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欲知往事的诱惑

一 两个王朝，一个时代

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

二 盛世来临前的血色黎明

1.一座盛大的赌场

2.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4.博弈：靠人不靠天

5.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

6.玄武门，一个盛世的密码

三 贞观年的困守与突围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2.他宁愿选择自由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

4.储君危机的临界点

5.谁的道义和良心债

四 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出发

1.阴谋者的假面与誓言

2.后宫世界的攻守之道

3.无处不在的情报网

4.内廷与外廷的交锋

5.天下有了新的女主

五 酷吏时代：无路可退的战局

1.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3.逃不开的权力宿命

六 盛世：华美锦袍上的虱子

1.少年精神

2.亲情带来的伤害

3.李隆基的“圈养”策略

七 天宝十四载的罪与罚

1.为盛世敲丧钟的人

2.帝国的农夫与蛇

3.转折

自序：欲知往事的诱惑

也许每个人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你愿意将自己一生可数的光阴置于哪个时间段？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但却透露了一个信息：人，始终难以摆脱欲知往事的诱惑。

我的答案是，中国的7世纪和8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的百年。

在那里，盛世就像一个精心炮制、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在这本小书里，你看见的同样是帝王将相，可又不是你所熟悉的面孔。在那散落的尘埃里，隐逸着别样的风情。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更属于投身其间的每一个人。它对你的魅惑有多大，你对它就有多少的好奇与怕。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德簿，更不是这个大帝那个大帝的起居注。对于那些毫无头绪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场参与感。那些天地间的号哭、月光下的阴谋、酒宴上的酣畅，无不是人情利害在时间里降妖捉怪。对于那些历史上肯定发生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你要看到它们，嗅到它们，最好能触摸到它们的心跳。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真相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只是我们远离了真相。我认为，对于历史书写者而言，越是趋向于主观，就越是显得客观，越是想趋向于客观，就越是让人觉得主观。

在长期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困惑。为了行文之美，文学可以虚构；而对于史学而言，多一分虚构是不是就多了一分伤害——对真实的伤害。有人说，纪实和虚构才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介乎两者之间是自由出没的世界。那里没有真相的主导，名和物各归其位，人和事各有章法。每个历史写作者，都像是一个炼金术士，他们拿着一个坩埚，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儿，还是虚构多一点儿，事实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个历史写作者的心里都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秘方。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东西往往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糟粕。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将手上的这块金属疙瘩做成一个好看的佛像，还是一个难看的猪头，或者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历史经常会丢三落四，会人为涂饰，会张牙舞爪。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还是这面墙，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样道理，在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时，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更辽阔。往事留下的信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困境。常常听人说，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离开了假设，那些陈年旧事真就是原来的样子吗？历史的天空深邃无比，那些纷繁复杂的人与事在其间摇曳多姿，它们都有开端和结束，有虚幻与真实，一个披金挂银的盛世，一个血脉贲张的乱世，无不是由理性和诗性交织构成的全景式的维度。

我赞成这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是为序。

宗承灏

一 两个王朝，一个时代

大业元年（60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黄河流域某个村庄的王大和王二两兄弟，正在享用野菜糊糊做的早餐。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拥进屋子里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他们二话不说，抓起两人就往门外拖。

“官爷，我们犯了什么事？给个理由。”两兄弟一头雾水地问道。

“没犯事，也没有理由。”官兵吼道，“皇帝要修房子，还要挖一条沟，人手不够用，抓你们去帮帮忙。你们是要建房子还是挖沟？这是一道必选题，二选一。”

“我喜欢建房子。”老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抢先答道。

“那好，你去建房子吧！”老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官兵带走了。

“请问官爷，皇帝要建什么房子啊？”老二看上去似乎精明一些，也谨慎得多。

“少废话！说了你也不知道，东都洛阳！”

“那我还是挖沟吧。”精明的王二认为，自己挖沟肯定要比哥哥建房子有活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挖的沟要比村东头那条沟大得多得多，那已经不能算是沟了，而是一条大运河。小人物王二至死也不清楚有这样一组数据，属于这条大运河：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两千余里，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同年八月十五日皇帝就要乘着龙舟前往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

小人物王二就这样无奈地上路了，数百万像他一样的农夫此时也正从各州各县各村向着同一个工地聚集。我们可以想象，绵延千里的工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身陷其中的王二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开掘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只能看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身边倒下。历史就是用数以亿计的小人物的牺牲，来换取时间深处那些屈指可数的功与名。布衣小民的生命从来都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一句“隋民不胜其害”也就交代了过去。

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江南正是大好的风光、大好的时节。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款步登上岸边的龙舟，文武官员紧随其后。桅杆上锦帆次第张开，武士的刀剑在空气里散发着凛冽的光泽，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倒映在运河的清波里，时间深处晃动着暧昧的脂粉香气。

在这明媚的秋光里，每个人身后的影子都比他的实际身量伸长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垂杨依依，天涯迢迢，整个画面流淌着现代派画家浓艳而疯狂的意象。那领头之人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器宇轩昂地走进了龙舟的头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隋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死后谥号“炀帝”的杨广。“炀”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好的词汇，昭示不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还有一个皇帝，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讽刺的是，陈后主能够得到这一谥号正是拜杨广所赐，但后人习惯称陈叔宝为“后主”。如此一来，“炀帝”也就成了杨广的专用标签，再没人和他去抢。

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专门为皇帝的龙舟拉纤的“殿脚”九百人。有着九百人的“殿脚”，我们可以想象杨广乘坐的龙舟有多么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座水上行走的宫殿，而不是舟。这样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可谓气势浩荡。

龙舟乘风破浪，也直接将杨广送往政治事业的巅峰时刻。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不安分的他先后八次出巡，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杨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水平还算过得去的诗人，还是一个在金粉与铁血中肆意妄为的非主流君主？没有人只戴着一副面孔行走于世，可是能将几幅面孔背后的身份都做到极致的却不多。杨广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写道：“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有文学评论家说，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帝王对诗歌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南北诗风的特色。

诗人与帝王，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无冕之王，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冠冕之王。如果我们将杨广的政治经历也视为一首诗，那么这首诗的开篇显现出了万丈豪情的气象。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并将更多的精力与关注点放在了北方或者更北方。与他们不同，杨广却将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烟雨迷蒙的中国南方。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政治经历密不可分。开皇八年（588年），身为晋王的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定南陈。也由此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纷乱格局，中华文明就此实现了自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此时的杨广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立马扬威，野心勃勃的皇子在政治舞台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随后，他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待就是十年。

在江都的十年时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也是为事业打基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广和隋朝的军界重臣们有了更多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正因为这十年，让他后来对江都尤其偏爱。这种偏爱既包含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篇布局，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一个流淌着北方血统的皇子长期浸淫于江南的清风明月，这难免会让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边是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的硬朗，一边是山温水暖和稻香鱼肥的灵秀。北方的阳刚与南方的阴柔在杨广的血液里碰撞，然后融合。他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而是一个无限接近权力巅峰的皇子。在扬州的十年时间里，杨广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收敛得接近于无形，身居风花雪月之地，不但没有声色之好的享乐主义倾向，而且天天穿着打着补丁的王服，就连手下婢女也都是一副相貌平平、蓬头粗服的样子。

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杨广不过是一个处处都得藏着锋芒、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去往江都的是在人间可以翻云覆雨的君王，他的内心也有着普通人的衣锦还乡的情怀。

他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样的回答正是杨广想要的结果，他哈哈大笑。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就将自己巡幸的第一站定在了东都洛阳。自古以来，帝王们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在长安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才会想到来这里寻求政治避难。

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隋王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杨广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这条驰道长达三千里。此外又打通了两条以涿郡蓟城（今北京附近）为交汇点的陆路干道：一条自南向北，一条由东往西。

杨广接着又发动河北百万军队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长三千里，广百步”。隋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了专供皇帝巡游的御道，沿岸还种上杨柳树作为景观树。沿运河各大码头建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同时在蓟城建造了临朔宫。《北史》中有着明确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杨广以涿郡（今北京）作为讨伐高丽的基地，驰道与永济渠作为水陆两条军需供应线。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永济渠，从洛口到涿郡的一段，也成为杨广征伐高丽的战时专用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通过这条通道实现北运，临朔宫也由此成为征伐高丽的战前临时指挥部。

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其实六七世纪的高丽不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与中华帝国争霸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有可能随时爆发为战争对抗的实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际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地级市大，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领地。

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在大国与强国面前，有野心的小国与弱国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隐形发展策略。虽然高丽偏安于帝国一隅，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扩张实力的机会。如果中原王朝出现分裂和战乱，他们就会乘机蚕食土地，增强实力。

经过五百年的不懈努力，到了6世纪，高丽已经一口一口吃掉了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华帝国相望。同时还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急剧增长。

在杨广的百万大军面前，高丽能够动用的军力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一个能够调动二十万军队的国家，应该不算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小国。7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这时候高丽的国家人口应该在四五百万，而常备军应在五十万上下。

6世纪，高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隋朝帝国的复兴。

战争的统一指挥权由杨广本人持有，帝国的军队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史书记载，在这三次征伐中，杨广都是御驾亲征，每次动用的军力都超过百万。百万大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绵延千里，是一道何其壮观的景象，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嗅到古道上飞扬的历史烟尘里，弥漫着帝国权力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热气味。

如果统治者一味地信奉“激进主义”，那么就会将自己的帝国带进一条权力运转的死胡同。在我们这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随时会光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对于历史，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用假设来推理真相，“如果……就……”的思维逻辑就像是一团火焰，吞噬一切与理性有关的政治情感。感性的杨广捧着他那平平仄仄的诗行，与荒唐的政治和权力相逢于7世纪。就像是双双对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为只要相信激情燃烧的情感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灌注就可以梦想成真，抵达彼岸。激情有余，狂热过头，一直是拖累中国政治，使它无法摆脱中古式“伦理政治”的罪魁元凶。

中华帝国并不缺乏会写诗的皇帝，乾隆一个人就写了四万多首，几乎可以抵得上《全唐诗》的诗歌总量。可那蔚为大观的四万多首里能够称之为诗的少之又少，量变没有带来质变的帝王诗，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帝王附庸风雅的心态。杨广与其他帝王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蓝图上。读他的诗，其间并不缺乏“理性”的光泽。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应该成为整个中原大地的主旋律。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之一，他们什么事都习惯于听从权威。皇帝是天命所归的天然权威者，他的指挥棒决定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

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自视过高，而陷入逆境之时又往往会自暴自弃，甚至产生心理扭曲。杨玄感造反，斛斯政与其通谋，事情败露后逃至高丽。杨广三次征讨高丽，高丽最后将斛斯政献出讲和。

行刑这一天，杨广诏令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并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先是一批人持箭对着叛将斛斯政一通狂射，接着一批人持刀一阵猛砍，直到将斛斯政剁成一堆肉泥。杨广还不解恨，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吃完肉，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这种病态人格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所具有的，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精神弱者的病症。如同一个嗑了致幻药的人，所有的疯狂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恐惧与沮丧。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抵达了一个盛世的巅峰。我们习惯了将唐朝视为盛世的标志性朝代，殊不知，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丝毫不逊色。二十七年后，有一个叫马周的侍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当时已是贞观十一年（637年），仍有人享受着前朝的改革成果，沐浴着前朝的恩泽，可见杨广当时创下了怎样一番盛世基业。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杨广并没有安于现状。到处旌旗招展，人喧马嘶，政治带给他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现实的世界是一幅奔腾的盛世景象，他的文字无法企及。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臣良佐们，他们透过连篇累牍的奏折反复提醒着他，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干柴遇烈火。

当然杨广身边的忠臣已经越来越少，偌大的朝堂之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明哲保身者，装聋作哑；心有异志者，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者，骑墙观望。总之，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这个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主流。当然这也是隋炀帝最愿意看到的，他曾经当着官员的面放过狠话：“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如果你们想通过给我提意见来博取名利，只会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杨广从继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此时的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投入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有人做过估算，从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也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成百上千的民工，大部分都倒在了工地上，无命归故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杨广让整个帝国陷入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无年不有。而中国官僚体系运行成本也是当时一笔昂贵的开销，再加上官贪吏残，使得帝国的权力集团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用刀头舔血之类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黔首百姓的生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杨广看来，不过是正常年份里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小股军队的轻轻弹压。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杨广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一个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员，一天到晚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他尤其不能容忍，当场就会将其杀了。如果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他谏言，他或许还会稍微地宽待，但是他终究不会让这样的人好端端地立于世间，早晚也还是会找机会将对方杀了。

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本来就是干柴烈火的时局，如此一来，改革就成了点燃时局的那根火柴。

杨玄感这边大旗一举，那边就有大批年纪相仿的贵族官僚子弟蜂拥至黎阳，与杨玄感“共谋大事”。由于父辈都曾经是朝廷里的重臣，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与杨玄感又是儿时的玩伴。这些人中间有观王杨雄的儿子、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儿子、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儿子、民部侍郎裴蕴的儿子等四十余人。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人也直接响应杨玄感起兵。

在众多响应的贵族权力者中，有一个人是杨玄感的莫逆之交——李密。李密的爷爷李曜是北周的魏国公，父亲李宽是隋朝的蒲山郡公。此人才兼文武，尤擅兵法。他继承蒲山郡公的爵位后，散尽家财养客礼贤，结交天下英豪。

李密为杨玄感献上三条策略：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屯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结果，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功败垂成。

时势推进至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已经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才干的事，像杨玄感这样的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也希望能够打破旧的分配格局，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结构。虽然说不破不立，但是这种“皇帝轮流做”的权力交棒游戏，新或者旧，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火柴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杨玄感的败亡，非但没有让杨广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隋王朝的崩解。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口号。新体制的萌芽往往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先起兵造反的是长白山地区（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的王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僚资本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大业六年元宵节，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大设戏台，大演百戏。全国各地进京会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儿，敲锣打鼓地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有五万多名乐工，这些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通宵达旦，足足闹腾了将近一个月。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又将物质文明显摆了一番。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上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根本没人问你要酒钱。胡人们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去柜台结账，老板们笑脸相迎道：“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人缘。

李渊作为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子弟，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那就是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这种亲情上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家庭与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母亲去世似乎更早一些。这个世界的孤儿有很多种，对于朱元璋那样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生来显贵的李渊来说，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毕竟不用为衣食所忧。于他而言，如何摆脱生存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幸的是，李渊虽然失去双亲之爱，却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姨妈。而他的姨妈能够为他提供的不仅仅限于亲情上的慰藉，因为他的姨妈有一个强势的身份，那就是隋国公杨坚的妻子。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衰落，身为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二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故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

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八年十二月攻占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后陈的都城建业（今南京），进而宣布了南朝政体的消亡。至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归统一。

在政治变革风生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渊的姨妈独孤伽罗也妻凭夫贵成为大隋王朝的一国之母。此时李渊刚满十六岁，正步入一个男孩向男人蜕变的人生阶段。独孤氏是个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十四岁时嫁与杨坚，就逼着自己的丈夫对天起誓：一生只爱她一人，坚决不与其他女子生育子女。

成为皇后的独孤氏牢牢地控制着隋王朝的后宫，成为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妒”后。而杨坚的表现也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始终恪守着自己所发出的那句不靠谱的誓言。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句誓言过于严格，可杨坚还是遵照执行，他的五子五女都是独孤皇后一人所生。史料记载：“独孤后性妨忌，后宫莫敢进御。”

独孤氏的“妒”达到了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说是变态也不为过。独孤皇后每次见到朝野大臣家养有娇妻美妾或妾室生了孩子，一定要隋文帝将那人贬官。有一次，隋文帝宠幸一个官员的女儿，独孤皇后得知后，命人将其活活打死。隋文帝心中有着百般愁苦，也只能私下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在感情的世界里，杨坚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对于帝王来说，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父母双亡之后，李渊大部分时间都寄养在独孤皇后身边。父亲去世的时候，李渊只是七岁的孩子，正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好时光。李渊虽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爱与关怀，却继承了他们高贵的血统，袭封唐国公。独孤氏（他的母亲家族）的祖先为漠北的鲜卑族，后来随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而南迁，最终定居在中原境内。李渊身上流淌着汉民族、鲜卑、突厥的混合型血液。

对于一个孤儿来说，除了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更要战胜内心世界的孤独，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那样一个世道里求生存，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想要走得更远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渊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拓展了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成人后的李渊是一个为人潇洒，性情率真，善于搞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公关型人才。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软环境，无论是经商中投资的机遇，还是权力场上的竞技，人际关系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渊后来的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李渊不同于那些身世飘零的孤儿。至少在一个王国的权力世界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孤儿。李渊在隋文帝杨坚身边做了一名侍卫——千牛备身。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隋开皇九年（58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平陈之战结束，持续分裂了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年，李渊刚满二十三岁，青春正当时，也正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自古以来无数人的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不能决定他的人生之路，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关系。要探究李渊所走的人生道路，就绕不开社会阶层划分这一规则体系。

在隋朝的社会体系中，各阶层的划分有着明确的法则。按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低到高依次排序：奴隶、平民、中下层庶族地主、上层士族、关陇军事贵族、皇族。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比为一个金字塔体系，那么奴隶和平民就处于塔底，而庶族地主以及上层士族和军事贵族，处于塔腰的位置并逐级向上，而风光无限的塔顶，便当仁不让地为皇族成员和皇帝所占据。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帝国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撇开那些处于塔顶的皇族不论。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体系中获得最佳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都绞尽脑汁，奋力向上攀缘。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在这个艰难攀缘的过程中，有人不得要领，中途跌落，有人深谙规则，如鱼得水。

不过金字塔体系是先于规则而存在的，规则只是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算有人试图超越等级，抵达它的更高处，也只能是始于想法又止于想法的事。中国人讲究的是等级，《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将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中，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金字塔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唯有如此，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金字塔结构提醒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

在北朝北魏时期的军事体系中，官家体系里设置了一种高级禁卫武官。这种高级武官除了要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还要执掌御刀“千牛刀”，这种禁卫武官就是“千牛备身”。虽然千牛备身的品级只有六品，但由于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不仅威风得很，同时也很容易获得晋升，是一般贵族子弟梦寐以求的美差事。

有资料显示，千牛备身之类的御前侍卫一般任职时间为四五年，然后就可以通过吏部的考试而被选派到地方为官。根据李渊的官员任职履历，以及隋朝的职官制度等各种史料分析，李渊在大兴殿里为隋文帝杨坚站岗放哨将近十年。如果从开皇初年，李渊十六七岁算起的话，他二十六七岁才离任。这十年时间，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

李渊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调离京城，这里显然有他姨妈独孤皇后的一份功劳。将李渊置于自己身边，从个人情感因素上来说，这样既可以照顾到他，又可以着力培养他在权力场上的生存意志；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隋文帝和独孤氏对李渊有着深刻的信任感，皇帝身边的人通常是最得皇家信任的，尤其是涉及皇帝的安全的人员。

杨坚以一种近乎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进帝国的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尤其是帝国的军事枢要部门。如此布置，京师重地就会成为杨家禁脔。

凭借着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做过畿辅地区和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先后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只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并无异心。顶多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考虑自己是继续留在杨坚和独孤皇后身边发展，还是找个机会到地方上做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封疆大吏。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只有离开才是最完美的回归。这期间，李渊还完成了自己的另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李渊的婚配对象是窦氏，此女非寻常人家女子。她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是北周末年的上柱国，金州总管，爵封神武公，而她的母亲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李渊的这段婚姻虽然有着浓烈的政治意味，所表现出的形式却是一部浪漫的偶像剧。要知道，在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因为“宦”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稳固的基础，而“婚”则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十分招人喜欢。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长女）、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阿史那。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阿史那，对她的态度极为冷淡。

也许由于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耳濡目染，窦氏从小就表现得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对待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也就是告诉舅舅，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突厥还很强大，希望舅舅能够抑制自己的情感，好好对待突厥皇后，只要突厥配合，江南和北齐就容易对付了，统一大业也容易实现。

这句话超越了同龄孩子的政治智慧，让所有人都为之吃惊。如果这句话出自成人之口，周武帝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对于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他还是放在了心上。

周武帝接纳小外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皇后态度大为转变。六七岁的小女孩能有如此深远的政治见解着实让人惊叹。这种胆识与血性，或许和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密切的联系。窦毅在听说这件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

后来杨坚代周受禅时，窦氏大哭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与襄阳长公主忙掩其口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或许窦毅认为此女非寻常女子，如果随便嫁人，将来难免会为窦氏家族留下祸端。窦毅采用了武侠小说里常见的方法，在长安城公开招女婿，以武会英雄。作为皇亲国戚，窦家大小姐还是很有市场的。消息传开，京城内外的贵胄王孙、豪门子弟竞相前往。

窦毅选女婿的方式很奇特，他一不问家世财产，因为窦家有的是金银珠宝，贵为皇亲在物质上并无特殊要求；二不挑剔容貌气度，只是在园中置一个门屏，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有上门求婚的，不管老幼美丑，每人必须在百步之外张弓射箭，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成为窦小姐的乘龙快婿。

结果李渊如愿抱得美人归。有人说，李渊由此攀上了窦家的高枝。其实真相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窦皇后的父亲窦毅在后周算是一颗政治明星，可惜他的小舅子周武帝宇文邕短命，内侄又过于不着调，以至于被杨坚取而代之。

在杨坚大肆清算前朝遗老的时候，窦家感受到的是空前的政治压力。如何摆脱与前朝皇族的利益勾连，如何在新朝的权力结构中寻求突破的新路径，成为一个权力指数正在走下坡路的家族的当务之急。他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嫁出去的女儿虽然是泼出去的水，但是为人妻后的女人就有了妻凭夫贵的资本。为女儿找个权力靠山，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家族利益，是窦家人的现实想法。

李渊是最佳的人选之一，他的外公是独孤信，姨父杨坚是帝国的新任帝王。比武这件事，也许是窦家安排好的一场局。这场局不是为网罗天下英雄，而是为李渊量身打造的。对于此次招亲，两《唐书》中分别记载道：“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因画二孔雀屏间，请婚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最后的结果却是“射者阋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于帝”。

“阴约”和“潜约”在这里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也就是说，比赛规则并没有向那些求婚者说清楚，而是窦家暗中许诺，射中眼睛者胜出。

“高祖最后射”也是暗藏玄机，李渊之所以压轴出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大赛组委会（窦家）在赛前就向参赛选手（李渊）泄题，使得李渊提前获知比赛的潜规则；二是这是一场专门为李渊设的局，规则按他的表现而定。最后出场的李渊显然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来，他出场后，这场毫无公平可言的竞赛也就到此结束了。即使李渊一箭偏离靶心，窦公也会临时修改规则，最后一个偏离者为胜方。

关于李渊的箭术，倒是有据可查。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要游幸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命李渊为其开道护驾。李渊受命后率军东渡黄河，驻军龙门（今山西稷山县北古城）。当时叛军首领毋端儿“帅众数千薄于城下”，李渊“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叛军溃败而去。面对敌方数千人，李渊只带了十余骑，所射七十发，居然能够箭无虚发。没有非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怕是无法做到的。窦毅与妻子襄阳长公主在私底下商量女儿终身大事时，也定下了基调：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也就是说，窦家对女儿的夫婿有着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不能随意嫁个庸常之人。

大业初年（605年），杨广通过非常规手段成为隋王朝的新君，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为自己留下罪孽深重的一笔。对于那些开口必言尧舜德，闭口总道孔孟圣的史家而言，杨广俨然成了末世昏君的典型代表，什么弑君篡位、奸淫父妃、诛戮贤臣、大建官苑等罪行，杨广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性格决定命运，当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一个人的性格便可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有些皇帝，或暴戾多疑，或阴沉偏狭，或荒唐无稽，在这样一些皇帝的统治下，臣民们又怎么会获得好的命运，而臣民们没有好的命运，也就意味着这个王朝不配有好的命运。皇帝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而天下人的命运也同样能够主宰皇帝的命运。

胡戟教授曾经说过一句尚算公允的话：“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的成长过程应该有一段时间上的交集。这种交集很多时候会转换为情感上的倾向性，中国人讲究人情世界里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老先生说：“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差序格局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格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状扩展，关系递减的圈子。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外有别，亲疏不同。中国是“熟人社会”，小圈子里面的人相对来说会彼此信任一些。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按照差序格局原理，他们是距离彼此“中心”较近的那道波纹。

我们常说家国天下，可国情又不完全等同于家里的状况。杨李的权力身份决定了这份亲情难以替代帝国的政情。所以两人的亲情关系，在权力的作用下，有了更多趋利避害的成分。有一次，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羞辱李渊是“阿婆面”，也就是取笑他“高颜面皱”，长得像老太太。李渊十分气恼，回家见到夫人羞愤难平，不禁怅然落泪。

李渊并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而是他从杨广的话语里读解出更为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帝国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权力得失的解读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这些时日以来，他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他内心曾经强硬的部分，似乎被一点点地吞噬。

其实杨广即位后，对他这个表弟还算过得去。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始终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皇帝的金銮殿也毕竟不是慈悲的佛堂，它自古就是靠死人骨头堆起来的。

李渊从皇帝对待自己的态度，很快就解读出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以及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中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比其他人更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君王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念及于此，李渊难免会黯然神伤。在他伤感的背后，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帝国贵族在末世来临前脆弱的政治敏感度。

男人的哭，有时有一种迷人的魔力，仿佛此前长久的压力和委屈，都是为此次释放所做的情绪准备。所以那天，李渊在夫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大哭了一场。窦氏和几个孩子也一起抱头痛哭。这是他们夫妻二人第一次用哭声对话，哭得相当默契。由此可以看出夫妻之间和谐的感情，以及他对窦氏有一种精神依恋，而这一切源于窦氏是个有能力、有想法的女人。她既能够为自己的男人带来创业的思路，又能适时平复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家人哭完了，窦氏劝自己的夫君：“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也就是说，“堂”即“唐”，阿婆就是堂主。这是好的兆头，说明相公将来要做唐国之主。

窦氏的这番话又让李渊眼睛潮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高兴。他们彼此的理解，在哭声中开始，也在哭声中结束。窦氏的一席话打通了李渊内心世界的任督二脉，他借着窦氏的这句吉言，居然当天晚上就在府上设宴以示庆贺。

其实窦氏在这里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解释也给得有些牵强。为了这样一句话，李渊摆宴相庆显然过于夸张。李渊的兴奋点到底在哪里呢？无非是窦氏的一句话，暗合了他胸中藏着的某种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加上“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尽人皆知，机缘暗合，难免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在冥冥之中拥有了天命，他不敢公开庆贺，只能“私相贺焉”。李渊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是帝国权力即将易手于己，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帝王吗？

如果说李渊是成功男人的典范，那么窦氏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大业初年，李渊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曾经得到过几匹身形与速度都超一流的骏马。好武之人都好马，李渊如获至宝。窦氏却告诉他：“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他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后来杨广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进行责罚。李渊汲取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所说的去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赢得天子欢心。

将隐忍修炼到最高一层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个世界无穷大，而人的认识十分有限，生有涯，而知无涯。在任何时段里，都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比如谶言这个听上去很玄妙的玩意儿。《辞海》里对“谶”的解释是：“预言；征兆。”

谶言多用于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通常用来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曾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史上所谓的神奇的谶言通常分为三类：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容忽略，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6世纪末7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大业九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一名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四十三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所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和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广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李渊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所赋予的豪门世族的血统，二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玄感起兵这件事在李渊内心深处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者既不是赤贫阶层，也不是权力的冷落客，而是位居礼部尚书高位，世袭楚国公的本朝贵族。这时候，李渊已经被杨广调到弘化郡（今甘肃省合水）担任留守。他非常佩服杨玄感振臂一呼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命运忧虑。其妻兄窦抗也劝他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李渊没有同意，虽然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时，内心颇不平静，但他觉得造反的时机还不成熟。杨广这时候委派他镇守弘化郡，并兼管关右诸军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卫通往京师的战略要道。根据后来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李渊的气质类型应该属于黏液质。这种人习惯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深深地埋藏起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平静地克制与忍让。如果作为对手的话，这种人也是最为可怕的。在李渊看来，杨玄感发动的这场起义过于唐突。而结果也真的如他所料，仅仅两个月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大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拥进了叛乱者的队伍，他们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瓦岗军中的魏徵、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杜伏威、李子通，以及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都是各地叛乱者的代表人物。

不只世俗权力阶层中的人趋之若鹜，就连一些不甘于青灯黄卷的僧侣也参与到叛乱中来，其中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等。除此之外，反隋队伍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身影，而且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如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

众多的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地主武装发展最为迅猛，尤以关中地区居多。李唐政权的根据地也在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著，在政治上能量很强。

李渊占领长安后发布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檄文中这样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也就是说，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都高于帝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帝国统治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蜂拥而起。

这就像一块巨型利益蛋糕，每个人都想趁乱瓜分，下手晚了，恐怕连个渣儿都吃不到。

隋朝是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它的情况有些类似秦朝。从表面上看，帝国强盛至极。可是透过历史的肌肤表层，我们会发现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就像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杨广的统治基础很不稳固，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隋朝于极盛之际就开始迅速走向败亡。杨广登基后，为了规避关中集团损害帝国官家集团的权力，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杨广意图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杨广是一个急性子，还没有等方案修订成熟，改革就已经破门而出。

既然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一个概念。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宇文泰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调整，将自己建立的西魏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区别开来，以鲜卑旧部落为基础，建立了贵族性质的府兵制。同时将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做了修改，使他们与关中地区的豪门大姓相结合，使之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霸权。如此一来，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

如果只是修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足以使关中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那些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地区深深扎根。

宇文泰利用关中本位政策，将关陇胡汉民族中的精英人物都笼络到自己的权力集团中，以创霸业；隋文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的“八大柱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居住在帝国边界，经常遭到武装攻击和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要比那些住在内陆安全地区的民众，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能力。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一直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这些地方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经过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

王朝虽然频繁更迭，这一地区的社会局面却初告安谧。这对于精英人物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风生水起奠立了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略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以说是帝国人才的选拔基地。更何况，这里还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杨广想要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可是选择的时机过于超前。整个帝国已经走到火烧油烹的境地，如果这时动摇“关中本位”这一国本，无异于打破帝国权力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杨玄感这边一摇旗，马上就有豪门子弟跟着响应。

再看江淮到岭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会立即起兵反隋。

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态向来复杂。隋炀帝征讨高丽，所征用的马匹和耗费的钱物，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史料记载，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之有九。

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他忧虑，帝国的巨轮会将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带到何处？他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因为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着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大业九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没过多久就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最为倚重的心腹重臣之一。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帝国已走到无人可用的境地。正因为无人可用，表面上还算忠心的李渊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与极大的提升。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李渊那颗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与壮大。《旧唐书?高祖纪》称，李渊当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是个深谙社会规则的人，有着极好的人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乱世是个极好的平台。凭借良好的口碑，引得地方豪杰之士竞相投奔，李渊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一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想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李渊得到重用，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还是心存防范。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他这种不信任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的到。

有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觐见，李渊托病不去。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皇帝表兄，李渊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那以后，李渊像是变了一个人，终日沉迷酒色，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他将这种堕落腐化的行径做得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末代贵族。在外人看来，李渊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为一个酒色财气的地方庸官。

这个消息通过朝廷的情报网传到杨广的耳朵里，杨广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李渊的这次“华丽转型”，这个消息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一直以来，杨广特别讨厌那些在他面前卖弄手段和炫耀能力的官员。像李渊这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贵族，正合他的心意。一个不求上进的官员，不会有吞并帝国的野心。

当然李渊的恐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对于喜怒无常的杨广来说，决定官员的生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隋唐嘉话》上记有这样一句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也就是说，杨广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又不希望有人超越他。对付这样一个嫉妒心和疑心并重的表兄，李渊还是有办法的。

当时文人学士喜欢扎堆，类似今天的文化沙龙。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不过一半以上只能算是平庸之作。当时的司隶大夫薛道衡，诗写得比杨广好，杨广就找了一个理由逼他自杀，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杨广也写过一首同题材的诗，官员怎么可以比他这个皇帝写得好呢？

著作郎王胄临刑时，杨广故意诵他诗中的警句，说：“从今以后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佳句吗？”这完全是一幅变态文人的丑恶嘴脸。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肘腋位置，

中央在中原，它隔一条黄河；

中央移关中，它还是隔一条黄河；

中央至京蓟，它则隔一座太行山。

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蓟相表里、相依托，与首都长安共存亡的地位。李渊后来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反王中一战定乾坤，与他起兵太原密不可分。作为隋朝的军事重镇，它北据幽州，南临西安、洛阳。进可南下直取中原，退可凭借城池坚守待援，即便大势已去，也可以北逃塞外以待卷土重来。同时太原粮草丰足，实在是造反起义、募兵退守的绝佳之处。

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南方是他疲惫心灵的慰藉之所，他知道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个古莽之国，那里的人以醒着为虚妄，以梦中发生的一切为真。他真想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住着这样一个国度。他总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都是抓不住的幻象。回顾长长一生做过的梦，无数的人、事、物，组成了一个浮华无边的世界，而这一切真的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存在过吗？他如同活在那个传说中的古莽之国。

杨广畏于北方农民军的发展，不敢北还，他的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李渊的新任命只确认了他在太原境内可以行使军事权力，并无行政权力。直到此时，李渊表面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杨广自知帝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经常会在江都的不眠之夜里发出一声声感叹。这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冬末春初的夜晚，他和萧后月下饮酒，两人陶醉于江南香甜的空气里。杨广如同酒醉般，飘飘欲仙，他转头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就算我丢了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皇后看着眼前的男人，只有徒留一声叹息在风中。江都的春天比北方来得要早，透过清冽的空气，她分明嗅到了泥土里散发出的潮湿的香气。春天要来了，她感觉不到生命的勃发，相反预感到的却是自己如花的生命正在迅速枯萎，她在黑暗中伸出手臂想要抓住一只救援的手，可四下却空空荡荡。她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力改变王朝兴替的规则，更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在杨广的成长过程中，宫殿始终作为一个巨大枷锁而存在，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枷锁让他透不过气。他曾经以为，手握皇权的他可以肆意狂舞，再无羁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杨广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诗人的情绪容易让人琢磨不定，热情过头或者忧虑到底，容易走极端路线。很多时候，他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像一艘船，载着他漂浮于无边的夜色里。

萧皇后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那一年杨广二十五岁，萧氏十三岁，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当今皇子，一个是才貌出众的前朝公主，他们新婚宴尔，过上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婚后不久，杨广就陷入与哥哥杨勇的皇储争斗之中，而身为妻子的萧氏，自然站在自己男人的一边。

在诸多的史料描述中，杨广是一个沉湎于酒色，风流至极的帝王。在他看来，女人不过是只有脸蛋和性器官的侍婢。尽管如此，他对结发妻子萧皇后还是十分礼敬，每次出巡都将萧氏带在身边。可聪慧的萧皇后又怎能弃任性妄为的夫君于不顾，她担心这大好江山迟早会在他的手里垮掉。她曾经作了一篇《述志赋》，劝解自己的夫君。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

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滞。

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

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

…………

沉浸于天马行空的杨广又怎能听得进妇人之言，直到有一天，他拿起一面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君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自己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他回头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下它呢？”萧皇后听得脸色大变，问他为何会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完全是遭受到心灵创伤的诗人吟出的一句透着苦味的诗行。

能够将人生的无常看得如此透彻，杨广如痴如魔的政治行为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助。杨广身上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成了他人生的致命伤，使他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而他在时局面前所流露出的悲观情绪，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帝国权力系统里的每一个人。而这种病毒一样的情绪，最终埋葬了整个帝国。

男人之间的争斗，受祸害最深的往往是女人，这是历代王朝易主的丑陋之处。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将萧皇后掳到自己手中。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又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萧皇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妾。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女人和财富、土地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利品。待到中原混战，李渊在长安称帝，为一个纷乱的时代画上了休止符。而在这个混战的空隙内，北方的突厥人迅速壮大。而突厥番王的其中一个爱妃，正是萧皇后的小姑子——隋炀帝杨广的妹妹。她打听到嫂子的遭遇，就说服番王，将萧皇后从窦建德手里讨要了过去。然后将其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大破突厥，又将其带回长安。一个妖娆的女子，就这样沦为7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些权力英雄们的玩物。作为乱世斗争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就像是一面镜子，往往能够照见男性权力者卑污的人性。

公元618年的春天，在数不清的噩梦之间踉跄前行的杨广知道，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的时光已经越来越少，就连诗人的感伤也变得遥不可及。趁着杨广“巡游扬、越，委弃京都”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于次年二月攻取洛口仓。要知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都看见她们的皇帝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没有人知道，这一刻的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心间。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

李渊这时候已经被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朝是李家的国，太原就是国土。如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地方，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不领情，那么就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这里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也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不可以错过。

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杨玄感烧起的那把火无异于吹响了权力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号角。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隋炀帝已经无力再去控制全国的局面。李渊并不急于将自己摆在隋炀帝杨广的对立面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让自己跳出来的机会。他之所以最后在太原起兵，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他的胸中早已藏好了一幅锦绣。

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在途经涿郡的时候，与他的朝中密友、皇帝身边的近臣宇文士及有过一次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杨广的驸马，身处帝国的政治中枢。由于二人身份显赫，他们此次密谈显得非同寻常。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宇文士及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顺唐朝，往前推六七年，就是613年前后。这一年，杨广曾召唤李渊前往他的行宫一聚，李渊借病推托。隋炀帝语带双关地问他会不会病死。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的君臣和表亲关系此时已经有所动摇，并且可能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

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后，也向李渊掏心掏肺地表白：“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与汾阳宫，复尽丹赤。”

两人“尝夜中密论时事”，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他们夜晚密论，除了政治和权力，两个置身于帝国权力高层的老男人，还能有什么私密话题可聊？

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被杨广派往山西境内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说他：“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这个人就是你。如今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如果你不趁早打算，必然会成为第二个李金才。”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那首《桃李子》歌谣，再次暗合“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浑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成为“李氏当为天子”谶言的第一个牺牲家族。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曾经如此劝说李渊：“你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你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

而在李世民一再涂抹过的两《唐书》中，他也如此劝说父亲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我们李家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两《唐书》这么记载，是为了坐实李世民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这些人的话在李渊的耳边轮番轰炸，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和杨广一样都被这个在史料里接近平庸的男人欺骗了。让人不敢肯定的是，这个活在两《唐书》里的李渊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可能只带着一张面孔。李渊虽然是帝国的开启之主，但是由于其继任者李世民夺权的非法性，让唐朝初年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模糊的印记。

每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都展示了李渊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开国者绝对不会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开国者，他们从举起刀枪的第一天，就和旧时代的官僚集团撕破了脸皮。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伪装，他们只需要冲天的血光和算计死人不偿命的计谋。而李渊不同，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在帝国官僚集团中始终摆出一副爱国者的姿态。

李渊的野心、计谋和血腥，不到最后一刻，都处于隐形状态中，也可以说，都是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言，想要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追逐权力的最佳时间段已经过去。

太原起兵的前后，由于史料经过粉饰与篡改，有太多的真相被淹没。李世民为了掩饰玄武门夺权的血腥，在史料中动了大量手脚。他将李渊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努力，都视为不存在；同时又将帝国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推动力移植嫁接，变成自己的光荣史。李世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得继承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权力的正统性，只好不断放大自己的功劳。他一边将李渊的功劳收入自己囊中，一边打压李渊的创业价值。一句话，他偷了自己老子的功劳。

李渊在起兵之前，长时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不是喜欢浪费机会的人。门阀士族出身的李渊，成长经历不同于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社会底层。他们观察这个庞大帝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朱元璋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根根扎根土地的吸血管道，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帝国流淌的每一滴血液都源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反抗是农民阶级对权力阶层的反抗。

可是对于李渊这样的帝国权力阶层来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自己的家业。他的所有作为都围绕着家族利益展开，他观察这个世界，采用的是一种俯瞰的视角。他不像朱元璋们，只看见抽血的管道，只看见贪婪的面孔。

如果隋王朝的基业没有摇晃到倾覆的程度，李渊是绝对不会迈出那一步的。

试想，一个七岁时就当上唐国公，天上掉馅饼似的捞到世袭爵位的人，一个有着名门望族血统和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生俱来的荣耀是许多不是世出的名臣大将拼死拼活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李渊七岁时就拥有了一切。一个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人，你能指望他生来就与皇帝叫板，没事就和官府对抗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天下太平，国本稳固，李渊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偏差，他的子孙也会像他一样在某个人生阶段进入帝国的官僚序列。哪怕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再没有能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攫取优越的地位。

他们生来就是权力的主人，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是最容易造反的：一是被权力者逼入绝境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二是在帝国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中，部分受到新政压榨的既得利益者，并且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利益就是集团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处于帝国权力阶层的上方，这些人手里往往还拥有反伤害能力。

作为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民众，由于没有政治背景或经济背景，通常会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可以想象，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法与拥有特权的士族门阀子弟们竞争。士族门阀的存在，使帝国的权力阶层能够轻易获取社会资源，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现象和内部的勾连关系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将一个帝国引向覆灭之路。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

李渊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可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李渊在隋末各路反王中是出手最晚的那个，也是笑到了最后的那个。起兵晚并不能说明李渊对杨广的帝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忠心，也不是他没有举兵造反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一击即中的机会。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他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和浪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造反，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遭遇失败，都付出了巨大的家族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把造反视为一场赌博，每个造反者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在李渊看来，这的确是一场豪赌，既然内心已经做了选择，那就要保证最后的胜局。

太原起兵，是李渊对各种矛盾进行分析后才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如果仅凭李渊没有最先起兵，就认为他最后起兵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那就大错特错了。时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军事潜力和经济基础，而且还控制着山西中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他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乱形势下却迟迟没有起兵。难道他真的像史书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而且“昏庸无能”，只配生活在儿子李世民的阴影下吗？

显然不是，李渊是一个真正的战略高手，他不希望成为第二个杨玄感，只希望成为第一个李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会反过来影响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化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有同一性，就像同一口大锅炖出来的一道菜，有一样的色香味。《新唐书》记载，当时的晋阳长姜谟曾说：“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也就是说，隋朝早晚要走向灭亡，李渊早晚会成就中华帝国新的帝王霸业。姜谟说这句话的依据何在？他是李渊身边的人，他比我们都了解这个人。

李渊的战略体系

李渊常常望着身边的将领陷入沉思，他的鼻子明显比他们的略高一些，眼睛显得深邃一些。有人背后议论，他像关外的突厥人。尽管身边很多人和他一样长得土洋结合，可是没人认为他们是“杂种”。

作为帝国的豪门贵族，权力就是他们的血统。这个世界有人质疑权力吗？显然没有。

李渊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他的身上流淌着汉人、鲜卑和突厥的混杂血统。甘肃地处中国西北一隅，一直是历史上政权交替、民族交汇最为频繁的地区。也许是历史上的战事纷争、刀砍斧凿、烟熏火燎，让这里承受了太多外来的创伤，这种因地域而来的历史暗伤，对这一地区的民众性格影响极大。

