妻子贪婪地大吃大喝；警察局长腰佩短剑，他和法官相互承认受贿；商人们给法官一万为的是不按票据付款等等全都很不真实，显然是故意把臆想出来的事件和细节描写得漆黑一团。这样显然使整个这一部分难以令人接受。这种使读者失去信任的虚构和夸大在审讯警察局长的情节中也有。只有法官开庭，特别是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开庭描写得很好。这一情节虽然写得很好，但读者在读到这儿以前就已经对所写的东西失去信任了。像目前这样，小说既不能寄给《欧洲导报》，也不能寄给任何别的一家刊物编辑部。所以寄还给您。

我知道，我这封信不但会使您不愉快，而且会使您心情沉重。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最好说实话，您有写作才能，但对自己缺乏严格批判的态度，因此也缺乏修改加工的耐心。请千万不要生我的气，请相信我对您的一片真心好意，愿您真正幸福。这事和所有的事一样，“欲速则不达”。倘若您已决定要冒风险吃文学工作这碗饭的话，那您对自己的作品就要进行最严厉的批评，毫不留情地修改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摈弃一切多余的，经过千锤百炼，最后才送交出版。这样才更为有力，甚至从物质方面讲也是如此。到那时，名声在外，可以靠这一危险行当获取生活资料。这样要比粗制滥造地大量写作轻松多了。如何修改这篇小说，应该由您自己去思考。我觉得，是否应该这样做：直接从涂脏的大门开始，简短地叙述一下涂抹的人和目的何在，然后审讯，法官审判和会审。小说的核心和意义在于揭露一帮腐化堕落、无所事事的老爷对待温顺的劳动人民的高傲无情的轻蔑态度以及法庭上的伪公正、假仁慈。这最好放在后面几章，要写得更精炼，更有力。其他的写多少取决于对了解法庭是否需要。要是我就这样写。

好，再见，可别生气。愿您获得的不是文学上的成就，而是对这种成就无动于衷的胸怀。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没有上帝》。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瞧，我又有求于您了。恐怕是最不愉快的请求。

这封信由一位非常可爱的男爵小姐迈恩道尔夫转寄或转交给您。我和她在奥尔苏菲耶夫[1]家小住了几天，眼下我还在他家。我把为《北方导报》写的短篇小说[2]手稿给了男爵小姐。该报的编辑们过于贪婪，因此我不想直接交到他们手里。不然他们会不寄校样给我，并且未经必要的修改就发表。我冒昧把小说寄给您，通过您转交。首先，请您过目并且告诉我，是否可以发表这篇小说。是否会丢脸？我很长时间没有写艺术作品了。说真的，我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样。我是怀着极大兴趣写的，但写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要是您说不好，我丝毫不会见怪。可能正是这一点会使您不快。如果您认为小说可以，那就请您在校样上签字付印。多谢您写的几封美好的信。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

［尼科利斯科耶—戈鲁什基］

[1]一位庄园主，托尔斯泰的朋友。

[2]指《主人和雇工》。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寄给我书[1]。一定拜读您指出的部分，很可能会拜读全书。寄上校样[2]，改得乱七八糟。请不要把涂改得不像样的校样送去付印。在您整理完以后我还要再看一遍。我也给古列维奇写信，让他再寄给我。要是您能费心再看一遍，并修改不妥之处，我将不甚感激。我不喜欢这篇小说。在您的意见中我也听出有不赞成的成分。请把您和别人谈论这篇小说的所有意见都写给我，而且写得尖锐些。我很想知道，我的才能是否衰减了。如果是，这如同我现在不能像四十年前奔跑一样，不会使我感到懊丧和奇怪。

好，再见。吻您。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莫斯科］

这封信由一位跟我要好的熟人季诺维耶夫转交给您。他是省长的兄弟。

[1]指斯特拉霍夫所著《哲学概要》。

[2]指《主人和雇工》的校样。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谢谢您寄来书，更要谢谢您写了一封美好的信。是我不对，没有给您写信，请原谅我。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各种应酬也很多，什么事也来不及做。要做的事一百年也做不完，主要怪我自己。我要是能成为斯塔索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十足老好人也行。

这封信由两位年轻人转交[1]，即我朋友的儿子大学生鲁萨诺夫和他的同学谢戈廖夫。两人都很纯真，讲道德，不酗酒，不抽烟，不好色，是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在彼得堡举目无亲。如果一年能到您那儿去一趟，聆听您的教诲，了解您，对他们一定会有益处。如果偶然有机会介绍他们结识一个俭朴的家庭（当然我指的是在您那儿碰到的人），这对他们来说就太好了。我敢大胆地把他们荐举给任何一个美好的家庭。您想必会见到切尔特科夫，他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您。我们的生活照旧，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心情不愉快，但我习惯埋头越来越吸引我的工作。也许您会见到和切尔特科夫一起到彼得堡来的英国人肯伍泽。我曾对您谈到过他，您也读过他的东西。他是一位很严肃的、信教的人。我非常希望您能和他结识。

为了确信我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见解，近日我看了《李尔王》和《哈姆莱特》。[2]如果说过去我多少还有点怀疑我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是否公正的话，那现在这点怀疑已荡然无存。《哈姆莱特》是一部多么拙劣、淫秽、低级而又毫无意义的书。一切都建立在异教复仇的基础上。只有一个目的：想集艺术效果之大成，但杂乱无章。作者那么热衷于效果，甚至不屑考虑应为主要人物塑造某种性格，而所有人都认定，这是天才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的形象。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意识到芸芸众生的见解是何等苍白无力以及他们能够怎样欺骗自己。您的书我还没有读完。我像往常一样，读完就给您写信。

再见。拥抱您。我患流行性感冒大约三个多星期，现在刚好。

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一月中旬］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信未能转交，因斯特拉霍夫当时已病重，于一月二十四日去世。

[2]指看话剧演出。

致瓦·瓦·安德烈耶夫[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我认为，您竭力使古老优美的民歌在人民中间保存下来的做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您选择的道路会使您达到目的，因此希望您的事业取得成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时刻愿意效劳。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

［莫斯科］

[1]瓦·瓦·安德烈耶夫（1861—1918），俄国著名音乐家，民间音乐乐队的组织者。

致谢·捷·谢苗诺夫[1]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我非常遗憾，应告诉您有关您剧本的不愉快的意见。您对我口述的要好得多。关键在于主要人物写得不好，不生动，而且是尽人皆知的老一套说教。这没关系。您别气馁。您可以改写，或者重新写。大概今后您会有许多时间。每个人物应有不足之处，以便显得真实生动。而这一点您却没有。那位老师也写得不好，太粗俗。再见。您的信已转寄给列昂尼拉·福米尼奇娜。亲切地握您的手。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1]谢·捷·谢苗诺夫（1868—1922），一位农民作家。

致伊·隆·戈列梅金[1]

伊万·隆吉诺维奇阁下：

我怀着尊敬和善意像普通人对普通人那样给您写信。请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这封信。只有怀着这种真诚的感情，才能谅解和协商。

事情涉及一些人受到贵部官员的迫害。这些人收藏有我写的在俄国被查禁的著作，并把这些著作拿给向他们索要的人阅读了。据我所知，有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受到这种迫害。最近在图拉发生了一次这类事件。一位姓霍列温斯卡娅的女医生被搜查并投入监狱。现在又因被指控扩散我的著作而受到侦查员的审讯。

对霍列温斯卡娅夫人的迫害事件尤为令人震惊。她是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身体多病，神经极为脆弱。她的人品受到高度尊重，她无愧于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普遍爱戴。

据我所知，迫害的借口是，霍列温斯卡娅和我的几个女儿很熟，来往密切。图拉的一位工人曾数次写信要我把我的著作《我的信仰是什么？》给他阅读。由于手头没有多余的书，加以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他的几封来信我都没有回复。今冬我又收到了提出这一要求的来信。我把信转交给我的女儿，告诉她，要是我们有这个人索要的那本书，就寄给他。我女儿也没有，但她记得霍列温斯卡娅夫人就住在来信要书的那个人所在的图拉城，她有我的一些禁书。于是我女儿把自己的一张名片寄给了要书的人，名片上写着请霍列温斯卡娅夫人如能找到就把书给来人。我女儿给霍列温斯卡娅写的这句话便成了霍列温斯卡娅被捕和受尽各种折磨的借口。

我认为，这类措施是不明智的，徒劳无益的，残酷的，而主要是不公正的。所以说不明智，是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解释，为什么从千万个有我的著作并把这些著作给熟人阅读的人中，唯独挑选霍列温斯卡娅夫人作为迫害对象。

这些措施之所以徒劳无益，是因为他们达不到任何目的。这些措施达不到禁止的目的，因为打算制止的那种危害继续存在于千千万万人之中，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这些措施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对许多人，像霍列温斯卡娅夫人那样体弱多病、神经脆弱的人，搜查、审问、特别是坐牢会造成像霍列温斯卡娅已有的那种严重的精神上的疾病，甚至死亡。主要是，这些措施极不公正，因为没有针对被政府认为是危害的制造者。

这一次的危害制造人就是我。是我写的那些书，是我口头和书面答应传播政府认为是有害的那些思想。因此，如果政府要反对这种有害思想的传播，那就应该把目前对那些偶然受到影响的人所采取的措施用来对付我。他们的过错只不过是拥有使他们感兴趣的禁书并把这些书借给自己认识的人阅读。政府应该这样做还因为我不仅不隐瞒我的这一活动，相反，我写这封信直接声明，我写了并且传播了被政府认为是有害的那些书，现在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信中我都继续在写在传播。谈话时我也传播书中表达的那些思想。

这些思想的实质是，把高于人世间一切法的不容置疑的上帝的律法告诉人们。根据这一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应该相互仇视，相互使用暴力，相反，应该友爱互助，对待别人像您希望别人对待您那样。

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尽我所能表达的正是这些思想以及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我要尽力在我目前所写的一本书[2]中更鲜明、更通俗地加以阐述。我在谈话中，在给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所写的信中讲的也是这些思想。现在，我指出贵部官员违背上帝律法而制造的残酷的暴力事件也还是为了向您说明这些思想。

关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迦玛列曾经说，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3]这些话永远是要求政府对待人们的活动抱真正的明智态度的教训。如果某一活动是错误的，它自然会失败。如果某一活动就其内容来说是上帝的事业（正如我们时代的上帝事业就是以明智的博爱原则代替暴力的原则），那么任何外力既无法加速也不能阻碍这一活动的完成。假如政府允许这些思想不受阻碍地得以传播，这些思想就会缓慢地、从容不迫地传播开来。要是政府像现在所做的那样去迫害掌握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传播给别人的人，那么这些思想的传播在胆怯、软弱、信念未定的人们当中缩小的程度，将和在坚强、刚毅、信念坚定的人们当中扩大的程度一样。所以，不论政府怎么做，传播真理的过程不会停止，不会放慢，也不会加速。

依我看，这就是传播真理的普遍永恒的法则。所以，政府在对待不受它欢迎的思想时，最英明的做法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更不要采取像折磨无辜者那样的卑鄙、残酷而又显然不公正的措施。这些无辜者只不过做了千万人一直在做的事，而他们中间却没有任何人受到迫害。

倘若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要惩罚、威胁、制止政府认为是恶的活动，那不明智和不公正的程度最小的做法莫过于把惩罚、恐吓、制止恶的所有措施都用来对付政府认为是制造恶的人，即对付我。更何况我现在预先声明，我至死将毫不停顿地进行政府认为是恶而我却看作是在上帝面前应尽的神圣义务的事业。

请不要认为，我要求把对付我的一些熟人的措施用来对付我，是因为我预料到政府使用这些措施来对付我会有某些困难，我的名望和我的社会地位使我免遭搜查、审讯、流放、监禁以及其他更恶劣的暴力行为。我不仅没有这么想，而且深信，如果政府断然反对我，放逐、监禁或采用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我，不会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社会舆论不仅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大多数人会完全赞同这种做法，并且会说，早该如此。

上帝可以作证，我写这封信并非要向政府逞强，也并非随便说说，而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即不让无辜的人们为我的行为承担责任，主要是向政府人士（也包括您）指出这些措施的残酷、不明智和不公正，并且请您尽可能停止这样做，以免因此而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如果您能回复我一封简单的便函，谈谈您对我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是否能答应我的请求，即把所有的迫害，如果是必须的，推迟到将来并加之于我这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应该受到迫害的主要的人身上，我将不胜感激。

我怀着真挚的友好感情向您致以敬意。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莫斯科］

[1]伊·隆·戈列梅金是当时俄国内政部长。

[2]即《怎样读〈福音书〉，它的实质何在？》。

[3]迦玛列其人和他说过的这一段话，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四节、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致弗·瓦·斯塔索夫

可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来信。您不让用修饰语，可我用了，因为我觉得您就是这样一个人。谢谢您寄给我《Pan》[1]，尚未收到。一收到我就告诉您，读完后如数归还。

昨天拜读了您论格[2]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我无法评论，因为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太亲切了，深深打动了我，使我赞叹不已。丢开我感到亲切的传记部分不说，我仍然感到这将是一本有益于读者，特别是有益于画家的好书。作为局外人会怎么评论呢？您在信中写到的有关艺术的见解非常正确。在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存在着许多迷信。当你弄清并摆脱这些迷信时，你会发现，迷信最多的莫过于艺术领域，而且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我很想知道您现在写的书[3]的内容。我将怀着极大的关切和希望能找到许多引起我共鸣之处的热切心情去拜读。如果可能，请做这样一件事。艺术有老爷艺术和人民艺术之分。我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有了。我知道在文学、戏剧、音乐领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典范。主要是从真诚的角度说的，这在老爷们那儿就根本没有。但在绘画领域，除了教堂彩绘，我没有见过美好的、天真无邪的、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和民间诗歌一样，应该存在。您能否指教？

您不到我们这儿来，太遗憾了。但我还抱着希望。贝奇科夫来得早些，而您哪怕在九月份来也好。我家里的人向您致以深切问候。玛莎得了伤寒病。目前没有危险，但总让人担惊受怕。

您论格的书非常非常好。

友好地握您的手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柏林出版的颓废派文学杂志。

[2]即俄国画家尼·尼·格。

[3]斯塔索夫在写一本论当代艺术问题的书。

致谢·捷·谢苗诺夫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很抱歉，我会使您感到不快。

您的作品《新鸟……》[1]写得不好。内容和形式都不吸引人，也没有性格。几个主要人物死气沉沉，其他人物则是些陈旧而又不鲜明的典型。总之我觉得，您不擅长写戏剧一类的东西，或者还为时过早。我非常抱歉，我必须向您说明这一点，说实话总是好的。您的许多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总是最朴素、最优秀的。但是这一作品不值一评，甚至连语言也经不起推敲。不过您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您产生了使您激动的情感，您就用小说的形式去写作。否则就什么也别写。像这样也可以活下去。主要的是，别败坏自己的名声。现在的名声很好。这部作品和《俄国言论》上发表的那部作品[2]的主要缺点是，它们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感情的产物。请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气馁。我还在乡下。如果我来莫斯科，我们可以见面，可以更详细地交谈。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戏剧《新鸟——新歌》。

[2]指短篇小说《过咸了》，小说发表在《新言论》上。

致伊·叶·列宾

亲爱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

您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如果我的书[1]能有助于像列宾这样的画家弄清一些艺术问题，那我的劳动总算没有白费。

洛列尔[2]的笔记很好。

亲切地拥抱您。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莫斯科］

[1]指《什么是艺术？》。

[2]尼·伊·洛列尔（1795—1873），十二月党人。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刚收到您的信，内附有莫德[1]的几封信。亲爱的，不瞒您说，您的信给我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想竭力摆脱这一印象但又摆脱不了。

首先，您要求我把现有的钱全部汇出。我已经给您去过信，为了筹款（这对于我从道德方面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我要有活动的余地，要明确筹款的目的、数目和用款的时间。像我在给您的信中所说的，我要知道这些是为了协调自己的demarches[2]。此外，我在俄国离事情发生的地点更近，比您更知道需要什么，哪儿需要。而钱无论寄到哪儿，一天之内通过电汇就可寄到。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所以不愉快，是因为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不过目前这只是些不切实际的看法，因为眼下我这儿的钱不多，剩下约五千援助饥民的钱。而马克思的一万二千还没有收到[3]。第二个不愉快的印象是莫德的信。从他和加拿大政府的所有谈判中可以突出地感到这个可怕、冷酷、务实的约翰·布尔[4]的形象。他所需要的是送到殖民地的劳动力，尽可能地从讨价还价中获利，要求给他弄到身强力壮的人。至于这些人如果在那儿死去，他无所谓。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心里总是为这些亲人感到痛心。并且不由得产生一个想法，是否值得化如此大的力气并且违背基督教的要求，去摆脱一个冷酷无情、残暴的主人再找另一个不亚于（如果还不是更甚的话）前者的冷酷无情的主人。我觉得，只要反正教仪式派的教徒们仍将像现在这样要实现基督教生活的要求，那么在加拿大他们和当地政府也不会和睦相处。第三个不愉快的印象是您要求我给出版商们写什么提纲[5]。您提出把头几章给出版商读的要求使我很不愉快，而且，很抱歉，是对我的侮辱。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我奇怪，您竟然同意了。对我来说，给详细提纲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奇怪，您爱护我，但却同意要他们来认可，不管他们是否想这么做。我记得，美国出版商不止一次来信，提出可付一笔巨额的报酬。我还以为，事情就这么办了，您会这么处理。如果必须给货看并要等买主的le bon plaisir[6]，不管我多么想为反正教仪式派的教徒筹款，我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是不划算的，只会无缘无故地蒙受屈辱，这是一种要把货贱卖的做法。

因此，如果您什么都还没有做，我请您搁下这件事，让我来办。我想，我会办得比您好，至少我不会去埋怨任何人。

瞧，我忍不住了，我的坏情绪都表现出来了。我担心我委屈了您并让您伤心。请原谅我，或因我冤枉您训我一顿。

至于小说提纲的想法也是不实际的，因为第一部已经完稿，第二部暂时还未打印出来，不能认为已经完稿，我还可能修改，希望有可能修改。

所以，我对写提纲及让出版商预先过目感到气愤并非出于傲慢，而是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作家的使命不允许使创作这一精神活动从属于其他一些实际的考虑。因为这种考虑含有令人愤慨的丑恶东西。总之，我感到懊悔，我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更何况您没有像在许多场合出于爱护我所做的那样减轻我的困难，相反，使我感到后悔。

好，请原谅像往常一样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莫德（1858—1938）是托尔斯泰作品的英译者，他从加拿大来信告知托尔斯泰，加拿大政府拒绝给迁移的反正教仪式派教徒贷款。

[2]法语：行动。

[3]托尔斯泰已决定把长篇小说《复活》交给《田地》杂志出版人马克思，全部稿酬用作支持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基金。

[4]即约翰牛，代表英国中产阶级。

[5]指《复活》的提纲。

[6]法语：垂青。

致阿·费·马克思

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

您寄来的校样[1]和信已收到。还有三十章（到第七十章，但还不是结尾）大约过两天给您寄出。到结尾还有十章左右。这样共有约八十章。

根据我的进展情况（您没有丝毫耽搁），一月份以前我无论如何写不完。估计您无法完成，帕斯捷尔纳克也完不成[2]。此外，外国出版商要我把出版推迟到三月[3]。

因此我恳请您推迟到三月出书，并按此意思登一则启事。我想，您不会因此蒙受任何损失，而书的身价反而会大大提高。为推迟出版我将非常感激您。

您可以大胆地登启事，因为不管怎样，小说连同被查禁的删去部分将发表在您的杂志上。把这部作品称作长篇小说我完全同意[4]。至于要发表《母亲的故事》[5]的片断，由于我目前正全神贯注地写《复活》，我暂时不能考虑另一部作品的出版问题。

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推迟到三月份出版，请来电告知，以便我将这一消息通知等候答复的外国出版商。为此我将非常感谢您。

致以深切的敬意。随时准备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小说《复活》的校样。

[2]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在为小说《复活》作插图。

[3]《复活》同时在国外出版。

[4]俄语“Роман”和“Повесть”两个字都是“小说”，主要区别在于结构，而不在篇幅长短（当然，都比短篇长）。“Роман”的情节更复杂些，非单线发展，而“Повесть”的情节发展往往是单线的，连续的。这里托尔斯泰同意把《复活》称作“Роман”。

[5]指《母亲》。马克思请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给他主办的《田地》杂志发表。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请原谅我（顺便说一句，在我的信笺上真可以印上这几个字，因为我的信都是从悔过开始，这样做很公正）我没有回信，而主要是修改书稿耽搁了翻译和出书[1]。两者的原因是一个：不可能赶完，写得糟的地方需要修改。您来信要我给您一部小说以补偿我们出的书[2]。是啊，我现在发誓不再这样出书，我受够了折磨。问题在于，像聪明的肖像画家、雕塑家（特鲁别茨科伊）关心的只是表现脸部——眼睛的神态一样，我关心的主要是描写体现于各种场面的精神生活。这些场面我不得不反复加工。如果改动有很大困难，那就按原来的印吧，不过使人遗憾。希望在这几章以后一切顺利。四十三章后面的我过两天寄出，目前不在我手里。马克思寄给您的没有错。由于您怕他耍猾（他并不狡猾，而是粗鲁、愚蠢），那我就从我这儿给您寄[3]。谢谢科列奇卡[4]，他帮我的忙，像头牛一样工作。我给您寄去的是援助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钱，因为您急需用钱，赠款人答应把钱送来。

和美国出版商打交道的事您看着办[5]。我本人不禁止。今后也禁止不了。我这就开始工作。有关雅库特的情况[6]我就寄出。

吻你们大家。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互相热爱，主要是人人都得到爱。我们（我）正是这么做的。请原谅，我写的是些平庸的话。可有什么办法呢？除了这些平庸的话以外我找不到什么话具有新意，符合时尚，并且富有趣味。

列·托

［一八九九年五月五日］

［莫斯科］

[1]指小说《复活》在国外的翻译和出版。

[2]切尔特科夫请托尔斯泰给他一本新的小说的初版权，以便用所得利润补偿其他书籍出版的亏损。

[3]按协议马克思应该把小说《复活》的校样寄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使外国出版商能和《田地》同时出书。

[4]画家尼·尼·格之子。他帮助托尔斯泰抄写手稿及阅读《复活》的校样。

[5]切尔特科夫寄给托尔斯泰一份他草拟的准备在外国报纸上刊登的声明。声明指出，杂志《The Cosmopolitan Magazine》（《世界主义杂志》）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对小说《复活》的原文进行删节和歪曲。

[6]指被流放到雅库特的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情况，他们将移居加拿大。

致阿·费·马克思

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给您寄上四章[1]。我非常担心其中大部分在书刊检查机关通不过。前面有许多在一般情况下会遭查禁的您都想法使之通过了，希望这一部分您也能使之顺利通过。鉴于有许多地方可能被查禁，我尽快把后面几章给您寄来，也是四章。但愿在检查机关不会遇到麻烦。无论如何请您把我这次寄去的四章寄回三份，以便修改。我尽量不耽搁。我在不停地工作。只要我这如今虚弱的身体允许的话，我尽可能地赶写。有一句谚语说：故事好讲，事情难办。可我要说，事情好办，故事难讲。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事情再大不会永存，最后什么也留不下，而故事如果是美好的，会长久留传下去。

致以深切的敬意，愿时刻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九九年十月八日

虽已写完，但不能全部寄上，因为我一直在修改、润色、删减。

[1]指《复活》第三部的前四章。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

请原谅我，很久没有给您复信，也没有把我的照片寄给您（如果您的名字写错了，请再一次原谅）。认识您我非常非常高兴[1]，而且我还很高兴爱上了您。阿克萨科夫说过，有些人比自己写的书好（他说的是“更聪明”），而有的人则比写的书差。我喜欢您写的作品，而且我认为您比您写的书要好。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恭维话，其价值主要在于这话是真诚的。好，再见。亲切地握您的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〇年二月九日］

［莫斯科］

我希望您收到我的信的时候身体健康。契诃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小说[2]写得太好了。我很喜欢这篇小说。

[1]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三日，托尔斯泰与高尔基第一次见面。

[2]指《在峡谷里》。

致爱德华·加尼特

阁下：

感谢您六月六日的来信。在我读您信的时候，我觉得写一份告美国人民书是不可能的。

可是经过晚上再次考虑，我感到，如果对美国人民讲话，那么我要尽可能为五十年代创作繁荣的美国作家给予我的巨大帮助表示我的感谢。我要提到的哈里逊、帕克、爱默生、巴卢、托罗等不是最伟大的，而是我认为对我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我还要提到另一些人的名字：钱宁、惠蒂埃、洛厄尔、伍尔特·惠特曼。在世界文学中很少能找到如此杰出的一代作家。

我想要问问美国人民，为什么不重视这些人的声音（古尔德、洛克菲勒和卡内基[1]的声音未必能代替他们），为什么不继承他们成功地开创的美好事业？

向尊夫人致问候。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她出色地翻译了《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这三个人都是美国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

致彼·达·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

公爵大人：

阿·马·佩什科夫（高尔基）的夫人和朋友们请求我在我认为可以而又可能的情况下，为他说情，希望不要在审判前或不经审判就置他于死地，因他身患痨病，而据说他被关押在卫生条件极差的下诺夫戈罗德监狱[2]。我个人认识并热爱高尔基，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出众、在欧洲受到敬仰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聪明、善良、令人喜爱的人。虽然我个人没有荣幸认识您，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您会同情高尔基及其家庭的命运，并在您的权限内尽可能地帮助他。

请不要让我的期待落空，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能作为您的忠实仆人我感到荣幸。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一年五月六日

［莫斯科］

[1]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侍从将官，内务部长的朋友。

[2]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高尔基因有人诬告他藏有印传单的油印机而被捕入狱。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感谢您寄来您的书。在这之前我差不多已读完了您的全部短篇小说。其中许多篇我都非常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曾经有过》。可是结尾部分两个人都哭泣的场面，我觉得，不自然也没必要。

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和您见面。如果您感兴趣，到那时我将更详细地谈谈您的创作的优缺点。在信中写太困难了。

祝您万事如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加斯普拉］

致莫里斯·波特舍尔[1]

亲爱的波特舍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您的剧作。我刚收到。不久前我得了一场重病，现仍卧床不起，所以不能亲自提笔复信，只能简单谈几句。

我读过您的著作，很赞同并且早就欣赏它们了。我完全相信，您会获得成功，并且对戏剧的复兴产生巨大的良好影响。戏剧正日益成为无所事事的人的娱乐，越来越脱离自己的真正使命。

我确信，您会实现您的愿望，因为您所服务的事业是您在为给了我们一切的人民服务这个愿望的感召下从事的自我献身的事业。

阁下，请接受我向您表示的情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三月六日］

［加斯普拉］

[1]法国诗人，剧作家。原信用法语写成。

致威廉·冯·波伦茨[1]

亲爱的波伦茨先生：

衷心感谢您寄来您的书。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对您的出色的长篇小说《农民》我找不到足够的赞词。除了这部小说以外，我还知道《地主》。在这一作品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才华和真实，虽然作品的意图我不十分满意。

我对涉及宗教的一切著作都极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您的观点。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俄国的书刊检查使您不能把您的宗教小说《乡村牧师》寄给我。

但可以这样做：如果您能费心将这本书寄到我随信附上的地址，想必书能到我手里，因为马利佐夫先生可以不经检查收到国外的一切出版物。

虽然我的身体正在康复，但重病后仍然十分虚弱，不能提笔，只能求助于人。

希望您今后的文学创作计划能取得最大成功。此致衷心的问候。

深深尊敬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二十三日］

［加斯普拉］

[1]威廉·波伦茨（1861—1903），德国作家。原信用德语写成。

致帕·亚·布兰热

您骂自己是好事，但还应该克制并严格磨炼自己，只有这样growing pains[1]才能真正促进精神上的growing。玛莎[2]可能给您写信谈我的情况。变化极小，甚至觉察不到。主要是我感到懊恼和惋惜，因为我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收到了波伦茨的一封信和他的所有作品，他的一本在俄国被查禁的宗教小说除外。但我通过克拉森[3]和马利佐夫收到了这本书。我正在阅读并很赞赏。比起我们文学中受到赞扬的胡言乱语不知要高出多少。小说我尚未读完，但我认为，我能推测到它的内容而且赞成。小说是献给埃吉迪[4]的，书名是《Der Pfarrer von Breitendorf》[5]。要是您能弄到这本书并请人翻译出来，当然是节译，那就好了。它会像《罗伯特·叶利斯梅尔》[6]一样获得成功。我觉得，相比之下波伦茨的小说严肃得多。请常来信。向尊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鲁萨诺夫家的几个年轻人怎么样？可爱的科利亚呢？在工科学校吗？好，再见。

列·托

［一九〇二年三月中旬］

［加斯普拉］

[1]英语：成长的痛苦。

[2]指托尔斯泰的次女。

[3]克拉森是帕宁娜伯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庄园管家。

[4]埃吉迪（1847—1898），德国作家。

[5]《乡村牧师》。

[6]英国女作家亨弗里·沃尔德（1851—1920）所著长篇小说。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一百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很过意不去，似乎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拉长或者变细了。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您是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并且支持我的最早和最好的朋友之一。不能让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绝对不能。我担心，我答应您写回忆录的诺言会使您失望。这件事我曾经想过，但发现要避免自我吹嘘和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生活中所有的卑鄙行为是太困难了。把自己的全部肮脏、愚蠢、缺陷、卑劣完全如实地，甚至比卢梭还要真实地写出来，那会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或者文章。人们会说，瞧，这就是被许多人抬得很高的那个人，他原来是个无耻的家伙，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更不足为奇了。说真的，当我开始认真回忆自己的一生并且看到它的全部愚蠢（正是愚蠢）和无耻时，我想：要是我这个受到许多人赞扬的人是这么个败类，那其他人会怎样呢？要知道，这还能说明我比其他人狡猾。我对您说这些不是为了动听，而完全是出自内心。这一切我都经受过了。有一点我可以说，疾病帮了我许多忙。只要我严肃地面对上帝或者我周围的一切变化，许多糊涂思想便顿时消失。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许多过去没有觉察到的丑恶。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总之，应该对自己热爱的人们说，我不希望你们健康，倒是希望你们患病。

谢天谢地，我听说，您和可爱的夫人帕莎以及孩子们生活得很好。不要作任何改变，只需加以改善，不要烦恼。据说您那儿有许多闲人，这很麻烦。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劝他们走。

我说我担心写回忆录的承诺会落空，我是真的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写。如果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将尽力而为。我计划避开上面提到的那些难题。对好的和坏的时期只含蓄地提一下。再见，吻您。

列·托

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致康·米·福法诺夫

亲爱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收到您的信并从中得知您对我抱有好感，我很高兴。我知道您，也读过您的作品。或许您知道，我虽然对诗没有特别的爱好，但我想，我能够鉴别有特殊诗才的朴实自然的诗和矫揉造作的诗。我认为您的诗属于第一类。

祝您万事如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致伊·费·纳日温[1]

忘了您的父名，望见谅。我请我的家里人随信附上一张我的近照。至于我的身体情况，我要告诉您，大有起色，现在已能工作，为此我很高兴，虽然生病也非常非常有益。这对您这位初涉生活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衷心希望您找一个宗教信仰相同的未婚妻——妻子，这样她才能既是您的助手又是您的伴侣。

我读了您的《生活以外》，很喜欢。如果您再加以筛选，那就更好了。提取黄金的最好方法是筛选。

您的一本小集子我也收到了。我已读完了第一篇小说，不像前面说的一篇那样喜欢。否定和揭露，尤其以艺术形式否定和揭露，如果不表明目的，就过于肤浅。

再见。我主要是希望您有明确的，因而也是坚定的人生观，即信仰。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纳日温（1874—1940），俄国作家。

致伊·约·科尔加诺夫

伊万·约瑟福维奇阁下：

您热情地答应告诉我有关哈吉穆拉特在您家里的那一段时期的详情，这使我感到无比高兴。[1]对您要告诉我的一切我非常非常感激。我尤其想知道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的外貌细节，如负责看管哈吉穆拉特的您的父亲，还有警官，哈吉穆拉特本人及他的护兵们。

请原谅，我不止是对您的殷勤表示感激，还冒昧地提出了我的一些愿望。不过当我写历史作品的时候，我喜欢在细节上也忠于真实。以备万一，我列出几个问题，不管您是否能回答，我将同样地表示感谢。

（一）哈吉穆拉特是住在另外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您父亲的房子里？房子的布局。

（二）他的衣着是否有别于普通的山民？

（三）在他出逃的那天，他和护兵们肩上是否背有步枪？

还有许多问题想问，但我怕打搅您，再则我觉得自己身体很虚弱。

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感谢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又及：您讲得越详尽，我越感谢您，不管那些细节对您来说是否重要。

[1]伊·约·科尔加诺夫是当年负责看管哈吉穆拉特的约·伊·科尔加诺夫之子。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写有关哈吉穆拉特的小说后，便写信简单叙述了哈吉穆拉特出逃被害的情况。伊·约·科尔加诺夫当时只有十岁。

致谢·捷·谢苗诺夫

亲爱的谢尔盖·捷连季耶维奇：

刚收到最近出版的小集子《教育》，翻到您的小说[1]并且拜读了整个第二部分。形式和内容都好极了。至于语言则任何溢美之词都不过分。这不是我们生造的人民语言，而完全是生动活泼的语言，具有新构成的词汇和言语形式。请继续用这种形式创作吧。这是您的使命。我从一位对您怀有非常好感的人那儿得知您受审[2]的事。我再次向您提出我第一封信中的劝告：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3]

我的健康状况仍然不佳。我觉得，派来保护我的天使为其他事分心了。不过，他很快就会来的。我耐心地、顺从地等待着他。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谢苗诺夫的小说《伊利亚爷爷》。

[2]一九〇二年八月谢苗诺夫因言词冒渎圣像而受到起诉，十二月被判监禁五天，但由于“罪行”已时过境迁，判决未执行。

[3]托尔斯泰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劝说谢苗诺夫不要离开农村和放弃农村生活方式。

致安·阿·科尔加诺娃

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阁下：

您的儿子伊万·约瑟福维奇得知我在写有关哈吉穆拉特的小说后，非常殷勤地告诉我有关他的许多细节，并允许我请求您提供在你们努哈城[1]住过的沙米尔的副手的更为详尽的情况。尽管伊万·约瑟福维奇提供的资料非常有意义，但由于他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许多情况他不知道或知道得不确切，所以我冒昧地来请求您，尊敬的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回答我几个问题，并把您记得的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他的出逃和悲惨结局告诉我。

他在你们那儿度过的那段时间的任何生活细节，他的外貌和有关他对你们一家人及其他人的关系的任何详情，在您记忆中留下的似乎无关紧要的任何情况，对于我都将是非常有意义和极为珍贵的。

下面就是我的问题：

（一）他会说哪怕一点儿俄语吗？

（二）他逃跑时骑的马是谁的？马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给他的？是良种马吗？什么毛色？

（三）他是否瘸得很厉害？

（四）在那座你们住楼上、他住楼下的房子旁边有花园吗？

（五）他是否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五次祈祷及其他仪式？

尊敬的安娜·阿韦萨洛莫夫娜，请原谅我为了这些琐碎小事来打搅您。衷心地感谢您为了满足我的请求将做的一切。

顺致崇高的敬意。时刻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又及：还有一个问题：（六）和哈吉穆拉特在一起的穆里德派伊斯兰教徒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特点？

再问一个问题：（七）他们逃跑时身上是否带有武器？

[1]努哈城即今阿塞拜疆北部的舍基市。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知道并了解了加利娅的病情以及她正在恢复健康，我很高兴。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好一天坏一天，但总的来说似乎还是在好转[1]，不过这不说明任何问题。

几个身无分文的英国人[2]到我这儿来过。我很难忍受招魂术的欺骗，但论断人是有罪的，就不说了。

我给您寄去了《传说》的补充部分。如果赶得上，很好，赶不上，就不必采用了。这无关紧要。对了，顺便问一下，用什么标题：《地狱的毁灭和重建的传说》，还是就叫《地狱的毁灭和重建》？您认为怎样最好就怎样做吧。

前些日子我妻子在翻阅文稿时发现了波别多诺斯采夫[3]的信，是对我请求转交给亚历山大三世一信的答复。我在信中要求赦免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几个犯人。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有特殊意义，值得保存。现在寄给您。

您的几位助手是什么人？您的事情很多。我饶有兴趣地拜读了您写的论革命的文章。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否一致？

再见。请常来信。能看到加利娅或您的字迹，我永远会感到高兴。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生病期间思考问题头脑清醒。有一点不好，不知不觉会想到许多新的引人入胜的工作，而我不应忘记，年纪和病魔使我更接近死神。这次生病期间特别使我感兴趣（阅读克鲁泡特金的《笔记》[4]促使我产生这一兴趣）的是为自传札记写回忆录，我答应过波沙。令人特别愉快的是童年，使人格外痛苦的是青年时期丑恶生活的疯狂岁月。我想全部说出来。

[1]托尔斯泰十二月得了流行性感冒，很长时间没有痊愈。

[2]指主张废除使用货币的几个英国人。

[3]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

[4]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信中指他的著作《革命者的笔记》。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

我的年纪越大，越想对你们更加温柔些。您最近一封有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1]情况的亲切的信使我尤为感动。眼下我因病卧床，身体虚弱。您看，信也不是我亲自写的，是女儿玛莎写的。我虽然完全能控制理智和感情，但特别容易受感动。前面所写的一切都为了说明，我非常非常爱您。

我写的不是尼古拉的传记，但我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需要他生活中的若干片断。由于我喜欢写我所透彻了解的东西，所谓les coudées franches[2]，那我就要尽可能准确地掌握描写他的性格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收集并阅读与他的生活和性格有关的一切资料。您寄给我的材料对我非常珍贵，但我更需要的是您给了希尔德[3]的那些东西。我希望能从舒宾斯基[4]那儿得到，他有希尔德的文件。我需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即所谓的la petite histoire[5]：他在假面舞会上的私情艳史，他对涅利多娃[6]的态度以及他妻子对他的态度。如果不麻烦，请把曼特的笔记也寄来。

亲爱的，请不要责备我，说我这个一只脚已迈进棺材的人还写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这些事可以填补我的空暇时间，使我摆脱充满我头脑的真正严肃的思想而得到休息。

是啊，很可能今生今世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是好事。我也不认为，我们在那个世界会像我们所理解的会面那样见面。但我认为并且确信，您此生给予我的一切善良、深情、美好的东西到那个世界将与我同在。可能我的些许同样的情感也将与您同在。总之，在接近不可避免的美好的大限时，我感到，我对那个世界的概念越是清楚，我就越不相信这些概念。相反，越是模糊我越更坚定不移地深信，生命不是在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而是在那个世界要开始新的最美好的生命。因此，一切都归结为对上帝仁慈的信念。上帝拥有的和给予的一切都是那种福。至于我是上帝创造的，从诞生之时起，就向他走去，不断迈向死亡，这除了好处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7]

再见，亲爱的亲爱的朋友，温柔地亲热地吻您。感谢您对我的爱。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2]法语：挥洒自如。

[3]一位历史学家。

[4]《历史导报》杂志编辑。

[5]法语：私生活。

[6]一位宫廷女官。

[7]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五节。

致谢·尼·舒利金[1]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弄来的材料及您愿帮助我的盛情厚谊。有关哈吉穆拉特的材料，凡是发表过的我都有。我也有档案委员会文书记录第十卷，其中有一些关于啥吉穆拉特的新情况。尼古拉·帕夫洛维奇[2]就哈吉穆拉特下过的各种命令，如果有的话，现在我想弄到，包括他的亲笔批示、手令以及由切尔内绍夫[3]传达给沃龙佐夫[4]的口谕。此外，我希望弄到尼古拉一世在沃龙佐夫担任总督期间对整个高加索战争所下的命令。

据我所知，最初在一八四五年尼古拉一世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后来，他不知不觉违背自己的初衷，以砍伐森林和不时袭击的方式对山民施加缓慢的影响。

很想找到这一方面的指示。

再一次衷心感谢您的协助。如果需要大量抄写，请别亲自动手，可委托抄写员去做，付以报酬，并告知我需寄的钱数。

此致崇高敬意。时刻愿意效劳。不胜感激。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谢·尼·舒利金（1861—1929），历史学家，教育家。

[2]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3]亚·伊·切尔内绍夫（1785—1857）曾任俄国国防大臣。

[4]米·谢·沃龙佐夫（1782—1856）曾任高加索总督。

致伊·彼·纳卡希泽[1]

亲爱的伊利亚·彼得罗维奇：

谢谢您的两封信及为我付出的劳动。我很高兴他们至今没有碰您[2]。希望今后也将如此。

我知道有一套《高加索山民资料汇编》，是根据亲王的旨意……出版的。我现有这一汇编的六卷，并曾从公共图书馆借过另外两卷，即第七、八卷。您信中提到出版了二十三卷的高加索汇编是否一回事？可能不是。我将写信给斯塔索夫[3]。埃萨泽[4]的材料尚未收到，我预先表示非常感谢。

我还有一事相求。您看过我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如果您记得，那儿提到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派出士兵埋伏在潜伏哨并接待了哈吉穆拉特的探子。现在想起来，这是不确切的。为了修改这些不实之处，我需要某些问题的答案。您能否找到一位一八五二年服役的老军人——步兵军官，他也许能回答下列问题：

（一）要塞是否负责派遣伏兵？

（二）如果未派遣过，那么守卫要塞防止突然袭击的巡逻哨兵的位置在何处？

（三）哨兵是如何接待派来的探子并把他们带到长官那儿的？

任何一个在一八五二年服役的高加索籍步兵军官，尤其是在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库林斯基团服役的军官，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当然，回答越详尽越好。

请原谅给您带来了麻烦。要是您没有时间，对此不感兴趣，那么您就不必费心了。在您面前我已经感到过意不去，完全应该感激您。

请向尊夫人尼娜·约瑟福夫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表示我衷心的爱戴。要是她能在美好的家乡和您一起天长地久安享天年，那就好了。

我的情况时好时坏，总之，我的生命行将结束，结束时比开始时好。希望彼岸的生活好于此岸的。兄弟般地吻您。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三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伊·彼·纳卡希泽（1866—1923），格鲁吉亚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2]纳卡希泽曾被流放，后未经允许返回第比利斯，由于托尔斯泰为他说情，他未遭迫害。

[3]应托尔斯泰的请求斯塔索夫给他寄去了十卷《高加索汇编》。

[4]谢·斯·埃萨泽是历史学家，第比利斯档案馆军事部工作人员。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塔尼娅[1]寄来了这封给您的信。正好同时也收到了您的信。我很乐意尽可能回答您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两个女儿的来信都提到您，说您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为孩子们操心也为其他事情劳碌消耗了您的精力。可是她们两人都没有写到您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她们可能不了解。我相信，从您的信中也可看出，您的内心世界不仅充满生气，而且日益充实，这是一切人，尤其是像您这样一类人的内心世界所固有的，因为你们知道，只有这种内心的充实才是人生的真谛所在。关于您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内心所想的正是我认为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我的外部生活——身体状况暂时有所好转。我时而写我那篇关于生命的定义（一篇哲学著作）[2]，时而修改《哈吉穆拉特》。目前正埋头写有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章。这一章即使写得不相称，我仍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是对我所理解的权力的一个说明。总的来说我很好。

好，现在回答您的问题。

对第一问题：我是否读了而且是否赞许，塔尼娅回答得十分正确。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指出，我的总的印象是，您很好地利用了我的回忆录。我避免涉及细节，否则会使我陷入我不愿做的修改工作。因此我把一切提供给您的同时只想附带说一句，在传记中引用我的回忆录的地方要加一个注：摘自提供给我并由我处理使用的未经修改的回忆录初稿。

目前因有其他事我没有继续写回忆录。只要我还健在，一旦着手写（可能不久就开始写），进展会很快。

问题一：我的回忆录采用多少，悉听尊便。

问题二：我打算继续写，但一年内，甚至两三年内都未必能写完，所以到死未必能结束。

第三：我在世时不会出版单行本。第四：如果您的著作安排在我的全集出版时发表，您就不必等我。

第五、六、七：您的著作不会妨碍我，反倒有助于我。一八五二年在第比利斯我考的不是军官，而是炮兵军士[3]。不，我记得是在一月。申请退伍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可能是在一八五三年提出，未获批准。我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五三年或五四年，从那儿去多瑙河军部，并于同年擢升为军官。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在巴里亚京斯基率领下行军路过车臣地区时，一枚榴弹炮炮弹打坏了我的那门大炮（我是这门大炮的瞄准手）的轮子。

我这就去查明，我是何时晋升为军官的，然后在信末附上一笔。

亲爱的，再见。吻您、帕莎和孩子们。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我根据日记查明，事情经过如下：五二年我在第比利斯，一月参加炮兵军士的考试。在那里写《童年》。一八五三年二月炮弹打坏了炮架。一八五四年回到俄罗斯。可能在一八五三年底提出退役。

[1]指托尔斯泰的长女。

[2]当时托尔斯泰在写《真实生命的哲学阐述》，未完成。

[3]一八五二年一月三日托尔斯泰参加过贵族士官称号的考试。

致奥克塔夫·米尔博[1]

亲爱的兄弟：

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2]我三天前才收到。

我认为，各国人民是通过艺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共同的理想。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以新的意外的方式表达的我们的理想，从而得到特殊的享受。当我初次读到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斯汤达、维克多·雨果、特别是卢梭等人的作品时，法国艺术给予我的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印象。我认为，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对我的创作所给予的过高评价也属于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我感谢您的信和献词。对我来说，读到您新的剧作将是一件喜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奥克塔夫·米尔博（1850—1917）是一位法国作家。原信用法语写成。

[2]指米尔博为自己的剧作的俄译本《金钱的势力》写的献词。在献词中他写道：“您是我真正的老师，任何一位法国作家也无法与您相比……您，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记得很清楚，《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伊万·伊利奇之死》、《罪与罚》、《白痴》的优美动人的故事以及其他使我赞叹不已的俄国作品，对我来说是我从未见过的艺术的惊人发现。它所蕴含的迷人的新颖的美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印象。在我的祖国某些傲慢的作家（他们中有些人已被遗忘，另一些人即将被遗忘）声称，你们在许多方面应感激法国。他们妄图把你们看作是法国革命和斯汤达培养出来的作家。而我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法国自身受到了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使法国许多世纪以来的天才焕发出新的生命，仿佛增强了他们的敏锐。您首先教会我们从生活中去寻找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不管这些书写得多么美好……”

致弗·瓦·斯塔索夫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刚刚看了您给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她目前在莫斯科）的信[1]，惊骇万分。为了我们的友谊，请放弃这件事，让我摆脱这些录音和电影工作者。这种事我讨厌透了，决不会同意摆姿势让人摄影、讲话让人录音。

如果我的谢绝使您不得不违约，请原谅我，但是饶了我吧。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书和波洛夫采夫的材料[2]。我还在写莎士比亚[3]，et je me demords pas de mon idées[4]，打算日内结束。问题不在莎士比亚的贵族态度，而在于通过大肆颂扬非艺术作品歪曲美学趣味。就让别人骂吧。也许您也会骂。但我必须把半个世纪积聚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请原谅。

祝您健康并像往常一样精力充沛而又善良。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斯塔索夫给托尔斯泰夫人的复信。斯塔索夫曾经劝托尔斯泰灌制唱片和拍摄电影以留传后世。托尔斯泰坚决反对。但托尔斯泰夫人却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她已说服托尔斯泰同意此事。

[2]阿·维·波洛夫采夫曾担任皇宫档案总部的主管。他寄去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有关波罗底诺节日的材料。

[3]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4]法语：而且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观点。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

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在罗马和格相识，甚至也不记得在罗马见到过他。在我的过去有一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空白，在记忆中未留下任何东西。我在罗马的时间应该是一八六〇年，在我大哥去世以后。您要写我的传记，我深受感动。我极愿帮助您。关于我的几次恋爱：

我第一次最强烈的爱是儿时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的爱。后来要算是对季娜伊达·莫洛斯托娃的爱，不过只在我的想象中，她未必觉察到。往后是哥萨克镇上的一个哥萨克女子。我在《哥萨克》中描述了。再以后是在上流社会对谢尔巴托娃——乌瓦罗娃的爱恋。她也未必觉察。我一直非常腼腆。后来，我对阿尔谢尼耶娃·瓦列里娅的爱情是主要的、最认真的。她还健在，嫁给了沃尔科夫，现住在巴黎。我当时几乎成了她的未婚夫（见《家庭幸福》）。我还保留着一叠从前写给她的信。我让塔尼娅抄写后给您寄去。

我的日记不能随便给人抄写，因为太见不得人了。但十分有意思，我会告诉您的。在充满卑劣污浊的生活中有对清洁空气的渴望。我一定把这些事告诉您。不是对女人的爱情，而是对人们，对孩子们的爱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光明的时期。特别在经过前面一段黑暗之后，这一时期极其美妙。

我想重新开始写回忆录，但其他事总让我分心。我写了一篇论莎士比亚的魔力的多余文章[1]。现在几乎已完稿。我将抽空继续写回忆录。这是一件愉快、轻松、迷人的工作。再见。亲切地吻您和您的夫人及孩子们。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致詹姆斯·莱伊[1]

阁下：

我认为，查理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著作充满了真正的基督精神，过去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今后仍将继续带来幸福。

您忠实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莱伊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创作研究专家。原信用英语写成。

致玛·尼·米洛舍维奇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阁下：

请原谅，因抽不出空没有立即给您复信。

您问：您寄来的士兵歌曲是不是我创作的？[1]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些歌确实是我创作的。

您又问：与原作是否有出入？我的回答是，这些歌我从未写下来，而是口传的，所以有变动和补充。据我记忆所及，您父亲抄写的就是这些歌曲。当然，我丝毫不反对发表这些歌曲。

此致崇高的敬意。愿随时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玛·尼·米洛舍维奇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一位战友的女儿。她在父亲的文件中找到了两首歌，上面注明是托尔斯泰所作。

致帕·伊·比留科夫

亲爱的波沙：

我收到了您的信。我很高兴，您摆脱了纠缠不清的麻烦事，而且方式很好。[1] 您写的传记[2]我还没有拜读。我想在情绪好的时候拜读，那样我可以兴致勃勃地作一些注释、修改，总之能全神贯注地来对待。近日内我将做这件工作。

（一）我记得我当时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我独自一人，走陆路。大概在一八五七年。第二次和妹妹从海上到什切青。大约在一八六〇年。我记得在宣布农民解放那天由伦敦启程返回俄国。

（二）死刑我是在第一次出国时看到的。

（三）我和大哥一起沿伏尔加河经阿斯特拉罕到达高加索。这是在我大哥之后，即他已经去了高加索，在他返回高加索时，我和他同行。

（四）我要求屠格涅夫和我决斗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当时我们都在费特家。在巴黎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

（五）我在伦敦的一个半月当中（好像是）几乎每天和赫尔岑见面。我们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而且很有意思。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不过我可以查看一下日记。当我去布鲁塞尔时，赫尔岑为我给在那儿的蒲鲁东[3]写了一封信。在布鲁塞尔我和蒲鲁东见过面，我很喜欢他。在那儿我还去过列列韦尔家。他是个体衰年迈的老人，生活极其贫困。在布鲁塞尔我最常去的是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家。敦杜科夫、他的夫人和几个女儿当时都在。其中一个女儿我在克里木见过。她嫁给了普斯科夫的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海登伯爵。

（六）纳扎里耶夫[4]写的有关单身禁闭室的情况是属实的。由于我旷了历史教授伊万诺夫的一堂课而被关禁闭。不知为什么他仇恨我。

（七）《回忆录》只有少许进展。刚开始写童年时代的人物。

（八）有两首歌。我把一位夫人寄来的两首歌寄给您。

向可爱的帕莎问好。

我非常惦念并爱你们两人。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战争的文章[5]已完稿。虽然不是告两国人民书，但意义相同。现写完最后一章。

[1]比留科夫当时住在日内瓦近郊，有一个俄侨对他进行敲诈、恐吓。他没有去警察局告状，自己想法摆脱了这个人。

[2]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第一卷手稿。

[3]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4]纳扎里耶夫是托尔斯泰的大学同学，写过回忆录。

[5]指《清醒清醒吧！》。

致安·彼·诺维科夫

安德里安·彼得罗维奇：

我收到了您的信和手稿[1]。手稿非常有意思，有许多优点。农村的贫困和老爷们的愚昧、奢侈描写得很出色。有几点不足。（一）过多地强调了老爷们的荒唐。这冲淡了印象。（二）在柏林对奴隶制度的议论过于冗长，显得单调。要删减到只留下十分之一。（三）卡泽里奥的故事[2]不自然，也要删减或去掉。希望能增加：（一）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细节。（二）如果把接受新兵入伍的工作及服兵役本身加以描写，那就非常好了。总之，长处大大超过不足。整个作品给人留下强烈而又美好的印象。建议您加工修改后再给我看。您关于写完文章后寄一份给公爵夫人[3]的想法我不赞成。何必去激怒她，毫无益处。

爱您的

列·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诺维科夫是图拉一农民，曾经做过沃尔孔斯基公爵的仆人。手稿指他写的一篇有关自己的生活经历的特写《奴隶生活的真实故事或仆人笔记》。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文章《人民和老爷》中采用了那篇特写的材料。

[2]诺维科夫引用了一个意大利牧人讲的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害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卡诺的故事。

[3]指沃尔孔斯基公爵夫人。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谢谢您寄来的几本书和一封长信。

我并不觉得见到您的希望渺茫。前景非常美好。您的舍洛克[1]我还没有看完，但一定看完。我已彻底摆脱莎士比亚[2]，现正忙别的事。刚写完一篇论战争的文章[3]。我现正研究尼古拉一世和一般专制统治者及其心理。我想把这种心理和十二月党人联系在一起，用艺术形式写出来。

您提到您身体很糟，这使我非常担心。不过all is well what ends well[4]。好在您的教女也获释了。我今天获悉，我的一位朋友尼基福罗夫无缘无故坐了冤牢，现已释放。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暂时我什么书也不需要。您是否收到了我寄去的书？

再见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五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评论文章《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2]托尔斯泰于一九〇四年一月写完《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3]指《清醒清醒吧！》。

[4]英语：结局好，一切都好。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

一八九五年我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即我对几位亲友表达了我如何处理我身后遗物的愿望。在这张字条上我写了，希望我的妻子、斯特拉霍夫和您清理并审阅我的所有文字材料。我所以请您办这件事，是因为我知道您热爱我，道义感又极强，知道应该如何取舍、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出版。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我格外信任您还因为您在做这类工作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主要是我们对生活的宗教理解完全一致。

过去我没有对您提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如今事过九年，斯特拉霍夫已不在人世，我的死期肯定也不远了。我认为必须弥补疏漏，亲自告诉您那张字条上提到您的话，即我请您费心审阅和整理我身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并和我妻子一起按你们的意见处理。

除了在您那儿的材料以外，我深信，我妻子或（如果她在您之前去世的话）我的子女将实现我的愿望，不会拒绝告诉您其他不在您那儿的材料，并将和您一起决定如何处理。

老实说，除了最近几年的日记以外，其他材料我认为毫无意义，随便如何利用也无关紧要。如果平时我未能较确切和清晰地表述我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思想，那么日记会有一定的意义，即使记载的只是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因此，只要摒弃日记中一切偶然的、模棱两可和多余的东西，日记的出版会有益于人们。我希望，您会做好这件事，就像到目前为止您善于利用我未发表过的著作中的材料一样。此事就拜托您了。

感谢您为整理我的著作已付出的劳动，也事先感谢您为处理我身后的材料将要做的事。能和您志同道合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快慰。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1]、您是否希望您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发表在《俄国新闻》上的声明目前和您谢世后仍然有效？

我希望我从一八八一年起写的所有作品以及我死后留下的全部著作不为任何个人所私有，凡有愿望者，可再版和出版。

二、编辑和出版您身后留下的作品一事若因某种原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您希望把有关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授予何人？

我认为，此事将由受我委托整理我身后留下的文字材料的我妻和弗·格·切尔特科夫协商，决定取舍、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等。

三、您是否希望在您谢世后（如果我比您活得长）由我作为您在国外的唯一代表的全权证书仍然有效？

我希望在我死后仍然由弗·格·切尔特科夫一人处理国外出版、翻译我的作品的有关事宜。

四、您谢世后是否仍将出版您的全部手稿及其他文字材料（包括我迄今从您哪儿得到的和在您谢世前还将从您哪儿得到的）之事在我有生之年交给我全权处理，而在我死后由我转交我的委托人全权处理？

我把在弗·格·切尔特科夫手中的我的全部手稿和其他文字材料交由他处理。在他去世后，我认为全部材料及手稿最好交给我妻或某一个俄国机构，如公共图书馆、科学院。

五、您是否愿意让我查阅您身后留在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或您的其他家属手中的全部（毫无例外）手稿原件？

我非常愿意让弗·格·切尔特科夫查阅我身后留下的全部手稿，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材料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以下是托尔斯泰回答切尔特科夫来信提出的问题。

致柳·伊·菲利波娃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阁下[1]：

我拜读了您已故丈夫的长篇小说《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历史细节如此丰富，使我惊讶。

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不仅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而且对整个战争及其原因都将获得极其明确完整的概念。从这个角度也完全可以推荐给出版商[2]。可是我不能出面推荐，因为小说所渗透的尚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我多次表达的观点完全相悖。

您转交给我的那本书第四部缺少一印张，即从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四十五页。书一直在我这儿，只有我一个人读过。在缺页的地方书页未裁开，我收到这本书时第四部就缺少第九印张。现归还原书。非常抱歉，我未能满足您的愿望。

此致敬意，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应为柳博芙·伊万诺夫娜，作者写错了。

[2]该小说于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出版过（两卷）。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亲爱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我拜读了您的小说[1]。令弟转告我，您问这篇小说是否应该修改和润色，我的答复是，在作品上下的工夫和对作品的批评越多，作品会越完美。但我认为，这篇小说就像目前这样也是有益的。

这篇小说中有许多场景和细节写得很出色。缺点是过于矫揉造作，而且含糊不清。

眼下我工作很紧张，身体也欠佳。所以我乐于和您见面交谈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在我比较空闲的时候。请相信，我对您怀有好感，时刻愿为您效劳。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红笑》。

致贝尔纳·布维耶[1]

阁下：

我非常高兴加入您的学会[2]。

衷心祝愿您们的事业获得成功。

从我十五岁开始卢梭就是我的导师。

卢梭和《福音书》是我一生中对我产生最大最好影响的两个因素。

卢梭永葆青春。就在不久前我有机会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我感受到了我青年时代早期阅读他的作品时有过的那种精神振奋和无限钦佩的心情。

阁下，我非常感谢您使我有幸成为您的学会会员。此致崇高的敬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三月七日/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原信用法语写成。

[2]日内瓦大学教授、卢梭创作研究学家贝尔纳·布维耶于三月六日的信中邀请托尔斯泰加入成立不久的卢梭学会，学会的宗旨为研究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卢梭的生平和创作。

致埃尔涅斯特·克罗斯比[1]

亲爱的克罗斯比：

不久前我为您的论莎士比亚一文写完了前言。结果写成的是一整本书[2]。我想，译完后可以出版。这样，您的愿望将要实现。

在俄国所犯的罪行和残暴行径极为可怕。但我坚信，这一革命[3]对人类将产生的重大积极结果要胜过法国大革命。

忠于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埃·克罗斯比（1856—1906），美国作家及社会活动家。

[2]即《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

[3]指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致彼·阿·奥列宁—沃尔加里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我非常喜欢您的短篇小说[1]。这些小说写得很好，大部分内容充实。尤其是最后一篇。谢谢您寄来几本书。至于长篇小说[2]，请原谅，我没有拜读就寄还给您。我没有精力和时间阅读这样的长篇作品，更不用说提出意见和评语了。因此请不要责怪我。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值班 特写与短篇小说集》。下文提到该书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处在别人的地位》。

[2]指长篇小说《男孩子沃洛佳的秘密》的手稿。

致张庆桐[1]

尊敬的先生！

承蒙寄赠您的书[2]，尤其是您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在我整个长久的一生当中，我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交往[3]，但从没有一次同一个中国人交往，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虽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形）；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为之惊佩。我对于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在极大的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4]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强了）。在这次战争当中，中国人民树建了极大的功勋，在这种功勋前面，不仅日本人的胜利变得毫不足道，而且把俄国和日本政府的全部狂妄与残暴的丑态也真实地光照了出来。中国人民的功勋，在于指出了人民的高尚美德并不在于暴力和杀人，却在于不管一切的刺激、侮辱与灾难，远避开一切怨恨，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也正像在欧洲各伪基督教民族先前对他们卑鄙的侵袭时一样，虽然身受一切的残暴，却显示出他们要比那些基督教民族和俄国政府更深刻地贯彻着基督教的真正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贯彻着那个普遍的永恒的真理的意识，这个真理就是一切宗教的学说，同时也是基督教的基础。（在这里我就想起你在来信中谈到的应把政府和人民加以区别的正确见解）。

我还没有拜读您的书，因为我刚刚才收到它。但从您的来信加以判断，我怕我不会同意它的倾向。从您的来信看，您是赞同（我想在书里也是一样）中国的国家的和社会制度的改革的。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像的形式。中国常常被人责备为顽固保守，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我认为对俄国，对它的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来说，是一个例外。我期待着从它那里出现新的生活形式，同样地我也期待着中国的农业人口的大多数一样。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中国人，也正像所有的人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发展技术上的完善。精神的力量被歪曲了，技术上的完善只会起破坏作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就是在俄国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必须手携手地并肩前进，而不是采取外交上的同盟，也不是一般的政府之间的联合的形式。他们必须特别是为他们的农业人口，制定出一些不受政府羁绊的社会生活的新的形式，制定出不是各种的自由，如信仰、言论、代议制等等的自由，而应该是真正的真实的自由，就是除去最高无上的道德法则之外，人们无须乎依赖政府，也无须乎服从任何人而生活的自由。

我再重复说一遍，我很高兴能和您交往，假如您认为值得费力把我的著作译成中文的话，我也将非常高兴。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

[1]张庆桐（1872—？），上海人。一八九六年入北京同文馆学习俄语，一八九九年由同文馆派往俄国留学，曾在圣彼得堡的师范学堂和法政大学攻读，前后共六年之久。他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写信给托尔斯泰，并将他与俄国人沃兹涅先斯基合译的梁启超的著作《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寄请托尔斯泰教正。托尔斯泰在十二月四日写了这封回信，原信收入一九五六年苏联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七十六卷。张庆桐返国后曾任中国驻恰克图的都护副使。他于一九〇六年著有《俄游述感》一书，其中发表了他亲自译成中文的这封托尔斯泰的复信。

[2]指张庆桐所译《李鸿章》一书，现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藏书室中。

[3]托尔斯泰曾同好几个日本人有过通信关系和交往，一八九六年九月日本《国民新闻》编辑德言苏峰还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问过托尔斯泰。

[4]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

致弗·瓦·斯塔索夫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寄上十二月党人的材料。请向材料的主人转达我的谢意。恰达耶夫的信件很有意思。您抄写的部分我很喜欢。他能如此正确地看待希腊艺术，因为他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要是我也这样看待希腊艺术，我认为是出于同一原因。我曾有一位姓乌鲁索夫的朋友，塞瓦斯托波尔人，酷爱象棋，是数学家，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他以厌恶的态度和恐惧的心情看待一切希腊的雕塑及文字艺术。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不信仰宗教的人，对相信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像我们见到的那样是真实的、确实存在的，此外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别的世界的人来说，对于像哥德、我们亲爱的赫尔岑以及所有那个时代那个圈子的人来说，希腊艺术是美的顶峰。因此他们不能不高度评价它。倘若您不喜欢也不承认这一艺术，那么vous aurez beau dire vous faîtes de la religion sans le savoir[1]。您要求艺术具有精神内容，这正是宗教，宗教要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并寻找其精神内容。

祝贺您八十三岁寿辰。不管我多么努力，我赶不上您。我确实在努力，年纪越大，我感觉越好。

好，再见。亲切地握您的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对了，要是您能想起来，请查一下并告诉我，最好告诉比留科夫：Suisse，Paul Birukoff，Onex près Genève[2]，《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刊登在《现代人》一八五五年的哪一期上。他写传记需要。请原谅。谢谢您。

[1]法语：您最好说，您是信教的，对此不了解。

[2]比留科夫在瑞士的地址。

致伊·费·纳日温

亲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谢谢您来信，告诉我有关库尔特什的感人消息[1]。我无法怜悯他，我只能为他高兴和担心。我把您来信的摘录寄给了一些向我提出问题的士兵。他们的问题是，如果派他们去镇压，该怎么办。

您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这只有好处。当您真正想走直路而又看到自己偏离了它时，您必将回到这条路上来。可能长篇小说[2]耽误了您。我很高兴，您已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早就认为，这一形式已经过时，长篇小说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过时，而是作为重要形式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我有什么话想说，我不会去描写客厅、日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

是的，这是对己对人都无害的一种消遣。我喜欢这种消遣。以前我把这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东西。这已成为往事。

问候尊夫人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库尔特什等人因拒绝服兵役而被监禁在感化连。

[2]指伊·费·纳日温的长篇小说《Мене…Текел…фарес》。

致埃利斯[1]

阁下：

我完全同意您对雪莱[2]的评价。他并没有贡献出他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西。当然，他本来可以为世界写出好作品。他有最崇高的意愿，他总是直抒胸臆、无所畏惧。

知道您同意我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长处的评价，我很高兴。

忠于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埃利斯，英国人。

[2]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

致米·奥·梅尼希科夫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

谢谢您写的小品文的序言部分《两个俄国》。我读的时候哭了[1]。甚至现在，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感动和悲伤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至死仍将相信，俄国会永存不亡。我想说的话很多，但仅向您表示谢意，兄弟般地亲吻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梅尼希科夫写了一篇题为《致亲友的信》的小品文。

致欧根·赖希尔[1]

阁下：

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的大作[2]。您认为《Novum Organon》的作者不是培根[3]，并指出一些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理由都非常令人信服。我在这方面知之甚少，所以不能ein entscheidenden Urteil zu fällen[4]。但有一点我无疑是知道的，不仅大部分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甚至他的全部剧作，包括《哈姆莱特》等，不但不值得人们评价时一贯给予的高度赞扬，而且在艺术方面unter aller Kritik[5]。因此，我不同意您从全部剧作中只挑选出一部分并对其优点加以肯定。

您对被吹捧的《李尔王》、《麦克白》以及其他一些戏剧的批评是那样充分，切中要害，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在读过您的评论以后，怎么能对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些不存在的美继续赞不绝口呢？这只能归因于芸芸众生秉有的发表意见时总是不顾自己的见解而随声附和多数的特性了。对于那些接受了催眠术的人在别人授意下认白为黑，我们不觉得奇怪。那么对于有一些人在领会艺术作品时毫无主见、固执地按多数人的看法发表意见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我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早已写就，我当时就深信不会说服任何人。我只想声明，我不屈从人云亦云的意见。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您的那本非常杰出的书，还是我的书，还有许多其他文章——像近日特奥多尔·埃希霍夫寄来的文章校样[6]以及不久前我收到的英国报纸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不会说服广大的读者。

人们依靠报纸了解和议论最重大的事件，而对这些事件却毫无概念并从所受的教育来看甚至无权议论。而撰写并发表对这些事件的议论文章的，是一些不称职的报纸工作人员。他们议论这些事件的能力同样很差。在了解了当今社会舆论在报刊如此普及的情况下的形成过程以后，应该感到惊奇的不是群众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见解，而只能是，有时（虽然很少）还能遇到对事件的正确见解。这种情况尤其见之于对诗作的评价。

议论美味佳肴、扑鼻香气，总之一切美好的感受，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有失去嗅觉、视觉的人），但评论艺术作品需要有艺术感觉，这方面的差别极为悬殊。艺术作品的优劣是由广大出版者和读者确定的。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总是愚昧无知，对艺术感觉麻木，所以谈艺术的社会舆论也总是最粗浅、最错误的。过去一直如此，如今当报刊的影响日益增强并把对思想和艺术一窍不通的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当前这种情况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些毫无艺术性，思想上更无可取之处的作品得到了成功和吹捧。我不想指名道姓，如果您注意到了现在被称之为艺术的精神病的种种古怪表现，您自己也可以说出一些姓名和作品来。

因此，我不仅不指望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古代作家（我不想说出他们以免刺激人）的虚假名望会消失，而且在等着看新莎士比亚们的完全相同的名望如何树立，那就是靠办报人和广大普通读者的无知和愚钝。我还在等待着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在艺术领域，而且在科学、政治、特别是哲学（康德已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尼采）等领域，理智的普遍水平会越来越低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衰败会像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衰落一样走向总崩溃。

心理学家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假思索，只想急忙地说更多的话，这就是精神病的开始或者已经恶化的明显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确信，他的知识胜过一切人的，他可以而且应该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一切人，那么精神病的征兆已是肯定无疑的了。我们的所谓文明世界正处于这种危险而又可悲的状况之中。我认为，离开古代文明遭到毁灭那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作为这种情况的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征候是，当代人的理解力的败坏不仅表现在对莎士比亚的过高评价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的态度上。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日/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赖希尔，德国文学家。

[2]指《莎士比亚文献》。

[3]指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所著《新工具》一书。

[4]德语：作出最终决定。

[5]德语：不值一评。

[6]指莎士比亚创作研究者埃希霍夫的《哈姆莱特》一文的校样。

致莫·门·多克希茨基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对您提到的萨宁[1]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一无所知。家里正巧有人读过，我找来刊登这部小说的几期杂志，读了萨宁本人的一切议论。使我大为惊骇的与其说是他的卑鄙无耻，毋宁说是他和作者都具有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这两个特征。虽然我心里想怜悯这位作者，但由于他危害到许多人，包括您，我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对他的仇恨。显然，作者对人类最杰出的心灵和思想家们在解决涉及生命的种种问题上所做的全部工作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一窍不通。这些问题他不但不去解决，而且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无论是对东方的，中国的贤哲孔子、老子，对印度、希腊、罗马的贤哲，对真正的基督教，还是对离我们比较近的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康德、利希滕贝格[2]、叔本华、爱默生以及其他人都毫不了解。他们有艺术才能，但既没有真实的感情（意识），也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不描写任何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而只描写最卑下的动物的动机。他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新思想，只有屠格涅夫称之为“相反的老生常谈”[3]的东西。即一个人说的话和公认的真理相悖。例如说水是干的，煤是白的，乱伦好，斗殴好等等。我竭力想怜悯这位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作者，但他的自以为是妨碍我这么做。对您我感到由衷的惋惜，因为读这本书使您的内心产生了混乱。所以，请您原谅，我就不给您寄我自己的书了，而寄给您一份我拟定的由不同作家的作品组成的《阅读园地》书目。我想，如果您去阅读并且认真思考所读的东西，那一定会对您有帮助，使您摆脱可怕的思想混乱。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您可能会提出即使不使人愤慨，至少是可笑的问题，如萨宁主义和基督教哪一个更好？我还建议您读《福音书》。愿上帝帮助您，那个上帝就在您的心里，他受到压抑，您勉勉强强能意识到，或许完全意识不到他的存在。请来信，如果您的问题很重要，我会答复您的。您多大年纪？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您的第二封信已经收到。

[1]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

[2]利希滕贝格（1742—1799），德国学者、作家。

[3]引自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第二十一章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的谈话。

致米·洛斯库托夫[1]

您问我，颓废派艺术是没落呢，还是相反，是向前发展？

简短的回答：当然是没落，尤其可悲的是，艺术的没落是整个文明衰落的迹象。文明的衰落是由于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生活条件。颓废派艺术之所以无可怀疑地是文明的衰落，其原因在于艺术的目的是用同一种感情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这一条件是颓废派艺术所没有的。只有完全像他们那样不正常的人组成的小圈子才喜欢他们的诗篇，他们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则吸引最广泛的阶层，吸引人的全部心灵。真正的崇高的艺术从来就是如此。

再见，祝您一切顺利。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米·洛斯库托夫，士官预备学校七年级学员。

致米·亚·斯塔霍维奇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我知道，您确实爱我。您爱我不仅仅是像爱一个作家那样，而且是像爱一个人那样。此外，您富有同情心，能理解我。因此我向您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请求。我的请求是，希望您停止所发起的周年纪念活动[1]。因为这一活动不可能给我带来任何别的东西，除了痛苦，甚至比痛苦更坏——我可能做出的不体面的举动。您知道，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我这种行将就木的年纪，人们的爱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您老了就会知道）。我担心，正是这种爱会由于周年纪念活动而受到损害。我昨天收到公爵的女儿敦杜科娃—科尔萨科娃的来信，她写道：所有信奉东正教的人将会因这一周年纪念活动而感到受辱。对此我从未考虑过，但她的话完全正确。这不仅会引起她说的那些人，而且也会引起许多别的人对我的恶感。这对我来说是最痛心的。我了解爱我的人，这些人也了解我。对他们来说，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情，不需要任何表面的形式。所以我向您提出重大的请求：请您尽一切可能取消这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我得以解脱。我永远都会非常非常感谢您。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纪念活动。斯塔霍维奇是临时筹备委员会的秘书。收到托尔斯泰的这封信以后，拟议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大庆典终于取消。这个委员会改为列夫·托尔斯泰学会，担负组织展览会和博物馆的工作。

致报社编辑部

（未发出）

编辑先生阁下：

随信附上一封信[1]。这类信是对将要举行的我的周年纪念活动持反对态度的人写来的。我已收到几封。我恳请您按写信人的愿望将这封信刊登在报上。我本人也希望能发表这封信，因为就此信我要对我的周年纪念活动说几句话。

我要说的是，筹备中的这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一向不支持这类庆祝活动。我觉得，对某人的事业赞同和热爱无论如何不能通过表面方式来表达，而要在思想感情上同这样的思想感情拥有者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我回想起很早以前的一件事，大约三十年前，在纪念普希金，为他建立纪念碑的时候，可爱的屠格涅夫到我这儿来，邀我一起参加这一庆典。当时尽管我多么尊敬和喜欢屠格涅夫，我多么珍重和高度评价（现在依然高度评价）普希金的才华，我还是拒绝了。我知道，这使屠格涅夫感到不快，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当时这类庆祝活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且不说是虚伪的，总归是不符合我的内心要求的。如今事情涉及到我个人，我更觉得不合适了。

而这是最次要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在这封信中及其他类似的信中所表现出的情绪，即这些庆祝筹备活动甚至在筹备过程中就已经引起许多人对我的最大的敌意。这种敌意也许暂时不表现出来，但事后将会爆发并不断扩大。我知道，这种敌意是我自己引起的，我是咎由自取，都怪我在非议别人的信仰时说了一些不够慎重的、过激的言词。对此我真诚地表示悔过，并对有机会说这番话感到很高兴。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本身。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只脚已经入土，唯一的希望是尽可能和人们友爱相处，并以这种感情同他们永别。这封信以及我收到的其他类似的信恰好表明，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使人们（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对我产生了与爱截然相反的感情。这使我心情非常沉重。如果在天平一端的盘中是我所尊敬的人们对我的最美好、最愉快的赞扬，而在另一端的盘中是由此而引起的哪怕一个人的仇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赞扬，但求不增加那一个人的仇恨。现在我感到，正在筹备的周年纪念活动引起的我理应受到的仇视、不友好的感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许多、许多、非常之多的人的。这使我痛苦万分。因此，我请求所有爱我的好心人尽可能取消为我举行庆祝活动的任何意图。

至于我真心实意认为自己对正在筹备的庆祝活动当之有愧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怕看上去会像是故作姿态。但我又不能不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人们能放弃这件事，在这方面不组织任何活动，我将感到幸福[2]。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沃伊诺夫—拉祖莫夫三月十六日来信，信中从正统教会立场出发指责托尔斯泰“破坏宗教精神”、“家庭之根本幸福”等，并要求把此信寄给“杰出报刊的编辑部”。此信未发表，但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周年庆祝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

[2]为了尊重托尔斯泰的愿望，周年庆祝筹备委员会停止了活动。

致米·马·斯塔休列维奇[1]

尊敬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

寄上列昂尼德·谢苗诺夫的小说[2]片断。我认为，在感情方面和艺术描写方面都称得上是一篇上乘之作。最好能发表，而且尽快发表。我想尽快发表它的这一愿望使我想起了很早以前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写完戏剧《一个受传染的家庭》，读给奥斯特罗夫斯基听了，然后说，我希望这剧本能快些发表。他对我说：“怎么，您是否担心人们会变得更聪明些？”这话对于我那部拙劣的喜剧是非常中肯的，而眼下是另一回事。如今不得不希望人们变聪明些，制止那种可怕的事，尽管不能对此抱奢望。我想，对正在发生的事表示愤慨的任何出自内心的话是有益的。不管怎样，请按您的意思办。

请接受我的崇高敬意和对您的爱。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米·马·斯塔休列维奇（1826—1911），俄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出版商。

[2]指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列·谢苗诺夫（1880—1917）的短篇小说《死刑》。

致弗·加·科罗连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

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人请我设法发表随此信寄上的文章[1]。这篇文章是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工人中间的工人所作的日记。文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因此给予人一种有关工人状况，主要是精神上的，十分真实的印象。作者是个知识渊博而感觉又极为敏锐的人，并且不乏文学天赋。因此，我想，这篇文章可能适合于您的杂志。

此外，应该说，这个人目前非常穷困，指望得到一笔稿费。因此，我恳请您立即通知我，或者按照我附在信上的地址通知他，是否采用他的文章。

我很高兴有机会亲自使您想起我以及我们的结识，虽然是短暂的。

亲切地握您的手。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帕·亚·布朗热在油田工作时写下的日记。

致萧伯纳

Dear Mr.Shaw[1]：

请您原谅，我至今没有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通过莫德先生给我寄书[2]来。

现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注意您指出的那些地方，尤为赞赏唐璜在幕间剧中的台词（虽然我认为，如果能处理得更严肃些，不以喜剧的幕间偶然穿插的形式出现，则对台词内容更为有利），还有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3]。

首先，我毫不勉强地完全同意唐璜说的话，他说英雄是“he who seeks in contemplation to discover the inner will of the world…in action to do that will by the so-discovered means”，[4]用我的语言可以这样表示：在自己身上认识上帝的意志，并贯彻这一意志。

其次，我特别喜欢您对文明和进步的态度以及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如果人自己不改变，那么文明和进步无论持续多长时间，人类的处境都不会得到改善。

我们之间意见的分歧只在于，您认为，只有普通人成为超人或出现新的超人时，人类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而我认为，只有人们把各种真正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中一切使之变形的赘瘤割除掉，对生活的理解取得一致（这种理解是一切宗教的基础）而联合起来，对世界的无穷远的起源采取理智的态度，并且遵循由此产生的生活指导原则，人类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

我的使人们摆脱罪恶的方法较之您的有一个实际的优越性，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文化很低或根本没有文化的人，能够接受真正的宗教并奉行这一宗教，而要使目前存在的人成为超人或为了使新的超人成长起来，则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正如依靠进步和文明来改善人类一样，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

Dear mr.Shaw，生命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总之，我们大家在有限的短暂时间内要努力找到自己的使命，并尽可能好地完成这一使命。这关系到所有的人，尤其是您，您拥有出众的才华，独特的思维，并能洞察任何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大胆地向您谈谈您的书中一些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但愿不致冒犯您。

第一个缺点是，您不够严肃。不能以戏谑的口吻谈论诸如人生的使命这样的话题，谈论这使命被歪曲的原因以及充满我们人类生活的罪恶等。我看唐璜的言论与其说是幽灵的言论，不如说是萧伯纳的言论。同样，最好不要把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看成是某个不存在的Tanner[5]写的，而是活生生的、对每句话都负责的萧伯纳写的。

其二，我要责备的是，您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像您这样深刻理解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恶又能够如此才华出众地加以阐述的人，如果把这些问题只当作讽刺的对象，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往往有害无益。

在您的这本书中我看到，您想以自己的渊博学识、聪明才智使读者为之倾倒，为之震惊。这对解决您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没有必要，更为常见的是反而转移了读者对话题实质的注意，因为非凡的阐述技巧吸引了他们。

不管怎样，我认为，在您的这本书中，您的观点没有充分展开，表达得也不明确，只处于萌芽状态。我想，这些观点不断发展下去会走向我们大家正在寻找并逐渐接近的那唯一的真理。

如果您发现我对您说的话有使您感到不快的地方，希望您能原谅我。我之所以说这番话，只是因为我认为您有非凡的才华，并对您个人怀着最友好的感情。我始终敬爱您。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英语：亲爱的肖先生。

[2]指萧伯纳所著《人与超人》。

[3]英语：革命家手册，是《人与超人》一剧的附录。

[4]英语：“通过思索发现世界的内在意志……借助［通过创造发明找到的］手段以活动的方式去实现这一意志。”

[5]邓纳尔，是《人与超人》一剧的主人公。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亲爱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收到您的一封美好的信。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奉献作品，虽然我自己好像也给谁奉献过。[1]我只知道，您把作品献给我意味着您对我怀有友好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在您给我的信中也看得出，这使我非常愉快。

您在信中如此真诚谦虚地评论自己的作品，使我敢于谈谈不是对您的作品本身的意见，而是我对写作的总的想法。也许，这些想法或许对您也有用处。

我认为，第一，只有当你要表达的思想萦怀缠绕，在你未能尽你的所能表达出来以前使你坐立不安的时候，才应当写作。任何其他写作动机，如追逐虚名，特别是丑恶的金钱，即使同时附带有表达的需要，都只会损害写作的真诚和尊严。这一点要大加提防。第二，现在经常遇到这样一种现象，我以为是当今作家（整个颓废派都这样）常犯的毛病，即想成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作家，要一鸣惊人。这较之我在第一点中谈到的次要动机更为有害。这会使人摒弃朴实。而朴实是美的必要条件。朴实而不加修饰有可能不好，但华而不实和矫揉造作就不可能好。第三，仓卒写作。这既有害，又表明作者缺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真诚要求。因为，如果真有这种要求，那么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清晰，作者将不吝惜任何劳动和时间。第四，希望迎合当前大多数读者的趣味和要求。这尤其有害，而且事先就损害了所写的东西的全部意义。任何文学作品的意义都在于，它不像布道那样直接说教，而是向人们提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多半与广大读者所认定的相反的事物。为此，不迎合当前大多数读者的趣味和要求就成了必要条件。

这里谈到某些意见对您也许是有用的。您信中说，您的作品的优点是真诚。我不仅承认这一点，而且还承认它们的目的是善良的，即希望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我认为，您谦虚地评论自己的作品也是真诚的，这尤其难能可贵，因为这些作品所获得的成功可能相反会使您夸大它们的意义。您的作品我读得太少也极不细致，我一般也很少读文学作品并很少对它们感兴趣。但根据我记得和知道的您的那部分作品来看，我建议您对它们再多下些功夫，以便在这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准确和清晰。

我再重复一遍，您的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果您到我们这一带来，我将很高兴和您见面。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八年九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安德烈耶夫想把自己的小说《七个绞刑犯的故事》献给托尔斯泰，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托尔斯泰曾经把自己的《伐林》献给屠格涅夫，而把《霍尔斯托梅尔》献给米·亚·斯塔霍维奇。

致米·亚·斯塔霍维奇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谢谢您寄来手套和一本书[1]。您对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血迹》的评论又一次证明您的文学鉴赏力是正确的。除了所有新作家都有的缺点——语言粗劣和自以为是而外，其他几篇小说《戈洛洛博夫》、《笑》、《暴动》也很好。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才华四溢，思维方式独特，虽然这分自信妨碍他正确思考。

我差一点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哈尔科夫监狱关押着一个人，他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江斯基。他因传播我的著作而被判六个月徒刑。我认识他也尊敬他，虽然他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而是部分同情革命。他年迈多病，处境极为恶劣。由于内政部长下的一道适用于所有犯人的荒诞命令，他的处境更恶化了。这道命令规定，被判单独监禁的犯人若关押在集体牢房，则刑期要延长三分之一。他并没有被转移到集体牢房去，而是有一名刑事犯被关进他的牢房里，因监狱人满为患，单人牢房不够用。如您对此事能助一臂之力，就请您做这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做的大好事。

我热爱您，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想必不是因为坏事吧。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九年二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集。

致弗·亚·波谢[1]

收到您的来信，很高兴。要是能写一篇我对果戈理的看法的短文，那我就更高兴了。我只担心，我的看法既与周年纪念无关，[2]也不会被检查机关通过。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九年三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弗·亚·波谢（1864—1940），俄国文学家、《大众生活》杂志出版者。

[2]波谢请托尔斯泰在果戈理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为《大众生活》杂志写一篇纪念短文。当时托尔斯泰正重读果戈理的作品，曾在笔记中写下他对果戈理创作的意见：“他全部活动的主要不幸是，……顺从当今教会及国家创立的伪学说。如果他只是承认一切存在的事物，倒也罢了，可他居然为之辩解，并且不是自己出面，而是依靠善于诡辩的斯拉夫主义者们……”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借佩尔纳[1]离开的机会，写上几句。之所以只写几句，是因为我非常想到您那儿去，而且每天都在等机会。大概不晚于二日便可成行。我尽量不为束缚我的一切而苦恼。我很惭愧，因为相比之下，别人的处境要比我的坏几千倍。昨天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佩尔纳看到了我。现在我又像平常一样了。这几天，大概有五天，没有聚精会神地工作了。我有许多计划，想说的话很多，但力不从心，也不妨保持沉默。萨莎[2]在抄稿和其他事情上帮了我的大忙。

我常常羡慕一些老人，尤其是佛教徒，他们到一定年龄就到人烟稀少的寺庙里去。

两天前我到拉林斯科耶村季莫奇卡[3]造房子的工地。他的同事们，主要是他本人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朝气蓬勃、愉快、安静、整洁、朴实。特别是在二十八日[4]（那天我们家宾客盈门，又是冰淇淋，又是香槟酒）后的第二天，即二十九日到他们那儿，我格外感到我的生活和他们的有明显的差别。

布朗热来过。见到他我很高兴。他在编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5]。除了穆罕默德[6]，我还编了一本老子名言录，附一篇短小的前言。我想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起收集并出版所有宗教圣贤的名言，都是些几戈比一本的小册子。我认为这很有必要。还有《每日贤人语录》，六月出版，都是一戈比一本的小册子，不过标题不用《每日贤人语录》，而是《精神食粮》。他什么都想出版。瑟京怎样了[7]？

在柏林有人想宣读我给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讲演稿，[8]以此造成或想要造成轰动。我讨厌这样做。我认为这报告不值得宣读。您对此有何看法？对别人我没说，但对您我可以说，近来我感到寂寞，心情沉重。自然是因为我自己不好。但我不气馁，尽量振作起来。再见，希望很快见面。吻大家。

列·托

［一九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收到孙儿们写来的亲切的信，谢谢他们。

[1]埃·佩尔纳（1878—1916），彼得堡矿业学院学生，切尔特科夫之子的教师。

[2]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3]切尔特科夫之子。

[4]八月二十八日是托尔斯泰的生日。

[5]书名为《中国的圣贤孔子 他的生平和学说》。

[6]指托尔斯泰编的《穆罕默德名言录……》。

[7]托尔斯泰对《阅读园地》和《每日贤人语录》出版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注，这工作由瑟京负责。

[8]指托尔斯泰为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大会准备的演讲稿。

致瓦·菲·克拉斯诺夫[1]

瓦西里·菲利波维奇：

收到了您的一篇关于霍登广场事件[2]的文章。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完全相信，像您这样能自如地驾驭语言的目击者写这种有意义的题材，一定会写得很好。任何一家杂志都会乐意采用并付给稿酬。我本来已经打算把它寄给《俄国思想》，但还是决定先认真读一遍。可是，使我感到遗憾而又惊奇的是，小说写得那样古怪，还用了一些不必要的夸张的比喻，以致笔墨化得太少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本质被掩盖了。这样一来，小说就不可能被采用了。于是我改变了主意，不把小说寄给杂志，而是退还给您，并且建议您改写，删掉一切多余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只能冲淡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实质），然后再寄给我。到那时，我一定尽力安排发表。

请不要埋怨我。

爱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一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瓦·菲·克拉斯诺夫，莫斯科省一农民。

[2]指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发生在莫斯科省霍登广场的事件。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沙皇政府发放礼品，由于拥挤，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的惨剧。

致瓦·菲·克拉斯诺夫

我自己也很抱歉，没有标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不成功的是比喻的运用以及对作者本人没有见到的事物的描写。主要是颓废派的手法，赋予非生物以思想意识。只有当读者身心和所描写的事物融为一体时，描写才会是成功的，才会影响读者。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读者能如亲临其境似的体会作者描写的感受和情怀时才能产生。

请别丧气。在创作中不要以新作家，而要以普希金、果戈理为典范。

、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致格·康·格拉多夫斯基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您希望我对预期中由您举办的作家代表大会[1]表明我的态度。我对渴望团结一致的人不可能有别的态度，只能给予最大的同情，尤其这一次是作家，是包括我在内的从事文学（团结人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创作的人渴望团结。所以我完全支持并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有一个情况令我不安，使我不能参加大会，即使我有精力有可能的话。那就是，大会的组成乃至大会的活动范围都要得到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些人的允许并且由他们来确定。同时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尊重自己的人，尤其是作家，都不能和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一群腐化堕落的败类自愿达成协议。在自己的活动中听从那些人的命令更与人的尊严不相容。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公布此信[2]，我丝毫不反对。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不排除我对自己不能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原因作出解释。

此致崇高的敬意。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俄国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格·康·格拉多夫斯基是这次大会组织者之一。

[2]托尔斯泰同意在宣读此信时删去“败类”、“堕落”两个词。但米·亚·斯塔霍维奇在大会上只宣读了该信对大会表示祝贺的第一部分。

致萧伯纳

收到您的剧作和一封充满智慧的信。我愉快地拜读了您的剧本[1]，对情节完全抱有好感。您指出，劝人行善的说教对人们一般起的作用很小，年轻人认为一切与这一说教相对立的东西是美好的。这话完全正确。但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不在于不需要这样的说教，而只在于说教者不能以身作则，即在于虚伪。我对您称之为您的神学的东西也不赞同。您在其中和当代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已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的东西进行辩论。同时您自己似乎也承认上帝，这个上帝有明确的、为您理解的目的。

“To my mind unless we conceive God as engaged in a continual struggle to surpass himself，——as striving at every birth to make a better man than before，we are conceiving nothing better，than an omnipotent snob[2].”

