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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蒂凡尼·瓦特·史密斯

Tiffany Watt Smith

一位做过10年戏剧导演的情绪史学家。

她曾获得“杰尔伍德最佳导演奖”（Jerwood Award for Directors），与人联合创作的戏剧《众人拾柴火焰高》（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曾在伦敦奥运会上演出。

她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她的学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博士则毕业于伦敦大学。目前，她在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情绪史研究中心从事无意识地模仿以及情绪传染方面研究。

2014年她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推选为“新一代思考者”（New Generation Thinker）。

- A

- Abhiman 由爱生恨

- Acedia 倦怠

- Amae 撒娇依赖

- Ambiguphobia 非解释清楚不可

- Anger 愤怒

- Anticipation 期待

- Anxiety 焦虑

- Apathy 冷漠

- L’appel Du Vide 虚空的呼唤

- Awumbuk 人去心空

- B

- Bafflement 不知所措

- Basorexia 亲吻渴望

- Befuddlement 茫然

- Bewilderment 困惑

- Boredom 厌倦

- Brabant 作死

- Broodiness 求子心切

- C

- Calm 冷静

- Carefree 无忧无虑

- Cheerfulness 欢快

- Cheesed （Off） 气恼

- Claustrophobia 幽闭恐惧

- Collywobbles，The 肠胃焦虑

- Comfort 安慰

- Compassion 同情

- Compersion 多元之爱

- Confidence 自信

- Contempt 藐视

- Contentment 满足

- Courage 勇气

- Curiosity 好奇

- Cyberchondria 网络自诊焦虑

- D

- Delight 欣喜

- Dépaysement 异境茫然

- Desire 欲望

- Despair 绝望

- Disappear，The Desire To 避世

- Disappointment 失望

- Disgruntlement 不满

- Disgust 厌恶

- Dismay 气馁

- Dolce Far Niente 偷懒之乐

- Dread 惧怕

- E

- Ecstasy 狂喜

- Embarrassment 尴尬

- Empathy 共情

- Envy 嫉羡

- Euphoria 欣快

- Exasperation 激怒

- Excitement 激动

- F

- Fago 悲天悯人

- Fear 恐惧

- Feeling Good（About Yourself）（自我）感觉良好

- Formal Feeling，a 肃穆之感

- Fraud，feeling like a （感觉像个）冒牌者

- Frustration 沮丧

- G

- Gezelligheid 温馨

- Gladsomeness 高兴

- Glee 欢乐

- Gratitude 感恩

- Greng Jai 怕麻烦别人

- Grief 悲痛

- Guilt 内疚

- H

- Han 隐忍

- Happiness 幸福

- Hatred 仇恨

- HeebieT-hJeeebies， 神经过敏

- Hiraeth 乡愁

- Hoard，The Urge to 收藏欲

- Homefulness 归家之喜

- Homesickness 思乡

- Hopefulness 充满希望

- Huff，In A 满腔怒火

- Humble，Feeling 低声下气

- Humiliation 羞辱

- Hunger 饥饿

- Hwyl 激昂

- I

- Ijirashii （被他人的顽强）感动

- Iktsuarpok 望眼欲穿

- Ilinx 炫酷

- Impatience 不耐烦

- Idignation 义愤

- Inhabitiveness 安居乐业

- Insulted，Feeling 被侮辱

- Irritation 恼怒

- J

- Jealousy 妒忌

- Joy 快乐

- K

- Kaukokaipuu 远方向往

- L

- Liget 化愤怒为力量

- Litost 羞愤

- Loneliness 孤独

- Love 爱

- M

- Malu 自惭形秽

- Man 热望

- Matutolypea 起床气

- Mehameha 怕鬼

- Melancholy 忧郁

- MIFFED，a bit （有点）气恼

- Mono No Aware 物哀

- Morbid Curiosity 猎奇

- Mudita 随喜赞叹

- N

- Nakhes 以子为荣

- Nginyiwarringu 惊吓

- Nostalgia 怀旧思乡

- O

- Oime 亏欠感

- OverwFehelineglmed， 不堪重负

- P

- Panic 恐慌

- Paranoia 妄想

- Perversity 乖戾

- Peur Des Espaces 广场恐惧

- Philoprogenitiveness 怜爱情结

- Pique，A Fit Of（突然的）恼怒

- Pity 怜悯

- PoGsointgal， 暴躁

- Pride 自豪

- Pronoia 不设防

- R

- Rage 狂怒

- Regret 遗憾

- Relief 如释重负

- Reluctance 勉强

- Remorse 懊悔

- Reproachfulness 责备

- Resentment 愤恨

- Ringxiety 手机幻听

- Rivalry 竞争

- Road Rage 路怒

- Ruinenlust 废物迷恋

- S

- Sadness 悲伤

- Satisfaction 满意

- Saudade 惆怅

- Schadenfreude 幸灾乐祸

- Self-Pity 自怨自艾

- Shame 羞耻

- Shock 震惊

- Smugness 自以为是

- Song 愤愤不平

- Surprise 惊讶

- Suspicion 多疑

- T

- Technostress 技术应激

- Terror 惊骇

- Torschlusspanik 时间焦虑

- Toska 忧虑不安

- Triumph 获胜之喜

- U

- Umpty 烦躁

- Uncertainty 不确定

- V

- Vengefulness 复仇

- Vergeüenza Ajenna 替人脸红

- Viraha 情欲

- Vulnerability 脆弱

- W

- Wanderlust 漫游欲

- Warm Glow 温情

- Wonder 惊奇

- Worry 担忧

- Z

- Żal 失落的忧愁

引言 心情的十万个名字

抬头看看，看看那云，你看到的是无风的天空中阴沉沉的一团，还是微风吹拂下轻飘飘的一缕？那天边是否被热情怒放的夕阳染红？

对于画家约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来说，天空是饱含感情的。在1821年的一封信中，他称天空为“主调”“绘画中情感的主要器官”。正因如此，他才会花费大量时间收集不同云的样子并分类。

他经常背上一捆画纸，口袋里塞满画刷，离开坐落于汉普斯特得（当时是伦敦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小屋，在旷野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迅速画着头顶云彩的千姿百态。风吹画纸窸窣作响，雨珠透尽斑斓色彩。

一回到家，他就马上编排自己的速写，注明日期、时间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

康斯特勃想要掌握这门天空的语言。你看看他的画作，就知道他的确掌握了。但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十分迷恋分类学，热衷于给事物贴上标签并分类，而这并不适用于气象万千的天空。云又怎么会有固定的形状呢？正像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40年后发现的那样，把云分类从来就不是为了真正去描绘云，只不过是出于方便罢了。云卷云舒，云聚云散，它们彼此相融，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仰望头顶的云彩，你可能在这一刻觉得万物都被赋予了某种情绪，可天空瞬息万变，下一刻这种情绪就消失不见了。

去辨识那万千气象并给它们命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试试准确描述一下你现在的感觉。下火车的时候，你的心是否会因那个正等着接你的人而兴奋地颤动？想到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你是否会感觉胃里一紧？你读这本书也可能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你在书店翻看，流连忘返，恐怕是在犹豫该不该买下。此时你是满怀希望，还是惊讶不已？（抑或是倍感烦躁？）

有些情绪的确会把整个世界都涂抹上单一的色彩，比如车胎打滑时的惊骇（terror），陷入热恋时的欣快（euphoria），而云朵这样变幻无常的事物却难以捉摸。就好像你为爱人准备了一个惊喜，你可能满心快乐地憧憬着，却仍有一丝惶恐——他们不喜欢该怎么办？也好像你在一场争论中愤然离去，却很难说清楚你到底从什么时候消了气，于是开始轻度抑郁，别人看了也跟着担心。

有些情绪去来无声，还没等我们看清就匆匆溜走了，好比你在超市里看到熟悉的牌子，心里一暖，于是伸手去取，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也有些情绪正在酝酿，我们急于避开，害怕被杀个措手不及。比如，有些人出于嫉妒恨不得把手伸进爱人的衣兜翻找搜查，或因为羞耻（shame）而走向自我毁灭。

有时，与其说我们驾驭着情绪，倒不如说情绪操纵着我们。

但是或许只有关注自身的感觉，就像康斯特勃画云一样去试着捕捉那些感觉，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

情绪是什么

我们大脑颞叶根部有一个泪滴状结构，叫作杏仁核（amygdala）。神经学家把它叫作人类情绪的“控制中枢”。杏仁核评估来自外界的刺激，然后决定要接近还是避开。它会激起一系列的反应，加快心跳，命令腺体分泌荷尔蒙，收缩肢体或让眼皮打战。如果你躺进大脑扫描仪里，想想悲伤的故事或看看自己刚出生的宝宝的照片，电脑生成的映像上对应的杏仁核部位就会发亮。

关于大脑的种种研究五花八门，都十分具有诱导性，甚至似乎能为我们如何感知情绪、为何能感知情绪提供最终的解答。但是，用作家胡思薇（Siri Hustvedt）的话来说，如果单纯把我们的情绪看作大脑里的生化反应，“就好比把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人》这幅画看作泼了颜料的画布，或把爱丽丝的故事当成页面上的文字。这些固然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无法解释这幅画和这本书带给我的主观体验，也不能说明这俩女孩对我有什么意义”。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把情绪首先当作生理事实来看恰恰曲解了究竟何谓情绪。

情绪的创造

大概在1830年之前没有人知道情绪（emotion）一说。当时人们感知到的是“激情”“灵魂的意外”“道德情操”之类，而且对这些东西的解读和我们今天对情绪的理解大相径庭。

一些古希腊人认为藐视一切的怒火是由恶风带来的。早期定居沙漠中的基督徒认为厌倦是由邪恶的魔鬼植入人的灵魂中的。到了15、16世纪，人们认为激情不再为人类所专有，也会给其他生命体带来奇妙的影响，于是，棕榈树可以谈恋爱、彼此朝思暮想，猫也看起来变得郁郁寡欢。

除了用无形的灵魂力量和超自然力来解释外，医生们也找到了一种复杂的办法来解释身体对激情的影响。他们的方法来源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体液学说。这一理论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界里流传甚广，最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医的著作中走向辉煌。

该理论认为每个人体内有四种基本物质——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体液处于平衡状态，能够塑造性格、影响心情：血管中血液量高的人脾气暴躁，但也很勇敢；而黏液过多的人平静而忧郁。医生们认为过于强烈的激情则会让热量在体内乱窜，引起体液的波动，进而打破这种脆弱的生态平衡。怒气使得热血从心脏涌向四肢，让人准备好发起攻击。相反，黑胆汁受热后，则会使有毒的蒸气窜到大脑，并往里面塞满可怕的幻象。如今这些观点仍影响着我们，所以有人常说有某人是黏液质，某人脾气坏，某人的血液在沸腾。

现代的情绪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经验主义科学的诞生。伦敦的解剖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提出，一阵喜悦之情或紧张地颤抖不是由那些奇怪的液体和气体造成的，而是因为精密复杂的神经系统，这个系统围绕一个器官运行：大脑。100多年后，动物反射性反应方面的生理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声称身体因恐惧而收缩或因快乐而抽搐纯属机械过程，与无形的灵魂力量根本毫无关系。

19世纪早期，在爱丁堡一个宽敞明亮的演说厅里，哲学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指出，这种理解身体反应的新方式需要一个新词，并建议使用“情绪”（emotion）一词。该词虽已在英语中使用已久（来源于法语émotion），但在此之前概念模糊，可泛指人体或物体的任何动态变化，无论是一棵树随风摇摆还是脸颊逐渐泛红发热。“情绪”（emotion）一词的正式使用，展现了一种新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它借鉴了实验和解剖学的命名方式，即根据可观察到的人们的情态变化来描述定义情感，如紧咬牙关，泪水横流，战栗发抖，睁大双眼。

这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一时热衷于了解机体的微笑和皱眉是如何表达甚至刺激内在情绪的。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早在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就把情绪当作科学家应该重视的课题。他向全世界的传教士和探险家发放问卷，调查他们在各地遇到的原住民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悲伤和兴奋的。他也曾拿自己做试验，试图把颤抖或微笑时所用到的肌肉解析出来。他甚至拿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威廉姆（William）做试验，细致地记录他的反应：“出生8天他总是皱眉头……快到5个星期大的时候笑了。”[1]

1872年达尔文发表了《人和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公布了研究结果，并大胆指出人类情绪不是固化的反应，而是进行了几百万年并仍在继续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和动物一样，我们的情绪就像呼吸和消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如厌恶防止我们吞下毒药，爱或同情帮助我们建立联系、精诚合作。

到了19世纪80年代，科学家坚信情绪是与生俱来的下意识反应，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甚至说身体反应就是情绪，然后才有主观感受。他写道，虽然“根据常识，遇到一只熊，我们会感到害怕并逃跑”，但更合理的说法是，“因为我们颤抖了，所以会感到害怕”。他认为身体反应最先出现，而主观感觉是稍后出现的副产品，他称为“附带现象”。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看待情绪。在达尔文发表了自己有关情绪表达的进化理论一年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维也纳开始接受医学训练。然而在9世纪9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放弃了神经病学家一职，他认为仅仅基于大脑和身体来探讨长期悲伤和过度疑虑是不够的，他写道，“科学地对待感觉并非易事”。人们还不得不考虑一种更为难懂和复杂的心理影响，也叫心智。

弗洛伊德诗意地称情绪为“情调”（feeling-Tones），虽然他从未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他对情绪的看法，但他的研究丰富并深化了关于情绪的认识，说明情绪不再仅仅是一种生理反应。通过他的研究，我们才得以了解情绪既可以被抑制，也可以累积起来并需要释放。

一些情绪，尤其是孩提时代那些心惊胆战的经历和疯狂的欲望，会沉淀下来并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多年以后出现在梦中，出现在我们冲动的时候，甚至在发生头痛或腹痛等症状的时候。

弗洛伊德也告诉我们，我们甚至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某些情绪，我们的愤怒或嫉妒可能都是潜意识的，会像盒子里的玩偶一样在不经意间蹦出来（“弗洛伊德式错误”[Freudian slips]）——要么在我们开的玩笑中，要么在经常迟到这样的习惯中。

尽管弗洛伊德理论的许多技术细节一直受到质疑，但他的观点——我们的情绪萦绕在大脑和身体中，在治疗方面意义重大，并为我们当今研究情绪语言提供了参考。

这样说来，在关于情绪的诸多影响深远的观点中，有两条要归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第一，我们的情绪是高级的身体反应；第二，我们的情绪受潜意识左右。

情绪文化

事实上，要回答“何谓情绪”这个问题，不仅要看我们的生理机能或个人心理史，我们的感受也植根于我们所处的文化中那些期待与想法。仇恨（hate）、愤怒（anger）或欲望（desire）似乎来自我们自身原生态的动物本能，然而它们也可以萌发于那些彰显我们人性的事物，这些事物包括语言以及我们用来认识自己身体的概念，我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时尚潮流乃至政治学和经济学。

17世纪的贵族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认为，连我们最强烈的冲动都可以通过俯仰随俗而被创造出来。“一些人”，他讽刺道，“如果没有听说过有关爱的谈论，就永远都不会谈恋爱。”

谈论、观看和阅读能刺激我们身体里的情绪，也能安抚我们的感觉。一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拜宁人会把一碗水放在外面一整夜来吸收“人去心空”（awumbuk）的气氛，即喜爱的客人离开后自己心里的惆怅和无力之情，据说这个仪式每次都很奏效。

我们的想法可以带来非常强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能塑造那些我们认为最自然的生理反应。不然11世纪的骑士又怎么能因灰心丧气而晕厥，或者直抒对爱情的渴望？400年前人们又怎么会死于怀旧之情呢？

情绪可能受我们的身体、思维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生活在偏僻社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不同语言中的情绪一词产生了兴趣。比如，song是形容一种因为不公平而产生的愤慨情绪，这种情绪在太平洋伊法利克环礁（Ifaluk）上的居民中备受重视和推崇——很显然，某些文化十分看重的某些情绪在其他英语国家却不值一提。

另外，在某些文化中一些情绪似乎非常重要，以至于人们能侃侃而谈它们的各种精细的分类，如西澳大利亚的宾土比人（Pintupi）能够感知15种不同的恐惧。还有的情绪对说英语的人来说是基本的，却在某些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词汇。比如，秘鲁的马奇根加（Machiguenga）那里就没有能精确表达“担忧”（worry）的说法。情绪语言研究是妙趣横生的，如果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概念表达情绪，那么他们的感受是否也可能不同呢？

历史学家一直怀疑研究激情是否有助于理解古代人的心态，然而在早期人类学研究进行了10多年后，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开始积极挖掘沉寂已久的情绪文化。当然，他们无法采访罗马奴隶或中世纪的情侣，询问他们感受如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察看古代人的日记、信件、手册、养生保健法甚至法律文件和政治讲话来揭示他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激情或感情的。

他们开始提出今天从事这一领域的人非常熟悉的问题：厌倦（Boredom）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创造的吗？为什么在官方肖像里美国总统的画像由一脸严肃转变为面带微笑？为什么16世纪的心理自助类书籍的作者劝导人们要悲伤，而今天的这类作者却呼吁我们要快乐？为什么18世纪的艺术家向众人宣扬他们受到了震慑（shock）？一些情绪怎么会消失——如一种早期基督徒称为“倦怠”（acedia）的、糅合了无精打采和绝望的情绪，而手机幻听（ringxiety）等情绪又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研究过去的情绪并不只是为了明白爱（love）和悲痛（grief）的仪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也不只是为了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一些情绪可以公开表露，而另一些只能掩藏起来或用苦行或祈祷的方式克制住。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探究这些文化价值观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探究我们的情绪是否完全属于我们自己。

甚至恐惧、恶心等有时被认为“基本”或“普遍”情绪的记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也不尽相同。陈旧的观念认为情绪有基本和不基本之分。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甚至更早的《礼记》（Li Chi）汇集了儒家礼节和仪式，其中记录了7种天生的感觉（喜、怒、哀、惧、爱、恶、欲）。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有6种“原始激情”（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悲哀）。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有6～8种“基本”情绪，所有人表达这些情绪的方式都是一样的。[2]其中包括厌恶、恐惧、惊奇、愤怒、喜悦和悲伤，但是不包括“爱”，而我们觉得“爱”的种种表现应该与不同文化中的种种仪式相互交织。

这些“基本”的情绪表达被认为是对普遍困境的高级回应：我们吐出舌头摆出一脸厌恶时，有助于我们遇到有毒物的时候能迅速从嘴里吐出来；我们被激怒时，就会感到有一股能量窜出来，帮我们击退敌人。但是，难道无论何地何人对这些情绪的感受都一样吗？想想在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有一个商人，掌心全是汗水，心脏怦怦直跳，头皮阵阵发麻，再想想一个13世纪的基督徒跪在寒冷的小教堂里祈祷，一个澳大利亚宾土比人大半夜肚子疼得睡不着，他们都有相似的感觉（恐惧）。

商人可能把他的感觉叫作“肾上腺素上涌”或“积极的恐惧”（如果那天运气不好，就叫“压力”）。第二个人可能说他的感觉是“奇妙的恐惧”，那是一种又敬又怕的感觉，提醒他注意上帝的存在。第三个人可能感到ngulu，这是宾土比人表达怀疑别人报复自己时经历的一种特别的恐惧之情时用的一个词。

我们赋予一种情绪的意义改变了我们对这种情绪的感受，这些意义决定了我们面对一种感觉时，是欣喜还是惊恐，是甘之如饴还是引以为耻。如果忽视这些差别，我们就基本无法理解自己的情绪体验。

归根结底是你如何理解情绪。当我们谈论情绪时，我觉得需要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格尔茨提了一个很有品位的问题：眨两只眼（blink）和眨一只眼（wink）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用纯粹的生理学术语回答，说这是眼睑肌肉的一系列收缩运动，那么眨两只眼和眨一只眼几乎没有区别。但是你需要联系文化语境才能理解眨一只眼的深层含义，你需要理解戏耍和玩笑、调侃和性，以及嘲讽和做作等约定俗成的社交惯例。

爱、恨、欲、惧、怒等情绪皆如此，没有语境，你只能“浅显地描述”发生了什么，却无法了解故事的全貌——而只有看清了全貌才能理解其中蕴含的真实。

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些故事以及它们是如何变化的。书中介绍了不同的理解情绪、表达情绪的方式，从希腊法庭上哭泣的陪审员到文艺复兴时期长着胡子的勇敢女性；从18世纪医生颤动的心弦到达尔文在伦敦动物园对自己做的实验；从一战中罹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到现代的关于神经科学和大脑成像的文化。

书中描述了有着喜怒哀乐等情绪的我们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世界，而包括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层级，蕴含关于性别、性取向、种族和阶级的假设，容纳哲学观念和科学理论的世界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的。

觉察情绪

今天，情绪健康以及识别并理解感觉以保持情绪健康，是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既定目标，无论不丹还是英国皆如此。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总会出现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永远保持幸福或为什么哭泣对我们有好处。

关注自身的情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古希腊的斯托亚派学者教导说，要是注意到了一种激情的先兆，就能获得调控这种激情的良机。他们认为，你要是察觉到后脖子上的汗毛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竖起来的，就能提醒自己避免盲目的慌张。

在17世纪，著名学者和解剖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也发现，关注自己的情绪对自己有所助益，虽然他的方法与众不同。他对自己绝望和担忧的感觉非常好奇，并试着在与其他作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和先贤对话的时候理解它们。最终，之前无谓的抑郁症也有了意义，并且开始逐渐好转。

如今人们都非常重视情绪，这一现象大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心理学研究，当时研究的主题非常引人注目，叫作情绪智慧，也就是俗称的情绪商数或情商（EQ）。其倡导者认为，能够识别自身或他人的情绪并用来指导决策，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智商这一传统的决定因素一样。

研究显示，察觉情绪更能让人从压力中恢复过来，提高工作业绩，增进管理谈判技巧，并使家庭关系更稳定。现如今，情商或者什么别的叫法，为教育工作者、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所熟知。

如今人们对情绪津津乐道，无论你对这种现象微笑相迎还是惊讶不已，我都希望你能够认可：我们的感觉和用以描述这种感觉的词之间有着非常有趣的联系。有的情绪，当你真正了解它们是什么，你就会一笑了之，比如umpty（感觉一切“糟糕透了”）、matutolypea（一种只有在早晨才有的情绪）。

而有些情绪构成了我们人生体验的很大一部分，比如basorexia（一种突然想要亲吻某人的冲动）或者gezelligheid（一种在寒夜里和朋友们共处的舒适感）。有的时候，识别和解读他人的情绪能让我们的情绪看起来不那么怪异和突兀。

著书过程中，我遇到的许多故事都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而让我倍感慰藉，有些故事则因为别的原因和我产生共鸣，让我从新的角度看待我的一些反复无常的情绪。我们大部分人对一些情绪避而不谈。或许你因自己心怀怨恨而羞愧，对自己心存冷漠而恐惧，或努力摆脱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但如果给自己哪怕一线机会，反思自己为何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些感觉，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态度的源泉并不是我们有时以为的洪水猛兽。

我希望书中的一些故事也能和你产生共鸣。但这本书的初衷绝非助你更快乐，更成功（或者更富有）。虽然这些故事妙趣横生，但最重要的是，理解关于情绪的文化故事可以让我们发觉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观点，了解“自然的”（说得更糟一点，“正常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什么。

如今，情绪对我们至关重要，政府在统计情绪指数，人们用医药干预情绪消长，学校在教授情绪规律，老板在监控情绪变化，那么我们最好弄清楚上述那些关于情绪的假设到底是从何而来，也要想明白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做心理咨询来帮助自己调控情绪。

如何使用本书

关于情绪的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描述了许许多多的感觉。本书不求探入我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以期钻研内核。相反，本书是一本关于情绪的微型散文集，各词条按惯例以字母顺序排列。

这本书认为，气恼（miffed）、炫酷（ilinx）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怪异的情绪，实则像恐惧（fear）或惊讶（surprise）一样，都是我们情感生活中特有的一部分。同样也不敢说这些词条的表达已经非常准确，它们只是让我们得以一瞥情绪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文化政治，以期解读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种种感受。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激发我们的兴趣和好奇心，促使我们展开讨论并提出疑问。

硬生生把情绪分门别类并非易事。我花时间整理这些词条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像维多利亚时期那个收集云朵的人，不知道一次打战会是因为快乐还是恶心（还是二者兼有），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不再愧疚而开始后悔？

有时追求精确可以让人更容易理解（当然也会适得其反，见ambiguphobia非解释清楚不可），但是思考情绪将会使自己深陷于一个迷宫，在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甬道和旋转门里迷失，这时我们描述情绪所用的词不再是为了真正的描述，而是出于便利罢了。这就是本书如此编排的目的。你可以按照字母表顺序查阅词条，也可以信手翻翻，遇到感兴趣的地方再停下来细读，然后看看相互参照的词条，或许这样更有利于理解情绪是如何改变形态并彼此融合的。

本书探讨的情绪有150种左右（当然实际的情绪远不止这些）。尽管我从事的情绪研究永无止境，我仍要献上这本集子，并告诉大家世界上的情绪远不止这些，这是为了反驳这样的论点：我们精妙复杂的内心世界可以仅仅用一小撮基本情绪来概括。

我在这个饱含感情的美丽新世界里上下求索，并学到一个道理：人类从来不会精简表达情感所需要的词。

我们只会需要更多。

[1] 有证据表明达尔文的家人并不都支持他的研究。结婚之前，达尔文的未婚妻爱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之情，“你将会形成关于我的理论，如果我生气了或发脾气，你就只会想：‘这证明了什么呢？’”

[2] 情绪学家是我们当中从不同领域研究情绪的人，他们在这个“基本情绪”理论上争论不休。最近，最著名的支持论点由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提出，他认为存在着普遍的、基本的情绪。近期，有研究人员反驳他的观点，称他认定的普遍面部表情事实上反映了西方的偏见。怀疑普遍情绪理论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和感受一些情绪，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绪。毕竟，想象勾画逝去的文化中人们的情绪是情绪历史学家最享受的事情，但是说一些东西非常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一模一样。

A

Abhiman 由爱生恨

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梵语《吠陀经》是现存最古老的宗教经典之一。这套经文包含的圣歌、咒文和仪式构成了印度教的精神基础，也让我们得以一窥3500多年前印度的日常生活。

印地语“abhiman”首先在《吠陀经》中出现，如今在印度次大陆，一说到这个词，人们也能立刻心领神会。但没有单个的英文单词可以表达那种情绪。

“abhiman”的本义是“自尊”。但是，它的深层含义与另一个梵语词汇“balam”（“力量”之义）异曲同工。

我们爱一个人或期望对方善待自己，然而这个人却伤害了我们，由此产生的痛苦和愤怒之情正如自尊受挫后心生怨恨、进行报复。首先感到又心痛又震惊，但很快演化为强烈的骄傲受到重挫的状态。

译成英语时，它的意思往往是“自尊受伤”或“以怨报怨”，暗指当事人气量狭小。在印度，“由爱生恨”这一应对方式更易为人接受和理解。“由爱生恨”是我们感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明白打破家庭和伙伴之间爱和尊重的默契是非常严重的背叛。

正如许多和自尊有关的情感一样，“由爱生恨”可以是偏执的。有时，这种情绪中受伤最深的正是受挫者，可谓双重打击。

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短篇小说《判决》（Shasti）中，女主人公琼德拉（Chandara）和丈夫、丈夫的哥哥及他可怜的总是发牢骚的妻子住在一起，一家人穷困潦倒。一天，丈夫的哥哥意外杀死了他的妻子。警察来了，琼德拉的丈夫惊慌失措。为了救兄长，他把谋杀的罪名推到琼德拉身上。这不仅背叛了他们的爱情，也是对琼德拉妻子尊严的践踏，这深深伤害了琼德拉。

琼德拉站得笔直。她浑身僵硬，感到万分心寒，愤恨难平，于是承认谋杀，默默前往监牢。泰戈尔写道，因为她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才有此反应，而英文译者往往翻译成不同的版本：“此恨绵绵无绝期！”“傲气比天高！”“受挫的反应真可怕！”等等。行刑的日子近了，琼德拉的丈夫感到后悔并试着挽回，然而琼德拉创剧痛深，甚至在走向绞刑架时都不看丈夫一眼。

另见：

HUMILIATION·羞辱

RESENTMENT·怀恨在心

Acedia 倦怠

想象你是生活在4世纪埃及西部的沙漠里的一个基督教隐士。阳光照射在你的泥瓦房顶，你正跪在铺着石子的路上，心里祈祷着。这时你觉得有点无聊，这种感觉悄然袭来，让你分心，就像小虫爬在胳膊上一样感觉痒痒的。你必须克制住，不然就会屈从于所有罪恶的情感中最危险的一种：倦怠（Acedia）。

“Acedia”有时也被称为漠然（accidie），用现代词语难以确切地指称这种情绪。它持续时间短，却能引发灾难性的精神危机，通常在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爆发。刚开始人们会表现得无精打采、易怒，但很快转变为悲凉、绝望。

沙漠之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说，倦怠感觉起来像是大脑被邪恶的黑暗牢牢控制。身体也未能幸免，当时一位女修道士阿玛·塞奥多拉（Amma Theodora）解释道：倦怠让我们感觉“被压垮了”，膝盖发软，四肢无力，头疼脑热。这些隐士生活在松散而缺乏联系的集体里，住在荒芜沙漠上散布的洞穴和小木屋里，他们禁欲克己，修行祈祷。

在倦怠魔咒的影响下，一些僧人与附近的同伴打架，或抱怨选错了职业，试图回到亚历山大（Alexandria）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重温过去的欢乐时光，并劝诱朋友跟他们一起走。一些人被发现在住处颓然哭泣，另一些想自杀，任由自己躺倒在危机四伏的大漠。

倦怠严重影响着这些僧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的生命也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它被认为是八恶念（Eight Evil Thoughts）中最危险的一种，八恶念后来被概括为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

它从哪里来？沙漠修女和沙漠神父（Desert Mothers and Father）认为，倦怠是魔鬼的仆从“午间恶魔”带来的，他们在群落里游荡，把疾病传染给居民。今天我们可能习惯说倦怠只是现在所说的“抑郁症”的别名。但是，倦怠来去匆匆，并只在一天中最热的时辰袭来，而且所有的受害者都已经因为与世隔绝和极端的忏悔行为而头昏脑热，这些事实都表明倦怠的起因绝非平常。比起大脑中“化学成分不平衡”这一说，孤独地生活在酷热难忍的沙漠中并疑心午间恶魔就在附近徘徊这种说法更容易被相信。

在6世纪，倦怠不再被视为一种道德罪孽，它的一些症状被当作忧郁症（melancholia）的表现，现在我们称为抑郁和焦虑（见：MELANCHOLY忧郁）。其他症状属于懒惰这种道德上的恶习。虽然人们仍然常说感觉倦怠，但它的意思更像是惰性，可能相当于在下雨的周日早晨感受到的无精打采之感（见：APATHY冷漠）。倦怠的危险性削弱了，正好宗教思想的中心也从荒野迁到更加惬意的意大利葡萄园，这恐怕不是巧合。宿醉很可能代替中暑，成为修道士生活的主要威胁。

更多天气对情绪的影响，参见：HUFF·满腔怒火

另见：BOREDOM·厌倦

Amae 撒娇依赖

我们许多人有时会迫切地想要扑进爱人的怀抱，被爱抚被安慰。我们暂时让自己沉浸于对方带给我们的彻底安全感，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会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英语很难表达这种感觉，而日本人称之为amae。

在日本，人们认为amae普遍存在于各式各样的关系中，不仅在家人间能感受到，而且在朋友和同事间也能感受到。当然它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可能责怪小孩子amaeru（动词），他们说着甜言蜜语，睁大眼睛卖萌，希望别人为他们做点什么。一个少年懒得复习考试，指望着照样能通过，我们也可能告诫他不要太过amai（形容词）了。这个词有两种译法，其一“表现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其二“依赖他人的好心”。

但这些表述都无法精准体现amae的真意。日本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Takeo Doi）认为，“依赖满足”是“一种认为他人的爱理所当然的情绪”，这样的话当我们依靠他人的帮助时，我们就会认为没有义务回报对方。他甚至鼓励人们在工作太拼命的时候对自己撒撒娇。

在土居健郎看来，屈从于“依赖的满足”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表示你重新像婴儿那样自我放纵，并享受无条件的爱护。屈从于“依赖满足”促使稳固的关系进一步繁荣，也象征着最深的信任。

日本竟然存在“依赖满足”这种综合了脆弱性和归属感的情绪，这使许多情绪学家都非常好奇。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对“依赖他人的满足”非常感兴趣，认为这种情绪表明我们最亲密的情感也受到了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影响。

他们说，“依赖满足”早在日本传统的集体文化中就已发展壮大，也证明了日本社会缘何仍重视集体依赖而非个人主义。一些学者的研究更深入，称“依赖满足”定义了日本的国民性格，而这种说法在今天看起来过于简单了。

日本人能够侃侃而谈“依赖满足”的乐趣，这一点仍然令人好奇。为什么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想要表达类似的体验就会语塞呢？也许英语在这方面的空白可以证明英语系国家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方面有多困难。人们担心别人会觉得自己“需要救济”或幼稚，也害怕成为这难以承受的义务链中的一环（见：GRATITUDE感恩）。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再怎么不情愿，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可能永远都表现得成熟老练、自力更生，偏偏我们又喜欢装成那样，真是尴尬至极。

另见：

COMFORT·安慰

VULNERABILITY·脆弱

Ambiguphobia 非解释清楚不可

美国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造出这个词，指的是感觉事物模棱两可就会不爽。如：“他非把酸奶小牛肉菜谱解释清楚不可，整整写了七页文字和画了四幅示意图。”

另见：PARANOIA·妄想

Anger 愤怒

目光如炬，脸颊发红，嘴唇发颤，肌肉发胀，身体充满想要摧毁什么的可怕冲动，连汗毛也竖了起来。这可以用来形容班纳博士（Dr Banner）变身为无敌浩克（Incredible Hulk）的过程，也正是罗马斯托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在其作品《论愤怒》（拉丁文e Ira，英文Of Anger）中对愤怒的描绘。

《论愤怒》于公元1世纪写就，是现存的一部最具影响力、最古老的介绍如何管理愤怒的文献。塞内卡认为“愤怒是所有情绪中最可怕最狂暴的一种”，是“短暂的疯狂”，愤怒的时候我们近乎野兽，而不像文明人。他认为，就像在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那样，愤怒的原因是感觉受挫或受侮辱，尤其是被没有资格侮辱你的人的侮辱（见：TECHNOSTRESS 技术应激）。

他虽然承认愤怒会对战场上的士兵有所助益，但觉得愤怒在罗马集市和宫殿走廊里并没有用武之地。在那里，怒火只能导致混乱：先大动干戈，再追悔莫及。所以，他建议，一有发火的冲动，就要赶紧克制住，理性地反思情况（见：APATHY冷漠）。

愤怒属于不可控制的情绪。它酝酿怨恨，引发种种不满，被激怒的人突然间怒火中烧，大发雷霆。

压抑的愤怒令人恐惧，而爆发出来的愤怒非常暴力。愤怒带来伤害，毁掉婚姻和工作，但也能激发行动（见：INDIGNATION义愤），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见：LIGET化愤怒为力量）。

关于愤怒有一个固定的话题，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凡论述愤怒者必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愤怒是否应该被表达出来”。

“我希望你生气，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讲明白，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黛安·基顿（Diane Keaton）在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执导并主演的《曼哈顿》（Manhattan，1979）里说。而艾伦回应道：“我不生气，好的。我是说，我倾向于内化……我憋出了个肿瘤。”

表达愤怒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出气总比受气好！），你可能觉得这是个新颖的观点——非也，一些中世纪和近代的医生就热衷于研究怒气发泄。虽然愤怒会消耗人体生命精气，但有时也会带来好处。

11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巴特兰（Ibn Butlan）解释到，由于愤怒使得人体温度升向极值，就能让那些身体虚弱、卧病在床的人重现生机，他甚至认为愤怒可以治愈瘫痪。4个世纪以后，在一本于1490年写就的关于瘟疫的小册子上，医生路易斯·阿尔卡尼兹（Lluís Alcanyís）记述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医生治疗一位极度虚弱的病人时，坐在病人床前，反复提醒他过去所受的轻慢，后来病人康复了。

但愤怒对治愈疾病的促进作用不止于此。在《抗衰老，葆青春》（Cure of Old Age，and Preservation of Youth）一书中，13世纪的医生和炼金术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认为，经常被激怒可以延缓衰老，当时人们认为衰老的原因是身体接近死亡而变得越来越冷、干。因此，愤怒而非最流行的药膳或昂贵的身体乳被认为能够带来生活情趣和青春风采，这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十分受人追捧的。

在20世纪早期，人们逐渐认为应该健康地发泄怒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压抑情绪可能导致头痛、胃病等生理症状。基于这个观点，20世纪中期一批英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转而关注如何释放病人沉积的怒气。例如，50年代末加州锡南浓（Synanon）瘾病康复中心使用“发泄疗法”。

在分组治疗中，医生鼓励患者之间相互激励，深层挖掘对方的精神痛楚。通常不一会儿某个人就会发怒，于是治愈过程开始了。0年代末的原始呐喊疗法（Primal Scream Therapy），甚至R.D. 莱恩（R.D.Laing）在英国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的治疗项目也把宣泄怒气视为治疗过程的突破口。

发泄怒气被视为可以表达个人的本我，打破患者为在虚伪的世界里谋求生存而建立起来的假我。这些治疗师相信怒气可以把患者和他们的真实自我重新联系起来，不让他们因病成瘾或发疯，过去他们只能依靠这两种方式来获得解脱。对某些人来说，发泄怒气确实有效。

今天的许多心理治疗师不再对帮助患者宣泄怒气或“真实”地表达愤怒那么有兴趣了，转而尝试理解怒气的来源，以及我们有时为什么需要用愤怒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愤怒以奇怪、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挨批或发现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令我们痛苦，一种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发火，怒火可以激励我们要更加努力。

怒火爆发也可以在其他方面使我们受益，它可以缓解肌肉紧张，暂时抑制一些通常更加令人不适的情绪，如担惊受怕或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怒气爆发也可能帮助我们管理负罪感：通过朝别人发火，我们推卸了责任，暂时缓和情绪，给自己一些慰藉。在这些情况下，愤怒虽然可能貌似“真实”，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却认为这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伪装的，转瞬即逝，因此我们下意识里也许更能接受这种愤怒，而不是它所掩藏的痛苦感觉。

所以，到了21世纪，我们思考如何表达愤怒时，讨论用的术语又一次发生变化。现在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表达怒气以保持健康，而是愤怒——无论是暴跳如雷还是幽忿暗涌，压制了哪些别的情绪。

欲知当我们把怒气憋在

心里的时候会怎样，

参见：RESENTMENT·怀恨在心

Anticipation 期待

“拭目以待吧。”祖母说。

灯灭，幕布下方亮起。我爱极了这一刻，也向来最爱这一刻，当灯光熄灭，幕布亮起，你知道接下来会有神奇的事发生，但就算即将发生的事没趣极了也没关系，因为这份期待之情永远纯粹。

充满希望地旅行比到达目的地更美好，佩瑞叔叔常说。我也总是比较喜欢前奏。

当然，倒也不总是啦。

‘ You just wait and see，’ said Grandma.

The lights went down，the bottom of the curtain glowed. I loved it and have always loved it best of all，the moment when the lights go down，the curtain glows，you know that something wonderful is going to happen. It doesn’t matter if what happens next spoils everything； the anticipation itself is always pure.

To travel hopefully is better than to arrive，as Uncle Perry used to say. I always preferred foreplay，too.

Well. Not always.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

期待是偷来的乐趣，是轻率地用掉尚未获得的快乐。19世纪中期以前，一份“期待”指的是一笔还没挣到就花掉了的钱，比如预支下周的工资。

一些情绪最早和天气有关，另一些可以追溯到风景，而期待却深深植根于经济学和交换的历史中。

也许因为这一点负面意义（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别借债，莫放债！”[1]），所以一些家长执意要给孩子规划好未来，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熟知失望的打击。盼着事情发生固然有趣，然而，尽情享受幕布升起时将会发生什么的这份期待，却不适用于脆弱的人。“痛并快乐着的期待中”，卡特写道，姐妹们知道幕布很快会升起，“然后，然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奇妙的秘密呢？”

“等着看就知道啰。”

更多关于情绪和金钱的信息，

参见：

GRATITUDE·感恩

另见：

CURIOSITY·好奇

HOPEFULNESS·充满希望

Anxiety 焦虑

焦虑是因自由而头昏眼花。

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

胃部抽搐，喉咙发紧，眼皮直跳，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大脑在思考无限的可能性。不像恐惧或担忧通常有确定的成因，焦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一堆人生麻烦事中嗡嗡作响，虎视眈眈，把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变成人们眼中的灾难。它让我们坐立不安、呼吸困难，束缚着我们。

焦虑（Anxiet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ngh（紧压，挣扎，因悲伤而颓丧），从这个词根中很容易看出来压迫感和束缚感。

焦虑是我们不时会经历的感觉，但是今天许多人喜欢把它看作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我们要克服这种情绪，绝不会甘之如饴。我们可能想到那些满头大汗、说话结结巴巴的电影角色，如杰克·莱蒙（Jack Lemmon）在《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中饰演的杰利（Jerry），又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其每部影片中的形象。这些人物慌里慌张，不停地想象最糟糕的情形却无力解决。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不感到焦虑才是成功人士或幸福人士。制药和替代疗法产业支持这一观点，提供药片、药剂、运动和冥想疗法来镇定焦虑的大脑，促进精神“解放”。

焦虑被认为是一种诅咒，这在21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它在100多年前只被认为是一种烦恼，而且在这之前，一些哲学家甚至认为恐惧和痛苦的感觉是在发觉自身自由之后的一种充实的反应。

焦虑可能是一种病，这一观点首先在1893年由德国威斯巴登的一位精神病学家埃瓦尔德·赫克（Ewald Hecker）提出。两年后，他那更出名的威尼斯同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再次提出。他们称这种病为焦虑性神经症（Angstneurose），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术语更加精确地替代了意义模糊、笼统的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当时许多患者都被诊断患有此症。

症状包括对噪声过度敏感、噩梦、心悸、哮喘和出汗过多。但一种主要的症状是“焦躁的期待”（anxious expectation），意思是害怕发生最糟的情况。典型的病患是一个烦躁不安的家庭主妇，弗洛伊德写道：“每次她丈夫感冒咳嗽时，她觉得他得了流感性肺炎，她在脑海中会看见他的葬礼队伍走过。”

他认为这种神经病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激动情绪的堆积”（accumulation of excitation），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欲求不满”（sexual frustration），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认为年轻已婚女性患病风险最高。他认为，当时用安全套和体外排精法来控制生育，抑制了女性的性高潮。女性未消耗的力比多会以奇怪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惊恐发作时心悸、喘气，弗洛伊德认为这替补了性交中酣畅淋漓的喘息。因此他说，焦虑是变酸了的力比多，真实的欲望把力比多变酸，就像醋把酒变酸一样。

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人因战争而精神崩溃，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受到触动，将这一时期称为“焦虑的年代”（Age of Anxiety）。英美政府为了抑制焦虑潮，雇佣心理学家来衡量并提升人们的“淡定感”和“安全感”，这项举措和今天的幸福议程（happiness agenda）类似（另见：COMFORT安慰）。

那个时期，首款明星镇静剂眠尔通（Miltown）于1955年问世，并迅速风靡市场，随后安定（Valium）于1963年问世，焦虑已经成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也代表了20世纪的主流精神状态。到了60年代，“焦虑的年代”逐渐衰落，罕见的新病症“抑郁”开始蔓延，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快速发展的制药业带来了新的诊断标准（见：SADNESS悲伤）。

今天，焦虑又一次兴起，并在最近超过抑郁症成为美国最常诊断出的症状，其种类也有所增加（最新的精神诊断“圣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记录了12种）。在19世纪末，诊断出患该病的女性多于男性。难道女性天生就更加焦虑吗？或者，由于该病自发现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明显的性别烙印，所以女性更有可能达到患病标准？

在弗洛伊德之前40年出生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广泛的心理疾病这一观点站不住脚。在他看来，如果不理解我们的情绪，甚至是那些让人倍感沉重的情绪，就无法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他认为人类是焦虑、胆小、令人恶心的生物。最能激起他兴趣的一种情绪用丹麦语来说是angest，意思是既为当前痛苦，又对未来畏惧。

克尔凯郭尔于1844年发表的论文Begrebet Angest旁征博引，幽默诙谐，离经叛道，包罗万象。正好100年后，文章被译成英语，题目是《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文章内容极其复杂，人们连读一读都会觉得焦虑。

克尔凯郭尔认为，意识到生活没有预先设定好的轨迹后，焦虑是恰当的反应，但是我们有绝对自由来做出我们想做的任何选择，并为结果负全责。“他的眼睛恰好向下看那巨大的深渊，他感觉头晕目眩。”克尔凯郭尔写道。虽然这种眩晕可能令人紧张，能感受到它的这种能力却是真正在活的标志。他宣称，只有“最没有精神的人才不会焦虑”。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躲避这种慌张不安的感觉或者被它压垮，而是学会承认并理解，它们带给我们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他恐怕不愿看到我们今天是怎么对待焦虑的，我们正在想要摆脱焦虑，而不是把它当作自由本身的证明。

他告诫道，只有“平庸和愚蠢”才会无视这种重要的感觉，反而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疾病。

另见：

UNCERTAINTY·不确定

WORRY·担忧

COLLYWOBBLES，the·肠胃焦虑

Apathy 冷漠

手里的书掉了，你抬头盯着天花板。狗吃掉了地板上盒子里剩下的比萨，这时电话在隔壁房间默默响了，没人接。你也不在乎是不是你的电话。不像厌倦（boredom）的时候仍然想做些什么，冷漠情绪的影响下你会以好逸恶劳为荣。

说实话，这是我们一些人面对沮丧和压力的唯一合理反应（另见：DOLCE FAR NIENTE偷懒之乐）。但是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赋予它一个更加高尚的作用。

斯托亚学派（Stoicism）是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哲学学派，繁荣了近400年，它认为淡漠寡欲对社会和谐和公正至关重要。该词由a-（without没有）和 pathos（passion激情）构成，原意不同于今天我们很多人（私下里）很熟悉的懒惰惯性。

斯托亚人士相信，为了让人们公正理性地行事，愤怒（anger）、妒忌（jealousy）这样的情绪应该受到抑制。斯托亚学派认为情绪的发展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精神触动”，如害怕得后脖颈上汗毛直竖，目光交汇时像触电一般心生向往；接下来是情绪核心，这时的感觉更加强烈。

学会在自己首次受到外物影响因而情绪波动时立刻中断自己的感觉，并有意识地决定不让这些感觉进一步发展，这是斯托亚人士想要做到的。但斯托亚学派并不认为所有的情绪都是坏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描述的理想的斯托亚性格是“充满爱但没有激情”。只有那些会扰乱人心的情绪才需要抑制，以便促进集体利益（见：ANGER愤怒）。

对今天许多人来说，要让生活保持在一种良善平衡的状态里，似乎是白费功夫，甚至很不理智。我们可能觉得，生活中如果没有嫉羡（envy）、欲望（desire）等情绪，那一定会非常寡淡而且枯燥乏味。但造成许多人质疑冷漠的更主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上。

1964年3月，28岁的吉诺维斯在纽约被杀，尸体躺在公寓楼的地上。谋杀案虽令人痛心，但并非奇闻怪事。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报纸上说，楼里38名居民听到了她的尖叫，他们走到窗前看了这场谋杀，但没有一个人呼救。那时，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躲在人群中会使人们变得疯狂。暴民行为的理论和“群体思维”就是来源于这种观点：成为人群中的一员意味着释放原始情绪，做出不理智、冲动的行为（另见：PANIC恐慌）。

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却暴露了不同的东西。好像围观群众警惕或同情的感觉变得迟钝了，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总会有人帮忙的。

吉诺维斯谋杀案象征着一种悄然潜入大都市的新“疾病”。心理学家毕博·拉塔内（Bibb Latané）和约翰·达利（John Darley）称之为“过客冷漠”或“过客效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冷漠的定义超越了以往认为的懒惰和无精打采。它意味着失去动机或目的，在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会空虚，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冷漠相当于一种挫败感，类似于我们不愿担责解决问题时感到的麻痹和倦怠。心理学家之前也关注过无精打采；维多利亚神经科医生关注“意志缺失”（aboulia），意思是失去意志或动力；更早以前，第一批基督徒害怕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原罪的“懒惰”（见：ACEDIA倦怠）的状态。但是，拉塔内和达利的实验过去十几年后，20世纪和21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本科生会学到，冷漠不仅是一种死罪或病态的个体心理，它在不知不觉间能引发反社会行为，但其成因却是群居生活。

事实上，吉诺维斯案的首次报道不完全真实。警长确实跟《纽约时报》编辑提过“目击者”竟多达38位，但记者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写有38位目击者“围观”了谋杀案却无动于衷。而最近的调查表明只有3人在知道那是谋杀的情况下仍然无动于衷，当然3名也很多，但是人们竟然会相信38这个数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大众和心理学家都上当了呢？

今天我们感受到事件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像斯托亚主义者那样，我们也许会为自己不用卷入各种激情的冲突而感到高兴，或相信如果没有情绪影响我们，我们就会更公正地行事。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认为情绪是所有行动的动机，而冷漠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感觉的能力，因此它也令人害怕。

吉诺维斯案反映出我们对冷漠的紧张感，冷漠让我们不愿投票、捡起垃圾或报案。因此我们可能就会来来回回地想冷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或是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害，直到我们感觉不堪重负，就会无精打采地陷进沙发里。

另见：

BAFFLEMENT·不知所措

CALM·冷静

L’appel Du Vide 虚空的呼唤

你沿着高耸的悬崖边行走，无法抑制想要跳下去的可怕冲动。一列快速火车驶入视野，你恨不得把自己甩到它跟前。人们常提起恐高，但其实我们不是害怕从高高的悬崖上掉下来，而是害怕那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迷魂记》（Vertigo，1958）中，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追赶想自杀的金·诺瓦克（Kim Novak）到了钟楼，爬上摇摇晃晃的楼梯时，并非因为晕眩而浑身无力。希区柯克巧用摄像手法让楼梯井底部看起来游向前景，并让消失点若隐若现。斯图尔特害怕自己会干脆跳下去。

法国人给这种令人胆寒的冲动感觉起了个名字：l’appel du vide，意思是“虚空的呼唤”。也许这是大脑操纵的一个可怕的游戏，一个测试，为了提醒我们危险近在咫尺。但最重要的是，正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虚空的呼唤令人感觉紧张万分，心慌意乱，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也让我们害怕自己的情绪，它们恶作剧似的不理智冲动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无法回转。

另见：

PERVERSITY·乖戾

ILINX·炫酷

TERROR 惊骇

Awumbuk 人去心空

客人走后感觉空落落的，曾经挤得满满的地方，现在看来很宽敞，声音在墙壁间回荡，反而令人不习惯了。虽然我们通常觉得可以喘口气了，但心里也会很压抑，好像浓雾降临，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了（见：APATHY冷漠）。

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区的拜宁（Baining）土著人对这种感受习以为常，他们称之为人去心空（awumbuk）。[2]他们相信，客人走的时候会留下一种沉重感，如此客人便可轻装而行。

压抑的迷雾会笼罩三天，让主人分心、怠惰，无法好好照顾家人、照看庄稼。所以一旦客人离开，拜宁人就装满一碗水，放一整夜来吸收沉重的气氛。第二天，一家人起个大早，郑重地把这碗水泼向树丛，自此正常生活便可重启。

另见：

MELANCHOLY·忧郁

GRIEF·悲痛

[1]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经典台词。

[2] 哲学家彼得·戈尔迪（Peter Goldie）认为，可能也需要一个词来专门形容亲朋好友来访时主人懒散厌倦的心理。

B

Bafflement 不知所措

工业革命时，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方法来迫使机器里的热蒸汽改变方向，限制其自然流动。他们叫它“折流板”（baffler），其英文原义为魔术师。Baffler现在改称为baffle，但仍然有障眼、遮板之意。比如，在飞机跑道上，挡板（baffle）被用来盖住发动机的轰鸣声，将声波的方向改变直到噪音变弱。