北方地区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地区则成为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清丽的同义语。孕育中华文明的长江和黄河，由于分别地处南北，也具有截然不同的色彩。前者以清奇见长，后者以雄浑著称。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地域差异也有不同的特质。

我们常听人说“东北虎，西北狼”，西北人的性格虽然透着硬朗，但又不像东北人那样显得有些莽撞。西北人的性格粗线条，坚忍、独立，善于在困境中谋求最大利益。他们做事踏实，又善于思考、勇于行动。我有个朋友是甘肃秦安县人，他在与人交往时属于慢热型，一开始有些放不开，如果与你不经意有了一场相谈甚欢的对话，就会视你为多年的莫逆之交。对待朋友的热情，往往会让那些生于南方小镇的秀气内敛之人受不了。当然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和几千年来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充满血腥的历史有关。

历史上，甘肃地区是军事重镇，在封建时代承担着巩固西北，威慑新疆、西藏的重要责任。当地人大多是军队驻屯时的后代，同时，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区又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所以当地的汉人大多有少数民族基因。从他们的长相看，甘肃兰州地区的人大多是单眼皮，高颧骨。

早在李渊任太原留守之前四五年，也就是各路反叛势力刚刚爆发的时候，杨广正在一门心思忙他那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工程，开掘运河、攻伐高丽，根本无暇他顾。也许是嗅到了帝国的空气里飘荡着不一样的气息，这时候的李渊有了取隋而代之的想法。

李渊有了夺权的想法之后，隐忍不发，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除了老成持重的性格使然，更多来自利益考量。在新旧权力交替的时段里，有地盘、有枪杆、有军队的霸主们都有逐鹿中原的梦想。可很多时候，梦想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很快止步于现实。李渊的心中同样有这份梦想，准确地说，是他的政治理想。梦想与理想是两个概念，梦想往往会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而理想则会成为一个男人奋斗于现实世界的强大动力。

李渊不想让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后人点评历史时的一个笑话或者一声叹息，他要的是家国天下。要想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建立起自己的名号，就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而这时候的他还没有自己的一块地方，一支武装力量。

李渊成为太原留守，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后，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隐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也就是说，李渊刚得到一块根据地，就认为上天已经把机会给了自己。虽然获得了控制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势，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隐患。

在李渊的战术体系里，太原起兵之前必须要走四步棋。只有走完棋，才能扫清起兵的后顾之忧。

一是北方的突厥政权和其扶持的刘武周势力；

二是山西中南部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三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四是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和一个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都在隋朝的统治区，未能安全抵达他的控制范围。

李渊的第一步棋，是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上新崛起的又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势力壮大十分迅速。据史料记载，到了隋唐时期，东至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成了它的附属国。势力强大，让他们有了轻慢中华帝国的资本。

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作为游牧民族，突厥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很多都得从南方汉族地区获得，而他们获得这些物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武力。

李渊的太原根据地，经常受到突厥骑兵的袭扰，这使得李渊北方门户洞开，直接面对突厥的威胁。自古以来，那些成就霸王之业的权力者要笑到最后，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对于这一点，谋划长远的李渊又怎能不清楚？

解决突厥问题，有两个选择：一是实力足够强大，一举将其拿下；二是实力暂时不够，将其稳住。大业十一年，杨广巡幸塞北时被突厥包围于雁门关。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隋帝国的皇帝都无法与其正面抗衡，更何况仅有立足之地的李渊。所以，这时候的李渊只有第二条可选，先稳住对方。

大业十三年，也就是李渊准备起兵的前夕，他派遣主张“与突厥连和”的刘文静出使突厥。李渊亲自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信里，李渊开出了几张空头支票：一是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是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所有；三是突厥只用坐享其成，不用插手，更不要入侵中原地区。

刘文静不辱使命，获得巨大成功，始毕可汗不仅不再侵扰太原，而且完全支持李渊起兵造反。这一年五月，李渊自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起兵，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分领左右三军，先后攻克西河（今山西汾阳市）、霍邑（今山西霍县）、临汾（今山西临汾市）、韩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陷隋都长安。随后，李渊拥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自封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持节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一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江都的离宫万物生长、色彩饱满，许多暗藏于词语之后的事物都在暗香里浮动，跃跃欲试。有人说，词语是公式，是规范化了的符号，而这里却是一个充满惊喜与忧伤、喧哗与躁动的世界。

立于阁楼之上的杨广，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他靠近。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空气中摩擦的声响，让柔软明媚的早晨受到了惊吓。人世间的一切罪恶，起初都以正义的名义畅行无阻。

一个人的内心无论怎样强大，都不可能与整个世界对抗，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时间停留在这一刻，这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宿命的终点。他又一次拿起了手边的镜子，他离不开镜子，也一直小心地躲避着镜子带来的诱惑——镜子是危险的。一旦你看过一眼，就会生出许多幻象。镜子会吸引邪狂的目光，镜子里藏着一个个恶魔。它的表面平滑如缎，展现的却是谎言和诱惑，让意志脆弱的人陷入疯狂。

杨广又一次端详起镜子里的自己，最后一次了。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有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那一片炫目的、晃眼的光刺痛了杨广。

他冷眼看着在他面前举起刀剑的人，同样是这一帮人，曾经匍匐于他的脚下，说着最谄媚的话语，唱着最好听的赞歌。他说：“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三年，何况斩天子之首？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

这就是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然而这些造反者没有答应他。他用绝望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然后缓缓解下身上的绢巾，递给了其中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叛将。令狐行达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一下就勒住了他的脖子。

镜子落地发出的清脆响声，生生地刺破了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那双什么都想抓住，却什么都没有抓住的双手在空气里握成两个硬硬的拳头。就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五十岁的杨广终于被轰然垮塌的大业彻底埋葬。

二 盛世来临前的血色黎明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对于寻常百姓来说，是十分普通的一天。

星月迷蒙，天地寂然。繁华的长安城正在慢慢卸去白天疲惫喧嚣的妆容，随时准备进入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街肆的酒楼和茶坊开始陆陆续续地打烊；习惯了锦衣夜行的公子哥也在一场接一场的寻欢酣醉后踉踉跄跄地寻找回家的路；平康坊的歌妓们蓦然合上一扇扇雕花长窗，丝丝缕缕的暖风拂过她们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真是一段让人永远迷醉不愿醒来的太平时光，是新王朝无数个宁静祥和夜晚中的其中一个。在这样的美妙时刻，没有人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更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盛世之都即将上演一场关于阴谋与杀戮的死亡游戏。

如果说历史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时间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在这座都城的某个角落，刀剑与盔甲的铿锵声已经铮铮作响，透着坚硬与冰冷。声音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机直扑玄武门。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也是皇家禁卫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只要控制玄武门，就能控制太极宫。控制了太极宫，就控制了长安。控制了长安，也就控制了整个李唐王朝。对于轰然而至的大时代来说，这样的时刻往往能扭转时局命运。

1.一座盛大的赌场

隋朝崛起之前，中华版图天下三分，长江以南有陈王朝，关陇一带有北周，长江以北大部分疆域属于北齐。北周是三个国家之中实力最弱的。尽管帝国的形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文明，特别是西北文明，仍然具有豪放粗粝的尚武精神。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

对于个体而言，颠簸的世道犹如乱梦三千，投身其间的人就好像穿行于一场场大梦。既然一切都是个人奋斗和血统论的结果，那么就让这一枕黄粱梦幻出个大千世界。李渊不仅是著名武将的后代，更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母系又同北周及隋杨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国”之一，往上追溯，陇西李氏是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国的王族，西凉的创建者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人。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功臣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帝国的权力系统伸出去的粗壮枝节，疯狂地吮吸着权力资源的琼浆玉液。

隋文帝执掌帝国权柄以后，李渊备受恩宠。一句话，李渊作为中国北方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员，有着强大的行政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长啸如风，马蹄似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天灾人祸交困，中华版图之上烽烟四起，群盗遍地。据不完全统计，隋末唐初整个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他们用铁与犁、血与火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李渊建立唐政权不久就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本来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天下人心。可是任谁也无法料到，最后却演变成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导火索。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四个儿子。李玄霸十六岁那年早卒。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李元吉十五岁。李元吉因为年龄太小而无缘统兵在外，李建成、李世民同取西河。接着入关，又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等；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镇晋阳根据地。

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的马蹄曾多次踏碎旧王朝的笙歌舞影，在中原大地踢踏出遮天蔽日的征尘。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大哥李建成相比两个弟弟，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优势不仅来自于他的嗣长子身份，也与他在开国前后与李世民不相上下的功绩有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达到了最高点，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大幅增强，但是李世民火箭式的蹿升速度显然力道更加猛烈一些。

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派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夺取东都。等到李渊正式称帝、李建成为太子后，军事统帅的职权理所当然地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大哥李建成才三十八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之期，或许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登基御极的那一天；四弟就更年轻了，才二十四岁，华美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此刻，兄弟二人却同时将鹰隼一般的眼神投向李世民。

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李世民慧眼识英、知人善任，天下的名士与英雄基本上都被他笼络到身边。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许敬宗等，号称“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时之间，秦王府成为李唐王朝人数最多的精英机构。等到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破刘黑闼后，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总握全国兵权，一时间威震朝野、势倾天下。

此时的李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正在慢慢走向肢解。如果李世民是一把好钢刀，那么炼成这把好钢刀的就是帝国创业的大熔炉。李世民在帝国权力集团中的上佳作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也和帝国建立初期的分工不同有关。不同的分工需要不同的表现，这让李世民和李建成在世人面前所展示的能力各有侧重。

天空低沉，秋风乱草，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英雄辈出固然可喜，但总要有人知进退。定都长安之后，秦王李世民作为一名武将依然常年征战在外，而皇位继承人李建成则留在了李渊身边，帮助打理朝政，安顿后方。这种分工本来无可厚非，皇家有个传统，君主的嫡子一般是法定的太子，当了太子就得经常留在君主身边。遇有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放心任命外姓将领时，往往会派太子以外的儿子当统帅。有时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鼓舞士气，早日结束战争，好战的皇帝可能采取一种极端战术——御驾亲征。皇帝宁愿自己出去打仗，也要将留守京师的任务交给太子，很少派太子出征。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已成为一个稳定帝国的惯例。

李建成多谋难断的性格特质决定了这种权力分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李建成更适合做一个军事参谋，而不是做一个挑大梁的统帅。相比较而言，李世民的综合能力显然要更加全面一些，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

在当时的情况下，坐镇长安的李建成，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帝国挖掘人才，发展国民经济，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虽然这时候统帅朝廷的是李渊，但是太子李建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子也好，秦王也罢，都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体力和情感同这个伟大帝国一样，正处于上升勃发阶段。而李渊老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揽镜自照，他甚至认不出镜子里那张被时间过度伤害的脸是谁的。他对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太子李建成的工作和能力还是让他放心的，在天下尚未统一、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李渊多次遣他离开都城外出巡游，并有意识地培养他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如果他不信任李建成，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帝国的领导权交出去。

在李渊看来，自己的儿子个个都是人中之龙，老大李建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他成长为一个明君圣主也是极有可能的。凭借嗣长子的身份，以及担任太子期间积累的人气，更重要的还有朝中大臣们的信任，他的太子之位坐得还算稳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等到李渊驾崩以后，李建成会成为帝国的新主人，李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李渊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父亲，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基本上是一部李氏家族的创业史，他的江山完全是依靠儿子、女婿、朋友和李氏宗亲一手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他最信任的皇子，李世民则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

历史的偶然性就像暗夜里行路，明明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去，却不知不觉偏移了方向。李世民本就不是甘居人下的皇子，他的内心深处有极为强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当然他也有这个资格，他具备实现抱负的能力。在常年征战杀伐的过程中，李世民的个人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据史料记载：“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天策上将职位在亲王、三公之上，仅次于名义上的文官之首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天策府则是武官官府之首，在十四卫府之上；天策上将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官员，即所谓的“许自置官属”。当然天策上将的品级的确有令人质疑之处，这个封号容易让人产生“功比天高”的想象。很多史料也顺应了这种想象，让李世民的功劳向天看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天策上将究竟与天有多大关系。

武德二年，帝国确立十二军，天策上将就取自十二军。唐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由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唐中期被武则天破坏，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其实天策上将与功比天高是两个概念，在这里，史料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十二军都以天星为名，不只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带“天”字。《通鉴》记载：“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武德年间，李世民的权力之路走得并不稳定。很多时候，官级上的沉浮与他的军功大小有直接联系。伴随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的权力指数有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中。

武德三年（620年）一月，李世民兵败河东，太尉一职被撤。第二年，李渊亲征王世充班师回朝，李世民担任司徒，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虽然没有恢复太尉一职，但是他的天策上将的头衔并不逊色于其他十二军将领。地位带来荣耀，也只有更高的地位才能为其提供庇护。这时候李世民还没有到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场权力角逐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指出的是，天策上将与李世民的其他官衔比较，也算不上最大的。他这时候的主官衔是司徒，天策军将领不过是兼任而已。皇次子的身份，战场上的生力军，秦王的头衔，他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

在帝国权力高层内部，抛却血统联系，还埋藏着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相生相克。武德八年（625年），李世民征讨突厥失利，司徒一职再次被撤。齐王李元吉顶了司徒，高祖皇帝身边的权臣裴寂又顶了齐王腾出来的司空。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但降至齐王李元吉之下，甚至连裴寂都比不上。也就是说，权力的大小与李世民所获取的官衔已无法成正比。

这一年的秋天，北方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尽。长安城的阳光仍是刺眼得厉害，秦王府园子里的绿树红花、白桥灰瓦被艳阳摩挲得愈发光亮。李世民经常一个人待在王府的后花园里，长时间地陷入苦思冥想，天地寂静中酝酿着不安的气氛。

父皇李渊昨天又赋予他一项特权，命他开府洛阳。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了。李渊还为这项特权赋予了更张狂的注脚，那就是特批李世民拥有自己设炉制钱的特权。这项权力还是挺实惠的，完全是按照诸侯国的待遇安排的。如果说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那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成了他心中难以打开的结。

皇位继承人在这里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中看不中用。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身上都贴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名分。《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可见，“名分”这种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而追求名分，也似乎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里的第一要务。用那个在流血的仕途上摸爬滚打了半生的秦相李斯的寓言来表述，生在粮仓里的硕鼠注定会一辈子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肮脏之物。

有了名分，却不遵守名分，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这个世界由若干个格子构成，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格子，这个格子就是我们的名分。走出格子，而又无视格子的存在，通常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它关乎整个社会稳定。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乱，是中国文化生存的天敌，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和谐与稳定。当然这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政治理想，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唯有如此，利益才可以永远成为自家树上的果实。

中国文化系统里那根撑天立地的柱子——儒学，所弘扬的主旨，就是反竞争、求和谐。竞争带来的是混乱和动荡。今天所提倡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要有雄心壮志，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的书里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这一切。

对于皇家来说，权力的继承也应该“各安其分”。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靶子。

对于李世民而言，战争不仅让他俘获了军功，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量忠心耿耿的文武人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的秦王班底。李世民手里掌握着一个听命于他的五十人左右的文武官员集团，其中很多人还来自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

多年在外征战的人生经历，让李世民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统帅。李世民兄弟三人早年所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其骑射。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军事将领，李世民的品格形成于他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涯。

依靠军功迅速成长起来的李世民，其地位和权势蕴藏着更多的铁血成分。他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硬实力如日中天，同时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无人能与他匹敌。李世民还设立了文学馆，文学馆的创办也在提醒太子李建成，秦王集团正在走正规化发展之路，下一步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身为太子的李建成都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的气场压力。对于李建成来说，能够与这个强势的弟弟相抗衡的，只有太子之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当太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让他当太子，太子真是一个令人忧心的事业。太子之位真让李建成得到一张免死金牌和一把指哪砍哪的尚方宝剑吗？显然没有。只要他这个太子一天没有升级为皇帝，一切皆有翻云覆雨的可能；就算是升级当了皇帝，只要李世民手里还握有军权，威胁依然存在。

长安城如同一座盛大的赌场，在华丽的宫殿内部，轮盘赌的游戏每天都在上演，而每个人手中握着的筹码都可能是通向毁灭与重生的指路牌。兄弟二人从相互生疑走向彻底决裂，需要的是一股助推力量，而这股力量则来自他们的父皇李渊。

李渊是个“护犊子”的大家长，他对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个皇子是相当宽容的，这种宽容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李渊对于子女的态度，和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己越缺失的东西，往往会加倍补偿到子女的身上。那些白手起家，从小经历过诸多苦难的创业者们，有朝一日发达了，通常会用金钱和物质满足子女的一切要求，哪怕是无理的要求。

李渊也是如此，由此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这几个儿子可以放肆到骑马挎刀出入宫廷的地步。甚至太子和秦王、齐王三兄弟的命令，竟然与皇帝的诏敕具有同样的行政效力。

如此上下不分，让下面的官员们很为难。尤其是三个人同时发出指令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最后只好看时间先后，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此时李渊的皇权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在某些方面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相应的，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因为李渊的一味放纵而消失于无形。

李建成正在慢慢失去与李世民进行正面对抗的客观实力。虽然李建成手里还拥有东宫卫队这样的武装特权，可是李渊也将同样的权力赋予了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李建成的太子特权，少了质的差距，只剩下量的区别。李建成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受到其他力量的威胁。

李渊如此纵容皇子们在天子脚下拥有私人武装，等于在他的帝国权力中枢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一旦兄弟反目，就不是拳脚相加的一对一单挑，而是动摇国本的武装暴动。

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过于严重，李世民的战斗力太强，可以不夸张地说，李唐的半壁江山都是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与李世民荡气回肠的铁血生涯相比，李建成所做的保障供给工作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李世民在前线享受鲜花掌声的时候，李建成正周旋于东宫与太极宫，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于政务而难以脱身。

宫殿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消耗男人精力的场所，男人们曾经彪悍的生命力急剧枯萎。尤其是开国期间，宫殿就像一台杀人机器，奢华只是诱惑人的表象。武德三年至四年（620年—621年），李世民迎来了平定天下的巅峰对决。这一战，他先后啃掉了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两块硬骨头，迅速扭转了天下群雄纷争的局面。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李唐统一的脚步。而与此相对应的，放眼帝国的权力格局，已经没有谁能够阻挡李世民迅速上位的现实。

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身为皇子，李世民的起点本来就很高，往上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李渊在此战后用“天策上将”的名号对李世民进行封赏。这时候的李世民就是帝国天空的那轮红日，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更为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脚步的意思。他随后又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刘黑闼（窦建德的残余部队）、山东的杜伏威。

李世民所驾驭的帝国车轮眼看就要将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统统碾碎，整个帝国都在为前方的李世民热血沸腾，聚光灯下的他也没有辜负观众的期望，将自己的表演一再推向高潮。李渊起初还在为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感到欣慰。可是随着李世民战功的不断升级，他给予这个皇子的赏赐也达到了巅峰。

这时候，太子李建成就算是一个愚钝之人，也能感受到来自秦王集团的巨大威胁。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刻，也就谈不上输赢。李世民在这场帝国权力之争中，并无绝对胜算，他的对手也是强大的。

强强碰撞，通常在电光火石之间解决战斗。先不说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太子作为帝国未来的权力接班人，不是谁想动就能动得了的。更何况李建成在军事上也并非无能之辈，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他和李世民并驾齐驱，所立战功不相上下。

但在第二阶段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无疑是首功之人。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账不是家庭的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早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李世民平定薛举父子之后，李建成就已经“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就曾因太子“疏骨肉”而对他进行劝谏。到武德三年平定刘武周，武德四年又消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这两大势力，李世民的功绩与声望更是远远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随着个人实力的不断提升，李世民志在天下的政治抱负也逐渐露出了端倪。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危机，是皇权政治的最高原则。武德五年，平定刘黑闼之前，太子洗马魏徵就曾经向太子李建成挑明这层利害关系。他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而今刘黑闼逃亡所余，手下不过万人，物资粮草匮乏，若以大军临之，其势定如摧枯拉朽。殿下应该亲自出击以取功名，进而结纳山东豪杰，庶可巩固地位！”李建成听从谋臣魏徵的建议，向高祖请命，于是领兵扫平刘黑闼之乱。李建成固然有捡便宜的嫌疑，但是功劳却是实实在在的。

李建成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比不上李世民，但他所统辖的军队中有冯玄、薛万彻这样的一流猛将。此外，李建成的军事才华还体现在培植地方军事力量方面。出征刘黑闼期间，他在河北一带结交当地豪杰，使这一地区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李世民夺取皇位后，这一地区仍存在反李世民的地方势力，由此可见李建成在当地的影响有多深远。

太子李建成的最佳拍档是齐王李元吉，此人作为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角色，历史镜头留给他的始终是侧面，不见正脸。

李元吉身上的确存在不少缺点，但他也算是帝国的一员猛将。用当时观察家的话来说，他“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不是无能之辈。他喜好舞枪弄棒，常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此人是个战争狂人，经常将自己府上的奴仆、宾客、婢女、侍妾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身披甲冑，真刀真枪地来一场军事演习。一场演习下来，这些下人死伤无数，就连李元吉本人也曾经在这种民兵武装演习中被误伤过。然而，他并不以为意，依然对这种刺激的血腥游戏乐此不疲。

李元吉痴迷于打猎，他的捕兽工具能够装满三十车。宁愿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喜欢在鹰飞狗逐、纵马疾驰中获得强者的人生体验。他时常带着亲信组团出去游逛狩猎，践踏农家的田园和庄稼，放纵左右亲信掠夺百姓的财产。

自由而放荡的狩猎生活，让李元吉无法抑制内心对于权力的欲望。按照现代心理学分析，喜欢狩猎的男人，通常不是安分之人，他的血液里与生俱来渗透着冒险基因。在李元吉看来，父皇的宫殿也是猎兽的场所。他坐在齐王府的太师椅上，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荣耀和权力。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太子，一个手握权柄的帝王，他并不觉得这想象不真实。

李元吉排行老四，喜欢冒险的他，始终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之下，这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尽兴。皇子的身份，既是无法突围的宿命，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梦想之阶。如果一个有着权力欲望的人长期蛰伏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跑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内心肯定会生出无数愤怒、嫉恨的小虫子。

李元吉不是头脑简单的猎人，而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军事方面的才华虽然不及他的两个哥哥，但也可圈可点。武德二年，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李元吉只有十七岁，这个黑锅不应该由一个不成熟的少年来背。后来，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这时候的李元吉只有十九岁，算是帝国的一名早熟型军事人才。

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李建成、李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这一阶段李元吉年龄尚幼，在父兄刚开始打江山的时候，经常留守太原。武德元年，李元吉做了一出应景的好戏给他的皇帝老子看。李元吉对外宣称，他在太原发现了一块天然奇石，石头上面有“李渊万吉”的字样。

这的确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每当天意难决的时候，总会有人炮制这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且大有市场，屡试不爽。这是一块普通的手工刻石，李元吉却用它做了一篇天降祥瑞的文章。这篇为皇帝登基所做的应景文章，哄得李渊老怀欣畅。

既然是上天对自己的肯定，只有承天应命。李渊甚至命令李元吉在太原建了一个亭子，记录这块石头的不凡来历和天授意义。由此可见，李元吉并不是一个四肢勤快、大脑简单的三号皇子，至少他懂得如何把一块破石头炒作成政治试金石。混迹于权力世界，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一切就足够了。

权力不过是一场定好规则的游戏，而游戏的玩法有千百种，李元吉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李渊如此慎重地对待他的这块小石头，那么他就有可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陨石。他实在不相信命运，否则，他就会安于做他的齐王。前面有大哥李建成这位太子，有名望甚高的二哥李世民，就算争得头破血流也轮不上他来当皇帝。可是他偏偏不是一个安生的人，他将自己的权力之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帮助大哥李建成收拾二哥李世民，然后才有可能取代大哥当皇帝。权力王冠上的那颗宝珠在他梦里反复出现，晃得人睁不开眼。

李元吉之所以选择联合大哥李建成，共同对抗二哥李世民，是因为在他看来，三兄弟之中，真正的实力派兼偶像派的人气巨星是李世民，他不和李建成联手就无法消灭李世民。相较于李世民，他认为取代李建成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这么想，还出于一些客观因素。一是大哥李建成的地位正统，联合他就是联合朝廷的主流派，可以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二是李渊在起兵之前经常带着李世民在外面做官，而李元吉一直跟着大哥李建成生活，情感甚笃。三是李元吉与李世民地位相似，只能兼并，无法做到真正的联合。还有一个小事件在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留下阴影，那就是秦王集团旗下的猛将尉迟恭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

齐王李元吉是一员猛将，尤其擅长骑在马上使用长槊，而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也是此中好手。在洛阳打仗的闲暇时光里，李世民安排李元吉和尉迟恭来一场较量。李世民让他们将枪头摘下来，只拿木杆比武，点到为止。尉迟恭却说自己的枪头可以拿掉，齐王李元吉的枪头用不着摘。

李元吉看尉迟恭如此托大，大为恼火，跃马持槊杀向对方，结果屡刺不中，反被对方捅落马下。李世民问他：“夺取长矛、避开长矛，哪种更难？”尉迟恭回答说：“夺取困难些。”

李世民命令尉迟恭表演夺取李元吉手中的长矛，得到指令的尉迟恭连续三次夺得李元吉的长矛。李元吉向来以骁勇著称，虽然口里赞叹，心里却深感耻辱。在他看来，这是李世民在当面羞辱自己。而李建成的性情显然更温厚一些，对他这个弟弟也是关爱有加。从帝国权力斗争的战略高度来说，兄弟三人，李建成与李元吉联合更加顺其自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优势，更是一个战略优势。在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二比一的优势往往会决定最后的输赢。

李元吉可以从第三者的立场出发，以皇子的身份在斗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就算在皇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同样的内容，李元吉说出去的达到的效果，往往超过李建成的。毕竟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元吉拥有一种“客观”的资格。

李建成虽然在军事活动中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但是政治实力则大大超过对方。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固后方，支援前线，李建成的作用不容小觑。他“性宽简”，因而很得人心，周围聚集了一批贤臣名士，如封德彝、魏徵、杜淹、韦挺等人。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所用，成为“贞观名臣”。

李元吉手里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李建成将其拉入自己的营垒，在关中多了一个可靠的帮手。同时他又将镇守幽州的庐陵王李瑗也拉了过来，作为自己的外援。

李建成在京师地区的权力优势远大于李世民，更为重要的一点，李建成是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一大批皇亲国戚集结在他的周围。他们虽然是一个守旧的集团，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但还是有较强实力的。最为关键的是，在两个人的斗争过程中，李渊始终站在李建成这一边，从来没有动摇过。

太阳沉入西山，天地一片苍青。长安城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李建成又一次站在东宫的玉阶前，望着西北方向的秦王府。自从李世民返回长安，他就很少再有往日的轻松。他的梦里总是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一道隐秘的刀光在夜的掩护下即将抵达他的脖颈，而他也用另一道隐秘的刀光，将一个个头颅掀了下来。

在没有领兵的日子里，李世民也保持着一种习惯，他经常穿上铠甲立于月光之下，冷峻的长安月为他镀上一层光亮的薄膜。他留恋战场，怀念那些与敌人正面相撞的时刻。可现在的他正在慢慢远离那种让自己身心紧绷的时刻，他反复提醒自己，战场没有消失，战场只是转换了形式。

宫殿是战争和战场的终结之所，住在其间的人不是战争之王，就是战场的常胜客。李建成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于秦王集团的威胁，这种感觉像丝丝缕缕的气味弥散在空气里，无处不在。身边的人不断提醒他，包括三弟李元吉。在李世民没有返回长安之前，他不以为意。只要自己手里还捏着太子这张王牌，就等于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在几个皇子中，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一开始是偏爱，后来随着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又添了几分忌惮。虽然在综合能力上，他对李世民高看一眼，但是他从来不曾有过改立太子的意图和勇气。每天坐在太极宫的中央，周围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运行。可他有时候又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当他伸出手去抓的时候，一切又不存在。

李渊经常想起死去很久的父亲李昞。虽然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可是每当他坐在宫殿里，看着远处苍茫的终南山发呆，就会升起一种对父亲的思念。他在建国后，追封父亲为大唐王朝的元皇帝，上庙号唐世祖。父亲走得早，可留给他的贵族身份将他托于众生之上。如今他也是父亲，将来留给自己孩子的是皇族身份。不知从何时起，他有些害怕这个身份。置身于鲜花盛开的后宫院落、环环相扣的大明宫以及重重幕帘遮挡的殿堂，他总是有着隐隐的不安。

一切皆空，唯有亲情是最真实的，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亲情就藏在你的血管里，日夜不停地奔流，提醒着你的来处与归处。李渊无比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他与结发妻子窦皇后所生的几个孩子。或许正是源于这份爱，他有意无意地回避诸皇子间的矛盾与纷争。

随着帝国战争接近尾声，李世民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功盖天下，中外归心”的程度。可是一旦战争终止，李世民这张铁血王牌也会慢慢淡去颜色。随之而来的是，太子争夺战的形势陡然生变，李世民会由当初的全面进攻阶段进入防守反击阶段。李世民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强势突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皇权的冲击。

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只是前者的联盟。这主要是由太子的身份决定的，太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肉喇叭和传声筒，是皇帝缺位时，皇权的形象代言人。李世民步步紧逼，李渊不会坐视不理，他于不自觉中成了太子集团的坚定盟友。除了皇帝，四皇子李元吉也卷入其中。权力分配也是论斤计两的，不过计较的是权力比重。如果没有外因，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太子这一边。

李世民只是帝国的功臣而不是权臣，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篡位者，但若论权势，尤其在帝国的中央权力格局中，相对太子李建成并无太多的加分因素。在手握皇权的李渊面前，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说白了，秦王不过是皇权内部一个重要的零件，而不是独立运行的机器。

在这场太子之位的争夺中，李世民虽然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人气指数爆棚，但事实上他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构成致命的威胁。无论是他，还是李建成，都默认了这场游戏的规则，而此刻所能做的，就是在等待中僵持。这种僵持，成为他们共同的默契，虽然暂时无法打破这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永远存在。

就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秦王集团的压迫式威胁的时候，精于权术的李渊已经有所察觉。当战争证明李世民是帝国利器的时候，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他居然同意了李建成的要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李渊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压一压李世民“功高盖主”的嚣张气焰。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对秦王集团有所忌惮。

天下逐渐平定后，李渊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皇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会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宴会结束后，嫔妃们就抓住机会对李渊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正应安心娱乐，可秦王每每独自哭泣，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都不会剩下了！”说着话，眼泪也跟着噼噼啪啪地往下掉，她们边哭边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必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粉嘟嘟的泪人儿，内心难免生出怜香惜玉的感情。自从窦氏去世之后，李渊突然觉得自己情感世界变得空空荡荡。躺在偌大的龙床上，虽然身边不乏玲珑剔透的美人儿，但是他从未忘记过那个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的女人。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自己所宠爱的嫔妃，他总有珍惜眼前人的想法。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李渊对待李世民的态度发生转变。

一是尹德妃事件。尹德妃之父名叫尹阿鼠，其为人和名字一样不入流，向来蛮横骄纵。有一次，尹阿鼠看见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骑着高头大马从他门前经过，就唆使一帮家僮将其拽下马，一顿拳打脚踢，并折断了杜如晦的一根手指头。随后，尹阿鼠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在皇帝面前吹枕边风，说：“秦王的手下欺凌妾家。”李渊忍无可忍，再次对李世民大发雷霆：“我嫔妃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凌，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李世民想要为自己分辩，可李渊强行打断了他的话，不愿意听他辩解。

二是张婕妤事件。李世民在担任陕东道行台时，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在这期间，李世民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巧的是皇帝的爱妃张婕妤也在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李渊就下诏将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是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趁机向李渊进谗言，皇帝赏给她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见李世民，斥责道：“我的手诏不管事，下面州县只听从你的指令，这成何体统？”

在李渊看来，这天下是他的天下，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以他这个皇帝为中心。身为皇子的李世民一再挑衅他的底线，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私底下在自己的宠臣裴寂面前埋怨道：“秦王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

过去的那个儿子去了哪儿？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两个女人引发的事件虽然不是大事件，但李渊在这两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足以说明问题。随着李世民权力的扩张，不但让太子有强烈的危机感，也让李渊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大有严冬将至，冷风过境之萧瑟。

2.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

一道霞光从终南山冉冉升起，越过千层宫殿，越过干燥凛冽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落在远处河边停泊的三桅帆船上。连接绵长的宫墙的九个城门——东面、南面、西面各三道城门，在清晨的空气中哗啦啦地打开了，一夜未歇的京都又陷入新的狂欢。

权力，终于将一奶同胞的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对于利用女人打口水仗这一套，李元吉已经烦透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太子说：“我想为大哥亲手杀了他！”不知在酒桌上伏了多久，李元吉睁开眼睛，狠狠地说出了这句话。风吹花落，飘进了酒杯，他睡眼惺忪看也不看，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奋力将酒杯掷于地上，摇晃着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出东宫。望着李元吉的背影，李建成的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这个莽撞的弟弟害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任何一方违规操作，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挤，李建成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李元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两个兄长如果相安无事，他就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如果不能将李世民踢出这场博弈，自己永远也别想靠近宝座半步。

一天，李世民陪高祖李渊驾临齐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让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可在太子看来，齐王这么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的府上、在父皇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而身为太子的自己到头来也难逃干系。有时候，李建成真的无法理解李元吉在对付李世民时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决绝。他总觉得最后的时机还不到，他没必要匆忙下手。可李元吉总在提醒他，胜负往往只在毫厘之间，不要等到出手的时候，才发现机会已经完全丧失。

在政治斗争面前，死亡有自己的逻辑和条理。一个死亡，往往会牵扯出另外一个死亡。死亡不是单细胞复制，而是一道无穷无尽的血连环。身为太子的李建成还是不想轻易涉险，权力带来的危险，只有权力能够提供庇护。当李元吉埋伏的杀手准备刀剑出鞘的时候，李建成及时制止了。太子之位，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场残酷的角逐里，自己必须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李建成的保守，让齐王李元吉很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大哥着想，两边都是兄弟，杀了二哥对他这个做弟弟的有何好处？李建成也不想失去这一政治盟友，只有安慰对方。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这是云天湛蓝，蝉鸣交织的初夏时节。李渊突然放下手中的朝政事务，前往京郊宜君县新落成的仁智宫消暑避夏。李渊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每天坐在宫里翻看奏折，让他困闷不已。做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事，光是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奏折，就已经让他头疼不已，更何况还要逐件批阅。此次出行，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护卫天子銮驾左右，而太子李建成则留守长安城。

李渊经常在心里将李建成与李世民做一番比较，虽然他最欣赏的是李世民，但是这孩子像一潭水，让人望不见底。太子相对仁孝，将来可为仁孝之君。所谓亲情，放在平民百姓家里是一种向心力，而放在皇家就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隋朝的前车之鉴还在那里摆着。他这次出行，特地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暑季。

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一条重要情报打乱了计划。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奉太子之命，将一批崭新的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城县）交给都督杨文干。

杨文干曾经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后来李建成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力量，便向李渊保荐杨文干为庆州都督。杨文干在庆州厉兵秣马，大肆为太子培养私人势力，成为继罗艺和李瑗之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又一绝对强援。

奇怪的是运送军需物资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停止不前，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军情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皇帝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际发动兵变。

李渊感到无比震惊，离开长安城，就等于离开了皇权的安全区。太子李建成留在京城监国，如果他选择在这时候突然发难，李渊的皇权系统会不会就此瘫痪。而嗅觉灵敏的李世民预感到，这是一个彻底扳倒太子集团的绝佳时机。虽然李元吉藏于暗处的杀手没有拔出那把杀人的刀，但刀是最不安分的事物，从来就不会沉默无语，就算藏匿于无形，也能让局中人感觉到杀气。太子和齐王的心里都藏着一把杀李世民的刀，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果他倒下，历史轻描淡写也就过去了。如果太子倒下，李世民将有可能创造一场这个世界上著名的阴谋，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太子养兵传递出的信号就是意图谋反，只要这个罪名坐实，他就绝无翻身的可能。一切不过是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在乱云飞渡的非常时期，李渊没有理由不去怀疑李建成。太子之位距离天子之位仅一步之遥，来自于皇位的诱惑向来让人难以拒绝。

李渊决定试探一下，他召太子李建成速来仁智宫见驾。这是一着妙不可言的棋，如果李建成不来，说明他的心里有鬼，确定谋反无疑。如果他来了，说明这件事儿很可能暗含玄机。而李建成同样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去了，父皇不给自己任何解释的机会，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凶多吉少的命运；如果不去，自己就真的坐实了谋反之名，同样必死无疑。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李建成最终选择去见李渊。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是儿子，也是太子；而李渊是父亲，也是皇帝。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七月十四日，李建成踏上了去往仁智宫的生死之路。大队人马刚刚开拔数十里地，李建成就将所属官员全都留在了北魏遗留下来的旧堡栅中。他生怕夜长梦多，让父皇的疑心加重。他只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觐见李渊。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李建成承认的是错误，却不是罪责。他百般解释，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甚至使出了顶级表演水准，“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李渊确实动了恻隐之心。但事关生死，他不敢贸然选择相信他。李渊命人将李建成软禁在帐篷中，只给他麦饭充饥。

李渊不仅怀疑李建成，也怀疑李世民。为了澄清事实，他决定下敕，召杨文干前来对质。李渊软禁李建成的消息吓坏了杨文干，本能的恐惧扰乱了他的心智，他居然在慌乱之中起兵造反。漫长的时间会清洗掉历史地板上的痕迹，所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像有人刻意留下的一场骗局。而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刻起，李渊的心就开始变得局促难安。皇帝难做，却又人人都想做。如此一来，做皇帝的风险系数就会大大提高。那些想当皇帝的，当了皇帝的，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签了一份生死状。总觉得这是一场以命相赌的游戏，松懈半分就有人在背后放冷箭。李渊认为杨文干事件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毕竟太子的号召力不可等闲视之。

只要有仗需要打，李渊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李世民。也许是事关紧急，情急之下的李渊居然向前往平乱的李世民开出了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等到平叛回来，立他为太子，将现任太子李建成降格为蜀王。李渊甚至说了，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这真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玩笑，让李世民又一次看到了未来人生的光芒——尽管李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掩饰一个最低级的谎言。选择相信固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不这么做，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李世民在后来修史中添加的“神来之笔”，只能说明李渊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君王。

身为开国之君的他显然不可能随便做出这样的承诺，更何况经历过战争风浪的他不应该如此慌乱。难道皇帝当得久了，胆子也变得小了；难道高大的宫墙截断了他的勇气，让他没有别的选择？等到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地跑来给李建成说情，就连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也站出来为太子开脱。由此可见，李建成这个太子当得还算得人心。

在历史翻卷的巨浪中，没有谁重要到无可替代，任何一个人的倒台或者消失都是无足轻重的，时间会随时将另一个人推到历史的前台，然后取而代之。李渊替了杨广，他又将会被谁替代？所幸的是，现在能够真正威胁到他的是他的孩子。

李渊本就没有动太子的念头，很快就妥协了，他让李建成继续镇守长安。这么大的事，就这样被李渊轻轻地一笔带过。太子毕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在李渊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太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就可能是太子的对立面——秦王李世民。一切仿佛都在李渊的操控之中，被动的李建成居然一夜之间成了胜利者，而李世民则再次受到命运的愚弄。

李渊只是推测李世民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但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真相。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太极殿上的那个宝座自然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根本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

一方面为了向官员做出解释（太子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谋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李世民发出警告，李渊最后将此事定性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流放了事。

虽然李世民对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中抽身而出，他并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私下里派人给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作为慰问金。

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安心做一个普通的皇子，不要对太子之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更无意取其性命。可是很多时候，人往往被事件拖着往前走，人只是洪流里的一粒棋子。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策略。在李世民出兵平乱的同时，李渊便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整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处分李建成，更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却处于难有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李渊很清楚：只要在朝堂之外另辟战场，李建成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李建成之所以会自乱方寸，跳出来做出狂逆悖理的举动，是因为他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不安。李渊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老二是不会轻易臣服于老大的，当然老大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臣服于老二的，否则，他早就自动让出太子的位置了。

李渊处理杨文干事件时，最初想废太子，将其贬往蜀地。可是李世民这边一出兵，杨文干就闻风而定。就在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之时，李渊也推翻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将李建成封到蜀地，只有一个结果，前任太子一定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与朝廷对抗。到那时，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虽然以李世民的能力，伐蜀平叛不是很难的事，但对天下苍生社稷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且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会越大。

李渊以“和稀泥”的方式勉强维系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谁都明白，包括他自己，这种平衡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他在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的同时，也在为大唐帝国的权力归属和命运走向做着艰难的抉择。李渊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

杨文干事件发生后不久，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官员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境是由于帝国的都城长安过于繁华，物质诱惑太大造成的。这个上书的官员突发奇想，建议皇帝一把火将长安城烧毁，然后再择另一个地方建都。

这完全是不靠谱的想法，居然得到李渊的认可，并且还真派人寻找迁都之所。李渊寻找的下一站落脚点，锁定在今天的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一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李唐选择那里作为都城，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等于一个武功高手自废武功。在古代中国，决定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

长安位置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帝国东部出现叛乱，统治者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同时也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

当然如果迁都河南洛阳也是上佳之选，洛阳居天下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最大的优势。在很多朝代，洛阳扮演了长安的陪都角色。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可是李渊选择的迁都之所并非洛阳，如果仅仅为了避免突厥的骚扰而迁都，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是李渊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在这件事上，李世民持反对意见，他劝谏：“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之人讥笑呢？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儿臣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突厥首领）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李建成的态度和他的父皇是一致的——为了与李世民唱反调，同时也为了讨好李渊。他直接反驳李世民：“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你的话该不是和樊哙的相似吧！”李世民当然不肯示弱，他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虽然李渊最后没有迁都，但是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一刻消停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相互攻击的导火线。朝堂内外，官员们在冷静地观战，为自己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寻找下一站栖身之所。

那些本来不应该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嫔妃们，在这场兄弟斗争中早早就选择了站队，她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太子李建成。在她们看来，太子是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是受到皇帝庇护的接班人，胜算要比李世民更大。

还有一点，李建成知道在皇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厉害，平时就注意与这些嫔妃搞好关系，不断施以恩惠。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李世民却“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截然相反的态度，让那些身居后宫的嫔妃并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就将手中的赞成票投向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帝的嫔妃们联合起来，诬陷李世民。如果李建成在李渊面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不一定会相信，甚至可能产生怀疑，对太子有看法。可是发动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起泼脏水，尤其是让嫔妃们吹枕边风，这就由不得李渊不相信。即使是谎言，说上千遍也成了真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斗法，就好像小孩子玩跷跷板，此消彼长。刚性的平衡状态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让权力博弈成为帝国制度内的一道暗伤。既然太子李建成的口碑越来越好，那么李世民的信誉也就呈递减态势。