至于说到您对上帝和邪恶的其他议论，我要重复您提到的我在评论您的《Man and Superman》[3]时说过的话，即上帝、善和恶的问题太重要了，因而不能以戏谑的口吻来谈论。所以我坦诚地对您说，您信中结尾的话给我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您说：“Suppose the world were only one of God’s jokes，would you work any the less to make it a good joke instead of a bad one？”——“假设世界只是上帝的一个玩笑，难道您就会因此减少您要把世界由坏的玩笑变为好的玩笑的努力吗？”

您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指《勃朗科·波斯耐出丑了》（1909）。

[2]英语：“我认为，在我们的概念中，上帝要么应该为完善自己的造物、为每一个新诞生的人比以前的更好而不断地斗争，要么他只不过是个无所不能的假绅士。”

[3]《人与超人》。

致安·康·切尔特科娃

亲爱的加利娅：

谢谢您寄来古谢夫[1]的信。刚读完，非常高兴。多聪明的人！何止聪明，多好的心！在他所有的信中我总感觉到这颗心！真是奇怪的巧合。一切我都忘了，我想回忆也已忘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拿起《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读（别人说这本书很好）。可是读起来以后，我就无法抑制我对小说缺乏艺术性、轻浮、矫揉造作以及重要话题处理不当的厌恶。恰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信，使我弄清了所有的问题。

您不能想象，对一个人的心灵来说忘掉一切该有多好，我正是这样。但愿您能尝到这种忘却的幸福。能利用过去所做的一切而又忘记它们，把生命的全部精力集中到眼前，这该多快乐。

祝贺您和季马又增添了一步。但愿你们俩人都能尝到老年的乐趣。感谢您对我的热爱和温情，这些正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尼·尼·古谢夫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曾担任托尔斯泰的秘书。他在流放地给切尔特科娃写信，谈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及其他著作的印象。

致米·彼·诺维科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现就您离开前我曾和您谈过的事[1]再向您提出如下请求：一旦我真的要到您那儿去，您是否能在村子里为我找一间哪怕是很小的，但是单独的暖和的农舍，这样我就可以尽量缩短使你们一家人感到不便的时间。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我必须电告您，落款将不用我的名字，而用T.尼古拉耶夫。

等候您的答复[2]。亲切地握手。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请注意，这一切只能您一人知道。

列·托

[1]诺维科夫十月二十日曾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谈话中提到想离家出走。

[2]诺维科夫于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复信，托尔斯泰于十一月三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收到。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我的出走会使你难过[1]。对此我很抱歉。但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别无选择。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除了其他种种原因，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像与我年纪相仿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抛弃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度过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请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的到来只会使你和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感谢你忠实地和我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容忍由于我的出走使你遇到的新的境况，请不要对我心怀恶感。如果你有事要通知我，请告诉萨莎[2]，她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3]并把必要的事转告我。但她不会说出我所在的地方，因为她已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的东西和手稿委托萨莎整理并转交给我。

列·托

[1]托尔斯泰夫人得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后，曾寻过短见。

[2]指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3]托尔斯泰于当天早晨七时五十五分乘火车前往住在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的胞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处。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1]

顺利到达车站。可能乘火车去奥普京。我的信你都要拆阅。告诉切尔特科夫，在一周内，即四日前，如果我不取消原决定，就把声明寄给报界[2]。亲爱的，一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很快你就会知道），立即把一切情况告诉我：我离家出走的消息引起了什么反响，越详细越好。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晨六时

谢基诺

[1]托尔斯泰的小女儿。

[2]指通过报界发表声明，证实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后所写的东西任何人可以使用。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萨莎：

我们顺利到达。啊，但愿家里没有太不顺遂的事情发生。现在七点半钟，我们在这儿过夜。要是还健在，明天到沙莫尔金诺。我尽力保持平静，不过应该承认，眼下我像往常面临痛苦时那样感到惶惶不安，但没有过去在家时那种羞愧、难为情和不自由的感觉。从戈尔巴乔沃坐的是三等车厢，虽然不太舒适，但心情愉快，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别廖夫吃得都很好。马上要喝茶了，然后睡觉，我尽量设法多睡。我几乎不感到疲乏，甚至没有平时那样劳累。在没有收到你的音信前，对你的问题我不作任何决定。信写到沙莫尔金诺。如有急事，可打电报到那儿。告诉巴季亚[1]，让他写信，他的文章[2]中标出的地方我已经看过，不过看得很匆忙，我想再看一遍，请他寄来。告诉瓦里娅，我像以往一样感谢她对你的爱护。我请求她并期望她将会保护你，在你激动时使你平静下来。亲爱的，话要少，但要温存坚定。

给我寄来或带来给笔灌墨水的用具（墨水我带了），还有我开始阅读的Montaigne[3]、尼古拉耶夫[4]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卷[5]、《Une vie》[6]。

所有的信你都要拆阅，把必要的寄到波德博尔基[7]、沙莫尔金诺。

告诉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很高兴，但对我的所作所为又感到很担心，我想尽量把我的梦境和情不自禁涌现出的艺术构思写出来。我认为，暂时最好不和他见面。他和以前一样会理解我的。

亲爱的，再见。尽管你好流鼻涕眼泪，还是吻你。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科泽利斯克］

再寄给我一把小剪刀、几支铅笔、一件长衫。

[1]指弗·格·切尔特科夫。

[2]指切尔特科夫的文章《一位论基督教》。

[3]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

[4]彼·彼·尼古拉耶夫（1873—1928），俄国哲学家。

[5]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6]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

[7]卡卢加省邮局。

致亚·利·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萨莎：

谢尔盖延科会把我的一切情况告诉你。我很痛苦，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沉重。主要是不做违背天意的事，难就难在这儿。是啊，我作过孽，以后还免不了，但愿能少一些。

这也是我首先希望于你的，是主要的，何况我知道，现在不是一个年轻人担负得了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也不想作什么决定。我只是尽量做我必须做的事，不去做那些本不该做的事。你可以从我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看出，我不是在观察，而是在切身感受。非常希望塔尼娅和谢廖沙能给以好的影响[1]。主要的是，他们理解了并且尽力使她懂得，这种充满她的监视、窃听、无休止的责备、对我的摆布、永远控制我的企图、对我最亲密最需要的人[2]的故意憎恨、对我毫不掩饰的仇恨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是我不喜欢，是我简直无法忍受的。如果说谁该投河自尽的话，那绝不是她，而是我。我唯一的愿望是摆脱她，摆脱充满她整个身心的谎言、虚伪和憎恨。当然，他们不可能这样开导她，但可以让她明白，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非但没有表现出爱，反而像是抱有要置我于死地的明显目的。这个目的她会达到，因为我正期待威胁我的病第三次发作，到那时我将使她摆脱我，也使我自己摆脱我们在一起生活过的可怕境地，我不想再回到那种境地中去了。

亲爱的，你瞧，我多坏。对你我并不隐瞒。

眼下我还不打算写信叫你来，一有可能，我就写信叫你来，快了。写信来说说你的身体怎样。

吻你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奥普京男修道院

我们即将去沙莫尔金诺。

我的心要碎了，但体力很好。

[1]托尔斯泰得知长子谢廖沙和长女塔尼娅对母亲的态度以后，希望他们能对母亲施加影响。

[2]指切尔特科夫。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看到阿廖沙·谢尔盖延科很高兴。但他带来的各种坏消息太出人意料，使我痛苦、震惊[1]。我正等待家里人商讨的结果，想必是好消息[2]。不过目前人们会对我纷纷指责，待我更不友善，因此要我回到过去的生活，不管怎么说，是更困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也不会进行什么谈判。一切听其自然，只要尽量少犯罪就行了。

感谢您给我写信，感谢您派谢尔盖延科来，还给萨莎写了信。

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没什么可夸耀的，身体虚弱，精神压抑。

我可怜萨莎，可怜我的孩子谢廖沙和塔尼娅，可怜您和加利娅，最可怜她本人。但愿这种怜悯没有掺杂rancune。[3]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

好，再见。谢谢您给我爱，我非常珍惜。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午二时

［奥普京男修道院］

[1]谢尔盖延科带去了切尔特科夫及托尔斯泰的小女儿萨莎的信，信中讲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情况，特别是他夫人曾试图自杀。

[2]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子女们请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为母亲治病，同时请了一位助理护士看护她。

[3]法语：宿怨。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

在目前安排我们见面，尤其要我回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都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因为你正处在激动、恼怒、发病的状态中，要是真那样做，我的处境会更糟。我劝你接受已发生的一切，好好适应你暂时遇到的新情况，主要是治病。

即使不是因为爱我，仅只因为不恨我，你也应该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要是你做到这一点，你不仅不会责备我，而且会尽力帮助我找到安宁，让我可以过上一种人过的日子，帮助我克制自己，而你自己也不会期望我现在回去。你目前的情绪、你要自杀的愿望和企图最能说明你丧失了自制力，目前回去对我来说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使你所有的亲人，使我，主要是使你自己摆脱目前经受的种种痛苦。请你不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去实现你所有的愿望（眼下的愿望是要我回去），而是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心平气和，这样你就会如愿以偿。

我在沙莫尔金诺和奥普京度过了两天，现在准备上路。信将在途中寄出。我不能说出我的去处[1]，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分离都是必要的。请你不要以为，我所以出走是由于不爱你。我爱你，而且从内心感到惋惜，但我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我知道，你写的信是真诚的，但是你想做的你做不到。问题不在于要实现我的什么愿望和要求，而只是你能否做到情绪稳定、冷静理智地对待生活。眼下你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和你在一起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在你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回到你的身边，对我将意味着拒绝活下去。可我［不］认为有权这样做。亲爱的索尼娅，再见，愿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儿戏，我们无权随心所欲地抛弃生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生命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剩下的时日要比已经流逝的岁月更加重要，应该很好地度过这些日子。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

［沙莫尔金诺］

[1]托尔斯泰决定到住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外甥女杰尼先科处去，然后办理出国护照，赴保加利亚。

致谢·利·托尔斯泰[1]和塔·利·苏霍京娜[2]

亲爱的谢廖沙和塔尼娅，我真正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信，关心我的痛苦。谢廖沙，你的信使我格外高兴，因为写得简明扼要而又内容丰富，主要是充满一片善心。我对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害怕，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我无能为力，不得不这样做。有关情况我已请切尔特科夫转告你们——我的孩子们，并且都写在由他转交给萨莎的信[3]中。你们读一下这封信。我写了我过去的感受以及如今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心情。我给她（妈妈）写了信，她也会给你们看的。我经过深思熟虑，该写的都写了。我们马上就要上路，还不知去向……音信都将通过切尔特科夫传递。

亲爱的孩子们，再见了，谢谢你们。请原谅我，特别是你，亲爱的塔尼娅，因为我毕竟是你们的痛苦的根源。就写这些。我得赶紧走，免得妈妈碰到我，这是我害怕的。现在和她见面实在太可怕了。好，再见。

列·尼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三时许

［沙莫尔金诺］

[1]托尔斯泰的长子。

[2]托尔斯泰的长女。

[3]指托尔斯泰十月二十九日给小女儿萨莎的信。

致玛·尼·托尔斯泰娅和伊·瓦·奥博连斯卡娅

亲爱的玛申卡和丽赞卡[1]：

对我们的不辞而别请不要见怪，不要责备我。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两人的谢意，特别是你，亲爱的玛申卡，你爱我，关心我的不幸遭遇。过去我一直爱你，对你非常温情，但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样强烈，我怀着这种感情离开你们。我们现在离开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因为我担心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会在这儿遇上我。只有一趟七点多的火车。请原谅，我带走了你的几本书和《阅读园地》。我写信给切尔特科夫，请他把《阅读园地》和《每日贤人语录》寄给你一份，另外几本书以后归还。亲爱的，吻你们。我真高兴我这么爱你们。

列·托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四时

［沙莫尔金诺］

[1]玛申卡（玛丽娅），托尔斯泰的胞妹，当时是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的修女。丽赞卡（伊丽莎白）是她的女儿。

致弗·格·切尔特科夫

雅先基切尔特科夫急电[1]

昨天我病了，乘客看见我拖着病弱的身体下火车。我怕宣扬出去。今天好一些，我们要继续上路。请想办法，回电。

尼古拉耶夫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阿斯塔波沃］

[1]托尔斯泰因病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站下车。他被安顿在站长的房间里。当天根据托尔斯泰的要求，让小女儿萨莎打电报请切尔特科夫来阿斯塔波沃。他留在那儿直到托尔斯泰去世。

致谢·利·托尔斯泰和塔·利·苏霍京娜

我亲爱的孩子谢廖沙和塔尼娅：

我希望也相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如果不让妈妈来，单单让你们两人来，对她和其他兄弟姐妹将会是一大打击。你们两人都理解，我请切尔特科夫来是因为他和我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把毕生献给了我近四十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事业与其说对我是宝贵的，不如说对所有人，也包括你们，是重要的。这是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谢谢你们对我这样好。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与你们永别了，不过我感到必需把上面的话说出来。谢廖沙，对你我还想劝说几句。你要考虑自己的一生，考虑你是什么人，又是怎样一个人，人生的意义何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为生存而斗争的观点不能向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成为你的行动的指南。不弄清生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得出的明确指导原则，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存在。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是临终前出于爱你说了这番话。

再见，要尽量劝慰母亲。我对她怀着最真诚的怜惜和爱。[1]

爱你们的父亲

列·托尔斯泰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阿斯塔波沃］

[1]十一月二日托尔斯泰的夫人及子女乘快车到阿斯塔波沃。夫人于十一月七日晨才被允许见他，这时他已不省人事。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

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

八十二岁的骑手（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切尔特科夫下棋（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照（1910年）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伟大作家朴素的坟（1912年）

一八四七年

三月十七日 ［喀山[1]］ 我住院六天了，六天以来我对自己几乎是满意的。［……］在这里我完全是独处，没有人打搅，没有人侍候，没有人帮忙，因此我的理智和记忆也就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的行动也非成熟起来不可。主要的好处是，我看清了，不规矩的生活并不像上流社会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年轻幼稚的结果，而是灵魂的早期堕落所致。

独处对于生活在人群中的人是有益的，交往对于不生活在人群中的人也同样有益。人一旦脱离人群，进入自己的内心，理性立刻会摘下他那副歪曲一切的本来面目的有色眼镜，他对事物的看法也清楚了，他甚至会诧异，为什么以前他竟然没有看到这一切。只要理性继续起作用，它就会指出你的使命何在，并且给你规定一些准则，让你带着这些准则勇敢地走向人群。一切适合理性这个人类秉有的最重要的能力的，同样也适合存在着的一切。个人的理性是一切存在物的一个部分。部分不可能打乱整体的秩序，而整体却能够扼杀部分。因此你要使自己的理性适合整体，适合一切的源，而不是适合部分，不是适合人群。这样你的理性就能够与整体合流，而人群作为一个部分，也就不至影响你了。写十卷哲学著作要比把任何原理付诸实践容易。

三月十八日 我读了叶卡捷琳娜的《手谕》[2]。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读任何严肃的著作都要认真思考，并且从其中摘录精彩的思想，因此我要把我对这部出色的作品前六章的看法写在这里。

［……］君主制下的自由概念如下：自由据她[3]说就是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切他应该做的，而不被迫去做不应该做的。我想知道，她所说的应该和不应该指什么而言。如果应该做的是指自然的权利，那么很清楚，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中自然的权利与被认可的权利毫无区别的时候，那个国家才有自由。这个思想十分正确。［……］

三月十九日 我渐渐迷上了科学。虽然科学在人的种种癖好当中是最高尚的一种，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单单陷进这一个方面，就是说，完全扼杀感情，不旁顾其他，只一味地注意智育，一味地往脑子里灌东西。片面性是人的诸多不幸的主要原因。我继续研读叶卡捷琳娜的《手谕》。［……］

三月二十四日 我变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我希望达到的完美程度（在学业上），我没有执行我为自己规定的，执行了的也执行得不好，没有锻炼记忆力。为此我在这里写下几条准则，如能遵行，我以为对我定会大有裨益。（一）规定必须做到的事，要不顾一切地去做。（二）既然做，那就好好做。（三）忘了什么，别去查书本，要尽量自己想起来。（四）经常强迫自己的大脑尽其全力工作。（五）永远出声地读和想。（六）别不好意思对妨碍你的人说，他们妨碍你。先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不明白，再向他们道个歉，然后告诉他们。按照第二条准则，我一定要把评论叶卡捷琳娜的手谕一事做完。

［……］第十三章谈到手工和商业。叶卡捷琳娜说得对，农业是一切商业的基础，在人们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农业不可能繁荣。因为一般说来人们更关心属于他们的财物，而不是随时有可能被夺走的财物。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只要我国还存在奴隶制度，农业和商业就不会繁荣。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不仅对经常拥有自己的财产不会有信心，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不会有信心。接下去她说：“应该给技术超群的种田人和工匠发奖金。”依我看，一个国家既须惩恶，亦须扬善。

三月二十五日 ［……］叶卡捷琳娜说，专营对于商业是极大的祸害，这话太对了。依我看，专营对于商业、商界，乃至国民本身都是一种祸害和压制。对于商业它是祸害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存在专营，那么由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专营的这部分商业就可以由更多的人去经营。对于商界是祸害的原因在于，这使他们不能够参与这部分贸易。对于国民是祸害的原因在于，每一个专营者都像是给国民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不幸的是这种祸害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

接下去叶卡捷琳娜说，建立银行会十分有益。不过为了使国民对银行不可侵犯这一点不产生怀疑，必须把银行设在某一个慈善机关下面。

叶卡捷琳娜有许多思想异常奇特，她总想证明，君主虽然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限制，却受自己良心的限制。如果一个君主不顾一切自然法则，认为自己是不受限制的，那么他就没有良心了，他等于用他所没有的东西来限制自己。叶卡捷琳娜还力图证明，君主也罢，贵族也罢，都不应该经商。君主不应该经商的道理很明白，因为君主无须经商就可以将该国的一切据为己有，只要他想这样做。

为什么在俄国贵族不应该经商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够限制君主的贵族阶级，那么它的确无须经商，可做的事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贵族阶级。我们的世袭贵族阶级由于贫困正在消失，并且几乎已经消失。贫困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贵族耻于经商。愿上帝让当代的贵族明白自己的崇高使命只在于要强大起来。专制主义靠什么维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够开化，或者靠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

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手谕》，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正如我先前已经提到的，《手谕》中随处可见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革命精神，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专制主义精神，女皇的虚荣心使她不能放弃后者。虽然她意识到前者的优势，而《手谕》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后者。她把多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拿来的共和思想（梅耶尔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当做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但是多半不成功。因此我们在她的手谕中常常碰到一些需要加以证明的思想。如果没有证明，这些与最专制的思想并存的共和思想，而且多为结论，完全不合逻辑。

这《手谕》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她虽然有伟大的智慧、崇高的感情、对真理的爱，仍旧压不住自己的浅薄的虚荣心，正是虚荣心使她的伟大品格黯然失色。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浅薄多于切实，俏皮多于理性，虚荣心多于对真理的爱，最后，爱自己胜于爱人民。最后这个倾向表现在整个《手谕》中，我们只看到有关公法，即国家关系（作为国家代表的她本人的关系）的决定，而没看到有关民法，即个别国民的关系的决定。最后我要说，这《手谕》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荣誉多于给俄国带来的利益。

四月［七日］ 晨八时 我过去从不写日记，因为没看到日记有什么好处。现在我要培养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根据日记我就可以判断这件事进行得怎样。日记里应该列出准则，还应该确定我未来的行动。［……］

四月十七日 这段时间我的行为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原因是：第一，我出院回家了；第二，社交更多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每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地想一想，在新的情况下哪些外因会影响我，又如何消除这种影响。既然我出院回家会对我产生这种影响，那么我从过学生生活转为过地主生活[4]又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呢？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必定会发生的。但要使这种改变成为心灵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产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我从什么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无论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最后我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促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看到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无意识地促进其他组成部分的发展。人类既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赋有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同样应该像其他组成部分那样，不过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精神天赋，努力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发展。当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看到整个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目的。当我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谈的时候，也就是只看人的精神天赋的时候，我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能发现这种无意识的追求，它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必不可少的要求。当我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在于使人类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几乎一切民族都承认至善，并且把努力达到至善看作一切人的目的。那么我大约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有意识地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做我的生活目的了。

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个总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处在于一个不朽的灵魂得到发展以后自然会转变为至高无上的适合于它的存在物），那么我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现在我毕生都要积极地、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

现在我要问：今后两年我在乡间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一）学习为参加大学毕业考试必需掌握的全部法学教程。（二）学习临床医学和部分理论医学。（三）学习几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四）学习农业，包括理论和实践。（五）学习历史、地理和统计学。（六）学习数学，中学教程。（七）写出学位论文。（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中级水平。（九）写出准则。（十）获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十一）就我要学习的各科写出论文。

四月十八日 我一下子写了许多准则，都想照办，但是力不从心。现在我只想给自己规定一条准则，等我习惯于遵守这条准则以后，再增加一条。我定下的第一条准则是：第一条，做你决定要做的一切。这一条我还没有做到。

六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5]］ 过了几乎两个月我才提笔继续写我的日记。唉，一个人如果只受到坏的影响，他要在自己身上培养出好的东西就很困难。即使不存在好的影响，只要也不存在坏的影响，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精神仍旧要占物质的上风。不过精神发展有不同的途径。要么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单独构成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要么是个别人的精神堕落加强精神的总体发展。

[1]一八四一年秋，无父无母的托尔斯泰兄妹的亲姑母，也是他们的监护人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去世，他们便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到喀山市去同他们的另一位监护人，即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之妹尤什科娃姑妈一起生活。一八四七年三月，列夫·托尔斯泰是喀山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

[2]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于一七六六年给新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手谕，其中包含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法意》中提出的许多条款。喀山大学民法教授梅耶尔指定列夫·托尔斯泰将《手谕》和孟德斯鸠的《法意》作一个比较。

[3]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同。

[4]四月十二日列夫·托尔斯泰向校方呈上退学申请书，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喀山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5]作者于一八四七年五月一日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一八五〇年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七时许起床，至十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十时至十二时阅读，写日记。十二时至下午六时吃饭，休息，考虑学音乐的事，吃饭。六时至八时练琴。八时至十时处理庄园事务。

我已经是第二天像这样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昨天不仅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而且还违背了自己的准则。今后我再不违背这一条，即不跟自己村里的任何女人亲近，除了某些我不会主动去找而我也不会放过的机会以外。

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发现任何哲学著作都很能激励我去行动。我正在读孟德斯鸠的著作。我觉得我懒散下来的原因是一开始抓得太多。以后在规定要做的一件事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决不去做第二件事。为了不让自己找借口说，还没来得及作系统的规定，我要在日记簿上写下总的准则和音乐、庄园事务的分类准则。

总的准则。打算做一件事，就别借口没心思或者贪玩而拖延，要立刻着手去做，哪怕是在表面上。思想会随之产生。比如说，我打算写几条准则，那么就拿出笔记本坐下去写，不写完不站起来。

音乐方面的准则。每天弹：（一）全部二十四音阶练习，（二）两个八度的全部和声和琶音练习，（三）全部转位练习，（四）半音音阶练习。学一支新的曲子要熟练到能不中断才往下走。只要碰见华彩乐段就用各种不同的调式练一练。每天至少弹四页曲谱，直到指法正确才往下走。

庄园事务方面。对任何一项指示都要从它的利和弊两个方面去考虑。每天亲自视察庄园各部分。不要急于下命令、指责、惩罚。记住，在经营上最需要有耐心。任何已经发出的命令，即使后来证明是有害的命令，只有经过自己斟酌之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收回。

记事。前年冬天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这样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许多人所说所写的：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而只不过是我喜欢这样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使人容易懒散。我这里所说的青年人有几个附加条件，即教养、门第、一年一万至两万卢布的收入。具有这样几个附加条件的青年人的生活是非常舒适非常自在的，如果他没有公务（即需要认真对待的公务）在身，不过是挂个名儿而又喜欢闲散的话。所有上等人家的客厅都对他开放，见着任何一位待字闺中的小姐他都有权打主意，他是上流社会公认最优秀的青年。假使这位少爷来到彼得堡，他就要为这样一些事情烦恼，诸如为什么戈尔恰科夫兄弟能接近内廷而我不能？怎样才能参加男爵夫人З.的晚会、出席伯爵夫人A.的盛宴？等等。要是他不依仗某一位伯爵夫人挤进那些沙龙，要是在那种地方他不能够成熟老练起来，或者不善于承受屈辱、抓住一切机会，哪怕是丢人现眼也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爬去，那么他是不可能出席那个晚会和盛宴的。

十二月八日 ［莫斯科］ 我写了五天日记，在那以后五个月没有动一下。让我想想这段时间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拉下这样多。这段时间我有了很大的转变。宁静的乡间生活，往日的荒唐行为，不能不过问自己的事务，这些都产生了后果。我不再构筑空中楼阁，制定一些任何人力也无法执行的计划。而主要的，对信念的这种转变最为有利的是，我再也不指望单凭自己的理智就能达到什么，再也不轻视所有的人都采取的形式了。以前一切普通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都是配不上我的。现在相反，我几乎不承认任何一种信念是好的、对的，除非我看到这种信念被人付诸实行，而且是被许多人付诸实行了。能够理解别人的信念并且在别人身上看到那些信念已付诸实行，是人的主要长处，而我过去竟轻视这一点，多奇怪啊！我怎么会不经任何检验，不先付诸实行，就让自己的理智随意活动啊！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现在老了。

在这个转变当中，我的自尊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沉湎于放荡的生活以后发现，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这一方面却远远胜过我，这使我痛心。于是我确信，这不是我的使命。也许促成这个转变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输钱给奥加廖夫[1]，结果把我的经济弄得一团糟，简直像是没有希望重振了；其次是发生火灾[2]，这场火灾使我不得不行动起来。赢回输去的钱又给我的行动平添一种比较欢快的色彩。不过我感觉自己已经变得过于冷漠了。只是偶尔，尤其在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还有喝醉酒的时候，感情才外露，而我又已经向自己保证不贪杯。［……］

[1]弗·伊·奥加廖夫是宪兵军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有一小片田庄。

[2]一八五〇年十月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发生过火灾。

一八五一年

［一月］十八日 ［莫斯科］ 我的表现不好不坏。缺乏弹性。十九日——谋职。活动：去练马场，拜见切尔托娃[1]，拜见戈尔恰科夫[2]夫妇，拜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3]。晚上赌钱。写我昔日的故事[4]。

二月二十八日 我荒废了许多时间。起初沉湎于上流社会的种种乐事，后来又觉得灵魂空虚，耽误了正事，即以我自身为对象的工作。长期以来使我苦恼的是，我没有一种能够决定整个生活方向的来自内心的思想或感情，什么都是走着瞧。现在我似乎找到了来自内心的思想和恒久的目标，那就是增长意志。我早已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只不过现在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与我的灵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三月二十日 ［……］我发现我的癖好主要有两个，一是好赌，一是好虚荣，而虚荣心有数不清的表现形式，诸如要表现自己、轻率、不在意等等，因此更加危险。晚上把到莫斯科来以后写的日记看一遍，加注总的评语，并且清查在莫斯科的现金支出和债务。

我来莫斯科有三个目的。（一）赌博。（二）结婚。（三）谋职。第一件事既肮脏又低下。感谢上帝，我检查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且抛开了世俗偏见，终于下决心卖掉一部分田庄以重振家业。第二件事依照大哥尼古连卡的聪明建议缓办，直到爱情，或者理智，或者甚至于是无法完全抗拒的命运迫使我去做才做。第三件事要在省里工作两年以后才办得成；而且，说真的，我虽然很想谋一个职位，但是又想做许多与此不相容的事情。因此，我还是等待命运来安排吧。［……］

［四月］十九日 尼古连卡、瓦列里扬和玛莎来了。[5]明天我去图拉解决我的公务问题，[6]还得把沃罗滕卡村交出去，[7]卖得一万六千卢布现款。在乡间我的宗教意识更浓厚了。

五月三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8] 现在是六月[9]三十日夜里十点钟，我在旧格拉德科夫镇写日记。我怎么到这里来啦？不知道。又为了什么呢？也不知道。我想写很多东西，写从阿斯特拉罕到这个镇的旅途见闻，写哥萨克人，写鞑靼人的怯懦，写草原，但是军官们同尼古连卡要到阿列克谢耶夫[10]那里去吃晚饭，我也去。我挺喜欢上尉[11]，但疏远其他人。也许是些下流坯。

［三月至五月］ ［……］拉马丁[12]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其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会有文学。

我不去说那些为了赢得许多读者而写的书，那不是著作，那是匠人的产品。我也不去说那些没有进入诗歌领域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

（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在哪里？我永远弄不清楚。虽然语文科有这个题目，但是答案却叫人无法理解。诗歌即诗，散文即非诗；或者诗歌即公文与教科书以外的一切。）一切著作要想写好，必须像果戈理谈他的告别小说[13]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这些多数是有高度修养的作者会从心灵中唱出什么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来，人民大众不明白。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正像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读到小说中描写的女主人公被奸污的情节不会产生愤怒的感情一样，他不会愤怒，不会设身处地为可怜的女主人公着想，反倒不由自主地要从诱惑她的男人的角度去体验肉欲的快乐——人民大众从你想对他们说的话当中理解到的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难道人民大众理解《苦命人安东》[14]、《Genèviève》[15]吗？表达思想的文字可以看懂，但是思想却懂不了。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仿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不需要高级文学，也不存在高级文学。你试试去向人民大众的水平看齐吧，人民大众就要对你嗤之以鼻了。

让上等人前进吧，人民大众也不会落后。人民大众不与上等人为伍，但是人民大众也会前进。［……］

［……］当你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时候，你对生命的看法有多大的变化啊！生命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不幸使人乐于行善——行善使人幸福——幸福使人败坏。

幸福有两大类，即乐于行善者的幸福和爱好虚荣者的幸福。前一类幸福来自善行，后一类幸福来自命运。必须使善行深深扎下根来，不让后一类幸福对前一类幸福产生坏影响。建筑在虚荣之上的幸福会被虚荣毁掉，因为名誉毁于恶言，财富毁于欺诈。建筑在善行之上的幸福却没有什么能毁掉它。

［……］不应该说，人生就是经受种种试探，死亡才是使我们脱离苦海的福气。这话既不能在我们失去亲朋好友的时候安慰我们，也算不上道德教诲。一个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对这种话产生同感，而绝望是对上帝信心不足的表现。作为道德教诲，这种思想对于年轻人的心灵是过于沉重了，只会动摇他们对善的信心。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所爱的人，他可以去爱另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再爱别人，那只是因为他太骄傲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有恶的根子。

［……］大家都在写人的弱点和可笑之处，把它们摆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有时挺成功，这要看作家的才气如何了，而多数情况却显得不自然。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弱点我们是从自己身上认识到的，为了表现得准确，得通过自己去表现，因为一定的弱点只适合于一定的个人。有勇气这样做的人很少。人们把自己的弱点移到一个人物身上去的时候，总是拼命扭曲他的形象，以免自己被认出来。其实不如直截了当地说：“瞧，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喜欢，我很遗憾，不过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的啊。”谁也不肯带头这样做，免得别人说：“你以为，既然你不好，你可笑，那么我们大家也都一样。”因此大家都保持沉默。这好像外省人赴舞会，大家都怕第一个到场，因此大家都迟到。如果每一个人都让别人看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么以往的可笑之处和弱点就不再是可笑之处和弱点了。这难道不是从害怕被嘲笑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哪怕只解脱一点）的莫大好处吗？这种愚蠢的恐惧心理使我们失去多少多少真正的快乐啊！［……］

六月八日 ［旧村[16]］ 爱情和宗教，这是两种纯洁的，崇高的感情。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如果爱情像我读到的和听到的那样，那么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以前季娜伊达[17]在我眼里只是个贵族女子中学学生，我喜欢她，但是很少了解她（呸！文字真是个粗鄙的东西！它把感情表达得多么下流、蠢笨啊！[18]）。这次我在喀山住了一星期。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要在喀山逗留，是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为什么我那样幸福？我不会回答说，这是因为我落入情网。当时我对此浑然不觉。我以为，这浑然不觉正是爱情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爱情的全部魅力。那个时期我的精神是多么轻松啊。我没有感觉到种种猥琐的欲望的压力，而那种压力会破坏生活中的一切快乐。我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与爱情有关的话，但我确信她知道我的感情，如果她爱我，我只归因于她理解了我。一切内心情感的迸发起初都是纯洁的、崇高的。是现实毁灭了一切迸发出来的感情的无邪和魅力。我同季娜伊达的关系停留在两个灵魂彼此纯洁地渴慕的阶段上。季娜伊达，也许你怀疑我对你的爱，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原谅我吧，是我不好，本来我只要说一个字就能够使你相信的。

难道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难道有一天我会听说她嫁给一个姓别克托夫的人了？或者更可悲，我会看到她头戴一顶滑稽的包发帽，目光却仍旧那样聪明、开朗、快活、钟情。我不会放弃我的各种计划去同她结婚，她能不能构成我的幸福，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我毕竟已落入情网。否则这些使我情绪高涨的愉快回忆，这目光——只要我一看见或一感觉到某种美的东西就用这目光去注视，说明什么呢？要不要给她写封信？我不知道她的父名，也许我会因此失去幸福。可笑。忘了带有皱褶的衬衫，因此我不任军职。如果忘了带制帽，我也就不会想去见沃龙佐夫[19]，并且去第比利斯任职了。不能戴着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去啊！现在上帝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听凭上帝安排吧。我自己不知道，为了我的幸福需要做什么，什么是幸福。季娜伊达，你还记得主教花园，那条侧面的小径吧。当时爱情的表白就在我的舌尖上，你也一样。只需我开口。可是，你知道我以为我什么也没有说的原因在哪里吗？我当时是那样幸福，简直没有什么可向往的了。我害怕破坏我的……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幸福。这可爱的时光将永远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人是个多么无聊而又好虚荣的造物啊！当有人问起我在喀山度过的日子的时候，我用随随便便的语调回答说：“嗯，那儿的社交界对于一个省城来说很不错了，我那几天过得相当快活。”卑鄙！这都是被人们讽嘲过的。人们嘲笑跟心上人在一起时窝棚也是天堂的说法，认为这不是真话。这当然是真话。不仅窝棚是天堂，克拉皮夫纳[20]、旧村，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跟心上人在一起时窝棚也是天堂，这是真话，真话，一百个真。

［六月十一日 高加索 旧村军营 夜］ 我到这里五天了，早已被我遗忘的懒病重又困扰着我。日记全然扔下。当初我起意到高加索来的时候，对此地的风光寄与了最大的希望，而它至今没有给我什么诱人的印象。我本以为在这里剽悍精神会在我身上得到发扬，结果也没有。

夜是明亮的，爽人的微风透过帐幕摇曳着结花的烛火。山村里传来遥远的狗吠声、哨兵的呼应声。搭棚子用的橡树枝和法国梧桐树枝渐渐干了，散发着香气。我坐在棚子底下的一只鼓上。这棚子四面都与帐幕毗连，一面的帐幕掩着门，克诺林（一个讨厌的军官）在那里睡觉；另一面的帐幕敞着，极其阴暗，只有一线光落到哥哥的床脚。我眼前的这一面却照得通明，棚壁上挂着手枪、军刀、匕首、衬裤。静静地。听得见风儿在吹。一只小虫飞过去，在烛火周围绕了一圈。近旁有个士兵抽泣了一下，大声叹了一口气。

我不想睡。写下去吧，墨水没有了。明天再说。还要根据白天的印象写几封信。［……］

［六月十二日］ 起身迟了，是大哥打猎回来把我吵醒的。我总在寻觅一种心境，一种看事物的观点，一种生活方式，可是既没有本事找到，也没有本事确定。我极愿使自己的智力活动更有条理，活动本身也更多一些，同时更多一些自由和从容。昨天我几乎彻夜未眠。写了日记以后，我开始祈祷上帝。我在祈祷时体验到的感情的甘美无法表述。［……］如果给祈祷下的定义是祈求和感恩，那么我就不是在祈祷。我希冀着某种崇高而美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却不能表述，虽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希冀什么。我渴望同无所不包的实体融合为一。我祈求它宽恕我的罪愆。不对，我祈求的不是这个，因为我感觉到，既然它赐予我这个幸福时刻，那么它就已经宽恕我了。我一面祈求，一面感觉到我无所祈求，我不能也不会祈求。我感恩了，但不是用言词，不是用思想。我把祈求和感恩全都融合在一种感情之中。恐惧感完全消失了。我不能把信仰、希望、爱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从总的感情中分离出来。这个总的感情正是我昨天体验到的，那就是对上帝的爱。这是崇高的爱，它包容一切好的，否定一切坏的。

看到生活的无聊——罪恶一面真使我毛骨悚然。我不能理解，它怎么会吸引我。当我诚心诚意祈求上帝接纳我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肉体的存在，我只是一个灵魂。可是肉体——生活的无聊一面又占了上风，还不到一小时，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听到了罪恶、虚荣、生活的无聊一面的呼声。我知道这呼声来自何处，知道它会葬送我的幸福，我挣扎，但还是依从了它。我幻想着荣誉，幻想着女人睡去。我并非明知故犯，而只是未能抗拒。

永恒的幸福在这里不可能存在。痛苦不可避免。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竟然有胆量说：我不知道；而我曾经斗胆认为，天道可知。上天是理性的源，而理性要求了解……头脑在这些深奥的道理面前茫然无措，感情又害怕玷污了理性。我感谢理性赐予我这幸福的时刻，使我看到我的卑微和我的伟大。我想祈祷，但是不会；想了解，又不敢，一切听凭你的旨意吧！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的情感表达得何等平淡，毫无生气，甚至毫无意义，而它们曾经是那样崇高！！

［……］人生来是要独处的——不是在实际上，而是在精神上。有些情感不应向任何人倾诉。即便是美好的、高尚的情感，一旦向别人倾诉，甚至只是让别人猜测到，你就会在他的心目中贬值。当一个人把这样的情感向别人倾诉的时候，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他表达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向往。未知才是最有吸引力的。［……］

七月三日 ［……］刚才我躺在军营外面。美妙的夜晚！月儿正从小丘后面爬上来，照亮了天边的两小片薄云。一只蟋蟀在我身后不停地唱着它的凄凉的歌。远处传来蛙声，山村附近时而有鞑靼人叫喊，时而是狗吠，然后一切复归岑寂，只听得那只蟋蟀还在鸣唱。一片轻薄的透明的云从离我远和离我近的星星旁边浮过。

我于是想：去把我看到的描写一番。可是怎么写啊。得去坐在有墨水迹印的桌边，拿起一张灰色的纸和墨水，弄脏手指，在纸上涂写字母。字母组成词，词组成句。难道感情是能够表达出来的吗？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看到大自然时的观点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呢？描写是不够的。为什么诗和散文[21]，幸福和不幸如此紧密相联？应该怎样生活？努力把诗和散文一下子结合起来呢，还是先享受一个，再听凭另一个摆布？

幻想有比现实好的一面，现实也有比幻想好的一面。两者结合才是完满的幸福。

七月四日 ［……］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比如今天，没有一个回忆，没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留下来。我起身很迟，醒来的时候怀着一种常有的不愉快的感觉，懊悔不该睡过头。每次睡多了醒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类似胆小的狗做错了事在主人面前会有的感觉。后来我又想，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在醒来的那一刻有多充沛，为什么我不能时刻保持这样的精神力量。任何时候我都要说，意识是人能够遭受到的最大的精神上的不幸。使我痛苦，非常痛苦的是，预先知道一小时以后即便我仍旧是这么一个人，我记忆中的形象也仍旧是那些形象，而我的观点却不管我怎样也会改变，并且是有意识地改变。我读了《奥拉斯》（《Horace》）[22]。大哥说得对，这个人物像我。主要的特点是，心地光明，见解高超，好出名，可又完全没有从事任何劳动的能力。没有能力是由不习惯造成，不习惯又是由教养和虚荣心造成。

［……］同平日一样，我们三个人，即我、大哥和克诺林格，在一起吃午饭。让我来试一试给克诺林格画一幅肖像吧。我觉得描写一个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说一个人与众不同，善良，聪明，蠢笨，有始有终等等……这些词句无助于对他有任何了解，却又指望把他描绘出来，那往往只会把人弄糊涂。

八月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前天的夜晚很美，我坐在旧格拉德科夫镇上我的小屋窗旁，用触觉以外的全部感官欣赏大自然。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东南边天上的晚霞却已开始发红。微风吹过，带来爽人的气息。蛙声和虫鸣融成一片，形成一种莫名的、单调的夜声。天穹明净，缀满了星星。我爱在夜间凝视星空，在又大又亮的星星后面，可以看出由小星星形成的一片白色的东西。你看清了它们，正观赏着它们，忽然，它们又都隐去，那些星星却离你更近了。我喜欢这种错觉。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幻想，无论我听过多少，读过多少，都与我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人说，望着眼前美丽的大自然，头脑里会产生上帝伟大、人类渺小的思想；恋人能在水中看到心上人的影子。还有人说，群山仿佛在述说什么，树叶也在述说什么，而树呢，正招唤人到那边去。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啊？要把这种荒唐的东西塞进脑子里得使点劲才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容忍生活中，谈话中，以及其他场合中的种种造作（affectation）。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总无法［习惯］于这种种的造作。当我在所谓幻想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现任何有道理的思想。相反，在我的想象中掠过的一切念头总是最庸俗的，不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一旦我有了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又引起一连串其他念头，那么构成“我在幻想”这种舒服的精神慵懒状态就消失了，我开始思索。

我不知道对茨冈之夜的回忆是怎样溜进我这飘忽不定的想象中来的。卡佳的歌声、眼睛、笑容、胸脯、温存的话语在我的记忆中还很新鲜，何必写下来。我想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我有一个离题插话的坏习惯。正是这个习惯，而不是从前我以为的思如潮涌，常常妨碍我写作，使我不得不从写字台前站起身来，去思索一些与写作的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害人的习惯呀！我喜爱的作家斯特恩[23]有很高的叙述才能，话说得很聪明，但是连他的插笔也很沉闷。凡是同茨冈人打过交道的，都爱哼点茨冈小调，不论是好是坏，总使人愉快就是了，因为容易引起联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能使你回想起许多与这个特点有联系的情景。茨冈歌曲的突出特点很难加以说明，它在于吐字，在于那种特殊的花腔和重音。［……］

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比利斯[24] 我从来没有爱过女人。只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体验过一种类似爱情的强烈感情。但我［不］愿相信那就是爱情，因为对象是一个肥胖的女仆（虽然她的脸蛋很好看），何况十三岁到十五岁对一个男孩（少年）来说正是最乱七八糟的时期，不知道把精力用到什么上面去好，情欲在这个时期也特别旺盛。

我倒是常常钟情于男人，两位普希金[25]就是我初次恋爱的对象，第二次是萨布罗夫[26]，第三次是济宾[27]和季亚科夫[28]，第四次是奥博连斯基[29]、布洛斯菲尔德[30]、伊斯拉温[31]，还有戈季耶[32]和许多其他人。在这些人当中，我至今还爱着的只有季亚科夫。对于我，爱的主要迹象是唯恐惹恼了所爱的对象，或者说，唯恐使他不喜欢。［……］我爱过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我发现，他们看见我那个样子心里很不好受。如果在我所爱的对象身上找不到理智要求的精神条件，或者我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常常会对他产生敌意，但这种敌意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之上的。我对自己的兄长们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爱。我经常吃女人的醋。我认为爱情的理想是为了所爱的对象完全牺牲自己。这正是我体验过的。从前我一向爱那种能够冷静地对待我，只是重视我的人。我年龄越大，这种感情就越少。

［……］绘画促进想象自然界的能力，它的领域是空间。音乐促进想象你的感情的能力，它的领域是和声和时间。诗歌促进想象这两者，即现实或者我们的感情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能力。舞蹈是从绘画向音乐过渡。歌曲是从音乐向诗过渡。为什么古人把音乐称作模拟音乐？为什么不把每一种过渡同某一种感情连结起来？为什么音乐对我们的作用同回忆一样？为什么年龄和教养不同的人对音乐的审美要求各异？绘画是模拟自然界的道理很清楚（虽然也不是完全的模拟）。可是为什么音乐是模拟我们的感情，而每一种音的变化又与哪一种感情相似呢？这就说不清了。自然界是我们的五种感官能够感觉到的。可是感情呢，如像绝望、爱、欢喜等等，以及种种感情的细微变化，这些不仅不是我们的五种感官能够感觉到的，甚至也不是理智能够感觉到的。音乐优越于诗的地方在于音乐对感情的模拟比诗的模拟更充分，不过没有诗那样明晰，而明晰是诗的属性。

自由在于不被强迫去作恶。如果像这样来理解自由，那么自由当然就具有这种性质。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大小同支配力和诱惑力的大小成反比。

我只在与善恶（内在的）无关的事情上才承认命运的支配作用。任何情况也不可能迫使一个人行善或者作恶。［……］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做了一个跟三哥米坚卡有关的奇怪的梦。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十二时，我仿佛得到了神启。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灵魂的存在，灵魂的不朽——（永存）——我们的存在的两重性和意志的实质。自由是相对的，对于物质人是自由的，而对于上帝人是不自由的。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我从一个可怕的梦中惊醒——我梦见三哥的尸体。这是一种无法忘却的梦。会是预兆吗？我醒来以后流了许多眼泪。梦中的感觉比醒时更真切。不真实的推断激起诗意的情感。

[1]瓦·叶·切尔托娃是当时莫斯科的一位女慈善家。

[2]谢·德·戈尔恰科夫上校，国家财产事务所主任。

[3]尼·米·戈尔恰科夫，作者的远房表兄。

[4]这是作者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写中篇小说《童年》。

[5]作者的大哥尼古拉，小名尼古连卡（1823—1860），在返回高加索前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于四月二十九日带着列夫去高加索。瓦列里扬是作者唯一的妹妹玛丽亚，小名玛莎（1830—1912）的丈夫，后来与玛莎离异。

[6]指辞去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职员的职务。

[7]沃罗滕卡村在图拉省博戈罗季茨克县，有二十二名农奴，在托尔斯泰兄弟析产时划归列夫所有。妹夫瓦列里扬帮列夫将该村卖给了图拉省一地主。

[8]作者随大哥于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赴高加索，途经莫斯科、喀山、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基兹利亚尔，五月底到达北高加索的旧格拉德科夫哥萨克镇。

[9]作者的笔误。

[10]尼·彼·阿列克谢耶夫是第二十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连长。

[11]即希尔科夫斯基上尉，地位仅次于尼·彼·阿列克谢耶夫，后来成为短篇小说《袭击》中的赫洛波夫上尉的原型。

[12]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政治活动家。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一年三月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开始读拉马丁的著作。

[13]指《死魂灵》第二卷。

[14]《苦命人安东》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

[15]《热纳维埃夫》，是拉马丁的小说。

[16]设防的军营，本是热泉城附近一个车臣人的村子。

[17]季·莫·莫洛斯特沃娃是作者少年时期在喀山的相识。作者去高加索旅行途经喀山时，又同她见了面。

[18]俄语знать的基本含义是“知道”、“了解”。但是знать женщин却表示同女人有性关系。

[19]米·谢·沃龙佐夫（1782—1856），高加索总督。

[20]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在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

[21]在俄语中“诗”又表示幻想的境界，美的境界，而“散文”又表示平凡庸俗。

[22]《奥拉斯》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长篇小说。

[23]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24]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作者随他大哥赴第比利斯办服军役手续。他在这里逗留到一八五二年一月十二日。

[25]可能指作者的远亲穆辛-普希金兄弟二人。

[26]身份不详。

[27]一位音乐家。

[28]图拉省一地主。

[29]一位法律工作者。

[30]作者的大学同学。

[31]康·亚·伊斯拉温（1827—1903），即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的科斯佳舅舅。

[32]戈季耶是莫斯科一家法国书店的老板。

一八五二年

一月二日 我寻觅幸福的时候，染上了种种恶习。等到我明白今生只要不是一个不幸的人就够了的时候，我前进道路上的罪恶诱惑反倒少了。于是我确信，可以做一个有德行而并非不幸的人。

我寻觅欢乐的时候，欢乐却避开我，使我陷入百无聊赖的苦闷心境之中。这种心境能够引起各种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或者向坏的方面变化，而更多的是向坏的方面变化。现在只要我努力逃离这种心境，我就处处发现欢乐。

［……］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对事物还没有任何固定的见解和准则，只是在逐渐形成中。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不考虑实际利益而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我把这个过渡时期称为不成熟时期。有的人经历的不成熟时期长些，有的人经历的短些，甚至有人永远不成熟，有人从未有过不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什么呢？我上面说了，这个时期年轻人在逐渐形成自己对事物的固定看法和种种准则。既然如此，那么越是聪明的年轻人，这段时期应该过得越快，因为他会给自己定出一些准则，并且按照这些准则去生活。可是实际上完全相反。我们越活下去，生活的实际方面就要求我们越多地注意它。而一个人越是倾向于思索（从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他就越是努力不让这段过渡时期过去。为了得出对事物的正确看法，并且定出正确的生活准则，思索一辈子也不够。即使他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由于需要，他必得停止制定准则而按现成的准则去行动，不管这些准则制定得怎样。因此，进入实际生活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就都开始根据一些不完善、不彻底的准则和看法去行动。

这段时期长，证明这个人聪明，然而却无助于他在实际生活中取得成功。根据我不加分析就接受了的简单、不复杂、虽不正确却彼此吻合的准则去行动，要比根据也许是正确的、但说明得不够、也没有统一起来的准则去行动容易。因此世上傻子比聪明人更顺利。

对小说家说两点意见。影子即便投到水面上，也很少能让人看见，就是看见了，也丝毫不会使人惊讶。

任何作家写作，心目中都有特别的一类理想的读者。必须弄清楚这些理想读者的要求。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读者，哪怕全世界只有两个，也应该只为他们写作。描写大多数读者觉得不寻常的人物或景色的时候，永远不应该忽略寻常的人物和景色，要以此为基础，把不寻常的拿来同寻常的比较着写。

三月二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无论怎样研究自己，我都觉得，在我身上占上风的是三种坏的欲望，即好赌、好色、好虚荣。我早已确信，德行，甚至最高的德行，都在于没有坏的癖好。因此，只要我真的把在我身上占上风的这些癖好除去哪怕一点点，我都可以勇敢地说，我变好了。

现在让我把这三种癖好逐一加以分析。好赌由爱钱起，或者是为了模仿他人，为了赢钱去赌博，赌起来以后就不想着赢了，而是对赌博本身，对那种感觉产生新的癖好。因此，这种癖好的根源只在于习惯，除去它的方法就是除去习惯。我正是这样做的。我最后一次赌博在八月末，那么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现在我一点也不想赌博。在第比利斯我和一个台球房记分员对局，我输给他差不多一千局，在这种时刻我会把什么都输光。可见只要染上这种习惯，就很容易再干。因此，我现在虽然不想赌博，而我随时都应该回避赌博的机会，我正是这样做的，并不觉得缺少什么。

好色的根由正好相反，这种欲望越节制越强烈。这种癖好的起因有二，即肉体和想象。抗拒肉体容易，而抗拒也作用于肉体的想象却很难。对付这两种起因的办法是劳动和工作，包括体力的——体操，和脑力的——写作。其实这种欲望是正常的，只因我处在非正常状态下（二十三岁单身），我才把满足这种欲望看成坏事。除了意志力和祈祷上帝而外，什么也不能帮助我摆脱这种诱惑。［……］

好虚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癖好，是像饥馑、蝗灾、战争等瘟疫一样的灾祸，上天用来惩罚人类。这种癖好的根源无法探明。然而使它得到发展的原因是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不愁衣食，穷奢极侈。

这是一种类似麻风的道德病，它不是毁坏一个局部，而是使得整体畸形。它一点一点地，难以觉察地潜入机体，然后扩散开来。没有一种表现不受这种疾病的传染，好比性病，把它从一个局部驱逐出去，它会在另一个局部更加厉害地发作起来。好虚荣的人不懂得真正的快乐、痛苦、爱情、恐惧、绝望、仇恨，一切都是不自然的，勉强的。虚荣心是一种未成熟的好名心，一种转移到他人的看法中去的自爱——爱的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是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这种癖好在当代特别流行，人们只嘲笑它，但却不谴责它，因为它对别人无害。不过对于染上这种癖好的人，它比一切其他癖好更坏，它会毒化整个生活。它有一个与麻风共同的突出特点，那就是特别容易染上。不过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以为我发现了这种癖好的根源是好出名之心。

这种癖好弄得我好苦，它毁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永远从我身上夺走了青年的天真、勇敢、快乐和进取心。

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这种癖好压了下去，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时时提防着它，事事先作好思想准备，唯恐旧病复发。我不知道是缺少机会还是上天使然，这种癖好很少得到满足，因此我只感受到它给我的痛苦。或许是几乎不懂得虚荣为何物的哥哥对我产生了影响，或许由于我远离浮华的社交圈子，我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严肃对待自己的处境，总之，在我卧病第比利斯期间，我完全克服了这种癖好。我不敢说这种癖好已经消失殆尽，因为我还常常惋惜它给过我的快感。但是我至少懂得了不慕虚荣的生活，而且有了不慕虚荣的习惯。不久前我才在童年之后第一次体验到祈祷和爱的纯洁的欢乐。从我去年冬天写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我想根除这种癖好。但是我只谴责了那些我不喜欢的表现，不懂得要摆脱这种癖好，必须将它连根拔除。现在我觉得我这样做了，但是还有这种倾向，因此要警惕，别让自己重新染上。

三月二十七日晨 ［……］我看了二月份的《祖国纪事》杂志。《村道》[1]很好，可惜是模仿之作。今天我要看誊清稿，也许还写一点。

三月二十七日夜十二时 虽然身体不适，我仍看誊清稿到十一时，改得不够干净、清楚。吃罢午饭看了一会儿书，接着再做同样的工作。大哥来了，我把在第比利斯写的[2]念给他听。他认为没有原先的好，而我认为简直就不行。我想减轻自己的工作，可是司书们不能为我誊写，我只好一个人干。

看到大仲马[3]的一篇谈音乐的文章，想起我在这里失去了多大的快乐啊！我在想象中编织的一个个幸福的梦碰到现实几乎全都破灭了，只有做艺术家的幸福例外。一八五〇年在乡间我体验到了这种幸福[4]，虽然还极不完满。

明天我要抄稿，给二哥谢廖沙写信，构思第二天[5]，能不能改好，或者干脆扔掉？

必须毫不留情地删去一切不清楚、繁琐、不恰当的地方，总之，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即使抽出来看挺好。

持之以恒和坚决果断是保证任何事业成功的两种品质。十二时半就寝。

三月二十九日 ［……］一个时期以来，我为华年已逝而懊恼，寝食不安。这是从我感觉到我本可以做点很好的事情开始的。能把自己的道德成长过程写下来一定很有趣，但是不仅语言，就连思想也不足以将它表述。

伟大的思想是没有极限的，而作家们早已在表述思想方面走到了极限。下过棋，吃罢晚饭，现在睡觉。我的生活的琐碎使我痛苦，我感觉这是因为我本身琐碎。不过我还能够蔑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来就不是要做个像一般人那样的人。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不是我的各种能力还不协调，或者我真的有什么地方高出于一般人之上？我老了，成长期已过，或者正在过去，可是种种热望仍在折磨我……不是渴求功名，我不要功名，我蔑视它，而是渴求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难道我就怀着这个没有希望实现的愿望像蜡烛一样渐渐熄灭吗？有些想法我对自己都不说，但却十分珍视它们，没有它们，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写小说，可是现在我蔑视这工作，也蔑视自己，以及那些会读到这部小说的人。我没有丢下这工作只是希望驱走无聊之感，培养工作的熟巧，并且让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6]高兴。如果这其中还夹杂着好虚荣的念头，那也无伤大雅，我可以原谅自己。再说，做事总是有益的。

我这样害怕，这样蔑视虚荣心，真不相信满足它会使我快乐。可是我应当寄希望于此，否则做事的动力还有什么呢？爱情，友谊！我不由得把这两种感情也看成一时的兴致，年轻人的想入非非。难道它们给我带来幸福了？或许我只是不幸。唯有这个希望支持着我去生活和努力。假如幸福、有益的工作能够成为现实，而我又能够体验到，我至少可以利用它们。主啊，求你保佑我！

四月七日 夜十一时 早晨六点多钟就醒了，可是克服不了懒惰，九点才起床。把《第一天》[7]重读一遍，作了最后的修改。我坚信，写得简直不行。文字太粗，思想太少，以至无法原谅内容的空洞。但是我决心将整个第一部誊完，明天着手《第二天》。这部作品寄不寄出？我还没有拿定主意。由大哥定夺。我为此很是不安，心里既沉重又害怕。很想开始写一篇短短的高加索小说[8]，但是在已经开始的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四月十四日 ［基兹利亚尔］ 七时醒来，出外打猎，什么也没打着。十二时来到基兹利亚尔。［……］读斯特恩的小说[9]，令人赞叹。［……］读《英国史》（《Histoired’Angleterre》）[10]，相当满意。我开始喜欢历史，并且懂得历史的用处了。可我已经二十四岁。这就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只怕长不了。九时就寝。

四月十六日 九时起身。读《流浪的犹太人》[11]、叶尔马克[12]、关于彼得大帝的传说[13]。读粗俗的书有一种特别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激不起热情。［……］

五月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明天继续写《童年》，或许可以开始写新的长篇小说[14]。二时就寝。从明天起要早早起身。

五月十八日 ［五山城[15]］ 一早起身，写《童年》，它已经使我厌烦到极点，可是我要写下去。［……］写了《高加索来信》[16]，看来不错，但不算好。我要写下去，以便（一）有事可做，（二）培养工作的习惯，（三）提高文字修养。现在就寝。十一点钟。

五月二十二日 ［……］重读《悲痛》一章[17]，我感动得流下泪来。确实有一些极好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很糟的地方。［……］

五月二十三日 ［……］我觉得《童年》不太坏。只要我有耐心写第四遍，甚至会写好。现在十二点差一刻，就寝。

五月三十日 ［……］跟那些新出现的俄国文学家们比起来，我有没有才华呢？一点也没有。这就去吃晚饭，十点半。

六月二日 ［……］晚上我阅读，思索，在家喝矿泉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虽然《童年》会有些拼写错，这部作品还是不错的。关于它，我想到的只是，有比它差的小说。我还不相信我没有才华。我觉得我是缺乏耐心、熟巧和明晰，无论在文字、感情，还是在思想上也都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不过对最后一点我还有疑问。就寝。九时十分。

六月三日 一早起身，在家喝矿泉水，像平常那样度日。午饭吃得过多，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是做了的，也做得不好。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衰老的迹象。我感觉到自己无知，并且引以为憾，我真心地说那句上年纪的人常说而且总是令我惊讶的话：“现在我后悔从前没有念书，可是已经晚了！”我伤心地看到自己的智力没有经过培育，不准确，不强（虽然还灵活）；感情变化无常，也没有力量；意志容易动摇，只要有一点客观情况，我的一切善良意图立刻土崩瓦解。我伤心地看到并且也感觉到，所有这些素质的萌芽在我身上都有或者有过，只是没有得到培育。我把多少时间花在自己的教养上啊！可是我改善得多吗？真到了使我绝望的地步，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期待偶然的机会，有时期待上苍。但愿有什么东西来唤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怀着对荣誉、益处、爱的崇高幻想永远堕入没有目的的琐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就寝。九时十分。

六月七日 ［……］看了四月份的《现代人》杂志，丑恶到了极点。[18]我感到自傲，不知根据什么。但在道德上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六月二十日 八时起身，喝了矿泉水，然后写作。增加了对收获的描写[19]，不错。万纽什卡病了。医生来过，我没有遇见。他带来一本《现代人》杂志，这期有米·米哈伊洛夫[20]的小说《花边女工》，非常好。［……］

六月二十九日 ［……］看完《萨伏耶牧师谈信仰》（《Pro-fessiondefoiduVicaireSavoyard》）[21]，文中充满矛盾，许多地方写得朦胧抽象，可又有许多不寻常的美。我从中汲取的是对灵魂并非不死的信念。要对不死有一个概念，就必须对前世的回忆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不是不死的。我的理智拒绝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无限。有人说过，真理的标志是明确性。虽然对这一点可以提出异议，而明确性仍不失为最好的标志，时刻要用这个标志来检验自己的判断。

良心是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指南，可是将良心的呼声区别于其他呼声的标志又在何处呢？……虚荣心的呼声也是这样强。比如未报之仇。以本身的幸福为目标的人是糊涂虫，以他人的意见为目标的人是弱者，以他人的幸福为目标的人是善人，以上帝为目标的人是伟人。不过以上帝为目标的人在其中能找到幸福吗？真蠢！而这些思想原先似乎非常精彩。我信善，也爱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能给我指明善。或许不存在个人利益就是善的标志吧？而我之爱善是由于善使我愉快，因此它是有益的。对我有益的东西之所以有某种益处，之所以好，也只是因为它对于我是好的。这就是将良心的呼声区别于其他呼声的一个标志。难道这个细微的区别——区别什么是好的、有益的（我把令人愉快的放到哪里去？），具有真理的标志——明确性吗？不。在行善的时候最好浑然不觉，连想也不想。所谓大智大慧就是懂得智慧并不存在。

于他人不好就是于我不好。于他人好就是于我好。良心总是这样说。指愿望还是指行动呢？我的行为虽然出于好心，但是效果不好，良心就谴责这种行为。人生的目的是善。这种感知是我们的心灵所固有的。过善良生活的方法是知善知恶。不过用整整一生的时间能做到这一点吗？把整整一生奉献于此，我们就不会犯错误，不会不由自主地作恶了吗？当我们的全部力量时刻不断地投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善良的。即便不完全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可以行善。不过最近的目标是什么，是研究还是行动？不存在恶就是善了吗？天生的喜好和命运指出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怀着善良的目的去劳动。难道一切不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娱乐、快事都是恶吗？良心在这上头并不谴责我，相反，它赞成。这就不是良心的呼声了。良心迟早要因为我把任何一分钟用于无益（即使也无害）的事而谴责我。使劳动多样化是快事。十点三刻就寝。

七月二日 五时起身。散步，写完《童年》并作了修改。午饭后读《新爱洛绮丝》（《NouvelleHéloise》）[22]，草拟了给编辑[23]的信。正义是最低限度的善行，人人对此都有义务。高于此是通向至善的阶梯，低于此是恶行。［……］

七月七日 ［铁泉城］ 六时起身，牙痛，觉得浑身无力，喝了矿泉水。森林很美。给姑姑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了一封信，不准备发出。还给大哥写了一封。得赶快把《高加索来信》的讽刺部分写完，讽刺于我的性情不合。[24]［……］

七月八日 八时起身。喝过矿泉水，洗了澡，《高加索来信》写了不少。牙痛。以极大的快感读了《忏悔录》（《Confessi-ons》）[25]。

七月十五日 ［……］《高加索来信》搁在桌上，我不想写。读卢梭的作品。论教养和才华，我觉得他在我之上，而论自重、坚定性和判断力，他在我之下。［……］

八月三日 ［五山城］ ［……］心情很好，在花园里度过一整天。读《政治家篇》（《Politique》）[26]。在我的长篇小说中我要讲一讲俄国政治的弊端，如果满意，今后我要拟一个贵族选举制与君主制相结合的治国计划，以现存选举制为基础。这就是为善的人生的目的。主啊，感谢你，求你给我力量。

八月十七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参加阅兵。我所能期望于服役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退役。参加阅兵回来我睡到九时。头脑非常清醒。文学堕落的原因是，读轻松的作品已经成了习惯，而写作又成了职业。一辈子能写出一部好书就足够足够了。一辈子能读完一部好书同样如此。

八月二十八日 我满二十四岁了，仍然一事无成。八年来我一直在同疑惑和种种欲望作斗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将来会清楚。打了三只鹬。

［八月］二十九日 ［……］收到编辑的来信，我高兴得像个傻子。[27]钱的事只字未提。明天给涅克拉索夫、布耶姆斯基[28]写信，并且要写作。

九月二日 骑兵演习。傍晚我打了三只野鸡。《大卫·科波菲尔》[29]美极了。

九月十九日 打过猎。看来我的长篇小说构思已经够成熟的。如果现在还不动手写，那就说明我已懒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九月二十二日 牙不疼了，正要坐下来写作，采扎尔汗[30]来了，打搅了我。同苏利莫夫斯基[31]出去打猎，打死三只野鸡。看《一三年战争史》[32]。只有懒汉或者无能之辈才会说他找不到事情做。编一部真正的、翔实的本世纪欧洲史。这是个需要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历史上少见如此有教益而又探讨得如此不足的时代，要以不偏不倚的正确态度去探讨它，就像我们现在探讨埃及和罗马的历史一样。有了丰富、新鲜的史料，加上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公正态度，就能达到完美无缺。在产生写的念头之前，我还想到了一个从前没有想到过的美的条件，即人物性格鲜明、清晰。

九月二十九日 ［……］读了新的一期《现代人》杂志。有一部挺好的小说[33]，像我的《童年》，但是写得不够认真。

十月八日 整天，一直到晚上都处在一种奇怪的无法克制的沮丧心情之中，看书写作都没有劲头。看了一篇写得很糟的东西，然后写了一页半。应该永远抛弃写作不加修改的念头。修改三四遍还不算多。［……］我退役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退役都行。服役妨碍我完成自己的两项使命，我自觉只有这两项是我的使命[34]，尤其妨碍两项中更好、更高尚的一项，即主要的一项，也是我更有信心在其中找到安慰和幸福的一项。一切取决于布里梅尔[35]是否已举荐我。[36]如已举荐，我等着往彼得堡写信；如未举荐，我立刻申请退役。[37]

十月十九日 质朴是道德美的主要条件。要叫读者在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弱点，同美德一样多的弱点。美德可能存在，而弱点必然存在。我有了学音乐的想法。无论怎样我希望从明天起就开始不倦地工作。长篇小说的构思非常好，它也许不完美，但永远会是一本有益的好书。因此应该不停地写下去。

［……］长篇小说《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缘起。主人公在乡村生活中探寻实现幸福和正义的理想的途径。他没有找到，失望之余，又想到家庭生活中去探寻。他在妻子的启发下想到，幸福不在理想之中，而在经常的，为生活必需的，以他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劳动之中。［……］

十月三十一日 昨天和今天写得不多。牙痛。看了我那篇给弄得面目全非的小说。[38]

十二月一日 整整一天写关于战争的描述[39]。所有带讽刺性的地方我都不喜欢，可是整个描述都带有讽刺意味。因此需要全部重写。［……］

十二月三日 写了许多。看来会很好。去掉了讽刺。我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强烈地反对讽刺。写整个阶级的阴暗面，而不仅是个人的阴暗面，甚至令我不快。［……］

十二月十一日 ［……］在我已经开始写《一个地主的故事》这样美妙的东西的时候，真不好意思再去写像我的短篇小说那样一些不高明的东西。何必要金钱和无聊的文坛名声啊。不如怀着信念兴致勃勃地写一点好的、有益的东西。做这样的工作永远不会疲倦。等到我写完的时候，只要我活着，渴望行善就一定会找到事情做。

[1]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长篇小说《村道》描写俄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地主的生活。

[2]指《童年》第二稿。

[3]大仲马（1803—1870），法国作家。

[4]一八五〇年夏天作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曾经用功学钢琴。

[5]指《童年》第二部。

[6]塔·亚·叶尔戈利斯卡娅（1792—1874），是作者的远房姑姑，为他看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7]指《童年》第一部。

[8]这是第一次提到写短篇小说《袭击》的打算。

[9]《多情客游记》。

[10]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所著《英国史》之法译本。

[11]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

[12]可能指《叶尔马克 西伯利亚征服记》一文，发表在《军校学生阅读丛刊》一八四六年第六十三卷上。

[13]民间通俗读物《关于一个士兵救了彼得大帝的传说》。

[14]第一次提到《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

[15]作者于五月十六日到此治疗。

[16]小说《袭击》的最初标题。

[17]《童年》第二十七章。

[18]《现代人》这一期登载了两部长篇小说的续篇，即俄国作家伊·伊·帕纳耶夫的《外省社交明星》和俄国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的《有钱的未婚夫》，以及其他作品。

[19]见《童年》的《打猎》一章。

[20]米·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

[21]《萨伏耶牧师谈信仰》，是长篇小说《爱弥儿》的第四卷，十八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卢梭所著。

[22]《新爱洛绮丝》为卢梭所著。

[23]指当时任《现代人》杂志主编的俄国诗人尼·涅克拉索夫。作者寄此信时，同时寄去《童年》的手稿。

[24]在《袭击》初稿中，作者对将军和其他几位贵族出身的军官作了讽刺性的描写。后来作者淡化了对这些人物的讽刺。

[25]《忏悔录》为卢梭所著。

[26]《政治家篇》是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柏拉图所著。

[27]涅克拉索夫来信说，“作者的方向，作品的内容的质朴和真实构成”《童年》的“不可剥夺的优点”。

[28]一位陆军准尉。

[29]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力作。俄译文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一年第一至九期上。

[30]一位陆军准尉。

[31]一位陆军少尉。

[32]俄国军事历史学家，中将亚·伊·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著。

[33]署名尼古拉·M.的小说《乌利扬娜·捷连季耶夫娜的故事》，为П.A.库利什所著。

[34]作者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文学创作和改善农奴的生活。

[35]爱·弗·布里梅尔（1797—1874），少将，高加索独立军炮兵首长。

[36]指为作者申请军衔。

[37]作者始终未得到军衔，于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七日写了一封信给布里梅尔谈此事。

[38]《童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二年第九期上，编辑按书刊检查机关的要求作了删改。

[39]指短篇小说《袭击》。

一八五三年

［一月一日 红色要塞］ （一）随炮兵营出征，[1]我快活，健康。

六日 ［一月 威武要塞］ 举行过无聊的阅兵式。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哥，都喝了酒，我为此很觉不快。战争是如此不正义的事，难怪打仗的人要尽力压制自己的良心的呼声。我做得好吗？上帝，求你指引我。如果我做得不好，求你宽恕我。

十二日 ［一月］ ［……］想写一篇特写：《舞会和青楼》。[2]嗓子痛，但情绪好。

一月二十一日 写了一些，但如此草率，不扎实，又少，简直不像样子。由于我过着这种没有目的、杂乱无章的生活，跟这些不想理解也不能理解任何稍微严肃一点或者稍微高尚一点的东西的人相处，我的智力大大衰退了。我身无分文，这种状况使我害怕别人会把我想得很坏，这本身又证明，我有可能做坏事。我再也不想赌牌了，不知上帝会怎样帮助我。既然我在高加索的生活像这个样子，高加索对我有什么可称道的益处呢？［……］

二月二十日 ［摇篮山军营］ 从威武要塞开拔，进入库林村，无战事。在那里停留约两星期，然后在摇篮山扎营。十六日夜间和十七日白天，炮兵有战事。我的表现是好的。[3]这些日子我一直赢钱，但是眼下我身无分文，虽然还有人欠我的账。在这方面我没能管住自己，不过总的说来我的表现是好的。今天奥戈林告诉我，我将获得一枚十字勋章。上帝保佑——只是为了图拉。

三月十日 ［古杰尔麦斯河边营地］ 十字勋章没有得到，[4]却被奥利费尔罚坐禁闭。[5]所以说，高加索服役除了叫我卖力气、懒散、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给我……得赶快结束。［……］

四月十六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很久没有动笔了。四月一日前后回到旧格拉德科夫镇。我仍像在行军途中那样生活，好比一个赌徒害怕去结算记下的赌账。我随随便便地输给了苏利莫夫斯基一百银卢布。去红色要塞取病假条又没有拿到。心里想退役，可又爱面子——极不愿以士官的身份回俄罗斯去。我在等晋升，而此事未必会有——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挫折了。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二，我在新格拉德科夫镇没有犯罪，只是因为上帝拯救了我。真想再回到旧轨道上去：离群索居，井井有条，有善良的好思想和工作。上帝，求你帮助我。现在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特别伤心和沉重的感觉——惋惜没有裨益和欢乐的虚度了的青春。我感觉青春已经逝去，到了同它告别的时候了。

五月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日 这七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收到涅克拉索夫、二哥谢廖沙和妹妹玛莎的信，都谈到我的文学创作，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短篇小说《圣诞夜》构思已经完成。我想动手写，再回到规规矩矩的生活轨道上去——读书，写作，井井有条，节欲。为了并没有亲密关系的姑娘们和得不到的十字勋章，我在这里毁灭着我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愚蠢！主啊，求你赐予我幸福。

五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 ［……］丢下了短篇小说[6]，写《少年》，像写《童年》一样兴致勃勃。希望写出来也一样的好。我的债都还清了。文学前程光辉灿烂地展现在我面前。军衔我应能得到。我既年轻又聪明。看来应该满足了。要劳动，要节欲，我还会非常幸福。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收到二哥来信，说戈尔恰科夫公爵要把我的事情写信告诉沃龙佐夫。还收到退职的文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打算近日去五山城一趟。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不能贯彻始终，没有常性。因此，最近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时候，就觉得我丑恶到了连自己都无法忍耐的地步。我是怀着虚荣心到这里来的，如果我能够一贯保持这种虚荣心，那么我在职务上一定会做出成绩，从而有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处于追求德行的心态之中，如果我能一贯保持这种心态，那么我就会蔑视自己受到的挫折，也能对自己感到满意。从小到大这个缺点一直在破坏我生活中的幸福。如果我一贯对女人是狂热的，那么我会得到成功，留下回忆。如果我一贯节欲，那么我会感到自豪和平静。这个可恶的部队使我完全脱离了善的正确轨道，而我本来已经顺利地踏上了这条轨道，现在还想不顾一切地回到这条轨道上去，因为这条轨道最好。主啊，求你教我，指点我。

我写不下去。我写得太没有生气，太糟。可是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刚才我考虑自己的状况。头脑里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意念，使我除了明白自己不好、不幸以外，很觉茫然。在一阵冥思苦想之后，有几个意念在我头脑里终于形成，那就是，我的生活目标已知是善，我有义务对自己的农奴，对自己的同胞行善。对前者我有此义务是因为我拥有他们，对后者我有此义务是因为我有才华和智慧。后一种义务我现在能够履行，而为了履行前一种义务我必须使用一切我能够使用的手段。

我最初的想法是为自己拟定一些生活准则，现在我不知不觉又回到这一点上来。不过我荒废了多少时光啊！也许上帝这样安排我的生活是为了让我多取得一些经验。如果我在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方面一向是幸运的，我未必能这样懂得自己的目标。事先规定好要采取什么行动，事后检查做得怎样，这是我有过的一个好主意，现在我又回到这一点上来。从今天晚上起，无论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我向自己保证每天晚上这样做。妨碍我这样做的往往是要面子。我向自己保证尽可能克服这种心理。要直率，即使做得生硬，也要坦诚地对待一切人，但不是孩子气地毫无必要地坦白。勿贪酒色。快感是如此小，如此模糊，而悔恨却如此大！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在任何一种强烈的感觉产生的时候，不要急于行动，而要先考虑一下，即使考虑失当，也要在这之后才坚决地去行动。

［……］明天要做的事：一早起身，写《少年》至午饭，午饭后到小俄罗斯人那里去，找机会做点好事，然后写《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7]或者《逃亡者》[8]，至午茶时刻。跑步。写《少年》或者《生活准则》。

［六月］二十九日 上午表现不错，但是下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本来考虑得好好的《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看上去又不好了，午饭后我就一直跟男孩子们和亚皮什卡在一起玩。我把格里沙和瓦西卡扔到了水里。不好。无论好坏时时都应该写。只要写下去，就会习惯于劳作，也练了笔，虽说没有直接的效益。如果不写，就会分心，去做蠢事。空腹更容易写作。［……］

七月八日 起身迟了。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去。我对自己过的这种没有目标、杂乱无章的生活太不满意了。读《萨伏耶牧师谈信仰》，每次读这本书我脑海里都要产生许许多多有道理的、高尚的思想。的确，我主要的不幸是有一个极其聪颖的头脑。［……］

我无法向自己证明上帝的存在，找不到任何有道理的证据。我发现，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解整个世界及其不可思议的完美秩序的永恒存在，比了解它的创造者更容易，更简单。人的肉体和灵魂对幸福的追求是了解生命奥秘的唯一途径。当灵魂的追求与肉体的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灵魂的追求应该占上风，因为灵魂是不朽的，正如灵魂获得的幸福不朽一样。取得幸福是灵魂发展的过程。灵魂的缺陷是被败坏了的高尚的追求。虚荣心是希望对自己感到满意。贪财心是希望多做一点好事。我不明白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信仰上帝，并且祈求上帝帮助我了解他。

七月二十三日 重写了第一章[9]，写得不错。在妹妹玛莎那里待了一会儿。劳动，劳动！我劳动的时候觉得自己多幸福啊！[10]

七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身，把第一章[11]修改了一遍，以后一整天都没有写什么，读了《穷汉克罗德》（《ClaudeGueux》）[12]，到妹妹那里去过，很无聊。布尔卡[13]失踪。收到莫罗[14]的来信，他说布里梅尔压下了我的退职文件。

应早早起来写作，不在看上去差劲的地方停顿，只要合情合理、行文也流畅就行。文章还可以修改，而白白失去的时间却无法挽回。

七月二十五日 除了在林荫道上耗去大约三小时以外，我工作了一整天，但是只重抄出一章半。《新观点》[15]牵强，而《雷雨》[16]好极了。［……］

二十七日［七月］ ［……］读了屠格涅夫[17]的《猎人笔记》，在这之后写作就有点困难了。要整天写。

二十六日［八月］［铁泉城］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决定扔开《少年》，继续写长篇小说[18]，还有几篇高加索的短篇小说。我慵懒的原因在于不能兴致勃勃地写。我期待着在这个月内，或者说从我满二十五岁起能得到一种幸福。我想强迫自己按我的看法去做人。青春已经逝去。现在是该工作的时候了。［……］

二十八日［八月］［五山城］ ［……］早上开始写哥萨克的故事[19]，因大哥来，特奥多林娜要走，又逢我的生日，我去了打靶场、移民区，还拉上妹妹去林荫道散步。但并不愉快。只有劳动能给我快乐和益处。［……］

九月十三日 早上苦闷极了。［……］后来想到写《台球房记分员笔记》，非常好。写作，去看了大家，又写《台球房记分员笔记》。我觉得现在我才有灵感，因此写得好。

十八、十九日［九月］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今天刚提起笔来就懒得写下去，晚上在斯梅什利亚耶夫那里，写了一首诗[20]。

只有在一个人确信他没有说穿的、或者用奇特方式表述的思想会被人理解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幽默。幽默取决于兴致，更取决于听众，或者说对听众作出的本能评价。

十三日［十月 旧格拉德科夫镇］ ［……］今天读了关于天才的文学评述[21]，这篇文章唤起了我的自信心——相信按能力我是一个卓越的人，同时也唤起了我的劳动热情。从今天起我要行动起来。上午写《少年》，下午和晚上写《逃亡者》。思考幸福问题。

十月二十三日 今天醒得很迟，仍旧怀着那种不满。［……］恶劣的心绪和不安妨碍我工作。读了茹科娃的小说《娜坚卡》。以前，只要知道小说的作者是位女子，我就不看。因为没有比女子对男子生活的看法更可笑的了，而她们偏偏爱写。涉及女性这个领域，女作家倒拥有比我们大得多的优势。娜坚卡所处的环境写得很好，但她本人的面貌却着色太淡，勾勒得太模糊。看得出，作者的主导思想不统一。

我怀着一种类似绝望的极端厌恶的情绪拿起《少年》的草稿，好像一个工人被迫去做一件在他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做起来不认真，不起劲，懒洋洋地。

写完最后一章，必须从头再看一遍，画上记号，拟出最后的修订方案。要改动的地方必定很多：第一人称主人公的性格缺少生气，情节拖沓，时间过于按顺序，思想却又不按顺序。比如在情节进行当中，为了使讲述明确突出而描写过去的事情的手法，在我划分章节的时候完全被忽略了。［……］

“随遇而安！”今天读到的这条准则使我极为震惊。我生动地回想起过去没有遵循这条准则的一切情况，并且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比如最近在职务上我想做一个阔绰而又有上层关系的士官——伯爵，一个出众的人，其实做一个士官——士兵于我最有益也最方便。如果我是一个士官——士兵，此时我能了解到多少有趣的事，又能避开多少不愉快的事啊。［……］

十月二十四日 ［……］读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使人感兴趣的主要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性格。不过也有这样的作品，作者在其中有意扭曲，或者数次改变自己的观点。最有意思的是作者似乎竭力隐瞒自己个人的观点，而一旦有所表露，却又总是忠实于它。最乏味的是观点变来变去，以致完全丧失。［……］

十月二十五日 一早从头看《少年》，决定再次重写，考虑了需要修改、挪动、增补的地方。十时左右出去打猎，直到天黑。看了新的、内容很差的一期《现代人》杂志[22]。已吃罢晚饭，现在就寝。今天一整天是我的精神休息日，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需要精神休息。