感觉不知所措的人有点像一道声波，被“魔法”扰乱了脚步。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往往是面临的选择太多（见：UNCERTAINTY 不确定），尤其是杂乱无章的选择一股脑儿地堆在你面前的时候（见：BEFUDDLEMENT 茫然）。

我们不知如何抉择，也不知该朝着哪条道路前进（见：OVERWHELMED，feeling不堪重负），于是感觉被惹恼了（见：EXASPERATION 激怒）或愤怒（见：IMPATIENCE 不耐烦），甚至暴躁（见：DISGUST 厌恶），但主要是筋疲力尽（见：APATHY 冷漠）。因为信息量太大，我们无所适从（见：BOREDOM 厌倦），并对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世间万物心生抵触。

另见：

BEWILDERMENT·困惑

Basorexia 亲吻渴望

突然想要亲吻某人的冲动。

另见：VULNERABILITY·脆弱

Befuddlement 茫然

看到晦涩词语、不完整的列表时产生的混沌感。

另见：BAFFLEMENT·不知所措

Bewilderment 困惑

井然有序，胸有成竹，有条不紊，这些成语标志着进取、高效的人生。在我们这个高压、以成败论英雄的世界里，容不得杂乱，也容不得因杂乱而产生的迷惑之感。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认为，感到稀里糊涂是治疗性人际关系的关键开始。他写道，杂乱（mess）促使人进行分析，一些患者希望弄明白自己那些有害的人际关系模式或难以解释的愿望，于是请他先帮助他们理清思绪，整理、重构，扫除纷扰直到重拾初心。

这种对整洁的渴望不足为奇。从乱七八糟的桌子到拒绝写日记，杂乱无章有时表现为固执和自暴自弃，即潜意识里想要使自己受挫，这会阻挠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或取得我们渴望的成功。

但是杂乱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有时也有用处。在杂乱的抽屉翻找一张烦人的发票时，大部分人早晚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整理纷乱的头绪时，我们可能同样会不经意间发现一些想法，或在之前觉得毫无关联的事情间建立联系。

对菲利普斯来说，到了最后，混乱才是精神分析过程中最有趣的一面。他对人们的这种行为尤为好奇：刻意地也是下意识地制造混乱、带来困惑，搅乱人际关系，或把混乱留到工作时思考，这是因为人们想有所发现。

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迷失自我（lost souls）的著名人物，其中李尔王可能最生动地体现了何谓创造性迷向。这个健忘、喜怒无常的老人流落到城堡大门外狂风呼啸的荒野，他的身心都迷失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觉得自己被女儿抛弃了。他满腹困惑，于是热切地希望重塑自我。因为有了这种感觉，他才问出了这个贯穿整部作品的问题：“谁能告诉我，我是谁？”

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发现自己被杂乱搅得筋疲力尽，淹没在喋喋不休的聒噪中，因为不知所措而心慌意乱。忍受杂乱并不容易，但当我们因困惑而被迫追问“我是谁？”或“这是什么意思？”时，我们的困惑便是弥足珍贵的。当我们拨开迷雾搜寻可能的答案时，我们也许会萌生某种想法、形象或信仰，然后事情就突然变得容易理解了。菲利普斯写道：“使某物生者，必使另一物灭。”正如古语云：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另见：

DPAYSEMENT·异境茫然

OVERWHELMED，feeling·不堪重负

Boredom 厌倦

拿起一本书再丢掉。打个哈欠，眼神空洞，一副懒散的样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想找点乐子，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厌倦是一种对人危害最大的情绪，它集中了受困、懒惰和漠不关心等感觉：人们依稀觉得想要改变些什么，但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种感觉。

我们今天所知的厌倦一词是维多利亚人发明的，当然并不是说此前人们一点也不觉得日子单调无趣。

据说，古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认为许多“工作过度”的罗马人是因为他们“乏味的生活”而服毒自尽。在15世纪，“厌烦”（irk）包括一些令人不快的情绪，如疲劳、恶心，这种感觉就像晚餐时旁边坐了个沉闷的人，或被迫听晦涩难懂的演讲一样（另见：ACEDIA倦怠）。

“厌倦”这种新的情绪于1853年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来源于法语bourrer（塞满或满足，字面意思是吃饱），因当时一种快速变化的关系而萌生。前工业化社会没有区分工作和家务，而18世纪末城市工厂和办公室的迅速扩张产生了一种划分白天时间的新方式，衍生出“休闲时间”（leisure time）这一概念。

“休闲”很快被中产阶级当作一种提升自我的消遣。包括马戏团、大众科学讲座和奢华戏剧表演等吸金项目的娱乐业迅速崛起，以迎合人们遣兴陶情的需要。新的旅游业的兴起也满足了资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和猎奇心理。（另见：WANDERLUST 漫游欲）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和无聊的人待在一起而无法脱身，或觉得提不起兴趣、无法集中注意或有所作为，都说明生活不充实。医生称厌倦对健康有不良影响（酗酒、手淫、嗜睡）。政客对它横加挞伐，称其为社会弊病，谴责穷人和失业者任其恶化。

女权主义运动家和小说家指出这种情绪会腐蚀中上层阶级女性。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53年出版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戴德洛夫人（Lady Dedlock）与她的真爱分开，嫁给了一位善良但态度冷淡的绅士，从此空虚寂寞，“百无聊赖”（bored to death）。狄更斯写道，她投降了，屈从于现代生活的“痼疾”。《牛津英语词典》引用这句话作为英语“厌倦”（boredom）一词的起源。

大概过了20年，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尔的半生缘》（Daniel Deronda）中，主人公关德琳（Gwendolen）警告说这种慢性病可能也对其他人有无法预测的影响。女性就像温室植物一样被养大，“要看起来尽可能漂亮，安分守己，不要抱怨”，因为厌倦，她们可能会成为“有毒的花”。

今天，我们本应该远离厌倦。科技发展，生活日益智能，常常会给生活带来刺激；出现了工作时间灵活的“创意工作者”，在他们看来“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没有明显区别，这些因素使得压力代替厌倦成为时代弊病。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厌倦的担忧，我们现在仍然感同身受，只不过用了21世纪的一些新术语来重新定义。

越来越多的学龄儿童被诊断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种有争议的诊断结果使得儿童在神经学上被认为容易感染厌倦情绪，他们多巴胺水平降低，于是无精打采、坐立不安、容易分心。那些在厌倦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上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更加容易酗酒、肥胖、开车时出岔子。

在道德和医学上都谈“厌倦”而色变，这种观念也许会带来负面影响。关掉你的智能手机，你往往会发现自己由于烦躁带来的厌倦而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做美美的白日梦。

对现状不满、没兴趣，厌倦难耐，这样你也许会有动力来改变现状。许多有创造力的人，如艺术家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作家梅拉·沙尔（Meera Syal），都认为他们自己的童年极其乏味。厌倦促使他们有所发明、尽情想象。正如佩里所说，厌倦是“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状态”。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孩子们叽叽歪歪地抱怨“我好无聊”的时候，不要立刻冲进去制止他们，也不要用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把他们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因为，正如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所说：“人类的厌倦，而非社会或自然需要，乃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根源。”

另见：

ACEDIA·倦怠

APATHY·冷漠

CHEESED （off）·气恼

Brabant 作死

你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但你就是想知道照做了会怎么样。

在《利夫的深层含义》[1]（The Deeper Meaning of Liff）中，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和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赋予这种一闪而过的感觉一个名字。作死（BRABANT，布拉班特，原为地名）：“特别想知道可以把一个人推多远。”

另见：

PERVERSITY·乖戾

ILINX·炫酷

Broodiness 求子心切

女性心理：母亲想要一个或再要一个孩子的欲望。

Of a woman：feeling a maternal desire to have a（nother） baby.——《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描述家禽就巢性的词才开始用在女性身上。人们都说，只要女性闻一闻婴儿的小脑袋，荷尔蒙就会大量分泌，对孩子的渴望如潮水一般包围了她们。

90年代末男性也开始说自己“求子心切”，虽然《牛津英语词典》并没有收录这种用法，但当时出现的这种新的情绪状态，而且它的定义局限于“女性的”，这绝非偶然。

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英美单身及已婚女性已经广泛使用口服避孕药20多年了。女性不再必须生孩子，而是可以选择生或不生。求子心切，既包含舐犊情深般那样的养育本能，又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焦虑或忧思。它被描述为一种强有力的情绪动力，能够促使女性做出生育的决定。

渴望有孩子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建构，也不只针对低生育的社会。这种情绪可以是极度痛苦的，就好像感觉生命中有所缺失一样。这种暂时的渴望堪比与挚爱分开或背井离乡的愁绪（见：HIRAETH 乡愁；VIRAHA 情欲）。

正如乌云在地平线上聚集酝酿着天气变化一样，对孩子的渴望也会带来极大的情绪变化：希望未来充满爱，眼见朋友的家庭枝繁叶茂而担心自己落后，渴望得到应得的快乐，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有孩子而十分伤感。

把求子心理简化为单纯动物荷尔蒙的自然变化的观点正逐渐减少。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女性的情绪会受到她们那神秘的生理机理的左右，如患歇斯底里或有“易怒的子宫”（irritable womb）时（见：DISAPPOINTMENT 失望）。最早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写道：“子宫是一种动物，它渴望孕育子女。青春期后若长期不孕，它就会痛苦、焦虑，在身体里游荡……使得患者痛不欲生。”

柏拉图“游荡的子宫”（wandering wombs）一说听起来像古老的奇幻传说，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对“求子心切”这种被人们视为可以操控女性行为的情绪，当代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心理学家把它和性冲动增强联系起来，乍一看好像十分明显，但当我们想到这种情绪也和抑郁状态有关时，它和性的联系就不那么明显了。

人们也不清楚这种情绪是不是主要是女性所有，就算在男性身上表现得不明显，那么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影响呢？社会学家研究了非自愿无子的男性对孩子的渴望，发现他们也经历了不为人知的复杂情绪，包括痛苦和内疚，孤独和愤怒。研究也表明，40%的男性认为自己对无子的现状感到“抑郁”，而事实上只有30%的女性有此感受。

所以，人们对于“求子心切”这种情绪心存误解，需要澄清。人们认为求子心理是女性生理上必然会产生的感觉，这种想法意味着那些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注定会遭受痛苦，而那些从未怀有急于求子心态的人可能会怀疑自己缺失了女性的某种重要情绪，因此不配为人母。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另见：

TORSCHLUSSPANIK·时间焦虑

PHILOPROGENITIVENESS·怜爱情结

[1] 《利夫的深层含义》是一本词典，其中词语均为地名，如利夫（Liff）、布拉班特（Brabant），这些地名被作者赋予了有趣的含义。

C

Calm 冷静

他梦想着一个“精神文明的社会”，那里的人们能够通过植入大脑的电子芯片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一个他称为“刺激接收器”的装置来远程刺激大脑边缘系统就可以操纵所有情绪的消长，无论是狂怒（rage）、恐惧（fear）、渴求（lust）还是宁静（serenity）。

这不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剧本初稿。

这是荷塞·戴尔嘎多（José Delgado）的远大理想，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曾是耶鲁著名的神经系统科学家。

戴尔嘎多的名声在1965年达到顶峰，当时他的关于某个情绪改变实验的精彩照片荣登《纽约时报》头条。这位手无寸铁的科学家站在西班牙哥多华的一个斗牛场里，一只手拿着斗牛士的披风，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型遥控器。离他几米外，一头牛喷着粗气，跺着脚，向这位科学家冲去。在快要被牛撞上的关头，戴尔嘎多轻轻按了按控制植入牛大脑中电子芯片的开关，结果牛立刻停下，掉头走了，看上去非常温顺，松懈下来。戴尔嘎多说，它的“攻击性”和“摧毁性的愤怒”“顷刻消失了”。

在情绪过于强烈难以控制时，我们可能会希望拥有戴尔嘎多的遥控器。当焦虑在眼底攒动，恐惧在胸中喧嚣，狂热的爱恋让我们担心自己承受不起，如果我们可以让情绪消失，哪怕只是暂时让自己喘口气，理理思绪，那该有多好。但即使是冥想大师或斯多葛学派的先贤，也无法给这些汹涌而至的情绪来个急刹车。我们一般会数十个数，或咬住嘴唇，或告诉自己“这都会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在适当的时候保持冷静。

当然，报道戴尔嘎多实验的记者似乎被那神奇的、招之即来的“冷静”深深震撼，但是他们的描述并不完全可信。牛大脑中接受刺激的其中一个部位是尾状核，负责指挥下肢移动来转动身体。因此并不完全清楚当时那个实验中是牛的“摧毁性的愤怒”得到遏制，还是这头向前冲的牛只是被迫突然向右转。可以说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困惑。

今天，要平复大脑的情绪起伏，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于药物，也就是所谓的“化学抑制药物”。用这些药物可以安抚人手不足的养老院中的阿兹海默患者，或人满为患的牢房里的犯人，让他们镇静下来。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神经技术似乎比药物更让科学家们青睐。虽然戴尔嘎多的电子芯片控制法需要向体内植入仪器，但他认为自己的方法最终会胜过当时精神病院普遍采用的脑叶切断术，更好地解决情绪紊乱的问题。当然，这种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戴尔嘎多的人类实验对象都是重症患者，如罗得岛精神病院的癫痫和精神分裂患者。一个吸过毒、坐过牢的女患者曾央求戴尔嘎多给她植入一个电极，但他拒绝了。

决定什么是“正常的”情感回应可以反映我们所处社会的最深层偏见。戴尔嘎多斗牛场表演过去5年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内陆城市的危机的影响下，神经技术又一次成为报刊头条。哈佛医学院两个研究员提出，应把刺激接收器植入暴乱者的大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年轻黑人男性。这项从未被执行的提议对非裔美国人抗议长期不公的义愤横加挞伐，说这是过激的病理行为，并要求医疗干预。此事在今天看来非常让人震惊，以至于许多人不愿再回忆。然而此事和情绪史上许多相似的故事一样，提醒我们“正常”情绪反应标准是如何充斥了政治意味且变幻莫测的。

另见：APATHY·冷漠

Carefree 无忧无虑

看琴吉·罗杰斯（Ginger Rogers）和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跳舞，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愉快。在脱线喜剧《乐天派》（Carefree）中，罗杰斯饰演一个电台明星，她十分喜欢单身生活，迟迟不肯定下婚期，最终，她的未婚夫让她去找阿斯泰尔扮演的精神病医生。医生催眠了她，给她喂生奶油和黄瓜，好让她做梦，希望能从中看出点什么。最后，不出意料地，她爱上了这位医生。

这部电影情节十分荒诞，但看着热恋中的两人旋转、踢踏、开玩笑、吹口哨，即使是最严肃的人也会露出笑意。

感受自由是幸福的，也是需要勇气的。别人和他们的要求突然都变得无足轻重，义务漂得远远的。我们感到浑身畅快、充满干劲。终于有机会开始冒险了！

无忧无虑有时候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它对那些循规蹈矩的习惯和饮食嗤之以鼻。有时候也有点警告甚至威胁的意味，这也就是为什么切尔西足球俱乐部（Chelsea FC）的粉丝以自己淡然处之的心态为傲，并以《舞王》（Lord of the Dance）的调子引吭高歌让对手不安：

无忧无虑，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是著名的CFC

我们不在乎

无论你是谁

因为我们是著名的CFC

Carefree，wherever we may be

We are the famous CFC

And we don’t care

Whoever you may be

Cause we are the famous CFC

所以，当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你脑海里发牢骚时，是多么扫兴啊。你摔倒了咋办？回不了家咋办？不小心伤害了别人咋办？

对小说家D.H. 劳伦斯来说，漫不经心是一种值得培养的技能。在他的散文《闲情逸致》中，他回忆起自己在西班牙时，在一个阳台上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他悠闲地看着两个人割草：“唰！唰！那是镰刀发出的声响”。但接着来了两位女士，来到他旁边的阳台，谈论国际政治。“她们竟然关注这些！”他痛惜。“她们只是被关心缠住了。她们忙于关心法西斯或国联……从来意识不到身处何地”。

劳伦斯认为，漫不经心是革命性的姿态，它抗议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带来的异化，倡导回归生活的自然节奏。所以他敦促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比如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一个人穿的裤子是纯正的蓝色，割草机的声音，而不是一猛子扎进抽象思想和政治辩论中。

劳伦斯预测了今天广泛流行的冥想法。这不是说要忽略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令人分心的事情，而是要刻意留心它们。无论是听到过路的卡车把窗户震得咯咯作响，还是孩子们在楼上的嬉戏喧闹，注意内在和外在的杂音可以让生活的压力暂时退却。

然后，等到能喘口气了，你就出去走走，舒展舒展身体，或像弗雷德和琴吉那样跳跳舞。

因为，我的朋友，革命可能就是这样开始的。

另见：

DOLCE FAR NIENTE·偷懒之乐

Cheerfulness 欢快

迪士尼乐园（Disneyworld）宣传语：这里“给人类提供最好的娱乐”。去那里工作必须先上迪士尼大学，那里的“顾客学”专家懂得面对众多过度兴奋的儿童和苛求的父母时，如何保持笑容灿烂、热情洋溢。那里有专门传授如何管理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课程（也叫作“游戏”），也有教你如何调整内心情绪，化挫败和愤怒为热情和喜悦的课程。

迪士尼员工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员工一样被要求做好“面子工程”，装也要装出积极的情绪，然而这些人员更容易精神崩溃。在日益灵活、以消费者为本的经济里，我们是否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硬性要求员工面带笑容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欢快成为职场必备情绪最早出自美国这个以推崇积极能干的态度而著称的国家，当然美国人也不是一向如此，看看17世纪美国人的日记和书信，简直和当时欧洲人的一样令人凄风苦雨。那时候，逆来顺受而非锐意改变似乎是对生活困难和不公的最佳回应。

历史学家发现18世纪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尤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崇的自给自足、艰苦奋斗精神的态度。美国缺乏阶级体系也被认为是其追求开放的原因。

英国社会学家哈里特·玛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30年到美国时，一个当地人在火车站跟她开了个玩笑，把她吓了一跳。她以一种轻蔑的笔调写道，“一种普遍的欢快氛围”甚至在收容所和墓园都能感受到。

大概她更习惯于欧式高冷吧。

家庭主妇是最先受到鼓励表现出乐观热情的人群。比彻姐妹（Beecher Sisters）在1869年的家务手册中写道，女性应该给家庭带来“耐心和欢快”，主妇在家保持乐观的态度可以让家庭更繁荣，这对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都大有裨益。因此美国主妇最先受到鼓励去做社会学家所说的“情绪劳动”，指的是员工被特别要求操控自己的情绪以影响他人情绪。

一战结束后，职场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专业人士，称作工业心理学家。他们负责防止职场冲突，提高生产力。他们总结说，乐观和充满干劲的态度（而不是加薪或更好的工作条件）是重要因素。到了20世纪30年代，30%的美国公司成立了关系部门来监督雇佣流程，测试员工是否“内向”或有其他“性格缺陷”。

在强制欢快的潮流下，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于1948年创作了一部自助文学的经典《如何才能停止焦虑开始新生活》（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他建议推销员一直保持“活力”，用灿烂的笑容迎接顾客，讲笑话调节气氛。如果推销员那天正好不高兴怎么办？很好解决。“想快乐的事，表现出欢快的样子，”卡耐基教导说，“你会变欢快的。”

不快乐的时候试着做出快乐的样子真能奏效吗？一些证据表明这可能有用，控制面部表情摆出咧嘴一笑的样子也许真能影响你的情绪。[1]但是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保持职场标准笑容的长期影响心存疑虑。

社会学家亚莉·罗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一项针对空乘人员的开创性研究中发现他们在培训的时候被反复教导，要对乘客笑得“比自然还自然”。公司的目的是让空乘人员提升乘客的地位，使乘客觉得飞行是一种奢侈的体验，然而这却让空乘人员自身付出代价。

霍克希尔德的受访者称，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感到与自己的感觉疏离了，甚至会怀疑自己的感觉。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只有低薪、女性主导的服务业的员工才有“情绪劳动”方面的问题，直到最近这种看法才有所改观。然而，在过去10年，社会学家研究了欧美医生、大学教师和警察，结论是这种特别要求员工管理自己情绪的现象有增无减。[2]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忧员工是否可信，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发牢骚，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强制欢快（见：DISGRUNTLEMENT 不满）。由于“情绪劳动”被视为增加压力，导致员工普遍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强制欢快带来的压力加剧了我们的不满、疲乏和孤独。

祝今天过得愉快！

另见：

HAPPINESS·幸福

Cheesed （Off） 气恼

食物和心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犹太丸子汤很暖心，妈妈的厨房传来的烘过的香料的气味会引得你前去一探究竟，油亮亮的巧克力布丁是美味的诱惑。

而对参加过二战的英国皇家空军（RAF）飞行员来说，焦起司（burnt cheese）和厌烦代表了同一个意思。

感到“气恼”（Cheesed off）原本是指在飞机场周围盘旋待命时厌烦不已。起初，这种易怒的感觉被描述为“不耐烦”（browned off），飞行员将之比喻为生锈的引擎。

“Cheesed off”这种说法可追溯到19世纪，但是它为何会在飞行员中流行却是未解之谜。有人说是因为起司在烤架上会烧焦（turn brown），还有人说是因为等待时不得不把面包上的起司全部吃掉，而从字面意思上来说，那些士兵真的是吃腻了（见：BOREDOM 厌倦）。

一些情境及其引发的情绪令人十分不快，有些人会希望通过给这种情境起个愚蠢的绰号来获得慰藉（另见：UMPTY 糟糕透了；COLLYWOBBLES，the 因焦虑不安引起的肚子疼）。人们一般认为二战空军肯定是不苟言笑的，但感到“气恼”（cheesed off，直译为“扔掉起司”）这个表达温和地修正了这种刻板印象。通过它，我们看到了士兵嘲弄的笑容，把烦人的等待也变得轻松有趣起来。

另见：BOREDOM 厌倦

Claustrophobia 幽闭恐惧

诊断生命的迹象停歇与否其实很难确定。18世纪的医生诊断病人死亡与否时，会用羽毛挠病人痒痒，或把镜子放在病人嘴上，或把针插在病人脚趾甲下面。难怪那时候尸体挖出来后一看，有的指甲脱落了，膝盖骨也破了，棺材盖内部还有刮痕。

19世纪，一连串的新闻报道了活埋事件，于是就像我们习惯给当下最害怕的事物命名一样，当时的医生创造出了“幽闭恐惧”一词。这种新的病症描述了对橱柜、小房间、电梯、洞穴等密闭空间的恐惧。衣服紧裹着脖颈，汗水滴在手掌上，真真切切地感到快要窒息了，好想逃跑却逃不走，愈发觉得自己犹如困兽。

当时有许多流行小说，讲的是醒来发现自己被埋在6英尺的地下然后逐渐窒息而亡，其中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活埋》（The Premature Burial）至今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也许活动家威廉姆·泰伯（William Tebb）1895年的作品《活埋，以及如何预防活埋》（Premature Burial and How It May Be Prevented）更加可怕：“他们不得不经历缓慢窒息的过程，他们又愤怒又绝望，抓得自己皮开肉绽，紧咬舌头，头撞着困住他们的小房间的墙壁，叫着他们最好的朋友的名字，骂他们是杀人犯。”

从那时起，幽闭恐惧的意义扩大了，不只局限于让人恐慌、感觉受困的狭小空间，也可以说一些关系和社会情境让我们透不过气来。

你急于逃脱办公室派对，却不得不一直挂着僵硬的笑容曲意逢迎；和前任共进午餐，对话尴尬生硬，怨愤暗生；别人的礼物，别人的帮助，甚至连他们给我们的爱都可以让我们感到窒息。他人的期待紧紧包裹着我们，当我们必须要么欣然接受，要么感谢或回报对方时，窒息的感觉最为强烈。为了逃脱，我们只能做困兽之斗。

另见：

DISAPPEAR，the desire to·避世

Collywobbles，The 肠胃焦虑

感到肚子胀鼓鼓的，咕噜咕噜作响。

不仅是心脏，胃也控制着我们的很多情绪。“丧失之痛如断肠”“害怕得胃里一紧”，这些说法不只是一种比喻，医学界早已把我们的胃和我们的心情联系在一起。

早期现代人刻意避免摄入他们认为会导致忧郁的食物。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认为白菜尤其危险：“它让人做噩梦，给大脑带去黑色的蒸气。”

18世纪早期，餐桌礼仪规定吃饭不能聊天儿，防止消化时过度消耗精气。读书人通常为消化不良所苦，因为他们忙碌的大脑会从胃里偷走能量。一些现代胃肠病学家研究了焦虑和压力，发现大脑和胃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最好把两者看作一个整体。

Collywobbles由colic（胃痛）和wobble（颤动）合成，描述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胃里油油的，一阵阵抽搐，十分难受。这种感觉不像胃里有更漂亮的“蝴蝶”带来的紧张感那样来得快去得也快（have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胃里有蝴蝶”，意思是感到紧张），肠胃焦虑会慢慢折磨你，失眠的时候疼痛尤甚。

长夜漫漫，我们却只能眼睁睁等着天亮时这个最后期限的到来，或等着母亲大人来问我们“怎么了”，于是感觉周围天旋地转，内心痛苦不堪。

更多关于情绪和胃部的联系，

参见：

HUNGER·饥饿

另见：

ANXIETY·焦虑

Comfort 安慰

市郊的垃圾场遍地都是令人心碎之物，被抛弃的泰迪熊倚着灯柱，笑眯眯的塑料蛙在臭水沟里凋萎。父母很明白孩子失去最喜欢的玩具时有多心碎，他们知道一只眼的玩具兔子或满是破洞的小毯子对孩子的情绪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

儿科专家、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孩子对玩具有很深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对一个现象产生了兴趣：父母经常给婴儿一些柔软的东西让他们抱着，好让他们安心一个人睡觉。

威尼科特指出，这些东西不只能带来安全感，也不仅是父母的替代物。他解释到，这些东西有温度，有质感，可以活动，这让孩子赋予它们生命，认为它们是活物。孩子用这种“过渡物件”来表现内心之所欲、所惧，好像把它们作为自己思维的延伸。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舒尔茨的花生系列卡通连环画中莱纳斯的安全毯，它偶尔会跳起来追赶主人的对手。

威尼科特说这些物件相当于“桥梁”或“第三个世界”，连接着婴儿的思维和现实世界。一旦婴儿学会理解、接纳自己和他人的不同，物件就不再有用了。

然而，我们对“过渡物件”的需要从未完全消失。在悲伤或害怕的危急时刻我们就需要它们，因此救护车和警车都备有柔软的玩具或“疗伤泰迪”，以便让车祸受害者（通常是儿童，有时候是大人）可以抱着一些东西得到慰藉。在这些时候，人们从毛绒玩具中获得的抚慰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给不了的。

在这莽撞的世界里，什么让你觉得安全？也许是一个冰淇淋，一床羽绒被，一部最爱的电影，或是狗狗的依偎。痛苦或忧伤的时候，我们用来安抚自己的物件或仪式给我们提供了暂时的休憩之所，让我们觉得获得支持，或者满足和安宁。

安慰一词来自拉丁文confortare（“加强”之义）。寻求安慰不是示弱，我们承认一些东西失去了，但我们必须却步图前。因此，寻求安慰尽管展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却也是非常勇敢的行为。

“二战”爆发之前，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婴儿会亲近喂养他们的人（“别有企图的爱”理论）。“二战”使得很多家庭破碎，带来巨大创伤，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和安慰的问题成为焦点（见：焦虑）。受到威尼科特的作品和这些问题的启发，约翰·鲍比（John Bowlby）进行了关于亲近的研究，研究影响深远。

另外，由于威斯康星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研究主导，身体接触成为新的重点。他注意到，如果恒河猴幼崽出生时便和母亲分离，他们就郁郁寡欢，了无生气，即使研究人员给它们喂食，它们的体重也在下降。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它们害怕的时候抓着尿布，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叫“接触安慰”的实验来检测触觉的影响。

哈洛设计了两个电线制成的东西，叫“母亲”，并把它们和小猴子一起放在笼子里。一个裸露着，能看见电线，并连上一个瓶子用以喂食。另一个则套着一块柔软的毛巾布，但没有瓶子连着。小猴子去“电线妈妈”那里获得食物。但它们害怕的时候，比如被放进笼子里的移动玩具吓到时，会争先恐后地去“布妈妈”那里寻求安慰，并待在那里。

实验的照片在今天看了仍旧十分令人心痛，但是哈洛的研究是现代婴儿护理的基石。他证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联系不只基于食物，温暖、柔软和“接触安慰”也是必要的生存条件。一个著名的应用是强调新生儿和父母之间“肌肤对肌肤”的接触（也叫“袋鼠关爱”），实践证明，这不仅可以安抚、镇定婴儿，还能加强它们的免疫系统：有了这种接触，连重症监护室里最小的婴儿也可能茁壮成长。

威尼科特和哈洛的想法都证明了安慰感在我们情感生活中重大作用，虽然成人很难承认自己有这种脆弱性和需要（见：AMAE 撒娇依赖）。有时我们可能有足够的勇气从他人那里寻求安慰，让别人抱抱我们、轻抚我们或给我们唱唱歌。有时我们在黑暗中偷偷寻求安慰，可能又一次借助于“过渡物件”。

威尼科特认为，在成人生活中，绘画、电影、祈祷、仪式、成瘾和冲动都有着和泰迪熊一样的作用，它们暂时支持我们，给予我们支撑。它们也许能暂时让无情的外部世界让步，折射出我们痛苦的精神状况。有了它们，我们才有勇气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感觉”。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了。

另见：

RELIEF·宽慰

CONTENTMENT·满足

Compassion 同情

同情向来不在“普遍情绪”名单上，但哲学家玛尔塔·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它或许可以上榜。大多数人都能够感觉到别人在遭受痛苦，想要减轻那种痛苦的冲动可以是一种本能，即使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因为他人的背叛、他人的要求而慢慢变得精疲力竭、心灰意冷，也仍会如此。

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乞讨零钱，但不知道给他钱是不是真正能帮到他；朋友在你每次试图安慰他时哭得更厉害，你会想自己是不是把事情弄得更糟？先萌生出帮助他人的冲动，但接着很多人就犹豫了：能做更多来帮助别人吗？会让别人感到冒犯还是会向别人施加压力？会被利用吗？怪不得我们有时会避免卷入其中，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想帮助人远离苦难的愿望对佛教徒来说不会带来情绪波动，他们可以沉着、自信地应对，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同情是相当令人焦虑的一种情绪。

西方基督徒深信，同情可能是一种冒险的甚至危险的情绪。教宗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早在6世纪就记录下相关的叙述。“当我们想让一个受苦的人不再悲伤时”，他写道，我们必须“放下身段”和他们一起经历他们的痛苦。

同情（compas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om（和）patior（受苦或忍受）。教宗把同情及其产生的安慰他人的欲望与熔合两块铁片的过程相提并论。工匠加热金属片直到它们熔合，同样地，在一个他称为condescensio passionis（英语condescension of emotion “情感屈尊”）的过程中，人心“软化”了。这样一来，要真正同情他人，必须发现自身的脆弱，这不是轻易可以承受的体验。这样做的风险是你会变得极易受他人情绪左右。

格里高利回忆了《圣经》中约伯（Job）的故事。约伯的儿子死了，他的庄稼歉收，又失去了土地，自己也身患重病。他的朋友听说了他的苦难便远道而来安慰他。他们撕破自己的衣服，弄得灰头土脸，和他一起在地上坐了七天七夜，直到他能开口说话。

格里高利认为，朋友们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做得太过了。七天之后，他们心情沉重、悲痛万分，约伯的信仰没有动摇，但朋友们的信仰却动摇了。格里高利自己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同情同样是危险的行为，只有最明智的人可以体会他人的痛苦，且自身不会因此而麻木、无助，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医护行业常听说的“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

同情可能给我们的情绪平衡带来压力，但当代研究表明这是值得的，不仅他人受益于你富有同情心的举动，你自己也会增添充裕感和满足感（见：WARM GLOW 温情效应）。

斯坦福大学慈悲和利他主义中心（Center for Compassion and Altruism）的研究人员建议我们像佛教徒那样定期进行同情冥想，你可以静坐一会儿，集中注意力首先感受对自己的同情，然后扩大范围，开始同情挚爱亲朋，同情陌生人，甚至同情你不喜欢的或伤害过你的人。

对那些喜欢更实际的解决方法的人，研究人员建议他们养成同情他人的小习惯，这样同情行为就更易完成。口袋里备点小零钱，专门为了给流落街头的人买点吃的，或请一个今天很倒霉的人吃顿饭，用零散时间看看年老的邻居，每周花一小时做慈善。

那么如何同情一个遭受丧子之痛的朋友，或一个行将丧父的学生？曼迪·瑞奇瓦尔德（Mandy Reichwald）曾任护士，主要照看绝症病患及其家人，她认为真正的同情是支持他人，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

她警告说，一时冲动上前一把抱住他人，这种安慰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使他人丧失振作精神、独自面对前路的能力。聆听，专注，镇静，不要泪眼汪汪，因为这“与你无关，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你确实觉得吃不消，就诚实地说出来。

曼迪建议，可以说“听了你刚才说的，我真的非常震惊，我需要一些时间想想”或“真是太悲伤了”，这会带来惊人的影响。一旦我们感到实在吃不消，我们就有可能后退到同情的安全点，我们会转过身来远离那些遭受痛苦的人。诚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这种消极的做法不一样。就算你打电话给某人，如实告诉他“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想知道怎么样了”，也比避开他们好得多。

首先考虑自己，这并不是自私。事实上，这正体现了真正的、成熟的同情。因为如果你得知别人的困苦之后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那么你帮不上忙，也没有能力帮忙。对瑞奇瓦尔德来说，当她感觉有点焦虑的时候，一个声音就像警报一样在她耳中回响，那就像是飞机上的紧急指令：“在帮助别人前，请自己先戴好氧气面罩。”

另见：

EMPATHY·共情

Compersion 多元之爱

在旧金山海特—黑什伯里区（Haight Ashbury）逛着旧衣服摊和唱片店，很容易被那里营造出来的怀旧之情所感染，怀念曾经在那里试验过的乌托邦生活方式。1971年，那里建立了克里斯特公社（Kerista Commune），重新构架了美国生活中的许多传统，如家庭规范、所有权，以及那里声名狼藉的特有的性关系制度。

我们应该只与一个人保持长久的性关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相对较新，它脱胎于11世纪“宫廷式恋爱”这一说法，这种恋爱观推崇精神上对一个理想化的挚爱全心全意，但并不总能反映我们感情的复杂性。

克里斯特公社实行一夫多妻制，鼓励成员同时追求多个性伴侣。这种关系一些持续得短，一些持续得长，但都不是一对一的。克里斯特的人解释说他们并没有受嫉妒困扰，于是造出了“多元之爱”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感觉。Compersion是compassion的派生词，表示发现爱人喜欢别人或跟别人上床时而感到的痛苦和快乐。

许多语言中都有描述为别人感到羞耻（见：VERGÜENZA AJENA 替人脸红）或感染他人的恐惧（见：PANIC 恐慌）的词。但是看到爱人喜欢第三者却从中获得乐趣，这种想法使很多人大惑不解。

我们文化里围绕爱而产生的欲望非常强烈。11世纪，专一的爱情在西方完全成为正统，克里斯特社区不是自那以来首个施行一夫多妻制的集体（17世纪和19世纪也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遗留下的“多元之爱”一词继续质疑着关于情绪的不言而喻的假设，并仍然在北美和欧洲使用。

在英国，描述相同感觉的一个更普遍的说法是“欣然接受多角恋”（The Frubbles）[3]。

另见：

JEALOUSY·妒忌

Confidence 自信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黑暗岁月里，有一种形象深深俘获了美国人民的心，他们聪明绝顶、魅力四射，天生就知道怎么在困境中求生存，这就是欺诈师（con artist）。银幕上、黑色侦探小说里，老千的形象频频出现，他们（或她们）诡计多端，坑蒙拐骗，时而令人着迷，时而叫人害怕。

大卫·毛雷尔（David Maurer）教授在1940年写诈骗交易的秘密时说：“靠自信骗取信任的人是欺诈者（grifter）中的‘贵族’。”“老千（confidence men）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坏蛋’，他们圆滑、老练、能干。”

自信总能耀眼炫目。有的人能够自如地出入社交场合，熟练地跟别人握手，迷倒了所有贵宾（每个人都被他们讲的笑话逗乐了），在这样的人身边，我们可能会羡慕或嫉妒。但是，他们也会没来由地越来越怀疑自己，猜想自己能否得到信任。他人尚且如此，我们对自身的信心就更加难以捉摸了，往往转瞬即逝。

自信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和）fidere（信仰），最早用于表述信任上帝的支持：天上出现吉兆或梦中出现吉象，会赐予你力量，保佑你万事如意。我们现在仍然怀疑自信不受我们的控制。就如你知道如何设置自行车的快速挡，知道怎么准确无误地把纸团扔进垃圾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踩着溜冰鞋脚尖儿点地旋转而不会狼狈地摔个嘴啃泥。但是你完全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或是如何知道的。

“不去想你潜意识里的自我，”欧比旺·克诺比（Obi-Wan Kenobi）在训练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使用原力的时候说，“依本能行事。”但如果这样做对一个未来的绝地武士来说都这么困难，就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揭开自信的神秘面纱。思考本身可能是一种方法。到了70年代，心理自助大师称，你和那个魅力无限、前途一片光明的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自信。那么如何获得自信呢？你必须自己施一个障眼法，用一点神奇的想象力，在真的做到之前先假装自己做到了。

无论是自信训练班还是匿名戒酒会，都信奉“久演必成真”（fake it till you make it）。我们企图骗别人相信我们的自身能力比事实上的更乐观，这是否有点狂妄？若是，那么我们就是老千的目标。更因为“久演必成真”这种真言也促使人们相信，自信本质上可以代替能力（见：VERGENZA AJENA 替人脸红）。

近期的心理学家认为，骗自己“我很自信”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怀疑自己：到头来觉得自己既是狡猾的骗子又是受骗的人，连自己的行为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继续假装是另一个人，我们就会不相信自己真正拥有的能力，或者害怕自己会暴露（见：FRAUD，feeling like a感觉像个冒牌者）。

另外，过度自信会抑制自我进步的意愿，而这种意愿会让更多没有安全感的人努力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总是追求那战无不胜的光辉，而是信任更加低调、安静的感觉，并学会接纳不确定性、犹豫和困惑。

另见：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自我）感觉良好

Contempt 藐视

“不是光打个哈欠那么简单。”在克里夫顿·威廉姆斯（Clifton Williams）因藐视法庭而被带走时，法官丹尼尔·罗萨克（Judge Daniel Rozak）向他那一脸不可置信的家人如此解释。2009年，威廉姆斯在伊利诺伊的一个法院旁听席旁听他兄弟的涉毒案，听到兄弟被判刑，他弓了弓背，伸了伸胳膊，张开嘴打了个巨大的哈欠。这不是因为疲劳而下意识做出的举动，丹尼尔法官总结道，而是故意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

假笑，冷笑，嗤之以鼻，漠不关心地转过身，无论形式如何，藐视都表达了高高在上的态度。藐视让我们自我膨胀，给我们带来优越感，夹杂着一丝嘲弄或厌恶。即使最温和的藐视也是居高临下、爱答不理的。难怪藐视能够点燃怒火，成为政治纷争的武器。

哲学家并不总相信藐视可以改变事物，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藐视根本毫无价值。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背景，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拥有尊严，这是一条基本的道德准则，而藐视之情及由其引发的不屑一顾的行为却违反了它。藐视往往意味着顽固不化，这让康德深感烦恼。康德说，藐视他人就意味着拒绝相信他人会做出改变。

如果说愤怒（anger）引发革命，义愤（indignation）揭露不公，那么藐视就是闭目塞听。这对康德来说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人“从来不会失去向善之念”。

康德对藐视的看法影响深远，但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思考克里夫顿·威廉姆斯的哈欠。他打哈欠可能有别的原因，也许他累了，也许他紧张，就像我们通常在害怕的时候打哈欠一样，这是动物祖先遗传下来的行为，它们受到威胁时仍然张开嘴露出牙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看到跳伞运动员和准备参战的士兵站在一边打哈欠。

就算威廉姆斯故意打哈欠以示藐视，也很可能只是想私下里发泄发泄，就像背着别人翻白眼一样。但如果他确实打算把他的蔑视情绪传递给法庭上的其他人，那么这种有意表演给别人看的行为就具有政治意味。

1955年，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 L. Austin）称，我们说的一些话不仅描述了现实，还会改变现实。比如，说“我爱你”不只是表达一种感觉，也改变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它是一个承诺，甚至可能是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你也爱我吗？”）。扬起眉毛或皱皱鼻子等带有感情的肢体语言也是如此。这些动作表达某事，也能做某事（奥斯丁称之为“施事”层面）：它们会造成影响，且通常是有意的影响。

在威廉姆斯打哈欠这个例子中，他原本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而打哈欠可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但不止于此，这个动作激励了一些人，也惹恼了一些人，因此改变了威廉姆斯所处的地位，让他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审判的积极参与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威廉姆斯的哈欠象征着广开言路，而非闭目塞听。藐视可以是无权力者进行政治抗议的一种形式。

在以前，那些被认为无权看不起别人的人（女性、黑人）表露出藐视之情时，也往往意味着养尊处优的特权阶级被撼动，预示着权力可能被重新分配。

在历史上，女性要么被高高在上的男性伤害，要么因为她们不顺从而受到严惩，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16和17世纪的英国，人们害怕巫术，害怕女性无法无天，于是那些侮辱了丈夫的妻子就受到严厉斥责。在苏格兰，她们被判戴上“责骂面罩”——这是一种马笼头，上面有很多尖刺会把舌头往下拉，以此来惩罚这些女性。

到了20世纪，藐视及其近义词轻蔑和嘲弄（scorn and ridicule）成为反抗文化的核心战略。1911年，妇女参政论者夜里溜着旱冰离家出走，拒绝接受人口普查（“我们投票不算数，我们也不用被计入总人数”）。

更近一点的，几百名妇女参与了一个与戏称为“男性说教”（mansplaining）有关的线上运动，这个词讽刺“男人认为他们的女同事对一个话题的了解比他们少时，用过于简单的语言向她们解释（有时根本是胡说八道）”。20世纪和21世纪女权运动的历史中，藐视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嘲讽陈规，希望人们转变观念，或至少让女性得以发声。

另见：

IRRITATION·恼怒

Contentment 满足

满足是一种不可靠的情绪。它悄悄溜走，留下我们独自与难以平息的不满和贪婪的欲望相抗争。它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可能安于现状。但是它又偷偷回来，来到寂静的清晨，来到酒吧，来到在甲板上吃薯片的我们身边。有那么一瞬，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非常完美。

另见：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自我）感觉良好

Courage 勇气

爱丽丝·埃尔斯

砖匠工人的女儿

勇敢无畏

救三个孩子

脱困于着火的房子

联合街大道见证了这一义举

而她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885年4月24日

ALICE AYRES

Daughter of a bricklayer’s labourer

Who by intrepid conduct

Saved 3 children

From a burning house

In Union Street Borough

At the cost of her own young life

April 24 1885

爱情和勇敢，我们立碑以纪念。喷泉池里，大理石雕刻成的爱侣相拥相依，这样的爱情纪念或许会让看客黯然神伤，而纪念英勇壮举则是为了激励观众。当然，大多数纪念碑通常是为了那些驭马奋战的将士而立。过去勇敢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贵族气质的、主要在男性身上体现的美德。现在仍然有这样的说法，“拿出男人的样子”“有点种”。

爱丽丝·埃尔斯（Alice Ayres）的墓志铭诉说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这位保姆在她家楼下的商店发生火灾时，为了救出她照看的三个孩子而牺牲。她很快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心中成为英勇承担责任、关爱他人的典范。当地为她建立了几个纪念碑，其中一个设置在英雄自我牺牲纪念馆（Memorial to Heroic Self Sacrifice）里。

这个纪念馆是1900年乔治·瓦茨（George Watts）在伦敦邮递员公园（Postman's Park）建造的。这是个简易的木质小馆，里面陈列着54块小的陶瓷碑，每块碑纪念了一种壮举：一位炼糖厂工人在一场爆炸事故中为救朋友而牺牲，一位女乘务员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别人跟船一起沉入水底。

这个小馆纪念的是劳动人民的勇气，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孩童。与附近高高在上睥睨全城的大理石骑士形成鲜明对比，它显得更加谦逊。花卉图案的陶瓷碑，简洁的雕刻传递出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的审美理念，与中世纪的装饰风格相呼应。不但它的外观令人联想到中世纪，同时它强调普通人表现出的非凡壮举，这不仅需要身体的坚韧还需要精神上的意志力，因此，瓦茨的纪念馆也使人想起中世纪精神，那时勇气被视为一种人人都应该秉持的原则。

“勇气”一词首次进入英语是通过古法语词corage，源于拉丁语cor（心），起初指的是心脏本身，当时被视为所有感觉的集合和人内心最深处愿望和意图的源泉（另见：MAN 热望）。

在中世纪，“心脏”一词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它不是促进血液循环的泵，而被认为是加热人体生命精气的室。一个人生命精气的温度越高，人们就认为这个人越勇敢。当然，光看看一个人还不能知道他的心有多热（虽然女性的心通常被认为更潮湿、冷酷，而男性更干燥、火热）。但是中世纪的医生认为，内心热度也就是勇气的外在表现是头发。

13世纪医生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在有关观相术的论文里写道，“大量浓密的头发，又厚又卷”证明“心脏热度很高，就像狮子的心一样”。头发疏密和勇敢程度之间的具有联系这种观念导致那时候的医药书籍中对不长胡子的男人和毛发浓密的女人长谈阔论。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卷发的人勇敢强壮。至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英国父母劝孩子吃蔬菜时谎称“会让你的头发变卷”。

但并不是说只有内心火热的人才勇敢。勇气也是可以培养的，一种方法是根据谨慎、公正、节制和坚韧这四个首要的美德来努力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四种美德刚开始属于“异教”思想，但它们仍然是中世纪生活的基石，即使欧洲转而崇拜基督教并吸收了原谅和谦逊等新的概念。

坚韧代表持之以恒，是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以及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做事正直坦诚”。因此，根据《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中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说法，勇气不仅是一种“在危险面前岿然不动”，不屈从于攻击之欲的能力，也是一种可以静静忍受痛苦的耐心，并意味着拥有“希望的力量”（strength of hope）和“庄严”（magnificence）的感觉——兢兢业业、诚心诚意。勇气的意义可谓十分深刻。

今天我们所说的勇气来源于中世纪这个灵活、包容的概念。18世纪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许认为勇气是关乎身体是否坚韧的问题，明显是一种“男性”美德：“我们崇敬那些以男子气概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甚至折磨的人，而不是那些‘怨天尤人，像女性一样哭哭啼啼’的人。”但是当我们赞美我们这个时代个体的勇气时，不仅因为这些人愿意把自己置于险境，也因为他们冒着被社会排斥的风险。勇敢的人公然反抗不公正，受到压迫的威胁时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信仰。

勇气可以展现自我在某些以卑躬屈膝为主流的文化里的独特之处（另见：SHAME 羞耻）。的确，我们说勇敢是一种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坚忍不拔的能力：有勇气分娩，勇敢地从重病中恢复过来，甚至是维多利亚时代人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但是也许最能体现中世纪对勇气的看法的是强调心理上的坚韧，直面心中恶魔或越挫越勇的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一点：勇气不仅仅是骑士才有的品质，其他人也都可以立志培养勇气。

更多关于勇敢坚持信仰的信息，

参见：

VULNERABILITY·脆弱

Curiosity 好奇

这是一种抓心挠肝的发现欲。好想瞄一眼摊开的日记本，好想知道公交车上自己身后的人在低声争论什么。正是被这种叫人坐立不安的欲望包围，达·芬奇（da Vinci）才在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各种问题：鸟为什么会飞？心脏如何跳动？没有好奇，根本无法想象会有创造力或发明。

然而，即使在历史学家称为“好奇年代”的时代——大概是从1660到1820年，人们也担心好奇带来的危险。大多数文化中都有提防人们求知欲过盛的故事：潘多拉忍不住偷看那迷人的盒子里到底是什么；斯拉夫传说中，牙齿掉光了的老巫婆芭芭雅嘎（Baba Yaga）威胁说要吃掉问了太多问题的好奇宝宝；还有就是那只可怜的猫……好奇过头没有好下场。

好奇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秘密，不会考虑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福是祸。最重要的是，好奇总会无意间惹恼人们，尤其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家长、教师和政客。

在17世纪，好奇的欲望得到了大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场哲学变革。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说知识不是由上帝植入人脑的，而是通过感官感知和理智思考习得的。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作经验主义，强调眼见为实。它催生了更多的科学方法，而收集、分类、调查等活动也成为当时流行的业余爱好。

一些作家推崇好奇，把它和智力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些则强调它平等的本质，虽然现实中要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自诩为荣的“品鉴名家”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空闲时间。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人们用显微镜观察昆虫，公开做实验，给好奇的观众展示鸟在气流仓里的状况。那些百科全书作者，如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学者于1746年开始编纂百科全书以使人类已有的知识融会贯通。

然而，那些富有好奇欲望的“品鉴名家”并不总是深受崇拜。他们伟大的形象在17世纪的舞台上轰然倒塌。在长篇诗剧《浮士德》（Faust）中，德国传奇人物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换取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秘密（古代称科学science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这象征了有些人对好奇的学者的不信任，因为他们自恋，追名逐利，贪婪，工作上习惯独来独往（见：LONELINESS孤独）。

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1676年的作品《品鉴大师》（The Virtuoso）中，业余实验爱好者尼古拉斯·吉姆克莱克爵士（Sir Nicholas Gimcrack）因其毫无意义、不切实际的工作而遭到讽刺。他收集一瓶一瓶的空气，在实验室里的行李箱上摆摆姿势就算学了游泳。他只对“游泳的理论部分”感兴趣，他说“我不在乎实践……获取知识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好奇年代”这些“反面”人物本身就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正是从他们之中诞生了我们自创的疯狂科学家，莫洛博士（Dr Moreaus）和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s），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心里痒痒的，对每一项新发现都想一探究竟。

我们是否处在另一个矛盾的“好奇年代”呢？一方面，好奇因其寻根究底的精神，推动智力进步并带来回报的力量而备受推崇。“好奇”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派去探索火星表面的探测车的名字，也是一种教师应该重点帮助学生培养的感情，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优良品性。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也让我们越来越害怕别人窥探自己。对他人私生活的好奇心早已有之。进化论心理学家指出，我们天生的八卦心理是我们进化成功的关键之一。

好奇使想法得以流动，加强了集体观念。虽然好奇心可能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但我们也不愿被动接受他人的信息。500年前在英格兰，窃听（eavesdropping，在屋檐下潜伏，偷听私人对话）是非法的，事实上一直到1967年，窃听在法典上都是触犯习惯法的行为。今天，暗中搜集别人“私生活的信息”，照片和信息片段被歹徒用来勒索，被小报记者用来兜售报纸，只有这些行为才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我们怀疑别人的好奇心动机不纯，这种心态可以用一个表示窃听者意思的瑞典语单词来精确描述：tjuvlyssnare，“偷听的人”。窃听者潜伏起来，捕获到隐藏得不好的秘密，他们要么为了探听机密，要么为了得到大笔钱财，总之都能从中获利。

另见：

MORBID CURIOSITY·猎奇　SHAME·羞耻

Cyberchondria 网络自诊焦虑

根据“疾病”“症状”通过网络“搜索”自我诊断，由搜索结果引发的对自身健康的焦虑。

另见：PARANOIA ·妄想

[1] 有一个实验：试着用牙齿咬住一根铅笔，看看是否能改善你的心情。

哲学家早就在思考我们微笑或皱眉的面部表情是否可以改变我们的感受，今天的心理学家称之为“面部反馈假设”。2008年，柏林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的一组研究员构想了一个创新性实验来测试这个假设。他们比较了同一批女性在注射保妥适（Botox）前后的情绪反应。