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帝国权力斗争中谎言吃人的严峻事实。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尤其喜欢尥蹶子。他就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就骑上它试一试吧。”

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真就尥起后蹶。李世民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他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方才站稳。等到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跃身上马。如此三番四次，李世民就起了疑心。他对当时的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加害于我，但是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凭此等伎俩怎能伤害到我？”

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尖利的刀锋，在长安的月下闪着寒光，对手的咽喉是它的目标，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李渊都不想看到兄弟相残，父子斗法，毕竟杨隋王朝殷鉴不远。可是人在社会外部环境的裹挟之下，根本无力改变和扭转时局。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握手言和，以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某些微弱的努力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效果微乎其微。

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觉，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个时候，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皇位继承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他这里也同样的纠结，不会因为他是新君，历史的老大难问题就能轻易地绕过去。

作为一国之君和父亲，李渊始终无法找到妥善处理帝国接班人的最佳方案。他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有心无力的敷衍，他陷入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一方总在设法攻击另一方。

在这种互相攻击中，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李渊的态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儿子们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李世民与李建成其中一方能够摒弃前嫌，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无法做到船过水无痕。在皇权斗争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者选择死亡之路，或者选择执掌帝国权柄，成为新的权力继任者。身陷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何况争的还是皇权。

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很快就展开了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种行动由中央的权力核心地带向地方权力空间延伸扩散，像是带毒病菌弥漫于帝国的躯体，直到腐烂。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李世民本来就处于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只能选择自保。自保又谈何容易？剑已经亮出来了，收起来就等于束手就擒。在这种局面下，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同时收买东宫的官吏，安插内线，以便随时掌握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

在权力世界里，永恒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说得更残酷一些，权力就是一架炮制敌人的机器。可李世民不希望拥有太多敌人，他需要来自帝国权力集团的支持，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真正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能够对李渊施加影响，阻止李建成、李元吉直接对自己下手。

李世民也考虑到不得不在宫门内发难的可能，这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样也是加速死亡的捷径。是捷径就会有人甘冒风险，他李世民也不例外。他需要采取一些应急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当然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洛阳是他的权力核心地带。他一直崇尚山东世家大族的风尚，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山东集团的强势崛起让别人不敢小视。他和太子李建成都意识到山东集团在双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极力争取山东集团的支持。李建成借讨伐刘黑闼之机在山东大大扩充自己的势力，笼络了许多山东豪杰。李世民将山东视为自己能否夺取政权的关键，在洛阳地区开辟了军事根据地。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李世民经常离开长安，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秦王集团势力在洛阳，如果李建成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切断洛阳对他的援助，那么李世民就成了带着镣铐起舞的笼中鸟，根本无法与李建成抗衡。

正因为如此，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李世民不但安排自己的心腹温大雅在那里坐镇，经营地方势力，同时他还秘密派遣张亮率领一千多忠心的将士前往该处，“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武装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情况有变时能够有资本进行反抗。

相比中央，太子集团对地方的重视程度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内部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太子集团无疑占据上风，他们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渊知道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愿意动李世民，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需要军事人才，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得日益狭窄，另一方面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做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杨文干事件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逐步升级。

李渊本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放弃夺嫡之念，然后自损收敛以避祸。可是对于李世民而言，放弃就意味着灭亡，夺嫡之路已经走到连当事人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李渊的态度中，李世民知道要想通过合法途径改立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决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最后的生死博弈。从后来反复修改史料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个对名声、人望极为看重之人，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肯定有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李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是谋反大罪。即便能够侥幸得手，还是要千秋万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一着不慎换来满盘皆输，等待着他的就是灭顶之灾。

武德八年秋天，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烽烟再起。东突厥颉利挥师南下。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疲于应付。

李渊的军事部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等人调到前线，而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李渊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李世民推向战争最前沿，主要是因为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没有对李唐王朝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李渊在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武德九年年初，突厥人入侵边境。太子李建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前往边境抗御突厥。李元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秦王手下兵强马壮，善于攻守，希望能够带上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赶赴前线。

李元吉这么做，明摆着要借此机会削弱秦王集团的势力。李世民和他的文武将官识破了这场意图明显的局，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官当然不愿意就这样被分离，被对方各个击破。其中尤以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等主要将领的反应最为强烈。李元吉抓住把柄，先是诬陷马军总管程知节，逼着李渊将其外放为康州刺史。接着又用金银丝帛贿赂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

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这种非常规手段去厚赂秦王集团的其他关键性人物，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倒戈。李渊对此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来说，几个王子之间的斗法和博弈，可以帮助他实现帝国权力的均衡。

李渊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想让李世民前往东都洛阳，要他在那里建天子旌旗。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将已经拟好的诏令撕毁。恰好在此时，李元吉向李渊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秦王和部下听说要到洛阳去，表现得极为高兴。李元吉并不是谎报，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都不愿意在京城长安受李建成与李元吉之流的羁绊，他们宁愿到东都洛阳，那里才是他们可以做主的地盘。

如果秦王势力进入洛阳，将会使帝国陷入划疆而治的分裂局面。一个国家将分为东西两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帝国陷入一场超大规模的东西内战。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在家与国之间的痛苦抉择，他在起兵时期的英明果决，此时突然失灵，左右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一个君王和一个父亲此时的内心世界，所有人只能看到他的毫无作为，而正是李渊的“无为”，才使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危机以玄武门之变的方式彻底解决。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一个帝国，以及刚刚饱经战乱的人民来说，它的伤害值又是最小的。

谁又能说，在诸多的选择中，无为而治又何尝不是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李世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太子集团的逼人杀气，他预感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悄然逼近。

4.博弈：靠人不靠天

武德九年春天，正是长安城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如果李氏兄弟不是生在皇家，他们的父亲不是那个叫作李渊的皇帝，他们会在这个时节的某个早晨，穿上最漂亮的服饰，牵上最彪悍的骏马，在京都的旷野之上追逐时光。所有的刀光剑影都将隐去，岁月被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看上去那么温柔。

奈何人总是被命运裹挟前行，既然历史成了板上钉，也只有让他们各就各位。现实是，属于李氏兄弟的这个春天是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除了朝堂上发出的无关紧要的喧嚣声，长安城寂静得令人心慌。除了等待，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但这种等待又是残忍的，就好像在人的心上施加某种酷刑，考验着每个人的耐性。

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开始慢慢享受演出前的兴奋。事态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第一步：权力的集团化操作。作为秦王集团的带头大哥，李世民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烽火岁月里结交的患难之交，在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尽管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分管招揽人才的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出色。

经过战火的淬炼和岁月的砥砺，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而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发生了质的改变，李世民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很好地用其所长，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即使拥有再多的人才也无法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人才笼络手段。战略要想开花结果，战术要想被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再反过来看太子集团，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徵、王圭这些有实力的谋臣，但是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魏徵，在李建成手下好像只做了两件有迹可查的事：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李建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干得还算漂亮；二是劝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李建成犹豫的时间过久，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太子集团中可堪大用的谋士只有魏徵、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只有薛万彻等寥寥数人。这种战斗力与秦王集团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不胜枚举。李建成有要事需要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汇集四人智慧。

第二步：得玄武门者，得天下。玄武门位于太极宫北边，而太极宫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初唐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因此玄武门是皇宫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地，玄武门的得失事关宫城安全和皇帝的安危。

为确保宫城的安全，玄武门城门建造得非常结实、沉重，不会轻易被打开，攻打城门若没有内应很难成功。在这里需要提出，玄武门是禁军宿卫的重地，因此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就成为发动政变者争取的对象。

玄武门是维系宫城安全的重要咽喉之地，皇帝不会轻易将守卫北门这一重要职责随便授给他人，守卫北门的将领多为皇家亲信。玄武门宿卫将士的选拔要求非常严格，皇帝还制定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安全保卫制度，违制开门则需要皇帝手谕，否则，失职将士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或被判死刑。

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谁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熟谙兵法和战术的李世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他用了两年多时间用心经营这个地方。玄武门之变虽然在一天内解决战斗，但是整个事件的布局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每一个置身于局内的人都在其中步步为营。

李世民布置玄武门，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是最后一步夺命的险棋。不到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会动用这一招。以秦王府的一千人来对抗东宫几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发动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无路可走，是不会冒如此大风险的，道德的包袱会压垮权力带来的快感。虽然有人从玄武门之变得出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一个无视道德的君王，怎么会在权力到手后，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自己最不光彩的一页做道德上的美化。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都无暇去顾及道德的问题。在杨文干事件之后，双方或许都已经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对方是不可能的。箭在弦上，躲是躲不开的。

李世民对整个事件谋划精当，每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再纠缠于谁是主谋，谁是受害者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形势逼人急。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有人推测，常何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布下的一颗夺命棋子。

陈寅恪先生通过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他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本来隶属于李建成。武德七年，李世民将其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斤，派驻玄武门做了统领。李建成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也未加防范。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的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被李世民拉拢过去。

李建成显然没有认识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李世民在此处苦心经营长达两年时间，他竟然毫不知晓。对于李世民而言，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与太子集团周旋。而李建成也认定李世民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势，离开才是明智之举，比发动政变的风险要小得多。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就算能够离开长安城，一路上关卡重重，也未必能够成功脱险；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太子，控制住皇帝，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权力博弈走到刺刀见红的地步，风险值也会大大提升。这就像是赌徒下注，当输无可输的时候，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步：人才争夺战。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一个对象是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武德九年，两大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李世民在寻找退路，尽管第一战场的胜负尚未分出，可他还是未雨绸缪，积极开辟第二战场。洛阳是他的根据地，如果京城第一战场全面溃败，那么出京据守此地也算有个退路。

李世民命令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命令张亮率左右侍卫王保等一千余人同去，暗中交结当地英雄豪杰，等待事态发展。

李世民让张亮带去大量金银绸缎，任其使用，什么时候开展工作都需要经济做后盾。

洛阳是李世民于武德四年攻打下来的，他在洛阳战役中连续火并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集团。打下洛阳后，他禁止士兵骚扰抢劫百姓，获得民心；没收府库金银绢帛，赏给将士，获得军心。一手抓民心，一手抓军心，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

张亮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在洛阳广泛结交英雄豪杰。张亮的活动被太子集团觉察到了，李元吉向李渊告状说张亮结交不法之徒意图谋反，张亮由此遭到囚禁。最后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又将其释放，仍然让他回洛阳任职。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二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恭，此人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太子集团出的第一招是利诱。李建成、李元吉秘密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并写信表示：“盼望有幸得到您老人家的照顾，用这一点儿菲薄的礼物，增进我们贫贱时相识的友情。”尉迟恭比李建成大四岁，李建成自降辈分，可见他对尉迟恭的重视程度。尉迟恭严词拒绝，说：“我出身贫贱。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现今我又名列王府，只有杀身以报。对于太子殿下，我却没有一点儿功劳，所以不敢接受重赏。如果和殿下秘密交往，就是贪图富贵，对主人不忠。这种人，殿下要他有什么用呢？”

既然不能将活得尉迟恭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那索性就要个死的吧！太子集团想的第二招是暗杀。李元吉派刺客于夜间袭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到消息，命家人把大门到卧室的所有门户全部打开，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刺客上门。刺客几次来到庭院，都不敢进入卧室。

太子集团想的第三招是陷害。李元吉向唐高祖报告说尉迟恭犯了罪，李渊这时在帝位的继承上已经完全倾向于李建成，李元吉的报告一到，李渊就下令逮捕尉迟恭，关押在监狱中调查审理，打算处死。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命。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三、第四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和右二护军段志玄。李元吉对程知节进行诬陷，李渊于是命令程知节出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坚决不去，并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四肢和臂膀都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我愿意冒死刑的危险，留在京城保护大王，请早定大计。”李元吉又故技重施对段志玄进行利诱，送给他金银绸帛，也被段志玄拒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不知道李世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坦荡荡的君子。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五、第六个对象是秦王府的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的智囊，使人畏惧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李渊也曾经当着侍臣的面夸赞房玄龄：“此人足智多谋，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李建成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二人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严加惩处。李渊最头疼的就是太子和秦王之间的暗斗，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房、杜二人调出秦王府，而且不准他们和李世民往来。

5.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完全处于劣势，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此时的李世民也会产生迷惑，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他承受着内心的折磨，可又不能让这种折磨显露出来。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7世纪的中国正是最佳的一个时刻。

太子阵营奇招怪招频出，让秦王府的人不胜其烦，惊恐不安。皇权终于将亲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敌人，那条漫长的血连环，如一条吐出长信的蛇，扭曲着身体，爬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他想要逃离，却越陷越深。三兄弟，似乎都在等待那根无形的绞索套上各自的脖颈，或许只有到那一刻，所有的账才能彻底算清。

李世民虽然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一党，却在想方设法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例如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最为关键的是，李世民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但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朝廷内外的形势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最先忍不下去的是房玄龄。他找到长孙无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商议对策。他说：“秦王与太子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不仅仅是府廷血流满地，更是社稷的灾难。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先下手为强。”

长孙无忌也早有此意，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当他们一起将心中的想法向李世民和盘托出时，李世民将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灼人的光芒，很快又黯然消隐。他仍在犹豫，虽然为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是要他诛杀自己的亲兄弟，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另外还有一些领兵将领的态度还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了解。李世民向灵州军区总司令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勣询问，自己遭受兄弟如此逼迫该怎么办。

这二人都是帝国能征善战的将领，手中握有重兵。李世民试探他们的态度，看他们到底是支持自己还是反对自己。结果两人都表示了中立的态度，这让李世民卸下了心头的包袱。其实李世民曾向李靖和李勣请求施以援手，也同样遭到二人的婉言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李渊对非血亲大将极度猜忌，二人在武德年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心中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成功意味着政治上会有重大变革，帝国的权力版图也会重新布局。通常来说，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会对即将到来的变革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就投身其中。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而投入到扼杀大军中。

然而，很有战略眼光的李靖和李勣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应该说不是正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李世民能够成功。若一意孤行地去支持他，只怕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哪怕李世民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也会考虑支持的。另外，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会遭殃。

这时候的他们还无法预见到后来的李世民会不计前嫌，重用他们。连李靖、李勣这样的大智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何等之大。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前方的战报裹挟着北方的夜风刮至长安，太子和齐王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之所以会笑，是因为一个彻底打垮李世民的计划已经迅速在他们脑中集结成形。

唯恐夜长梦多，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要求调用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和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一同出征，并要求挑选秦王府精锐部队编入战斗序列。

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时候进入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无不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极度不安。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李渊虽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但还是欣然同意。或许他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高处不胜寒，容易让人产生某种幻象，这时候的他还不需要为一个虚拟的存在乱了阵脚。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在他看来都还没有狠绝到兄弟相残的地步。作为现实世界里的王，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

出征之前，李元吉来到太子的府中，他流着泪说突厥的骑兵骁勇善战，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并不担心自己战死沙场，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仁慈的太子遭到秦王的毒手。

李元吉打出的亲情牌很是奏效，李建成果然恐惧起来，生怕出现这样的局面，便顺着李元吉的话提出来，请他务必设法除掉李世民再出征。

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决定发出最后一击，他们秘密商定在初五大军出发那天埋伏壮士于昆明池的饯行宴会上，刺杀李世民。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玄武门之变”就转换成了“昆明池之变”。

李建成作为太子有太多的优势，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事。更何况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排队站到他这一边。而他同时又手握京师重兵，只要能够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就不必担心对方掀起多大的风浪。

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自认为拥有绝对的优势，以致看不到对方的命门，也看不到自己的死穴。竟认识不到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说明他太缺乏军事头脑了。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也从不予以改进，觉得将来连江山都是自己的，何况一玄武门乎？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他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等于自己家里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中。王晊在东宫书房外断断续续偷听完两人的这场对话后，马上找个借口溜出东宫，用约定好的方式给李世民送上这一重要情报。

6.玄武门，一个盛世的密码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混沌的天空像是被人突然打开了一扇透亮的窗。世间无数双眼睛都看见了这样一幕，一颗流星拖着尾巴划过长空，一头扎向了西北大地。这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谓“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于是，长安城中的百姓开始口口相传，这是不祥之兆，恐怕大唐将面临灭国之灾。

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记录。按照《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预兆会发生政权更迭。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份奏折让李渊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身体里一点一点向外扩散。李渊决定要做些什么，不然那个曾经在他梦里出现过的血腥场面就会变成现实。

就在不久前，太子与李元吉邀请李世民入宫夜宴。兄弟之间虽然斗得你死我活，但表面上的客套还是要维持的。有时候私底下斗得越厉害，表面越要显得云淡风轻，更何况他们还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开怀畅饮间，李世民突然腹痛难忍，接着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他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句话像是一击重锤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坎上，他变得烦躁不安，他甚至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变得两手空空。他一刻也不能等待下去，必须向李世民讨要一个说法。当他将傅奕的密奏铺展在李世民面前时，李世民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还没待李渊发问，李世民就已经匍匐于父皇的脚下，将头狠狠地撞在地上。

这不像在传递一个君权神授的天意，而更像是拿到了对方意图谋反的罪证，当面出示是为了更好地治罪。很多年后，已经身为太宗皇帝的李世民还向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以想象李世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被动。

而在此之前，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击突厥入侵，也得到了李渊的同意。虽然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李元吉却借机将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秦王府的卫队也列入调动之列。

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强烈的生存忧患和权势欲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坐以待毙，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着他迈出下一步。六月三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进宫向李渊报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且屡次欲除儿臣而后快，似为建德、世充报仇，儿臣死后没脸去见窦建德和王世充。”

李世民完全是无凭无据控告李建成，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更不近情理。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大戏，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顾不上天下的道义，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谁赢，谁就有活路，这天下就归了谁。

政治斗争会让一个正常人失去生命的温度和质感，也会让人心变得冰冷和坚硬。皇宫后院闹出有伤风化之事，抢的居然是皇帝的枕畔之人。就是放到今日的开放社会，家丑外扬也是大忌。身为皇帝的李渊如果不是脑子坏掉了，他怎么可能会召集众大臣，让兄弟之间当面对质？这完全是一种自取其辱的做法。

不管这份奏章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的确起到了引蛇出洞的效果。当时李世民很有可能写过一份奏章呈报李渊，内容也一定涉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某些要害问题，而且极具杀伤力。不然李建成也不会坚持入宫与其对质，他担心如果再不出面就有可能坐实李世民对他的诬告，处境会更加被动。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李建成却选择了太多的曲线。李建成这时候也有些后悔没有听从李元吉的劝告，用杀人这一最简洁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建成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后，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当面对质。如果这份奏章不存在，李建成就不会入宫，后面的事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就有可能重新改写。

虽然李世民的这一诬告并不高明，却抓住了李渊和李建成的命门。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将来的后宫生活寻找一个靠山，没有必要和他发生什么肉体关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打击李建成了。李建成交好张婕妤、尹德妃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掌握皇帝的动态，掌控宫内斗争形势。

这份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李世民是在暗示李渊不要忘记他平定四海的丰功伟绩，这么做是为了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其实为了社稷平稳，李渊也的确动过牺牲李世民的心思，但是这种决心常常有动摇的迹象。

在此之前，李渊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去李世民的王号，可是陈叔达劝上几句又让他改变了主意。陈叔达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一场大病来，陛下即使后悔也找不着后悔药了。

陈叔达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至于李世民所上的奏章前半部分到底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会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样一份奏章起到的作用只是“打草惊蛇”，而不可能是“引蛇出洞”。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有把握，可以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当初，李渊召李建成去仁智宫，期间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孤身前往谒见李渊。

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李建成认定只要自己前往与其对质，就可以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以反戈一击。李建成没有做过多考虑，最终走上一条自绝之路。而齐王李元吉长期追随李世民在外作战，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相比李建成，他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

李元吉虽然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要贸然入宫，可惜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只能陪着自己的兄长、自己的政治盟友陷入绝地。玄武门事变前夜，李世民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召开了一次动员会和分析会，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恭回复道：“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如果问在这次行动中最卖命的人是谁，非尉迟恭莫属，连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秦王府的评功总结会上，李世民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李世民还在犹豫不决，众人就问他：“大王以舜为何如？”

李世民曰：“圣人也。”

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也就是说，假如舜帝在疏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怎么还能让自己的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舜帝在遭到父亲用小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而在遭到大棍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大概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的是大事。

这是在警醒李世民不要再犹豫不决，耽误了大事。李世民又命人算卦以卜吉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走进来，见到此景，一把夺过占卜的龟壳扔在了地上。他愤怒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吗？”

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摇摆犹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这是他的御人之道。这就像用温火煮沸一锅热水，等到群情汹涌，才下令出击。其实并不然，如果我们将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就会理解李世民此时的犹疑不决的合理性。

关键时刻，小人物王晊改变了历史。此人是李世民安插于东宫的一个卧底，时任东宫的率更丞。从李渊登基之日算起，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的权力争斗已经持续了九年。兄弟三方都用上了间谍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太子准备在昆明池设宴为齐王饯行之际，向秦王下手。

如果说在此之前，李世民还无法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么当王晊将情报说出来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如果道德秩序和伦常礼教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索性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如果仁爱与亲情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索性就斩断仁爱的牵绊，砸烂亲情的枷锁。

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恐怕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就算决定动手，李世民也并无获胜的把握，犹疑是因为他心中还存有顾虑。在做决定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找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杜如晦、房玄龄这时并不在亲王府，他们先前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恭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其实是在敦促李世民当断则断，莫受其乱。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恭，说：“玄龄、如晦怎么会背叛我！你去给我看看，若无来心，可提着他们的脑袋来见我。”房、杜二人跟随李世民多年，只因一次不从，竟面临斩首。这里透着一个权力者的冷血和形势逼人紧的无奈，因为每个参与者心里都清楚，此次行动意味着什么。

对于房、杜二人来说，只有无条件地加入这场宫廷政变，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权力者掀起的政治风浪中，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而团体的利益才是主导力量。对敌手的打击一旦开始，便再无退路可言。

六月四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长安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空气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无比清澈，惊醒的鸦鹊从宫殿广场的天空成群结队地滑翔而过，转瞬又消失在高大的午门后面。

唐代的宵禁也称夜禁，从晚七点到早五点，主要是为了防盗。到指定时间后，长安城各街就会击鼓，鼓声毕，各坊闭门，街上除了金吾卫等维持治安的官兵再无一人。当然，如果有皇上的令牌旨意等另说。那个注定要改写历史的清晨，漫长得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要终止了。

李世民站在王府内院的石阶前，尽管按住剑柄的手微微颤抖，但目光中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坚定。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早已埋伏于玄武门内，高士廉也偷偷释放狱中囚犯，并分发了武器。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投入其中——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到了第一线，就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也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也亲临现场，鼓舞士气。

黎明时分，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急忙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身张弓连射三箭，但是在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都没有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

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恭射伤落马，但并未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恭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这边宫门刚关上，那边赶来驰援的东宫兵将已经抵达宫门前。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是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就要被攻破。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恭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的军士见头领已死，军心涣散，顿作鸟兽散。

李世民派尉迟恭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恭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恭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顿时发出了绝望而恐惧的哭号。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

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还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在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时刻，大唐帝国的皇帝李渊在哪里？那个口口声声要保护他们的祖父又在哪里？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进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灵。

李渊自知身处危境，虽然心疼也不敢说什么，生怕那把血淋淋的屠刀在下一秒钟就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从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处于权力真空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他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丧失殆尽，更不要说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了。

就算李世民这时候还没有做出“弑君弑父”的不伦举动，可是李渊已经感觉到了刀锋逼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高祖皇帝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紧接着，李世民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其一，赦免玄武门事变中曾与之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建成的部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三人。李建成死后，李世民本以为宫府兵会自动土崩瓦解，没想到冯立却扬言：“哪有在主人活着时受其厚恩，而主人遭难时却避之唯恐不及的畜生呢？”他和谢叔方、薛万彻带兵猛攻玄武门，支持李世民的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都死在他们手上。如今赦令一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大家议论纷纷。

其二，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徵、王珪等人新的官职。魏徵，原东宫太子洗马，负责掌管东宫经史图籍，曾多次劝告李建成痛下杀手将李世民除掉；王珪，原太子中允；韦挺，原太子左卫率。在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中，他们执行太子的命令，策划杨文干起兵伺机加害于李世民。

李世民这么做，是要借这些人向帝国官僚集团传递一个信号：他在用人施政方面，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昔日的仇敌，他也会不计前嫌地任用和提拔。

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李世民这么做同样也是在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警钟：昨天的功劳，并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长期饭票。这个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又怎会不心知肚明。那些在权力游戏中反应迟钝之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

李世民具体的任命政策，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徵，他从李世民这里得到的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李世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

魏徵担任的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玄武门事变后到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徵之手。自始至终，魏徵都在李世民的眼皮子底下埋头工作。

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谏议大夫，正五品，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李世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也就是说，魏徵、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李世民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

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从一个地方出发，抵达一个时代的巅峰，从历史的地标抵达时间的深处。对于中华帝国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而言，玄武门外，这场因夺谪引发的兄弟相残事件未免过于血腥与反传统，可是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样的胜利又来得及时。

当我们抛去兄弟情、父子恩这些情感因素的关键词，单纯从适者生存的权力法则来看，这又是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游戏。李世民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扭转困顿的时局，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也证明，李世民通过铁血手段取得的权力，在成就他一代圣君明主的名号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弥漫的血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一个帝国从血腥带向更血腥，从和平带向分裂。他登上了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权力巅峰。对于一个习惯征战杀伐的将军来说，没有对手是寂寞的，可对手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又是残酷的。

在这场生死博弈之后，帝国的天空将会迎来新一轮红日。虽然说，日光之下早已没有什么新事，可对于日光之下的人来说，毫无新意的追逐也是他们心中不息的火焰。

新一轮红日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渍很快就被它的万丈光芒遮掩。时间虽然可以愈合肉体上的伤口，可带不走一个人内心的不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定成为李世民生命中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成为帝国记忆中一处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李世民后半生殚精竭虑为自己和历史竖起了一块光照千秋的丰碑，可那块丰碑的基座永远是洗不去的染血的红。

有人说，那不像是一座丰碑，更像是一座埋葬时间的坟墓。里面埋葬的不仅有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有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那场血腥记忆终将成为唐太宗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诚如史家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的五皇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消息传至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痛心之余提笔写下谴责李祐的手诏：“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佳声不匮，尔则恶迹无穷。……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李祐传》）

李世民在写完这封手诏后，心中悲痛难抑，泣下数行。想想也是，儿子起兵造老子的反，不自量力的儿子将临死境，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令人黯然神伤？此时的李世民应该能够体会到当年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因为他们兄弟相残，而藏于心底的那份揪心泣血的苦楚。一句“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直指其灵魂深处，时间同样没有远离人的内心。玄武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武德九年的那一幕成了每个夜晚缠绕李世民心底的梦魇，无休无止。

“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一句意有所指的感叹，是否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那情难自已的泪水，是为五皇子，还是为自己的过往而流？或许真应验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之说，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幕又报应在后世子孙身上。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同年的四月，帝国又紧接着爆发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残的悲剧差一点儿在李世民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是报应抑或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储君之位为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像是昨天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旧唐书?李泰传》）的魏王李泰则成了昨日的自己——秦王李世民。此时的李世民痛定思痛，向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了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这分明是在向自己的子孙现身说法：是你的，不抢也是你的；不是你的，就算你伸手去抢，只会祸及自身。

他告诉自己的皇子们，要懂得心存“爱敬君亲”的孝义之道，让他们不要把玄武门事件作为效仿的模式，更不要将过去的李世民当作追逐权力的英雄来膜拜。他同时告诉那些皇子们，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都要受到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人有时候很奇怪，用自己在世间的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又用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存在的荒谬。李世民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当年被他彻底颠覆的东西。

人在社会环境的外力作用下，加上时空的不停转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里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又会导致其行为和价值观的错位。昨日的李世民所做出的夺谪选择，是今天他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急于要否定的。玄武门投射下来的阴影，就像是他精神层面被撕裂的道德伤口。而这道伤口要不断地展示给世人，这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带来的那份满足感。

李世民的后半生一直无法走出武德九年的阴影，那一段历史在他的干预之下，早已被粉饰得面目全非。有时候越面目全非的文字记载，越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所谓的历史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贞观盛世的火红绚烂，映照出唐太宗李世民心上那抹兄弟血的殷红。在他一手缔造盛世功业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我们还可以大胆地猜测，如果没有这股力量，贞观还会是贞观吗？

无论是胜王，还是败寇，或者一介草民，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都会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缓慢而艰难地前行。那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是李世民完成的“精神救赎”。《圣经》说人陷在罪中是无法自救的，唯有接受耶稣为救主，才可以从罪中解脱出来。而强者与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强者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见不得光，李世民为天下黎民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意愿就会越强烈；那高耸的玄武门投下的阴影越深重，他开创一个盛世的决心就会越澎湃；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是他背负的十字架，只有将帝国的伟业不断推向高峰，才是他寻求灵魂重建和道德解脱的唯一路径。

无论贞观盛世在世人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光芒，也无论一代明君圣主在历史的舞台上获享怎样的欢呼与赞誉，在某个时光柔软的瞬间，唐太宗心中尘封的角落都会扬起一面寻找灵魂的旗幡。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些在血腥中失落的精神碎片，李世民将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缝合。精神伤口的自我缝合，成为解读唐太宗后半生的最隐秘，也是最重要的符号。在唐太宗开创一个帝国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这种自我缝合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翻阅那一段史料时，我们不要刻意去寻求它的真相。解来读去的史籍从来就不缺乏篡改，如果篡改者能够在内心将其锻造为一个虔诚的精神仪式，那些隐晦而难以辨识的真相又能有多少价值可言？精神的救赎就像一炉炼钢的火焰，推动着中华帝国从一个个权力个体的“小我”走向浩瀚时代的“大我”。玄武门溅起的冲天的血光，满地奔走的阴谋，在盛世即将到来的黎明中渐渐模糊……

三 贞观年的困守与突围

贞观十七年春天，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阳光、土地、河流……世间万物都呈现出鲜活而滋润的颜色，充满了生命勃发的迹象。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四十五岁，君临天下到了第十七个年头。

在这十七年里，他犹如一个伟大的舵手，引领着这艘庞大的帝国之舟在时间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它的主人感到欣慰和满足。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阴谋与阳谋交织的权力布局，在盛世的美好图景里也渐渐模糊了狰狞的面目。

英雄总有老去的时候，盛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世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选择接班人。十七年前，同样的命运旋涡将其裹挟进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那是他的来处，也终将成为他的归途。正因为如此，才让他这么多年以一种近乎苛刻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天下。很多个不眠的夜晚，武德年间的前尘往事会不期而至，令他不寒而栗。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那些有远见的帝王在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时，总会将立嗣问题摆在第一位。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已然失宠，魏王李泰可能会取而代之。

李世民执政的前半期，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直到贞观十年（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他的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往往决定子女的地位。皇位的继承多数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宫廷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的地位。武德九年十月，八岁的长子李承乾就被立为太子。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上天播下一粒种子，在那里发芽，在那里成长，如果非要改变它的人生轨迹，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玄武门之变虽然成就了他的霸业，但也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毫无意外地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的接班人。李承乾比他的父亲李世民幸福多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如今，太子失宠的流言像春天的流感在长安坊间口口相传、肆意播散，最后越过大明宫高高的城墙抵达李世民的耳中，惹得君王勃然大怒。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拨离间，他的内心隐隐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做出了严正声明：“听说坊间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人的命，天注定，虽然说这是宫墙内的皇子们默认的生存法则，但这种听天命撞大运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也是以此为突破口，为自己弑兄杀弟、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时过境迁，等到他成为当国者，现在所秉持的，正是他当年所打破的。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嫡长制不动摇，其他人就无法改变现实，太子李承乾就可以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皇权交替所带来的痛楚，他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悲剧在自己的王国里上演。

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王朝绑架了的人质。很多时候，他失去的是自由与快乐，目的是换取家天下的永续和安宁。这和一个家庭差不多，身为独子往往需要背负整个家庭的期望，有时候是整个家族的。不同的是，太子的处境将这种模式更加极端化。一个王朝一个家，天下虽大都姓李。

李世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到底是谁放出了“太子失宠，魏王代之”的流言？奇怪的是这些像病毒一样的流言不是先从宫廷之内向外蔓延，而是先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这让李世民感到惊恐和不安。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对于魏徵，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贞观年间那场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以魏徵为首的官员们极力想要压抑皇帝的私欲，希望能够将其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李世民也的确做到了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

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李世民的自我改造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他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令人感到无比厌倦。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就对魏徵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是不能松弛的，朕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错？”

魏徵很少有这样无奈的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从皇帝的牢骚里，已经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拒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心底的感觉告诉了李世民，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李世民多次登门看望。他抚着魏徵的手臂，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魏徵不改往日谏臣本色，说道：“臣不要任何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徵病逝于家中。

李世民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身边的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突然向李世民密告，兵部尚书侯君集有意谋反。

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等到李世民登基，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正因为侯君集是此等重要人物，他的问题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更何况，告密之人是张亮，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帝国高层的权力江湖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到底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虽然重用侯君集，但是李世民对他始终怀有警戒之心，他总觉得此人是个将一己私欲看得高于一切的小人。李世民还记得三年前侯君集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高昌后所发生的事。侯君集在未征得他这个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一些无罪之人发配边塞，同时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疯狂盗取金银珠宝。上梁不正下梁歪，侯君集害怕自己被揭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治他的罪，未等班师回朝就将他下了诏狱。碍于他是功臣大将，并没有让他承受多少屈辱，不久又将其释放。人身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平定高昌的功勋却消逝于无形，没给他摆庆功宴，也没给他加官晋爵。

安忍如山，深藏如海，君王的心思是最难猜的。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打压自己，不过是在玩弄他那高超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敲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从那以后，侯君集像是霜打的茄子，变得“志殊怏怏”，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讥讽于他：“是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苦笑道：“如果因为公务在外做官就是遭到排挤，那么谁才是最冤枉的？”侯君集反倒被张亮激怒，他直接叫嚣道：“老子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憎恨与猜忌，这不是排挤是什么？”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居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这样实在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是敢造反，我就和你一起反！”

事后张亮将侯君集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李世民，他这么做，是为了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这件事中择出来。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沉默良久。最后，他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结果，此事休要再提。”话说得漂亮是为了配合自己的君王姿态，其实这件事还是在李世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贞观十七年二月，注定是一个纷纷扰扰的时节。太子失宠的流言愈演愈烈，魏徵的辞世又给了李世民一记重创，侯君集这帮功臣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好像贞观朝以来所积攒的矛盾都要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有人等着看别人的笑话，有人忙着谋自家的前途，还有人担心坏事会不会像长了眼睛的石头砸到自己头上。

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包含其中。往年的这个时节，李世民会放下手头的政务，带上诸皇子和后宫的嫔妃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今年，李世民实在没有心情再去弄这风雅之事。

一次最平常不过的朝会上，李世民无端地冲着阁老大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李世民这些话道出一个君王生存之不易，满朝文武只听得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们在心里揣度皇帝说这句话究竟想要表明什么，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并无人站出来说话。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些标签都是贴在谁身上的呢？每个人都在心里掏出一面镜子照自己：这是我，那是我，还好，都不是太像我。

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疏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在前方等待着他。这一年的三月，长安地区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向前的脚步，帝都的花红柳绿仍旧一如往年。春天是一个温暖膨胀的季节，阳气升腾，人的性情也随之躁动不安。可随着天空第一声惊雷的炸响，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传到长安，抵达太极宫，落在了太宗皇帝的御案之上——齐王李祐想要造反！

贞观十七年中的每一天，李世民都过得如履薄冰、忧患满怀。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坐以待旦，皇帝做得久了，他真怕安逸的生活将自己变成一个慵懒而麻木的混沌之人。他如此小心翼翼、鞠躬尽瘁，这个伟大的帝国也正按它固有的节奏铿锵有力地行进着，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走得沉实而又稳定。

可是凶险还是不期而至，齐王李祐反了。李祐是李世民的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628年），徙封燕王，就任豳州都督，贞观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由此可见，李祐并不是一个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皇族子弟，从中央到地方，他的政治履历也算是蛮丰富的。尽管李世民早早就让他出任封疆大吏，有意将其放在地方历练，可到头来却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李祐跟他倒霉的叔叔李元吉一样，也是封齐王。叔侄两人不光在封号上相同，在脾性上也非常接近。只学会了飞鹰走马、好勇斗狠，压根没学到什么抚众驭民的真本事。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皇室少年肯定会在一场暴风骤雨来临后将自己推向深渊，因为他不安分。在宫廷争斗中，不安分是最要命的一种素质。

亲王不安分，就会让外戚有可乘之机。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在朝中担任尚乘直长，这是一个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仕途很不得意的阴弘智当然就希望齐王李祐能够竞争天子宝座，以便跟着鸡犬升天。

有一年李祐回到长安，生了一场病，在长安养病期间与舅舅阴弘智经常接触，阴弘智暗中劝告李祐说：“你虽然贵为皇子，可是皇帝的儿子太多，皇帝去世之后，你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你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他希望齐王能够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

阴弘智父亲阴世师是有名的隋朝忠臣。李渊于太原起兵后，有一个庶出的儿子李智云跟随李渊长子李建成住在河东，李建成得到父亲将要反隋的消息后逃走，来不及带走李智云，结果导致李智云被阴世师捕杀，年仅十四岁。阴世师还挖了李家的祖坟，毁了李家的家庙，由此与李渊结下了深仇大恨。李渊攻下长安后，将当了俘虏的阴世师斩首示众，阴家也被抄没，阴氏和年幼的弟弟阴弘智被没入官中为奴。

然而，李家和阴家的恩恩怨怨并未就此了结。阴氏尽管沦为婢女，却以非凡的容貌和风姿吸引了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并由此成为李世民的宠妾，生下儿子李祐。李世民登基后，封阴氏为德妃。阴弘智也摇身一变，由一名罪犯家属成为皇亲国戚，得以在外甥李祐身边为官。

阴弘智心中并没有真正放下杀父之仇，只是以他的能力，实在无力与强大的李唐王朝对抗，他只能想方设法地从李祐身上下手。李祐不出意外地接受了阴弘智的建议，阴弘智又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

燕氏兄弟平日里喜欢耍枪弄棒，呼朋唤友，生就几分江湖中人的派头。李祐赐给他们大量财宝，让他们暗中为自己招募死士。李祐带着这帮剑客和武士回到齐州时，感觉胆气比从前强悍了许多，行为也渐渐狂放起来。

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甚严，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些刚烈正直之人。此时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权万纪就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之人。皇子们自小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也只是过目入脑，始终难以入他们的心，齐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宁愿将自己大好的青春时光耗在飞鹰走马、排兵布阵上，也不愿困守书房。

面对这样一个顽劣的皇子，权万纪屡屡谏诤。他甚至将齐王宠幸的两个卫士昝君谟、梁猛彪逐出齐王府，但仍无法收束齐王那颗狂放不羁的心。无奈之下，权万纪将齐王身边亲近之人全部赶出齐王府。

权万纪的这一做法显然有托大之嫌，自然引来齐王李祐的强烈不满。一种自卫的本能驱使着李祐，他不但将那些被权万纪驱逐之人召了回来，而且宠幸更甚往日。在这场弈局上负气斗狠的李祐和权万纪并不知晓，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棋盘里的棋子，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狭路相逢。

齐王李祐的顽劣行径，李世民也早有耳闻。齐王府先前的长史薛大鼎就是因为无法管束五皇子李祐，被李世民撤换的。如今权万纪又向身居长安的李世民奏报李祐的种种劣迹，这让他心烦不已。李世民接连写了几封信责怪齐王李祐，言辞颇为犀利。权万纪趁机劝说李祐：“你是皇上的爱子，皇上这样责怪你，是盼望你悔过自新。如果你能改进，我愿意入朝为你解释，消除皇上的疑惑。”李祐感觉他说得有道理，随即写了一道奏疏，列出自己所犯的错误，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

权万纪拿着这份奏疏到了京师，向李世民邀功表态，齐王李祐在他的辅佐下一定会改过自新。李世民甚是欣慰，一边勉励权万纪，一边下诏历数李祐的种种过失，并且再次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李世民此举是一个父亲教育子女时的本能反应，齐王李祐还是太过年轻，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权万纪在父皇面前出卖了自己。两人嫌隙日深，叛乱的祸根从这一天起便已悄然埋下。

权万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根据《旧唐书》记载，权万纪，祖籍甘肃天水，后迁至京兆居住，也算是关陇一系。他的父亲权琢玠曾经做过隋朝的匡州刺史，有着忠直不屈的好名声，而权万纪自小也以廉直自况。入唐以来，他在潮州刺史任上被李世民看中，调任治书侍御史，所凭借的也正是他那正直刚烈的好名声。

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其他大臣。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干得太过出色，以至于官员们见他如躲瘟神。从李世民的立场来说，权万纪得罪的人越多，对自己越有利，因为李世民一直是以贤君明主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的。但作为贤君明主，如果老是重用那些喜欢告黑状、打小报告的人，时间长了，不仅会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且臣下的逆反心理也会越来越强。

权万纪的做法就连魏徵都看不下去了，魏徵曾经非常严肃地向李世民上奏：权万纪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以取强直之名。

到京城走了一遭，权万纪自以为有了李世民的嘉奖和信任，便同于手中握有一把尚方宝剑。自我感觉良好的权万纪端起了老师的派头，对齐王的约束越来越紧。不但不让他迈出城门一步，而且将他平日打猎用的鹰犬全都放跑了，此外还严禁昝君谟、梁猛彪与齐王见面。

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辅臣管制到这种地步，齐王实在难以忍受。权万纪并不知道，他的过分刻薄终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有一天夜里，权万纪家的院子里忽然扔进来几块石头，权万纪料想这肯定是昝君謩和梁猛彪所为，下一步很可能会谋杀他。于是第二天一早断然将二人逮捕，并且立刻用快马投递奏章到京师，弹劾齐王李祐及其党羽数十人。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权万纪与齐王李祐的矛盾也就彻底公开化了，双方已呈水火不容之势。李世民闻奏后，立即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取证，结果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不利。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李祐随同权万纪一起进京当面向自己交代。

齐王李祐大为恐惧，知道权万纪已经将自己告发，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他命燕弘亮率二十几个骑兵，在半道上射杀了权万纪。权万纪虽然死得冤枉，却也因祸得福，被追赠为齐州都督、武都公。但这表面的风光并不能就此掩饰权万纪的本质，正如魏徵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权万纪看上去为人正直，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除掉权万纪，齐王李祐又杀了他的另一辅臣韦文振。韦文振时任齐王府典军，手中握有兵权，李祐要想起兵，只有先摆平他才能获得兵权。做完这一切，齐王李祐彻底掌控了齐州的局势。坐镇齐州十年，李祐还是头一回尝到手握大权的滋味，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这边是雄心壮志地谋划造反，那边是深深地失望。飞驰的驿马闯过长安深夜无人的街道，向太极宫方向冲来，巡夜的兵丁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马已冲到面前。