［……］我开始后悔过于仓促地把《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寄了出去。内容倒没有多少要改变或增补的，但是形式欠推敲。

十月二十六日 ［……］描写一个图谋不轨或者刚刚做过坏事的人内心的善恶斗争，我总觉得不自然。作恶容易，而且难以觉察，事后很久人才会感到惊骇，奇怪他为什么那样做。

普通人生活中充满劳动和困苦，因此比我们这样的人高尚得多，我们再到他们身上去寻找恶劣的东西来加以描写就不大好了。他们身上有恶劣的东西，但是谈到他们的时候，最好（像谈到死者那样）只说好话。屠格涅夫有这个优点，而格里戈罗维奇和他的《渔夫们》就没有这个优点。谁会对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阶级的恶习感兴趣啊？在他们身上善多于恶，因此去寻找善的原因比寻找恶的根子更自然，也更高尚。［……］

三十一日［十月 哈萨村[23]］ ［……］我读了《上尉的女儿》，唉！我得承认，普希金[24]的散文已经陈旧了，不是指文字，而是指叙述方式。这在今天不无道理。对细微情感的兴趣取代对事件本身的兴趣是新的流派。普希金的小说就显得有点秃了。这是四天以来我想到的，我已经把这些想法记在小本子里备忘。

［……］席勒十分正确地发现，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外界的激励，如一本好书、一次谈话，会比多年独自耕耘更有力地促进思考。[25]思想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它的加工和表达则是在一个人独处之时。

［……］我们富有阶级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很快习惯于我们已经长大这个想法。直到二十五岁，有时更大一些，我们的生活处处都与这个想法相抵触。农民阶级的情况完全相反，一个小伙子十五岁就结婚，当家做主。农民小伙子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信心常常使我惊讶。我们这个阶级的十五岁小伙子即使聪明绝顶也毫无用处。

奇怪的是，我们都掩盖金钱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个事实。似乎说出来丢脸。翻开小说、传记之类的书看看吧，人们处处都竭力回避金钱问题，其实它是人们在生活中主要（即使不是主要，也是最经常）关心的问题，最能反映人的性格。

有这么一类品格高尚、可爱可亲的人（虽然其中大多数在生活中都是不幸的，不受尊敬的），他们活着似乎只是等待时机去为了他人或者为了荣誉牺牲自己，而且从开始牺牲的时候起他们才活着。

有些人读书不多，却能谈出很有道理的、正确的观点，这常常使我感到惊讶和羡慕。

对任何已经完成的草稿都要反复再看，删除一切多余的东西而不作任何增补。这是第一道工序。

我读了一位英国女士的短篇小说[26]，使我叹服的是她那从容的笔触，为我所缺乏。要有这种本领，我必须勤于耕耘，善于发现。

［……］在写作中陈词滥调，一些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合理而又缺少诗意的表达法常常使我停下笔来，然而习惯势力往往又驱使我去沿用它们。这些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未经琢磨的习惯用语（其缺点你感觉得到，但又因为常用而得到你的宽容），对于后代却将成为庸俗趣味的证明。容忍这些表达法，就是做时代的尾巴，纠正它们才是做时代的先导。

十一月二、三日 ［……］昨天我和几位军官争论起赐爵的价值来。祖耶夫毫无道理地嫉妒我的爵位。当时我想他认为我爱炫耀自己的爵位，这种想法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我却因为他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个短处而从心里感到高兴。相信在激烈的争论中出现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啊！

永远独自生活，这是一条宝贵的准则，我将尽力遵循。

几乎每认识一个人我都体验到失望的沉重感。我把他想象成同自己一样的人，用这个尺度去衡量他。应该从此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例外，或许我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或许我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落落寡合的乖僻者。必须用另外一个尺度（低于我的）去衡量别人。这样我就会少犯错误了。

长时期以来我自己欺骗自己，以为我有朋友，他们是一些理解我的人。无稽之谈！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像我这样道德高尚，并且相信我不记得自己一生中有什么时候不追求善，不准备为了善而牺牲一切。

因此，我还不曾在哪一个社交场合有过轻松自如之感。我总是觉得人家把我的心声当做虚伪，他们对属于个人自身的需要没有同感。［……］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昨天起得早，但是写得少。《使女室》和《少年时代》两章[27]久久未能加工完毕，拖住了我。午饭后下棋下得不好，还说大话。

［……］拿起卡拉姆津的历史[28]，挑选着看了一些。文笔极好。序言在我脑海中引起了许许多多好的想法。［……］

十二月二日 ［……］我决心在写完《少年》以后写一些短篇小说，篇幅要短得让我能够把它们构思好，内容又要崇高，有益，不致使我厌烦和反感。此外，我要利用晚间写出长篇小说的大纲，并且粗略地勾勒出某些场面。［……］

十二月三日 一早起身，但是什么也开不了头。哥萨克的故事我既喜欢又不喜欢。

［……］我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不善于简单自如地讲述把诗意的场面串联起来的小说的情景。

［……］关于短篇小说，我在四种设想间举棋不定。（一）《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二）哥萨克诗篇，（三）匈牙利女郎[29]，（四）《沉沦》[30]。这四种设想都很好。看样子我要从最不复杂、最容易写、时间上也在先的一篇开始，即《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十二月］ ［……］昨天开始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31]，可是今天什么也没有写，看完卡拉姆津的《历史》。

［……］读了皮谢姆斯基的《林妖》。语言过分奇巧，构图又如此失真！

［……］苏利奠夫斯基以他惯用的粗俗语言对我说，皮斯托利科尔斯如何骂我写了罗森克兰茨这个人物[32]，这很使我伤心，我的创作热情冷了下来。然而《现代人》杂志的一八五四年出版预告又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33]

十二月十七日 ［……］整天读《历史》[34]。

［……］乌斯特里亚洛夫说，俄罗斯民族的本性是忠于信仰，勇敢，相信自己优于其他民族。这不是一切民族的共性吗？难道俄罗斯民族就没有自己的特殊性？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从人的角度加以解释，避免老一套的历史语言。

如果让我为历史写封面题词，我要写上：“毫不隐晦”四个大字。单是不公然说谎还不够，要努力不去消极地说谎，即避而不谈。［……］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不知是谁说过，诗人必须懂得绘画。今天读了一篇评论展览会[35]的好文章，我明白了这一点。

要使作品吸引人，只有一种指导思想还不够，必须让这部作品充满一种情感。这正是我的《少年》所缺少的。

十二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 ［……］在写信中迎接新年，然后做了祈祷。［……］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写短小篇章的做法，这种做法最方便。每一章只应该表现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情感。

[1]作者参加了对沙米尔军队的征讨，历时两个半月。

[2]第一次提到写短篇小说《圣诞夜》的想法。

[3]十七日战争后，托尔斯泰被提名晋升准尉。

[4]在一八五二年冬季，作者本可以得到一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没有得到的原因是解除他的文职的文件迟迟未送上去。

[5]旅长列温视察炮兵连时，作者不在岗位上，奥利费尔上尉因此罚他坐禁闭。

[6]《圣诞夜》。

[7]短篇小说《伐林》的最初题名。

[8]中篇小说《哥萨克》的最初题名。

[9]《少年》第一章。

[10]作者于七月九日离开格拉德科夫镇来到五山城，当时他的妹妹和妹夫也在那里。

[11]《少年》第一章。

[12]《穷汉克罗德》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

[13]布尔卡是作者的爱犬，作者后来写了一组以它为题材的小故事。

[14]一位大尉。

[15]《少年》第三章。

[16]《少年》第二章。

[17]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

[18]《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

[19]即《逃亡者》，后改题为《哥萨克》。

[20]此诗不详。

[21]指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迪斯累里所著之名人生活特写。

[22]一八五三年第八期。

[23]在旧格拉德科夫镇以南四十多公里处。

[24]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国大诗人。

[25]见于德国大诗人席勒一七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致赖因瓦尔德书。

[26]可能指十九世纪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的短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三年第九期上。

[27]即《少年》的第十八、十九章。

[28]指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所著十二卷本《俄罗斯国家史》。

[29]没有写出。

[30]后改题为《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31]即《伐林》。

[32]作者的同事皮斯托利科尔斯发现，《袭击》中的罗森克兰茨中尉实际上是他本人。

[33]《现代人》杂志在一八五四年出版预告中把列夫·托尔斯泰列入经常为该杂志撰稿的俄国著名作家名单中。

[34]尼·格·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著《俄国史》。

[35]莫斯科的一次手工织品展览会。

一八五四年

一月五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上午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不仅是上午，下午我也在尽心竭力地写第四章，直到上灯以后才写完，但不很满意。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由于希望把一个好的思想或者表达得好的思想纳入作品而写不下去。因此，只要思想难于同叙述粘合，就把它记在日记簿上，而不要停下来非把这个思想放在这个地方不可。思想自会给自己找到适当的地方。［……］

一月十二日 ［……］晚饭时得知我被调到第十二旅，[1]我决定趁便回家一趟。［……］

一月十九日 ［谢德林镇］ （星期二） 写完《少年》就走。做到了。一早起床，直至出发前都在写，或者安排事务。做了礼拜——出于虚荣心。阿列克谢耶夫十分友爱地向我道别。他和茹克维奇都流泪了。来到谢德林镇。重看《少年》，我决定到家以前不再看它，途中可写高加索的笔记——《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

［……］今天，想到我已经爱上这些我从前不尊敬的人——同事，忆起我过去对大哥那么喜欢接近他们觉得奇怪。我的观点的这一变化作何解释呢？我以为在高加索服役的环境中以及其他许多小圈子里，一个人学的不是如何挑选人，而是甚至在坏人身上也看到好的东西。

［……］我决定对《少年》作如下的修改：

（一）压缩《长途旅行》一章。（二）压缩《雷雨》一章，用词要更朴素些，删去重复的地方。（三）《玛莎》章要更得体一点。（四）《一分》与《铅弹》两章合并。（五）《小钥匙》章增补公文包里发现了什么。（六）《关于母亲的幻想》一章要改写。（七）《总有熬出头的日子》一章得另找标题。（八）《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章的开头要改写，还要增加谈话时我们本身和我们的状况的描写。[2]

二十日 ［一月 旧村］ 一早起身。来到尼古拉耶夫镇和旧村。有消息说，我的十字勋章没有批下来，我很难过，但奇怪的是，一小时以后我就心平气和了。苏利莫夫斯基帮了忙，明天我就走，不在此地逗留。［……］

一月二十一日 ［加柳加耶夫镇］ ［……］应该多回味回味这个事实：萨克雷[3]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经过三十年酝酿才写成的，而大仲马每星期写两部。

作品印出来以前不要给任何人看。否则你听到的有害议论会多于高明的建议。［……］

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 旅途中。二十四日在距离切尔卡斯克一百俄里的白城人镇一带迷路，乱转了一夜。我于是有了写短篇小说《暴风雪》[4]的想法。［……］

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二月一、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星期。只有那场暴风雪是我遇到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

大哥、二哥都不在，我要思索、要做、要感受的东西太多，因此不能多写日记了。

［二月三日］ 一早醒来，嗓子疼，但我还是到磨房去了，看了那块要建马厩的地方。谈庄园事务的时候越来越多，给谢林[5]写了一封信。听说我晋升了。[6]［……］

二月六日 ［……］从十七日［一月］至六日［二月］发生的事情。十九日出发，抵旧村，听到十字勋章无望的消息。路上不顺利，那值得记忆的一夜迷失了方向。二月二日抵亚斯纳亚，又累又病，发现庄园事务井井有条，而自己却落伍了，改好了，老了。哥哥们到莫斯科去了。阿尔谢尼耶夫[7]死了，切尔卡斯基和涅拉托夫[8]自杀了。六日去图拉，结束了格尔克一案，听到我晋升的消息。［……］

二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涅克拉索夫的信，他对《台球房记分员笔记》不满意。[9]［……］

三月十四日 布加勒斯特[10] 开始用新的日记簿。几乎一个月没写了，这期间我的经历和感受是那样多，简直没有时间去想，更没有时间去写。我离开高加索就回图拉，见到了姑姑们、妹妹、妹夫，得知我的晋升。三位哥哥和佩尔菲利耶夫一家都来看我，带我去莫斯科。我从莫斯科又到了波克罗夫斯科耶[11]，在那里告别了姑妈佩拉盖娅·伊利尼奇娜、妹夫、妹妹和二哥。这两次告别，尤其第二次，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我就到三哥那里去了，他几乎是听从我的建议抛弃了莫斯科。接着我经过波尔塔瓦、基什尼奥夫等地，于前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幸福！

我在这里的职务尚未确定，约莫一个星期以来，我又病得蹊跷。难道我又要开始受试探了？

然而是我自己不好，幸福把我宠坏了。从我离开库尔斯克的那天起直到此刻，我沉沦下去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要责备自己。我不善于承受幸福，正如我不善于承受不幸。确信这一点真叫我伤心。今天我要到军司令部去见师长，然后买点东西，逛一逛，回来写几封信，吃午饭。午饭后做一点事，天黑前去洗澡。晚上在家写《少年》。

七月五日 喝茶、吃饭、吃甜食的时候我都在看书，上午一直在给姑姑写信，虽然法语写得我很不喜欢，还是打算寄出。用法语谈话和写作对于我一天比一天困难，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掌握得不好的语言说和写，这种做法多愚蠢啊！它带来多少麻烦，浪费多少时间，造成多少含糊不清的思想，给母语增添多少不纯净的成分啊，可还是非这样做不可！

晚上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写出差不多一章，兴致勃勃，而且不坏。奥尔欣两次到我这里来，我完全没有必要作记录，因为我忙着写下他那些脱口而出的妙不可言的粗话，结果反而记不住。虽然泻肚，还是吃了水果，又叫奥尔欣去租钢琴，这两个错误都是做事不稳当。我的主要缺点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耐心。这不是准则，而是思想，为什么不写在这里？过些时候它会使我回忆起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我所处的精神状态。

七月七日 我一点不虚心！这是我的一大缺点。

我是何许人？一个退伍中校的四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七岁上父母双亡，由几位妇女[12]和其他不相干的人监护，既没有得到上流社会的调教，也没有受完学校教育，十七岁开始独立生活，没有丰厚的财产，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主要的是，没有行为准则。这个人把自己的产业弄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既无目的又不快乐地虚度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后自我放逐到高加索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主要是逃避一些习惯。后来凭借我父亲同集团军司令的关系[13]，二十六岁时又离开高加索，以准尉的身份转到多瑙河集团军，除了饷银以外几乎没有别的钱财（因为我所有的钱财都得拿去还余下的债），没有靠山，没有在上流社会生活的本领，不懂公务，没有实际干事的才能，但却有极强的自尊心！这就是我的社会地位。让我们看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丑陋，笨拙，不爱清洁，没有上流社会的教养。我容易动怒，使人感到乏味，不虚心，褊狭（intolérant），像孩子一样怕羞。我几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的知识是我勉勉强强自学得来的，是抽空学，没有系统，没有条理，而且也很少。我同一切意志薄弱的人一样，不能自制，又优柔寡断，没有常性，好虚荣到了愚蠢的程度，脾气急躁。我不勇敢。在生活上如此随便，慵懒，以至闲散对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习惯。我聪明，不过我的智力还没有经过认真考验。我缺乏实际的头脑、社交的头脑、干实事的头脑。我诚实，就是说我爱善，已经养成爱善的习惯。当我偏离善的道路的时候，我会对自己不满，并且高兴回到善的道路上来。但我又爱某些东西胜于爱善，比如荣誉。我是如此好出名，可这种心理又很少得到满足，以致我担心，当我不得不在名誉和德行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会选择前者。［……］

七月八日 ［……］今天我又在莱蒙托夫[14]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发现了诗意的东西。莱蒙托夫的《垂死的斗士》（临死时对家园的梦想美极了）。普希金的杨科·马尔纳维奇，他误杀了自己的朋友。他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了许久，然后回家来躺在床上。接着他问妻子是否看见窗外有什么东西，妻子回答说没有。他再一次这样问的时候，妻子就说看见河对岸有灯火。等到他第三次这样问的时候，妻子说看见那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于是死去。太妙了！为什么呢？看了这一段以后再去解释什么是诗情吧。

七月九日 今天我一会儿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一会儿看歌德[15]、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作品。《笔记》倒是写完了，然而我极不满意，很可能要全部重写，或者干脆扔掉，不是单单扔掉《笔记》，而是扔掉整个文学工作。既然一部作品在构思中似乎极好，而写出来却毫无价值，那么写这部作品的人就没有才华。读歌德的作品，不甚了了，而且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不感到德语的可笑之处。莱蒙托夫的《伊斯梅尔·贝》开头非常好。我这样感觉也许更多的是由于我爱上高加索了，虽然这爱发生在对象死后，但却是强烈的。那个蛮荒的地方确实好，在那里战争和自由这两个最对立的东西竟如此奇妙和诗意地结合在一起。普希金的《茨冈人》震撼了我，奇怪的是，在这以前我不理解他们。［……］

七月十一日 ［……］今天读了歌德的诗、莱蒙托夫的诗剧[16]（在其中发现许多新颖的好的东西）、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我试着写诗已经两天。看看结果怎样吧。

今天只能怪我懒，虽说我写了，而且为下一步考虑得很好，但是做得太少，懒洋洋地。

七月十五日 今天一早是医生叫醒了我，因此上午我写得相当多，把描述士兵的那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晚上也写了一些，还读了《斐爱斯柯》（《VerschwörungvonFiesko》）[17]。总的说来，我开始懂得戏剧了。不过在这方面我走的是一条与大多数人截然相反的道路。我觉得满意的是，这个手段给予我新的诗意的快感。［……］

七月二十一日 ［西涅什基］ ［……］昨天忘了记下席勒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几篇哲理短诗给予我的快乐。前者美在朴素、如画、真挚含蓄的诗意。后者震撼了我并使我铭记在心的是巴多罗买谈到的一个思想：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必须将全部心力集中到一点上去。［……］

八月十三日 醒得不迟，上午工作得挺好，但午后只读了一部极好的喜剧《自家人好算账》[18]，一晚上都没干正事。［……］

八月十七日 ［特库奇[19]］ 从福克沙尼[20]行军至特库奇，途中偶然同将军和斯托雷平[21]走到了一起，过得很愉快，只是吃早饭的时候我有点畏怯。中午睡足了觉，读了一部妙不可言的喜剧《贫非罪》[22]，散了步，写了几页。［……］

八月二十四日 在阿斯卢伊休息一天。今天我体验到两个强烈的，愉快的，有益的印象。（一）收到涅克拉索夫称赞《少年》的信，这封信，像往常的一样，使我振奋，鼓舞我继续工作；（二）读了З.Т.[23]。真奇怪，现在我才确信，你越想在人前显得高大，他们对你的评价越低。［……］

九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 ［基什尼奥夫］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登陆使我痛苦。[24]过于自信、不能吃苦是我军主要的可悲的特点，也是一切太大太强的国家的军队共同的特点。

［……］收到《童年》和《袭击》。[25]在《童年》中我发现许多写得差的地方。在目前条件下我的暂时生活目标是改造性格、重整家业，在文学上和职务上取得进展。

十一月二日 敖德萨 自英法联军登陆以来，我们同他们发生过三次战事。第一次是九月八日的阿尔马河战事，敌人进攻，并且击溃了我们。第二次是九月十三日利普兰季指挥的，我们发动进攻，取得了胜利。第三次是丹年贝格指挥的可怕的一仗，我们再次进攻，再次被击溃。我们像是被出卖了一样，令人气愤。本来第十、第十一师攻击敌人左翼，打退了敌人，填死了三十七门炮。敌人于是拿出六千支枪，不过是六千对三［万］，我们却撤退了，损失近六千名勇士。我们不退不行。由于道路难行，我们的半数军队没有炮兵掩护，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也没有射击营。这是可怕的屠杀，它沉重地压在许多人的心上！主啊！宽恕他们吧！这次战事的消息震撼人心。我看见年纪大的人失声痛哭，年轻人发誓要杀丹年贝格。俄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在目前俄国困难的时刻，许多政治方面的真理将显露出来，并且得到发扬。从俄国的不幸中涌出的炽热的爱国心会久久地留下痕迹。今天舍生忘死的人要成为俄国的公民，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牺牲，他们要极其自尊自豪地参与社会事务，而由战争激发出来的热情将永远在他们身上化为自我牺牲和高尚的精神。

因这次不幸事件而作出无益牺牲的人当中，有索伊莫诺夫和卡姆斯塔季乌斯。据说索伊莫诺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直而又有头脑的俄军将领。卡姆斯塔季乌斯我相当熟悉，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一个未来的杂志出版人。主要是他的阵亡促使我申请去塞瓦斯托波尔。我在他面前似乎感到内疚。

英国船队继续封锁敖德萨。不幸的是，海上风平浪静。听说二十七日的战事又失利，三日要组织强攻。五日以前我赶不到，但我有一种此去为时不晚的感觉。

十一月十一日 ［塞瓦斯托波尔］ 我于七日抵达，途中使我痛苦的那些传闻原来都是胡说。我暂时听第三轻炮连调遣，就住在城里。我们所有的工事我都从远处看到了，有些就在近处。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绝无可能，敌人似乎也确信这一点，依我看，他们正在掩护退却。十一月二日的风暴掀翻了约三十只船，包括一只军舰和三只轮船。［……］

十一月二十三日 ［埃斯基村[26]］ 十六日我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城来到阵地上。在这次出行中，我比先前更加确信，俄国要么必定败亡，要么必定彻底革新。一切都不对头，没有人去妨碍敌人加强他们的营垒，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自己处于劣势，却不指望任何增援，跟着一帮丧失了理智、情感、毅力的戈尔恰科夫之类的将军，不加强自己的力量，只站在敌人对面等候显神迹的尼古拉呼风唤雨来把敌人赶跑。哥萨兵想的是抢劫，而不是厮杀。骠骑兵和枪骑兵把酗酒和淫荡看作军人的本色。步兵则把偷盗和捞钱看作军人的本色。军队和国家的状况都是可悲的。

我同法国和英国伤员们闲谈了约两小时。他们每一个士兵都为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并且珍重自己，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军队的真正动力。精良的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技能，青春年少，对政治和艺术的一般了解，使得每一个士兵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我们那些教士兵如何佩带抓握武器的毫无意义的训练、毫无用处的武器、闭塞、衰老、没文化、给养差、伙食坏等等扼杀尽了每一个士兵的自豪感，甚至使他过高估计敌人。

在辛菲罗波尔我打牌输光了钱，现在和炮兵连住在一个鞑靼村庄里，这才感到生活不便了。

[1]根据作者本人申请，调到多瑙河军第十二炮兵旅第四炮兵连。

[2]后来《少年》大体上是按这几条修改的。

[3]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

[4]《暴风雪》完成于一八五六年二月。

[5]克拉皮夫纳县贵族长。

[6]一八五四年一月九日作者因对山民作战表现勇敢而晋升为准尉。

[7]弗·米·阿尔谢尼耶夫，是托尔斯泰家的邻居。

[8]切尔卡斯基是图拉省一地主，因输光了财产而自杀。涅拉托夫是作者在喀山大学的同学，死因不明。

[9]涅克拉索夫在信中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构思很好，但写得很差，应归咎于所采取的……形式”。语言“没有任何特色”，“故事写得粗陋，其中最好的东西都被糟踏了”。

[10]三月十二日作者抵达布加勒斯特多瑙河集团军司令部。

[11]指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是作者的妹夫瓦·彼·托尔斯泰的，在图拉省切尔尼县。

[12]托尔斯泰兄弟在父母亡故后先是由祖母监护，后由姑母奥斯滕-萨肯夫人监护，这位姑母死后又由另一位姑母尤什科娃夫人监护。教育他们的则是远房姑姑叶尔戈利斯卡娅。

[13]多瑙河集团军司令戈尔恰科夫是作者之父的远房表兄弟。

[14]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大诗人。

[15]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

[16]《假面舞会》。

[17]戏剧《斐爱斯柯》为席勒所著。

[18]十九世纪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作。

[19]在今罗马尼亚境内。

[20]在今罗马尼亚境内。

[21]一名军官，是作者的同事。

[22]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作。

[23]不详。

[24]一八五四年九月二日，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岛登陆。

[25]指杂志社寄给作者的单印本。

[26]离辛菲罗波尔六俄里的一个鞑靼村庄。

一八五五年

一月二十三日 ［别利别克河畔阵地[1]］ 我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埃斯基村逗留月余，当时觉得无聊，现在却又怀着惋惜的心情回忆那一段生活。［……］

一月二十八日 打牌打了两天两夜。结果不言自明——输光了一切，输掉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座房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是这样憎恶自己，真想忘掉自己的存在。听说波斯已向土耳其宣战，那么和约就要缔结了。

三月一日 安年科夫就任两军粮官。戈尔恰科夫替换了缅希科夫。感谢上帝！二月十八日皇上驾崩，今天我们已宣誓效忠新皇帝。俄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必须工作，振奋精神，以便参与俄国生活中这些主要的时刻。

三月二、三、四日 这些天来我曾经两次连续几个小时写我的军队改革方案[2]。进展不易，但我不放弃这个想法。今天我领了圣餐。昨天关于上帝和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我自信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去实现这个思想，即创立一种与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基督的宗教，是不应许来生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我明白，只有若干代人自觉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工作，才能使这个思想成为现实。一代人要把这个思想嘱托给下一代人。总有那么一天，狂热或者理性会使它成为现实。自觉地行动，使人们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希望能使我全神贯注的那个思想的基本点。

三月六、七、八、九、十、十一日 ［……］军界非我所属，越早脱离军界，全力以赴从事文学活动，越好。

三月二十一日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收到妹妹的一封使我十分高兴的信。她写了她认识屠格涅夫的经过。多么可爱，多么好的信啊！它使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激励我去行动。不过今天一整天我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有病。二十四日我们去塞瓦斯托波尔。

三月二十七日 复活节第一天。前天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了一趟，这次出行好像特别愉快。我发现我们南方军团的人[3]都真心高兴见到我［……］。我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杂志[4]对《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的反应，都是赞不绝口。使我快乐、对我有益的是，这激励了我的自尊心，从而促使我去行动。不幸的是我还没有见到行动，五天以来我没有写一行《青年》，虽说我已经开始写《塞瓦斯托波尔的日夜》[5]。涅克拉索夫的两封信、妹夫的一封、妹妹的一封、大哥的一封、姑妈的一封都还没有答复。别人通过涅韦列日斯基建议我去任一级副官，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就接受了，不知结果如何。[6]屠格涅夫说得对，我们作家必须有一种职业。同任何别的岗位比较，在这个岗位上我最有可能从事文学活动。我要把盼军衔、盼十字勋章的虚荣心压下去，这种虚荣心是最愚蠢的，尤其对一个已经开辟了自己的前程的人来说。今天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大概因此我的情绪很奇怪，既冷漠又激忿。我们不是二十四日，而是四月一日去塞瓦斯托波尔。

四月二日 昨天炮兵连到。我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们已经损失五千人之多，但是不仅挺住了，而且我们的防卫显然会向敌人证明他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昨天写了两页《塞瓦斯托波尔》。

四月十一日 第四棱堡 这几天《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写得非常非常少，原因是我伤风了，而且发寒热。此外，使我（尤其现在我正病着）生气的是，谁也想不到，除了chairàcanon[7]，而且是最无用的以外，我还能有所作为。［……］

四月十三日 仍旧在第四棱堡，我现在非常喜欢它了。写得相当多。今天完成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日夜》，还写了一点《青年》。危险总是有吸引力，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士兵、水兵，以及战争本身，令我愉快，因此我不想离开这里。再说，如果发动强攻，我很想参加。

五月十九日 ［别利别克河畔阵地］ 五月十五日我受命指挥一个山炮排，来到距塞瓦斯托波尔二十俄里的别利别克营地。杂事很多，我想亲自管理粮草，我发现偷窃太容易了，以致不能不偷。关于偷窃一事我作了许多计划，结果如何却不得而知。景色迷人，但是天气太热。这一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六月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日 演习两天，昨天到巴赫奇萨拉伊去了，并且收到帕纳耶夫的信和我的文章。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我的文章念给皇上听了。[8]［……］

七月六日 我在闲散中度过了整整一周，希望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整天读巴尔扎克的一部荒谬的小说[9]，直到现在才提起笔来。想法：写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军官的日记，描述军旅生活的各个方面、阶段和时刻。给一家报纸去发表。［……］不过这样做是为了钱，为了练笔，也为了换换花样。责备：（一）慵懒；（二）易怒。

［八月二（？）日］ 今天同斯托雷平谈俄国的奴隶制度时，写一个俄国地主所经历的四个时期的想法，在我头脑中比以前更加清楚了，我要自己来做这位哈巴罗夫卡村的主人公。小说的主导思想应是，我们这个蓄奴时代的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要把这个时代造成的赤贫现象全部展示出来，并且指出改造的手段。

九月十七日 昨天有消息说，《夜》[10]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并且发表了。看来蓝衣党[11]很注意我。因为我写了那些文章。但愿俄国时时都有这样重道德的作家。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做一个说甜言蜜语的作家，也不可能去写没有思想，主要是没有目的的无聊空话。起初，出于一时激忿，我说过再也不写作的话。可是文学之于我毕竟应当是唯一的，主要的，压倒一切其他爱好和事业的东西。我的目的是取得文学声誉，我能用自己的作品去行的善。明天我要去科罗列斯申请退役，早上写《青年》。［……］

九月二十一日 如不改过，我必定会沉沦下去。从我的性格，我的教养，我所处的环境和我的能力来看，对于我没有中庸可言，要么是前程似锦，要么是不可救药。［……］

我的主要生活目的是利他，而有条件的目的是建立在有益、利他的基础之上的文学声誉。（一）建立在对他人有利的劳动，以及周转和赌博的基础之上并且用于善的财富。（二）建立在对祖国有利的基础之上的职务声誉。在日记中我要考虑我每天为达到这四个目的做了什么，又有多少次没有执行预定计划。［……］

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在彼得堡屠格涅夫住处。[12]行前输了二千八百卢布，我好歹把六百卢布转到欠我账的人名下，又从乡下拿了八百七十五卢布。在这里我特别需要表现好。为此主要的是：（一）同能够危害我的人打交道时要胆大心细，（二）花钱要谨慎，（三）要工作。明天写《青年》和日记片断[13]。

[1]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

[2]这个军队改革方案尖锐揭露了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军的弊病，分析了战败的原因。

[3]指多瑙河军团的人。

[4]《读者文库》和《祖国纪事》当年二月号。

[5]后来写成《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两篇。

[6]当时作者的军衔是中尉，因而未能出任总司令部一级副官职。

[7]法语：当炮灰。

[8]当时帕纳耶夫与涅克拉索夫一起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他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提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说人人读了都赞不绝口，有一份单印本甚至已经上呈沙皇。

[9]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著《幽谷百合》。

[10]即《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11]指宪兵。

[12]托尔斯泰作为军事信使出差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一日抵达。

[13]大约指《Л.Л，步兵团上尉A.的日记片断》。

一八五六年

一月九、十日 我在奥廖尔。三哥德米特里垂危。平日我有过的厌恶他的念头是怎样地烟消云散了啊！玛莎[1]和塔·亚[2]在照顾他。妹夫瓦列里安又叫我不喜欢了。我心里真难过，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这是我在构思一部戏剧。

二月二日 我在彼得堡。三哥死了，我今天才知道。[3]［……］

二月七日 同屠格涅夫吵了一架。[4]［……］

三月十二日 很久没有记下什么了，大约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迷雾中。再说健康状况也欠佳。写喜剧[5]的计划折磨着我。和约签订了。[6]我和屠格涅夫看来是彻底决裂了。萨佐诺娃来过，叫我反感透了。想写《父与子》。[7]

四月十九日 改完了《父与子》，按涅克拉索夫的建议，将标题改为《两个骠骑兵》，这样好些。整理了文件，想动手写一篇大文章《论军事惩治》[8]。［……］

四月二十三日 ［……］晚上在卡维林[9]那里度过。他的智力和天性都非常好。农奴问题渐渐清楚了。从他那里回来，我心情愉快，充满信心，感到幸福。我将带上一份写成文的计划回乡下去。

四月二十四日 拟出计划的提纲[10]。听了卡维林的绝妙的计划。［……］

五月八日 ［……］晚上在奥博连斯基家，同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以及其他斯拉夫主义者闲坐。他们显然在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他们的眼光过于狭隘，击不中要害，因此无人反击。无须反击。他们的目标，正像任何由会议和论战联合起来的一群人的智力活动目标一样，已经大大改变了，扩展了，有了像家庭的日常生活、村社、正教这样一些严肃的真理为其基础。然而他们一谈起来总是怒气冲冲地，似乎预料到别人要反驳，使得这些真理蒙受了不利的影响。如果能心平气和一些，多一些würde[11]，那对他们更加有利。说到正教更是如此，因为，第一，他们认为正教这个因素在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可是在承认这个观点合理的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站得高一点来看，正教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书刊检查机关封了他们的对立面的嘴。

五月十七日 ［……］看了《多余的人》[12]，肉麻，卖弄，乖巧而又圆滑得可怕。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出席了村民大会，事情进展顺利。农民们高兴地表示理解。他们认为我是个投机商，因此相信我。

五月三十一日 ［斯帕斯科耶—波克罗夫斯科耶[13]］ 清晨四时许骑马去屠格涅夫家，七时抵达。他不在，我和波尔菲里[14]闲聊了一会儿，把记事本中我要写的一段写完了。他的家园向我展示了他的根，说明许多问题，因而使我同他和解了。他回来了，我已吃罢早饭，散过步，同他谈得很愉快，然后躺下睡觉。午饭前他们把我叫醒。［……］我们下午返回，一路上谈得很愉快，回家后也是如此。家里有几位爱说爱笑的女士。我想写一篇马的故事[15]。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圣三一节。四时许到家，穿过整个臭烘烘的屋子，来到开向花园的窗前便觉万分畅快。读完普希金的《唐璜》[16]。妙极了。真实而又有力。我从来没有料到普希金身上还有这样的东西。［……］晚上没有开村民大会。不过我从瓦西里[17]那儿听说，农民们疑心这是个骗局，他们认为到加冕那天[18]人人都将得到自由，而我想用契约束缚他们。用瓦西里的话来说，这是诡计。

六月四日 五时起身，出去散步，我得承认，脑子里充满可怕的色情念头。读普希金的初期诗作。后来便整理我的旧笔记簿，写的是些莫名其妙、然而使我感到亲切的荒唐话[19]。我决定写《一个地主的日记》、《哥萨克》和一部喜剧[20]。先写《哥萨克》。［……］

六月七日 睡至十一时，醒来精神很好。［……］读了普希金第二、第三部。[21]《茨冈人》像我第一次读它时一样美，其余的长诗，除《奥涅金》以外，都糟透了。晚间我同几个农民谈话，他们的固执使我气恼，我好不容易才压住自己的怒火。

六月十三日 ［……］读了大哥写的一篇美极了的短篇小说《车臣姑娘》[22]。这才是写史诗的大才呢。［……］

六月十四日 ［……］读大哥写的短篇小说，又掉泪了。谈哥萨克人的歌时也是如此。我开始热爱史诗般的传说了。我要尝试利用哥萨克人的歌作一首诗[23]。

七月五日 ［……］屠格涅夫来了。他这个人简直不通情理，冷酷，难相处，我可怜他。我永远跟他合不来。［……］

七月七日 ［斯帕斯科耶］ ［……］到屠格涅夫家来了。途中我体验到一种宗教感情，以至于流下了眼泪。

七月八日 ［波克罗夫斯科耶］ ［……］今天过得乱七八糟。屠格涅夫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真愚蠢。不能把生活安排得不同寻常。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伪装淳朴。他真令我不快。［……］

七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二时起身，津津有味地读《死魂灵》，想得很多，什么也没有写。［……］午饭后同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一起去看瓦列里娅[24]。第一次碰见她没有着盛装（借用二哥的话），却好看了十倍，主要的是显得自然。她把头发梳到耳朵后面，知道我喜欢她这样。她生我的气。看来她的天性是要积极地爱。晚上过得幸福。

七月二十七日 起身很迟，弹琴消遣。写了一点《青年》，心里很快乐。我爱改变主意，因此我应该习惯于想写马上就写。吃午饭的时候和妹妹争论得动了肝火。姑妈支持她。她说，据屠格涅夫称，同我没法辩论。难道我的脾气不好？应该克制。瓦列里娅说得对，这一切都由骄傲引起。午饭后我出去骑马，沐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九月二十九日 ［苏达科沃］ 九时醒来，没有好气。瓦列里娅既不会过实际的生活，也不会过精神的生活。我只从我想对她说的话当中择出令人不快的那一部分说给她听了，因此对她不起作用。我很气恼。我们把话题转到莫蒂埃[25]身上，原来她爱上他了。奇怪的是这使我觉得受了侮辱，我为自己，也为她害羞，可又第一次体验到我对她似乎有情。读《维特》[26]，令人心醉。姑姑没有派人来接我，我又在这里住了一夜。

十月一日 醒来情绪仍旧不好。十二时许腰又疼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过，感谢上帝，不大想瓦列里娅了。我并没有爱上她，可是这一段关系在我一生中永远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我至今不曾尝过爱情的滋味，那么由我目前感觉到的这个小小的开端看来，我是在极其强烈地体验着，只求上帝千万别让我爱上瓦列里娅。她太空虚了，又没有准则，而且像冰一样冷，因此不断地要迷上什么人。昨天给科瓦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27]，还有退役申请书。

十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家无所事事，而且心情不好。

十月八日 去阿尔谢尼耶夫家。我无法不挖苦瓦列里娅。这已经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感情。她对于我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罢了。打算写一部喜剧[28]。也许就动手写。

十月十九日 ［苏达科沃］ 去图拉，顺便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小坐。［……］晚上在阿尔谢尼耶夫家度过，而且在此留宿。看到瓦列里娅的时候心里平静些了，她发胖得厉害，我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我向她暗示需要谈一谈，她很高兴，但是若有所思。奥莉加[29]很聪明。我在她们家宿夜。

十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瓦列里娅来了，羞涩而又满足的样子。我既高兴，也感到内疚。［……］

我去参加一个舞会。瓦列里娅很迷人。我几乎要爱上她了。

十月二十七日 上午不舒服，散了步，什么也没有写。瓦列里娅来了。我不太喜欢她，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她坦诚地说，自莫蒂埃那件事情以后，她想节食。我把这本日记拿给她看，二十五日那天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她。她把那一页撕了下来。

十月二十八日 带着几条狗出行至林务官家，在他那里吃午饭。上午给达拉甘[30]、阿尔谢尼耶夫[31]写了信，然后去看瓦列里娅。她为我把头发梳得那么可怕，还穿了一件紫袍。我感到痛苦，难为情，一下午过得挺心烦，谈话也谈不起来。我完全是非自愿地充当了求婚者的角色。这使我气恼。碰见二哥。我在他们那里读了屠格涅夫写的《浮士德》。美极了。

十一月一日 ［莫斯科］ 路上只想着瓦列里娅，我身体还不大好，夜里抵达莫斯科，在舍瓦尔德舍夫处住下。

十一月二日 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长信。到妹妹那里去了，她健康可爱。我对她讲起瓦列里娅，她站在瓦列里娅一边。晚上去博特金[32]那里，很愉快，也去奥斯特罗夫斯基[33]那里了，他真脏，虽然是个好人，但是自尊到冷酷的程度。偏头痛真厉害。

十一月四日 读完了《北极星》杂志[34]。很好。写了日记。［……］

十一月五日 上午写了一点，又在妹妹家吃中饭，看了话剧《智慧的痛苦》[35]，非常好。［……］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真想快些摆脱杂志[36]，以便按照我现在对艺术的看法去写作。我现在对艺术的看法高极了，纯洁极了。

十二月一日 十一时起身，记下了一天的事，弹琴至体操时间。手很疼。在家吃的午饭，读完了《嘉尔曼》（《Carmen》）[37]，差劲，法国派。收到屠格涅夫的信，给他寄去了。［……］

十二月三日 什么也没有写，读梅里美的作品，很好，我在构思一部喜剧[38]。做体操，很好，不痛了。在家吃午饭，睡了一觉，到舍维奇[39]那里去了，很无聊，弹了琴。去博特金那里，帕纳耶夫很赞赏《青年》。我很高兴，修改了《一个被贬谪的军官》的校样。［……］

十二月七日 起身很迟，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信，做体操，在家吃午饭，读了《穷新娘》[40]，太差劲了。男主人公的情人倒写得好。去看了杂技，不知为什么到久索那里去吃了晚饭。读了德鲁日宁的第二篇评论[41]。他的弱点在于他永远不会怀疑：这是不是一派胡言呢？

十二月十一日 读《李尔王》[42]，不怎么感动。做了体操，在家吃午饭。访博特金，在那里碰见安年科夫[43]和德鲁日宁，吃了晚饭。我满怀愁绪。

[1]与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同居的女人。

[2]塔·亚即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叶尔戈利斯卡娅姑姑。

[3]德·托尔斯泰卒于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4]这场争吵发生在二月六日。屠格涅夫于二月八日在给博特金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同托尔斯泰吵翻了。唉，老兄，没有教养这一点不可能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出来。前天在涅克拉索夫家吃饭的时候，他对于乔治·桑说了许多庸俗、粗野的话，简直无法转述。争论扯得很远。总而言之，他激怒了所有的人，很丢脸。”

[5]指《贵族的家庭》，未完成。

[6]消息不确。结束东方战争的条约于一八五六年三月十八至三十日才在巴黎签订。

[7]第一次提到想写短篇小说《两个骠骑兵》。

[8]有三份草稿保存下来。

[9]康·德·卡维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主张保护农民的全部财产，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付给地主“酬金”。

[10]这是一份解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农奴的计划提纲。内容是，免除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交给农民使用，大约每户可分得四俄亩半，每俄亩由农民支付一百五十卢布，三十年内付清，到那时土地便归农民所有。

[11]德语：自尊。

[12]指屠格涅夫所作《多余的人的日记》。

[13]斯帕斯科耶是屠格涅夫的庄园，波克罗夫斯科耶是托尔斯泰的妹夫的庄园。

[14]当地一位医生。

[15]第一次提到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

[16]即《石客》。

[17]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18]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预定在八月二十六日举行。

[19]可能指作者在喀山时期写的哲学短评。

[20]指《讲求实际的人》或《贵族的家庭》。

[21]他读了帕·瓦·安年科夫编的《普希金文集》第二、第三卷，包括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〇年间的短诗，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间的短诗、童话和《西斯拉夫人之歌》。

[22]小说内容不详。

[23]作者于一八五二年底开始写《逃亡者》，用的是诗体，保存下来的有五十二行。

[24]瓦列里娅是图拉一地主、托尔斯泰家的邻居弗·米·阿尔谢尼耶夫的女儿。

[25]莫蒂埃是瓦列里娅的钢琴教师。

[26]即《少年维特的烦恼》。

[27]叶·彼·科瓦列夫斯基，一作家，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曾在戈尔恰科夫的司令部供职。在这封给他的信中，作者写道：“随这班邮件呈康斯坦丁诺夫退役申请书一份……如果您看到我这位尊敬的首长，请您对他说，别把我退役之事压下。”

[28]指《叔叔的祝福》，只保存下简短的提纲和人物表。

[29]奥莉加是瓦列里娅的妹妹。

[30]达拉甘于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五年任图拉省省长。

[31]指亚·尼·阿尔谢尼耶夫，当时是图拉省贵族长。

[32]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

[33]即俄国剧作家亚·奥斯特罗夫斯基。

[34]当时此杂志刚出版两期。

[35]《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是十九世纪初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所作的诗体喜剧。

[36]作者在为《祖国纪事》杂志写《一个地主的早晨》，为《读者文库》杂志写《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37]《嘉尔曼》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所作。

[38]指《贵族的家庭》或《讲求实际的人》。

[39]一宫廷女官。

[40]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

[41]指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评论家亚·瓦·德鲁日宁写的《对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的评论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的。

[42]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43]帕·瓦·安年科夫（1812—1887），俄国文学评论家。

一八五七年

一月一日 ［彼得堡］ 一夜没睡好。这几天听音乐听得太多。今天十一点多钟醒来，收到屠格涅夫的一封干巴巴的、但却是亲切的信。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干巴巴的短信[1]，还给涅克拉索夫写了一封[2]，经人劝阻，未寄出。翻译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3]，在博特金家吃午饭的时候我朗读了自己的译文，不受欢迎。［……］

一月二日 起身很迟，去做了体操，从那里再到博特金家吃午饭，从博特金家出来同安年科夫一道去德鲁日宁处，我们在他那里写好了基金会草案[4]。上午读了别林斯基的文章[5]，我开始喜欢他了。头痛得厉害。

一月四日 一点多钟起身。论普希金的文章[6]妙极了。我现在才懂得了普希金。做过体操。在博特金家吃午饭，只有帕纳耶夫在座，他给我朗诵了普希金的作品，我到博特金的书房里去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然后坐在沙发上无缘无故地失声痛哭起来，这是幸福的眼泪，充满诗情的眼泪。这一向我感到幸福极了。道德方面的迅速进步使我陶醉。晚上去德鲁日宁家，后来又去皮谢姆斯基家，过得意外地愉快，他的妻子一定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

一月十二日 ［赴莫斯科途中］ ［……］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7]糟透了。

一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 谢·季·阿克萨科夫家有朗读会。《童年》[8]美极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肥缺》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需要写写受贿者们，他做得很好。自尊心强得不得了。门格登是个出色的女人。晚上在苏什科夫[9]家。丘特切娃[10]很可爱。

新历二十一日 ［巴黎］ 这些日子一直在旅途中。脑子里乱糟糟的，笔记也没有头绪。今天抵达巴黎。我独自旅行，没带仆役，一切自己动手。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人事关系，春日的气息我已经嗅到了。一定要开始一个新的时期。要井井有条，而首要的是，每天至少四小时独处，工作。我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合不来。花了许多钱，可什么也没看到。［……］屠格涅夫多疑、脆弱到可悲的地步。涅克拉索夫阴沉沉的。

［二月二十五日，新历三月九日 巴黎——第戎］ 二月二十六日，新历三月九日。睡得不好。八时动身，途中打牌了。屠格涅夫什么也不信，这就是他的不幸，他并不爱，可又喜欢爱。去澡堂洗澡了，是个藏污纳垢之所。虽然有种种舒适的设备，对于我们俄国人却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二月二十六日，新历三月十日 第戎］ ［……］和屠格涅夫一起参观教堂。已吃过午饭。曾在咖啡馆下棋。屠格涅夫的虚荣心好比聪明人的一种习惯，是可爱的。吃午饭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说我认为他高出于我之上。去北方之星剧院，Sakinkers［？］。晚上写了一章，不坏。

三月一日，新历十三日 起身很迟。屠格涅夫没有兴致。想去巴黎，他不能独处。唉！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我给他朗读了《不可救药的人》[11]。他仍旧很冷漠。我们几乎吵起来。一整天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三月四日，新历十六日 ［巴黎］ 起身很迟。去参观荣军院。那个坏蛋[12]简直被奉为神明。士兵们是些受过训练的野兽，训练得见人就咬。他们应该饿死。断了腿真是活该。圣母院，第戎的圣母院好些。枫丹白露。真叫人难受死了。花了许多钱。去特鲁别茨科伊[13]家吃午饭迟到。我已经不喜欢公爵小姐了。休姆做了，没做成。[14]得亲自试一试。顺便去看屠格涅夫。他这个人不好，既冷漠，又无用，可是在艺术方面却非常聪颖，而且不伤害任何人。收到二哥的急电，回复了。愁绪满怀。唯一的排解办法是活动。

三月五日，新历十七日 ［……］顺便去看屠格涅夫。不行，我得躲开他。我对他的功劳已经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并且从各方面去迁就他，但是同他要好却做不到。

三月七日，新历十九日 昨夜忽然产生怀疑一切的情绪，使我痛苦。现在我虽然不痛苦了，而怀疑仍旧盘踞在我心里。为什么呢？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止一次以为我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然，我还没有用现实生活肯定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起得早些，勤奋地学意大利语。出去闲逛，向旺多姆柱走去，在林荫道上漫步。下午五时屠格涅夫来了，面上似有愧色。有什么办法，我尊敬他，器重他，甚至可以说爱他，但是与他不相投契。［……］

三月十五日，新历二十七日 起身迟了。去凡尔赛宫。感觉知识不够。［……］去轻歌剧院，龌龊得很。《鬼钱》（《Diabled’argent》）[15]也是如此。［……］参观了Père-Lachaise[16]。

四月四日 十二时起身。开始写的时候很不起劲。读巴尔扎克的作品[17]。他们放布里孔进来了，我就出了门，好摆脱他，下午五时才返回。读意大利文本的《弥拉》（《Myrha》）[18]，在楼上吃饭。去看了Ristori[19]——为了一个诗意的冲动，竟值得叫人看五幕充满谎言的戏。感谢上帝，像拉辛[20]的正剧之类的诗意的痛苦，在我国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发生。在家写了一页，一时许就寝。

四月六日 病，七时起身，出去看执行死刑。白白胖胖的壮健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书》，接着是死，多么荒谬！这印象极强烈，亦非徒然。我不是一个从政的人。道德和艺术我懂，我爱，也行。［……］去屠格涅夫那里。他已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胡扯了，既不相信理智，也不相信人，什么也不相信。然而我心情愉快。铡头机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促我反思。

四月八日 ［巴黎——安贝里约］ 八时醒来。到屠格涅夫那里去。两次向他道别出来我都不知为什么哭了。我非常爱他。他已经并且还在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十一时动身。在火车上很无聊。等到夜里换乘四轮驿车以后，却见一轮满月，好似置身盛宴上。一切都跃入眼帘，放射着爱和欢乐的光辉。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又真诚地感谢上帝给了我生命。

四月十五日 ［日内瓦］ 起身迟了，沐浴。在浴室读《人间喜剧》（《ComédieHumaine》）[21]的序言，浅薄而又过于自信。读了一点革命史[22]和吉拉丹[23]所著的《论新闻自由》。写得虽然诚实，却很空洞。［……］

四月十六日 收到屠格涅夫的一封亲切的信，今天写了回信。去教堂做过两次礼拜。读吉拉丹的《论新闻自由》。写得好，但是没有作出结论。我写了一点。许多地方重新考虑了。我必须做三件事：（一）受教育，（二）在诗歌方面用功，（三）行善。每天都要检查这三件事做得怎样。

四月三十日 ［克拉朗］ 一早起身，散步，读到英人对中国做的丑事[24]，并且同一个英国老头辩论此事。写了一点诗体的《哥萨克》，看上去好一些，还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25]整天读革命史。

六月十七日 ［都灵——圣马丁］ 一早醒来，沐浴，去Atheneum[26]，有羡慕这种年轻、有力的自由生活之感。我们一起去咖啡馆。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六月十九日 ［格雷索内］ ［……］《哥萨克》写了两页。读令人赞叹的歌德作品《欢迎与离别》。［……］

七月七日 ［卢塞恩］ ［……］造访了一处私宅。从那里回来时已经入夜，天空是阴晦的，月亮难得从乌云后面钻出来，可以听见几个人的美妙的嗓音，宽阔的大街上有两座钟楼，一个身材极小的人弹着吉他在唱蒂罗尔民歌，出色极了。我给了他钱，请他对着瑞士饭店唱一曲，不错。他喃喃着羞涩地走开了，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跟着他。而在此以前，这群人和阳台上的人都默默地站着。我追上去，请他到瑞士饭店喝一杯。我们被领进另一间大厅。这位演员是个鄙俗之徒，但颇动人。我们喝着，侍役哈哈大笑，看门人也坐下来。这激怒了我，我把他们骂了一顿，发了很大的脾气。[27]夜是美妙的。我的心热烈地渴望着什么啊？我不知道，但不是尘世的幸福。也别相信灵魂不灭！——当你在心灵中感觉到这种无法估量的伟大的时候。我望望窗外，窗外既黑暗，又破碎，又光明。死亦无憾！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怎么啦？要走向何方？现在又在哪里呢？

七月十日 健康，八时沐浴，写《卢塞恩》直到吃午饭，写得不少。读完弗赖塔格的小说[28]，不好。［……］

七月十一日 ［卢塞恩——萨尔嫩］ 七时起身，沐浴。午饭前写完《卢塞恩》，很好。要大胆一些，否则除了优雅妩媚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而我得说许多新的有道理的话。［……］

七月十六日 ［……］暑热难当。午饭后尽力写了一阵。虽然天热，还是读了《威廉·迈斯特》[29]和《勃朗特小姐》[30]［……］

八月六日 ［德累斯顿］ 健康状况更坏了。去逛过书店、乐谱店，眼睛都看花了。挑选了一些乐谱和书，又去画廊，除了一幅圣母像，对其他的一切我都很冷淡。［……］

俄历八月一日 ［彼得堡[31]］ 健康状况很糟。为他们[32]朗读了《卢塞恩》。打动了他们。［……］

八月二日 在家看书。萨尔蒂科夫[33]有才华，而且是一个严肃的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

八月六日 我决定离开。不管好还是不好，我全部加工完毕。九时出发。俄罗斯令人厌恶。我简直就不喜欢它。健康状况好转。

八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时起身。五时马还没有到。总算出发了。半路上遇见瓦西里[34]。十一时到亚斯纳亚。你好，我的……[35]亚斯纳亚真美啊。我心情既好又悲哀，不过俄罗斯令人厌恶，我觉得自己被这种粗野、虚伪的生活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佐林[36]在驿站上挨了一顿揍，我本想为他说话，可是瓦西里向我解释，为此必须贿赂医生。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拳打鞭抽。路上我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主要是文学创作，其次是家庭义务，再其次是庄园经营，而经营之事我应该交给村长去管，方式尽量温和，逐步改善，只要两千卢布，其余的用在农民身上。我的主要障碍是自由主义的虚荣心。要像狄度[37]那样，要求自己每天做一件好事就行了。

八月九日 ［皮罗戈沃[38]］ 九时起身，健康状况不佳。村长十分鄙视我，而我又拿他没办法。［……］去皮罗戈沃。人们的贫困和动物受的罪都很可怕。［……］

八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日无事。读《伊利昂记》[39]，这才叫妙呢！给里亚比宁写了一封信。《高加索的做事》[40]得全部改写。［……］

八月十七日 只是读《伊利昂记》，利用间歇处理庄园事务。［……］《伊利昂记》迫使我重新考虑《逃亡者》。

八月二十六日 身体还可以。一清早就处理庄园事务。各方面情况都不好，尤其是又把我拉回到农奴制轨道上去了。可我又不想以新的建树来折磨自己。我决定买下巴布林诺村的地。午饭后开始打场。贾布列夫[41]拒绝了。我读了柯里佐夫[42]的作品，很美，有无限的力量。发了五张解放证。将来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可是让人们的处境好一些，即使得不到任何感激，终归是正事，心里总会有所得。明天天不亮出门。[43]

八月二十八日 我二十九岁了。七时起身。妹妹一个人去斯帕斯科耶，激怒了我。[44]这次我们见面比较冷淡。姑妈说得对，她欣赏这个圈子里的人并不是她的过错，但她欣赏的是一个非常丑恶的圈子。

二哥走了。我同他越来越投契。主要的是，得找到一根能够打动人的弦，并且把这根弦给他。斯帕斯科耶庄园有人[45]来了，无聊得很。孩子们倒可爱！姑妈真好，她的一切告诫都是珍贵的真理，不管告诫的形式怎样怪诞，庸俗。只需善于辨别。［……］读《死魂灵》第二部，写得粗糙。［……］

八月二十九日 ［从皮罗戈沃去维尔霍乌皮耶途中］ ［……］读完《伊利昂记》的美得不可思议的结尾。我对自己的创作浮想联翩，又是《哥萨克》，又是《远离庄院的田野》，又是《青年》，又是《爱情［？］》[46]。很想写最末一篇，无稽之谈。那三篇都有扎实的材料。［……］读《福音书》，许久不读了。是在读《伊利昂记》之后。荷马怎么会不懂得善就是爱！新发现。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十月三十日 ［莫斯科］ ［……］《帕祖欣之死》[47]糟透了。［……］想坐在家里写作。彼得堡起初使我丧气，后来又完全恢复了我的自信。我的声誉完了，或者说危在旦夕。我心中十分难过，现在平静些了。我知道，我有可写的，也有力量写好。到时候让公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要认真工作，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就任他们向祭坛上吐唾沫去吧！[48]

十一月十一日 ［……］费特[49]来吃午饭。他朗读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50]。他的谈话激起了我对艺术的热情。《哥萨克》应该由悲剧开始。我睡不着。

十一月二十四日 写《沉沦者》[51]。见到丘特切娃。不知为什么窘得厉害。［……］《梦》[52]写完了，不坏。［……］

十一月二十七日 读了《死湖》[53]，真糟。费特来了。［……］

十二月三日 写得不多。在费特那里吃午饭。总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译文不好。［……］

[1]作者在这封信里提到他为发表《青年》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而奔走，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还抱怨自己孤独。

[2]此信内容不详。

[3]指《皇帝的新衣》，译文散失。

[4]由德鲁日宁发起建立的资助贫困的文学家与学者的文学基金会章程草案。

[5]十九世纪俄国评论家维·格·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的文章。

[6]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第五篇文章。

[7]大约是《首都的亲戚》。

[8]指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所著《巴格罗夫之孙的童年时代》中的一章。

[9]十九世纪俄国剧作家、诗人尼·瓦·苏什科夫。

[10]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费·伊·丘特切夫的女儿。丘特切夫的妹妹是苏什科夫的夫人。

[11]最后改题为《阿尔贝特》。

[12]指拿破仑一世。

[13]作者的表舅。

[14]指一次招魂会，未获成功。

[15]《鬼钱》是巴黎杂技场上演的三十景华丽幻梦剧。

[16]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许多法国著名作家死后安葬于此。

[17]指《贝姨》。

[18]《弥拉》是取材于古代神话的悲剧，十八世纪意大利剧作家阿尔菲耶里所著。

[19]可能指著名悲剧女演员里斯托里（1822—1906），她在《弥拉》一剧中的表演确立了她作为悲剧女演员的地位。

[20]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21]《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所著。

[22]《旧制度与革命》，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阿·托克维尔所著。

[23]吉拉丹是法国著名新闻记者。

[24]指英国帝国主义侵华的鸦片战争。

[25]究竟用韵文体写《逃亡者》，还是用诗体写，作者还在犹豫。

[26]都灵美术学院，那里有一著名画廊。

[27]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卢塞恩》中写了这件事。

[28]指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所著长篇小说《借方和贷方》，该书宣扬德国商人的“事业心”和市侩道德。

[29]即歌德所著《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30]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所著《夏洛特·勃朗特传》。

[31]作者离开德累斯顿以后，还去过柏林、什切青，于俄历七月二十七日由海路回国，七月三十日抵达彼得堡。

[32]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夫妇。

[33]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作家。这天托尔斯泰读的是他写的《外省散记》。

[34]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35]这是模仿普希金的著名短诗《乡村》首句。

[36]佐林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一农民。

[37]古罗马皇帝。

[38]皮罗戈沃是托尔斯泰的二哥的庄园，在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

[39]传说为古希腊诗人荷马所作。

[40]指《哥萨克》。

[41]即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42]阿·瓦·柯里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出身民间，自学成才。

[43]去皮罗戈沃打猎。

[44]作者担心他妹妹迷上屠格涅夫。

[45]指作家屠格涅夫的叔叔婶婶，他们代管斯帕斯科耶庄园。

[46]可能指《家庭幸福》。

[47]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作的喜剧。

[48]参见普希金于一八三〇年写的短诗《给诗人》末句。

[49]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

[50]指费特翻译的这部莎士比亚悲剧。

[51]《阿尔贝特》的另一题名。

[52]指《沉沦者》中那个乐师所做的梦。

[53]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娃合写的长篇小说。

一八五八年

一月十九日 ［莫斯科］ 丘特切娃。我摆脱不了她的吸引力。这甚至使我懊恼，尤其因为这不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美。八时起身。写了几封信，读了一章。大哥建议我留下树。[1]同大哥一起出去散步。人群。克里姆林宫，别尔斯家[2]。在家会见奇切林[3]。整个哲学和他的哲学都是生活和诗歌的敌人。越是公正就越是一般化，也越冷酷；越是虚假就越是动听［？］。我一千次对自己说，我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去剧院了。《为沙皇献身》[4]合唱很美。去俱乐部了。《阿霞》[5]糟透了。

一月二十日 一早起身。反复考虑《三死》，写出了《树》。不是一挥而就。［……］

一月二十一日 七时许起身。给瓦西里写了一封信，读了日记、《福音书》，考虑并重写《树》。［……］

一月二十四日 起身很迟。写完了《三死》。［……］

三月二十一日 牙痛得厉害。［……］我全神贯注于《哥萨克》中。政治排斥艺术，原因是，政治为了证明必须偏颇。［……］

三月二十八日 奥斯特罗夫斯基、阿克萨科夫、苏霍京。完全无所事事。晚上在苏什科夫家。唉，我对丘特切娃冷淡了。其余的一切简直就使我反感。

四月九日 ［莫斯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天亮前起程，春天到了。一出城就感觉到新的欢欣。后来是牙痛。入夜抵达亚斯纳亚。

四月十四日 ［……］散步片刻。总的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过爱情故事的结尾明确了。军官应该不再爱她了。[6]［……］

五月十、十一、十二、十三日 美妙的圣三一节。雇工们粗糙的手里拿着蔫了的稠李，瓦西里·达维德金那气喘吁吁的嗓音。我瞥见阿克西尼娅[7]，非常美。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枉费心机地等她。［……］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迷恋过。没有别的念头。很苦恼。明天集中全部精力。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了。今天是六月十二日。这段时间没有写什么东西。忙于庄园事务，而多半是东跑西跑……到皮罗戈沃去过。费特在。大哥待了一天。我辞了瓦西里[8]。昨天屠格涅夫来了。据他说，我更成熟了，同他好相处。我朗读了《三死》，写得差劲。想工作，主要的是有条不紊。

九月四日 ［……］去看大哥和屠格涅夫，大哥在家很可爱，屠格涅夫别扭得叫人受不了。费特是个宝贝。选举过了。我成了本县的敌人。[9]［……］屠格涅夫在同我妹妹的关系上表现得真恶劣。糟透了。我赌牌赢了。很想工作。我三十岁了。

九月十五日 莫斯科 一个夏天我就这么老了，疲于生活。我常常惊恐地自问：我爱什么？什么也不爱。真的什么也不爱。这种状况真可怜。生活上的幸福不可能实现。不过做一个完全精神化的人，“一个地上的居民而又不知肉体需要为何物”，倒轻易些。我在莫斯科。为了办事，我得在这里逗留一星期。见到科尔什和丘特切娃。我几乎准备不在乎有无爱情娶她为妻，可是她尽量冷淡地接待了我。［……］

九月十七日 满怀愁绪地闲逛了一上午。在别尔斯家吃午饭。女孩子们真可爱！［……］

十二月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写了一点，但是庄园事务太分心。今天十三日，我在莫斯科。昨天在费特那里嗅到的文学使我反感。我的想法是，在得到普遍的、有两年是有节制的赞扬，并且几乎坐上第一把交椅这种最令人艳羡的条件下开始文学生涯之后，我可不想领教徒有其表的文学了，谢天谢地！应该悄悄地、平心静气地写，不以发表为目的。写好一张有关贵族问题的字条，没有给任何人看就烧掉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孩子们一起到莫斯科来。再次抵押没有办成。到处都需要用钱。我去猎熊了，二十一日打死一只，二十二日我被咬伤。[10]花了数不清的钱。

[1]短篇小说《三死》是以贵妇之死结尾还是以树之死结尾，当时尚未决定。

[2]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的娘家。

[3]鲍·尼·奇切林（1828—1904），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八年为莫斯科大学教授。

[4]即十九世纪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作的歌剧《伊万·苏萨宁》。

[5]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6]指《哥萨克》的结尾，最后作者摈弃了这个方案。

[7]村中一农妇，作者年轻时同她关系密切。

[8]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9]九月一日至四日在图拉市召开的省贵族大会上由选举产生了一个改善农民生活委员会，在由一百零五位贵族发表的必须解放农奴、使之享有土地的声明上，托尔斯泰签了名。

[10]作者同费特一起去猎熊，被母熊抓伤额头。此事写在故事《心甘情愿》中。

一八五九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今天也是。头还疼。今年应该结婚，否则永远不结婚。新年第一天过得太冷清了。简直没有见到一个人。我在写一篇不起眼的作品[1]。［……］

五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回到乡下一周了。庄园事务进行得不好，使我厌烦。收到《家庭幸福》[2]。这是篇丢人的龌龊的东西。我对一切都冷淡到令人难堪的地步。想起阿克西尼娅只有反感的情绪，只记得她的肩膀。弗依耶[3]是个伟大的天才。我觉得自己可悲。今年我的心对一切都如死灰一般。连伤感的情绪也没有。只需要工作和忘怀，忘掉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忘的。忘掉我还活着。今天我祈祷了，想强迫自己有规律地工作，并且行善，哪怕只有不多的一点。［……］

十月九日 从五月二十八日到今天我在乡下。杂乱，暴躁，寂寞，无望，慵懒。过问庄园事务，但是做得不好，而且也少。眼睛里仍旧只有阿克西尼娅。妹妹离开我回她自己家里去了，我跟她几乎吵翻。今年夏天我打人两次。八月六日我曾去莫斯科，想研究植物学。这当然是幻想，是孩子气。到利沃夫家去过，一想起这次访问，我就要发出一声长啸。我暗自决定，这是我作的最后一次结婚的尝试了[4]，不过这也是孩子气。［……］我又在家中了，不知怎地，心情平静，自信能够实现我的各种静静的道德完善计划。［……］

[1]《家庭幸福》。

[2]指这篇小说的第二部分校样。

[3]弗依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于一八五八年出版了他的《一个穷青年的小说》。

[4]作者曾试图向儿童作家利沃夫的女儿求爱，但没有成功。

一八六〇年

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机械地想起了祷词。向谁祈祷呢？在想象中如此清楚，以至可以向他祈求，同他交流的上帝是什么？如果我能想象出这样一位上帝，那么他对于我也就再无一点伟大之处了。可以祈求，可以供奉的上帝是理智孱弱的表现。上帝之为上帝，正因我无法想象他的整个实体。他本不是一个实体，他是法则和力量。让这一页日记留下志我信服理智的力量吧。

二月十六日 昨天我对庄园事务作了某些改革。读了一会儿书，教了一会儿书。[1]［……］

五月二十六日 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到我的奇异的宗教和当代的宗教，进步的宗教。有谁对一个人说过进步好。这只不过是缺乏信仰，是一种披上信仰外衣的对自觉活动的要求。人需要精神振奋，Spannung[2]——的确如此。［……］

新历八月二日 ［基辛根］ 两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写什么。今天是［俄历］七月二十日[3]。我在基辛根。[4]我尽力回过头去补记，从今天起到出国时为止。

昨天七月十九日 读教育史[5]。路德真伟大。[6]我出去散步。这里的短工比我们的村妇干活少一倍，一天挣二十戈比。愚昧、贫困、懒惰、软弱。一切由政府供给，这种种优越性扼杀了一切私人的竞争。宗教教育只是念《圣经》，不解释，也不删简。

七月十七日 参观了一所小学。可怕极了。为国王祈祷，挨打，什么都死记硬背，孩子们吓得胆战心惊，极不正常。

新历八月四日 读里尔[7]和赫尔岑[8]的著作。赫尔岑有不受约束的头脑，病态的自尊心，但他的广度、机敏、善良、雅致是俄罗斯式的。我打猎了，还写了家信。

新历八月五日 蒙田[9]第一个清楚地说出教育自由的思想，而主要的平等和自由又在教育中。

十月十三日，新历二十五日 耶尔 大哥去世快一个月了。[10]这件事使我严重地脱离了生活的轨道。还是那个问题：为了什么？我动身去那里的时间已经不远。去哪里呢？哪里也不去。我试图写作，勉强自己写，写不下去的原因只在于我无法赋予这工作一种意义，而我必须赋予它这种意义才有力量和耐心去做。在大哥下葬的时候，我忽然想写一部唯物主义的福音书，唯物主义者基督的生平。[11]［……］大哥的死给我留下一生中最强烈的印象。马赛。学校不在学校里，而在报刊上和咖啡店里。[12]

十一月十日 大约十年以来我不曾有过像最近三天这么丰富的形象和思想了。丰富得使我无法下笔。

十一月十三日 人对人的根本要求是正义。人在自己对世界的关系中寻求的也是这种关系。没有未来的生活就没有这种关系。合理性！自然科学家们会说，这是大自然的唯一不变的规律。在人的精神现象，如爱、诗等最好的现象中，不存在合理性。不存在。这一切存在过，可是往往不及表现就逝去了。大自然给予人对诗和爱的要求，从而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合理界限，如果合理是它唯一的规律的话。

[1]从一八五九年十月底起作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教农民子弟。

[2]德语：紧张。

[3]应为七月二十一日。

[4]作者于六月二十七日同他妹妹和妹妹的孩子们一起出国，目的是了解欧洲办学情况。基辛根是巴伐利亚的一个疗养地。

[5]卡尔·鲁梅尔所著《教育史》。

[6]作者参观了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当年开始翻译《圣经》的那个房间。

[7]亨利·里尔（1823—1897），德国学者、作家。

[8]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

[9]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下面这段话由阅读卡尔·鲁梅尔的《教育史》引起。

[10]尼古拉·托尔斯泰死于肺病。

[11]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12]马赛的学校和收容院给作者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与此对比，他觉得俱乐部、博物馆、剧院、报刊倒是真正能教育人民的学校。

一八六一年

四月一日，新历十三日 ［魏玛］ 这四个月当中发生的事情现在很难记下来——意大利、尼斯、佛罗伦萨、里窝那。试图写阿克西尼娅[1]。那波利。大自然和古代给我的第一个活生生的印象——罗马——回到艺术世界——吉耶尔——巴黎——同屠格涅夫接近——伦敦——没有什么——对文明反感。布鲁塞尔——感到家庭的温馨[2]。［……］爱森纳赫——途中——想到上帝和不朽。上帝恢复了就有希望和不朽。［……］

四月十六日 ［魏玛］ ［……］徒步走去。在山上的树林里，我陶醉于大自然间，淳朴而幸福。［……］途中我一面扔石子一面思索着艺术。能不能只把立论当做目的，而不把塑造人物性格当做目的？好像可以，我就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普遍的宗旨，而是我的宗旨。

［四月九日，新历二十一日，柏林］ 五时起身。一路上都健康、快乐。［……］奥尔巴赫[3]！！！！！！！！！！一个可爱极了的人！EinLichtmiraufgegangen.[4]他写的关于陪审员，关于大自然给人的第一印象——《赎罪之夜》（《VersöhnungsAbend》），关于基督教新教牧师克劳泽尔等的故事。像人类精神一样，没有比这更高的东西了。他朗诵诗也好极了。他说音乐是pflichtloserGenuss[5]，是转向奢侈腐化的开始。《Schatzkästlein》[6]中的一篇。他四十九岁，直率，年轻，有信仰。不是否定派诗人。

［四月十二日，新历二十四日］ 国境线到了。我健康，快乐。俄罗斯给人的印象难以觉察。

四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 德米特里耶夫[7]来了，他聪明，文静。热姆丘日尼科夫[8]不幸的是自尊心太强而又没有才能。在家吃午饭。卡特科夫[9]是如此才疏学浅、鼠目寸光，正好适合公众的口味。［……］

五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天未写日记。与费特夫人同行，很觉乏味。［……］我被委任为调解人，我接受了。[10]到图拉去了一趟，说了许多废话，开始骄傲了，因此也愚蠢了。马尔科夫[11]拒绝来当杂志[12]编辑。总的来说，杂志的主导思想弱了。皮罗戈沃庄园一片混乱，我也没有为二哥帮上忙。忘记写下在别尔斯家度过的快乐的一天，但是我不敢娶丽莎[13]。

明天一早写《波利库什卡》，读《法令》[14]，晚上给学校拟教学大纲，备课。

五月十二日 呈上办学申请书[15]。我是本教区的教师。体操苦了他们。花园里的课讲得很好。回家以后很想写《哥萨克》。［……］

六月二十五日 和屠格涅夫吵架吵得好，[16]彻底吵翻了——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不过我想，以后我会忍不住原谅他的。调解人的工作没有给我提供多少素材，却使我同所有的地主完全吵翻，而且看来也完全损坏了我的健康。学校的工作有条有理，可我又担心它缺少生气。因为患病，我没有去。拟好了计划[17]。

九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关于屠格涅夫我说过的话不错。我已经想给他写信请求他原谅了，可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写。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要抓住他不放。丽莎·别尔斯在诱惑我，但这事不会成。只有实际考虑不够，可又没有感情。

九月二十三日 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18]。［……］

[1]指短篇小说《牧歌》，或其第二稿《吉洪和马拉尼娅》。

[2]这种情绪由拜访科学院副院长米·亚·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家引起。

[3]伯·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他所著《黑林山地区的农村故事》将宗法式的农村视为理想。

[4]德语：一道阳光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5]德语：不要人承担义务的享受。

[6]一组民间故事。

[7]费·米·德米特里耶夫（1829—1894），俄国法学史家。

[8]一诗人。

[9]《俄国导报》主办人。

[10]俄国农奴制废除后设立调解人以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作者任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第四区调解人，直到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1]图拉中学一教员。

[12]作者创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13]丽莎是未来托尔斯泰夫人的姐姐，当时她的家人以为托尔斯泰属意于她。

[14]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批准的《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等。

[15]申请当局正式承认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

[16]这场争吵发生在诗人费特的庄园斯捷潘诺夫卡，起因是屠格涅夫讲他雇的家庭女教师要他女儿给穷人补衣服，以示对穷人的善心。托尔斯泰指出，“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膝上放着又脏又臭的破衣服，是一种不真挚的表演。”屠格涅夫听了大为恼火，回答了一些粗鲁的话。二人几乎决斗。到一八七八年他们才言归于好。

[17]《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头几期的出版计划。

[18]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据托尔斯泰夫人在她的日记里说，信中有如下的话：“如果我侮辱了您，请您原谅我，想到我有一个仇人真叫我难过得受不了。”

一八六二年

八月二十三 ［莫斯科］ 在莫斯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牙痛得厉害，在别尔斯家留宿。一个孩子！好像是！可却搅乱了我的心。但愿我能摆脱困境，占据一个明确的正经的位置。应该写两篇文章，一篇谈马尔科夫[1]，一篇谈识字委员会[2]。呈皇上一信[3]。观看了演习[4]。［……］我担心这也是对爱情的渴望，而不是爱情。我尽力只看她[5]的缺点，可还是有那个念头。一个孩子！好像是。

八月二十六日 步行去别尔斯家，平静，舒适。女孩子们在欢笑。索尼娅不好看，俗气，可是使我觉得有趣。她给我看她写的小说[6]。真实朴素得有力。事情不明朗使她烦恼。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既没有屏息，也没有一点嫉妒或者羡慕的迹象，不过“相貌极不引人注目”、“论事变化无常”这两句话大大触动了我。现在我已经平静下来。这些话都不是针对我说的。工作，只能以此满足我的需要。

八月二十八日 我三十四岁了。一起身心情就是忧郁的，这已经成为习惯。［……］工作了一阵，不该给索尼娅写那几个字母[7]。［……］这么难看的一副嘴脸，你就别想结婚啦！你的使命不在此，所以上天的赐予才这么丰盛。

八月二十九日 ［……］写得不好。你若回避实质性的东西，结果就会变成废话。在家吃午饭。去见别尔斯[8]，同他一起去波克罗夫斯科耶[9]。没什么，没什么，沉默……同先前一样，不是爱情，不嫉妒，甚至不遗憾，可又像是，有一种甜蜜感——一丝希望（不应有的希望）。猪猡。有一丝，像遗憾和伤感一样。可夜是奇妙的，感情是好的，甜蜜的。她强令我破释那些字母。我很窘。她也一样。她们家里发生过争吵。一切都不自然。波波夫[10]聪明可爱得非同寻常。我伤感，可是很好。妹妹说：你还在等待。怎么能不等待呢？

八月三十日 ［……］在家吃午饭，睡了一觉，后来去别尔斯家。索尼娅被带到П.[11]那里去了。我不嫉妒，不相信不是我。好像是时候了，可又已经天黑。她也这么说：伤感而平静。一起散步，亭子，在家吃饭的时候——那双眼睛，可是天黑了！……傻瓜，写的不是你，可我毕竟坠入情网，不过就像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12]和A.[13]一样。在她家留宿，睡不着觉，总在想她。她说：“您没有爱过。”我觉得真好笑，真高兴。

九月三日 在他们家，开始没什么，后来散步。“他不怎么样，您很健全，”长柄眼镜说，“请常来玩。”我放心了！路上我想：要么都是无心的，要么是感觉异常敏锐，要么是最庸俗的卖弄风情，今天一个，明天又换一个，主要的是，走开的一个为的是什么，或者是无心、敏锐、卖弄风情兼而有之。总的说来没什么，没什么，沉默。在我的想象中，有妻室的未来生活从不似这般明朗，快乐，平静。晚上在佩尔菲利耶夫[14]家。两位老人很乏味。我知道，瓦修克[15]，知道你干过些什么坏事，知道你们互相欺骗的勾当是怎样悄悄干起来的——彼此彼此。或许我的命运也是如此。Memento[16]，杜布利茨基，老鬼，利亚翁叔叔。可你感觉到：“MeinschönesHerz”[17]主要之点似乎就像这样简单，适时，没有激情，没有恐惧，没有一秒钟的懊悔。

九月七日 ［……］今天我独自在家，对自己的状况可以自由自在地考虑考虑。应该等待。杜布利茨基，你别涉足那个充满青春、诗歌、美和爱的地方，那里有武备中学学生。今天和瓦先卡在一起吃多了，面对面躺着呼哧呼哧喘气，这才是你的事。胡说，修道院、劳动才是你的事，站在那个高度上你可以平静而又快乐地观看别人的恋爱和幸福，我进过这所修道院，现在还要回去。对啦！

这段日记不真实。Arrièrepensée[18]是，她要在我这里，在我身边坐着阅读，而且……这也是为她写的。

九月八日 上午奥尔巴赫带着他妻子的文章来。还有瓦先卡、苏沃林[19]、萨沙·别尔斯[20]。于是我去别尔斯家吃午饭。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待在他的房间里，好像我偷了什么东西似的。[21]塔涅奇卡[22]神情严厉。索尼娅来开门，她似乎瘦了。对于我来说，她身上丝毫没有别人一向都有的那种程式化的诗意和讨人喜欢的东西，但是却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同萨沙顺路到村里去，一个村姑，农民中间的骚娘们儿，唉，叫我很感兴趣。）丽莎似乎平心静气地在支配我。天哪！如果她做我的妻子，她会表现得怎样的美丽而又不幸啊。晚上她好久都不把乐谱交给我。我憋着一肚子火。索尼娅摆出别尔斯家的塔季扬娜的姿态，我觉得这倒是给人以希望的迹象。夜里玩了个痛快。

九月九日 她脸红，激动。哦，杜布利斯基，别幻想。我同帕科[23]、萨沙一起回来，吃了午饭，睡了一觉。拿起工作又干不下去。我没有工作，而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不打算发出。离开莫斯科我不能，不能。我这样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也尽力不作任何计划，只觉得在莫斯科像是已经过了一年。

直到三点钟还没有睡着。我像个十六岁的孩子一样幻想着，苦恼着。

九月十日 十时醒来，由于夜间心情激动，觉得疲乏。工作不起劲，像一个小学生等着过星期天似的等着黄昏到来。出门散步。去佩尔菲利耶夫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24]真糊涂。去铁匠桥和克里姆林宫。她[25]不在家。她到年轻的戈尔斯金[26]夫妇那里去了。回来的时候神情严厉。我离开那里时又是一个被夺去希望的人，但却比先前爱得更深了。Aufond[27]仍存希望。一定得砍开这个结。我对丽莎的感情渐渐变得既含憎恨，又含怜悯。主啊！求你帮助我，教给我。我感觉，这又是一个无眠的恼人之夜。我这个嘲笑恋人的痛苦的人现在笑到自己头上了。我多少次计划对她，塔涅奇卡，说啊！结果都没有说。我开始从心底里憎恶丽莎。主啊，求你帮助我，教给我。圣母，帮助我吧！

九月十二日 一整天都在闲逛，做了体操。在俱乐部吃午饭。我恋爱了，虽然从前不相信这是可能的。我是个疯子，再这样拖下去，我会开枪自杀。晚上在她家。她各方面都很可爱。而我是个讨厌的杜布利茨基。应该及早提防。现在我已经无法止步。就算我是杜布利茨基吧，但爱情使我变得美好。是的。明天早上我要到她家去。有过机会，而我没有利用。我胆怯了，本来应该简简单单说出来。真想立刻回到那边去，在大家面前把话都说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

九月十三日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虽然二哥也来了。每天我都在想，不能再这样既感到痛苦又感到幸福，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疯狂。再一次怀着苦闷、懊悔和幸福的心情从她家出来。明天我一起身就去，把话都说出来，或者开枪自杀。

［九月十四日］ 夜三时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28]，明天，也就是今天，十四日，交给她。我的上帝，我多么怕死啊！幸福，而且是这样的幸福，我觉得简直不可能。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

［九月十五日］ 只睡了一个半小时，但很清醒，而且神经过敏得厉害，早上仍旧是那种感觉。到二哥那里去，我们嘲笑了灵魂的不朽。去克里姆林宫。造访了可憎的丘特切夫夫妇，然后去她家。情况似乎讲清楚了。她很奇怪……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的一切。去过佩尔菲利耶夫家。神经疲劳，躺下睡觉。但是睡得很少，六小时。昨天，十四日，我已经平静些了，今天更加平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九月十五日 还没有说，但是说了我有话要讲。我给瓦先卡讲了大哥去世的情形，像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明天。

九月十六日 说了。她回答是。她像一只被射伤的小鸟。没有什么可写。这一切忘不掉，也写不下来。

九月十七日 未婚夫，礼品，香槟酒。丽莎真可怜，而且阴沉沉的。她一定憎恨我。［……］

九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莫斯科］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个星期不知是怎样过去的。我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钢琴旁的一吻和魔鬼的出现，然后是对过去的嫉妒，对她的爱的怀疑，她自己在欺骗自己的念头。

关于那篇文章和卖文集的事[29]有好消息。举行婚礼那天恐惧，不信任，想逃跑。礼仪隆重。她泪痕满面。坐上马车。她什么都知道，因此很简单。在比留廖沃。她的惊恐。有点病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二哥很动情。姑妈已经在准备喜歌。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不是她。

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在亚斯纳亚。我认不出自己来了。我明白我的一切错误。我仍旧那样爱她，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工作无法做。今天吵了一次。我难过的是，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跟别人一样。我对她说，她伤害了我对她的感情，我哭了。她真好。我爱她更甚了。不过有没有虚假的成分呢？

十月十五日 这段时间我做的都是些所谓实际的事情。可是这种闲散使我感到沉重。我不能尊敬自己。因此我不满意自己，对待别人我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杂志我决定不再办下去了，学校好像也一样。[30]一切都使我苦恼，包括我的生活，甚至也包括她。必需工作……

[1]即为回答马尔科夫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理论和实践》一文而写的《进步和教育的定义》。

[2]《论国民教育领域内的社会活动》。

[3]一八六二年七月六、七日，托尔斯泰不在家，宪兵搜查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托尔斯泰就此事给亚历山大二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4]八月二十三日亚历山大二世亲临莫斯科霍登广场观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使托尔斯泰心情沉重。

[5]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索尼娅。

[6]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在小说《娜塔莎》中写了一个相貌极不引人注目的中年公爵杜布利茨基，他要娶女主人公的姐姐丽莎。在此后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往往称自己为杜布利茨基。

[7]作者给索尼娅写了几句话，每个字只写第一个字母，让她去猜。

[8]索尼娅的父亲。

[9]别尔斯家的别墅在此。

[10]索尼娅的一个追求者。

[11]即波波夫。

[12]作者童年时代的女友。

[13]亚历山德拉·奥博连斯卡娅。

[14]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佩尔菲利耶夫，作者的远房表姐夫，莫斯科省省长。

[15]瓦修克是瓦西里的小名。

[16]意大利语：记住。

[17]德语：“我的美好的心”。

[18]法语：潜意识。

[19]阿·谢·苏沃林是《新时代》报出版人。

[20]索尼娅的弟弟。

[21]索尼娅的父亲起初反对索尼娅同托尔斯泰结婚，以为托尔斯泰会娶索尼娅的姐姐丽莎。

[22]索尼娅的妹妹。

[23]别尔斯家的法语教师。

[24]佩尔菲利耶夫夫人，是作者的远房表姐。

[25]索尼娅。

[26]奔萨省一地主。

[27]法语：内心深处。

[28]指求婚信，信中说：“请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告诉我，您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只有您满心情愿，您才能大胆地说是；如果心里对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么您不如说否。”

[29]文章指《培养和教育》，当时的莫斯科书刊检查委员会未予通过，而人民教育部长戈洛温却批准了。卖文集之事则是指与书商斯捷洛夫斯基谈判出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30]作者结婚以后即不再去学校上课，不久该校就停办了。

一八六三年

一月十五日 莫斯科 开始一本新的日记，可是毫无新意。我仍旧是那样一个人，仍旧常常对自己不满，又仍旧坚定地相信自己，对自己抱着期望……我难道还不幸福吗？对于我幸福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我常常（在这段时间）感到不足的只是，缺少一种意识——意识到我已做了我应做的一切，以便充分享用我所秉有的，并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别人、为全体作贡献，以感谢他们对我的赠与。［……］

