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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地北天南叙古今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关系千万重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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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of No Significance
”,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
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
﹝1﹞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
﹝2﹞

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
,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注释

﹝1﹞
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2﹞
此人官至吏部尚书,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见本书第一章。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1﹞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
﹝2﹞

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3﹞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9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4﹞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5﹞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
﹝6﹞

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7﹞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穿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8﹞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
﹝9﹞

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覆。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10﹞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9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八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
﹝11﹞

可是直到15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
﹝12﹞

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
﹝13﹞

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二十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四十五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4﹞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
﹝15﹞

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祀,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
﹝16﹞

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
﹝17﹞

尽管如此,在他御宇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18﹞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揆”,即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褫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
﹝19﹞

除了首揆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
﹝20﹞

学习完经书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当天臣僚上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在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因为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
﹝21﹞

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四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 1572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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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23﹞

物力的节约也在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各宫院都有鳌山烟火和新样宫灯,辉煌如同白昼。在张居正的提议之下,这一铺张浪费的项目遂被废止。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潢宫室以表示孝思,张居正却认为各宫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他又针对万历关心宫内妇女喜欢珠玉玩好一事,指出为人主者,应当随时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于珠玉玩好,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亲垂关注。
﹝24﹞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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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两千口之多。
﹝26﹞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14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
﹝27﹞

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因为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拿了一匹这种劣质棉布呈进于慈圣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毋须向法庭报到,他所受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自信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业已禁绝。
﹝28﹞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后,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拜谢菩萨的保佑,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29﹞

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二十至三十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宫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礼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30﹞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矫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例行的批语,不到10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12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宇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恕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诩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如此,留亦无益。
﹝31﹞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褫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廷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教训,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
﹝32﹞

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分却是宦官。
﹝33﹞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34﹞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
﹝35﹞

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9岁临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多年之后,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形,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冯两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士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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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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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前几十年就曾出现过刘瑾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的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38﹞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
﹝39﹞

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15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40﹞

然而官员们的反映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27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有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他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士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四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并予以“削籍”,即褫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打二十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41﹞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弼,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五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宫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炬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老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弭,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42﹞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谤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上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三个月的睽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
﹝43﹞

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帝年仅十四,皇后年仅十三。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在实际上,她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
﹝44﹞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群阉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闯。1580年,万历已经17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传旨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奏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结果是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责打一顿。全部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和张先生商量,订出切实的改过方案。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45﹞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一人私有,皇帝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关系都合理合法。作为法定的妻子,天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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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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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9岁至14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48﹞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王娘娘,万历称之为恭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
﹝49﹞

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仅57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在他去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50﹞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万历时年已经18岁,但对这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51﹞

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52﹞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53﹞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
﹝54﹞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左传》中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作为国君,他只能主持祭祀一类的仪式。当日伺候万历看戏的人都会看到他的反应,戏台下的皇帝和戏台上的国君同样地不舒服。
﹝55﹞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56﹞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
﹝57﹞

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58﹞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
﹝59﹞

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
﹝60﹞

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
﹝61﹞

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五百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62﹞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
﹝63﹞

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翦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
﹝64﹞

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没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
﹝65﹞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蠹国,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因为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66﹞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67﹞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
﹝68﹞

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69﹞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纳,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构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70﹞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鬻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
﹝71﹞

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书中接着说,当著者摈斥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同谋,骗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认,他当时确实说过皇上只有9岁,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14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作为诬陷的根据。
﹝72﹞

第二,即所谓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阳历2月20日,也就是万历登极、高拱被逐以后半年,当日清晨有一个人乔装宦官在宫门前为卫士拘留。经讯问,此人供称名王大臣,以前在别人家里充当仆役,现在没有雇主。这种闲杂分子在禁卫森严的宫门口出现而被拘留询问,过去也不止一起地发生过,但这个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则始终没有弄清楚。

《病榻遗言》的作者高拱,坚决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岂不要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策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地的工具。于是冯保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招认是受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鞫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
﹝73﹞

冯、张的计划没有实现。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这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刺皇帝,下场决不能美妙到不仅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药放在酒内,逼令王大臣喝下去,破坏了他的声带。两天之后公开鞫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时处决,以免牵累这项阴谋的参与者。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十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因为他还模糊地记得,十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张先生叮嘱皇帝要谨慎地防备这种图谋不轨的报告,还仍在文书档案之内。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送御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因为审讯记录上只写着王大臣胁下藏有短剑两把,别无详情,此案的结果则是王大臣经过审讯后在1573年阳历3月25日处决。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经成年的皇帝大为不满。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申时行说,事情已经过去十年,除了冯保以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于事无补,反而会有不少人无端被牵连,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的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继续被揭发。有一种说法是张居正生前竟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政变的后盾。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两件事实作为根据。其一,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所出的题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说皇位属于有德者,应当像舜、禹之间那样,实行禅让。这样居心险恶的题目,对张居正为劝进,对天下为舆论的准备。其二,张居正经常处于佞幸者的包围之中,他们奉承张居正有人主之风,而张居正竟敢含笑不语。对于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说,过错也并不能直接归于张居正；对于后者,不妨目之为骄奢僭罔,这些都还可以容忍。最使万历感到不可饶恕的是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为当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贤相,辅佐成汤取得天下。成汤去世,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太甲无道,伊尹就废之而自代。经过三年,直到太甲悔过,伊尹才允许他继续做商朝的君主。由于十年来的朝夕相处,万历对张居正毕竟有所了解,他并不相信张居正真有谋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张居正以师尊和元辅的身分经常对皇帝施加压力,难道不正是当年伊尹的翻版吗？张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岂非无道的太甲？

对于张居正及其遗属的处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尽管情况仍在进展,但是他仍想适可而止,以全始终。又过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5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攘夺府邸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逭,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
﹝74﹞

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没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没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的估计。
﹝75﹞

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十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三十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76﹞

抄没后的财物110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她正在为她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悼不已而无心置问。李伟死后被封为国公,并允许长子袭爵。要是张居正还在,这种本朝所未有的殊荣旷典是决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会用爱惜朝廷名器这一大题目出而作梗。仅凭这一点,慈圣太后也不可能再对张居正有任何好感。
﹝77﹞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士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
﹝78﹞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四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9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
﹝79﹞

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至于房屋或卖或租,对国家大事则无关紧要,就不必琐碎饤饾地加以记录了。

注释

* 本书中所叙皇城及紫禁城的轮廓及各宫殿的名称,所据为《春明梦馀录》。宫廷中的生活,以《酌中志》所记为最详,《宛署杂记》也有记载,《菽园杂记》所记各节,则在本书所叙述的时代之前。

﹝1﹞
见《神宗实录》页3398,《万历邸抄》卷1页349所记与《实录》稍有出入。万历并没有举行这次午朝。《大明会典》卷44页10所叙万历午朝,实际上是张居正当国时代召集少数大臣在御前询问,和一般的朝会不同。参见《实录》页1568。

﹝2﹞
据《大明会典》卷39页1―7；《春明梦馀录》卷27页5；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43、188。

﹝3﹞
《穆宗实录》页1537―1543、1585―1586。

﹝4﹞
各种仪式的记述,可参阅《大明会典》及《春明梦馀录》的有关章节。献俘的详情据《涌幢小品》卷1页18―19所记加以描述。该书所叙献俘的时间稍后于1587年。

﹝5﹞
《神宗实录》页1432―1434、3339。

﹝6﹞
《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00、4948。

﹝7﹞
《神宗实录》页3100―3101、3117―3118、3131。

﹝8﹞
《大明会典》卷60页1―31。

﹝9﹞
《明史》卷49页555―556；《大明会典》卷51页1―6；《春明梦馀录》卷15页16―18；《宛署杂记》页116。

﹝10﹞
《大明会典》卷44页11―12、22―32。

﹝11﹞
《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14。

﹝12﹞
《孝宗实录》页2449。

﹝13﹞
《武宗实录》页3689。

﹝14﹞
《穆宗实录》页246；《春明梦馀录》卷23页27。参见《病榻遗言》卷1页14、19。

﹝15﹞
《神宗实录》页145―146。

﹝16﹞
《神宗实录》页3341、3375、3455。

﹝17﹞
《神宗实录》页4104。

﹝18﹞
《明史》卷213页2479,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60。

﹝19﹞
《明史》卷14页1483；《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神宗实录》页1369、1529；《酌中志》卷5页29、卷22页195。

﹝20﹞
《神宗实录》页151―153、1009、1040、1465；《大明会典》卷52页5―6。

﹝21﹞
《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90、4948。

﹝22﹞
《神宗实录》页229―230；Science and Civilizationin China
,卷3页425―426。

﹝23﹞
《神宗实录》页2、279、606、774、1737；《酌中志》卷7页30；《春明梦馀录》卷6页13；《宛署杂记》页179。

﹝24﹞
《神宗实录》页520、778―779、139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1。

﹝25﹞
《春明梦馀录》卷6页15―17；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章8页256、359n。

﹝26﹞
Hucker,Traditional State
,页11、31、56；“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5―26；又见《神宗实录》页186、392、3415、4172。

﹝27﹞
《春明梦馀录》卷6页60；《酌中志》卷16页98、卷22页198。参见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野获编》卷6页35―36。

﹝28﹞
《明史》卷300页3367；《神宗实录》页838、1449；《张居正书牍》卷4页18。参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153、296。从这些记载来看,李伟事件之被揭露与处理,张居正是幕后的主持人。

﹝29﹞
《神宗实录》页618、628、685―686、726、1461―1462、1753、1761、1784。

﹝30﹞
《春明梦馀录》卷13页2、23、卷28页30、卷25页1、卷49页1―4；《酌中志》卷16页97；《野获编》卷2页46。

﹝31﹞
《神宗实录》页810―811、814―815、1017、1023、1043―1044、1051―1053。参见《明史》卷229及富路德编《明代名人传·刘台》。

﹝32﹞
《春明梦馀录》卷6页51；Hucker,Traditional State
,页8―9、13；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8。

﹝33﹞
《国朝献征录》卷3页47。

﹝34﹞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9；杜乃济著《内阁制度》页197―198；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64―170。

﹝35﹞
《神宗实录》页933。王世贞曾批评这一做法,见《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36﹞
《明史》卷304页3417―3418。参见《太祖实录》页1848,《神宗实录》页2821。以宦官参与税收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47。

﹝37﹞
《酌中志》卷13页67―68、卷16页97、101、卷19页161、卷22页193、卷23页301。

﹝38﹞
《明史》卷213页2479、卷309页3422、卷305页3427；《国朝献征录》卷17页65；《酌中志》卷5页29。

﹝39﹞
《大明会典》卷11页2。

﹝40﹞
《神宗实录》页1473―1476、1524―1525、1506；《明史》卷213页2480、卷225页2595；《国朝献征录》卷17页77―78；《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22。

﹝41﹞
《神宗实录》页1480―1486、1490―1491、1501―1502、1506―1507；《明史》卷243。

﹝42﹞
《神宗实录》页1476、1555、1586、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5；《张居正书牍》卷4页16、卷6页17。

﹝43﹞
《明史》卷213页2481；《神宗实录》页1051、1586、1631―1632、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8。参见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有关章节。

﹝44﹞
《神宗实录》页1430、1528、1556；《明史》卷114页1483；《酌中志》卷22页196。

﹝45﹞
《神宗实录》页2052―2054、2081―2083；《明史》卷114页1483、卷305页3428；《酌中志》卷5页2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6。张居正责成万历悔过的两件奏疏载《张文忠公文集》,《皇明经世文编》卷326曾加收录。

﹝46﹞
《大明会典》卷46页24―36；《神宗实录》页2276；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0。

﹝47﹞
《宛署杂记》页125。

﹝48﹞
《春明梦馀录》卷6页61；《宛署杂记》页77―78；《酌中志》卷16页114。

﹝49﹞
《明史》卷114页1483；《先拨志始》页1；《神宗实录》页2332、2364、2373、2389、2397；《光宗实录》页1。王氏于1582年阳历7月3日册封恭妃,8月28日生常洛。

﹝50﹞
《神宗实录》页2321、2329、2334―2335；《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0―101；《明史》卷213页2482。

﹝51﹞
《神宗实录》页2797；《酌中志》卷22页186―187、196。

﹝52﹞
《酌中志》卷1页1―2；《神宗实录》页3683―3684、4104。

﹝53﹞
《先拨志始》页1、2、27；《野获编》卷3页39。

﹝54﹞
《神宗实录》页2404。

﹝55﹞
《酌中志》卷16页112。

﹝56﹞
《明史》卷219页2534；《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57﹞
《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明史》卷77页819；《湮林续纪》页30；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301。

﹝58﹞
《神宗实录》页2435、2436、2438、2440、2454、2460。参见《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59﹞
《国朝献征录》卷17页75。

﹝60﹞
《神宗实录》页1884。

﹝61﹞
关于陵墓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62﹞
《神宗实录》页2520―2522。

﹝63﹞
《神宗实录》页2442、2451、2471、2489,并参看页2393。

﹝64﹞
《神宗实录》页2438。

﹝65﹞
《酌中志》卷5页29―30；《明史》卷305页3428。

﹝66﹞
《神宗实录》页2436、2438、2473；《明史》卷305页3428。冯保积资巨万,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记其事,傅衣凌著《商业资本》页23―24曾加引用。

﹝67﹞
《神宗实录》页2440。

﹝68﹞
《神宗实录》页2607、2814、3117。

﹝69﹞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9。

﹝70﹞
《明史》卷305页3428。

﹝71﹞
高拱的《病榻遗言》,有《纪录汇编》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见子部小说家存目一,卷27页2929。

﹝72﹞
高拱自述其与张居正的冲突,见《病榻遗言》页32,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3；《明史》卷213页2478―247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54。高拱免职经过,见《神宗实录》页34。申时行当日曾目击其事,《赐闲堂集》卷40页22于高拱之骄慢与冯保之恶毒均有批评,但未归罪于张居正。

﹝73﹞
《神宗实录》页332、338、356、2494。此事高拱于《病榻遗言》中曾详加说明,见该书页37―42。参见《国朝献征录》页17、24、39；《明史》卷213页2478、卷214页2487、卷305页3428；《赐闲堂集》卷40页23。据史料所载各种迹象,张居正曾间接牵入。高拱墓志铭为郭正域所撰,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6―40。

﹝74﹞
《神宗实录》页2440、2460、2509、2610、2713―2714、2756―2759、2771、2778―2779、2797―2798、2802、2805、2816―2817、2819。

﹝75﹞
明代“追赃”的程序,详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247―249。

﹝76﹞
《明史》卷213页248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

﹝77﹞
《神宗实录》页2756―2759、2771、2819。

﹝78﹞
《神宗实录》页2778、2796、2801、2859、2975。参见《明代名人传》页1109―1110。

﹝79﹞
《神宗实录》页3491。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
﹝1﹞

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
﹝2﹞

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一把,菖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
﹝3﹞

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4﹞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5﹞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6﹞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
﹝7﹞

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8﹞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
﹝9﹞

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官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皇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辅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尤甚。
﹝10﹞

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早朝时互相讪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
﹝11﹞

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
﹝12﹞

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涨,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涨,又奇妙地重复出现。
﹝13﹞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
﹝14﹞

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15﹞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
﹝16﹞

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17﹞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18﹞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期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
﹝19﹞

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四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20﹞

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
﹝21﹞

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七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
﹝22﹞

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八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
﹝23﹞

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一千一百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
﹝24﹞

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
﹝25﹞

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1／10。
﹝26﹞

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纻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悬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鹧鸪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鸟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罴等等。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皇帝特赐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27﹞

申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袍。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28﹞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侧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
﹝29﹞

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诰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30﹞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揶揄鸿胪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官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
﹝31﹞

虽然在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32﹞

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獬豸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33﹞

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34﹞

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
﹝35﹞

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
﹝36﹞

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
﹝37﹞

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申时行既然身居首辅,他不能不感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内提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叹这种公私“阴阳”的区别。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还不是依靠张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38﹞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
﹝39﹞

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
﹝40﹞

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的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烜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
﹝41﹞

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僚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十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一千一百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之间。
﹝42﹞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于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以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有些县份的税粮比较高,这就更不可能如数进入仓库。在一般情况下,收税达到一定的税额,例如某县已征收了税额的60％,则再催征其余的40％极端困难。即使富裕的地主也会仿效贫穷的自耕农拒不纳粮。他们根据多年经验,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用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倩人代杖”。
﹝43﹞

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著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44﹞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45﹞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同时也和平素利用乡村耆老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十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46﹞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分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
﹝47﹞

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造完毕,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主其事者是锦衣卫的一个庞姓军官,建造的费用不消说来自官库。张居正获悉此事,自称于心不安,但并没有毅然拒绝这些小人的阿谀奉献。接踵而来的就是湖广的地方官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次之则张居正以整理驿传作为他自己的一大政绩：当时政府设立的各个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凡家属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抬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
﹝48﹞

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瑕疵。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俱在,不像“谋逆篡位”一套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于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
﹝49﹞

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50﹞

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出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
﹝51﹞

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52﹞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凡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严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八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
﹝53﹞

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年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54﹞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面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分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禅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到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褫,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情的真相。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会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讲官高启愚、礼部尚书徐学谟和他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55﹞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
﹝56﹞

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邹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之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谟。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33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33人
﹝57﹞

,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申时行又奉派为总揽大峪山今上陵寝的建筑工程,并已到施工之处巡视多次,一次在严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万历龙颜大悦,特赏首辅申先生织有双喜字的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劝说能力,委婉地请求今上放弃他禁中内操,即在皇城中训练以宦官编成的军队,并同意不再随便出城巡阅,管束职掌特务的宦官张鲸。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时行采用恰当的方式调停,很可能造成皇帝与百官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方文官们有他们坚定强硬的看法,要是他们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在御前诤谏,言语冲突之余,万历一动反感,很可能导致一意孤行。申阁老防患于未然,确已尽到从中调济的职责。

反对申时行的则仍称他为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记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他对廷臣要求他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够保证他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地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注释

﹝1﹞
《神宗实录》页611。

﹝2﹞
《穆宗实录》页1597―1598；《神宗实录》页153、927、1435、9877；《国朝献征录》卷17页145。《明史》卷218及《明代名人传》页1118只说明了申时行在翰林院的官职,而未提及他与万历间长期的师生关系。

﹝3﹞
万历赏赐给申时行礼物,《神宗实录》中屡有记载,如页3458、3473、3549、3565。

﹝4﹞
《大明会典》卷52页1―5；《春明梦馀录》卷9页1―22、卷32页11―18。

﹝5﹞
有关经筵的各种故事,可参看《春明梦馀录》卷9。本文的叙述是关于经筵的一般情况,有的且发生在万历朝之后,如皇帝交膝即为崇祯的事情,当日讲官为文震孟。

﹝6﹞
《春明梦馀录》卷9页8―10。

﹝7﹞
《神宗实录》页336―337、342、3669；郑晓著《今言》卷147页14；《春明梦馀录》卷9页8―9；《倪文正公年谱》卷4页25―26；de Bary,Self and Societyin Ming Thought
,页441。

﹝8﹞
正德对付讲官的方法,见《继世纪闻》卷91页10。

﹝9﹞
《春明梦馀录》卷9页2、卷23页1；《震泽长语摘抄》卷125页10；彭时著《笔记》卷126页8；Hucker,Censorial System
,页109,“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2。内阁职责亦见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7。

﹝10﹞
例如本书第七章所提到的耿定向,即以早朝为苦,见《明儒学案》卷35。

﹝11﹞
《涌幢小品》卷1页19,所记虽非万历朝事,但此种情形则属普遍。

﹝12﹞
《神宗实录》页3718。

﹝13﹞
《神宗实录》页3328、3418、3460、3572。

﹝14﹞
《神宗实录》页3333―3336。

﹝15﹞
《神宗实录》页3369、3376、3441。

﹝16﹞
《赐闲堂集》卷4页8。

﹝17﹞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1。

﹝18﹞
《神宗实录》页3633―3634。

﹝19﹞
《神宗实录》页2531、3032；《明史》卷219页2534。

﹝2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3―107；《明史》卷218页2525―2526。《赐闲堂集》卷19页5,申时行也自称其为人易于和人相处。

﹝21﹞
《世宗实录》页8366、8369。

﹝22﹞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3、145。钱穆著《国史大纲》页493曾对翰林院的工作有所叙述。

﹝23﹞
《神宗实录》页3392―3393。

﹝24﹞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

﹝25﹞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9；Censorial System
,页34、35。

﹝26﹞
文官的员额总数,据《今言》卷145页41所记16世纪上半世纪的情形估计,京官数额则据各项报告、杂记由笔者估计。

﹝27﹞
关于官员的服饰,见《大明会典》卷61页12―13。申时行赐蟒,事见《神宗实录》页2449。

﹝28﹞
何炳棣,Ladder of Success
。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3―15,Traditional State
,页15―16。

﹝29﹞
《大明会典》卷6页11。

﹝30﹞
《神宗实录》页3296―3298。

﹝31﹞
《治世馀闻》卷89页2、7。

﹝32﹞
《神宗实录》页2871。

﹝33﹞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11。

﹝34﹞
《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8页92。

﹝35﹞
《宪宗实录》页1499,《日知录集释》卷3页85。

﹝36﹞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60、64。

﹝37﹞
《大明会典》卷12、13；《春明梦馀录》卷14；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5―16。

﹝38﹞
《神宗实录》页2645―2646,2711；《明史》卷243页2764。《明代名人传·邹元标》称邹之去职系得罪申时行之故,此系据《明史》,与其他资料不符,参见《神宗实录》页2712。

﹝39﹞
《神宗实录》页3435。

﹝40﹞
“首尾两端”的批评,原见于《赐闲堂集》,此据谢国桢《党社运动考》页28转引。

﹝41﹞
《国朝献征录》卷17页67；《赐闲堂集》卷40页21；《明史》卷213页2479。

﹝42﹞
《日知录集释》卷3页62―63；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155。

﹝43﹞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页89；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147。

﹝44﹞
《张居正书牍》卷3页21。

﹝45﹞
《海瑞集》卷48页9；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152、185。

﹝46﹞
关于张居正执政的情形,可参看《明代名人传》,《明史》卷213,《明史纪事本末》卷61,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唐新著《张居正新传》。

﹝47﹞
《神宗实录》页442。

﹝48﹞
《张居正书牍》卷1页9、卷2页5、卷3页2、卷4页15、卷5页7。

﹝49﹞
《张居正书牍》卷6页21―23。

﹝50﹞
《张居正书牍》卷2页17。

﹝51﹞
《张居正书牍》卷2页16。

﹝52﹞
申时行的这种态度,他的书牍中即有所反映,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11、卷381页9。

﹝53﹞
《明史》卷110页1376―1379；《神宗实录》页4100。

﹝54﹞
《神宗实录》页2511、2514、2517、2618、2653、2747―2748、2751―2754、2806―2807、2986―2989。

﹝55﹞
《国朝献征录》卷17页69、75、87、94；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299。

﹝56﹞
《皇明经世文编》卷324页22―24；《神宗实录》页3084―3085。

﹝57﹞
《神宗实录》页3395、3456；《明史》卷285页2597；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9―30；《春明梦馀录》页34、55。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1﹞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二十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达到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椁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睽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四百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两万两。
﹝2﹞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熹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九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于是,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
﹝3﹞

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士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洵。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
﹝4﹞

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佥事李琯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
﹝5﹞

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日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
﹝6﹞

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人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日的给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殛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诛戮的。
﹝7﹞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茶,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出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8﹞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
﹝9﹞

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10﹞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四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二十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11﹞

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辞,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
﹝12﹞

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宫闱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士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辞。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13﹞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
﹝14﹞

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15﹞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四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因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及其全部计划。
﹝16﹞

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洵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
﹝17﹞

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
﹝18﹞

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
﹝19﹞

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分,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个贫穷的县分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于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更多,这就无怪乎那位独立特行的海瑞要称这种年头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
﹝20﹞

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贴,还哪里谈得上一切秉公办理呢？

财政上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21﹞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22﹞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
﹝23﹞

第六代正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弟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七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顺。功成之后,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24﹞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
﹝25﹞

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26﹞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戴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三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十五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27﹞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悃。不难想象,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
﹝28﹞

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
﹝29﹞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
﹝30﹞

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31﹞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
﹝32﹞

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33﹞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士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铠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34﹞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35﹞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
﹝36﹞

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猝,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袍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出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幔,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鹄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踯躅于泥泞的街头。
﹝37﹞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
﹝38﹞

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六百人,而鞑靼却仅仅有十六人战死。
﹝39﹞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
﹝40﹞

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
﹝41﹞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九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剀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42﹞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43﹞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
﹝44﹞

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谏阻,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劝不去的146个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
﹝45﹞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江南的秀丽风光使正德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次捕鱼活动中,皇帝所自驾的轻舟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
﹝46﹞

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
﹝47﹞

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宫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
﹝48﹞

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谥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
﹝49﹞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1572年登极,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规范的一种节目,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合传统的决定。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的“无为”。
﹝50﹞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
﹝51﹞

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
﹝52﹞

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
﹝53﹞

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
﹝54﹞

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注释

﹝1﹞
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臣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2﹞
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400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1％,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3﹞
《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4﹞
《神宗实录》页4274、4319。

﹝5﹞
《神宗实录》页4419―4420。

﹝6﹞
《神宗实录》页4440―4441。

﹝7﹞
《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8﹞
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9﹞
《皇明祖训》页28。

﹝10﹞
《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1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12﹞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13﹞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14﹞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15﹞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16﹞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17﹞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18﹞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315―316、321。

﹝19﹞
参看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 Government
,页26。

﹝20﹞
《海瑞集》页40。

﹝21﹞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22﹞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23﹞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24﹞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25﹞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26﹞
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27﹞
《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History
,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28﹞
《神宗实录》页9758。

﹝29﹞
当时的神父Diego de Pantoja和Sabatino de 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 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30﹞
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31﹞
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32﹞
《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33﹞
《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34﹞
《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35﹞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36﹞
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37﹞
《武宗实录》页3028―3030。

﹝38﹞
《武宗实录》页3035―3042。

﹝39﹞
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40﹞
《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41﹞
《武宗实录》页3215、3305。

﹝42﹞
《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43﹞
《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44﹞
《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45﹞
《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禁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46﹞
《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47﹞
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48﹞
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49﹞
《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50﹞
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51﹞
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52﹞
《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53﹞
《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54﹞
《神宗实录》页2772。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八十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五十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四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奏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璧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1﹞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溶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
﹝2﹞

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扪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樽俎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望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题。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遥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3﹞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辊”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柳辊通常长150尺,圆周20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捆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运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柳辊就位,舢板凿沉。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这仓猝抢护而成的土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经验之外,还必须要具有操行无可疵议的记录,这才能深孚众望,动员这许多府县的地方官,指挥如意。

潘季驯过去治河多年,无论经验或者声望都符合上述条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书,当时为了代张居正的家属求情,触犯圣怒,因而被革职为民。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开始的时候委派了一个没有多大声名的官员采取了若干紧急处置。1588年,在讨论总理河道大臣一职人选的时候,潘季驯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没有人敢向皇帝作坚决请求。正好这时候皇帝自己提出这一职务应当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时行才示意给事中荐举起复潘季驯,事情得以顺利通过。申时行还怕有人议论,又正好万历召见他面询其他政务,他就在谈话中插进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一时在任,皆称谙练”这些话。这谈话记录一经给事中办公室抄写公布,潘季驯之出任“总督河道兼理军务”一职,也就等于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对他的就不能随便议论了。自此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潘季驯一直负责治河,成绩卓著。而到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不久,他也被参劾而再度罢官。
﹝4﹞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

1590年,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力战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由于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举行早朝,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士讨论对付的办法。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

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五十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势力所及,东西连亘两千里,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杀伤军民不计其数。到了1570―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到了孙子撦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诸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5﹞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撦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河,即将陷洮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6﹞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撦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连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
﹝7﹞

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擢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表面上看来,师生君臣间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磋商的结果,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二十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首辅又提出,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则中枢的决心已定,不容置喙。因之摩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详附录一）

四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雒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雒乘卜失兔企图与火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撦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8﹞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记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
﹝9﹞

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撦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10﹞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办法督促,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洵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洛为太子。
﹝11﹞

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
﹝12﹞

他和定国公徐文璧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庄严稳重的态度把“节”、金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授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
﹝13﹞

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么来日她的儿子常洵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册妃之日,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仙。今朝秾李赋,参和《小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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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详附录二）,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历改变主意,他的皇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把这问题合理地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洵出生,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朱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平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僚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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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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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祀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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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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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诿,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旁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太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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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因。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缇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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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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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极为难得。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皇帝既能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足以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申时行只要闭起眼睛,就立刻会在记忆中浮起当年皇上步行祈雨的一幕情景。这件事发生于1585年,岁次乙酉,即当日“万历之治”可能成为现实的短时间内。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关心民瘼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旱更甚,河流见底,井中无水可汲。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仪式,一部分由礼部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圜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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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5月16日黎明,皇帝驾到皇极门,他的卫士和随从排开成为一个长方形的队伍。此时礼官报告,各官在大明门整队已毕,皇帝就开始步行出发。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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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之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圜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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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在这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昭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棂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样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上干天和的结果。现在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坏人,引用好人。申时行即席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体臣民祈祷,当然会上格天心。如果还有官吏不能仰体皇上的诚意,臣等一定要严加申饬。万历当即指示把这种要旨公之于天下。1585年5月16日的敕文就体现了这个指示。敕文告诫贪赃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须痛加改悔,绝不能再把中枢的命令示为具文,如有违不奉行者,定当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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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万历又命令户部在灾害严重的地区免征赋税一年。

仪式结束,准备起驾回宫,宦官们让御轿抬到万历跟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宫。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起止需时,到达大明门已经是下午最炎热的时候。队伍刚刚解散,兵部的一个主事就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地挥动。负责纠察的御史发现这一情状,认为其时虽然已经散队,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属于失仪。为此这位主事被罚俸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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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则答称“先生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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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务要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汇报,汇报完毕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申时行不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奏章上说,“臣等不习占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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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不能认为万历是一个过度迷信的人。在选择皇帝陵寝的过程中,廷臣曾因风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万历表示“当日秦始皇在骊山筑陵,何尝不讲究风水”？
﹝29﹞

从这一达观的态度来看,他对风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无之间。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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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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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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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皇隆庆在位五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四日。
﹝33﹞

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四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34﹞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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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
﹝36﹞

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诤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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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诤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珰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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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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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三十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40﹞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谒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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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稍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廷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请御驾谨慎小心；礼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无乐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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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诤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43﹞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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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梓宫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
﹝45﹞

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二十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
﹝46﹞

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宇已经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
﹝47﹞

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宸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48﹞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璧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擘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
﹝49﹞

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四百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
﹝50﹞

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瓷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俑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他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
﹝51﹞

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
﹝52﹞

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
﹝53﹞

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注释

﹝1﹞
《神宗实录》页9805、9863―9864；《赐闲堂集》卷6页30―31。申时行于此后不久即谢世,见《神宗实录》页9877。《明史》卷218页2526所称万历“四十二年,时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问,诏书到门而卒”,是简略的记载。

﹝2﹞
《赐闲堂集》卷2页1、4、5,卷5页1诸诗,都是这一类作品。

﹝3﹞
申时行对河患的叙述及潘季驯的治河理论,见《神宗实录》3799。反对潘季驯的理论,请参看《明史》卷83、84、223及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第四册第三章页229、237、325、344有生动的记载。《明代名人传》中关于潘季驯和刘大夏的传记亦可参阅。

﹝4﹞
潘季驯总督河道及其经理工程,见《神宗实录》页3706、3722、3798,《皇明经世文编》卷375及潘季驯著《河防一览》。申时行对潘季驯具有信心,见《赐闲堂集》卷18页6。关于治河的财政措施,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anance
,页279―281。

﹝5﹞
《明史》卷327页3769。

﹝6﹞
《明史》卷327页3767；《神宗实录》页4173―4174；《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7﹞
《神宗实录》页4186―4191。

﹝8﹞
《神宗实录》页4193、4197―4199、4253―4254、4281―4283；《明史》卷20页139；《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9﹞
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情况,见《神宗实录》页3611―3612。

﹝10﹞
《明史》卷218页2526；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6、28；《明代名人传》页1189。

﹝11﹞
《神宗实录》页3094―3095。

﹝12﹞
《神宗实录》页3117,参看页2607、2814。

﹝13﹞
册妃的仪式,见《大明会典》卷46页26―33。1584年秋册立郑贵妃的经过,见《神宗实录》2805―2811。

﹝14﹞
《赐闲堂集》卷1页12。

﹝15﹞
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明史》卷95页993―995；《酌中志》卷16页104；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60。但万历在明代并非是以听用特务而著名的君主,参看孟森著《明代史》页287。

﹝16﹞
《明史》卷95页995。

﹝17﹞
《神宗实录》页3613―3614。

﹝18﹞
李世达,《明史》卷220有传。《明代名人传》误刊作李士达。

﹝19﹞
《神宗实录》页3828、3833―3837、3840―3844、3846、4103；《明史》卷305页3427。关于文官与此事的牵涉,见《明代名人传》页50,但该书将张鲸误刊为张黥。

﹝20﹞
此人为李沂,事见《神宗实录》页3848、3971。

﹝21﹞
《赐闲堂集》卷14页5、卷38页17、卷40页7。

﹝22﹞
《神宗实录》页2933―2935；《大明会典》卷84页17、20―22。

﹝23﹞
《大明会典》卷84页21。

﹝24﹞
天坛圜丘建于1530年,见《大明会典》卷82页22―24；《春明梦馀录》卷14页1―2。1588年曾加修葺,见《神宗实录》页3799。

﹝25﹞
《神宗实录》页2935。

﹝26﹞
《神宗实录》页2935。

﹝27﹞
《神宗实录》页2935。

﹝28﹞
《神宗实录》页3171。

﹝29﹞
《神宗实录》页3012。

﹝30﹞
关于这个问题,利玛窦曾经作过观察。他说：“他们（指当日的明朝官绅。——笔者）认为放任错误,不直接指斥其荒谬,乃系一种高度的宗教作风。”在另一段里,又说：“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没有宗教信仰,在假装着存信心的时候,他们实际陷于深度的无神论。”见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页98―99、105。此书有Gallagher的英译本,其译文错误颇为评论者所非难,原因或恐系自1615年拉丁文版翻译之故。笔者曾请同事Gianni Azzi教授口译意文原本,这两段译文并无错误。这两段文字载在意大利文Fonit Ricciane册1页120、132。但利玛窦似乎不能理解,当日官绅的“放任错误”具有实用的价值。本书下一章戚继光参合迷信一事,就多少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31﹞
《神宗实录》页2948―2949。

﹝32﹞
《神宗实录》页4598―4630。

﹝33﹞
《穆宗实录》页489―491。

﹝34﹞
万历在1580年谒陵一次,1583年二次,1584及1585年各一次,见《神宗实录》页2498―2501、2624―2627、2835―2837、3010―3011。

﹝35﹞
《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10―11。

﹝36﹞
《神宗实录》页2772、2774、2794、2882、2918、2937。

﹝37﹞
万历曾亲登午门门楼瞻仰永乐之矛,见《神宗实录》页942。

﹝38﹞
《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48曾加节录。

﹝39﹞
《神宗实录》页2919。

﹝40﹞
此系1588年之谒陵,见《神宗实录》页3796―3798。

﹝41﹞
《神宗实录》页2493、2498―2501。

﹝42﹞
《神宗实录》页2499、2614、2625、2835、2837。

﹝43﹞
事在1587年,见《神宗实录》页3893―3894。

﹝44﹞
《神宗实录》页2841。

﹝45﹞
《神宗实录》页2462。

﹝46﹞
《赐闲堂集》卷40页17；《神宗实录》页2462、2847。

﹝47﹞
唯一的例外是,1585年有一位御史因为旱灾而建议停工,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也没有惹起纠纷,见《神宗实录》页2917。

﹝48﹞
当时由于风水问题而致使礼部尚书徐学谟辞官,但其实际则与反对张居正的情绪有关,见《神宗实录》页2540、2594、2616―2618、2669,《明史》卷218、225、236、243。风水问题的背景为人事问题,请参看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5。《明代名人传·徐学谟》。万历表示大峪山地点系他亲自决定,反张集团才无法再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见《神宗实录》页2983、3013。

﹝49﹞
这个类似委员会的机构,见《神宗实录》页2847,参与者共10人。

﹝50﹞
《考古通讯》1958年7期页39―44；《考古》1959年7期页358。

﹝51﹞
《神宗实录》页2837。

﹝52﹞
《神宗实录》页3343。

﹝53﹞
《神宗实录》页3474。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
﹝1﹞

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2﹞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3﹞

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四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
﹝4﹞

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5﹞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
﹝6﹞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7﹞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
﹝8﹞

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9﹞

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
﹝10﹞

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四十九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11﹞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四十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
﹝12﹞

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谀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幡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13﹞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
﹝14﹞

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哪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十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
﹝16﹞

这样一个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17﹞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八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
﹝18﹞

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19﹞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富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官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20﹞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24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缄牍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21﹞

徐阶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辅期间,海瑞因为上书而被系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他退职家居以后,听任家里人横行不法,根据当时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强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陟,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减缓百姓的不满,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兼顾公谊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用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借富欺贫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的案件一一追究,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热情不可收敛。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禀帖。
﹝22﹞

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时的劳动条件。这样,因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莫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产,据估计不到40亩,却分成了93块,相去几里。
﹝23﹞

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还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
﹝24﹞

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五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揆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二十分之一。
﹝25﹞

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
﹝26﹞

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27﹞

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沆瀣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七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侍妾在阳历8月14日自缢,而妻子则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继续送达御前。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
﹝28﹞

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29﹞

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30﹞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八千人。所有办理文牍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吏”,和文官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泾渭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薪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31﹞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诰》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阙鸣冤,这本《大诰》可以代替通行证。
﹝32﹞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
﹝33﹞

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为村中耆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扬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
﹝34﹞

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
﹝35﹞

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盈余的地区直接补贴。
﹝36﹞

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里。
﹝37﹞

这种以盈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裨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理。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调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
﹝38﹞

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
﹝39﹞

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二百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二百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一万四千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
﹝40﹞

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八千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六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
﹝41﹞

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42﹞

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铜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生。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43﹞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自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44﹞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佃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耆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于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于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为百姓所苦的,厥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蠲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以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这种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
﹝45﹞

。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即转嫁于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出于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胥的舞弊。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再则海瑞的着眼点也过于琐屑,他被政敌攻击为不识大体,也不尽是凿空构陷之辞。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吏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于被读者忽略,但它的历史价值却至为重要,因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为简捷明白。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方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
﹝46﹞

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
﹝47﹞

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耆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耆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门训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48﹞

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49﹞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下面是海瑞亲身经历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姻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姻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姻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仆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奸夫理应斩决,姻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杭州府复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奸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乃再度发交邻近三个县的县令会审。这三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于是案件又送到海瑞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系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仆从？

淳安县县令海瑞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惚成狱,殊非情实。”
﹝50﹞

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闲居,对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现在,他已经面临着事业的终点,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他心灵上的缺陷。

他的故乡在南海之滨,和大陆上一些人文荟萃的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那些城市里,退职的官员可以寄情山水,以吟咏自娱,并且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有的人可以出任书院的山长,以弘扬圣贤之道,造就下一代的人才来继续他的未竟之业。而在这天涯海角的琼州,没有小桥流水、荇藻游鱼的诗情画意,收入眼底的是单调一色的棕榈树和汹涌的海涛,吞噬人畜的鳄鱼是水中的霸主。海峡中时有海盗出没,五指山中的黎人则和汉人经常仇杀。

退隐在荒凉瘴疠之区,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也许还多少能排遣这空虚和寂寞。然而海瑞没有能在这方面得到任何安慰。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第一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因为和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刚结婚一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第三位夫人则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一人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按照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海瑞抱恨终天的憾事之一。
﹝51﹞

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他三岁丧父,孀居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困难把他教养成人。她是他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启蒙者。在海瑞没有投师就读以前,她就对他口授经书。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海瑞的刚毅正直,其中就有着他母亲的影子。然而,同样为人所承认的是,海太夫人又是造成这个家庭中种种不幸事故的重要因素。当海瑞离开南直隶的时候,她已经度过了八十寿辰。而出人意外的是,海瑞的上司只是呈请皇帝给予她以四品夫人的头衔,而始终没有答应给她以另外一种应得的荣誉,即旌表为节妇
﹝52﹞

。是不是因为她的个性过强,以致使他的儿子两次出妻？又是不是她需要对1569年的家庭悲剧承担责任？尽管今天已经缺乏实证的材料,但却有足够的迹象可以推想,由于海太夫人而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已经成为政敌所攻讦的口实,也已为时论所不满。海瑞可以极容易地从伦常纲纪中找出为他母亲和他自己辩护的根据,然而这些根据却不会丝毫增加他家庭中的和睦与愉快。

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
﹝53﹞

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里,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
﹝54﹞

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扬于这南海的尽头！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家境的困窘过去既没有损害海瑞的节操,今天也决不再会因之而改变他的人生观。他有祖传的四十亩土地足供糊口,在乡居期间,他也接受过他的崇敬者的馈赠。他把这些馈赠用来周济清寒的族人和刊印书籍,自己的家庭生活则保持一贯的俭朴。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既已受到灵感的启发,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如果不是这样,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侧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55﹞

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海瑞在1585年被重新起用。他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这一次,他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和事业的最低点。当时张居正已经死后被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发生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海瑞虽然不是当面反对张居正的人,却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的风潮中东山复起。
﹝56﹞

然而,这位模范官僚的政治主张在15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15年后又如何能畅通无阻？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以他的明智和通达,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致海瑞的书信中说到“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就含蓄地表示了这次起用只是俯顺舆情,需要这位享有声誉的直臣作为朝廷的点缀。
﹝57﹞

这个时候的海瑞已经72岁,虽说锐气并没有消减,但多年的阅历却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当嘉靖年间他犯颜直谏的时候,曾经充满信心地鼓励皇帝,说朝政的革新,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而现在,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上却忧心忡忡地说：“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
﹝58﹞

借古喻今,明显地影射当今的万历皇帝喜欢女色和驰射,而且对皇帝的是否能够改过毫无信心。

在起复之初,他的职务是南京右佥都御史,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59﹞

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跸以外,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闲,于是就殚思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向市井商人勒索,其公行无忌有如抢劫。
﹝60﹞

这种种怵目惊心的情形,使稍有良心的官员无不为之忧虑。

海瑞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
﹝61﹞

。在命令发布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
﹝62﹞

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位御史在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其实这类事情在南京已属司空见惯,海瑞却以为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池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赞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疏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于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接着就采用莫须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既骄且伪,说他被召复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疏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员敢于按照海瑞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禀膳并加责打。
﹝63﹞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
﹝64﹞

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
﹝65﹞

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66﹞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迂戆”,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
﹝67﹞

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注释

﹝1﹞
海瑞去世月日,据《海瑞集》页599；《明代名人传》页474。《神宗实录》页359记为十一月十五日。

﹝2﹞
《海瑞集》页599；《神宗实录》页3591；《明史》卷226页2604。

﹝3﹞
《海瑞集》页117。

﹝4﹞
全国驿站经理情形,见苏同炳著《驿递制度》。亦详Huang,Taxation
,页38。《大明会典》卷145页46有此一千多个驿站分布的情形。

﹝5﹞
胡宗宪之子过境的故事,见《明史》卷226页2602。但其情节与《三国演义》之“怒鞭督邮”情节相仿,不能断定属实与否,《明代名人传》内海瑞传记无此记载。

﹝6﹞
《海瑞集》页168―169,552―553。

﹝7﹞
《海瑞集》页585。

﹝8﹞
《明史》卷226页2602。《海瑞集》页587所记与《明史》有异。

﹝9﹞
《明史》卷226页2602；《海瑞集》页586；《国朝献征录》卷64页38。

﹝10﹞
《明史》卷205页2381、卷308页3490。

﹝11﹞
《明史》卷72页743、卷225页2595；《大明会典》卷14页1；Taxation
,页16、266―267、293。

﹝12﹞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厚熜”。

﹝13﹞
《海瑞集》页217―218；《皇明经世文编》卷309页1―9。节略的记载见于《明史》卷226页2602―2603,《世宗实录》页8919―8925。

﹝14﹞
此宦官为黄锦,文见《明史》卷226页2603,《海瑞集》页526、558。又参见后者页539、649。当日海瑞家眷在海南岛。是以黄锦所云,或为替海瑞求情,或则全部故事出于杜撰。嘉靖因海瑞奏疏而激动,见《明史》卷226页2603,《海瑞集》页558、588,《国朝献征录》卷64页29、33。

﹝15﹞
《明史》卷226页2603；《海瑞集》页558、589、646―647。

﹝16﹞
《穆宗实录》页215、285、381。

﹝17﹞
《海瑞集》页288―289。此书页590记自陈不职在1568年,但京察实在1569年初。

﹝18﹞
《国朝献征录》卷64,页29―30。

﹝19﹞
《海瑞集》页242―254。

﹝20﹞
《大明会典》卷163页14、卷164页25。

﹝21﹞
《明史》卷213页2476、卷226页2603；详《明代名人传·徐阶传》；Taxation
,页157。参看《海瑞集》页431―432、592,于慎行《笔麈》卷5。

﹝22﹞
《海瑞集》页237。

﹝23﹞
Taxation
,页49、158、313。王世贞文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94。何良俊文见《四友斋丛说摘抄三》卷176页27―28。海瑞田产见《海瑞集》页418、457。

﹝24﹞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页14、15、24―26、35、61。海瑞本人承认乡人不知法律,见《海瑞集》页115―116。

﹝25﹞
《海瑞集》页237。

﹝26﹞
《穆宗实录》页1023。

﹝27﹞
《穆宗实录》页1055,《海瑞集》页648―649。《海瑞集》页239。

﹝28﹞
《穆宗实录》页1055。

﹝29﹞
《海瑞集》页242。

﹝30﹞
《张居正书牍》卷1页16。

﹝31﹞
《太祖实录》页1176；《英宗实录》页5417；吴晗著《朱元璋传》页194、198。

﹝32﹞
洪武所作《大诰》,现已录入《明朝开国文献》。关于官员不准下乡一节,《大明会典》卷173页3、页6仍录存。

﹝33﹞
《太祖实录》页2436―2438；《宣宗实录》页1990―1991；《明史》卷56页617―618；《大明会典》卷79页3。亦见Hucker,Traditional State
,页26。

﹝34﹞
《明史》卷44页987―988；吴晗著《朱元璋传》页159―170；孟森著《明代史》页57―59；《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35﹞
《太祖实录》页3643。

﹝36﹞
参见Taxation
。

﹝37﹞
《太祖实录》页2871、2998。

﹝38﹞
《海瑞集》页252。

﹝39﹞
彭信威著《货币史》页603。

﹝40﹞
《日知录》卷3页78―79。徐阶一家亦因为吏荣显,见《明代名人传·徐阶传》。

﹝41﹞
《明代名人传》页575。

﹝42﹞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最好的资料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海瑞集》内所列举税收诉讼各节也可以反映当日农村背景,其重点并非少数大地主压抑大批农民,否则,当日社会必有极剧烈的波动,明末农民暴动亦当起于东南,而不致起于西北。社会阶级的流动性,详Ho,Ladder of Success
。

﹝43﹞
Taxation
,页69―81；全汉昇著《中国经济史论丛》页364。

﹝44﹞
明代民法中关于借债,经商各款,规定极为简单,见《大明会典》卷164。

﹝45﹞
参看梁方仲著《一条鞭法》及Taxation
。

﹝46﹞
《海瑞集》页171、173。此等细节不能经常有合理的管制,可以因争端而酿成人命案。

﹝47﹞
《海瑞集》页114―115、251。

﹝48﹞
《海瑞集》页169―178、215―216。

﹝49﹞
《海瑞集》页172―173。以人命为要挟,当时所在多有,参看《归有光全集》页491。

﹝50﹞
《海瑞集》页175―176。

﹝51﹞
《海瑞集》页544。

﹝52﹞
《海瑞集》页578、589―590。

﹝53﹞
《海瑞集》页570。

﹝54﹞
《明代名人传》页474作此揣测。

﹝55﹞
《海瑞集》页310、554。

﹝56﹞
《海瑞集》页472、597；参见《明史》卷226页2604。

﹝57﹞
《赐闲堂集》卷36页13。

﹝58﹞
《海瑞集》页467。

﹝59﹞
《神宗实录》页2879、2892、2911。

﹝60﹞
参见《四友斋丛说摘抄》卷176,页3―4。

﹝61﹞
《海瑞集》页597。

﹝62﹞
《海瑞集》页598、648；《神宗实录》页3128；《明史》卷226页2604。

﹝63﹞
此人为房寰,原文见《海瑞集》页630。

﹝64﹞
《神宗实录》页3254―3256、3293―3294。

﹝65﹞
《神宗实录》页3128。

﹝66﹞
《神宗实录》页3188―3189。

﹝67﹞
《神宗实录》页3254―3256、3568。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
﹝1﹞

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
﹝2﹞

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
﹝3﹞

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
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猝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4﹞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5﹞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
﹝6﹞

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7﹞

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窳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十二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8﹞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
﹝9﹞

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10﹞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二百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
﹝11﹞

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
﹝12﹞

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
﹝13﹞

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14﹞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
﹝15﹞

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十二万人,分驾运粮船一万两千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
﹝16﹞

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十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七百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17﹞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
﹝18﹞

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衬以小铁片的棉布祆,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
﹝19﹞

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
﹝20﹞

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
,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
﹝21﹞

和刘
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鲁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22﹞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
﹝23﹞

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晋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24﹞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
﹝25﹞

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26﹞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一千二百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
﹝27﹞

,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暹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28﹞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29﹞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30﹞

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猝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
﹝31﹞

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
﹝32﹞

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
﹝33﹞

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猝招募而来的雇用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力。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
﹝34﹞

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缫丝。
﹝35﹞

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弰,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鸟铳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尔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缴获的战利品。
﹝36﹞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
﹝37﹞

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38﹞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39﹞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
﹝40﹞

由于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
﹝41﹞

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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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
﹝43﹞

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
﹝44﹞

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官军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
﹝45﹞

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
﹝46﹞

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三千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47﹞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猷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势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
﹝48﹞

总而言之,既有阴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势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稍为休憩而转变―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当―止”。
﹝49﹞

这些姿势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拍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势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击西,出其不意。
﹝50﹞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十二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
﹝51﹞

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一名、火伕一名,战士十名。这十名战士有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52﹞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53﹞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十二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
﹝54﹞

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八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55﹞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56﹞

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三千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一万人。
﹝57﹞

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
﹝58﹞

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
﹝59﹞

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
﹝60﹞

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十二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两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61﹞

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
﹝62﹞

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
﹝63﹞

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揆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饷,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三十两。
﹝64﹞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
﹝65﹞

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
﹝66﹞

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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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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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
﹝69﹞

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猝应战,而使己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轻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被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70﹞

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
﹝71﹞

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平,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
﹝72﹞

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以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
﹝73﹞

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畿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74﹞

。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蓟州任职达十五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手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
﹝75﹞

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授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十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两千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76﹞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
﹝77﹞

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按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八万人,战马两万两千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性,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
﹝78﹞

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饷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粮饷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畿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
﹝79﹞

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例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
﹝80﹞

他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备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
﹝81﹞

。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两万人。
﹝82﹞

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兵”相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
﹝83﹞

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84﹞

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85﹞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
﹝86﹞

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摩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侮”。
﹝87﹞

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己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嚼舌愧死”。
﹝88﹞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哪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褊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
﹝89﹞

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厢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厢,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90﹞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两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两千尺。
﹝91﹞

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92﹞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斫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93﹞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94﹞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95﹞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
﹝96﹞

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
﹝97﹞

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98﹞

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99﹞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此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
﹝100﹞

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101﹞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做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
﹝102﹞

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二百五十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七十座。
﹝103﹞

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三千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一千二百座,
﹝104﹞

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
﹝105﹞

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三层,台顶见方十二尺,可驻守30―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
﹝106﹞

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
﹝107﹞

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108﹞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
﹝109﹞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
﹝110﹞

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
﹝111﹞

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九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112﹞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113﹞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
﹝114﹞

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
﹝115﹞

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116﹞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
﹝117﹞

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118﹞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
﹝119﹞

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
﹝120﹞

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
﹝121﹞

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
﹝122﹞

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
﹝123﹞

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
﹝124﹞

。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璧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
﹝125﹞

《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
﹝126﹞

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簿业已不知去向。
﹝127﹞

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账单可资交代。

除了歃血为盟以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像,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
﹝128﹞

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的编者都感到别扭,
﹝129﹞

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
﹝130﹞

。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
﹝131﹞

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
﹝132﹞

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懋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戚帅书面联络？
﹝133﹞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
﹝134﹞

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注释

﹝1﹞
此人为傅光宅,见《神宗实录》页3565。

﹝2﹞
《明史》卷212页2463―2464。

﹝3﹞
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5―146；《明史》卷227页2613。

﹝4﹞
《明史》卷212页2467―2468,卷247页2804―2806。又《明代名人传》有刘
条。

﹝5﹞
关于文官和武官之间的矛盾,Fairbank的看法稍有不同,见Chinese Waysin Warfare
,页3―4。参见拙著对此书的评论,载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卷35第2号（1976年2月）。

﹝6﹞
《英宗实录》页135；《大明会典》卷22页29；《明史》卷79页834；Taxation页29―30。

﹝7﹞
Hucker,Censorial System
,页35。

﹝8﹞
《明史》卷322页3962；《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97；《皇明经世文编》卷204页3；《倭变事略》页96；《归有光全集》页95。此事或有夸大；但传闻既广,虽西方中国史教本亦摘录,见Reischauerand Fairbank,The Great Tradition
,页332。

﹝9﹞
《纪效新书》初印于1562年,见《明代名人传》页223。

﹝10﹞
《太宗实录》页589；《孝宗实录》页3322。

﹝11﹞
《太祖实录》页1292、1331、2533、2735、2788、3192、3225、3264,3592；《太宗实录》页2172,卫庆远《黄册制度》页55,记当时强迫以民户“垛”为军户,逃亡相继。

﹝12﹞
《熹宗实录》页1557―1560（所记虽10世纪事,但其田土荡然无存,实系长久的演变）；《顺德县志》卷3页12―14；《皇明九边考》卷1页25―2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页71,卷26页106；Taxation
,页288。

﹝13﹞
《孝宗实录》页1261,3424；《金华府志》卷21页5；吴晗著《明代的军兵》页169；Huang,Military Expenditures
,页40。

﹝14﹞
《神宗实录》页9573；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页61。

﹝15﹞
这一制度创始于洪武,参看上述金吾卫五千军士的情形,见《太祖实录》页2871、2998。16世纪的情形见于《宛署杂记》页49―50；Taxation
,页45、131。

﹝16﹞
《宪宗实录》页2178；《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2页22；Taxation
,页55。

﹝17﹞
《漕船志》卷1页5―9。

﹝18﹞
参看周
著《中国兵器史稿》图版及《大明会典》卷192页2、92叙述。

﹝19﹞
纸制之甲在宋时已行,十六七世纪明军常用,见《熹宗实录》页761；《涌幢小品》卷1页266。其用于御倭战役,见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6。

﹝20﹞
《皇明经世文编》卷34页17。

﹝21﹞
《明史》卷247页2806。

﹝22﹞
《明史》卷239页2727。亦见于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Period
之杜松传。

﹝23﹞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页19。

﹝24﹞
《明史》卷69页721,卷70页727―728；《大明会典》卷135页4―9,卷156页1；《归有光全集》页422―424,《正气堂集》卷1页1―9。

﹝25﹞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页41、54。

﹝26﹞
《明史》卷205页2380；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0。

﹝27﹞
《皇明经世文编》卷205页22,卷206页10。

﹝28﹞
《世宗实录》页6325―6326；《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89；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37―139。

﹝29﹞
《明史》卷205页2377；《皇明经世文编》卷205页5―10；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42―144。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纨》。

﹝30﹞
《皇明经世文编》卷204页3,卷205页6；《归有光全集》页97―99；《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91；《正气堂集》卷7页2,卷9页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经》条。

﹝31﹞
《明史》卷205页2380、卷322页3692；Kuno,Japanese Expansion
,卷1页67。

﹝32﹞
《明史》卷205页2380―2381；Chinese Ways in Warfare
,页273―307。

﹝33﹞
《皇明经世文编》卷200页6；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靖海记略》页121；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5―16；《纪效新书》卷首页10。

﹝34﹞
《正气堂集》卷7页2；《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页8、10、16、17、27、31；《倭变事略》页108；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0、166；Sansom,History
,卷2页267、270。

﹝35﹞
《倭变事略》页86、99。

﹝36﹞
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168；《练兵实纪》页239。倭寇缴获中国火器,见于《归有光全集》页97；《靖海纪略》页121。日本步兵战术,见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原文摘自《武备志》,所述与其他资料大部相同。

﹝37﹞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页31；《倭变事略》页105。参加战役的各种部队,见黎光明著《主客军考》。

﹝38﹞
《倭变事略》页95。

﹝39﹞
《纪效新书》卷首页10。

﹝40﹞
《纪效新书》卷首页23；《明代名人传》,页221。

﹝41﹞
Taxation页134―135、293：Military Expenditures
,页48―51。

﹝42﹞
《纪效新书》卷4页7；《练兵实纪》卷2页66。

﹝43﹞
《纪效新书》卷3页3―5；《练兵实纪》卷3页128―129；《皇明经世文编》卷348页6。

﹝44﹞
《纪效新书》卷首页28。

﹝45﹞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7；谢、宁合著《戚继光》页65,据称当时正法者共14人。

﹝46﹞
《纪效新书》卷3页6、卷4页2；《练兵实纪》杂集卷2页178。

﹝47﹞
《明史》卷212页2466。

﹝48﹞
《纪效新书》卷10页2、31；卷12页1―2。

﹝49﹞
据《纪效新书》卷12页21―23内图解分析。

﹝50﹞
《纪效新书》卷12页23、31。

﹝51﹞
《纪效新书》卷10页1,卷12页1―2。

﹝52﹞
《纪效新书》卷1页6―7；《练兵实纪》卷1页23。

﹝53﹞
《纪效新书》卷6页5,卷12页30。

﹝54﹞
《纪效新书》卷1页8,卷2页5,卷6页5,卷8页7。

﹝55﹞
《纪效新书》卷2页6―7。

﹝56﹞
《正气堂集》卷5页2,卷7页19,卷8页13。

﹝57﹞
《明史》卷212页2465；《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8；谢、宁合著《戚继光》页53、68。

﹝58﹞
《纪效新书》卷首页17；《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10；《皇明经世文编》卷346页4、8、13。

﹝59﹞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199,卷5页239。

﹝60﹞
《练兵实纪》卷1页23,杂集卷6页275；《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21；《穆宗实录》页741。

﹝61﹞
《正气堂集》卷7页2,卷17页23,卷8页13,卷11页2、4。

﹝62﹞
参看《明史》卷212页2462、2465。

﹝63﹞
《纪效新书》卷1页1―3、7。

﹝64﹞
戚继光募兵的饷给,初在南方,以每人年饷银10两为原则,以后在北方边墙守卫为年饷18两。“犒赏”则以缴纳敌首一级得银30两,全队均分。见《纪效新书》卷3页1―2,《皇明经世文编》卷346页22,卷347页10。

﹝65﹞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3。

﹝66﹞
《练兵实纪》卷6页116,杂集卷2页179,杂集卷4页199。

﹝67﹞
《纪效新书》卷首页27。

﹝68﹞
《纪效新书》卷7页6―7。

﹝69﹞
《明史》卷212页246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60―61、65―66；程著《戚继光》页27―29；任著《戚继光》页66―67。

﹝70﹞
《明史》卷212页246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74。

﹝71﹞
《明史》卷322页3693。日本作家Kuno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明军军事的成功,在制压海寇活动只有局部的影响。有决定的力量的实在是日本国家已再度团结,建立了坚强的中央政府。”译自Japanese Expansion
,卷1页295―296。

﹝72﹞
戚继光著《止止堂集·横槊稿下》页33。

﹝73﹞
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21、30、37、57、58、72。

﹝74﹞
《穆宗实录》页545、548；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03。

﹝75﹞
Hucker,Censorial System
,页34―35。

﹝76﹞
《明代名人传》,Altan条。

﹝77﹞
《大明会典》卷129页23,卷152页14。

﹝78﹞
《大明会典》卷28页26―28,卷129页3―6。

﹝79﹞
参看《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9。

﹝80﹞
张居正以私人书牍指挥其亲信,可以从《张居正书牍》看出。笔者的综合论述,见Taxation
,页297―298。

﹝81﹞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4；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16。

﹝82﹞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0；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4。张居正在书牍中称必须授予戚继光全权以召募兵士,见《张居正书牍》卷1页4。

﹝83﹞
《穆宗实录》页548、742；《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9；《张居正书牍》卷1页4―5。

﹝84﹞
《穆宗实录》页548、576、583。

﹝85﹞
《明史》卷212页2467。

﹝86﹞
《穆宗实录》页581、609。

﹝87﹞
《张居正书牍》卷1页9,卷2页14,卷4页16,卷5页19。

﹝88﹞
《张居正书牍》卷1页19。

﹝89﹞
《张居正书牍》卷4页16、20。

﹝90﹞
《练兵实纪》杂集卷6页258、261；《大明会典》卷193页13。《正气堂集》卷11页9―14所作图版为《武备志》袭用,但其战术以设想的成分为多,未能如戚之操用于实际。

﹝91﹞
关于“佛朗机”见《练兵实纪》杂集卷5页230,取义于“Farangi”。现今Tower of London仍陈列类似之火铳。戚继光使用佛朗机,见《练兵实纪》卷4页91。亦见《纪效新书》卷15页24―25。

﹝92﹞
《练兵实纪》卷5页105―106,杂集卷6页260―266；《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4。

﹝93﹞
《练兵实纪》卷5页103,杂集卷5页221―223。

﹝94﹞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0。又同书卷349页4称敌兵不至250尺以内不开火,然《练兵实纪》卷5页103则称鸟铳在距敌500尺开放。

﹝95﹞
《练兵实纪》杂集卷5页226―228、234―235,卷6页244―245；又见《阵纪》页30。并参看《天工开物》卷15。

﹝96﹞
《练兵实纪》卷5页103；《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4。

﹝97﹞
《练兵实纪》卷5页99―100,杂集卷6,页265。

﹝98﹞
《明代名人传》Altan条及王崇古条。

﹝99﹞
《明史》卷327页3767；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7―128。蒙古部队之分裂可参考《明代名人传》页335。但《神宗实录》页10734称1599年明军三万以战车御敌十万,然未详述经过。

﹝100﹞
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28；《张居正书牍》卷4页19―20。

﹝101﹞
《张居正书牍》卷5页9、19。

﹝102﹞
《明史》卷212页2466；《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4―16。参看《神宗实录》页220。

﹝103﹞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2。

﹝104﹞
《明史》卷222页2560；《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7―18；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13―114、12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1―122,此书称实造1017座。

﹝105﹞
《明史》卷212页2466；《神宗实录》页2113。

﹝106﹞
《练兵实纪》杂集卷6页251。《神宗实录》页3537提及南兵有逃亡者。

﹝107﹞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2；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14―116、125。《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0称“不旬月告成”,显属夸大。《张居正书牍》卷1页4所叙尺寸不同。

﹝108﹞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9；《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页19、26、33。

﹝109﹞
《明史》卷212页2467。

﹝110﹞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10。

﹝111﹞
《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页18、19。

﹝112﹞
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9、《明代名人传》页223。

﹝113﹞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2页18、卷65页7；《弇州山人续稿》卷38页20、卷51页16。

﹝114﹞
总兵在职务上不能再有进展,但可能再在头衔上升级,诸如太子太保、上柱国,甚至取得伯爵的头衔。Taxation
,页30有所说明。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页63。

﹝115﹞
《神宗实录》页2474―2475（参考《校勘记》页641）,2672,2763,2869；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8。并参看程著《戚继光》页47―48,《明代名人传》页223。

﹝116﹞
《神宗实录》页2723、3060、3769。

﹝117﹞
《弇州山人续稿》卷38页20。

﹝118﹞
《张公居正传》见王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7―8。王世贞之为人,可以自张居正的书牍中窥见。《张居正书牍》卷6页21―23有张致王十五缄。

﹝119﹞
《国朝献征录》卷14页74―75。参见《明代名人传·王世贞》条。

﹝120﹞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

﹝121﹞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1―62；《明代名人传》页223。

﹝122﹞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05、210。

﹝123﹞
《春明梦馀录》卷6页65,书中未叙及戚名,但称“蓟镇将帅”。

﹝124﹞
《止止堂集·横槊稿下》页20、22、34、38。

﹝125﹞
《张居正书牍》卷4页20。

﹝126﹞
《明史》卷212页2465。

﹝127﹞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

﹝128﹞
《纪效新书》卷16；《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85―194。

﹝129﹞
《四部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八集部别集类存目评论戚继光《止止堂集》,“多及阴骘果报神怪之事”。

﹝130﹞
例如张瀚所著《松窗梦语》,黄
所著《篷窗类纪》,都有很多阴骘善恶果报的故事,有时涉及著者家人。戚继光一方面谈及超自然力量；一方面又说：“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他又在训话时说：“且知道经佛法,说天堂地狱,说轮回报应,人便听信他,天下人走进庙里的便怕他。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以上见《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91、卷4页212。于此可见其为人复杂,非简单的迷信。

﹝131﹞
《皇明经世文编》卷350页5。

﹝132﹞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196。

﹝133﹞
张懋修题于《张居正书牍》卷5页19之附记。参考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7。

﹝134﹞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汪道昆亦与张居正不相得,见《明代名人传》页1427―1430。但汪作墓志铭时退休已久,此中未提及个人恩怨。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贽的著作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
﹝1﹞

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绅士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也从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在若干场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2﹞

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痼弊,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

但是李贽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
﹝3﹞

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贽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时年六十一。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4﹞

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凡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但李贽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谟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
﹝5﹞

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
﹝6﹞

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李贽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家族原姓林,后来改姓李。六世祖林驽是泉州的巨商,以贸易往来于波斯湾,娶“色目女”,可能就是印度欧罗巴种的女人。在其后相当的时间内,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一直到曾祖父一代,他家庭中的国际色彩才归于消失,李贽本人则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
﹝7﹞

到李贽这一代,他的家道早已中落。1552年,他得中举人。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士及第的资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之后,他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1559年,又因为父亲死去而停职丁忧。服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候补期间,以教书糊口。他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但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
﹝8﹞

据李贽自己说,有一次他有七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最后甚至饥不择食,不能分辨“稻粱”和“黍稷”的差别。
﹝9﹞

1563年,他的祖父去世。上司和朋友根据当时的习惯,送给了他相当丰厚的赙仪。至此,他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心。他把全部款项的一半在他做过教官的河南购置地产一处,以为妻女衣食之资,让她们留在河南,余下的一半则由他自己携回福建。
﹝10﹞

他所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柩五口。按照一般的风俗,安葬先人,必须讲求风水,选择吉地,以期后人的飞黄腾达,否则宁可把灵柩长期停放。当时,李贽还在文官的下层中挣扎,虽然祖父刚刚去世,但是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停放了50年。环境逼迫他迁就现实,在可能的条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为安而不再作过高的奢望。这一问题的解决,多年之后还使李贽感到已经恪尽了自己的职责。

然而这一个决定却增加了他妻子的负担。她不愿意在去家数千里之外无依无靠地独撑门户,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孝思。她的母亲年轻时居孀,历经辛苦,把她抚育成人,这时由于思念女儿,朝夕哭泣至于“双眼盲矣”。但是李贽手头的款项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丧葬之外再携家往返,所以只能忍心拒绝了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请求。他们一别三年,等到重新聚首,她才告诉他两个女儿因为当地饥馑,营养不良而死。这一不幸的消息当然使他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李贽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三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五年,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五年,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时在1577年。
﹝11﹞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遂渐有所积蓄。
﹝12﹞

这种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并没有使李贽感到不安。他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定额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
﹝13﹞

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14﹞

使李贽感到不安的倒是他的妻子。她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她能够忍受一切乃至牺牲一切,但是她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离开了独立,他的内心就得不到满足。也是基于这种精神,在1580年姚安府任满以后他决定退休。当时他年方53岁,正值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这种出乎意外的决定对她也不能不是一种打击。然而她依然是顺从,和丈夫一起迁到湖广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15﹞

可是李贽后来又和耿定向闹翻,又决意搬到附近麻城的佛堂中去居住,她这才不得不独自回到离别了二十年的故乡泉州。直到1587年,她临死以前,她曾多少次向他呼吁,要他回到泉州。当她的死讯传来,李贽曾写了六首诗表达当时的伤感。诗中称赞她的贤淑,说“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治家”,夫妻四十年来未曾反目,只是由于不能理解“丈夫志四海”的宏猷。
﹝16﹞

在给女婿的信里,李贽提到在听到噩耗以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文字的凄怆,令人不忍卒读。
﹝17﹞

好几年以后,他还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削发为僧,尤其是有近亲的人更要三思而后行。这种劝告,不妨看成这位充满矛盾的哲学家的一次自我忏悔。

李贽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丧父家居的时候,李贽就已经有了这种经验。当时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级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亲族的拥戴,负起了为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寻找饮食的义务。
﹝18﹞

和他同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作者,就提到过他在南京为避难的亲族所包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则在信上向朋友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如果离开昆山,他必须随带“百余口”的族人同行。
﹝19﹞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
﹝20﹞

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
﹝21﹞

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贽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贽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贽,已迭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22﹞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对于这样背离传统的行为,他的亲族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亲族的压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强烈。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贽说到他所以落发,“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
﹝23﹞

所谓闲杂人等,是他的弟兄还是叔侄；俗事,是买田还是建立宗祠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势力干预词讼,虽然语焉不详,大体上当不出这些范畴。
﹝24﹞

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顾他的愿望,仍然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样有趣,他有一封遗书,题名为《豫约》,其中就提到他的这个侄子,“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25﹞

这封遗书草于1596年,上去他削发为僧已有八年。

李贽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称为“芝佛院”。
﹝26﹞

它不是正式的寺庙而仅仅是私人的佛堂,但规模却颇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厢房,还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贽自己居住的精舍位于全院的最后山巅之处,极目四望,水光山色尽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时期,全院有僧侣四十余人,统率众僧的方丈则是李贽的朋友。僧众中有人还带着徒弟、徒孙。
﹝27﹞

芝佛院始终没有向政府登记,没有领到正式执照,因之也没有向政府纳税。它不属于任何宗派,也没有董事会的管制。李贽是全院唯一的长老及信托者。其创建和维持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写信给朋友,要求得到“半俸”的援助,或者以“三品之禄,助我一年”。有的朋友,周济他的生活前后达二十年。
﹝28﹞

他过去没有经历过富裕的生活,但在创建佛院之后,却没有再出现过穷困的迹象。

在李贽被任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
﹝29﹞

这些崇拜者之中有人后来飞黄腾达,或任尚书侍郎,或任总督巡抚。李贽得到他们的接济,即使不算经常,但也决非绝无仅有。
﹝30﹞

而且这种金钱上的关系还不是单方面的。他的朋友焦竑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善理财,据说穷得“家徒四壁”。当焦竑的父亲八十寿辰,朋辈称觞聚会,有的竟不远千里而来。李贽是这次盛会的襄助者,他写信告诉与会的人,嘱咐他们“舟中多带柴米”。
﹝31﹞

这种方式的金钱周济和往来之不同于一般,在于授受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说共同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关系还是以道德作为施政方针的副产。因为这种施政方针的思想根据,乃是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而高级官员由于负有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为严重。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
﹝32﹞

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俾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所以他们来往密切,集会商谈之余,还互相通信,刊印文集。李贽落发为僧以后,仍然经常外出旅行,参加这些活动。在当时,还谈不上旅费必须报销,或者演讲应当收取费用,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习惯,在往来交际之间安排妥帖。以李贽的名望,加上化缘和尚的姿态,他已经用不着再为经济问题而踌躇。
﹝33﹞

他和耿定向的辩论,促成和巩固了他要求个人自由的信念。
﹝34﹞

多年之后,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580年,李贽在姚安辞官离任后,就搬到湖广黄安,在耿家充当门客而兼教师。这时耿定向的父亲去世不久,兄弟四个都在家里丁忧守制。
﹝35﹞

这四个人中,李贽和二兄耿定理的交往特别密切。有人误以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比较一致,其实不然。他们之间的差异,较之李贽和长兄耿定向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耿定理天资聪颖,同时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发现“四书”、“五经”中的理论和他自己的思想有所冲突,他就不能轻易放过、人云亦云。这种矛盾带给他苦恼,也促使他思索,有时候会独自一人在深山穷谷之中徘徊。最后,他终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一个人成为圣人,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了寂灭的境界,以致“无声无臭”。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深藏于内心,不能应用于现实,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耿定理从来没有应考,也从来没有做官。
﹝36﹞

然而李贽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37﹞

这无疑和耿定理的思想判若水火。他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不在于耿定理学术理论上的弹性,而在于他性格的柔和轻松。他经常以禅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使辩论的对手在思索之后被迫折服。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基于识见渊博；如果坚持片面的执拗,就等于放弃了宽阔的胸襟。因此,当耿定理在世之日,总是能够用他特有的方式调解他长兄和李贽之间的冲突。
﹝38﹞

在思想史上,长兄耿定向最易为历史学家所误解。他的朋友和论敌李贽,把他说成一个伪君子；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指出他思想上前后不符。
﹝39﹞

然则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位哲学家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他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哲理,认为至善至美属于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任何信条如果不能在愚夫愚妇面前宣讲明白,则不成其为信条。经过多方考虑,他提出,人的理智有深有浅,有粗有细,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社会生活中,政治与农业不同,农业又与商业不同。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已经开始指出了伦理道德的理,应当与物理、地理的理有所区别,因此施政的标准也应当与哲学思想有所区别。这种理论,为当时持一元论的宇宙观者所不能接受。他和李贽的冲突也无可避免,因为两个人都准备把自己的理论体现于行动之中。于是李贽指斥耿定向为不诚实,言行不一；耿定向则指斥李贽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所谓放浪形骸,无非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

耿定理在1584年去世。同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佥都御史。他在信里提出李贽迷误耿氏子弟,这种指责促使李贽迁居麻城。多年以后,他还认为这是耿定向有意识地给他以个人侮辱。
﹝40﹞

李贽好强喜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屈,在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
﹝41﹞

和耿定向闹翻之后,他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按本朝的习惯,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官”,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的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与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在别人或许会引以为荣,而在李贽则是精神上的压力。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42﹞

剃发为僧,除了避免亲族的纠缠以外,摆脱这些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贽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他喜爱清洁成为癖好,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在很多方面,李贽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是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43﹞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贽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间屋子专门堆放书板
﹝44﹞

,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资料的观察、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伦理哲学的发挥,形式则有论文、杂说、诗歌、书信等等。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45﹞

就大多感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贽的写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眼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从这点出发,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做出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李贽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46﹞

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李贽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
﹝47﹞

只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48﹞

李贽和耿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他学说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侧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联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49﹞

《论语》中这六十六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一百五十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根据。
﹝50﹞

朱熹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深思,进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悌忠信。
﹝51﹞

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物,这种事物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物的功能。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白色的东西有白色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这也就是说,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运用这样的观点,朱熹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物,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
﹝52﹞

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
﹝53﹞

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
﹝54﹞

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朱熹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熹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
﹝55﹞

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他的格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熹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56﹞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
﹝57﹞

而所谓心理,既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耿定理的终身不仕就是一例。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士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
﹝58﹞

全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李贽全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又是一例。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所以李贽在晚年被捕入狱,虽然也被指控为行为不检,但审判官在审讯的时候对此并不斤斤计较,所注意的乃是他“惑世诬民”的著作。
﹝59﹞

李贽本人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题为《焚书》,意思是早晚必将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题为《藏书》,意思是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行传播。

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也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广为抄传,信上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
﹝60﹞

在这一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也是李贽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
﹝61﹞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一个事例。李贽与耿定向的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经超出了个性的冲突。其中的微妙之处,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贽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学派。
﹝62﹞

仅仅在攻击李贽“未信先横”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潮。由于王阳明的创造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王阳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一个所以然,自己反而为此病倒。
﹝63﹞

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溪径,最后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
﹝64﹞

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
﹝65﹞

一个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未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
﹝66﹞

1587年,李贽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朱熹那样的烦琐累赘。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
﹝67﹞

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地说良知是一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性属于生命中的奥妙。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这些问题,为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
﹝68﹞

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贽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畿的书,之后他又两度拜访王畿,面聆教益。他对王畿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畿之书,亦无岁不谈王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畿的《文抄录》,并且为之作序。
﹝69﹞

按照王畿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贽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一顾。耿定向说他狎妓,李贽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
﹝70﹞

因之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

李贽又有他的另一面。当他说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艮这一边。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艮把王阳明的学说推广而成为“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王艮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学的发挥。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李贽虽然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论,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贽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己有所需要,就推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71﹞

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弑盗贼”,指斥张角为“妖贼”。
﹝72﹞

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
﹝73﹞

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贽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74﹞

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贽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极其相似。

李贽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悝、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
﹝75﹞

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贽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76﹞

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
﹝77﹞

对于俞大猷和戚继光,李贽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
﹝78﹞

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79﹞

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贽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80﹞

。

李贽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81﹞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贽的后半生,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敬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不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埒。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士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
﹝82﹞

在麻城的时候,李贽还和梅国桢过从甚密,梅国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贽又和漕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
﹝83﹞

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王也对李贽感觉兴趣,邀请他去做客。李贽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
﹝84﹞

他的最后一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赀财富有。他特意为李贽修造了一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一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应之资。
﹝85﹞

在李贽的朋辈之中,惟有焦竑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一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
﹝86﹞

总之,李贽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
﹝87﹞

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88﹞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
﹝89﹞

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
﹝90﹞

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91﹞

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贽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贽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贽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贽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
﹝92﹞

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
﹝93﹞

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谿。他的一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贽曾经见过面。
﹝94﹞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艮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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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则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96﹞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
﹝97﹞

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两句偈语,也就是说一旦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因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李贽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和洛克一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善。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一方面,他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部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贽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凤求凰,安可诬也”。
﹝98﹞

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贽认为情有可原。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贽自己能作出这种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99﹞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贽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
﹝100﹞

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他的观点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却不着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一个矫饰的社会。

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
﹝101﹞

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一个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国桢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桢有一个孀居的女儿梅澹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澹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
﹝102﹞

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他把澹然比为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他还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贽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因为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贽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
﹝103﹞

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五年之前,即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贽。仅仅因为李贽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贽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
﹝104﹞

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贽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四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
﹝105﹞

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绅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澹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
﹝106﹞

是可忍,孰不可忍,官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他和随从僧众的生活所需,使李贽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107﹞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
﹝108﹞

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贽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贽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极”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彼,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贽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时李贽还不是古稀的高龄,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所解决。张问达递上了一本奏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传,有的有李贽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
﹝109﹞

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此外,由于李贽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形已极为可怕：“迩来缙绅大夫,亦有唪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贽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皇帝看罢奏疏之后批示：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贽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本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李贽被捕之日,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贽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续传教,使一些大学士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慈圣太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虽说在1587年曾经因为礼部的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中引用佛经,但是在1599年,即李贽被捕前三年,他却告诉文渊阁的各位大学士,他正在精研“道藏”和“佛藏”。
﹝110﹞

这还有行动可以作为证明：皇帝经常对京城内外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求福,而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所以,要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李贽,毕竟不能算做理直气壮。

但是另一方面,李贽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疏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贽在监狱里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刎,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贽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111﹞

据说,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李贽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一名李载贽,字宏父,号卓吾,别号百泉居士,又被人尊称为李温陵者其事其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士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贽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熹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贽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贽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注释

﹝1﹞
参看朱谦之著《李贽》页21。

﹝2﹞
《续焚书》页11。

﹝3﹞
特别提出此一问题的为de Bary,见Self and Society
,章7页220。

﹝4﹞
袁中道著《李温陵传》,见《焚书》卷首页4―5。

﹝5﹞
袁中道著《李温陵传》,见《焚书》卷首页5。

﹝6﹞
《焚书》卷3页130；类似的自评又见此书卷2页50。

﹝7﹞
《李贽的家世故居及其妻墓碑》,见《文物》1975年1期页37―38。参看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第四册章3页495n。

﹝8﹞
《焚书》卷1页10、37、卷3页105、卷6页232。

﹝9﹞
《焚书》卷3页110。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李贽为家庭教师,依东家供给食物。虽然因大雪绝粮,但亦可见其家无储粟。

﹝10﹞
《焚书》卷1页10,卷3页85―86。

﹝11﹞
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2―10；《明代名人传·李贽》。

﹝12﹞
《焚书》卷2页52、卷4页42。参看朱谦之著《李贽》页2。

﹝13﹞
《焚书》卷2页44。

﹝14﹞
《焚书》卷1页30、36、40、卷2页46。

﹝15﹞
《焚书》卷1页9、卷2页57、77―78；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1―17。

﹝16﹞
《焚书》卷6页232。此诗曾由萧公权译为英文,载《明代名人传》页809。

﹝17﹞
《焚书》卷2页45。

﹝18﹞
《焚书》卷3页84。

﹝19﹞
《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6页2；《归有光全集》页96。

﹝20﹞
参看何著Ladder of Success
。

﹝21﹞
参看《归有光全集》页231。

﹝22﹞
朱谦之著《李贽》页29。

﹝23﹞
《焚书》卷2页52―53；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25。

﹝24﹞
李贽的家族对之施加压力,虽无直接的证据,但从现存的族谱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族谱手稿的笔迹出于多人,最早的在1606年,为李贽去世后四年。可见修谱的工作在李贽晚年已经进行,表示了他这个家族为巩固内部团结而作的努力。族谱的发现及情况见《李贽的家世》,载《文物》1975年1期页34。

﹝25﹞
《焚书》卷4页181。

﹝26﹞
《焚书》卷1页25。

﹝27﹞
《焚书》卷2页65、卷4页150―153。

﹝28﹞
《焚书》卷2页16、82、卷4页182,附录卷2页269；《续焚书》卷1页8、11、19、26。

﹝29﹞
李贽在南京时,已与王畿、罗汝芳、焦竑及耿氏兄弟熟识,当已为当代名流之一。参看《焚书》卷3页123、卷4页142。

﹝30﹞
李贽的交游中,如刘东星、周思敬、顾养谦、梅国桢、李世达,官居漕抚、侍郎、总督、都御史,见《焚书》卷2页57、66、69、73、77、82。

﹝31﹞
《焚书》卷3页118、123；《续焚书》卷1页29―30、卷2页55―56。

﹝32﹞
de Bary对这一问题曾有所批判,见Self and Society
,页5―8。

﹝33﹞
《焚书》卷6页243。

﹝34﹞
《焚书》卷4页143。

﹝35﹞
《焚书》卷6页229；《续焚书》卷1页17、22―23、41、45；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1。关于耿氏兄弟的情况,参看《明代名人传》页718。

﹝36﹞
《明儒学案》卷35页7―8。可参看《明史》卷221页2253。《明史》对李贽的记载多不正确。

﹝37﹞
《焚书》卷1页4。

﹝38﹞
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1；《焚书》卷4页143。

﹝39﹞
《明儒学案》卷35页1―7。明代人把伦理之理和物理之理同称为天理,有如Joseph Needham所谓Law of Nature和Natural Law的混淆不明,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册页540―542。简又文认为陈献章似乎已经发现二者不能并为一谈,但又未加彻底见解,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70。

﹝40﹞
《焚书》卷1页27、37、卷4页150、182―183；《续焚书》卷1页29、卷2页26―27；容著《李卓吾评传》页13。

﹝41﹞
《焚书》卷2页26、卷3页130、卷4页187。

﹝42﹞
《焚书》卷4页185。参看《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6页8。

﹝43﹞
《焚书》卷首页3、卷1页8、卷4页192；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8。

﹝44﹞
《续焚书》卷1页11、卷2页59。容肇祖认为李贽在1582年后始专心写作,见《李卓吾评传》页12。

﹝45﹞
《涌幢小品》卷16页365。

﹝46﹞
《焚书》卷1页30。

﹝47﹞
《焚书》卷2页50、55、卷3页130、卷4页187、增补卷2页268。

﹝48﹞
《焚书》卷首页7。

﹝49﹞
参看ArthurWaley所译《论语》的介绍,页28。

﹝50﹞
这是胡适的意见。见MacNair,China,页230。参看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
,页479―502。

﹝51﹞
参看陈荣捷所译《近思录》的解释,并参看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
,页479―502。

﹝52﹞
《朱子全书》卷43页2―3。

﹝53﹞
《近思录》,陈荣捷译英文本页12、93。

﹝54﹞
中国的道学家通常有这样的误解。笔者在评论倪元璐时曾经指出,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438。

﹝55﹞
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9。

﹝56﹞
《朱子语类》。

﹝57﹞
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
,页9。

﹝58﹞
见《近思录》陈荣捷英译本序言。

﹝59﹞
《焚书》卷首页4―5。

﹝60﹞
颜钧其人其事,见《明儒学案》卷32页1、卷34页1―2、18、28；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178―179、249―250。耿定向的信及李贽的复信见《焚书》增补卷1页260―263。

﹝61﹞
《焚书》增补卷1页260―264。

﹝62﹞
《明儒学案》卷32页4。中国的传统观念,常常以师生传授或地理区域等条件作为划分学派的依据,实际上并不能确切表示其学术思想的异同,这一情形在王学中尤为显著。

﹝63﹞
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
,页514―526；《明代名人传》页1409。

﹝64﹞
唐君毅对这一点有详尽的解释,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103―105,亦见《传习录》陈荣捷英译本。

﹝65﹞
《传习录》。

﹝66﹞
王学的这种缺点已为黄宗羲、顾炎武所指出,现代中外学者如陈荣捷、Charles Hucker、Joseph Levenson也都有所论述。

﹝67﹞
王阳明对“良知”和“意念”都没有下过确切的定义。他只是谈到了二者可能包括的含义,而在文章中又把这些偶取偶舍的含义作美术化的衬托,致使读者不能确定他是在介绍一种粗线条的观念还是在作精细的分析。这是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缺点,但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为尤甚。

﹝68﹞
王畿的“良知”与“意念”,可参看《明儒学案》卷12页2、7。对此关系作出确切阐述的有唐君毅,见de Bary,SelfandSoci‐ety,页114。很多哲学家因为这些观念在个人的思想系统里具有开辟新门径的作用,可能引起对于人生的新的认识,他们往往用现代的方法对这些观念继续发挥。本书以明代后期的历史为研究的范围,所以认为这种思想解放的意义仅限于个人,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则是逃避现实。这种不同的意见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观察而得出的,而并不等于反对所有对王阳明的肯定性的看法。

﹝69﹞
《焚书》卷3页117、123。

﹝70﹞
《焚书》增补卷1页259。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25亦称李贽狎妓并非毫无根据。

﹝71﹞
《明儒学案》卷32页69―70；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162―170,页165尤为重要。

﹝72﹞
《藏书》卷3页43、卷57页953。

﹝73﹞
《藏书·世纪总论》页2。

﹝74﹞
《藏书》卷9页146、156、162、169。耿定向为此书所作序言亦指出这一观念。

﹝75﹞
《藏书》卷9页146、卷17页292―296；《焚书》卷5页217。

﹝76﹞
《焚书》卷5页217。

﹝77﹞
《焚书》卷4页162。

﹝78﹞
《续焚书》卷4页99。

﹝79﹞
《焚书》卷1页15。

﹝80﹞
《焚书》卷2页69。

﹝81﹞
研究者的这些看法似与李贽本人的思想不符。李贽所谓“穿衣吃饭”,并不指人民自身具有的生活权利,而是士大夫阶级给予被统治者的安全感。de Bary就曾指出,如果认为李贽具有现代的平等观念,是一种可疑甚至错误的结论,见Self and Society
,页195、213。其他的不同看法,参看朱谦之著《李贽》页25,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页250―255；吴泽著《李卓吾》页32。

﹝82﹞
《焚书》卷1页31、卷2页52、69、卷4页134―144；《续焚书》卷1页23。《麻城县志》卷8页17―19、卷9页32所记尤详。

﹝83﹞
《续焚书》卷2页61。

﹝84﹞
《续焚书》卷1页42。

﹝85﹞
《续焚书》卷4页96。

﹝86﹞
《续焚书》卷1页30。

﹝87﹞
《藏书》卷9页158狄仁杰传,但仍称武则天为“唐太宗才人武氏”。李贽又对武则天的自我标榜誉之为“真”,并称其“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见《藏书》卷63页1049―1050。

﹝88﹞
李贽赞扬寡妇的守节,见《藏书》卷64页1063、1066。相反,对于蔡琰,则称其“流离鄙贱,朝汉暮羌,虽绝世才学,亦何足道”,见《续焚书》卷4页95。

﹝89﹞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页1。

﹝90﹞
《续焚书》卷4页94―95、100。参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210―211。

﹝91﹞
《续焚书》卷2页76。

﹝92﹞
《张居正书牍》录有致周思敬五缄,见卷4页7、18、21、卷5页3、7,致耿定向八缄,见卷1页1、卷4页26、卷5页1、4、8、18、卷6页5、27。

﹝93﹞
《神宗实录》页1651、1732。参看拙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页299―301。

﹝94﹞
关于李元阳其人,见《国朝献征录》卷89页39；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397；《明代名人传》页721。李贽提到李元阳,见《焚书》卷3页119―122。

﹝95﹞
《明儒学案》卷32页2、11。

﹝96﹞
《焚书》卷1页15。

﹝97﹞
参见《张居正书牍》卷2页16；朱谦之著《李贽》页33。又,Robert Grawford也提出过这一问题,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
,页400。

﹝98﹞
《藏书》卷37页624―626。

﹝99﹞
《续焚书》卷2页54；《涌潼小品》卷16页365。

﹝100﹞
《续焚书》卷1页45；《藏书》刘东星序。

﹝101﹞
朱谦之著《李贽》页9；《明代名人传》页813―814。

﹝102﹞
《焚书》卷4页167、183、184、卷6页229；《续焚书》卷1页5。

﹝103﹞
此即袁中道所谓“祸逐名起”,参见此处
。

﹝104﹞
朱谦之著《李贽》页8；《续焚书》卷1页4、17、18、25。

﹝105﹞
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页232；《焚书》卷3页126、卷6页228；《续焚书》卷2页61、卷4页98。

﹝106﹞
《焚书》卷2页79。

﹝107﹞
《续焚书》卷2页68、卷4页95、卷5页118。

﹝108﹞
《焚书》卷首页4。

﹝109﹞
张问达疏见《神宗实录》页6917―6919。《实录》称李贽惧罪绝食而死,或是当时向万历报告中的措辞。

﹝110﹞
1587年万历应礼部请禁止士子在考试试卷中引用佛经,见《神宗实录》页3415、3455、3548。1599年万历自称研读佛藏道藏,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

﹝111﹞
《焚书》卷首页4―5。

参考书目

此书目不是作者执笔前全部参考资料的汇集,而仅限于在注释中提到的文献。排列次序以WadeGiles拼音为序,以便与英文版并行。也有若干书籍在英文版中引用而本书未加引用,则不列在本书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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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1590年8月2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25排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煖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情本手授时行曰：“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时行等对：“近日洮州失事,杀将损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洮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茶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先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猝不能堵遏。如今虏王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故声言内犯。然虏情狡诈,不可不防。”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干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酋过河,才来奏报。可见边备废弛。皇祖时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时行等对：“皇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边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上曰：“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布,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吏,各有职掌,如总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曰：“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时行等对：“此两名臣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诸臣,尽心经理,以纾皇上宵旰之忧。”上曰：“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今九卿科道会同推举。”上曰：“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官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秉衡,曾称良将,今老矣。”上曰：“不论年老。赵充国岂非老将？只要有谋。”时行等对：“将在谋不在勇。圣见高明,非臣等所及。”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备废弛,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设处着一一整顿。书云：事事有备无患。须趁如今收舍,往后大坏愈难。”时行等对：“当初许虏款贡,原为内修守备,外示羁縻。只为人情偷安,日渐废弛。所以三年阅视,或差科臣,或差彼处巡按御史。”上曰：“三年阅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时行等对：“臣等在阁中商议,要推大臣一员前去经略,且重其事权,使各边声势联络,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拟传帖恭请圣裁。”上曰：“还拟两人来行。”已复言款贡事。上称：“皇考圣断者再。”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谟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曰：“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曰：“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时行等对：“今日边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专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肆掠,乃是万全之策。皇上庙谟弘远,边臣庶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虏酋反得挟以为重。又非所以激励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宽文法核功罪。”上曰：“如今失事却也不轻。”时行等对：“圣恩从宽处分,容臣传示边臣,使感恩图报。”上复问次辅病安否何如。时行等对：“臣锡爵实病,屡疏求去,情非得已。”上曰：“如今有事时正宜竭忠赞襄,如何要去？”时行等对：“皇上注念锡爵是优厚辅臣至意,臣等亦知感激。但锡爵病势果系缠绵。臣等亲至其卧内,见其形体羸瘦,神思愁苦,亦不能强留。”上曰：“着从容调理,痊可即出。”时行等唯唯。因叩头奏：“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朝,仰知圣体万安,不胜忻慰。”上曰：“朕尚头眩臂痛,步履不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等商议。”时行等叩头奏：“伏望皇上万分宝重。”上又曰：“闻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隐匿不报？”时行等奏：“近闻河南嵩县等处,聚有矿贼,巡抚官发兵驱逐,业已解散。”上曰：“是山西地方五台,因释氏故知之。”上恐时行等误以为失事也。复曰：“释氏是佛家,曾遣人进香耳。”时行等对：“地方既有盗贼啸聚,地方官隐匿不报,其罪不止疏玩而已。”

附录二

（万历皇帝于1590年2月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19排印。）

上御毓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致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天颜,叩头候起居。

上曰：“朕之疾已痼矣。”时行等对曰：“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但能加意调摄,自然勿药有喜,不必过虑。”上曰：“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膈胀满,近调理稍可。又为雒于仁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时行等奏：“圣躬关系最重,无知小臣狂戆轻率,不足以动圣意。”上以雒于仁本手授申时行云：“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时行方展疏,未及对。上遽云：“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时行等对曰：“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上曰：“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曰：“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曰：“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曰：“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疏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曰：“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舜之君。”复以其疏送御前。上复云：“如何设法处他？”时行等云：“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宥。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上首肯,天颜稍和：“因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还知道些。安有是事？”时行对曰：“九重深邃,宫闱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上曰：“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先年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亦然。因不曾惩创,所以如此。”时行等曰：“人臣进言,虽出忠爱,然须从容和婉。臣等常时惟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如此小臣,臣等亦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上曰：“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肱,也要做个主张。”时行等对曰：“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上曰：“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股肱。心非股肱,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诿！”时行等叩头谢曰：“皇上以腹心股肱,优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书之座右,朝夕服膺。”语毕时行复进曰：“皇上近来进药否？”上曰：“朕日每进药二次。”时行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曰：“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时行等云：“皇上宜以保养圣躬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康豫矣。”时行等又云：“臣等久不瞻睹天颜。今日幸蒙宣召,刍荛之见,敢不一一倾吐？近来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时行等又云：“册立东宫,系宗社大计,望皇上早定。”上曰：“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曰：“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时行等对曰：“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行等复还至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令内臣觇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时行等语内臣云：“我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臣入奏,上微哂颔之。有顷上命司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司礼监入奏。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顷张鲸至。向上跪。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图报,奉公守法。”鲸自称：“以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鲸呼万岁者三,乃退。司礼入奏。上曰：“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则皇长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齐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时行等奏：“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曰：“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时行等稍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毓德宫。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天语谆复,圣容和晬,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Ray Huang）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法文版为1587,Le Déclin de La Dynastiedes Ming
。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三万册,也已售罄,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的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90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蹇,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法文则称：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u passéàun nouvel examen dans l’espoir d’y trouver des avertissements pour l’avenir,mais ils peuvent enmême temps recommander à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 valeur.La Chi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àtirer des expériences de l’Orient comme de l’Occident.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今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 * *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误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 * *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入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 * *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the Chinese Eye
）,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
,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

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 * *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 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十一省）。但是这个国家17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但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五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个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至六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400―600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逼,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赁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迫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例。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有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至1862年国会通过“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160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场（antitrust）、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它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间”,批发商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

* * *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俾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者客观地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放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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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 * *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地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地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黄仁宇
（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一部有关中国

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

以人物为中心，

通过其人其事及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

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

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

作者治史，

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

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

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目　录

孔　孟

秦始皇

李　悝

司马迁和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　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大陆版卷后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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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六十六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
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
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
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
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
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做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了。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千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髻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
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之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地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Darius）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丁（Arch of Constantine）上面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地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loess land）。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Amazon River）夏季能带砂10%到12%。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42.9%到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
但有些国家，还恶意地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各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
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cyclone）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者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汆。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侯。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的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
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
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赈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箝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李　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入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424至前387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
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其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
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design），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
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统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6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350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
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通有无，也可以“背粜居奇”，这样又顺便地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汉学家Herrlee G. 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九十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然则公元前90年和公元后90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掺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orthodoxy），
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炟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
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
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纪》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做事失败的征象，除了特立独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应引以为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地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古人1931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地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
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国除。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十六年。这三十九年，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
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1700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著《威权皇子》（The Prince
）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各处文字上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
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的典型。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
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的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菑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这样七王就
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人宫为奴。又十一年之后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有不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将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方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残酷少恩。汉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出入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史者立场的差异。

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十五岁。兹后他在位五十四年，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18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皇帝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
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规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诙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
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做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黯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黯为太守，汲黯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黯在淮阳十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
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的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蠱）”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
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箓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91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四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八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钩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千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人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公元前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者数万”。公元前112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酎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106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
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
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之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To externalize the problem）。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全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十四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三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
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
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的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机构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
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十五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十五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两千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Galdan）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两千二百年后叙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助八岁的昭帝，事昭帝十三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六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68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九岁儿子刘衍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五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份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9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十四年多的皇帝，于公元23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蹶
，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手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假一真，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
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六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衍。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也在位二十六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
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
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女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
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十六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做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的简单。公元前80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81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酤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地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地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酤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地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
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四年，直到公元前66年，时霍光已逝世两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而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烜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地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112年将袭侯爵的106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
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
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翊（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无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地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
当日的观
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拔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44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19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的根据。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外，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五十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筦”，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恪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

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
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称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则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
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pseudoscience）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aesthetically）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古代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natural law）须待不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

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
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橥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行动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105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132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365¼度，他又算出圆径之π为3.1622。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五十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
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之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上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地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
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十五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四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阯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二十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Yarkand）时发兵两万五千。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国兵七万人讨焉
耆（Karashar）。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夕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旂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
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仓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史实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从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的差别。
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做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列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地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

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
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也曾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史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
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的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啰嗦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炟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
制逾四百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份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记），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
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
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份，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
发难，各家子
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
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二十八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二十四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弇才二十一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推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
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份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蹑其后尾。兹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
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25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六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36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份、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也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在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地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弇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屠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
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17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六千万突降至二千一百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之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28年东汉的官方纪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
所
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帝时三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40年“河南尹张伋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雒阳令董宣（雒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里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更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桓帝去世时年三十六、灵帝三十四，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159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
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形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没有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愁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地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髻，轻松地斜挂鬓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三万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
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踯躅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三百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六十一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
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地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十四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所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示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次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徒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
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家属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到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
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位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父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种。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变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

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
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18及19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倒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589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三十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
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所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280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地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濬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濬已七十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濬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四十尺宽七十五尺长的舳舻，可以符合上开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濬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臾，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很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出，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
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赭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219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之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
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
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瑾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份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六十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需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也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以至于他虽“本志有限”，最后总是弄得不能放手，他的威势和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
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濬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

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地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归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
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220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二十五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220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的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十五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
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乖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3世纪之末至4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280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三十九郡之外，另有二十一“国”，分置于今日
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 Antoinet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在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
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
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277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地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有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291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冏、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冏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颙指使长沙王乂杀之。
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颙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乂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羯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十六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皝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出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

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
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情况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
一的河间王司马颙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予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动称“带甲百万”，“阻兵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及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徐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机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
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时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牌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为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
到四十多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纪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
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通“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417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589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二百零六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战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糈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
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张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地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
有如280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二十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二百六十三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
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369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地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的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的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地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
“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
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
“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
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人，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地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的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三〇至卷八六，其中列有542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
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215人，司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62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
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433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486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北魏拓跋氏

公元5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493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467年，四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二十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还未满三十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220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做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
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连贯，才看得剀切。

汉亡之后369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地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
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地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3世纪在今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今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4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4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386年拓跋珪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
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的一律处死，如公元391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396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5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三十一起，内中有户口数的十三起，共为户十一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426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份。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的汉人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飨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
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424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也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424年，才有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示”。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祟，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地掌握。公元428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四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450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地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
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乃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一统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452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跷，只剩得一位十二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471年，二十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二十九岁到三十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二十三岁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词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谜。《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
活总受訾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倖”，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份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484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485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486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的程度，无从考察。只是我们引证史迹相信整个方案，是事实上的成功，有如《魏书》所称太后冯氏于公元490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厉，而李冲也更得信用。493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直至6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
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6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自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
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之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从分裂到统一

至今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里留下了一段尴尬局面。这369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369年轻率地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地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6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不满，6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554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的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
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父兄的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之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
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坞设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麾下应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
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再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单，
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蹙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作代表。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地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不入。
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都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
史上的真迹。龙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燹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
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地“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五十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产生一种
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比裴顾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5世纪时提出，也是不同凡响。我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存一种坚毅力量，这种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用。
也只从这坚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感之所由来。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姊山阴公主置面首三十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他们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
他们既已永远地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的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隋炀帝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610年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以炫耀于西蕃之朝贡者。戏场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族之流入青海部落）得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骢驹，一日千里，他就放牝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二十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
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000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蹇，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
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裴矩设计破吐谷浑，羁縻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毋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做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
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之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叛民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及反应。618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吏。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
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
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
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时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
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十五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
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95年收天下兵器，以后敢有私造者坐之。596年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向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
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以现今美国所谓ABS CAM的办法，密派人向官僚纳贿。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
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
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动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次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罄，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地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贞观之治

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六英里，南北五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八分之一。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城分为一百一十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五百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律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
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土”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extrovertive）。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
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祆教（Zoroastrainism）、摩尼教（Manicheism）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职。L. 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个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
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十八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
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地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三百九十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
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筵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来看，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
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
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五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李世民自己才二十八岁，他的十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綮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一千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着实际。况且又四百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
下，饥渴则需饮食，见异性则望狎幸，有争执即动手厮杀，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时受父母之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value。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各种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阯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戒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
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
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psychiatrist）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constituency），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五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之初第二帝国之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是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institutionlize）。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
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地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武则天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攻击她，则明知所谓“杀子屠兄弑君鸩母”半系牵强虚构。并且她在不同名义之下主持中国的政局半个世纪，其影响之所及与历代帝王最有流风余韵的相比，并无逊色。所以事实决不会如此简单，可以由我们以“好”“坏”概括之。而我所讲授的，则又是中国史的纲要，也要与今人有关，因此更难。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隋末从唐高祖发难，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门，并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帝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后，她就被发付感业寺为尼，在这里她邂逅了高宗李治。兹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公元655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已在三十岁左右。

她自与高宗见面之后即有控制他的力量，无可置疑。高宗有子八人，前四子出自后宫其他妃嫔，后四子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十二人，玄宗有子三十人，宪宗有子二十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高宗于683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
皇太后称制如故。公元690年她更“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十五年。到705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才与世长辞，官方称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说她实际年龄为八十三。中宗复辟后五年据说为他的韦后所弑，但是韦氏想照样以女主临朝称制的计划则为李旦之部属所推翻。李旦于公元709年复位，是为睿宗。只是如此一来，李显与李旦，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十五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武则天还有二点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686年在各处设铜匦接受密告。又任来俊臣为御史中丞（监察院副院长），他和旁的特务人员拷讯的工具，惨极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就死地，经来审问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沙皇凯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所以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自谓簪履恩即系鬓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
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百段。

有了这些不仁不正的行径，武则天仍被德宗朝贤相陆贽称誉。明朝以“非正规”态度评史的李贽和清朝以正规而又客观态度评史的赵翼，都对武则天留有好评。

仅从短距离侧视界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系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更换其外观及名称。洛阳实际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权独揽之后又将之从“东都”改称“神都”。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銮台，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则施以浅紫色的帐幔，八品以下官员过去服青者此时服碧。如果这时候有人骤到洛阳，很可能被这金碧辉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为銮台凤阁把一个大帝国的政府错认为一个动物园。

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旧唐书》云“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倚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
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650及660年间施行，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最后在位五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兵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读大赦仪式。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例。李治又曾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制之一种里程碑，其实公元659年高宗李治“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已经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节。

可是这种安排，到底不是举朝上下所能称心如意地接受。况且过去高宗自己被立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费过一番周折。只因长孙无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难中通过。长孙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再度支
持高宗嗣位后已是三代功臣，两朝元老，为宰相三十年，又兼太尉，也俨然有汉朝外戚之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声望。只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高宗臣下诬构，流窜黔州，后来又被逼自杀。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背景，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擅权，“黜陟杀生，决于其口”，现在要只身对付满朝的明争暗斗，不能不采取主动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为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生事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侍从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书令不肯与。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而是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又派与于另外一位皇后的父亲，势必与太后冲突。这也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权既无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这事也确引起武则天对李显不满，而成为谪废他为卢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李敬业在扬州以兵反。敬业是攻高丽宿将李勋之孙，他这时被谪降，意态怏怏，也纠合一群对朝政不满意的人在东部举事，看样子他没有真正“勤王”的诚意，他的叛变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讨武则天檄，为骆宾王所作，是骈文中的名著，经过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激劝唐朝旧臣用对高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
是敌方争取的对象，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来使出自武后，则很惶恐的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的，可能被她亲信所杀，出自武则天的旨意与否无从查证。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之才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流窜岭南才被幸免。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一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猬集之所致。她的特务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时的产物，
其目的也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甚至对她尽忠为国的狄仁杰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发展，很难在她武曌武则天和唐朝的“顺圣皇后”的人身经验中找到前后一致的逻辑，而只能在这政治环境里看出其为一种超过人身经验的运动，有其来龙去脉。

所以武则天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
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性的经典，充分的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也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
复生。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二十八年，皇太后七年，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十五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682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7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化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去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

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条件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
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乃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王公大人的身份，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统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李勋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659年降诏不许十一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五十年，也
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与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 Twitchet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personal）政治，而非经制型（institutional）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651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律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
（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
（gentry）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中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算“谋反”株连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大打击。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五十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匦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

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做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13400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或武曌）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的，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奏的反应，也有一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曌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的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
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myth），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
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亦无所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顼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
、三匕首。鞭之不服则
其首，
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方面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
，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为一百三十五年，距唐祚之终（公元906年）则为一百五十一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为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751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1942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
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humanism）”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作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806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杨贵妃也三十八。在今日驻颜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745年为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提出有被立为太子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
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治通鉴》则记人开元二十三年（735—736年间）“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份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745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驿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而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742年，以前则为‘开元’）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
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清宫过冬时，贵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
我们知道8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chamber music），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tug-of-war）者一次总有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虽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九百六十多万户。这和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7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要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来已经领有的
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予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652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约占当时登记户数4%。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
选举制度提拔新人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723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六年赋调，只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
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乡村各种情形，
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旁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地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一大主因。
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能手。他在741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人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trade fair）。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
。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738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格只利于长
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
于75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地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同于薪水，经过王
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
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
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economic czar）（但是欧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口蜜腹剑”，只是他作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势。于是在公私
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而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
也因为他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地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
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尽上腴”。《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衰”，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
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
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九重城阙烟尘生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他所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六十里的行军速度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756年的年初自称“大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
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促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人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地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了一段当地“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获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宣告玄宗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757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之众降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在763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8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促之间，得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他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廷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元年（742）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与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

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
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
骑”，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Tatabi），他们经常与安所统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河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时候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做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
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各节度使也是一人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有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
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能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干才，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硅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
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人。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象安庆绪着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仙之杀史朝义不仅是个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之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即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宗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地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走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
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想象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入“广泛农业”（extensive farming），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卢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室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800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
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782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783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泚，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候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泚有旧，也推戴朱泚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泚在长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泚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
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泚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馁而死。只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的将对方一鼓成擒。819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侍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的“道”，其疆域数目
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做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9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行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的条件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更开争斗之门，
边军用募兵，购
买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做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
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9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地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
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之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蕃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蕃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个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9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
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泚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intensive farming），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
可是9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卢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821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822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
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征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
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节扣）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
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后）也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
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支配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锐的部队（e'litecorps）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之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办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黄　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我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9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开程序。虽说870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在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泚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亦即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也必经常收纳过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地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流行，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途中不费力地取得潭州（长沙）。880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

投陷阱。
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882年朱温降唐。883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鏖战达一年，终在884年的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

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880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9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组织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850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又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850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813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
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
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则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地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相。这种弱点也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设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做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到9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
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覈核。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821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
王仙芝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镠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
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
一种新的体制，也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
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镠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辞而去之。”这样看清大局，钱镠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页。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
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
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907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代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
一到8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则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甚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904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
—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的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二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7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872年），他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907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卢龙节度使刘
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936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
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competitive position）。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但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
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间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礬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1566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又能负责做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
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人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926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958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
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并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镠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偃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硙、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份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
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
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319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各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大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national aim），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competitive）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后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960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中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不自觉之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
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之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俶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有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采用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为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俸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叫作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地承认各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
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32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32库积满之后又成立20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的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诏诸州选所部兵至
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兵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矾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276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
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的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
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23人进升；张飞关羽等22人被退，管仲则特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
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澶渊之盟

1987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1946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词，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九一八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市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96%，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的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所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chauvinism）。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
19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Celts）与意大利人（Romans）、丹麦人（Angles）、德国人（Saxons）、法国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销。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已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2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9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是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34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125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词？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
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
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恒于公元1004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恒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
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1004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然，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丘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10世纪到11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的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过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种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时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competitiveness and extroversion）没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

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
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11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979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丘）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986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几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到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997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伤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曾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
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907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92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设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帐族”编为“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朶”（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有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
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处。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帐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986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许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1004年澶渊之盟既成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时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里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1004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过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preemptive）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也只有在这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王安石变法

公元11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
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祐党人”（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00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份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惇和蔡
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幸臣兼改革派。章惇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一些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120人列为“元祐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309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惇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
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和对人谦让（mutual deference）。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
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
前面也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帐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20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什么他事实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答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
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
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这目的。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
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的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自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
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反其道而行，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负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在三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fatalist）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
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行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
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
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land mass）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
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靖康耻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廷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暨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1127年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1126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年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1126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又有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猜度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
（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319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1041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十四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熟
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1141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1207年韩侂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骤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使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万），而常备兵兵数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四千五百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12世纪及13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百分之二）。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于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提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
《宋史》“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service sector），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相，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俵籴、兑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
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地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指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

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
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hangers-on）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1035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1073年神宗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Cross-bow），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弩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户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
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叛。这也都是不能鼓舞士气，笼络人心，无法发扬民族精神的原因。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
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两者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种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
怪不得《辽史》食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六千万倍。

贾似道买公田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十五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七人，一共二十二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惇，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侂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十五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份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
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赵禥嗣位，这已经是一个三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1275年的春天，元军（1271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向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着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
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20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
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哥孛罗在南宋覆亡之后三十二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哥孛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哥孛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 Gem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13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至今朝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m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四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二百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哥孛罗赞羡中国时约五百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500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
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祐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刚一岁多的小儿子
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年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提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帐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只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13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二百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一千四百四十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一千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会子原应三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
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缗为常情，一百年之后有提到三百四十缗，七百缗及一千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三百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1235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十三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
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三百五十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一百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 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串通一气（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20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13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地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不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1279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国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道学家

1279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厓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昺——一个七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三十四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伦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在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他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 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地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个大因素。一是中国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指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时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
环境做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眘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苛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的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
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侘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1162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1173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1188年谏孝宗：“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又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濩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界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地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
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天子及以下所有读书做官的人必所遵循。

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他破除成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为麄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祐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祐，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
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奋、光宗赵惇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侂胄，落职罢祠，于1200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1224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侂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的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natural law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20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认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1200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1600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 Needham所谓natural
law与law of 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11章至13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198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 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 disbelie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为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opposition party）的倾向，可能
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
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desire或craving）与自然法规（natural law）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形态之粗线条，
也还是揭橥着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1086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官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多年来特殊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出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Altan Tobshi
）（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的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真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
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份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炙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13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1206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哥孛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地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
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借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13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资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四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Khorezm）（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
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1227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Kiev，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1241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1241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
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词，修正了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为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三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儿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Khuriltai）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Arik-buga）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四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13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20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
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个半世纪（1240—1480），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吏，我们可以揣想虽在13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之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勾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现有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Summit Canal），使用火器，
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Catapult），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十三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三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Karakorum）（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帐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地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宋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1257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弟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
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Uriangkatai），他曾于1253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北上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1259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自己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倎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中断。阿里不哥于1264年兵败被擒，忽必烈贷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
（Kaidu）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1287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之四世孙叫做乃颜（Nayan）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1289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哥孛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首先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四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
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的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1268年夏迄1273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荼毒。他对参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哥孛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
作者John Dardess则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Supranational）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的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可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游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tax farmer），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1276年元军才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
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一千四百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二百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r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appanages）”，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三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
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在元世祖忽必烈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Ahmed Benaketi）替世祖理财二十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所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个人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Sangha）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倖臣主持，必无好结果。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能说得是个人的错误，
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
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1291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内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三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1265年接见马哥孛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
，当时五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赵
十七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土番喇嘛僧八思巴（Phags-pa）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1260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却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廷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之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1274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两万五千人，用大小船八百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部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一万三千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1281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
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九百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三千五百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国方面参加的十万人，只有三人逃归，连这三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效，军队发遣分配。1285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一百万石往朝鲜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
时候忽必烈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七百年后的今日想写一部较详尽的传记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并不太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元顺帝

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别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十一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在位三十四年（起先的十二年不称元朝）。兹后的九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三十八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健德门北奔，时为1368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Toghon Temtir）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三十五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之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
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的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地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的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与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是根柢不深。1333年他十三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七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不是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下。1340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地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要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
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俱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九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天顺帝只九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六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Kaishan），他在1299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曾一度将两方之间七十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帖木儿（El Temür），一是康里脱脱
（Toghto the Kangli），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Bayan the Merkid），燕帖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
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1333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帖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 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十三岁做皇帝，十五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五十五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三，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二十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1340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地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caste system），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feudal）形态。这也就是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地举行次层的封建（subinfeudation），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
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时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function）。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政府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则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
并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的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
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gentryclass）〕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关。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帖木儿（Köke Temür）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1351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帖木儿（bolod Temür）和扩廓帖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帖木儿（Caqhan Temür）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
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著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帖木耳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六年。

元朝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的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帖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璋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始，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元璋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大陆版卷后琐语

这一本集子收录了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历史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

自明朝至现今的一段，原拟定也照同样体裁叙述，出版者还盼望我出一本《赫逊河畔再谈中国历史》。只因历史的进展成螺线式，愈至后端积累的分量逾重，内容也更复杂，其内容不容易保持文艺副刊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几种工作，不容易摆脱。所幸已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英文本China：A Macro-history
（中文本题为《中国的大历史》可望于年内出版）及《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已在台北编排完毕，即将出版，英文本也在编撰中），都由作者执笔。读者不难从此中看出，上述前后连贯的特性并未因元朝而中断，可以由明清而持续迄与今日。而且在20世纪末季，中国的历史也确切的与西洋文化汇合。

对大陆的读者讲，则因上述书刊尚待问世，刻下有将所谓“持续”及“汇合”两点扼要作梗概的报告之必要。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个到二十个的小朝代，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我们仍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之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也有了元朝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以上都经本书道及。

朱元璋于1386年创建明朝，他的种种措施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实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造成行政之张本，结果节节失败，却没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带服务性质的事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没有展开，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他只凭己见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范围的说法即是“与民争利”和“聚敛”，亦为道德败坏之征象。明实录的《太祖实录》里有这样的一段：“上曰：‘……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进竞，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次无敢以财利言者。”朱元璋也曾斥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杨炎“得财
有限，伤民无穷”，而自谓“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他用这种思想作出发点，又将撙节的宗旨一再宣扬，各地区的赋税数即立碑刊刻于户部。兹后数百年正是西欧各国飞黄腾达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之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

明朝的财政与赋税以较落后的部门（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为基础。300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时又全面恢复，而以人身服役为原则，即各级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补修理均无预算之经费或供应之承办者，而系无费由各地里甲征集而来。朱元璋更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狱去打击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1397年户部报告，尚有七百亩田产以上者，全国凡14341户，其名单也进呈“御览”。如此造成全国皆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庞大之扁平体，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挥，虽有短期间之平等，而缺乏经济上之组织与结构。

唐宋时之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物资周转，明朝放弃此种办法。朱元璋的财政体系成熟之后全国充满了此来彼往的短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以接受二三十个县的接济；一个县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机构交纳财物。户部不再成为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会计衙门，只能核销小数目此来彼往的供应，无从筹牟全局的重新分配，在此情形之下，服务性质的事业也永远无法展开。大凡现代化之前，民间的经济组织，有赖于政府官衙交往开始。意大利的
银行家即因代教皇输纳各地的十一捐而发轫，日本的“藏元”和“两替”也系承差于幕府及各大名，才开始出头露面。中国明清间的商人始终无此机缘。

过去有些历史家以为明后季行一条鞭法，朱元璋的财政税收体系，即已改进。殊不知财政与税收为承纳于一个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法制性的联系，牵涉到官制与兵制，以及乡村里甲和城市街坊间的结构，也与法庭判案的能力与社会风尚全部有关。明清的制度，既然如此之特殊，如果一经更革，则以上各种因素全要更革。一条鞭法只是各地会计制度局部间的修正，与全面更革的范围相去至远。五十年前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其结论则是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我们也可以更大胆地指出，虽有明清之交替，康熙时将丁额永久的固定，雍正时的火耗归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税收开始出现，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开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之财政仍与第三帝国全始终。我们只要从鸦片战争时支持扬威将军奕经的军费和甲午中日战争前供应北洋舰队的经费即可看出：清代承明之旧，只有零星支付局部需要的能力，而无全面经济动员打破局面之可能性。所以从长时期远距离的角度看来，明清之体制为一元。

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可是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附带申明：这种观点只因我们在六百年后体会到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不能适应于外界新潮流之创痛
才能产生。在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决策时，一般人士未尝不以之为得计。一个大陆性格的国家动员时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企图长期保持各地区间之平衡，不计较对外折冲时一时一地的祸福得失，都有它特殊之逻辑，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为全国的标准，并不完全是缺乏头脑。明朝为中国惟一用兵由南至北而统一全国之朝代，而且因为其资源零星搁置，各地的总督巡抚无从跋扈割据而尾大不掉。有明一代除了有几位王室人物和农民造反外，并无文武官员拥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像嘉靖朝的张经和崇祯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纸文书的逮捕，随意处决，为以前所未有。而承着明朝的276年之外，清朝又继续如此的纪录达267年。除了所谓“后三藩”，系明降将曾举兵反之外，再无一个重臣背叛朝廷这样的纪录，为西方之所无，在中国也仅有。因为其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待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会价值（social value），所产生的社会秩序，以“尊卑，男女，长幼”作纲领，有替代法律之功效。虽说今日我们已不能欣赏此作风，也知道其标榜不尽符合事实，却无法否定其为地缘政治下之产物。本书已一再提及中国反映着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读诗书之士人统治大量农民，无法应付变数（variables），所以才强调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这些特点都因明清帝国而发展到尽端，直到鸦片战争才彻底暴露这样的体制不能在现代社会里存在。

一提到现代社会，则当中端倪纷纭，可以发生无限的争执。我个人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根据着居留在英国、日本、美国和旅行其
他各地的经验，则发现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在数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地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的原则，去零星杂碎地去权衡各人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之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这体制上之改变，绝非轻而易举，通常等于脱胎换骨。大凡近世纪各国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流血不止，通常与这种改变有关。这也就是说，一旦某一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种数字，尚可以随时商酌，大体上以技术上的要求做主，不必笼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了。

说到这里，我更要提醒读者：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并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清朝统治中国267年，本来也是“气数将尽”，这也就是说专制政体全赖人治，当初皇帝如康、雍、乾日理万机，还能称允文允武，以后之君主实为典章制度之囚人，况且宫闱间的纠纷与黑幕愈多。及至慈禧太后主废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之一代不如一代，已难能维系人心，遑论及忠臣烈士之“死社稷”，是以本来即有覆亡的征象。再则参入这“换朝代”的机缘中，又有了一个“改造帝国”之必要。
明清两朝合并为543年，也和第一帝国之441年及第二帝国之698年（内有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54年）大致上等量齐观。这第三帝国既有收敛性之财政税收，经过如是长时期之积习相沿，也是与时代落伍。即在人口增加，交通进步之情形下，也需要在官僚组织与土地制度上有一番更革。而中国是一个大陆性格浓厚的国家，与西方和现代社会用数目字管理之距离愈远，更无从局部的改组。

所以中国的长期革命，费时必多，为患必烈。法国“老虎总理”克里曼梭（Georges Clemenceau）曾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亦即一经发动玉石俱焚，很难照应到各人各事内在的公平。康梁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自愿牺牲，即是已经看穿长期流血之无可避免。

从上图表看来，中国即准备从事长期革命，业已费时77年。因为当时极少的人能看到全局之高低纵深，大多数人士只能随着内外压力，一步逼一步，逐渐觉悟到大规模改革之无可避免。迄至辛亥革命之后肇造民国，犹且不能解决问题，才有五四运动之展开，知识阶级觉悟到改革必从本身着手，及于文化和教育。

最后我希望与本书读者共同保持一点检讨中国历史的心得，此即当中的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中国既已在20世纪几乎亘全世纪尽瘁于革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殊死战八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纪录，在人类史上也是仅见，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亦超过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时间的平等，而在给新体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现在进入建设时期，应当能克服困难，使国家资本有民间经济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在新世纪里成为一种稳定全世界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如此，我们衷心希望如此。

1991年2月于纽约州

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一部规模宏大的回忆录，

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

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

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

检讨中国近代革命，

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

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他的文字浅显明白，

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

也许正因为这样，

美国大文豪厄普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

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在长沙读高中时，年约18岁。

黄仁宇的母亲。约1955年摄于北京故宫九龙壁前。黄仁宇这么描述：“母亲脸上的忧虑，正是中国处于动乱时期所有母亲的写照。”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数月。当时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神情。这是黄仁宇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常悬挂于卧室之中。

抗战时着军装的黄仁宇（后排最右），与亲友合照。

1946年在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正在进行地图演练。

1946年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时。

1946年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时。

1949年在东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

1949年以“商务”名义在东京取得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东京中国驻日代表团举行宴会，朱世明将军（中）、何世礼将军（着西装）、黄仁宇（立于门口）与来宾握手致意。

1952年11月10日摄于安亚堡，就读密西根大学时。

1953年7月20日摄于安亚堡，就读密西根大学时。

就读密西根大学时。

在安亚堡半工半读的黄仁宇。

1956年读研究所时，已取得博士学位且正任教于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弟弟黄竞存来访时合影。

60年代初的年轻学者黄仁宇。

60年代初的格尔（Gayle Huang）。

1966年8月21日与格尔在纽约Rye海滩度蜜月，当时黄仁宇48岁。

1968年，与儿子杰夫（Jefferson）共进早餐，摄于纽约纽普兹。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
）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1978年5月，与格尔摄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密西西比河河边。

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与格尔共同校阅手稿。

1986年黄仁宇首度回到中国大陆，与妹妹（黄粹存）合影于桂林。

1992年11月与格尔合影于台中日月潭。（林载爵摄）

黄仁宇的书桌。他习惯将椅子斜摆，并且刻意拆掉右边的扶手，以利工作。（林载爵摄）

1996年8月11日摄于赫逊河畔。（林载爵摄）

1998年秋，与格尔合影于佛蒙特州Brattleboro近郊。（文庭澍摄）

1996年8月11日摄于自宅（10 Bonticouview Drive, New Platz）阳台前。（林载爵摄）

1997年8月2日与儿子杰夫、媳妇凯蒂（Catie）及新生孙子合影。

目　录

编者说明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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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黄仁宇先生以三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撰写，1983年9月底完成，其间经过不断修改与重写，最后的定稿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定稿之后，即束诸高阁，未做任何增删，因此，本书所述人事，仅止于1983年。

1996年8月，黄仁宇先生向我提及这本自传，但言明必须在他逝世后才能翻译出版。2000年元月8日黄先生去世后，黄夫人格尔（Gayle Huang）女士随即寄下书稿，我们委请张逸安女士开始进行翻译。在做最后校订时，格尔女士不幸于11月20日逝世，终未及见本书之问世。

黄仁宇先生在1980年离开教职后，戮力撰述本书，追忆个人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并阐明历史观点之形成与演进。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读者当可藉由这本回忆录，进入黄先生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

林载爵　谨志

本书和作者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人海战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送礼：象征长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敬重。

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 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 Arbor）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他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度提名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

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人可能要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止自认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统”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俐落只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像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区（Plimoth Plantation in 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甚至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 settlers），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了趣闻轶事。

黄仁宇的文字有时接近于自白。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后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问的是，作者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作者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约翰·厄卜代克（John 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谨以本书献给

富路德博士夫妇

（L. Carrington and Anne Swann Goodrich）

恭贺博士九十大寿

以及

我的继子马克·波利及穆瑞·波利

（Mark and Murray Boley）

他们的故事可望于另一本书中出现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
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沬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享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
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
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
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
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
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摩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枝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
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像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
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
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蒙蒙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绻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
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像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
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丁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
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苟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
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季时，如
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
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
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
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
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
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
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尔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吗？”（Hey, man, 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术，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车。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
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英里长的场地中，一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得妥妥帖帖，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
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苟。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
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
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英里路回到营
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持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通知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
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
）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
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
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不过，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认为，这位美国大叔的管理风格可以延伸到整个国民党的军队。随便举一例来说，他在整备三百万名士兵时，不可能不会对某些单位特别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于驻印军的严格筛选标准，施行到三百多个步兵师。一旦达不成这样的标准，他可能和我们一样，必须平衡局势，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产党一样，完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头开始。不管是美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于是将共同的分母强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身上，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
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魔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袍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
常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
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
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
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线的步兵连时，刚好碰到敌兵的猛烈炮火轰击。我们四周的树枝纷纷断裂，到处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赶快结束，同时却观察到草地上的蚂蚁照常行动，似乎对更高等生物间的生死搏斗浑然不觉。在一瞬间我也照着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绝望与焦虑的情绪顿获纾解。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在密支那战役期间，每当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军常派小队人马渗透到我军后方。他们使用三八式步枪，枪口发出“卡碰”的声响。只要后方传来数声枪响，加上前方枪声，让人不免疑心我们完全被包
围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射击纪律无法令人恭维。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我们在步兵第八十九团的战地司令所，位处一个小山丘，离驻扎所在的小机场并不远。数发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小机场的部队于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敌军攻陷，他们的战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枪炮的声音穿过时停时下的雨，只能显示出射击方位，但无法看出距离远近。在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朝我们射击，而前方部队也随之溃散，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这时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层泥，散兵坑内积水及踝。为了避免被敌方及我方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从曳光弹掷出的化学物中，部分已开始燃烧，发出尖锐的声音，碎片四处散落，委实可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山丘的树上布满弹痕。团长的勤务兵在离我数码处中弹身亡。在混乱中，一位从来没有碰过自动武器的无线电报传输员兵，抓着一把四五口径的汤普森（Thompson）半自动冲锋枪，射光了满满一子弹夹的子弹，以发泄他的恐惧。子弹往上飞，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几个洞。后来我访问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战多年的好手，他们全都说当时确实被吓坏了。不过，他们补充说，不管信不信，那还真是刺激的经验。人一旦幸存，就会浮现解脱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径过于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说说话，鼓舞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然他和我们之间存有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绝不会自在地
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郑将军看法不同，我认为史迪威经常亲征前线并非意在炫耀，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风头无法避免。身为战地总指挥的他设法以身作则，证明他并非要求下级军官及士兵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没有要求他们超越太多三星将领所能做的事。

说到炫耀，连朱上尉和我都自觉到自己的爱出风头。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我们偶尔冒险一探无人地带，显然对战事没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线，总是有无可满足的冲动，想再多前进几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于虚荣，又有多少来自补偿心理，前者驱使我们寻求肯定，后者可能失之矫枉过正。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的确真心想提升报告的品质。说难听一些，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求证作战部队的表现与进展，却只是坐在后方，听取部队的简报，一定会引发批评。况且在丛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斩获，不可能离无人地带太远。

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中国军队在瓦鲁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我去现场两次，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我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弹痕是完整的圆形，内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机器穿凿出来的。铁甲皮上没有粗糙的边缘，也没有突出的铁块。连铁甲都能贯穿的子弹留下恐怖的后果，使我得以从各种角度重新设想战争现场。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势必夹杂着钢铁高温燃烧后的气味，还有泼洒的汽油所散发出的味道。这样的景象萦回不去，令人不安，无怪乎作战人员称他们的坦克为“铁棺材”。后来我两度执行坦克任务，但没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
次任务中，日军的机关枪轻轻刮伤坦克，让外漆受损。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务是率领步兵进入腊戍。充当机枪手的我，奉令不放过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办。我怀疑城里是否还有日军存在，我只看到一只狗飞速奔跑，这只狗十分聪明，冲向我们，但躲到子弹弹道下方。敌军在远距离的炮轰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的不慌不忙有时令人气恼。有一次我和一位营长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语调太过漫不经心，几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数处松动。日军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过的地面十分明显，即使连地雷的黄色雷管都清晰可见。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不是针对人的地雷，而是针对坦克及卡车的地雷。事实上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被散落路边的杂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险。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时语气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抑扬顿挫可以再明显一些。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误触地雷，对他也没好处。

我开坦克进腊戍时，一位坦克班的班长受了轻伤。他回来时，头上已经过急救包扎，血迹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让炮塔盖打开得太久，日军以榴弹炮瞄准我们时，他来不及应战。但是他否认在战役中受伤。他极力辩解：“看，我只是稍微刮伤而已。弹壳击中砖墙，打下一些尘土和灰泥，对吧？所以有一大
堆烟尘掉到我头上。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被弹壳打到呢？我又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八莫战役所以旷日耗时，原因之一是我们后方的桥被雨季时的大雨冲垮，坦克因此开不进来。有一天我听到一名卡车司机对另一名司机说：“坦克车有什么用？只要给我一千卢比，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开着我的GMC卡车在城里横冲直撞，效果就和装甲车一样。”但他的同伴不为所动：“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钱。”

在缅甸和印度，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十二到二十卢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花在香烟上，但也有人节俭会打算，省下钱来买手表。有一次，我们的前线响起日军坦克战的警报，一名连长推火箭炮上前线。在这紧要关头时，一名武装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头，打算向连长的勤务兵买手表，那可是十足的五卢比。交易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勤务兵开价两百五十卢比。

当然，战争不可能总是如此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我们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话，只不过在尸身上覆盖一层薄土。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感伤。大多数的日军尸身横在路旁，无人闻问。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反战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边，看到蛆
在尸身上翻滚蠕动，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亲自经历他的描写。在缅甸战场上，我有非常类似的体验，我还看到蚂蚁从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神秘中。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有时是浪漫情史，其徒劳无功宛如诗篇，只能寄之以忧思。在我记忆中，有一幕发生在密支那小机场的情景。在跑道旁不远有一滩水，水中有一个瓶子载浮载沉，只有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滩时，瓶子随着起伏。水滩逐渐扩大到一旁的湿草地上，一旁是张军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国步兵，他们绿色的军服全都湿透，看起来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没有任何遮蔽之处，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卡宾枪，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我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美国人乐天活泼的典型特质哪里去了？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在家乡，如果碰到这样的大雨，他们一定会用报纸盖住头，开始奔跑，大步跳过水滩，大叫大笑。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

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
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失
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往加
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色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流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邪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禁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噩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
）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床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
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
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妓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禁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满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 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 Strike的绿色标志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
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毛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像。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怕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插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欢迎。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
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欢迎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奸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交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臀。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弄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
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党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
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
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日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洞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荡。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交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
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
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
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刹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刹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
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洌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
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
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 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
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
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 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
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
露，很难了解想像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常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地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 Paltz, New 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 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
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 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mond 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
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理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 Tripps）、耐普夫妇（Ron and Mae 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 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 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
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手册，招徕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教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是专属的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
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做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交到牟复礼（Fritz 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 Sui 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
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 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
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 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解聘，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
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
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行最后的摊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
[1]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
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 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 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 Luciano）、华特·洛依
泽（Walter 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 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
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 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 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待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
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
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申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
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图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 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
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 Grove 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
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我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 R.Wharton, 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到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出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
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 University 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变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
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许会成功。

身为历史学家，我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由于我们涉入太深，因此无法自行评估，更不用说事发当时。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觉得宽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

1967年，格尔怀着杰夫时，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但我们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去面试，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电话适时响起。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莱特（Peter Wright）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他才去过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希望找到教师，但没有收获。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他们彼此介绍自己，当成开场白。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我在中国东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总部的晚宴时坐在他旁边。十六年后的1962年，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不过也没有成功。在下飞机前，他
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

我去纽普玆面试，一切进行顺利。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一周后，我受雇为副教授，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

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约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它位于开兹奇尔（Catskills）山脚，山景秀丽，尤其是秋天来临时，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棕、橘、黄及紫色，间接点缀着残绿。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现在回想，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在一般授课时段，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也就是说，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在不同的学期内，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有时省个元音，有时略过子音，有时多出个音节。讲到激动时，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不会向听众预告。但在一般授课时段，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座椅都没划位。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去。
如果讲得好，学生会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我必须不断练习我的讲课内容，通常借录音机之助。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不过，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内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但又不能遗漏重点，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须翔实生动，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并加强对事实的注重，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这番新经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

在纽普兹，我带领的研究生并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关于他们的作业，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他则让我全权做主。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学者辩论不休。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但是，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

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事实上，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而且，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到处都在进行工程，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老旧的校舍势微，更流线型的新建筑称霸，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筑取而代之。

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听说，威廉·哈格提（William J.Haggerty）是个独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冬天时，没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财产，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他要他们离开，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协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最重要的，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因此，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代理校长待了一年后，约翰·诺麦耶（John J.Neumaier）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在这段过渡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纽约。一件发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
名叫马克·洛德（Mark Rudd）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反对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兴建体育馆，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抗议四起，校舍被霸占，哥大在五月封闭。其后校园的骚动不安横扫全美。在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带领下，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骚动，达到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

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薄。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
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 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 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自卫队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
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 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 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
）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
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
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响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 Kingston Freeman
）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玆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
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 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像，理论上可以撤消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
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
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翔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
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
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
），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
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
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
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枝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
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
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数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 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机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 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
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蜗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筑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我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一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
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不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
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但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
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待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
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 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像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1]
译注：《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

安亚堡，密西根

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像，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枝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
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伊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 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 in the Sky
），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春回到沈阳，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 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
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订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塞，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 T.Gerow）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楼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臀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塞，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
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 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 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
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跟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
）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
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 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
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根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
）、约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 Freedom Ring
）。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
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 China Tango
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 China Tangle

）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
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〇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
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
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官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就许多战役而
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平反他们，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 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 Louis Past-Dispatch
）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
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 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
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 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的，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跳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轮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发美女。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不要再搞错了，小子。帮我个忙行不行？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

“闭嘴，把笔给我。我的笔不能用了。该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们是席尔斯，可不要蒙哥马利·华德（Montgomery 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还是要给你一些。”

我无法做到这么美国化，也想不出应该说哪一种话，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对他们来说，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有一次，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就站在停车场。他接近货柜时，我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子，我接住了。他说：“老板，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

不久后，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我听到她们在争论：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他从中国来的，他总会学到的。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他没有事先递辞呈，工头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我开始觉得，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车场上时，应该要加入仓库女工处理商品的行列。我们拆开箱子和包裹，核对装箱单上的物品。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车上，等着送到各楼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露无遗，我不知道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根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子。我要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茶叶罐是可以装饼干、糖和茶叶的容器。我从来不了解，后座扬声器归在汽车部门，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装在后车座，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种颜色算是哔叽色。因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我当然不受欢迎。

送货员是个年轻人，名叫温杰，叫我不要担心，我会学到的。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说：“看，大卫·克罗凯特（Davy Crockett）牌
的！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在我们小时候，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带，你随便说个东西，全都是哈—泼—隆！”

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温杰，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让哈莉叶不高兴，她很不快乐。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为每次讲话，都会问个问题，因此最好尽可能避免。年纪最大的洁西几乎负责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她问我对法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意见。我说我很喜欢他，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很喜欢他。她似乎很高兴。南西最年轻，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闲聊是在她打开收音机时，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亚瑟·高弗雷（Arthur Godfrey）。她说，那是因为她午休时，只有高弗雷可以听。我还没和哈莉叶说过话。

我猜哈莉叶想辞职，但还没决定，或是希望加薪却无法如愿。店里的助理经理来和她谈话，工头也来了，他们提到席尔斯的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但会谈后，哈莉叶也没有开心一点。她午休时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们就像你我一样白！”她对洁西说。哈莉叶有个女儿，有一天午休时间来仓库，抱怨她的上衣，别人都说穿起来像老女人。哈莉叶不太高兴。她问其他两个女人：“你们觉得那件衣服看起来显老吗？”她们照理应该说，不会，当然一点都不会。哈莉叶气疯了。她不喜欢那些批评她女儿的高中生。最后她女儿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边的上衣，这样她还要出钱再买一件。

无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对完一些名为“夏日乐趣”（Summer Fun）的物品后，理论上应当大声念出装箱单上的价格，让哈莉叶写下来，好制作新的标价。在槌球这一项我念着：“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叶不高兴地说：“说清楚点，可以吗？”我请她自己来看不清楚的字迹，她看也不看，把铅笔一丢，找工头去了。工头来了，对我说，不要管槌球了，去车库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对话，但一定不是讲我的好话。

不过，他们还是让我又多犯了几个错误。我不知道男裤上的标签要别在左膝，这样折叠起来陈列在架上时，标价才会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标签印制机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几分钟才能补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时间变干，否则标签上的字会晕开。我当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没绑带子也没有把手的纸箱叠在另一个纸箱上。我的假设是，要一个比我高壮的人，纸箱要稍微离开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双脚，可是双脚又要能快速移动，双手使力往上提时，脚才能迅速调适。

我当时应该告诉他们，这样对他们或对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助理经理说，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不用了，我宁愿马上走。他说，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我说，没必要。他说，没有恶意。我说，的确没有。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

当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

她问：“你被开除了？”

我点点头。

她来自底特律。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雇用、开除、找工作、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在中国，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她说是。怎么会？她是餐厅的女侍，一名客人走进来时，她正和同事说话，没有注意到。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你被开除了”？她说，没有，没有人会这么直接。他会等到下班时说：“麻烦明天不用来了”之类的。听起来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来。她语带厌恶，反驳说：“一点都不好笑。”她说，她破产后，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让她可以去买份《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
）看征人启事，找累了，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

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我是额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贺柏从厨师起家，现在已经有钱了，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如果餐厅人满为患，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充当女侍。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雷，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我来为你弹一曲。”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然后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说，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
间。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你要点什么？”贺柏不但邀请我们，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夏天时，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放入一些冰块，用纸巾包着。我对老板说：“贺柏，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里面还放了冰块。我的房间现在很热。”贺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广告商。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
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 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
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
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子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 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
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
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urvey 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
感觉。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 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只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
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睱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
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他就接着说：“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之后他会说，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还对他开玩笑说，他当我副官的表现，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他会说这是“湖南脾气”。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听到所谓的“叶山会议”。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因为消息泄露，朱将军才开除他的
秘书。我只听说，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宜打探细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

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在共产党掌权后，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11月底，蒋介石仍留在重庆，指挥最后一场内战。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但他却飞到美国，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此时此际，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兰、瑞典、瑞士，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新年后不久，英国跟进。3月的某一天，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临走时说：“将军，想开点。”他离开后，朱将军对我说：“他来告诉我，他不再承认我了。”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个人情谊，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

朱将军显然想不开，他很认真。这时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柢固，不过他仍喜欢
且称赞美国。《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不过，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该死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事实上，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相当尊敬马歇尔。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他也许不太热衷，却很诚实。他拿起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回想起来，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他形容马歇尔诚实，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

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诚实但喜好争辩，囿于小我的忠诚。朱将军告诉我，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一群贼！”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L.的弟弟”。J.L.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
军后勤军务处（Special Service of the U.S.Army），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Somervell）将军，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L.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L.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她与先生也会先到。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载他们到会场。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和他聊个数小时。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浪费才干。就我所知，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有一次，我对朱将军说，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颁布命
令，令我十分尴尬：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

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这和《天空中的赌场》主旨相去不远。我举了参战的朋友、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向收容所报到，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就会被没收。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后来我听说，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不禁悲从中来，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自沉于黄海。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士气荡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不去理会失败者。即使到1949年，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有一次，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饭。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他们穿着“急需干洗的燕尾服”。显然地，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我们又发现，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只坐着
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说天皇非常勇敢，已经打破许多传统，如果内臣愿意一试，也许天皇会同意。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于是就走开了。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和他握手的机会。不过，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至于李亲王，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

不过，朱世明将军并非不了解现实。他对我透露，如果我们的国民党（那时他和我都不是国民党员）政府既软弱又没效率，却可以维持二十年的政权，那么共产党至少也可以再掌权二十年。至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如果他们不要发表不切实际的主张，安安静静待个三五年，也许还有希望，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是关键所在。可惜的是，国民党支持以色列，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团可以平衡他们的票。国际情势如此复杂，美国的立场还是很重要。

朱将军虽然不失智慧或勇气，却缺乏纪律和耐心。他认定波旁威
士忌是“用马铃薯，不是用小麦”酿的，作为纵饮的借口。他一激动，就决定有话直说。有时他把朋友变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他反而会尊敬。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上咖啡时，他训了他们一顿：“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英国的确会完蛋！”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居然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他指出，毛泽东从不曾放弃中共军委主席的头衔。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时，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叶山会议”的风波。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引发轩然大波。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共产党，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起先是针对杜鲁门—马歇尔政府的态度，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叶山会议”。不过，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就常识来说，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要变节根本不可能。吴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
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无论是英文或日文。

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一起传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沈是告密者，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到了1月，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更复杂的是，团长是何世礼中将，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Karl Widenbach），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对我来说，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反而比较像特务。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
一个鸡尾酒会。我自我介绍，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他就告诉每个人：“朱身体不好，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话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别人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

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

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不仅如此，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共产党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绝不是喷气式飞机，”他的口气很权威。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

到那时为止，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对他来说，外交部长叶公超（乔治·叶）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都曾经从他那里“得到教训”。更不要说汤恩伯，“我管浙江时，他是我属下。”他如此说。事实上，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乐意见他丢官，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然而，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简直可以吸他的血。

这个汤将军，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汤仍是下级军官时，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抗日胜利后，陈仪
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管理失当，对台湾人民残暴，因此下台。共产党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汤还率领数个师。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如果劝汤加入共产党军队，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陈仪于是写了一封“亲爱的小老弟”的信给汤，坦呈他的计划。汤果然是个叛徒，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陈仪因此被捕，后来被枪决。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

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才能获得权力。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只有一个方法：征召日本的自愿军。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加以训练后，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一旦成功，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如果是特务、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我无从得知，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在这件案子里，他也和威洛比的G-2保持联系。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当代表团依照惯例，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
命访问日本时，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最后总部来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势下，汤将军不宜来访，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汤已经持有机票，不肯相信有这回事。他还是硬搭上飞机，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无线通讯往往返返，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共产党的朱世明。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

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春天时，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被派到东亚各国，谋求成立反共联盟之类的组织。吴铁城到东京时，朱说服他带领我们——他自己、另外一位团员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共产党呢？他在国际反共前线上奋力作战，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但我们被飨以国宴，还参观阅兵仪式。令我惊讶的是，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野战级的军官。他们在中国时，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保证未来“统一后取得北朝鲜时”，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两个多月后，北朝鲜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

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因为这通电话，我无缘见到“东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中国称为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总之，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

我最好不要过度膨胀想像力，来重建朱世明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蒋介石和访客的对谈，都已由曹圣芬详细记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公室内数量庞大的记录，包括蒋介石的手谕（接令者只能抄下来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数千份属下必须缴交的自传，将来都可能让史学家吃惊。我想在此建议的是，许多西方人都有错误印象，以为他是独裁者。在朱将军的例子中，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后才能达成共识，做出处置。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

不过，我能作证的是朱世明将军的人格。如果错不在他，他绝绝对对不会勉强自己道歉或招认，以求快速开释。相反地，他让那些想判决他的人慢慢等，他凭着信念直言无讳，绝不屈服于任何官阶或影响力。他到外交部低阶官员的拥挤住处时，才真正能放轻松。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汤将军的对质最为精彩。

两人的会面，是在徐学禹先生主办的晚宴上，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内。徐先生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两人都认识的友人。他邀请两位将军在公共场合见面，希望借由他的调停，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汤将军肯来，就是好兆头。不过，在晚宴时，依习俗要有一个人当主客，汤依礼婉拒，朱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绍两位将军，其实没有必要，他们之前已见过面。两人间的对话如下：

朱：事实上，我们在浙江时，你还受我管辖，即使时间很短。

汤（语气柔和）：没错。

朱：但实际上，你是一个大将军，我怎敢指挥你？

在众人怂恿之下，他们互相敬酒，纪念过去的时光。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气氛一直很僵硬。徐是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个方法。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在第二道菜上来后，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这个人的脸，”他说：“看起来如槁木死灰，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根据他的看法，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而且很有组织长才。朱世明才华洋溢，却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并不擅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没有人心存怨怼。如果有冲突，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

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
战。但我现在认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否则，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开牡丹，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就面相学来说，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

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

在东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换成平民护照。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席巴德（William Sebald），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身兼
大使职务，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和家人团聚。以他的语言能力、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朱将军，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东京，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Lungan）贸易公司，请朱将军当总裁，他同意了。他和合伙人都没有资金，打算从零开始，从事进出口业务。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既无财力支援，又没有内线管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最后终于歇业。

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让他无处可去。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但他知道，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朱将军忽然生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但幸好日本比他想像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

我到美国时，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后来我忙着求生存，逐渐和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muel C.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最近我们通信，证实上述说法。Samuel还告诉我，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在安亚堡，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我在日本时，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到美国后，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不拿酬劳。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可能是透过香港，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

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因此，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幸运的是，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纪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为何不写小说？”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浩伊（Robert Fulton Haugh），他是英语副教授，当时也教创作课程。我告诉他，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但太过复杂，很难处理，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

对浩伊教授而言，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看看《战地春梦》吧。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但他仍然参战，当救护车司机。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他自愿替他们服务，但却被指控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传统，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他彻头彻底地独立，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 Noon
）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
）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

当时我并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说的，在可理解的环境下，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形成X形，我们称之为“对角”
（diag）。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高楼可能平地而起，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希腊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国际风格、苏利文和法兰克·莱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正如建筑所展现的，此大学从来不曾是“固定编制”。可以想见的是，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都是实验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由于我先念大学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令我有些不安。看着她们玫瑰般的面颊，我感觉她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学。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好像选成衣一样。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我自己就从来没想像过，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

我又修了一门“美国社会”，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每次都
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令我吃惊的是，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成为劳工。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起初我以为我们画裸体模特儿时，会觉得很尴尬，但课堂一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注意力全集中在“写生”，而非裸体。无论如何，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总是极难的任务。随着课程的进行，模特儿动作也变快。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过，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面”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但随着时日进展，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显然比我优秀许多。因此，学期结束时，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既感宽慰又觉满意。

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我曾尝试却无成果。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蓝德（Ayn Rand），已经是一大疑问。但这先撇开不论，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在刻画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机制。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沉重感”，为求经济简约着想，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浩伊说，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当成玩具来玩。我就说，站在工人的立场，可不尽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杯盘堆积如山高，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
排、马铃薯和浓汁之中，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来说，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问我，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为打破单调起见，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我说，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不过，并不是找靴子。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常常找不到地图。

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战术”后，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残忍都心存余悸，下令部属坚守岗位，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对方大举反扑时，他们就停止进攻。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子弹也不够用，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带的是步兵连。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不论有无敌军阻挠。总是来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网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说的靴子。但是他有乱放地图的习惯。“我的地图呢？我的地图呢？”看他到处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图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挤得有点皱，让他找不到。

但陈将军的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产党军队俘虏，是东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将军，其后许多将军也陆续被俘。我很难告诉他们整个故事，却不交待林彪的“人海战术”以及共产党军队得以机动作战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势必没完没了。
就这样，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论，我必须像学徒一样，先通过前两个阶段。不过，无论我想多谦虚，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对这个州心存感激，像垦荒时期传说中的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么离经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赏校园可以容纳不同流派的建筑，而且可容纳十万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场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学，我没多久就了解到历史的多样化。在一堂强调撰
写传记的课程中，我选择比较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各种传记。令人惊讶的是，在总图书馆中，他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个书架。更惊人的是，同一个对象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后来我在同一门课中又学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分歧的角度来处理同一个题材。运用这项特权最淋漓尽致的是英国史学家墨利斯·艾诗立（Maurice 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书名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
）。由书名可知，作者对克伦威尔没有太多的好话。即使这位护国主嫁女儿时铺张奢华，也成为他这人无足可取的证据。但数年后，艾诗立出版了自认更成熟的作品：《奥利佛·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
）。同样地，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内容。内容不仅较成熟，而且作者立场丕变，就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在两队同一天连续比两场比赛时，在第二场被交易到敌队去。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似的，艾诗立还在参考书目中引用自己早年的出版文章，作为不同学派的代表。

但艾诗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并不是因为只会任意变换立场。他能克服自我驳斥，而且从中获益，历史学家得以从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观点。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多年的准备工夫。在密西根的历史学系，有位教师具有绝对力量，引导学生走向通彻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华德·俄尔曼（Howard Ehrmann）。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习于美国大学进度的学生而言，俄尔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书。他很少讲课，更少在一个主题上停留十分钟以上。有一天，研讨会中的一名学生查过目录表后，把她的惊人发现告诉全班同学：“好好笑，这
个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但俄尔曼教授当然和别人合编《密西根大学现代史》（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m World
），共十五册。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俄尔曼的风格。他的历史学识丰富异常，又认识无数的学者，有些还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课完全不准备，但是这种即兴风格必须有很强大的资源为后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发研究生的喜悦与热情。他可以从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约的签订，转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不会丢掉听者的注意力。他习惯讲述主题的前景或背景资料。他会毫无预警地讨论内在议题，其本质通常引发许多争议。他闲话家常般点出争议之处，讲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动。他在过程中不断抛出相关的参考书目，班上的一两名学生会点头称是，其他人则羞于自己的无知与不足，下课后就直奔图书馆寻找救兵。只有额外的阅读，才能移除盲点。

霍华德·俄尔曼以认识纳米尔（Namier）为荣。这时我们都已知道，纳米尔就是路易士·纳米尔爵士。他的方法被称为“纳米尔方法”或“纳米尔主义”。他评估18世纪的国会议员时，要读者先不管他们属于保皇党或自由党。他钻研他们的来往信函，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甚至找到现金收据，最后证明他们结成小党派，其中成员流动性很高，结党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私利。经过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一书中发布他的研究成果。这故事的教训是，当历史学家对细节很有兴趣时，必须持续耕耘，有明确目标，才能建立体系。

虽然俄尔曼教授研究的是欧陆历史，对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还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家古赤（G.P.Gooch）。教授要我读遍古赤写的所有东西，或详读一部分，略读其他，并注意他的风格，把他的作品和别人相比较，掌握相关参考书目，寻找评论他的文章。直到今日，乔治·皮巴迪·古赤（George Peabody Gooch）仍是我最欣赏的史学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亲戚关系，因此以皮巴迪为中间名字，也因此能成为“私人学者”（privat Gelehrte），可以随自己高兴读书写作，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的文风清晰流畅。不过，为了准备撰写《17世纪民主思想史》（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他看了不下三万篇专论。就这两位历史学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后，才有能力得出总括一切的概论。两人一个严肃，一个温和，风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

俄尔曼教授的教书技巧之一是拒绝回答问题，他常把问题抛回给学生，嘲笑学生没有办法自行寻求解答。有一次我决定不要被他所吓阻，我在课堂上问了三次：如果社会契约的概念为法国人所接受，又具体展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为何总是被史学家称为“非历史”呢？教授三次拒绝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才能理解。从此我得到如下结论：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一开始都是非历史的，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再处理内在或外来的问题，革命党人才被迫创新。他们宣称现行体制无效后，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重组自然法则，再创新猷。但如果要他们承认发动武装叛变是为了进行实验，这将是不智之举，他们一定会宣称历史站在他们的
这一边。社会契约应运而生，成为遐想文明开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党人所勾勒社会的可信度。事实上，就历史而言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个社会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样。惯例如此，历史学家对革命意识形态不存幻想，这并无不妥之处。意识形态基础的修正，实际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会更容易融入历史。

在安亚堡，我随着安德烈·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ndrei Lobanov-Rostovsky）修俄国历史。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贵族头衔带进美国学术圈的人。在他的两本著作中，“王子”出现在作者名字之后；我不只一次听他引述别人称呼他“洛拔诺夫王子”。和俄尔曼教授的松散随性相较，他的讲课是可喜的对比。他的课规划完善，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精准如时钟，从大纲演绎出完整架构，遣辞优雅洗练。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书生涯之初，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使技艺尽善尽美。现在他授课时从容顺畅，毫不费力。他不需要讲稿，照样以清晰的头脑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崇拜他的女学生说：“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过，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纪律对他纯熟的表现一定不无贡献。洛拔诺夫教授所专长的项目，我可能永远做不好，让我更是敬佩他。后来我教导大学生时，尝试以他为榜样，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标准而言，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相反地，研究美国或西欧历史时，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但学者研究斯
拉夫历史时，处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指针少之又少。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随时警惕，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流。不消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法自欺欺人，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作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 Dumond）教授让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是反奴隶运动的权威，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虽然我广泛接触美国文学，参与美国生活，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美国短论社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或班杰明·隆迪（Benjamin Lundy），更不要说是“地下铁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体验。在50年代，美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国是“腐化的国家”时，有时我心头不免一惊，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谋杀、纵火与勒索”。当时，任何人只要主张种族平等，宣扬废止种族歧视，就会被冠上“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
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出他的独到见解：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高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顶点。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欲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体、护国主、复
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进一步推论，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如银行体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
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流动”或“有弹性”，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强，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经过许多波折。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而且，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我比较倾向于克劳塞维兹学派
的影响：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亚堡的初期，我无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 Freeman）的影响。我曾从东京的厄尼·派尔（Ernie Pyle）图书馆借出他的《李将军的中尉们》（Lee's Lieutenants
），在办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学时，我有机会翻阅柯尔（A.C.Cole）的《无可抑制的冲突》（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和玛格丽特·李区（Margaret Leech）的《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 in Washington
）。后者对我影响尤大，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深度而言，报道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

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但当真如此吗？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点是，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见识不足、拒绝改革。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鸦片战争开打时，马克思写道，一方以为自己具备所有美德，另一方则只知道贱买贵卖，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毫无进展。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些思
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无论如何，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

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明代之漕运”。水道是一个时期的具体剪影，其运作情形是可以处理的题目。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论文尚未完成，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接任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

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我在安亚堡的最后两年时，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专家查尔斯·贺凯（Charles O.Hucker）教授从亚利桑那搬到在奥克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远。他随后带我结识其他杰出的明代研究者，对我的智识成长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我在安亚堡的十二年期间，美国经历了重要的改变。我亲眼见到高速公路的兴建，起初94号州际公路穿过城南，接着是环城公路。柳径机场不敷使用，于是兴建底特律大都会机场以改进服务。假日旅馆和拉马达（Ramada）旅馆纷纷出现在公路两侧。郊区忙着挪出空间兴建购物中心。零售业风格改变。在商店里，以前可以单买的物品，现在要论批买。T恤一次要买三件，铅笔论打卖。平装书大为风行，但以前的标签从此消失：当时薄书一本二十五美分，厚书一本五十美分。为了有资格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里的车子必须不止一辆。电视当然堂堂登场。整整一代的电子媒体记者，其中有些非常上镜头，播报着气象、体育及其他种种新闻，有的确实重大，有的只是琐碎小事，出现在彩色屏幕上，不过是为了维持美国人在客厅的话题。电视大为流行，一些历史悠久的畅销杂志广告收入大为缩水，最后被迫停刊。在密西根大学，研究必须靠电脑佐助。复印机和打字机一样，成为办公室内不可或缺的设备。我不太出门旅行，但我从阅读得知，南方内陆饮水机和公车候车室的“白人”及“有色人种”标志已经移除。不说别的，早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已注意到，在我必须填的所有表格上，“人种”这一栏都已经取消。至于改变的确切时间，我已不复记忆。

我可能在密西根停留太久。即使从大三念到博士毕业，如果我加快速度，应该不用花十二年。不过，拖延并非没有益处。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因此我对失落的年少岁月不再耿耿于怀。

在头几年，至少是最初五年，我对自己的国民党背景采取防卫的姿态。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美国人自己在朝鲜战争时和毛泽东的军队作战。在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的“边缘政策”影响下，又差一点帮助蒋介石保卫金门马祖。然而，在我们的校园中，每个人提到蒋介石时，语气都是全然的不屑。有些教师和同班同学听到我曾是他旗下军队的军官，就以为我应该觉得难过，仿佛我是在希特勒麾下的愚蠢德国将军。我几乎要对他们大吼大叫：这是你们的想法，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自傲于自己的从军纪录，因为不会有人自傲于失败。我不打算自愿参战，到北纬三十八度线或中囯外海的离岛去打仗，但对过去的从军，我既不引以为耻，也没有罪恶感。不过，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我的情绪和我的东北经验密切相关。我于1946年2月随着郑洞国将军的幕僚群到东北去。在此之前，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一样，非常期盼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计划可以带来和平。1月10日，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停战协议。双方同意冻结所有的部队行动，只有一项行动例外：国民党军队可以进入东北，在该处移动，以
恢复中国的主权。新闻旁的照片显示，亲切的周恩来站在马歇尔旁边，在张群后方露出亲切和蔼的微笑。然而，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党的八十七师从沈阳移师长春时，林彪以四万人展开突袭，几乎歼灭了整个师。两天后，林彪加强武装，进攻国民党的新三十八师，后者原是前驻印军的一部分。这次攻击受阻，共产党军队损失不下两千五百人。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纳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共产党军队进攻受挫，还真是奇迹。但双方交锋后都筋疲力竭，国民党军队更累，因为大屠杀的感觉就已让人觉得恶心了。敌军严守铁路要道四平街，执行繁复的战地计划。前线部队想找出彼此的缺点，企图包抄彼此的侧翼，但都不成功。林彪就这样阻挡我方进攻长达四十天之久。同时，他的人马进入长春，当时苏联已经撤走。周恩来此际在重庆宣称，共产党已“厌烦受人摆布”，可能被迫采取自我防卫。