李世民在睡梦中骤醒，当他披衣而起时，值班的太监已经将快报呈递上来。他接过奏报的双手微微颤抖，这一次他看到齐王李祐真的反了。他坐在这座宫殿里已经十七个年头，当年那个英挺的军事将领已经成了接近暮年的君王。十七年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那些被噩梦纠缠的夜晚，充斥着失望、迷茫、焦躁甚至悔恨。

在细密交织的字里行间，暗藏的又何尝不是李祐的宿命。李祐已经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等，同时打开府库尽情赏赐，俨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接着，李祐又把城外的老百姓悉数赶进城中，又命军队磨利武器、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齐王李祐满怀豪情地进行着他的造反大业，可是在齐州的官员和百姓们看来，齐王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那些读书人和城里的平民都不愿当他的陪葬品，于是纷纷撇下妻儿老小，半夜里偷偷从城墙上缒下，争先恐后地逃亡。齐王李祐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

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世间路千万条，而自己的皇五子居然会选择造反。虽然他并没有指望这个孩子能够成就多大的功业，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孩子会如此离谱。人生如果是一条有始有终的轨道，那么命运就是这条轨道上奔驰的列车，一旦跑偏就会导致车毁人亡。他对每一个皇子都抱有一颗初心，毕竟血缘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红线。他现在开始理解他的父亲高祖皇帝。人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结果只能在命运的赌博中失去更多，最后有可能一无所有。齐王李祐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套生存法则，放着好好的亲王和都督不当，居然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如此大逆不道，等于自绝于人世。十七年前，玄武门外，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杀戮再次浮现于李世民眼前。皇权所到之处，只有一条轨道，置身于其间的人永远都逃不出。李世民的心里又恨又痛，命运兜兜转转，像是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世民一边下诏命兵部尚书李勣集结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齐王李祐下了最后一道手诏：

“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磐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隤，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庶人祐传》）

没有人能够听到李世民在太极宫御案前发出的深长的叹息，一室不扫，又何以平天下？如果他这个皇帝，像自己的父皇那样连一家之长都做不好，那么他李唐王朝想要传之久远，也只能是痴人说梦。此时的李世民既是一个苦心孤诣的帝王，又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身为前者他要给予一个叛逆者最有力的谴责，身为后者要与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做最后的诀别。

齐王李祐对李世民的良苦用心并不理会，他关起城门做他的皇帝梦。此刻，李世民派出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李祐和他那些不知好歹的合作伙伴还沉浸在温柔乡中。

就在李勣的军队将要抵达齐州城下之时，齐王府的堡垒突然从内部被击溃。也就是说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的一个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十日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兵变士兵一一砍杀。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荒诞剧。当蓬头散发的李祐被机会主义者杜行敏押解着游城的时候，不知他的内心会做何感想。那一刻，他还会想做一个生来锦衣玉食的皇子吗？在这个叛逆的皇子眼里，梦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无边的权力下，他的梦想体系里，做皇帝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当不切实际的皇帝梦被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他此时的梦想或许微薄得还不如一个街头少年。他想逃，想变成一只鸟，只要抖一抖翅膀就可以飞出四周耸立的城墙。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2.他宁愿选择自由

春天真是一个奇怪的季节，可以怀着各种莫名的情绪置身其间，都不觉得唐突。处理完李祐谋反之事，李世民决定前往太庙祭祀先祖。置身于太平盛世，转眼就有可能祸起萧墙、山河泣血。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争夺权力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场瘟疫，一旦开了头，想要扑灭，只有采取极端的方式，而他必须向祖宗有个交代。他隐隐地预感到，自己的宫墙之内有可能会掀起更大的风暴。

等到仪式结束，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太庙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面沉如水的神情之下流露出的是深深的忧伤与疲惫，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沉默。那表示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挫败，仿佛刚刚从一场硝烟四起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对李世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东宫也接连曝出更为离谱之事，甚至是震惊朝野的丑闻。更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让这个当皇帝的父亲伤透了脑筋。

李世民登基后一直住在太极宫，而离此不远的大明宫却一直闲置着，那里曾经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养老的地方。李世民对大明宫始终采取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尽管那里有另一种丰富和盛大，可他并不向往住在里面。他总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藏着往事的影子。他实在不敢触碰，宫殿犹如时间的容器，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的隐秘。他讨厌隐秘的事物，难以言说的隐秘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裹挟其中，挣脱不得。在事物的隐秘之处，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今日的警醒与忧患。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也是他最近一直在考虑的事——废掉太子李承乾。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挥之不去。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掩盖血腥，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大唐帝国的影响。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因此，母亲长孙皇后就以殿名给他起了名字。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

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为帝，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世民每次外出巡视，就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世民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也都由他决断。

李世民早早宣布立李承乾为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李世民忽略了一点，这么做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这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也提前受到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间朝廷政务都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将李世民交给他的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皇帝和官员对当时的他颇为赏识和信任。李世民更是“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有人认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会导致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从而更加不稳定。如果限定将来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也许比掷骰子时掷出六点要难得多。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但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嫡长子变为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早已预订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

李世民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他对太子有着更为迫切的期望。史料记载，他“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先后为他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徵等。李世民对那些担任太子辅臣的名士大儒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要紧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王朝的命运，都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或许殷鉴不远，李世民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奋发上进的太子离他的期望却越来越远。不知从何时起，李承乾变得习性散漫，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一回到东宫，李承乾将身上的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像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只玩得天昏地暗，把那些圣贤学问全抛诸脑后。漫长的太子生涯让他活得毫无忧患意识，也渐渐消磨了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父皇和大臣们希望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变得野蛮和暴虐。李承乾的任性对太子形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他选择放弃制度赋予的身份，也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能率性而为。

李世民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所以他对李承乾一直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李世民还希望通过一个严格的太子培养和训练制度，让李承乾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

连续疯玩了好些日子之后，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会不厌其烦地上门进谏，这时候他就会主动戴上另一副面具，早早地立于门外恭候，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让他们措手不及。

每一个皇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狂想，如果你在他们中间搞一个民调，问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太子。其他人想想也就算了，可李承乾却在太子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十七年。如果说当太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皇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承乾的幸福指数已经在逐年递减。逐渐老去的李世民，感受到的却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他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那时接手江山的人就是太子李承乾。于是，李世民将这种压迫感转化成更为挑剔的目光，更为警觉的审视。如此一来，李承乾自然觉得精神压力陡然上升。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来，他对太子这个位子可以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他看来，东宫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令他动弹不得。

在李承乾当太子的早期，朝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太子李承乾决断。每次皇帝外出巡视，都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隔三岔五就带着家丁到东郊放鹰走马，行围打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东宫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挑选了一批体貌特征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他将他们五人为一组编为一个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住了进去。每天，他拎着刀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与左右分享。

太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可李承乾要的是自由。他躺在东宫的草地上，做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草原英雄梦。他常幻想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高原之上横扫下来，发出凄厉的嘶鸣。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热血男儿该去的地方，他对那个刀头舔血的民族有着无限地向往。他说：“假如现在的我是一个可汗，是一个已经阵亡的可汗，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草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这个伟大的创意让太子兴奋不已，他憧憬道：“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当一个突厥将军，我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让那些东宫辅臣们一筹莫展。在李承乾眼里，循规蹈矩的太子生活实在是无趣，就像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从八岁被立为太子，就跟着太宗皇帝参与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倒像是宫殿里的一把椅子、一个铜兽。太子居于大唐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之下，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太子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上天赋予李承乾的应该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他的兴趣和情绪是多变的，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太子这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位子，李承乾的性格显然是不适合的。

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压抑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李世民让文官为太子量身定制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历代圣贤之书，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贞观四年七月，李世民任命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李承乾的教育。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李承乾似懂非懂，“未尝不耸然礼敬”，对李纲十分敬重。

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没有接触过民间疾苦。皇太子的尊贵地位容易使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迷失自我，并渐渐染上生活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恶习。而他在理政期间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不纳谏言等问题，也让那些最初看好他的人大失所望。李承乾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忠孝之道，在人前也表现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沉迷于声色。

李纲病逝后，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承担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李百药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历代太子成败之事来讽谏李承乾，受到李世民的褒奖。他对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

遗憾的是，李百药并没有像李世民所言的那样做到善始善终。这不是李百药的问题，而是李承乾出了状况，使得李百药心灰意冷，离他而去。当时李世民一心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李承乾对于父皇也表现出无比的敬畏，可这种敬畏，仅限于李世民一人。人们认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龙子龙孙接受的教育是帝国最高级的教育。其实不然，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衡量，皇子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不但不是高级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头疼的。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受到的宠溺比别人更深一层。可以说，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为他服务的保姆、太监、差役。他们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李承乾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

李承乾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奢靡，身为父亲的李世民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还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也就是说关于太子的物质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须限制。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

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令择名师，以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和于志宁一起辅导太子。此后不久，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并借此逃避父皇对自己的教导。太宗皇帝特意嘱咐杜正伦：“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你们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经常拿李世民的这句话吓唬他。结果被李承乾抓住了把柄，反告了杜正伦一状。他说杜正伦一天到晚以皇帝的口吻训斥他，让他备感压力。这句话在李世民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令他深感不安。他不禁责备杜正伦道：“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

李承乾并无半分收敛，每日里与小人为伍，对杜正伦、于志宁的直言相劝置若罔闻。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他居然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的住处，他们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而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随之宣告失败。

在此之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李承乾也是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差点将其活活打死。无奈之下，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走的时候庆幸自己捡回了半条命。

帝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这个荒唐之人根本就不是皇家精心孕育的龙种，而是一只胡蹦乱跳的跳蚤。从此以后，东宫的大臣们和太子李承乾彻底决裂，而后者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又何止李承乾一人。比如说，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他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

宫殿本是一个泯灭自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打着天意的旗帜由人来设计，在这里大自然可以没有春夏秋冬，人也不需要喜怒哀乐。一切都被格式化，人变成了一个符号、一颗棋子，被强行纳入森严的秩序中。可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愿意做一个没有表情、只有脸谱的权力符号。

不活出自我就不痛快，他宁愿躺在草地上装一个死人，也不愿意穿上皇帝的新装去参加一场精心安排的假面舞会。假如有一天他真的当了大唐天子，伟大的帝国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画面让人不敢想象。

出于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李世民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完美的表现，因此面对年轻的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很容易使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但李承乾玩得越疯癫，有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儿，最好能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李世民的欢心。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皇帝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信号，朝中许多有心的大臣也见风使舵和魏王李泰拉关系，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在权力斗争面前，兄弟反而成了潜在的危机，宫殿里的风吹草动往往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有人说，国之储君就是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身为皇帝的父亲提防着你，身为皇子的兄弟惦记着你，而大臣们又审时度势地应酬着你。如今，太子李承乾就是那个活靶子，而他的兄弟李泰就是那个举枪瞄准的狙击手。

贞观十二年（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这句话让李世民听得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纷纷跪地谢罪。当时朝堂之上的“谏臣之王”魏徵还活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他。他直接反驳李世民：“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魏徵比唐太宗大二十岁，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徵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李世民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儿以及自由生活的主张，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徵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他会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李世民不再让步，他索性亮出自己的底牌，说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李世民的说法。他反驳道：“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堂堂一国之君连这样的话都能脱口而出，也正印证了“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的史家之言。由此可见，李世民当时已有改立太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大臣们听来已经十分震惊，更不要说传到太子李承乾的耳朵里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承乾的脚有残疾，而且是那种治不好的终身残疾，身体残疾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他变得敏感和多疑，总觉得别人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短处，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也让身为太子的他患得患失。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很容易被他曲解为不满和指责，从而让他产生逆反心理而采取更加抵触的对抗态度。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做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有增无减。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李泰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这本书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贞观十六年正月，魏王李泰将此书上呈太宗皇帝。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褚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道：“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

面对大臣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尽管褚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李泰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李世民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纷纷倒向他这一边。

虽然帝国的臣民都期盼一个仁德之君，但是没有一个权力之主能够真正做到温良恭俭让。权力的本质是排他的，没有哪一个君王会为了维持所谓的仁慈形象，而坐视自己的王朝走向危险的境地。李世民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才会处处维护李泰的利益。

李世民对李泰的垂青，成了对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既然父皇对自己赞赏有加，也许有一天，太子的宝座可以落到自己屁股底下。李泰开始效仿当年的李世民，筹划起了夺嫡之计。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十分卖力地替李泰鞍前马后，拉拢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那些墙头草似的权贵们为了日后在权力世界里实现自我突围，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千百回，然后将自己手里的筹码义无反顾地押在了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的时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他们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夺嫡。人类贪求权力犹如饮血，越喝越渴，越渴越要喝。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表现出难以抑制的饥渴之态。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心头大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李泰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一丝恐惧和不安。对李世民来说，李泰暗中有些什么小动作，他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正是因为他对太子动过废立之念，所以才会对李泰的这些行为有所纵容。当年玄武门的刀兵之声犹在耳边，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轻率的举动。正是他的观望与不作为，造成了两个儿子之间的对立和朝堂上的分裂。刘洎、侯君集、杜正伦、杜楚客……日后还有多少错误和悲剧因此而起。面对自己的皇子，曾经经历的一切一定会刺痛李世民的内心。当年他对自己的兄弟痛下狠手，如今的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摆脱手足相残的厄运。

李世民无力改变宫廷的生存环境，只希望太子能够按照自己所设想的走下去。对李承乾来说，那些强加于己的种种束缚显然是不公平的。生在皇家的孩子，能担得起多大的命？那个叫作命运的东西，将他们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任他们左冲右冲也冲不出去。

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褚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随着事态发展，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打消了废立之心。

贞观十六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劝告李世民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让魏王李泰早点儿死了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魏徵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消除天下臣民心底的疑惑，堵住芸芸众生之口。

从太极宫到大明宫，从东宫到诸王府邸，每一座宫殿，每一座王府，内部都隐藏着一个生物链，环环相扣，而又相生相克。权力顶端的生态平衡，除了依靠血缘的自然力量维持，更有利益的鬼使神差。可是在这条看不见的血连环上，谁也不知道断裂的隐患在哪一个连环上。正因为如此，当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虽然李承乾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将他扶上帝位。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这个世界早就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谁也拦不得，拽不住。可是通往皇位的路并不是一条阳关道，它更像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有可能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十七年的太子生涯，对李承乾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太子府中一个十四岁的太常乐童，名叫尹伊，弹得一手好琵琶，长得也十分标致，还能歌善舞。李承乾给他起名“称心”，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每天都和他厮混在一起，宠爱到“与同卧起”的程度，简直寸步不离。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并不少见。

储位既是天底下最诱人的位置，也同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太子李承乾的上面还有一个强大、精明、敏感、苛刻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很难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自从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太子李承乾就表现得忐忑不安，他总觉得父皇的眼睛无处不在，只要自己表现出一点点的悖逆之举，立刻就会被太宗皇帝侦知。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权力世界的永恒真理。更何况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居然养了一个男宠在身边。这些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唐王朝的百年基业为念的守护人，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放浪姿态，不可能视若无睹。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权力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可能向对手暴露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对称心痛悼不已，还在东宫庭院中盖起一间房子，里面摆上称心的画像，陈列了许多泥人泥马。李承乾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到这里，面对称心的画像，以泪洗面，情难自已。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李承乾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陷入悲愤之中的太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可他并不想去改变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厌倦这种戴着面具的生活。政坛上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有变，东宫辅臣就会敲打他，让他仔细考虑和权衡。

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在自由与太子名号之间，他宁愿选择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堂堂一国储君的位子，竟然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还要它作甚？他再也无心学习朝政，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整天沉浸在歌舞酒宴中。他将数百名奴仆组织起来，让他们梳起高高的发髻，穿起五颜六色的舞衣，打着鼓、敲着锣，像巫人跳神疯狂摇摆。李承乾还派人造了许多大铜炉和铜鼎，让奴仆们偷来许多牛马送进宫中，他亲自用这些炉鼎煮牛马肉，熟了以后，就召集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大吃大喝。

就像那句话说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李承乾愿意做一个突厥人的武士，愿意宠幸一个乐童，却不愿意安分守己做一个太子。他不安分、不循规，这种性格做一个行为艺术家是最合适的，却不适合做皇位接班人。李承乾如此神经质的表现，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他的狂放无羁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让自己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可惜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不然李承乾就有可能被转化为身残志坚的大好青年。

李承乾尝到自由的滋味，也让自由蒙蔽了双眼。他没想到的是，身为太子的他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当皇帝。一个人的自由与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时候限定李承乾自由的只有李世民。如果李承乾这时候放弃太子之位，那么限定他自由的，甚至要取他性命的就不只皇帝一人。

通向皇帝之位的路很多时候是一场“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旅程。此时，太子李承乾的心里蓄满了仇恨，他认定称心事件是魏王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找机会除掉魏王李泰。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不但没有杀掉李泰，其中一人还出卖了他。

随后不久，李承乾又秘密派人上书，声称是魏王府掌管文书的官员，为李泰请封。李世民打开奏书一看，里面写的全是李泰恶贯满盈的罪状。这种做法未免显得过于低级，李世民不用细琢磨也知道是李承乾在背后捣鬼。当李世民质问他时，他为自己辩解道：“儿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只不过求自安之计罢了。如果父皇立李泰为太子，那正是称了他们的心愿，今后谁都可以谋取太子位了。”

从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到唐太宗，四位皇帝确立继承人的过程非常相似：都是刚刚登基便早早地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最后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笑到最后方为赢，他们赢在起跑线，却跌跌撞撞折在了半道上。

不排除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李承乾有些影响，如果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父皇偏爱李泰时的危机感和无助感，也会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行举止多一些怜悯与理解。

4.储君危机的临界点

贞观十七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人生百年无梦游，日日如羁囚。眼前的一幕难免让李世民感到似曾相识，皇权交替的路线图又走到了那个变幻莫测的历史拐点。这么多年来，李世民一直不甘心做一个时间的囚徒，他在无数个梦里一遍遍擦拭属于自己的那段血腥记忆。天意弄人，越想抹去的记忆往往越清晰可见。

太阳渐渐西斜了，一种叫黄昏的东西在天边铺展开来。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有重量的，压得那些敛着翅膀的鸟儿低低地掠过皇城的角檐。夕阳将偌大的长安城分成动静分明的两部分：一边是沉静肃穆的皇宫，层层叠叠压得人心底一沉一沉的；而另一边是彤红彤红的东宫，犹如燃烧起来的烈烈火焰。

李承乾眨了眨眼睛，确定这不是一场美丽的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前的美景多像人的命运，而这时候的他就是东宫上空燃烧的火焰。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现在的他要么等待命运的发落，要么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命运。

人类的悲哀在于，人不是一种能永远保持清醒的动物。被猪油蒙了心的太子李承乾居然有了反意，他甚至想到要拉一个合作伙伴。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他认为只有侯君集对现状最为不满，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侯君集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几分把握。他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当年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就这样变成了现任太子李承乾的心腹打手，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的运道。侯君集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那个折磨了他几十年的梦又攫住了他。在梦里，他架着一个梯子登上天去，梯子断了……

自从与李承乾谋划好之后，侯君集常常在梦中惊醒，妻子非常奇怪，对他说：“你是国家大臣，每天晚上这样，一定是有什么事。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应该自己到皇上面前去领罪，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但侯君集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侯君集入伙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而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美人。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唐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唐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太子的破罐子破摔？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方面都同时存在，成为既定事实。

李承乾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谋反大业会坏在齐王李祐身上。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从天而降。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将太子李承乾的政变阴谋也一并交代了。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也随即爆发，在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趋向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他已经在前朝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他越对扭转储位之争丧失信心。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始，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废掉太子了。

虽然早就有预感，但李世民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他那颗对皇权交接异常敏感的心又一次紧缩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真是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命运成了一张中奖率极高的彩票。当李世民神情黯然地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其实他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不过是在试探朝野江湖的水有多深。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替皇帝做主。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十七年的太子，李世民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多数大臣内心认为，这一天对李唐王朝来说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大家心里都有一堆话要说，嘴上却一句话都不说。最后李世民借着通事舍人来济的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来济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也就是说，废掉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留他一条性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对于太子，他有一份内疚。平日来，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于盛世的打造上，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诸皇子。他所谓的重视，也只限于身边官员的密报，而官员们审视皇子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身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传到皇帝耳朵里的话，真真假假让他无从把握。

随后，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的那帮党羽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落得身首异处，但有两个人，李世民想要保全性命。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另一个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己多年，而且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有心饶他不死，然而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自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侯君集不失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他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李泰这个孩子，自小聪明伶俐，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论起相貌来，也是器宇不凡。再加上他向来便表现得礼贤下士，相比之下，患有足疾的李承乾便显得失色不少。由他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嫡长子已经废了，由次子来继任储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基于如此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太极宫正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李世民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边跪着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右手边跪着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

原以为废掉李承乾，李泰继任储君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分作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意外，魏王李泰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谢命运，还是该诅咒生活——就在朝堂上下认定他入主东宫是板上钉钉之事时，那个不起眼的晋王李治居然会从斜刺里杀出。看着这个嘴上没长毛却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平心而论，他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从来没有想过将他立为太子。是这帮大臣太有想象力，还是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李治除了年纪太小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七岁的李治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也就是说，一个人讲究孝道，首先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

此番见解令李世民欣喜不已，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凄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如果说，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是一个皇帝对后备储君的赏识和期望，那么，他对晋王李治的“宠”则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前者关乎政治，而后者关乎亲情，二者并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较量。而今，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定又如何下？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着他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在这里打了一张悲情牌，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但是在这场权力站队中，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吃这一套。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褚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李世民，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褚遂良又警告李世民，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想立魏王，可有没有考虑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褚遂良的担心，李世民不是没有想到，只不过囿于父子之情不愿意加以正视罢了。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魏王能放他一马，令他保住性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他又怎能为了册立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年少无辜的晋王？

人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一个恒定的方向，它指引着人一次又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再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重演。

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他不得不承认，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李世民像是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忽然，他站起身来，面向朝臣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朕不能……”

当天的朝会除了半句没有说完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他说他不能，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储君？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心里到底怎么想。

这些时日里，魏王李泰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躁难安。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表现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又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5.谁的道义和良心债

此心不定，随机而动。对于此时的李泰而言，他已经无法在这场权力拔河中做到气定神闲。并不愚蠢的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行为，他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也恰恰因为这句话，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本就不具有刚霸性格的李治显然被吓破了胆，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将李泰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皇帝听。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了他的圈套。”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证明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为李唐王朝开启了祸乱之源。单凭这一点，李世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泰得逞。既然没得选，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也只能是李治。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将魏王李泰逐出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君临天下十七年，李世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他终于身临其境地体会了一把。

在随后的一次朝会上，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李世民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将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与魏王李泰相比，李治显然要单纯许多。这时候的李治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本不想当皇帝的人，更能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今天的标准，李治应当属于“不会混”的那一类人。然而，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比如他没有自己的私党，也就不会树敌太多。他不参加皇位的争夺，在品行上不至于恶劣到哪里去，在做人上就胜了李泰一筹。假如由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更易于掌控。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除了长孙无忌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李勣。李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在此情况下，李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李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早在贞观七年，年仅五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由于年龄太小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晋王李治算是李勣的老领导。在这场储位之争的选边战中，李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由此可见，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李世民非常清楚，如果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四 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出发

永徽元年（650年）岁首，同样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季节。漫天卷地的白雪覆盖了整座长安城，却无法覆盖一个盛世的荣光与骄傲。对于身在感业寺的武则天来说，冰冻的时间正在雪地上缓缓退去，即将迎来的是崭新的黎明。紫宸殿浑厚的钟声敲响了大唐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守岁的人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们推开窗子，让朔风吹散屋子里的炭气。随后，人们恭敬地点燃了红色的蜡烛，以庆祝新皇帝登位的第一个元旦。大唐的臣民是不会忘记先皇的，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三年，让天下由纷乱走向太平，人们由流离回复安居。自从秦汉以来，三国六朝，战乱相继，没有真正的承平与统一。然而，李世民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统一局面，二十三年来，欣欣向荣。

太阳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无论你是帝王，还是小老百姓，日光之下，貌似公平。紫宸殿的晨钟在清冷的世界里缓慢而沉重地敲响，随之，各处宫闱和寺庙的钟也次第响起，宏大的声响撼动了白雪覆盖之下的整座长安城。

1.阴谋者的假面与誓言

高宗皇帝李治是受颇多争议的帝王，他的争议性源于两个人，一是他伟大的父亲李世民，二是他将来的皇后武则天。他夹在两人中间不上不下几千年，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下，难以摆脱。

李治在文武百官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是在他母亲长孙皇后的葬礼上。当时只有八岁的李治哭得痛不欲生。这份孝心打动了太宗皇帝，也同时打动了他的舅舅长孙无忌。

李治是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的懂事少年。可是他并不像李唐皇室的大部分子弟那样生得龙筋虎骨，虽然高大，却显得羸弱不堪。为什么多情的人总是长不出结实的身板，难道是浓情耗尽了他们太多的生命精华？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这孩子已经聪明到超越常人的地步。自古以来，聪明之人活得都比普通人要累，因为他们的心放不下。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李治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的文章和书法还是很有造诣的，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辞赋，这好像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多情帝王的共性。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是个音乐天才，自己创作了《上元舞》《琴歌》《白雪》等传世乐章。

综合来看，李治并不是混沌之人，反而白衣胜雪，才华横溢。这时的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其家族极为显赫，为当时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唐太宗对这个儿媳非常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不过对于这桩婚姻，李治自己却始终不是很满意。

李治身上具有浓重的文艺气息，对爱情有他自己的一番理解，当然很多想法都是来源于文艺作品。直到遇见武则天，他才真正领略到世间情为何物。他们结缘于太宗皇帝的寝宫，那一刻，“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至于武则天，有人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没有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太宗皇帝那里寻不到出路，才将感情转移到太子李治的身上，以寻找机会。

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要说这时的武则天内心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管怎么说，这段让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不伦之恋，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直至长成一棵树妖藤怪。十九岁的李治就这样深深地迷恋上了比自己大的武则天。在备尝风霜、充满心机的武则天眼里，李治不过是个感情冲动、腼腆有加的大男孩。也就是说李治是一颗多情的种子，迟迟没有完成自己心理上的“断乳”。这时的武则天还没有想到更多，只求能够在复杂的后宫世界里生存下去。至于将来，她不敢想，就算是想破天也没用。

在错综复杂的宫廷生活中，身为太子的李治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渴望回到童年，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因为在那里，他才能感觉到温暖、安全、无忧无虑。可是，母亲长孙皇后早已去世，他也已长大成人，无法再回到那备受女性宠爱的童年时期。于是，本能促使他寻找梦中的港湾，眷恋比自己年龄大、成熟、意志坚定的女人。这正是李治这类具有恋母情结、性格懦弱的男人常见的自慰方式。

武则天身上正好具备了这一切——热情、机智、美貌。在武则天这里，李治的人生激情和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和满足，她是一个活着的“母亲”、现实的情人，是自己难以舍弃的心理和肉体的温床。

感业寺位于朱雀大街以西约三十里之外，原先是蛰伏于长安城外废街中的尼姑庵，在武德九年被改名为感业寺之后，这里实际上就成了收容前朝宫女的牢狱。寺内杂树丛生，断垣处处，在残破颓败的佛塔的阴影下，几处低矮的房舍悠闲地散落于荒野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备极哀崇的丧礼仪式结束后，后宫里未生子女的嫔妃们，不论老的小的，一律循例被打发进感业寺。死了丈夫，她们自然就成了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作为先皇的女人，惹出是非就是丢当今皇帝老子的人，将她们放入民间又不妥，只好让其出家当尼姑。

以至于感业寺里美女如云，人满为患，计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诸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诸女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其八十一御妻，以及原来年老色衰、已被除册的，总计有二百人之多。剃度在升平殿举行，三个剃度师已经进行了两天，还没剃度完，先皇李世民的妃嫔们柔美的头发，已被装了整整三大箩筐，升平殿内外一片哭泣声。

昨天她们为了争宠，为了品级的提升，个个费尽心机，争相打扮，倾轧对手；今天竟一个个被当成过期无用的奢侈品，扫地出宫。武则天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也被送出宫削发为尼。武则天虽然不甘心，但这时的她也只能任时势摆布，内心揣着一份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际上成了当今天子之“别宅妇”，身份极为尴尬，前途也是一片黯淡无光。

武则天心存的唯一指望，便是与高宗皇帝那似有若无、脆弱易断的爱情——如果那一夜欢愉能称之为爱情。不管怎样，在生存面前，爱情永远是美丽又易碎的奢侈品。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充实掖庭。当武则天听说选妃嫔选到自己头上时，态度是决然而冷淡的。母亲要与她泣别时，她只是冷冷地说：“见天子安知非福，何必作儿女之悲？”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符合她后来的行事作风，做事果决，不拘泥于女儿态。母女的生活状况已经这样了，如果上天眷顾，入宫就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虽然入宫是从末等的妃嫔做起，但是毕竟也算靠近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

十四岁的武则天来到了帝国的都城长安，成为唐太宗后宫万千佳丽中的一员。这里面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也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相比之下，武则天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她刚进宫不久，就被封为才人，并赐号武媚。刚进宫就被封为五品才人，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情。要知道，后宫佳丽三千，皇帝身边的女人多了去了，可是真正能够得宠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成功的概率低到就算作弊都很难出头。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登基也应该有一番新的气象。李治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皇帝执政后期由于身体原因和精神上懈怠，基本上三天一上朝。如今高宗李治新朝开张，一扫贞观后期的颓靡之风，有事没事都要天天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壅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李治把皇帝这份活干得有声有色，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也使李治冲淡了他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则天入宫之事也是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就不缺女人。及时行乐的大好时光里，高宗真的没有耐心回忆。在这期间，他的后宫中又接连添了徐婕妤等佳丽。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武则天每天忙完手里的活，会一个人顺着禅舍一直走到最北边，一个比较偏僻的安静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池塘，她常常到这里读书散步。三年的感业寺生活，也是武则天度过的安静慎思的一段生活。

这时候的她已经二十七岁，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个年纪应该是各方面都趋向圆满的阶段。历经一番火坑苦海的磨难，早已脱尽了稚气。在武则天的身上，再也找不到昨日那个任性、娇气的小姑娘的影子。

武则天真正地成熟了，她不再在孤灯残卷下怨恨命运的不济，也不再焦虑未来的日子。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感业寺里，她身边穿梭的都是一些凡心不死的尼姑。这帮人每天议论的事大多围绕皇宫中那个薄情寡义的君王，传入她耳中的是高宗皇帝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

所纳之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不同的是她们各自的背景家世。一个后宫女子不能只有姣好的背影，更要有强大的背景。唯有如此，才能飞得更高。武则天只能听一听，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

如果将后宫视为华丽的牢狱，那么这里就是埋葬一切生存希望的坟墓。有些人逐渐产生了精神异常现象，被监禁在单独的房间，时间不久，就发疯去世。也有的人因营养不良，运动量不足，忧郁致病，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自杀。

从后宫时代就严格控制自己的武则天，面对这里的清规戒律，并不会感到太大的痛苦。甚至她的安全感更甚于在后宫时，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心的焦躁也让她身心难安。

处于和整个世界都隔离的生活中，武则天即使每日在心中默念千遍万遍“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也没用。她听这里的住持说过这句佛语的意思：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彼岸是光明的世界。

彼岸，何处是自己的彼岸？她知道，或许只有君王的内心才是自己通向光明世界的路径。

由宫人变成尼姑，除了要照应自己的生活外，不必做任何工作。武则天主动去接近担任事务工作的尼姑，尽量帮她们做点打扫庭院、整理花卉之类的轻松工作。

和在后宫时一样，武则天很快就看出那些担任工作的尼姑才是这里的主人。所谓担任工作的尼姑，也就是看守这座牢狱的人。她们不论相貌和身体，都比那些宫里的人来得粗壮。她们曾经过着最低贱的生活，除了生存，她们别无所想。

她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母老虎，对那些宫人尼姑们，有强烈的反感。这些曾经的宫人，大多生于富贵之家，过去在后宫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现在变为尼姑，一个个抱怨声声，不安于现状，身如飘萍，却还保持着难以卸去的虚荣，更看不起这些担任杂役的尼姑。

武则天主动接近这些担任杂役的尼姑，要求帮她们做些事时，她们并不领情。可是不管她们的态度如何，武则天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和颜悦色。眼前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装饰也清丽脱俗，又有无限耐心的女子，逐渐让这些出身底层的老尼姑打开了心扉。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武则天写的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

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战栗。

男人本来就是靠不住的，何况一个登上帝位的男人。她知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她相信，自己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力。在二十七年的人生浮沉之中，她始终保持着一样东西——信念。

武则天在感业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她一生中却是一个前途莫测的危险时期。她必须要从这儿走出去，如果不能走出去，她将成为历史上一朵无名的野花，在青灯佛卷的某个角落里枯萎而死。如果走出去，她又能走到哪儿去？再回到那个充满矛盾与龌龊的家庭？将身体与灵魂安放于那里，还不如放在这儿。

她难道忘记了初入宫时对母亲杨氏说过的那句“见天子安知非福”，如果还记得，她最应该去的地方还是宫廷。一年前，她已经与李治结下情种，埋下了政治伏笔。她如何才能与初登大宝的李治取得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能委托任何中间人，只能依靠自己。而联系的地点，也只能是佛祖庇荫下的这里。

服丧的一年很快过去，开春后，改元永徽。原太子妃王氏被册立为皇后。永徽之治正式拉开帷幕，朝中一切由长孙无忌和他这一派的少数元老重臣主持执行。在长孙无忌面前，好脾气的李治就像是一个面对尊师的初学弟子。

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太宗皇帝去世一周年的忌日。李治为了替先帝追福，在超度先帝亡灵的同时，又组织了一系列的祭奠活动，其中包括在京师长安的众多寺院同时举行一场超大规模的追福法会。与此同时，他还决定到佛寺行香礼拜，并顺便向先皇汇报这一年来的工作。

他选择感业寺，有个很私密的原因。李治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次行动差点要了大唐帝国的半条命。而此时的他没有焦虑，只有兴奋，辗转反侧一夜无眠。他已经连夜派人去踩过每一个点，他只在乎其中的一点。他选择在这一天离开皇宫拜祭先帝，除了成全自己的“仁孝”之名，同时还要成全自己的“情种”之名。

他要去见一个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物，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女人——那个叫作媚娘的女人，那个在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哀怨女子，他不能再拖下去了。当天唐高宗借祭奠之故路过感业寺，进去行香拜佛，目的是见武则天。二人相见，感慨了一番光阴流水，前尘往事。先是武则天哭哭啼啼，然后李治也禁不住流下眼泪。

武氏泣，上亦泣。武则天用自己的眼泪，引出了皇帝的眼泪，当然武则天的眼泪，除了感情流露，更多的是经过算计后高度理智化的眼泪。她不能让这次行动有一点儿闪失，这是一项精心设计的政治行动，成败将决定她的命运。

尽管武则天费尽心机，但她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李治返回宫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高宗李治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在感情冲动之后，很快就忘记了眼泪背后那个望穿长安的女子。感业寺事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对李治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因为这个事件已被另一个能够改写别人命运的人所掌握，这个人就是王皇后。

高宗与武则天私会不久，王皇后已经探知此事，她大为恼怒，一个萧淑妃已经让皇帝冷落了她，如今皇帝又爱上了尼姑。王皇后也算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如今对她威胁最大的是萧淑妃，如果把这个尼姑拉入后宫，便可以夺取萧淑妃之宠。只要皇帝冷落萧淑妃，自己就有把握重获君王心。武则天仅是先皇的侍妾，地位卑下，谅她入宫后也不致为患。话又说回来，先用她取代萧淑妃，再想办法除掉她，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处于和萧淑妃激烈矛盾中的王皇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柳氏，母亲也赞同。因为事大，她又找舅父柳奭商量。柳奭这时是兵部侍郎，后晋升为中书令，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柳奭听了王皇后和柳氏的计划后，也以为可行，而且强调武氏在朝中无任何依靠，将来或杀或逐都不是多么难的事。有了亲人的支持，王皇后便派人入感业寺，让武则天先蓄发，然后等待受召入宫。随后她把自己的想法向李治说明，当然她隐瞒了自己的离间计划，只表示了自己的贤良德行，以博取君王的欢心。高宗李治满心欢喜，对皇后的态度也热情了许多。

王皇后的决定，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有开门揖盗的危险。但王皇后和她所信赖的顾问团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在她们看来，被迎回宫的只是一个处境不幸的人，武则天对他们只能有感激之情，不可能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的集团有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到足以摧毁高宗皇帝的私情。

武则天见当今皇后让她蓄发准备再度入宫，心里既高兴又惊疑。从皇帝要接她回宫的为难表情和迟迟未动来看，应该是皇后的阻力最大，如今皇后主动要她入宫，绝不那么简单，其中必然潜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交易。

武则天又怎会不知，王皇后出身名门世家，而萧淑妃的出身也不微贱，不然早就淹没于后宫无数的嫔妃中去了，又怎能爬上仅次于皇后的淑妃地位，又怎能对王皇后构成重大威胁。

外廷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跟宫廷内王、萧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长孙无忌等外廷大臣与宫廷内的王皇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属于关陇集团。

既然现在有机会再度入宫，先不用多想，离开寺院后再相机而动。唐高宗在皇后的暗中支持之下将武则天带回宫中。这一年武则天二十七岁，唐高宗李治二十三岁。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一次命运的大转机，终于可以结束自己地下情人的身份，正式成为高宗后宫中的一员。十四年前，武则天还只有十三周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时光用来憧憬。可如今她再也不会让任何机会从自己指尖溜走，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女人输不起的年龄。

这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武则天的二次进宫，带来的却是大唐半个世纪的噩梦。

2.后宫世界的攻守之道

经历感业寺两年的痛苦历练，武则天的忍性得到了质的提升。这是她成为才人十几年、做尼姑两年获得的历练，她不再是对着镜子叹容颜易老的女子。

在皇后面前，她总是殷勤向上，显得极为知恩相报，没有些许虚与委蛇的意思。武则天很快就看清了皇后和柳氏这对母女的阴谋，武则天并不急于一时一事地赶超。现在的自己完全不是她们的对手。很多时候，自己还得对她们曲意逢迎，甚至依靠她们、利用她们。

有很多职业，看起来没有前途、毫无价值，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其实不然，这些历练，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所有宫人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名叫媚娘的才人回来后，已经变得让她们不敢相认了。武则天的再次入宫，与两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她以一副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姿态出现在后宫每一个人面前，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对她赞誉有加。

武则天比谁都清楚，这时的皇宫不属于她，她只是别人手里的一颗棋子。这里的主人是高宗与他的原配夫人王皇后，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她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哄主人开心。《两唐书》甚至以“屈身忍辱”“下辞降体”这样的词来形容武则天这时的生存状态。总结起来，武则天这时候主要采取三种手法：一是讨好王后，二是讨好皇帝，三是讨好众人。她得以重新返宫是由于王皇后的帮助，她能够晋升为昭仪也是得力于王皇后的帮助。她的成功上位，并不是仅靠色相，而是善于利用矛盾。

李治继承大统之后，即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永徽之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廷内外一度风平浪静。而随着武则天的回归，内廷和外廷有了另外一番可能。

王皇后可能因为生理原因，或是运气实在不好，连一次怀孕的迹象都没有。当时最受高宗宠爱的是萧淑妃。在高宗的东宫时代，她是次于王妃的良娣。淑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正一品。萧淑妃生有一子二女，在母凭子贵的后宫，加上皇帝的宠爱，她没有理由不恃宠而骄。

在萧淑妃咄咄逼人的权势面前，王皇后的影子显得暗淡无光。由于其他皇子们的母亲身份都比萧淑妃低微，于是从后宫到朝堂内外，很多人都猜测：萧淑妃所生的皇子，雍王李素节，很有可能超越其他皇兄，被册立为太子。

王皇后是太宗指定的，在太宗时期，王皇后颇受重视，但那只是表面的情形。当王皇后还是东宫妃时，李治就已经暗暗赋予了萧淑妃别样的恩宠。随着李治即位，王氏登上皇后的位置，但是她心里依然抹不去对萧淑妃的羡慕嫉妒恨。尤其在听到雍王素节可能成为天子的消息后，她担心有朝一日皇后的位子可能也要被萧淑妃抢走，发自心底的愤怨就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

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并没有特殊的才能，因女儿当上皇后，被封为魏国公，官居从一品。其母亲柳氏的娘家，世世代代都是关中豪族，柳氏的叔叔柳亨的妻子，是太宗的长女襄阳公主的女儿。因此，王皇后的娘家父母双方都是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的望族。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班子成员之一。

王皇后不受高宗李治宠爱，也没有生育，对王、柳两大家族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任事态这么发展下去，雍王李素节就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皇后的前途就更加危险，对王、柳两大家族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赌局。柳氏兄妹最后商定的策略是：将其他皇子纳为皇后的养子，再册立为皇太子。

最后出于对生母身份卑贱及皇子长幼有序考虑，他们选择皇长子陈王忠为王皇后养子。李忠成为皇后的长子，受到准嫡子的待遇，有可能成为太子。

永徽三年（652年）三月，武则天在宫中生下一男，取名为李弘。这时，武则天已经搬出了皇后为她安排的住房，住进了后宫中另一处宏伟而美丽的宫殿。同年七月，王皇后的义子陈王忠被册立为太子。这一年里，后宫发生的盘根错节的立储风波看似末端小节，却直接导致了日后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萧淑妃在后宫佳丽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容貌艳丽，举止高雅，深得高宗李治的宠爱。高宗不止一次在她面前许诺，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其子李素节为太子。高宗试探性地将这一意图透露给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大臣，但立即遭到了坚决反对。

在立储这件事上，长孙无忌认为最合适的太子人选应该是高宗的长子陈王李忠。高宗的意见没有得到长孙无忌等大臣的赞同，他也极不情愿立长子陈王为太子，曲意拖延，这件事就此搁置起来。

随着武则天的回归，大唐的宫廷格局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改变。武则天接连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接着在第四年又诞下了一个女孩。深宫之中，很讲究母凭子贵。每一个皇家龙种的诞生，都是加重后妃晋级的重要砝码。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则天很快就从后宫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唐高宗李治的宠爱。

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武则天打动和征服了。武则天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方面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

像武则天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高宗皇帝心目中的最佳伴侣。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积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

一天上早朝时，长孙无忌偕同右仆射褚遂良、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韩瑗等人再次联袂上奏，要求立陈王忠为太子。高宗皇帝似乎仍想将这件事拖延下去，不料这次长孙无忌早有准备。他率众臣上前一步，绕过问题的实质，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长孙无忌奏道：“近来听说了陛下的第五皇子，臣等庆贺皇上。”