注射之前，他们要求这些女性模仿照片中愤怒的脸，同时给她们做脑扫描。扫描显示调动情绪的脑部区域——杏仁核两侧均有显著活性。注射之后，由于保妥适可以抑制皱眉肌活力，模仿同样的表情在杏仁核左侧产生较少的活性。虽然不清楚这种效应和自我意识（认为自己生气可能也让你感觉真生气了）是否有关，或皱眉和大脑控制愤怒的部位是否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抛开这个问题不说，实验似乎提供了首个试验性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证据，表明我们面部运动的方式可能的确会改变我们的感觉。

[2] 连美国总统都被期望表现得欢快，至少在他们的官方肖像里是这样的。四位“美国之父”在画像里看起来太严肃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画中的总统开始微微展露笑颜。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1947年的官方肖像里笑了，但只有在1991年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肖像里你才能看到我们今天熟知的露齿笑。

[3] 如果你在多角恋情中，并确实因嫉妒感到心里有一丝刺痛，不要担心，你只是有点纠结（The Wibbles）

D

Delight 欣喜

15世纪波斯纸质书里的袖珍画精致细腻，珠光宝气。背景里的瀑布倾泻而下，乐声悠扬，香气四溢，鲜花在瑰丽的花坛里绽放，情人们彼此引诱。没有一部神圣经典像《可兰经》（the Qur’an）那样描绘了这样一幅极乐天堂。描述天堂最常用的词语是aljannah，是英语“花园”的意思。

在其他文化里，花园也是奢侈和逍遥的意象。从古日本禅宗的岩石花园到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布满草莓的人间乐园，花园的意象一直与纯感官的刺激和精神解脱的感觉密不可分。

欣喜接近狂喜（rapture）。高兴地拍手，眼睛发亮，嘴角弯成一抹微笑。18世纪英格兰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欣喜是四种基本感觉之一，人类其他所有的复杂情绪皆衍生于此（另外三种是喜悦、痛苦和不安）。

欣喜来自拉丁语delectare（引诱、使高兴、诱惑）。洛克把它描述为一种微弱的引诱。他说，这种无形的东西让人们说出他们“喜爱”什么东西，比如“我喜爱苹果树”或者“我喜爱蓝天”。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16世纪，该词的拼写出人意料地由delite改为delight。然而往往意外中有惊喜，这个错误恰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的精髓：明快、轻松。高兴地想要飞起来才是欣喜带给我们的最主要的感觉。

另见：LOVE·爱　EUPHORIA·欣快

Dépaysement 异境茫然

1981年2月16日，法国艺术家索菲·卡尔（Sophie Calle）去威尼斯一家旅馆当雇用清洁工。她每天的工作名义上是打扫客房，实则记录旅客行李箱和垃圾桶里的东西，并拍下照片。其中有圣马尔谷圣殿宗主教座堂（Basilica di San Marco）的明信片，页脚折起来的意大利语常用语手册，火车时刻表，度假穿的衣服，药片，日记，一封撕破了的、讲作者去哈利酒吧（Harry’s Bar）的经历的情书。

利用这些东西，卡尔创作了一个名为《旅店》（L’Hôtel）的艺术作品，展示了她拍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有她的描述。作品表现了人在他乡的迷失方向感（disorientation），讲述了一个个故事：人们努力弄懂陌生的语言，眯着眼睛看奇怪的货币，在不熟悉的街道一次又一次经过同样的路标，无拘无束的心情，对陌生地方的新鲜感造就了一幕幕假日艳遇。卡尔的作品使得身为外来人的经历变得有趣起来。每个零碎的线索吸引着我们，诱使我们尽情想象房客的身份却永远不会让他们暴露。

在法国，身为外来人的感觉叫作“异境茫然”（dépaysement，字面意思：离乡，decountrification）。有时候这很令人沮丧，让我们感到不安，没有归属感（见：AMBIGUPHOBIA非解释清楚不可；PARANOIA 妄想）。偶尔我们也会感到一阵眩晕席卷了自己，只有在远离家乡时才能感受到。最不可思议的经历也可能发生。世界又变得新奇了。法国人似乎尤其对和迷失方向感有关的情绪感兴趣，见：ILINX 炫酷；L’APPEL DU VIDE 虚空的呼唤。

另见：WANDERLUST·漫游欲

Desire 欲望

我已经很久没想过要什么了，这对我的影响是可怕的。

It was a long time since I had longed for anything，and the effect on me was horrible.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终局》（The End）

开始时，心里一个激灵。报复的念头一闪即逝，带着一丝吸引力。我们把它甩掉，但它又悄悄袭来。它危险、诱人，它也令人沮丧，如果没有阻碍，欲望就只会昙花一现，很快被满足。但是对于那些被禁止的、得不到的东西在遥不可及的地方闪闪发亮，我们又怎么办呢？人类欲望的历史讲述了我们是如何屈从于欲望而失去自我的故事。

无论是渴望一个人、一件物品，还是“名望”或“荣誉”等无形的东西，人们一直都被弄得非常焦躁，因为过分渴求或贪图某些东西会让我们失去理智。中世纪的信教徒受到警告，不能对禁忌之物心存欲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叫作“从邪念中获得快感”（Morose Delectation），该词来自拉丁文mora（拖延或耽搁）和delectare（引诱）。

许多事都是想都不能想的：仇恨对手、想以牙还牙等，但其中最常见、最诱人的是醉心于或专注于性诱惑。早期维多利亚人提到了“偏执狂”这种病症，患者所有的想法都被唯一一种固定的观念主导，如亚哈船长（Captain Ahab）想要杀死白鲸莫比·迪克（Moby Dick）的欲望，希思克利夫（Heathcliff）对“他去世的偶像”凯西的执念。偏执会使人精神错乱，甚至让人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20世纪的哲学家乔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指出，不仅是被欲望榨干的人本身会因偏执而失去自我，他所渴求的人或物也会渐渐消失，只留下微弱的“光环”，而我们到底是受到“恐惧还是魅力”的驱使也无从知晓（见：MORBID CURIOSITY 猎奇）。

不仅我们自身在欲望中迷失，而且我们向往的物或人也在欲望中迷失，如果你觉得我们已经不再这么认为了，那也情有可原。在强调自我实现的文化里，遵从一个人心底的欲望这种观点非常振奋人心，也很重要（见：SATISFACTION 满意）。谈到性，我们可能想到20世纪的性解放，性不再是一种令人羞耻、让人困惑的宗教罪孽，我们也会认为性欲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欲望，而不是蛊惑人心、令人迷失的东西。

20世纪，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威廉·麦斯特（William H. Masters）及其搭档维吉尼亚·强生（Virginia E. Johnson）等性学家致力于改变人们对性欲的偏见，教育大众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性欲和违禁联系起来，并使得性研究成为受人尊重的科学，出现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和实验室。

在他们和后人的研究中，欲望等同于生理反应，类似于饥饿或口渴。这个等式把性冲动看作一种自然、不可避免的需要，就像需要食物或住房一样，而且也简化了性需求。想象有一系列动因和动机把情感欲望和生理冲动联系起来，把激情四射的亲密关系和生殖器官的满足联系起来。

但欲望却不见得如此。即使在没有欲望的时候你也会有冲动的感觉；而渴求并不总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欲望不只是一种生物本能，它会沿着迂回的道路穿过想象力：它本身是陌生的，又让人感到陌生。也许是因为欲望离害怕太近了，以至于就像萨缪尔·贝克特（Beckett）所说的，它是如此可怕。

神学家、医生，甚至性学家习惯于把我们的欲望归结到我们自身的其他部分中，如恶魔带来的东西，病态思想的产物，甚至千年进化形成的生物本能，这可能是因为欲望令人非常不适。也许我们的冲动使我们害怕，因为它们可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伤害我们的亲人并且扰乱现状。也许我们怀疑自己把向往的东西理想化了，害怕自己会制造骚乱：我们紧紧抓住想要的东西不放，然后把它们抛掷一旁，一会儿喜爱它们，一会儿又嫌弃它们。

欲望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一部分原因是欲望经常带来挫败和失望。但是也许更深层的原因是它带来羞耻感：欲望暴露了我们，迫使我们承认自己缺乏目前没有而且无法轻易得到的东西。

另见：

MAN·热望

VULNERABILITY·脆弱

Despair 绝望

一个人死在街上。一只狐狸走过他身边。楼上一间公寓里，一个妓女在招呼客人。这是“一战”时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在德国完成的画作《自杀》（Suicide，1916）中的场景，作品表现了一种我们大家都不愿过多谈论的虚无主义。作品中这个人甚至没有名字，就躺在那里，无人知晓，周遭的世界对此无动于衷。

你的生活不再适合你，这种感觉非常缓慢地到来，你几乎没有察觉。你的衣服看起来像是别人的。之前满意的工作，现在也觉得难熬。刚开始会觉得与周围格格不入，生活漫无目的，接着很快会暗暗以己为耻。你会想象家人对你的鄙夷和失望。你看到陌生人向你投来怜悯的目光，眼神中带有嫌恶。

绝望一词来自拉丁语de（没有）加上sperare（希望），这种情绪一旦得势，就会使人崩溃。你盯着空空的水槽，听见自己的心跳。你无法忍受自己，但也无法抛弃自己，这种啮骨蚀心的绝望会慢慢折磨你。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无力改变事实，可能会好受些（“她从不把洗干净的碗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我好绝望！”）。但这和我们在内心最深处感受到的绝望是不同的，这种绝望隐藏在精心设计的礼貌交谈中，叫人看不出端倪。

1849年，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致死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中写道：“最大的危险是失去自我，这种危险会静悄悄地到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其他的损失都不会来得这么不动声色。其他的损失，如失去一只胳膊，失去一条腿，失去五美元，失去妻子等，定然会被人注意到。”

基督教中最早的作品中就有表述，绝望是一种精神罪孽和诱惑，人们几乎看不见它，人们屈从于绝望。西奈沙漠的隐士就是屈服于绝望的一个例子。在耶稣认为西奈沙漠被午间恶魔占据后最初的几个世纪，这些隐士在那里生活，被恶魔传染了疾病。（见：ACEDIA 倦怠）。

在后来几个世纪，绝望被描述为外表有迷惑性的生物，引诱男人女人至死。在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irie Queene）里，绝望是个小个子男人，住在一个空空的洞穴里，周遭灰蒙蒙一片，荒凉孤寂。看上去如此可怜的一个人，却巧舌如簧，颠倒是非，诱骗红十字骑士，并对他承诺“永久的安宁/幸福和自在，都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绝望和抑郁症都会让人痛彻心扉、欲寻短见（见：MELANCHOLY忧郁），但两者仍然有所区别。绝望的人身体上是健康的，只是他们的灵魂无力抵制诱惑。

20世纪早期，萨特（Sartre）、加缪（Camus）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指出绝望产生的另一种原因。他们认为，绝望不能说明人不理智，也绝非一种罪孽。相反，他们把绝望看作在一个没有命运，没有上帝，也没有目的的宇宙中生存的基本条件。正因如此，他们认为绝望——失去寻找生活意义的希望——既令人痛苦，又令人解脱；既带来恐惧，又带来极乐。

加缪认为，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Sisyphus）的故事表现了绝望的积极影响。凡人西西弗斯因傲慢和僭越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不得不艰苦劳作，逃脱无望。他必须把一个巨大的石头滚上斜坡。他的面容因费力而扭曲，他的肩膀支撑着石块。他不断把石块往上推，然而到了坡顶，石块又滚落下来，西西弗斯必须重新把它推上去。

加缪最感兴趣的是西西弗斯回到山脚重新开始劳作的那一刻。这一刻他的感受是什么？许多人可能觉得他会因挫败而哭泣，或怒气冲天，并最终意识到这苦力永无止境，毫无意义，于是陷入一片黑暗的静寂中。但加缪认为，恰恰因为西西弗斯失去了在无尽徒劳中寻找意义的希望，他才能获得自由。

“我看着他踏着沉重而匀整的步伐走向永远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磨难。”他写道。西西弗斯意识到他的命运只是他所有行为相加的和，这是他自己创造的生活。他没有放弃，而只是适应了这种无目的性。从对困境毫无办法的绝望中，一种奇怪的轻松感油然而生。加缪写道，他变得“比他的石头更为坚强”。

另见：

HOPEFULNESS·充满希望　SADNESS·悲伤

Disappear，The Desire To 避世

纽约有人可以帮助人们“消失”。他会给你塑造一个新身份，用黑客技术施障眼法抹去你的身份印记，然后给你一部电话，一张单程火车票，当然你之前都付了钱。

这项服务十分诱人，谁不曾想过要彻底消失不见呢？在期望和失望交织成的一张剪不断理还乱的网慢慢向你罩过来的时候，在你困在高筑的债台里喘不过气的时候，多想一跑了之啊。

尼尔·拉布特（Neil LaBute）的电影《施恩座》（The Mercy Seat）里，主人公本（Ben）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完全抹掉过去”。那天他和爱人原本应该一起在世贸中心工作，但他们却选择藏了起来。现在他们可以开始新生活，名义上他们是已经死了，而且没有人会怀疑。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消失仍然只是幻想，连想想都害怕。但是曾几何时你也许会大着胆子一试。你故意错过下一班火车，不及时给手机充电，为的是偷得浮生几刻闲，享受一下纯粹的独处时光，并且暂时超然物外，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另见：

DPAYSEMENT·异境茫然

LONELINESS·孤独　WANDERLUST·漫游欲

Disappointment 失望

养狗之人熟谙失望之情。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养了一只大拉布拉多犬，名叫鲍勃。和其他狗一样，他喜欢主人带他去遛弯。达尔文每次去住所“塘屋”（Down House）的花园时，鲍勃都会欢快地跟着他，“在我跟前欢快地小跑，昂首阔步，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鲍勃希望出去好好逛逛，但有时达尔文只是想看看他实验用的植物。当他们到温室门口，鲍勃会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之情”。脑袋耷拉着，全身无力，耳朵垂下，“尾巴也不摇了”。他们家给这可怜相起了个绰号，叫鲍勃的“温室脸”。达尔文承认这让他心都融化了，说很多时候只要看到鲍勃这沮丧的表情，他就会把温室抛诸脑后，而去满足鲍勃梦寐以求的散步之愿。

失望意味着“遭遇毁约”“受到剥夺”。失望是我们给自己许下的期望和宏愿，如一栋豪华寓所，突然间化为泡影；失望是期待得到提拔，或获得向往已久的新身份（“我要拿博士学位了！成为销售冠军！这次差不多肯定能拿驾照！”），却突然被夺走了一切。

失望也许主要是失落或挫败感，但也有其他感觉给失望增添了不安、令人战栗的一面。对达尔文来说，鲍勃的失望大部分出于困惑：“他不知道我是否要继续散步。”失望经常会伴随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比如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猜想今早的拒信是不是寄错地方了，或者某个错误是否已经犯下。这样失望就不仅让人悲伤，也让人困惑，一想到将来必须重塑生活，我们就心累。

一直以来，失望都会引起麻烦。18世纪的医生认为，失望，尤其是爱情遭到反对时的失望，会引发阵阵精神错乱（当时的医学术语里，失望是有关“道德”的，即非生理的，它会导致精神错乱）。

一个世纪后，人们仍然非常重视爱情愿望泡汤对精神的影响。1865年玛丽·哈里斯（Mary Harris）在艾多奈拉姆·伯勒斯（Adoniram Burroughs）娶了另一个女人后谋杀了他，她在华盛顿受审。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向来非常温顺，而且信仰上帝，哈里斯的律师就辩护道，她是因为一时神志不清才杀人的。她的辩护词里说她“双重错乱”，一重是奇怪的生理现象，当时称为“子宫的愤怒”（irritability of the uterus），另一重是情绪上的，叫作“失望之情”。最后哈里斯被释放了。

20世纪早期的一些心理学家开始认为失望可能也有好处。有些人对此坚信不疑，甚至说失望有利于精神健康发展，当时研究失望情绪的伟大的理论家很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恋伤口”或伤痛，意思是，别人告诉我们或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的幻想化为泡影时，我们的身份感会严重受挫，这令我们痛苦万分。

弗洛伊德认为，失去理想化的家庭形象最能伤害自我。他创造了“家庭罗曼史”（the family romance）一词来讲述那些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的故事，这些故事夸大了我们降生的重要性，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自己是“皇子”。当然，这样的幻想持续不了多久。弗洛伊德说这也很重要，只有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失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正视现实生活。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曾说，为了前进并发展真实的关系，每个人必须痛苦地意识到，“完美的自我是不存在的”。

对失望的心情进行分析，发现它最终都会带来好的结果。这种分析解释了我们对自身的错误观念被剥夺后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并认为这种痛苦不可避免，在现实像新长出的牙齿一样刺破幻想的时候，也是痛苦来临的时候。然而，虽然上述观点可能是非常合理的，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失望的时候会觉得事事不称心。

当我们痛失那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时，不一定马上就能认清自己，而是感到空虚、困惑。这是沉重的打击。或者，正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序曲》（The Prelude）中所说，“有一种背叛和遗弃的感觉/我知道的最圣洁的东西——我自己的灵魂”。

另见：

HOPEFULNESS·充满希望

Disgruntlement 不满

如果不是实在不满意，他完全不会咕哝的。

If not actually disgruntled，he was far from being gruntled.

——P. G.伍德豪斯（P.G.Wodehouse），《伍斯特家规》（The Code of the Woosters）

他是军情六处（MI6）的一个高级特工，网络犯罪研究专家。后来因为他任务失败，军情六处主管M夫人就打算把他交出去，用来交换另一个囚犯。现在他躲藏在一个废弃的小岛上，岛上到处都是超级电脑，他正用英国政府教给他的技术来摧毁军情六处，推翻他曾经热爱的组织。这就是拉乌尔·席尔瓦（Raoul Silva），007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中的大反派。这位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乃现代社会“恶魔”的典型。

咕哝（gruntle）意思是猪把面前的苍蝇赶走时发出的轻微鼻息。在野外，野猪发出咕哝声吓退敌人。然而在舒适的农场里，猪发出咕哝声并不是为了威胁，而是习惯性地表达不满，也正因此人们才觉得咕哝微不足道、毫无意义。人们也会在自己的地盘咕哝，在咖啡店抱怨，在回家的路上嘟嘟囔囔、叽叽歪歪。

所以，说员工“不满”（disgruntle，前缀dis加强了词义，而不是否定了词义，就像“膨胀”[distend]一样，这种用法比较少见），我们可能要好好想想。心怀不满的内部人员，偷窃知识产权、散布谣言，如今被视为企业的主要威胁。但是说他们“不满意”是否恰当？这可能暗示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只是受到自己情绪波动的影响，而公司一开始冷落他们的做法却无可厚非。

20世纪早期，焦虑（anxiety），而非不满，被视为公司主要的情绪挑战。行业心理学家相信焦虑的情绪来自不安全感，于是鼓励组织培养归属感。比如，20世纪30年代，IBM的员工被期待融入公司集体，唱公司歌：“在这里我们满怀感恩地/真诚宣誓效忠/为最好的公司服务……” 但是我们真心想归属公司集体吗？

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说，追求职业灵活性曾经是员工不热爱集体的标志，现在却成了理想的职业素质。在我们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里，职业灵活性才最受褒奖。对工作的不安，害怕重组，或害怕错过升职，公司人力资源部称其为“灵活性、适应性和准备调整”。

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资讯的便捷传播，正如网上系统变得越来越开放，干预网络越来越方便、获取网络信息也越来越便捷一样，雇主对员工忠诚度和可信度的紧张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满增多可能是一种矛盾的工作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要求员工既能招之即来，又能挥之即去。

公司已开始借助网络安全咨询师来保护知识产权，防范不满的“内鬼”，公司也给可能造成威胁的员工建立了心理档案。这些员工通常是工程师或程序员等技术人员；“通常觉得自己享有”公司资料；他们的决定通常受“感知到的职业挫折或未满足的期望”左右。

要解决不满问题，也许就要给予员工更大的工作自主权，而不是处处管束他们。但也建议同时不断监督员工，包括完善筛查，避免雇佣网络安全顾问所认定的“问题员工”。我们应该能想到，未来十几年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不满会造成威胁，也会更大量地讨论如何识别危险分子。而目前美国政府的一篇备忘录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文章建议安全部门监测员工的“沮丧和抱怨情绪来判断他们是否靠得住”。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平时经常发牢骚的人，那你就要小心了。

更多与工作有关的情绪，

参见：

CHEERFULNESS·欢快

VULNERABILITY·脆弱

Disgust 厌恶

闻到酸牛奶的味道，你鼻头一皱。不小心碰到了狗屎，你一阵反胃，赶紧冲到最近的水池去洗手。一看到恶心的东西，身体就会抗拒，厌恶的感觉像电流般一闪而过，这正是其有趣之处。吃了毒药，身体会产生排斥反应，就这么简单，本能而已：一滴滚烫的油从锅里弹起，眼皮就会迅速合上。厌恶这种情绪来得快，接地气，像2+2=4那么简单，关键时刻还能救命。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

无论是澳大利亚人还是东京公寓的居民，每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情绪，这种观点十分有趣。进化心理学家常常说“普遍的基本情绪”，意思就是每个人身体的进化方式都是相同的，这帮助我们在普遍的困境中生存下来，比如我们都需要逃离食肉动物（“恐惧”的情绪）或吓退敌人（“愤怒”的情绪）。如果没有这些生理反应帮助我们准备好打斗或逃跑，我们肯定无法生存下来。

厌恶是普遍情绪中主要的一种：感到厌恶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会发出干呕的声音并伸出舌头，也都会皱起鼻头。应该把哪些情绪归为“基本的”或“普遍的”，大家莫衷一是，但是厌恶总是位列其中。厌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它能把毒药逼出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免遭感染。

然而，这种观点也会误导人。

首先，厌恶至少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都有明显的特征。

“核心厌恶”（core disgust）指腐肉或粪便等有毒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时令我们厌恶。我们会尽快远离它们，并感到反胃，发出呕吐的声音：呸、啐、啊、呃。

“污染厌恶”（contamination disgust）指接近成为感染源的人或地方感到的厌恶。比如走进一间几年没打扫过的房子，你的皮肤就会起鸡皮疙瘩（什么都不要碰！），厌恶感使我们发抖，甚至不情愿坐下，害怕受到污染。

看到某人张大嘴巴流出臭烘烘的口水和黏糊糊的食物残余，或看到流血的伤口，就会引起另一种厌恶。心理学家用一个生硬的术语“人体保护膜受侵犯厌恶”（body envelope violation disgust）来命名它，除了害怕受到污染，还有一种对裂着口子的人体的终极恐惧。每一类厌恶各有特色，人们对它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这说明它们是沿着各自的进化轨道发展的，很难说哪个更“基本”。

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令人厌恶的东西也不同。煮熟还孵着小鸭的鸭蛋，直接吃下去，这道小吃令许多西方游客反胃。甚至对那些“本来”就恶心的东西，如粪便或流脓的伤口，我们的反应在不同语境下也有区别。现代外科医师说的“黄稠脓”是脓包切开后喷出的脓（该术语来自中世纪免疫医学）。流出的脓可能有异味，看着就恶心，这名字也的确很形象，光说“黄稠脓”这几个字就足以让我排斥它了，但在外科手术中它的出现却是好现象，病人看到它就会安心。

“不在其位之物为脏”，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一语中的。我们认为哪些东西肮脏污秽故而厌恶它们，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碰巧觉得它们“不在应当之位”。

感觉一些东西“不在应当之位”可能比客观上危险的东西更能引发厌恶感。虽然我们都很熟悉那些离谱的东西，明知道它们伤害不了我们，还是感到胃里一紧。嘴里的毛发，一杯热牛奶里的碎屑，沾到胡子上的汤汁（想想就恶心！）都令人作呕。如果我们发现厌恶感与无意中放错的东西有极大的联系，就不会再奇怪为什么这个词的英文的演变与颠倒错位相关。

在近代早期，人们不说厌恶。他们说的是憎恶感，看到“变态”的时候，或与“女巫”一起走路的时候，对那些他们认为违背自然法则的东西感到憎恶。

历史学家发现，当时流行说道德上令人作呕的人或物是讨厌或可憎的，而对那些腐烂或令人反胃的东西，人们喜欢用一个更古老的英语单词wlatsome（意思是可憎的、可恶的，读的时候wlat和some分开）。那时的人们不说“啐！”或“啊！”，而说“咄！”和“哕！”。

《杰克与豌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中的巨人大叫“呀呀呸，哕！”，可能不像有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他的对头的血闻起来有腐烂的味道。

直到18世纪，我们熟知的厌恶一词才进入视野，囊括所有形式的反感和排斥。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哲学家推广了这个词。该词来源于意大利语gusto（味道）。他们的厌恶主要是审美上对所有畸形、混乱、丑陋的东西的厌恶，与启蒙思想相对。仅仅过了几十年，“憎恶”感的说法就听起来过时了，“厌恶”代替它成为能够凸显人之所以是高级、有教养的生物的一种情绪。也正因此，厌恶开始有了傲慢的一面，它吞下所有碍眼的东西，如在不恰当的时候从不适宜的洞里出来的东西，做得很丑的花瓶，不成体统之举。

厌恶虽然比较狭隘，但仍有深层含义。比如，我们仍然说因为道德上的僭越而感到厌恶。虽然唐桥井的讨厌鬼（Disgusted of Tunbridge Wells，英国人对保守刻板的人的称呼）听说镇政府拿他最喜欢的停车位开玩笑时，可能并不会厌恶得想吐，但有时在道德上义愤的同时，生理上也会感到厌恶。

20世纪80年代末，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卡洛·尼莫洛夫（Carol Nemeroff）做了一个特别的实验。他们问被试是否愿意穿一件套头毛衣，大多数人都说愿意。然后他们又说这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衣服。只是加了这么个前提，大多数人就一脸嫌恶地走远了，他们拒绝穿衣，十分反感，有些人还发出呕吐的声音。

罗津和尼莫洛夫指出，在被试者的想象中，他们害怕被“希特勒的气息”污染，因此他们排斥这件衣服，不让自己的皮肤接触到它。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厌恶的东西显然远不仅仅是有毒有害的东西，它以独特的方式感染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品位。

要是观察得足够细致就会发现厌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情感，一种随时准备保护我们的“基本情绪”。我们所说的“厌恶”描述了许多不同的反应：打开冰箱看到令人作呕的腐肉，恶心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于是不愿捡起别人擦鼻涕的手帕，看到别人的皮开肉绽害怕得反胃，甚至是道德上的厌恶。

我们的情感如此多样，很难说什么时候厌恶了，什么时候又不厌恶了。人们可能一边对排泄物感到厌恶，一边又被厕所墙上的幽默逗乐，处境十分尴尬。对恋物癖的厌恶反而使这种怪癖愈发有趣（见：MORBID CURIOSITY猎奇）。

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倒胃口，电视看多了、做一件事做久了，都会让我们厌烦；不仅如此，我们也会对自身感到厌烦，因此厌恶感通常是厌倦（BOREDOM）的近义词。这也难怪有人曾经想确切定义这种难以捉摸的情绪。归根结底，当一切处于混乱中，东西“错位”的时候，强烈的厌恶感因此产生。

另见：

AMBIGUPHOBIA·非解释清楚不可

Dismay 气馁

艺术家吉尔伯特（Gilbert）和乔治（George）1987年的作品《这里》（Here）是一幅合成照片，描绘了伦敦哈克尼区莱德利路集市的场景。残骸遍地；一辆汽车尴尬地停着，好像猛地刹住。当时这里贫困不堪，因为接二连三的种族暴乱和警民冲突而惨遭废弃、无人照管。照片里的两位艺术家站得笔直，眼神空洞，神情几近惊骇。这不是他义愤填膺到想要振臂高呼（“做些什么！”）。相反，他们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能做什么？”

气馁是惊恐、无力的感觉。它像好奇（wonder）或困惑（bewilderment）一样，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它像震慑（shock）一样，吓得我们捂上眼睛。这个单词最初来自拉丁语exmagare（人的能力或勇气被夺走），但进入英语却是经由古法语词desmaier。因为这个词根，dismay才有了与晕倒有关的新的联想意义：源于法语desmaier的英语单词是描述感觉的，但在其他欧洲语言里desmaier演变成的单词表示失去知觉的意思，如西班牙语desmayo意为昏倒，葡萄牙语desmaio意为晕厥发作。

狄更斯小说里描写滑稽的男人和过度敏感的女人因气馁而昏倒。然而在12和13世纪，也就是中世纪浪漫诗篇写就的时期，男主人公通常会因心潮澎湃而昏倒。兰斯洛（Lancelot）一看到缠了格温尼尔（Guinevere）头发的梳子就激动得晕倒了。波夫（Boeve）以为乔丝安（Josiane）香消玉殒，就立刻失去知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意志薄弱，反而显示出他们情深意切，而且就当时的医学信仰来看也很容易解释他们的晕厥。

中世纪医学认为，在情绪极端的时候，心脏受到挤压、约束，阻塞了被认为可以激活身体的生命精气。乔叟（Chaucer）于14世纪80年代创作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描述了生命精气受阻后会发生什么。在这对情侣共处的第一晚，特罗勒斯妒火中烧，指控克丽西德不忠。她面对指控悲痛欲绝，而他后来认识到自己造成的不幸，沮丧万分。他跪下来，耷拉着脑袋，默默不语，“What myghte he seyn？He felte he nas but deed”（他能说什么？他感觉自己死了）。这种感觉如此强烈，“sorwe so his herte shette”（悲伤攫住了他的心）。从此他的精气不流通，一切情绪都“凝固住了”，连眼泪也流不出来。最后，意识离开，“他突然昏倒在地”。

今天，因感情太强烈而晕厥的现象仍然偶尔见诸医学杂志（人们常因爱和恐惧而晕倒，而dismay，听起来很古老的词语，很少成为晕倒的原因）。比如，司汤达或佛罗伦萨综合征（Stendhal or Florence syndrome）患者会在婚礼上或医院里头晕目眩并且昏厥，但最出名的是，他们会因看到非常漂亮或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而受到强烈美感刺激，从而昏厥。这种症状以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字命名。

司汤达在游览佛罗伦萨的时候，觉得每个街角都那么精致美丽，走在路上都害怕倒下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时一种情绪汹涌而至，我们只能躺倒在地，别无他法。

另见：REMORSE·懊悔　LOVE·爱

Dolce Far Niente 偷懒之乐

无所事事的快乐。

另见：CAREFREE·无忧无虑

Dread 惧怕

关于1348-1349年席卷欧洲的大瘟疫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感觉到它一点一点接近。威尔士诗人热安·格辛（Jeuan Gethin）在1349年写道，疫病像蛇一样蜿蜒爬过整个国土，如同一个“游荡的幽灵”。流浪人和旅人传播着疫情的消息，他们说，街道空空如也，幸存者悲惨潦倒，城市大门紧锁，居民绝望地忏悔。犹太人被当作病毒之源，受尽千夫所指。女招待被指控穿着不当，传播病毒，因而被捕入狱。然而，做什么都于事无补。

一些编年史家说，整个欧洲有多达90%的人丧生。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报道是在夸大事实，但当时许多人都以为世界末日来了，那是上帝对世间罪孽的惩罚。

尚未得病的人，也什么都做不了，只有在恐惧中等待着死亡。人们常说，这种病叫“黑死病”，是因为患者皮肤会布满黑斑。然而更可能的起源是，从拉丁语atra mors翻译过来的，mors（死亡），atra（黑暗、肮脏或厄运），连起来意为可怕的末日。

恐惧（fear）或恐慌（panic）通常由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触发，而惧怕却有所不同。惧怕是我们眼睁睁看着威胁的阴影逼近却什么也做不了，不寒而栗、坐立难安。这个词最早被用来描述敬畏上帝的力量而一时语塞、五体投地的感觉（见：WONDER惊奇）。这种宗教意义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拉斯塔法里教徒（Rastafarians）也因此自称为雷鬼（Dreads），并把他们乱蓬蓬的头发叫作雷鬼头（dreadlocks）。

这些教徒的惧怕表现为对上帝应有的敬意，然而另一些人的惧怕却表现为自暴自弃。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叙述14世纪佛罗伦萨瘟疫爆发的时候，感叹疫病引发了“兽行”和冷漠。农民抛下牲畜和庄稼。一些人在了无生气的住宅区游荡，偷点吃的喝的，或者不分日夜混迹于小酒馆，赌光了积蓄。在凶兆的笼罩下，社会规则名存实亡。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惧怕。今天的空中交通极大加快了流行病的传播，我们不再感到疾病像“游荡的幽灵”一样飘来，而是觉得它在全世界玩跳房子游戏。如今每当新疫病出现，如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等，人们很难像过去那样一直对其一无所知。此外，互联网也是滋生谣言的温床，而谣言又助长了惧怕（参见：CYBERCHONDRIA 网络自诊焦虑）。一些人惊恐不已，开始囤积药品，同时政府进行出入境检疫。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能为力，只能陷入深深的绝望，一直担惊受怕，希望疾病不会离我们太近。

另见：

PANIC·恐慌

E

Ecstasy 狂喜

罗马胜利之后圣母堂（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的深处矗立着贝尼尼（Bernini）的雕塑《圣德雷莎的狂喜》（The Ecstasy of Saint Teresa）。这尊雕塑展现了16世纪一个圣女看到的景象。一个天使化身为人类美男子，来到她身边，把金枪刺进她的乳房。“痛苦太强烈了，我大声尖叫”，她在自传中写道，“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甜蜜，我想让这种痛苦永远持续下去。这是上帝对灵魂最甜蜜的爱抚。”

游客看到贝尼尼的雕塑很难不想歪。他们把硬币投入投币口打开照明箱，便可看到这尊著名的雕塑。贝尼尼刻画的高潮中的德蕾莎栩栩如生。她喘息着，背拱起，脚趾蜷曲，融进大理石底座，仿佛跌入褶边蘑菇枕头，又像陷入皱巴巴的床单。

狂喜麻痹我们，使我们浑身颤抖，享受无上喜悦。狂喜在嗓子里绽放，切断句子，代之以声嘶力竭的呐喊。狂喜一词来自希腊语ekstasis（忘形），描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通过舞蹈、歌唱或性，我们的灵肉紧密相连，但同时我们的意识也会脱离现实自由翱翔，一种无边无际的苍茫之感突然涌现。狂喜中的我们好像置身于滚滚红尘之中，也好像暂时获得自由，超然物外。

这样的经历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精神生活的核心。中世纪欧洲的修女自我鞭笞、举行斋戒，为的是能看到星辰坠落、城市爆炸等异象。很久以前，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萨满巫师不停地旋转起舞，直到身体痉挛倒在地上，然后好像会有动物或祖先带领他们进入精神世界。就如13世纪波斯诗人鲁米（Rumi）描述的那样，“当你有了托钵僧的气质/你就会飘浮在世界上空/长留于此”。今天，一说到狂喜这个词，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磕了摇头丸的夜店常客纵情狂欢，大汗淋漓地抱作一团，还会想到沉浸在性爱中无法自拔的场景。

在欧洲医学界，19世纪中叶左右，人们对狂喜的看法开始变得理性起来。神经学家忙着沿着生理线路组织我们的精神生活，不再把狂喜归为一种稀有、抢手的情绪，而认为它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副产品。

现代最著名的狂喜者是巴黎萨彼里埃（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的女病患。她们被诊断出患有歇斯底里症，根据20世纪之前的精神障碍分类，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她们的症状包括幻视、幻听、抽搐和四肢挛缩。

欧洲的精英医师前往巴黎研究她们的病情。这些女性对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的职业生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他请她们参加自己每周二有声有色的讲座，向大家展示她们的病症。

我们今天通过泛黄的精神病院相册，得以一窥这些女性张扬的姿态和激动的神情。其中一张照片题为“狂喜1878”（Extase 1878）。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虽然早期拍摄需要病人长时间摆同一个姿势，但如果病人坚持不了，在沙可的指导下，病人仍可以恢复摆拍姿势），女病人跪在病床上皱巴巴的床单里，眼睛向上翻，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后来沙可将照片主人公比作贝尼尼的圣德蕾莎雕像，由于主人公是因为发病才会做出类似圣女狂喜的行为，因此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是从世俗角度讽刺狂喜这种一度备受珍视的精神体验。

今天的神经学家谈到美视症（kalopsia），一种感觉一切都美丽无比、光彩照人的病症，都说它是由右侧大脑顶叶皮质病变造成的。他们也谈起“自体幻视现象”，病人看到自己的分身，或感觉“灵魂出窍”，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样看到另一个自己，这种病在今天被认为是由顶枕叶皮质或颞顶联合区损坏造成的。他们甚至还提到偏头痛的预兆，病人感到眼冒金星且有视觉障碍。

很多症状曾经都被认为是恋人和神秘主义者狂喜情绪的表露，但现在都归结为大脑神经损坏。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白痴》（The Idiot）写于1869年，当时人们对狂喜的认识即将发生转变。作者自己是癫痫症患者，他抒写了主人公梅诗金公爵（Prince Myshkin）癫痫发作时感受到的和谐与欢乐，生动的声音和色彩，以及强烈地活着的感觉。

“如果它是一种病有什么关系？”梅诗金问。如果“在发作前最后一点有意识的时刻，他来得及清醒地、清楚地对自己说，‘是的，我可以为这一刹那付出一生’，那么这一刹那本身也自然抵得上一生”。

另见：

EUPHORIA·欣快

ILINX·炫酷

LOVE·爱

Embarrassment 尴尬

在书店放了个响屁，在餐厅有侍者给我们唱“生日快乐”，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别人听起来极其粗鲁，每当这些时候，我们都会感到紧张不安，大脑一片混乱。这就是尴尬的情绪，很可能起源于英格兰摄政时期繁礼多仪的会客室。

英语的尴尬一词在18世纪50年代开始被采用，源自古法语embarrasser（妨碍或阻碍），描述一种受到拘束甚至受挫的感觉，因为之前在社交谈话中做了某种失礼的行为。（尴尬和约束或受阻之间的联系也解释了何谓“财富的窘境”，这句话来自法语embarras de richesses，指因为东西太多而难以抉择。）

尴尬这一新的情绪类别脱离了旧词“羞耻”的道德维度，与它的各种含义都有所区别。羞耻通常是私下里的，伴随着长时间自责的痛苦，而尴尬多数源自社会的不接受，在众人面前放大原本轻微、短暂的犯规行为。

如果你很容易尴尬，你可能会羡慕那些毫不在乎自己失态的人。在公共场合被大肆赞美，或不小心责备了一个姻亲，这都会使人惶恐不安，恨不得钻进地洞里，然后觉得胆战心惊，非常难堪，思绪纷乱。但也许我们对自己过于严苛了。

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说，尴尬具有一种重要作用。变得心慌意乱表明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社会规则；这是一种姿态，预示我们“下一次将有所改进”。

加州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更容易尴尬的人也更无私，这一点旁观者也能看出来。在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因为一个玩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可怕结果，查尔斯（休·格兰特饰）把自己的头撞在一根帐篷杆上。嘉莉（安迪·麦克道尔饰）笑了，不仅因为她目睹了一场英式幽默好戏，见识到英国人是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的，也因为查尔斯自我惩罚式的尴尬显示出他是多么在乎自己引起的事端。由于尴尬和维系社会平衡之间的这种联系，哲学家罗姆·哈雷（Rom Harré）认为，尴尬已取代羞耻，成为主要的“促进从众性的工具”。

说话结结巴巴、眼睛盯着地面都是尴尬的表现，但脸红才是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将尴尬和脸红联系起来也是最近出现的。19世纪之前，一个人脸变红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谦虚和狂喜、骄傲和羞愧、爱和愤怒。

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de Corday）于1793年在巴黎因刺杀革命领袖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而被处死，据说她那被砍下的头颅红得刺眼。巴黎外科医生让-约瑟夫·苏（Jean-Joseph Sue）说，这显然是她对自己所受的惩罚“愤怒不平的表现”。

接下来50年内，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理学家改写了科黛脸红的故事，声称这位凶手脸红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对其罪行不由自主地感到羞耻。正如托马斯·亨利·博格斯（Thomas Henry Burgess）在1839年的著作《脸红的生理学或机制》（The Physiology or Mechanism of Blushing）中说，“真正的”、羞耻导致的脸红和生气、激动或疾病导致的单纯面部发红是有区别的。博格斯说，真正的脸红是上帝植入的道德本能，用来约束违法行为。红色的污点起着强大的威慑作用，它们染红脸颊、鼻尖，甚至耳垂，把我们的过错曝光在众人面前。

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对人可能天生品行端正这一观点很感兴趣，他们着手忙于记录不同寻常的脸红样本。他们调查红脸梦游者，讨论女精神病患者在私密检查时大腿变红的奇闻逸事。他们想知道人们独处时是否会脸红，并热烈讨论不同种族的人究竟会不会脸红，如果不会，那是否意味着人性本伪。一位特别的“黑人女仆”（servant Negress）一举成名，因为她脸上有道疤痕，在“突然有人跟她说话或被控以任何小过失”时，这道疤痕都会发红，而面部其他地方不变色。

然而这些医生关于道德反射的想法却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作品《人和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中得到重新考量。达尔文是第一个强化了脸红和尴尬这一社会体验之间的联系的人，他认为尴尬是相对于道德上的羞耻或内疚这两个类别而言的。他说，比如有人赞美我们的外表，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皮肤表面，这样血液就会涌到皮肤表面。他还大胆指出，由于触犯社会禁忌会让人“脱颖而出”，脸红可能已经进化为一种条件反射，一种对违规行为的震慑，帮助羽翼未丰的社会生存下去，厄文·高夫曼（Goffman）积极继承了这个观点。

达尔文的理论一直都非常有影响力。但今天脸红、尴尬和从众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瓦解。今天的生理学家赞同前维多利亚时代对脸红的看法，认为我们不只在尴尬时脸红，在遭受任何突然的情绪变化，包括恐惧、愤怒和压力时，我们也会脸红。这时，我们的身体释放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能引起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充血，血流的红色就在我们的皮肤上蔓延开来。这幅图表明，“因不守道德而脸红”从进化的角度成为威慑人们不犯规的手段，这一观点似乎愈加没有科学根据。

事实上，尴尬的机制并不总是像进化论心理学家达尔文和戈夫曼所说的那样运作。的确，因为我们害怕让自己处于尴尬境地，所以谨言慎行、自尊自重，然而尴尬本身也会给我们造成困扰。

尴尬束缚我们：就像害羞（shyness）的时候那样，一遍遍地揣摩别人的意思，备受折磨（“我真希望我没那么容易难堪，太尴尬了！”）。

尴尬激怒我们：青少年最在乎别人的眼光，当他们的父母向陌生人问路，他们就浑身难受、局促不安、尴尬不已。

有时尴尬会让人不敢慷慨助人或与他人合作，比如在拥挤的公交上，我们压抑住让座的冲动，生怕大家注意自己，或担心错给看起来像孕妇的胖女士让座会伤对方自尊……

尴尬可能会强化我们的社会规则，但它有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扰，让我们一不小心就打破规则。

另见：

VERG ENZA AJENA·替人脸红

Empathy 共情

19世纪90年代，小说家弗农·李（Vernon Lee），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Violet Paget），跟她的朋友、很可能是情人的姬特·安斯特拉瑟-汤姆森（Kit Anstruther-Thomson）前往罗马，在那里她们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实验。

安斯特拉瑟-汤姆森站在雕像《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面前，称自己的体内平衡出现了微小的变化，李飞快地记录下来，并认为这些变化是人体对雕像设计的回应。在高拱形教堂，安斯特拉瑟-汤姆森表示感到肺部充满空气。看到希腊瓮，她觉得腹部鼓鼓的。

她们的实验在今天看来有点不正规，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实验却基于尖端的心理学概念。在欧洲大陆，人们大肆宣扬共情（德语Einfühlung）这种情绪，说它新潮、时尚，说它纯粹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了观赏静物、风景，甚至看天气变化的乐趣：我们的身体已经准备妥当，要去模仿看到的物体，人与物不谋而合，乐趣自然来临。李的实验对心理学史和情绪史学家尤为重要，因为她是其中一位使得由德语Einfühlung翻译过来的希腊语新词empathy家喻户晓的人。

今天，共情的意义有所不同，主要指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共鸣，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共鸣。这种情绪也广受欢迎，心理学家西蒙·拜伦-科恩（Simon Baron- Cohen）称之为“万能溶剂”（universal solvent）：“浸泡在共情中的所有难解之结都会溶解”。察觉别人的痛苦，或隐约感到一丝他们的兴奋之情，因此回应他人的时候，就能让人感觉亲近而不是疏远，这样的能力是某些职业的基本要求，如护理、销售、教学，等等。

在英国学校的情感教育班，孩子们学习如何做到共情。这样一来，除了语言和数学，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将成为衡量儿童发展的指标（相反，在自闭症等疾病中，缺乏共情感被认为是主要症状）。

19世纪90年代已经有了共情这一概念。当时有一种观点十分令人兴奋，那就是，共情可能有生理基础。我们是不是天生就能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或快乐？在20世纪90年代，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在猴脑中发现，有些细胞不仅在被试猴执行给定动作，如吃香蕉时有反应，也在被试猴看到别的猴子做动作时有反应。研究人员称这些细胞为“镜像神经元”。虽然人脑中尚未发现这类细胞，但在过去20年里，这样的观点仍然流行：我们生来就能将心比心。

在神经科学界，这是最具争议、炒作最厉害的观点之一。神经科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Vilayanur Ramachandran）等镜像神经元理论倡导者称，“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为解释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统一的答案。哲学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积极听取他的意见，镜像神经元也被誉为人与人之间深层联系的明证。

但也许我们对镜像神经元这个概念一惊一乍的表现才最耐人寻味。我们很想找到解释“感同身受”的生理证据，这种强烈的欲望古已有之。“共情”一词可能起源于20世纪初，但在更早之前人们就想在天性中找到能够解释这种友善行为的证据。

18世纪的道德感觉学派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更以经济理论闻名）等，也相信他们已然发现感同身受乃身体之本能反应。今天所谓“共情”，他们称作“同情”，并在原始的物理反射中发现了证据：“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的手脚将要挨打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缩回自己的手脚。”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写道，“如果这一下真的打在他身上，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这就是同情心的来源。”

今天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共情是灵丹妙药，可以拯救人与人之间日益孤立的“原子化”社会。18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信誓旦旦地说人们天生具有同情心，然而当时社会上自私之风却大行其道。他们这么说是为了反驳一些作家的悲观论调，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曾认为，人类对权力的渴望完全是出于本性，并应受到限制：“天性”，他写道，使得人们“选择彼此侵略、彼此伤害”（另见：RIVALRY 竞争）。

18世纪对同情的兴趣引发了惊人的善行潮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慈善主义者”受到所谓的“社会情感”影响，开始用乌托邦式的热情设法解决那些时代弊病：奴役、童工、虐待动物。

“富有同情心的人”（Men of Feeling）建起学校和医院。“有什么感情会比感伤自己和他人的不幸更高尚呢？”一位匿名作者在为1755年“道德哭泣”潮流辩护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别人的不幸而长时间哭泣，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有些放纵（见：COMPASSION 同情），但这位匿名作者却认为这会鞭策人们做出行动：“为别人的痛苦而哭泣……我们出于好心会赶紧帮助他们。”

善意虽然盛极一时，但事实上只繁盛了很短一段时间。到18世纪末，这种慈悲的“道德哭泣”因过度自我放纵而遭到讽刺，“多愁善感”一词也产生了假慈悲、假伤感的联想意义。

我们回头看18世纪对同情的兴趣，其实际效果是惊人的。21世纪对共情的兴趣，无论是把它当作生理事实还是流行的道德态度，都没有引起18世纪那样的慈善潮流。当政治家谈到“共情政治”，我们很容易心生疑虑：他们只是说些客套话，又不用花钱；仅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实现完善的养老金和医保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沉溺于自恋无法自拔、身处人情寡淡的境地，那么我们可能只能希望，像某些人承诺的那样，共情是“万能溶剂”。

另见：

DISMAY·气馁

PITY·怜悯

Envy 嫉羡

许多文化都有关于“邪恶之眼”（Evil Eye）的传说。那是嫉羡的眼神，会毒害、诅咒他人或带来厄运。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风俗规定，你不能称赞一个漂亮或有天赋的孩子。万一这么做了，就得说Masha'Allah（阿拉伯语），意思是“上帝的旨意”，就能保护孩子免遭邪恶之眼（ayn al-h.asūd）带来的厄运。

在印度北部，司机把五颜六色的贴纸贴在卡车上辟邪，纸上写着标语buri nazar wale tera muh kala（阿拉伯语），意思是“有邪恶之眼的人，愿你的脸变黑”。在苏格兰，盖尔语Droch Shùil表示邪恶之眼，据说可以使哺乳期母亲和奶牛的乳汁干涸。人们害怕嫉羡，不仅因为它引发贪欲，蛊惑人们去偷窃令人向往的东西，如美丽的眼睛，健康的畜群，华丽的房子等，还因为它有毁灭性。心存嫉羡的人若得不到他们垂涎的东西，他们也不想让别人得到。

妒忌（Jealousy）主要是怕失去心爱的人而让别人得到，通常因爱恨情仇而起。嫉羡却并非如此。嫉羡是希望拥有他人的物质财富和优势。这是一种病态，听到别人满足的叹息就来气，想到别人成功就痛苦。如果任其恶化，就会导致仇恨和恶毒，对嫉羡者有害，对被嫉羡者也无益。

古爱尔兰史诗《夺牛记》（Táin bó Cúailnge）讲述了因为一头偷来的牛而引发的战争，开始时梅芙皇后（Queen Medb）和丈夫艾利尔（Ailill）决定比较各自的财产。两人势均力敌，但当梅芙看到艾利尔的战利品白角牛时，顿时觉得自己“好像连一分钱也没有”。

英语Envy一词源于拉丁语invidus（嫉羡的），由in（在……上）videre（看见）构成。嫉羡一直以来都让人们联想到嫉羡者虎视眈眈的眼神。但是这个词的词源也告诉我们，正是所谓垂涎之物本身看起来完美无缺，我们才会受到引诱去争取它。大多数人早晚都会落入攀比的陷阱，把自己背后不完美的一面和他人表面光鲜的生活进行对比，这时就会产生嫉羡之心，并因疏离而不断膨胀。

我们成年人往往觉得这是见不得光的恶行。比如见到他人成功，表面笑脸相迎，背地里却暗生嫉羡之心。嫉羡是感恩的对立面，而感恩才能带来知足（另见：MUDITA 随喜赞叹）。作家南希·弗莱德（Nancy Friday）说，嫉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没有什么好处的情绪”，她说得对吗？

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于1957年写就的文章《嫉羡和感恩》（Envy and Gratitude）已成为该领域经典之作。像许多前人一样，她把嫉羡定义为一种愤怒，看到别人拥有、享受令人欣羡的东西，自己就很恼火，一气之下想“把它拿走或毁坏它”。

两种定义的关键区别是克莱恩不认为嫉羡是一种罪孽或性格缺陷，而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过几年对婴儿的观察，她发现嫉羡的冲动在几个月大时就出现了。离开了安全的子宫，婴儿来到外部世界，体验着各种不愉快的感受，其中一种是需要。克莱恩说，无论父母如何关心宝宝，宝宝总会感到十分受挫，因为想吃东西的时候不会总是立刻就能有吃的。所以我们最早的情感生活通常由两种感觉塑造：失去得到心仪物件的满足感，再重拾得到心仪物件的满足感。克莱恩称这个心仪物件为“好乳房”或瓶子。

她说，当“好乳房”得不到时，婴儿就认为母亲或保姆把他心仪的东西藏了起来，于是非常生气，发泄在“私藏了”食物的母亲身上。这样“好乳房”就成了“坏乳房”。当然这只是理论，难以用确定事实证明。但如果克莱恩是对的，嫉羡确实是我们生长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我们可能会想到底应不应该摆脱它。