不守信用已经够糟，更不可原谅的是苏联从旁协助。当时我不相信苏联人知道什么叫光明正大或正派行动。看看斯大林吧：他和希特勒签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入侵波兰时，苏
联从后方解决这个国家。日本请他充当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他却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凭着雅尔塔协议和对日本的七日战争，他在我们的领土上接收理当是我们享有的胜利果实。至于东北，一切似乎必须回到沙皇统治的年代。看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吧：他运用种种拖延技巧，防止我们进入东北。他控制下的港口我们不能使用。我们大规模的空运必须接受种种限制。我们一接受他的条件，他就撤回他的提议。最后国民党军队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强行推进，他才撤退。但我们进入东北整整延后了半年以上，多么关键的半年！在我们之前被获准进入的林彪，此时正好严阵以待。

我记得我们抵达沈阳时，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火车站旁写在墙上的俄文，笔法粗野唐突，蠢蠢欲动。也许可以说，我们的苏联盟军必须循着指标搭火车，因此仓促离开火车站，离去时太过匆忙，无暇顾及我们的感受或品味。然而，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他们还竖立了一个大型纪念碑，庆祝他们对日本的七日战争。在方尖碑上是一部红军的坦克车，枪口指向天际，提醒我们仍然受其威胁。他们一定预期这个雕像可以摆置好一阵子。

有一天下午，我开车经过城里的工业区，或者应该说是以前的工业区。不只如报纸所载，工具和机械被苏联人搬运一空，而且建筑物也难逃一劫。所有的窗户都被打碎，地上散布着垃圾和烧焦的木材。从部分焚毁的墙壁，我透过建筑的骨架看到了屋顶的横梁，在没有屋顶遮蔽的情况下，暴露在沈阳阴沉沉的天空下；这是个总被入侵者蹂躏的城市。

苏联人用货车运走想要的物品后，还让他们的占领区货币淹没整个东北，所发行的军券面值很少不超过十元。当地人抱怨，红军在六个月内所发行的纸币，比日本人十四年发行的还多。这样的说法很难确认。不过，我们在当地买东西拿回零钱时，无一例外是苏联发行的红钞票。

我在郑将军前线司令部待了四个月，接收战地电话的讯息、汇集战情报告、参加参谋会议、接待外国特派员。有时我到前线去，将弹药运交给前线部队。抗日胜利时我以为可以永远抛诸脑后的每件杂事，现在一一回来，而且未免太快了一些。没有人问是否有内战。到达沈阳时，我们立即发现内战已经开打，我们早已深陷其中。不必是好战人士也可以很务实，期待另一个协议会更好是不合理的。在考虑其他因素之前，必须先想到对方有能力把这么多人送上必死之途，能够具备这样的实力，恐怕是不可能停战的。

这个恐惧不久后得到证实。5月中旬，林彪的作战军官王继芳取得我军发的无人地带安全通行令，前来投诚。我在司令部单独和他对谈。共产党军队并没有采取阶级制，军官是任务取向。不过基于尊敬，我们称他为“王上校”。从和他的谈话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们作战的资料，不过填补了我们所不知的空间，并证实了之前接获的报道。他让我们对局势有更全盘的了解。

这时我们相当困惑于林彪为何下令作战。王对我解释，这是因为整个野战部队持续成长扩大，林彪称自己的军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用意在吸收地方上的民兵、武装部队及非正规军队，核心则是从中国北
方调来的老练作战队伍。对共产党军队快速扩张的计划而言，能容纳各式各样军队并拥有加以扩充的能力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和我军进行消耗战。他们的军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放弃形式，重视实质。只要能达成任务，有相同力量的战斗部队可以被称为支队、团、旅或纵队，但作战方式和纪律却绝对要一致，一定要遵守基本方针，因此要指派核心干部到步兵班去，以训练出新的干部。林彪指挥的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军队，尽量排除所有的都市影响力。灌输士兵信念时，基本上是以教义问答的形式来进行。

王对乡村动员的描述吻合其他来源。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紧接战场后方的是动员村落的人员。我们的散兵也提到，他们很难躲避敌军后方的路障，因为全都由村中的少年看守。村民必须供应食物、住处及急救设备。各种后备支持就这样以自动贡献的名义，定期而自动地输送到前线，作战部队完全摆脱后勤的负担重任。有时连长还会获得食物券，可以就近取得热食，之后再由战地工作人员负责补偿。“你们所说的大行李（指一团需要携带的装备）和小行李（指一营的装备），”王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全都没有。”

我带着不无敬意的语气表示惊讶，因为匆促成军的共产党军队居然守着四平街这么长的时间，阻止我们于缅甸一战成名的新一军进攻。王上校说，其实很容易。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他还告诉我，林彪对新一军有相当的敬意，他原先预料在他猛烈的攻击下，新一军会瓦解。

至于共产党军队如何从苏联手中接收日军的装备与补给，王说了
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次某部队遵照指示，前往某兵库接收武器。苏联守卫严正告诉他们，仓库无论如何都不能交给他们。这个部队困惑之余，回去禀报上级，高层人士于是进行调查。最后这些官兵奉命再去一次，这回改在晚上去。他们发现苏联兵全撤走了，在安静的黑夜中，整栋房子中成箱成盒的物资全归他们所有。

王的证词几乎就预告了，林彪在东北会成功，国民党会失利。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就技术上来说，共产党开启“劳力密集”的革命，将一切降到农民层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随者。党所施加的严苛纪律虽然严峻不合理，但却没有遭到抵抗。我们进入东北时，事实上是在重复日本十年前入侵中国的错误。当时日本侵略军的背后有个健全的国家经济，这时的国民党并没有。1937年时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来迎战入侵者，这时的林彪有。回顾当时的状况，我该觉得自己幸运到极点，能够在1946年6月初体面退场，参加去美国进修的考试。我离开时，正值国民党短暂胜利的巅峰期。如果命运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在王上校投降前十天，国民党在东北的“剿匪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刚从肾脏手术中复原。他和郑将军在火车车厢内会面。郑将军担任他的副手，也是北方前线的指挥官。杜将军大病初愈，头戴便帽，脚穿拖鞋。除此之外，他全副军装，勋章和肩带一应俱全。两人决议，将驻印军之一的新六军调到北方前线。人数和军火的优势应该会让林彪遭受决定性的挫败。也就是说，以近十万人去对抗六万人，而且都
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是，要调度这么庞大的军力，不可能逃过敌方的侦测。在国民党展开预定的进攻之前，林彪一路撤退到哈尔滨，而且十分匆促。我们等了十周，终于进入长春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发现全城完好无缺，电力的供应不曾中断，街车照常行驶。我在大和饭店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星期以来的风尘仆仆。最兴奋的是目睹蒋介石的莅临，那天是5月28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介石降落在大房身军用机场，镇定自制一如平日，但近距离单独看他，会发现他在中国人里算是很高的，不过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他下飞机时，机械性地说：“好，好，好。”他在飞机库中对聚集的将领进行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是以和他单独合照的方式来奖励将领。他坐在副官从飞机上搬来的椅子上，受表扬的军官站在他身后，稍微靠右边。官方的摄影师拼命忙了不下十分钟，他收好相机时，蒋介石也准备搭机离去。他并没有进入长春市。

一周后我向郑将军司令部的同袍道别，展开我的初步行程，接着是一长串漫漫旅程，最后造就今日的我。在其后两年半之间，所有在司令部的人，包括将军自己，都历尽艰辛，直到1948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所有人都被林彪的手下俘虏。我再也不知道王上校的下落。

王是否见风转舵，这点很难说。他叛逃时，当然希望我们是赢的一方。但是，如同加入林彪抗日军队的无数北方年轻人，他是基于爱国心从军，而局势也让他无从选择。这并非保证他要将余生投入不感兴趣的农民革命。很多观察家并不知道，王代表中阶干部的尴尬处境，正是内战初期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弱点。在他们的领袖人物中，
许多都有长征经验，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之路。此外，达成不可能任务的挑战，可以让他们达成个人的满足感。但遗憾的是，下层阶级毫无选择余地。无论斯诺（Snow）或史沫特莱（Smedley）等人如何将他们的自决和解放理想化，残酷的现实却是另一回事：看林彪在四平街留下多少四处横陈的扭曲尸体。这种矛盾的压力和负担，全都要由中间阶层来承受。由于国民党没有能力在乡村地区对抗共产党，不要谈打赢内战了，单是想要迫使对手接受议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让敌军的中间阶层丧胆，从而大举叛逃，或许可以借此严重干扰对方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只是臆测而已，事实上甚至还付诸实行。共产党的作战部队遭受一些挫败，但他们设法快速恢复，速度甚至超过以都市为基础的国民党军队。势力增长的一方压力减少，还因此将压力转移到势力消退的一方。

我对王上校的同情，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基于阶级根源。不过，我必须说，他和我并没有要共同防御的共同经济利益。他不过比我年长一些。从他说的话中，我推测他应该是属于富农阶级。高中毕业后，他就在日本占领区内闲晃了一阵子，后来才加入林彪的游击队。短短四年，他就当上“作战科长”（相当于班长）。他很快就能研判我的问题，眼神十分灵活，我相信他很聪明。他也很强悍，提到两个连长被处决时，口气上仿佛理当如此，完全没有同情心。不过，这些特质都还不够。林彪从来不曾信任他，甚至没有亲切对待身为幕僚人员的他。他不过被视为档案管理员，老被猜疑，不被信任，这就足以让他甘冒生命的危险，挥舞安全通行令，到达我方前线。

再综合其他资料，王的境遇就不令人意外了。林彪必须把各种杂牌军队转变成无敌的作战机器，而且持续动员刚脱离日本占领的当地人民，以支援他的作战部队，无论这些部队被称为团、纵队或支队。无论是历史的大阴谋也好，或是最不寻常的革命运动也好，所有的人员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犷的形式，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消除城市的影响是不够的，所施加的纪律还必须能预先防范城市的影响。不只是言谈举止要像贫农，连想法都要像贫农。如果容许产生个人优点、个人身份甚至个人意识，人人可能都会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当前局势。不久就会有人问：为何要与苏联合作？把毫无武力的数千人送到机关枪前，道义上是否说得通？等等。在绝对的要求下，去除特权阶级比去除特权还重要。要重点处理的是抽象概念，思想控制发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过程，较敏感内省的个人所受的冲击最大。和没有特色的农民相比，这些人的特质可以算是阶级导向。

推论到这个层次时，我对在国民党军队的资历几乎毫无遗憾，虽然我们必然是输的一方。连王上校这样的老派人士都选择抛弃的运动，我更不可能加入。不过，共产党是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有些则是我深深敬佩的对象。和王上校相比，他们的背景显然是更富有的都市阶级，也更为敏感内省。即使事隔多年，离东北战场也隔了数千里远，对他们的回忆仍然让我在思考时产生许多疑惑。

我在安亚堡那段时间的中期时，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从香港转来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联络过。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达对我的“关怀和忧虑”。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美国和中国仍是敌国。田伯伯的讯息婉转暗示我身为变节者的尴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满意接受。但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场不难理解。

田伯伯就是剧作家田汉，也就是《抗战日报》的编辑。1938年我替该报工作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汉甚至不曾到过在长沙的办公室，他把编务工作交给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来、郭沫若任职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下的政治部，当时待在武汉三镇。身为少将的他，训练组织了许多剧团和戏团，培养舞者、歌手、演员和艺术家，振奋战时的士气，成立像联合服务组织（USO）一样的劳军团。他的另一项计划是在武汉城墙上的大型壁画，长达数百英尺，内容是描绘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从长江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武汉落入日军手中时，壁画尚未完成。

我稍早就见过田汉本人。在我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我才称他田伯伯。他的儿子田海男是我在军校时的同班同学。由于这层关系，我去过他们家好几次。海男和我在十四师下的同一个团，我们也一起去印度及缅甸。但在抗战胜利后，他却加入共产党军队。朝鲜战争后，他仍在人民解放军，但我不知官阶有多高。他们这个家和共产党的渊源很深，海男年幼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视他为干儿子。在蒋介石任命田伯伯为少将前，曾怀疑他是共产党同路人，把他关了一年多。

田伯伯是我经验中的奇人之一。从他若干剧作的名称，如《获虎之夜》和《南国之春》（译按：查田汉并无此一剧作
），可以看出他的浪漫天性。我想不起世界上有谁比他更不重视金钱。我在昆明时，有一次看到他在床下放了一个陶瓮，存放五天份的米。不过饥饿从来不构成任何威胁，如有必要，他可以从中国的天涯旅行到海角，吃住全靠朋友和崇拜者，而且不必去求人家。他每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投宿旅馆时，经理和门房就会通知城里的演艺界，没多久他就会被种种请求和邀请所淹没。只要他同意坐下来欣赏表演，制作人和经理就会欣喜若狂，一流的男女演员会来向他致意。紧接着安排豪华的午餐晚宴，外加很多酒来助兴。在此同时，他的旅馆账单也被结清了。大多数的崇拜者都和帮会有些关系，因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安排他的下一段旅程，而且既舒适又便利，把他送到下个城镇的兄弟手中，展开另一轮欢迎活动，中间不致有任何间断。这是我亲眼所见。

田汉在日本念大学，本来想进海军，后来没有实现愿望。他和同时期的许多学生一样，发现中国除了船坚炮利以外，还急需许多其他的事。他转攻文学是很明智的抉择，因为非常适合他的性情。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还在上海的一两所大学里教书，日子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他辞去这些职位，改当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虽然这个学院被认为出了最好的制作人、导演、剧作家、男女演员，但没有人知道这学校是如何经营的。据我所知，在一开始，有些电影制作人为了要扶持电影这个刚萌芽的产业，因此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从此以后，这个学校的管理就和田伯伯一家人密不可
分。说这个学校是非营利机构未免太轻描淡写，根本就是故意不赚钱。至于人事，职员和学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全都像兄弟姊妹一样，有些友人就住在田家租来的房子里，而有些朋友的朋友从遥远的省份来上海找工作，在还没找到房子前也住进田家。那时田伯伯还是鳏夫，由田伯伯的母亲负责周济一家子食客，也因为如此，她有个很恰当的封号：“中国戏剧界的母亲”。

有一篇刊登的文章说：有一次有个剧团碰上严重的财务危机，于是请求田汉写篇作品让他们演出。田汉一口答应，照例以大吃大喝拉开序曲。剧团为了要让创作过程不受到干扰，还替他在城里安静地段的旅馆内安排了一个房间。田伯伯却叫更多酒，邀请他的一些朋友到房间里来聊天，到三更半夜还谈个没完。第二天剧团的人过来偷窥，发现这位无从捉摸的剧作家睡得正熟，他们买来的文具原封不动。到傍晚他醒了，叫来更多的酒和食物，继续和朋友聊天，聊完就睡觉。第三天，剧团的人绝望了。这时剧作家找到灵感，他一跃而起，振笔急书，写了一整个黄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又继续写，一直写到第三天。那天中午，剧团的人又来了，发现他还是在睡觉。但他们辛苦等了五天的剧作就放在桌上，连最后一景都写好了。我把这篇文章给田海男看时，问他：“你觉得呢？”

海男露齿一笑：“很像家父的作风。”

我们和日本的战争蓄势待发时，田伯伯放弃电影和剧场，转而研究传统的舞台剧，就是西方人知道的“京剧”。事实上，京剧是相当普及的娱乐形式。在中国的每个省会，至少有一个剧场全年上演京剧，
每天两场。任何人都可以去观赏，只要付二十五分的入场费，穿着凉鞋、拖鞋去都无所谓。这个普及的艺术形式让田汉得以接触社会的下层阶级。

战争还让剧作家结识无数国民党将军。国民党高阶将领有一个共通习性，西方观察家很少注意到。这些将领必须日理万机，处理琐琐碎碎的烦人小事，在无望的环境下造就全然不受干扰的习惯。这些超脱于日常生活的个性，无论是先天生成或后天的训练，都很快发展成一种乐天逍遥的性格，相当接近艺术家的狂放，也是诗人非常欣赏的特质。这种特性让田汉与他们结为朋友，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他相熟的国民党将军不下数十个。事实上，海男和我、我的表弟李承露（后来以国民党上校的身份在台北退休）和另一位同学朱世吉（我离开东北一年后，他死于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之所以在军校毕业后到十四师，也是因为田伯伯的推荐函。他写了一封信给师长阙汉骞，阙再要求校方将我们四个分发到他的师。如果校方不肯呢？田伯伯写了另一封信给教务主任孙元良中将。两年后，同样的过程又重演，海男和我得以到印度去。田伯伯和郑洞国将军也够熟，熟到可以要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一起到他麾下。因为这层层关联，他有权对我妹妹说关心我的福祉。他一直是我的恩人，而且在我请求下让我踏上我今日之路。

如果田伯伯的个性可以从朋友中看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张发奎，国民党少数的一级上将之一。张将军曾震惊新闻界：在上海之战时，日军炮弹已打到他的总部门口，他照样有办法睡着。他的副官叫醒他时，他咆哮：“保持警觉，我说过了，每个人都要保持警觉！”他自己警
觉了一下，又继续睡。当时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明显提到：他前方是吴淞江上的日本战舰，他无法进攻，但在蒋介石命令下，他又不能撤退。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命当赌注，作为手下的模范。在围城时，田伯伯拜访他两次，他们互相把对方灌醉。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西方的军队里，一定会引发军纪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展现出豪放慷慨，符合传统文化的规矩。后来田伯伯发表了这篇在日军轰炸下饮酒的故事，附上一首情感充沛的诗，广为流传，深受好评。

在此之前的北伐期间，张发奎的军队赢得中国“铁军”之称。据说张对田汉说：“铁军？我不知道为何会变成铁军。我只有一种部署：让叶挺当先锋，贺龙打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方法！”不过，一个稍有见识的听者仍然会感觉到，这个简单的部署计划之所以能奏效，全都是因为指挥官和张将军的个性，让他们能带着幽默感和一丝淘气苦撑下去，有时又不免卤莽躁进。他们有巴顿（Patton）将军式的迅速直接，却没有林彪不可理喻的残暴，在一个只能以农民为士兵、只能供应他们简单武器的国家里，难怪可以轻而易举赢得全国的民心。

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途中会经过柳州。我听了太多关于田伯伯朋友张发奎的事迹，于是向田伯伯建议：为何不让我们去拜会他呢？无论就何种标准来看，这个建议都不合常轨。不过，全权负责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将军，因为朋友田汉的一封介绍信，愿意短暂接见我们这三个未经世事的中尉（朱没有和我们同行）。他个子不高，相当瘦，动作敏捷。不幸的是，一位伟大战士的魅力，就像剧作中的英雄一样，需
要舞台来烘托，这可不是远离战场的一间小平房办公室所能做到的。张将军出来见客时毫不做作，当着我们的面揉眼睛，似乎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的勤务兵端茶给我们。将军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势必要走许多路，他年轻时，曾走遍中国的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他的足迹。除此之外，整个拜会过程平淡无聊。但这次经验更让我相信文学界人士的力量及影响力。在大众心目中，英雄事迹要显得真实可以理解，前提是必须要有像田汉这样富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才能在纸上以浪漫和节奏感重新安排英雄的丰功伟业，最重要的是要有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例如吴淞江上乌云低垂，强风刮起长江上的波涛，战旗飘扬，战马嘶鸣等等。在联合阵线时期，郭沫若和田汉在这方面都贡献良多。可惜国民党并没有继续善用他们的才华。

国共决裂是在1941年，新四军事件粉碎联合阵线，双方关系不堪修复。国共间的战争其实在1939年就已开始，当时毛泽东已展开他的扩军计划。唯一能有利扩军的区域是中立区域，夹在日军有效占领区和国民党牢不可破的防线之间。在这块无主的地带，充斥着地下反抗军、地方民兵、土匪、日本撑腰的警察和伪军，都可以强力吸收转化成党派的游击队。但是，上述种种势力，除少数例外，都已被国民党军队视为触角，他们不是自愿的辅助队，就是用钱收买的双重间谍。共产党有系统地加以吸收，造成他们的首领莫名其妙地被处决，有时共产党更发动突击，势必无法避免与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武装冲突。有时在短短数天内，所牵涉的作战兵力达数千人之多。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
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地发动叛变。在一次事变中，国民党失去赵侗，他本来受蒋介石指派，担任河北民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军校时，我们都听过这些事件，但我对这些沮丧的故事毫无胃口，局势的发展和我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大多把党的斗争当成恶疾，虽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随着时间而消失。然而，新四军事件让情况更加恶劣。无论共产党是否有错，都是受害的一方。斗争的规模达到空前，过去所有半遮半掩的冲突全都公开，引起国际间的重视。我们到达重庆时，发现这个战时的首都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不可置信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理论上是国民党一手教出来的，却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动。（不过，就历史长期的发展而言，这并非奇怪的现象。无论直接或间接，中国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在民国前出生的人来决定，年轻一代只是照着做而已——这趋势尚未改变。）

郭沬若是20年代中国狂飙运动时期的领袖之一，也是田汉长期的好友，时间可以追溯到两人都在日本求学时。他们曾一起从事出版业，又一起在联合阵线。在重庆，他们是隔壁邻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他发现我们不会喝酒。那时我们都还没试过，觉得很别扭。我们穿着国民党军服，滴酒不沾。他看着我们，极度轻蔑地说：“来吧，你们这两位委员长的忠诚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锐的作家，有时他会以嘲讽的语气说尖酸刻薄的话。不过三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提到和蒋介石握手后，手掌的余温久久未消。

田伯伯对新四军事件的反应更直截了当。晚报刊出蒋介石对事件
的解释，他把报纸一扔，大叫：“满嘴的仁义道德，满手的血腥！”重庆局势愈来愈不利郭沬若和田汉。讽刺的是，他们仍然领国民党的薪水，但他们不再担起任何职责，随时有特务跟踪。他们不时会受邀参加政府文工人员举办的宴会，不同党派的人干杯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气却嘲讽讥刺。郭选择留在重庆，部分原因是为了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但田伯伯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将军也是他的朋友，这位剧作家就沿着长江顺流而下，顺道去陈将军的总部拜访一下。陈诚给他财务支持和安全通行证，让他一路通过整个战区，直到桂林，当时隶属左派军阀李济深管辖。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这个省会成为避风港，庇护不受重庆欢迎的作家和艺术家。陈诚就是那位赢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国民党将军，后来他担任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并在台湾当上“副总统”。在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替蒋介石执行“剿匪”的任务，肃清共产党，在战后他又再度执行。他也不是唯一保护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后来在东北和林彪作战但当时担任卫戍司令的杜聿明将军，也保护朋友田汉不受骚扰。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为何会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这问题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题，虽然我在国民党内的角色不过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观者。田伯伯不曾对我们透露他的共产党党员身份，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即使在内战开打前他的地位已相当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产党，他只是常常对我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在政治上应该
已经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觉醒”。但我显然无视于人民的受苦，对解放运动毫无兴趣，一定让他彻底厌恶我。另外一个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看法，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策略，对我却是国际权力政治中厚颜无耻的自私自利。但是，他还是很容忍我，在我们短暂的相处时间内，他尽全力教我日文，让我了解外语对教育有多重要。更窝心的是，我母亲经过桂林时，田伯伯和他母亲殷勤款待。许许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确把我当他的家人对待。他告诉我妹妹他关怀担心我的处境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关怀不是发自内心。他没有小看我的念头，他并不是郭沫若。

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严于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他受情感的驱策时，有时过于情绪化，无法沟通，但很快会恢复乐天合群的个性，谈话中充满笑声。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赛该先跑到山顶，结果他赢了，掏出手枪对空鸣枪三声，宣告他的胜利。他为朋友写了一首悼亡诗，后来重抄一次，每个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视朋友坟墓的石崖上。这个工程一定花掉他当时所有的积蓄。他纵容自己的冲动和异想天开，很难和他争论说，自我表达的自由和共产党并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东北的经验（包括曾为人民解放军元帅林彪的所作所为）呢？

我妹妹来信时，郭沫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田伯伯是中国戏剧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关汉卿》搬上舞台，成为艺文界一大盛事。关汉卿活跃于宋元之交的13世纪，据说写了六十多出剧，但留传至今的不超过十二出，显然有部分经过后代作
家的修改和重新整理。强烈抗议他那个时代的法庭制度，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除此之外，关于作者的资料很少，但对于他的机智和社会正义感的评论，散见于其他文献。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以及作者本人背景的模糊，刚好提供20世纪作家绝佳的良机，可以凭自己想像来创造这个人物。这或许可以解释作品规模为何如此庞大——共十二幕。我虽然没有看过演出或读过剧本，但我非常疑心《关汉卿》部分是伪装的自传。剧作家田汉就透过这种方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机会。

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会定期每周浏览一两次中文书报杂志。在50年代末期，报纸尽是百花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新闻，但我偶尔会看到一两则和我个人有关的消息。有一次我看到范长江这个名字，他已经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我第一个念头是，范不是科学家。但另一则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推动一项十二年计划，要培养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如果把两则消息并列，共产党党龄超过二十年的长江，就非常适合担任协调者的角色。

田汉比我年长二十岁。范长江只比我大九岁，我们约略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我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你比我年轻九岁！多吓人！想想九年内可以完成多少事！”

事实上，他只是想对我表示亲切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已是全国知名的记者，根本远远超过后面的竞争者。二十年后，我们之间的差
距变得更大。我仍然是“永久学生”，靠着打零工勉强继续念大学。范长江的经历则包括《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社长。但在本质上，范长江的故事并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对一个运动牺牲奉献的故事。我述说这件事时，可以不带合理化、酸葡萄、自怜或自卑的情结。不过范还是让我重新检视自己，有时还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国共间的斗争。

范长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范希天。他投稿给《大公报》时，用的是长江这个笔名，也就是西方人称为扬子江的那条大河。起先这个笔名没有冠上他的姓，他成名后，人人都叫他范长江，他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但为什么叫长江呢？我以为和他的交情还算够，所以就问他这个私人的问题。

“嗯，”他以淡淡的忧郁口气说：“我当时刚离开军队，生了病，身无分文。有一阵子意气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没有人可以帮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伞，还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钓起来吧。”

我怀疑世界上还有谁会在说到自杀时，口气如此理所当然，而且坦诚直率。那时我才了解，他认为新生命从此开始，因为他寻死的地方也带给他重生。

长江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时，加入陆军军校生组成的团体，加入蒋介石的北伐军。1927年8月1日，在途中发生著名的南昌事件。部分的团宣称和共产党有关系，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范的部队刚好也在其中。但国民党人其后的进攻打败了他所隶属的团，他只好被
迫逃生。他步行走了好几个省，沿途乞讨为生。我想他企图自杀时，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设法抵达南京，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个学校培养执政党的公务人员，算是军校的姊妹校。至此长江步上坦途，只要念完书，就可以确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但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中国却不抵抗，长江对南京政府很不满，他脱下制服，搭火车到北京去，寻找能采取行动的机会，结果毫无机会，他于是到北京大学旁听。这时他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吸引了天津《大公报》编辑的注意，从此开启了他新闻记者的生涯。

他和《大公报》约定好，他视需要到中国的西北省份去旅行，像自由作家一样自订行程，自己润饰文章。这些特稿很快打响了作者的声名。直到当时为止，很少中国人知道那一大片领域发生了什么事。年轻的特派员骑着马旅行，向沿海城市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早已残破不堪；儿童没有裤子穿，在寒风中发抖；税负又高又混乱；到处可见鸦片的种植；负债的佃农半年内要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高利率。在长江揭发的沉痛故事中，穿插着诗歌、动人的掌故和个人的冒险，之后集结成书，畅销全国。《中国的西北角》在第一年就再版七次。

后来发生了一件有利长江的事。共产党进行长征，让他随意漫游的地区一夜之间成为国际注目焦点。他拜访负责征讨的国民党将领，鼓励他们和共产党将领友善来往。当时在国民党的指示之下，报章杂志必须称共产党领袖为“毛匪泽东”或“朱匪德”。范在特稿中首次揭露，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事实上对交战的敌人怀着很深的尊敬与欣赏，
称他们为徐向前或彭德怀将军。全国正疲于内战，急着和日本摊牌，对这些文章反应热烈，毕竟作者是如此知名的记者，又刊登在如此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范长江和《大公报》对促成联合阵线的贡献，当时并没有被充分认知。特派员也到达他生涯的高点，他专栏中提到的国民党将领，纷纷在一夕间成为全国的英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范担任了一阵子的战地记者。问题在于，国民党军队不断撤退，有时还损失惨重，很难产生足以振奋人心的新闻。然而范仍然运用中国杰出记者的特权，登出了一篇文章《刘汝明该被枪毙！》。刘汝明是西北军阀派系中的一位师长，因为提早自前线撤退，严重危及其他部队。这是发生在中国北部的事。蒋介石当时没有能力处理，他只能处理情节最重大的例子，例如在山东当省主席的军阀根本断然拒绝出兵，而必须要靠战地特派员用民意来审判刘。

我在长沙遇见范时，战争已进行第二年，汉口成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范有个伟大理念：如果所有的报纸从业人员都能团结一致，将战争的讯息视为庞大的圣战，而且人人和他一样仗义执言，单是报纸就可以对我们的战地工作产生重大的贡献。因此从这个想法诞生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不是新闻公会，不谈工作和民生问题，当时也不打算替任何政党党纲背书，组织理论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心和良知才是组织仅有的两项目标。所谓学术，就是指联谊会将散发简讯，举办座谈会，提高成员的工作素质，同时提振士气。长沙分会成立时，无党无派的我负责整理成员名单。分会选出的会长陈育胜（音
译）是国民党员。在登记加入会员的三十多人中，多年后我只记得我的室友兼同事廖沫沙是共产党员。在全国的组织中，会长范长江无党无派，秘书长陈侬非是共产党员。我们可算是联合阵线的一部分。

但我整理完会员名册后，必须申请退出。应该由别人来接管名册，因为我即将离开报纸的工作，进入军校。范长江要我去他在长沙YMCA的房间里见他，希望说服我放弃军事生涯。二十年后，回忆仍然很鲜明。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我从图书馆的六楼窗户往外看，安亚堡的春天来得很晚，大楼间高耸树木的枝枒间，只有一些黄绿色的花苞，空气十分潮湿。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

范长江很容易激动，干燥的头发略显凌乱。不论别人提议去附近的面店吃面，或是油印一份传单，他赞成时习惯拍桌子。“好，”他会说：“就这么办吧！”那次单独见我时，他却只顾说话，没有用动作来加强他的语气。不过，他的话仍然又急又快。他多多少少预测我的从军生涯是失败。小老弟，不用试了。他是过来人。他曾经亲身尝试过，最后却是幻灭一场。我不过爱做白日梦，不如他务实。

但话题谈到如何对战地工作有所贡献时，我们的立场就逆转了。对他来说，虽然接近神秘却很合理的是，有一种听不见的呼唤在吩咐他，这是人人都要听从的声音。他替我分析局势：战争的短程结果很明白，日军会继续挺进，汉口会沦陷。西安和长沙将成为自由中国的两大“基地”，一在中国西北，一在中国内陆的南方，两大战略中心的命运对战争未来的进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如此，我没有理由“舍
弃”我的“岗位”，这两大中心之一是我的故乡，我又已在城里素负盛名的一家报社中做出一番成果。他希望我继续留着，同时持续在学会分会的工作。依他的说法，似乎一切都有必然关系，因此我必须肩负人类的命运。

我吓了一跳，只能采取防卫的立场。我嗫嚅着说，进入军校不是舍弃，而是尽全力付出。但我不能说，如果能从军队安全生还，名声及财富将是成功军事生涯的合法奖赏。不论是形式、态度、风格、个性、习惯或风俗，都不可以如此毫无羞耻地谋求私利，更不能对只认识几天的人直言个人的野心。我也不能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的心意已决，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此之前，没有人教我这样说，我也不曾听别人对我如此直接坦白。就我当时所知，有教养的中国人绝对不能如此冒昧，不管是开明派、进步派、军人或革命党人。此外，我们的地位并不相当。他是名人，我只是大学的辍学生，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我无法说他想利用我。我已崇拜了他一阵子。经过二十分钟的讨论后，我更相信他的诚意。否则，其后二十天所发生的事也足以证明，为了推广学会，他忽略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稳定。其后二十个月所发生的事，更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需要等二十年才能评估我的朋友范长江的为人。

他的好友称他为“范孩儿”，这绝无贬损之意，因为后来我听到这个外号时，他的新娘也在场，就是沈谱小姐。虽然范孩儿表面上是范小傻子之意，但说时语气亲密，实际上是指他直截了当，心地单纯，而且还多多少少嘲弄他是“大号的婴儿”。天真事实上是范长江的特质
之一，他对同伴始终如一的信心更是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曾经历及克服过许许多多的挫折艰辛。

不过，我不能否认，他的行事多少有些出于自负。成功已经模糊他的视野，刘汝明事件更加强他的信心。他私下对我透露这件事时，仍掩不住兴奋的口吻。他说，文章刊登后，刘将军大为震撼，甚至愿意提供一笔为数不详的金钱，要求作者在将出版的文集中删掉这篇文章。范当然加以拒绝，他还宣布，没有一个字会被更动。不过，据说他透过刘将军的特使保证，未来他还会去刘的前线观察，如果英雄事迹足以弥补过去的错，他一定不吝赞美推崇。范长江不曾再去刘的前线。但这位战地特派员从此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就某一方面来说，他做到了蒋介石做不到的事。

然而，范长江从来不曾想过利用这种权力谋求私利。他并没有膨胀自我，反而希望能让自己成为起点，建立全国的自觉心。他希望能借着学会，团结西方新闻记者所说的“运作的媒体”。这样就没有竞争，而且也没有利益的冲突，因为新闻从业人员、管理阶层和读者全都团结一致，目标在赢得战争，我们之间的小小差异可以借友善的对话来排除。这种共同努力还应该继续维持，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的重建期。

二十岁时的我，理当是处在最佳时机，来想像他构想中不切实际的乐观。否则，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但当时我全心想着自己的个人冒险计划，甚至担心战争很快就结束，以致自己无用武之地。不过，范长江和他那群开明派的记者仍然使我着迷。我们在汉口参加
军校的入学考试时，我常花很多下午待在学会租来做总部的公寓，自愿打杂跑腿。我也因此结识学会的秘书长陈侬非。

陈是公认的共产党，下狱的时期和田汉差不多，他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虐待，以致出狱很久后双腿还很痛。我稍早在长沙见过他，当时他正要去香港求医。在他身上，我看到共产党无名英雄的最佳特质。他总是微笑，对于身体的不适毫无怨言。在办公室里，他处理绝大部分的文书工作，让范长江得以有空参加社交活动，和外界接触。这种谢绝镁光灯和头条新闻的习惯，一辈子跟着他。陈侬非牺牲多年，终于看到他的党当权，但自始至终他仍然是无名英雄。

在汉口，这个乐天的人再度付出牺牲的代价。他在香港时，在当地报社找到战地特派员的工作。但由于学会的责任，他到前线的频率不能符合编辑期望。我们到汉口前不久，他写信到香港，希望留在汉口，因为武汉三镇显然是一个战区。回信说，他的支薪资格已经终止，但报纸仍会登出他的文章，当成是自由作家的投稿。一星期后，更坏的消息发生在范长江身上，他被《大公报》开除，既无警告，也无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令他震惊不已。“我被《大公报》解雇、扫地出门、开除了！”他大声宣扬。因此，才不过数天的光景，学会的两位高阶成员失去了战地特派员的工作，而此时汉口已准备迎战，每个街角都堆满了沙包。

多年后，我把所有消息拼凑在一起后，才知道局势为何非得如此发展不可。

范孩儿的问题和我在军中的挫折有同样的源头，我们都进入了一
个很广阔的地带，代表上层的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下层则是农民阶级。这个广大地带的社会资源很少，无法让我们据以将理想付诸实现，不论左派或右派都没什么差别。就外表来看，中国的报业已经成熟。长沙这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城市，号称有五家规模完整的报纸，以及我们《抗战日报》这家半开大的小报。但谁拥有这些报纸呢？无非是前军阀、政客和国民党的党政组织。只有一家规模完整的报纸和我们这家报纸勉强算是独立的，但我们却有严重的财政问题。

经济，事实上，左右我们的命运。所有的这些报纸都是“便宜报”，除了少数住家及机关订报以外，其他报份都是由报童在街上兜售，每份三分钱。即使读者群重叠，每家报纸也不过只卖出几千份，营收还不够支付员工的薪资，也不够负担从国外进口的油墨纸张。至于广告也只局限于网球鞋、手电筒和一堆分类广告，产生的收入还不足以让报纸的营运商业化。长沙的市民采买杂货和民生用品时，还没有养成参考报纸的习惯。任何游客只要花上半天时间在城里的巷弄走上一回，就可以知道原因。这个省会的商业和工业仍然以手工业为主。在一条专卖木梳的街上，店主、师父和学徒全都在店里，制造和贩卖商品全都一手包，个别的消费者和乡下的小贩挨家挨户讨价还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生产纸伞和雨鞋的其他行业。也就是说，沿海城市里制造手电筒和网球鞋的现代产业，对当地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后者基本上以农为主，和外界隔绝。

由于经济背景使然，长沙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少数的一群。顶层的极少数人收入还不错，其中有些发行人和主要编辑领的还是政府的薪
水。在这些人之下，记者和采访主任所得的敬意不及其职务，薪水也比不上工作的价值。在本质上，所有六家日报的全国新闻来源，都是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供应，而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外电也是透过中央通讯社取得。每家报社还有自己的新闻管道，从而写出让出资者称心满意的故事。除此之外，报纸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恰巧是功能上最不重要的部分：一群穿着长袍的年轻人，其中部分只有最基本的文学技巧，绝大多数是自由作家，尽量把故事卖给愈多家报纸愈好。他们每天穿梭在鸦片窟和妓院之间，不时到政府机关找朋友，看是否能从桌上偷窥到可以刊登的资料。他们最可能屈服于压力和诱惑，有时还用手中的消息作为勒索的工具。范长江认为，找齐这些素质不一的人，要他们保证遵照我们的榜样，这样还不够，我们应该主动接触他们，对他们施行再教育。

采取这种做法时，他并没有预见其他人的反应。他自己的报纸《大公报》之所以能赢得学界认可和商业成功，主要因素是总编辑胡政之（也就是胡霖）精明干练。1938年夏天，胡到香港指挥香港版的发行，当时上海版才结束，汉口版交给主编张季鸾。两个人都是军阀时期的政客——新闻记者，看尽军阀的起起落落。在政治上，他们属于政学派，这个精英团体是由在日本念法律和经济的留学生组成的，偏向老派的国民党。但他们希望《大公报》能免除党派的纠葛。他们必须如此，毕竟该报和相关的新闻周刊、通讯社的总报份超过十万份，而且也相当赚钱。当时香港的营运可赚进广告收入，内陆版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大公报》达成中文印刷品从未有过的独特地位，没
有理由不持续。

过去报社许可范长江写的一切，因为编辑群正确解读当时的政治风向，知道大众要求联合阵线存在。但此时范长江开始质疑个人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检视我们的动员能力，他已经远远逾越战地特派员的角色。不说别的，编辑群可不能把编辑定位的工作交给他。范全力推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更是违反报纸不结党的政策。范插手所有的事，告诉所有记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于是重整整个新闻处理的产业。他一定要被铲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写给张季鸾一封信，就此定案。不过范仍拿到六个月的遣散费，算是财务充裕的《大公报》的慷慨之举。

回想起来，管理阶层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比较吃惊的是，推动圣战的记者，本身竟忽略了他行动的广大内涵。对他来说，合理思考就足以达成重大改革。但他除了名声和读者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治资本，而这两者都是《大公报》给他的。胡政之和张季鸾不再支持他时，他成为没有喇叭的喇叭手，甚至没有机会向读者告别。他已经被发现和共产党员来往密切，成为党员只是迟早的事。

但他至少试了两年当独立人士。他的财务状况不容许他成立新报社，他倾其所有成立国新社（全国新闻通讯社），事实上就是卖特稿的通讯社，陈侬非仍然当他的经理。为了符合联合阵线的精神，他们找来刘尊棋当副社长。刘当时还领中央通讯社的薪水，战后他在USIS当费正清教授的助理。

国新社在重庆、桂林和香港设办公室，就像连锁的公社一样。
范长江等资深记者辅导新进人员，战地由新成员集体采访。文章誊写在复写纸上，或是用手重抄，卖给各省的报纸及一些海外的中文刊物。幸运的是，在联合阵线期间，国民党的国际通讯服务社和中央通讯社产生利益冲突，因此大力支持国新社成为中央通讯社的对手，并且付出颇高的费用。但即使如此，国新社在内陆每个办公室的成打人员，全都过得艰苦无比。月复一月，他们卷铺盖席地而睡，餐餐无肉已成常态，每个月的津贴只够剪头发和买邮票写信给亲友。联合阵线瓦解时，他们的财源也告终止。各省报纸所付的微薄费用，无法支撑国新社。

此外，在新四军事件前，国新社就面临第一宗战争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位名叫李亨（音译）的特派员，被活埋在国民党广西地区的冲突区。干下这起令人发指恶行的士兵如果指控他是间谍，我一点也不感意外。当时陈侬非前往新四军占有的地区。新婚不久的范长江则到香港执行共产党的任务，和廖沫沙一起替党报《华商报》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为止。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2年年初，当时我回湖南埋葬父亲。他和妻子都已逃离香港，取道桂林前往共产军地区。

我们这回见面自然不比早年的欢乐气氛，就某方面来说，我们都丧失了年轻时的纯真。这个人之前对联合阵线的形成有无比的贡献，现在自己却卷入党内的斗争。我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为他送行。我们见面时，虽然我对他保证不想参与内战，但也只能限于我尽量避开冲突区。如前所述，在东北时，我发现自己涉入内战，不论喜不喜
欢。1946年初，有一天黄昏我运送三卡车弹药给一二五师。当时走在迎风的路上，在薄暮时分，草木皆兵，敌军不无可能架设路障突击我们、从山丘上丢下手榴弹或是展开扫射。我坐在卡车里，手持冲锋枪，差一点就要扣扳机。当时忽然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包围我们的部队，可能正在朋友和同班同学的指挥下，要不然就是曾接受他们的训练和教导。

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国共和谈时，范长江是周恩来的新闻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满意在共产党内的职务吗？没有理由不满。但身为朋友和读者的我，还是会替他觉得遗憾。在当权政党中高居显位，忙着处理文告和传单的范长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充满力与美的作品。事实上，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后，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过，对范孩儿了解够多的我知道，对他来说，文学成就或甚至自我表达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传递讯息的工具而已。对他来说，那个讯息就是中国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达成，不论是透过无名的团体努力或署名的个人，其实都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他的署名是长江，背后的那个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

我多次想到他时，都觉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样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陈侬非身上。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他们把我当成年轻的小辈和弟弟，对我慷慨大方。我必须谦虚承认，他们远非我能力
所能及。

但为求道德上的毫无瑕疵，一定要当烈士才行吗？如果我诚心认为，我个人的小小希望绝对不会伤害公众的利益，又会如何呢？毕竟在十年的国民党军旅生涯，我已几乎身无长物，即使是现在的流亡身份，更是一点都不值得他们羡慕妒忌。如果那些小小的希望对他们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又会如何呢？毕竟这些小希望会影响我的情绪感觉，就像恋爱或发笑一样无法抵挡。不成，我无法掩饰我和他们之间的歧异。无论他们怎么想，我很不乐意见到中国自绝于西方的民主体制，只为了随着苏联团团转。在东北的回忆仍然困扰着我，我认为林彪绝对不可能以德服人。

我愈想到这一点，就愈觉得道德的有无并非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该党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敌对阵营却认定是蓄意的恶毒。总之，这就是内战前夕的典型心态。

密西根有时会突然变天，有一年4月下了暴风雪，还有一年到5月下旬还飘着雪。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史图亚特（Jeb Stuart）和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待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像的自由。FBI干员不曾再来找我。我没有在任何领域
内成功，所以也没有恒产，不过我仍然不做任何承诺。我没有过去纪录可辩护。我取得永久居留权后，并没有申请公民权。在技术上来说，我没有国家。这种无所依归的状态有时让人觉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态度却让我多少能客观检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客观将来能让我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家。

我逐渐明白，中国的内战就像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一样，在第一声枪响出现前，命运就早已决定了。中国的内战不同于美国，比较像英国，因为在20世纪的前半段，中国受到空前的外国压力，同时内在的问题是出在社会结构或体质，无法用中庸之道来解决。

为什么不行呢？这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问过的问题，也是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就常理来说，蒋介石最在意自己的领袖角色，如果去除党内贪污反动的势力，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一方面，共产党如果可以置身更高的利益之上，就应该减少自己的极端色彩。第三势力就可以受邀来“扩大政府的基础”——借用马歇尔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大可以在自由派的根基上迈向战后重建的道路，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又隔了数千里的空间和多年的时间，我开始有了解答：中国的现实面落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精确来说，中国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议会制度。顾名思义，自由派必须引进渐进的立法，以扩大公民权，或是让弱势者也享有经济的特权。因此必须要有选民存在，能够支持这些计划，并且能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加以施行。这
又必须牵涉到可以测量和协调的数字图表。只要中国有一点点可能足以发展这样的机制，内战就绝对不会发生。当我说到社会因素不足时，我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找到证据。读者这时一定受够了落后五码的唐，但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和范长江的国新社呢？如果有足以管理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他们得用自己的钱空手创造自己的关系呢？为什么田伯伯必须放弃现代剧场，转而接触帮派和地下组织呢？为什么怀着民族主义立场的《大公报》要在租界港口和香港殖民地维持财务的基地呢？为什么所有的省报都是由政客、前军阀或国民党自己所操纵呢？为什么林彪能在军队里顺利清除都市的影响力呢？更令人好奇的是，共产党的逃亡者面临普天之下的各种选择时，为何向国民党将领朋友寻求庇护呢？

说来奇怪，到安亚堡我才初次读到，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这故事如果在中国刊登，未免失之唐突无礼。但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范长江一样，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

同样地，在1957年的一个下雨天，我在密西根的远东图书馆发现，毛泽东政府的林业部长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罗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数年前积极主张国民党的自由派改革，结果被当成左派。当时民主同盟被视为进步的组织，被美国媒体厚赞为中国的希望。民主同盟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在于两名成员的牺牲。这两名西南联大的教授由于立场倾向共产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枪杀于昆明。杜鲁门因此很激动，认为蒋介石本人应该负责。在
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内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在巴内特博士访问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

对于为言论自由已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幸个人，为什么我还如此忍心苛责呢？原因还是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全面真实。如果把罗隆基和闻一多的故事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时，我们必须说，他们的鼓吹提供不干预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会得到美国的欣赏，但对中国的奋斗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林彪征召农民为军队，对于那些以同样方式在东北平原对抗林彪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为民主联盟或其他次级团体是内战之外的选择，这样的错觉必须被消除。他们并不是。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
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

了解这点后，我才能继续证实，在加入国共争斗的人士中，只有少数人视之为有利可图的良机，或是以自愿的热情投入。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通常的情况下，全然投入后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修辞，“主义”永远可以被操纵和延伸。个人走投无路及面临控告时，其信念才会加强。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只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喜欢战争行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战日报》的办公室，讨论共产党在江西的初期进展。他描述共产党如何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将军时，眉飞色舞，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还没碰到不和我们一样关怀人类的共产党员。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为例，在政治议题上，他有时非常顽固好斗。我从军校毕业后，我们又重逢，话题转到我在军校学到什么。我说，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他不为所动。但我谈到作战时太重视程序，好像照着食谱做菜。“太有破坏力了，”沫沙说：“几千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用多年的时间来学这些东西。“我那一刻就了
解，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

我不需要哲乐将军来提醒我，内战会拆散家庭。沫沙的岳父熊觐玎先生是《新华日报》的经理部长，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儿子，也就是沫沙的妻舅熊笑三少将，则效忠国民党。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统率蒋介石第两百师的精锐部队。

个人转换政党的例子不计其数。我向十四师报到时，我们的参谋长梁铁豹上校就曾经是共产党人士。陈烈中将也是，十四师就隶属于他率领的五十四军之下。我到印度时，驻印军的委员是盛岳少校。他不只是前共产党员，还是所谓的“二十八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中之一。这一小群学生曾在苏联受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

即使是对特务产生僵化印象（让人想到德国的盖世太保），也不能道尽所有相关人员的特色。在新四军事件后，我曾见过一些特务佩服和尊敬他们所监视的共产党人士。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个性、有毅力的人物。

将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后，我们不禁好奇：为何会如此呢？为何会发生处决囚犯、活埋囚犯、无数的折磨与报复、当街暗杀异议人士、驱使无数的农民兵到机关枪射程内的野蛮战术呢？

对于内战时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历史学家只能想像，在野蛮残暴的背后，是下级官吏的恐惧、害怕、愤怒和紧张，他们必须执行或回应劳力密集型态的革命。这是人类社会的彻
底重整，是空前的经验。

不过，就技术层次来看，不难将内战相关事件解释为正在成形的历史。如果去除情感的牵绊，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一切都已形诸文字，念历史的学生只要摆脱传统架构，例如以二十年为小循环，一个朝代为大循环，经济和法律分开的学科区隔等等。内战是大熔炉，本质上一定有一些长期因素在背景运作，而这些相冲突的因素并没有刚好落在我们的学院分工之中。有了这个概念后，我慢慢发展出自己解读历史的方法。多年后，我和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合作时，我们开始标示出中国历史的“技术诠释”论。

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问题太过复杂，还涉及太多层面，无法一项一项列举并比，等待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通尼（R.H.Tawney）在半世纪前（1932年）综合许多当代学者的意见，提出这些问题令人困扰的面向。首先，前端的需求非常惊人。人口必须加以控制，必须提倡公众卫生和大众教育，以免工业化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制造出一群身心皆病的贫民。在正常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将强迫人民储蓄，成为工业化的财源。但在中国，农业人口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压力。通尼检视过这个事实：在中国，一块土地有承租者及拥有者，因此就分成优先权与殿后权。如果一律将承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不是实际的解决方案，因为忽略了佃农问题的地区差异和内在复杂程度。资金的缺乏更是扰人的问题，农地信用需求只能靠政府资金来纾解，但中国政府没钱。新兴产业必须依赖政府扶持，没有能力提供多余的收入去服务腹地。外国人也帮不上忙。替中国着想，并不是外资银行和制
造商的设立前提，这些机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弱点才成立的。地理问题更使得中国的困境雪上加霜，沿海区域和外国贸易的好处远大于和遥远内陆交易。反过来说，现代运输工具无法及于内陆，原因是无利可图。无论如何，商业只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层面，后者也是强势的一方。商人如果有较充裕的资本，消息较灵通，组织较严密，那么较不开发地区的佃农生产者受害更大。在其他国家，产业劳工的生产力提高，可以拉高农人的工资。在中国，农业劳工的收入微薄，产业劳工的薪水连带遭殃。经济欠缺突破，政治又不稳定。总之，这些问题和工业化的努力相关，但反而造成工业化的失败，甚至完全避开工业化。问题盘根错节，即使协调呼应的大计划也无能为力，还没有一套经济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区域的所有部门。

我在安亚堡学习历史多年以后，阅读这些文字时，不再觉得这是一长串抱怨名单。历史产生了拥塞，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承受两套不相容体制的苦果，但又没有从任何一方得到好处。

基本上来说，中国以土地为主的经济是帝制时期的产物。至少数百年以来，土地向来切分成小规模，以利自耕农的运作。村民又对亲人邻居买卖、承租及抵押他们的小块土地，也常常以超高的利率互借土地，并以极低的工资雇用帮手。社会流动性低更使这套机制长盛不衰。在每一个地区，行政主管必须依照当地习俗来认可所有权，否则他无能力也无权威来介入牵涉到大多数人的商业交易。大地主和遥领地主确实存在，但他们是特例，不是常例。由于缺乏投资管道，地产在两三代后通常会分裂。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内陆贸易依现代标准简
直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以乡间市集为中心的当地社区长久以来都能自给自足，另一原因是缺乏符合现代法律惯例的法庭制度，无法借以认可商业法律。朝廷的宣令呼应古老传统，将政府的功能界定成让人民免于饥饿。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目标被视为没有用，甚至不恰当。税收通常很少，因为是从许多小自耕农身上征收来的，而且目的也不在提供额外的服务。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经济，主要是享有非竞争的地位。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响。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中国文化导向的政体和非竞争性的地位就此注定毁灭。但中国人民和满清官吏不可能承认全盘皆输，他们只试图减少伤害，希望可以把漏洞补满。必须要到二十年后的另一场羞辱，一些注重军事的巡抚才提倡“自强运动”。老实说，这只是范围十分有限的模仿运动。当时认为中国应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加强沿海防线，改善特定地区的运输和交通。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能触及。拒绝跨越更大胆的一步固然突显中国人的保守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明适应新环境的技术困难。

其后数十年，枪炮船舰成为自强运动领袖的目标，运动也制造出军械库和造船厂。但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后果更是明显，许多地方都出现脱节的现象。1894年中国海军在黄海败于日本，完全彰显出三十年来改革的肤浅。下一批改革者希望将西方化延伸到政府制度，为时已晚。他们的目标定在君主立宪、预算控制、内阁制度和西方式的教育。他们不过宣扬上述企图而已，但就足以构成对当权者的威胁。光绪皇帝支持改革者时，他简直是投下反对自己的一票。中国君王的权威来自王位的神秘特质，借此产生官僚本身无法具备的逻辑。在皇帝具约束力的仲裁之下，小自村落的不合理似乎都获得解决。因为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代科技的协助，才会产生这样的惯例。但是，如果皇帝放弃这个功能，等于不和官僚协商就自行逊位。难怪光绪的朝臣支持皇太后，结束1898年的这场“百日维新”。反动势力回扑，皇帝遭到软禁，动力持续前进，庇护两年后的义和团之乱。这时大众才了解，王位本身就代表改革者想要去之而后快的所有事物。在这样的前提下，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离鸦片战争结束已经七十年，但正面的改革仍然不多。

对中国来说，民国是军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现在回顾起来，一点都不意外。就背景来说，激进的变化几乎没有经过妥善计划。从重新调适到改革到革命，并不是一个阶段成功后才进入下个阶段。相反地，由于前一个处方没有效，下一个就必须更强更剧烈，其
间没有吸收冲击的任何措施。其中没有过渡之计，因为没有一个计划奏效。在大破坏之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秩序的建设。中国在这七十年内所增添的西方元素通常微薄零散，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中国宣称是民国，但一堆村落的组合不能算是国家，社会价值不是法律。自制和互相尊重如果还受到重视，也不能取代经济。现代国家的功能必须来自熟而生巧的惯例，各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发挥效能，而且要适当维护。宣言并不能取代上述种种组织上的细节。

所谓的“五四运动”是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知识运动。这个运动在1919年受到极大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抗议凡尔赛和约所发起的一次示威活动，反对牺牲中国来奖励日本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发起这次运动的作家、编辑和教师劝告中国的年轻一代，只有政府改革是不够的，中国社会必须先重整，但在此之前，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必须要先改变。实际上，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指出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五四运动领袖提倡的“科学民主”定义暧昧模糊，有时恰当，有时让人误解，完全视处境而定。五四运动让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切反省，但也只影响到一小撮人口而已。五四运动更有自觉地引进西方思潮和制度，在一个上层结构已经崩陷，而下层结构严重衰退的国家，最后一刻才大幅接受西方文化，却同时引发许多的希望和沮丧。五四运动的知识价值被充分认同，但很少人停下来想想，它也引发了全国情绪的宣泄。之前提到的民主联盟领袖罗隆基和闻一多就是五四运动的大将，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就在新月社一起工作，这个组织希望透过诗歌来表达爱国情操。罗是《北京晨报》的
编辑，常在报纸上刊登新月社的作品。这运动也可以视为民初狂飙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动下，无数年轻的男女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旧的国民党也重新充满活力。1926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属于这两大敌对政党，核心则是武装部队。他们两度结盟，再两度拆伙，最后终结于四年的内战。即使如此复杂，整个过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的武装辩论。

重述历史至此，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但在无穷危机下的生命也有一个好处：让我能窥见成形的历史，据以证实和补充我所阅读的内容。

在中国，我们提到“军阀”时，通常觉得不安。出现这个名词象征我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外国有所借口入侵。而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经过一段时日的深刻内省后，我开始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引以为耻。当军阀的存在有其必要时，用道德的重炮轰击并非澄清真相的好方法。

就背景因素来说，1911年的革命终结一套过时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这套政治秩序是透过道德劝说和典章仪礼来完成其功能。这些抽象事物被废除或被搁置不顾，但革命分子什么都没得到。西方形态的现代国家靠商业原则运作。我们说“人人都具备不可剥夺的权利”
或“每个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时，概念可以被转成具体事物，从而衍生出一连串连贯的思维，从信仰自由到公民自由到财产权，再到以货币控制和税赋制度来管理公众事务。无论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之一或只是运作的货币经济，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有服务及商品出于自愿的可交换性，而且能够维持民法的运作。否则，公众事务将缺乏可整体有系统处理的本质，或者，正如我在之前数次提过的，并没有中间阶层可以掌控的足够社会因素。不幸的是，从1926年到1950年期间的中国正符合后面的描述。

通尼教授出版论中国的书时，我正在念中学。当时非军系的领袖很少能清楚了解乡村的状况。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两趟田野调查，由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主持。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难和农业人口交谈，鲁迅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沉痛而哀伤地刻画出这种文化的差距。在本质上，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土地税，只能勉强维持传统型态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为行政的功能不过是维护古代的社会秩序。无论村民享有何种社会正义，都必须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其中包括服从权威，具体化成简单的公式就是女性听从男性的命令，年轻人模仿长者，农民遵照读书人的指示。整个运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现代。朝廷来的命令一旦瓦解，没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个人的军事力量成为唯一选择，并设法控制和省一样大规模的领土。这就是军阀背后的逻辑。

以我的家乡湖南省为例。名义上来说，1926年蒋介石北伐时，已肃清了湖南的军阀。但蒋介石的军队离开后，湖南省再度成为新军阀
和共产党势力的必争之地，何键将军赢了，后来担任省主席，一直到抗日战争为止。省的武装部队有四个师，很巧妙地编列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实际上却是私人的军队，很有自主性。其中一个师长是何键的女婿，另一个师不曾离开在湘西的根据地，因为该区的另外一大势力是贺龙，就是那位替张发奎的铁军包抄敌军的将领。贺龙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当时他可以说是“赤色军阀”。何键的私人军队财源，部分来自于政府监督的鸦片交易。这位积极进取的省主席甚至雄心勃勃，想打造私人的空军，从美国购买一些战斗机。飞机抵达东海岸时，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拦截，只放行四架，成为何键的空中巡逻单位。湖南有七十六个县，和省政府之间并没有常设的中级机构。即使某些县之间靠现代化的公路和电话相连，但内政也无异于我们所知的明清地方政府。何键积极举发共产党人士，提倡儒家理念，自始至终尽忠爱国。在他省主席任内，湖南赢得“模范省”之名，和阎锡山的山西省和桂系的广西并列。

若干西方人称蒋介石为“另一个军阀”，虽然是贬抑的说法，但却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无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在长江流域下游维持了“他自己的”地理基地。他的政治资本就是军队，他的管理非常个人化。他君临其他军阀的方式，就像董事会中持股最多的股东下达企业决策。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也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点。但对他的批评即使不算错，仍然不公平，因为稍微不踏实的方法根本不可行，这点还没有人指出来过。通尼的书出版时，蒋介石号称已当权了五年。五年后，他动员全中国抵抗日本。这样看来，他大多数的重要决策是由
时间和局势决定的。和外界的评论者相比，从内部观察的我们较能看清情势。但不论蒋介石的言论，或是他的属下追随者的言论，都不足以为他的行动辩护。最好的方式是将一切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就可以从中看出，如果指责他下决定是为了自己的短期私利，这样的说法并不合逻辑。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看他在1937年如何指挥军队抗日。在上海附近，他率领他所能掌控的最好部队，并且要他们死守。其中部分来自于各省的军队，但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说的“蒋家军”，就是由黄埔军官指挥的第一线部队。军队面临地面、海上及空中轰炸，又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无论就人员或无法再补充的装备而言。史迪威将军因此引用这件愚行，证明蒋缺乏军事领导的能力，虽然这也不算错。这个罪名还跟着蒋很多年，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被动地服从总指挥官，要不是潜藏敌意，就是公开反抗。此外，在1937年，中国并没有能力和日本作战。一旦开启战事，就必须宣扬一个理念：在困境时，必须抛弃逻辑、精心策划、甚至自保的念头，以达成超越传统的突破方式。成本虽然很高，但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这虽然是发表就职演说最昂贵的方式，但讯息仍相当有效。张发奎并不是一个容易吩咐的人，但他仍然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四川帮尤
其全力付出，投入第一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手下。后来王将军战死沙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能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将以处决，因为战争开始数星期后，韩却仍希望能和日本达成协议，保持中立。

同样的，在多数西方观察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中，虽然有许多事实，却很少有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只会一味指控“贪污和无能”，还通常引为这个议题的最终结论。一旦存了这种想法，学历史的学生就以为所有的真相尽在掌握之中。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这项指控只导出组织不足的结果，但组织不足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指控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为何其间的差异如此重要呢？身为历史学家，无论是对蒋友善、敌视或中立，都需要发掘出他崛起和衰败的背后因素。至于他多没效率，之前已明白陈列种种因素，不必再多做解释。一群依赖村落社区的各省强人组成松散的联盟，其表现绝对无法通过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如果可以，日本就不可能发动侵略。古巴或夏威夷都不曾有能力侵犯美国本土。在国家经济支撑好社会架构之前，政治组织不可能先发展出运作上的效率。因此，如果极力降低蒋介石不屈不挠的努力抗战精神，就很容易误解整段的当代中国历史。

在50年代末期，我对喀尔文教派的命运预定说很是认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亚堡的第一长老教会。我也大量阅读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斯之间的辩论，主题是命运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我的概念起先
很模糊，但后来愈来愈清晰，我开始了解到，在动荡不安时，为何宗教教义特别重要。国家或社会进行重组时，个人也会被迫从基础和基层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时势所趋。不过，我的宗教信念却很奇怪，无可避免会纠结着东方哲学。在我流离失所、对自己充满怀疑时，犹太—基督原罪教义所散发的吸引力，一定大过在其他时期。其实这也相当合理。

我因为连带关系而成为政治难民。在50年代，我到台湾是很不实际的。我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当时随着朱将军在台北时，没有被扣留。如果他被逮捕，国民党高层没有理由让我回东京去。既然我被放行，没有理由不善用机会。另一方面，姑且不论我对共产党的观感如何，我也不能回到中国大陆。那里新颁布处罚“战犯”的法令，所有曾经待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情报厅）的人，一律不能保释。该法显然是针对战场上的特务，他们总是宣称自己属于二厅，以获得战斗人员的地位。事实上，这些特务都有他们自己的指挥管道。在二厅办公室的正规官员中，很少有人能知道特务如何运作，更不要说是在外国的联络办事处了。但没关系，我曾在办事处服务过，因此理论上曾在该厅待过数个月，从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

我于1964年离开安亚堡时，不可能知道即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将分裂共产党，牺牲我朋友的生命：田伯伯（下狱）、范长江（到河南强迫服劳役）和陈侬非（我不知他的下落）。从“文革”中生还，在法庭上控诉“四人帮”罪行的证人中，廖沫沙是我唯一认识的人。但现在说这些都太早。

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除了物质上的舒适和便利外，美国生活对我有一种新鲜感。除了光鲜亮丽外，美国还有一种充满冒险的活泼朝气，是我无法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对有些美国人而言，中国有另一种形式的多元化，显然这是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也许仍会找机会去美国一游。但在情感上，我无法觉得完全自在。就我记忆所及，美国一直是白人的国家，到50年代为止，也别无其他可能。

虽然很安全又生活得相当舒服，我还是对自己的未来并不确定。内战和相关事件仍然困扰我，有时我从噩梦中惊醒，仍然不停喘气，想着处决囚犯、烽烟四起、残垣断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进联合阵线的接缝地带，亲眼见到进行中的内战，而且介入已相当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这样难道错了吗？我放弃了任何运动吗？但又是哪一个呢？我应该待在东北，最后和郑将军的幕僚群一起被俘吗？我应该站在中国的一边，和田海男一起参加朝鲜战争，以在雷温乌兹要塞所学和美国同学作战？我应该一开始就抛弃在军中发展的念头，就可以帮范长江制作文告和传单？老实说，有些选择太没有吸引力，让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我虽然逃避开想逃避的事，却觉得寂寞和无所适从。我的生命毫无牵绊、毫无目标，难道我就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放弃我的人生？难怪在中国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做了错事。我享有自由，我拥有许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拥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过，这却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没有影子的人所拥有的自由。

有了命运预定说，一切都很合理。如果该理论被放置于一切的前端，就和宿命论没有差别。如果个人公开承认人完全不可能做出自由选择，等于是早就心存失败者的态度。但如果该理论被放在后部，就可能开启接近神秘主义和心理学的领域。命运预定说可以维持一个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谦卑。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下决定时，也会引发一些无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注定好。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在印度教—佛教的术语中，这就是“因缘”，也就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道”。道家甚至拒绝区别部分与全体两者的差别。

对我来说，命运预定说很有用，可以在中国当代环境之下维持历史主义。在外表上来说，1926年到1950年时期的中国似乎有无限的选择。我们可以留在18世纪；我们也可以直接跳到21世纪。我们可以一直当中国人；我们也可以完全扬弃文化传承。但一旦我们开始接触现实，肩负起责任时，所有的美梦和幻影都会消失。这时才会发现，不但选择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种选择都已过度使用。为了让中国能够在这个时代生存，必须有一套通行的公式。这套公式必须可以适用于北部，也可以适用于南部；可以适用于军事强人，同时也可以适用于知识分子。虽然不可能请农民来投下同意票，但也不能超过他们的最高容忍限度。这套公式必须能与时俱进，否则绝对承受不住空前的外在压力。而且，它还必须由遭遇瓶颈的现行机构来发布。写到此处，我
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凭我一个大一肄业生和军校毕业生，为何可以和许多将军对谈，和许多文人来往？即使再自负，我也不能说自己有何特殊优点。事实真相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罕的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前线去，无论是在武装部队或文工单位，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在内陆城市旅行或集合时，并没有太多相关设施。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可以想像中国领导人面临的组织缺失及技术困难。

由于有种种限制，可行的行动事实上只减少成两种，其一是国民党或说是蒋介石的方式，也就是说，倾全力打造一个上层结构。公开接纳所有人的确是其政策，但接纳进来后，必须依赖秘密警察来确保内部的安全；其二是共产党或说是毛泽东的方式，也就是说，重建村落单位，回到基础和基本的层次，为创造一个一致的下层结构，必须将文化上的粗俗视为美德。首先要宣扬，艺术和哲学必须为大众服务。随着运动的逐渐推展，必须更依赖原始性。努力推崇“高贵的野蛮人”的典范时，就必须敌视和都市化有关的任何事。

这两大运动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术面来说，两者又必须在时间上重叠。前者不能吸纳后者时，就被后者所取代。在过渡时期两者共存的这种需求，一定是成立联合阵线的理由。通盘考虑所有的因素后，我们更深信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虽然有许多选择的幻觉，但对中国而说，终究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答。已经进行一个世纪的延长奋斗，势必持续。因此，从顶层的领导者到底层的个人，我们每次认为正在计划、组织、协调、全力以赴、替运动增添些许原创力、完全
根据良知行事时，我们事实上是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视野，将道德凭借融入可以采取的行动中，这样可以完整保有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同时以清醒的良知扮演历史中的指定角色。

有了这番认识，我才能继续提到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但不需要站在防卫的立场。同时我可以将共产党完全视为历史的产物，不需要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我已经踏上行使历史家特权的道路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
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上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
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和我后来在云南服务的新十四师不同）。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丰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
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就面临袁世凯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我在东京时，一位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深国民党员戴愧生先生，从马尼拉侨界到东京进行短暂拜访。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在日本党员的老同事。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旧国民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组织显然未能摆脱地下社会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间，党员仍然很在意阶层。

当时会产生称帝的企图，代表民国体制造成尴尬处境。在这方面法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博士说对了。他评估中国此时还没准备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准备就绪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为解决之道呢？革命党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数十年后，难道要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磕头吗？对这个刚宣誓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并立誓保卫民国的人，难道要对他奉承说：“皇上圣明，臣等愚见不及一二”？
孙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称“中华革命党”的这群人，被迫有所因应。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我的一位堂兄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拥护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铁床上，下置炭炉，要他招出秘密情报，要他叛党，他就在被火烧的情况下被折磨至死。但云南起义和舆论获得最后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计划，羞愤而死，时为1916年。许崇智将军重回岗位，先在福建，后来到广东。父亲也重当参谋长。

但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
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
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咧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
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在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罢课和示威最大声的四十五名同学，全都被退学。由于拿不到转学许可，他们无法进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变成共产党员或是立场左倾，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就这点来说，共产党结合了敌对或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人，一开始不见得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聪明地想到，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课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存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
改变，因此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说也奇怪，他要我们谨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泽东激进行动的根本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革命是丑陋的字眼。革命是对自己的同胞宣战，因此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夸耀称赞。但父亲的讯息不同于别人的煽动造反。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下的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
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
宠，不只是救赎或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识：国民党的运动失败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只强调其负面。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国民党的运动可以算是壮观的失败，在最终的失败前，毕竟经过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许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加以填补。

蒋介石的政符，是第一个给予中国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现代化的外观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以至于愿意与它谈判，废除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个现代中国的政府，动员全国抵抗一个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后还能胜利告终。这个政府的成功大多出于人类的意志，而不是组织的效率。经过八年抗战后，这种意志无法再持续，组织更受到质
疑，让它毫无自保的能力。它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败更显得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为整个国民党运动的特征。

国民党政府从中国过去所承袭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财政。皇帝的命令在于维持全国的安宁与平衡。帝制中国没有能力动员整个国家一致投入战争，也无法和组织动员能力如此良好的敌国进行经济竞争。因此，为这些目的而筹资，成为民国的严重问题，无论由谁来掌权都一样。1911年的革命成为头条新闻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他没有赶着回国，反而到英国去寻求贷款，这时他还没就任民国的临时总统。袁世凯与共和分子的第一场争吵，起因于向国外的银行财团借钱。表面看来，1917年中国分裂成南北两边，似乎是因为辩论是否该对德国宣战。事实上，以北方军阀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对德国宣战，取得日本西原的贷款。孙中山宣布背弃西方强权，并在1923年新年前夕拟定亲苏联的政策，原来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税收的盈余支撑广东政府的财政，但美国等六个强权却发动海军示威，计划因此失败。美国等国希望用税收来偿还中国的对外贷款，支付以前的战败赔款，而且应该送到北京，以维持海关的独立完整。

在对日抗战之前的十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达成关税自主，设置中央银行，岁入来源是沿海关税、盐税和统税（即消费税），并透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赤字。对于这些财政措施，赞成的批评家认为很进步，反对者则评为倒退，但他们却都被国民党的现代化外观所骗，以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选择时必须反映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但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或替代方案，财政措施都是以求
生存所需的元素组成的。有了财政措施，等于是向前迈开一大步，让全世界知道，现代政府可以靠国内融资生存。无论是希望或幻觉，大有助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让他赢得西方强权的同情，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忧心。帮助蒋投入战争的最有力财政工具，就是将银元国家化，以不可买回的纸钞作为法币，1935年末实施，一年半后，卢沟桥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国民党政府被赶往内地后，所有岁入顿时化为乌有。即使让通货膨胀也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多年后，伊朗国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欠缺分配管道，国家财富只累积在上层阶级，不但没有实质利益，反而造成为难的处境。国民党和蒋介石必须在战时面临更为严重的瘫痪后果，却又不曾拥有消化不了的财富。随着法币数量的增加，乡村地区开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银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压力。纸币数量多，流通地区又少，让城市生活更难以忍受，暴利和贪污就此横行。

问题可能在于，蒋介石为何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抗战？答案是他别无选择。如果再对日本让步一次，十年来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除非他对日本摊牌，回应日本的挑战，否则他就必须面临国内控制不了的纷争。没有一个个人可以长期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说共产党鼓噪着要抗日。一向精于算计的蒋介石，此时也顾不得了那么多，只能大胆应战。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手段，但有时它也能开启新局。

实际上，蒋介石预期西方国家来救援。战事刚开始时，他在公开的演说中宣称，正在进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间的问题。”我持有的当时一本宣传手册指出，十八个月内，国际局势应该将有利于中国。事实上珍珠港事变爆发时，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了四年又五个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1937年时的我们都以为，战争可能要持续四年。但战争却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国人看到蒋介石在战争最后阶段“搭胜利的便车”，势必很难对他产生敬意。但对跟随他投入战争，分享他的命运的我们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了。我们的行动当然让我们很羞愧：先贸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来救我们脱困。但对蒋或对我们而言，另一个选择就是投降，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当兵。多年后，身为美国人和历史学家的我，仍然无法相信，蒋希望美国参战来帮助我们，他的评价居然低于立场相同的丘吉尔。中国最不名誉之处在于，等到美国参战时，中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没有多少战斗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士气低落的国家。

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公务人员及其家人，国民党政府在内陆省份实施“田赋征实”（以实物纳土地税），至于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就我们所知，其过程不可能井然有序。从背景因素来说，税籍不过是一堆混乱的旧资料，几乎没有两个县采用同样的编排标准。有些地区明白承认，原始资料是明朝时留下来的。征税时通常算出谷物有多少担，折合成银两后，再换成为法币的元及分。基本税率很低，但有无数的附加税捐，每个地区都不一样。而且，佃农还进一步划分
他们的小块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没有同时移转纳税义务。这些习惯行之有年，唯一的结论就是，许多纳税人仅能
口，税后所得要分配给地主、承租户、佃农和债主，人人只分到一点钱。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税收一开始就很微薄。虽然回归以实物纳税，但无法避免在无数情况下税负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长不知用何种公式定出地区的配额，这种方法无异要求用中世纪的制度来承担现代战争的主要财政负担，悲剧的下场一定很常见。白修德报道，河南有一次发生饥荒，国民党军队仍然向人民征收食物，使饥荒更加恶化。情势使然，类似的情况一定曾发生过。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事后，华府赠予中国三亿美元，以稳定通货。部分的钱用来在美国购买黄金，再运过“驼峰”，在中国市场出售，换成法币。这个措施的好处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很少人提到。不过，美国大众却常被提醒，这批贵重金属落入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有钱人手里，最后转入美国投机市场，并在西半球购置不动产。重庆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成员大为震惊，竟天真建议，请美国列出这些人的姓名及资产，以便课税。但见识较广的同事告诉他们，这种请求绝对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共产党一样，积极运用乡村的资源？下一章会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产党的本质有关。但简单的说，中国土地持有制度是过去数百年来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符合当时封闭和不具竞争的地位，问题大到无法片面改革。如果没有重整村落，就无法在行政上扩大税收。在抗日期间，共产党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
于他们可以不必靠上层结构来运作。他们的核心干部并非官僚，征兵和赋税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为网络的组织要求。由于这层关系，共产党的战争行动必须有选择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动员方式已和国民党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必须守着“法治”的纲领，才能维持内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到台北时，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蒋介石必须包容身边的各种元素和人物。如果蒋介石比实际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将军，或是让他继续当国民党的外交官。让一个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办公室，又私下表达对他的个人关怀，这样毫无逻辑可言。这次事件的意义必须对照蒋的个性来看：他并非没有决心的人。孙中山去世后，他在广东的作为充分证明他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不论是否有父亲告诉我的许崇智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袭共产党，再度展现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泽东，回忆起与蒋在江西的五次对战中时，也只差没公开称赞他，在起初的挫败后，还能迅速集结军队，继续作战。上海之战并非失误，而是一次赌博。也就是说，局势需要蒋采取行动时，他不曾犹豫过。

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来自后方。为求继续作战，他必须团结一群各省强人和政客。由于他不曾完全掌权，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力。他接掌政权时，中国还没有经济或财政基础，不足以像现代世界统一的国家一样行动。一般认为他无意改革，但其实刚好相反，国民党政府在他统领之下开始许多革新的计划。在抗战前，农村信用机构和合
作社都已设立，乡村改造学校已准备就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农乡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长江一度就学。在战争期间，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岳，甚至还有一个游击训练班，除传授机动战争的战术外，还设有乡村动员的课程。这些努力全都一败涂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层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无法据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管道，而在乡村地区，整体的下层结构近乎明代时的架构，不像20世纪应有的组织。

蒋为求心安，安抚以前敌人，疏远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时，无法得到外国观察家的尊敬。我从《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视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伙伴。难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书写这些段落时，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很容易被抨击，不太容易替他辩护。我无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动辩解，当时他没有预警就逮捕共产党员和劳工工会分子，随后将这些人加以处决。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统治有何智慧，连左派作家都被诅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维持秘密警察有其技术上的需要，我还是无法认同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残暴恶行，我也提不出蒋不应负责的证据。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澄清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他跨出大胆的步
伐，正吻合历史向前进的脉动。因此，即使失败了，国民党并非一无是处，更绝非只是退化的象征。也因为这些原因，许多中国的饱学之士虽然没有政治的野心或兴趣，却愿意替蒋介石的国民党贡献心力。

我认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与其说蒋介石在领导公共事务时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满足，不如说他准备好迎接注定的命运之约，以求领导公共事务。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
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
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多年后，我读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记载。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及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丧失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向心力。他于是去见蒋，建议他采用对年轻人更有诉求的计划。他建议，蒋可以启动任何“危险”的计划，点燃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喜欢冒险的热情”，让他们转而成为他的“自愿宣传者”。整个故事显然很矛盾，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是传教士般的教育人员，理论上应当教导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议的对象不仅领导全国投入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豪赌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战役，从不间断。平静安宁绝非他生命的特色。

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个蒋介石现象的谜题，只能放在更大的参考架构中，才得以就技术方面来解释。我要重申，公平地说，蒋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操纵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在成都见到的他，不再是数年前在广东创设黄埔军校时的他。蒋设立现代化政府的外观后，也替自己创造出最尴尬的处境。他无法制造出
让政府系统运作的下层结构，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战争爆发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国家经济的现代层面或许还有希望扩大成相当的规模。但1937年战争开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议时，蒋已经变得更绝望，因为在八年的求生奋斗后，内战竟接踵而来。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国的命运系于乡村改造所产生的突破。这个主题虽然常被讨论，却可以证实一个例证丰富的解释，解决长久以来的指控，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仍被指责在这方面有所疏失。

正如蒋廷黻对费正清博士所形容的，国民党对中国内陆的认识还不够。蒋廷黻的意思一定是指某些地方有盲点，而不是指所有地方，因为学术单位在田野调查后，已出版中国沿海及内陆省份的土地利用采样资料。内陆普遍都很贫穷；某些地方的佃农问题特别严重；数百年来都没有进行全国土地普查或全面的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实。但问题如何解决，解决方案如何普遍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都还有待观察。如果贸然采取行动，破坏微妙的平衡，反而会增加额外的问题。后来共产党倾全力解决问题，打算一劳永逸时，村落却浮现一些问题，连毛泽东都觉得意外，而毛泽东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背景因素来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来不可能采取截然划分法：一边是地主阶级，贪婪、高压、富有，一边是佃农阶级，卑微勤劳，却遭到不当的剥削。这两方其实可能是邻居或亲戚。在极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穷，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农和承租户，而无论
如何，租金收入是地主不可或缺的生计来源。除收取租金外，土地的剥削还可以有其他种形式，如以不合理的高利率贷款，或是支付低于维生水准的工资。一律降低租金既不公正，又没有效果，而且非常难以执行。这些复杂情况不但外国观察家不知道，一味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清楚。国民党失败后，芭芭拉·杰克森（Barbara Jackson）主张，蒋介石的政府只需调降部分租金，就可以保住政权。她并不了解，国民党确实做过这样的努力。以下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例子：

1945年夏末，日本突然投降。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遵照传统，宣布所有占领区的土地税停征一年。这个通令如何生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预期到，这次免税和未来事件的发展密切相关。两年后，已迁回南京的中央政府面临压力，必须进行至少象征性的改革，因此下令将佃租调降百分之二十五，适用于1945年曾经享有免税的地区。理论上，这会降低共产党的宣传效果，对于因为通令而影响收入的家庭，也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项方案似乎成功了一阵子，降租计划生效。但数星期后，争议随之而起。据知在政府监督比较不力的地区，有些粗野的地主要求佃农付全额的租金。起初抗命行为只出现在个别的例子中，但后来消息开始传开，地主和佃农很快就划分阵营，接着就爆发武装冲突。在湖南省的至少两三起例子中，传出有人因此丧生。有些佃农原先已保留百分之二十五的佃租，后来吓住了，就自动与地主讲和，把该部分的租金再补交给地主。报道出现在中文报纸，但据我所知，外国媒体却加以忽视。国民党政府既震撼又惊愕，却保持沉默，蒋介石也没有任何指示。

这起事件的发展清楚显示，中国的内地古老原始，如批评家描述的一样可悲，但却具备自然的平衡，很可能抗拒任何改变。至少在这个例子中，蒋介石不能被指责为不愿改革，他没有改革的工具，也没有足够的权力。

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以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

但蒋介石并非独裁者，他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1945年5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史迪威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对日抗战显然即将结束。代表在听完政府部门的简报后，要选出两个中央委员会。过去委员会的名单就像中国名人录，包括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但并没有军人在内。这些人事业有成，让当权者有广召天下英才的权威感，兼容并蓄的政策符合“扩大政府基础”的目标。但这一次，有相当数目的黄埔将领并不满意，因为名单已成为平衡各界人士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模式。陈诚和张治中将军都支持这个运动。他们两人曾任职于黄埔，被认为在专业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很进步。投票前几天的一场茶会上，“干部会议”人数超过一百人，大多数是黄埔军官和其同袍，陈和张两人在会上致辞。他们对蒋
介石的忠心毋庸置疑，数年后陈诚为蒋在台湾的“副总统”，张治中则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的代表之一，谈判不成，张还被毛泽东扣留在北京。当时还没有计划要反叛，但他们的行动如果成功，太多“蒋系人马”将走到幕前，让其他势力不安。不论真假，此举将代表清党或是成立以蒋为首的军事执政团。有政治家气度的蒋制止了这次行动，还私下申诫策划的人。选举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他，向代表“建议”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可以全数赞同，或是投票选出自己的人选。不过，即使面临来自蒋的压力，代表仍否决五名名单上的人选，其中四位是前军阀，一位代表少数民族。蒋于是采取补救措施，要五位和他渊源较深的人婉拒委员的地位（其中一位是秘密警察首脑戴笠），身为总裁的他，再用名单上的五个人来填补空缺。这个动议通过。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整件事的始末，学者可以进行研究。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的民主实验很荒谬，不妨看看数十年后类似的举动：左派人士称为“民主协商”。这些事件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人认真建立选民制，而议会制度则受到权力人士的玩弄。要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并不切实际。

机制尚未就绪，其元素没有适当运作，没有定期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在发号施令前必须先容纳异己，在有所要求前必须先宽恕别人。说来讽刺，他因此更像独裁者，而且显得既拙劣又无能。有时他过度拥抱联合势力，让自己显得陈腐、笨拙、平庸又没创意。为维持中立的角色，他必须毫无色彩。有时他又把自己化成零件，在组织关系脆弱的地方施展个人的色彩。他有时会干涉部属的内部作业，希
望自己的示范作用可以扩大。这个坏习惯离间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不但被批评者引述，而且有时也被友善的评论家提到。胡适公开要他不管枝微末节。芙列达·尤特里（Freda Utley）则说，他有“农民心态”。

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睽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各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理。

不过，同情他的观察家会说，这些方法反映出当时的确切情况：更有系统的管理要不就很困难，不然就不可行，因此蒋介石必须有时候代表抽象的整体，有时化为小零件。在他的敌人中，很少人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也和他类似。田汉——对我来说是田伯伯——无法找到善用艺术家才能的更有效方法时，只好要他们去画武昌市的城墙，让无法沟通的讯息具有象征和仪典的意味。郭沫若一心想当中国的歌德和拜伦，但从政后却不再出版任何值得阅读的文字，无法超越早期的作品《女神》。他写诗颂扬中外政治领袖，却像是不经大脑之作，既无诚意又杂乱无章。如果我能再看到密西根大学的浩伊教授，我可能会对他说，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缺乏可管理性，这确实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就像我在仓库当收货员一样笨拙，我必须把装
着冷气机和电动除草机的箱子层层相叠，但又没有带子或把手可以使力。

我大有理由可以相信，蒋介石的方法不是来自他的本能，他的镇定也并非真正的性格。和戴季陶比赛完美礼仪的那个人，一定不是认为中国撑不过六个月的那个人。此外，一个精明到会去投机股票债券的人，不可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购买每一档股票，而后一直保持这个奇怪的投资组合。对一个结识罪恶之城帮会人物的人来说，不可能去宣传美德本身就是奖赏。统合后的各种资料证明，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太过沉重，已经永远重塑他的性格，迫使他尽一切行动来使中国团结，无法依自己的选择行事。他很可能腐化，因为中国本身就已腐化。他不重组织，因为如果他强施命令，可能引发内部争议，而且严重到足以使国家再度分裂。他的沉闷无趣很适合他受苦英雄的角色。孔子曾说，君子寡言。要成为和蒋同一类型的君子，必须建筑在互惠和被动包容的原则上，因此也就缺乏对现代世界的吸引力。更不用说，蒋再也不曾以很帅的姿势拍照。和外国访客合照时，他会习惯性地挤出笑容。但和中国同事及部属合照时，他总显得僵硬严肃。他让妻子追求知名度，打造光鲜亮丽的世界，在家打扑克牌当消遣，他自己则过着无趣无味的生活。希特勒会对副官说笑话，斯大林半夜会小饮一番，中国的蒋介石却总是自我克制，不曾有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他的诚心让司徒雷登信服。他虽然是毫无光彩可言的表演家，却赢得往大处着想人士的赞许，如约瑟夫·亚索普（Joseph Alsop）和亨利·鲁斯（Henry Luce）。即使他的死对头周恩来都必须承认，他很
爱国。

蒋介石内心其实很情绪化，有时他的自制也会失效。在重庆，有一次他的副官处长（译注：正式职衔是“侍从室第一组组长”
）陈希曾请辞。依西方说法，陈是他的表兄弟，但依中国算法，陈是他的外甥。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桌子，最后陈哭着打消辞意。就蒋的立场来看，他已经把奉化县的所有亲戚都安插在政府部门里。战争造成货币贬值，陈的薪水几乎缩水成零，生活很不方便，以他的职务关系和影响力，他可以轻易在战时的首都开创赚钱的事业。但蒋认为他在此时居然想到弃自己而去，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这个事件同时势必也触及蒋本身的失败感，因为他期望人人都应该将责任和义务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包括他自己的副官在内。

在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六中全会，有一个问题引发总裁蒋介石的长篇大论。有一位王姓代表想了解，方先觉中将是在何种情况下投降日本。方是第十军的军长，在强势的敌军围攻衡阳四十九天以后，终于举白旗投降。他被俘虏，但后来趁机逃跑，设法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曹圣芬转述，在该次会面中，方说已尽全力，战役是败在应该要轮班的纵队身上，但方再也不肯透露细节。没有人提过这个事实：在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很少将军能得到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工具。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压力一定更大，因为他找不到人诉苦。他冷不防被问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场听众倾泄他的真正情绪，问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能够舒适平安，要归功于率领着营养不良的士兵、带着不足装备上战场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
务，应该责怪谁呢？是在最恶劣环境下仍然撑下去的人？还是坐在后面批评他们做得不够好的人？

总之，说蒋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无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处。这个问题古老而脆弱，其底线在民国出现之前的数百年。这些情况对蒋的行为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1937年，他带领中国打一场没有计划的战争，就好像禅宗一样，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对问题，依赖灵感的忽然涌现，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计。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幸运的是，对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长期的计划。其后的僵局制造出适合美国介入的时空，最后优势终于转向中国这一边。

内战是抗日战争的必要延续。部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接收日军曾占领的城市时，更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地位。在抗战胜利前，好战者已采取了无可撤退的步骤。对共产党来说，此刻正是绝佳机会，应该趁机完成未完成的革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初期采取军事攻势，但其实打的是保卫战，从头到尾都应该保持被动的角色。国民党再度没有拟定作战计划。国民党短期目标是开发铁路沿线，让经济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状况，但这个目标未曾达成。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才是重点，后续的动员相当重要，但国民党军队却无法改善这些方面。党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线了。

美国的调停行动只招惹太平洋两岸的怨言。对美国的人民来说，蒋介石贪得无厌、冥顽不灵。他对美国的建议充耳不闻，却急着伸手
向美国求助，接受援助时并没有表达谢意，经手后又没有任何成果。对于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而言，美国总是责备得多，帮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所在。

事实上，误解无处不在，包括亲身经历战争的我们，都无法解读其真实意义。中国文化传承中，最矛盾特别的因素之一是虚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断重读古籍，才了解其中运作之道。简单地说，你无法评估环境时，不妨大胆假设。情势不利于你时，就将你的信念伸张到不合理的极限，希望奇迹会发生。难以解释一个讯息时，就用夸张的方式加以缩减。这些做法当然会把信仰和一厢情愿混淆不清。不过，在信息传播困难、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国家中，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因为没有人确信一定会胜利。多年后，我检视自己在成都的经验时才意识到，这样的力量已影响了我们，虽然我们并不自知。以蒋介石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对他本人很失望后，依然拥抱着这个传奇。我们上床前会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们提到“我们的校长”时，敬畏之情丝毫未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想到蒋介石时，想到的是他扮演的历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别于蒋介石本人。根据我和黄埔将领之间的谈话，我确信他们也有同样的态度。因此，保证或事先的承诺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国家一心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才会以戳破我们的神话为乐。他们指责我们自我欺骗时，多数的国人可能认为他们蓄意无动于衷，有时又怀着没有必要的敌意。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两者之间的争议可能没完没了。

在一番回顾后，我愿意承认，国民党无法整顿社会关系来支撑军队，结果让美国的大量援助变得不切实际。但这个原因不同于杜鲁门政府停止援助的说法，他们觉得原因出在中国无法形成联合阵线。这个争论显示，西方倾向用议会制来解决问题，希望中国实施议会制，让自由派分子和少数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这项假定必须基于下列前提：议题可以在确定范围后加以辩论；选票可以被调查出来；多数决定可以形成。这些无疑都是美国调停时的辞藻。美国武断决定，国共争斗的问题已经摊开来，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谈判来解决，但事实真相却是：一方想借美援来修补屋顶，另一方却想从底部摧毁所有结构。这样的争论不只是发生在前议会制度时期，而且还是前宪政时期。

即使是蒋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这个问题，也比多数观察家当时所了解的还要微妙。对站在国民党这边的人来说，蒋介石一直很包容异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会被他驱除。事实上，他将不同背景的人引进政府，包括知名学者和他以前的敌人。但此处就是共产党的论点所在。我们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间的争议，来做为对比说明。印度教可以被赞为精神升华的最高级形式宗教，但也被贬为支持迷信的最低级形式。印度教徒对各式各样的信仰一视同仁，都愿意接纳，因此自认宽大为怀。但是在敌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要求别人，所谓的包容不过是假装宽大，却牺牲了绝对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觉得，单是承认印度教的领导权，就等于是放弃自己宗教的基本教义，让自己的宗教在一开始便沦为次要地位，而后就会完全不受重视。我们的共产党友人就是以类似的态
度来面对我们。我们聚集这么多教师、银行家、地理学家、政客、前军阀等，只不过是为了彼此保证不采取危险和激烈的举动，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何优点或智慧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去除各省强人，我们就是军阀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就是保护地主的权益。这样的态度又激起我们的反感，认为他们太没有弹性，简直是以高压来威胁我们。

党派的争吵实际上反映历史的僵局，内战势必不可免，多年后的我们才了解这一点，但交战当时却看不清楚。关键问题在于土地改革，其他不过是其次。问题在于要不要进行改革，如果将这棘手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从上而下来重建中国。国民党军队虽然被西方标准视为落伍，却已经超越中国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须重整后者。但这样的提议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旦启动后，就没有办法在中间任何时点制止，必须从头到尾整顿，依人头为基准，重新分配所有农地给耕种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任何妥协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实际。如果没有内战，一切可能显得简单容易。多年来，我们只是认为毛泽东太过强烈，一心想着分化，而他的“主义”太过吹毛求疵，太武断，但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为了最后的摊牌而做准备。我想，我在共产党的友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由于先前的承诺，他们还是继续坚守阵营。

实际上，这场土地改革的细节到多年后才为外界所知。但在内战时，关于过程的零星报道已足以让胆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丝·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宣称，就阶级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应得。我也无法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建议下一代，长痛不如短痛，为结束长期的痛苦，可以容许短期的残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在书内完全不提这件事，又有违我历史学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将难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动荡中的罹难者，又显得我只是假惺惺。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虽然无法精确地统计，但估计改革过程中约有三百到五百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

我没有参与此一运动，我既非参与者，也非旁观者，我甚至没有在旁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旗子。但我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这一代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良心无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现场。多年来我一直知道土地问题的存在，任何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离现场，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这不能和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应该比较接近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人类社会的污点。如果要提到责任的问题，应该由我们全体来承担。多年后的现在，我只想驳斥下列说法：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都希望保持现状，因此阻挡改革之路。其实，大多数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只是抱着我们的幻想和一厢情愿，希望可以延后摊牌的时刻，找到不会引起痛苦的公式。我们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头和坚强的心
智，并无法预知到，当时一定要打破僵局，无论花什么成本，无论用什么方法，不管传统或非传统。两大政党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基本的学院派观念：不相信农民的暴动能救赎这个国家。

将国民党和“布尔乔亚”画上等号（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拥有股票和债券。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除少数人以外，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卫，更不要说是席卷全国的内战。然而，在国民党这一方，都市的气息比较浓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纵任性。如果我们无法免于物质的欲望，至少我们拥有幻想的自由。受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共产党分化高压的威胁，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压抑。我们并不知道，在回应挑战时，我们促进了内战大熔炉的诞生，这正是导致共产党有所突破的环境。

我们希望能靠大笔美援解决困难，而美梦果然成真。满怀憧憬甚至不是始于蒋介石，而是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的遗产可以追溯到他写的一本书，其中计划在十年内兴建七万五千英里长的铁路，在沿海没听过的地方兴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连。这样庞大的工程又注重“机器密集”，当然需要外国的资金。孙中山并没有周详考虑到，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进口物资不能只是结果，而必须充当手段，让接受一方的社会回应挑战，培养组织能力，将外来事物恰当融入政治体。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承平时期，国家经济中现代化层面所产生的好处，也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能传到内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显
然没有如此从容的环境。相反地，东亚大陆当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必须尽快重整自己，而且尽量减少外力的影响。这些状况让我必须说，命运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国民党军队当时的问题在于“头重脚轻”。现代化设备大规模涌入，只会增加上层的重量，底层大众更难予以支持，军队显得更像是外来力量来对抗中国社会。这个二分法所造成的结构失败，将大于所谓的贪污无能等温和的谴责。继国民党的失败之后，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为了抵抗和国家下层结构无法相安的外来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对势力诉诸不同的“主义”以遂其目的。

毛泽东的革命在本书称之为“劳力密集”，一度显得迂回曲折、异想天开，甚至连他的党人也轻视这位未来的党主席。因此，我们当时忽略其功效，也许不能算是太离谱。内战爆发后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点、更务实，因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备，更自足。一旦付出代价，就不能否认他计划中的优点。赞扬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说，平等精神、人道诉求与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事实上，提到道德时，可以针对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问题在于，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标准。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
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显得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启动历史事件以来的其中一环。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层面中，都贯穿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在蒋介石以前，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在毛泽东掌权后数年，中国人口还是只能约略概算管理，显示转化成现代国家的路还很漫长。但即使不耐烦也无济于事，要更改影响十亿人口的结构，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这个结构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转变不是小小的调适而已，问题能够持续这么久，正可以说明其本质有多严重。

内战将人际间的冲突放大千万倍。这个经验有许多层次：感情与理性，迫近与遥远，内与外，战前与战后。然而，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看到的是在历史长期的延续下敌对双方的直线进展，而不是交锋当时似乎毫无妥协余地的歧见。例如，如果不是在蒋介石高举国家统一旗帜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泽东何以能进行农村改造。即使在书写历史时，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得有意义。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独树
一帜，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历史加诸他们身上的最艰困处境，从而展现本身非凡的长才。他们的勇气虽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国的心智和力量。但这类型的勇气都是一面倒的固执，毫无吸引我们的个人性格和特质。事实上，如果去除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传记作家可以简单形容他们：一个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这些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关系。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剑桥，麻省

我的大历史观点在美国麻省的剑桥碰到严重考验。这件事让我至今仍无法释怀，不过也让我坚定意志，决定继续固守我的立场。和十二年后的今天相比，当时的我还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义。我必须从我的角度来说明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回忆录中重要的一章，而且还因为牵涉到与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意见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当感激他，虽然道出这件事的始末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国时，并不熟悉费正清这个名字。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但我成为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时，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都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此之前，从大学时的指定作业、杂志文章、书评，透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谈话等等方式，我就已了解并拜读过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却忽略费正清这个开路先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巨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
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政府运作比现代西方国家肤浅。中国人民的性格内向又不具竞争性，为了与非中国文化共存，不论对象是以前的蛮夷或是后来的现代殖民强权，中国总是试着建立一个孤立的缓冲区，有时还透过外国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就可以过滤双方的接触，减少不安的冲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国事务时，我也尝试让物质生活与当时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无疑也是受到费正清的影响。

我们意见的差异源于一个信念：在判断外国文化——以中国传统为例——时，我们必须保留道德判断，直到充分考量所有的技术层次问题为止。说也奇怪，道德是人类事务的绝对标准，但就历史层面来看，道德却既抽象又随情境而变化。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

我不曾直接和费正清博士讨论这个主题，我和他的意见相左却导源于此。十二年前我还无法理解其微妙之处，但我却顽固违背他的期望，当然令他不快，我却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当时我在他赞助之下撰写明代政府财政的专书，可以说是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撰写过程中浮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并思考这套荒谬制度背后的
逻辑？或是运用今日的经济学知识直接抨击其荒谬？当时还不清楚的是，如果循后者的途径，我们就会将技术问题转变成道德问题。中央集权化管理已超越所需的技术支援，这个基本议题暂且不论，我们可能发现无数的明代官员都贪污无能。基本上这虽然不算错，但特别强调也无助于我们的知识。如果这项发现应用于当代中国，更可能造成严重的扭曲。我们将无视于背景因素，看不到中国领导人继承无法运作的制度，只会指责他们模仿祖先，贪污无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是美国外交事务常有意外挫败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美国外交官事实上并没有恶意。已故的史迪威将军在他的日记中透露对中国精神的称赞。他在战时目睹，由于情势所逼，一整连的士兵必须推动一长串的载货火车。远远看去，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就像有无数只脚的蜈蚣缓缓移动。他说，有这样的精神，中国一定可以打败日本。将军似乎因这个实例而想到，中国必须以人力来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但是，面临绝境的蒋介石必须牺牲中国最好的军队（有些是西方特派员所说的“蒋家军”），以宣传这样的精神，达到赢取西方支持的目的，基本上是以战略物资的形式来支援。史迪威却几乎把蒋视为不道德的人物，更在中国人面前挑战他的领导权，因此打击他自己所盛赞的精神。无论是结交朋友或想影响他人，运用这种方式并不可能奏效。

费正清博士并不喜欢别人提到“美国帝国主义”。身为已归化公民的我，也不太乐意见到这个不名誉的标签，因为简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坏人的阵营。但痛苦的事实是，在今日的世界，帝国主义
一词却被开发中国家广泛使用。开发中国家极力保卫自己国家的权益，其程度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如果以污蔑之名加诸他们，这种过度反应并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且我们那些在海外不受拘束的机构是否怀有高尚的道德，我们也无法肯定。举例来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只付低廉的工资，让那些未开发国家的顶尖人才沦为买办阶层，或是借电话和电报出清一个国家内主要商品的存货，因为控股公司在美国拥有账面资产而有恃无恐。种种可能性导致许多国家抗拒美国的影响，这对我们应该是警讯，要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国家一味模仿我们，违背他们自己较佳的判断力，警惕我们不能未经全盘思考就批评他人，即使是过去的历史也不行。

这些误解可以透过大历史轻易解决。必须记住的是，在经济发展史上，美国是特例，不是典型。在独立宣言前夕，英属殖民地的这群人已经采纳了母国的法律制度，设法使农业配合刚萌芽的工业和商业（见其后的英国章节）。在其后的岁月，美国扩大其组织能力，将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都置于同样的货币管理之下，并应用到广大的国土上，其间很少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然而，这并非说美国从此一帆风顺，不用经过挣扎奋斗。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建立后不久，就爆发谢斯叛乱（Shays's Rebellion）和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都因税制而起。强制禁运引爆1812年战争，关税纷争导致卡虎废法（Calhoun's Nullification），废奴和各州权利法（State Rights）将国家精英送上战场打内战。所争论的议题包括钱、种族、银行、移民法、累进税制、信用破产、劳工工会、州际贸易、福利和各式各样的社会立
法。不过，也因为有这些争议，美国才能成为已开发国家，并且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由于进行改革、重新调适及协调，美国经济鼓励最先进的部门继续精进。开发中国家之所以未开发，是因为并没有做好上述或类似的准备，原因不难想见是出于深藏于地理历史中的因素，以致国家无法采用明显易见的选择。如果没有考虑这些背景因素，直接以美国来比较，等于暗示赢家道德优越，而输家不理性又笨拙。因此，到海外狂热促销美国主义的热心人士常无功而返，在某些极端例子中，他们反而像是成熟听众面前的无知狂童。

虽说如此，但这番话已超越了我与费正清博士的争议。此处描述的粗心并非他的性格。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对无暇深思的同胞发表类似的诉求。此外，就引起争论的那本书来说，我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书并非由哈佛出版。我在此处添加上一段说明，原因是经过反省及清晰的思考后，我开始了解到，十二年前意见不同的内涵远超过我当时的理解。不安的处境让我重新检视自己的地位，让我清楚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领导者必须面临技术的困难。这个领悟并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反而有助于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而强化我的乐观心态，这和费正清博士的充满希望并不矛盾。

在费正清面前或背后，我常自认是他的门生。即使我不敢猜测我是否达成他的期望，我还是自我安慰：高徒不一定要永远同意名师的意见。费正清自己就和他的老师蒋廷黻博士相左过，但直到今天他对蒋还是十分敬爱。他的爱徒之一白修德和赞助人哈利·鲁斯之间，意见更是分歧得厉害。白修德的回忆录显示，两人之间仍是彼此敬爱。
站在我的观点，卡在我和恩师之间的，是学术圈和部分出版社的习惯。我们都是受害人，有必要予以揭露。

我决定写一本明代税制和政府财政的专书，当时是1966年，也就是我和格尔结婚的那一年。以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出书是很合逻辑的延续工作，而且也是相当自然的连锁反应。我以“明代之漕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自然而然累积当时政府后勤作业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收入贺凯编的论文集中，预定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这不过是讨论明代财政运作的起点而已，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想去迎接挑战。关于该主题有许多丰富的资料，但都散置各处，彼此混淆矛盾，其中有大块领域没有被研究过，还夹杂许多错误的资料，其荒唐夸张之处会让读者发笑。除非厘清这团混乱，否则帝制末期的中国仍将继续陷于臆测与谬误中。

这时情势有了新发展：明代完整的官方历史一般称之为《明实录》，当时已从手抄本印制成书，在台北出版，价格相当合理。这是明代朝廷每日的记载，记下重要大事，登录所达成的重大决定，通常以摘录的方式收纳重要文献。如果下定决心从头看到尾，将内容和其他来源的资料相比较，应该可以重建出相当精确的当时情势。就我而言，以我的准备工夫，应该还可以勾勒出明代的财政运作，写成一本专书。但这是很重大的决定。我买《明实录》就花掉我一个月的薪水，全集共计一百三十三册，外加二十九册附录。我花了两年半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一次，并做笔记。在这段期间内，我得到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六个
月的研究经费，另外四个半月则参加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研究计划，让我继续接触《明实录》。我搬到纽普兹后，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都支付我连续两年暑假的花费。在学期中，我设法从例行工作中挤出时间来阅读史料。阅读《明实录》的前面部分时，都是在深夜，当时还睡在摇篮的小婴儿杰夫，每晚吵醒我们。阅读《明实录》的后面部分时，是在休京拉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树下，小儿就在一旁骑脚踏车。

1969年夏天，我们到波士顿。在母校教了三年书的余英时，刚在贝尔蒙（Belmont）买房子。我拜访他时，带着我的笔记本和研究资料。我对他说，我对明代政府财政的研究已经到可以出书的阶段，而且内容应该不会太差。我是用中文记笔记，但要写成英文草稿应该不至于太麻烦。但财务的问题浮现了。我请教他，哪里可以找到支持我计划的出资机构。他大致看过我的资料后，热心告诉我，可以在哈佛这里试试看，东亚研究所会有一些资金赞助我这类的计划。如果我写出申请书，他可以送到研究所所长费正清那里。我于是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信也送到了。但审核还需要一番工夫。费正清博士几乎当场就同意，但计划草案还要经过委员会的会议，满足所有相关科系的要求，并和其他申请计划一并衡量，以便编入研究所下一年的预算中。当时我很少去想这些事，并不了解如此一来，对给予我友善协助和鼓励的人来说，我一开始就增加他们的困扰。圣诞节前两周，我收到费正清博士传来的好消息，我的计划核准了。1970年2月，他又告
诉我，研究所已拨出一万美元的研究费，涵盖当年夏天和其后的学期。研究所还提供我研究资源，让我依计划写出专书，并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一切不可能更理想了。

肯特大学事件后，美国校园动荡不安，但1970年夏天的哈佛却是出奇地风平浪静，各式各样的夜间节目和活动照旧进行。哈佛大学最忙碌的地方首推职业介绍处，学生和其他人士来此寻找就业机会，无论是临时或永久的工作。校园内外我们唯一观察到的奇怪景象是，一群年轻人把头发剃得像某些宗教派别，身穿黄色和白色袍子，手持小铃发出“轻轻轻”的声音，站在哈佛广场向人劝募。大多数路人舔着手上的冰淇淋，显然很欣赏免费的娱乐，但很少有人赞助这项灵魂拯救计划。

我们暑假在奥浦兰路（Upland Road）租房子住，走到剑桥街的办公室有些远，但幸好公车很多。我原先以为，我们暂居哈佛会让格尔生活孤单，让她怀念起住家附近的年轻家庭主妇每天来串门子。但她却适应得很好。她希望我写出专书来，每个人都写书的。通常在晴天时，她会推着坐在婴儿车里的杰夫，一路推到哈佛广场。她会逛逛附近的小巷子，欣赏丹麦和瑞士设计的商品。有时我们也会在附近的三明治店里吃午餐。

在我送到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中，我已略述明代财政管理的大致情况，描述笔调多少较为活泼。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模式或形式，以便呈现详细的资料给西方读者看。中国人提到官方的机
构组织时，通常会依事件先后顺序排列，例如第一年发生什么事，第二年做了什么调适等等，重点是在该特定机构的内涵而非其原义。如果提到推动一切的法规时，所谓的基本法规通常表达追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但太过乌托邦，太过简约，无法等同实际状况。在阅读《明实录》的两三年中，我完全沉浸于中国文化与文献的影响，并不担心超现实自由架构和机械般的精确之间的天壤之别。16世纪明代官僚的心态，有别于当代社会科学家式的历史学者。因为这点轻忽，我必须卖力弥补。

不过，我的第一章草稿相当不错。这一章概述和财政管理相关的明代政府机构。我花了6月整整一个月和7月的一部分来写这一章。中国政府机构总是门面堂皇。我的列举方式依照组织图表，保留其逻辑的顺序。即使提到机构功能时常常离题，但也都还列于各机构的标题下，叙述纵然有些笨重，但大致上仍不妨碍阅读。这就好像预告肯塔基赛马一样。参赛马匹可能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比赛，有些出了意外，有些可能有奇特的际遇，但叙述者总可以从标杆所在位置一一介绍，就可以完成任务。赛马场次表就会提供所需的形式。

结果我交出第一章的草稿时，费正清博士相当赞许：“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他将这一部分视为“相当杰出的开场概论”。一切令人满意。他的耐心让我印象深刻，我拼错gazetteer（相当于中国的方志）十次，他就用红色铅笔订正十次。我搞不清楚material（物资）究竟是一般名词、集合名词或抽象名词时，字尾的单复数也就跟着漫无章法，他会指出上下文中的正确用法给我看。在哈佛，他的子弟称他
为费公，大学部学生称他约翰王。他无疑是亚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他的作品却一丝不苟。每件事都要按步骤来，没有理所当然这回事。至于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他鼓励他们以二十年为研究范围，处理题材时才比较顺手。最好能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交待清楚所有的事件，其成果还可以和其他时期互为参照发明，胜过一开始野心勃勃，选择很大的范围，结果却漏洞百出。这个方法暗示，大历史一定要架构于小历史之上。

但是我开始进行第二章时，糟了，我发现自己不但无法遵照他的指示，而且素材也没办法转成我希望的形式。起初我想讨论整个明代的财政运作，但在费正清博士的建议之下，我把期间缩短到16世纪。不过缩小范围却毫无帮助。我想讨论的机构常常分分合合。我似乎迷失在宽广的布拉马普特拉河（The Brakmaputra River），无数的沙洲和水道纵横交错，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模式。我从局部着手时，描述顿时变得含糊笼统；我转而以编年方式呈现史实时，结果也看不出清楚的逻辑。7月一天一天过去，我开始慌张，我的进度已经落后。我自问，我在这个主题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难道就无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税制吗？我可不能去责怪文化或语言。我一定要把问题看成实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盖顶，用脚踢，如果还不成，就用牙齿去咬。我一定要想清楚。如果我可以用中文表达出来，一定就可以翻译成英文，即使是逐字翻译也要做成，一开始也可以忽略句型文法，甚至拼字。这势必是一场肉搏战。

《明实录》中有一组年度的财政资料。应收物品包括谷物、纸钞、
白银、盐等十来项东西，并没有符合一致的财政标准。有时出现重复登记，有些项目以原始形式登记了一次，换算成其他项目后又登记一次。有些项目列入应收款项，有些事实上是登记成仓库存货。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到，这组资料可以当成一个起点，演绎成符合社会科学家胃口的成果，这组资料应该可以用图表来呈现。我因此接连两天不进办公室。我在房东太太的书房中找到一把比例尺，手边没有划好方格的现成纸张，于是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就着笔记本上的虚线划出更多直线。我打算用图表显示：明代的政府财政非常奇怪，虽然缺乏整体的系统，但低层的地方会计用各种方式动手脚，让整体看起来很有秩序。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官方的马匹。明代开国时，政府从大草原和外国收集了一些马匹。在满足军队的需求后，剩余的马匹就用来繁殖。约四万匹种马转包给一般民家饲养，养马的人家可以不用缴税，但必须养好马匹，有病时请兽医，负责马匹的生育，不能动用政府的钱。不久后的15世纪初期，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这一类别下的马匹数量已达数百万之谱。具体画在纸上时，每年的数量曲线几成直线，有一飞冲天之势，显示原始的资料并不是来自于一匹一匹地清点，而是从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进而来。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番逻辑上的推理却可以从许多其他的辅佐资料得到证实。首先，朝廷的检查人员每三年才会到乡间一趟，去检查和烙印官方马匹，因此每年的数目不可能得自于他们的报告。其次，中国当时的乡村经济不可能支撑如此庞大的马匹数目，而且全集中在北方的一小块区域内。到了一百五十年后的16世纪末期，政府决定把这些种马的价值换算成现
金，结果发现马匹数量大概在十万匹左右，根本不是数百万。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学到，在帝制中国的末期，一个重要的财政政策居然可以衍生自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不必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政策的实施全赖政府当局往下施压，因为官僚体制和一般大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更上轨道的税制。

我用类似的方法处理同一组会计资料中的其他项目，我无法找出更好的形式。我必须依照明代官僚技术上的窜改方式，才能解释他们所谓“统计”的本质。我也必须引用间接证据来证实我的立论。我匆忙把这番研究修饰成第二章，三天后送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这真是个严重错误。

稿件退回时，显然费正清刚开始的热切完全不见了。“我已经无法再给你任何有用的建议。”在他办公室外灯光昏暗的走道上，我看着摘要，心中充满深沉的失败感。他在评语末尾表示，他下一件要做的事是把我所有的草稿送到“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是位经济学家，让他进行公正的评估，也许还能提供专业的建议。如果费正清对我的方法表示失望，这个专家的批评则和屠杀相去不远。他先说，任何像我这样大范围的研究计划，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数字上，必须从人口和土地数据开始。我的草稿甚至还差得很远，无法让读者产生信心。即使是费正清认可的第一章都写错了：黄零星地发表意见，但不曾建立任何踏实的结论。专家有何建议？黄可以大幅缩小研究范围，或是翻译综合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无贡献。总之，他不应该再进行任何明代财政的量化研究。我觉得我好像被当掉大二的基础课程。

但是，我检查自己的草稿时，必须承认读起来不太容易，也不自在。文章不再像赛马场次表，反而像桥牌专栏。事实上，亚伦·垂斯科特（Alan Truscott）就像替我捉刀的人。桌上已经有这么多张方块，因此，坐在西边的玩家手中的黑牌就不能超过五张。如果叫牌的人吃掉黑桃，积分还会增加。另一方面，为了要让十二出场，他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过如果这回不成功，再三轮就可以大赚回来，因为东西家可能联手勉强满贯一次。每一个动作都牵连下个动作，但给读者的资料少得很，如果读者毫无基础知识，一定迷失在比赛的逻辑之中。总之，这就是漏洞百出的大范围作品。

我想这时和费正清博士谈谈可能有好处。我应该和他好好长谈一番，把我的困难告诉他，向他解释我想达成的目标。我想说服他，我想做的事其实做得到。一切已经在我脑海中，话都已经到舌尖了。如果可以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清楚写出，来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就好了！但费公不在，他周末到新罕布夏去了。他希望我能写出自己的想法。这不是好的替代方式，因为我已经试过却无法成功。

除了我自己以外，我还能怪谁呢？费正清博士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还有一些急迫的事等待他去处理。他的桌上堆着研究生和其他学者的文稿，总共有多少份？我算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份。那年夏天他还要准备出版《美国与中国》的第三版，一次修订一两页。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告诉我，我匆匆忙忙抓了太多资料，应该缩小我的研究范围。他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当时并不知道，研究所处理我的研究计划时，甚至还不是经过他的直接管辖，所有相关领域或
部门都要照顾到。

无论如何，我独自面对自己的苦恼。那个周末格尔带着杰夫开车去纽约。她的父母从田纳西一路开车过来玩。她希望他们先在纽普兹休息一下，再到剑桥，逛逛哈佛大学和波士顿。我被单独留下来，心情低落。我痛恨自己制造出的问题，万分沮丧的我捶着桌子，但也于事无补。我很担忧。我要写明代财政管理专书的消息已经传开，目前已进退维谷。我回到奥浦兰路的房子。为了让主卧室有干净的床单给岳父母用，我睡在房东太太儿子的小床上。我从各个地方发现他的名字叫艾列克斯，他有一架模型飞机，从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是第二次大战期间的喷火式机种。我也参加了二次大战，在军中待得太久，让我在专业上落后这么多。我一定是在错误的时刻选错地方写错书。我的自信第一次无影无踪，害怕自己永远完成不了预定的计划。

第二天，又是很热的一天。又一天溜走了。为了打破失败感、挫折感和自怨自艾，我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找不到解决之道。一刹那间我好希望自己和内人儿子回纽普兹住一星期。但我也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已经是8月中旬了，我的进度落后。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走到哈佛广场，带回周日版的《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无意识地翻着报纸，记不起来自己看了什么。最后所有报纸散置在餐桌、椅子和地板上，盖住一杯牛奶，还形成路障。我到处找有用的事做，于是拿着脏衣服和一罐洗衣剂，但洗衣机就是不肯动。（后来发现：我按错键，也找不到把手。）我还要喂房东太太的猫，它饿得一直对我喵喵叫，极为恼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猫
食罐头。最后在厨房水槽下面找到罐头后，又看不到开罐器了。（电动开罐器就在我正前方，固定在墙上，和视线同高度。）对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就要分崩离析，或说一切都联合来谋害他。

下午并没有转凉，但屋内也没有比户外舒服。我决定出去走走，去哪里？哈佛广场。否则还能去哪里？广场上的行人少多了。我还是不断想着明代的财政管理，我知道得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少。自己研究这个主题已经很多年，发表过数篇文章，可是眼前却无法将脑海中的想法具体化，写成可以一读的文稿。然而，文稿和一本专书正是我必须制造出来的产物。我已经拿了哈佛东亚研究所的一万美元研究费，一本专书是我的保证，我的承诺，我的荣誉和我的生存方式。

我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于是继续走向查理河，从波林士顿街（Boylston Street）转入宿舍间的小巷，一直走到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河上吹来一阵凉风，却不能吹走心中的郁思。我一直走，看着车子从旁呼啸而过，就穿越马路，继续往下走。等我走到陈家餐馆（Joyce Chan's）时早已筋疲力竭，饿倒是不饿，只是渴极了。我穿过停车场，走进餐厅，通过摆设黄包车的走道。引我入座的老板娘有些困惑。在河畔这么高级的餐厅中，她一定很少看到单独用餐的客人。

我眼前放着菜单，无法决定要点什么。我轮番灌冰水又喝热茶，热汗很快就浮现在额头上，一路流到脖子。我忽然感受到室内冷气的一阵冰凉，但多多少少让我暂时忘却明代的财政。

在8月下旬，我终于找到费正清博士，在他进餐厅前拦住他。我
必须请他帮我一个大忙，因此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我们在奥浦兰路的租屋再十天就要到期，但在剑桥找不到可以只住到年底的房子。我们四处询问，但每间房或公寓都至少要租一整年。同时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在纽普兹的双层楼公寓，如果我们搬走，冬天要回学校教书时就会很麻烦。东亚研究所可以让我带一部分的工作到纽普兹完成吗？依我的计划，我可以每个月开车到剑桥，在汽车旅馆住两星期，使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并和研究所保持接触。纽普兹离剑桥两百二十英里，车程约四小时。

费正清静静看了我几秒钟。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衬衫上，这是一双苦读无数书页而备受折磨的眼睛。不过，和他发自喉咙深处的男中音一样，他的柔和眼神传达了他性格温和、不与人争的神态。他的和平主义是否来自于他常被侮辱，有时甚至是被才干低于他的人所欺负？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觉得，他为人敏感体贴，对同事忠实，一定会和他必须做的团体决策不时产生冲突。树大招风，他的公职生涯一定让他愈来愈谨言慎行。我的请求也会影响到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的官方职责，而所里聚集各式各样的人物，绝对不是容易管理的单位。这无疑是他沉思片刻的缘由，不过他很快就决定顺应我的心愿。我提出要在家里做大部分的工作，他的回应是：“相当合理。”他又说：“你写封信来，告诉我你想做的事。”两天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我收到你8月31日的信。你提到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家里，以加快工作的进度，我看不出反对的必要。此事当然不合常例，但我不确定有无禁令。无论如何，我们很愿意帮你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很乐意体恤你的处境。”

结果我并没有完全兑现书面的保证，9月我回到剑桥，待了十天。之后我去的频率减少，待的天数也缩短。似乎没有人在乎。我在家工作成果更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省了汽车旅馆的开支。不过我在9月、10月、11月及12月都到剑桥一趟，每次都送一章草稿的影本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最后两章是在新年后邮寄给他的。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都完成一章，连续五个月不间断。

我突然文思泉涌，绝非因为纽普兹地灵人杰。在9月第一周，格尔的父母来剑桥看我们时，我就已经克服我的失败感和挫折感。整体来说，我并没有离题太远。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早于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而且还带有特定的神秘特质，很难呈现给西方读者。中国农业官僚制度衍生出一套管理的艺术，受不了的人常予以道德谴责，但其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探讨。我的确遭遇重大的难题。

新的起点必须源自以下的了解：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
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数据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伺。这些都只能在逻辑上理解。让我举个假设性的例子：

假设美国必须在类似的情况下向人民征收土地税。首先整个领土必须置于单一的管理之下，纽普兹、纽约和剑桥的市长都由华盛顿的中央政府同时任命。市长不是律师或会计师，而是散文家和诗人。由于他们熟悉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所以彼此才时相往来。共同的文化背
景让他们在封建社会中担任政府所有的职务，而且职务可以彼此互换。市长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没有人可以成为所管辖地区的专家。此外，区域的人口多达二十五万人，大多不识字。而且，从剑桥递送公文到纽普兹，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像，即使可以确定美国的总人数和总耕地面积，和赋税管理也毫不相干。就技术上来说，管理绝对不可能发展出相配合的精确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掌握情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智识的建构开始：宇宙是个单一的整体，公正贯穿其间。一切都处于平衡状态，一切都在天子的掌握中。有了智识上的共识，就可以设定通行全国的税制标准，但无可避免要从工整的数学程序开始，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必须先有等号，才有数字；先考虑形式，才想到实质。中国统治者过去宣布各式各样的财政法规，将土地划成正方形，以完整的耕地面积进行分配，村落中的户数刚好为一百户，全都如出一辙。政府根据事先拟定的区域配额来制定法律，如果情况允许就可以执行，法规无法执行时，就准许例外或法外施恩。整套方法可以说是“趋近观念”。

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没有必要将道德和实际混为一谈，关键在于：这样的体制效率低到令人难以忍受。当法律从上往下施压，而不是由下而上自愿配合时，其运作很难避免压制色彩。然而，如果认为官吏宣导的慈善与好意全都是骗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组织上来说，只有他们能制衡自己。他们的自制和互敬程度不一，显示农业官僚体系的双重性格。在这种情形下，税制不只是经济制度，也是文化制度。

至于费正清教授推荐的专家，他所提倡的数字上管理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数字上管理也比中国的明代晚得多，其完全发展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情况可以说明如下：在现代萌芽期的货币管理之下，商业交易逐渐多边化。如果连一头骡子都必须向邻居征用，你的磨坊的运作就可能受影响，连带波及到其他村落的食物处理过程。因此，公平成为人人关注的议题。在公众的强制下，所有的商业交易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制度一旦成熟，政府运作可以依靠民间的商业交易，或是与之并行不悖，最后终究接受商业惯例所服膺的法律程序。所有电路全线通行，一切放诸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稽核才可行。这个趋势持续扩大时，即使是逃税和私下的不法交易都可以从银行账户中侦测出来。但上述一切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的时间来发展，必须始于保护财产权，确定分工的模式，其间经历无数的智识与社会的再调适。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内，商业仍是双向往来，更不用提16世纪了。在澄清我的研究主题前，如果贸然将现代社会科学套用到主题上，我的角色将从财政史学家转变成财政改革者。

如此一来我的问题已经确立。手上还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资料，我认为对诠释中国现代史相当重要，不想予以增添或删减。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不过是一堆混乱，如何说服其他人，甚至是我自己：这些资料值得一提？

住在奥浦兰路的最后一星期中，我大幅重整我的思路。我帮格尔打包，减少去办公室的时间，还经常陷于沉思。我不确定新的念头何
时出现，但一个新的起点已经成形。

严格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财政，在明代并没有对等的组织。当时只有“文化财政”，可以加以扭曲、翻转、缩减及操纵，以达成政府经济直辖领域之外的特定目的。只要不舍弃制度的基本特色，就不需要精确管理。因此，历史虽然充满例外和修正，但不曾真正彻底重整，看起来就像是一连串依年代先后排列的事件。我努力把素材挤进符合学术出版规范的模式时，零零星星的资料拒绝被挤入架构中，我也无法完全掌控。现在我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它是有机体，功能必须先于解剖。我应该要读者先看到行动，再阅读技术上的细节。导论中应该放入一个特定的案例，稍后再解释术语。部分结语必须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终结。叙述和分析之间没有严格的划分，行文可以夹叙夹议。我试过几回。如果第一次谈得不够多，应该毫不犹豫再说一次。总之，这是借用新闻报道的技巧来写制度史。

新方法奏效，我似乎已打破僵局。一旦克服笨拙的感觉，整理紊乱的线头显得容易多了。过去数年来我写下成堆的笔记，累积的素材足以驱使我继续写下去。

我很清楚，我和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歧见。我对格尔说：“我们先把草稿写出来再说。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自成一格，费正清会原谅我带给他的所有困扰。如果我写不出来，所有的争执会显得糟上十倍。”9月，研究所转给我该专家的另一封评论信，他继续把我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费正清在附函中表示，他充当批评家和我之间的调停者，或像是很有耐心的主管，希望两个爱吵架
的下属可以彼此相让。我必须挪出时间回信，替我的立场辩护。幸运的是，我从此再也没有收到这位评论人的消息了。

从这时起，工作速度成为最重要的考量。为了每个月能写出一章，我忙着构思、打字、修订、自行编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我不看电影，不出游，不外食，每天轮流以咖啡和中国茶来提神，午餐和晚餐都是由格尔亲手送达。几个月下来，她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餐桌，因为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台，放置打字机、索引卡、成堆的书和纸张。我没有时间和杰夫玩。他坐立难安时，格尔就带他出去，省得我分心。真好，当时每加仑汽油只要三十五美分。她常去邻近的购物中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触，我们尽量远离纽普兹市中心。除了我们的隔壁邻居以外，我们认识的人大多以为我们还在剑桥。我延后所有的例行活动，甚至包括看牙和理发在内。我的工作服是睡衣外罩浴袍，夜深和衣而睡，累到懒得脱下来。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早上我开始打字时，很怕惊动邻居。不知不觉间，字纸篓已有三、四页不要的纸，斜阳已照到庭院，附近的儿童放学回家，嬉闹之声不绝于耳。

从那时起，我开始替费正清博士不安。我造成他的困扰，是否我也有错呢？当然，他对我向来大方仁慈。在我到剑桥前，严重低估这项计划的工作量。根据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惯例，零星的资料必须先整理成单篇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例如，我对官方马匹的研究就可以扩大成这样的文章。如果附带图表和许多注释，也许还可以算是井然有序的历史题目，符合学术架构。写出六篇这类的文章后，我也
许可以发表成一篇专论。在没有出版数本书之前，不应该尝试一般题材的学术论文。有时一位教授生平著作不过总结于一本选集，也就是针对一个特定题目而发表的短篇文章和论文。想在一本书内涵盖明代赋税及政府财政的所有层面，我一定跳过了许多步骤。

在中国的研究领域中，汉学和中国历史学者之间还有一层默契。由于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学者理应熟悉古文，应该可以处理文字上的细节。一般相信，最后的综合分析应该由更了解西方文化的学者来处理比较有优势。这个背景的差异足以说明为何将这领域一分为二。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在我闭关苦读的前些年里，我一定忽略了学术圈中的一些基本规则。

然而，我冒着不知谦虚或卤莽躁进的恶名，决定坚守岗位。如果我低估计划工作量算是犯了错，弥补错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继续前进，不是向后撤退。把汉学当成翻译局，让别人来写历史的做法，我可从来不相信。在语言文化如此举足轻重的领域，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让语言不够格的人进来当权威。我也不相信大历史应该衍生自小历史，研究一个机构的机能时，整体是否由拆散的部分相加而成，非常令人怀疑。我之所以投入明代赋税与政府财政的主题，不消说还心怀使命感。研究发现已经让我得知，中国为何无法适应现代。这些解释还可以让我大大解除照本宣科的乏味，让我可以告诉学生，为什么孙
中山错了，蒋介石错了，毛泽东也错了。在这方面我已记录我的想法，写成数封信给费正清博士。因此所有的主张都系乎我的能力：我必须加以充实完备，写成可以出版的文稿。

然而，每个月写一章仍然是相当费力的事。到1970年底为止，格尔和我都不得闲。我如果没有在工作，也是四处奔波。只要完成一章，我就外出影印。我一得空便直奔哈佛，第一趟行程是在9月，为节省时间，我从普吉西搭飞机去。我住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费用比汽车旅馆划算。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我请格尔开车载我到奥本尼，在赫逊河畔的伦斯勒（Rensselaer）搭火车到波士顿，再换地铁到哈佛广场。在剑桥，没有人问我关于研究计划的事。我11月到剑桥时，费正清博士还邀请我去他在温索普街（Winthrop Street）的家中参加晚间聚会。不过这纯粹是社交场合，我在会上告诉他，我曾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待了几年。没有会议时，我通常到研究所去卸下草稿影本，到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借书，在剑桥再住上两三天，然后就提着袋子冲到哈佛广场的地铁站。回程时我已经在想着下一章的内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12月那一次的哈佛行，我开车载家人同行。我的那一章草稿前一晚才完成，也就是12月22日星期二。我仍然很担心，自己已经一整个月没去哈佛，因此急着在圣诞假期前送过去，让自己及时出现，如果有人问起，也可以对东亚研究所有所交待。但是12月23日这一天，我花太多时间在草稿上做最后修订，影印及编排也花不少时间，等到要出发时，已经过了中午。我们到纽约高速公路波克夏（Berkshire）这一段时，早已是下午三四点。邻近田野的天空忽然
完全看不见，大风雪瞬间骤降，等我们发现时，已经困守车内。我把方向盘紧紧握在胸前，脚趾轻踏离合器，一心只想着如何不使汽车翻覆，可能没想到要努力前进。在挡风玻璃前的漫天风雪间，我只看到前车的尾灯，两车相距不超过二十英尺。高速公路的左线车道并没有车子行驶，没多久就形成雪坡。气氛紧张，杰夫也学格尔不发一言。我们慢慢前进，车子偶尔还会打滑，时速不超过二十英里。在麻省公路上终于看到第一辆铲雪车。这是我生平最艰辛的开车经验，奋斗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在路边的一家霍华强森（Howard Johnson）餐馆休息。意外的是，餐桌旁空无一人，其他的驾驶人都排队等着打电话。轮到讲电话的人则告诉亲友，会迟到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或是八个小时。

经过充分的休息后，我们决定继续往前开，这个时候再折回去已经没有意义，反正都已经穿过山区。但我们后来发现，在麻省平地失控的车辆，多于在纽约山区地带。我们到达剑桥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了。哈佛广场后方的行路汽车旅馆（Treadway Motor House）已经客满，我们的预约失效。但在大众大道（Mass Avenue）的假日旅馆还只有半满，我们松了一口气，真是欣慰！

第二天是12月24日星期四，阳光灿烂，但道路四周积雪及膝。在哈佛广场附近，我们看到一位老太太对一名年轻人说：“小弟弟，你可以帮助我过马路吗？”那位年轻人近看原来不过是青少年，这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扶着她过马路。

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不应该预期研究所会有人，事实上也没有。
一七三七街的大门开着，但里面空无一人。研究所办公室的大门深锁，我把文稿影本放在外头的桌上，附带一盒巧克力，感谢曾帮我许多小忙的秘书人员。回到假日旅馆后，我们的圣诞夜就待在房间内看电视，这也是我们头一回一起看彩色电视。

圣诞节当天，我们开车回纽普兹。开上高速公路两、三英里后，我们跟在一辆灰色欧洲车的后方。车主一定是从波士顿以北的地区开来的，因为车顶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甚至在一夜间凝结成冰。我们都开得很快，前车车顶的冰雪块因此脱落，飞向我们。格尔大叫：“小心！”同时身子往前挡住杰夫。不过为时已晚，我刚好开在冰雪飞弹的弹道上，这块白色的物体长三英尺，宽一英尺，不知有多厚，忽然响起轻脆的“忽忽”，原本清澈透明的挡风玻璃变成巨大的蜘蛛网。幸好雪块没有看起来那么结实，撞上挡风玻璃后就消失了。我从左方较大的一块玻璃勉强看到前方路况。严格来说，继续开这辆车一点也不安全，但拜现代科技之助，玻璃虽破却仍然没有碎裂，而且我们运气很不错，这天恰巧是万里无云的晴天。我们在五个小时左右开了两百二十英里，没有碰到大麻烦。但是我不曾认出肇事车辆的车型或车牌，也许车主知道出事了，冰雪块打到我们后，他立即换了车道，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就像海战后局部受损的战舰，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追击。

1971年1月，我邮寄一章文稿到研究所。我知道费正清博士到南美旅行，觉得没必要去剑桥。2月，学期开始，我又回到学校教书。最后一章草稿也是邮寄的。费正清寄来一封日期为1971年2月16日的
信，表示他已收到，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目前有些忙。”由信中语气显示，研究所应该会很快联络我，也许就在数星期内。

但从此研究所久无音讯。4月时，我已浮躁难安。春假时我说服格尔和我再去剑桥一趟，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次车子开到纽约高速公路上时，机械出了问题。车速不断减慢，显然是汽缸无法点火。情况非常危险，尤其是所有车辆时速都在七十英里或以上。我们的车子甚至可能完全停着不动。在塔卡尼克大道（Taconic Parkway），我设法离开高速公路，慢慢开到附近的维修站。起初我们以为问题不过出在火花塞或电路，因此去餐馆享受悠闲的中餐后，以为可以顺利上路。但我回到维修站后，经理摇摇头。问题出在活塞。在引擎彻底翻修前，绝对不能开这辆车。他出价五十美元把车子拖到普吉西，我们可以坐在拖曳的大卡车中。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几天后，普吉西的福特经销处告诉我们，汽缸和引擎都没问题。原来我们没有让车子停在车库，反而在户外长期承受滚烫和冰冻天气的轮番折磨，部分电线已经腐烂。“也许这就是征兆，”格尔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去那里。”回想起来，她的宿命论调不无道理。

我无法直接找到人，于是打长途电话给余英时，请他帮我询问文稿下落如何，他的回电不是太乐观。他去见费正清博士。费说，由于我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的领域，于是他们的经济学专家杜艾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博士有决定权。余去问柏金斯，他又说我的文稿包含一些有用的资料，但却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需要大幅修改。但他没说如何修改，也没说他何时会处理。

我忧心忡忡。像哈佛这种知名学府设置区域研究的指导小组时，如果是以跨学科的委员会形式，就必须尊重专家的意见，研究所当然不能出版委员认为可笑的作品。我还得知，将研究经费拨给我这种外人，不完全是出于无私的理由。获得研究经费的学者可以得到财务支援，利用哈佛的资源，而哈佛教职员在指导外来研究者时，也可以获得不同面向的经验，更不用说著作出版时，功劳会归于他们。基本上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安排，因为对我也有好处。我不曾想过去哈佛挑战任教教授的权威。但研究所要柏金斯指导我，却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柏金斯自己的主要著作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市场管制，我对这个主题不熟，相当尊重他的专业。但他认为帝制时期的中国也可以用计量经济学来解释，正和我自己的经验相冲突。我第一天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时就说，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明代管理者写下数字时的依据何在，就算我们运气好。要找到两套具有比较价值的不同数字已经够难，更不用说是可以用统计学来处理的两套数字。但对柏金斯来说，如果没有附带指数或不能进行回归分析，就是“印象派”，这个标签多少带着不屑的意味。两个意见和性情完全相异的人很难共事。我问费正清，他是否可以把我的研究归类成一般历史，不是经济历史。也就是说，明代政府财政如果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我就可以请教班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s）或杨联陞，而不是柏金斯。但建议没有被接受。不过我也了解，费正清博士一定有他的难处。

使问题更复杂的是，我已经看完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这个
资料来源和我研究主题的相关程度，只有我自己了解。当然我要小心翼翼，不能假装自己是专家，所以其他没看过的人要闭嘴听我说。然而，每当我提出异议指出，在我特殊研究领域的对照之下，别人的劝告并不实际，我就会被视为高傲自大。我别无选择，只好引用更多资料来证明，这反而显得我更傲慢。我曾两次到柏金斯博士的办公室去拜会，都受到热诚的接待。如果我们有时间先认识，以从容和私下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或许还有一点点机会化解歧异。然而，以研究所排定的步骤来看，我必须面对不具名的评论人，让我仿佛和自己对打拳击一样。纸上的辩论永远不可能缩小意见的差距，反而只会扩大。

上一回和不具名的评论人打交道，是为我的大运河立场辩护。我在文稿中提到，对振兴明、清的经济而言，大运河作用很小。评论人的批评非常强烈，他将大运河比成现代的铁路干线，要我考虑其正面效益，不要只谈负面。对他而言，大运河在经济上“扮演重大的功能”。事实上，帝制末期时的大运河包括湖泊、急流和满布沙洲的水道，到北方更借用两条天然河流的河道，冬天时都会结冰。运河和黄河、长江交接时，只有政府船只可以通过闸门。其他船只都必须先卸货，靠绞盘拉抬。1548年，一个日本外交使节团在运河入口等了十六天，由五只船组成的船队才得以从长江转到运河。在运河的中段，不到两百英里的距离内出现三十八个闸门。这些闸门只有十二英尺宽，必须常常开开关关以适应水位。在1643年，水位只有一英尺高。即使在满清极盛时期，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水位也不超过四英尺高。从南
部来的谷物需要用一万两千艘船来运送，来回一趟通常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包括冬季运河结冰时。如果将这些船从头排到尾，总长度相当于从长江到运河北部终点的十分之一长。如此费力运来的补给品，基本上是供养一大群从事仪礼等不具生产功能的官吏。种种证据显示，如果我专注于运河对国家经济的正面影响，我就是和现实脱节。我必须如此下结论：明代放弃公海上的运输，转而由内陆运送补给，只会加强农业官僚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对国家经济本身却只有负面的影响。如果大运河扮演一丝一毫的铁道功能，中国经济史就会迥异于我们今日所读，尤其还加上四百多年来的累进效果。

我不知道谁是那位不具名的批评家。我只知道，我们的争论消失于通讯中。校外的评论人确实存在。我到剑桥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思想史的文稿被哈佛东亚研究所积压三年之久，原因就是校外权威人士的强烈批评。最后作者运气不错，评论人忽然去世，让他的出版再无障碍。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点点滴滴令我背脊起了一阵寒意。

我多希望在我还没领到研究经费前，研究所就规定我必须和指导我的专家谈一谈，如此一来我必定会三思后才到哈佛！现在我连这种想法也说不出口，我不但领走一万美元，而且钱也花掉了。我自己的准备工夫该怎么办呢？说到准备工作，我已经花了数年的研究时间，而且还动用其他的财务支援，更不用提内人的牺牲。我也希望，柏金斯教授可以解除指导我的负担。我们意见不合，这绝不会增添他生命中的乐趣或舒适。

然而，他批评我文稿不够工整，需要重整，真是个坏征兆。在正
常的情况下，批评不过是要求完美而已。由于他的专长是计量经济学，我知道双方的基本差异在于处理主题的手法不同。柏金斯要求研究生交论文时，必须有数字资料，而且可以从数字中引出结论。哈佛的学生时有怨言。尤其对我而言，明代的税制是个多面向的问题。其他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手，但对我来说，要把难以驯服的动物抓进笼中，目前的组织方式是唯一方法。在经过生死搏斗后，我不喜欢听到没有卷起袖子和我一起努力的人指责我，笼子的设计不够美观，铁栏的间隔不够整齐等等。我有我的缺点。先接受别人不公正的意见，后来再试图影响批评者，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气。

更令人不安的是，文稿可能从此不见天日。自我重整思绪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每个月我都把副本交到研究所。1月时我写给费正清博士一封信，请求研究所“整体评估作品内容，决定计划的状况”。到2月我又写信，保证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内马上到剑桥，以回答相关的问题。但研究所毫无回应，我只好请余英时替我去了解状况。但是，虽然有回应，但也是含糊笼统，相当负面。为什么柏金斯博士不通知我，他可以接受部分素材，但整体需要翻修？此外，余英时替我询问后，剑桥还是没有片言只字的回答。如今当然人人都很忙，而且很难要人去做一件违背个人信念和任务的小事。

我应该去别的地方试试我的文稿吗？英时不曾公开鼓励我去做，但他也没说这样不行。他曾说过，东亚研究所曾经遇到领走研究经费却不交成果的例子。如果没错，我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研究所：把它当成慈善机构。研究所希望领取研究经费的人将成果收入《哈佛
东亚研究丛书》，但这只是光荣和恩典，不是相对的义务。这样说来，我设法安排其他地方出版我的著作就完全不算背信。出书绝对好过无声无息消失的研究经费。

暑假到了，哈佛仍然杳无音讯。我将第一章的影本寄给英国的崔瑞德教授，询问他出版的可能性。我数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中遇到崔教授，他是很认真的汉学家，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的乐天开朗，和他的娃娃脸很相称。他此时的职位是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两位编辑之一（费正清是另一位）。他的回答相当肯定，他说，虽然他不能代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但他们看到全部的文稿后，一定很乐意考虑出版。他还恭维我，说他自己从第一章草稿学到很多东西。我将他的评论视为我在学术圈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因为他以研究传统中国的财政管理出名。事实上，费正清推荐的那位专家建议我，要以崔的《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Τ'ang Dynasty
）为范本。我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因为崔在书中宣称，他的目的是概述唐代管理者遇到财政问题的理论面，不但唐代比我的研究主题早了近一千年，而且我要揭露的是管理的实务面。唐代管理的整齐明确植基于组织上的简约，这点很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这方面我绝对无法复制。在千年前的帝国，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五谷杂粮文化，但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却深陷于生产稻米的复杂机制中。我曾提出这些不同点，但却没有用。崔瑞德教授应该是解决争议的最合格权威。

我立刻将草稿其他章节的影本寄到剑桥，这次的反应更具鼓舞作
用。崔瑞德说，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麦可·布莱克（Michael Black）已经接手这项计划。他们同意，文稿无需重写，段落文字不必删除更动，只要“稍事润饰”即可，也就是请人修订语法和句子结构。他的结论是，这项工作在英国进行即可，不必在美国处理。

这绝对比我从哈佛得到的回应好太多。才不过两个多月，他们已经读过文稿、加以评估、决定编辑方向。在崔教授的最后来信中，他签名的另外一边有一行短句：“附本：麦可·布莱克”，也就是说，我的请求已变成承诺。不过崔瑞德警告我，如果想让这本书被接纳，必须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评议会正式核准。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将注释纳入文稿中。我在每一页左边的空白做记号，标明注释所在位置。大多数中文作品只用中文写出，没有翻成英文。崔瑞德表示，除非妥善加上批注，并增补参考书目，文稿就不算完整，出版社的特别评议会就不可能考虑。通知于8月时寄到，我刚教完暑期课程的一门课。当时大学印刷厂的影印机故障，整个纽普兹别无其他影印设备。我决定在蜡纸上打出所有的注释、附录和参考书目，再用油印机油印。这个工作比想像中复杂。我的书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则注释，大多数的注释有两三项引文，有一个注释就有十七则引文。每张蜡纸上可以打十二到十五个注释，外加其他附录，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打了近一百五十张蜡纸。威妥玛式拼音是中文音译的标准系统，是相当特别的发明，融合数种欧洲语言的发音，但中文拼音却没有科学根据，或多或少是由威妥玛（Thomas Wade）和贺伯特·翟理斯（Herbert Giles）任意决定的。但一旦被目
录学家采用，就出现在所有的书籍和卡片目录上，成为无可取代的系统。（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所提倡的汉语拼音系统，虽然受到媒体和若干的现代出版社所采用，但在相当依赖书目的作品方面，却无法取代威妥玛式。本书也基于相同理由采用威妥玛式。）对我来说，一个中文字应该拼成tseng或tsun，是个深奥的谜，ying和yin有时很难分辨。一个从威妥玛式拼音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中文音译的功力恐怕都比我高。我必须常翻字典，检查拼音，速度因而放慢不少。（最后我还是免不了十来个错，但评论人全都注意到了，无一遗漏。）校对也很困难，必须把蜡纸举高对着光，因此一天完成不超过二十张。誊打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油印每天誊打的内容时，已经很晚了，办公室空无一人。我操作机器，格尔负责装订整理。大学的警卫好几次看到灯光，听到噪音，他把总钥匙插入锁孔，没通知就忽然闯入，离开时也同样迅速，进出之间嘀咕着介于抱歉和抱怨的话。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能欣赏我们的辛苦和努力，崔瑞德教授两周后回信，说增订补遗的工作又快又有效率，他很快收到，深为感动。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能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消息。我已告知余英时我在英国方面的联络，但都还没对哈佛东亚研究所提这件事。我想，等书妥善出版，获得肯定后，费正清博士肯定会谅解。也许到时我可以对他解释，哈佛教授和我之间的歧异大到无法折衷，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双方机会，看有什么后果。不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公开提出这个建议。研究所忽略我的时间愈久，我的立场就愈有道理。我想我可以等到次年的2月，离我交出最后一章草稿刚好
一整年，离交出第一章则是十九个月，这时我就可以写信给研究所，请求撤回文稿，不会良心不安。没想到，到了10月——再四个月就一整年——费正清博士来了一封信，询问进度如何。研究所是否还欠我一份评估？到底是谁在等谁？这封信让我有些担心。

直到今天，想到1971年10月的这件事，心头仍觉不安。这不是进退两难的问题，而是不知如何面对费正清博士。在决策方面，我当时立场坚定，现在也不后悔。在他来信前，我已经决定书要交给剑桥出版，不交给哈佛。但他对待我如此有风度，我却只能负面回应，既感为难，更觉不安。数年后，我再度让自己丢脸，恐怕也不会增进他的好感。当时我必须表达我和他意见相异之处，虽然先前已经告知他。平心而论，费正清博士是史界的奇才。我对他的感觉复杂多变。不过，在许多反应和感受之下，只要每次想到他对我和家人的仁慈，想到我那次在餐厅门口拦住他，请他准我在纽普兹工作，想到我的请求让他想了数秒钟，我的心中就会浮现一丝懊悔。

1971年10月，我只写了三页的信给他。我没有提到崔瑞德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只告诉他，我的文稿已交给另一家出版社评估出版的可能，而截至当时的反应相当鼓舞士气。一名编辑和一位专家已读过草稿，都同意保持内容的原状。我还没收到肯定的答复，但他们热心到开始估算成本，寻求出版的可能。我在信中说，我对他个人深表感激，但我发现无法采行他推荐专家的意见。在该专家举出的十四项建议中，我只能接受一项，而且还十分勉强。实际上，我简直是在请求费正清解除我对研究所的义务。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信中直陈
要点，“只会延长所有相关人士的痛苦，迁延多年也无法产生任何有建设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如果他让我继续和这家没有提到名字的出版社交涉，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也许他们决定不出书。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稿就是大失败，专家说对了，我们也可以省力气。二是草稿可能有微弱的机会“像野菊花般盛开”，如此一来，“纵使移出你的庭园之外，你也会觉得高兴”。我提醒他，我是他的“徒孙”，因为我在密西根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学生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这封信投入信箱时，我如释重负。我原以为费正清要不就准我假释，要不就因厌恶而不再理我。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回信再度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信上说，看完我的信，了解我的行动后，他和柏金斯商量过。既然我的文稿已经交给另一家出版社，他们也不愿反对。不过，如果我的书稿不被接受，他希望我能再和他们谈谈。至少可以抽出一部分以“合乎时尚”的方式出版，也许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nance
）。无论如何，这实在宽宏大量到了极点。这个提议令人难以抗拒，我回信说，如果我被拒绝，我一定愿意试着与哈佛重新合作。

严格来说，我的话不够坦白。把我的书缩水以编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让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交出的书稿有五个图解和地图，二十六个表格。内容的绝大部分在讨论土地税和盐税，各章节点出税制的架构和管理方式。此外，草稿中包含二十六种杂项收入，包括捐官、和尚道士的特许以及将劳役折合罚金等。文中讨论为何采矿和商业税
少得可怜，描述税如何征收及运送、铜币如何铸造、粮船如何打造等。支出的章节详述军饷如何供应、控制用水计划如何管理、兴建宫殿如何筹资等等。总之，本书的长处在于完备详尽，没有理由加以删减。如果省略部分章节，组织架构就会崩溃。事实上，费正清建议的书名《明代财政论文集》还出于我自己的用语。不具名的评论人一直说我的文稿不像单篇专论，像是未完成的论文，气恼的我对费正清博士说，这些章节可以说是未完成的论文，因为所有的历史文献，甚至像《国富论》或《资本论》都可以说是未完成的论文，完全看角度而定。但这不代表我同意将“未完成的论文”等字印在书的封面，也不代表我乐意看到新书名的内容分割碎裂。在此之前我对费正清博士一直很坦白，但他的这封信诚挚动人，害我无法粗鲁地说，要我的书缩水付印绝不可能。我对他说，如果我的文稿被拒绝，我会立刻转回哈佛找他和柏金斯博士，这样算是对他说谎吗？虽然文稿后来没有被拒绝，但我这番虚伪的保证不会让我的鼻子变长吗？

我与费正清博士通信后，发现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不如预期顺利。崔瑞德教授写信通知我，我的文稿错过出版社特别评议会的例行月会。之后他又带来坏消息：由于我的文稿字数不少，图表数字众多，估算后的成本太高，他们正在寻找降低印刷成本的新方法。虽然出版没有喊停的意思，但仍然等了好几个月。1972年2月，我确定举家迁往英国，跟随李约瑟博士工作一年。我打越洋电话给崔瑞德，电话声“叮咚、叮咚”响了几次后，终于听到他的声音。我告知这个消息后，他以保证的语气说：“那很好，你可以在这里校对你的稿子。”
不过，书的进度仍然没有大突破。

我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是在1972年11月，这时我到剑桥已经三个月。书稿的“稍事润饰”非常耗时间，虽然没有删任何一个句子，也没有移动任何一个段落。编订好的文稿送到印刷厂时，刚好碰到1973年和1974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能源短缺，英国全国工时减半。后来又发现其中有一些中文的罕见字，无法在英国付印，于是从香港订字型，寄来时又发现部首错了。因此，我的书丧失在“队伍”中的位置，也就是在印刷厂的印书顺序名单上不断往后挪。等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已经是1974年的年底，离我完成文稿已超过三年半。

这本书可以算是成功，也可以算是失败。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是这个主题最好的一本书，也不是最坏的一本书，甚至不是较好或较坏的书。到今日为止，它还是所有语言（包括中文在内）同类型中的唯一一本。此书出版七年后，出版社将价格从每本二十五美元调高到五十五美元。结果只卖出八百五十本。我建议出版社，将仓库中印好但还没装订的书页改成平装本出售，但没有得到回应。在台湾，这本书的盗版每本只卖四美元。

书评家对这本书已经够慷慨大度，专业期刊已经给予够多的肯定，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在荷兰、英国、香港和美国，书评称赞这本书“有原创力”、“光芒四射”、“勇气十足”、“值得赞赏的开路之作”、“历史典籍”，甚至“经典之作”。正如某位书评家所说，我应该觉得好评足以弥补我“投注的所有辛苦”。我以不寻常的手法切入主题，没有
引来任何抗议，但即使是技术上的缺失也没有逃过批评。

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对这本书并没有完全满意。首先，有些表格中的数字是徒手算出来的，有些则是用手操作的机器。如果可以拥有今日高中生的晶体管计算器，效果会更加精确。其次，我当时仍然觉得，学术出版品应该专注于专业的范围内，因此不敢宣称，书中引用的数项因素和现代中国历史息息相关。198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和我没有亲戚关系）教授到中国，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的农村经济相关档案。他的初步报告显示，农业帮手通常来自于社会背景类似的农民家庭，但致富的原因不在拥有大片田产；家庭间的借贷是村落间的重要商业活动，尤其是亲朋好友间；征税都是由上往下施压，不是由下而上自愿配合，因此地方官员总会和村落的小官吏起冲突；无论是哪里，大地主都很稀罕，但很多小自耕农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我早十年可以看到这份报告，我的立场将更形强化。我会更加肯定指出，农业官僚管理的种种后果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已出现，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障碍。同样的情况持续到20世纪，一再出现在下列学者的研究中：约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多艾克·巴内特（Doak Barnett）、马丁·杨（Martin C.Yang）、悉德尼·甘宝（Sidney Gamble）和威廉·辛顿，尤其是辛顿。

中央集权的政府决定直接从个别的自耕农征税时，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维持纳税人口的数量。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将法律机制纳入传统的架构中。地方官掌理的诉讼案基本上是家族间的小纠纷，
地方习俗和社会价值大大减弱财产权的观念。我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虽然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提出建议，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以了解两者对经济的影响。我列举政府岁入来源，这些来源的相对收入及管理支出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模式一再重复，让我对当时的国家经济有相当精确的认识，尤其是其服务水准。在美国独立宣言前夕之际写作的亚当·斯密，对中国有相当正确的观察。他说，中国数百年来达到文明的高峰，但再也无法突破，一定是由于结构的因素，国家的法律妨碍财富的累积。不过，所谓的妨碍倒不一定是出于积极的禁止。对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袤而海岸线较短的国家，民法中并没有商业法，政府运作又排除商业因素，这些原因就足以阻碍资本的形成。少数的有钱阶级不论是土地或流动资产多，不论致富原因是在朝为官或财运特别好，都没有办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多边交易。政府本身也没有促进投资的收入或服务措施。

明、清的上述条件有助于长时期的稳定和文化凝聚，却牺牲中国的长期经济利益。平等精神虽然盛行，但全国却迈向土地日稀，人口过多。更糟的是，公众生活中很少出现法律和商业的联系，无法用来推行现代化活动。等到中国丧失非竞争地位，所有的弱点全都暴露于外。革命分子必须套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整个社会，不但为时已晚，而且相当矛盾。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中国够成熟，已经符合《共产党宣言》的时间表，而是因为村落单位残存的互相依赖条件逐渐瓦解，让中国缩短全面整顿的时间，战时动员和其
后的改造就是新的开始。毛泽东的崛起不在于他能力过人，而是因为他有办法掌握自然经济运动的趋势。

不过，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荒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我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

然而，如此长的纵深已超越我著作的范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算是失败之作，原因是没有达到作者的有限目标。目录学家照例把这本书编入名单中，学术刊物会援用对琐碎项目的结论。除了他们和书评家以外，我怀疑这本书是否有实际的读者。前阵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学术界人士出版作品，不过是为了和同行沟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无疑是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但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可不然。他们竞相自称为某一个没听过领域的专家，忙得不肯注意综合领域的发展。将别人的主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还会被视为自贬身价，显示作者低人一等。学者也不必去注意偏离自己研究主题一百年以上的领域，所以我的书激不起任何涟漪。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真思索过，我所提出的社经状况对现代中国有无影响，而许多不可思议的
事继续出现在教科书中。自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以来，我已收到许多博士候选人的来信和长途电话，询问特定问题。他们的指导教授认定我是知道答案的专家。无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书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问完她所读的相关问题后，对我解释，由于她是治思想史的学生，所以没有看过我的书。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思想的产物，当相关的技术指标一再出现时，她应该可以察觉其含义。但最后我还是没说出口。除非我的讯息能普遍传布，否则如果只传达给她，可能让这位年轻学者承担不应有的重担，而她还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过前人不曾挖掘的题目，那还用说。

剑桥，英国

英国的剑桥是个特别的地方。

他们总会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建筑兴建于伊莉莎白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代，那堵墙的时间还要早两百年，接近于元代。这些故事都只能听一部分。没错，许多建筑的确像旧版画中的图案，像是霍蒙德（Homond）地图的细部。但原来的建筑不可能完整保存这么多年。如果结构没有翻修过，大多数的砖墙一定更新过，甚至更新多次。直到今日，工人还在这个地方的墙上打洞，埋水管或电线，在那个地方整修大门。晴天时，你会看到他们在换修国王学院墙垛上的水泥碉塔，连上方与天际交接的叶饰和下方的缩尺山形雨遮都一并更新。无疑地，每个碉塔都一样，因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会遵照原有的设计，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时间一久，新的碉塔也会融入旧塔苍黄苔绿的色调中。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一点一滴、一日又一日地更新整个大学城，将中世纪的气氛保存到20世纪及未来。

1972年秋天，我们抵达剑桥不久后就听说，为了供应彼得市（Peterborough）和列斯特（Leicester）砖窑的材料，东安格里亚大片地区的上层土经年累月以来已被刮走一大层。也就是说，在这个任何地点距海不过百英里的国家里，一切都要保守因应。老旧建筑不能断然拆除，任意代之以摩天楼。因此，事事都必须彼此兼容，原则
上要避免极端的改变。修道路时，就像外科手术一样，一开始只能凿开几平方英尺的路面。补完路面后，蒸汽压路机发出“冲冲冲”的声音，来回压到路面分不出新旧为止。大多数的街道上铺鹅卵石。在圣约翰学院前，街道回转，险如发针。起先我以为连开车都很难，但双层巴士却通行其间。我要亲眼看到才敢相信，巴士仿如庞然大物行驶峡湾之间，两旁都有商家，但司机从容悠哉，车轮连人行道边都没擦到。这时我已察觉，在美国生活多年已加快我的生活步调，我们不太习惯这里的从容不迫。一篇文章指出，在剑桥的商业区，汽车时速通常为十二英里。在美国城市就不可能。如果美国的驾驶速度如此慢，后方的喇叭声一定不绝于耳，有些人可能还会大叫：“老兄，快点走行不行？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你一整天。”

但这里是英国，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慌不忙的优雅层面。开车接近圆环（英国人称为roundabout）时，是相当愉悦的经验，一定会看到园丁在工作。他们几乎整修每一英寸地表，每个月都布置新的花。在靠近约夏·泰勒（Joshua Taylor）的小店里，可以用合理的价位修理便宜的手表和照相机。格尔太阳眼镜的框架坏了，是在离凯思学院不远处修好的。在美国，他们一定会叫她直接把眼镜丢进垃圾筒。在短街（Short Steet）后方，一家商店挂着招牌保证只要“你等一下”，他们就会修好假牙。在我们住的桑葚空地（Mulberry Close）的后街，我们看到一名垃圾工人拆解一辆车。他把零件浸在煤油桶中，洗得干干净净，再用手中的工具拉直部分零件，最后再全部装回去。这样水准的工匠技艺，在过去二十年的美国已经看不太到了。

“抱歉，我们的经济很原始。”房东太太指点我们如何使用暖气设备时，向我们道歉。她可以不必这么谦虚，因为我半辈子所经历的生活条件更有资格被称为原始。至于暖气设备，格尔不觉得不方便，反而觉得有趣。暖气设备分成两套装置。蓄热器在非巅峰时刻插电，以利用较便宜的费率。蓄热器内部的油料和耐火砖可以吸收能源，晚上天气变冷时再散发热气。另一套装置则在壁炉下方的有盖水槽，大小相当于大茶壶。水不用自己装，而是用电动泵抽水。打开壁炉架附近的开关，等“哗哗哗”的声音减弱时，水槽也差不多满了。再来就点燃壁炉中的煤，但不是用火柴点，而是用一根长约两英尺的铁棒，铁棒另一头是弹性的铁线，连到瓦斯管。点燃后发出喷火的声音时，再插入煤堆约十五分钟，如果出现蓝色火焰，表示煤炭已经点燃。此时就可以将铁棒上的火熄灭，放置一旁。除了楼下会感受到壁炉的温暖以外，水槽的热气还可以透过和意大利面差不多粗细的管子，接到楼上卧室的迷你散热器，多少散发一些暖意。在英国寒冷的冬夜里，以这两套装置种种零件组合来说，虽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也达成了保暖的目的。