长孙无忌所说的第五皇子就是武则天的长子李弘。高宗一听，顿时面红耳赤，他与先帝嫔妃有染并生下一子之事，朝中臣僚尽皆知晓，只是不便明说而已。现在长孙无忌故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此事挑开，似乎在蓄意与自己的面子过不去。长孙无忌的言外之意非常明确：他与朝中重臣不再深究武则天回宫生子之事，那么高宗皇帝也要答应立陈王忠为太子。

高宗皇帝再也不愿意在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上纠缠下去，只好下诏将武才人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同时册立陈王忠为太子。

王皇后和武则天都得到了实惠，只有萧淑妃成为被冷落的人。当萧淑妃意识到自己成了这桩幕后交易的牺牲品时，愤怒和绝望终于使她失去了理智，她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诅咒和哭泣，就连存心前来抚慰的高宗也一连数次被她挡在门外。此刻的高宗李治正被原罪和乱伦的恐惧以及对萧淑妃的愧疚之感紧紧包围着，迫切需要得到一个排泄的场所。萧淑妃对高宗的冷落只会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

李治往往在吃了萧淑妃的闭门羹后，命令宦官改道前往武则天的住所。命运就好像在故意作弄萧淑妃，注定了要使她铸成大错。当萧淑妃有一天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时，一切都已太晚了，覆水难收。

武则天受宠，引来无数妒忌的眼神。每个眼神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恨不得从黑暗处捅上一刀。其实武则天在擢升为昭仪之后，前途也并非一帆风顺。王皇后在消除了萧淑妃的影响之后，对武则天由最初的信任变为防备。

置身于后宫，武则天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在后宫内院，一场阴谋暂告平息也意味着另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学会如何反击，是每个深处后宫的女人必须掌握的生存之道。

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妒火中烧，她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先前斗不过王皇后，那是因为王皇后背后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如今自己一个出身名门世家的清白女子，居然抵不过一个先皇剩下的女人？此时萧淑妃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就连一向将武则天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要知道没有孩子始终是她心头难以摆脱的致命伤。她听从了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李忠，同时外朝联络长孙无忌等人，终于立李忠为皇太子。

这一年，李治也不过二十五岁，按说没有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也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则天，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同意了。然而，随着皇子李弘的降世，李治对武则天恩宠加剧。

在后宫的一角，武则天躲在厚厚的罗帐后，她像寻觅猎物的雌虎，审视外界的政治动向。她深切地感受到：虽然李弘身为皇子，但若得不到太子的地位，处境还是相当危险的；即使被册立为太子，也可能被从宝座上拉下来。有人推测，“李弘”在当时是道教的一个谶语。

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战乱频仍，瘟疫流行，老百姓渴望幸福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全国流行开来。为了收揽人心，它到处宣传早晚有一天太平盛世会降临。而太平盛世的降临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太上老君降临凡世。而老君的化身就叫作李弘。

武则天从小熟读文史，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她和高宗皇帝给儿子取名李弘，显然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这个名字包含着她对孩子的无限期望。既然太上老君就是李弘，那么自己就是太上老君的亲娘。这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念头，梦里都能让人乐开了花。

在进宫后的头三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她只是忙着讨好皇帝，讨好皇后，为皇家不停地生儿育女。作为商人的女儿她懂得营销，更懂得投资，她知道这些儿女就是她将来的本钱，是她参与后宫斗争的利器。

继李弘之后，武则天又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李贤。经过三年的经营，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不是那个担心随时被人踢出局的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站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她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再无一人能够匹敌。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

3.无处不在的情报网

不知不觉中武则天回宫已经有三年时间，这时的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则天的二度入宫已经完全失宠。萧淑妃也试图和昔日的情敌王皇后携手共同对付武则天，但丝毫没有撼动高宗对武则天的专宠。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在精神和肉体上，全面俘获了皇帝的心。

透过史料，我们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记录，武则天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直至打入冷宫最后处死，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武则天有清醒的认识，随着萧淑妃在内宫权力版图中的黯然退场，她与王皇后终究要站在你死我活的角逐场上。一旦王氏认识到自己身为皇后却形同虚设，女人的嫉妒心会促使她铤而走险。况且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已升任宰相，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

武则天能够抓牢的只有高宗皇帝，王皇后一向形象良好，连太宗皇帝在世时也承认她和李治是“佳儿佳妇”，奇怪的是先帝钦点的儿媳，却从未得到过李治的青睐。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突破点。

虽然凭借傲人的家世背景，王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但在武则天看来，她的能力和地位是不匹配的。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则天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她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仅仅凭着与生俱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吗？

李治虽然对武则天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作为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这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对象。

皇后王氏出身于关陇大贵族家庭，是王思政的后人。王思政是宇文泰创建北周政权时的重要将领。宇文泰政权中的支撑骨干是所谓的“八大柱国”。王思政虽然不能与八大柱国并列，但地位仅次于柱国，王家是关陇集团中的重要家族。

王氏家族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同安长公主，她是高祖李渊的妹妹，太宗李世民的姑母。李氏下嫁王家的时候，王、李两家都是隋王朝的臣属，地位相等。

太宗皇帝对这位姑母相当尊敬。王氏与李治的结合，就是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王皇后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

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实际上是宰相级别的高官。柳奭与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另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是现太子李忠的老师，另外一位宰相韩瑗与长孙无忌是姻亲。

这时候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是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当然这种支持并不仅仅对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王皇后的家族与社会关系，都是关陇集团中名列前茅的士族。无怪乎后来褚遂良说：“皇后本名家。”正是因为王后出身高贵，所以太宗李世民所做的身后安排中，才特意将巩固王后地位的问题也考虑了进去。

太宗认为，王皇后的地位如果发生动摇，就难以实现“永保宗社”，因为她的存在表示关陇“名家”集团势力依然是中央权力的中流砥柱。王皇后不是一个人在后宫的权力世界里战斗，而是代表了社会的主流阶层——贵族阶层。

就算高宗李治对王皇后并没有多少爱的成分，但多年的夫妻最起码也有一份尊重。这份尊重，实际上是对当年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太宗皇帝的感念与尊重，是对自己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却成了李治内心深处渴望摆脱的阴影。

作为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李治就算是心有余也力不足。他对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们的屈服，实际上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王皇后已经察觉到武则天对皇帝的狐媚之力更甚于萧淑妃，可为时过晚。

武则天无声无息地替代了萧淑妃在高宗心中的位置，这个来自尼姑庵的先帝的弃妇已经牢牢地缚住皇帝的宠幸之手。王皇后哀叹她的轻信和失策，她想与同样受冷落的萧淑妃联手对付武则天，但是高宗李治对武则天的如痴如醉的爱恋已经坚不可摧了。

武则天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她在宫里的靠山只有高宗皇帝一人。这时的唐高宗李治还没有强大到一个皇帝应该达到的程度。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才是真正的强人。对付强人，不能死磕到底，而是要想办法与其结盟。人的世界里最怕两个字——结盟。武则天的结盟只有一个目的，拉拢忠臣，废后立武。

我们来分析一下王皇后和武则天之间的权力角逐，看她们之间谁的胜算更大一点儿。

王皇后是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其实往往暗流涌动。在外人眼里，武则天对王皇后始终恭敬有加。她将自己摆在皇后侍女的位置，如同皇后的手和脚，为她打理一切。操纵王皇后这种内心单纯、被孤立了犹不自知的女人，对武则天来说并非难事。不过对于王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武则天不敢大意。柳氏是个精明、高傲、好权势的女人，她不容其他女人对女儿的后位造成威胁。

武则天的内敛低调让王皇后很满意，一度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可是随着萧淑妃的出局，后宫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武则天是个细心体贴的人，经常将金银布帛、衣服、首饰送给身边的宦官和宫女，就连萧淑妃和王皇后身边的人也收到了她的好处。不仅在物质方面，她对接触到的人都非常客气。武则天的声望就这样从基层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宫里再也听不到有人说她的坏话了。

和那些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则天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宫女和宦官认为，王皇后虽然不坏，但也说不上哪里好，与他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别人无法给出准确评价的人，是个模糊的人，之所以模糊，是因为她对身边人的漠然，这种漠然让别人无法走近，无法走近也就无法知晓其内心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

武则天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起点低，每个台阶都是向上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良好的人缘为她后来的夺位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天子虽然换了，宦官和宫婢们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武则天的赏赐在为她赢得口碑的同时，也在宦官和宫婢中建立起情报网。源源不断的情报资料，让武则天足不出户就可以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情况了如指掌。她们受皇宠的次数、对下人的态度及日常生活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武则天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虽然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翠微宫内的钱财几乎被她散尽，但希望也越来越近。只要接近希望，钱财又算得了什么呢？宫廷之中，自皇后至宫女内侍，从上到下没有不夸赞她的。婢仆地位虽然很低，但她们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具有扭转事态进程的巨大力量。他们常被人威胁利诱，去说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话，甚至完全相反的话，以适应主子的需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后宫之中，武则天的情报网已经编织得无处不在。她知道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陷阱布好，让王皇后自己一头扎进去。

王皇后的一举一动都通过情报网第一时间传入武则天的耳中，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却毫无知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则天的视野之中。

武则天在寺里不管怎样得到君王的思念或暗中眷顾，终归是见不得光的地下恋情。重新返回后宫，才是二人关系正常化的开始。等到被立为昭仪，地位仅次于诸妃，更是取得了正式的名分。随着接连生下子女，她已因大幸而专宠，甚至到了君王专房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的身价已经今非昔比，具有进取人格且善权变的她，必然想要进一步发展。

王皇后一直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过着自己的后宫生活，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多少突出之处，可也让她的对手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李治对这个皇后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就是再等五百年也未必能等到一个机会。机会不是等来的，机会是自己创造的。武则天不愿意再陪他们这么无限期地耗下去，她要主动出击，只有在攻击中才能发现对手的破绽。

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与其等待一份不确定的结果，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以及内心存在的那份不安全感，终于让武则天下定了决心。

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决定伸出自己的铁指铜腕。武则天向后位发起冲击，必须越过两道关卡，方能抵达胜利的彼岸。一是要将王皇后拉下马；二是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朝中大臣的支持，尤其是那几个顾命大臣。如果他们投反对票，这事十有八九就会泡汤。

如果要在这几位中间选出一位带头大哥，那么非长孙无忌莫属。长孙家族出了两个人物，而这两个人都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个是李世民背后的那个女人——长孙皇后；另一个就是长孙皇后的弟弟，国舅爷长孙无忌。

唐太宗人才济济的朝堂之上，才能仅处于中档水平的长孙无忌，居然能够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让人费解。除了李世民的信任还有其他让人信服的解释吗？李世民在临死前甚至对左右大臣这样评价长孙无忌：“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言下之意，没有他就没有我。这句话等于给长孙无忌一道免死金牌。

太宗皇帝临终前做出一连串政治安排：长孙无忌出任太尉，兼尚书、门下二省的实职。最后，他嘱咐另一位托孤之臣褚遂良：“我死之后，你要保护无忌。若你放任别人伤害他，就不是我的忠臣。”保全长孙无忌成了太宗皇帝最后的遗愿。

对于李世民来说，几十年来，兄弟曾相煎、儿女曾反目，只有这位少年朋友、郎舅之亲，陪他走完了二十三年漫长的贞观之路。保全长孙无忌，就是保全贞观的胜利果实；保全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对长孙皇后当年的承诺；保全长孙无忌，是他对这个少年朋友的最后眷顾。

帝王也是寂寞人，也需要朋友。孤，也并非希望自己一孤到底。君王的威仪是恢宏而孤独的，而君王的内心也有与常人同样的乐与怒。李治登基后，虽然朝中有侍中和中书令等一堆高官，但实际大权还是掌握在长孙无忌的手里，此时的长孙无忌才算真正可以横行无忌。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秉承太宗遗愿，同心辅政，风头无人能及。另外一位托孤重臣李勣是明哲保身之人，不敢强出头。由于实力悬殊，所以朝中宰相之间矛盾并不明显。而且高宗皇帝又是“好好先生”。当时整个帝国的大政方针基本上还是照搬贞观朝的那一套，所以永徽初年的朝政保留了贞观朝的遗风。

此时长孙无忌的骄狂已经到了势焰熏天的程度，毫无掩饰。虽然日光之下，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无非就是培植力量、排除异己，折腾得朝堂之上鸡飞狗跳，但是这种一人独大的局面是极危险的。

一天，长孙无忌宴请朝中的一些高官，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说：“我其实没什么本事，只是因为运气好，机缘巧合才位极人臣。大家说一下，我的富贵程度和隋朝的越公杨素相比如何？”有的人不回答，有人拍马屁说超过杨素。

长孙无忌听后徐徐说道：“我只有一点比不上杨素，就是他富贵的时候年纪大，我富贵的时候年纪比他轻！”其牛气冲天、摇头摆尾的骄狂之态令人厌恶，大有赶超皇帝之威的势头。

永徽元年十月，李勣坚决辞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高宗批准，但仍然让他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还是实职宰相。李勣担任左仆射已满一年，现在突然这么做，让人无法看透其中玄机。

李勣主动让位，使褚遂良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没费吹灰之力就白捡了一个尚书左仆射的职位。褚遂良是个张扬高调之人，得到如此高官显位之后，日渐骄横起来。长孙无忌无奈之下以朝廷的名义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在今陕西境内）刺史。

褚遂良虽然被贬，但还在陕西境内任职，明眼人能看出来朝廷有随时召他回来的打算。这一切唐高宗和长孙无忌都心知肚明，他们曾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但现在绳子断了，他们各自蹦跶，各自盘算，绳子上的岁月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其实这时高宗皇帝已经对长孙无忌的专权难以忍受，关于皇权被窃、长孙专权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他不可能淡然处之。唐高宗已经不满足于做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他试图在朝中的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大臣。然而这些人虽然居于高位，却不敢和长孙无忌正面抗衡，难以起到制衡权力的作用。众大臣在议事的时候，要看长孙无忌的脸色行事。就连先帝同样器重的李勣，也看出端倪当了一只缩头乌龟。所以，权力天平从一开始就倒向长孙无忌这一边。

唐高宗李治毕竟不是傻子，他已经看出了朝堂之上的眼波流转，朝堂之下的噤若寒蝉。他曾经在朝堂上冲着下面的大臣们怒道：“你们在议论朝政的时候，都没有自己的主见，还要互相观察脸色行事，这个朝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朝堂已经成了长孙无忌的一言堂。以长孙无忌在权力场上几十年的阅历，不可能看不出高宗皇帝在人事安排上的用意，也不可能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估计他是太没把这个外甥放在眼里，不仅毫无收敛之意，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永徽三年春天，长孙无忌将同州刺史褚遂良调回朝中，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履行宰相职责；接着他又任命自己的亲戚、兵部侍郎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实职宰相。

大唐的宰相集团就这样形成了抱团势力，长孙无忌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就连新任宰相、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也要避其锋芒，柳奭的表现让长孙无忌还算满意。柳奭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坐上宰相的高位，都是因为自己是皇后的舅舅。皇后的位子稳固，他的位子就稳固，皇后要是失宠，他的政治前途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对于王皇后，高宗李治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

贞观时代的美好幻景和荣光，是李治无法避开的阴影。他要高声高调地赞扬，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要去做。同时那个过去的美好旧时代让他的内心感到窒息。他表现出来的屈服，也正是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

永徽三年发生了一起大案，案子的处理者正是权倾朝野的太尉长孙无忌。

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女儿，从小深得唐太宗的宠爱。为了笼络大臣，唐太宗将其嫁给了宰相房玄龄的小儿子房遗爱。在唐朝，娶公主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消受得了的福气。自从高阳公主嫁进房家，房家就一天也没有消停过。受宠的高阳公主结婚之后，处处刁钻好胜，挑唆丈夫房遗爱和大哥房遗直分家。房遗直被逼无奈，告到唐太宗那里，让皇帝主持公道，唐太宗狠狠地责骂了高阳公主一番，才将这件事摆平。没过多久，高阳公主又出事了，她居然与和尚辩机有了私情。

唐太宗觉得很没有面子，盛怒之下就将辩机和尚腰斩了。心爱的人被处以极刑后，高阳公主完全变了一个人。唐太宗去世时，高阳公主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对以酷刑处死辩机的怨恨，仍旧像一条毒蛇缠绕在高阳公主的心里。

贞观十七年，魏王李泰和太子李承乾因为争位双双被废，不久李治被立为太子。到高宗时期，房遗爱在政治上就成了失势派，被贬为房州刺史。房遗爱是公子哥出身，宰相的儿子、公主的丈夫，本来也是娇生惯养的，到了地方之后，他不大受得了艰苦的生活，就满腹牢骚。和一群跟他一样失意的皇亲搅在一起，整天讲怪话。这一帮人除了高阳公主夫妇外，还有辈分较高、野心勃勃的荆王李元景，当年同属魏王阵营的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等人。他们整天在一块儿发牢骚，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举动。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人告发了。告密者是什么人呢？就是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高阳公主想要房玄龄的封爵，可是爵位归长子继承，她的丈夫不是长子。于是，高阳公主一不做二不休，就诬告房遗直非礼她，想借此扳倒他，让自己的丈夫继承爵位。房遗直终于被逼得忍无可忍，他担心这小两口闹过了头会累及房氏一门，只好向高宗告发房遗爱等人的政治阴谋。房遗爱组织反政府小团体，高阳公主结交和尚、道士，经常搞些什么望气、算命之类的不轨行为，两人的活动叠加起来就成了谋反。

皇亲国戚参与谋反，事关重大，唐高宗立刻委托宰相长孙无忌调查此事。长孙无忌一经核实，反状确凿。房遗爱原来就是当年魏王李泰阴谋夺嫡时的心腹，他的出现难免会勾起长孙无忌内心的新仇旧恨。

国有常刑，这些人本来也是难免一死，但是，长孙无忌并不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

长孙无忌要借此机会把这个谋反案扩大，将所有政治反对派都罗织进来，借此机会一网打尽。结果，让他也没有想到的是，收获会如此之大。在此之前，高祖李渊的第十五个女儿丹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薛万彻，因犯罪被贬到偏僻的宁州（甘肃省宁县）为刺史。

地方的刺史，有事的时候会来长安向朝廷报告。薛万彻每到长安，一定会找好友房遗爱杯酒欢谈。身为驸马都尉的薛万彻内心对长孙无忌的专制肯定是不满的。酒喝大了，便说出了心里的秘密计划：“当朝廷发生变故，请司徒荆王李元景作为盟主。”

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李渊的第六子，也就是太宗的异母弟弟，太宗皇帝驾崩后，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由于丹阳公主的关系，他也是薛万彻的内兄。荆王的女儿，是房遗直的弟弟房遗则的妻子。由于和荆王是亲戚，房遗爱过去也和荆王相处得很融洽。

一大批对李治的统治构成威胁的，或是与长孙无忌有过节的宰相、将领、宗室、驸马，无论是否真的参与过阴谋，都被牵扯进高阳公主的谋反案中，被贬往地方。这就是永徽年间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长孙无忌当时上纲上线地处理谋反案，其中不乏有为李治考虑的因素，他想借此帮助李治稳定政局，杀李恪的用心正在于此。但是他的这番杀戮，隐隐露出了震主之威。看到长孙无忌收拾勋贵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高宗皇帝能不心惊吗？君臣之间的裂痕，应该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房遗爱招供后非常恐惧，他想用一个更有价值的线索来挽救自己——吴王李恪。自从太子李承乾被废及另立太子以来，朝堂内外很多人都在议论，吴王李恪内心非常怨恨长孙无忌。房遗爱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吴王李恪也是太宗的儿子，他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血统非常高贵。李恪本人也英武果敢，有乃父之风，当年深得太宗皇帝的喜爱，唐太宗曾经一度要立他为太子，后来因为长孙无忌的反对才没有实现。长孙无忌在心中，一直将其视为李治的潜在威胁。

吴王这次虽然没有参与房遗爱的行动，但因为这样一段不愉快的往事，长孙无忌还是把他拉了进来，以谋反罪将他处死。吴王一向人望很高，又行事低调，怎么也不会想到被长孙无忌陷害。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与其一同被杀的还有荆王元景，高阳、巴陵二公主以及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

长孙无忌借此大兴冤狱，就算那些袖手旁观之人，也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寒气。这也让高宗皇帝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就算此时的长孙无忌还没有成为篡权的奸臣，皇帝也不由得会往这方面想。

皇帝也不好混，因为你实在看不透那些笑容和语言的背后，包藏的是热乎乎刚出炉的忠心，还是冷冰冰刚磨好的钢刀。这次大逆未遂事件，所有主谋者都被处死，长孙无忌想剔除的人也受到最为严厉的惩处。但他们毕竟是李唐宗室之人，高宗心有不忍，他流着泪对侍臣们说：“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哥哥，两位公主是朕的姐姐，有没有免他们一死的机会？”

长孙无忌决定的事情，高宗又岂能奈何？太宗的十四个孩子中，长兄、二兄、四兄、五兄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二兄楚王宽，在太宗即位前就病死了，其他三人都是为了天子的宝座惨死，眼前又有三个兄姐即将死亡，高宗不由心生恐惧。

在权力面前，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包括他这个当皇帝的。长孙无忌如此无忌，那他这个皇帝就要做到有所顾忌，不然早晚也要吃大亏。

高宗皇帝的想法与武则天不谋而合。冷眼旁观这一切，武则天仔细地揣摩长孙无忌定罪的手法与套路。虽然说是冷眼旁观，但和以前为太宗侍女，大大小小的事都能看到不同，现在她是皇上的宠妃，在后宫过着不与外界接触的生活。如果想要掌握更多更为广泛的消息，她必须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得无处不在。

当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帝位，齐王李祐的大逆事件等，由于在太宗身边，武则天比一般人更早知道结果，而且所定的刑罚，她心里也是认同的。可是这次由长孙无忌自导自演的权谋大片，阴冷、血腥的程度更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就连与事件毫无关联的吴王李恪，以及江夏王李道宗都被裹挟其中。

武则天急于知道隐藏在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唯有如此，她才能认清长孙无忌这个权力独裁者的本来面目。如果自己按照既定的方向往下走，必然会遭遇长孙集团强大而凌厉的攻势，那样的话，她会死得更惨。她能做的，就是在风暴未起之时筑造自己的铜墙铁壁。

眼下她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高宗皇帝的庇护，除了皇帝，她不知道还能相信谁。而高宗皇帝也没有一刻得以安宁，他也在为自己全面夺权做准备。后宫之中，除了武则天，他又能将恩宠无条件地赋予谁呢？无论是王皇后，还是萧淑妃，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势力，只有武则天，还没有形成抱团难撼的权力背景。

高宗皇帝颁诏升任李勣为司空，同时兼任宰相职务。谨小慎微的李勣这次却很干脆地接受了皇帝的任命，这与他永徽元年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掉左仆射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时李勣爽快地接受高宗的授权，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大唐江山考虑，二是为自己身家性命着想。长孙无忌已经开始清洗异己，虽然自己始终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可毕竟自己是太宗皇帝钦定的辅政大臣，他不能坐等长孙无忌的屠刀，他要挺身而出，主动出击。

高宗任命李勣做司空后，还在努力提升他的地位，特命画工再度为李勣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

高宗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想法。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说李勣“茂德旧臣，惟公而已”，显然是高宗想树立李勣的威望，故意冷落一下长孙无忌这位元舅兼托孤大臣。

其实这些年李勣的存在对长孙无忌而言一直是个心病，就算长孙无忌是群臣的带头大哥，李勣也能捞一个二哥当当。李勣始终是长孙无忌的牵绊。只不过在长孙无忌尚未骄狂的时候，或虽然骄狂但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老于世故的李勣是不会站出来和长孙集团做无谓的冲突的。

毕竟长孙无忌是先皇最亲密的战友，是高宗皇帝的亲舅舅。但是现在，李勣已经明显地感觉到高宗皇帝对这个舅舅已经心生芥蒂，铲除长孙无忌的时机正在悄然逼近。

4.内廷与外廷的交锋

永徽四年（653年）是大旱之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上天像中了魔咒，太阳仿佛只升不落，没日没夜地烘烤着斑驳的大地。古人擅长在天象上做文章，人间百相都系于天象。长孙无忌上表说这是首辅大臣失德，上天给的惩罚，所以要求自己辞职来给上天一个交代。

其实长孙无忌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要对唐高宗李治做出一种试探，看看李治拿自己这个舅舅有没有当回事。显然此时的长孙无忌多虑了，唐高宗李治就算想动他，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

长孙无忌此时在朝中的势力和在禁军中的影响力是无人能比的，人如其名，螃蟹横行人无忌。高宗皇帝也许是被长孙无忌的求退姿态感动了，于是连下诏书，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的舅舅：不许请辞。皇帝居然打出了亲情牌挽留他，这让长孙无忌感到很满意，这说明外甥的心里还是有这个舅舅的。长孙无忌见高宗皇帝不但没有动他的意思，反而又客气了几分，便又恢复了往日的霸气。权力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感觉，使得长孙无忌已经变成忘乎所以的权奴，他迈开坚定不移的步伐走向自己罪恶的救赎之地，九头牛都拉不回。

高宗皇帝犹如一只越挣扎越陷落的飞蛾，被包裹于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中，长孙无忌牢牢掌控着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型大网。

这时，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李勣升为司空。先前的九个宰相中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长孙无忌的亲信；经过调整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宰相都是他安插进去的人，看他脸色行事。可是在这张名单中，有一个人职位的变动是长孙无忌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李勣，他从原来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朝堂之上风云流转，后宫世界也变幻莫测。

一个青春正当时的女人，如果被锁闭于后宫这个非人的世界里，成为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时间久了，就连精神状态都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如此，就无法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王皇后本就不受高宗宠爱，在立陈王忠为太子后，夫妻关系更加恶化。在李治看来，无论是长孙无忌等人极力拥立陈王忠为太子，还是从感业寺将武则天接回后宫，都是王皇后玩弄后宫权术的结果。内心的不愉快，使得高宗再也不愿意见到王皇后。

王皇后感觉到变化的不光是高宗对自己的态度，还有武则天。本来卑躬屈膝、尽力讨好自己的武则天，已经很久没到自己面前请安了。而她想见武则天一面，也要亲自登门。王皇后比以前更少出门了，她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被孤立的可怕。就连身边的侍女及宦官们的态度都有一种职业性的虚伪，包括笑容。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这种空虚让她坐立不安。

以前的她至少知道自己心里怨恨的是萧淑妃，想方设法地打击对方，于是将武则天从感业寺迎回后宫，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以前的生活是有目的的。现在萧淑妃已经失宠，陈王忠也被立为太子，那些想达成的目的都一一实现，可她的内心却变得异常空虚。更为可怕的是，武则天已完全独占皇宠，和皇帝一起抛弃了她。

无法忍受空虚寂寞的皇后，打算和过去的敌人萧淑妃联手。王皇后放下尊严，亲自登门拜访萧淑妃。两个冤家对头相顾无言，在尝过失宠的可怕滋味后，萧淑妃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恃宠而骄的人。两个沦落的人同病相怜，在泪水涟涟中尽释前嫌。

与武则天八面玲珑的做人处事相比，王皇后显然要稚嫩许多，这和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及舅舅中书令柳奭进宫，见到六宫妃嫔的时候，也是昂首自傲不把人放在眼里的。

王皇后的孤傲性格，给武则天创造了绝好的机会。王皇后越采取守势，就越能激发她内心的斗志。见到王皇后不喜欢谁、惩罚谁，她就跑过去拉拢谁、安慰谁、收买谁。因此王皇后身边的很多人都成了她布下的眼线，对王皇后实行全天候监控。王皇后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能了如指掌，然后她再将收集到的不利于王皇后的话转告给皇帝。在武则天的枕边风下，皇帝对王皇后的表现越发厌恶。

王皇后与萧淑妃想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但不管她们如何努力，收到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只能更加强化李治对武则天的依赖和喜爱。武则天越来越受皇上恩宠，而王皇后和萧淑妃越挣扎越陷自己于痛苦的深渊，难以自拔。因此，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同盟关系，也在这种权力拔河中逐渐产生裂痕。

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则天的入宫而完全失宠。也不知道武则天采用了哪些手段，萧淑妃倒台了。

随着萧淑妃的倒台，连锁反应随之出现。王皇后感觉到唐高宗对自己的恩宠也在迅速衰减，她很自然地将自己和萧淑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王皇后已经逐步看清武则天的手腕和野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为了保住自己皇后的地位和养子李忠的皇太子身份，她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防守反击。

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已晋升为昭仪的武则天，突然打破了一向所持的对外廷政治保持沉默的态度，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追赠大唐开国元勋，其中就包括她的父亲武士彟。

武则天这么做，无非是想抬高武氏家族的地位。这一次追赠，是武则天第一次在政治上表现自己，采取攻势，她开始表现出一种与王皇后及长孙无忌等不同的色彩。她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追随于长孙无忌的权力路线之后。

她很快就将用一场更为极端的表演，拉开自己的反攻序幕。永徽五年，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宗皇帝很是喜欢。而这个小女孩在这个世界只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使命就是成全母亲的一段阴谋。生下来粉团一般可爱的天使，被父亲高宗李治和母亲武则天视为掌上明珠。

这一天，王皇后像往常一样，用过早膳后就开始串门。她轻快地来到了翠微宫。武则天虽然不在，宫女还是将王皇后引进内室。一切都如同平常一样，王皇后径直走进了育儿室。等到王皇后转身离开翠微宫，武则天才从外面回来，她独自一人悄悄地进了育儿室，她大叫一声，跌跌撞撞地从婴儿室冲出来，宫女们这才知道，小公主死了。

来到世上一个多月的小生命，还没有来得及拥有一个名字，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同一阵风，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个生命的逝去从来都是决绝的、无可挽回的，远没有生命降生那样充满温情。

因为这桩历史公案发生在武则天向皇后之位发起冲击的过程中，而武则天又因此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所以许多人认为这是她制造的一起阴谋。种种版本，莫衷一是。在一片历史烟云之中，我们仿佛只能看见孩子伸出的绝望双手。

案发现场并无一人在场，历史的谜团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综合各种因素可以归纳出三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也是唐高宗心目中想象的，王皇后杀了小公主。

第二个版本，就是《唐会要》的记载，小公主不知道怎么死的，可能是自然死亡，然后武则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次死亡事件。

第三个版本，就是《新唐书》所说的版本，武则天直接制造了这个事件，她亲手杀死了小公主，然后嫁祸于王皇后。

总之，小公主之死是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事实确曾被武则天用来打击对手王皇后。“后——杀——吾——女！”是高宗李治为这件事下的定论。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到皇后已经失宠，而且明白废后已是大势所趋，不免内心惶惧，于是上表请求解除中书令职务，改任吏部尚书。

如果武则天处于王皇后的境地，按照她的性格，必将奋起自卫。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都会采取这种态度。可惜的是，王皇后并不是这种人，她性格中更多的是懦弱。她在面对武则天的诬陷时，居然无以自解，什么反击也没有，只是等待着别人将她击倒。

虽然高宗已经打定了废后立妃的主意，但要付诸实施却面临很多困难。王皇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别人转身留给世界的也许是背影，而她转身留给世界的却是庞大的家族背景。

王皇后出生于世家大族，是先皇唐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则天出身寒微，又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一般大臣都很难接受她为皇后，更别提一手遮天的长孙无忌了。

武则天知道，长孙无忌是最难逾越的一道关口，要想实现自己的皇后梦想必须跨过这一关。永徽政治的格局，是李治为皇帝、长孙无忌为监护人的格局。赢得了皇帝的支持，仅仅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是赢得监护人的支持。长孙无忌如果同意废立，事情就算成定局了。

但是，要想取得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朝中重臣的同意，并不那么容易。长孙无忌与王皇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孙家族与王氏家族都是关陇集团中的重要家族。而保障王皇后的地位也是先皇的遗命，太宗临终嘱咐褚遂良，要好好保护他的儿子与儿媳。

武则天知道，要想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只能依靠李治。她在与李治商议之后，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想做做长孙无忌的思想工作。长孙无忌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几次三番，高宗和武则天都很失望，悻悻回宫。后来，她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的宅第做工作，反复请求他高抬贵手。长孙无忌同样没有卖这个情面。

长孙无忌之所以义无反顾，源于三点考虑。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则天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无法容忍这一切。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高宗李治生性懦弱，而武则天是个过于精明的女子，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作为开国元勋，他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

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让他无法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如果说前一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身为皇帝的李治看到了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让他直接感受到了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的李治，心中的愤怒已化作燃烧的火焰。

长孙无忌显然低估了武则天的能量，以为现在和将来，他都能控制局势，皇帝将会长期尊重他，武则天也奈何不得他。但是这次长孙无忌错了。武则天是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她在宫廷之内已经收买了大批党羽，现在，她打算在外廷也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

很多时候，长孙无忌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他环视朝堂时，觉得空无一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

李唐王朝这一畸形政局，还源于当年太宗皇帝对身后事的安排——强臣弱君。英明如李世民，又怎会想不到这一点，或许是他太不放心懦弱的太子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长孙无忌已经忘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再懦弱的人，也有尊严，何况是当今最显贵的皇帝。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则天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无忌骨子里的残忍，也在偷偷地学着他那些构陷政敌的阴谋阳谋。日后她在反戈一击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

在男人的权力夹缝中求生存，武则天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她知道，如果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取得高宗皇帝的信任，并且掌控朝政。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皇帝指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高宗强，自己强；高宗弱，自己会更弱。

高宗皇帝也开始了频频动作，借此平衡各派势力。首先是封李勣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头衔的人，大唐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是一个明白的信号，李勣将是他最后一张牌，一张决定胜负的牌。可惜长孙无忌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察觉到这微妙的变化。

高宗皇帝认为，自己这个皇帝活得如此憋屈，都是拜长孙无忌所赐。从他十五岁被立为太子开始，就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中。先是处于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却又时时刻刻处于以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的监督之下。虽身为帝王，却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从此，高宗试图加强对朝政的控制，以打击长孙无忌一党。永徽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听出其中暗含的玄机。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皇帝有所作为。他们看见的朝堂是长孙无忌的朝堂，顺者高官显位，逆者位卑言轻，搞不好就会被诛杀。如此一来，谁还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效果，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655年）五月，高宗皇帝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六十九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就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以便自己能够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

程知节走后，李治依然无法插手朝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将皇后的废立作为突破口，以此打破已然形成的权力结构，瓦解长孙集团的势力。

如果废后之事得以实现，朝臣们就会明白这个朝堂还是高宗一个人的世界，人心才能归拢。武则天此时和皇帝的利益完全一致，也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高宗对抗长孙无忌等人，调走程知节就是武则天提出的建议。

刚刚过去的一年，武则天身上发生了太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她利用小公主的意外打击了王皇后，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对战方式，对武则天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为了安慰表面失魂落魄的武则天，高宗又宣布武则天的直系亲属可以出入宫禁，使她能得到家庭之乐，这使武则天很感动。多年不见的母亲杨氏和姐姐坐着宫车进入后宫，母女、姐妹相见，悲喜交集。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虽然已年近四十，孀居经年，但姿容未衰，别有一番风情。她的女儿正值豆蔻年华，举止柔媚，含苞待放。不久之后，母女二人双双成了高宗皇帝枕畔的娇娃。

武则天以极其冷静的态度接受了高宗与姐姐之间的关系，她的冷静与沉默反而赢得了李治的尊重与同情，他甚至有些内疚。这个默默忍耐的女人，忍了天下最难忍之事：亲生女儿被杀这种世间最痛苦的不幸，也没有让她疯狂；而她的丈夫又在她最苦痛的时期，和她的姐姐纠缠在了一起。

高宗皇帝将这种负疚之情、丧女之痛全部发泄在了王皇后身上，他又坚定了他的废后之心。

与此同时，幽禁之中的王皇后正在后宫度日如年，在母亲柳氏的唆使下，想借用鬼神之力，来完成人力所不能及的逆转。巫术、巫蛊、鬼邪之道，统称为厌胜之法，具体的操作手法就是用桐木制成人形，然后由施法者在上面刻上对方的名字或星宿，然后在胸部、头部、脚部打进钉子，施法者口中念念有词。委托施法者相信，过不了多久，对方便会被鬼神摄魂夺魄而死。朝廷严禁厌胜之法，尤其宫中更是大忌，这等同于谋反罪。只要发现有人使用巫术，所有参与人员及其亲属不是死罪就是流放。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一则颇为可疑的传闻“皇后和魏国夫人柳氏沉迷于巫术”在宫中悄悄播散，经由武则天上达高宗。

一场突击搜索，有人在王皇后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只桐木人，这个桐木人的形状酷似高宗，它的身上钉满了铁刺。看起来，这个妖魅的妇人正用一种奇异的巫术加害圣上。高宗联想到自己近来四肢疼痛，时常恶心，国内灾祸不断，边疆诸战连连败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桐木人是皇帝的可能性不大，皇后和柳氏母女没有必要将死亡的诅咒指向高宗，她们施行某种巫术的对象只能是武则天。自从稀里糊涂地被视为杀死小公主的凶手后，王皇后的忧闷可想而知，无法自证清白，只能任由武则天的枕边风吹得高宗皇帝深信不疑。

曾经骄傲、冲动而又固执的王皇后只能整天以泪洗面，哀叹命运不济，人心难测。而她的母亲柳氏既心疼女儿，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就这样消沉下去。母女二人陷入有冤无处申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将最后的希望系于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期扭转败局。

高宗将长孙无忌再次召入太极宫，向他表达了自己废后的想法：王皇后嫉悍凶险，不堪母仪天下；而武则天贤淑明达，可取而代之！

长孙无忌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在高宗情绪激动的时刻，沉默不语是他用来对抗圣意最有效的选择。而这一次，废除王皇后这一想法已经成为植根皇帝心底的信念。

李治以厌胜为罪，禁止柳氏进入皇宫；七月，他又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降职为离京遥远的荣州刺史。在一手打压王皇后的同时，他又一手力挺武则天。在暂时无法将武则天册立为皇后的情况下，就在修改制度上做文章，他想在贵妃之上设一个宸妃的称号来册封武则天。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唐高宗认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料他刚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遭到了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强烈反对。刚被提拔的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

在这次行动中，长孙无忌并没有亲自出面，甚至褚遂良都没有露面，而是授意韩瑗和来济出面谏阻。他们已经从皇帝调走程知节的事件中看出了事态发展的走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时候不适合直接出面，那样只会激化矛盾。更何况这次所议的又不是皇后的废立，他们出面也显得目标太大。

尽管两位权力大佬躲在幕后，可他们还是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逼人态势。

韩瑗和来济都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来济是个性格略显耿直的人，此番进谏，应该是出于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既然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则天的终极目标，她也不想在这件事上做过多纠缠，所以进号宸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宸妃事件”只是一颗试探性的石子，反馈回来的信息正如她所料。

武则天觉得，自己在后宫世界孤军奋战的状态要尽快结束，只有将朝臣间那些反长孙无忌势力集结起来，形成抱团势力才行。前方虽然阻力很大，但是也有未知的希望等候。

有人反对，就会有人站出来力挺。就连那些拥有芝麻大的权力的小小的基层官员，都会有人投其所好，更何况是堂堂的一国之君？那些受到长孙集团打压排挤、无法得到重用的官员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希望通过废后，在帝国的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让他们能够在这场权力的轮盘赌中赢一把。

正在武则天筹划着下一步如何围绕许敬宗做一做文章时，朝中却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任何一起小事件都有可能引发大变局。当时朝中有一个中书舍人名叫李义府，是贞观年中后期被推荐入仕的，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个局面结束，新局面将要展开时，关键人物通常是那些可以改变时局的英雄。

当然，李义府和英雄相距甚远，却比一般英雄更令人感兴趣。此人阴狠、笑里藏刀，因此江湖名声较差，人送外号“李猫”。由于他有学识、会官场投机，历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中书舍人等职，并成为弘文馆十大学士之一。有人赏识他，同样也有人鄙视他，长孙无忌就是讨厌他的人之一。长孙无忌一直想让此人从眼皮子底下消失，准备将其逐出京城，降职为壁州司马。

长孙无忌授意草拟的敕令还没有送达门下省公布，李义府已经通过自己的耳目收到了消息，无奈之下便向同是中书舍人的王德俭请教应对之策。

官吏的升迁及调动，都有一套程序。先由中书省起草，送达门下省，经天子批准后才会公布。王德俭是另一位失意官员许敬宗的外甥，在权力集团内部被人称为“智囊”。因此，王德俭向李义府授计，应该是许敬宗的意思。

也许许敬宗曾和他这个外甥说起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的投资风险太大。王德俭之所以自己不去“叩阁上表”，争取那一套富贵，而是把机会让给李义府，是因为他还无法准确把握这么做的结局。叩阁上表是有风险的，因为此时长孙无忌还占有绝对的优势。

王德俭见李义府遭到这样的排挤，不妨死马当活马医，拿他来做一个“活体试验”。王德俭教给李义府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敢干的事。他不愿去冒这个风险，而李义府则不同，铤而走险是他唯一的选择。

王德俭对李义府说：“皇帝想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够在这时候提议立武氏为后，那么就有希望转祸为福。”这虽然是一步险棋，但李义府已经别无选择。人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绝地反击。

这一天的黄昏，李义府进入宫中值班。在中书省值夜后，李义府在适当的时间，宣称有急事上奏高宗，并约好紧急联络的宦官，把已经拟好的奏文呈上。

奏章的主要内容：臣闻皇后王氏行为有碍妇德，恳请尽速废王氏，立堪为后宫典范的武则天为皇后，以满足天下臣民的愿望。

高宗皇帝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赐给他珍珠一斗，留他在京官居原职。武则天也暗中派人慰勉李义府，并说服高宗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贵族官僚，在背后议论废后立武这件事时，张口就骂武则天是“寒门出身的贱妾”。这样的话打击了一大片，同样出身寒微的人听来是刺耳的，让人愤怒不已，本来他们或许是两边都不靠的骑墙派，可现在却更加同情武则天的境遇了。

如今李义府公开站出来挺武，不但挽救了自己将要被贬职的命运，还得到了许多赏赐，并升高官。李义府是高宗和武则天投到外朝官僚湖中的第一颗石子，废立皇后的消息与影响，随着石子引起的涟漪一波一波地向外扩散。

这件事让那些不知道如何站队的官员们认清了现实，只要拥护武则天，不管长孙无忌一派如何反对，也能荣升。当武则天立后有一天成为事实，他们便可以从长孙集团的手里夺取政权。

此事和对弈极为相似，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本来黯淡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同时，李治和武则天也大受鼓舞，他们终于有理由相信，朝中确实还有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

李义府转祸为福，是太尉与昭仪两大力量较量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人们从这个变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权威赫赫的长孙太尉似乎已经敌不过宫廷深处那个小小的昭仪。

看到支持高宗皇帝废黜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好处这么大，很多人都动心了。心动不如行动，许敬宗是行动最快的一个。

那些观望者对长孙无忌一直心怀不满，其中想去结交武则天又畏缩不前的人，现在开始放下包袱。结果便是在朝堂上形成一股拥护武则天的力量。于是卫尉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都成了武则天倚重的心腹之人。这是外廷上第一批投靠武则天的力量，这股力量，与她在宫廷内集结的情报网，构成她起家的基本力量。