一月二十三日 有人曾对我说，我放过写作的时间可不好，这是真话。我很久没有这样强烈的写作愿望了，而且是胸有成竹的写作愿望。没有情节，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但我又觉得，任何情节我都编得出来，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一个西欧派教授的典型从各个方面来到我脑海中，他靠年轻的时候孜孜不倦的苦读取得了智力赋闲和愚蠢的证书。与他相反，另一个人直到成年始终保持着思维的大胆，保持着思想、情感、行动的一致。[1]还有一点，那就是大丈夫之爱，是严于律己、渗透一切、成为毕生事业的大丈夫之爱，与对华尔兹舞、显赫、虚荣、一时的诗意的迷恋相冲突。《波林卡·萨克斯》[2]，也许还有目前在上演的话剧《孰能无过，孰能免祸》[3]，我从未体验过比这更强烈的印象，没有一点虚伪的调子。修改了《哥萨克》，太差。公众大概会因此感到满意。得了一场热病，一直过着闲散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使我苦恼。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涨潮和落潮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和恐惧。可有的时候，今天便是，我害怕她由于年轻，不理解也不喜欢我内心的许多东西，为了我把自己内心的许多东西都扼杀了，然后本能地把所有这些牺牲都记在我的账上。［……］

二月二十三日 我的文章[4]已经寄出，很好，虽然还嫌草率。开始写作了。[5]不行。翻阅材料，浮想联翩，回到或试图回到抒情风格上来。很好。没有一定的想法和迷醉的精神状态我好像就不能写作。《悲惨世界》（《Miserables》）[6]是一部力作。［……］

六月十八日 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外露、叫我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东西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今天她明显地高兴同埃伦韦因[7]闲聊，引起他对自己的注意，加上这个疯狂的夜晚，使我忽然上升到以往的真实和力量的高度。只要她看过这段话，并且说：“我知道，这是嫉妒。”再安慰安慰我什么的，就能够使我平静下来，把我重新投入我从小憎恶的庸俗生活中去。而我过这种生活已经九个月了。可怕呀！我是个赌徒和酒鬼。我耽溺于庄园事务，以致毁掉了一去不复返的九个月。这九个月本来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我把它们弄成一生中几乎是最坏的时日。我要什么？我要生活得幸福，也就是为她也为自己所爱，可这段时间我憎恶自己。到此为止吧！——这话我写过多少次啊？现在我不写了。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永远像这样意识到你和你的力量。疯狂的夜晚。我在寻找你时无意中又可能开罪于你。这太糟了，会过去的，求你别发怒，要我不爱你我做不到。

我得说明，为了她（她会看我的日记）我倒不是不写真话，而是在许多可写的东西中间进行挑选，选出那些单为我自己我不会去写的东西。别人，一个最不足挂齿的人会使她高兴，这我理解，无论怎样无法忍受，我也不应该觉得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九个月以来我就是一个最不足挂齿、最懦弱、最无聊、最庸俗的人。

今天是月儿使我升华，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难怪今天我想到，像地心引力这样的规律也存在于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与精神的太阳之间。雄蜂只向着有阳光的地方飞。雌蜂则在暗处工作，繁殖，而在阳光下交配，嬉戏（即我们所谓的游手好闲）。明天我要写作。

第三次坐下来写。[8]把自己的幸福跟物质条件——妻子、儿女、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糟糕的，可怕的，荒谬的。疯僧有理。一个人可以有妻子、儿女、健康等等，但幸福却不在于此。主啊，求你宽恕我，帮助我。

八月五日 现在我写日记不是像从前那样为了自己一个人，也不是像不久前那样为了我们两个人，而是为了他[9]。六月二十七日夜里我们两人都特别激动。她肚子疼，翻来覆去，我们只以为是吃了浆果的缘故。到了早晨，她的情况更坏，五点钟我们醒来，昨天晚上就说好由我去接家人。她很烦躁，穿一件大袍子，大喊大叫，后来这一阵过去了，她微笑着说：没关系。我派人去请安娜来，主要是为了做一点我能做的事，而心里并不相信。我虽然心情激动，但并没感到不安，忙着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像战役开始之前，或者濒临死亡时刻一样。我没有多少感觉，为此我生自己的气。我想到图拉去，把一切安排得妥当些。

我和塔尼娅、萨沙[10]一起出门，我们有点不自然。我心情平静，可又不允许自己这样。在图拉我觉得奇怪的是，科佩洛夫[11]像平日一样，总想谈政治，药店伙计包好了几盒药。我们带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谢廖沙的接生婆）回家。我们乘车到家，没看见一个人。姑妈起初不愿意放我出门，她害怕，现在心绪不宁，急急忙忙走出来，惊恐而又和善地望着我说：怎么样？亲爱的，你回来了太好啦！发作过阵痛。我进屋去了。我的爱是那么认真，动人，坚强！她穿一件大袍子，敞着衣襟，里面是一件镶边的上衣，黑色的头发蓬乱了，皮肤显得粗糙的脸红红的，两只大眼睛像在燃烧。她正在那里走来走去，看见我就问：请来了？我说，是的，怎么样？她说阵痛厉害极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不在，阿克西尼娅来了。她平静而随便地吻了吻我。大家正忙乱的时候，她又发作一次阵痛。她抓住我。像早晨一样，我吻着她，但她并没有想到我，她的精神状态是一本正经的，严厉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陪她走进卧室，出来的时候低声而庄严地说，开始分娩了，脸上露出强抑着的喜悦，就像演捧场戏的演员在幕启时的表情。她不停地走来走去，在衣柜前忙着作准备，不时向下蹲一蹲，两只眼睛放射着平静而庄严的光辉。又发作几次阵痛，每次我都扶着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一会儿伸一会儿屈，给我的印象跟以前，结婚前和结婚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在阵痛的间歇我跑来跑去，忙着把大沙发摆到她的房间里去（我就是在这张大沙发上出世的）等等，我心里仍旧只有那种漠然的感觉，并且为有这种感觉而自责，而气忿；一心想把一切都考虑得、做得更快些，更多些，更好些。他们扶她躺下了，她自己想到……（我没有写到底，关于这名符其实的苦刑我写不下去了。）

她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坏，我发现她像波莲卡[12]和玛申卡[13]，唠唠叨叨，恶狠狠地摇铃。当然，这是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生怕自己对她不公允，生怕自己有无动于衷的自私心理。她不知听什么人说，丈夫不爱有病的妻子。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且因此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而是入了迷途。我重读她的日记——在情意绵绵的话语背后可以感觉到隐藏着对我的怨恨。在生活中往往也是如此。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而且从她那方面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就太可怕了。放弃一切，不是像别的已婚者那样放弃单身汉的纵乐生活，而是放弃爱情、思想、人民活动的整个大的境界，去换取家庭的温暖，除了对自己的家庭以外对一切都怀着私心的境界，结果只知道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为痱子粉、果子酱操心，唠唠叨叨，没有一点能使家庭生活生辉的东西，没有爱，没有宁静的、使人为之自豪的家庭幸福。有的不过是一阵阵突发的柔情、亲吻等等。我心里难过极了，我还不相信，不过如果事情并非如此，我就不会痛苦，不会整日心绪不宁，而是相反。

一清早我怀着幸福感高高兴兴走回来，看见伯爵夫人正在发脾气，女仆杜什卡在给她梳头，我眼前就出现了妹妹不好的时候的形象，于是一切都完了，我像一个被烫伤的人，什么都害怕，而且我发现，只有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好，有诗意。人家按照习惯给我温柔的一吻，然后开始对杜什卡，对姑妈，对塔尼娅，对我，对所有的人吹毛求疵。我无法平心静气地忍受，因为这种种行为跟我希望看到的比较起来不止是恶劣，而是可怕。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我不肯做，可人家会把关系变得那么庸俗、肮脏，以至于我似乎竟会舍不得给一匹马或者一个桃子。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无须解释……只要有一丝理解和感情的表现，我就又觉得十分幸福了，并且相信，她对事物的看法跟我是一样的。人渴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感到满意的是只有我在受苦。她跟妹妹一样，也有那么一种病态的、任性的自信和对自己的所谓不幸命运的顺从。

已是深夜一时，我睡不着，更不想怀着这种压迫我的感觉到她屋里去睡。她呢，知道别人听得见的时候就呻吟，此刻她却在安安稳稳地打呼噜。等她醒来，又要完全相信是我不对，而她却是我的种种变化无常的奇想（如喂奶，看孩子等）的不幸的牺牲品，[14]连父亲也这样认为。我没有让她看我的日记，不过我也没有把心里的话都写下来。最可怕的是，我必须沉默，生闷气，不管我多么憎恶，多么鄙视这种状况。现在无法跟她说话，也许还能把一切解释清楚。不，她过去不爱我，现在也不爱我，如今我不大以此为憾了，不过为什么把我骗得这么苦啊！

十月六日 这一切都过去了，都不是真的。我因有她而感到幸福，不过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我摇摇晃晃地向死亡的山下走去，几乎没有力量止步。可我不想死，而想永生，我爱永生。无须选择了。选择早已作出。文学——艺术、教育、家庭。不能贯彻始终、胆怯、慵懒、软弱，这些才是我的敌人。

[1]这个构思后来体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两个人物，即科兹内舍夫和列文身上。

[2]德鲁日宁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

[3]亚·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著。

[4]《进步和教育的定义》。

[5]可能是写《霍尔斯托梅尔》，或《战争与和平》的第一批草稿。

[6]《悲惨世界》为雨果所著。

[7]巴布林诺村小学教师。

[8]大约指写《霍尔斯托梅尔》。

[9]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作者的长子谢尔盖（小名谢廖沙）出世。

[10]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和弟弟。

[11]图拉一商人。

[12]即尤什科娃姑妈。

[13]作者的妹妹。

[14]当时托尔斯泰夫人因身体不好不愿喂奶，托尔斯泰坚决反对。

一八六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不写日记快一年了。这一年过得好。我和索尼娅的关系确立了，巩固了。我们相爱，就是说，我们彼此珍爱胜过世上一切其他的人，并且坦诚相待。没有秘密，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我从那时起开始写长篇小说[1]，已经写出十印张，目前正在修改。很苦。我对教育的关注已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儿子很少和我亲近。日前想起开了个头的母亲日记[2]，写索尼娅，应该为孩子们写下去。［……］

[1]指《一八〇五年》，后来经过改写，成为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

[2]母亲日记从一八六三年八月五日开始写，作者详细描述了长子谢尔盖的出世。

一八六五年

三月十九日 我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入了迷。现在，写一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小说的念头像一团充满欢喜和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出一件伟大的事情的云雾般抓住了我。要把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卑鄙、浮夸、疯狂、矛盾和盘托出。[1]作为一个人，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讲错了话，准备在议员们面前逃遁。Denosjourslespeuplessonttropéclairéspourproduirequelquechosedegrand.[2]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自称朱庇特[3]之子，人们相信他。整个埃及远征都是法国的好虚荣的残暴行径。所有的bulletins[4]都在撒谎，而且是有意识地撒谎。普雷斯堡和约是escamoté[5]。在阿尔科拉桥上他像杆大旗一样跌入泥淖之中，是个劣等骑手。在意大利战争中，他抢走绘画、雕塑。他喜欢驰骋疆场。人员死伤是他的快乐。同约瑟芬结婚是他在上流社会的胜利。他三次修改里沃利战役报告，谎话连篇。起初他还称得上是一个人，在偏执这一点上是个强者，后来却优柔寡断——一定要这样！可是如何做到呢？你们是平庸之辈，而我看见天上有我的星。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他，而是他周围那一群受他的影响的人。起初是偏执和beaujeu[6]——与马拉、巴拉斯之流相比而言，后来是撞大运，自恃，幸运，最后是疯狂——faireentrerdanssonlitlafilledesCésars.[7]在圣赫勒拿岛上的十足的疯狂、衰竭、渺小。谎话和伟大，只因为规模大才伟大；一旦活动天地小了，人也就变渺小了。还有可耻的死！

亚历山大一世聪明，可爱，善感。他身居高位而又希冀做一番大事业，成为人上人。他放弃帝位，默许弑杀保罗而不予干涉（这不可能）。复兴欧洲的计划。奥斯特利茨，眼泪，伤员。纳雷什金娜变心。斯佩兰斯基，农奴解放。蒂尔西特是被伟大弄昏了头。埃尔富特。到一八一二年这段时期我不了解。一个人的伟大，多次动摇。吓住他自己的胜利、凯旋、伟大、grandeur[8]，再加上对人，即灵魂的伟大的追求。表面上糊涂，可内心清楚。典型的军人——操练、严厉。外惑而内明，死。如果被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应当写一本自己的小说，为此而工作。

三月二十日 天气好极了。我身体健康。骑马去图拉城一趟。有一些重大的思想！写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的计划没有放松。史诗的主人公理应是一个一切都在他的周围集结的人，英雄也就是这个人。［……］

九月二十日 早上不能写作。睡得不好。散步片刻。仍旧是那种发冷发热的状态。读梅里美的《查理第九时代轶事》（《ChroniquedeCharlesIX》），作者与普希金在思想上的联系很奇怪。他聪颖过人，但却没有才华。［……］

九月二十三日 ［切列莫什尼亚[9]］ 躺了整整一天。沐浴后精神见好。读《康素埃洛》（《Consuélo》）[10]，满纸是混杂着科学、哲学、艺术、道德词语的奇谈怪论，就像一个用发了霉的面团做的蛋糕，而且用哈喇了的油烤，配以地菇、鲟鱼和菠萝。

十月一日 一直在做体操，只记下日期而没有写日记。去打猎了，还可以。劳动和成功的诗歌是任何地方、任何人尚未触动过的。我在读《伯特伦一家》（《Bertrams》）[11]，好极了。

十月二日 身体很好。打猎扑空。写作了，可是内心感到绝望。特罗洛普以他的本领折磨着我。使我觉得宽慰的是，他有他的特点，我有我的特点。弄清什么是我自己的，或者不如说，什么不是我的，这才是主要的艺术。我应该像钢琴家那样工作。

十月三日 昨天和今天都紧张地工作了，虽然毫无结果，而今天我已经觉得肝疼，心情郁闷。这使我绝望。要限制我的怀着梦想阅读的volupté[12]，把这些精力用到与体力劳动交替进行的写作上去。又去围着我的树林绕圈子了，还可以。读完特罗洛普的小说。俗套太多。

[1]作者最初打算以这个题材单写一部小说，后来把这个构思纳入《战争与和平》中。

[2]法语：当代各国人民太文明了，以至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创造。

[3]朱庇特是罗马的天神，相当于希腊人崇奉的众神和万民之父宙斯。

[4]法语：战报。

[5]法语：靠欺骗缔结的。

[6]法语：手段高明。

[7]法语：与帝王之女同枕。

[8]法语：伟大、威严之意。

[9]切列莫什尼亚是季亚科夫家的庄园。

[10]《康素埃洛》是乔治·桑的长篇小说。

[11]《伯特伦一家》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

[12]法语：享受。

一八七〇年

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听到这样的评论：“圣诞节乘雪橇出行、巴格拉季翁的进攻、打猎、宴会、舞蹈，这些写得好。可是他的历史理论、哲学却不好，没有味道，也没有欢乐。”[1]

一个厨师做饭，他总是把不要的脏东西、骨头、血，弃之门外。站在厨房门口的狗就扑上去吃。当厨师宰了一只鸡或者一头小牛，而将血和肠子，还有骨头扔到外面的时候，狗很满意，说他饭做得好，是个好厨师。一旦厨师打鸡蛋，剥栗子，拣蓟菜，将壳呀皮呀扔到外面去，狗扑上来嗅一嗅，却扭开鼻子说，他从前饭做得好，现在可完了，是个蹩脚厨师。可厨师继续做他的饭，他为之烹调的那些人吃了他做的饭。

人们一再说，在戏剧中表演应重于对话，可是为了不把话剧变成舞剧，就得让人物通过语言表现自己。

善于说的人做功差，这样一来主角就不能借助语言表现自己。他说得越多，观众越不相信他。如果让别的人物说，而不让他说，那么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人物身上去。

喜剧以笑为主角还可以演，但是悲剧在当代心理发育水平的条件下就太难演了。因此只能在教科书中谈谈《伊菲革涅亚》[2]、《哀格蒙特》[3]、《亨利四世》[4]、《科里奥兰》[5]等。把它们拿来朗诵或者公演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平庸的模仿者可以模仿普希金的模仿品（功力差的）《鲍里斯·戈都诺夫》，这就是为什么普希金就无韵诗儆戒自己的一段话无疑将是真理，他说：

你听我说，爷爷，每当我

注视雷特列尔城堡时，

我都要想，假如这是散文，

而且是蹩脚散文。[6]

攻克弗拉基米尔的科尔孙是史诗。

缅希科夫把女儿许配给彼得二世，以及他被流放，他的死，是戏剧。

二月三日 ［……］俄国戏剧文学有一个剧种的两个范本，这个剧种还是诸多剧种中最不足道、最弱的，即讽刺剧：《智慧的痛苦》和《钦差大臣》。剩下的广阔天地，不属于讽刺而属于诗的天地，至今还没有人触动。

[1]可能指H.B.舍尔古诺夫在《停滞的哲学》一文中严厉批评了《战争与和平》的哲学观点。H.阿赫沙鲁莫夫、H.拉奇诺夫和其他评论家对这本书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2]歌德所作的悲剧。

[3]歌德所作的悲剧。

[4]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

[5]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

[6]前两行诗取自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无韵诗《无常》，后两行诗表明了普希金对无韵诗的否定态度。

一八七三年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音响、线条、色彩、文字甚至思想的艺术家，如果不相信表达自己的思想很有意义，那么他的处境是可怕的。这取决于什么呢？不是对思想的爱。爱使人激动，而这种信心是平静的。我既有信心，又没有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奥秘。

一八八一年

［日期不详］ 在亚斯纳亚居住。将萨马拉的收入[1]按照付款人的决定并在付款人的监督下分给萨马拉的穷人和小学校。尼科利斯科耶庄园[2]的收入（在土地交给农民以后）也照此办理。暂时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收入两千至三千卢布留给自己，即我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子女。（暂时留下，而我唯一的愿望是把这份收入也全部交给他人，自己再设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尽量限制自己的需要，尽量多给少取。我要把全部精力灌注于此。我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目的和欢乐所在。）让三个成年的子女自便：从穷人们那里拿一份他们应得的萨马拉或尼科利斯科耶的进款，或者在那里居住，促使这些进款用于善事，或者同我们住在一起，帮助我们。要教育年幼的子女，让他们养成少要求于生活的习惯。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就教他们什么，但是不能只教各种学问，而要既教学问，也教工作。仆役需要几个用几个，让他们帮助我们改造，学会做事，而且也只用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逐渐养成不依赖他们的习惯。大家住在一起，男人住一个房间，女人和女孩住另一个房间。要有一个房间做智力活动所需的图书室，一个房间做公用的工作室。因为我们是娇生惯养的人，还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给弱者使用。除了喂饱自己和子女，除了学习，还得工作，处理家务，用食粮、医疗、教育去帮助他人。逢星期日向乞丐和穷人施粥饭，还有诵读和谈话。生活，衣食，一切都是最简朴的。一切多余的东西，如钢琴、家具、马车等，都应该卖掉，分赠他人。只从事那种可以同一切人分享的科学和艺术。对一切人，从省长到乞丐，采取同样的态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幸福，自己的和家庭的幸福，懂得这幸福是满足于少取，并且为他人行善。

一个基督徒的笔记

我知道，这个标题会使我遭到指责。一些人，多数人，会说：别再干这种蠢事了，如今人人都明白，基督教不过是一种宗教，而一切宗教都是迷信，是对人类发展妨碍最大的一种恶。另外一些人会说：凭什么是基督徒的？谁能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是谦卑的，不敢自称或者通过印刷文字宣布自己是基督徒。让人们去指责吧，我还是要拿出这个标题来。我不怕人们指责我落后，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宗教是迷信，相反，我认为，宗教的真理是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理，而基督教教义又是（无论人们想不想承认）成为一切人类知识之基础的真理。我也不怕人们指责我狂妄，竟自称基督徒，因为对于“我是基督徒”这句话，我的理解同他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

对于“我是基督徒”这句话，一般理解为：我受过洗，因此我是基督徒；或者当一个受过洗的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人们就把这句话理解为，说话的人似乎想表示他不止是受过洗，同时还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基督徒，甚至有点夸耀他对教义身体力行了，实际上他说起话来要么语无伦次，要么狂妄无比。然而我对“我是基督徒”这句话的理解却不同。我受过洗，但是像异教徒那样过了一辈子，因此我不认为受过洗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既不是说我对教义已经身体力行，也不是说我比别人好，而只不过是说，人生的意义就在基督的教义之中，人生的欢乐是努力实行这教义，因此，一切符合教义的东西都使我感到亲切、愉快，而一切违背教义的东西都令我反感、痛苦。

我写下这个标题是因为它完全表达了我这篇笔记的用意。

我在世上活了五十二年，除去十四五年的童年时期几乎不懂事以外，有三十五年我既不是基督徒，又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是佛教徒，而是货真价实的虚无主义者，就是说，没有任何信仰。

两年前我成了基督徒。从那个时候起，我听、看、感受一切都有了新的角度。由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形成的我这种新的生活观，想必会使人感兴趣，也许还有教益，因此我才写这篇笔记。至于我是如何从一个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的，我已经写了一本书[3]来说明。我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叙述了我怎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生活了三十多年，同时却因我写的作品而受到普遍的尊重，甚至赞扬。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指社会革命党人，不过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赋予它的却是它的真正含义，即除了玛门[4]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在这本书里，我叙述了我如何作为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度过了三十五年，如何为了对俄国人有教益写下十一卷著作，并因此受到种种赞扬，再加上十五万卢布收入；我又如何得到一个信念，即我不仅不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连我自己也根本没弄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到我确信自己无知而又看不见出路何在的时候，我如何陷入绝望的境地而几乎悬梁自尽，后来又如何通过各种痛苦的，复杂的途径终于信仰基督教教义，以及我如何理解这种教义。有人对我说，这本书不能出版。如果我想写一位太太怎样爱上了一位军官，[5]我可以出版；如果我想写俄国的伟大，歌颂战争，[6]那更可以了；如果我想证明人民性、正教和专制是必需的，那更更可以了。如果我想证明，人是动物，除了他感触到的东西以外，生活中再无其他，我可以出版；如果我想谈精神，谈起源，谈基础，谈客体和主体，谈综合，谈力量和物质，尤其是谈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也可以发表。但是这本谈我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的书，我却无论如何别想在俄国发表，这是一位有经验而又聪明的杂志老编辑[7]对我说的。他看了我那本书的开头就很喜欢。因为他请我为他撰稿，我就说：“您把这个拿去发表吧。”他举起双手惊呼道：“天哪！这样做我的杂志连同我一起都会给烧掉。”因此我就没有发表。[8]

我知道，一个思想，如果是真正的思想，决不会消失。因此我把这本书搁置起来。我知道，只要里面有真正的思想，那么真理一定会从海底浮上来。我的劳动只要包含着真理，也就不会白费。

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在我向俄国读者说了这许多废话（我担心都是些有害的带诱惑性的废话）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把基督教信仰给予我的新世界观也告诉他们，尤其因为根据近两三年我同别人的谈话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并不很流行，对别人也并非无益。

我的笔记就是笔记，几乎是我在乡村的隐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日志。我只把发生过的事情写下来，什么也不添加，什么也不杜撰。我要像这样来写，就好比是我预料到我所写的一切将会受到检查。时间、地点、名字、人物全都是真实的，我将不在事件和日期中作什么选择，而要按事件发生的顺序写下去，只要我来得及把它们写下来。[9]［……］

[1]作者在萨马拉省布祖卢克县的田产收入。

[2]此庄园本属作者的大哥，大哥死后归作者所有。

[3]《忏悔录》。

[4]即财利，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

[5]指《安娜·卡列宁娜》。

[6]指《战争与和平》。

[7]《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谢·安·尤里耶夫。

[8]《忏悔录》于一八八四年在日内瓦首次发表。

[9]作者于一八八一年四月计划写《一个基督徒的笔记》，但只写了很少的一点就放弃了。

一八八二年

十二月 又来到了莫斯科，[1]又感受到可怕的心灵的痛苦。一个多月了，但时光并未虚度。

如果你爱上帝，爱善（我似乎开始爱它了），也就是说，以它为生命，视之为幸福，为生命，那么你就会看到，肉体妨碍真正的善——不是妨碍善本身，而是使你看见善和善的果实。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到善的果实上面，你就不再去行善了。不仅如此，你注视着它就破坏了它，你会爱慕虚荣，并且苦闷起来。只有当你不存在，因而不致破坏它的时候，你所行的善才会成为真正的善。不过要事先多多地预备。播种吧，播种吧，要知道，不是你这个人将来去收获。一个人播种，另一个人收获。你这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去收割。如果你不但去收割，而且还去除草，你就把麦子糟蹋了。播种吧，播种吧。如果你播下的是上帝的种子，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子会生长。从前看起来是无情的事，比如我看不到果实这一点，现在清楚了，不仅不是无情，反倒是好事，是合理的。如果我这个凡人能够享受到善的果实，我又怎么能够鉴别真正的福，即属神的福，和非真正的福呢？

现在清楚了，如果你做一件事的时候看不到奖赏，是怀着爱心去做的，那么这件事必定是属神的。播种吧，播种吧，上帝会叫它生长，将来收获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那在你心里播种者。

[1]一八八一年秋天作者迁居莫斯科，但于次年数度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以避开“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一八八二年七月作者买下长职工巷内的一所房子，即今列夫·托尔斯泰街二十一号，并于十月八日迁入。一八八二年作者只写了这一篇日记。

一八八四年

［三月六日 莫斯科］ 我在翻译老子。[1]结果不如我意。［……］

［三月九日］ ［……］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晚上微感不适。靴匠没有来，[2]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三月十日］ 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三月十一日］ ［……］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3]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

三月十五日 八时醒来，想再睡一会儿，睡到十一时。戈洛赫瓦斯托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恩格尔哈特。[4]有些话说得不错，但是那种论战太刻毒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教训，我也讨厌我最近一篇文章[5]的刻毒。应该写得明了而温和。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该给自己开辟一个阅读园地[6]，收入爱比克泰德[7]、马可·奥勒留[8]、老子、佛、帕斯卡[9]、《福音书》。这对于一切人都是必需的。［……］

［三月十九日］ 起身迟了。读孔子，并且作了笔记。对权力所作的宗教性的，即合理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说，于我是一个新发现。如果上帝有意，我一定为了他人的福利去做这件事。这方面原先还不清楚的，如今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楚了。权力一旦被认作从道德和理智方面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它就有可能不是暴力了。只有当我们把按我们的心灵和理智的要求来说并非至高无上的东西认作至高无上的东西的时候，权力才会作为暴力产生。只要人屈从于他并不完全尊重的人或物，无论那是父亲也好，皇帝也好，立法会议也好，那就会出现暴力。［……］

［三月二十一日］ 读莱杰译的孔子英文本到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重要而且深刻。［……］

［三月二十九日］ ［……］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完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

有两件事我昨天明白了，一件不重要，一件重要。不重要的是，我曾经不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疯子，也不敢这样想。其实不但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不能不这样说，这样想。如果人们的行为是疯狂的（都市的生活、教育、奢靡、闲散），那么他们的谈话想必也是疯狂的。你在疯子中间走来走去，就得尽力不去刺激他们。如果可能，得治好他们。重要的是，如果我真是（在某种程度上）按上帝的意志活着，那么一个疯狂的、病态的世界就不会赞许我这样做。假定他们赞许我，那么我就不再按上帝的意志活着了，而是按世界的意志生活了，我也就不再看得见，不再去探寻上帝的意志了。［……］

［三月三十一日］ 一时许才入睡，但是七时就起身了。到钳工学校去了一趟。是俄国最好的学校。要是没有政府和教会的干预就好了。读《祖国纪事》杂志。谢德林的废话。[10]［……］

［四月四日］ ［……］家里的气氛太让我难受了。让我难受的是，我不能对他们表同情。他们的一切欢乐、考试、在社交界的成功、音乐、陈设、买到的东西，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他们的不幸和恶，而我又不能这样对他们说。我可以说，也在说，但是我的话打动不了任何人。他们明白的似乎并不是我的话的含义，而是我有这样说话的坏习惯。在我沮丧的时候——此刻便是——他们的无情使我惊异。他们怎么就看不见，三年以来我不止是痛苦，而简直是没法活。他们叫我扮演一个唠叨老头的角色，在他们面前我又不能不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只要我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就弃绝了真理，他们首先会据此来指责我。像现在这样忧愁地看着他们发疯，我就成了一个跟所有的老头一样的唠叨老头。

同奥尔苏菲耶夫谈话，留下这样一点印象：如果相信人的目的和义务是为他人服务，那么就应该进一步考虑如何为他人服务，应该定出一些我们处在我们的地位如何服务的准则。处在我们这种地位的人要服务，首先应该停止要求他人为我们服务。看起来似乎怪诞，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先为自己服务，生火，打水，做饭，洗碗，等等。我们要由此开始为别人服务。

［六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时勉强起身。缝了一阵靴，去图拉邮局。累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又去游泳。我平静些了，在精神上更强了。晚上谈到萨马拉的钱，吵得厉害。[11]我在上帝面前该怎样做就尽力那样去做，可是总不能避免发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想到我曾经试图写一部有关民间生活的小说而未获成功，[12]真荒唐！竟想写一部把爱情放在首位的作品，而人物是农民，这些人不仅不把爱情放在首要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我要写的那种淫荡的爱情。我想写，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是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的思想不明确了。

［六月十八日］ ［……］傍晚在宅旁割了草，一个农民来谈庄园的事。游了泳。回来时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忽然间我妻为了几匹马说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指责我的话。这些马我并不需要，只想摆脱它们。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我走出家门，打算一去不回头，但是想到她有身孕，我又从去图拉的途中折回来。两个蓄了大胡子的男人在家里打文特牌，是我的两个成年儿子。妻妹塔尼娅说：“她在槌球场上，你没看见？”我回答说：“也不想看见。”就回自己屋里躺在大沙发上，可是伤心得睡不着。唉，真受罪啊！我毕竟心疼她。而且我毕竟无法相信她是个十足的木头人。两点多钟刚睡着，她进来叫醒了我，说：“原谅我吧，我就要生孩子了，说不定会死。”我们一起上楼去了。她开始分娩。[13]这本是家庭中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像是没有必要的、令人难过的事情。奶妈已经找好。

正如有个人管理我们的生活事务，我却要责备他。这太难了，也太无情了。对她无情。我眼见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毁灭，走向可怕的心灵的苦难。八时入睡。十二时醒来。我坐起，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等到哥哥从图拉来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对他道出我的处境多么可怕。不记得这天晚上是怎么过去的。我游了泳。家里又打文特牌，我坐下来看他们打牌，不由得坐了许久。

［六月二十一日］ 农家妇女都在干活，我家的女人却不干活。我跟着农民们干了一整天，只有最后几垛没参加。晚上在玛莎[14]屋里，大家谈了各自今天都干些什么。这不是游戏。我想让它成为常规。当然，不必勉强。谁愿意谁就讲。

［七月九日］ 很热，我的身体很不好：瘙痒、苦闷、失眠。坐在家中读梅多斯写的有关中国的书[15]。他完全沉醉在中国的文明之中，就像任何一个熟悉中国生活的聪明而又真诚的人一样。嘲笑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身上看得最明显不过了。当一个人无法理解一样事物的时候，他就嘲笑它。中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这个最富有，最古老，最幸福，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生活中遵循着某些原则。我们嘲笑这些原则，自以为能够支配中国了。［……］

［七月十四日］ 几天未写日记，根据回忆把星期三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这天我好像是叫妻子到我屋里来，她拒绝了，含着冷冷的恶意，并且有心使我痛苦。我彻夜未眠。夜间曾打算出走，我收拾好行装，便去把她叫醒。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了，是生气，是性欲作怪，还是精神疲惫，可我痛苦极了。她起来了，我都对她讲了，说她已不再是妻子了。是丈夫的内助吗？她早已不帮助我，而是妨碍我。是孩子们的母亲吗？她并不想做母亲。是奶娘吗？她不愿奶孩子。是过夜的女伴，可她又以此为诱饵，为游戏。我难过极了，我觉得空虚，孱弱。我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虽说我非常可怜孩子们。我越来越爱他们，疼他们。

［七月十五日］ 十时醒来。和谢廖沙[16]谈话。他无缘无故撒野。我生气了，指责了他的种种不是，如资产阶级脾气啦，愚钝啦，恶毒啦，自满啦。他突然说大家不爱他，而且哭了。天哪，我听了心里多难过啊！我整天走来走去，午饭后找到谢廖沙，对他说：“我很惭愧……”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上前吻我，并且说：“原谅我，原谅我吧。”我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这就是幸福。

［七月十七日］ 起身很迟。但是和孩子们一起喝咖啡了。这些日子上午我都在修改德译文[17]，一面看一面感到吃惊，为什么这篇文章竟不能触动人们。傍晚和孩子们出去采蘑菇，独自留下和巴布林诺村的割草人一起割草。他们喝醉了。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好。家里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只是与妻子的关系紧张起来。那些人倒都爱我。

［八月二十八日］ 我2×28岁了。家里人到图拉去给薇拉·希德洛夫斯卡娅[18]送行，我很高兴一个人在家，读了Miche-let[19]写的关于古代波斯人的书，有一些很好的想法。身体不适。和妻子和睦相处。我对她讲了逆耳的真话，她没有生气。晚上读了莫泊桑的作品。他掌握着运用色调的技巧，但是这个不幸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写。

［九月十二日］ 读佛学。好极了。仍是那个道理。错误仅在于逃避生活，彻底逃避。佛并不是要自救，而是救人。这一点他[20]忘记了。如果无人可救，那也就没有生活了。讲到涉及无极的一些问题仍未可知，说得好极了。比喻一个被箭射伤的人在没有弄清楚是谁伤了他以前不肯治疗。［……］

[1]作者根据一八四一年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翻译老子《道德经》的一些章节。

[2]当时作者向一靴匠学手艺。

[3]作者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

[4]一八八四年俄国时评家Д.Д.戈洛赫瓦斯托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农村来信》，抨击农学家、民粹派作家A.H.恩格尔哈特于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作品《农村来信》，否定后者所说的俄国农村改革后农民仍然困苦，认为土地集中到“大耕作者”手里能促进新工具的使用。托尔斯泰同情恩格尔哈特的观点。

[5]《我的信仰是什么？》，成于一八八四年一月底。

[6]这是第一次提到编《阅读园地》的构想，这个想法一九〇三年才实现，形成第一部《每日贤人语录》。

[7]爱比克泰德（约50—约140），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8]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统帅、哲学家。

[9]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宗教思想家。

[10]指《祖国纪事》一八八四年第三期发表的谢德林的小说《波谢洪尼耶故事》。

[11]托尔斯泰提出，将萨马拉田庄农民还的债就地分给穷人，遭到夫人的反对。

[12]作者于一八七七年曾经计划写一部有关迁移农民的小说而未能实现。

[13]生下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小名萨莎。

[14]作者的次女。

[15]东方学家托马斯·梅多斯所著《关于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和他们的起义》。

[16]作者的长子。

[17]《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的德译文。

[18]托尔斯泰夫人的表妹。

[19]此人不详。

[20]可能指那本佛学的作者。

一八八五年

一八八五年，似乎是四月五日。[1]我一生从事的全部事业就是认识和表述真理（我觉得遗憾，因为这是一条不好走的，使人容易犯错误的生活道路）。我常常产生一些明晰的思想，使我快活，对我有益，可是由于找不到地方存放它们，我渐渐淡忘了。我要写下来。会对人有用的。

今天思索过我的不幸的家庭，妻子、几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在我身边生活，却竭力在他们和我之间设置屏障，以便不去看会揭穿他们的生活的虚伪、但也会救他们脱离苦海的真理和幸福。

但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只能提出一点来为这种由他人的劳动维持着的悠闲生活辩护，那就是把自己的闲暇时光用来反省，用来思索。可是他们尽做些无聊的事来消磨闲暇时光，这样一来，他们就比被工作压垮的人更少有时间反省了。

我还想到乌索夫和其他一些教授，为什么像这样聪明的人，有时也是好人，生活得如此愚蠢，不好？因为受女人控制。他们随波逐流，因为他们的妻子或者情妇要他们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夜间决定的。他们的过错仅在于使自己的良知服从自己的癖好。

我还想到，实行那差我来者的意志就是我的食粮。这含义多么深刻而又质朴啊！只有当你所定的目标不是外在的什么东西，而是执行差你来者的意志的时候，你才能平静，永远满足。我不愿在作品中插入自己的像，[2]这使我反感，使我不快。如果我执行自己的意志，那么我要表示不同意，这样一来就会伤别人的心。如果我执行非自己的意志，那么我就要请求别人不这样做。如果别人还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心会是平静的，因为我已经执行了差我来者的意志。

这是我的食粮——话说得多明白啊！大多数人为自己做的事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如吃饭，性交，娱乐，此外都是为了人们。至于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的荣誉所做的那一部分事情，基督说，在其中应当执行差我来者的意志，而不是为了人们去做。他说，这对于他像食粮一样不可或缺，也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执行差我来者的意志就像吃喝一样不是为了人们，而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这才是需要做的，这才是可以做的，这才是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使人幸福的唯一的生命之路。

[1]这一年作者只写了这一篇日记。

[2]一八八五年准备出版托尔斯泰文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夫人要求插入作者像。作者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了。

一八八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 人生主要的谬误在于每一个人都以为他的生活应以追求享乐、回避痛苦为指南。单独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指引，就以此为指南。他寻求享乐，逃避痛苦，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但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十分快乐地生活，不可能逃脱苦难。所以人生的目的不在于此。如果人生的目的在于此，那么享乐是目的，而享乐又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岂不荒谬？即使存在，但生命的终了——死亡总是和痛苦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水手认为他的目的是躲过浪峰，那么他应该往哪里去呢？人生的目的在享乐和痛苦以外。人生的目的是通过享乐和痛苦达到的。

享乐、痛苦是生活的呼吸，即呼气与吸气，进食和排泄。以享乐和逃避痛苦为目的，意味着失去那条贯穿它们的路。

人生的目的有一般的或者精神的。一致。[1]不过……

往下我就不知道了，我累了。

[1]这些是托尔斯泰的《论生命》一文的主要思想。

一八八七年

二月三日[1] 人把自己的理智用来发问：为了什么目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是就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提出的。而理智向人表明，答案是没有的。人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类似迷糊和眩晕的感觉。对于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印度人回答说：“幻”[2]诱惑了自在的婆罗门[3]，要他创造世界。而对于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人们就连这样愚蠢的答案也想不出来。这两个问题任何宗教都回答不了，人的理智也回答不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人有理智本来就不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理智的迷误。理智只解决“如何”这个基本问题。为了知道“如何”，理智在有限的范围内解决“原因何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这两个问题。

那么究竟“如何？”如何活？如何不活？幸福地。

一切有生命的，包括我，都需要这样。一切有生命的，包括我，都有可能这样。这个问题的解决取消了“原因何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那两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幸福不能立刻找到？这又是理智的错误。幸福就是创造自己的幸福的过程，别无其他。

[1]一八八七年作者只留下这一篇日记。

[2]古印度哲学中的不二论派认为，“幻”是把无限的“梵”（最高存在物）表现为有限的现象世界的一种宇宙力量。

[3]婆罗门是古印度教的主神。

一八八八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前两天一位小姐问我一个问题（是个我听熟了的装模作样的问题）：为了有益于人，她应该做什么？同她谈起来以后，我自己也弄明白了，千百万人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还不在于人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人们不是根据信念，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人们把别人的高于自己的信念（如基督的信念，这是最常见的现象）拿来当做自己的信念。由于他们显然无法根据别人的信念去生活，结果过的是一种既不按别人的信念也不按自己的信念，而是没有信念的生活。我劝这位小姐别按我的信念（她想这样做），而是按她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可怜她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自己的信念。这是天大的恶。人们最需要的是养成自己的信念，弄清它究竟是什么，然后凭着它去生活，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把与自己完全无关的，难以企及的信念拿来当做自己的信念，然后过一种没有信念的生活，说谎，说谎，说谎，做出他在凭自己选定的别人的信念生活的样子。因此，我真心认为，不爱议论也讨厌任何议论的只知吃喝玩乐的人，比凭别人的信念生活，也就是没有信念的空谈家要好。前一种人还能养成自己的信念，而后一种人永远养不成，除非他们回到前一种人的状态中去。

一直没有写作——没有那种迫使我伏案的需要，而故意去写我又不能。平静的心态——我没做违背良心的事，使我感到快慰，并且准备好去迎接死亡，而这也就是给了我全部生命。昨晚叶夫根尼·波波夫[1]来小坐，他二十四岁，他的心态和我的一样，我同我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谦和的生活能解决，就像线打结以后只有让整个线团乖乖地跟着线走才能解开一样。

十一月二十五日 身体不大好。睡不稳。哈普古德[2]来了。她问我：为什么您不写作？我说：这是无聊的事。她问：为什么？我说：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读书，讲话，而应该行动。我看了《世纪》杂志[3]，讲到美国的特拉普修士团修士。这二百个僧团中的每一位开始沉默和劳动的修士都比哲学家高明一千倍，且不说比格罗特[4]、列谢维奇[5]和他们的追随者高明，甚至也比康德、叔本华、库辛和他们的追随者高明！凯南关于俄国政府的一番议论颇有教益。[6]让我做这样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千千万万人，包括十六岁的少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会感到无地自容。［……］

十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昨天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达尔文的文章[7]，好极了。有力，明确。［……］

十二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肝疼，彻夜不眠。难怪情绪低沉。十一时起身，读列斯科夫[8]的《科雷万的汉子》，写得好。《在孩子面前》[9]好极了。整天疼，彻夜不眠。女儿们来了，我已习惯于那个想法[10]。

[1]媒介出版社一同人。

[2]伊莎贝拉·哈普古德，美国女作家，是托尔斯泰的《论生命》一文的英译者。

[3]美国杂志，全称为《TheCenturyIllustratedMonthlyMagazine》，它登过一篇文章，讲到美国特拉普修士团的修士起誓要沉默。

[4]尼·雅·格罗特（1852—1899），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编《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

[5]弗·维·列谢维奇（1837—1905），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6]上文提到的《世纪》杂志发表了美国新闻记者、旅行家乔治·凯南所著《托姆斯克的政治流刑犯和普通囚徒》一文，严厉谴责沙皇政府虐待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犯人。

[7]指《生存竞争有益论的起源》，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共鸣的马尔萨斯生存竞争论。

[8]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9]作者不详。

[10]指作者的次女玛丽亚打算与帕·伊·比留科夫结婚，但后来她嫁给了尼·列·奥博连斯基。

一八八九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起身较迟，写完了给希尔科夫的信，准备出去散步。曾同波沙[1]一起去看戈利采夫[2]，他是个好心而又诚实的人。午饭照例是油水很重。我想写橡皮奶嘴，可是没有写成。他们开始在马莫诺娃、萨马林娜这些交际花们面前朗读列斯科夫的《金匠》[3]。他们只知议论美学方面，只认为这方面重要。我想，即使把我能想象的全部美术力量都集合起来去表现人们必须遵行的生活道德真理，不是那种只能看看听听的，而是谴责以往的生活、提出新的要求的真理，即使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它连马莫诺娃、萨马林娜之类的人也触动不了。难道他们不觉得苦闷无聊？他们怎么不上吊——我不明白。［……］

二月一日 莫斯科 八时起身。干了许多活儿，写了日记，现在去吃早饭。早饭吃过了就肚子痛。很难受，但今天一天过得不比健康的日子差。读了《查第格》[4]，有许多好东西。的确，进步在于增加光明，而光明仍旧是那么一点。［……］

二月四日 莫斯科 起身非常早，干了许许多多活儿。改完了波克罗夫斯基的文章[5]，很好。现在到瑟京[6]那里去。体力和智力都很强劲。默默无闻地工作真愉快。有个女人来请求帮助患猩红热的病儿。上午我到哪里去过不记得了。已吃罢午饭。费特和皮萨连科[7]在这里吃午饭。费特讨厌有思想的诗。［……］

二月十日 莫斯科 起身比平日迟，但是仍然干活干得汗流浃背。［……］写完序言草稿[8]。出去散步。午饭后专心翻译。马莫诺娃、杜纳耶夫来了。读了《人生的意义》（《Lesensdelavie》）[9]，其中谈到战争和国家的篇章令人震惊。呼吁书和小说都应该写，[10]就是说，应该讲出自己的思想，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二月十一日 莫斯科 起身很早。干活到汗流浃背的程度，又写了日记，这就去吃早饭。读罗德的精彩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讲到战争、不求甚解的态度等等，说得真好。［……］

三月十一日 莫斯科 ［……］一上午都在读罗斯金[11]的著作。关于艺术他写得很好。他说，科学是求知，艺术是创造。科学肯定事实，艺术肯定表现。这话却说反了。艺术是跟事实打交道，科学是跟外在的规律打交道。艺术说：太阳、光明、温暖、生命；科学说：太阳比地球大一百一十一倍。［……］

三月十四日 莫斯科 起身很早。干了活，读了一本写中国的精彩的书[12]。中国人只把我们看成疯疯癫癫、狠毒下流、贪财好利的蛮子，这种看法真有教益。再一次修改《论艺术》。昨天把我的序言念给苏沃林听了，写得一点也不好。到特列季亚科夫[13]那里去。亚罗申科画的《鸽子》[14]很好。

画得是好，可这幅画，尤其是所有那一千幅画，堂堂皇皇地挂在那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个真诚的人只要在这些展厅里走一趟，就会说，这样做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不对头，没有必要。［……］

三月十五日 莫斯科 照例一早起身，干了许多活儿。读了肯塔尔[15]的作品。

写得好。他说他了解到，无论（决定论）拿出什么样的不容置辩的论据证明生命受到外因的制约，自由是存在的，不过只是对圣人来说存在着自由。对于圣人，世界不再是牢狱。相反，他（圣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因为他是世界的最高解释者。“只有通过他，世界才知道自己为何存在。只有他在实现世界的目的。”很好。我要睡了。

肚子疼，在床上一直躺到吃午饭。我几乎没有吃什么。一群女士和杜纳耶夫来找塔尼娅[16]。我在看契诃夫的几篇写得不错的小东西[17]。他爱孩子，爱女人，但这还不够。今天没有出门。

三月十七日 莫斯科 一早起身，劈了柴。［……］读契诃夫的作品，不好，毫无价值。[18]读了埃尔斯内尔写彭威廉[19]的小说、波沙的有关天文学的小册子、切尔特科夫[20]的谈佛的文章。都写得好，尤其是关于彭威廉的小说和关于佛的文章非常好。现在该吃午饭了，我还没有出过门。一晚上独自坐着读契诃夫的作品。他有爱到产生艺术悟性的能力，但是目前还没有目标。［……］

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六时醒来，八时起身。读诺伊斯论村社的著作[21]。［……］我想：退隐至村社中，成立村社，保持村社的纯净——这些都是罪过，都是谬误。独自一人或者一些人是无法达到洁净的。要洁净就得大家一起洁净。把自己隔离开来不染污泥，这是最严重的不净，如同女士利用别人的劳动来达到自己的洁净。这种做法跟在已经弄干净的边缘上擦或者挖没有什么两样。这不对，谁愿意工作，他就得钻到有污泥的中心地带去，如果不肯钻到那个中心地带去，那么起码也不该离开自己已陷入的中心地带。［……］

五月十四日 普罗塔索沃［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很早，到树林里去散步了。写下了我对伊柳沙的一些想法[22]。在为他祈祷的时候，我很想把话说穿，整天寻找机会，终于没有找到。零零碎碎地说了一些，很别扭。主要的是他不愿意听，也听不进去。我一直在读乌斯宾斯基的作品[23]。《忙于自己的事》一篇还可以，其余的都糟透了。

后来我在草场上给西多罗夫的孩子们念《人靠什么活着》。这是最好的一篇。六时我们动身。路上我曾试着同他[24]谈。主要的是他太不幸了。好比潮气才开始上升对于蜘蛛就已经是下雨一样，他二十年后的不幸已经让我现在感觉到了。在火车上一位教士的女儿认出了我，对我讲了马利佐夫的工厂实行劳动组合的情况，佩索奇内的工厂也打算这样做。玛莎[25]很可贵，她严肃、聪明、善良。别人责备她没有叫她特别眷恋的人。而这一点正好表明她的爱是真实的。她爱一切人，也使一切人爱她，不是像只爱自己人那样爱，而是爱得更多。十二时到。家里人也都回来了。忙乱了许久。

五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读了莱基谈艺术在美学方面的发展[26]……的确，艺术要受到尊重，就应该产生善。而要认识善，就要有世界观，有信仰。善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志。一般艺术的标志是新颖、明晰、真诚。真正的艺术的标志是新颖、明晰、真诚的善。［……］

五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梦见自己被抓去当兵，驯服地穿上军服，起立等等。但是我感觉到人家就要叫我宣誓了，而我拒绝宣誓。于是我立即想到我还应该拒绝受训。展开了内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良心占了上风。

一早就提笔在小本上写《呼吁书》。我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可是要说的话好像还很多。［……］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健康情况更坏了。早上散步。读让·保罗·里希特[27]的作品[28]。他的道德的纯净和柏拉图主义令人震惊。警句也极好。这是个好作家。与利己主义者歌德同时。那篇讲一位父亲在冥界教育孩子的童话很好。这些孩子要来到人间必须先死去，他们都非常愿意死。读了让·保罗的作品之后应该研究研究。［……］

六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读了《笑面人》（《L’hommequirit》）[29]的极好的改写本。我想，关于主人公们如何把生命奉献给他人的一切都写到了，但全是废话。应该舍弃地位，就像谢苗诺夫[30]笔下的扫院工那样，或者更难做到的是，在肚子饿的时候舍弃稀饭。

这段时间我在写作当中似乎弄清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考虑好，以后不再改动。现在我考虑了《论艺术》，还有《克莱采奏鸣曲》和论罪的文章[31]。［……］

七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没有睡。身体很弱。《回溯》（《Lookingbackward》）[32]好极了。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坏事做得太久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好事。资本渐渐聚集到少数人手中，最后合而为一。工人联合会也要合而为一。资本与劳工是分离的，而政权或者革命就将把二者结合起来，于是天下太平。主要的是我们的文明丝毫不会减少，不会倒退，还将保留那些宫殿、佳肴、美酒、车马，只不过是大家都享用罢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值钱东西拿去给农民分了，这行吗？不行。没有一样东西合用。（应该弃绝奢华。）只要存在暴力，资本和发明的力量就不会用在需要的地方。为了符合需要，群众应该对一切进行检查。主要的是，应该准备弃绝我们的文明的一切便利，只要能消灭构成我们的脓疮的残酷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我真爱我的兄弟，那么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客厅让出来给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栖身。否则我们一面说愿意收容自己的兄弟，一面又提出条件要把客厅留下接待客人。究竟侍奉谁——上帝还是玛门，必须下定决心。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如果侍奉上帝，那就必须弃绝奢华和文明，准备明天就建立共有的，平等的文明。

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一些，哈普古德夫妇走了。我到村子里去过，还参加了割草。什么都不顺利。总是吵架。我在写《克莱采奏鸣曲》。不坏。已经完成。不过现在得从头修改。禁止生育应该作为中心。她不生孩子最后难免堕落。还要谈谈母亲的自私。母亲的牺牲精神无所谓好亦无所谓坏，如同劳动一样。只有怀着合理的爱心去做才是好。为了自己去劳动，仅仅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那就不好了。今天早睡。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时起身。割草，现在十一时半，我累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都在考虑《克莱采奏鸣曲》，想得很多，而且明确。索尼娅在誊写，小说使她激动。昨天夜里她谈到年轻女人的失望，男人们的肉欲，起初是格格不入的，还谈到不关心孩子们。她说得不对，因为她想为自己辩解，而要懂得并且说出真实情形就必须忏悔。这篇小说的全部悲剧一直没有形成，现在在我脑子里清楚了。他培养了她的肉欲。医生们禁止生育。她营养充足，穿着讲究，还有种种艺术的诱惑。她怎能不堕落啊！他应该能感觉到，是他自己把她引到这条路上去的，早在他开始憎恨她以前他就已经害死了她，他寻找借口，并且喜欢这个借口。［……］

七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到：一，我在写《克莱采奏鸣曲》，甚至写《论艺术》，两篇都是否定的，写恶的，可我很想写善。二，古代希腊人只有一个美的理想。基督教提出善的理想以后，推动了美的理想，把它变成善的一个条件。那么真呢？我觉得，全部美学史就是把这两种理想进行对比和互换，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能想个明白。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的健康状况不佳都妨碍我去想。有什么办法啊，只求自己的灵魂能在洁净、谦卑和爱中成长。而这三者都没有。主啊，求你帮助我。

下午睡了一觉。修改《克莱采奏鸣曲》。草稿已经完成。我明白了，应该全部改写，加进对她的爱和同情。［……］

八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如果不算读叔本华论艺术。既轻率又胡说八道。可是有人对我说，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理论是叔本华的美学理论，这倒是真的。［……］

八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立刻坐下来工作，写《克莱采奏鸣曲》约四小时。结束了。看起来挺好，可是我出去采蘑菇的时候又觉得不满意了——还是不对头。［……］

八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身很迟，思维不活跃，读埃尔杰利[33]的作品[34]，很不坏，但是已经陈旧，没有必要了。午饭后缝靴。然后骑马到科兹洛夫卡去了一趟。晚上给大家念《克莱采奏鸣曲》，把大家都感动了。这很有必要。我决定拿到《周报》去发表。廖瓦[35]听了，他也需要。

今天是八九年九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虽然昨天很晚才睡，今天一早就醒来，醒来就想到廖瓦，想到我有罪，没对他说他们全都需要严加管束，这是我的不幸，或者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我所做的正相反，我的进步他们感觉不到，而我又不能强拉他们。

我想到，对于人最为不利的状况（经济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是，他只为自己一个人工作，只维护自己一个人，保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想，如果像这样，如果没有人群（哪怕是一个家庭），让人为了别人干活，那么人就无法生存。对于人最有利的制度（经济的以及其他）是，让每一个人都想到全体的福利并且为了这福利忘我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精神，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得到那福利的最大份额。但是人们并不追求全体的福利，相反，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而损害他人。这种状况极为不利，在这种竞争中，许多人立刻会成为弱者。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人会制服许多人并且强迫他们为他服务，于是出现对于人类最为不利的分散劳动，而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有利的共同劳动，在共同劳动中又出现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于是有些人就试图实现平均化（如劳动组合、村社的尝试），使人们获得解放（如政治权利）。平均化的做法结果总是不利的，比如干活，为了使人得到平等的报酬，最好的工人和最坏的工人扯平，分配物品（分土地）也得大家一样多一样好，结果越分越小，对所有的人都越来越不利，因此，平均化和使人不受压迫的种种尝试，以及种种政治权利产生了更多的激动与不和。解放被压迫者没有成功，而把越来越多的人联合在一起，使之听命于一个人的做法日益扩大。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但是不平等的现象也越是惊人，越是使人愤慨。怎么办？

分散劳动不利。共同劳动有利，但它带来的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太可怕。社会主义者想消灭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办法是使资本归属各国人民，归属人类。这样一来，人类自身成为共同劳动的单位。然而，第一，人类也好，各国人民也好，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必要，而只要他们认识不到，这种制度就不会成为全人类的制度。第二，在追求个人福利的人当中，绝不可能找到那种管理全人类的资本而不滥用职权、不致重新给世界带来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的无私的人。因此人类不得不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放弃共同劳动能达到的进步，甚至向后退，只要不破坏平等、不产生人压迫人的现象；要么勇敢地承认，不平等现象必然存在，人压迫人的现象也是如此，只要人劈柴，就会有木屑四溅，牺牲品在所难免，斗争是人类的法则，有些人接受并且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与此同时，分配得少者的抗议声、被压迫者的呻吟声、为了基督的理想或者说为了真和善的理想（那似乎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式承认的）而发出的愤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任何一个小孩子都懂得，对于全体最有利的是人人关心共同的事业，并作为全体的一分子而得到保障。但是，既然不存在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钻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命令他这样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也不可能，或者需要无限长的时间，那么只剩下一条路：继续促进由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产生的共同劳动，同时对分配得少的人隐瞒他们同幸运的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事实，阻止他们发动进攻，帮助并赈济受压迫者。现在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资本主义集结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大家也渐渐清醒起来，无论是不平等现象还是压迫的残酷性，对于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越来越明显。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不大想问题的人，想问题想得不彻底的人提出一些他们臆造的修补办法，要教育人们认识到，为了更大的利益必须集结。这是荒谬的。如果更大的利益就是目的所在，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人得到的利益都要大些。因此那些尝试只能是空谈。

只要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获利，是尘世幸福，那么对于一切人都最有利的制度就不会实现。只有到了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不依尘世幸福为转移的幸福的时候，只有到了每一个人都从心里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时候，那种制度才会实现。只有到了每一个人不再追求尘世幸福，而去追求总是与牺牲一致而且受到牺牲检验的精神幸福的时候，一切人的最大幸福才会实现。的确如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人们生活着，如果大家都注意整洁，自己收拾自己打扫，那么为了保持公共的清洁，每一个人并不需要花许多力气。可是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让别人替他们收拾打扫。要想保持清洁的人应当怎么做呢？他应当为所有的人干而不顾自己一身脏。如果他不这样做而只为自己干，他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最好是命令所有的人都干。但是没人听命令。只好自己动手为别人干。的确，在这个人人都为自己活着的世界上，要开始稍许为别人活着是不行的，必须把自己完全献出来。这是良心的要求，也就是基督使之变得神圣的良心的要求。以后我再讲得清楚一些。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想写《论艺术》，但只打了腹稿。

［……］昨天索尼娅朗读了《克莱采奏鸣曲》，塔尼娅提出几条中肯的意见：一，她不可怜；二，她不会忏悔，不会请求原谅。她的罪过远不当受那样的制裁。［……］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二十一日。我想到，斯拉夫主义是爱人民，承认人民的生活形式包含着真理。在我国，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要归因于彼得大帝使俄国上层吸收了西方创造的一切，走上一条显然是没有前途的道路，在人民尚未脱离旧共和制生活轨道的时候就采取这种观点。现在这个上层看到，不应该跟着他们走，而应该想法保住旧的合理形式，而且要有意识地这样做。

九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不记得我为什么没有写作。对了，昨天收到从图拉寄来的邮件，包括阿波洛夫的几封信[36]，写得好极了。他要弃绝司祭的职位。他写道：“以前我没来打搅您，是害怕托尔斯泰还保留着我所憎恶的神学体系中的一些东西。现在我来加入，是为了毕生同这种欺骗作斗争。”还有别的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他编的故事，关于马拉为反对佛界使用的巧计，很好。的确，不装扮成门徒怎么同基督教作斗争啊？扎顿斯克修道院居士吉洪的箴言一书好极了。这一切不可能不产生后果。有时我觉得我正目睹人们点燃引火柴。引火柴已经着了，那么一切都会烧起来的。木柴还是凉的，火还没有烧到这儿，但是一定会烧起来的。［……］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不好。起先心情是平静的，后来不行了。读埃尔杰利的小说，很好。写了一点，缝了靴子。锯子没了，我就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很晚才睡，看《加尔杰宁一家》入了迷。太好了，视野宽阔，情真意切，气质高尚。廖瓦来了。

［十月二日］ 今天是二日，回忆三十日有什么事，却想不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ablank”[37]。记得费特夫妇来过。用我这双有罪的眼睛去看，费特是一具没有埋葬的僵尸。这话不对。在他身上有生命的气息。但这一丝生命的气息藏在深处某个地方。［……］

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把福米奇骂了一顿，对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真可耻。修改了许多，还不明确。

［……］跟拉赫马诺夫和达尼拉锯了一阵木头，后来便缝靴子，和家人朗读《奥勃洛莫夫》[38]。他的理想是好的。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比平日迟，身体好一些了。又全部从头修改。整个作品[39]使我反感。泄气极了。工作到四时，睡了一觉。饭后缝靴，又读《奥勃洛莫夫》。爱情故事和对奥尔加的迷人之处的描写鄙俗不堪。很晚才就寝。

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早一些，是自己不想好好睡。真丑恶。鲁金[40]来了，很瘦，有病。他说，列斯科夫·奥博连斯基[41]他们都认为，政府和社会上对我的态度已经明确了，那就是宁可肯定东正教，也要反对照他们的说法是托尔斯泰的，其实应该说是基督的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啊，上帝保佑！这不坏，也不好，但这是进步。这一点非常明确。迪特里希斯[42]告诉了我沃罗涅日斯基主教密告切尔特科夫一事[43]，而且把告密信拿给我看了。

［……］（二）读新近又寄来的惠特曼的作品[44]。有许多铺张空洞的言词，不过我也发现了写得好的，比如《作者传》。作传人了解作者才写他！我自己却不了解自己，根本不知道。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只有很少的时候我隐约看出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三）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是为了过去的一些理想活着，要学父亲、祖父，像他们那样生活。我的儿女们，我的米沙是靠我四十年代的本能活着。他可不学眼前看到的现在的我，而是学过去的我，四十年代的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原因是否在于，就像我从前认为的那样，一个婴孩不是整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一部分还在他由之而来的地方，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我呢，现在已经生活在我所前往的地方，处在高级发展阶段上了。但是在那边我现在还落后，还是个婴孩。这很幼稚。但是不承认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做不到。［……］

十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心情不好。对了，昨天没有记下，我对福米奇发了脾气，原因是他喝了我要喝的咖啡。我对他说了些刻薄的话。更坏的是，我希望阿廖欣[45]没听见。真是小气，令人作呕。应该记住。还有，昨天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长信，他对《克莱采奏鸣曲》提出的批评[46]很中肯，我很愿意照他的意见去做，可就是没有兴致。情绪低落，心情忧郁，灰心丧气。但我感觉不错。死亡，即生命，就在前头，怎能不高兴啊？且不说我对我个人，对我的种种乐事（感谢上帝，这些都成陈迹，被埋葬了），已经不那么有兴趣，就是对人们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诸如让他们受教育，不喝酒，不受穷，甚至对普遍的幸福，对在地上建立天国我都冷淡了。就这种冷淡，我想：

一个人要经历三个阶段，现在我正经历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活着只为自己的种种欲望，诸如吃喝、作乐、打猎、女人、虚荣、骄傲，生命被占得满满的。我三十岁前，到头发花白的时候为止（许多人还要早得多），情况就是如此。接着我开始注意人们的，所有人的，全人类的幸福（从办学校起，这一点变得突出起来，而在此以前我个人生活中也有过这种倾向的表现）。在我建立家庭以后，起初这种兴趣淡下去，后来却又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生命空虚的时候重新抬头，而且极其强烈。我的全部宗教思想都集中在追求人们的幸福，集中在为实现天国而进行的活动上。这种追求像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强烈，一样占满了我的全部生命。现在我感觉到这种追求不那么强烈了，它没有占满我的全部生命，对我没有直接的吸引力了。我得考虑一番，断定这种活动是好的，是给予人们以物质帮助的活动，是同酗酒现象作斗争，同对政府和教会的迷信作斗争。在我自身，我感觉到有新的生命根基成长起来，或者说不是成长起来，而是分离出来，挣脱了自己的外皮。这新的根基包含着对人们的幸福的追求，因而取代了这种追求，正如对人们的幸福的追求包含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这新的根基是侍奉上帝，执行他的意志，即他要我执行的、关系到他的实质的意志。［……］

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他们想来图拉定居。我很高兴。到科兹洛夫卡去了一趟，早饭后去图拉，一路上心情愉快，但是这种娱乐实在可怜。读完《奥勃洛莫夫》。多贫乏啊！我得到消息说，《克莱采奏鸣曲》产生了影响，就很高兴。这可不好。

今天在图拉，眼看着这忙忙碌碌的愚蠢可憎的生活，我心里想：不应该像我从前那样为这种愚蠢的生活而愤懑，而悲观失望。这都是信心不足的表现。现在我的信心更足了。我知道，这些东西正在一口锅里沸腾，要煮熟或者发酸，也一定会煮熟，一定会发酸。那么我想要怎样？让一切都不动吗？让人们不犯错误不受苦吗？可这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走上正道的手段之一。一些人自己纠正自己，另一些人纠正别人，第三种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大家都在从事神的事业。如果都愿意，那该多好啊！我这样写的时候，心里却产生了疑问：这当中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感情用事的成分，哲学基督教——cant[47]的成分啊？我害怕有。没有比好菜放盐太多、烧过了火候更可怕的事了。［……］

在楼上同阿列克谢·米特罗法诺维奇[48]谈天。他对我提出异议，说科学能够指出道德法则，他不知怎地指出了互爱的必要性。他最近一直在读《论生命》。他读这本小册子，却看不到，他所说的（只是说得不好），正是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得好并且尽力驳倒了的，即在研究一样东西的时候转过脸去根据它的影子研究它。的确，不可能向人们证明什么，就是说，不可能驳倒人们的谬见，每一个走上歧途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谬见。当你想驳倒这些谬见的时候，你就要把一切归纳为一个典型的谬见，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谬见，正因为他有特殊的谬见，他就认为你没有驳倒他。他以为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的确，怎么可能盯住所有的人啊！因此永远不要反驳、争论。只有用艺术手段才能影响那些步入歧途的人，做到你想通过争论去做的事。通过艺术你能抓住步入歧途者的全身心，把他引上应走的道路。通过逻辑推理阐述一个思想的新结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争论、驳斥，而要指引。［……］

［十一月十九日］ 活着，甚至生命力很强。整个上午都在写作，勉强写完了弗里德里希的故事[49]。晚上读易卜生[50]的《爱的喜剧》，太差了！德国式的俏皮真糟。［……］

［十一月二十六日］ ［……］读列斯科夫的作品[51]，不真实，不好。［……］

［十二月一日］ ［……］收到比留科夫的一封写得很好的信。读莫泊桑的一本写得好极了的长篇小说[52]，虽然主题是肮脏的。今天早上想到多马什卡，我们医治她的肉体，却不顾念她的灵魂，根本没有尽力去安慰她。于是救世军来安慰她了，那种安慰是用歌声、庄严的讲话和声调去影响她的神经，振奋她的情绪，使她对死后怀抱希望。我明白，他们能让死者在弥留之际在兴奋状态中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刻，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这样做好吗？我觉得不好。我不会这样做。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会羞愧而死。不过这是因为我不信。可他们信。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能够也应该做一点事情，做我希望别人为我做的事。我希望别人不要任我像狗一样怀着离开尘世的痛苦孤零零的一个人死去，而是关心我的痛苦，给我解释清楚，他们是如何看待我所处的状况的。我也应该这样去做。于是我就到多马什卡那里去了。她坐着，浮肿得可怜，可还在说话。她母亲在织布，父亲在忙着给小姑娘穿衣服。我在那里坐了许久，不知怎样开口，最后终于问她怕不怕死，想不想死。她简单地回答说：怕。母亲笑着说，“十二岁的小妹等多马什卡死后要给她点一支两戈比的蜡烛。为什么呢？她说是因为给她留下漂亮衣服了。”可我说，“我要你干活，你得替她干活。”她说，“你叫我干我就干，不过得把漂亮衣服给我留下。”我于是说，她死后在那边会好的，不要怕死，不论我们活着还是死后，上帝都不会亏待我们。我的话说得不好，冷冰冰的，可是又不能撒谎，或者说些慷慨激昂的话。她母亲就坐在那里织布，父亲听着。我自己知道，刚才我生气，因为那个我不认为属于我的花园的面貌对我来说已经毁了。［……］

十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七时起身，立即开始工作。早饭前散步一会儿，接着又工作，直到吃午饭。把《克莱采奏鸣曲》整个儿看了一遍，删去了一些，修改了一些，增补了一些。这篇东西真叫我厌烦透了。主要的是，艺术上不正确，不真实。关于科尼的故事[53]，我的想法越来越明确了。总之，昨天今天我都充满灵感。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再说，也许明天就完了，失眠之后往往如此。［……］

十二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收到埃尔杰利和盖杰布罗夫[54]来信，说《克莱采奏鸣曲》通不过。我只觉得高兴。还有汉森的译文[55]，《Parisillustré》[56]杂志发表了一篇论邦达列夫[57]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想到，人们在胡乱议论。应该简单明了地说明我的思想，我想的是：（一）不参与政府的、军队的、司法的暴行；（二）节制性欲；（三）戒用麻醉剂、烟酒；（四）工作。不要漂亮话，只需简单明了。［……］

［十二月十九日？］ 读了斯列普佐夫[58]的《艰难时代》。不错，六十年代的要求与现在的不同。由于那时的要求与三月一日的刺杀[59]有联系，人们就以为那些要求是不正确的。其实不然。只要那些要求没有满足，它们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1]即帕·伊·比留科夫。

[2]维·亚·戈利采夫（1850—1906），文学评论家，《俄国思想》杂志编辑。

[3]即中篇小说《金匠泽农》，可能读的是手稿或校样，因为检查机关从《俄国思想》一八八八年第十一期中抽去了这篇作品。

[4]《查第格》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小说。

[5]那是一篇论及如何照管幼儿的文章。

[6]瑟京是一位出版商。

[7]皮萨连科是奥廖尔省一地主。

[8]作者为他的老同事安·伊·叶尔绍夫的作品《一个炮兵军官回忆塞瓦斯托波尔》作序。

[9]《人生的意义》，是瑞士作家爱德华·罗德的长篇小说。作者后来在《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一文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话。

[10]《呼吁书》未完成，小说指《复活》，在这里可能是第一次提到。

[11]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艺术史家。

[12]指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所著《中国的生活原则》，圣彼得堡一八八八年版；或指A.加楚克所著《中国人怎样生活》一书的手稿。

[13]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奠基人。

[14]即尼·亚·亚罗申科（1846—1898）画的《处处有生活》，最初题为《人靠什么活着》。

[15]安特罗·德·肯塔尔（1842—1891），葡萄牙诗人。

[16]作者的长女。

[17]《黄昏集特写和短篇小说》，这本书出版后曾获普希金奖。

[18]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阿加菲娅》。

[19]彭威廉（1644—1718），英国基督教新教激进教派贵格会领导人，社会哲学家和殖民地领主，一向主张共和制。

[20]弗·格·切尔特科夫（1854—1936），作者多年的密友，负责出版他的作品。

[21]十九世纪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诺伊斯所著《美国社会主义史》。

[22]这一天作者写下的笔记题为《对伊利亚和索尼娅的起诉书》，谴责他的次子及其妻的恶劣的贵族生活。

[23]俄国民粹派作家尼古拉·乌斯宾斯基的小说特写集。

[24]作者的次子伊利亚。

[25]作者的次女。

[26]指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威廉·莱基所著《欧洲唯理论的产生和影响史》。

[27]让·保罗·里希特（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

[28]不详。

[29]《笑面人》，为雨果所著。

[30]谢·捷·谢苗诺夫（1868—1922），一位俄国农民作家。

[31]后题为《人们为什么要麻醉自己》。

[32]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社会空想小说，全名为《由二〇〇〇年回溯至一八八七年》，俄译本名《百年以后》。

[33]亚·尼·埃尔杰利（1855—1908），俄国民粹派作家。

[34]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他们的家仆、追随者和敌人》。

[35]作者的第三子列夫的小名。

[36]信是写给切尔特科夫的。

[37]英语：空白。

[38]《奥勃洛莫夫》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代表作。

[39]《克莱采奏鸣曲》。

[40]伊·德·鲁金是媒介出版社书库工作人员。

[41]列·叶·奥博连斯基（1845—1906），小说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42]迪特里希斯是切尔特科夫的内弟。

[43]切尔特科夫夫妇拒绝让新生的儿子受洗，被主教告密，他们有可能失去儿子，并被监禁。

[44]指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一个选集。

[45]阿廖欣是几个农业公社的参与人。

[46]切尔特科夫说：“乘客的谈话中过多地插入了关于两性问题的议论和想法”，结果使乘客的谈话“变得不生动、不自然了”。

[47]英语：侈谈。

[48]即阿·米·诺维科夫，是托尔斯泰的子女的教师。

[49]后改题为《魔鬼》。

[50]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

[51]大约是《大人物》，当时刚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52]《如死一般强》。

[53]即《复活》，其故事情节本是司法工作者阿·科尼提供的。

[54]盖杰布罗夫是俄国民粹派报纸《周报》的出版人。

[55]丹麦人汉森将《童年 少年 青年》、《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译成丹麦文。

[56]法语：《巴黎画报》。

[57]季·米·邦达列夫是顿河军区一农民，因脱离东正教而遭流放。

[58]瓦·阿·斯列普佐夫（1836—1878），俄国作家。

[59]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死。

一八九〇年

［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就某些人，如萨马林、斯托罗任科[1]和其他许多人，洛帕京[2]等对《克莱采奏鸣曲》的看法，我想到，他们以为“这是某种特殊的人，而我的内心与此毫无共同之处”。难道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没有忏悔之心的原因是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进步的原因是没有忏悔之心。忏悔好像鸡蛋破壳或者种子绽裂，其结果是胚胎开始生长，接受空气和阳光的作用；或者生长使得蛋壳破裂。的确，这也是人的重要的、最本质的划分，分为有忏悔之心的人和没有忏悔之心的人。

一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不好。昨天重写喜剧，今天又拿来修改。写得不好。布特克维奇[3]从乡下来，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同他谈了一会儿。他说，许多人都讨厌《克莱采奏鸣曲》，说这是写性躁狂者。一上来这话使我很难过，之后我反而觉得高兴，无论如何这篇东西搅动了需要搅动的。当然，可以写得好一些，但我已经尽了力。切尔特科夫拍来一份电报。我的肚子仍然不好，但还挺得住，采取节制饮食的办法。

一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真奇怪，人们总是关心形式的完美。这不无道理，不过只有在内容好的时候才是不无道理的。假如果戈理的喜剧写得无力，不精致，那么读它的人肯定不及现在的百万分之一。若要文学作品深入人心，必须使它有锋芒，使之有锋芒同时也意味着使之在艺术上达到完美，只有这样它才能穿透冷漠，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就能达到目的。［……］

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整个上午都在修改喜剧[4]。希望这是最后的修改。到小学校去了一趟。玛莎[5]病了，她写了一封很好的信给波沙。塔尼娅[6]挺好，朴实，有朝气，善良。在此以前我就在看一本印度哲人箴言集[7]，有许多好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由于我的喜剧，由于《黑暗的势力》在彼得堡和柏林上演，我变得非常爱听赞扬的话。想到二哥那里去，来不及了。现在已经十点。

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也一样。索尼娅回来了。心情特别好。今天我把切尔特科夫和格[8]送到图拉。很愉快，只是担心切尔特科夫的亢奋状态。今天早上我感觉到自己不愿意把头脑里的思想告诉他，原因正在于他接受得太急切了。我害怕。我并不好。我自己还需要从这些思想中吸取营养呢。这些天来我一直想写《克莱采奏鸣曲》的跋，可是没有结果。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肚子疼。

二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又想到，《克莱采奏鸣曲》的跋没必要写，原因是不能靠议论使那些与我见解不同的人信服。应该先推动他们的感情，同时由他们去说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会感觉到自己不正确，但是他们仍然会说自己正确。这不只是人们所需要的，无此他们简直不能生活。理智是挂在每一个人胸前的一盏灯。人只有在这盏灯的照射下才能走路——生活。这盏灯时刻给他照着前方他要走的道路。既然我的道路与他的不同（纵使我的道路正确，而他的不正确），我去议论我的灯在我的道路上照亮了什么，决不可能让他看到别的东西，或者说，让他看不到他在他所走的道路上看到的东西。必须把他从那条路上推开。这不是议论办得到的，而是与感情有关。即使离开了错误的道路，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去，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那盏灯在错误的道路上照亮的东西。

我散步的时候围绕着科尼的故事想得很多。一切都很清楚，美好。（一）他并不想占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应该如此。她在他的想象中是迷人的。他在微笑，但他却想哭。（二）去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连衫裙，吻。（三）老女仆接过钱去，但是眼神忧伤。（四）老女仆相信命运，卡秋莎很孤独。（五）她看见他乘火车过去以后，想卧轨自杀，可是一坐下来就感觉到了胎动。（六）他问姑妈，卡秋莎在哪里。在一个地主家里当女仆。不规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与人私通，因为她的肉欲已经被唤醒了。（七）他激动地问：您把她赶出去了？她哭得厉害吗？是我不好吧？等等。（八）他尝过ambition[9]的滋味，很龌龊，不合他的性情；又出国，去到巴黎——堕落，很龌龊。只有读书，精致的享受，打猎，玩牌，看首演，须发白了——苦闷。

三月九日 ［……］一直在读列斯科夫的小说[10]。不好，因为不真实。这几天我还有一些想法。三月四日谢廖沙[11]说，应该做事。这还没有说明问题。要知道该做什么事。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你需要的东西，你消费的东西，或者做你的使命无法遏止地吸引你去做的事。［……］

三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肝总是疼。想必是不治之症。我并不害怕，也没觉得不愉快。只是不习惯。总想跟往日一样工作。曾骑马去亚先基村，在路上就疼起来。试着写作，又写不下去。晚上读显克微奇的小说[12]，非常出色。索尼娅来了，谈起卖我的新作的事[13]，使我懊恼。我觉得羞愧。

六月二、三、四、五、六、七、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开始写《谢尔盖神父》，仔细想过。全部意义在于他所经历的各个心理阶段。［……］

六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读《毫无规则》。对女性的爱写得非常细腻，充满柔情，比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都细腻得多。法国人写来刺激感官，英国人则假装正经，德国人又过于夸张。［……］

七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到，我之所以这样喜欢席勒的《强盗》，原因在于这部作品写得极为真实可信。一个像小偷或者强盗那样剥夺别人的劳动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以社会承认为合法的手段剥夺别人的劳动的人却不认为自己恶劣。因此这位诚实公民在道德上要比强盗坏得无可比拟，低得无可比拟。［……］

七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去看过收割黑麦。傍晚我还要去割麦子。上午又同格尔比格[14]争论艺术问题。在这场争论中我自己弄清楚了一些东西。

（一）艺术是区别善恶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认识善的手段之一。

（二）这是人类的精神机能之一，正如哺乳、交往等等是生理机能一样。

（三）怎么能说必须到五千年、五百年前去寻找这种机能，而我们现在不具备。

（四）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愚钝，竟然看不见自己周围的新事物，而只看见旧事物的僵尸。［……］

八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对了，昨天有谈《克莱采奏鸣曲》的文章。在美国闹了一场风波[15]，还有尼卡诺尔的咒骂[16]，我没有觉得不愉快。［……］

说来叫人害怕，今天十月二十三日了，又过了八天。这些天我只做了这样几件事：编辑《狄安娜》[17]，修改一篇讲狩猎的文章[18]，还有阿列克谢·米特罗凡诺维奇翻译的一篇莫泊桑的绝妙的短篇小说[19]。昨天写《谢尔盖神父》。稍有进展。思维怠惰。今天才在笔记本上写下一点东西。格一直在塑像[20]。索尼娅今天到儿子们那里去了。我的精神低下。给切尔特科夫、杜纳耶夫、安年科娃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写了信。谈到他的婚事。想去法庭旁听。[21]我的身体靠分外小心支持着。快死了。［……］

十月二十四日 ［……］上午一面给格摆姿势一面改好了莫泊桑的小说，[22]并且抄了修改稿。这之后就没法写了。晚上同女儿们在一起读教会史[23]，不记得我是否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实际存在什么，而只能知道理应存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最重要、最可信的一种是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被忽视，被认为不重要，不可信。

十二点了，我就去睡觉。心里忧伤。只有一件事使我快乐，那就是我对索尼娅有了最美好的爱。她的性格我现在才弄清楚了。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又修改莫泊桑的小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前天我说的那番赞扬话真是多余。[24]我是这样的不安，惶恐，空虚，真难受啊。总之，我心情沮丧。［……］晚上读皮谢姆斯基的剧作《苦命》，[25]不好。

要是能把现在我所理解的基督的生命之道表达出来就好了。

十二月十五日 ［……］由于有书刊检查，我们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成了徒劳无益的事业。唯一需要的，使这事业（文学）有意义的东西，都［让书刊检查机构］砍去了，扔掉了。这仿佛叫木匠刨木板而又不许有刨花。作家们枉自以为他们能够骗过政府的书刊检查机构。骗过它是不可能的，正如想偷偷地给人贴芥末膏而又不让他发觉是不可能的一样。药刚刚开始起作用，他就会把它撕去。

［……］今天写得不多，但似乎有进展。昨天开始从头写科尼的故事[26]。写这个故事我非常快乐。［……］

［十二月十六日］ 真的，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昨天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发紧，主要是对自己产生一种可鄙的怜悯，以及对她的怨恨。奇怪的心理状态！可同时我的精神亢奋，思绪明晰。以这样的精力我能写出极好的东西来。夜里两点我从床上起来，到客厅里去踱步。她从卧室里走出来，我们谈到四点多钟。跟往常一样。我的态度缓和一些。我对她说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想应该向政府声明，我不承认私有权和其他种种权利，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吧。［……］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夜没睡好，心口疼。拉耶夫斯基[27]来过。晚上我读《教会与国家》[28]。我要说的话那上面都有了。今天写得不多。现在十一点，这就上楼就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三十一日。已是晚上十一点。上午一早起身，写了许多。翻了翻前面的，有三章几乎已经完成，整部作品[29]规模已具。今天散步走得很远。晚上读了列斯科夫的一篇极好的作品[30]。［……］

[1]尼·伊·斯托罗任科（1836—1906），文学史家，莎士比亚创作研究者。

[2]洛帕京是一位法学家。

[3]布特克维奇是一位养蜂专家。

[4]《教育的果实》。

[5]作者的次女。

[6]作者的长女。

[7]《法句经》的英译本，这是一部宣传佛教基本教义的箴言集。

[8]尼·尼·格（1831—1894），俄国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画像。

[9]英语：功名心。

[10]从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来看，可能指列斯科夫的长篇小说《走投无路》。

[11]托尔斯泰的长子。

[12]指波兰作家显克微奇（1846—1916）的长篇小说《毫无规则》。

[13]指出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文集》第八版的续集，第十三卷。

[14]一位女钢琴家。

[15]美国政府机关给《克莱采奏鸣曲》的发行制造障碍。美国邮政局长禁止邮政递送这篇作品。

[16]指赫尔松和敖德萨教区大主教尼卡诺尔就基督徒夫妇生活发表的反对托尔斯泰的谈话。

[17]此书全名为《狄安娜为初婚男女提供的性关系的心理生理经验》，一八八七年纽约版。

[18]切尔特科夫所著《罪恶的游戏》。

[19]托尔斯泰建议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庭教师阿·米·诺维科夫为媒介出版社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港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亲自改写了这篇小说，比如重新写了结尾。最后这篇小说以《弗朗索瓦兹》为题，发表在《新时报》一八九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上面。

[20]画家格为托尔斯泰塑半身像。

[21]十月三十日托尔斯泰为写《复活》而去图拉法庭旁听一桩案件的审理。

[22]托尔斯泰不仅改写了《港口》，还改写了《在水上》的一部分，题名《昂贵》。

[23]捷尔诺夫斯基夫妇所著《教会史教程试稿》。

[24]大约指对夫人索菲娅的感情。

[25]托尔斯泰是重读这部剧作。他初次看到在一八五九年。

[26]这一稿题名《复活》。

[27]图拉省和梁赞省的一个地主。

[28]即一八八一年亚·彼·伊万诺夫根据托尔斯泰所著《教条神学的研究》的草稿编辑的作品。

[29]《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30]《圣诞夜的委屈》。

一八九一年

一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九天没有写日记了。这些日子写我那篇文章[1]，慢慢地写，有进展。有六章可以说已经完成。两次想写科学与艺术，可是涂涂改改，重新写了又涂去，真没法说是否有进展。昨天和今天两天什么也没有写。这段时间我看了几本杂志，主要的是勒南的著作[2]。这位一贯正确的学者的自信真是惊人。

［……］今天散步的时候我想到小偷，清楚地想象到，小偷在等待时机去窃取一个人的财物时，得知这个人这天没有出门，或者走了另一条路，他该多么生这个人的气，认为自己被欺侮了，并且怀着自己有理的心情准备对这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生动地想象到这一切，于是寻思，我该怎样把它写出来。[3]后来我又想，能写一部长篇小说，delonguehaleine[4]，用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去阐明它就好了。我还想到，我可以在这部书里集中写出我尚未写出而深以为憾的一切思想（除开亚历山大一世和一个士兵[5]），加上强盗[6]、科尼的故事、《谢尔盖神父》，甚至于移民[7]、《克莱采奏鸣曲》、教育[8]。还有米塔沙[9]、《疯人笔记》。《虚无主义者》[10]。我便兴高采烈，精神振奋起来。可是一回到家，提起笔来写科学与艺术，却又涂涂抹抹，卡住了。以后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现在七点多钟，我这就上楼去。因为昨天胃病犯得厉害，这是可以原谅的。

一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要是明天我在日记上说：我已经开始写一部大艺术作品，那我该多么幸福啊！的确，现在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把它写成，是会有这样的意义的。我最初写的那几部都是无意识的创作。从写《安娜·卡列宁娜》起好像有十多年了，我进行了支解，划分、分析。现在我知道什么是什么，能够把一切重新糅合在一起，用这糅合在一起的东西进行创作。天父，求你帮助我。