我们和大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刚住进来不免有些怨言。家中的电冰箱似乎太小，尺寸差不多等于床头几。我们每天必须推着菜篮车一、两次，到附近的杂货店去采购。杰夫当时五岁，就读米尔顿路上的“幼儿学校”。校方不提供校车，也不鼓励儿童在学校吃中餐。理论上母亲们每天要接送子女四趟，除非能找到年龄较大的学童陪着上下学。游客必须准备好面临观光的不便之处：剑桥的店家白天并不是随
时开着。有好几次我们逛街逛到错过午餐。在下午两点半到黄昏之间，没有一家餐馆会营业。大多数小店中午也都休息，他们拉下窗户内侧的窗帘，挂上“外出午餐”（Outspan）的通知。当然了，星期日绝对不做生意。

但另一方面，邮差每天骑脚踏车送两次邮件，如果有挂号信，就再送一次。地方上的邮局就是邻近的烟草糖果店，几乎都在步行的距离之内。行人仍然享受相当大的行动自由，遇到斑马线时，车辆都必须礼让。我们太常听说中国有很多脚踏车，但是还没有人写文章介绍剑桥的脚踏车和摩托车。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单车骑士，包括身穿运动外套、头戴比赛用头盔的祖母级骑士。工人利用这种两轮的运输工具运载各种想像到的物品：工具箱、梯子、甚至木材。有一次我们还目瞪口呆，看着一个单车骑士载着一大片玻璃。

无可怀疑的是，英国人的性格在此处显露无遗，至于是哪种性格，我们也说不清。看看出租车司机吧。我们所搭过的出租车中，没有一位司机会先开口引起话题。如果你从奥伯瑞路（Aubury Road）搭到川平顿路（Trumpington Road），打算不发一言，司机先生绝对没意见。他会静静地开车，绝不破坏双方的缄默。但是如果你决定聊聊，你会发现他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健谈。你只要洗耳恭听，让他滔滔不绝，听他不时省略、拉长、甚至含糊带过句子中的音节。对所有的司机来说，五便士还是叫做一先令，一英镑叫做“女王”，因为纸钞上印着伊莉莎白女王的头像。

在这个地方，礼节无所不在，很多小地方都看得出来。举例来
说，离我们两条街远有一家肉店，老板自称“你的家庭肉商”。但这绝非不实广告，他的行动足以证明。他个子不高，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着总是干净俐落，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系着一条沾有血迹的围裙。即使买得再少，他一点都不嫌烦。他会替你切一块只有四分之一磅的牛肉，无论切丁切丝，悉听尊便。他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技艺高超。他的感谢自然而然流露，毫不勉强。你开口买肉、他递肉给你、你付他钱、他找你零钱，每个步骤他都要谢你一次。为了避免单调，他还多次低语“非常感激”。

“真好！”我们印象深刻。

对美国游客来说，英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气候温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让生活更多彩多姿；对非语言学家来说，没有语言障碍。而且，我们观察到，剑桥现代化的舒适程度只比美国差一级，但价位却合理很多。最重要的，我们遇见的每个人都是气定神闲，彬彬有礼，知足又从容。得到以上结论的同时，我们让自己变成特别的观察家：美国观光客。

我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时，是1967年7月。当时格尔和我新婚未满一年，小儿杰夫只有两周大。我们正要从白原（White Plains）的老玛玛罗内克大道（Old Mamaroneck Avenue）搬到纽普兹，因为我刚获得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教职。

在过去两年，我一个接一个认识美国顶尖的汉学家，速度快如连
锁反应。起初我结识贺凯教授，他介绍我认识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我参加他们的明代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写一篇文章登在会后的论文集中。狄百瑞又安排我参与富路德博士的《明代名人传》计划，为时一学期。到了夏天，我参与的部分完工，我期望重回教职，完全没想到这时会接获从英国剑桥来的邀请。

李约瑟的信装在不起眼的信封内，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凯思学院的淡红色邮戳也不明显。乍看之下以为是大量邮寄的广告信函，但等我打开，看到第二页寄信人的签名，立刻飞快看完全信，非常兴奋，不禁对格尔宣布：“有人邀请我们去剑桥！”

“现在？”她问。

“三到五年后。”

在这封信中，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凯思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文明》作者的李约瑟博士说，他从富路德博士处得知我的姓名和地址。他还客气地问我是否听过他的系列丛书和计划。他正在着手第四卷的第三部分，接下来的数卷会花上数年工夫。但1970年后，他应该会认真计划写最后一卷。他的问题是：中国很早就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的需求，比西方还要早一千四百年，但为何没有比欧洲早发展出现代科学呢？在社会和经济的背景因素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他问：“我正在想，也许在进行最后一卷时，不知你有无可能来这里加入合作者的工作？”

我回信中答称，我能获邀加入他的计划，深感荣幸。我当然很高
兴有这个机会，很乐意成为被考量的人选。他其实可以不必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计划，他博学多闻，作品质量皆惊人，已经成为我们领域中学术的代名词，在这一行里人尽皆知。我随手引用几段《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我最欣赏的段落，因为其中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见解，我也常在学生前引述。但在他认真考虑我的参与之前，应该对我再多认识一些。原来李约瑟博士曾担任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的科学参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有第一手的了解。国共内战后，他在道义上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的最大希望。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分子”，英国参加朝鲜战争时，他也公开反对。他参加的一个国际委员会证实，美军曾在朝鲜战争时进行细菌战，英美两国政府一度很不欢迎他。就我所知，这些争议都已随风而逝。我自己早就学会接受发生在中国的事，但我的国民党背景不会让他为难吗？在我以前谋职和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中，我的政治经历从来不成问题。但我想李约瑟博士应该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告诉他，我曾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军官，而且为期不算短，我也是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的毕业生。我吐露这些事实后，又自承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浏览中国的古文典籍，勾勒其要点，但是生性鲁莽，极度专注细节并非我的长处。

我在纽普兹接到李约瑟博士的回信，笔调轻松愉快，显然已接纳我的告白，我的国民党背景一点也不会困扰他。至于我的急性子，他很有风度地说，他做研究时也是一样的。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大包印刷品，其中包括他投稿登在杂志上的抽印本、演说、书评，以及一
本《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他对我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我们就此持续了好长一阵子的通信，直到我在1972年秋天踏上剑桥的鹅卵石街道为止，离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已超过五年。

借通信交换意见不无帮助。但让我相信“院长”——我和李约瑟博士熟识后，我们家人都如此称呼他——和我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关键因素是《翻身》
[1]

这本书，作者是威廉·辛顿。本书平装本的封面上有李约瑟博士的推荐辞，对象是给那些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自从平装本问世以来，我就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要看完这本书。

威廉·辛顿是一名牵引车的技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救援重建组织（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派到中国来。国共内战爆发，牵引车的零件和汽油的供应中断，辛顿被困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他改到华北大学（译按：正式名称为华北联合大学
）教英文，这是一个和共产党有关的“游击队组织”。1948年春天和夏天，中国的内战进入最关键时刻，大学实际上已经停课，教师和学生被编组成访问团，到共产党占领的重要村落，和地方党工相处，注意和指导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土地改革。身为观察员的辛顿先生，前
往一个他称为“长弓”的村落。《翻身》融合他的长篇访谈和个人回忆，并收录他注意到的报告、指示和其他文件。这本书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不时穿插着倒叙，内容相当多，超过六百页。本书涵盖的期间是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前后约三年，接近内战的总持续时间。

长弓村拥有“两百多户人家”，“人口共一千人”。村落在山西境内，位于中国旱灾和饥荒密集地区的核心，贫穷和艰困的生活构成村落背景的重要因素。长弓的最大地主不过拥有二十三英亩的地。中国农村最典型的商业交易成为本村的例行公事：农民将规模已经够小的土地当成借贷的担保。高利贷盛行。邻居亲戚彼此雇用当短期的帮手。长弓的基本问题和其他无数的村落一样，在于人口过多，而可分配的土地和天然资源不足，但整个地区仍必须自给自足。村民因此没有选择，只能遵照古老的传统，就是剥削弱者，除非自己愿意等着被剥削。有钱人其实不是太富有，但穷人根本毫无稍事喘息的余裕，稍微不小心，下场就可能是饥饿和死亡。书中的描写让我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的问题在于普遍贫穷，不在贫富不均。中国的有钱人还不一定比得上西方的中产阶级。

但是，《翻身》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
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

1938年，长弓村落入日军之手。七年后的抗战胜利日当天，村落是由一连日军支持的“伪军”所看守，被共产党非正规部队轻易解除武装。在《翻身》中，国民党军队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近村落，但在每一章节中，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撑腰，蒋介石和军阀省主席阎锡山的高大黑影简直无所不在，呼之欲出。国民党即将展开报复的威胁，无论是真是假，刚好形成迫切需要的压力，推动土地改革计划。

辛顿描写共产党时，夹杂党派的热切，但他风格不失坦白幽默。他不遗余力，描述被派去当运动尖兵的农民领袖贪得无厌，心胸褊狭。他也不隐藏某些党工冷血无情，总是高唱官方路线，带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语调，一举一动有无数的教条当后盾，但实际上立场却摇摆不定。但全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投入这个大熔炉时，所进行的自我探索。他们和村落里拥有土地的剥削者同一阶级，眼看着这些人被清算，但在他们参与的同一运动中，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在别的省被清算，甚至火烧皮肤，被强迫说出隐藏的资产，更不用说有无数人被活活打死，或是被迫自杀。书中有一个年轻人因此
发疯，其他人则彻夜难眠。

这些年轻人为何让自己身陷其境，需要简短说明一番：就学理上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但问题没这么简单。传统社会是文化导向，现代国家却一定要由经济学词汇来主导。两者之间毫无关连，无法有过渡期。

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做什么呢？严格来说，他们的任务必须为非历史性，必须超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他们都是务实的革命分子，一定会从现有的材料和工具着手，不可能从想像和幻梦出发。在中国，有一群蠢蠢欲动的年轻男女，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对国民党和美国产生幻灭，忧心祖国在世人眼中的悲惨地位，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改变这一切。中国还有许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识字农民，可以诱之以小利，但必须除去初期的胆怯心理。这些状况造就了激进思想。

当你想移开厚重难以撼动的物体时，你需要杠杆。当科学家进行实验时，他们会控制环境，将触媒加入试管中，尝试加速、减缓或逆转所观察的自然过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胆的挑战，将他们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实验试管，为什么不能动用人为的方式呢？

激进思想并非神秘古怪、不可捉摸之物，它提供革命分子所需的杠杆和化学触媒，就从历史书写开始。在40年代，一些激进历史学家大胆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其中以侯外庐、范文澜和翦伯赞最为有名。起初他们的意见分歧，后来逐渐形成共识，将整个帝制时期到鸦片战争归为封建时期。不过，其间有一例外。在明代末期，曾出现类似“萌芽的资本主义”。这个本土的资本主义不曾茁壮，更不曾开花结果，原因
是封建势力反扑和外国势力干涉的双重阻碍。真正的转折点是鸦片战争，将中国导入“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他们的企图很明显，打算把中国历史的动态循环转变成马克思的直线进展。根据他们的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历阶梯式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后到社会主义。但新史观如何和共产党策略结合（包括辛顿书中提到的土地改革计划），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楚。

读者要记住，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前，中国之再生必须系于农村改造的态势已逐渐明显，虽然在国民党这一方的我们仍然拒绝接受其必然性。回顾过去，土地问题已经变得盘根错节，严重到必须诉诸最后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拥有土地，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引发全面的大整肃。但对共产党而言，要推动如此剧烈的改变，必须先激起农民渴求土地的胃口，革命初期才可以动员活跃的多数。阶级斗争就是杠杆。同时必须启发爱国心切的年轻人，让他们担起运动的领袖角色。历史直线进展这个意识形态的胶囊就是化学触媒。他们会运用意志力去相信，只要奋力一击，中国就可以赶上西方，中产阶级的阶段发展可以完全略过。中国在四百年前早已尝试过萌芽期的资本主义，此时不需要再从零开始。

以革命主张的标准而言，这套主张相当有效。所有的国内敌人都可以被称为封建余毒。为了避免革命受到外国的干涉——可能来自于人道关怀、对国际法的不同解释或是真正的利益冲突——历史学家把所有的可能全放在一起，全视之为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侵略，既邪恶又多管闲事。辛顿曾任教的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写了一本教科书，指
出美国是最明显的殖民主义强权，原因不在其实际的行为，而在于具备庞大的侵略潜力。如此已截然划分战线。虽然《翻身》中宣称的危险和风险可营造紧张的气氛，但本书也可被视为在隔离病房中进行外科手术。

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旦成为纯粹的内政问题，阶级斗争的主题就更具正当性。以前是普遍贫穷，现在可以强调贫富不均。村落内种种商业行为——已进行了千百年的交易行为——全都可以说是“封建剥削”，毫无辩论的余地。大多数在抗日期间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年轻人，例如王适方（即本书前面提到的“王上校”），并不清楚革命主张将带领他们走向何处。内战爆发第一阵枪响时，他们可以重新经历老共产党员二十年前的生活，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是肮脏的事，革命分子必须用手去掌握严酷的现实。

我持续和李约瑟博士保持通信。1970年，第一个“警戒日期”来临时，他寄来一封信：“请牢牢记住我们的约定，你将来此地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同年2月，我收到一本他的最新著作《大滴定》，这时我已相当清楚院长的史观。他称唯心派的史学家为“主观论者”，唯物派的史学家为“现象论者”。他认为自己大半时间是现象论者，但常提醒自己不要轻信任何思想学派。别人曾建议他，不要把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失败原型”，而应认真考虑阴阳五行等理论是否可以构成独立系统。他对我透露，他会听取建议，但只能到一定程度。

我完全同意院长的意见。在我们这个年代，知识必须受限于容器
和商标。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必须标明自己是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是主观论者或现象论者，是进步或保守，是人文或社会学家。就像在法院里作证的证人一样，答案只能为是或不是。整套的观念本身就是学术界不成熟的表现，显示在完全评估主题的内容前就已预做归类。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研究英国内战文献时曾批评：“假设不断繁殖，超越对事实的研究。”他不知道，在中国这一领域，我们往往必须受限于事先预设的模型，方法论和学理比知识的内容更重要。

李约瑟也研究过英国内战。在《大滴定》中他引述剑桥史学家贺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这位“主观论者”的意见，说英国在17世纪的冲突是典型的“矛盾——僵局”，而后形成综合。不过这种辩证的公式无关马克思。当时的大熔炉包括商人的中产阶级、次要的乡村士绅、贵族阶级、英国国教教会人士、掘地派等提倡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子，以及信仰清教徒的共和派。这些团体都提出特定的观念和主张，有助于最后的和解。巧合的是，李约瑟写这篇文章是在1944年。篇名的注解指出，他写这篇文章时，滇缅公路上发生山崩，让他困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当时我离他不会太远，我在雷多公路上，同样受阻于大雨、泥泞及日军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的残余部队。

但更让我们确定信念相同的是威廉·辛顿的《翻身》，显示我们可以直探历史本质，忽略外表的标签。这本书是由书评月刊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辛顿不完全算是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分子，虽然他替中国共产党说话，但在处理事实的细节时，他不曾扭曲事件，
也没有选择性地掩盖部分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因此我可以很心安地以他的书为教材，虽然他是站在左派阵营内部的观点写作，而我一度是国民党的军官，在特定议题上有时必须在学生前反驳他的论点。他的书显然不是邪不胜正的简单故事，而许多左派文学却常掉入这种陷阱。本书也不像浅薄的亲国民党故事，只是不断重申共产党是靠狡诈诡计赢得政权，虽然这话不无可信之处，但长期来说却站不住脚。

“翻身”可以指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脱离贫穷和恶名。“翻身”也可以指正义终获伸张。总体来说，它可以贴切描述被革命所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口语来表达。

抗战胜利后不久，翻身的过程发生在长弓的弱势人民身上，但当时还没有清楚的体认。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忽然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在这群出身贫农阶级的当地年轻人中，最活跃的是个二十岁的文盲青年，辛顿称之为“公安”。区干事兼村主席甚至没有名字，大家叫他“黄狗郭”。一名副主席当了一辈子的雇工，据知染有梅毒。另外一名副主席偶尔当当土匪。这一群人的书记曾经在日本的药店工作。他们无疑是“社会渣滓”，可能打破所有纪录，成为长弓历来最不受人尊敬的村民代表，但却符合毛泽东群众运动的精神与性格。1927年，毛泽东就体认到他的运动是“痞子的运动”。为了使其后的革命能大胆贯彻、无可妥协，“由贫农领导绝对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传统的名望和旧社会秩序息息相关，正是革命分子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利用“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作为运动先锋的逻辑，正是革命的深度及广度所在。正面及负面不只逆转，群众的公分母还必须来自文
化水准最差的人，否则多数决就不可能真心诚意。

然而，虽然看似随性，共产党部署人员时却经过深思熟虑。所有的举动都已事先算计过，其标准策略屡试不爽，应用于当地的时点也拿捏得当。从共产党掌权到1945年年底为止，长弓的革命委员会（此刻自称为村政府）就忙着“扫除叛徒运动”，目的在于巩固农民领导的权威，动员村民进行即将到临的阶级斗争。他们挑选一些汉奸接受公开审问，其中有的就被当场处决。

1946年新年，长弓展开“算账”运动，鼓励房客、佃农债务人、雇工等人揭发曾经剥削他们的人。“双方以前都同意”不能被当成借口，平反冤屈没有时间表。为扩大参与层面，男男女女都被告知，除非他们和被指控对象算清旧账，否则无法获得“优点”，就无法瓜分被没收的财产。起初暴力行为只限于活跃分子，但后来胆子放大的村民开始自行执法。至少六个村民被活活打死，或是伤势过重致死。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被赶出家门，不准带任何食物，因而饿死。这时运动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参与者已经无法回头。如果暴动无可避免被压制，国民党一定借法治之名进行报复。

“算账”运动结束时，村落中四分之一的可耕地和半数的房屋被没收。清算地主和富农后没收了谷物、牲畜、农地用具、贵重物品和家具。这些都归为“奋斗成果”，重新分配给报复心重的农民。劳力和资本空前结合，创造村落的暂时繁荣，提振穷人的士气。随后共产党在长弓村设置支部，约三十名农民加入，其中七名是女性。在1946年年中，透过压力和劝说，这个支部征召二十名自愿者加入共产党的军
队，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自愿从军者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二。

又过了一年半，之间党只透过地方单位施展间接而匿名的控制，命令秘密下达地方。虽然地方核心干部成员可能升官或转往其他单位，但基本上仍保存粗犷农民的本土色彩。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仍是打赢内战。需要扩大动员规模时，村落发起“打倒落水狗”的运动，“所有已被斗倒的人的其他家人都要接受公众审问”。这时的口号是“勇敢做每件事”及遵行“贫农路线”。

乍看之下，上述一切的确都很诡异。村民被煽动报复只比他们稍微幸运的对象，被煽动对抗实行数百年的社会制度，却不明白自己在共产党拟定的剧本中扮演何种角色。但整个过程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

毛泽东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有能力打破沟通障碍，他能劝诱城市青年执行乡村改革计划，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众对谈。他的讯息通过无线电发报机传达到中国各地，再透过口耳相传进一步传播，形成20世纪聪明机巧对抗16世纪组织的最佳实例。他的触角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的少数绝对没有机会赢。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动员计划，迅速以中国西北来对抗东南。在旱灾饥馑频仍的地区，比较容易提供他所需的赤民统治和士兵的素材。

数十年后，历史学家可能必须深刻考量他的洞察力。在中国革命的情绪冲击背后，有其智识基础及经济现实。虽然也许过于夸张，但中国内陆土地剥削到锱铢必较的地步，的确类似某种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灾害时，邻居和亲戚彼此反目，输家及其子女只有灭亡一
途。即使当年我在上海放松自己时，也从杂志上了解不少悲惨的处境。如果这样还不够，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调也很熟悉，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田劳工之间做选择，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还有马丁·杨博士对位于中国东岸的农村故乡提出建议，他预测，为更合理运用农业用地而进行改造，即使是采取私有制，都无法不诉诸暴力而达成。面临如此的处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正应用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为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

这个方法虽然有其正面意义，但在辛顿著作的前面章节却不如后面章节明显。可惜的是，无数读者着迷于这本不平凡的著作，通常能轻易看完前面两百页。当革命以感情层次呈现时，点燃的愤怒和同情自然会让读者一路读下去。但随着故事开展，读者就会感到吃力。我曾和一些声称已看过这本书的人谈话，如果有人只看完一半，我也不会吃惊，他们可能将因此错过作者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于1972年8月抵达剑桥时，时机再理想不过了。我的税制专论文稿已经完成，一年前送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我热切期待能看到书的出版过程。在美国，物价和薪资仍然在管制中，相对于采取浮动汇率的英镑而言，美元比较强势。每次英镑再贬值一些，我们的购买力也就稍微提升一些，正如格尔所说：“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
分。”同年稍早，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盛大国宴的款待，人民解放军的乐队在旁演奏美国民谣。中国终于开放了！尼克松在签署上海公报后凯旋回到美国，一般预期他会连任总统。李约瑟是中国长期友人，中国科学院又邀他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访问。

当我们计划到剑桥与他合作一年时，我担心找不到愿意提供财务支援的机构。因此，我以措辞略微不同的两份申请书分别送到华盛顿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将申请金额降到最低，我自动删除在英国的额外花费，只申请相当于我薪水的金额。在申请书中，我又说，我和家人的来回机票是由李约瑟博士计划的研究基金来支付，但事实上是他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胆怯毫无必要，两个机构都全数批准我的申请。最后我必须通知国家科学基金，将重复的部分删除。

但我们到达英国时，李约瑟博士夫妇和他的长期合作人鲁桂珍博士正在中国，进行一个月访问行程的最后阶段。同时，我们在桑葚空地的租屋在8月的银行休假日（和美国9月的劳动节一样，都是在第一个星期一）前还没空租给我们。如果我们这十天都住在附早餐的民宿，就会非常奇怪，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事可做。我从《剑桥晚报》的分类广告中，找到一个位于凯辛兰海滩（Kessingland Beach）的营区内拖车，每周八英镑。这笔租金非常划算，我们只需交钱领钥匙即可，拖车主人还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那辆车。拖车空空荡荡，但还有瓦斯，附带设备及餐具，勉强可以准备简单的餐点。

至于交通，包括从剑桥出发这一段，我们购买周票券，得以在东安格里亚无限次搭乘火车。我们就这样在迷你假期内到处观光。

这时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气候。如果总是碰到雨，我们的假期将一片凄惨。由于时序已是8月下旬，营区拖车内的人并不多。我们谁也不认识，只带了一些随身物品。阵雨的确无法预测，真是典型的英国天气。幸运的是，在整个星期中，雨势不大，时间又短，我们还没真正担心时，雨就停了，我记不起有任何半天的游兴因此受阻。我们游览许多海滩、港口和地方上的小镇，在窄轨铁路的火车厢中临时起意，根据地图和旅游指南变更行程。

有好几天的清晨，格尔和杰夫还在睡梦中时，担心天气的我就已外出散步，观察天气。整片地方空无一人，营区的商店还没开放营业。兔子听到我的脚步声，在沾满晨露的草地上快速奔跑。云层通常显得阴暗沉重。但在东方远处的海平线上，云朵带着粉橘色的边，这就是希望之光，清晨的承诺。连续数天，黑云总会被吹走。天空清朗后，又是干爽舒适的一天。

我独自在沙滩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条海岸线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维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和哈维治（Harwich）都是充满感情的地名，都会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心跳加快。他们为赴命运之约，被派到这些水域来，执行猎人和被猎的任务。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满怀天真的希望，却被这块布满浮油和子弹的水域所粉碎！在宁静的8月清晨，北海平静无辜，完全不
像战士进行生死奋斗时所经历的残酷。他们的回忆仍然生动鲜明。在剑桥的书店中，有成堆成叠的战争书籍。我自己就买了两本平装书带回拖车。但战争文学总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你阅读到英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的回忆录时，你会希望他好运连连，肃清天空中德国佬的轰炸机和驾驶梅瑟施密特战机的狂徒。但如果读到德国潜水艇指挥官的传记，你会希望他弹无虚发，直接命中在护航舰旁难以发现的载货船，不管他们是谁。就本质上来说，军人不必深刻思考，他们只需执行命令。他们的故事具有娱乐或放松的效果，因为他们让领袖去面对良知的冲突。今日的读者可以自在阅读他们的事迹，沉醉在他们的冒险故事时，当然自己不必跳伞降落波涛汹涌的英伦海峡，也不必在暴风雪中驶进北极圈，进入一个没有天堂地狱之别，没有日夜之分的国度。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前英国飞行官描写自己坐在机舱里汗湿前额，扣扳机的手发抖，为的是执行丘吉尔的命令，驱逐德军的救援势力，以免他们救走在水中挣扎的德国飞行员。我们应该感激丘吉尔爵士在回忆录中直言无讳指出，英国承当不起宽宏大量的后果：让那些被击落的飞行员再度有机会闪电袭击英国城邦及人民。

无论如何，丘吉尔是命运之子，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只要看看他著作的书名：《命运的枢纽》（The Hinge of Fate
）、《他们的最佳时刻》（Their Finest Hour
）及《终结》（Closing the Ring
）。短短数字，却铿锵有力，掷地作响，其中总是包含时间的元素，总是有邂逅的感觉。即使凡人如我们，今日恐怕无从逃避这些力量，无论我们是否打算操纵他们，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中，他们总是节节逼
进。听起来太复杂？但是一个荒凉的海滩正是沉思和清理思绪的理想地方，一边是起起伏伏的温柔海浪，另一边则是陷入湿地的足迹。因此，我独自走在凯辛兰海滩这个位于北海的工人夏日胜地时，想到不远处的海平线三十年前一再被烽火所染红，不禁也开始细数自己的足迹。

想想看，同一场战争扰乱这片水域，也使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生命就此改观。过去三十年来，我常远行，先越过东海到日本，再越过太平洋到美国，现在又越过大西洋到英国，离中国共一万两千英里，目的是为了协助知名英国作者进行他的撰写中国历史计划，而这件工程也占了他快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这一切都不可置信。三十年前的我，会强烈否认这种可能。当时我二十四岁，有一绺头发常不听使唤，垂到前额。我已厌倦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差的日子，很想离开中国，也许去印度或缅甸，都是英国的属地。但英国本身太过遥远，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如果我挖掘记忆的深处，英国根本不是友善的国家，而是头号大敌。在我进小学的成长阶段，日本不是中国的天字号敌人，大不列颠——对我们来说是英国——才是。我出生于1918年。三年后，华盛顿会议降低了二十一条的影响。其后十年，日本的外交事务是由滨口雄幸、若槻礼次郎和币原喜重郎（我在东京遇到，见“安亚堡，密西根”）等和平派人士处理。军事侵略是日本现代历史的特色，但他们希望向世人展示迥异的一面，可是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们的努力再度破灭。在那十年间，英国似乎是带头
不停阻挠我们自决的殖民强权。在学校中，我们学到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最爱侵略的国家。在任何世界地图上，我们看到成块大陆、附带的半岛和大大小小的岛屿都涂成粉红色，这些全都是英国的属地。英国人有一个特别恶劣的坏习惯，就是把拥有古文明的国家降格成殖民地和保护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是，即使希腊和波斯不算在内。更不用说，我们的现代中国历史始于鸦片战争的教训，其道德责任没有争辩的余地。悲哀的是，当时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百年来无法摆脱的羞辱桎梏。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当天上海租界一位名叫艾佛森（Everson）的英国警官，下令对示威的中国人民开枪，杀了十一名中国人。后来刊登在杂志的照片显示，几名受害者倒在街上流血而死，但死不瞑目。但更令人沮丧的是，当这个案子送到上海的法院时，艾佛森居然不是被告，而是检方的证人。他作证指控枪杀后当场被逮捕的示威者，他们还以违法被起诉。

英国当时不但是我们民族美梦的主要阻力，而且还因先进而引起我们的妒忌。在每个现代城市中，英国租界总是最整齐最繁荣的地区。为了创造殖民地的气氛，他们会引进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锡克人，全都高头大马，担任警察的工作。在他们银行大楼的石阶尽头，总有铜狮坐镇。他们的百货公司内陈列着最现代的物品，散发化学成分的宜人芳香，没有中国街道上惯有的醋、酱油和桐油的味道。他们的仓库和码头都标明着斗大的字：太古洋行、怡和等。在长江江面上任何快速的现代货轮，烟筒等漆成橘红色，顶端镶黑边，挂着英国国
旗，看起来像中文的“米”。看到衣衫褴褛的苦力扛着成捆成箱的货品在甲板上装货，不禁会想问：是否他们因此富有，而我们因此穷困？如果不是，为何他们开着炮艇在我们的内陆水道巡逻？事实上，蒋介石进行北伐，引爆中国群众与海上入侵者的冲突。每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国民和财产受威胁时，就会命令炮艇朝中国城市人口密集区随意扫射。其他国家也牵涉在内，但在每起事例中至少有一艘英国船涉案。

日本占领东北，局势才因此改观。我们开始一步步走向对日抗战之路时，对大不列颠的印象才从敌人变成善意的中立角色，再变成遥远的盟邦。当我们的命脉转到雷多公路时，我们才开始真心觉得与英国休戚与共。在蓝伽的营区岁月以后，我才开始接触英国陆军军官，之后在雷温乌兹和南京又认识了一些，但真正熟悉的并不多。不过由于当时的职业使然，彼此都存留固定僵化的印象。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英国的认知，我会说，以一个小国来说，他们有相当伟大的军事传统。他们有许多兵团，叫做国王兵团、女王兵团、兰开斯特郡兵团、得文郡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燧发枪团等等。每一团都有自己的制服，不但纽扣的数目不同，甚至连纽扣的设计也不同。而且，他们还有许多胡髭很工整的上尉，再配上他们方正的下巴，简直就像《笨拙》（Punch
）杂志上的插画人物。他们还有许多顶上日益稀疏的自负中校，四处张扬自己是军事奇才，人人都相信，蒙哥马利将军做不到的事，自己可以轻易接手完成。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么一个小国家，如何找到这么多鹰钩鼻的中校。

到安亚堡以后，我才有机会从容深入研究英国和联合王国的历
史。我头一次发现，原来英国根本不是一个小国家。英国和俄罗斯或中国相比虽然小，但却远大于威尼斯、荷兰这两个现代史之初英国常打交道的国家。也许英国的简约规模是很重要的因素，让历史上制度的发展更形明显。诸如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复辟等史实，如果读上十至十二次，每次阅读的作者都具备不同的背景和性情——有的强调宪政的延续受到考验，有的专注于成形的阶级斗争，有的猛烈攻击前人的著作，被攻击者最后不得不抱怨自己“体无完肤”——就会开始学习如何吸收基本史实，如何形成自己的理论，虽然后者不免有风险。

但胆小绝非了解事物的途径，为深入认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你理当有若干第一手资料，可以有助于形成自己的见解。经过更多的观察后，看法可能因此改变。我以前非常厌恶风笛的声音，或许是因为尖锐的声调让我回想起在上海静安寺路上行军的英军，或许是如泣如诉的声音让人联想起电影中英国军人在国旗号召下，准备出发枪杀中东和中亚的当地居民。但等我开始熟悉苏格兰高地的景观，看到山丘上一望无际的羊齿植物在秋风中沙沙作响，这时才了解到，风笛簧片的振动与发源地的自然节奏相呼应。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我就因为风笛的感情特质而学会欣赏其音乐。

念过这么多莎士比亚和亨利八世故乡的事迹后，还是有必要到这里来认识寻常百姓。他们一再为天气道歉，似乎错在他们。他们算零钱时算到半便士。他们的外食是炸鱼和薯条。他们安静悠闲，粗鲁似乎与多礼的个性不合。我们担心异国通婚的我们会受到歧视，但这种
事从来没发生过。许多老太太原本不苟言笑，但看到小杰夫这个美亚混血儿后自然笑逐颜开，尤其是他学会用英国腔要“冰淇淋”或“巧克力”时。

这一切的背后是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么一个文明守秩序、亲切善良的民族怎么可能被煽动去征服大半个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种族，直到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为止？

对于这个大问题，即使尝试解答也会引发诸多争议。但是，由于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法，让人有机会扩展胸襟或是加重偏见。如果你想强调英国是侵略好战的民族，有很多证据可以举证。伦敦本身可以说是战争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纳尔逊的锚和威灵顿的锻铁门栏，还有特拉法加广场和滑铁卢桥，有圣堂骑士修道院和海军拱门。每场战争结束后的确都设置纪念碑。如果你仔细阅读观光指南，还可以找到朝鲜战争纪念碑。身为外国人的我们很难记得，在现代之前，英国常受到国外势力的侵略。我们也很难想到，从宗教改革以来，英国一直担心邻国的入侵：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是个以贸易维生的岛国，很难保持孤立，迟早会卷入欧陆事务，或在海外与欧陆强权起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起先都希望能维持现状，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最后都为求生存而作战。伦敦这个战争博物馆也是盟军中最常被轰炸的城市。

然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称霸长达两个世纪，是世界史上特殊的案例。虽然令人心醉神迷，但这样的丰功伟业不太可能再重演。我只能推断，英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后，在斯图亚特王朝
的末期无意间开启通向现代发展的秘密之门，这一切纯属碰巧，而非刻意。一般认为，在光荣革命与紧接的王位继承法案之后，宗教议题不再成为争论焦点，而英格兰银行设立与国家债务形成，更使国王无法任意课税。但不只如此，1692年的土地税更是重要的财政改革。1693年矿业皇家法案施行，矿区挖到贵重金属时，所有权不再属于王室，对矿业是个重大的鼓励，而今回顾，这更是对工业革命重要地区的必要法规。此外，约翰·霍特（John Holt）被任命为法院院长，他把用于商业惯例的衡平法应用到习惯法的法庭上。在背景因素方面，英国的土地持有权已逐渐现代化，因此英国早期累积的资本就可以直接承载土地财富，也就是羊毛这个向来是外销项目的主要商品。农业因此能和货币经济同步。更多的圈地法案、收费公路的兴建、依地区不同而栽种商业作物等等，一切都上轨道。这些步骤及对外贸易共同推动一致而强大的运动。英国富商没有理由和欧陆富商一样成为城市中的精英阶级，他们成功融入拥有土地的乡绅阶级，财富得以交换。即使社会阶级因写作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归类方式，但就整体来说可以分成上层的上流社会、下层的守法公民，及中间一群靠自己本事享受有限流动性的冒险家——官吏。整个国家已转换成一个大企业，其简约及扎实足以构成有效率的城邦，但又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经济和丰富的中古传统做后盾。陆军和海军的威望空前提高，不仅是因为国家需要武装部队，也因为他们的结构能融入新社会。英国因而长期超越对手，其他国家无法达成英国的组织整合状态。

英国人建造帝国时，也曾遭遇一些小意外，但他们记取教训，精
益求精，却没有扬弃基本的形态。两个世纪以来，一切运作都很顺畅完美。海外扩张增加贸易量，国内改革又适时增加社会接纳累积财富的能力。把这种前所未有的状态称作“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能说对了一部分。这些泛泛的标签无法涵盖英国人的独特性格：信仰英国国教、土地与海洋并重、对身份很敏感、具备创新能力又服膺传统、有能力采取大胆举动但大致能按部就班和坚忍不拔，因此能把信仰苏格兰长老教派的兄弟一起拖进冒险中，连风笛也没忘记。

英国人靠风笛和炮艇征服世界。但英国人不像日本人必须发明“共荣圈”，也不像德国人必须想出“生存空间”才能进行扩张计划，他们打造帝国的过程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起初英国人必须为生存而奋斗。以贸易立国的英国人迅速发现，在激烈的竞争中，设立海外前哨站对他们有利，从这个基础出发后，加上英国人具备一流的组织能力，又能掌握科技的优势，因此能压倒贸易路线上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组织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甚至因结构问题而无法快速适应现代的挑战。结果就是世界地图上产生许多大块和小块的粉红地区，但整个过程缓慢而渐进，即使在扩张的极盛时期，大多数的英国人仍深信自己只是服从国际法。他们的行为一点都不好战，只不过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中寻求正义的必要方法。英国殖民地管辖者处理当地居民事务时，不也是以人道关怀的精神秉公处理吗？在许多方面不是胜过本土的印度土王、埃及军司令官或满清官吏吗？这种态度屡见于英国的国会辩论中，后来就出现“鲜明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蛊惑说法。

然而，这种论调却不能说服地图上粉红色地区的人民，所谓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他们的参与。当然，历史向来偏袒组织较好、较能适应现代科技的一方，无关正义。艾佛森警官下令开枪时，就和印度安瑞萨尔（Amritsar）戴尔（Dyer）将军的命令一样，都宣示大英帝国已达到最高水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被压迫的民族如果还没有掌握足以反击的科技，总是可以诉诸意识形态。这也是今日的世界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丘吉尔爵士拒绝成为“将国王陛下之帝国加以清算的首相”，但有人愿意。大不列颠应该感谢艾德礼先生，他使英国子民免于承受法国在越南与阿尔及利亚、荷兰在东印度的痛苦经验。丘吉尔的传人艾登却不幸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扮演违背潮流的角色，最后烧到自己。

但是，1972年的英国仍然苦恼不堪，需要重新调适，走出过去的殖民时代。报纸报道，爱尔兰共和军抗议英军在伦敦德瑞（Londonderry）一带枪杀天主教徒，还扬言报复。曾在殖民地陆军里官拜中士的阿敏，要求英国“取回”在殖民时期进入乌干达的数千名亚洲人。冰岛单方面宣布领海离海岸五十英里，英国拖网船进入该海域，冰岛海岸防卫船执行命令，剪掉英国船的渔网，嘲笑英国炮艇。在英国，争辩最激烈的话题当然首推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市场。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你必须从意大利进口水果，向丹麦买腌熏肉，加入组织当然对你有利。但许多英国人遥想当年光荣的孤立时代，担心会因此丧失独特的认同感。有些人还担心，隆隆作响的欧陆笨重卡车将横行英国安静的街道上。

今日，奠基于“白人负担”和“鲜明命运”的世界秩序已一去不复返，但世界仍然分裂，东方与西方之间形成清楚的界线。有的拥有一切，有的一无所有。国家被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归类成已开发及开发中。换个不同的说法，有些国家组织已调适完毕，可以掌握现代科技的优势，但有些国家则还没做到。对后者而言，意识形态是动员的最有效方法。缺点在于，意识形态只是一套哲学，某种一般的概念，通常只不过是一个牵涉到许多包装的口号，初期可以用来动员革命分子执行任务，如解除外来的枷锁，或推翻古老政权。其一般性和模糊化正可以确保最广泛的参与层次，足以进行破坏工作，不需要精确详细的计划。但一旦完成破坏的工作，重获自由的国家必须面对实际的问题，也就是重新改造自己，以适应今日的世界。基本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弹性到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特定的背景基础因素如气候、地理、人口密度、土地生产力、贸易路线等等，再加上人民顺应这些状况的生活习惯，构成我们泛称的“文化”，无法轻易妥协。“协调一致的改变”只不过是模糊概念。上层结构移动而下层无法因应时，其断裂就会引发暴力。必须经过相当时日的尝试错误，才能达成最后的解决之道。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查理国王被处决后，不确定的时期长达四十年。法国在大革命以后，也经历数十年的拿破仑战争、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家族的复辟、共和国和公社阶段。

在这方面，这些国家在追求国家重建的路上，并没有从李约瑟的作品中找到立即的建议，学到何者该做，何者不该做。但李约瑟强调，科技的发展需要特定的有利社会环境，就长期的历史观点而言，
有些社会经济状况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也更先进，在某些时期特别明显。由此观之，他所处理的又是共通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先的国家不应自满于自己的地位，情况可能改变。毋庸赘述的是，在今日一些比较开发的国家，科技的好处基本上回馈到经济，两者的进步一旦变成强制性的地步，可能离人性愈来愈远，正如通尼曾提出的警告，我们可能在过程中沦为奴隶，不再是主人。如何驾驭此一变化，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李约瑟建议，人人都应该仔细研究中国仍在领先局面时的经验。

对许多读者来说，中国人被认定发明丝、纸、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这份名单上，李约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马镫、水钟、纵舵、节块施工拱桥、防漏水的舱壁、纵帆式的航海技术、生铁、鼓风炉等等。只要《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继续扩充，名单也就愈来愈长。近年来，他的惊人发现已让若干西方学者感到不安。更何况李约瑟博士的文风炫丽华艳，他的书一点都不枯燥无聊。他讨论郑和到非洲时，想像这个宦官出身的舰队司令从船舱凝视大海的场景。在严肃探究自然科学时，他会忍不住在注释中加进个人的回忆，甚至问候失散多年的朋友。书评家虽然畏于其广博，惊于其原创，却不免怀疑起作者的方法论，尤其是将应用科技与科学混为一谈时。

其实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整体评估院长的作品。如果我们综合考量他的所有著作，不禁想像出一个威严的巨灵挥舞学术纪律，作为
必要工具，但不打算用来画地自限。思想家李约瑟借此扩大哲学和科学的定义。他一直认为，在有机会听取其他民族的意见前，不应将传统西方标准视为最终标杆。除了他自己投注诸多心血的中国领域以外，他强烈觉得应该有人对其他领域也下类似的工夫，印度文明就是很好的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人或印度人是一切的权威。正好相反，李约瑟会批评中国事务，有时还非常严格。他曾批评，中国传统派论断历史时坚守不变的标准，也就是加以“褒贬”。他认为原因出在中国人没有一套学术标准去区分伦理与物理（他认为这是自然法和自然规律之间的分际），科学因而停留在中世纪阶段，和西方的现代科学大不相同。至于《易经》这部今日西方人仍相当着迷的占卜经典，他认为是“自然珍奇的归档系统”，因为此书将特定属性归诸一些类型的象征之下，借长短相间、正负交错和阴阳组合衍生出归类系统，但两套变数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太多科学基础，就像把active归成A，把zealous归成Z一样。此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中引用的抽象概念就其附着、传播、分裂和突破的层次来看，显示有一种普遍力量会随周期而移动，可以设计出一套宇宙体系来监测。这些在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动作，时机很重要。这位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虽然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却没有停止批评分析，还指出中国诗意心灵造成文字方面的限制。李约瑟博士认为，朱熹的二元论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像是依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而架构出世界观，却不了解牛顿地心引力和星球运动的研究，因此缺乏数学假设。但他推测，透过莱布尼兹的介绍，朱
熹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影响西方的思想家。

李约瑟呈现中国的发明时，运用许多考古证据及从古书复制的插画。他的私人图书馆现在改隶东亚科学史信托（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是他以一人之力，倾数十年心血而成的独特收藏。批评家忽略强调一项特色：《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不仅文字明白流畅，插图也颇为可观。作者以木刻插图显示钓竿卷轮、火药地雷、现代桥梁的伸缩缝（像两个反转的L钩在一起）、将回转运动改为简谐运动的装置（像活塞杆原理的逆转）等，在历史记载运用于西方之前千百年，已在中国使用。但他同意，近视眼镜可能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他最大胆的主张是，欧洲药剂学到19世纪末期才赶上中国。无论是否有如此大胆的声明，部分批评家仍不肯退让。自然科学知识经验如此丰富的民族，为何在近代的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表现如此之差？实际应用和理论融和之间，为何产生如此巨大的鸿沟？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和作者建立私人交情。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科学可以说从系统性怀疑的习惯演变而来。李约瑟五年来写给我的信显示，他对上述的矛盾也同样困惑。借着自问贴切的问题，他已准备好要提出自己的解答。

李约瑟生于1900年。我见到他本人时，他已七十一岁，刚被凯思学院票选连任院长。他原先是生化学家，在1936年遇见鲁桂珍及她父亲前，早已靠一部包含许多册的胚胎学著作建立名声，也荣获皇家学院的院士。多年后，他的妻子桃乐西也因研究肌肉收缩而获得院士的头衔。但他兴趣之所以转移到中国事务，鲁氏父女有决定性的影响。
他靠自修学会说中文、阅读中文古籍。1942年，外交家兼日本史学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科学使节团到中国，以鼓舞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李约瑟博士在皇家学院提名下率领使节团。后来他成为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期的科学参赞，成为中国陆军军医署及其他单位的顾问，积极参与他们的事务，并曾多次搭卡车旅行，车上还载运散置的活塞环和弯曲的连杆。和靠演绎法起家的汉学家相比，经历过这些情况的合格自然科学家有无比的优势。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他一再提到，中国从来没有城邦的历史经验。城邦制度的特色在于商人掌权，因此首脑和人手、劳心和劳力、管理者和工匠间的距离就会缩短。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

至于李约瑟博士身为“左派分子”，必须稍作解释。首先，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对社会阶级抱持正统的维多利亚观点。当我抵达凯思学院时，他父亲的照片仍放在K-2研究室壁炉架上，身着英国红十字的制服，职位相当于上校，以麻醉专家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虽然李约瑟博士十分孝顺，但父子间的代沟非常深。只有体会两次大战间英国的社会气氛，才能更了解这一切。此外，剑桥无时不自
觉到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良知堡垒的地位。我决定到剑桥时，告诉一位牛津毕业的英国学者，这位友人以半嘲讽的语气说：“那也不错，是次佳的选择！”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所大学自古以来的彼此竞争，竟然持续到今日。牛津可说是王室的城镇，剑桥却意识到自己和议会的历史渊源。剑桥也自傲于历史上的杰出校友，例如培根、哈维、牛顿、达尔文、凯恩斯和罗素，全都具备创新精神，不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随流俗。李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在30年代，他们家和一群活跃于政治的科学家时有往来。我非常怀疑他们是否曾相信“科学至上”。科学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在这方面取得领导地位的顶尖科学家，当然可以就公众事务发表议论。李约瑟也不曾选择保持缄默。我第一次见到院长本人时，他对帝国主义仍然愤愤不平。

即使在70年代的英国，社会阶级仍不容轻忽。我的房东太太说英国经济很原始时，只是开玩笑，毕竟英国制造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引擎、跑车和各种电子产品。英国也生产许多一流品质的消费品，包括羊毛衣饰、威士忌、烟草、饼干和糖果等。伦敦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黄金市场和保险业获利惊人。乡间有许多宅邸和公园，由于维修得当，仍然壮观气派，不过有些因为经济考量而交由公众信托。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依20世纪的大量生产标准来看，这个问题益形严重。由于英国人工充足又廉价，个人服务仍然很便宜，美国游客因而享受到种种便利。另外一项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标准是教育制度。大多数的英国有钱家庭会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或请家教，以准备人生的重大考试。这项“十一岁特考”是十一岁生日以后考的试，以决定儿童
未来要念的学校。GCE（一般教育证书）考试分成普通（O）、进阶（A）及奖学金（S）三个层次。除非青少年能通过这些关卡，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公立学校分成“两派”，文法学校调教精英，“中等现代”学校则教导十多岁的青少年学习职业技巧。改革派人士建议废除这种二分法，却引发抗议风潮。反对者在全国性的大报上主张，如果所有的儿童都“过度教育”，国家将欠缺劳动力。这些议题和主张不会让知识分子心安，他们可能寻求激烈的解决之道。结果，英国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国家的激进分子可能大不相同。依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比较像是现在的费边派社会主义分子。

然而，李约瑟博士虽然喜欢谈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本身却不是马克思信徒。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也许比多数人想像的复杂。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可所有的作为，而且有时很不高兴别人的论断。这些人认为，一旦李约瑟替中国说话，立场就应该始终一致，甚至应该替红卫兵的行为辩护。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有两点很明显：他认为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应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关于第一点，很少人不同意。但他很早宣布第二点时，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具备宽阔的视野，可以分享他的智慧。我们花了好些时间才了解个中因由。

我无法说院长和我每次意见都相同，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由衷的情感和期许。他在著作中宣称，共产党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
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但我虽已勉强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军事上的成就，我的思考方式却不相同。我认为，在20世纪中叶，我们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

然而，我和院长共事，发现良心负担大为减轻，因而觉得欣慰不已。能亲近如此杰出的人物，真是一项殊荣。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觉得，不论我做什么，成果都很正面、很有建设性。回忆数年前，我必须和学生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心中不免进退维谷。如果指控共产党靠诈欺诡计获胜，无异畏首畏尾，掩饰自己逃离战场的怯懦，隐瞒自己寻求现代舒适生活的自私。但如果照本宣科，称赞毛泽东的胜利纯粹是正义战胜邪恶，又觉得像生吞金鱼，而且还保证余生的每天都要多吞一尾。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虔诚基督教徒的李约瑟能肯定我的想法，让我既喜悦又兴奋。我认为，我们可以强调历史事件在技术上的必然性。中国今日实施的集体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其形式或性格可能略有不同，其名称可能是马克思派、激进或其他，但就其本质来说，事件的过程已由历史决定，早已超越我们的肯定或否定。

众所皆知，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乡村组织历史久远。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无论哪个年代，整个乡间的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配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小单位，每十个小单位再组成一个村落。这些单位领袖的产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选
举。他们被迫当差，无法也无能执行逾越传统的任务。他们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领导的原则在于集体负责，也就是说，不管是他们自己，或是被管辖的人，只要有逃漏税或怠忽职守的情事，这些领袖都必须向政府官吏负责。整个安排是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没有永久的法源依据。所征收的税因此不能太多，更说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个别案件中可能很高压，但大体来说软弱无能。如果称这些为“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名称错误，颠倒事实真相。明显的是，如果这些单位领袖像地方长官或地主管家一样能干又有效率，具有权威及实权，现代中国历史绝对会有不同的风貌。事实上，中国的体系将自己局限在最简单的官僚式管理，鼓励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但对谁都没有太多好处。我在税制书稿中强调此一特色，认为这是中国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我很高兴院长赞同这一点，这番了解埋下日后我们合写文章的基础。

在威廉·辛顿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运动针对这种局势。这不能形容成“夺权”，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只能说是在情势允许之下在乡村创造权力基础。打击一些小地主和中级佃农，可以被视为分裂中国广大农民的手段，以便打开空间，让共产党的再造得以启动。这项计划既然已经过非常努力，又已牺牲到相当程度，外加知识青年在情感冲击下而参与，就不能再画地自限为短暂的解决方案，而应定位为持久的成就。身为前国民党军官的我认为，我们毫无争辩余地，因为对毛的计划我们无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对李约瑟博士的现代中国观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也影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因此我还要再探讨一次。

在国共内战期间，两个美国人密切注意时事的进展，得以写出相当于现场报道的书籍。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和当时美国记者的许多特稿没有太大差异，观察层面尚未脱离情感面。作者对国民党诸多抱怨，包括蒋介石的军队有一次将骑兵当步兵使用。每个美国大学生都说错在蒋介石，但贝尔登并没有提出可信的解释，说明蒋为何犯下许多无意义而奇怪的错误。由于我的国民党背景，我的解释显然是不可信的辩白。幸好，我们从辛顿的著作看到敌对阵营内部人士的观点。

但《翻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美国读者读到“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几次后就觉得受够了，他们并不了解，本书见证如何在向来原始管理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建立下层结构，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无可比拟。如果置之不理，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就会像大傻瓜，好比不知军用航空的存在就妄言现代战事一样。书内的资料对我的工作尤其有用，因为触及我想探讨的社会经济背景。

我们可以从1947年底的长弓谈起，当时地方仍然由社会渣滓控制。但在过去几个月内，共产党的内部阵线面临挫败，由村民的不满即可见一斑。财富充公已殃及中级佃农，没有更多的斗争成果来满足贪得无厌的穷人。村民已厌倦开会。村落干部透过“翻身”而成为大人物，却不知检点自己的行为。他们占用没收来的财产和税负，骚扰村民，有时还对妇女为所欲为。

但幕后的共产党不曾放松警戒。1947年年底，包括四个省的邻近区域当局召开会议，讨论和土地改革相关的议题，参加代表达一千七百人，会期长达八十五天。没错，一千七百人和八十五天！会后党组织派访问团到村落。至于长弓所在的县内，有十一个村落受到抽查。在本书第一段，我们得知作者参加的访问团就是十一个之一。华北大学是长弓附近最机动的单位，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访问团中，还包括代表当地人口的干部，但村落中的干部不在其中。这个访问团有权力管理村落事务，让一切上轨道。

访问团抵达后不久，迅速逮捕数名村落干部。包括村支部在内的所有现行组织一律停止运作。在过渡期间，访问团本身就充当村政府兼监察机构，监视进一步的斗争和改造。

团员有三大要务。首先是完成和矫正土地改革。村落中的地主心态已连根拔起，无法复原。但整个农民人口仍应区分成富、中及贫的等级，被指定的富农应将部分田产分给贫农。其次是组织永久的村落政府。三是训练及检讨当地支部的党员。

理论上，这次任务应该相当简单。事实上，一石似乎不但可以击中二鸟，而且应该可以击中三鸟。访问团只要将村中的一些人家指定成贫农，组成“贫穷联盟”的核心，只有成员拥有投票的特权。其他人必须到小组前陈情，当然无不希望被归成赤贫，因为贫穷已经被视为美德、荣誉和特权。如果有一户被列为“贫农”，就可以成为联盟的一员，所推举的代表有权参加小组会议，听取其他人家的陈情。但联盟原始核心自然希望成员人数愈少愈好。不过，访问团对小组的决定
也有相当的影响。案子就这样由“普罗独裁”和“民主中央集权”共同决定。

一旦完成分类，贫农联盟就成为核心，和其他农民家庭共同组成农民联会，形成村代表会议的基础。农民联会和村代表会议都有机会重审农民联会完成的分类，之后村代表会议就可以选出一个永久的村政府。这时共产党首开政党政治的先例，将党员交由全村人口来评断。每一个支部的党员必须出现在村民的公开大会上，而且不只一次，必须出席三次。除非这名党员被大众投票肯定，否则就会被党开除。党员举止如果受到村民的质疑，就可能被送到感化所去。整个过程完成后，必须向县级的大会报告，由党书记决定认可与否。党中央当局无法接受的行动路线一定会被批评成“左派极端主义”或“右派机会主义”。

实际上，财产的最后分配依照“科学公式”。村民已全是自耕农，开始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每一户人家要算出剥削所得（例如雇用短期帮手所产生的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如果到达一定的百分比，这户人家就被归类成富农，财产充公。这种削平财产的举动仍然遵照着阶级斗争的教义。幸运的是，1948年7月，也就是《翻身》一书结尾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经在望。华北大学的相关人员撤离长弓。共产党的政策不再是“对剥削阶级施予无情的重击”，而是疗伤及强化体质，追求更有效的生产，“极端贫农路线”已被扬弃。夏天时，党报刊登专文，毛泽东表示要修正“偏差左派”。

在长弓，管理体系产生新领袖。这位新领袖的家人在早期土地改
革中备受攻击，兄弟也被打死。他实施“爱、保护、教育和团结”的政策，多分一些土地给不足以谋生的家庭，劝无法充分有效运用土地的家庭缴出盈余。农业合作社和公社尚未成立，但过渡期间的工作可以先从互助合作队着手。在局势有所转变之下，辛顿先生可以用乐观的语气替他的书做结论：被动而无知的中国农民也可以受到鼓舞，成为主动打造新世界的推动力量。

辛顿先生鲜明的狂热为我所不及，我只希望能有他忍受“主义”的能耐，因为我最多只能接受应该为事实的情况。但是我有和书中不同类型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我可以说，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作者的描述并无不可置信或扭曲之处。如此的解决之道也许并非我们所愿，但在特定情势下却显得很合理。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即使如辛顿所说，任务尚未完成。至于本书描写过程中的道德责任，显然我们的意见大不相同。此处的关键在于，只要一触及人类生活和人性，就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神学问题，因此会牵涉我们的良知。虽然说不破则不立，不打破蛋就不能煎蛋卷，这种话说来容易，但当你视受害者为个人，他们是你的同胞，脸上有痣或眉毛倒竖，呆滞悲哀的眼神偶尔会瞥向你，这时你就无法明确下结论。这一定很难受，否则辛顿为何花上六百多页描述村落里的事件，又引用马克·吐温和法国大革命呢？在我的任教班级，我建议学生除了将《翻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外，也可以视为20世纪人类道德处境的教材。

中国三十多年前爆发内战时，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事件应被视为偶然的发展？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种种情况清楚显示，我们只能以扩大的纵深加以观察。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一切视为历史的技术调适，而且已在中国进行一百多年。我想我们不必坚守内战时好战分子的论调，他们必须加强教义上的偏见，才能捍卫自己的行动路线，因此只能采取短打的做法。也就是说，翻身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

更难的是评断毛泽东的人格。传统中国史家的“褒贬”手法此处无法适用，因为他有许多生涯。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他的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为他而横死，更不用说另一个妻子还在狱中。（译按：黄仁宇开始写回忆录时，江青还在狱中。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个伟人，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远大的视野。但我不确定他是好人或坏人，是慈悲还是奸诈。就好像我们看古代的名将一样，例如恺撒和拿破仑，我们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难过，但绝不可能视他为普遍的榜样。他是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我抵达剑桥不久后，向李约瑟博士透露部分的感想。“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们的看法相去不远。”

但李约瑟的情绪起起落落。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我只希望还有五十年！”他显得不快乐，有些郁郁寡欢。我这辈子已浪费很多时
间，累积可观的失败纪录，因此对我而言，他的不满足完全没有必要。在李约瑟七十一年的生命中，他已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备受敬重的社会科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环游世界的旅行家，而且还是外国奇异文化的诠释家，起先是名副其实的“参赞”，后来是亲善大使，最后更登峰造极，称霸这个领域。他在求学时代甚至没有学中文，现在却是研究中国领域最多产的作家，他没有理由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甚至没有人预期到他会有目前的成就。

但李约瑟停不下来。

他从1948年开始就投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计划。因此，当我1972年出现在他的研究室时，这项计划已进行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正如鲁桂珍博士告诉我：“我们还只做了一半。”

当这项计划宣布时，内容简介指出，全系列共七卷。这个承诺仍然有效。前三卷出版时，完全符合简介的描述，每一卷就是一本书。但第四卷付梓时，由于超过两千页，必须分成三本书，最后一本更厚达九百多页。更复杂的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五卷，很可能需要印成六本书，才能容纳所有材料。作者必须向读者致歉，说他的作品“成某种形式的等比级数扩增”。但故事还没完。在将印成第五卷的六部分中，第二部分已付印，紧接着的三个部分也在着手中。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却还在最初的计划阶段。也就是说，第五卷的出书顺序颠倒。作者宣称，紧要关头顾不得逻辑，他再度请读者接受他“道家自然的散漫和惊喜”。

但随遇而安的诉求却不能用在作者身上，有时他显得不够安静沉
着。在此同时，还有一些书评家怀疑，李约瑟博士是否能在生前完成这项计划。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如果李约瑟愿意，他大可以把工作交给别人，自己可以放松，享受他的黄金岁月。但对他来说，这项计划是享受，也是放松。虽然偶尔也会有焦虑的时刻，但并不常发生，而且为期也不长。就好像他担任凯思学院的院长一样。他必须主持院务会议，参加仪礼宴会，花去不少宝贵时间，有时他不免抱怨两句，但他显然乐在其中。李约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善于社交的人之一，他喜欢与人为伍。

正如《中囯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前言所透露，李约瑟博士进行这项计划时，依赖的是他的经验和所受训练——语言学、技术、历史和哲学——的总和。一开始他就保证要牺牲个人，全力投入。草率的作家可能以为这部巨著是翻译上的持久努力。对于他所投注的心力而言，这绝非公允的论断。西方人士习惯从字母变化中衍生出字的排列组合，但语言工具一旦转成表意文字后，两种类型的语言之间没有刚好对等的句子或段落。多半在鲁桂珍的协助下，李约瑟必须从头开始，先确定中国作家的原始概念，回溯他们的逻辑所在，才能拼凑出其根据，这时他才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评估该理论，有时还必须补入自己的知识。我只能想像，头几个案例一定很艰难。但一旦打破僵局，他可以轻易以同样的技巧施用于其他案例及人类知识的其他层面，其兴奋就像一个人独自在整个大海里游泳一样。因此每项工作都是挑战的经验，每天的探索都是新的学习过程。作者扩大和丰富自己内涵的速度比读者还快。李约瑟很有风度，并没有修改内容简介，仿
佛把它当成具有约束力的合约。同时他又像举重选手一样，总是负荷过重，因为这是他满足自己不断成长的好奇心的唯一方法，也是胜过自己——他唯一的竞争者——的唯一方法。有愿意配合的出版社和现成的读者支持他，他的焦虑是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在《真诚的信徒》（True Believer
）中所说的，无尽的机会让人感到挫折。

李约瑟的计划一开始像是家庭工业。“德尔菲，”他说到他妻子：“就我所知，是唯一看完我写的每个字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就丈夫的生产力而言，妻子的奉献程度值得激赏，尤其是想到李约瑟作品的厚度不是以英寸来计算，而是以英尺、甚至以码来衡量，所需要的家人支持和热心已超过普通的水准。她的妹妹穆瑞儿·莫以尔（Muriel Moyle）随时待命，准备编排索引。鲁桂珍更不只是姊妹而已。虽然李约瑟有数名约定的打字员——由朋友和同事的妻子兼职担任——但他不时会自己打出一份目录，立刻可以送交排版。有一天鲁桂珍告诉我，院长和彼得·薄璧吉（Peter Burbidge）在一起。薄璧吉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李约瑟称他是“另一个我”。两人从一叠照片中挑出下一卷书的插图，李约瑟当场撰写图说，薄璧吉将图片和名单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就这样跳过整个编辑群。他们事事自己动手，对在美国进行集体研究计划的人而言，真是一大挑战。在美国，研究计划会养一组打字人员，办公室的讯息要靠对讲机来传递。直到近几年，内部作业的生产方式才稍有改变，例如让何丙郁教授和纳森·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撰写相当分量的炼金术章节，我自己的部分也属于例外之列。但院长几年前就借书信往返替我的任务热身，我推
断他将这项计划视为个人风格的一部分，就像他最喜欢的领带或是他头上戴的贝雷帽一样（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

李约瑟长得方方正正，宽肩阔胸，恰好搭配长腿和超大尺寸的脚。如果没有他的满头华发，他的高大身材也不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他的银发不但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让他有时令人望而生畏，有时光彩夺目，完全视他何时工作何时休闲而定。

我开始在K-1看书时，不免对他产生敬畏，他的存在带来专心一致所产生的压迫和紧张感。这情况只能以下列方式比喻：在奥伯瑞路的那一端便是剑桥大学城的尽头，但路上没有任何告示。路的一边是相连的红砖屋，另一边种着成排的白杨树，再过去即是开阔的麦田，景色的转换十分突然，毫无过渡地带。李约瑟的情绪变化也同样快速。他开始工作后，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他专心过度，显得严厉冷峻，全无笑容，连悠闲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闲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时间。和他工作习惯并称的是他的节俭和有条不紊。他会把桌上纸张没有用过的部分剪下，存成零碎纸片，没有用的信翻到背面再利用。复写纸即使已放进打字机上使用多次，也都整齐放回盒子中，丝毫没有皱折。他的铅笔无论是黑色或彩色，全都一起放在桌上或书架旁，方便随时取用，但其中没有一枝破损，没有一枝会掉到地上或夹进书中。书籍当然更是整整齐齐放在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永久固定位置。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鲁桂珍博士如此辩解。也许是吧，但纪律不会让我的日子更好过。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些坏习惯。我喜欢
在身旁放个杯子，看书时不断喝茶。看了一阵子之后，会自动把椅子往后推，双脚就自然而然搁在桌上。我还喜欢在房间内踱步。我需要思考深思时，总会想离开研究室，到市场坡（Market Hill）去看小贩卖花椰菜和瓷器。也许我最恶劣的习惯就是浪费纸张，这是我少年时在中国就养成的恶习，尽管当时物资缺乏。现在人处富足之邦，只要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句子看不顺眼，就很有冲动想把纸揉成一团，沿着抛物线丢进字纸篓。在制造出一张完美的纸张前，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数次。但在李约瑟的研究室内，我必须完全压抑住这个冲动。我怀着妒忌的心情看着他在打字机上构思演讲稿或文章，仿佛他是大厨根据牢记于心的食谱来做菜，又像是钢琴家熟极而流弹着最喜欢的协奏曲。过程非得快速不可。他的字纸篓总是干干净净，我不明白他为何还多此一举放置字纸篓。

幸好我们的研究室之间有一段距离。在平常的日子里，李约瑟博士用的是凯思学院院长室里的书房，和K-1、Κ-2隔着草坪呈对角线相望。Κ-2放置医学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由鲁桂珍博士使用。李约瑟每天来和她讨论，有时一谈就好几个小时。对门就是Κ-1，放置一般参考资料、社会和经济史书籍，通常只有我在使用。李约瑟一天会进来一两次查阅资料，总是希望我们彼此忽略对方的存在。我书桌一旁有另一张桌子，但他很少坐下来。

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职责大半属于仪式典礼性质，这个地位本身即含有象征的影响力。每当他不在时，侧门总要立刻上锁，而正门也关闭，只在大门上开一小门。我只能想像，此等惯例一定是沿袭自
中世纪，当时年轻的大学生吵吵闹闹，一旦采取防止滋事的步骤后就形成惯例，其间没有人出面建议废除或修正。但从不同的角度视之，遵照现有习俗的习惯也有其目的，清楚显示权威何在。同样的，教职员和学生遵行的许多惯例也不一定毫无功能，这些惯例确定了井然有序和纪律。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但受邀参加各种场合时还是担心自己会出错。美国学术单位缺乏传统，向来为英国学者所鄙。有一位凯思的研究员就对我说：“你们就是我们所说的——速食大学。”

李约瑟博士多次邀我在学院餐厅用餐，我是唯一没有穿袍服的人。但身为院长贵宾的我却坐在他右席，上菜都比别人早。院长以拉丁文说完祈祷文后，全体在烛光下用餐。我们和教师坐在主桌，享用烤牛肉和葡萄酒。大学生离我们十英尺远，菜色不及我们，而且只能喝水。用完甜点后，所有主桌的人鱼贯离开，到吸烟室喝咖啡和烈酒，开始社交时间。我必须紧跟着李约瑟博士行动，其他人再跟着我。

我们从美国大学毕业时，校长照例在毕业典礼宣布授予我们特权。多年来我一直对这种空洞的承诺感到不解。在剑桥，我终于了解，特权的确存在。身为院长的李约瑟博士后来让我有权使用学院的自助餐厅，这有别于正式的学院餐厅。然而，院长之下的学监却正式行文，授予我这项特权。我每一学期还可以免费用餐一次，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庶务长还替我设了一个记账户头。顺带一提，庶务长在美国无疑应被称为管财务的副校长，这位庶务长是退休的空军副元帅，相当于美国空军的中将。十年来，我仍然每年收到凯思学院的年
报，受邀参加校友的年度聚餐。我可以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学术单位的一分子，虽然只是边际分子。

李约瑟毫不考虑就使用他的大特权，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凯思学院的草坪。他从院长室到侧门旁的Κ-1时，总是大踏步穿过草地。由于他这种时刻都不打算与人对谈，跟在他后方的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决定跟着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绕路而行。直到今日，我还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不过，院方人员从来不曾指责过。不可思议的是，抗议竟然来自于观光客。一车又一车的游客来参观凯思学院时，眼睁睁看着我们践踏草坪。草地像地毯一样，又厚又光滑，刚刚修整过，没有一丝杂草，让人忍不住想踩上去，看看是什么感觉。导游必须加以制止。被责备的观光客就会指着我们两人一个高大、一个略矮的身影，在草坪上扬长而去，询问导游何谓不准践踏草坪。

我抱怨无法从大学图书馆借出书籍时，院长说：“我试试帮你弄一个等同文学硕士的地位。我想可以安排妥当。事实上，我想一定可以。花不了什么钱。”这件事如何做到，正如这个大学城成千上万的事如何做到一样，都已超越我的理解力。但不久后，校方发布公文，我在剑桥停留期间享有文学硕士的资格，一次可以从图书馆借出四本书。更惊人的是，在图书馆的借书处，没有人要求看我的身份证明或公文。单是我的话和借书单上标明的文学硕士资格就够了。

我就这样在种种便利与特权之下于Κ-1工作近一年。事实上，我在剑桥待了差两天就一年。原来在我们回美国前，我决定当美国公
民。申请时至少要在美国住五年，在我离美前不知已超过多少倍。但我到剑桥就破坏连续性，因此回到美国后必须再住一年。然而，如果我离开美国的时间超过一年，我之前的纪录就无法算数，必须从头开始算，住满五年后才能提出申请。因此我向环球航空订位时，还预留四十八小时，以备班机延误时还有缓冲的时间，不致破坏我对移民局的申请计划。

在停留剑桥的一年间，我在周末带家人度假，到过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也曾在短程旅行中去过约克、巴斯、温莎、牛津和巨石区。除此之外，我遵照李约瑟博士一周工作六天的行事历，少有例外。我到研究室的时间，早于他和鲁桂珍博士开始动工的时刻，但离开时也比他们停工时刻早得多，因此我独自吃中餐，也不和他们一起喝下午茶。有时候我待得比较晚，看到院长室书房的灯还亮着，显然他们工作到很晚。我对鲁桂珍博士提及此事，她显然想安慰我：“我们没有在工作，我们在打牌。”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在书房里玩扑克牌。这一年我也了解更多英国习俗：赠礼日，也就是圣诞节次日，是“绝绝对对的假日”。那天方圆半英里内唯一有食物的公共场合，就是玫瑰新月街的巧克力棒贩卖机。不过，元旦却根本不是假日，我知道的商店没有一家不营业。

这一年最令人惊慌的经验是，杰夫有一天晚上突然发高烧。第二天他发烧到华氏一百零四度，烧迟迟不肯退，他开始胡言乱语，把我们吓坏了。到晚上，我把他的小床移到我们的大床边。但是在市医院分部值勤的医生拒绝出诊。“给他服些阿司匹林药片，把他放在冷水
里！”他对着电话吼叫。我们听从他的指示，不知道对或错。我把他放进冷水的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大错特错。我很恐慌地把他抱出水中，让包着湿毛巾的他紧紧靠在我胸前。他仍然烧得发烫，眼睛半睁半闭，两眼无神，无精打采。我们觉得十分无助，对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信心全然崩溃。第三天，我在研究室对鲁桂珍说起这件事，我不知道她竟然对院长说明我们的困境。傍晚，分部突然来了一位医生出诊，但不是前一天值勤的那一位。最重要的是，这位医生告诉我们，症状显示是一种特殊的病毒，还没有开发出治疗的药，但只会有惊无险，一两天后就会自行痊愈。他并不明白，这个简单的诊断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白乐地（Brodie）医生刚好是凯思学院的校友，一直和李约瑟博士保持联络。杰夫转好时，我们带他去感谢院长。李约瑟博士弯下腰来以食指戳杰夫的鼻子好几次，也让杰夫戳他鼻子。从此以后，李约瑟成为杰夫的偶像。杰夫听到我们说到院长每两年出一本书，就把几张纸钉在一起，在纸上胡乱涂鸦，对我们宣布他也可以出书。他还向我保证，他有一天要像李约瑟博士一样，完全靠自学学会读中文和说中文。

格尔要在艾登布鲁克（Addenbrooke）医院开刀取出肾结石时，我们提早安排，希望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手术是由最好的医生来执行，检查是透过最新的设备。在复原期间，她住在四间高级病房中的其中一间，“享受女王般的待遇”。但全部费用都由美国的医疗保险来支付，幸好我们出国时没有中断，结果我们一分钱都不用出。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受惠于地主国的医疗服务，有一次和当
地的劳工阶级一样享受免费的服务，另一次则是进入上流阶层，自己完全不用出钱。在我们表达感谢之前，我要说，这两次事件让我们在英国社会阶级方面上了难忘的一课，显然还是上流阶层好得多。如果已开发中国家的福利社会都还不够好，很容易想像开发中国家会以较激进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受过医疗训练的人士有特别强烈的社会良知。

在内人康复阶段，李约瑟夫人还来探视。桃乐西·莫以尔·李约瑟是皇家学院院士，本身也有著作问世，当时约七十五六岁（比她丈夫大四岁），必须拄着拐杖走路。然而她仍然走完所有的阶梯，只为了表达夫妻两人的关心。在K-1的墙上有一张她年轻时的大幅木炭画，眼神和现在一样柔和。她曾告诉我们，她初到剑桥时，国王学院前那株比邻近最高建筑物还高的大树，当时才刚刚栽种而已。我们听说，她当时也是政治活跃分子。我们很想听她现身说法，了解她当时及现在对社会正义的看法，但我们没有机会与她进行较长的对话。她来病房探视格尔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病人打气。她告诉格尔，他们第一次飞越非洲海岸时有多兴奋。她建议我们，下次去伦敦时，可以去逛逛雀尔西一带的小商店。从她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位身材娇小老太太体内的旺盛精神毫无衰退迹象。

我与她丈夫的来往真是很独特的经验。除了我们的通信以外，在剑桥时我们周六下午的谈话更增添交往的新面向。在下午两点，李约瑟博士会打电话请我到院长室，或是亲自过来K-1。既然工作压力已放置一旁，他的严峻表情也跟着消失，有时还会流露可爱的孩子气。
他到Κ-1时，外套及贝雷帽已穿戴妥当，有时会立正向我敬礼，模仿教练班长。我们两人常常一起散步，很少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沿途会讨论一些主题。我们常常穿梭在剑河西岸的中庭和公园之间，有时他会停下来赞美花草，摸摸树叶，说出植物的拉丁学名。他的介绍丰富了我对剑桥当地历史的知识，他会指点出罗马古道的痕迹，讲一些这个大学城在内战时的轶事，当时克伦威尔就在附近的封廷登（Huntingdon）训练他的铁骑兵。但我们会面的主旨当然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以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散步后仍无法有所突破时，我们会继续喝咖啡、吃点心，地点可能在大学中心，也可能在评议会办事处。

在讨论和阅读双管齐下后，我写出了两百多页的草稿，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从其中又摘成一万字的文章，由我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已刊登在香港、罗马和旧金山的期刊，我还没看过已行刊载的东京期刊。部分与本书读者相关的重点将摘要如后。

[1]
译注：本书中译本，由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名译作“韩丁”。据该书1966年作者序言，书中所述“长弓村”中文名实为“张庄”。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数年前有一个中国农业专家代表团拜访英国，主人带他们参观英国农村。农业专家看完机械、麦田、肥料、谷仓和马厩后，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对农家现代化的舒适便利设备更是感兴趣。这时其中一人问：“这一切都好得很。可你们的农民住哪里？”

这个天真的问题一提出，没多久中国人很无知的消息就四处传开。

但并没有太多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天真可以媲美中国人。我们看到书籍出版，专家在广播和电视上辩论，仿佛中国的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已存在法律及商业的联系，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可以有条有理处理国事，而中国之所以数十年混乱动荡，原因在于领导人无法无天。他们如此认定时，不仅忽略中国历史的真正本质，也昧于西方历史的一些细节。事后回想，那位中国农业专家提出的问题并不笨。西方人有理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提供了解东西差异的关键之处。

在英国历史上，佃农的前身是农奴，也就是附属于田庄庄主的奴隶。在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由于劳力短缺，他们设法解放自己。但是，大多数没有取得耕种土地的所有权，无法成为“自由农”（原注：事实上，“自由农”和“租地农”远比此处所讨论的复杂，但对一般读者而言，粗略的概念比精确的定义有用多了），也无法和地主重新签约
界定彼此的关系，当不成“租地农”。大多数人成为“官册农”，有些像违建户，依原始的官方清册享有土地的权利。依不成文法的原则，土地不可以让与，但使用者的权利仍然受到承认。因此官册农的地位就成为数百年来的棘手问题。有些官册农仍对地主提供封建时代的义务，但义务上至兹事体大者，下至“盛夏的一朵玫瑰”等琐事。有些义务已转换成现金，在通货膨胀的时代，租金可能缩水成象征性的金额。地主和官册农的斗争持续进行。地主曾试图赶走官册农，或是强迫他们根据对当前物价的调适而签订有期限的租约。如果顺利调高租金，都是以“侵入罚金”的形式，是法律上的新名词。迟至17世纪初，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还宣称，如果官册农已善尽义务和服务，“就让地主皱眉头吧，官册农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自己安全了”。这声明本身证明当时弥漫的不确定气氛，否则身为法院院长的他没有必要发布这种声明。

不难想像，在英国内战前数十年，宗教议题、经济危机、国外事务的争论、国王和议会间的宪政僵局全都同时出现，土地租约问题更使情势益发复杂。问题不止于谁拥有课税权，或是谁拥有土地的何种权利。关键在于，没有人能确定实际状况。地主发现自己田庄的“所有权复杂到令人混淆”，有的企图在十二年内调高四次租金，有的一点都不调整。皇家土地的转让更证明局势有多混乱。在都铎王朝末期，这些土地就已开始出售，到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更加速进行。出售价格非常低，以致过去的历史学家常指责，这是某种形式的贪污，是送给王室亲信的礼物。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田庄对土地的权利十分复
杂，价格也受制于此。不动产的分类毫无秩序可言，有些土地并没有列在清册中。无论在何处，租约都不确定，更常常找不到主要的承租户。詹姆斯一世时，土地出价曾高达相当于一百年租金的金额。但有时即使将售价减成相当于七年租金，仍然无法吸引承购人。

在这些情况下，运载费和称重付费点燃查理一世时的内战。整个国家经历一场大动荡与混乱，五十多年后局势才完全稳定。但就全国而言，农地的利用愈来愈趋于合理化，和社会正义无关的这项运动持续步向正轨。在17世纪的相当时日里，不动产易手快速。较有企业精神的地主自然会重整田产，将部分土地以高价转售，巩固及保留其余的土地。内在的矛盾消失，持有大块土地的情况愈来愈普及，无法在经济上管理的土地就被清算出售。在自然经济的压力下，官册农这种制度愈来愈站不住脚。一些官册农成为自由农（为规避法律，有时土地以极低的租金出租六千年，但却收取高额的侵入罚金）。其他人被迫签有特定期限的租约，形式接近现代的租约，这些人就成为小佃农。

如果以上的演进力量还不够，圈地法案使土地的改革更为完整。即使都铎时期不喜欢圈地，怕造成人口减少，还立法禁止圈地，但潮流无可抵挡。这项运动不断进展，直到19世纪初为止，最早是为了方便养羊，后来的目的却转成提高作物的生产力。小地主不能使用公用地，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自耕农场。一小群的佃农受雇成为大田庄的帮佣，但其他人只好前往城市，成为新产业所需的廉价劳力。农耕技术的现代化更使佃农人数减少，大幅降低帮佣的人数，直到今日，佃农这个字眼已无法适用于英国乡间。

但比较少提到的是，随着经济的稳固，法律也历经改革。土地租约简化，农地单位扩大，农地使用更有效率时，现代法律才有可能适用于社会的土地部门。17世纪末，普通法提倡的平等开始发酵。在光荣革命和约翰·霍特担任法院院长后，法院逐渐将牵涉到商人的诉讼视同商业惯例来处理。这些诉讼案很快就诞生一些前例。普通法不再受制于早期僵硬的封建习俗，商业化的农作因此受惠良多。农产品的行销摆脱地区性的限制，不动产的买卖和继承也能妥当处理，合约不再局限于狭窄的乡村模式，破产申请程序也能适用，土地财富因此和国家经济的较先进层面相互融和，乡村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成立只是时间问题。国王特权不再是问题根源，整个国家开始可以在货币上管理。衡量这场改革初期成功的标杆是1692年颁布的新土地税法。以战时四先令对一镑的换算法，当时一年征收两百万英镑的税，打破以往有纪录可循的总岁入。后来财政扩张后，所收的税更多。

这次的成功值得大书特书，代价却是很多人受苦，不法之事横行，其结果也并非完全可以预见或算计。种种因素相结合产生罕见的压力，才造就这一切。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归功于自然经济。不说别的，中国就没有经历这些过程。

美国人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始于移民新大陆，当时有特许公司、股份公司和宗教活动的公社。至于放弃租金、限定继承及长子继承法等残存的封建土地惯例，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南部的奴隶问题不算，在中部殖民地区的问题比其他区都明显。但边疆的存在使问题大为减轻，独立战争更解决了所有问题。美国独立后，公有
土地公开出售，起先是以六百四十英亩为单位，后来单位再降到三百二十英亩及一百六十英亩。1862年实施公地放领法，放任的土地政策更达于巅峰。法案规定移民居住和使用土地都必须满五年，比支出些许费用购买一百六十英亩的办法实际多了。因此，很少美国人会了解，土地的分割为何会影响国家的公共事务。也少有美国人能够回忆起非特许佃农和签约劳工。对美国公民而言，经营农场接近其他商业形态。佃农一词对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意义，更不要说是中国式的佃农了。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所追求的经济生活，并不在现代商业法的适用范围内，因此全国的事务不可能在货币上进行管理。

比较留心的读者此时应会发现，在讨论这些议题时，李约瑟博士和我遭遇表达上的难题。如果我们视历史为定论，只要对历史进行比较，任务就轻松得多。我们可以采取中国的观点，或是西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为范例，仔细检讨中国的情况。以上述段落为例，我们可以说，总之，英国在1700年已完成资本转换的工作，而中国仍远远落后。但这样的结论无法说明世界历史其后两百八十年的动态特性，此外我们还必须假定，所有的国家不但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还必须经历英国曾经历的阶段。这种说法暗示一边的历史会吞噬另一边，我们如果加以背书，无异落入鲜明命运的陷阱，而历史事件早已淘汰这种不健全的世界史观。

李约瑟和我不希望比较历史，然而我们的研究仍将是一种比较，只不过终极目标是两边历史的融和。此外，院长曾经问：为何我们今
日所知的现代科学不是发轫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洲？这使问题增添额外的层次，因为现代科学从不曾画地自限，因此无法用已知的词汇加以定义。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据今日所知，人类智慧已达顶点，那么科学将就此踏上末路。现代科学家基本上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对已知的事物保持有系统的不轻信，但深信现在的不可知将来必定可以掌握。

接受这些信念和前提的我们很快发现，不只是院长形容的字母文化和表意文化之间有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很容易变成从研究“务实”面——也就是中国的社会及经济背景对科学的影响——转而研究抽象和哲学的课题，因而违背我们的初衷。

在Κ-1研究室的钢制橱柜中，有两个抽屉装着参考书目和零碎杂记，都是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社经背景资料，全都是李约瑟博士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我到剑桥后，院长让我整理这些资料，看看是否能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些资料非常有趣，包括各种色调、颜色及尺寸的纸张。其中有登在学术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写在油印通知函背后的手写字迹。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书信，但有时也看到书名写在零碎纸张上，甚至餐厅的纸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誉全球，有的名不见经传。有些资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创性，有些则很有争议性，甚至很轻浮琐碎。整个档案事实上反映收藏者的个性。李约瑟博士的座右铭是“无一遗漏”，他秉持同样的精神发现无数精巧的装置和机械应用，以展示中国内陆的科学知识，并且从常见及罕见的古书中发掘其他观察家忽视的事实。

不过，我必须承认，整体来说，这些资料的可用程度相当有限，我一开始的反应甚且更为负面。这些资料显得太不相关，太片断。例如有一封信是赖德懋（Owen Lattimore）的建议。他主张，中国的地理分布利于千篇一律，因为由地形可以得知，类似的农业社群可以适用于所有地区。这种立论有许多可议之处，事实上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的气候、天然障碍、土壤生产力、农作物的适应力及劳力要求有相当大的歧异，因此分开还比统一好。考古学家郑德坤则赞成完全客观。他建议李约瑟，去除所有的成见，先以十至二十个发明为例，分析当时的社经环境。这个建议完全不可行，因为我们虽然对纸和火药的发明有模糊的概念，但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一群人首先发明纵舵，或是替骡套上马具是在哪一世纪，更不用说这些发明的背景环境。而且，如果我们太过注重特定发明，最后就会出版一本类似阿基米德洗澡或牛顿被苹果打到之类的故事。在李约瑟博士的相识友人中，以霍莫·达布斯（Homer Dubs）最为悲观。没有人了解，为何现代科学无法在中国发展。他直截了当说：你们要有常识一点，负面的问题无法得到正面的回答。他的态度让我想到中学时教科学的教师。有人可能可以证明鬼的存在，但没有人可以证明鬼不存在。只要有一个证据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为了证明否定的结果，必须反驳古往今来的所有可能性。

但于今回顾，这些学者虽然没有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但他们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思路，程度大过我们的认知。我认为，档案中唯一自成系统的就是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

在研究中国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显赫人物。我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也许频繁到一个月至少提一次。他是《东方之专制》（Oriental Despotism
）的作者。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些文明全属于“水力社会”，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大批的劳力必须施予严格的命令，以求顺利执行任务，因此专制势力的产生无法避免。如此衍生的组织技巧虽然不无利于经济之处，但只限于初期。这些社会的努力迟早会形成“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也就是说，一开始投入的劳力愈多，效益会成比例增加。但其效益有其限度，等达到饱和点后，收获和劳力将不成比例。以科学术语来表达，这公式是个想像的弧线，但作者并没有解释这种现象何地、何时或如何发生，也没有说明效益如何测量。没有关系。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不仅在政治上可鄙，在经济上也没有吸引力。这种社会道德败坏，不值一提。

魏复古将东方专制主义发展成一体系时，目的是为了避免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引起的混淆。但魏复古的“东方”包括在今日秘鲁的印加帝国，却将日本排除在外，因为日本的灌慨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的，因此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水力”，因此即使连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水力社会的特色也会影响艺术。他们的建筑只能产生笨拙的结构，称为“水力建筑物”，使用最多的材料，却只有最少的概念。东方的专制主义是过去式了吗？不见得，在今日仍相当活跃。今日世界有何危机？是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威胁西方世界吗？魏复古认为不是。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东方专制主义，因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魏复古和李约瑟的接触一开始很顺利。东方社会概念刚发展成历史研究，以德文发表成论文时，李约瑟在封面用中文写“宝贝的”，要夫人阅读。后来他和魏复古碰面。显然他们一度还算友善，虽然还不至于热络。但“东方专制”理论茁壮到绘声绘影，比迪士尼卡通还生动活泼时，李约瑟发表一篇批评，指责该书“否定事实”，后来作者要求当面解释，但被他所婉拒。

这事件对我也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无论信不信，我更能体会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坚持，道德只能和自然合而为一。任何提倡善良和正义的分化行为，如同儒家常标榜的目标，都为他们所轻视和不屑，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自利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偏见。在机器时代，我们无法达成道家儿童般的纯真，但这教训仍然警告我们，不能单看表面就认可或抨击任何“主义”。在这个例子中，李约瑟和我都受不了中国的农业官僚，然而我们却不能完全忽略中国官员的双重性格，他们“阴”的一面总是和“阳”的一面背道而驰。这个主题出现在李约瑟驳斥一度是朋友的魏复古的书评中，后来也放入我融故事与传记为一炉的《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因此将我们特有的史观称为“技术辩证”。所谓技术，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

但1972年年底将至，我们却只知道自己反对的方向，但还找不到《中国科学与文明》相关部分的确切方向。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边散步边进行讨论时，决定忽然自然而然冒出来。我们间的对话照例没有前言、分界、顺序或转折。

“院长，”我说：“为什么你说英国这里的天气很糟？现在已经11月底了，天气还是如此温暖明亮，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自己也知道。”

“这是异常的，”李约瑟回答：“但不会持续太久。”然后他的话题又转回《中国科学与文明》。“就我所知，”他说（大概是我遇见他后第四次这么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一起出现的，整批地来。”

接近他让我获益良多。他这些年来常写信给我，此时让我有机会回馈。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西欧历史是独特的发展，是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同样的，中国的历史也很独特。我们不可能靠四五个注释来证明中国历史是某种‘主义’，把它丢入普遍体系之类的大桶子，然后再拿出来，并宣布中国文明毕竟含有原本相反的特质。”

“我们不可以这样，”李约瑟博士说。当他变得很严肃时，说话照例很简洁。他头脑中的数百根思绪终于构成结论。我记得他在给我的信中强调，不能理所当然以为中国科学是西方模式的失败原型。

“院长，”我说：“我已经看过这两本谈官僚的书，恐怕对我们没有太大用处。他们提到西方世界的经验，说明不能只看到个别案例的
优点。处理这些案例时，必须从类别、群组和类型着手，因为数量相当庞大。这种分析法的缺点在于范围太过狭小，作者欠缺历史的观点。至于另外那本中文书，前言说是受到你的启发，但事实上看不出来。作者的错误在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他澄清中国官僚管理的本质前，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中国官僚主义的历史时点大概介于英国的都铎和汉诺威王朝中间。”

李约瑟博士接着告诉我这位作者的些许逸事，他们如何相遇，他的长相如何等等。最后他问我，我觉得如何呈现《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最理想。我告诉他，在他的卷二，他说中国科学思想本质上并不精确。中国思想家的缺点在于太早下结论，缺乏数理证明就立即跳到绝对真理。在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中，情况也十分类似。中国的成就和问题一样，都在于“过早统一化”。帝国统一来得太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领先时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态读二十四史，也许可以整理出一组新资料，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将自己的历史感发展到极致，不能受到其他学者的影响。事实上，这是李约瑟博士一辈子的写照，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可能，现在仍旧看不出来。

但要把念头转成实际的工作时，以上的建议很可能改变全书最后一卷的一部分，改成对全书本身的专门研究。一开始必须先谈土壤和气候，再来是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朝代顺序。为了符合他自己的想法，还必须重新定义西欧的资本主义，接着才能提到这些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当书付印时，这部分的草稿还没完成。不过，我仍然很高
兴，最重要的资料都已在掌握中，受过院长指导下的某位学者一定能据此加以完成，不会遇到太大的难题。对李约瑟来说，这项庞大工程中的计划之所以能吸引他，完全在于其规模，因为李约瑟虽然喜欢剪下没利用到的纸片，但一生中的写作没有不是从大处着眼的。

李约瑟博士和我决定《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模式后的一年半，考古学出现重大的发现，《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中国不可思议的发现”。在1974年春天，靠近现代西安的公社工人为提高生产力，把骊山的土壤挖得更深。他们偶然发掘出中国第一个皇帝下葬的地方，陵寝在这之前从未出土过。他们挖掘出“兵马俑”。陆续的考古工作发现，真人尺寸的陶俑士兵不下七千五百个，全都配备真正的兵器，战车是真的，但战马也是陶制的。这些兵马捍卫他们主人的遗体，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

当细节陆续公布时，即使是秦代历史的学者也大感震惊。这座地下陵寝的特色在于各方面的完善设计，连细节也很在意。士兵的造型似乎取材自活生生的人物，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他们的脸部表情显示出无尽的个性。他们的发型都一样，但梳理的方式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胡须修剪得很整齐，
带也都打好结。他们的帽子有点状图案，腰带上有金属环扣，从雕刻铠甲的样子，看得出是用皮带来当束带。鞋底还有止滑金属片。从步兵到骑兵，武器都不相同。骑兵肩上没有铠甲，以便在马背上行动自如。军官的装备更为考究。这些士兵或立正，或跪地拉弓，或驾马车，或随整体战术所需就个人战斗位置准备
肉搏战。总之，整个场景创造出一整师的秦国步兵，侧翼是排成队形的战车和骑兵队，随时准备作战。如果现有的展示已经够壮观，专家猜测，在这一师的南侧可能有更多的战马、士兵和战车。或者，更壮观的是，所有兵马俑的各师队可能部署在始皇长眠之地的其他三个方位，也就是已发掘数量的四倍。

这种壮阔雄伟的景观自然会吸引大家对陵寝主人的兴趣。1974年以来，已有数十万西方游客到西安去参观兵马俑。康涅狄格州历史书俱乐部已推出三本和秦始皇有关的书。专制的指控绝对无法避免。《国家地理杂志》中对秦始皇的报道图文并茂，有一则图说如下：

无论是在鞭子的挥舞或长矛的戳刺之下，新政权运用无情的武力巩固皇帝手中的绝对权力。他强征七十万人去建万里长城，以抵抗中亚来的游牧民族。这些劳力将旧有的山间要道连成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墙，成为地球上最长的要塞。为了防御内部的异议分子，皇帝下令焚烧引发争议的历史和哲学书籍，并且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有些被活埋，有些据说竖立在土中，土深及颈，然后再砍头。

然而，虽然有考古证据和相关的中国文献记载，我们却不能导出道德谴责的结论。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我认为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
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以秦始皇的例子来说，在地下坟墓发现整个师的兵马俑，正足以显示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许会哀叹，竟然在暴君遗体附近浪费这么多创造力和心血，其中牵涉到各式各样的迷信传闻，但我们无法不惊讶其组织能力，无论是艺术或实际生活方面。如果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像力，我们几乎可以想像出参与其中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工匠，外加巫人和随扈军官，因为要设计和执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需要许多意见的交流和技术的整合。今日投入心血不够多的工程可能采取捷径，结果就会像俯视亚斯文水坝的巨大努比亚雕像，用尺寸来取代庞大数量；或是用复制的方式，像大流士听政所地毯上长列的步兵浮雕；或是像康士坦丁拱门，虽然很有风格，却略嫌粗糙。总之，即使在帝制的初期，中国就已脱离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模式。更明显的是，秦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法家”，类似现代西方法学中的实证学派，将法令视为统治者的宣告，独立于传统道德和习俗之外。好奇的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野蛮残暴为什么和开明教化并存？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于个人野心，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国家形成初期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秦俑的生动多变让我确信这绝对不是出自奴隶之手，有时反而让我想起在田伯伯指导下的武汉大型壁画。

如果西安的游客、历史书俱乐部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订户也都很好奇，提出类似的疑问，李约瑟博士一定很欣慰，因为在1972年那
个异常温暖的11月天，也就是我们在剑河漫步后不久，我们试着对上述问题提出解答，结果是联署写成论文，其中有些已发表，有些尚未发表。我和院长达成协议，我可以自由使用和我研究相关的部分，但要注明原出处是来自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部分章节。以下大号字段落即代表这个出处。但既然我已浓缩、重述及重新编排这些段落，又加入一些新概念，以下摘要的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高山上竖立若干石碑，碑文见于史书的记载，内容为不断宣扬自己回应地理挑战的成就。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首推联合整治黄河。这里绝对不是重复魏复古的论调。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在20世纪，有数名专家穷尽一生之力，研究中国的水利工程历史。他们对黄河的兴趣集中在治水，而不是灌溉，更不用提勉强符合世界历史模式的大型灌溉工程。然而，这两项主题之间也有关联。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畔的各诸侯国就召开会议，除其他事宜外，还保证不进行妨碍邻国的水利工程。孟子讨论治国之道时，治水就提过十次，显示当时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当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不到一百年。

黄土地带

现代科学家指出，黄河必须通过大片黄土地区，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一百英尺到三百英尺之间，水流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在全世界主要的河流中，淤泥含量如果超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含量就算高了，而亚马逊河在夏季高达百分之十二，但黄河有纪录可循的淤泥含量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有一支流在夏季时含沙量居然达百分之六十三，简直不可思议。也因此，黄河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财产损失。只有一个统合所有资源、同等对待各方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们面临的常态威胁。大自然所加诸的要求，让中国注定早而持久的统一。

十五英寸等雨线

这项要求也因为其他因素而更形强化，因素之一就是亚洲的大陆型气候。翻开中国的气象地图，可以看到所谓的十五英寸等雨线，从东北东部内陆开始，穿过长城中部，弯向西南方，将中国内陆和青海、西藏划分成两边。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大致超过十五英寸，符合赖德懋的描述：“中国农业兴盛，人口繁衍。”相反地，在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被他形容成“在长达数千英里的地带，人们完全置农业于不顾，不直接依赖地表的作物，而是在作物与他们之间插入一个机制”。这是游牧民族的另一种说法。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畜牧经济无法转成农耕经济，反之亦然。

在中国，农业人口和塞外畜牧人口间的争斗持续两千年，留下许
多家破人亡的记录，却没有太多温馨的回忆。这种争斗起源也相当早。早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的浮雕上就出现骑在马上的弓箭手。但后来才发展出“完全游牧”和骑兵战术，并逼近中国和亚洲内陆的接壤地带。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入侵已成为严重问题，因此才会把北方各国分别建造的防御工事连成绵延不断的长城，秦始皇也因此留名青史。国防成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另一项强制性因素。边疆约略吻合十五英寸的等雨线，在整个帝制时期事故不断，成为世界地图上最长的边界线，对中国历史无疑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部分原因可以说是回应这种挑战。

风向图

救援饥荒灾民是任何朝代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国很早就统一的另一个原因，但到最近才澄清大部分的端倪。中国的降雨量如前所述受制于地形，但同样受季节限制。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都集中在夏季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农业因此相当不稳定，因为雨季时的雨像暴风雨一样，也就是说，从菲律宾海吹来的高湿度气流，必须由吹向东部和东北部的低气压中心先行冷却，才能降雨。无数人的生计因此必须依赖环境的两大变数同时发生。气流常常交会，在特定地区发挥威力时，就会产生洪水和泛滥。相反地，如果气流没有会合，就会产生极度的干燥和旱灾。可以理解的是，这两种天灾常常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早期的历史学家并不了解气象机制，在二十四史里预先警告，每六年农作物会严重歉收，每十二年会出现大饥馑。在民国成立前，为期两千一百一十七年的历代记载中，就包括一千六百二十一起洪水和一千三百九十二起旱灾，严重到足以引起皇帝的关切。在帝制时期，平均每年发生一点四二起天灾。

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研究先人的史料。在秦完成统一前五百年，中国处于长时期的自相残杀阶段。原先的一百多个国家逐渐减少成数十个，最后剩下十三个。在最后两百年间，还剩七个大国，后来其中的秦合并其他六国，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规模类似的中央集权运动。当时在各地称王的霸主一心只想提高个人权势，再加上阴谋和家族间的宿怨，似乎是民无宁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无需怀疑，自然力量才是背后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包括连年旱灾水涝引发的饥饿和缺乏安全感。从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
好战者掠夺彼此的作物；破坏互助协议是引起武装侵略的原因；饥荒时停止发放食物会导致战争。这些事件会产生循环累积的效果。比较大的国家援助饥民时比较有效，自然有更多民众愿意追随，国家势力也可能愈来愈强大。因此，早期的统一有气候和地理因素的支持，而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也以象征的方式承认这一点。在铁犁发明后，农业虽然不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却已取代渔猎，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中国必须靠中央集权才能生存。

回顾过去，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确立了无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曾受到异族征服，必须忍受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三百五十年以上，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许多文献支持帝国统治以及人民的调适全都经过更长时间的酝酿。“本质派”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的最重要因素，但至少应以这些外在因素平衡他们的论调。如果汉学家一厢情愿认定，上述几项因素既然只影响历史，就不必再行探讨，这样的想法绝对有害无益。不到十年前，中国报章杂志仍然刊出多篇文章，讨论将黄河河水引入长江这项野心勃勃的工程，目的是重整全国的灌溉体系。白修德形容河南的饥馑是项决定性因素，让他怀疑蒋介石的天意依归，这在之前已经提过。《纽约时报》的罗森塔（A.M.Rosenthal）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旅时哀叹，将大草原的放牧区改为作物区的行为有多愚蠢，因为会对上层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这种动力虽然也反映出毛泽东一心执着于粮食的自给自足，但主要是呼应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徒劳无功，也就是想靠密集农耕解决边疆的问题。有KGB背景的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
所写的书也触及这个问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还写了一篇“有异议的导论”。至于边境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被描绘成丝毫不尊敬文明世界的野蛮人，或是家乡被强权侵略的无助少数民族，等到不再构成对定居族群的威胁后，在中苏冲突下反而变成双方共同猜忌的对象。在此同时，中国的气候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气象地理资料，不列入机密文件，可供学界参考。资料显示，数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省份中，降雨量有时低于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五十，有时又超过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两百，这种现象不断重复，已成为固定模式。这些资料可以妥善利用，例如投机美国的谷物期货市场，或是借此证明，中国势力还不足坐大到成为强权。但本书要读者注意这些现象，却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无论任何时间，只要我们提到中国，就可能被亚洲大陆板块的动力所影响，因此不得不处理规模更大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或是否准备就绪。

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

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以降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想像，在纪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六千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十三万名
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纸，官员必须透过写在竹简上的字来沟通。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

也因此，中国思想家开始强调下列数点：

首先是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较高的生活水准。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础虽然广大，但同质性相当高。

其次是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男性优越、尊敬长者、平民敬重读书人等都写入法规中，其优点就是地位有别得到普遍的认同，社会的赞同更强化王朝的统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残存的效果。

第三点是强调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如果将同样的管理模式应用到美国，密西根可以被视为另一个长方形的州，地图上的海岸线可能被画成直线，就和怀俄明州的边界一样直。从加州和蒙大拿州到华府的距离同样被规定为两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苏里到华府则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登记，而是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由简单算术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人口和当地社群去调适，就像穿上统一设计、尺寸选择有限的成衣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此处也许需要稍做说明。我们今日掌握的几何知识是源于古埃及人。每年尼罗河泛滥以后，古埃及人都必须重新计算不动产的位置，因此必须非常注重精确的细节，但中
国官僚却不必讲究精确。相反地，这些官僚面对问题时，是以抽象来思考庞大的数字，根据他们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

中国政治哲学的第四个特点，和伪装能力有关。这个要素不但对西方观察家是绊脚石，对成长于这个文化传统下的我们也是一大困扰，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释。

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的问题沉重到似乎无法负担，但他们却有一个独享的优势，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员所没有的：中国的地位不具竞争力，不论内在或外在而言。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于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这个信念引入政治时，因人心的狡猾层面而大为兴盛。就本质上来说，通常处理大范围的人类事务时，在真实与激励观众相信的内容之间，很难划出清楚的界线。因此，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人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这样的环境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吓阻追求绝对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玛窦在16世纪的观察：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在一张写实的画作中，明代的宫廷画家将皇帝画成近臣的两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各式各样的虚伪。

此处的解释最无法说服西方的读者大众。“务实派”的学者有兴趣研究法规、人口资料和食物价格等，却常完全漠视思想史。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认为不相干的事，对本身的研究领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事先就拒绝相信，更可能产生很大的风险。相反地，这些学者的批评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可能批评中国在某些方面失败，但实情却是中国无意踏入此一领域，或甚至蓄意规避。采行另一极端也有危险。在目前学院的分科情况下，中国思想家被归入哲学的范畴。为达到深度的要求，讨论通常都超越思想家着墨的实际议题。如果脱离社会甚至语言学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读出柏拉图，从王阳明中看出尼采。但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非常令人怀疑。读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国历史的本质，将会被严重误导。

现代中国成长与发展迟缓，官僚管理要负最多责任

严格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直接比较中国文官管理和西方政府，因为前者已实施两千年，后者的现代化才只是晚近的事。李约瑟博士开始着手分析时，必须始于中国官僚的双重性格，因为对科学的发展同时产生激励与禁止的作用。举例来说，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光辉璀璨的朝代，而欧洲仍然处在最近仍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雕版印刷不但是官僚沟通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有利于凝聚一大群文官的共识，在东方的使用还比西方早一千年，说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从孟子以来的政治经济范围狭小，但不见得显得落
伍，尤其和欧洲文艺复兴前的封闭思潮相比。

但我们如果想用今日的观点来严格审视中国文化，就无法避免以下的问题：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上，中国竟然落后西欧。说来讽刺，失败的源头来自明显的成功。中国政府和社会无法适应环境这一特点，必须往上追溯自很早就完成统一大业。帝制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不同于希腊各城邦、罗马帝国、封建时代的欧洲或甚至德川时代的日本。中国过度强调中央集体与单一的管理，地方机构和民间管理少有发展及成熟的机会。最后中国就像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下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组织结构毫不复杂，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虽然有相反的批评，但官吏对民生的关怀不能说不是真心诚意。在帝制历史中，我们看到积极而持续地提倡农业，几乎已成为永久的政策。在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帝制政府总是忙着从事农业重建工作。土地、种子及牲口都分配给流离失所的人民。新的灌溉工程动工，鼓励人民开垦。有时政府还倡导特殊的农耕技术和改进的农具。但毫无例外的是，目标都是扶持小自耕农，因为他们才构成帝制时代的同质经济基础。保护他们家园的努力有时成功，有时不然。同样的，廉价货币以铜币的形式出现，从纪元前就已开始，一直使用到20世纪。在宋代，每年通常铸印二十到三十亿枚硬币，有一次还创下五十亿枚的记录。但最后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太多持久的商业技巧，也没有太多重要的商业法。无法累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
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我们不需要魏复古博士提出“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二十四史中已有许多记载。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在英国研究中国历史有何意义。我认为搬到剑桥完全是就事论事的安排。有时我发现周遭的稀奇古怪很是可爱有趣。但我不曾察觉，这个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观，而且因此修正我的人生之路。

我记得，1972年初遇李约瑟博士时，他带我去吃晚餐。餐后抽抽雪茄的他带我参观院长室，我们谈了一回后，转到K-1研究室，他给我一串钥匙，简介他的归档方式和书籍在书架上的排列方式。等到谈话告一段落，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他陪我去市场坡等公车。我们互道晚安，我自然而然伸出手来想握手感谢他，但他却显得不太自在。

“我们这里一年只握一次手，”他嘟囔着道歉的话：“剑桥显得很正式，但其实一点也不正式，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后来我们和隔壁家的美国夫妇比尔·奇恩（Bill Keen）和莎莉·奇恩（Sally Keen）讨论这件事。他们比我们早来一年，他们也同意，英国人对握手的态度显然比我们认真。李约瑟的说法清楚显示，握手带有仪式的作用，不能漫不经心去做，身为院长的他也无意破例。

和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我们觉得这类习俗很有意思，有时感到困惑，有时甚至哑口无言。坐在K-1的我有时不禁想到，这个地方实在很奇怪。学院的内门又厚又宽，石阶因为多年使用而出现了细槽纹。
整座学院半像修道院，半像现代化的商业办公室。K-1还有一个小房间，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一张宽不及三英尺的床当额外的书桌使用，置放一些新书和期刊的抽印本，空间还没填满。卧榻和周遭环境显示，早期修道士在此起居时，过着简陋的生活。在另一边，面临国王大道的楼面设有承溜口，承接屋顶的雨水，避免直接流到墙壁上。在屋顶上飘扬着凯思学院的院旗，旗上有黄、绿、黑三色的盾徽。但越过K-1后，走到院自治会秘书办公室中，可以看到电动打字机、对讲机和复印机。从建筑的一侧走到另一侧时，有时会觉得石阶仿佛带我穿越数百年。

有人会说，将对比加以混合就是剑桥的特色所在。就我的观察，此地炫耀招摇的明显迹象首推学院的晚宴。集合在食物之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交功能，剑桥恣意强调此一功能。在凯思的每一学年，每位研究员至少要有一次受邀参加院长的自助餐宴，他们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每位大学生则在求学期间要被邀请一次。有时李约瑟博士和夫人花很长时间做最后的润色，将外来的访客列入来宾名单中，人数想必超过两百名。他对我解释，学院款待宾客的预算相当充分。自助餐宴每学期都办一次。此外，院长还举行正式的夜间派对，欢迎来访嘉宾。无论是自助餐宴或正式晚宴，食物都属一流。餐具全都纯银打造，餐盘印着学院徽章，金边闪闪发光。桌布刚浆洗过。葡萄酒的供应源源不绝，让我想起早年在东京的外交使节团。院长的管家同样穿着正式，像木头般笔直站着，宣布“晚餐已就绪”时，让人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完美的演出。

剑桥的气氛在黄昏时最容易感受到。教堂钟声响起，穿戴方帽长袍的研究员和大学生穿梭在巷弄中，急着赶路赴约，中世纪的氛围在薄暮时刻完全显露无遗。要欣赏剑桥的风格和水准，你还可以观察任何学院的门房。他们总是穿戴深蓝色的厚重哔叽西装，胡子刮得一干二净，全身修饰得一丝不苟，皮鞋闪闪发亮，简直就是自成一格。他们显得如此尊严气派，让你不禁迟疑，不敢开口请他们替你提行李或叫出租车。

但剑桥也有另一面。凯思学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而且还相当资深，平日以小摩托车当交通工具。他到达学院时，头戴安全帽，脸上架着护目镜，工作手套直抵手肘，裤脚反折，让人很容易颠倒他的职位，把他当成仆役。我们把K-1和K-2纯粹当研究室使用时，也有人把类似设计的房间当套房用，吃住、工作和召见学生都在同一个地方。在观光客看不到的走道上，有时可以看到脏的床单和枕头套，等待女佣拿去送洗，有时则是空的咖啡壶、装着碎面包屑和蛋黄痕迹的盘子，等着被送回厨房。

即使摆阔，剑桥事实上还是受到不景气的冲击。教职人员的薪水和津贴无法随着通膨的速度调高。我们眼见教授穿着磨损的衣服，衬衫的领口都磨坏了。我们和任教职的邻居聊天，他们设法了解美国和加拿大的就业情况。有些学者已经搬走，他们并不是急着舍弃工作，以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在英国很难让他们达到收支平衡，尤其子女还就读私立学校。

如果这一切都显得矛盾混淆，我们还没探究到背后的组织架构
呢。我们像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何谓学院，何谓大学，两者有何关系等等。我刚到剑桥不久，就问过李约瑟博士：“学院是什么？”

“基本上来说，”院长只是简单回答：“学院是宿舍。”

但这个答案只对了部分。学院不只是宿舍，还是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学院是自治体中的小自治体，拥有不动产及股票，研究员（有些还是终身任命）有权领取收入的“分红”。研究员是导师、是研究人员、也是行政人员，他们是大学的“主要劳力”。顶尖的人员则被称为“特别研究员”。学生并不是由大学给予入学许可，而是由学院筛选、面试和认可。许多相关资料都见于《剑桥大学手册》，我们到时已印行第六十二版。但印在纸上的一行铅字照例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在凯思学院，我必须亲眼见到学生在办公室外等待面试的紧张模样，才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

另一方面，就整合的机构而言，大学简直不存在。大学本身甚至没有大礼堂，大聚会就使用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大学任命教授、设立学系、充实实验设备、举办综合演讲，以及管理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所有人员和单位都散置在大学城的各个角落。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一致的标准。学生可以经由和导师的讨论，选择大学开设的任何研究主题，但只有大学能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学生获得学位前，必须先通过大学主办的“优等考试”，内容和所选课程息息相关。所有课程和学分规定的问题就此定案。

如果游客多花一些时间研究剑桥的历史，就会发现，学院初设
时，事实上无异于托钵修道会。有时学生穷到必须上街乞讨食物。但后来学生也一度非常富有，连当他们家教的特别研究员都因此很有钱。方帽长袍是今日学界的制服，但事实上代表的是现代改革，希望恢复古代修道会时的风格，因为其间学生曾蓄须、带长剑、穿军服，不一而足。剑桥也不是始终如此保守。它的现址是怀抱远见和雄心的人所创设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执行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纪下令整修国王学院的用地时，无数房屋被拆除，干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剑河的路要重新规划，让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点装货卸货。年轻有为的创办人主持破土大典后才八年，国王学院礼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栋崇高的建筑，发挥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还无法加以取代。后代的学者必须接受早期建筑设计的左右，因为先人宏观的视野难以轻易抹杀。

我于1972年到1973年卜居剑桥期间，三个学院——克莱尔（Clare）、国王（King's）及丘吉尔（Churchill）——已经决定让男女同班。这是比乍听之下更具革命性的举动，因为正如李约瑟博士所定义的，学院“基本上来说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个学院——葛顿（Girton）、纽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经决定只招收女生（现在仍是）。凯思学院投票决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期间，院自治会开始有学生代表，是数百年来的空前创举。“我很担心，”院长对我透露改革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他们也许有不当的举止。但后来一切顺利，他们穿戴方帽长袍，相当自制。”这个一度被视为极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说出这番话。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结论？这许多矛盾背后有何逻辑可言？为了概述局势起见，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和美国的大学院校相比，剑桥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剑桥历史悠久，因此有权追求大半由自己决定的方向，当然也不能过度强调这种理想状况，因为剑桥本身毕竟仍面临严重的问题，起因于规模的膨胀和财务吃紧。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规则在没有修改前一律有效。这种双重性质让剑桥可以务实到极点。过夜的游客将发现，我们在历史书中读过的许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处，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纪律，爱德华时期对阶级的自觉，有时又穿插着费边学社的社会主义路线。时期更早但无伤大雅的是许多中世纪的流风遗绪，马克思主义分子无疑会称之为封建残余，事实上也没错。

但英国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外框，反而存在于社群生活的关节纽带之间。保守主义之影响触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调更为鲜明活泼。保守主义成为价值观的宝库，推动过渡时期圆满顺利。在这样的气氛下，学者所享有的行动自由相当充分，有时还大于美国的同行。这些规则即使显得随心所欲，但数量却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剑桥的各学院还有一大优势：公共任务大都由大学来执行，各学院就可以发展各自的特色。由于有二十三个学院和更多的科系，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稳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权得以确保。不过，深思熟虑的观察家却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各学院必须维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会发生认同危机。

抱怨无可避免会常出现。如果特别研究员身兼政府或产业的顾
问，可能被批评为出售学术地位。如果他们不关心钱的问题，又会被指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体来说，英国学界设法让他们的研究单位像知识分子的共同辖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美国大学通常比较像工厂，太注重大量生产、规格化和创造可以交换的零件。英国的汉学家人数不及美国，但却没有公然表示关切：学习亚洲语言只是为了亚洲的战略价值、中国历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诠释。崔瑞德在剑桥担任中文教授时，他就成为整个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对大学生开讲语言课程，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班学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认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专家，但他可以指导清代社会史的论文，甚至民初时期的军阀现象。教授是终身职，即使他的领域只有几名学生，也不必担心地位会岌岌可危。只要大学生能设法通过优等考试，就不必被迫听教授上课。就美国的观点而言，李约瑟博士的例子一定显得非比寻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学家的训练，大半辈子却忙着写中国历史的书。事实上，就我所知，还是20世纪单一个人所进行的最庞大工程。而他却从来不曾担任过剑桥的教授，也不曾待过剑桥的东方学系。

于今回顾，客居剑桥的这一年间，李约瑟的大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事实上其中毫无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释剑桥本身的矛盾：一个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学城，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多具备原创力的思想家。原因相当简单：学者照理应当加强自己的纪律，而且毫无疑问是属于传统类型的纪律，这样他们才能熟悉最基础的工夫，直到熟透为止，就可以逐渐发展不合常规的作为，借此打破传统，设定自己
的标准，展望未来能有所突破。相对于美国汉学家的惯例而言，英国学者有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学者虽开口闭口谈学术自由，但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却深深觉得，绝对不能尝试前人没试过的事。在英国的制度中，你几乎可以尝试任何事，但不能与传统对立。不过，如果你言之有物，传统是可以修改的。

在剑桥研究历史的另一项微妙优势是，这个大学城本身就住在历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说的，“一个由短暂零件组成的永恒实体”，这个大学社群比较愿意考虑时间的纵深。我后来向此地的几位朋友提到，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可以当成一个单位来处理，没有人大吃一惊。李约瑟博士就已做过类似的事。他研究中国科技的各种层面，时间从公元前绵延到最近数百年，并已来回往复推究数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夹了各种颜色的纸片，是数十年来的钻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们在剑河散步时，我终于向他建议，为了总结最后一卷的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他或许应该研究主要参考资料。我犹豫了一阵子才提出建议，因为多少有些冒进。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处理次要参考资料，包括相关主题的一些已出版资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线索”及建议。想法相当多，但没有一些包含足够的资料，足以证明中国数千年来为何和世界其他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我提到我们应重读二十四史时，他非常高兴。“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资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后，我才了解，这个决定影响我有多深。

中国的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可以说是由八或九个主要朝代、数十个小朝代所组成。二十四史并不是一本论二十四个朝代的书，而是二十四本不同的著作，有些将数个朝代合并讨论，有些彼此间的年代重叠。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并没有包括在内。这些作者大体上受限于在现代之前的观点，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本书是已经编辑过的主要资料的合集，因此向来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基础中的基础。书的总厚度大到令人生畏。李约瑟的殿本可以塞满一辆轿车。我回美国后，买了一套现代重印版，共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分成两百三十三册。

我还没有从头到尾读毕二十四史，也不建议现代学者如此做。在早期史书中收纳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但只强调现在很难站得住脚的主张：历史应该广纳所有知识（就技术上来说，现在绝对不可能做到）。史书中对无数贞洁妇女的描述，只会对研究特殊层面的社会历史学家有意义。史书中的词汇、参考书目和时间表呈现古代中国学者特别形态的有条不紊。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能研读。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页数应该撕掉。

运用这一大堆资料时，还有另一条捷径。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其中通常会涵盖一两个朝代。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对明代的知识也让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断。我希望借此方式在绵延不断的海岸线上建立一些滩头堡，逐渐将据点相连结，持续往内陆推进。

此外，二十四史中还有十二篇所谓的《食货志》，指点出影响民众
生计的政府财政。这些食货志的水准不一，其中还包括很多错误的描述。但据我所知，唯一研究这十二篇食货志的中国学者李剑农教授，曾出版一本选集，共分三册。他的方法是老派作风，没有系统，不过对后来的学者来说，仍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在这十二篇食货志中，经过注释翻译的部分包括英文的四篇、法文的一篇及日文的一篇，崔瑞德教授的唐代管理专书算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税制专书也可以算是属于这一类别，涵盖的明代刚好有和田清（Wada Sei）教授的日本翻译注译。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出一条小径，只要把现有的地点和路径相连即可。

在剑桥的其后八个月，我就进行这两件事：将滩头堡连成一线，并且在丛林中开出一条小径。研究报告放在李约瑟的档案中。但我回美国后，也重新检视对二十四史的研究发现，试着简化观察所得，以便将讯息传递给一般读者。我的心得包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中国由于很早就统一，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佃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出背后的强制性因素。然而，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八到十页，我将依帝制各朝代顺序解释此一立论。由于我的个人经验（见下两章）及在《纽约时报》读到艾德温·麦克道威尔（Edwin McDowell）的《新闻检查可能采取间接的形式》（Censorship Can Take Indirect Forms），我必须和读者共同破除一些错误的念头，才能推广以上的概念，原因不只是在于意识形态，也在于技术层次。我的方式是直接引述古籍以建立主题，这已经引发许多汉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坚守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途径。

不消说，他们虽然建议我应该延后我的综合方式，但我深感不耐，我们的等待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握有相当重大的信息，需要直接呈现给读者大众，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英国或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扣留这些资料，会有何种后果？一般大众对中国的了解将因此源于其他简化的概念。我们可能受到引导而相信，发生在中国的是一大阴谋，或是中国人民并不理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书报杂志和公开演讲的内容都来自于这些假设，事实上反映的是挫败主义。一旦接受中国是“神秘”或“谜题”，这些作者和演说者就不会再进一步深究这个国家和人民，只会依自己的个性和冲动来写作或演说。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半个世纪的不理性，即使某个社会因为已和全世界脱节太久，在特定时点可能显得非常笨拙。悲剧在于，伤害会加诸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对外国贴上诋毁的标签，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我们可能从似是而非的假设中订定错误的政策，受的伤害反而更大。即使现在不必付出代价，迟早有一天要面对。

我的诠释方法可以说是“事件式”。如果我只提出一面倒的证据，
预计会造成扭曲，这样的方式就不可行。但就目前的例子来看，并非如此。这些事件其实是主流历史中的突出事件，却被过去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具备我们的后见之明，因此无法停在适当的段落，找寻更多的相关线索。就历史的诠释而言，没有比这些实际的史料更有效的工具。

毫无疑问的是，卜居剑桥这段期间，更强化我拓广中国历史架构的决心。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历史学家有何科学工具。在凯思学院的K-1工作时，我明白座位后方的墙壁已经历数世纪的兴建和修补。如果有必要解决争辩，不难想像可以移走一、两块砖，或至少刮除其成分，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像我这样预计在此地停留一年，以便进行研究和提供咨询的个人，对这种建筑细节真的感兴趣吗？对我而言，只要了解剑桥的建筑是新旧砖石相叠就够了。或者，我应该完全不去管大学城的历史，等到介绍二十三所学院个别历史的完整书籍出版再说？当然不可能。我必须让自己随时能接纳重大讯息，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会影响身为访问学者的我。在过程中，我必须提醒自己扩大自己的视野，准备吸收新经验，先前的信念也可能因此改变。如果我来此地前就已认定：剑桥保守（或进步），李约瑟随俗（或叛逆），我很可能只累积选择过的印象。如此一来，无论从砖墙中敲打出多少样本，无论我的红外线视力多么具穿透力，仍然可能得到扭曲的结论。

我观察帝制中国也是同样的方式。首先，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并了解与时事的关系。以
下即简要概述我认为重要的特定事件。我必须承认，在我到剑桥之前，并没有太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故事，当时我已经对数十万人次的大学生讲授过中国历史。因此，如果专家拒绝暂时搁置他们狭窄的兴趣，读者不可能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些知识。当然选择重点反映作者本身的兴趣。因此我交待自己的背景，其中包括我的性情及冲动，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帝国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在我对中国帝制史的概述中，为求方便起见，三个大段落可以被称为三个“帝国”，彼此之间有极大的差异，但又具备上述的共同特征。

从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可被称为第一帝国。此时的官僚统治还没有脱离贵族的色彩。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启动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满足，全国隶属帝国的治理之下。政府所积极倡导的社会秩序，是以质朴简单和家庭凝聚力为基石。帝国毫不留情地执行权力，但创造出国家崇拜，认定儒家伦理合于自然科学的天理，两者都很可行。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也就是说，人数庞大的农民由数目众多的开化官僚来管理。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两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团，先当宫廷守卫，学习应对之道后，再分配到政府单位任职。

这个制度最大的弱点，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止或甚
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大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更透过察举和宫廷保持内线联系。他们在乡间的影响力大增，侵蚀地方政府，逐渐撼动中央。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然手段。私人讲学吸引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设的太学更有三万学生入学。对国家来说，这并非福气，反而有些尴尬。

公元200年，发生了一场大战，开启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武装冲突。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七世祖袁良以易经专家起家，因此赚了一笔钱。他曾在朝廷担任太子舍人，后来将专业知识传授给孙子袁安。袁安由于具备学术地位和正直的名声，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兴兵时，门客和属下据说组成近十万的大军，但数目恐有夸张之嫌。军粮必须动用一万辆车，从中国北方运送南下。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以王朝的保
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祖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对政府的侵蚀早已进行很长的时间，一旦不再假装服从中央政府，一切全都解体。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边疆的防御线长达数千英里，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晋代曾打算复兴帝制，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期间长达三百五十年。

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

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并不是第一帝国的延续。在数百年的扰攘纷争后，入侵中国内部的游牧民族已经被汉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断绝，仍然保存在农业社群里。但帝制的复苏仍然面临无法超越的困境，帝国必须将庞大的农业人口置于中央集权的管辖之下，但又无法容纳中间阶层。许多不可能的任务是由鲜卑种的拓跋氏带头，最后拓跋一族成为隋唐的先驱。拓跋氏在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地点在今日的山西省。他们在游牧地带俘虏许多游牧民族，并有计划地消灭这些部落的首领，强迫其余的族人当农工。拓跋氏逐渐建立适合农业官僚管理的国家。他们军事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时，就把制度应用到较广大的地区。他们雇用个别汉人当顾问，异族通婚自然而然产生。但新兴的国家必须防止
游牧贵族和汉族精英势力窜升，后来隋代能在这方面成功，开国君主的精明干练是主要原因。他是混血儿，性格神秘，成功降低两种势力的影响。

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国可以说是结构严谨，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法规据说都符合整齐的数学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统治时，所有户数都以五为单位，以利行政管理。农业土地号称是由国家拥有，由身强体壮的人轮番耕种，但这些人同时也要服军役和缴税。只要上层的官僚可以顺利解释制度，就不会强制底层严格遵守法令。现存文献显示，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官员极力调适内容来符合形式。在中国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经济缺乏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法规还勉强可以执行。至公元780年，唐代才将早已不可行的土地分配计划宣告无效。其后私人拥有土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然而，第二帝国时期却是中国文明辉煌灿烂的巅峰，创造力达于鼎盛。汉代实行察举制度，隋以科举考试取代，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此有助于社会流动。再加上复制佛经的需求及中国古籍的普及，终于导致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多样化、城市化的范围扩大及水路运输的空前利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人口中心已从北方移到南方。种植稻米有利小户人家，上述因素永久改变中国社会的性格。社会更为繁荣，也更为庶民化。

到了宋代，中国的农业官僚面临组织现代经济的能力考验，因为大量的现金和商品源源不绝流入政府的财库和仓库。宋的开国帝王是将军出身，决定驱除长城以南非汉族所建立的半汉化国家。宋代意识到本身掌握的经济实力，所征召的军队人数逼近一百万。政府积极提倡贸易，注重军事技术。官吏薪资之高，可说空前绝后。在许多方面，朝廷在公共事务扮演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宋代似乎有能力创造中国历史的新局，甚至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将11世纪之初形容成“中国早期的现代阶段”。

但开国君王的美梦没有实现，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复。相反地，宋代和“蛮族”竞争时，反而被迫南迁。宋代三百多年历史的特色是，战场上一再惨败，又以最屈辱的条件议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事居然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朝代。除经营矿区和铸造金属货币以外，宋帝国还发行纸钞，规定盐、茶、香料及明矾由国营专利，将酿酒业视为特许业，控制内陆、边疆及水上交通，并掌握部分货运。和尚道士必须缴特许费用，徒刑可以易科罚金，这些都是行政收入。当
代的资料宣称，其土地税收为唐代的七倍，其中包括谷物、贵重金属及纺织品，数目惊人。在11世纪，国库仓廪满溢，必须再加盖新建筑来容纳税收。今日美国大学生所使用的标准教科书指出，在1021年，宋代政府的岁入超过一亿五千万贯，一贯相当于一千枚铜钱。根据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盎司的黄金，换算成今日的币值，相当于六十多亿美元。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现代教科书很大方地称呼当时为“进步经济”及“商业革命”，但这些标签全都贴错了。如果实情真是如此，世界历史绝对会大异于今日我们所读的内容。国库的数字来自无数地方单位及仓库的流水账加总，总数不可能达数十亿元之谱。没有一个民间单位有能力汇出上述资产的几分之一，因此国库的物品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大批运送。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在20世纪，中国的统计和资料处理能力仍嫌不足，更不要说是11世纪。即使是现代学者啧啧称奇的运输和通讯状况，也只限于临水的大都市。如果那些读者深入内地，或是到大战开打的地区，可能会大感意外，就像我1941年到云南的十四师报到一样。

就本质上来说，这些设施不只是器具和传输设备而已，他们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在银行和法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其后则是社会习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

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况，还包括中国现代的问题。1069年，王安石成为御前顾问。当时军队和官僚人员不断扩充，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面临这个不可能任务的王安石，建议将政府财政商业化。国库物资闲置无用，不如加以流通获利，如此国家岁入增加，但不必加税。

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青苗钱”。无论是宋代或后来的朝代，众多小自耕农都面临每年农耕时的贷款问题。他们通常向族人预支现金，但利息贵得离谱。王安石计划让政府在春季稻苗青绿时提供贷款给农民，秋收时农民再还贷款。借期六个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依当时的乡村标准而言并不算高。

这个实验在各区的成果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却是失败之举。当时缺乏服务单位，计划无法有效执行。个别农民无从申请贷款，政府无从调查申请人，担保品无从设立，欠债时也无法没收担保品。批评家指控，大多数的地方官就把钱全部发放给地方人民，不管他们需不需要。邻居基于连带责任，必须被迫彼此担保贷款，就像彼此担保税捐一样。青苗钱的来源是地方政府稳定食物价格的储备金，并非每区都有足够的现金。但所有地区都规定配额，必须缴纳一定的青苗钱利息。至少有一名官员向皇帝报告，大肆宣传的贷款其实并无其事。这位官员指责，钱并没有真正贷款出去，但人民还是要缴税，等于是在正常的税款外又额外加税。另外一个衡量这个计划成败的方式是政府财政的反应。如果成功提供贷款给农民，利率应该逐渐调降，不可能长期维持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情况不禁让人起疑，整个社会的农
地盈余是否足以支撑此一计划。

新政的其他内容也同样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将人民缴纳的物资重新出售，却无法吸引民间的商人。由于缺乏法院的保护，这些商人担心，政府代理人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没收之实，以弥补预算的漏洞。官员必须亲自在城里买卖商品时，趸售商和零售商全都无法生存，最后再也没有公平价格这回事。因此新政白忙一场，在乡村里鼓吹货币经济，却抑制城市里货币的流通。

由于王安石和政府的关系，让儒家学者转而成银行家。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必须给予市镇特许状和使司法制度化，才能产生民间的对等单位，便于商业来往。但显然这些措施势必连根拔起帝制中国的根，也就是说，数千名识字的官员以他们的正义感和善意加诸千百万农民身上，以维持秩序。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革命的眼光，无法跳过一千年的历史，但他仍然造成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实施后再撤回，后来又再实施，结果导致在朝的官员分裂成派系，技术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

宋人在12世纪初被赶往长江以南后，王朝所掌握的资源仍远多于北方的异族。在经济上较进步的国家无法动员本身，以打败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就此成为一种模式。由于印刷术发达而产生的流通票据，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率节节上扬，财政运作愈来愈困窘，短缺和脱节成为常态。南宋种种情况不如人意，让我回想起在国民党军队的悲惨经验，两者原因相同。在乡间实施大规模的货币运作制度，却缺乏司法督察等城市才有的服务，后果可能惨不忍睹。相反地，北方入侵的国
家满足于只及于基础的简约管理，因此可以依需要当场运送人力和食物供给，即使必须在显得落后的地区运作也无妨。女真族是例外。他们成立金这个异族王朝，占领北宋的首都后，反而崇拜起被消灭的对象。金也建立自己的农业官僚体系，模仿宋朝的财政制度。在金被蒙古人吞并前夕，其纸币的通货膨胀率创下六千万倍的历史纪录，连创立这套制度的汉人王朝也望尘莫及。

第三帝国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

在大历史中，元代这个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反映征服者的困境：既不愿完全遵照中国式的官僚管理系统，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管理农民数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史料显示，元朝一方面听从维吾尔族顾问的建议，努力掌握财政的实际面，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求汉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税率，推行“农业第一”的政策。中国北方的管理方式显然和南方大不相同。税法的规定一再修改，无法符合实情。

第三帝国的主体包括明朝和清朝（1368年到1911年），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政府依赖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毫无疑问的是，官僚制度针对的是一般而非特定的管理。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刻一一退却。明代发行纸币失败，其后五百年的政府因此缺乏货币管理工具。明代有意创造特定条件，让中国更加成为村落体的大聚合，清代虽加以修正，却不曾大幅修改这些条件。整
个国家因此内向而不具竞争力。只要想到中国即将与西方产生冲突，就会觉得，中国此时退缩回简单一致，在时点上非常不智。局势需要进行调适时，官僚却最无法调适。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时，他们却永远处在自满的状态中。

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税法和政府财政方面，明代帝国将自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中。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有所变化，需要一连串的预算调整，但明代却无法回应需求，导致改朝换代。但我如果将明清两代和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相比较，结论将大为不同。由于各朝代无法未卜先知，只能尽力避免前人的错误。接受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后，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长期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事务。

1973年以后，我们又造访剑桥三次，分别在1974年秋、1975年夏及1978年夏。1974年是我留职留薪的休假年。我们几乎用光积蓄，将
旅程扩展到欧陆，包括科隆、波昂、法兰克福、维也纳、萨尔斯堡、茵斯布鲁克、威尼斯、罗马、拿坡里、庞贝、日内瓦、里昂和巴黎，最后才回到英国。我们不曾后悔这次欧陆之行。旅行时，一定要抓住立即的机会，因为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我们不知道这趟旅程对杰夫有何长期影响。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充分的教育机会。不久前富路德博士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的不安。他说，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我们看到莱因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他的意思。“看，每两三英里就有一座城堡，”格尔说。也许没有那么多，但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牵涉到深厚的战士传统和私人形式的政府。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想像出其运作方式。正如卡尔·史帝文生（Carl Stephenson）所说，谁控制山顶，谁就控制底下的山谷。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中央集权是主调，公共部门是政府的重心，官吏建造庞大的城墙，打算以全部人口抵挡敌军的围城。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

在成堆的砖石前，很难主张某一方的道德比另一方优越。如果一定要谴责，对象应该是人类共有的好侵略天性和好战倾向。观光和大历史一样，可以穿透许多扭曲的诠释，带我们更接近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此我们相当羡慕能亲眼见到西安兵马俑的人。这些人俑清楚透露，中国的中央集权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分权。由于两方都受限于地理和相关因素，其实没有一方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封建领主以城堡
巩固地位时，同时也授予市民自治权。他们无法预知，我们今日所知的公民自由就此埋下种子。中立的观察家可能指出，到唐代或甚至宋代，中国统合的司法制度胜过封建欧洲各地零散的法庭。在当时的欧洲，国王和贵族间的僵局必须由法理学专家来仲裁，地牢及用严苛考验来判罪也是当时的产物。但现代的司法独立和陪审制度却脱胎于中古欧洲，而中国今日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近似唐代和宋代。如果历史是科学，和其他分支不同之处在于，历史直接牵涉到时间，只有天文学有类似的状况。

英国没有很多山让游客锻练脚力。便利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可以在半天内开车抵达。如果你参观雀兹渥斯屋（Chatsworth House）或隆利特屋（Longleat House），你可以亲眼观察昔日私人所控制的农业财产。在伦敦北方有一个小村圣阿尔班斯（St.Albans）。从历史上来说，这个小村可以说是埋葬英国庄园时代的地方。我们得知，在黑死病之后，整个地区人口大为减少，剩下的农奴就摧毁庄园纪录，因此得以解脱农奴的身份，重获自由，而且逃过惩罚。但今日整个区域都已都市化，小村庄几乎为大都会的一部分。剑桥西方约二十英里处，有一个村落圣尼欧兹（St.Neots）。这个地方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算是英国现代内陆贸易的摇篮。在伊莉莎白时代，一位地方乡绅了解此地的重要战略位置。他清出一片地，设立谷物市场，开始向商人收取摊位税。事实上他无权征税。但市场就坐落在乌斯河（Ouse River）上，到邻近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从贝德福郡（Bedfordshire）各地、封廷登及剑桥来的大麦农人照样付税金。最
后这个冒牌货还把他的“权利”出租给下一个企业家，自己就退休了。这个案例证明，资本主义不需要经过阶级斗争也可以取代封建主义。在这个例子中，一位有远见的冒险家可以善用旧制度涵盖不到的空间，在其他人还没发现前捷足先登。这起事件还说明，私人管理如何侵入公共领域。李约瑟博士和我得知此一掌故后，他就载我到圣尼欧兹，两人仔细研究这个地方。院长站在乌斯河边，听任夏日的微风吹乱他略长的华发，动也不动。他站了很久，凝视着河水，陷入深思，仿佛等待另一艘谷物船开过来。

我们为何对西方的发展如此有兴趣？原因还是和我们对中国的兴趣有关。我们两次约略爬梳帝制中国历史，一次是为了土地租约，另一次则是货币管理，因而发现，中国非常强调大规模公共利益的基本项目，甚至仰赖简约设计和做假，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体系。就历史背景而言，无需多做解释也可以了解，中国完全错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但正如霍莫·达布斯的讽喻所显示，我们无法证明鬼并不存在。为了证明中国所欠缺的内容和过程，我们必须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地方研究其成长和发展。我们朝这个方向寻找资料以满足好奇心时，发现许多让我们迷惑之处。

如同墨利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在这个题材上的现有文献可分成三大派学说。一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正是差异所在。以前是农奴在农地里辛勤工作，但后来变成产业工人出卖劳力给工厂老板。第二派学说是以马克斯·韦伯和通尼为代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宗教有关。新教激励资本主义者的
精神，心理的提升又创造出新类型的文明。第三派学说没有特定的代表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经济。陶蒲认为，最后一派最没有说服力，因为如果采纳上述定义，事实上可以包括最原始经济以外的其他所有经济体系。

李约瑟博士和我认真检视这些资料，翻阅所有可以看得到的相关书籍，但没有一个单一文献符合我们的需求。举例来说，马克思处理历史的方式太过格式化，甚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难自圆其说，例如：现代中产阶级社会是“滋生于封建社会的废墟”。单是这个句子就让我们分心，无法专心研究介于圣阿尔班斯和圣尼欧兹事件的两百年史事。如果我们承认中产阶级社会取代“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的确是“很快的发展”，同样无法解释雀兹渥斯屋和隆利特屋的前因后果。我在学生时代曾读过韦伯和通尼，发现他们很具启发性，这看法迄今不变。但历史的概念主题并非将突出事件加以摘要即可。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无疑有所贡献，但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起因或独一无二的因素。资本主义早期的提倡者来自意大利的城邦，他们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荷兰早期的喀尔文教徒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两派学说都因为过度执着信念，而违背我们发现事实的目的。他们无法让我们的眼光踏实。他们在解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源起前，就开始进行道德分析。因此，虽然陶蒲警告在先，我们还是要从第三派学说着手。由于我们已相当了解中国经济史，具备的优势大过先从西方经验起家的学者。我们知道，使用货币不一定导致货币经济。就像中国的宋朝，许多货币以双边流通而非多边流通，
但并不具备货币经济的特色，更不用说将中国提升到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这番寻找带来挫折又有趣的经验。例如，我发现许多马克思学者不曾读过《资本论》的第二部。如果他们读过，写出来的内容会大为不同。即使在剑桥，也很难找到《资本论》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译本。后来我从当地书店买到一套，是从苏联进口的。我也觉得韦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很有意思。有时他像是画家霍加斯撰写内容一再重复的散文，有时又像萨克雷厌倦写小说，改行写起非小说。

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不过，布罗代尔教授对中国的相关情况理解错误，史景迁教授已于《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但这和本文主题无关。）我对他的“总体历史”只有两点反对意见：首先，他详尽列出历史事件，却忽略时间的先后顺序。其次，他的重点放在欧陆，不同于我的观察。我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海洋文化。举例来说，即使根据布罗代尔的上述标准，资本主义在法国生根的时间也远落后于英国。

我们在这个主题断断续续努力数年后，决定发表研究成果。李约瑟博士和我再度联名发表专文，是篇简洁的两万字概论，注释有两百六十八则。为了准备这篇专文，我们参考八十二篇著作，其中大多数是专家写的专论，其中有许多分成多册。无可避免的是，这篇文章可
能招致批评，说我们找来这么多次要参考资料，只不过是说明门外汉的观点。但如果此文可以达到填补知识鸿沟的目标，我很乐意被指责越界。以李约瑟对西方的认识，在发表文章前，他还是请多位这方面的专家来阅读草稿，其中有一位是计量经济学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开门见山地提出观察所得：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项运动，具体且无可逆转，有时间表可言，从世界地图上也可观察出前进路线。我们同意，为了让资本主义运作，社会必须体认到，财产权是绝对而至高无上的，凌驾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就技术上来说，资本主义牵涉到将商业法应用到农地的运作，以致全国经济的所有层面都能相互配合，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在种种条件之下，这个运动势必起源于近海的小国家，之后才拓展到大国、内陆国家和传统色彩较重的国家。

这个见解让我们观察到，意大利的城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威尼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帝国和教廷的冲突造成权力真空，让威尼斯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陆地上的农业收入向来不曾成为经济的主体。由于城市里的水是咸水，大规模的生产并不切实际，但相当有利于打造船只。城里的贵族纷纷领年金而退休，而奴隶和移民劳工可以解决劳力问题。威尼斯还能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一位现代作家称威尼斯是“没有领土的城市……政府是股份公司，总督是董事长，议会是董事会，人民则是股东。”这个城邦不需要努力面对教会法庭、领主权利、商业同业公会、君权神授、不成文法或甚至议会代表制等问题。它只要遵循自然本能，就可以成为横行海上的商
人。货币管理是特色，也是业务，而两者都需要资本主义化。但正由于缺乏生产基础，这样的资本主义无法持续。威尼斯注定只能称霸一时。

北方的文艺复兴取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荷兰也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先进的贸易国家。宗教在此地成为争议所在，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盛行，资本和技术劳工被迫流向尼德兰。尼德兰接受挑战，善加利用这一事实。除保险、银行和运输业以外，他们还长于冶金和布料产业。香料贸易的管理更接近于垄断的地位。农业部门和经济较为进步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必须靠邦联和地方自主权来加以化解。荷兰一地的人口就占全国三分之二，独立后更贡献全国岁入的四分之三。事实上，荷兰原本是独立的城市，和其他市镇结成永久的联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家愈大，农业的比重愈高，问题就愈复杂。紧接荷兰之后，英国也符合上述标准。英国的财富和土地息息相关。英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羊毛。食物有时还要依赖进口。现代化肇始之初，国家必须进行重整，以便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地中海国家称霸的巅峰期，伦敦伦巴德街上的意大利银行家简直自成租界，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这些银行家提供羊毛生产所需的融资，预先借钱给生产羊毛的牧人，资金来源则是准备汇回罗马的什一税。到13世纪，英国才开始进行外贸。然而，数百年后，英国仍然落后荷兰人和德国人。直到18世纪，伦敦的保险公司才取代荷兰人，开始承保自己国家的船运。这些发展不免排挤古老的英国土地租
约和传统的不成文法。传统不利现代商业交易，而且也是资本形成的障碍，成为国家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合而为一。条件所以成熟，是因为已经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更是有力的证据，以布罗代尔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等于国家。国会通过法案后，英格兰银行拥有一千多名股东，其中国王和王后都以私人的身份投资。这些股东成为国家的债权人，银行未来的收入得自进口税和烈酒税，作为发行长期债的担保。银行有权创造和管理钞票信用。对于这样的机构，没有评价可以高于加尔布雷斯教授幽默的类比：“在各方面来说，它之于钱就像圣彼得之于信仰。”

要说明私人资本在公共事务扮演何种角色，莫过于英格兰银行成立不久后执行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政府要求银行汇两千万英镑到法兰德斯给马伯罗（Marlborough）的军队。任务当然一点都不简单，不是开张支票，再到比利时兑现即可。当时没有对等的机构，银行也没有设置分行，可动用的现金甚至无法达成要求。所谓的“汇款”，就是由银行董事们亲自渡过英吉利海峡来执行。他们事实上抵达马伯罗的军队所在地，向全世界宣示，伦敦的商人押宝这场战争，以他们的性命身家来支持英国军队。其后五年，凭借说服和保证，他们和欧陆的无数公司达成协议，将这些公司的信用和资产转成战略物资。代理人被派到卡迪兹、马德里、来亨、里斯本、奥波多、日内瓦、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事实上，新的银行法人组织欧洲的商人联盟，击败法国。

另外一项和这一连串事件有关的事实是，这时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已整顿完毕，货币管理可以普及于全国。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产权，由此即可见其一斑。英格兰银行被视为辉格党的组织，借银匠的进款和政府的计数账（相当于今日的短期公债）取得资金，托利党提出相抗衡的主张，提议成立“土地银行”，希望靠不动产取得资金，股东可以享受立即信用的便利，但仍然可以保有和使用不动产。这个提议没有成功，因为辉格党在下议院占多数，不乐意见到新的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竞争。这次事件仍然显示，抽象货币的概念正方兴未艾，同时农业持有和农场运作已经和其他商业行为地位相当。最后，不过才数十年后，制造信用的机制已经就定位，小地方、乡郡和苏格兰的银行数目不断繁衍，伦敦也出现私人银行。

总之，我们指出，促成资本主义的繁荣要件有三：

私人所有权的信用扩张，

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

服务设施的整合。
[1]

说的当然比做的容易。事实上，要实施这些条件时，一个国家的
法律制度必须能够执行特定法规，以确保其实行。在达到这一目标前，全国上下人心必须有所改变，上到当局，下到公民，都必须要接纳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必须进行重大调适，才能配合社会的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或甚至暴力，很难达成上述的状态。阶级斗争和新教伦理并非毫不相关，只不过不是问题的主因。

就我所理解，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随着经济成长和扩张，分工就像连锁反应和螺旋动作一样紧接而来。我可以举一个周遭环境的例子：

纽普兹位于开兹奇尔山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食物价格飙涨，我们和邻居都试着在自家庭院中种青菜，但行动并没有很成功。土壤中有太多页岩碎片，投入许多心力和昂贵的肥料后，成果简直无利可图。这时我们才了解，为何村落外有成亩成亩的苹果树。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力量。这些苹果园的主人向银行借钱，只要一通电话，挖地工具就送到门口。土壤分析和害虫防治都由专家在实验室中研究。只有果实需要用手采，在收成时就由一车一车运来的移民劳工来摘取。邻近公路和有效的卡车运载系统是整个作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成堆成山的苹果必须尽速送走。在这方面，华盛顿和奥本尼的政府可以
说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负责执行相关法规，以顺利推动和保护经济活动的所有层面。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财产权的原则，不过有时必须衡量私人和公共利益孰轻孰重。在多元化的农业之下，纽普兹靠特殊产品而享受到好处。

如果在中国，又会如何呢？我深信，大部分的农地会用来种谷物。从开垦田地到从河流引水灌溉，在在需要许多人力，我可以想像出农耕的利润有多微薄，而小规模农作又抑制机械的使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人口过多又普遍贫穷。但许多书籍和文章不提出技术改善的建议，却反而指出，一方比较富裕是因为决定较为明智，在道德上比较优越。这些都使讨论回归本章的第一段。西方国家把农民藏到哪里去了？

摊开来说：纽普兹没有农民可以隐藏，但也不可用苹果园来引发道德议题。这个村落最早的开拓者是法国的休京拉教派，抵达的时间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开张。他们发现整个地区都没有人居住，因为当时从赫逊河到德拉瓦河的这一块区域被称为“新凯撒省或纽泽西”，企图吸引宗教异议分子来开荒。中国当时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正值康熙帝在位。他是全世界有数的明君之一。西方旅行家在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人口密度已经相当高，但康熙帝仍希望自己的领土充满更多子民，下令冻结人头税配额，以鼓励人口成长。政策规定每个地区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完全符合同质性和一致性的要求，这也是自然和习俗相互作用的结果。时至今日，已无从辩解这些行动。但难以想像的是，今日高谈“自由选择”、拥抱东西方的人
士，竟然可以无视于这些相关的背景条件。他们认定中国所拥有的许多选择，其实只存在于他们的假设中。

在剑桥，我克服车辆靠左行驶的胆怯后，便常在周末租车去乡村旅行。林肯附近绿油油的田野都排成棋盘式的图形，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所盛赞。我看到这番景象后，对田园般景致背后的组织逻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为了创造这种整齐的风景，难怪当代人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我卜居剑桥的同一年间，我再度收到家妹粹存从中国寄来的信件，在此之前的十年，双方音讯完全断绝。一年后，她搬到桂林，在寄来的部分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广西的稻田呈长条式排列，和我在英国乡村看到的景象有类似的感觉，虽然两边的地形不完全相同。之所以相似，是因为都必须合理化使用农业用地，作为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不论所有权属于私有或公有。田地必须能丈量、能形成整合的单位，才能在法律及财政上予以计算。如果在17、18世纪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到20世纪仍必须完成。

1978年，李约瑟博士将办公室搬到目前的剑桥布鲁克兰兹街。有一次我们又提到这个主题，当时还有两名研究生提姆·布鲁克（Tim Brook）和格雷哥利·布鲁（Gregory Blue）在场。我忽然说：“公社是圈地。”我常乱说英文，这次也是，说的话传递讯息的本质，但常省略一些连接词。我的原意是，为了多元化和提升农业经济，中国人已发现，必须在农业公社下整合零碎的可耕地，效果和英国加强圈地法案一样。意外的是，院长此时的情绪也一样兴奋，立刻同意我的话。“公
社是圈地，”他也如此说。

我们似乎都把这个主题当成数学公式，因为已经研究了很久的时间，因此一旦找到结论，发现头尾可以相连，就会感到莫大的高兴，其间牵涉到加加减减的机制再也不重要。在这方面，院长其实和我讲同样的语言。

[1]
译注：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作者则是诠释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包括以下三点：一、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二、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任用；三、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

新港，康涅狄格

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其一是我想写的书《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
），被一家主要的商业出版社所拒绝。编辑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数人读过”，数星期后再与我联络。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测，书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评，否则不会动用多位审稿人。如果他天天相处的同事尚未决定，他也不必写信给我。很可能一切手续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处进行评估。如果来信的反应是肯定的，我的书就会印上这家出版社的标志。

但数星期过了，最后的决定却是否定的。K先生还不怕麻烦地对我解释，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稿，而且“喜欢到极点”，认为这本书“以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方式，综合许多历史文化事实”，因此第一位审稿人表示反对时，他又找了第二位审稿人。等到第二个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场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权威的意见低头”。我很感激K提供的讯息。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让我陷入多年的苦战。即使是我今日所从事的工作，也仍然和这场奋战有关。目前的这本书取材自没有出版的《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两者风格和格式并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确定并欣赏的大历史手法。

出版《中国并不神秘》对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书可以带来盛名，而在我需要出书给学生阅读。我在英国住了一年后，发现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间的意见差异愈来愈大。中国有十个主要朝代，至少十二个次要朝代，已经让学生晕头转向。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所谓的动态循环理论只有相对的价值。这个理论主张，各朝代都是因为财政秩序上轨道而兴起，因为财政秩序走下坡而没落。但基本上来说，中国历代的“帝国”架构并不相同，运作的原则彼此差异，灭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绝对不是“有势力的家族维持免税状态，小人物负荷过重”这么简单的观念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不可能重蹈覆辙无数次。但困难之处在于我常常抵触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到了民国时代，我的立场更艰难。我只能劝学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欢蒋介石，他太贪污”或“我也不赞成毛泽东，他太残忍”等窠臼。这些都是读者对历史不假思索的反应，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历史远远超越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我对学生解释，为求了解国民党治理期间的贪污和共产党的坚忍性格，我们必须掌握事实：中国的现代化，牵涉到从文化导向的单位转型成在经济上可以处理的政治体，历史上没有前例可循。如果学生愿意，可以运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鱼把自己变成一只松鼠，然后再变成一只鸟。动荡时期政权的移转，当然不能和哈定、格兰特或其他总统任内的阶段相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书，但这需要多年的准备，而且我也不敢确保成果一定比现有的书来得好。基本上来说，问题牵
涉到历史观。我最不满意教材的组织架构，史实的选择缺乏连贯性，虽然有许多故事，但没有头绪，反而让人分心。整体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直接传达一个让人信服的主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主要参考资料并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远镜般的视野，就可以补正这些缺失。因此，我预计将《中国并不神秘》当成辅助教材，而不是用来取代教科书。如此一来，也可以减轻我讲述史实的负担。我以短句的形式来写这本书，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到当代为止。该书和本书一样采取技术诠释的方式，我认为其中的观点都超越党派之争。

正如我所担心的，书稿被退回后，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没有兴趣。其中当然没有阴谋可言，但书的格式和内容都太不寻常，唯一的诉求对象是本身对题材也稍有涉猎的编辑，才能够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并且可以热心到独排众议，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资源来出版这本书。别人劝K先生放手不管时，我甚至找不到愿意稍加考虑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将文稿加以修正，同时我几乎把它当成我上课的演讲稿。我把草稿给富路德博士，他读完后指出两点技术上的错误，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给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认为应该出书。他们的认可让我更难忍受挫折感。如果没有出书，我无法向学生充分解释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我的讲课异于他们所阅读的内容时，初学者的他们很难抉择。我也担心，部分学生认同我的观点后，将来转到其他学校或到别处追求更高学位时，会遇到严重麻烦。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觉得一本书基本上立论薄弱时，并不
会认可其出版。他对别人的确称赞多过批评，如果情况许可，他宁愿保持沉默，不愿主动提供意见。但如果情势要他直言，他不会退缩不负责，有时他也会发表非常负面的书评。我认识博德后，他已从宾州大学提前退休，到剑桥埋头于自己的著作。他对中国古籍的知识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权威，无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无数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记》（Peking Diary），是他对1949年共产党占据大陆的亲眼见证，使他的学者生涯能近距离接触中国最近的发展。德克出于礼貌和谦虚，也跟着我称李约瑟博士为院长。在他和妻子嘉莉亚（Galia）坚持下，格尔和我都必须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但他清楚划分私人敬意和学术标准间的界线。他总是一针见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好奇发问，就像《六十分钟》中的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一样。他直言无讳，有时说话的力道很重，以致每个音节都加以强调。他告诉我，虽然他只看过书稿的前面数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对。如果编辑来请教他的意见，他会小心评估后再反应。

书稿被拒绝后，我又写信给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国前夕，我鼓足勇气请他再考虑《中国并不神秘》。我强调，他的审稿人批评文稿“不平均”，其实是出自西方学者的弱点，不是我的错。由于目前的博士论文格式使然，学者任意选择一些主题作为他们的专长领域，让大块区域无人处理。如果有人尝试连结所有要素，就会被指责为将不熟悉的名词、过度探讨的领域、甚至陈腐过时的观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诉他，我试过把修正后的文稿传授给大学生，因此相信这
本书是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过后的书稿。最后，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权威，他们的见识可能胜过他的审稿人。这五人是富路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德，宾州大学的名誉教授；亚瑟·莱特，耶鲁大学教授；崔瑞德，剑桥大学教授；比尔·简纳（Bill Jenner），里兹大学讲师。上述人士都享誉全球，可能只有简纳例外。但比尔曾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下的中国多年，曾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翻译成英文，而且最近还着手英译《洛阳伽蓝记》，恐怕没有几个美国人读得懂这本6世纪时的中国古书。他比其他人都年轻，可以增加我名单的多样性。

K先生的回答显示他对我作品的浓厚兴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绝我，只表示他觉得继续追究没有太大意义。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曾充分讨论过出书计划，并且也思考了一阵子”。问题在于，我提出的“杰出见解混杂可疑或备受质疑的观点”时，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威望足以让我的见解过关，我的综合与概论势必会引起尖酸刻薄的攻击，没有一家出版商能视若无睹，因为销售可能首当其冲。他承认再读我的修正版本并没有害处，但还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还透露最令人吃惊的消息：其中一位审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单上，而且那个人的意见是“强烈否定”。

这个讯息让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无法再退却。我的好奇心很难满足。既然K在来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后的版本，我决定寄《中国并不神秘》的修正版给我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并附带一封
信，对他们解释书稿的内容，如果我未来的出版商请教他们，请他们能直接回应。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给K，顺便告知此事。之后我就展开横跨大西洋之旅。

编辑K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但有一个夏日清晨，一封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国剑桥。亚瑟·莱特教授写信“招认”他是《中国并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对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众的论点之后，紧接着近乎传统的观点”。这番评价让我惊愕莫名。老实说，我应该将这句话视为赞美，而不是视为不够资格出书的原因。事实上，这正是我尝试的方向，而且也是编辑为何一开始就感兴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们恰好认定这是事实。亚瑟·莱特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讲座的历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国历史书籍的编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能改进历史观的方法。就像撰写新传记时，不必更改研究对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变子女的名字。

我只见过莱特教授两次，时间都不长，而且都在公开场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传》计划的会议上，是在纽约举行，前一天刚好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萨学院演讲，会后接着欢迎会。我和他说话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但我深深觉得，他对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约翰·霍尔后来到耶鲁，他告诉我，莱特教授读过我的部分论文，这实在很不寻常。法兰克·奇尔曼（Frank Kierman）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的战时作风》（Chinese Ways in Warfare
）出版时，《亚洲研究期刊》的书评编辑很难找到书评
者，毕竟这本书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纪。莱特向编辑建议由我来写，后来果然是由我写书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CLS）批准我随李约瑟研究的经费时，我知道莱特是委员之一，于是从英国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得到热诚的回信。我的税制专书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他甚至建议，我把草稿寄给他，因为美隆基金会已经可以拨经费给大学出版社，资助像我这类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选择。后来问题解决了，并没有劳驾他的协助（否则会破坏我对费正清博士的保证），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请古根汉研究经费写书（就是后来的《万历十五年》）时，还请他推荐，后来我也领到这笔经费。我欠亚瑟·莱特很多，他没有理由狙击或暗算我，没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释他铲平了我的一项重要计划呢？这项计划赢得一位出色编辑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牵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还有我的教师身份。我多次重读莱特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删掉所有传统观点的段落，只留下挑战既成观念的主张，书名可以改成《中国历史：九十五点主张》（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
），以“模仿马丁·路德”。这比我在哈佛的经验还要糟，因为当时我只不过被要求写出删掉量化研究后的财政史。但亚瑟·莱特应该更有见识才对！《中国并不神秘》的目标，在于说明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一贯逻辑。如果删除年代先后或社会环境，整个结构就会崩垮，整体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议后也紧接着问：“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进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朝这方向努力，也
许秋季时可以面对面讨论。”

我们在1975年9月的耶鲁之行是一次悲惨经验。我不应该带格尔和杰夫一起去。我原先以为，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出外玩玩，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莱特教授约在研究生厅见面，接近约定时刻时，我把家人留在城西达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车旅馆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间都很潮湿，从床单到枕头到床垫似乎全都是湿的。我把车开走后，格尔和杰夫坐困愁城，一边是汉堡店，另一边是福斯车辆经销店，停满省油的Rabbit车款，车价就贴在橱窗上。会谈失败后的不满，我们待在城里那半天的情绪因而更低落。

“强纳森很想见你，”亚瑟·莱特以随和的态度欢迎我：“可是他必须去纽约。”他说的是史景迁，我们只在电话上联络过。我的主人让我完全放松自在，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话题时，他的态度顽固依旧。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勉强可能，但现在这扇门完全关闭。“你不会想出版那个，”他的口气从命令转换成要我自愿同意。他接着说：“你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并不神秘》不再具备醒目出众的主张，不再是中国历史领域的新马丁·路德。这次它无法出版的原因是低于水准之下。

“书稿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总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例如，他即将出版的隋朝专书只涵盖四十年。我对他说，我想出的书性质并不相同。即使我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研究，别人也会。我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他，我至少还长期接触过主要研究资料，由我来
做，总好过那些不曾进行原创研究的人。我提出这个意见时，立刻发现说了等于没说。亚瑟·莱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学者。他不必我来告诉他，无论长时期或短时期，无论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论来。他是个勤奋不懈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领域中无数作者的优缺点。他随手就可以举出三四位，他对他们的评价和我自己的评价不相上下。

“莱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

这个问题碰触我们彼此的敏感区，无论称为民族优越感也罢，称为文化主义也罢。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道心理鸿沟，就像政客和煽动家一样。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中国佬。如果你生在爱荷华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费力就自然而然以为西方文化比异族优越。但事实上，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我的问题反映出，自己急于澄清自己对族群效忠的类型及强度。我当然绝不可能否认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无害而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亚瑟·莱特没有直接回答我。不过，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提出一个精确的评估。“没有像何那么糟，”他说。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威斯佛·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讲座的历史教授，他强调中国民族骄傲的立场已招惹批评，其中一部分还出现在学术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莱特教授以坦白来回应我的卤莽。他不必给我一个如此精确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如此注意我的问题。我感激
他极力包容我。但就《中国并不神秘》而言，讨论已告终结，毫无妥协余地。我必须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对文稿有额外的建议。先前的决定不变，没有争辩或谈判的空间。