这时双方的力量有不相上下之势，武则天的频频出手，已经引起了朝中人士的注意。人们自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太尉长孙无忌的力量大，还是武则天的力量大？

如果从武则天不断派人向太尉致意，力图争取太尉的支持来看，似乎是太尉的力量大。但是已经有一部分朝臣在暗暗地希冀着，在这场斗争中，昭仪能够战胜太尉。许敬宗就是其中一人。

李义府挺武的背后指使就是许敬宗，许敬宗算是帝国的三朝老臣，他比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大七岁，和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魏徵是老同事，曾一起在瓦岗寨的带头大哥李密的手下当过幕僚，后来又投奔了秦王李世民而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这是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混迹了大半生的“老戏骨”，可是他演技依然平平，官运依然不见起色。

许敬宗是个性情狂傲之人，很多时候具有小人特质，并被后世划为“奸臣”。无论是小人还是奸臣，都有自己为之奋斗的志向。

人生真是个残酷的游戏，谁也无法预知下一秒的意外。在李义府挺武这件事上获得的种种好处，让许敬宗知道，识时务才是生存的根本。他随之抛出了自己的挺武宣言：老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

话糙理不糙，唐高宗和武则天听了自然很受用，不久以后就恢复了许敬宗礼部尚书的职位。武则天此时已不是初入宫廷的天真小姑娘了，她对朝中各派的实力、诉求、优劣都了如指掌。抓住许敬宗这个人后，她觉得可以放心利用。

永徽四年，武则天秘密召见许敬宗。这次密谈，武则天亮出了她的政治底牌，一是实现自己的皇后梦想，二是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武则天的两张底牌：要的不光是个人发光发热，而且要整个帝国跟着自己一起发光发热。宦海沉浮的许敬宗毕竟是老辣之人，他劝武则天不要操之过急，目前仍以网罗人才、收罗人心为主，伺机再动。

知道怎么站队的官员，就是皇帝需要的官员。事到如今，就算是傻子也能明白皇帝的心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则天的队伍中来，王德俭、崔义玄等是较早的一批，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一批大臣就这样分化出来，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

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还不知好歹地跑到长孙无忌府上去劝说他赞成立武则天为后，结果可想而知，他遭到长孙无忌正言厉色地斥责。长孙无忌的态度并没有挡住武则天这一波攻势，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经过这一段的暗中较量，双方正式摊牌的时间终于到来了。高宗皇帝实施的一系列人事任免打击了维护王皇后地位的保后派，鼓舞了支持武则天的挺武派，同时也看出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人并不会采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自己。既然如此，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夺权行动就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了。

王皇后的垮台，让武则天可以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解决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

形势这时已经完全明朗化了。政治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有时候比拼的是私欲。凡是因理想而玩弄政治，最后成全的往往是个人的野心。高宗准备废后的想法，引起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站在王皇后一边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贞观朝的老臣，这帮人是关陇集团与士族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唐太宗的临终嘱托；此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另一方，阵容没这么整齐，倒像是权力系统内的散兵游勇，但其中不乏机智之人。其中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李勣。由于这些人以李勣为带头大哥，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山东集团，代表的是庶族官员的利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稍加权衡，武则天就能看清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支持她的人中，除了李义府，还有礼部尚书许敬宗。李勣给人的感觉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看不清真面目。武则天知道，尽管自己已经做到了极致，可那些反对她的人却难以计数：左右仆射褚遂良、于志宁，大尉长孙无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大将裴行俭……

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与宠爱虽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武则天深知“月盈而亏”的道理。更何况李治性格中偏弱的成分要大于刚猛之处，很多时候，在长孙无忌这样的朝廷重臣面前，他也只能做一个提线木偶。

褚遂良甚至当着他的面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更换皇后，那么就请您从天下的名门世家中选一个嫔妃出来，为什么一定要选武氏呢？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世人都知道，天下人的耳朵和眼睛怎么能够遮挡。后世的人又会怎么评论陛下，请陛下三思！臣今天冒犯陛下，罪当处死！”说到激烈之处，褚遂良甚至将笏往台阶上一放，解开头巾，叩头如捣蒜，直到血流满面。他慨然说道：“把笏还给陛下，请陛下批准老臣辞职回家吧。”

褚遂良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违抗圣意，满朝文武大臣都没有想到。正当君臣相顾、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突然有人挑帘而出，叫嚣道：“何不扑杀此獠！”说话之人，不是别人，竟是武则天。武则天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嫔妃，竟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而且在朝堂之上公然发作，要求高宗皇帝扑杀顾命大臣，何等狂放。武则天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武士上前，拽住了褚遂良的双臂。

王皇后当年将武氏从感业寺接回宫中，算是成全了高宗与武则天的乱伦之恋。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暗中操作，是见不得阳光的。如今因为王皇后失宠面临被废，当日丑闻居然被褚遂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广而告之，说什么“众所共知”，不能再“蔽天下耳目”。褚遂良的话，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人丑事，骂人“狗男女”，这让高宗与武则天极为难堪。骂他们还不够，还波及武氏祖宗门第，语气流露出士族的自我优越感，这对武则天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与挑衅。

褚遂良被两名侍卫拖出去之后，高宗宣布退朝。第二天，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被调为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都督。褚遂良突遭贬职，给了长孙无忌致命的一击。双方都被现实逼至悬崖边，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退让。高宗皇帝如果退让，就意味着永远都无法摆脱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深度控制；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如果退让，就会让武则天成为新的皇后。如果废后立武成为现实，那么作为朝廷头号重臣的长孙无忌不仅对不起太宗皇帝，也无法面对天下人的流言汹汹。

5.天下有了新的女主

武则天的枕边风吹散了元老重臣的舍命极谏，至高无上的皇权战胜了强势的朝臣的重权。李治铁了心地要将武则天送上皇后的宝座，更重要的是借此夺回失控的皇权。其实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不外乎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在这时候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

武则天的出现，为李治收复权力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性。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武则天的蹿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风波。

永徽四年九月以来，武则天的阵营逐步发展壮大。许敬宗成为礼部尚书，几乎被长孙无忌贬到蜀地的李义府，在紧要关头反败为胜，成为中书侍郎。此消彼长，长孙集团的几员主将相继被贬。李治已经使尽所有力量，和长孙无忌等朝廷元老重臣直接对抗，甚至将褚遂良从宫中赶了出去，今日的皇帝已今非昔比，更不是以前那个长孙无忌说一句话，就会自动退缩顺从的儿皇帝。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满朝文武都大为惊骇。与长孙无忌一条船上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劝谏，说到激动之处，还潸然泪下。高宗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侍卫将其拉了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如何上疏，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韩瑗甚至在他的奏章里直接用“妲己倾覆殷之社稷，褒姒灭赫赫之宗周”这样的句子。武则天若是妲己、褒姒，那么高宗皇帝又岂能逃脱亡国之君的骂名？

以前和韩瑗共同反对为武则天专设“宸妃”的中书侍郎来济也上疏进谏：“王者之后，必慎选名门深闺淑女。以贱妾为后，将绝灭皇统，倾覆社稷……”这样的话，武则天又怎会不介意？尤其是“贱妾”那样的字眼，像一把刀子戳痛了她的心。

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高宗皇帝难道真就毫无顾忌？就当时的势力和影响而言，敢和他这个皇帝公开叫板的，只有长孙无忌和李勣。长孙无忌就不用说了，李勣也是开国功臣，是顾命大臣。可眼下，他是只顾自己的命，根本顾不上别人的命。

李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如果他不反对，那么高宗立武之事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上。至于褚遂良，他不过是长孙无忌庞大文官势力中的一员干将；韩瑗和来济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影响力要比褚遂良略逊一筹。

要在废后立武这件事上得到这帮人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李治决定先从李勣那里寻找突破口。在顾命大臣中，只有李勣在这件事上始终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内心还在纠结与挣扎，还没有做出最后取舍。

李勣的回答是：“立谁当皇后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能够得到李勣的支持，高宗的心情一扫之前的阴霾。李勣早就看出来了，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心志越来越明朗化，长孙无忌的反对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在双方你来我往这段时间里，李勣没有将自己的态度公开化，是因为他既不愿得罪皇帝，也不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就一直称病不出。

李勣之所以没有和长孙无忌等人抱团，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他不是贵族出身，是贫穷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凭借着野心与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混迹草莽。李勣的世界观和长孙无忌这些豪门贵族出身的人是迥然不同的。天下安定，人们越来越注重家世与出身，官吏非名门贵族之后不可。当年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这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其实李勣这么回答，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行事。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战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太宗皇帝这么说，显然是在托孤。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并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态度。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他的身上。

太宗临终之前，特意做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他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回顾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勣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李勣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只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

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只有两种选择：为其所用，或者为其所灭。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宁愿选择第三条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实很多时候，逃避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是智慧的选择。人要因时因事而变，这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

事实证明，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永徽四年，当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时，他才突然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也想起了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刻用意。

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并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希望他能够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勣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是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可以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一次反击了。

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微弱到无法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假如皇帝连这一点儿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正因为如此，李勣的复出对于李治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走好了，可以满盘皆活，走不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中。

有了李勣这样一股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也是高宗和武则天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高宗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而出。

在高宗皇帝酝酿的突围风暴中，废后立武是关键点。而李勣不负君王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李勣的支持，高宗皇帝如释重负。他开始像真正的帝王那样大展拳脚，自家的朝堂本来就应该自己做主。他先是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就这样被砍掉了。

他同时又以向皇帝投毒罪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与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亲眷如此刻薄，到底是君王心似铁，还是武则天绝情？

在这件事上，许敬宗做得更不厚道。他向高宗建议：“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特进、追赠司空的文件在，他的后代仍然可以因此靠门荫入仕，请一并撤销。”就这样，已经去世多年的王仁祐的官职也没了。

经常替长孙无忌冲锋陷阵的褚遂良也被发到千里之外的长沙，身在长安的长孙无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样子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高宗皇帝终于迎来短暂的、属于自己的大时代。

在武则天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下，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皇帝正式下达废后的诏书，诏书上说：“王皇后、萧淑妃企图以鸩酒害人，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律除名，流放岭南，没收其全部家产。”

诏书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下去，让朝堂内外为之一震。王皇后一代外戚世族，皇室玉牒上刮去了他们的名字，大宗房产钱财也凭空而去。废王皇后的诏书颁下后六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以许敬宗和李义府为首的文武百官同时上书请愿，要求立武则天为后。大势所趋，没有人敢逆势而动。高宗李治早就等着这一刻，顺势颁下新的诏书。

诏书有云：“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份诏书其实在替武则天洗白身份，将那些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统统洗去。高宗就是要告诉天下臣民，武则天不是苏妲己，而我更不是纣王，她的出身好、人品好，而且又是先皇赐予我的，这么好的女人如果不能册立为皇后，那真是天理难容。

在李治的一力支持之下，朝臣们也只能徒唤无奈，由最初的反对，到慢慢地接受。这场非武力的政治斗争，从六月“宸妃”事件展开。六月到八月底，武则天挟持宠爱她而又略显软弱的皇帝，用行贿、重赏、关说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成自己的权力班子，其中包括宫女、宦官以及自己的母亲。同时在外朝密布眼线，建立情报和监视网，而且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武则天的权力企图心、进取人格、组织能力和灵活的斗争技术在这时得到了充分展现。

作为武则天的政治对手，长孙无忌起初自恃身份、地位和权势，并没有将年仅三十一岁、深居内宫的武则天放在眼里。虽然王皇后因为此女已然失宠，皇后的舅舅柳奭因此被罢相贬黜，自己还树有政敌或潜在政敌，但是长孙无忌毫无警觉意识，以至于武则天发起挑战时，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集团陷入被动状态，迎战得极为狼狈，蒙受重创，而等到他们被逼至绝境，再想争取回旋的余地已经不可能了。

在决战进行中，除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外，未见其他朝臣加入或声援，根本看不出所谓的关陇集团的存在。朝中大臣可能早就厌倦了长孙无忌、褚遂良朋党小圈子的专权垄断，也可能在李勣、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的心战谈话之下，朝臣们乐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置身事外看两派相斗的大戏。

武则天从最初的才人之位一步步登顶，成为大唐皇后的唯一候选人。但是她并没有被即将到手的胜利冲昏头脑，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个皇后还没有得到百官的承认，她还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高宗皇帝的诏书颁下后的第三天，武则天成为正式的新皇后，她也呈上一份语气坚决的奏章。大意是：皇上有意立妾为宸妃时，韩瑗、来济曾经当着皇上的面激烈谏阻，我不记恨这件事。身为丞相，如果不是忠诚为国，绝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的心意实在难得，恳请皇上能够奖赏二人。

武则天这时候递交这样一份奏章颇值得玩味，对于只差一个册立形式就可以成为皇后的她来说，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提宸妃之事，不外乎有两个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二是告诉韩瑗、来济这些反对派们，你们不要再跟我过不去，谁也无法阻挡我前进的步伐，你们的命运捏在我的手里。

韩瑗、来济二人也是百感交集，面有惭色。他们在一番痛心疾首之后，多次要求辞职。如此强悍的政治对手，让他们心生怯意，或许只有退让，才能实现自保。不过，李治并没有批准他们辞职。他像是和谁赌气似的，要让官员们认清当前的形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权臣说一不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一切要听他这个皇帝的，他让武则天来当这个皇后，她就是皇后。

册立皇后大典在十一月一日举行，距离王皇后被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当年王氏为后，因在太宗的丧期中，一切从简。而这次的立后大典则是完全按照唐朝宗室的规制来操办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立后是皇权回归的展示，高宗的心情无比兴奋。

那一刻，武则天身着皇后大衮服，在一群花团锦簇的宫娥美姬地拥护下，出现在肃仪门的城楼上。在灿烂秋阳的辉映下，武后毫无保留地把她那明艳照人的形象展露于众人面前，天之骄女，无与伦比。

这一年武则天正好三十二岁。在一个女人瓜熟蒂落的最好年华里，武则天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皇后，登上属于自己的权力制高点。能够成为一国之母，是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可是谁也不曾料到，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巅峰，只有更大的野心。

武则天从李治手中接过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武则天终究还是义无反顾地迈了过去。她抬起头望向天空，夕阳将它殷红的血色倾泻于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一种凛然于世的美。从这一刻起，她将是这里的女主人。

五 酷吏时代：无路可退的战局

中华帝国从散乱的格局走向大一统，法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大部分时候，官家会披上一张儒家“仁者”的皮，可是在治国的核心机制中，法家才是根本。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法家治国给封建帝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虽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主流，但是每个帝王依然把法家当作必要的治理工具。

法家一直在帝国的权力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由此确定了封建帝国的管理秩序和运行规则。酷吏作为法家治国的产物，以畸形和残忍的手段梳理着帝国的管理秩序，为那些权力当家人扫清执政路上的障碍，他们可谓是帝国法律的忠诚使者，也是权力的清道夫。如果酷吏的作为搞得人人自危，民怨沸腾，作为执政者，他们也只有牺牲酷吏，来安慰天下人心。

1.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的遗诏，无疑是留给武则天的一把“尚方宝剑”，成为她日后临朝的法宝。

武则天在帝国编织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情报网，这张网由下至上。武则天深知，如果在帝国权力上层强行树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中华帝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李唐王朝，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核心体系。

就算强势如武则天，在权力的世界里可以做到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天下汹汹的舆论，不能不了解民意。她的上位之路分两步走：一是强化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二是大造社会舆论，在整个帝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现实。

从李治驾崩、武则天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她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则天足足用了六年时间。六年，是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时期。权力有时候如同婚姻，实施权力的人和受制权力的人，同样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阅史册，上下几千年，我们见识了太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权力者，根基还没有扎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六十岁的武则天还愿意花六年的时间来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们不能不对她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诚如马基亚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容易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武则天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需要来自民间的舆论力量的支持。这也正好应验了一个真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于武则天而言，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则天自然会大肆鼓励民间上言，帝国也由此拉开匦检制度的序幕。

匦检制度并不是武则天首创的，《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

当然和梁武帝相比，无论是规模、技术含量还是影响力，武则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议设置铜匦的人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用来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无法收回，除非用铁器强行将箱子撬开。四格的开口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并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是为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

南方为红色，是为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用来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是为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用来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是为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为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设置。

密匦类似我们今天的检举箱。对于大众来说，检举箱并不是稀罕的玩意儿，今天很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门前都会放置那么一个箱子，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腐败之举。

武则天偶尔会在朝堂上用眼神的余光扫向密匦，这个敞着阴险怀抱的古怪玩意儿，肚子里塞满了官员、商人、文士、地主以及农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权力系统内部在玩一场扫雷游戏，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雷会爆，会殃及哪些人，每个身处权力经纬里的人都在拿命赌明天。

他们上朝前，像与家人进行一场生离死别，写好的遗书随时铺展在案上，要交代的后事每天都要说一遍。看着官员们脸上惶恐的表情，武则天不免为自己这一伟大发明而得意。心怀恶念之人，借着告密大肆攻击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那些无意卷入其中的官员，本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原则，也拿起告密的武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偌大的朝堂变成了一座权力者的狂欢派对，整个帝国也因此陷入亢奋状态。

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公正性，武则天还设立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诉状，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匦使送达。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武则天。如此一来，帝国的谏议制度，就在原有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一项投匦。

有人将铜匦的功能简单视为告密，这未免将帝国的检举制度看得过于简单化，后果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之慢慢偏离了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如果检举制度建立在国本稳固、社会关系缓和的政治生态基础上，那么发动群众参政议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不过可惜的是，这项制度设立于以周代唐的前夕，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政治权力博弈最为关键的时期，权力的运行都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戏剧性的是，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牺牲者是铜匦的设计者和铸造者鱼保家。铜匦摆放于朝堂上时间不久，一封人民来信便塞进了通玄匦。这封密信揭露铸造者鱼保家曾经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鱼保家因此遭到诛杀，血祭铜匦。铜匦其实和底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用来发动官员揭发官员，发动官员诬陷官员。对于官员来说，可怕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保障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严酷手段。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纷至沓来。连武则天也没有料想到，这项制度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于是她接连颁布鼓励告密的诏令，这无异于打开了帝国的告密之门。按照最初的设立要求，还有青红白三色铜匦，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他三色统统化为阴森肃杀的黑色。

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因为利欲熏心。

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其他三种情形却让人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判断。比如1898年的一个深夜，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政权。

武则天为什么推行这样的制度呢？

中国历史并不缺乏才智过人、果敢深沉的女政治家，尽管数量有限，她们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比如西汉时期的开国皇后吕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冯氏、清初的太皇太后孝庄。她们对于权力的热衷，以及所持有的政治手段都可圈可点。但与武则天相比，她们都没有实现皇帝梦，成为统治男人世界的一代女主；她们一生都以后妃的身份干预政治，却始终没有踏出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

武则天能够完成权力的终极梦想，除了由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时代性所决定，还与权力者的心性有很大的关系。何为“心性”，用专业的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情商”，也就是一个人在情绪、情感、意志、受挫折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武则天而言，当时的政治、人物、社会的包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她的人生道路。

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一个人精神爆发的能量的高低往往会决定成败。同样是遭遇情感危机，吕后为刘邦的用情不专而心生怨恨，武则天则利用李治的性格弱点和愧疚心理，谋求政治上的更高地位；同样是作为幕后的参政者，北魏文明太后通过怀柔政策，消除皇帝对自己擅权专政的怀疑，而武则天则采取高压政策，让名义上的皇帝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让这些傀儡失去与自己对抗的能力；同样是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冲突，孝庄太皇太后一直举棋不定，试图在家庭关系与政治利益的平衡木上保持稳定，而武则天则毫无顾忌，让天平倒向政治的一面。只要有利于自己，丈夫、儿子、女儿和其他亲人都可以作为一张牌无情地打出去。

早年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心性，父亲的早逝，让武则天童年时代一直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她要忍受来自同父异母兄弟的歧视与无礼。女孩子本就脆弱而敏感，童年生活的阴影给她留下了极大影响。生活带来的磨难让武则天变得更为早熟和更有城府，能权变、能忍耻，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攻击型人格和暴力倾向，有着强大的支配欲和控制欲。

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人往往会忽视别人的感受，只在乎别人在自己面前是不是真的屈从和臣服。两次入宫的经历使武则天变得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说造成了她性格上的扭曲。不管遭遇什么苦难，她都能保持一种坚定的姿态，不但不会遇到问题绕着走，反而会迎难而上。没有困难就是制造困难，她也要做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强者。匦检制度正好迎合了她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

按照武则天发布的诏令，凡是告密者，各级官员都要一路放行，旅途之上一律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夜宿驿亭官舍，每餐都要有七菜一羹，不问身份尊卑都可以进宫谒见武则天。如果地方官吏故意制造困难阻挠告密者，将会受到严惩。告密者的积极性这么高，正是因为前方有巨大的利益诱惑。如果谁的密奏能够得到武则天的肯定，便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所告发的内容经过查证是无中生有，纯属诬告，也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大唐律令凡是诬告者须反坐，也就是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给予追究，可是到了武则天这里这条律令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使无数在正常的官僚选拔制度下没有资格进入官场的人获得了新生。整个社会陷入人性颠覆期，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也成了可能。

武则天并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她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告密者，他们中间有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帝国官员都有些无法适应武则天的角色转变，这还是那个常常在他们面前天颜震怒的强权女人吗？在面对告密者的时候，武则天表现出来了极大的耐心，眉眼过处无不流露出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光辉。

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符武则天的心意，告密者也不会空手而回，朝廷会给予一定的赏赐作为辛苦费。对于那些告密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有赚不赔的好买卖，百万庶民因此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帝国天空。

清人张鉴《浅近录》里记载：在武则天掀起告密之风期间，江淮地区旱灾严重，朝廷下令，举国上下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禁止屠宰牲畜。当时有个叫张德的官员添了一个男丁，他在私下里偷偷杀了一头羊招待同事和朋友，以示庆贺。其实这本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可是张德宴请的人里有一个同僚叫杜肃，他认为这是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就写了一封检举信将张德告发了。

第二天上朝，武则天当着杜肃和满朝文武的面质问张德：“你从哪里弄到羊肉招待客人的？”张德吓得魂飞天外，不待他回答，武则天又话锋一转：“我禁止屠宰牲畜，也不知到底是对是错，但是你以后请客要看准对象。”说完拿出杜肃的告发信展示给大家，言下之意，就算大家以后请客，也不能请杜肃这样连朋友都出卖的人。

告密行为滋生蔓延需要几个客观条件：一是对告密人本身具有利益诱惑；二是告密行为无须承担后果，也就是说不论追查的结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是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模式，有人对当朝有怨言而无法明奏，只能私下谤讥市朝；四是严酷的手段。

如果说中国人以“礼义廉耻”的四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告密者所实施的告密行为无异于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杀伤性武器。在权力者的保驾护航之下，告密者们狠狠地将礼义廉耻踩于脚下，如同一个人撕下面皮露出动物的本性。他们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蝇趋腥，道德不再是一个人生存的法宝，善良也成了造就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取，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藏匿于人性深处的欲望火种，很快就燃烧为吞没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卖他人换得自己百倍身价的告密者，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虽然他们在此前也曾经痛恨过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权力的倾轧，可是当利益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利益的温暖怀抱。

神都洛阳就像笼罩上一张巨型的大网，每一个人都成了网中待捕的鱼儿。

光宅元年（684年）五月，嗣皇帝（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只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李显，就这样被他的母亲赶下了乾元殿，幽禁到别殿，同年四月又被流放房州。他的皇后韦氏也同时被废，韦氏族人均流配岭南。发生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宣布，立她的第四子豫王李旦为新的皇帝，史称睿宗。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经过一年的调节和休整，六十岁的老妇人开始向帝位发起猛烈地冲击。她无须再躲在帷帘之后发号施令，已经没有人能够制约她的野心。

武则天明白自己插手皇权必然会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有可能将帝国内部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再次激活，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于是，武则天又是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恩威并施，稳定政治局面。

这一天，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聚餐饮酒。酒过三巡，其中有一人话语间提及皇帝废立之事，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和不恭。大概是说，侍奉新皇帝还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谁也不曾留意，此时有人悄然离场。还没有等到酒席散去，官兵已经把他们堵在了酒馆里。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人被斩，其他的人因知情不报被绞杀，告密的人则被提拔为五品官。《资治通鉴》记：“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垂拱元年（685年）三月，一个明媚的春天，武则天向天下官民打开了那扇告密之门，数以万计的人就像迁徙的候鸟从帝国的四面八方飞至神都洛阳。他们像春天的信使，朝四色铜箱里投进内容芜杂、带着不同目的的密信。他们的表情凝重而愉悦，凝重是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愉悦是因为他们感谢武则天赐予底层草根上达天庭的机会。

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坚信所有的诉状和谏言都会按照帝国的法律程序递交到武则天的手中。掌管铜箱钥匙的监察官员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开启铜箱，用布袋将密信装好并密封，于第一时间送达宫中。他们在清理密信的过程中，发现每次都是黑色通玄箱中的投书居多。

有人据此推断，朝堂外的世界并不像这个明媚的季节一样充满温暖、光明和正义，而是布满了冤屈、阴谋和仇恨。一夜之间，神都洛阳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帝国官吏们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们心里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武则天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六十岁，放在今天已经是退休的年纪，可他们的太后好似打了鸡血。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到了七百年后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才再现这种场面。所不同的是朱元璋发动底层民众压制官僚，而武则天更多的是发动官僚斗官僚，是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在朱元璋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表面上看，帝国的子民们在这里遵守的是朝廷颁布的正式章程，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武则天，他们走的都是非正式章程的路线，与天条律法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的记载里，很大一部分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官僚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来维持权力份额，而君王也常常需要借助权力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将第三方拉拢到自己的范畴，谁的胜算就大一些。

对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说，第三方就是帝国的农民。对于武则天来说，第三方就是那些不反对自己的中间派和民间人士。

帝国通过法制和惯例为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需求，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为害。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告御状”是最不现实的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历朝历代都把“告御状”视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在大部分情况下，朝廷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地方审理、直接呈递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

第二，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案件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底层民众并不是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即使告御状者能够一路闯关来到天子脚下，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民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皇帝是不会亲自坐堂审理或书面审理的，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武则天和朱元璋手里变成了现实。

官员们根本无法理解武则天为何面对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语，依然能够如沐春风。官员们还记得，前不久，有同僚因为没有吃早餐，在早朝途中从路边摊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因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的罪名被解职。可是眼前这些大老远跑来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这些人居然有在太后面前说话的资格，更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絮絮叨叨，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员们想了这么多，却没想到，武则天对于官与民的要求怎么会一个标准？

那些经年累月没有得到提拔的官员，抓住这次机遇，一下子挠到了武则天的痒处，连连获得提拔。有目不识丁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厚厚一沓检举信，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记载，这场席卷帝国的告密狂潮平息下来时，武则天亲自接访的群众近万人，应该创造了一项纪录。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权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一官半职，天下哪有这般好买卖？在任何时候，有投机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刚毅之辈。在这种君臣道德集体堕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独行、忠于人格信念的勇士，并没有屈服于武则天的非主流执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结下私怨，所谓私怨不过是早年的一场误会。周兴在高宗时期曾经做过河阳县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以为魏玄同在背后给自己使坏，便记恨在心。

此时，周兴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造谣魏玄同说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魏玄同。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

在死亡面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知道在武则天时代，活着的日子其实也生不如死。但他宁死不做告密的人，岂非为时代和后世立下一面巨大的镜子，烛照了那些卑贱污垢的告密者的灵魂和诱人堕落的魔鬼的真面目。

武则天要实现她的帝王梦，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当然这种信服带着一种强制与刚性的色彩。她知道，不要说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一个普通官员，也是女人无法企及的。

她并不奢望天下归心，只要那些异己势力不给自己添太大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每次面对拜伏于脚下的帝国官员，武则天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虽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妪，早已过了冲动年纪，可是权力这种东西比世间一切灵丹妙药的回春能力都要强百倍。她能够从那些官员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太后临朝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更不要说什么女皇帝。尽管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在武则天看来，要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那抹红，当务之急就是剪除异己，让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国官员真正拜伏于自己的权力台阶下。听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提着脑袋，即使同僚之间碰面也是垂首无言，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一些官员会与家人抱头痛哭，来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检举箱里到底有没有告发自己的信。

自古以来，聪明的权力者都会将突破口置于人性的阴暗面。告密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信任谁，让密切而庞杂的社会关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此再去整治，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则天也许早就已经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风将会使得丑陋者更丑陋，施恶者更无忌。在己方与他方的权力关系中，有四种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利人利己是一种双赢格局，是理想化状态；而损己利人是双重不道德行为，它既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人对己都是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径，伤人八百、自毁一千同样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去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谨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在形式各异的权力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就会有人跟风效仿，就算是走到两败俱伤的境地，仍然会有人紧随其后。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为就像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严酷的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人类良知善行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互相避之不及，更不敢轻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约束的告密行为使得帝国的政治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置身于刚性制度下的人性究竟是怎样地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一种纯粹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在利益考量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告密。

武则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长一段时间翻看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告密信，并且乐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条条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触角，让整个帝国处于严密地监控下，为武则天实现权力垄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她不出宫门也可以掌控朝堂内外的政治动向。武则天不会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集团在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武则天才仓促应战。武则天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第一时间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告密，对于一个权力独裁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是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反叛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密匦制度最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几乎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致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勣（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为自保而叛乱。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力，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

叛军的首领之一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许多人因此推断扬州之乱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不知是不是故意试探裴炎，武则天找来裴炎商量平乱之策。裴炎虽然知道背后有人捅自己刀子，可还是反过来劝说武则天要顺应天意民心，及早还政于李氏。

既然裴炎自己往火坑里跳，那些平日结下冤仇的官员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据此诬告裴炎，暗通叛军，意有所图，一句话——裴炎想谋反。

对于帝王来说，谋反是高压线，触及必死。武则天即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审讯裴炎。

虽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营救裴炎，但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行刑前，有人曾劝裴炎，要他向御史大夫们说些好话，或免一死。裴炎慨叹说：“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裴炎其实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作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显然不可能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裴炎只是希望借助这样一场叛乱，逼迫武则天还政于李氏。他试图通过这场叛乱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最终被杀。

帝国高层刚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只坐了三十六天皇帝的李显被自己的母亲赶下皇位，贬离京城。在这次事件中，裴炎是武则天的忠实拥护者。李显欲将其岳父韦玄贞提拔进宰相班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相地位，与武则天结为政治同盟。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武则天突破他的底线，取李氏而代之。

这个时期是武则天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阻挡她前进的步伐。裴炎一案中，那些参与营救或为他说好话的大臣几乎都受到株连。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并死在那里；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被处决；纳言刘齐贤被贬为吉州长史；郭待举由礼部侍郎贬为岳州刺史。

从一系列事件中，武则天敏锐地感觉到：皇帝虽然性情懦弱，但毕竟是成年人，如果自己再以皇帝年幼、太后辅政的名义只手遮天，那些深谙儒家思想的帝国官员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裴炎曾经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股肱大臣，武则天万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人”会出卖自己。

如果“自己人”都能随时出卖自己，谁才是可信任的支持者，总不会是那些反对派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则天，她不能坐等反对派发展壮大，以汹涌之势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吞没。

权力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制衡的生存游戏，此消彼长，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双赢。一方要想制服另一方，必须动用铁的手腕。对于武则天而言，铁的手腕就是使用酷吏来制衡反对派。

武则天起用的第一个酷吏是胡人索元礼，此人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的干爹。武则天在生活作风方面并不在意天下流言汹汹。作为一个有着更高政治诉求的人，武则天并不把生活作风有可能会毁掉的名声视为要爱惜的羽毛。正因为如此，在她登上权力巅峰的前后时期，也就是她生命的后半段，除了权力，她将内心的宠爱都给了那些花样美男。

索元礼由干儿子薛怀义推荐入宫，此人性情残暴、冷酷嗜血。据说武则天就非常欣赏他那双深深地陷进眼窝、像狼一样阴冷的眼神。不同于汉人，索元礼有一张洋气十足的脸，高颧骨、高鼻梁，脑袋上顶着卷曲杂乱的头发，尤其是那双眼睛，不看人的时候像是睡着了，可一旦睁开，便精光暴射发散出缕缕杀气。

索元礼经手的第一桩案子是鱼保家的案子，这真是一件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事。鱼保家发明铜匦，如果能想到自己的发明创造会要了自己的命，他还会选择那么做吗？他的父亲侍御史鱼承晔曾经主审宰相裴炎“谋反案”，手段干净利落，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索元礼算文人出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另一位酷吏侯思止的发迹就多了一些传奇色彩，他本来在街头摆摊设点，卖饼为生。那时候既没有报纸，又没有网络，信息获取全靠口口相传。在街头混迹的人，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来北往的讯息让他们成为信息最为及时、丰富的一部分人。

告密让天下官民像流水一样汇聚京都，有人落拓而来，富贵而去。偌大的街市再也摆不下侯思止的一张烧饼炉，他要更大的富贵。一张饼能获利几许，只有权力才是真富贵。他大字不识几个，按照帝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告密不同，只要脸皮厚、心够黑、手段够辣就够了。

当他经过一番筹备，费尽心思见到武则天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做小买卖让侯思止能够从别人的面部表情读解出更多讯息，他发现武则天并不讨厌他。于是侯思止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之后，道出了内心的欲望，自己不是为告密而来，是为求官而至，他要做一名御史。

侯思止是个懂得如何营销自己的商人，他化繁为简，主动出击，引起了武则天的好奇：“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做官呢？”

侯思止的回答也很巧妙：“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这番话是最合武则天心意的就职演说。她不需要那些整天拿圣人言论压自己的文官，按照圣人言，女人连家都当不了，更不要说当国了。她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逆潮流而动，供自己所驱使的权力之犬。

武则天怕的并不是李唐宗室对自己的威胁，她知道，在权力之路上，礼法传统才是真正的劲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始终逃不过儒家思想的框框套套，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

在中国的权力递延中，女人始终无法沾权力的边，只能做大时代的模糊背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女人的缺点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在他看来，女人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那些男人。

武则天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行事作风，让帝国官员很容易将她与吕后联系起来。刘邦驾崩后，其长子刘盈十七岁登基，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的手中。吕后在中国皇权继承的问题上首创垂帘制，同时也开创了后世母后独掌皇权的先河。

刘邦去世的时候，吕后曾经封锁消息，四天密不发丧，与其幸臣审食其密谋诛杀帝国将领。后来走漏风声，被人劝阻。放出去的风声让群臣惊恐不已，那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们只好屈从于吕后。吕后不仅主谋诛杀大臣，还对刘邦的子孙们痛下杀手。刘邦的八个儿子，有四人直接或间接惨死于吕后之手。其中最有名的是毒死赵王刘如意；砍断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的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

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手段与吕后如出一辙。武则天以类似的凶残手段残害王皇后和高宗的宠妃萧淑妃——剁掉手脚投入酿酒的瓮中，说是“令其骨醉”，最终使之受尽折磨而死。林语堂对此评价：“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吕后不遗余力地迫害刘邦的子孙，目的之一是夺取他们的封地，用以分封娘家人，壮大吕家势力。事实上，吕后几乎夺得了刘家天下。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为了预防大汉帝国再出现吕后垂帘涉政的历史悲剧，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也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生母只有选择死亡。这种“留犊去母”的做法过于残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帝国也一再陷入帝王年幼、太后篡权涉政的历史怪圈。

在权力发展过程中，吕后一直是武则天的精神偶像。不同的是，武则天并没有像吕后那样大肆重用娘家人。在打击异己分子上，武则天一直仰仗酷吏那鬼见愁的狠辣手段。

“合法伤害权”是帝国官员的本钱，这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配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表现在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等方面。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擅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能浮出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借着告密的东风，大批酷吏在帝国的权力集团内部风生水起。秋官侍郎周兴以心黑手辣闻名于官僚群体，有着“牛头阿婆”的称谓。他是一个天生的酷吏，在手段的运用上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

酷吏给人定罪的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你有罪就有罪，容不得半点商量。比如当年汉武帝重用的酷吏张汤就创立过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够治罪。史书如此评价酷吏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也就是说，皇帝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像张汤这样擅于揣度圣意的酷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谁，酷吏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酷吏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们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酷吏行刑时手段残酷，那些嗜血的花样手段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我们可以想象：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上带着老妇人一般的笑容。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审讯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中国古代王朝讲究的是一家一姓，家国天下。正因为如此，最希望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人，是那些武姓族人。他们想尽办法给武则天改朝换代做舆论宣传，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伪造了一块带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宝石，谎称是从洛水打捞出来的，并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派人献给武则天。《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块石头一出来，引起帝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人感应，“河出图，洛出书”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杜撰出来的祥瑞正好暗合了武则天内心的渴望，她立刻决定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授宝图”，并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同时宣布要在十二月的时候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并在明堂里接受百官朝贺。

为了办好这件盛事，她诏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都在典礼举行前十天到洛阳集合。诏令一下，李唐宗室惶恐不已。他们认为，武则天将他们集中到洛阳，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这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宗室成员开始彼此联络，密谋造反。接到密信的除了前几代皇帝的儿孙等男性成员，还包括那些早已嫁为人妇的公主。

由于叛徒告密等种种原因，造反被迫提前举行，而且造反者也从整个李唐宗室萎缩成了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这种不成规模的叛乱根本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

在清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是最大的功臣。他快捷而有效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之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听从周兴的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了李家宗籍。从权力的外在形式上看，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就这样成为过去式。其实并不尽然，武周新朝从来就没有被帝国官员真正承认过，在精神上，他们还是唐人。就算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也只是服从于武则天本人。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更多，这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

根据《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来俊臣究竟有多酷

酷吏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与科学史上那些伟大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这些手段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发散性，在具体操作上更体现了执行者的专业水准，光是那些做工精巧的刑具就让人叹为观止，在“术”的层面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把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是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个花样美男，却拥有最毒的蛇蝎心肠。动物之间的捕杀是为了生存，而人类却用上帝赐予的智慧花样百出地把别人的痛苦加深、延长、定格，来满足意识深处那些阴暗龌龊的畸形心理。

来俊臣与索元礼等人专门打造了十个不同尺寸的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这一整套刑具和刑罚方法非常奏效，审讯开始前展示刑具的过程就是摧毁犯人精神意志的过程。囚犯入监，不论贵贱，先把枷锁棍棒陈列在地上，把囚犯召来，告诉他：“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犯人一见，早已魂飞魄散，个个自诬罪重，只求早死。

在来俊臣这里，酷刑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改版，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同时来俊臣还将诬告陷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的那本经典著作《罗织经》如此总结道：“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也就是说，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于无形，那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

在来俊臣的世界里，酷刑的酷并不仅仅体现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白骨森然上。如果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酷吏就是最让人感到冷血和恶心的一项职业。在来俊臣等酷吏们看来，那些旁观者对于刑罚的认知，只停留于引发生理反应和精神恐惧的初级阶段。来俊臣有强大的想象力，那些奇诡绚烂的创意将酷刑推向了一个高峰。

来俊臣的酷刑“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就发明了“凤凰展翅”，把受刑者捆缚在一个十字木架上，手脚张开，然后向各个方向来回大幅度拧转木架，随着两根木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受刑者的身体各部分或被过分拉伸，或被过分挤压。

来俊臣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与人合著《罗织经》一书。曾有学者评价此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集大成的诡计全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柏杨先生也曾经说：“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为了将发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来俊臣将令人胆寒的酷刑配上了形象生动的名字，有的还诗意盎然。“仙人献果”是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玉女登梯”是让人立于高处，然后往下拉……来俊臣一边陶醉于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一边享受着犯人的哀号连连。他常常留恋徘徊于刑房，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犯人受尽折磨的表情。

与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人相比，来俊臣只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可是来俊臣后来居上，他的办案效率足以令那些老前辈们汗颜。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就是说来俊臣每次审犯人，不管案情轻重，动不动就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关到地牢里。更残酷时，把犯人放到大坛子里，外面围上烧红的铁链，并且不让人吃饭，囚犯饿得只好吃自己身上的衣服。囚犯们睡在粪便垃圾中，受尽苦楚，除非死，否则永远都逃不出来俊臣制造的人间地狱。每逢上头颁发赦令，来俊臣都要先派狱卒杀光所有的重案犯，然后才宣布有赦令。

佛教经典里描述地狱之门打开后，进入鬼门关的魂魄会见识到人类酷刑的极致部分：火床煎爆、烧皮彻骨、钉板刺身、灌热铁汁、铁矛刺肛、铁钩拔舌、挖眼抠心、粪尿浸泡……原来地狱酷刑也不过是人间酷吏们玩剩下的。

对于武则天来说，所有的酷刑只是服务于自己权力的手段。武则天极为看重来俊臣等人，授以高官厚禄。这大大鼓舞了酷吏们的好勇斗狠精神，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的疯狗，一个赛一个地疯狂。京城各处布满了酷吏的眼线，帝国官员往往在上朝时就突遭袭击逮捕，继而族灭全家，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反对武则天的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就了酷吏，“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暴君需要酷吏，而酷吏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认可。酷吏的出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一杆枪。封建帝王需要儒臣用温文尔雅的儒教来驯化平民百姓，也同样需要酷吏用手中的屠刀来稳定龙椅宝座。

从更深层次上讲酷吏是政治体系中三大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派别矛盾、官家集团与地方豪强大姓的矛盾、官府与百姓的矛盾的产物。当年汉武帝刘彻重用酷吏张汤，就是为了打压地方豪强。

武则天重用酷吏是在垂拱元年，而来俊臣至天授元年（690年）才获得提拔。在几位酷吏大佬中，作为后起之秀的来俊臣天分极高，武则天交到他手里的硬骨头没有啃不下来的。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家庭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来俊臣的身世很混乱，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私通朋友的老婆，后来赢了朋友一大笔钱，朋友拿不出来，来操顺势娶了已怀孕的朋友妻，进门没多久就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较之他的赌徒老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凶恶阴险，反复无常，整天在地方上作恶，是个无赖流氓。他在官府衙门的档案资料里也是劣迹斑斑，审讯、关押是常有的事，最严重的一次是成了死囚。

如果不是武则天执政需要，按照帝国律条，来俊臣已经成为一个死人。与生俱来的赌徒性格在这一刻起了作用，不甘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受到了武则天的破例接见。

来俊臣的花样的美貌、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给武则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才，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死囚。如果能够把他从死人堆里扒出来并授以官位，他会成为最有用的那种人。武则天大笔一挥，来俊臣就从一个死刑犯华丽转型为帝国的八品官员。在那一刻，除了武则天没有人会意识到，在今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眉目之间透着邪恶之美的年轻人，将让整个帝国的人为之颤抖。