对别人的东西心存强烈的非分之想，乃至宁可毁了它也不愿他人好好享有，难道这种邪恶的冲动里就没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吗？值得注意的是，嫉羡着眼于不平等和差异，是明明白白关注不公平的少数几种情绪之一（另一种，见：INDIGNATION 义愤）。

在一些文化中，正是由于食物或财富分配不公，人们才义愤填膺、诉诸暴力，而这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反应（见：SONG 因为不公平而产生的愤慨情绪）。而在英国和美国，这种愤怒的反应通常被视为无足轻重。针对左翼政客的指控称他们只是“玩嫉羡政治”，文化批评家一直对此十分恼火。正如左翼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称，这种说辞是为了贬损真正的对政治的不满，怀疑要求财富重新分配的主张。这些说辞称，左翼政客的所作所为都只是源于性格太歹毒，并因阶级仇恨而发泄“个人的不满”。（另见：RESENTMENT怀恨在心）

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神经科学家就开始认为，即使是最明显的理智的想法也来源于我们的情绪。情绪帮助我们权衡选择，激励我们做出决定。也许嫉羡确实在政治辩论中作用重大。也许，觉得他人的东西比我们的更好，只是角度不同造成的错觉。但许多人拥有的比他们应得的要少太多。一个觊觎的眼神，一丝嫉羡之情，可能只是你的情绪触角在警示你即将遭遇不公。对此，无论你是大发雷霆还是别出心裁灵活应对，都取决于你。

另见：

INDIGNATION·义愤

Euphoria 欣快

2011年1月，突尼斯突发动荡的画面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手机拍摄的镜头摇摇晃晃。接下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在开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抗议者纷纷涌上街头。他们有恃无恐、目中无人，高呼Ash-sha'ab yurid isqat al-nizam（阿拉伯语），意思是“要求推翻政权的人们”，周围是接连爆炸的催泪弹和熊熊燃烧的汽车。

几个月后，当媒体对动乱的热情消退，人们转而开始思考不确定的未来时，参与骚乱的人也反思了他们狂热的心情。正如突尼斯活动家和博客作家丽娜·本·穆赫尼（Lina Ben Mhenni）所说的那样，“几周的革命性狂热消退后，突尼斯再次成为警察国家”。

这是一种令人陶醉、有感染力的情绪。它使我们心情欢畅，令我们心神荡漾。恋情刚开始的几周新鲜刺激，夜晚看陌生的城市美不胜收，这些都令我们感到欣快。一切都那么灿烂，那么亲切，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气味似乎愈浓，色彩仿佛愈烈。但有时光鲜背后也暗生险境和骗局。“有起必有落。”我们警告道，害怕自己过分激动是生理上躁郁症的表现，害怕“经济辉煌”沦为只能导致萧条的虚假繁荣。

也有反例。欣快（euphoria或euphory）一词于17世纪首次被引入英语，表示身体和精神上的满足感，是一种相当普通的感觉。该词来源于希腊语的eu（好）和pherein（承受），字面意思是“很好地承受”，是今天通用的“福祉”（well-being）一词的前身。在17和18世纪，医生把重症病患开始有食欲并觉得自己可以下床的现象称为“生机重现”（euphory returning），这是复原的第一个可靠迹象。

到了19世纪，我们的精神状态被人为地分成几个类别，并用病理学加以解释，“欣快”这才被赋予侵犯和纵欲的引申意义。1896年，法国医生迪奥多·里博（Théodore Ribot）在著作《情绪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Emotions）中用整整一章描述“临终之乐”。他和许多同事曾指出，一些患者在生命的最后经历了极致的喜乐，他们开怀大笑，跃下病床，兴冲冲地制定未来计划，似乎忘了自己行将就木。

这些患者使医生大惑不解甚至愤怒。在医生看来，病人突如其来的极乐感觉，或他们所谓的“愚蠢的快乐”，不过是退化的迹象。医生认为，只有身体确实很好时人们才能感觉舒服，这是一种进化优势。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临终病人之所以兴高采烈，只是因为他们神志已然不清，思维已经混乱。他们希望沉浸在“病态的乐趣”中，这恰恰是最初引发疾病的缘由。

临终前我们可能会体验到欣快，而不是恐惧或悲痛，这个想法如今已经不那么流行了。1926年，两位名为科特雷尔（Cottrell）和威尔逊（Wilson）的医师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人在多发性硬化症（MS）的晚期都觉得“心情平静愉快”。而现在，心情愉快的MS患者远远多于过去，只有13%患者表示丝毫感受不到欣快，但是抑郁症发生率却在上升。为什么呢？也许更早的（或我们自己的）心情评价方法是罪魁祸首，或者也许过去MS患者的快乐之感及现在这类病人的抑郁都可以归结为用药。宗教信仰减弱，以及临床上的确越来越不关注病人的临终状况，这些社会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无论如何，欣快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仍然难以理解。

2013年初，“兴奋剂”（Dr Feelgood）乐队前吉他手威尔科·约翰逊（Wilko Johnson）宣布自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现已恢复）。他说觉得自己“生龙活虎”，有一种“奇异的欣快之感”，“奇迹般地感到自由”，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他的采访非常振奋人心。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话也动摇了我们自己固有的关于何为幸福以及应该在何处找到幸福的看法。

另见：

ECSTASY·狂喜

Exasperation 激怒

见：FRUSTRATION·沮丧

Excitement 激动

去橄榄球比赛的更衣室看看，你会发现一种奇怪的情绪笼罩四周。你可能会闻到呕吐物的味道，或看到高大的男人，他们耳朵上抹了凡士林，哆哆嗦嗦地系着靴子带。受这种情绪影响，运动员走到球场时会因害怕而表情严肃，他们听到国歌在看台上响起时也会热泪盈眶。

橄榄球运动员赛前普遍紧张；一家人踩着个垃圾桶盖滑过大雪覆盖的岸边，脸颊红红、咯咯直笑；兴冲冲准备派对，心扑扑地跳。这些情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们都与肾上腺素不可分割。肾上腺素是位于肾脏附近的肾上腺（adrenal，由ad“接近”和renal“肾脏的”构成）分泌的激素，它可以激发活力，并在紧急情况下使我们准备好战斗或逃跑。如果没有肾上腺素，就根本激动不起来。

在18世纪的医学书里，“激动”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当时的意思和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生命精气”的产生条件，这种“生命精气”一旦被唤起，也就是被“激活”，就会在体内运动，给大脑传递信息，让四肢活动起来。

和许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感觉一样，激动在19世纪中期才首次被当作一种情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激动主要是“精神高涨”带来的乐趣，具体表现为，双眼炯炯有神、体内循环加快、灵光不断闪现。他最喜欢的定义是一个小孩启发他的，“精神很好”，孩子告诉这位科学家，“就是大笑、说话和亲吻”。

达尔文的同辈、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倍因（Alexander Bain）补充说，激动是一种“触发行为的情绪”，带来狩猎和战斗的快感。它让人感觉活力四射，就像那些“生命精气”给人的感觉一样，它还让人感到行动敏捷、战无不胜。倍因总结道，要么因为喜悦而激动，要么因为害怕而激动。

人们在19世纪90年代对激动有了全新的理解。哈罗盖特（Harrogate）有位医生叫乔治·奥利弗（George Oliver），据后来的说法，在寒冷的冬季，他常常在家人身上做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里，他给小儿子注射了绵羊和小牛的肾上腺的纯化提取物，然后惊讶地发现孩子的桡动脉突然收缩。

随后的实验证实了这种提取物十分强大，可以使血压飙升。十年之内，“荷尔蒙”（hormone）一词被创造出来，奥利弗使用过的这种物质也被提取出来，并作为一种新的灵丹妙药在市场上流通，这种药就是肾上腺素。它成了医学界的明星，用于控制手术中的出血、抑制过敏反应、救醒中风患者，以及治疗拳击手被撕裂的嘴唇。

然而，肾上腺素并不仅仅赢得了外科医生和拳击场医护人员的青睐，当时研究情绪及其生理影响的心理学家，也热衷于探索它是如何产生紧迫感，让人眼睛发亮、脸颊通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理学家都把这些反应和激动联系起来。他们发现激动的秘密就在于肾上腺素。人们的情绪可能是对生活危机的化学反应，这一理论也得以证实。

今天的医学教科书通常用英文epinephrine而非adrenaline来表示肾上腺素，也经常提到大脑中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的神经递质素。但是，“adrenaline”在我们的情绪语言中仍然流行，它是打起精神或情绪振奋的代名词。感到兴奋不已、打了鸡血、变得警觉，这是倍因所谓的“激动”，这种感觉已经成为吸毒用语：我们说“注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狂飙”，也说“肾上腺素成瘾者”。这种情绪比任何其他情绪更加具有化学性，也是最令我们着迷的。

肾上腺素发现之后，激动对健康有益这个观点流行起来，因为人们觉得激动既能振奋人心，又能助人发泄。今天一些人可能更喜欢通过玩电脑游戏来使得睾丸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激增，产生激动兴奋之情，而且毫无风险（也许会导致过度肥胖）。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于20世纪30年代初写就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维持最佳健康状态只需每月注射类似肾上腺素的物质。

“无论男女，肾上腺都得经常得到刺激”（总统对野蛮人解释道……），“这是达到完美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每个人的义务”。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注射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和恐怖与狂怒完全相等。它给人的感受相当于杀死苔丝德蒙娜（Desdemona）和被奥塞罗（Othello）杀死的感受，却不会产生任何不便。”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便。”

“但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另见：LIGET·化愤怒为力量

F

Fago 悲天悯人

人类学家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道：“伊法鲁克人（Ifaluk）的诗歌都十分含蓄内敛，要说诗歌中最为明显的情绪表达，那就是fago（悲天悯人）了。”鲁兹曾在伊法鲁克岛上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在这个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中的珊瑚礁小岛上，最让她着迷的是一种情绪。鲁兹直觉上能感受到这种情绪，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单词来描述它。

Fago是一种特别的情绪，融合了同情（compassion）、悲伤（sadness）和爱（love）。它是对需要帮助之人的同情，驱使着我们去关爱他人，却也让我们强烈感觉到终有一天我们会失去他们。每当我们的爱人之心和他人对我们的需要来得如此突然、势不可当的时候——而生命如此脆弱短暂——这种融合了同情、悲伤和爱的情绪就会流露出来。

以崇尚非侵略性而闻名的伊法鲁克人有独特的词来表达悲伤与同情并存的情绪，并且能够用同情来或多或少地缓解悲伤。鲁兹认为这说明伊法鲁克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这也提醒我们，悲伤是人类难以避免的情绪。

鲁兹写道：“我们悲天悯人，说明一方面我们承认苦难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也积极乐观地相信，我们需要齐心努力，关爱他人，去抑制这种情绪的消极影响。”

另见：GRIEF·悲痛

Fear 恐惧

恐惧被认为是最原始、最基本的人类情绪。我们总是想象这样的场景：人类祖先听到雷声大作就在洞穴里蜷缩成团，看到可怕的野兽经过就心惊胆战。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首次提出恐惧是一种原始的情绪。他写道：“可以肯定的是，远古时期的人类表达恐惧的方式和今天一样。”

恐惧是一种受到威胁时的自然反应，地球上大多数其他动物也有这种情绪，恐惧有助于延续物种生命。每当感到恐惧时，我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屏气凝神地注意周围的一切，或东躲西藏，或溜之大吉。也许还会突然肾上腺素飙升，奋起还击（见：EXCITEMENT 激动）。恐惧的反应是本能的，人们受到威胁时，身体不受大脑控制而产生应激反应。

恐惧就是这么简单，但是……

害怕被朋友抛弃，灯灭的时候吓一跳，以及像伊拉斯谟（Erasmus）一样被一盘兵豆吓得晕过去，这三者之间难道没有区别吗？迎接一项即将开始的事业时略带兴奋的畏惧感和看到一辆汽车假装要朝你冲过来时的恐慌感是一样的吗？广义上说，这两种都是“恐惧”，但是前者包含一丝希望（hopefulness）与期待（anticipation），后者透露些许愤怒（anger）和尴尬（embarrassment）。

英语中，恐惧分为以下几类：惧怕（dread）、担忧（worry）、焦虑（anxiety）和惊骇（terror）。然而，这和澳大利亚州西部的宾土比人（Pintupi）比起来也不算什么，因为他们有至少15个词来描述恐惧的感觉，每个词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情况（见：NGINYIWARRARRINGU 惊吓）。

恐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是最为重要的情绪，能拯救我们的生命。但颇为奇特的是，我们对恐惧总是充满怀疑。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1933年说过：“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这句话在当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早在三个半世纪之前，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说过：“我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 thing I fear most is fear.）恐惧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一次次拯救我们的生命，然而我们却把它描述为一个鬼鬼祟祟的敌人。它像个小偷一样悄悄潜入，扰乱理性思考，煽起焦虑情绪，让原本有条不紊的行动变得一团糟。

此外，恐惧也能杀人。根据7世纪的医学典籍《奥里利乌斯之书》（The Book of Aurelius）的记载，暴雨和河流暴涨等令人害怕的经历可能会让人患上致命的“恐水症”（即对水的恐惧，现在也称作rabies，恐水病）。10个世纪之后，仍有许多人死于恐惧。《死亡统计表》（Bill of Mortality）是伦敦统计当地人口死亡原因的一个报表，根据其统计，1665年有三个人被“吓死”。慌不择路、过度拥挤也能杀死人（见：PANIC 恐慌），或者让人感觉快要死了（见：PEUR DES ESPACES 广场恐惧）。有时候，即使恐惧来得毫无根据，我们还是强烈感觉到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敌人，完全不惧毁灭和死亡。

在西方，人们生活在所谓“规避恐惧”的社会。公共场所到处都是摄像头，公交系统中随处可见警示牌。但是这些旨在减少危险的标语却增加了我们的紧张感。人们被不断提醒着自己是多么脆弱，这样一来就更加指望政治能在我们面临全球威胁时保护我们（见：TERROR惊骇）。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所说的“恐惧企业家”更是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商家和利益团体用夺人眼球的标题和不怀好意的广告威胁人们（“吃薯片会让你变成痴呆吗？”“你有脱发的问题吗？”“你的工作无法给你成就感吗？”）。

“所有广告都在营造焦虑感，只有通过购买其产品才能得以缓解。”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他的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中写道。并不是恐惧的源头太多，而是每天都出现新的因素引起人们的恐惧。曾几何时，人类恐惧雷声和野兽，但现在看到报纸里的一则广告、搭乘一次火车也会让我们发现新的危险。光是逛街购物恐怕也不足以消除我们的恐惧了。

另见：

COURAGE·勇气

Feeling Good（About Yourself）（自我）感觉良好

以前，没有人照镜子寻求自我肯定，也没有人为自己加油鼓气，激励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直到19世纪90年代，“自尊”（selfesteem）首次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中。那时候，自我感觉良好（felling good about yourself）实际上指安然面对自己的不足。

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自我感觉良好”这一说法的人，他积极探索如何控制和利用好这一情绪。詹姆斯认为，如果我们放弃对巨大成功的幻想，转而把精力集中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比如说烤千层面，或者记得要去酒吧见朋友），那么就会有一种 “内心轻松”之感。这是人们悦纳自我后产生的一种难以觉察的情绪。

他说：“当我们不再苛求自己变年轻、变苗条时会发现：生活多美好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消失了，真是谢天谢地！”这种想法有一个积极的附带作用，那就是：我们将来会倍加努力，因为自尊使我们“支持自己做的事情”。但这种附带作用并不一定会出现。

詹姆斯把他的这一看法归纳为一个等式：自尊=成功/抱负

我们对自己的实际能力（成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对于未来成就（抱负）的信念应该大致与之相匹配。若是对自己的期望值超过了能力范围，那么终生都会感到力所不逮、怏怏不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奋斗。相反，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提升能力（成功），这样就能设立更为远大的目标了。詹姆斯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是一种审慎考量，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检验与平衡以确保个人的抱负与成就相互匹配着发展。

到了20世纪前半叶，詹姆斯的自尊理论几乎被人遗忘了，因为那时候的心理学家更关注安全感的话题（见：COMFORT 安慰）。到了60年代，人们对新出现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兴趣大增，于是新一代研究者们重新拾起“自尊”这一概念。心理学家指出自尊和负责任的社会行为之间或许有关联。尽管这一想法还没有确凿证据的支撑，但却吸引了政治家的眼球。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题小组；到9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学校被敦促为学生们开展自尊建设活动。这些活动基于一个理念：自尊可以在后天通过阳性强化法培养起来。但是人们沉浸在依靠自尊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兴奋之中，忘却了詹姆斯的公式。人们并没有把孩子们的抱负降低到与其技能相匹配的程度，也没有提升他们的技能以配合其抱负，而是把自尊本身作为一个目标，这样一来便有了“有自尊”和“没自尊”之说。（那些没能成功获得自尊的人就是不合群、粗鲁、易受挫和胆小的人，他们被认为有一种“毛病”：他们“缺乏自尊”。）

在过去十年间，自尊运动饱受争议。最主要的反对声音来自旧金山大学的心理学家琼·杜安吉（Jean Twenge），她的研究表明建立自尊的尝试只会大大降低人们的满意程度。对能力的过度自信会导致自恋，从而进一步创造孤独感，因为你相信（或者感觉应该相信）自己“非同寻常”、远离群体。

另外，如果无法实现对自己的过高期待，我们更加有可能感觉内心不满、充满困惑。然而，我们实现期待的可能性确实比较低，因为我们缺乏提升技能的品格：寻求他人指导的谦卑之心。

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试图获得自尊的人都感觉很糟糕，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校都不再开展建立自尊的活动了，自尊从此被认为是一种永久特质，就像会弹钢琴和会说法语一样。然而，对于詹姆斯来说，虽然对自己的良好感觉可以通过后天培养，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具体而言，詹姆斯将其称为一种“社会自我”的情绪）。他认为自尊不是一种永恒的状态，而是富于变化的。

有时候我们感觉积极乐观、充满力量（“太好了，我做的千层面真是绝了！”）但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就会感觉万念俱灰。自尊本身并不是一种品质，不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波动的情绪。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觉轻松得多。

另见：CONFIDENCE·自信

Formal Feeling，a 肃穆之感

有时候，生命中最痛苦的经历会让我们莫名感到寒冷，并觉得自己有些呆滞迟缓。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把这种情绪描述为a formal feeling（意为“肃穆之感”）。

当这种情绪出现时，我们的内心感到僵硬、游离，我们的情绪紧绷、正式。狄金森写道：“这是心情沉重如铅的时刻。”但她也告诉我们这一切终将过去。一开始会感到“寒意透骨”，她写道：“接着麻木恍惚——然后放手释怀——”

另见：GRIEF·悲痛　SADNESS·悲伤

Fraud，feeling like a （感觉像个）冒牌者

1919年，著名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45页的信，倾诉不满与委屈，虽然这封信最终并没有寄出。那时候他已经快40岁了，但童年的记忆却历历在目。他在信中抱怨整个童年都在躲躲藏藏中度过，感觉“像个犯了欺诈罪的银行职员”。卡夫卡每获得一项学术荣誉，就愈发感到焦虑，因为他不得不更加努力，以免“被揭穿”。

你是不是一生都在伪装？你有没有在老板面前装作很能干的样子？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被揭穿？

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保琳·克朗斯（Pauline Clance）和苏珊·艾姆斯（Suzanne Imes）对上述痛苦经历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冒牌者现象”一词。她们发现这一现象在杰出女性中尤为常见，这些女性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机缘或意外。克朗斯和艾姆斯的有些调查对象甚至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升职是因为无意中进行了操纵或引诱，她们认为自己不配获得那样的成功（见：SUSPICION 多疑）。当今，很多成功的男性也感觉自己像冒牌者，特别是在白手起家和新换职业的人群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感觉像个冒牌者无疑是一种难受的经历，会给人一种可怕的感受：你来之不易的收获不堪一击，你的成就也可能随时化作乌有。近年来，不少功成名就之人也表示他们同样有冒牌者感受，比如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和著名作家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这或许说明感觉像个冒牌者是一种必然的成长烦恼，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情绪，而不是屈服于它。

玛利亚·柯罗（Maria Klawe）是著名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她还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校长。但是柯罗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声音，怀疑自己是个冒牌者。她说：“如果你不断鞭策自己，让自己体验新的环境，那么就总是会感觉像个冒牌者。”她建议我们要有心理预期，并且学会忍受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我们甚至应该欢迎它，因为它表示我们跨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正朝着新世界勇敢进发。

另见：CONTENTMENT·满足

Frustration 沮丧

另见：EXASPERATION·激怒

G

Gezelligheid 温馨

北欧的许多语言中都有专门的单词表达舒适（英语为cosy，来源于盖尔语còsag，意为可以钻进去的小洞）的感受。每当窗外细雨蒙蒙、河面云雾缭绕时，我们就渴望荷兰语中所说的那种温馨的感觉（gezelligheid）。这个词来源于荷兰语中“朋友”一词，描述的是不仅是身体的状态，也是心灵的感受——身处温馨如家之所，左右好友相伴（孤身一人不叫温馨），内心感觉踏实舒服。

丹麦语中的hygge（舒适）、德语中的Gemütlichkeit（意为“其乐融融的感受”）和芬兰语中的kodikas（大意为“像家一样的”）也有着类似的含义。而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地区，我们很难在各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单词来描述身心舒适的感觉。

另见：

INHABITIVENESS·安居乐业

COMFORT·安慰

Gladsomeness 高兴

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可以改变人们的心情，比如说朋友生了个宝宝，邻居出院了等。当好消息降临到我们喜欢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洒下一片阳光，一切都明快起来了（也有相反的情况，见：ENVY 嫉羡）。

在英语中，glad（高兴的）最开始的意思和现在不一样。Glad源于古诺尔斯语中的gladr（明亮的，光滑的），意为闪闪发光的东西。现在英语中还有一些表达保留了这一含义，比如glad rags（意为“晚礼服”，字面意思是“闪闪发亮的衣服”）和glad eye（意为“媚眼”，即为了吸引爱人而眨巴眼睛）。到了14世纪，人们开始用gladsum（高兴的）或gladsomenesse（高兴）来描述开心、轻快的感觉。今天我们把这种情绪称为快乐（joy）。

18世纪，人们对开心的新定义使得高兴成为一种更加平和的情绪。孩子们得到新玩具会感到高兴，而一些平常的事物同样能使人高兴，比如门铃声和圣诞好消息。当人们解决轻微的担忧、完成琐碎的工作时，就会感到高兴——“能碰到你真是让我高兴”“太高兴了，它修好了”（另见：RELIEF 宽慰）。

高兴也许看似一种很弱的情绪，不过它还能表达为他人感到的快乐，这是一种特殊的共情（empathy）。这让高兴成为人类情绪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词。幸福是我们自己努力为之的结果，而高兴是意外的开心事所带来的情绪。高兴也指我们被他人的心情所影响，为他们感到开心。

另见：

WARM GLOW·温情

Glee 欢乐

欢乐（glee）以前在西方一些地区并不是个好词。随着北欧人入侵英格兰，他们的语言也传入英国。在北欧语言中，gl、glíw、glew的意思是“玩笑，嘲弄”，glew也指吵闹的、醉醺醺的歌声，Chamber-glew指“下流的行为”。人们对醉心golde（意为“金色的”）和glie（意为“欢乐”）的人嗤之以鼻，因为这样的人毕生追寻纸醉金迷的生活。

17世纪，glee这个词不那么粗野了，这都多亏那时候的合唱团指挥开始用glee一词来表示一种特殊的无伴奏对位歌唱法，这也是现在美国高中合唱团最流行的唱法的前身。但在今天，glee仍然保留有一些粗鄙的含义。2013年的“棱镜门”情报泄露事件之后，英国军情六处主管说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正欢乐地（with glee）摩拳擦掌”。这里的glee指的是充满恶意的兴奋，看到别人遭遇灾祸就庆祝自己运气好（见：SCHADENFREUDE 幸灾乐祸）。

研究肢体语言的专家对人们为何要欢乐地摩拳擦掌持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不谋而合地认为人们做此举动是因为预料到会有好事发生，和两眼放光、吧唧嘴巴是一个道理。人们想出了各种和进化论相关的故事来解释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祖先在寒冷的洞穴里围成一圈，盯着烤好的鹿肉准备大快朵颐，这时候大家搓搓手，加速血液流通，好让手指更加灵活，方便拿肉。或者，搓手是为了消除期待过程中的紧张感。或者，搓手是类似婴儿高兴鼓掌的行为，只是表现形式更加缓和。或者，古人接过礼物之前要洗手，后来就发展成了搓手。

但为什么搓手成了好莱坞电影中的大反派的标志动作呢？（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在欢乐的时候搓手吧？这只是一种滑稽搞笑的动作，是为了夸张的效果。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更不可能做出搓手的动作了，这种动作在阿拉伯国家很罕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约翰·布尔沃（John Bulwer）1644年写的一本介绍手势的书说起。这本书叫《手势研究》（Chirologia or The Naturall Language of the Hand），里面介绍了两种搓手的方式。一种是像拍手一样摩擦双手，布尔沃认为这种手势是贪婪的表现。另一种是“基本姿势十四”（Gestus XI）：“清白的表现”（Innocentiam ostendo），即模仿洗手的动作。布尔沃认为这是在洗掉假想出来的血迹，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就是用的这种姿势。正因如此，搓手才成为邪恶的动作：演员搓手是在暗示观众这个角色看似无辜，但其实是个坏人。

另见：

ANTICIPATION·期待

EXCITEMENT·激动

Gratitude 感恩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桑雅·吕波密斯基（Sonja Lyubomirsky）认为写日记看起来有些“做作”，“说得好听点叫作记录生活点滴，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俗气”。但她的实验一次次证明，坚持写感恩日记，每天把感到幸运的事情写下来，可以大大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这些事情可以是邻居帮你倒了垃圾，或者早上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个白霜覆盖的漂亮蜘蛛网，或者是飞机安全着陆，或者母亲身体康复了。

吕波密斯基把感恩定义为“细数自己的幸运”。她的卓越工作使得感恩日记成为积极心理学运动的重要基石。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指出，积极心理学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烦恼相对少一些的人更开心”。

懂得感恩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它可以降低人们的不满足之感和消费欲望。有意识地“细数自己的幸运”不费一分一毫，却能让我们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开心。如此看来，它似乎可以让我们免于自由市场的贪欲。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欣快（euphoria）会带来股市泡沫，恐慌（panic）会导致经济萧条呢？在当代，研究经济学必须要考虑情绪这个重要因素，但其实早已有人将金融与情感联系起来。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最广为人知的论述是关于“看不见的手”。但他也有许多关于“内心情感”的论述，并认为它和“看不见的手”密不可分。

亚当·斯密认为感恩对社会繁荣至关重要：感恩不仅是一种对美好事物充满感激之情的愉悦感受，也能激起我们报答恩人的欲望。亚当·斯密表示，心怀感恩就是想要“酬谢和报答收到的好意”。他还认为这种想法会通过心灵共振（见：EMPATHY 共情）表现出来。因此，即使你只是看到他人慷慨相助，你内心也会萌生感恩之心，它驱使你对他人伸出援手。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研究情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不那么痴迷于感恩之情了。在达尔文的《人和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并没有对这种情绪的详细阐述。

此后一个多世纪内，心理学家列出的情绪分类中也少有提及感恩，那些论述过感恩的人也多是将其当作是多余的负累。比如在192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指出，感恩会激发一系列复杂又矛盾的情感，不仅有敬畏、赞赏，还有嫉羡（envy），怀恨在心（resentment）和尴尬（embarrassment）。（其他语言中也有描述这种难受感觉的词汇，比如日语中的arigata-meiwaku，意思是尽管你不需要帮助，但别人执意要帮你，当结果适得其反时，你仍然要按照惯例表达感恩之情。另见：oime 亏欠感和greng jai 怕麻烦别人。）

亚当·斯密将感恩比作一个平等交流的网络，而麦独孤认为感恩更像是怜悯。麦独孤认为感恩让权利阶层固化，施助者将财富赠与受助者，使得后者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实现自助。因此，麦独孤认为感恩之情创造出“消极的自我感觉”，或者叫“自尊心低下”（见：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 自我感觉良好）。在经济大萧条来临之前，麦独孤曾在书中指出，要在追求自主权利、实现自给自足和承认需要帮助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件极其麻烦复杂的事情。

感恩之情在心理学界被边缘化多年之后，终于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只是其内涵与以往不同。对亚当·斯密而言，义务感是感恩的核心。而对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家而言，义务感是负累。现在，人们在感恩的时候会抛开义务感。

吕波密斯基和一些其他心理学家将感恩定义为“一种惊奇的、感谢的、感激的情感”（惊奇[wonder]尤为有趣，它意味着不能由其他人代为体验）。感恩的首要价值在于将个人的良好感觉最大化。

吕波密斯基认为，细数自己的幸运可以有效地增加积极情绪，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体验到乐趣。细数幸运让我们不再认为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并且抵制心理学家所说的“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的负面影响。

“享乐适应性”是指人们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习以为常，最终使得它们带来的愉悦感降低。常怀感恩之心让我们着眼于事物的积极面，以平常心看待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常怀感恩之心让我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对我们觉得需要的东西耿耿于怀），抚平嫉妒和贪婪的痛苦。这些都是坚持写感恩日记的积极成效。

但奇怪的是，亚当·斯密颇为感兴趣的双方互惠问题在吕波密斯基的研究中仅有一次简短提及：“表达感恩之情也有助于激发道德行为（比如帮助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感恩可以带来悄然的变化，能够点燃同情，但是我们似乎更加看重感恩之心如何让我们对自我感觉良好。

另见：

COMPASSION·同情

WARM GLOW·温情效应

Greng Jai 怕麻烦别人

在泰语中，greng jai（按照发音也可写作kreng jai）这种情绪指的是因为不想麻烦别人而拒绝别人的帮助。

另见：GRATITUDE·感恩 oime·亏欠感

Grief 悲痛

有这么一座石雕：她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敲断，背上布满伤痕，显然是有人曾想把她的身躯砸成两半。这座石雕有22000～26000年的历史，塑造了一个身怀六甲的妇女的形象。雕塑显然遭到人为破坏，那么为何她会遭遇这样的暴力呢？

发现这座雕塑的考古学家是这样解释的：作为这座雕塑原型的妇女死于分娩，后来有人砸碎了雕塑。这就是悲痛带来的愤怒（anger）之情，我们都明白这种情绪。人类祖先一定也知道这种感觉。

在所有人类情绪中，悲痛造成的困惑和苦楚只能由本人体会，甚至难以言说。雷蒙·斯尼奇（Lemony Snicket）所写的《悲惨的开始》（The Bad Beginning）以孩子们丧父为开端，他在书中坦言：“我无法向你们描述维奥莱特、克劳斯，甚至年幼的桑尼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感到多么难受……如果你也曾失去挚爱的亲友，就会明白这种感受。否则的话，你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痛苦。”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很难体会他人的悲痛；另一方面，我们鲜有机会练习如何应对这种情绪。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此生只用体会几次切肤之痛，所以每一次它都让我们措手不及。

我们会感觉到被震惊所击垮。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写道：“他们一个星期都几乎没开口，像梦游者般漫步在悲痛的世界中。”感到悲痛时，我们也许会像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一样感觉死气沉沉，好像其他所有情绪都封闭起来了（见：FORMAL FEELING，a 肃穆之感）。

我们看到病重的亲人不再受病痛折磨会如释重负，想到不用再承受照顾亲人的负担会充满感恩（gratitude）（产生这两种感受也会让人觉得羞耻shame）。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在守丧时会讲低俗的段子，或者在火葬时笑出声。对许多人而言，尽管这种兴奋有时遭到反对，但它是一种常见的释放情绪的方式。然而，在加纳北部的科马（Koma）部落，孙儿孙女在逝者的葬礼上嬉笑打闹，甚至试图抢走尸体，这是一种习俗。他们为哀悼者们带来“喜剧性”的一刻。

但是实际上，葬礼刚结束的时候，人们还没开始感受到悲痛。路易斯（C.S. Lewis）在《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中写道：他在妻子乔伊去世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有一种“永久性的暂时感觉”。他终日坐立难安。他写道：“我无法着手做任何事。我静不下心，不停地打哈欠，坐立难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当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被夺走时，许多习惯和预期都要重新调整。路易斯心神不宁，等着发生些什么。他写道：“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悲痛感觉像是等待”。

然而，这是一种带着怨气的等待：一是因为被抛弃而感到愤怒和痛苦；二是埋怨自己造成了现在的不幸——我们会想不该投入自己的感情，或者不该投入这么多感情。之后，回忆像锋利的刀片般划开我们的身体，释放出悲伤。镜子里一闪而过的影子、幻想中的开门声、永远等不到的电话……失去挚爱之人的悲痛一直笼罩着我们。

著名画家夏卡尔（Chagall）在妻子蓓拉死后的两年里将他的悲痛展现在画作中。有一幅画的是画家自己，他牵着幽灵般的新娘在模糊的背景中游荡，他撑起新娘虚弱的身体，新娘则把手伸向他。人们把专情看作不愿“放手前行”，而痴情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些亡灵能否安息。

悲痛是种奇特、孤单的情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规矩，告诉人们在悲痛时应该如何哀悼。《穆斯林圣训实录》（Sahih Muslim）是一本记载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集，辑录于9世纪。根据其记载，哀悼者可以为逝去的人流泪。但是，哭天抢地、自扇耳光和撕扯衣服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逝者会因别人为他哀号痛苦而受折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戴安娜王妃逝世后的几周里，英国举国上下打破了缄默，开启了新的情绪性的时代。然而，有些人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认为摆上泰迪熊和鲜花过于矫揉造作和多愁善感。但他们其中有些人也因此感到局促不安，觉得自己不愿哀悼似乎过于固执。正如杰奎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所说，整个事情变得“颇具强迫性——你不仅要感到悲痛，还要让人看到你的悲痛”。

这些礼仪不仅规定我们对悲痛的感受，还规定我们应该如何表现悲痛。我们通常说悲痛有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然后是愤怒、争辩和沮丧，最后是接受。在达到“接受”阶段之后，悲痛就“完结”了。

“悲痛五个阶段”模式是20世纪60年代由瑞士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提出的，只不过她的研究是针对诊断出病症晚期的人（见：euphoria 欣快），而非失去亲人的人。我们或许很想知道这个严格划分出阶段的模式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库伯勒·罗斯本人对此并不确定）。

对许多人而言，从否认到接受的过程并不简单。悲痛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尽管我们可以学会忍受悲痛，但永远无法“克服”它。“你无法像火车驶出隧道一样轻易走出悲痛”，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写道，“而是像海鸥挣脱水面的浮油般，你仍然可以飞翔，但油污也将一直陪伴着你。”

另见：

SADNESS·悲伤

Guilt 内疚

《天生冤家》（The Odd Couple）是一部由金·赛克（Gene Saks）导演、尼尔·西蒙（Neil Simon）编剧的百老汇热播喜剧片。这部电影中的主角之一奥斯卡·麦迪逊（Oscar Madison）陷入了窘境。他收留了被妻子扫地出门后痛不欲生的好友费利克斯·昂格尔（Felix Unger）。费利克斯喜欢唠叨抱怨，总是干净又整洁。他甚至一直坚持用杯垫！这让“离婚、破产又邋遢”的奥斯卡受不了，所以奥斯卡又把他赶出了家门。但费利克斯用他自己的方式狠狠报复了奥斯卡：

费利克斯：记住，我要是遭遇什么不测都是你的责任，算在你头上。[……]我之后会回来把我剩下的衣服拿走，或者让别人来帮我拿。

奥斯卡：[堵住门]你要是不把那句话收回，今天哪儿也别想去。

费利克斯：什么话？

奥斯卡：算在你头上。那是什么鬼说法？“猫人的诅咒”吗？

Felix：Remember what happens to me is your responsibility. Let it be on your head. […] Either I’ll come back and get the rest of my clothes，or someone else will.

Oscar：[blocks the door] You are not going any place until you take it back.

Felix：Take what back？

Oscar：Let it be on your head. What the hell is that？The Curse of the Cat People？

费利克斯对奥斯卡的报复是20世纪人们最为害怕的一种折磨：内疚。它是现代社会的诅咒方式。

原理很简单：我们犯了错，内心感到羞愧，同时为自己受到这样的惩罚而懊恼，并且想到别人会责备批评我们而产生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这种感觉很难受，所以人们会赶快修复伤害。如果足够幸运的话，那么或笨拙或巧妙的赎罪就会被接受，我们的内疚随之消减（或许还会感受到被宽恕的兴奋之情！）。赎罪核心的因素是补偿。古英语中gylt（内疚guilt的古英语拼法）一词来源于德语中的geld（意为“偿还”）。内疚驱使着我们还债。

但是还债没那么简单。这世界没有统一的道德准则，也没有规定如何做出补偿。以前，人们认为内疚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责任——尽管悔悟在其中占很大成分。现在，内疚的重要特点是挥之不去、反复出现。有些人担心自己的内疚是太过夸张、毫无根据的，所以对内疚之感侃侃而谈，但同时又暗示他人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更像是在央求：“别让我感到内疚！”或者自我安慰：“但我感觉好内疚！”）

另一种极端是，有些内疚感无法消除，因为其产生的根源十分不明确，比如：车祸中的唯一幸存者的内疚感、和你同样优秀的同事没能获得奖项所造成的内疚感、有些孩子因为以为自己导致了父母离婚而产生的内疚感。有些人不负责任，而有些人责任太多，还有些人背负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责任。

这种对内疚的现代版解读源于19世纪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作品，他将其看作一种可以被扭曲和传递的情绪。

一切都始于弗洛伊德1895年做的一个梦。那天，弗洛伊德的朋友“奥托”（奥斯卡·瑞伊）来拜访了他，讨论他们共同治疗的病人艾尔玛的病情。弗洛伊德诊断艾尔玛为癔症，并认为她身心失调，但是瑞伊医生称艾尔玛的病情没有好转。他的一席话让弗洛伊德很难受。奥托是在暗示他精神分析治疗法不起作用吗？

当晚，弗洛伊德梦到他在检查艾尔玛的喉咙，并且发现她的喉咙布满白斑。他怀疑是奥托在给艾尔玛注射的时候引起了感染。很显然，这是因为奥托粗心大意，没有为针管消毒导致的。

第二天，弗洛伊德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在梦中把艾尔玛的久病不愈怪罪到奥托身上。他把这个梦看作“完成心愿”的方式。直到那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在内心深处害怕是自己导致了艾尔玛的病一直好不了。

弗洛伊德在后来的著作中把内疚描述为一种人们极力避免的情绪——“自我”忙于守护对完美的幻想，所以倾向于隐藏内疚感。他认为内疚存在于“超我”之中，是自我意识中具有惩罚性的一部分，将父母专制性（有时是夸大的）的要求内化，并反复播放（弗洛伊德把这种内心独白叫作“父亲的声音”）。弗洛伊德吸收了以前人们对内疚的解释，即内疚是挑战权威的后果。但他没有将上帝看作权威，取而代之的是儿时的噩梦：愤怒的父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许会渴望反抗父母的压制。然而，内疚感仍然会渗透到我们的梦里，或者通过过度补偿表现出来。反抗压制所引起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内疚感转移给他人。人们急于摆脱良心的谴责，于是把过错怪罪到他人头上，特别是那些指出我们过错的人——弗洛伊德把过错转移到奥托身上，费利克斯把过错转移到奥斯卡身上。

弗洛伊德的想法催生了一种新的对于内疚感的解释。“内疚情结”在20世纪早期成了一种流行病，并至今影响着关于沮丧和焦虑情绪的讨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心理疗法的先驱，他在1927年写道，内疚情结是“自责和后悔的结合体”，并“使得人生中无意义感占据主导地位”。

他写道，内疚让人深陷于自我惩罚和自我责备，因此其本身也是一种逃避，是不愿实现人生价值的表现：我们会一味地自责，而不去做应该做的事。阿德勒把内疚解释为停滞不前和自我压抑，这对现代的自助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助运动提出，内疚是生产力的绊脚石，是实现自我成就感的障碍。如果一个人忙于为无中生有的内疚感赎罪，那么他就无法享受生活。

那么，内疚感可以被消除吗？对于《天生冤家》中的奥斯卡和费利克斯而言，一个小小的仪式就能满足被宽恕的渴望。在故事的最后，费利克斯在奥斯卡的头上摆摆手（“我解除你的诅咒”），奥斯卡则屈膝行礼以表谢意，并嘲笑费利克斯是“北方来的邪恶巫婆”。奥斯卡整晚都开车围着纽约转，害怕发生不幸的事情，并为挥之不去的内疚感而烦恼不已。因此，费利克斯的宽恕自然让他脸上流露出轻松的神情。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机会找到内疚的源头并请求宽恕，也许让我们感到内疚的人已经离世了，也许我们羞于联系他们，也许我们害怕找到他们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揭开伤疤、更加内疚。因此，我们就会一直问自己：是我们的错，还是他们的错？我们应该承担更多还是更少的责任？我们愧对的人是天使般的人（“我怎么可以伤害她呢？她一直都对我这么友善！）还是厚颜无耻、毫无原则、摆布他人的人？

真相介于二者之间。认知行为治疗师建议通过画“责任饼状图”来展示你在所发生的不幸事件中占多大的责任。尽管我们希望治疗师像神父般让我们得到宽恕，或者仪式性地摆摆手消除我们的内疚感，但一个好治疗师显然会把目标设立地低得多。他们不是让内疚感消失，而是让我们适应其存在，并学会放下。

其他有关人情债的情绪参见：

ANTICIPATION·期待

GRATITUDE·感恩

另见：

REMORSE·懊悔

H

Han 隐忍

小说家朴景利（Park Kyung-ni）说，隐忍（han）深深扎根在每个韩国人的心中。这源于韩国有着很长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朴景利认为这种情绪是在接受痛苦遭遇的同时默默渴望现状得到改善，甚至暗下决心要熬到那一天。

“如果我们身处天堂，”她写道，“那就不会有眼泪、分离、饥饿、等待、压迫、战争和死亡。我们再也不需要希望，也不会感到绝望……我们韩国人把这些希望叫作隐忍……我认为这其中同时饱含悲伤和希望。”

另见：

LITOST·羞愤

Happiness 幸福

在瑞典的一座城市，他和小女儿坐在离家很近的咖啡厅，她喝着柠檬水，问一些关于天空和骨骼的奇怪问题，他则编造出天马行空的答案回应她。“尽管这并没有让我幸福地飘飘然，而是更贴近于满足与祥和的感觉。”挪威作家卡尔·奥夫·克诺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在自传性小说《家中丧事》（A Death in the Family）[1]写道：“但这也是一种幸福。”

但不久之后，各种担忧重新占据他的心灵，变成再熟悉不过的情绪。他常想，除了这种他人眼中的愉悦之外，他就没有能力再做点别的吗？如果没有把写作置于家庭之上，那他的生活是否也会充满欢声笑语？“我们或许会搬去挪威其他的地方生活，冬天滑雪滑冰，夏天划船、游泳、钓鱼、露营……我们本来可以过得开心幸福。”

这就是幸福的矛盾之处。正如哲学家约翰·穆勒（J.S. Mill）所说：“当一个人问自己是否幸福时，他已经不幸福了。”

今天，幸福催生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产业。自助书籍鼓励我们探索自己的情绪，应用程序用图表量化食物和运动对心情的影响。国际上，人们对幸福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加强。自2003年，欧盟开始测量和比较成员国的人民幸福指数。各国领导密切关注该指数，因为幸福感是另一个普遍目标的重要指示计：“福祉”（见：EUPHORIA 欣快）。

几乎所有研究幸福的书都指出：保持心情愉快可以长寿，享受生活的人更易事业成功。对于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想控制它；而实现控制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数据测量。但在忙着测量幸福这种极为主观和短暂的情绪时，我们却忘了先检查一下承受的风险。

人们可以创造和控制幸福这一想法颇为新颖。幸福的英文happiness来源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词根happ（意为“运气、好运、成功”）。

18世纪以前的西方，幸福（happiness）这个词主要用来表达被上帝的圣光照耀的感觉。它描述一种快乐、满足（contentment）的状态，但一般是由于好运突然降临，而非精心安排所致：发生美丽的巧合时，人们会产生幸福感。

18世纪开始，幸福和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了微妙的变化。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中指出每个公民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言下之意是幸福可以通过奋斗而获得。

在英国，当时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才将幸福作为人生目标。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则是对这一思想进行嘲讽的智者之一，他曾赋诗：“哦，幸福！人类的毕生追求！快乐、欢愉、安逸和满足！无论你以何为名。”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对幸福感的兴趣渐长与牙科的发展，以及后来人们愿意露齿笑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见：SATISFACTION 满意）。

人们迫切地想得到幸福，于是迅速着手对其进行解析，以便找出阻碍幸福的因素，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超理性哲学思想功利主义。1789年，正是在美国宪法生效的那年，英国律师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整理了一个“快乐目录”，但却意外地饱受诟病。这位18世纪的英国律师认为道德决策能给这世界带来更多幸福，并列出一份清单细数制造快乐的东西（比如技能、权利和虔诚的心）和带来痛苦的东西（比如贫困、难堪和坏名声）。如果你需要决定是否应该去看望年迈的父母，那么只需对照清单比较一下看望父母带来的快乐和其产生的痛苦。如果结果是快乐大于痛苦，你就可以开始计划出行了。

边沁的幸福计算法多年以来受到许多哲学家的评判。对于什么能使人快乐的判断是主观的，将其作为行为指南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将那些虽然能给某些人带来快乐但却违反道德的行为（比如虐猫）排除在外。

今天，“幸福新科学”的支持者们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并撰写大量论文研究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和边沁的想法有什么区别呢？约翰·穆勒（J.S. Mill.）是个神童，也是边沁的教子，他是边沁幸福计算法的支持者。穆勒成长于一个拥护功利主义原则的家庭，他九岁时已经能够熟记快乐计算法和拉丁文诗歌，但他却一点也不快乐。在青春期晚期，穆勒经历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悲伤。康复之后（他认为自己是通过读诗康复的），穆勒开始相信幸福比边沁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幸福是人生的目标，但我们没法追求和抓住幸福。幸福就像猫一样，要想让猫坐到你的腿上，那你要无视它，而不是引逗它。穆勒将幸福看作一种害羞的情绪，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溜到你身边。“把你的自我意识、严格审视和扪心自问用在其他的目标上的。”穆勒写道，“如果你在其他方面获得好运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每次呼吸都是幸福的，不要用致命问题步步紧逼把幸福赶跑。”

有人会问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幸福，但这样的“致命问题”会将我们置于精神危机的边缘。如果你认为幸福是强制性的、人人有权获得幸福或者过得不幸福是种失败，那么就会感到焦虑和不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谈“幸福”这个词。

许多现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包括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用“心灵旺盛”（flourishing）来代替幸福。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译作英语大致是happiness（幸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马克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对eudaimonia的解释影响深远，它强调有意义的生活是充满痛苦和特权的。与幸福有关的大多是积极情绪，而追求旺盛的生活则需要勇气（这并非易事）、怜悯之心（这会使人为他人感到悲伤）和延迟满足的能力（这意味着要体验等待的沮丧感）。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指出，追求旺盛的生活不是指去挪威游泳、钓鱼，而是把现在的生活过得更满意。

人们不再谈论幸福，转而讨论心灵旺盛，其最大影响是使得幸福重新回到情绪的分类中。过去200年间，人们不把幸福看作像其他情绪一样时有时无的短暂感受，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情况或状态，并相信存在“永远幸福下去”一说。

幸福甚至并非所有人的追求：最近，有研究者在《幸福研究杂志》（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中指出，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自然而然地崇尚幸福。研究者的采访结果表明新西兰人尤为担心幸福，认为幸福感“有升必有降”；在密克罗尼西亚的伊法鲁克（Ifaluk）文化中，表达幸福喜悦之情“被认为是炫耀卖弄、过分激动、玩忽职守”

（见：SMUGNESS自以为是）。

重新把幸福当作一种像惊喜一样稍纵即逝、像悲痛一样复杂的情感，就会发现幸福的其他侧面和矛盾之处。对你而言，幸福是满足之情的肆意流露，而在别人眼中，你的幸福也许是“平淡无奇”之事，也许是一阵激动（excitement），这种情绪也感觉危险又勇敢，像一个“架在万丈深渊之上的桥”。

另见：

CHEERFULNESS·欢快　JOY·快乐

Hatred 仇恨

汽车燃着熊熊大火，远处响着警笛声。阿伯德是住在巴黎郊区一个多种族贫民聚居区的当地年轻人，他被一个带有种族偏见的警察殴打致昏迷。一阵骚乱过后，三个年轻人夺路而逃。他们都是阿伯德的好友，塞伊德和文兹合计着要进行一场报复，而赫伯特是他们当中最为沉默寡言、心思缜密的一个，他害怕硬碰硬的暴力冲突带来可怕的后果。赫伯特说：“仇恨滋生更多的仇恨。”他的话也是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的总结，仇恨如喉中之刺，煽动暴力，恣意屠戮。

以上就是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1995年执导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 Hate）中的情节，该电影上映时正值仇恨日益凸显之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首次使用“仇恨犯罪”来描述针对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的住所和宗教场所进行的攻击。90年代，西欧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暴力冲突，其背后原因正是狭隘与偏见，之后西欧便出台了“仇恨犯罪立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被激怒时常说我们恨某件事情或某个人（“在街上乱丢食品包装袋真可恨！”“我恨那些不换复印纸的人！”）。我也许会说爱恨只在一念之间。青少年会出于沮丧挫败而恼怒地向父母丢一句“我恨你们”（有时父母也会用这句话回敬他们）。但在过去20年，“仇恨”变得更加狭义。它指一种被客观量化的偏见，甚至可以在法庭中被讨论。仇恨这种心理状态是情绪和态度的结合，现在心怀仇恨的人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仇恨和偏见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最早起源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将仇恨与愤怒（anger）、狂怒（rage）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认为愤怒是一种痛苦的、短暂的想要给他人施加痛苦的欲望。而仇恨是个更加抽象的概念，通常针对特定人群。他写道：“我们仇恨某个人是出于相信他属于某种类型。”

仇恨是“不治之症”，其目标是让被仇恨的个体消失。如果你恨某个人，那么你不仅想伤害他或与他争辩，而是希望他“不复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和我们对仇恨的定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认为仇恨是种道德情绪，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对不法行为所抱有的情绪。他举例道：“人人都恨窃贼和告密者。”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仇恨并不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反而能产生令人愉悦的道德优越感（另见：INDIGNATION 义愤）。

现在，“仇恨犯罪”这一说法却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人们不仇恨违反规定者，反而质疑心怀仇恨者有道德缺陷。许多法学学者认为“仇恨”这个词在讨论偏见引发的犯罪时不占一席之地，它不会出现在法律法规中，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客观中立的“偏见”。

谈论“仇恨煽动的暴力行为”的大都是政府官员、警察、发言人和记者。一些法学学者认为人们使用“仇恨”这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是为了加重量刑：惩罚一个人的非理性情绪似乎比惩罚他的信念更具说服力。

为“偏见”辩护的人认为，偏见中包含的情绪内容才是危害最大的。危害极大、激起人们羞辱受害者的欲望的是仇恨，而不是理性的信念。能因为一个人的情绪而惩罚他吗？有衡量情绪的客观标准吗？仇恨是法律和哲学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许多人而言，它俨然成了社会中所有卑劣、偏狭、反社会行为的代名词。

然而，即使是最恭敬有礼的人心中也有仇恨。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仇恨是种相当微妙的享受。他在散文《谈仇恨的乐趣》（On the Pleasure of Hating）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参加晚宴的人因为拥有共同的仇恨对象而产生了友谊，共同享受取笑别人的乐趣。他写道，仇恨使人清晰地划分和仇恨对象之间的界线。仇恨让人短暂性地误以为自己很强大。

“我们会厌倦所有事情，”黑兹利特写道，“除了取笑他人和幸灾乐祸。”

更多在法庭上表露的情绪

参见：

JEALOUSY·妒忌

CONTEMPT·藐视

另见：

SMUGNESS·自以为是

HeebieT-hJeeebies， 神经过敏

神经过敏（heebie-jeebies）和紧张激动、焦虑不安是近义词，形容忧虑担心的感觉。

另见：DREAD·惧怕

Hiraeth 乡愁

威尔士语单词hiraeth（在英文发音中r卷舌，第二个音节是升调，意为“乡愁”）形容对家乡的浓厚情感，认为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但这不是舒适的感觉，而是带有焦虑的渴望之情，好像即将永远失去什么似的。

威尔士有着很长一段被英国占领的历史，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威尔士人如此熟悉这种融合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深知其脆弱的情绪。这种情绪至今在威尔士的语言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在诗歌还是旅游宣传册中，它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另见：saudade惆怅）。今天，这个词通常用来指被流放者的情绪，他们每次回到祖国时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快会再次离开。

另见：

HOMEFULNESS·归家之喜

HOMESICKNESS·思乡

Hoard，The Urge to 收藏欲

一只黄色袜子，一条沾了口红印的围巾，一摞揉着玫瑰花瓣的信——这些是梅塞德斯·德·阿考斯塔（Mercedes de Acosta）的遗物，它们见证了这位剧作家、诗人和写萨福体诗的魅惑女人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当红女星的情事，其中包括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我们小心翼翼地留给未来的自己去发现和探寻的小收藏其实是我们内心世界的花园。“人们收藏的都是他们自己。”著名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写道。德·阿考斯塔那些秘密情事留下的碎片是为了证明她的归属感和爱，但更重要的是证明她被爱过。

打理人际关系复杂又费力，收藏物品却极为令人安心。不管是旧唱片还是一双鞋，收藏物品能让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找到自我，它能创造出永恒感，甚至成就感，并告诉世界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

有些人对一副代表着身份地位的名牌太阳眼镜觊觎已久，或者囤积许多小玩意儿只是为了它们不落入对手的手中，他们的收藏欲中又夹杂着嫉妒和占有欲。长大之后，收藏成了我们鉴赏力的象征。许多人因此有了听起来很厉害的头衔，比如图画明信片收藏家、钱币奖章收藏家和泰迪熊收藏家（另见：好奇CURIOSITY）。收藏品证明着人们的整理欲和控制欲。但是，以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乐着实是一种特殊的癖好。

收藏欲会不会脱离控制呢？心理治疗师认为不惜一切代价守财的行为与以往的贫困匮乏和惨痛损失有关。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出名的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每晚睡觉前都要把赚的钱数一遍。心理分析学家斯蒂芬·格罗斯（Stephen Grosz）表示，在斯克鲁奇对得失的痴迷背后，是他被扭曲了的悲伤，他想弥补童年时母亲的早逝和父亲的冷落所导致的悲剧。斯克鲁奇想通过赚钱来找回那些无法弥补的缺憾。

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收藏欲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旧报纸或废弃吸尘器堆叠成山的房间会给居住在里面的人造成人身威胁。有些人用收藏品高筑围墙，隔离外面的世界；有些人用收藏品填满偌大的空间，抵御孤独感（见：PEUR DES ESPACES 广场恐惧）。最重要的是，这些外人看来毫无价值的“垃圾”能引起收藏者的情感共鸣。

就连《芝麻街》中爱发牢骚的木偶奥斯卡也明白这一点。它把一些没用的东西摆在它称之为家的垃圾桶里：一个坏了的钟，一把被遗弃的雨伞和一个生锈的长号。虽然奥斯卡讨厌所有人，甚至不和其他木偶交流以免碰到另一个满腹牢骚的家伙，但是它细心收藏的垃圾却让它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感受到情感联系带来的温暖。在所有收藏中，奥斯卡最喜欢的宝贝是一只破旧不堪的运动鞋。这只鞋子是奥斯卡出生那天它妈妈给它的，它非常喜欢这只鞋子，因为它够破旧。

另见：

CURIOSITY·好奇

NOSTALGIA·怀旧思乡

Homefulness 归家之喜

1841年7月，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从位于艾坪森林（High Beech）的疯人院逃跑，他想回到家中与心爱的妻子玛丽·乔伊斯团聚。他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子徒步行走了三天半，困倦时在别人家门廊睡觉，饥饿时以路旁野草充饥。他在给玛丽·乔伊斯的信中记载了这次旅行。他写道，当他筋疲力尽时，来到了一个通往彼得伯勒的岔路口，然后他突然振作了起来：“我感觉踏上了回家的路。”

英国作家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曾写书追溯克莱尔这段奇妙的旅行，他用“归家之喜”（homefullness）来描述克莱尔当时的心情，他的内心充满家的感觉。

我们在一次疲惫的出行快结束时心头也会涌上一种快到家时的愉悦感，比如：度假归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和提着鼓鼓的购物袋踏上回家路的时候。这是一种轻松、有归属的感觉，并且让我们在长途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感到心满意足。

但我们之所以对家有着深厚的情感，并非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如何，而是因为里面住着我们至亲至爱之人。克莱尔精神失常之后忘记了玛丽·乔伊斯早就去世了。当他现任妻子在去往诺斯伯勒的路上找到这个全身湿透的诗人时，她把他带回家，并尝试用对待正常人的方法来劝导他。于是，克莱尔后来写道，最孤单的感觉就是“身在家中，却感觉无家可归”。

另见：

HOMESICKNESS·思乡

WANDERLUST·漫游欲

Homesickness 思乡

我渴望回家，并盼望回家那天的到来。

I long for home，and to see the day of returning.