事实上，这一切不算太意外。莱特早已表达他的“强烈否定”立场，即使他想更改判决，也会自陷于尴尬的处境。即使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毕竟黄的草稿好极了，你们应该出版”，出版社是否会持续进行出书计划也很可疑。的确非常值得怀疑。我还记得K编辑在信中指出，除了莱特教授外，还有另外一位审稿人。这位审稿人说，我处理的问题太大，我的权威还不够分量，只怕会引来攻击。既然攻击者“不一定全然公正无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谨慎，恐怕人人都会遭殃。在出发前往耶鲁前我已警告格尔，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极低。

在1975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长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而已！

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残忍。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在讨论19世纪时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职
中国总税务司时，我指着坐在前排的学生：“如果这个位置提供给我们，而且人选缩小到只有你们和我，我宁愿你们去做。你们之中不管是谁——丹尼尔、苏珊或史提夫——都会做得比我好。为什么？到19世纪末，你们已经有不带人治色彩的数百年管理经验。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但是如果是我来做，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是因为靠亲戚帮忙。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我不但无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这样清楚了吗？”显然不是很热衷于提倡中国的民族骄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我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这就是我说的大历史。其好处在于一百年来的弊端、恐怖及悲剧都可以解释成巨大转变的后果，是历史主宰的剧烈翻覆，打破太多关系，释放出太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间，以分析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重新调适，我就不会极力缩小西方的力量和影响，毕竟我已经归化成美国人，会站在积极支持西方的立场。我对一般读者大众讲解上述的简单概念时，不需要出版许可。他们的知识水准只要不低于我教的大学生，就可以理解。

我从耶鲁大学回来时，又累又沮丧，回到汽车旅馆，发现格尔的情绪一样低落。她没有兴趣重游新港。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霾沉郁，这时室内的湿度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后我们就打道回
府。宁可在晚上开车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里歇息，好过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做，只会觉得更无助。

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提到，那天我和莱特教授的会面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很久。他带我去教职员俱乐部享用一顿悠闲的午餐，餐后我们又回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中国并不神秘》并不是我们的唯一话题。事实上，显然再谈下去也于事无补，于是就此结束这个主题，改谈其他，交换共同感兴趣的消息。在我道别前，他同意增加对李约瑟博士计划的拨款，我同意拜读他的《隋朝》草稿，并提出建议。之后我们定期通信。不到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访他，这次是去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吉尔佛（Gilford）的家。这次会面同样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同样也包括一顿悠闲的午餐。8月下旬，莱特太太，也就是玛雅·汪科维琪·威尔许（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电话通知我，她丈夫已死于心脏病。她说：“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她提到的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八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告诉她，这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亚瑟·莱特并没有公平处理我想出的书，因为他不曾完全说服我或出版商，封杀这项计划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释其中的不一致呢？难道是我说谎吗？还是他说谎？还是我们彼此欺骗？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中，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以善于
筹募推动研究款项而闻名。费正清、史景迁、崔瑞德教授在《亚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讣闻中形容他是“古典学家兼企业家”。对反商的中国传统派人士来说，这样的说法谈不上是赞美。必须先概略知道我们这一行，才能更了解这句话。

精确来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这整个领域可以算是萌芽的产业，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夜之间，原本一个冷门程度仅次于圣地和埃及学的领域，受重视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学和物理。在主要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中，开始增添和中国相关的各式各样课程。二、三流大学和社区大学部也增加了中国研究课程。这股热潮加重协调的困难，同时也提供创造帝国的绝佳机会。莱特教授既是个一流的协调者，而且也是积极进取的帝国建造者。

中国研究既然是个新兴产业，自然需要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研究资金贡献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赞助的规模比后来小得多。协调学术权益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战后的合纵联盟变得更复杂，但经费来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本身开始提供资金给一些大学，作为中国语言及相关研究之用。民间最大的资金赞助来源是福特基金会，赞助金额超过其他机构的总和。其他赞助机构包括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美隆基金会及亨利·鲁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透过不同的管道将资金拨给受益对象，有些直接拨到大学，有些则是流到ACLS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等主办许多计划的单位。大专院校的图书
馆设备和教职员出版品质等学术水准及声誉，自然是决定赞助顺序的考量依据。结果形成某种循环，营养愈丰富的学校，愈有机会享用大餐。

这样的背景当然引发受益学校的激烈竞争。但很少人注意到，对我们整体也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身在快速成长的领域，必须展现水准和生产力，以证明仓促投资的金额有价值。这绝非资金从国库中满溢而出，会计只要快速付款证明其效率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亚瑟·莱特贡献重大，他把自己当成学术圈和赞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兰的百货公司业关系深厚，具备先天的优势。熟知莱特的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对我说：“我也不确定，但如果他不是百万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莱特熟悉基金会的管理人士，加上他无疑也具备相同的企业家精神，让他能洽谈出无数的经费，拨给研究中国的计划。他对《明代名人传》的贡献，富路德博士铭记于心。他一再组织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讨论会，十年内举办了数场，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参与人受邀发表论文，讨论一个共同主题下的较小议题。团体讨论后，主席（常由他自己担任）会把论文集结成书。在大力倡导下，具备历史深度的中国文明研究显现进步的迹象。莱特成就斐然，成为极有效率的资金募集者。此外，他还能吸引金额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鲁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后，从福特基金会获得的赞助事实上只占整体金额的一小部分，一起获得赞助的学校还包括哈佛、密西根、哥伦比亚、加州大学、康乃尔和斯丹福等等。耶鲁中国研究计划的财政来源大半来自对等的基金会，其中有些是他自
己筹募的匿名捐款人。

亚瑟·莱特具备积极的组织能力，和主要大学的顶尖中国学者维持联系，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讨论会。他们的策略是出席研讨会及经费来源的委员会，并密切注意评论媒体。这样的手段无可避免会招致批评。我自己就曾听到“学术寡头垄断”的指控。但很少批评家愿意停下来想想，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形成团体的凝聚力，会有什么后果？尤其和欧洲历史学家与美国历史学家相比，我们简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单位捐款的初衷不过是基于一个专注的问题：“中国忽然构成军事威胁，恐吓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局势，但后果可能更糟。

研究当然需要钱。有人说学者不能用金钱收买，我可能是这一行最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人。我们需要金钱来购买余暇，进行课外的研究，同时要养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设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积中国的知识，有能力充实像样的藏书，可以到美国各地及国外旅行，全都是因为美国大众突然对中国事务产生兴趣。我感激为我写推荐函申请研究经费的人，我也感激贡献时间组织管理这些计划的人。

在亚瑟·莱特这个小团体背后抱怨的人通常以为，凭他们在中国领域的成就，应该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礼遇。这种想法可能没错，但也可能错了。这个主张的基本弱点在于，根本没有这种特权存在。莱特他们不过是一些积极进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适时兴起，回应大众的需求。甚至还可以说，由于缺乏对公众的服务和进取精
神，这些反对人士只会嚼舌根，不满的情绪满天飞，却缺乏行动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给这些人，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看。我也把同样的内容寄给亚瑟·莱特，他不但每一页都读，而且总是用各种方法将评语告诉我。我把我和李约瑟合写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他，他影印后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讨论。

至于莱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时被形容成批判或负面。专治思想史的他，特别驳斥中国人不理性的这种“神话”。在白乐日（Eitenne Balazs）的影响之下，他对中国的官僚管理没有几句好话。这两种观点我也赞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书甚至出现类似的主张。整体来说，中国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人人心胸开阔，为群体设想，但到运作阶段常转变成背叛。以乌托邦式的冲劲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动力无法持续时，常常转化成规模吓人的管理失当。可是，在下结论前，国家架构的壮观规模、所牵涉到的恢宏气派、许多人成全大我的坚忍和自愿牺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绝望，这些层面即使没有精神上的诉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唤。因此，无论是否出生于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常怀有暧昧矛盾的态度，喜欢或厌恶必须视情况而定。将一个够格的中国历史学家随意贴上亲中国或反中国的标签，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的意见会随个别情况而改变。举例来说，我有时觉得亚瑟·莱特甚至比我更正面乐观。我的基础研究始于明代财政的崩溃，整段历史可以概述如下：开始使用银元时，帝制中国进行的财政调适还不够。预算的明显增加最后导致改朝换代，异族统治——这
个历史教训具备相当的镇静效果。另一方面，莱特的中国历史基础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统，开启其后持续的成长和扩张期，他乐于详述唐太宗这位少有忌讳的明君。我去耶鲁拜访莱特时，他指点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处。对两位皇帝的比较出现在他的遗着《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对于民族优越感的疑问，即使事后回想，也不会让我耿耿于怀。基本上来说，种族偏见的消失和国家主义的强硬路线，在西方世界中都还只是新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琼安·辛顿（Joan Hinton）离开美国三十多年后，于不久前到瓦萨学院演讲。我问她，重新回到睽违多年的祖国后，是否能说出最正面和最负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贬值是最骇人的经验，种族歧视消失则是最振奋人心的现象。但对于住在美国的人而言，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我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是在1956年，当时我曾保证一旦战争爆发，我愿意为美国大叔披上战袍。我确定这是最大限度，因为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当二等公民可一点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国公民权。我在快二十年后才改变心意，因为住在美国的这数十年间，我的美国同胞已经修正对种族的观念。转折点很难找出来，只知道在此期间我深信，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削减任何一方的尊严。出国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因为别人看到我们一家人时，都会认定我是美国人。我无法否认，这些年来我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识到这些情绪。我也可能采取不必要的防御态度。

但在我当面质疑莱特近十年后的现在，我了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国学者之间的鸿沟不在种族，而在意见严重差异。如果只是小小的差异，莱特教授只会建议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写一些段落。但实情并非如此。

《中国并不神秘》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发展，不在于毛泽东具备所有美德而蒋介石付之阙如，也不在于美国干涉过多或过少。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土地稀少和人口过多，农地的不断切割和农民的负债累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文稿在列举两千多年的帝制史后指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中西两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发展出特有的组织架构，使城市无法管理乡村地区。书稿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军席卷全国时，村落也必须承担起战争的重担。中国共产党就把本身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应自然经济的要求。

我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但毛泽东仍然主政，“四人帮”也依旧当权。我在书稿中指出，中国激进的左派主张即将走到尽头。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其他周边势力的压力。北京近年从贸易着手和西方开始接触，是个好迹象。我们谨慎希望，这可以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开始交会，但双方平起平坐，没有附带条件。我在结论中打算呼吁读者，将中美贸易
视为促进彼此了解的工具，暂时搁置哲学争辩。我当时写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须基于纯粹商业的基础。任何从贸易中滋生的文化对话应该是互动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决定用贸易当杠杆，以影响另一方进行非自愿的调适，后果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没有太多正面的益处。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响另一方的想法，并以狂热的情绪推动，只会引来怨恨。

为何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会引起反对，甚至造成在耶鲁时的尴尬处境？

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但住在美国数十载后，我也了解到，处理公共事务时，尤其是牵涉到广土众民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称的目标很少能符合实际采取的步骤。甚至舞台上的演员没有机会读到剧本，所作所为的意义必须等到尘埃落定后才能研判。例如，谁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欧洲的贵族王室全都下台？谁又能预测到，从某个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算是对抗种族主义的圣战，行动一旦开展，种族平等的观念就超越原先预期，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这些历史教训鼓励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渐勇于对长时段的历史进行推论。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整个世界势必合而为
一。你几乎可以说，自然经济顺利运作，已经变成无可抵挡的趋势。然而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迹象？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剧烈的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开发中国家内部进行重整以因应此趋势，有时对外抗争也企图修正此一潮流。此时中国正位于历史开展的关键地位。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经历最痛苦的改造。中国已产生一个下层结构，虽然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但至少不再老旧。中国有信心重新被接纳，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但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我们仍然要思考数百年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从前以亚洲内陆导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来，以平等的身份面对另一个因海上商业而发展出组织技巧的文明。

在这些情况下，我如果重新探讨意识形态的争辩，并没有太大意义。大多数的教条口号不过是动员时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很可能在后革命时代被修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中国铁路的总长度和能源总产量，也都只是其次的问题。我在写《中国并不神秘》时认为，在中国的再造中，组织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虽然激进运动已经创造出一个粗糙但可行的国家秩序，乡村地区也可以进行成块管理，但就整体架构而言，所需的各种关系并没有各就各位。数目仍然很重要。数量仍比品质重要。作为组织原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仍然很难在中国运作。司法系统无法促进多边交易与现代商业惯例同步发展。但“文化大革命”业已证明，将精力导入意识形态之争，只会造成中国找不到出路，未来必须进行更多组织上的修正，但修正的
确切内容和方式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开放”，不只是西方强权给予外交承认而已，也不是签署一些贸易协议即可，而是应该透过长期的互动帮助中国达成安定。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过程中无疑会产生许多尝试错误。我预期到读者会期望中国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书稿中提出警告。讯息的主旨是，我们希望中国改变是一回事，但中国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时间点也很重要。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不可能对当前时事进行更仔细的讨论。不过，就我知识所及，我想强调，未来中国历史将和西方历史融合为一，总结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的对抗。在这段时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齐，仿佛他们是入侵军队的分遣队，准备就绪等待开始进攻的日期。所有长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都已清楚显示，一个大的农业国家离海遥远，无法调适自己去面对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当时海洋文化兴盛繁荣，解决问题时并不要求平衡，所有组成因素的价值都可进行交换后，这个系统才能运作，讲究精确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这样的诠释方法错了吗？事实上的确有问题。讨论时事时，我会回溯到两百年前。我还将蒋介石和毛泽东视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我如此强调自然经济时，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在合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替他们辩护。我的技术诠释掩盖了所有的传统历史议题。至于西方民主对抗东方极权主义这个常见的主题，也因此被我搁置一旁。我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时，无意间也触及美国的道德判断。我们批
评邻居用光积蓄去购买露营用汽车、在屋顶上装置无用的太阳能板、让小孩在街上乱跑等等，这些批评事实上反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无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变另一方。如果不去批评，也等于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并不神秘》探讨的是历史中无法削减的力量，无意进行攻击。但如果强调邻人某些机能性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把这种逻辑称为自然经济，其争议性可能大过我的预期。莱特教授个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这点我们不曾讨论过。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是顾及一般大众的反应，他也不可能赞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鲁拜会他时，并没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结论。

亚瑟·莱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吗？有时我的确如此认为。由于他的影响力，我还应该讨好他，因为我一直需要他对我友善。但仔细想来，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也因此发展出不同层次的关系。我告诉他，我仍然想出版这本书。他建议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说那样不符合我的目标。“所以你还是想印成精装本？”他问我。我说，对。

但当时我仍不清楚，他对公众的义务可以让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宣称有品质管制，但他不曾说服我：我的作品低于水准。如上所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仍不成熟，有许多研究计划不过是加了注释的翻译而已。大多数的教科书，尤其是讨论1800年以前的时代，都以中国及日本教科书为蓝本，但这些书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写的。在我看来，由于结构不牢靠，捍卫者会更加担心修正
主义。就像苹果推车已经做好了，但由于是临时拼凑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护，以免翻覆。对我来说，这种防御性的态度不是行使领导权的明智方法。我一点都无意于颠覆。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在推车上放进一颗小苹果。

卖不掉的苹果退回后，我却发现，莱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时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虚怀若谷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时他随意透露私生活时，洋溢着小男孩的气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莱特太太时，语气都同样充满爱意与关心，而且都称她们是“内人”。我必须注意谈话的上下文，才能确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鲁的第一次拜访不会这么久，因为像我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问候的时间不可能长达三个半小时。亚瑟·莱特长我五岁。当时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歧见最后终究会化解。我离开耶鲁时很沮丧，但回到纽普兹后却存着梦想和希望，我很高兴莱特维持我们间畅通的沟通管道。后来我把这番感受告诉编辑K。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感激玛雅·莱特从电话中所透露的讯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欢我，大可以客气敷衍我半小时就让我离开。他绝对不欠我一丝一毫。

一般认为莱特的政治观保守而具备精英倾向，但我没有测试探究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去耶鲁拜会他时，他告诉我他一年前去中国，看到上海的“种种进步”。后来他以悲哀的语气喃喃说着，为达到这种目的，“中国人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这个议题常造成家人间的意见分裂，莱特家也不例外。第一
任莱特太太，也就是玛丽·克莱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纪前最令人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纽普兹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兴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内）如何竞相追求这个才貌兼备的女孩。最后亚瑟·莱特赢得芳心。他们一起去中国，刚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扣留三年多。只有后来受教于玛丽但和亚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残忍的战争对这对敏感的年轻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抗日胜利后，他们仍继续在中国的冒险。据说他们在延安“买下共产党的文件档案”，事实上是保管人正要弃置许多文件资料时，他们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约四分之一世纪前，《读者文摘》报道这次壮举。无论是在斯丹福或耶鲁，莱特夫妇都一起教授中国历史课程，丈夫教传统时期，妻子教现代史。不过，夫妻间的和谐并不是免于政治歧见的保证。在玛丽·莱特于1970年死于癌症前，她还染上酗酒的恶习。她会清早起床，开始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类就没有希望可言。由于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剧，自然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说也奇怪，我去耶鲁拜会莱特时，他主动提起玛丽。“她自知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说：“她说她一切都盘算打点好了。是不是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听起来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对。但没多久他又甩掉了阴郁的情绪，兴冲冲地对我说，明年夏天他要去欧洲，“带我内人去看牛津”，这时他指的是玛雅。

我建议，如果他去英国，应该去剑桥看看李约瑟博士。

对李约瑟博士来说，1975年是关键的一年。到当时为止，美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无法取得签证。后来参议员傅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从中说项，禁令才得以解除。数家美国大学开始邀请他演讲。亚瑟·莱特告诉我，耶鲁先前打算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但后来因签证问题而打消念头。不过，我的建议却是针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财务支持。这一年李约瑟博士已七十五岁，两度延长的凯思学院院长任期已经届满。但退休却造成写作计划的困难，因为先前的家计都是由凯思学院负责。剑桥大学出版社拨给他位于雪夫斯伯里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栋小建筑，以收纳他的藏书，提供他和合作伙伴的工作空间，但他还是得负担水电及税捐等杂费。日用品、文具、邮资及购书全都是支出，而且还有交通运输费用。图书馆员必须支薪，部分合作伙伴也必须予以补贴。李约瑟博士照例对财务不闻不问，但鲁桂珍却十分忧心。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四处寻求赞助捐款，不过也没有婉拒外来的捐款。伦敦的威尔康信托（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采取赞助行动。我拜访亚瑟·莱特前，曾和鲁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国科学与文明》背后的信托基金）通信，他们同意由我去找莱特，问他是否能为这项计划举办募款活动。

但其中还有一个尴尬的环节。数年前莱特曾为文评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国历史评论》上，他在文中质疑李约瑟博士对历史的目的论诠释方法。纳森·席文教授还在他的书中加以报
道。由于有这层关系，请他来主持募款是否会很奇怪？在莱特先前担任ACLS的中国文明委员会主席期间，相当支持我申请经费去剑桥工作，当院长的合作者，显示他的书评不致妨碍他挺身而出，让计划获得应有的协助。

我的预测成真。莱特倾听我描述计划的工作状况，立即同意帮忙。在他其后寄给我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他说：“非常谢谢你对于每日财务细节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了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却立下附带条件：他坚持自己必须是不具名的协助者，所有的书信往来都透过我进行，不能直接和他联络。事实上这简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约瑟会拒绝他的协助。数封书信往返后，所有疑虑终于消除，薄璧吉开始直接与他通信。但时间已浪费了三个月，一切开始推动时，已经接近年底。推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计划时毫无困难，但必须针对募款活动特别拟定现状报告，一定要在剑桥执行。报告寄到耶鲁时，已经是厚厚的一叠纸。这时发现其中有好几处有错，有数页必须寄回英国修改。英国文具纸张的规格很特别：比美国信纸长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铜版纸的材质和色调也很特别，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纸张。当文件最后准备就绪时，一系列的募款活动于春季展开。有一个基金会立刻宣称准备捐两万美元。莱特夫妇五月下旬访问欧洲，我收到他们从机场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从剑桥写信来，说他们和李约瑟博士见面，共进午餐。约两个月后，我去吉尔佛拜访亚瑟·莱特时，他很热心地讨论这项计划，并且保证秋天时积极推动财务支援计划。但八天后他就去世
了。令人懊恼的是，德克·博德告诉我，既然莱特已经去世，该基金会的两万美元赞助从此没有下文。所以整个过程刚好可以用“徒劳无功”来形容。所幸，《中国科学与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拥有足够的朋友和推崇者，计划不致流产。

还有另一项因素将亚瑟·莱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计划“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亚瑟不仅支持这项计划，而且也很热心参与。对我来说，在经历过制造失败品的可怕感觉后，这是唯一可以让我前瞻的计划。

我在秋天去耶鲁拜会他时，已经准备好在教书之余撰写一部分的草稿。我计划春季这一学期停止上课，全力写作，一直写到夏天。《万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国并不神秘》相辅相成，一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纵切面，一是横切面。未出版的书稿是以直线描绘历史轮廓，以概论的方式显示两千年历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书则是帝制晚期的横切面，引入详细、完整、充实的资料。较薄的时间切片让我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传记素描来进行描绘的工作。考虑的因素在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导向政体”牵涉到许多不同的特色，自然会将历史导向利于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导向的原因出在法律体系并不具备独立的特色，无法展开多层次的分工，无法进行多边的商业交易。如果没有上述的组织原则，货币管理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我先前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要将司法和经济分析应用到这个主题上，结果将是徒劳无功，就像将对鸟的解剖学知识应用在鱼身上。

就某方面来说，我的方法遵循李约瑟博士的建议，也就是不要认定中国的一切尝试是“失败的西方原型”，而应该先发掘本身的逻辑和运作情况，再进行批评。描写生涯彼此交错的部分人士的言行举止，应该很能符合这个目标。亚瑟·莱特相当熟悉李约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汉基金申请的研究经费，当然非常了解我的计划。他开始对我的计划产生兴趣，原因是他认为传记模式可以提供历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组织架构建立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哲学元素，但事实上一切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修正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功迹和内在想法着手，远比研究机构更能有效呈现历史史实。然而，《万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传记集结而已，它还打算将一个时代几位人物的平生行谊全整合在一起。它将是综合传记，或说是一个时代的传记。

亚瑟提醒我，朱东润写的《张居正大传》是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那本书不是很有趣吗？”

我告诉他，就开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东润的传记的确很独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参考资料更广为流传，稀有书籍以显微胶卷及石版印摄影复制的形式保存及流传，我们拥有的优势胜过朱东润。如果还要再谈到同一主题，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材料可以处理”。这种确定的口吻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会碰到重大的问题。我告诉他，对我而言，基本领域不再是陌生的题材。参考资料已充分揭露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
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这些元素全都交织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学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把这些事全挤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汉基金会申请的计划可能略为庞大了一些。

“不用担心，”他说：“你可以采用倒叙的手法。”他接着对我解释，古根汉基金会一旦核准经费，就再也不会干涉或批评申请人的作品。

“莱特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参考资料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但却没有相对应的听觉材料。多么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筑、大理石石阶、家具、乐器、香炉、服装，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还包括袜子和内衣——但是你就是无法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情况。我可以引用和复制的对话并不太多。”

这个障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古文的起源是在兽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简洁到极点。如果数百年前的对话曾经被记录，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辞中已省略许多部分，因此读者很难抓住段落的语调。古人所说的话也许不可能太口语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

“关于这一点，”莱特说：“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临你刚刚描述的处境，她于是直接把这些话放入引文中，并且承认对话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区隔这两部分，一是可以考据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评家不曾原谅她。重点在于，如果你想写小说，你就写小说。如果你想写历史，你就写历史。事情就是这样。”这番对话决定《万历十五年》的基本原则。虽然亚瑟要我阅读《隋朝》的初稿章节，后来又寄给我大约一百页的文字，但我在技术顾问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多功能。可是，身为前辈和朋友的亚瑟·莱特教授，却忠实地阅读我寄给他的每一个字。1975年12月初，我把《万历十五年》的初稿寄给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论于公于私：

亲爱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咙受病毒感染）的机会，拜读你的万历章节。动人之至！行文确实传达出宫廷生活的纹理丰富（以及种种异常之处）。我向来觉得，天子的最大负担不在工作和仪礼的繁重，而是要展现——永远在舞台前方的正中央——适当的形象，无论是对当时或后代子孙。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质，但我们却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备这些特质。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复，新的一年比即将逝去的一年少些艰苦，多些快乐。

收到薄璧吉来信时，我会告诉你。同时献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远的朋友，

亚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辈朋友兼著作批评家莱特，却不曾想像我身为教师的
处境。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在近代，有一个坏人，是一个高压的军阀，有的学生念成“清介石”。为了挑战这个坏人，又出现一个好人，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称他是“哞主席”。自从纽普兹废除通识课程以后，亚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课程，一些学生选修我的课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内容已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很容易念好书，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学分。遗憾的是，有些学生从来不曾超越此一水准。

FTE使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不知道谁在何时发明这套制度。类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称，但在纽普兹代表的是“全职教书等量单位”。运作方式如下：为计算方便起见，假设纽普兹有五千名全职学生，每个人都修满十五个学分，相乘后就是七万五千个学生—学分。假设纽普兹有两百五十个全职教师，理论上他们应该平分教书的负担，因此每位教师就要有三百个学生—学分。多数的课程是每星期上课三小时，学生在学期末可以获得三个学分。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况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师的平均负担，也就是开设的三或四门课共有一百名学生。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位教师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学生占全部的0.0100。在实务上，还有很多复杂的做法。半工半读的学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课程是三学分，所以两学分的课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学分的课程则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现在经济学概
论、社会学概论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课学生远高于平均。0.8790的FTE则略低于平均。在纽普兹，计算FTE时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计算机来计算。自从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时，这项数字从来不曾超过0.4000，在很多学期甚至还远低于这个数字。

最初提到FTE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笑话。“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我们逐渐发现，这个FTE可不能随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资深教员公开夸耀自己的FTE很高时，充分显示这个数字早已是衡量价值的标准，相当于我们的打击率。接下来，教务处注册组就会送来个别通知：下列选修你课程的学生还没缴学费。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在某期限前缴清，他们的选课就会无效，他们的出席也不会计入你的FTE。价值显现法又添一层意义，和个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关。否则送来的备忘录也不可能暗示，我们必须了解销售情况，因为事关我们的权益和好处。

强调选课人数事实上造成新的供需关系。学生了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对象，因此觉得他们站在“买方市场”。对学习的兴趣因此陡降，作业和规定也因此减少。有些学生甚至大胆到和教师争论分数。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课程开始自由化，学期报告已逐渐取代笔试。你也不可能给这些报告打太低的分数，这些报告全都“资料”丰富。我的问题在于，学生一开始的信息既贫乏又错误，学术纪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让我不清楚底线何在。我当然教过好学生。我教过聪明的学生、勤勉的学生、正直负责的学生、忠实诚恳的学生，
毕业数年后都还会写信给我。最近我都还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们是少数，而且是极端的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才是问题所在。

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概念：整个中国现代史可以总结于一个道德教训，也就是邪不胜正。不消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贪污无能，因此丧失天意所归。既然这些学生同情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显然是开明进步的。这才是重点所在。我对他们进行笔试测验时，通常大多数的申述论题都显示学生的开化程度有深有浅，却很少展示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有些学生的观念直接来自于校园中的其他教师，有几位已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周的行程中去过三个城市。

有时我问学生，如果一个数亿人的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而每个美国大学生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归纳这个人的错误，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这种情况不是很荒谬吗？这时我听到贪污无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还将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加以比较，进一步和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时相比。经过无数反省后的现在，我想说的是，整个国家运作失调，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欠缺，无法管理牵涉大量工业产品的商业，也无法提供所需的服务。在中国抗战期间的最后数年间，每个城市的商品价格都不相同，城市和乡村间的价格也不一样。国民党政府无法照顾到所有的军队单位，只能给资深将领一整笔钱，但通常无法符合军队的需求。这些将领迫于情势，必须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没有任何明文法规清楚规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从柳州到重庆时，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私人货品时，身
为步兵下级军官的我非常生气。但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却必须往深处探究，寻找这次失败的终极原因，否则可能错判中国问题的面向和本质。

我对学生建议，如果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暂时停止道德判断五十分钟，在课堂上也许可以找出教科书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实。学生同意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国民党的预算有多少。一位美国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到1937年对日战争开打时，依当时汇率计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亿美元，还不及现在纽约州立大学预算的一半。虽然当时当地的购买力和今日的美元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一个处于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金额仍然严重不足。从这么小的预算中，蒋介石还必须打造现代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养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设和教育计划。我一再向学生保证，我的目的不是替国民党开脱或漂白。如果不带感情来评估，历史上的蒋介石会被视为赌上中国命运的领袖。他划时代的大胆冒险导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变世界历史，连带影响美国人民的命运。也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决心所引发的事件愈演愈烈，情况远超过他的处理能力，最后造就毛泽东的时代，在这段不下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期间内，积极压制城市和外来的影响，建立一个符合乡村简朴气质的同质性基础。即使历经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任务却尚未完成。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在肯定名将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将当代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如果做不
到这一点，我们恐怕只能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乱成一团，而中国不过是个发疯的国家。道德指控常将历史转成好人战胜恶人的刻板形象，我们终究会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压扁和紧缩历史非常容易，但同时也会模糊美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虽然批评学生花太少时间准备课程，但并非对他们的辛苦无动于衷。对丝毫不了解中国文字的读者而言，充满单音节人名的教科书实在是沉重的负担。就表意文字的视觉而言，张宗昌和孙传芳之间有天壤地别的差异，但罗马拼音化以后的差异却消失了。而且，如果没有具备文化背景，绝对很难理解外国人的逻辑。很少有纽普兹的学生一心想当中国专家，他们选读中国历史课程时，焦点放在一般常识的醒目部分。孙逸仙、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然是考试时的重点，自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教科书的上下文中获得理解时，便从通俗文学和电视上寻求指引，事实上这些媒体只会更强化美国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来出版一本小书，以便向学生解释，毛泽东的美德或蒋介石的无德都不足以了解中国。这样的解释和之前或之后的事件并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与人口过剩的主题方面，我要学生寻找，共产党进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拥有多大的土地。学生毫无困难地从教科书找到答案：在中国北方是每人六亩，在南方是每人一亩。由于种旱粮的地有别于稻田，北方的六亩和南方的一亩具有差不多的价值。但一亩有多大呢？一亩约六分之一英亩。但学生的观念仍然很模糊。这时我有机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亩是六千平方英尺，比两个网球场
还大一些，如果以美国的足球场来换算，比十五码线到终点区的范围还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强快传一次，触地得分。”视觉上的认知让我可以对学生进一步解释，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经过分割，最后可能只有“教室大小，农民要翻转犁都很困难”。这些资料都收入《中国并不神秘》。

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何原创力，或是正在校园中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我最好仅只于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较亲近的学生以外，我的努力并没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鲁见莱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经验。一名大学生来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以期末报告代替期末考。他在报告中点出我最喜爱的主题，也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传统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接下来的文章却支离破碎，和开头的主张毫无关连。这名学生在报告的结尾附了一张字条：我一定要给他B或以上，因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为已是学期末，他没有时间等待成绩的结果，因此留了一个纽约市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给分，最好在把分数送到注册组之前打电话给他。一周后我写信通知他，他的成绩已被送到注册组，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为会违反惯例。我把他的报告送到系主任办公室，除了注明评分的理由外，还附上那张纸条的影印件。如果他对分数有意见，他应该依照规矩和系主任谈。这位学生再也没有来找我，但我还是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禁把这件事当成个人的挫败经验。无论是教书或其他行业，我都从
来没听过类似的事。我怀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过同样的事。

不久后，学生问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课却不来上课。我被问了两次。事实上，在课表排定的上课时间内他们都要工作。课程开始的一两堂课时，他们可以从工作中拨出时间出席一下，但他们希望以后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课程的要求。我问他们，为何不能登记成跟着我“独立学习”，因为学校愿意如此核准，以便应付特殊情况。他们说，他们希望学分单上可以显示学分数目和分数，如果是独立学习，学分单上只会注明S，代表令人满意而已。我必须拒绝这种要求，因为我无法得知情势如何演变。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否为校园中的普遍现象。我所知道的是，独立学习的学分给得很慷慨。“给他们一些红萝卜，”一位资深同事建议我：“有利于你的选课学生数目。”

凡此种种，我却不能归罪于个别学生。如果说他们厚颜无耻，大胆妄为，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鼓励。纽普兹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学概况手册》中指出：“校方致力于教育经验中所有层面的弹性和多元化，往年许多结构复杂的程序和规定全都已经简化或弃置，以利于今日的选择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为促进学生自行肩负责任，校方不会强制学生一定要上课。然而，每一名学生都必须为自己选修的每一门课负责。”如果无视于修辞，读者可以从手册中感受到，纽普兹正经历危机的处境。前校长威廉·哈格提所设定的严格架构已经崩溃，但又没有别的架构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师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计。在课堂上点名不再是好事。所谓的学生责任也降低成付学费和通过笔试，有时还可以用学期报告来取代。纽普兹
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经费缩减，因而威胁到教师的地位；二是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可能造成经费再缩减。手册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向内退缩。

此外，阿拉伯石油禁运所引发的不景气，也冲击到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国领域同样面临严重的缩减。表面上来看，随着尼克松访问北京和中国的开放，中国研究应该引发更多人的兴趣。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注意的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才突然兴起对中国的兴趣。1971年，一份给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报告分析这个领域最近挫败的因素：“……教育和公共的优先顺序已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中国战略安全的威胁性明显减弱，
以及校园内外利用中国达成在国内的目标
”（黑体字是我加上去的）。总之，基金会的大笔金额已重新分配，用来研究都市更新、种族冲突、环境和生态、毒品、贫穷、堕胎、平等权利、新能源来源及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中国之“被利用”绝对不是新闻。中国造成的紧张情势减轻后，老巫婆的形象被白雪公主所取代。毛泽东运动中具备乌托邦和浪漫的色彩，其中不完全欠缺曝光价值，可以广为宣传，用来推动和中国毫无瓜葛的运动。我们在校园中已碰到这样的例子。学生的兴趣并没有导向中国研究，更不用提中国历史。中国的“进步”不过是用来作为口惠的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的供不应求以后，各地中国领域的教职已满到接近饱和点。中国不再是热门的领域，因为正如部分专家公开表示：“肥缺不再流向这个方向。”教师的过度供给甚至已到中学的阶
段。我开始在纽普兹任教时，研究生莫不希望可以增添一项学习经历：有资格教授中国和日本的课程。有一名学生告诉我，本校的教育硕士（要持有纽约州教学执照的必备学位）可以让她加薪八百美元。十年后的她如果还能保持教职，就算很幸运了。解雇多余教师不再是威胁，而已成为事实。

因此所有的问题全都环环相扣。在不景气时，入学人数很重要。我们不比符合及时需求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我们这些“弱势”领域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学生的需求。如果课程内容、出席率、考试和评分无法维持“往年”的水准，我也无意以一人之力企图扭转趋势。如果校方决定“弹性”，我绝对不会坚持严格的标准。我可以向现实屈服。我可以减少指定阅读的分量，降低考试的难度，分数给得比较宽松。这些我都可以调适，但一切总有个限度。我绝不可能教我自己认为错误的内容，课程内容即使稀释，也必须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我不会容许“中国”被利用来证明我自己、我的学生或其他人站在进步的这一边，不会容许这一点成为我课程的目的。不论学生如何毫无准备，学习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学生一定要学会一点东西。我不可能只因为学生有注册就让他们过关。但后来还是发生无法达成最低要求的情况。

“你可以让内容更容易理解，”我的一名同事建议：“老实说，你总不能超越学生的理解程度吧？”

“我的大纲，”我向他保证：“并不是新奇而复杂的玩具，事实上不过是常识而已。如果我自己研究时必须在小巷暗弄间穿梭，我替学
生上课时，会把这些曲折巷弄拉直，只有平实的论点，不会唱高调。我只希望强调，从远古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包含着一致的逻辑。对他们来说，就像捷径一样，找到一个减轻历史复杂程度的方法。”

“我对这点不是很确定。你有自己的政治观，不是吗？还有，你曾在蒋介石的军队担任下级军官。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如果不是你自己常说，我也不会提到。”

“我提这回事是因为我希望人人都能了解，这绝对不是障碍。我是下级军官——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在于，你当兵时，一心想着冒险。但身为大学教授，你必须教年轻人如何思考。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非常有意思。教年轻人思考。但这样不会开启通向你政治观点的大门吗？”

“如果你所说的观点是指历史学家的观点，没错，我的确有我自己的立场，你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我无法想像我们教导学生时可以做到毫无立场，但这种立场不一定牵涉到党派。我从来不曾说过，国民党应该赢，或是国民党人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实证主义，”我的朋友说：“多么伟大的字眼。”

“我亲爱的同事，”我提出抗议：“你希望我不要为难学生，所以我保证避免艰深的词汇。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位拥有主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而且正在质疑我的教学哲学，我仍然必须遵守基础英语的原则吗？事实上你知道实证主义并不晦涩。如果一件事发生了，背后一定有原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否认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我的朋友有些懊恼。

“至于蒋介石，重点在于他刺激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作战，因而改变国际间权力的平衡。他决定放手去做，最后导致珍珠港事变和美国的参战。许多美国人因此不肯原谅他。他诱骗美国人加入战局来拯救他自己，但又不让美国人控制他。我可以说，详情还要更复杂。但我们没有理由为此争辩，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不如承认，1937年7月7日，他作了关键性的决定。从那一天以后，世界局势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说的不可逆转。同样的，毛泽东也对历史产生不可逆转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相加，就是实证主义。你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历史……”

“所以你认为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也是不可逆转的？”

“姑且算是如此，但其实言之过早，只不过其中有部分的确不可逆转。老实说，我认为他的阶级斗争无法持续，因为其逻辑很值得怀疑，而且已经被过度强调。但对他来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许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认为公社也是无法改变的？”我的朋友有些激动。

“在那篇李约瑟博士和我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极度强调这件事。两个非农业专家发表这种声明，似乎有些武断。但实际上，公社不一定要维持现在的形式。地方分权开始盛行后，就可以进行调适。就个人来说，我希望他们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态。不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们解散所有单位，以毫无限制的原则让土地回归私有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我敢追随李约
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即使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胆指出，单是为了税负、教育、房屋和公共卫生等因素，就没有理由回到过去。没有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让约八亿农民全都拥有田产，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请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可不曾投毛泽东一票！我只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中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不需要是共产党或左派分子才有资格这么说。”

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两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无关于我所使用的词汇。让两方意见相左的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没有更新，也不是欠缺信息，而是一般大众并没有体认到背景中的部分事实，毕竟这些事实十分恼人。我说一般大众时，指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很容易将珍珠港和广岛原爆视为历史，但较难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历史人物。在八年前上述对话发生时是如此，八年后我回想起这段对话时还是如此。

1976年的春季学期我向纽普兹告假，依原定计划撰写《万历十五年》。研究帝制末期似乎让我稍微分心，不再全心关注当代中国的事件。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我看到明代官吏丝袍上的锈金线，也看到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还有白鹤盘旋在京城里的喇嘛寺上方。我曾对莱特教授抱怨，研究中缺乏相配的听觉材料。然而此
时我却仿佛听到庙里的钟声响起，宣告皇太后的葬礼；我也似乎听到各种场合中的司礼官对聚集在宫殿前的官吏一一唱名，语调低沉而拖长，以创造庄严肃穆的效果。然而，一个年代的种种味道和颜色却无法阻碍我的视觉，不能让我无视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事实。我不久就确定，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在中国的结构之下，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官僚管理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农民。就技术上来说，其可管理程度相当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最后全都失败，而且惹祸上身。

这个写作计划的真正乐趣，在于综合所有资料的过程。溪流沟渠的水全都汇集成大川，即使处理的是令人沮丧的负面题材，但仍带给作者美学的满足感和特定成就感。我建立出壮阔的视野。3月下旬，我应贺凯教授之邀，前往多伦多，参加他在亚洲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中的研讨会，报告明代政府组织。在会议中，我在听众之前宣布：“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于综合。重新组合不同的元素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全景。”这种兴奋感源起于以下的发现：原来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费。乍看之下显得轻浮琐碎、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它们的重要功用。

4月，杰夫放春假。他现在已经快九岁了。由于岳父的病情延长，内人从感恩节起就一直待在田纳西，小儿因此非常想念妈妈。我在这段时间充当单亲家长，有机会了解母姊会、小童子军和小联盟棒球队的活动，并且培养和儿子间的亲密关系。他先前也陪我去加拿大。我决定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时，他再度成为我的旅伴。

对所有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子女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杰夫的感情更深，原因不只是他是我的独子，而且还因为我们之间有四十九岁的差距。我不知道是他或格尔让我更亲近美国主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身为美国儿子的父亲让我自觉到我个人对美国的义务，毕竟美国的未来直接影响我家人的福祉。儿子的生日在7月4日，让这一切显得更有意义。本书也考虑到这些情绪。

在纽普兹，我厌倦做菜时，我们会从麦当劳和肯德基买外食回家，但我们也常从中国餐馆叫外食。杰夫正处于随时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年龄，他会打电话订木须肉，而餐馆的人都已熟悉他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我们开车去餐馆，他总要我在车子里等，因为他对递钱算零钱的工作已经十分在行。有一天，他拎着食物袋回来时，告诉我，餐馆的人一直问他，“小家伙”，将来长大要当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怎么回答？”

“我说：‘当然是美国人。’他们就问我原因。我说：‘首先，我出生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其次，我从来没去过中国。第三，你们讲两种语言，而我只会讲英语。’”

他又问我，我觉得他的回答如何。我说，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事实上，他自行决定的能力已超越我的预期，内人和我都不曾替他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

令我担心忧虑的，是杰夫的世界。我离世后，他的人生至少还有半世纪之久。我当然也想到他未来的家庭。目前的局势会持续下去吗？这个念头让我很害怕。格尔告诉我，杰夫问她，等到他学会开车时，
全世界的石油都用完了，那该怎么办？她叙述时语气平静，但显然透露着极度的关切。我的心里因此蒙上阴影，但也刺激我以浓厚的兴趣去阅读新能源开发的相关报道。同样的，最近热门的议题如生态、核战争、性道德、生态保育等，如果思索每一议题对下一代的影响，就会发觉这些主题具有引人注目的强大吸引力。至于我自己，也以类似的迫切感来对待世界史。对于那些有充分理由嘲笑我自我膨胀的人来说，我的态度自然显得很愚蠢，和我的行业与技艺显得很不相称。但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重要议题的冲击很少只及于国内，而是会倾向国际化。因此，我们必须更新所有的背景资料，妥善收藏，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共同影响我们的决策。我无意夸大其辞，只想就我能力所及搜集资料，整合成可读性高的内容，以学生的程度和兴趣为对象，来达成我的任务。即使这样的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令我十分心烦。我们甚至还没有机会面对毛泽东的独断主义时，就碰到这样的遭遇！不过，幸好我还有《万历十五年》这项计划。它虽然有些偏离，但探讨的仍然是一般主题。一旦出版，书的美学价值可以让我多吸引一些学生来修课，增加我的选修人数。学生都崇拜英雄，急着看老师的书付梓。

九岁的儿子当然不知道，即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挂念着他。在多伦多，他忍受亚洲研究协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于
皇家约克饭店举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他整个早上的活动，而且又能与我保持联络，只好让他坐在会场里。在哈佛，他每天听我的指示，从大众街的假日旅馆走到神学街，到达燕京图书馆。他在靠近大理石楼梯的大厅等我一起吃午餐。有一天他等了半小时，我从厚重的玻璃门后方出来时，看到他单脚跳跃，自己消磨时间。最后，我终于完成数日的浏览，借来的书也都放进在哈佛广场买的竹箧中，刚好放进车后的行李箱。我们终于有机会四处观光，正好可以利用开车回家的一整天。

第一站是普利茅茨。我们随着游客的路线登上《五月花二号》，欣赏普利茅茨岩，在普利茅茨殖民村散步。小儿非常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张着嘴巴。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总是受益最多。我童年就听过《五月花号》。《五月花》是我在长沙念六年级时念过的一篇文章。作者看过普利茅茨岩，想像完成旅途的一百多位乘客的心情，想像他们带着行李和粮食上岸，再看一眼将他们与故乡永远分隔的大西洋。当时这篇文章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启示，因为我不曾去过很远的地方，不曾离开家，不曾看过海，也不曾理解何谓宗教迫害。但五月花这个美丽的名字，却让我印象深刻。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一样，说的是共通的语言，那种冒险奔放又夹杂着多愁善感和神秘的魅力，触动和杰夫年龄相近的中国少年。但历经半世纪和许多体验以后，我很高兴能带年幼的儿子前来瞻仰清教徒的殖民区。有一天他或许可以理解，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
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对华裔美国人来说，抱怨不幸的中国佬被别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身为少数族裔的我们，有更多的道德负担，必须展示我们的性格和优点。殖民村的设计也让我更确定，自由是超越的因素，没有固定的经济价值。美洲早期的移民必须长时期过着公社般的生活，彼此紧密联系，等到后代子孙才可能冒险进入空旷的原野，满足自己的选择自由、幻想和个人主义。

过了普利茅茨，是一大段的次级公路，直通到秋河（Fall River）。我开车时，杰夫在一旁睡午觉。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天空阴沉灰暗。我把车停到通腾河（Taunton River）的海岸区，登上“马萨诸塞号”时，行程才又恢复生气。

儿子看到战舰，十分兴奋。他爬上主炮台前的木制台座上，几乎可以轻易钻进十六英寸宽的炮管内。他想操作其中一架高射炮，但坐到位子上却够不到准头，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脸上照样绽放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地听着我们在门口借来的耳机，可以从中听到录制好的解说，随着脚步的移动而了解各战斗位置。我一直认为战舰像玩具，以前从来不曾登上战舰，只能就手册中的插画和缩小的模型自行想像，不曾想过战舰也可以是游乐场。儿子兴高采烈地四处漫游时，我也变得很兴奋。我后悔没有找他的一些同伴一起玩。如果说我先前顾虑到儿子的教育，不让他接近战争的思想和暗示，此刻也都到九霄云外去了。事实上，我现在想到，战争是场罗曼史。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从港口启程远赴战区时，约两千名水兵穿着浆得笔挺的海军喇叭裤，发誓在这艘浮动的要塞上生死与共，这样的场景无疑是冒险的高
潮，也具有瞬间的真实感。

然而，我如何教育我的儿子，战争是危险又不人道的事，很少达成解决问题的预期，有时还对无辜人民造成难以计算的痛苦，而且我尽可能要他远离战争，希望他一辈子不要卷进任何战争内？事实上我无法教他。我自己乐于将战舰当成浮动的游乐场，很难说到底是由于好战天性在没有防备时窜出来，或只是纵容的父母讨好子女心切时所产生的无意举动。

数月后，我们一起观赏一部战争片。“爹地，”杰夫问：“钢铁制的船为何会着火？”

我对他解释：“所有东西都会燃烧，完全看温度有多高。一根火柴可以点燃一个火柴盒，但无法点燃一截木头。另一方面，如果把木头丢进火炉，一下子就起火了。发生海战时，弹壳、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目标时，产生的高温足以使钢片像锡箔纸一样燃烧。如果打中的是油轮或火药库，甚至可能把整艘船的结构变得像大型火柴盒。每个东西都是可燃的，要多热才行？我实在不知道，一定要百万度吧，有时连船下方的水都在沸腾。”

“好吧，”杰夫说：“我知道了。”所以他也受够了。

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是反战的活跃分子，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反而有时候要把战争视为理所当然。以上所描述的地狱般情景够恶心，应该可以冲淡战争很好玩这种想法，毕竟成人常会助长战争是游戏这种念头。

冬天我埋首于《万历十五年》，春天我还在写，一直到1976年夏
天，也就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格尔又回来和我们同住到年底，再飞去父亲的病榻旁，尽独生女的责任。

但我写作时碰到困难。我原先以为7月底可以大功告成，但现在已是7月，手上却只有一份草稿，不太确定是否算是完成。到目前为止，我已将各章节分批送给莱特教授。7月底，我写信给他，询问是否能见他，我需要他的帮忙。

我原先打算，以他的影响力，他可以介绍一名编辑给我，比如说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建议我如何润饰草稿，以便出书，但我却大失所望。“还没准备好就不能试，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一开始就两好球的处境。”

但他对我亲切友善。我写信请教他时，他并没有慢慢回信，而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决定自己方便的时间。如何到他家？很容易。先到吉尔佛，在高速公路第五十八号出口下交流道，向南开到沙群岬（Sachem Head），大约开三英里路，到达这个滨海的小村后，再打电话给他，他会进一步指点我。但我从加油站打电话给他时，他却坚持亲自来带我。他驾驶一辆跑车，穿着运动装和短裤，从车内走出来时，我发现他穿着沙滩凉鞋，脸和手臂晒成健康的棕色。

他介绍我认识他太太后，就带我进书房，书桌上放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雕刻。亚瑟·莱特工作时干净俐落，没有乱放的纸张或翻开的书页。

现在回到正题。我想自己已发掘出一套16世纪明代的翔实资料，西方读者还一无所知，因此我以为多数编辑会深感兴趣。一定有人愿
意尽力帮我整理润饰，让书很快就可以付印。我记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但的确有作者碰到这种好运气。莱特提到两好球前告诉我，我的期望不切实际，现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在寻找编排完整、可以立即出书的文稿。看看史景迁吧，他写康熙皇帝的书立刻就被接受，原因是一切都整整齐齐，没有太多额外的工作。但他即将出版的山东村庄生活一书却碰到困难，还有问题必须解决。今天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船去长岛湾，以便把一切都想清楚，希望他可以找到灵感。“他当然会找到，”他说。但重点在于，人人都会碰到困难。

我的书稿很糟吗？

不，不糟。事实上，莱特还自作主张，把明将戚继光的那一章给法兰柯看。法兰柯和他一样，都说“非常好”。法兰柯就是贺柏特·法兰柯（Herbert Franke），德国慕尼黑大学中文教授，对中国军事史相当有研究，不久前才到莱特家做客。这时玛雅·莱特进来宣布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她确认先生的说法：“没错，贺柏特。那天他说他想午睡一下，结果没睡成，在看你的文稿！”听起来像是好消息。

午餐是鲔鱼沙拉和青菜，排列得很有艺术气息。餐桌放在阳台上，但只有两个位置。“你们男士自己坐，可以继续你们的话题。”女主人自行告退。

数分钟后，她才又行动，这次手上拿着步枪。莱特屋子的前院是一片美丽的草坪，远处是玛雅的蔬菜区，但却常成为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我们坐在那里时，正有一只准备出击，莱特太太决心捍卫她的蔬菜，手执致命武器。“两天前她才杀死一只，”莱特悄悄告诉我：
“看，来了一只花栗鼠。”他拿着叉子，全神贯注。他低声要我观看，表情活泼生动，对于妻子的运动技能显得又骄傲又开心。但那头啮齿类动物察觉到危险，很快就跑走了。玛雅只好把枪放回枪架上。这时我们才又回到书稿的主题上。哪里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在提到首辅时，你竟然插入十页的财政管理，一点也不好读。”

“你觉得要如何改进？”我问。

“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方法。”

这样的对话设定会谈的形态。批评又尖锐又一针见血，但补救却要我自己负责。已故的莱特教授耐心阅读我送去的草稿，又以批评的眼光指点问题所在，我欠他许多。《万历十五年》原本打算在每一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和他谈过后，我重新安排章节，增加一些弹性。历史事件才是重点所在，形式其次。除一位皇帝、两位内阁大学士、一名地方官员、一名将军和一位学者兼哲学家以外，我原本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也可以算是饱学之士，他是地方官员、书法家和作家，游遍中国，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但他的地缘政治学却夹杂着风水，对植物的研究混合假科学的论点。总之，迷信和荒谬搞砸他所提出的每个聪颖主张。他的宇宙统一观很狭隘，原本决定性的观察变得毫无用处。他的观点显然可以替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应该有助于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他和文人官僚的管理一样，显示出无限的广度却极为有限的深度。但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无法和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在考量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我舍他不
用。我还做了其他次要的修正。后来我把修正后的文稿给其他知名学者阅读时，书的基本架构已经变更过。我感激亚瑟广博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历史书写的美学要求。

在8月3日那一天，我还向他建议，探讨中国思想家时，不应该把他们说的“善”和“恶”等同于西方哲学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对中国人来说，宇宙的存在是无法争辩的。一旦确定这项议题，传统的思想家运用善恶的基本概念时，无非是建构普遍的个人伦理标准。他们心怀极致简单的目标，希望能透过自然法来划分出可允许的范围，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复杂程度。西方人努力区别“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划分“合乎宪法”和“违宪”的举动。最近许多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始简单概念。一切都考虑过后，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学家。只要他们的争论重点是西方的“宪法背后的更高法则”，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始类比，视他们为宪法的法律学家。我从来不知道莱特的反应如何。我刚好把探讨李贽和明代新儒家的这一章放他桌上，请他指点。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迁教授1976年9月3日的来信，离我与莱特教授的会面刚好相隔一个月。承蒙他应允，我在本书中引用三句话（见后文）来澄清亚瑟的观点。

我在8月3日拜访莱特时，对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的不满已搁置一旁。《万历十五年》的撰写既然已近尾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另一本书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场，我认为他不应以负面的力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后方一叠抽印本，
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责中国领域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但我问他，为何这本书精装出版，另一本则是平装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射下他们。”他向我保证。

“我担心你射不下这么多，有些已经展翅高飞。”

后来他提议我们在他屋子内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观念广为流传，责任都在“我们”身上。“你和我都有责任。”我告诉他。

“我们创造出一个真空地带，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对极了。”

话题就此打住。当时我无从想像，这次对话的结束竟成永恒。如果玛雅·莱特说亚瑟喜欢我，我必须问她，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除了坦率以外，亚瑟也很信任他人。我们在他屋子内外散步时，他指出海那头的长岛海岸。他还告诉我许多他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辆跑车，那是他的乐趣所在，仪表板全都是铜制的。不知为什么，他已登广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没有买主会来，让他可以一直拥有这辆车。房子的财产税高到令人难以忍受，他可能会拆掉一个多余的车库，降低房屋的整体估价。时间过得很快，夏天就要结束，再四星期后就要回到课堂。我写下那天他告诉我的许多琐事，因为我深信，这些小事绝不会有损他的人格。所有的这一切，加上他对工作、朋友、学生和家人的尽心尽力，构成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这个人。他充满活力，决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层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认定和怀念。我对他有特殊的了解方式，不亚于他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工作和
游乐，工作可能比较重要，但游乐更让人享受。我们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质，可以激起我们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提供娱乐，满足我们的突发奇想，讨好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百万富翁的游艇或私家喷射机，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车或机器脚踏车，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够完全不需要。在确保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时，我们大多会觉得，有限的资源无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亚瑟。他不以为耻而且没有理由觉得羞耻的事，我也没有理由让他引以为耻。我自己从来不曾想到要过僧侣的刻苦生活，禁欲大师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论是做为崇拜或模仿的对象。我自己对历史学的概念也认可物质方面的成就和欲望。也可以说，没有享受就没有历史。我一点也不想说，我现在的贫穷和道德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方便说。身为家计负担者的我，有时很难面对妻小。之所以发生这些事，原因就在于局势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处于亚瑟·莱特的地位，我的行为表现也可能很像他。他的夸耀立即为他的谦虚所冲淡，使他显得更有趣，更令人赞赏。我对格尔叙述上述会面的细节，让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动人的是亚瑟对待儿子们的方式。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桥堡大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这位干干净净的英俊年轻人在院子除草。亚瑟对他说话，下达额外的吩咐。“他们听吵闹的音乐，有时还带女孩子进房间，”他对我透露：“我不太喜欢这种事，也不知他们母亲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不过我还是宁可他们在家里，至少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那天离开时，已过了下午两点。亚瑟走到车子旁，站在我身边道别：“不用担心，我会把李贽那一章撕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保证他会读完我最后一部分的草稿，并且会加以评论。这就是我的前辈兼批评家朋友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后，我到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去还书，格尔和杰夫也同行。我还替亚瑟办一件差事：到图书馆查阅隋朝（他的专业领域）特有度量单位的特殊定义。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们离开波士顿地区，决定犒赏自己，在周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个小假。当天我没有看《纽约时报》，因此没有看到莱特教授的讣闻。我们赌马时输了一些钱，悠悠闲闲地回家，数天后我才写信给莱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术性问题。当时我还温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记《中国并不神秘》。回答就是莱特太太的电话：“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

“我很难过，莱特太太，”我说：“你知道我们彼此怀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参加10月在耶鲁的追悼会，正好坐在费正清教授和牟复礼教授的正后方。现在我有更多理由将亚瑟·莱特当成已经失去的朋友，因为史景迁的部分来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确定，亚瑟·莱特对你的作品非常有兴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认为晚明的新儒学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兴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悲悼他的去世。他是个温暖又亲切的人，
尽职的学者，出色而负责的教师。

确定的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讲座的历史教授亚瑟·莱特，哀叹暑假即将结束，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天的确花了时间阅读我的李贽一章。各种迹象显示，他已准备好要给我建议及鼓励。

莱特已逝，我于是重新修正《中国并不神秘》，希望能出书，这次是向费正清教授寻求协助和支援。如果这显得很不可思议，迫使我采取此一行动的情势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莱特教授。上半年周恩来死于北京，9月时则是毛泽东辞世。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四人帮”被逮捕。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虽然发生这些大事，纽普兹的中国研究却面临空前的挫败。由于经费的削减，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从八位减成四位。我在劳动节前夕回到校园时，发现系主任已经辞职，回到他以前待过的政治科学系，是校内FTE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都成为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亚洲研究系已经形同解散，系上的学生要么转系，要么就转校。我无法从历史系得到帮助，他们要面临自己的FTE问题。历史系不可能欢迎我，因为我的FTE纪录不良，但如果没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会更低。在我休假的春季学期时，校方实施分散课程的新计划。每名学生除了所谓主修的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从人文、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三大类别中选修许多学分。但不是每门课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选修课。委员会拟出一张合格名单，详列三大类别
之下的课程。由于我不属于委员中的任何学系，包括中国历史等基本课程在内的大多数课程，都没有列在这张表上。也就是说，学生修我的三学分课程时，等于丧失他可以用来符合必修规定的时间。“不用担心，”行政人员说：“这个领域很重要。我们会想出解决方法。”但行政人员自己也有压力，他们必须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会商，教职员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评量他们的表现。就像公司的管理阶层一样，大股东有权借投票逼迫他们下台。

我必须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学生。出书不一定能保证学生人数增加，但由于没有系主任或系办公室或秘书来帮我联系学生，我只能用出书来吸引学生。对纽普兹的学生而言，我的税制和专论太过遥远，“超越他们的水准”。《中国并不神秘》和《万历十五年》才是他们可以使用的阅读教材。既然《万历十五年》还需要整理润色一番，显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将《中国并不神秘》付印。毛泽东的去世，有助于书的适时出版，似乎显示新时代已经降临。

我重敲费正清这一扇门，必须稍作解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我在前言中感谢他的个人教导，以及我从哈佛东亚研究领到的研究经费。我立刻送他一本书，表达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认为这本书是“凭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伦多参加讨论会时，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麦克风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达方式让情况显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时，我听到他的咯咯笑声，让我觉得和他很亲近。大会后我写信给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从他的写作中建立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概
念。这次他承认我是他“智识上的传人”。无论如何，请他替《中国并不神秘》写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也达成我的目的：消除为上一本书争议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了解，我没有理由故意触怒他，因为毫无意义可言。我只是想让这份文稿有复活的机会。显然他已经不计较过去的事。这时我如果请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书，应该可以产生善意。我虽然投机，但却没有恶意。

一开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费正清。用单行打字的这封信长达五页，花了我两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性质及目前状况，提到编辑K喜欢它，但没有提到亚瑟·莱特先前的否定，因为我想稍后再告诉他所有的细节。我向他解释，为何这本书很重要：“它也许可以吸引更多大学生进入我们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举现有教科书的缺点时，我大胆地说：“容我放肆，《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也包括在内。”这本书是他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但我随后修正我的立场。我说，我打算出的这本书比较适合纽普兹等二流学校的大学生，不太适合哈佛和耶鲁等名校，而在“简洁的提纲”中的许多观察都源于他自己的博学基础。我接着紧扣求他作序的主题，我向他建议，他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写序。如果他喜欢我的文稿，他可以写一篇相当长度的专文，让我的文字显得像在阐述及延伸他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重新安排版税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欢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写一篇短序，点出意见不同之处、我作品的臆说本质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我打完这封信、签名、影印、放进贴好邮票的信封中，但没有密
封。在最后一页的页底有一行字：副本：编辑K和他的公司。我已经与K约好见面。请费正清博士帮忙的念头全来自于K一年多前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为了让《中国并不神秘》顺利出版，作者必须“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他又说，太糟了，我“刚好不是费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论可以得知：如果得到两人中任何一人的背书，书稿虽然麻烦丛生，但背后的权威问题就可以解决。后来我对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较亲近，但我实在很想获得费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办公室，我忽然觉得不安。我在数天前打电话订会面时间时，并没有告诉他来访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这位能干的编辑面对面时，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请他协助我。我让他阅读没有密封的信，等于是提议：让他拒绝不止一次的书稿起死回生。我对K永无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赏他的这项特质。

起初他一点也不相信。“费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经手三本中国的书，有两本是他写的序！”数秒钟后，他又重复这句话。

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吗？我这么想。但在我想要回话时，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页。他阅读的速度很快。他继续看下去，态度愈来愈肯定。“这封信写得很好，”他说：“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们寄去看看他的反应好了。”他看完信后，更加确定。他把原信递还给我，我用舌头舔湿信封上的黏胶，密封后就丢到他桌上标明“出”的篮子中。随后我把影本给他，让他存档。

正事谈完后，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许多来访的作者一定都坐在这
张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们这些人都不知这一行会牵涉到什么。你们只会说，去做吧，出书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么处境！”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清楚状况了。自从《中国并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绝后，我曾写信给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商业出版社愿意看一看我的书稿。但他们全都拒绝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边。不过，就主题来说，其间存着很大的鸿沟，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补，一定可以从中获利。我们可以想想影印技术刚发明时，很多商业公司根本没兴趣。接下来，亚瑟·莱特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让我们聚在一起。我告诉K，基于我最后一次拜会莱特的观察，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和他从容会谈，也许我可以说服他支持《中国并不神秘》出书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电梯时说：“如果他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们可以避免重复做过的事。”我没有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许这本书就可以在出版社内畅行无阻，不必再经过编辑会议或销售人员。这时我已更加了解K的性格：他相当谨慎，但一旦下定决心，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这本书稿的开头部分，似乎和时事纠缠不清。这句话让我想到，他对编辑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经预先想到技术上的细节，真是好兆头。在回家的路上，我横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邻座无人的好处。我看到路边的紫色苜蓿花盛开，秋天早已经降临。这本还没出版的书稿已经拖了两年多！如果从此刻起一切都能顺利，也许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编辑进行有趣的对话。只有格尔提醒我：“不要言之过
早，一切还没有成定局！”

在耶鲁举行的亚瑟·莱特追悼会上，我就坐在费正清教授夫妇的正后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几天，显然他已经看过，但还没回信给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于是在追悼会后我极力避开人群，只和莱特太太说几句话，又和史景迁匆匆打招呼，就迅速离开会场。

我在数天后收到费正清的回信。他说，我的提议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当然会支持我出书，但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无论如何，他都很乐意看看文稿，再决定他是否可以写出最适合我的序。所以我把书稿寄给他，附加一篇李约瑟和我合著专文的抽印本。这篇专文的价值在于，文中揭示的经济思想再度出现在我的书稿中。那篇专文业已经过剑桥大学琼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学者的评论，因此至少可以保证，我的基本经济学知识不至于颠三倒四。我实在应该懊悔自己行动太过匆促。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读他的来信，因此使尽全力展现我的技术能力。也因为如此，我的信再度触及哈佛专家的权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发的争议。这一次我寄出文稿后，又过了数星期，却音讯杳然。我拿出旧信仔细研究，发现费正清写的每一封信都不同于我上次看到的内容。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税制专书已说明我的立场。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穷毕生之力也无法企及，他的地位绝对不会受到威胁。为了六年前所发生的事，我已经亲自站在费正清博士前请他原谅，他也向我确认不会造成伤害。这次还要牵扯到多年前的事，让我深感意外。

我和费正清博士的关系不曾踏上正轨。我们两人都已跨过文化的疆界，由于都已经接纳对方的社会习俗，因此彼此间更难预测对方的行为模式。我羡慕玛丽·莱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门生，可以有机会长期密切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基本上来说，他是很情绪化的人，对朋友和学生好到极点。我遇见他时，哈佛的学术阶级制度已经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错，在他面前显得像肆无忌惮的取巧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无言以对。一些误解更使关系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为纽普兹的正教授时，系主任钱宁·连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于对我的好意，邀请费正清来评论我的学术水准和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校外的评审都是由候选人自己寻找，因为候选人有权找到最利于自己的推荐人。但连恩甚至没有事先知会我他要找费正清，等收到费正清的推荐函时，他才告诉我。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会阻止他，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为税制专书的事和哈佛处得不愉快。如果还希望费正清博士给予好评，此时并不是恰当的时机。即使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视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间比多数人晚。在公共场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对费正清博士故意视若无睹。等我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他的头已经转向别处。在求他写序时，自恋也是错误心理的重要一环。在和K往返通信后，我深信自己的书稿很有价值，认定已经被一家素负盛名的商业出版社所接受。我以为，既然书本身的水准很高，扮演辅导角色的人一定也觉得很满意。我打从内心认为，请费正清写序的同时，我多少也替自己赎罪。我以为他可以同时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
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显然已经犯下僭越的大错。

最近我再度告诉费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读完他的近著《中国行》（Chinabound
）以后。在他的新书中，解读中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替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无法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说，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自行发展，最后就形成中国历史，但如果只站在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史就会被迫充斥着只有西方学者才懂的批评。如此分析之下，中国的特色完全丧失殆尽。情势如此，我除了口头说说之外，无法表达个人对费公的感激。如果我无法出书，我就是没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费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积极支持一项计划，出版社就会感到迟疑，不知是否要帮忙一位非正统的作者去找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点主张”，且引用已故莱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迟迟没有消息，我忧心忡忡，格尔怒气冲冲。我开始察觉，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错。“如果他拒绝写序，”内人仍然愤愤不平：“他应该退回文稿，至少写信解释为什么不能写序。”感恩节届临时，她建议我去哈佛找费正清谈。但由于亚瑟·莱特的先例，我了解到这些事牵涉到不同的层面。就个人来说，我仍然是肆无忌惮、自私自利的人，在这一番徒劳无功后更显得如此。如果我没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电话给K，我说自己还没接到费正清的回信，并确定他那边也是音讯全无。这通电话确定《中国并不神秘》的第三
次葬礼。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有一名权威强力背书，这项计划就可能复活。事实上，这份书稿显然已碰到三个好球：快速球、内角球和变化球。有时我很希望，我们的领域能像核物理学一样容忍修正主义，也就是说，领袖级权威人士的理论被地位较低的人修正时，不会觉得受到恶意的攻讦，至少他们事后可以维持友善的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就对公共事务的冲击来说，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太亚于核物理。

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

华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纽普兹的学生所取的假名。他选修我的中国现代史课程时，大约是二十岁。他连续两星期缺课后，我建议我们应该谈谈他的课业。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临时有事不能上课，他只是早就了解课程内容。国共内战时，他的叔叔人在中国境内，亲眼看到发生的一切。“国民党人腐败透了，”他语气傲慢。

“真是的，华利。我在课堂上提到我曾替国民党做事、但我无意挑衅，也许我们是腐化没错，但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内容。我已经对班上的学生分析过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你念过指定教材了吗？和同学借笔记了吗？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华勒斯这时反守为攻，他显然相当不高兴，但不敢看我：“国民党的军队抢走农民的食物和土地，和军阀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不叫腐败，那叫什么？”

“也有土地吗？”我很惊讶，自己居然这么有耐心：“没关系，华利。我希望你的学习能多一些内容。如果你想说蒋介石是军阀，没问题，许多美国人都这么想。但我教的是历史课，我希望你能进入历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现在让我问你。翁文灏是一流地质学家。王云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适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宠惠是获得全球肯定的法学家，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些杰出人士都替蒋介石做事，为什么？为什么蒋的政府会以失败收场？除了腐败以外，你还能再举出其他原因吗？也许可以从组织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华勒斯仍然没有看我，眼睛不停转动。“我叔叔说，”他又说：“国民党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么都不关心。”

在这次讨论后，华勒斯来上了数堂课，之后又消失了。到学期末，他上课的时数约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对学生宣布，如果他们满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绩，可以用写报告来代替期末考，否则他们就必须考期末考。华勒斯来问我，是否可以给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绩，因为他连期中考都没参加。我告诉他，Ⅰ的评等非常危险，除非在下学期的前六个星期内通过补考，否则注册组会自动把Ⅰ变成F，就是死当。但华勒斯坚持要我给他Ⅰ。他当然再也没有回来找我。这种例子层出不穷，无法完全避免，但数目应该可以减少。如果我们没有任意宣扬这么多粗糙原始、简单容易、似是而非、彼此关系薄弱的观念，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方的不同，让学生产生组织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挥历史学家的功能，提供较多推论，减少抱怨，把焦
点放在如何重建历史事件，而非情绪化的面对历史事件，学生和一般大众就不会相信：一个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学习。华勒斯的例子让我耿耿于怀。不论他的叔叔是谁，这位仁兄应该可以先读过中国历史后再冒充权威。他的侄子缺乏学习的意愿，被误导而相信：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则《伊索寓言》。后来碰到类似情况时，我会劝学生退选，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当掉学生不会让我有成就感。

由于哈格提时代对国际研究领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期，纽普兹仍然吸引很多外国学生。有一次我们听说，一名校友变成某个国家的革命分子，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要查世界地图才知道。这件趣闻导致下列对话，发生于我和一名来自非洲新兴国家的学生之间：

“亚连，”我说：“我给美国学生评分，心中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这些分数会登记在成绩单上。理论上，较好的成绩会通往较好的工作，或是让他们申请较好的研究所，之后理论上也会有更好的工作。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如果运气好，这些A或B可以转换成美元和美分。同样的，如果我给的分数过高，他们可能以后要付出代价，例如被开除。但这些都是假设性的状况，机会其实相当渺茫，我不必担心到失眠，应该不用吧？但对你们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你们并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负领导者的角色。否则，为何政府送你们到国外念书，而且是送到美国？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享有这个特权？只有少数人或很多人？如果说现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来的总理或副总统，我也不会惊讶。但背后潜藏很大的危险，亚连。”

我的学生毫不动容，只是认真望着我。我继续说：

“危险在哪里呢？说来容易。你的国家和中国一样，都还在重建的阶段，局势不免动荡不安。如果你踏错一步，可能会被吊死或枪杀。我前几天告诉亚布—吉达：如果你们答错，我应该当掉你们，因为美国学生可能因为一个错误而丢掉工作，但你们却可能丢掉生命！”

亚连露齿而笑，以为我说得太夸张。“黄博士，”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没有吗？”我问：“你告诉我，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你开始两相比较，发生在中国的事也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

亚连否认。他说，他的意思没有这么简单。我无视于他的异议，我告诉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又建议他阅读亚瑟·韦利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但大多数修中国现代史的学生不屑浪费时间去读。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话如何影响毛泽东的运动。孟子呼吁全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人人才能温饱。我告诉他，两千多年来，中国每个初学识字的儿童几乎都能背诵这段话。这段故事的教训是，毛的成功在于他有能力去发掘多数人忽略的潜藏力量，而辞藻不过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这番话能不能发挥功用，还有待观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独自一人恳求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修改现有形式，让教材多一些内容，但我的努力徒劳无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墙一样。事实上，在修正旧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现在校园中，更从根削
减我的教学能力，威胁我的生存机会。

纽普兹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国相关课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女性、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教育等等。这些课程大多属于“选修主题”，任何人只要想开一门课，不必事先请教他人。如此一来，中国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愿，扩大范围、增添新意、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启发学生和教师？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会的《林北克报告》（Lindbeck Report
）达成惊人的目的：我的主张几乎无用武之地。这份报告告诉大家：中国可以被利用。事实上，所有讨论毛泽东道德的课程全都利用这位伟大的舵手，无一例外。课程进展时，教师的高贵情操被广为宣传，学生被催眠，从中滋生的对话不仅能赢取同情，而且能安抚不知为什么原因（但肯定和中国无关）而愤懑填膺的年轻一代。中国相关课程不断出现，毛泽东成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师的选课人数就可以增加。这情况不仅限于纽普兹，也出现在长春藤联盟等主要学府。

我对学生解释，“封建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史，但一位没有接受中国史学训练的同仁却在教五四运动，还指出是五四终结中国的封建时期，时间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已回归传统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质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却用尽经济术语来称颂“中国模式”，据说比“苏联模式”强多了。我还算了解学生，要他们读威廉·辛顿的《翻身》。书中提到，充满革命情操的中国青年用树枝勾住帽子，迈开大步去参与土地改革时，边
走边摇晃着帽子。学生读到这段都很着迷，但他们没有耐心去看农民如何计算工资和获利，尽管公式中用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也还算了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诚意推崇马克思，即使不够世故。其他人在课堂上勾勒超级进步的主张后，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家中的厨房更加现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贴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响如何，可以从我的一名学生身上看到，姑且称她为东妮。东妮修了数科进步的课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谕》工作，还可以领到薪水。但这时我已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我的课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别地方的优等在我这里不一定吃得开。但我也无意当掉他们，因为他们不好过，我也必须承认教学不力。我会打电话到宿舍去，有时去校园中的餐厅找人，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我在《神谕》的办公室找到东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谈谈。

我问她是否生病，她说不是。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缺课快三星期，她不说话。我提醒她，课程上已开始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她会有兴趣。她对时事如此有兴趣，也许这堂课有益于她的未来。我说，我对这主题不是全无准备，我认识教科书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还相当熟悉。我向她保证，我不想让这主题变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线。我又说，教科书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到关键人物的言辞争论，但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不过是其次。观察的重点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揭露中国的基本弱点。公众利益的务实议题无法就事论事加以辩论，而必须转换成道德议题和抽象概念，这就显示上层
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欠缺必需的机制。这时东妮打断我。如果我的立场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称为超党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诉她，我的确站在批判的角度，但并不是负面的批判。我认为必需的机制可以发明和设立。事实上，中国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学到客观的教训，必须划清何谓公共领域，何谓可容许的私人利益。我始终很乐观，因为我把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奋斗视为一段很长的转化期，在其中没有一件事会重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体却容不下任何外来成分，只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这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革命即将完成。我们可以开始预期革命意识形态会进行修正，现在再也不能旧调重弹。

我们结束讨论时，东妮原谅我这位老古板的教师，因为我显然侵犯她的隐私，居然对她进行纪律方面的审判。她还自动透露，她并不进步，也不激进，只是觉得疲倦无聊而已。她又要上课，又要工作，之所以选这些课，不过是为了累积学分，以便拿学位。她所求于纽普兹的，无非是一纸文凭，让她可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认让我无言以对，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记得《神谕》办公室内还有四五名学生，全都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一名学生的帽子上还有一颗红星。空间内挤满了人，没有任何人在工作、阅读或进行活泼的对话。他们全都显得无聊而疲倦。我曾看过许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实料，根本不像这群人这么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纽普兹学生人数和我的FTE都持续下滑。我
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更因时事而增添价值，但却不敌外在的现实。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里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褊狭的名声。但很少有学生想到，他们会降低认真用功学生的士气，毕竟有些学生和我一样，情势虽然恶劣，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有一天，一名女学生跑来建议我，不要对学生的出席率太认真，因为她修的另一门课有五十名学生，但天气晴朗时却只有十名学生来上课。我告诉她，如果十名学生都能固定来上课，就是一个理想的班级。但只有六到十来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上课。我提醒她，如果学生具备一定背景，情况就不会如此无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课。但我所有的课都是基础层次，缺席只会造成更多的脱序。我知道，剑桥的大学生没有义务去听课，但他们跟着导师学习，为标准考试做准备。那些上课的教师也是因为学识丰富而取得任教资格，不会受制于FTE。不论是什么制度，你都必须加以因应。

从1977年春季的学期起，我就写信给常缺课的学生，劝他们退选，让其余学生上起课来更顺利，更有凝聚力。我总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属上司文理学院院长讨论过这件事以后，就把信件的标准格式送到他的办公室，以便存档。后来我被解聘时，我写信给纽约州立大学副校长克里夫顿·华顿，连这种信的影本也一并寄给他。

纽普兹行政人员希望借助考察小组来挽救中国研究课程。他们邀
请三位其他大学的专家组成考察小组，调查我们的资源及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他们的报告理应公正无私又专业，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员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考察小组果然成立，完成调查，还发布一份赞许有加的报告。但纽普兹此时欠缺的并非以理性及逻辑评估局势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员缺乏权威和力量，无法执行合理且合逻辑的决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体教职员也欠缺遵守决策的习惯。凡此种种，身为外人的考察小组并无法提供。小组的建议绝不可具备法院命令的强制效果，甚至也没有仲裁的约束力。结果造成报告大半时候被忽略，后来就学人数刚有起色时，行政人员却必须解散整个计划，和三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

但我在校园内也面临个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帮助或支持，也无法说服他们，我的历史观有利于整个行业。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准，而且五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版书。在税制专书出版后，我就再也没有出书。同事已开始传言，我虽然写出两部书稿，却缺乏付梓的价值。批评我的人并不了解《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来，也不清楚《万历十五年》的困难所在，也就是大学出版社认为应交由商业出版社，而商业出版社认为应归属大学出版社。说来讽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纪念亚瑟·莱特遗著《隋朝》出版时，我才又把文稿交给耶鲁，书终于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被接纳时，已经是我收到纽普兹遣散通知的六个月后，出书时我更已离开纽普兹了。这本书被译成数种语言，但那已是后话。

纽约，纽约

我埋头撰写本书已经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以来，我忙着构思、写草稿、修改和重写这些篇章，最后送到出版社的草稿，可能只接近我打出来的四分之一。当然我的基本障碍之一是语言。虽然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比在中国长，但有时还是找不到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或是最合乎语言惯例的用语，以便将想法呈现在白纸上。我有时向内人求助，最近也偶尔请教十六岁的儿子，这样的过程减缓我的速度。但目前这个写作计划的最大障碍却在于：我决心拉近的讯息鸿沟实在太大，而且主题的庞大严重也考验我的处理能力。书中似乎包含数十个故事，而每个都忍不住要蹦出来自成一本书。我常常必须浓缩摘要，然后再摘要浓缩后的成果。

这个过程无法避免，因为正如前述，史学是一种观点。如果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陷入爱河，但某一个周末的事件却让他们永远分手，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发生的事，对他的意义会随时间不同而变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后回顾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后两人都经历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从幸福美满的婚姻到分居和离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总是在重写和修正写不完的自传，过去必须重新投射于现在的崭新前景中，而现在却不时在变换中。既然如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悠久历史怎么可能始终不修改呢？毕竟就
某个层次来看，历史是经历过大时代动荡起伏的亿万人的集体传记。

能与时俱进而让美国大众了解的中国通史，仍迟迟不见踪影，我毋需在此赘述。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在处理外国事务时，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其基本议题的本质。我将于稍后解释，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内政策。但在目前的阶段，我认为妨碍真正了解的基本障碍不在于欠缺信息或知识，而在于一直存在的文化障碍。不同套的道德标准间很难产生有效的对话。

我曾走过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夹缝，自觉有幸能以同样的坦率来对双方发言。《万历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实现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问题根深柢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这本书的初版就印了两万七千五百本，让我十分欣慰。我有一位在湖南公社的堂兄，他在长沙买到一本。家妹写信告诉我，她看到广西的一位政协委员也有一本，书中尽是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画线。北京和上海都出现好评，香港和旧金山也是。后来我又有一篇文章登在李约瑟博士八十大寿的纪念集中，在上海出版，让我的批评文字又迈进一步。该文批评中国官僚制度盛行，因而导致自然法认可随意统治的假象。这种管理形态无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政治中央集权古老模式中所滋生出的恶习，将技术上的无能妆点成道德
上的优越，以维持其假象。我一位从未谋面的外甥写信告诉我他的感想：书中揭露的景象太令人失望，但如果实情如此，宁可揭穿也不要掩饰。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任何编辑、出版商或甚至排版工人就不可触及此一禁忌。事实上，形形色色的“主义”是构成左派史学的基石。不说别的，在X-Y-Z（X指邓小平Deng Xiaoping，Y指胡耀邦Hu Yaobang，Z指赵紫阳Zhao Zhiyang）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两种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很大的荣耀，也让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已告尾声。革命的意识形态被修正时，革命的举动也可以重新被纳入历史中（见本书“安亚堡”章）。

在写这本书时，我不时要离开一个文化的边界，踏入另一个文化。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识别证明。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我解决彼此的差异。这真是骇人的经验。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时，却发现我故事中的逻辑和推理呼之欲出，让我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前景不再是无法充分描绘的海市蜃楼。目前的这一页已到达此一境界。也许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先转到熟悉的场景，以一个事件为起点，和我的读者分享经验，即使暂时必须把中国搁置一旁。

我开始写本书时，是在1980年夏天，在德黑兰的人质仍然是许多美国人的锥心之痛。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伊朗的学生在示威时以仪式的动作抽打手腕。他们高喊反美的口号，用美国国旗来拖行李。每天晚上，电视主播总会计算美国同胞被囚禁了几天。一个遥远小国的内政居然透过一连串的事件，第一次扯上超级强权，甚至影响总统选
举。几个月后，人质终于获释。媒体邀请人质的太太参加记者会，其中之一是芭芭拉·罗森（Barbara Rosen），无数的美国人一定能分享她的喜悦。电视前的观众也许还记得，谈判的痛苦道路终于有所突破，在此期间皮耶尔·沙林杰（Pierre Salinger）发特稿记述其过程，细节一无遗漏。获释的人质到达司徒雷登空军基地（Stewart Air Base）时，令人动容。该地离我们只有十五英里，路旁的树上和电线杆上都系满黄丝带。仍然头昏眼花的他们搭车前往西点军校，暂事休息并接受询问。路人对他们挥动星条旗。但有一个相关问题却没有获得充分解答：美国为什么会落入此一陷阱中？

我没有兴趣研究CIA的运作或伊朗国王的资产，这些不过是次要议题。如果美国的势力得到敬重，CIA的干涉就会受到欢迎，伊朗国王存进美国的资产就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上，美国势力受到极度的憎恨。许多伊朗的领袖即使是在美国受训或接受西方教育，也都替霍梅尼做事，和宗教强硬派分子连成一气。大学生参加激进国家主义的运动，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会被西方价值所吸引，而不是支持造成本国落后的中世纪制度。

我们很容易骤下结论，以为他们疯狂、不理性、被误导。萨达特不是称霍梅尼为疯子吗？在他的朋友中，不乏有西方背景的人，霍梅尼和美国算账时，这些人不是被枪决就是被迫逃亡。

美国人还可以进一步肯定，我们对伊朗人没有邪恶的阴谋。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向他们买石油，我们也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他们军事装备和其他商品。如果我们勉强算是有阴谋，可以说是透过新闻单位推广
自由体系的好处，其中包括经济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也无不可。我们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奠基于自由意志和互利，一点也不像其他主义从阶级斗争开始，在大规模的暴动和不断劝诱后，最后就是苏联的宰制。

美国人厌恶被称为帝国主义，还有一项原因。在所有的主要已开发国家中，只有美国纪录清白，累积资本时并没牺牲其他国家。美国本身就是殖民地起家，自然而然同情被压迫的民族。美国最骄傲的行为就是拒绝以奴隶建国，这种英雄式的奋斗却必须以恐怖的牺牲为代价。如果世界上有公理可言，美国的前盟友和受益国都应该记得，美国如何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在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方案。

我绝不会挑战上述主张，这也是我定居美国的主因。我还可以证明，美国生活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自由及便利，还有新奇及魔力。如果这句话显示我性格中的肤浅成分，我愿意承认，不打算辩驳。不过，我想告诉读者的却是，系统分析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着差异。除非我们看到这些差异，否则不可能加以统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直到20世纪，这个名词才常常被用到。马克思提到“中产阶级社会”和“资本家的时代”，却不曾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个名词，他只把他鼓吹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称为“商业和重商的制度”，以相对“农业的制度”。时至今日，说也奇怪，描写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时，这个对比具备很高的再利
用价值。

在20世纪末的我们，书写时无法避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我依照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的先例，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把它当成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在我和李约瑟博士联合署名的文章中，我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但这些要素并非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含意和强制的倾向。资本主义不能只由个人来推行，资本家必须包括雇主、雇员、事业伙伴、银行家、供货商、客户、会计师、销售人员、公关人员和律师。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这些概念和惯例截然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基本性格和惯例，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很少不经过相当程度的暴力而被接受。在这些特例中，我们以位于小岛上的威尼斯为例，这个城市透过和平的手法而有资格成为资本主义的先驱。距离不远但处于内陆的佛罗伦萨，也尝试在公共事务中进行货币管理，却引爆激烈的冲突。在17世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荷兰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抵抗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无论是资本或技术劳工，都被代表欧洲主要土地势力的王室赶到北海边缘的尼德兰。我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英国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但必要的前提却是光荣革命结束内战。美国依资本主义的路线建国，如上所述，幸亏没有遭遇农业部门有组织的抵抗，因为美国有许多未开拓的土地，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是南方邦联发起的大抗争。

资本主义容易盛行在有绵延海岸线的小国，而不是处于内陆的大国；比较容易滋长于没有中央集权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不是中央集权文化丰富的国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虽然和欧洲势力接触达三百多年，但直到近来韩国兴起之前，没有一个亚洲大陆型国家具备明确的资本主义风貌。

一个国家转变成资本主义，对个人有何影响？我认为自身的经验已相当接近。我要求纽普兹的学生想像，如果同样的冲击发生在他们身上，改变可能是“从头到脚”，也就是说，必要的重新调适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商业人脉、人生观、甚至所使用的词汇。所需要的不只是决心，还需要协调，绝非像部分经济学家所说的，只要甩掉古老习惯，接受新选择即可，尤其在一个人口密集、深受安土重迁文化影响的国家。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我已经说过自己是深受其益。但我必须修正的是，我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自由是“合理”的特权。也就是说，社会所应用的科技相当先进，分工愈来愈细密，人人都有职业和移动的选择，我们才可能享受到这种自由。所谓的合理，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断扩充延伸，将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划分得更清楚，以符合新局势，在新的富裕水准之下，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致太离谱。一切都在成长和演化中，时点和协调十分重要。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都无法达成这样的节奏，这也是战争和叛乱连连的主因之一。

我无法说资本主义主导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只能说政府的运作依赖资本家的技巧。美国政府专注于货币管理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
利，这种策略需要国家经济最先进的部门能不断进步。如果形成不平衡的情况，获利的动机将诱发第二及第三层阶层自动补位，让后续发展更有深度。至于仍然落后的部门，政府会提供津贴、协助及补偿。但和许多组织能力还不够好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常常显得冷酷无情。这些国家认为美国释出最会攻城略地的商人，利用这些不设防的国家，丝毫不考虑可能引起的混乱或其后必须进行的弥补。

伊朗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开发中国家。他掌握着石油带来的收益，以为可以达成上层的现代化，同时完成下层的社会改革。他主导土地改革，提倡女权，实施义务教育。问题在于太短的时间内涌入太多的钱。国家欠缺通达下层结构的体系，无法达成必要的协调整合。伊斯兰教律是为了统一中亚贫瘠地区的民族，以军事化的简朴风格生活。所有人相亲相爱，人人都必须过着洁身自爱的生活。崇敬安拉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慷慨施舍。诈欺、偷窃及通奸不仅是私人的罪行，也是公众的罪行。但这些道德教条却无法提供复杂组织架构所需的基础。正统的伊斯兰教即使倾向神权统治，即使强调圣战和殉教，也无法脱离农牧的历史经验。我曾经浏览这个主题的文献，现代的阐释果然相互矛盾，混淆不堪，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伊斯兰教就像儒家教义一样，将国家视为文化导向的存在，而非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单位。大多数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层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简要明快。犯小错却蒙受残忍不人道的惩罚，毫不宽待地执行性禁忌，这些我们都听得太多。我们已经假定，提起这些事未免太落伍，但霍梅尼重新在伊朗复兴这些教义，因
而更加确定下列事实：大众层次的社会习俗并不曾远离农牧时代的过去。偏离社会习俗无法被宽容，容忍的错误范围从来不曾太大。虽然一再提到伊斯兰世界的“重商传统”，但宗教对商人的认可，无非是依据传统承认商人对社会的服务，从不曾鼓励他们相信，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可以超越传统道德，更不用说将同样的原则施展到大众层次。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都不利建设流动而多元化的社会。观察家指出，伊朗的有钱家庭通常会购买土地，投资股票，而不愿把资产投入长期的商业投资。有利分工细密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农业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实施现代化。

因此，无论伊朗国王在上层推展任何新方案，后续发展根本不见踪影。最后，整个现代化的计划似乎创造出一个外来的物体，针对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而不是本国。就像是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却又缺乏后者的精髓。石油换来的美元无法妥善利用在建国大业时，就会花在军备上，和奢华的消费没有两样。伊朗国王的失败不只是财富没有充分流通，也不只是他常为人诟病的管理失当。霍梅尼发动革命时，吸引相当人数的都市中上阶级，然而在理论上，这些人在经济上持续受惠于国王的改革。被罢黜的国王向来对军队青睐有加，但武装部队并没有支持他。要测量他的失败有多严重，就要观察头重脚轻的快速现代化产生多少疏离感。无数的伊朗人觉得，社会被切成两半，他们再也无法安宁度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显得像是邪恶势力的恶魔。国内的奋斗转成国外的圣战时，美国企业的商业优
势显得更无法原谅。

我认为，巴列维的悲剧不是“错误”所能交待。如果说是错误，我们等于是将所有的利益冲突，时点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历史因素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归咎于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这样的错误的确存在，通常是由于不幸的领导人过度使用秘密警察。但伊朗国王统治三十九年，理应被视为历史人物看待。他面临制度的陷阱。他只拥有独裁的权力，我们不可能不切实际，以为他会将王位的宝座换成“新波斯的第一公民”这个头衔，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不可能放弃他所拥有的唯一工具。一旦采取这个立场，他发现讨好西方强权既合时宜，又有必要。穆撒德（Mussadegh）必须被驱逐出境。石油资产国家化的速度减缓，签署巴格达协议，进一步开放西方的投资等等，都是一连串相关的措施。只要他经手的收入庞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资于大型的重点工程，美国的技术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业单位，因为制度规章及联系不足，无法使运作顺利。也许他可以多注意地方上的慈善活动，而不是像批评家指称的，让教师（mallah）去接触草根势力。但是，这批评也要小心处理。在伊朗国王统治下，官僚制度的运作原则完全不同于什叶派时期。他已经进展到解放妇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总之，伊朗国王的不幸在于他必须从古老的权力基础上推行19世纪的改革，同时要面临20世纪的问题。他计划的长期利益还无法实现，但他的恶行却是昭然若揭。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在于替伊朗国王辩护。如上所述，在我的大历
史概念中，中国历史的底线必须往前挪动四百年。在处理东方遇到西方的主题时，也有必要对西方文明和美国历史进行深度讨论。这个题材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让事件获得适当的定位。而且我也急着建立观察的重点。在这个情况下，巴列维可以符合我澄清前景的目的。到1980年为止，他的故事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可以完成本书的最后一章。但在我总结一切前，先谈谈其他要点。

我从来不曾去过伊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在印度待了一年多。1943年10月24日，身为翻译官的我随着中国军队在新德里游行，从比哈尔到新德里后再回来，火车的车程约四十小时。到了德里（译按：原文如此
），我们受到印度军官热诚的招待。经过演习和仪式后，我们的英军主人带我们去参观红堡。多年后，那段旅程仍记忆犹新，在龚坡尔站（Cawnpore Junction）灯光暗淡的火车站，置身于万花筒般的缤纷颜色中，慵懒怠惰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小贩叫卖食物的声音竟然忧郁至此！相反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则是吻合《天方夜谭》童话风格的城市，在树木的掩映之下，白色或奶油色的圆顶和尖塔指向天际。整体的景观只能从远处欣赏。我们的火车在这个城市停靠三次，每一次都让人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我曾经三次前往位于东方的加尔各答。中国驻印军从蓝伽拔营，准备进行第二次的缅甸之役时，我自愿开车载运武器到前线。我们的护送部队花了四天的时间，才通过蜿蜒的恒河下游，到达阿萨密的茶园区。即使是在蓝伽营区，我也常常在傍晚骑单车在邻近的村落进进出出，严格来说
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我可以宣称，在情况允可下，我尽可能四处观光。后来在纽普兹的亚洲文明课堂上，讨论到初级的印度文化和历史时，我并不觉得自己从未接触过这个题材。

然而，印度总是容易形容，却难以归纳。“对比的国度”，我只能诉诸这个观光主题。在靠近蓝溪空军基地，在我经常走过的地区内，通常可以闻到牛粪混合薄荷的清香。从农地回家的农妇头顶篮子，所哼唱的曲调完全融入薄暮的气氛中。我如何说明这样的景致呢？印度乡间之美或许还有待发现。在格雅（Gaya），我看到据说是释迦牟尼悟道所在地的菩提树。但就在不远处，街道肮脏，下水道没有加盖，光脚的小孩到处乱跑，也许正说明深奥的智慧诞生于普遍的无知之中。但结构如此松散的参考架构并无法增进我们的了解，只会导致误解。

身为华裔的我，比别人更容易误解印度。表面上，中印两国有许多共通点。两国都长久维持独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几百年来都面临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问题，都抵抗外来的侵略成为崭新的国家，但却都还没确定在今日世界中的地位。虽然“印中友好同盟”（Hindi-Chini Bhai-Bhai）中透露出善意，但喜马拉雅山的边界却充斥着敌意和相互猜忌。我曾经扪心自问：如果我对彼此的了解毫无贡献，我曾扭曲形象，让一切显得更糟吗？我读霍蒲·库克（Hope Cooke）的自传，读到1964年尼赫鲁葬礼的那一段时十分感动。前锡金的王后描述，当她与丈夫抵达现场时，群众误认她丈夫是周恩来，立刻即席唱出“印中拜拜”。但就在不久前，中印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印军被打败，反中国的情绪仍十分高昂。库克女士所见证的是，在人民的层
次，友善的感觉总会克服短期的敌意。人们不应该去破坏这种人类间的真诚善意。

但整体而言，印度和中国并不了解彼此。早期的历史接触和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除外，在现代史上，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自己发现，如果我和印度同事基于共同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接触，比较容易成为朋友，但如果基于各自的族裔文化就比较难。就历史上来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统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诉诸宗教。习于官僚管理的中国人则习惯把公共利益哲学化。把实际转成抽象的习惯是两国共通的特性，但由于相信的意愿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运作，所以容易看到别国的荒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误解和扭曲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发展成不同的方向。两国都仍然在寻找建国的实际公式，都无法扬弃意识形态，尽管许多印度领袖极力将新的共和国建设成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服膺意识形态却可能导致将行动等同无法讨论的道德完美，因此将特定的努力转成普遍的真理。

最近格尔和我去观赏获得奥斯卡奖的《甘地》。我相信艾登堡和金斯利表现出色，因为圣雄甘地的一生的确很难用影像来呈现。尤其是对我来说，电影中聚集的群众让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我摩肩接踵的真实人群。我看到蒸汽火车头时，几乎可以闻到上油的金属零件所发出的蒸汽味。从房子的屋瓦到浸泡在池塘中的水牛，整个景观既熟悉又写实。但这部影片仍让我有所不安。《纽约客》的影评指出，这部电影的前半部非常成功，吸引大家对甘地产生兴趣，但后半部却不协调。在我看来，错不在电影，而在主旨本身：甘地身为革命
家的角色很容易理解，但身为神秘派人物的他，生命中却染上模糊笼统的色彩。这无法以传统的逻辑加以解释。暗杀者的自白也有类似的谜样色彩。在高瑟（Godse）被判绞刑前，他说他个人对甘地并无私怨，向甘地发射子弹前还对他敬礼，的确尊敬而祝福他。这种不协调无疑构成教师的最大困难，因为我们必须对美国大学生简述印度文明的全部历史。

甘地是伟人，但绝非因此而更容易了解。他的信念是satyagraha，也就是灵魂的力量。换种不敬的说法，我可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在美国，我们会说，如果你打不赢一大群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入他们。甘地的战术一开始就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打不赢，不要加入他们。但他的温和抵抗并不是自限于被动的不采取行动，抵抗必须转成挑衅的抗争。此外，satyagraha还意味着，外在世界虽然有种种残暴及不公，但全都可以靠人的内在力量和道德纪律加以克服。可是，不管有无精神上的升华，这个信念仍然强调成功。你仍然必须获胜。

甘地认为，印度的独立运动必须和国内的社会正义息息相关。他努力推动改善贱民的地位，同时把古老形式的印度村落生活理想化。他认为不应该有阶级歧视，但仍然主张阶级之间应该分工。他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对自己的子女又很疏远。他觉得有时自己的理性应该超越圣典的训示，但又不曾放弃印度教的圣典，而且呼吁人人都保持出生时的信仰。身为领袖的他赢得亿万人民的心，他的教诲强调共存。但他坚守绝对真理，排除以妥协作为解决歧见的工具，甚至在同
一派人士中也不例外。他和贱民领袖安贝克（B.R.Ambedkar）意见不同时，他就绝食到濒临死亡边缘，最后才解除后者的武装。埃塞俄比亚人必须以武力对抗墨索里尼，无法诉诸非暴力的手段，让甘地深感惋惜，但印度独立后不久，他就核准派兵前往喀什米尔，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社群的暴动。这次的行动仍然显示，有时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甘地不信任现代医药。他也不用机器，认为机器会降低人格。他的手摇纺织机和腰布象征人们崇尚简朴，热爱工作，彻底独立于现代特色的科技分工之外。但他推展运动所以能够有效，几乎都要靠现代大众媒体创造和散播知名度。如果没有现代科技，这些媒体就绝不可能存在，他的杂志《神的子民》（Harijan
）也包括在内。现代科技的首要前提则是复杂的分工体系。

全世界没有人能否认甘地的伟大。他向世界展示，人类的精神可以有多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严。他以乐观自愿的心态来承受苦难和处罚，提振胆小丧志的人的勇气。他已经发现人类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释放出来，领袖不只善用在高位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走到街头，围着腰布，光着脚，以接近最低层的大众。他希望能启发领导这些人，但绝不发号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谊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虽然敬畏有加，却不可能崇拜。

如果我们将革命家甘地和神秘派的圣雄加以区隔，故事顿时鲜明清晰。甘地的策略包括引入宗教的力量，用以抵挡在科技上胜过印度一大截的人类机器。英国能使印度俯首称臣的主因之一是经济组织。直到今日，许多印度村落仍然实施“农业阶级制度”（jajmani），全国
有同质的文化，经济上却像单细胞一样。村民的分工牵涉到许多种类的农民阶级。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婚姻就限于同一种姓之间，职业沿袭自上一代。陶工的儿子仍然是陶工，洗衣工的儿子也是洗衣工，如此才能延续洗衣工的种姓。在每个村落中，农业阶级形成类似员工的工会团体，他们是主要的生产者。相对的则是十来种“服务与供给”的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卡明”（Kamin），执行制陶或洗衣等较专业的功能。他们也像是员工的工会团体。至于服务及供给的酬劳，是由农民阶级每年依年龄高低支付给“卡明”，照例以谷物来计算，有时甚至是以“一个人所能肩扛的谷物量”等不容置喙的标准来计算。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长老团，称为五人委员会（panchayat）。此处必须考量到通俗的信仰。正统的印度教认为，世袭的职业是由神来指派，达成世俗的任务也就是积存灵魂的价值。转世的信仰更进一步强化理论：工作做得好，来生就可以升级，不过最好能够完全脱离轮回。

我们可以主张，农业阶级制度在印度一定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于该国的地理和气候。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权也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强迫村落社群依宗教信念建立架构，并配合自然经济，以求顺利运作和生存。这主张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察，也就是说，印度社会的下层结构是面临英国时的致命弱点。事实上，如果对已形成模式的长期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因果之间常常难以划分。政治不统一和司法制度没有效力，迫使各地区必须达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又造就政治的难以统一。即使各地区的土王都无法借打散底
层来改造区域。只要农民阶级存在，印度接受现代科技的能力就极为有限，家庭工业成为永恒而不可逆转的现象。

也因此，18世纪的英国发现，可以蚕食鲸吞这个国家。英国人先前已来发展贸易，现在又来建立要塞，和印度的土王建立关系。像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和华伦·海斯亭斯（Warren Hastings）等帝国建造者，很快就创造英属印度的状态，并没有碰到太大的抵抗。印度次大陆就此分成德里的蒙兀儿（Mughal）政权、玛拉萨（Maratha）和锡克族、尼萨姆（Nizam）、纳瓦巴（Nawab）及其他土王。其后英国对印度的征服，约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同时期，一直进行到19世纪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胆大包天的殖民行径。外来的统治者仍然以公司自称，但却统治一个出色的文明，领土还比英国大了近二十倍。但英国设法组织殖民地军队，设立文官体系，划分行政管理区，引入法律，重新调整当地的收入来符合自己的需求。

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已引起充分的辩论，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作家、以及从自由到保守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重点不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的负担到马克思—列宁派诠释殖民强权到海外寻找原料和市场。有时我们不免看到英国所为何来的怀疑，因为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已经缩水，但英国仍然不断投入人力和资源。但这已是题外话。英国在印度的主权部署绵密深远，前锋是帝国主义，后卫是资本主义。有别于一般的认定，资本主义的重点其实并不只是着眼于物质上的获利，更不企求短
期内的获利。信用的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服务设施的聚结等技巧，都促成财政资源累积到空前的水准。新的管理技巧和更多的资源又使整个国家，或说至少大部分的地区，成为更广阔的新冒险天堂——通尼教授称这种经验为亢奋状态。这种新的生活模式蕴藏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因而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也让在印度的英国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的协调工夫一流，因而能维持一贯的冲劲，迅速征服次大陆，让土王沦为傀儡。但他们也大规模兴建铁路、公路，成立电报服务，扩充灌溉系统，改进公共卫生，在饥馑时赈灾，推行种种改革。这些成就赋予他们使命感，最后竟然演变成道德优越的幻觉。

这种长镜头的看法绝非小看短期的细节。就《甘地》的相关题材而论，我清楚了解，在安瑞萨尔（Amritsar）的贾利安瓦拉巴（Jallianwala Bagh）封闭场所，英军下令枪杀示威民众，计三百七十九人死亡，伤者更达三倍以上。下令的瑞吉诺德·戴尔（Reginald Dyer）在猎人委员会（Hunter Commission）作证时指出，他下令行动的那一刹那，不再关心原来的目的是为了驱散群众，只想到“从军事的角度制造道德的效果”。戴尔将军被迫退休，驻印度总督也予以谴责。但回英国后，上议院支持他，热心拨给他丰厚的退休金。甘地因而形容英国政府邪恶如撒旦，整个西方文明腐败。

不过，这些事件更强化长镜头观察历史的重要。以有限的观点来讨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极度危险的事。海洋贸易国家比较容易以商业惯例为基础来培养组织能力，而大陆型的大型农业国家就比较难，
如果能了解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戴尔的错误。帝国势力还有另一项优势：可以从都会中心推行经济活动，不去考虑臣服国家的下层结构。这是靠武力打造出来的组织。此时的英国显然已经忘记本身在17世纪的奋斗：整合两种不同的元素，一是英国的农业经济，二是重商惯例所衍生的组织原则和技巧。此时的英国人也已经忘记，他们已脱离“依赖”荷兰的“最后桎梏”（借用乔治·克拉克的形容）。

此外，本土的英国人比较容易想到驻印英人的美德懿行，不太会想到他们的恶行恶状。英国把纺织品卖给印度人，牺牲当地的工业，这个事实已经被遗忘。也很少人提起，安瑞萨尔事件的近因是印度人抗议立法准许预先逮捕。农作物歉收原本不一定导致战后传染病盛行，造成数百万印度人丧生，但英国忙于赢取在欧洲的战争，无暇注意这件事。殖民地的管理者想摆脱“先离间再统治”的恶名，但在安瑞萨尔事件中，廓尔喀和俾路支族的军人在戴尔命令下开枪。综合种种事件，我们就更能理解甘地的革命策略。殖民地的主人在英属印度创造出上层结构，虽然凶残，但结构仍然可行。印度人无法直接对英国正面开战，只好采取不合作主义。公务人员不上班，大学生罢课，大规模杯葛选举、纳税、英国法院制度及进口布料。这些行动造成参与者的绝大牺牲。但我无法想像，如果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推行这样的运动，是否能同样有效。这一切的背景因素在于，印度教的传统认为，情欲的满足和物质的拥有虽然不是天生的邪恶，但也是个人生命周期中较低阶段的实现。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应该结婚，过好日子，甚至追求成功。但年纪渐长后，就应该“淡出”世俗的追求，达到更高
层次的解放。也就是说，纵情享乐和过正常的生活并不罪恶，但禁欲和苦行的价值更高。读者应该还记得，在农业阶级制度下，印度乡村事实上根本没有提供累积财富的机会。不合作主义符合放弃世俗、追求精神价值的教义，还多了一层印度文化传统的诉求。而且，不合作主义也吻合印度的自然经济。甘地扛起领导重责时，时年四十九岁，虽已婚但已禁欲十多年。他在南非也享有盛名。总之，一切条件全都具备。

然而，这番观察并非指责甘地是机会主义者，或说他的动机并不诚心。事实绝非如此。甘地的悲悯先于狡诈，他的耐心无穷无尽。事实上，他的诚恳常让部下心烦，因为独立运动开始有声有色时，他们想从中获利。甘地对流血和丧命深恶痛绝，1922年，他领导的运动失控，爆发暴力事件，他立刻喊停，直到1931年才又继续。

在这些事件中，圣雄甘地展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奋斗已成为他的人生。群众运动日益扩大之际，他也必须更无私。这是场永无止境的奋斗。早期的战术和策略已历经灵魂升华的过程，完全融入他的宗教信念。只有透过无数的绝食和沉默抗议，才能实现权利即力量的理想主义，他的信仰也因此是追求成功的信仰。甘地一直怀抱这些信念，直到1948年他死于印度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枪下为止。但由于他自身印度教—耆那教徒的背景，他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清楚划分神圣和世俗。他显然将象征主义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也赞同圣牛崇拜。这些观念和世袭分工的概念紧紧相连，如果依逻辑的一贯性加以推展，无可避免会回归印度教因缘和转世的正统，虽然无法证明其错
误，但对现代生活却形成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的折衷主义虽然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独立运动时适时发挥功效，但其后却丧失动能。幸好他的继承者，尤其是紧接其后的尼赫鲁及现在的英迪拉·甘地（和他没有亲戚关系），并没有盲目跟从他的政策。他们摆脱圣雄对西方物质文化的猜疑，转而兴建巨大的发电水坝和大型炼钢厂。他们也没有确实遵照他的绥靖主义。

甘地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综览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共产主义虽然有时会进入地方政治，但从来不会形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宗教始终是引起争议的议题，巴基斯坦的独立多少减轻此一问题，但就国内来说，宗教仍然使国家无法维持一贯的现代化节奏。印度幸亏拥有良好的上层结构，和西方民主亦步亦趋。议会制度虽然不时爆发危机，但大体上仍能运作。在开发中国家里，印度免于军人主政的恶名。印度的运输和通讯系统仍然是亚洲大陆型国家羡慕的对象。在这些优势之下，印度得以在消除文盲前大胆实施全民普选。但下层结构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

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和在中国及伊朗一样，都让我想到，今日开发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在大多数的国家中，本土的制度已行之有年。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组织原则会以某种形式获得道德的支持。但国家借资本集中和分工细密引进西方科技后，原先的各种制度不再行得通。这些国家起初的脆弱难逃外国的压力。双方对峙时，这些国家必须动员最大的人力资源来抵抗外侮。一旦对峙的当下威胁消失后，每个国家仍必须寻求技术上的适应之
道。争取独立时所建立的防御机制，极可能无法完全解除，因为毕竟已成为国家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促成工业组织的基本技巧必须来自于资本主义，但由于各国地理历史等因素而必须加以修正，最后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

就印度而言，其村落起源虽难以考据，但可以上推至《吠陀经》和《优婆尼沙昙》，因此至少长达数千年，但受西方影响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四百年，而影响最深的部分不过两百年。我们不难想像，在整顿古老的结构以符合现代需求时，会碰到多少困难。我们提到印度的宗教时，无关神学或教堂。对印度教来说，前者无形而后者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意味着个人在社群中的社会地位、职业和谋生工具。印度有时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接受这个说法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虽然对村民进行民意调查，但村落仍处在农业阶级及长老团的制度下，文盲也尚未绝迹。既然如此，这个国家的新领袖恐怕很难宣称要全心全意接受资本主义，也很难说财产权可以超越传统的道德观。如果请英国人继续留下来，可能还更好。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保留上层结构中的某些集体工具，以保障无法替自己争取权益的百姓，否则就会被迫施放补给和津贴，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印度政府将交通运输产业、最大的银行企业和全部的保险业全都收归国有，民间部门只能执行次级或第三级任务。

印度采取不结盟路线，国家领导人自然对他们的决定赋予很大的精神价值，因为虽然他们也有缺点，但却认为自己已经用最合理的方
式，结合公共事务中的传统道德观及现代科技的好处。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心安理得同时接受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却不积欠任何一方。

我们如何面临被价值观所分裂的世界呢？跨越国界或文化疆界时，历史学家如何以充分的信心来处理这些议题呢？我们书写时，可以避免成为“亲X人士”或“惧X人士”吗？更严肃地说，如何可以既不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又不背叛自己的国家？

一旦体认到上述问题并无万无一失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欣慰发现，标准的分歧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向来都存在。事实上，现代科技将利益冲突散布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时，同时也将不同的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以印度为例，从收归国有的产业名单就可以看出，政府致力于可以在数字上管理国家。新政府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三大要素：信用、管理和服务。这并非令人沮丧的现象。不久前，甘地代表的是与整个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德，现在这个尊他为守护神的国家已经开始修正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便能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价值。

同样的，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自由和道德是抽象的原则，其具体化必须取决于时空条件。由于科技不断进步，我们自己的标准也常常修正。在我住在美国的这三十年期间，已看到美国道德标准经历剧烈的变化，导致适用到日常生活的自由观念也有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期待开发中国家立刻适应我们的标准，是不公平又不切实际的，毕竟这些国家大多数仍处于危急的状态中，眼看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现代
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从伊朗、印度和中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称得上是“东方专制政权”，足以威胁到“自由世界”。如果我们仍然听信这种理论，显然表示我们还没有从朝鲜战争的震撼经验中有任何进展。至于“亚细亚复苏”，这个现象不难解释，但我们不能把它和一个世纪前带有煽动企图的“黄祸”画上等号，才能了解其真正本质。我们必须了解，将资本主义引进开发中国家的风险相当高。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不只是尽可能利用科技，透过大量生产来改进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还在于利用社会服务推动经济的最后方，以赶上由前锋启动的普遍进步。在我写作的此时，社会福利是美国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农业补助以实物支付（P-I-K）的形式拨出，提高农业部门的购买力，以人为的方式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很幸运，可以采纳这些办法。在开发中国家，甚至连哪些地方需要社会服务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设想其实施能让人人都满意。一个落后国家贸然引进现代西方文化，无异于邀请技术最精进的管理技巧，和当地经济中最欠缺组织的成分一起同台竞争，并以国家天然资源作为奖赏。

我将美国在伊朗与英国在印度的经验相提并论，本书的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快。在面对现代西方发展出的信用、管理和服务的综合技巧时，日本以外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采取的因应之道，被学院派人士冠之以“亚细亚复苏”的一般名词，他们其实已经先把全世界分成
两个阵营：善于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上较优越，不善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低落，而且不老实。这样的过度简化也迫使我们以同样的草率来重新检视其归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借同一阵营内部不同之处来显示，挑起子虚乌有的恐惧是相当荒谬的事。如果我们忽略其间的差异，不如将美国在德黑兰的人质视为八十年前义和团攻占北京使馆区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如果说有集体的“亚细亚复苏”，其本质也是防御式的，而且正逐渐减弱。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数千年前孕育于亚洲大陆的伟大文明以农牧立国，无法在全国事务上让数学发挥最大的功用。使用专制权力当然有其必要。但团结凝聚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持久力量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宗教、哲学、诗歌等伟大文学、以及由亲属关系发展出的伦理学。这些要素通常写于成文法规内，或是成为习惯法的惯例。在现代，这种体制的可管理程度十分有限，成为和西方工业国家竞争时的最大具体障碍。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和部分本土的领袖并不了解此一详情，反而认为社会阶级和不平等是更迫切的议题。但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的主要困境在于问题的“不可度量”。他们欠缺正确的信息，即使发现问题所在，也无法处理。

但在抗拒西方的入侵和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时，本土的领袖已经发现，虽然他们的下层结构是国家落后的原因，但如果能动员传统价值，还是可以汇集惊人的力量来对抗外侮，因为这些外国势力具备现代化的上层结构，总是瞧不起内陆的本土权益。他们代表两种体系，彼此互不兼容。入侵者及其同党总是占有技术上的优势；防卫者的技
巧在于扩大冲突，形成群众运动，用量来弥补质的不足。他们强调这些手段时，造成“亚细亚复苏”的形象。我们必须提到这个议题，原因不在于魏复古博士的原创性值得无穷无尽的评论，而在于如果不澄清此一基本议题，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仍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但双方其实没有必要长久敌对。

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这项措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楚界定成共产国家，因为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建议行动名单上的第一项。但这件事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些建议时，是针对“先进国家”。他们假设这些国家累积许多资本，因此工业和商业都专注于剥削工厂内的劳工。从土地征收的租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只不过是不劳而获的另一种形式，很容易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状况。其次，毛的运动显然提倡平等精神和同情心等传统价值，比较接近孟子，不太像《共产党宣言》，公社的结构也遵循国家机构的传统设计。因为其基础是便于行政的数学原则，其单纯简朴有利于官僚管理。但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安排只会导致没有分化的最低层农业经济，无法实施现代化。这个缺点已被发现，因此最近也重新进行调适。第三，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已废除三十年，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的既定事实。我自己从来不曾崇拜毛泽东。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
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一旦土地所有权成为公有，中国政府必须对城市中的大小企业比照办理。就一般的发展策略而言，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经济底层的无数联系和关系应该由民间管理，而不是让意识形态主宰的官僚制度掌控一切，从头到脚，从发夹到鞋带。但读者必须扩大视野才能了解，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二十五年类似战备的状态。有人会说是极权主义作祟，但事实上也可以被视为延长的紧急状态，这是土地改革后的自然结果。农业生产受到国家的控制时，民间商业的主要供应来源就会被切断。但在战前，这个供应来源的架构就非常脆弱而不平衡，也许本来就无法成为新配销系统的基础。如果我自己没有在内陆与通商港埠之间来来回回旅行许多次，我可能也不愿相信有这回事。就管理上来说，新政府不可能一方面对全部的农业人口施行生产配额，一方面又鼓励城市居民发展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想像出，在食物配给制普遍实施之下，无数的生产合作社将产品卖给控制零售价的数百个地方政府。大致来说，中国目前仍然实施这套制度。

在与开发中国家交涉时，已开发国家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了解这些国家革命的真谛上。关键问题在于组织，而非平等。虽然某些学说可能在暴动时期煽起狂热，但无法取代建国时期的资本主义技巧。对这些国家来说，显然毕其功于一役并非所有问题的解答。如果消灭不合理和障碍可以带来好处，所清理出来的空间可以用来作为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基础，但成功与否还需系于对不平衡状态的巧妙运用。就本质来说，无论是经济或科技，都不能作为永久保存同质性和单一性的工具。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很敏锐的观察。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是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提到马克思的次数不下六次，每一次都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无法实际运用。但熊彼特不曾明显指出马克思大错特错，仍然推崇马克思作品中的分析价值。为什么呢？

马克思的理论衍生自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劳动价值理论，只有劳力才能创造价值。在“资本家的生产模式”下，劳工把劳力当成商品出售。但资本家给的工资不等于劳力创造出来的价值，只够取代劳动力量，牵涉到的社会成本不仅要支付食宿，而且还有训练和教育。劳工创造出的价值和出售劳动力量的价格（所谓的工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构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中饱私囊。我们当然无法说这个理论完全错误。如果完全没有剩余价值这回事，工会凭什么基础和雇主谈判协商？资本家如何源源不绝地累积财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必须实施反托拉斯法？

但就身为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却以概念式的简明风格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理论无法转换成实际的数字。熊彼特等批评家已经指出，他概略式的公式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必须意味所有的劳工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剥削，否则就无法导出一致利益的数字。此外，马克思也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对自己的事业也投入劳力。但是，其他学者更反对的是，马克思认为机器创造不出剩余价值，只有透过磨损折旧来传递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这时就可以问：为何我们称机器为“节省劳力的工具”？如果依照这个信念的一贯逻辑，信徒可能要追随甘地的教诲，逆转机器时代。最后这一点尤其和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正进入自动化和高科技的年代，劳力的使用大幅降低，脑力有极高的价值。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能产生强烈的影响，却只能被视为一套哲学概念。任何国家如果想一板一眼地死守他的教条，一定会陷入严重的麻烦中，就像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党派的争议暴露出固定标准的欠缺。依赖抽象原理和通则只会重蹈帝制时期的覆辙。我的《万历十五年》显示出，明末和毛统治下的混乱时期有许多共通点。我无意指桑骂槐，但两个社会都刚好用道德概念来取代法律。如果采行同样的做法，中国等于回到从前，无法在数字上管理全国事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解决之道可以依循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强化财产权。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训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财产权，因为前者无法在竞争时提供精确的测量。

我在此提出建议：不要劝中国宣称，共产主义行不通，应该被终
结。这样的提议只会使中国不稳定，对西方也没什么好处。如果中国陷入动荡，美国恐怕只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混乱。

但是我要呼吁中国人，财产权的强化是在他们意识形态的可容忍范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将“废除私有财产”写入《共产党宣言》时，呼应无政府主义者皮耶尔·普鲁东（Pierre Proudhon）的主张。普鲁东虽然宣称“财产即是窃盗”，但他指的并不是所有的财产，而只是用来剥削穷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他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期待劳力可以提升到集体拥有财富。《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把上述口号写入革命党纲中，作为一般而遥远的目标。事实上，在面对当前的议题时，他们的措施并不会像乌托邦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在同一著作中建议：普及义务教育，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实施累进税制，国家控制银行和信用，政府经营运输通讯服务。这些措施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采行，连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施，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采纳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状况了若指掌，不可能反对劳力集体合作的财产权。

至于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屈服于生活于一个世纪前的外国先知。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地理和历史因素对自由、道德、甚至财产权等概念所产生的限制。我们目前的财产权观念脱胎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制度。英国的法律从17世纪开始现代化，商业惯例被导入农业部门，前提是有系统地消除小地主现象，农地因而扩大和集中化，足以生产相当的粮食，支付相关成本。后来美国人同时受益于这套法律机制和免费的土地，造成每个美国人的一般家园规模接近于英国的乡绅。不
只是我们的自由是合理的自由，我们的财产权也是合理的财产权。为争取这一切，美国早期的移民者发动独立战争。种种证据显示，公民的权利已将国民性格混合地理特色。今日一般英国人无法和一般美国人享受同样的特权。

就历史上来说，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财产权不曾牢靠稳固。直到上一世纪，在受到外国势力影响下的通商港埠及邻近地区，财产权才开始沾染西方色彩。无可避免的是，这种都会—自由化元素注定浅薄稀疏，无法在中国社会扎根。我在本书已多次提到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将中国形容成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没有把手，所以无从着手。我们可以说，缺乏中间阶层导致过去的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事实上，举一可以反三。在帝制时代，中国培养出无数的小自耕农，让他们成为农地的拥有者，但资本累积到超越这个水准时，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对农民也没有提供农业信用，农民只好彼此借贷。如果有人可以了解上述史实，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国当代史。例如，读到史景迁《天安门》中许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时，就可以少一些情绪激动，因为事先就知道，中国的革命分子如果从都会—自由化路线着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可以解释整体而言的国民党运动，并且说明反对者为何失败，甚至还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败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中间阶层虚弱的现象积重难返，即使伟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称臣。

且让我再借用先前的类比加以解释：假设男孩遇到女孩，陷入情网。假设某些误会让两人从此分离。数十年后重新回顾此一事件时，必须置于祸福逆转的情境来探讨。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去。

1949年后的近十年间，毛的成就十分惊人，似乎已从一片混沌中打造出秩序，即使在经济的领域也有明显的进步。西方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农业土地的合理化使用可以提高生产力；资源的统合使农民得以进行许多空前的尝试。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三套不同的经济体系：一是工业化的东北，成为日本帝国的卫星；二是通商港埠的现代经济，但主要是配合西方，而非配合中国的内陆；三是内陆的农业地带，落后前两者达数百年。在毛的时代，三种体系才开始听命于同一主人。从苏联来的经济援助和低利率贷款虽然为数不多，但都能用在最重要的地区，因此常常能达成实验计划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经济起点很低，受到战争蹂躏地区的情况更是恶化。重建其实相当容易。这些有利的因素全都凑在一起，创造出有所突破的印象。

问题在于，一旦攀登到高原后，动力再也无法持续。后来，中共和苏联产生龃龉，走向国际孤立。意识形态的动力取代技术协调，造成大规模的断层。党内开始分裂，起初是温和派和激进派对立，后来则是激进派内讧。这些都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但还有一些尚未被挖掘的秘密。

记者和评论家并没有提醒读者注意一项背景因素：之所以会发生争吵和断层，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导指针。产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发现新大陆，但社会组织准备仍嫌不足，无法容纳新的突破。我们说中国的都会—自由化成分很弱时，指的不只是中产阶级相当稀少，而是更强调商业法尚未上路，背后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阙如。现在让我们看看西方的发展：在发展西方形态的物质文明时，信用的延展、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无可取代的。基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艺术，财务资源借而累积到空前的高度，达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变得复杂周密，以致个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极限。乍看之下，这些运作背后的信用具备法律上的约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开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运作的规模势必极有限，企业的分化程度也势必缩小范围。原因很简单：意识形态并没有数学的固定值，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为了让人人都成为无私的个体，必须让上亿人依西点军校般的荣誉法则行事。但在达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则的成本就已不堪负荷。也因此，无论中国实施儒家学说或毛泽东主义，无论是在1966年或1587年，结果全都相同。不但私人动机可以伪装成公众利益，而且有时公共利益本身都难以确定。

数年前毛泽东仍在世时，“农业机械化”在中国是件大事。所谓的“手扶拖拉机”深受青睐。事实上，这种机器的大小相当于美国的电动除草机，公社每购买一台就要花费约一千三百美元。这种机器的动力还不够强，在稻田中操作不易，而且很难清洗和维修。但为达成
此一计划，或说是为满足此一意识形态，工厂仍然生产，而农业单位既然是其“俘虏市场”，也被迫购买。这种弊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财产权和主要生产者完全分开。只有在毛去世以后，这个陋习才被废除。

不久前，我们听说，鞍山钢铁厂提议划归国营事业，同时缴税给国家和辽宁省。我们从提议书中才知道，这个旗下拥有数十家铸造厂和工厂的工业集团，过去被冶金工业部要求提高钢产量，被财政部视为税收来源，被省级和市级政府要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支援政府的建设计划。这样的“公众利益”都可能成为各方的争夺焦点，而且还不是在最受争议的地区。

“文化大革命”将意识形态和经济事务混为一谈，更开启强人争夺领导权，而且还达成一个目的：它彻底证明，只靠口号来管理十亿人口的国家，根本是不够的。运动对“资本家剥削”的害怕到达极点，反对分工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想让每个人都成为农民和工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不学习甘地的榜样，每个人都自己编织腰布，自己挤羊奶？

但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中国革命只有负面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新闻报道可知，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顺差约五十亿美元。再加上先前累积的顺差，现有的外汇存底应该接近百亿美元之谱（长期外债不计算在内）。对一个开发中国家而言，这真是一项突出的成就。相较于国民党以前的预算，单是数字就已显示数十年来的组织力量，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无法再走回头路。

中国无路可退。虽然此时无法强调私人的财产权，但却可以强调团体的财产权，而且也应该强调。农业公社可以被视为企业单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只能说，这是往前迈一大步，而不是倒退。改革可能填补体系上的空缺，因为世界史上并无详尽的前例可供依循。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似乎可以符合中国长期追求复苏的独特模式，在过程中预示更具开创性的未来。

在我写作的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朝此方向前进。公社有更多的自主权；政策鼓励生产副产品；内部管理的众多形式纷纷加以测试；主要生产者享有更多决策权；地方市场经过整顿组织。这些单位成为半私有企业的道路当然仍很漫长，但到目前为止，地方分权的倾向已经明显而持续。从1981年开始，国务院已经容许设立小商店，以填补公营部门的服务漏洞。如何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保险网络，已成为许多严肃对谈的重点。经济特区的设置已成为事实。外国投资可以进入特定区域。公营事业已逐渐改变，经营阶层必须负责企业的盈亏。工资平等逐渐让位给依功劳叙薪。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无法承认自利是公共事务的要素之一，我无法想像这个运动如何推广和持续。为达成法律的合理性和数字上的管理，这个体系必须取决于团体（包括公社在内）财产权的明确界定。这些似乎是相当逻辑的步骤，迈向中国革命后的重新调适阶段。

对立概念之间——如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的平衡，并非在短期间内可以企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民主体制都是始于各种形式的二元化经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西方两
党制度，也是起源于两相矛盾中。代表大我的“阳”和代表私人利益的“阴”能够同时并存，在中国绝非新鲜事。在过去，由于官僚管理的粗糙，前者才扩展成徒有其表，后者则局限于持有小农地这种无可争辩的合法限制。我在《万历十五年》已再三重复此一要点。中国当前的任务不在用文字创造完美理想的境界，而是让“阴”“阳”踏实协调，位于合理的范围内。历史已多次证明，这种做法绝对可行。以前的中国人曾迫于形势，融和儒家和法家，也曾融和本身的文化传统和佛家教义。如果举一个近例，英国17世纪末的经验特别能激励我。我已经说过，衡平法和习惯法的合并，是从对立的思潮中创造出一个法律上可行的秩序，透过司法判决来达成。无可避免的是，为追求目前的趋势——事实上是某种工团主义结合联邦的部分要素——中国人一定会发现，在经济单位之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都会产生利益冲突。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正好可以将新的司法制度付诸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前例，而不是将中央集体官僚管理加以合理化的法规，虽然后者可能具有统一而整齐的外表。

我也意识到，中国此时仍然担心食物自给自足的问题。普遍的配给制丝毫未见放松。物价和工资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城市中知识青年的失业率仍然节节上扬。生育管制仍是严重问题。情势不容我产生幻想：公社一旦成为半民营企业，内部的改变将加速进行；交通和其他问题会获得解决；内陆经济的多元化将成为事实；内陆贸易将带来空前的繁荣。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无意学他在武昌市的墙上进行大壁画。我只能说，我们处理中国的问题时，格局不能太小。范围有
限的建议常常不可行，观点受限的批评常常无关紧要。中国上一次企图以分裂的国家来各自解决问题，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气候和地理因素让中国在过去形成完整的体制，今日即使想实施地方分权，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才能逐步实施。

中国历史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可以激发不同的想法。当你想到中国的大问题时，不能因为短期的阵痛就放弃治疗。治疗有时只是治疗，但一旦奏效，通常会发展成模式，再变成体制，最后开花结果，形成独特的文化。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中国时并不了解这一点。我是以流亡人士的身份学到历史教训，而且大多是在美国时学到的。

1949年初，我离开广东，取道英国殖民地香港前往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我最后一次去台湾，是在1950年。最近美国和中国两地的朋友都问我：为何不回我的故乡看看？不久前，母校密西根大学的米格尔·欧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教授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不可置信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最难回答。

我当然可以用经济理由当借口。我被纽普兹资遣后，就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以便将我的中国历史观形诸文字。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自从我们去京斯顿询问后又发现，子女如果在十八岁以下，母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津贴。因此除了我的五百美元以外，格尔和杰夫又可以领到四百五十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接近三百美元。这些费用让我们可以勉强维生，低空飞过最低生活水准。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我们
还动用到格尔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到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到纽约市一趟，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订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情况最近又有新进展，未成年子女一旦年满十六岁，社会福利计划就会停止对母亲的补助。事实上，我打到这一页时，我们刚收到这项补助的最后一笔款项。因此，“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不再是祈祷文中的比喻式用法。与其计划去中国，我还不如担心杰夫的大学学费。

然而，如果要去中国，“费用已支付”的机会仍然存在，有些可以开放给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北京进行各种“交流”计划。一般原则是，国际机票由学者的母国提供，到达做客的国家后，所有相关支出都由对方负责。1979年，我申请参加明清历史学家访问中国代表团，但被拒绝。委员会宣称，代表团有大的学校，也有小的学校，有年长学者，也有年轻学者。实际上，十名代表清一色来自长春藤联盟和数家主要州立大学。所谓的小学校及年轻学者，是指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两名以前曾担任杜艾特·柏金斯先生的研究助理。后来余哈维也曾申请去中国研究工厂的成本控制，我还替他写推荐函，但也没通过。我写到这一段时，哈维正打算去中国，提供IBM 4300系列处理机的安装后指导，是被公司派去，执行销售合约的部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邀请海外专家，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在多数情况下，来宾或所属单位必须支付机票钱。但一旦到中国后，所有相关
费用都由地主国负担。外交部有一笔巨额款项由外专（外国专家）局经管。无论是林业部门或语言研究所，接待单位只要向外专局提出来宾的名字，设立账户后，旅馆住宿、餐厅账单、交通开销等，全都可以签名报销。通常会有口译人员跟着外宾。来宾的任务主要是发表演讲。配偶（通常是妻子）则受邀参加非正式的聚会，讨论社会习俗和文化事宜。来宾很少领到现金，但同行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费旅行的优待。任务结束后，还会安排两三星期的观光行程。数年前，有个自称耶鲁教授的仁兄充分利用地主国的殷勤招待，整个暑假都待在北戴河，中方发现此一恶行后，才稍加管制松散无度的计划。（让我气恼的是，最近上海和香港各有一家杂志误认我也是耶鲁教授，在这种情形下我丝毫没有被恭维的感觉。）我的一名学生也利用这种特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我的书在中国备受好评，应该可以用一般程序获得邀请函。事实上，哈维建议让我的出版社或文化机构来安排。

我是出于道德顾虑才不够积极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家妹住在中国，彼此已经三十五年没见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和先生被派到河南当工厂工人。1973年，我在英国时，我们终于又继续已中断十年的鱼雁往返。但几个月后，她的先生在医院做健康检查时，被诊断出得了喉癌。她在绝望之中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请李约瑟博士动用他的影响力，延后她一家人从北京调到桂林的时间，因为首都的医疗设备比广西好太多。我知道院长无力干涉，因此甚至绝口不提这件事。妹妹一家人还是调走了。两年后我的妹婿死于新职。后来妹妹又问我是否可以安排外甥出国留学，我又再度说
没办法。他们明白我的困境，原谅了我，但我仍然觉得愧疚。然而，如果说我在道德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见他们，我还可以见朋友和其他亲戚。

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苦恼：虽然他们住在大都会区，但他们的子女却在偏远省份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作。这种流放无关政治，而是牵涉到食物配给、工作机会和房屋等后勤作业。琼安·辛顿曾提到，她的儿子通过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有资格正式迁徙，但他在配额还没移转前就启程回家，给她添了数星期的麻烦。这个例子显示，我们所习惯的自由和机动，并不适用于中国。其他来源也证实此一情况。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申请双方互调，会自动获准，但很难找到适婚年龄的男女愿意从北京或上海调到农场去，尽管有时会有财务补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如果无法帮助或安慰别人，至少可以表达同情与理解。但我对历史的研究却让我深信，在这样的情势下，并非任意缩减自由来达到邪恶的目的，而是因为生产增加，但服务能力却赶不上。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有时我会以这种语气写信给外甥或堂兄弟，举我年轻时的努力为范例。但我必须加强建设自己，才能传递这些讯息。我内心也知道，个体间存有差异，我们的例子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不愿用自以为是的语调说教，更不想成为弃中国于不顾的外宾。更重要的是，我只能以历
史学者的身份来作证，而不是以受雇人民委员的身份。

我想，也许我应该培养敏锐的视野，向美国听众揭露我的中国历史观。到目前为止，我确实往这个方向努力，结果毁誉参半，而且都很极端。

在1975年之前，我曾八次申请历史研究的计划经费，核准六次。之后我又申请七次，但没有一次通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资金缩减，而且我年事渐长，竞争力下降。但另一个原因是出在我的大历史观点。申请案都必须送交专家审查。身为专家的他们倾向将历史切块切片来处理，因而认定真理来自于精细，老旧陈腐的形式胜过实用价值。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就算威尼斯海边林木被砍伐殆尽造成海权衰微，但也不会有人问你这个论点有何意义。只要汇集林地的资料，充分证明作者的方法有条有理，就可以赢得立即的肯定。如果申请人偏离惯例，引用的年代大于评审的专长范围，例如将中国的数个朝代一并讨论，就会减少被采纳的希望。我认为中国历史一脉相传，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信息自由法的通过，我可以看到评审拒绝申请案的部分报告，其内容肯定我的猜测。事实上，我曾担任申请案的评审，对审核的标准并不陌生。

但一旦大历史的观念盘据我的脑海，我就无法摆脱它。事实上，我从来不曾发明这个观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在成都中央军校踢正步时，企图达到完美境界。毛泽东时代对“机械化农业”的着迷也透露出类似的渴望，都导致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国民党十
四师在云南遭遇后勤的困境，显示在中国内陆县政府以下的体制真空。这个问题上承明代，可以解释毛泽东时代的困扰，也就是服务的发展无法支持经济扩展。没有商业贸易，就没有商业法。过去没有商业程序，现在就缺乏官僚的引导。我们必须体察到，这一切都是长期的过程，文化导向的社会企图转型成现代国家，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现代中国也持续这个过程，蒋介石虚构上层结构，毛泽东创造下层结构，目前需要填补其间的体系联系，“从发夹到鞋带”，必须一应俱全。我曾检视这个概念，将现代中国史的底线往前推移四百年，写出《万历十五年》，又在二十四史中寻求证明。我从来不曾打算以学习历史的心态住在英国、美国、日本或印度，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相比较，但我却仍然获得这个机会，和当地人时相往来，还参观历史景点。现在我不可能摆脱这个较大的参考架构，而且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摆脱。

此外，就我目前的历史观而言，我并不欣赏将中国历史切块切片，却没有事先预想到如何还原成整体。如果只考虑具体的事物，可能会忽略当代人制造假象的过程；如果只考虑到他们的观念和幻想，就可能忽略物质的背景，而后者才是逻辑所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尝试以纯西方的观点进行分析时，都会预期中国历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经验的范畴。但即使从我对伊朗和印度的简短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预期不切实际。

这种史观成为我和同行和谐共事的最大障碍。德克·博德替我的处境难过，十分关切我们家的生计，尽全力来帮我。但在徒劳无功后，
他就劝我移民。他来信说：“你在此地的前景恐怕一点也不看好。”

有一次他试着要我去参与一项研究计划，将中国的所有法律名词全翻成英文。这种编订手册的计划以前曾经试过，但成效不彰。传统的律法基本上是刑法，根据触法者与受害人的亲戚关系来施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受害人不一定是原告。必须能够预先理解中国乡村中的一百零一件琐事，才能体会其运作情况，否则法规本身只会显得太粗糙简单，内涵又太难以名状，不可捉摸。我希望自己对计划宣称的目的不要如此悲观。但朋友的父亲是湖南一个县城的地方官，我在童年就看过传统的判案方式，因此不可能对这项集体计划太热衷。数名学者将花数年时间从事中翻英的工作，逐字逐句进行，而且还会用注释补充相关的周边细节。这就好像将算盘的所有拨算方式输入计算机，然后再靠计算机来操作算盘。

我和德克一起去哈佛，接受一群年轻学者的面试。我实在不该如此做。我只不过建议他们，应该放宽标准，也许依类别翻译一些案例，这样就已经得罪审查小组的部分成员，两名学者对我投以极轻蔑的眼光。他们对技术的精确讲究到极点。我希望德克和他负责审查小组的朋友可以原谅我提这件事。对我来说，现在的学术离最迫切的议题太远，有一天甚至会被事件所超越。如果我不是有亲身体验，也许就不会强调这一点。我的体验一方面来自信息错误的大学生，一方面则来自受到压迫的亲朋好友。

不可置信的是，我自己找工作没有下文，但却有工作自动送上门来，有一次还提到薪水的详细数字，但这次又是将中文古籍翻成英
文，又是为了我无法认可的目标。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又遭遇一次尴尬的处境。狄百瑞博士过去曾多次帮我的忙。他曾替我写推荐信，特别是帮我申请到古根汉的研究经费。我们的结识始于1965年，他邀我写论文收入他的研讨会合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我的倪元璐专文杂乱无章，他花了数天时间去编辑和润色。参与他的明代思潮座谈会对我是一项殊荣，让我对明代的新儒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万历十五年》中的李贽一章，可以说受惠于他的许多研究心得。在我所知道的汉学家中，泰德（即狄百瑞）无疑具备最充沛的精力。听说他住在塔本齐桥（Tappanzee Bridge），但每天早上七点就出现在办公室。在经历60年代的学生暴动后，他担任哥伦比亚的学术副校长和教务长，显然证明他优秀的领导特质，能以崭新的精力让大学重新上轨道。他的现职是约翰·米契尔·梅森（John Mitchell Mason）讲座的教授，可说是名正实归。

在我们认识的这些年间，我觉得他有时亲切，有时粗鲁。他可以从京都寄来一封热诚的信，有时还从纽约的家中打电话给我。但有一次我去哥伦比亚，只因为没有事先约定，他就拒绝我进他办公室问一个小问题。他坚持完成工作的理由很是充分。他坚守岗位，无法容忍混乱，这两点都毫无质疑的空间。但我想，他不时突然展现的刻薄不见得全出于无心。举例来说，1976年，在多伦多庆祝《明代名人传》的出版时，他提醒三百位来宾，一开始提出这项计划时，由费正清博士进行评估计划，但评估报告却说，计划不可行。他翻陈年旧账，却
没有明白指控，让坐在前排的费正清毫无心理准备。泰德对替他工作的人不薄，但也牢牢掌握他们。他虽然对友人客气，却没有人可以刺穿他的铠甲。别人常在背后说他是“强势的人”。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却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的主要大学，学术管理人员就和企业主管一样，必须外表谦和但内心强悍，才能够生存。他们的竞争不只表现在实务工作上，也形诸于个人的强烈企图心。影响力是靠努力争取而来的，必须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赢得权威的地位。在社会容许范围内，先发制人最为重要。这种灵活手腕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军校所学。

对泰德来说，他有不得不强悍的原因。他承担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的领导者角色时，整个领域进入最竞争的阶段。他的学校位于大城的市中心，因此在郊区兴起而市区没落时特别身受其害。学校是由私人赞助，局势更为不利。耶鲁、普林斯顿、宾大、密西根及加大的中国研究全都保持特殊的“哈佛关系”，因为教职员中不乏哈佛的杰出校友。但是哥伦比亚和狄百瑞却势力单薄。他们必须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研究经费、替毕业生出版论文、替毕业生找出路。这些全都构成吸引未来学生的相关因素，因此主事者势必机灵大胆。财务是竞争的最主要项目，奖学金也是。出版也很重要，学生的论文能尽速付印，就有机会找到较好的工作。这些因素环环相扣，某一处成功，其他方面也会很顺利。相反的，忽略某个地方，就可能全盘皆输。

我听到泰德在普林斯顿受到批评，说他主持一些研讨会，又写书又编书，指导的博士论文全都和新儒学有关。我当时回应，哥伦比亚
的情况不会比其他地方糟，因为狭隘冷僻的论文题目已成为共同趋势，学生捍卫老师立场的风气事实上是起源于哈佛。狄百瑞虽然将研究专注在中国文明的一个层面，但他至少来回推移他的时间点。我的评论一点都不圆滑。就中国研究来说，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的对立相当激烈，因为双方的焦点都放在人文研究，但又必须在日益缩水的学术市场上并肩竞争。我既然无法在类似场合保持缄默，很快就不受普林斯顿的欢迎。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像到，我在哥伦比亚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1981年年初，狄百瑞邀请我。他计划组织一个研究传统中国“治国之道”的研讨会，预期美东会有一些学者有兴趣参加，经费由ACLS赞助。和他通完电话后，我于2月6日傍晚抵达他那里。约有三十名学者为此计划聚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来自其他校园，甚至有两位来自印第安那波里。在晚餐的餐会上，泰德热烈欢迎我。人人都自己付账，只有我的账单由他负责。然而开始讨论时，我却很快发现到，不论是资深或资浅，同行和我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直到今日，我仍然要说，本书的大部分材料源于这次的研讨会，我很愿意开诚布公。我的同行和我在无数的议题上意见相左。但如果我们要以20世纪末的观点来审视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我认为必须视之为文化过程，才造成过去的中国有别于全世界其他国家。除此之外，我认为别无他法。一般主题会诱导我们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否可以弥补，或是如魏复古博士所预测的，差距会持续扩大。我针对此一主题已研究多年，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
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美国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但美国人民对历史仍然很无知。霍梅尼是疯子。甘地是好人等等。在此同时，学者发现，威尼斯丧失在地中海的霸权，原因是在亚得里亚海岸砍伐太多树林。研究中国公社的学者甚至不愿多看看普利茅茨殖民区，连枷都在展示之列。评论亚洲诸国的学者也不肯稍微思考一下，美国在1862年通过公地放领法，造成东西方的大差距，起先在生活条件的差异后来延伸至社会价值。

我应该在此时退出研讨会，如果我继续发表自己的主张，只会显得像煽动者，成为学术圈中的卡斯特罗，尤其是在被纽普兹解聘以后。但人生难免意外的事。5月，我在家中收到泰德寄来一封厚厚的信，附带杰克·朗洛伊（Jack Langlois）厚达六页的备忘录。朗洛伊博士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任教于缅因州的波多因学院（Bowdoin College），据我所知还担任ACLS的委员之一。在我们于2月集会以后，他参加这个研讨会的程序委员会。他在备忘录中建议，我的《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研讨会的讨论起点。他写道：“黄博士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将于北京出版，对我们而言应该很有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学者也可以方便取得这本书，两国学者将可以就共同的基础进行合作研究计划。”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我无法拒绝诱惑，无法不回应。

我用四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重申我的立场。身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我又说：“财产权不同于意识形态，不只可以界定，而且可以分割、转移和流通。在财产权推动下的经济体系中，社会鼓励服务和商品进行更广大的交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绝对的因素。”我指出经济发展中司法制度的重要，我还简述自己将帝制时期的中国划分成三大时期。我向委员会呼吁：“我不敢妄自托大，期望你们将我的建议当成权威意见。但我要强烈呼吁你们采取规模类似的大范围前提。”

这封信寄给泰德后，我却只收到他表示收到的回函。他指出，他必须和委员会讨论，询问其他人的意见后，才能回复我。在此期间，朗洛伊已回到普林斯顿，准备在经费援助下启程前往中国住六个月，我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在搭机前来看我们。他说，开车到纽普兹对他来说太远。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在中间点见面。原来他妻子要从纽瓦克机场搭机，我邀请他在送行后一起吃顿饭。在普林斯顿校外有一家中餐厅A-Kitchen。我们进行《剑桥中国史》的计划时，曾在那里用过餐，很喜欢那里的食物。餐厅在九号公路靠近毕肯（Beacon）附近开了一家分店，店名同样是A-Kitchen。从机场和我们家开车去，时间都差不多。格尔和杰夫和我同行。

食物的确不错，但会谈结果就不是了。不知什么原因，杰克忽然丧失兴趣，不再提《万历十五年》作为前提的价值。他也不太热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他提到，许多研讨会的人都有兴趣致力于地区和当地的研究。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于其范围深广，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到毛泽东的红卫兵，主题都是群众。强调同质性和单一化，追求量而牺牲质，以村落当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层次）作为帝国的底线，这些特质都贯穿整部中国历史。狄百瑞博士编辑的两大册《中国传统的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书名大可以换成“如何在不清楚确切数目的情况下统治数千万人”，却不会失真。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不理性和荒谬。由于缺乏认识，史迪威才称蒋介石为“花生米”。日本人大可避免一切麻烦，只要他们事先了解到，从中国主体边缘切一部分来统治，可能会更有效率，但统治整个国家时却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动，除非经历重大突破，而事实上日军的入侵刚好带来突破。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可以明白，满洲人将中国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时，民族的纷争才消失。今日这个议题并没有被忘却。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累积大量的准备金，西方的投资银行又困惑又气馁，因为中国官员拒绝善用信用评等来借更多的钱，以便在城市产生更多的商业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想到，前线的经济有所扩展时，第二线和第三线要有所因应，以连结内陆和下层结构。到目前为止，均衡和成长仍然同等重要。

从我的观点来看，目前正是针对这方面进行历史探讨的最佳时机。数年前，我看过一部中国电影，描述本土设计的鱼雷快艇在测试时爆炸。工程师的反应分成两派。第一派认为中国的海军建造能力仍然不够成熟，计划最好暂时搁置，应该派专家到国外接受先进训练，才能再建造下一艘快艇。但提倡自立自强的人不肯轻言放弃。他们主
张，船艇可以分成三千个部分，如果每个人负责检查一部分，就可以找出失败的原因。这部影片反映“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意孤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凌驾科技之上，最后电影以第二派获胜结束。写剧本的人以为，只要牵涉到冶金和材料强度即可，并没有考虑到船本身的设计、引擎和船身相容度、转矩、推力、压缩比率、注油和冷却系统、管线、气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等。在普吉西的许多IBM工程师看这部电影时，大笑不已。就我的角度来看，许多过去的汉学家也犯类似的错误。他们地方化的见解让自己偏离主题，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如果我们忽略传统中国的整体特质，让年轻的博士候选人走向地区和地方研究，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没有私人动机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又无法在重大议题上保持沉默。狄百瑞的编制会议预定在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到9月底，我的九页建议已经寄给他四个月。于是我写给他一封私人信函，继续追究这件事。我告诉他，数年来的阅览让我产生大历史的新观点，不同于从学科的本位立场去分析问题。由于如此，“我在其他人之前显得顽固，喜欢吵架。”既然是他个人邀我参加编制会议，我希望能在之前先和他见面，容我解释其间的差异有多重要。只要一天前先通知我，我就可以去他的办公室。或者，“最好由我来请客”。我邀他和我共进午餐，地点在A-Kitchen，类似我和朗洛伊见面的模式。我想对他来说尚称便利，因为他住在塔本齐桥西端。无论如何，我以为他会把这封信当成“机密文件”，信只有他自己看，因此我在信中也加入这些字眼。

他没有回信给我，反而用复印机复制我的信，连同其他参与者的建议，一起发送给所有与会者。因此我的私人信函详细指示如何从八十四号州际公路开车到当地的餐厅，就这样分送到西雅图、到柏克莱、到俄亥俄、到堪萨斯、到哈佛、到耶鲁、到康乃尔、到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宿舍紧邻海门中心（Heyman Center）的人文学院，很像汽车旅馆。进入房间，关上门，拉上窗帘后，忽然搞不清楚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假日旅馆的房间中。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大床和专用的卫浴设备。虽然很舒适，但我在1981年10月30日搬进去时，却睡得很少。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烟味残留不散。建筑的隔音设备绝非一流，我可以听到隔壁同行的对话。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纽约参加研讨会的编制会议。时过午夜，显然他们刚从酒吧间回来。

我的生理竟然无法容忍环境的扰攘，令我大为震撼。我以前曾经是烟枪，抽得很凶，我抽过香烟、雪茄和烟草。年轻时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睡，带着铺盖或甚至是毯子，可以睡在木制地板上、砖面人行道上或散兵坑中。在中国旅行时，我可以在火车上整夜站着，车厢内非常拥挤，必须要先征求旁边旅客的同意才能移动双腿。现在的我居然如此挑剔。

白天的一切也令我不安。我实在不该继续待下去。我先前的提议没有受到注意；我的备忘录没有得到回应；我建议和狄百瑞博士私下会谈的请求被拒绝。我出现在这个会议已经没有价值，只能站在机密文件的背后作证，我对任何人都毫无恶意。我和同行前辈的意见产生
差距，让我有许多不愉快的经验。一方面，我必须为我认定是真理的事辩护，但另一方面又发现自己常被视为背叛者，老是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徒劳无功。

我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时，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没有先告知我，就去找狄百瑞，问他是否可以帮我找工作。泰德说，我个人没有求他，他不好做任何事。其中道理不难理解。我感激他们两人的善意。但我了解我和泰德的个性差异，尤其是他主持校务的特殊风格，因此迟迟不愿去求他。自尊的确是原因之一。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辈写推荐信，参加公开的竞争。但即使是毛遂自荐去当别人家的园丁，我都会觉得难为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普林斯顿。崔瑞德和牟复礼说也许可以帮我申请研究经费，我也只是听听罢了。自尊的负担有两种层次。我希望内人和儿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时期展现的自尊心，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宽广视野传递给中国和美国的学术圈。重要的是，我必须保持尊严。

在这个研讨会的例子中，泰德亲自打电话邀我与会。他已经越过中线来迎合我，百般顾虑我的感受，其容忍程度已超过对他的同辈。他召开10月的聚会时，我又再度发言违背他的期许，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不如这么说吧：我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不妨类似19世纪初当代人看法国的方式。如果法国已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德性共和国、11月反动、拿破仑战争、滑铁卢和维也纳等事件，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研究传统的法国治国之道时，不可能再沿用平凡传统的
方式。历史学家非常可能先修正标准，而后再切入主题。他们势必准备好要清除所有的智识障碍和困难。如果我没有对狄百瑞提到应该如何修正我们自己的标准，就是不忠于视我为友的这位同行前辈。在2月的聚会时，印地安那的林恩·史楚夫（Lynn Struve）建议，在讨论传统的治国之道时，我们应该看陈子龙。在杰克·朗洛伊的提议案中，他也提到这个名字。10月，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又说：“我们应该看陈子龙。”陈子龙是17世纪的学者，和其他数名学者合编《皇明经世文编》，收录四百二十五位作者探讨明代公共事务的文章。我简称此书为《经世文编》，书目中缩写成CSWP。我自己有这套书，共三十册，虽然没有从头读到尾，但也全部浏览过。在我的税制专书中，我引用过一百二十五次。即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比较通俗的书，也提到三十二次之多（中文版合并成二十六次）。我必须指出，选集本身并不足以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文集的内容漫无章法，多篇文章相互矛盾，有时甚至单篇文章就自我矛盾。如果我保持谦虚，不发一言，等于是欺骗这群人。

然而，在这次会议和尴尬处境两年后的今天，我写本章的目的不再是证明自己的正确。隐私权姑且不论，我请泰德以人文历史学家的身份考虑以下主张：我们的史学必须超越所有的组织原则，高高在上。如上所述，我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归功于他的启迪。狄百瑞指导我写倪元璐的专文时，写过多封长信对我解释，中国的哲学家很少主张纯粹的唯物论或唯心论，他们大多两者兼具。这番见解指引我以“阴”“阳”的观点来阅读明代的作家，后来再发展成心理和社
会学的层次。我和泰德之间存在许多小差异，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连。不过，我们意见一致之处却和历史大有关系。我的大历史主张似乎带着傲慢的色彩，但我们可以遵照经济学家的榜样。他们提到总体经济时，指的是缩减过、基础的、原始粗糙、简化过的经济学，通常不需要受过数学的训练也可以学会。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国历史的类似综述。从我在纽普兹教书以来，这念头就挥之不去，我也为此赌上一切。

美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综合视野，部分原因出在现行的学院分工制度、学界的许多传统和习惯以及主要大学间的竞争。我在普林斯顿时，企图说服参与《剑桥中国史》明史部分的同行，从跨学科的途径来建立更扎实的观点。我的努力不成功，我的胆大妄为反而绷紧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使以费正清博士的威望，也无法改进此局势。在《剑桥中国史》中，由他编纂的现代史部分欠缺凝聚力，“无论是在内容或表现方式”，这是黄宗智在中文期刊《读书》所发表的评论。黄还预测，这部作品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论是对学术圈或一般读者。曾担任《亚洲研究期刊》编辑的罗伯特·卡普（Robert A.Kapp）博士指出，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对这一行的知识产生重大贡献，原因是“专业和企业要求互不相容”。

但是，根据我和数位资深汉学家的接触，我更加肯定，对中国的论述一直让美国人很困扰，因为这个主题多少带有道德内涵。也因此，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还有一项因素导致左右为难的处境：美国人不愿修正自己捍卫自由民主的形象。《独立宣言》和《盖
茨堡演说》虽然提供美国所需的组织逻辑，但就技术面而言，我们一直在实施修正过的凯恩斯经济。即使两者间的关系真实确切，美国的自由民主仍带有地理的印记。美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从普利茅茨殖民区不断往西扩张，疆域包括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即使在凯恩斯爵士出生前，许多美国人就已经发现，扩张经济的前提是人口持续增长、自然资源用之不竭、明日的币值比今日的缩水。最适宜的条件被淋漓尽致发挥，加上信用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集结等商业技巧，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前，这些都已应用于英国的农业。两者的愉快结合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义的扩张在各国遇到大小不一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亚洲大陆，因为亚洲人口过剩，又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都和现代经济法则相抵触，妨碍上述条件的运作。时至今日，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想抗拒杰佛逊揭橥的理念，但中国却承担不起美国经济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这个理由，杜鲁门和马歇尔才宣称对中国采取“放手”政策。最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重塑中国老巫婆的形象。然而，虽然他一再阐述，但《苦海余生》（China, Survival in Bitter Sea
）的结论仍然显示同样的见解，只不过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理想的完美境界只是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其具体实现必须混合一国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并受制于这些条件。其症结在于，所有国家的共同点不在意识形态，而在经济或数字。有了这层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我们今日面临的奋斗，大多仍是七百年
前事件的延续，当时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将他们的货币管理技巧西传到荷兰和英国，这些技巧终于被采纳为管理的基础，也就是今日所称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反美国主义大都起源于对美国经济势力的恐惧，害怕的是美国的民间部门，而非政府部门。美国企业虽然外表看似毫无恶意，但却复杂善变，竞争意识浓厚，其严密精细就足以让开发中国家惴惴不安。整体来说，美国企业是全世界势力最强大、最有效力的利器。但是，开发中国家对这些挑战的因应，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即使一开始可能产生仇外和退缩的心态，但最后还是要从中制造出防卫机制，以便和挑战者在互惠的原则下从事贸易活动。这种倒退的运动即使倾向回归过去，但却有机会从文化传统中找出特定的组织原则，以利再度运用，成为采纳货币管理的础石。即便在过程中的平等主义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廓清一切可以消除不平衡，替新秩序创造出可以运作的基础，如果继续强调平等，可以使新的上层结构紧密接触下层结构，否则就会像已开发国家一样，必须从先进部门征收所得来补贴较落后的部门，但这已超越开发中国家的能力。我认为这个全景非常令人兴奋。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完成清单上的每个项目。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延长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即将告终。想到这一点，我历史学家的身份便有所寄托。回顾过去，我可以用尘埃落定的态度来检视整个中国现代史，其中心主题是文化导向的社会转变成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况就像是徒有骨架没有装潢的结构，挤满迷惘的住户，但这现象却没有阻止我看出希望所在。最有力的证据是，对法律的需求成为目前的共识。沉迷于权力的
革命分子不可能讲出这种话。

同样给人无穷希望的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可能已经在望。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驳斥马克思派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社会将没有阶级之分，国家将萎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扬弃美国化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习俗可以成为未来全球的标准。无论在哪一类情况，原先的假设都太过粗糙简单，离事实太远，但对明显价值的崇拜将使历史走向目的论的直线进展。我写本书时，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我承认这种写法并不容易，显然造成本书有许多缺失。）我此刻建议，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向内的箭头和它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此外，人类历史中能够被确定的部分，正如康德所说的，符合我们认知心灵的主要架构，也就是图中的实体部分。超过可能经验的领域被康德称为“物自身”，属于不可知，就是图中的虚线部分。部分读者可能喜欢界定为神学史，属于信念而非知识的范畴。我们可以借此避免以目的论开始历史，同时也可以避免以救世主的保证来终结历史。这个主张可能造就“宗教与政治的国际性分离”，透过学术手段来达成。

我对中国的大历史观念当然不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放入图中的实体区域。这张图表有何实际用途？这是能够支持我主张的唯一逻辑方式。

现代中国史牵涉到从伟大的文化传统转型到世界经济大国之一，其起点和终点都相当清晰明确。检验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时会发现，执行全国事务时大多只是敷衍了事。以石头起造贞节牌坊仍是政府的有效工具。执行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社会价值。官僚由诗人担任。皇帝并不清楚税负的确切数字。所有的财政单位都不过是粗略的配额，经过地方官员的扩大和压缩。把焦点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会发现，国务院下设许多部门，有一半和经济相关。法定货币人民币是现代中国唯一成功发行的全国货币。全国生产的主要商品全都由政府来购买和重新分配，农业税除外。只要经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得知，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达成本质的转型，转变并非在一次或一代之内可以完成。但今日却没有任何学术著作以统一的主题上溯这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呢？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中国革命延展一个半世纪，相当于两倍的个人寿命。
但又像离我们不过几英尺的悬崖，很难给予超然的评估。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我们如何将文化讨论转成经济？我们如何进行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的课程？如此一来，教师岂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课的诗歌，然后再教统计学到学期结束？这样的混合前所未见。如果你研究中国哲学，就会以毛泽东思想做总结。如果你处理清代的土地资料，可能将讨论延伸到目前的谷物产量。你不可能跨越领域。此外，在你的一般主题被接纳前，你还必须考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愿意接受你的研究。

也因此，我们将中国革命视为永远的失败，数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半世纪以来不停“搞砸”或“弄糟”。我发现这种说法有违史实时，就必须将一百五十年视为一个单位。以上的图是我唯一能凭借的权威，让我能了解，在巨大的时空之下，个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只能在曲线运动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其实现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虽然看起来像是失败，实际上却只是偏离所宣称的目标。考虑到代表一般转型的曲线时，每个人都贡献一小段弧度，一个接着另一个。就这方面而言，蒋介石和毛泽东只是在空间上相斥，而非在时间上。无论他们自己有何感受，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起促成转型。转型以弧线的形式逐渐改变路径，是受制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力量，不需要这两人的认可。与其悲悼中国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恼和痛苦，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毕竟终于可以完成转
型。愉快的音调应该可以引发希望和乐观。