父亲是个赌徒，母亲是赢回来的赌本，而自己身体里流着谁的血液也无法搞清楚。畸形的家庭组合方式，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耻辱感始终包围着来俊臣，如果有一个管道能够排解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仇恨，那他埋藏于心底的怒火能焚毁一切人性良知与道德底线。

他对生命本就有种极端的仇恨，血液里的暴力因子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将兴奋与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面对那些残酷无度的恶事，他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内疚。生命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酷刑组合。街头的暴力，家庭的精神摧残，没让他感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在武则天执政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仿佛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

在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中，来俊臣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他可以针对不同犯人量身打造刑具，并且实施不同的审讯方式和方法。不管犯人是什么体格、精神状态，交到他的手里就等于交到了活阎罗的手里。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也就是说，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他只需要对两个人负责，一个人是武则天，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只要他察觉出武则天对谁不满或者怀疑，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这个人便上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几无活命的可能。

按照帝国的制度，作为左台御史中丞的来俊臣并没有刑审资格。御史台本来只弹劾官员，不审理案件，但是到了武则天这里，出于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在御史台下专门设立了推事院，成为独立的刑审部门。来俊臣等酷吏直接受控于武则天，而这些酷吏又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做证，他们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给人定罪。

天授二年（691年）之后，来俊臣已是最得武则天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必交给来俊臣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武则天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他自由发挥，至于受贿索贿、夺人妻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俊臣算是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出来。

来俊臣豢养于各地的数百名无赖，原本用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现在这些人又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来俊臣摇旗呐喊，以放大其在帝国权力集团的影响力。这些人每次告密之后，都会添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

时间一久，来俊臣就成为人气最高的酷吏，只要有大案要案，武则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来俊臣靠着花样百出的手段，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好感，也因此青云直上，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

3.逃不开的权力宿命

酷吏作为一柄利器，被武则天深深地扎进了帝国权力集团的心脏地带。

武则天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诛灭异己分子，并借助酷吏之手，推行严酷路线。在替武则天打击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涉及人数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所涉范围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

酷吏成为当国者的身边红人，那些跟着他们混吃喝的酷卒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可见武则天时期的狱吏之尊，而且大多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按照法律程序走。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日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办了呢？

来俊臣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酷吏也是如此。他们多年为武则天鞍前马后招来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机会——一个置他们于死地的机会。

三种形式，一个结局

酷吏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所累。在通常情况下，酷吏是特殊时期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酷吏手中握着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得有个度，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有界线，一旦突破界线，就可能遭遇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是平民维护权益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义无反顾地将其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第一种结局：由于酷吏百无禁忌，忘乎所以地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因此最后沦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才能安慰官员的心。在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

开了酷吏先河的索元礼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裁决，武则天对他下手的理由很简单：收受贿赂。这是一个不能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如同酱缸的帝国官场，身在其中又怎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索元礼垮台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酷吏的带头大哥。周兴、来俊臣、侯思止都拿他作为人生的榜样，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据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有数千人之多。

作为一个胡人，索元礼对于官场上的利益网并不能梳理清楚。另外，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酷吏只对她一个人负责。酷吏的利益网往往是纵向的，并不能像普通官员那样经纬交错。索元礼得罪的官员太多，包括那些拥护武则天的官员。

时移势易，武则天不会因为一个酷吏而得罪大部分官员，她亲自下发逮捕令，索元礼坐进了他以前的工作场所——监狱。以前是他审判别人，现在是别人审判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服气，不老实坦白交代，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负责审判的官员就高喊：“把索先生发明的铁笼拿出来。”

索元礼发明的铁笼虽然做工比较粗糙，但确是审讯效率最高的刑具。在问案的时候，先把犯人的脑袋戴上一个小铁笼，然后在四周钉入木楔，犯人交代罪行稍微晚点，一不小心就会看见自己脑浆的颜色。

索元礼知道自己这件作品的分量，没等铁笼带上，他就交代了别人希望他亲口承认的罪行。于是，他获得了死刑，经武则天核准，被扑杀于狱中。

索元礼并不是第一个遭到诛杀的酷吏，第一个是傅游艺，此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酷吏中唯一的宰相。傅游艺是武周革命过程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因其劝进有功，短短一年之中，由一个小小的合宫县九品主簿，一跃而为三品宰相，官服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

傅游艺曾经诬告李唐宗室，又奏请诛杀岭南流人，因此被列入酷吏名单。李唐民心未失，傅游艺的首先变节为李唐旧臣所鄙；诛杀流人又表现得过于残忍，令天下人侧目；他的快速发迹引发了同辈投机分子的嫉妒；而作为酷吏之中唯一入阁拜相掌控中枢的人，傅游艺成了帝国权力集团的众矢之的。

如此传奇经历难免冲昏当事人的大脑，作为权力的暴发户，傅游艺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眩晕状态。他在自己的亲信面前吹牛，昨夜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湛露殿是皇帝召见重要大臣的地方，他就算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仕途有更为高远的期盼和追求。

此时正是“酷刑有理，诬告无罪”的时期，亲信立即将其告发，说他有反心。武则天即时做出反应，将其下狱。身为酷吏的傅游艺不堪忍受酷刑，选择了自杀，也算是报应不爽。此时距他神话般的发迹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是“一枕荣华已历尽，所炊黄粱犹未熟”。

第二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挑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当周兴因为一件并不存在的谋反案受到牵连的时候，武则天将他交到了好友兼下属来俊臣的手里。来俊臣当然明白，武则天是希望尽量保住周兴的，可是在来俊臣看来，周兴的飞来横祸只意味着一件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

在来俊臣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利益”二字，与情感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留恋的。权力场上只有一级又一级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要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手段，新一代的酷吏之王就是他来俊臣。

与索元礼和来俊臣不同，周兴的业务水平不只限于酷刑，他对帝国刑律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大部分司法官员。早在高宗时期，周兴的才华就曾经引起唐高宗李治的注意。有一次，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工作，陈述观点条理清晰，博得天子的赏识。不过在听到他只是一个小吏的时候，皇帝叹息道：“可惜你是个小吏，可惜……”言下之意，如果周兴是官，不是吏，就可以为朝廷所重用。

在封建官家体系里，“官”和“吏”之间存在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命运还是为周兴敞开了一扇门。武则天开启权力新时代的时候，周兴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他向御座上的老妇人申诉忠诚。武则天看中的只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律法的理解和阐述，但他这样一个毫无身份可言的小人物，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如今一技之长被帝国新主人看中，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必定像最忠实的猎犬一样立刻扑上去咬断目标的喉咙，然后叼回来向主子邀功请赏。高宗时代曾反对武后监国的宰相郝处俊的后人郝象贤，高宗的两个庶出儿子上金、素节，素来与武则天不睦的常安公主……一个个全做了他的刀下亡魂。周兴在仕途之上一路奏凯，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那个长着“阿婆”脸面人见人欺的小吏终于长出了两只权力的触角，成了人见人畏的“牛头阿婆”；那个当初混迹于权力末端的小小胥吏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司法高官。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了半辈子的小吏，会成为残狠暴虐的罗刹。人的生存弹性是何其大，只要给予充分的舞台和足够的诱惑，普通人都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邪恶因子。

天授二年正月，一个奇寒彻骨的冬日。周兴与来俊臣面对而坐，帝国的两大酷吏在酒精的作用下说了一些感怀人生的话。来俊臣俊美的面庞上已现出酒醉的酡红，神态保持着一贯的谦恭，语气却多了些抱怨：“现在审案越来越困难了，那些犯人越来越刁滑，个个都说冤枉。”

周兴淡淡地道：“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

来俊臣问：“到底什么样的手段能让那些罪犯乖乖伏法？”

周兴很是不屑地看了来俊臣一眼，对方眼里那种茫然无知的神情让他很满足：“这个简单。现在不是冬天吗，就地取材好了。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人犯进去坐会儿，考考他的忍耐力，看看他能待多久。”

来俊臣叫手下人按周兴所说就地置办，现场试验。等到炭火熊熊，缸已经烧到发烫，来俊臣翩然起身，朝着周兴深深一揖：“奉旨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烦请周兄入此瓮中。”

没费多少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周兴多年来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杀他，而是改判流放岭南。对于周兴来说，流放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他做酷吏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债，最终，周兴没有到达流放之地，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武则天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当她要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而当她意识到酷吏政治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之后，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服从于她的政治需要。

“请君入瓮”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旁观者的脸上写满了“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欣喜，神态举止之间散发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释然。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所有的忍耐与等待在这一刻也好像迎来了一个暂时完满的结局。没有人去深究“请君入瓮”的那个人是谁，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来俊臣扳倒周兴，并不意味着当权者对暴虐体系的自我反省，更不意味着暴政已经开始上演大结局。

历史经常和我们玩换汤不换药的游戏，一个周兴倒下去了，一个来俊臣又站了起来。不过是一个恶毒奸险的小人取代了另一个，血腥仍在帝国的天空弥漫，残酷的哀号仍在耳畔回响，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在家天下制度下的中古时代，酷吏也终究难以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规则。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权力规则的死结，在那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惨死于酷吏刀下的民众如此，实施伤害的酷吏又何尝不是。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只是武则天用来血腥整肃政敌的工具，时过境迁，工具沦为破铜烂铁，也就到了该扔的时候。酷吏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残酷记录，不断地树立新的打击目标，为的就是避免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

周兴虽然没落得好下场，可他真的会在生命休止的那一刻流下忏悔的泪水吗？对于周兴来说，这是一道并不纠结的选择题。是做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小吏，在权力的神经末梢毫无尊严地耗尽生命，还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公子王孙、金枝玉叶、名臣良相任他鱼肉，就算最后赔上他一条贱命，对他来说也有赚无赔了。

秦朝宰相李斯在受到腰斩的时候，跟儿子说过一句名言：“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话没了豪气，但增加了几分无奈。如果时光倒流，一切犹未可知，他真就愿意带着儿子去过那种“牵犬东门”的悠闲生活？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银不换，在权力的世界里迷失的人，又有几个能够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种结局：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一再试探底线，这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时，就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收放自如，绝不任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这二十七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就是在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找机会把他们也敲牙剜眼。他们千方百计编排罪名，诬陷身处显位的大臣。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官。但过不了多少时日，被贬之人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是武则天酷吏体系中的“四大金刚”，他们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师承周兴，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兴是牛头马面，那么来俊臣就是真正的活阎罗转世，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死神的代名词。在唐室诸王谋反一案中立有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官拜左卫大将军，来俊臣向他索贿不成，便诬以谋反，泉献诚不堪酷刑被逼自杀。消息传开，帝国上下为之震动。

魏王武承嗣为了达到改立皇嗣的目的，让武周朝真正成为武家天下，与来俊臣联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后因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宰相极力反对而作罢。于是来俊臣出马大兴冤狱，不仅处死了两位宰相，还有数十位朝臣也跟着成了刀下亡魂，成为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起大案。

紧接着爆发的“六道使事件”，更是让所有人见识到来俊臣究竟有多酷，有多么疯狂。在这次事件中，他居然将矛头直指东宫太子李旦，诬其谋反。东宫的太常乐工安金藏护主心切，用刀刺向自己胸膛，剖心明证。这件事震动了朝廷，更惊动了武则天。

来俊臣的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帝国律法对他来说形同虚设，人命如草芥，帝国的司法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如果这些奏章出现在垂拱年间新旧权力集团斗争阶段，武则天也许会扔在一边不予理会，但如今她已君临天下，不会为几个酷吏的生死损害自己的圣君形象。同时她也想转移权力集团的内部矛盾，这么多年的严刑峻法让官员们吃尽了苦头，也让帝国的政治关系成了绷紧的弦。酷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在争夺权力的时候，酷吏是一把刀，在巩固权力的时候，酷吏也可以为执政者背一背黑锅。

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已经微乎其微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使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突然变脸，也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延载元年（694年），来俊臣以贪污罪被贬谪为同州参军。可是没过两年来俊臣又重新获得起用，擢拜为洛阳令、司仆少卿，这是从四品上的官衔。对于这个她亲手由死囚群中提拔出来的美男子，武则天一直是另眼相看的。

一个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流氓，因为武则天而进入帝国权力高层。可是来俊臣能够感觉到，帝国官员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轻蔑与厌恶。那种眼神，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童年和少年时期，那种眼神缘于他那混乱不堪的身份以及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抓住机会进入官场，可那种眼神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和屈辱在他的心中日积月累，早已成为浓得化不开的黑色怨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他仇恨那些豪门士族，仇恨那些天生贵胄，甚至仇恨那些过得比自己幸福的人。

来俊臣沉而复起，姿态比从前更加嚣张，但凡有美貌女子，便指使党羽诬告其丈夫谋反，杀夫而夺妻，由此罗织诛杀的士民不可胜计。无论西蕃酋长，还是高门贵族，无不深受其害，然而迫于他的淫威，竟然无人敢言。

来俊臣毫无底线的疯狂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不杀不足以向帝国官员交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结果证据确凿，来俊臣被立刻逮捕下狱。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的勾当。

所有的人在弄死来俊臣这件事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抱团精神，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当皇帝。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初三，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就在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经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

虽然武则天早知来俊臣引起的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武则天随后又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武则天的胜负手

如果从垂拱二年（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神功元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则天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前后不过五年时间，正是帝国权力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根本无法通过官僚集团的同意，女人独揽大权只有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势力，不然的话很难实现。

唐朝初年，帝国的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则天也并无外戚势力可以仰仗。就连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在关键时刻也背叛了她。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则天，又能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权力野心？

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辅佐；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阁；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微贱草民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自己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李唐皇室的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事情败露，由此武则天掀起了一场清算风暴，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或被贬、流放或者遭到诛杀。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全部被诛杀。同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的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的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皇室宗亲数十人遭到诛杀。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等到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力反抗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就会被连根铲除。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据统计，在武则天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在其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时间里，临朝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武则天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武则天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则天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是酷吏了。武则天只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

酷吏是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天下民心。所有的酷吏以为只要自己死忠武则天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机关算尽，他们也不过就是一枚权力世界的棋子罢了。在利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和唐宗室贵族的过程中，武则天也多次采取适时遏制酷吏、保护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受徐敬真（徐敬业的弟弟）案株连的秋官尚书张楚金、凤阁侍郎元万顷、陕西刺史郭正一、洛阳令魏元忠四人被判处死刑。武则天认为魏元忠等人是帝国需要的人才，特赦改为流配岭南。特别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业之乱的功臣之一，这次徐敬真将他供出来是为了报复，想借酷吏之手将其除掉。武则天是个惜才之人，死里逃生的魏元忠先后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并最终进入帝国宰相之列。武则天死后，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开国皇帝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大量地储备人才，尤其需要那些忠诚的死士用刀锋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权力之路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并无二致。虽然不用将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缝合，可新旧权力秩序的交替，同样需要忠诚的死士，那些酷吏就是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权力尘埃落定，武则天的政治策略也做出调整。在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有一条“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配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武则天与酷吏之间的关系，就像开国皇帝与功臣。武则天登基后，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用酷吏肃清官僚贵族反对势力后，帝国必须及时走上一条清明的政治轨道。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在遏制酷吏的势力和威势方面果断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杀止杀，今朕以恩止杀。”也就是说，过去的君王是以杀戮来结束杀戮，而今天她要以恩来制止杀戮。

要理解酷吏的下场，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像武则天这样的非法篡权者与合法继任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获取权力的路径。那些以创业者面目示人的开国皇帝在撕裂和破坏旧的政治格局时，也是非法篡权者。

合法继任者是在儒家温文尔雅、充满书卷香气的伦理纲常的上层文化氛围中实现权力交接的，虽然中间也有阴谋和手段，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开国皇帝则不同，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上层文化的那种雅致与悠闲，他们为了权力步步为营，在危机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让位于更为现实、更为精明、更为残暴的手段。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篡权者走的是下层文化路线。这种文化往往伴随着破坏、饥饿、抢夺与血腥。创业者要动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将算盘打到最精，将手段用到极致，才能让每一寸资源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等非法篡权者的权力底座变得牢固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转换，由创业者变身守业者。他们要在空疏繁碎、悠闲雅致的上层文化的氛围中，将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个性、爱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武则天这时候的用人标准，残暴与血腥已经逐步让位于天意王道。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在为推进帝国转型寻找新的权力合作者。

武则天最为赏识的大臣之一——狄仁杰也差点毁在酷吏的手中。魏王武承嗣认为宰相狄仁杰是他被立为皇嗣的主要障碍，于是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自己是谋反者就可以判处死缓。

当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自己有谋反之实时，狄仁杰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还没有等来俊臣将那些鬼见了都发怵的刑具摆好，狄仁杰就当场服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只好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待日行刑。

来俊臣肯定是冷笑着走出刑讯室的，可他又感觉不太过瘾，毕竟没有见血，没有听到狄仁杰这样的良臣在自己刑具下的号叫。

狄仁杰找了个机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将自己的情况写在上面，然后塞到棉袍里，以天热换单衣为借口，让家人带了回去。狄仁杰的儿子见信后，马上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当面质问：“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狄仁杰也是实话实说，他要是不承认，凭来俊臣的酷烈手段，只怕早就被对方折磨致死。狄仁杰不是神探，却运用自己的才智计谋死里逃生。

武承嗣欲根除后患，曾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为了帝国权力高层之间的平衡，狄仁杰又被重新召回朝中，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帝国大权的左右手。狄仁杰病故时，武则天悲恸异常，凄然而叹：“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狄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由此可见，武则天对狄仁杰有多么器重。

武则天用人，多是因势而用，用人用到几分，用到什么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武则天在另一个司法官员徐有功的使用上，就有着更为现实和有效的诉求。武则天对徐有功有欣赏的一面——他忠心守法、护法而且很有才干；但她又有讨厌他的一面——他常出来与她争辩，阻碍她除尽敌对势力。在政治局面稳定的时候，武则天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起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要削职为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和狄仁杰只是武则天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帝国法制的棋子。所以等到酷吏全面垮台之后，武则天会再度想到那个敢于在朝堂之上与自己争执的耿直之臣。可是徐有功的反应却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在接到武则天给他的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

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之后，徐有功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徐有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武则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

酷吏统治只是武则天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运用威刑暴力。武则天之所以能取得帝国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回过头看，当她替高宗李治做决策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了。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这一提议遭到了帝国官员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以后她在权力之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一度面临险境。

在帝国的权力递延过程中，相互咬合、相互排斥的各种矛盾，让那些政治家们头疼不已，一方面需要超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还要有无限的机缘。唯有如此，才能在进退之间，做出攻防转换的最佳决策。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和李世民类似：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也许有人指责，他们完成超级伟业的过程中手段过于酷辣，甚至不惜牺牲家人的性命。但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都知道极权的真正精髓，既系最高之名位，那就不能被任何事物限制与约束。

六 盛世：华美锦袍上的虱子

延载元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迎着第一缕阳光，七岁的李隆基上路了。

这时的李隆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配上剑眉，使精致的五官显得更加灵动，修长的身材配上合体的亲王服饰，给人一种英武果毅的感觉。今天他要去见一个人——他的祖母。在他的心目中，祖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没有之一。他的祖母从盛唐的喧嚣中走来，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日月凌空谓之“曌”——武曌。一介弱质女流，却稳坐龙廷，打破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男人为帝的垄断局面，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封建士大夫跪拜在她的裙下，山呼万岁。李隆基对武则天的感情难以描述清楚，她是自己的亲祖母，在很多时候李隆基能够从她的眼睛里读出长辈对晚辈的欣赏和宠爱，也能读出不安与警惕。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嫡孙，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爷爷唐高宗李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唐王室正处于皇位争夺最白热化的阶段，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帝位成了烫手的山芋，谁也接不住，谁也接不稳。

1.少年精神

垂拱元年八月初五，睿宗皇帝（李旦）的德妃窦氏在东都洛阳生了个男孩，取名李隆基。这个孩子是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以后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唐玄宗（唐明皇）。

李隆基降临人世时，社会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的时期，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帝国权力高层却暗流涌动，不时发生的大小政治事件随时有可能掀起滔天的巨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李隆基出生的前两年，其祖父高宗皇帝李治病逝。有人说李治是懦弱内向之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定论；也有人说，他是被后世误读最为严重的帝王之一，他的光芒完全被自己的老子唐太宗李世民和自己的皇后武则天所遮掩。

其实从衡量帝国的各项硬性指标来看，李治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得上具有中上资质的君王。只不过他后面出了个女皇帝，极大地触犯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致他的声名长期被贬低。

李旦在皇帝的岗位上有名无实地待了六年，之后被自己的母亲取代。女人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并拥有了自己的国号，武周。从此，李隆基一家还待在宫里，可是李旦已经降格为皇嗣，只留下一个废帝的虚名。名分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护身符，有时候却可能成为夺命刀。武则天称帝后，李旦依然保留着“皇嗣”的身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帝国法定继承人。武则天当皇帝，需要一个走过场的仪式——李旦主动辞让。正因为如此，李旦才有了“一让天下”的美名。后来他的哥哥李显返京成为太子，也是因为李旦多次辞让才有的局面，于是李旦便有了“二让天下”的美名。

“皇嗣”这个担名不担利的身份，给李隆基一家人的生活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会降临，他们只恨生于帝王家。帝国高层的权力争斗中，自己的身份越少，对对手的威胁就越小，生存的风险就越低。

对于李旦和他的家人来说，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皇族身份，去做一个无羁绊的乡野村夫，没有身份的束缚，是自由而安全的。可以想象，李隆基幼年和少年时代，并没有与生俱来、恩宠皆重的快乐王子的生活。很多时候，他要为一族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命运而担忧。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李隆基比同龄孩子显得更为成熟，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更为强烈。

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有千条万条，但芸芸众生就像被猪油蒙了心，只认权贵一条道。作为皇族成员，他们做不了命运的主。不是他们一门心思粘着权贵，而是权贵的枷锁套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无法自由地呼吸。李隆基作为李旦的三儿子，目睹了帝国新旧权力秩序的对撞与融合。父亲当了皇帝，可转眼一切又成空；父亲又当了“皇嗣”，同样转瞬即逝。他发现，父亲李旦性格懦弱，始终无法做帝国的主人，只能做一颗被人左右操纵的棋子，即使走出别人控制的领域，还是无法逃脱别人安排的权力战局。

那位左右李隆基一家命运的下棋者就是他的祖母、帝国的权力之王——武则天。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下棋者，缘于她已经全盘接手了帝国的权力机器。至于后来的局势，可以概括为你方唱罢我登场。伯父李显（中宗）为摆脱傀儡地位，积极培养本身的政治势力，将妻子韦后家族作为依靠的对象，拜国丈韦玄贞为侍中。武则天以不堪承继大宝的罪名，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地。李显的离开，让他的父亲李旦成为继任皇帝，可还是居于偏殿，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偶像。帝国的权力被武则天紧紧地控制着，武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武承嗣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插足中枢，武氏家族其他成员纷纷跻身中央要害位置。

李隆基打心里瞧不上自己的皇帝伯父，他始终认为武则天选择自己的伯父而不是选择自己的父亲当皇帝，是一个低级而愚蠢的错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显向来是个无主张、无手段、无办法、无方向的“四无帝王”。他本就是个性格懦弱之人，夹在母亲和妻子两个强势女人中间，注定陷入了悲剧人生。李旦虽然恬淡无为，但是头脑还算清楚，日常修持儒家之术，治国能力胜过李显许多。当然，李隆基这样想也有私心，如果父亲当了皇帝，那么自己就成了皇子，也就有了向皇权靠近的可能。

李隆基今天要去朝堂拜见自己的祖母武则天，虽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可毕竟是帝国的小王子，出门的排场还是要有的。巧合的是在路上与当时担任宫中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迎面撞上。武懿宗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见到李隆基的车骑仪仗整肃威严，就故意找茬刁难李隆基的骑士护卫，在众人面前羞辱李氏皇族。

李隆基马上还以颜色，指着武懿宗鼻子喝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

武则天听说这件事后乐开了花，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特加宠异之”。武则天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十分喜爱。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作为一个个性强悍的女子，她当然欣赏那种英武果敢的男子。

此时的李隆基，还能享受到武则天的万般宠爱，也可以应对自如。武则天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地位，不惜采用酷吏剪除异己，像这样悠闲出外赏花吟诗的时候实在不多，与孙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情实为罕见。

权倾天下的武则天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偎依在自己膝下的小儿，将来能够一飞冲天，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圣君明主。她更没有想到的是，震古烁今的“开元盛世”，会在“贞观之治”六十多年之后，渐渐向世人走来……

李隆基的童年时代，正赶上武则天动用酷吏打击异己，清除李唐宗室的恐怖时期。李隆基的成长之路布满了险滩暗礁，随时有可能被自己的祖母拿来兑换权力指数。在帝国的至高权力面前，亲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幸运的是，由于父亲李旦聪明睿智，不仅使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使其他兄弟姐妹处于一种相对安全的位置，可以享受一点儿童年的欢乐。

李隆基八岁那年，他的母亲窦德妃与皇长子李宪的母亲刘妃均因被婢女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秘密处死于宫中，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皇嗣李旦的打压。从武则天称帝的那一天起，“传子抑或传侄”的斗争就一刻没有停息过。权力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只有八岁的孩子，或许还不知道消失与死亡意味着什么，可是失去母亲的痛苦他要用漫长的一生去消解。父亲李旦为了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并且告诉他的孩子们，要学会在人前掩饰自己的悲伤情绪。这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

然而祖母对于政治的狂热，视皇权为生命的超强欲望，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把握时局的能力，都在李隆基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武则天执政期间，父亲李旦围绕着皇权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尝尽了权力带来的诸多感受，也给李隆基带来了更多的历练，让他体会到更多的人情冷暖与世道艰险。

李旦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和哥哥们相比，李旦对武则天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对宫廷斗争的形势分析和力量对比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李旦即位后，武则天下诏还政于皇帝。帝国的官员们原以为权力的运行将由此步入正常轨道，只有李旦知道，母亲武则天这是在拿皇权这块肉骨头诱惑自己。她在试探儿子的忠诚度，李旦真要一头扑过去，只能得到一个早已被啃得光光的骨头。

年轻的李旦不是没有想过皇权在握的荣耀，也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驾驭着日月，去赶赴诸神的宴会。可是世事苍茫，没有权力的实质，只担着一个皇帝的虚名，又有何意义？武则天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很满意这种子弱母强的权力格局。既然儿子不愿意挑起这副担子，那么自己只好“勉为其难”地继续临朝称帝——“不是我喜欢当皇帝，而是皇子们挑不起这副担子”。

睿宗不像哥哥（中宗李显）那样，以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不受控制为所欲为，他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不去干涉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李旦是武则天几个孩子当中最聪明，也最有城府的一个，而且重情重义。在新旧权力秩序巨变的非常时期，低调的性格和应对时局的智慧帮助李旦渡过一道道政治险关。武则天的几个子女中，李显和太平公主后来都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只有李旦没有死于政治阴谋。睿宗贵为皇帝，也仅仅做到免祸自保，而李隆基兄弟也从小就过着幽禁宫中的生活，童年时代的欢乐是极其有限的。

武则天登基后，武氏族人诬告李旦有异谋，欲置其于死地。酷吏来俊臣负责审理此案，在来俊臣的严刑逼供之下，皇嗣身边的亲随纷纷承认谋反，只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坚决不承认。太常工人以音乐为业，在唐代属于贱民，是贱民阶层中最上的一个等级。他对来俊臣说：“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话音未落，安金藏用佩刀自剖腹部，五脏皆出，血流遍地。武则天以政治家的敏锐，从安金藏凛然赴死的态度中，觉察到皇嗣谋反不实和社会底层民众对李唐王室的支持，下令停止审讯并令宫中御医为安金藏疗伤，李旦才幸免于难。

中国历史不缺乏小人物改写大命运的先例，他们用自己的血性和忠义在史册中留下了小人物的光彩。欧洲的骑士精神讲究“服务精神”和“敬忠守职”，简单解读就是“忠诚”，而这与中国的“义”的内涵是有相似之处的。翻阅史书，每每读到那些激荡人心的故事，其中的血性仍如锋利的刃滑破血管，感觉血液喷薄而出。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善恶廉耻之心。我们都知道，礼义廉耻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对于安金藏这样的小人物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尤其在新旧权力秩序交替的转型期，每个人都“利义交战于心中”。小人物大可不必将自己陷于艰难时局，只需要骂骂娘就够了。正因为人们评判小人物的标准被压至最低，所以他们用鲜血和良知成就道义的篇章才会为历史所铭记。

这次事件，是李旦政治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如果没有安金藏的拼死反抗，谋反的罪名一旦坐实，李旦及其子女都会被处以极刑。李隆基当时年龄尚小，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次触及生命底线的巨大风险。等到他成年之后，才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安金藏的忠义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李旦、李隆基父子的一再表彰和嘉奖。事情过去将近四十年，李隆基还特封安金藏为代国公，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安金藏卒后，追赠其为兵部尚书。

整个武周时期，李旦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经历也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嫂子韦氏、侄女安乐公主、妹妹太平公主都有称帝的野心。他生在一个充满欲望的家族中，可是欲望并没有在他的心上生根发芽。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他为了保全自己，一生做了三次关键性的避让：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武则天称帝时已将近七十岁，但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新鲜的主人而有所止息，只是斗争的焦点由称帝和反称帝转换为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之争，也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是姓李还是姓武。

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方是以武承嗣、武三思为核心的武氏集团，另一方则是忠于李唐王室的朝廷重臣，而非李唐皇室成员。这时候的李唐皇室在武则天的一再清洗之下，已经凋零无几。武则天的态度始终处于半明半寐的状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机会，可又捕捉不到机会。作为皇嗣的李旦地位并不稳固，一次小小的事故就有可能让一切成空，包括生命。皇嗣是一个含义微妙的名称，它可以解释为皇位的继承人，可是又比太子的名分和地位降了一格。武则天给李旦以“皇嗣”名位，表明她还没有下决心把他当成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武则天给外人的感觉是倾向于在武氏子弟中选择皇位继承人，可李旦又还背着“皇嗣”的尊贵名分，武则天表现出来的重武轻李的态度，无异于给了武家子弟一针强心剂，同样给了李唐重臣一份坚守到底的理由。对于那些心系李唐的帝国重臣们来说，“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争取一点儿时间就有可能多一份翻盘的机会。相比来说，武氏族人显然更为心焦气躁。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武则天是他们获取皇家权力的唯一通道，他们本来就没有让权力集团和天下生民信服的权力根基。为谋取皇权继承资格，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李氏皇族是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理所当然会受到攻击。此时的李氏皇族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节点上，不但要争夺皇位，还要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估计武则天在登基之始没有认真考虑过。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在男人的权力世界里步步为营，创造了中国历史女性为皇的奇迹。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从那时候起，武则天已拥有帝国权力至高者的名位。待到十年之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君临天下。

她第一个儿子李弘早死；第二个儿子李贤与她存在严重分歧，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有一个月时间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十四年；第四个儿子李旦战战兢兢之余，体验到的只是生存的苦闷与忧惧，权力没有给他带来半点快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母亲的威仪下，再三辞皇帝位。在所有子女中，武则天最欣赏的是女儿太平公主，她觉得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于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

武则天执政的前六年，以李唐太后的名义参与治国。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王朝“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也不再是李唐的皇太后，而是武周朝的“女皇陛下”。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整整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在这期间不少李唐皇室子孙企图举兵造反，夺回皇权。武则天以无比酷辣的手段，将李唐皇室几十人和从者几百人处以死刑。她的特务网络遍及帝国的每一寸角落，那些嗜血成性的酷吏可以任意处置政治犯，捏造犯罪的名目。清除皇室成员成了一场血腥的滚雪球游戏，造反者的数量越滚越大。直到武则天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李唐皇族和帝国重臣恢复唐朝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皇位先是由她的第三子李显继承，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

2.亲情带来的伤害

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这是李旦第二次登基，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二十年。时间让人与事成为一场无奈的轮回，就连长安城的空气里都充满了一种叫作宿命的气息。当初他极力挣脱的皇权枷锁，又一次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二十六年前李旦是在母亲武则天的控制下成为这个帝国名义上的皇帝；二十六年后，他在妹妹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的辅佐下再次登上权力之巅。第一次帝王生涯给李旦带来了无尽的压抑、苦闷和烦恼，第二次帝王生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他不愿去想，也不敢往深处想。可在他登基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如期而至——立谁为太子。

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太子应该是李宪，而不是三子李隆基。李隆基作为政变的主谋者，功劳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就被确立为太子。从时间上看，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嫡长子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旦执政时期，朝中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登位后的李旦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无所适从。他需要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以求得更稳妥的局面。李旦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时常扮演居中调和的角色。

当太平公主表现得咄咄逼人之时，李旦便会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话可说。李旦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由此不难发现李旦这一时期的心理变化，以及应对时局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手腕。

在帝国的权力风浪里颠簸了半生的李旦明白，皇权是强者手中的玩物，是弱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如果皇帝势弱，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

在皇权争锋的世界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敢作敢为的太平公主居然会在这时候找到李宪，向其提出“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她这么做没吓到李隆基，却吓到了皇长子李宪。为了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他又与太子李隆基一道将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睿宗李旦，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坚定立场。由此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地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

在这件事上，李宪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李宪这么做，有两点原因：一是他对于权力的欲望并不强烈；二是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与李隆基抗衡，他只是太平公主实现个人野心的一颗棋子罢了。

李宪的性格与他的父亲李旦非常接近，厌薄权位，不以万乘为贵，他认为父亲能够得到天下都是弟弟李隆基的功劳。他坚决让出皇太子的位子，而且一生小心谨慎，没有可指摘的过失，李隆基对哥哥既敬重，又感激。李宪死后，李隆基对群臣说：“我的天下是哥哥让给我的，一般的谥号不足以表明我对哥哥的感情。”便给李宪加谥号为“让皇帝”。

李旦没有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以功业为首，选择三子李隆基作为皇太子。他这么做，得到了帝国官员，包括宗室和太平公主的一致赞同。当时政局形势，只能是睿宗当皇帝、隆基当太子。太平公主自恃功高，认为李隆基年纪轻轻，没有多少从政经验，总会依照她的意图办事。

可是随着时间地推移，太平公主嗅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不祥气息。李隆基是个精明之人，他自有一套政治主张，绝不会屈居于姑母之下。拥护太子的一批大臣如姚祟、宋璟等，纷纷以革除“弊政”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过去的朝政被外戚和诸公主干预得太厉害，强烈要求革除这种弊政，这样就不得不触犯太平公主的私利。从此，太平公主就把太子李隆基看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换一个容易控制的人取而代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蜚语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传播开来，制造这起流言的就是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睿宗唯一的亲妹妹，也是一个善断有谋之人。武则天认为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其极为宠爱。在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内部联姻等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利益，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进行斗争。通过对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

武则天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帝国官僚们正在受到武则天一手扶持起来的官僚集团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增加、由于妇女擅权而形成官僚宗派，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

韦后和太平公主垮台，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进行改革，使唐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利用这个官僚集体，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障碍。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曾经是政治风浪里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两个人联手上演了六月政变的大戏，诛杀了韦后一党。在整个过程中配合得天衣无缝，结局也是非常完美的。

睿宗皇帝即位后，对这个妹妹也是恩宠有加，溺爱无度。史料记载：“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由此可见，太平公主在睿宗执政期间，有着强有力的话语权。

太平公主如此强力干政，不仅朝野上下人人侧目，就连睿宗李旦也深感无奈。其实李旦明明知道不能让这个骄横的妹妹为所欲为，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屈从和妥协。

景云二年（711年）十月的一天，李旦突然一反常态御临承天门，同时召集现任的五位宰相，公开宣布将他们集体罢免。集体罢相的这一幕发生后，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个从不主动作为的皇帝恐怕要掀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序幕。李旦登基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干过一件有爆发力的事情，集体罢相让很多看低他的人眼前一亮。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人们大失所望。因为，此后有七个大臣先后拜相，可其中居然有五个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李隆基与姑母的和谐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并不靠亲情维系。

虽然睿宗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也曾得到太平公主的鼎力拥护，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姑侄和谐的良好局面就被打破。太平公主当初选择与李隆基联手，是为了将来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可是尘埃落定，到了瓜分利益的时候，太平公主发现这个侄子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更让太平公主感到不安的是，他的权力运行偏离了自己所规划的政治轨道。她预感到，李隆基不是自己要寻找的政治合作伙伴，而是最强力的对手。因此，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了。

太平公主最崇拜的人是她的母亲武则天，武则天给太平公主的心理暗示，左右了她一生的道路。太平公主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母亲那样伟大的女君王。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她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寂寞的公主。可是她缺少成为武则天的先决条件——身份。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文武百官，貌似轻巧地革掉李唐王朝的命，是因为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让她化身为帝国的灵魂，使她确凿无疑地拥有恩威刑赏的统治权柄，从而将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武则天当了十五年皇帝，在此之前，她已经当了五年的摄政皇太后和二十多年的参政皇后。她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展现自己的政治才华，经营自己的权力集团。

在权力的强光照射之下，太平公主看不清楚自己的权力路径，只有不断地运用权谋。政治生活固然需要权谋，可权谋毕竟不是全部内容。太平公主发现李隆基不是傀儡后，废黜太子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罢黜太子是皇帝的事，是那些朝廷重臣的事，不是她这个公主的事。武则天代行皇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几个儿子玩弄于掌心。可对于太平公主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过，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哥哥睿宗皇帝那里还是能够说上话的，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是由她任命的，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

太平公主废黜太子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太子非长，不当立”。她绝对不是嫡长子制的真诚维护者，只是在替嫡长子李宪争太子地位，也在为提升自己的权力下赌注。史料记载，“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继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由此可见太平公主企图立的不是“嫡长子”，而是“暗弱者”，从而达到自己把持朝政的目的。面对太平公主咄咄逼人之势，李隆基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就在姑侄矛盾日趋紧张的时刻，宰相宋璟和姚崇突然向睿宗私下奏言：“宋王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守礼是高宗的嫡长孙（李守礼是李贤的嫡长子，在高宗的所有孙子中排行最大。也就是说，他和李成器都比李隆基更有资格入继大统，所以客观上都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如今，太平公主又在其中挑拨离间，臣等担心太子会有危险。为保社稷安宁、东宫无恙，应将宋王和豳王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撤除岐王（李旦四子李隆范）、薛王（李旦五子李隆业）的禁军兵权，让他们分任太子左、右率（东宫武官），事奉太子。此外，最重要的是将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迁出京师，于东都安置。”

这显然是一个全面巩固太子地位的计划，考虑不可谓不周详。然而，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公主并没有犯什么太大的过失，就这样将她逐出京师，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李旦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朕现在已经没有兄弟了，身边只剩这一个妹妹，岂能把她赶到东都那么远的地方？这件事断不可行。至于其他几个亲王，倒不妨按照你们的办法处置。”

随后，李旦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诸王、驸马从今往后不得统御禁军，已经任职的，一律改任其他官职。李旦之所以不想贬黜太平，除了没有正当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做不符合他的平衡原则。

其实这个建议也符合太子李隆基的意愿，可是他不愿意在这时候得罪太平公主，于是主动上奏“宋璟、姚崇离间姑、兄，请从极法”。李隆基采取了退守之计，要求对宋璟、姚元之加以处理。在皇权没有到手之前，姑侄矛盾激烈化只会陷自己于被动。

睿宗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朗，他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一种政治平衡，他不想伤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可是在太平公主看来，又有另外一番解读，她一直是这个庞大帝国里地位最尊贵的公主，无论政坛怎样波诡云谲，无论是谁手握权柄，她都是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女人。从来只有她给别人颜色看，没人敢在背后算计她。

从李隆基表面上对太平公主的处处退让来看，他是希望避免与姑姑的正面激烈冲突，甚至残杀的。他希望通过相对平和的政治手段打消或者削弱太平公主的专权欲望。但是，太平公主毫不退让，这种努力最终落空，昔日的政治盟友、亲密的姑侄关系被政治利益瓦解摧毁。

让太平公主难以接受的是，睿宗李旦思虑之后又全盘采纳了宋璟和姚崇的建议，正式颁布诏书：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李隆范为太子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李隆业为右卫率；同时，将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安置。宣布自即日起，凡六品以下官员的任用，以及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全部交由太子裁决。

至此，李旦完全抛弃了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的平衡原则，决定彻底朝太子李隆基倾斜。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一颗耀眼的彗星从西方天际划破大唐帝国的长空。又是诡异的天象。太平公主借着占星师之口，向睿宗李旦进言——灾星的出现意味着皇上将被废黜，天下将有新君，太子将要取代当今圣上，自立为天子！

太平公主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贪恋权力的男人，尤其是皇权。只要自己将太子李隆基篡位的天象向睿宗李旦示警，那么等待着李隆基的一定是废黜的命运。李唐帝国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种废而又立、立而又废的游戏，每一次都是对权力的重新洗牌。另立一个懦弱的太子，帝国权柄仍将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人算不如天算，太平公主防不胜防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匍匐于地涕泪交加的李隆基，李旦也只是轻轻一句话就交代了过去。他说：“帝国之所以转危为安，我之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你的力量。如今帝星有变，预示着社稷之灾，因此传位于你，希望能转祸为福，你不必疑惑！”

听到父皇李旦决定传位的消息，李隆基全身滚过了一阵痉挛般的战栗。

一个月后，太子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唐玄宗；同时尊睿宗李旦为太上皇，并宣布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重大刑案及帝国大政仍由太上皇裁决，其余由皇帝裁决。

李隆基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在形式上成了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与太平公主相比，他的博弈力量还远远不够，完全处于劣势。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只有刘幽求是他的人，魏知古是李旦的人，其余皆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另外，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太上皇李旦手里，而李旦一贯软弱，他的权力差不多就是太平公主的权力。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王到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李隆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跨越。虽然成了一国之君，但他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获得相应提升。换言之，李隆基或许曾经是一个异常强势的亲王，也曾经是一个实力与身份大致匹配的太子，可如今，他却是一个实力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弱势皇帝。

李隆基从发动唐隆政变，到当上太子，再到登基为帝的过程中，身边的主要谋臣先后有刘幽求、崔日用、姚崇、宋璟、张说、郭元振等人。这些人都曾经入阁拜相，在李隆基走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也是在这一路上，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越演越烈，于是这些元勋功臣一个个相继落马，全部被罢去相职，甚至被逐出朝廷。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三，李隆基向亲信发出了行动指令：铲除太平一党，全面夺权。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李旦大惊失色，赶紧在几个宦官的簇拥下逃离寝殿，慌慌张张地跑上承天门楼。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了城楼，然后面无表情地跪地启奏，说：“皇上奉太上皇诰命，诛杀图谋作乱的逆党，没有其他意图。”

李旦脸上写满了惊愕，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政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三郎的目的是要铲除太平公主，同时迫使李旦彻底放权。尽管这场政变的爆发让李旦猝不及防，但是一切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从他被三郎和太平公主拥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早已注定了。惊魂未定的李旦来不及更多思考，就颁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诰命，宣布自即日起“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同日，李旦由太极殿移居百福殿，从此淡出权力中心，也彻底淡出了满朝文武和帝国臣民的视线。