［二月十一日］ 又过了五天。今天十一日。昨天写科学与艺术。进展不大，但是一切都清楚了。没有精力。这些天报上一直有骂我的文章。苏沃林的一篇评《跋》[11]，柏林有一篇评《教育的果实》[12]，说我是科学的敌人。还有一篇别克托夫的[13]，昨天又受到coupdegrâce[14]，加以我本来心情就不好（这真叫我高兴！）在《公开论坛》（《OpenCourt》）[15]杂志上有文章评布思[16]和我，说我们是伪善的标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的是要把一切都给穷人，而自己又靠贩卖这种说教来扩大自己的产业。还以妻子为挡箭牌。像亚当一样，妻子给了我，我才吃下去。很使我痛苦。现在写到这些话，心里还感到痛楚。然而不该为此痛苦，我能够做到不痛苦，只是很难。

我是一个伪君子，但不是在他们责备我的那一方面。在那方面我是纯洁的。正是那方面对我有教益。我的伪善在另一方面，即我一面想并且说，我在上帝面前为了善而活着，因为善好，一面又为了名活着，让名把我的灵魂弄脏到这种程度，以至我无法达到上帝那里了。我阅读报刊的时候，总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听人谈话的时候，也总是等着别人谈起我来。我的灵魂已这般污秽，我不可能追求到上帝，不可能追求到以善为目的的善的人生了。而我应该如此。我每天说：我现在不愿意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了爱而活着，可我还是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

又过了一星期。今天是

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我想到评论家。

评论之事在于解释大作家们的作品，主要是从所有我们这些人写出来的一大堆废话当中挑出最好的。而评论家们干的是什么呢？他们从自己头脑中挤出，多半是从蹩脚而又走红的作家头脑中搜索出一点平淡无奇的想法，然后就用它来贯穿作家的思想，不惜歪曲作家，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大作家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小作家，深刻的变成了浅薄的，睿智的变成愚钝的。这就叫做评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群众——眼光狭小的群众的要求，他们高兴的是，虽然采用愚蠢的手法，总算掌握了一位大作家，揪住了他，记住了他。不过这不是评论，也就是说，不是阐明作家，而是给他蒙上阴影。［……］

三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今天我想到，我们的一切艺术作品其实都是异教的（我要说的是诗歌），所有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美人，在肉体方面十分诱人。美先于一切。这甚至可以作为一整部大艺术作品的基架。［……］

七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十三日刚刚过去，和妻子谈话，仍旧是那个题目，放弃著作私有权[17]。她还是不理解我，说：“我得为孩子着想……”她不明白，孩子们也不明白，他们花我的书赚来的钱，每一个卢布都是我的痛苦，我的耻辱。耻辱可以不顾，但是为什么要削弱宣讲真理所能产生的作用啊！看来不这样不行。即使没有我，真理也会完成自己的事业。［……］

[1]讲勿以恶抗恶的文章，后来形成《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2]十九世纪法国宗教史家、哲学家勒南所著《科学的未来一八四八年的思考》。

[3]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4]法语：篇幅很大的。

[5]一九〇五年，托尔斯泰开始用这个题材写《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但未完成。

[6]后来写成《假息票》。

[7]《移民》未写成。

[8]论儿童教育的文章，后来一部分写入《母亲》中。

[9]《米塔沙》草稿尚存。

[10]《虚无主义者》未写出。

[11]苏沃林写了小品文《短信》批评《克莱采奏鸣曲》的《跋》宣扬独身主义。

[12]《柏林每日小报》（《BerlinerTageblatt》）评柏林上演《教育的果实》一剧。

[13]彼得堡大学教授、植物学家安·尼·别克托夫的文章《道德与自然科学》，发表在《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一八九一年第五期上。

[14]法语：最后一击。

[15]《公开论坛》是美国的一家宗教哲学杂志，一八八七年由保罗·卡鲁斯在芝加哥创办。

[16]威廉·布思（1829—1912），美国基督教救世军的创始人和首任将军。

[17]作者向夫人提出在报上发表文告，说明他放弃《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第八版第十二、十三卷所收作品的版权。遭到夫人的坚决反对。

一八九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五）这不是什么思想，不过八月十三日我记下来了，即我不是在生气的时候，而是在最平静的时候清楚地想到，我可以，几乎是应该出走。

［……］（六）我谈到音乐。我又说这种享受只不过是一种稍为高级一点的菜肴。我并不想说音乐的坏话，而是想弄个明白。人们说，音乐能够使心灵升华。我不能承认这种不清楚、不确切的说法。问题在于音乐是与道德无关的事业，就像食物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而是中立性的，与道德无关。我赞成这种说法。既然它与道德无关，那么就要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它。

十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切仍旧是那样，仍旧那样顽强地劳作，那样进展缓慢，那样对自己不满。不过稍好一点。今天骑马去科兹洛夫卡，第一次想到，无论这样想这样说有多可怕，生活的目的既不是再生产像自己一样的人，即传宗接代，同样也不是为人们服务，不是为上帝服务。若说是再生产像自己一样的人，这是为了什么呢？若说是为人们服务，那么我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又该做什么呢？若说为上帝服务，难道上帝没有我们为他服务就不能做他需要做的事了？况且他也不可能需要什么。即使他命我们为他服务，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幸福。除了幸福、欢乐以外，生活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有欢乐这个目的完全值得为之度过一生。退隐、十字架、奉献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欢乐。欢乐是，而且也能够成为不可摧毁的，恒久的。死是向新的，未知的，全新的，另外一种更大的欢乐的过渡。永不枯竭的欢乐之源是存在的，那就是无时不存在的大自然的美，动物的美，人的美。在监狱中还有光线、苍蝇、各种声音的美。而主要的源泉是爱，我对人们的爱和人们对我的爱。如果这是真理，那该多好啊！难道我有了新的发现？美和欢乐，只不过与善无关的欢乐是可恶的。我体验过，并且把它抛弃了。没有美的善令人痛苦。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也不是结合，而是以美作为善的圆满结果。这似乎像是真理了。［……］

十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屠格涅夫的《够了》和《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是对尘世生活的否定，对基督徒生活的肯定。可以写一篇好文章[1]。［……］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了。今天是

十一月六日 ［……］斯特拉霍夫来信谈到颓废派。又是为艺术而艺术，又是肥腿裤换成紧脚袜和瘦腿裤，只不过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今天的颓废派波德莱尔[2]说，写诗需要极端的善和极端的恶。无此便无诗可言。他们说单追求善会消灭对比，因而也就消灭了诗。他们的担心真是多余。恶是如此之强，它是整个背景，随时可以构成对比。如果承认恶，恶就会铺天盖地，结果只有恶存在，没有对比了。甚至连恶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要有对比，要有恶，就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求善。［……］

[1]这篇文章没有写出。

[2]波德莱尔（1822—1867），法国诗人。

一八九三年

［五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六日到现在，差一天半年，我没有写过日记，连想一想都觉得可怕。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紧张地写我的书[1]，写最后一章，还没有完全结束。

昨天五月四日，我们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莫斯科断断续续住了一个冬季。由于写作紧张（我好像一天也没有停顿），我在肉体生活，指体力劳动方面，似乎放松了。而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有关不参与这个世界的恶的种种要求方面，我却很坚定。在这段时间的写作过程中，又弄清了许多东西，如意志自由问题，人在精神上，在肉体活动支配者方面是自由的。

［……］今天是我不写书的第一天。往下写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许多想法都丢失了，记得起来的是：

（一）能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现一切艺术的实质的戏剧艺术作品，就是要列出性格和地位各异的一群人，在他们面前提出人们尚未解决的迫切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去解决，叫他们行动起来，看看究竟如何解决。这是实验室内的试验。这也就是我在我即将写的剧作[2]中要做的事。

现在是中午一时。这就去吃饭。明天要写作。

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波波夫在这里。我同他一起从斯特劳斯的德译本翻译老子。真好！应该编成一本书。[3]我一直在写关于宗教的文章。似乎可以收尾了。我还完成了论莫泊桑一文[4]的草稿。［……］

[1]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2]即《光在黑暗中发亮》。

[3]这项工作没有完成。

[4]《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

一八九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我还活着。几乎有一个半月没有在这个本子里写什么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土伦》[1]，大约五天前完成，决定不翻译，不出版。[2]这使我觉得轻松。［……］

我打算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再研究艺术理论，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引起的。[3]序言也不行。我有许多东西要写，可似乎没有力量。应该尝试纯艺术。这段时间我想到：

［……］（二）艺术作品是一种感染人，把所有的人引向一种心境的东西。在影响力方面，在使所有的人处于同一种心境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以与关系到生命的事，说到底是与整个人生相比的了。如果有那么多人能懂得他们的生命这部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力量就好了！只要他们也能珍爱自己的生命，尽一切力量不让这部作品被什么东西破坏，并且把它以尽可能美的形式创造出来，那就好了！不然我们珍爱的只是生命的影子，却忽视生命本身。可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生命是一部艺术作品，因为它影响别人，任人观察。

（三）失去人？！当妻子、丈夫、父亲亡故的时候，我们说：我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但是常有的情况，经常有的情况是，在人们还没有亡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分手，这比他们亡故了还要糟。相反，往往到人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们，同他们接近。

［……］（五）现在我们只把我们喜欢的东西称作美。而对于希腊人来说，美是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是刚刚揭示出来的东西。

［……］（七）最近以来，当我在城中漫步，听到可怕的、残忍的、荒谬的谈话的时候，我往往感到迷惑，不明白人们想要什么，在做什么，于是我问自己：我在哪里？显然，我的家不在这里。［……］

六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刚收到格的讣告。“格死了”这几个字真没法写出来。不过我们怎么会这样瞎，只看到我们的幻觉。我们以为他和他的那一大堆设想、计划是如此必要，其实不然。我热烈地，我不想说爱过他，我现在仍然很爱他，但是我总觉得，他远远没有完成基督徒修养这个意义上的事业，虽然他也远远没有完成艺术方面的事业。写到这一点真觉得可怕。但这是我的感觉。他令我痛惜。他是一个极可爱的天才的老小孩。［……］

六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人们说，艺术是自自然然的。鸟儿要唱歌。鸟儿生来就是要唱歌的。那么人呢？人有至高无上的要求。如果他也像鸟儿一样去唱歌，那好极了。如果他集合起几百个乐手——一帮在音乐院里被扭曲了的人，系上白色领带，去演奏令人费解的交响乐，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拿鸟儿来为自己说话了，因为他把上天为了崇高的目的赋予他的智能用在模仿鸟儿上面，而且是不成功的模仿。［……］

七月八日 ［……］这些日子我有许多想法，但是没有记下来，都忘却了，只回忆起下面的几个：

［……］（二）关于普雷沃[4]的那本可恶的书（作者在序言中也议论道德问题），我想到（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家不是想指教什么就指教什么，而是能指教什么才指教什么。他能揭露他在自己身上克服了的，成为überwundenerStandpunkt[5]的。只有他不仅认为好，而且热烈地爱着的东西，他才能叫别人也去爱，却不是他忽然想到的。这最好不过地说明，艺术家不是用道理去影响人，而是用动作和表情叫人仿效。

（三）艺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兽的游戏，如牛犊蹦跳，鸟雀啁啾，说故事让人开心；另一个是人的，是要前进，并以此促使人们朝着建立天国的方向前进。因此也就存在着两种艺术观——兽的和人的，它们往往搅在一起。从兽的观点出发只能评论兽的艺术，而从人的观点出发既可以评论兽的艺术，也可以评论人的艺术。依人的观点看来，兽的艺术只有在有助于人的各种需要的时候才是好的。当它虽无助于人的各种需要，却也不违反的时候，它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一旦它与人的各种需要相抵触，它就是坏的了。

由于两种艺术观搅在一起，产生了对艺术的种种误解。人根据兽的观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评论人的艺术或者与人的目的相抵触的艺术，如此等等。［……］

八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小说的结尾往往是男女主人公终成婚配。应该由此开始，而以他们离异，即得到解脱结尾。否则写人的一生写到他们成婚的时候收尾，那跟写一个人旅行、却在他路遇盗匪的时候停笔是一样的。

九月六日 怎么也没料到我竟放过了四天。［……］现在是下午四点多钟。早上我写教义问答了。不敢说有进展，因为进展甚微。不过我没有感到不满，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越来越清楚。昨夜没睡好，一早醒来在床上考虑了一篇非常生动的短篇小说，讲一个主人和一个雇工。[6]早饭后同安德里扬[7]一起锯木头了。

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一）现在人们都喜欢谈论艺术理论。一些人认为艺术的理想是美，另一些人认为是功利，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游戏。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想继续把已经过时的、不再是理想的东西当做理想。那就是功利和美。艺术是一种塑造应有的事物、塑造一切人都应该追求的、给人以最大幸福的东西的本领。要塑造这种东西只能通过形象。人类已经为两种艺术理想生活过，现在正为第三种理想活着。第一种理想是功利，即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艺术作品，过去就是这样看的。后来是美的东西，现在是善良的、好的、有道德的东西。认识上产生混乱是由于人们想把过时的东西重新奉为理想，正如强迫成人去玩洋娃娃和骑木马。得把这一点简明扼要地说出来。［……］

[1]《土伦》是《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一文的最初标题。此文由一八九三年十月签订法俄军事同盟条约引出。

[2]五月作者就改变了主意，把这篇文章寄往国外，由伦敦《每日新闻报》（《DailyChronicle》）和巴黎《争论杂志》（《JournaldesDébats》）两家报刊发表。

[3]写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引起作者对艺术问题的兴趣，作者开始研究美学。

[4]马塞尔·普雷沃（1862—1941），法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俄译本《放荡少女》译者福明娜请求托尔斯泰为之作序。

[5]德语：已被克服的观点。

[6]这是首次提到《主人和雇工》。

[7]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一农民。

一八九五年

一月三日 尼科利斯科耶 奥尔苏菲耶夫家[1] 我们按计划于一日动身。临出发我还在修改《主人和雇工》。现在艺术上还可以，但内容仍嫌单薄。照片的事令人十分不快。[2]他们都觉得受了侮辱。我给切尔特科夫写了信。在此以前我已觉不适，走时身体不好，虚弱。到了这里却非常好。第二天和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看书，散步，睡觉。昨天，东正教问题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论。认识所以模糊，都是因为人们不承认生命就是参与自我完善和使生活完善的过程。做一个更完美的人，使生活更完美。这几天都没有记下什么。现在是晚上八点多钟，困倦得很。

一月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我已完全康复，昨天和今天又开始写《教义问答》[3]。很吸引我，很合我的意，但是一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因此不满意。前晚看我的短篇小说[4]。写得不好。两个人物都没有性格。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同德米特里·阿达莫维奇争论过两次。[5]他给自己安排了实际的、合乎斯拉夫派精神的为民众服务的道路，那是一张可以躺在上面不工作的绒毛褥子。全部问题在于，他们认为生命是静止的，而不是流动的。［……］

二月十五日 莫斯科 早晨起床时很疲倦，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伊万·伊万诺维奇和戈利采夫来过。我拒绝在一份有关报刊合法性的请愿书上签名。[6]［……］

二十六日夜 莫斯科 我们埋葬了小万尼亚。[7]这是一件可怕的——不，不是可怕的，而是震撼灵魂的大事。感谢你，天父。感谢你。

三月十二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感觉、思索、经受了那么多，以至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对我说来，小万尼亚的死，同尼古拉大哥的死一样——不，在更大更大的程度上——是上帝的显现，上帝的召唤。因此我不仅不能说这是一件令人悲伤、难过的事，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不能说令人高兴的事，这个词真糟糕，应该说，是上帝慈悲为怀、排除人生的虚幻、让人到他那里去。

索尼娅不能这样看待事物。对于她，一种几乎是生理上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掩盖了这件事在精神上的重要意义。但她使我惊讶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立即使她摆脱了心灵上一切阴暗的东西。似乎门敞开了，呈现出构成我们的灵魂的爱的神圣本质。最初几天使我惊讶的是她那种异乎寻常的爱：凡有损于爱的，或对于某人某事的责备，甚至缺乏善意，都使她感觉到受辱，使她痛苦，使露头的爱的幼芽痛苦地萎缩。然而时间一过，这幼芽重又闭合起来，她的痛苦也不再到无所不包的爱中去寻求满足和排解，于是变得无法排解。她所以痛苦，尤其是因为她的爱的对象离她而去。在她看来，她的幸福是这对象构成，而不在于爱本身。她不能够把这两者分开，不能够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整个生活和她自己的生活。她不能够清楚地懂得并且感觉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人人面临的死亡主宰着我们，能够分离我们，剥夺我们的爱的幸福；或者根本没有死亡，只有我们人人都经历着的一连串变化，而死亡便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用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发生，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像波浪一样。

我尽力帮助她，但是我发现，到目前为止未能对她有所帮助。可是我爱她，同她在一起，我觉得既难过又愉快。她的身体还很弱［……］，可怜可爱的塔尼娅也很弱。我们非常亲密，就像Д[8]说的那样：一张纸掉了出去，剩下的纸便更快、更紧地贴在一起。我觉得十分衰弱，什么也不能写。在《教义问答》上花了一点时间。不过只是思考而已。就国际媒介出版社计划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9]最近《主人和雇工》出版了，我听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虽然如此，我并不喜欢浅薄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时的感觉。

今天想写艺术作品了，于是回忆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完成。都能完成就好了，比如：

（一）科尼的故事[10]，（二）《谁有理》，（三）《谢尔盖神父》，（四）《地狱里的恶魔》[11]，（五）《息票》[12]，（六）《母亲的笔记》[13]，（七）《亚历山大一世》[14]，（八）一部正剧[15]，（九）《移民和巴什基尔人》[16]。此外，要写完《教义问答》。也许把这一切计划好之后（至少需要工作八年），明天就死去。这也好。

三月十八日 ［……］写作，特别是写艺术作品，在道德上对我简直是有害。我写《主人和雇工》的时候，就想获得荣誉。那些赞美之词和作品的成功无疑都表明这是一件坏事。今天我在道德上似乎有所醒悟。这觉醒开始于两天前［……］

三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由于我没有听到对《主人和雇工》的全部谴责之词，而只听到赞扬，我耳朵里似乎响起一片喧声，我还想起有关一个传教士的趣闻：他讲了一句话，听众热烈鼓掌，于是他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蠢话？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知道我做了蠢事，那就是对一篇无聊的短篇小说作了艺术加工。思想本身就不清楚，是苦苦想出来的，不朴素。这是一篇坏小说。如果我有工夫，而且又不是不值得干的话，我真想就它写一篇匿名的批评文章。

［……］昨天想起列斯科夫的遗嘱[17]，考虑我也必须写这么个东西。我总是拖延，似乎还早，其实这是近在咫尺的事情。写份遗嘱好，有必要，不仅因为它使亲人们不至于在如何处理尸体的问题上产生疑虑动摇，还因为人们特别愿意倾听死者的声音。如果有话要说，那么还在这开头的几分钟就向亲人，向所有的人说出来好。

我的遗嘱大体上是这样。如果我不另写一份，那么它就是这样了。

（一）把我葬在我死的地方，如果死在城市，就找一处最廉价的公墓，用最廉价的棺木，像埋葬乞丐一样。不摆鲜花和花圈，不致悼词。如果可能，不请神父做安魂祈祷。但是假如这样做会使负责安葬的人感到不快，那么就按一般的规矩做安魂祈祷，不过要尽量少花钱，尽量简单。

（二）不在报章上公布死讯，不写悼词。

（三）我所有的文字都交给我的妻子、切尔特科夫、斯特拉霍夫（以及女儿塔尼娅和玛莎），交给他们当中还活在世上的人翻阅整理（涂抹掉的地方是我涂抹的。女儿们不得做这事）。我不让我的儿子们做这事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感谢上帝，近来我越来越爱他们了），而且我知道他们爱我，但是他们不完全了解我的思想，不注意我的思路，可能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可能留下不该留下的而丢弃必须保存的。我请求从我以前的单身生活日记中挑选出值得保留的东西，而将其余的销毁。同样的，我请求将我婚后的日记凡属公之于众会使某个人不愉快的那一部分统统销毁。切尔特科夫答应在我活着的时候做完这件事。想到他对我如此厚爱（这是我当之有愧的），在涉及精神的问题上又如此颖悟关注，我相信他能将这件事办得很好。我请求销毁我的单身生活日记，原因并不是不想让人知道我那一段恶劣的生活（从世俗观点看来，那是不遵循任何原则的年轻人通常过的糟糕的生活），而是我的这些日记只记下我意识到是犯罪并且因此十分痛苦的那些事情，给人造成虚假片面的印象……

不过，还是让我的日记照原样留下来吧。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不管青年时代的我如何庸俗，如何糟糕，我还是没有被上帝抛弃。现在我虽然接近暮年，总算多少开始理解他，热爱他了。

至于我其余的文字，我请求负责整理的人不要全部付印，而只选择可能对人们有益的东西。

我写下这些话，不是因为我自以为我的文字十分重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而是因为我预料到，等我一死，人们就要出版，议论我的作品，并且说它们如何重要。既然如此，那么就不要让我写的东西危害人们。

（四）请我的继承人将我以前的作品，即十卷文集和识字课本的出版权转交社会，也就是说放弃版权。但我只提出这个请求，绝不是在遗嘱中作这项规定。你们如果这样办了，那很好。这对你们也很好。如果你们不这样办，那是你们的事，说明你们办不到。近十年来我的作品被出售，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难过的事。

（五）还有，主要的是，我请求所有的人，与我亲近或疏远的人，不要赞扬我（我知道人们会这样做，因为我在世时他们就以最不好的方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真想研究我的作品，那么就请注意我知道是上帝的力量通过我讲话的那些地方，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利用。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上帝的旨意的传布人。我常常很不纯洁，充满种种个人的欲念，以致使真理的光辉被我的昏暗遮掩，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时候真理通过我显露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愿真理不因通过我而受到玷污，但愿人们能以这真理滋养自己，虽然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浅薄、不纯的东西。

我的文字的意义仅在于此。所以只能由于我的文字骂我，而绝对不能夸奖我。完了。

四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开始在练马场学骑自行车。这为什么吸引我，很是奇怪。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18]曾劝阻我，并且由于我继续骑车而不快，但是我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我感到这其中有一种自然的乖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况且骑车毫无坏处，使人像孩子似的高兴。［……］

五月二十日 尼科利斯科耶 奥尔苏菲耶夫家 ［……］打算在奥尔苏菲耶夫家里写作[19]，现在已经十二点，我还没有坐下来。

五月二十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那天晚上写了，后来患热病。一天没有写，在那之后的一个晚上又写了，而且写得相当多，初稿已经写出一半多。奇怪的是，需要让涅赫柳多夫成为亨利·乔治[20]的信徒。我这样写是为了让他软下来，去适应整天躺着的考究太太的女儿——（玛丽·乌鲁索娃[21]）。

［……］我想到：

在游艺场上竖几根杆子，让爬上去的人得奖。用钟表去引诱人（让他把身体毁了），或者让人套上袋子跑，而我们在一旁看着开心。这些作乐方式只能在人分为主人和奴隶的情况下出现。只因有这种划分，我们生活的各种形式才能形成。杂耍艺人、饭馆跑堂、厕所、镜子和纸牌的生产、所有的工厂，这一切之所以能产生都是因为人分为主人和奴隶。我们希望过博爱的生活，却又保留着奴隶的生活形式。

五月二十九日 尼科利斯科耶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前天我已经好了一些。今天也不发烧。如果不算腿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今天写作不多，而且不顺手，精力不足。可是我弄清了涅赫柳多夫犯罪时的心情。他应该希望娶她并且平民化。我只怕quecelan’empiètesurledrame[22]。等我身体强壮一些再作决定。刚刚去骑马，骑自行车。一直在读波尔托拉茨基写的东西。我喜欢这回忆录。[23]

六月四日 莫斯科 ［……］想写，因为弄清了对于科尼的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情绪的两重性——两个人，一个是怯懦的、不断完善的、孤独的、胆小的改革者；另一个是传说的崇拜者，按惯性生活着，并且将这惯性诗意化。

虽然我几乎是被迫游手好闲，但日子过得不错，有进展，可以大胆地说，我更爱人们，爱得更加自然，任何不爱也更加使我痛苦。可怜的安德留沙[24]来过，我尽力帮助他，但效果不大。

［……］昨天读到一篇谈易卜生的文章，易卜生说，你若弃绝肉体之爱，你便会停滞，肉体之爱会将你引向真正的爱。荒谬之至！只有弃绝肉体之爱或者只有在不懂得肉体之爱时，你才能懂得真正被爱感动时的心情。

科尼的故事有可能写得很好。关于这部作品，有时我有些精彩的想法。故事里将写到真正的爱的两个极端，居中的是虚假的爱。［……］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我重病两天。体温40.1℃。可爱的女儿们吓坏了。很遗憾，我的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她们悲伤。虽然时间不长，而且令人欣慰，但毕竟是悲伤。我一直在阅读。有时读《周报》，有时读《俄国思想》。都很有趣，但都是多余的。在外里海边区的移民点中，只有那些按城郊方式经营的才繁荣兴旺。就全俄来说，不也是一样吗？城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征税，即从人民身上刮来，经商，也是从人民身上刮来。不搜刮这些钱岂不更简单些吗？那样一来就没有军队、官吏、工厂、商品流通了。这话不错，但要没有奴隶制，农民也不再受奴役才行。那样一来，设置军队、官吏、工厂、商业的人就会依附于农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刚刚相反。［……］

六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本想从头写科尼的故事，但没有做到。身体仍然不好。骑自行车出门，也没有达到目的地，碰上雷雨。一整天除了同人们接触以外只做了一件事：考虑涅赫柳多夫的生活环境——保姆、差不多是未婚妻的女子和刚故去的母亲。这种情况使他和故事的开始显得很生动。［……］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胃仍旧不舒服，因此情绪恶劣，身体很虚弱。昨天是艰难的一天。索尼娅心情不好。她只讲令人痛苦的事：著作、著作的收入、析产、偷盗、素食。我表面上耐着性子，但在内心却无法对她的生活担子重这一点产生应有的怜惜之情。我还记得，我同人们的全部关系都是同他[25]的关系，然而这种感觉比初期弱了。我不愿意它弱下去，希望直到最后都能这样想，这样感觉。［……］

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几天写《复活》。它越来越吸引我，也越来越清楚了。［……］

（四）科学啦，艺术啦——都是好东西，不过在博爱的生活条件下它们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建立博爱的生活比保留科学和艺术的现状更为需要。

（五）只有当所爱的对象不吸引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爱。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几天值得一提的是，有两次写得很顺手。我可以说，科尼的故事草稿已经完成。［……］

八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个月过得不错。在地里干了一些活儿。有一次是割黑麦。科尼的故事写得相当多。有进展。这段时间读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26]和《真理》（《Wahrheit》）[27]杂志刊登的谈论我的文章，等等。当你读到谈论你的文章时，可能会觉得你做的事也是全世界正在做的事，然而这不是事实。收到希尔科夫谈反正教仪式派所受迫害的一封信。我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报界。正在翻译。[28]

［……］与索尼娅的关系恶化。我出门去骑马，回来晚了，碰到下雨，她狠狠地挖苦我，我觉得受了侮辱，触痛了旧的创伤。今天她要求抄写[29]。我拒绝了，说这样做总是引起不快。我没有怜惜她，做得很不好。她很痛苦，有精神病，而听她的话又是罪过。我觉得万分可惜的是她从来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我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不应该去跟她比。每一个人犯罪的程度如何是与他灵魂中的光相对而言的。［……］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安德留沙和米沙两个孩子的恶劣生活使我痛苦。我试图帮助他们。骑车，写《复活》，把它念给奥尔苏菲耶娃、塔涅耶夫和契诃夫听，[30]不该念。我现在很不满意这本书，想扔掉它，或者重写。这几天总在树林里走动，给农民挑选树木。这段时间我想到：

近来很清楚地感觉到死。似乎这血肉之躯的生命危在旦夕，很快就会结束。我对此越来越习惯，开始有一种不能说是愉快的感觉，而是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情绪，正像在这整个生命的运动过程中感觉到的一样。

这个时期给英国报界写了一封谈反正教仪式派的信，但是没有寄出。波沙去高加索，应该一日到，今天七日，还没有见他来。[31]我还读到一个波兰人写来的一封有趣的信，谈爱国主义，[32]我已拟好复信的草稿。［……］

（二）物质世界受生存竞争法则的支配，我们是物质，也受这法则的支配。但是除了我们的物质存在而外，我们还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另一种本源，即不仅独立于竞争法则、而且与之对立的爱的本源。这种本源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

九月二十四日十二时许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科尼的故事，写不下去，一边摆牌阵，一边考虑。我想，应该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不为自己和人们活着，而为上帝活着。［……］

九月二十五日晚上 上午写科尼的故事，从头翻阅。相当好。至少不令人厌恶。一直记得要为上帝活着，只有两次忘了，都是发生在对待安德留沙的态度上。早晨我听见他起床了，却没有到他那里去；晚上他回家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理他。他两天不在家，自己一定很不好受。他越讨厌，我越该爱他。但我没有这样做。［……］

［九月二十六日］ 一天都很不好过。很早就醒了，睡不着，想事情。早饭后我等安德留沙起床。考虑要不要进他的屋使我苦恼。我终于进去了，他把头蒙着。等到我发现他醒着，我便对他讲话。讲得温和，慈善，但是没有说服力。我胆怯，痛苦。他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我走开去做我的事，还不到一个钟头便听见厨房里不停地在拉手风琴。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厨房的小窗往里望了一眼。他躲开了。我忍不住说：这比霍赫洛夫[33]还坏。午饭时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气冲冲地走了。我没有克制住自己，这使我觉得羞愧，非常羞愧。我的不痛快又是自私的，原因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忘了只应该也只能够为上帝活着。写作也不顺手。改动太多，改乱了。而且写这种虚构的东西[34]是可耻的。博江斯基[35]说得对，暗示的东西是不该写的。我一向有这种感觉，只有在我完全写我所熟悉、我正考虑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安心。［……］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来过一个美国人[36]，是个发了财的芬兰裔工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其貌不扬，但是谈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比一般讲究的美国人谈的多得多。他主要告诉我，美国六千万人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只有六百万左右，即百分之十。而在我国，我想，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在美国，一个人驾十八匹马耕地，犁宽一俄丈[37]，一人一天耕十英亩，收入二至四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什么？会造成什么结果？这十分重要，但我还没有全部弄清楚。工人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工时少些，工资高些，劳动轻些。问题只在于劳动吗？我想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愉快，travailattrayant[38]。全部问题似乎就在这里。这样一来资本家也愿意当工人了。但是怎样使劳动有吸引力呢？要使劳动条件愉快，使劳动不含被迫的因素。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还不知道怎样表达。［……］

十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一本意大利文著作[39]。讲中小学的基督教课问题。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即上宗教课是一种横暴行为，是基督讲过的使小孩子跌倒。我们有什么权利讲授大多数人持异议的东西？讲三位一体，佛、穆罕默德、基督的神迹？只有道德学说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讲授的。这个想法很好。现在我一边摆牌阵一边想，涅赫柳多夫应该怎样动情地与索尼娅[40]告别。

十月十三日 这几天我发现索尼娅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苦恼。有一天碰见她在写信。她说以后再告诉我。今天早晨谈开了。她读了我［恼怒时］写下的关系到她的刻薄话。有一次我在气头上写下这些话就忘记了。在灵魂深处我感觉到自己做了点不好的事。现在她看见了。可怜她痛苦得要命，但她没有大发雷霆，而是给我写了这封信[41]。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负疚，这样感动。唉，但愿这能使我们更加亲近。但愿她不再相信琐事，而是相信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理智。

我翻阅日记的时候找到几处，现在宣布收回我在其中写到的有关她的刻薄话。这些话是在气头上写的。现在我再重复一次，让所有将来能看到这些日记的人知道。因为她急躁，轻率，我常常生她的气。但是，正像费特所说的，每一位丈夫都有他所需要的妻子。我知道，她曾经是我需要的妻子。在异教的意义上，即从忠贞、家庭观念强、牺牲自我、像异教徒那样爱家这些方面看来，她曾经是一个理想的妻子，她也有可能成为具有基督徒精神的伴侣。这是在小万尼亚死后我发现的。她能成为这样一个伴侣吗？天父，求你帮助我。目前这件事真使我高兴。她看见了并且还将看见爱的力量，她的爱的力量在我身上产生的影响。［……］

［十月二十四日］ 许多天没有写日记。索尼娅去彼得堡回来。我们的关系仍然相当好。《黑暗的势力》获得成功。[42]感谢上帝，这并没有使我如何高兴。“当求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43]

十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索尼娅和萨莎刚走。[44]她已经上了马车，我突然觉得她非常可怜。不是惋惜她走，而是觉得她，她的灵魂可怜。此刻我还在怜悯她，几乎止不住要流泪。我怜悯她，因为她心情沉重，忧郁，孤单。我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人，她在内心深处怕我不爱她，不像我所能地那样用整个心灵爱她，原因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同。她以为我不爱她是因为她没有向我靠拢。不要这么想。我更加爱你，完全理解你，知道你不能向我靠拢，所以才孤零零的。但是你并不孤单。我同你在一起，同真正的你在一起，爱你，爱到底，爱到不可能更深的程度。

［……］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而工作似乎还多得很。只剩下两天，可还要打谷，扬场，把禾捆从地里运走，把地再翻耕一遍，叫人束手无策。我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只要能把最最需要的事情做起来就好。

十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点多钟 正好从两天前停顿的地方接着往下写。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想说的话却非常之多。我想谈谈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相信、不能不相信的事，谈谈人们在如何残酷地自己欺骗自己，在经济、政治、宗教上欺骗自己，谈谈麻醉的诱惑——酒和被认为无害的烟草的诱惑，谈谈婚姻，谈谈教育。还要谈谈专制制度的灾祸。这一切都成熟了，我要说。因此没有时间做我在《复活》里开始做的那种艺术上的蠢事。［……］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天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似乎没有做多少事情，只写了一点，劈过柴，生一场病，但是感受很多。感受多的原因是，为了履行我对索尼娅许下的诺言，我重读了七年来写下的全部日记。[45]我似乎逐渐能够简单明白地表述我靠什么活着了。幸而我没有写完《教义问答》。看来我要改写，写得比现在的好一些。凭天父的旨意吧。我明白，为什么不可能很快说明。假如一下子就说明了，那么在思想方面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项任务完成，我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刚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为什么我的《复活》不行。起头起得不对。我是在考虑《谁有理》这篇孩子的故事时明白的。我明白了，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农民是对象，是正面，否则只有阴影，只有反面。《复活》也是这样，应该从她[46]写起。现在我就想动笔。

十二月七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期间我们迁居莫斯科。虚弱感减轻了一些。我正努力陈述信仰，虽然成效不大。昨天写了一篇关于鞭笞的短文[47]。下午躺下睡觉，刚刚进入朦胧状态，便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我从床上起来，想到鞭笞，就写了那篇文章。这段时间去剧院看了《黑暗的势力》一剧的排练。艺术只要始于游戏，便仍将是成年人的玩物，而且是罪恶的玩物。我听得很多的音乐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起任何感化作用。相反，如果赋与它人们所赋与的不适当的意义，它还会分心。此外，现实主义还减弱思想意义。

[1]一月一日至十八日，作者偕长女在莫斯科省德米特里耶夫县奥尔苏菲耶夫家的庄园作客。

[2]作者的夫人销毁了一张照片的底片，上面有作者、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波波夫、屠格涅夫、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

[3]后来题为《基督教教义》。

[4]《主人和雇工》。

[5]德米特里·阿达莫维奇·奥尔苏菲耶夫是作者的长子的大学同学。争论的大约是《主人和雇工》中的人物。

[6]《俄国思想》杂志编辑戈利采夫给作者带来一份请尼古拉二世“赐予”报刊自由的请愿书，上面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一百一十四位社会活动家的签名。作者拒绝签名，认为人们生活的完善与“国家形式的改善”无关。

[7]二月二十三日，作者的爱子，七岁的万尼亚死于猩红热。

[8]可能指作者的一位好友亚·尼·杜纳耶夫，是莫斯科的一个银行家。

[9]在给施米特（奥地利政论家，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等人的信里，作者建议“在欧洲的一个自由国家，比如瑞士”建立国际复活出版社，用法、英、德、俄四种文字印行人民需要的书，廉价发售。此项计划未能实现。

[10]见前注。

[11]用这个题材写的传说后来题为《地狱的毁灭和重建》。

[12]即《假息票》，一九〇四年才完成。

[13]《母亲》没有写完。

[14]这部小说于一九〇五年完成，题为《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15]《光在黑暗中发亮》。

[16]一八七七年构思的一部关于移居农民的长篇小说。这部书没有写成。

[17]列斯科夫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深夜去世，留下一张字条：《我死后的请求》，嘱咐“按最低、最末一级”规格安葬他。

[18]即叶·伊·波波夫，见前注。

[19]指写长篇小说《复活》。

[20]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由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

[21]即玛丽亚·乌鲁索娃，图拉省副省长乌鲁索夫之女。她或多或少做了《复活》中米西·科尔恰舍娜的原型。

[22]法语：这样写会有损于悲剧性。

[23]波尔托拉茨基少将是作者在高加索军队服役时的同事。后来作者写《哈吉穆拉特》时，参考了波尔托拉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对高加索的描述。

[24]作者的第五个儿子。

[25]指上帝。

[2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本杰明·基德所著。

[27]德国《真理》杂志刊登了它的编辑写的三篇文章，论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学说。

[28]八月二日作者写了一封致英国报界的公开信，强烈抗议沙皇政府迫害俄国的一个教派——反正教仪式派。这封信几经修改，于九月二十二日寄出。

[29]指抄写日记。

[30]八月六、七日作者念《复活》给奥尔苏菲耶娃、作曲家塔涅耶夫等人听。八、九日在那里作客的契诃夫读了这部书的手稿。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复活》打动了契诃夫，他认为这本书里写的“都很对”。

[31]媒介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帕维尔·比留科夫受作者的委托，去高加索了解反正教仪式派的情况。

[32]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兹泽霍夫斯基来信请作者评论他的文章《波兰社会的宗教政治理想》。

[33]彼得·霍赫洛夫是高等技校学生，后来信奉托尔斯泰的学说，辍学，患精神病。

[34]指《复活》。

[35]一个地主，他把土地交给了农民。

[36]此人不详。

[37]1俄丈合2.134米。

[38]法语：使劳动有吸引力。

[39]指波利卡尔波·彼得罗基所著《中小学宗教教育 晚间谈话》。

[40]在《复活》较早的手稿里，涅赫柳多夫的未婚妻名叫索尼娅。

[41]十月十二日托尔斯泰夫人写信请求托尔斯泰毁掉他日记中有关她的一切激烈言词。

[42]一八八七年遭禁的《黑暗的势力》一剧于一八九五年十月先后在彼得堡的两家剧院上演。

[43]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

[44]托尔斯泰夫人带小女儿萨莎去莫斯科。

[45]作者应他妻子的请求，从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的日记中去掉了一些严厉指责她的话，共四十五处。

[46]指马斯洛娃。起初小说是从描写涅赫柳多夫开始的。

[47]一篇反对鞭笞农民的文章，题为《可耻》。

一八九六年

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写了一封谈爱国主义的信和一封致Crosby[1]的信。近两周一直在写剧本[2]。完成了三幕，很糟。想弄出一个初稿，以便形成charpente[3]。不大指望会成功。切尔特科夫夫妇和Kenworthy[4]七日离去。索尼娅到特维尔安德留沙那里去了。今天纳戈尔诺夫[5]逝世。我身体又不大好。这段时间记下这些想法：

（一）只有当艺术家在探索、在追求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在诗的领域里，这种描写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激情所以产生，是因为艺术家希望在看清实际存在的事物、将它深深印入脑海以后，能够理解它的意义。

（二）任何艺术都有两种偏离正道的倾向，即庸俗和矫揉造作。二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这条窄路取决于冲动。如果有冲动，有方向，你便能避免这两种危险。二者之中矫揉造作更加可怕。

（三）无法强迫理智去分析、阐明心灵不愿接受的东西。

（四）如果理智要把私心说成是德行，那就糟了。［……］

二月二十七日 尼科利斯科耶 我正写剧本。很不顺手。甚至不知道是否会有进展。索尼娅从莫斯科来了几封信，含蓄地表示不满。我在这里倒非常好，主要是安静。［……］我想到：

（一）我写过，有两种艺术存在。现在我反覆考虑，还没有找到明确表达我的思想的方式。那时候我想，按照人们下的正确定义，有一种艺术起源于游戏，起源于任何生物都有的游戏的需要。牛犊的游戏是跳跃，人的游戏是交响乐、图画、诗歌、小说。这是一种艺术——玩耍并且想出新的玩法，表演旧的并且创作新的。这是一件好事，一件有用的、有价值的事，因为它增添人们的欢乐。但是，很明白，只有吃饱了饭才能玩耍。同样的，社会只有在它所有的成员都吃饱了饭的时候才能从事艺术。只要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吃饱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而只会有吃得过多的人的艺术，即畸形的艺术，和饥饿的人的艺术，即粗野、可怜的艺术。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第一种艺术，游戏的艺术中，只有人人能够享受、为大家增添欢乐的艺术才是宝贵的。如果艺术起这种作用，那么它还不错，特别是如果它不像现在这样要求被压迫者付出更多的劳动的话。（可以而且需要更好地表述。[6]）

然而还有另一种艺术，那便是激发人们心中更美好、更高尚的感情的艺术。

我刚刚写下的这段话，这个意思是我不止一次讲过的，现在我认为不对，原因是：

艺术只有一种，它的使命是给人们增添欢乐——无罪的、一般的、人人能够享受的欢乐，即人的幸福。好的房屋，愉快的图画、歌曲、故事给人不大的幸福，戏剧、图画、歌唱所激发的爱善的宗教感情给人大的幸福。

（二）关于艺术，我想到保守主义的危害在任何方面也不像在艺术方面那么大。

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之一。所以，正像动物活着要呼吸一样，人类活着就会有艺术活动表现出来。所以，任何时候艺术都应该是现代的，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只是必须知道，艺术在哪里。（不在音乐、诗歌、小说的颓废派身上。）不应该到往昔中去寻找它，而要到现时中去寻找它。有些人想显示自己是艺术行家，为此褒扬往昔的艺术——古典艺术，咒骂现代艺术，而这只说明他们对艺术根本不敏感。

［……］（六）关于各种神话和宗教信仰怎样在各个民族中间、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产生的历史知识，似乎应该摧毁认定从小给我们灌输的那些神话和宗教信仰是绝对真理的信念，而所谓有学问的人正好相信这一点。这说明，所谓有学问的人受到的教育是多么浅薄。

（七）今天吃饭的时候谈起，一个有许多坏习气的男孩被学校开除，如果能送他进感化院就好了。这正是一个被糟糕的生活损害了健康的人的作法。他患了病便去请医生治，却没有想到，他的病是说明他的全部生活很糟糕、必须加以改变的有益提示。我们社会的种种疾病也是这样。这社会的每一个患病的成员并没有使我们想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以为已经有或者理当有负责除掉或者改造每一个患病成员的机构。这种错误信念比什么都更妨碍人类前进。社会的病越重，治疗的机构也越多，而对改变全部生活的关心也越少。［……］

三月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这段时间一直感到衰弱，不想用脑。剧本写得很慢。弄清了许多问题。但是没有一场戏是我完全满意的。今天曾想（简直疯了）写信仰简述[7]。自然，没有成功。［……］

五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两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住在莫斯科。大事有：同录事诺维科夫接近，他的一个兄弟做仆人，在国外从女主人那里得到我写的几本书，录事读了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的另一个当工人的兄弟要《我的信仰是什么》，塔尼娅让他去找霍列温斯卡娅。后来她被捕入狱。[8]检察官说，应该向我问罪。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我分别给内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写信，请求归罪于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信仰概述。进展不大。切尔特科夫来过。波沙来过又走了。跟大家的关系很好。不骑自行车了。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那样着迷。听了瓦格纳的歌剧《齐格弗里德》。关于这部歌剧和其他问题我有很多想法。都记在第二十册上。［……］

五月五日 安德留沙和米沙又来到乡下。家里的情况糟透了，我很伤心。原因只有一条：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为了它而否定了一切低于它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按最高要求行事。十五年前我建议交出大部分田庄，只住四间房。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有理想了。现在呢，什么理想也没有。他们看到，母亲给他们指出的理想：commeilfaut[9]经不起批评，而我的理想在他们面前又受人讥笑——这正是他们高兴看到的。只剩下一件事好做——享乐。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生活不能没有理想，哪怕是最低级的理想，追求功名、金钱的理想。

今天路过希尔的工厂[10]，我想，如果资本少，任何工厂也无利可图。资本越多越有利，因为消耗少了。然而由此决不能得出马克思所作的结论：资本主义引向社会主义。也许真能引向社会主义，不过只会是强制的社会主义。工人将被迫共同劳动，工作会少些，报酬会高些，但奴役将继续存在。应该让人们自由地在一起工作，学会为别人工作，而资本主义不能教育人们这样做。相反，资本主义教人们嫉妒，贪婪——自私自利。因此，通过资本主义进行强制结合，只能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却决不能使他们满足。只有通过工人的自由结合才能使他们满足。为此就需要学习，交往，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甘愿为别人效力，不因得不到回报而生气。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制度下决不可能学习这些，只有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才可能。［……］

五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四）论艺术一文[11]应该从下面这个论断开始：美术家卖出用一千个劳动日完成的一幅画，得到四万个劳动日的报酬，写歌剧、长篇小说得到的报酬更多。但是一些人说这些作品极好，一些人却说极坏。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准。而对于水、食物、善行的看法却没有这种分歧。为什么？

［……］（二十）艺术的主要目的（如果艺术存在而且有它的目的）在于显示、说出有关人的灵魂的真理，说出用简单的语言无法说出的奥秘。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艺术家用来窥视自己灵魂的奥秘、并向人们展示这些一切人都有的奥秘的一架显微镜。

［……］（三十一）看到加冕的消息[12]，这种有意欺骗人的做法使我感到惊吓。特别是王权象征物。［……］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中午十二时 围绕我的作品[13]苦苦思索好几天了，没有进展。睡觉去。本想好歹把草稿写完，但无论如何也不行。恶劣的心绪由于周围生活的空虚——贫乏、自负、冷漠的空虚而更加恶劣。这段时期去过皮罗戈沃。最令人高兴的印象是，在谢尔盖哥哥身上无疑已经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他自己表述了我的信仰的实质（而且似乎认为那也是他自己的真正信仰），即提高自身的精神本质，让肉体服从它。他有一幅显灵的圣像，因为自己对它的态度不明确而痛苦。女孩子们[14]非常好，过着严肃的生活。玛莎受到她们的感染。后来萨洛蒙[15]来过我家。还有塔涅耶夫，他那种自负的、道德上以及（说来可笑）美学上的（真实而非外表的）愚钝和在我们家占据的Coqduvillage[16]的地位引起我的反感。这是对我的一次考试。我要努力通过。[17]

莫斯科发生惨祸，死了三千人。我不知怎地未能作出应有的反应。[18]［……］

（二）马拉梅[19]等人的诗，我们并不理解，却大胆地说，那是胡言乱语，是进入钝角的诗。为什么听到我们不理解的，同样毫无意义的音乐时，我们却不敢大胆地讲这种话，而是胆怯地说：也许是吧。应该理解它，要有素养等等。这才是胡言乱语。任何艺术作品只有在让人能够理解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我不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我是说让有一定文化水平、能读诗谈诗的人明白。这个论断使我得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结论，即音乐比其他艺术（诗歌中的颓废主义，绘画中的象征主义等）更早地迷失了方向，走进了死胡同。使音乐离开正道的是天才的音乐家贝多芬。主要的是，权威们和没有审美感的人评论艺术。歌德？莎士比亚？他们署名的一切必定是好的，于是onsebâtlesflancs[20]，想在愚蠢、不成功的作品里发现美好的东西，结果歪曲了美感。而所有这些大天才——歌德们、莎士比亚们、贝多芬们、米开朗琪罗们创作出来的，除了极好的作品以外，也有甚至不是平庸的，而是极恶劣的东西。中等艺术家创作中等水平的、而不会是十分恶劣的作品。但是公认的天才创作的要么是真正伟大的作品，要么是糟糕透顶的东西，如像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巴赫等等。［……］

六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艺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美？美是我们喜爱的东西。不是因为美才可爱，而是由于可爱而美好。问题在于为什么可爱？我们为什么爱？如果说，我们因为美才去爱，这等于说我们因为空气令人愉快才呼吸。我们感觉空气使我们愉快是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同样我们感觉得到美是因为我们需要爱。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发现灵魂美，他至少看得见肉体美并且会喜爱它。

七月十九日 皮罗戈沃 ［……］

（一）昨天在新翻耕过的休闲黑土地上走。一眼望去，只见黑色的土地，连一棵绿草也没有。在尘土飞扬的灰色大路旁有一株牛蒡，长出三根嫩枝。一根折断了，上面有一朵沾泥的小白花；第二根也断了，溅了泥，变成黑色，折断的茎上都是泥；第三根往一旁伸出去，也被满尘土，变成黑色，但还活着，中间呈现出红色。这株牛蒡使我想起哈吉穆拉特。想写出来。它捍卫生命直到最后，这片田地里就只剩这一株了，不管怎样，它总算捍卫住了生命。[21]

［……］（八）昨天翻阅费特的中长篇小说和诗歌。记起我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停的钢琴四手联弹，豁然开朗：小说、诗歌、音乐，这一切都不是艺术这样一种人们普遍需要的重要东西，而是与生活毫无共同之处的强盗和寄生虫的玩物，因为小说和诗歌尽讲人们如何淫秽地相爱，或者写人们如何闲得发慌。音乐的内容也是如此。而生活，全部生活却充满了各种问题，涉及食物、住房、劳动、信仰、人与人的关系……可耻，可鄙。天父，求你帮助我阐明这个谎言，以此侍奉你。

（九）七月五日离开切尔特科夫家。傍晚，周围一切都那么美好，幸福，安适。而人世间呢？贪婪，凶狠，嫉妒，残忍，肉欲，淫乱。［此处抹去五六个字］。什么时候人世间才会同自然界一样呢？自然界也有斗争，但那是正直、单纯、美好的斗争。而人世间的斗争却是卑鄙的。我了解这种斗争并且痛恨它，因为我自己也是人。（没有表达出来。）［……］

七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现在是早晨。一夜没有睡。心里总是痛楚。我仍然在受苦，不能使自己顺从上帝。只有一点：控制住了肉欲，但更糟糕的是没有控制住骄傲和愤怒，而且心痛不止。只有一点安慰……我不孤独，我同上帝在一起，所以无论怎样痛苦，我还是感觉到有一件事正在完成。天父，求你帮助我。[22]

昨天步行去巴布林诺，无意中遇见（我不会去寻找，而只会回避）正在耕地的八十高龄的阿基姆，家里没有皮袄而只有一件长裾外衣的亚列米奇的女人，还有玛丽亚，她的丈夫冻死了，现在没有人给她运黑麦，她就折磨孩子，还有特罗菲姆和哈利亚夫卡，夫妻二人和孩子们都快活不下去了。而我们却在分析贝多芬。于是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摆脱这种生活。现在我又在祈祷，内心由于痛苦而呼喊着。我迷失了方向，陷进泥淖中，自己毫无办法，但是我憎恶自己，憎恶我的生活。

九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同索尼娅去过修道院，非常好。我没有得到解脱，没有取得胜利，只是事情过去了。哈吉穆拉特写得很糟，很粗糙。一直在写我那篇阐述信仰的文章。切尔特科夫一家走了。索尼娅从三日起在莫斯科。今天我极盼她回来，几乎感到难过了。廖瓦带着妻子来了。她还是个孩子。他们很可爱。现在三个儿子和儿媳都在这里。收到一个拒绝服兵役的荷兰人的信。我为这封信写了前言。我还给卡尔梅科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政府。[23]一个半月的时间可以这样概括。又患了我常患的病，直到现在胃还不好。

这段时间还收到印度人托德的信和一本谈印度智慧的绝妙的书——瑜伽哲学。

这段时间想过：

［……］（四）开始你会惊讶，为什么蠢人总用那么自信的、肯定的调子讲话。不过这很自然。否则就不会有人听信他们了。

［……］（七）催眠术，一种对人的精神状态施加外来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是服装。人们对这一点非常了解，因此才有修道院里的修道服和军队里的制服。

（八）记起两个可以写小说的好题材，一个是佩尔西亚尼诺夫老头自杀，一是教养院里偷换孩子的事。[24]

［……］（十三）为什么坏人拥护专制制度？那是因为在赏罚分明的理想政权下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而在专制制度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早晨） 想记下三件事。

（一）艺术作品里主要的是作者的心灵。因此在中等作品中，女性写得好些，有意思些。女人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忽然把灵魂中最隐秘的东西讲出来，而这正是需要的，你可以看出什么是她真正爱着的，虽然她假装爱别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有我们这些读者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听着，并且说：呼吸吧！如果有嘶嘶的声音，那是能听见的。女人不会隐藏，而男人能学会文学手法，使你只看见手法而看不见他，只知道他愚蠢。至于他心里隐藏着什么，你看不见。（这话不好，有恶意。）

（二）想记下昨晚的事。灭了烛火以后，我去摸火柴，没有找到，突然恐惧起来。“你不是准备死吗？那么你还要拿着火柴去死？”——我自言自语地说，忽然在黑暗中看见了我真正的生命，便平静下来。这种对黑暗的恐惧是什么呢？除了惧怕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无法应付以外，还惧怕视觉这种主要的感觉产生的幻象不复存在，惧怕认清自己真正的生命。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恐惧心理，相反，曾经有过的恐惧已然消释，只剩下恐惧的习惯，而大多数人惧怕的正是那唯一能带来安宁的。

［……］（四）艺术的高雅与力量几乎总是完全对立的。

（五）能说艺术作品是长期伏案的成果吗？对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东西可以这么说。然而这是真正的艺术吗？

（六）当日本人唱起歌来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笑。如果我们在日本人那里唱起歌来，他们也会笑。如果我们给他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那更是如此。印度和希腊的庙宇人人都能明白。希腊雕像也是人人能懂的。我们最好的绘画人们也能看懂。因此，当建筑、雕塑、绘画臻于完美的时候，它们也就达到了世界主义，成为人人能懂的东西。某些语言艺术作品，如佛和基督的教义，释迦牟尼、雅各、约瑟的诗篇，也达到了这一点。在戏剧艺术里，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没有达到这一点。有些新作品逐渐可以达到。而音乐完全落后了。任何艺术都应当追求使人人明白这个理想，但是人们却追求高雅，特别是当前的音乐。

（七）关于艺术我想谈的主要是，目前被人们理解为人类精神的某种伟大表现的艺术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消遣，如追求建筑物的美，从事雕塑和绘画，跳舞，唱歌，演奏各种乐器，写诗，写寓言，写童话，但这一切仅仅是消遣而已，并不是可以为之自觉奉献力量的重要事业。勤劳的、没有学坏的人们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尚未脱离劳动和生活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会有另外的看法。应该说，应该说出这一点。社会寄生虫们硬说他们的消遣重要，这种论调产生了多少恶果啊！

［……］（九）在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要去找火柴，而要灭掉那妨碍你看见真正的自我的光。把立在软木塞上的不倒翁倒过来，让有铅的一头朝下，那么一切就都明白了，很大一部分痛苦，即全部非肉体的痛苦，就会停止。

（十）当激情使你痛苦的时候，可以采用下面几种缓解处方：

1.回忆你过去怎样在意识中把你自身同肉欲、贪财、嗜好、虚荣等激情结合到一起、因而多次受苦，回忆这一切怎样成为过去、你再也找不到当时受苦的那个自我了。现在也是这样。感受痛苦的不是你，而是你错误地把你自己与之结合到一起的那种激情。

2.还有，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要想到，这种痛苦不是可以随你的愿望摆脱的不快，而就是生活的艰辛，是你应分做的事。你想摆脱不快，那就像一个人碰到硬土时把犁抬起来，而这硬土正是要叫人翻松它。

3.你痛苦的时候，还要想到，如果你的情感中含有恨，那么痛苦就在你自身。只要你用爱来代替恨，痛苦就结束了。［……］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这段充满疑惑的时日里，我得出两个极其重要的论点：（一）我以前也想过，写过，艺术是臆造。是用玩偶、图画、歌曲、游戏、童话来消遣的诱惑，如此而已。像他们那样把艺术（以及科学）与善相提并论，是可怕的sacrilège[25]。［……］

十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还活着。身体稍稍好了一些。阐述我的信仰。我想，真理是冷冰冰的，因为它想永无谬误。暴风雪。寄出写给施米特和切尔特科夫的信。没有寄出致卡尔梅科娃一信。今天考虑过艺术问题。艺术是游戏。它属于勤劳、正常的人们时是好的，属于浪荡的寄生虫时则是坏的。现在它已堕落为颓废主义了。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早晨 昨天是可怕的一天。还在前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廖瓦对生活、对什么是好这个问题的不正确理解激动地、毫不克制地向他说出了我的看法。后来我告诉他，我觉得负疚。昨天他跟我谈话说得很不好，怀着卑琐的私愤。我忘记了上帝，没有祈祷，觉得痛苦，把真正的我与糟透了的我混在一起——忘记了我心中的上帝，下楼去了。索尼娅来了，同昨天一样，非常好。到了晚上，等别人都走了以后，她求我把版权交给她。我说不行。她感到不快，讲了许多难听的话。我更加不快，但是终于忍住，去睡觉了。夜里几乎没有睡着，心里很难受。刚才在日记里找到那几种缓解处方，读了以后觉得轻松些：要把真正的我跟受到侮辱而生气的我分开，要记住，这不是一种妨碍，不是偶然的不愉快，而正是我应分做的事，尤其是要知道，如果我心里不爱什么人，那么只要这种不爱存在一天，我就有过错。一知道自己有过错，心里就轻松了。

［……］谈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不能对人说您还不懂。如果让人不明白，说明这件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是使不明白的事物变得明白。

［十一月十七日］ 昨天几乎什么也没有写。我同女儿们在一起。同她们相处多么愉快啊！对于我简直是一种宠爱，是感情上的温水浴。收到安德留沙一封写得很好的信。报纸就列宾所下的艺术是消遣这个定义展开争论。[26]这对我目前写的文章很有用处。艺术的意义还没有充分阐明。它很清楚，我也能够写出来，而且能够证明，但却做不到简明扼要。昨天收到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信。还是谈反正教仪式派。[27]

如果消遣不是淫邪的而是正当的，如果消遣不使人受苦，那么消遣便是好事。现在我是这样想的。

美学是伦理学的表现，用俄语说就是艺术表达艺术家心中的感情。如果感情美好高尚，艺术也美好高尚，反之亦然。如果艺术家是个有道德的人，他的艺术也会是有道德的，反之亦然。［……］

十一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到莫斯科已经四天了。我对自己不满意。没有工作。谈艺术的文章头绪乱了，没有进展。［……］想起两个很好的题材：

（一）妻子背叛了狂热、好嫉妒的丈夫，他的痛苦，斗争，宽恕的喜悦；[28]

（二）写农奴受到的压迫，然后是土地所有权，更准确地说是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所造成的同样的压迫。[29]

十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艺术变得越来越特殊，适应越来越狭小的圈子的需要，越来越自私，终于走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疯狂不过是极度的自私罢了。艺术发展到极度自私的阶段就神经错乱了。［……］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记下一些有关艺术的零星想法：

（一）人们往往以艺术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来证明艺术是好东西。但你是什么人呢？颓废派的作品给予颓废派强烈的印象。你说，这些人败坏了。那么不给工人留下任何印象的贝多芬却给你留下这样强烈的印象，原因只在于你败坏了。究竟谁的话对呢？什么音乐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呢？是给颓废派，给你，给工人都留下印象的音乐，是那种纯朴的，明白的，人民的音乐。

（二）要是给在音乐厅里关起门来听贝多芬的最后几部作品的人演奏特列帕克舞曲、恰尔达什舞曲[30]之类的音乐，他们全都会感到多么轻松啊！［……］

（四）对权威的承认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会给艺术的概念造成混乱。人们不是根据艺术的一个清楚、准确的概念来确定，索福克勒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巴赫、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是否符合优秀艺术的概念，究竟哪些作品符合这个概念，却根据公认的艺术大师的现存作品来确定什么是艺术，它有什么规律。其实艺坛巨匠的许多作品经不起任何的批评，许多人的名声是虚假的，是偶然传开的，比如但丁、莎士比亚。

（五）读一本音乐史[31]，十六章都讲非自然的音乐，只有其中短短的一章提到民间音乐，而且对民间音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这部音乐史不是真正的音乐——旋律音乐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而是非自然的音乐的历史，即真正的优美音乐如何被丑化的历史。

（六）老爷们的，寄生虫的非自然的音乐感觉到自己无力、贫乏，时而乞灵于对位旋律和赋格曲，时而求助于歌剧，配乐，以便用非自然的兴趣代替真正的兴趣。

（七）教堂音乐好就好在群众听得懂。只有人人能够领会的东西才是确定无疑的好东西。因此毫无疑问，越通俗越好。

（八）艺术表现的各种性格感动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产生一切性格的可能性（忘了）。

（九）这部音乐史同一切其他历史一样，旨在表明音乐如何逐步达到它的现状。而音乐或历史研究的其他对象的现状被假定为最高状态。可如果现状不仅是低级的，而且是十分丑陋的，或者由于偶然的因素出现丑陋的倾向，那又怎么办呢？

（十）由于信仰权威，人们把权威的错误也奉为楷模。

（十一）有人说，音乐加强了咏叹调和歌曲的词给人的印象。不对。音乐给人的印象超过词给人的印象不知多少倍。把巴赫的咏叹调拿来演出时，填什么词能和那个曲调争高低呢？如果本来是词，情形就不同了。不管给登山宝训[32]谱什么曲，只要你细心思索那些文字，音乐都会远远落在后面。富尔的Crucifixe[33]的曲调比起歌词来显得非常可怜。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彼此不能相容。在歌曲里两者能够调和，只因为词起定调的作用。这话不确切。在另一个地方再谈。

（十二）不知怎地鲜明地忆起了佩尔菲利耶夫和在莫斯科见过的其他人，他们虽然已经死去，可是就像还活着一样。

（十三）艺术家的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34]：要么明白易懂，然而浅薄庸俗；要么自以为崇高，独具匠心，可又叫人摸不着头脑。（十四）民间诗歌总是反映人民运动，不仅反映，而且预言并且准备了人民运动，如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我们这个寄生小团体的诗能够预言、准备什么呢？……——爱情，淫乱；淫乱，爱情。

（十五）民间诗歌和音乐，整个民间艺术枯竭了，因为有才能的人都被富翁显贵们收买去做优伶，演出室内乐，歌剧，颂歌……

（十六）基督教成分与异教成分的斗争贯穿在各种艺术里。基督教成分正开始获胜的时候，又有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新浪潮袭来，直到现在，十九世纪末，基督教才重新抬头，而表现为颓废派的异教发展到极其荒谬的程度以后，现在逐渐消亡。

（十七）除了人民中间最富有才华者被收买到寄生虫阵营里去以外，民间诗歌和音乐消亡的原因还在于，起初是人民沦为奴隶，后来是印书术的发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十八）切尔特科夫说，我们周围有四堵我们一无所知的墙：前面一堵是未来，后面一堵是过去，右面一堵是对我不在之处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第四堵，他说，是对别人心灵中的活动一无所知。我看这话不对。

前三堵墙是这样。不应该往墙外张望。我们越少往这三堵墙外看越好。但第四堵墙，对别人心灵中的活动一无所知的墙，我们要努力打破，努力与别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我们越少往前三堵墙外张望，我们越能同别人在这方面亲近。［……］

[1]克罗斯比（1856—1906），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2]《光在黑暗中发亮》。

[3]法语：框架。

[4]约翰·肯沃西，英国牧师、作家，托尔斯泰作品一译者。

[5]尼·米·纳戈尔诺夫是作者之妹的女婿。

[6]这一段日记和一八九六年日记中有关艺术的其他论述，是作者酝酿《什么是艺术》这篇论文的时候记下来的。

[7]作者于一八九四年四月开始写《教义问答》后，又打算写一篇概述——《基督教教义》。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8]作者的长女塔尼娅写信让工人诺维科夫找克拉皮夫纳县自治会医师霍列温斯卡娅要一份当时禁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在霍列温斯卡娅遭抄查时，搜出这种禁书和塔尼娅写的那封信，霍列温斯卡娅因此被捕。

[9]法语：体面。

[10]希尔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开水泥厂。

[11]《什么是艺术》。

[12]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

[13]论文《基督教教义》。

[14]谢尔盖的三个女儿。

[15]萨洛蒙（1862—1936），法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作品一译者。

[16]法语：“乡下的公鸡”，即最受重视者。

[17]托尔斯泰夫人对作曲家塔涅耶夫有好感，使托尔斯泰十分痛苦。

[18]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庆祝沙皇加冕时，莫斯科霍登广场上挤死几千人。一九一〇年作者就此事写了短篇小说《霍登广场》。

[19]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20]法语：人们空忙着。

[21]这是第一次提到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的构思。这部作品曾题名《牛蒡》。

[22]作者因夫人对作曲家塔涅耶夫有好感而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要求自己按基督教教义去行事。

[23]这封给作家、社会活动家卡尔梅科娃的信，批评当局关闭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识字委员会。

[24]这两个题材都没有使用。

[25]法语：亵渎行为。

[26]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列宾在一封信里将艺术家的劳动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作比较时说：“我们是幸运儿，我们的活动是消遣。”这封信遭到激烈的反对。列宾不久就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看法。

[27]托尔斯泰的信徒伊·米·特列古博夫在这封信中谈到他和别人一起草拟的一份抗议迫害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宣言。

[28]这个题材没有使用。

[29]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以及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写成的其他文章里，作者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30]特列帕克舞是一种俄罗斯民间舞，恰尔达什舞是一种匈牙利民间舞。

[31]阿雷·多梅尔所著《音乐史教程 从音乐的起步到贝多芬去世。通俗说明》，一八七八年莱比锡版。

[3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33]让-巴蒂斯特·富尔的二重唱《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34]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妖怪，住在一条狭窄海峡的两岸，溺死过往的航海家。“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成为诗歌用语，表示双重危险。

一八九七年

一月五日 莫斯科 ［……］我开始重读《复活》，读到他决定结婚时厌恶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实，写得不好。写坏了的东西很难修改。要修改，就必须：（一）交替描写她和他的感情与生活。写她是正面的，严肃的，而写他则是反面的，含着讥讽。怕完不成。全都写得很糟。［……］

一月十五日 莫斯科 清晨。几乎彻夜不眠。又梦见那使我受辱的事[1]，因此醒来。心疼。我想，人总归要为了什么而死去。既然上帝不叫我为了他的事业而死，那就活该这么愚蠢地、毫无意义地为自己，由于自己而死。好在结束生命很容易。不仅不觉得惋惜，相反，心甘情愿舍弃这恶劣的、屈辱的生活。我特别痛苦和不愉快地想到，为了不损害爱，我完全没有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没有用生命侍奉上帝，没有分赠家产、离家出走，结果不仅没有得到爱，还不得不目睹使我受辱的疯狂行为。

［……］昨夜我想，应该怎样写守则。[2]现在这是主要的事，趁我还没有死要抓紧。

二月四日 尼科利斯科耶奥尔苏菲耶夫家 我来这里已经四天。无法形容的忧郁。［……］

索尼娅趁我不在看了这本日记，觉得以后人们可能从日记作出她不是好妻子的结论，因此非常不快。我努力安慰她——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我最后对她的态度将表明，她是怎样一个妻子。如果她再看这本日记，她可以随意处置它，但我写日记不能考虑她或者以后的读者，不能像给她开证明那样来写日记。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昨夜我清楚地想象她先我而死，我为自己感到十分恐惧。前天我写信给她说，五年或四年前我们特别重新一点一点开始亲近（这样做总是特别牢固），但愿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死去之前，在我死之前（我觉得我的死已经很近），我们还会更加亲近。这事讲这么多就行了。记下这段时间我想到的。

（一）归根到底，总是那些遭受暴力的人，即实行不抗恶这条律法的人实行统治。例如，女人要求权利，而她们实行统治的原因正是在于她们过去和现在都屈从于强力。衙门由男人支配，而舆论由女人支配。舆论比各种律法和军队强一百万倍。舆论由女人掌握的证明是，不仅住房和饮食的安排由女人决定，连财富的支出，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的各种工作的安排也都由女人决定；艺术作品、书籍的成败，甚至统治者的委任都是由舆论决定的，而舆论又是由女人决定的。有人说得好，男人要设法从女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相反。

［……］（三）诗人舌敝唇焦，力图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任何一种思想，用任何词句组成类似思想的东西。只有不严肃的人才做这种练习。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六）（为论艺术一文用）当美被视作艺术的目的时，某些人认为美的一切，即某些人喜欢的一切便都成了艺术。

（七）笔录：艺术特别是音乐的危害。我正想写上我忘了，可一面写一面却又记起来了。艺术的主要危害是占用时间，掩盖人们的游手好闲。我知道，当艺术鼓励游手好闲时，不管是对制造艺术的人还是对接受艺术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害的，但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容许的，有益的，好的，我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义。我想说，只有在艺术同睡眠一样解除劳动的疲乏的情况下，但我还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

［……］（九）如果艺术的目的不是善而是享乐，那么艺术的分配也将不同。如果它的目的是善，那么它必然会普及到最大多数人中间去；如果它的目的是享乐，那么它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话不准确，也还不清楚。）

（十）我写过艺术是食粮。但有一个最好的提法：艺术是维持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睡眠。睡眠有益，是劳动之后必需的，但人为的睡眠有害，它不能恢复和振奋精神，反而使人软弱无力。

（十一）听了用对位法写的合唱，那是毁灭音乐，是歪曲音乐的手段。没有思想，没有旋律，信手拈来一串毫无意义的音响，然后用这些分文不值的音响系列组合成乏味的音乐赝品。只有最后一个和声结束的时候才好。［……］

二月十七日 尼科利斯科耶 ［……］在中世纪，十一世纪的时候，诗歌是平民和老爷、Iescourtoisetlesvilains[3]共有的，后来分了家，lesvilains开始假造老爷的诗，老爷也假造平民的诗。应该让二者再结合起来。

［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整个上午都在精神饱满地写作，论艺术一文似乎有了进展。

三月九日 莫斯科 这四天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写论艺术的文章，今天写得相当多。非常想写《哈吉穆拉特》，似乎想得很好，心里受到感动。［……］

四月四日 莫斯科 ［……］昨天考虑了哈吉穆拉特，很好，我想在他身上主要应该表现信仰的欺罔。无此他该多么好啊。我想得更多的是《呼吁书》。我担心是由于个人的、自私的、糟糕的原因，艺术这个题目近来才吸引了我。［……］

五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相当专心地写论艺术的文章，现在已经可以从中了解到我想说什么，但说得还不好，有许多lacune[4]和不确切之处。

七月十六日 ［……］玛莎出嫁了，我舍不得她，就像一匹纯种马用来驮水一样令人惋惜。它不能驮水，人们便把它打伤，弄成废物。我不能想象以后会怎么样。这是一种不自然到反常程度的事，仿佛用孩子做馅饼。塔尼娅也自找苦吃。[5]米沙很难受。在皮罗戈沃也发生了同样不幸的事。[6]真可怕！我们不是压抑、节制引起大灾大难的情欲，而是千方百计挑动它，然后又抱怨我们多么痛苦。［……］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三）艺术的第二个条件是新颖。对孩子说来，一切都是新鲜的，因此孩子得到大量的艺术印象。而对我们说来，只有一定深度的感情，能使一个人获得与别人不同的那种特别深的感情才是新鲜的。这是就一般的艺术而言。就最高级的艺术而言，新颖只存在于宗教中，因为宗教是最先进的世界观。

［……］（五）有时你想过一些事，又忘了想的是什么，但还记得、还知道是哪种性质的想法，忧郁的，沮丧的，沉重的；还是愉快的，振奋的；你甚至记得思维过程，起初是忧郁的，然后平静下来，等等。这种回想正是音乐所表达的内容。

（六）题材：一个狂热的年轻人爱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子。[7]［……］

八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继续写论艺术的文章。说来奇怪，我喜欢这篇文章。［……］

八月九日 ［……］美与道德是一根杠杆的两臂，一边延长多少，轻多少，另一边就缩短多少，重多少。一个人一失却道德的目标，他便对美特别敏感。［……］

九月十九日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了。一切如前。工作不断有进展。在形式上还能有更多的进展，但是根本没有时间。事情太多。抄写员用打字机誊清。抄到第十九章。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给索尼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不能按她的见解去写作。[8]我是满怀热诚和善意写这封信的。她用同样的心情读了我的信。昨天同Langlet完成了译文。[9]今天写艺术一文，但很不顺手，连以前写下的我也不喜欢。［……］

十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五）当人们欣赏莎士比亚、贝多芬时，他们欣赏的是由莎士比亚、贝多芬引起的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思想和梦想。这就像恋人们爱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由对象引起的他们内心的感情一样。这种欣赏并无艺术的真正的现实性，却有完全的无限性。

［……］（七）［……］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不为别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在都没有了。一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从今天十四日起，我要像以前那样，写日记时想到我死之前不让任何人看它。如果有值得抄录的想法，我也可以抄下寄给切尔特科夫。［……］

十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没有写日记。身体完全康复了。索尼娅仍然同我一起做大量的工作，帮助我。[10]奥莉加·季捷里赫斯和切尔特科夫来信。看来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使得全家人都不好过。[11]昨晚和今天想写《哈吉穆拉特》。开了头。有点像，但没有写下去，因为没有充分占有资料。不要写坏，不要勉强。［……］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奇怪极了。连着三天不能动笔。对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满意。《艺术》一文又有了新的、非常需要的内容，但是怎样也无法清楚表达。［……］

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看到关于英国人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报道。[12]这一切都很可怕。但是，我想到，为了使这些民族开化，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起初我经过思索，以为必须这么做。多么荒谬。为什么过着基督徒式的生活的人不能像米克卢霍-马克莱[13]那样平平常常地到他们那里去住，而一定要做买卖，灌酒，杀人呢？

［……］（三）想与《哈吉穆拉特》平行地另写一个俄国强盗——格里戈里·尼古拉耶夫，让他看到富人的生活多么不合法，让他在一处有lawntennis[14]的阔人庄园看守苹果。[15]

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昨天起我特别清楚地思考了以下几点：

（一）我的生命——我对自我存在的意识渐渐减弱，还将继续弱下去，最后衰颓，完全不再有自我存在的意识。与自我的消亡完全同时、完全一致的是，我的生命的产物，我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果开始生存，而且越来越有力地生存在别人身上，甚至在动物和没有生命的物质身上。我想说，这便是我身后的生命。［……］

（二）今天还完全意外地想到萌发中的爱的美妙（正是美妙），——在愉快、悦人、亲密的关系的背景下忽然有一颗星开始闪烁。这有些像突然散发出来的菩提树香味，或者月光刚开始造成的阴影。还没有饱满的色彩，没有明晰的影和光，然而已经有新的、富于魅力的事物引起的喜悦和惊恐。这是美好的，不过只在初次和最后一次是如此。

（三）我还想到所有的人，特别是其活动反映在别人身上的那些人容易抱有的幻想，那就是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身上产生的影响，于是便用这种影响来检验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

（四）我还想到，为了施行催眠术，必须使人相信，向他灌输的东西是重要的（一切艺术骗局施行的催眠术莫不如此）。而为了使人相信，就需要无知，需要培育信任的态度［……］。

［十一月二十一日］ 还活着。一直在考虑《哈吉穆拉特》，收集材料。今天想得多，读得多，开始写了，但马上又停下了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天气好极了。我沿着图拉大道步行了很远。早晨努力修改论艺术的文章。晚间为《哈吉穆拉特》作准备。构思似乎是清楚的……

这段时间想到：

（一）奇怪的命运：少年时期开始出现惊惶不安和情欲，以为结婚以后就会过去。在我身上确实过去了，接下去是一个很长的（十八年）平静时期。之后我力图改变生活，在这方面遭到抵抗。斗争，痛苦，最后像是进入港湾休息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最难受的事刚刚开始，而且要继续下去，看来会一直延续到死。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人死或者那个人死是最可怕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 ［……］虾喜欢人把它活活煮死。这不是开玩笑。你常常可以听到别人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也这样讲过，或者现在还这样讲。人有看不见他不愿意看见的痛苦的本能。而人是不愿意看见他自己造成的痛苦的。我常常听到人们提起等待主人的马车夫，正在干活的厨师、仆人、农夫时说，“他们高兴得很。”虾喜欢人把它活活煮死。

十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同杜尚[16]交谈。他说，既然他不由自主地成了我在匈牙利的代理人，他应该怎么办？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告诉他，同时也向自己说清楚：谈托尔斯泰主义，寻求我的指导，要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极大的错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托尔斯泰主义和我的学说，只有一个永恒的、普遍的、世界性的真理学说，它在《福音书》中为我，为我们特别清楚地阐明了。

［……］似乎写完了《艺术》。

十二月三日 我在写《艺术》的过程中弄清了许多问题。如果上帝让我写艺术作品，我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写起来更容易，也更难。等着瞧吧。

十二月六日 莫斯科 四日去多尔戈耶。看见那座歪歪倒倒的房子，感慨万分。一连串的回忆。[17]这两天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只为《艺术》的几章作准备，收拾行李。收到索尼娅的几封最令人难过的信。我五日回到家，她不在。她非常生气地到特洛伊察去了。都是由我要在《北方导报》发表一篇文章引起的。我无意中犯了错误。[18]［……］晚上索尼娅回到家，她已经平静下来。我们谈过话，好了。什么也没有记。醒来的时候很不舒服。

［十二月七日］ 昨天谈了又谈，索尼娅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我还从未听到过她有这种表示。很令人高兴。感谢你，天父。无论今后如何。总算有过这样的表示，而且这是一件大好事。［……］

十二月十三日 早晨。［……］现在想记下值得加工并且可以加工好的题材。

（一）谢尔盖。[19]（二）亚历山大一世。[20]（三）佩尔西阿尼诺夫。[21]（四）彼得罗维奇，一个死前成为游方僧的汉子讲述的故事。[22]（五）——以下题材较差——关于基督降临地狱和地狱的重建的传说。[23]（六）《假息票》。（七）《哈吉穆拉特》。（八）被偷换的孩子。[24]（九）基督复活的正剧。[25]或者还有：（十）《复活》，对妓女的审判，（十一）好极了。（十一）杀戮手无寸铁的人的强盗。[26]（十二）母亲。[27]（十三）敖德萨的死刑。[28]［……］

十二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似乎在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下开始用这本新的日记簿。已经有五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考虑过《哈吉穆拉特》，但是没有情绪写，也没有信心。关于艺术的论文印出来了。切尔特科夫不满意。[29]这里的人也不满意。昨天接到一封匿名信，威胁说如果到一八九八年我还不改正便要杀死我。给我的期限只到一八九八年。这既可怕又好。[30]索尼娅很衰弱，我非常可怜她。她身上也正在发生一种转折。我滑冰。精神怠惰的表现——什么也没有记。刚刚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车上》。从表现力来看，写得极好，然而只要他想赋予小说某种意义，小说就成为一篇漂亮的空谈。由于写论艺术的文章，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楚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晨。考虑《哈吉穆拉特》。昨天一整天都在酝酿喜剧《活尸》。[31]身体还是不好。昨天去看过别尔斯。[32]收到威胁要杀死我的几封信。[33]遗憾的是有人恨我，而我对此却不大关心，完全没有感到不安。［……］

[1]指托尔斯泰夫人和塔涅耶夫的关系。

[2]一九〇一年脱稿的论文《士兵守则》。

[3]法语：高贵者和卑贱者。

[4]法语：疏漏。

[5]作者的长女爱上了苏霍京，后来同他结婚。

[6]作者的侄女薇拉与农民瓦西利耶夫同居。

[7]这个题材未被作者使用。

[8]据瑞典报纸报道，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拟授予托尔斯泰。他即给一家瑞典报纸写信，建议将这份奖金授予俄国的反正教仪式派，并在这封信里尖锐批评了俄国政府。托尔斯泰夫人怕他受迫害，非常担心。

[9]当时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瑞典人Langlet将托尔斯泰的这封信译成瑞典文。

[10]托尔斯泰夫人帮助誊清《什么是艺术》。

[11]季捷里赫斯来信说，切尔特科夫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全家人都很难过。

[12]指英国人在南非迫害印度人。

[13]米克卢霍-马克莱（1846—1888），俄国民族学家，研究过东南亚、澳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14]英语：草地网球场。

[15]根据这个构思写出了短篇小说《假息票》。

[16]杜尚·彼得罗维奇·马科维茨基（1866—1921），医生，是作者的朋友、同道。

[17]作者去克拉皮夫纳县多尔戈耶村。他出生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座祖传老屋，于一八五四年售出，运到这个村子重新盖起来。房子保存到一九一三年。

[18]作者给他的一位好友写信说，他的夫人对《北方导报》女主编古列维奇抱有“某种奇怪的仇恨和嫉妒”，他打算在这家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事使他的夫人大为恼怒，使他不得不决定撤回那篇文章。随后他的夫人经儿女们说服改变了态度，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19]一八九八年写成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20]一九〇五年写成短篇小说《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21]没有写出。

[22]后来写成短篇小说《科尔涅伊·瓦西里耶夫》。

[23]《地狱的毁灭和重建》。

[24]这个题材未被使用。

[25]写成正剧《光在黑暗中发亮》。

[26]这个构思部分地反映在《复活》的一份未定稿和《假息票》里。作者还用这个题材写了儿童故事《费多特卡》。

[27]中篇小说《母亲》未写完。

[28]一八七九年，利佐古布和他的同伴们被指控谋杀亚历山大二世，在敖德萨被处死。作者使用这个题材写了短篇小说《属神的和属人的》。

[29]《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一八九七年第五期刊登了《什么是艺术》一文的前五章。切尔特科夫不满意的是这篇论文先在俄国、然后才在英国发表。

[30]“本地老贵族，包括奥廖尔的”，写匿名信说，由于托尔斯泰“鼓吹不要首脑”，要把他“逐出”社会，像“除去田里的莠草一样”。

[31]这是作者第一次提到《活尸》。

[32]指作者的内弟。

[33]秘密团体“第二十字军”的一些成员写匿名信，威胁要杀死托尔斯泰，称他为“我们沙皇和祖国的敌人”。

一八九八年

［二月三日］ ［……］（八）最常见的一种谬误是把人分为善良的，凶恶的，愚蠢的，聪明的。人是流动的，他身上有着各种可能性：曾经是愚蠢的，后来变聪明了；曾经是凶恶的，后来变善良了，或者相反。这便是人的伟大之处。因此不可指责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你指责他，而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你说了这话，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九）人们议论沙皇说，有过错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左右。这话不对，只有他是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可以，而且应该怜悯他，但是必须知道原因何在。

［……］（十三）有力量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他们还在忍受压迫，那只因为他们处于催眠状态。所以全部问题在于消除这种催眠状态。［……］

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五）教士，一般神职人员要赎罪，都应该在诵经台上当着众人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表示忏悔，说：我骗了你们，原谅我吧……这种场面多动人啊！而且真实！

（六）我们的艺术是给有钱阶级取乐，不仅像娼妓，而且正是娼妓。

三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十三）最好是写一部艺术作品来清楚地表现人的流动性，就是说，同一个人时而是恶人，时而是天使，时而是智者，时而是白痴，时而是大力士，时而是最软弱的人。

［……］（十六）英国有种玩具叫peep-show[1]，透过一片小玻璃，可以看见不断变化的景象。哈吉穆拉特其人也应该这样去表现：时而是男子汉，时而是狂信徒，等等。［……］

四月二十七日 格里涅夫卡[2] ［……］因为反正教仪式派和我的缘故，《俄国新闻》被查禁——可惜，我感到懊丧。[3]［……］

二十九日晨 格里涅夫卡 近来虚弱得很。从昨天起好了一些。但什么也不能写。去洛帕申诺，抄写名单。[4]读薄伽丘的作品。那是老爷艺术，不道德的艺术的开端。[5]［……］

五月四日 格里涅夫卡 ［……］似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这使我不快。说来可耻，我对此并不是满不在乎的。前几天曾在睡梦中清楚地想过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的对比，但是没有记下。今天同近几天一样，好像逐渐把《哈吉穆拉特》想清楚了，但是不能写。真的，我受到妨碍。［……］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开始继续写《谢尔盖》，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6]［……］

（十二）看着我的孩子们拥有土地、迫使百姓为他们工作，我有一种奇怪的沉重的感觉。我问心有愧。这不是一种论断而是感情，并且是强烈的感情。我没有把土地交给农民是不是错了？我不知道。

（十三）列斯科夫利用了我的题材，而且利用得很糟。[7]我的绝妙思想是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最重要？什么人？什么事？

时间是现在，此刻，人是现在正同你打交道的那一位，事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从事爱的事业。[8]

六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晚上。接连两天写《谢尔盖神父》。阐明得不错。［……］

七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早晨。十一天以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决定将《复活》和《谢尔盖神父》两部小说付印，资助反正教仪式派。[9]索尼娅去基辅。内心展开斗争。我相信上帝不够。对这次考试我不觉得高兴，而是感到负担，事先就知道不会及格。昨夜通宵不寐。[10]今晨起得很早，长时间祷告。季捷里赫斯两兄弟[11]和戈尔布诺夫两兄弟来了。我同他们在一起很愉快。写《复活》，起初进行顺利，但从我开始担心起，有两天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八月三日 皮罗戈沃 一切又都同过去一样。我的生活还是那么令人厌恶，感受很多。考试没有及格。然而我并未绝望，想补考。这次考得特别糟的原因是我打算改弦易辙[12]。这些想法应该抛弃，那样我就能学得好些。索尼娅回来了，可爱的塔尼娅·库兹明斯卡娅[13]来过。写《复活》很不顺利，虽然我的构思似乎好多了。