如果以已开发国家过去的发展历史为参考，并和开发中国家现在的情景相比较，中国的历史更加确定我们的观察：由于科技的进步，各国之间服务和商品的交换势必扩大范围。压力驱使所有的国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标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准或更公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还牵涉到组织的问题。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否则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导不同的国家走上不同的调适之路。但面临更商业化的国际关系时，中国的转向证明，长期趋势是朝向各国间的整合而非分裂。

我不可能说服中国成为和平的维护者或世界强权。我也不可能刻画出全球的景象，并坚持它确实证明，重要的历史发展正在进行，具有自然法的约束效力。但我主张，中国已经展开从文化传统进化到经济体系的过程，证据已经经过广泛而具体的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因为推动事件的人并没有声张。我的图可以写实呈现前因后果及真实状况。我还想补充，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何在，缔造者和史家往往有不同看法。中国人并没有受惠于我们的超然立场。我们的学术界人士则忙着捍卫神圣的事务，无法脱离修正历史的立即后果，不能从中享有自由。

在我和长春藤同行前辈的对抗中，我并没有提到上述的主张。我并没有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具备互补的历史意义。我也没有说，中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从文化传统转型成经济体系。我只是指
出，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中国今日的最佳远景是在集体或合作的基础上强化财产权，现代中国可以从17世纪的英国撷取灵感，研究相互冲突的观念如何在法律体系下融为一体。只不过如此，我就失去工作和出书的机会。我被迫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来写这一本书，参考资料不足之处，我必须以个人经验来填补。在高层次的概论之后，必须转换到卑微的观点，暴露自己的缺点和琐碎。但还有另一重困难：在尝试就物质面诠释中国现代史时，我不知如何消除道德冲突。我不知如何表达，我亲眼目睹的残暴确实发生了。我以这个图表建议，螺旋形状牵涉到康德、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命运预定说、原罪、“因缘”和“阴阳”等，也许可以减轻我们的良知负担，因为可以借由它们来吸收在过去时点残忍行为所带来的冲击，超越人类救赎或挽回的力量。

崇高憧憬向来不是我的习惯或个性。我原来的目标不过是对一个小型文学院的大学生概述通史。但有一就有二，最后我再也无法暂停。我已说过，我开启这段生命时，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问题在于，在过程中我逐渐卷入比生命更宽广的历史。到最后，我避免放肆时，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在此同时，我历史观点中的实用价值让我无法维持缄默。离奇的环境导致我出版这本书，依据的是三十年前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新闻特许。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我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

梅尔·高尔德曼（Merle Goldman）将我的朋友廖沫沙归类成“自
由主义者”，他弄错了。虽然沫沙驳斥死硬左派分子的虚伪主张，但他自己仍是理论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替我书的封面题字，原因不在于他赞同书的内容，而在于我们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自从他获得平反后，我们通了五六次信，有两三次还写了数千字的长信。他最近的一封信显示，他虽然没有鼓吹阶级斗争，但仍然相信，中国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直线进展。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却可以从他的处境中想像中国此刻的困境。在新的民法地位稳固并开始生效前，中国的公共事务只能透过共同决议和普遍声明来协调。在此期间，我认为一党政治无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现象，社会必须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间阶层，我建议从工团主义和团体财产权着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忽略技术上的准备，要求立刻解放中国的年轻叛逆分子，等于是建议中国人：“忘记你们的公社，忘记你们的食物配给和鞍山钢铁厂。你们只要让每位妇女涂不一样颜色的口红，让男人吹自己喜欢的曲调或玩自己的乐器，一切就可以解决。”

田海男是田伯伯的儿子。他和我于1938年一起进入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服役历史相近，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1945年年底或1946年年初，他加入共产党军队，部分原因是他父亲剧作家田汉和周恩来关系密切。他有功于人民解放军中野炮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初期成军，而且还参与朝鲜战争。虽然田伯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狱中，但没有动摇海男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我最近才收到他的第一封直接来信，信中附上一张邮票，纪念田伯伯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重新被当成中国的国歌。我虽然仍不知道他的
现况，也不清楚他对党对军的义务，但我仍然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影响力去愈合内战幸存者的情绪伤口。我粗略建议，就我的历史观点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应该将对方视为永久的敌人。我在信中又强调，蒋介石在历史中自有定位。信寄出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毕竟我们已经近四十年没联络。但他的回信却充满快活的语调。他希望我和内人回中国看看，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去登泰山。对中国人来说，“登泰山以小天下”，登上泰山顶，才知世界有多小。

陆诒一度是《新华日报》（共产党在战时重庆的党报）的首席特派员。我认识他是因为范长江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时，他是活跃会员。他已离开报界多年，目前活跃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上海支会，同时担任两所大学的新闻学副教授。我于1980年重新和他取得联系。从他的出版品中，我发现他就新闻报道的演说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提到在日军包围下从徐州撤退，在新四军事件后在重庆身为共产党官员的艰困处境，周恩来亲自下达他的命令等等事件时，他都会交待背后的历史因素。我写信给他时，忍不住劝他降低对党派的强调。我的举动并没有政治动机，只不过是希望能领导下一代扩大视野。但我不知道我的讯息是否能被接受，而且，就算他同意我的看法，是否能采行我的建议也都不可知。但我欣慰地发现，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问世后，他收到出版商直接寄给他的赠书，非常高兴。这本书说明现代中国的问题已经过数百年的酝酿，应该也可以发挥类似的劝说效果。

在进行上述书信往来时，我并没有得到赞助者的支持，甚至没有
任何一所学术单位付我文具和邮资费用。然而，我却了解，如果继续进行这类沟通，万一运气不好，可能引发猜疑，危及我的朋友。因此我更急着让本书出版，可以借此澄清我身为独立观察家的地位，也可以确定我报道中的学术源头。这项澄清工作对台湾友人的意义，可能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友人。

1980年圣诞节是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一总队毕业四十周年，为此重新印行当年的通讯录。校友会成立，决议每三个月发行简讯，让大家知道同学和家人的消息。在原来的两千名毕业生中，中国大陆以外的共联络到三百三十位，其中有一位在日本，三位在美国。大多数留在台湾的同学都已退役，其中有许多晚近经商有成。在仍然服役的同学中，有几位已经爬到高位，包括二级上将郭汝霖，是“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我的一位要好同学汪奉曾也有不错的成就。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十年前的雷温乌兹堡，他也是参谋大学的学生。回到台湾后，奉曾官拜师长，驻守金门，部队每日面临重炮轰击，死伤惨重，经历长期的不确定感。他的若干英勇事迹仍可见于西方媒体的旧挡案中。最近我才得知，他以中将退役，转往非军方的政府单位任职。但由于台湾坚守意识形态，我和在台朋友的关系紧张，程度更胜于与在大陆的友人之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王将军已有数十年不曾联络。即使我与在台湾的表弟通信，也都只限于讨论家务事。我看到成都中央军校校友名单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四十年前的光景，在成都草堂附近，德国制钢盔底下是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和一对对好奇
的双眼。好奇心驱使我想了解他们过得如何，无论是“民航局”的局长或副局长（刘德敏与左宗慧），或是在欣欣向荣的民间企业中当董事长或总经理。信件的往返勾起怀旧气氛，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下级军官时所遭遇的辛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深。

自从我们在成都的岁月以来，国民党就不曾放弃行之已久的惯例，也就是将管理等同于完美理想状态的憧憬，仍然以哲学的手法来经营政府，造成外在的假象。由于国民党以传统价值的捍卫者自许，因此不可能放弃这种半宗教的外观。也就是说，今日的台湾“政府”仍然认为自己在担负神圣的使命。特定官方刊物仍然视中国大陆为“匪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称为“伪政权”，官方采取的意识形态更难加以修正。这种坚持对历史学家造成的最大障碍是史学的“固定前端”，所有的研究和阐述都必须紧扣此一结论，或至少也不能抵触。

写到目前这一段时，我曾认真考虑，提到以前的同学有何好处，也许会让他们困扰、尴尬和不便。但经过多天的思考以后，我决定如实呈现。随着本书的推展，我愈来愈觉得，本书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连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但多年来我以历史学家为荣，背后的心理因素就在于我在成都中央军校当军校生，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的生活历练，而这些正是我和名册上其他三百二十九名同学所共享的资历。本书既然包含私密的个人特质，我不愿意在出版时假装自己无视于以前同袍的感受。但另一方面，我痛恨将
道德抽象概念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合法工具，如甘地、霍梅尼，甚至美国的若干共同价值，更不用说是主义和口号。我对传统梦幻治国的批评已见诸北京和上海，很希望台北也可以看到。我绝无意造成在台朋友的困扰、尴尬和不便，只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甚至可以提高他们坚忍牺牲的真正价值，让他们的事迹在下一代面前更形突显，据我了解，这也是仍在世同学所宣布的目标之一，他们将带子女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会。

历史证实，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失利，并不在于其邪恶企图；在台湾岛上化危机为转机，也不能归功于梦幻般的美德。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是更决定性的因素。就本质来说，在滨海省份实施货币管理，要比在广土众民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台湾的捍卫者造就国民党的主张得以成功，在给予应有的肯定以外，其成就却必须触及下列几点事实：

即使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台湾的农业就和贸易相关，多余的稻米、樟脑、糖和茶叶都特别出口到日本。国民党接管后，这些农产品持续赚取外汇，有利台湾的资本化。和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一样，台湾的农作单位很小。但由于地理位置较为有利，普遍贫穷的程度不及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严重。国民党政府改善佃农生计的主要贡献在于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案，效法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每户人家只能拥有约七点五英亩的普通等级农地，超过上限的部分必须交出，由政府重新分配。政府保证给予的补偿约等于两年半的农作收益，几乎只具象征意义。补偿金的百分之三十是股票，来自政
府从日本接收的企业，其余则是以稻米及甘薯支付的商品契约，期限为二十年，年息百分之四。就像麦克阿瑟监管下的日本，法案能够实施，不过是因为国家仍在军事占领的状态，疆域也够小巧，可以用现代化的商业技巧和数学加以管理。不过，国民党的改革者强迫富裕的地主进入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这个明智之举功不可没，不但纾解务农人口的压力，而且还开创提升经济的一般模式。

美国十多年的大额援助更增添经济成长的动力。大量资金涌入时，正值本土经济正要起飞的最佳时刻。经济发展策略更进一步展现独到的眼光。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外贸受到严格的控制。台湾更避开所有的资本密集计划和高级产业，数十年来专注于劳力密集的外销产业。国民党控制的这片土地就凭借这种方法，进攻战后先进国家经济扩张所创造出的广大市场。近年来，台湾才开始进入高科技产业，出口钢铁，和日本合作制造汽车。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明显的是，台湾善加整合大陆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才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滨海的地理位置有利贸易的促进，政治影响力也随着加深。当前的问题在于外来的竞争。高科技产业面临和日本的艰困竞争。依亚洲标准而言，台湾低阶的劳力也不再算是廉价，必须面临其他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大陆。

我确定我在台湾的朋友会同意一件事：他们代表在这个沿海省份的年长一代，必须保持和大陆的兄弟与同辈间的感情联系。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赢得1943年签订开罗和约，因而赋予他们在这个小岛上的合法地位，成功的故事就不可能上
演。台湾的光复是胜利的果实之一，如何传递给后代，仍然有待观察。至于捍卫台湾和增进台湾福祉的人，他们的功劳不应被抹煞，他们和子孙的安全也不应被轻忽。但另一方面，发生在金门岛的炮战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足以收入史书。一个全世界政要都访问过的敌对政府，一个在联合国已有十多年历史的敌对政府，不应该被断然称为匪徒。这个议题当然可以交由积极参与的人士，但毕竟牵涉到亚洲的未来，甚至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我深知，我对历史的评论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争议中。情况类似于：如果你明确反对一群人，不管对方人数有多少，你的地位还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却又针对某些要点反对每一个人，这时如果就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意见显得更加靠不住。我的大历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替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这些意见的学术源头。如果我的意见和外交有关，也只限于民间的层次。我的推论依据是基于已印行或可以出版的信息。我所提的建议因此归属一般论坛的领域。

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视野，就可以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进入最特殊的发展阶段。表面来看，只见到无尽的笨拙粗陋。但如果就基本架构来看，其组织已经健全，可以开始建设的工作。最鼓舞人的层面在于目前的问题都可以“被确认”，目前必须努力推及内陆的下层结构，但过程显得缓慢辛苦。这种工作不但毫无光彩，而且还需要拓荒者的牺牲与奉献。但是节奏一旦确立，也就是说，农业公社开始成为
有利可图的贸易单位，内陆的运输能顺利运作，动能就会加快，而这种速度将使大城市的现代计划更风光。美国人当然可以伸出援手。例如，他们可以启发中国青年成为运动中无名的英雄，援引美国开疆拓土的历史为经验。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启发似乎导向相反方向，非常可惜。

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仍是中美关系的严重障碍。有时我很希望，中国人不要自称是主义的信徒。但我更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不要去中国推销自由与民主，如果不得不去，他们至少应该了解，他们的商品像电压不同的进口电器一样，需要加上变压器。事实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争议，以及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间的争议，都掩盖真正的利益冲突。我们从已出版的文字中可以发现，部分美国人希望中国打开市场，让外国商人能做选择性的购买，同时能倾销他们想出售的任何商品。这种期待并非头一回。先开放武器等国家经济中的最先进部门，是美国对开发中国家的惯例。但中国已经奋斗数十年，发展出足以抵抗基于这种条件的贸易。他们的目标在于减少前端的贸易，以提高本国经济的底线。这不只是政策而已，还会影响到体质，因此必须压制特殊部分的利益，以兼顾全体的利益。

我们有理由依中国人订立的条件和他们做生意吗？理由很多。

目前中国大环境的特色在于农业公社的成立，内陆和沿海城市有必要联系，各省间贸易扩大衍生出对法律和架构的预期。但目前的处境并非由中国人发明，也不是由西方顾问所设计，而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在这段期间，不论是内在或外在，人类的努力逐渐在地理和历史
因素影响下定型。所有的可能方法都试尽后，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答案。只要集体拥有仍是明显特色，中国进行的计划就需要集体转型。但基本的发展技巧牵涉到信用的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整合，这些都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应该可以运用到中国。也就是说，就集体的意义而言，中国的经济可以和已开发国家长期互动。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群众路线，其波动程度应小于西方国家的现行制度，每人平均消耗量较低，但会比较坚实，附带更多的人类价值。就未来的潜力和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成为21世纪的安定力量，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中国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迫切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其廉价劳力？美国成衣和纺织业已感受到中国进口的压力。1983年7月，一名汽车业分析师在底特律宣称，到2000年，美国将没有独立的汽车制造商。根据他的说法，全世界将只剩下三家汽车公司，欧洲和中国各一家，另一家可能在南美洲。首先，我不相信中国在短期间内可以取得这种地位，因为这和目前的深度发展策略相矛盾。但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家的崛起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许多开发中国家已经发现，不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日本可以说是开启先例。目前日本不但挑战美国在汽车和计算机产业的领导地位，而且，据某些专家指出，还要迈向民航业大国的目标。但日本在钢铁制造的优势逐渐输给韩国及台湾。这整套连锁发展虽然没有获得美国的赞助，但仍然受到美国的鼓励与提倡。潮流所趋，我们无法阻挡或逆转。就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到中长期的互惠贸易。长期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持续
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由于气候无法预测，中国主要城市都储存五年的存量。部分游客指出，当地食用的米有怪味。）将沿海探油权租给美国公司，和东方汽油公司合作生产煤，和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吉普车等，都展示目前的互惠和将来潜力开发的范围。我们还可以运用想像力，预想未来中国内陆完全开发后的景象。

至于部分国家工业化造成美国劳工失业，美国也许还要考量数项因素。财政赤字会持续推动国家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这个过度盛行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不禁要怀疑。另一个考量因素是自动化。高科技带来的混乱可能比外国进口品更为严重。无论如何，在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发生关键性的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如果能妥善准备，对他们的冲击可望减轻。为达成此一目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动机改善和苏联的低荡关系，才有助解开心结，降低军事费用。我们毋需再辩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优缺点。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就和健全的家庭财政一样，可以受惠于小额的商业贷款，而在经济扩张时，小额商业贷款会节节上扬，但经济仍然能健全发展。以上不过是常识，但我们面临的前景绝非正常情况，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重大问题交给下一代，应该给他们财政优势，或至少让他们享有处理问题的部分财政自由。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希望中美关系可以持续蓬勃发展。但如果在过程中要将中国当成一张“牌”，希望玩的是和平游戏，而非战争游戏。如果我们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和苏联开打核战争的可能，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什
么好处。

在此时此刻无法改善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庞大的军事支出不但浪费，而且不过是欺骗自己。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曾说：“核武器无法达成任何军事目的，完全没有用——只不过可以用来吓阻敌人使用同样的武器。”事实上，即使是传统的武器，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同样没有用。即使人类从来没发明核武，今日超级强权仍会以歼灭或严重瘫痪对手为战争目标，并且不遗余力去追求，但他们自己是否会满意，令人怀疑。两次世界大战都建立以下模式：战争行为透过动员和遣散确实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老旧的制度因而消失，诞生的新系统更有利于自然经济的运作，对大众媒体也更能有所回应。这些都使得穷兵黩武者的原始目标变得无关紧要。面对历史教训，保守分子没有好战的空间。进步人士的当务之急不是反战示威，而是找到执行他们计划的最好方式，同时避免自取灭亡的暴力发生。目前所有的重大议题都已变成全球议题。我们活在宇宙的螺旋中，我们的信念无法主宰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是否能继续生存，其实是信念的问题。

三年来格尔和我总共去纽约两次，都是参加美国书卷奖的年度颁奖典礼。在1982年和1983年，《万历十五年》都被提名为历史类的好书，第一次是精装版，第二次是平装版。我两次都没得奖，但我们有机会见识一些有趣的人物。我们听到评审之一的苏珊·布朗密勒（Susan Brownmiller）解说，她如何用消去法来挑选入围的书。她还对听众
说，单单是1982年，在非小说的一般类别中，就有三本和中国有关的书被提名（得奖作品是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茱蒂丝·瑟尔曼（Judith Thurman）从约翰·浩斯曼（John Houseman）手中领取传记暨自传类的奖项和一千美元的支票，有趣的是，她在得奖感言中对他说，她是“靠老派的方式赚钱”。我还很高兴能和约翰·厄卜代克短暂交谈。

“我很欣赏你的淘气，厄卜代克先生，”我说，指的是他小说中一些煽动的段落。

“我，淘气？”他提出抗议，一脸无辜状：“你认为我很淘气？”

顺带一提，厄卜代克替《纽约客》写《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当期杂志出刊时，我非常讶异他竟然对我的书有兴趣。后来他透过书信联络告诉我，他从《纽约时报书评》中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此主动替《纽约客》写书评。我表达几点见解：我很惊讶他对当前国际关系保持如此正面的看法，居然如此关心，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以为他很悲观。他很好心，不但写回信给我，而且同意我在此处引用他的话：“我当然是乐观分子，否则绝不可能写得如此悲观。”

在颁奖典礼中，我见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次，第二次终于有机会问候他和他迷人的妻子。我想问他一个严肃问题：我研究中国时发现，由于缺乏商业组织的平行单位，官僚体系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行政算术”。俄罗斯历史上也出现类似的迹象。我研究全球的卫星地图时，注意到苏联部分地带比中国西北部更容易遭受大自然的处罚，旱灾一再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多种民族中，回教徒占相当
大的比例，其文化传承中带有无法磨灭的游牧民族印记。这些情况让我怀疑，苏联领土绵延千里，可能也要运用绝对而专断的意识形态，以包装其管理逻辑。我们从许多新闻特稿中得知，他们的侵略成性事实上反映某种防卫心理。既然如此，我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武力冲突，避免刺激他们，而是透过贸易和文化接触来表达同情和理解，和他们共同探索如何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社群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如此一来，接近自然算术的消费者导向经济才能使我们的关系更融洽，制造友好的气氛，更有利于解除军备。数学至上时，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热情或许可以逐渐消退。但这是个大疑问。我们有权利去窥伺其他国家的家务事吗？窥探的同时，我们不也应该揭露自己的虚实吗？国民外交和正式外交关系之间的差异也会浮现。在考虑过这些因素之后，这个问题不但难以回答，而且难以启齿。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如何打破冷锋呢？我想过多次要向索尔兹伯里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几乎要写信或打电话给他，但最后又打消此念。

对我来说，难处还牵涉到私人问题。我提出的不只是问题，而且还是我自历史主题衍生出的假设性推论。如果我太过积极，无可避免会显得在强力推销不受青睐的商品。而且，现况也必须纳入考虑。索尔兹伯里先生不过捧了我一下，说他喜欢我的书。我因此应该利用他的同情心，对他说我被解聘，三年没有工作，缺钱困急，死命推销新的书稿？问题在于，如果我真的结识索尔兹伯里先生、厄卜代克先生或其他名人，我可能终究会说出这些事情，甚至提到我和同行前辈的
分歧。

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我曾和其他名人接触。我和他们的接触不过是偶然的举动，提到他们甚至有侵犯他们隐私权的嫌疑，为什么我还要在此攀附名流呢？我的目的是记述真相的实情。我希望读者理解，我们面临严重的对谈困难。并非我生性好战，到处宣扬与生命中每个贵人之间的不和。有时我无法联络到我最想沟通的人。举例来说，约翰·厄卜代克在评我的书时指出，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已造成许多不受欢迎的后果。他就此下结论：“显然需要一点小小的魔力来调和一切。”但除非本书依原状出版，我永远无法说服他：他以犀利眼光注意到的问题的确非常迫切。

三年前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时，只想着要一吐怨气。出乎意料的是，替自己辩解的意志逐渐减弱，书写的有用价值逐渐浮现，甚至愈来愈强烈。例如，三年前我们不曾想过，对台湾军售案竟然成为重大议题。但目前一般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出售武器给台湾，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压力，让他们也加强采购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们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亲密关系，还可以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终究会依我们的条件来解除核子军备。我多么希望这个手段可以贯彻执行，达到预计的目标。不难想像的是，我自己可以替交涉的有关方面提供服务，借此建立友谊和获得好处。但就我对中国的了解，我必须提出警告，如果卤莽实行此一政策，只会引来灾害。就本质上来说，人民解放军的确是支庞大的国民兵，其装备也许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绝对不能到社会无法接纳的地步。我们甚至
可以完全忽略意识形态的问题。姑且不谈士气，我们必须了解，现代军备是社会工具。透过指挥功能、私人化的管理、军务和补给，军中生活自有其独特的气氛。他们的技术需求迫使社会必须适应。不假思索就引入进口时，武装力量会变得像是外来的单位，和民间的支援并列，所造成的问题将多过所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当然很提防来自苏联的威胁，他们更有理由关心社会的空洞架构，转型时还必须整体进行。不久前，麦克·华莱士在《六十分钟》中提出代表中国立场的解释。历史学家可以提供更多深度的解释。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可以是一面明镜，让我们反省自己。中国体系过度强调法律和政府机构等公共部门。即使在晚近的阶段，即使人口众多，但强调民间部门才是解决之道，可以先从社群的财产权着手。美国的问题刚好相反。我们仍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他认为个人如果可以尽情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会找到“最有利社会的工作”，带来“社会的改进和教化”。但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是在1776年，和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同年。当时和今日的差异也就是极端简单和极端复杂间的差异，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必须三思。

两百年来美国有不错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太高，以至于不但我们的产品逐渐被排挤于全球市场之外，而且我们版本的自由也无法被全球的开发中国家所吸收，目前不正是重新检视国防政策的最佳时刻吗？我们当然很小心谨慎，不会自行片面解除军备。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势，也不可能进行谈判。但在我们仍然派遣武装部队到全世界各角落之际，不也是重新定义捍卫目标的最好机
会吗？

另一项较少被提到的因素是，相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简陋，我们的法律体系太过复杂。在亚当·斯密和独立宣言后的两百年，这个领域已拥挤不堪。经济的先进部门被鼓励不断进步，社会的分工也日益细密，因此源于18世纪的法律义务权利也跟着分化和分裂。目前技术的复杂程度已让人人吃不消。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和一位最高法院院长都曾说，这套系统已经过度使用，变成死巷。

关于上一点，我自己勉强算是深受其害的见证人。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结果。（不过，已故教授琼安·罗宾逊可能要反对，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凯恩斯的曲解。）在省长尼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任内的财政赤字下，州立大学的教职员在十年内增加了四点七倍。权利义务的分化分裂造就法律的迷宫，包括泰勒法、公务人员法、削减预算条款、大学董事政策等等。我的教职被终止时，我不知道该向谁争论，在奥本尼的中央行政单位？地方上的分校？行政人员？历史系？职务终止是基于年资还是绩效纪录？开除是行政人员的决定？和劳工联盟有关吗？教职员私下的多数决？或只是FTE？我只能说，我不鼓励大家去深入研究这套系统。我的同行前辈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和他们的紧张关系也是起源于相同的陷阱。学术圈的架构如此，圈内人也必须勇于作战，以保障自己的特殊权益，不惜牺牲整体的权益。否则，我努力提倡对中国历史的综合史观，也不应该触怒如此多的人。我的努力来自于我的信念：中国历史的循环较长，超越美国大学目前采行的学科分工制度。
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看似无害的概念会引发这些反应，我会采取略为不同的作法。

但在提出抗议和申诉后，我还不想宣称自己是输家，请求别人的同情。我还没重返中国，但我的书却在那里发行及流通。《读书》是北京的期刊，其影响力介于《图书馆期刊》和《出版人周刊》之间，虽然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仍然向读者推荐我写的书。我的编辑才刚告诉我，中国的《出版年鉴》将刊登讨论《万历十五年》的专文。此书的英文版既没有得奖，也不畅销，但却是历史书籍俱乐部和世界历史图书馆的选书，被一些大专院校当成教科书。法文版将于本月出版，德文版预定于明年初出书，日文版正由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翻译。本书出版后，国际笔会邀我成为会员，我欣然接受。

我不打算移民。美国现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国家。我不需要多谈对美国的爱或感情联系，因为我毫无意愿离开。我享受美国的种种事物。我成为归化公民，心情坦荡，一点也不后悔。写这本书时虽然碰到困难，但大体仍相当悠闲自在。就自由表达自己和接触出版意见这两点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国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领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养老年金，来源不只出于美国蓝领和白领阶级的劳工，而且还必须感谢基金管理和各级公务员的尽心尽力。我们对彼此仍然有义务。

内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独子的英文名字杰佛逊，源于有“蒙地沙罗智者”（Sage of Monticello）之称的杰佛逊总统和他的“生者之
地”的信念（格尔在南方的亲戚会联想到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那也好）。他已经是全国荣誉学会的学校分会会员，是学校合唱团的副团长，还是学生与校长沟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担任大学足球校队的守门员，也是管弦乐队的队员。圣派垂克节时，整个赫逊河中游地区的游行队伍会通过纽普兹村，学校的军乐队队长问他是否可以当掌旗手之一。他说：“我要负责美国国旗。”队长说：“可以！”在游行当天，格尔和我站在街角，除了隐约的敬意以外，我平生第一次涌起对星条旗的衷心喜悦。

然而，在不顾颜面地轮番揭露自己的羞辱与骄傲，以及和志业相关的挫折与乐趣后，我必须要说，我们即将迈向21世纪，我却无法肯定美国的前景。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国的未来甚至没有中国明确。今天（1983年9月2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如下：

初步数据显示

第三季GNP

成长7％

乐见趋缓

对复苏过热的担心

已降温——白宫表示

成长步调可望维持

这不是好消息吗？但我开始想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接
近饱和点。我用杰夫的晶体管计算器轻易算出以下的数字：

100×(1.07)10
=196.71515……

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成长率可以持续十年，或说是重复十年，届时我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会加倍。我们如何寻找原料？我们出口的全球市场何在？废料和污染已经造成许多湖泊和河川不堪使用，未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强迫性消费只会产生更多差强人意的商品，同时让许多有用的书无法出版，将来我们又该如何因应？这其中潜藏危机，只怕更甚于中国曾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害处。分析师当然会告诉我们，目前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比率势将改变。有些人还预测，二十年后，高科技主宰一切，美国制造业劳工的比率将降为现在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社会准备好要面对无可避免的职业变动和失业吗？我们的法律体系足以支撑井然有序的过渡期吗？谁会购买我们的机器人？最重要的，如果这些问题全都获得解答，我们如何维持下一轮的增长率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

在许多天的晚上，我读着悲观的报道，上床时闷闷不乐。身为特殊类别的历史学家，我知道大规模的僵局会导致暴动。在纽普兹，有一个适宜低收入家庭的新住宅方案，事实上，这些房子位于管理妥善的住宅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白肤金发的小男孩，大约八九岁，从其中一间房子中走出来，旁边是一个年龄相当的黑人小男孩，两人手上都拿着球棒和棒球手套。这个景象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但当晚我又
读到关于世界局势的丧气报道，随后想到这两位男孩的命运，他们居然出现在我的噩梦中。不过，第二天早上的阳光却大大振作我的士气。我发现自己对儿子说：“杰夫，即使我们必须消除内燃机的文明，人类也可以生存。看看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和实验室设备吧。我们应该可以开发新能源。我想应该可以发掘金属和化学物，让物质重新循环使用。你们这一代应该至少可以维持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或者活得更好——如果我们没有把地球炸掉的话。”

我近来不太旅行。但我还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我曾开车到华府，去国会图书馆找资料，然后再一路往西开到西岸，看我的弟弟一家人，之后再开回底特律。我也常常搭飞机来往纽约和曼菲斯，波士顿和普吉西之间的短程距离更是往返无数次。我记得城市和郊区呈巨大的棋盘图案在眼前展开，灯火灿烂，乡间有许多景致优美的住宅，附带形状各异的游泳池，黄昏时水光潋滟。这是一个机敏又长于协调的国家和民族，我不相信他们会让自己走向大灾难和毁灭。

也许我们在学校教美国历史时，应该采取不同公式和重点。我的经验告诉我，许多美国人误以为美国史开始于太平洋岸。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主义的威信是起源于物质的成功，因此而忘却真正的美国精神。不久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克服外在的艰辛，穿越一整个大陆的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如果开发技巧受重视的程度胜过真正的国民性，如果机巧的成果比机巧本身更被看重，幻想迟早会破灭。这样的人忽略自己优势的来源，只会经常仰赖运气。

也许美国人应该多参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在我的经验中，接触可以消除偏见。从孩童时期起，我就被教导要恨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后来还或多或少要恨美国人。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些人时，我很能理解，我们如何让争论点发展出对外国公民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牵涉到骄傲和偏见的争论点。我认为本书很有用，是因为本书是根据我正常工作外的许多客观观察，如果读者容忍我的自大，我要说这些观察扩大我的眼界。也许我可以用回忆中的一件小故事来帮我强调论点。

一般而言，苏联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理解的民族。很少中国人有机会接触他们，更别说和他们进行对话，突破他们的心防。我们只能想像苏联人阴郁、低俗、粗鲁、凶暴和野蛮。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北，我们有充分理由让他们就此凝固在这些永远的形象中。但发生一件离奇的事，让我上了最难忘的一课。

时值1946年5月，我在国民党军中，我们刚从共产党军队手中夺回长春。身为副总司令副官的我，负责撤走大和饭店的房客，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到来。旅馆属于前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财产，一般大众不可能住进去。我们攻下长春不到五天，房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军方人员、六名外籍特派员和苏联人。第一种人什么话也没说，就搬走了。记者有宋子文当代言人，虽然愿意配合，但仍然提出抗议，我们解释撤离是为了安全理由，他们根本不相信。（西方读者对宋子文并不陌生，他的照片出现在涂克门的《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接下来，我们预期赶走苏联人
会遇上困难。他们分住不同的楼层，有些还携家带眷。不论他们如何搬进来，不论他们是否有外交官的地位，他们住在大和的时间都比其他人久。

结果连一点抵抗的迹象都没有出现。无论男女，这群苏联公民都很有风度，接受我们的驱逐命。他们的代表是一位茶色头发的削瘦男人，英文说得不错，中文还过得去。他只要求半天的时间让他们搬到朱林（Tchurin）公司。朱林是官方的俄国贸易公司，在长春拥有办公大楼。他又提到，他担心他们这群人的安全。我们进入长春时，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对苏联人在东北的作为非常生气，因此砸毁任何看得到的俄文标志，而且很可能如法新社所报道，甚至以爱国之名掠夺无人看管的外国人财产。这位苏联人的忧虑不难理解。但当时我太过骄傲，无法接纳他的意见，因为这无非暗示我们丧失掌控权。在我还想不出如何应答时，这位苏联代表仍然轻声细语，以他的诚挚解除我的武装。“我无意冒犯，上尉，”他用英文说：“不过数星期前，我们的军队才犯下全世界最恶劣的行径。我了解你的感受。“这个人显然是使馆官员之类的，居然如此坦诚，令我大感惊讶。感动之余，我向他保证会保护他们这一群人。他已赢得我的尊敬。

真是多事之秋。同一天早上，大概才半小时之后，这个人要侍者请我去他的房间一探究竟。我直冲过去。在走廊上，我看到他和一名我们的士兵在抢台灯。这个糟糕的家伙是被派去保护他们的士兵之一，一定以为既然苏联人被命令离开，他们房间和套房中的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意拿走。这位直言无讳、发色浅淡、语调柔和的苏联人，这
时用中文说：“看，这甚至不是我们的东西，而是你们的！”我羞愧难当。他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台灯既然是旅馆的财产，事实上也就属于我们。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被背叛和羞辱。我说话不算话，军队的名誉扫地，国家颜面尽失。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可耻愚蠢的士兵，我本能地想当场杀了他。我怒急攻心，立刻从皮套中抽出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就要开保险，扣扳机，枪口则早已对准他。只要一两秒钟，一切就结束了。一声枪响、几丝火药味、鲜血喷出、皮肤撕裂、肌肉抽搐，在长春大和饭店铺上地毯的走廊上，就会平添一桩横死案件，而我会永远被贴上杀人者的标签。也许我能够无罪开脱，我可以宣称是为了防止掠夺，是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我知道一些国民党军官确实这样做，用自己的手来执行战争条款，最后不过训斥了事。但这毕竟是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这种永恒的负担一定一辈子跟着我。

但当时我免于经历那种可怕的经验，否则到临终时这件事都还会悬在心头，刻在脑海中。在那要命的瞬间，我停了一下。首先是眼前的军人忽然自知死到临头，眼中浮现难以形容的恐惧，让人看了心烦。然后我转头去看向我申诉的那位苏联人。毕竟，会发生这一切悬而未决的执刑过程，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满意，让他知道我们如何认真兑现我们的承诺。他哑口无言，极度震惊，被我的残暴和野蛮吓呆了。我觉得，今天在苏联某处的他，一定还记得三十七年前的这件事。如果他碰巧看到这一段，我想让他知道，虽然他当天两次解除我的武装，但我永远感激他，他已经改变我人生的方向。他不需要说任
何话，只靠沉默的表情就已足够。当时我让那位可耻而愚蠢的士兵离开，把手枪放回皮套中。我仍然羞愧交加，而且可能比先前更严重，但我离开现场时心安理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配备任何武器。

这起事件能证明什么？它本身的意义并不大。我不可能从单一事件中建立起刻板的印象，那和已经存在的其他刻板印象也没什么差别。但重要的是，这个人是我唯一亲身接触的苏联人，却能显现出人类的关怀和敏感，而就我所能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有数十篇故事和文章提到他的国家和民族，却没有一篇令我动容。我还记得二次大战前我们对日本人所持有的僵化印象，和我后来在日本结识的人全无相像之处。法国人也不是我们抵法前所想像的轻浮模样。不说别的，如果可以打破这些僵化的形象，就可以促进更多的了解。

在今日的世界中，公民对外国的印象是决定性因素，可以影响我们推展对外事务。不幸的是，仇恨和误解很容易传播。透过媒体，充满感情诉求的议题可以立即散布给成千上万的人，深入的解释却非常难与匹敌。危险之处在于，偏见持续累积，我们可能强迫自己走入最不想见到的情况：言行强悍的政客才能当选；企图平衡报道的作家没有销路；具有外国血统的公民在讲真话时，必须冒着被轻视和猜疑的风险。在此期间，中曾根康弘先生和索尔仁尼琴先生绝对不缺听众，紧张的气氛势必变得更紧张。至于下一代，将在这些因素累积的影响之下受教育。

但我不是改革者。我觉得，示威也可能将技术问题转为道德议题，因此会逐渐抽象化。就我所知，今日的世界面临重大的数字问
题。已开发国家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寻找下一段文明，不能停留在以钢铁和石油建立起的数字成长。开发中国家（其中有些已经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可以在国内外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应该用来填补彼此间的差距，作为缓冲，纾解已开发国家的过渡期，让他们继续前瞻。这么庞大的工作无疑会引发重大规模的调适，但如果我们视之为生命中的挑战，用来展现我们的聪明才智，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成为升华的“生存空间”和“共荣圈”，这样不是很好吗？何必因为我们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就视之为挫折和逆转呢？重点在于，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问题都已超越国界，没有一个国家会觉得心安。就全球来说，“大趋势”不只是我们可以纵身投入的流行；协调整合有所必要；在世界史中，历史事件并不会完全重演：以上都是实际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让我的史观呈现出宇宙螺旋（如本章所附图示），在上面增加一段实线，并且更上一层，迈向代表未知世界的虚线。

这不只是像在纽普兹“超越听众的理解能力”。如果耶鲁的莱特教授仍在世，一定会被我的大胆吓到，因此我要对读者表示歉意。无论我已提过多少次，我仍然希望你们了解，我才疏学浅，坏习惯和缺点倒是很多，但我仍然踏入相当奇特的处境。就某程度来说，这本书的成果对我也是一大意外，因为我从来不清楚自己何时开始踏上史学的不归路，只有透过回想，这段盘旋渐进的过程才变得明晰。我以“中间阶层”的立场观察酝酿中的历史，让我更为确定：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一边发现自己在技术层次上无法定义及照顾民众的特殊利
益，因此强迫人人完成大我，直到伪装已超过最低限度的现实面。另一边提倡以特殊利益来领导群众利益，在有利的地理因素之下，一直能保持某种数学节奏，但这体系已经到达僵化的状态，因为可消耗物质面临短缺及各种规定日益复杂。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就连本身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群众利益和目标。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译后记

看到黄仁宇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时，第一个反应是：“翻译这本书的人好可怜”。外国人写中国东西也就罢了，翻译成中文后就算洋腔洋调，反正是外国人嘛。但中国人用英文写回忆录就不一样了，中文翻译流不流畅，一看便知。

何况这个人叫做黄仁宇，是以《万历十五年》名扬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有名到根本无需作任何介绍。读者已熟知他的文笔及语调，如果换成一个后辈写的白话文（而且恐怕还不是很通顺），怎么看就怎么别扭。

没想到，后来我就成为这个可怜的人。黄仁宇的中英文俱佳，对译者更是莫大的压力，有时不免想到：如果他能自己用中文写回忆录就好了。

除了口气不像黄仁宇以外，翻译本书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一大堆人名及组织名，找资料时才深刻体会到，何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由于时间有限，最后仍无法确定的人名只能以音译表示，对相关人士只能说抱歉，并寄望方家指正，以后有机会再行修补。

本书所以能顺利出书，友人马耘居功厥伟。马耘年纪轻轻，但仿佛像黄仁宇时代的人，对当时的人事、单位组织及习惯用语了若指掌，简直是从中国现代史书中飘逸而出的精灵。此外，友人杨惠君也查到若干人名，同样价值连城。如果没有他们的热诚，本书绝对会贻笑大方。其他朋友的关心、鼓励及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在此也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的协助。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审阅本书的部分章节，显见对本书的重视。纵使这一译本仍不尽理想，但仍希望成果不致辜负他们的指导。

也希望这译本能对得起黄仁宇在天之灵。

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黄仁宇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所写的散文，

结集成为此书。

从多个侧面展开了

他作为历史学家耳闻目睹的世界

和他的“大历史”观念。

全书没有长篇大论，

多从亲历的角度抚今追昔，

思考中国20世纪的长期革命，

借鉴欧美的历史经验。

读者可以随手翻来，

了解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局面。

目　录

玉垒浮云——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旧业已随征战尽　更堪江上鼓鼙声

拉班追击战

8月14日

“这种敌人”

新腊戍之役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忆田汉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附录　也谈“猛将阙汉骞”

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方知大藩地　岂曰财赋强

摩天楼下的刍议

怎样读历史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江淮度寒食　京洛缝春衣

为什么威尼斯？

重游剑桥

英伦鸿爪

斯堪的那维亚

再叙瑞典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音书漫寂寥

沙卡洛夫

萨达姆

克伦威尔

霍布斯

崔浩

母后伊莉莎白

白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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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1944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

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亟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铤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

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晋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谶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3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筑“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藉，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3世纪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简单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依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藉。即以上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

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17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伦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中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系应《中

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地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1973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作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分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的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运动，又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的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

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身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人身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与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

代替过去以农业作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形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形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捩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1990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行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在开发她们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

宗旨，申请有限度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达姆》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赋予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人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分。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饰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

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能避免批评。然则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不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的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作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

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的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机在纸上所截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像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的体念到他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纽普兹

10月16日校排后补订

旧业已随征战尽　更堪江上鼓鼙声

拉班追击战

击破敌人的抵抗线

3月下旬，我驻印军争夺杰布山以南的隘路，与敌十八师团残部发生激战。3月21日开始于康捞河北的阵地攻击。持续达一周。敌我常常在几码，甚至一株大树之下胶着。丛林中，隘路内，敌人坚强工事之前，既不能展开多量兵力，也无从施行细密的搜索，我新廿二师六十六团奋勇以冲锋枪、手榴弹——寻求敌人步兵与之接战。该团过去在腰邦卡，曾经以一敌六，创造以劣势兵力获得辉煌战果的奇迹，这一场战斗，更使该团的军旗生色。双方的火线由二十码而十码，推至五码，甚至接触，重叠，交错。而这样一条犬牙交错的战线，随着敌我的接近，因为攻守两方战斗精神的旺盛，以致处处开放着投掷兵器的弹花。战斗最惨烈的两日，步兵勇士连续以手榴弹投入敌人掩体的火口内，但是被敌人在未爆发的瞬间拾着投掷回来。在某一处工事之前，相持达几十分钟。3月26日，我军攻击敌加强中队阵地一处，敌官兵九十七员顽强抵抗，战斗结束，我军发现敌尸九十四具，残存三人狼狈逃遁，某班长拔出刺刀作飞镖，中其中之一人。27日，六十五团继续攻击高乐阳附近的阵地，团队长是一位勇敢、好沉思，主张
出敌意表的将才。他的攻击准备射击，耗用了近两千发的炮弹，然后找到敌人阵地的弱点，施行中央突破及分段席卷。28日敌人不支溃退。十天之内，我军为敌掩埋三百具尸体（计算敌军伤亡当在一千以上）。掳获敌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二挺。

同日一一三团迂回至敌后的一支队，以及密里尔将军统率美军相继到达敌后交通线上。虽然敌军在以西的丛林内另辟了一条汽车道，但是主要抵抗线既被击破，侧翼又受威胁，不得不望南逃命。29日之后，我军开始纵队追击，30日清晨，超过交通要点沙杜渣，一日进展约十英里，步兵在丛林战中有此速率，实在令人敬仰，以致30日午间，我们以指挥车追随至六十五团后面，久久不见第一线营的踪影，为之深感惊讶。

找到窦营长

那天，我们到第一线营去。

我们午前11时由六十五团指挥所出发，一路经行山腹，路幅宽窄无定，路面又未铺砂石，车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辎重部队的驮马不绝于途，车行速率不能超过五码。这条路上还没有经过工兵搜索，半点钟以前，一匹驮马正遇着触发地雷，左前蹄炸掉了，尸骸委曲地躺在路侧，地上一摊鲜血。驾驶兵换上低速排挡，眼睛不停地注视在路面上，左右摆动着方向盘，处处吸动着车上人员的神经，使我们感觉着若断若续的紧张。

沙杜渣是孟拱河北渡口的一片林空，原有的几十家民房，只剩焚后的屋柱，与附近弹痕寂寞对照。但是这些战场景象与丛林内的尸堆相比，则感觉得太普通，太平常了。

车子沿着渡口弹坑转了几转，我们进入了孟拱河谷。

这一带树林仍旧很密，路左是孟拱河的西岸，碰巧在一堆芦草空隙处，可以望见西阳山（Shiyang Bum）上的晴空。

路上几百码的地方没有一个行人，我们好容易遇到一个通信兵，但是他也不知道第一线营的所在：“刚才还在前面一英里的地方，现在恐怕又推进了。”

道路笔直，好像森林里面开好的一条寂寞小巷，路面松软，车轮在上面懒洋洋地走着，丛林里面各种飞禽与昆虫很活跃。

在孟拱河第一道河曲处，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祖国的战士，但是他们并不属于第一线营，他们是一一三团派出的敌后支队，他们在两个星期之内，爬经三千英尺的丛山，迂回三十英里，经过人类从未通过的密林，自己辟路前进。在河东岸，他们以机关枪奇袭敌人的行军纵队。在河西岸，他们掳获了敌人一部汽车，击毙了敌人几十名，前面一百码的地方，还有敌人遗弃的尸骸。他们正拟北进沙杜渣，不期在公路上与六十五团会师。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待接受新命令，但是，他们已经快三天没有吃饭了。

这些弟兄们精神体格非常之好，他们正在打开罐头，填塞着空了三天的肚子。有的已经坐在道旁，燃着一支香烟。这里隔第一线营不到三百码，已经听到前面的机关枪声音，我们跳下了汽车，果然在道
左树林下面僵卧着两具敌尸，苍蝇飞在死人的面上，酝酿着一种奇臭。

我们到了第一线营，战士们散开在公路两旁，右面森林内，相去不到五十码，第六连正在向西搜索，不时有几声步枪，有时有三四发冲锋枪的快放，敌人三八式步枪刺耳的声音，夹杂在里面。

“屋务——”

敌弹弹头波正在冲开空气前进，可是道路上往来的通信兵、传令兵和输送兵都是伸直腰很神气地走着，我们也学着挺直着腰。

在一棵小树下，我们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窦思恭营长，他是第一位率部至敌后，首先以寡敌众的青年将校，同行的郑参谋替我们介绍。

窦营长告诉我们：发现正前面敌军一处掩护阵地有两挺机关枪，第六连正在与敌人保持接触。左翼孟拱河可以徒涉，已经与隔岸友军联系好了。右面森林里还有敌人的散兵和狙击手，第六连正在向西搜索。右侧敌人另外辟了一条公路，可以走汽车。这方面友军还在我们一千码后面。

郑参谋另有任务，将指挥车驶回去，我决心留在营指挥所看看战斗的实况，约定请他明天日落时候派车来接我。

阵地之夜

现在我看到他们的指挥、联络与战斗了。

傍晚，第一线连搜索兵回来报告：“正前方两百码公路两侧有敌
人，携有机关枪，右侧森林里有敌人，右前方草棚里面也有敌人。”营长决心在附近构筑工事，准备明天拂晓攻击；一声命令之下，几百个圆锹、十字镐，向泥土内挖掘，有些士兵拿着缅刀在砍树杆，准备作掩盖。

我卸下了背囊与水壶，坐在背囊上与窦营长安闲地谈着。

我发现窦营长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喜欢把钢盔在布军帽上重叠的戴着，到了没有敌情顾虑的时候，就把钢盔拿下来，用不着再找布帽。还有，他的步枪附木上有一处伤痕，后来我才知道是泰洛之役炮弹破片打中的。

“敌人很狡猾，今天晚上说不定要来夜袭。”

“我很希望能够参观你们的夜战。”

电话铃响了，通信兵接着，将耳机交给营长：“窦先生，第六号要你讲话。”

我在旁边听着，窦伸过手来，对我说：“黄，请你把航空照片给我。”我从图囊上把航空照片递给他，依旧听着。

“喂！你是六号吧，喂，你前面应该有一片林空，大概三十码长，五十码宽，有没有？通过前面第二个林空就是拉班了……有房子没有了？……河左边有一道沙洲，有没有？……还看不到吗？你们隔拉班只有两百码了。六十四团还在我们后面一千码的样子，今晚上你们要防备敌人夜袭……茅篷里面还有敌人？……喂，你等一等，我自己来看看。”

窦放下电话机，对我说：“黄，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到第一线去
看看。”

“我很想跟你去看看，不会妨碍你吧。”

窦戴上了钢盔，一面说着“没有，没有……”，我已经跟在他的后面，更后面，还有窦的两个传令兵。

我们彼此保持几步距离，沿着公路前进了一百七十码，到达第六连的位置。这里有一座茅篷，右边有一处林空，和航空照像完全吻合。前面五十码还有一座茅篷，敌人的机关枪就在缘角射击。右前方突然一声“三八式”，弹头波震动着附近的枝叶，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马上向枪声起处还击，枝叶很浓，看不见敌人。

窦指示了连长几句，我们依旧还回营指挥所。

夕阳照着河东来去的运输机，这家伙正在树顶五十码的低空投掷给养。枪声较稀，伙伕蹒跚着送了饭菜，美军联络官也来了。

我们在小树枝下打开饭盒，里面有咸肉与豆荚，联络官带来了啤酒，他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啤酒泡沫溢在罐外。

就在这时候，前面很清脆的一声，窦的传令兵叫着：“敌人炮弹来了！”我们卧倒，尽量地使身体和地面平贴。

“屋务五务——”弹道波浪很尖锐，然后“空统”！炮弹在我们后面一两百码的地方爆炸，爆炸的声音既清脆又沉闷，丛林里面有回响，还听得着几根枝干的断折声。

第二炮比第一炮落得更近，敌人在修正弹道。

炮弹一群一群的来了，敌人山炮连在施行效力射，空中充满了弹道波，一百码以外，落弹爆炸声音堆砌着，我仿佛看到孟拱河的河水
在震荡，但是河东的给养飞机依旧在盘旋。

窦贴在地上和部队在通话，我回头看去，我们的豆荚和啤酒，在我们匆忙卧倒的时候都打泼在地上了，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听敌人火身口的声音，还是四个一群的在吼。

入暮以后，炮声较稀，我们嚼着冷饭与剩余的咸肉，窦一面吃饭，一面和美国联络官讲话：

“McDaniel上尉，你要升少校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都说，你下个月就要升少校。”

“或者——或者可能。”

“为什么要说或者呢？”大家都笑。

送小炮弹的货车，为贪图倒车容易，一直开到敌兵出没的林空里去了，副营长和传令兵张大着嗓子叫他回来：“你们上去送死呀！”但是驾驶兵居然在林空里将车子倒了一个转，很敏捷地开回来，防滑链条打在地上铛铛的响。

暮色更浓，森林虽然经过一天枪弹炮片的蹂躏，还是表现着一种幽静阴沉的美。

我和窦睡在一个掩蔽部内，面上手上都涂了一层防蚊油，一只蚂蚁跑进我的衣领，我想去抓它，身体蜷曲着不能翻转，感觉得很苦恼。现在枪声炮声同时来了，我们的前面，右面和后面都有机关弹在射击。

今晚敌人果然来夜袭，我们岂不是占领着一道背水阵？

敌人炮弹虽然都落在我们后面，我又记起窦营长的一句话，“如果敌人炮弹多的话，或者会沿着公路来一个梯次射”。

背水阵，梯次射，这些念头不住在我脑内打转，我又记起今天是3月30日，明天31，后天就4月1日了，掩蔽部外面电话兵唠唠叨叨的在炮火下利用电话空闲和同伴谈着不相干的事，五码之外，步哨叫着“哪一个”？我感觉烦闷，潮湿空气令人窒息，瞧着窦一会听电话，一会翻过身又睡着了……

那一晚没有夜袭，也没有背水阵和梯次射，我那阵烦闷的情绪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平静下去，我的呼吸渐渐均匀，也就一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是3月最后的一日。

拂晓攻击没有实施，敌人都后退了；但是我们搜兵前进了不到一百码，又和敌人接触，掷弹筒，“三八式”，从树叶丛里飞过来，我们也回敬以冲锋枪。半小时内，前面射击得非常热闹。

电话铃又响了，第一线连报告：“正面敌人后退了一百码，右侧翼没有敌踪。我们斥候向西搜索半英里，没有发现敌兵，也没有发现六十四团友军上来。……”

“正面敌军非常顽强，我们前进，他们射击得一塌糊涂，我们一停止，他们藏起来一个也看不到……”

窦决心亲自到第一线排去视察，我跟着他一同去。

我们有了前面林空的一半，第一线连已经逐渐渗透至右侧林缘，一路大树根下，都有第一线连的急造工事。左边公路与河岸相接，河岸有几棵大树，一堆芦草，我们可以看到河里的草洲。这就是拉班，地图上用大字写着的LABAN。我真奇怪，地图上的家屋，这里连踪影都没有，这里只有几座茅篷，看样子还是新近修筑的。

机关枪和小炮射击手对着公路上和林缘的出口，小迫击炮弹药兵正在打开一个个弹药筒，他们表现得那么安闲和镇静。

邱连长引导我们分枝拂叶地到了第一线排。弟兄们卧倒在大树下面，有的把橡皮布晾在树枝上，还有人吸着香烟，树干上两公尺以内都是枪炮刮穿侵透的弹痕，偶然还有“三八式”刺耳的“卡——澎！”我真羡慕这些祖国健儿们安之若素的态度，这时候说不定可以飞来一颗枪榴弹和掷榴弹，说不定会掉下来一串机关枪的弹雨。恐怕这几个月来的阵地生活，已经使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紧张了。

“这前面二十码的茅篷里面就藏着敌人，——”邱连长指向前面。

我蹲下去只看到丛林里面一团青黑，或者最黑的地方就是所指的茅篷，但是看不到敌人。

我看到营长给连长当面指示，说话的时候两个都站着，去敌人只有二十码。

“我想敌人正面虽然宽，当面敌人没有几个人了，我们得马上攻上去，无论如何得把道路交叉点先拿下来。第五连配属一排给你指挥，警戒右侧翼。——你小迫击炮弹够不够？……”

“够了。”

“你尽管射击，我叫他们再送几百发到营指挥所，——要是右翼李大炮他们早一点上来更好。迫击炮我亲自指挥，山炮连的前进观测所就在你们这边吧？你叫他们延伸射程——”

“请给我一个救急包？”

攻击开始之后我跑到炮兵观测所，那边靠孟拱河很近，左右都很开阔，是观战的理想地点。

我看到他们一个个前进停止，看到他们射击，同时敌弹的弹头波也在我们头上成群地飞过去，我们选择的地形非常之好，对直射兵器毫无顾虑。

敌人知道我们步兵脱离了工事，开始向我们炮击。

“屋务五务——嗤！空统！”第一炮在我们后面两百码处爆炸。

“屋务五务——嗤！空统！”第二炮在我们前面一百码处爆炸。

这两发试射的炮弹既然这样接近，显示着敌人已经选择这一片林空附近做目标。一群炮弹落在营指挥所的右侧，一群炮弹落在前面树林里，一群炮弹落在正前面空旷地，带给了我们塞鼻的烟硝味，一群炮弹落在后面孟拱河里，激起了几十码高的水柱。

我们冲动而忍耐的蜷伏着，但是炮兵观测员和炮兵连长正在听着敌火身边声音，他们对着射表讨论，然后：

“三二○各一发——三一四各一发——二九八各一发！”指示我们自己的炮兵阵地。

我们的听官确实应接不暇，敌人的炮弹有山炮、重炮和迫击炮，现在我们的炮弹群也充塞在空间了。

冲动着，忍耐着，蜷伏着，四十分钟之后，敌弹才离我们远去，我瞧着一位受伤的弟兄，头上缠着救急包，口内不停地叫着哎哟，三步两步的经过我们的位置。另一棵大树之下，一位弟兄伤了背脊，他静静地俯卧着，战友们帮他撕开背上的衣服。还有一位弟兄腿上沾满了鲜血，身体靠在歪斜的树干上。他的一身都不能动，但是痛得将头部前后摆，眼泪淌在面上，我看着旁边的士兵替他包扎，我问他：

“你们救急包够不够？”

正在帮他包扎的士兵抬起头来：“有吗，请你再给我一个救急包。我的两个都给他们用掉了。”

我分了一个救急包给他，这时候担架队已经扛着沾满了新痕旧印血迹斑斑的担架跳着跑上来。

这一次攻击，我们前进了两百码，迫击炮连一位班长殉职。刚才还是一位勇敢负责的干部，半点钟内已经埋葬在阵地的一端。第六连也阵亡了一位弟兄。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雨，一点一滴，落得非常愁惨，我冒雨跑到那位班长的新坟上去。林缘附近，士兵们正在砍着树木，增强新占领的阵地。刚才用作迫击炮阵地的地方，现在只剩得纵横散放的弹药筒和刺鼻的烟硝味。前面很沉寂，只有几门小迫击炮和小炮，为了妨碍敌人加强工事，半分钟一次的盲目射击着。

阵亡者的武器，已经给战友们拿去了，坟边只剩着一个干粮袋，
里面还剩着半瓶防蚊油……

雨落得更大了，一点一滴掉在阵亡者的新坟上……

那一晚

那一晚我并没有回去，森林里面我听到右翼六十四团的机关枪和手榴弹越响越近，快要和我们并头，部队长因为雨声可使行动秘密，又加派了第一营另辟新路到敌后去。这都是很好的消息，我想再待一夜。黄昏之前我打电话给郑参谋，叫他不用派车来接我。

相处两日，我和营长以下树立了很好的感情。我才知道我们的军官都是面红红的像刚从中学校出来的男孩，但是事实上他们比敌人留着半撇小胡须好像都是兵学权威的家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看到这些干部早上挤出牙膏悠闲的刷着牙齿，或者从背囊里拔出保安刀修面，我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把战斗当作了不得的工作，仅仅只是生活的另一面。

起先，我总奇怪，这些弟兄们作战这么久，怎么一身这么洁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任务稍微清闲或者调作预备队的时候，就抽出时间洗衣，一路晾在树枝上，随着攻击前进，至晒干为止。有时候看到他们吃过早饭就将漱口杯紧紧的塞一杯饭准备不时充饥。有些弟兄皮鞋短了一只，一脚穿上皮鞋，一脚穿上胶鞋，令人触发无限的幽默感，也令人深寄无限的同情。部队里的工兵和通信兵，技术上要求他们紧张的时候松弛，松弛的时候紧张，而他们也就能够做到那么合乎
要求。……

一位弟兄分给我一包饼干，我知道他们自己的饼干都不够，但是他们一定要塞在我的手里：“这是上面发下来，你应该分到这一包！”

另一位弟兄帮我培好掩蔽部的积土，然后笑着说：“保险得很！”

那一晚我有我“自己的”掩蔽部，窦的两个传令兵找了很多迫击炮弹筒，替我垫在地面，筒上有一层桐油，我再不感到潮湿，我把背囊里的橡皮布和军毯，学着他们一样，好像在钢丝床上慢慢地铺得很平，再不想到背水阵和梯次射，很安稳地在枪炮声里睡着了。

桥底下的大尉

早上，我爬出掩蔽部，在朝气里深深呼吸，抬头看到四月份的阳光。

窦和他们的士兵忙碌得不得了，我们的重炮、山炮、重迫击炮、轻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射击。第一营开路威胁敌人已经成功，又和我们并肩了，我们准备奋力一战。

昨天炮弹落得最多的地方，今天是我们迫击炮阵地，我看到射击手将鱼雷形的重弹一个个向炮口内直塞，然后这些怪物以五十多度的发射角直冲而去。敌人炮弹也不断向我们飞来，五码以内，窦的传令兵拾起来一块两英寸长的破片，生铁的温热烫手。但是这时候每个人只想着如何发扬我们的火力，每个人都竭心尽力于本身的工作，大家都感觉得敌弹的威胁轻微不足道了。

射击手依然将炮弹一个个塞进去，炮口很顽强地一个个吐出来。这时候只少了班长；班长长眠在炮盘右面三十码的地方，已经经过十六小时了。

步兵勇士们好容易耐过炮战完毕，现在是他们活跃的机会到了。他们长驱直上，前进了五十码，一百码，一百五十码，我们越过那几座茅篷。昨天，我们还仅仅看到河上草洲的一个角，现在我们已经在草洲的右前面。第一线连还不断地在推进，机关枪和手榴弹震动着丛林内的枝叶与孟拱河水。

右边丛林里发现一具敌人的尸体，我和窦的一个传令兵去搜索，我们彼此掩护着前进，恐怕遭敌人的暗算。进林十码处我们看到两顶日本钢盔和一顶军便帽，草堆上躺着一具敌尸，颈上腮旁都长着一些胡须，绿色军便服上凝结着血块，机关枪子弹穿过他的喉头和左胸部，地上一堆米饭，一群蚂蚁……

我拾起那军便帽，里面写着：“×××——四七七部队”（以上×××在原文刊出时，曾载当时阵亡日兵真实姓名。现本避去不录）。

传令兵把他的尸体翻转过来，在他的身上找到两张通信纸，上面写着：“菊八九○二部队第二中队”，此外在一个小皮包内找到长崎什么寺的护身符和一块干硬了的牛肝，那牛肝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还不懂。

传令兵很怅惘，没有他所要的日本卢比和千人缝。

我们回到公路上。一棵大树，被炮弹削去了一半，地上躺着一个士兵的尸首，破片打开他的脑部。传令兵打开他的背囊，背囊里还有
一箱重机关枪子弹，看样子是弹药队跃进的时候被炮弹击中的。翻开干粮袋，干粮袋里有一包白锡包香烟和一包饼干。

传令兵拆开饼干，一面说着：“昨天发的饼干都还舍不得吃，现在又打死了。黄参谋，你吃不吃？”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们继续前进。沿途看到担架队抬下来几位负伤同志，我们又穿过两个林空，循着公路向右转，跨过一座桥，桥底下歪倒着一个敌人的尸体，头浸在水内。

好容易追上了第一线连，全身装具弄得我汗流浃背。

邱连长给我看他新俘获的一枝手枪：

“你看见桥底下的尸体没有？”

“看见的，头还浸在水内。”

“这是敌人的一个大尉，手枪就是他送我的。”

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日文字典，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

我得了一个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

前面还在推进，机关枪还在怒吼。

敬祝你们攻击顺利

缅北四月的气候是这样的毫无定算，午前还是大晴天，午后就下倾盆大雨。我没有找到汽车，只好包着橡皮布回去，路已经被雨水冲为泥坑了。

我在雨中蹒跚着回去，离前线渐渐远了，雨声里，还听到敌人向我们步兵阵地不断炮击。

窦营长，邱连长，六十四团，六十五团，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一步一步离你们远了，但愿你们攻击顺利，早达孟拱！

1944年4月10日寄自缅北

4月21日、23日、24日重庆《大公报》

贵阳广播电台播送

8月14日

8月14日，中美混合机团的朋友们在印东基地庆祝空军节；他们邀请我们去玩，我们一窝蜂似的涌去了。

一到那边，我们才发觉他们几十个队员们住在草地的帐幕区内，连一个勤务兵也没有。我们这一群内还有两位将官——龙师长和盛书记长，他们自队长以下给我们以优渥的招待，忙得每个队员都当差，我们感觉得不安之至。于是我们到外面乱跑免得太麻烦他们；朱参谋找到了一位飞行员是他军校时候的同学，他们去谈空军里的生活去了；小钟到飞机场去看P-47；我不知如何钻进美国帐幕区，我被一位照相专家吸引住了，他说他是航向员，照相不过是玩玩，但是事实上他担任拍摄全队的生活照片。

等到回到他们的餐厅时，朱参谋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就在一角落向我们广播，他说：这些队员都在美国受过训，他们的待遇不过和陆军差不多，他们自作战以来还只掉过一架飞机，没有损失过一个人员，他们的军士级人员都戴人字臂章，和美国军士一样，不过质地是红的。

他们的中国队长是吴超尘，最近才升少校。我说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他的名字，但是记不清在哪里了。这位队长身体不高大，说话的时候也是柔声柔气的，和美国队长（也是一位少校，他的名字我忘记
了）的粗肥体格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说到这位美国队长，令人不大相信他是一位飞行人员，看上去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体重起码有二百五十磅，眼睛是大而蓝的，面颊是红的，就像一位惯喝啤酒的中年人。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工作效率非常高，那天，他自己就亲自率机群去轰炸，听说他历来常常如此。

还有中国方面的张副队长，是一位热情流露在外面的东北青年，他曾亲自驾车邀我们参加庆祝会，并且一块去找新六军商借军乐队和向汽车兵团请业余剧团参加表演。所以我们好像很熟，真想不到这次一晤面，我们就生出了这么多事。当时他又替我介绍他们队里的作战参谋崔上尉，崔上尉是“八一四”以来的老将，他和我们谈淞沪和武汉时代的古战场，以及后来在成都驾轰炸机逃警报的险遇，他又感慨地说，他们在陆军里的同学，都当少将了。我们很同情地说，我们觉得你现在的地位比陆军少将好。

在他们的餐厅里我们还认识了美国方面的作战参谋（他们叫做OPERATION OFFICER）西格菲司上尉，这是一位浅褐色头发，淡蓝眼睛的小孩（大概二十二三岁），他不大说话，但是他的精力到处想找地方发泄，看着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可以窥见他的内心正在想着什么激动的玩意。后来我们听到人家说：他是十四航空队里的出色人物，他有炸沉敌人十四条舰艇的纪录。但是看他的样子不过是一个带稚气的青年，顶多不过是一个棒球选手而已。

九点钟左右，他们集合升旗，什么东西都是双份：中国国旗，美国国旗，中国空军旗，美国空军旗，中国队长和队员，美国队长和队
员，中国和美国军士，跻跻跄跄，站满了一大坪。所不同的，我们有两位将官率领着我们观礼，他们没有；他们找来了几位美国飞行护士小姐，我们这边没有。

升完旗之后就举行纪念仪式，这种仪式单调而冗长，完全中国式的。一下稍息，一下立正，美国带队官不懂这些礼节，就只好看着中国队的值星官动作，有时候也不免做错，而适得其反。太阳越晒越厉害，演讲的越来越多，美国朋友们听不懂，也耐不惯，有些顽皮一点的军士就慢慢地，很自然地坐在地上了，还有些也不报告，就径自走了。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刻板严厉和美国人的活泼随便。我不在这里讨论哪一个好；我只记得去年，我们在德里参加联合国日的时候，全典礼只有国旗，军乐队，五光十色的制服和轻快的纵队行进，没有一个人演讲。我觉得，我们国际性质的集会里所有的仪式还是轻快一点的好，就是纯粹中国人的集会里，最好也弄得简单一点，请演讲的时候尤其不要把所有有地位的人都拖出来应酬一下，因为在台底下肃立听几小时的味道实在不好受。

好容易典礼完毕，我们回到餐厅，崔参谋告诉我，他们今天下午还有任务，恐怕要派飞机出去轰炸。很早以前我就希望有机会随机观战一次，因为地面战斗我已经看得够了，总不能脱离那一范畴。空战、轰炸，这是多么有刺激性的节目！五千英尺的灵感，高速度里的偶然性，简直要使我们心醉！恐怕那天是中国空军节，他们对于观战的座席特别慷慨吧。我们和崔，西格菲司商量，西格菲司去请示，回头他告诉我们，陆军方面的同事们如果想去观战，你们可以去五个。
他还把左手五个指头伸出来，用中国话讲：“五个！”那一下使我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朱和小钟还在帐幕里休息，我跑去大惊小怪地告诉他们：“喂，他们去轰炸，我们可以坐他们的飞机去，还有座位，你们去不去？”

他们当然说去，我们六只脚板劈劈颇颇地跑回餐厅，马上跑去报名。五个人已经足数了。第一个是吕德润，那时候他还在军部兼秘书，他比我们先来一天，到此的目的就是随机出征。此外就是我们三个和凌课长。凌课长天性好动，好奇心比任何人大。据说在雷多的时候，无论是谁的车子，也不管开到哪里去，只要给他碰到了，他总要跟着去，这次，他更没有不去的道理。

西格菲司一定也很赞成我们这种莽撞，但是他笑着说：

“你们四个人可以随着编队参加中空轰炸，一个参加低空轰炸……”

他的话没有说完，凌课长抢着说：“那么我参加低空轰炸。”

西格菲司接着说：“低空轰炸是去破坏腊戍附近的一座桥梁，炸完就走，非常危险……”但是凌课长接着：“Me——Low——Altitude。”

我想和他妥协：“课长，西格菲司上尉讲低空轰炸很危险，你是一个课长，出了事不大好；并且，我这里有照相机，让我去算了吧，拍几张照片回来大家看看……”

但是他一干二脆的坚持着：“我去低空。”

我真后悔在雷多的时候不该把空军节的消息告诉他，假使在平
时，我一定要和他争执辩论一番。但是现在许多人面前，他是中校，我只有尊重他的意见。于是他一个人参加低空轰炸，我们大伙参加中空轰炸，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

指挥车停在餐厅外面，他们说吃完就出发，并且要快，所以我们那一顿午餐，极尽狼吞虎咽的能事。这一次轰炸要飞行三个多钟头，我不知道是多吃东西还是不吃东西好。加以没有参加低空俯冲轰炸的机会，多少有些不快，那一顿饭更吃得莫名其妙了。

刚出饭厅，看到凌，朱，钟，每人借了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借来的，仓促之间，我也借了一件毛绳衣，加上我自己的毛绳衣，想总也可以对付了。后来我才知道完全用不着，这三小时内，我们连穿一件毛绳衣的需要都没有。在野人山一带飞行时，我们坐上C-47也飞一万三四千英尺，那天我们最高却只飞到一万一千多英尺，有许多飞行员始终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背心，就像在雷多区开卡车一样。

现在，我写这篇纪录的时候，虽然事隔多月，一切印象如在昨日。我记着人员坐满了小指挥车，大卡车小卡车的簇拥到司令台下，有的攀在车沿上，有的坐在引擎盖上，和电影里看到的毫无二致。下车到布告处，每一组飞行员，航向员，通讯士和射击士的姓名已经用打字机打好钉在布告板上（都是用罗马拼音），连我们观战人员也在内。我赶紧找人介绍认识我那一组的飞行员，名单上写的K. L. CHANG，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做张广禄，我又赶快记住他的面孔，是一
位眼睛眶很深，头发墨黑的青年。那时候大家聚散在走廊上，我随时注意着张的行踪，恐怕一下出发找不到人，把我遗忘掉了。

那天九架飞机参加中空轰炸，轰炸的目标是MOHNYIN村内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备。那时候中英部队正沿着铁道线前进，MOHNYIN是敌后三十五英里的一个重要补给站。九架飞机内，有三架是美国人驾驶，其余都是中国人员。我再看名单：小钟排在美籍人员的飞机内，我们四个人外，临时又参加了两个观战者，这是特别党部的邹干事和新闻记者乐恕人君，西格菲司用铅笔替他们添上去了。小朱由一架飞机换到另一架飞机上，理由是：他高兴坐在他老同学飞的飞机上，西格菲司也用铅笔替他改了。

我只知道他由一架飞机换在另一架飞机上，殊不知他由我们这个编队换到旁的编队！当初派遣轰炸腊戍铁桥的时候，决定只有西格菲司上尉单机去，所以也只有凌课长一个人去观战。到午餐之后，我不知道他们决定再加派一架，正好由朱的同学驾驶，这一更换，朱也跟着到腊戍去了。在那一阵更改的混乱里他们没有告诉我。事后朱说，他自己到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是低空炸腊戍铁桥，现在，我想他是知道的，他的同学一定和他说过。大概是远征腊戍，又是俯冲轰炸，他恐怕好机会给人家竞争去了，所以只说换一个座位，就悄悄跑到两架编队里去了。我一直到轰炸归来吃晚饭的时候才知道这回事，当时后悔得要擂自己一顿。我想：我首先发起参加空军节，又首先提议坐轰炸机观战，现在头等座位一个也给人家坐去了，两个也给人家占去了。到后来几天，我才知道他们坐头等座席可增加了不少的麻烦。

我那样想看俯冲轰炸，因为我看过一套富于刺激性的照片，影写着一架俯冲轰炸机接近目标的情景，各影片的距离是两千英尺，八百英尺，四百英尺和两百英尺，但是从俯冲投弹到拉高，不是照片、电影或者文字所可以表露的，像很多类似的场合一样，真实要体味到这种动作的经过只能凭感觉。所以，从上车到出发我还苦苦央求凌课长和我换一换座位，一方面他不会答应，我也知道这种央求为徒劳。

位次组别排好，到地图室里听美国队长讲解任务。这一间房子，有黑板，有讲台，有一排排的座位，和满壁琳琅的航空照像，和我们常见的教室没有两样。美国队长当讲师，旁边还有一位翻译官当通译。大概这种任务他们是常去的吧，所以没有多少可以再讲的。我只记得他规定投弹时飞行高度是五千英尺，进入目标时角度为一百多少度，什么情况解散队形，什么时候集合，我又记着他叮咛如果有敌机拦截一定要记住飞机的式样或种型等等。

我们真的出发了，崔参谋领我们到降落伞室领了坐式伞和钱袋。这钱袋里面密密地缝着九十六个银币。在缅甸，盐糖、布、线、鸦片和硬币是可以收买人心的东西，也只有这几样东西引得起土人的兴趣，我们学着他们把钱袋系在腰上，多少有点好玩的心理，假使我们真被击落，像半个月前他们队里的一组人那样，跋山涉水的逃命回来，这九十六个卢比就是我们的旅费。

于是我们再爬上卡车，各就各位的到停飞机的掩体里去了。卡车经过一飞机的位置，坐在顶上的人大声叫着飞机的号码，车子停一
停，这一组人跳下车来；到另一架飞机，又一组人下来；到第三次是我们这一组，航向员刘，射击士马，都相继跳下来，我跳下来的时候，他们帮我接住降落伞，这时候我看到飞行员张，通信士，和另外一位射击士也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

一架B-25张开肚子伸着三只脚停在那里，地上都是敷着凿孔的钢板。这种B-25，初看上去是很不顺眼的，引擎比翅膀还要长，头大身体瘦，满身枪炮林立，后面还是双尾舵。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型轰炸机之一，第一次轰炸东京就是它干出来的。它要飞上云天的时候，才特别有一种美感。这时候刘又告诉我：它现在还在一天天的改良，它们姊妹的名称有，B-25A，B-25B，B-25C，……B-25E，又还有B-25E1，B-25E2……新型的一架架比老型的好。你看过劳森上尉著的《东京上空三十秒》没有？比如说：他的B-25上面就有副驾驶手，我们的没有。

张和他的三位军士在摘炸弹上的保险丝，我也弯腰跑到炸弹下一看。怪不得他们摘了那么久还没有摘完！他们替飞机挂了这么多炸弹！不过我又感觉怀疑：都是这种轻迫击炮弹大小的家伙，用到敌后去轰炸到底有没有价值？后来再想：缅北的目标多半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村落，有这种炸弹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就够了，他们的选择是不会错的。

飞机场上遍处引擎响，友机一架一架的起飞了。张广禄催着他们：“快一点，他们都起飞了。”但是只怪炸弹太多了，摘保险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在那九架飞机里，我们大概是第八架起飞的。我跟着他们从机腹的小门里爬进去的时候，感觉得一切都新奇。在机头部这间小舱里，有飞行员、航向员和炮塔上的射击士。机腹的通信士和尾部射击士另外有一间小门在后面。假使不怕麻烦的话，前后的小舱里也可以爬行。当然，设计这种飞机的工程师没有打算还有一个人观战，所以我没有固定的坐席和无线电耳机。我把几具降落伞在张和刘的正后方搭成一个舒服的沙发，把毛绳衣垫衬着凹处。座位刚弄好，张已经把飞机滚到跑道上。没有多少时候就起飞。他们机内人员没有什么通话，司令台上怎么叫张起飞我听不到。我那时候注意到的：这种飞机起飞比运输机简便，调整旋率就很快；他们说，轰炸飞机的跑道比运输机要长，但是我看他们只在跑道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升空了。

现在我想：我们同来的伙伴们都已升空，马上就要编队了。飞机继续爬高，向左转，又继续爬高，刘已经把起落轮收进了机腹。向上一看，蓝天如碧，气候真是再好没有。我们左边有两架，右边还有四五架友机，我们的飞机赶上左边的一分队里去，好，已经赶上了，这一分队的机长是美国飞行员，他的飞机上涂着美国标帜。这两架僚机却漆着青天白日的国徽，尾舵上也保持着中国空军惯用的蓝白条。但是每架飞机的鼻子上却都涂着他们这一队共同的队标——一条龙跳起来向着旭日。这就是中美空军混合团，我想平常人家说与盟友并肩作战，没有一个单位再比他们确切切了。

那位美国队长，那么胖的身材，那么庄严的面目，也亲自驾着一架飞机向敌阵飞去，令人有滑稽之感。又转了一个圈，飞机更升高
了，看到下面的帐幕只有一块橡皮那么大。九架飞机都到齐了，开始振翼向东而去。但是各分队还是自己为单位飞着，分队间的距离起码有好几千码。

张广禄望着他的长机飞，他的工作很麻烦，有好几十个仪表要看，又有这么多操纵具，头还要向左扭着，以便和长机保持间隔和距离。长机隔我们真近，尾塔上的枪手看得清清楚楚，要是我认识他的话我一定可以和他打招呼或者做鬼脸。张广禄的颈力真强，我要像他那样把头扭上几个钟头，恐怕以后一辈子都摆不正了。

底下巴马布特河在望，公路上各城镇像一幅地图样的摆在那里。在这种编队飞行里面航向员比较闲，刘就和我写出飞过每一村落的名称。他有一大幅航空图，和一只胶质角度板，手里还有一枝铅笔，因为他们航向员随时都要准备用数学。机顶枪塔射击手马应龙老是旋转他的座椅，在没有飞出印度以前，对于敌机倒用不着那样顾虑，但是也要防备万一。况且他的胶质枪塔上没有遮阳板，现在太阳晒得正厉害，所以他口里的口香糖嚼个不停，坐着的转椅也旋转不停了。

里多区和附近那些空军基地，都一飞就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山上飞，高度虽然增加，但是并不冷。我觉得轰炸机比运输机还要平稳，速率快了好多，这是感觉得到的。飞上野人山的时候，三个分队稍微密集一点，但是还没有像飞机与飞机间编队的那样密集。并且右边那个分队就显然要比我们飞得高。

到孟拱以后我们飞低了点。这片天空，连一点云彩都没有。下边
的铁道线，右边的英道吉湖，以及铁道两边的山，与地图没有两样。我们的队形更要密集了，并且沿着铁道线飞。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敌人的上空！恐怕我们这样大模大样一来，敌人已经在MOHNYIN放警报了。我回想这几年来，我们到处躲警报，到处都碰到敌人的飞机嗡哎嗡哎呼啸着从天边出现，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投炸弹，现在易地而处，倒也大快人心！我虽然不是空军人员，瞧着张广禄他们在这里造一点祸害也可以平一平我们的气。我希望敌人的战斗机出现，我记着张副队长讲的，我们九架对他们九架毫无问题。这十五挺枪炮发射起来不知道是怎样景况，突然敌人的机关枪穿进机腹可又怎样惊心动魄！我希望他们干一场，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把飞机给打掉下去了。我也希望看一看敌人的高射炮，但是又觉得不大好，我们队形这样密集，高度又不到两千码，高射炮打来一定有损伤……

我正在胡思乱想，航向员刘递过来一张纸条：“进入敌境。”

这时候身体的反应和在地面进入敌人机关枪射程内是一样的，心跳加快；各种印象虽然一样清晰，但是好像在脑部升高了一点；这时候自己讲的话音调和语气纵然和平常一样（别人可以听不出破绽），但是自己听去觉得不驯熟。假使你对“预期的突然的不幸”想象得更多一点，你会露出马脚，而会被人称为懦夫。事后想去，这种情景是很可笑，有趣，而且愿意再度尝试的。在飞机里面所不一样的是机械与枪炮上的操纵要求一点思考，不能将全部脑力任直觉发展，空军人员，心理上与生理上也经过一番选拔；引擎的响声多少也给人一种安慰。

张广禄仍旧扭着颈子飞，马应龙的枪塔仍旧在左右摇摆，我们可以看到战线的痕迹了。在这走廊内，有一条铁路，有一条和铁路平行的公路，此外，交错着一簇簇的丛林和一片片的开阔地。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截公路上车辆还是很多的，现在这边一点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了。我们看到丛林里突然出现的烟雾一闪，那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那几天，新一军的炮兵正在英军步兵后面协同作战），我尽眼力瞧去，希望看到下面的步兵勇士，但是没有看到。再飞过去一点，看到一簇树林正在燃烧，火焰很猛烈，连绿色的树叶都燃着了，竖起来的烟柱有两百码高。我用右边的友机做陪衬，对着这丛林烈焰和默默的铁道拍了一张照片，但是距离太远了，又没有滤色镜头，后来冲晒出来看不出什么。

又再飞过去了一点，队形更密集了。我再看下面，这附近有很多村落和林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重重叠叠的掉遍了弹痕，他们对这些地方可真费了一点劲！

太阳还是那样出得神气，天上还是一点云彩也没有，向南蓝天半壁，哪里有敌机的影子？今天的空袭大概是很平淡的。

“HOPIN”，刘用铅笔在他的纸上画着，并且要我看那下面的村子，这是一堆竹房子，当中夹着几栋漂亮一点的房子，统统炸坏了。我点了一点头。

“MOHNYIN”，刘又写好了，老远就用指头指在机窗上要我看，他的指头一直摆在机窗上摆了好久，我知道他的心神一定被目标吸引了。

等到我们可以比较详细的看到MOHNYIN，长机的炸弹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对着一座白色的小塔直飞。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房子很多，有几座比较新式的建筑，还可以看得清黄色的围墙。就在这时候，长机里掉下了三颗、四颗炸弹（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长机上去了，刘和张在那边做了些什么动作我不知道），一下炸弹脱逸了我们的视线，底下围墙内外烟灰突涌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听不到爆炸音响；但是小钟以后坚持着他听到，或者他是对的，因为他坐在机腹的枪座附近。

没有几秒钟，队形已经飞过了MOHNYIN，飞机还是向南飞，又飞了几秒钟，整个队形向右大转弯，因为我们是左翼分队，各个飞机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下真好玩。队形向西，向西北，折转向东北，难道丢了这几个炸弹就回去了吗？不，刘在纸上回答我，“还要再来一次”。不过这一旋回转动得真大，几乎又跑到孟拱和英道吉湖上面来了。队形还在大转弯，于是，太阳又在右前方，我们再沿着铁道线向西南飞。

刘再写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纸条给我：“敌人高射机关枪向我猛烈射击。”因为我们在机头部，只能看到正前方的下空，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此外也看不到听不到什么，所以我几乎不相信；我在刘的纸条上添了两个字“现在？”他肯定的点了点头。一直到后来回到基地，我才知道敌人的一颗枪弹居然射中了我们一架飞机，幸而没有伤人，只在尾部枪塔的透明胶片上划开了一块。——敌人的前置瞄准量计算得太少了；假使他们能够把这点也修正，集束弹道钉死了我们的队形，恐
怕会有几个人不能安全回来。当时我没有耳机，不是刘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小钟坐在机腹上，他们能够看到曳光弹向飞机上钻，不由得把头部后缩。

我们又到了目标上空，刚才投的炸弹还有三个火柱在燃烧着。

我突然想起：我忘却了一件大事。我们飞机上没有投弹瞄准器，我们依着长机的指示投弹；但是我们的投弹器在哪里？我再写着问刘。他回答我：“看飞行员左手的大拇指。”我一眼看去，张广禄的左手在操纵杆上的方向盘上，这种方向盘和汽车上的不同，只有半个圆周，上面有枪炮的按钮。在半圆左边的末端上有一头漆着红色，只要用大拇指在这红色上按几下包管有几个敌人在下面倒楣。

炸弹门早已打开，第二次投弹开始了。长机投出来的炸弹到处都是，一下甩了一大把，张广禄也开始捺着红捺钮。这种轻弹投出来没有电影里所拍摄的好看，不能够像中型弹一样一个个很整齐，很均匀的在空中排成一把梳子才开始下坠。他们一出弹库，就纵横都有，前面飞机投下来的好像要碰在后面飞机上，突然钻下去变得看不见了，然后那黄色围墙内外又突起了烟柱，灰土，与火花。在阴处着发的炸弹还能看到火花一闪。

张继续捺着，把飞机上七十几个炸弹都投完了，开始跟着队形再来一个向右大转弯，这次真的回去了。

这三点多钟的飞行，兴奋与好奇的满足可以抵消疲乏而有余。回到基地，大家跑到中枪的飞机附近去观光，那位枪手，刚从千钧一发
的机会里死里逃生，现在很神气的和人家谈着当时的奇迹。这一切和我们在4月中参观战车部队的战斗一样，恐怕技术兵种的快乐也就在这里。

吕德润说有一点，但是只有一点点头晕。小钟提议我们司令部观战的人员照一张照片，我说：“等小朱他们下来再照吧。”我们这时候才发觉小朱已经瞒着我们到腊戍去了。

他们由西格菲司领队，西格菲司飞行，张副队长担任航向，还有三个美籍员兵在一架飞机上，凌课长就在他们机上观战。朱参谋坐在他的老同学的飞机上，他们一飞机都是中国人。

他们本来和我们一样，准备吃过饭就出发。不知如何油弹员把炸弹挂错了，统统挂的小炸弹，但是他们的目标是钢骨水泥的铁桥。他们只好换炸弹，每个飞机挂了六个五百磅的大家伙，所以到两点钟才起飞。

本来，我们希望他们在日没之前回来，他们没有回来；我们想等他们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回来。空军节的节目还是照常举行，他们全队的中美官兵在一块聚餐，餐后汽车兵团的剧团表演评剧。他们队里的人都很自信，认为不会出什么事。他们说：“或者油不够，他们降落在旁的机场去了。”

“假使那样，会不会有消息通知这里？”

“我想会有的。”

到七点半，就是降落别处，他们也应该加着油飞回来了。我们总觉得不大妥当，在会场里脸上发热，我和钟从剧场里退出来，坐在草
地上看着满天星斗，空气新鲜，凉风四起，不时有飞机来去。我们没有说话，默默地听着引擎声响，但是只有失望，这时候挂着红灯来去的都是运输机，并且没有一架在这个机场降落。

剧场里的锣鼓声不绝，到九点钟，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了。在脱衣服睡觉之前，我们脑子内幻想出一幅飞机触山着火的图画。

到第二天，消息杳然；第三天，消息也杳然。他们的行踪，似乎是一个谜。被敌机击落螺旋下坠了？我想象着尾旋以前，没有失去知觉的一秒钟心内是如何震骇！在黑夜里触山？那幅可怕的图画又浮现在眼前。他们还有一线希望——被迫降落，但是公算是非常少。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堪想，被俘，我们假定他们是不会被俘的。

我们的公报已经宣布8月14日轰炸缅北军事目标，两架飞机失踪；但是敌人的广播里并没有说击落我机。失踪！他们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和我们一块吃午饭，吃过午饭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吗？盛书记长说：“我们想到张副队长，印象是如何的深刻……”他们说，空军方面已经去信通知失踪人员的家属。我们又想到凌和朱，崔参谋很惋痛地说：“这次对你们陆军方面的两位同志真抱歉。”

冒着大雨回营区的时候我在胡思乱想：空军的生活像一团梦，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时候钟的看法比我坚强，他说：“他们不是每天都在这种机会里来去吗？这算什么！我们没有后悔，如果还有俯冲轰炸的机会我们还是要去。”

一到营区，凡是参加轰炸的人都受到申斥与责难。我和小钟所受的尤其空前，我又比小钟受得厉害。

我们在司令部的餐桌上谈着他们的生死，大家把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渐次核减，后来的结论：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但是怎么会两架飞机同时不回来呢？怎么敌人不广播呢？这是不可解的谜。

这团疑问到两个礼拜之后才得到解答：凌课长从昆明拍回了一个电报，他说：他们的轰炸是“功成机毁”，朱参谋一行，被迫降落在怒江西岸的敌后，他跳伞降落在云南景东县境，跋涉才到昆明。最后，他说在候飞机再来印度。

五天之后他果然回来了。深夜，我们听他讲故事。他们两架飞机很平稳地飞到腊戍，根本就没有敌机的影子。到腊戍以北，看到公路上有敌人的卡车行驶，西格菲司点了一点头，就俯冲下去对着他们扫射，可以看到车子停了，引擎冒烟，两三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四散逃命。

他们又继续南飞，在腊戍北两英里找到了他们的目标。这桥是钢骨水泥造的，大概有二百码长。仔细一看，不只一座桥，旁边还有一座木制便桥。两架飞机就依次俯冲下去投弹，一直离地面只有四百英尺。每次投两个炸弹，在第一次投弹的时候，只炸中了钢桥一端靠桥础附近的岸边。第二次投弹的时候，感觉得炸中了，并且感觉到高射机关枪对着飞机直射（飞机大概就是这时候负伤的），西格菲司已经又把飞机拉起了。再旋一个圈，看到后面一架飞机正在俯冲，下面尘土烟硝和水花四溅，钢桥已经炸得不知去向了。第三次他们结束了木制便桥。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每次旋回和俯冲都在同一的空间，所以给高射部队算中了，两架飞机都负了伤，飞机上的人并不知道。他们
又在敌人的一座司令部内外扫射了一顿（西格菲司每次回家总剩不了什么弹药），才开始向印度回航。

向西北飞了十分钟，朱参谋那架飞机飞不动了。西格菲司绕了一个圈回去，知道他们飞机受了伤，就给信号给他们，并且决定不回印度去了，折转东面向云南境内飞。那架飞机居然也跟上来了，没有五分钟，又落伍掉在后面。西格菲司再回去，他们大吃一惊！落伍的飞机已经在一块林空上强迫降落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低飞向树林里扫射了一阵，掩护他们着陆。暮色苍茫里，看到他们几个人跑出飞机，匆匆向林内藏匿。这时候西格菲司的汽油也不多，天又快黑了，只好单机向云南飞去。

过了怒江，他们的飞机也发生故障，螺旋桨轴沙沙作响，汽油不够了，飞机场还不知道在哪里，最后决定跳伞。在黑夜里，西格菲司将飞机旋回着，使跳伞后彼此的距离在一个圆周上，不致彼此太远。射击士首先跳，飞机上有这种紧急门闩，拔开的时候连门带梯子都一块掉下去，但是那天拔开了门还不掉，射击士就站在门上一跳，连人带门掉在无边的黑暗里去了。

现在轮到凌课长跳，他叙述当天的情景时，特别指着我说：“哼，你还要我不去，让你去，恐怕你去了也要大伤脑筋。”

他鼓起满腔勇气才跳出去，按照规定默数了四记才拉伞，在半空里荡了几分钟秋千，口里的水突涌出来，看到下面一片漆黑，疏疏落落的几点灯火，还不知道是否敌境，又不知道地面情形如何，不觉得心头冷战。他晕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扑通”倒在大地上。他腰
部负伤，幸亏不重，当晚裹着降落伞在山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在山上乱跑了一天，到日暮才知道到了云南景东县。又经过一天才被村民带到一个小村落，三四天后，西格菲司、张副队长和几个军士也都一个个被引到那里。大家都是第一次跳伞，差不多都是很轻的跌伤。

他说：朱参谋不久也要跑回来的。

朱参谋也跑回来了，他的精神特别好，带回来的是腰部一枝左轮，和一股眉飞色舞的神气活现。

叙述炸桥的时候，他们埋怨西格菲司。他学着他同学讲的：“西格菲司不知道厉害，一出任务，到了目标上空就舍不得回来。”不过在投弹扫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感觉，只认为很好玩。就在那几分钟内，他们的飞机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又继续扫射了好久，还打算向印度飞。

飞到腊戍西北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左引擎的滑油管漏油，尾座枪手爬到前面通知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下子惟一的办法是关闭左引擎，因为继续再飞下去，飞机会着火燃烧。这时候因为操纵得很好，飞机还很平稳，所不幸的，因为马力打了一个对折，飞机不能升高，而前面正是几千英尺的高山。

他们开始丢东西，没有用完的枪弹炮弹，都丢下去了，无线电机也拆下破坏甩掉了，还是徒然，他们减少的重量有限，而飞机机械能力的损失太大。

西格菲司飞回来，作信号叫同伴向中国方向飞，他们也希望折向
东飞之后，或许山要比较低一点；但是，不行，还是一座高山横挡着去路，他们的飞机又掉下几百英尺，于是他们才决心强迫降落，地点在新维贵街附近，滇缅路以西的一片空旷地内。

刚一掉下来，差不多每个人的头部，尤其牙齿和下兀都碰得流血。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是敌军还是土民，一大堆人呼啸着抢上来，而他们只有一枝手枪。幸亏西格菲司在上面一扫射，这些人逃的逃，躲的躲，才给他们一个出险的机会。

他们扯开了降落伞，里面有一块巧克力糖，几把刀，钓鱼钩和绳子，绸制缅甸地图，以及特种地形的求生须知的小册子（里面有怎样辨别花果的毒性，以及如何捕捉和烧烤猴子的方法）。从那天薄暮起，他们开始昼伏夜行。看地图上，只要走两天就可以过怒江（但是他们走了一个星期），所以他们决定安分守己的各人咬着降落伞内特别为遇险设备的巧克力糖，不打算再麻烦缅甸土人，也免得人家再给他们麻烦。

那几天晚上都下雨，他们没有睡什么觉，也没有穿过干衣服。逢着有人住的地方就绕过去，遇着人的行踪就躲起来。走了两天，才脱离了人烟稠密的地区。

那一带有很多树林与荒山，他们拿着那本求生须知，上面画着有毒无毒的野果，但是他们连一个有毒的果子也采不到，一只鸟，一个猴子也没有，钓鱼吗？他们只过了一道河，河上滩流湍急，没有淹死已算万幸，再不敢打旁的主意了。

到第四天，他们实在饿得忍不住了，跑到荒山上一个独立的茅棚
子里面去行劫。但是结果又只有使他们失望；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子，连话都不会讲，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好把老家伙绑在柱上又逃。

到当天黄昏，他们潜伏在路旁茅草堆附近，准备猎取过路人的食品。看着一个人穿着青衣青裤走过来，他们准备掏出手枪，看着对方没有敌意，才把枪放下。但是真奇怪！这是一位云南人！他们马上跑上去，四面围着他，自称是游击队来打日本人的，现在钱很多，但是要弄一顿饭吃，当时就给了这位同胞五十个卢比，并且要他把饭送到河边树下。——他们指定了一棵树。

那一点钟等得真心焦，肚子饿得发慌了，饮食的诱惑使他们不能不等着。万一这位“同胞”出卖他们（缅北这一带很多民族杂处，很多人会说一点云南话），岂不是自投罗网？是他们太饿了，只好拿性命和这同胞的信用作一孤注的赌博。

赌博是胜利了，赢得的是一盆饭，一碗肉丝炒豆芽，一碟臭豆腐。他们马上狼吞虎咽，黑暗中，六个人用手在碗碟里乱抓，掉在地上就连泥灰也吃掉了，我们的云南同胞在旁边看，他从来没有瞧到如此吃饭的人！

这位同胞说出几句话才使他们惊心动魄。他说：现在附近村子里都很忙；日本人要他们捉六个人。

朱参谋马上问：“怎么要找六个人？”

“早天掉下来一把飞机，六个骑飞机的人。”

飞机的单位用“把”，坐飞机的动词用“骑”，已经是闻所未闻。他们再瞧瞧自己，刚刚六个，每个人都穿着飞行皮夹克，不觉忍住了
笑，朱参谋又问：

“那把飞机已经掉下来了，要捉这几个骑飞机的人不是很容易吗？”

答复还是令人可笑，但是态度仍旧很诚恳：“那六个骑飞机的人一下来，另外来一把飞机打机关枪，后来又把他们接上天去了。日本人不信，还是要捉。他们说：中国飞机还要来，现在每家出两个人，抬木头去堵住那块空坪。”

现在我们猜想：朱和他们着陆的时候，土人已经看清楚六个人。后来西格菲司一扫射，土人跑散了，再去看：一把飞机还在，六个骑飞机的人已不知去向，所以说是给飞机带跑了。

至于日本人，对于我们空运部队的防备太敏锐了，他们在铁道走廊，在密芝那吃过两次亏，恐怕我们又在侦察敌后着陆的场所。后来空中照相证明：他们把朱参谋一行着陆的地方用木头堵着，后来情报又说，敌人在那边派了一千多兵守备。我们觉得这样不坏，所以朱参谋的故事，到今天才能揭露。

当时他们对于这位同胞天乎天乎的谈话，实在令人如在梦寐。但是这位同胞脑筋简单吗？不，他后来和几位同伴，用了很多计谋，如声东击西等等，带着我们六位骑飞机的官兵通过日军三道步哨线，到怒江边上。

他们骑（又是骑！）独木舟渡过怒江，徒步到镇康县，一路有游击队协助。

一到昆明，朱说：“手枪真有用！”他想法子弄到一枝左轮，现在挂在腰上。

起先，他们以为西格菲司他们一定会安然飞返，并且可以把他们强迫降落的情形先告诉家里的人，后来知道西格菲司自己也跳伞，大家不觉大笑。

我说：“当初我只差一点，要是我去参加俯冲轰炸，岂不是也可以回国一转？”

小钟说：“你这个人讲话真不应该。他们失踪，你说你幸而没有去；他们遇到好玩的事，你又……”

我承认我的想法有些不对，但是，许多机缘在我身后打转，一念之差就有这么大的出入，我不能对着这些微妙的机遇没有好坏两种幻想。我说：我的设想以我自己为单位，没有交错着旁人的利害。我现在还是想：“假使凌课长让我……假使朱参谋的座位给我先得到消息……”

我们的副参谋长集合大家说：“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敢，但是不能再提倡……”

8月14日的故事已经就此完了，不过，以后每年空军节我们不会忘记这幕喜剧。

1945年2月21日补记，原载《缅北之战》

“这种敌人”

1

那天，我去访问陈鸣人团长。

陈团长正在第三营曾营长的指挥所内打电话。

这指挥所距火线差不多一英里，虽然摆在干沟里面，但是地土干燥，光线明朗；附近有许多圆叶树，中间也夹杂着一束束的竹林。

敌人的炮兵还在胡闹，有两发炮弹在公路左侧爆炸，尘土飞扬，桥壅里崩下来一片碎土。陈团长说：“你看，敌人的炮兵还这样的自在，你们的重炮快制压他们！”

炮兵指挥组的一位官长问：“自动炮架上的火炮你希望怎样使用呢，团长？”

曾营长建议：沿着公路两侧横宽两百码纵长三百码的地区来一个面积射；于是，关于炮兵火力就是这样决定了。

这时候担任炮空联络的MAJ TABER也搬到第三营的位置，TABER是一位很年轻、很年轻的军官，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牙齿白皙得可爱，笑容常常露在面上。他搬来的通信器材，倒有一大堆：通各炮阵地的有线电话都是专机专线；还有一架无线电机，专门和炮兵
飞机联络。我们看不到飞机，但是听到树顶上的引擎响，它正在敌阵上空画8字。

一切环境是这么热闹：就在不讲话的时候，空中的电波也跑到无线电耳机里面，发出一阵阵沙沙声。并且敌人的几门炮，还在摇头摆尾地射击，有几发炮弹落到步兵第一线。

我们知道陈团长很高兴。他说：“啊，今天炮兵倒非常卖力气，这样合作，倒是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但是曾营长接着第九连的电话，报告步兵的准备好了，只要等炮击完了就可以开始攻击，团长不由得看看左腕上的手表：“喂，你们要快一点，一点只差五分了，到一点半之前我们要完成攻击准备射击。”

TABER还是笑着，一面加紧工作，为了补助空中观测的不足，他要求步兵炮的观测员帮助他们：

“假使你们把敌人炮位的概要位置——最好是一两百码以内的位置告诉我们，则飞机上的人员比较有把握一点——而且要快一点。”

他的要求马上被接受了，曾营长打电话问前进观测所。

前进观测所和空中观测的结论一样：敌人的炮位在八一·二—八四·七，TABER把红图钉钉在这一点坐标上，随即通知炮阵地。经过试射以后，地面和空中所报告的误差数还是很接近。指挥所里的人很高兴，认为今天敌人一定要倒楣。陈团长正在脱身上的毛背心，也不由得说：

“这样看来，我们的观测员还不错呀，别瞧他小孩子……”

2

效力射开始以后，曾营长到第一线去指挥。

缅北的晴意正浓，太阳晒得钢盔发烫，一阵热风，夹着灰沙吹在面上。我们经过一个小曲折，下坡，又循着公路上坡，一座三合土的桥梁被敌人爆破了，我们从左侧小沟里绕过去；附近有一匹死马的尸体，这一带有一阵怪臭，许多苍蝇遇着有人经过的时候，扑着翅膀逃散，发出一片嗡嗡的声音，怪臭随着声音更浓厚了。

我们的炮兵阵地发了狂，各式炮弹像蝗虫样的飞满天空，这时候敌人的阵地成了维苏威火山。但是敌人的炮弹也还继续不断地落在我们步兵第一线。

在这段弹道下走着并不很坏，许多灌木欣欣向荣，对着遍处硝烟，大有不在乎之感；这边一片空旷地，那边一座村落。回想去年这时候，我们还挤在大莱河畔的原始森林里，一片郁郁雍雍展不开；可是今天，我们已经能在这柏油路上来去。一年了，这一年看来很短，但是事实上也很长，光说沿着公路五百多英里，哪一段不是沾染着鲜血？公路左边一块水泥的字碑：

“腊戍——二十四英里；贵街——二十六英里”

曾营长指着道标，很高兴地说：“到腊戍还有二十四英里。”

我知道他由拉家苏山地转战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标志，自然会充满着满腔慰快。可是，敌人如果沿着公路抵抗，我们在这二十四英里
之内还免不了奋力一战，结果免不了还有几个人要在这里死伤。也许报纸上只有一两行很简短的电讯很轻描淡写地叙述一下；而他们……？我想：“他们”现在都还活着，都还以一股热忱向这二十四英里迈进，并且，脑子里连这样不纯净的观念也没有……我再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传令兵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将我们引进左边树下，“就在这里。”里面是第九连吕连长（他是第三营副营长兼代连长）的指挥所，隔火线还有一百多码。吕连长在向我们招呼：“快点进来，刚才炮弹破片还掉在这附近。”进去之后，我发觉他们的工事没有掩盖，仔细一看，根本不是工事，不知道从前谁在这里掘开的一条深沟。这深沟里面蹲满了人，连第八连的潘连长也在内。

3

敌人的速射炮沿着公路来一个梯次射，我们坐在背包，躺靠着土沟的斜壁上听着炮弹一声声爆炸。

曾营长给第八连一个任务：从现地出发，沿着山麓，绕公路以东，截断八六线上的交通。潘连长用手指在地图上按一线痕：“就在这座小桥边，是不是？”

“对了，你们要注意公路南北的敌人同时向你们反扑。——可能的时候你们就破坏敌人的炮兵阵地。——你打算如何去法？”

潘连长的答复是非常肯定的：“先去一排，主力保持四百码的距
离。等那排人到公路上站稳之后其余的再上去。”

“那很好。到达之后，你派人回来引路，我给你们送弹药上来。——你们多带六○炮弹和机枪弹。你还要什么不？”

“不要了。”说完了潘连长就带着他的传令兵走了。

深沟里面，大家屏息着听第九连火线排的进展。二十分钟的炮击已经完了，马上步兵的近接战就要开始。

好，步兵接触了，首先打破静寂的是敌人的一座重机关枪，这家伙颇颇颇颇地连放了二十发，然后接着是两颗枪榴弹爆炸，我们还躺在沟壁上，我们想象步兵班隔敌人最多不过两百码，我们的机关枪也在还击了，好家伙，他们每次只射击两发，相信今天的战斗虽不激烈，但一定艰苦。

这时候火线排由胡国钧排长率领着，胡排长负伤刚出院两天，抱着复仇泄恨的心情，指挥着他这一排人向那沙村突进。那沙村没有几间房子，但是这一段公路开阔得很，正前方有一座高地瞰制着公路。他们只好折转向左边灌木丛里前进；不料敌人也非常狡猾，他们把灌木丛的中心区烧完了，只剩着一座圆周，一到他们进入圆周里面就开始射击，侧防机关枪非常厉害。

我跑出指挥所，卧倒在棱线附近，希望看到开阔地里的战斗。正前方那座高地被破片和爆烟笼罩着，我觉得我替他命的名字不坏，虽然硝烟泥土对着晴光，色调不很鲜明，可是很像画片里的维苏威。左面被前面另一条棱线遮住了，只能大概判别灌木丛的位置，那边机关枪的旋律加快，还夹杂着几发三八式的步枪。看不到一个战斗兵，只
有钢盔对着阳光一闪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个人在运动——那是几个不怕死的弹药手。

回到连部，我们接到胡排长的报告：敌人的侧防机关枪非常厉害，列兵王永泰阵亡，姚太周负伤，第六班的班长曾斌负伤，他们还要六○迫击炮弹，吕连长派人送上去了。

为什么敌人这样顽强？前面枪声又加紧，颇颇颇颇一阵才放松。我们的炮兵第二度猛烈射击，敌人的速射炮也加速还击，这种速射炮火声音和爆炸音连在一起，中间只有一段“唿——”，一段很短的弹头波，听起来有如“空——咵！”我们的弟兄们都称之为空咵炮，我们的连部已经在空咵炮的弹巢里了。

吕连长刚打电话要两副担架上来，前面报告炮兵观测所又有一位弟兄负伤，送弹药的弟兄说，他连左踝脚骨后面一块都打掉了。并且混乱之间偏偏多事：一位轻伤的弟兄自己下来，在小树林里面迷了路，半天也不见下来；还有卫生队自己也有一位弟兄在后面公路上负伤。

4

等到姚太周和曾斌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十分。他们在前面等担架等了很久，但是旁的人比他们伤还重，担架都忙着，他们只好由送弹药的弟兄扶着到连部。

曾斌一进来嘴里就哼，他看着王永泰倒下去，他想把那支步枪捡
回来，枪是捡回来了，但是他的左手掌也被敌弹打穿，红猩猩的一团血肉模糊，上面虽然用绷带绑着，血仍旧透过绷带掉在地上。一位弟兄帮他撕开重新敷一层止血粉，我走上去绑紧他的手腕，我觉得替“他们”尽了一点力，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但是他哭着嚷要水喝，我们不能给他喝，吕连长把他的水壶拿过去了：“你要喝等开刀以后才能喝。”

姚太周的伤也相当重，一颗子弹在腰部以上由右向左打一个对穿。他没有哼，脸色也还保持着红润，人家把他垫着俯卧下去的时候，他痛得用力紧闭着他的眼睛，闭着了又慢慢打开，一连闭了好几次；他额上的筋在颤动，到底担架再来了一次，把他们都接下去了。

胡排长的报告：敌人跑出工事向我们反扑，被我们打倒了好几个，前面冲锋枪在连放。

右翼搜兵的报告：绕着右边山地走，过五道水沟可以绕到村子里，但是村子里敌人多得很，敌人的战车已经发动了。

敌人还要来一次反扑？大家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一个人激动。曾营长叫第九连在现在的到达线赶紧构筑工事，打电话叫第七连抽一排人上来，并且亲自到公路上去配备火箭。

我跟着他到公路上，曾营长说：他的火箭排有三架战车的记录，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破烂装甲兵，实在有充分的自信。最引人发笑的是：火箭排的班长一面掮着枪身进入阵地，一面还回过头来和连部的一个传令兵讨论交易，传令兵要班长买他的手表，他要二百五十盾，但是火箭排的班长只肯出五盾……

到四点左右，敌人的战车还没有上来，我们相信不会来了。一方面快要入暮，曾营长准备要部队停止攻击，候第八连的迂回奏效以后再干，我们同回到营指挥所，在荫蔽处对着灰风饱餐了一顿。只有陈团长始终乐观，他再和山上迂回的部队通了一次无线电话，知道各队的进展顺利，他还是坚持着那套理论：“对付这种敌人，只要两翼迂回，正面加压力，敌人没有不退的，恐怕今晚敌人还要反扑，但是明天早上就准退……今天MAJ TABER在这里也很着急，他弄了半天，敌人的炮还在射击，他觉得很难为情。”不过TABER回去的时候他还是很谦逊的向他致谢：“今天你们炮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很感谢，只是步兵太惭愧了，进展很少……”TABER也笑着：“团长，我们明天再干。”

五点左右，坏消息来了：第八连潘连长的迂回部队和敌人的迂回部队遭遇，还伤了两个人，看样子敌人的企图还很积极。这时候大家兴奋的心上不免投上一重暗影，一位悲观的军官在自言自语：“我晓得我们团里一定也要碰一次硬钉子，敌人一天打了四百多发炮弹，又是战车，还来迂回……”

5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着指挥车再去拜访陈团长。

一到昨天的指挥所，使我们大吃一惊，团长和营长都不在，营部副官正在督促着兵夫收拾家具，有两部车子已经驶向前面，我记着车
子是不准再向前去的。

这时候副官已经看透了我的惊讶，他跑过来和我打招呼，他说：“团长在前面，敌人已经退了。”

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记着敌人还在迂回……“

前进了好远呢？”

“部队到了二十一英里的地方，还没有和敌人接触……”

我把车子驶到前面断桥的位置，果然，工兵队正在修筑破桥。下去步行了一段，在前面三百码的位置遇到了团长。我才知道昨晚和潘连长接触的是敌人的一个小队，潘连长带着后面的两排旋回展开，敌人都跑了。公路正面的敌人也稍稍费了一点气力，曾营长在清晨三点钟发动拂晓攻击，敌人才狼狈后退。我又知道左右各部队都有进展，团长的结论：“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他并且又解释：情况混乱危险的时候，往往也是打开局面的时候，所以他始终自信。

我们跟着部队后面前进，前面一连四座桥，都给敌人爆破了，柏油路上，有两处埋着一排排的地雷（已经给搜索队挖出来了），还有一座桥下扔着三个地雷，连装雷的木匣还在，再前进一段，看到无处不是我们的炮弹破片，有大得像酒瓶的和小得像戒指上的钻石的；有一片竹林，打得倒在一堆；在一处芦草边，就发现了四具尸体，陈团长说：“这样炮击他们到底也吃不消……”

在半路上我们遇到MAJ TABER，团长告诉他：部队已经推进了，要他们炮兵阵地推进到那沙村附近吧，现在我们还没有射击目
标，部队还在行进；但是，在午后三时以前，你们空军在八○线以南能找到什么目标，比如敌人的炮兵进入阵地，你们尽管射击。

沿途各部队都在前进，通信兵连电话线都不够了，后面一个兵推着两卷线向前跑。

在芒里附近我们找到了曾营长，他领我们看敌人的炮阵地，四门山炮阵地附近都有弹痕，我们相信敌人的处境实在不堪设想。但是在一个掩蔽部内就有四十几发弹药筒，怪不得那天我们感到敌人的炮兵太猖狂了。

团长要曾营长先占领了那座瞰制公路的高山，免得被敌人利用。曾营长说：“我已经派第七连去搜索去了，第九连我还是要他前进，到发现敌人为止。”

6

在我写完这几行的时候，陈团长的部队已经通过十五英里的路碑了，我想明天再去看看他。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敌人——”他那样充迈着自信的语气，不觉得引起心头微笑。

1945年3月1日，原载《缅北之战》

新腊戍之役

3月7日早上，我坐战车营赵营长的小指挥车到他们的宿营地。当时我并没有随同他们去作战的企图。

他们露营在南姚河的北岸。芦草丛里，纵横摆着几十部轻战车和中战车，炮塔上用红白漆料涂着狰狞面目，装甲车上楷字大书“先锋”“扫荡”和许多耀武扬威的字句，顶上天线杆挂着战旗。挑战的色彩多么浓厚！这几个月来，他们的战斗技术大有进步，而战斗精神，越来越近乎“猖獗”了。

孙明学连长和我们握手。这位连长，一口长沙语调，一副红红的面孔。昨天下午，他还在老腊戍和新腊戍之间纵横驰突，入暮回来，马上督导官兵擦拭枪炮，检查机件，装填油料，整备弹药。昨天他自己的乘车被炮击，无线电天线杆被打掉了，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继续指挥他的战车群作战。昨天晚上，他们全连官兵顶多不过在满天星月和寒风冷露的草地上一躺，现在，他们又准备今天的战斗了。

昨晚，他们有两部中战车被击伤：一○一号的惰轮打扁了，三十四号的支重轮打掉了一个。两部车子上的人员都在步兵线外彻夜（因为天黑路远，没有其他方法）。现在他们派三部中战车上去，一面带给养和弹药给他们，一面支援他们，还准备待机出击。

我一看着炮塔上的枪炮就羡慕不已，于是我问孙说：“我也去一
个！”他说：“好吧！”就叫一二八号的副驾驶手下来，这位副驾驶手，我真对他不起，他满不高兴的怏怏将无线电耳机和发声带交给我，一个人跑到草堆里去睡觉，我就拿着我的钢盔、水壶和地图爬进副驾驶手座位。赵营长临时也想去一趟，他跑到十四号里面去了。

我们三部战车，十四号领先，十一号居中，我们在后面，排成一路纵队前进。沿途的灰土大得不得了，戴上防风眼镜还打不开眼睛，许多灰粒跑到鼻孔里不仅使鼻管奇痒，还使喉管以上感到刺痛。我再把耳机挂上，声音倒很清楚，里面的声音说：“十四号，十四号，我是十一号，我是十一号，你走错了，你走错了，你应当走右边上渡口，你应当走右边上渡口！”果然，我们绕到上游的渡河点时，绕得太多，后来在一处空地里倒了一个头才转回来。

马上有一个问题使我疑虑不已，他们的车子在右侧方摆了一个汽油桶，完全暴露在外面，要是给敌人一炮打中了，我们岂不是自备火葬的燃料？到渡河口附近我们车子熄了火，我问驾驶手左伯春灭火机在哪里，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灭火机，我说恐怕绑在外面的五加仑油箱着火，他笑着：“呵，那不是汽油，那是给他们前面的人喝的开水。”他再把车子发动，我们在铁桥附近渡过了南姚河。那时候我心情平静。一面想：中战车真好，要比轻战车少好多颠簸。

车子在一条牛车路的左右走着，我把地图对照地形，知道我们的路线完全贴着腊戍以东的山麓。起先，我们距滇缅路一千五百码，后来慢慢折向西南，隔公路愈加近了。这一片地区内，都是半遮蔽的灌
木林，和完全暴露的耕地，中间有几棵大树，地图上还有一根小黑线表示这里有一条浅沟，但是事实上浅沟的宽度有十几码。我们曲折地走着，到老腊戍附近，才超越过这条浅沟。这时候我们在耳机里听到排长向孙连长报告：“我们过了第二道河，我们过了第二道河，到老腊戍了，到老腊戍了。”

老腊戍有很多房子，虽然给机关枪打了很多洞，但是还没有完全破坏。附近有几所房子，围墙、园门、屋檐都是国内的式样，旁边也种着一丛丛的竹林，大有江南风味。昨天晚上，陈团长的第二营才攻到这里，沿路我们看到几个步兵踞在芦草下的工事里，他们的姿势那么低，我们就从侧后方上来。不仔细看都不能发觉他们的位置。

后面自动炮架上的炮弹倾箱倒箧的在我们右侧方爆炸，照地图上看，都在新腊戍西北几座高地上，恐怕今天曾长云营长还有一场激战。我们的前面却还静悄悄的没有战斗。

绕过一个小村庄，看到三十四号，三十四号的人看到我们来了，都从车底下跑出来。十四号又用无线电指示：“留一个机工，留一个机工在这里，分一半给养与水给他们，分一半给养与水给他们；你们快点跟我上来，快点跟我上来。”我们遵命照办，这一次我更看清楚了，绑在前面的油箱装着开水，不是汽油。

车子再继续前进，十四号叫我们成梯队，他自己在前面，我们在右后方，十一号在左后方。队形隔公路只有二三十码，看到公路上有一座白塔，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脱离步兵线了。”我们三部战车都没有放掩盖，为了遮蔽敌眼，大家都钻着灌木林前进。地面并不很平，
我看到左伯春很吃力，随时要摇动左右操纵杆，有时候还要用倒挡。车长孙鹏站在炮塔上指挥，惟恐车子掉在芦草丛里的深坑或者污泥地里去了，有时候他很着急，就在无线电里叫：“左伯春，向右，快向右一点！快！右边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我也并不痛快，车子尽向灌木丛里走，很多小树枝都晒干了，履带一压过去，树尖变成了半寸长的木屑，一跳就跳到我衣领里面。灰尘比我吸进去的氧气还要多。又走了七八分钟，才到一○一号的停车位置。

一○一号的附近比较开阔，我们开到附近，孙车长告诉我们，这芦草边再上去一千码，就到了新腊戍。我想看看新腊戍，但是极力看去，只看到两间草房子，看不到街道。

“敌人的炮来了！”

果然，弹头波越来越近，四周空气在一紧一松的在画圈子，然后在我们一百码后面突然爆炸。“赶紧把车子隐蔽起来，敌人的观测所就在山上！”

孙鹏、左伯春和我赶紧跳上车子，像松鼠一样快，左伯春把车子一直开到灌木丛里深进去二十码，才把车子熄火。这时候我们又听到敌人的弹道波在空中画圈子，这次圈子画得比较大，炮弹落得比较远一点。

又有四五发炮弹在我们后面好像我们越过那条浅沟的地方爆炸。但是他这一射击，给我们联络机看到了，我们重炮马上吐出一百磅左右的“大铁筒”去制压，我们听到“大铁筒”在腊戍后面的爆炸，真
是撼天动地。

赵营长在一○一号车子附近。有两部轻战车早上出去侦察新腊戍的敌情，这时候到达这里，他们几个人研究敌情去了。我们没有事做，听到敌炮被制压了，胆子又大起来，慢慢跑到车上站在炮塔上，指手画脚地看新腊戍。

我刚从芦里伸出头来，看到山顶上的几间房子，忽然觉得不对，敌人的弹头波又来了。并且听得非常清楚，正对着我们越来越近，弹着一定就在我们的位置，马上要和地面接触了，我直觉得今天可糟了，慌急之中我向副驾驶手的圆洞里跳，我还只跳了一半，耳鼓里来了一下开天辟地的大震动：“康！”接着是一阵轰轰轰的声音，烟硝塞鼻。

这发炮弹掉在我们正前方二三十码，幸亏前面是芦草盖着的深沟，我们叫这条深沟做救命沟，要不是它，我们现在最低限度是躺在医院里。

“敌人炮兵还有这样的厉害呀？”我的头上在跳洞的时候被掩盖边擦去了一线皮，我们不敢再伸头看新腊戍了。

后来我们躺在战车下面也不知道躺了好久，我们的战车熄了火，但是无线电机是打开的，里面在说话：

“长沙，北平，我是十一号，我是十一号，安平回来了，安平回来了。据华侨说、据华侨说：城里的敌人不多，城里的敌人不多，营长
的意思，营长的意思，要华侨带路，要华侨带路，我们三个先去干他……”

“要我们三个去干！”一阵兴奋，大家又从车底下跑出来坐在地上。

可是，孙连长说：要我们等他一下，他十二点钟自己来，并且准备把大小“家私”一起带上来，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以后的无线电我没有听到，不知道是说街市上不宜挤多了战车？还是机会不可错过？到最后，孙连长依然同意我们“三个”先上去。孙鹏叫左伯春把战车发动，又问我去不去，我答复他当然去。于是，大家就位，战车发动。先倒车到原来的地方，再成梯队，向右转，前进。赵营长派那担任搜索的轻战车到白塔附近去找步兵的排连长，把华侨的话告诉他，并且要他们协同动作。一五一号去了，他没有找到他们的官长，他看到一班步兵，要这十几个弟兄统统爬在车上就一起载了上来。

这班长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他说：他的排长已经带着两班人沿公路到街市上去了，他是援队，本来要听前面的记号才能上去，刚才排了两次联络枪没有听到排长的回声。现在既然如此，你们战车绕街市的左边前进，步兵当然靠右边，反正是要上去的，现在没有排长的记号，他也就不管了。“成散兵行！前进！”他带着他的一班人沿公路向腊戍方向去了。

战车梯队向前又卷平了一堆灌木，才到通市区的大道。这是新腊戍的东北角，这些地方有很多飞机炸弹的弹痕，我们改成纵队前进，并且在变换队形的时候，我和左伯春放下了掩盖。

潜望镜里又是人生难得看到的图画，转过一个弯后，新腊戍突然
整个摆在面前。沿着山谷都是五码以上宽度的土路，从山腹到山顶，到处摆着灰色砖房，红色洋房，夹杂着几个矮小的土房和点缀景致的小树。眼前这几十座建筑突然出现得这么近，而且摆在那边这么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如在梦寐。火车上的旅客，在月夜里经过一座小城市的时候，或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现在太阳当顶，这种景象只有战场上有。啊！这种静肃静得教人心慌。

我把座前的小灯打开，再旋动潜望镜，这间房子就是地图上这一点小黑点，我们正由东北角突入市区。三部战车还是成纵队前进，我们仍旧在后面。耳机里又讲话了“一二八号，一二八号，我是十四号，我是十四号，你靠右边一点，但是不要向右边射击，那边有步兵上来。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请你回答我。”孙鹏在炮塔里回答：“十四号，十四号，我是一二八号，我是一二八号，你讲的话我听到了，你讲的话我听到了。”他回头叫左伯春靠右。这时候，我回头看去，他还没有关上炮塔上的掩盖。

我把重机关枪子弹带上好枪身，固定梢也松了，一个房子过去了，没有开始射击，两座、三座房子过去了，也还没开始射击。我总得找点事做，我拿水壶喝了两口水，又把无线电的接头接紧，我觉得头上在流汗。

到山腹上了，两边的房子看得清清楚楚。外面红瓦灰墙，里面是奶油色。三部车子在附近停留下来。十四号叫：“现在开始射击。”话刚说完，他们车上已经开火，我们炮塔上的机关枪也在开始射击。

正前方，道路悬挂在山腹，一眼看出可以看到四五百码，前面几
个山头也看得清清楚楚。右侧有另外一条路在这里交叉，沿那条路上山可以到新腊戍的中心区。现在我们机关枪射击正前方一座掩蔽部，十一号车子旋转炮塔对准对面山头，昨天他们发现那边一带有敌人的平射炮，他们对那边炮击了两发。我紧握着枪柄也对着前面掩蔽部附近连续射了几十发，曳光弹四射，我的弹着低了，修正之后，我又射击了二三十发。

孙车长也在那边喊：“我们小心一点，不要向右射击。”我把枪身和潜望镜旋向左面房子，基角上可能有敌人潜伏，我又对那边扫了一阵。

左伯春又把车子向右旋，我才看清楚，右边上山的路曲折成之字形，我们没有沿路走，只对着之字的中央直爬上去。一路孙鹏在叫：“左伯春小心一点，注意路上的地雷！”我一路射击房屋的基角，有时候也帮左伯春看看路面上，我们一共有三部战车，要是我们的履带给地雷炸断了，或是给炮弹打坏了，这是如何严重的灾难！

爬到山顶上，房子更多了，想不到山顶上还有这样一块平地。我们开进一片旷地，里面还有一个足球场！再进去一点，两间房子外面用木杆钉着“停车场”三个字，这一定是敌人的司令部。门口还有一座三个大口的掩蔽部。左伯春把车子停了，孙鹏在叫：“向后摇，向右后摇。”我回头看去，射击手正旋转炮塔，弹药手已经拾起一发炮弹，他们的掩盖还没有关。“康——当”火炮的后坐力使车子震了一震，弹药筒掉在铁板上，发出一响清脆的声音。我们隔那座掩蔽部只有五十码，这一下烟灰在那上面开了花，这阵烟花慢慢的慢慢的放大，好像
黄色颜料笔浸在一杯清水里一样。十一号和十四号也在拼命射击，我看到他们机关枪口的曳光弹，有几颗曳光弹刚出枪口两三码就掉下来了，继续在地上燃烧，放出一团红光。我也摆动我的机关枪，向房屋的楼上和地下都很干净的扫射了一阵，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下面可能藏狙击手——可是我的枪发生故障了。

我尽力的拉机柄，但是拉不开，并且枪身烫热，我在座位右边拾一块布片包着机柄用力才把它拉开，又拉了一次，一发不发弹跳了出来，枪又可以射击了，我的心松舒了，我觉得衬裤都被汗湿透了。

右前方也是敌人的工事，附近有很多芦草，因为在右方，我想问孙车长，好不好射击，半天他没有回答。我低头一看，发声带和无线电，接线已经断了，我赶紧接好。但是孙车长和炮塔里的几个人很忙，他们尽量在发挥炮塔上枪炮的火力。我想：我低一点射击大概没有关系，我把枪身稍稍放低，食指摆在扳机上摆了好久，机关枪在哗哗的歌唱，盛弹壳的布袋越来越重。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芦草正在燃烧。

我打完了一条弹带，赶快再在脚下拿出一箱子弹。我偷看左伯春，他没有机关枪，一到车子停止的时候，就转着潜望镜看四面的道路。

车子又继续爬坡，爬到顶上继续下坡。我们已经深入市区，经过一道柏油马路。房屋越来越密集，我们也越射击越凶。我计算，我们在街上起码走了一英里。忽然孙鹏在上面叫：“左边有敌人，快向左摇！”我把潜望镜向左旋过去，左边是一片空旷地，上面有好几个弹痕
和倒在那里的木头，四百码之外，有两栋房子。果然，有一个人在那边横跑过去。我想摇动机关枪，不行，我的机关枪不能再左了。这时候炮塔上开炮了，孙鹏叫：“太低了。”又开了一炮，才把那两栋房子给尘土笼罩住。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由东北角插进新腊戍，一直穿到南面的尽头。那边有短短的两条街，房屋建筑和重庆的过街楼附近一样。我们还看到一家别墅式建筑，门口停着一部小轿车，在那附近射击时，有一条狗突然跑出来，在我们的弹道下突奔而去。

我们折转回来，再到一处山坡上的时候，十四号叫我们到他们右边去，右边都是飞机炸弹的弹痕，孙鹏回答他：“地形不许可。”就在这时候，一声爆炸，许多颗粒掉在我们车子的装甲上。孙鹏喊：“快拿药箱给我。”左伯春把座右的药箱递过去，我也跟着他递药箱的手向后面望去，孙鹏自己负伤了，他用手掩在头上，一脸都是血。

我觉得不大妙。我想：今天这次攻击恐怕还要遇到一点麻烦，还有麻烦……

幸亏孙鹏还很镇静，他在指挥射击手和弹药手帮他敷止血粉，左伯春自动把车子向左前方靠了一点，我看到炮塔上的掩盖还没有盖，我刚要叫唤，他们已经把掩盖放下去了。

这时候全车都在黑暗中，只有座前的小灯和掩盖上的空隙有一点点微光。炮塔上的人都帮车长止血去了，整个炮塔像一只没有舵的船在自动旋转。我觉得我目前的责任应该加快射击，免得被敌人的步炮兵乘隙。但是我刚射击了两发，枪又发生故障了。

又一颗炮弹在我们和十一号车子之间爆炸，隔我们不到十码，我看到整个的漏斗形，虽然关了掩盖，一阵烟灰与硝土仍然塞进掩盖的空隙，扑在我们面上。机枪依旧拉不动，我又不知道车上的天线杆打断了没有。我觉得一身燥热……

忽然听得孙鹏叫左伯春倒车，心里稍微镇静一点。一下我猛然发觉机枪上的故障是弹带上的弹头不齐，我抽出一个子弹，又拉了一次机柄，枪又好了。同时炮塔上的枪炮也再度射击。孙鹏向十四号报告他头上打了一个洞，没有什么关系，还可以继续战斗。无线电里我们听到十一号车上也打伤了一个。

我以为我们回去了，但是不，我们从炸弹痕边打了一个转，又进了一条街。路上有地雷，我们仍旧在道路以外走，又经过了一所空洞洞的房子，上面有“酒保”两个大字。

再穿出一条小路，到底回去了，牛路上有一个步兵排长提着冲锋枪跑到战车旁边问情况，赵营长打开掩盖和他说：“城里的敌人不多，我们所看到的掩蔽部和房屋基角，都经过彻底的射击……”

我们回到出击阵地已经午后两点，我们一到，孙连长他们的第二批又出发了。孙鹏的头上虽然结了一层血壳，但是没有关系，红十字车又帮他绑扎了一次，他觉得有点头昏，但是精神很好，他说：“这是炮弹打在附近墙上，把砖瓦飞起来打中的，要是破片打在头上那还得了……”第十一号车子上的射击手也伤在头上。还有，我们的炮塔不能固定了。

面上的烟灰使他们不认识我，我在地上走了五分钟，才慢慢知道脚是站在地上，左伯春给我一包饼干，我胡吞胡吞就吃完了，好像塞在人家的胃里。

我看到赵营长：“今天我们和营长是第一批漫游新腊戍……”

赵营长：“哪里是漫游，简直是破坏新腊戍！”我们并没有有意破坏新腊戍，他故意用这样“猖獗”的字眼来提高他营里的战斗精神。

当天晚上，陈团长的步兵占领了新腊戍街市的一半，同时他把西北角山地的敌人肃清了。第二天上午，他占领了整个新腊戍。

1945年3月23日至28日，《军声》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我于1938年夏天在汉口考入中央军校。受着当日战时交通情形的摆布，我们在揭榜后即乘江轮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有航行于长江三峡间的轮船接我们去重庆，已是十二月初。这时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后发生。从西安宝鸡投考的同学则早已在成都。我们又行军三日而抵铜梁，开始换上了棉布军装，等候由浙江金华考取的另一批同学到达，编成十六期第一总队，才于1938年底之前浩浩荡荡的行军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称总校。十四期二总队、十五期一总队、十六期一总队和三总队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训的学生总队。十六·一于1939年元旦入伍开学，1940年圣诞日毕业，当中无寒假暑假，受训期间差六天两整年。

进军校第一桩大事即是“剃和尚头”，所有青春美发尽卷入地上尘埃。当时倒没有觉得：即是年轻男子，头发乃为各个人形貌上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剃和尚头，只有使个人的色彩更为收敛，队伍间的集体性格更为浓厚了。战时军校学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毕业已不可多得。每一队（相当于连）里间常也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学辍学的学生和在宪兵里当过兵的军士。十六·一也有几个国军高级将领的子
弟。初时各人的年龄籍贯与背景还分别得显然。受训期间每一个钟头甚至每一分钟大家都做同一样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脸刷牙到晚上点名解散后吹熄灯号前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无不如此，更用不着说日中的学科和术科了。所以训练进程开始后只几个星期，学生们都已经在众生平等的集体生活之下混成一片，军校的传统也只要求全体学生达到同一的“进度”。比如说受训六个月后器械体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铁杠上“立臂上”和木马上的“并腿跳”。学校里不倡导学生个人间在任何方面的竞争。我们没有篮球和足球的设备，军校虽有一年一度的体育会，但其竞技不被重视。

军校学生每人发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这样的“外出服”并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纪念周及特殊节日阅兵典礼之用。平日我们穿士兵衣服。白内衣内裤，夏天黄色布制服，冬天蓝色棉制服，足缠绑腿，脚穿布袜草鞋。受训期间前六个月我们是“入伍生”，等于国军中的上等兵，月饷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发给，“副食”则在饷项里扣除。入伍期满升为学生，才有资格带“军校学生”的搪瓷领章，同国军中士待遇，月饷十二元五角。当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法币的购买力还和战前不相上下。所谓“副食”，间常有肉类。早餐稀饭之外，也还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酱菜。不到半年法币贬值，我们的伙食也每下愈况。虽然饷项之外又加“副食费”，而且一再调整，到毕业前夕，白米饭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萝卜，里面如有几点植物油的痕迹已算是上品了。可是与后来下部队当下级军官一比，则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又属特殊待遇。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的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Nichts neues im west
），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肋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针缝极紧凑上具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佯动的重要超过主动，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入，突击开始又要做得“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如此技术上的细节是否有实用的价值，我无法知悉。我毕业之后虽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过日本兵，又在缅甸前线于丛林中与敌兵相去不远，却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预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学生，所有训练的装具也仿日本制。却料不到几十年后我在研究明史时看到戚继光所著书，内中早已将白刃战的精义解释得明白，有如我们的“分解动作”，他已提出为“起·当·止”。我们所说“佯动”，他则已在书中明白写出：“千言万语，只是哄他过来。”其他细节也无不如此。

我们所学的战术，以了解团以下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各项原则为目的。多少年之后我才发觉当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学都有归纳于
标准化的趋向。我们的操典与教范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译过来。当德国顾问在南京的时候又经过他们一度的订正。可是日本陆军的技术传统，也仍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即美国的情形亦然。所以后来我们翻阅各国的操典与教范，内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鼓励各级干部争取主动，即同有“不为与迟疑可能产生不良之后果，有时较方法错误为尤甚”的辞句。又讲到下命令时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们说理由，也是彼此一致。并且文句上看来有出于一源之可能。我于抗战胜利之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更发现凡是三个营的步兵团展开时基本战术大致相同。纵说美军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作标准武器，又用轻战车搜索，还是不整个改变其后面最紧要之基本原则。所以在图上作业的时候中国的军官学生一般不比美国学生差，只是1946年美国军事教学已在进行有系统的收纳第二次大战的经验，今日又近半个世纪，我也在学书不成则学剑，学剑无用又学书的过程中再未重温旧课，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进步，当日之所学已早是斲觞滥调了。

说来也难能令人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
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成都军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来的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色骡马百余。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我们又在钢盔上涂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专长，步兵队则“走正步”，西方人称之为“鹅脚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观者无不敛容。可是也因为如此，成都军校的作风受过不少的批判。抗战既入后期，我们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极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说交通
通信的维持与器械的补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无非粉饰太平。战后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据美国观察人员的报告对军校有特别的抨击（见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纸面本四二六页）。我们毕业生一下部队也发觉士兵谈不上训练。我们只要他们不在淫雨与疟疾威胁之下被拖倒病死，较狡猾的军士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已属万幸。对过去花在成都两年的时间所学是另一世界，所处是另一世纪，既然学非所用，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也不能没有埋怨与反感。

只是今日五十年后，我从教学历史的立场对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整个国家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政治的作风无非在上端造成一个理想的标准希望下级仿效。自有《周礼》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仪礼代替行政，也属上述体制。要不是组织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来国民党和蒋先生已替新中国造成一个高层机构，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时代需要的下层机构，纵有各种理想，仍然透不进基层里去。于是也只好照传统的办法，军校虽学外国先进，也在不意之间造成了一个理想的标准。假装门面不说，此非人谋不臧，历史之发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学能针对实际，乃因他们有了我们的高层机构作挡箭牌，才能专注重于下层机构）。同时虽在抗战期间，我们的上层机构尚未做得完善。蒋先生日理万机，仍以“校长”的身份，每年抽出一两次的时间来成都与学生训话。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稳，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
庆的中央大学学生闹风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长。要是他是独裁者，其独裁已非主动。而有些像明朝的张居正一样，自谓本身“不复为己有”（张居正也是蒋先生所崇拜历史人物之一），实际上在迁就下层的需要。

这样一来，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们在成都的青羊宫和草堂寺临时的校址受训，虽剃和尚头，称政治指导员“卖膏药”，自己也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因为着黄埔系统的集体自居，以做蒋先生的“门生”为荣，在装门面时一本正经，一方面也仍不脱年轻人的淘气性格，每于吹熄灯号之前的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之际，以装腔学着“校长”的浙江口音互为笑乐。军人读训中之“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说来笑去，我们也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更用不着记挂大敌当前，武汉广州和长沙。几分钟后万籁俱息，除了轮值当“内卫兵”的同学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时报周刊》二五七期

忆田汉

1988年9月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得冠军，依例乐队必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其为真国歌或伪国歌，我倒是要提醒半个世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国军穿草鞋的朋友，这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曲调，在中共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我个人对这曲调更多一重感慨系之的成分，因为其歌词作者为田汉，当日我称之为田伯伯。

身为共产党却在国军中得人缘

距今恰好五十年前的1938年，我曾在长沙一份由蒋寿世所举办的《抗战日报》工作过三个多月，报社的社长就是田汉。但他那时候已去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三厅六处少将处长，编辑的事则落在廖沫沙身上，田和廖都是国民党时代在大陆坐过牢，而日后在中共时代更饱尝铁窗风味的人物。沫沙兄得庆虎口余生，去年我还在北京看到他。田伯伯则于1968年死在秦城狱中。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已是共产党党员，只知道他们是左翼作家；虽然如此，田汉因为在军委会的工作而结识了不少国军高级将领，前副总统陈诚将军，和他私人就可算是莫逆交。他也和后来在国共内战时，国军的名将杜聿明、郑洞国、张发奎等人交往甚深。我和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当时名为陈惟楚）同时于军校毕业后，为了要得到军校的分发令，就由海男持着他父亲的亲笔信，去见当年上海战事爆发时与田汉交往颇为密切的教育长孙元良将军。经由田汉的关系，我和海男被派往国军十四师担任排长，而当时十四师的师长阙汉骞将军也是田汉的好友之一。我们在十四师当排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设法请调到驻印单位服务，驻节在兰伽，田伯伯仍然从旁关照。

国军第十四师按建制隶属第五十四军，前军长陈烈，死后葬于南岳络丝潭。至今墓旁石崖上还刻着由田汉撰拟，一丈多高的一首诗：

粤北刚闻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消英气？长向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奔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为什么田汉身为共产党人会在国军里如此深得人缘？我希望读者在这篇文字里可以逐步找到解答。在这里我所要提出的则是对他的爱慕并及于当日国军的特务人员。

1941年间，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广西金城江候车时遇到军委会调查
统计局的一位干部，海男支吾其词，想要遮掩他与田汉的关系，却早为对方识破。但这位特务先生不仅帮我们找到车位，还要海男代向他父亲问候。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与田汉接近有如我者，也没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间田伯伯认为我长期留居美国“甚为可虑”，因此写信给我妹妹粹存，要她来信转告我这四个字：而我也因为这样结束了和田汉一生的接触。

曾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英雄崇拜

根据在大陆亲近田汉的人事后回忆，田汉死前虽曾写过若干“反美蒋”的文字，可是名义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做过顾问，此事距离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从他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来，他确实曾对蒋介石先生有过一段英雄崇拜（他还在文字里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

另外，他从日本旅行回来，因遇到蒋先生下野，当时他写过“于是我也随着我们的总司令下野了，虽说从来不曾见过总司令”的话。而且，田汉早年接近国民政府，也曾受到当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对与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润一郎对他稍示同情。这些人在中共文革时，对田汉的命运也有一定的影响。

田汉死后，我蒙田海男赠《田汉文集》一套，共十六册。曾前前
后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看书的心得，只证实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汉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满腔澎湃的爱国情怀和传统的打抱不平侠义心肠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一贯的系统，他对时局的意见，也多系人云亦云。倒也因为如此，田伯伯是一个容易接近，容易与他肝胆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内由五卅惨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平息。可是几年前的文学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到了1930年间郭沫若只在福冈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汉则在上海主持南国社；又透过联华公司和电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传达于广泛的群众，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由于电影的传播力广大，因此更引起当时的青年仰慕。

初期写作富浪漫气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开艺术铺子”。他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
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汉之办南国，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众”在内。其中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绍而成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称他“田汉师”。

从他很多剧作的题材看来，田汉的写作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声音》、《获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场合之下，他和导演、演员密切的合作，没有脚本，或是脚本还只写到一半，就开始公演。《湖上的悲剧》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过四次后，发现每夜的情节都不同，于是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剧本还没有开始动笔，就决定了开演日期和地点。后来排演时，演员排到第一幕还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终结。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读书肯下苦功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后我长期研究历史，才领悟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没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统御农民，缺乏中层社会的因素去支持艺术家和文化人，此种情况在内地又更为严重。像田汉，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范长江（他是名记者兼作家，曾劝我不要从军而和他去当新闻记者）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独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
毛派的社会之下，只会发觉文化与艺术趋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压力更大。所谓文化大革命，即系传统的文字狱，有了这种经验，我敢说中国惟一的出路在经济改革。除非经济多元化，自由无从兑现。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

在南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请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他母亲的经历，以《母亲的话》为题，文长十万余字，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发表，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计艰难，亲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顾的义务，又因处境之相同相似，社会上集体性之强迫力量大，贤愚不肖全有公众品
评。在出版这篇文字的时候，田汉无所忌惮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田汉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为海外读者所骤然接受。很显然的，他的剧本中缺乏一个私下隐秘（Privacy）的观念。本来戏剧就是一种公众的传达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瞒隐私？其问题乃是作者视他笔下人物不能保有个人隐私为当然。如《咖啡店之一夜》里的女侍对顾客说：“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忙，有什么高兴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到郑先生说家里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家里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类似的对话也见于其他剧本之中。同时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与公众义务的不可分割。

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

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
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去年我与海男碰面谈及他的父亲，海男也是两眼湿润。

我曾对这些事情作过一番思考，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宗教，带着一种广泛的涵义，包括有形无形的组织、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罩着人生最后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导引出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则为广义的宗教；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视之。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着重父以子继，各人在血缘关系中得到永生。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则聪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赖神力，即可以将整个大宇宙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关汉卿》一剧里，田汉引用这元代剧曲家的字句，将他自己的抱负重新说出来：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

至于剧中又提出“古来以文字贾祸的倒是代有其人”，而且狱壁上又题字“不到此地非好汉”，则恐怕是巧合。可是既预先写下如此多不利于迫害剧作家的辞句，毛派人物不能忍，不让他去指桑骂槐，自吹自擂，而加以拘捕，以致自愿承担着“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的诸般罪名，也是不可思议。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宗教问题，田汉的好和坏，忠与邪，可谓产生于一个简单率直的农村经验。惟其如此，其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才会气概磅礴。他四十岁时，郭沫若送他一副对联称他：

具田家浑憨气概　称市廛简朴之觞上寿上寿

扬汉族刚毅精神　作群伦奋厉之乐其昌其昌

联内将“田汉”字“寿昌”一并对入，虽说带着揶揄的成分，却不失为一种逼真的描写。

因之田汉的剧本不能与曹禺的相比。《雷雨》、《原野》与《日出》涉及人的内疚（guilt）与赎身（redemption）。这些观念，可以陪衬着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一向不是田汉写作的题材。

鲁迅之短篇小说与田汉的剧本相比，也呈现一种极尖锐的对照。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仁义道德，不外“吃人”。而田汉不仅认为传统的道德可以恢复，而且经过他身体力行的提倡，好像并未丧失，一到内外煎逼，立即可以光芒万丈的辐射开来。《晚会》里面一位资本家的太太觉悟后说：“假使我明天就得死，或是今晚，我也绝不悲观。我也要
把我最后的、最好的力量用在更有益的地方去。”

给人们带来乐观和希望

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grand finale）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如果儒家的入世观不尽能达到此目的，则继之以佛家道家的精神。

最后让我再节录田汉，或者说田寿昌、田老大，或者说是我所熟悉的田伯伯，他早年的名作《灵光序言》的一段精彩语句，作为回忆田汉一生浪漫情怀的一个注脚。他在1920年写《灵光序言》时，才二十二岁。这篇文章中曾述及他和初恋情人也就是田海男的妈妈——易漱渝婚前恋爱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田汉和易漱渝虽已订婚但未结婚。他所描述的地方即是距东京约五十英里的镰仓海滨。田汉的文章说：

已而漱渝已为这种和美的自然之息所吹，便也绵绵的唱起那“remember me dear, be true”的歌来。我虽不会唱那歌，而且也忘记了那歌的名字，也不觉随声附和起来。谁知爱月者、善歌者大有人在，一时青年情侣恋歌互答，海浪徐荡，若为按拍。而由井滨的海水浴场遂变为东岛绝妙之情场。谁还想此地是当年战

场，金沙之下尚埋有战士的骷髅，英雄的折戟呢？

我的回忆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静候汉城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希望听众听到聂耳之曲，想见田汉之辞，对作者及对中国近代史，多了一番明晰而深刻的认识！

1988年10月10日，《台湾春秋》创刊号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
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
）为名发表，至少已证实，其中一些的情节，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交给蒋介石，事后他在日记写出：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后F. D. R．（罗斯福总统）最后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爆竹。“赶紧认真，否则即是——”如此一个发热的爆竹。我将这包胡椒粉交给“花生米”（史给蒋介石的绰号，可是有时候史的情绪转好，也在日记中称委员长），微叹之后坐了下来。这叉鱼枪命中着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将他打过透穿，这是彻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变绿，和失去语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对我说：“我知道了。”如是无言的坐着，轻轻的摇晃着一只脚。（文件页三三三）

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诗：

我蓄志泄愤报怨，

今日才一朝如愿。

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

我与他瞠目相见。

叉鱼枪储备已久，

运用时要恰中时间与地点，

我连根的用力一掷，

就将他打过对穿。

小杂种浑身战栗，

他已经言语不灵。

战栗中脸色转绿，

他挣扎着也不再出声。

我的奋斗烦多，

我经历的痛楚绵长，

今朝我吐气扬眉，

花生米终被我击伤。

以后我还要受气，

去对付前路的危艰。

快慰的乃是今朝，

花生米为我失颜！（见文件页三三四）

书中没有直接讲明罗斯福缄内的内容，但是从《文件》前后的文句看来不外责备蒋介石战斗指导无方，应当对华南战事失利负责。

经过这段会见之后，蒋才向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我翻译这一段日记之后，也必须有一种交代：以上的文辞都是史将军个人私下发泄情绪之作，引用粗犷幽默与挑战性的字眼，也是美
国人从小参加运动竞技时的一种习惯。他之所谓痛楚，也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以下文字中还要提及。可是纵有种种的情节，我们看到他所谓对蒋介石的怀恨，在未撤职之前已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想见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军战友的角色了。

这件事情与本文主题的关系则是孙立人将军之无端被卷入中美政治的漩涡，不开始于1949年。抗战期间他就已经被视为过度亲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于1948年，书中有孙将军与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注释，说史认为孙是中国将领中最能干者。这时候孙立人还只任陆军训练司令，驻节于凤山。1971年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一书中更称，1945年史迪威希望率领美军自太平洋向中国登陆，当时麦里尔少将（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告诉他，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载此书Bantam Books纸面版六五九页
）。《在华经验》出版时，孙将军已失去自由，真与不真，他已无法申辩。不过书内所叙事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既有这段传说，则孙将军之被卷入漩涡，已早有岁月。

笔者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时，曾以前线观察员的身份（每日以郑副总指挥洞国的名义向重庆和昆明提出报告）随孙将军的司令部进出战场，前后一年半，不仅曾亲自看到孙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级干部相当熟悉。早就知道孙将军一生以岳武穆的“尽忠报国”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
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史迪威文件》里尚有他和史争辩的记载。史之参谋长柏德诺（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气凌人，动辄欺负中国将领，只有孙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检束。可是出类拔萃的孙将军却不是中国军官学校毕业的，而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就不免在讲派系的国军里面受排挤。他的效率与声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国背景反成为一个事业上的障碍。我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写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终被清算。孙立人被软禁几十年，也出于这种官僚政治之逻辑。

率直的说来，中国在1930年间或1950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
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来，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这时候也难怪军阀割据。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能填补此中缺陷。而这种私人军事力量却很难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蒋介石登场的概况。

张学良将军的《忏悔录》最近重印，给我们一种机会检阅“西安事变”前的情形。东北军与共军作战，一个师长阵亡，另一个师长拒降死，张即感到咎在己身，从此也可以看出统帅权的基础仍是私人关系和私人情感，李杜准备回东北号召抗日旧部，也由张自己决策赞成，自己出钱资助，这种以私为公的办法，也可以转变之为以公为私，因为权力与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总是可以对流。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出虽有他之请求，蒋先生不让他主持侍从室的逻辑。张和东北军之关系既如此明显，则一朝被任命为侍从室主任，参与中枢人事任命机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弹冠相庆，而多数人意态怏怏，甚至顿生疑惧。因为蒋所对付的除了东北军之外，尚有西北军、桂系、粤系、云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队，以及他自己的黄埔嫡系。这种情形不是任何人的过失，而是社会环境使然。

孙立人将军重获自由之后所作公开谈话，把1930年至1940年间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个在美国V. M. I．（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军官学生，回国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去安插他，竟麻烦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阎锡山下面奔走之后好容易找到日后主持中国正统的党中央，也仍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这样与那样的杂牌。
总算孙将军人缘好，“八一三”负伤之后有黄杰将军接济他。（“只要我有饭吃，孙立人也有饭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疗伤，怪不得孙将军至今还惦念使他沾过光的人士，同时他更感到团体单位的重要，甚至责备清华校友不能互相照顾，以致受人欺负。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励子女上清华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们两位将军提出的问题，不能专就道德的立场解释。我们只能说传统的办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在这前提之下，我提议以研究历史的立场，将以上情事重新考虑，作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与当事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国历史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约二十年我有一个机会，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拿出来重新考虑。现在看来，这朝代历史之中，秦汉可称“第一帝国”，隋唐宋可称“第二帝国”，明清可称“第三帝国”。其分析的节目，有专文专书在各处发表，所根据的重点则是财政措施，显而易见的则是第二帝国的财政税收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带收缩性，当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个过渡阶段。明朝之创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这社会的组织至此照中国传统已经需要改组。原因是法制过于简陋，税收过于短少，人口增加过度，土地所有的纪录不符现状。从以前的事例看来，更换朝代，必有一番剧烈的波动，而在大帝国更换朝代时波动所影响的幅度更大。

并且从世界局势看来，近五百年来所有现代国家也都经过一段改组，或正待作类似的改组。这种改组的宗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抑
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已不复成为争论的要点。现在从学理以及事实上发展的趋势看来，乃是趋向亚当·斯密所说从一个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考诸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改革，必定经历各种险阻艰辛，苦难重重，而且费日持久。因为其超过个人人身经验，当事人虽被迫参与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质。我也将这种理论，前后作为论文，以中英文在纽约、台北、香港、上海、北京各处发表。

这样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则是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中国的改革已上轨道，台湾已渐采取商业体制，也大致用数目字管理。大陆虽步后尘，可是经过一番挫折后也已适时地改变方向。在这时候我们检讨张学良和孙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认这两事件都是大历史转动中的一种环节，有中国的长期革命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后面作背景，总之就发生于人类历史经验领域中的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

前述《时代杂志》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书《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提到国军的一章，劈头就说出第一次欧战时，德国参谋本部派往奥匈帝国的联络官，看到奥国军队的情形，立即向国内报告：“我们与僵尸结盟。”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作者即说出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以中国军队为同盟军，其情形类似。

奥国的军队在德国人的眼里看来没有生气，一如抗战四年后的国军在美国人的眼里一样。这种说法，只极端简化着表面上的一种粗浅现象，而完全忽视后面的背景。奥匈帝国以一个跨地过广的专制皇权虽挣扎已临末日，而中国则是从一个已经崩溃的旧帝国之灰烬中企图
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没法想象到，动员一个三百万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军令之下和一个优势的强敌作持久战，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没有的经验，而在七七抗战创始。这时民间之组织可支援这种大事业的机构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后动员的程序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经过群众运动在历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国军之编成，首自军阀割据。这当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纵有机会重新创造历史，也无法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案超越这种程序，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三百万人的部队。既然如此，则国军统帅权之掌握使用，不能不为当日过渡期间的社会条件所左右，所以纵非尊卑男女长幼也仍是人身政治。

蒋介石在这时候苦心孤诣所构成的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他惟一的本钱即是所谓黄埔嫡系。一般人之心目中，总以为前期黄埔毕业生，在蒋家天下成为天之骄子，在人员与给养的分配以及战斗任务的分派和升官发财的门径都比旁人占先（而有些情形之下也确如此），可是外界人士还不知悉的则是很多黄埔嫡系的高级将领尚是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的校长，责勉他们为革命军人，常常给他们以人所不堪的遣派和责备。其嫡系的怨望既如此，其他杂牌的情形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则是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于是人员与物资的征集公平合理，补充既裕如，则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各部队都能造成一个可以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无须注重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区别，黄埔与非黄埔的区
别，甚至西点与弗吉尼亚的区别。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步骤？一个与之相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种问题还讲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蒙昧无知。最简单的说来，中国土地问题与财政税收问题自明太祖以来未曾经过全面检讨彻底翻修，已五百多年于兹。上面所说第三帝国本来就应该改组，症结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颠倒的情形之下执行之。同时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之高层机构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绝。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组织自己的高层机构，所有军队的战斗序列全靠无线电联络，除了油印报纸之外，连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动村民造反，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命〔根据法国武官纪业马将军（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计〕，才算进入了农村，完成了所谓改革。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低层机构已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也可以引起我们想到中国内战无可避免。（中共去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一百万以上，内中共军“战指员”伤亡六十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万，其他则未分析，详《年表》页一七八。）

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将国军精锐牺牲于淞
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很多将领对他随从参谋皮宗敢少将的声音应当非常熟悉，在重庆时皮常以长途电话传达蒋委员长的命令至各部队之阵地的部署。这两点也最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1944年的湘桂战役，也是蒋直接指挥的。

史说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万人”，而他自己需要一万补充兵去取代缅甸战场之死伤，虽力竭声嘶还达不到目的，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国官吏之腐化，公开提及国民政府之贪污者为国务院官员及与蒋委员长相处甚得之魏德迈。）（又以上史的指摘见《史迪威文件》页三三二
）

如果我们纯粹的站在军事科学的立场，只能干脆地说史迪威对，蒋介石不对。可是现在我既提及大历史，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则只能先摆开一个古老的帝国，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倾覆，要从断瓦碎楹间找材料重建规模的艰苦场面。这时候我们还要责备当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对人命与物力之投入是否考虑周详，也应当不离开上述大历史的一种场面。这也就是说军事无法脱离政治。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
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蒋介石很可能有军事天才的优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创造奇迹的信心，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传记的人仔细分析解剖。我从研究大历史的立场却要指出他之干预部下分内之事，半属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对很多将领讲，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班，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终不放弃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级以上的人员之任命，也经过他亲自召见圈定。这种“亲庶政”的作风是他个人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使然，让他愈做愈深？这也待参考文件不断的出现，由专家考证。我在
这里可以确切断言的正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作风的表现。

在抗战以前，蒋之人身政治已经给他造成了一种无从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可算作他的死对头，仍主张不加损害仍让他主持全国的大局，有如张学良将军《忏悔录》所云。

从以上各种迹象看来，他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旨在保存这统帅权及其逻辑上之完整，因为“兵谏”一事最为他之体系所忌惧。蒋介石也许有缺点，但是小器量，意存报复却始终不是他的性格。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威权，和特务政治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邀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也见于《史迪威文件》。他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则被史拒绝，其后他命名雷多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则史引以为荣。

提到蒋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点：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浓厚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强调中国八年抗战之血泪辛酸，是人类史里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纪念馆里一体宣扬，内中也有蒋介石的照
片，此种表现也不全是“统战”，而是由于中国革命业已成功。

台湾在陈诚将军领导之下，实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并非完全是经济平等，一方面也强迫地主弃农就商，因之剩余之资金能投资于新兴工业，农村人口也能进入于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层机构间已打开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换的局面。我也在台北《中国时报》写出，中国过去因为私人财产权未曾确定，公众事业缺乏民间产业在后面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以致上层机构里的数目加不起来，其组织也无从合理化，19世纪之“自强”因之只能虎头蛇尾。我们翻阅历史，可以发觉11世纪北宋时王安石之变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业化，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而失败。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坯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应能构成一个大罗网，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当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
其长期合理性。张学良将军和孙立人将军虽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这种局面，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福。

我也是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毕业，也算是留美学生（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级），所以敢于说知道此中情节。历史之展开，其发展之程序多时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能觉得应当如是，即将这应该的程序写成历史，而只能实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势大白，我们更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所云：“对所有人表示慈爱，不对任何人怀抱怨毒。”孙案还有很多地方待调查解决，这文字虽以历史家的立场写出，孙将军仍是笔者的“老长官”。在孙案以不同角度牵入的江云锦和陈良熏，也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名义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虽无一面之缘，其年岁环境和笔者也相去不远。只要命运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换位置，彼此接受对方的经历。况且几年来为孙案奔走的潘德辉和舒适存将军也与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们都被认为在大时代动乱中曾衷心对国事有真切的贡献，而且历史的展开也确是如此，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侧面、正面，积极、消极的区别，其总结果则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文章里因为叙述之所至，写了一些对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语，早已刊刻成书，发行十万，至今还在图书馆里，也无可隐饰。我也仍能记起史将军看到雷多的中国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个墓碑上都写着“无名英雄之
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队番号查出。他看不起中国官僚制度的作风，却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他没有对外宣扬，却在日记里悄悄写出中国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农民仍能抬头乐观。即使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当日一气，曾写下很多对蒋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后来也曾对Newsweek
的记者讲，他低度估计了蒋的困难。笔者曾于1979年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叙述中国只注重高层机构，没有看穿下层组织，并且要他看过即可以“归档于字纸篓里”，也就是将信掷弃。不料一年半之后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见得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即对亲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与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一切归结于大历史。

1988年9月1日《历史》第八期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阙汉骞将军在大陆时曾任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和五十四军军长。1941年间我曾在他麾下当少尉排长几个月。最后的一次看见他，已是1945年，去抗战胜利只数日。我不熟悉他去东北及以后在台湾的情景。

我能够在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十四师，也出于一个离奇之缘分。当日左派名流田汉，曾在长沙主持《抗战日报》，我在入军校前曾在报社里服务几月。他的儿子田海男（现名田申，在大陆）和我同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我们将近毕业的时候，由“田伯伯”介绍与前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原来准备到军部报到。当时五十四军尚驻广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军开拔，由广西南宁经由田东百色入云南富宁。其原因乃是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日本也乘机进驻越南，他们有北攻昆明的模样。一时前往云南的有国军第九集团军的九个师。五十四军的十四师、五十师和一九八师，全属第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只是这时候陈烈将军在行军时，拔牙无清血药，以败血症死在滇桂边境。当时距我们毕业和分发到部队的期间尚有几个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给海男家信里提及十四师师长阙将军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于是怂恿海男写信给他父亲再央请阙师长将我们四人〔我和海男外，尚有李承露（现在台北）和朱世吉（内战时死在东
北）〕指名调派到他师里服务。只是以后看来，这样的安排全不需要。当我们还在营钻之日，军校教育处长黄维将军（现也在大陆）已奉命接掌五十四军，他全面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到他军中服务，以后我们分发到十四师的同学就有十多人。

派往五十四军的同学虽多，大多数都愿往一九八师，而不愿去十四师。原来十四师是国军教导第三师的后身，在南京时代全用德国装备，也算是国军之精锐，一九八师乃是湖南常德县保安队提升改编而成，不仅历史短而且声望低。至于何以同学愿就彼而不顾此，有下面一段对话解释。胡金华（现在台北）和欧阳贤（现在台南）向来以敢言称，他们向师部报到时被师长召见的谈话有如下叙：

阙
：为什么他们都去一九八师，而不到我这里来？

胡
：报告师长，一到一九八师，马上可以补实当排长。半年九个月，还可以升中尉，代理连长。一到你这里，只能补上一个附员，一年还轮不上一个实缺。

阙
：哈，你们眼光这么浅！一九八师怎么可以和我们这里比？我们就缺员，也还要比他们多几千人。好了，我也不要你们当附员，我马上来一个人事调整，你们每个人都当排长。好了吧？