——荷马（Homer），《奥德赛》（The Odyssey）

巴斯蒂安军营（Camp Bastion）位于阿富汗境内，启用于2006年，并于2014年被正式移交给阿富汗军方。这个军事基地的营帐里挂着许多家庭合照，并且每天都有家庭自制的饼干送过来。军事心理学家很清楚，士兵们和参加睡衣派对的六岁小孩一样，都会有思乡情绪。思乡的症状包括惊恐发作、夜惊、沮丧和注意力不集中。军事心理学家承认，在战场上思乡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军人思乡，古已有之。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被卡吕普索（Calypso）困在梦幻般的小岛上整整7年。他整日坐在海滩上望着深邃的大海，滚烫的眼泪不知不觉就顺着脸颊留下来了。后来雅典娜（Athena）帮助奥德修斯重获自由，于是他造了一艘小船，回到了伊萨卡。

17世纪早期，瑞士的雇佣兵中爆发了致命的思乡病（见：NOSTALGIA 怀旧思乡），因此医学专家开始关注背井离乡给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内战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思乡会造成严重的疾病，于是邦联军的军乐团被禁止演奏《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以免点燃思乡情绪。到内战结束时，至少有5000名士兵被诊断为思乡病，有74人死于该疾病，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自杀，有些是当了逃兵被以军纪论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死于思乡的说法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思乡已经不再是军人离队的医疗理由之一了。冒险精神成为男男女女们选择入伍的原因之一（“世界那么大，参军去看看！”），思乡似乎和阳刚坚毅的军事文化格格不入。但是心理学家承认，长时间离家会使人感到沮丧和焦虑，从而导致严重的疾病。据说战友之情可以帮助大部分人熬过孤独的岁月，但是家人和朋友也应该多给士兵写信以鼓舞士气。

发给驻外士兵家人的指南中提到，讯佳普网络电话（Skype）和脸谱网（Facebook）是“生命线”。以前瑞士的雇佣兵不准在军营唱国歌，以免引发思乡情绪。而巴斯蒂安军营与之不同，营地里处处可见家的影子，士兵们还能吃到家乡的食物，比如汉堡王的面包和PG Tips牌英式茶。这些小小的提示物让士兵们暂时拥有归家之喜（homefullness），缓解思念熟悉之物的痛苦，防止对至亲至爱之人的思念泛滥成绝望。

思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产生的情绪，只是很少有人提及，因为人们害怕被看作软弱的人。有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应该避免谈论思乡，因为这会放大孤独感，使得本已十分痛苦和忧愁的情绪恶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思乡情感在20世纪开始弱化，与此同时，对思乡病的医疗诊断也减少了。当时，迅速扩张的铁路线路横跨整个欧洲，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旅行机会。同时，旅游业繁荣发展，人们在天性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渴望出门旅行（见：WANDERLUST漫游欲）。在这样的环境下，离开家乡却没有享受旅行被认为是种失败。

然而，近些年来，有迹象表明人们又重新认真看待思乡的情绪了。其背后部分原因是过去20年间许多小说和电影描述了移民的经历。对有些人而言，思乡是异常残忍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被从巴勒斯坦的家乡流放，他认为思乡是“一个人和他的故土之间无法抹去的裂痕……由隔阂造成的毁灭性悲伤”。还有一些人始终感觉像局外人，他们的情感要复杂得多，产生了一种新的思乡情绪。他们并不属于某个地方，有时渴望感受家的独特味道，有时却又根本不想——甚至无法想象——回到家里去住。任何一个回家过圣诞节的人都知道，人们之所以偶尔讨厌回家是因为明白回家或许只会让你厌倦家里的一切。

另见：

DPAYSEMENT·异境茫然

NOSTALGIA·怀旧思乡

HOMEFULNESS·归家之喜

Hopefulness 充满希望

网络留言板上都是积极向上的信息，人们纷纷鼓励她“保持乐观”。甚至当她点开健康咨询的网页时，也会弹出广告销售一只名为“希望”的泰迪熊。以上就是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被诊断出乳腺癌之后的经历。医生和朋友们都坚持让她保持乐观的心态，但是她却认为这种做法太具强迫性。她后来在《微笑或死亡》（Smile or Die）中解释了积极心理学运动是如何将“希望”纳入其内的。积极心理学认为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可以提高幸福感，而希望和乐观是同义词，都是积极的预期。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并且应该制造出幸福感。

希望真的可以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吗？探索一番倒也无妨，不过埃伦赖希指出，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诊断出癌症之后坚持看光明面——即“疾病获益感”，保持乐观的技巧之一——对病人并非一定有帮助。病人内心充满希望也许会让看护者和家人感到轻松一点，但是许多病人因此产生疏离感，甚至内疚感，他们也无法表达内心的恐惧（fear）和愤怒（anger）。

有些人认为希望可以被人为制造出来，并颇有助益。实际上，这种想法与充满希望的感觉通常是格格不入的。希望为我们许诺一个更加圆满的结局，让人们在绝望之中找到一丝安慰。但以后若是回想起来，希望会让我们感到被欺骗、被辜负。希望可能会“破灭”或“粉碎”。有时候，我们把罪责怪到自己头上，认为痛苦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自己的愚蠢：“我当初就不该抱希望。”（另见：regret）

其实，希望就是一脚踏入未知的世界。我们之所以产生希望，是因为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我们已经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只能默默盼望或者祈祷能有最好的结果——但是心里知道最糟糕的也有可能发生。充满希望实际上是承认我们能掌控的很有限。希望是软肋，也是铠甲。那么，希望能被人为制造出来并起到帮助的想法就很奇怪了。埃伦赖希发现，人们无法刻意制造希望。乐观主义也许是种认知立场，是可以通过训练而获得的习惯。但是希望是种情绪，能否感受到这种情绪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

另见：

DREAD·惧怕

VULNERABILITY·脆弱

Huff，In A 满腔怒火

天气在人类情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闷热潮湿的天气使人感到压抑，清晨的一缕阳光使人朝气蓬勃。阴雨、乌云和暴风雨使人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18世纪中期，满腔怒火（in a huff）指的是由于实际或假象中的羞辱而感觉怒气充斥着整个身体，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是自豪感（pride）和愤怒（anger）。

然而，满腔怒火的说法由来已久。古人认为风能够影响到人的身体内部。在古典希腊语中，表示“呼吸”和“风”的词同为pneuma。古人认为风可以穿透身体，让生命得以维持，并点燃体内的激情。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深入刻画古希腊神话人物俄狄浦斯（Oedipus）的作品中，安提戈涅（Antigone）的哥哥被视为叛徒，他的尸体将被在挂在城墙上任其腐烂。当安提戈涅得知这个消息时，她十分愤怒，随后要求将哥哥的尸体按照礼仪下葬。妖风不再只是个比喻：索福克勒斯写道，“色雷斯刮来凄苦的风”，先是给俄狄浦斯一家带来死亡的阴影，然后又撩起安提戈涅的满腔怒火：

依旧是那阵风

让她的灵魂震怒

From the same winds still

These blasts of soul hold her

更多关于风和情绪之间关系的描写，

参见：

MELANCHOLY·忧郁

更多天气相关的情绪，

参见：

ACEDIA·倦怠

GEZELLIGHEID·温馨

Humble，Feeling 低声下气

见：HUMILIATION·羞辱（更为重要）

Humiliation 羞辱

1863年春天，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正式宣布4月30日应该定为“民族耻辱日”（a da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林肯认为美国“沉浸在接二连三的成功之中……极为自负……妄自尊大”。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南北战争是上帝对傲慢的惩罚。只有通过忏悔、祈祷、斋戒等使人感到谦卑的行为才能预防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

没有人喜欢经常被羞辱，当然，做爱的时候人们也许心甘情愿地享受羞耻感。人们一般都不喜欢受到羞辱，没有人积极寻求羞辱，它通常是种惩罚。

羞辱和尴尬（embarrassment）一样在一群人面前发生；羞辱和羞耻（shame）一样让我们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羞辱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它造成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让人感觉陷入了一个弱势地位。

当我们受到他人的蔑视时会感到羞辱，比如操场上的其他小孩嘲笑你的背心，又如村里每个人都比你早知道某件事。今天我们谈论起羞辱的时候，说的是低人一等的感觉——这也是极为危险的循环报复的开端。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说：“所有残忍、野蛮的行为，包括种族灭绝，都始于个人受到羞辱。”因此，羞辱被称为“情绪核弹”，煽动人们不惜一切进行报复的欲望（另见：RESENTMENT怀恨在心）。

林肯提出“民族耻辱日”以呼吁人们遏制危险的骄傲情绪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时，一些基督教团体鼓励人们进行仪式化的苦行，比如穿着脏兮兮的粗布衣服游街、在别人享用美味佳肴时只吃少量不新鲜的面包。羞辱使人谦逊恭敬，提醒人们铭记最终的目的地。在拉丁语中，humiliare（意为“谦卑”）的前缀是humus（意为“土地”）。

奉行谦卑之道至今仍是许多宗教遵从的教义。例如，耆那教教徒坚决反对暴力，他们时刻牢记万物生而平等。然而，放弃优越感并非易事。有些人是试图羞辱同胞后尝到苦头才学会放弃优越感。20世纪法国的修道院院长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曾警告世人：“许多遭受羞辱的人并不会因此感到谦卑，有些人……用愤怒还击。”

羞辱和谦卑是何时分道扬镳的无从考证。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故意羞辱罪犯被视为违反人权的行为。那么保持谦卑的要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确实有一个因素使得谦卑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虽然仍旧颇具争议。那就是：一些知名博客作家和推特（Twitter）网友提倡的“别忘了你的优越地位”。这个说法一直被批为损害自由辩论的风气，但它的本意是呼吁人们保持谦卑之心，明白自己的幸福和成就不光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阶级、家庭、性别、种族、国际形势和运气有关。

真正的谦卑不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说中的尤赖亚·希普（Uriah Heep）那样曲意逢迎、虚情假意的谦卑，也不是某些名人惺惺作态的谦虚，而是能够意识到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也要归功于其他人的帮助。

另见：

GRATITUDE·感恩

MALU·自惭形秽

Hunger 饥饿

甜甜圈的色泽鲜艳诱人。两块方糖溶化在咖啡里，飘出阵阵香浓的气息。你满脑子都是饼干酥脆的口感和冰淇淋清爽的柠檬味。在西方，人们为肥胖危机所笼罩，并将其怪罪到诱人的美食头上，但是好情绪同样会使人过量饮食。逐渐变胖或许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当人们被他人过度苛求时，当人们被他人轻浮地对待或者只是被当作释放性欲的对象时，就会过量饮食。食物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遭受忽视时善待自己的一个办法。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拜宁人（Baining）一直都相信生理饥饿和渴望被关爱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表达饥饿的词（anaingi或aisicki）不仅指咕咕叫的肚子，也指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在拜宁人的文化中，食物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许多人因为食物而结缘，因此忍饥挨饿也就意味着感觉孤单落寞。

对于拜宁人而言，鸟鸣象征着饥饿，这也是他们歌曲中的永恒主题。只有当人声渐退，大自然的声音渐起时，饥饿感才会对人们发起猛攻：

鸟儿为我泣鸣

鸟儿为我泣鸣

她为我泣鸣，饥饿快要了我的命

我的父母和家人都去了马拉赛特

The ambiowa [a bird] cries for me

The ambiowa cries for me

She cries for me and hunger is killing me

My parents and all of them，they went to Malasait

另见：

AWUMBUK·人去心空

LONELINESS·孤独

Hwyl 激昂

Hwyl（激动炽热的感情）的字面意思是船帆，它在威尔士语中是个拟声词（呼咦），表达热情、激动、兴奋，就像顶着狂风高歌猛进。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灵光闪现、歌手的热情、派对上高涨的激情，同时也指告别：Hwyl fawr——一路顺风。

另见：JOY·快乐

[1] 译注：此处为英国版书名A Death in the Family：My Struggle Book（《家中丧事：我的奋斗》），美国版书名直接叫My Struggle（《我的奋斗》）。

I

Ijirashii （被他人的顽强）感动

每天晚上都有美国家长为自己的孩子朗读畅销全美的故事书《勇敢的小火车头》（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是关于一个勇敢的转线火车头的故事。大火车头都不愿意拉很长车厢越过山峰，但是小火车头想试一试，于是它一路鼓励自己：“我能行，我能行，我能行”，它一点点沿着斜坡往上爬，最终成功地到达了山顶。小火车的故事是想教会孩子们乐观（见：HOPEFULNESS充满希望）和勇气。然而，许多家长读完这个睡前故事却哽咽了。

日语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看到一个小家伙克服巨大困难或者做了值得嘉奖的事情后的感动：ijirashii。当我们看到运动员排除万难越过终点线，或者流浪者主动上交捡来的钱包时，就会产生感动之情。

这种情绪还会使人落泪。在闪电战中，即使是最贫穷的伦敦人也誓死捍卫尊严，并展示出顽强抵抗的精神。丘吉尔见到这种景象不由得落下感动的泪水。在有些文化中，悲悯和间接骄傲被认为过于多愁善感。但是在日本，人们十分欣赏这种情绪，认为当我们看到外表柔弱的人爆发出巨大的勇气之后产生这种反应是十分合理的。

其他使人落泪的情绪，参见：

RELIEF·宽慰

间接骄傲的另一个例子，参见：

NAKHES·以子为荣

Iktsuarpok 望眼欲穿

我们在家里等待客人时，会产生坐立不安的情绪。也许我们会不停望向窗外，或者以为听到了汽车的声音而暂停讲话。在因纽特语中，这种使人坐立不安的期盼叫作iktsuarpok。这种期盼让因纽特人感到焦虑，于是他们走出家门，在广袤的北极冰原不停地搜寻，看看有没有驶近的雪橇。

人们不停地查看手机，期待着短信回复或者新状态的评论，这算不算“望眼欲穿”呢？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花不少精力去不停刷新页面检查是否收到了期待中的邮件。这或许不是科技的错，而只能怪身处孤单世界中的我们太渴望人际交往。

其他远方来客引起的情绪，参见：

AWUMBUK·人去心空

另见：

LONELINESS·孤独

RINGXIETY·手机幻听

Ilinx 炫酷

拿起一叠纸，推开窗户把它们扬出去；故意打碎一个精美的瓷杯；站在厨房的椅子上把一袋弹珠倾倒出来，任由它们在地板上碰撞弹跳，滚得到处都是——这些想法会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兴奋感。

20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凯洛依斯（Roger Caillois）提出ilinx（意为“眩晕”，取自希腊语中表示“漩涡”的词）这个概念。肆意毁坏使人产生的“奇怪快感”就是体验眩晕的一种方式。他将炫酷定义为“使人沉醉的恐慌感”，会使人感觉在旋转、降落，并失去控制。人们在乘坐过山车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炫酷感。

凯洛依斯认为眩晕最早源于古代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旋转着跳舞，以达到一种内心狂喜、精神恍惚的状态，从而逃避现实（见：ecstasy狂喜）。现在，即使是制造一些小小的混乱也能使人内心产生一阵快感，比如踢翻办公室里的一个垃圾桶。

另见：

DPAYSEMENT·异境茫然

Impatience 不耐烦

心脏病专家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和雷·罗森曼（Ray Rosenman）的家具装修工人首先发现了候诊室里的椅子都受到严重磨损。那些破旧的椅子在扶手处（指头敲击所致）和座位前端（不安地扭动身体所致）打着补丁，但椅背却崭新如故。这说明没有人在候诊的时候全身放松地仰坐在椅子上。来就诊的病人们动脉阻塞、血压飙升，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工作繁忙的中年人，他们无法容忍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医院。

候诊室里的椅子引得弗里德曼和罗森曼进一步思考，并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A型人格的概念。拥有A型人格的病人常常因为“时间紧迫感”而感到巨大压力。他们大都事业有成、充满抱负、喜欢坐在椅子前端，并且更容易患心脏病和中风。（事实上，A型人格这个术语并没有提高人们防范心脏病的意识：尽管该人格有许多弊端，但是最终人人都想成为A型人格的人，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已经是A型人格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不耐烦似乎是时间紧缺、充满急躁的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用好每分每秒，把生活过得圆满充实，这是许多人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当超市里排起长队，电梯无论猛按多少次都一直不来时，我们充分利用时间的迫切要求显得异常无力。

事实上，一直以来人们都不喜欢等待。因此，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写道：“即使是最伟大的诗人也不排斥没有等到好的主题就开始写诗的做法。”不耐烦（impatience）的词根取自拉丁语pati（遭受痛苦），意思是“无法忍受痛苦”。

早在16世纪，人们就发现等待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在找到真爱之前，时间像拄着拐杖的老人一样蹒跚前行。”《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经常自命不凡的克劳迪奥说道）。但我们都知道，欲望被满足之前的等待也可以是一种甜蜜的烦恼（见：ANTICIPATION期待）。

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就诊室里那些不耐烦的病人提醒着我们，“无法忍受痛苦”不仅仅指人们生活在充斥着及时性的世界里，已经丧失了在得到满足之前要耐心等待的能力。此外，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候诊室里的病人内心十分矛盾，他们要和不得不耐心等待的自己做斗争。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情况未卜，于是暂时放弃控制权，听从专家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另见：

ANTICIPATION·期待

TORSCHLUSSPANIK·时间焦虑

Idignation 义愤

大厅里站满了人，每个人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屋外已经汇聚了许多抗议者，而屋内一个男人站在小小的木质讲台上，高谈雄辩，义正词严。废奴主义者、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也在听众之中，她于1895年回顾到，当时林肯发表演讲时“愤怒又严肃……演讲充满智慧、讽刺和义愤”。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曾是一个黑人奴隶，他完成了自我教育，最终成为一名废奴运动领袖，是19世纪公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位非裔美国人。道格拉斯的雄辩之才轰动大西洋两岸，他在演讲中表达的狂怒（rage）不是盲目的，而是崇高的、正义的，是堂堂正正的辩论。道德拉斯为推进废奴运动而不懈努力，这不仅是在怒斥他自己遭遇的不公待遇，也是在对所有黑人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暴行进行回击。

有人认为义愤情绪源于人们反抗压迫的经历，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最早谈论这种情绪时，通常指的是精英阶层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时表现出的情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义愤之感——他将其称作nemesan——最强烈的时候是当社会等级低于我们的人打破规则时。因此，诸神最易感到义愤，每当凡人试图探寻神的秘密或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时，神就会感到义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如果某人获得了名不副实的荣誉或者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优势，并在此过程中推翻我们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义愤。

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义愤的定义与之前稍有不同，他认为义愤是“因某人伤害他人而感到愤怒”，并且这种伤害不是出于意外，而是有意“损害”。当我们看到有人蔑视正义，特别是当权者的亲戚或亲信违反规定的时候，内心感到最为义愤。霍布斯写道，义愤“不仅使人以不公平事件的受益者和操控者为敌，也对其背后所有的保护力量感到愤怒”。霍布斯对义愤的定义使其与受轻视的底层阶级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与当权者更加疏远。

当今的政治理论家认为义愤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义愤与愤怒不同，后者使双方势不两立或隔阂疏远，从而破坏民主辩论的原则；前者要求被指责的一方及时给予回应。

2012年，茱莉亚·杰拉德（Julia Gillard）在澳大利亚议会中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对她的对手一系列歧视妇女的言论提出批判。随着当天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人们开始进行讨论和评论，这就展示出义愤情绪的另一面：刺激、胜利，甚至欢乐（另见：CONTEMPT 藐视；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自传中表示，他第一次读到宣传废奴主义的报纸《解放者》（Liberator）时也产生了类似的情绪，他后来成为该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对奴隶主进行严厉批判，真实地曝光奴隶制的本性，对支持奴隶制的人发起猛烈进攻，这使我的灵魂感到激动和畅快”。

另见：

INSULTED，feeling·被侮辱

RESENTMENT·怀恨在心

Inhabitiveness 安居乐业

永久性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坚守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光是这么想想也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安心和稳定的感觉——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太没志向。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有一些科学家专门研究通过头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见：PHILOPROGENITIVENESS 怜爱情结），人们把他们叫作颅相学家。

颅相学家认为，喜欢待在固定位置的特性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将这种特性称为“安居乐业”（inhabitiveness），定义是“喜欢连续的、持久的、单调的、固定的职业”。

然而，“安居乐业”这个说法本身却没能一直待在人们的视线中。19世纪中期，它逐渐被人遗忘，部分原因是人们质疑颅相学的科学性。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至少有一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积极追求充满活力和流动性的生活。人们意识到，寻求安乐是人类的本性，而勇于探索、向往流浪也是人的本性（见：WANDERLUST 漫游欲）。

其他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参见：

HIRAETH·乡愁

HOMEFULNESS·归家之喜

HOMESICKNESS·思乡

Insulted，Feeling 被侮辱

你听我说……他打得一点也不狠……他动作缓慢，缺乏技巧，步伐混乱，整个人非常笨拙……他有两次机会，一个是机会渺茫，一个是毫无胜算。

You listen to me now … The man don’t hit hard … he’s slow，he has no skill，no footwork，he’s awkward … This man have two chances，slim and none.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接受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采访的语录，1974年

自穆罕默德·阿里之后，语言攻击成为拳击艺术中的重要一环。阿里在“丛林之战”前夕对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的这番绝妙侮辱可谓传奇。现在，拳击比赛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双方选手一般都会在社交媒体上侮辱对手，越诙谐机智越好，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扰乱对手心智。我们由此可知，遭受侮辱的感觉正是心智被扰乱。

感觉到被侮辱主要给人以震惊（shock）的感觉：自己的地位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低。刚刚还感觉自己备受尊敬，但是马上——嘭！——成了嘲笑和蔑视的对象。始料未及的羞辱最为难受，让人狼狈慌张、一头雾水。但这不是拳击手侮辱对手的唯一理由。他们不仅想让对手乱了阵脚，还想激怒对手，让他们被愤怒蒙蔽双眼，不断挥拳，消耗体力。

拳击像是一项充满愤怒和攻击的运动，但所有拳击手都知道，铃响之时打红了眼的选手因为感到被侮辱而愤怒，通常最后都会输。

另见：

BEWILDERMENT·困惑

Irritation 恼怒

20世纪头十年，意大利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叫作未来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刺激那些原本心满意足的观众，让他们感到震惊、焦虑、恼怒。“被喝倒彩的快感”（On the Pleasures of Being Booed）是未来主义的宣言之一。还有人建议在观众席每个座位上都撒上痒痒粉，让所有观众挠个不停。未来主义者对自己的定位是观众当中的跳蚤，他们不断挑衅观众，唯恐天下不乱。

恼怒（irritation）是一种“摩擦”的状态，被人逆着抚摸毛发会引起身体上和情绪上的不快体验。在语言表达方面，“摩擦”一词既可指身体碰撞，也可指矛盾冲突；在个人感受方面，“摩擦”既可使人皮肤难受，也可使人心里难受。如果脖子上的疹子被衬衣领子摩擦得非常难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产生心烦意乱和幽闭恐惧的感觉。由于欲望受挫导致的恼怒让人感觉皮肤非常不舒服，也不想被别人触碰。当我们恼火的时候，对于任何接触或亲密行为都会难以接受，让人毛发竖立，甚至爱人一个热切的眼神都使人畏缩。

恼怒似乎是一种不起眼的情绪。纵然它十分常见，让人感觉非常不愉快，但它缺乏义愤（indignation）的严肃感和狂怒（rage）的光荣感。然而，未来主义者认为恼怒有着重要地位。未来主义的作品复兴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概念，并认为恼怒意义非凡、至关重要。

16世纪，使某人恼怒仅指刺激某人做出某种行为。勇气可以被激发出来，爱也可以，人的身体同样可以受到刺激。1753年，德国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发现，即使砍掉青蛙的头，它的后腿仍然会抽搐着远离燃烧的蜡烛。哈勒由此得出结论，本能运动的力量存在于“易怒肌肉”里，而不是无实体的“灵魂”里。但他的理论在10年后被罗伯特·魏特（Robert Whytt）推翻，后者首次证明脊髓反射的存在。脊髓反射是19世纪人们理解情感生活的关键点。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恼怒（irritation）这个词被用来表示愤怒，通常由他人的轻蔑行为所引起，比如增收新税，违背约定等。但是，恼怒并非总有正当理由。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内科医生将易于发怒看作软弱的象征，并认为这种特质属于天生过于敏感的人，比如：酗酒者、神经病、艺术家和花花公子。

美国内战期间，医生们将恼怒归为一种过度的、扭曲的情绪，并将其看作一种病症，叫作“易怒的心”。其症状包括心悸、胸痛、疲劳和呼吸急促，这些症状都和心脏病类似，只是没有生理学病因。当时许多士兵都有“易怒的心”，他们身心失调、神经衰弱，其症状类似今天我们所说的“压力”。在医学文献中，易怒的人是最易受到幻想出的恐惧心理影响的人，即：发疯失控的人。

现在，恼怒和非理性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容易生气是焦虑症、缺乏睡眠和抑郁症的症状。当我们能力减弱、内心敏感、承受压力和宿醉未醒时，就容易发怒。因为爱人想要帮助我们而发怒，因为复印机不好用而生气——传统智慧告诉我们不要太把自己和别人的愤怒当回事，不然只会隔靴搔痒，越搔越痒。

未来主义者们认为恼怒并非不合情理、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恼怒可以使人暴露弱点，更容易感受到其他更为强大的情绪，比如懊悔、羞耻和愤怒。对于未来主义者而言，激怒他人是毕生追求的崇高事业。对我们而言，摔门而去和言语刻薄就已经足够表达这一情绪了。

另见：

PIQUE，a fit of·（突然的）恼怒

J

Jealousy 妒忌

你不停地跟自己说：你要相信他。当你看到他慌忙关闭邮件，脸上露出灿烂过头的微笑时；当你发现他悄悄关上门接电话时；当他深更半夜才回家，衣衫凌乱又解释不清时，你要相信他。但你还是会胡思乱想，怀疑他在外面和别人调情、接吻，甚至密谋些什么。你必须要摆脱这些想法，深呼吸，眼睛盯着他的包（别打开！）和他的外套（别乱翻！）。

也许我们一生都在避免妒忌。这种情绪只有你自己能体会到，它在暗处悄悄折磨着你。猜疑使人显得软弱无力、心胸狭窄，造成无中生有的问题。因此，妒忌通常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或刻意刁难、低声抱怨、乱摔餐盘、拒绝亲热。妒忌甚至可能成为谋杀的动机。唱片机里传来约翰·列侬沙哑的嗓音，他歌唱着失控，歌唱着无意伤害任何人：他只是个妒忌的人。

妒忌是猜疑对手，是害怕自己的地位被取代。嫉羡（envy）指渴望拥有某样东西，而妒忌是害怕被别人夺去某个人或某人的青睐。妒忌涉及三角关系：我（受害者），你（背叛者）和他（小偷）。一旦遭到背叛，人们就感觉被抛弃了（见：HUMILIATION 羞辱），因而更加痛苦。正是因为面临随时被背叛的威胁，所以妒忌才颇具煽动性，建立亲密关系也因此有了风险。

妒忌情绪有着一段奇怪又复杂的历史，性别在其中起到塑造性的作用。历史上，一个妒忌的女人被描绘为无足轻重、吹毛求疵的人（她不是故事的女主角，只是真爱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妒忌的男人却被描绘得崇高可敬。在中世纪欧洲的宫廷爱情文学中，爱情与渴望得不到心爱的人密切相关——得不到通常是因为心爱的人已结婚。因此，妒忌点燃人心中的欲望，甚至成为爱的代名词。

“不妒忌的人不懂得爱。”12世纪的作家安德里阿思·卡佩拉勒斯（Andreas Capellanus）在《宫廷爱情的艺术》（The Art of Courtly Love）中写道，“当一个人对爱人起疑时，他心中的妒忌和爱便增加了”。但是不仅第三者心中会产生妒忌，一家之主们也会感到妒忌。那个时期的医学典籍记载，妒忌是荣誉受损时产生的愤怒（anger），使人怒火中烧，进行疯狂的报复（医学典籍的作者认为相比阴柔温润的女性而言，性格火暴的男性更容易妒火中烧）。

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Othello，1603）中，悲剧男主角把所有这些复杂的情感都揉进妒忌之中：“善妒之人”奥赛罗不仅是英雄，也是个受害者，他是典型的占有欲很强的人，后来变成了“毒药”，他的灵魂被“红眼的恶魔”所吞噬。当然，真正的受害者是苔丝狄梦娜，但奥赛罗的遭遇看起来更加悲壮——也更加沉痛，因为他的遭遇来得无缘无故。

当时，人们认为妒忌是对不忠的自然反应，这种想法源于一系列法律案件。1670年，约翰·曼宁（John Manning）撞见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随后他拿起一把折叠凳将那个男人殴打致死。约翰·曼宁最终被判在手上刻下烙印，但是法院“交代行刑官对他下手轻点，因为他杀人是出于受到了极大的挑衅”。

1707年，有一位法官将妒忌定义为“男人的愤怒，而通奸是最严重的财产侵占”。妒忌被定义为自己的财产（也就是妻子）受到威胁时自然而然产生的男性化情绪，因此蓄意谋杀只是被看作过失杀人，一些出于妒忌杀人的男人干脆直接被无罪释放。

19世纪末，有人认为妒忌是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冲动，它潜藏在每个男性身体内部，而女性没有。这个听起来很科学的解释使得妒忌为“男人的愤怒”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撑。今天，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有些进化心理学家依然坚称，在史前社会，妒忌是种“刚性”特质，让男性保护自己的基因遗传，而女性不用。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它首先是由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们提出的，他们相信有些人——比如欧洲以外的人和穷人，处于进化的底层，因此更易产生妒忌和狂怒（rage）等“原始”情感。

这段复杂历史的回声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艺术家和活动家质疑占有欲和爱之间的联系。许多人像约翰·列侬（John Lennon）一样害怕被莫名其妙、与生俱来的妒忌所淹没。当时，法律将女性视为财产，并为杀害妻子的男性开脱。女权运动人士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一些情感关系属于多元结构的人也不认为妒忌是自然而发的情绪（见：COMPERSION 多元之爱）。之后，妒忌不再显得堂而皇之、合情合理，而是小肚鸡肠、令人惊骇。

20世纪70年代晚期，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一书中指出，妒忌使人陷入四个困境。妒忌之人内心忍受“四倍的痛苦。”他写道。“一是我妒忌别人，二是我为自己产生妒忌之心而自责，三是我害怕我的妒忌伤害到他人，四是我纵容自己屈服于如此世俗的情感：遭受排挤，争强好胜，情绪失控和平庸无奇，这四种感受同时向我袭来。”

英国从2009年起不再承认将爱人不忠的挑衅当作法庭上的辩护，这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约晚了20年。但是研究表明，法官仍会同情那些出于妒忌而犯罪的谋杀犯。当然，只要我们在爱情中心猿意马，妒忌就会伴随我们一生。但我们可以做的改变是，不要让这种情绪成为暴力行为的借口。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心生疑窦，继而查看爱人的邮件，在爱人最纯真的眼神中寻找不忠的线索，这不是男人特有的行为，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经历。

更多有关法律的情绪，参见：

HATRED·仇恨和VENGEFULNESS·复仇

另见：ENVY·嫉羡 INSULTED·被侮辱

Joy 快乐

贝莎已经30岁了，但她依然喜欢走路时一溜小跑，在人行道上踏着舞步蹦上跳下。她喜欢滚铁圈，喜欢把东西抛起来再接住，还喜欢停下脚步，兀自傻笑。

Although Bertha Young was thirty，she still had moments like this when she wanted to run instead of walk，to take dancing steps on and off the pavement，to bowl a hoop，to throw something up in the air and catch it again，or to stand still and laugh at nothing.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幸福》（Bliss）

你呼吸轻浅，好像肺部被钳制住了，眼中微光闪烁，脸上绽放微笑。你想张开双臂，鼓掌欢呼，想和旁边的人跳支舞，或者不由自主地弯曲膝盖，热泪盈眶。以上就是快乐带给你的感觉，它总是来势汹汹、出乎意料。快乐（joy）来源于古法语中的joie（意为“珠宝”），描述欣喜若狂的情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书中写道，快乐的感觉就是“好像你扯下一抹斜阳捂在心口，它在你怀里发光发热，迸溅出点点火星洒向你身体里每个角落、每根手指和脚趾”。

对快乐的最佳定义由17世纪的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提出。他因为相信上帝存在于草木石头之中而被驱逐出犹太教，之后便在荷兰四处游荡，无家可归，靠打磨镜片艰难度日。斯宾诺莎认为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让我们感到快乐的通常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当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好时，就会产生快乐的情绪。

“快乐是想到以前某件超乎我们期望的事情时内心的愉悦感。”

18世纪的哲学家更关心幸福，而非意外好运带来的快乐。他们认为幸福需要人们去奋力争取和有意识地追求（见：HAPPINESS幸福）。因此，快乐就和幸福区分开来了，它是指无法预料、意外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愉悦感。和快乐密切相关的情绪是谦卑、感激和惊奇，而非自豪和满意。快乐也指性快感，但不光指突然而至的性快感。人们从罗切斯特伯爵二世的色情诗《未圆满的愉悦》（The Imperfect Enjoyment）中得到灵感，给早泄起了个有趣的绰号——“湿黏的快乐”。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中贝莎的经历是一种超前的体验，后来人们发现这可能是精神疾病的表现，今天人们称之为狂热症。19世纪晚期，许多积极心理状态被诊断心理疾病（见：EUPHORIA 欣快；ECSTASY 狂喜），但是曼斯菲尔德在描述贝莎的心境时极力避免这种说法。相反，她并没有对贝莎的经历进行分类和定义，因为她想捕捉难以预测的快乐，让快乐不落窠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快乐何其短暂。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对稍纵即逝的快乐颇为着迷。伍尔夫向来不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从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偶然发现快乐，比如擦得锃亮的门环、光线斑驳的窗户。在长篇小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伍尔夫描写了拉姆齐太太经历的突如其来的快乐。为一家人做晚餐时，拉姆齐太太突然感觉生命如此美好，一切都蕴藏着无限可能，一切都恰到好处：

她感觉自己像盘旋的雄鹰，像飘扬的旗帜，快乐充斥着她身体每个部分……“这感觉不会太长久。”她想。

另见：

HOPEFULNESS·充满希望

VULNERABILITY·脆弱

K

Kaukokaipuu 远方向往

有时候，我们很思念一个地方，尽管我们从未去过那里；有时候，我们只想离开这里。对遥远地方的向往（kaukokaipuu）来源于两个芬兰语单词，一个是kauko，意为“遥远”，一个是kaipuu，意为“渴望”。

芬兰人用kaukokaipuu来描述他们“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情。

另见：

DISAPPEAR，the desire to·避世

HOMESICKNESS·思乡

WANDERLUST·漫游欲

L

Liget 化愤怒为力量

它如火红的辣椒，似湍急的水流，它让人勃然大怒，也驱使人们更加努力。在菲律宾新维斯盖亚茂密丛林中，生活着伊洛高特族（Ilongot），部落里有大约3500名猎头人。伊洛高特族用liget一词形容化愤怒为力量，它让人体和无生命的物体都充满能量。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首次将化愤怒为力量（liget）的概念带到西方。之前，许多人认为愤怒是种负面情绪，但是罗萨尔多却看到“化愤怒为力量”当中体现的乐观情绪。

当然，“化愤怒为力量”能够挑起无谓的争论，引起矛盾的爆发。但是这种情绪更多时候是激励人们，比如比邻居播撒更多种子，在外狩猎时间更长等。“如果没有这种情绪的话，” 伊洛高特人告诉罗萨尔多，“那我们就不会好好地生活和工作。”

1981年，罗萨尔多在实地调查时意外摔倒身亡。她的丈夫雷纳托也是和伊洛高特人住在一起的人类学家，从他对妻子离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liget的另外一层意思：悲痛导致的愤怒。据说，伊洛高特人失去至亲至爱之人之后，会进行猎头的远征。直到抓到仇人，砍掉他的头，抛入丛林，他们才能宣泄情感，消除痛苦。如此看来，亲人去世后，伊洛高特人内心产生的“化愤怒为力量”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他们进行报复，以夺回一些控制感。

另见：GRIEF·悲痛 RELIEF·宽慰 RIVALRY·竞争

Litost 羞愤

Litost首先由捷克人使用。这个词很难翻译，但却在捷克文化中十分重要。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情绪的话，该怎么理解人的灵魂”。它是一种混杂了羞耻（shame）、怀恨在心（resentment）和暴怒的情绪，形容人受到羞辱后气得直跺脚的样子。

既不像怨恨带来的挥之不去的仇恨，也不像悲伤导致的反应迟缓，羞愤（litost）是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1979）中所说，受羞辱后的报复之心是“突然发现自己处境悲惨之后的痛苦状态—……就像个二冲程发动机，第一冲程是感到痛苦，第二冲程是想要报复”。

这种报复十分特别，因为比较偏执，甚至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有时候进行报复较为容易：如果我们被比自己弱的人羞辱，那么一句尖刻的回击足以修复我们受伤的自豪感（pride）。如果是权力高于我们的人，报复就没那么简单了。

昆德拉的小说中讲了一个男孩的故事，他因为弹错音符而被坏脾气的老师一顿臭骂。这个男孩满心羞愤，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他故意不停地重复错误，终于老师勃然大怒，抓起这个男孩，将他从窗户扔了下去。

“他坠落的时候，”昆德拉写道，“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个可恶的老师将因谋杀罪而被控告。”人在受到羞辱之后进行报复时，目标是让伤害你的人“落得和你一样悲惨的下场”，你一心要惩罚伤害你的人，即使毁灭自己也在所不惜（另见：ABHIMAN 由爱生恨）。

昆德拉认为羞愤之心是人人皆有的情绪，但是他表示这在捷克语中有着独特的含义，因为波西米亚人经历过一段受压迫的历史。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摆脱了苏联的统治，之后苏联的军队进入布拉格。世人都认为布拉格人民抵抗苏联入侵的尝试终将失败，然而布拉格人用城市墙壁上的涂鸦展示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不要妥协，要胜利！”

昆德拉写道，这是“羞愤之语”，带着自尊和倔强。即使战败，布拉格人民也能坚持抗争，心怀希望。

另见：

VENGEFULNESS·复仇

Loneliness 孤独

乘客们来了又走，从不和他产生眼神接触。他们会把钱包、杂志，甚至精液，落在后座上。

以上就是马丁·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 执导的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中的情景。电影男主角特拉维斯·比克尔（Travis Bickle）是名越战中的美国老兵，他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在熙熙攘攘的纽约街头，人际交流的缺失让他深深鄙夷这座城市。也许他不认为自己很孤独，但他确实形单影只。这种疏离感让他把内心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

一直以来，人们对离群索居的人充满质疑。1667年，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模仿那些对隐居者感到过度害怕的人的口吻写道：“独居使人无知又粗暴，滋生报复和嫉妒心理，让这世界巫术横行，人口减少。”更糟糕的是，独居者容易“精神通奸”和自慰，因为他们“毫无激情，无须肉欲放纵”。

然而，到了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诗人和画家却反叛性地主动寻求孤独。今天，我们认为孤独是种令人沮丧、与世隔绝的感觉，应该极力避免。但是浪漫主义者认为身体上的孤独能够产生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情绪体验。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画作《山地彩虹景观》（Mountain Landscape with Rainbow，1809）和《云海漫游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1818）中，一个独行者周围环绕着绵延起伏的大山，他背对着观众，与我们相隔绝。他“独自”身处大自然中，内心充满敬畏、惊叹和恐惧，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甚至连自由都渐渐消散。

然而，19世纪中期，“孤独”不再指身体方面的孤单，而是指情绪方面的痛苦感受。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经常描绘主角离开亲友，去拥挤脏乱的大城市中谋生。但是他们来到大城市后，逐渐开始感到沮丧。从那时候起，人们明白了，即使周围有人相伴，内心依旧会感到“孤独”。

19世纪末，人们认为生活在现代大都市比农村更易感到孤独。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把城市看作“最为寂寞”之地，使人“感觉四面八方都是紧闭的门”。《出租车司机》主人公特拉维斯对这个缺乏个性、充满贪欲的城市怀有19世纪末所特有的颓废不安情绪，他认为这座城市滋生了孤独，使人疯狂与绝望（despair）。

20世纪，英国的政治家们说在城市中，“孤独已经成为流行病”。在英国，离婚率上升，许多人喜欢独居，玩电脑时间加长，这一切都是英国文化中的唯我主义和缺乏社区认同感所导致的。

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被拙劣的数字化社交媒体取代（用Skype或者FaceTime这些聊天工具很难进行眼神交流），这成为一个亟待解决问题。根据精神健康基金会（Mental Health Foundation）的一项调查发现，最容易感到孤独的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轻人。

而孤独的代价非常大：芝加哥神经系统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经过研究发现，孤独使早逝的可能性增加14%，肥胖的可能性增加7%。他的研究发现长期与家人和朋友分隔使人感到忧伤，变得冷漠（apathy）。产生这些情绪之后，人们靠看电视节目、吃高糖分食物进行自我治疗，而这又会导致其他健康问题。另外，这些情绪还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焦虑和智力减退。

还有另外一种孤独，与浪漫主义者和神经系统科学家所说的都不同。它形容不被人所理解的感觉，即使是在忙碌的家庭生活中也会突然产生这种孤独感。

在日本，许多青少年和中产阶级的男性都有hikikomori（沉默寡言，孤独）的情况。日本精神病学家玉木宏齐藤（Tamaki Saito）创造了hikikomori这个词，并认为日本大约有70万名男性有这种感觉，但是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尚不明确。

当你和家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或者不喜欢家人为你规划的职业道路时，你就会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断绝和亲友的联系，不愿走出房门，有时候这种情况会持续好几年。于是，不被理解所导致的心理孤独感进而导致身体上的孤独感。无论是不小心迷失在世界荒野中，还是主动地期待和渴望孤独，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孤独。

另见：

CLAUSTROPHOBIA·幽闭恐惧

Love 爱

哦，我亲爱的苏西，我们根本无须开口，眼神会替我们传达感情，我紧握你的手，语言都将变得多余。

Oh that you were，my Susie，we need not talk at all，our eyes would whisper for us，and your hand fast in mine，we would not ask for language.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给苏珊·吉尔伯特的信》（Letter to Susan Gilert），1852年6月11日

关于爱，还有什么没说的吗？已经有数不清的诗歌、歌曲和哲思尝试表达、了解和定义什么是爱。谈到爱，我们都能滔滔不绝。然而，究竟什么是爱，我们却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爱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情绪，人们非常关注它，但是它飘忽不定，无法一下子弄明白。即使两个人白头偕老，也很难说清楚爱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爱一直在——这是肯定的，不然我们为何把对方置于心里最重要的地位，为何经历过一次次争吵后仍能和好如初，为何一次次擦肩而过后终于找到彼此？有某种力量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但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找到缘分的？为什么我们能遇到彼此？……爱情发生的时候，有些话到了嘴边但一直出不来，于是我们只得耸耸肩膀，微微一笑。“没什么，就是……”关于爱的诗歌总是那么美好，然而当爱情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却瞬间失语。

爱情一旦萌芽，人们就会语塞。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莱斯博斯岛上的诗人萨福（Sappho）就用一首诗歌说明了爱是如何让人语无伦次的。萨福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人们在愉快地交谈和唱歌，这时候房间另一头的一个男子吸引了她的目光，他在与人谈论着什么，萨福一看到他就感到全身麻木：

我一时语塞

无法开口

因为舌头打了结

my lost voice stutters，

Refuses to come back

Because my tongue is shattered.

萨福所说的舌头打结并非夸张，而是生理反应。她的五脏六腑燃起一股爱火，让她感到眩晕，“眼前朦胧/耳闻惊雷/周身出汗/颤抖不已”。她被这来势凶猛的爱所征服，她说“我感觉自己快死了”。

人们经常说对某人一见钟情，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却认为，“我们应该摒弃这种陈词滥调”。但他承认，“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出现”。早期的医学典籍确实记载了萨福那样的症状，并且认为这是相思病。10世纪和11世纪的阿拉伯医生首次提出一个说法，即没有回报、尚未得到的爱会让人得上相思病，相思病是抑郁症（见：MELANCHOLY忧郁）的表现。

伊本·西纳（Ibn-Sina，其姓名在拉丁文中为Avicenna，阿维森纳）把这种激情叫作al-‘ishq或者illishi（意为“爱”），他认为爱就是渴望与所爱之人实现身体和心灵的结合。（另见：VIRAHA 情欲）尽管这种欲望非常高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强烈的爱使人产生一丝忧郁的情绪，使人头脑混乱，容易忘事，沉默寡言。而一旦开口，人们又会语无伦次、词不达意。

在欧洲，许多人在爱情中语塞，特别是12世纪追求宫廷之爱的人们。语塞是西方文化中表露爱意的一个重要方式，爱情当中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由此衍生而来。11世纪和12世纪，奥克西坦（Occitan）的吟游诗人歌颂对得不到的爱人的渴望。有时候，表达爱的最佳方式是沉默不语。叹息也能表达爱，打哈欠同样可以。在当时，打哈欠不是代表厌倦（boredom）或藐视（contempt），而是长久的爱，正如12世纪一位吟游诗人所写：

凤修容兮求凰

余欠伸兮思佳人

Day-long I stretch，all times，like a bird preening，

And yawn for her.