［……］（五）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不仅是他们的，而且是整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推动人类生活的是意识的增进，是宗教的进展，是越来越明确的、一般的、适合一切问题的对生活的理解，而不是经济的原因。

（六）马克思的理论考虑不周之处及其错误主要在于预测资本将从私人手中转归政府，然后从代表人民的政府手中转归工人。政府并不代表人民，政府仍旧是一些掌权的个人，他们与资本家稍有不同，而某些方面又是一致的。所以政府绝不会将资本转交工人。说政府代表人民是捏造，是欺骗。假如在某种制度下政府真能表达人民的意志，那么这个政府便不需要暴力，政权这个意义上的政府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十四）常常出现对我的观点有意无意的误解，我承认，这惹我生气：

1.我说，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并将他的儿子送到世上来的上帝，以及这儿子本身都不是上帝，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福，是一切的发端；而有人却硬说我否定上帝。

2.我说，不要用暴力抵抗暴力。有人却硬说我主张不与恶作斗争。

3.我说，要努力追求贞洁，在这条道路上最高一级是童贞，其次是贞洁的婚姻，再其次是不贞洁，即非一夫一妻的婚姻，但却是婚姻；有人却硬说我否定婚姻，宣扬停止人类的延续。

4.我说，艺术是一种感染人的活动，感染力越强，艺术便越好。但不论这种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艺术的要求，即感染力如何，这种活动是好是坏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宗教意识的要求，即道德、良心的要求。有人却硬说我宣扬追求效果的艺术，等等。

［……］（十九）与《复活》有关：一个人不能在想到自己的罪过时洋洋自得。但他必须洋洋自得才能活下去，因此他不去想，而是忘却。[14]［……］

八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写《复活》，感到满意，甚至很满意。害怕冲突。索尼娅身体不好，但精神状态很好。我也很好。［……］

［十一月二日］ 看一看多少时间没有写日记，实在可怕——有两个多月了。不仅没有任何坏事，应该说一切都好。生日[15]不像我料想的那样令人讨厌和难受。售出小说，得到的一万二千卢布已交给反正教仪式派，事情办得很好。[16]［……］

十一月十四日 又是不知不觉地过了十一天。写《复活》十分入迷，进展顺利。快到结尾了。［……］

（九）人们吻神像，爬到神像下面，拜它又怕它。既然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欺骗，也就没有什么欺骗是人不能够接受的了。

（十）我记下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之所以难受，是由于没有生活，而只有自私自利的存在。记不起我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还想说什么。

（十一）上帝通过意识表现在我们心里。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没有上帝。有了意识才可能有善、克制、服务、自我牺牲。

一切取决于意识的指引。

引向兽性的我的意识扼杀、麻痹生命，引向精神的我的意识唤起、增高、解放生命。

引向兽性的我的意识加强、煽动情欲，产生恐惧、斗争、死的恐怖，而引向精神的我的意识把爱解放出来。这极为重要，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我一定把它写出来。

［……］（十五）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完全归功于老人。老人和善、聪明，并且将自己的体验传授给后代。如果不是这样，人类是不会前进的。而这个办法是多么简单啊！［……］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仍在奋力写《复活》。昨夜考虑写一篇文章谈人们步入歧途的原因。没有任何信仰。人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就被迫受洗，再者对信仰的任何议论（入了魔道）和背弃都被视为刑事犯罪。仅只教派分子有信仰。我也许把这一点写进《呼吁书》[17]中。又觉得可惜。夜里思路敏捷。《复活》篇幅越来越大。一百章恐怕容纳不下。[18]［……］

对话[19]

昨夜的谈话和吵嘴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她最近的一次出行[20]。要介绍这次谈话的内容，就要说明，白天我去十八俄里以外的地方看玛莎的田庄，夜里十一点钟才回到家。我不是说我很辛苦，走这一趟使我心情愉快，不过还是有些疲乏，这天骑马走了近四十俄里，也没有睡午觉。而我已经七十岁了。

在你的谈话、我的疲倦和好情绪的影响下，我躺下睡觉，打算不谈过去的事，希望像你安慰我的时候说的那样，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了结。我们躺下。沉默了一阵。她开口了：

她：你到皮罗戈沃以后会在谢廖沙面前骂我吧？

我：我跟谁也没有谈过，跟女儿塔尼娅也没有谈过。

她：但是跟我妹妹塔尼娅谈过吧？

我：是的。

她：她说什么了？

我：跟对你说的一样……她在我面前为你辩护，可能在你面前也替我讲了话。

她：是的，她对我严厉得可怕。太严厉了。我可没有做什么值得她这样对待我。

我：求求你，咱们别谈了，会平静下来的，上帝保佑，一切都会消散的。

她：我不能不谈。我总是担惊受怕，日子太难过。现在要是他[21]来，就又要开始闹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有可能顺路来。

他要来的消息，同以前一样，可能，实际上肯定是使我十分难受。刚才我还想不考虑这事，现在又有这使人难堪的拜访。我没有答话，然而已经无法入睡，后来便忍不住说话了。

我：刚才还希望平静下来，你却又要我准备等待那不愉快的事情。

她：我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可能是有的，他对塔尼娅说了。我并没有请他。可能他会顺路来。

我：他来不来并不重要，甚至你走那一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说过，两年前就说过，是你对你的感情的态度。如果你承认你的感情是不好的，那么你就不会去回想他究竟来不来，也不会提起他。

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从心底为有这种感情忏悔。

她：我不会忏悔，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那就是自己同自己讨论，你对那个人的感情是好还是坏。

她：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好的坏的都没有。

我：这不是真话。

她：这感情根本不重要，微不足道。

我：一切感情，当然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感情在内，在我们心目中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所以你也应该判断，这是好的感情还是坏的感情。

她：没有什么可判断的，这感情太微不足道，以至不可能是坏的。而且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不对，一个年老的有夫之妇对一个不相干的男人的特殊感情是坏的感情。

她：我没有对男人的感情，只有对人的感情。

我：可是这人是男人。

她：对我说来他不是男人。没有任何特殊感情，只是在使我悲恸的事发生以后，音乐成了我的安慰，而对那个人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

我：为什么说假话？

她：好吧。有过这事。我顺路去了一趟，使你不快，我这样做很糟。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使你不快。

我：你做不到，因为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不在于你去不去，接待不接待，问题完全在于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抱什么态度。你应该自己判断，这感情是好是坏。

她：可是根本没有。

我：这不是真话。你想隐藏这感情，以便保留它，这正是你不对的地方。只要你还没有对这感情是好是坏作出判断，没有承认它是坏的，你就无法不使我痛苦。只要你像现在这样，认为这感情是好的，你就根本做不到不想满足这感情，就是说，同他见面，既然有这种愿望，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设法同他见面。如果你设法避免见面，你就会觉得苦闷，难受。因此，全部问题在于判断这感情是坏是好。

她：我做得不好，使你痛苦，这一点我后悔。

我：糟就糟在你后悔的是行为，而不是支配行为的那种感情。

她：我知道，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我想知道，你是怎样理解我对你的感情的。假使我爱别人，我怎么能爱你呢？

我：你之所以产生感情分裂，正是因为你没有弄清楚你的感情的意义。一个醉汉或者赌徒很爱自己的妻子，但却戒不掉赌博和酒，而且只要嗜赌嗜酒是不是一种好的感情这个问题在他心里还没有解决，他就戒不掉。一定要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摆脱那些嗜好。

她：总说这一套。

我：既然已经清楚，全部问题只在这里，我不可能说别的东西。

她：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说来说去，谈话总是归结到那一点上。她竭力表明，这感情极不重要，因此不会受到谴责，也没有必要加以克制。我翻来覆去也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如果从心底里认为一种感情是好的，那就无法摆脱它，也就无法避免由它产生并支持它的成千上万的细小行为。

她：要是我承认这感情是坏的，那又怎么样呢？

我：你就会克服它，避免支持它的一切言行。你就会消除一切与它有关联的东西。

她：说来说去就是要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安慰——音乐。我处在可怕的cerclevicieux[22]中。我感到苦闷，排解这苦闷的唯一办法是弹钢琴。可是我一弹琴你就说这与我的感情有关；我不弹琴，闷闷不乐，你也说是我的感情在作怪。

我：我只说一点：要解决这感情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否则我们的痛苦不会结束。

她：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我：只要你这么说，就没有出路。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一个人心里没有道德法庭向他指明什么好什么坏，他就会像瞎子一样分辨不出颜色。你心里就没有这样的道德法官，所以我们不要再谈了，已经两点了。

长时间的沉默。

她：我真心诚意地扪心自问：我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感情，我希望得到什么？我希望的不过是他一个月来一次，像任何一个好心肠的熟人一样来这里坐坐，弹弹琴。

我：你这样说是自己证实自己对那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任何别人每月来访都不会构成你的快乐。如果每月来访一次使你愉快，那么每周甚至每天来一次就更加使你愉快了。你无意中道出了你的特殊感情。只要你不解决这是好是坏的问题，什么也不会改变。

她：啊，还是那句话。真折磨人。别人对丈夫不忠实，却没有受到这样的折磨。为什么？就因为我喜欢音乐。可以指责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指责人的感情。我们不能主宰感情。其实什么行动也没有。

我：怎么没有呢？去彼得堡，去这里那里，还有弹琴呢？

她：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怎么说没有特别的地方？你过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你成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女士。

这些话不知为什么使她非常生气。

她：你想把我折磨死，要夺走我的一切。这太残酷了。

她进入半歇斯底里状态。我沉默了许久，然后记起了上帝。我祈祷，心里想：她不能放弃自己的感情，不能用理智影响感情。在她，在所有女人的心里，感情占支配的地位，一切变化都可能是感情的变化，与理智无关……也许塔尼娅说得对，这事会慢慢地自己过去，以我不理解的女人特有的方式过去。我想，应该告诉她这一点。我便怀着对她怜惜的心情和要她平静下来的愿望对她说了。我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也许错了，她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对此抱有希望。可是这时她的怒气达到了顶点。

她：你把我折磨到极点，两个钟头只重复一句话：特殊的、特殊的感情，是好还是坏，是好还是坏。真可怕。你这种残酷的做法，天晓得会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我：我祈祷了，想帮助你……

她：这都是谎话，都是假仁假义，欺骗。你去骗别人吧，我把你看透了。

我：你怎么啦？我真的出于好心。

她：你没有好心。你恶毒，你是禽兽。我要爱好心人，好人，不爱你。你是禽兽。

于是就开始了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如果不说是可怕的，残酷的）话，既含有威胁，又含有绝望，对一切人，包括对我和女儿们的诅咒。她威胁要出版自己的小说，如果我出版的《复活》有那一段对使女的描写的话[23]。然后是嚎啕大哭，笑，喃喃自语，毫无意义的话，唉，甚至假惺惺地说：头要裂了，就在这儿，分头发的地方，把我颈子上的血管割断吧，就在这儿，等等能吓唬人的胡言乱语。我用双手扶着她。我知道，这样做总是有效的。我吻她的额头。她好久不能吁气，然后才开始打哈欠，叹气，渐渐睡去，现在还没有醒。

我不知道这种疯狂如何了结，我看不到出路。看来她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她的这种感情，不愿承认它不好。而不承认这种感情不好，她就摆脱不了，也就不会不再采取这种感情引起的行动——看到这些行动使我很痛苦，我和孩子们都觉得丢脸。

[1]英语：万花筒。

[2]四月二十三日作者去图拉省切尔尼县格里涅夫卡他的儿子伊利亚的庄园，为饥饿的农民办食堂。

[3]四月二十一日，内政大臣下令禁止《俄国新闻》出版两个月，理由是“为反正教仪式派募捐并将捐款交托尔斯泰”。

[4]作者去切尔尼和姆岑斯克两县的一些村庄，拟定特别穷困的农民的名单，并为他们开办食堂。

[5]作者认为，薄伽丘的作品描绘与基督教原则相抵触的生活。

[6]指一八九一年中断写作的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7]列斯科夫经托尔斯泰同意，用他的草稿《聪明的少女》的情节写了短篇小说《神降旨的时刻》。

[8]一九〇三年托尔斯泰又用这个题材写了短篇小说《三个问题》。

[9]作者虽然于一八九一年宣布放弃一八八一年以后的著作稿酬，却决定用这两部小说的稿酬帮助受迫害的反正教仪式派和他们的家属移居国外。结果只有《复活》的稿酬是这样处理的。

[10]作者心情不好，原因是夫人打算从基辅返回时顺路去奥廖尔省塔涅耶夫客居的地方。

[11]季捷里赫斯兄弟是切尔特科夫的内弟。

[12]指死。

[13]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14]指涅赫柳多夫。

[15]这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作者的七十岁生日。

[16]《田地》杂志为《复活》预付的一万二千卢布，同后来支付的稿酬一起用来帮助反正教仪式派移居加拿大。

[17]《呼吁书》后来改写成《出路何在？》（1900）、《难道应该这样吗？》（1900）。

[18]定本共一百二十七章。

[19]记的是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间作者同妻子的谈话。作者本打算寄给妻妹库兹明斯卡娅，因此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的，但并未寄出。

[20]指去塔涅耶夫客居的地方。

[21]指塔涅耶夫。

[22]法语：没有出路的窘境。

[23]指《复活》第一部第十七章。

一八九九年

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对《复活》的兴趣似乎淡了，我高兴地发现，我对别的、更加重要的事感兴趣，如对生与死的理解。好像许多问题都清楚了。

记下一些想法：

［……］（三）我们的艺术同食物的调味汁一样。假如只吃调味汁，那么虽然可口，但却吃不饱，而且坏胃。

［……］（九）体力劳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让脑子毫无益处、毫无目的地工作。

［……］（十二）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力图为自己辩解，就可能成为恶棍。

（十三）统治者关心的不是如他们所说的在人民中间确立宗教，而是相反，要使宗教失去人民。在俄国，他们几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二月二十一日 六个多星期没有写日记了。一直在莫斯科。起初写《复活》，后来完全冷下来。给司务长和瑞典几家报纸写了信。[1]又提笔写《复活》已经三天了。有进展。学潮。他们总想把我卷进去。我劝他们持消极态度，但却不想给他们写信。[2]［……］

六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个月没有写日记，但不能说这段时间过得不好。一直紧张地写《复活》。

［……］（二十一）作家、艺术家眼看着人们在受苦受难，却不是分担他们的痛苦，而是在一旁观察，以便将这些苦难再现出来。这似乎怪诞而又不道德。然而这并非不道德。与艺术作品所起的精神作用（如果是良好的）相比，一个人的苦难微不足道。［……］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一向一直在写《复活》。在第三部卡住了。早已裹足不前。索尼娅在莫斯科。我练出一种不受干扰的平静。不讲话。要知道，必须这样做，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下去。［……］

一直病着。没有病痛的日子很少。在道德方面也对自己不满。我沉沦得太深了：不从事体力劳动，只注意自己的身体。顺从地忍受疾病，不抵抗地死去真难啊，但是必须这样做。

［……］（三）我摘下一朵花，把它扔掉。花有的是，不觉得可惜。我们不珍视生物的无法摹仿的美，毫不怜惜地糟踏它们，——不仅是植物，也包括动物，人。反正多的是。文化，文明不是别的，正是糟踏这些美并且换掉它们。用什么替换呢？用酒店，戏院……

十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仍然不好。并不痛苦，而是感到一种经常的威胁。道德方面情况好一些，常常记住我心中的上帝，记住死。似乎已从《复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3]［……］

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还没有完全康复——本应如此。不过这并不妨碍生活，思索，走向大限。《复活》进展情况不好，寄出四章，看来是通不过书刊检查机关的，然而至少像是已经确定一个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今天对我说来是脑力活动的节日，不只今天，近几天都是这样，我想出一些精彩的场面放到《复活》里去。［……］

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心情好，但常闹病，病的日子比好的日子多，因此很少写日记。送出十九章，很不成熟。正在写结尾。有许多似乎不错的想法。

［……］（二）战争、法庭、死刑、压迫工人、卖淫，以及其他许多现象，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异教制度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和存在条件，要改变这些现象中的一个或几个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要改变这制度本身，改变它的基础。如何改变？第一，不参与这制度及其支柱：战争机器，法庭，赋税，伪学说等等；第二，做人们随时都完全有自由做的唯一的事情，即从自己心中抛弃私心和由此派生的一切——狠毒，贪财，暴力等，而代之以爱和由此派生的一切——明理，谦和，仁慈等。［……］

十一月二十日 莫斯科 许多事没有记。我已来到莫斯科。塔尼娅由于某种原因跟苏霍京走了。令人感到惋惜，屈辱。[4]七十年来我不断在降低对女人的评价，还应该继续降低。妇女问题！怎么不是妇女问题！只不过问题不在于让女人指导生活，而在于要她们停止毁坏生活。［……］

十二月十八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患了重病。白天和黑夜都很难受，需要休息，感到虚弱。死成了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几乎是合乎心愿的事。现在虽然逐渐康复，看法却没有改变。这是新的、令人高兴的阶段。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脱手我就不再感兴趣了。［……］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身体不好。精神状态还好，对死有了准备。晚间人来得很多，我感觉疲倦。第五十一期没有登《复活》，我感到遗憾。[5]真恶劣。考虑生命的哲学定义。今天还考虑过《假息票》，觉得不错。也许把它写出来。［……］

[1]作者给一位退役的司务长米·彼·沙拉金诺夫回信，严厉谴责战争，认为战争与基督教不相容。一批瑞典和平主义者请作者对海牙和平大会发表意见。他作了答复，后来写成《为和平大会而作》。

[2]学潮波及俄国的三十所学校，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作者对学生深表同情，写了《一八九九年的学生运动》一文表示支持。

[3]作者在读《复活》校样时，将第三部重新改写。原来是六章，定稿时扩大到二十八章。

[4]十一月十四日塔尼娅和苏霍京结婚，使托尔斯泰夫妇非常痛心。

[5]《复活》的最后几章登在《田地》杂志第五十二期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一九〇〇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四）记起我的少年时代，主要是青年时代。别人没有给我灌输任何道德原则——一点也没有。我周围的大人自信地吸烟，饮酒，过放荡生活（特别是过放荡生活），打人，要别人给他们干活。我也干了许多坏事，自己并不想干，只是仿效大人。

［……］（八）我坐在有轨马车的上层，往外观看房屋、招牌、店铺、马车夫、坐车的和步行的人，突然我明白了：包括我的生命在内的这整个世界只不过是可能存在的无数世界和无数生命之一，而对我说来，只是我觉得我在时间上正通过的无数阶段之一。［……］

一月八日 ［……］斯塔索夫刚刚同我道别离去。这是个优秀的智慧典型。真想加以描绘。这是全新的。

［……］我读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可总是不习惯赋予那上面写的东西以真正的价值，如尼采的哲学、易卜生和梅特林克[1]的戏剧、龙勃罗梭[2]和那位会做眼睛的大夫的科学。因为这是思想、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极端贫乏的表现。［……］

一月十六日 莫斯科 ［……］高尔基来过。谈得很投机。我喜欢他。他是真正的人民中的一员。[3]

［……］读了契诃夫的《带狗的女人》。还是尼采的那一套。人们没有树立区分善恶的明确人生观。以前他们胆怯，追求；而现在他们自以为到了善与恶的彼岸，实际上仍停留在此岸，就是说，几乎是兽性的。［……］

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几乎两周没有写日记。看了《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很生气。[4]想写剧本《活尸》，已拟出提纲。［……］

五月二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在写两篇文章[5]。但愿这工作已经结束。有艰涩的地方，也有写得好的地方。写得好的比较多。工作之外思考不多。我把全部力气都花在那上面了。［……］

记事本上写着：

（一）有时你生人们的气，怪他们不理解你，不跟你走，不同你一道走，其实你紧挨着他们站着。这好比你走在“迷魂阵”中（庭园里常有），要求与你隔一道墙紧挨着你站着的那个人跟你朝一个方向走去。他要走整整一俄里才能同你相遇，而暂时他不仅要与你朝同一方向走，而且还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才能与你相遇。要知道，他得跟你走，而不是你跟他走，只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他现在站立的地方。

（二）每种艺术都是个独立的领域，好像棋盘上的一格。每种艺术又都有与之毗连的艺术，如同棋盘上的一格都有与之毗连的格子。一格的表层用掉之后，如果要在这一格里显身手，就是说要有新招，就得深入下去，这是很难的。所以人们便把紧挨着的格子揽过来，用这种混合物变出点新花样。而这混合物，比如音乐与戏剧、与绘画、与抒情诗的混合物，并不是艺术，而是对艺术的歪曲。［……］

六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三十五天过得不错。有时情绪很坏，但终归是宗教感情占上风。我一直不停地在努力写《当代的奴隶制度》。增加了许多新的、能说明问题的内容。非常想写艺术作品，不是戏剧而是叙事诗式的，作为《复活》的续编：涅赫柳多夫的农民生活。[6]大自然深深地感动着我，草场，森林，庄稼，耕地。我想，我是不是在过最后一个夏天呢？没有关系，那也很好。为所有的一切我感谢上帝，我已经得到无限的恩惠了。［……］

八月十五日 这些日子我很健康，在写《活尸》，已经完成。［……］

八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在写戏剧[7]，但对它一点也不满意。不觉得这是属神的事业，虽然我作了大量修改，人物都改变了。

［……］（二）为什么你记得一件事，而记不得另一件事？为什么我把谢廖沙叫做安德留沙，而把安德留沙叫做谢廖沙？在记忆里录下的是性格。而这东西，即录在记忆里没有姓名、没有称谓的东西把不同的人、物、感情融为一体，这也就是艺术的对象。这一点十分重要。必须阐明。

［……］（六）人们不以财富为耻，而以财富为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界腐化的标志。

（七）我忽然明白了，老人说他活够了，该死了这种话，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老人无权讲这种话。他是果实，是谷粒。杂草可以践踏，而谷粒却应该让人吃掉。这不是说，老人应该怕死，相反地，应该不怕死地活着。只有不怕死才容易活下去，生命也才会有益。

（八）我在家里的地位很奇怪。他们也许是爱我的，但并不需要我，更确切地说，我使他们觉得encombrant[8]。如果他们还需要我，也是同所有的人需要我一样。而我家里的人不如别人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我。这是因为，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9]［……］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觉得，就像存在着更年期、许多情况取决于这个时期一样，也存在着精神上的更年期，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到这个时候一个人开始认真思索生命，要解决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个时期作出的决定通常是无可挽回的。如果决定错了，那就糟了。［……］

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很好。有过苦恼，但我不该说，心里有上帝对我没有帮助。其实是有帮助的。我正读中国经典作家的作品。非常重要。[10]［……］

十月九日 身体仍然很好。客人很多。［……］昨天波塞和高尔基来过。不像别人那样令人愉快。[11]精神状态中等。

［……］这几天重要的事情是，我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好像是在我从内心里谴责我的几个儿子之后，我开始记起我干过的一切龌龊事。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一切，至少是许多，觉得很可怕。别人和我的儿子比我好多了。我不应该对我的过去和现在感到骄傲，而应该谦和，害羞，收敛，请求人们宽恕。我起初写了请上帝宽恕，后来抹去了。我对上帝负疚不如对人们负疚深。上帝造就了我，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可以自慰的只是，我从不怀恶意，虽然也做过两三件亏心事，当时就使我痛苦；我也从不残酷。不过我还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知道并且记住这一点有多好啊！现在对人好些了，这是主要的，是唯一应当做的。

［……］（二）人们夸大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因为制造舆论的报刊掌握在文学家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评论家们为什么要就长诗、小说的主人公的意义发表那些认真得出奇的议论……也可以以此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夸大艺术的意义。他们都是一伙的。［……］

十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虽然身体不错，这几天却没有做一件重要的事。写完了《难道应该这样吗？》，寄出以后就没有再写什么。身体健康，可在脑力方面懈怠。只是前天散步的时候好好地考虑了许多问题，不过还没有想透彻。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来谈剧本的事。而我对它已经失去兴趣。[12]

所有的报纸，甚至包括意大利的报纸都登载了《不可杀人》，但有删节。我等待来访者。[13]［……］

［十月二十八日］ ［……］我想，如果以写作为人们服务的话，我有权做而且应当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揭露富人的谎言并向穷人揭示他们受到的欺骗。

［十月三十日］ 早晨开始写致中国人民书。[14]写得不多，头开得不好。［……］

十一月十二日 莫斯科 身体很好。什么也不写，专心研究孔子，觉得很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想记下现在我是怎样理解《大学》和《中庸》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孔子——慎独的学说至今还结出果实。［……］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一）我们这些富裕阶级让雇工破产，迫使他们从事无休止的笨重劳动，而自己却过着悠闲、奢侈的生活。他们被劳动压垮，没有可能开放精神之花，结出生命之果，产生诗歌、科学、宗教。我们承担起向他们提供这一切的责任，给他们虚假的诗歌［……］、科学——法学、达尔文主义、哲学、帝王的历史、宗教——教会的信仰。多么可怕的罪过啊！只要我们不把他们榨干，他们会拿出诗歌、科学和生活学说来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莫斯科 晨。仍旧消沉。昨天读诺维科夫的文章，给我强烈的印象，使我记起了忘却的事：人民的生活——贫困、屈辱和我们的过错。[15]啊，要是上帝让我把这方面的感受全部说出来就好了！戏剧《活尸》应该抛弃。如果要写，就写另外一部[16]和《复活》续篇。［……］

十二月八日 这期间收到加拿大寄来的一封信，说家属们想到雅库茨克州她们的丈夫那里去。我写了一封信给皇上，还没有寄出。[17]

十二月十五日 重要的事是，达维多夫赞成我给沙皇写的信，表示要将信送去。[18]我努力在思想上把自己排除在此事以外，只需关心此事即可。

［……］（二）经过一家小书店，看见《克莱采奏鸣曲》。回忆我写《克莱采奏鸣曲》、《黑暗的势力》，甚至写《复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向人们说教或者让作品给人带来什么益处，结果这些作品，特别是《克莱采奏鸣曲》带来的益处却很大。《活尸》是否也会如此呢？

［……］（五）我想，叔本华的《附录及补遗》（《Parergaund Paralipomena》）比他的系统论述强得多。

我不必（也没有时间），主要是没有必要写一个体系。根据我在这里记下的东西，可以弄清我对世界的看法。谁需要我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利用它。

［……］（七）一个我很珍视的非常重要的想法。人们通常认为，道德像花一样是从文化里长出来的。恰恰相反。文化只在没有宗教因而也没有道德的时候得到发展（希腊，罗马，莫斯科）。犹如一株疯长的树，外行的园丁看见它枝叶繁茂，以为能收到丰硕的果实。殊不知它枝叶繁茂的原因正是在于不会结果。或者像一头不会产犊的小母牛。

十二月十九日 ［……］艺术家要影响别人就得不断地探索，让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探索。如果他全找到了，什么都知道了，一味教训人或者故意让人开心，他就不能影响人了。只要他在探寻，观众、听众、读者就会在探索中和他息息相通。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读佛经。非常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读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以及他的姐妹谈他怎样写这部书的札记。[19]我十分相信，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完全疯了，不但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而是从直接的、最精确的意义上来说他疯了。语无伦次，从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思想，作比较而又不说明同什么相比，叙述思想有头无尾，按相反的意义或者语音的近似从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思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疯狂的根子——一种idéefixe[20]，即通过否定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切最高原则，证明自己有超人的天才。如果把这样一个疯子，而且是心怀恶意的疯子当做导师，社会会成什么样子呢？［……］

十二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今天我想到，戏剧作品的不自然主要在于，所有的人物都长篇大论地讲话，而且都有人听。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和演说的技巧说话和听人讲话。我想这样来改写我的剧本。可是，看来我的创作生涯已经结束。那倒也好。

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的一月一日。但愿我还能活下去。

[1]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有著名剧作《青鸟》等。

[2]龙勃罗梭（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

[3]在这次谈话中作者批评了高尔基的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说“全是虚构的。这样的事根本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但是称赞了短篇小说《戈尔特瓦的集市》，说它写得“朴素，真实。可以读两遍”。

[4]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演出《万尼亚舅舅》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暗地里盯着他。我们毫不含糊地觉得，演出把他带到戏中去了，吸引了他的注意，某些地方还感动了他。但是或者我们弄错了，或者他排除了自己的简单、直接的感受，因为幕间休息时他不赞一词。的确，他什么也没有否定，好像在等待结局。幕落以后他是这样说的：‘他（阿斯特罗夫）还需要什么呢？暖暖和和，有人在弹吉他，一只蟋蟀叫得非常动听。而他开头想霸占别人的妻子，现在又梦想着什么……’他摇摇头，表示不赞成。”

[5]指《爱国主义与政府》及《当代的奴隶制度》。

[6]这个打算没有实现。

[7]指《活尸》。

[8]法语：不方便。

[9]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七节。

[10]指英国东方学家詹姆士·列克所著《中国经典作家》，共三卷。

[11]高尔基同《生活》杂志编辑波塞一道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者想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活尸》，托尔斯泰认为剧本没有写完，拒绝了。后来波塞回忆这次访同时写道：“那天高尔基情绪不好。他不喜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环境。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觉到了这一点，看来他倒越来越喜欢高尔基了。”波塞说，高尔基没有向托尔斯泰隐藏“他对《复活》的否定态度，当然也指出，托尔斯泰对‘国事犯’的公正的因而也是善意的态度肯定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12]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活尸》。托尔斯泰打算继续加工，因而没有同意。这部戏剧一九一一年才得以在艺术剧院上演。

[13]许多国家的报纸都刊登了《不可杀人》一文，作者指名批评了尼古拉二世。“来访者”指宪兵。

[14]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托尔斯泰打算发表致中国人民书。他一直写到一九〇一年二月，但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份草稿。

[15]托尔斯泰读了农民作家诺维科夫写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后来这本小册子在伦敦出版，题名《一个农民的声音》。小册子真实地描绘了俄国农村的困苦，农民无权，富人和官吏为所欲为。

[16]指《光在黑暗中发亮》。

[17]已迁往加拿大的反正教仪式派的家属共十一人决定回俄国，去她们的丈夫服刑的地方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州定居。托尔斯泰为此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后来沙皇政府同意了她们的请求。

[18]作者的老相识，莫斯科州法院院长达维多夫与宫廷有联系，设法将此信交给了沙皇。

[19]作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此说》的德语原著，还有E.费尔斯特-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是怎样产生的》一文。查拉图士特拉，即琐罗亚斯德，是古伊朗的一位预言家。

[20]法语：固执的念头。

一九〇一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早晨就写日记，因为除了读书以外我什么事情也不做。读了《印度哲学的六个体系》（《Six sys tems of Indian Philosophy》）[1]和财政大臣的报告。对二者都不感兴趣。［……］

一月十九日 莫斯科 ［……］人们活着靠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思想、自己的感情、别人的感情（即理解别人的感情并以它为指南）。品质最优的人主要靠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感情，品质最劣的人靠别人的思想和自己的感情。四种活动的基础、动机的不同组合产生人与人的种种区别。

有些人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没有自己的感情，只靠别人的感情活着，这种人是忘我的傻瓜、圣人。有些人只靠自己的感情活着，这种人是禽兽。有些人只靠自己的思想活着，这种人是哲人，先知。有些人只靠别人的思想活着，这种人是有学问的蠢人。这些要素按不同强度、以不同方式配置，结果便产生各种各样的性格。

［……］（八）要帮助处于困境的人，只有作出牺牲。牺牲总是悄悄的，轻松愉快的。有人却想帮助他人而不作出牺牲，那就要通过别人。为此总是需要喧嚷，花许多力气，甚至免不了痛苦。企图这样来帮他人的人，既爱吹嘘，又爱埋怨。［……］

三月十九日 这段时间除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以外什么也没有写，对《哈吉穆拉特》作了一些修改，改得都很糟，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本意。

这段时间发生了革除教门的怪事，引起许多人的同情，[2]接着便是引起社会反响的大学生事件，[3]迫使我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和《纲领》[4]。我努力完全从服务的愿望出发，而不从使个人得到满足的愿望出发。［……］

三月二十八日 莫斯科 前天寄出致沙皇和其他人的呼吁书数件。这期间写我给一些不知名的来信人的答复，[5]《哈吉穆拉特》也写了少许。只记下一点：十分清楚，我们的东正教完全是由恐惧产生的巫术。而一切的根子在于相信神迹。收到弗拉索夫[6]一封很好的信。昨晚一人独坐时，鲜明地想到死。我往那里张望，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来没有那样清楚地想象到期待中的全部变化，有点森森然，但很好。

三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似乎写完了《答主教公会》。彼得堡那边没有什么消息。给彼得堡文学家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声援信。[7]致敬和谩骂仍旧不断。我身体很好。想结束《哈吉穆拉特》，但是工作不顺手。

［……］我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为他人服务的事业的时期，才是我一生中的幸福时期。那就是力学，做调解人，赈济饥民，给予宗教的帮助。

昨天读有关法国军事感化营中士兵受折磨的记载，看了图片，我因为怜悯那些受苦的人，特别是欺骗人、使人败坏的人而痛哭流涕。

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教育学分三大类，因为思维有三种方式，即（一）逻辑的，（二）经验的，（三）艺术的。科学，学说不是别的，正是掌握我们的前辈聪明人思考过的东西。聪明人思考都离不开这三种方式。他们或者从一个原理，亦即思想得出几个逻辑结论，如数学和数学各科；或者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得出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或者将看到、了解到、想象到的东西加以描绘。简单说来是（一）思考，（二）观察，（三）表现。因此有三种科学：（一）数学科学，（二）经验科学，（三）语言。［……］

五月七日 莫斯科 ［……］想永远有理的那种人是可怕的。他们仅仅为了有理就可以去谴责无辜的人，圣人，甚至上帝。［……］在睡梦中看见契诃夫先于我创造出的一种老人典型[8]。这老人就好在他几乎是个圣人，却爱喝酒，骂人。我第一次明白了大胆投上的阴影能给典型人物带来多大的力量。我要照此处理哈吉穆拉特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两个人物。

［……］我思索了人民的种种要求，觉得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取消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将是最可靠的自由保证。比habeascorpus[9]更可靠。因为habeascorpus不是实际上的保证，而只是道义上的保证，即人们感觉自己有权保护他们的家。人们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应该感到自己有权保护用来养活家口的土地。

亲爱的塔尼娅在这里。收到切尔特科夫提到出版自由的信，担心我的回信会使他不快。[10]我还写了一封长信谈教育。

五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为《农民》（《Büttnerbauer》）写的前言里写上：奥尔洛夫有话要讲而且善于讲。[11]他要讲的是，他爱养活我们的农民。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注意到高尔基。我们都知道，流浪汉是人，是兄弟，但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而他却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流浪汉，爱他们，并用这种爱感染我们。他们的对话不真实，夸张，但是作者扩大了我们的爱的范围，我们因此原谅作者。

［……］我在探寻世上的恶的原因这方面思考得越来越深入。起初我认为世上有恶是因为有恶人存在，后来认为是恶劣的社会制度造成，再往后认为是支持这恶劣制度的暴力造成，再往后觉得是暴力的受害者（军队）参与施行暴力的结果，再往后我想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宗教思想，最后我确信，一切应归根于宗教教育。因此，为了纠正恶，必须做的事不是换人，不是改变制度，不是阻止暴力，不是劝人别参与施行暴力，甚至也不是批驳伪宗教，陈述真正的宗教，而只是用真正的宗教去教育孩子们。［……］

六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想记下：

（一）教授艺术，即教授人们视为典范的东西，以及时兴的趣味，是一桩极其有害的事，尤其对于人们想达到的目标说来是如此。这样做最有碍艺术的发展。难道我们不知道，畸形的趣味被视为最高尚的趣味，丑陋的东西被奉为楷模吗？［……］

七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了。从六月二十七日起我患重病，此前两个星期我已感不适。这场病却成了我精神上的节日：我的精神力量增强了，面对日益临近的死亡心情平静，再加上从各方面传来爱的表示……[12]

［……］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要加上一句：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可以不知道，什么应该早知道，什么应该晚知道，是更大的知。［……］

八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写了两种守则[13]，还不错。还想就宗教、就没有宗教写点东西，并且给尼古拉写封信。[14]然后就可以用写艺术作品的方式来休息了。不过写基督教戏剧肯定是属神的事业。

这段时间决定去克里木。这倒使我高兴。我的身体大大衰弱了，是心脏衰弱了。而总的情况见好，可遗憾的是失去了病中的振奋。

［……］病中使我感到高兴和安慰的是，临死的时候我仍然像以往一样地生活。真正的生命在深深的底层流动，没有由于死亡而中断。我曾经感觉到，或者应当说并未感觉到中断。

［……］常常可以听见青年人说：我不想依靠别人的头脑生活，我要自己思考。你为什么要去思考别人已经思考好的东西呢？把现成的拿过来，再往前进吧。人类的力量就在这里。［……］

十月十日 克里木南岸加斯普拉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宗教》一文[15]。似乎有进展，但脑力衰退，能工作的时间短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加斯普拉 ［……］我想，《宗教》一文已经写完。我怀疑这篇文章是否重要，是否好。以前也总是这样，但这回似乎比以前更有根据怀疑。

在家很好。不大看见玛莎。高兴的是高尔基和契诃夫都使我愉快，尤其是高尔基。[16]我收到一位法官写来的几封很好的信，[17]与米哈伊洛夫[18]和史敦达教徒接近[19]也使我高兴。

［……］我希望我临死时有人问我：我是否仍然像从前那样理解生命，认为生命就是接近上帝，增加爱……假如我已经不能说话，那么我闭上眼就表示我给予肯定的答复，而两眼朝上望则表示我给予否定的答复。［……］

[1]缪勒所著。托尔斯泰读的是俄译本。

[2]二月二十五日，俄国各报刊登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将托尔斯泰革除教门的决定。这项决定的目的是使托尔斯泰在老百姓中间名誉扫地。结果适得其反，他收到许许多多向他表示同情的信函。

[3]新学潮的起因，是基辅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二百名早先参加过请愿的学生被送去当兵。

[4]《纲领》指后来题为《大多数俄国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的文章，没有完成。

[5]《我对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主教公会所作的决定和我收到的一些涉及此事的来信的回答》。这篇文章经过多次修改，四月四日才写好。

[6]安·瓦·弗拉索夫是一个农民，教派分子。

[7]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喀山广场上的示威者遭到殴打，彼得堡一批文学家（包括高尔基）表示强烈抗议。之后，内政大臣下令封闭彼得堡作家协会。一些人草拟了一封声援彼得堡文学家的信函，托尔斯泰修改后在上面签了名。

[8]指作者非常赞赏的契诃夫小说《在峡谷里》的一位老农民。

[9]拉丁语：人身不受侵犯。

[10]切尔特科夫写信建议托尔斯泰在《大多数俄国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一文中增加出版自由的内容。托尔斯泰没有接受，他认为出版自由对人民不十分重要，人民需要的首先是取消土地所有权，其次是废除赋税，再其次是免服兵役，取消法庭。

[11]托尔斯泰本打算在德国作家威廉·波伦茨的小说《农民》的俄译本前言里提一提俄国画家奥尔洛夫的创作（奥尔洛夫的作品有《移民》、《欠税》等等），但定稿时删去了这一段。一九〇八年他为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农民》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12]六月底作者患恶性疟疾，曾濒临死亡，各方面来信来电祝他早日康复。

[13]指《士兵守则》和《军官守则》。

[14]就人民的贫困状况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一九〇二年一月写成。

[15]指《什么是宗教，其实质何在》。

[16]高尔基在克里木养病，契诃夫住雅尔塔，两人都常常去探访托尔斯泰。

[17]法官谢·彼·波利亚科夫来信表示完全赞同托尔斯泰的学说，打算放弃法官生涯。

[18]可能指克里木一酿酒商。

[19]史敦达教徒指克里木的一批遭受政府迫害的福音派分子，他们拜访了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 加斯普拉 几乎一直病着，一步步接近死亡，[1]而生活得相当好。这个时期我写好了给皇上的信，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2]转呈。现在这封信和他本人都在彼得堡。不知道他能否转呈。读马志尼的一本极好的书[3]，还有罗斯金的思想[4]。

今天格劳贝格尔[5]来到这里。他说得完全正确：当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适当的去处——监狱。［……］

三月八日 （一）不信教的别林斯基来自下层。信教的果戈理来自上层。[6]

［……］魏列萨耶夫写道，振奋起来为人们服务一阵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失望、妥协。[7]他问：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只在于那样做是受到某种催眠的结果，为小团体的感情所左右，出于虚荣心，而不是从对无限的既定态度出发。［……］

三月二十一日 ［……］（三）我一生领教过三种时髦的哲学，即黑格尔、达尔文，以及现在的尼采。黑格尔想证明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合理的；达尔文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为生存竞争，即人的邪恶辩解；尼采企图证明人性中对恶的抗拒是虚伪的教育的结果，是错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四）人们说：回教堂去吧。但是我在教堂里看到的是粗暴的、明目张胆的、害人的欺骗。“继续到我们店里来买面粉吧，”可我知道，你们的面粉掺了石灰，是有害的。

［……］（九）不管生命怎样，它是至高无上的福。如果我们说生命是恶，那只是与别的更好的或者想象中的生命比较而言。生命中可能包含恶，但生命本身不可能是恶。福只可能存在于生命之中。因此不能说，没有生命可能是福。

健康只可能存在于躯体内，因此不能说，没有躯体便是健康。

七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加斯普拉回来已经三天了。［……］一直在修改《致工人》。已经有了眉目，而且似乎已经完成。［……］

八月五日 ［……］（一）真奇怪，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坏多蠢，可人们却把我看做天才。那么其余的人又是什么呢？

［……］（四）音乐有喧嚣、对比、急速的成分，对神经而不是对感情起直接作用。这些成分越多，音乐越糟。其他各种艺术也是一样，如朗诵对于诗，鲜亮的色彩对于绘画。［……］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开始修改并继续写《假息票》。一直写《致神父们》，比我预想的差。高尔基和皮亚特尼茨基[8]来过。爱比克泰德说：更满足于你的命运吧。这样你将无往不胜。

十二月十三日 （一）批评家毫无根据地以为知识分子运动能够领导人民大众（米留科夫[9]）。作家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有意识地领导人民大众就更没有根据了。只需要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澄清他的意识，并使生活最大限度地符合这意识的要求。

（二）如果有人问您会不会拉提琴，您回答说：不知道，还没有试过，那么我们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然而，如果有人提出“您会不会写作”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而我们回答说：“也许会，还没有试过”，我们不仅不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们甚至经常看见有人按照这个想法行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任何人都能判断，一个没有学过提琴的人拉出来的毫无意义的音有多难听（也有认为这种音乐十分美妙的怪人），但是要区分胡诌和真正的文学作品，就需要敏锐的鉴别力和文化修养。

（三）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充满用暴力革命摧毁专制国家制度的尝试。所有的尝试都以反动告终，而统治阶级的权力更加强了。显然，现在革命无法制服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变人民的世界观，使他们不再为各国政府的暴力效力。而要完成这种变化只有依靠宗教，只有依靠基督教。可是这种宗教受到严重的歪曲，等于不存在。更糟的是，它的位置被占着。因此在当代要为人类服务，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手段是摧毁被歪曲的基督教，建立真正的基督教。这正是所有的人认为最不足道的事，不仅谁也不去做，相反，那些最活跃的冒充有学问的人甚至把已经被歪曲的基督教弄得更加混乱，更加晦暗。

[1]一九〇一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二年五月作者病重，有几次几乎死去。

[2]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作者在克里木认识了他。

[3]指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所著《论人的义务》。

[4]指《约翰·罗斯金思想选辑》。约翰·罗斯金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艺术理论家。

[5]一位民校教师。

[6]当时俄国隆重纪念果戈理逝世五十周年，一些纪念文章提到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著名的信。

[7]指轰动一时的魏列萨耶夫的小说《在转弯处》。这段话表露的思想是小说中一位主要人物的。

[8]康·彼·皮亚特尼茨基（1864—1938），文学家，知识出版社创建人。

[9]指帕·尼·米留科夫在《俄国知识分子史稿》一书中谈到的看法。

一九〇三年

四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人们通常用技术与科学成就衡量人类的进步，认为文明带来幸福。这种看法不对。卢梭也好，所有欣赏野蛮、宗法状态的人也好，与欣赏文明的人同样有理，或者同样无理。享受最高级、最精致的文明和文化的人同最原始、最野蛮的人所拥有的幸福完全一样。通过科学——文明、文化增加人的幸福，等于要水面上某一处的水比别处的水停得高一些一样，根本不可能。只有通过扩大爱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爱由于它本身的性质使所有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科学技术成就却是个年龄的问题；开化的人的幸福并不比不开化的人多，正像成年人的幸福并不比未成年的人多一样。幸福只在于扩大爱。［……］

五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修改《哈吉穆拉特》。改到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处[1]，似乎逐渐明朗。［……］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任何政权都明白，只因人民无知它才能存在，因此它本能地、不无道理地害怕、憎恨教育。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权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对教育作出让步。那时政权就作出庇护教育的姿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加以歪曲。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权十分强大，无需对教育作出让步。尼古拉便处在这种情况下，他明白这一点，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二）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他的左右一样。可他的左右是些卑鄙的家伙，因此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卑鄙。［……］

六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很少。一直腹痛。昨天把我的日记交给玛莎重抄一份给波沙。那里面很多地方我都觉得有意思。今天坐下来工作，想继续写回忆录[2]，但写不下去，不吸引我。昨天读有关尼古拉一世的一本书[3]。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把这本书先读完，再继续写。

六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了一些。写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有些进展。打算写三篇新东西。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而我还计划写作。（一）关于舞会与夹鞭刑的短篇小说；（二）基督走近时污鬼喊叫；（三）我是怎样一个人——写现在的我，有我的种种弱点和优点。［……］

六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什么事情也不做，或者说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决定基本上不再改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如果需要，我再单写。[4]

［……］打算写三篇新东西：

（一）今天的迷途者——唯物主义者、实证论者、尼采主义者的喊叫，他们叫道（《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会非常好）[5]

（二）为犹太文集写[6]：喀山的一次热闹的舞会，我爱上了美丽的科列伊莎，一位波兰籍军事长官的女儿，同她跳舞。她的漂亮的老爸爸亲热地带她跳玛祖卡舞。在这个不眠的爱情之夜以后的清晨响起了鼓声，一个鞑靼人遭受了夹鞭刑，正是那位军事长官命令用劲鞭打。（会非常好）[7]

（三）完全真实地写现在的我，不回避我身上的一切弱点和做过的蠢事，穿插写我一生中对于我是重要的事和我做得好的事。（也会很好）[8]

这些都比愚蠢的《哈吉穆拉特》重要得多。［……］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修改《哈吉穆拉特》。身体不错，只是比以前衰弱了。打算写许多东西，看来不可能做到。今天读了有关士兵受训的材料。怎样才能好好地、朴素地加以叙述。［……］

七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了三篇故事。[9]还不好，但可以写好。［……］

九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文学。涉及契诃夫。同拉扎列夫斯基谈到契诃夫时，我明白了一点：他和普希金一样，把形式向前推进了。这是很大的功绩。而内容是没有的，这也和普希金一样。[10]高尔基是个误会。[11]德国人知道高尔基，却不知道波伦茨。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慢腾腾地写莎士比亚序言[12]和哈里森序言[13]。差不多完了。身体还好，但思维不敏捷。刚才想到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几点：

（一）我们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两种生命，即我们通过内在意识认识到的精神生命，和我们通过外部观察认识到的肉体生命。

通常，承认精神生命是生命的基础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否认对肉体生命的研究有什么现实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这种研究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样的，只承认肉体生命的人完全否认精神生命和任何以它为基础的结论，否认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我现在觉得十分清楚，两种看法都不对，两种知识，即唯物主义的知识和形而上的知识，都有重大意义，只要你不想从这种或那种知识作出不适当的结论。从观察外部现象得到的唯物主义知识，可以得出科学数据，即现象的概括，但决不能得出人生的任何指南，而唯物主义者，例如达尔文主义者，就常常企图这样做。从基于内在意识的形而上知识，可以而且应当得出人生的法则——怎样生活？为什么活着？这正是所有宗教学说所做的，但决不能得出现象的法则和概括，而许多人却企图这样做。

这两种知识各有其使命与活动范围。［……］

十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艺术家，诗人和数学家或其他学者。诗人不会做学者的事，因为不会只见一点而不见一般。学者不会做诗人的事，因为永远只见一点，而不见全部。［……］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假息票》。写得很草率，但使我感兴趣的是，渐渐弄清了一种非常sobre[14]的新形式。［……］

[1]在小说的第十五章，作者用很不客气的语调写尼古拉一世。

[2]一九〇三年，作者应别人请求开始写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录。

[3]指H.K.希尔德所著《尼古拉一世皇帝 生平及在位时期》。

[4]作者未能单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的作品。

[5]这一构思未能实现。

[6]为援助在基什尼奥夫遭到迫害的犹太人而编写的一个文集。托尔斯泰答应为之撰文。

[7]不久后作者在这个构思的基础上写成短篇小说《舞会以后》。

[8]这个构思没有实现。

[9]指《亚述王阿萨尔哈顿》，《三个问题》，《劳动、死亡和疾病》。译成希伯来文后收入文集《帮助》中，所得报酬用于资助在基什尼奥夫遭受迫害的犹太人。

[10]一九〇三年九月五日作家鲍·亚·拉扎列夫斯基写信给契诃夫，转达托尔斯泰的话：“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在读普希金的诗时，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某种与诗人相同的感受，同样的，在契诃夫的那些短篇小说里，哪怕是在某一篇里，读者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托尔斯泰说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作品没有“内容”，是由于他认为宗教道德思想应该是艺术的基础。

[11]托尔斯泰认为年轻的高尔基在俄国和欧洲声望过大，人们“过分称赞”他。

[12]为美国作家克罗斯比的《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一文写的序言。后来题为《论莎士比亚兼论戏剧》。

[13]为美国社会活动家哈里森（1805—1879）的传记写的序言。托尔斯泰称赞他争取解放黑人，信奉勿以恶抗恶主义。

[14]法语：温和。

一九〇四年

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旧日记本里写了短篇小说《属神的和属人的》。有两天身体不好。今天好了一些。思维敏捷。［……］

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

（一）我怕死吗？不怕。但是在死亡渐渐临近的时候或者想到死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激动，同列车从极高处坠下海去或者气球向极高处升上去时旅客的感受相似。旅客知道，他不会出什么事，他只会遇到亿万人遇到过的事，他只会改变旅行方式，然而他仍然不能不感到激动。我对死的感觉也是这样。

（二）起初我想，在保留现代人类享用的技术设施和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建立起人与人间的良好生活，现在我确信这不可能。良好生活与今天的技术完善和生活方式不相容。如果没有奴隶，不仅不会有我们的戏院，点心店，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恐怕也不会有一切的铁路、电报。除此之外，人们世世代代过惯了不自然的生活，现在城市居民都已经无法过公正的生活，他们不理解，也不想过这种生活。我记得尤沙·奥博连斯基[1]有一次路遇暴风雪，去到一个村子，他后来说在乡下无法生活——雪积得那样厚，得自己开出一条路来。现在有些人，而且是所谓最有学问的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人们怎么能把生活安排得使暴风雪、黑暗、炎热、寒冷、灰尘、距离对于他们说来都不存在（城里人便是这样生活的），而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怎么还要同大自然作斗争。［……］

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们的为检查机关认可的书刊是多么无聊啊！在内外政策，经济生活，主要是宗教生活方面所有应该讲的，可能对人有益的，所有一切合理的都遭到禁止。社会活动的情况也是一样。只剩下儿童游戏。“玩吧，孩子们。你们玩得越多，了解我们对你们干了些什么的可能性就越小。”［……］

一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写，在发生战争这种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种种不同的意义和后果提出千百条看法，但是谁也不考虑考虑他自己、我自己应该对战争做些什么。[2]这是对除宗教以外什么也不能纠正现存的邪恶这个道理的最好、最清楚的说明。［……］

三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但愿还能活下去。身体很不好。心脏衰弱。心律不齐，绞痛。散过步。天气冷。写《论战争》。几乎结束了。读《曼恩·德·比朗》[3]。很有意思。［……］

三月十九日 ［……］读《曼恩·德·比朗》和尼古拉一世。我明白了：写尼古拉一世，全部意义在于表现离开同伴以便得势的那些人的卑劣——罗斯托夫采夫，希波夫，布卢多夫。[4]Cettecanaille，cesmalfaiteurs.[5]

三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不大好。昨天写《属神的和属人的》第二部分，还不错。今天修改并补充《论战争》。也有所改善。昨天骑马，今天步行，非常累。［……］

三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想到尼古拉一世，他的无知和自信，想到精神力量较低的人甚至能够影响、能够指导精神力量较高的人，这多么可怕啊！但只有当他们所指导的精神力量处于提高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段的时候才是这样，而处于最高阶段上的精神力量比什么都强大。

很想写十二月党人。［……］

四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一直在写论战争的文章的补充。今天写完，对这篇文章我感到满意。［……］

今天有些非常重要的想法。

［……］人要完全认识事物，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我完全了解我自己，全部的我，从生的帷幕拉起到死的帷幕降下。我了解自己，由于我是我。这是最高级的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深刻的知识。下一种知识，是通过感觉（我听到，看到，摸到）获得的知识。这是外表的知识。我知道我所看到、听到、摸到的东西是存在的，但了解它不像了解自己那样。我不知道它的自我感觉和意识。第三种知识更浅一些，那便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从自己的感觉推论出的知识或者别人用语言传达的知识——论断，预言，结论，学问。

第一，我忧伤，疼痛，寂寞，高兴。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我闻到紫罗兰的香味，看见光和影，等等。这里面可能有错误。

第三，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且在旋转，知道有日本和马达加斯加，等等。这些都是可疑的。

我想，生命在于将第二、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在于人自己感受一切。［……］

五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前天遇到一个衣衫褴褛、沿路行乞的人。我同他谈了起来，原来他在师范学院读过书，是一位sanslesavoir[6]尼采主义者。而且信念是那么坚定。他说，“为上帝、为他人服务，压抑自己的七情六欲——这种做法是狭隘的，违反自然法则。应该顺应七情六欲，它们给我们以力量和伟大的气魄。”尼采学说，个人主义，竟是全部伪科学、艺术，而主要是伪哲学和通俗化活动的必然结果，这真令人吃惊。如果种子落在细心耕耘过的地里，而且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出苗后又没有遭到践踏，那就一定会长出东西来，对此我们不奇怪，不怀疑。某些智力的、艺术的、科学的作用会产生什么精神后果也可以准确地判断。

（二）我越来越觉得，必须谈谈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到压抑的原因和解脱的办法，而且有话可谈。还是老一套：一切的根由是有理性为之辩解的暴力，而解脱的办法是宗教，即认识自己对上帝的态度。我也想用艺术形式来表达这个内容。尼古拉一世和十二月党人。我正阅读许多有关的好材料。［……］

五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收到一位水兵从旅顺口寄来的一封信。长官强令我们杀人，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这种怀疑是存在的，我写过，不过我也知道，许许多多的人认识非常模糊。然而，正像康德所说的，只要将真理明确表述出来，它就不可能不战胜一切。什么时候呢？这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希望快一些，但对上帝来说，一千年等于一小时。我想，要结束战争（并随之结束被合法化的暴力），需要发生这样一些历史性事件：（一）英国和美国被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国家击败，（二）因此英美也实行普遍兵役制，（三）只有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才会清醒过来。

六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没有宗教世界观、没有信仰的人，成年人，是精神上、道德上的残废，他能做人的本性要他做的事，他只能靠人为的设施生活，诸如娱乐，艺术，肉欲，名利，好奇，学问。这样的人同残废一样，总是受别人支配，别人可以任意处置他。我国的，欧洲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全都是这种人。这些有残疾的知识分子什么也不信，除了不足挂齿的事以外什么也不会做，可是却知道他们必须活下去。而他们只能靠别人的劳动活下去。他们只能迫使同样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的全部精力是用来歪曲人民已有的信仰，或者用来完全剥夺人民的信仰。专门做第一件事的是僧侣，做第二件事的是有学问的人——科学，文学，艺术。［……］

六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天动不了笔。身体不大好。战争——召集预备兵一直使我痛苦。昨天我试着写回忆录——写不下去。我想：

［……］战争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没有专制制度，也就不会有战争；可能有斗殴，但没有战争。专制制度产生战争，而战争又支持专制制度。

想反对战争的人，只应反对专制制度。

六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不大好。什么也不写。自忖：

（一）我赞美贫穷是不是在自己骗自己？我从写给莫洛斯特沃娃的信中看出了这一点。[7]在萨莎[8]身上也看出了这一点。我怜悯她们，怕她们没有四轮马车，没有清洁的环境，没有妇女骑马长服。解释、辩解只有一条：我不喜欢也不可能喜欢贫穷，特别是别人的贫穷，然而我更不喜欢、更憎恨、也不可能不憎恨的是财富的来源，诸如土地私有权、银行、利息。魔鬼狡诈地来到我跟前，使我清楚地看见贫穷造成的一切困苦，但却看不见人们是用哪些不公道的办法来摆脱贫穷的。这一切都被隐藏起来，并且为多数人赞成。如果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那么不管我多么痛苦，我会以忍受贫穷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直截了当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

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回想起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时代的军容（罗森的笔记[9]，你要打死三个才教得会一个），回想起农奴制和我经历过的对人的态度，即把人当成物品或者动物，完全没有兄弟情谊的意识。关于尼古拉一世和十二月党人，我想写的主要是这一点。［……］

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在过去，无政府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人民要崇拜，要服从，统治者相信自己的使命，并没有想到要去确立自己的权力，也就没有为了这个目的做过什么。现在人民已经不崇拜了，他们不仅不愿意服从，而且要自由，统治者不去做为了自己的荣誉和人民的荣誉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而是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力。人民知道了这种情况，不能再忍受权力，而想要自由，完全的自由。要先从满载的大车上卸掉一点货物，然后才能把车推倒。现在已经不是要卸掉一点货物，而是到了要推倒大车的时候了。

（三）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郑重地用圣像祝福，吻圣像并且叫别人也去吻，能想象这个国家会有合理的生活吗？

七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去过皮罗戈沃。［……］路上看见用树皮包扎的新轭，想起鲁滨逊的题材——农村移民团体。想写涅赫柳多夫第二部。他的工作、疲劳、刚露头的老爷派头、女人的诱惑、堕落、错误，这些都发生在鲁滨逊村社的背景之下。[10]［……］

七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此刻我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听见远处人们不停地谈话，我知道这谈话从一大早就开始了，要继续到晚上，而且昨天，前天，以前，永远在谈，只要谈话的人不需要工作，他们就会一直谈下去。主要是，一切都谈过了，没有什么好谈了。要充实谈话内容，唯一的办法是讲不在场的人的坏话，或者和在场的人恶狠狠地争论。游手好闲是可怕的灾难。人生来是要工作的，可是人造出奴隶来，使自己摆脱了劳动，现在又感到痛苦。使他们痛苦的不只是无聊和闲扯，而且是肌肉与心脏的萎缩，丧失劳动习惯，笨拙，胆怯，没有勇气，疾病。

不过这些还只是游手好闲的人自找的痛苦，他们还失去多少高尚的乐趣啊，比如在大自然的天地里劳动，与劳动中的伙伴交往，享受休息，补充体力消耗的食物，与动物打交道，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有成果……我的一生已被这可怕的闲散葬送掉了。我多么想警告别人不要重蹈覆辙。

七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真想写一部新的、有分量的作品，为人需要的、意义重大的巨著。甚至在日记里我也不愿意说，那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11]今天本想开个头，但是写不成，没有情绪。结束了序言。[12]［……］

七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听人念《属神的和属人的》时我激动了，这不好。今天想无论如何写完《房角石》。[13]觉得应该写。简直是意识到有义务说出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指点迷津。我要努力写得尽可能简短一些。记下：

（一）人们越是彼此分离，专制制度，即暴力似乎就越有可能，越有必要存在。而现在人们都一条心了，专制制度就成为不需要的、有害的、有破坏性的appendix[14]。蛾子一长出翅膀，它就觉得蛹里太窄，它需要展开双翅，于是蛹便干枯了。［……］

八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听音乐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一种似乎事先就确定下来的音响顺序，这样一种速度？我想，这是因为在音乐、诗的艺术里，艺术家揭开了未来的帷幕，指出什么必将出现。我们同意艺术家的看法，因为我们通过艺术家看见将来必定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事物。在道德宣讲中、预言中情况也是一样，而且更加如此。［……］

八月十五日 皮罗戈沃 ［……］人们想象出一些伟大的标志：帝王、武将、诗人。但这全是假的。人人都看透了，什么也不存在，皇帝赤身露体。

但是哲人，先知呢？……是的，我们觉得他们比别的人有用一些，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不仅不伟大，而且丝毫也不比别人强。他们的全部智慧、神圣、预言比起完美的智慧、神圣来不值一提。而且他们不比别人伟大。对人们说来，不存在什么伟大，而只有去做应做的事，把应做的事做得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这就好。这样更好些。不要寻求伟大，只需寻求分内的。［……］

八月十七日 皮罗戈沃 ［……］刚才想到，要坚决放弃加工自己的文章的念头。应该分门别类写头脑里渐渐明确起来的东西：（一）智慧——宗教——哲学；（二）艺术作品：1.《复活》，2.十二月党人、尼古拉，3.对已写出的艺术作品作明确修正；（三）回忆录。一定要随时记下能清楚地回想起来而且似乎值得记下的时间、状况和感情。这一定很好。不知道是否做得到。

记下：

（一）并非有意激怒我，而是直接使我愤怒的亵渎行为，还不是往泔水池里扔圣像，也不是用《福音书》作包装纸和各种用纸（虽然这也使我感到某种不快），而是在开玩笑、玩诡辩术的时候谈道德、善、爱、理智、上帝。杰罗姆[15]（我正读他的书）就是这样做的，许许多多写学术论文、为杂志撰稿、写艺术作品的作者有意无意也在这样做。［……］

八月二十日 皮罗戈沃 ［……］读法国革命史时，我觉得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革命的原理（泰纳[16]毫无道理地攻击它）无疑是正确的，应当予以宣布，而且，正像他所说的，想象的人，即人的理想，比一定时间地点的一个法国人真实得多，根据这个想象的人来安排生活，比根据对某个法国人的特性的考虑来安排生活实际得多。错误只在于，他们打算用过去擅权舞弊者使用的手段，即暴力，来实现宣布的原则。如果L’assembléeconstruante[17]宣布同样一些原则，即谁也不能支配别人，不能占有土地，不能征收赋税，不能判处死刑，不能剥夺自由，如果它宣布从今以后任何人，就是说政府，将不支持这些权力，此外不采取什么行动，它的做法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如果它这样宣布了，今天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不会发生法国革命中出现的那些事。

个别的人所打、所杀、所抢的人数永远也不会达到政府，即一群自认为有权杀人、劫掠的人，所杀、所抢的人数的千分之一。也许，那时法国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种变革，也许它现在也没有准备好。但是，毫无疑问，这变革必定会发生，人类正在为这变革一步步作准备，时候一到，就会准备好的。

八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从皮罗戈沃回来。谢廖沙[18]快要死了。他不需要我。［……］

八月二十六日 皮罗戈沃 谢廖沙去世了。他安静地死去，没有意识到，没有表现出意识到他正离开人世。这是个奥秘。无法说这坏些还是好些。积极的宗教感情与他无缘（也许，我还在欺骗自己，不过似乎没有）。然而对他也好。揭开了新的、更好的一页。对我说来也是如此。悟彻的程度才是珍贵的，重要的，至于这一程度处在无限循环中的哪一阶段上，那无关紧要。［……］

九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奇怪，从感情上说，不道德的，甚至残酷的，然而表里如一的人（薇拉，安德留沙和其他许多人），常常比自由派的、为人们为社会效力的人更吸引我。我给自己作了解释。如果人们还看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还是盲目的（不是像猫头鹰，而是像小狗崽子），那么他们是无罪的。他们能做的唯一的好事是不说谎，不装假，不做那种貌似真正的人所做的，符合宗教教义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事。而当他们装假，为人而不是为上帝做事，并且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们就令人厌恶了。

［……］安徒生有一篇关于豌豆的极好的童话[19]。当豆荚还呈绿色的时候，豌豆看见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后来世界就变成黄色的，再后（这是我续貂）什么东西噼啪作响，世界便结束了。而豌豆掉下来，开始生长。［……］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本要开始写《黑暗中的光明》[20]，但是不想写下去。为《日历》做了点事。应该抄一些传记。[21]读康德的作品[22]。他的上帝和不朽，即来世，不可信得令人吃惊。不过他自己也说，他没有从天平的一端去掉证实不朽的愿望。而关于超时间的意志，关于自在之物的基本思想则完全正确，对所有的宗教（婆罗门教）都不陌生，不过他表达得更简单明了而已。只剩下一项功绩，然而却是巨大的功绩，即时间的相对性。这是了不起的。你感觉到，如果不是康德使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远远落在后面。［……］

十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百年没有写日记了。一直在编《阅读园地》。工作很多，做了许多事。但是越来越发觉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愉快地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心里只有对工作本身的迷恋。［……］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犹豫，虚弱，不知道写什么好。今天动手写《房角石》。但是不好。应该写三件东西。这是最必要的：（一）房角石，（二）国家形式，（三）信仰的陈述。[23]如果晚上有时间和精力，就写回忆录，不管顺序，记起什么写什么。现在回想过去的事历历在目。不知道能不能生动地表述。［……］

十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专心编写《阅读园地》，工作已经结束。开始写《我是什么人？》心情很好。越来越好。［……］应该记下：

（一）现存制度的基础与社会意识的冲突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如果保留基础便无法修补这制度，正像房屋的地基一旦下沉，便无法修补墙壁一样。应该从最底层起全部加以改造。在现存制度下，一些人家赀巨万，奢侈无度，群众却贫穷困苦，还存在着土地私有权，国家征税权，对别国领土的掠夺，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分明是虚假的、却被人们努力维持着的宗教，这样的制度无法修补。这一切是无法用立宪、全民投票、工人养老金，政教分离及类似治标办法修补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近日刊出。我通过杜尚表示同意后，切尔特科夫发表了它。这使我不快。如果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无论什么措施，越厉害越好，那倒会使我感到愉快，现在我觉得我对尼古拉二世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24]的做法不妥。[25]［……］

旅顺口的陷落使我痛心，难过。这是爱国主义作祟。我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没有摆脱它，正像没有摆脱个人的、家庭的，甚至贵族的利己主义一样，没有摆脱爱国主义。这种种利己主义都在我身上起作用，但是我还意识到上帝的律法，而这种意识便抑制着种种利己主义，所以我可以不为之效力。而且这种种利己主义正逐渐萎缩。［……］

[1]作者在塞瓦斯托波尔作战时期的相识。

[2]作者在《清醒清醒吧！》这篇尖锐的反战论文中发挥了这个思想。文章是一九〇四年一月三十日，即日俄战争爆发三天后开始写的。

[3]指厄恩斯特·纳维尔介绍法国形而上学哲学家曼恩·德·比朗的书：《曼恩·德·比朗 生平和思想》。

[4]作者打算在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和十二月党人的作品中，揭露沙皇宠臣罗斯托夫采夫等人靠出卖同伴——十二月党人而青云直上的卑劣行径。尼古拉一世依靠的正是这一伙人。但作者未能实现这个创作意图。

[5]法语：这个恶棍，这些坏蛋。

[6]法语：不自知的。

[7]六月十五日作者给莫洛斯特沃娃写了一封长信，谈那些想问心无愧地生活的富人应该怎么办。

[8]作者的小女儿。

[9]指A.E.罗森所著《放逐 一个十二月党人的笔记 一八二五至一九〇〇》。

[10]一八七七年作者曾想写一部关于移居的农民的长篇小说。到一九〇〇年，这个打算同写《复活》第二部的计划合在一起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1]可能指《新生命》一文。写成的一段后来纳入《唯一的需求》一文里。

[12]为切尔特科夫的文章《暴力革命还是基督教的解脱？》写的序言。

[13]最初题为《房角石》的文章没有写完，后来与《唯一的需求》一文合并。

[14]拉丁语：附加物。

[15]杰罗姆（1859—1927），英国作家。

[16]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家，哲学家。托尔斯泰读泰纳的《现代法国社会制度的起源》一书。

[17]法语：立宪会议。

[18]指作者的二哥，他于八月二十三日逝世。

[19]《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20]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文章的新标题。此前这篇文章在日记中叫做《房角石》，《新生命》。

[21]作者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谈到，他想在《日历》里每个星期天刊登“非东正教的（也可以有一些东正教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小传，但不久便放弃了这个打算，开始为每星期日的《阅读园地》挑选小说和文章。

[22]《康德思想选辑》的俄译本。

[23]作者在不久后开始写的论文《唯一的需求》里发挥了第一、二个主题，在论文《我是什么人？》（后来题为《小绿棒》）里发挥了第三个主题。

[24]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

[25]作者于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尼古拉二世的信，被切尔特科夫先后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和一九〇五年一月在国内外发表。作者以为“不妥”，因为那是一封不供发表的私人信件。

一九〇五年

一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人多极了，我感到疲倦。然而我高兴的是，信[1]的刊出也罢，讨厌的聚会也罢，并没有令我不满，却促使我在内心下工夫，以便以最好的方式去对待不愉快的事。由此我想到：

（一）我们卜算、寻觅、渴求幸福，即能让我们过得好的条件，其实我们只有努力克服使我们过得不好的东西才能过得好。因此与我们想的完全相反，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健康、财富、荣誉、美——这一切都是卡普亚[2]，都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使人不可能，至少是不需要努力，而努力正是真正的福的源泉。相反地，一切被视为不幸的东西，都促使我们作出这种努力。有人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外部形式是福，因此应该去建立它们，这是可怕的谬误。我想说一句貌似违反常情的话：社会生活的形式越好，人们的智力和性格越低下（解放黑奴以前的美国）。寻求被称为幸福的生活条件的那些东西——财富、荣誉、健康、美、魅力，这等于坐在炉边烤火，而不到新鲜的空气里去从事健康的劳动来使身子暖和。

（二）建立社会生活的种种外部形式而没有内心的完善，就等于用没有凿好的石块照新样式重盖一座快要倒塌的房屋，却又没有灰浆。不管你怎样盖，这栋房屋都不能遮蔽风雨，还会倒塌。［……］

一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久没有写日记了。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同恶劣、沮丧、消极的精神状态作斗争。只做了一件事，就我的电报和事件写了一篇文章。[3]我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身体很好。应该记下：

（一）我们活着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的福。我们能理解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让我们有可能参与上天安排的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幸福。如果我们不幸福，那么这只说明我们所做的不是应当做的，或者我们没有做应当做的。所以，福是尽天职的结果，不仅如此，我们的天职正是在于享受福。

（二）音乐是感情的速记。这话的意思是，声音的疾徐、高低、强弱在讲话时为言词及其意义作了补充，指出与我们语言的各部分有关联的感情的微小差别。而没有语言的音乐抽出感情及其细微差别的这些表现，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便是抽掉感情的根由的感情游戏。所以音乐的感染力特别强，所以音乐与言词的结合是音乐的削弱，是向后转，用字母抄写速记符号。［……］

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近来我觉得我在精神上从一个精神与道德的高峰落下来了，我所以登上那高峰，是由于我为了《阅读园地》而同一些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打交道，读他们的作品，体会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你所接触的那个圈子，包括在场或不在场的人，能够在精神上提高你或者降低你。

（三）我们已经听惯了关于共同幸福的空谈，如果有人不为共同幸福做任何事情，不付出直接的劳动，而在大谈照他看来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人幸福的时候，讲不出一点新的思想，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实际上谁也弄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才能幸福，而他却很有把握地侈谈大家需要的是什么。这是当代才具有的特点。柏拉图、梭伦[4]、孔子、圣西门[5]、傅立叶[6]、欧文[7]说出了新的理想和新的法则。普通人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工作，并就当前的利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所有那些围绕着谁都知道、谁都听腻了的道理发表的议论和文章究竟算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写《唯一的需求》。或者不顺手，或者毫无进展，我继续处在“不值得”的状态下。各种政治利益的空幻和愚蠢日益明显。同谢廖沙闹得不愉快。我不好。为这事现在还感觉痛苦。廖瓦见了皇上，我很高兴。说来也奇怪，这完全消除了我要对沙皇施加影响的愿望[8]。古里亚传来惊人的消息：他们废除政府，获得解放，同时开始过美好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9]。［……］

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科尔涅伊·瓦西里耶夫》。不好。身体仍弱。编辑《阅读园地》。想记下关于生命的一些想法。［……］

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阿廖沙》。[10]一点也不好。放下了。修改帕斯卡和拉门奈。[11]写完《科尔涅伊》还不错。［……］

三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考虑我国的学校教授的是些什么东西。主要课程有：（一）古代语言，语法——毫无用处。（二）俄国文学，限于近代人，即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我们这些罪人。而全部伟大的世界文学都被封锁起来。（三）历史，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恶棍，诸如王公、皇帝、独裁者、将军等人的糟糕透顶的生活的记述，这是歪曲真理。（四）最后是毫无意义的、愚蠢的传说和教义，而人们却胆敢称之为上帝的律法。

这是初等学校的情况。初等学校里否定一切合理的、必要的知识。高等学校除了技术、医学等专业以外，还有意识地教授唯物主义学说，即受局限的、肤浅的学说，它的使命是解释一切，并排除对生命的任何合理的理解。

真可怕！［……］

三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修改《唯一的需求》，在结尾处卡住了。应该写得好些，这并不难，因为太糟糕。

［……］屠格涅夫写了一篇很好的东西《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在结尾处还加上霍拉旭。[12]我觉得两种主要的性格是堂吉诃德和霍拉旭，还有桑丘·潘沙，还有宝贝儿。[13]第一种人多半是男人，第二种人多半是女人。我的儿子都是堂吉诃德，不过没有自我牺牲精神，女儿都是霍拉旭，甘愿牺牲自我。

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两天（包括今天）什么也没有写。昨天试着写《小绿棒》。不成功。总是不合我意。未能把我理解的全部真理与简明的阐述结合起来。［……］

四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心脏总不好。从前没有发觉，现在感到心里发紧，心律不齐。这样倒好，真的。因此便不能工作。而我很想陈述信仰，还想写亨利·乔治。我读了他的作品，是尼古拉耶夫编辑的，我非常欣赏。[14]

近来有时（几分钟）能清楚地理解生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好像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并且解开一个复杂的方程式。［……］

四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人的肉体状况越坏，精神状况就越好。因此人不可能觉得难受。我长久地寻找一个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比喻。终于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天平的臂。肉体这一端，包括健康状况和在人世间的名望（这也是属于肉体的）越往下坠，越坏，精神那一端便升得越高，人在精神上的感觉也越好。［……］

五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结束了《深重的罪孽》。写出短篇小说《祈祷》。本来觉得不错，写的时候感动了，但现在却几乎不喜欢了。［……］

五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得到俄国舰队溃败的消息。[15]这消息不知为什么特别使我震惊。我明白了，不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有另外的结局。虽然我们还不是好基督徒，也不可能隐藏基督教的信念与战争不相容这一事实。近来（我指的是近三十年来）这个矛盾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所以在与非基督教的、以祖国和作战英勇为最高理想的民族进行的战争中，基督教民族必然失败。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基督教民族总是战胜不开化的民族，那只因为基督教民族在新军事技术方面占优势（中国、印度、非洲各民族，希瓦人和中亚各民族）；而在技术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基督教民族必定败北，例如现在的日俄战争。几十年间，日本在新技术方面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欧美各民族。日本人不只在军事技术方面，而且在一切物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清楚表明，这些技术进步，即所谓文明，多么不值钱。效法这些进步甚至更上一层楼都不值钱。只有基督教所教导的，也是我们所忽视的善良的生活、纯洁、手足情谊、爱才是宝贵的，重要的，不容易做到的。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

我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在日本人打败了我们的时候安慰自己。我仍然感到羞愧和耻辱。只不过羞愧与耻辱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挨了日本人的打，而在于我们做了一件我们做不好而且本身又很恶劣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三）十九日没有写完，今天早晨接着写。今天切尔特科夫要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修改、补充《深重的罪孽》。似乎结束了。但是舰队的覆灭引起我一连串的想法，应该说出来。

［……］（五）人们说农民不老实，撒谎，偷窃。这真可怕。可怕的是，这恰好要归咎于我们这些抢劫了农民，现在还在抢劫他们的人。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抢劫了他的财物的强盗老实，说真话呢？

［……］（九）我们多么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了劳动而牺牲性命。当我看着人们把谢苗·弗拉基米尔从沙坑里挖出来的时候，[16]我想到了这些。在阿列克谢·日德科夫和格拉西姆身上可以看到自我牺牲精神，自我牺牲的快乐。太好了！应该对人们讲清楚这一点。

［……］（十五）我很想在伊利亚的短篇小说里加进我的自白和我关于农民的新发现。[17]

六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有人拿我与卢梭比较。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卢梭，我喜欢他，不过我们两人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卢梭否定任何文明，而我否定的是伪基督教文明。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人类的成长。成长是必然的，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成长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便寓于成长之中。就像树木的成长一样。然而一段树枝，或者在一段树枝里生长的生命力如果吸去全部生长力，那就不对了，有害了。我们的伪文明也是如此。［……］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情绪十分恶劣。我努力利用它。两天写出短篇小说《浆果》。不坏。

［……］觉得浑身无力。既想写《西罗亚楼》[18]，又想写《小绿棒》，但什么也写不成。

七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我是这样记的：一场消极革命在俄国开始了。

（二）在俄国今天经历的这种斗争时期，第一，必需避免帮助某一方；第二，必需寻求和解的手段。

（三）知识分子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恶比善多一百倍。

［……］（五）革命现在绝不会重复一百年前发生过的事。三〇年和四八年的革命未能成功，原因是没有理想，是受大革命的残余鼓舞的。现在进行俄国革命的那些人也没有任何理想。经济理想不算是理想。

（六）只有无法遏止的革命才富有成果。

［……］（十九）伪基督教文明将基督教民族引入死胡同，这死胡同显然没有出路，人们应该回头走，不是回头一直走下去，而是回头走完引入死胡同的那一段路。

（二十）我们坐在院子里，吃十道菜加冰激凌，有仆从、银器。乞丐来了，而善良的人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吃冰激凌。奇怪！！！

［……］（二十四）俄国革命应该摧毁现存制度，但不是用暴力，而是消极地，用不服从的办法。［……］

八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工作得不少。心情是好的。能写出《被偷换的孩子》该多好。[19]

八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写《论末世》。看来还行。几乎结束了。但还是“几乎”。《唯一的需求》和《深重的罪孽》已经发表。看来《深重的罪孽》遇到了障碍，正往前闯，有可能突破。刚才读了一个美国人的评论。[20]显然逆着毛摸使我觉得疼。俄国读者的态度也是如此。或者沉默，或者刺痛。很好。

现在我弄清了我对欧洲的态度的变化：（一）由于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知道我这渺小的人而高兴；（二）由于他们像重视自己人那样重视我而高兴；（三）由于他们对我的估价高于对自己人的估价而高兴；（四）开始了解作出评价的人是谁；（五）知道他们未必明白；（六）知道他们并不明白；（七）知道他们一窍不通，我曾经重视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原来是些蠢材，野人。今天收到一篇评论《深重的罪孽》的可怜的文章和《回声报》主编寄来的Questionnaire[21]，询问死刑为什么是必要而又公正的。[22]而这位主编姓Sauvage[23]。

早晨醒来我问自己：未来我还能有什么？我的回答是，除了死而外什么也没有。我也不盼望什么了。一切都好。怎么办呢？怎样生活呢？用遣我来人世者所需要的事业充实我的余生。多么轻松！多么平静！多么自由！多么高兴！

记下：

（一）谁更自由，是蒙古人，成吉思汗或中国皇帝的奴隶，他的财产，妻子，儿女，生命都可能被皇帝夺走；还是据说通过选举自己管理自己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

［……］（七）人在孩童时代什么都想要，在青年和成年时代想要某一件，到了老年就什么都不想要了。

（八）生就是死。好好活着便是好好死去。努力好好死去吧！［……］

九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一位犹太人，《罗斯报》记者来访。谈到最后，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这么说，您认为刺杀普列韦也不好。”[24]我说：“同您谈话使我感到遗憾”，然后忿忿离去，我做得很不好。

应该记下：

（一）我身上有两种要素，精神的和肉体的，它们互相斗争着。精神的要素逐渐取得胜利。我通过切身体验认识两种要素的斗争，并称之为我的生命。

［……］（六）一切革命都是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其永恒的、唯一的、世界性的法则。［……］

九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完全结束了《论末世》，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很少这样满意过。它将比我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更难为人理解，然而它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迹印。

［……］想从《阅读园地》中撤掉《沙皇和隐士》。我很讨厌它。全是臆造的。[25]［……］

九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早晨收到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来信，[26]他是个知识分子，假装称赞《深重的罪孽》，实际上恶毒攻击我，说我自己并没有交出土地。我觉得非常委屈。这倒有好处。我明白了，我忘记我不是为了从这位来信人口里得到好评而活着，而是在上帝面前活着。我于是感到轻松，甚至非常轻松。是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生命的全部严肃性。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仍然健康，但这段时间工作得不多。结束了《论末世》，读了有关亚历山大一世的材料[27]，并作记号。此人非常虚弱，头脑不清。我不知道是否着手写他。

想不起有没有什么要记下。有一点应该记的是老年的意义，我以后单写，作为《小绿棒》，或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教育孩子的学说的序言[28]。

十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天未写日记。四天以来身体不适——肝病。什么也没有写。《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越来越吸引我。读了有关保罗[29]的材料。多有意思的题目！好极了！！！还读了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也为之叹服。应该写他，[30]让当代人了解他。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不能理解他的地步。他所期待的读者在未来。他越过现在这群人，向将来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思想。［……］

十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许久不写日记了。一直在修改和补充《论末世》。仍然感到满意。到此结束，不再改动了。切尔特科夫寄来《属神的和属人的》一文校样，我很不喜欢，想改写，但未必胜任，因为题目太重要了，是对待死亡的态度。计划倒有，但怎能实现呢？

革命正激烈地进行着。双方都在杀人。出现了一个新的、没有料到的、以前各次欧洲革命都不曾有过的因素：“黑帮”，“爱国者”，实际上是些以粗暴的、错误的、矛盾的态度对待人民以及人民提出的不使用暴力的要求的人。而矛盾同从前一样，在于人们想用暴力来停止、制止暴力。

总之，制造这场革命的人的轻率令人吃惊，令人反感，这是一种并无天真烂漫的孩子气的幼稚。我对自己也对所有的人说，现在对于每一个人主要的事是当心自己，密切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要参加斗争。而一个人只有用宗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从宗教的观点出发，才能超脱，不加入甚至不同情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促进双方的和解。

在周围的人中间我觉得难受。［……］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修改《属神的和属人的》，还是不满意。不过有改进。开始写《亚历山大一世》。《三个谎言》[31]分了我的心，但没有结果。健康状况是，我在一点点地熄灭。很好。有件大事——塔尼娅[32]生孩子。玛莎[33]同丈夫一起来了。我很想写《亚历山大一世》。读关于保罗和十二月党人的资料。我能十分生动地想象。［……］

十二月十六日 《亚历山大一世》写了一点，但是不好。试图写回忆录，更糟。这两天什么也没有写。胃一直不好，在智力甚至精神方面都处于昏睡状态。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还不能耐心地忍受这样的时刻。骇人听闻的暴行继续在莫斯科发生。没有消息，火车不通。有时我想仿照《致沙皇及其助手们》写《致知识分子和人民》。[34]但是没有强烈愿望，虽然我清楚应该说什么。［……］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些，头脑也清楚一些了。谈革命，一直热衷于简明扼要地写《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这几天一直在写它，看来还可以。

［……］这段时间没有碰《亚历山大一世》和回忆录，可心里很想写。记下：

［……］（二）革命的主要动机之一是驱使孩子去破坏玩具的那种感情，是破坏狂。

（三）在当前的革命时期，可以鲜明地看出三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第一种人是保守派，即渴求平静、想继续过他们的愉快生活、不要任何变化的人。这些人的缺点是自私，优点是谦逊，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家，他们希望变革，放肆地决定什么变革是需要的，为了实现他们的变革不畏惧暴力，也不怕受穷受苦。这种人的缺点是放肆，残忍，优点是精力充沛，为了达到他们心目中的善良目标而准备吃苦。第三种人是自由派，他们既无保守派的温顺，又无革命派作出牺牲的决心，却有第一种人的自私和对平静的渴求，以及第二种人的自信。

我想在回忆录里（我还有可能细细写吗？），至少写最能表现每一年龄的特征的情景、事件和精神状态。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杜纳耶夫[35]被人们的残暴吓呆了。我却不怕。这似乎奇怪，而这是因为残暴（原因在于没有宗教）现在在他心里引起的那种恐惧，我在二十五年以前就体验过了，那时我发现我是一头没有任何生活观（宗教）的有理性的动物，而且看见周围的人全都是这样。当时我吓呆了，但只是奇怪人们为什么不彼此宰杀、勒死。我说当时我吓呆了，这不是一句空话。真的，我那时也许比人们现在更加恐惧。现在发生的事，正是当时我看着心惊胆战并等着它发生的事。我好像站在一列飞速冲下斜坡的火车的煤水车上，看见列车无法停住而惊恐万分。而旅客们只在车已经翻了的时候才吓呆了。

［……］（六）亚历山大一世其人清楚了。如果能写出一半也好。那就是，他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想做一个善良的、有德行的人，同时又全心全意地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统治下去。要表现一切人都具有的两重性，有时他们的愿望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1]作者致尼古拉二世的信。