如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师长是一个能令部属慷慨陈词的将领，这还不算，凡是有分发到师里的军官必蒙师长召见。阙师长首先就谈本师的光荣战绩。总之，十四师自抗战以来还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第一次
淞沪之役，当然是前仆后继，寸土不丢，至于后来全面后撤，也是奉统帅部命令而行，并非本师过失。第二次江西阳新之役，十四师坚持到和敌人拼刺刀，也终于把敌人打退。第三次粤北翁源之役，其情形可在辩论之中，看样子敌人原来不打算深入。只是第十四师刚一展开，敌军就全面退却，这一来更增加了本师威望，迄至我们在师部报到的时候，师里的官兵还是坚持日本人听说迎头的乃十四师，才立即仓皇的后撤。阙师长对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发挥，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师的常胜纪录罢了。所没有明言的则是师长当日曾以团营长身份参与这些战役。

从师的光荣历史，师长又谈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阙将军事亲至孝，他曾答应给他的父亲造一所“寿庐”，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这一愿望没有在生前实现，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后按原订的计划完成。这寿庐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建在南岳，屋顶上用琉璃瓦盖成。恰巧蒋委员长在南岳开会看到这栋建筑，当场就问这是谁的。阙师长说：

他一听说是我的当时就说“腐化”！我本来想报告他这是我替父亲造的一座寿庐。上次他召见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当面报告。可是他委员长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属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
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属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断定我们的师长是诚恳或不诚恳了。一方面他岂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岂不又是坦白承认自己说的话只是应付当前的局面，不能严格算数，并且以前期军校毕业生的身份给我们后来者若干指点，而这些话尚是他腑肺之言？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长沈云霄就
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脔心挖出来氽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湖南话（没有）〕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
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从昆明向南的铁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国界线还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桥梁、山洞都因防备敌军入侵全部破坏，我们
找到了村庄里一家空着的楼房，就展开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楼板上搭地铺，也没有适当的衙门和问讯处可以打听消息。到第二天上午总算运气好，在街上遇到好几位军官军士，他们的袖章带橘红色，上有“还我河山”四字，于是我们才知道十四师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听，才知道师部现驻平坝，尚有三日之行程。这些同志乃是奉师部命令，接运军中所需之食盐。这盐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两尺半的直径、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轮胎样的盐巴，下用草绳托束，摆在骡马的木制鞍驮之上，每驮两个，左右均衡的对称。我们和带队的中尉排长接洽，希望和他们一同去师部，沿途也吃他们所煮米饭，由我们照数付费这一切都无问题。只是我们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袜及换洗衣服，另需一匹驴子驮载，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长的周济，只是还不知如何启齿，只先向当中的一个军士探询可否。

可是迎头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驴子给你们？天老爷，那他如何会肯？”

原来所有的驴子，全系在村庄里征发而来，也经过当地保长甲长的指派，必要时还是由我们同志老大哥派遣枪兵到场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刚好应付所要运送的盐巴和食米。他们官兵的行李，则只有每人一张毛毯或一张油布，已铺盖在待运盐巴之上，当作防雨之用。被征的农户，也派上六七个人和这驮马队同行，以照顾自己及邻舍的驴子，还负责回途的各归原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时日，才组成如是的一个队伍。这时候要他们抽让一匹驴子给我们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行李展开，折肩扛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虽然在军校受过全副武装行军的训练，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间同样的施展如此之伎俩。另外的办法则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弃，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无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给我们泼冷水的军士突然来临，他告诉我们李排长已替我们找到了一匹驴子，他要我们赶快到村前茶馆去，他们的驮队快要出发了。

我们看到这驴子的时候，也不知心头是何滋味，是惊喜，是失望，还是诧异？第一，这驴子的背脊，还不及我们腰部之高。第二，当我们把行李摆在驴背上的时候，它能否有力驮载其重量不说，起先它的四只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挣扎两三步才能站得平稳，它没有当场倒下去也是万幸了。第三，这匹驴子不由其他农夫看顾，赶驴的不止一人，而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照顾其他的牲口。

以后想来，这驴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时只在村里近距离担载轻物。赶驴的人好像祖孙二人。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无法猜及，多年之后，这问题尚在我忆臆之中。只是很显明的，他们不应当被征派而被强迫拖来。本来运盐的李排长也可以打发他们回去。不巧适值三个军官候补生要到师部报到，因此这祖孙二人和他们四肢像牙签的牲口，也只好勉为其难和着我们一同为抗战服务了。

刚一上道，我们五个人和一匹驹驴就开始落伍，这老头子也不断
地叹气。起先我们还从山底看到驮运队在山腹的树林里或隐或显，后来整个行程之中就只有我们这一小队，单独在后蠕蠕而行。有时行程进入一段溪流之中，整个道路就不见了。各人只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几百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对岸的道路。我们几次三番寻找之余，才发觉灌木丛中带有盐花的痕迹，必是驮运队经行之处。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个山顶上找到了驮马队的宿营地，乃是一所庙宇。吃过饭后我们埋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觉赶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时分带着他们的驴子逃走了。

因为木驮鞍和铺在驴背上的毡席贴近我们蜷曲着张铺盖睡觉的地方，老头子怕惊醒我们，就索性放弃不要了。

“这该死的老头子！”

“真是混账王八蛋，该死的家伙！”

我们只想到这奸诈的老头子和小孩子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丛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没有顾及我们强拖着他们倚之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里。当时我怒气冲天，就伸手将那木驮鞍拿来使尽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1986年底我在台北举行的汉学会议和1987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会议都曾提及当日从军的经验，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这段经验有关。

话归当日，也算李排长恩鸿量大，他让我们把行李分摊加放在三匹运盐的驴背上。要不是如此处置，我们狼狈的情形，尚不可想象。如果我们还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则只要半天时分，就可以领悟其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头了。

当我们在早上准备开始一日行程之际，我们的领路人就指着对面的一座山顶，说是当晚宿营地。这怎么可能？我们私下忖量。从水平的视界看去，那邻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穷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篱鸡犬都可以了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应当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体的地形与水平线上的窥视，其中有了很大的区别。起先我们下山又上山，还不过揭开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时分，已到达了当中一座分水线上的山顶，下面低处，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线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桥梁，只不过半截火柴模样，也可能是一座独木桥。再走下去，听到该处有一种冲刷着的声音，也不过是潺潺溪水的派头。只是越向下走，其低处愈深，我们好像走向一个无底洞。大概下午一点半钟时分，到达最低处。原来当初看来好像火柴的桥梁，竟是一座花岗石砌成的大石桥。起先听来似为悦耳的声音，此刻是怒潮澎湃，声如洪钟，无乃一派狂涛被河床上大石块阻挡所激发。假使我们是闲情逸致的旅行游客，大可以在此欣赏景色，拍摄纪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还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们仍是各尽其力，企图赶上驮马队，可是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体力作主，不到半小时就已在各人之间产生了距离。李承露身材高大，总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后。时值雨季，有时一阵倾盆大雨劈头劈脑的淋来，有时只也细雨霏霏，而当中又可能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太阳露面。总之就是上半身潮湿，脚底下泥泞路滑。约至下午四点半时分我还怕自己过度的落伍，黑夜来临
无法支应。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树旁，发现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脸色苍白。他已经被疲劳困窘了。

我知道在这时候失去了信心、放弃了挣扎的能力，只有凶多吉少，于是强要他站起来。

“我不行了，”他意态阑珊地说着，又加着说，“你们走吧，不要顾我。”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付他：“你不要胡说八道，赶快站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忘记自己胸中的恐惧。直到他真的挣扎地站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开始行路的三个人，至此也还是三个人。同时也暗中钦佩赶驴子的老头子有先见之明，宁可损失驮鞍与毡布。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驴，很可能被我们拖死在这大山坡上。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继续爬山，大概后来张口喝下了一些雨水，体力又慢慢地恢复了，我们找到宿营地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村庄里的一桩灯竿在高处衬着天空，给我们带上无上的安慰。果然这就是早晨领路人所手指着的村庄。

有了那天的经验，以后军中同事说及行军之困苦，有如队伍分散，营养不良的新兵又无适当的铺盖倒死过半，连排长能顾前不能顾后，天黑时扛机关枪的兵员还不对数，心急如焚等等，虽说他们经行的道路没有我们跋涉一段的艰难，我也可以闭目想见其实情。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写成文章，刊载于书刊，由他父亲大戏剧家田汉加笔介绍，田伯伯还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卧路旁（当日海男只十七岁），千里之外无从救助，而此日此时，中国人之
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万，也处在同样情形之下，只是子女的音问渺茫，不敢从坏处着想罢了。

所以我想兵大爷不顾前后，抛弃装具，天热时撕军毯为绑腿，只是理之当然。这时候不能看到他们晚上骨悚着，两个人三个人卷在一张毯子下，赤脚伸在外面为不可悯。也不能因为如沈特务长之所说，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良心”，就可以骂之“活该”。

我们前方的部队间时要派兵到平坝师部运食米，兵士们看到仓库里新军毯堆积满库，他们也真的没有良心，骂师长阙汉骞为“阙汉奸”。我去见师长时，即使大胆，也不敢把军士给他的称呼提在嘴上，只不过说起过去事是过去事，现在只有瞻顾目前，否则保存着新军毯，师长已不能维系军心了。

“怎么说我爱惜军毯？”师长当场质问我。可是他也随即大笑。“哈，我不过因为下两个月还有批新兵要来，才控制一些军毯给他们。”说到这里他又沉吟了一分钟，接着又说：“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马上要他们把这批军毯发下来。”果然不出两天，各部队都在造名册，点检现在装备，准备领发新军毯。

这年头军队之经理虽未明言，已采取一种包办制。军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应的尽力供给，不能供应的或发代金或者就整个的抛置不提。当时人说，当一个师长一年就平白也要挣上万把块钱，当一个团长至少也有二千块到三千块的收入，可能确系事实。即是各部队的军需处长大都是部队长的亲戚称当。我也曾听到人说：“凡是当过军需处长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来一律枪毙，当中没有半个死得冤枉。”
可是当日就觉得说这样话的人半似嫉妒，半为羡慕，全没有顾及经理人的责任。以后还靠在国外读历史才领悟到人世间的事情，确有“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情节。不能全用“贪污腐化”四字笼括也。

十四师在马关县时，时值八月，士兵尚只有草黄色夏季制服一套。应有的背心衬裤，全无着落。我们只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阳露面的时候，带着士兵到附近河边沐浴，即时裸体仍将军装洗涤，在树枝上晾过半干，又随即混笼穿上，以代换洗衣服。及至九月，师长才奉到军政部发下的一笔代金，算是应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办费。这笔款项发来就不够用（如果充足就会发实物而不会用代金了）。并且后方既输送困难，前方一片山地，也无采购处。还是阙师长有心计，他命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在国境交界处将法币换为越币庇亚斯特，即在越南购得一批白布，回头用本地的染料，蘸染为黄绿色，在村庄里裁制为军装，也顾不得服制之规定，一律单领无袖短裤，有似运动员之服装，不过在此我们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换洗了。

我们下级军官虽然吃尽苦头，胸中仍带着一种希望：看来我们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战区战斗一展开，我们很有冲出国界，作远征军之可能。至少“首先在国外作战”，必为一种光荣。在我们报到之前，师长自己就带着一连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镇猛康巡视过一遍。我报到后不久，也说服了我的营长，营里应当有人明了敌前地形，于是经过他的允许，我也通过在新店的前哨去过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没有日军盘踞，当地的里长虽不操华语，也识汉字，可以纸笔交谈，法币也能在镇内通行。我穿国军制服前来，
并没有人阻挡，总之既无冒险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只有河口与老街对峙，老街则有日本军驻守，又在铁道线上，才是我们憧憬向往的地方。

这时候河口与老街都已划在第一集团军的防区与前线之内，总司令为卢汉，乃是龙云的旧部。十月时分，哀牢山上的阵雨已没有夏季的频仍，我趁着全师军官在平坝集合听师长训话解散之后再私自前往向师长建议。

我的理由是战局一经展开，现在各军师的责任性防线不一定能保持（当日我们中央军保有一个共通的想头：云南地方部队的样子虽好看，作战时靠不住）。十四师首当兵团的分界线上，应当对右翼的敌情和地形有确当的认识。如果师长允许，我可以集结十六期一总队的同学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统的作一度军官斥候。至少我们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记录下来。即使来日作战各同学分布于各团营，也可以在军前作向导。经过一段慷慨陈词之后，我还在静候师长的反应，想必他还要推说询问参谋处长或情报课长，不料他立即叫勤务兵拿笔墨纸张来，当场令军需处发给黄排长五百元，作为巡视前方的路费，并且给我们十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自己请膺的任务。

于是我以斥候长自居，并且凭借着“斥候长本人务必行走于最危险的方面”之原则，让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进出，而让其他的同学分作三组，约定都要走出国界，在附近村庄里侦察一番。

我们在河口换上云南老百姓的蓝布袄，凭外交部专员公署发给的商民出境证，只有当天有效，可以出入国境。国界即是红河，水流湍
急，以舢板划渡，只有越南人检查通行证。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敌人！在老街的市场上就看到一大堆。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统统巡行一周，以便回头和朱世吉印证凭记忆力补画地图。也通过小桥往西部住宅区经行一遍，看到日本军队驻扎的地方。当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军全无向我方作战及戒备的模样。红河南岸也全无军用船只和作渡口的准备。在住宅区一条小巷里，我还看到一个日本兵穿着有缠腿带的裤子，却未扎绑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来，好像平日家居一样。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对方也全未对我注意，我听到在河口内行给我的警告：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但是当地有越南便衣侦探，不可在他们面前露马脚。我也在街头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个骑马的法国军官率领。可见得日军虽占领了整个越南，对于各地的治安仍责成当地的部队负责。

其实老街无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间谍、走私商人和冒险家活跃的好地方，我们只逗留了两天，已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走私的出口货以桐油、水银与矿砂等军用物资为大宗；进口则为香烟及鸦片。如是占体积而不为常用之物资，不能没有庞大的资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两方驻军之参与和默契。河口又有公开的赌博场所。我们既化装为商人，也在老街买了些洋烛香烟回来在河口出售。晚上也参与骰子戏。我的运气好，赌大小也赢，赌单双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气。我一赢时他就输，我转让他多少他就输多少。到头将做小贩的利润也输光。好在这样回头向师长报告的时候用不着提起这一层，既无利润，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谴责。

我们经行的路线靠原有的铁道线不远。在一座山上，我们发现一个大石窟，里面有兽粪和熄灭了的火把之余烬，从痕迹上判断，其必为走私之驮运队夜行晓伏的休歇场所，看样子总有好几十匹骡马不久之前在此停顿。因之也不能相信驻防之友军毫不知情。更可以想象和他们比肩作战之令人寒心了。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军官带着一个赶驴人和三匹驴子北行。看样子所载运也是走私物品。他的蓝绿色斜纹布制服表现着他属于第一集团军。只因为山上路侧，我回避在一个小山尖上。当时大意，还没有想到对方对我的观感。这时候我穿的是中央军的草黄色制服，又将双手叉在腰上，大有一个占据着制高点，横截来路的姿态。朱世吉还在我后面，从下面山路向上看来，也不知人数多寡，总之就是狭道相逢。直到这时候来路的军官打开腰上纽扣准备掏手枪，朱世吉才很机警的将双手左右挥张表示无武装，不带敌意，并且借着问路而表示无意查询他驮载之货品。他问着：“同志，请问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轻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晓得！”

等他走过去不在我们声音能及的距离，朱世吉开始对我表示抱怨，责备我的不谨慎，还说什么假使我们被走私客射杀山岗上，还不知道死为何来。后来我们给师长的报告即强调如果入越作战不要看轻越南军；在滇境作战右翼右军不可靠。

我们向师长直接报告，当然影响到指挥系统，至少使师部的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说搅乱各团营连的组织，这样的情形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们在师里造成这样一种
特殊情形？

事后想来，当日国军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形。本来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既成因素所拼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几百个师之现代化的军队。而以抗战的后期被驱入内地时为尤然，所以当日的统御经理无不勉强拼凑，至于尚有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则更是社会未经融合的现象。

当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时候，一切已到最低潮。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使战事扩大而为太平洋战事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这时候师长的设心处计，就以保全士气为前提。师部进驻于平坝之日，装备与补给既已如我所描写，即人员也有极大的损耗。概略言之，无一营连保存原编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额半数，还有些部队低于原额一半远甚。师部也不时接到补充兵，可是军政部说是拨补三千，到师部不及五百。而且到抗战后期，所征的兵质量也愈低下，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即是所谓“行伍”，也是人事上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平日一般的观念，总以为行伍出身的军官有实战的经验，我们军官学校出身的干部只有外面好看，实际上的领导能力，尚在未知之效。其实这尚不过当中轩轾之一面。另一方面，这两个集团代表社会上的两个阶层。行伍出身的与士兵接近，带着“粗线条”的风格，我们跟随着他们吃狗
肉不算，还要能说粗话，在意气争执时胆敢拼命，对待部下和老百姓时不会心软。沈云霄所说“兵大爷全没有良心”，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而沈特务长也是行伍出身。

我们在军官学校里念过兵法之所谓“视士卒如婴孩，则可以与之赴深溪”。然则这也只是当中之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说着：“语频频者，失众也。”也就是不能三言两语约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啰哩吧嗦的规劝他们，即已表示带兵的业已失去驾驭部下之能力。中国不识字的士兵通常被认为简单纯洁。其实简单则有之，纯洁则保不住。我营曾有看来极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轮值卫兵时与村妇偷情。他们也都保持着所谓“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 hero worship）”。如果排长能制压顶顽强的班长和副班长，他们就绝对服从排长。如果班长胆敢和排长口角，甚至胆敢殴打排长（这样的事不多，但是我营里即有一起），则后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也无法做人了。此时军纪之不能保持，也仍与供应有关。我们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大抵都是抗战以前所募兵，当日曾经过一番挑选，自此也有了战斗经验。譬如我排里即有一个下士副班长，人人都知道他在湖北阳新，“两颗手榴弹救了全连的命”，“即连长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以前笼络他们的办法，还有升官加薪。可是迄至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还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胁。如果他们在兵众之前“没有面子”，则会“开小差”。此非携械潜逃（那会抓着枪毙），而系投奔另团另师，只要离开本连耳目，可以另
外开名支饷，虽说上峰不断的严禁收留这样的逃兵，各部队都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自利之立场也。

如此我们与士兵间的距离，阶级的成分不计，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共通的语言。我们无从把组织、纪律、士气、责任感和与国运盛衰的关系之诸般抽象观念灌输到兵大爷的头脑里去。至此也恍悟师长之赞扬行伍军官，也不过是给他们面子，只求说得斩钉截铁，而我们把他一场训话当作他的全盘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责备了。

可是虽如此，我们的生活也实在的在极度的苦闷之中。如我所在之连，连长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于台北）在我报到之日带着连里的“大排长”（中尉）和连里堪用的士兵到贵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几个月。另一个少尉排长田辛农（现在台北）则被调往师部突击队训练有特殊技能之士兵。起先只有我和沈云霄二人管带连里余下的士兵，后来即连沈特务长也被差派到军部服务，于是全连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管理、训练、卫生诸事都在我头上。阙汉骞师长也曾一日来到我们驻扎的一个农户里。当他发现我一个人带着三十六个兵，只是当场大笑。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志愿赴越南搜集情报，也是百般烦闷之中找新鲜的事做，也与他麾下的士气有关，才尽量鼓励。

为什么照顾几十个士兵竟有这么多诉苦之处？第一，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
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我在这时候已对我们的师长有相当的佩服。我想，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感到难于应付，夜晚也睡不着觉，则他带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长百余里地带的国防，既要支持像我们一样在军官学校刚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要顾及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的各种反应，仍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同样的情形下，我对最高统帅，只更有佩服。我想他以这样的几百个师去和日本一百多万大军作战，对方有海陆空军的优势力量不说，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战死”的决心，今日想来仍有余悸。况且自学历史之后，更体会到中国在财政税收上不图长进，对内不设防，只靠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组织简单均一的农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对当日很多人不顾历史背景，也在国难当头的期间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动辄谩骂负责人，不会同情倾慕。

真的我们全部贪污无能？我自己在国军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曾和少校参谋莫吟秋（今已失去联络不知出处）同督率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步兵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当时日军分属战俘，名义上由我们司令部高级将领命令之下分派勤务，而实际那次自始至终从营房至野外，一个多月内，与他们接触的，只有我们二人。有了实地的经验，才知道只要一纸命
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惟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即是一个驾驶兵，也自分为技术人员，首先即无阶级服从之观念，倒要参讲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该校每一学期各学员之成绩，评定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我们的联络教官伍德克（Major Roger D. Wolcott）经常和我们说起：“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伍少校在中国居留多年，他所说表面上看来是称赞中国人才，实际上则在指出中国社会未上轨道，多时即有能力无从发挥也。

阙汉骞将军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们闲谈，他就说起，“很多人以为我很好玩。我刚来平坝的时候，这里地方先生也是这样想。后来他们一位先生的儿子盗买我的机关枪，给我捉到枪毙。这一来，他们才晓得我不是那样好玩了。”我们一打听确有其事。在我们报到之前真有当地士绅的家属偷买机关枪，经师部审明将买卖两方一并枪决。据我猜想，他当时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实际是一个化外之区。要是他一宽纵，任何事项都可能发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误会以为可以在他面前违犯军纪。所以他逢人就说，好像他真能杀人不眨眼，借此向远近各方发出警告，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终没有机会亲见阙汉骞将军乃一员“猛将”的实际情形。可是从多方观察，我相信他从里到外、从上至下都具备做猛将的性格。那年年底，刚在珍珠港战事不久后，日军三犯湘北，我父亲在长沙乡下病危，我经师长亲自批准短假回家料理。后来又因父亲去世，改请长假（亦即是脱离十四师），也蒙师长批准，并且他亲笔写“葬父迁母，孝道无愧”作鼓励。两年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十四师和五十师也由云南经空运至印缅边境，改隶驻印军的战斗序列。阙师长以代理军长的身份随来。我衷心希望军中有此猛将。驻印军每月有呈最高统帅的月报，由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最近在北京逝世）签名不经过总指挥（史迪威），是国军野战军与重庆的机密联系，我是最基层的执笔人，就趁此机会，在报告里提出应升阙将军为军长。在国军的政治体系里郑属“何老总”（何应钦将军）、阙属“陈老总”（陈诚将军）的体系，可是虽如此，那月报也真如我拟稿的发出，后来因为史迪威要将十四师和五十师分割，隶属新六军和新一军，此事未果，阙将军也匆促回国，他对我们的提议全不知情。只是我们司令部里有“黄仁宇以上尉参谋的资格保军长”的传说。然则事既不成，我们也无从以创造“科员政治”的奇迹自居了。

阙代军长在缅甸的一段短时间，我和他没有隶属关系，更可以凡事必说，虽然以我们阶级之悬殊，也无记挂。有一天不知如何说到男女关系的题目上去了。他就说：“听我讲，这时候要对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要是她凡事依从，脱裤子还来不及，那就兴味索然了。”没有另外一个长官会讲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见得即是涉及私生活他全
无意掩饰。

他那时候极想观察驻印军在缅甸的部队情形和战法，如果他以高级将领的名分参观，必会兴师动众，也怕各部队长认为有政治作用。乃由他和我私下商量，全不惊动各方，由我私下安排，派下指挥车一辆陪他花了一个上午，通过前线各营连的位置，也停下来和下级干部与士兵闲谈（也在敌人炮兵射程之内），驻印军虽然在这时候一路打胜仗，部队间也仍不能完全抛却某些坏习惯，例如夸张敌情，贪报战功，暗中倾轧等等，也不知道如何阙将军全部洞悉。有一天他就和我说：“每个人都说以国体为重，可是看到美国人就扯媚眼！”此中不较修辞，也是阙汉骞之本色。

不少在台湾的朋友，想必知道阙将军乃是当代书法大家之一。他在军中长期的嗜好乃是习草书，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他曾在台北举行个人书法展览。不幸他给我的亲笔信，都已在战时遗失。还有一件令人惆怅的事则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为阙汉骞。中国军人在这一段时间不能表现得更好，总算是时代使然。阙汉骞造琉璃瓦的寿庐被指摘，以作艺术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么我们也只好以杜甫所作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和李白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吊念将军，并以之为我们这一代为他麾下袍泽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滞大陆、或流亡海外的一种自我解释和自我慰藉了。

1991年7月4—1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附录

也谈“猛将阙汉骞”

阙德基

读7月4日《人间副刊》连载黄仁宇先生所写“猛将”。文笔潇洒，内容广泛，令人感触良深。黄先生在陆军第十四师所属某团任排长仅数月，即能对阙师长有所了然，虽未尽然，确已很难得了。阙师长是我的四叔，民国二十四年他在十四师七十九团当团长时，我即投笔从戎也到了七十九团，他由我的四叔变成了我的长官。追随他一直到台湾，数十年如一日。他任澎湖防卫司令官时因身体不适退役，后于民国六十一年去世。我曾为文哭奠并撰挽联云：“与先严四序列雁行，兄友弟恭，今朝聚首天堂，必共连床话往事；随仲父卅年附骥尾，耳提面命，此日招魂海峤，教从何处报深恩。”因此我读“猛将”一文后，实有必要也谈谈阙将军的生平往事，但我所谈的不是其赫赫战功，而是一些人所鲜知的平凡小事，也可能见到他一些平凡中的不平凡。

战场挥毫

阙将军在家时就喜欢莳花、写字，家里的盆景，别出心裁。他在军中每日临池，不论行军或休息，驻防或作战，挥毫不辍，乐在其
中，记得在上海罗店、洛阳桥与日军作战时，他任十四师四十旅旅长，住在一个乡村里，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写字，我站在一旁没有打扰他，他叫我坐，我没有坐，仍站着看他写字，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前面田里爆炸了，接连又一颗飞过屋顶爆炸了，我有点心慌，也有点为他的安全着急，他却好像若无其事，照样走笔如飞，这种泰山崩于前而不瞬的镇定功夫，诚非常人所能办到。最后他写了“抗日必胜”四个字才搁下笔来。他告诉我这是敌人的扰乱射击，你如果要怕，则整天躲在防空洞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他见我当时并未要求躲避，也很高兴，认为我的胆量也是不错的。

臂力有神

阙将军兄弟四人，老大（我的父亲）、老二、老三皆在家务农并长年练国术，可说武艺非凡，阙将军排行老四，上学归来，耳濡目染，也会得一些国术，而他的身材魁梧，臂力更是惊人，在家时与人比臂力从无敌手。民国二十四年他于十四师七十九团团长任内，于江西广昌下坪之役，该团奉命扼守天府山，与十倍于我之共军血战一整夜，战况危急，眼见阵地不守，他急速冲到阵前，身先士卒，有如猛虎出栅，一气投了数箱手榴弹，又远又准，同时全团将士用命、奋勇搏杀，终于转危为安，稳住了阵地，拂晓时敌人退去，全面战局因而获得转机。后来七十九团有很多人都称他“神臂团长”。

夜探茅母山

抗战之初，以十四师为基干扩充了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十四师师长陈烈。四十旅少将旅长阙汉骞（黄仁宇先生所述“师长当时是以团营长身份参与这些战役”有误），参加了上海罗店、洛阳桥大战后，转进至誓节渡，沿长江构筑工事备战，但日军迟迟未来，想因上海大战伤亡惨重须加整补之故。四十旅旅部扎在茅母山，阙旅长每天步行上山下山巡视阵地，督强防务，并训示部属“毋恃敌人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结果敌人终于疯狂般地大举来犯，陆海空联合进攻，尤以长江中敌人舰队火力猛烈，弹如雨下，随后并使用催泪性毒气弹，七十九团第七连郑际林连长首遭其害，转进时我见到他还鼻塞眼肿，声音沙哑。由于此役我军决心死守，阙旅长的指挥所也向前推进了，敌我曾多次白刃相接，反复肉搏，苦战月余，终于达成掩护武汉会战之部署任务，始奉命紧急转进。

三毛有灵性

阙将军的长女名天正，在儿女中排行第三，乳名三毛，人称三小姐，儿时活泼可爱，长成后更美丽大方，事亲至孝，对人亲切，乐于助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台大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学位，夫婿杨姓，广东籍，现在美国大学任教。阙将军现有二子二
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各有前程。阙将军何以最钟爱三小姐，当然也有一段小故事，原来在南岳时，全家外出躲警报，正好在一处山谷，三毛忽然大哭不止，同在一起躲警报的人，议论纷纷，并有人说小孩大哭，飞机来时会听得到的，阙将军为使大家安心，只好全家另外去个地方，说也奇怪，三毛也不哭了。等警报解除，才知道那山谷竟落了一枚炸弹，死伤一些人，阙将军认为此女有灵性，有福缘，一哭救了全家，此一陈年往事，当时都为知者所乐道。

报国思亲

阙将军事亲至孝，民国八年母亲去世时，他由长沙休学，匍匐奔丧，灵前痛哭失声，守孝一年，足未出户。服满后又劝父亲续弦以周照顾。父亲将近八十岁时，即准备祝寿事宜，并拟建一座寿庐，以慰亲心，且已征得父亲首肯。只因抗战期间戎务倥偬，未能如愿以偿，一直耿耿于怀，不料父亲忽于二十九年逝世，时年八十有一，更使他痛彻心脾，故决心将曾经父亲首肯的寿庐迅速完成以作纪念。更有蒋委员长亲题“椿荫长隆”中堂一幅。阙师长的老太爷在天有知，必感荣幸了。

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师余英时教授的推荐，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于6月全家迁居于麻省剑桥，自此有机会与所长费正清教授接近。

费教授是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开山老祖。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早闻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国与中国》也给我大开眼界，读此书才知道美国政坛新闻界与学术界对中国有一段共识之由来。况且我作博士论文的指导者余英时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费先生门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学中国历史的一样，自分只是“三等僧众”，以能与大师直接接触为幸。

也真料不到费先生真能谦恭下士。1970年的夏天，天气奇热，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厦的砖墙正当西晒，当日尚无冷气设备。一天下午，我独自在一间研究室里解衣宽带赤足。突然有人敲门，仓猝开门，迎面竟是费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称他，一班学生则将他两个名字颠倒，呼之为King John）。我还没有去拜访他，他倒先自我介绍：“I’m John Fairbank．”同时他又带来门下一位博士候选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会史。费公就和我说：“你对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给她指点。”所以我未行弟子礼，倒已先被作幕上嘉宾看待。

在美国学术界讲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为弱冠期间刚入大学，
随即投笔从戎，以后在部队里待下十余年，体验过扪蚤吃狗肉各段经历，也曾装腔学做粗线条的硬汉子。自是再回头念书，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就，而尤以外文为甚。我虽然也曾上过美国的参谋大学，可是始终没有将英文有系统的培植得妥当。总是道听途说，满以为无师自通，实际上很多地方马虎松懈。而在哈佛的几个月间也真得到大师费先生一再的指正。中国之方志英文为gazetteer。如果我在稿本上错拼十次，费公也用红笔给我纠正十次。毫不轻松放过。“物资”则为material。如果提到时只是一种笼统的观念，有如泛称原料则为单数。如果涉及各种建筑材料，有如砖瓦油漆则为复数。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错，费公尚在纠正之后，仔细说明原委。这时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选人和像我这样的外来访问学者已不下一二十人。他自己还在修订《美国与中国》之第三版，有时候尚应各界邀请撰写书评，在电视前发表谈话，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时的工作，着眼于明代财政。我既已用“明代之漕运”作博士论文，也参加过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传》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书之余将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浏览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翻阅明代方志。积下来的资料，也算盈筐满箧。至此想写一本专书。虽然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猜想只要努力加工，应仍能及时交卷。在哈佛的另一好处则是成书时例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此乃美国汉学出版品之精萃。华裔教授中之闻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刘子健都为执笔人。所以我虽非常春藤大学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书杀青，登上龙门身价陡增，
不难在纽普兹学校加薪升级。

1970年乃是美国学潮起伏之际。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学即因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游行示威和弹压的州卫兵冲突，酿成流血惨剧。可是麻省剑桥却反是风平浪静。哈佛的各部门呈现特殊现象者为职业介绍所及雇聘处。大概每年一到夏间，此间教职员学生和眷属多往他处游历或研究，外来的学生和家眷等又莅临进香膜拜，出进之间，各种工作、尤其是临时性质的书算等职位，必有一番更动和交代。此外哈佛广场某晚有青年男女十余人，头发剃得奇形怪状，身穿褐色、黄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只是手执小铃“锨，锨，锨”地向人化募，而旁观看热闹的多，化缘的少。此外则虽是游人如织毫无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将业已收集妥当的资料筹备整理翻写为英文。即使有时候须往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阅补充资料，这样的出处不多。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厦内闭户造车。原来我的计划是将所写书包括整个明朝，上自洪武永乐下迄天启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税收中晚期以银代实物的影响，可是费公严格地指出，那样牵涉过多，内容必泛滥无边际。他一向的宗旨，学生的论文不管题材为何，所概括的时间不过二十年，这样才能紧凑扎实。后来我一再辩论明朝的资料与19世纪不同，才折衷将预定的书刊所概括的期间限在16世纪。费正清先生又说：“你专注于16世纪，并不是其他的时代一字不提，同时你把16世纪写得好，则应当答复的问题必已找到适当的答案。”后来看出这些指点都说得对。

我写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风顺。其对象是明代官衙组织及各单位与财政税收的关系。关于明代官衙组织，早有先进学者贺凯教授（Charles O. Hucker）惨淡经营作成专书。写历史总是“后人骑在前人肩上”。他的一生著作我只要仔细拜读，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来，不觉即已事半而功倍，何况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府州县三级地方制本来就有它的层次和程序，所以纵使他们每个机关都预闻财政与税收，叙述起来仍不会杂乱无章。我给费公看的稿本经他褒奖，“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历史的重点在“分析”而不在“描写”。这一点却伏下了我与他的关系日后发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见他1970年7月8日来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时，情况已不如以前的完满了。首先他给我的评语（手写）即是牵涉过多，缺乏组织，我自己再读原稿，也确实如此。我再花了两个礼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数字，再附一段短笺，对我自己注重描写的立场有了带防御性的辩护。费公给我的答复更使我读来悚然。“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他给我如是坦白的写着。最后他说今后这稿本让一个第三者阅读，因为他是经济史专家。

原来哈佛东亚研究所是一个跨越各院系的组织，所引用的研究费用，也按各部门分配，即是像我们访问学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职员的功业。这样一来，问题可麻烦了。给我看稿的经济专家暑期周游国内外，8月初回剑桥，他给我第一段评语即是：“作此等书务必先根据人口统计和耕地面积的确实数字。黄的文稿无一项
可供读者抱有信心的因素。”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为依归。我曾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对谈。他不能对我给传统中国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计量经济学之万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国的历史。我和他说及不仅今日我们无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积，即是明朝皇帝和户部尚书也不知道其确数，否则即不会有张居正丈量所发生的问题。我又对他说：“你这样不是要我做历史家，倒是责成我做财政改革者（fiscal reformer）了。”这当中有一个历史不是说明为何如此的发生，倒先要主观的咬定“应当”如是的发生之存意。至此他也笑了。

可是东亚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写作徒增障碍，还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简单变为复杂。我听到他在接过我的电话后叹气，也无从断定我给他的麻烦是否超过他给我的烦恼。我曾向费公建议明代财政史不属于经济史，因为当日的财政税收不按现代经济的原则。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个评论者，也要从汉学里有根底的人中另觅高明。这样的建议，又等于由一个外来的人干预哈佛大学的行政，也使费正清所长无从接受。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确实表现我的弱点，跨地过广固然是资料使然，但是我的陈叙缺乏严谨的组织也是事实，读来总是不顺口，要是我没有这些弱点，还可以指望费公的袒护了。

1970年8月，我陷于生活里一段危机之中。纽普兹学校听说我得到研究费，“不久即有专书在哈佛大学出版”，已提议给我升级为正教授，而这时候东亚研究所给我的一万元花费将半，九个月的时间也耗
用了三分之一，而拟定所著书尚无头绪。哈佛的专家尚且建议我放弃笼括明代财政税收的想法，专注重于官僚组织之作风。他的着眼不是完全无理，但是他忽视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准备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个户部尚书的传记）以及另开门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难。我们租住奥浦兰路（Upland Road）的房屋只及于暑假的三个月，9月将届，房东回府。我在其他各处寻觅的房舍，因值哈佛开学的正常季节，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费内可能从容支付，并且合同统为全学年无一例外。我在东亚研究所的临时位置，只及于夏季和秋季学期。预定明春我仍须回纽普兹授课。在纽普兹所租公寓房间也不便放弃，倘放弃则明春寻觅栖身之地也更为不易，况且内中的家具也无法安置。8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又去见费公。这次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只待候他中午去餐厅进餐时在走廊上拦截他。即是今日我回忆至此仍然感到当时的尴尬。我申请研究费已经表示写书发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剑桥后不能兑现，既生枝节，又有支吾争论，现在工作尚无头绪，更要请他对生活问题通融照顾，不免忸怩。

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将家眷送回纽普兹，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两星期后来东亚研究所住留两星期，以便引用图书馆并且和他接触。他的淡蓝色眼睛对我看着约半分钟，可见得这问题也仍须考虑。可是他一经思量就很快的答复：“这有道理（It makes sense），你写一封信给我，将你的建议放在纸上。”

费正清在麦卡锡整肃左派人物期间受威胁，而即在经理哈佛东亚
研究所的时候也要顾及各方面的倾轧。学人虽属自治团体，可是里面的争吵不休，中外一样。费公也亲自告诉我他的处境艰难，所以凡事都空口无凭，有书为证，确有必要的顾虑，至此我也更体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时，他迟疑了一会之由来。以后我再回想到当时情节，仍免不了愧疚交并。

三天之后，我的申请得到他的批示。他信上说，这事向无先例，可是只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因为颁发研究费的目的只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书。

自此之后我于9月中，10月中，11月中和12月圣诞前夕都去过麻省剑桥，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后，纽普兹已开学，我的最后两章书稿用挂号寄去。我的允诺每次到哈佛居留两星期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后我看到无人对我来去存意，也就将时间缩短以节省旅费，增加工作的时间。这多次的来去也没有惊动费公，只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书，叫我参加他当晚家中茶会，那种集会纯系社交联谊性质，我难得如此轻松的机会，所以当场彼此都没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后将稿寄去时，则知他已去南美洲。

为什么我回纽普兹之后突然秃笔生花，写下来的各章也有体系，以前的结构问题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后获得一致的好评？这决不是此地山水钟秀。原来我在8月间的一天，危机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际，心内焦急如坐针毡，只好放弃一切写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过波林士顿街的宿舍区之后即转入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循着查理河东行，更因为内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顾得街上情景，也忘记了路之
远近。及至陈家餐馆（Joyce Chen）已是汗流浃背。在餐馆里既喝热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气一身清凉，也不知灵感如何产生，只是此时此刻之后，对于写中国历史已经启发了新的南针。大概这问题在脑内郁积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后的决心。

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循着这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分科的办法只能在写出历史之轮廓构画已成之后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为这些分科办法已是欧美社会业已现代化之后的产物。假使我们依靠它们作出发点，仍脱离不了历史“应当如是”衍进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场上讲，我们首一要务乃是树立这种离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逻辑，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诸般需要，在现代科技尚未展开之前，即已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此时骂它无益。我们务必想象此时统计尚弄不清楚，一项文书动辄就綦时一月才到京师，主政者如何能贯彻这中央集权的宗旨。其答案则是大致以保持现局为前提。对外隔绝，以避免其冲击的力量。不主张各地区的竞争，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以落后的单位为标准，不以最前进的部门为标准，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广之，以仪礼代替行政，用纪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间的形貌过得去，用不着考究实质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辞，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单位也可以有收缩性或扩张性。此中好坏不说，总之这些原则综合起来也成系统。又因为以上诸般原则，并
没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写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体之情形（case history），从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形，推论而为抽象之原则。

此后不仅《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根据这方针写出，而且我认为传统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一观念也因此而产生。以后写出的《万历十五年》更是整体的引用上述方案。骤然看来这是与费公治学的方法背道而驰。他重分析，我重叙述。可是在我执笔作书之前，脑内也必经过一重分析的阶段，不然我无从发现以上诸般原则，如果我写的历史能算有创造性的话，这也仍是因为他不肯随便通过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励而产生。

此项写作的方针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继日将以前业已搜集的资料整理翻写成书，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周七日，除了来去剑桥之外毫无间断。纽普兹的朋友以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们也无人打扰。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则和衣而睡。午饭和晚餐即由内子将刀叉盘碟接递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书案。发长也不剪，应看牙医也延期。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机惊扰邻居，好像只转瞬间，下午的斜阳已在庭院。公寓内外的小孩子业已放学，他们的嬉笑使我知道当天工作的时间业已用去大半。这期间缺乏哈佛经济专家的批评，使我能专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纽普兹的好处。我和内子说及将来成书后，费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议论，可是这是以后的事。如果我们争论不决，到头一事无成，反而辜负他的好意更多。在这期间我也仍给友兼师余英时知道我著书的进度。

《财政与税收》全部文稿交出后，我写信给费公，如果哈佛东亚研
究所对文稿有何问题，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来剑桥当面答复。可是至此并无只字回音。春假之后，1971年的上学期又飞快地过去，夏季来临又无消息，于是我将复本寄英国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D. C. Twitchett）问他是否可以询问在剑桥出版之可能。崔本人是《唐代财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学术研究会上认识。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欢欣鼓舞。他善意的恭维我说，他自己在这文稿里“学习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项。他的结论说“虽说我不能替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书目和注释整个寄来，他们会高兴接受的。”

这事我没有通知费公。我只想待到明年一月，则全稿交出整一年，到时哈佛仍无消息，我才可以名正言顺的请求将原稿收回。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国方面的接触仍未妥定的当头，1971年10月（去我预定的一年早三个月）我突然又接到费公的一封短柬。他信上说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至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信给他，说我已在另觅出版社，只是没有提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诚恳地告诉他，我和他的评论人立场相去过远无法合作，“如果这样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只有使彼此不快”。我又继续说及我虽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并无定局。如果文稿被拒绝，可见得他的评论人对，我无话说。可是真有机会在外出版，“则我的书如像一朵野菊花般的开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应为之骄傲，因为您是最初的浇水人”。这封信寄出后我如释重负。本来在《哈佛东亚丛书》出版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不是访问学者的义务。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给我私人善意的照
顾，则是另一回事。即算我负费公，也还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当时总以为这事已就此收束。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后，再接到他的一封信。费公说他对我的文稿仍旧感兴趣。他已和我的评论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无着落的话，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
）。这当中也有一段解说：当我还在哈佛与评论人争执时，他说我的文稿只是“未完成的论文”（incomplete essay）。我就反驳任何历史著作都可以视作未完成的论文，即是吉朋的《罗马之衰亡》亦复如是。其实《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成稿时已二十四万字，附有二十六个数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释，每段注释都提到两三项文件，当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项出处。除了田赋盐税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监与泰山进香的收入、铸钱的情形和淮河里制造粮船的实况等，其好处则在其详尽。我无意任之分割碎裂。可是费正清的来信，显示着以他学术上的声望地位不说，只因着哈佛的经理，斡旋于两个意气用事的人之间，极尽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在英国也受了一段折磨。即临到最后排印期间也因为阿拉伯人的原油罢市，英国能源短少，全国工作减半而停顿。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书时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给费公，表示对他的“尊敬、景慕与感激”（respect, admiration, 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来费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地位，虽然他的文字仍见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间常出现于电视，可是他的言辞已失去了当年的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说“国家”一字不见于传统中国之字汇。又说国民政府戴上了“双焦点眼镜”既复古也维新）。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请他支持，他答应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可是三年后他知道我在纽普兹被排挤失去职位，曾不待我的央请，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现任中西部一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给我电话，不待面试愿意授我职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辞而未就。

他的自传《到中国去》（China bound
）出现于1982年，虽然内中也有很多有兴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现他为优秀主义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风采翩翩受过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学的人都有优秀主义的趋向，连我自己在内。但是以这种态度对付现今中国广大的群众运动则非常的不协调），也暴露了他对蒋介石的愤怒出于感情作用。书中也有对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亚索甫（Alsop）、李约瑟（Needham）和一位台湾的官员（未具姓名），书中提出他在哈佛费公给他不及格。

费正清先生给我两点最大的启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师蒋廷黻的判断，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对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对中国内地实况却反而茫然莫识。另一则是中国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现代化亦会保持她的特色。从这两点启示，我可以对中国前途保持乐观的看法。不少的人没有领悟得到，中国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决定，其实则领导人物无不迁就下端。自我从军时在内地的
情形，只眼看来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国已逐渐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转。还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期望过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后果也是极端的西化。这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经过美军占领，战后改造全受美国指令，到头日本并没有成为美国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国纵有千百种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骤上是朝安定康乐的大方向走，我们应当鼓励协助其完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已不复见于费正清最近之书刊。

我给费公最后的一段短柬自称为“不听指示的学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认我负费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众，我仍要说我受大师费正清先生诲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时报周刊》三四四期

方知大藩地　岂曰财赋强

摩天楼下的刍议

卫方在波士顿遇见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谈到十点半，他辞别了出来。朋友原来邀他在旅馆里住夜，他辞谢了。在夏天像奥顿这样的旅舍，单人房间起码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卫方每一旅行就失眠。与其辗转反侧地纠缠着枕头和床单挣扎，还不如星夜回家，说不定在巴士上还可以若断若续地坐着打盹。

在车站里，他发现洗手间在地下室。但楼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把守，来人非持有车票，不得下梯。

上下楼梯之后，卫方还想到当晚他和朋友在奥顿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鳕鱼，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 special）。他们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几分钟就走来问。

朋友告诉沾米，海味煎烹得过度。“抱歉。”沾米说着。卫方在旁边没有明讲的则是鳕鱼味同嚼蜡。付账时，朋友在账单上签了字，另给小账三元。沾米取过去，初时并没说什么，过了三四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账单与小账的胶型碟子。“先生，”他告诉朋友，“你的签字没有注明房间号码。”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间号码加写在签名之下。这时候，三块钱小账仍在碟里，沾米就趁着这机会做文章。“先生，”他说，“难道这里的服务这么坏？”

“什么？”东道主已经把笔放在口袋里，很惊讶地瞧着沾米。

对方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很理直气壮地陈述：“你给的小账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面被抗议小账给得不够，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可是，这是沾米的世界，小账已是分内应有而不是额外施恩。他又不能原谅这两位资深公民之年老无知，重复地说：“这小账不及十分之一……”

卫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当他的东道主胸前挂着飞行员和降落伞的徽章时，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现在到底是经过圣命的牧师（ordained minister），此一时彼一时也，态度自然不同，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张一元钞票收回。沾米对他的抗议算是得到圆满的解决，低声哼着道谢退场。

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挤满了旅客，有些人在车门口站队达一两小时，就是想要占得座位。卫方上车时已经找不到座位，后面还有三十个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辆车，但是这时候司机用扩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怀抱中，“如果一个人占着两个座位，就要加买一张票。”这样的呼唤之后，卫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边，她被迫将一个约三四岁，正在酣睡的孩子贴着自己抱起。

最后还有一位太太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占着一个座位。司机走上前要她买票。

“照规定他不需要票。”她辩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机紧迫着，还站在旁边不去，这位太太意态怏怏地也把小孩贴身抱着。司机算是替走廊上最后
一个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点人数，又向传音器里说了些话，巴士才离站，至此已近半夜时分。巴士脱离了波士顿市区，进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么时候，他真的打了一阵盹，醒来只听着司机大叫。“哈特福！”此时只有一位乘客下车，座席也给一位新来的乘客接替。卫方又在朦胧中继续他的旅程。再醒来时，巴士已入纽约州。外面的雨已经停了，沾湿的树叶在路灯之下带着晶莹的景色。自从1974年卫方已成为美国公民。提到美国好的地方，卫方是毫不犹疑的。在他所著的历史书里，已经说明抗战后期，中国是靠美国的支撑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也记着1950年间在美国南部旅行的时候，车站的洗手间没有派专人看守，却有“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区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两处。即是饮水的喷泉，也标示着colored和white，真是泾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时半到纽约汽车总站（Port Authority Terminal）。下车之后，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象。偌大的纽约总站，只有灰狗经营的地下室一部分开放，有警卫守门，只让有票的人进来。候车室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人在地上躺着睡觉，也有人靠在楼梯旁边看报纸。

提着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经问明白了：第一班去纽普兹的车在清晨七点出发，车站在六点半才开门售票。离现在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这时候街上虽有车辆行人来往，但所有的店铺全都关着，即使咖啡店也是门扉深锁。他抬头望着很多的摩天楼，又兴起今昔之感。卫方第一次到纽约时，全部的建筑都是钢骨水泥，现在却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筑的外表了。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筑物走。因为有些无家可归（homeless）的人正傍着墙壁睡觉；有灯光的一片地方，则有不少街头的叫花子。

他不能过度的发牢骚，诉不平。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种时装美术艺术表演展览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难，只要在这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打开门径，无一不获得生活之满足，物质上的报酬也很实际，十万百万随手而来，也不分人种国籍的畛域。他也不能过度的代街头搭地铺讨饭吃的人申冤。美国现在可算“全部就业”（full employment）。到处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广告。不然像沾米那样的侍者，要是记挂着饭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资深公民的顾客面前讲小账不能少过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报纸杂志上有时还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业人数，则有专家分析其咎在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数则是无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说得不好一点，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仍旧踯躅于街头的人，也就是没有出息。在重视成功的社会里，他们只能被称为失败failure。

卫方也索性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踯躅于纽约的第九大道与四十二街之间？又何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尚在侃侃而谈，闲坐着吃龙虾，今日则自己扛着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账？

虽说闲常他有这样的想头，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蹋他自己。

他也不愿争辩在经济景气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会还是在各人本身。他认为两种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争论，他就会被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去了。他学的是历史，这
时候他希望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现时政治保持距离，可是历史承先启后，又不能和今日不关痛痒。同时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大问题：刻下美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已属次要。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制成品侵入西方的市场，使美国对外贸易，产生收支上绝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静气的根据数目字谈判。惟独两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产生更大的差异，至为可虑。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同时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渗进了他们的生意经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针对内外情势严格的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就和美国的新闻界造成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势。

卫方之所谓宗教，有一种广大的含义，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与无形的成分，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牵涉很多人众，即不妨以宗教视之。这样看来，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个字笼罩之。即是穿鲜明净洁的衣服，反映着山川自然之灵气，甚至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恩义观念，只要在这种美术化原始型的条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现着既简单又真切有力的风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国人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还要各人在其行动之中，反映着他们国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而然的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集体的效果。有些日本人还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种优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之趋势。

新加坡的华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们都以短视界的立场，坚持狭义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暂时颐指气使，把华人的地位捧上云霄。只是处在一个亿万的印度人马来人回教徒之人海中，短视界的作法，很难有成果，而且贻害子孙。好在儒家思想“柔远人，来百工”，向来一视同仁，也是中国人的历史性格。现在新加坡决定用这种态度当作立国精神，甚至将南洋大学原来专用以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之教育场所一并封闭，要他们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如果将一个行政上的大前提，处之如宪法精义，也不容争辩，看来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国人没有想起的，他们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也有北美合众国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视作自由，一为freedom，一为liberty，前者带有浓厚的宗教意义。17世纪的清教徒，在其旗帜之下，深信他们个人接受了神之启示（calling），远渡重洋，来北美洲披荆斩棘，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挥到极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欧洲之中世纪，起先封建领主将城市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授予市民（burghers）等到经济发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美国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将一个已经试验有效的组织与系统，施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可是也还要经过无数的奋斗，最显然的则是四年的内战，当时双方都认为为自由而战，北方固然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解放运动，而南方也认为抵抗强迫就范的威胁是他们做人的第一要义。所以至今内战的历史仍为美国人百读不厌的题材。至于美国人在海外为自由而牺牲，已经用不着说了，旅游者只要看到各处的美国人公墓，就可以想得起。

卫方已经走过十一大道，他才折回东行，这时天已微明。他知道本身自己决定为美国公民，不可能与自由的宗旨作对。可是他觉得不顾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推行自由为不合实际。自由是一个极为广泛而抽象的名辞，在古今中外一向就为人滥用。今日亚洲诸国除旧布新，只能根据自由平等的大原则之下，让他们各自发展他们的国家性格，不能由外界干涉，使他们的群众运动，变成一个四不像的改革（unstructured form）。次之则以美国的尺度衡量亚洲，往往做得文不对题。今日美国公民享有之自由乃是社会分工合作进展到某种程度，法律赋予各人权利与义务之一种保障，包括各种特殊情形，并且仍在流动状态之中，也仍在不断地修正。要是其他国家的经济条件尚未发展到这种度，就要实行同样的自由，首先就费力而不讨好，万一侥幸让有些人获得如此之自由，他们即将之翻转为特权。刻下很多华裔青年，接受诸般误解，生活没有宗旨，甚至走私贩毒，结成犯罪之帮派；即是今日华尔街证券市场之舞弊，已有华裔参加，这都是他四十年前初来美国之所无，难道这不是滥用自由的例子？

等到车站将各种链条撤除，各处门窗店铺大开的时候，他到阿庄力克公司的柜台上买了票，顺便又去隔壁不远一家点心店，买了一块黑草莓蛋糕，他的早餐。这店里却无去咖啡因之咖啡，于是他又从自动楼梯上了一层楼，那里有一处小食店，在那里购得他要的饮料。掌柜的女店员是亚洲人，看样子也是华裔。

“六毛五分钱，”她说。突然，她看到卫方手里的纸袋，内盛黑草莓蛋糕，乃楼底下店内之物。“喂”，她指着这袋向卫方警告，“你不能
在我们店里吃这些食物！”

原来这店里也有它自己的点心，也有空桌子让顾客凭站着吃早点。当然它有权力拒绝来客用他们的家具，去帮助楼底下的竞争者赚钱。卫方很诚恳地解释，咖啡与点心都准备在巴士上用。

他又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才匆忙地奔去楼下的候车室。他左手抓着两个纸袋并报纸，右手拇指稳定着挂在肩上的行李袋，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乃是阿庄力克的汽车票。如此他可以及时站入乘客的行列中去，用不着掏腰包。

他已经站在庆士顿和纽普兹的乘客阵容里了，可是他还是想着东方与西方，美国和亚洲。

这中间之不同已经展开成为一种宗教问题。清教徒在麻省登陆已经快四百年，今日很多的美国人，已不常到教堂去做礼拜了，可是“我的良心只有神知”的观念却已经透过三百多年来无数的历史事迹转化而成一种社会力量，把持这种观念的人，当然要尽力保卫各人的独立人格，因之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最高峰，这也是使卫方在年轻时代醉心于美国之一大主因。可是这种想头也容易使各个人所想象的宇宙限于自身的人身经验。在今日一种带收缩性的世界里，这样的宇宙观是否合适，甚成疑问。

当司机开始收票，乘客每六七秒钟向前走一步时，他更猛省地记起，他想发表的意见不易被人接受。“什么，”他可以预算到对方反应，“你打算传播东方及集体性的哲学（philosophy of collectivism）？”

卫方无意传播东方之集体性的哲学，他只希望这样一个世界能够
依然存在。这也没有超人的见解，他想今日之资深公民必有很多与他有同样的想头。他为人父已二十多年，曾看到不少的美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子女，去参加小狐童子军cub scouts、芭蕾舞、幼年棒球队、软式棒球队。纵使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又纵是他们都不明言，总也不能离开一个心有同感。

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的会以赎身超度（redemption）的观念，或因个人与神之特殊关系之下祈求永生。可是据他所知，一种父以子继、兄以弟继的传统却仍然壮盛。换句话说，他们都在血缘关系中祈求永生。如此则必须现有的一个世界依然存在，于是也必须延长扩大个人的宇宙观。这种想法是否可以与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并存？他希望如此。

他衷心地希望如此。在二十四时之内，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五百多英里路，看到了数十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当然内中仍有不少个人的想法，只是始终没有忘怀这样的一个念头。

1990年7月《广场》第二期

1990年9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怎样读历史

中国在20世纪有很多地方适应于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说法。首先对日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与强敌作生死战八年，战线连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着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创法制性的联系，以便从过去农业式的管制方式进展到以商业为准则的管制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尚不过是当中的枝节问题）也势必工程浩大，牵扯极多。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读史要认清时代

孟子还有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人在20世纪不仅推翻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皇权，停止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和与之共存亡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在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思想、对人态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这种社会革命没有更换我们所用的语言，至少它也增订了我们常用的词汇。可是传统古籍仍是以旧时代的眼光写成，连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内。这教我们如何是
好？将所有古籍全部放弃？或是待全部历史重新编订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暂时不读历史？

我们不敢赞成这样削足就履的办法（在过去朝代国家内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后尘），可是不得不提醒读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对中文已有相当根柢的年轻人讲，我主张在研究现代史之前，先对“传统中国”的这一段有基本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摒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纵使过激之人士，企图将它们整个剔除（有如鲁迅，他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且要让“孩子们”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活动的范围，才能掌握着我们身历其境的长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道德立场是史书通病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即教科书和新著作不能脱离这些原始资料之窠臼。诸书既已标准化，又在后期经过各朝代审订，当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我们今日检讨传统中国之成败，亟要知道各时期土
地政策、军备情形、社会状态等。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术上之检讨。好在各书以道德饶舌的地方既明显又重复，读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难一眼看出。

《食货志》的启示

原始资料之过于庞博，可能使初学者望而生畏。我的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此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货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简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则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专书。《辽史》的《食货志》只寥寥数页。而且因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们很难在一章一节内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下结论。所以只能利用它作开路的引导，而向其他方面推广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证前后连贯作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并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
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以17世纪的英国为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17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17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3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需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着手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
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吁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需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1991年5月31日《中国时报》开卷副刊

1991年8月《读书》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尉凡多年就倾慕绿眼睛的女人。他以为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接近，就可以产生好多罗曼蒂克的情绪。后来总算运气好，他居然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结婚！可是不久他的太太就买了一副隐形眼镜。戴上隐形眼镜之后，她的眼珠已是蓝色，而非绿色。并且她不赞成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观察事物。

他前几年去波士顿看到一家商店发售中国出产的竹箩筐，所用的竹片倒也细致，手摸着也不会被竹纤维戳伤。他就花了十五块美金买了一个，大约不到两英尺的圆径。初时他也没有打算作何用途，只因为这是道地中国土产。恰巧他又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朋友帮他借了几十部书，他即随手将所借书装在竹筐之内带回家中，不料这竹筐竟发生了特别的用途！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专书，既涉及宗教法律，也牵连到各种仪节和社会形貌。只是所有的资料分散在各处，有时候写一段也要翻阅到五六种书籍的记载，要是把书都放在桌上则彼此重叠，而且古装书与洋装书纷至沓来，总之就是要找某一专书时一般无线索之可循，也容易在匆促之间把已经寻索过的一堆书堆放在尚未寻索的几本书上。因之翻来覆去更无条理。有了竹篮筐诸书高低左右不等的摆在里面，又置放于椅旁，从上向下俯视下去一览无余，也可以采所要的书只眼看出，信手拈来，如是省事不少。并
且可以保持着桌几的简明净洁，所以尉凡这一本书的成功，得力于祖国土产竹筐之力不少。

可是书稿寄付出版社之后不久，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走进他的房间，就说：“爹爹，你这只竹箩筐空着没有用，倒不如给我借去盛脏衣服。”尉凡还想辩说，已经来不及，竹筐已给儿子扛走了，本来儿子念高中的时候就玩足球，又演话剧，有时还要借妈妈的汽车去会女朋友，脏衣物在房内乱丢乱甩已经受过爹爹的指摘。这时候要借爹爹的空器皿作一番整顿，尉凡也没有充裕的理由阻止。只是他也一直没有机会再补充那有用的竹箩筐，因之近日他的参考书也仍一团一堆地囤集在桌上，有时他也仍在做研究工作的当头，将已经搜索过一堆书搁置在几本未经寻索的书上，因之要寻觅之线索，仍是百觅而不得。

好容易儿子高中念完，大学也念完，也找到了工作迁出户外，尉凡正在打算将失去掌握的竹筐收回自用，可是也是动作迟缓。一天早上他的蓝眼睛太太也是原来的绿眼睛太太对他说：“我在清哲夫的房间，他的衣橱里有一个中国式的竹箩筐。你说巧不巧。我们起居室里那盆树正缺乏如是这般的一个器皿盛装着。摆在地毯上也和背景调和。你去看一看！”

尉凡用不着去看，他已经知道收回主权的事无望了。

按其实尉凡一生失去自己掌握的事情很多。即使和绿眼睛结婚也非本人原意。只因着抗战军兴，他被逼着废学从军。当日的想法抗战只要四年就可以结束，并且只要中国人肯拼命，日本人被军阀逼着参
战，没有不败的道理。还有一个英国人叫做H. G. Wells就写了一本书，预言日本人一到湘鄂区的山地之间，中国立即会转败为胜。所以那时候不少的中国人只承望日军早到湖北，连尉凡也在内。直到他从军又从军官学校毕业下部队之后，才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让咱们悄悄地说吧，要不是美军救驾，几乎作了瓦上霜）。自此也一波生一浪，尉凡也随着抗战胜利而保送出国深造，又随着因内战而军队被打垮再悄然在外国做小工，即以后娶番妇，年近半百才有了一个宝贝孩子，全出自原有计划之外，更与预定的进度不符。

因此他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究其实也是自圆其说的解释。几年之前他问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件事原本由你自己选择，你预先决定了出生在美国，时在20世纪，并且为女性？”

这女孩子倒也伶俐，她一下子就领悟了尉凡的意思。“凡教授，”她就嫣然一笑地说，“我连出生与不出生之间都无权决定。也不知道如何之间我就出生了！”

可是尉凡既是自己志愿入美籍也曾宣过誓，就不能指教学生各行所是。他就解释“自由”和“个人主义”并非两位一体，美国所提倡的自由，着重宗教上的意义，所谓“我的良心只有神知”已在开国之前就由与正规英格兰教堂作对的传教士广播于新大陆，即是开国时，也强调自由，也带着现实的经济意义，却仍是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而言。譬如说那时候英国人只许美洲殖民地的人制生铁，却不许设钢厂炼钢，所有钢产必由英国输出。即是比较精致的制成品也不能由北美洲上的一个殖民地，也即是今日美国之一州，输出于另一州发卖。他
和美国学生说着的时候，很多学生以前都没有听说到这一套。按其实当日曾有一位经济学理论家名Adam Smith的就曾写下一本书题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多年在中国已有译本称为《原富》，对这些事情有了详细的记载。并且这书也在1776年出版，正是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要是西方人连这些都没有弄清楚，一到中国即将美洲对大西洋彼岸行动的方针，错移在一个整块土地人烟稠密的国度里鼓吹，把自由说成了一个不顾历史背景，全无组织结构的品质，就不免张冠李戴了。大凡很多美国人在亚洲国家里的错误，不外先由于将时间与地点混淆之所致。

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后尉凡也将他自己对16世纪明朝作综合叙述的书发送到中国大陆上出版。这一来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这本书倒也确被很多读者欣赏。可是这些欣赏的人不说叙事的绵密客观，却先用意识形态说出：“这方是真的马列主义。”原来当地的习惯，凡是他们以为真实的情事，概以“马列主义”称之。果是如此尉凡应当引以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国联邦侦探局真以为他在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连中国的共产党人都以为他尉凡笔下作物确是马列主义。

然而将本人憎爱的事物以一个笼统的编号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国人如此。尉凡也记着他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宪法史的教授本人对Thomas Jefferson极端崇拜。在他看来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时宜有进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称之为Jeffersonian，否则即是un-Jeffersonian，后来他的一班同学都
抓住这要点，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语。例如在前一堂旷课的人，因有同学将所发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给她或他，也不称谢，只称赞对方之义举为“Very Jeffersonian”。如果准备抗议或者对某种事体有意批判就说：“This is 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没有想到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个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已经好几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骂人的书总是行销。尉凡仔细一想，这观察却也有道理。他起先以为自己的书写得好，所以畅销。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只是读者把他们自己对书中人物憎恨的情绪看进书内去了。比方说他写16世纪的书，完全以技术的角度着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及风尚一经固定，则与当局的道德无关。如果制度行不通，虽是执政人有贤愚不肖，最后也都是同样的一筹莫展。可是从多方面的反应看来，这要义并未完全传达了过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读者仍在骂万历皇帝为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海瑞是坏人，值得咒骂。倒有一位相当有名望的教授对作者说：“你提到皇帝一举一动，实在是听命于人，而不是凭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没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谢这位老前辈能体会他的着意，可是为着书之行销起见，反而期望这位先生不要张扬其独具只眼。至于这种态度对读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经不在意内了。

这年头谁不希望自己所著书畅销？除了骂人之外，高举着民主与
自由的旗帜也可以旦夕成名。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种杂志里著文称资本主义已打败共产主义，这也就是自由与民主战胜了强权与独裁。他的结论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闲之福；而称之为“历史之终点”，亦即今后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对着无聊厌烦的局面打哈欠。这文章问世，福山和他的杂志同享盛名。

原来福山的根据来自德国哲学家G. W. F. Hegel。提到德国的哲学家尉凡就害怕。本来“自由”一辞语在英文里面或称freedom或称liberty，看场合而定，已经使他头脑昏眩了。而在德国哲学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 Freiheit，不仅属阴性，内中的r要在喉头里打转，而且这名词包含着无限超过世俗的意义更令人只是高深莫测。Hegel认为人类历史出自自由之意志。如果无自由，也就无历史，这样也说得对。要是奴隶不造反，如何能制造历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类历史不创自旁的地方，倒创自咱家中国。首先只有中国皇帝能自由，可是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以后传到希腊罗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迄至第三阶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体之自由。于是世界历史至欧洲而及于“绝对之终点”。同时Hegel的自由有群众之意志作支撑，也和伦理不可区分，这已和刻下西方的个人主义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况且Hegel所叙中国皇帝行动自由的说法已和他自己所著书不相衔接，如果此说加在秦始皇赢政的头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摆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份上则已是名不副实了。可是现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权，他也不敢启齿。因为他也知道西洋还有一位哲学家J. J. Rousseau，他对自由的解释更为硬性，他认为一个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
旁人也可以“强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况愈复杂了，美国现任总统名叫George Bush的主张给中国“最惠国”的待遇。尉凡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承认英国为最惠国。此后中国对任何外强让步，这同一让步的条件立时自动的加予英国。后来这最惠国的待遇也被其他国家获得，终构成在中国割分“势力范围圈”的根据。现在在美国的最惠国，当然没有这些特权，只限于对外贸易的入口税。有如某些货品，最惠国的国家只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关税，非最惠国的关税却可以高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现在和美国交易来往的九十几个国家，只有古巴等三个国家不是最惠国其余都属最惠国。这样看来最惠国所受之“惠”也并不十分之“最”，只是非最惠国却实际上被歧视了。

可是总统的一道文书发出，立刻引起国会山庄之争议。众议院和参议院起先都认为北京作事暴戾，理应撤销最惠国的待遇以示惩罚。尉凡一想这可糟了，他早想另买一只道地土产的竹箩筐，可能因这段纠纷吹了。同时中国大陆的同胞，辛辛苦苦的编篾为生，也想趁此赚出一点外汇，借此提高国民生活程度，也因着主义这般主义那样，Smith的自由和Hegel的自由所产生之纠纷无从实现了。

今春他又有朋自远方来，此人也非同小可，乃是一家跨国控股公司的总经理，下辖十个分公司，也各有一部在美国和台湾，他的总司令部却在香港。尉凡和他父母也算是世交，已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于是他和他蓝眼睛的夫人不亦乐乎茶饭招待之后的问及他来美之目的。

他正在向国会山庄游说，希望延长中国在美的最惠国待遇。他也是香港派来的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

尉凡就说总统的意志既是如此之坚强，看来最惠国的身份总是会批准的。来客则说：“希望附带的条件不要太苛刻。”尉凡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国会的另一提案是有条件的批准，例如保障人权，将历年来因政治纠纷拘捕的人犯向外间交代等等。本来保障人权也是好事，但是将处置刑事的权力由外国的立法机关作主写成法案强制执行，又当作两国间贸易条件之一，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极不能接受的。即是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辩论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参议员不耐烦地说出。“要就承认她为最惠国，或是不承认，何苦来这啰哩吧嗦的一套！”

这些参议员也看清楚了，人民要民权，国家也要主权，人民的民权还在争辩之间，国家的主权即无可争执了。

话说回头，他们主客间的谈话仍在继续下去。

尉凡：“与这法案切实有关的贸易部分是纺织品和玩具，这占中国向美的输出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要是索性不要最惠国的待遇会怎么样？”

来客摇摇头。他说：“总是牵涉广泛，不会一下子垮台，只是这里发生一点问题，那边发生一部分问题，归根迟早之间避免不了坏结果。”啜了一口咖啡，他又继续下去：“现在大陆好几省的生产事业都已和香港连成一片，都已经整体化了。并且要自由，要民主，也先要有经济的展开，是不是？”尉凡想象着既无香港整体化也必与台湾的经济相关联，所以要加强台湾的安全也还是要促进大陆的经济改革，其
步骤是推广其对外贸易，不是阻塞其对外贸易。

他送过客人去，过不久George Bush邀请了华裔人士要他们支持他的政策，对中国延长最惠国的条件一年，不附加条件。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提出要求，也可以分别交涉而不纠缠到商业法律条款之内。可是国会山庄对华贸易的法案也仍如预定的通过。两院都在同意延长最惠国的原则上附带了很多条件，也都有提倡民权却侵碍中国主权的嫌疑。总统也预先声明，他将否决两院的折衷法案。

根据美国宪法，众院和参院也仍有否定总统之否决，再度通过这法案的权力使之务在必行，但是必须两院的票数都在三分之二或以上。看来众议院达到这三分之二的人数绰有裕如，但是参院原通过法案时赞成者五十五票，反对者四十四票，看来无法纠集到六十六对三十三之多数。所以现今纵是尚未依程序全盘做出，已可算作总统的胜利，于是执政党领袖招待各界，报告结果。料不到这时候仍有出席招待会的人士在会场发生争执。争执者也非旁人，也仍是中国留学生。一派说他们支持总统，另一派说他们始终没有同意让中国为最惠国而不附带条件。

尉凡自读历史以来，尤其自阅读鸦片战争的史实以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是因时代展开自由已容纳了新的内涵，只因为他自己守旧不能领略？还是只因两方隔阂，仍是同一自由的观念却被滥用而待指正？抑或是中国人不懂得美国人注重选民反应耍政治工具？这是entirely Jeffersonian？还是thoroughly un-Jeffersonian？

他也恐怕自己一心想买副关税低的竹篾箩筐，才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念头。可是他不能怀疑美国总统和一个获有经济博士学位主持资本上十亿的公司之董事经理因不识好歹不顾民权，支持马列主义，纵使今日马列主义也有了不同之内涵。同时他的太太也是土生的美国人，她对他自己的看法并无异议。

一天早上他醒来时突然想起：他自己可能戴上了有色眼镜。他的夫人也戴上了有色眼镜，不然她的眼珠如何会由绿而蓝？“亲爱的，”他就问她，“你戴上了隐形眼镜不是将所有的景物都看成蓝色？”

“怎么会呢？”她却回答，“接触眼镜只使瞳孔以外的彩膜改变颜色，瞳孔上的部分仍是透明的。”

至此他揉着自己的眼珠三两次，才算放了心。

1991年9月11—13日《中时晚报》副刊

江淮度寒食　京洛缝春衣

为什么威尼斯？

每年四月半是美国报所得税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众会计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账内列有欧洲旅行的开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涉及威尼斯？”

预计到联邦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会提出同一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解释两者中的关系带去作见证。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情形之下，还是亲身切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国都在伦敦。可是实际上今人所游历的伦敦，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英国议会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历史上的伦敦。今日之旅游者可以遍游不列颠岛经过英格兰、苏格兰而未曾涉足于伦敦。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银行街却又在伦敦城内。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包括在书本知识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用不着咬文嚼字的必须追究得一个水落石出，可是写入历史论文里面去，其中的细目却可能在某种关系之下发生很大的差异，偶一不慎，可能铸成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鲍德尔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为敬仰的一位历史
家。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确。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的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至1680年间（时为顺治康熙年间）被蒙古人所征服，虽说这是着笔时查考书籍之一时疏忽，究竟也是闭户造车，没有实地经验之故，只因为鲍教授在国际学术上之声望，虽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能依旧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难如此的侥幸了。

威尼斯在海岛之上，去大陆有两个半英里。这海沼之中过去一般水浅可以徒涉，其中却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历史上防御战时发生过作用。今日则水涨地低，全城有淹没的危险，国际间营救古迹的组织，正设法以泥浆注入建筑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过去我也曾听说这城市的咸水不便于制造，可是又有些书上说到16世纪中期年产羊毛呢绒一万六千匹，使人怀疑。到过该地之后才知道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在大陆之上海沼边缘的村落中发展。这些地方也属威尼斯，还有不少的犹太人聚居在这地方，威尼斯人却不许他们过海到岛上去。所说咸水不便于制造乃是专指丽都（Rialto）及圣马克（San Marco）诸岛而言。

至于我和内子的喜欢旅行则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内我们常常弄得无余粮，所有的积蓄不够短期间的开销，可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听消息，找价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说来这种“滚石头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风不仅与我的写作有关，而且已经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经历。

现在让我先说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经验：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各地动员。在我家乡长沙的火车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车运部队到前线。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这样一段列车开动，那时候我还只十九岁。一时情绪激动，不自觉的脱帽，向上前线的官兵大扬其手，预料开赴前线准备和敌人拼命的将士发觉后方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势必挥手回礼，岂知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我一人。不仅踞着站着兵车上的官兵对我漠然视之，即前后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觉得我举动失常，好像是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从背景上的不同影响到心理，也表现到语言和行动。

几个月后，我在《抗战日报》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轰炸机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地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分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夭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
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sts。也仍不顾左翼右倾，只是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盲人瞎马的乱闯。1941年我在成都军校毕业后，于国军十四师当少尉排长，足穿草鞋，一个月后已是满身虱蚤，也经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着吃狗肉。至此才发觉我们士兵之中有极少数是抗战以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利害冲突，也经常想方法和我作对。一般征兵所得则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痹癃残疾，不堪教练。我可以想象他日我们冲锋时一拥上前，只好不较分寸，死伤狼藉；退却时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他们勾心斗角后，再度忖量之余，发觉他们入厕时以竹片瓦块当手纸，又不免良久恻然，而深叹人间何世。这时候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除了少数“发国难财”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贫。可是和我们部队的生活一比，又已经是两个世界。至此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at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有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征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这些事实，成万上千，也不容我们右倾保守即可以在历史上掩饰。而且也因为我们组织上有此弱点，才引起强邻入侵杀进堂奥。

两年之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这时候兵员已经通过一段选择，装备也由美国供给，可是这未经整体化的情形依旧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于阵地最前方，已经获得各方赞扬。可是有不少的战士，已经两次受伤三次受伤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与死为
邻。我曾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只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里我曾亲耳的听到他们谈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无限之同情，驻印军无掩埋队，有些在公路线外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况紧急时几锹黄土也可以算数，也可以想见以缅北之倾盆大雨不几小时就骸骨暴露。也可想象他们也是人子人夫。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还不知道彼此已是阴阳异途，恩断义绝，却还仍是生死莫卜，将信将疑。偶一开追悼会时，我们听到读祭文中有“呜呼，草长莺飞，故国之春已暮，剪纸招魂，他乡之鬼尤新”的辞句，深觉此情此景屡现眼前，而不能责备军中文职人员舞弄笔墨了。

这和我所说的旅行有何相干？又与此文劈头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为五十年来的胡闯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
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浩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时，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

今日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羡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随军赴东北。也发觉到当地好几十万的日本军民，包括不少铁道线上的员工，已被苏联作战俘一并掳去到西伯利亚做工。对他们的家属来说也是生死莫卜，音讯杳然。有些技术人员的家属为生计所迫，以浴室作为澡堂备热水供我们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太太们也如此下场，觉得过意不去，慷慨的多给几文钱，已经引起她们伏地磕头致谢。后来残余的日本人撤退回国时，也不管他们是掠夺致富或是勤奋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只准带约值美金二十元的现钞。1946年的春天东北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车，上置被袱，飘扬着白旗悄然回国。后来又有在秦皇岛和葫芦岛的同事告诉我，每次遣返日侨船未开行时，总有好几个日本人跳水自杀。他们一生经营至此尽成流水，东望祖国又是B-29轰炸后的废墟。从渤海湾面对太平洋已和项羽的不愿再见江东父老一样的无地自容，只好与波臣为伍。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难道以“时也，命也，运也”劝告读
者自识指归，各安本分？说来也难能相信：如果我们纯粹以个人主义解释一切，则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结论。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么谁又在革命期间担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个人的因果报应？在长沙遭敌机轰炸后抢树枝的人们，早已采取这种看法。如果要知道各种情事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今日看来世界各国已有“天下混同区宇一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惯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这种说法以西欧作基点也必牵扯上一段阶级斗争。如果因此从意识形态坚持下去，很难避免原核战祸。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圣马克和丽都诸岛无土可耕，无木材足以架屋、无纤维可供织纺、甚至无淡水可饮，于是全体人士才锐意经商。起先在波河沿岸兼渔盐之利，后来增进造船技术加强商业组织及商业法律，具有资本主义之初貌。

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两千多年来上自专制皇权下至宗法社会暨当中的“五服”、“十恶”和科举取士的制度无不融合着以小自耕农为国家主体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旧不论，总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说中国终要受威尼斯传统之影响，可能谁也不能相信。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个原因。来此并非崇圣。可是看到所谓巴士即为大船，出租汽车即为小船；红绿的交通灯挂在便河
之上，也是书本知识之所未有。

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要改造时的荆棘重重。我在美国教书时首即提醒学生：如果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们头上，则上自发髻，下至鞋带，当中的服饰，脑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语言，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宗教婚姻教育与契约无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D. 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提起：即因内战而使大陆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迁移台湾也为中国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评，以先进国家平日的标准，检讨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尚在挣扎的状态，必会冒上一个以静冲动的嫌疑。如果说得更过火则是以小权大，坐井观天。

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我已在各处写出，包括大陆的书刊在内，中国的改造途中，国民党及蒋介石所作贡献，为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国想要动员全国，纠结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八年苦战，也是破天荒之壮举。当时一切无不因陋就简，所有军令军训军政军需，要不是全无着落，即是仓皇支吾应命。其中贪污不法无能的事项必有无疑。最近陈诚将军的遗稿问世，他就提及1943年在滇西滇南视察时，发现“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破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传记文学》三二○期，五一页
）。为什么以陈辞修将军的高风亮节还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高统帅部不能解决下属的供应问题就无从认真计较
了。退一步解释，即是整个组织与时代脱节，罄全国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兑现的条件当中有几百年的距离。要不是行苦肉计及空城计坚持到底，听候同盟国解我倒悬，则只有任日本军阀宰割。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机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即对我在军校中因内战而殒命的同学之遗孤，惶恐不能应命，也只好说今昔历史眼光不同，只要他们父兄保国卫民的宗旨为对方中共承认，已是英灵不朽。

有了以上两个条件，那么今日之中国只能继续经济之开发。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订私人财产权利时，固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也惟其如此，才能扫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识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独占。如此之民生，才有真实的意义。下一代聪明睿智之士，或为农为工为商，或做律师及政治家，或做艺术家写小说著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全由一己担当。

也有人说，经济改革前途必有风险，万一不慎，或是通货膨胀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业，必致社会动乱。可是我说虽然计划改革时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险，仍是无可规避。所有现代经济本身即带着一种冒险性格，在今日也是众望之所归。如果踌躇不前，则是冒更大之险。

也有人说，今日地球已经海陆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氧层开天窗、地温升高，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势必增加以上破坏的程度。可
是我说虽如此也不能让中国停滞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里。而且纵如此仍不能将全球的问题全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担当。这些大问题之获得解决，先必有极大之压力，然后由先进国家作领导分工合作寻觅途径才能在经济上有效，有如能源用尽，势必寻觅新能源。于今原油价格低廉，则虽有心人无法做蚀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阳光内的功能。而且世界上贫富悬殊，各国所受经济压力相差过远，亦非富有国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们是不容悲观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技知识，尚可能不及宇宙间奥妙千万分之一。宇宙间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极，其小处也小而不知其极。这当中必有很多尚待发现的神秘足供人类在技术上引用足以解决实切的问题。

这样一来已越说越远了。让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威尼斯？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我希望以后写作，集中于前者，而逐渐离开后者，如是才轻松有趣。可是一牵扯上中国历史，又不能将道德这一观念完全放弃，也只好主张在将历史的观点放长放远时，也将道德观念放宽放大。又让我再说一次：我对前途仍是乐观的。1987年我和内子去法国里昂（Lyon）。此地在大革命时为反革命中心之一。山岳党人（Montagnards）削平叛乱之日主张将全城焚毁，使地图上不复有里昂的名字。被拘捕的反对派则摆在预掘之壕沟间，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炮轰，再不死则枪杀刀刺，也真是人间地狱。可是今日之里昂则为法国工商业重镇表现着一片升平气象，罗昂（Rhone）及萨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
大革命时因为天主教的僧侣不肯宣誓，则由革命政府索性废除天主教，不承认耶稣基督。今日里昂最高点富微亚（Fourviére）山顶上的教堂仍供着圣像。我和内子推门入内时劈头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烛，金焰闪烁，也无虑数十百支。我们虽不属任何宗派，看来总有一种心情温暖的感觉，而更体会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并非托于空言。

1990年6月29、3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90年8月23日《时报周刊》二七八号

1990年《知识分子》秋季号

重游剑桥

8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和内子在剑桥的谷米市场（corn market）前面散步，迎头遇着一大群年轻人，骑自行车。内有一个男孩子脱队停车问我游泳池之所在。我将方位指点给他之后，又加说我不来此地已三年，不敢担保最近有无变更。听着他的英语里带着外国口音，我又问他从何处来。至此才知道他是法国人，他和他的伙伴参加了暑期学习的组织，在此一半上学一半度假。我再问起他对剑桥的观感如何，他索性将挂在车垫上的右腿一并着地，然后说：

“这真是好地方，了不起！”

其仰慕之情出入于言表。

其实剑桥好坏不说，其为大学城（university town）即在现今的英国也独一无二。牛津大学成立于剑桥之前，可是新式工业和现代化的建筑已相当改变了牛津形貌，剑桥却在很多的地方，仍旧保留了中世纪古色古香的情调。

我们和这学城的邂逅，说来话长。1972年我应李约瑟博士之邀，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居留一年，至今屈指已十八载。此后也再三旧地重游前后五次，短则滞留数日，长则达两个半月。我和内子特别喜欢饭后漫步，大凡全城街道桥梁，大部了如指掌。即是曲径通幽的小巷，直达各草场之捷路，也大半融会贯通，
加以看清了此地各色各样离奇古怪的安排之后面的逻辑，更增加了亲切之感，而不免赋予情绪上的联系。有如看到朝曦斜挂在此间烟囱林立的屋顶之上，或是经过一场浓雨洗刷过的小巷尽头，总计挂着五年前十年前类似的情景，也脱离不了当日的心头滋味。如此旧地重游，再履兹土，即不能无动于衷了。

本来英国早已是产业革命的先进国家。其为先进则只有按步摸索的经验，而无事前全面改造的蓝图，因之实际重于理想，局部的更革重于整体的维新。自此虽然生产方式逼着她打破环境，一方面她仍是倔犟地保持固有的习俗与背景。而且剑桥又是适应这方针的理想场所，譬如说我在1972年初来此地时，李公任凯思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的院长（master）另有院长寓所。我就占用他作学者的书舍，内中既有荧光灯，也有煤气炉和自来水。房内更有柜龛一所，内设窄榻。古来中世纪的学者与僧侣同同流，书斋也和宿舍无别。今日这三尺胡床早已不用以睡眠，可是也不卸除，只用以堆放书籍，观察者入内再一考究，则发现整个建筑全属古迹。这边墙壁系16世纪所建，已为伊莉莎白时代之遗物；那边的门户为17世纪新添，也与顺治康熙同时。这一切如旧。即要添设电线煤气管和自来水管也是小心谨慎地从壁上凿小孔导入。内部再加粉刷，即不露痕迹。倒是向外临街的一边反而全部存真。旧壁新砖和已堵塞的窗孔故态依然，让他们各自磨洗认前朝。凯思为剑桥初期创建的书院之一，最初出现于14世纪，时当中国元朝末年，乃关汉卿的剧本首先脍炙人口之日，至此有目共见证据确凿。

和凯思比邻的国王书院（King's College）为亨利第四所创，较凯
思迟约一百年，其建筑之雄伟，草地之修饬整齐为其他书院之冠。它又有它维持昔日容貌的办法。它的外墙之上有水泥塑制的碉塔近二十株，其下面基层像缩尺之碉堡，上端像古塔尖，当中有镂空的雕刻，骤看像象牙刻成。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全部水泥带黄绿色。可是仔细观察过去，又可以看出此一碉塔较另一碉塔年资为深。然而如此精细的装饰，不可能无破损。补救的办法不是二十株碉塔一体重塑，甚至尚不是某一株全部再造，而是随时检视，立即修补。我在国王书院前走过时，极少的机遇里，看到工匠不在修碉塔。这样的装饰有似艺术品，也只有他们之一笔一划的锱铢必较、毫不苟且地翻新，才能全部存真。所以剑桥连亘几百载，见者如履足中世纪，实际上无日不在重建，只是他们注重旧里翻新，着眼于一砖一瓦的精微罢了。

建筑物既如此，街道也大致如此。剑桥之为剑桥乃是有桥架在剑河（Cam River）之上。罗马征服英国时曾在此开设大道。中世纪时剑河又为通欧洲大陆之孔道。今日剑河不过一线溪水，学生们驾游艇，撑篙三尺即见河底。可是因为以前的沿革，中世纪所建立的房舍，又带宗教性格，都不容更革。今日最引人注意的乃是圣约翰（St. John's）书院和圆寺（Round Church）前街道回转，有如发针。间常又有两层楼的巴士经行，看来惊险万分，好像万吨轮船骤入峡谷。可是在剑桥通行的车辆一般时速无过十英里。人行道虽窄狭，也和大道高低不同，所以车与路人各行其是。每一巴士经过，可能去行路者左右不过数英寸，产生一阵耳边风。我们习之既久，也不以为奇，于是放弃了各种警惕。如此之粗心大意在此地犹可，其他地方不足为法也。

传说剑桥大学创设于13世纪初年。当日牛津大学的学生，因事谋杀了当地一位女人。中世纪学生之无纪律是为常态。可是这次国王震怒授权牛津市长凡学生及教职员可以由他拘捕，并且稍一讯问即处以吊刑。有些学者避难此间。事平之后多人已返牛津，却有一部分人士逗留此处而开设剑桥大学。所以剑大最早的书院至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可是剑桥也有最近创立的书院，有如丘吉尔书院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之英国领导人而开设。更有再新的罗宾逊书院（Robinson College）创立于1980年，至今才十龄。

为什么既有大学（university）又有书院？他们彼此间关系如何？我们初来时也有此种问题请教于李公。他说：“凡书院基本上乃是一座宿舍（basically a dormitory）。”其实此间关系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书院不仅为宿舍，管理学生与学者饮食起居之事，更系私立。学生入校概向书院申请（研究生不在此例）。书院也供给学生导师，所主持着为宿舍内的教学。但是书院不给学分不授学位。大学则与之相反，系公立，其本身不招收学生却又发给文凭，也聘各书院的学者为教授及讲师，所掌握的为“机构上的教学”（institutional learning），所主持的为正式的演讲。学生听讲与否各随尊便。可是大学所执行的各种考试一视同仁，又铁面无私。学生考不及格无法毕业。所以学生可以向近三十个书院中任何之一申请入学，批准之后也可以在大学所属之任何一系专修，前者帮助学生准备功课，后者厘定教学及考核之标准。一私一公；一阴一阳；对学生讲也是一进一出。

牛津与剑桥，在历史上有对立之姿态，有时也参与了些幽默之成
分。我初决定来剑桥时曾对毕业于牛津的一位朋友说起。他的反应乃是：“也算不坏，只是掌中的第二指！（Not bad，the second best！）”剑大的朋友当然也不肯服输。他们则指出牛津只能培养循规蹈矩之士。特立独行有创造精神之人物多来自剑桥。牛顿即在剑桥工作而享盛名。英国内战时圆头党领袖克伦威尔即曾为剑桥学生，而且他家在封廷登（Huntingdon），距此只十余英里，因之剑桥成为了他的根据地。国王则设大本营于牛津，更使这两座大学城之对立，由来有素。剑桥值得骄傲的尚有发现血液循环之哈威（Harvey），以二十五岁任首相主持拿破仑战争之庇特（Pitt），倡言劣币必驱逐良币的桂升（Gresham）。今日各国理财者都熟悉以举债刺激经济之成长，始作此说的凯恩斯（Keynes）也是剑大的学生，也曾任教职员。达尔文也曾在剑桥下榻。宗教革命期间人本主义者依拉斯摩司（Erasmus）也曾在此就学。

每一学院人数不多，校友们一般情谊弥敦。除了捐助基金之外，也有校友义务替母校任劳之事。当李约瑟博士任院长期间，凯思书院之庶务长Bursar即为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空军副元帅之一。以一个曾立战功的高级将领退休之后管理油盐柴米之事，实属罕闻，恐怕只有英国人才有此精神。

我们在美国大学每逢举行毕业典礼时总听到司仪官高唱某某等人学业完满应授予博士、硕士、学士等学位，并赋予传统上之特权（privilege），也算得是依样画葫芦。可是偶一问及所谓特权何在，却又彼此茫然。我到剑桥之后才知道以上纯系抄袭英国之成例，而在剑桥，其特权却实有其事。我在1972年因研究须向剑大图书馆借书，按
成例携书外出限于本校获有文学硕士学位者，我的美国学位不得算数。于是李公与凯思院务会议商量并且通过剑大，授我“同文学硕士”之头衔。因之我不仅可以向图书馆借书，而且可以终身在凯思之餐厅用餐，每学期可以一餐不必付费。而且至今十八年，每年我仍收到凯思书院之邀请参加他们的年会及发给之同学录。

剑桥并非毫不变更，只是在质量上逐步改变，通常表面上不露痕迹，前已言之。即以我们十八年之经历，街上之鹅卵石起先代之以沥青，最近又遍铺防火砖，也是前后不同。不过他们今日掘地五尺，明日修街一丈，总在循序渐进而已。而在某些地方，即此十八年内已令人有沧海桑田的感觉。1972年初来时，凡院长不在之日，书院不仅锁闭侧门，即正门也关闭，而在大门之上开一小门，“初极狭，才通人”，要仔细跨步才能进出。这仍是承袭中世纪之传统，总怕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一般学生淘气滋事。而且晚餐时教职员席位较学生座位高两尺。先生饮酒，学生喝水，菜肴也不同，使人想起“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的规例。并且男女有别，虽院长夫人无法参与。1987年我们来此时例规已大改，凯思书院男女同校早已成为事实，女生并与男生共宿舍。教职员晚餐时内子也被邀，我告诉她此为数百年之所未有。当晚学生仍在低座，饭未吃完，他们与她们已在互相摩肩抵掌大作昵俪之状，此绝非中世纪书院创办人所可梦想者也。

李博士不能反对新潮流。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即鼓吹中国科技独到的地方，在旧世界观的环境里不免孤掌难鸣。他又倡言中国之走上社会主义之道路无非想避免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于是极表同
情，在当日也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不能见容于主流。凯思餐厅有前任院长之油画像，个个都是欧洲学生服的装束，独有他的衣饰为中国式之长袍，纽扣在右肩。他在凯思院长任内首让学生列席院务会议，也等于承认平民参政。

可是这次来剑桥看到李公以九十高龄靠手攀椅来往，目力也已衰退。我自己也已由中年而入暮年。以前来此六次，今后尚有第七次与否至为可疑。所以和内子去以前租赁的房屋处巡视一次。我们也记得当日刚到英国，五岁的孩子突发高温，无药可施，又因为英国医药已社会主义化，也无医生外诊，因之终夜徘徊，幸赖李公令他的高足也是凯思校友白乐地医生（Dr. Brody）来访，才顿释疑惧。凯思附近的小菜场与谷米市场为邻，也是我读书有疑难时走步思量的地方，这次也追踪往迹走马观花地巡视一周。再回头入凯思校园，看得一切如旧，内中之整饬且胜于往日之经济低潮时。树下之蔷薇花也盛开。只有K-2学士室为李约瑟博士和李夫人鲁桂珍博士研讨中国古籍的地方，门扉深锁。从窗户上透视过去，则文具纸张若干古籍及旧时影片俱在，并有悬额大书“人去留影”四字。我不敢自作多情，说什么到此踌躇不能去，可是也不愿再逗留。回想我们恣意翱翔于空间已算是得天独厚，十八年间前后来此六趟已是缘分不浅。当然不能再奢望时间也为我们驻留，或者我们与八百年的剑桥同寿了。

1990年10月1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1990年10月13日《时报周刊》二九四期

英伦鸿爪

纽约出租汽车的驾驶人常常是外国人，有些尚不说英语。大概曼哈顿（纽约市所在的岛屿）的街道竖的是大道，横的是街，各以数目字定名，没有十分的高深奥妙。伦敦可不然了。其街头既不平行对称，也不辐射，而系处在二者之间。通常我们要去的地方又常在步行范围之内。可是转错了一个弯，则可以谬以千里，而且更难找回原来的地方。我和内子犯了好几次错误之后，发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则是全面撤退到Picadilly Circle。那枢纽的东北角Boots药店的后方，有一家叫Regent Palace的旅馆，内中有问事处，又和旅馆的问事处隔离，也不管问事者系旅店顾客与否，一般应答殷勤周到，通常又赠伦敦市中心地图一纸，还在问事者要去的地点画一个叉，然后解释走去的途径，使你万无一失。在今日的社会里如此周到的服务还能维持多久，甚成疑问。总而言之，我们就不可想象纽约的闹市有同样的款待了。

不少情形之下，我们必须借重于计程车。伦敦的计程车仍然保持着它的特色。不是一般的汽车充数，而系特制，车厢成方匣形，容积庞大。三四个乘客带着行李尚绰有裕如。而且车身高，乘客只要稍一弯腰，而用不着匍匐进出。计程车价也不特别昂贵。如果三四个人坐计程车，通常较地下铁（英国人称为tube）便宜合算。谈到熟练门道，这才是伦敦计程车的驾驶人之所长，原来伦敦的大街小巷，纵是
纵横曲折，实际无不互相贯通。计程车总是经行不意的地方，最后才脱颖而出。有些小巷看来绌蹙不堪行车，他们也能纵横来去。

我所担心服务性质的事业不能继续，一方面根据个人经验，一方面也是猜想经济条件高度活跃的情形下之必然。伦敦市中心去希则罗（Heathrow）飞机场约十五英里。1973年我岳父母来英伦访问我们后回美，因为他有心脏毛病，我就替他包了一部计程车，预定天明扣门来接，车价只十二镑。1987年，即三年前，我们飞机在加特威（Gatwick）机场下落，本来那边也有地铁直达维多利亚火车站，只因为我们一夜未眠、疲惫不堪，我们拖着行李，看地图加特威也并不见得较希则罗相去要远得多。于是与内子商量后决定乘计程车去伦敦，岂知车费镑数川流不息地在计程表上跳出，彼伏此升，其快无比，加以那天M-23公路又在修路，到旅馆车费已一百十镑。那天我们下榻的地方乃是柏克（Buck）旅舍。这也是我自称伦敦里手而吃亏的地方。1970年间，我们来此多次，柏克可算当日眼下价廉物美的地方，住宿仍照英国“床与早餐”（Bed and Breakfast）的办法计算，成人八镑一天，小童减半。这旅馆地位适宜，靠百货公司哈罗（Harrods）及维多利亚博物馆都近在咫尺，既方便又安静。也不知我们来去不在之间，这旅社也已易手，改称波芙花园（Beaufort Garden），一等到我们把计程车打发去后，开始填住客单时，才发现旧日之客栈，一经粉刷重新装备，已成今日之时髦旅馆。“床与早餐”成为往迹，现在的价格，双人房每天一百镑。所以我们才履足于英伦两小时，已花费去了预定三星期旅费中相当数目之一部分。后来回美偶阅旅行杂志，才知
道波芙花园现为伦敦优秀的小旅馆之一。老板和经常顾客同为演出界闻名人物，只是不知其最近房价几何。

有了以上的经验，这次我们小心从事，希则罗去伦敦中心偏北的旅馆区有公共汽车，称为“空运巴士”（Airbus），红色二层楼，每隔半小时一班，行李栏也宽敞，任客自行取放。单程票五镑，来回票八镑。可是我们去时可以坐四五十人的巴士只有乘客四人。回时巴士经过所有指定旅馆附近，也只接得来客五人。看来巴士公司有维持路线的义务。我们则仍希望乘客增多，公司财源茂盛。因为老是赔本生意迟早要关门，则我们可以引用的服务事业也必又少一筹也。

如此这般的情形，刚一履足于英伦，第一印象即为经济状况与物价。本来英国的通货膨胀，已相当的可怕。回顾1972年第一趟来英时，英镑还是一个很扎实的单位。如果银行支取二百镑，出纳员必道歉，要到内面验证存数，“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我也曾亲眼看到有Sir和Lady贵族衔的顾客（甚可能因学术上的成就封爵），和一般人站队去支取三五十镑。今日则很少的人还认为两百镑是大数目了，也没有再到银行里兑取零用钱。以金融卡支钱的机器装置于墙壁之内，到处都有。十年之前英镑已不如前，可是仍为一个基本单位。这次我们来英，带有以前留存的一镑纸币，至此才知道业已作废，即银行的兑换也已过时。新镑为铜币，面积小而肉厚，以便和以前所发的货币面积大而值价低的有分别，也只当作零钱使用。我们以美金作本位的游客，更有一项苦处。1970年间美金值高而英镑低，又一路从每镑二元四角的兑换率跌入二元大关，一度与美金的价值接近，而物
价还没有赶上，所以我们占便宜。内子也说：“We save a dime here，a nickel there．”（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分。）今日则他们以英镑作单位的物价和美国以美金为单位的物价在数目字上已有扯平的趋势，而英镑在最近又回涨接近美金二元。这也就是说以前物价廉，我们钱多，他们钱少。今日这三个条件全与以前相反，好像逼着我们将以前所占便宜退还回去。通货膨胀的情形也可以在报纸上“求才”的广告看出，内中所提及的薪水数，以前英国常只有美国同样工作者六成左右，今日至少业已扯平。

通货膨胀使个人感到踟蹰，可是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可少。因为这是重新分配财富最简捷的办法（所述与恶性通货膨胀，即政府无法筹谋支出，全赖印钞塞责，以致整个经济崩溃的不同）。通货多物价必涨。然则物价高工资也高。短时间内后者可能赶不上前者，而以某种社会阶层中尤甚。可是长时间内则一般生活程度为之提高。现代经济之发展有赖于生产者也为消费者，于是市场扩大，大规模之生产与分配才能引用科技，将成本降低，使昨日之奢侈品成为今日之必需品，在过程中不得不多发筹码。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久之前去世。她在著书立说时不否定马克思所谓资本家对工人之“剥削”（exploitation）。但是她指出在经济已展开的社会，虽剥削而不以为苦。悲惨世界全在未开发国家之内。当中生活程度之不同超过阶级斗争之意识形态也。

我一生引为自豪的经历，乃是旅行中外从接近最高层的旅社和舟船舱房以及最低级之舱房全部尝试过。今日受人服侍，可是年轻时也
曾服侍于人。现在看来，对经济之发展，不能以个人人身经验论断。比如说：二十五年前喷射机之航空旅行仍是中等以上阶级之特权，今日则日益普遍。羡富嫌贫乃人之常情。有时看到待开发国家群众携老扶幼提箱带箧而来，声音嘈杂了无秩序，不免厌恶。即此忘记了今日受有别人的印象，亦即是前日自己给别人高层阶级的印象。总而言之，刻下世界经济之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潮流，超越国界，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刺激其社会阶层之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也引起全球人口作大规模的移动。保守界之人士虽欲抑止，已不可得。

今日英伦与二十年前之英伦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则是以前英属殖民地人民，成数的移民过来。他们与她们也参入了劳工队伍。有一天我们去超级食品商场（supermarket）看到收账员十余人，尽属有色人种，也代表着亚洲、非洲不同的国家。在剑桥则发现昔日贩普及食品之“油榨鱼块及番薯”（fish and chips）之小店，已归华人接收，改着以中式饭菜外销为业。看样子如是的情形不止一家。只是尚没有如美国之所在华人餐馆遍称湖南风味及四川风味之普遍。我们以前所租平房在“桑树别境”（Mulberry Close）。当时尚属新建，房主自住者有之，短期租赁与人者有之。大概都属于大学教职员及自由职业者，今日之住客则多属工人阶级，内中也有亚洲人，可是门首所停汽车则反较昔日为多，而附近昔日之一所平房的出处，今日已改建为摩登大厦，似乎比柏克旅社之成为波芙花园又胜一筹。

我们一提到英国就牵连不断地触及“阶级”这一观念，此乃历史使然。大家都知道克伦威尔是英国提倡民权的健将。可是他也说过：
“这里必须有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地方绅士（gentleman），一个小地主（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这是理之当然。”而且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之称霸于世界，也靠社会上阶级森严纪律整肃为骨干。我们曾看到一营英军能由一个军士长（sergeant major）口令之下指挥操作，了无差错，叹为观止。其后面侧面社会组织及社会纪律使然也。即在十八年前我们初履足英伦时，旧日风尚仍不断表现于眼前。任服务性质工作者绝对循规有礼。接受服务者也必抑制盛气凌人之气概。虽不满意，亦只稍示颜色，而不能见诸言表。（不然何以被称为gentleman？）今日如此之礼尚已有显然之衰退。

举一个例，剑桥各学院之门房称porter，掌管进出，有管家（butler）之身份。一般衣服精致整齐，较大学教授及各学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严格地督视内外，对后者却又站在从属地位。这一次我看到如此之门房，与一位访问学者口角。听口音，后者也是英国人。所争执的来由为学者所预定购买之《伦敦泰晤士报》因门房及值班交代贻误而未在报贩来时留下。这位学者不断地指责。门房即说：“我已经说sorry（对不起），但是我们不是职业的新闻纸发送者。”说时声色俱厉，毫无sorry态度。对方也更加追究，在指责之后又质问：“难道你们有错而不能改？”

此系小事，在其他各处恐怕是司空见惯。但是发生于有秩序及条理之英国，又出现于剑桥，就值得思量了。

社会上的变迁也影响到环境。伦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乃是很多幽静的住宅区。这样的住宅区分布于各处，各以其mews为基点发展。Mews译为马厩，可能过去为马厩，或预为指定作马厩之空地，所以地
区宽旷。通常住宅不逾三层楼，环绕这空地建造，当中栽植树木，所以景色优美，气氛芳馥。加以各种店铺甚至邮政局都近在咫尺，有大城市各种方便而无其弊，多数美国电影明星退休后在此置宅，前述计程车穿梭而过的也多经由如是之住宅区。可是也因经济发达之故，近日人烟鼎盛，开临街餐馆的也愈多，质量上也有大不如前的观感。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况？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不容片面的答复。首先我们即须认清：今日旅游者所见到的伦敦虽说内中有不少的古迹，但是其中各种建筑，而尤以各种纪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纪及本世纪初年新添。有如跨伏尔加方场（Trafalgar square）之高柱系纪念纳尔逊，彼乃摧毁拿破仑海军之英雄。场中二人铜像纪念第一次大战时日德兰（Jutland）战役之海军将领Jellcoe，Beatty；又二人铜像纪念征服印度之陆军将领Napier，Havelock。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之寺院虽创于13世纪，其旁哥特式之英国议会则建于19世纪中期，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钟塔称为“大本”（Big Ben）者则造于1858年。大英博物馆建于1847年，伦敦塔桥建于1894年。这大都会里的重要界标既如是，很多住宅区的设计兴建也大概同时。可是19世纪是大英帝国扬威世界之日，在对外关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动，当日米字国旗之下国富也空前膨胀，这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如是之行动自由。

即是前述社会组织与社会纪律也包含着一个时间因素，其侧面后面也带着若干不公平的成分。19世纪的英国法令森严，尚有妇女儿童偶犯偷窃小事被处吊刑的情节，至今读之不觉毛骨悚然。即迟至1973
年我们寄寓于剑桥之日，当地有人被告引用业已用过的巴士车票，所规避的车费不过两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舆论亦指责处罚过重。（欧洲很多国家内公共交通工具让乘客自动买票，自动在机器上截洞作废，查票员只不时抽查，惟近时如伦敦地铁已用电子机在出站收票时审查。）至于社会阶层则学校制度分为两途，儿童在十二岁即区分为白领（white collar）及蓝领（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与条理并非平白产生，这些因素也都前后连贯。我们也可以想象大英帝国驰誉海外之日，其军民不是没有付出相当代价。

我们通常忽略一段事实：英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一段剧烈的调整。因为既大规模地放弃海外属地，大部海外投资亦已化为流水，战时经济又待复员，曾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间几度徘徊，但始终未酿成政变，尤无武装冲突情事，也可见得其法治基础之巩固。英国经济也曾一度甚为瞠乎很多欧美国家之后，近二十年来开发北海油田，加入欧洲市场，才产生今日繁荣现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经济压力。这次在英伦所见，日制汽车仍极稀少，只是丰田及SONY之广告触目可见。最大之电子制造者ICL则即将被富士通财团收购，刻下大英博物馆之陈列亦由富士通津贴。所以瞻望情势，只能将大量之消费转为投资。保守党所主持之新税，实为人头税（poll tax）。骤看起来，即是劫贫济富，也受各界指责。我们在剑桥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笔大书DON'T PAY TOLL TAX字样。技术上新税也确与以上通货膨胀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紧腰带必须将全民一体投入。

综合各种情形看来，今日英伦仍在一个长时间大规模的调整过程
中。威士敏斯特要从一个独霸全球之大帝国的首都变为一个真实而带国际性的商业场所、文化重心、旅游要地，不可能追恋往日，即接受社会之流动性及世界人口之移动亦无从永恒不变。是否今不如昔？这就很难说了。从人身经验论，我们自己即难摆脱人类惰性，总之即羡慕下野之电影明星的生活易，权衡下层民众之向背与同情于提箱带箧之国际难民难。在这情形下，我想最好旅游者也去参观英国山地区之夏特乌兹（Chatsworth）及西南之朗里特（Longleat）两处大厦。则可能对“今不如昔”之一观念增加一层纵深。两处同为英国个人农业财富发展最高潮时之里程碑，现今已不能由私人家庭维持，只好捐作公众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在瞻慕这财富结晶的瞬间，想见当时人对工业革命遍地造成贫民窟（slum）以及因煤烟污染浓雾“刀也切不开”之伦敦也必有今不如昔的观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如要悲观，可不胜其悲观。17世纪末季英国人口由初年之四百万增殖至六百万，时人即作已超过饱和点的结论。反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约翰蛮牛”（John Bull）之英国精神以及他们过去对世界文学和商业技术的贡献，又相信移民之下一代必有聪明俊秀的男女对给予款待的国家作更实质的贡献，则17世纪大火烧不尽的伦敦和第二次大战时德国轰炸机和飞弹毁灭不了的伦敦，仍可能在下一世纪创造更新的形貌。人类的历史有时也像伦敦的街道，必在其纵横曲折之中摸索一阵，才能突然发现柳暗花明之处。倘非如此，则我这篇文字实无付梓之必要。

1991年6月7、8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斯堪的那维亚

挪威的峡湾（fjord）断岩峭壁，叹为奇观。即使是国都所在的奥斯陆，其峡湾海面宽阔，附近的平地可以辟为飞机场，与别处不同。当中岛屿起伏，有似黄山诸峰的峰顶出现于云海之上。各种船只，庞然大物在岛屿之间穿插而过，看来间不容发。这次我们有机会到当中一个岛上散步，发现全岛无一尺一寸的沙滩。沿海的边缘全作犬齿状，而且与水面平行有无数横线呈现于其断面之上，彼此相去不过半英寸，显然是冰河时期（glacial age）终结，解冻时在地面上侵蚀的后果。有些专家指出当日此间泥土可能被冲刷而去，远至英伦。

我们即使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面临如斯庞大的自然的力量，也不免要重新猜测人类活动的真实意义。在这机缘之中，就不期而然地在心头涌起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有时也带宗教意识。这就是我常倡说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之尽头，既体会地理因素给人类历史之影响，也要问：是否其后面仍有一个（总揽一切的大方案）Scenario。

挪威、瑞典与丹麦今日同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可是一百年前它们仍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自19世纪中期，这三个国家都曾向美洲移民。丹麦的数量较少，瑞典的移民则达一百五十万，是其19世纪人口之四分之一。挪威在1905年独立时人口只二百万左右。可是1910年美国的人口调查显示挪威的移民已四十万，挪威移民之子女则六十
万。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祖籍挪威，他曾说明当日祖父母离开家乡的原因：“那边除了森林之外别无他物。”

这三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大概因地理上的位置大致相同，种族和语言上的因素也非常接近，容易被视为一体。除了极少的例外，这三个国家的男女金发碧眼，皮肤白晳，据说系因长期居住于森林之中，浓雾之下不被阳光逼射之故。今日这三国也同为君主立宪，王室互通婚姻，政治上也都长期带社会主义色彩。在宗教上她们同以路德教为主体，一般教育程度高，也都以造船业和拥有商业舰队著称。

可是出乎一般概念之外，丹麦的面积不及瑞典的十分之一。挪威是一个狭长的国家，其南北长逾一千英里，东西最宽亦不过三百英里，而最窄处竟至四英里（我们很难想象如此一个疆域对国民心理之影响）。瑞典北部有半年之内在冰点以下，连波罗的海也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攻占挪威的理由之一是瑞典输德的矿砂须由挪威港运入；如果当地被英军占领，则重要之战略资源将被截断。此外丹麦地势平坦，农业土地占百分之七十。瑞典所有不过百分之九，挪威只有百分之三。

在中国人眼里，斯堪的那维亚的历史至短。当地人首先吸引外界注意的为“维京时代”（Viking Age），时在9世纪及11世纪。维京人亦即斯堪的那维亚之土著，擅于制造龙舟式的高头船，上置方帆，每船有划桨手三十人，能通行于内河及外海，再配上每船战士六十人即用以剽劫于西欧各国，凡英、法、爱尔兰、西班牙皆有其踪迹，不仅
杀人越货，且一度统治英国。侵犯最高潮时曾以如是之高头船数百艘纠结成队而来。直到维京人全受基督教感化，其剽劫才终止。经过这场活动之后，斯堪的那维亚的三个国家才在历史上露面。

上述时期在中国为晚唐和北宋，看来维京不无创造精神。我们所看到的高头船遗迹，全长约四十英尺，所有龙骨，由一块整体之橡木构成。结构坚实而带美感。船首又有精细之雕刻装饰。全部设计也表现制造者了解在大风浪中保持重心的办法，再看当时人所造教堂，全部木构，即屋瓦也是锯削均等约半英尺为方的木块，上凹下凸地重叠，边缘又凿为燕尾形，工作全不苟且。屋顶上既有十字架，以下也有野兽树林的装饰，表现其为非基督之所谓“原始邪教”（Pagan）的习惯之痕迹。有如斯之组织及创造能力，维京人却未曾留下其部落组织情形、首领名目、侵略原因、攻战部署等有关记录。我们所知道的维京时代如非被侵犯者之传闻，即系考古学家勘察发掘之凭证，因之也不能详尽。

瑞典、挪威与丹麦曾在14世纪末成为一个联合王国（相当于中国明洪武年间），称为卡尔玛联盟（Kalmar Union），以丹麦王位为主体，可是下层常有龃龉与冲突。1523年联盟解散（事属明嘉靖初年），丹麦与挪威成一系统，瑞典与芬兰又成一系统。历史上瑞典与丹麦不时以兵戎相见。可是斯堪的那维亚的三个国家一般总是向外拓土，其本土不曾被人侵占。有之则始自希特勒。

17世纪初期（明末清初）是瑞典兵威最振的时期。国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Gustavus Adolphus）是三十年战争中保卫新教的英
雄。他虽战死，战后和议时瑞典却获得了广大的疆土，已经过芬兰拓土而拥有今日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二小国（内一部分原有），即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波兰及德国沿海一部地域也一并接收过来。加以世纪之后半又收回丹麦所占今日瑞典之南端，波罗的海遂成为此邦内湖，奄为当日之超级强国。这称霸于北欧的情形至18世纪初年（康熙末年）才结束。

拿破仑战争期间（事属清嘉庆）又成为斯堪的那维亚军事史与外交史之转捩点。战事快终结时，瑞典决定与外围之英、俄联手，丹麦则仍亲法。瑞典也在这关头决定放弃芬兰，任俄国夺取之，本身则攫得丹麦所属之挪威为补偿。迄今为止瑞典可算一个好武的国家，可是自是以后即未再参加任何战争，至今日已近二百年。1905年挪威宣布独立，迎立丹麦王子为王，瑞典初欲出兵阻挠，最后也仍听任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挪、丹宣布中立。二次大战爆发也仍望中立，已不可得。丹麦与德国原有不侵犯条约，1940年希特勒全面出兵于西欧之前夕，数小时即占领丹麦，国王被软禁。同日挪威也被侵，但其抵抗长达两个月，使国王哈康第五（Haakon V）得以及时逃出，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希特勒也在挪成立启士林（Quisling）之傀儡政府。瑞典可算保持中立，只是在强邻压境的条件下亦至为不易，也不得不供给德国矿砂，也让德国在境内运兵。

这三个国家如何由贫至富？这是今日读者和观光者亟待知道的问题。有人解释实由三国民主精神之所赐。这样的立场，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事实上的正确性少。修改宪法让全民参政、妇女投票可以使财
富的分配和经济组织更为合理，却不能凭空产生财富。固然斯堪的那维亚有长期代议政治之历史，可是最近的民主体制则是社会进化经济发达后之产物。总之这三个国家自然所赋予的丰富、地广人稀，再加以对外移民之后，重新组织起来阻碍甚少。她们内部也有实质上之长处。例如人民勤俭诚实，由路德教堂主持的传统教育精神一致，19世纪中期已产生了新的学校制度，而尤以所谓“人民中学”（folk high school）于世纪之交在组织工会时产生了力量。这些条件不计，而实际上我们所谓经济上之突破，仍待有客观条件。

丹麦农业基础较深、人口密度也较大，封建残余的因素迄至19世纪中期仍显著。她在1864年被普奥战败，丧失了在德国的领土（是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奏）。当时割让的国土为王国五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一，未尝不创巨痛深，却也因祸得福。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与大陆打成一片，从此才竭力经营哥本哈根。时值美国及俄国小麦倾销欧洲市场，丹麦人士即劝说农民大规模地将主食生产全面改为副食品生产，自此猪牛肉乳酪鸡蛋成为输出大宗，大麦及麦片则一般作饲养之用，甜菜制糖也普遍地展开。以上用合作社的方式主持，也充分利用国内水道的便利。时值西欧各国工业化，一般生活程度提高，丹麦就此做到分工合作的地步。剩余的人口除一部分向北美移民外，也参加城市内新工业的生产制造。农村劳力的来源既减少，地主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及至世纪末年全国经济已开始变型。

挪威在本世纪初期，充分得到水电展开之裨益。其他国家尚以煤
为能源，此邦则因自然之赐无处不可以用水电改变生产方式，举凡木材与纸浆之广泛开采，农业生产技术之增进均受裨益。1905年之独立本因船业巨子作台柱而展开（其近因为挪威议会通过法案，本国船只不用联合王国之标帜，法案经瑞典国王否决），自是政府更向经济方面着眼。不十年而欧战爆发，船脚运费增至平日之八倍及九倍，挪威之水产及铜矿也被英德抢买。战时挪威人民不是没有经过各种苦痛，如物品价格昂贵，船舶又颇有牺牲——尤以德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政策后为甚，船员死事者达二万人。另一方面商船之收入一项，已使该国由对外负债之地位成为债权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受损失，破坏的程度不深。一经复原即容易超过以前的进度。

以上各种有利因素瑞典也直接或间接地沾光。然则瑞典之铁矿自17世纪即已闻名内外，炼钢制船及机器工业本来一直有所改进，而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国之破坏及战后复员更使其工矿得到突飞猛进的机会。与其他两国相比，瑞典城市人口之增加又更显著。（可是近数十年三国也由外输入大量石油，1973年油价陡涨已受影响。近日因中东危机，油价又提高，也难置身事外。）

这三个国家之社会主义政策，看来也属情理之当然。本来产业革命后起的国家，其服务性质之事业更要由政府主持。要避免先进国家的覆辙，各种福利政策又不可少，即在俾斯麦时已有成例在先。瑞典挪威与丹麦公共事业国营，很多水电交通事业由市政府独占的原则，即在社会党登场之前已为保守派及自由派人土承认。以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原来也遵循马克思的传统，可是已早放弃
阶级斗争的方针，也靠与其他党派合作，才能取得多数。

旅游的事业也占这三个国家收入中的重要部分。无意中，三个国家在招待游客间表示了不同的性格。挪威好户外生活，强调征服自然的勇气。滑雪山坡上国王的铜像显示他牵着狗散步，气度爽落。现在的国王奥拉夫第五（Olaf V）现年八十七，是三个国家中较有实权的王者，他年轻时曾参加滑雪竞赛。奥斯陆的博物馆除了陈列维京的高头船外，也陈列了探险北极的船只和第二次大战期间两个挪威人冒险渡海参加在英武装部队的舢板，全长不过十余尺，毫无特别装备，又有冒险家拟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草筏，即是威格兰公园（Vigeland Park）的雕像六百余尊，全部裸体也以户外作主题。丹麦显示着她的封建传统。王宫前的卫队换班仍吸引游客的兴趣，有如伦敦之白金汉宫，希勒洛（Hillerod）的碉堡内至今还有丹麦王室为主体的武士团成员之名位，即当今暹罗国王及现任日本天皇明仁亦赫然在内。（实际上不过由国王授予各人勋章。）而现今之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第二（Margarethe Ⅱ）则系一个毫不矜夸的人物，衣饰有如家庭主妇。瑞典注重长久之过去，王宫陈列着传国珍宝。相去不远之寺院埋藏着多数该国君主，包括前述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值得一提的是前任瑞典国王，当今国王之祖父戈斯塔勿司第六，为有名的学者，曾参加中国的考古工作，至今斯德哥尔摩仍有东方博物馆，传统上瑞典学界对汉学颇感兴趣。

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田园修饰，所至之各处餐厅整洁无瑕，人民也守法有礼，无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也未见任何儿童无人管教流落街
头，无法不感觉敬羡。可是参照书本，也知道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有不同的遭遇，其他国家无从全部仿效，况且一百年前三国之君臣也断想不到今日之景况。在技术方面产业落后的国家只能参照中外情势，由旧式农业管理的方式，进至商业的条理管制。至于进展到何程度则无法勉强苛求。物质条件是组织的资料，却不是立国之宗旨。它可以从旁使人民的生活更为充裕而有意义，却不能单独地代表这种意义，尤其不能代替全体的人民。挪威1905年的独立运动之另一动机即系其领袖看到对外移民过多，希望增强民族国家的自尊心。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意义？这问题便是我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岛屿上所产生的感想了。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试作歌剧，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时受基督教徒传教的情节。可是作传者没有详述剧本内容。我们知道的则是他认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当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创造精神也最有出息，应较其他人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这观念一经他提倡，就索性贯彻到底，甚至在他眼里贪婪丑陋的人种亦不妨将之斩尽杀绝。这样，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认为生活没有真切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无法知悉。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即强调人类的知识不外从感觉（sensation）所获得，所以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创造完满的宇宙。休谟即反问，我们如何保证这不是一个“婴孩上帝”，初出茅庐地制造宇宙，结果是一团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费材料，
以致他自己不堪回首，只好任之弃之？我们看到冰河遗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这样的怀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在多少场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很多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维亚的森林繁殖过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其过程中也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成长，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之展开。例如威尼斯人即为逃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难斯岛，发现无土可耕，无纤维可织，才锐意经商，既兼鱼盐之利，也以商法为民法，造成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积的资本，透过荷兰，而输入于英而美，促成该国家之成长。东亚大陆的情形则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边也不能供应多量人口，一遇干旱，匈奴突厥就大举南侵，近千年来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游牧民族的大量骑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农业人口，更为患中原。针对这样的威胁，才有中国传统体制之绵延不断。中国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术成长之前即强行中央集权，以至官僚集团之逻辑驾凌于实情和数目字之上，其阻碍现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处指出。只是在欧美科技展开之前，也曾在体制上和文物上展现过光辉，总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当中联系着一个时间因素。

今日，则两种体制经过长期的琢磨，已有汇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无法提倡劫富济贫（因为各国财富也是她们组织上之脐带）。因之只有互相激劝，增进彼此之同情和谅解。况且再瞻望亚洲腹地和非洲各国，很多地方仍是哀鸿遍野。这些地区
之不安，即非人类之福。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方面企图保持近世纪来之局外中立，不愿参与超级强国政治，一方面又热心于国际和平运动，积极支持联合国，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区宇一家”之趋势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今后人类如仍企盼生存，则除了在技术上增进之外，群众生活之伦理标准亦不得不胜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再叙瑞典

瑞典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有趣味的人物。虽说他们不一定是我们崇拜或钦慕的对象。

前次我已提及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他殒身于三十年战争之中，但是他的军事行动，扩张了瑞典往北欧大陆的领域，也巩固了新教的地位。现在尚要说及主持“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的查理十二，和创立白纳多特（Bernadotte）王朝的查理十四。恰巧他们的功业彼此都有一百年的距离。亦即按照上述的顺序，他们名传遐迩之日，大约接近于1610年，1710年和1810年。

查理十二，十五岁登基为瑞典国王，时在1697年，只三年而北方战事爆发。原因是丹麦国王、波兰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以及今日德国境内的几个公国，都企图夺取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的领土。也乘着瑞王年轻而缺乏经验以为轻而易举。殊不知查理即在髫龄时，由他父亲监督之下，受过各种刻苦耐劳的锻炼，也能身先士卒，有严格驭下的能力。1700年初，这几个国家按计划行动。查理十二采取内线作战的不二法门，实行各个击破。他首先登陆于丹麦，先声夺人，不战而丹麦王屈服。这时候波兰军攻击瑞属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不下，查理乃于秋天横渡波罗的海。他没有遇到波军，于是决定移麾攻击俄军。当年年底那瓦（Narva）一役，他创造了以寡敌众的奇迹。
瑞典国王率兵一万人，可是组织训练装备都比俄军强。俄军据称有八万，但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参加战斗。瑞军窥破对方阵线上的弱点，于是集中兵力遂行中央突破，俄军溃败后沙皇退还国境。

1701年查理十二再向波兰进兵，其时波兰国王为沙克逊（Saxon）国主，波兰人偶一挫败之后无心战斗。查理乃轻辞重币地到处招降。1702年瑞军占领波兰国都华沙。可是他又再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将波兰大致平定。至此他和波兰人为约，废原有波王而另立波兰贵族首领为王。可是沙克逊国主并未成擒，他仍受俄国津贴，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办法。查理不得已，又只能直捣沙克逊老巢。1706年秋天他占领了沙克逊，至此其国主才接受城下之盟，宣告放弃波兰王位。

1707年查理东向企图与彼得大帝决战。1708年集中兵力于立陶宛之维尔纳（Vilna，现在苏联境内），其目标为莫斯科。至此瑞典国王替19世纪之拿破仑和20世纪的希特勒预先伏下了一个劳师远征俄罗斯，不败于敌军而先见挫于天候及地势的前例。瑞军原拟向莫斯科进发，约三百英里处而已入秋，查理乃折向南入乌克兰，预料当地之哥萨克部队接应，不料沙皇已早有对策，哥萨克部队参入瑞军的人数有限，而且士气委靡，瑞典的接应部队则沿途被俄军截击；所带来的供应更极短少。查理十二仍无气馁的状态。青年国王仍在与部下共甘苦鼓舞士气。1709年夏天波尔塔瓦（Poltava）一役，瑞军一万七千人，俄军四万。彼得屡次战败，举动犹疑，查理企图邀他于原野决战，乃先围攻波尔塔瓦北之阵地。只是刚一接触，瑞王即负伤，其副指挥官无国王之智勇，也不能在战场采取主动，瑞军死伤被俘者众。查理被劝由
军士数百人丛拥入土耳其人之奥图曼帝国。后卫指挥官被俄军包围，降彼得大帝。

至此查理仍不放弃与沙皇决战之宗旨，他继续鼓吹并赞助土耳其人侵袭俄国，并遥对瑞典指挥。况又一度被土耳其人囚禁，于是者五年。最后与其随从于1714年10月出走，隐匿身份地飞驰贯穿敌境，而于11月抵达瑞典在北欧辖地。同行者数百人，至北欧时只二人。他回国后，又再筹备下次战役，又已集结三万人，也仍须对付在挪威之丹军。不幸于1718年在挪威巡视时殒身。他究竟是阵亡还是被谋害，始终无法断定。

要是查理十二之一生行止有传奇性，则查理十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纳多特（Jean 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法国人，1780年十七岁，于路易十六的部队里当兵。九年之后也曾一路升迁；可是大革命展开之后，才是他将星高照的日子。1797年他奉命率兵二万支援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从此两人的功业与出路，纠缠在一种离奇的状态之中。

他们两人的年龄（白纳多特长拿破仑六岁）、出身、才干、志趣和胸有城府的情形大概相似，照理必有一番斗争。可是白纳多特于翌年与拿破仑之前未婚妻结婚（拿破仑已娶约瑟芬）。夫人Desirée Clary之姊又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从此两人有亲属关系，白纳多特也像拿破仑之弟兄一样，对拿有批评而又忠服；拿破仑也能容纳他的若干独立性格。1799年他任陆军部长，那年拿破仑以兵变夺权，白纳多特曾反
对他的非法行动，但是在紧要关头却又支援。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升白纳多特为元帅，并封为郡公。1805年拿破仑的奥斯特黎兹（Austeritz，今在捷克境内）战役挫败了俄奥联军，奠定了今后称霸欧洲大陆十年的基础；白纳多特也在这战役里建功。

兹后几年白以军政总督的身份治理德国北部若干地区，以能干而有效率，更对人民温厚著称。他也曾公开地流露对拿破仑不满。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展开了对瑞典人士的接触。后者对他的公平慷慨具有深切的印象。

瑞典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她仍拥有芬兰及波麦兰尼亚（Pomerania，今东德波罗的海沿岸）之一部分。她的宿仇为帝俄及丹麦。因为芬兰她曾与俄国长期交兵。法国大革命弑君为民国，又产生恐怖政治，欧洲各皇室都有参与干涉的动机，在这情形之下，瑞典王国又须亲俄而联普鲁士及奥地利。只是一般军官和贵族中的青年分子（两者互为表里）则景慕法国人所提倡之自由、平等、博爱，更同情他们除旧布新的精神。拿破仑登场后情势更为复杂。英国恐怕丹麦舰队落入法手，曾于1801年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船舰，逼着丹麦仇英亲法。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瑞典也必反其道而行，只有背法而通英，于是乃有1805年之瑞典的参与反抗拿破仑阵容。只是当日拿破仑仍是所向披靡，接着又有耶拿（Jena，1806）和弗德兰（Friedland，1807）的两次胜利，除瑞典外欧洲大陆的反抗都已平息，拿皇于是鼓励帝俄及丹麦于1808年向瑞典宣战。丹麦只能透过挪威在边境骚扰，俄军之入侵芬兰则使瑞军接二
连三地战败。

在以上情形之下，瑞典经过两次政变。1792年国王在斯德哥尔摩的歌剧院被暗杀。1809年之兵变，青年军官因着国事蜩螗又废当时的国王而迎立其叔父为王，是为查理十三，时年六十一，尚无子嗣。因着立嗣问题，也是众议纷纭，更增加情势之不稳。最后国王接受支持者之建议，遣使谒拿破仑，愿得白纳多特亲王元帅为养子，嗣承瑞典王位。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称王于荷兰、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议初看起来荒唐，实际也不为过。有历史家称白纳多特初不愿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说，他日若为王，则只能以瑞典社稷为重，而无法再瞻顾法兰西之利益，也有人说他暗中活动瑞典名位。总之则是白元帅时年四十七岁，改名Carl Johan，放弃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认可，成为瑞国王储。他一生不谙瑞语，只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军国大政。此人身长，面圆，发黑而浓卷，既具仪表，而在谈吐交接时带魅力。在他主持之下，瑞典与俄国英国修好，听任帝俄攫取芬兰，本身以向丹麦接收挪威为补偿。不久拿破仑又发动征俄之役，从莫斯科退出之后，奥、普、俄再度纠结兵力与法军战于欧洲中部，瑞典王储亦率瑞兵八万至十万参与联军。除以约二万人保守瑞典国门之外，王储亲率之六万五千人一路监视拿破仑之进展，最后于1813年10月投入莱比锡（Leipzig，今属东德）的战斗。是役决定拿破仑第一次之被逐放。胜利后瑞军也参加追击，只是不及法国之国门即折向北，彻底威胁丹麦、确实获取挪威作为战果。从此瑞典永远放弃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以东以南在大陆的领土及历史上之宗主权，
只与挪威成为联合王国，各有议会而共一皇冠。

王储于1818年嗣位为瑞典兼挪威国王，称查理十四，自此终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横贯东西之运河，稳定财政，再未豫闻任何战争，1844年逝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为瑞典国王亦二十六年，临终时曾夸言世间无人创下如我之功业。

如果我们将他一身经历拿出全盘衡量，只觉得此言不虚，白纳多特弱冠以布衣从戎，以后既为革命军将领，也是拿皇的新型贵族，终为异国王储。他既尽忠于拿破仑，也执鞭弭与之周旋，却又全部公开合法，算不得通敌叛国。而且拿破仑被放逐后所设立之卫星王国，全部瓦解，只有白纳多特王朝至今犹存。其子嗣也与欧洲年代深远之王室联姻，今日丹麦、挪威与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后裔。自他之后，瑞典也再未与任何国家交兵。挪威于1905年独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难关，如是长期的和平近二百年。他留下来的白纳多特王朝历经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潮流，将一个中古型的国家体制改造而成现代体制，如此都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个瑞王的经历都带传奇性。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在浓雾包围之下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可是他的战略目标却已获得，北欧从此被保证不受维也纳的统治，新教的基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
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
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这故事既有社会环境之纵深，也有国际舞台之复杂。其开始即是欧洲自中世纪告终以来，今日之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会之体制，全境分为约三百个单位，内中大公国、侯国及主教区和自由城市总数都约略相等，不仅各单位的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当中尚有飞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国历史中只有魏晋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本来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义之精神，也有国家主义的趋向。他在与教皇冲突时，即呼吁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为支援。各王子也多乐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国为甚。他们已有海外贸易之利润，也承望因之脱离教廷之束缚和财政上的索取。奥地利之王室，则把占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以“卫道者”自居，在维持天主教的正统之名义下，希图将仅有名义之领主地位增强，构成一个实际控握广土地区之威权。

维也纳之企图加强管制，也和巴黎发生冲突，法国眼见哈布斯堡
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都辖有土地，再加强德境之统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围。只是在16世纪的后期各种冲突途倪纷纭，都未达到有决定性之后果。

17世纪初期展开之三十年战争，牵连了很多国家，也可以视作前世纪未了之各种变故之继续，最初也由宗教问题而起，也因各国彼此毗邻，不免在利害关系之间猜忌嫉妒，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是战事愈近后期，新型国家间的冲突愈为明显。宗教问题被置于脑后。法兰西虽奉天主教，为着不愿奥地利势力之膨胀，首先津贴瑞典，以后更出兵支持。丹麦初为新教之领导力量，眼见瑞典军事上之成功，却又不甘坐看强邻压境，于是反戈与之兵戎相见。战事在1648年结束时，法国与瑞典同为战胜国。因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今日之铜像，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之前，他虽不能亲身体验得到，他的功业，已代表着瑞典实力膨胀之最高潮。这国家除了拥有芬兰，占领了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最近向苏联提出独立要求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东德、西德与波兰的海岸据点，尚且囊括了自丹麦以东海内的全数岛屿。此时称波罗的海为瑞典之内湖，实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现。只是他却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战败和最后以身殒，虽然值得读史者的同情，可是于国运无补。因之也有人认为他好勇而无长久的计谋。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认为祖先遗留下的大帝国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欧洲大陆无尺寸土也应当由他负责。

又有一批瑞典历史学家如哈仑多夫（Carl Hallendorff）与休
克（Adolf Schüok）则认为查理十二实在是企图“保全着一个无可拯救的局面”。至18世纪初年瑞典尚掌握着波罗的海东部的制海权，也仍保有着瑞典陆军的优秀传统。以前在大陆所拓土则富有经济上的价值而缺乏战略上的纵深。所以他眼看着四周各民族国家之兴起，迟早有将瑞属各据点取得之势，他除了自动放弃这些属地之外，也只能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事之成否不说，此外也别无他法。

今日看来，奥地利本身虽属日耳曼民族，并因王室沾染着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号，也被属下其他非日耳曼民族附庸拖累，她之企望作北欧之主宰，不免与时代之潮流相违。而且各地采用新教已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也不容在此时再将时钟倒推回去。瑞典以波罗的海为内湖，可是如通北海之孔道却为丹麦、荷兰把守。瑞典企图发展商业时即受两国干涉，瑞典之海军亦不足为二国之敌，这国家的人口与资源有限，其长处在国王本人控制多量之土地，每一发生对外战争，即将其一部出卖或颁赐功臣，筹款之后，募苏格兰及德境之雇佣军。所控制之王土经过大量之消耗，则又施行一种带历史性而离奇之法制，称作reduktion的，我们无妨称之为“强迫退田”。亦即新王嗣位时，各人仍有将王土之一部退还朝廷作为新的基础之成例。于是不仅出尔反尔，也因财产权不能固定，影响所及，即种田人亦无从知悉本人之身份地位，查理十二在1697年登基时，即因在黎方利亚（Livonia，今日之爱斯东尼亚及拉特维亚之各一部，刻下此数国正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之大地主巴特古（Johan Reinhold Patkul）不甘心瑞王所谓强迫退田，投诉于法庭无从获胜，乃游说各国王，并且鼓吹日耳曼传统才
引起“北方战争”之展开。可见得当日瑞典之拓土，并未脱离朝代国家之作风，也仍未放弃封建体制（欧洲封建之一重要原则即是国王永远不放弃土地之基本所有权）。

总之德国境内情形过于复杂。构成民族国家尚待一个半世纪之后方能成为事实。况且纵如是，东欧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小国，南迄波兰俄境无自然之疆界，若干地区人口混居，当中种族语言宗教各异，易开争执之端，也触发彼此之安全感，本世纪以来循着这东西轴线所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有多起，即疆域亦曾数次变更。而至今此带有威胁性之因素并未消除，自此也可想见18世纪大陆上数个国家协同的将瑞典之外界势力驱除，实为简化局面的办法，在历史上具有当前的积极性，此非查理十二个人之威望能力所能挽回者也。

自此又约一百年，则有法国元帅成为瑞王之养子。白纳多特既同拿皇起兵肃清欧洲封建势力，以后又厌倦波拉巴特之干戈勿戢了无止境，以他的经历和态度，他对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各国民族自决之潮流不能未具用心。他的“不介与政策”不仅使瑞典长期享有和平，也成为这国家今日局处中立的基础。

然则和平与繁荣之间，尚有一段至大的距离，终于19世纪瑞典仍是欧洲一个偏僻而穷困的国家。今日瑞典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冠于欧洲各国，大部得自两个主要因素之助益。一是向外大量地移民，减轻了国内人口的压力，也使工资提高、经济的改组不遇障阻。另一因素则是因借着科技的进步，开发了以前无法开发的资源。这两个条件同时生效，给了主政者一个全面筹划的机会。

瑞典向美国移民的数目，没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估计自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一百五十万人。内中也包括以后由美回瑞的人口。1920年间的估计，当时居住美国的瑞典移民为六十三万人，再加上移民之子女则也近于一百五十万之数。此外加拿大也有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约五至六万人。总而言之，这在该国19世纪的人口六百万和今日之不及九百万的数目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移民最早的时候发动于1840年间，亦即是查理十四自称功德圆满的前后（美国开国前曾有瑞典人士移殖北美洲，可是17世纪的探险拓土，不能与以后移民并论）。当时移民的原因大致为宗教信仰上的歧异（以Eric Jasonists为主）。以后的原因，则以经济上的成分为多。

初看起来，以一个面积略等于台湾十二倍的国家，迄今人口不及台湾之半，尚要向外移民，颇为费解。可是我们要注意迄至19世纪之末，瑞典主要的仍是一个农业国家。1850年农村人口为全国百分之九十。迄至1900年仍占百分之七十五。北部既奇寒，即南方也多森林湖泊，再用旧式农具操作，也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打开局面的条件，首为工业化，而这条件则待科技之展开。

亦恰当1850年间及1860年间正值该国大规模移民发动之际，西方的科技有了长足的进展。瑞典主要的资源，为森林及铁矿。在蒸汽机发动的木锯登场之前，木材的开采，主要限于南部偏西的海岸一带。机器锯木开始于1849年，至1860年间而普及，也随着英国市场之扩大，开采才遍及于北部。有些树木如云杉（Spruce），只能作纸浆用，也待1880年间发现的化学媒介，才能大规模生产。至世纪之末，瑞典
出产之木材占国际输出之百分之四十，而不久输出之纸浆又超过木材之价值。即铁矿亦复如此。迄至1840年，传统的炼法使低级矿砂无法采用。1840年炼法的改进，1850年间的“兰开夏法”（Lancashire Process）之炼生铁，及1860年间之“白塞麦法”（Bessemer Method）之大规模制钢以及1880年间之“吉尔开司法”（Thomas-Gilchrist Method）使工本愈来愈低，于是低级矿砂可用，含磷质的矿砂也可用。及至本世纪瑞典的大量矿砂出产于极北偏西，接近挪威的港口一带，即是以前之所未有。1940年希特勒占领挪威，当中一个原因即是波罗的海冬季冻结，瑞典的铁砂全依挪威方面之港口入海。挪威方面有海洋暖流才能使船舶经年通行。

在这些科技所造成的突破之前，瑞典铁矿及所制铁几乎全用于输出，至此才在国内大规模地修建铁道，开设机器厂，促成造船业之突飞猛进。国家普遍的工业化后城市人口增加，再加以向外移民，农村的人口急剧地减低，劳动力紧缩，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才合乎实际。以上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待到第一次大战前后才发生确切的效用。农业技术的增进包括沼泽地带的排水，使用化学肥料。大型农具的使用最初仍用马拖曳，以后才用自动的机械。

所以瑞典的初期存聚资本，没有经历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所临受的痛苦。亦即毋须强迫农民胼手胝足的节省，而系自工矿分润至农场。也因为铁砂木材与纸浆都有已开设之市场，亦用不着向外长期举债。可是从纪录上看来，瑞典最初的保险业，仍操在英国人手里。

在组织新型的农业和工业的过程中却自始即有政府之介入，这样
也构成今日瑞典社会主义立场之基础。瑞典之在农村中组织生产及消费合作社较丹麦要迟几十年，看来也取法于丹麦。我自己最近十年来粗枝大叶地观察各国经济发展情形时，着重每一个国家的农业财富与工商业的财富之自然交流。要是某一个国家进展到这种程度，以后之进展即可加速（很多人没有注意：今日中国已初步到达此田地），可是要如此，则先要使农业土地归并集中，才能增强效率，接受投资与借贷。凡此都是瑞典政府几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政府不仅有选择性地颁发津贴，而且设立咨询的机构，主持土地的买卖。每一地区都有一个农业管理处，也有一个乡村信用合作社。土地的转让都通过于前者，后者即有如银行。如需借贷买田及购置大型农具，借贷人不得现款，而系将发票交信用合作社，经过后者审核之后才发款，务使所举债不致浪费。至于牛乳乳酪的生产，合作社更不可少。通常以上的产品都用十吨以上的货车运送。货车公司及批发商只向合作社交易；即向各农户收集产品也仍须由合作社划账。所以这个国家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已大型的商业化，即乡村中也有高度的组织。

在近代瑞典政治中占显赫地位之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创立于19世纪末期。起先标榜马克思主义，可是后来参加工会运动，主张十小时工作制，提倡全民选举，在这些实用的行动之中，逐渐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抽象理想。在20世纪虽长期的为多数党，却也经常与其他党派合作，也间常在选举时短期的失去了优势，而且党内也仍有左右的派别。换言之，看来与政党政治中的一般政党没有基本上的区别。可是它的成员，也渗透入工会组织和其他社团之中。这些组织与
社团也在行政机构里发生了力量。所以有人说现行瑞典的政治体系是传统的官僚组织与现代代议政治的一种结合。本来两种不同时代的体制互相重叠，在瑞典已无足为怪。白纳多特王朝，即是这样结合的一种产物。今日瑞典也一面推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面又仍以王室和传统作排场，在举行各项仪礼时尽极炫耀。

所谓社会主义的趋向，表现于税重，社会上之福利也周到，从老年人之赡养到儿童之生活费都已顾及。政府不仅干预经济，其本身也持掌着很多服务性质之企业，有如交通、通信、广播事业与能源。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SAS由四个国家公私股份组成。初成立之日，此邦政府立即在瑞典之份内认股百分之五十。全国的合作社构成一大组合，力量庞大，瑞典政府也是其中的股权人。也还投资于各种生产事业。各处市政府也同样的表示它们似于大公司的性格。可是全国的企业却又绝大多数仍在私人手中。有人也以为瑞典的经济，虽公私混合，到底仍以自由企划为主，所以仍为资本主义的性格。也有人以为其社会本身即带着协会性质，所以她的作风折衷于东西两种体制之间。

这种种说法，视各人之重点而定。在今日各种名辞陷于一种混淆的局面里，可能愈作理论上的解释，愈令人感到糊涂。我们看来，瑞典的社会主义与今日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此即她之自由的劳动力。此亦即是各人之就业纯依自我选择。前已言之，瑞典之现代化，毋须强迫群众在农场集体的操作去储积资本。可是她所聚资本，首先大概得于森林之木材及地下之铁砂。如此自然所赋予之
物资，不期而然地即先带有一种公众性格。有了这种种历史上的因素作后盾，则不待意识形态的鼓吹，社会主义已有了潜在的实力。

这样的体制是否是一种成功？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吞堡（Gothenburg）巡视一周，当然经过旅游者必经之地，可是也漫步信行，穿插过一般旅游者罕至的大街小巷。所见所闻纵是走马观花，无法否定一般人公认此邦的整饬有秩序。以电子机作管制公众行动的工具，遍处都是。大凡银行交易，车站购票，各公共场所之问询，无不预领先来后到的数目牌号，然后听依次序之传唤。今日在美国之街头停车，犹依铁柱上之机械时表付费，在瑞典则以电钟将分秒印在卡片之上，停车人将卡片陈列于车窗之后，供询查人员检视。旧式之建筑及交通工具也仍所在多有。但即不特加粉漆也仍在朴素之中表示其整齐净洁。接待人员也一般循规蹈矩地有礼。本来我已看到旅游书刊指出在此邦做客通常毋庸付给小账，即付少数即可，因为“服务附加”已列入账内，可是计程车则必给百分之十五之数，因车夫须另向政府缴税。偏巧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之拂晓，计算有欠周详，到头无法给付小账确如其数，甚为狼狈，车夫之内心反应如何，不得而知，可是他始终有礼。要是美国，而尤以纽约之计程车司机难能有此宏度也。

瑞典的立法机构设计过度的周详，已经早有人批判。例如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内中提及：“瑞典人对外宾全部和蔼有礼。差不多全数都说英语，也全数乐于表演他们所玩的把戏。他们可能向你诉苦，说他们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中管制得最严格的社会。这在某些方面讲，却也说得确实。最近十二年来，瑞典国会的通过法律和制定条例有昼夜不
停每八小时创制一项的进度，也就是每年超过一千件。可是在多种情形之内，一般人民和议员先生一样对这样的作法以轻率的态度对付之。这整个的一套既已进展到如此复杂的田地，已经没有人对之十分重视。瑞典人士对他们认为合乎情理的条例规则遵照奉行，其他则相应不理。”（节自福达［Fodor's］旅游指南《斯堪的那维亚》册1986版页三六九
）

可是也有些条例虽然繁冗而无法摆脱。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空运汽车站（air terminal）到奥兰达（Arlanda）飞机场的巴士每十分钟一班，可算便利。车站的平面作长方形，占地广大，四面沿街，也各有人行道。可是旅客进口在一边，登巴士的出口在另一边，其他门扉全部闭锁。即人行道上的捷径亦形同虚设。我们已预买车票，看着巴士近在咫尺，也只能放弃近路而走远道，必须在车站建筑物内斜插而过，才符合了进由进口，出经出处的规定。而且尚不止此也，及至登巴士时，才发现车站出口有两重门，中有小室。起先前门封锁，后门大开。等到乘客二十人一批入室后，后门亦锁，室内红绿灯大亮，有一分钟左右如禁闭在电梯之中。然后后门仍锁，前门大开，我们才鱼贯出站按次序登车。全部程序经电气操纵。我曾有类似的经验，则系在美国参观监狱时。

今日外间旅游者在此更感到“不便”之处，倒是物价高昂。例如火车站之自助餐厅，咖啡每杯十四个克朗，照此时的兑换率近于美金二元五角，杂货店之硬面包一块，也值三克朗，近于美金六角。倒是在渡海轮船上的头等餐厅反而价格公道，似和伦敦、纽约中等餐厅的
价格相埒，可见得其价昂仍是一般服务性质的工资高昂之故。很多瑞典人以他们国民生活程度之高为荣。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中等以上的家庭不仅具有汽车，而且自备游艇。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繁荣，也同和世界的繁荣共始终。19世纪末期此邦之现代经济初展开时，即受有美俄小麦登场倾销西欧的影响。瑞典近几十年来的突飞猛进，更与两次大战之后需要复原的建筑资料不可分离。今日不仅旅游事业为国际贸易之不可或少的一部分，而且斯德哥尔摩的水果市场产品来自世界各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已不用说了，而远者来自新西兰及哥斯达黎加，因之原油涨价，此邦经济必受影响。1970年间即曾使瑞典失业的人数有相当的增多。

我们耳目之所及，发现美国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影响仍为深巨。在城市间，英语的通行毫无阻碍，使我们忘记了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且一般人的英语发音尚是美国语调，而间常带着美国俚语。电视节目全以美国所产所制为骨干。国际新闻以美国广播之网系作台柱，而其戏剧节目也靠美制电影支撑。即年轻人喜爱之流行歌曲，出租之电视磁带（video cassettes）亦无不如此。可是如此一来，美国（USA）之影响固然在文化方面，也偏重于享乐。制造方面之影响，则以日本为盛。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常见之汽车非欧制之贵型车辆，而以日制廉价车辆为多，这和伦敦的情形廓然不同。而且日制产品也及于各色通信器材。所以纵是美国之剧本和歌曲，而传达的则是日造的工具也。

到底这种体制是否一种成功？这就很难说了。首先提出瑞典的制
度近乎尽善尽美的是美国新闻界巨子柴尔兹（Marquis Childs）。他作此言时在1930年间。今日已经相当的物换星移。在牵扯全局在大范围的问题中作结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前已言之，我们看到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而以瑞典为盛，全部整齐清洁，秩序井然，不能不表示敬仰。而且此行未看到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一个无教养的儿童踯躅街头，尤其值得羡慕。可是要提及全民都乐于这样的体制，则至少缺乏立论之凭藉。

我们也可以从各种书刊看出：瑞典也有已开发国家的各种苦闷。比如说：社会民主党好像都把各种问题解决了，而实际上工会领袖、合作社负责人物即此也成了新型官僚阶级，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而自命为国家主人，颐指气使。在追寻效率的要求之下，无论是农场，或是林园，或是屠宰场，都只有愈做愈大，小本经营的业主仍无法生存。又因为离婚的公算高，父母都忙于工作，子女失去监督，很多年轻人组成帮派，盲目地寻乐，有时也成为警察巡视的对象。我们在简短的行程中没有目击到这样的情节。可是根据已经知道的背景，如此的报道必有事实上之根据。

即此我们也可以领悟人间天堂总是一种理想。瑞典前国务总理帕尔梅（Olof Palme）出身富室，却同情于穷人，曾主持着不少社会福利的立法，曾尽力于教育及宗教工作，也曾用他的声望去调停国际的纠纷。如此一个乐于为善的人物，竟于1986年在与其夫人在斯德哥尔摩街头闲步时，被暴徒从后开枪二发被刺而死。虽说刺客迄未缉得，也有人相信其为神经病汉。然则，纵如是也无法否定其社会仍有罅隙，
并未能由物质生活之完善即已造成一个乌托邦。因之我们也只有更强调财富为组织现代国家之一种资料，却难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可能追求之目的。

瑞典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一样，要是观察者将视界阔大，眼光放深，则可以看出其前后衔接，虽说当中也有出人意料之成分，却没有不能解释的奥妙。这个国家本身放弃为超级强国之后，即希望不再介入超级强国的争端里去，可是她的发展仍与外界的发展不可分割。因之她提倡国际的和平，热心于联合国的行动，也有内在的原因。她的经济系统，自有特色。即强调其社会主义的性格也好，或强调其本格上的资本主义性格也好，只是一经展开，其所有权和劳动力即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因之与国际的发展也越不可分割。

我们乘坐的SAS飞机自斯德哥尔摩起飞三小时后接近英伦。邻座的一位瑞典乘客借我的笔填写入境报告单，引起一段谈话，不久就牵扯到瑞典的物价上面去了。

“不仅你们以为高，我们也以为高。”他很着重地说。“我们还要纳高度的所得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稍停之后他又继续下去。“现在瑞典是欧洲生活程度次高的国家了。第一位则是意大利。很多人说下次选举时，社会民主党有问题，这很难说。”

“不过你们向来是一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我就插上去说。

“那倒是真的，教育不付费，医药也不付费（free school，free hospital）。”

我没有告诉他的乃是回美之后我们还要立即筹付一年一度的一千三百美金的学校税。而且纽约街上仍有很多乞丐，最近我们也看到伦敦也有乞丐出现。

“你们的失业救济一定办得好，”我说，“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我看不到一个沿街行乞的人。”

“现在也有了，”他更正我，“在地铁那边有一个家伙，我看着他每天都在那里——有一个多月了。”稍隔一下他又说：“不过他们大概都是外来移民，那个人就是罗马尼亚来的。”

这时候飞机已至英国东南的Anglia上空，驾驶员说明他会向着泰晤士河飞，到伦敦的“大本”（Big Ben）之后才折向右准备在希则罗降落。

1990年10月稿，1991年8月修订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音书漫寂寥

沙卡洛夫

我一听说某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某人是“中国的沙卡洛夫”，就觉得心头非常不安。作这种说法的人，通常简化历史，将中外情势混成一气，满以为某人能在外国如此，我方也应当在中国如此。有时尚且鼓励被说的人去东施效颦做得文不对题，其始也失之毫厘，最后则可以谬之千里。

还有些批评家动辄将人物区分为好人及坏人，全凭一己之憎爱将被说者身世环境经历与行止一并抹杀。有如班固著“汉书”时创制“古今人表”，将洪荒以来传奇性及现实性的人物按三等九则区分他们的高低，而以褒姒与妲己同列为“下下愚人”构成以道德解释历史之最极端。

以今日世事之丛复繁蝟，我们要说某人的行动举止完全完善无瑕，另一人则毫无是处，更属迁就，而有时近于滑稽。闲话少说，苏联的反对派人物沙卡洛夫（Andre Sakharov）于去年12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的《回忆录》则早已准备就绪，英文本之上册于今年秋季在美国出版，其文字直捷，立场诚恳。此间提出值得我人特别留意的地方三数则，即可以由读者自行看出：客观的叙述人物和主观的批议人物当中有很大的区别。

沙卡洛夫生于1921年，他的家庭在帝俄时代已迹近贵族，至少也
属上层阶级，他的外祖父在本世纪初年以军功任陆军少将，他的母亲上过莫斯科专为贵族所设的女塾。他的父系则世代以任传教师为业，他的祖父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律师，祖母属于波兰的贵族。他的父亲攻数理，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据沙卡洛夫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自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一家一度流落在外，靠他在电影院弹钢琴维生。之后则在大学任物理教授多年，又著有通俗物理学教科书数种，也都能广泛的行销，即以版税的收入，他一家的生活程度已在苏联一般知识分子以上。沙卡洛夫自幼年生长于城市中，与今日苏联领袖多数由农村出身的不同。

沙卡洛夫本人也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早年在物理学上造诣甚深，这已不足为奇。他之成为一个“人本主义者”（humanist）则无疑的已从儿时课外的阅读，打下了根柢。《回忆录》里有他随意提出儿时所读书，包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大仲马的《三剑客》、斯瑞夫的《小人国游记》、雨果的《悲惨世界》、歌德的《浮士德》、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斯陀夫人的《汤姆叔的小屋子》、威尔士的《时间机器》、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和安徒生的童话。至于俄国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诸人的作品，更已不在话下。他成年之后也读过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和奥斯威的《向卡塔龙尼敬礼》，此外尚有本文作者自愧不知的书和沙自己“不胜枚举”的书。这种遍阅群书的习惯不可能与他想象力之展开及对西方之认识没有关系。然则《回忆录》内除开说及对马克思及列宁之著作不感兴趣之外，全未提及现代政治经济理
论及历史书刊。此中也可看出苏联之文化封锁政策，以后更使沙倾向于BBC及美国之音的广播。

沙卡洛夫毕业之后参加兵工署的研究工作，1948年奉调参加原核兵器之研究，兹后他被称为苏联热核炸弹之父。他书中对1953年的原爆及1955年的氢爆都有相当详细之记载。

固然他之参加上项工作与否不能由他自己作主，可是他当初也确是乐意参加。第一，原爆是理论物理学家之“乐园”。有了原爆则在极端的温度与压力之下物质之形态（state of matter）可以根据数学公式计算而得。反面言之决定热核反应之程度的方式自此也可以直率的提出。第二，当日沙本人也确为爱国心所驱使。他说：“我认为我是这新科学战争中的一个斗士。”原文以过去式写出。

《回忆录》里对斯大林有很刻切的批评。这位专制魔王，大规模的拘禁毒杀无辜，尚因他的恐怖政策及诸种罪行，以致饥饿而丧生的人口，据他粗率估计总数一千万，后来听说旁人估计六千万，沙才知道自己估计过少。因之他在1966年签名反对为斯大林平反。沙也自承过去的错误。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他对各种公开的秘密已有所知，可是在他私人给他第一位妻子克拉娃（Klava）的信内仍称此人为“伟人”，而怀想他的“人道观念”（humanity）。后来他回忆着当日自己有这样的思潮不禁“脸上发烧”。然则沙卡洛夫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心头矛盾。在另一处他写出：“我坚信给纳粹德国战败是一个更大的灾害，超过我们自己的刽子手给我们的任何一切。”

人类的劣点即是贪婪自傲，这种损人利己的态度，东西皆然，因
之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去扩大自己的势力圈，更是彼此一样。至此沙卡洛夫提出：“我们在苏联应当如何办？西方应当怎么办？如是的问题，不能以片言只语答复。我希望没有人会自称他有最后的答案。预言家总是不灵的。但是我们纵承认自己的缺点，仍旧需要不断地怀想此类问题，并且根据良心与想象力，给旁人忠告。最后则只有如我们祖父母一代所说的，让上帝作我们的裁判员。”以上两段都用现在式写出。

沙卡洛夫成为在西方人尽皆知的人物，始于1968年时。时值“布拉格之春”，亦即捷克人士展开了反共反苏的运动。沙写了一篇《对进步、和平共存，和知识界的自由之反省》的文字，初只供同道参阅，后来经过地下组织的传达，在荷兰发表。英译也经《纽约时报》于7月22日以三页刊出，又经美国各大学重印。当日苏联仍在勃列日涅夫和KGB所主持的铁幕之下，沙卡洛夫失去了他的官位、政府供给的住宅和公安许可证。1975年诺贝尔奖金给他和平奖金更被苏联政府视作一种挑衅，他公开反对苏联进军于阿富汗才被判放逐于高尔基。可是沙卡洛夫所提倡的各节，日后都成了戈尔巴乔夫所主持的开放（Perestroika）理论上之基础。他也经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亲自电话解除他的放逐接他回莫斯科。只是他坚持激进的改革，也不能尽为戈尔巴乔夫承受。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最后一个镜头乃是在全国苏维埃大会场中与戈尔巴乔夫的口头争执，而翌日即有他逝世的消息传来。

沙卡洛夫前妻克拉娃在1969年去世，《回忆录》里说及她对沙各种政治运动并不完全同意，只是也不出面阻挡。不久沙即邂逅了后妻露莎（Lusia，正式名Elenor Bonner），《回忆录》里称之为“美女”，
她是犹太人也算是“行动分子”，曾在法庭假造文件作证，骂不同意的为法西斯。她曾为沙在海外奔走，接见西方权要传递稿件。沙也受了她影响，支持犹太人脱离苏联的权利，替劫机犯求情。他的绝食，即是支持露莎在美国的儿子之未婚妻，使她离开苏联与未婚夫团聚。在这些方面之行动，沙卡洛夫也不尽为他的国人所谅解，也有人认为这些行动将私事与公众运动混淆一起，另一个反对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即对他有率直的批评。

沙卡洛夫以前也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认为中国是侵略者和扩张主义者，在《回忆录》里提出，他已不作如是想，因为中国只有一种原始型的经济，内顾不暇，几十年内无此能力。

1990年12月3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萨达姆

自从8月2日早上在伦敦旅馆的餐厅里听到伊拉克攻占科威特后，至今二十多天没有一天报纸上不用萨达姆（Saddam Hussein）做头号标题。这位五十三岁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政变起家，为伊拉克的终身总统。他能够在一千七百万人口的伊拉克维持一百万的常备军，又拥有五千五百辆战车和五百多架军用飞机，已可见得他军事统治的彻底。事实上，他也倚赖着特务政治做他震撼世界的本钱。

在西方的报纸杂志里，萨达姆是各种口诛笔伐的对象。他曾被称为疯狂、残忍和冷血。他在某种场合之下可以将昔日之战友集体处死。伊拉克境内的卡兹（Kurds）部落叛变，他下令使用毒气，受害者及于无辜之妇孺。他发动对伊朗的战事，牺牲了十二万人，费时八年，所得至为有限。现在他以十二小时急行军的姿态取得科威特。后者地域虽小，不到七千平方英里，略等于中国两三个县的面积。可是自是萨达姆掌握着世界上石油储藏量的百分之二十。逻辑上和形势上他将再觊觎沙特阿拉伯。倘使沙国也入他彀中，则他所控制的石油量将达世界上储量的百分之四十五。有些作家比拟他为希特勒。看样子他有在中东造成另一个超级强国的姿态。更为可虑的则是他除了拥有化学武器之外，不失也可能有核战争的能力。他过去所经营的核产场
经以色列于1981年炸毁，可是现在的情报显示五六年间他可能拥有核武器。