沉默不语是爱的一部分。在心照不宣的谅解、紧握的双手和越过人群的眼神交汇中，我们看到了爱。在“爱”这个字眼中，我们看到了爱。爱有着深沉的意义。“爱”是一个符号，代表着别人的感情，甚至像咒语般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进一步（或者退步）。在电影《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中，男主角亚历克对劳拉说“我爱你”，劳拉却回答他“请别这样”，她知道他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但是，虽然爱有着巨大的魔力，它的含义却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爱你但是没有与你相爱”“我爱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爱”可以同时如此随意又坚定吗？打情骂俏和携手一生是一样的吗？对挚友的爱，对共度50载的伴侣的爱和对上帝、家人、宠物的爱是一样的吗？一路走来，人类似乎丢掉了不少用来形容这些情感的词——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字眼，任人们解读成各种样子。于是我们只得耸耸肩膀。

没什么，就是……爱。

另见：

DESIRE·欲望

M

Malu 自惭形秽

无论我们多么有才、幽默、受人喜欢和成功，只要是在我们崇敬的人面前，大多数人仍旧会紧张，感觉意识逐渐模糊，说话语无伦次，迫切地想逃走。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痛苦的情绪（“羞辱”[humiliation]和“害羞”[shyness]过于宽泛；“追星”[star-struck]意思有些接近，但是也不准确）。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地方叫Dusun Baguk，这里的人们把这种情绪叫作malu（自惭形秽）。

自惭形秽是一种很常见的情绪：在地位高于我们的人面前突然感觉受到束缚，低人一等，手足无措。在对象的父母面前的沉默寡言是自惭形秽的一种表现；看到以前学校的女校长时盯着地板浑身冒汗也是自惭形秽的一种表现。印度尼西亚人认为感到自惭形秽没什么好羞愧的。

在西方，许多人在被公司的CEO征求意见时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憎恨，于是内心感到很紧张，最终仓促地给出一个回答。然而，印度尼西亚人对自惭形秽是一种恰当的反应。孩子们从小便被父母教育要明确地表露出自惭形秽的情绪，这才是得体的举止。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受人尊重的人和尊重他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否善于表达自惭形秽之情。

自惭形秽和表达感谢同样都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并且可以加强权力等级观念。印度尼西亚人认为甚至连植物也有自惭形秽的倾向，比如含羞草，一有人碰它就马上合起叶片。

所有的情绪都可以伪装出来，自惭形秽所表达的含蓄敬意也不例外。假装非常寡言又紧张，不敢争取其实垂涎已久的某样东西，这种行为被印度尼西亚人叫作malu-malu kucing，字面意思是“像一只害羞的猫儿”。

另见：

EMBARRASSMENT·尴尬

Man 热望

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搬到陌生的城市，成为一名作家，学习拉小提琴……很难说清楚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只是，内心深处的召唤告诉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在印地语中，最深层次的渴望叫作man（印地语中表达渴望的词语manorath的缩写）。人们在想好要吃什么之前已经产生了饥饿感，同理，热望（man）也随时可能变成欲望——而一旦燃起欲望，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热望是本能的欲望，是内心最真实的写照。热望的情绪没有商量的余地。作家普蕾蒂·塔内加（Preti Taneja）说，“没人争得过别人的热望”。有时候，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不被家人和朋友所理解——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的渴望非常热烈呢？塔内加说，那么“这件事情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见：

DESIRE·欲望

Matutolypea 起床气

闹钟响起，刺眼的阳光从窗帘钻进来，人们醒来时总是感到烦闷恼火。

这种情绪不是“起床时左脚先着地”那么简单[1]，而是一个听起来颇为正式的说法：起床气（matutolypea）。matutolypea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由谁发明的，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它的来源，它由两个词合成：Mater Matuta和lype，前者是曙光女神的名字，后者在希腊语中意为“沮丧”。“起床气”让我们为早起后的坏心情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另见：

umpty·烦躁

Mehameha 怕鬼

西方心理学家们认为恐惧是种常见的情绪，所有人恐惧时的反应如出一辙。然而，塔希提人（Tahitians）认为恐惧分为两种，引起的身体反应也不同。第一种是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惧感，让人心跳加速，紧张不已，塔希提人称之为ri'ari'a。第二种是对鬼怪或超自然现象的恐惧感，塔希提人称之为mehameha。

一个名叫塔诺的塔希提人告诉人类学家罗伯特·莱维（Robert Levy）：“有时候，我走进树林里，突然感觉头皮发麻，身体也不大对劲，周围有的声音窸窣窸窣……我吓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心想‘这儿有鬼’。”

傍晚时分独自一人走在野外，就会被怕鬼的情绪所折磨，感觉自己半睡半醒，寒毛直立，身上凉飕飕的。“被吓一跳”和莫名其妙地在温暖的房间里瑟瑟发抖，这些都是怕鬼的表现，让人感到焦躁紧张。

怕鬼的情绪可能逐渐放大成恐惧，但是一旦我们发现窸窣窸窣的声音来自一只壁虎，那么就立马不再感到害怕了。然而，如果你一定要在黄昏时出门的话，避免害怕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好朋友陪你一起：正如塔希提人所说，只有落单的时候，人才会怕鬼。

另见：LONELINESS·孤单 TERROR·惊骇

Melancholy 忧郁

房间里回荡着慵懒的女声，你拉下窗帘，在膝头盖上一块毯子，不知不觉中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这么做很傻，会让别人失去耐心、感到生气（别那么无精打采！），但是一想到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不自觉地被忧郁的情绪攻陷。

艺术家、学生和蓝调歌手最容易感到忧郁，这是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而忧郁正是一种细细体验起来十分消耗时间的情绪。忧郁或许有些难堪，有些做作；但它最大的特点是需要小心翼翼地剥开，细细体会一层层自怨自艾（self-pity）、怀旧思乡（nostalgia）和遗憾（regret）。这么看来，著名歌手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在歌曲中唱到sugar-coated misery（意为“裹着糖衣的痛苦”）也是有根据的。

忧郁最核心的感情是失落，但我们通常用别的情绪来装点它，就好像装点一道精致的甜品一样：偶尔的放纵和一点点快感。体验忧郁的唯一风险是忧郁成瘾。

现在，人们认为忧郁有些附庸风雅之嫌，并且极为危险。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忧郁达到全盛时期，被看作一种时髦的情绪。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忧郁是人体内一种冰冷、黏湿的物质（该说法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由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首次提出，他将这种物质称作melania chole，意为“黑胆汁”）。

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认为每个人体内都有黑胆汁，它与血液、胆汁和黏液并称人体四大基本体液。人体内这四种体液的比例影响着人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状况和性情。比方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汤姆斯·莱特（Thomas Wright）曾指出，胆汁过多的人“容易为琐事而生气”，但很快就平复下来（见：COURAGE 勇气）。体内忧郁物质过多的人却恰恰相反。黑胆汁是一种黏稠的体液，这使得忧郁的人死气沉沉、只身孤影，更喜欢深居简出、时时自省的生活（另见：SADNESS 悲伤）。尽管这类人不爱生气，但是一旦发起怒来“很难平复下来”。现在，最易感到忧郁的是大学生。

根据早期的医学记载，维持四种基本体液的微妙平衡才能保持健康。有些事情会干扰这种平衡，让某些体液飙升，从而让人行为失常。突发事件使人激动，对忧郁体液的影响最大，能够将普通的不快情绪升级为严重的疾病——忧郁症。任何人都可能得忧郁症，特别是那些体内黑胆汁含量最高的人。

坠入情网、父母离世和重大挫折，这些事情使人体温升高，人体中能够引起疑病症的器官因此受热，里面浓稠的忧郁体液蒸发出有毒的烟雾进入我们的大脑，使人头脑混乱、精神恍惚。患忧郁症的人容易怀疑自己，并且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和惧怕（dread），因此他们避免与人来往，甚至戴起宽檐帽把阳光也挡在外面。

忧郁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有许多相似点，但它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忧郁症可以使人产生幻觉。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探讨忧郁症的著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将幻觉描述为“有着千百种的面孔可怕虚影”。忧郁症还有别的名字：疑病症和“胀气的忧郁”，前者是因为忧郁体液受热是在产生疑病症的器官里，后者是因为人们认为忧郁体液受热后产生的有毒烟雾不仅带来怪象，还使人肠胃胀气。

忧郁症患者既孤僻又爱放屁，似乎不可能引领时尚。然而，忧郁却在15世纪成为某些圈子的新宠。亚里士多德认为杰出的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家体内的忧郁体液比常人多。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认为自己生性忧郁，他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费奇诺认为天才之所以更忧郁是因为烟雾造成的幻象使人产生一些颇具创意的想法。费奇诺的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忧郁天才的狂热崇拜，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纷纷展示自己阴郁的性格。有些人甚至打扮成忧郁的样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姆雷特，剧中描述他“穿着悲哀的服饰”。

女人同样也崇尚忧郁，比如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她出生于《哈姆雷特》（Hamlet）创作大约20年之后的1623年，一生有许多自然哲学的著作（自然哲学是当时人们对科学叫法）。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批判卡文迪什是一个“疯狂、自负、荒谬”的人。但是，从卡文迪什在《哲学和物理观点》（The Philosophical and Physical Opinions，1655）的封面上的形象来看，她给人的感觉更多是心怀恶意，而非佩皮斯所说的轻蔑。她耷拉着眼皮注视读者，嘴角带着些许阴郁，肩膀下沉，完全无视身边快乐的小天使。那个时期的许多女性都匿名出版作品，但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却用真名，她展示自己的忧郁，这是她让世界承认她是个真正的学者的方式。

忧郁是思想者的标志，但也十分折磨人，这就是当天才的代价。伯顿认为独自行走时忧郁地冥思一个小时倒也“惬意”，不过这会让忧郁情绪进一步恶化成忧郁症，使人被无形的恐惧所吞噬，难以走出阴影。

到了20世纪，人们仍然像伯顿那样担心附庸风雅的忧郁不再纯良无害，而是会给人带来持久的痛苦，当时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也和17世纪有许多相似之处。文艺复兴时期，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很痛苦：吃泻药、用水蛭吸血。人们认为泻药可以减少体内引起忧郁的黑胆汁，另外还在泻药中添加藜芦，用来催吐。但是伯顿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治疗忧郁症，而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撰写关于忧郁的著作（“我写的是忧郁，但忙于写作能让我避免忧郁。”他写道），最终他发现自己的研究不仅是忧郁症的起因，也是治疗忧郁症的良方。

另见：

SADNESS·悲伤

MIFFED，a bit （有点）气恼

没有哪篇颂诗、哪首协奏曲、哪幅画作是描绘这种小小的傲慢。然而，有点气恼（feeling a bit miffed）看似一种不起眼的情绪，但却在英国人心中占据特殊的位置。

稍微有些气恼是指有点生气，当我们暂时性地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时就会产生这种情绪——你以为会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结果却被廉价货打发了；别人对你开玩笑太过头了，你感觉受到侮辱（insulted）；一次交谈变得充满争辩，双方争得面红耳赤，颇为义愤（indignation）。稍微有点气恼的感觉很短暂，但你却很当真，可在别人眼中，你双唇紧闭、神情傲慢，看起来有些愚蠢。

实际上，气恼这种情绪可以追溯到至少17世纪，当时人们用mifty和miffy这两个词表达“易怒的”。这么说或许有些奇怪，但我们要承认，气恼有着细腻的层次：外面有一层保护自己的坚硬外壳，里面是一层层哄骗和失望（disappointment）的困惑感。

最重要的是，这种情绪当中也有法国解构主义者所说的jouissance（意为“享受”），这个词的意思较为模糊，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当一个英国人说感觉“有点气恼”时，他其实已经非常气恼了。

另见：AMBIGUPHOBIA·非解释清楚不可HATRED·仇恨

Mono No Aware 物哀

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晚期，诗人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任宫中女官，创作了世界最早的小说《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源氏物语》讲述天皇私生子光源氏一生的政治沉浮和爱情故事，深度刻画了当时的宫廷生活。这本书中充满了对无常生命的恬淡之情，描写世间万物的消殒，使人产生一种名为物哀（mono no aware）的情绪。

物哀字面意思是对于物（mono）的感伤（aware），通常指感慨生命短暂无常。这种情绪层次丰富：面对不可避免的改变时感到悲伤而平静，想到终将逝去的事物时内心哀叹而悲痛；明白快乐总会结束时多了几分潇洒和痛快。

物哀来源于禅宗佛教中的mujo，即“无常”，并且与一种美学概念密切相连：wabi-sabi（残缺之美）。残缺之美十分复杂且备受争议，是指在未完成或不完美的东西身上发现特殊的美，这正是因为不完美是腐朽与无常的标志。因此，举例来说，残缺之美的“残缺”指瓷花瓶上一条裂缝，或者一片枫树落叶枯萎的边缘。

《源氏物语》第十帖“贤木”描写了稍纵即逝的美引起的留恋之情。光源氏身着绫罗华服去和六条妃子（Rokujo Lady）告别，他们今后将劳燕分飞，他将另娶他人为妇，她将奔赴伊势修行。在去见六条妃子的路上，光源氏走到一片萧索的芦苇地。“秋花败尽，只留遍地蔓草。凄清的虫鸣与簌簌的松涛合奏成耳畔的阵阵曲调。”次日清晨，光源氏“衣袖满浸露水与眼泪”离开了。

另见：

RUINENLUST·废弃物迷恋

Morbid Curiosity 猎奇

为什么我们驶过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现场时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马路上？在乡间小道上偶然遇上一只动物的尸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动物的内脏都暴露在外，我们忍不住想要看，却又同时觉得很恶心。

2004年，英国工程师肯·比格利（Ken Bigley）在伊拉克被绑架并斩首，第二天谷歌搜索排行榜第一的词条便是关于他被斩首的视频。为什么痛苦、截肢、死亡和腐烂的场面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呢？

当代的心理学家对于引起猎奇（morbid curiosity）的原因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清洁的时代：死亡和痛苦都被藏在医院的帘子后面，因此更具吸引力。但是病态好奇心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

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创作于大约2500年前，书中讲述了雅典贵族青年莱昂提乌斯（Leontius）的故事。莱昂提乌斯在城外偶然看到了一堆刚刚处决的罪犯的尸体，他知道自己不该看这些，于是就用双手捂住眼睛。但他很快就被猎奇心理打败，他跑到尸体堆旁，对着这阴森恐怖的场景畅然饮酒。

虽然柏拉图并没有解释莱昂提乌斯为何如此想盯着尸体看，但从那之后许多哲学家开始尝试分析这一现象。大体可将他们的理论分为三类。

第一种理论最为常见，即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可以帮助我们的宣泄情绪、净化情感。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发现人们总是群情激昂地冲到行刑场，像“去看舞台剧”一样。康德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生来喜欢看死刑犯痛苦地挣扎，而是因为行刑结束之后，他们内心有种“轻松感”。

康德的这一理论基于一个更为古老和著名的理论，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净化说（见：RELIEF 宽慰）。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我们产生恐惧和怜悯等紧张情绪的同时，也能净化这些情绪。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向来较为粗略，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看完惊心动魄、血腥暴力的电影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们反而感觉更加轻松，并有一种奇怪的舒畅感。

第二种理论认为病态好奇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能起到某种作用。在康德提出“轻松感”理论前后，英国伦理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指出，看到别人遭受痛苦使人产生同情（见：EMPATHY 共情）。看到别人遭受痛苦时，我们会颤抖，这说明我们不仅把这场景当作戏剧来观赏，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在我们身体里引起的微弱共鸣。

斯密写道，感同身受的畏缩与颤抖证明，人类有换位思考的本能。斯密的这一理论，以及之后的各种解读版本，至今仍颇具影响力。当代的心理学家将猎奇心理看作一种进化了的本能冲动，因此，我们伸长了脖子看担架上的伤员被抬上救护车和柏油马路上遗留的血迹并非幸灾乐祸，而是同情他们的遭遇，并以此为机会加强社会联系。

有些心理学家还指出我们喜欢盯着惨剧一直看是为了让自己熟悉灾祸，以便为将来做好准备。以上这几种说法都认为，猎奇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而不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的，因此它难以抗拒，就像被挠痒时会发笑、无聊时会打哈欠一样自然。

但也许以上理论都太“清洁”了，第三种理论和我们黑暗的本能有关。20世纪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认为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个黑暗的深潭，色欲、凶残的怒火、想自取灭亡的绝望感在暗涌中伺机而动。

荣格指出，人性的“阴暗面”对我们极具吸引力又为我们所厌恶。它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大脑想要展示其所有情绪，而不是压抑一部分情绪。因此，如果我们偶然有机会尽情看可怕的东西，比如折磨囚犯的图片，那么会感到轻松，甚至会因为释放了阴暗面而感到愉悦。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J. G. Ballard）的小说《撞车》（Crash）中罗伯特·沃恩医生和几位好友都有恋灾癖（迷恋车祸），他们从车祸的碰撞中获得性快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猎奇能带来一种秘密的、罪恶的快感。我们不会盯着看，而只是瞥一眼；我们想触碰尸体，但手却紧紧地插在口袋里。人们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或世贸中心遗址的时候，不仅为曾发生在那里的惨剧而气馁（dismay）和哀伤，也为自己猎奇心理而感到羞耻（shame）和困惑（bewilderment）。

也许我们忍不住想看着别人死去，但是内心深知这是在侵犯他人的隐私，因此感觉十分矛盾。之后，我们便会想，我们不该看着别人死去是否仅仅因为这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有权利看病痛和折磨画面的恐怕只有医生了，他们“可以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桑塔格认为，“我们其他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都是偷窥狂”。

另见：

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

Mudita 随喜赞叹

看到别人微笑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朋友邀请我们去看他新买的漂亮房子，或者跟我们讲他和孙子在动物园度过了一个完美的下午，他们的快乐情绪会感染我们，让我们也感到开心。但是我们在祝贺朋友的同时，也有一些嫉妒他们，内心产生挫败感。正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说，有时候，“我们春风得意还不够，其他人必须一败涂地”。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公元前5-6世纪）说，欢喜并不是需要争抢的稀缺之物，不是只属于少数幸运之人，而是无量的。释迦牟尼认为，随喜赞叹（mudita）是见人得乐而心生欢喜，而非嫉羡（envy）和怀恨在心（resentment）。他还认为人有随喜赞叹证明了他人之欢喜非但不减损我们的欢喜，反而使之增加。

另见：

GLADSOMENESS·高兴

COMPERSION·多元之爱

EMPATHY·共情

反义词参见：

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

[1] 译注：西方某些文化认为左脚先着地不吉利，并用这个表达指人在刚起床时莫名地感到心烦。

N

Nakhes 以子为荣

在杰伊·罗奇（Jay Roach）导演的喜剧电影《拜见岳父大人》（Meet the Fockers）中，由演员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塑造的典型美国家长杰克·伯恩斯（Jack Byrnes）对未来的犹太裔女婿盖洛德·福克（Gaylord Focker）百般挑剔。

杰克看到盖洛德父母家里有一面“盖洛德荣誉墙”，上面挂满了未来女婿从前的各种“成就”，他说道：“没想到拿了第九名也有绶带。”

《拜见岳父大人》三部曲中，盖洛德·福克充满鼓励的家庭氛围和杰克严苛上进的风格之间所体现的文化差异造就了片中种种笑点。对子女感到过度自豪是犹太人常说的玩笑话。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子女或弟弟妹妹的成就而感到欣喜（delight）和满意（satisfaction），比如，你最小的孩子刚学会爬，或者最大的孩子做了个乳蛋饼。看到自己的孩子做成一件哪怕十分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让人内心充满喜悦。

在意第绪语（yiddish）中，有一个词专门表达这一情绪：nakhes。孩子取得小小的成就能让父母感到kvell（意为“开心”“骄傲”），几代人可以分享成功的喜悦，从而加强亲人间的感情。

另见：MUDITA·随喜赞叹

Nginyiwarringu 惊吓

有些情绪在我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它们的细微差别进行区分，并挨个命名。过去10年间，西方对不同类型的愤怒（见：RAGE狂怒）加以区分。

此外，生活在西澳大利亚的宾土比人（Pintupi）有15个词汇来描述不同情况下的恐惧，比如：ngulu指害怕被别人报复；kamarrarringu形容一种又紧张又害怕，觉得被人跟踪；kanarunvtju指害怕半夜有恶灵到来，吓得睡不着觉；nginyiwarrarringu指听到警铃骤然响起后吓一跳，赶快四处寻找声音来源。

另见：

FEAR·恐惧

MEHAMEHA·怕鬼

Nostalgia 怀旧思乡

一首歌可以立刻让你想起一段旧情。翻看旧照片不仅让你感到惊奇——当时的墙纸是那样的！我那时候还很瘦！——还让你感到悲伤，因为你发现你和老友已然断了联系，从前的希望也不复存在。追忆旧时光温暖又忧郁，因此被称作“苦乐参半”的开心事。

然而，大约100年前，怀旧思乡（nostalgic）是致命的。

1688年，一个名叫约翰内斯·霍夫（Johannes Hofer）的医科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论述在国外参战的瑞士雇佣兵遭受的一种神秘疾病。霍夫写道，士兵在发病之初会因为听到远方叮当作响的牛铃而产生思乡情绪。随后，这种情绪演化成倦怠和悲伤，士兵们“经常叹气”，晚上也“睡不好觉”。之后士兵们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生理现象：病变、心悸，以及“思想愚钝”，这是痴呆的一种表现。

霍夫造了nostalgia（意为“怀旧、思乡”）这个词用以描述这种病症，该词取自希腊语中的nostos（回家，归来）和algos（痛苦）。19世纪，怀旧思乡成为欧洲广为研究的一种疾病，最后一个被诊断为该疾病的是一名在法国参加战斗的美国士兵，他于1918年逝世（另见：HOMESICKNESS 思乡）。

20世纪早期，nostalgia一词的意思开始发生转变，不再指思念家乡，而是指怀念过去。今天，怀旧是一场充满留恋和喜悦的时间旅行，从前的味道、音乐和图片能够让我们像爱丽丝跌进兔子洞般回到过去。

过度怀旧让人陷入对现在不满意、过去又回不去的尴尬境况（见：REGRET 遗憾）。但是，时不时地突然找回一段从前的记忆可以使人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延续感。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所写，不经意想起的往事透露着“事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像混乱的生活中一颗永恒闪耀的珠宝。

近来，大量心理学研究指出，沉湎于怀旧情绪大有益处，它能够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和社会联系。心理学家克雷·罗德里奇（Clay Routledge）甚至提倡进行“怀旧训练”，比如大声朗读以前的书信、列出你珍藏的记忆等，这么做可以克服焦虑感和孤独感，并让人重拾归属感。我们身处的氛围和身体的感受确实能够对情绪造成影响。

嗅觉记忆最为强烈和直接。神经学家说这是因为气味直接从我们的鼻腔到达大脑边缘系统，而这正是储存情绪和记忆的地方。中国南部的几位研究人员甚至发现，人们在冷天更易怀旧思乡，因为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追忆过去能帮助我们升高体温，因为怀旧是暖心的。

不到一个世纪，怀旧思乡就已经从一种致命的疾病变成了有益健康的消遣，怀旧思乡情绪终究是变了。

另见：

MELANCHOLY·忧郁

REGRET·遗憾

O

Oime 亏欠感

前面提到日语中AMAE表示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参见词条：AMAE撒娇依赖），日语中同样有个词语oime（负い目）表示因负债或亏欠他人产生的强烈的不安感。

参见：GRATITUDE·感恩

OverwFehelineglmed， 不堪重负

21世纪初，时代变迁，新旧交替，新事物层出不穷让我们困惑和混乱，而“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带来的威胁似乎是这个时代独有的特色。我们蹑手蹑脚地沿着奔涌的数码信息汇成的激流前行，欺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试图以此自我安慰，然而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跌入无边的暗潮，艰难地寻求喘息的机会。

海量庞杂的数码信息洪水般奔涌而来，我们无法适从，不知所措，只能随波逐流，这种感觉并不陌生。Overwhelmed来自于中古英语词汇“淹没”（whelme/qubelm）。这种感觉就像溺水者迫切挣扎着冲出水面，却徒劳无功，是一种令人嫌恶的挫败后的沉溺感（见：DISGUST厌恶）。

尽管我们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信息冲击带来的恐慌感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早在15世纪末，古登堡印刷机（Gutenberg printing press）的问世使得便宜的纸质书占据了整个市场，人们便对“过量的信息”（too much information）有所抱怨与反思。

在那以前，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了解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10世纪科尔多瓦（Cordoba，阿根廷城市）有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名书籍商人叫作卢博娜（Lubna），她在安达鲁西亚的倭马亚宫（Umayyad palace of Andalusia）的图书馆工作，这间图书馆是全球学习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的最佳地方之一。她是当时公认的博学多才的学者，根据同时代的人提供的信息，我们知道她诗歌艺术上表现卓越，并且精通数理知识。这并非夸大其词。我们从她完成的伊斯兰穆罕默德言行录（Islamic Hadith）副本，以及所购买到的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的古籍文献来看，卢博娜（Lubna）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

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快捷，数十年间，不断有创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于信息疯狂传播的热潮难以应对的心情。

“地球上还存在没被新书籍挤满的地方吗？”伊拉兹马斯（Erasmus）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面对信息过载的现实，不仅是创作者，读者们也有着同样的困扰，他们担心自己能否完全地依赖印刷品。

伊拉兹马斯（Erasmus）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贪多必失”（lose all their goodness）。其他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加尔文（Calvin）抱怨“书籍森林混乱”（that confused forest of books）。

笛卡尔（Descartes）对多余的繁杂的细节感到困惑，后人称之为copia，取自罗马神话中丰饶女神Copia的名字。当信息过于繁复，我们就会陷入混乱的境地。怎样从浩淼的信息中提取出关键要点是问题的难点。我们应该只阅读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名著，而忽略其他的作品吗？（更细节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选择所谓的经典之作？）或者我们放弃所有的阅读，而将希望寄托于灵感的召唤？

早期应对“信息过载”的实用对策是建立有效的信息过滤，筛选及存储机制。例如古罗马著名的作家普林尼（Pliny）创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æ）时，按照字母表顺序罗列参考书籍的方式就已经存在了1500年，并且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应用这种方式最浩大非凡的作品是荷兰作家劳伦斯·博耶林克（Lawrence Beyerlinck）撰写的八卷著作《人类生活的大剧院》（Magnum Theatrum Vitae Humance/The Great Theatre of Human Life，1631），这本书足有1000多万字。新颖的“集锦（best-bits）”流派也随之诞生，出现了作品选集，选集收录了作品具有代表性的精彩部分，并按照类型分门别类，从而为那些时间仓促的演讲者和写作者提供快速高效的参考。

大学里会传授给学生记笔记的秘诀，同时也教授了有效的文件归档方法（在一个木板上按行排列着吊钩，书籍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型和主题挂在吊钩上），这些都帮助大家免去了重复阅读书籍的麻烦。

现在我们依然采用同样的工具与思路应对“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搜索引擎拓宽了大家的视野，为学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生们学会将工作拆分成更加具体（巧妙，可测量，可分配，可操作，时效性强）的目标，将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现实让人沮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信息过载帮助我们更加善于阅读，快速学习。想象一下卢博娜（Lubna）在图书馆里呕心沥血誊写拉丁文与希腊语作品的画面，到今日铺天盖地，唾手可得的印刷制品，真是天壤之别。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给了我们面对信息时代的信心。他对蓬勃的新书市场有着十分乐观的看法，他主张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读书，并提出了四种阅读模式：“苦读，精读，泛读，粗读”（hard study，perusal，mere reading，and curious reading）。

苦读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勤思慎学，而最后一种粗读则是草草略过，可能只是在咖啡馆里聊天之余无意间一时兴起，拿起书籍随意翻看。这种实际的方法帮助约翰逊对抗时代带来的不堪重负，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时代里，只要读者依然在，那么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创作者，作品也会越来越多”。

另见：

BAFFLEMENT·不知所措

P

Panic 恐慌

还记得电影《大白鲨》里的场景吗？濒临疯狂的人们聚集在紧急求生出口推推攘攘，争先恐后地冲向救生艇，一片混乱中，市长大声地尖叫着“鲨鱼！”提醒着鲨鱼的到来，“我们需要同恐惧战斗”（we’ve got a panic on our hands）。人们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与约束力，无限的惊慌占据了所有的情绪，只能发自本能地尖叫，撕打，攥住身边可以依靠的一切。

“Panic”这个词来自于希腊神话里的牧神潘（Pan）。故事中一群旅行者走到一片荒凉的无人之境时，突然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恐慌，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遇上了这片区域凶恶的主宰者潘，他会伪装成树或者石头出现，当地信奉他的民众会为他举行大型的祭祀仪式。渐渐地Panic就表示一种没来由的恐慌感，也可以形容一种被集体性的非理性驱使的不受控的感觉（另见：ECSTASY狂喜）。

19世纪末，恐慌感吸引了“群体心理学”（crowd psychologists）研究学者的关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恐惧感是种会蔓延的情绪。他们相信当个体成为群体的一份子时，头脑会变得简单化，个体间的差异会缩小，群体的情绪会像细菌般迅速感染传播。这种看法也和今天的我们认为恐惧与人类原始的情绪的想法有共通之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19世纪末的看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对于人类情绪生活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降低了进化层次，那些所谓的“低等种族”（lower races），癔症患者和所谓的堕落者（degenerate）才是最容易丧失自我意志，屈从于他人影响的群体。

现在我们的恐慌感不仅仅来自于他人的影响，也来源于自身。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提出了“无端恐慌症”（panic attack）来描述人类所经历的最为痛苦的折磨之一。想象一下，你拼命地呼吸，却失去空气的窒息感。心跳变得越来越沉重，胸腔剧烈地收缩，你无法控制地大量出汗，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心力衰竭，恐慌感愈发强烈。无端恐慌症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常见症状，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同时，今日我们的情绪更容易受到民众恐慌的影响。感官上的刺激，例如戏院里突然出现刺鼻的气味，即使没有“起火了”的尖声高喊，恐慌感依然会迅速蔓延。微博上疯狂转载的阴谋论和谣言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全民恐慌，人们丧失理智地抢购瓶装水或者食用盐，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曾真实地发生过。

公共场所的安保人员在广播里会谨慎地使用类似于“火灾”或者“失物招领”的措辞，避免引起混乱，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手机电脑使得危险信息肆无忌惮地飞速传播，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洪水猛兽吞没社会的理智与秩序，给人们留下混乱和麻烦的难题。

你还恐慌吗？若不，

请参见：TORSCHLUSSPANIK·关门恐慌

更多关于情绪的传染性的内容，

参见：EMPATHY·共情

Paranoia 妄想

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一走进房间，就觉得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了。在车站等车时，总感觉身边的同学在笑话你。自己收到的信总好像被别人拆开过，手机好像被别人翻弄过。时不时会觉得心跳急促，手心出汗，世界好像不受自己控制，身边好像有人要伤害自己。

这些都是妄想的表现。

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过别人好像要迫害自己的念头，有时会过分敏感，怀疑别人不经意的话语暗藏深意。谈到偏执（而不是患上偏执症），我们试图表达其双重不确定性：我们不仅对他人充满了怀疑，我们甚至怀疑能否相信自己。[1]

妄想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的医学文献中。当时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注意到一些发烧的病人会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他便用希腊语中丧失（para）与理智（nous）两个词组合成了妄想（paranoia）来描述病人情绪失控的状态。

到了18世纪中期，忧郁症的诊断逐渐销声匿迹，医生们重新用了妄想症来描述患者因为自闭而产生幻觉和错觉的症状（见：MELANCHOLY忧郁）。直到19世纪后期，妄想症才被赋予了它的现代意义，即表示频繁地产生独创性的被迫害妄想。一位名叫丹尼尔·施雷贝（Daniel Schreber）的德国法官的回忆录给了精神病专家新的启发，这位德国法官曾固执地认为上帝和他的精神病医生合谋想要利用激光将自己变成女人，后来新一代的精神病专家将妄想症按照妄想的严重程度分成了暂时性精神疾病和长久性精神错乱。

曾经很多用来描述极端精神状态的词语现在都成了而今日常生活里重要的情感词：例如我们谈及自己沮丧，焦虑（anxiety）或者幽闭恐惧情绪（claustrophobia），这些都来自于心理学中的专有名词忧郁症，焦虑症和幽闭恐惧症。而妄想症也不例外，在发明之初，它表示一种被迫害妄想的病症，今日它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此，它也可以表示一种疑惧的心理，形容那些多疑偏执或者总怀疑他人要伤害自己的人。一些作家认为妄想偏执是思想守旧古板的表现。1957年，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曾著有《洛丽塔》 ）就写道：“没有什么比偏执更陈腐庸俗了。”（见：JEALOUSY 妒忌）

1947年开始，美国和苏维埃联盟（Soviet Union）之间的局势愈发紧张，逐渐升级进入冷战状态（Cold War），有种普遍的论调认为是妄想疑惧的心理加剧了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状态，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中，领导人都被描述成处于焦躁不安的防御状态，混乱的情绪促使他们迅速地进攻与反击。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看来，妄想症是可笑陈腐的，但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它却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今日，妄想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太平安宁的时代，与我们的祖先相比，不用担心被野兽吞噬，也不会被邻居袭击而死，但我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对周遭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多。

2005年7月，伦敦地铁发生了爆炸袭击事件，精神病专家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Freeman）在爆炸结束后开始研究乘客的情绪状况，发现妄想症的发生率有明显增长。他认为我们的“恐惧文化”（fear-culture）导致了人们对于威胁产生过度的紧张。（见：FEAR 恐惧）他的想法很有道理，但是一味地告诉自己妄想是非理性的，不要被自我欺骗就能安抚疑惧的情绪吗？有时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会让我们更加不信任他人和自己。也许我们用平常心看待自己产生的不合理的妄想会更好。

现在，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和痴呆症（dementia）常常和妄想症同时被提及。在实际的诊断过程中，如果忽视病人的病症报告，而将他们简单地判定为精神错乱是不合理的。心理学家想要为妄想症赋予更多其他的意义，例如妄想让我们用一种更宽容的方式看待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假如你是位独居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且很少问候，这时欺骗自己安全局（MI5）正监控自己的移动通信信息要比没有人在意自己的事实更容易让人接受。（见：LONELINESS 孤独）

再比如工作中同事否定了我们的提议，我们安慰自己他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而不是我们的努力不值一提。同事的态度一时怠慢了我们，不如想想也许他正有要事，无暇照顾我们，而不是他有意为之。换个角度考虑，不要把妄想当成洪水猛兽，一味地苛责自我和他人，正视我们所恐惧的，也许才能看清恐惧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在妄想症的治疗中很受欢迎。如果你的祖母偷偷地告诉你她觉得护理人员偷她照片的担忧时，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助听器坏了。很多时候，人们变得疑神疑鬼是因为无法理解别人所表达的内容，所以只能靠自我想象，例如我们置身一个外国家庭，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是不是会变得多疑猜忌？

佩妮加莱（Penny Garner）照顾了自己患有痴呆的母亲很久，渐渐地她对痴呆症有了较深的了解。在她看来，如果我们站在患者的角度联系他们过去的经历思考问题，那些痴呆症患者告诉我们的荒谬混乱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与其怀疑他们所说的一切，不如静下心来走进他们的幻想世界，尝试着理解他们的精神内核。这样平和积极的交流态度能让患者和护理者更加和谐地相处。

痴呆症的早期表现为患者会频繁地陷入令人担忧的混乱状态。事实上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对模糊不清的状况，多疑猜忌也由此产生。（见：UNCERTAINTY不确定）我们习惯性地会对别人的只言片语进行自我想象的加工，怀疑其别有用意或动机不纯，事实上这正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自信。我想偏执更多地提醒我们，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未来我们有太多的挑战需要面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人类的想象力拥有最超凡脱俗的魔力：apophenia——在无序的数据中找寻联系，发掘价值。想象力让人们在一片空白中也能看到五彩的世界，漂浮的流云里也能看到哭泣的脸庞。

另见：

AMBIGUPHOBIA·非解释清楚不可

DÉPAYSEMENT·异境茫然

PRONOIA·不设防

Perversity 乖戾

人们越是阻止我们去悬崖边，我们越性急地向前。

The more reason deters us from the brink the more impetuously we approach it.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乖戾之王》（The Imp of the Perverse）

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无意义的故意作对？对银行账单视而不见，对剩饭剩菜放任不管，任其腐坏，即使各种任务迫在眉睫，依然无心工作，出去逍遥。即使我们知道自己终将面对痛苦的结局，却仍不悬崖勒马，而是听从反叛的内心，放任自流。

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很早就觉察出了人性中复杂的这一面，在他的笔下，人心中住了个乖戾的魔鬼，它总引诱我们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欺骗我们抛弃责任感，道德观，听凭欲望的召唤恣意妄为，甚至越过法律的边缘，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他提出这个观点50多年后，弗洛伊德（Freud）才明确地表达了人类潜意识中对于黑暗与邪恶的追求。

其他控制情感的词汇，

参见：ACEDIA·倦怠

TERROR·惊骇

跳跃的其他原因，

参见：L’APPEL DU VID E·虚空的呼唤

LITOST·羞愤

Peur Des Espaces 广场恐惧

B女士用家具将自己的公寓填得满满当当。她发现住在这样被桌椅，壁橱包裹起来的像霍比特人的房子里，内心会很平静舒适。当她不得不出门活动时，巴黎空旷的广场和宽广的林荫大道只会给她带来无限困扰，她觉得喉咙发紧，内心不安。更糟糕的是要穿越桥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来回穿梭的车辆让她觉得头晕目眩，她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这种注视令人焦虑不安。

19世纪后期仿佛是恐惧症的时代。每周，心理学家几乎都能诊断出一种新形式的恐惧症。到了1914年，人类恐惧症的形式超过了100种，从无可厚非的死亡恐惧症（thanatophobia，害怕死亡），到奇特的数字13恐惧症（triskaidekaphobia 对13产生恐惧）。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广场恐惧。

19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的心理学家亨利（Henri Legrand du Saulle）将他的病人B女士的症状命名为peur des espaces：在公共场合或者开阔的地方停留的极端恐惧。德国人将这种症状称为Platzangst（德语，字面意思：恐旷症）；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运动恐惧症”（locomotors phobia）；而现在我们使用最广泛的名称是同时期的德国精神学家卡尔·奥托·韦斯特法尔（Carl Otto Westphal）提出的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字面意思：对集市的恐惧）。

19世纪末城市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这正是造成广场恐惧症的一大原因。富丽堂皇的拱形游廊，宽敞开阔的铁路车站，欧洲城市的崛起与繁荣让置身其中的都市人不禁肃然起敬，不胜喜悦。但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也有担忧。

对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这些作家来说，城市新面貌带来了孤独感与疏离感，太多的选择让我们眼花缭乱，迷失方向。渐渐地，人们害怕面对分岔路口与桥梁，宁愿待在自己的住宅里获得安全感，这就是广场恐惧症的显著表现，这种症状似乎更多地来源于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排斥感（另见：WANDERLUST漫游欲）。

自从19世纪末广场恐惧（PEUR DES ESPACES）被准确定义后，我们并没有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过人们还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进化心理学研究者认为，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对于开阔空间是本能地回避的，因为空旷让他们容易遭遇野兽的袭击，从这个角度看，广场恐惧症是人类深入骨髓的恐惧，只是在今日充分地暴露放大。

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南安普敦大学（Southampton University）认为广场恐惧与内耳——前庭系统有关。前庭系统控制我们的空间方向感与平衡感，前庭系统功能衰弱的人在没有视觉信号的情况下，例如机场或者涌动的人潮中，很容易迷失方向，失去平衡感，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在空旷场所感到眩晕。

女权主义者则更加关注广场恐惧症患者多为女性的原因。（根据已知的诊断结果看，大约有85%的患者为女性）。她们认为女性之所以会在公共场所，开阔空间感到极端恐惧是因为性别劣势，她们更容易成为性侵害的目标群体，这种威胁让她们很难对开阔空间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样来看，广场恐惧症也许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更多的是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危险与恶意做出的合理反应。

另见：CLAUSTROPHOBIA·幽闭恐惧

HOARD，the urge to·收藏欲

Philoprogenitiveness 怜爱情结

19世纪初期，颅相学（phrenology）兴起。这是一种认为人的心理与特质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的心理学假说。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都是颅相学的信奉者，他们试图通过观察各自的头颅来了解人类灵魂深处的秘密。他们认为在颅脑内可以发现一些心理属性，其中之一便是特殊的怜爱情节。

颅相学的早期研究者约翰·加斯博（Johann Gaspar Spurzheim）和乔治·库姆（George Combe）将之称为“父母炽热的爱的冲动”（the glowing impulse of parental love）。一些人认为这是种一半来自于情感，一半来源于天性，对于弱者的怜爱冲动，这种冲动既可能因哭叫的婴孩而萌发，也可能因可爱的宠物而萌发。

我们可以按照颅相学的观点了解一下自我。将两根手指放在头盖骨与后颈连接的凹陷处，然后将手指向上和向右同时移动约一英寸的距离，是否能摸到一个隆起物或者脊状突起？如果有，那么你拥有显著的怜爱情结。如果你的肿胀格外明显，且你已为人父或已为人母，那么颅相学家就会建议你避免过度溺爱你的孩子——为了他们的健康，也为了你着想，避免成为“母性的奴隶”。

另见：

AMAE·撒娇依赖　NAKHES·以子为荣

Pique，A Fit Of（突然的）恼怒

某人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强烈愠怒、不满，从而一气之下采用某种极端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例如威胁说要辞职或者不满意地跺脚离开。

另见：

HUFF，in a·满腔怒火

INSULTED，feeling·被侮辱

MIFFED，a bit·（有点）气恼

VENGEFULNESS·复仇

Pity 怜悯

古雅典的法庭和我们今日大不一样。诉讼人需要尽他们所能唤起法官和陪审团的同情，让他们感动落泪。在《论发明》（On Invention）这本关于修辞学的书中，西塞罗（Cicero）为原告提供了很多能够激发同情的语言艺术建议。他建议“态度谦卑” （humble expression）和“真诚哭泣，仿佛痛失人生至爱（weeping as you remember your lost loved ones）”，同时不忘提醒陪审团“他们也有子女，让他们感同身受”。当然，即使你成功地感动了他们，并不代表你可以脱罪。西塞罗（Cicero）强调说：“没有什么比眼泪干涸得更快。”

当同情心（compassion）与别人的苦难紧密联系时，怜悯成了一项观赏性活动。对于希腊人来说，同情意味着一种不对等的权利：那些被怜悯同情的人同样也有原谅他人，释放他人，提供救济的权利（希腊语中eleos表示怜悯，英语表达为“alms救济施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怜悯能给让人欢愉，流泪洗涤心灵，释放压力。（见：RELIEF宽慰）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情被视为祷告中的重要部分。（事实上，pity和piety在当时是同一个词，还有piete，pietie，pyete等不同写法）

10世纪左右，艺术家不再将圣子（Son of God）塑造为一个英雄形象，而是一个饱受折磨，骨瘦如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悲惨形象。这些祭坛上的图画和装饰品都是人们顶礼膜拜的重要部分，人们在祭拜时满怀虔诚的悲悯之心，深深地为救世主所受的苦难感到悲伤，同时由衷地忏悔自己的过错（见：REMORSE 懊悔）。

人们并没有忽视希腊这种审判方式的弊端。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Kant）认为怜悯让人轻视他人的需求，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本质上是一种侮辱。20世纪的小说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小说心灵的焦灼（beware of pity）中更是对怜悯提出了批评与质疑。故事的女主人公下肢瘫痪，依赖于轮椅，别人对她的怜悯令她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今天你看起来多棒啊，你走路的姿势是那么好看……”故事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女主角冲男主角痛苦地呐喊：“你以为我是那么愚蠢吗，我会不知道你已经厌烦了扮演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形象？”

抑制同情心泛滥的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更多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抑制欲望和愤怒——历史学家西奥多泽丁（Theodore Zeldin）认为“自从世界诞生，同情是最无意义的情绪，甚至超过了性兴奋”。

另一个问题可能不易发觉，那就是我们本能地排斥同情，喜欢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安全距离内。可能我们讨厌被过多的支持与帮助包围，所以宁愿故作坚强，抹着泪孤独前行。同时，我们容易对他人的缺陷或是身体残疾产生厌恶感，想到这种缺陷发生在自己身上便觉得无法忍受。怜悯成为一种保护我们的方式，把我们从责任的背负感中解除出来，也可免除我们感同身受带来的痛苦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同情心本质上并非同情，而是为了消除他人痛苦带给我们的内疚感。”

另见：SELF-PITY·自怨自艾

PoGsointgal， 暴躁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邮局工人参与的枪击案件。于是“going postal”变成了一个常用的俚语，表示因工作不满而发动的暴力行为。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美国频繁发生多起枪击案是一种文化依存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eome）的表现，邮局工人因工作不满发动暴力就是早期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同原因引发的综合征，都具有各群体鲜明的特征和可辨识的行为模式。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Gurumba部落中，guria（字面意思：像一头疯狂的野猪）症候群患者主要为25～35岁之间的青年男子。

据说青年男子被祖先的灵魂咬了一口，就会出现全身发汗，不停颤抖的症状，不受控制地在村庄里飞奔，偷取不值钱的东西，用凶器威胁老人和妇女（虽然不会造成人员伤害）。接着他们会冲进森林，直到三日后才会带着野猪的痕迹归来，并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而在马来西亚有所谓的残暴性狂症（amok/amuk），主要表现为病人出现精神错乱，狂躁残暴的症状，由此英语里便有了“胡作非为，横冲直撞”（running amok）的说法。残暴性狂症也被认为是由于鬼魂附身，借尸还魂造成的，通常发生在病人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后，病人会先沉默一段时间，然后骤然变身杀人狂魔，乱砍乱杀，持刀攻击、摧毁并残害遇到的人和物，最后自杀或者恢复神智，但是清醒后的他病发时的一切记忆都不复存在。

其他的文化症候群，

参见：

WANDERLUST·漫游欲

Pride 自豪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里有尊著名的《母后头像》（Queen Idia），这是贝宁帝国（Kingdom of Benin）的伊迪亚（Idia）女王的头像。贝宁帝国是一个古代非洲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大概位于今日的尼日利亚西南部。

这尊由青铜制作的头像美丽动人，高贵沉静。从她凝视的双眼，紧闭的双唇和坚毅的下巴中，你看不出任何欲望或者自满的神色。她端庄娴静，泰然自若的神情是那样迷人，当人们联想到她卓越辉煌的一生，不由得肃然起敬。

伊迪亚（Idia）是贝宁国王奥巴西吉（Oba Esigie）的母亲，奥巴西吉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期统治贝宁帝国。伊迪亚（Idia）女王在当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其出众的军事才能和长期主持法庭上的仪式而备受尊崇。毫无疑问，获得这样的尊重与爱戴，她当之无愧。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自豪感是如浪潮般一阵阵到来的，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当我们战胜了困难或完成了艰难的任务，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我们获得了荣誉，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或是看着自己子女日渐茁壮（见：NAKHES以子为荣），成长喜人，不禁流下了激动自豪的眼泪。

在这泪流满面的时刻，我们的心间却是阳光明媚，色彩斑斓。羞耻（shame）让我们隐藏自我，自惭形秽，而自豪感却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暂时敞开心扉，乐于展示自我。

不过自豪并非只有正面内涵，人们也常常认为自豪感会让我们妄自尊大，认不清现实。哲学家们将自豪分成了正面和负面的两大意涵，虽然说教的言辞令人反感，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从中受益良多。负面来看，自豪感使我们无视自身局限性，盲目自我膨胀与炫耀，从而变得傲慢自大（hubris），误入歧途。（见：ABHIMAN 由爱生恨）

另一部分负面的自豪感又被称为“虚伪的自豪感”（false-friend pride）。我们为了维护自尊，自我保护，自我武装，却不知正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我们拒绝一切帮助，也拒绝了自我反省和向他人道歉的机会。这样虚伪的自豪感让我们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与过失，害怕承认自己的脆弱与不完美，渐渐地，我们丧失了对自我的全面认知。虚伪的自豪感是最常见也是大家最不愿承认的问题。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的短篇小说《自尊心》（Pride）中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心理。文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天生患有兔唇的男孩，当他唯一的朋友向他善意地提出通过整容手术修复唇裂时，他被彻底地激怒了。他无法接受别人关于改善自身缺陷的建议。故事最后有一段真实的内心独白反映了男孩的纠结与无奈：“她说的对。可我该如何解释，告诉她我实在没法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承认我希望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那副容颜？”

2010年，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馆长采访了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畅谈贝宁青铜文化（Benin Bronzes）。前文提到的《母后头像》便是贝宁青铜器的代表之作。谈到贝宁青铜制品，索因卡激动地表示：“有种由衷的自豪感，从这些精妙的作品中，我真切地感受到非洲人民卓越的智慧与创造力。”贝宁雕塑颠覆了殖民者对于非洲文化落后腐朽的看法，是世界艺术的典范。

不幸的是，1897年英国军队攻占贝宁城后，贝宁王宫（Benin Palace）珍藏的艺术品被劫掠一空，大量的贝宁艺术品流落海外。当英国士兵攻入贝宁皇宫时，也不由得惊叹于那些极富震撼力的精美装饰，以至于他们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于当地人民之手，而认为这是贝宁军队从欧洲抢夺来的战利品。文化丧失的悲哀使得快速建立对于本族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变得至关重要。

20世纪，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同性恋、黑人、残疾人等越来越努力争取自尊的权利，一系列的游行日、庆祝日例如同性恋大游行（gay pride）、黑人大游行（black pride）、残疾人大游行（disability pride）的活动都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尊重。

索因卡对于贝宁文化的看法也描述了欠缺与自尊的体验：有时候只有当我们敢于承认自己所欠缺的部分，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圆满。

更多关于自尊心（self-esteem）的内容，

另见：

CONTENTMENT·满足

Pronoia 不设防

不设防（Pronoia）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与偏执症的多疑恰恰相反，不设防这种心情让人们相信所有人都是充满善意地帮助我们。

另见：GRATITUDE·感恩

[1] 人们开玩笑时会说：即使是偏执症患者也有敌人。

译注：偏执症患者觉得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所以这句Even paranoiacs，as he old joke goes，have enemies.是讽刺的说法。

R

Rage 狂怒

狂怒令人疯狂，心理扭曲。人陷入狂怒时，双眼凸出，四肢颤抖，大声尖叫，我们无法像隐藏嫉妒或不满那样控制狂怒的情绪。往往是在瞬间，我们雷霆大怒。愤怒（anger）往往是事出有因，愤慨常常是为了公平正义，但是狂怒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状态。

过去的20多年里，狂怒引发的各种暴力行为屡见不鲜。公路泄愤族在道路上狂飙（road rage），空怒族们在飞机上大动肝火（air rage），甚至在超市（trolley rage）、办公区（mouse rage；另见：TECHNOSTRESS 技术应激）、杂货店（wrap rage），都能看到气急败坏，大发雷霆的人们。他们都会被冠以不同的滑稽的名称（见：POSTAL，going 暴躁）。

严肃来说，我们需要正视我们情绪中不可控制的疯狂因子，事实上对于怒火的控制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例如，我们不会对思乡之情（homesickness）进行这样详细地划分，但对愤怒我们进行了认真谨慎地分析确认，因为人类怒气所带来的危害实在令人惶恐。

现代生活的压力和挫折使得狂怒行为层出不穷：更多的狂怒诱因，更多的狂怒行为表现，需要我们对此认真分析，分类对比。当然人们越来越关注狂怒情绪的一大原因还是由于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对这种情绪无法容忍。

美国精神学家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伞状结构诊断法来诊断间歇性狂暴症。疑似患者会接收三次富有侵犯性的刺激，例如谈及他们无法容忍的事情或人，以激怒他们。接着观察他们的反应，如果患者陷入突发性的，无法控制的愤怒情绪中，并伴有毁坏贵重物品，伤害或者试图攻击他人的行为，则被视为患有间歇性狂暴症（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

按照这种方法判断，现实生活中患有间歇性狂暴症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我们已知的统计数字。如何应对间歇性狂暴症呢？研究证明，血清素偏低会导致人情绪狂躁，所以治疗中常推荐服用能提高血清素的抗抑郁剂来镇静情绪，平复狂躁。

一个不存在狂怒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曾提出过“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理念的著名政治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答案令人担心。她在《论暴力》（On Violence）一文中写道：“只有人们有理由相信现状可以被改变，暴怒情绪才不会被点燃。只有当我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我们才会愤怒地反抗。”在阿伦特看来，暴怒是人们本能地对于不公平的抗争。要想消除人类的暴怒，势必要采取灭绝人性的残忍镇压，人们将失去反抗能力苟活于世，社会也不再会有变革和进步。

虽然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是很不可理喻的行为，不过现实中我们常常会因为孩子没有整理房间，因为同事喋喋不休，因为快递延误多时，而觉得权利受到了伤害（不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伤害），狂躁易怒。生活中的怒火大都因为这些琐碎小事。当然，如果人类不再为小事而生气，那么社会也不再会有革命和暴动出现。

另见：EXASPERATION·激怒

Regret 遗憾

人们常常缅怀过去，深陷遗憾与悔恨的忧思中无可自拔。虽然我们知道现实不容假设，沉溺于过去只会让人停滞不前（内心有个声音在说：让一切随风而逝，活在当下才是正理）但是，遗憾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遗憾中，我们成全了内心所有未发生的可能，弥补了过往中所有的过失——我们常常会想“如果当时……”

我们在想象中让时光倒流，完成未尽的心愿（“如果当时我给她回了电话该有多好”“如果我没有浪费这笔钱该多好”）。我们对自己应该做到，想要做到，或可以做到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感到惋惜，尽管遗憾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心境，但它却类似于某种短暂的自我宽慰（relief），能给人微妙的快感。