[2]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传说汉尼拔的军队战胜罗马人以后在那里享乐无度。作者用卡普亚一词表示游手好闲，娇生惯养。

[3]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八日作者答美国费城《北美报》记者问时说，“真正的社会改善”不可能通过政治鼓动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每一个人的宗教与道德完善”来实现。他的答复遭到当时俄国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许多表示愤慨的信寄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针对这些来信，作者于一月十三日写了一篇题为《论俄国的社会运动》的文章在伦敦发表。高尔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给作者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但是没有寄出，也没有发表），说这篇文章“不公正，不合情理”。

[4]梭伦（公元前约638—约前559），古希腊的一位执政官，他实行的政治改革加速了氏族制度的彻底崩溃。

[5]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6]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7]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8]托尔斯泰的三子列夫自己想法见了尼古拉二世，劝他召集全俄缙绅会议。沙皇拒绝了他的建议。

[9]格鲁吉亚的古里亚爆发了人民反对地主和当局的运动，农民拒绝租佃地主的土地，同警察发生剧烈冲突。托尔斯泰同情这次运动，特别因为初期的运动带有宗教色彩，农民消极地不服从政府。后来运动发展成农民的革命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野蛮镇压。

[10]指短篇小说《破罐子阿廖沙》，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11]指收入《阅读园地》的十七世纪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和十九世纪法国政论家、宗教哲学家拉门奈小传。托尔斯泰约人写成初稿，他再拿来加工。

[12]屠格涅夫于一八六〇年发表题为《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说，认为这两个文学典型体现了两种相反的人性特征，堂吉诃德体现了对真理的信仰，而哈姆莱特体现了自私和缺乏信仰。他还认为《哈姆莱特》中的霍拉旭这个人物体现了正直，忠实，无私地为他人服务。

[13]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的女主人公，她是个女仆。

[14]作者读了尼古拉耶夫编辑的《亨利·乔治演说与论文选》，写过一篇介绍亨利·乔治的文章，但未写完。

[15]五月十四日，在对马海峡的战斗中，两支俄国分舰队被击沉。

[16]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谢·弗·福卡诺夫被埋在一个很深的沙坑里，托尔斯泰同农民们一起去抢救他，但是没有救活。

[17]就农民福卡诺夫之死一事，托尔斯泰的儿子伊利亚写了题为《少了一个恶人》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想利用这个题材写农民们如何奋不顾身地抢救福卡诺夫，但未能实现。

[18]作者于一九〇五年写了《论末世》，曾题为《西罗亚楼》，又曾题为《西罗亚池》。西罗亚楼和西罗亚池见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和《约翰福音》第九章。

[19]这个构思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十四日和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里也曾提到。据钢琴家亚·鲍·戈登魏泽尔回忆，托尔斯泰想写一个抛弃了亲生孩子去哺育别人的孩子的女人。这个构思未能实现。

[20]八月五日伦敦《旁观者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深重的罪孽》的文章。

[21]法语：调查表。

[22]巴黎《回声报》寄来的调查表问：（一）您是否认为死刑是社会的合法权利？（二）在什么情况下死刑是可以容许的？托尔斯泰没有答复。

[23]Sauvage在法语中的意思是“野人”。

[24]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社会革命党人E.C.萨佐诺夫杀死内政部长维·康·普列韦。显然托尔斯泰在同记者交谈中坚持反对任何暴力的观点。

[25]《阅读园地》曾收入短篇小说《三个问题》，最初标题为《沙皇和隐士》。后来作者撤换了这篇小说。

[26]指农民格里戈里·切丘加于九月十五日寄自叶卡捷琳娜达尔的一封信。

[27]传说亚历山大一世化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遁世。托尔斯泰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中篇小说《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28]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29]指俄皇保罗一世。

[30]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31]《三个谎言》没有写完。

[32]指作者的长女。

[33]指作者的次女。

[34]就一九〇五年革命事件《致知识分子和人民》后来成为《对俄国人的呼吁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的一部分。作者谴责政府镇压起义的人民，同时又号召“俄国人”不参加任何人施行的暴力。

[35]莫斯科一银行家，是作者的好友。

一九〇六年

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还行，时好时坏。写短篇小说《为什么？》有一天写得还可以，但总收不了尾。很想为儿童和民众编辑《阅读园地》。可是顾不上。［……］

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或者前天读了德·阿·霍米亚科夫的一本出色的小册子。[1]什么都好。可悲的是他把基督教与东正教等量齐观，并把日常生活纳入生命的精神需求之中。这便全然不对，是明显的诡辩。就这个问题应该记下：

（一）一个民族好比一个人，可以视物质成就为自己的幸福的主要条件，那时政治改良对于他便成为头等重要的事。一个民族也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认为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幸福的最高条件，那时物质成就和政治改良对于他不仅不重要，甚至是可恶的，如果他必须参加这政治的话。西方各民族属于第一种类型，东方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属于第二种类型。这是霍米亚科夫父子二人的思想。这思想完全正确。不过俄罗斯民族如果珍视他们的表现为东正教的精神生活，能够满足于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甘心情愿服从他们的权力，甚至是残酷的权力，只要自己可以不参与这权力施行的暴力，那么这并不证明这种对待权力的态度——服从——应该永久继续下去。

由于两种原因，这种态度必然要起变化。第一，因为古代的权力是宗法制的，只对单一的、同一语言同一信仰的民族行使，没有兼并异族（帝国主义）的任务，所以也不强迫人们参加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事（蒙古人或法国人入侵时要保卫俄国，但是不要扼杀波兰、芬兰或者侵略满洲），因此不要求人民做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残酷的事。第二，因为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阐明和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从前只要求顺从当局，哪怕当局要你杀人；经过阐明的基督教却向人们提出另一种要求：不参加压迫、暴力和杀人。所以人民对待权力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从两头起变化：权力变得更坏，更残暴，更为人民的精神气质所不容，而人民的精神要求也变得更纯真，更高尚。

这便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三月十一日 四天什么也没有写。昨天特别颓丧。特别痛切地感到所有的不快。我对自己这样讲，而实际上是我在寻求不快。我对不快很敏感，容易吸收。无论怎样努力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一切办法都试过了：祈祷，认识自己的恶劣品性，都没有用。祈祷，即真切认识自己的状况，达不到意识深处，承认自己渺小、恶劣也无济于事。不是想要什么，而是对什么不满使我难受，又不知道究竟对什么不满。看来是对生命不满，想死。

到傍晚，这种心情变成一种孤苦无依的感觉，一种渴望爱抚和温存的柔情。我这老头子想变成一个孩子，紧偎着爱我的人，同他亲热，向他诉苦，受到爱抚和安慰。但是我可以紧偎着谁，在谁的怀里哭泣、诉苦呢？这样的人都已谢世。这究竟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想在狡诈的新形式下欺骗、诱惑人的私心恶魔。这后一种感觉使我明白了前面所说的忧郁心境。这只是精神生活的削弱和暂时消失，私心的露头，这私心正在萌发出来，但得不到养料，便忧郁起来。克服的手段只有一个：用最简单的、首先想到的方式为他人效力，为他人工作。

（一）读阿申布连涅尔写的有关施吕瑟尔堡的笔记。[2]很清楚，生命在于自身，而外部自由的范围，虽然看起来有宽有窄，却几乎，甚至完全无关紧要。

四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复活节。近来（有两周）一直觉得不好。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虚弱，实实在在的烦闷。但是奇怪得很，在很少出现的思想闪光时刻，比经常想问题的时期想得更深，更明晰。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个想法：生命是均衡地显现出来的，即便我觉得我的生命停住了，而它并未停住，只是在地下潜流，然后又显现出来，它滞留越久，便显现得越加有力。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可以从我这两周记下的、现在抄录于此的思想中看出。记下：

（一）近来我完全明白了，农耕生活不是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是生活本身，正如《圣经》是生活本身，是使人的一切最高尚的品质得以显现出来的人类唯一的生活。在组织人类社会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排除任何合理安排生活的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于人们想建立没有农耕生活的社会，或者只把农耕生活当做生活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生活方式。邦达列夫多么正确！[3]

（二）真奇怪！只要你说出或用某种方式向人们表示你怀着的善心，你正在做的或者你想做的善事，这种由善的意识产生的内心力量和喜悦立即消失。正如锅炉放出蒸汽一样。如果你是为上帝而做，那就只为上帝去做吧！要同上帝一起保守秘密，他会帮助你。你要是向人们泄露了，上帝就不再理睬你了。他会说，“你对人们说了，你就等着人们帮助你吧。”

（三）我想用这个主题写短篇小说《梦》：一个人梦见他死后受审判，别人把他做过的事放在天平上称。他等着别人拿来他为民众做过的事，慈善事业，他的科学著作，他在家里做的好事。这些都拿来了，可是在天平上没有一点分量。有的还起相反的作用，使天平的一端抬起来，那便是为虚荣而做的事。忽然，别人拿来他已经忘却的东西：他在争论时压抑了自己的懊丧，给小女孩拾起玩具……（还得好好想一想）——这都是人们不知道、不重视的事。还可以把两个疯僧拿来作比较，一个是公认的疯僧，职业疯僧，而另一个的疯僧行为是不由自主的，谁也不知道。上帝不喜欢前者，只喜欢后者。[4]

［……］（十三）和平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物质幸福，这同健康是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一样。人们一向是这样看的。只有庄稼汉之间才可能有和平。只有庄稼汉直接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城里的人不可避免地彼此相食。他们中间产生了国家，国家也可能是必要的。对庄稼汉来说，国家却是多余的，有害的。

（十四）各民族的生活到处都一样。更残酷、更无人性、更游手好闲一些的人靠暴力、战争过活，更心软、更温顺、更勤劳一些的人宁愿忍耐。历史就是暴力和反抗暴力的历史。

（十五）为什么我吹灭蜡烛、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种完全新的、奇怪的、混合的幸福感？哪里也不痛，暖和，寂静，安宁。我热爱生命，不甘心不抵抗地死去，这使我高兴，愉快而又害怕。为什么呢？

（十六）想写短篇小说，谈一位政治家朝一个方向努力二十、三十年又达到了目的以后，突然发觉他有灵魂，本应在自己的灵魂上下工夫，而他却不重视自己的灵魂，让它干枯了，变得生硬、冷漠，既不能给予又不能接受欢乐。（他病了或者下狱。）[5]

（十七）书本里煞有介事地写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义务。这是放肆的胡言乱语，是谎话。人只有义务。人只有义务。

（十八）大家在谈论、辩论亨利·乔治提出的制度。宝贵的不是制度（虽然我不仅不知道，也无法设想更好的制度），宝贵的是这种制度规定了对于一切人是共同的和平等的土地关系。让他们去找更好的办法吧。[6]

四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报上看到高尔基在美国受到接待的情形，我感到懊丧。[7]读了韦利卡诺夫对我的文章的议论和批评，觉得不快。[8]然后读寄来的铅印文章，几乎说是我把哥萨克兵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这使我痛苦。[9]好在我感到这是我本性所没有的软弱。这段时间我修改了《为什么？》，改得不好，把《阅读园地》的校样压下了，也不好。［……］

四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努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但是精力不济。也好。我不埋怨，真心感到满意，甚至时常还很高兴。写了一点《两条路》[10]，清楚地看到往下文章该怎么做，但是没有气力记下来。有几天比较振作。今天很无力。思考问题倒很敏捷。应该记下：

（一）三百年前人们觉得刑讯是必要的，同今天觉得暴力是必要的一样。过去通过刑讯迅速得到需要的结果，今天用暴力也能取得同样的结果。

（二）人对人的权力首先毁掉掌权者。财富，金钱是同直接权力一样的权力。它也首先毁掉财富所有者，而且毁得更厉害，因为这种权力的罪恶是隐蔽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真理对人不起作用这一点有时令我隐隐地感到绝望。特别是在家里。今天所有的儿子都在，我特别难过。使我难过的是这表面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极端疏远太不自然。有时候，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踪。这都是胡言乱语。我记下来，以便为自己的软弱忏悔。这一切都好，都是必需的，会变得令人高兴。我不能怜惜那些自以为看得见并且力图否定我所看见的东西的瞎子。［……］

七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有钱的土地所有者谴责工人、农民。可是工人、农民能够做的全部坏事仍然比你们做的事好。你们以你们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生活毁坏着人们身上的一切合乎道德的东西，然后你们又抱怨他们没有道德。

［……］（十三）我们常常把古人视为幼稚孩童。其实在古人面前，在他们对人生的深刻、严肃、清晰的理解面前，我们才是幼稚孩童呢。

［……］（十五）既然我们俄罗斯民族是不文明的野蛮人，我们就有前途。西方民族是文明的野蛮人，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可盼的了。要我们摹仿西方民族，这等于要一个爱干活、没学坏的棒小伙子去羡慕一个年纪轻轻就秃了顶的巴黎富翁，他坐在旅馆里说：Ah，que je m’embête！[11]

不要去羡慕，不要去摹仿，而要可怜他们。

［……］（二十一）印度人虽然被英国人征服，却比英国人自由，因为没有英国人他们照样可以生活，而没有他们英国人却无法生活。

（二十二）发号施令真是个可怕的习惯！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能败坏人，更能破坏一个自然、善良、明理的人同别人的关系了。贫穷、受制于人的人没有这种罪过，这一点对于他们的不利地位是一种绰绰有余的补偿。［……］

八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在《两条路》一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看来完全结束了。我想，这篇文章是需要的，可能还有益处。但我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将它写出来。做上帝的仆人这种意识一点也没有减弱，只是失去了新鲜感，然而已经扎下了根，而且，谢天谢地，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散步或者熄灭蜡烛上床睡觉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新的、欢快的生命感，一种感激和平静的满足感，我写上以后又抹去了“平静的”三个字，因为这种感觉不是平静的，而是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

［……］（二）读门捷列夫的书，他认为人的使命、理想在于繁殖。[12]真荒谬得可怕。愚蠢（不是秉性，而是作为一种行为的语言）是自信的产物。动物彼此相食，因此需要繁殖，繁殖可以是兔子的理想。相食和繁殖互相限制。人既然摆脱了被其他动物吃掉的厄运，其繁殖便不可能受任何因素的限制，只有善的意识和完善还能限制它。完善包括贞洁。贞洁便是限制。门捷列夫所说的繁殖多么不道德，简直是愚蠢。如果人们想出化学食物，繁殖的结果仍然是比肩继踵。动物的相食和繁殖是在自私自利的、肉体的生活方面建立平衡，而精神生活方面则要由爱、驯服和贞洁来建立平衡。

［……］（七）我考虑政府现在该怎么办，觉得非常清楚，主要是停止一切镇压，同意一切要求，这不是为了变得好些（不会更坏，很可能会好一些），而是为了不参与作恶，不被迫去压制、惩罚。

［……］（十二）如果人们把管理民主推进到所有的人参加管理的地步，就不会有管理了，每一个人将自己管理自己。

（十三）除了多数人受一人或少数人统治或少数人受多数人统治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管理。这两种情况都不好。要不然就是所有的人管理所有的人，那便没有管理。

（十四）有人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基督徒。我的无政府主义只是把基督教运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关于反军国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素食主义，情况也是如此。［……］

九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索尼娅的身体不错。看来正在复元。[13]［……］

论文和关于土地的文章[14]都写完了，开始写给一位中国人的信，还是谈那些事。

想完全改变写法。更真实些。有许多东西可记。但是今天不写了。［……］

九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看了送来的校样[15]。本来要开始写关于一位神父的短篇小说[16]。题材极好，但我开头写得太大胆，太细。还没有准备好，但是非常想写。哲学的，形而上学—宗教的问题使人疲惫，要求更明确的表述。我觉得，即使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我离答案也非常近了。

读歌德的书[17]，看到这个不足称道、像资产者那样自私然而又有才华的人对我生逢的一代人所起的全部有害影响，特别是对可怜的屠格涅夫的影响——他崇拜《浮士德》（一本十足的坏书）和莎士比亚（也是歌德的作品[18]），而主要是他以为拉奥孔、阿波罗等雕像，以及种种诗歌和戏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爱上屠格涅夫以后，就希望自己也能爱他所推崇的一切，为此我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作了一切努力，但是怎么也做不到。权威们，享有盛誉，而且是虚假的盛誉的伟大人物，造成多么可怕的危害啊！［……］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大路上同洛明采沃村的一位青年农民革命家谈话，[19]第二天早晨读报时获悉二十二人被处死，都使我震惊。我动笔写这个问题。写得很糟。三天以来我每天都写一点，但都不好。很想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办？［……］

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健康状况恶化。近来一直在写最后一章。[20]太糟，因此扔掉了。读张伯伦所著关于犹太人的一本书。[21]不好，不过倒也启发人。艺术性的东西和宗教—形而上学的东西我都很想写。［……］

十一月二十六日［应为十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玛莎刚去世，是在深夜一时。[22]真奇怪。我没有感到惊骇，没有感到畏惧，也没有意识到什么特殊事情发生了，甚至没有惋惜、悲伤之情。我似乎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心里唤起一种被悲哀深深触动的特殊感情，而且也这样做了，但是在心灵深处我却比别人（更不用说自己）有不好的、不恰当的行为时更为平静。的确，这是肉身领域里的事，因此无所谓。我一直看着她，看她怎样渐渐死去，令人惊讶地平静。对我说来，她是在我被揭示之前被揭示的人。我一直注视着她的揭示，心里是快乐的。但现在，在我能感知的领域（生命）里，这揭示终止了，就是说，我再也看不见这揭示了；但已经揭示的确实存在。“何地？何时？”——这些问题与此处的揭示过程有关，而与超空间、超时间的真正生命无关。应该记下：

［……］（五）在庄严的时刻，例如尚未埋葬的亲人的遗体躺在你眼前的现在，富人生活的无道德、错误和沉重鲜明可见。劳动是排解忧伤的最好手段，但是富人没有劳动的必要，只知寻欢作乐。而寻欢作乐在这种时刻又叫人难为情，于是只好不由自主地说些虚伪、伤感的废话。刚才我收到一些表示虚假同情的函电，还遇到傻女人克尼娅[23]，她认识玛莎。我说：“你听说我们家有丧事了吧？”

她说，“听到了，”立刻加上一句，“给我一个戈比吧！”

这倒好得多，痛快得多。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运出去埋了。感谢上帝，我保持着原来的良好精神状态。现在同儿子们相处也容易些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不适已经过去，但是心脏仍旧衰弱。心律极不齐。这很好。真的非常好。奇怪的是，只是到了我濒临死亡的现在，我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就是说，为自己、为上帝活着，不依赖别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啊！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它，但有时能感觉到它。这段时间在写新版《阅读园地》[24]，为孩子们准备上帝律法。很难，但是如果上帝允许，我能完成。许多想法，而且是很好的想法，应该记下来，但现在不行，太迟，已是晚上了。

我活着，常常回忆起玛莎在世的最后几分钟（真不想叫她玛莎，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对已离我而去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合适啊）。她坐在一大堆枕头中间，我拉着她的一只清瘦、令人爱怜的手，感觉到生命渐渐离去，她渐渐离去。这十五分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虚弱，内心感觉却很好。《到底怎么办？》问世。

［……］（十二）我此生看不到我的活动的后果了，这令我伤心。从我这一生中找不出一种活动使我能够完全确信我那样做不是从尘世的虚荣出发的，这也令我伤心。我需要的东西我已经有了，可我还在抱怨。

（十三）当代创作出来的一切作品以同样的力量吸引着我们。年代越是久远的作品，我们能看到的越少，因为大部分已被时间筛去。再往前，被筛去的更多。所以古代的东西才如此重要。我们能看到的作品像一个顶部朝下的圆锥体，接近顶部的是婆罗门哲学、中国哲理、佛教、斯多噶学派、苏格拉底、基督教；往后，范围渐渐扩大，有普卢塔克[25]、塞涅卡[26]、西塞罗[27]、马可·奥勒留、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然后是帕斯卡、斯宾诺莎[28]、康德、百科全书派，再往后是十九世纪作家，最后是当代作家。当代作家中显然也会有扬名后世的，但是不容易发现。这是因为，第一，当代作家太多，无法一一浏览他们的作品；第二，一般人总是愚钝的，缺乏鉴赏能力，因此摆在显著地位的都是最坏的东西。［……］

[1]托尔斯泰读了德·阿·霍米亚科夫论专制制度的小册子，同意作者所说的俄国人民认为精神生活是最大的幸福，因而似乎不关心物质福利和政治改良的观点，但不同意作者对东正教和专制制度的赞扬。

[2]米·尤·阿申布连涅尔（1842—1926），俄国民意党军事组织成员，曾组织许多军官革命小组。因一八八四年的“十四人”案件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〇四年前监禁在涅瓦河源头附近的施吕瑟尔堡要塞。著有《施吕瑟尔堡监狱二十年 回忆录》、《往事》。

[3]农民邦达列夫写了一本书，题为《勤劳与不劳而食，或耕者的胜利》，证明农业的、“种粮食的”劳动是唯一符合道德要求的劳动。

[4]这一构思未能实现。

[5]这个主题的短篇小说未能写出。

[6]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统一税”理论：土地根据肥沃程度和所在位置由国家征税，税款用于公共目的。他认为地主会由于税高而自愿放弃土地。

[7]一九〇六年高尔基去美国，目的是说明俄国革命的目的和任务，并为革命募捐。由于“不合法”的妻子安德列耶娃与他同行，他受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

[8]帕·瓦·韦利卡诺夫是一位教师，多次写信就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与托尔斯泰辩论。

[9]不止一家报纸刊载了这条消息。托尔斯泰声明绝无此事。

[10]《两条路》这篇论文后来题为《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11]法语：啊，我无聊得要发疯了！

[12]德·伊·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在《认识俄国》（1906年出版）一书中，把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视为加强国力的因素。他写道：“我认为，任何‘政治’的最高、最人道的目标最清楚、最简单、最实在地表现为创造人类繁殖的条件。”

[13]作者的夫人曾患腹膜炎，病情比较重，做了手术。

[14]指《两条路》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的初稿。

[15]指《两条路》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的校样。

[16]指短篇小说《瓦西里·莫扎伊斯基》（后改为《瓦西里神父》），没有完成。

[17]托尔斯泰为了写回忆录，重读歌德的自传《DichtungundWahrheit》。他说，这书名《诗与真》“本身就是臆造，不好。我记得，作者并没有真心诚意地谈他的印象和感情”。“我不喜欢这本书，枯燥，拘泥细节，有资产者的味道，认为与公爵们结识很重要，同艺术一样。”

[18]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在他看来是过高的声誉，与歌德的极力鼓吹有关。

[19]作者在当天开始写的一篇文章里叙述了这次谈话。文章后来题为《到底怎么办？》。

[20]指《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文的最后一章，后来形成单独一篇文章，题为《到底怎么办？》。

[21]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英国出生的亲德派政治哲学家，鼓吹雅利安种族在欧洲文化中的优越性，认为犹太人主要是起了消极作用。托尔斯泰读的是他写的《犹太人 他们的起源和在欧洲产生影响的原因》一书。

[22]作者的次女玛丽亚（1871—1906）死于格鲁布性肺炎。

[23]当地一农妇。

[24]一九〇六年作者打算修改并充实《阅读园地》，重新出版。他于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从事这项工作。新版本于一九〇九年问世，题名《每日必读》。

[25]普卢塔克（约45—127），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26]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作家。

[27]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作家。

[28]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一九〇七年

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两周我一直生病，现在还没有痊愈。这段时间读了普卢塔克[1]、蒙田[2]、瓦利舍夫斯基[3]，昨天读有关保罗的书[4]，今天读完了Memorabilia[5]。将道德观的高度发展与简朴生活，与技术方面的低度发展对比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道德方面却非常落后，要恢复二者的正确比例已毫无希望。近日记下一点东西，但是完全不能工作。为儿童编写的《阅读园地》和分量较大的新版《阅读园地》都开了头，可是我觉得力不从心。应该记下许多想法，似乎相当重要。

（一）今天我想，如果自视甚高，便不能平静地生活。平静、和善的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方济各讲的他若受阻将如何处理的一段话[6]。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在努力缩小我自己的分母。看来不无好处。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现在指责儿子们的一切恶习，如嗜赌、狩猎、虚荣、淫佚、吝啬……我自己都有过。主要的是，应该明白，你在道德、爱好、智力、特别是知识方面低于中等水平，是一个脑力渐衰的人，别忘记这一点，你就能轻松地生活了。要重视上帝的评价，而不是世人的评价。要承认世人对你的评价不高是公正的。

［……］（六）不知道我对不对，我觉得我这棵树上的果实（是好还是坏？）现在才成熟。

［……］（十一）在把我现在特别清楚地感觉到理解到的东西写出来以前，真不想死去。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这种众所周知的真理是可笑的，然而现在我所理解的，应该说我所感觉到的真理，对于我却完全是新的。这真理就是要爱所有的人，全部生活的安排，都要从能够爱所有的人出发。很想给孩子们写上这一条上帝的律法。

［……］（十八）你越老越感觉不到人的真实性。在孩童时代，我认识的人似乎都是一成不变、从来如此的，而随着生命的运动，他们越来越成为不断变化的精神表象。现在对我说来，小塔尼亚已经不是一个确定的人，而是一种变化着的精神表现形式。［……］

四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半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日子过得不错。曾患重感冒，直到现在还虚弱无力。我用全副精力为孩子们上课，备课。我发现自己的体力和脑力都在衰减，但道德力量却与此成反比。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很多东西已被我永远搁置下来，没有完成，有的甚至还未动笔。应该记下：不一定来得及了。

（一）谈两个被埋在矿坑里的仇敌的短篇小说[7]。

［……］（五）记述一个经历过如耶稣在旷野受到的三次试探的人的生平。[8]

［……］（二十）读韦里金的来信，想到论断的可怕危害。[9]是的，宁肯一百次错把坏人当成好人，也不要一次不再爱一个人了。

觉得很虚弱。

四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一段时间过得很好。还是做那些事。想写艺术作品，但是现在我未必胜任。不过主要的事应是不为自己追求什么。儿童《阅读园地》足以构成我为他人的服务了。今天感觉很不好，虚弱。要记下：

（一）时间是真正生活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这种形式，我们，人们才得以了解生活。

（二）过真正的生活的，首先是孩子，他们刚踏入生活，还不知道时间。他们总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受时间的幻觉的支配。到了老年，这幻觉渐渐减弱，时间似乎过得更快了，最后，老人渐渐进入无时间的生活。所以孩子和老人在最大程度上过着真正的生活。而有性生活的人更多地是为真正的生活准备材料。

（三）人们谴责利己主义。但利己主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问题只在于承认“ego”[10]，即自己的意识或自己的肉体，更准确地说，自己的精神意识或肉体意识，是自己的。

［……］（八）穷人比富人更感到幸福，因为需要得到满足（没有衣穿时得到衣服，饥饿时得到食物，无处容身时有了住处）比富人的种种希奇古怪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愉快得多，无可比拟。

［……］（十一）已记下六篇儿童故事的题目：

1.老妇怜悯残忍的地主；

2.一个虽遭不幸、却不灰心丧气的快活人；

3.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怎样怜惜狗、猫、鼠、蟑螂；

4.被埋在矿坑里的仇敌；

5.停战；

6.三次试探。[11]

［……］（二十）读了关于杜马的报道[12]，实在为这些人既聪明又有文化感到遗憾。假如他们愚蠢而又目不识丁，罪孽倒会小得多。

［……］（二十三）不是太阳在运动，而是地球围着它转；同样的，不是时间在前进，而是被时间隐蔽着的世界不断向自己呈现出来（注意）。

（二十四）对于老人一切都那么神秘，而对于孩子一切都那么明白。

（二十五）一个新人来到世界上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奥秘啊！

（二十六）避免一切使人们分离的事，做一切使人们联合的事。［……］

七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阅读园地》已搁在一旁，由于费尔滕入狱，我写小册子《不可杀任何人》。[13]虽然还没有写完，昨天已念给切尔特科夫等人听了。现在想写致斯托雷平书[14]和听戈登魏泽尔弹钢琴时想到的《举起手来》[15]。近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很注意我，这对我非常有害。我总在报上找自己的名字。这大大地使生命晦暗、隐蔽起来。要斗争。［……］

八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我想，农奴制时代农民在道德方面比现在强得多。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压抑、贫困、痛苦能促进道德的完善，而自由、富足、外表的幸福则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由于难办，要求多。一个人在小小的一间房子里，比在一座巨大的宫殿里更容易安排，而且安排得更好。这话听起来似乎荒诞，而我相信确实如此。我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即人的幸福只是精神的，为肉体的、物质的幸福操心最能毁坏这幸福。从这里我又进一步得出结论：为自己的肉体幸福操心对人危害最大。如果不为自己的肉体幸福操心，那又该怎么办呢？关心别人的幸福，并且相信别人会关心你。所以忘我精神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法则。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看《思想汇编》。如果它真像我自视甚高的时候感觉的那样对人有用，那就好了。[16]这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是好而不是坏。我知道，萨莎和切尔特科夫要看我的日记。这使我感到写日记受拘束。我要努力忘记他们。

近两三天心情沉重，直到今天还不能克服。原因是夜里有人向偷白菜的开了枪，索尼娅还告了官，当局派人来抓走四个农民，他们的妻子、父亲纷纷向我求情。他们不能设想我不是主人，特别是我住在这里，因此以为事情都是我干的。这使我非常难过，但是也好，因为我既然不可能有好名声，我便进入人们的看法没有任何意义的领域。近两天我一直未能克服恶劣的情绪。［……］

九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列宾在给我画像，使我写东西的时候感到有些拘束。这肖像没有必要，使人觉得乏味，但我不愿伤他的心。日子过得很好。意识到自己的巨大的幸福已有许久。约莫四天由于疾病而烦恼，斗争。谢天谢地，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忏悔的。

一直在编新版《阅读园地》，完成了很不成熟的初稿。来访者多极了。现在我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令人难受。［……］想写妇女，写世界体制的疯狂。[17]回答一些有意思的信。［……］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写信说我没有财产之后，受到意想不到、令人不快的责骂，使我烦恼。[18]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奇怪得很，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从尘世的虚名中解脱出来。我感到在这方面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欢欣，生存的喜悦。是的，只要摆脱了（我正逐渐摆脱）各种诱惑：愤怒、淫佚、财富、某种程度的好色，主要是尘世虚名，从内心立即就会发出光来。令人特别快乐。这段时间编写儿童《阅读园地》，把它并入大的《阅读园地》中。这项工作需要花大气力，但进行得还顺当。要记下：

（一）人生不是玩笑，而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生永远应该像死那样严肃、庄严。

（二）人们讲话时，似乎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其实从原因和后果来看，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讲话。人们讲话多半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讲话是多余的。第二种讲话是为了对别人有益处而向他传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讲话是好的。［……］

[1]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藏有普卢塔克的《道德论》。托尔斯泰从这本书和下面提到的几本书中选材编辑新版《阅读园地》，后来题为《每日必读》。

[2]指蒙田的《实验》。

[3]指瓦利舍夫斯基的《彼得大帝的遗产》。

[4]指十九世纪法国宗教史学家和哲学家勒南的《圣保罗》。

[5]苏格拉底的门徒色诺芬写的《回忆苏格拉底》。

[6]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传教士方济各谈谦卑。托尔斯泰将这段话选入《每日贤人语录》。

[7]这篇小说没有写出。

[8]这构思没有实现。

[9]移居加拿大的反正教仪式派领袖韦里金给托尔斯泰来信，谈及移民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这封信使托尔斯泰想到谴责的危害，因为他的许多朋友不信任并且谴责韦里金。“论断”即谴责，此语见《圣经·新约》，耶稣多次说：不要论断人。

[10]拉丁语“ego”（自我）是“利己主义”一词的词根。

[11]这些故事都没有写出。

[12]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上提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纲要，主张由国库和私人银行于十年内向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贷款一百二十亿卢布，认为这样便能发展落后的农业。

[13]革新出版社主编费尔滕因刊印托尔斯泰的文章《不可杀人》而被捕。

[14]在致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书中，托尔斯泰说：“人民对土地的不正确分配感到不满，”主张按照亨利·乔治的学说解决土地问题。

[15]这篇短篇小说于一九〇八年开始写，题为《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但未完成。

[16]切尔特科夫夫妇编辑的托尔斯泰言论汇编没有出版。

[17]第一个构思没有实现，第二个构思后来成为两篇文章的基础，即一九〇九年写的《报纸的花招》和一九一〇年写的《论疯狂》。

[18]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资助，托尔斯泰九月二十日在各报发表公开信，声明他不拥有任何财产。之后，他收到几封责骂他的信，反动报纸上出现了非难的议论和针对他的漫画。

一九〇八年

一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二天没有写日记。完成《阅读园地》初稿，写好前言。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前天在禁伐林中迷路，非常疲乏，今天心还痛。睡不好。写了几封信，该写的都写了。等切尔特科夫后天来。现在从记事本中抄一点。剧本考虑了两天。恐怕没有兴致写。[1]［……］

一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期间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斯托雷平，[2]一封给扎达戈，大约是位波兰人。[3]两封信看来都不错，至少写的是心里的话。［……］

记下：

［……］（五）人这个称号比世人的各种名分高得多，因此不能不对女王和妓女同等看待。不忘记这一点就好了，在生活中很需要。

（六）人做了好事，总被应许，自己也期待着在将来，永生永世能得到回报。这回报确实有，在永生永世，在眼前，在超时间的瞬息间。

（七）在我的生命将尽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生命的幸福和学问，因此我自己已经无法利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必须，我有义务将我知道的传授给别人。我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了这种义务。

［……］（十八）读肖伯纳的作品。[4]他的庸俗令人吃惊。他不仅没有一点自己的、超出市民之庸俗的思想，而且不理解前辈思想家的任何伟大思想。他的特点只在于善于用精心变换了的新方式讲最为陈腐的庸俗东西，使人觉得他讲的似乎是自己的新东西。他的主要特征是可怕的自信，能与之类比的只有他对哲学的完全无知。［……］

二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写这东西？[5]有没有为自己争点什么的私心？我可以有把握地回答说，没有，我所以写，只因为我不能沉默，认为沉默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正像孩子们飞奔下山，即将掉进深渊或者摔倒在火车轮下而不设法拦阻他们一样的恶劣。

（五）（也与呼吁有关）如果我讲的是臆造出来、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事，本可以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然而我讲的毁灭不可能没有，而是必然发生。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困难，是一种可耻、屈辱、违反人性的事，那么也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按我所说的做，可恰恰相反，我呼吁人们做的事既安全又容易，既高尚又符合人的自尊心和天性。

［……］（十八）夜里好像重新思索了生命的意义。还是那些道理：你应该做也可以做你的精神意识要求你做的事。不是你对谁有义务这样做，而是只有这种活动能给予你真正的幸福，这一点必然鼓舞你去做。假如要问，为了什么？那么einNarrkannmehrfragenalstausendWeisenantworten。[6]为了什么——这不关我的事，我不需要知道，也无从知道。没有一种器官是用来理解这一点的。［……］

三月十日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坐在书桌旁写论文。写不下去，又不想放弃。至于内心修养，感谢上帝，那倒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好。想写出我内心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还从未向人谈起过，谁都不知道。信多，访客多。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他们要给我祝寿。这使我加倍难过，不仅因为这是蠢事，阿谀之词令人不快，也因为我由于陈年陋习竟然对此事关注，虽然并不感到快乐。这使我厌恶。[7]切尔特科夫来过。我同他在一起感到特别舒畅。大约一周前我患病。曾经休克。我觉得非常之好。而周围的人却因此而fuss[8]。昨天读了印度人写的一篇绝妙文章，[9]纳日温译。是表达得不清楚的我的思想。［……］

三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一直不好，不是一直，而是五天以来，但心灵上仍然非常之好。最近一天，昨天，很虚弱。今天睡到九点钟，虽然身体不适，写文章倒很顺手。原来不清楚的都已弄清，散步时想过，似乎全都清楚了，决定写完。近日编写新版《阅读园地》（古谢夫[10]如此有效，如此热情地帮助我），还写亲爱的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11]喜欢的儿童《福音书》（我们是这样称呼它的）。两项工作都很愉快，特别是《福音书》。现在我早晨给孩子们上课，但是常常缺课。这段时间还有一些跟生日有关的令人不快的操心事，不是我在操心，我只希望停止祝寿活动。刚刚收到为此事骂我的信。我想实现来信人的愿望——将信寄给报纸，同时明确表态。[12]［……］

（一）谈到知识，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多寡，甚至也不是它们的准确性如何（因为完全准确的知识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而是它们的合理的内在联系，即知识应能从一切方面阐明世界。这有点像建筑物的情况。建筑物有富丽堂皇的，有简陋的，如冬宫和草舍。但不管哪种建筑，一定要能从四面遮蔽风雨，让人冬夏都能住，才是合理的建筑。一座房子的三面墙十分华丽，可是没有第四面墙，或者有四面墙而无房顶，或者没有窗户和炉子，这种房子比起能蔽风雨、住在里面不会闷死冻死的茅舍要糟糕得多。科学知识，学者们现有的知识与目不识丁的农夫的知识相比，情况也是一样。这个真理应该成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基础。扩大知识要均衡地进行。

三月三十一日 （一）我从前以为理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主要特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模糊地感到了。理智只是释放、表现灵魂的实质——爱的工具。（非常重要。）

（二）我知道，我看不到我这项呼吁的结果了，但我知道结果会有的，比知道人必死还确实。这不是指将会出现某种我预见到或者希望能建立的生活制度；而是指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疯狂和邪恶将被消灭。这肯定，必定发生。我知道这一点，比知道人必死还确实（可写进文章中）。

五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写论文。用四天时间给波沙写对一个士兵的回忆。[13]不很坏，但有挑战的味道。今天，关于我死后的版权问题有一次谈话，而不是书信。很难忍受。[14]［……］

五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读了我的《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一文的某些章节，我喜欢它，把它写完了。昨天，二十个农民被绞死的消息使我特别痛苦，沉重。我开始用录音器录一些，但未能继续下去。[15]［……］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前天收到一封信，指责我富有，虚伪，压迫农民。说来惭愧，信刺痛了我。今天整日愁闷，羞愧。刚才骑了马，觉得离开家去讨饭，感激所有人并且爱所有人该多合我意，多叫我高兴啊。是的，我衰弱了。我不可能总靠精神的“我”活着。只要不靠精神的我活着，我的一切行为都会触犯别人。只有一点是好的：我对自己不满，惭愧。不以此而自豪就好。

写完了《我不能沉默》，寄给切尔特科夫。那篇大文章也几乎完成了。[16]病发作过一次。好在死的临近并未使我悲哀，虽不能说使我高兴，却是合我心愿的。脑力很好。既想编新版《阅读园地》，又想写艺术作品——写革命。[17]

六月十日 几天以来身体虚弱，今天却很好，睡足了觉，写关于莫洛奇尼科夫和判决的文章，[18]好像还不错。开始写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19]可是卡住了。切尔特科夫改得好极了。看来结束了。大文章已交给人去誊清。［……］记下：

（一）今天早晨围着花园走，同往常一样回忆母亲，回忆我完全不记得，但一直是我的神圣理想的妈妈。我从未听见有人说她的坏话。我沿着白桦树林荫道向前走，快到核桃树林荫道时，看见泥地上有女人的足迹，便想到了母亲，想到她的身体。我无法想象她的身体。任何与肉体有关的想法都会亵渎她。我对她的感情多么美好啊！真想对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都怀有这种感情。这能做到。同人打交道时，对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和感觉就好了。能够做到。我要努力。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写了关于对莫洛奇尼科夫的判决的短文，又改那篇大文章。昨天今天都在写勿抗恶，今天写完了，似乎很不错，修改文章也顺手。

读介绍赫尔岑的书。作者是一位眼光短浅的社会主义者。[20]

饭桌上发生了冲突。很遗憾。我不能唤起和善的感情，使我难过。昨天到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去过，同可爱的尼古拉耶夫一起修改校样。[21]刚才碰到索尼娅因为树木被砍而大怒。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折磨自己？我真可怜她，但又无法帮助她。

对我自己的地位，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疯狂行为，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羞愧。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难道我的感觉和思想会欺骗我吗？不，的确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七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不断有人来信对《我不能沉默》一文表示同情。[22]很高兴。今天自我感觉很好。［……］

七月二十日 七月十一日的日记写到人们来信对文章表示同情。现在收到的是谩骂的信，而且相当多。我心情忧郁。[23]［……］

八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读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很糟。维韦卡南达也不大令人满意。他“聪明过度”。两次听西博尔和戈登魏泽尔的音乐。[24]

第二次听演奏时就一个问题想了很多：我用某一种感情，某一种情绪去解释任何一部［音乐——译者］作品，把它纳入语言艺术领域，结果是有感动，有快乐，有激情，有惊惶，有柔情，有精神的爱，有庄严，有忧郁，以及其他等等，只没有一点非善意的因素，没有凶狠、谴责、讥笑等等。用文学的形式应该怎样写才能达到这一点呢？［……］

八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难受，疼痛。近几天不断发烧，勉强支撑着。想来是快死了。是的，在我于其中度过一生的荒唐、奢侈的条件下生活是难受的，然而在忙乱、医疗、虚假的缓解和治愈的条件下死去更加难受，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也不需要，只有精神状况恶化才是真的。对死的态度绝非恐惧，而是紧张的好奇。这以后再说吧，如果还来得及。

想讲几句话，虽然是小事。想说我希望怎样办我的后事。第一，继承人最好将我的全部作品交给公众使用；如果这做不到，也一定要把为民众写的一切，如《识字课本》、《俄语读本》交出。第二，虽然是小事中的小事，我希望在我的遗体下葬时不举行任何仪式，只需要一口木棺，谁愿意谁就把它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禁伐林区，埋在有小绿棒的地方。[25]至少，有选这个或那个地方的理由。

这就完了。按照我还没有摆脱的老习惯，我想，还要做这做那——奇怪，主要是艺术构思。自然，这是琐事，而且我怕是无力好好实现这构思了。

的确，正如休塔耶夫所说的，“一切在你自身，一切在此时此刻”，一切在时间之外。既然如此，我自身的东西，超时间的东西，除了带来幸福以外，还会有什么呢？

八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艺术创作）

（一）一个出身于无神论的、科学—自由派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沉溺于教堂活动。十五年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革命家。

（二）一位神父的温顺、真诚的儿子在普通小学和中等神学院学习都很好。父母给他娶了亲，送他去供圣职。他的邻居，本教区的教民，有一个女儿，给她母亲一本书看，那母亲是一位虚荣心重的知识分子。他读托尔斯泰的著作，问题一个个产生。

（三）有个小男孩，是双目失明的乞丐的第六个儿子，引起首屈一指的自由派、无神论者的妻子的同情。这一家收养他，送他上学，他有非凡的才能，成为科学硕士。他回到故乡，见到儿时伙伴，所见所闻使他大吃一惊，重新思考一切，否定科学，认为唯一的真理、得救之路在于信仰上帝。

（四）一个伙伴经商，成了百万富翁，以自由派自居，同时又靠工人的劳动过活。

（五）一个贵族家庭的公子落到拉皮条的地步，后来热心于慈善事业，后来厌世。

（六）破产的半贵族有一个虚荣心重的儿子，通过婚姻谋取功名；另一个矜持的儿子则以绞死人谋取功名。后者曾经奉承前者，现在却摆起架子来。

（七）一个类似的人物，是有产者的儿子，贵族作家，靠为报刊撰稿为生，觉得这事见不得人，不能继续下去。[26]

九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见好。精神方面越来越好，老重复这句话真乏味。

想写艺术作品，有个计划，只怕力不从心。［……］

九月十四日 身体渐渐好起来。生日给卑贱的灵魂带来很多乐事，却给高贵的灵魂造成困难。不过我也不大能埋怨自己。[27]我在奋力一点点地摆脱。今天拿出记事本来，为了记下早晨和昨夜第一次感觉到的，确实是感觉到的，那就是：我的生活重心已经从肉体生活转移到精神生活。我感觉到对肉体的一切完全淡漠了，而对自己的精神进展，即自己的精神生活，却一刻不停地关注着。

［……］今天一个外地的不好相处的青年来过，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图拉的革命家们就要来了。[28]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脚好一些，但总的状况（胃）很糟。精神方面倒是好的。工作在进行。只是现在才有真正的工作，只在八十岁的今天才开始生活。这不是开玩笑，要知道，生活不是用时间衡量的。我一直在编写《阅读园地》。不是一切都好。但可能有用。想写点艺术作品，写点重要的东西。信很多，而且很好。看不见结果多好啊！生活就是这样，为好的结果做准备（至少是怀着善良的愿望），而这结果是你见不到的。［……］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在编《阅读园地》。想称之为《生活的学问》。精神方面极好，死亡日益临近，死亡，以及我设想中的全部未来，我都是作为幸福来迎接的。开始写艺术作品。但是未必写得完，甚至不一定写下去。还开始给一位塞尔维亚妇女写信。[29]总想简短而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各民族生活中的错误。昨天收到一位中国人寄来的书。[30]引人思考。［……］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想说不好，但这不对，是虚弱，而这很好。《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昨天有进展，整晚读森德兰[31]，以便写回信。夜里梦见我既像是在写作，又像是在经历基督的悲剧。我既是基督，又是武士。记得我怎样佩上剑。鲜明极了。索尼娅去莫斯科了。我很喜欢一个艺术构思，却被我忘了，想不起来。应该记下。因为我想试试，我还能不能写艺术作品。如果不能，我也不伤心。要找个小题材来试试。［……］

十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想写点艺术作品，然而还没有开始，因为没有急于要写、不能不写的东西，这同不能不结婚时才应该结婚一样。

想准备一些真正的、合乎心意的东西来录音。[32]

［……］我感到特别幸福。虽然许多人因不了解我而恨我，也还有许多人过分爱我。一些人由于他们的伪宗教观点受到我的攻击本应恨我，却因《战争与和平》等不值一提的东西而爱我，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十二月十四日晚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整六天没有写日记。写完了《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不精彩，老一套。写了几封信。索尼娅在莫斯科。最近四五天身体虚弱。精神上本来还不太坏，但今天人们被绞死，受折磨，使我愤怒，激起我对刽子手们不是善的，而是恶的感情。考虑艺术创作，一部作品似乎正在诞生。［……］

十二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三天没有写日记。索尼娅回来了。列宾同诺德曼[33]来。我仍旧觉得虚弱无力。反复考虑艺术作品。我似乎还能写。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序言和不能用的开头。[34]精神上软弱。昨晚收到一封不怀善意的信[35]，说我靠写作发财。我是如此软弱，以致伤了心，作出了反应（已把信扔掉）。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许多日子没有写日记。许多人来访，还收到一些很好的信。一直在针对斯托雷平的文章写文章，看来没有必要。[36]艺术作品在脑子里很清楚，但是没有兴致写。［……］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自我感觉极佳。第一次有情绪写作，虽然写得不好。不知道用什么标题。也许题为《世上无罪人》。我能想象，看得见可能性，而且十分高兴。［……］

[1]可能指关于小布雷金的戏剧。主人公的原型是谢尔盖·布雷金，托尔斯泰很称赞他的道德高尚的劳动生活。剧本未写出。也可能指作者不久后动笔的《帕维尔·库德里亚什》。

[2]一月二十八日作者给斯托雷平写第二封信，再次主张用亨利·乔治的“统一税”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要按“斯托雷平改革”取消村社。

[3]一月二十六日给波兰政论家季马科（而不是扎达戈）的信谈及土地所有权、军国主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4]不清楚读的是什么作品。

[5]论文《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文章的十八、十九两章是用呼吁的形式写的。

[6]德语：一个蠢材能问的问题，比一千个智者能回答的还要多。

[7]列宾、柯罗连科、布宁、勃留索夫等一批文化人在彼得堡成立庆祝列夫·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委员会。莫斯科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

[8]英语：慌乱起来。

[9]十九世纪印度哲学家、诗人维韦卡南达的文章《神与人》。

[10]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间是托尔斯泰的秘书。

[11]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施米特是作者的朋友，曾在莫斯科一所女子学校任教导员。

[12]三月二十五日作者给各报写信，说正在筹备的祝寿活动使他心情沉重，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因此产生反感。他请求停止一切筹备活动。后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祝寿委员会发表声明，停止这项活动。

[13]作者为比留科夫编的传记写有关一八六六年审判士兵沙布宁的回忆。作者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了那次审判。

[14]指作者同夫人的一次谈话，夫人要求他把他死后著作收入权转交给她。

[15]报载二十个农民因“抢掠”赫尔松省地主卢边科的庄园而被处死。托尔斯泰看到这条消息以后非常激动，开始用录音器口授反对死刑的文章。

[16]《我不能沉默》、《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两篇文章都经作者进一步加工。

[17]描写革命者的两篇短篇小说：《凶手是谁？》，《世上无罪人》。作者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动笔，但都没有完成。

[18]莫洛奇尼科夫因传播托尔斯泰的遭禁的文章而被捕，并判处一年徒刑。托尔斯泰为此写了《关于囚禁弗·艾·莫洛奇尼科夫》一文。

[19]印度政论家塔拉克纳特·达斯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就英国人压迫印度人发表看法。托尔斯泰的复信后来扩展成一篇论文，题为《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

[20]指韦特林斯基的《赫尔岑》一书。此书作者同情赫尔岑的社会主义理想。

[21]作者与谢·德·尼古拉耶夫（亨利·乔治著作的译者）修改《为儿童编写的基督的教导》校样。

[22]这篇文章七月三日在一些外国报纸和俄国报纸上发表。俄国报纸登载时，书报检查官作了大量删节。托尔斯泰收到六十封表示同情的读者来信。

[23]《我不能沉默》一文发表后，有二十一封“谩骂的信”寄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其中十一封是匿名信。

[24]八月二日和三日，西博尔（小提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和戈登魏泽尔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演奏。

[25]峡谷边上，靠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宅的地方，是一个唤起托尔斯泰童年回忆的处所。据他的大哥说，这里埋着一根小绿棒，那是人们友爱和幸福的象征。最后托尔斯泰就埋在这里。

[26]这些构思都没有实现。

[27]俄国和国外广泛庆祝托尔斯泰八十诞辰（虽然取消了正式祝寿活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收到许多贺电贺信。

[28]四位观点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图拉工人前去访问。托尔斯泰向他们表明了他对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态度。

[29]作者给贝尔格莱德的安达·彼得罗维奇的复信后来发展成一篇论文，题为《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

[30]作者收到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翻译成英文的《大学》和《中庸》。

[31]指森德兰所著《圣经 其起源，发展和特点》。

[32]爱迪生派两位专家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录托尔斯泰的讲话。十二月二十三日托尔斯泰对着录音器用俄、法、英三种语言阐述了他的某些思想。

[33]列宾的妻子姓诺德曼-谢韦罗娃。

[34]指短篇小说《凶手》。这篇小说还曾题为《毁掉的人们》，后来改为《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于一九〇七年构思，直写到一九〇九年秋，没有完成。

[35]此信是诺夫戈罗德省鲍罗维奇市一农民伊·格鲁舍夫斯基写的。

[36]记者斯托雷平在《新时代》杂志撰文，引耶稣的话来为死刑辩护。针对这篇文章，托尔斯泰开始写《死刑与基督精神》一文。

一九〇九年

一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非常、非常好。意识到爱把我越来越紧密地同一切结合起来，使我每时每刻都很快乐。昨天开始描写一个不被人爱的人物，[1]明白了我铸成的大错。有许多话想说，可是来访的人和来信把我的思路打乱了。［……］

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有两天身体不适，但精神状态宁静而坚定。越来越多地考虑写一篇短篇小说[2]，但是今天一早坐在桌前，左思右想，又觉得我会臆造。而写出来是多么、多么需要啊！感谢上帝，我认为需要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修改关于斯托雷平一文的结尾。看来还行。

一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我觉得能写艺术作品。[3]但不是那么回事。没有情绪。今天完全不行了。而且也没有必要。

一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几乎是兴致勃勃地写作了，但是写得不好。不值得费那些气力。今天毫无兴致，昨天写的看来也不高明，简直是糟糕。前天同安德烈谈过一次话。对我很有益处。话是这样谈起的：他们几弟兄都缺钱花。

我：为什么？

他：什么东西都涨价，而我们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

我：要生活得好一些，节制一些。

他：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说吧。

他：你说应该这样生活：不吃肉，拒绝担任军职。但是你怎样考虑跟大家一样过日子的那千百万人？

我：完全不考虑，只考虑自己。

我明白了，除大家的所作所为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指南。我明白了，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就是说，除极少数例外，大家都这样生活，而且不能不这样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指南。所以指责他们，或劝他们改弦易辙都毫无用处，而且引起恶感，对自己有害。几千年来人类的运动，是用世纪来衡量的，而你却想在几年间看到这运动。人类的运动是这样发生的：先进的人们一点点地改变环境，指出完善永远是遥远的目标，指出走向完善的途径（基督、佛、还有康德、爱默生[4]，等等），而环境也在逐渐改变，先进的人就又同大家一样了，只是有所不同。

知识分子是“同大家一样的”知识分子。

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想做。晚上六点写日记。一觉醒来，有两点我特别清楚，完全清楚了：（一）我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我讲这句话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二）我死了好，我愿意死。

今天我非常恼怒。我所以还活着，是为了变得哪怕稍微不那么丑恶。甚至一定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我将努力。主啊，帮帮我吧。

一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自我感觉非常好。但十二点以前除了摆牌阵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昨天的音乐使我十分激动。[5]［……］

刚才对工作想了许多。“那是一个晴朗的晚上，空气中散放着……”这种艺术作品我是不能写的。但是必须工作，因为工作是我的义务。既然喇叭已经交到我手里，我就有义务掌握它，使用它。有些东西涌上心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由自主地想摆脱一切形式来写作，既不是论文、议论，又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尽你所能讲出，倾诉出你强烈感觉到的东西。而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使我痛苦的是，我们的地位多么可怕，多么容易使人走上邪路。想写我打算做什么，我以为我能做到什么。［……］

一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夜身体很不好，然而体验到一种期待死亡、并不想死而又丝毫不抗拒死的非常愉快的感觉。我对死的态度同我对任何自然的、合理的行为或事件的态度一样。我觉得无论如何死亡近了，就是说，几周之后，最多几月之后一定会到来。今天一上午摆牌阵，没有着手工作，因为感到虚弱无力。而题材太好了，我不愿意把它们写坏。又想到一个新的题材：一个自由的人，即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报纸，对报纸上写的东西所抱的态度。要表现人们的反常、奴性、软弱——缺乏人的尊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思路很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写好。[6]也许明天开始。现在已是晚上。我在等切尔特科夫，再不想别的主意了。

一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看报的时候，鲜明地想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知道自己的使命的人对所有这些消息抱什么态度，脑子里鲜明地呈现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今天本来想写，但力不从心。现在我的工作台上已经有三件活儿了。恐怕连一件也做不完。［……］

昨天获悉，一位主教想到我这里来。早晨我到学校去请女教师转告他说，我在此恭候。

我总可怜这些人。有这种感情我觉得高兴。

这本日记簿写完了，而我曾以为写不完的。过了两年半，居然写完了。

不记得我是否记下了三天前那个夜里的事：我感到死已经临近，非常之近，迫在眉睫，而我是平静的，觉得很好，既不高兴，也不忧伤，更不恐惧。

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用新的日记簿，身体非常虚弱，但精神方面不那么坏——我记得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虽不是时时刻刻，大部分时间是记得的。

昨天主教来了，[7]我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过，然而过于谨慎，没有说出他的全部罪过。我本应说出。索尼娅讲了他与她的谈话，使我反感。[8]显然，他想改变我的信仰，如果改变不了，便铲除、缩小我对教会信仰的有害影响（照他们的看法）。特别令人不快的是，他要家里人在我弥留之际通知他。他们会不会想方设法让人相信：我临终时“忏悔”了。因此我要声明，似乎是再次声明，我临终时不会返回教会，不会领圣餐，就像我临终时不会说下流话或者看下流图片一样，所以如果将来有人说我临死时忏悔了，领圣餐了，那都是谎话。我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根据一些人的宗教观，领圣餐是一种宗教行为，即信奉上帝的表示，而对于我，领圣餐和其他一切类似的徒重外表的行为都是弃绝灵魂，弃绝善，弃绝基督的学说，弃绝上帝。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要重复一次：葬我时也请不要举行所谓祈祷式，只消把尸体埋入土中，以免它发臭。［……］

二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身体情况很坏。什么也没有做。努力克服不好的感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9]有才华，但也有那种缺乏修养的文字上的草率，特别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从普希金到果戈理那些大大小小的天才写作的时候总说：“啊，不好，怎样才能更好一些。”现在的人却说：“呃，不值得花力气，这样也过得去。”

阿尔志跋绥夫不仅有才华，而且有思想。不幸的是，他们（他也是这样）知道人们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考虑有哪些不确切之处，轻率之处，却对以往的伟大思想家们所做的事无知得令人惊讶。他们意识到自己很有胆量，非常明智，往往敢于对他们圈子里所有的人信奉的对象表示些微怀疑，却不知道，不仅他们的怀疑本身，甚至从他们的怀疑中产生的一切，早已被反复思索阐明过了，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不存在待人去发现的新大陆了。虽则如此，阿尔志跋绥夫毕竟肯思考，而且独具一格，这一点不论在高尔基还是安德烈耶夫身上都是没有的。库普林只有才华而无内容。阿尔志跋绥夫既有才华，又有内容。但他们两人，尤其是阿尔志跋绥夫，无可比拟地高出于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之上。[10]短篇小说《血迹》很好。《戈洛洛博夫》也不错。《库普里扬》的毛病是在描写作者不熟悉的事物时潦草塞责。行了，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

昨天《俄国言论》派人来谈主教一事，我口授。今天来校样[11]。寄走了。签署了给一位旧礼仪派教徒的信。收到几封有意思的信，特别是谈民众没有信仰的那一封[12]。

［……］（三）还想记下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得相信，人们给了我一种不属于我的，重要、“伟大”作家和人物的荣誉。而我的这种地位向我提出了要求。我感到，喇叭交给了我，而它本来可以在更有资格使用它的别人手里。可是不管愿不愿意，它在我手里，如果我不能好好使用它，那就是我的过错。近来我似乎更多地用它来说空话，重复老一套。努力吧。

还有，（四）我听到有人指责我没有将土地交给农民，我收到的信也有这样说的，报刊上可能也提到过。我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不怕家庭的指责，把土地交给农民（交给哪些农民？），可能会好一些，可以用某种方式安排一下。但是，不管好也罢，歹也罢，我没有这样做却决不是因为我珍视这份财产。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憎恨它，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它——不是靠我的著作就是靠我的朋友。我没有交出土地得到的唯一好处是，人们因此一直在谴责我，骂我。

现在我请求我的继承人在我死后将土地交给农民，将我的作品（不仅指我已交出的那一部分，而是全部）交给公众使用。假如我关于后事安排的这两项要求他们不愿意完全照办，那么哪怕能满足我的第一项要求也好，不过最好（对他们也最好）这两项要求他们都能办到。

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很好。修改了《令人费解》[13]。开始写《儿童的智慧》[14]。看了《魔鬼》。心情沉重，不愉快。骑马的时候很清楚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二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同昨天一样难受。大概是肝病，完全不能工作。本想拣起《帕维尔》[15]，重读一遍。本来可以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兴致。对《儿童的智慧》也没有兴致。［……］恐怕写不了艺术作品了。修改了《报纸的花招》——不好。［……］

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前天，即二十三日的事一点也记不起来。看来除了关于勿抗恶和关于学校的信以外什么也没有写。冷极了。二十三日似乎步行过。佐霞[16]坐车来接我。二十四日写《帕维尔》写得不错。也许能写好。可以讲许多有意思、有用的东西。来过一位访客，是革命使他昏头昏脑、走上邪路的。他憎恨、谴责一切人，至于他自己，他认为什么都可以做。读雨果的作品。小说极好，诗却读不下去。［……］

三月五日 ［……］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他的心非常好，而思想较弱，就是说，不大胆，怯懦。

他的天才所产生的最佳作品是《马车》，他的心灵所产生的最佳作品是一些书信。

从他的全部活动看来，主要的不幸是屈从于教会和国家规定的伪宗教学说。如果他只是承认一切现存事物，那倒还好，可他还为之辩护，而且不是自己站出来辩护，却是通过斯拉夫主义诡辩家们之口；他本人也是个诡辩家，对于他的幼稚信仰是极糟糕的诡辩家。他想赋予他的文学活动以宗教意义，这使得他的思维方式更加糟糕，更加混乱。关于《钦差大臣》的一封信，《死魂灵》第二部，等等。

当他发挥出他的天才时，他写出了绝妙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当他致力于道德宗教问题时，他也写出了好的，有益的东西。但是只要他打算赋予他的艺术作品以宗教意义，那就会写出可怕、可憎的废话，《死魂灵》第二部等作品便是如此。

还要补充一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赋予艺术以它本来没有的意义。［……］

三月七日 昨天有令人忧愁的消息。切尔特科夫要被放逐。[17]他到我这里来，有病，衰弱，心情激动。失去他我怎能不痛苦啊！我惋惜的只是他的——绝非他个人的全部计划的破灭。然而这对于他也是一次考验，可能有好处，真正的好处。昨天我觉得非常、非常虚弱。什么也没有写，这在我是少有的事。索尼娅写了信，[18]她很愤怒。啊，如果她能够超越自己就好了……昨天试着写喜剧，不顺利，不想写了。

关于果戈理和别林斯基我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对比。寒伧的果戈理多么正确，而显赫的别林斯基轻蔑地谈某个神[19]的时候则是完完全全不正确的。果戈理在教会的信仰中寻找上帝，其实在教会的信仰中上帝已经被歪曲了，不过他毕竟在寻找上帝。而别林斯基信仰科学，对科学的信仰又与对教会的信仰同样荒唐，如果不是更加荒唐的话（值得提一提黑格尔和他的一句话：“alles，wasist，istvernünftlich”[20]），而且无疑更为有害，因此别林斯基不需要任何神。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可以写文章的题材啊！[21]［……］

三月九日 昨天未记日记，而且什么也没有写。只口授了一封给一位神父的不错的信。[22]根据切尔特科夫的母亲的请求，皇上决定缓期执行放逐。切尔特科夫身体衰弱，精神状态也不大好——他舍不得家人，舍不得事业。可是他了解自己。而这是主要的。［……］

三月二十日 ［……］今天觉得很好，这是许久以来没有过的。切尔特科夫情绪沮丧，我为他也为自己难过。越来越痛切地感到需要为grandmonde[23]、也只为它写作。伊万·伊万诺维奇要出一系列小册子的设想[24]大大加强了我这种愿望。今天一上午读有关克里希纳的神话[25]。我所摈弃的（我指的是我们的圈子）对人民大众来说恰恰是绝好的东西：在别国人民中间流传的、类似基督传说的神话。我们决定出版：（一）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概述，（二）关于克里希纳的传说，（三）克里希纳名言。然后还可以出版：（四）罗摩克里希纳[26]、维韦卡南达等现代人名言。然后是：（五）中国概况和三教，（六）佛教，（七）儒教，（八）道教，（九）穆罕默德名言，（十）巴布教派[27]。［……］

四月一日 昨天切尔特科夫走了。我本想送他，但是人很虚弱。什么也没有写，开了一个头就丢下了。心绪一度十分恶劣，现在也不敢说好。这疯狂的生活（与农村的贫困生活相比，说是疯狂的生活还不够）折磨着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注定要在这种环境中怎样度过余生。如果不在别的方面，那么在认识到自己不对这一点上我显然向前迈进了。奢侈令人痛苦，羞愧，毒化一切。儿子们与我志趣不同，和全家人（包括几个女儿）一样极其自信，这些都使我难过。［……］

还想到中等学校多么有害，把孩子们都教坏了（沃洛坚卡·米柳京的话——上帝是不存在的[28]），想到不能既讲授历史，数学，又讲授上帝的律法。这是一种没有信仰的学校。应该讲授道德学说。［……］

四月三日 ［……］我想在《儿童的智慧》里写遗产问题。还想给伊万·伊万诺维奇写两本小册子，[29]以及《帕维尔》。

四月八日 ［……］昨天和前天写《新生命》写了不少。但都是老生常谈，只不过别人和我都已忘掉。昨天还研究了孔子。[30]看来可以写。［……］

无论什么愿望，在意识到它出现了的时候问一问自己：这是谁的愿望，是托尔斯泰的还是我的，那该多么好，多么必要，多么有益啊。托尔斯泰要谴责某某人，觉得他不好，而我却不要。只消我想到这一点，想到托尔斯泰不是我，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托尔斯泰害怕疾病、责难，以及成千上万件对他有某种影响的小事。只消问问自己：我怎样看？一切就都完结，托尔斯泰也不会说什么了。你托尔斯泰想要或者不想要这个或者那个，这是你的事。但是不是照你的愿望办事，承不承认你的愿望正当合理，这却是我的事。而你知道，你应当而且不能不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你才能得福。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对我说来，这种把自己明确分为托尔斯泰和我的办法使我无比高兴，对善起良好作用。

今天什么也没有写，只是重读孔子。

四月十一日 两天没有写日记。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托尔斯泰渐渐占了我的上风。不过这是他胡说。我，只有我才是我，而他，托尔斯泰，是幻想，丑恶愚蠢的幻想。天气冷，下雪。昨天收到几封很好的信。真叫人高兴！我写了一些回信。一直未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答复布尔加科夫。[31]今天要尽力把复信写好。同女儿们相处很好。同尼古拉耶夫一起修改克里希纳。[32]今天想研究中国人，研究孔子。［……］

四月二十三日 ［……］早晨修改《谈〈路标〉》[33]。此文看来没有必要。不和善。

《阅读园地》里有一句话说，只能以爱待人，很使我感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却这句话，与人来往时总会想起它来，这很好。把自己一分为二的想法淡薄了。但有时还有。一直收到令人高兴的信。今天身体很不好。一上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读《路标》。语言令人吃惊。作者自己应该感到害怕。是一些生造出来的非俄语词汇，所表达的那些只能意会的新意又不清楚，不自然，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而且没有必要。这类词汇只在谈到不需要的东西时才可能有使用的必要。只在读者非常愿意猜谜时，这些词汇才被使用，也才有意义，而且总得带上一句附加语：“你当然明白，你我明白是什么意思。”

奇怪得很，斯特拉霍夫的短篇小说激起我写艺术作品的愿望。这是真正的愿望，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带着一定目的的愿望。它没有任何目的，或者说，它有并不宏大、但我也无法达到的目的：窥见人的灵魂。很想写。衰弱。

四月二十六日 前天开始写艺术作品[34]，写了许多，但是不好，没有重抄。然而我并未失望。我想修改，而且知道怎样修改。昨天修改了《权利》[35]。我以为结束了，可是今天改得更好。我还修改了论教育的文章，现在好多了。昨天读了洛津斯基的著作[36]，否定的地方写得很好，虽然有些牵强，不过结束语写得很差。［……］

四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能有的放矢地写下“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这句话，因为我感觉非常衰弱，睡了十个钟头，睡得非常好，但是感到一种过渡的临近——不是死亡的临近（死亡是一个糟糕的、被用坏了的词，同某种可怕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实一点也不可怕），而是一种重要的、好的过渡，一种大变化的临近。［……］这种临近大变化的状态，我要大胆地说，非常令人高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什么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谈《路标》的文章完全不值得写。论权利还可以写，论教育也可以写。艺术作品可写可不写。谈革命的文章非常非常需要。［……］

四月三十日 ［……］昨天索尼娅非常伤心地对我说，她从我的日记里看出我对她不满。我对此表示遗憾，她说我inthelongrun[37]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她说得对。更不必说，一切都好。我因使她不快而感到遗憾这一点也是好的。她要我注明，日记中涂掉的地方是我自己涂的。我很乐意这样做。[38]［……］

五月一日 昨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和莫吉列夫斯基来到。[39]莫吉列夫斯基的演奏好极了。我一直不停地流泪。早晨对论文[40]作了润色，似乎还不坏。

五月五日 昨天工作情况不好。甚至什么也没有做。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编写孔子和老子。不很清楚。［……］读老子对于我意义重大。甚至与老子完全对立的卑劣感情，即骄傲、想当老子的愿望，也很值得注意。他说得多好：最高的精神境界总是与完完全全的谦卑连在一起的。

五月七日 写论文，考虑《路标》。Dansledouteabsti-enstoi.[41]我打算放弃《路标》。[42]［……］

五月九日 ［……］晚上读文章和库普林的作品。极坏，粗俗，毫无必要地污秽。[43]［……］

我清楚地想象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一部戏剧，其中没有恶人、坏人，所有的人物都真诚地善良，都无罪。这多好，人们的善良和无罪多么清楚地显示出生活安排的不善和罪过啊。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我非常想做。［……］

五月十日、十一日 昨天未记。前天的事记不得了。想起来了，我写论爱的文章[44]。［……］

昨天起得很早。给特列古博夫写了点无关紧要的东西。但考虑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应该写封信请她想想自己的灵魂，想想真正的生活，让萨莎转交。[45]第二，不要交出日记，不要为生前出版而写什么。目前我只把我正在写的论爱的文章作为例外。那是需要的。我可能错了，也可能没有错，但文章十分重要。［……］

写给妻子[46]：原谅我吧。我已经原谅了你，但是即便在身后我也不能不说出生前我不敢说（怕你生气，以致使我来不及，甚至永远来不及帮助你）的话：你生活得很糟，对于你自己很糟，你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使自己失去最大的福分——爱。而你是能够，完全能够把一切都做得最好的。我多次在你身上看见这种萌芽。帮助你自己吧，亲爱的。只要你开始去做，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你的最好、最真诚的我会帮助你。［……］

五月十三日 ［……］吃早饭的时候索尼娅简直可怕。原来她读了《魔鬼》，勾起她的旧怨，使我也非常难受。[47]我走到花园里去。开始写我准备死后交给她的信，但是没有写完，扔掉了，主要是因为我问自己：有什么必要？我意识到，这不是在上帝面前为了爱而做的。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她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而我，感谢上帝，使她消了气，我流下了眼泪，我们两人的心情都好了。

五月十五日 ［……］刚才出去，外面只有一个人，是阿法纳西的女儿[48]，来讨钱的。后来阿尼西娅·科佩洛娃在花园里找到了我，跟我谈树林和儿子的事，再后来是另一位科佩洛娃，她丈夫蹲监狱了。我又开始考虑人们怎样议论我。“他假装把什么都交给家里人了，而他自己只顾自己快活，谁也不帮助，”——我觉得委屈，想出走，似乎我不懂得应该在自己心中的上帝面前生活，生活在主里面，不仅不应该去管人们在议论什么，而且要以辱为乐。啊，我坏，我坏。只有一点好，那就是我懂这道理，不过不总是明白的，今天才想起来。好吧，我坏，我要努力变得不那么坏。刚才控制不住自己，以懊丧的心情把科佩洛娃打发走了，她是在我开始写日记的时候找到我的。艾恩罗特[49]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而且认真的人，他谦虚，朴实，有深度。塔涅奇卡[50]病了，惊动了所有的医生，为她大把大把地花钱，而村子里的人却穷死饿死。是的，不能出走，不应该，可我还是想死，虽然明知不好，非常不好。昨天修改了论文《革命》[51]……还不错。［……］

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本打算不写了。可是一提起笔却又写了相当多。也许，能写出点什么来。[52]只是我还不知道细节。［……］

五月二十九日 ［……］很想在《无罪人》一文里说明，所有的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而对别人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六月十一日 ［……］读巴枯宁谈马志尼的文章[53]。觉得有许多许多话要说。［……］

六月十七日 一早起来，觉得身体好多了。很虚弱，走了走，喝足了咖啡，记了日记。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艺术作品不吸引我。谢天谢地，我在这方面也有了进步。我已不去苦苦思索写什么，到底写不写，而是顺从我的心意，我想，既然我的心不追求别的什么，现在追求的便是对的。

六月二十日 昨天除修改《唯一的圣训》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同巴济列夫斯卡娅姊妹谈得很不错。[54]所有这样的人多么可怜。

［……］还有，昨天读恩格斯论马克思[55]……夜里在梦中对唯物主义进行了清楚、简单、谁都明白的批驳，因此惊醒。醒时的思想不像梦中那么清楚，但还留下一些。那就是：唯物主义者必须作出有造物者存在的荒唐假定，才能对物质作出解释，说明一个个的生物怎样由物质构成，其中第一个就是我，而我具有感情和理智这样的特性。

而非唯物主义者很清楚，我称之为物质世界的一切，是精神的“我”的产物。对于他们，主要奥秘是我与其他生物的分离。［……］

六月二十三日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朗读了《唯一的圣训》。反应是沉默和明显的不感兴趣。

［……］睡得很好。醒来以后想昨天的事。现在该明白了，如果你想为他人服务，那么就要为grand monde，即为劳动人民工作，你写作时要以他们为对象。［……］

六月二十六日 ［……］越来越想写《叶夫多基姆的死刑》[56]。［……］

七月三日 两天没有写日记。六月三十日去找切尔特科夫。高兴的会面。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七月一日早晨就教育问题给一位农民写了一封很不错的回信[57]。还没有写完。［……］

七月十一日 ［……］昨晚也写信，然后写《论科学》，主要的是，似乎写完了《唯一的圣训》和信件。前天的事我只记得骑过马。不记得了。累了。决定去斯德哥尔摩。[58]精神方面很好。

七月十二日 ［……］昨晚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谈出版和追究法律责任问题，使我很难过。[59]如果她知道，而且明白，她一个人如何毒化了我一生最后的时日，那就好了。我既不会说，也不相信任何的言词会对她起什么作用。

从一清早至喝咖啡的时刻修改《论科学》，精力已经耗尽。大脑疲惫。早晨在床上为和平大会写了点东西。［……］

七月二十日 ［……］刚才为了斯德哥尔摩大会而重读给瑞典人的信[60]和《天国》[61]。话似乎都讲了。不知道还说什么。正考虑一些可以讲而且应该讲的东西。再看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重读我这些旧文章的时候，我确信我现在写的东西要坏些，差些。不过我并不因此伤心。相反，我将尽量少写。另外一项更重要、更必须做的工作摆在我面前。帮助我吧，我的上帝。

七月二十一日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从昨晚起就不适，而且烦躁，直到两点我都无法入睡，醒来感到虚弱。我是被唤醒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彻夜不眠。我到她那里去了。她有点疯疯癫癫的。说杜尚给她下了毒药，等等。我得告诉她斯塔霍维奇来了信，[62]因为她认为有些事情我瞒着她，而这封信使情况变得更糟。我累了，再也受不了啦，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病人，觉得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怀着爱心理智地对待。此刻我只想离开，完全不参与。别的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已经认真考虑过逃走。好啦，拿出你的基督精神来吧。C’estlemomentoujamais.[63]可是我非常想出走。我在这里未必对谁有什么用处。牺牲是痛苦的，却又害一切人。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教我如何去做。我只愿按你的意志，而不是按我的意志去做。我一边写一边问自己：这是真心话么？我没有在自己面前卖弄么？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

［……］只记下一点：

对一个人说来，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生活的中心就是丧失理智，疯狂，偏差。

七月二十三日 ［……］我决定交出土地。昨天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谈过。[64]摆脱这龌龊的、罪恶的财产有多难啊。［……］

读了一篇关于死刑的极好的短篇小说[65]。［……］

七月二十六日 ［……］午饭后我谈起去瑞典的事，引起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她要服吗啡自杀，我从她手中夺过来，扔在楼梯下。我斗争了。但是当我躺在床上平心静气地思考一番之后，我决定取消此行。我去告诉了她。她可怜，我真心怜悯她。［……］

八月一日 前天去科尔普纳。弄错了。似乎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晚上布图尔林[66]和戈登魏泽尔来。昨天翻译《大会》[67]，同萨莎一道骑马。晚上朗读为大会准备的发言，不好。今天修改。好了一些。很难过。想必是，甚至一定是我的过错。今天好些。还没有放弃那个计划[68]。［……］

八月十一日 ［……］读康德，[69]一直在考虑运动和物质，空间和时间。［……］

八月十八日 ［……］读孟子[70]和收到的信件。［……］

八月二十日 ［……］今天醒来仍旧虚弱，思维也不活跃。迎着马匹走去，一路上只想一个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不断写文章谈一件事，想必已经使所有的人厌烦，正像克罗夫特·希勒[71]一样。我应该默默无语地过日子。如果要写，如果非常想写，也只写艺术作品，那是常常吸引我的。自然，我写作不是为了得到好评，而是为了向更广大的听众说出我想说的话。我讲话也不是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是促使自我完善。［……］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醒得早。非常、非常虚弱。开始读波蒂埃谈中国的书。收到一些很好的善意的信，我真不配。什么也不想写。［……］

八月二十四日 散步走得很远，很愉快。考虑生活里确实存在什么。记在小本子里了。又是什么也没有写。读《福音书》，好极了。对果戈理也有好感。特别喜欢愿意拥抱人类而不是拥抱个人的思想[72]。

［……］晚上读孔子[73]，同伊万·伊万诺维奇谈出版宗教书籍和几戈比一本的小册子《每日必读》，谈得很多，很好。

八月二十五日 ［……］非常重要。虽然这样做很不谦虚，我不能不写下面这段话。我恳求那些收集我的便条和信函、记录我的谈话的朋友们，不要认为我有意不付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读孔子、老子、佛（对《福音书》也可以这样说），发现除了形成一个学说的深刻、连贯的思想以外，还有些最怪诞的言论，或者是脱口说出的，或者弄错了。而这些怪诞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和言论，正是学说所揭露的人所需要的。不要坚持这些。任何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会说十足的蠢话，可是人们却将这些话记下来，然后时时引用，视为最重要的权威。［……］

九月四日 莫斯科 昨天我们顺利抵达。［……］如果一个人在领略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觉得似乎是他自己创造了这样美好的东西，不仅似乎，而且确实体验到一种欢乐的感情，这件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在音乐里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在这一点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看出艺术的主要意义——结合。艺术家的“我”与所有领会他的作品、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我”融合起来。［……］

九月九日 睡得很少。一早就出了门。情绪很好。一切都使我产生悲悯之心。遇见一个卡卢茨克农民。专门作了笔记。[74]似乎只有我会受到感动。后来我又遇见一个赶大车的，一个步行的，两人见我是老爷，脸上都露出恶狠狠的、仇恨的表情。我真难过极了！我多么想摆脱这种处境啊！可是看来我就得像这样一直到死。回家以后我记下了这件事，接着看了《答一位波兰妇女》[75]，结束了。还看了《老子》[76]，也结束了。补充了报告。[77]现在写完这篇日记就去吃饭。［……］

九月三十日 ［……］布朗热来过，同他谈孔子。[78]［……］

十月十日 ［……］晚上读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印象仍然是十分明确的。早期的短篇小说写得好，近期的则经不起任何批评。[79]［……］

十月十四日 ［……］读安德烈耶夫的作品。记不起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二）一件艺术品只有在领略它的人除了他看到、听见或理解的以外不能设想任何别的东西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艺术品。领略它的人要有一种类似回忆的感觉——似曾相识，接触过多次，早就知道，只是说不出来，而现在别人向他说出来了。主要的是，他觉得他听见、看见、理解的这东西，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而只能是他此时所领略的这样。如果领略艺术品的人觉得艺术家展示给他的东西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他看得见艺术家本人，看得见他怎样随心所欲，那么就没有了艺术。

（三）某些艺术（音乐，戏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绘画）具有两重性，即思想（艺术的任务）与表演、表达分离。音乐的作曲与演奏，戏剧的剧本创作与表演，绘画与其他造型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构思与表达分离，在插图中则完全分离。在这些有两重性的艺术中常常可以遇到虚假的艺术，一方面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是音乐家或演员或画家的出色表演或表达。戏剧和音乐尤其如此。有些剧作家（安德烈耶夫便是其中之一）和作曲家不关心剧本或音乐作品的内容、意义，有无新意，是否真实，却把希望寄托在表演上，把自己的作品弄得便于表演，追求表演效果。［……］

十月十九日 ［……］读《俄国思想》刊登的《白马》、《白桦》和诗。我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个疯人院，而我却重视这些读者和作家的意见。[80]惭愧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十月二十一日 ［……］开始写《一个神父的笔记》。能写成一篇很好的东西。也许我能写出来。[81]想写这一篇和《一个仆人的笔记》[82]。

［……］刚才同萨莎[83]说话。她谈到孩子们的贪婪，说他们指望我死后得到我的作品，就是说，指望我死。我真可怜他们。我活着的时候就把财产全部交给了他们，以免他们受诱惑，盼我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希望我死。是的，确实是这样。人是有理智、会说话的生物，如果人使用这二者来过动物一样的生活，那就太不幸了。我这是在责备他们，不好。既然他们这样生活，那就说明他们不可能按别的方式生活。而我却指摘他们。还有，我想写艺术作品。可以把话都说出来，使自己轻松一些，又不责备任何人。［……］

十月二十四日 ［……］读高尔基的作品[84]。非驴非马。［……］

十月二十五日 昨晚读高尔基的《小市民》。毫无价值。［……］

十一月九、十日 晚上读高尔基的作品。他熟悉黑帮民众，语言极好，我指的是人物对话。[85]但心理描写完全是任意的，没有根据，也就是说，随意将一些感情和思想强加给人物，而且多半是英雄的心理。此外环境也十分缺乏道德。还有，对学问奴隶般地尊崇。

［……］晚上在家读完高尔基。全是臆造的，不自然的，博大的英雄情感和矫揉造作。然而很有才华。他同安德烈耶夫一样，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应该写诗，或者像安德烈耶夫所作的抉择那样，写剧本。诗歌容许含糊，戏剧则有布景、道具和演员，这些都能救他们的命。契诃夫也是这样，但他有喜剧性。［……］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午饭后读论高尔基的文章。奇怪的是，我对他有一种不好的感情，我正努力克服。如果要为自己辩解，我可以说，那是因为他同尼采一样，是一位有害的作家。他天赋很高，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同时又很自信，他的自信因得到以他为代表的我们这个“有教养的”世界的支持而进一步传染这个世界。例如他的一句名言：你信上帝就有上帝，你不信上帝就没有上帝。这句话很糟糕，却又使我深思。我常说常写的那位自在的上帝是否存在？真的可以说，如果你相信这位上帝，他就存在。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因此在基督所说的爱上帝也爱他人这句话里，我总觉得爱上帝是多余的，与爱他人不相容，不相容的原因是，爱他人非常清楚，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而爱上帝却相反，非常不清楚。承认有自在的上帝是可以的，但是爱他呢？……这其中有我常常感受到的对《福音书》上的词句奴隶般地听从。

上帝是爱——这话不错。我们认识上帝只是凭着我们在爱这一点。至于说上帝是自在的，这只是一种推论，常常是多余的，甚至有害。如果别人问：有没有自在的上帝？我应该说而且也会说：大概有，但是我对这位自在的上帝一点也不了解。作为爱的上帝就不一样了。这位上帝我确实知道。对我说来他是一切，他说明我为什么活着，他是我的生活目的。［……］

十二月三日 ［……］晚上全神贯注地修改墨翟。也许很好。[86]［……］

（一）要成为语言艺术家，必须在精神上能上能下。这样他就能了解一切中间层次，能够在想象中像处在各个不同层次上的人那样生活。

（二）我不喜欢像歌德的《浮士德》之类的作品那样，用艺术，用戏剧的形式来回答宗教、哲学、伦理学问题，我甚至认为这类作品从诗歌的角度来说也是拙劣的。对这些问题应该避而不谈，要谈也要极其谨慎小心，不能考虑如何使言词动听，尤其不能要韵律。［……］

十二月十九日 ［……］早晨散步，考虑应该停止为听而不闻的“有教养者”写作了。要为grandmonde——人民大众写作。我计划大约写十篇文章：（一）谈酗酒，（二）谈骂人，（三）谈家庭纠纷，（四）谈分家，（五）谈贪财，（六）谈真实，（七）谈打人、斗殴，（八）谈妇女，尊重妇女，（九）谈怜爱动物，（十）谈清洁的都市生活，（十一）谈宽恕。[87]我当时不是这样考虑的。现在记不得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读《多情客游记》。它使我回忆起青年时代和对艺术的要求。[88]

[1]短篇小说《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的主人公。

[2]指《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作者于一月十三日动笔写作。

[3]一月五日作者用戏剧形式写《凶手是谁？》的开头，标题为《帕夫卢什卡》。

[4]十九世纪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家。认为大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主张过和大自然一致的质朴而明哲的生活。

[5]十一日晚戈登魏泽尔在托尔斯泰家里演奏肖邦的作品。

[6]作者不久就用这题材写了《报纸的花招》一文。

[7]根据东正教主教公会的密托，图拉主教帕尔费尼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企图让托尔斯泰返回官方教会。

[8]帕尔费尼主教告诉托尔斯泰夫人，她的丈夫死后不能按教堂仪式下葬。他又说：“虽然如此，伯爵夫人，如果列夫·托尔斯泰病危，还是请您通知我。”

[9]指俄国作家米·彼·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包括《血迹》、《下级准尉戈洛洛博夫》、《库普里扬》等。

[10]托尔斯泰对阿尔志跋绥夫、高尔基、安德烈耶夫和库普林的评价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一九〇八年他读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萨宁》后，在给莫·缅·多克希茨基的信中写道：“对于人类最优秀的人物和大智大慧者在解决各种人生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作者显然不仅不了解，而且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他不仅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对如何解决也没有任何想法。”关于库普林，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曾说：“库普林是真正的艺术家，伟大的天才。他提出的人生问题，比他的同行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等更深刻。”