由美国领导的制裁，立时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英、法、西、比、荷、意、西德、加、澳派海军船只参加封锁。阿拉伯联盟里的国家决定派兵保卫沙特阿拉伯；其他回教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也准备进兵。日本则承应供给军费。对伊拉克的封锁和使用武力执行的决议也顺利地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通过，苏联和中国大陆也无异议地投赞成票。这样超过人种、宗教和东西意识形态的联合行动为历来所未有。以萨达姆一人胆敢与天下为敌也可谓打破以前纪录。看样子这波斯湾的危机将会旷日持久；但即使于明日解决，其事态的非常性和严重性仍然值得考虑。

萨达姆之不度德、不量力已经毫无疑问。所以在各国的反应之下，他即扣押了他们留在伊科两国的侨民作为人质（发稿时获悉他已让妇孺离境）。发言人向干预各国恫吓如果任何人敢向伊拉克进兵，他的手臂就会从肩部以下被砍剁下来，萨达姆本人则向中东各国的阿拉伯人呼吁参加“神圣的战争”。他并且向已停战而待开和议的伊朗建议，愿意让步，甚至放弃八年战争所得的伊朗土地，不厌旧恶而同以回教国家的立场对付外界的干预。

萨达姆之作为在今日以电子工具及人造卫星传递消息的情形下，不时即已传遍全世界每一角落。我们在伦敦旅馆里去他手下进占科威特后不过数小时，餐厅里听到邻座的谈话就无一不涉及中东之危机。我们离开美国只二十天，去时汽油每加仑才一元零五分，回时已一元
三角二分。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也已下跌近四百点。连日电视新闻看到很多预备役的官兵应征报到于役沙特阿拉伯的情形。新闻记者访问民众时，一般的反应表示对未来经济不景气心存戒心，公认要束紧裤带节省消费。

可是这危机的酿成不始自8月2日。今日仍然只有很少数的人考究到它的背景。

在攻占科威特之前，伊拉克已和科国发生争执，主要原因由于石油之价格。它们都属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伊拉克是组织中的强硬派，主张各国严格地遵守组织所指定的限额，提高石油的价钱。科威特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则利于低价倾销，两国常在组织指定限额之外加量生产。伊科交邻，在疆界上也有争执。伊拉克并且指出科威特钻井出油时，在地下盗出伊国油源。此外伊拉克几乎完全是一个大陆国家，无海岸线可言，早已垂涎于科国之海岸线。远在1961年科国离英独立时伊拉克即准备吞并之。只因英国阻止，随后又使科威特加入联合国才作罢。

如果要了解萨达姆之甘冒天下的大不韪，我们更要将历史的基点后推。

伊拉克因为它的战略地位，一见20世纪，始终为西方各国角逐之场所。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伊国属于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与德国加盟，并且筹备建筑所谓“三B铁路”（Berlin-Byzantine-Baghdad）。英国即出兵攻占伊国。1920年英人一手制造了一个伊国国王让他宣布独立，实际仍在幕后操纵。而且1920至1930年间石油开始
开采问世，利润之所在更不能放松。第二次大战时反英之伊拉克人士与德意接触，曾一度夺取政权，但被英军削平，事平之后伊拉克并向轴心国家宣战。1955年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成立，伊拉克为签字国，以英国为盟主。三年之后伊拉克革命成功，国王被杀，民国成立。可是政治始终不稳。每三年五年总有一次政变。外交政策亦左右反复，曾与英国绝交，曾防俄反共，也曾承认共产党合法，并与苏联订立友好条约。北部之卡兹民族占伊拉克人口百分之十九，则要求独立，经常引起武装冲突。萨达姆可谓伊拉克之数一强人，虽亲苏而能保持外交之主动。他因着1968年的政变而登场，但是只有最近十一年才公开占有领导地位。在回教徒中他属于宋尼（Sunni）宗，在伊斯兰中算是正规派，也占大多数。但是在伊拉克境内多数则属史埃特（Shiite）宗，后者受有波斯之影响。看样子萨达姆之宗教性格并不浓厚，虽说最近美军进驻沙乌地，他以“保护圣地”向一般回教徒作号召。所当注意则是萨达姆年轻时加入巴兹党（The Baath Party），这党派的政策一方面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方面提倡社会主义。迄今仍是这执政党的宗旨。

纵有特务政治钳制舆论，他萨达姆也不可能凭一人之力将全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他胆敢如此乃是由于多数伊拉克人相信他的企划，并且憧憬于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据西方记者访问萨达姆下面的军官所得，他们一般有此信仰。我还记得1950年间我在密歇根就学及工作时，遇到的伊拉克同学及同事，可算是千篇一律的武力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对以色列深恨，对美国憎爱不能定决。当时我尚不了解。
现在看来，这样的态度与伊拉克之历史不可分离也。尚与这态度有关的，则是迟至1972年伊拉克才宣布石油国有。以前如此重要的企业由外人掌握，年轻人做事就业动辄掣肘，经常引憾不难想象也。

曾有人问萨达姆之外长何以伊国如此粗蛮，他即说：“时间不够。”最近之电视节目有演放萨达姆接见西方学龄儿童之为人质者，他曾提出英国退出中东时，凭己意指定彼为一个国家，此为一个国家；在他看来所有的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说带种族主义成分，可是并非没有理由。在他看来阿拉伯人口分置在约二十个大小国家，有些纯依旧日之部落组织，有些缺乏资源，有些富于石油却只供王公大人任意挥霍，并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应予以改组，即用武亦所不惜，这种着想原则上不能称为疯狂。所以女作家安密尔（Barbara Amiel）在《伦敦泰晤士报》写出：“很多阿拉伯的领袖及一般人民认为阿拉伯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石油理论上归全国所有，（但事实上）极少数人物坐拥此资源。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不论，其结果则是谁能将石油的利润作较广泛的分配即是他们的朋友，而且可以得到广泛的阿拉伯支持。”

事虽如此，一个联合国的国家，入籍近三十年，也早经伊拉克承认，只因为过去奥斯曼帝国在治理上曾一度将它隶属于今日之伊国，或者只因为与萨达姆的政治哲学不对头，即可以用武力否定它的存在，那又还要联合国何用？又何必牵扯上集体安全？今日已有少数的美国人认为布什之进军于沙特阿拉伯乃是“以打仗保证价廉的汽油”。可是原油的使用及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衣食住行，也是很多工业先
进的国家及待开发国家的经济血脉，影响到百万千万人的就业与失业和全球国际贸易之盛衰。其供应与一般的私人财产不同，目下之事实更不能认作完全是伊拉克“领导父亲”和科威特的“埃米尔”（emir）个人间之恩怨。

安密尔谓阿拉伯人为数二亿，要是团结起来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很容易产生误解。如果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团结，无可阻挡，并且现在已有这样的趋向。如果西方国家与萨达姆的战端一开，一般阿拉伯人民的向背，非常值得考虑，即参加保卫沙特阿拉伯的部队亦然。可是说要以武力统一今日阿拉伯联盟的国家，则要超过希特勒的野心，阿拉伯联盟里的二十一个国家〔内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有名号而无国土〕，所占土地自中亚腹地跨红海连亘整个北非海岸而达大西洋，虽说都属回教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即有很多的基督徒），又都属阿拉伯语言通行之地〔埃及以西之柏柏尔人（Ber-bers）中则只有识字阶级操阿拉伯语〕，可是每一地区已有不同历史之背景，而且社会经济条件也不相衔接。纵说其中有改组的可能，可是要将之结合为一片，则为一种过时代的理想。日前阿拉伯联盟在开罗集会时，即有十二个国家赞成派兵保卫沙特阿拉伯以拒止伊拉克的侵略。即过去埃及和叙利亚组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终至不欢而散。又巴兹党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抬头，而这两个国家迄今尚是死对头。

但是伊拉克以石油的收入在国家上头造成一种大权威，由外输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之食品，又低价分配于民众，即造成一种近乎全国皆兵的形貌，劳力不足则向埃及及巴基斯坦招募一百万劳工算数。其
组成不能因下端严密构成的经济因素层层节制，结果只能采取寡头政治及人身政治。根据过去政局不稳的情形看来，非对内以特务监视、对外黩武，则团结堪虞。其情形有似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这种问题超过萨达姆做事之漫无标准。

现在代表联合国行问罪之师的国家也有它们的弱点。萨达姆固然穷兵黩武，但是谁供给他的武器？伊拉克不产飞机不制战车，他大部的装备得自苏联。迄联合国制裁之日，苏联才声明终止军火的输送。以色列炸毁之核厂则得自法国。贩卖军火于伊拉克牵连了很多国家。美国至少已供给直升飞机。很多国家明则禁止对伊输出军火，实际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概伊拉克每年一百四十亿美元之军事预算引诱力过强，无法禁拒。（待开发的国家固然可以说在军备竞争的条件下，外销军火可以减轻一部分财政上的负担。先进国家既如是，穷困的国家不能不效法。此种说法成理与否不论，实际上则是武器更为泛滥之由来。）

今日世界乃是石油生产之世界。其消耗率按人口计，美国每年逾每人一千加仑（包括用于制造等用途）。如果照现在之消耗率继续下去，现有地下储量在美国、苏联及中国大陆部分统可以在十年至二十年间用罄。在波斯海湾各国或可支持九十年至百余年，中美、南美国家如墨西哥及委内瑞拉或可撑持八十年（也要靠已用罄国家之消耗率不加在这些国家头上）。可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风尚，凡不能赚钱及利润小的事业统不能做，以致明知开发新能源为不可或免的出路，依旧支延马虎，所以一到中东政局紧张，立即手忙脚乱，更增加这地区
的爆炸性。

在阿拉伯各国看来，美国一意袒护他们的宿仇以色列。而且今日美国人养尊处优，缺乏坚韧性。据战地记者的报道，刚派往沙特阿拉伯之士兵即以无冷气及啤酒为苦。我自己也已有了不能适应环境的毛病，可是回想年轻时于役印缅，当日所看到的美国官兵无此现象也。

我在学历史中保持的乐观，有在长时间远距离的基点上深信世界上不合理之事物经过一段折磨，终至于合理。不平衡的事物，则趋向平衡。但是当中的运转很少人能于事前逆睹。总而言之，今日世界上至大之纠纷，由于科技进展过速，先进国家已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培植，各种机构重重相因和科技的发展相始终，落后的国家想要迎头赶上愈不容易，因之不顾程序，只抓着力所能及的因素，有时做起事来没有分寸。萨达姆可以与希特勒相比，可是因此我也可以联想到慈禧太后之对所有国家一体宣战并对使领威胁。从这立场看来，技术问题之因素超过道德问题。目前这危机包括无限的变数，它们时间上之汇合（timing）愈非任何人可以掌握，所以此绝非单纯之军事问题，也不能有直接而完美的解决方案。

1990年9月10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克伦威尔

英国历史中最容易引起争执的人物无过于克伦威尔。当代研究克伦威尔的专家以艾诗立（Maurice Ashley）博士为首屈一指。他写克伦威尔的传记，就出了两本。第一部出于1937年，题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内中对克无一句好话可说。二十年后艾博士又刊行新书，书名则为《克伦威尔的伟大》。不仅前书所叙专横独断见识陈旧的篡位人成了后书中的民族英雄，而且著者也自承过去有眼不识泰山，以致本末颠倒。又在“引用书目”之中将自己旧著提出，称之为反对派的意见。

原来17世纪的英国处在一种前后两端不相衔接的环境里，由于内外交通发达，国际接触频繁，人口增加，政府的功能与职责和以前的不同。要增强军备则需要向全民征税，要维系人心则需要着重教堂的威权。国王查理第一本人信教虔诚，也有为民造福之宏愿，只是在企图扩大职权时，和议会派人士格不相入，又引用大主教劳德（William Laud）对清净教徒横加迫害。他又多年不召开议会，独断专行。后来苏格兰和爱尔兰两处造反，国王准备派兵削平，才召开议会。可是议员刚一集会，先不替国王筹饷，倒又提出各项要求，更要撤销主教，并且把军事指挥权划归本身掌握。于是1642年国王出走，内战展开。查理的保皇党称为骑士党（Cavaliers）。议会派的军人则称为圆头党
（Roundheads）。双方血战四年。结果议会派大获全胜，国王于1646年被俘。

克伦威尔是圆头党的领导人物。他首先为议员，由议会授予上尉官衔，招募骑兵连，后来部队扩充，克也以军功升上校，而升中将，掌握全部骑兵，所有重要的战役，无不有他参加，他的部队称为“铁军”（Ironsides）。内战结束时，他已是当日英国惟一的军政首脑，其威望远在总司令菲法克斯（Sir Thomas Fairfax）之上。

查理第一虽为阶下囚，克伦威尔仍希望以他为名义上之君主，而以议会掌握实权。他谒见查理时，曾以臣下之礼节吻国王之手，国王也允称来日封克为伯爵。

但是此时议会之多数议员在宗教上属长老会，也算是卡尔文派，他们虽没有国王所掌握之英格兰教堂的禁锢性，却仍有统领全国的教堂组织与教规。克伦威尔和他军中将士则多属独立派，有似今日之公理会，只有各地的教堂，而无上层之束缚，在信教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这种宗派上之参差，也在意识形态之中，代表着社会阶层之出入，随着又影响到政治思想之取舍。只是一切都在微妙之中，即当事人亦难能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其纠葛更不容易廓清。

议会提议裁军，又准备将全部军队遣赴爱尔兰，却又不筹发欠饷。军队则被左翼政治思想迷惑，将士更对当前政治提出主张，也有叛变的可能。被囚禁的国王看穿当中的矛盾，希望坐收渔利，又与苏格兰人密约，也一度企图脱逃。王后原为法国人，此时也在欧洲大陆买马招兵。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乃有第二次内战之爆发。虽然国王仍
被看管，勤王派已渗入了苏格兰人士及长老会的信徒。只是他们队伍参差不齐，尚未集结完毕，即被克伦威尔迅速地各个击破。第二次内战在1648年半年之内解决。

战后克伦威尔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判查理第一死刑，于1649年1月执行，至此宣扬了国家最高主权人为全国人民的原则。菲法克斯不同意这种作法而离职，克伦威尔更成为了有一无二的强人。

可是以前查理第一不能掌握全国，至此克伦威尔也不能掌握全国。他最初尚想片面保持原有的议院，只派兵把守议院的大门，不许一百四十多个属于长老会的议员入内，余下议员约九十人，以后逐步减少至五六十人，时人称之为“臀部议会”。然则即臀部议会也不合作，由克伦威尔亲自率兵入院解散。由他另自召开的议会凡反对派都不敢参与，也等于提名指派。到头仍是与政府负责人为难。克伦威尔最后的五年，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协助他的机构为“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委员四十一人，全系他的亲信。全国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各有少将一人督管。他于1658年去世，遗命以儿子黎察为下一任护国公。此人未建军功，也无政治魄力，而人心望治。查理第一之长子查理第二流亡海外，至此宣布除以前参与筹划弑君的人物不赦之外，其他概不追究。于是军中将领拥护查理第二于1660年复辟，英国为民国者只此一次，共十一年。

复辟之后，克伦威尔之尸体被剖棺揪出，与其他尸体二具悬吊示众六小时后又将首级割下。尸体就地草率地掩埋，头颅仍签在有铁尖
之长木之上。以后不知如何此头颅流入私人手中，也曾多次被当作古董买卖。迟至1960年才由剑桥大学苏遂丝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收得，今日埋葬在该书院教堂之旁，因1616年至1617年克伦威尔为书院之学生也。

所以克伦威尔无从“盖棺论定”似有历史渊源。不仅历史家前后二十年对他的观点可能改变，有如艾诗立博士者，即我们稍不留心，亦可以在一篇文字内，混淆两种不同的看法。从近距离的观点看来，我们很难对克同情，更用不着说发生好感。他自称因宗教自由发难，可是他掌权之日，虽保障教友会及犹太人之信教自由，其恩泽不及于天主教及英格兰教堂的信徒。当日激进分子之平均主义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曾很轻蔑地说：“他们有呼吸的自由。”他的军士将平均主义者的传单摆在军帽之上，他命令取下，并且当场枪毙不应命的军士一人。他也曾说：“这里需要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士绅（gentleman）一个小自耕农（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此乃事理之当然。”

克伦威尔之民国，对内对外用兵几乎无日无之。在内战时纳斯比（Naseby）一役，他的部下即曾杀俘。他的进兵于爱尔兰，更是残酷少恩。他曾向与英国同为新教的荷兰宣战，也曾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结盟，而向另一个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宣战。

克为护国公时，自奉并不菲薄，而极奢华。他除了传位于子之外，几个女儿也与他的将领联姻，声望显赫。他部下也有好几位将领则因内战起家成为大地主。

此人既已身败名裂，照理应为英国人唾弃。可是1899年为克伦威尔三百年生辰，英国议员发起为克伦威尔铸铜像，今日此像尚卓立而面向议会广场，较若干国王之铜像更为雄伟。20世纪的作家赞扬他伟大的更不仅只艾诗立，有如贵族女作家法塞尔（Antonia Fraser）1973年所作克传也是畅销书，即在结论里写出：“他的伟大，无法否定。大凡了解他的人，是友是敌，不会打算褫夺他这品质。”

其所谓伟大，乃是应付当日艰难局面不顾局部矛盾之气魄。这也只能从长远的历史中看出。英国当日从一个中世纪的组织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政府的功能与职责未备，即社会的基层组织亦未改组就绪。因之才产生了一个多数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克伦威尔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他只重新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所提倡的王权神授说，而使整个组织改变方向。1660年的复辟，表面上一切复原，而实际上查理第一与查理第二所戴王冠业已变质。以后还要经过几次的改变，最重要的乃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才巩固了议会至上，民主制度能在王冠之下繁荣的趋向。克伦威尔不能在17世纪推行今日之自由平等，看样子他也无意作飞越3世纪的改革。可是倒因为他胆敢向历史前猛进一步，今日之政教分离、普及性的民权和自由平等才能进一步逼一步，在事实上成为可能。历史家称扬他的伟大，只此而已。这当然不是说他所作所为完全功德无亏，而更不是一切都应当为今人效法。

1990年12月22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霍布斯

什么是理性？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观念，等于民主与自由。如此抽象之名辞，其本身没有固定的内涵，因之也人言人殊。首先我们就从没有听到任何人说及“我们做事全部以非理性与反自由为宗旨。”反面说来，也可见得用这种笼统的大名目作标榜，必牵涉到很多目的与动机全不相容而又各以己见为最后之真理的人物。次之以一个空泛的观念作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宗旨，可能将理想主义带到最极端。法国大革命即出于这样的立场。当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达到最高潮时，当日有识之士也认为过去之作为全属错误，如此有权力之人，即可以将社会后面之背景全部忽略不计，历史也可以摈弃不要。重新创造时一切以理智为依归，这样以无限制的抽象观念为主只有越来越极端，终酿至大革命时之恐怖，使断头台上流血不止。

今日中国一般人士尚未完全了解的，西方之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以人性之善为基础，而以犹太教、基督教之性恶论为基础。于是承认个人“最初的基本之过失”（original sin或作“原罪”）作出发点。因为人类最基本之天性即为“自存”（selfpreservation）。如果要让这天性尽量的发展下去，可以做出无限损人利己之事。在组织民主与自由之政体时，其第一步工作即是限制各个人自存的企望之过度发展，而不是鼓励各人自行其是。英国17世纪政治理论家霍布
斯（Thomas Hobbes）在这点发挥得最为剀切。他所著书《海中怪兽》（Leviathan
）至今犹为美国不少大学必读书之一。在今日知识分子仍在举棋不定之际，笔者认为有提出综合介绍之必要。

霍布斯生于1588年，亦即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出师不利大部漂没的年头。他在牛津上学又值英国在17世纪需要现代化，因之在社会上发生剧烈颠簸的日子。也直到最近我们才可以看出：其幕后原因乃是经济发达，科技进步，国际间交往冲突频繁，英国过去的体制已不符需要。此时在筹谋军备，增加税收，策动外交和整备司法各方面讲，政府都有扩大职权之必要，只是当日情况突然，无成例可沿。如果由国王主持，则必成专制政体；如由议会主持，按理也可推行而为今日之民主形式。只是民主则必由政党政治作主。然则政党代表社会各阶层不同之利益，又需要民智展开，私人则产权确定，一切具体化全部可以在数目字上磋商等等预备工作。在英国说，迄至17世纪中期此种条件尚无着落。所以内战展开两次。1649年初克伦威尔当权，将国王查理第一处死，其子查理第二流亡海外。克伦威尔虽然大权独掌，也仍摆布不出来一个民主体制，只因为他有钱有兵，在特殊情形下做了一个事不由己的独裁者。他于1658年去世，查理第二于1660年被邀复辟。

霍布斯也多年在大陆游历，结识了不少各国的科学家。他因人介绍，成为查理第二之私人数学教师。《海中怪兽》于1651年在伦敦出版，仍是克伦威尔当权之日。书中所述海中怪兽，无非一个有全能性的政府，也可以解释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他有权确定私人财产权
利，他也能给全国人民生命财产作保障。人民服从他，无非他有此能力。虽说他明白写出海中怪兽为“虚构之人”，其为单独一人或多数人无关宏旨。只是此书问世，查理第二流亡政府内人物全认为他替克伦威尔张目，他只好又逃回英国。

霍布斯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书中对国王派及议会派都不同意，而尤以他的无神论得罪当日保守派的人士愈多。查理第二复辟之后，他在英国的地位又将不保。传说他一日在伦敦街头，遇见国王，查理向他脱帽为礼，他因此出入宫廷还每年得津贴一百镑。他也仍不断地受人攻击，可是“快乐国王”始终不以他的数学教师为忤，也一直在袒护他，有时还劝他莫作犯众怒的言论。只是此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活到九十一岁，临死前几个月内又著一部关于英国内战的书籍，又对交战两方都有批评。

霍布斯所著书虽多，其他多不流传，而只有《海中怪兽》最脍炙人口。作者从人之生理和心理说起。自感觉、想象、判断讲到激情；又从思想、决心、权力、举止讲到宗教。骤看起来这与中国政治哲学家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相近。可是《大学》里面劈头开始就揭扬了一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大帽子，其所叙之人为“伦理之人”。霍布斯所叙则为“生理之人”。他说：“一件物品运转于人之耳目，产生形态。如果运转是多方的即产生多方的形态。”又说：“好坏出于人之爱憎，相对的使用于此等字样之人，并没有它们本身之绝对性。”如此看来，人类的感觉情绪和思潮都产生于物体之转移位置（displacement of bodies
relative to one another）这样的观点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发展到极端。也就说政治基于心理，心理基于物理，物理基于几何。

他又用物理学上“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原理解释人类一有欲望，就会继续发展下去永无止境，其内在之原因，也仍是“自存”。他说：“在我看来人类有一种共同的趋向，他们总在无止境而不休歇地追求权力，至死方休。这也不仅是在现况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必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掌握之中。”

也因为如此，初民已经常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之中。因为人类大体上都有同等的力量，即使某人身材小，体力纵不如人，他也会用计谋。既然人类都有同等或相似的力量，势必追求相同相似之事物，又都不知适可而止，只有互相竞争，大作猜忌，有时更引起虚荣作祟。他们首先打算侵犯旁人，使用暴力，使自己成为旁人之主宰，驱使旁人人身妻子儿女与牲畜，次之又要保障其既得，更次之还要防卫自己之声名，因之一言不合，一笑之不当，一句轻蔑的话冒犯了他们的亲戚朋友，违犯了他们的自尊心都可以造成死对头。写到这里，霍布斯仍不承认他笔下之人为坏人，所做之事为坏事。他只轻描淡写地道出：“如此以统治权驾凌于人的办法，既为人之继续生存之必要，那也只好任之听之。”

可是其不妙则是这侵略性之后果，不久必临在侵略者本人头上。“因此人类发现与旁人交结毫无好处，而只有无端苦恼，因为没有权力可以使所有的人全部驯服畏惧。”

这种想象之中的无政府状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作战”。这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因为这在初民状态里公众的权力还没有产生，既无政府，则无法律，既无法治，就谈不上公平。在作战的情形下，也只有力量与欺诈才能算数。其结果则是：“在此条件之下无从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无保障，于是世界上也没有文化，也没有海上交通，也无水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因为凡此事物都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关于地球上之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无美术，无文学，无社会。而最可怕的则是无边际的恐惧，和暴力死亡下的危险，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

直到这样的境界，人类才发现有组织国家与政府之必要。这组织出于一种国民公约。原来每个人都有侵犯旁人之权力，只要力之能及，尽管无法无天。现在他放弃这权力，只要旁人也放弃此权力。所谓国家由此产生。国家最高主权属于一人和一群人，此即“海中怪兽”、“虚构之人”。他或他们不为国民公约之签字人，而为其执行人。

表面看来这书中有无数荒唐矛盾之处。这一方面也仍由于霍布斯之古怪性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日英国尚在风雨飘摇之际，原来是权力与经济的冲突，被双方解释为宗教信仰道德诸问题，是以具体争端更是神乎其神的抽象化。霍布斯索性从人类的坏性格写起，放弃各项伪装，反能使一切具体化现实化。我们仔细读来，则发现其非完全凭空创造，在西方的传统里《海中怪兽》所表彰的约束能力有似于“摩西十诫”的形影。我他从未在任何读物里看到有人说及霍布斯为最后之真理，可是他给以后之功利主义派之自由主义（utilitarian
liberalism）有极大之影响，也影响到西方很多国家之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及刑法。在很多章节里《海中怪兽》好像有否定历史的趋势，可是作者仍说出英国私人财产权在威廉第一于1066年征服英国时确定，可见他仍尊重历史之仲裁。

我不主张中国全部模仿西方，尤其不主张在西方支持之下模仿西方。只是一向醉心于西方之人士务必对西方更有深切之了解，霍布斯之《海中怪兽》也是增进了解门径之一。

1991年5月2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崔浩

自从公元220年东汉政权瓦解之后，中国进入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方既有“五胡十六国”的扰攘；而南方宋齐梁陈之间的嬗替，也是小朝廷，短时代。迄至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当中有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内中北魏拓跋氏，胡人汉化，初都平城，即今日山西之大同，继又重建洛阳，统一了华北，虽说以后又因内部分裂，成为北齐和北周，至此已替隋朝打下了统一的基础。隋文帝以北周皇帝之岳父的身份先灭北齐，继篡北周皇位，才席卷江南，而且以后隋唐大帝国的行政工具有如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租庸调法都已在北魏时代树立了根底。亦即是一个大帝国的低层机构已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规模初具。

拓跋民族属于鲜卑系，发源于中国的东北部，其为游牧民族，无文字，部落之间亦无私人财产。直到公元310年他们受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乞援，才开始投入中国内部的战事，又直到399年拓跋跬在平城称帝，才创造了一些新政权的高层机构。崔浩的父亲崔玄伯被拓跋跬所执，初任为黄门侍郎，以后参与军国机要，草创制度，官至吏部尚书，封白马侯。

崔浩是崔玄伯的长子，袭爵，他在拓跋跬的治下已任给事秘书等职，只是声名未著，到第二个皇帝拓跋嗣登极，他才以御前顾问的身
份参与重要的决策。他在战略上的主张，为一贯的南守北攻。公元5世纪初北魏已拥有今日之山西，又已进驻今日之河北、山东、河南之各一部，并及于辽宁，也算是北方之一雄。419年偏安江左的东晋以刘裕为大都督，率兵西北上攻略今在陕西羌族之后秦。拓跋嗣的朝臣都以为对刘裕不可放松，应当先发制之。崔浩单独主张不加干预。他估计刘裕必胜，后秦必亡，但是南人也无法久驻陕西一带，况且刘裕胜后也必回师篡晋皇位，不如从旁监视，秦地“终必为我有”。后来全部的发展都如他预料。刘裕灭晋后为宋主，此即宋齐梁陈之宋。整个的西北则为北魏囊括，更长期展开南北对峙的局面。

崔浩主张对北方的游牧民族予以歼灭战的方式解决。第三个皇帝拓跋焘曾用他的计谋攻蠕蠕，俘获其大量的牲畜人口，进兵西北灭夏，以其人口充实京师，又派中土豪强的户口去充实西北。每一战胜拓跋焘就在俘虏面前执崔浩手，夸示此人为他的智囊：“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不过拓跋焘的南下掠地，崔浩也不能全部谏劝阻止。

崔浩在北魏的另一计谋，为以有普及性的道教，今日西方学者谓之为“新道教”（Neo-Taoism）者去排斥佛教。浩不喜读老庄书，因为纯哲学性的著作，与他的施政不相关，倒奉张道陵为天师。尊拓跋焘为“北方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拓跋焘也曾颁发“宣告征镇，诸有佛像胡书，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的残酷法令。

最后魏主于公元450年杀崔浩，其死事也惨极人寰。浩被任为司
徒，有等于当今之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奉派“修国史”，也就是将拓跋政权的经历“务从实录”。只是鲜卑民族至此距其蛮荒的形态未远，我们看到《魏书》里面子弑父、兄杀弟的情节多起，杀降人则动辄五千，其他不堪传颁的事必多。崔浩的国史内容如何不得而知。只是他以中国传统作史的态度“彰直笔”，又刻成碑文与五经一同留于天郊“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也就是方形碑林每边六百五十尺，列在国都附近，约以一万人做工经营三百天完工。结果“北人无不忿恚”，亦即拓跋民族识汉字的看到都极端愤怒。由于皇帝的命令将崔浩摆在槛车之中“使卫士数十人溇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这样还不算，“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至此，我们如何解释崔浩的一生？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魏书》在他传记结尾处提出，“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也仍是希望以道德观念盖棺论定，钱穆的《国史大纲》则称“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异姓主下而展其抱负者。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者也”。

崔浩的故事尚可以在本人荣衰之外解释。中国的专制皇权建立在亿万军民之上，亦即皇帝不待中层之诸侯即可以向全民征兵抽税。东汉之灭亡，即因各达官要人豪宗巨姓私自设坞（碉堡等防御工事）结盟，皇室失去这样的力量。曹家之魏频年征讨，司马家之晋并且以宗室为王希望能统治这些基层机构里的分化力量，都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及至“五胡乱华”，各部落间的酋长更是新贵族，据《晋书》所
说，更在华北构成胡汉合作的“堡壁”三千多所。

北魏的政策，先不直接去与这些有军阀性格的力量冲突，而是建造自己的新生力量。在军事上以大规模的包围方式囊括游牧民族的全部人马，牛羊即分散，其酋领及家属无少长处死，人民则计口授田强迫地改为新朝廷的农民。如果崔浩之父崔玄伯不是这政策的献计人，至少也参预谋划。他的传记出于《魏书》说及他建议攻胡，也在拓跋跬消灭匈奴刘卫辰部时出现（后单于曾降汉赐刘姓）。

这样的整备需要长久规划，不到本身力量充沛不问鼎中原。崔浩反对迁都于邺，也是基于这种着想。佛教最容易为异姓贵族把持，而方丈国师等也容易与清一色的官僚集团冲突，于是也要摈斥，而代之以普及性的道教，因为其阴阳修服养性各节，尚可以由儒士把持。崔浩自己也掌握着“天人之际”荧惑神降各种神秘色彩的工作，于是更以宗教的力量，巩固皇权。至于修史，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再有则拓跋朝中也向华北各巨家大室“征贤”指名勒派为政府服务的办法。《魏书》就说及“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可见得名为征贤，实则逼迫参加，强为人质。是否出于崔浩之主意尚不得知，总之也与以上中央集权的政策相符。

崔浩的得罪诸人，而尤冒犯拓跋民族内的贵族可想而知。这些不是我们一般读史者亟于知道的细节。这也就是说我们用不着替崔浩诉不平或为之歌颂。只是因着他的故事，看清中国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重建隋唐帝国间之纵横曲折。如此不仅崔浩为历史衍进之工具，而整个拓跋朝廷也是历史衍进之工具。有了拓跋跬、拓跋焘、崔玄
伯、崔浩诸人，则以后拓跋宏迁都洛阳，去胡服用汉语，以李冲为谋士，创造“周礼式”的间架性设计，更是一步逼一步，促成中国之再统一了。

1991年2月9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母后伊莉莎白

这次到伦敦时值8月1日，天气奇热，据说8月1日气温九十度是最高的纪录，为以前英伦所无。当日中午伦敦塔桥开拆半小时，这消息见诸报章，却又没有说明原委。到傍晚时分，爆仗声音震耳。我们想不出8月1日有何奇特之处。夜中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今年八一乃当今英国王太后、本国人士称为“母后”（Queen Mother）伊莉莎白的九十寿辰（当今皇后也名伊莉莎白）。开放吊桥乃是让王室的游艇上溯泰晤士河。伊莉莎白母女与群众关系良好，今年华诞虽然没有做到普天同庆“大酺”三日或五日的地步，只是也成了头条新闻。报纸上一律刊载了这位九十岁老太太的玉照，看来御躬抖擞，依然行动自如。同时各种刊物也顺便重印第二次大战期间德机轰炸伦敦，在警报尚未解除时她陛下和国王乔治第六巡视灾区的旧影，以表彰当今王室与一般平民共休戚的旨意。这时候旅游者如插足英伦各处书店，可以看到母后伊莉莎白的传记三数种同时成为了畅销书，被陈列在书店里显著的地位。

可是畅销书之成为畅销书，全靠顾客作主，其内容不能与官方之宣传依样画葫芦。我虽说没有翻阅过这数部母后外纪，只是从《伦敦泰晤士报》的节录介绍，已大致窥见其内容。一般提到的乃是母后伊氏爱赛马，即御马厩里的马也不时进出于赛马场。在英国人来讲，这早已不是奇闻，即当今英后伊莉莎白也爱赛马，间常见诸新闻镜头。
本来英国人爱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赌博之经营也是一种公开的企业。王子或公主诞生，臣下就预测其命名。当今王太子查理，王太孙威廉，其命名出于一般人预料之外，因此以此作赌而输赢者大有人在。足球赛之胜负成为赌博的对象，早已不在话下。而且气温也可以作赌。今年天气奇热，据说发赌票的希尔氏（William Hill）因之坐输十五万镑。群情如此，则王室的参加，已如孟子所云，“王如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不能径自指斥其为“流连荒亡”了。况且赛马又与武艺攸关，欧洲的王室，一向出于武士传统，与中国文绉绉的态度大不相同。17世纪的英王查理第二就爱赛马，曾自任骑师。所以至今英国王后之伴王驸马爱丁堡公爵和王储查理仍爱玩马球。查理甚至坠马折臂，公主安妮也在赛马时作骑师，这只算得与民同乐，也只会增进王室的群众关系。

大凡宫闱间总不时有风流韵事流传于外。现在畅销书里传出一段故事则是，本世纪初期，王太后尚是一位窈窕淑女的时候，曾以苏格兰贵族华裔的身份做客于英伦。首先注意到她的并非后来成为英王的乔治第六，而是他手下一名骑侍（equerry）斯图亚特（James Stuart）。他也是苏格兰的贵族，不仅年少翩翩，而且跳起舞来步伐轻捷，引起各界倾慕。他与伊小姐的交往也曾招致社交界注目。可是他听说主上对伊小姐有意，立即自动地退出圈外。乔治第六在家庭中名Albert，昵称Berrie，当时的约克公爵，为人多病，而且害羞成性，因之语言迟钝。要不是伊莉莎白予以青睐，其大婚之出处尚不可定夺，也必会影响到今日英国王室的世系。

而与伊莉莎白更有关系的一段交往，则为当日王储爱德华与辛普森夫人（Wallis Simpson）间的一段绯闻。爱德华本名大卫，是中外闻名的美男子，而且擅长于体育竞技。但不知如何将婚姻错过。有关人士百方设计的替他安排对象，而爱德华总是左右都不称意。大概年轻女郎家教过深不识风趣，或者承攀过度引起反感。因此王储年近四十，依然风采不逊于少年，成为世界上最高身价（most eligible）的未婚男子。可是他对妙龄女郎不感兴趣，对不少年齿稍高的已婚女人反又格外垂青，而且他们的交往又超过寻常的范围，不免引起议论，而议论得最露骨的乃是弟妇伊莉莎白。

迄至华丽丝·辛普森登场，以上的情形更急转直下。她为美国平民，已婚，又与和做下级军官的美国丈夫离婚，再嫁于在伦敦做证券交易的辛普森。据各种资料所叙，他们夫妇看清了爱德华的弱点，一意与皇储接近，但曾几何时，辛普森先生不再被提起，华丽丝及大卫倒反而俪影双双，出现于度假的公众场所。恰巧此时，1936年英王乔治第五去世，爱德华嗣位，只待正式加冕。而当时华丽丝·辛普森在伊浦斯微支（Ipswich）法庭中进行离婚的程序，爱德华又要求政府将其大婚费用列入预算，于是掀起莫大的波澜，闹得全国鼎沸了。

正告国王如果坚持与辛普森夫人结婚，则必须退位者有首相鲍尔文（Stanley Baldwin）。但是鲍有王室的支持，而王室中最有力量的人物，则无过于约克公爵夫人伊莉莎白。王弟约克公爵也在紧急关头声明如果局面不可收拾，他自己愿意出头取而代之。这样坚决的态度不可能后面无公爵夫人的支持；是否出于伊莉莎白之怂恿，则无从考
证。所以至今黄色新闻不说，即有声望的报纸亦强调两个女人都想做大英帝国之第一夫人，为以上纠葛的一大主因。最近《伦敦泰晤士报》即以BEST OFENEMIES，亦即“敌对中之强手”作标题，追叙1936年间的往事，并且将当日伊莉莎白及华丽丝的倩影摆在文字的上下两端，又在文中提起这两个女人不应当在同一星球之上存在，大有《三国演义》里周瑜痛恨诸葛亮所说“既生亮何生瑜”的情调。

爱德华退位之后与华丽丝结婚，称温莎公爵及夫人，但是封爵书内载明华丽丝非王室亲属。伊莉莎白及乔治加冕完成后，亦始终拒绝礼遇温莎夫人，是以爱德华终身流寓他邦。第二次大战爆发后，希特勒有意截留爱德华，看来也在希望将他家庭间的纠葛加以挑拨扩大，使他成为亲德人物的凭藉，但此计未酬，不过温莎公爵希望回国服务参加战时工作的愿望，也不能为英国王室接受。他除了一段短时间内以陆军少将的身份在法国为联络官外，即纵有好友丘吉尔为之周旋，亦只派得一个巴哈马群岛（Bahamas）的总督，有同流放。评议者仍认为伊莉莎白的幕后阻挠是其主因。

当今母后个性坚强，言辞率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她与华丽丝·辛普森之嫉不相容也言之成理。只是将1936年的往事，当日称为“宪法危机”者，全摆在两个女人的虚荣及妒嫉的份上，则未免过度简化历史了。

在彻底认识这问题之前，我们必先看清当今英国王室是世界上帝裔绵延最长久者之一，在它整个历史里也分划为若干朝代。可是这与中国朝代的赵宋和朱明彼此的不相属不同。通常英国后一朝代出于前
一朝代的旁支侧裔，或系女婿及外甥入承大统，纵不如后汉之于前汉，亦必如隋之于唐，在亲属关系上仍是一脉相传。可是在宪法史上讲，现今王室约九百多年的过程中，已经久历沧桑，帝系尽管依旧，可是王位的性质与功能业已前后不同。当中最重要的变迁，无逾于17世纪的内战及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带来的后果。

16世纪及17世纪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简言之，工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加强，国际接触频仍，政府的功能和施政的范围需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泛称这是封建时代衍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其实当中争执的重点，不在阶级斗争，而在扩大行政范围、加强军备、增进税收的过程中，问题上应由国王作主或议会作主。如依前者则为君主专制，如依后者则为民主。只是当时人不如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纵深，双方都依成例争执，而事实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过他们人身经验之外，于是才有内战。在国王及保皇党的立场来说，总还是希望假借于皇权神授说，于是加强教规甚至企图放弃宗教改革的成果，返回天主教的范围中去，以便增进管制。而议会派则有清净教徒的鼓励与支持。

内战后议会派得胜，克伦威尔当权，并且一度弑君成立民国，只是仍不能解决当日的问题，于是才有复辟的情事。而复辟后的国主查理第二及詹姆士第二，又有恢复天主教增强人身政治的趋向，于是才有光荣革命。威廉第三为荷兰人，但系英国国王的外甥，其妻又为英国公主，被邀率兵推翻詹姆士第二。是役兵不血刃，所以革命才称为光荣。可是至此名义上朝代依旧，国王实系经过选举而产生，时为
1689年。迄至1701年，英国议会更进一步竟预先通过法案，在王族之中指定王位嗣承的序次，而且对嗣位者的身份提出若干要求。一般教科书没有讲明者，至此国王实由议会废立。以后虽按血缘的序次嗣位，但已非绝对或当然。况且嗣位者又必限为英格兰教堂的成员，其子女的教育也有若干限制。所以国王与王后纵非国民的雇员，所谓王权神授说，也早已置诸脑后了。

国王有职无权，在18世纪更是趋向明显。最初被邀而为国王者实系德国人，不谙英语。次之政党政治抬头，内阁制成熟，国王更无参与政治的必要。乔治第三企图打破其限制，任内则有美国独立。自此之后，国王更只是一个橡皮图章。

在17世纪之前，外交事项统属国王特权。迄至20世纪，国王已听命于内阁吩咐。1911年，英王乔治第五访问欧洲大陆，当日英德对立的情势紧张，欧洲的王室则又因联姻的关系彼此都是亲戚，所以国王的公开谈话，事前概受外相格雷（Edward Grev）指示，事后又得向后者交代。至今历史书内仍说明了国王接受内阁的“训示”，回国后向内阁“报告”。如此，政治立场上讲国王与政府的主从关系，早已前后颠倒了。

如此要他国王及王后何用？一则维持近千年的传统，二则使内阁制有所交代。而且也准备在非常情况之下可能发生作用。但是一般说来，皇冠只有象征式的功能。国王王后以及王储公主等，除他们自有私产之外，也仍由政府核发薪水和津贴。他们主持各项典礼则由宫内职员核定，几乎无日无之。这样一来他们虽属帝裔，除了遗传也和一
般公仆大致相似了。

那么一到紧要关头，由民选的政府不会忘记他们乃是真实的雇主。生在20世纪，各人择偶，当然是自己的事，虽父母无从干涉。国王有外遇也不算新闻。爱德华及乔治的祖父爱德华第七即以此著名。但是国王偏要牵扯出来一位分外的女人，又是外国人来做王后，尚可以因以后的子嗣影响到大统，则又另当别论了。而最可以担心的则是，这一婚姻也可以将以前几世纪以来的成例抹煞。1936年，鲍尔文并没有绝对的公意作后盾，也有人民愿意漂亮英俊的君主和他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宪法危机更确切地存在。当日的母后玛琍，一向偏爱爱德华，她在乔治及伊莉莎白行加冕礼后，特别在媳妇亦即新王后面前行屈膝礼，表示天命已定，大统不容争辩。

伊莉莎白至今犹说乔治挺身而代兄做国王乃是一种“牺牲”，他自己也因此而短寿。实际上乔治登极后做了十六年国王，不能算是夭折。可是他不待劝进即自动出面，可见得其所表彰的不是名位问题，所谓危机实有其事。

所以无论伊莉莎白的动机如何，她帮助了20世纪的英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她和女儿伊莉莎白的最大贡献乃是保持了王位的尊严。这有职无权的名位愈来愈与时代脱节。所谓传统也半含着抽象而不合实际的成分，因之愈难维持。怪不得今逢王太后九十华诞，眷恋往事的英国人要著书宣扬而且隆重的庆祝了。

1990年11月2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白修德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被若干美国人称为“蒋委员长之敌”。他在1946年与贾可比夫人（Annalee Jacoby）合作的《雷霆后之中国》问世之后，又于1948年将《史迪威文件》编辑成书。两书都对蒋介石有极苛刻的批评。而蒋著《中国的命运》之英文版在美国发行，白又以书评者的地位对之攻击不遗余力。蒋书中缕述中国被帝国主义宰割的一段被白指责为“仇视西方”；蒋讲到中华民族过去伟大的事迹，白不谅解其为鼓舞国人的自信，又斥其为提倡人种优秀说（racial superiority）。大概第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士已不耐烦中国战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之赘疣，而且杜鲁门反苏反共，却又不愿卷入中国内战之漩涡，正不能保持其政策逻辑上之前后一致，白修德及艾萨克（Harold Isaacs）一为《时代》杂志的中国特派员，一代表《新闻周刊》，同时鼓吹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为一种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正符合白宫及国务院“不预闻政策”（hands off）理论上之凭藉，于是两人都名闻一时。而白修德的观察细腻，他的新闻采访，进入很多人视而不见的角度，言之有物，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他生平著书十多种，几乎无一种不为高度的畅销书，他的一生也受过美国新闻界和出版界无数的荣奖。

我还记得当《雷霆后之中国》畅销之日，我正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上学。此书关于中国军队一章，开始即提及欧洲第一次大战时德国
的鲁登道夫将军观察奥军后提出的报告称，“我们与僵尸结盟”。再又说到“被抓入中国军队，即等于被判死刑”。我们年轻的军人，当日正撑挨过八年的抗战，只指望战后得到美国援助，在一二十年来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可是抗战胜利之日亦即是内战展开之时，苏联进出东北即将军械交付与共军，而美国对我们则责骂多于援助。白修德的书籍，更是临头一盆冷水，我们的反感可想而知。然则白所作实地的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时，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雷霆后之中国》说及中国军队没有传统，连军阶领章也模仿日本。殊不知中国目前最大的困难则为传统的力量过多过强过深，无法摆脱。可见得局部之正确，并非全书的正确。

白修德往中国之前，在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可是他的观察仍不能包括历史上应有之纵深。然则我们对他所作书文之反应也只能表现当日之感情作用。又直到今日近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能在全部历史发展之过程中开始看出四五十年前各种发展之长久意义，此绝不可能为当日意料之所及也。

白氏之自传或回忆录称《我在追寻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发行于1978年，内中述及他祖先系俄国之犹太人，父系姓托德罗斯（Todros），直到他的父亲移居美国，自称白大卫（David White），才脱离了做犹太教教士之传统。即白修德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仍属犹安山复国主义者（Zionist）中之活动分子。但是他的父亲又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对中国之革命抱有期望。如此之背景对白修德以后之出处深有
影响。他之以道德观念解释政治，显然与宗教思想有关。他在1939年加入重庆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工作，即因为中国在“反抗法西斯”，而他初时对蒋介石也极为仰慕。

《追寻历史》里面又说及作者之成为中国通，初时也出于一种意外之缘分。白修德原有意于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学之阅览室既拥挤又冒水气，对面之哈佛燕京图书馆则空无一人。他起先则占便宜的往中国阅览室，次翻阅古装中国书籍，对汉文产生好奇心而视为一种挑战，终有志做中国历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之教师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显然的，他们师生关系良好。白修德惟一之儿子即以费氏之姓为当中的名字，最近费正清尚在一段书评里写出，他自己一生桃李虽多，其中最得意之门徒仍只有两人，女生为Mary Wright，男则白修德〔这书评里也说及玛丽终将所学传及于天分极高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只是白氏以后发现他自己的才能在做新闻记者，而非大学教授之材料。

1938年白修德二十三岁，因为哈佛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而获得游历奖学金，得以周游世界。他由美而欧，又入巴勒斯坦，再逗留于上海，原拟经过香港转河内而乘滇越铁路至昆明，以参观抗战期间之中国。只因逗留香港时向国民政府之办事处接洽，时为1939年4月，去白氏二十四岁生日尚有数星期。恰巧此时重庆之国际宣传处张罗一位西方报人主持对外报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
）投稿，即以剪报出示作证明，立即被办事处代国际宣传处雇用。于是白修德放弃河内昆明一段行程，两天后乘夜班飞机往
重庆下降于九龙坡机场。从此打开了白修德做新闻记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则业已雇得日后给它本身作对之最大能手。

《追寻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国大后方时，对抗战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两句话外，并未叙及其详情。对当时日本空军于重庆之“疲劳轰炸”倒叙得相当详细。内中又提及周恩来饶有兴趣。周曾设筵招待白于重庆冠生园，席间偏陈猪肉，白修德仍因为正规之犹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谈笑风生地说起，“Teddy，这是中国，看，仔细再看，这像猪肉，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肉，这是鸭子。”白修德从当日起正式放弃教规，开戒吃肉。他也在书中写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1941年初国军解决新四军时，白修德怀疑其命令出自蒋介石，可是周恩来虽然极端愤怒，反向白解说，蒋委员长事前并不知情。可是蒋也别无他法，他必须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只在国民政府工作八个月。1939年年底，他即为《时代》杂志聘为特约记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线后，将当日决心写在回忆录里：“我不能再相信蒋介石和他美国化的政府是一个真实的政府。他们不能控制事情之发生，我决心和他们脱离关系。”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国际宣传处的经验写下：“实际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国舆论。美国对抗日之支持，是这政府生存的一线希望。操纵美国新闻界至为重要。所以用说谎和欺骗，用任何方法去传说美国，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当日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援助确系实情。可是尚没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变之发生，而使美国直接参加战争，而使远东之战事及欧洲战事
结成一体而构成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一般的情态：对敌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对同盟国表面上共生死，实际倾轧。中国抗战后期，表现得无一是处，已经使很多美国人极不耐烦，而以后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战后又有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之失败。杜鲁门也在他的回忆录《考验与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
）里写出如果要美国再进一步的干预中国情事，则“这种意见还未提出已为美国人所否决”。所以白修德第一部杰作出世，被选为每月书社之首选，销行四十五万册不为无因也。

可是这不是批评白修德之不诚，我与白无一面之缘，倒有共同的友识，知道他立场之诚恳。他的回忆虽非忏悔录，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规之事，甚至虚伪之用心全部托出。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国新闻从业员一脉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带着理想主义，起先对中国期望过深过速，以后失望之后反应过激，也非白氏特色。《新闻周刊》之艾萨克，前已提及。而在他们之前于20年代来华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历史》（Personal History
）对武汉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们两人之前辈。

白修德指摘中国国际宣传处希望左右海外视听（何种政府不如是？）事诚有之。说他们说谎欺骗，则言之过甚。《追寻历史》里提供的制造统计数字，夸称战胜，获得“武器无算”等等并非蒋介石所发明，也非国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产物，而且因文化与组织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度里去。因为国家之构成即系金字塔倒砌，历来利用想象力及纪律的成分多，施展实际技能的力量
少，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其“假信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这一套只能在简单农村社会闭关自守，因此知识分子能担当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负责才能广泛的利用，此亦中国官僚主义之一大特色（与犹太人为一种城市文化私人财产权巩固最为径庭）。蒋介石承袭这办法，乃因新的下层组织尚未构成，法制未备，统计无从着实，这也是我经常提及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所以国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创造原因，所谓“歼敌三万”，前锋部队却又向后方“转进”，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当作当日骑虎难下苦肉计中之一部。

我们在1940年代对白氏生气，不仅因他使我们的幻梦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已经难于维持的士气，至此更一落千丈。1949年后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任团长之随从副官，团长朱世明将军就常向美国新闻记者发牢骚：“要是希特勒取得邓魁克之日，有了你们诸位先生高唱英国完了，英国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时白修德的上司前国际新闻处处长董显光也在座。

可是几十年后看来，白修德在追寻历史，他并未制造历史。他在《雷霆后》里已写出：“在我们这一代希望中国安定，可算幼稚。中国若不改变，则会死亡。”同时他在《寻觅历史》里也写出，国民政府控制着前方的军队，与军阀构成必要之联盟，又靠着仅有的几条公路下达乡镇，内有保甲。所谓政府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这样，即自他的文字看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乃是制
造一种高层机构，完成抗战，使中国不致沦亡。要想改造中国的低层机构，则除非大规模的输血，只有开刀。如此也可以看穿共产党与毛泽东所走的路线了。总之，使一个庞大的农村社会改造而为一个商业化，凡事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已不是道德问题，而为一种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生理上想，有等于一个动物之脱胎换骨。1940年间，白修德和我们自己都没有看穿当前问题之庞大。即蒋毛杜马诸人也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所面临问题之实质，因缺乏历史之纵深也。

1960年间白修德向《新闻周刊》的访问者说起，他以前没有看清蒋介石手中问题之复杂。我因共同友识的介绍，写了一封信给他，他也回了一封很友谊的复信，嘱我任何时去纽约，可以告诉他，他将邀我一饮，只因彼此各处奔走（我当日在密歇根和伊利诺，以后又去英国；他在这期间写每四年一度的大选），这邀请未曾兑现。1979年中国大为开放；我又写了一封短信给他。至此我对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的看法较前更为坚定（重订上下间法制性之联系仍为艰巨的工作）。只是也不愿在大作家面前自称此为个人创意，所以嘱他此信过目之后可以归档于字纸篓，信去之后，也已忘却。不意一年五个月之后收到他的复信，影制如件。这次由他提议看我，可是我也始终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如是又五年。1986年一个早晨阅报，发现上有白修德的讣闻与照片，他已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现在距他逝世又已五年，这信之发表似可当作历史文件看待了。

1991年6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THEODORE H. WHITE　　　168 EAST 64 STREET　　　NEW YORK N. Y. 10021

February 24, 1981

Ray Huang

10 Bonticouview

New Paltz, N. Y. 12561

Dear Dr. Huang:

I send you a quick note of apology. You wrote me a letter on September 25, 1979 which I read and enjoyed.

I have this week read your letter again and have been astouned by how much more significantly it reads now than then.

I have not, as you suggested, "simply filed this letter with (my) wastebasket." I will keep it. It's good thinking.

If I pass through New Paltz any time in the near future, I will try to telephone you and perhaps we can catch a drink together.

Sincerely yours,

Theo White

Theodore H. White

THW: hhg

亲爱的黄博士：

我谨以这封短笺向您致歉。您曾在1979年9月25日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当时就读了而且十分喜欢。

本周我把那封信重读了一遍，发现它的意义远比我初读时领会的深重长远。我为此惊叹。

我并没有照您说的“读完这封信就把它扔进字纸篓”。我要把它保存起来，因为信中所述的思想十分之好。

如果我近期内路过新港，我会打电话给您，没准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诚恳的，白修德（签名）

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　录

序
崔瑞德

致　谢

度量衡说明

明代诸帝

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图

第一章　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农村组织和税收基础

第二章　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

第一节　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变动因素

第二节　土地和人口数据

第三节　军队的维护

第四节　货币问题

第三章　田赋（一）——税收结构

第一节　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第二节　区域性差异

第三节　役及其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第四节　税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第四章　田赋（二）——税收管理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

第二节　影响一般管理的因素

第三节　征收水平

第四节　税收收入的支出

第五节　田赋制度的最后分析

第五章　盐的专卖

第一节　盐的专卖机构

第二节　政府的管理与控制

第三节　16世纪的管理周期

第四节　国家收入、食盐价格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

第五节　专卖制度失败的责任

第六章　杂色收入

第一节　工商业收入

第二节　管理收入

第三节　役和土贡折色的现金收入

第四节　非现金收入

第五节　杂色收入总结

第七章　财政管理

第一节　16世纪的户部

第二节　各省之间和各部之间的管理

第三节　军事供给

第四节　张居正的财政节流

第八章　结　语

第一节　过分简化的风险

第二节　明代的财政管理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书名略语

附录A　免纳正税的田土

附录B　1561年浙江淳安县的常例和额外服务

附录C　1535年每引盐的开中则例和余盐银

附录D　《明实录》所载1581年土地清丈的部分结果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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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目录

图1　大运河（漕河），1610年左右

图2　16世纪晚期的田赋结构

图3　税收收入分配示意图

图4　16世纪晚期的北边军镇

图表目录

表1　1585年左右南直隶四个府纳税户税粮解运或折纳的财政负担

表2　1572年福建漳州府的役银征收

表3　1572—1621年东南地区六个县的役银分摊

表4　1608—1620年北方地区三个县的役银分摊

表5　1571年湖广永州府的渔课和商税定额

表6　1578年省直税粮定额（石）

表7　1572年杭州府田赋税率估计

表8　1608年汾州府田赋税率估计

表9　1578年左右田赋的征收与支出估计（粮食石）

表10　1591年临汾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粮食为标准）

表11　1591年临汾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白银为标准）

表12　1575年吴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粮食为标准）

表13　1578年盐课银收入

表14　1575—1600年左右盐课岁入估计

表15　1570—1590年左右杂色收入

表16　1599—1625年8个钞关的税额

表17　1578年的渔课征收

表18　1570—1590年左右杂色岁入估计

表19　1570—1590年左右太仓库杂色岁入估计

表20　1551—1557年间太仓库岁出银额

表21　1567—1592年间太仓库岁入银额

表22　1583—1590年间太仓库亏空银额

表23　1521—1590年左右太仓库基本岁入估计

表24　1580年左右太仓库在京师的现金支出

表25　1575年14个边镇军需支出的主要项目

表26　1578年14个边镇的收入

序

二十年前，当我完成关于“唐代财政管理”研究的初稿后，我对明代同一专题的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翻阅有关资料，感觉到这一专题的研究可能提出和回答许多早期时代由于证据缺乏而无法阐明的问题。

不久，我感到灰心，这项研究非常复杂。不仅大量的原始资料让人气馁，而且从那时起更多的可以利用的明代历史文献也让人无所适从。此外，明代的财政管理已经证明要比唐代的更为复杂。其主要问题是尽管早期王朝试图有系统地强化一个相对简明、统一的制度，使之贯彻到整个帝国，并将其纳入到一个精心设计的、以中央制定的管理法规为中心的体系中去。但从8世纪晚期开始，这种统一政策的观念逐渐被摒弃。到了明代，地方分权延及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各地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在许多领域，已经不可能再简单地对明帝国作出总体上的概括。最终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计划，转向其他方面的研究。

6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认识了黄教授，并开始讨论这本书的主题。很显然，这一题目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比我原来的估计还要困难。《明史》“食货志”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明了，从中我形成了对于
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此时又慢慢进入了一个十分复杂、模糊不清的马赛克状态之中，许多细节性问题看起来互不相干。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和日本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出现了一些考证性文章和专题研究。然而，黄教授却是力图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他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读者有时会发现本书对财政政策的某些描述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甚至是内部的矛盾。可是，这反映了在许多领域，政府的政策和地方的做法有很大的冲突与不一致。明朝的政府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缺乏整齐、划一，尤以地方政府为甚。这部著作中有时讨论了大量的细节性问题，当然还远远不够彻底。现在是这个专题研究的初始阶段，也是细节性历史探讨时期，很有必要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而不能急于作出轻率的概括。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提出一般性的框架以便更进一步将各个细节联系起来，而不是去提供另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模型。

现在，很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财政史的细节性研究，而且也将为不断增多的、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年轻研究者们从事政府政策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依赖的指针。特别是，这本著作将会有助于研究明清时代地方历史的学者们解释地方志及其他资料中出现的大量的、复杂的统计数字以及行政管理的细节问题。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73年

致　谢

在过去几年的准备过程中，许多人在各个方面热心帮助过我，他们给予鼓励和指导，提供书目与资料，解释具体问题，阅读部分手稿并提出有价值的批评。在此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让他们有几分满足。当然书中如果有错误，应该由我个人来负责。

我对以下诸位深表谢意：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副校长和教务长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博士；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的Wing-tsit Chan教授；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Albert Feuerwerker教授；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James T.C.Liu教授；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John Meskill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F.W. Mote教授；贡维尔和圣卡尤斯（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Cambridge）学院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Morris Rossabi教授；可敬的Henry Serruys：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万惟英（Wei-ying Wan）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
ing library）的Eugene Wu博士和他的同事，他们中间特别是C.Potter先生；国会图书馆东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吴光清（K.T.Wu）博士。还有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和余英时（Ying-shih Yü）教授，他们都在哈佛大学。

1970年，当我完成初稿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以及他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委员会给予我基金资助。费正清教授对我应该怎样把握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贵意见，特此深表谢意。在他看来，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与同一领域其他专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详细论及全部问题。最初我的著述计划是关于整个明代的财政管理，但是驾驭这些资料非常困难。在费正清教授的建议下，我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形式。他的见识使我受益良多。谨记此处，以示谢意，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能继续从中受益。

很多年来，房兆楹夫妇对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给予了很多有意义的指导。1967年，我很幸运地因为“明人传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与他们共事，他们通晓明朝情事，而且也愿意与他人共享，因此我受益匪浅。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明人传记计划”的编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应我的请求仔细地审阅我几年来所写的每一个字词。他的批评总是出自一种善意。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贺凯（Charles O.Hucker）是一个特别的朋友，12年前当我还是博士候选人时，我们通过书信相识。从那时开始他就不断给予帮助，我不胜感激。剑桥大学的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帮助我整理稿件进行出版，并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我对他们亏欠良多。

几年前，我得到了一笔研究基金，使我能够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6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提供的一笔地域研究基金资助我一段时间。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基金会也提供给我夏季研究基金。我对这些资助表示感激。但是并不可以因此认为我的资助者同意本书的观点。

我也很感激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研究同事贝蒂（Hilary Beattie）女士的帮助。她为了改进本书的文字风格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但原稿中固有的不完善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尽管我在本书中保留了美国式的拼写方法，但我希望本书能够同样为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所接受。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格尔（Gayle）表示最深的谢意。七年中，我醉心于历史研究，是她与我共同分享希望、忍受困苦。她的热情总是我动力的源泉。在刚刚完成本书之际，我接触到全汉升先生，他最近在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将会对这本书的读者有莫大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全汉升博士寄给我他的文章抽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再将这些文章题目包含到我的参考书目中了。

黄仁宇

Mulberry Close, Cambridge

1973年7月12日

度量衡说明

明代试图统一度量衡标准。尽管工部提到有金属制造的度量衡具，但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实例。到目前为止，只发现过一个造于嘉靖时期的象牙尺，但它是用于工程，并不是用来作为财政标准的。

下面的对应值是以明代宝钞、铜钱和度量衡方面专家的研究结果作为依据。虽然还不能保证准确无误，但是其准确程度还是受到公认。

1．长度，1尺（foot）约等于12.3英寸。

2．重量，1斤（catty）约等于1.3磅。1斤分成16两（taels），每1两约为1.3盎司。

3．容量，固态物计量单位一般为“石（shih）”。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Rieger, Sun以及Francis更喜欢用拉丁字母拼作“石（tan或者dan）”。这里译作“picul”，它约等于107.4升。

除了1斤被分成16两之外，其他财政单位都是十进制。明代的账目不用小数点，但是以计量单位名列举出小数部分。每一个基本的小数单位有其专门的术语。例如，百万分之一为1微，万亿分之一为1
漠。所有这些难以处理的数字被转换成基本的计量单位，每当提到的“小数点”和“小数位数”时就是指已经转换的数字。

“十亿（billion）”通常意味着百万的千倍，“万亿（trillion）”（上段话中提及）为百万的百万倍。

本书中数字拼写止于百位，但百分比、货币单位和连串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来表达。

明代诸帝

庙号

在位时间（年）

年号

太祖

1368—1398

洪武

惠帝

1398—1402

建文

太宗，成祖

1402—1424

永乐

仁宗

1425

洪熙

宣宗

1426—1435

宣德

英宗

1435—1449

正统

景帝

1449—1457

景泰

英宗（复位）

1457—1464

天顺

宪宗

1464—1487

成化

孝宗

1487—1505

弘治

武宗

1505—1521

正德

世宗

1521—1566

嘉靖

穆宗

1566—1572

隆庆

神宗

1572—1620

万历

光宗

1620（1个月）

泰昌

熹宗

1620—1627

天启

庄烈帝

1627—1644

崇祯

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图

第一章　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明代大多数政府机构沿袭唐、宋、元各代之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帝国的财政管理也不例外。由监察官员审核财政，设立六部，政府发行纸币，利用大运河作为南北交流的主干线，与游牧部族进行茶马贸易，实行开中盐法以充裕边防，以上这些做法多是效仿前朝。另一方面，统治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高悬在上。国家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严格控制海上贸易，闭关锁国。

当然，效仿前朝也不是没有理由。财政问题是唐以后各代王朝所同样面临的基本问题。为了维系帝国的持久，皇帝严格而全面地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命脉。然而，帝国地域广大，各地差异性很大，加之前近代时期的交通与交流十分不便，不利于实行中央集权的政策，缺乏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皆倾向于沿用前朝的经验。

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这是16、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所决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保守性的，这是一个时代错误。然而，这种保守性却是当时这个庞大帝国政治集中的必然结果。

必须注意到，明朝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当时的经济构成中，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很少，而且它们也仅仅
在一定地区有影响。明代的统治者考虑到发展这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只会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反过来会威胁到帝国的政治统一。因此他们更希望各地都保持同一发展水平，至于经济部门是否落后并不重要。明代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态度的左右。

这种为了短期的政治目标而牺牲长期的经济发展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欧小国，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迅速地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却无法实现如此迅速而深远的变化。而且，不像欧洲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也不像日本实力不断增长的大名藩属，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者自己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悲剧在于尽管他们提倡简明与划一，但是他们的政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所以明代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国内部的多样性使得任何来自于中央的单一控制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财政管理方面尤其如此。从农业方面来讲，各地的气候、土壤、地形各异，劳动力情况不同，农作物更是多种多样，还有市场、土地占有与租佃关系的差异以及整个国家度量衡标准的不统一，朝廷在首都制定法律，很难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宣布一条统一的法律是一回事，但它是怎么贯彻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则是另外一回事，试图去弥合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按照许多晚明文人的观点：在王朝早期，帝国的财政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仅仅到了晚期这种管理才变得腐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部分。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帝国建立初期，政府的规定就已经被变通执行了，皇帝的诏令打了折扣，官方的数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篡改了。这不一定是官员不诚实造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落后的情况下，上层制定的财政方案无法与下层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中央集权的愿望超出了当时的政府实现这种愿望的技术手段。作为其结果，帝国的法律必须进行调整，地方上进行改动与变通成为必要。确实，在王朝后期，这种对规定程序的背离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对法律的普遍滥用则在所难免。

由于财政机构缺乏严格性，导致了很多恶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官员在财政上“拆东墙补西墙”，一个项目的资金与物资短缺则由其他项目来填补。我们所说的明代盐课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田赋。而明中期以后，田赋与其他收入也混淆不清，无法分开。明朝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好像一条注入沼泽的河流，它有无数的分叉与会合。

这些复杂性不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明代的制度多数难以准确地分类与定性，它们是不断变化的。这种改变更多的是导因于外部情况的变化与管理者的操纵与变通，而不是其自身的发展。在本书中，最大的困难是把材料限制在一个主题之下而又不会令人眼花缭乱，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选择依靠描述性语言而不是数据表格。在这里，为了适应材料而对阐述问题的顺序做了一些改动，各章节之主题也插入了互见式引文。当然，这不是写财政史的理想方法，但这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同样，本章也从多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我们可能注意到，有明一代，除洪武朝以外，很少进行过官僚机构改革。在它的二百七十六年中，实物经济转变成货币经济，实物税收和强制徭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折纳白银，佥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到了明朝中期，很少建立起新的财政部门，而被取消的财政部门则更少。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政府机构的职能并不总是被法规所固定住，而是更多地依据习惯性做法。此外，管理措施很少被新的法律所取代。新旧法令同时存在，有些荒唐的条款完全被漠视，有些保存下来的条款根据情况仍然应用于个别的事例。事实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经历着一种逐步变化的过程，他们的职能也不时进行调整。有时候变化如此平缓以至于当时的人都无法察觉。因此，这一绪篇不仅要讨论财政结构的形式，也同样要讨论其变化。

第一节　政府机构
[1]

明代皇权的性质和它在公共财政中的角色

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一个中枢机构来管理
帝国的财政。宰相在1380年被废除之后就没有重新设立。大学士们也仅仅是“票拟批答”，尽管皇帝也向他们咨询，他们也参与决策，但是内阁大学士从来没有法定的正式权力。户部尚书管理日常财政事务，但没有皇帝的同意，他们无法行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包括给事中、都御史、各部尚书以及郎中、主事等都要向其上奏。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财政专长，也非其职责所在，他都可能对财政事务提出建议和批评。皇帝也与众多的特使、巡抚、总督直接联系，他们的意见能被直接送到户部讨论。一旦有重要的事情，就要“九卿廷议”
〔1〕

，但最后总是要由皇帝裁决。

在整个明代，曾有少数的几个人权势震主。万历朝有内阁首辅张居正，正统、正德和天启朝则分别有擅权太监汪直、刘瑾、魏忠贤。张居正和其同僚通过非正规的方式专擅权力，甚至大小事务经由年幼的万历皇帝批准的程序都被忽视了（见第七章第三节）。太监，则在皇帝的纵容下，违法乱纪。所有这些人后来都受到责难或以阴谋坐罪。三个太监没有一个身免于死，张居正也是祸发身后，蒙受耻辱。表面上看，皇权从不旁落。好几个皇帝登基时还是未成年人，但是从来也没有为他们建立过正式的摄政。

在财政领域中，事无巨细都要皇帝处理，有些事情甚至微不足道，诸如变更税课司局，某县需要从产地运进多少食盐，赏赐给朝贡使团多少匹绸缎，都要由皇帝做最后的裁决。所有具体的行政事务都要皇帝参与。这一先例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他曾在8天的时间里就收到了1660份奏札，计3391件事
〔2〕

。

很明显，开国皇帝感觉到事无大小，事必躬亲。在王朝早期，大部分税收都是征收实物，政府必须避免税收积压在中间层次，以免加重服务事业的负担。但这又是王朝财政体制中最经不起考验的一个方面。其方法是每个税收征集机构都要直接解运赋税到指定的分配部门，收入与开支项目相抵就明白销注，完成解运。在这种体制下，大宗赋税解运并不多见，遍及帝国多为中等规模的物资、商品输纳。即使解运的物资很少，但都是财政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如果对他们放松管理，将会开创先例，从而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到了帝国末期，由于地方一级的财政偏离了规章，皇帝对全国财政控制已经相当松弛了，但每一件小事都必须经由皇帝参与决策的习惯却仍然保持下来。尽管皇帝的权力变得有限了，但某些选报的事例还是经由皇帝裁夺。

虽然洪武之后的几个皇帝继续有效地履行其立法权力，但一直到王朝结束，他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财政改革，这看起来是很奇特的事情。当时，实物税收和徭役大都已折纳银两，军方的财政责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程度，募兵成为军队的主体，军镇卫所的开支来自于首都。同时，在帝国后期，民间商业交易中白银的广泛使用已经被普遍接受，这在明初是被禁止的。即使表面看起来很有作为的皇帝一般都很少对开国皇帝确立的财政法规进行修改，他们突破常规的办法是认可临时的特例。这种变化遵循以下的程序：首先由下级官僚提出奏请，然后在其部门内适用这一特例。皇帝很可能将其与其他公事一起批准。然后确立必要的先例。迟早，同样的奏请也被提出并得到批
准，这时最初提出的特殊例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做法。从那以后，就不再需要奏请，要么通过帝国的法律下达给其他部门，要么随后不公开地进行改革。在这种方式下，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最后完成可能要花费好几十年时间。例如，均徭法（见第三章第三节）从其最初试验性推行到被普遍接受用了几乎50年的时间。一条鞭法的改革用的时间更长，甚至到王朝灭亡，它还没有达到一种最终的、明确的形式。

当然，也有一些早期的禁令，特别是得不到贯彻执行的法规，也无需太长时间就会作废。例如，禁用白银作为民间交易货币的禁令的解除就是这样。禁令的解除始于广西的一个知府提出的奏请，而这个奏请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在民间交易中实现铜钱合法化（见第二章第三节）。很显然，得到承认的先例的影响很快赶上奏请的批准，不久原来禁用白银交易的法令成为具文
〔3〕

。这种立法权的运用有时候与西方最高法院宣布的司法裁决有同样的效果。

在行政管理中另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是在明朝后期，尽管专制皇权仍在，但许多皇帝发现他们自己相对于官僚处于守势，这些官僚经常对皇帝的开支习惯提出异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是在儒家官僚的眼中，皇帝的个人生活亦是公共事务，臣下可以关心并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进行批评；第二个原因是16世纪以来的几个明朝皇帝，除了末帝崇祯勤于政务以外，要么是怠于政事，要么是庸碌之才。君主与臣下之间很少为国事发生矛盾，他们的争论常常是与皇帝私人生活有关；第三，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朝的财政制度并没有明确区分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与皇帝的个人收入和支出的关
系，所以君主个人的开销与公共财政密切相关。朝臣不断地向皇帝提出谏议，诸如宫廷用度汰侈，肆意科办土贡，奉派太监借机胡作非为，大量赏赐给皇亲、贵戚、宠臣土地。但是因为皇帝拥有最终权力，官员们只能是提出抗议，或以辞职相威胁，或者对执行皇帝命令的朝臣进行参劾，或者以夸大上天的征兆来警示任性妄为的皇帝。但当这些办法失效之后，他们就无计可施了。而且他们也时常面临着君主报复的危险。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是自学成才以外，其他明朝皇帝都是接受了儒家教育
〔4〕

。他们被灌输要恪守祖训，尊重民意，远离怨恨和放纵。这些道德教条的实际效果是很难估量的，但考虑到明朝皇帝令人讨厌的人格，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些所谓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是一种谎话。但是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想见，如果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道德的限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表面上看，阁臣没有什么权力。但由于皇帝的原因使他们有相当大的实际影响力。对于成年的皇帝而言，新任命的阁臣一般更愿意奉承迎合皇帝。但是，按照明朝的传统，阁臣任期很长，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被期望终身在任。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逮事几朝的老臣。这些人宿德重望，深受信任，在皇帝和各部官员之间充当了调解者，是朝廷的稳定力量。明朝前期，有许多这样的老臣。甚至到明朝中后期，这种杰出人物也不乏其人。张居正的例子可能有些复杂，严格来说不能列入这类人物。但杨廷和（1507—1524年在任）在嘉靖皇帝即位过程中在朝廷中实施了一项严厉的节省计划。还有泰昌、天启朝的
叶向高（1607—1624年在任）曾策划发内帑白银700万两以弥补国库亏空。有理由相信，阁臣在实施深得人心的政策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能够起到很大作用
〔5〕

。

不过，如果皇帝藐视道德、祖制、民意以及有声望的老臣的意见，执意滥用权力，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遏制皇帝的行为。这种情况在万历朝确实占了上风。16世纪90年代，万历皇帝派遣宦官取代文职官员到各地去征收商税（见第七章第三节），许多朝臣在劝谏无效后提出辞呈，皇帝对此十分恼怒，对辞职要求不予理睬。一些官员随后没有经过批准就自行离职。反过来，皇帝并不急于补充空缺的职位，这样的结果等于使国家陷入了“宪法危机（Constitutional crisis）”，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为止。

宫廷开支与宦官

要想了解明代宫廷开支的复杂性，首先要了解明代宫殿规划布局的复杂性。

整个宫殿是以紫禁城为中心，四周围以高墙，防卫森严。这些雄伟的建筑占地约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包括皇帝的住所、朝堂、书房以及皇史宬和内阁办公场所。围绕着紫禁城的是皇城，亦是壁垒森严。北京城区环绕四周。各部办公场所在皇城城墙之外。在城墙内，还有3平方英里的生活补给区
〔6〕

。

皇城中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有银库、仓储以及原材料加工和制造工场（诸如生产糕点、糖果、药、酒、皮革的作坊以及针工局、银作
局、经厂、织染局等），甚至还有制造枪铳的工厂等，这些部门大多由宦官统领，只有少数部门是以文职官员的名义进行管理。其他的宦官衙门从上述的仓库和作坊中领取供给，用来维持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皇城中的文职部门有都察院，它负有监督库房的职责。还有光禄寺，名义上归属礼部。

所有这些衙署及生活服务设施超过50个。除宦官以外，应役的工匠和他们的帮工成为宫廷人口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即使在15世纪后期，就已经超过100000人。明代官员的俸禄微不足道（第二章第一节），由户部所发之俸给很少，无足轻重。但是这些账册显示出大量的粮食却被分配给宫廷人员，包括在宫中服工役的军士。

这些服务性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他们的运作无法同政府的职能完全分开。大量质地优良的丝绸织物主要供应嫔妃宫女，也赏赐给外国的朝贡使团以及文武官员。皇帝银作局为紫禁城生产银器，也为重要的文件刻字制版。光禄寺掌祭飨、宴劳、酒醴、膳馐等事。至于军火生产，与其说它是宫廷消费还不如说是一种国家需要，这一点不用过分强调。所有这些作坊与仓库都要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7〕

。

总之，明代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使宫廷与政府密不可分，其基本原则是国王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这一点与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相通之处。明朝皇帝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在一个豪华的地方履行无休无止的朝廷典礼，诸如大型宫殿的开工、宫里宫外的各种盛大典礼（如皇帝登极、大婚和许多相类似的活动）等。这些活动耗资巨大。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哪些是皇帝个人的开销，哪些是国家支出。

皇室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紫禁城的实际开支账目从来也没有编辑出版过。要想了解这些开支的数字可以求助于两类资料：一类是有关部门为宫廷岁办各种土贡物料的报告；另一类资料是监察官员审核账目与仓库财产文册的文件。目前还没有特别完整可用的数据资料。对于明朝官员而言，估计宫廷开支的一般做法是将其分成几大类来考虑，诸如棉布、丝绢、茶、黄蜡（用来制作蜡烛）、染料等等，所有这些物资的数量很大。无疑，宫廷开支与公共资金混淆不清严重地损害了财政管理。

更需要强调的是后勤体系管理软弱无力。名义上，宫廷的仓库分属于户部、工部和兵部管理，实际上，大臣们仅仅是保障供应，他们对于保存在宫中的物资没有多大的支配权，这是君主的特权。就管理仓库而言，文官仅是记账，而宦官却掌握着钥匙。

宫廷之外的白银由大臣们掌握。在皇城内，“内承运库”是惟一接受白银的机构。每年户部从田赋中分出大约100万两白银供应给它，这些白银进入皇帝个人的腰包（见第二章第一节）。皇太后的宫庄子粒银也由户部征收并移交给内承运库。内承运库在维持宫廷的日常生活开支方面花费不多，实际上它是一个居间机构，它所收到的资金常常花费在礼品和个人的赏赐方面，捐献给寺庙道观，购买珠宝和古玩。任何盈余都将被转移到紫禁城内的东裕库
〔8〕

。

广惠库也位于皇城内，掌握着少部分现金。所有运送到京师的铜钱和宝钞都要交到这个库房中。广惠库的运作很不规范，常常会给整个财政体系造成相当大的混乱。例如，钞关税通常都是征收白银，收
入归户部掌管。但是在特殊年份中，广惠库的库存不足，皇帝可能规定第二年要征收一定比例的铜钱和宝钞。结果，内库得到补充，而户部的正常税源却被侵损。广惠库的支出也是不规范的，大部分的钱、钞是在庆典之时由皇帝赏赐给官员，很少的一部分则用于在首都进行的少量采买
〔9〕

。

从15世纪前期开始，宦官被分统于二十四个衙门，但是没有任命首席太监。司礼监太监一般地位较高。当时，宦官不具有财政官员的责任
〔10〕

。可以说皇帝是宫中的财务主管。

明代的宦官声名狼藉。他们常被皇帝派到地方去监督军国政务。在王朝的大多数时间中，尽管宦官们有时滥用权力，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过分插手政府事务。一些宦官被派驻海港去接待朝贡使者，一些宦官在南京看守皇陵，还有一些宦官则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出镇军队
〔11〕

。只要政府的正常工作没有因为宦官的存在而发生改变，他们就不能被认为替代了官僚。但在16世纪90年代，万历皇帝派出宦官管理商税以及在王朝的最后20年中崇祯皇帝分遣宦官总监城市防务。这两个事例至少说明文职部门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

有明一代，高级太监频繁被派遣执行采买监造使命。诸如采办监造宫廷用具、瓷器、缎匹等。宫廷用具在南京生产。要不是由于宦官们在采办回程中，经常利用运河夹带私物，要求额外的政府运输，这些采办活动还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瓷器烧造于江西，需求的项目诸如花瓶、直径超过10尺的碗、象棋子、瓷屏风、祭祀器皿以及光禄寺所用的陶瓷用具。丝绢产于浙江与南直隶，品种多样，颜色与花样不
一，专供内需。其中后两类产品有时一次定做25万件。生产这些贡品所需的劳动力与原材料都要由地方政府提供，还包括后勤保障。这一问题一直是文官与宦官之间处于紧张状态的原因。因为物资与力役的需求都会挤占户部与工部的收入，同时它也会影响到省级官员对地方事务的管理。其中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是办纳上供物料。内库的土贡物料供应都有相对的定额，或按地方田粮分摊，或按里甲派征。即使是财政吃紧之时，这些额外的科派仍然是政府各部的责任，为供上命，只能挪移各部钱粮。一些特供物品可能被折成银两由各部截取，但各部有责任供应宫中所需各色用品。官员一直反对宦官贪得无厌的奢侈性要求，但仅有几次皇帝会站在官员一边。这种斗争与掌管内库的宦官的既得利益混在一起，成为明代后期税收无法完全折成白银的一个原因
〔12〕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明代一直缺乏彻底深入的税收改革。

户部和户部尚书

在现代人看来，明代的户部尚书可被认为是财政部长。但是就其职权而言，把户部尚书翻译成西方意义上的财政部长过分夸大了其职能。在明代，户部尚书从来都没有成为科恩（Cochrane）或者柯尔贝尔（Colbert）之类的人物，户部也从来没有变成决策部门。自从1368年建立户部以后，洪武朝就已经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1372年只有一个尚书，下设四个属部。然而到了1373年，这个部门被降秩并分成五科，由五个尚书分别管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负全责。1380
年以后才又重新定设尚书一人管理户部，升秩正二品，取得了部长一样的身份
〔13〕

。

明代皇帝常以残酷的方式对待户部尚书，很少顾及他们的尊严。1385年，尚书茹太素因为不能以洪武皇帝希望的进度去管理事务而被镣足于公案。1421年，尚书夏元吉因为试图劝阻永乐皇帝停止北征蒙古大漠的军事冒险而被囚禁，一直到1424年皇帝去世后他才重获自由。1441年，尚书刘中敷仅仅因为建议正统皇帝以供御牛马分牧民间而被上枷示众。1547年，尚书王杲被诬陷接受贿赂，嘉靖皇帝下令当众责打他，然后遣戍雷州。而他遭难的真正原因是他对皇帝诏买龙涎香一事缺乏热情，这种龙涎香正是崇尚方术的皇帝在其斋醮仪式中特别希望得到的东西
〔14〕

。

从1380年以后共任命了89名户部尚书，其中25人是致仕离职，22人是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为疾病或者服丧而辞职，3人被处死，2人被流放而终身不得录用，1人被放逐，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最后一位尚书倪元璐在王朝灭亡时自缢殉国
〔15〕

。剩下的只有3个人由于资料所限无法知道确切的离职原因。即使在后来以致仕或其他方式离职的人中有3位尚书，即金濂、韩文、毕自严，他们分别在1451年、1507年、1633年曾经下狱，当时他们还在任。至少有5位尚书不肯屈从于太监而放弃职务，他们在与太监斗争失败后，秦金、马森、汪应蛟分别于1527年、1569年、1622年致仕。毕锵于1586年辞职引退，王遴于1585年被调任它职。这些情况说明户部尚书这个职位有很大风险，他们在任期内更多地受制于专
制君主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其宠臣近侍的喜好
〔16〕

。

在整个明代，可能只有一位户部尚书能够主动地、有权威地管理户部，他就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郭威。据说他拒绝了后两位皇帝未经他的同意而发布的临时蠲免租赋的诏令。作为一个资深官员和皇帝的老师，郭威是能够违抗君命同时又不会招来麻烦的。不过，他的政策最终还是被否决
〔17〕

。

多数时间，户部尚书扮演着皇帝的财政顾问的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他的职责仅仅是实施一些有限的计划。在王朝早期，纳税人以实物纳税，亲身应役。在北京的军事设施、宫廷和几个其他的支出性机构都有固定的物资和差徭额度，由指定的征收机构来完成。到16世纪，大多数物资和差徭都被折成银两。但是这些货币收入并不合而为一。支出机构只不过是维持单独的开支账目，而折色银还是由先前完成这些供给与差徭的征收机构来支付。惟一的例外是宫廷，由于在皇城中没有中枢性财政机构，部分供给宫廷的折色银由户部管理。此外，工部以及兵部管理下的太仆寺、礼部管理下的光禄寺，其账目都是单独管理，数额很大。军事装备与设施的管理亦是如此。户部只起到解运银两的簿记职能，它不能通过预算来控制拨款。所有各项开支的节余都由各个部门自己控制，存入它们自己的银库，户部无权管理。在南京也有同样的情况。当两京制度在1421年开始确立的时候，南京也有完全一样的政府机构。按照惯例，南京户部在南方履行一定的地域性职能，但是这个部门仅对皇帝负责，它不是北京户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南京户部尚书直接上奏皇帝，其有自己的应收额度，并且
自己控制银库、粮储和仓庾
〔18〕

。甚至审核各项支出以及编制仓库财物文册的职责也是归属于监察官员，而不是北京的户部。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收入与拨款是建立在半永久的基础之上，户部尚书只能进行很有限度的调整，比如修订折纳比率，建议更多地进行折色，有时改变物资和资金解运的地点。这些工作都是临时权宜之事。所以明代的户部更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会计管理部门而不是一个执行机构。到了明代后期，如果不是由于军费开支急剧扩大，迫使这个部门在政府财政中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户部尚书很可能继续是皇帝的总会计师。

然而，督理整个帝国的供给是一项很棘手的任务。为了确保所有的税额，包括物资与白银都能顺利解运，户部准备了一种称作“勘合”的凭证。像公共汽车可分开的运输联票一样，每份勘合可一分为两扇符券，也有分成三部分或者更多部分的。但是大多数勘合都是两扇，包括可分开的联单与存根，勘合被交到接收部门，在骑缝处加盖官府红色印信，同时编写解运字号。这样，符券的每一半都留下一半封印，边上还有笔迹。在解运者与接收者交接时，要校“勘”对“合”，同时钱粮也别无亏欠，这样才能避免日后争执。偶尔也有由中间机构进行解运的情况，这时，每一份勘合另外的联单则用于中介解运。解运完毕，接收部门上报户部，任务完成，谓之“通关”
〔19〕

。任何短缺或违法情事也要被上报到户部。

这种方式反映出这样的财政制度，即中央指令、分散管理。上交的赋税，无论实物还是货币，很少进行大规模运输。出现在官方文件
中的各项合计数字绝大多数仅仅是为了统计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接收的仓库可能同时要面对很多不同的解运者，而一个解运者也可能要为很多部门服务。解运的数量总是要保持最低程度以避免运输和贮存的困难。此外，解运的物品，不仅包括粮食、干草、棉絮，也包括靛青、大麻、芝麻籽等。种类如此之多，很难在账册上进行合并。这种管理制度造成账簿累积甚多，户部必须详细地审阅所有的账目，常常到县一级。1385年，户部详细审查了2437个财政部门所呈进的账册
〔20〕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虽然白银已经被广泛使用，但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善。1572年，据说户部归并文册22种，裁省文册28种，但这次改革后我们不知道还保留下来多少种
〔21〕

。到了明末的1632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给崇祯皇帝，列出整个帝国的逋赋情况，其所列出的项目以现代的小字号字体印刷排列起来足有4页半。在这位尚书所列的项目中，有南直隶吴县欠负宫廷的28两白银，这是该县应该上供的蜂蜜价银
〔22〕

。

考虑到户部职掌之繁重，其工作人员数量就显得十分不足。1390年，规定户部的官员有51名，外加160名处理文书事务的吏。在16世纪70年代晚期也只有74名官员和165名吏。除了偶尔有一些国子监监生们被分派到户部来获得行政管理经验外，户部的规模在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一直保持不变
〔23〕

。

户部尚书没有执行主管，没有审计主管，没有统计主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必须时刻记得他只是皇帝的臣仆。户部尚书也没有一个编制计划的班子，即使部里有“司务”、“照磨”、“检校”等职，但
这些官员也仅是进行日常事务管理，稽督文移，他们并不是部长的助理。1643年，当户部尚书倪元璐提升了一个有才干的生员作为户部司务，并且给他安排了五个办事人员来协助管理户部日常事务，这种职责安排被认为是一种新奇的事情
〔24〕

。

在户部尚书之下有两名副职（侍郎），但他们在部里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按习惯，其中一个侍郎专门督管帝国的粮储，他有单独的公署并且直接对皇帝负责。1442年设立了专以贮银的户部太仓库，亦归属其管理。有时，侍郎也被提升成为另外的“户部尚书”，这样在级别和头衔上与户部尚书等同，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他只限于督理银库和粮储，不治部事，但这样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25〕

。另外一个侍郎常常被外派执行任务，诸如作为管理运河的特使，或者去辽东管理军事补给。所以也不在户部。

户部尚书直接通过属下的十三清吏司完成其职责，这十三司对应帝国的十三个行省。1575年以后，户部归并责成，北直隶、南直隶的府州县卫所等分别由福建、四川二司兼领，盐课、关税则由山东、贵州二司兼领，漕运及漕仓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户刍料归广西司。这种安排是随意的，主要是因为上述各司管理边远省份财政工作，一般来说工作量较小，能够承担起额外的工作
〔26〕

。

在每一个司中有3名或4名文官，但位置常有空缺。即使有人在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常常被派遣到边境省份去管理军事设施。大约157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这些工作人员甚至不必每天到部里报到。他们无所事事，目的只是获取资历。从1572年到1576年，户部尚书王国
光第一次要求所有登录在册的户部工作人员“尽令入署”
〔27〕

。在1610年后的十年中，各司的郎中又有很多空缺，户部尚书李汝华同时兼任好几个司的郎中
〔28〕

。户部本来人员就已不足，而职位又多有空缺，让人吃惊。要想解释它，我们必须了解户部的办事程序，户部主要是文书与技术方面的工作，文职官员们对其缺乏兴趣，并且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多由吏胥承担，他们是自学成才，非正式招募而来，常常被文职官员们所轻视。然而，他们有专业知识，熟悉具体办事程序和习惯性做法，这使他们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终生在这个位置，然后再把这些技能传给其亲友。顾炎武就指出过在17世纪早期户部所有在任的吏胥都是浙江绍兴府人
〔29〕

。官方的文书与部里的账册都要接受一个特别任命的监察官员进行稽核。孙承泽，曾任崇祯朝刑、户科给事中等职，在他的一些上疏中提到他曾审核账目、直接惩办下层胥算的事情，但没有提及文职官员
〔30〕

。

直属于户部的服务性机构很少。由于宝钞日渐废弛，15世纪以后，宝钞提举司、印钞局、行用库及钞版已很少提及。铸钱是户部的职责所在，但是在中央，铸钱的工厂由工部负责。仅仅在1622年为了扩大货币的铸造，始设户部宝泉局，与已有的朝廷铸厂和在南京及各省管理下的铸厂同时开铸
〔31〕

。所有这些铸厂，并没有统一归属于帝国的铸钱工厂。仓库名义上是在户部的管理之下，但正如上文所云，实际上又是掌握在内官太监手中。

户部在各省没有分支机构。但是京师之外的钞关是由户部各司外派官员管理（第六章第一节）。他们驻在各地以一年为期。习惯上这些
官员将他们的驻地指称为“户部分司”，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些部门严格来说只是收税站，并不履行其他的户部职责。而且在16世纪晚期，钞关税逐渐与其他分省管理的商税合并到一起，钞关也慢慢变成了户部官员和地方官员共同管理的部门。一直到王朝结束，户部侍郎一直督理边饷，成为皇帝的专门特使。在履行外派任务时，他们直接向皇帝上报而不是户部。其他较低级别的官员，诸如各司的郎中、员外郎同样也被派遣到边镇去督理军队后勤
〔32〕

。对于他们来说，实际的目的就是从户部借款给边镇督抚。这些户部官员绝不是向外扩充其权力，他们不过是确保军事指挥部与户部之间协调一致、联系紧密。

其他各部

其他五个部都在某些方面卷入财政管理。他们关心政府财政在于他们与户部都有各自的利益。这些事情通常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例如，吏部关心的是开纳事例，刑部关心的赃罚收入，礼部关心的是给外国朝贡使团的赏赐和僧侣、道士的度牒纳银。只要这些部门不去实际设立财政机构去管理这些资金，部门之间的矛盾是能够容易解决的。毕竟，任何体制的政府中都可能出现如此重叠的利益关系。

然而，在明朝的体制下，兵部、工部都会与户部在财政管理中产生矛盾。兵部与户部的矛盾小一些，工部与户部的矛盾更大一些。这种权力的分配可以追溯到王朝早期税收还很少征收货币之时。当时，在四个省直的广大范围内，实行纳税人户养马，免其田赋一半的政策。但是当这种马差被废止的时候，户部没有权力去增加赋税。而改
作由民户转解价银到太仆寺，由其购买战马供应给军队
〔33〕

。尽管没有饲养马匹，但这项开支还是按原先的马群数量来确定，并且指定作为草料费用。这样就意味着在一些地区有一半的田赋正额由兵部来征收了（第三章第三节）。

工部不仅在许多地方设局抽分竹木，截取部分鱼课，而且从各地征用物资与资金。凡宫殿、陵寝、公共建筑和城郭的修造营缮，治水与屯垦，开发河渠与山林之利，制造军需装备与战船等，皆为工部职掌。在王朝建立之初，没有专门资金用来从事这些工作，所以工部向整个帝国征派劳役、征用物资，不需要技巧的劳动力从一般民众中征发，需要技巧的劳动力则从那些匠户中征发。南直隶的织工和江西的瓷器工人就属于匠户，他们要在皇城内的生活供应区中从事各种手艺工作。物资的征用则更多，弓和箭则分派给各府，木材征用于产地，鱼胶来源于鱼课，皮毛则由登记在册的猎户供应，染料和明矾由产地供应。当为治水而强迫征发劳役时，被征发者不仅要准备劳动工具，而且还要从家乡带来一些用具，包括木棍、钉子和绳子。这些物资的征用与劳役征发有的是计划内的，有的则是临时派征。前者被分配到帝国的每一个府，再由各府分派给属下各县。这些征派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是两年一次或者三年一次
〔34〕

。

在明代，所有这些义务后来逐渐被折纳成银两，由工部接收。这些收入数目很大，它们直接源于税收收入，可以让工部自给自足。这实际上意味着工部逐渐变成了一个税收机构，与户部展开竞争。

帝国人口统计的恶化也加剧了对利益的争夺。在早期，赋和
役（见下文第二节）是分开征收，工匠与民户分开登记。从15世纪中期开始，这些人口登记渐成具文，登记在册的劳动力已经逃亡。许多杂色税收，诸如对猎户与渔民的税课已经无法征收。大多数州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各种役和供派摊入田亩，甚至于附加到正赋之中。因此，役银也成为户部与工部都来争夺的税收收入。

对于京师需要的特供，采用的是“坐办”的方法。例如，当一个主要的建筑工程计划启动时，需要的木材价值可能超过100万两白银，很显然，正常的征用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工部于是直接要求木材产地的各省直官员来完成这些需求，这就是坐办。坐办开支由各省直税粮来弥补，换句话说就是要么木材以应交纳中央政府的税粮来支付，要么由纳税户提供这些原材料来代替正税。工部的货币收入源于各种役的折纳，且分散于全国，数量有限。工部常常发现其所支配的财力不足以支付开销，这时候，它就会奏请皇帝要求户部用其管理之下的地方税收来满足这种需要。而最合适的大宗税收就是田赋。工部的科派随后也就渗透到田赋之中
〔35〕

。

工部在王朝早期阶段似乎是具体的办事机构。但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关心财政管理。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分别由刘大夏、潘季驯主持的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中，工部都是很少主动去参与，它仅仅分配原料、资金和民工给项目主管。同样的，屯田也由地方官员管理。对于宫殿营建，要么是由工部官员来管理，要么是由宦官来管理。但是由于修造工具与工匠都是在宦官的管理之下，他们能够独立地完成这项工作。甚至一个工部官员被委派作项目主管，他
也不能如设想的那样全面地主持工作、管理资金
〔36〕

，尽管为工场和内府库供应物资与劳动力并非工部专职，但也主要是由工部负责，这也就是说工部要为宦官的各种派征使命进行预算拨款。所有这些削弱了工部的运作能力，并且使它沦为一个后勤分支机构或者朝廷的服务保障部门。明代有很多宫殿陵寝，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皇室部门去协调管理它们。只有工部，在其不断变换的角色中，接近填补这个空白。这个没有预料到的角色有时给各部官员带来困惑并引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如果宦官要求办纳缎匹，工部的官员按一般原则来说会与他的文官同僚们一起反对宦官的过分要求。但是当此项开支是由户部来承担并且户部反对为此支出其税额时，这件事就会变成两个部门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将会改变他们的立场，认为这项派办是有理由的
〔37〕

。

财政分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整个明代从来没有建立起中央国库，户部的太仓库仅仅是在京师的银库之一，它无权管理太仆寺的常盈库和工部的节慎库，也同样无权控制光禄寺的银库，更不用说宫廷内的内承运库、广惠库、东裕库。南京户部也有它自己的银库。除非有皇帝的命令，库银是不能在各库之间划拨的。万历朝，甚至皇帝下令进行划拨，也没有哪个部门欣然拿出其库银，大家都明白这种旨意一般都是相关部门向皇帝提出的建议，而不是皇帝本人首先有这种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通常都会向君主上书要求重新审议、延期执行，进行讨价还价以避免库银流入其他部门。只是到了所有反对的手段都无效之后，才不得不忍痛割爱
〔38〕

。

分驻于各省的中央财政机构

整个明代，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在各省建立起地区性的银库。由于大而不变（monolithic）的国家结构，所有省府州县政府的财政职能都是服务于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在省直设立地区性的办公部门。以现在的分类来看，只有很少的几个财政机构是例外，它们专门负责省际之间的服务性事业或者某些特殊的收入，诸如皇帝派遣总理大运河的特使（第二章第一节），食盐专卖（第五章第一节）、茶马贸易、番舶抽分、钞关税、竹木抽分（第六章第一节、第四节）等的管理机构。我们可能注意到，在理论上这些办事部门多是由省级政府监管。但是当监察御史被派去督理盐业专卖与茶马贸易时，他们确实变成了在各省执行皇权使命的财政官员。他们将那些名义上还由各省管理的办事机构降为其下属部门。为了避免重复，对于这些办事机构在后文讨论其所管理的服务与收入时将有详述。

然而，可以看到，这些办事机构的效率通常都很低下，他们管理的收入始终没有达到唐朝或宋朝时的收入水平。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王朝建立之初，忽视了商业是国家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一事实。尽管明代的实物供给是可以理解的，更强调实物税收确实是国家的需要，但这些实物的内在财政价值则被放到了第二位。而且前述的管理部门散布于全国各地，在它们背后缺乏一系列有效的管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由于缺乏组织支持，在王朝的晚期，一些办事部门事实上是由中央与地方官员共同管理。

地方政府

这里主要是探讨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机构。1373年的法律分天下各府为上、中、下三等：岁粮20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秩从三品；20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正四品；10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很明显，王朝建立之初希望各地的税收额度依据人口和土地不时进行调整。每一个区域的地位连同其长官品级也相应地进行调整。这一制度过于麻烦，很难全面推行。1371年，帝国已经有12个行省、120个府、108个州、887个县
〔39〕

（后来其数目分别上升到13、140、193、1138）。各地的税收额度从未认真作过周期性调整，大多数地区还保持一个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定额。当然，16世纪还有这样零星的事例：县已经升格为州，或者州已经降格为县，但已经越来越少。当时除南京与北京的知府高出一个级别外，其他官员按照其行政级别而获得相同的品级
〔40〕

。

地方政府分为三级或四级。四级政府依次为省、府、州、县。三级政府中的州直接隶属于省（中间没有府），或者县直接隶属于府（中间没有州）
〔41〕

。也有一些州，隶属于府，其下没有属县。两京地区，也就是北直隶和南直隶，面积与省相当，但没有省级管理部门，他们的府尹、知府或知州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因此，在国家的账目上北直隶的8个府和南直隶的15个府、3个直隶州是从来没有分别按照南北二京管理，这26个行政单位的财政数据与13个行省并列。

这些不同的模式又一次反映出对财政管理的最初关注。财政管理
的指导方针为：县是一个基本的税粮征收单位，府是一个基本会计单位，省是一个中转运输单位。县衙所在地与其周边距离尽可能的以一天的旅程为限，所以县的面积或多或少被事先确定了。其上一级政府也应该位于其属县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开展各项工作。而且，所有的政府衙署都位于人口较多、周围有城墙的城市中，这有利于军事行动、生活供给以及水陆运输。在特殊情形下，明廷也能够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而新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当然，地方机构的设立不能完全忽视地理的、历史的因素。特别是在选择一个府城时，他们必须权衡组织建置的统一性和当地自身的利益。当这些要求无法平衡时，就采取设立一个州的办法来解决。多数情况下很可能是把一些大的府分解成为一些易于行政管理的单位，另外则是对一个税收水平中等，但在地理上管理很不方便的地区给予特殊考虑。为了达到调解不平衡的目的，州政府并没有自己的特点。当州隶属于府的时候，它只是扮演府的分支机构的角色。如果州直属于省，它就是一个小定制的府。后者的财政账目与府处在同一级别上
〔42〕

。

当某一级别的政府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变得不必要时，它就会被取消。在财政上，省级政府主要是作为收入的中转站，所以在南北直隶地区没有必要设立省，该地区的府与州靠近南北二京。

按照其组织原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地方官员，下至知县都是由君主任命。所有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皇帝的收入。中央政府的支出都是来源于地方官员的交纳的税收。这种铁板一块的情况在王朝晚期有了些许折衷，特别是16世纪中期以后
的南方一些省份尤为明显。不过，即使在那时，资金的分配也很不清楚、明确。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与各省直共同分享各项收入。在特定地区也考虑过相对的财政自治，至少在理论上，允许官员们为了君主的利益越权即时支配一些资金，而不必频繁地进行事先请示。这样支配的资金并没有固定成为一种地方收入
〔43〕

。

大多数的地方官员按照确定的程序将他们的税收收入解运给不同的接收仓库。这些仓库有的位于北部边境，有的在北京或南京，有的就在税源附近。还有一些解运是被固定在府和省一级。税粮解运到财政官员管区之外要建立“起运”项目，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是“结算后运走的项目”。实现解运之后，起运项目便不受地方官员监管。保存在本地的余额称为“存留”，字面字义来讲是“留存的项目”。在各地，任何税收都同时包含为“起运”和“存留”两个部分。存留收入用于地方官员的俸给、生员廪米以及宗藩禄廪，同样也用于皇帝许可的地方社会赈恤开支。任何剩余都由地方官员为皇帝保管，没有皇帝的允许，他们无权处理。有时候中央政府直接要求地方政府或坐办，或建造船只，或为藩王营造府邸，或者不时地输纳，所有这些费用也是从存留收入中支取。这实际上意味着包括知县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官员，同时也是帝国政府在各地的财务主管。各项存留收入既不是盈余，也不是地方收入，而是相当于将这些收入账户交由地方官员管理，这些地方官员扮演着帝国的地方财务主管的角色。

各地方都被期望能够自给自足。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由中央政府下令对邻近地区进行协济。16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明朝与缅甸
首领莽哒喇弄王（Nanda Bayin）发生了边境战争，云南巡抚不断奏请中央援助，皇帝一度下令四川协济。然而，到了1594年，巡抚被要求用本省的财力自己解决问题，不能再得到援助
〔44〕

。这就证明了各省之间不轻易协济这一原则。

在中央集权控制之下的分散管理意味着在所有各级官员中，县级官员的财政责任总是最重的。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讨论所有各类官员的职能时，从县级向上考察比从省级向下考察要容易得多。

除番舶抽分、钞关税、竹木抽分、盐课以及管理收入是由特定的机构或更高的部门来征集与管理以外，所有其他的国家收入实际上都要经由县级官员。田赋的征收，包括耗派都是由县一级政府完成。绝大多数的县级官员也管理商税、房契税、盐课、门摊税、僧道度牒银、酒醋税、罚赎收入、户口食盐钞以及部分渔课（关于这些杂项收入，见第六章）。知县管理辖区内的官田，完成物资征用，还要为各级政府机构佥派人役。当力役折银时，还要替他们征收役银。无论是屯田、民户养马，还是军屯收入的管理也都是知县职责所在。此外，知县要定期主持人口登记，编造黄册，编审乡村社会中的里甲体系，佥选粮长（见第一章第二节），上报自然灾害以便蠲免税收和救济饥荒。同时，各省直还有一些中央的派驻部门，在县里还有少数省里和府里的财政分支机构。这些较高级别的部门大都设在城中，碰巧也会设在省城或府城中。还有少数的部门，诸如税课司局，毗邻城市。另外，在一个县里，由知县统一管理，没有分权
〔45〕

。

这些部门的岁用之费，除了俸给以外，都不是来源于一般正税收
入，而是来源于乡村里甲中派征的物资与差役。这些物资与差役不仅用来维持县衙自身的开销，而且还要分出一部分给上级部门。因为除了从里甲征用以外，别无其他渠道为其提供办公费用。这些办法甚至当实物与差役已经折纳银两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诸如“知府轿夫费银二十两”，“布政使司笔笺银十八两”，这样的话在晚明出版的地方志中经常出现。地方征收的收入还有一部分要交纳到首都。16世纪晚期，京师的两个县的官员要为每三年一次的会试提供食物、金钱和笔墨。这本来是帝国政府的职责所在。

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尽管为数不多，但其办公费用也征派于地方。例如，清江浦的竹木抽分局是工部的派出机构，但其信使、看门人、卫兵等总是由该局所在的山阳县来提供
〔46〕

。这种做法也使中央政府在地方建立太多的分支机构受到限制，因为其公费不可避免的成为地方民众额外的负担。与此相联系的办法就是由管理专门工作的官员同时也任职于地方。例如，管理运河的总督（巡抚）同时也兼治淮安，以便他能够用地方财力、物力来建立其后勤保障。

在地方，包括巡检、民兵、递运所和驿站以及境内的河渠管理等项开支也由县级官员负责。因为大多数县都被期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开支，所以水陆交通沿线之地的里甲征收就十分沉重。有时知县会要求邻近地区进行协济。当然，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此类事情能够得到批准只是一种例外，而不会成为一种习惯。

地方政府也与中央政府一样存在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一个县管理500到1000平方英里区域，人口从30000到250000不等，知县的下
属中只有三位有身份的正官：县丞、主簿和典史。一些管理县仓、治安、商税、驿站、渔课的官员可能也有文官身份，但这些位置并不是各县都有
〔47〕

，县衙中多为地位低下的吏胥。有时知县会指定正式的管理职责给当地的儒学教谕。在农村则没有任何官员，洪武时期甚至不允许县级官员离开县城。

府处在中间位置，其财政职责主要是稽核各项事务。知府要保证所有计划征收的钱粮正常解运，保存得当。他也要管理许多税收和服务性机构，诸如府仓、巡捕、驿传、税课司与河泊所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府都设有这些机构。在一些地区，运河、水道的大型水闸，国家的矿山与草场，以及印染、织造等各类局厂，也要由知府来管理监督。

在王朝建立之初，每一个府都有一个固定的税收额度。14世纪晚期，府的税收定额还是相对固定的（见第二章第一节），有时会有一些很小的内部调整。知府有权力调整属县的税粮额度，但这种权力很不明确。税额调整可能被认可，也可能无效。这一切要看是否能够得到省级部门或君主的批准，同时也要取决于监察官员是否合作，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没有知府能够直接地提高或者降低一个县的税收定额。但是他能够建议改变税粮的解运，调整耗派，或者改变折纳比率，因而实际上能够一定程度地调整属县的税收负担。一些有能力的知府、知县确实重新修订了内部的税收方法，调整了单个纳税户的税额，甚至在当地进行了土地清丈
〔48〕

。但是所有这些依靠的是府
州县官个人的性格、声望和智谋。地方官员便宜行使权力要冒一定的风险，而且也不可能指望他的上级明确认可他的行为。对他来说，惟一能够保护他的是普遍的理解，既然他有责任完成本地的税粮定额，他就应该有利用各种有效办法的自由。在他修订的税收征收办法实施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新方法可能会被普遍接受并且成为一种习惯性做法。在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考虑到如果实施太过，可能会引起地方的抵制和监察官员的弹劾。

大多数的府有很少的属州和属县，通常不会超过10个。但也有特殊的例子，例如，河南开封府辖4个州、30个县，山东济南府有4个州、26个县。各府正官数量也多少不一，一个知府可能佐以1个或7个副职
〔49〕

，其他属员的数量也同样不一致。府衙和县衙都雇佣着许多吏胥，他们被分成六个部门以对应中央的六部。

知州的职责如一般认为的那样，类似于管理一个较小区域的知府，或者是一个大县知县。

省一级的管理机构也缺乏统一性。布政使司分管财政，但是按察使司也有权检查治水计划、漕粮、屯田、盐务、驿传，有时还要督理兵备、防务。按察使司有监察职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超出其最初规定的权限
〔50〕

。事实上，每一个按察使司都有自己的银库，其收入一部分来自于罚赎，还有一部分是其监管之下的各种项目与计划所要求的各种徭役和供给的折色。按察使司的一个职责就是检察和矫正在税收管理过程中各种权力的滥用。作为其职权的延伸，一些按察使
确立役银征收的基本原则，这样使他们实际上成为税收立法者。16世纪有两个著名的按察使
[2]

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潘季驯（1521—1595）在广东（见第三章第一节）和庞尚鹏（进士，1553）在浙江（见第三章第三节），他们都为一条鞭法的创行作出了贡献。

布政使司有二位长官，即左、右布政使，前者地位略高一些。布政使司掌管着重要的统计数据，与各部协调预算、税收和坐办事务，并要管理省内的银库、粮储和仓库。在王朝早期，布政使司的职权很小，很少设有直辖的税收机构。在15世纪前期，当军队的仓库被接管之后，所有内陆省份的仓库都由知府或知县管理，仅仅在边境地区还保存省仓
〔51〕

。但是在各省的杂造局、仓库以及军器局等，其维护与运输职责都由布政使司来承担。此外，大多数的省还有铸币的宝泉局，由布政使司统领。

明朝中期，由于白银的使用不断上升，使得财力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于省一级成为可能，省级财政职能日益增强。同时，明代的军事卫所制日渐废弛，迫使省级官员组织自己的防务，这也有助于加强省级部门的财政权力。然而，这种发展也不平衡，许多省级官员，特别是在南方各省，他们有相当大的权力来管理“兵饷”，而其他的许多事务仍然遵循通行的做法。

巡抚的任命开始于1430年，其设立的动机很不明确。起初巡抚一
职并非常设，也非地区行政长官。他是代表中央来巡行各省或二京各府的。但是实际上巡抚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成为一种固定的任命。他们加强了其在各省直办事机构的地位，把布政使看成其下属。虽是这样，布政使司的财政职能却从来也没有完全转到巡抚手中。通常情况下，巡抚是直接奏请皇帝，而布政使却是同各部保持正常的工作往来，前者是上报特殊事情，后者则是例行公事。一直到王朝结束，各部还是要求布政使而不是巡抚来对诸如税收拖欠等财政失职行为负责。

财政管理分属于100多个行政单位，任务十分艰巨。如果省级行政部门的行动局限于省府，就会引起很多困难。永乐朝，各省布、按的参政、副使等高级属员开始被授权在省内建立分支机构，起初是非正式的安排，后来成为一种正式的任命，包括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在省内重要地方设置“道”，一些守巡道官在较大的范围内执行特殊的使命，另外一些官员则在一定地域内监督一般的行政工作，情况不一。两京地区守巡道官则要寄衔于邻省布、按司官
〔52〕

。建立各道的最初目的是能够加强管理并且直接监督地方。但是权力一旦开始下放，就会形成一种冲力。从16世纪开始，许多司道官员对财政事务当场就作出决定，他们有时也核准由知府提出的地方税收立法。甚至朝廷也开始分配给这些独立的巡回官员以特定的职责。总而言之，司道官员履行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他们的出现，是对中央集权的政府结构的适度分权。有一点应该注意，在一般账目中，“道”不是一个正规的财政单位，仅在特殊时候道官才管理税收，他们没有财政官员的正式职责。

军队的财政管理

王朝建立之初，军队的指挥官在国家财政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一点与王朝后期不同。绝大多数仓库都是在军队管理之下，在最低层的卫和所都设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首都设有五军都督府。在军事官僚机构中最低品级的官是从六品，军官总是比对应的文官品级高。

不过，从15世纪的第一个25年以后，军事官僚集团的影响迅速缩小。第一次受到打击是在1425年，当时洪熙皇帝派遣许多文官去帮助疏于文墨的武官整理文书。以此为先例，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兵备道。其后，作为按察使司的分支机构，兵备道的副使、佥事等都是文职官员，他们几乎取代了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行政职能
〔53〕

。1435年，正统皇帝下令将当时还属军队管理的所有仓库都由文官接管，只有辽东（满洲）、甘肃、宁夏、万全和一些沿海卫所除外
[3]

，这些地方由于没有设置府州县，仍沿其旧
〔54〕

。这次调整更大地削弱了武官的财政权力，进一步统一了来自于军、民双方的土地收入。从地方志中可以看出，在明朝末期，省级官员管理军事卫所的生产，交纳本色和折色，这与田赋管理的方式是一样的。两种税收合而为一（见第七章第二节），这就反过来意味着军队在粮食生产上要对文官政府负责。

然而，所有这些手段仍然不能减少都指挥使名义上的财政职责，
也不能减少军事官员的省级行政职责。1554年，皇帝的诏书还要求他们提交每年的粮食收过数目和其管区支用总数的详细清单，并且按季度将城垣修补和军器成造等情况造册上报给在京师的五军都督府，然后根据事情的性质分别转行户部或工部
〔55〕

。然而，这些报告除去一般参考目的以外，是否有实际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那时，都指挥使已不再像早期那样被认为具有财政职责。

都指挥使司自身的开支是专门从当地的军户中征用，类似文官从里甲中征集。1609年，北方的一部地方志显示到那个时候这种方法还在使用
〔56〕

。这种征集是由文官政府来督理，但是收入要被送交给都指挥使司。

在北方边境地区，一直到15世纪中叶，都指挥使还保持着自主管理。但从那时以后，文职官员几乎完全接管了这些地区。巡抚和总督被任命管理边境军镇和军区，巡按御史及其副职则作为其助手。他们设置一系列新的机构，使都指挥使沦为其副手或下属。事实上，从那以后，很少有官员被任命为都指挥使。在边境地区的高级军官通常都是被任命为都指挥同知或都指挥佥事。这些头衔意味着他们有这个级别而不是职务。这项职务被称做“总兵”，这是一个与地区行政官员完全不同的位置。16世纪后期，甚至基层军队的供给也都归属于文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挂名为户部的主事、郎中以及内地府县的通判或县丞等，被派到边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接管军队的行政职权，一直到“所”一级
〔57〕

。

贵族阶层

在明代，贵族阶层干涉政府工作是非法行为。仅仅少数的几个著名军队将领像皇帝的姻亲一样被授予公、侯、伯等贵族头衔。但他们没有封地、没有私人的军队。尽管可以把封号传给后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军队中领取俸给。甚至他们中最有势力者，如云南的沭氏家族，其成员在整个明代都一直把持当地高级军官的位置，而且占有大片的土地，却没有将该省变为其私人领地。

包括皇帝的伯叔父、弟弟和儿子等称为藩王。除了当然的皇帝继承人外，其他人成年以后都要离开首都。他们按地域被授予封号，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封国仅仅是写在纸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起现在英国的贵族
〔58〕

。另一方面，国家为这些藩王们建造了豪华的宅第，这些宅第通常都建在边远各省，但也不靠近沿海地区。另外，他们每年有禄米收入，通常为10000石粮食。他们有很少的属员，而且也是由国家任命并发给俸禄。府内仆役则由地方提供。大约有3000人左右的特别部队被分配给每一个一等的藩王作为他们的护卫亲军，这些军队也属于帝国军队的一部分。这些头等藩王的职责是其治下所有宗室成员的道德领袖。藩王的封号和其特权由其长子继承。其他子孙则封给更小的头衔，得到更少的禄廪。所有的宗室成员，也就是开国君主的所有后代，都由国家来负担其生活。他们的封号由礼部确定，并登记到“玉牒”之中。包括藩王在内，没有皇帝的正式批准，他们都不能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他们被禁止供职文武，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
考试，不允许从事商业贸易。到15世纪末，数量巨大的宗室成员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到了16世纪晚期，由于政府一直拖欠他们的禄米，最后对他们的那些限制被废止了
〔59〕

。

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地主的出现是15世纪晚期的一个新情况。与此同时，皇室姻亲和宦官一起，开始操纵国家的食盐专卖，这给帝国的财政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但是即使在当时，皇帝是否纵容这些人弄权也还是值得怀疑的，而且继任的皇帝常常加以纠正。贵族的特权从来没有制度化。

第二节　农村组织和税收基础

黄　　册

明朝建立前10年，朱元璋就已经颁布法令要求准确登记其控制地区的全部人户。1370年，他亲自督导户口登记，每户给以户帖
〔60〕

。1381年开始攒造黄册，并以此编定里甲制度。此后规定每十年大造黄册一次。最后一次大造黄册是在1641年至1642年，两年后，明朝灭亡了。

黄册被制成四套，分别存留县、府及布政使司，第四套则上呈中央政府，南京城墙外建有其存放场所（见第二章第二节）。最后的册子封面为黄色，所以称之为“黄册”。

大多数人户被分成四类，即：民户、军户、匠户和灶户
〔61〕

。最复杂的可能是匠户，按照其行业不同分为泥瓦匠、木匠、织工、印刷工
等等。很明显，明朝初期要求人户不得随意离开原籍。居民个人的旅行，虽没有直接禁止，但却不予鼓励，而且出行必须取得路引
〔62〕

。那些滞留本籍之外时间长的人必须向当地官员报告。不诚实的商人和不提出申请的人要受到惩罚。15世纪中期以后，这些限制已不再能够强制执行，慢慢地也就变得不严格了。但是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即使在16世纪，地方官员有时候也还颁发路引。

职业分籍，按户而不是按人，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所从事的行业世代继承。子侄们要继承他们父辈的职业。然而国家从不强调严格的社会分层，也没有制定导致等级隔离的法律。没有公布过禁止不同社会集团之间通婚的法律。职业分籍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军队补给与政府差役的完成。国家要求每一类户提供专门的服务。实际上，只要国家在工程营建中能够无偿地征发到足够的木匠来工作，政府并不会关心这个木匠户的儿子是否对其他行业而不是木工工作有兴趣。即使在明代早期，代役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世袭军户家庭要有人来填补军队的空缺，但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并可以像民户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事实上明朝的许多高级官员就是出身于世袭军户家庭
〔63〕

。

这一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商人没有专籍，尽管一些城市居民被当作一般民户进行登记时，被标注为“殷实富户”或者“铺户”。这些人常常要应付官方的各种商品采购与特供，不时还被强迫报效。

人口登记的范围相当广泛，很少有人能够逃脱差役负担。只有那些贵族、官员、生员及其家庭成员可以部分或全部得到优免。作为对
僧道的优待，他们可以交纳一定费用后得到特许度牒。按照洪武时期颁布的一项法令，已给度牒的僧道也要承当差役
〔64〕

。但实际上他们也得到优免。除去以上特例外，其他各类人户都为国家服务。例如猎户必须每年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动物毛皮
〔65〕

。同样的，灶户为了换来一点点粮食而艰辛地劳作，完成国家要求的生产额度。甚至乐户也有义务无偿演出
〔66〕

。这些人户并没有单独分籍，而是被统一称之为“杂户”。

由于无偿服务的要求不断上升，杂户在明朝末期的数量成倍增加。管理藩王菜园的户被称作“园户”，管理贵族陵墓的称作“陵户”。宫女则从“女户”中佥派，这是一个同她男性家人不太协调的称呼，但是因为他们已经送一个女儿或姐妹进宫服役，他们就可以免除作为一般户所承担的差役。

里甲制度与役法

最基本的服务都要由农村社会来承担。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同样，每年“现年里长”带领十甲中的一甲应役，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其他各甲则要完纳钱粮，但不承应那年职役。在十年时间里，所有各户都要轮应一年职役。十年一周期之后，要进行新的人口登记，依照十年间发生的变化重新编审里甲。城市也以同样的原则编成坊、厢，但略有不同。

由里甲承担的各种服务性义务在当时被称之为“役”，然而它超出了一般的劳役，也包括物资的供纳和管理，还包括一小部分现金。作
为一种基本的税收形式，本书中称之为“service levy”。

在征纳实物税收时，地方的收税人要负责物品的计算、分类、打包、临时存放和最后的解运，有时也要承担长途运输。在明代，役要远远超出其最初的规定，通常情况下他们要承担地方修路和水利工程的维护，后者的要求事实上是超出了里甲轮流应役的范围。里甲正役包括力役，诸如为各级部门提供仆役，从县一直到中央政府。除去先前提到的门子、弓兵、信使、轿夫外，还有膳夫、吹喇叭手、挽船的洪夫、巡捕、狱卒、马夫、库子、闸夫以及书算手等，无论什么地方需要，都要从民众中佥派。

从里甲中征集的用品也十分广泛。首先，每一里都分担地方政府公费，诸如笔墨、纸、油、木炭、蜡。而军需用品也要从民户中征集，诸如剑、弓、箭、棉服等。每一里甲都有其份额，很少有例外。同时，各地也要为太医院提供最好的药材，各个里甲都必须完成定额。地方的美味厨料要供给光禄寺，同样还有钦天监历纸。宫廷的供给，特别是茶叶、蜡、颜料、漆等一般由出产之地供应。例如，南直隶宁国府就将应该解送宫廷用的笔管额度分摊到属县的所有里甲之中
〔67〕

。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物品都有定额，一年一供，地方志中称之为“岁办”。还有其他项目，数量不固定，几年一交纳，例如彩纸是每三年一次，工部所需的硫磺和硝石则是每十年一次
〔68〕

，地方志中将其归类为“杂办”。

中央政府的各种采购都要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前文已有说明，它们被称为“坐办”，其开支从地方存留中扣除。16世纪中叶以后，一部
分“坐办”变成无偿供给或者仅仅部分支付货款，它们转化成“岁办”，由里甲完纳，这些问题后文还将论及（见第三章第三节）。岁办、杂办、坐办成为基层社会中三种特殊的负担。尽管在县志的“食货”部分中其名色略有不同，但是它们是广泛存在的
〔69〕

。

至少在理论上，所需的各种物资都要由出产之地的民户完成。然而里甲正役中也包含着许多项目，不可避免要采用现钱支付。我们必须注意到除了从里甲征用外，地方政府没有专项资金用来宴飨巡视的高级官员，甚至也没有押送和处决囚犯的费用。官员出差费用，修造官廨的费用，新年或皇帝生日的朝觐贺礼，树立牌坊，还有资助生员赴考盘缠等都出自里甲。里甲是经常的、惟一的供应来源。

各县乡民之杂泛差役的佥派原则也多为不同。最基本的财政单位是丁，即一个成年男性，但是派征物资与力役不是直接到个人，而是户。原则上，佥派各种负担要考虑一户的丁数和拥有的产业。与田赋税率不同，役的征收具有一种累进税制的意义。在王朝之初，所有的户都被分成上、中、下三等，因赋定役
〔70〕

。役即不是人头税也不是财产税，而是两者的结合。在明朝后期，一般更趋强调前者。役逐渐被折纳银两，并部分摊入田赋之中，这种变化在各地引起了很多问题（见第三章第三节）。最主要的困难是两种税收是依据不同的原则来征收的。而且各地情况不一，要求适应地方情况进行调整，这就会同尽可能保持帝国统一的要求发生矛盾。

很明显，里甲制度和役法力图适应农村经济。大规模差徭的征发为在乡村的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出路。而且物资征收也使地方的产品直
接作为税收上交而不需要投放到市场。当政府所需的各种服务保持固定不变时，这一制度是合理的。虽然它类似于从深井中汲水，不仅仅是一桶一桶地，也是一滴一滴的，农村的物资输纳与徭役征用应该是有规律的，能够自动进行调节。这样解决了政府许多后勤问题，并且减少了行政管理费用。然而到了明朝中期，政府职责日趋复杂，役的负担渐趋沉重，同经济的变化日益相左。里甲制度与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尽管采用“均徭法”和“一条鞭法”作为补救，但整个明代这些农村基层组织从未被废除，政府的各项工作开支直接派征于乡村的财政体制也没有被废止。结果是田赋变得日益复杂。因为役是部分地、间接地依据土地财产，这使得后者的税收负担不仅调整困难，而且也难以计算。

民户的其他差役

明朝初期，解运是一项额外的义务。粮长作为一种职役，初创于1371年。一般而言，它设置在人口稠密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大土地所有者很多，可以保证粮长制度的正常运作。地方官员划分税粮区，“以万石为率”，每一区域内最大的税粮户成为粮长。粮长的职责是收解所属粮区的田赋。1373年的法令更详细地规定了每一粮长之下各设知数1人，斗级20人，送粮夫千人，都从纳税人口中佥选
〔71〕

。里甲制度与粮长制度互相补充。一里有110户，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村庄。而粮长，在一个中等的县中有30至40个，类似于镇长。一个粮长可能监管10个、20个或30个里。里长征收本里税粮，汇解粮
长，并提供必要的人力。粮长点看现数，制定计划，实施解运。所有的管理细节包括税粮的包装、行程安排、临时保管、拣选和征用运输工具，由粮长组织护送并确保后勤供应。运费按比例由纳税户提交，在解运过程中任何物品的亏折与损毁都要由粮长赔补。

粮长没有任何报酬，他由地方官佥选，必须亲赴南京户部关领“勘合”，并要对其粮区的税粮拖欠负责。另一方面，粮长在农村地区还有不特定的权力。洪武时代，粮长常常被皇帝召见。1381年，据说皇帝一天曾召见浙江、江西两省粮长1325人
〔72〕

。当时，粮长和其家庭成员也利用这个位置作为台阶入仕为官。当他们犯了轻罪时，处罚会大大减轻。如果犯了死罪，也可以折成杖刑或纳钱赎罪
〔73〕

。

迄今为止，粮长研究之方家当为梁方仲。他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揭示出粮长制度在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和福建比较健全，而山东、山西、河南也很可能设立过粮长。在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虽然没有粮长名称，但亦设有督管税粮的“大户”
〔74〕

。

运河上的运军组织的建立（见第二章第一节）最终削弱了粮长制度。从15世纪中期开始，每一粮长的管区开始缩小，同时粮长改由几户共同朋充，这就意味着朝廷不再能够征募大户绅士服役，中户也要充为粮长，而这些人也未能如初期的粮长那样能够有效地收解税粮
〔75〕

。在农村地区，拥有10000亩土地的人（见后文）更容易对拥有500亩土地的人发号施令，反过来就不是这样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可以推测，粮长作为政府和民户中介地位的衰落也影响到里甲制度的运作。对于农村地区不能有效控制后来变成了整个财政制度致命的弱
点之一。

当然，粮长一职与王朝相始终。一直到明王朝崩溃，每年宫廷所需大约214000石白米都是由“解户”来完成的，解户即是粮长的变化形式。这项解运，同其他一些杂项物资解运，从来没有由运军接管（见第四章第一节）
〔76〕

。

帝国的驿递体系由1030个驿站构成
〔77〕

。它名义上隶属于兵部，但其后勤支持则分属于地方。在洪武朝，驿站维护的职责分派到里甲体系之外的殷实富户，或者分派给政治犯，以此用来抵偿惩罚。到明代中期，这项负担逐渐落到民户身上。同时驿站最主要的职能不再是公文传递，而是为出行的官员和外国的朝贡使团提供交通和食宿服务。这些要求诸如轿椅、马、船、食物和饮水。与此相连的各种力役征用也急剧增大。地方的里甲，甚至有时还要得到邻近地区的帮助，才能完成各种需求。尽管负担都是来自于同样的纳税人，但驿传同里甲正役的账目是相分离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役差与供给有不同的渠道，同时也是由于驿传的账目是不固定的，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

一般看来，有明一代，里甲制度下役的负担持续稳定地增加。15世纪晚期，均徭和民壮开始推行，同时为地方防务，兵饷也增加了。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见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田赋评估的主要特点

田赋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即使排除额外耗派，它平均每年约有2700万石粮食（husked grain）的收入。盐课是第二大项收入，就货币可比价值而言，它相当于田赋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然而，田赋征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探讨其复杂性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后文将会用很大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里先概括说明其突出的特点。

明朝的田赋征收沿袭前代的“两税法”，其税额评定依据地力而定。“夏税”以麦为主，征收不能超过阴历八月。“秋粮”以米（husked rice）
[4]

为主，征收不能超过明年二月。一年两熟的土地要负担两次的税收
〔78〕

。前朝夏税中包括的棉花、丝绢、茶等税目，明朝也大都继承下来。

税粮最基本的计量单位是粮食“石”。或者是米，或者是麦，依地方情况而定。一石麦子被认为与一石米等值，尽管前者实值要低很多。但是这种等值是为了统计上的方便，没有纳税人能够从这种价格差中得利。当这些物品折银时，米的折纳比率一般比麦子的折纳比率要高。

早在洪武朝就已经可以代纳税粮。在云南，田赋通常可用贵金
属、水银，甚至贝壳代替
〔79〕

。在其他地区，高粱、小米、豆类也按一定比率代纳。先于地方税额结算的代纳不要同后来的折色相混淆。这一法令有相当大的混乱，计算代纳物要以大宗税粮为标准，以便使这些数字同国家账目相统一。这样的代纳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主要的税收收入。

王朝早期也偶有折纳，但至16世纪才经常化。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例如，一石米首先被折成一匹棉布，然后棉布再被折成0.3两白银。这两个阶段的分离长达一个多世纪。当然也有例子显示出其中一个阶段是持久的，另一个阶段是暂时的。折纳比率也不一定完全依照市场价格，有时候，折率可能有意降低，以此作为减免税收的办法。所以某些特别的折率仅仅适用于特殊的税收项目。因此很难说哪些折纳是持久的，哪些折纳是暂时性的。一般说来，一种折纳持续有效二十年，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定例。当然，这也不可能绝对保证其不会被废除或者修改。在16世纪，朝廷的命令变得更加直接明了，常常直接宣布哪些是固定性的折纳，哪些是临时性的折纳
〔80〕

。而折率相应地更接近于市场价格。有明一代，尽管折纳非常普遍，但米麦仍然为基本的税收标准。甚至一个县的田赋税收以银折收的比例达到90%，但银还是以粮食为估算标准进行折收。

纳税人被要求将这些税粮解运到远方的仓库。起初，国家对于运输费用缺乏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固定运费仅仅是用来防止粮长额外勒索。但是当漕粮等税粮运输改由政府接管以后，开始将运输费用作为经常性收入的一部分来计算。即使主要的税收已经折成银两，运费
还是依据粮船运送的距离进行折算。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些运输加耗甚至超过税粮本身的价值。

当时的“粮食一石”的实际负担很不一致，这取决于税收是否以银、粮食、或者任何其他物品来交纳，取决于运费以及“粮食一石”的折纳比率。纳税户负担最重的“石”要比负担最低的“石”高7倍。

附加税同加耗不同，它们包括干草、麻、丝绢等，他们在产地与税粮一起征收。同时，这些附加税也不能同里甲派办相混淆。尽管也有特殊的事例，同一种物品，如丝绢，可能同时包括在附加税和里甲派办之中。有时候，一个县可能已经交纳一定数量的缎匹以替代生丝，不料朝廷却又另外坐派地方办纳缎匹，并明确这些缎匹要有更好的质地。

税额由耕地面积决定。只有西南各省部族是一次性交纳，其上交的总额是通过谈判而不是土地丈量来确定。其他农业地区田土计量单位是亩，5尺为1步，240平方步为1亩。一个标准亩，大约有6000平方尺，相当于两个网球场那么大。在中国南方，通常情况下一亩农田估计每年能够产米2石
〔81〕

。

标准地亩更是一个概念而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实际的财政单位。当时的资料显示，在土质最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一亩田能够产3石米，也有亩产4石米的记载
〔82〕

。而在干旱的西北部地区，亩产只有半石。而且低产干旱土地上种植的谷类作物市场价格很低。在土质肥沃地区，由于水源的特殊性，有时候在同一地区内也变化多样。这种多样性由于劳动力供给的不同而加强。一般来说，最肥沃的土地需要最少
的劳动力。与此相反，贫瘠的土地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进行灌溉，所以人均产值很少。例如，16世纪，何良俊（1506—1573）记载了他的故乡南直隶华亭县，夫妻终岁勤动，极力耕种，止可五亩
〔83〕

。很明显，统一以“标准亩”为标准来征收税粮是不公平的，因此选用了“税亩”来代替它。

何炳棣在对中国人口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从地方志中收集了大量的有关税亩折算的资料。一般看来，产量正常或较好的土地，每1标准亩作为1税亩。产量较低的土地则以1亩半、2亩、3亩，甚至8亩作为1税亩。这种折算没有中央规定的统一标准，各地制定自己的标准。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240平方步的标准完全被忽视、取代，地方便宜制定自己的计量标准
〔84〕

。因此折算方法也有很大不同。其中的一些方法无疑是依据当地的习惯，而且有历史渊源。然而折算基本上是合理的。在仔细分析地方志之后，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所有的各种方法的一个目的是确保1税亩的耕地每年最少能够出产米1石，或者同样价值的其他作物。虽然材料不充分，但可以推断，在南方的许多地区，亩产量一般是2石米。现有的资料似乎表明甚至税亩的折算也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认可。

所有这些情况证明了本书一开始就提出的观点，就是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强制征收单一的田赋，这种中央集权的做法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尽管洪武皇帝将单一税率确定到每一个府，但是这个目标是根本达不到的。这种单一的税率在《大明会典》中提到，即是民田每亩0.0335石，官田每亩0.0535石，但这只是确定税率科则的指导方
针
〔85〕

。这一方针也仅仅在北方新设立几个府县付诸实施，而且这一方针还被要求进行地方修改和内部调整。在南方，纳税土地常常包括山丘、池塘、沼泽地等，通常在同一片土地中就有各种地貌。根本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田赋税率。那些产量较高的田地其实应该有较高的科则。另外，前朝遗留下来的官田，新王朝的籍没田，无法确定产权的土地，所有这些田地都要重新进行调整，因为明政府并不想将官田的租米收益与田赋正税相区分。因此，每一个县在税亩折算后还要按照不同等级的土地区分不同的税率。在此后的时间里，在北方，一个县可能分为五六个税则，这就被认为是较典型的情况。在南方，税则不会少于20种。在1543年，浙江省湖州府上报其税则达599种。郑晓（1499—1566）在其记述中描述了同一个省的7个县，税则被分成了800个等级。如果包括了附加税和加耗，税则将膨胀到上千种
〔86〕

。一些复杂性无疑是王朝后期积累下来的，但其基本原则在明朝一确立时就已经存在了。

复杂、多变的地形也是摆在税收部门面前的一个严重障碍。没有证据表明明朝克服了这一障碍。《明史》简单的记述造成了一个印象，即洪武时代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并编类为册。由于所绘制的土地册的地界边线，状若鱼鳞，因而名之为鱼鳞图册
〔87〕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1386年在浙江与南直隶开始进行的土地丈量，第二年初便丈量完毕
〔88〕

。但这并不是一次全国性行动
〔89〕

。在其他地区，鱼鳞图册只是偶然提及，没有证据显示土地清丈是依据一个普遍的标准，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进行
的。实际上，鱼鳞图册并不是明朝的发明，它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朝。蒙古人也曾准备在南方的几个省实施这一政策
〔90〕

。另一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像河南杞县、北直隶大名府，一直到16世纪也没有编制过鱼鳞图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91〕

。税亩折算的多重标准也更进一步证明了明初并没有大规模地整理编制过土地数据。毫无疑问，对于14、15世纪的明朝统治者来说，要克服自身固有的各种技术困难企图建立起一个土地分类的统一标准，借以将整个中国所有的耕地简单地分成几类，这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使在现代，制定这样的方案也是很难有效果的。然而，明代的统治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企图实现中央的统一管理，使得这些基本的问题一直保留下来得不到解决。

注 释

〔1〕
关于“九卿廷议”，见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65.

〔2〕
《太祖实录》页2544—2545。

〔3〕
《明史》81/849；《英宗实录》页0224；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721—722。

〔4〕
吴晗《朱元璋传》页212。

〔5〕
对于阁臣作为皇帝与官僚之间调解人所处的困境可参见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p, 30.

〔6〕
对于宫殿的布局见孙承泽《梦余录》6/8—17、56—57。

〔7〕
对于这些服务性机构的职能见《梦余录》6/56—57、《大明会典》30/1—19、何士晋《厂库须知》各处。

〔8〕
《大明会典》30/2、18；《明史》79/835。关于“内府库”详见刘若愚《酌中志》97、149。

〔9〕
对于广惠库的运作见《大明会典》30/5—6；《大明官制》4/2431。

〔10〕
内官监曾经是级别最高的宦官机构，统领所有宦官。大约在15世纪前期，其权力逐渐落入司礼监手中。见孙承泽《梦余录》6/56。也参见：《明史》74/778；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25.

〔11〕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25.

〔12〕
倪会鼎《年谱》2/11、4/8。

〔13〕
对于洪武朝户部的重组见《明史》72/740—741：《太祖实录》页0609、1261、1481、1723、2068。

〔14〕
见《明史》139/1747、149/1833、157/1904、202/2347；《英宗实录》页1647、1684、1904；《大诰》1/7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17/6。

〔15〕
依据《明史》中这七位大臣的列传，《明史》111/1400—112/1455。

〔16〕
《明史》160/1929、186/2170、194/2266、214/2488、220/2543、241/2749、256/2897；蒋平阶《毕少保公传》22。

〔17〕
《明史》151/1847；《英宗实录》页1786、2024。

〔18〕
对于南京户部的职掌，《大明会典》卷42有概述。又见毕自严《留计疏草》。日本的学者们引用了一本叫《南京户部志》的书，我没有见过。（《南京户部志》藏于日本前田侯家尊经阁，梁方仲在《明代黄册考》一文中引用过该书。——译者注）

〔19〕
《大明会典》41/42—44；《大明官制》4/2431—2432、2455。

〔20〕
《大诰续编》1/181—182。

〔21〕
《神宗实录》页1076。（当为页0176。——译者注）

〔22〕
《崇祯存实疏抄》1/100。

〔23〕
《太祖实录》页1481、1723、2066—2067、3054；《大明会典》2/4—10。

〔24〕
“蒋臣”，见倪会鼎《年谱》4/8—9。

〔25〕
《明史》75/795；《大明会典》2/4—5；孙承泽《梦余录》37/1—2。

〔26〕
《明史》72/743、225/2596；《大明会典》14/1。

〔27〕
《明史》225/2595。

〔28〕
鹿善继《认真草》卷1、2。

〔29〕
《日知录集释》13/79。

〔30〕
孙承泽《梦余录》25/29。

〔31〕
同上书，38/1。

〔32〕
早在1444年就有这样的先例。见《大明会典》21/21、22/32—40。

〔33〕
《明史》92/968；《太祖实录》页1441、1526；《大明会典》150/1—18；孙承泽《梦余录》53/5。

〔34〕
对于工部的职责见：《明史》72/749—751；《大明会典》卷181—207；孙承泽《梦余录》46/1—3；何士晋《厂库须知》各处。

〔35〕
“坐办”的例子可见于《徽州府志》8/4。这些特贡费用从徽州府永丰仓中扣除。

〔36〕
贺仲轼《鼎建记》；项梦原《冬官纪事》各处。

〔37〕
1575年，工部为宫廷的派办进行辩解。见《神宗实录》页0951—0952、0956。

〔38〕
《神宗实录》页10764—10765、10768—10769有这方面的说明。

〔39〕
对于1373年的体制，见《太祖实录》页1503。对1393年的重组，可见《大明官制》4/2361—2362；《明史》71/734、75/803。对于行政区的数目，见《太祖实录》页1149。

〔40〕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p, 44—45.

〔41〕
《明史》75/803。

〔42〕
对于州的职掌，见《明史》75/803。

〔43〕
例如，在1590年，户部要求云南将原来被允许存留的资金解运到京师。见《神宗实录》页4177。

〔44〕
《天下郡国利病书》32/46。

〔45〕
《明史》75/803略述了知县的财政职责。至于其细节有必要参考地方志。

〔46〕
席书、朱家相《漕船志》5/12。

〔47〕
《明史》75/803；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tion', pp.45—46.

〔48〕
苏州知府王仪是最早开始这项工作的地方官员之一，他在1538年进行了土地清丈。对于王仪采用的方法，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556—561。

〔49〕
Hucker认为“知府的副职数目不定”，见'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44；顺天府有7个副职，名称不一，见《大明会典》2/28—29。

〔50〕
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73.一般而言，所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由六个部分组成。对府衙的说明可以见《大明会典》9/15—16。

〔51〕
各地仓库一览见《大明会典》21/14—21、22/1—27。

〔52〕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p.43—44．按察使司下设分巡道可以追溯到洪武时代，见《太祖实录》页3231—3232。布、按二司所分诸道可见《明史》75/799—801。

〔53〕
对于兵备道的设立，参见《明史》75/810（应为75/801。——译者注）；《英宗实录/0298、0301；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p.71, 78.

〔54〕
《明史》79/834；《英宗实录》页0135；《大明会典》22/29。

〔55〕
《大明会典》227/13—15。

〔56〕
《汾州府志》5/5、55—56。

〔57〕
《大明会典》21/21—26、22/29—41。又见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23“宣
府”：张雨《边政考》卷4“甘肃”；魏焕《九边考》卷2“辽东”。

〔58〕
Hukc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9.

〔59〕
对于宗室成员控制的松弛，可参见《神宗实录》页0609、0637—0639。1590年，他们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见《神宗实录》页4162—4168，大概这一许可在1595年开始生效，参见Ping-ti Ho（何炳棣），ladder of Success,
p.22。在17世纪早期，一些宗室成员被任命作为税课司大使。见祁彪佳《日记》，原文的分页是不适当的，但这一条被发现在第5册，日期是1643年阴历九月初二日。

〔60〕
《太祖实录》页0070。

〔61〕
韦庆远将人户分为三类：军户、民户和匠户，参见《黄册制度》页20、21。还有一类为灶户，出现在《大明会典》20/5。八种分类，则除以上四种外，还包括医户、儒户、僧户、道户，参见《大明会典》9/25。

〔62〕
《大诰续编》1/150—151。

〔63〕
例如，冯琦的祖上为军籍。这个家族连续四代为进士，冯琦最后成为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参见《冯宗伯集》，也见《明史》216/2506。

〔64〕
《大明会典》20/4、104/2—6。

〔65〕
每一个猎户被要求每年上交虎皮一张和杂皮九张，参见《徽州府志》7/47。

〔66〕
《大明会典》104/19。

〔67〕
何士晋《厂库须知》9/62—63；《天下郡国利病书》9/46。

〔68〕
《天下郡国利病书》6/4、5、38、39—40、72、94—96。

〔69〕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37；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开
》页43—47。

〔70〕
《大明会典》20/10—11。

〔71〕
《太祖实录》页1279、1507、1724、2653；《明史》78/825；《大明会典》29/2—3。

〔72〕
《太祖实录》页2144。

〔73〕
《太祖实录》页1724—1725；梁方仲《粮长制度》页42。

〔74〕
同上，页6、48、54。

〔75〕
同上，页62—63、70—72。

〔76〕
《天下郡国利病书》6/47、83—84。

〔77〕
《大明会典》卷145—146列举了各地水马驿站。另外《大明会典》卷147还列举了140个递运所。详情可参见苏同炳《驿递制度》。

〔78〕
一年两熟的土地纳税两次的例子可参见韦庆远《黄册制度》页Ⅱ-Ⅳ。然而，在明代后期，许多地区对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征收夏税与秋粮，每一块土地纳税两次。

〔79〕
《明史》78/823。

〔80〕
1584年，漕粮的临时折银首先开始于南直隶嘉定县。此后折银三年一请。大约在1596年，折银成为常例。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25。

〔81〕
记载每亩产2石粮食的地区如下：南直隶常熟县，浙江上虞县、义乌县，福建漳州府，广东顺德县。除了浙江上虞县外，所有资料来源都是1600年以前。见《常熟县志》4/13，《漳州府志》5/53，《顺德县志》3/1，《天下郡国利病书》22/118，倪会鼎《年谱》3/13。

〔82〕
叶盛（1435—1494）记述南直隶昆山县的大多数土地亩产4石米或麦，见《水东日记》31/12。根据王鏊1506年的记载，宋代上田每亩纳税粮1.5石，而当时的税率是30%。这两人的记载表明大约1500年左右，上田能够年亩产5石。尽管没有说明谷物的性质。一般认为宋代的税粮为米（宋代的计量单位可能略小），参见《姑苏志》15/1。在明朝早期苏州府的一些土地确实每亩税粮达2石米。同上，15/6。

〔83〕
何良俊《四友斋》3/179。亩产量也从3石米到1.5石米不等。

〔84〕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102—123.