太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败得这么惨。她原本以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李隆基不过是她砧板上的鱼肉；她原本以为帝国的最高权力已经唾手可得，她马上就能拥有一个像母亲那样的辉煌人生……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举粉碎了她的所有梦想。

此时此刻，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太平公主，不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势力集团的领袖，而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输光了全部家当的赌徒，一个被命运之神一脚踢开的弃妇。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她甚至想到母亲武则天为自己操办的第一次婚姻，冲天的火光映红了长安城的半边天空。

她在时光里一天天地长大，笑靥如花；在时光里一天天地老去，凋零成泥。她这一生都活在那个叫武曌的女人的阴影下，她从来没有真正活成一个叫太平的女人。她的母亲带着绝世伟业走进了时光深处，将在史书里不朽，任人评说。而她自己，又会以怎样一番面目留在时间深处。算了，由它去吧。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从她头顶缓缓掠过，天边的残阳燃尽了最后一点亮光，太平公主木然转身，默默地向来路走去。

这就是结局吗？是的，这就是结局。当太平公主将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则天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至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

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从公元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踯躅不前……

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

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它的名字叫开元。

3.李隆基的“圈养”策略

李隆基登基之初，就以他挺拔的身姿、高门亮嗓的外在形象让帝国臣僚们眼前一亮，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外形接近太宗李世民的男人应该能够带领帝国走向另一个复兴时期。

李旦退位前权力已经被架空，既然李隆基已经将帝王功课做到这个地步，他再抓着皇权不撒手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李旦只好做了太上皇，所谓“忠顺孝悌”完全被抛之脑后，让位于赤裸裸的权力角逐。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该恪守正道。”

大唐帝国的那些统治者已经向天下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怕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只能偶然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的恒定形象。道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置于常用的位置上。

君临天下后，李隆基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以稳固自己的江山。并逐渐将自己打造成行孝事亲的典范，借此获得朝野上下的高度认可。他亲注《孝经》，书成后下令颁行天下及国子学。他意犹未尽，又重注《孝经》，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由此《孝经》就成为《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李隆基对这件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将孝道观念作为维护权力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他这么做自有他的良苦用心，毕竟他的权力是通过两次宫廷政变获取的，他力图用孝来掩盖自己尴尬的庶子身份。在家天下的宗法社会中，祖宗的传承天然地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坚实的依据，政治最高统治权被视为君王及其家族的世袭特权。李隆基为争夺政治地位和权力，曾先后发动两次宫廷政变，每次都打出“孝”的旗帜，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法性支持。

李隆基当年策划政变、诛灭韦氏，是以“立相王”为目标的。按照常理推测，既然政变集团准备让李旦当皇帝，就应该在政变之前告知他，让他成为政变的领导者，政变后他当皇帝就算实至名归。李旦事前毫不知情，是因为李隆基刻意隐瞒。政变爆发前夕，有人曾经提醒李隆基应该将此事告知李旦，推举他为事件的统领者。李隆基回答：“我曹为此以徇社稷考虑，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就是说，他发动政变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待到事成之后，再把领导权让给父亲，如果事败，他绝对不会连累父亲。

政变即将结束时，有人建议李隆基，大局已定，应该让相王出来主持大局，李隆基再次拒绝。直到政变尘埃落定，残敌追剿干净，李隆基才将此事告诉李旦。有人认为李隆基没有让李旦参与政变，是出于一片仁孝之心。这固然是一个理由，可还是布满了疑点，并不排除李隆基打着孝道的旗号掩饰自己权力的欲望。作为李唐皇室仅存的权力代言人，李旦在帝国权力集团中是最有号召力的，如果他参与政变，李隆基在整个政变中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李隆基庶出，并没有优先继承权，在一番考量之后，李隆基决定对相王封锁消息，以求建立奇功，作为自己日后上位的权力资本。

在皇族中成长起来的李隆基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他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

李隆基既没有合理的皇位继承权，又经历过中宗朝外戚乱政的局面，对于皇室成员、后宫外戚干涉政治，他当然坚决反对。帝制时代，除了手中有权的达官贵族，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皇家成员。如果权力交接是在和平状态下实现的，皇室成员就很容易成为被历史忽略的背影。毕竟，权力塔尖之上只容一人独舞，皇帝才是唯一的男主角，身边的男性亲人只是他身后灰扑扑的影子。

高祖、太宗加强君权，重视皇族的利益；高宗、武则天时期，君权得以加强，但是皇室宗亲却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宗享受君权，压制皇族；睿宗淡薄君权，保全皇族。到了唐玄宗时期，君权得以扩张，皇族却日益没落。

当历史陷入血腥残忍的权力纷争，那些本应成为皇权背影的皇室成员，就有可能跳出来。他们用诡谲的尔虞我诈和极致的博弈手段，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舞台强行霸占。于是，历史就会迎来一个大转折，帝国的权力格局也会随之逆转。皇亲国戚，尤其是皇帝的兄弟、子嗣，对于整个王朝来说，既是皇权的拱卫力量，又是产生分割与破坏的不安因素。

在封建王朝的家国体制下，皇权就是“公”与“私”角逐和博弈的一出大戏。对于帝王来说，有资格睡于他卧榻之侧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些皇族成员。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最潜在的危险。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待皇室成员，都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唐朝初期，从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到果断决绝的诛杀武韦之祸，中国历史该有的桥段，几乎都演绎了一遍。这一幕幕历史巨制，都在证明一个主题——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之争中，从来就没有人顾及亲情。

李隆基少年时，正是帝国皇室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他耳闻目睹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亲族相残和权力恶斗。李隆基带着这些宫廷惨剧的记忆，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路。在权力的世界里，人只分为两种，可利用和不可利用；事物也只分两种，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那些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人性。

李隆基的帝王生涯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自己的亲姑姑、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太平公主。虽然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取舍。在处理亲情和治理国家之间取得平衡，便是李隆基登基之初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政治问题。

睿宗李旦共有六个儿子，除一人夭折外，余下是长子宁王宪、次子申王捴、三子玄宗、四子岐王范、五子薛王业。史料记载，在李旦降为皇嗣幽闭宫中的日子里，李隆基五兄弟终日生活在一起，出则同游，学则同业，形影相随，兄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都居住于长安的兴庆坊中，此处称为“五王宅”。李隆基登基入驻兴庆宫后，便让兄弟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从表面上看，李隆基与兄弟并没有因为地位变化而疏远。在禁中兄弟相互见面拜跪如家人礼，在生活方面享受着统一标准。更为夸张的是，唐玄宗居然在殿中竖起五大帷幄，兄弟五人同盖一床特大号被子，同睡一张大床。

李隆基还分别于兴庆宫的西南两个方向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里成了玄宗皇帝与兄弟们把酒言欢，歌舞相谐之处。每每因处理政务而身倦体乏，玄宗就会登楼俯瞰，听一听兄弟们的琴声与歌声，心情就会为之舒畅。

花萼相辉之楼的位置极佳，李隆基只要推开自己的窗户，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就尽收眼底。对于李隆基来说，他无须走出门外，就能对兴庆宫的一切了如指掌。根据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可以看出，诸王府邸中，皇长子李宪的府邸正好处于最佳的观察角度上。李宪居住的地方与李隆基只隔着一条路与两道围墙。对于李宪和兄弟们来说，他们日常生活毫无隐私可言，一举一动完全暴露于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对于李隆基来说，权力与亲情的博弈并不矛盾。他在牢笼一般的兴庆宫里建起花萼相辉楼，听上去如诗画般美好的楼宇，有着他对亲情的理解，兄弟和睦就像花儿开放，阳光普照，人世间一切美好莫过于此。

李唐皇室是帝国权力机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帝国权力运行。隋朝时期，皇子不仅有独立的私人住宅，还有宽敞的办公府院，甚至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根据史家研究，直到唐初，军队都还没有完全国家化，皇帝诸子皆封王，诸王拥有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军队国家化要到玄武门之变后才得以实现，唐太宗登基后，方真正全面掌握了国家军事权，诸王的权势得到极大制约。然而太宗贞观年间，皇子仍然实力强劲，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和支持力量，当时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权争，以及晋王李治最终被立为皇储，背后都交织着众多权臣的博弈与争夺。

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清洗李唐皇室，帝国的宗室制度遭到重创。这一时期，睿宗李旦由皇嗣降封为相王，被安置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以便被监视与控制。睿宗诸子则被集中安置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此后这五名皇子随武则天从幸长安，又被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

李隆基登基后，重新建立了宗室制度。尽管如此，李唐皇室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已经无法与太宗和高宗时期相比了。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宗室诸王出任地方长官者很多。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之中，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所杀，李玄霸早夭，第五子在起兵之际被杀，其余十七子在唐太宗时期都出任一定的官职。唐太宗自己的儿子也多出任地方长官。高宗时期，高祖及太宗诸子之中，出任地方长官者先后达到二十余人。

武则天逐步蚕食皇权之后，开始着手削弱李唐皇室的力量。于武则天而言，地方上的皇室宗亲是权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她借由徐敬业叛乱和李唐诸王举兵，将前几代君王的皇子们全部纳入清洗范围，庞大的李唐皇室体系差点就被她掘土刨根。李氏王族拱卫皇权的制度在武则天的刀锋之下，已经被血腥破坏殆尽。皇室宗亲不要说拱卫皇权，就连自保都成了大问题。

说到“五王宅”，我们不能不提“十六王宅”，虽然这只是玄宗皇帝执政期间修建的一处皇家宅第，但是政治功能与五王宅是同样的。十六王宅位于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边的永福坊和兴宁坊，最初称为“十王宅”，后更名“十六王宅”，出现于开元年间，是当时皇子集中居住的地方。

李隆基执政初期，皇子年纪还小，居于宫内。随着皇子日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玄宗便下令在长安城东北安国寺东附苑城内修筑大宅，让多位皇子在其中分院居住。十六王宅就是王子皇孙的门户，皇子的生活起居，由宫中宦官密切照料，一日三餐由家令侍奉，同时还请官僚集团中的大儒之士做皇子侍读，专门讲授诗书，进行严格培养。

唐玄宗李隆基一生生育子女五十九人，在其生育的三十个男孩中，最后存活下来的有二十人。随着皇子们陆续成家生子，原先的宅第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又在华清宫的旁边修建了十王院、百孙院。这些地方有专门的宫人配给和物资供应，生活起居基本上可以在其中进行，不需要与外界交通。王孙纳妃嫁女，也都在十王宅中。不仅如此，皇太子也不在东宫单独居住，而是在十王宅中辟出一处可以车马往来的单独别院。太子府的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一样，都在长安城崇仁坊的礼院举行。

唐玄宗所设立的五王府、十六王宅、百孙院，完全照搬和沿袭武则天幽闭皇子于宫中的套路。不同的是，唐玄宗这么做打着“孝亲”的旗号。武则天的做法让皇子们感受到的是冬天的肃杀与冷酷；而李隆基的做法像是四月的暖风，熏得皇子们的骨头都酥软了，在浑然不觉中丢权丧志。李隆基让皇室成员对权力的刚性诉求化为一种情感行为，人类的情感很容易被外在形式所触动，而一旦被触动，往往会自动解除防备的外壳。

李隆基对自己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

即位初期，玄宗外放诸王到地方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唐玄宗又将皇族诸王陆续召回京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当然这种控制是一种怀柔似的“圈养”，让他们在宫中享受皇族应有的尊荣，可始终不让他们染指权力。

李隆基在这里倡导的是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哲学。李隆基让权力集团内的儒学大家给皇子们办讲座，内容无外乎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去活，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权贵不过是为了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那些虚无缥缈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最接近人性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接受者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颓废的情绪中。

诸王的宫中生活并不枯燥，可以说非常丰富。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玄宗。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别墅追赏，每天的娱乐项目都排得满满的，不绝于岁月矣。唐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方式。唐玄宗应该算是大明宫的首席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

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李隆基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就这样，唐玄宗以“友悌”的名义将兄弟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现在，天下人又都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沐浴着盛世来临前的曙光，李隆基需要做的就是展示一个盛世帝王的仁义。虽然李隆基没有读过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可是其中的文字像是为他量身定制：“君王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每当看见那些困于宫中的皇室诸王将过剩的精力用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上，借以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李隆基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愉悦。李隆基继承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政治智慧，手法也更加老到，更加圆熟。李隆基宁愿让皇室诸王过着像猪一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愿意他们过着像猴一样精明的算计生活。那些被困于一隅的皇子们也乐于做一个知足者，以消除李隆基对自己的疑忌之心。与活着相比，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他们品尝到的权力滋味的确过于酷辣。

兄弟五人将五王宅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他们或讲书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演奏音乐。宁王宪擅长吹笛，岐王范擅长弹奏琵琶。李隆基经常和兄弟们一起合奏歌唱，放松权力带给自己的压力。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不免有些许担心，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非常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作为帝王的李隆基，很愿意看见兄弟们每天在卧榻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用再担心有人来夺取皇权。

李隆基对于皇长子李宪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毕竟自己的皇帝之位是李宪让出来的。李宪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于是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储位问题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

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是宁王李宪让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对兄长的感情异于其他兄弟。而宁王李宪也就在李隆基的特殊“关怀”之下，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刻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字字句句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唐玄宗的怀柔政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兄弟情深的佳话。首先是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满足，“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以来，只有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数量多于李宪。

其次是在精神上给予诸王最大的慰藉，物质享受对于生于帝王之家的皇子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薛王业患病期间，李隆基根本无心上朝，派使者往返探望，禀报病情竟然达十余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官员们看的表面文章。退朝之后，李隆基又亲自为弟弟煮药，在吹气调节火候时，突然风回，火苗扑向他的脸上，点燃了胡须，左右慌忙惊救不已。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服药能够使弟弟病愈，胡须烧焦了又何足惜。

李隆基是个政治权谋家，他能够在权力和亲情的夹缝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左提右挈，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与太平公主进行权力角逐，使亲情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可是他在稳固权力时，没有继续使用屠刀政策，而是一直在用“孝亲”的伦理观念。对于受其恩惠的皇族诸王来说，在亲情的熏风软雨中主动交出权力，总好过幽暗血腥的宫廷岁月。

时任内直郎的韦宾是薛王业妃子的弟弟，他和别人私下议论涉及皇权体制的问题，这显然犯了帝王大忌。事情发生后，李隆基大为震怒，杖杀韦宾。薛王妃害怕受到牵连，终日忐忑，坐等命运的裁决。就在这时候，唐玄宗召见了自己的皇弟，薛王业接旨后惶恐不安，在宫殿外徘徊良久，始终不敢面见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走出殿门，扶起薛王业，然后给了一句宽慰之语：“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轻易猜忌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薛王业听到这句话后内心所起的化学反应。

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之后唐玄宗还是适时推出了一道《诫宗属制》，“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也就是限制皇室成员的行为自由，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有了这样一项制度，诸王们都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只好做个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王子，如此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自然解除了。

然后李隆基又专门设宴招待薛王，下旨安慰薛王妃，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他们。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规则是难以更改的。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李隆基展示他“孝亲”的一面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政治就是演戏。”而前期的李隆基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当然皇室诸王对李隆基的心思也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当时有几个官员喜爱书法，和岐王范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到岐王府饮酒赋诗，欣赏书画古迹。唐玄宗知道以后，将这几个官员全部贬离京城，不过对岐王范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情深义重。

岐王范病逝的时候，李隆基悲痛不已，特地停朝三日，亲自书写《道德经》，为他追福，数十天撤膳吃素，在官员的一再劝说下才恢复进膳。诚如史书所载：“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可是在兄弟纵乐嬉戏的背后，李隆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剥夺了五王过问政治的机会。

为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政治，唐玄宗的做法甚为严厉，皇室子嗣分割削弱政权的机会由此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应的，其拱卫补充皇权的作用也同样丧失。

唐玄宗为了加强君权，对皇族诸王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皇族成员的地位也一路看跌，逐渐混同于普通世族。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李隆基对任何威胁皇位的人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了强化君权，消减皇室宗亲对皇位的威胁，他并未恢复唐高祖创立，太宗、高宗两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任用皇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此时的皇室宗亲虽然加“遥领节度大使”等称号，但是不再赴任，徒有虚名而已。

高祖、太宗时期为帝国的巩固时期，高宗时期为帝国的发展时期，玄宗时期已逐步进入繁荣时期。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根基已经十分稳固，当时唐玄宗以为“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唐玄宗鼓励宗室及大臣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李隆基执政期间，为了限制皇室诸王的权力，除了在精神生活方面让他们陷入迷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帝国建立初期，李唐宗室诸王所娶的王妃有不少是朝廷重臣之女。这一时期，皇帝对自己的子嗣还是比较放心的，并不担心他们会和妃家联起手来对抗皇权。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妃家的势力。

唐玄宗时期，出于防范的目的，对皇室诸王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种种限制。所谓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王妃的家庭背景。在唐玄宗的干预之下，皇室诸王所娶的王妃大多不是朝廷重臣之女，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之家。

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打破他们强强联手的权力递增法则。皇族成员与妃家相互联手就可能威胁到皇权。唐玄宗的十三子一孙的妃子中，妃父官品普遍较低，没有一人是李隆基信重的大臣。

唐玄宗生于皇家，身为帝王，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他既要维护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力图不伤害血缘亲情，确实很难。李隆基的高明之处在于处理权力与亲情时有礼有节，他的举措如同权力世界的化骨绵掌，游走于有形无形之间，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权力的运用与形象的维护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历史不缺乏变态的权力者，很多权力者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做法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但李隆基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以政治利益为实现孝亲的最高原则，当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血缘亲情发生冲突时，政治利益至上，当二者可以两全时，极力两全。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都在权力与孝亲的夹缝里寻找最大的生存空间。

“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李隆基为这句话做出了最为恰当的诠释。帝王虽然与普通人的人伦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仍能做到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实践孝悌，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李隆基之后的历任唐朝皇帝，大多继承了宗室管理制度，并不断强化。在这一体制下，宗室诸王完全失去了镇守地方的实际权力。在战乱之时，皇帝信任和倚重的人是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玄宗不得不“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当然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玄宗所确定的宗室管理政策。

七 天宝十四载的罪与罚

唐，天宝年间，长安城浮香似梦。这一日，酒肆茶轩依旧喧嚣。各种坊间逸闻，照常伴着杯酒清茶传扬。此时人们正津津乐道的，是数日前宫廷里的一场闹剧。这一年正月二十，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和杨贵妃作为干爹干妈，当然赏赐了很多珍宝、衣服、酒食。三天后，杨贵妃命人用锦绣绸缎缝制了一件特大的襁褓，然后召安禄山入宫，让宫女和宦官用襁褓将其团团裹住，装在彩轿里抬着走。玄宗听见后宫忽然一片嬉戏喧哗，忙问在搞什么名堂，左右答曰：“这是贵妃分娩的第三天，所以在给禄儿洗澡（民间的‘洗三’习俗）。”玄宗赶紧跑过去看热闹，一看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襁褓里头，仅露出一张憨厚的胖脸，不禁捧腹大笑。

干儿子“洗三”了，他这个干爹当然要有所表示。玄宗随即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一家三口”又嬉闹了大半天，才尽欢而罢。

从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这一天起，安禄山就有了自由出入宫禁之权，之后他经常陪杨贵妃一起吃饭，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留宿宫中。时间久了，宫中自然就传出了两人的绯闻。朝野上下的人私底下议论纷纷，都怀疑堂堂一国之君被那个像猪一样胖的胡人戴了绿帽。不知道为什么，李隆基自始至终没起过半点疑心。见安禄山胖得连走路都困难，李隆基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赤心！”逗得皇帝龙颜大开。

1.为盛世敲丧钟的人

天宝十载[1]（751年）二月，安禄山向玄宗皇帝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非分的请求，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没有“满足”两个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隆基居然满口答应下来，并随即将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很快将该职务交到了安禄山的手上。

河东镇，与朔方镇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此时的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有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大唐开国一百多年，外姓武将封王者，也只有安禄山一人。安禄山究竟是何许人也？

安禄山是营城柳州人（现辽宁省朝阳市），他的父亲是西域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安禄山从小就混迹边疆，懂得九种少数民族语言，于是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也就是周旋于胡人与汉人之间的经纪人。复杂的社会阅历造就了安禄山善揣人意、利益至上的本性。有一次因为偷羊遭追捕者围打，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要按律法处死他，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张守珪见其言貌不凡，收在部下。此人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内心却狡黠异常，作为胡人的他更懂得“大智若愚”的汉人哲学。

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憨头憨脑的胖子会“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 这个昔日的偷羊贼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久久不愿离开……他笑起来一条缝的眼睛里能看见什么？他圆鼓鼓的脑袋里又能想些什么？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到底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载，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异军突起需要感谢一个人——宰相李林甫。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上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状态。庙堂并非易居之地，这是权斗的杀场，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在李林甫看来，权力世界就是一座危险的丛林，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射出夺命的利箭、蹿出一头嗜血的猛兽，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在李林甫任期内，李隆基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中，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更加深入和全面，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朝政基本处于李林甫的“独裁”阶段。之前，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刚刚登上帝位的李隆基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李林甫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政权是繁荣的，对外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他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开始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为了应对权力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李林甫开始对朝廷高层进行组织机构改革。

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李隆基提出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自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李隆基追慕太宗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一是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安禄山就担任了十四年平卢道节度使。二是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二十六万七千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十八万三千人。三是重用番将，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番将。此前唐廷对于番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地方大员。四是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其对中央的离心力。

就连高力士都曾经向李隆基表示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一共拥兵三十三万一千五百人，战马五万六千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很近，李唐王朝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

在唐玄宗之前，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这就像绑在边帅身上的三根绳索。有了这三根无形的绳索，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谁也不会想到，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突然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根绳索。

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李林甫改革，让帝国各处的军政领导者都成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为帝国边乱埋下了伏笔。李林甫专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隆基执政后期耽于酒色而日渐昏庸。

李隆基在位已逾三十年，先前的进取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懒于过问政事。一个男人的苍老除了岁月的侵袭，还有酒色的浸泡。就在一年前，皇帝身边最为亲信的宦官高力士就曾经提醒过“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这个聪明的宦官，有时候比皇帝还要清醒。站在封建正统的角度分析，高力士应该算是宦官中的好人，一生尽职守忠，倒也没有做出专权祸国、图谋废立等不轨行为。《新唐书》上说他“生平无显显大过”，算是对他较为公允的评价。没想到，高力士说的这番话竟然言中时局。

已进入暮年的唐玄宗对帝国的政事已经不再充满热情，甚至表露出隐身幕后的意愿。他对宦官高力士说：“既然天下无事，我想做一个无为而治的皇帝，将政事全部交给李林甫。”

上天显然不愿意轻易放过对他的考验，安禄山造反，是李隆基始料未及的。

这时候，帝国的政治局势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李林甫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全力编织着自己的天罗地网，尽管如此，还是有两条大鱼闯入帝国权力中枢，成为权力斗争的漏网之鱼。这两条漏网之鱼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杂胡”安禄山是李林甫的漏网之鱼，李隆基的非正宗小舅子杨国忠也算一条。

李隆基对于李林甫的骄横跋扈抱有宽容之态，他在西逃蜀地的途中对陪伴在身边的官员谈及李林甫，“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只是“妒贤嫉能”。当问及李隆基为何久任李林甫以至误国时，老皇帝“愀然不乐”，似有难言的苦衷。

李林甫大权独揽，在帝国高层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网络。李隆基后来已经有所感觉并欲清除，无奈李林甫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到了这个程度，唐玄宗在择相问题上所持的制衡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只能让李林甫一人独大，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

李林甫在宰相的高位上待了十九年，这固然是由于他的政治手腕所致，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风格符合晚年李隆基的口味，这是李林甫能够长期受到君王宠幸的根本原因。

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李隆基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亲近交结，一旦对方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有威胁，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猾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

可作为当事人的李隆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李林甫是一个善解人意，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特别顺手的官员。不像前面几任宰相，性格过于刚烈，权力运作方式过于追求自我。

事实上，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又敬又怕、甘拜下风。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主宾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意见，会谈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可是，李林甫往往在主宾言谈甚欢的当口，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他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以后，双方再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派手下入京办差，安禄山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一切都变了，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2.帝国的农夫与蛇

历史的指针滞留于天宝十载，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日益受到玄宗的宠幸，正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这个人将对天宝末年的帝国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正是因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起兵的借口，加快了其反叛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人，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的父祖辈皆默默无闻，但有一个舅父大名鼎鼎，就是女皇武曌晚年的男宠张易之。

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要想在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天宝中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天宝十一载（752年）四月，李林甫、王和杨国忠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

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这场权力赌局只剩下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人，他们的巅峰对决时刻也随之到来。“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杨国忠与李林甫的权力值遵循的是跷跷板定律，此消彼长，你高我低。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曾经权势熏天的李林甫已成强弩之末，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双双进入倒计时。

两个人斗得不亦乐乎，远在范阳的安禄山也有自己的权力小九九。本来李林之争与他并没有多少关系，可他还是希望出局的那个人是李林甫。

在时间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挣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的李林甫，终于无奈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双手。杨国忠带着七分欣喜三分谨慎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

自认为“怨仇满天下”、总是夜夜惊梦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将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永远不用醒来的长梦。树欲静而风不止，就算是一个死人，要想拥有一个不受打扰的千秋大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天宝十二载（753年）正月，还未及入土为安的李林甫被他的接班人、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揪住不放。杨国忠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李林甫死了，最高兴的不是杨国忠，而是安禄山。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做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做假证出卖他老丈人。面对死无对证的指控，李隆基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他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就连他的棺材也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平民的葬礼。

此时的杨国忠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李林甫死后，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二十年来，朝廷已习惯于李林甫的控制，几次权力清洗，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已经死亡，或在地方任职。

李隆基已无法起到积极作用，前四十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李林甫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宰相继承人们的上升通路堵塞了。

对于李隆基来说，此时的他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尽管杨国忠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还与玄宗有亲戚关系，却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登上权力巅峰后，也不是人人有所忌惮，至少有一个人就对他极度鄙视。此人就是和他联手对付李林甫的安禄山。

李林甫的突然离去，使得帝国权力舞台上的两大重量级人物直接对抗。面对安禄山这样的对手，杨国忠并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毕竟此人手中握有重兵，皇帝与杨贵妃又对他宠信有加。身为帝国宰辅的杨国忠无法容忍有人在权力舞台上抢去自己的风头，安禄山的胡旋舞让他感到头晕目眩。

虽然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有巨大的作用，但安禄山传奇经历的真正开端，还得算他投身军营。安禄山具有“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等多重性格特质，与他多年游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混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得来的实战经验是最实用的学问。

安禄山在唐朝边疆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他充分利用自身的才智，在帝国的东北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功。天宝元年（742年），李隆基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这里的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起兵反叛之前，不仅身兼三镇节度使，有亲王的封爵，还兼领河北、河东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群牧使、闲厩使，能够控制边地牧场和马匹，职权渗透到陇右（西北）地区。妻子为命妇、儿子得恩赏，京城之内赐豪宅，平日美馔珍馐，更是无以复加。安禄山所得封赏、爵位、官职、恩宠、身份，在当时任何一个胡人都无法与之比肩。

提拔为平卢节度使与安禄山多年的苦心经营有很大关系。他经营权力的手法非常简单，越简单往往也就越有效果。安禄山采用的手段是贿赂，与他有过交集的帝国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拉下水的。这些官员本该是皇帝监视安禄山的耳目，现在却主动替安禄山释放烟幕弹迷惑玄宗。等到玄宗发现问题时，事态已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安禄山虽然是个胡人，可是在洞悉权力场的游戏规则时，他不输给任何一个汉臣。他把个人才华和玄宗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让玄宗把他当作可以依仗的“万里长城”。同时他又巧妙地利用中央朝廷的关系寻求权力代言人，积极营造个人发展的条件，善于把握机遇，顺利进入高层视野并成为皇帝的“宠儿”。

在各种演义类的小说里，安禄山、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安禄山始终以一副愚憨之态示人，在皇帝和杨贵妃面前大演忠心耿耿的戏码。安禄山赢得皇帝的欢心，有三件最著名的事可说。

第一件是他当庭跳胡旋舞。胡旋舞是唐朝时从西域传入的一种乐舞，精通音乐的唐玄宗十分喜爱。安禄山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三百斤，尽管胖到如此地步，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令许多专门的伎人都汗颜。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安禄山竟能完成难度极大的胡旋舞，怎能不让李隆基欣然。

第二件事发生于一次初春的朝会上，李隆基命安禄山晋见皇太子李亨，可他见面后始终不肯叩头。理由是自己只跪拜皇帝，不跪其他人，包括太子。安禄山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位居显位的地方大员怎能不清楚太子的显赫地位？安禄山摸透了李隆基的心理，一个成功的政客当然也是高明的心理学家。唐玄宗最怕的就是太子与握有兵权的将领联合起来反对他，看透了这一点，安禄山见到唐玄宗与太子时，才会故意装糊涂，冷落太子，说自己作为胡人不知太子是何职，只知效忠于皇上。

第三件是安禄山申请做杨贵妃养儿，此举得到皇帝的准许。这一年安禄山已经四十五岁，比杨贵妃年长十六岁。自此以后，安禄山朝见，都要先向贵妃行礼而后再拜见玄宗。他的理由是：“番人先母后父。”安禄山博得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信任，每次入京朝圣，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甚至与杨贵妃传出绯闻。

天宝十载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法国作家伏尔泰写过一个故事：一个本性暴躁、行为乖戾的人晋见国王，粗野的表情变得柔和了，粗暴的声音变得温和了，国王没能从他紧绷的面孔识破伪装的善良，后来他和国王一起被俘，同为囚徒，因在给国王脱马靴时动作粗野，国王发了火，他竟一怒之下把国王杀死，还把靴子扔到窗外。小人得志，预伏大祸临头。流氓本性，商人品质，嘴甜心狠，内阴险外粗放，最善伪装者安禄山也！

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还心存忌惮，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安禄山根本没放在眼里。安禄山对杨国忠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当面向李隆基提。最早向李隆基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是杨国忠。杨国忠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为了固权保位。他怕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安禄山要造反！

李隆基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会造反。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接到玄宗的诏书，安禄山就日夜兼程从范阳赶来了。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其实李隆基也吃不透安禄山，只能用恩宠加以笼络，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对方的忠诚度。那些品质恶劣之人，若具备一定的本事，就会成为有能量的小人。这种小人擅于抓住一时的机遇，能给他多大的信任，他就能酿成多大的祸端。李隆基曾经打算提拔安禄山为同平章事（宰相），遭到杨国忠的反对而作罢。唐玄宗为了试探安禄山，将其召唤到身边逗留了两个月。回范阳前夕，李隆基在望春亭为安禄山饯行，亲自斟酒三杯，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叩头谢恩。

3.转折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整个长安城笼罩于一片萧瑟之中。京都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儿勃勃的生命力，偶尔见着太阳，也总是隔着厚厚的帘幕，树上未落的叶子有气无力的挂在树梢。按照惯例，皇室成员每年都要于冬日极寒到来之际，移往华清宫（今陕西西安南骊山上）避寒。

玄宗皇帝李隆基带着贵妃杨玉环以及跟贵妃有关的诸杨，一路上席天卷地。京郊的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奢华的排场的新鲜感，皇家的威仪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厌恶与嘲讽。盛世背后，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而贫富差距又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时候的李隆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处事果决的临淄王，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圣君明主有了很大的距离。时间对于世人来说就是一把无情刀，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在时间的转换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平淡。对于帝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今天的城头又插上了谁的王旗，他们在乎的只是生存所需要的现实利益。

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舟行半途，前半程马力十足，等到半途已过，帝国机器运转受困陷入难以自拔的历史旋涡中，随时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朝廷可以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却不能与它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开国初年的三十八万余户，发展到八百九十一万余户。在农业社会，户口多少就代表着生产力的高低和国力的强弱，李唐王朝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尽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佣军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

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三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须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应付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到天宝元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八万余人。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打着“奉命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发所部三镇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兵锋直指两京（长安与洛阳）。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在信息传递基本靠马的年代里，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六天之后才传到骊山华清宫。太平皇帝当久了，曾经有着强烈生存危机意识的帝王也陷入精神麻木的状态。

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已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隆基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纪年轻许多，依旧容光焕发。在李隆基看来，杨贵妃的绝世美貌是上天赐予自己最完美的礼物，是对自己开创一个盛世的最好奖赏。一个七十岁的男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也需要爱情的滋润，那会让他感觉这个世界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里，女性连政治的配角都算不上，能够有幸载入史册的少之又少，即使载入也是寄居式的。一种是一生都在依靠男性权力的美丽女性，另一种是前期依靠男性权力，后期主动获取权力的女性。唐朝是中国女性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时代，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杨玉环，她们用女性的特质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道阴郁妩媚的色彩。

虽然二者都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她们不甘于做权力的配角。炽烈的权力之火烘烤着她们，她们用区别于男性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对权力需索也是被动的，她们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也不想参与政治，更没有权力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至京师，李隆基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方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恶禄山者诈为之）。在此之前，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作为警醒帝王的谏言，这句话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可是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既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又满世界散布言论，这种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

安禄山真正造反的消息传至长安，杨国忠长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一个赌徒终于压中了宝。杨国忠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帝国并没有亏待东北的边防军。那些边防将士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作为朝廷大员的杨国忠只顾争权夺势，并不关心时局大政的走势，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处于风云动荡中的帝国臣民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风光无限的唐明皇已经一去不复返。

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他有不臣之心的人，都被唐玄宗交由他自行处理。其实李隆基的笼络手段和过度信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来自对帝国军队实力的不自信。在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在边疆戍守作战的将士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其政治权力。

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驻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加上节度使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使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在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久任节度使，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了整个军队的支持。

李隆基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自作聪明地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安禄山等为首的地方军事集团。在这种新形势下，李隆基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复兴王朝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都会将边境线上的战备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国家的战备工作，事关生死存亡。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又称为折冲府）掌握，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如果朝廷需要征发府兵，皇帝就会颁下敕书，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若都能对合，然后就能发兵。

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爆发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更不能随意更换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这种兵役制度是为了解决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私产的问题，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府兵制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唐朝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帝国边患日深。为了对付那些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帝国的军事战略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防御战线由最初的点式防御转换为线式防御。这就要求帝国的军队有能力远征，也有能力长期驻防边境。

后来，帝国府兵制也逐步走向没落，士兵有死有逃，也不再清点补充，就连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消耗殆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更为严重的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前。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是去保卫天子的。后来宿卫的府兵就雇用顶替，类似于今天的临时保安。士兵成了军官任意驱使的奴隶，以至于长安城中的男人以做侍官为耻辱，甚至会被时人作为嬉笑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在这种背景下，应该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

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曾奏请皇帝停止折冲府下发铜鱼、木契和敕书，也就是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运转，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是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却再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因此，士大夫们以当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是招募弘骑，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滑之徒，并且大部分人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兵成了他们的副业。因此，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开元八年（720年），契丹再次起兵造反，扰乱帝国边境，并占取了营州。李隆基亲自从长安调集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可是这支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

李隆基只好另找对策，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称“健儿”，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人，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脱离了和中央的密切联系，对于中央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帝国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唐朝政府军没有如预计一般在十天内平定安禄山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而且很快就把洛阳和长安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致玄宗君臣仓皇流亡巴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两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而时隔不过半年，声称十天就能拿下安禄山脑袋的杨国忠，反而在马嵬驿被砍掉了脑袋。

安禄山刚刚起兵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叛军会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东都洛阳失守。大敌当前，李隆基却听信宦官谗言斩杀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而当大将哥舒翰在长安的门户潼关守险待机，安禄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出现了对唐政府有利的形势时，李隆基又听信杨国忠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连续不断地逼令出兵。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潼关失守。

当天晚上，长安见不到潼关传来的平安烽火，人心惊慌，顿时大乱。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来势凶猛的战争，七十二岁的皇帝不会认为自己老了。他创造了一个王朝的巅峰时刻，很多时候他会恍惚觉得，自己和属于自己的盛世都将在时间里不朽，当然还有自己的爱情。

男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始终无法重合，各行其是。对于七十二岁的李隆基来说，他的心理年龄只能算是刚刚进入而立之年。如果没有时间的慷慨与自私，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平。幸好时间还在，它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在与时间的对抗里能坚持多久。

身份虽然是对抗时间的砝码，但绝对不是决定输赢的那一个。对于李隆基来说，他的砝码至少有三块，一块是载入史册的功业，另外两块则是他所钟情的艺术和不朽的爱情。三者合一，让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间腐蚀剂，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安禄山粗暴地将他身上那件华丽的外衣撕得粉碎的时候，当政治舞台上所有的聚光灯和布景都消失的时候，当时间的潮水公平地从帝王和平民身上流过的时候……真实的一幕显得过于残忍，但让人不得不去面对，而让一个古稀老人去面对现实的残忍，就更显得残忍。

在穿过太极殿的时候，李隆基驻足停留了片刻。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难于承受。望着护送自己的皇家卫队扔下的军服、辎重，李隆基显得神色恍惚。自从唐隆政变以来，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有一天会砸到自己头上。对于那些等着看这场大戏的臣民们，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帝王，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不敢见那些大臣和妃嫔，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饱含嘲讽。

这一天，跟随李隆基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他无情地抛弃在身后，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

在逃亡的路上，玄宗心里还偶尔会惦记那些即将在战火中受煎熬的百姓。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将来落入贼人之手。”李隆基无比厌恶地瞪了杨国忠一眼，然后满脸哀伤地望向那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料到，它会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因为从长安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发号令，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也窝了一肚子火。

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

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并不是一个莽撞的武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对于兵变这种事，他比一般人更为轻车熟路，也更为成熟和冷静。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就意味着要和皇帝翻脸。换句话说，诛杀宰相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清君侧”，说难听点就是逼宫，就是谋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他必须为这场兵变寻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使行动更具合法性。

谁最有可能作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答案只有一个——太子李亨。早在李林甫当政期间，杨国忠就曾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及至杨国忠当权，他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陈玄礼找到东宫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太子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只要不反对也就等于默许。

恰巧当日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一批吐蕃使节正围在杨国忠马前诉苦，陈玄礼见状，顿时灵机一动，忽然回头对部众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杀了他！”士兵们随即一拥而上，有人马上张弓放箭，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大惊失色，慌忙掉头而逃。可他刚刚蹿进驿站的西门，哗变士兵就追上了他，一人一刀下去，转眼就把他砍成了一堆肉酱。随后，余恨未消的士兵们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了驿站的大门上。

将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一个人，是当时的人们冤枉了他，也可以说是高抬了他。果真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才能轮到杨国忠。追究祸乱元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谁给了安禄山扩充军力、不断坐大的机会。玄宗长年不至洛阳，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手握重兵的安禄山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发动了这场颠覆性的叛乱。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把吃饱的感觉归功于第三个馒头。哗变士兵杀了杨国忠后，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生出了发泄和杀戮的快感。杀一个人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那就干脆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家伙通通杀了。反正事情已经闹开了，索性就把它闹大。乱兵们紧接着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崔方进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指着士兵们说：“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就飞离了身躯。

此时，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玄宗拄着手杖，趿拉着便鞋，踉踉跄跄地来到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的士兵们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各自回营。可大兵们却一个个鼻孔朝天，对皇帝的一番好言好语置若罔闻。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片刻后，高力士把答案带回来了。他转达陈玄礼的话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李隆基的心上，让他顿觉天旋地转。他万万没有料到，士兵们到最后竟然会把矛头指向杨贵妃。在玄宗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个女人，而且从来没有干预朝政，何苦跟她过不去呢？然而，这只是玄宗的个人想法。

在当时的人看来，正因为杨玉环是个女人，而且有着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才会让玄宗堕入情网、不可自拔，从而荒废朝政、宠任奸佞，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给天下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杨玉环就跟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一样，属于红颜惑主、狐媚误国的典型。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玄宗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然后转身踱回驿站。

在大门后面，玄宗避开众人的视线，这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默默伫立了很久。这时候，没有人看见一颗骄傲而脆弱的灵魂正在战栗和哭泣；这时候，更没有人去聆听一个老人那颗热烈而苍凉的心在时间里破碎的声音。这些时日以来，他和杨玉环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经常在梦中高声惊叫，她整夜整夜数着念珠为他祈祷。

他也知道，今天这些哗变士兵要是达不到目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要做最后的挣扎——就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行将溺毙之前所做的那种无望的挣扎。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将士烦躁不安的叫骂声，局面随时有可能再度失控。

最后的时刻，最了解玄宗也最忠于玄宗的老奴高力士，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高力士的话一下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这根本不是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而是既然将士们铁了心要杀贵妃，陛下您究竟做何选择的问题。

要么忍痛割爱，壮士断腕，要么和贵妃共赴黄泉路。事已至此，李隆基彻底绝望。他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了一间幽静的佛堂里，在此与爱人诀别。李隆基不是普通的男人，是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送人上天堂，也可以送人下地狱。可这一次，他要送的人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两人对泣片刻，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皇上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李隆基哽咽着说：“愿妃子善地受生……”话音未落，他便艰难地转过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杨贵妃跪在佛像前，平静地做完最后一次礼拜。等她站起身，高力士手中的三尺白绫就套上了她的脖颈。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也让多情的李隆基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十六年前，高力士负责把杨玉环带到玄宗身边；十六年后，他又负责把杨玉环从玄宗的身边带走。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惊艳最华丽的部分，从此永远凝固在了泛黄的史册中。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巅峰，那么杨玉环就是绝顶之上一朵灼灼绽放的盛世牡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是幸运的。因为，正是有了富贵雍容的盛世作为底色，她的爱情故事才会被渲染得如此鲜艳妖娆；正是有了锦绣华章的时代作为舞台，她的生命之舞才会摇曳得如此绚丽多姿、华美无双。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盛世背后就是乱世的深渊，霓裳羽衣歌舞未歇，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刹那之间，盛世崩塌，红颜凋零。当初的艺术和爱情越是令人心醉，此刻的诀别和死亡就越是令人断肠……

传统史家很多时候将盛世的终结归咎于红颜祸主、狐媚误国，他们从未曾细想：这一介红颜，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又怎堪为盛世的终结承担罪责？其实，杨玉环们也只能被迫地成为一个夭折盛世的殉葬品。像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起因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只有将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晰、透彻地看到历史的真相。

乡民父老遮道请玄宗领导抵抗安史叛军，贪恋生命的玄宗哪里听得进去。他在百姓转请之下留下太子李亨敷衍，自己则仍不放弃皇位，马不停蹄地逃到了蜀郡。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宣布称帝，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重新积聚力量，借助回纥收复两京，最终平定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浩劫之下山河破碎，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唐玄宗亲手酿成的安史之乱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他的浪漫爱情，更葬送了唐王朝的赫赫国威。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

公元758年玄宗返回长安，在儿子肃宗的猜忌和软禁下度过了几年凄凉晚景。

[1] 唐朝从天宝三载开始改“年”为“载”，至乾元元年复改“载”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