遗憾的原义与今日不同。遗憾最早来自于古法语regrés（悲伤或失望的情绪），表示失去亲人或失去住所的悲痛。一个明显的差别是那时的遗憾更多的是形容人悲伤情绪的宣泄。“making of regrets”或者regrettes是一个虔诚但喧闹的场面：守丧期间的沉痛恸哭，葬礼上的泪流满面。

16世纪，以人为本的思想蓬勃发展——遗憾开始更多地表示人的自我责备，私密的内心反省，人们回顾过去，怀想那些本该做却没做的事情或是本该制止，却没能及时制止的决定，内心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惋惜与懊悔。从那时起，这种微妙的心理折磨超越了惩罚，成了家长和传教士共同青睐的威慑方式。1598年，加尔文教徒，国会议员弗朗西斯·劳斯（Francis Rous）警告说：“虽然为这事要痛苦烦恼” “腹内充满悲伤和后悔”。（‘For this deed though shalt for anguish fret’‘feed thy wombe with woe and deepe regret’）

今天，遗憾依然表示一种私人的情感体验。不过，它没有失掉本义里关于失去的内涵。正如心理学家艾丽丝·哈登（Alice Haddon）解释的：人类感到的最为深刻的遗憾莫过于那些伤害自我感受的事情。勇敢无畏的人们会因为无法畅所欲言而遗憾，经验丰富的证券交易员会对失误的投资选择感到懊悔。

因为失去，才会有痛苦的遗憾。我们人生中想紧紧抓住的很多东西往往都会受到很多质疑和批判。父母和老师给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常常让我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坚持，他们那些谈论我们懒惰的笑话，那些怀疑我们交友能力的日常谈话都在无意中影响着我们。我们努力试图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条路走得无比艰难。这样来看，遗憾常常出现在我们被剥夺权利，丧失自我的过程中（见：DISAPPOINTMENT失望）。

懊悔常常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回顾过去又能怎样呢？内疚（guilt）和自怨自艾（self-pity）有时候会阻碍我们去弥补过失，修补过错（见：REMORSE懊悔）。但是这并不代表懊悔始终是件坏事。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s School of Business）的研究显示自我苛责能使人成为更好的管理者：它培养了人高度的责任感，提高了人们从过错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去理解我们之所以对有些过失深感遗憾的原因很重要，因为这突出了我们内心的信仰和原则。遗憾过后重装上阵帮助我们认识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变通的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对于过去产生后悔的心理其实本质上是贯穿我们一生的矛盾两难境况。没有人能未卜先知，在结局未揭晓前，谁又能知道那条未选择的道路途中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见：UNCERTAINTY不确定）

为错过与失去伤心欲绝不该成为故事的结局，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与顺从和容忍不同，遗憾本质上是对未曾发生的事物的幻想的渴望，追悔让思绪翻腾，回忆侵蚀，时光倒流，故事重演，颠覆结局，看到那未曾发生的图景，给人一丝微弱的希望。

另见：

MELANCHOLY·忧郁

NOSTALGIA·怀旧思乡

Relief 如释重负

“你介意我哭一会吗？”她问道。

这是圣诞夜的凌晨3点钟，大家都进入了梦乡。海伦娜（Helena），这个不再年轻的富有的女演员正和她的朋友伊萨克（Isak）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伊萨克感到有些困倦了，但是此刻海伦娜在酒精的作用下越发敏感起来，她有太多的话想要倾吐——她的孩子，孩子们的不是，孩子们的背弃。想到年华已逝，青春不在，她想用哭泣来发泄悲伤。

伊萨克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并用臂膀环抱住她。他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泪水尽情流淌，就像电影中的画面。她叹了口气，拼命地眨眼睛，努力地想让自己哭出来，可是依然挤不出一滴眼泪。

“这样不行，我发誓我真的哭不出来，我还要再喝点白兰地。”

她喝了一大杯，为自己荒谬的想法笑出声来，在放声大笑中，她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平静与轻松。

这是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关于哭泣的一个场景。诗人奥维德（Ovid）说过：“哭泣能治愈人心：悲痛在泪水中得以纾解和释放。”（it is some relief to weep：grief is satisfied and carried off by tears.）

当我们谈及安慰，我们通常会谈到两个不同方面的情况。一种是肉体上的放松慰藉，摆脱紧张不适感，例如打喷嚏，打嗝，排泄和性高潮。另一种是一种类似于失而复得的快感，例如当你原以为自己会被锁在门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钥匙；焦急等待诊断结果，最终迎来了医生的好消息。这种情绪上的安慰感被心理学家称作“预期情绪”（prospect-based emotions）（失望[disappointment]和满意[satisfaction]是该类别中的其他两种情绪），这种心理源于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研究表明，这两种安慰（身体上的纾解和心灵上的慰藉）都有着相同的性质：某种正在经受的或预计将要到来的痛苦逐渐消逝带给人一种愉悦感（另见：EUPHORIA欣快）。

哭泣在这两种安慰里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当我们收到了苦苦等待许久的喜讯，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哭泣不光留给了我们红肿的双眼，洗涤了我们的心灵，还留给了我们一个明亮的，清澈的宁静的内心。就像排泄或者性高潮，流泪也是肉体的发泄方式。眼泪治愈人心是一个古老的理念，这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精神发泄疗法（见： MORBID CURIOSITY 猎奇）。

“肥皂洗涤身体，泪水冲刷灵魂”（what soap is for the body，tears are for the soul）是一句犹太谚语。对这一观点更加现代的解读是当泪水从泪腺中排除时，会帮助我们排泄出激素和有害物质，令我们感到轻松舒适。但是我们一般哭泣只会排出千分之一升的液体，这种解读似乎并无道理。

神经学家罗伯特·普诺温（Robert Provine）认为“如果眼泪可以减压，那么流口水和排尿都能汇成尼亚加拉河（Niagaras）了”。这一问题的背后应该有更复杂的原因，而不是简单的水力学可以解释的。

事实上，安慰很少表现为单纯的身心放松，压力消散，往往还伴随着心跳加快，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生理变化。当我们沉浸在任务圆满完成的喜悦时，失落感也会接踵而至。安慰这种情绪总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心里弥漫开来。

当我们说出心中的秘密或是忏悔从前的过失，我们如释重负；当我们焦头烂额，无力应付生活中的事情时，朋友的陪伴与帮助令我们平复心情，冷静应对。但这样的安慰方式并没有我们直接发泄心中不满的方式奏效，因为当我们直抒胸臆，我们感受到了被聆听被理解的快乐。这样看来，相比于排泄掉那些不良情绪，安慰的关键更在于自己的感受被他人理解和尊重。

更多关于哭泣的名词，

参见：

EMPATHY·共情

Reluctance 勉强

我们一生肩负着太多的义务和使命，即使这些沉重的负担并非我愿。那些自我激励的成功学书籍都敦促我们规划人生，奋勇向前。

我们没有给自己停歇的机会，哪怕只用一会儿来刹住前进的车轮，听听橡胶垫与钢圈摩擦的呼呼声。我们没有犯错的权利，不能停住匆忙的脚步，不能忘记带护照，不能拒绝接电话。我们的生活不曾给内心的不情愿留一点空间。

1931年2月7日是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举行婚礼的日子，她即将嫁给乔治·帕特曼（George Putman），这个喜庆的时刻，她的内心却充满了犹豫矛盾。她在留给乔治·帕特曼的信中写道：“你必须了解我对于婚姻的担忧。”这并不是一时冲动。关于这个话题，他们已经争执了很多遍。她不愿意走进婚姻的牢笼，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她向往蓝天，渴望飞翔。

虽然从各个方面看，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她内心的勉强让她未雨绸缪。“我希望你理解，我不想将你束缚在任何中世纪的信任诺言里，我自己也不觉得我应该被这样地束缚。”她写道，“如果我们婚后一年的生活不幸福，请允许我离开。”一年后，她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女性飞行员，五年后她不幸遇难，尸骨长眠于太平洋底，她的婚姻依然完好无损。

更多关于犹豫不决的内容，

参见：UNCERTAINTY·不确定

Remorse 懊悔

一个年轻人坐在长凳上，鲜血滴在了地板上，他刚刚情绪激动失去理智，踢了自己的母亲一脚，痛苦的他锯掉了自己的一条腿。这是威尼斯画家安东尼奥·维瓦里尼（Antonio Vivarini）在15世纪50年代创作的作品，现在被保存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画中的圣彼得（St Peter）正跪在男子的脚边努力地帮他治疗伤口，背景里是两个神情焦灼，紧握双手的妇女——其中一个可能是他的母亲。

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伤害他人时，自己内心也会忍受莫大的痛楚。当瞬间熊熊燃烧的愤怒之火平息时，我们不禁开始懊恼自己的罪过，刚刚脱口而出的伤人话语此刻如鲠在喉。不同于遗憾令我们烦闷沉郁，懊悔这种情绪来得急促而猛烈。我们想到自己的残酷无情深深地割裂了和亲近的人的关系，不由地恐惧担心，继而急切地想要修复破碎的情谊。

根据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观点，童年时期人的懊悔情绪最为强烈，那时我们很害怕伤害父母亲，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父母很容易受伤害，而受伤后的他们往往会很残酷地惩罚我们。懊悔也被认为是一种想要做一些事情弥补过失的强烈欲望。为了补偿，为了安抚他人的伤痛，懊悔敦促我们用实际行动及时修补过错，而不像羞愧带来的更多是对自我的否定与不信任。从这个层面看，懊悔是伤痛，是抗争与希望的交织。

懊悔可能是个过时的词，但今日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注。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的“道歉时代”（Age of Apology）。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澳洲总理凯文·拉德（Kevin Rudd）这样的政客为前任的错误向“南非真相及和解委员会”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作正式的道歉声明开始，公开道歉的理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和推崇，人们认为这种公开表达懊悔歉疚之心的方式能够安抚受害者。当领导人丑闻曝光，民众便会呼吁其公开悔悟，当看到领导人引咎辞职，在脱口秀节目里悔不当初，流泪道歉的时刻，民愤才可能平息。

但是，这些情况下，道歉好像并不足够。因为人们会质疑当事人情绪的真实性，会怀疑懊悔中是否存在作秀成分。根据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L. Austin）的理论，道歉既表达了一些事情，又在改变着一些事情。儿时的我们总被要求“要发自内心的道歉”，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懊悔其实也可以是一种表演。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真会发自内心为19世纪的保守党政府犯下的恶行感到愧疚吗？这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聪明的手段，为了推进爱尔兰和平进程、南非真相及和解委员抛出检控豁免权的外交诱饵是为了鼓励犯罪者真心悔悟吗？（如果不是，那为何要求作恶者站出来承认罪行呢？）

我们希望真诚的悔过，即将入狱的犯人“毫无悔过之心”实在令人心寒。在我们看来，犯人无悔过之心，甚至连佯装悔过的想法都没有实在是毫无人性。但是如果悔过并不是一种情感流露呢？

懊悔究竟是一种情感表现还是一种理智判断，抑或两者兼有，这个问题在13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争论不休。中世纪时多认为懊悔是种情感，是饱含悲伤和屈辱的泪水。虔诚的教徒们被要求在基督的尸体前哭泣，为了感同身受救世主遭遇的不幸，他们鞭打身体，为那些受挨饿瘟疫折磨的人们哀号痛哭，以此来向上帝证明自己悔悟的深刻。（另见：PITY 怜悯）深刻强烈的忏悔也是中世纪法庭审判的重要部分。

1497年11月7日，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和伊莎贝尔（Isabella Wryght）这对夫妻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由于他们疏于监管而使得孩子在火灾中丧生——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庭审笔录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这对夫妻“认罪态度不是有节制的悲伤，而是强烈的忏悔，痛苦的哀鸣，悲怆的涕泗横流”（confessatum cum dolore non modico ymmo clarmore lacrimis effucionem）。他们极致的痛楚深深地打动了审判官，法庭认为他们发自内心地悔恨自己的过失，决定宽大处理。最终法庭没有把他们送入监狱，而是让他们接受肉体惩罚赎罪：他们被要求连续四个周末只穿着内衣，光着脑袋，赤裸着双脚，拿着蜡烛，环绕着阿尔弗顿（Alverton）的教堂一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被鞭打笞责。

但是，虽然懊悔情感论调盛行，但是依然有学者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理性认知。中世纪的神学研究者例如大埃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和他的学生托马斯怜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认为悔恨（contritio悔悟）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美德，一种自发的弥补过失的渴望，一种心甘情愿接受苦难折磨以此洗清罪行的心理。他们也并不认为穿粗毛衬衣或是鞭打自己是悔悟中重要的部分。

对他们而言，悔悟不是表现在号啕大哭，痛哭流涕上，而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引导人们用实际行动补偿赎罪。更重要的是，人们要在一种平静的情绪下才能对于自己的行为进行理智的判断，从而为自己的罪过找到合适的弥补方式。这样看来，像维瓦利尼（Vivarini）画中男子所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在真实的悔悟中是不应存在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怀着歉疚急于补偿他人，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让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这正是中世纪神学研究者提出的担忧，他们觉得过度的懊悔可能会让人冲动行事，反而给人带来更深的痛苦。

按照中世纪学者的看法，懊悔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要把握时机用一种冷静理性的方式表达，而不是一时冲动。从这个角度看，下一次当我们审视名人或者政客流泪的双眼时，我们的质疑焦点不应是我们能否真切感受到他的悔悟，而是悔悟是否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

另见：

GUILT·内疚

Reproachfulness 责备

有些人能无所谓地和陌生人漫不经心地谈论种族主义，或者在公交车上拒绝给老人让座。这些时候他们能获得一种由衷的快感，他们洋洋得意，自命不凡（见：SMUGNESS 自以为是）。

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下，很难有公认的道德准则，为了不伤害他人或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们表达责备时往往会选择讽刺这种含蓄的方式。例如，一个白眼，发出不耐烦的啧啧声，无奈地叹息或者小声抱怨。

但是责备好像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不能唤醒人的悔悟，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相反的，还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招致他人的责难。（“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请当面和我直说！”）没有什么比别人的背后责难更让人火冒三丈的了。没有人喜欢被指责，被审视，更讨厌别人目空一切，指点江山的自命不凡。

我们在都市中穿梭，愤世嫉俗，用挑剔的目光审视一切。我们学会了将不满抱怨深藏心里，在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里，我们无所顾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深谙含蓄表达之道，学会了在意味深长的咳嗽或者叹息声中发泄不可表露的怒火。

另见：MIFFED，a bit·（有点）气恼

Resentment 愤恨

当我们长期的不满与愤怒郁结在心，便很容易发展为愤恨。当我们遭遇伤害，羞辱，挫败，却敢怒不敢言时，便会对某人或者某件事情耿耿于怀。这份积怨深藏心底，封存在我们灵魂最黑暗的区域，久而久之，它会在某些短暂的时刻逐渐暴露。

愤恨是我们情感中最私密，也是最丑陋的情绪。

愤恨是一种无言的情感，这种看法自古就存在。中世纪时rancore被理解为是苦涩和无法满足的复仇情绪（vengefulness）。它是社会的毒瘤，让人变得恶臭不堪（拉丁语rancore就是我们今日的rank，可译为“讨厌的”）。在恺撒·瑞帕（Cesare Ripa）的《图像手册》（Iconologia）——这本1593年出版的伟大作品中，描绘了超过1250种情感和性格的外在特征——怀恨在心表现为苍白和消瘦，埋藏心底的愤恨让人灵魂深处腐坏溃疡（ulcer in the soul），血液里都充满了感染性毒素。

愤恨会在我们的体表留下印记，这种担忧依然困扰着我们。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身心医学院（psychosomatic school of medicine）就认为愤恨和人的消化系统健康，胃溃疡等问题有关。学院成员认为只有用一种安全的治疗方式释放压抑的愤怒，才能治愈愤恨带来的种种不良反应——他们的这种看法历久犹存。

但是，现在愤恨依旧令人反感的原因不仅仅是它于身体无益，更因为它让人变得尖刻浅薄。那些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自我的人很容易隐藏真实情感，郁郁寡欢，有时候他们沉浸于这种“被伤害”的感觉，刻意的封闭自我，他们害怕袒露心声会使得这种痛苦感消逝。

愤恨最早被表述为一种压抑狭隘的情绪是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1887年的《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中。他用了法语里的ressentiment来解释现代生活的阻碍和琐碎。他认为欧洲灿烂文明的萌芽得益于那个英勇无畏，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们尊崇高贵的愤怒和立刻的报复心理（他称之为“自主道德”master morality）。

尼采觉得在罗马帝国的某些时刻，这种“主人道德”逐渐衰弱，与此同时另一种不同的观点逐渐活跃——“奴隶道德”。尼采表示，罗马帝国的奴隶们长期饱受欺凌，但他们却因为恐惧报复而不敢表达内心的强烈不满。相反的，他们埋葬了自己的报复欲望，只是偶尔在愠怒至极（pique）和义无反顾的唆使下，才给自己释放情感的机会。

根据尼采的看法，愤恨的主要特征是对于愤怒情绪的隐藏和否定的态度，尼采认为圣经中充分地表现了怀恨在心的本质，在宗教影响下，犹太人和耶稣给我们都是忍受苦难折磨，期盼来生得到解脱的形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看法并无根据，但是用来描述这种具有强烈寻求补偿的情感是恰如其分的。

一个著名的当代案例是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激动地表示恐怖主义是对愤恨的曲解。尼采没准会觉得那些自杀式爆炸制造者的行为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体现，一种帮助他人分担痛苦，获得报复社会快感的渴望，斯拉沃热·齐泽克则认为这是一种低级的方式，他主要从道德层面来解读怀恨在心（另见：DISGRUNTLEMENT 不满）。

也许长期以来，我们对愤恨的理解存在偏差，但是把怨恨埋在心底是个糟糕的决定。相比于一时冲动酿成恶果，耿耿于怀则是埋下了仇恨的不定时炸弹，它伺机而动，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爆炸。历史上有很多文明长期被迫害压制，最终矛盾激化，人民的怒火熊熊燃烧，进而发动的一系列极端报复行为酿成了无法挽救的惨烈后果（见：HAN 隐忍；LITOST 羞愤）。

怀恨多年，心中只剩无尽的愤恨和报复的狂热，每一天都活在处心积虑的等待中，对现实失去信心和希望，这些都会在我们的漫漫人生路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这就是尼采反感怀恨在心的原因，他觉得这种情绪除了“会挖掘到人性中越发深沉黑暗的一面”外别无其他意义。

另见：

ANGER·愤怒

Ringxiety 手机幻听

生活中你有这样的体验吗？在拥挤吵闹的车厢里听到手机的震颤声，我们便会立刻掏出自己的手机查看。在郊外散步时，总不时地感觉手机在震动，不自主地掏出手机查看时，却发现都是自己的幻觉。

心理学家大卫·拉勒米（David Laramie）提出了幻听症的概念，这是一种轻度的焦虑症，患者总感觉自己的手机在震动或发出响声，即使手机并没有任何讯息到来。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好像习惯了时刻做好与他人随时交流的准备。

另见：

ANTICIPATION ·期待

DREAD· 惧怕

Rivalry 竞争

他轻而易举地就取代了你的位置，成了众人的焦点，他不经意的言语仿佛都在奚落你，你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你很容易就愤怒得面红耳赤，手掌紧紧地抵住桌子。

在众人都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取得成功欢呼称赞时，你不甘心被忽视，便开始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你撒谎了！你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在欺骗自己。

你讨厌他诡计多端，但其实你更讨厌的是他比你优秀的事实，挫败感令你不知所措，只能不甘心地流泪叹息。你变得谎话连篇，但更糟糕的事情是你已经完全受制于他。

竞争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事情吗？占有欲、嫉妒心、追赶他人的渴望、唯恐落后的担忧都是人类正常的心理吗？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竞争是人类的本性，生存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warre of every one against every one）。

19世纪，进化理论的奠基者有力地支持了生存是场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争的观点。对于那些饱受疾病或贫穷折磨，无力独自生存下去的人们，一种最极端的看法认为“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写道。他是第一个提出“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理论的人。人们常常误以为这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首创的观点，其实不然。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更加谨慎地提出他对那些猴群和甲壳纲动物进化过程推演的看法——同情（compassion）和利他主义对于生存的意义和竞争上游一样重要。

19世纪末期，新的进化理论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影响，激发了人们研究儿童竞争和嫉妒心理的兴趣。人们怀疑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一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敌意，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该隐（Cain）与亚伯（Abel）的身上。儿童心理学家开始研究1893年提出的“手足之争”（sibling rivalry）现象，他们认为这是人之本性使然——这不过是人类社会残酷竞争的一个缩影。

20世纪的前10年，人们意识到了家庭破裂（见：JEALOUSY 妒忌）的严重危害，因此关于手足之争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育儿手册”之类书籍的作者们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孩子们的嫉妒心理和不择手段，诡计多端阴暗面，并提醒父母亲要注意自己的培养方式，以防下一代因为嫉妒怨恨而情感扭曲。规模较小的家庭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因为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诸如关注、关爱、食物之类资源更容易公平分配，也因此孩子们能够更明显地发现那些分配不公的细节。

美国著名的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他1949年的作品《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就对竞争最终会带来好回报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推销员威利（Willy）的儿子哈皮（Happy）和比夫（Biff Loman）水火不容，针锋相对，威利（Willy）在人潮拥挤的城市中无奈地面对人生的惨淡，不禁发出了悲凉的感叹：“这令人发狂的竞争！”

现在的育儿手册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斗没有太多的关注。可能我们已经认识到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随着苏联的解体，大部分的西方政府都逐渐接受这一观点：一个鼓励个体经营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会使社会的发展更加美好和谐，无论这一看法正确与否。儿童心理学家也赞同这一看法，强调适度的竞争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剑桥大学的克莱尔·休斯（Claire Hughes）提出孩子在和兄弟姐妹竞争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她认为竞争与孩子的积极性，灵敏性和情商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在竞争中胜人一筹需要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周围人的情感有明确的理解和认知。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论的推崇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对此不会太过惊讶。他在散文《伟大的缺点》（Of the Disadvantage of Greatness）中提到，过关斩将，到达胜利的终点这一过程是对我们谋略的考验，同时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勇气，并且能让我们深入地认识自己嫉妒，胜利，愤怒和报复一系列极端的心理。蒙田写道，那些“放下能让周围一切为你让路的武器”的人，“只是在移动而非前行，只是在沉睡而非生活”。

当然这里有个悖论，即获得成功和胜利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蒙田所言：在你到达胜利顶峰的时刻，人生便失去了乐趣。

另见：

LIGET·化愤怒为力量

SMUGNESS·自以为是

Road Rage 路怒

路怒，主要是指驾驶人因不耐前车或不满抢道而引起的愤怒。

不能忍受路口红灯的片刻等待，鬼鬼祟祟地偷占一个停车位，这些交通违章行为激怒了一些司机，导致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报复行为。曾经就有司机相互冲撞，强行超车，甚至挥舞着铁锹示威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

路怒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新闻专家提出，当时美国高速路段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道路暴力事件。今日，在大西洋的两岸，这样的报复性举动都被认为是严重损害道路安全的事情。

虽然在拥挤的道路上驾驶车辆的确令人烦躁，但这是暴行发生的唯一原因吗？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在车子里变得肆无忌惮。车辆给我们提供了庇护和保障，我们仿佛有了铠甲武器，不禁无所顾忌。就像网络暴力横行一样，在网络论坛上，人们恶语相加，无所顾虑。

没有面对面眼神的交汇，我们变得不通人情，变得很难感同身受。这使得开车时的我们很少关注理解其他司机的感受，而在焦急的等待中，整个空荡荡的车厢里都充斥着我们对世界的偏执与敌意。其实一个歉疚的神情，一个抱歉的微笑，一个眼神的对视都能化解这种怨气，但是封闭在私人车辆中的我们很少有这样情感交流的机会。

2005年发布了一个经典的关于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研究（或者说怎样的方式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创建社会和谐）报告，心理学家凯文·哈利（Kevin Haley）和丹尼尔·费斯勒（Daniel Fessler）发现巧妙地利用眼睛这一形象能够影响试验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参与者会表现得更加慷慨尽责。

后来的试验更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自助餐厅的诚实箱上，垃圾回收箱上甚至在慈善网站上展示眼睛的形象，人们都会表现的更有社会责任感。这样看来，我们不妨想想能不能在车辆外形中加入眼睛的图案，也许可以减少人们的道路不道德行为呢？

另见：INSULTED，feeling·被侮辱

PARANOIA·妄想　RAGE·狂怒

Ruinenlust 废物迷恋

对断壁残垣，废弃之地产生难以抗拒的迷恋。

另见： MORBID CURIOSITY·猎奇

MONO NO AWARE·物哀

S

Sadness 悲伤

一个人冲过来攥住了你的手：“大事不好了！”

惊吓过后，心情变得很沉重，一种疲惫感包裹了全身，整个人都濒临崩溃边缘。我们无须耗费力气去生气，或者试图改变现状，因为一切都已结束。悲伤让人沉默——因为无话可说，除非抱怨和流泪能让我们觉得好受些。悲伤是人类情感中最无可奈何，逆来顺受的情感之一。当人生那些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失去心爱的人或事物，我们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

Sadness最早来源于古英语中的saed （sated 心满意足），同时因为拉丁语satis（satisfied）的缘故，这个词表示饱受，厌倦于某事。19世纪埃塞特诗集（Exeter Book）中的一篇谜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因铁器而受伤，被刀剑摧毁，饱受争斗之苦（sated[sæd] with battle work）。”谜底是作战时使用的盾牌。这个时候，sadness并不表达低落沮丧的情感，而是由于经历过多同样的事情而感到厌倦（boredom）。

悲伤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个流行的话题，就像今天的我们常常谈论幸福一样。悲伤和负担之间的关系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医生和哲学家。医生认为身体内黑胆汁分泌过多会使人悲伤，表现为身体沉重，面部下垂，反应迟钝，步伐缓慢。这种外在的笨拙沉重也会影响人的性格情绪——所以悲伤另一方面能让人更加冷静、果断、坚定。

新教神学家认为由于悲伤情绪会使人颓丧，它也能使人谦卑（it humbled them）——humbled来自于拉丁语humus（意为土壤）（见：HUMILIATION 羞辱）。他们定义了一种名为“虔诚的忧伤（godly sorrow）”的特殊的悲伤类型，这是教徒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的精神缺陷而产生的有益的悲伤。

熟悉悲伤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情感训练，一种训练恢复力的课程。英国律师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1539年创作了《卡斯特尔的健康》（Castell of Helth），这是一本医学专著，也是一本心理自助手册。在书中，他建议读者熟悉他人的悲伤，从而更好地宽容自己的忧郁情绪。他对于悲伤的诱导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从儿女的不知感恩到工作的晋升失败。这样看来，在早期理论中，熟悉悲伤被视为是忧郁的临床表现，诸如抑郁症（见：MELANCHOLY 忧郁）或者自杀性的绝望心理的一种保护方式。

很难想象埃利奥特（Elyot）的《健康堡垒》（Castell of Helth）会被今日的励志类书籍出版商推崇备至，书中对悲伤产生原因的分析并不足以让它成为畅销书。但是，它所表达的学习悲伤艺术的理念，例如学着体会悲伤的五味杂陈，学会忍耐之类的想法确实在今日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精神学家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和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是那些担忧人类会忘记如何悲伤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们在2007年出版了书籍《失去悲伤》（The Loss of Sadness），书中讨论了对抑郁症肆意蔓延的看法。

除了21世纪人类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原因，他们认为造成抑郁症患者的数量激增的另一原因是医生的过度诊断，在精神病学界广泛使用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以下简称DSM）中对于抑郁症的描述与判断是不合理和不充分的，这就造成了医生的过度诊断。他们并没有质疑抑郁症的存在：抑郁症的确存在，由缓慢的忧郁情绪到自我空虚，湮灭一切的绝望感，它缓慢地耗尽心力。他们只是说明有些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实际上只是陷入悲伤情绪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抑郁症患者数量有如此惊人的增长。

DSM的第一版出版于1952年，当时业界正诟病心理疾病的诊断不具有连续性的问题。为了避免引起一系列关于心理疾病产生原因的理论上的争吵——诸如它是脑化学的结果，还是社会不公正引发的，抑或是家庭创伤带来的影响？

DSM中只描述了心理疾病的症状，而不去究其原因。这也就意味着抹去了病理和情感之间的传统差别，例如抑郁症和正常的悲伤。根据手册的判断，当人们在至少两周的时间内出现书中所列出的九种症状的五种表现，就会被认为患有重度抑郁症——即使他们的低落情绪，食欲不振，失眠等表现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失业或者情路不顺。

DSM的早期版本中也列出了意外情况，包含了一种所谓的“悼念情况”（grief clause），即那些在两个月内失去心爱的人，处于丧恸中的人不应该被诊断为抑郁症。但是引起争议的是2013年出版的DSM-V删除了这种特例，由此那些可被理解的悲伤和没来由的忧郁之间的传统差异完全被抹去了，至少在这种诊断方法中是这样。这种方法不仅广泛应用于诊疗室中，它还广泛地流传于学校的健康教育中，以及公共健康网站和报刊中。

随着人们寻求临床诊断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医生能够提供诊断服务的时间短暂，自我诊断的机会逐渐增多（见：CYBERCHONDRIA 网络自诊焦虑）。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悲伤其实是生活中的自然情绪这一观点。

人们想要摆脱不良情绪的想法是错误的吗？可能并不尽然。但是今日采用服抗抑郁药的方式对抗忧郁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些例如百忧解（Prozac）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s）之类的抗抑郁药都会产生副作用，而且治疗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求助于医疗手段来消除悲伤情绪时，我们会变得越发的脆弱，越发失去掌控未来，面对现实的能力。

在心理治疗师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看来，处方药用量过度会腐蚀人的意志，会在不经意间传递这样的信息“疼痛是不可忍耐，承受和经历的”，我们不再认同悲伤其实是百感交集的人生不可缺少的精彩部分。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写道：“我们对于逆境的反应使我们生而为人，我们体味人生百味，在疼痛与哀伤中成长是成熟的必经课程。”

至关重要的是，当悲伤情绪因为被诊断为抑郁症而变得耸人听闻，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悲哀，觉得这是名誉的污点，害怕这会影响社会、他人对我们的评价。而压抑正常的悲伤情感会使情绪变得更加糟糕。

悲伤作为一种厌倦、容忍、沉默、冷淡交织的情感，与抑郁症有明显区别，它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感受这种情绪的过程中，我们自我修复，自我调整，更加理性地面对失去或失败。它为休整中的我们提供庇护，积聚力量。

16世纪就流传着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把悲伤看成一个陌生奇怪的事物，我们的自我恢复能力就更差，更容易受到悲伤带来的一系列伤害，最终会出现一系列严重的临床表现。

另见：

GRIEF·悲痛

Satisfaction 满意

桑迪（Sandy）生气地扔下了她的绒球，喊道：“你是个虚伪的冒牌货，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你！”丹尼（Danny）垂头丧气，不知所措，但是里索（Rizzo），这个精心策划了这次决裂的女生却心中窃喜。她双目炽热，满面春风。电影《油脂》（Grease）中的这个篝火边的分手场景中贡献了电影史上最棒的笑容之一：幸灾乐祸，略带轻蔑的，阴谋得逞后心满意足的笑容。里索（Rizzo）成功地报复了他人。

我们的笑容常常源于不同的原因：快乐，喜悦或是怀疑。还有讽刺的笑和柴郡猫（Cheshire Cat）那样咧嘴笑。但是满意的笑容却是意味深长，背后往往包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满意的笑可能饱含胜利（triumph），满足（contentment）的喜悦，也可能是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或者充满讽刺意味（意大利人称这样的笑容为il sorriso di chi la sa lunga，表明某人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当然了，不管满意的笑容如何表现，在18世纪的法国，巴黎人学习如何微笑的过程中，这样的笑容享受过片刻的自由。

“微笑革命”（smile revolution）起源于中世纪时期自然哲学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他们相信那是一个“光明时代（Age of Lights）”，大家都从漫长的统治黑暗和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快乐，探索世界的勇气。他们认为，笑容是向世界表达善意的最佳问候方式。

伏尔泰（Voltaire）说：“人应该笑对一切。”事实上，这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笑容是带点淘气的意味的（按他自己的看法，像一只“受伤的猴子”在咧嘴嬉笑）。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欲壑难填，多疑不定的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内心自信强大。他身上体现了当今自助大师提到的“自我实现”理念，但在当时哲学家们称之为“满意感”（satisfaction）或者“内在满足”（interior contentedness）。这些新创造的名词被记录在启蒙运动中的伟大著作——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伯（d'Alembert）编著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1751-1765）中。

英语satisfaction来自于拉丁语satis（足够）和facere（去做某事）的结合，最初表示债务的了结或者尽到了某种职责，完成了应尽的义务。尤其在宗教中，表示人们为了赎罪进行了与罪行相平衡的忏悔修行（见：REMORSE 懊悔）。这是《百科全书》中的原始定义，不过编者们还为它添加了其他的引申义，比如将satisfaction视作一种情感状态。他们认为满意有时候也可以表达为知足（contentment），当人们以合适的方式施展自己的才能时，便会获得满足感，而人们怀才不遇，无处展露才能时便会郁郁寡欢。

这样看来，18世纪的想法与今日频频提起的“工作满意度”不谋而合。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看来，人们因为才能得到赏识和重用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秘密的快乐”，也是“最愉悦的情感”。

法国的动荡局势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这新旧交替变革的时期，法国的贵族们开始摆脱旧制度的古板陈腐，逐渐接受思想家的新思潮的冲击。在早期的肖像画中，上流社会的贵族们都被描绘成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他们总是双唇紧闭——也许他们不想露出自己泛黄的，已被蛀虫腐蚀的不美观的牙齿，也许他们觉得露齿笑有失自己的身份，因为只有贫穷卑贱的农民，仆人才会毫无顾忌地咧嘴大笑。

但是，在1780年，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凡尔赛宫（Versailles）的壁画上到处可见灿烂的笑容。笑容已经成为了先进与富有的象征，因为牙科在技术上取得了非凡的突破与进步，只有最富足的贵族才可以享受牙医的精心呵护与治疗，他们可以毫不拘束地微笑，露出自己如白瓷一般皓白的牙齿。不幸的是，好景不长，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激动的民众对那些所谓的“保皇派”进行了疯狂的杀戮，笑容不复存在，在后人的描绘中，只剩悲怆的哀号与尖叫。

150多年以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你走在美国的任何街头，你都能看到路旁悬挂的巨幅广告牌中充满鼓励的微笑。牙科业的迅猛发展让人们的笑容越来越自信，当然美国式的表达欢快（cheerfulness）的方式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笑容满面的家庭主妇能让人感到她的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尤其是生活“性福”。这样的笑容我们在电影《油脂》的海报中，可以看到，相拥的男女主角表情各异，丹尼（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饰）噘嘴，似有不满，而桑迪（奥莉维亚·纽顿-约翰）小露香肩，一身性感，叛逆的“坏女孩”装扮，她咧嘴莞尔一笑，露出自己珍珠般亮白完美的牙齿，让人羡慕嫉妒恨。

另见：

SMUGNESS·自以为是

Saudade 惆怅

葡萄牙人第一次体会到惆怅（saudade，在巴西语中，读作sowdad或者sow-datch-eh）这种情感是在13世纪，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年代。当船只缓缓地驶出里斯本（Lisbon）的港口，向遥远的非洲和南美大地扬帆起航时，留在故乡的人们每日都活在等待与期盼中，他们日日翘首以盼，看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等待自己心爱的人的归期。

女性诗人们用诗歌（catigas d’amigo意为“关于男友的歌”）抒发无限怀念与忧愁，她们的诗句中饱含对远方恋人的依恋、思念、渴慕，还有对过去欢乐时光的缅怀留恋。今日，人们不仅用saudade表达对远方故人的思念，也表示对遥远的土地，或者对无处找寻的东西的怀念。

Saudade：一种对于遥远的或是已失去的事物或人的忧郁的渴望。它常常表达一种笼罩着忧愁的希望，是一种模糊的复杂向往，这种情感既有沉湎于过去美好回忆的快乐，也有无处追寻，不再归来的无奈与感伤。

一些情感表达会和特定的艺术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艺术形式已成为情感不可或缺的载体，例如蓝色和忧郁总是形影不离，民族荣耀感和颂歌相得益彰。在19世纪初，saudade在法朵音乐（fado music一种葡萄牙民谣，法朵是一种已经具有150多年历史的葡萄牙音乐，在大街小巷的酒馆、都会里的咖啡室和会所都可听得到，其地位相当于西班牙著名的弗拉明戈舞蹈）中找到了最好的倾诉方式。

法朵，这种被称为“命运悲歌”的民谣诞生在里斯本的阿尔法马（Alfama）区域狭窄的小巷中，那是水手和妓女的故乡。19世纪20年代，随着在巴西流放的皇族和他们的随从的归来，巴西非洲音乐也被带回了葡萄牙，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法朵音乐。法朵音乐那令人心碎的吉他声，催人泪下的哀怨唱腔让人回忆起对于贫穷、失去、爱人不忠的记忆，同时它也纾解了歌者甜蜜又苦涩的忧郁。

歌唱法朵音乐是为了matar saudades，字面意思为消除缅怀往昔的忧愁。

另见：

NOSTALGIA·怀旧思乡

Schadenfreude 幸灾乐祸

有时候听到他人的不幸，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这是一种私密不为人道的美妙感觉。当然，当我们一向魅力四射的好友在感情里被抛弃，我们会戴上最悲伤的面具陪伴她，安慰她，但是，在我们言不由衷的同情背后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和兴奋，我们的眼睛不自主地亮了起来，嘴角也微微抽动。希腊人把这种为他人的坏消息而高兴的感觉称为epichairekakia（字面意思是：为罪恶的欣喜感），而罗马人则称为malevolentia，在英语里表示malevolence（恶意）。

今天，我们广泛使用的schadenfreude来自于德语中的Schaden（伤害）和Freude（欣喜）。它和直接表露的轻视或者幸灾乐祸相反，是一种消费他人噩运的不正当情绪。

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认为因他人的苦难不幸而快乐并不是道德沦丧的体现。他写道，我们很享受站在岸边，观看在巨浪滔天中翻腾挣扎的船只时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们内心享受欣赏他人受煎熬的快感，而是“我们获得了自己免受这样苦难的幸福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噩耗——离婚，失业能让我们舒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陷入困境。当我们与不幸擦身而过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们不禁惊呼“要不是上帝保佑……”

正如艾瑞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所认为的，即使是比较疏远的熟人的离世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活着的欣快（euphoria），一种对生命的热切情感，“一种闪耀着兴奋与喜悦的光芒，一种觉得世界前所未有美妙的感觉”（另见：RELIEF 宽慰）。

不过事实上，我们因为各种理由近乎饥渴地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竞争是其中一个原因，同理还有嫉妒、怨恨、娱乐、消遣……当我们工作中一向表现出色的同事被领导责骂时，我们内心的喜悦喷薄而出，当我们的竞争对手失败碰壁，我们心满意足，我们以为别人的挫败就能提升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但也许这并不正确。

同样的，我们喜欢阅读名人的失败和丑闻，享受挑剔富有的社会名流的身体缺陷，我们嘲笑他们肥胖的身躯，难看的塌鼻子，变形的乳房和脚踝。当政客桃色新闻曝光，我们感到无法抑制的狂喜。因为这些时候，我们和他们的地位好像颠覆了，我们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嫉妒，羡慕他们的财富、成功、名望，我们更对自己拥护他们到达神坛感到不甘，一旦他们从神坛摔落，我们又重新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幸灾乐祸常常被认为是同情的反面，不过为他人的悲惨感到同情也会产生微妙的快乐与喜悦感，甚至自我膨胀感。我们都知道人们很喜欢无伤大雅的灾难，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们就可以充分展示自己乐善好施，热心互助的一面，因为我们无法对棘手的局面无动于衷，常常会同理心泛滥。

在那些撩动人心，充满戏剧化的事件中，在帮助别人处理那些无穷无尽的电话，装满红酒和杂物的箱子，在一堆脏衣服中寻找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无暇关注自己的生活，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和痛苦。正像古语所言，悲惨常常与爱同行。这令人安心。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在别人做出糟糕的选择，或是婚姻不顺，儿女不孝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莫名的欣喜。这些真实的不幸提醒着我们命运并非只对自己不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愿望对大家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另见：CURIOSITY·好奇

MORBID CURIOSITY·猎奇

Self-Pity 自怨自艾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代表作《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塑造了一个具备真正人类特质（GPP，Genuine People Personalities ）的机器人马文（Marvin）形象，它是个忧郁症患者，愤世嫉俗，处处看不顺眼，总是颓丧地坐在无人的角落，脑袋低垂，他总觉得所有人都讨厌自己，痛恨自己，这种信念让他愤怒和痛苦。

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怨天尤人是想象力的杰作：感受这种情感的人往往会跳出自己的生活，置身事外地看待现实，不管是自怨自艾的人类还是机器人，他们都把自己“看作另一个人”。舍勒（Scheler）写道，冷冷地轻视着无助的生命，为命运的不公留下同情的热泪。这种人格分裂的方式，使得自怨自艾好像很有益处：当事情不尽如人意，我们内心便分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具有绝对优势，以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另一个，充分地获得了因此所带来的放松愉悦。

有时候自怨自艾带来一种短暂的愉悦感，让人不禁沉溺其中，尽管很快我们觉得百无聊赖，继续前行，但是有时候，就像马文（Marvin），我们陷入了对命运不公的顾影自怜中。这种情绪使我们封闭自我，无视他人的想法，也无视大家同样要与命运挣扎抗争的事实。这种情绪中的核心是轻视：我们不光讨厌自己，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我们也对别人充满抱怨和不满。

家人和朋友常常会尝试各种安慰方式来帮助我们摆脱怨天尤人的状态，很多时候，他们会说“看看你有多幸运”之类的安慰的话语，却不知道这种方式只会让消极情绪变得更加糟糕。关于利他主义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通过鼓励偏执的人对陌生人做一些微小善意的举动，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同理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善意与阳光。

另见：

COMPASSION·同情

PITY·怜悯

Shame 羞耻

希腊的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把羞耻心称为“是我们的灵魂遭受的最严重的创伤之一”。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则认为羞耻是“内部流血”（internal haemorrhage）。

当我们的行为没达到自己所要求的标准时，我们会自惭形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毕竟人无完人。当我们作弊被发现，或者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享受某种性爱技巧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无脸面对家人朋友。就像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里的亚当（Adam），在偷食禁果后，发出了沉重的哀叹：

自此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神灵呢

松柏，你快遮住我

香柏，快用你层层叠叠的枝干

将我遮挡

How shall I behold the face Henceforth of God？

Cover me ye pines！

Ye cedars，with innumerable boughs

Hide me

相比于内疚主要来自于自我良知的责怪愧疚，羞耻更多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我们害怕被注视。我们都知道羞耻感到来时，会有想要逃离自我和外界审视的冲动，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我们学会了巧妙地伪装自己，私下里我们躲在被窝里痛苦地舔舐伤口，到了外面，我们戴上面具，隐藏真心，给别人一个灿烂明媚的微笑，希望无人知晓背后的伤痛。没有什么比羞耻心更羞耻的东西了。

20世纪40年代，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给出了“guilt”和“shame”的区分，这种区分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罪感文化现象很著名，但是本尼迪克特认为所有的信奉基督教社会都有强烈的“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s），社会成员们在他们违反道德准则时，都被鼓励主观产生一种个人的负疚感。

与之相对应的，在她看来，“耻辱感文化”（shame cultures）在日本表现得尤其明显——人们维持现状，是因为害怕遭受到公众的羞辱和排斥。在“耻辱感文化”中，集体的利益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那些偏离常规的行为被认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耻辱，更是整个集体的耻辱。

今日的人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这种文化扼杀了文化多样性，使得情感过于单一。同时，媒体人和一些尽力去理解这种心态的人都认为“耻感文化”引发了荣誉处决，或仪式性的自杀行为。总体看来，羞耻好像被认为是东方所特有的文化，因为西方好像只能在东方移民者身上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其实这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我们忽视了羞耻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正如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所说：“羞耻并不是东方的特产”。

事实上，本尼迪克特对于基督教的描述是有偏差的，这并不是一个受罪恶感支配的宗教：在英国和美国，一直都有耻辱感惩罚的传统。例如，在19世纪的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们如果违反了当地严格的道德准则，会被当众受刑，公开惩罚会加剧他们的耻辱感。

根据记载，1867年，一对有婚外情的男女被抓住接受惩罚，他们被带到集市，男人被鞭打，“女人被绑在鞭刑柱上示众……这种方式让她对自己的罪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羞耻感”。

时至今日，羞耻心仍是一种惩罚。当我们浏览网页时，我们很难不对那些写着“xx明星吸毒可耻”或者“xx名人xx曝光”这样字眼的标题，明星泪流满面的图集产生兴趣。在这个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羞耻心，与之相关的公众事件以及相应的懊悔（remorse）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然，你也无须为自己被发现从室友的钱包里偷拿了5美元或是被抓到和隔壁的有妇之夫约会而感到羞耻。有些人能够严格地自我控制，遵守各项规定，但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循规蹈矩，带着一点叛逆的心思，但这又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于是我们学着去掩藏自己的“过错”，同样的我们学着掩藏因此产生的羞耻心。

在过去的30年里，认同价值观差异是欧洲和美国政坛辩论中的重要话题。这随之带来了人们对于生活中一系列敏感，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的态度转变，例如性别、性事、比赛，身体机能等。1969年的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之后，人们能够拿着写有“同性恋自豪”（gay pride）的旗帜上街游行。人们的前提很明确：面对不理解不认同，我们只有让自己被世界看见，我们才能享受到自由。

越来越多的性别研究者开始质疑过分强调“自豪”（pride），会洗白同性恋生活中一些不光彩、不体面的部分，他们开始发起了“同性恋羞耻”（gay shame）的游行。在他们看来，羞耻其实并非只会带来伤害，它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情感。我们面对质疑和否定，羞耻心帮助我们重塑自己的个性，羞耻的存在意义应该得到认同——甚至被庆祝。

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羞耻心，并跟随这种情绪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自我认知。也许这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于自身有惊人数量的期许，每一种期许都在和真实的自我相碰撞。

另见：HUMILIATION·羞辱

Shock 震惊

有种病症叫作炮弹震荡症（shell shock）。1914年9月，第一批表现出这种症状的士兵从前线返回。他们“口吃，说话不连贯”，面部抽搐，步履蹒跚，医生们对此百思不解，费尽心力地想要找到合理的医学解释和治疗方案。

根据具有开创意义的心理学家查理斯·梅耶斯（Charles Myers）的看法，这种奇怪的病症是由于患者附近的炮弹爆炸使得大脑紧张，产生了微观病变。另一些军事心理学家认为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压力，残酷的心理恐惧以及无法预计的外在创伤都削弱了士兵的恢复能力，使得他们歇斯底里，这是种精神状态和心身状态都受到损伤的疾病。不管怎样，炮弹震荡症毁了一代年轻士兵的生活，他们终身都活在跌跌撞撞，说话障碍的阴影里。

Shocked来自于法语choquer，表示被突如其来或者不曾预料的事情瞬间震慑到，吓得怔住了。武装冲突，暴力袭击，难以预料的噩耗都会颠覆人们对于世界和平的认知。震惊会迅速地使人沉默和麻木，因为它种下了不信任和不理解的种子。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麻醉，能够帮助我们熬过那些糟糕的日子。但是即使疼痛逐渐缓解消退，我们依然会承受心理折磨，那些给我们带来巨大惊吓的事物依然萦绕不去，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梦魇，影响着我们的习惯，甚至与人交往的方式——这样的阴影可能会伴随我们整个后半生。

一次严重的打击可能会给人造成长久，且深刻的心灵创伤，这种想法是比较新的。400年前，单词shock第一次在英语里使用，这是一个军事术语，表示战士间的厮打格斗或是军队之间的冲突：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Richard Ⅲ）中，就将战争描述成“武力震慑”（shocke of armes）。

直到18世纪，人们开始把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比喻成在战场上受到的暴力袭击。于是人们开始用震惊（shock）取代了“惊讶不已”（struck with wonder）或者“惊吓至极”（frighted almost to death）之类的讲法。在当时，容易受到惊吓被认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18世纪见证了医学的巨大变革，人们开始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了崭新的认识，这其中就包括伦敦的医生兼解剖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认真地解剖了多具被绞死的罪犯的尸体，发现人体的情绪波动并不是体液的影响，而是在皮肤下面布满了微妙的神经纤维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和大脑共同作用，传送重要的神经信息，并循环整个身体，使得人们做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当受到惊吓时，眼睑会翻开；当人们心情舒畅时，会满面红光。

外界对于人的内心冲击也是通过这些神经纤维作用的：那些环绕在我们心脏周围的神经结构就是所谓的“心弦”（heartstrings），它会因为紧张的状态而震颤不已，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刺激都会使它产生共鸣。

继威利斯的研究之后，医生们开始不再把情感反应和体液的不平衡相联系，而是用神经状态描述人的情感状态。女性、艺术家和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这些人由于生活富足，精神闲适，无工作之虞，所以他们的身体被认为具有最精妙和敏感的神经系统——在那个时代人们所理想的状态。因此，他们被认为具有卓越的艺术感知力，完美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善解人意，感同身受的能力（另见：EMPATHY 共情；DISGUST 厌恶）。

但是这样多愁善感的心灵也令人担忧：因为一点点的惊吓打击，或者可怕残暴的场面都会给他们造成心灵的极大震撼，甚至是精神上的灭顶之灾，疯癫失常都会随之而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74年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中，维特在听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另嫁他人时，变得精神错乱。他把这种体验比作暴风雨的雷电交加，无情冷酷，最残忍的是这一切是在快乐喜悦中突然到来的：始料未及的情况下，“我们情感放松，对于这样的打击毫无招架之力”。

医生们已经不再用“炮弹震荡症”表示精神创伤很久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替代了这种说法。今日医学上用shock表示休克，这是一种由于失血过多，或者过敏反应造成的危及生命的生理状态：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且变浅，皮肤湿冷发黏。

20世纪时用shock表示纯粹的生理反应的说法使得今日的我们谈及情感上的shock时更为自由平常。甚至shock表达了一种溺爱宠溺的语气，常常与土气，保守相联系。生活中，出租车司机或者邻居的无礼态度都可能让我们受到惊吓，既愤怒又困惑（见：INSULTED，feeling被侮辱）。

当我们看到他人一些超凡脱俗，始料未及的表现时，不由得发自内心地惊叹：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做？由于强烈的震撼，我们像鱼一样嘴巴一张一合，尽力地去接受消化这些新颖的事物。对于18世纪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易受惊吓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是对于今日的艺术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自己卓越的创作能够震撼观众，给他们强烈的心灵冲击——而自己却表现的镇定冷静。

其他与军事心理有关的术语，

参见：HOMESICKNESS·思乡

另见：FEAR·恐惧　GRIEF·悲痛

Smugness 自以为是

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像爱玛（Emma Woodhouse）这样自以为是的人物形象。她“漂亮，聪明，富有”，没有什么比她的成就更让她引以为豪的了，她最近对自己的红娘事业很是满意。“很多人都说韦斯顿先生（Mr Weston）不会再结婚，”她说，“但是我促成了这桩婚事，并且事实证明，这是天作之合。”

她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我策划了整个过程。”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对此不以为然：“你不过是碰巧猜对了，只能是这个原因了。”但是爱玛沉浸在沾沾自喜中不受影响：“你知道碰巧的成功带给人多大的快乐和胜利感吗？我真同情你。”

现实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自满骄傲的情绪。叮！在争论中取得胜利。比赛中竞争对手失利，而我们优势明显，这时我们自鸣得意，喜不自胜。没错，沾沾自喜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人情绪。满脸胜利的笑容，我们仿佛在充满错误与抱歉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绿洲，人生中这一短暂的时刻我们表现完美，无懈可击，身心舒畅（smug或者smugge最初的意思是外形整洁清爽，直到19世纪中期它才开始有自负自满的意义）。