[11]指谢·彼·斯皮罗写的通讯《列·尼·托尔斯泰与帕尔费尼主教》的校样，发表在《俄国言论》一九〇九年第二十八期上。

[12]农民叶廖明的来信。

[13]后改题《报纸的花招》。

[14]是用儿童与成年人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宗教道德观。

[15]即短篇小说《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

[16]国家杜马成员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之女。

[17]警察当局决定让切尔特科夫离开图拉省，因为他在那里“危及社会平静和安宁”。

[18]托尔斯泰夫人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抗议当局放逐切尔特科夫。

[19]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信中的一段：“迷信随着文明取得一个个成就而逐渐成为过去，但宗教信仰往往与这些成就并存。法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直到今天，在开明、有文化的法国人中间还有许多真诚的、狂热的天主教徒，而许多人在脱离基督教以后，还紧紧地抱着某个神不放。”

[20]德语：“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21]文章没有写成。作者对果戈理、别林斯基以及其他作家的评价往往前后矛盾，反映出他本人的艺术观存在矛盾。

[22]科祖博夫斯基神父劝作者“返回教会”，作者口授了这封复信给他。

[23]法语：大众。作者指劳动人民。

[24]媒介出版社编辑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打算出版一系列谈东方宗教的低价小册子。

[25]指印度哲学家巴巴·布哈拉提所著《克里希纳，爱之神》一书，一九〇四年纽约版。

[26]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印度宗教思想家。

[27]巴布教派于一八四四年创立，在近东传播其教义。其信徒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将土地交给农民，主张人人平等，爱人如己。

[28]作者小时候，他的同伴沃洛坚卡·米柳京曾经告诉他，“中学里有一项新发现：……上帝是不存在的，教给我们的都是谎话”。

[29]作者打算写两本介绍孔子和老子的通俗小册子交给媒介出版社出版。

[30]作者重读一八五二年巴黎出版的《东方神圣宗教》一书中有关孔子的几章。

[31]瓦·费·布尔加科夫（1886—？），一九〇九年担任作者的秘书。作者就教育问题给他写的这封复信后来扩展成论文《论教育》。

[32]根据托尔斯泰的建议，尼古拉耶夫编译了巴巴·布哈拉提所著《克里希纳 爱之神》一书，准备交媒介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进行了编辑加工，并写了前言。但小册子未能印行。

[33]《谈〈路标〉》一文尖锐批评了刚刚出版的文集《路标》，该文集中的文章是一批接近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哲学家撰写的。

[34]指中篇小说《世上无罪人》。

[35]彼得堡大学生伊·克鲁季克请作者就民意党人约·伊·彼得拉日茨基所著《权利论》一书发表意见。作者给这位大学生的回信发展成论文《给一位大学生的谈权利的信》。

[36]指《欧洲和俄国工人运动的总结和展望》。

[37]英语：归根到底。

[38]根据夫人的请求，作者曾将他在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间写的日记涂去四十五处。见前注。

[39]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是画家，亚·雅·莫吉列夫斯基是小提琴演奏家。

[40]指《不可避免的转折》。

[41]法语：有怀疑就别干。

[42]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在日记中曾经提到，托尔斯泰写文章尖锐批评当时刚出版的文集《路标》，可又不想发表，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使文集文章的作者，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难过，另一方面也因为文集引起很大的争论，而托尔斯泰不想卷入争论。

[43]作者读俄国作家亚·伊·库普林描写妓女的悲惨生活的中篇小说《火坑》。他就这部小说指出：“厚颜无耻的粗俗削弱而不是加强艺术效果。”

[44]五月九日动笔的《论爱》一文于七月十五日脱稿，改题为《唯一的圣训》。

[45]作者想写一封信给妻子，让小女儿萨莎在他死后转交。

[46]在笔记本里，这段话前面加了一个标题：《给索尼娅的信》。

[47]中篇小说《魔鬼》使托尔斯泰夫人想起她的丈夫婚前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农家女子的暧昧关系。

[48]农民阿法纳西·阿格耶夫的女儿。

[49]一位东方学家。

[50]作者的外孙女，生于一九〇五年。

[51]即《不可避免的转折》。

[52]指写《世上无罪人》。

[53]指《致意大利友人书》，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写给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一日马志尼召开的工人大会的一封信。马志尼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民主共和派领袖。

[54]作者同她们谈人生的意义，妇女的使命。

[55]作者读马努伊洛夫为一部百科词典撰写的条目《恩格斯》，其中引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论述。

[56]中篇小说《世上无罪人》的新稿标题。

[57]答农民费·安·阿布拉莫夫关于现代科学的意义的提问。后来作者将复信写成论文《论科学》。

[58]七月六日作者收到请柬，请他参加八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和平大会。他接受了邀请，开始准备在会上作的报告。

[59]彼得堡一个出版商未经托尔斯泰夫人同意便印行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死》和《童年》片断，她准备向法庭起诉。

[60]指一八九九年作者给一些瑞典知识分子写的信。

[61]即《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62]国家杜马成员斯塔霍维奇告诉作者，作者在一封信里尖锐批评瓦西里奇科夫公爵田庄上对农民的非人待遇，冒犯了公爵。作者七月二十一日给斯塔霍维奇的信解释说，他批评的不仅是公爵田庄上的做法，而是整个土地所有制的非法性。

[63]法语：现在不做就永远做不成。

[64]作者想在遗嘱中写清楚，他完全放弃财产，并将以前归他所有的土地全部交给农民。他同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作客的司法界人士伊·瓦·杰尼先科谈过这问题。

[65]卡兹米切夫所著《在绞架旁》。

[66]亚·谢·布图尔林，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67]作者将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作的报告译成法语。

[68]七月三十日晚上，作者告诉杜尚·马科维茨基，他计划秘密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国外某地去，并同他商量了护照问题。马科维茨基建议托尔斯泰去捷克或斯洛伐克。

[69]作者重读康德的论文《仅在理性范围里的宗教》。

[70]指詹姆斯·莱克的三卷著作《中国经典作家》（英文本）第二卷：《孟子的生平和创作》。

[71]英国人克罗夫特·希勒不断寄去他的神秘主义著作《超基督教义问答》一书的大量附录，使托尔斯泰厌烦。

[72]果戈理的《复活节》一文的思想。

[73]指詹姆斯·莱克的《中国经典作家》第一卷：《孔子的生平和学说》（英文本）。

[74]后来作者就此事写了《同一个路人的谈话》一文。

[75]斯捷范尼娅·利里乌用德文写信给作者，请他发表谈话保护受压迫的波兰人民。作者的回信扩展成论文《答一位波兰妇女》。

[76]作者编辑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 列·尼·托尔斯泰选》一书，并写了题为《老子学说要点》的前言。此处指他修改该书的校样。

[77]作者补充了准备拿到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去的报告，交给叶·施米特去柏林一个文化名人报告会上朗读。

[78]媒介出版社工作人员帕·亚·布朗热编写了《各时代各民族的卓越思想家们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一书，由托尔斯泰主编。托尔斯泰看该书校样，并作了一些修改。

[79]作者读过的安德烈耶夫的作品，至今保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作者对安德烈耶夫的某些小说作了如下的批注：《曾经有过》——没有内容，只有场景；《沉默》、《瓦利亚》——好极了；《河上》，《到黝暗的远方》——很美；《节日》——写得好；《基督徒》——是一篇很好的小说；《野兽的诅咒》——开头令人赞叹，可是结尾没有意思；《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差劲；《恶犬》——一般；《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和《黑暗》——差劲，心理方面写得不对头，废话多。

[80]《俄国思想》杂志一九〇九年第一期刊登了鲍·萨温科夫（1879—1925，曾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篇小说《白马》，费·索洛古勃（1863—1927）的短篇小说《白桦》，亚·勃洛克（1880—1921）和其他俄国诗人的诗作。

[81]没有完成。

[82]农民诺维科夫在一个公爵家里当差二十六年后，写了《一个仆人的笔记》。托尔斯泰读了手稿，赞叹它的诚挚和真实，也想用笔记的形式写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但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83]作者的小女儿。

[84]指《小市民》和其他作品。

[85]作者可能读的是高尔基写底层人物的早期短篇小说。作者用了“黑帮”一词，但显然没有赋予它以政治涵义。

[86]布朗热根据托尔斯泰的建议，为媒介出版社编写了介绍墨翟的小册子《兼相爱说》。托尔斯泰修改了校样。

[87]在作者的笔记本里，只有《谈酗酒》一篇开了头。

[88]托尔斯泰重读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多情客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游记》。一八五一和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曾将这部作品译为俄语。

一九一〇年

一月六日 来信很多，有趣的很少。电影摄影师到。我稍稍修改了《梦》和《穷人》[1]，决定就这样寄给切尔特科夫。一般说来，应该停止写作，并且不再关心写出的文字。［……］

一月十三日 收到的信很一般。《乡村三日》全部重读完毕。看来要写完了。［……］

午饭后去看萨莎[2]，她病了。［……］从她那里拿了一本高尔基的作品。读了，很糟。但主要的是，我不应该对这种错误的评价感到不快。应该只看他好的一面。[3]［……］

一月二十三日 ［……］拿起《每日必读》，编了一点。但是这件事越做越使我反感。应该承认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没有必要的，得尽快摆脱。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这就去吃饭。饭后又编我讨厌的《每日必读》。打文特牌。

二月五日 ［……］好歹编完第五本小册子：《爱》[4]。散过步。讲出我生活中的痛苦的想法很吸引我。惭愧的是，一位女大学生的来信谈到《转移财产》使我不快。[5]这就去吃饭。

二月十一日 ［……］前天布朗热来过。应该给他写佛的前言。[6]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主要的是，使人们疏远、苦恼的世间种种罪孽（其中也有我的罪孽）所造成的痛苦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暴露。今天通过《一个仆人的笔记》我对这一点考虑得特别明确。可以写得很好！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合适。[7]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走了。《阅读园地》卖得很贵，对此我昨天同她谈了我的希望和不快。她说那她就什么也没有了，一口拒绝。［……］

二月十七日 活着。收到一位基辅大学生写的令人感动的信，他劝我离家出走，过贫苦的日子。[8]

二月二十五日 ［……］从头到尾写完了短篇小说《霍登广场》，很糟糕。[9]［……］

三月二十三日 身体很好。信件。编小册子的工作很乏味。就自杀问题写了一封信[10]。也不喜欢。想为捷利亚京基写一个剧本。[11]这就去吃饭。洋琴手来了，很讨人喜欢。

三月二十五日 步行很远。遇见杜纳耶夫。心情忧郁。一些想法使我激动。我不是没有力量加以表述，就是找不到适当的形式。柯罗连科就死刑问题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12]骑马了。晚上在牌桌旁消磨时光，心里很难受。该停止了。这就去睡觉。

四月三日 ［……］睡得很多，但是越来越乏力。现在五点钟。刚刚醒来。信函很多，答复了几封。一早就想写怎样埋葬我，下葬时宣读什么。可惜没有记下来。我感到死亡越来越近。毫无疑问，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所有的人大约都是如此。全人类的生命也一样。全部生命、任何生命的实质与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也只在于它的精神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这样去做，你就会知道，你在做你应份做的事：你本身精神化并以你的生命多多少少促进普遍的精神化，即完善。［……］

四月十日 ［……］（一）如果你生别人的气，那么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好？如果你生动物的气，那么最可能的是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如果你生物品的气，那么你应该知道，问题都出在你身上，你应该控制自己。

［……］（三）我把财产交给孩子们，罪过太大了！我害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女儿们在内。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四月十七日 ［……］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很好的信，以及一份中国杂志。杂志很吸引我。[13]［……］

四月二十日 ［……］晚上读甘地论文明。很好。［……］

四月二十一日 ［……］读一本谈甘地的书[14]。很重要。应该给他写信。随后米沙来了，接着是安德烈耶夫到。这人不大有意思，但待人和蔼可亲，不那么板着面孔。［……］

五月十二日 ［……］个人和民族多么容易掌握那些被称为文明，真正的文明的东西啊！上大学，修指甲，让裁缝和理发师为他服务，出国走走，就成为最文明的人。对一个民族说来，多一些铁路、学院、工厂、无畏战舰、堡垒、报纸、书籍、政党、议会，就成为最文明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都抓文明，而不抓教育，个人和民族都是如此。前者容易抓，不需要费力气，又能得到赞扬，而后者却相反，需要紧张的努力，不仅得不到赞扬，还总是被多数人鄙视和憎恶，因为它揭穿文明的谎言。［……］

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一早，不对，是昨天夜里醒来，记下十分强烈的新的感觉：

（一）我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这整个世界的偶然性。那么明白、简单、理智、善良的我，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混乱、复杂、疯狂、恶毒的世界上？为什么？

（二）（关于法庭）真希望这些不幸、愚蠢、粗鲁而又洋洋得意的恶人明白，他们穿着制服，坐在铺了绿色呢子的桌子后面，煞有介事地重复、分析印在侮辱人类的坏书里的毫无意义的词句时，他们在做什么；真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称之为法律的，不过是对写在所有人的心里的永恒律法的粗野嘲讽。在被称为教堂的地方毫无恶意地射杀飞鸟的人，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判处流放和苦役，而这些人却不断地亵渎世上最神圣的东西——人的生命，并且以此为生。沙皇教他天真无邪的儿子杀人。基督徒也这么干。士兵逃走，不愿服役，因为他不需要当兵。啊，多么需要写、多么想写这个问题啊。

六月一日 ［……］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粗暴斥责与他的想法不一样的人，那放肆态度很有教育意义。[15]［……］

六月十六日 ［……］三点钟去梅谢尔斯克村看望疯子。[16]是切尔特科夫送我去的。我到了每间病房。还没有整理我的印象，因此现在不写什么。而印象没有我期待的那样强烈。看了一点小册子《罪孽，诱惑，迷信》的清样。[17]很想摆脱这工作。萨莎好了一些。收到几封没有意思的信。读库普林的作品。很有天才。《麻疹》没有写好，但形象鲜明，真实，质朴。［……］

［六月二十三日］ 活着。现在是早晨七点钟。昨天刚刚躺下，还没有睡，便来电报：“请于二十三日来。”[18]我决定走，由于有机会做自己的事感到高兴。上帝帮助我吧。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情况比我预料的糟，歇斯特里症发作，激怒。无法形容。我的态度不很坏，也不算好，不温和。［……］

六月二十四日 ［……］同索尼娅进行一次痛苦的谈话之后出门散步。屋前有花，几个赤脚的、健壮的姑娘在清扫。然后运干草和浆果回来。她们欢乐，宁静，健康。想画两幅图。[19]［……］

［七月七日］ 活着，然而是恶劣的一天。所以恶劣是因为我仍然不振作，不工作。连校样也没有改。骑马去看切尔特科夫。回到家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正在发脾气，怎么也不能使她平静下来。晚上读书。戈登魏泽尔和切尔特科夫很晚才来。索尼娅同他谈过，但未能平静下来。深夜我同她谈得非常好。几乎一夜没有睡。

七月十一日 勉强活着。可怕的夜晚。到四点钟。最可怕的是列夫·利沃维奇。[20]他像骂小孩似的骂我，命令我到花园里去找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早晨谢尔盖[21]来。除小册子《游手好闲》以外没有做任何工作。步行，骑马。看见列夫就不能心平气和。我还是不好。可怜的索尼娅安静下来了。病很重，很厉害。上帝，求你帮助我怀着爱心去承受吧。现在我只是勉强承受。［……］

七月十四日 非常难过的夜晚。一早开始给她写信，写完了。[22]到她房里去。她所要求的，正是我允诺并且给予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太软弱，让步太多。但我别无办法。他们去取日记了。[23]她还是那样激动，不吃不喝。我编小册子，编好三册。然后去鲁达科沃。我对列夫不能和善亲热，而他什么也不理解，毫无觉察。萨莎取回日记。去了两次。现在索尼娅平静下来，谢了我。［……］

七月十五日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我活着，不过很难受。早晨她又为我要逃走而生气，要我把锁日记的钥匙交给她。我说，我讲过的话决不更改。令人非常、非常难过。这之前我看完了小册子的清样。只剩下一册的一部分。和杜尚一道出门。晚上来了一个美国人，还有切尔特科夫，戈登魏泽尔，尼古拉耶夫。索尼娅是平静的，但令人感到随时可能发作。这就去睡觉。有点东西要记，以后再说。

［七月十八日］ 活着，但不好。仍旧衰弱。完全不工作，只写了几封极不重要的信，读帕斯卡。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激动起来。“我背叛了她，所以把日记藏起来。”后来她又因为折磨我而感到遗憾。对切尔特科夫怀有抑制不住的仇恨。我觉得我对列夫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疏远感。我要告诉他sonfait[24]，尽量怀着爱心去谈。来了一位让人受不了的作家先生。我骑马去齐赫文斯科耶村，非常疲倦。晚上戈登魏泽尔和切尔特科夫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这就去睡觉。

七月二十日 自我感觉不好。坐在云杉林里的长凳上，写信给切尔特科夫。[25]大夫来了。［……］

七月二十二日 睡得很少。完全没有工作。早饭前睡着了。同戈登魏泽尔一道骑马。在树林里写东西。[26]好。家里又是发脾气，吵闹。午饭时情况更糟。我都承担了，叫她出去散步，使她平静下来。切尔特科夫来过。不自然，令人痛苦，难过。忍耐吧，好汉。读拉布吕耶尔[27]。

七月二十四日 健康情况和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态度还是老样子。身体好了一些。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关系更坏了。昨晚她寸步不离我和切尔特科夫，不让我们两人单独谈话。今天又是这样。但是我站起身来问他是不是同意我在给他的信里说的话。她听见了，问我说了什么。我说不想回答。她便气冲冲地离去。我毫无办法。我自己已经难过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什么事情也不做。信件都无关紧要。读些没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去睡觉，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平静。

二十五日 索尼娅一夜没有睡。她决定走，到图拉去，见了安德烈，回来完全好了，但是疲惫不堪。我的身体仍旧不好，不过稍稍强了一些。完全没有工作，也不想工作。同列夫谈过话。毫无用处。［……］

七月二十七日 还是那一套。然而好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安德烈来问，有成文的东西没有。[28]我说我不想回答。真难受。我不相信他们只要钱。这真可怕。但对于我只有好处。谢廖沙来了。［……］

七月二十八日 身体仍然不好——肝病，没有脑力活动。家里平静。佐夏来。同杜尚一起骑马，谢廖沙也去了。谢天谢地，一切都被夸大了。再说，我已经没有坦率的、普普通通的日记。应该开始记。[29]［……］

八月五日 将死之人的话特别有意义。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死亡，老年特别明显。让老人记住，他的话可能特别有意义。

［……］有些传教士为了使“野蛮人”开化，为了教导他们，便向他们传播自己教会的信仰。这些传教士的厚颜无耻和疯狂实在可怕，或者说令人吃惊。

［……］不幸的不是被别人伤了心的人，而是想使别人伤心的人。

任何一个人永远都处在成长过程中，因此不能弃绝他。但是有些人按他们的现状说来同我们如此格格不入，如此疏远，以至我们只能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他们，就是说，爱他们，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却不与他们为伍，不要求他们理解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这样对待他们会遇到一个困难：小孩子本来应该热爱知识，真诚，可是这些孩子却不感兴趣，否定他们不理解的东西，而主要的是，他们有一种最使人难受的自信。

八月七日 情绪低落。打算写东西。论疯狂。什么也做不成。早晨请柯罗连科同我走走，谈得很好。他聪明，但迷信科学。随后我骑马。浑身湿透。在苏希宁家烤干衣服。戈登魏泽尔在家，家里令人难过。［……］

八月二十三日 精神饱满地散步，思考。给孩子们编了一个童话故事。而且用《一视同仁》这个标题，还有各种人物。我决定写童话。[30]［……］

八月二十九日 又白白过了一天。散步，信函。倒也思考了，而且思考得不错，但是思想不能集中。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非常激动，到花园去，一去就不回来。过了十二点钟才回来。又要同我谈清楚。我很难过，但忍住了，她也平静下来。她决定今天走。好在萨莎决定同她走。她非常动情地同我们告别，请所有的人原谅她。我非常、非常怜爱她。收到一些很好的信。现在准备睡觉。给她写了一封短信。

九月三日 ［……］家里的气氛仍然沉重得让人受不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沉住气！我正努力。［……］

九月七、八日 ［……］只给一个印度教徒写了一封信，[31]给一个俄国人写信[32]谈勿以恶抗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脾气越来越坏。叫人受不了。但我沉得住气。目前还不能心平气和地做我应该做的事。害怕预料中的切尔特科夫的信。[33]七日可爱的阿布里科索夫夫妇、电影摄影师来，今天八日，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佐夏以外，都去诺沃西利了。我在阳光下散了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一定要电影摄影师德兰科夫把她同我一起拍下来。看来我干不成工作了。心里不平静。什么也没有写。在园里散步，记下一些想法。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也收到他的信。在此之前已就我的出行一事进行过令人非常难受的谈话。我坚持我的自由。我想走便走。很愁闷，自然是由于我不好。这就去睡觉。

九月十日 起得早。睡得不多，但比昨天精神好些。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还是生气。真让人难受。同杜尚骑了会儿马。一个农民就信仰问题写来一封很好的信。我回了信。一个意大利人从罗马写信来，谈我的世界观，写得很好。[34]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已是第二天不进食了。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去请她吃饭。整个晚上吵闹得吓人。

九月十四日 ［……］（一）要记住，在对待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态度方面，问题不是我高兴不高兴做，而是在她给我造成的困难局面下，如何完成爱的事业。

（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这表明时间是我们的知觉的一种形式，我们想摆脱这种拘束我们的形式。

九月十五日 科切特 ［……］（六）做母亲不是妇女的最高使命。

（七）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这是特种类型的人。

（八）认为并且宣称世界是进化产生的，同认为并且宣称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一样愚蠢。前者更蠢些。只有说我不知道，无法知道，而且无需知道，才是聪明的。

（九）靠别人的劳动为生的人不去感谢劳动者，而劳动者却去感谢靠他们的劳动为生的人。多荒唐！

（十）不习惯把她的话看成呓语。我的全部灾难正是由此产生的。

不能同她谈话，因为对她说来，逻辑、真理、良心都是可有可无的，连她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不算数。这真可怕。

（十一）更不用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对我的爱，她也不需要我对她的爱，她只需要别人以为我爱她。这才是可怕的。［……］

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一早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便不知上哪里去了；后来又痛哭流涕。叫人难过极了。收到一大堆信。有些还有意思。萨莎发脾气，是她自己不对。吃午饭，读马克斯·缪勒的《印度哲学》[35]。多无聊的一本书。我丢了小本子。[36]［……］

九月二十六日 睡得不好，做噩梦。起床以后把照片摆回原来的地方；[37]散步。开始给捷克青年写信。[38]［……］同杜尚一道骑马。回家时正碰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发火。她烧了切尔特科夫的照片。我本想说，但是闭住了口——她不可能理解。晚上希里亚科夫和尼古拉耶夫都在。我十分疲乏。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想谈。我没有做声。我只在午饭前说，她在我的房间里挪动了我的照片，又烧掉我的朋友的照片，原来都是我的过错。后来发生的事是，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把萨莎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叫回来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对她们大发雷霆，因此萨莎决定离去。

九月二十七日 一早送走萨莎，她搬到捷利亚京基去住。[39]

九月二十九日 （一）现代文学是多么可怕的精神毒品啊，特别对于民众中的青年人而言。第一，他们尽往自己的脑子里塞些为当代写作的作家们的含糊、自信、无聊的废话。这些废话的主要特点和害处在于，那完全是各式各样的、最新和最古的作家的暗示和引语。写文章的人引用柏拉图、黑格尔、达尔文的话，却对他们毫不了解；同时还引用诸如高尔基、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话，而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了解；第二，这些废话的害处还在于，头脑被它们塞满以后就没有余地，也没有时间去接触经过十年、百年、甚至千年检验的老作家。［……］

十月二日 起床时是个病人。散步。不愉快的北风。没有记下什么，但夜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非常清楚的想法：如果能用艺术形式充分表现富人及官吏阶级和劳苦农民生活中的庸俗，并在每一种人中各写出一个灵魂上活生生的人，那该有多好！可以写女人，也可以写男人。这多好啊！这事很吸引我。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一件作品啊！我正是这样考虑的，没有想到每一项真正的事业，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必然产生的结果。啊，这该多好！昨夜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引起我描写我所知道的生活中的庸俗的愿望，夜里又想到在这庸俗的环境中安放一个灵魂上活生生的人。多好啊！也许能做到。[40]［……］

十月三日 ［……］音乐同所有的艺术一样，而尤其是音乐，让你希望同所有的人，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欣赏。这最有力地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意义：设想你是别人，想通过别人来感受。［……］

十月五日 从三日起重病两天。昏倒，虚弱。这是前天，十月三日开始的。午饭前小睡之后发作。生病的好结果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同萨莎，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和解。但切尔特科夫仍旧离我很远。我特别为他和加利亚感到惋惜，这事使他们夫妇很痛苦。［……］

十月十一日 ［……］（一）对孩子、丈夫或妻子、兄弟的爱，是对所有人都应该有而且能够有的那种爱的范例。

（二）应该像灯那样不受风、昆虫等外来影响，同时又纯洁、透明、炽热。［……］

十月十二日 起得晚。与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有一次很使人难受的谈话。我多半沉默。修改《论社会主义》。同布加尔科夫出门去接萨莎。午饭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41]描写很好，但有些笑话讲得冗长，又不那么可笑，影响效果。对话简直令人受不了，一点也不自然。晚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说了一些让人难受的话，我保持沉默。这就去睡觉。

十月十四日 情况还是那样。但今天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桌上摆着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信，有责备也有邀请，要拒绝吗？[42]她来时我请她不要打搅我。她走了。我的胸部发闷，脉搏一分钟跳九十多次。又修改《论社会主义》。没有意思的工作。出去骑马之前我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说，我劝她不要打搅我，不要干涉我的事情。真难过啊。［……］

十月十六日 身体仍不大好，精神不振。散步，什么也不能想。处理信函，修改《论社会主义》，但很快就感觉无力，搁下了。早饭时我说要到切尔特科夫家去。她大发雷霆，跑出家门，到捷利亚京基去了。我骑马出去，让杜尚告诉她，我不去切尔特科夫家了，但他没有找到她。最后，六点多钟才找到她。她回来以后不脱外衣，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吃。刚才她作了解释，谈得不好。已经是深夜，她来道晚安时动了情，承认她折磨我，保证不再折磨了。会有转机吗？

十月十八日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他的漫不经心，做作，臆造感到惊讶。还读了尼古拉耶夫的《上帝的概念》，第一部前三章非常非常好。现在准备就寝。我没有吃饭，很好。

十月十九日 夜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来说：“又有人合谋同我作对。”我问：“怎么回事，有什么阴谋？”她说：“日记交给切尔特科夫了，日记没有了。”我说：“日记在萨莎那里。”我难过极了，好久不能入睡，因为无法压制不好的感情。［……］

又是除了回信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身体不好。大变化即将到来。剩下的日子能过得好些多好。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说她对昨天的事感到遗憾。我谈了点看法，特别谈到，哪怕还在恨一个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同莫洛斯特沃娃谈天，确切地说是我听她讲。《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翻阅完了。有许多写得好的地方，但是那么不连贯。“宗教大法官”和佐西马长老的告别。[43]［……］

十月二十八日 ［奥普京修道院］ 十一点半躺下。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我没有看我的房门，今天一望，便从门缝中看见书房里有明亮的灯光，还听见沙沙的声音。这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找东西，可能在翻阅。前一天她请求我，要求我不要闩门。她的两扇门都开着，所以她能听见我的任何动静。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督。又是脚步声，小心翼翼的开门声，她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引起我无法抑制的憎恶和愤怒。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约一个钟头，点上蜡烛坐起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开门进来，问我身体怎样，说看见我点了蜡烛，感到惊讶。憎恶与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我给她写了一封信，[44]开始收拾最必要的东西，只要能走就好。我叫醒杜尚，然后叫醒萨莎，他们帮我收拾。我怕她听见，走出来吵闹，歇斯底里大发作，以后不闹就走不成，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抖。

五点多钟一切差不多就绪，我到马房去叫人套车。杜尚、萨莎和瓦里娅最后收拾停当。夜一片漆黑，我在通厢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给刺伤了，还摔了一跤，丢了帽子，找不到它，好容易走出来，回到屋里，另拿了一顶帽子，打着灯笼走到马房，叫人套车。萨莎、杜尚、瓦里娅来了。我怕被追赶，浑身发抖。终于出发了。我们在谢金等了一小时，我每分钟都觉得她会出现。最后我们终于坐上火车，车开动了，恐惧消失，对她的怜悯渐渐上升，但我并不怀疑我做了应当做的事。也许我为自己辩解是错误的，但我觉得我挽救了自己，不是挽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是挽救虽然很少，有时毕竟在我身上存在的东西。我们抵达奥普京修道院。我身体健康，尽管一夜没有睡觉，而且几乎没有进食。从戈尔巴乔夫站出发时，我们坐在挤满劳动人民的三等车厢里。这一段旅行很有教益，非常之好，虽然我不大能领会。现在八点，我们在奥普京修道院。

十月二十九日 ［奥普京修道院，——沙莫尔金诺村］[45] 睡得不稳，早晨阿廖沙·谢尔盖延科[46]来。我不知底细，高高兴兴地迎接了他，而他带来的消息是可怕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读了信之后大叫起来，跑出去跳进了池塘。萨莎和万尼亚跟着她跑出去，把她拖了上来。安德烈来了。他们猜到我在什么地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要安德烈无论如何设法找到我。现在，二十九日晚上，我在等安德烈来。收到萨莎的信。她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她已经请了一位精神病医师，现在等谢廖沙和塔尼娅来。我整天都很难受，身体也虚弱。散步，昨天为《言报》写完了谈死刑的文章。去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玛申卡给我的印象是最令人欣慰、最愉快的，虽然她谈到“敌人”；可爱的丽赞卡[47]也是如此。她们二人都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路上考虑我的出路和她的处境，什么也想不出来，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出路是会有的，而且不会像你预见的那样。是的，只需考虑如何不犯罪。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这不是我的事。从玛申卡那里拿来《阅读园地》，读二十八日的一段，大吃一惊，因为那段话正好是针对我的处境的：我需要考验，考验对我有益。现在去睡觉。主啊，求你帮助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写得很好的信。

十月三十日 如果还能活下去 我还活着，但是不行了。非常衰弱，瞌睡，这是不好的征兆。

读诺沃肖洛夫的哲学丛书[48]。谈社会主义很有意思。我的文章《论社会主义》完了。[49]真可惜。不，不可惜。萨莎来了。我非常高兴。却也难过。儿子们有信来。谢尔盖的信很好，实在，简短而善良。[50]上午步行去沙莫尔金诺村，租一间茅舍。很疲乏。给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写了一封信[51]。

十月三十一日 ［阿斯塔波沃[52]］ 他们都在沙拉波沃[53]那边。萨莎担心他们会赶上来，我们便启程了。萨莎在科泽尔斯克赶上我们，一起乘火车走。一路上很好，但四点多钟我开始发冷，然后烧到四十度，我们在阿斯塔波沃站下车。殷勤的站长给了两间极好的房间。

［十一月三日 阿斯塔波沃］ 夜里很不好受。发着烧躺了两天。切尔特科夫二日来。据说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夜里谢廖沙到，他深深感动了我。今天三日，尼基京，塔尼娅，然后是戈登魏泽尔和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便是我的计划。Faiscequedoit，adv……[54]

一切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主要是对我有好处。

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

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开始写新的日记，为自己一个人写的真正的日记。今天需要记下一点：如果我的一些朋友的猜测是对的，那么她现在试图用柔情来达到目的。[55]好几天以来她总吻我的手，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也不再大吵大嚷，寻死寻活了。如果是我错了，求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原谅我吧。我容易从善意和爱出发犯错误。我完全能够真诚地爱她，而对列夫我就做不到。至于安德烈这种人，你就很难相信他们身上有上帝的精神存在（但要记住，上帝的精神是存在的）。我将尽量不生气，主要靠沉默来坚持我的想法。

决不能让亿万人失去他们的灵魂可能需要的东西[56]。再说一遍：“可能”。然而只要存在着人们的灵魂需要我的文字的一丝一毫可能，就不应该剥夺他们的这种精神食粮，以便让安德烈沉湎酒色，让列夫涂鸦[57]，等等……随他们去吧。做你自己的事，不要指责别人……早晨。

今天和前几天一样，身体不舒服，但心里不好的东西少了。我在等待事态发展，这就不好了。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完全平静了。

七月三十日 切尔特科夫把我卷入一场斗争，很艰苦，也使我非常厌烦。[58]我将努力满怀着爱心（说来可怕，我离这要求多远啊）来进行这场斗争。

在我目前的状况下，首要的几乎可以说既不是做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今天我清楚地悟到，我只需不破坏我的现状，并且好好记住，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

八月一日 睡得好，但还是烦闷，忧郁，不死不活，沉重地意识到自己周围缺乏爱，唉，还有我自身也缺乏爱。主啊，求你帮助我！萨莎又咳嗽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对波沙总是谈那一套。嫉妒切尔特科夫，为财产担惊受怕。真难过。我受不了列夫·利沃维奇。而他想搬到这里来住。这才是考验啊！早晨是信件。写得不好，修改了一份校样。现在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睡觉。我的情况不好。

八月二日 如果还能活下去。我非常、非常明白我的错误。应该把所有的继承人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我的意图，而不是秘密进行。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切尔特科夫。他很伤心。我去科尔普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坐车出来察看，窥伺，翻阅我的文件。刚才还盘问谁给切尔特科夫送信，说：“你们互相秘密交换情书。”我说我不想说什么，便走开了，不过态度是温和的。不幸的人，我怎能不怜悯她呢。给加利娅写了一封信。

八月三日 怀着痛苦的心情上床，又怀着痛苦的心情醒来。怎么也克服不了。在雨中走了走。回家来工作了一阵。同戈登魏泽尔出去骑马。和他在一起我不知为什么心情沉重。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59]他很伤心。我说了“同意”，决定坐待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感觉自己坏透了，这非常好。晚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送来一张丧失理智的字条，要我看。我瞧了一眼就还给她了。她一进我的房间就讲起来。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后来又逃开，让杜尚到她那里去。这事会怎样了结呢？只要自己不犯罪就好。这就上床。如果我还能活下去。

八月五日 稍稍想开了一些。我停止同切尔特科夫往来这件事使我感到惭愧，羞耻，可笑，可悲。昨天早晨她非常可怜，没有恶意。我总是喜欢看到这种状态，因为在她痛苦而不使别人痛苦时，我很容易怜悯她，爱她。

八月六日 今天躺在床上时，产生了一个我觉得十分重要的想法。我想，以后我把它记下来。但我忘记了，忘了，想不起来了。刚才就在我写这句话的地方遇见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她走得很快，非常激动。我很可怜她。我叫家里人暗中盯着她，看她到哪里去。萨莎却说她走来走去不是没有目的，而是在监视我。我便不那么怜悯她了。这里存在着不善，而我还做不到无动于衷，不能爱不善。我想留下一封信后离去，又害怕。但我认为我离去后她会好一些。刚才看了一些信，想写《论疯狂》，又放下了。不想写，没有精力。现在十二点。总这样躲躲藏藏令我难过，也为她担惊受怕。

八月七日 ［……］读科尔萨科夫的《妄想狂》。[60]像是对她的描写。这本书我是从萨莎那里拿来的，书上的着重线大概是她画的。柯罗连科对我说：“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真好！”我感动得哽咽起来。等我恢复平静以后我说：我没有权利说什么，她太爱我了。

柯罗连科说：那么我是有权利说的。

同列夫仍旧很难相处，不过感谢上帝，没有不好的感情了。

八月八日 ［……］我丧失了记忆力，而且是完全丧失，但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赢得了许许多多——在意识的清晰和力量方面。我甚至想到，事物总是有损有益。

八月二十日 ［……］今天回忆起我当年结婚的情形，我想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甚至从未堕入情网，但又不能不结婚。

八月二十八日 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处越来越难。不是爱，而是要求爱，这种要求接近憎恨并且渐渐变成憎恨。

是的，自私是疯狂。孩子们救了她，这是一种动物的爱，然而毕竟是忘我的爱。这种爱一旦结束，就只剩下可怕的自私了。而自私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状态，是疯狂。

刚才同萨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谈话。杜尚和萨莎都不认为是病。他们不对。

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昨天早晨很可怕，毫无原因。她跑到花园里去，躺在那里。以后安静下来。我们谈得很好。她离家时令人感动地请求宽恕。［……］

九月十日 ［……］早晨我想，我受不了，得离开她。同她在一起无法生活。只有痛苦。我对她说，我的不幸在于我不能无动于衷。

［九月十六—十七日］ 收到从亚斯纳亚寄来的可怕的信。令人难过的是，她有许多疯狂的想法，其中之一便是硬说我智力退化，据此使我立下的遗嘱（如果有）无效。除此之外，还是那样谈我，承认她恨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说大家都劝我要坚定，不改初衷。不知道我是否经受得住。

现在是十七日夜。

我想于二十二日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九月二十六日 由于我把照片照原样挂在墙上，又引起争吵。我说，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她明白了。杜尚告诉我，她是用玩具手枪开枪来恐吓我。我没有被吓住，而且不到她屋里去。真的，情况倒好了一些。但是非常非常难。主啊，帮助我吧。

九月二十七日 我处在多么滑稽的矛盾状态中呀！一方面（不需要假谦虚）我酝酿并且道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又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同女人的脾气斗争，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事。

我觉得自己在道德完善这桩事业上简直还是一个小娃娃，一个学徒，而且是一个不怎么勤奋的坏学徒。

昨天她同回家来的萨莎吵得凶极了，又对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喊大叫。萨莎今天返捷利亚京基。她[61]非常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拿出那支用来吓人的小手枪给我看，还扳动了扳机，并且说谎。今天我骑马出去散心，她跟在我后面，准是监视我。真可怜，可又难相处。主啊，帮助我吧。

十月二日 一早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讲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是指责，没完没了地说，而且总打断别人的话。我也不好。我不能战胜不好的情绪。今天强烈地感到需要进行文艺创作，同时看到，由于她的缘故，由于她引起的情绪总缠着我，由于内心在斗争，我不可能专心创作。自然，这斗争和在斗争中得胜的可能性比一切艺术作品都重要。

十月十三日 原来她找到我的小日记簿，把它拿去了。她知道一份给某某立下的关于某事的遗嘱，显然涉及我的著作。它们的货币价值造成多大的痛苦啊，她害怕我不让她出版。这个不幸的人什么都怕。

十月十四日 收到信，就有关版权的某一文件指责我，[62]似乎全部主要问题是钱的问题。这更好，更清楚。但当她夸张地说她爱我、跪在我面前吻我的手时，我心里十分难受。一直下不了决心宣布我要到切尔特科夫家去。

十月十九日 夜里有一次极不愉快的谈话。我真受不了。萨莎谈到卖一百万卢布的事。[63]等着瞧吧。也许结果会更好。只要能在最高审判者面前站得住、得到他的赞许就好了。

十月二十三日 双方都装假的局面还是那样令人难受。我努力做出平平常常的样子，但是不成功。总想到诺维科夫。[64]我骑马外出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盯我的梢，看我是不是去找切尔特科夫。甚至在日记里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愚蠢。昨天开始做体操——傻瓜，还想年轻一些——把柜子碰倒在自己身上，毫无必要地吃了苦头。也难怪，傻瓜八十二岁了。［……］

十月二十五日 心情仍旧沉重。怀疑，窥伺，还有盼她为我出走提供口实的罪恶愿望。我竟如此之坏。但是常常在考虑出走，考虑她的处境时，觉得她可怜，不能这么办。她要我写给加利娅·切尔特科娃的信。

十月二十六日 这种生活越来越成为我的负担。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不让我走，我的良心也不允许。要容忍她，要容忍，不改变外部状况，但在内心下工夫。主啊，帮助我吧！

［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 整夜看见我同她进行艰巨的斗争。不时醒来又睡去，还是梦见那些事。［……］

十月二十六日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羞愧感增加，而且更觉得需要采取行动。

［十月二十八日 奥普京修道院］ 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出现了促使我行动的推动力。所以二十八日晚上我就到了奥普京修道院。给萨莎发了一封信，一份电报。[65]

［十月二十九日］ 谢尔盖延科到。一切同从前一样，甚至更糟些。只要不犯罪就好。也不要怨恨。现在不恨了。

[1]随笔《梦》是《乡村三日》的结尾部分，《穷人》是随笔《活着的与正在死亡的》最初的标题。

[2]指作者的小女儿。

[3]作者读的是知识出版社一九〇二年出版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第二册。据马科维茨基说，托尔斯泰对《瓦莲卡·奥列索娃》和高尔基其他一些短篇小说是这样评论的：“不是平民的语言，不自然到极点。一切都不自然，对大自然的描写是这样，比喻也是这样。”

[4]作者开始编另一本名言集，后来题名《生活的道路》。与以前的集子（《阅读园地》，《每日必读》）比较，不仅选材不同，而且不按日、星期、月份编排，却按题目（“论信仰”、“灵魂”、“爱”、“愤怒”，等等）编排。《生活的道路》在托尔斯泰死后才于一九一一年发表。

[5]商学院女学生佩图霍娃写信问作者，“将财产转移到妻子和孩子名下这种实际解决财产问题的办法……对于您的整个严密的学说说来，是不是一种妥协，一种治标办法？”作者没有回答。

[6]托尔斯泰读了布朗热所著关于佛的文章，并为之写了题为《学习宗教学说原理的意义》的前言。

[7]作者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想挑选些材料编入《生活的道路》。他大概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但同时又说：“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不管多么奇怪）普希金，是我特别推崇的作家……”

[8]大学生曼焦斯要作者放弃伯爵爵位，将财产分给亲人和穷人，一分钱也不留，靠乞讨度日。作者在回信中说，“您建议我做的事：放弃社会地位和财产，将财产分掉……我已经在二十五年多以前做了。但我还同妻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里，生活条件奢侈得可怕，可耻，而周围却尽是赤贫的人，这不断地、日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按您的劝告去做。”

[9]一八九六年莫斯科霍登广场惨案发生后，作者就想写文章“作出反应”。一九〇九年底、一九一〇年初，他读了有关惨案的一些材料，决定写短篇小说《霍登广场》。小说未经加工，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10]当时报纸经常刊登自杀的消息，青年学生自杀的特别多。女医士拉布科夫斯卡娅给作者写信谈自杀问题。作者的回信发展成论文《论疯狂》。

[11]切尔特科夫家在捷利亚京基。应住在他家的青年人的要求，托尔斯泰打算写一部喜剧，一部悲剧，供他们在家里演出。

[12]指俄国作家柯罗连科（1853—1921）写的《生活现象 一个政论家关于死刑的笔记》。

[13]作者收到由上海寄来的杂志《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1910年第4期），读了《中国文明》一文。

[14]甘地寄去他的朋友约瑟夫·多克写的《甘地 南非的印度爱国者》一书。

[15]托尔斯泰读鲁萨诺夫的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据戈登魏泽尔回忆，托尔斯泰说：“这很有趣。他有许多很好的、道德高尚的思想，如谈到战争，谈到两性问题，又如他的这个思想：一切合乎道德规范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合乎道德规范，等等。但是他的自信很令人不快……可以原谅的只是，他这是给他儿子写的，并没有准备付印，就是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16]六月十六和十九日，作者先后参观了梅谢尔斯克精神病院和圣三一精神病院，同医生和病人谈了话。在《论疯狂》一文里他写了参观印象。

[17]箴言选集《生活的道路》的一部分。

[18]托尔斯泰住切尔特科夫家，使托尔斯泰夫人不高兴。她去电报催他回家。

[19]据切尔特科夫谈，托尔斯泰打算通过这些速写将屋里屋外发生的事作一对比。计划没有实现。

[20]作者的第三子。

[21]作者的长子。

[22]作者为了使夫人平静下来，在写给她的信里同意自己收藏日记，不交给切尔特科夫复制，并将以前交他复制和收藏的日记全部取回来；不同他见面，不让他照像。

[23]作者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萨莎）去切尔特科夫家取回作者从一九〇〇年起十年间写下的日记，共七册。

[24]法语：全部真情。

[25]作者写信感谢切尔特科夫帮助他更好地经受考验。

[26]作者在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三俄里的树林里，坐在一个树墩上写了遗嘱。遗嘱规定，他的全部作品，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艺作品和其他文字，归他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所有，如果她去世，归长女塔季娅娜所有，而他死后她们将执行他的遗愿，完全放弃从作品得到的收入，将作品交给全体人民使用。戈登魏泽尔等作为证人，立遗嘱时在场，并在遗嘱上签名。

[27]指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所著《本世纪风习》。

[28]作者的第五子安德烈用粗暴的方式打听，他父亲是否写了遗嘱。

[29]作者从七月二十九日起，除普通日记外，开始写“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

[30]作者打算写一系列的“人物特写”，总题目为《一视同仁》，既写农民，也写富人。他向切尔特科夫谈到这个想法：“近来我不能读也不能写旧形式的、加进一些对自然的描写的艺术作品。我简直感到害羞。必需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我考虑过一种作品，然后问自己：这是什么？不是中篇小说，不是诗，也不是长篇小说。到底是什么呢？正好是需要的东西。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并且有精力，我一定努力写出来。”这里提到的童话是题名《一视同仁》的一系列作品中作者着手写的唯一的一篇。

[31]甘地从南非来信，谈他们为受种族主义者迫害的印度人建立了一个农场。托尔斯泰给他写了回信。

[32]指给伊·梅热沃夫的信。

[33]切尔特科夫打算写信给托尔斯泰夫人作些解释。他于九月六日写的信却使两人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34]意大利人朱里奥·维塔里准备写一本书介绍托尔斯泰，写信给杜尚·马科维茨基，把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要点概括为七点。托尔斯泰写信给维塔里，认为来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的实质。

[35]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所著《印度哲学的六个体系》。

[36]托尔斯泰夫人在她丈夫的靴筒里找到他《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并把它拿走。

[37]托尔斯泰夫人趁她丈夫不在的时候，挪动了他书房里切尔特科夫和女儿亚历山德拉的照片。

[38]一家捷克报纸编辑部来信，说人民社会主义党青年党员受当局迫害，准备出版一本社会主义和人民经济论文集，请托尔斯泰撰文。托尔斯泰的复信扩展成论文《论社会主义》，他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前一直在写。

[39]萨莎同母亲激烈争吵之后，暂时到捷利亚京基她自己家里去住。

[40]这构想未能实现。

[41]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

[42]托尔斯泰夫人怀疑她的丈夫在切尔特科夫的参与下，立下了放弃版权的遗嘱。她写道，“你和他在所有的小册子里都咒骂、否定了的政府将依法剥夺继承人的最后一块面包，把它交给瑟京［一位出版商——译者］们、有钱的印刷厂和奸商，而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却将由于他的狠心和虚荣而饿死。”

[43]托尔斯泰同莫洛斯特沃娃谈这部书时说：“书里有许多地方写得好，然而这一切都被夸大了，没有分寸感……宗教大法官写得平平。但是佐西马长老的训诫，特别是阿廖沙记下的最后的思想非常之好。”

[44]作者在信中说，他在家里的处境令他无法忍受，只得出走，请夫人原谅。他还说，他不能再过奢侈生活，请夫人不要设法找他。

[45]沙莫尔金诺村在卡卢加省科泽尔斯克县，有一所女修道院，距奥普京修道院十四俄里。作者的妹妹玛丽亚修女从一八八九年起在这所女修道院。作者于十月二十九日晚六时左右到达沙莫尔金诺村。

[46]切尔特科夫的秘书。

[47]玛丽亚之女，当时在那里作客。

[48]指科热夫尼科夫所著《社会主义对宗教的一般态度和对基督教的具体态度》，这是诺沃肖洛夫出版的《宗教哲学丛书》中的一本。

[49]作者的《论社会主义》一文留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没有写完。

[50]作者的长子谢尔盖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我想，妈妈的神经有毛病，在许多方面失去自制力，你们应该分开（也许早就该分开），不管这对你们两人说来有多难受……毫无办法，我想你选择了真正的出路。”

[51]信上说：“我们再见面现在完全不可能了，我回家则更不可能。”

[52]十月三十一日晨，托尔斯泰同杜尚·马科维茨基一起从沙莫尔金诺村出发，经科泽尔斯克往高加索方向南行。但途中得了重病，在梁赞—乌拉尔铁路线上的阿斯塔波沃站（现名列夫·托尔斯泰站）下车，十一月七日在这车站上去世。

[53]笔误，应为沙莫尔金诺。

[54]法语：做你应当做的事，让……发生吧。

[55]切尔特科夫和戈登魏泽尔七月二十七日分别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他们怀疑他的夫人装假。

[56]指作者写的秘密遗嘱，见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注③。

[57]作者的第三子列夫学雕塑。

[58]切尔特科夫支持托尔斯泰秘密写正式遗嘱的打算，还积极帮助他实现。这是托尔斯泰夫人对切尔特科夫的恶感迅速增加、托尔斯泰家庭不和加剧的原因。

[59]切尔特科夫在这封信里向托尔斯泰重述他劝托尔斯泰秘密写遗嘱的原因。

[60]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给托尔斯泰夫人诊病的神经科医师罗索利莫教授发现她有某些精神病征兆。因此托尔斯泰读科尔萨科夫教授的《精神病教程》一书。

[61]大约指托尔斯泰夫人。

[62]见一九一〇年十月十四日日记注②。

[63]萨莎告诉父亲，听说母亲打算把父亲的著作权卖给教育出版社，能得一百万卢布。

[64]十月二十日诺维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告诉他家里情况很令人不快，想最近出走。诺维科夫建议托尔斯泰去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六十俄里的波罗夫科沃村，住在他那里。

[65]信里说他平安到达科泽尔斯克，并从那里去奥普京修道院。

译后记

列夫·托尔斯泰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笔录、记事。在苏联出版的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中，这些资料（包括注释）共占去十三卷。后来苏联于六十年代出版了二十卷本托尔斯泰文集，其中日记占两卷，我们就是根据这两卷摘译的。

我们根据一般读者的需要，主要介绍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他的文艺思想，他同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其他国家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的关系，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忽略在他一生各个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作家的自我分析倾向以及他在道德自我完善方面所作的努力，从始到终未曾须臾止息。他没有受完正规教育（在日记中对此不止一次流露出悔恨之情），但他自知不足而刻苦自修，博览群书。他从未局限于“写小说”，在他胸中装着俄国人民的疾苦，全人类的疾苦。对于艺术，他首先追求的是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他赞扬普希金、契诃夫是天才的作家，同时指出他们的作品缺乏思想内容。读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以后，他说这位作家有才华，“但也有那种缺乏修养的文字上的草率，特别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

作者的家庭纠纷是读者所关心的，所以我们也摘译了相当多的材料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

日记毕竟不是文章，作者有时间，想写，才写。比如《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情况在日记中很少提到，而关于《复活》就说得比较多。

托尔斯泰被认为是一个“最复杂的人”，他的思想充满矛盾。反映在作品中是如此，反映在日记中也是如此，更何况日记所录，常有不成熟的念头，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去把握。

我们在选材的时候，既要考虑材料的价值，也要照顾到可读性。《秘密日记》这个小标题看上去很诱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而且只写了不多的一点就终止了。

因为是摘译，文中颇多删节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辑所作。

译者

一九九〇年夏于北京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编后记

托尔斯泰一生著述甚丰。苏联曾经出版过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以纪念作家诞辰一百周年（通称“百年纪念版”）。全集中收入作家生前已发表、未发表或未完成的作品、作品异文和各种杂著，几乎是巨细不遗。单是日记、记事、笔记就占十三卷之多，书信则占三十一卷，各卷注释篇幅也很大。除去这些，作者所译四福音书、他编辑的《每日贤人语录》、《阅读园地》、《每日必读》以及他撰写的宗教道德论文又占去十多卷。这样算来，他的艺术作品在九十卷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十七卷本《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大致以苏联六十年代出版的二十卷本为蓝本。作家的三大长篇小说，以及主要的中短篇小说、戏剧、儿童故事、文论、政论、书信和日记，差不多都选收了。其中除《童年 少年 青年》、《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少数中短篇小说沿用旧译外，其余全是新译。政论卷（第15卷）是请倪蕊琴同志编选的，该卷所收文章，有一部分出自珍贵的“百年纪念版”。

据现有资料，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个汉译单行本，是一九〇七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面世的《托氏宗教小说》。将近九十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曾经为介绍这位伟大作家付出辛勤的劳动。我们这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就是在前人业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大工程。由于卷帙浩繁，一定会有疏漏之处，希望读者随时惠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题解

《新识字课本》和《俄语读本》

一八七二年有托尔斯泰写的《识字课本》四册问世，但是没有产生作者预期的效果。两年以后作者改写了《识字课本》，称新版本为《新识字课本》，而将其中的俄语阅读材料分印成四册，即《俄语读本》第一、二、三、四册。

一八七四年末或一八七五年初，作者开始修改《俄语读本》，并增写了一些故事。

《新识字课本》很受欢迎，作者在世时共印二十八次。《俄语读本》第一、二册各印二十八次，第三册印二十五次，第四册印二十四次。两种书都由当时的人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推荐给小学校使用。在儿童故事中，作者实现了他的愿望：写一部纯净、优美的作品，“要像整个古希腊文学、希腊艺术那样，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

人靠什么活着

作者根据他一八七九年记录的民间传说《天使长》于一八八一年写成。

两弟兄和一堆金币

作于一八八五年。故事来源于《训诫集》，这是古罗斯时代以教历为次序编辑的圣徒传略和劝善小说集。

伊利亚斯

作于一八八五年三月，本是一幅画的说明，然而这幅画并未完成。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作于一八八五年三月，是根据法国作家鲁本·赛扬的短篇小说改写的。在古罗斯的《训诫集》中也有不少同样题材的故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作于一八八五年四月。故事来源不详，可能是萨马拉草原上巴什基尔人的传说。

小姑娘比大人聪明

作于一八八五年四月，本是一幅画的说明。

纵火容易灭火难

故事情节见于一八八四年三月初作者的日记。初稿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形成。

两个老头

作于一八八五年五六月间。故事的主题思想来自民间传说，见于十七世纪后的古俄罗斯文学，如《修道院院长丹尼尔旅行记》。

蜡烛

写于一八八五年五六月间。据作者说，故事情节是一个醉汉讲给他听的一件事。

作者的朋友，出版家弗·切尔特科夫曾于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七、八日写信给作者，对故事的可怕结尾表示异议。作者复信时，给他寄去一个经过修改的好的结局，故事刊登在《星期》一八八六年第一期上，并由媒介出版社出单行本。但是就在这封复信里，作者又说：“……我写了另外一个结尾，不过完全不合适，也不可能合适。整个故事都是为那个结尾写的。故事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文明，我是这样听来的，也是这样理解的。为了不致伪造，就不可能把它写成另外一个样子。”在一八八六年出版的《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部中，作者恢复了他最初的写法，此后本文又由媒介出版社多次重印。

傻子伊万的故事

初稿成于一八八五年九月，故事没有具体来源，只是采用了民间故事中流传甚广的傻子伊万和他狡猾的哥哥们的形象。列夫·托尔斯泰传作者毕留科夫援引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大哥武士谢苗体现了对战争的批判态度，二哥大肚皮（在某些手稿中作“富农”）塔拉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型，而伊万的王国所实行的唯一法律：谁手上有茧子让谁入席，谁手上没有茧子就给他吃剩饭，是对特权阶级的寄生生活的永恒揭露。

三位长老

作于一八八六年一、二月间。关于三位长老的民间传说在俄国流传很广。

小鬼怎样将功抵过

作于一八八六年。在这个故事里，作者采用了白俄罗斯民间传说和鞑靼民间传说的讲法。

忏悔的罪人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来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

鸡蛋大的麦粒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取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序言中提到的一个传说。

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作者到过萨马拉草原，熟悉巴什基尔人的生活。但是某些乌克兰民间故事也包含了这个题材的传说。

教子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来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曾遭到宗教书刊检查机构的反对。

雇工叶梅利扬和空大鼓

作于一八八六年五月，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本来计划收入《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部中，但是被书刊检查机构砍掉了。一八九一年才得以在日内瓦发表。在俄国，经书刊检查机构删改，首次发表于一八九二年。直到一九○六年才恢复原来的面貌。

题解

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

写于一八八六年，同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该剧是根据作者同年所写的故事《小鬼怎样将功赎过》改编而成，供民间剧团演出用。一八八六年该剧在彼得堡郊区亚历山大村（工人村）首次上演，以后还多次上演过，颇受群众欢迎。十月革命以后，许多剧团都演过这部喜剧。

黑暗的势力

写于一八八六年，一八八八年在法国首演，一八九五年在俄国首演。剧本于一八八七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印数达数十万册，很快在全俄传开。后来沙皇下令禁演禁印，在“街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均不得销售。一八九五年才开禁，但直到十月革命那年都不许民间剧团上演。

莫斯科优伶剧院曾上演该剧一百多场，场场客满。在上演第三十六场时，作者曾出席观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剧在俄国所有的省城剧院都上演过。巴黎、柏林、慕尼黑、伦敦等大都市，以及意大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典、丹麦等国也曾相继排演。

这部戏剧一直是苏联剧院的保留节目。

教育的果实

写于一八九〇年，首演于一八八九年，初次发表于一八九一年出版的《尤里耶夫纪念文集》。

在国外，该剧上演次数大大低于《黑暗的势力》。

光在黑暗中发亮

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初次发表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二卷，首演于一九一七年。

作者称这个剧本是“自己的戏剧”，表现他本人的信仰、痛苦与追求。

活尸

写于一九〇〇年。作者正在修改的时候，剧中人物的原型——那位妻子通过儿子来找他，请求他不要发表这部戏剧。作者因此搁下了未完成的作品。直到一九〇〇年十月，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请求作者把剧本交给莫斯科艺术剧院，作者才又拿起未完成的工作。

该剧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俄国言论》上，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后来成为这家剧院的保留节目之一。

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二百四十三家剧院上演《活尸》共九千场。革命后，它仍旧是最受欢迎的俄罗斯经典剧目之一。

从一九一一年起，该剧也曾出现在欧美许多国家的舞台上。

万恶之源

写于一九一〇年，首演于一九一二年，初次发表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

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再次回到俄国农民酗酒的问题上来。

一个受传染的家庭

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初次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未发表的文艺作品集》。

这部政论喜剧是对俄国自由派与民主派对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的争论的反应，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写的。

作者后来承认这部喜剧“很糟”，是“嘲笑妇女解放运动和那些所谓虚无主义者”的。

题解

《童年》，第二稿（片断）

按《童年》第二稿写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下旬至一八五二年一月之间。这个片断是一段插话，前后都有括号。初次发表于《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莫斯科，1928年，第177—179页）。

《童年》，第二稿。《致读者》（片断）

原为《童年》第二稿的第三十四章，初次发表于《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莫斯科，1928年，第207—209页）。《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收入此文时，删去最后两段，现据《论文学》译出。在删去的两段中谈到：他每当用脑写作时就让自己停下来，竭力只是用心来写。他认为，作者的个性是违反诗意的。他是在写自传，并希望他的人物能更吸引人，所以不让人物身上留下作者的痕迹。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

本文是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被选为该会会员。这个协会在长期中断后于当时重新恢复活动，主持者阿·斯·霍米亚科夫、孔·谢·阿克萨科夫等人是斯拉夫派文学家，持温和以至保守的观点。在讲话中托尔斯泰反对揭露倾向，与他在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间一系列书信、日记一样，明显带有“纯艺术”思想的痕迹。至晚年他激烈否定这篇讲话，在致鲁沙诺夫的信（1888）中说，《讲话》中“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蠢话”。

本文在作者生前没有正式发表。首次作为遗著刊于《列夫·托尔斯泰未发表的艺术作品集》（联盟出版社，莫斯科，1928年）。

《〈战争与和平〉序》（草稿与初稿）

两篇序言稿分别载《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三卷（莫斯科，1952年，第53、54、55页）。《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收入两文时，删去第二篇的最后一段，我们是根据《论文学》译的。据《全集》编者注，托尔斯泰在原稿上曾删掉第二篇序言的另一段文字，其中谈到：“我们俄国人不善于在欧洲（英国）所理解的长篇小说的意义上写这种作品”。“俄国（文学）的艺术思想不能放入这个框架，它为自己寻找新的框架。”

《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

本文写于一八六八年，在《战争与和平》写完之前。托尔斯泰曾建议把本文作为《战争与和平》第五卷的前言（《战争与和平》现为四卷，它的第一、二版均分为六卷），后来改变了主意，把它发表在《俄国档案》杂志上（1868年第3期）。文中一些论点被加以发挥，写入这部小说中有关历史哲学的议论里。

《战争与和平》尾声（初稿片断）

本文为《战争与和平》尾声初稿的结尾部分，原载《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五卷（莫斯科，1955年，第202—204页）。《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收入此文时，删去最后四段。我们是根据《论文学》译的。在被删去的四段中托尔斯泰谈到，他的历史观与史学家不同，“我是疯了或是发现了新的真理，〈但我不承认是前者，因为〉我相信我发现了新的真理。”“如果我真的发现真理，这真理又破坏了世世代代存在的科学，因此显然，这真理不仅得不到承认，为过去的科学服务的一切人必定会反对它”。

《关于民间出版物的讲话》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托尔斯泰曾拟组织出版民间读物的协会。他制订“为了俄国人的教育”书籍的出版计划，好几次邀请出版家、作家、艺术家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等人在家中讨论这个计划。在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一次讨论会上托尔斯泰宣读了这篇讲话。它的直接后果是创办于一八八四年底的媒介出版社，后来他经常参与这个出版社的活动。在《讲话》中他批评当时民间广泛流传的教会-修道院和各个教派的出版物，以及当时流行的普列斯诺夫出版社的所谓“通俗”文学。

本文首次发表于《列夫·托尔斯泰未发表的文稿》（学院出版社，1933年）。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本文共分四十章，其中三十三章为政论文字，已收入本文集第十五卷（参阅该卷题解）。本卷补收的是第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章等七章；多为有关文学艺术以至科学的文字，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译出。

《〈劝善故事集〉序》

这篇序言与故事集首次于一八八六年在基辅出版。在此后出版的这个故事集的其他版本里，托尔斯泰的序言都被审查机关删掉。在序言校样上托尔斯泰曾写上一个标题：《论什么是艺术中的真实》。

集子收入写真实的故事，也收入其他故事、传说、传奇、寓言和童话。这类出版物的首创者是著名的民间教育活动家阿·卡尔梅科娃。但这个集子则是媒介出版社同人按照托尔斯泰的意见编成的。正如托尔斯泰在序言中指出的，集子只收入编者认为是“符合基督教训”的作品。

《谈艺术》

一八八九年三月，托尔斯泰应《俄国思想》主编维·戈利采夫（1850—1906）的要求，为他的讲义《论艺术中的美》给艺术下一个定义，特别是回答“艺术创作中的意识因素”问题。托尔斯泰先是口授给他，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关于艺术的提纲。十来天后，托尔斯泰修改这个提纲，并加以扩充，随即寄给《俄国财富》杂志，让它发表。过了两天他收到校样，兴致勃勃地加以增改。可是，几天之后他感到，这篇文章不可能很快写成并付印，因为涉及艺术和科学的很多重要问题，决定暂时搁置。他又开始写新的文章：《论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并论什么时候艺术是重要的事业，什么时候艺术是无聊的工作》。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定稿，像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二年间其他一些文章一样，都是他的专著《什么是艺术？》的准备阶段。不过，本文包含有托尔斯泰美学中许多原则性的论点，是《什么是艺术？》所完全没有触及、或者只是顺便简单地谈到的。

首次发表于论文集《托尔斯泰和关于托尔斯泰》第三册（莫斯科，1927年）。当时附有一个副标题：《致维·戈利采夫的信》。

《〈莫泊桑文集〉序》

一八八一年，莫泊桑的中篇小说集《戴家楼》在巴黎出版，其上有题词：献给屠格涅夫。同年夏天，屠格涅夫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把此书介绍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第一次接触莫泊桑的作品，他读后深信这位法国作家的才能。两年后，他又读了刚出版的莫泊桑的《一生》，深为赞赏，认为它几乎是雨果《悲惨世界》之后“最佳的法国小说”。从此以后，托尔斯泰成了莫泊桑的热心的读者，他把莫泊桑的好几个作品译成俄文。一八九三年，他积极地促进了莫泊桑文集在俄国出版，文集中的选目也是他确定的。次年五月，这个文集的第一卷（收有莫泊桑的小说《温泉》）由媒介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为它写了这篇序言。这篇序言花了他很大劳动，他于一八九三年秋动手，一直到一八九四年四月才付印；按照他的习惯，在校样上还作了多处修改和补充。他的手稿的誊写者E·波波夫在致切尔特科夫的信（1894年3月5日）里说：“在这里，莫泊桑只是一个由头，而这大概会写成期待已久的论艺术的论文。”莫泊桑文集序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一篇论文，但它无疑为托尔斯泰此后写专著《什么是艺术？》一文作了准备。他的一个同时代人说，在写这篇关于莫泊桑的论文时，托尔斯泰整个埋在艺术理论的著作之中，而且认为，“应该读美学史”。

《谢·杰·谢苗诺夫〈农民故事〉序》

本文写于一八九四年三月，首次发表于当年编成并出版的谢苗诺夫的《农民故事》。至一九一二年《农民故事》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六卷集本，其中也收入托尔斯泰的序言，曾得到俄国科学院的奖金。

谢苗诺夫（1868—1922）于一八八六年底第一次见托尔斯泰，留下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两兄弟》请作家指正。当时他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农民，在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干粗活。听从托尔斯泰的劝告，他离开城市，定居自己的乡村。他与托尔斯泰始终保持来往。一九二二年这位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为富农所杀害。

托尔斯泰重视谢苗诺夫写农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不止一次帮他的忙，介绍他的作品发表。

《论所谓的艺术》

一八九四年夏天，托尔斯泰与一个友人谈到颓废派诗人。他说：他读过波德莱尔和梅特林克。他认为，“他们的某些作品不无兴趣和独特的美”，但总的说来，“这一运动是病态的”。他因这些作品当时尚未在俄国流行而感到欣慰。他说：“要是向我国的农民读这类作品，并对他说，这是聪明人认真写出来的，他会哈哈大笑：难道聪明人会写这样的东西？”不久，颓废派艺术传入俄国，这引起托尔斯泰的不安，促使他继续从理论上研究艺术问题。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考虑过艺术问题。艺术是游戏。它属于勤劳、正常的人们时是好的，属于浪荡的寄生虫时则是坏的……”三天以后他在日记中说：“昨晚写了十八页关于艺术一文的开头部分。”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又在日记里写道：“在关于艺术的文章里思路紊乱，写不下去。”本文始终没有写完，但是它导致作家认真地去写他的美学专著《什么是艺术？》。

这份手稿首次发表于《文学遗产》（第37—38期，莫斯科，1939年）。

《什么是艺术？》

八十和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都没有定稿，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采用书信方式（致《艺术杂志》发行人和主编H.A.亚历山德罗夫），但没有写完。后来相继写了《论艺术》（1899）、《论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并论什么时候艺术是重要的事业，什么时候艺术是无聊的工作》（1889—1990）。他感到观察艺术问题不能离开科学，于是又写了《科学和艺术》（1890—1891）、《论科学和艺术》（1891）。此后五年间他没有再写这方面的论文，但却研究了大量美学的理论著作，并反复思考现代艺术发展的道路问题。至一八九六年又写了《论所谓的艺术》。上述各篇文章他都不满意，因此写到中途都停下来。最后，从一八九七年一月起他开始写《什么是艺术？》一文。

这篇论文，据他说，花了十五年的紧张劳动，指的就是从一八八二年以来的一系列探讨和著述的工作。从论文的初稿看来，托尔斯泰准备分为四十多章，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定为二十章。在写作过程中他一直继续研读艺术问题的著作。论文经过多次删改。他于一个半月写出初稿，至一八九七年三月接近脱稿，但又感到怀疑，对有些章节完全作了改写。当时在日记中他说到，他已经能够知道要说些什么，却还表述得很差，还有许多空白和不确切之处。这时《什么是艺术？》一文已明确地显出两个重点：一部分章节批评各种艺术理论，另一部分章节则力图以自己的看法确定艺术的实质和意义，并说出自己的美学纲领。一八九七年六七月间他几乎要结束这篇论文，但还像他夫人说的，她今天为他誊清，他明天又涂掉重写。至八月间才基本写成，但是，在发表之前又经过半年的琢磨，其中第十章（批评颓废派文学的一章）作了重大补充，对结尾部分也有很多修改。

本文最早发表于《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1—5章发表于1897年11—12月号，第6—20章发表于1898年1—2月号）。它的第一个版本（载《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莫斯科，1898年），像杂志上刊出的文本一样，是经过审查机构删节的。当时媒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的《什么是艺术？》单行本同样是经过删节的。只有由莫德译成英文、于一八九八年在伦敦出版的版本才是第一个未经删节的足本，它附有托尔斯泰写的序言。在序文中作者谈到被删节的情况，谈到他所以违心地作出让步和不能提出抗议的原因，以及他的妥协带来的害处。

《威·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序》

德国作家威廉·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俄译本于一九〇二年初由媒介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于一九〇一年写这篇序。

波伦茨这个长篇小说写于一八九五年，它描写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德国农村中宗法制的经济、道德和家庭的基础趋于崩溃。作品也写到工人的境况，写到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失业工人的抗议、他们的集会及团结、他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念。但作者对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并不同情，他的同情主要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宗法制农民的境遇，小说的这些思想内容受到托尔斯泰的赞赏。

托尔斯泰最早从《欧罗巴通报》读到此书，他在致切尔特科夫的信中称它为“出色的小说”。托尔斯泰引以自豪的是，他不仅为俄国读者、而且为德国读者“发现”波伦茨。波伦茨因得到这位俄国大作家的很高评价而十分庆幸，并给托尔斯泰寄赠自己的长篇小说《地主》、《乡村神父》等书。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托尔斯泰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是拟作为美国诗人、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欧内斯特·克罗斯比的《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一文俄译本的前言的，在写作过程中文章扩充成为托尔斯泰多年来关于莎士比亚的思考的总结。从五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就对莎士比亚的剧作很感兴趣，多次阅读、研究莎士比亚的剧本，并观看演出。但是多次都强烈地加以否定。最初是由于他以非历史主义态度对待莎士比亚，不能接受他的艺术风格；也由于他不同意当时的莎士比亚热，批评人们的“盲目崇拜”。在他晚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道德家的他强烈指责莎士比亚剧作没有宗教信念；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评论界掩盖莎士比亚创作的民主性，而托尔斯泰则错误地把这些见解当作莎士比亚本人的观点而加以反对。文章的粗暴和过火是显然的。不过，文中有关戏剧、戏剧中的冲突、性格、情节开展和人物语言等见解都很深刻，都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的见解。此外，文中也肯定莎士比亚刻画心灵活动的才能和他的剧作的适宜于演出。其实，从他的夫人的日记以及他的友人回忆录中，都可以看到，他对莎士比亚也曾有过好评。他还曾以莎士比亚的剧作来反对颓废派剧作。他对一位演员说过：“为什么您不对人民演出莎士比亚？也许您以为人民不懂得莎士比亚？别担心。人民不懂的更多的是以不同于他们的风习写成的现代戏剧，而莎士比亚人民是看得懂的。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人民是懂得的。”

本文完成于一九〇四年一月，因它有强烈的论争性质，托尔斯泰本拟不在生前发表。后来因友人和志同道合者的敦促，他改变了主意，于一九〇六年发表在《俄国言论报》上。这篇文章自发表以来，引起许多争论。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契诃夫的《宝贝儿》。一八九九年一月他读到刚刚在《家》杂志发表的这篇小说时说：“这简直是珍珠，女性爱的全部本性被理解和刻画得多么细致！语言又多么出色！我们之间，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是我都不能写得这么好。”托尔斯泰的长女写给契诃夫的信里也说道：她的爸爸“接连四个晚上朗读这个短篇，并且说，他读了这篇东西变得聪明多了。”

本文首次发表于《阅读园地》（第1册，莫斯科，1906年）。

《亚·伊·埃尔杰利的〈加尔杰宁一家〉序》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埃尔杰利（1855—1908）是俄国民主主义作家。他的《加尔杰宁一家》于一八八九年问世。它描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叶的俄国生活，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形成的地主庄园和农村的关系。

在埃尔杰利逝世后他的文集出新版时，托尔斯泰应他的夫人的请求写这篇序言。当时托尔斯泰读了埃尔杰利的全部作品，而只着重评析《加尔杰宁一家》一书。

本文写于一九〇八年初，于一九〇九年首次发表于《埃尔杰利文集》第五卷。

《谈果戈理》

托尔斯泰对果戈理的评价，有过几次变化。青年时代，当斯拉夫派断言果戈理在从事创作之初，就具有后来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宣扬宗教观念、劝人服从沙皇、地主和教会的那些思想时，他激烈反对这些歪曲。一八八七年他在致切尔特科夫的信里说自己一生中读过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三次，每次都得到强烈的印象。他认为果戈理就其意义来说堪与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并列。一八八八年元月他要为阿·伊·奥尔洛夫的小册子《作为生活导师的果戈理》作序，没有写完，据说是因为不愿同别林斯基争论（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一封信里严厉地批评过他）。两年以后，他在《当代的奴隶制度》里批评果戈理维护农奴制，因为果戈理只是劝说农奴主稍稍关心农奴，而不是要求解放农奴。

《谈果戈理》一文是为纪念果戈理诞生一百周年而作，首次发表于一九〇九年三月《俄国言论报》。在这里他推崇果戈理及其优秀作品，而严厉批评他屈服于现存的俄国教会的教义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邵殿生

题解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写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其基本内容与同一时期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尾声和《安娜·卡列宁娜》及其他作品中的作者对待妇女天职和家庭生活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引起作者写此文的屠格涅夫的论点发表在《欧洲通讯》一八六八年九月号上，是屠格涅夫为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上的别墅》写的前言。

《忏悔录》

初次发表于《俄国思想》杂志一八八二年五月号。送审后，宗教检查机关禁止该文发表，命令编辑部交有关部门烧毁。但是编辑部留存的清样却在彼得堡由专门从事秘密印刷的大学生小组广为发行，数量大大超过《俄国思想》杂志的发行量（3000册）。一八八四年，被禁的《忏悔录》首次在日内瓦出版，题名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忏悔录，未出版文集的序言》。一八八五年托尔斯泰夫人曾打算将它收入《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内，却仍被宗教检查机关查禁。这以后，国外陆续出了好几种版本；而在俄国，一九〇六年以前发表的《忏悔录》都是被删节过的。

《忏悔录》是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激变”（作者自称是“新生”）后的第一部完整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家充满激情地陈述了自己的社会、道德立场的转变过程。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忏悔录》是一部“就诚恳、真实和说服力而言都十分出色的作品”。

《中国的贤哲》

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托尔斯泰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产生兴趣。一八七七年他就阅读过《道德经》，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他把“道”理解为最高原则，即爱与善，认为老子是伟大的精神导师。从一八八四年起，托尔斯泰又开始阅读和研究孔子。他在当年二月底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孔子的学说具有“非凡的道德高度”，“有时甚至达到基督教学说的高度”。他对孔子的“仁爱”、“克己”深表同感。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又开始研究孟子，为他的人性善的思想所吸引。到一八九三年又研读墨子，特别喜欢“兼爱”观点。

一八九三年托尔斯泰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译本翻译了《道德经》。一八九五年他校订了在俄国研究神学的日本人小西氏翻译的《道德经》。一九一〇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了托尔斯泰自己编选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其中有他的《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还编辑了布朗热编写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一书，并写了序言。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〇年的近三十年时间内，托尔斯泰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十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等书引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据苏联学者古德济的考证，本文开始写于一八八二年初。

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定居莫斯科以后，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城市的贫富悬殊。为了深入了解城市贫民并救济他们，托尔斯泰参加了一八八二年初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工作，随后写了《关于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同时开始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初手稿题名为《论人口调查期间的救援工作》，后来改为现在的标题。

开始了的论文曾经中断相当长时间，后来作者断断续续边写边修改，其间还忙于《我的信仰何在？》一文的写作和出版。一八八四年四月，为了援助政治犯，托尔斯泰把写好的部分交《俄国思想》杂志，以连载形式发表。在续写过程中，托尔斯泰多次到贫民窟去。

《俄国思想》杂志一八八五年一月号发表本文至第十五章，下一期预备发表的那一部分在送审时没有通过。于是托尔斯泰决定送到《俄国财富》杂志去，分若干选段重新发表。这样，托尔斯泰的续写工作又中断了。一八八五年五月，托尔斯泰的挚友和发行人切尔特科夫催他尽快完成论文，还建议把标题改为《我该怎么办？》，于是托尔斯泰另想出几个标题，如《我能帮助别人吗？》、《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伟大的事业就是善》等。这一年的下半年，托尔斯泰紧张地续写，终于完成这篇长达十五万字、包括四十章的著作。

《论生命》

一八八六年八月初，托尔斯泰在日常的访贫问苦工作中，为了给一个农民的寡妻送干草，把腿压伤了。后来伤口丹毒性发炎，引起并发症，发高烧。托尔斯泰受尽痛苦，卧床数月，病中常常想到生与死的问题。养病期间，许多友人来信慰问。在给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媒介出版社的同人，托尔斯泰的挚友切尔特科夫的妻子）的复信中，托尔斯泰谈到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时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也在探讨这些问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问题不易在信中说清楚，所以后来就在切尔特科夫夫妇促进下写成一篇论文。一八八七年初的文稿标题都是《论生命与死亡》，经过七次修改充实，终于发展成为由三十五个章节组成的一本专著，题名为《论生命》。全书于一八八八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作者一度认为《我的信仰何在？》和《论生命》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两篇。

《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这是托尔斯泰给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罗曼·罗兰的唯一的一封回信。这位未来的法国大作家在巴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年21岁）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他给托尔斯泰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提出一系列有关科学和艺术的问题，其中特别问道：“为什么您要谴责艺术？”此信没有得到回音。五个月之后罗兰再次写信，要求托尔斯泰解答他在关于真理、善、自我牺牲以及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疑惑不解的问题。罗兰说，他不能容忍对事物的道德本质不理解，因为对他来讲，这样简直无法活下去。托尔斯泰深受感动，就写了这封回信。信的俄文稿首次发表在《周报》一八八八年第四十六期，法文稿于一九二一年问世。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篇专著托尔斯泰写了三年，自一八九〇年七月至一八九三年五月。最初托尔斯泰只想为一位美国社会活动家和不以暴力抗恶主张的拥护者巴鲁（Adin Ballou，1803—1890）写的小册子《不抵抗主义的基本信念》（《Non-resistance catechism》）的俄译本写一篇短序，但越写越放不下。结果论文的构思不断深化，篇幅不断扩大，最后形成一大部专著，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

还在写这部专著以前，托尔斯泰就熟悉主张不以暴力抗恶的美国、捷克、德国学者和活动家的情况，把他们的学说创造性地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

托尔斯泰说，他要在此书中（特别是结论一章）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尽可能完整地表述出来，在《我的信仰何在？》一文中未说透彻的问题也在此书中加以阐述。

《当代的奴隶制度》

这篇文章开始写于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定稿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

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托尔斯泰从莫斯科铁路上的一位过秤员那里得知装卸工一连干三十六小时活儿的情况，大为震惊。他最初拟写一篇《从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想起》，笔录铁路上的见闻，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构思不断扩充，文章由一篇短评发展为宏大的社会论文，涉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写这一论文的过程中，托尔斯泰曾多次变换题目：《最廉价的商品》、《劳工问题》、《金钱奴隶制度》、《暴力和奴隶制度》、《新奴隶制度》等。

《当代的奴隶制度》一九〇〇年全文发表在伦敦的《自由言论》上。在俄国，由于书刊检查官的多次查禁和坚决反对，这篇论文仅有一些经删节后的片断在《俄国新闻》上侥幸发表。一九〇六年，这一论文的开头部分曾被编入《列·尼·托尔斯泰文集》印刷出版，但很快遭到查禁。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托尔斯泰夫人把《当代的奴隶制度》收入《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打算出版时，又遭莫斯科法院特别机构的禁止。直至一九一七年，《当代的奴隶制度》才在俄国全文问世，由团结出版社和媒介出版社出版。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提到这篇文章。

《不可杀人》

这是托尔斯泰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因意大利国王亨伯特被一无政府主义者杀死而写的一篇文章。他几乎在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就开始写题为《亨伯特被刺》一文，一方面批评这一事件，同时又保留自己对专制主义的不满。他反复修改了七次，曾于七月三十日寄往英国交由切尔特科夫发表。八月八日托尔斯泰又将定稿再次寄至伦敦，终于以现在的篇名首次刊载于切尔特科夫在英国出版的《自由言论》增刊上（1900年17号），它很快被世界各大报纸转载。俄国政府不敢因此追究托尔斯泰，而是迁怒于那些试图发表并传播这篇文章的人，不断地对他们加以迫害。

一九一一年，《不可杀人》被强行从托尔斯泰夫人准备出版的《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九卷中删去。该文在俄国直至一九一七年才第一次以全文由家族公社出版社出版。

《论末世》

托尔斯泰于一九〇五年五月开始构思这篇文章。当时他因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利，革命运动兴起，要回答当代问题而写这篇文章。最初他要在文章中指出，在俄国人民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基督教精神，不愿进行战争。他认为，如果说日本作为文明国家要显示其能够掌握军事技术，那么，俄国人则要向世界表明其“基督教的生活制度”。这些想法后来成了本文第一、二章的大纲。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增加，在发表过程中还一再改动。最后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底在英国由《自由言论》出版。

《小绿棒》

托尔斯泰五岁时，他的长兄尼古拉曾经告诉弟弟们一个秘密：在他们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老禁伐区”的沟壑边，埋藏着一根小绿棒，上面写着如何能使人们不再遭受不幸，不再互相争吵，怄气；只要找到它，所有的人都能相亲相爱，永远幸福。这根神奇的小绿棒给作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几乎成了他一生探索的象征。晚年，托尔斯泰陪同来访的客人参观庄园时，多次讲起这个故事，并选定传说中埋藏小绿棒的地方作为他的墓地，在遗嘱中写明。

这篇阐述人生意义以及人类生活最终目的的论文，最初曾用《我在何处？我为何而生？我是谁？》、《如何生活以及为何生活？》等为标题，最后选定《小绿棒》，可谓意味深长。该文最早发表于《俄国言论报》一九一一年第一期。

《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是托尔斯泰给中国学者辜鸿铭的一封公开信。该信写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中旬，同年十一月先后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在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报》上，在欧洲和亚洲各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〇六年三月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勃罗江斯基把自己用英文写的《皇上们，现在该醒悟了！俄日战争的道德原因》和《尊王篇》两本小册子赠送给托尔斯泰。在第一本书中，辜鸿铭从中国古代的伦理观点和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与两种文化的冲突解释战争的起因，谴责了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政策。第二本书介绍了中国的传统的政权概念和改良派的新思想，宣扬了君主主义。托尔斯泰的信正是针对这两本书的内容写的。

辜鸿铭原籍福建省内安县，一八五七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接受家庭教育至十三岁后即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哲学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等国，精通英、法、德、意等国语言、文化。二十四岁回国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招为督幕，负责外交等事务。后来在外务部供职。民国以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自号读易老人，著有《读易堂文集》。卒于一九二八年，享年七十一岁。

《到底怎么办？》

这篇文章是一九〇六年十月六日托尔斯泰在情绪受到极大震动后开始构思的。前一天，他刚同邻近一个镇上的一位农民革命者交谈过，当天报纸上就公布了二十二人被处死刑的消息。他想写点有关农民谈话和报上报道死刑这类事的文字，一直没有写成。直至一九〇六年九月中旬，托尔斯泰的专著《论俄国革命的意义》将要印刷出版，于是他就把《到底怎么办》写成该书第十八章的附录，一起问世。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这篇文章是托尔斯泰阅读了德·阿·霍米亚科夫（1841—1919）的论文《专制政体，这一概念的理论体系的经验》（1899年在罗马出版，1905年在俄国再版）之后有感而写的，曾用过《两条道路》等题名，最后定稿时改为现在的题名。文章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由媒介出版社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我不能沉默》

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著名政论之一，写于一九〇八年。

当时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遭到失败，沙皇政府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镇压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一九〇八年五月十日，托尔斯泰在《俄国导报》上读到一条消息：二十个农民因抢劫地主庄园被判处绞刑。这消息大大激怒了他，使他忍无可忍。

在最初的手稿里，托尔斯泰甚至直接点出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和斯托雷平等人的名字，指明他们是罪魁祸首。后来，作者虽然删去了具体的名字，但矛头所向，仍然是沙皇政府的这些头头脑脑，甚至在文章中表示了准备上绞架的最大决心。

文章写成后，未能在俄国公开发表。一九〇八年夏天，英、法、德、意等国的许多报纸却差不多同时刊登出来，俄国的一些报纸，后来也零零星星发表了一些片断，但遭到罚款。塞瓦斯托波尔一家报纸登出了全文，在城里张贴了这张报纸，政府却逮捕了发行人，交付法院审判。一些阅读和传播这篇政论的人，也遭到了监禁。当时俄国各地的秘密革命组织通过地下印刷厂，印发了这篇政论文章。十月革命以后，文章才得以正式全文出版。

《生活的道路》

这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大型编著。他在为此书单行本作的《前言》中写道：“收集在这里的各种见解属于不同的作者，从婆罗门、孔夫子、佛教的文字记载到《圣经》、书翰和许许多多古代的和现代的思想家。这些见解中的绝大部分，无论是翻译的还是改写的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我觉得不便于注明它们的作者的姓名。这些不署名的见解中最光辉的思想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世上最伟大的智者的。”这段前言说明了本书的性质和内容。

《生活的道路》第一版由媒介出版社于一九一一年出版，但经过检查机关的删改。一九二四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完整的译本。

倪蕊琴 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