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感觉的确令人畅快，我们激动地想要和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好消息，兴奋地从头到脚精心修饰自己，令人遗憾的是，这却是全世界都不喜欢的情绪。

另见：HAPPINESS·幸福　HATRED·仇恨

Song 愤愤不平

没有什么比不公正带给人的情绪波动更强烈敏感的了。一块蛋糕的分配，遗产的分配比例都能引发深刻的怨恨。子女们关于“这不公平”的哀号使得被围困的父母亲谨慎地监督孩子们分配巧克力豆，整个过程就像物理学家关注核裂变那样精确不容出错，这一切看似很幼稚的举动。但是现实生活中，成人常常会因为发现自己未得到公平的分配结果而倍感不悦。（另见：MIFFED 气恼）

住在太平洋伊法利克环礁（Ifaluk）上的人们非常乐意承认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愤慨。Song在他们的语言里表示因为某人破坏了当地的价值体系，违背了基本原则，拒绝公平分享而产生的愤慨之情。如果猎人没有将自己的猎物平均分给大家，或者女士在吸烟时没有给周围人抽一口的机会，人们失望不已，并强烈谴责他们的行为。

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人们，可能会觉得因为分配不公产生愤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我们会回应（“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财富！”，另见：DISGRUNTLEMENT 不满）。但在伊法利克环礁，愤愤不平（song）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情感反应——它在那个崇尚相互依赖，共同协作，共同取得成功的社会里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见：RESENTMENT·愤恨　RIVALRY·竞争

Surprise 惊讶

1872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位后来因为进化学说而享誉世界的、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然主义者，描述了自己在伦敦动物园的爬行动物馆进行的一次有趣的实验。他站在装有致命毒蛇的玻璃箱前，将自己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他的原话是“即使蛇向他袭击，他也绝不离开玻璃板”。当然，事实是当蛇向玻璃板冲击来的一刹那，恐惧无法抑制，达尔文瞬间便向后飞掠了好几步。

后来他承认这件事让他哭笑不得。正如20世纪初期的笑声理论家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所言，达尔文明白当我们的身体违背自己的意志做出本能反应时，这一切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

根据柏格森的看法，当我们身体做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时，我们看起来荒唐可笑。惊讶是我们最突然最短暂的情感之一。那些我们毫无准备的事情突然发生，令人措手不及，惊讶感骤然袭来，随即消逝不见。

人们的惊讶情绪不会持续很久。惊讶会引起我们神态的各种变化：双眼睁大，瞳孔放大，眉毛上扬，嘴巴张大，下巴垂落。这是我们出生以来就具有的应答反射——即使还在腹中的胎儿也会对响声产生惊吓反应。

如果说惊恐让人呆若木鸡，目瞪口呆，那么惊讶的结果是比较激烈的。惊讶的我们常常会后退几步，撞倒家具或者打碎手里正拿着的东西，大声地喘息，发出兴奋的尖叫。当我们的朋友从沙发后徒然蹦出给我们生日的惊喜时，我们惊讶不已（惊喜万分），而当我们拿到一张难以置信的巨额出租车账单时，我们目瞪口呆（厌恶不已）。[1]

在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罗列的“原始的激情”单子中，任何突然，势不可挡的情感冲击都被称为“惊讶”。他写道，wonder（惊奇）是一种“灵魂的骤然诧异”，joy（快乐），hatred（仇恨），甚至love（爱）都可被视为诧异，我们四肢抽搐，心好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揪住。这种感觉就像我们整个人都被外界的某种无形力量所控制，诧异让人迷惑，失去方向。有些人乐在其中，但也有些人觉得惊讶诧异是不庄重的，令人尴尬的情绪，甚至有人会因此而生气。

惊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带给人混沌感和一种隐秘的不受控制感，这可能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一点。像柏格森所言，身体的本能反应会让人看起来可笑，而身体的不受控制会让人紧张难堪。

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各种情绪，我们的愤怒、愉悦、厌恶等感情常常不受控地油然而生，即使在不合时宜的时刻，这种感觉既可气又诱人。达尔文正是被感情的不顺从所吸引。为什么关在箱子里的毒蛇向玻璃冲来的时刻我们会下意识地逃开？为什么在黑夜里感到恐惧的时刻，我们会不自主地闭上双眼？

达尔文怀疑这些不必要的情感反应其实是过往的残留痕迹，是人类很久以前的就形成的行为认知。似乎我们的身体很早以前就具有了这些反应方式，而今只是情景重现。情感通过展示我们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后的感受，真切地表达了我们深层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个人生活的边界。

达尔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告诉我们，情感其实并不属于我们。尽管我们常常天真地认为自己是情感的主宰，可以驾驭自己的身体，但事实上我们更像是乘客，与身体共同踏上人生旅程罢了。

另见：

FEAR·恐惧

Suspicion 多疑

你确定你说的不是妄想（PARANOIA）？

[1] 在有些语言里，会对惊讶进行不同的分类：在伊法利克环礁（Ifaluk），rus表达不好的事情让人惊讶，而ker则表示惊喜。

T

Technostress 技术应激

技术压抑是操作新技术时产生的紧张情绪。

希腊著名的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发现，当我们被那些自认为不如自己的人轻视时，会更容易生气。他认为被比自己弱的人侮辱会让人极度愤怒，甚至会有尖叫、咒骂、攻击对方的冲动行为，而这都是很自然的表现。

在等级森严的今日，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暴怒表现，但是电脑和其他的电子产品有时会引起我们烦躁与焦虑，看起来它们是科技进步为了服务人类，便利生活的产物，我们才是它们的主宰者。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受制于它们，为了更好地操作使用它们，我们需要认真地阅读使用手册，小心操作，以免它们生气罢工。

亚里士多德如果活至今日，想必会大发脾气。

了解情感机器，参见：

SELF-PITY·自怨自艾

另见：

DISGRUNTLEMENT·不满

RAGE·狂怒　RINGXIETY·手机幻听

Terror 惊骇

“当灯光逐渐消逝，你隐约地感觉有东西置身背后，你能听到他的声音，感受到耳旁他的呼吸，但当你猛然回头，却又空无一物……”

当著名的小说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被问到如何描述恐惧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惊骇比受到惊吓的程度更强烈，比敬畏感来得更为迅速，不像恐惧感令人厌恶，当我们感知到身边不可捉摸，来无影踪的威胁或危险时，我们常常被吓得僵住了身体不敢动弹，只能牢牢地伫立原地，这种感觉就叫惊骇。

19世纪的意大利医生安吉洛·莫斯（Angelo Moss）将其毕生精力都投入了人对于不同程度的恐惧时做出的生理反应的研究中。他通过研究军队士兵，发现“处于惊骇状态时，即使最勇猛无畏的将士也被吓得忘记了逃跑，看起来好像他们的防御神经被截断了，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

18世纪末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迷上了营造恐怖气氛。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这位瑞士画家认为这是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他写道，“斧头，轮子，锯末和血迹斑斑的床单”总能让人作呕。

惊骇和中世纪的“奇妙的恐惧”的概念相比而言，是一种高贵、纯粹的情绪。（见：FEAR恐惧）亨利·富塞利1781年的作品《梦魇》（The Nightmare）中，熟睡的年轻白衣女子遭遇怪物来访，小怪物蹲坐在她的胸脯上，铜铃般的大眼睛透过画布盯着观众，观众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当然，令人恐惧的不光有鬼怪恶魔。根据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观点，雄伟壮阔的连绵山川也会给旅行者恐惧感，激发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好奇”。就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序曲》（The Prelude）中的诗句“庞大而趾高气扬的，它不像其他活着的人那般，它缓慢地爬过我的思想，成了我梦想的阻碍。”

现在，由于表达惊恐的词在政治措辞中频繁使用，使得前人留下的优秀的诗歌作品失去了本来的风格。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中提到“我们开始很自然地怀疑美国的未来是否令人恐惧”（It is natural to wonder if America's future is one of fear）。

“有些人认为恐怖时代已到来。” （Some speak of an age of terror.）这和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提出了“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而“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的提出强调加剧了这种威胁。这可能是演讲稿作者发明这个词组的意图。Terror比fear更具有威胁性，恫吓与压制的意味更明显。这是一种模糊的，难以捉摸的力量——例如邮件或网页中了病毒，我们无力抵抗，恐惧缠身，不知所措。

当他人以我们的名义寻求报偿时，我们可能会失去争论的能力，就像莫斯研究中的那些被恐惧包围的士兵们，哑口无言，只能呆立在原地。

另见：

DREAD·惧怕

FEAR·恐惧

Torschlusspanik 时间焦虑

当我们意识到时光匆匆流逝时，我们会觉得焦躁不安，这种感觉被称为时间焦虑。尤其是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感到内心沉重，背部疼痛，太多的选择令人困扰，我们举棋不定，害怕自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在这样的烦躁纠结中，我们错过了人生的精彩与机遇。

Torschlusspanik这个词语来自于德文，直译为“关门恐慌”。中世纪时，当行人和牧羊人看到军队气势汹汹地逼近时，就知道城门即将关闭，他们便立刻扔下携带的物品或羊群，赶忙冲向即将关闭的吊桥，从而进入安全区域（城门关闭时怕挤不进去城产生的恐慌）。

今日生活中，这个即将关闭的吊桥是一个隐喻，但是它引发的盲目恐慌却依然严重。德国人常常用时间焦虑来描述女性对于生物钟的恐慌。报刊和生育广告的大肆渲染使得生育恐慌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另见：BROODINESS 求子心切）。

不过时间焦虑也可以表示这些情形，例如在截止日期逼近的边缘，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决定，惊心动魄的心情，或者因为担心货品紧缺或是商场即将关门，一时冲动进行的购买行为，又或者是赛马博彩中，最后一瞬间下了一注。德语中有句谚语“恐慌并不会带来好的建议”（Torschlusspanik ist ein schlechter Ratgeber）。意在提醒人们恐慌时刻做出决定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另见：FEAR·恐惧　PANIC·恐慌

Toska 忧虑不安

人类太多的情绪都与身边的景观紧密相连。

连绵的山脉，崎岖的荒峰让浪漫主义者尽享孤独与畏惧之感。居住在北欧的人们因为广袤的土地，湿润的空气而倍加珍惜舒适感（见：GEZELLIGHEID 温馨）。

俄语中有种情绪叫toska是来自欧洲大平原（Europe’s Great Plains）从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 Mountains）蔓延到了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的一种极度疯狂的“不满足感”，是一种无法满足的追索。

对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来说，toska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情感，是灵魂深处的隐隐作痛，“无限渴望却又无所追求，一种忧愁的思念，一种微弱的忧虑不安感”。这么多复杂的情感纠缠在一起，赋予了toska丰富的内涵。

自古以来，哲学家和诗人都把toska与宏大的晦涩难懂的痛苦联系起来，但是这个词也频繁地出现在日常的俄语交流中，生动地表现了为工作疲于奔命的人们的迷茫，以及他们破碎的心灵的深情呼喊。

另见：ACEDIA·倦怠

BOREDOM·厌倦　VIRAHA·情欲

Triumph 获胜之喜

人类发出的有些声响听起来很像动物的叫声：哎呀的声音，嘟嘟声，尖叫声。对于海盗来说，萦绕在船只附近的“可怕的尖叫声”（dreadful screech）最让人毛骨悚然，惴惴不安，甚至比九尾鞭（源于英国的一种恐怖体罚工具）和深海阎王（Davy Jones）的死亡喉鸣还要恐怖。但迷失男孩们（Lost Boys）会认为这是他们的首领彼得潘（Peter Pan）发出的欢呼声，每当他把一个海盗送进了坟墓，他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当我们成功地击败了对手取得胜利时，会觉得情绪高涨，自信满满。我们激动地站起身，张开双臂仰望天空，或者兴高采烈地给自己亲近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这在赛场上尤其明显，胜利时刻，无论是赛场还是观众席，都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呐喊声。众所周知，世界著名的象棋冠军（Garry Kasparov）在与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的对决中失败，但人与机器的最大差别在于，人们在挑战比拼时会充满激情，兴奋紧张。

但是，胜利欢呼也有它充满攻击性的一面，比如凯旋的军队胜利的号角响彻天际，气势逼人。古时候的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取得胜利，还热衷于羞辱自己的对手。

公元前9世纪，亚述王国（Assyria）的宫殿在卡鲁（Kalhu，现今的尼姆鲁德遗址，在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岸边），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King Ashumasirpa Ⅱ）要求在宫殿四周装饰上横饰带（墙与天花板之间装饰用板带），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战功显赫。

他们从那些被侵略地区抓捕了很多无辜的平民，并以虐杀俘虏为乐。他们监督那些身着镣铐的俘虏们在矿井里辛苦劳作，或是欣赏屠杀俘虏的血腥景象。这些场景都被清晰地雕刻记录在横饰带上，而亲手雕刻这些残忍行径的人正是那些可怜的俘虏们。这些横饰带就像罗马凯旋柱一样，揭露了胜利中最残忍的部分——即胜利者对于失败者变本加厉的掠夺与羞辱。

当然，为胜利欢呼是有一定风险的。彼得（Peter）说：“当我高兴时，总是忍不住欢呼呐喊”他的光荣成就令他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强大无敌。当彼得把虎莲公主（Tiger Lily）从海盗手里救出时，温迪（Wendy）机智地捂住了他的嘴巴。如果她大声欢呼喊叫，一切将前功尽弃……

另见：

SMUGNESS·自以为是

U

Umpty 烦躁

一早起来，帕金·弗朗普（Perkin Flump）的心情就很糟糕。[1]祖父的吹笛声太吵闹，洗手时水温太凉，每天行走过的木板地都变得凹凸不平，让他受了伤。早餐的粥太过黏稠，难以下咽。

妈妈关心地询问：“你还好吗？”

“不，我感觉一点都不好，一切都坏透了！”他厉声说，“这一切都令我极其反感，我感到umpty。”

妈妈很疑惑：“umpty是什么？”

“今天早晨简直是一团糟，我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要去院子里静静。”

他走出房间，他的妹妹帕西（Posie）和小弟弟普多（Pootle）看到他的上空有乌云萦绕不散。他们尝试着吹走它，躲避它，甚至企图用歌声送走它，但是阴霾始终不散去。直到祖父的演奏出了点小差错，还有一根胡萝卜的作用，帕金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这时乌云飘散而去，很快便消失不见。

Umpty：一种所有事情都糟透了的感觉。

只有笑能治愈这种情绪。

另见：MATUTOLYPEA·起床气

Uncertainty 不确定

想到世事无常，我便安心了许多。

All things are so very uncertain，and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me feel reassured.

——托夫·杨森（Tove Jansson），《木民谷的冬天》（Moominland Midwinter）

迷路在今日不再是个难题。当你在陌生的路口迷失了方向，你可以用手机的地图功能定位方向。相应的手机APP可以及时告知我们火车的准点情况，网站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电影或者书籍。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减少了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听凭命运安排，但有时我们还是会想知道我们错过了哪些东西。

我们总试图去避免生活中的不确定，因为这种未知感令人不安。在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迷茫，这让人备受折磨。即使神通广大的谷歌搜索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辞职，什么时候该孕育生命。（见：TORSCHLUSSPANIK 关门恐慌）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声音里反复徘徊，无法抉择，我们为自己的优柔寡断生气和烦恼。因此建立可信赖的机制帮助人们消除不确定性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

但是，尽管预测机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犹豫和怀疑仍然充斥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仍然要和命运无常的现实苦苦纠缠。即使是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也不能给我们明确的答案。根据海森堡（德国物理学家）的不确定性原理：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不可以同时被确定，因为测量这个动作会不可避免地干扰被测量粒子的状态。原子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具有共性，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会疑惑：“我要买西红柿吗？但买了西红柿，为了搭配，我就要买花椰菜，但万一她不爱吃花椰菜怎么办？”这样的内心纠葛并不陌生。

自由的空间，意外之喜，奇思妙想，创造力这都是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礼物。结局不可预测能带给我们无限的兴奋刺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读悬疑小说，为什么初次恋爱让人铭记颇深。

对于艺术家来说，要遏制寻求确定的欲望，因为变幻莫测才是灵感的源泉。正如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所写，只有“让自己处于迷乱，未知，怀疑，神秘，不要尝试着接近事实，究其原因”，才能时刻保持创作和探索的无限热情。

允许自己迷失一次吧，你能看到自由在冲你微笑。

另见：

ANTICIPATION·预期

CURIOSITY·好奇

TERROR·惊骇

[1] 《弗朗普一家》（The Flumps）是一部20世纪70年代的儿童动画片，主角是住在北英格兰的圆形毛茸茸的生物，故事主要讲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帕金不开心这一集的名字为《乌云》。

V

Vengefulness 复仇

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最有力的回击，看到前一秒还耀武扬威，咄咄逼人的人因为你的反驳而哑口无言，不知所措，我们的内心油然而生一股邪恶的愉快感。以牙还牙的确让人有极致的满足感。当我们的自尊受到伤害，或者他人的忽视让我们困惑，不知所措，报复心理让我们有了重拾失落自尊的机会，即使这样的报复计划只在脑海中酝酿。我们极尽想象，形式越复杂，手段越残酷，我们越能获得快感。“不名誉，不仅仅因为受到了侮辱，更因为自己屈从于这种侮辱。”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写道。

历史学家曾一度相信这样一种观点：过去人们对于复仇心理的接受度比今日要高。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诺博特·伊利亚思（Norbert Elias）在他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世纪欧洲“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中，将中世纪的人们描述成“野蛮，残暴，崇尚暴力冲突”：贵族之间充斥着私人纠纷和世家之间的宿仇，“而那些小人物也不例外，帽商、裁缝、牧羊人之间随时都可能剑拔弩张”。

不过今日的历史学家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解释说在12至13世纪，即使处以刑罚经常表现为个人行为，但是依然会受到规则严格的约束。根据监管的规定，私人的复仇行为需要保证惩罚与罪过相对应（正如拉丁语中的古语：lex talionis以眼还眼），这样能让受害者获得安慰与平衡的同时，也不会造成过度极端的复仇行为。在这个背景下，复仇心理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策划如何报复他人的罪行，另一部分是对于惩罚行为的合理衡量（另见：REMORSE 懊悔）。

但是，到了16世纪，法官和陪审团很快地意识到复仇心理其实是危险，不合法规的。随着英国司法系统的完善，官方的惩治措施具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正当性，而私人之间的解决纠纷世仇的方式则不受赞成。哲学家也紧随其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复仇是一种原始的公道，人性越趋向于此，法律越应遏制这种趋势”。

这些努力使得报复行为名誉扫地了吗？在伊丽莎白后期（Elizabethan）和詹姆士一世（Jacobean）初期的剧院中，“复仇悲剧”十分盛行，人们不由得对法律解决私人恩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托马斯·基德（Kyd）创作的于1592年首次公演的《西班牙悲剧》（The Spanish Tragedy）中，法律被塑造成是苍白无力，不可信赖的：宫内司法官（旧时对英国王宫内及王宫附近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赫罗尼莫（Hieronimo），当他遇到那些请求帮助的请愿人时，他“tears the papers”，字面意思是撕毁法律条文。所以当他的亲生儿子被人谋害，他无处求助，只能凭借一己之力，谋划了复仇计划。

和很多复仇悲剧中的策划者一样，他的复仇历程是漫长而艰辛的，长期的等待与拖延，最终在某个时机压抑多年的怨恨骤然爆发。报复最终的结局可能是鲜血淋漓，一片狼藉，但是复仇不同——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复仇往往是精心谋划，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

今日我们对于复仇依然持有矛盾的态度。当然，我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传统认知告诉我们带着恨意生活其实是在折磨和惩罚自己，正如培根所言：“念念不忘复仇者只会使自己的创伤新鲜如初，而那创伤本来是可以愈合的”。我们怀疑报复的冲动，但是有时我们又被其深深吸引。我们为什么对那些流传的复仇传奇故事津津乐道？可能对于那些敢于进行复仇行动的角色，我们会产生诡异的钦佩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侮辱与伤害，总是默然承受，无可奈何。

其他挑战法律权威的情绪，参见：HATRED ·仇恨

Vergeüenza Ajenna 替人脸红

当我们观看电视节目时，如果看到才艺比拼中，一位自命不凡的参赛者在舞台上大肆吹嘘自己的歌喉，而之后他的真实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时，我们会忍不住心里一紧，恨不得把电视机扔出窗外，但是又不能忍住继续往下看的欲望。

西班牙把这种有趣的心理折磨叫作替人脸红（vergüenza ajena字面含义：ajena表示其他人，vergüenza表示尴尬紧张）这是一种代入感羞愧，通常是对陌生人产生的。*当我们看到政客念错了一个重要的人名，却依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或者当一个装模作样的喜剧表演者说了个自以为很赞的笑话，却满场寂静时，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如果别人犯了错，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我们觉得这是种歉意的表达，并不会有这种尴尬感。（见： EMBARRASSMENT尴尬）

最强烈的替人脸红是为那些厚脸皮，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准备的。他们并不为自己的过错感到应有的羞愧，所以我们替他们承担了这份情感，并对他们产生了双重的不满：既对他们的过错不满，也对他们没有自知之明的抱怨。

替人脸红是一种很矛盾的情感。它一方面是对那些偏离常规认知的行为的无情指责，包含了嘲弄和排斥。（见：CONTEMPT 藐视）另一方面，它也是推己及人的一种表现：为他人的境况而尴尬，需要我们处在他人的位置真切地感受他的境况。这两股看似矛盾的内心冲动都体现了集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的想法——这也是语言学家认为西班牙人命名了这种情感的原因。

在西班牙，人们都害怕丧失体面（dignidad）或者自豪感（pride），即使是共同分享的盘子里的最后一份食物都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被称为el de la vergüenza（耻辱），拿走最后一份食物是很丢面子的行为。但是西班牙社会同样推崇强烈的同理心（simpatía）。这样看来，替人脸红既加深了人们对于名誉和礼节的重视，又让人更具有集体荣誉感，更加团结一致。

并不是只有西班牙命名了这种情感，德国人将之称为外部的羞耻感（Fremdschämen），芬兰人则称其为共同的羞耻感（myötähäpeä），丹麦人称其为设身处地的羞耻感（plaatsvervangende schaamte）。英语中，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表达vergüenza ajena，可能这种情感描述起来并非易事。

想了解人们即使尴尬仍继续观看节目的原因，

见：

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

另见：

EMPATHY·共情

Viraha 情欲

当我们第一次亲热时，我羞涩不已。

他体贴地呢喃着说不尽的甜言蜜语，

我回以甜蜜温柔的笑容，

当他褪下我的丝绸衣裳；

天啊！

快让我们纵情欢爱吧，

我已经被情欲俘虏。

I was shy at our first union；he was obliging with hundreds of skilful flatteries；I spoke with sweet and gentle smiles he loosened the silk-garment on my hips；O friend！Make him make-love to me passionately，I am engrossed with desire for love.

这是抒情长诗《牧童歌》（Gita Govinda）中的片段，是由12世纪后期的印度奥里萨邦国（Indian kingdom of Orissa）诗人胜天（Jayadeva）创作的。这首十二章节的长诗不是用来诵读的，而是以举着火把，吟唱舞蹈的方式展现，这是虔诚的宗教礼拜的重要部分。

这首诗歌体现了宗教虔诚（bhakti）的核心思想，bhakti来自于梵文bhaj（爱和分享），是一种印度教的宗教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4-9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得到了更加狂热虔诚的推广发展。宗教虔诚理念强调追求与神发生心灵上的亲密关系，常表达人们在性爱欲望中的精神奉献。

《牧童歌》讲述了多情的牧羊人哥文达（Govinda，他是印度神灵黑天[Krishna]的肉身）和牧牛人拉达（Radha）之间的爱恨纠葛。拉达热恋哥文达，当她发现哥文达对感情不忠时，她悲伤地隐藏在森林的爬行动物中，寻求朋友帮助她赢回逝去的爱情。

她写下了绮丽撩人的诗句，情感细腻，充满情欲，把他们初次幽会寻欢做爱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满了她对情人陪伴的渴求呼唤。这种情感在梵文里称作viraha，表示在分离或被感情抛弃后对于爱人的期盼与渴望。

情欲和浪漫的爱情（Sringara rasa）是人生九大本质或主题之一，而viraha是爱之本质（Sringara rasa，色欲和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恋人离去后的失落感，是久别重逢时的喜出望外。（见：ECSTASY 狂喜）

情欲不仅仅唤起人们对于色欲的怀念，也重现了爱情中其他浪漫的部分，就像奥克西唐语（Occitan）行吟诗人的诗歌，或是葡萄牙法朵民谣（见：SAUDADE惆怅）中所蕴含的无法消解的怀念渴望。但区别在于情欲同时也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情感，同时它的结局往往是幸福美满的。《牧童歌》的最后，黑天意识到自己对于感情的背叛，也尝到了思念拉达的苦涩滋味，于是这对恋人相聚，重修旧好——象征着灵魂终于找到了栖息的精神家园。

情欲常常和基督教中对于“肉欲”和更高层级的精神恋爱（见：DESIRE 欲望）的区分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事实上，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作家也会用大胆生动的笔触描写人与神灵的亲密接触。约翰多恩（John Donne，英国诗人）在他写给圣灵的十四行诗里就恳求道：“击碎我心，占有我身！”（Batter my heart，Batter my heart）

另见：LOVE·爱

Vulnerability 脆弱

轻一点啊，你脚踩着我的梦想。

Tread softly，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叶芝（W.B. Yeats），《他希冀天堂的锦缎》（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渴望让我们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当我们袒露真实的自我，暴露了自己的缺陷与弱点，说出自己内心对性，原谅或者生育的渴望时，我们仿佛孤独地站在镁光灯照耀下的舞台上。我们鼓起勇气说出自己在意某人某事的现实时，我们瞬间变得不堪一击的脆弱。

我们做出承诺，把自我交给对方，“我爱你”“我相信你”的誓言说出口的那一刻，或者我们承认自己柔软，快乐或者恐惧的内心时，脆弱敏感不期而至，就像风呼呼地吹过胸腔，空落落的，这种感觉并不舒服。我们卸下了所有的保护，赤裸裸地接收世人的审视。这种感觉就像是叶芝的诗中所写，将自己的梦想铺展在路上，恐他人践踏。

在过去的十年间，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为了发展亲密关系，建立他人的认同感和实现自我价值，会选择卸下防备与伪装，赤身裸体般地迎接世人的审视。这种想法并不新奇。中世纪的学者就谈到光明磊落和发自肺腑的坦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他们觉得这是人生的重要美德（见：COURAGE勇气）。

21世纪人们对于脆弱的兴趣源于对自尊运动以及其易碎自恋的成果的不满，也或者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变得愈发脆弱。无论是通过网上银行在线交易，还是通过邮件传递个人信息，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担忧：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空间。

而工作中，学会以强大的内心承受工作的不稳定性是每个“朝不保夕”族（想了解我们失败时的情况，见：DISGRUNTLEMENT 不满）关键的生活能力。那些在文化创意行业工作的，工作安全感很弱的人们将创业精神奉为圭臬，但他们也会烦恼于处理自己的脆弱敏感。他们必须学会大胆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客户参考，并且拥有强大的内心应对客户的否定与拒绝。

靠近脆弱的不适感可能是一种特定的情感美德，但是这并不容易。“一个脆弱的人”（a vulnerable person）这种委婉说法其实描述的是那些社会中边缘化的，无依无靠的人群，他们容易被操控利用或者遭受虐待侮辱。那些走进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的人们往往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极端地敞开心扉可能会弄巧成拙。

对于那些“过度分享”（over-sharers）和为爱痴狂的情侣，过度的袒露真心让他们倍感脆弱，而过度的坦率也会使他们拼命想要拉近的关系疏远。他们强烈地渴望获得极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感，但是物极必反，扭曲的表达方式只会将爱人推得更远。这些例子中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岌岌可危的。对于那些社会指定其“脆弱”，还有那些脆弱成为一种无用的习惯的人，袒露自我其实是过度信任的问题——也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如果脆弱取代了自尊，成了我们努力培养的情感，我们必须要关注如何获得平衡的问题，要找一个令彼此都满意的最佳位置。说“我爱你”是值得的冒险，但是人生不是冒险。想要脆弱变得有意义，并不需要彻底地改变自己，也不需要连续的自我暗示，我们运用谨慎的方法，有意地练习就可以了。

和工作有关的情绪，参见：

CHEERFULNESS·欢快

谈到有勇气坚持信念的话题，参见：

BASOREXIA·亲吻渴望

W

Wanderlust 漫游欲

最先产生这种心理的是法国波尔多煤气工让·阿尔贝·达达斯（Jean-Albert Dadas）。1886年，疲惫不堪的他被送往医院。身上的证件显示他曾徒步穿越法国，但他自己对此却没有一点印象。后来，他也到过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旅途中遇到他的人说，他记不清自己是谁，也记不清出行的目的。

医学生菲利普·蒂西耶（Philippe Tissié）记录了达达斯这个案例，并给它起了个名字——“旅行狂热症”（dromomania，来自希腊语dromos，“赛马场”之义）。他的诊断很快在医学界引起轰动，随后也出现了其他案例。人们出行成瘾，欲壑难填，有时一连走上好几年。出行并非漫不经心，却也无的放矢，似乎在意识改变状态下进行。等他们最终停下脚步，却完全想不起出行经历，也记不清为什么要出行。蒂西耶写道，这是一种“病态的旅游”。不过仅仅过了25年，这种“病”就已经淡出公众视线了。

该“病症”可能始于一次悸动，也可能始于对遥远异国风情的迷恋，抑或源于对一个从未去过但在书中见过照片的地方的心驰神往，甚至像眷恋家乡一样思恋这个地方（见：KAUKOKAIPUU 远方向往）。我们渴望在未开拓的冰川上留下足迹，在晨曦中聆听自己的声音在湖面上空回响。我们知道，在陌生的地方，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慢；别人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让我们眼中的世界焕然一新（见：DÉPAYSEMENT 异境茫然）。

德语漫游欲（Wanderlust，原义：徒步旅行的快乐）最先脱胎于一种大胆的浪漫主义传统——独步（见：孤独 LONELINESS）。但是今天，我们赋予了它更广阔的意义。它代表着向往冒险和探索，希望经历不同的事情。此外，它意味着对出游的热望，这种情感就像爱或恐惧一样深植于人类心底。人天生就有这种愿望：欲穷山后景，一览村外天。人在这种欲望下不愿停留原地，觉得只有在旅途中，生活才充满意义。

19世纪80年代，蒂西耶首次见到达达斯。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可能有与生俱来的漫游欲望。进化论表明，人体可以主宰原始冲动，而有的冲动则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蒂西耶认为，达达斯的漫游冲动是深埋已久的流浪本能的爆发。他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爆发（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仍觉得漫游是不理智的：比如，用一段长途旅行来避世，戒酒协会管这叫作pulling a geographic：浪迹天涯，幻想这样可以帮助人甩掉精神包袱）。

但是，虽然维多利亚人也许会害怕流浪本能的爆发，但时不时有这种冲动也可以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流浪本能被发现的时候，正值现代旅游业诞生伊始。当时建立了“库克旅游（Cook's Tours）”旅行社，出版了首批旅游指南（贝德克尔[Baedeker]系列），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创作的异国旅行者故事也深入人心，因此，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衷于旅行。

“病态的旅游”（Pathological tourism），至少像达达斯经历的那种，在今天十分少见。现代精神病学家将其归类为一种神游状态或一种解离性失忆症。而19世纪末，这种怪病在法国突然爆发，又突然消失，我们该如何解释呢？这类短暂性精神病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感应性精神病，但这个结论不完全可靠，毕竟做出这个结论的医生和病人总想用冠冕堂皇的术语来把一种古怪行为定义为病症。

这些症状尤其会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下爆发：就旅行狂热症而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们普遍害怕的居无定所、四处流窜的流浪汉，这些都使得人们愈加渴望出行。一旦新疾病的症状被精神病学文献所记录，这种病症就会通过重复诊断和自我认定的方式迅速蔓延（另见：SADNESS 悲伤；NOSTALGIA 怀旧思乡）。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安于居家的人们也会被健康的旅游冲动所感染。

“漫游欲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而兴起。”一位心理学家于1902年写道。100多年过后，我们也许仍在受其影响。

另见：

HOMESICKNESS·思乡

Warm Glow 温情

拉里·大卫（Larry David）实在是可怜，在他自导自演的情景喜剧《抑制热情》[1]（Curb Your Enthusiasm）中，一个单纯的慈善之举也令他烦恼。拉里为一家新建成的博物馆捐助了资金，当他站在博物馆崭新的大门前，看着自己的名字在捐赠人名单中熠熠生辉时，他整个人都被由衷的自豪感点燃。

“太棒了！”他神气十足地和妻子谢丽尔（Cheryl）说，并准备好迎接到场贵宾钦佩的目光。这时，他突然注意到捐赠栏里有人是匿名捐赠的。瞬间他闷闷不乐起来，心中暗忖“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为了署名才做慈善的”。

当妻子偷偷地告诉他，那个匿名的捐赠者其实是他的朋友特德·丹森（Ted Danson）时，拉里大为光火，特德的低调让他气得火冒三丈：“没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署名，可以不告诉众人！我本来也可以匿名捐赠的！”

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人甚至自己所做的善举的动机。对于拉里·大卫而言，捐助慈善事业能够给他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满足了他对威望的渴求。其他人可能会抱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期待（见：OIME 亏欠感），又或者我们仅仅是为了享受光环笼罩的快乐（见：SUMGNESS 自以为是）。

生活中，当我们帮助他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帮助陌生人搬手推车，帮邻居捎回购物的东西后，总是会精神饱满，快活地离开。不经意的善意举动让我们充满幸福感，觉得“这是一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社会，同时还会对自己无所不能充满自豪感”。

不过，虽然我们总会对他人的感谢谦逊地表示“这是我的荣幸”（it's my pleasure），英文中并没有专门的词表示这种荣幸（pleasure），有人建议用“Altru-hedonism”（利他的快乐）。

维多利亚时期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一种更好的表达“altruistic pleasure”——无私的快乐。这种相互竞争的氛围产生了一种“温情”，即使它只是提醒我们想起被荣光笼罩的快乐，脸上曾浮现的自我满足的笑容，它依然是我们值得珍视的东西。

可能英文中的这一空白源于西方社会人们对于善举的态度。关于人性本恶的理念已经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加尔文（John Calvin）认为人性是狡猾和堕落的，无私真诚地付出奉献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他教导虔诚的教徒们要努力地克服人性中的弱点，认真地履行“基督徒的责任”（Christian duty）。仁慈和善良不是与生俱来的美德，需要后天齐心协力的努力，善良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今日的神经学家对此持不同看法。在过去的10年里，人们对于利他主义的研究表明，人脑的中脑边缘系统是一条重要的快乐情绪传播路径，当我们做出慈善之举时，它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就像我们得到金钱报酬一样高兴。核磁共振的图像也生动地验证了这一点，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给予他人帮助时，我们的大脑图像是兴奋，热情、闪闪发亮的。当然了，帮助他人也有很多自私的考量：比如可以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网络。

有种观点认为利他主义带来的愉悦感是一种生物必然，是对于我们帮助种族生存的“本能的馈赠”（nature's reward），这听起来似乎别出心裁。这种看法可能会扭转我们对于给予是一种义务的看法，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快乐。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词语去描述“温情”。

更多乐于助人的信息，

参见：

COMPASSION·自以为是

PITY·怜悯

Wonder 惊奇

隐藏在伦敦查令十字车站（London's Charing Cross Station）的那些拥挤的购物商店之中，有一家达文波特魔法商店（Davenports Magic shop），它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孩子们目瞪口呆，聚精会神地看着店员们用神奇的魔法让扑克牌在空中漂浮，让球在茶杯中消失。家长们在门外徘徊，一脸看穿一切的微笑。有时，他们也会和孩子们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奇迹在顷刻间出现，那一刻他们的世界仿佛颠覆了，一切又回到了孩童时期，神秘又迷人。

现在我们常常把大吃一惊、瞠目结舌看作是孩子气的或天真无邪的表现。但在12-17世纪，惊奇是面对奇妙世界的重要反应。那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罕见和不可思议的事物。富人们重金购买短吻鳄的牙齿，并坚信那是龙的牙齿，或是相信牛黄石[2]是灵验的解毒妙药，并把他们收藏在多宝阁（Wunderkammer，意为珍品陈列室）。那时畸形婴儿的出生被人们认为是神灵对于厄运将至的神圣警告。

惊奇令人困惑、茫然、敬畏和担忧，它甚至强大到会伤害我们：《哈姆雷特》中，雷欧提斯（Laertes，《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哥哥）在奥菲利亚（Ophelia）的墓前哀叹“让星星像被惊吓伤害的听众”一样静止吧！

惊奇是人类重要的情感，1649年，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列出的六大“原始激情”（primitive passions）中，他把惊奇列在了第一位（后面依次是爱、仇恨、欲望、快乐和悲伤）。他认为这是“灵魂感到突然的惊喜，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那些不同寻常的事物本身”。（另见：SURPRISE惊讶）

惊奇一度成为辩论的焦点，这也证明了惊奇曾经的重要地位。对于神学家而言，惊奇带来屈从和谦卑，是人们对于神的伟大创造的最佳反应。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提醒人们不要试图去数清天上的星星或是地上的沙粒，因为这是徒劳无功的尝试，而且这份狂妄会阻碍人们虔诚的奉献。其他人认为惊奇带来的无措感是短暂的，人们很快会将其转化为目的明确的好奇探索。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写道：“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古以来人们开始对知识进行探索，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wonder）。”今天我们常常说“想知道如何”（wonder how）和“想知道……”（wonder that）。正如13世纪的哲学家，神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所言，智者的目标是“让惊奇感终止”。

17世纪的第二阶段，惊奇的确有过停息。在启蒙运动的新思潮影响下，自然哲学家不再停留在面对奇迹和畸变惊愕不已的状态，他们开始强调奇异中的有序性，并且尝试着通过实验揭示一些永恒的规律。不光是哲学上的态度转变，18世纪初期，那种认为家中陈列鳄鱼标本和鸵鸟蛋是一种时尚的观念一扫而空，人们开始崇尚简约、宽敞、明亮、整洁的家居风格，那些买卖奇珍异宝的生意也逐渐萧条。

之后的岁月里，很多人想要通过文化影响力唤起人们对于奇幻事物的惊奇感。无论是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是20世纪的嬉皮士，他们都在作品中哀叹科技解开了彩虹的奥秘，人们对于奇迹再也不会轻易地怀有惊叹和敬畏的态度（另见：LONELINESS孤独）。

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今天，好奇心已经取代了惊奇，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最为合适的情绪。

另见：

CURIOSITY·好奇

TERROR·惊骇

Worry 担忧

在漫画《花生》中，主角查理布朗的头顶常常盘旋着焦虑的波浪线，这使他看起来总是疲惫不堪。查理布朗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可他却有无尽的担忧——担心他的棒球队，担心学习成绩，担忧孤单寂寞，还担忧他那只不同寻常的宠物狗史努比。在动画历史上，他应该是最小心谨慎，心事重重的小学生形象了。不过，虽然对于孩子来说，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很不寻常，但这却是成人世界中常见的负面情绪。

英文的Worry来自于古英文中wyrgan（表示杀害或者令……窒息），原意是表示被蟒蛇勒住而窒息或者窒息性气体导致窒息。猛兽在捕杀猎物时常常用撕扯，啃咬的方式令猎物窒息worried their prey（“例如，狗或者狼攻击羊群”）。

到了17世纪，担忧可以表达情侣间的热情爱恋，人们用热吻和激情的拥抱令恋人坠入爱河，无法呼吸。

19世纪初期，《牛津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对worry的初次定义是“由于对生活的担忧和关心，使得思绪混乱不安”（troubled state of mind arising from the frets and cares of life）。不久之后，“令人担忧的”（worrying或者worriting）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常用表达，用来描述对于他人强烈的关爱和担心，这份担心甚至愿意牺牲自我保护他人。

它可能表现的唠叨不绝，例如在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中，女主角伊莉莎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卖掉时，她迅速地回到自己房间，“忧心忡忡，一面流泪，一面喃喃自语”（in great worry，crying and taking on）。

也可能是无声的忧虑，隐藏在强颜欢笑背后，不为人知。不过它可能会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不知不觉中耗尽你的心力，就像狄更斯的作品《老古玩店》中的小孙女小耐尔（Little Nell）由于忧思过度，身心俱疲而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19世纪70年代，塞缪尔（Samuel Smiles），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中产阶级的自我激励导师强调了担忧的危害。他写道“乐观，使得人们积聚力量，而担忧和烦恼则让人们虚弱无力”。塞缪尔谈论的主要是人们对于生活中乏味的琐事的担忧，例如社会地位的提高或下降，社会礼仪的违反，情感的背叛。事实上，真正让人心力交瘁的不是这些琐事，而是担忧本身。

在如今这个高效率，发展迅猛的社会，被担忧束缚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见：BOREDOM厌倦）。19世纪90年代，人们把忧虑感列为一种严重的身体状况：焦虑（anxiety）。最初焦虑被认为是由过多的性冲动引发的，而现在在美国它却是最为常见的情感障碍。

也许焦虑这个词的发明使得人们对于担忧不再那么紧张。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之后150年来，现代的自我激励书籍依然在帮助人们期盼生活无忧：例如《停止担忧，享受生活》（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女人总是担忧太多——学会不再为情感，工作而担忧》（Women Who Worry Too Much-how to stop worry ＆ anxiety from ruining relationships，work and fun）等。最近的心理研究表明当今社会担忧依然是个严重的问题。

担忧其实是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过程，我们反复思索事情的方方面面，思绪万千，各种可能性在脑海中碰撞，这使得我们更全面地认知自我。我们对一切做最坏的预想，而事情的结局往往截然相反。同时，2006年的杂志《心理医学》（Psychological Medicine）中的一个纵向研究表明那些担忧较多的人很少会发生意外事故。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了“担心基因”存在的设想，他们认为担忧意识会遗传给后代，由于焦虑和紧张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那些适度担忧的人们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衍。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能我们应该学会适度地担忧。

当然，我们对于事物的担心程度并不是相同的。有些事情值得我们耗费心力，就像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933年写给他女儿的一段话中所言：

不要为洋娃娃，男孩，昆虫，父母，失落，满意或者未来担心。

值得你去担心的是：

勇气、清洁、效率、骑术……

Don’t worry about dolls，boys，insects，parents，disappointments，satisfactions or the future.

Things to worry about：

Worry about courage

Worry about cleanliness

Worry about efficiency

Worry about horsemanship…

另见：

DREAD·惧怕

[1] 《抑制热情》是HBO推出的，根据拉里-大卫当初在洛杉矶演艺圈的亲身经历改变而成，并由大卫自编自演而成的喜剧。

[2] 牛黄（Bezoar stones）对于那些熟悉哈利波特魔药课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实中它被中世纪的医生使用。

牛黄是光滑的、发亮的球体，是山羊等反刍动物胃中一些复杂的难以消化的东西——水果蔬菜纤维、树枝、尤其是毛状纤维。中世纪时期的医生磨碎这些贵重的石头，并溶解在药石中，而另一些人则把他们陈列在华丽的橱柜中。

1575年，法国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巴累（Ambroise Paré）做了个实验来测试牛黄的解毒能力，被测试者是一个因偷窃罪被判处绞刑的厨师，监狱长同意用服毒代替绞刑，然后用牛黄进行救治，看是否能够成功解毒。不幸的是，实验失败了。

译注：我们常说的“牛黄”是指牛肝脏的胆结石，此处Bezoar stones直译为牛黄石，但从注释来看作者这里应该是指牛胃结石（动物进食后在胃内形成的石性团块物质）。

Z

Żal 失落的忧愁

另见：

RESENTMENT·怀恨在心

VENGEFULNESS·复仇

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肖邦（Frédéric Chopin）的一生大多在颠沛流离和悲愤交集中度过。他远离故土，流落异国，他和小说家乔治桑之间情感纠葛，他日渐虚弱的身体迫使他远离社会，突发的精神错乱令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终年仅39岁的他便死于肺结核。

肖邦的作品中总是有挥之不去的近乎病态的紧张感，这也使他的作品拥有抓住人心的力量，这来源于肖邦内心深种的波兰情结Zal。肖邦的好友，钢琴家李斯特（Franz Liszt）称之为“他心灵的土壤”。

Zal（发音为jahl）是对于不可挽回的失去产生的忧愁。它不是单纯的沮丧感，而是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情绪，这一刻可能顺从命运安排，下一刻可能又反叛抗争。当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被彻底剥夺，我们百感交集、失落、悔恨和强烈的愤怒翻涌而来。

在李斯特看来，肖邦的Zal是一种重要的愤怒，“充满了责备和有预谋的暴力，充满了痛苦的愤恨”。李斯特写道，肖邦的情感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和呈现，他的练习曲和谐谑曲，都表达了失落感，对于已结束的事情“有时颇具讽刺，有时轻蔑自傲”。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致谢

这本书最早源于在韦尔科姆收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工作的Kirty Topiwala的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构想，Fay Bound Alberti建议我承接这个项目。非常感谢他们两位对我的信任。

感谢Kirty和Cecily Gayford在整个项目中认真负责地把控细节，我想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优秀的编辑了。同时非常感谢助理研究员Elsa Richardson在项目的最终阶段尽心尽力的付出，还要感谢Andrew Franklin巨大的工作热忱和他那些精彩的笑话，感谢Trevor Horwood帮助我进行文字加工润色，感谢我的代理人Jon Elek为我提供专业高效的支持，感谢Penny Daniel，Drew Jerrison，感谢出版商Profile Books和韦尔科姆收藏馆的工作团队，感谢你们牵头整个项目，管理出版及后续工作。

做学术研究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孤军奋战，我很庆幸自己能和这些无私奉献，热情专业的工作人员合作。我要对Thomas Dixon，Jen Harvie，Katherine Angel，Elena Carrera 和Rhodri Hayward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

感谢你们在玛丽女王中心（Queen Mary Centre）发表的关于情绪史（History of Emotions）的论文，这本书是扎根于你们的成果之上的。我还要感谢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s School）英语系和戏剧系，韦尔科姆基金会（Wellcome Trust）对于中心活动的支持，感谢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对我研究工作的帮助。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很多人奉献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帮我解疑答惑，讲述他们的情绪认知以及分享一些未出版的研究成果。感谢Carolyn Burdett，Susie Orbach，Dan Susman，Jade Shepherd，Richard Firth-Godbehere，Erin Sullivan，Barbara Taylor，Nathan Abrams，Nadia Davids，Joanna Cohen，Colin Jones，Adrian Howe，Alice Haddon，Mandy Reichwald，Enda Hughes，Tom 和 Cat Watt-Smith，他们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我不熟悉的概念和外文词语，感谢Preti Taneja，Yukiko Kinoshita，James和Kyoko Bowskill，Tiziana Morosetti，Margherita Laera，Llyr Gwyn，Gregory Tate，Marta Magalhaes，Yaron Shavit，Julia Boffey，还有我的研究员同事Kieron Humphrey 和Stephen Burn。如有疏漏，请原谅我的过失。

感谢H. Plewis在我写作的关键时刻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办公环境，感谢在我编写过程中耐心开导我，安慰我的朋友们。当然，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父母，尤其感谢他们帮助我照料年幼的孩子，让我能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Michael，感谢你对我始终如一的陪伴，鼓励，支持，感谢你给予我自由的工作空间，我要奉上最深的爱意和最真挚的赞美。感谢Alice，谢谢你在写作的中途降临到我的生命里，虽然年幼的你还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你让我的世界充满了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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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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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作者简介

目录

引言 心情的十万个名字

A

Abhiman 由爱生恨

Acedia 倦怠

Amae 撒娇依赖

Ambiguphobia 非解释清楚不可

Anger 愤怒

Anticipation 期待

Anxiety 焦虑

Apathy 冷漠

L’appel Du Vide 虚空的呼唤

Awumbuk 人去心空

B

Bafflement 不知所措

Basorexia 亲吻渴望

Befuddlement 茫然

Bewilderment 困惑

Boredom 厌倦

Brabant 作死

Broodiness 求子心切

C

Calm 冷静

Carefree 无忧无虑

Cheerfulness 欢快

Cheesed （Off） 气恼

Claustrophobia 幽闭恐惧

Collywobbles，The 肠胃焦虑

Comfort 安慰

Compassion 同情

Compersion 多元之爱

Confidence 自信

Contempt 藐视

Contentment 满足

Courage 勇气

Curiosity 好奇

Cyberchondria 网络自诊焦虑

D

Delight 欣喜

Dépaysement 异境茫然

Desire 欲望

Despair 绝望

Disappear，The Desire To 避世

Disappointment 失望

Disgruntlement 不满

Disgust 厌恶

Dismay 气馁

Dolce Far Niente 偷懒之乐

Dread 惧怕

E

Ecstasy 狂喜

Embarrassment 尴尬

Empathy 共情

Envy 嫉羡

Euphoria 欣快

Exasperation 激怒

Excitement 激动

F

Fago 悲天悯人

Fear 恐惧

Feeling Good（About Yourself）（自我）感觉良好

Formal Feeling，a 肃穆之感

Fraud，feeling like a （感觉像个）冒牌者

Frustration 沮丧

G

Gezelligheid 温馨

Gladsomeness 高兴

Glee 欢乐

Gratitude 感恩

Greng Jai 怕麻烦别人

Grief 悲痛

Guilt 内疚

H

Han 隐忍

Happiness 幸福

Hatred 仇恨

HeebieT-hJeeebies， 神经过敏

Hiraeth 乡愁

Hoard，The Urge to 收藏欲

Homefulness 归家之喜

Homesickness 思乡

Hopefulness 充满希望

Huff，In A 满腔怒火

Humble，Feeling 低声下气

Humiliation 羞辱

Hunger 饥饿

Hwyl 激昂

I

Ijirashii （被他人的顽强）感动

Iktsuarpok 望眼欲穿

Ilinx 炫酷

Impatience 不耐烦

Idignation 义愤

Inhabitiveness 安居乐业

Insulted，Feeling 被侮辱

Irritation 恼怒

J

Jealousy 妒忌

Joy 快乐

K

Kaukokaipuu 远方向往

L

Liget 化愤怒为力量

Litost 羞愤

Loneliness 孤独

Love 爱

M

Malu 自惭形秽

Man 热望

Matutolypea 起床气

Mehameha 怕鬼

Melancholy 忧郁

MIFFED，a bit （有点）气恼

Mono No Aware 物哀

Morbid Curiosity 猎奇

Mudita 随喜赞叹

N

Nakhes 以子为荣

Nginyiwarringu 惊吓

Nostalgia 怀旧思乡

O

Oime 亏欠感

OverwFehelineglmed， 不堪重负

P

Panic 恐慌

Paranoia 妄想

Perversity 乖戾

Peur Des Espaces 广场恐惧

Philoprogenitiveness 怜爱情结

Pique，A Fit Of（突然的）恼怒

Pity 怜悯

PoGsointgal， 暴躁

Pride 自豪

Pronoia 不设防

R

Rage 狂怒

Regret 遗憾

Relief 如释重负

Reluctance 勉强

Remorse 懊悔

Reproachfulness 责备

Resentment 愤恨

Ringxiety 手机幻听

Rivalry 竞争

Road Rage 路怒

Ruinenlust 废物迷恋

S

Sadness 悲伤

Satisfaction 满意

Saudade 惆怅

Schadenfreude 幸灾乐祸

Self-Pity 自怨自艾

Shame 羞耻

Shock 震惊

Smugness 自以为是

Song 愤愤不平

Surprise 惊讶

Suspicion 多疑

T

Technostress 技术应激

Terror 惊骇

Torschlusspanik 时间焦虑

Toska 忧虑不安

Triumph 获胜之喜

U

Umpty 烦躁

Uncertainty 不确定

V

Vengefulness 复仇

Vergeüenza Ajenna 替人脸红

Viraha 情欲

Vulnerability 脆弱

W

Wanderlust 漫游欲

Warm Glow 温情

Wonder 惊奇

Worry 担忧

Z

Żal 失落的忧愁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