〔85〕
《明史》78/824；《大明会典》17/13；清水泰次《社会经济史》第17页起。

〔86〕
同上，页17。

〔87〕
《明史》77/819。

〔88〕
《太祖实录》页2726。可参照《金华府志》6/2。

〔89〕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48；藤井宏《田土统计》页104—105。

〔90〕
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48。韦庆远《黄册制度》页74。

〔91〕
《天下郡国利病书》2/28；藤井宏《田土统计》页105；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462。

[1]
本书的官员和官衔大体上都是以贺凯（Charles O.Hucker）的《明王朝的政府组织》（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1 [Dec. 1958], pp.1—66）一文为准。这篇文章又收入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ed. J. L. Bishop（Cambridge, Mass. 1968）。但是提到明朝的皇帝，用年号而不是庙号。

[2]
当时二人应为巡按御史，作者用英文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按察使）来说明二人官职，恐不妥。——译者注

[3]
明代的这些边境军镇不要与现代的同名各省相混淆。

[4]
“husked rice”意为去皮米。但据《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页242所言：“秋粮都是以‘米’（皮谷）为主”。正好相反。——译者注

第二章　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

这一章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根源必须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初。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年号洪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位开国之君能够像洪武皇帝那样任意行事。他推翻了一个可憎的、臭名昭著的外族统治，对于现存的法令，甚至习惯性做法，除非服务于他的目的，否则就被废止。这个深受内战之苦，已经残破不堪的国家，急切需要建立起法律与秩序。在洪武皇帝加强皇权的过程中，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使其臣下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不要求他们发挥其主动性。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
〔1〕

。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
〔2〕

。在财政管理方面，重视账目管理却忽视具体的运作。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
〔3〕

。因为把财政供给的重点放在较低水平的侧面收受（lateral transactions）上，没有必要建立起中间一层的后勤供应能力。

这种方法回避了建立合理有效的行政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可能性，而是过分依赖于君主自己不断地调整与监督。尽管税收总水平很低，但税收法律由皇帝在首都发布，很少关注各地的实际情况。皇帝自己就认为财政立法受到了许多技术困难的困扰
〔4〕

。一旦发生税收拖欠，就不能在最后期限内完纳税粮，而变通执行皇帝的法令或者地方财政账目不符时，君主则拒绝做任何让步。皇帝采取恐怖统治，对于
没有很好执行其命令的官员处以死刑。在他看来，技术的困难可以通过暴力来克服。在1382年和1385年他进行了血腥迫害，两次财政账目不符的事件，牵涉了成千上万的人
〔5〕

。撇开这些极端残酷措施的必要性不谈，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明朝的财政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原则基础之上。

如上一章所言，物资和产品是在低水平上的侧面运输，其目的是节省服务。但是洪武皇帝却厉行节俭，他无限制地扩大了这种方式的应用范围。1388年，他甚至想出了一种补给方法，要求每个县对数拨给邻近卫所官军俸粮。税粮的交纳根本不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而是由纳税户直接解送给军队。起初是命令南直隶应天府试行这种方法一年，金吾卫服役的5000名士兵不再由专门的人员发给配给与口粮，而是由5000多民户完成这一职能，由他们将税粮解送至军事驻地。1390年，这一方法被宣布是可行的并被要求推广到整个帝国
〔6〕

。尽管后来这个荒唐的想法被废止了，但是不首先确保税额而去预先支配税收收入的原则却一直保留下来了，清代继续沿用这种方法，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改变（参见第八章）。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
〔7〕

。在国内，他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
〔8〕

。然而，在1402年永乐皇帝继位之后，这些限制就完全被摒弃了。新皇帝不喜欢琐碎的细节性问题，也很少顾及内部组织结构。只要民众能够保证军队和营建计划的供给（见本节后文），他就从来不去认真考虑实施财政的手段。

当明朝进入15世纪第二个25年之际，帝国的体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王朝建立时所具有的威力已经成为过去。陆军已经受到削弱，水军也所剩无几。皇帝也只能支配官僚而不再能够直接统治整个国家。官僚们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支撑着君主专制体制。文职官员中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要比国家的军队和财政力量更为重要。在京师，大家采取的普遍态度就是保持现状。官僚们，实际上代表着上层绅士，仍然试图保持着传统的儒家政治经济观念，而把任何大规模的改革看成是一种异端，有所疑虑。

当时，已经不可能对财政体制进行全面的重建。即使现实已经要求政府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但也只能是修修补补。管理部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财政收入零散不一，名义上是集中管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整划一。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皇帝对于公共事务很少有大的举措，国家的各种机构设施每况愈下，而宫廷开支却不断上升。

到了16世纪，危机不断扩大，矛盾日益显露，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当时，军事力量与货币制度的恶化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财政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调整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一节　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变动因素

定额制度

16世纪文人的描述常常会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当时国家的支
出与税收急速攀升到很高的程度。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与此正相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的计划性收入太少，而且从不调整。1502年，户部向弘治皇帝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列举了国家所有的主要收入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田赋正额，它大约占全部收入的75%。每年的收入总量，达税粮26799341石
〔9〕

。

在宋代，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已经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在明代，每缗铜钱与1石粮食相抵。宋代的记载显示，到11世纪中期每年国家的预算已经达到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之间
〔10〕

。尽管这些数字要充分地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可以认为，明代的财力要比4个世纪前的宋朝差了很多。10世纪50年代，宋王朝每年要生产3500吨（short tons，1短吨等于0.907公吨——译者注）铜和5000吨的铁。1159年，市舶司海关收入达到200万缗铜钱
〔11〕

。而16世纪的明朝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
〔12〕

。1377年，皇帝分遣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14〕

。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89900石
〔15〕

。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
〔16〕

。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摒弃。

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
达到创纪录的34612692石
〔17〕

。这种上升的原因并不清楚，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
〔18〕

。而当发现在那一地区完全无法征税时，帝国的田赋收入又重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
〔19〕

。

1430年，开始更进一步地调整税收上限。在10年中，北京一直关注安南问题。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3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长江下游地区受益很多
〔20〕

。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的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见第二章第二节）。新增地亩很少上报，一般的原则是以此进行税额内部调整，而不是作为增加税收的依据。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1502年户部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指出，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基本的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

除了田赋之外，明朝对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有很大的依赖，也采用了定额制度，这同样基于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其恶果将会在稍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预算不足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明代的例子就显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了许多政府职能的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见第二章第四节）和户口食盐钞制度（见第五章第四节），这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由于正常的税收收入不能弥补支出，必要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私下的派征缺乏有效的审核，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

预算不足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明朝官员十分猖獗的腐败行为。很明显，许多部门的管理费用甚至连最低水平的开支都不能保证（见第四章第五节），政府官员的俸禄水平荒谬可笑。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
〔21〕

。1455年，京师在任的文官有1520名
〔22〕

。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
〔23〕

。行政机构的规模虽然不很庞大，但国家却不能为其提供适当的俸给。

明朝的官俸制度确定于1392年，这一制度名义上延续于整个明代。明代官吏俸给低薄，正一品每年禄米1044石，依次递减，到最低品级的从九品官员岁禄米是60石
〔24〕

。然而，从14世纪晚期开始，禄
米部分地折成宝钞支付
〔25〕

。到15世纪，折支的物品还包括丝绢、棉布、胡椒、苏木。折支比例也有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折支部分达到或超过一半，四品以下官员则折支比例较低，甚至全部支米。据估计，1434年确定的折支比例使薪俸时估仅相当于最初价值的4%
〔26〕

。1432年，甚至将赃罚库所收衣服及府库所积物资折充文武官员俸给
〔27〕

。1472年，仓料豆也作为俸禄支给，后来在南京发现仓料豆仅仅适合于喂马
〔28〕

，这样从1475年到1477年的三年中开始回收这些折支物
〔29〕

。官员们为了弥补其有名无实的俸禄，甚至采取放卖政府提供的勤杂人员（皂隶）的方式以换取资费，这一习惯开始于15世纪早期，官员在经过请求之后，遣出这些皂隶回家，他们每个人可折成白银12两。1429年以后，这一习惯得到普遍认可。佥派皂隶，本为地方力役之一，兵部放弃按例佥派，取而代之的是收集这些额费分配给官员
〔30〕

。户部尚书，品级为正二品，他以这种方式每年可额外得银144两。这不是从户部的银库中支取，而是来自于兵部。这些收入足以供养其全家。

在15世纪晚期，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已由米折成白银，但折支白银部分很少，以至于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支付的所有官俸银两在整个账目上变得无关紧要（见第七章第一节）。因而政府官员的廉洁具有相对性。

整个15世纪，有许多例子显示出一些高级官员卷入腐败。暴露出来的丑闻涉及到了诸如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1415—1428年在任）、吏部尚书尹旻（1473—1486年在任）、礼部尚书周洪谟（1481—1488年在
任）等高级官员
〔31〕

。而其他较轻的违法乱纪事件更是不可胜数。即如吏部尚书倪岳（1500—1501年在任）这样受人尊崇、素称廉平正直的官员，也被怀疑有违规章办事
〔32〕

。1470年，吏部尚书姚夔上报说有些放债者专门探听吏部内部消息，以此有选择地对在京的官员放债，一旦这些官员赴任地方，他们就会随之而去，其中一些官员就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债主的控制
〔33〕

。到16世纪，情况显然更加恶化。登记在案的弹劾事件显示出官员们道德水准已经十分低下，在明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现在已变得无足轻重。在京官员，当他们被外放到各省时，没有旅行资费与津贴。顾炎武早在17世纪就已经指出那些官员除了举债以外，根本无法到达新的任职地方
〔34〕

。

可伸缩的财政单位

尽管源于田赋的预算收入的最高额被确定为粮食2700万石左右，但政府开支不能总是被限定在这个指定水平之内。而创造额外收入的最容易的方法之一就是扩张财政单位。国家对民众征派的物资与徭役，名义上是通过地方交纳的税粮来支付，这被称作为“坐办”（见第一章第二节）。实际上，勾销的税款仅仅是象征性的，根本抵不上征派的徭役与物资的实际价值。永乐皇帝就曾大规模地采用这种方法。根据他的军事行动、宫殿营建以及六次海上探险的记录，可以看出其实际消耗要远远超出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据推测可达到岁入的2到3倍
〔35〕

。1422年，根据户部尚书郭资的上报，从1419年到1421年的财政年度中，收入帝国粮仓中的田赋实征额不到2300万石粮
食
〔36〕

，平均每年少于800万石。有理由相信大量的税收以不合理的比价支付物资与服务。除了工程营建、造船以及坐办木材和其他物料的记录外，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账目。而且这些记录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政府采购和直接征用之间的差别
〔37〕

。官方支付的款项，即使进行估算，也从来不会包括全部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涉及国家预算、税率、地方额度以及会计制度等方面的细微差异都无足轻重。

永乐以后，没有明朝皇帝敢于向纳税户加重负担到如此程度。在15世纪早期，几个有作为的皇帝曾作出一定的让步（包括1430年宣德皇帝做出的减税行为），但其本意是消除永乐时代过度征敛所引起怨愤
〔38〕

，而且这种节制是相对的，这部分是由于技术性困难。当时的基本财政单位——粮食石，还没有被赋予绝对的货币价值，有时候，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就可能扩大它的货币价值。例如，在山西的纳税户被要求解运一部分税粮到北边军镇，在1443年，税粮每石被折成0.25两白银，而在14年后的1457年，这个折率就变成每石税粮白银1两。这样使得实际税纳是原来的4倍
〔39〕

。这种做法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也给会计工作造成了很多问题。

因为定额制度和税收收入的不足，上级政府通常都将财政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不得不尽其所能，常常将这些负担转嫁给那些被佥派的民间税收代理人，这对个人而言十分不公平。这种做法，尽管历史上也有，但在明代应用得最为广泛，因为政府的计划性收入低得可怜。

与可扩大的财政单位相关联的是加耗的征收。最受影响的是“漕粮”——大约400万石米，其作为五个行省以及南直隶田赋的一部分，由运军通过大运河运到京师
〔40〕

。这种做法是在洪武与永乐时期确立的，人们要将税粮运到任何一个政府指定的仓库，解运费用也要由自己承担。由运军进行长运之后，运费还是要由纳粮地方或者这一地区专门的纳税户负责，即使到15世纪也是如此。这些加耗不被记入他们的正额之中，而是作为一种额外的义务。如果这些加耗很少，倒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这些费用常常数额很大。例如漕粮解运最远的湖广行省，其加耗就已占基本税额的80%
〔41〕

。

征收这些沉重的加耗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远运税粮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经过多次中转。在通过运河水闸时需要搬运工和马车转运，当运河和河流变浅时则需要驳船转运，这些中转都造成了大量的损耗。米受潮也容易发霉。每次中转之后，都要晒干，这些过程都造成了粮食亏折，例如晒米5个小时能亏粮8.5%
〔42〕

（这是官方试验的结果）。

如果政府考虑到这些损耗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其预算在管理费用之中，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是在定额税收制度下，为了保持与明政府的会计方法相一致，每一种收纳项目都计算到很小值，无法包括这些额外的开支，只能从纳税户另外征收。实际上，这些额外加耗也不固定为一种，而是分成六种或者更多的名目，包括提前支付的耗米、芦席费、过湖米、过江米等等
〔43〕

。到16世纪，漕粮被部分折纳成白银，各色名目也被计算进去。这一措施基于两点：一是纳税户和税区
已经习惯于支付加耗；二是政府也需要额外的收入。事实上，当以实物形式纳税时，加耗就已经被看成是一种盈余，列入预算项目之中，不可能被排除在外。

到了1471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当时运军接管了大宗的粮食解运。在此之前，这些粮食还是由纳税户自己直接交纳给运河沿岸的备用仓库，它们即使同15世纪前期由运军接管运输的漕粮来自于同一地区，但也没有与之合并为一。他们被称为“改兑”，同“正兑”相区别
〔44〕

。

支运改兑后，加耗标准要低于正兑的加耗。在16世纪中期，南直隶扬州的纳税户正兑加耗为米1石，而实际上要纳米1.73石，而改兑纳税户则仅仅纳米1.27石。当漕粮开始折银时，规定正兑每石米纳银1.2两，改兑每石米纳银则依据改折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于0.5两至0.7两之间
〔45〕

。这种加耗标准的不同所导致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在官方账目中应收税额与纳税户的实际财政负担并不一致。有时即使以石作为评估标准，也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地区的田赋税率。换句话来说，就是财政单位是相对的，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它部分是抽象的，部分是真实的。

粮食“石”也能低于实值。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金花银”，它在1436年成为一项制度。从表面上看，实行这项制度方便了税收解运。可以想见，总额达405万石的税粮从南方各地解运，并非易事。而金花折银按每石0.25两白银的统一比例进行折纳，又无加耗
〔46〕

，自然有利。然而，这种额度总是为最富有的府所独占，在这些地方，税粮解运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金花银的出现其实是朝廷对
这些地区土地所有者的让步，因为这些地区的重赋已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这一建议的发起人，户部尚书胡
（1431—1436年在任）、南京户部尚书黄福（1432—1440年在任）和江南巡抚周忱（1430—1450年在任），都是减免赋税的拥护者。正统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虽然当时皇帝才9岁，还不能理解这一措施的全部意义。这样交纳的折粮税银，低于粮食价格和管理费用，通过这种方法，在没有公开变更以石计算的定额税收的前提下而减轻了这些地区的负担。这项略超出100万两白银的收入被称为“金花银”，从此成为王朝定制。按照传统，这部分银两要被上缴到内承运库，除了部分用于在京师的武臣俸禄外，余下皆为御用，户部无权监管。

金花银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从田赋收入中永久地分出了15%的定额，使得国家名义上的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差异。

缺乏服务保障

侧面收受是适应地方定额税收制度，两者都强调在低水平之上的运作以及半永久性基础之上的联系。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不可避免的要落后于服务性事业的发展。财政机构首先关注的是税收的征集与解运，忽视了在中间层次上建立起后勤保障。下层部门要为上层部门提供各种服务，而上层部门却缺乏对下层部门的维护和资助，最终使各项运作耗费巨大。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无用的重复性工作，物资与劳动力要么被浪费，要么是解释不清其用途。

缺乏服务保障可以从大运河的管理上得到明证。明朝之前的三个王朝，仅仅元朝曾经致力于海运，包括唐朝与宋朝都是依靠内陆水路运输来调配全国的财政资源。在这两个朝代，运河是由一个或多个“转运使”亲自来管理。这些官员支配地方节余，常常还控制盐的专卖。保证税粮供应仅仅是他们职责的一个方面。许多转运使能够根据情况自由地处理政府的财物。他们也被期望在水路之间进行商品买卖来获取利润，获得的周转资金被用来推进转运工作。他们的权限包括服务船只的修造、人员的组织、运河体系的维护。换句话说，他们综合地区财务主管、运输官员、采购代理于一身，按商业原则运营
〔47〕

。

明朝的轻商政策限制政府机构参与商业贸易活动。而且整个漕粮制度和运河管理不能从中央财政获得支持，水路是由地方无偿征发徭役来维持，根本不能从中央政府得到任何补助
〔48〕

。在15世纪中期运粮官军有121500名，管理着11775只粮船。这些人员的口粮与配给来自于124个军卫
〔49〕

。甚至每十年对服役的船只进行修造的资金也部分地从运粮军士的行粮、月粮中扣除，另一部分则由输纳漕粮的地方承担
〔50〕

。运输费用，如上所言，是从纳粮户按比例加征。耗银的剩余都要上交到政府金库，解运到京师（见第六章第三节“轻赍银”）。运输费用的筹集是如此的分散，而帝国政府不但不对其承担财政责任，反而乐于从中收取额外的管理收入。一位监察官员被任命为总河御史，一位军官被任命为漕运总兵，但他们都不去为其下属部门建立起后勤保障。下级官员，甚至旗甲之官，都要对其保管的税粮负有财政责任，这些税粮必须被运送到通州仓后才算完成任务。

图1　大运河（漕河），1610年左右

粮船数量不断减少并不让人感到惊讶。15世纪晚期，就不断有人上报运粮军士的行粮、月粮被拖欠，军士缺员严重，一些军士已经积债达几千两白银
〔51〕

。在16世纪早期，有的军官因为没有完成解运任务而自缢身死，还有人则削发出家为僧
〔52〕

。为了维持运军的生存，朝廷也开始放松管理，允许运军士量带私物，从中取利，以资用度，这在15世纪早期就已经被官方所认可
〔53〕

。到了15世纪晚期，士兵们的收入更低，不得不主要依靠这种私人夹运来维持生计。在1480年，有人报告说南行的漕船装载着很沉重的货物，而开往南方的民船则是空归
〔54〕

。国家因此损失了大量的税关收入
〔55〕

。

大运河的管理是政府对服务设施管理不当的一个例子。由洪武皇帝建立起来的后勤保障体系从来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国家收入的低下。在16世纪，政府收入的每一小部分都已经被编入预算项目之中，收入已经在征收之前进行了分配。收入机构也不允许利用其内部资金来改进他们的服务。这种投资的缺乏也阻碍了政府管理的工厂的发展。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家管理下的矿山（见第六章第一节）。

政府控制下的工厂的规模和由国家调动的大量原材料、物资及人力容易让研究者产生误解。实际上，资金的积累无序、紊乱。管理它们的上级部门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统一他们下属单位的运作。每一个部门的预算收入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计划性最大收入，只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资金才能完全到位，因为分散的供给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解运部门会有疏忽过失。同时，也没有机构愿意超额解运。总而言之，
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潜伏着危机。位于淮安附近的国家造船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清江船厂是帝国建立的最大的国家工厂之一，它承担一半左右的漕船修造工作。其全盛时期每年能够造船764艘。到1464年，它每年还能造船550艘。依据前近代的标准，这是相当大的数字
〔56〕

。从15世纪晚期开始，船厂所需要的原料与劳动力都已经用银来支付，然而早期确立的由运粮军士承担30%运船料价的方法还是保留下来
〔57〕

。这个船厂依次被分成82个厂，每一厂被分派到淮河岸边30码宽的狭长地带，形成了自己的区域。各个厂鳞次以居，长达2.5英里
〔58〕

。这82个厂的管理者要对各厂负有暂时性责任，要为造船计划筹措船料费用。中央部门仅仅从其账目上分派给他们原材料与劳动力，地方府州县提供的资金很少。在16世纪，许多厂官因为沉重的管理任务而亏累负欠甚多
〔59〕

。

宫廷开支

尽管15世纪国家收入匮乏，但宫廷开支还是不断地上升。宫廷人员数量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369年，洪武皇帝限定宫廷内宦官的数量为60名
〔60〕

。对于这一数字，贺凯（Hucker）已经指出它要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61〕

。最大的可能是这一数字仅仅包括了那些有文职身份的宦宫，而没有把生活服务人员和辅助人员包括在内。

但似乎可以认为王朝刚建立时宫廷人员数量并不太多，也不臃肿。1420年以后，宦官开始接管了原来由宫女承担的职责，他们的部
门也增加到24个衙门。据1443年户部的报告，宦官们要消耗掉120000石白熟米，如果这一数字的确是一年的消耗量，可以据此推测宫内人员数量有30000人
〔62〕

。嘉靖朝曾经努力削减宫廷人员的数量，但到16世纪中期他们的数量还接近10000人
〔63〕

。据一位现代学者的估计，到明朝结束时，供职的宦官有70000人
〔64〕

。

洪武时代光禄寺厨役定额800人。永乐早期在南北两京都有厨役，他们的数量增大到3000人。在永乐朝后期更是扩大到9000人。宣德朝厨役有9462人。1435年，由于一个厉行节俭的计划使他们的数量降到5000人，但到1487年他们又上升到7884人，接近永乐朝的数量
〔65〕

。

宫廷供给的增长也是如此。王朝之初，南直隶常州府岁进宫廷茶叶100斤。到1431年，数量增至290000斤，约为200吨
〔66〕

。用来做蜡烛的黄蜡在15世纪晚期也增长得相当快。1430年岁计30000斤，而到了1488年就达到了85000斤，1503年则超过了200000斤
〔67〕

。

为了保证柴炭供应，宣德皇帝在北京西100英里左右的易州设立山厂，专门生产柴炭。按规定，采烧人夫从山东、山西及北直隶的三个府中征派，其数量超过30000人，他们每年要服役3个月。工厂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相继以工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
〔68〕

。在初期，该山厂每年大约生产1000吨木炭和好的引火木柴。到1442年，它的产量已经上升了6倍。向首都运输柴炭变成了沿途居民一项额外的负担。这段距离虽然很短，但估计拖运一吨柴炭也要花费5两白银。这种办法很不经济，因此到15世纪末，一部分柴炭从京师购买，佥派到易州山厂的
劳动力也逐渐由士兵取代。即使在那时，每季还要从民户中佥派采烧人夫19900人。据此我们可以估计15世纪京城每年消耗的柴炭燃料需要花费500000两白银，这些花费朝廷要用现金来支付
〔69〕

。

宫廷的实际生活费用难以估算。其供给仓库很多，应役者甚众。宫廷人员消耗的白米是田赋正额的一部分。毛皮是由地方上供，缎匹是作为田赋附加税来征集，或者坐派地方。一些特供，诸如皇帝想要的瓷器，因为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实际上无法计算其价值。1433年，宣德皇帝谕准江西烧造各样瓷器443000件，一直到弘治皇帝1505年去世时，瓷器烧造未完者还有300000件
〔70〕

。一些物品甚至有意被列入征收项目之中。所有已知的供应宫廷的各种花费每年可能要超过500万两白银。

这些项目多由“役”来补偿，这抵消了低水平税收造成的后果。由于此类款项主要为劳役和运输费用，这样做很可能造成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到穷人和本分人身上，他们常常被征召无偿服役。

与宫廷开支密切相关的是公共建筑和陵寝的建设费用以及在首都的超编军事人员的生活费用。京军各营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建筑材料则从各省征用。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营建计划从未间断，它们可能已经不是政府财政资金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后者已经组织得更好。很明显，考虑到王朝有限的财力，优先安排这些建筑工程是很不合适的。由于财政资源的划拨缺乏深思熟虑，军队陷入了巨大的苦难之中。这除了造成京军各营缺乏战斗操练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好几个皇帝还以不合格的编外人员填充官军数额。

由于文职官员的任命标准严格，包括皇亲、宠臣及宠臣的亲戚都投充于军队之中，他们多是滥竽充数之徒，造成军队冗员严重。15世纪60年代，京军一卫就有军官近3000人，而其定额，包括军官与士兵才5600人
〔71〕

。皇帝的母舅、岳父、内兄内弟常常受封为伯侯，他们的子侄也随后变成同知、千户。受宠宦官的家侄，可能会成为指挥、佥事。一个宫女的父兄也可能得到校尉、百户这样尊崇的头衔
〔72〕

，以此作为她勤恳服务的赏赐。这种答谢其功劳的方法与欧洲的王室赏赐给厨师勋章十分相似。

明代军官世袭，造成京军冗员严重，规模逐渐失去控制。同样，居住在各省的藩王宗室也由国家供养。1371年，就有上报说大小武官有12980人
〔73〕

。在洪武末期其数量已经上升到28000人
〔74〕

。到1455年，在京武职就有31790名
〔75〕

。在1469年，据说武职已愈80000名
〔76〕

。到1520年左右，武职增大到100000余人，已经失去控制
〔77〕

。其中的大多数人无疑要居住在京师。

这种滥封军衔的陋习所造成的财政后果有些奇特，因为这些冗员的俸禄与正式的文武官员一样，数额不大，不会造成国家的预算膨胀。向他们支付俸禄实际上是皇帝自己掏腰包，从金花银中支付。只有一部分的实物（包括粮食与棉衣）由户部来提供。俸禄册上的人员数量越多，每个人所得的就越少。这就成为军官俸禄低的一个原因。

漕粮受冗员影响最为严重。运到京师的漕粮数量一度有很大波动。从1472年开始，它基本固定为每年400万石。其中有一小部分，通常约为300000石被直接送到边境军镇
〔78〕

。这样在京师可用于支配的
漕粮约有370万石。其分配采用配给制度。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文武官吏，不管其职衔高低，每人每月为1石米，以此作为其俸给的一部分。服役的士兵与工匠则减半
〔79〕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合乎领取禄米条件的人不少于300000名
〔80〕

。1502年，根据户部尚书的报告，他们每年共要放支禄米338万石
〔81〕

。每当解运的漕粮不足或者有额外支出时，京仓就会发生亏空。这样，耗资巨大解运来的漕粮，却于帝国的财政无补，它虽然解决了首都的食物供应问题，但接受者多为冗员，他们于国无益。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见第一章第一节）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1522年，在嘉靖皇帝即位时，这位素来厉行简朴的政治家立即从俸禄册上裁汰冗员148000名，恩幸得官者皆被斥去。这次裁革每年可节约漕粮153.2万余石
〔82〕

。这些节余所折成的银两成为明帝国度过16世纪中期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见第七章第一节）。

第二节　土地和人口数据

土地数据

1587年刊行的《大明会典》记载了三组土地数据：1393年是850762368亩；1502年是622805881亩；1578年是701397628亩
〔83〕

。直到最近，这些数字还被认为是纳税的田土亩数，具有研究价值。但是经过20世纪40年代几位日本学者全面彻底的研究之后，这些数字的真
实性逐渐暴露出来了。现在看来，1393年的8.5亿亩的数字不是一个真实的财政记录，正如藤井宏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数字要包括荒地和被指定为需要改造的荡地
〔84〕

。而且这一数字也不是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全国性土地清丈所得到的数字，各省直的数字大多是随意估计出来的。明代前期纳税田土面积要少于4亿亩，这个数字可见于实录
〔85〕

。

1502年的数字似乎来源于那年编制的黄册，但实际面积不及2亿亩。而记录在1510年刊行的《大明会典》的数字是422805881亩。清水泰次最早发现了这一差异，指出后来刊行《会典》的编纂者们可能对湖广布政使司上报的田土总数较少感到有所迷惑，因而随意地给该省增加了2亿亩
〔86〕

。

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1578年的数字同样地夸大了湖广布政使司的地亩数，多统计了19000万亩。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平衡，田土总数修正之后，应该是接近5亿亩。

在和田清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中，藤井宏修正了田土总数：1381年是366771728亩；1391年是387474673亩；1502年是422805892亩；1578年是510612728亩。尽管这个发现有充足的论据，但所引用的证据还仅是一种启示，而不能以此得出结论。他的推论是很合乎道理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
〔87〕

。此外，这些修正的数字还只是税亩数，并不代表实际的面积（见第一章第二节“税亩折算”部分）。

实际上，在15、16世纪建立起一个单一的统计标准是很困难的。一旦税收额度与耕地面积挂钩，人口数据对中央政府就变得相对不重
要了，他们不再作为税收的基础。高级官员对官方册籍中人口数据的肆意篡改就表明他们无意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根据藤井宏修正的田土数字，16世纪农业用地是不断上升的，这一点与我们研究的主题有关。由地方部门提交的基本数据有许多问题，给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数字作为一个比较的基础。在下面几章里，将依据地方上报的数据进行一定限度的定量分析，至少能够弄清其内部的情况。

人口数据

16世纪上报的人口数据要比官方的土地数据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人口少报是普遍的趋向。与耕地面积不同，对人口数据根本无法进行核对，甚至相对准确的核对都难以做到。按明代一般的做法，大查黄册仅仅是找出上报数字的误差。当分类细目的数字与总数不符时，黄册就会被驳回要求重造，并对上报错误的地区处以高额的罚款
〔88〕

。为了避免被罚款，地方政府就重抄旧册，送解了事，有时不过对旧册最后两三位数字做轻微的改动。何炳棣指出，从1522年到1552年这30年间，总共4次大造黄册，浙江奉化县的人户数保持为18865户不变，既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而象山县登记的人口数甚至一直是17812人
〔89〕

。

然而，十年一次的人口与土地的上报从来没有被废止。明朝指定南京城外后湖（今玄武湖）的小岛作为存放这些册籍的地方。整个地区被宣布为禁区，上报册籍被送到之前，已经建有三十间新库房。岛
上炊爨有禁，火烛有禁，以此严防火灾。这些册籍的装订版式有严格的规定，纸张也有统一的标准。许多国子监监生被选派来负责黄册的查对，查找新造黄册有无错谬
〔90〕

。不过，大多数的工作是一种无用劳动。韦庆远指出，1582年，南直隶兴化县有百岁以上人口的户达3700余户之多。一直到清初，一位官员还提到明末有些黄册所开人户的姓名并事产，多系明初洪武年间的姓名和数目
〔91〕

。

当时的文人就已经认识到黄册的弊病。王世贞（1526—1590）称造册与稽查皆同“儿戏”。1609年，山东汶上县地方志的编纂者痛惜黄册“徒费毫榰耳”
〔92〕

。1572年刊行的浙江会稽县县志记载人口数是62004人，与上报的人口数字一致。但是编纂者同时附上实在数目，则是该数字的4倍
〔93〕

。

《大明会典》记载的官方人口总数为：1393年为60545812口；1491年为53281158口；1578年为60692856口
〔94〕

。这些数字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按照一般的猜测，16世纪的人口要比明朝建立之初有很大的增长，而这些数字与这种猜测并不矛盾。这3个数字中，1393年的数字无疑最接近于实际情况。洪武时代管理严格，对于财政记录中的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厉惩处。6000万左右的人口也与这一时代上报的食盐产量相符
〔95〕

。众所周知，在以后的世纪中，常常有某些个别地区上报的户口数不但没有增加，相反却减少了
〔96〕

。因此6000万人口可以被认为是人口净增长的标志。

同时代的一些资料显示出当时人口增长是很快的，但是这些资料没有记载具体的户口数。何炳棣对当时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
研究之后认为1600年的人口数为15000万左右
〔97〕

。这一估计与16世纪晚期经济活动的一般描述比较吻合，也与同时代食盐的产量（见第五章第二节）以及明朝以后的人口记录相符合。

至于人口增长的影响，明代的文人几乎一致认为人口多有利于税收。这种态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非客观的分析。他们很少顾及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均收入的下降。当然，16世纪的明帝国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特别是湖广和河南，所以人们很少关心人口的压力。而且，不断发展的手工业也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了出路
〔98〕

。然而，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一些地区，新增加人口的吃饭已经很成问题了。上面所引的《会稽志》就指出该县的自然资源也就仅令一半人口“不饥耳”
〔99〕

。在福建，由于粮食的不足促使当地居民无视帝国的海禁政策而从事海上贸易，并且在16世纪中期以后导致了沿海地区严重的海盗行为，对于这一点，明代的文人与现代的学者有同样的看法
〔100〕

。许多历史学家关注明代后期的城市文化，他们对繁荣的长江下游地区土地所有者从事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01〕

。由于资料缺乏，使我们很难去评估明代普遍的生活水平。但是，彭信威在他的关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中就提到了当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这反过来也影响到税收
〔102〕

。

另外一个因素也要考虑，那就是明代的财政机构过分僵化，从来不进行有效调整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教条的儒家学说认为劳动力越多，税收收入就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即使这种想法成立，明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管理。有些地方人口减少，有些地方经
济破败，但额税制度使得税收负担无法进行调整。人口逃亡后，所缺税额一般摊征于余下居民身上，这就导致更进一步的逃亡，税款也无从征收
〔103〕

。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朝廷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税收相对容易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

地方在编造黄册之初，就已经背离了规定的程序。到15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叫做“白册”的册籍。作为例行公事，地方官员还是解送黄册到后湖，而他们另造一套实征册，习惯称之为白册，以便进行实际的税收管理。据说在1479年左右，时任南直隶巡抚的王恕（1416—1508年）曾私下默许地方官员编制白册
〔104〕

。这些统计数据开始出现在16世纪编纂的一些地方志中
〔105〕

。

第三节　军队的维护

军队自给的神话和面临的现实

一般认为洪武和永乐朝军队通过军屯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点一直是我们正确了解明朝财政史的一个障碍。这一神话是明末的学者吹捧夸大所造成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早期记录的误导。这些记录的
内容十分丰富，为他们的结论提供了资料。《大明会典》记载军屯田土总数为8900万亩
〔106〕

。《实录》记载1403年的军屯子粒总产量超过2300万石，这几乎与田赋收入相当
〔107〕

。《明史》甚至记载每军受田50亩，以米18石为最低标准，其中12石听本军自支，余粮上交军仓。在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108〕

。这些估算显示出至少有100万军士在从事粮食生产。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如果能够很好地实施，可能会解决军事供给以及所有的其他问题。

然而上面的推测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实现。16世纪末期，甚至当时的人士也开始对早期报告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孙承泽经过计算，认为1400年左右，四川一省的屯田面积有65954526亩，而按屯军数量进行折算，每人要耕种4500亩土地
〔109〕

。在同时代的其他著述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洪武皇帝自己就曾说过南直隶的两个指挥领军屯种20年，还不能实现屯食自给
〔110〕

。通过《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14世纪末、15世纪初军事卫所的粮食供应主要还是依靠民运，这种记载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111〕

。1404年，在永乐皇帝大力推进军屯之后，一些地区还是“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岁之食”
〔112〕

。到了1423年，全国的军屯子粒定额下降到接近500万石
〔113〕

。实际产量可能会更低。1429年，户部尚书郭敦（1427—1431年在任）上奏宣德皇帝说许多卫所下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屯收子粒不足百石，而每卫官军一年所支俸粮动以万计
〔114〕

。

上面的情况显示出，所谓的军屯自给被夸大了，全国性的统计数
字仅仅代表着一种预计的目标，各个层次都对其做了过高的估计。现在我们还无法确知军屯计划前期的实际效果，这部分是因为明朝官僚们对王朝的建立者有所恐惧疑虑而隐瞒了这方面的情况，也因为缺乏来源于武臣方面的资料，他们没有留下什么记录。王毓铨在对明代军屯进行专门研究之后认为，歌颂军屯的言词都“不免夸大”，夸大到甚至“很不符合事实的”的程度
〔115〕

。

军屯水平必须根据屯田计划组织的情况加以观察。实际上，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仅仅是由皇帝签署命令，要求军官进行屯田，至于财力、物力则由屯军自己去解决。通过现有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种子与耕牛分发以及人力与屯田的分配都不是由中央统一管理
〔116〕

。所以，这项计划很难成为一项持久的制度。

交错的补给线

洪武皇帝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1392年，估计现役军人有120万人
〔117〕

。登记的世袭军户有170万到200万户左右
〔118〕

。但军队缺乏内部的凝聚力。登记在册的军户并非经过挑选，他们包括许多政治犯、刑事犯、充军犯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
〔119〕

。洪武时代，湖广、广东、福建、山西的许多民户也被临时征入军队因而被佥为军籍
〔120〕

。即使在明朝建立前后，军士逃亡也是很普遍的事情
〔121〕

。

每一世袭军户，除了要供一人应军役外，还要承应本卫、所的征召。其中有一项义务是要承担30%的军用装备，其他70%要由邻县或
邻府的军户来提供。这种方法很可能在洪武朝末期就已经确立了
〔122〕

。

士兵没有现金收入，有时候皇帝会赏赐给现役官兵宝钞，但这些赏赐是不固定的。军士固定的配给是月粮每人一石，还有少量的盐，以供家小之用
〔123〕

。冬天服装的发放依据供给情况，要么是发给现成的冬衣，要么是发给棉布和棉絮
〔124〕

。洪武朝，一个士兵每年通常能够得到25贯的宝钞，报酬还很丰厚。然而在永乐中期，大约在1410—1420年左右，这些赏赐渐渐取消了。此后除了新皇帝继位之时可能还略有赏赐外，其他时候则完全没有
〔125〕

。

卫所事实上有两种类型。在北方边地、某些海边地区以及贵州，卫所的指挥官实际上也履行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在王朝早期，这些地区的全部人口实际上都登记为军户，所有的土地都归政府所有，实行军屯，每名军士分地50亩
〔126〕

。但是这些地区的产量一般都很低，又缺乏安全保障，自然条件又不好，推行屯田无疑有很多不利因素。内地的卫所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他们与一般民户杂处，可供军屯的土地很少，且分布零散
〔127〕

。一些零星的数据表明每个士兵一般只能分配给20亩或者更少的土地
〔128〕

。到1402年，又更定科则，每个屯田士兵除了纳粮12石自支外，还要纳余粮12石，要完全按照这个科则来执行是很困难的事情
〔129〕

。很清楚，这个标准必须要求人力与物力发挥到极限程度才能完成。

军屯计划在1371年大规模推行以后
〔130〕

，原本期望卫所能够自给，以减轻民户的负担。尽管这样，早期的补给方法还在继续应用。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解释过明朝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后勤保障
体系。按照户部规定，地方官员要对拨税粮给邻近的卫所。低水平的解运遵循这一固定的方法，发展成为遍布整个帝国的供给网络
〔131〕

。根据现有的记录，我们还无法确知这样分配的税收收入有多少。会计制度的复杂性成为有明一代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就造成军官们有可能夸大军屯的成绩，而事实上却是由文职政府来供应军队。1407年，当永乐皇帝发布严厉的命令要求扩大军屯时，一位监察官员上奏说军屯的实际产量难以确知
〔132〕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它一直存在于其后的几个世纪之中。

卫所制度的衰落

早期军屯计划的实际效果还不清楚，但它在15世纪的头25年里就已经衰落却是现实。1425年颁布的法令将每个屯种军士所纳的余粮定额减少到6石，此后一直没有改变
〔133〕

。这一变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现实的选择。然而定额减少，却没有新的补给来源。同时也中止赏赐给士兵宝钞，田赋收入也不断减少，还有临时的税收蠲免，所有这些都更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军事卫所的补给供应能力。

从1435年起，屯军自己支用的正粮子粒为12石，可以在收获时直接留存而不必经由卫所军官盘量
〔134〕

。在理论上，耕地是从来不会分给各个军士成为其个人财产的，军士只是受领一小块公地耕种。但实际上不可能永远如此。这一制度不过是将军士又变成农民向他们收取税粮，而且其税粮额是正常田赋的5到10倍。到15世纪中期，也可能更早，军士已经开始典卖自己管理的土地，这类事例在明代后期的记载
中可以经常见到
〔135〕

。

15世纪中期以后的大约100年间，明朝军事实力急剧下降，特别是内陆省份的军队，其衰落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有的。当时补给短缺，士兵配给减少。他们的部分粮饷与配给也被折成棉布、胡椒和苏木。折支比率依据都司卫所不同而不同，军士已婚未婚折支也有所不同
〔136〕

。月粮1石的供给本来就不充足，而折支事实上取消了报酬。1468年，一些军士被告知他们的部分军粮折色自此以后将被减少到每人4两胡椒和苏木，这些物品给散不时，又且数少，军士不愿关领
〔137〕

。1489年，山西的一个千户所的指挥官报告说其军士已有两年不支俸粮，不支布花更达6年之久
〔138〕

。只是到了1511年，明朝政府才解决这些拖欠，其中包括河南两卫旗军9年未曾关领之月粮折色钱钞。这些迟发的配给当时是按每米1石折铜钱20文的折算率发放，支付的款项仅相当于原先价值的5%
〔139〕

。1528年，皇帝在一个诏令中承认许多“卫所军士月粮多有经年累月不得关支”
〔140〕

。

这样就导致了军士大量逃亡，军队缩编严重，卫所制度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了。朝廷的“清勾”政策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当一个军士逃亡后，“清军御史”要勾取其亲属和邻居顶充
〔141〕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承担军役义务的人同意花钱募人代役，支付代役人结婚和迁移的费用，由代役人顶充空缺
〔142〕

。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过于迟缓，一件事情解决了，另外一些逃亡又发生了，直到最后，卫所被架空。

洪武朝广西官军有120000人，到1492年只有18000人，仅剩原来的15%
〔143〕

。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额4735人，到1502年，在城操练者
仅有141名，不到原来定额的3%
〔144〕

。金华千户所定额有1225人，到16世纪，在营操演军士只有34名，还有300人充之运船
〔145〕

。

16世纪早期，内地的军事卫所仅维持规定员额的10%，这是很典型的情况。北京周边的78个卫所在15世纪早期有军籍380000户。但编入京军各营仅有50000到60000人。他们中许多人从事宫殿营建、军马养护，或者作为部门随从、家内仆役等，在营操练者不超过10000人，而且其中一部分人还雇用贫民乞丐顶充军役
〔146〕

。

北方边镇的情况略好。1487年官方的记录显示出各边官军约有300000人
〔147〕

。当卫所军逐渐被募兵所代替时，这些军镇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148〕

。1500年左右，估计募兵已经占到操军的一半以上
〔149〕

，这也就意味着帝国政府不得不增加北边军士的粮饷。而当时京运旧额只有480000两白银
〔150〕

，这一额度在16世纪初急剧增加。从1500年到1502年的三年间，为了应付来自于蒙古各部的军事压力，户部迅速加拨4150200两白银的紧急资金给一些军镇
〔151〕

。这种趋势一旦确立就根本无法逆转。边军供给成为户部一个最大的问题，但却又是最棘手的任务（见第七章第二节）。

尽管相对于帝国的财力而言，以上所引的数字也非过于庞大，但政府并无专项收入用于这种开支，而军队自给这种不切实际的神话却还在继续。这样不仅它的财务出现了问题，而且卫所制度本身也成为16世纪管理者的一项负担。虽然这一制度的效率已经降到最低，但它既没有被废除，也不进行改革。对于后代的管理者来说，它虽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已经没有什么财力供其支配，也不敢冒风险对
其进行改革。仅仅在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户部尚书倪元璐大胆地建议彻底免除军籍，但是他的建议被崇祯皇帝拒绝了
〔152〕

。

第四节　货币问题

宝　　钞

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宝钞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果已经普遍被经济史研究者所认识到
〔153〕

。然而，通货膨胀政策对政府财政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程度还没有被全面评估过。简单地观察可能会认为其影响仅是暂时性的。实际上，通货膨胀有长期的影响，因为一个错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宝钞的破产引起了连锁的反应，导致了铜钱以及后来税收管理中用银的失败。明代财政账目缺乏统一管理，同时税收定额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虽然造成这种结果有许多原因。但无疑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有这些都源于明初滥发纸币的政策。

我们很难解释洪武皇帝对宝钞的态度。他过分自信权力。他的通货膨胀政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税收形式，虽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这样理解，但事实却是如此。可以想见，通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来支付开支，这些纸币不久就会饱和。没有证据显示他认识到这些背后的关系。

众所周知，洪武皇帝是以赏赐的方式流通宝钞，他把宝钞作为特殊的赏赐授给皇子、高级官员，也把它作为外国朝贡使团的回赠礼
物。同时，洪武皇帝也用它来购买粮食，或者分发宝钞赈灾。尽管很难确切知道宝钞的实际流通量，但其大致数量还是能够确定的，其流通量大得惊人。

依据《实录》的记载，仅仅在1390年一年时间里，这位开国皇帝在各种场合赏赐宝钞的记录就有69处
〔154〕

。在这69个事例中有53个事例或者是指定了赏赐的准确数量，或者是清楚地说明了分发的类别可以计算出总数，总计达88607315贯。余下16次的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其总数估计可能接近700万贯。这样，仅在那一年，皇帝赏赐的宝钞就有9500万贯。而那一年政府记录的收入以按纸币来折算有20382990贯
〔155〕

。以前面的数字扣除后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知道洪武皇帝仅在1390年就发行了7500万贯新钞，造成市场上通货膨胀。按照当时官方的比价，每石米为一贯，流通的新钞就相当于明代两年半的田赋收入。即使按照当时的市值每石粮食折钞4贯来计算
〔156〕

，钞额总数还是相当于半年的田赋收入。

这一估计并不与宝钞提举司的造钞能力相矛盾。皇帝自己的话就透露出在1385年的一年中，各钞局印制的新钞就在2700万贯到3400万贯之间
〔157〕

。这一数字明显低于1390年的7500万贯这个数字。不过在1385年，宝钞的市值是每石粮食折钞2.5贯
〔158〕

，当年投入流通的新钞的价值还是与半年的田赋收入相差无几。

到了15世纪早期，宝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1404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建言实行统一的户口食盐之法，各户食盐纳钞。其最初的计划是希望每年可增收1亿贯。户部则提出反建议，决定将这一数额减少
一半
〔159〕

。但即使这样，这一政策也从来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或者户部的建议实行过。当时的计划性收入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很显然，永乐皇帝的政策加重了国家的通货膨胀。尽管将官方制定的比价降低到每石米30贯
〔160〕

，但宝钞的实际购买力还要低于这个水平。

1425年，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仅仅相当于其最初价值的1/4到1/7
〔161〕

。然而，这样的比值与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的供需关系所产生的波动而形成的价格指数不能相提并论。在15世纪早期，民间商业很不发达，商业交易中大量使用纸币极为少见。所谓纸币的市场价值，部分的是由使用者来决定的，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国家的控制力。只要这种控制力一丧失，民间就会拒绝使用纸币，结果，纸币要么进一步贬值，要么废弃不用。

明朝政府自然不会忽视对私下交易的管理。1426年，又重新强调了早期禁止用金银进行交易的法律
〔162〕

。1429年，对违法者处以高额的罚款，私下交易1两白银，就要罚钞10000贯
〔163〕

。然而这样做并不能取得实效，因为私下商业交易过于分散，而白银相对来说比较充足。宣德皇帝在其即位之时，就赏赐官吏军民人等963829两的贵金属，这种做法与其货币政策相左
〔164〕

。

保持宝钞价值最有效的办法是为这些在民众中正在流通的货币找到市场。在15世纪早期，政府允许用钞交纳税课与赃罚，但是采取谨慎的态度，严格限制宝钞纳税的额度。官员们对宝钞普遍信心不足，不敢收纳大量的宝钞，这要承担一定的金融风险。因为政府没有任何
预算盈余来保证宝钞稳定。

下一步是创造新的税收收入，专门收纳宝钞。1425年，户部尚书夏元吉向洪熙皇帝上奏要求增加市肆门摊税。宣德时，扩大了税收的范围和税率。1429年，他下令在33个城市中将门摊课钞增加5倍，每个店舍最高每月要上纳500贯。驴骡车每次进出北京和南京还要交纳300贯的通行费用。对于运河上的船只，除去一般的税收外，还要计其载料之多少、路程之远近纳钞，一般来说，一艘船通过整个运河要纳钞500贯
〔165〕

。1431年的年终报告显示出当年各种杂课钞收入达到2亿贯
〔166〕

。到1433年，这些杂课钞收入达到了28800万贯
〔167〕

。进行通货紧缩的努力被宣称取得了成功。皇帝谕称“内外钞法颇通”。他要求统一降低税率，普遍地降到原有税收水平的1/3。正统皇帝与景泰皇帝又进一步降低税率，到1442年，税率已经相当于最高时的1/10。1452年，车辆在城门的通行费已经分成四种，分别是8、4、2、1贯，4贯仅相当于原来费用的2%
〔168〕

。

1429年的计划显然过于苛刻，给商人和公众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是一旦这种激烈的步骤已经实施，在它的目的也已达到的情况下，就不应该轻易废弃。但是明朝政府在没有采取一定的后续措施来巩固纸钞的地位、使其永久制度化的情况下，就宣布废弃了这种做法，这是不明智的行为。很明显，这错过了一次进行宝钞改革的绝好机会。如果仅仅认为政府缺乏技术知识而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早在1425年，一位军士就已经提交了一个钞法改革计划，要
求以新钞取代洪武宝钞
[1]

。皇帝不仅读了这个计划，而且还在群臣中传阅，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皆合朕意”
〔169〕

。考虑到这些，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进行这种改革已非明廷能力所及。

我们应该注意到，由军士提交的这个计划并不简单局限于发行一种不同类别的宝钞，他也指出需要进一步统一财政管理，必须有可信的财政统计资料，同时保持预算平衡。这一计划如果完全实施，将会完全背离洪武皇帝的政府财政观念。而当时的宣德皇帝，正由于逋赋问题与安南的困境而焦头烂额，无法指望他能够进行这样的冒险。在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而仅仅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只会进一步动摇公众的信心。作为其结果，此后发行的宝钞皆用“洪武”年号
〔170〕

。

帝国的主要问题是田赋与军屯。在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朝廷在这种压力下，仅仅降低一些款项开支，根本不足以弥补税收缺失。为了使宝钞有出路，就人为地对城市地区的人口课以重税。因为只有在城市中，国家能有足够的、有效的控制力量。然而，在一个农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流通的基础过于狭窄。而且又是一种封闭性流通。每年2亿贯的杂课钞，其价值不超过500000两白银。同时，通行费与门摊税过于沉重，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因此，这一政策的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1435年，宣德皇帝去世，幼帝登基。广西梧州知府奏请在民间贸易中铜钱合法化（当时禁止使用铜钱的法律虽已成为具文，但仍然保留）。这一奏请得到批准，因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再把禁止铜钱流通的法律看成有效的借口
〔171〕

。第二年，朝廷开始以银征收田赋（见第二章第一节“金花银”），宝钞的法定货币命运已定。它的进一步贬值是可以预料的。

1436年，根据报告，钞1000贯可兑换银1两
〔172〕

。但是，到15世纪40年代，明廷又一次制定法律禁止使用铜钱，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努力，使宝钞的价值有所上升，钞不足500贯可兑换1两白银
〔173〕

。这一步骤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宝钞的最大面额是1贯，尽管与白银不可相比，但是贬值的宝钞可以取代铜钱作为小额零钱。1448年，一条禁用铜钱的法律被宣布生效，朝廷令京师的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
〔174〕

。但是考虑到宝钞原来的发行历史，官方发行的宝钞难以重获信任，小规模的交易很难管理。第二年，明朝的军队在土木堡遭到重创，年轻的皇帝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获，紧接着出现的紧急状态，使得这条强制性法律根本得不到重视。此后，也就再没有进行任何的努力以便使政府发行的宝钞获得普遍接受。

然而，宝钞却从来也没有被完全放弃。即使它已经不再流通使用了，但它还是作为一个财政单位而存在下来。洪武朝的一些以宝钞估定的税收额度在16世纪按每贯0.003两白银的兑价进行折算，宝钞贬值甚多。同时，在15世纪早期为了扩大宝钞的使用而新增的税收收入也没有进行全面的重新整理。从原则上来讲，这些项目的一部分还应
该用宝钞来支付。1466年，已经有人报告说宝钞“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但到16世纪80年代，在京师的文职官员还被要求购买宝钞以便完成他的税收解纳义务
〔175〕

。

宝钞本身没有商业价值，除非一些商贩在其商业活动中购买它，然后再转售给那些纳税人，这些纳税人纳税时必须交纳一部分宝钞。从1488年开始，政府大体上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
〔176〕

。但是仍以宝钞核定税额。事实上，以宝钞计算的税额很少
〔177〕

。1527年，官方计量宝钞不再用“贯”，而以“块”计，其被赋予的价值依地区不同而不同
〔178〕

。

一直到15世纪中期，明廷还用宝钞来折支部分官俸，有时也以此折支军饷。从那以后，这些习惯大都停止，宝钞变成了一种礼仪性货币，它分发给官员作为有名无实的旅行路费，有时候有功的大臣与总督也会得到一包宝钞，一次绝不超过1000贯，这被看作是君主给予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荣誉。在各种庆祝场合，皇帝以宝钞作为奖励赏赐给他的朝臣
〔179〕

。1618年，政府还向辽东的一些军士支发宝钞
〔180〕

。最后一次以赏赐的形式发放宝钞似乎是在1620年天启皇帝即位之时。当时已是宝钞停止广泛使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了
〔181〕

。

铜　　钱

有明一代，铜钱充当的行政职能被认为要超过其公共服务职能。铸币厂没有成本预算，劳动力有工食，但没有薪水。通常情况下，其原材料要么由工匠提供，要么按照政府定价由指定商人来采购。完成
这些供应也是他们的义务。15世纪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以银雇役，而不是亲身服役。实际生产的工人多为受雇应役。然而，许多早期做法却还保留下来，例如工人和供应者要对铸币厂的运作负有财政责任。一些铸币厂的工头通常被称作“炉头”，他们负责供应必要的木炭。一个17世纪的手册显示出熔化金属要很好地把握火候，过了火候会多耗费原料，而这些多耗费的原料要由供应者来弥补。同时，火候不够，则硬币的出产量要比要求的少，炉头也要对此负有财政责任
〔182〕

。

明代的绝大多数铜钱都是以“钱”或“文”为单位。有时，西方的学者将其归类为铜钱（copper “cash”）。但是钱（mace）也是重量单位，为1/10两。在理论上，至少每个1钱硬币，重量也应当是1钱。换句话说，就是10个硬币重量为1两，160个硬币为1斤
〔183〕

。币值较大的铜钱很少铸造，只是在洪武时期铸造了一些10钱的铜钱。17世纪天启朝也曾铸造同样的铜钱，但却完全失败了
〔184〕

。金银作为货币的理论已经确立很久，明代比前代更强化了这种认识。明朝的货币政策可能进一步阻碍了人们信任抽象的货币符号。

按照原则，铜钱由纯铜铸造。混合一定量的锡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样会降低其本身的价值
〔185〕

。1505年，有人奏请皇帝允许造币时掺入1/16到1/8的锡。但是这条规则当时仅仅适用于在京师的铸币厂
〔186〕

。14世纪，在禁止私下用贵金属交易之前，就已经规定了1000文铜钱合白银1两。1500年以后，部分地由于铜价的上升，这一兑价降为700比1有时是800比1。民间私下交易的实际兑价与这一标准则
有很大的不同，这要视当地的铜价与铜钱的质量而定
〔187〕

。

铜钱的铸造不是冲压而是以模子压铸。《天工开物》一书对此有说明，按照该书的描述，两个半分的空范类似于立放的公文包，它包含着许多硬币印模，熔化金属从其顶端的孔道灌入
〔188〕

。硬币被浇铸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锉边和磨光。有资料显示为了铸出高质量的硬币，最多锉磨掉三分之一金属
〔189〕

。对这一锉边磨光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看来是采用了类似于车床之类的镟车，将硬币固定于一个位置进行修磨锉治，这要用一个方形的棍将它们直贯，两端用夹子固定。在16世纪早期，有人建议革去车镟以使“工费轻省”
〔190〕

，于是铸工竞相杂以锡、铅以便锉治。这就造成了政府鼓铸之钱质量下降，反过来又引起盗铸日滋。这些细节问题非常重要，这与其说是缺乏技术，不如说是资金不足造成了生产标准的下降。

由于提倡用钞的政策，使铜钱铸造从一开始就发展迟缓。政府不愿意铸造铜钱，以避免同其推行的法定货币相竞争。甚至宝钞贬值之后更是如此，让宝钞与铜钱有同样的地位
〔191〕

。我们已经说过，一直到15世纪中期，明朝不时地禁止铜钱流通。但这些命令没有什么效果，人们多用前朝所铸旧钱进行交易。

尽管铜钱在洪武、永乐、宣德年间铸造次数不多，但在1433年后有70年根本没有铸钱
〔192〕

。早期生产的记录是不完整的，但是一些零散数字显示出铸钱数量不是很多。洪武朝铸造数量最多，例如1372年铸造了222401956文铜钱，1374年铸造了199849832文铜钱，两下合计价值接近200000两白银
〔193〕

。官方的记录显示出即使在产量最高的14
世纪国家每年也仅能铸钱190667800文
〔194〕

。根据北宋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要想保证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必须保证每年要铸造20亿到30亿文铜钱，也就是每人每年大约要有50文新钱
〔195〕

。而明代铸钱数量不断波动，从来也没有接近这一水平。同时，明初铸造的许多铜钱又流失到海外。郑和的远洋探险行动输出的铜钱还无法确知其总数
〔196〕

。同时铜钱也被赏赐给外国的使者。1453年，仅仅日本的朝贡使团就运走了50118000文铜钱
〔197〕

。然而，当时的明朝，国内市场铜钱的流通还没有合法化。

大约到1450年，取消了禁用白银、铜钱的禁令。由于对铜钱的强烈需求导致了“铜荒”，然而在整个世纪的后半期，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解决这种短缺。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私铸伪钱，这些私铸者们，以某一种正在流通的古代钱币为标准，掺杂以铅、铁以及沙子进行鼓铸私造
〔198〕

。

当朝廷在1503年最终采取行动时，却没有资金去铸造铜钱。当时在京师的铸币厂生产能力有限
〔199〕

。解决的办法是按照14世纪的先例将铸钱配额分派给各省，要求各省按照中央的统一标准铸造一定数量的铜钱。一般来说，铸造铜钱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情。甚至到16世纪晚期，铸造铜钱还可获得40%的利润（第六章第二节）。然而在这些事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授权地方长官铸造他们自己的货币。正如一位监察官员所指出的那样，要求地方长官铸造一定数量的铜钱实际上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税收
〔200〕

。按规定，南京要铸造2560万文钱。许多在南方的官员联合起来上奏皇帝说地方灾伤，如果定额太高会加重平民
的负担。皇帝随后将其定额减少到原来的2/3
〔201〕

。然而这一定额，即使能够全部完成，也仅相当于36657两白银，这一数量根本无助于解决铜钱短缺问题。

1505年，甚至官员们都公认政府的工匠无法同私铸工匠的技术水平相比。一些官员在参观了京师的铸币厂之后，奏报说政府的工匠“乱加锤錾”，铸出的钱“斜仄拙劣，殆不成文”
〔202〕

。1503年，鼓铸铜钱的命令发布之时，预想能够铸钱2亿文
〔203〕

，到1505年夏天，户部上报说所铸之钱还不到定额的20%
〔204〕

。甚至到1509年，这一计划也没有全部完成，整个计划一拖再拖
〔205〕

。

嘉靖皇帝是最后一个力图维持铜钱制度的君主。1527年，他下令重新开始铸钱
〔206〕

。尽管努力改进铸造工艺，增加每文钱的重量，但在其统治期间货币的混乱却更加恶化。到16世纪50年代，市场上充溢劣质私钱，私钱对白银兑价跌至6000文兑换1两。一些光棍无赖胁迫商民接受官定的每700文铜钱兑换1两白银的比率，迫使民间闭门罢市。1554年，有人上奏皇帝说许多流民死于京师街头，是钱法不通造成的结果
〔207〕

。虽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楚，但我们有理由推断这可能是食品价格急剧上涨以及失业人数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

经济史学家李剑农注意到按照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要驱逐良币。他因此断言因为嘉靖钱法量过重，私铸者为了得到金属而将其销毁熔化，其未被销毁之善钱则深藏不出
〔208〕

。用这一理论进行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完全这样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他忽视了16世纪政府铸币的数量因素和其质量管理。

嘉靖铸钱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明史》宣称1553年政府的铸币厂铸钱总数达950亿文，这条材料来源于《大明会典》
〔209〕

。著名的中国货币史研究权威彭信威指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数字“在事实上不可能”。他本身作为一个收藏家，认为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铸造了如此多的钱，这种事情至多是一种拟议，并没有真正实施过
〔210〕

。另外，在16世纪中期，950亿文钱的价值约略等于明朝政府20年间全部的现金收入。要想铸造如此多的钱，政府铸币厂的规模必须扩大100倍。

所有的证据显示出铸钱总额很少。1527年，南京和京师的铸厂仅仅铸钱41491200文。1540年，由于无利可图，铸钱再被推迟
〔211〕

。在整个明代，最大胆的铸钱建议是给事中殷正茂（后来任户部尚书，1576—1578年在任）在1555年建议利用云南铜鼓铸铜钱，他认为每年费工本银39万两，可得钱65000万文
〔212〕

。但当这一计划实施时，工本银被大量削减，仅投入白银2万两，每年铸钱不超过3300万文，其价值不到白银5万两。尽管这个计划名义上有150%的获利，但必须要求当地人将钱运到中部各省才能够实现。因此云南的地方官员不断地奏称负担过重，难以为继。到1565年，终罢云南铸钱
〔213〕

。

南京和京师的铸钱一直推迟到1540年以后才重新开始，当然具体的时间还无法确知。但在1564年内阁大学士徐阶（1552—1568年在任）在给皇帝的一篇奏疏中透露在京师铸币的宝源局投入的工本费仅仅为28000两白银
〔214〕

。总之，没有证据表明嘉靖朝的哪一年铸钱数量曾经创纪录地超过1亿文的水平。在一些年份中，铸钱完全被推迟了。即使嘉靖皇帝企图建立一套银钱双本位制的货币体系，铜钱供应
不必与宋代人均比率一致，新钱低于一人一文的比率，但考虑到明代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做法不可能适应时代的普遍要求。

嘉靖朝铸钱缺乏质量管理，在徐阶的文中得到证实。政府宝源局生产的铜钱种类很多，徐阶将各种制钱并私铸之钱每项各五文封进圣览，让皇帝裁察。其中有的钱用镟车磨边，民间称之为“镟边”；有的以金漆背，谓之“金背”，还有一种，表面黑色、粗糙，称之为“火漆”。而劣质钱币众多，无法归类。徐阶认为这些问题并非一般民众梗法所致，而是政府机构管理不如法的结果。在他的建议下，工部宝源局暂停铸钱，第二年云南也停止铸钱
〔215〕

。

对于这些问题，明朝前期的皇帝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铸钱从一开始就没有按部就班。本来起步较晚，先天不足，而在16世纪，官方又过分低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应该倾其财力、物力去铸造新钱的时候，却又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损害了长远的计划。由于新铸铜钱数量很少，质量低下，所以很难推行下去。明朝的铜钱也沿袭传统的设计，无法取代前朝铸造的铜钱。朝廷也仅仅是颁布法令宣布前朝旧钱废止使用，却没有任何实效，相反只会使民众产生困惑
〔216〕

。

在16世纪60年代的努力失败之后，再没有进一步的努力去约束管理私下交易的兑价。皇帝连续发布命令通告民众“行钱但从民便”
〔217〕

。一直到明朝灭亡，以铜钱纳税也仅限于城市的商业税和一定比例的钞关税。官方收税时偏爱铜钱
〔218〕

，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铜
钱是一种法定货币。1571年以后，官方的宝源局也偶尔开工铸钱
〔219〕

。1576年，又发布了铸钱的命令，甚至还期望人民能够用铜钱来支付田赋，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实现的目标
〔220〕

。政府的态度通常是谨慎的
〔221〕

，他们接受铜钱本身的市场价值，有时候还利用市场的波动铸钱获利（见第六章第二节）。

在16世纪晚期，无论是税收支付还是民间交易，白银的交易量都逐渐上升。贵金属总是以锭、饼、小银块的形式进行交易。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有任何铸造银元的提议与想法。一直到19世纪，中国才开始第一次铸造银元
〔222〕

。在明代，推行铜钱的惨痛经历所形成的长久惯性是很难消除的。

白银（unminted silver）
[2]

用于税收管理和作为公共交换媒介

近代开始之际，在一个大国还没有用银币来进行财政管理是一种很奇特的情形。明朝政府没有能够从银的开采中获利很多（见第六章第一节），也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这就意味着明朝的财政管理者在履行其职责时缺乏必要的手段。这也就妨碍了税收的征集与解运，同时还会有其他更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晚期的货币供应还只能进行推测。据梁方仲的估计，从1390年至1486年，国内的白银产量总计达3000万两以上。在明朝灭亡前的72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
〔223〕

。据彭信威
阐述，元代中国白银就已经持续地流入中亚。到了明代，进行官方交易时，白银供应不足。他引用17世纪的一份资料认为一直到明朝结束，民众手中仅有250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包括能够随时换成现钱的银器和银首饰
〔224〕

。如此推测需要许多证据。但似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16世纪晚期流通中白银的数量并不很多。有证据表明，当税收折银以后，收割后的农产品价格有急速下跌的趋向。这一问题还将在后文中与田赋管理一起讨论（见第四章第三节）。价格的变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变化的剧烈程度表明不充足的货币供给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税收管理中使用银锭（silver bullion）完全没有计划，甚至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其缺点是无法预料也不能进行修正。16世纪的赋役折银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相当无规则的过程。流通中白银的不充足无疑是一些赋役从来没有折银的原因。顾炎武在考察了17世纪中期的情况之后，还认为赋税征银是一个错误，赞成恢复实物纳税
〔225〕

。

在16世纪晚期，税收的解运基本上是向北方解运银锭。中部和南部各省要将税额解运到京师，同时，北方各省除了向京师解运外，还要将税额解运到更北的北边军镇。16世纪中期以后，中央向这些军镇供应的年例逐渐增加。盐课收入也是遵循着同样的运输路线。我们可以估计这些例行的解运至少从东南向西北运送了大约500万两白银
〔226〕

。毋庸置疑，大多数的白银又回到了它最初的起运地。对于白银，北方边境是一个绝对的障碍。没有它的流回，向北的运动不可能不间断地超过一个世纪。尽管资料还不充分，但好几位现代学者在其
论著中通过对棉花和棉制品贸易、瓷器以及同时代边境记录的研究，认为白银大概也是通过其解运过来的路线流回南方，因为物资注定要从南方，特别是东南各省采购
〔227〕

。

这一来回流通的过程斜放在明代的地图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回形针，不断促进着货币的流动，而且也可以相信这一过程加剧整个帝国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它促使这一过程的一端通过工业生产获得白银，而在另一端则通过政府的服务性事业来获得白银。顾炎武在广泛地周游、考察之后，指出当时在山东登州和莱州、陕西鄠县白银十分短缺，这两个地区不在白银流通范围之内
〔228〕

。同时，由于税收征集和解运过程的缓慢而滞留的白银在整个货币供应中占很大的比例，它们有好几个月脱离了正常的市场流通。

对此更详细的研究是一般经济史学家的任务。但是站在财政史的角度，可以认为16世纪税收管理中白银的利用由于没有有效依托铜钱，产生了很多问题。提高白银（unminted silver）的地位实际上会阻碍投资。很清楚，一个拥有10亿文铜钱财产的人不可能持有这么多铜钱，但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财主可能会在其家中窖藏100万两白银。1580年的一份上奏透露出在长江以南的许多家庭确实贮藏有成千上万两白银
〔229〕

。通常为了安全，都是将这些银条、银锭埋入地下
〔230〕

。可以理解，白银广泛用于制作珠宝、首饰、器皿，它们在理论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现金，实际上却减少了流通中货币的数量。

不过，这一体系也有一个好处，它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6世纪以白银来计算的长期价格结构是相当稳定的。除了由于地区差异、
季节变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外，在这100年中主要商品的价格没有多大变化
〔231〕

。惟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1570年到1580年间农田价格的全面下降，这可能是张居正财政紧缩政策的结果（见第七章第三节）。众所周知，张居正在任时，国库白银充溢。到这个世纪末，价格开始回升，但还是比较缓慢的。只是到17世纪早期，由于军事开支不断加大，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物价急剧上涨。此外，这一时期我们还要考虑到白银不断输入的影响，这一趋势又持续200年。

注 释

〔1〕
1384年，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因为违反这个规定而被斩首处决。见《大诰续编》1/117—118、119—121。虽然以后没有再强调这条法令，但还是被记录在《大明会典》中，见《大明会典》173/3。

〔2〕
《太祖实录》页3396，《太宗实录》页0654—0655，《宣宗实录》页1991。

〔3〕
在1371年，所有地方官员数量是5488人。参见《太祖实录》页1176；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70.

〔4〕
《大诰续编》和《三编》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5〕
对于1382年的事件见《明史》94/987—988；吴晗《朱元璋》页166—168。孟森认为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在1376年，见《明代史》页57。对于1385年的事件，参见：《太祖实录》页2490、2581、2631；《大诰》1/26、29—31、54—55、77；《续编》1/143—145、147—149。吴晗推测这两个事件牵连被杀的人有70000到80000人，见《朱元璋》页159。

〔6〕
《太祖实录》页2871、2998。

〔7〕
洪武皇帝列举了15个国家为不征之国，要求子孙们永远不要无故兴兵冒险。见《皇明祖训》3/1589—1591：吴晗《朱元璋》页154。

〔8〕
皇帝并不期望税收增加，他公开谴责以前历朝善于理财的财政专家，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见《太祖实录》页2141、2681—2682。

〔9〕
参见《孝宗实录》3548—3555。《校勘志》页648—650修正了错误。

〔10〕
王志瑞《经济史》页135。

〔11〕
同上，页31、62。17世纪的一位学者也注意到明代的税收收入低于宋代，见沈德符《野获编补遗》2/27。

〔12〕
《大明官志》指出各项课程已有定额，见该书4/2430、2452。1387年，规定河泊所课程不在定额之列，见《太祖实录》页2779。

〔13〕
《太祖实录》页1848。

〔14〕
同上，页2647。

〔15〕
同上，页3370。初期的田赋收入是保持上升的势头。1381年，田赋收入是26105251石，1385年是20889617石，1390年是31607600石，到1391年则达到了32278800石。同上书，页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

〔16〕
同上，页3532；《大明会典》17/16—17；《日知录集释》4/46。

〔17〕
《太宗实录》页1652。

〔18〕
1408年，掌交阯布政司事尚书黄福被授权确定安南地区的税额。同上，页1043。

〔19〕
从1425年到1428年，田赋岁入保持接近3000万石。在1428年，这一数字达到30249936石。见《宣宗实录》页1196。

〔20〕
《明史》153/1863—1865；《宣宗实录》页1448、1639—1640。

〔21〕
《太祖实录》页1176。

〔22〕
《英宗实录》页5417。

〔23〕
《西园闻见录》34/2。

〔24〕
对于洪武皇帝确立的官俸制度见《明史》82/864；《太祖实录》页1182、1598、2061—2062、2101、2778、3249。

〔25〕
禄米部分折钞开始于1377年。折支比例及后来所进行的调整参见：《太祖实录》页1784，《太宗实录》页0270—0271，《仁宗实录》页0136，《宣宗实录》页2254—2255，《英宗实录》页0414。

〔26〕
《大明会典》39/8—10。

〔27〕
《英宗实录》页2033、2160。（当为《宣宗实录》。——译者注）

〔28〕
《宪宗实录》页2136、2218。

〔29〕
同上，页3583。

〔30〕
放卖皂隶，获取工食银，参见：《明史》158/1910—1911；《大明会典》157/10；《宪宗实录》页3940、4917，《孝宗实录》页3945。对于其起源，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p.267—268．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10。

〔31〕
《宣宗实录》页1342—1344《宪宗实录》页4686，《孝宗实录》页0452；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p.260—262.

〔32〕
《明史》183/2148—2149；参见何良俊《四友斋》2/99。

〔33〕
《宪宗实录》页1499。

〔34〕
《日知录集释》3/85。

〔35〕
这些支出的一部分是通过发行宝钞来解决。据估计，按照两个钞局的发行能力，永乐朝每年宝钞的发行量约在5000万到1亿贯之间，这些宝钞的购买力不会超过300万石米。

〔36〕
《太宗实录》页2341—2342。

〔37〕
同上，页0686、0835—0836、0936、0988、1128、1435、1482、1545、2267；《西
园闻见录》92/1；孙承泽《梦余录》46/63；焦竑《献征录》59/112；陈文石《海禁政策》页85。

〔38〕
这从皇帝的法令中就可能看出这一点，见《宣宗实录》页1639—1640。这个法令是1424年由洪熙皇帝签署的，实际上是对原来横征暴敛表示出歉意，见《仁宗实录》页0015—0017。

〔39〕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24/22。

〔40〕
Hoshi（星斌夫）, The Ming Tribute Grain System
，各处。

〔41〕
《宣宗实录》页1949；《大明会典》27/30。

〔42〕
《宪宗实录》页0556。

〔43〕
《大明会典》27/27—29；《江西赋役全书》“省总”，6—7。

〔44〕
《宪宗实录》页2315、2378；吴辑华《海运及运河》页127；星斌夫《漕运の研究
》页64—68；又参见Ch'ü T'ung-tsu（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p.140.

〔45〕
《天下郡国利病书》12/95。

〔46〕
《明史》78/824；《英宗实录》页0293、0414—0415、0966；《大明会典》30/1；堀井一雄《金花银の展开
》页64—68。

〔47〕
唐宋时代转运使的职能见：《旧唐书》卷49；《新唐书》卷53；《宋史》卷186、327。最为成功的转运使当为刘晏（715—780），见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p.90—96.

〔48〕
作为地方劳役的一部分，共有47004名专职人员在运河服役。山东一省岁出夫役14150余人，见《天下郡国利病书》15/9。

〔49〕
《大明会典》27/11—15；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2—3。

〔50〕
同上，1/2，4/11—15。

〔51〕
《宪宗实录》页2178。

〔52〕
《皇明经世文编》108/1—5；黄训《名臣经济录》22/22。

〔53〕
《大明会典》27/40—41。

〔54〕
《宪宗实录》页3578。

〔55〕
周之龙《漕河一覕》卷8。

〔56〕
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12—14。

〔57〕
《孝宗实录》页0254；《大明会典》27/51；席书、朱家相《漕船志》3/20—21、4/2—5、6/44—48。

〔58〕
同上，1/5—9。

〔59〕
同上，7/15、25。

〔60〕
孙承泽《梦余录》6/58。按照规定，宫中每一个监局只有2到5名宦官，见《孝宗实录》页0152。

〔61〕
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11, and Censorial System,
p.24.

〔62〕
《英宗实录》页2067。

〔63〕
郑晓《今言类篇》3/137。

〔64〕
丁易《特务政治》页22—26。

〔65〕
《宣宗实录》页0143，《英宗实录》页0152，《孝宗实录》页0624。

〔66〕
《宣宗实录》页1883。

〔67〕
《孝宗实录》页3664。

〔68〕
《英宗实录》页1947，《宪宗实录》页1909、3934；《大明会典》卷205、206。

〔69〕
这是基于1468年每人每月1两白银的折算比率计算出来的。其依据是《大明会典》206/3的记载。

〔70〕
《明史》82/863；《大明会典》194/4；也见于《英宗实录》页1557，《世宗实录》页2499。

〔71〕
《英宗实录》页6750。

〔72〕
《明史》197/2292；《孝宗实录》页0090—0091。

〔73〕
《太祖实录》页1503。

〔74〕
《世宗实录》页2406。

〔75〕
《英宗实录》页5417。

〔76〕
《世宗实录》页2407。

〔77〕
《西园闻见录》34/2。

〔78〕
《明史》79/831；《大明会典》27/5、62—63；《孝宗实录》页3549。

〔79〕
《大明会典》39/1—7，41/9、13、15。

〔80〕
在首都，除去文武官员外，还有京军100000名。另外还有150000名为宫廷各机构服务的轮班工匠。每年春秋两季，还有从河南和山东抽调40000名士兵编入京军。还有好几千名蒙古人登录在俸禄册上。尽管官位实际上有许多空缺，粮食一般还是按照额定人数分派，所以许多粮食被总兵和宦官截留。对于这个猜测的证据可参见：《明史》90/951，《大明会典》289/10，《宪宗实录》页2475、4069，《皇明经世文编》36/16。

〔81〕
《孝宗实录》页3549。

〔82〕
《明史》190/2217；《世宗实录》页0202、0258、1153、3768。还有资料显示实际上每年可省京储粮168万石，见《西园闻见录》33/25。

〔83〕
《大明会典》17/1、4、8。

〔84〕
藤井宏《田土统计》页108—110；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55—56、60—61、68—69。也见于山根幸夫为清水泰次的《土地制度史》所写的序言，见该书6—7页。

〔85〕
《太祖实录》页2218、3166—3167。

〔86〕
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6—7、514—516。

〔87〕
例如，《后湖志》也记载1393年田土总数是880462368亩，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74—77页引述了这个数字。能够支持藤井宏理论的资料比较零散，多见于明代后期的地方志，其记载洪武时的田土数被指为“垦田之数”，见《天下郡国利病书》7/56，《上海县志》3/2。

〔88〕
韦庆远《黄册制度》页142—151。也参见《世宗实录》页5799。

〔89〕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18.

〔90〕
韦庆远《黄册制度》页92、115—120。又参见《宪宗实录》页4128。

〔91〕
韦庆远《黄册制度》页225。

〔92〕
龙文彬《明会要》下册944页；《汶上县志》4/1—2。

〔93〕
《会稽志》5/2。

〔94〕
《大明会典》19/1、6、12。

〔95〕
根据《明史》80/837—838和《续文献通考》页2955—2958的记载可知每年的盐产量估计为459316000斤。《太祖实录》页1433表明从1368年到1372年每年的盐产量接近6亿斤。

〔96〕
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12—13.

〔97〕
同上，页23、277。

〔98〕
小山正明《大土地所有》页64。作者着重指出佃农已经部分依靠手工业来维持生计。

〔99〕
《会稽志》5/2—3。

〔100〕
佐久间重男《海外私贸易》页1—25。

〔101〕
例如，人民大学《社会经济》页221—248有这方面的讨论。

〔102〕
彭信威《货币史》页464、466—467。

〔103〕
《西园闻见录》32/6、16；韦庆远《黄册制度》页197—198。

〔104〕
《明史》77/817；韦庆远《黄册制度》页228。

〔105〕
提及这种情况的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7/7；《杭州府志》28/6；《上海县志》3/25—26。

〔106〕
《大明会典》18/1—2；孙承泽《梦余录》36/2、42/72。

〔107〕
《太宗实录》页0489。

〔108〕
《明史》77/820；这些记录部分地依据1403年签署的一条法令，见《太宗实录》页0495。

〔109〕
孙承泽《梦余录》36/3。

〔110〕
《大诰武臣》1/附9。

〔111〕
《太祖实录》页0919、1089、1203、1290、1442、2510、2620、2771、2777、2781、2902、2998、3184、3377、3470、3559、3591。

〔112〕
《太宗实录》页0500。

〔113〕
同上，页2421。

〔114〕
《宣宗实录》页1224—1225。

〔115〕
王毓铨《军屯》页104—105、210—211。

〔116〕
在中央政府，军屯事务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监管。后来这个机构“徒存其名耳”。见孙承泽《梦余录》46/3。整个计划缺乏管理可以参见：《大诰武臣》1/附9；王毓铨《军屯》页114—120、194—199。

〔117〕
《太祖实录》页3270—3271。有印刷上的错误，参见《校勘志》页728。吴晗强调军队的数量是国家秘密。见《明代的军兵》页157，也登载于《读书札记》页101。

〔118〕
《太宗实录》页0589，《孝宗实录》页3322。

〔119〕
《太祖实录》页1881—1882；孙承泽《梦余录》42/10。

〔120〕
《太祖实录》页1331、2533—2534、2735、2788、3192、3225、3264—3266。

〔121〕
同上，页1292、3592；《太宗实录》页2172；韦庆远《黄册制度》页55。

〔122〕
《顺德县志》3/21；《金华府志》21/6-7。

〔123〕
《大明会典》41/4；《大诰武臣》1/附20。

〔124〕
《大明会典》40/1—2。

〔125〕
作为不定期的收入，最后一次向军士赏赐宝钞是在1423—1424年的冬天。见《太宗实录》页2426、2475。

〔126〕
据说一些军士拥有300到500亩土地。见《太祖实录》页1203、2782，王毓铨《军屯》页72。这可能是有一些军户家庭原来就拥有土地，也有一些人在军屯体系之外获得田产。

〔127〕
《太祖实录》页1478；《西园闻见录》91/2；王毓铨《军屯》页191；清水泰次《军屯的崩坏》页37—38。

〔128〕
根据《顺德县志》3/12可以知道每个士兵受田20亩。其他类似的例子见王毓铨《军屯》页63—67、70、190。

〔129〕
《太宗实录》0495—0496；《大明会典》18/12。

〔130〕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要求进行军屯，此后不断地发布法令，重复强调这件事情。见《太祖实录》页1203、2782、2902、2910、3104。

〔131〕
这种供给方法见《大明官制》4/2452；《大诰》1/16—18；《太祖实录》页2791、2998。对辽东的供给则是一个例外。

〔132〕
《太宗实录》页0927。

〔133〕
《明史》77/820；《仁宗实录》页0214；孙承泽《梦余录》36/3。永乐早期可能暂时地减少产量定额。见《大明会典》18/13。

〔134〕
《英宗实录》页0014；《大明会典》18/13。

〔135〕
《顺德县志》3/14；《天下郡国利病书》13/71、26/106—107；孙承泽《梦余录》36/4；魏焕《九边考》1/25。

〔136〕
《大明会典》41/3—18。

〔137〕
《宪宗实录》页1166。

〔138〕
《孝宗实录》页0579。

〔139〕
《大明会典》41/17。

〔140〕
《世宗实录》页2066。

〔141〕
对“清军御史”，见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51和Censorial System,
pp.75—77。陆容在《菽园杂记》1/11中记述了一个实际的事例。

〔142〕
倪会鼎《年谱》4/22；《顺德县志》3/4；王毓铨《军屯》页244—247。

〔143〕
《孝宗实录》页1261。

〔144〕
同上，页3424。《校勘志》页587校正了错误。

〔145〕
《金华府志》21/5。

〔146〕
《宪宗实录》页4069，《孝宗实录》页0809、1899、4058。

〔147〕
1487年，弘治皇帝登基，赏赐边军每人2两白银，这样分发赏赐的白银总计有615320两。见《孝宗实录》0095。边军的部署见《宪宗实录》页2109、3908—3909。

〔148〕
对于早期募兵见《孝宗实录》页3418、2447、3682；《皇明经世文编》90/7、99/7。

〔149〕
《明史》91/956。也参照吴晗《明代的军兵》贞221。

〔150〕
《孝宗实录》页3554；孙承泽《梦余录》35/14、18。实在定额总数为483132两。

〔151〕
《孝宗实录》页3554。

〔152〕
倪元璐《全集》“奏疏”11/6—7。

〔153〕
朱楔《信用货币》页156—157；彭信威《货币史》页432—433；李剑农《经济史稿》页102；Lien-sheng Yang（杨联陞），Money and Credit,
p.67.

〔154〕
这69次记录可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3078。

〔155〕
同上，页3079。

〔156〕
同上，页3062。

〔157〕
《大诰续编》1/143—145。

〔158〕
以《太祖实录》页2458、2926的记载为依据。

〔159〕
《明史》81/849；《太祖实录》页0509、0589—0590；也参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608。

〔160〕
《大明会典》31/582（应为《会典》31/3。——译者注）。通过士兵与劳工不断上升的支出可以看出宝钞实值更低。参见《太宗实录》页0623、0691、0836、1657、1681。

〔161〕
1425年，购买一石米要花费40贯到70贯宝钞。见《宣宗实录》页0175。

〔162〕
同上，页1133—1134。

〔163〕
同上，页0493、1171。

〔164〕
同上，页0095。

〔165〕
对于门摊税和其他用钞支付的税收，可参见：《明史》81/849；《大明会典》31/4—6、35/2—6；《仁宗实录》页0219，《宣宗实录》页1324—1326。

〔166〕
同上，页1977。

〔167〕
同上，页2406。

〔168〕
对于1433年的降税，参见《宣宗实录》页2305—2306；《大明会典》31/6—7。

〔169〕
《宣宗实录》页0151—0153。

〔170〕
《明史》81/849；彭信威《货币史》页422。

〔171〕
《英宗实录》页0224。《明史》81/849中的记载有误，参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1—2。

〔172〕
《英宗实录》页0293。

〔173〕
同上，页2723。

〔174〕
同上，页3209。这条规定在1435年被景泰皇帝废除。见《大明会典》31/7。

〔175〕
《宪宗实录》页0533；沈榜《宛署杂记》页57。

〔176〕
《大明会典》35/44。

〔177〕
以宝钞支付税收，参见《大明会典》35/8、47；《孝宗实录》页0093、1104、1690。关于商贩买卖宝钞参见《宪宗实录》页2471、2680、2971。

〔178〕
到16世纪中期，每钞1张为1贯，每千张为一“块”。对于征税者来说，每块准银4.6两到10两。见《世宗实录》页1634；彭信威《货币史》页441。

〔179〕
李剑农《经济史稿》页103。

〔180〕
彭信威《货币史》页441。

〔181〕
《熹宗实录》页0051。

〔182〕
何士晋《厂库须知》1/19。

〔183〕
《大明会典》31/8。

〔184〕
《熹宗实录》页2342、3142、3355。

〔185〕
《皇明经世文编》244/16。

〔186〕
《武宗实录》页0081。

〔187〕
官定兑价在1481年是800：1，1527年是700：1，1567年是800：1。见《大明会典》31/10、12、13。

〔188〕
铸币过程参见《明史》81/850；《武宗实录》页0080—0082；孙承泽《梦余录》
38/12；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748—749；宋应星《天工开物》158—159、166—168。

〔189〕
《西园闻见录》92/18。

〔190〕
《明史》81/850；《皇明经世文编》244/16。

〔191〕
彭信威《货币史》页425、437。

〔192〕
同上，页425。

〔193〕
《太祖实录》页1419、1617。

〔194〕
根据《诸司职掌》“工虞部”24—25，可以计算出铜钱的生产能力。各省每年可铸钱177867800文，南京的铸额是1280万文。彭信威估计每年可铸钱166090400文，见彭信威《货币史》页438—439。

〔195〕
从981年到1080年，宋朝平均每年铸造新钱在20亿文到30亿文之间，产量最低是981年，为5000万文，产量最高是1086年，为50.6亿文。见王志瑞《经济史》页85，彭信威《货币史》页281。

〔196〕
皇帝颁布的法令提及了与这些与航海活动有关的铜钱铸造。见《太宗实录》页2267和《仁宗实录》页0015—0017。梁方仲在《国际贸易》页281—282中提到郑和的远航造成了铜钱流失。彭信威和陈文石都证实了这一点，见《货币史》页442—443和《海禁政策》页84、86。

〔197〕
《英宗实录》页5141；陈文石《海禁政策》页60。

〔198〕
《宪宗实录》页3663、3689。

〔199〕
按照《孝宗实录》页3622和《诸司职掌》“工虞部”25的记载，北京的铸厂每年的生产能力仅仅是12830400文。

〔200〕
《孝宗实录》页3622、3644—3647。尽管皇帝命令地方可以暂留一部分收入以为铸钱之费（同上，页3657），然而看起来这条命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

〔201〕
同上，页4005。

〔202〕
《武宗实录》页0081。

〔203〕
这一估计根据《孝宗实录》页3622的记载。

〔204〕
同上，页4241。

〔205〕
《武宗实录》页1130。彭信威认为1505年以后，这一计划被延迟了，见《货币史》页425。

〔206〕
《世宗实录》页1855；《大明会典》31/11。

〔207〕
《明史》81/850；《世宗实录》页7119—7121；葛守礼《葛端肃公集》2/3。

〔208〕
李剑农《经济史稿》页103。

〔209〕
《明史》81/849；《大明会典》194/9。这条内容可以追溯到《世宗实录》页7063，但是从中还无法清楚究竟铸造了多少钱币。

〔210〕
彭信威《货币史》页426、444。

〔211〕
《大明会典》31/11，194/9。

〔212〕
《明史》81/850；《世宗实录》页7297—7298。

〔213〕
例如，1558年，铸钱为6175万文。同上，页7789、8819。

〔214〕
《皇明经世文编》244/17。对于南京铸厂暂缓铸钱一事，参见傅衣凌《市民经济》页28。

〔215〕
《明史》81/850。这篇奏疏也收入于《皇明经世文编》244/16—18，时间是1564年。也参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748。

〔216〕
皇帝的命令常常不一致。见《大明会典》31/10；《武宗实录》页1585，《世宗实录》7059、7119。

〔217〕
《穆宗实录》页1113—1114，《神宗实录》页1141、1802—1803。

〔218〕
沈榜《宛署杂记》页56—58。

〔219〕
例如，明朝分别于1571年和1574年又铸造了少量铜钱。见《穆宗实录》页1519、《神宗实录》页1293。

〔220〕
《大明会典》31/14；《神宗实录》页1130—1131。这项工作一直拖到1580年。同上，页1802—1803。

〔221〕
彭信威《货币史》页445。

〔222〕
杨端六《货币金融》页71—72。正式的银币实际上最早是在西藏铸造。又见彭信威《货币史》页508。119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就已经开始铸造银锭了。同上，页364。

〔223〕
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67—324，《粮长制度》页127。

〔224〕
彭信威《货币史》页461、471。

〔225〕
顾炎武《文集》1/13—14。

〔226〕
估算的依据是：盐课100万两；金花银100万两；由北方各省解边税收有250万两；杂色收入50万两。见表14、23和26。

〔227〕
佐久间重男《景德镇窑业》页483；西嶋定生《棉业市场》页74；傅衣凌《市民经济》页6—17。也参见顾炎武《余集》13；王士琦《三云筹俎考》2。

〔228〕
顾炎武《文集》1/13。

〔229〕
《西园闻见录》92/21。

〔230〕
周玄暐《泾林续纪》2，5。

〔231〕
彭信威《货币史》页459—460。

[1]
明代早期，许多饱学之士从军。这个特殊的人物是一个政治犯。宣德皇帝在读到他的奏疏之后，取消他的军籍。

[2]
作者在这里意指未有铸成银币的银锭、银块、银条等。——译者注

第三章　田赋（一）——税收结构

无可否认，明代后期的田赋，虽然不如美国20世纪的个人所得税复杂，至少也旗鼓相当。当今的所得税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税收明细表必须处理很多种特别的事例，在这其中，最复杂的要数上层集团的纳税情况。然而，明朝体制的复杂性，包含了所有的纳税人，从拥有5亩土地的小户，到拥有5000亩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都是如此。这就使得税收结构难以描述。此外，尽管明朝的地方税收遵循着一个总的模式，但在各府之间，有时甚至在一县之内，也存在着许多内部的变化。

考察财政制度的传统方法是以一个大致的描述开头，然后解释术语并给出图表。我并没有完全抛弃这种方式（田赋制度的主要特征已经进行了说明，可见第一章第二节及图3，那里做了概括性的介绍）。但在处理明代税收体制时，这种方式却有其局限性。一个对此问题更详细的研究将会很快表明，没有办法列举出所有的情况并包含那些发生过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概括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因此，此章将按这样的顺序进行：首先，选择一县的税收规章进行论述，并探索其复杂的渊源。这也应该为相同制度下的其他事例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其次，略述主要的地区性差异。第三节的主题是正赋和役的合并，它是一个导致情况复杂的根本性原因，并且还是明代
财政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是对剩余一般税收名目进行解释。虽然列举了所需要的数字，但对赋税征收总水平的讨论，将留待下一章《税收管理》中进行。

符号略语：

（A）=全部折银　（DAS）=直接纳银　（FCSP）=有可能进一步折银

（M）=绝大部分改折　（R）=很少改折　（P）=永久改折

（S）=部分改折，亦可用于加耗　（TP）=可用于坐办　（VR）=几乎不改折

图2　16世纪晚期的田赋结构

换言之，对特殊个案的局部精确评估将会先于全局总括，某些结论的给出将会早于对大量数据的梳理。对制度进行的动态分析，也将早于详尽的术语解释。

这种顺序调整，因主旨而定。明代田赋绝非完全静态，而是受到控制与反控制增长的制约。我们可以经常从这些不协调中发现变化的依据。如果能确知在其增长过程中何处受到控制，何处又缺乏控制，那么理解田赋的结构和功能也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第一节　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复杂的程度：以顺德县为例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中的《食货志》部分讲到，该地佃农通常是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2石稻谷（unhusked rice），相当于0.9石的稻米（husked rice）。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由于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县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还会有税收过重的抱怨呢？
〔1〕

当代史家也许会问同样的问题。然而，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税收估算的地方背景。

顺德属于广州府，位于现在西江东南岸的广州附近。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种植水稻。丘陵土地只占本区税田面积的8%
〔2〕

。1581年，为了重新分配税收，进行了一次土地清丈（张居正的土地清丈，
见第七章第三节）。像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直到那时，县里的税收估算还很不合理。虽然官方的记载显示，官田有48313亩，但实际上，这种公共财产无法确知。纳税人被分为较高和较低的等级，然而，纳税大户到底占有多少最初曾是官田的土地无法确定。同样，纳税小户对他们的土地是否拥有清晰的产权，也是不能确定的。换言之，土地的使用和占有变得混乱，官租很难与民田正赋区分开来。赋税额的差异与地力也没有多大关系。土地清丈结束后，县衙最终承认官田已经丧失，这一点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随后，所有登记的地亩都被视为民田。缺失的官租就由所有新注册的民田田主共同分摊。充分利用土地清丈的成果，使得正赋在全部田主中进行了重新分配。因此，帝国政府分配给县里的税额就平均地分摊到所有纳税人头上了。

重新分配无疑是很大的改进。由新田主共同担负官产流失的决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评，但尽管如此，分到每个单独纳税人头上的数量却是微不足道的。

税收评估的新规则既公平又简单。它主要包含以下三项：
〔3〕

（a）根据地力，把县里所有应纳税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山地被列为下等。上等田的基本税额为每亩科米0.0404石；中等田每亩科米0.0273石；下等田每亩科米0.0172石。

（b）无论纳税田土的分类情况如何，每亩纳税0.0094石粮食，用以补偿流失的官米损失。

（c）将7%的加耗添加到田赋中以弥补管理损耗。这适用于正税和余租。县志中的正税是指民米（civilian rice）和官米（official rice）。
为避免混淆，在以下的段落将采用这两个术语。

列出这三个主要规定后，县志修纂者没有进一步记述从各类土地中可以征收的官米、民米和加耗的总数。很奇怪，他们回避了如此简单的数学计算。他们只需要算出精确的民米税率和官米税率，再加上两者之和的7%。据此可以算出上田的税率为每亩0.053286石，中田为每亩0.039269石，下田为每亩0.028462石，这个比例接近于5:4:3。

事实上，这种计算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到1585年，这个县的所有赋税都是用白银来交纳。民米与官米之间的折纳比率有一些差异。前者按每石米0.6028两白银进行折纳，这接近于16世纪晚期的市场价格；后者则按每石米0.2653两白银折纳，对于纳税人而言，这是相当有利的
〔4〕

。这使得收税手续相当麻烦，但并没有妨碍对全部税额的计算。惟一不同的是，此次7%的加耗被分开追加。当分别加耗后的官米和民米款项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全部的税额。这种计算显示，上等田的税额估计为每亩0.0287262258两白银，中等田为每亩0.0202767782两白银，下等田为每亩0.0137623186两白银，三者的比例接近于4:3:2。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数字竟被县志忽略了呢？同样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官田流失后，民米与官米两种税名仍然保留，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折纳比率呢？第一个问题在这里可以得到完整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将在下文“复杂的原因”一节中进行讨论。

应该牢记，明代任何时候都没有将白银宣布为官方标准。国家仍
然以粮食的石数来作为基本的财政单位，为了保持帝国财政体制的同一性，地方官府也只能如法炮制。即使粮食和白银之间的折纳已经很普遍，在理论上却不能保证当中央政府遇到突发事件时，不会命令州县官员把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时，折纳比率就会被丢开，而加耗比例也会被修正。在县志中被大略描述了的税收则例，迄今为止，事实上都包括永久性规则和临时变通性做法；它们都遵从中央会计制度和地方惯例。在当时的情况下，以粮食石数分配到州县的全部税额，都可以被视为永久性税额。民米和官米的基本分配比例，原则上与整个国家的标准一致。然而，本色折银，7%的加耗，以及复杂的折率，都要服从于后来的调整。

而且，上面以白银计算的税额在小数点后都包括十位数字，这并不是单个纳税人上交的实际数量，而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标准。税收结构还必须与役的部分摊入相适应。1585年，顺德县有七项主要的役（每项又可以分为两种或更多的部分），都全部或部分地按田土来征收。与其他地区二十多项附加税相比较，这算是简单的了。这部分是由于广东省按察使（应为巡按御史。译者）潘季驯的努力，他积极地推动税收的简化（第一章第一节）。1559年，潘季驯要求其下属在所有辖区内都推行均平银，这与一条鞭法改革很相近
〔5〕

。

县志显示，顺德通过三条渠道征收均平银。其一，由全体壮年男子组成的纳税人构成，即“丁”。其二，以每田五十亩加一“丁”的均平方式进行收税，形成抽象的“丁”。这个税额添加到所有的“丁”的头上。其三，额外的“随带（piggy-back）”税，被添加到每石民米正
税的征收之中
〔6〕

。

此规则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包含了人头税与财产税，前者以第一条渠道为其税源，后者则以第二条和第三条为其来源。但第二条和第三条却不能合并起来，因为它们体现的是不同的税收原则。以五十亩纳税土地为征税单位只涉及了面积，而不管地力如何，它的目的在于使税收具有广泛的基础，确保每位田主都为他的田亩数付出他的那一份。少于五十亩的田主同样也要付抽象“丁”的相应部分。另一方面，增加到民米上的总数，既反映了土地面积，也反映了粮食产量，并以后者为其重点。一个要交纳大量民米正税的人，可能是因为拥有较好的土地，并具有很稳定的粮食来源，而未必就是因为他占有大量的下等田。既然均平银意味着这个人既要按他的田产，又要按他的粮食收成来两次纳税，这一制度就意味着是累进税制。在理论上，即使富有的田主将他的财产分成很多的小块土地，或者以不同的名字来登记，也能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

均平银用于支付知县每年的办公管理开支，并代替了一部分里甲正役。与此相似，用于取代各种劳役而征收的均徭（第三章第二节），也同样由知县掌握。在县志出版的时候，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两种役会合并，因为均徭征收刚由五年一征改为一年一征，而且方法还没有固定下来
〔7〕

。均徭也吸收了人头税和财产税的特点，然而它是由两部分，而不是三部分演化而来的。它是基于丁的征收和加征民米的附加税，但省去了每五十亩纳税土地转为一个抽象“丁”的部分。理所当然，它的比例与均平银也就不同了。

另外，在工部的监管下，该县还办纳上供物料。这些物资的一部分以实物的形式，由知县派人解运，一部分折银支纳。由于会计预算体制是基于预先分配而不是征收后进行分配，这种估算仍然包括各自分开的三项（宫廷供给，实物；工部物料，实物；工部物料，现金），每项都涉及了对官米和民米的附加税。在每一种情况下，官米的比例都要比民米少得多。因为按以前的原则，官田佃户要向官府交纳更多的粮食收入，因而役的负担要比民田田主少。但由于现在每位纳税人的基本税额都同样包括官米和民米，这三种役的估算也就导致了对其财产的六种不同附加税
〔8〕

。知县也被要求为附近的驿站提供银钱，它是由民米的一项单独附加税发展而来的
〔9〕

。与其他县的情况相似，顺德也不得不维持它的民壮额，这通常由御史随粮带管。大约所需费用的2/3按民米编银，剩余的1/3则按“丁”编银
〔10〕

。

上面的项目显示，官米有三项附加税，民米有七项，这些税收多合并于田土之中，其中还有三种按户丁计税。另外，还有其他的较小的几种役银，例如为附近卫所军需而征收军器料的银钱
〔11〕

。其数目很小，在此被视为小额税而不列入讨论范围。

很明显，最初的、似乎是单一的税收方案，能够衍生出大量复杂的附加税费。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模拟的税收个案研究，不同的纳税人有上、中、下不同的田则，每户丁数亦有不同。如果按照通常的写法，至少还得花一个半小时去解释最简单的个案。因为财政单位中的十进位小数点，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延伸。在另一方面，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下
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

税收的低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民米、官米再加上7%的加耗，总计为34689石粮食，这一数字实际上是折成17952两白银交纳
〔12〕

。依据县志详细记载的关于赋税征收方法的描述，我们把摊入田土之中的额外税收负担算做是一种役的再分配，它一共有七项，但不包括人头税估算份额，通过计算，合计为11324两白银。因而税田的负担为29276两白银。以此数除以登记的883706亩土地
〔13〕

，可以知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由于在顺德的全部纳税土地中，仅有8%的田亩为山地，它的低产不应该很明显地影响当地的粮食平均产量。县志的卷首提到，每亩土地的平均产量为1.8石米，而当地的粮价大致为每石米0.5—0.6两白银（第四章第二节），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一个非官方的资料显示，可能是受1570年至1580年间通货紧缩的影响（第二章第四节，第七章第三节），在16世纪晚期，广州府的粮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
〔14〕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使估计的收入下降至每亩0.54两白银，但即便如此，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入的6.12%。

然而，我们却不难想像，当这个复杂的税收结构在16世纪的农业
社会中，被人员不足的地方官府管理时的真实情形。明代文人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殷实大户逃避税收以及乡村收税人、吏胥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记载，他们对这些行为深恶痛绝。这些不法行为有各种形式，并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税收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税率过高，也不是因为税收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条款，恰恰相反，这些容易受到反对的特征很少存在。这个体制的缺陷在于税收明细表的复杂性，即使县志也不能将它们全部列举出来。税率可以多达小数点以后的12—14位数字，这是很荒唐的，在明代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大约在同时代，面对同样的荒唐情况，南直隶松江府的府志编纂者写道：“银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堕入奸人云雾中”
〔15〕

。然而，明代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根本性改革。第一个取消小数点后5位数字的帝国法令是在1685年由清朝的康熙皇帝签署的
〔16〕

。即便如此，复杂的数字依然在清朝的账目上又保留了50年。正如所观察到的那样，顺德县也开始采用小数点后不多于4位数的税率。小数点后位数的增加，既不能因县志编纂者的呼吁而停止，也不可能因皇帝的法令而消失。因为，它是基本税收结构多样性、复杂性的直接后果。

复杂性的原因

在16世纪晚期那些正在施行的税收方式中，顺德县的税收方式绝不是最复杂的，当然它也不是最简单的。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税制方面的特殊问题，所以不可能引用一个典型的个案。但绝大多数复杂
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结果可能不同，但起因却都是相似的。顺德县的税收管理，已经被描述得相当清晰，因为它的县志已经通过更多的解释方式，逐步得出了征税的比率。

在导致税收结构诸多复杂因素中，农耕方式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种植水稻，尤其是涉及到梯田种植时，它对田主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耕地的分割。对不同坡度的稻田进行的灌溉，因地貌不同而显得更加复杂，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作。何良俊曾认为，在他的家乡，属于南直隶的华亭县，一对夫妇只能耕田5亩至25亩，这种情况在许多南方省份中肯定也适用
〔17〕

。这导致了将耕地分成很多小块，有时甚至考虑不到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何良俊还进一步证实，一个民户可能拥有二十块分散于各处的小块土地，而这些小块土地的总税额，则在0.1—0.2两白银之间变动
〔18〕

。

大约在1525年，浙江省嘉善县的每个里的纳税面积，被记载为“不下3000亩”
〔19〕

。当它与110个纳税户相除时，意味着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包括山地和池塘，接近于30亩，或者说略少于5英亩。当时，一些小块的土地被进一步分成更小部分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有时，为了出售或典当，甚至有将一亩土地分成很多块的情况。傅衣凌最有揭示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实际的例子。在福建省永安县的小村庄里，发现了这种自16世纪以来，小块土地因出售、典当协议及家庭契约而产权变动的情况
〔20〕

。傅衣凌所举的例子很小，因为他所用材料的类型，肯定是非常少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传统史家视为可信的资料。韦庆远引用的1644年南直隶祁门县一户的清册供单，也有相似
的意味。这个纳税户，总共有不少于32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分散于4个不同村庄的8块土地
〔21〕

。事实上，此类记载能不时被发现，表明了在明代后期，地主在各地拥有小范围的田产，绝不罕见。对耕地产权的分割，还可以从1566年版的南直隶《徽州府志》及1572年版的浙江《会稽志》得到进一步证实
〔22〕

。

这种局面对税收管理形成了一个双重问题。税收法规必须同时应付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少量的中等田主和大田主。为了照顾到小的纳税户，税率不得不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回旋余地受到限制，而且增加附加税也必须非常谨慎。原则上，大土地所有者承应重役，但田土产权分布的零星性，又使得富户很容易以不同名字分开登记不同土地，以此方式来逃避过重的支出。顺德县的税收方法显示出突破此两难局面的尝试，它抛开了分等级的“丁”并让所有的壮年男子按统一的标准纳税，通过采用抽象的“丁”和将十余项附加税附在基本税额之上的方式进行征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平均税收负担。如果中等田主和大地主的所有地产合并到一起，绝大多数复杂性无疑会被消除。如果那样的话，较重的税率就能直接加征到这些富户头上。

田赋的评估单位亩很小，但支付单位却过大。与唐宋时代以铜钱为财政单位不同，明代从来没有发展起一套有效的货币体系（第二章第四节）。问题在于，当税收中使用没有铸成银钱的白银时，即使是这种贵金属的最小重量，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也是太重了些。在16世纪中国的南方和中原地区，0.6两白银差不多是一石稻米的正常价格。即使是基本税额被简化到每亩0.03石粮食，计算成白银也要到千分之
一两，而对基本支付的附加税也不能固定为一个总的比率。相反，每项都有一个单独的比率；例如在顺德，均徭是按每石民米0.1403两白银的比率征收
〔23〕

。实际上，没有哪位纳税户以整石交纳民米，而多为1石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折银更小。就技术角度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将多项附加税率固定，那么将这些附加税合并为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很容易的。而附加税的随后合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如顺德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几项役银都代表着不同的开支。税收中侧面收受的存在，使得合并这些收入变得极端困难。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建立起区域性的银库，省级官员也没有建立起集中管理的银库，即使白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赋税征收，由于没有通过银行技巧来处理公共基金，现金的流动就不得不遵循以前的程序，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或者从帝国一端到另一端的许多商品输纳只不过是被等价的白银输纳所取代罢了。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它不过是类似于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同一种曲调罢了。

只要中央政府不修改总的财政方法，它就不会放松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控制。地方的税收不断地为各级政府提供经费，不仅每项账目都有各自的额度，而且还必须足额征收，既不能超额，也不能短缺。此外，税收解运人与解纳期限也有不同。按何良俊的说法，一直到16世纪中期，乡村各种不同款项的征收也是由不同的人经手。由于收税是如此的缺乏整体性，以至于村民每隔几天就会碰到征租索钱之吏
〔24〕

。因此，地方官员感到不管有无上级政府的法令许可，都有必要进行一
些基本的改革。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役不仅仅分别摊入田赋之中。它们也源于其他税收，依照同样的税收计算原则而部分或全部地进行征收。顺德县征收均平银是为了取代对一定数量的里甲物资征索，以及原则上取代里甲正役。均徭银取代了力役。民壮起初也来自于里甲。因此，这三种征收都是按“丁”征收。考虑到该县税收水平很低，危害还不会太大。如果所说的差徭已经取消，而整个财政负担也合并到田赋之中，过分简化的益处也是可以取得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原则上，必须坚持所有的丁都有为国家服役的义务，不管他们有无财产。废除这项原则就将会损害帝国的统一性。将丁作为税收单位的好处是，如果纳税人不付钱，他们也可以被召集起来亲自服役。这就是为什么上面只提到了三种征收办法，保留了一些人头税特征。然而，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仅仅作为一项人头税，大部分负担都是摊于田土之中。税收结构不能取得所期待的简化，是因为它服务于多种原则和多种目的。

将官米保留为一项财政名目，是传统的强烈影响的又一个例子。16世纪很多省直的官田已经完全流失（第三章第二节）。这能从包括顺德等在内的一系列地区看出来
〔25〕

。但也仍然有一些州县宣称在当地仍然保有这项田土
〔26〕

。由于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查，只要地方官府根据确定的份额继续上交官米，帝国政府就只好不追问细节。尽管如此，它还没有决定把取消官田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州县，都将官米保留为一项独立的统计款项。江西省的官田可能在16世纪中期以前就没有了
〔27〕

，但在1610年的全省统计上，仍然保留了此项收
入，即征收官米657274石和民米1871519石
〔28〕

。因此，并不仅仅是在顺德，其他地区也有假想的官米的存在。

然而，实际上，通过地方官员的机智，那些已不存在的财政项目，仍能被利用起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其目的是将其与金花银征收联系起来。从1436年起，大约400万石粮食的田赋，已经按照每石0.25两白银的比例，永久地折纳成白银。这项收入落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第二章第一节）。顺德分担这项金花银的数量大约为4000两白银。从1585年起，以官米名义征收的款项作为金花银解运京师
〔29〕

。当官米不够时，则挪用部分民米，以维持平衡。官米的改折，由地方官员确定为每石0.2653两白银，实际上代表了金花银基本折纳比例并加上接近于6%的一小部分加耗。由当地的所有纳税户负担官米的损失是不合理的，但通过这种分配，命令的强制性被有利的折纳比率缓和了。地方官员可以宣称，一定数量的粮食仍然作为官米来征收；同时，通过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项目来征收，以确保有足够的收入来完成金花银。金花银运抵京城后，是被单独管理的。对于每个纳税户而言，他们都被同时指派了不同的官米和民米额，对于以后进行额外加耗也很方便。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官米是基于田土面积而民米是基于粮食收入而征收的。

顺德县的税收结构看上去显得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其原因是县志在列出税率后，又给出了精确的计算方法。这种细节通常要被其他地方的官方出版物省略掉。

然而，省略这类计算方法决不意味着其税收结构简单。正如一个
现代的会计在计算顾客的所得税时，是由自己处理技术细节以简化税收程序，同样的，其他州县没有出版税收计算方法，但可以从它们税率中的小数点中觉察得出来。

交错补给线在帝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网络，这是税收改革的另一个实质性障碍。其不仅难于梳理也难于了解。供应首都的土贡，就明显地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税收项目复杂化。因为原则上，要从公共税额中拿出一定数额用以补偿这项费用。1590年，南直隶的上海县被要求向太医院上交12两白银以替代当地应交的药材。在理论上，这项支出与其他几项一样，依然是分配到每个纳税人以及该地区的每亩纳税土地之中
〔30〕

。

通过对比可知，顺德的情况还稍好一些。因为相较湖广、浙江和南直隶的其他各县，它上纳京师供应很少，也没有被要求去长途解运它的税粮，更没有被要求像北方的州县那样，提供官马的马差（第三章第二节）。除开丧失的官田，顺德的土地占有与使用情况也较为简单，从来没有产生像福建和江西那样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第四章第二节）。

这些复杂性是随后一些章节的主题。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大致的观察，即绝大多数的复杂性都有一个长期形成的历史渊源。马差始于洪武皇帝的法令。大运河缺乏中央财政的支持，导致了对税粮运输不同的和额外的加耗，这是起源于永乐时期。第一个永久性的税粮改折方案发生于1436年，起初它只是想解决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把比例固定，并没有考虑到它会对将来的管理产生什么影响。税收收入的侧面收
受，是明王朝缔造者的基本政策。一个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实是，到了16世纪晚期，明王朝的基本田赋结构变得过于复杂，已经无法再进行彻底的简化。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管理的完全崩溃。

然而，税收体系是一个整体，如果白银能正式被宣布为国家财政标准，而余下的实物税收能够被通行改折为白银，那它就仍会有一些存在的合理性。1572年，浙江会稽县的田赋以银征收的部分，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2%
〔31〕

。1591年，山西临汾县，95%的田赋用白银来支付
〔32〕

。1585年，广东顺德县的田赋及其加耗，已经百分之百地彻底用银征收了。即使是在16世纪晚期，运送到京师的漕粮，也只有大约250万石粮食，不到帝国田赋总额的10%（第七章第一节）。然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以粮食石数作为基本财政单位的方式。

没有采取以白银作为标准和完全改折，是有许多原因的。改革会损害掌管内府库太监的利益。如果以白银来作预算，朝廷自身也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现存体制下，它依靠以粮食作为财政单位，在一些地区内可以随意伸缩。可以按照喜好，确定更低或更高的折纳比率，并且强制要求地方坐办各种物资，而不考虑和当地物价的关系。此外，全国各个地区的粮食价格和白银供应量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即使绝大多数困难能够被即时解决，对体制任何有意义的重建，都需要有一个不同的国家管理观念，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帝国的结构。宣布以白银来作为国家标准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户部在各
省建立地方性的银库将会导致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相分离。加强省一级后勤保障能力将会要求增加工作人员和行政预算。完全取消实物税和强制性徭役，必将会要求提高正税征收水平，要求用可调节的预算来替代定额税收体制，并要对乡村地区实施更有效的控制。不用说，明后期的政府既无能力亦无雄心去进行这样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即使是到19世纪晚期，清代的改革家们也无法完成这一变革。

因此，16世纪的税收结构包含了许多因素，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源于更早的先例。早期皇帝的特殊决定，被恭敬地奉为习惯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愈加难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王朝建立之初，当帝国政府还妄称拥有广泛权力的时候还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到了16世纪，明政府是既不能加强权力，又不愿意放弃控制范围。

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推进所需要的改革，简化赋税征收的努力，就只有落到地方官员，通常是知府和知县的头上。他们改革的范围必然很狭窄，他们的努力也不能互相协调一致。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官员只有三年的任期。由于“回避法”
〔33〕

，他们通常被委派到很远的地方。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即“风土不谙，语音不晓”
〔34〕

。当一个官员熟悉他自己辖区内的具体事务时，他的任期也就快要结束了。

在进行地方税收改革方面，地方官员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要受到长期的阻挠，会遭受挫折。1547年，浙江会稽县知县试图将该地区64种税则合并为三大类。他的建议被送到了其顶头上司绍兴知府那里。知府征询自己的佐贰——官粮通判的意见，讨论推行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它对本府管理及公共舆论可
能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知府特别指出，任何重新将税收归类的行为，都只能局限于附加税和加耗，由于基本税额实际上是一种“成宪”，因而要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个计划又被送到代表布政使的分守道长官那里。在他的指示下，一纸公告送到了府县衙门，要求“各乡耆旧”发表自己的意见。该地区有影响的人被单独召见并征询意见。由于会稽也是一个盐场，从灶户那里征收的田粮已经成为当地盐政收入的一部分，故而也需要征得帝国巡盐御史的许可。新的税收法令上呈后，经由省级行政机关和巡抚获得最后的支持。当地的税率后来确实被分成了三大类，但每一类都有如此多的例外，例外之外还有例外，因此很难说还存在多少种类
〔35〕

。结果，这个最初的建议实际上大打折扣。

地方改革的主要阻力，可能都是来自于当地乡绅。他们是致仕的官员或有功名的人士，享有一定的赋役优免。在理论上，这种特权只适用于他们自身及其家人，并且要依据复杂的则例。通常，他们利用现存税收方法的漏洞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因而，任何税收改革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一旦不满，他们就会故意拖欠不交赋税，或者通过有影响的人物向地方官员施加压力。有时，他们向上级官府寻求仲裁。这些手段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向上级官府呼吁的正式合法手段，被称为“吁请”，但实际上是以民事诉讼方式来反对地方官。会稽县知县杨节，在1572年记录了该地区的5个案例（其中之一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有一个案例是当地有影响的地主向上级官府吁请，以否定知县的税收法令。杨只是简单地把这些例子称
为“争讼”。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知县的决定被推翻，另一个例子则引起了北京的关注
〔36〕

。

税收立法遭到地方强烈反对的最有名的知县是东阿知县白栋，1574年，他在山东东阿任职。白栋在当地推行一条鞭法，每地一亩，征银0.011两，外加差银0.0092两，丁一人，征银0.13两。这个比例，在中国北方并不能算太低，但手续相当简单。“行之一年，逃移自首归业者一万一千余家”，白的成绩甚至得到了张居正的认可，但由于地方不满，他被一位监察御史弹劾，而且直到张居正亲自过问之后，案子才得以了结
〔37〕

。

明代后期，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推行税收改革之前都会求得当地精英集团的认可与赞同，这样的改革将较为稳妥。大约在1609年，山东汶上县知县在县志中写道：通过观察，他解释了当地赋税文册的不合理性，“乃荐绅先生各执所见，弗思润泽，纷纷之议，几聚讼矣”
〔38〕

。当然，尽责的地方官员并没有向豪绅屈服，而是进行顽强的反击。然而，这种英雄主义行为很少会受到奖励，反而常常是要求这样一些尽责的地方官员有相当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官员，是他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管理。因而可以理解，许多地方官员无意进行革新，放任自流成了保护自己和官运亨通的最好策略
〔39〕

。

因此，税收结构的复杂性是多种不同原因的产物。水稻耕种的方式，货币体系的特性，税制原则的差异，地方政府制定法律必须符合中央法规，没有运用银行手段来管理公共资金，某些临时性调整却成
为定例，中央政府不能进行普遍性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有限，地方官员不能自由采取行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税收结构的复杂。明代的田赋，在折衷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体制问题，它必须同时也被视为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制度性问题。

第二节　区域性差异

长江三角洲

传统上，长江三角洲包括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府，以及浙江嘉兴和湖州府。对帝国管理者而言，它不仅是收入的源泉，也是问题的频发地带。由于土地肥沃，以及太湖周边较高的地下水位，这一地区农业产量甲于天下。由于水道运输发达，它的多余粮食能够外运。在此三角洲地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富庶地区的财富，会使王朝能够解决它的绝大部分财政问题。但是，从该地区获取更多的收入，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自然力无疑加大了这种难度。当时的文人就提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片的土地会被洪水冲走，而洪水过后又出现了新的冲积土地
〔40〕

。由于人为的失误，这种境况更加恶化。正如清水泰次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灌溉方式是不停地与自然力作斗争。修堤坝而不考虑到地下水的基础，开挖河道以改变河水的自然流向，在获得了短期的收益后，水利工程自身既增加了洪涝灾害的频率，又加剧了它的强度，
这反过来周期性地改变当地的地形
〔41〕

。通常认为，一旦鱼鳞图册（第一章第二节）编纂完成，所有的田产便固定于册籍之中。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土地清丈不可能经常进行，而地形特点却不是固定不变的。

由于当地地形经常发生变化，地方官员不得不采用一种临时性的局部补救措施，但其并不是依据精确的土地数据。当纳税田土被冲掉后，损失的收入就只能分摊于其余的土地之中。任何新的冲积土地都难于被发现，并能很容易地逃税，即使是最警觉和最尽职的地方官员也只能是对税收结构进行修修补补。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发现合适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地区，地权因法律的模糊而更加复杂。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南宋，当时为了减轻财政困难，政府强行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田主那里收购耕地。从顾炎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政策是极不受欢迎的，非但没有解决财政问题，而且还产生了更多的难题。即使是在宋王朝灭亡后，按售价分期付款的许诺，仍然没有兑现。元朝可能继续将此种财产作为官田，并扩大了它的面积
〔42〕

。当洪武皇帝用武力占领该地区后，他设法回避了这个法律难题。他仅仅是说，这一地区的百姓，尤其是苏州府的百姓，支持过他的政敌，因而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了。但他没有建立起一套机构来管理这些籍没的财产。这些官田的租米也被合并到正赋之中
〔43〕

。这种模棱两可性，再加上变化的地形，使得登记田产完全没有实效。在顺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根据1581年以前进行的土地清丈可以看出当地官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5%。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王朝建立之初，籍没的土地及其他官田就已经占到当地土地的绝大部分，以至于民田所剩无几。例如，常熟县在1391年登记的官田有933763亩，相比之下，民田只有308737亩
〔44〕

。官田占到全部地亩的70%以上。

没有证据表明，最初官府已经默许了私人出售官田。然而，土地所有权既不能通过实地确认也无法利用清丈册籍进行核实，所以15世纪前期已经出现了官田私售现象。从历史上看，分割土地进行典卖会加剧混乱性。顾炎武说，有时买主根本不知他们所购买财产的性质
〔45〕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明朝政府从不努力消除这种模糊性。只有当更多的纳税大户不断地拖欠税粮时，各地官员才会窜改税收册籍，降低税粮折算（见下文）。

到16世纪中期，土地的占有与使用已经异常混乱，根本不可能再无视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了。同时，登记的官田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实际的财政收益。1547年，嘉兴知府赵瀛建议，所有的纳税土地都要被确认为民田。由于找不到官方的正式批准文件，目前还无法知道这个建议是如何最终得到官方认可的。地方志显示，流失官田的佘租，如顺德县采用的方法一样，许多年以后，在所有的田主之间进行了分摊
〔46〕

。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府抓住这一机遇，进行了同样的奏请
〔47〕

。此项庞大官田的取消，无疑是明代财政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就是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创设官田时，没有颁布过任何正式的法令，差不多两个世纪后，又是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被取消了。

然而，官田与民田的合并，产生了特殊的问题。由于有大量的官
田被勾销，它大大地增加了所有纳税户的平均税额。在苏州府嘉定县1547年的再分配中，造成了平均每亩土地的基本税额为0.3石米
〔48〕

。邻近的长洲县是平均每亩科米0.37石，而接壤的太仓州是每亩科米0.29石
〔49〕

。这些平均税率，差不多是此三角洲地区之外通行税率的10倍。但考虑到这些府的土地亩产量很高，这个比率绝不意味着是完全不合理的。而且由于税收已经部分地折成金花银以及其他隐蔽性好处，实际的支付进一步减少。但有的时候，当帝国把公平看成第一税收原则时，这种偏见性的税率，就会给了当地的田主一个不满的口实。

长途解运赋税的费用及其特定的折纳，并非三角洲地区所独有，但却造成了混乱。南直隶的四个府被指派把总共1206950石漕粮解运京师的任务；也就是说，占整个帝国年度税额的1/3。通常的加耗额要达到漕粮55%
〔50〕

。随着1471年实行的“正兑”和“改兑”，漕粮更进一步分为两类，改兑只付加耗比例的一半（第二章第一节）。此外，还有214000石的白粮运输之役。白粮多指宫廷岁用的白熟粳、糯米，部分会直达皇帝的餐桌，部分则作为祭品。白粮主要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收，并且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运输概由民解，而不交由运军解运。在运河运输途中，解运粮长不得不甘受洪、闸官吏勒索。而交纳白粮时，监收内官更是科索无厌
〔51〕

。“南粮”也是征自长江三角洲地区，总额共64391石，要由纳税户解送到南京。但解运距离短，加耗不多
〔52〕

。其他对拨地方粮仓，加耗更少。因为这样才有可能由纳税户解运大部分税粮。因此，该地区总共有五种税粮解运方式，每种方式又
都有不同的解运盘费。只有税粮交入中央政府指定的仓库时，才算完成税粮。所以，五种运输方式实际上形成了五种不同的税收支付形式。

另外，这四个府也被要求按4石税粮折成1两白银的比例，支纳365135两金花银。这种支付均远远低于当地的粮价。有一部分税粮也被折成棉布，总计322774匹，根据质地以每匹1石或2石的比例折纳。这种折纳算是对纳税户的一种补偿
〔53〕

。通过当地县志关于16世纪晚期的物价、加耗和解运费用的记载，我计算了每一个纳税户每石税粮折银后的实际财政负担，如表1所示
〔54〕

。

表1　1585年左右南直隶四个府纳税户税粮解运或折纳的财政负担
（单位：两）

每石粮食的税收支付形式

折银后费用估算

白粮

1.91

漕粮正兑

1.30

漕粮改兑

0.90

南粮

0.75

地方对拨的税粮

0.63

折布

0.44

金花银

0.26

很明显，此明细表既不十分合理，也不适合于按照它所显示的那样进行实施；很有必要在不违背帝国法令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的调整。这一调整实际上是被周忱（1430—1450年任南直隶巡抚）推行。他想用加耗和折收比例中的不均平，来平衡基本税额。要注意，在15世纪，官田制度还没有被取消，而且经过几次转手之后，大部分田产
的税率要么过高，要么过低。有些税率高得惊人，多至每亩科粮2石，甚至地方官员也承认他们也不知其起源
〔55〕

。为了不完全打破这一切，周忱引进一种他称之为“平米”的新方法到税收结构中来。

首先，他命令所有的基本税额，不管能否确定土地使用权，也不管税率是高还是低，都要保持原样。但他取代直接根据税额加增耗米，也没有将它们改折，而是向所有纳税户均增加耗。在实施的第一年，他实际上将加耗比例增加到90%。它对基本税额平均加增90%的耗米，称为“平米”。尽管如此，它却不是完全用粮食来支付的。凡是科则较轻的田土（每亩0.4石或更少）的纳税户要纳本色实物。科则较重田土的纳税户则纳棉布、金花银等，这些折色实际负担较轻，纳税户可以从中得到了好处。通常的加耗和解运负担被取消后，90%的耗米成为当地政府的节余，以之应付各种各样的解运费用。换句话说，纳税人通过交纳平米，在其本地就解除了他们的税收义务，而地方官员在征收后则进行再分配。这在县级及其上级，实现了更为集中的管理。90%的耗羡，成为第一年的盈余，这些耗羡会被留用到第二年，以便于减少第二年的比例。因此，这一征收并不完全受制于定额制度，而且也显示出年度预算的特点。然而，纵观他的巡抚任期，周忱每年调整的耗费，却从来没有低于过50%
〔56〕

。

1450年，周忱在大量的批评声和弹劾的威胁下致仕，其罪名首先是专擅征科，其次是由于对耗羡的管理不利
〔57〕

。耗羡体系被永久废除了。没有哪一位地方官员被允许均增加耗成为耗羡。但平米却作为一个制度而幸存下来，并被推行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所有各府，且一直
到明王朝灭亡，仍还有影响。与周忱的平米体系不同，16世纪合并的解运盘费，被计算出来固定到一个最低的水平，实际上肯定了定额制度。1547年，因官田的流失而引发的赋税再分配时，平米不再根据基本税额计算，而是以田亩为依据。在1581年的土地清丈之后，松江府的上海县报告说，它登记的纳税田土有1494775亩，该科平米391307石
〔58〕

。与此相似，苏州府吴县登记的纳税田土有714129亩，1589年该科平米为157193石
〔59〕

。但平米仍然与国家账目上的税收定额不同，因为它合并了地方的多种额外费用和改折，然后均平地摊到所有纳税人身上。国家账目仍然是指特定仓库实际收到的款项，折色项目也仍然以粮食，而不是以折色的价值来计算。

表面上，平米的征收，尤其是当它取代了基本税额后，已经代表了一种最大可能的税收结构简化。但更进一步的观察却显示，改革并没有走得更远。平米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赋税单位，它的大部分，仍然在16世纪晚期改折为白银。从此，每位纳税人不得不部分用粮、部分用银纳税。后者的一部分要用来支付上供棉布的开销。而且，由于平米已经被永久地固定为尽可能的最小幅度，已没有进一步调整的余地。这就限制了地方官府在处理各项事务中承担起财政责任。它的职责只是从里甲中佥派民间代理人进行物资和资金的解运，因而又恢复了粮长。当缺额不可避免地出现时，就由解运者本人赔补。地方志中有很多的例子表明，地方政府征收的耗米与运费几乎不足弥补实际的开支，许多解户因而破家
〔60〕

。而且解运是里甲之役，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官方佥派的解运人向老百姓勒索物资、劳力和资金，以济解运。这
方面的细节，将会在“税收管理”一章中进一步讨论（第四章第一节）。但在此必须指出，税收构成不够广泛，没有能包括各项花费。

由周忱在15世纪开始征收的平米，体现了与一条鞭法改革相同的原则（第三章第三节）。平米适当地合并了田赋，而一条鞭法将这种合并扩大到役。两者都在征收之先合并了各种名色税收，并在征收后分配收入，而且两者都有同样的局限性。即使地方税收实现了合并，上层仍然缺乏整体性。各色收入，包括金花银、官布、白粮、南粮和漕粮，已经在国家账目中作为开支款项而永久地被分配了。侧面收受及交错补给线仍然在继续。地方官员从来没有被授权去获得足够的运作费用，以支持扩大后的管理职能，这一点可以从耗羡的取消中看得出来。分离的解运体系意味着，这些数目繁多的项目仍然是税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北部中国

在北直隶以及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税收结构的复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在北方，以马差替代了田赋。而在15世纪又建立起了皇庄和贵族庄田。此外，官田和政府草场仍然保持。

马政开始于王朝建立之初。洪武及永乐皇帝都力图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获得马匹。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马匹是通过购买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北边的朝鲜、女真，甚至中亚的浩罕（Kokonor）、撒马尔罕（Samarkand）获得。官方记录显示，到1424年，明朝政府已经拥有1736618匹马，而且马的数量以10%—15%的年增长率递
增
〔61〕

。尽管这两个数字似乎都明显地被夸大了，但很清楚，马匹太多的话，对政府机构而言，是难以维持的，其中的一部分马匹不得不改由民牧。洪武皇帝通过将官马寄牧给长江以北的几个府，开始了这一进程。当选定北京作为首都后，北部中国成为养马的重点地区。固定的马差，由北直隶的七个府、山东的三个府及河南的三府一县的民众来提供
〔62〕

。

直到1568年，所有的马匹都是分配给民户饲养。根据不同的上报，在15世纪，它们的总数量在100000至120000匹之间
〔63〕

。尽可能地以5户为一组，养马5匹
[1]

。这些马户的田赋及其他差徭负担可以进行减免，但饲养、看护马匹的开支要由马户自支。每一组马户每年都要为北京上交一匹军马。另外，马户还被希望养出一定数量的马驹。由马户饲养，直到被征用。从15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通行的原则是，种马一匹每三年产马驹两匹。种马死，或者是孳生不及数，都由马户赔补
〔64〕

。

从1466年起，军马之役逐渐折银
〔65〕

。1468年，帝国太仆寺始设常盈库，贮藏管理这些折银
〔66〕

。到16世纪早期，马匹上交很少。例如，1528年，本来应该有25000匹马上供，结果却只送来了3000匹，其余部分代以折银
〔67〕

。根据改折的时间及行政区域的不同，折银比例变化很大，从每匹马折银12两到30两不等
〔68〕

。同时，地方牧马仍在继续。帝国分派郡监到各府，为新马打制烙印、处理孳生的马驹，以
及监管马匹损失的赔补
〔69〕

。为了简化税收管理，绝大多数县将他们的纳税土地分为两类，并冠之以“纳粮地”和“养马地”的名称。这种划分很有必要，因为马政运作每三年一循环
〔70〕

。除了岁纳外，马头还必须保证能达到规定的多产（每三年孳生两匹马驹）。只有群监官作出决定，否则这一账目将无法了结。用于养马的土地面积相当大，例如，大约在1500年，北直隶宛平县登记的纳税土地有355999亩，其中有142143亩，约42%的土地留作养马
〔71〕

。这一情况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

1568年，朝廷下令进行一项重要的税收改革，即变卖种马，总数大约有100000匹。1581年尽将种马卖尽
〔72〕

。要不是在京师有特殊的财政程序，马政将会正式结束。帝国太仆寺负责为军队提供战马，需要有自己的预算收入并因而继续维持这一账目。年度开支款项还是来源于地方，依然以先前马匹的配额为依据，继续送到常盈库
〔73〕

。现在，民众已经不再负有孳生马匹的责任，不再有赔补马匹的风险。马差在每个地区都被固定在一个年度额上，能够被再度视为田赋的一部分。在北部中国的这些地区，纳税土地与马地合二为一。每年向帝国太仆寺上交的税额，在所有的纳税人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就如同在南部中国征收金花银的方式一样，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赋税账目上，马差仍然与田赋正税分开，这就使得这些特殊地区的基本田赋税率看起来要大大低于其他地区通行的税率。

在北直隶的一些县，马差一直持续到1581年。然而，不再是让民众分牧种马，而是让他们领养马匹。马匹是由太仆寺在北边购入。领
养期限很短，官员根据情况任命一些马头。1590年，宛平县与香河县都被迫按每马编地650亩的标准执行。官员给帖付马头收执，马头在650亩纳税地的范围内每月向邻户收讨银数。1585年，固安县也有相同的差役，但每马平均编地为430亩
〔74〕

。

皇庄及庄田基本是从15世纪发展起来的。大约到1500年，这些地产的扩展达到了顶点。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集中于北直隶的四个府，即顺天、河间、真定和保定。王府庄田也同样出现于山东和河南
〔75〕

。整个16世纪，政府一直试图核查他们的扩张，并对其加以控制。直到17世纪早期，王府庄田一度又开始增长。当时最受影响的地区是南方的湖广省。

土地占有与使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是这些田产扩大的部分原因。为了鼓励北方垦荒，洪武帝曾于1390年、1393年和1395年，重申了在北方三省，民间田土，尽力开垦，永为己业，永不起科
〔76〕

。在15世纪的最初25年，这些早期的法令已经引起了无法控制的混乱。在同一府或同一县内，有时甚至在同一村子中，有些田主需要纳税而另一些则不需要。民众中的争执和诉讼非常频繁，而且一些地方仍有广阔的土地，此时或彼时因被政府征用而做过牧场。很难说对这些田产的后来占有者，是合法占有者，或者只不过是擅自圈占者
〔77〕

。

皇庄的创立始于1425年
〔78〕

。当时，皇室分拨一些北直隶的土地作为皇家财产。宣德将一些抛荒土地，理论上的无主荒地分配给高级将领，于是又出现了最早的贵族庄田的记录
〔79〕

。随着这两项先例的出
现，于是有了对不纳税土地的大量争夺。在15世纪晚期，皇子、公主及受宠太监和皇帝姻戚，开始到处发现不纳税的土地，奏讨皇帝赐予，作为他们的私人田产，并通常指明面积和地点
〔80〕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侵犯原主权利，使他们沦为佃农
〔81〕

。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1487—1491年在位）报告说，畿内之地，皇庄有5处，共有地1200000亩，勋戚太监等官庄田332处，共有地3310000余亩
〔82〕

。

1521年，嘉靖皇帝登基后，政府力图登记这些田产。贵族庄田数目急剧减少，而且有一部分从民户那里掠夺的财产被退还原主。最臭名昭著的庄田占有者——寿宁侯张延龄被皇帝处斩
〔83〕

。大体来说，没有哪个贵族能够长达五代地保持同样的地产，也不允许他们赶走庄田上的租佃户，租粮应由州县收纳，给领占有庄田的贵族
〔84〕

。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他们的面积、位置、收入，可见附录A）：（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e）太仆寺草场；（f）皇帝御马和皇家苑囿土地。

所有这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它们的收入也与田赋正税收入相分离。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与田赋正税相同。北直隶的香河县，在合并了一部分徭役之后，税收接近于每亩0.027两白银，与通常每亩0.03两白银的租米比率相当接近
〔85〕

。到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
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这些强加于地方官员管理的田产租金的征收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又不得不为此佥派另外一些税收代理人来完成征收。

分配给德王的庄田在山东东昌府境内，占地451495亩，分布于六个县和两个州。包括黄河洪水泛滥之后被开垦的荒地，它的纯收入也只有6552两白银。根据府志的记载，到1600年，租粮仍然由地方官员管理
〔86〕

。

土地的占有与使用不明确的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1529年，河南杞县知县说，在辖区原额外得“不可知者”之无粮地1174046亩。为了“不之深究”，他于是通融税额，平摊于新旧地亩之中
〔87〕

。相似的调整也出现于西华县，其纳粮地亩已10倍于洪武时期。永城则是16倍于洪武时期。这种再分配，在允许这些县降低正赋税率的同时，也扩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性。虽然顾炎武并不是一个主张增税的人，但他也认为这些地方是“宜增而未增”
〔88〕

。1556年，河南省报告说在辖区内有14080975亩这样的土地。省志认为它是“先前未征，已在掌股”
〔89〕

。在17世纪早期，山东泗水县，仍然登记了一些很成问题的土地，它被称为“白地”（untitled fields）
〔90〕

。这些财产，与湖广的冲积土地一样，为藩王所垂涎，成为潜在的庄田。

其他的不规则性

税收结构还有其他的不规则性。土地测量和分类标准的多样性已经论及。由于地区的特殊性，有时这种差异还能导致非常罕见的情
况。在浙江淳安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那里的林木收益甚至比种植水稻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牵涉到技术难题，还找不到适当的办法去丈量这个山区。直到1558年，对一亩土地的传统规定，即确定为一个人喊的声音能被听到的范围
〔91〕

。“丁”是役征收的财政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正常的税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湖广永州府，自南宋以来，当地田赋的1/3由丁出，每丁估计要交0.3石粮食作为基本税额。此种做法是为了将当地少数民族包括在全府税收账目之中。晚至1571年，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
〔92〕

。在浙江杭州城，城市居民要根据他们居住地房屋的间数，交纳一小笔税金，所有地基面积都被包括在当地的土地数据中，而且这种间架收入也被纳入田赋之中
〔93〕

。这种做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到1579年，该城仍然沿用这种做法，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在福建省，从王朝建立早期开始，该省的大部分寺院财产已获得税收优免。到16世纪中期，当政府决定对这些财产征税时，却发现佛寺主持、方丈从来没有掌管过这些土地，而仅仅是名义上征收租金而已。这些财产只是表面上由田主捐献给寺院，目的是在于逃避赋役；实际上，这些原主仍然任意地出售、抵押和出租这些土地。1564年，当谭纶（1520—1577）任福建巡抚时，他建议没收所有寺院财产的60%，但这项行动却不可能真正展开，因为这些土地的每一块都涉及好几个方面的利益，而且这一点连其原主也弄不清楚。没有迹象表明该问题得到了解决。按照原则，向这些土地征税，在理论上应受到支持，但它的实际执行时却有赖于地方官员能否找到最为可行的办法。现存的资料显示出，只有无数的解
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和反建议，而没有任何可行办法
〔94〕

。

第三节　役及其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1500年以前役的分类

王朝建立之初，役与正赋被很清晰地分开。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税制。前者计丁派役，后者是计田定赋。然而，这种分类不可能绝对，因为不可能完全忽略纳税户承担役的能力。在农业占主导的社会中，评判这种能力的主要标准是拥有的土地。因而很自然，到了16世纪，这两种类型的税收会逐渐地合并。

役派征于里甲，它体现了累进税原则。其实际分派没有固定的标准。从《实录》的记载、地方志的描述以及许多论著来看，各地在实际管理中，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在许多地方，官府对物料的需求，是由现年里甲承应。然而，《实录》中有一卷却记载，四川重庆府遇有朝廷征科，现年里长自出十之三，其余十甲共出十之七
〔95〕

。在浙江湖州府，一定的劳役被分配到那些很勤劳的田主头上，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土地去满足2.5石种子或更多的要求
〔96〕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例子，在很多地方，这个命令由里长临时决定。《实录》的另一段记载当时实际上是“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随所有，听从其便”
〔97〕

。

然而，这条资料似乎可以这么来看：在王朝的早期，物资和劳役的需求都较小。项目也不多。沉重的差役义务，比如驿传，原则上从
当地的税粮大户那里直接征收，是在里甲体系之外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这种体系以非正式的方式发挥作用。

15世纪，对物资和差役的需求显著增加了，因为田赋额没有增加，各级政府的额外开支，也就只能由里甲来支付。上文已经提到，当俸给不足以维持官员生活时，就允许官员从民众中征用皂隶，很快地，这种皂隶差役折支白银。于是可以理解，它需要从同一里甲中征用更多的人员从事真正的差役，但是贯之以一个不同的名目。在15世纪，税收就是通过这些名义逐渐增加。

里甲体系被看成是简陋地方政府体系的补充，而地方政府是适应于简单的农业社会（第一章第二节）。在一个村子里，要求10户农民家庭在里长的指导下，决定应该由谁来提供维持政府的运作费用，这个做法有些荒唐。很清楚，一旦政府变得复杂，而富户逐渐能够逃避他们应该承担的财政负担时，这个体系就不可能维持不变。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调整。

第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重大调整，是1443年均徭法的引进，均徭法产生的年代已经被山根幸夫和海因茨·弗里斯（Heinz Friese）的各自研究所确认
〔98〕

。这种方法并没有取代里甲体系，事实上，它还依靠里甲来运作。它的主要特征是把以前徭役的十年一循环，分成两个五年一循环。在此之前，每户十年一次承办物资、承应劳役。在引入此均徭法后，他们要在同样的十年期间，应召服两次役。有一年服劳役，叫做“均徭”；另一年提供物资和解运税收，被叫做“里甲”。在这里，里甲变成了一个财政术语。但它不能和里甲组织相混淆，后者仍然管
理着两种役。对于纳税户而言，原来九年间歇，现在变成了更短的四年间歇
〔99〕

。

原则上，当每个县推行均徭法时，知县会编印均徭册，详载当地各项差徭，同时根据负担的轻重，将各项差徭分等。同样，里甲各户，也分成三等（上、中、下），每个等又被分成子一级的三等。这种分等自然会将重点放到财产所有上。那些不能提供差徭之户，被单独列为一本，叫“鼠尾册”（字面意思是“老鼠的尾巴”），他们被期望提供各种辅助性的徭役。编审均徭，按户等高下佥派“本等差役”。这样就有可能检查出长期以来里长对权力的滥用，避免一些人重复应役、而另外一些人却逃避差役的问题。

但以上只是一种总的构想，其中一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宋代。通常，只能说均徭法增加了应服差徭周期的频率，扩大了民众的参与性，影响了官方差徭项目以及先前对于役的分类。均徭更看重于财产，加强了政府的监督，削弱了乡村的自治，其结果方便了杂泛差役折银。这些特点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由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均徭法既被明朝政府采纳过，也受到批评，所以均徭法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在很多地方，却是完全自觉地推行了这一改革。1488年，朝廷最终命令所有地区，都编审均徭
〔100〕

。实际上到那时，许多府已经这么做了。

“民壮”或者说是军役是另外一项“役”，它开始于15世纪30年代早期
〔101〕

。但正式地成为全国性的制度，还要到1494年。那一年，朝廷命令每个里都要根据自己的大小，佥派民壮2—3名
〔102〕

。由于这
是一种新的差役，而且只是一种兼职性的任务，所以民壮变成了一项单独的项目。与此相类似，为驿站提供后勤支持的驿传（第一章第二节），根据它自身的独特性，也没有与其他役合并。

因此到1500年，所有地区都有四种役，根据它们在地方志中一般列出的顺序，将其排列如下：

（a）里甲：税收征纳和各种物资征用，包括涉及解运的短期差役。

（b）均徭：全职的、全年的差役。

（c）驿传：维护驿站，提供服务。

（d）民壮：军役。

从均徭法到一条鞭法改革

世纪之初，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对物资和差役的需求仍在增加，政府机构在扩大，官员数量日益膨胀，驿站忙于提供馆舍服务与公文传递。宫中人员数量也在增加。因而朝廷继续增加额外的隐蔽性的税收。例如，南直隶的徽州府有富庶之区的美誉，因而工部总是要求其提供固定数量的生漆及桐油。到1493年，这些物资是通过“坐办”取得，意即他们的费用是从地方的田赋收入中扣除的。然而到第二年，知府接到北京的命令，从今以后，相同的供应被要求每岁坐派里甲供应（岁办），意即此款项必须要由当地民众提供，而不是由政府出资。总计银3777两，由该府分摊给属下五县，而知县们则又将它分摊给里甲
〔103〕

。因此以前专门用于应付坐办的定额，现在被用于应付新的派
办。这些额外的供应必须要解运，仓库管理也需要更多役差，因此各地出现的对物资需求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力役需求的增长。即使是采用了均徭的方法在十年内轮值两次为期一年的官役，但村民们的税收支付能力是有限的。里甲体系压力的增加，使乡村管理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与此同时，开始于15世纪早期的以白银纳税的方式，已经逐渐变得普遍起来。到16世纪，由于海外白银的涌入，流通中贵金属数量大大增加了
〔104〕

。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役差，并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将财政负担转移到农业耕地中，已经相对变得简单了。然而，这一方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十分复杂。四种役的负担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多。没有哪一位明朝官员会希图将它们完全合并，因此与田赋的合并过程遵循一个明确的顺序。下文将会对他们分别逐项进行讨论。

在四种役中，驿传转变最为迅速。这部分是由于供给驿站的义务问题总是涉及了特定的财产资格。另外，通常每个县也只供给一个驿站，因而驿传账目要比其他项目较为简单。尽管驿站网是一项全国性的制度，但是每一个驿站的后勤保障体系则是完全分权于地方。因此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有一定效果。应该注意到，这些驿站的服务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一个持有兵部勘合的官员途经此地，他就有享受免费的交通、馆舍、食物和饮水的权利。而在16世纪，对此类的通行又没有什么限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财政预算固定而且有限，地方官不愿意在支付白银后，再承担此项财政义务，这是可以理解
的。1490年，一个对这方面有影响的建议被提出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然，现在我们还无法确知这个命令是如何传达的
〔105〕

。但当兵部提出另一个建议之后，全面改折命令才实际签署
〔106〕

。据记载，福建漳州府的驿传转化为田赋的附加税，于1520年完成，其估算标准按每石粮食附加0.12两白银用于驿传。这个比例相当高，接近于基本税额的25%。由此，这项税收负担也就完全并入耕地之中
〔107〕

。相类似的变化，1524年出现于北直隶，1528年又出现于广东的潮州府。费用可能摊给了所有的田主
〔108〕

。在1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尽管改革不彻底，但已经广泛推行。然而，到16世纪50年代，杭州府依然佥派各户来为驿站服务，结果导致了很多应役者破产。当该地最终决定将役差分摊于所有纳税户之中时，并不完全是计田纳银，其中一部分是根据丁来征收
〔109〕

。

在此应该指出，许多地方改革只是包含了驿传的账面款项，而没有完全包括所有驿站运作的费用。许多驿站的实际花费，不能为固定的预算所限定。它们的赤字常常由轮值应役者负担，尤其是仓库收纳者，他们的役差已被包括在均徭账目之中
〔110〕

。

民壮的转化，账目相对简单，发生得稍迟一些。无疑，它因16世纪中期抗倭战争而加速。在同倭寇作战中，军事统帅们发现，志愿者比佥兵战斗力更强，绝大多数地方因而被命令要为募兵提供银两，而不是继续佥派军役。战争结束后，这种办法仍在继续
〔111〕

。然而，民壮与驿传不同，因为驿传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丧失了作为役的特点；而民壮即使在改折后，也仍然保留了人头税的一些特点。广东顺德县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章开篇就已详细论及。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南直隶的宁国府以及湖广的新化县，那里所有的财政负担，都被摊入土地之中
〔112〕

。但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民壮费用是由田、丁共同承担。

在北方的许多省份，并没有受到倭寇的影响。民壮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出。16世纪中期以后，许多地方开始把它与均徭合并。山东汶上县报告说，当地和邻近地区的民兵仅仅是存在于字面之上
〔113〕

。河南彰德府为那些只是偶尔召集起来服役的民兵付钱，而资金则是源于其他的途径，民壮没有成为永久性款项
〔114〕

。

余下的两种役转化为田赋，被证明是最困难的。里甲与均徭是基于户等而存在了许多年，并且无疑是真正的人头税。里甲正役包括的不仅有物资供应，还有对它们的解运，这尽管也被视为力役，但在明代，却经常与物料上供不可分割。因为政府从来没有试图去发展它的中间一层的保障能力，省直官员也就既无人力又无资金来接管解运职能。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求民间机构管理这些供应，并对指定仓库中的物资负责。尽管在16世纪，明朝廷不停地要求把正赋折成白银来支付，但宫廷供应却很少包括在内。明代由部级官员所做的两个分别独立的估计表明，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宫中府库的各种供应，价值四五百万两白银。一部分供应由田赋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于对里甲的征索
〔115〕

。与文官相似，政府并不为内府库的太监提供日常开支，内府库也没有任何预算来维持正常的运作费用。通常的办法是，太监向税收代理人榨取费用，这称之为“垫钱”和“礼钱”
〔116〕

。如果供应被
折成白银，款项将会由大臣们控制，宫中人员的额外收入就会减少。在推迟里甲正役的改革中，太监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均徭包含了一系列对改折不利的分工。如官府仓库的库子、斗级，必须要编写税目清册，任何短少都由其个人赔补，有时甚至是可以解释的亏空
〔117〕

。狱卒也要为他们的职责承担财政上的义务，因为他们看守的绝大部分犯人，都可以在付一定数量的罚金后释放。巡卒也在同类之列。迟至1590年，南直隶上海的沿岸巡盐应捕，要负责缉拿一定数量的私盐贩。当年是中国的闰年，即这一年比其他的年份多出一个月，这种数额就增加1/12
〔118〕

。各级官衙所谓的“门子”，是一些工程的实际监督者，他们负责各种建筑物的修缮，这就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换句话说，这些包含财政责任的义务要分摊于纳税户。

这种供给办法反映了明代管理体制的真正特性，这不仅仅是官吏们腐败造成的，而且这也是税收水平低下、官员数量严重不足、固定的预算控制以及各级官府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直接后果。所有这些都有很长的历史延续性。

通观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可知，许多地方官员都力图将保留下来的各种差役折成白银支付，而更直接和更根本性的改革，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变化必须保持在很小的范围和很低层次的管理上进行。

在最初的对供应方法的改革中，十分有必要扩大地方行政费用预算。例如，广东的潘季驯发明的均平银支付（第三章第一节），允许知县征收多征一倍的里甲银，部分摊入纳税土地，部分按丁计银。但由于数额很少，即使是进行了这样100%的增加后，一个富县至多也不过
1000两白银
〔119〕

。尽管纳税人名义上支出是以前的两倍，但实际上他们一旦从里甲正役中解脱出来，就能从方法的变化中受益。其他省直相似的征收被称为“纲银”或“里甲银”
〔120〕

。

所有的这些支付款项都有如下的共同特征：十年一次出办供应由每年支付所取代。这些财政负担的一部分被并入田土之中，余下部分则按丁出银。并公布一个统一的支付比率，消除了先前的等级差别以及里长佥派，以此希望通过此种征收为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现金收入，满足它的绝大部分办公开支，并用于北京的科派。但解户由里甲佥派并未完全取消，而是适当贴补。一定量的小数目供应，或是由县衙解运，或是合并到府一级，并且任命一些官方代表来配合民间代理人工作
〔121〕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进行这种改革的人多为相当有威望的官员
〔122〕

。他们对此体系的修改，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同时，抗倭战争则为这一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南方几省的地方官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财政自治，由此在16世纪中期以后，改革获得了明确的推动力量。但是，改革从来不是彻底的，例如在长江三角洲，一直到王朝结束为止，大量的物资解运仍是一项公共义务。

均徭改革也经历了同样的耐心和持久的努力。由于同倭寇作战的负担成为许多地区的最大役差，因此均徭改革成为全部改革运动中最复杂的任务。它开始最早，却费时更长，结果也不令人满意。16世纪之初，许多地方已经把这些役分为两类。不连带任何财政责任的工作分派，被称为“银差”，包括知县的抬轿夫，官学膳夫，府衙号手等
等。将此类差役进行折银十分简单，只要给了钱，地方官府总是能募招他人充役。另一类则包括狱卒、门子、巡栏等等，被称为“力差”。此术语实际暗示应役者与财政责任不可分割。尽管可以雇倩他人，但必须由应役者自己雇人，以便他们能继续承担责任
〔123〕

。通常，改革的方式是将银差即时折纳，并减少力差的分派，或者有时减少他们的财政责任。而且，此类改革也不彻底。即使地方上的力役大都改折，但一定数量的力差分派也仍然存在（第六章第一节）。

尽管已经折成银差，用货币支付，但省直官员仍然没有呼吁过要取消里甲制度。地方管理者仍然坚持财政负担由田、丁共出这一制度，因而村民有义务每十年应役一次。但除了按丁均派外，还有一个附加的费用，也被添加到了那些将要在那年应役的田主的纳税土地中。这种做法发展成为著名的“十段锦法”，它首先是在南直隶的某些地区推行，后来又扩展至浙江和福建
〔124〕

。

在十段锦法推行的早期阶段，它与里甲体系没有什么不同。每年一甲一户轮应一里之役，只不过是用现金抵付义务。很快，管理者发现每年应差户的数量是相同的。但有的年份，户中有更多的丁，通常就会拥有更多的土地，在其他的年份，情况正好相反，有更少的丁和更少的土地。既然役的需要是相对稳定的，这个方法就意味着用变数来除以定数。当有更多的纳税单位时，每个财政单位的负担就相对轻一些；但是当纳税单位非常少的时候，每个单位的负担就会相对增加。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每年波动，官员预先将该地区十年内的全部徭役统一分配，尽管十年轮役依然保留，但通过征收统一的比
率，银差款项就会在丁多和地多的年份有盈余。这种盈余将会用于补贴丁少、地少的“歉”年。

在此应注意到，里甲组织、十年轮役，实际上不是方便而是妨碍了征税。依理而言，下一步骤应该是从所有的项目中解放均徭项目，按统一比例，将十年的支付分成平均的十等份，并且每年把它们均摊于每甲所有的丁及全部纳税田土之中，这种做法似乎更简单一些。当税收管理进入这最后的阶段，我们就能说，地方已经为进行一条鞭法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各式各样的银差，已经每年按照相同的比例确定，现在对于每个纳税人而言，已经合并为单一的支付额。合并的支付额能够进一步与正赋中折纳的部分合并。由于税粮不能也像这样折纳，因此余下的力差项目当然也就从这一文册上删除了。

一条鞭法改革及其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日两国学者已经就一条鞭法写出了许多篇论文和专著，对它的起源问题投入了特别的关注。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制度，一条鞭法应该起源于1531年。那一年，这一术语出现在一个官员的奏议中，并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
〔125〕

。

这一研究尽管满足了我们的好奇，但这个调查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我们的认识，因为一条鞭法自身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在16世纪70年代，于慎行（1545—1607）指出一条鞭法是一个笼统的术语，而没有明确定义，他认为其可以是如下的任何一项或者几
项：（a）丁不分上下，一体出银，（b）粮不分仓口，总收分解，（c）差不分户，则以丁为准，（d）粮差合而为一，皆出于地。因此没有必要为满足对一条鞭法的描述，而让税收改革来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126〕

。于慎行的观点最近被当代学者重复引用。梁方仲认为一条鞭法的内容也有“精粗深浅的不同”
〔127〕

。而费正清则声称一条鞭法“不过是一种合并的趋势”
〔128〕

。

实际上，界定一条鞭法，用否定的方式远比用肯定的方式来得简单，尽管描述一条鞭法操作的下限是很困难的，但它的上限却是可以确定的。因而，基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我冒昧地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很明显，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到如此理想的程度，即使在最先进的形式下，也只能是接近这一目标。非常明显的困惑是，这种改革运动，在经过如此艰难的准备后，却从来没有最终完成。然而，对此问题的解释很简单，即明代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彻底的重组。

在16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条鞭法改革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但中央政府既没有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银库，也没有一个通常的采买机构。尽管地方政府的后勤保障能力有所提高，却仍然不足，还必须由民众无偿应役。预算也没有任何增加。税收解运仍然是由专门的接收部门对应专门的分配部门，没有什么变化。例如，1592年北京宛平知县报告说，他被要求将起运银两送到中央政府指定的27个不同的仓库和部门，但所涉及的总额不到2000两白银
〔129〕

。在这种情况下，就依然需要依靠纳税人服役。消除民众所有的役差，将会造成现有的财政机器所无法跨越的许多后勤保障鸿沟。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尽管一条鞭法改革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并有很多的积极因素，却注定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它的失败是可以被预见的。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50年代一些大陆学者对一条鞭法的描述很明显有夸大、误导的成分
〔130〕

。即使是梁方仲的早期开拓性研究，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笔调也是过于乐观了。如果不能从以前论著的错误观念中摆脱出来，我们就不可能对役摊入田赋之后的税收结构进行很有意义的讨论。

首先，京师的宫廷坚决反对进行全面的税收改折。除了保存下来的税粮、棉绒、棉布、马草等项目仍由实物支付外，实际上在王朝灭亡之前，有的地方仍然要上交漆、茶、蜡、金属、弓、箭等等。倪元璐是明代最后一位户部尚书，他在1635年力图要把这些供应物资折银，但却是徒劳。1643年，离王朝灭亡只有一年，他作为户部尚书，又旧事重提。他列出了58项挑选出来的项目要求折银，但由于太监的
反对，其中只有8项被改折
〔131〕

。

第二，力差涉及了纳税人亲身应役，虽然已经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取消。即便是一条鞭法改革中最有力的推动者海瑞（1514—1587）和庞尚鹏（1550—1575年在任），在他们的直接监督下，也没有办法取消官府仓库的库子、斗级之役
〔132〕

。16世纪70年代，改革在浙江沿海府县广泛推行时，正常佥派的弓兵、巡捕被革除。他们的缉捕的走私额度就由均徭来弥补，而均徭是分派到所有纳税人身上。但绍兴府对这方法是否能适用于盐务巡察表示怀疑，最终巡盐应捕成为一个“例外”
〔133〕

。

令人不解的是，有时一些地方志提到了召募力差任务的工钱。列出门子、算手等役工钱来，称之为“榜注”，意即“贴出的标准”，但仅仅是官定比率，它只是为雇人应役者以及地方官提供了一种指导性方针，以便在几个应役者之间分摊职役的财政负担
〔134〕

。1566年版的《徽州府志》表明，当一个纳税人估计要交1两白银的力差任务时，他可能最终会支付5两或6两
〔135〕

。在广东肇庆府，纳税人的实际费用，可能要高达榜注所标明的100倍
〔136〕

。有些地方从普通百姓中征收力差钱付给应募者，并要他对所负担工作承担财政责任
〔137〕

。因此，从所有纳税人中间征收力差钱，并不能被认为是差徭已经改折的证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仅仅意味着应募者按照榜注的标准接受公众的贴补。根本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预算过低，而且僵化不变，以至于在行政运作过程中，很难不让一些纳税人为它的亏折负责。

1584年，河南中牟县推行一条鞭法，但直到1626年，该地区仍有127种力差。而且还要为上级官府提供差役，超出了知县的管辖范围
〔138〕

。1620年，北直隶的香河县仍然保留了419项力差摊派，县志也哀叹应役者与代役者的财政义务过重，这些人“产化身倾而奔命未已”
〔139〕

。

应该记住的第三点是，在中国北方，这个改革要比南方几省晚一些。当南方官员将已经在他们家乡行之有效的方法推行到北方时，引起了骚动。主要的争执是“户银”。在16世纪，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山东，已经将其附加到“丁”上。户银同时也被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别及九个子类，最高一等的户银每年约为40两白银
〔140〕

。很可能户银愈高，丁银就愈低；下丁之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税收。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将会取消户银，而许多地方官员争辩说户银是一种累进税制。一条鞭法改革的支持者转而断言，这种累进税制从来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绝大多数上等之户，在很多情况下，却享有赋税优免
〔141〕

。1570年，当争论带到京师时，朝廷也无法裁决（第七章第三节）。后来，当一条鞭法改革在这些地区推行时，户银通常被取消了，但不同的丁银却被保留下来。1590年，一个折衷的计算方法得到了皇帝的许可
〔142〕

。大约到1600年，山西潞城县，北直隶的怀柔、香河县，山东曹县和邹县都宣布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但他们全都保留了分等级的丁银
〔143〕

。个别地方甚至顽固地保留了户银。这就暗示出必须在乡村确定户等。一条鞭法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财政方法的标准化与统一化，但维护地方确定的税收原则就违背了这一根本要求。

第四个局限性是一条鞭法改革只是修改了税收征收方法，但并没有简化基本的税收结构。相反，它使其更加复杂化了。税收结构，如顺德的个案所显示的那样，仍然包含了大量的名目。地方官府所能做到的，只是创造了“条编银”，即将各种各样合并的银两分成两大类，一类按土地摊派，另一类按人丁摊派。由于大量的税收名目仍然被保留，这种做法不可能简化账簿，而只会使官方文移更为繁杂，这一点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一些地方，由于技术困难，甚至不可能统一比率
〔144〕

。地方政府不过是将每个单独纳税人的各项税额累加起来；尽管它阻止了乡村管理者们对于税收法规的歪曲滥用。但它只停留于账面之上。梁方仲在探讨一条鞭法时，曾经引用过一张在隆庆（1567—1572年）早期由浙江会稽知县刻印的钱粮条鞭由帖，时间可能是1568年。1572年纂修的《会稽志》将其全文迻录，《会稽志》的手抄本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十分珍贵。这一由帖显示此县一个典型的纳税户估计有14种不同的粮差税银
〔145〕

。

尽管在南方，尤其是在沿海省份，改革可能已经停滞不前。但到1590年，合并编派的确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省直官员在其权力范围尽了最大的努力，已经无法走得更远。在中国北方，这一运动可能要持续另外15年。例如，山西省直到1588年才宣布推行一条鞭法改革
〔146〕

。由于军费开支和其他政府需要不断增加，到17世纪早期，税收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被摊入田赋中的部分差役，又回到了先前的体制。而毋宁说，对额外税额的增加不可避免
地导致了公共报效的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体制回避了预算限制，恢复了乡村派征，并再一次让纳税人有亲身应役的优先权。《明史》总结这种情况为：“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粮长、里长，名罢实存”
〔147〕

。

役摊入田赋的方式

将部分役摊入田赋之中，官府通常采用了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广泛应用于浙江、福建和广东，是以正赋税粮的石数作为基本单位，添上一个附加费用，类似于美国现在的对个人所得税的附加税。第二种方式，是将役直接添加到每亩纳税土地中，实际上是创造了一项总量的增加，这种做法在中国北方广泛应用。第三种方式是将以上两种合并编派，比如在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就是这样，它意味着当地的里甲和均徭依据田亩征收，而驿传和民壮则对每石平米征收附加税。在此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广东顺德县采取了一种混合方式，并作轻微调整。

“随带税”（附加税）的方式是最直接的。它的最大缺点，如已经在顺德的个案中解释过，是折算必须有无限多的小数位。在16世纪晚期，南直隶的嘉定县采取了这种方式，每石平米要科均徭银0.0147445814487两
〔148〕

。这小数点后面的13位数字还只是一个开始，它们还要乘以每个纳税人小数位的平米石数。

在北方，直接把估算的役添加到地亩之中的方式更为流行，因为北方各个地区的土地等级更为统一。否则，当每类土地，包括水田、
旱田、沼泽地和山地，都被分开来估算时，结果将会和基本支付估算一样复杂。这些地方选择直接按统一比例将役分摊到田亩之中，一般不考虑土地的产量。只有当役的负担很少，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可以被忽略时，这种做法还说得过去。但这种税收方式仍受到了批评
〔149〕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难以理解的。或许这种不一致性是过去税收立法不协调的结果，所以当不同的役被逐渐摊入土地之中时，它导致了一种基本田赋额的附加税，直接按田亩估算。税收优免也是一个因素，在一些地方，一种役差可以被免除，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不行。

税收优免是很复杂的事情。明朝的制度允许对现任官员和致仕官员优免役差，同时也优免那些通过科举或捐纳获得生员资格的人的差役。优免自身非常复杂。优免比例通常根据品级而定。但对不同的文官和武官，以及在任和致仕的官员而言都有不同，京官享受全免，外官半之
〔150〕

。优免也包括免丁和免田。土地的优免不按亩数，因为田一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意义，因而免田就不是由面积来估算，而更多是照粮免田。例如，1545年优免则例规定，在京城的正三品或从三品官员免粮20石，人20丁。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能够从他的基本税额中扣除20石粮食；扣除数是地方官府对20石基本田赋税粮所加征的役。大学士申时行（1578—1591年在任）曾估计过，这种优免通常值6两白银
〔151〕

。这一优免则例于1531年公布，1545年修改，1567年又进行调整。原则上，免丁及免粮可以互准，换句话说，如果户内丁不及数，也不许以丁准粮。但各省官员经常调整当地的优免比例，朝廷也准许地方酌裁优免，背离了自己制定的法律。结果是各地都用自己的
方式来解释帝国法令，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丁、粮互准。

为使这两类优免可以互准，以便计算，地方将每个单位的丁和田土的征收比率，都固定到一个简单的算术比例上。如下文所引证之例。由于帝国通常的赋税优免是以粮食的石数作为纳税单位进行估算，对于那些将役看成是附加税的地区没有困难。但对那些将役分摊到地亩之中的地方，调整则不可避免。例如，南直隶的武进县正三品官员役的优免是准田670亩，而不是20石粮食
〔152〕

。优免数量在各个地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山东沂州府只优免62832人中的910丁
〔153〕

。由于优免之数所占的不到总数的1.5%，优免也就无关紧要。但南直隶的上海县，优免之丁达12789人，而是该地区全部登记在册丁数为73623人，优免丁额占17.8%，因而引起了更大的关注
〔154〕

。除了官员及有功名者以外，该县还有大量的办纳盐课的灶丁得到优免
〔155〕

。1586年该县的税收方法使这些人本身免于里甲和均徭，但由于驿传和民壮额是以全部土地为标准的，所以就没有任何优免
〔156〕

。

合并的范围

现在还没有完整的、连贯的数据来说明1570—1590年间税收的合并范围。通过第二手的材料、稀见古书以及影印的或做成缩微胶片的明代地方志等资料，现在已经调查了175个州县的情况，大约占明朝全部1138州县中的16%。然而，这些资料很少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在16世纪，详细的赋税册籍以“实征册”的形式被编辑
〔157〕

，它们是地方官员的手册，从来也没有正式印行过。地方志只是将那些认为有
长久价值的基本内容进行概述，因而他们给出的赋税征收方法既不完全，也容易受到歪曲。这样就造成了无法进行准确的估计。但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还有少数的例子，能让我们一瞥税收合并编派的方法是如何展开的。

在长江三角洲，上海县能被视为一个例证。1590年，那个地区在除去税收优免后，有1210007亩纳税土地（包括那些面积已被折成到“税亩”的次等土地）和60834个应役之丁。对里甲的征收比率为每丁0.0042两白银，每亩0.0021两（注意，比例为2:1）。均徭的征收比率是每亩和每丁均为0.0148两（比例为1：1）。这种计算方法实际上是把这两项财政负担的94.2%摊入土地之中，只留下5.8%由丁出。县志也揭示出，有一种附加税是要摊入该区的全部农业耕地中的，没有任何优免，它叫“贴役银”，共征收3128石米及10010两白银，用于支付县里的民壮、驿传及其他杂泛差役
〔158〕

。考虑到这一因素，丁出的负担进一步减少到低于4%，并很可能接近于3%，这要取决于实际米价。

在长江三角洲，役很大程度摊入田赋之中，这似乎十分普遍。例如，何炳棣提供了1617年苏州府7个县的数据，显示大量的差徭与田赋合并。比例从吴县的65.5%到太仓州的92.6%之间
〔159〕

。他的资料没有涉及任何“贴役银”的信息，但苏州府从1538年起就已经开始征收“贴役银”了
〔160〕

。如果包括这项支付，田出之银还要略高。

但是，长江三角洲税收合并的高比例，是个特例。该地区耕地多，产量高，由此导致了过高的田赋税率，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税
额，正如被同时代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合并编派到这个程度是很简单的事情。上海县的纳税田土所承担的全部徭役负担（包括那些用米支付的负担）的价值超过30000两白银
〔161〕

。但当它被分摊到此区的总共包括155573石米及111433两白银的田赋正额之中时，额外的支付可能只占基本税额的15%（假定当地的粮价为每石0.55两白银），长江三角洲以外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享受到税收合并后如此有利的情况。

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差徭文册的也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各府的实际差徭要多于官方册籍的记载。一个例子是将白粮和棉布运输到北京的费用，部分仍由解运人支付，而不是由役银来贴补（第三章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外的东南某些地区，徭役折银后与他们的田赋相比，数量很大。福建漳州府即是其中之一。1572年，该府十个县的全部田赋收入，估计只相当于56262两白银
[2]

，平均每县的份额不到上海县的3%。但该府的役银总数为71599两。

为将役摊入纳税土地之中，漳州府采取了附加税的方式，换句话说，是以基本田赋额中的粮食石数作为财政单位。征收里甲时，丁、粮的比例为2:3，但征收均徭和民壮时比例相同。驿传只是依据土地而不依丁来估算。根据这个税收计算原则可以做出以下推算，如表2
所示
〔162〕

。

这一赋税原则通常被描述为“丁四田六”，意即丁出40%的役银，田出60%的役银，而实际的分配比例也接近于此。应该注意到，表中作为附加税征收的42504两白银，并入56262两正赋之后，就意味着税收增加了75.5%。

表2　1572年福建漳州府的役银征收

一个县的役银接近或超过正赋，并不为奇。尽管这种情况在北部中国很少见，但在东南地区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抗倭战争期间民壮账目的膨胀（它包括军事供应，见第三章第四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另外，由于多个原因，特定地区的正赋，已经在王朝早期被固定到很低的水平。但地方官府的运作开支却不能保持相适应的低比例。因而，由地方提供给上级官员的开支，是根据户数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田赋额来征索。表3所列的6县即是如此，那里的役银与正赋相比较时，显得很不协调。

表3　1572—1621年东南地区六个县的役银分摊
〔163〕

在这六个县中，顺德已经在此章的第一部分中讨论过了。漳平县位于漳州府，前文已有论及。开化县位于山区，拥有的林地要多于可
耕地。而遂安县专门生产生丝。歙县和休宁县位于徽州府，那里是许多富商的故乡，经常被要求向京师上贡物料，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役银项目（第六章第一节）。

很清楚，在那些地区，役银额之多很不协调，将大约70%的款项并入田赋之中，将会导致田赋额显著增加。在一些情况下，达到或超过了基本额度。这种情况发生在东南沿海各地。尽管这些数据过于零碎，不可能进行任何全面的评估。例如，福建福宁州于1578年进行一条鞭法改革后，通常每米1石折银1.37两
〔164〕

。16世纪70年代早期，同在福建的龙溪、南靖、平和，在合并了徭役之后，米0.963石就要岁纳本折色银1.2两
〔165〕

。由于当地粮价不可能超过每石0.6两白银，这些地方上的实际支付额就会达到或略超过基本税额的两倍。

当税率达到这个水平时，可以说将役摊入田赋的进程就达到饱和
点了。这并不意味某个地方实际合并的税额达到基本额度的两倍时，耕地的纳税能力已经枯竭。毕竟，明代的田赋从来没有定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第四章第三节），也不统一、精确。由于各府的税收水平并不相同，这就为调节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166〕

。然而各地实际税率，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并已经成为地方制度。对它而言，民众已经把自己与土地的占有、租佃、地租全部一古脑儿地揉在一起。因此实际上，明显的税收增加是相当困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1石粮食”的税收可能要超过1石，而且通常也是这样。但当它达到2石时，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是太多了。将役摊入田赋之中，其目的只不过是把一种税收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对一些田主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不合理的税收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税收改革的高潮时期，尽管已尽很大的努力去限制丁的数量，并缩小它们的重要性（见下文），却没有提出任何完全取消丁银的建议。役的征收的人头税原则总是受到支持的。

在那些田赋定额很低的地区，役的并入不会受到批评。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之外的南方各地，通常是60%的役银被分摊到土地之中。1572年浙江杭州府8个县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67〕

。在那里，合并编派导致了正赋的增加，其中四个县增加了50%到60%，另外的四个县增加了34%到47%。一般来说，小县比例较大，反之亦然。换句话说，该府的田赋在吸收了60%的役银后，增长了近40%。这些数据已在表7中列出（见第四章）。

由于可提供的情况或者是不完整，或者是完全混乱，因而不可能对任何南方内陆各省份进行这样的调查。即使这些省份宣布推行一条鞭法的最初阶段，它们也没有像沿海省份那样推行的较为彻底。1566年，湖广巡抚宣布辖区内的所有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但实质上他的重点也只是均徭项目
〔168〕

。1570年，岳州府的账目仍然显示，有许多里甲上纳实物
〔169〕

。1571年，永州府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那里的纳税人每五年一次轮流服劳役，尽管事实上，役已大部分地折成银两
〔170〕

。

然而，在这些省份，对纳税土地中的役银进行估算不应该有严重的问题。通常这些县的役银额与田赋额比较时比例较小。江西是一个富庶的省份，1610年的田赋正额为2616889石粮食，然而据说其役银达到687660两
〔171〕

。后者不可能超过前者价值的一半
[3]

。1582年，江西彭泽县的账目显示，它的役银为6502两白银，而当地正赋为13277石粮食
〔172〕

。在内陆省份，役银相当高，但其役银与基本田赋的比率，却从来没有达到过如表3所显示的水平。

在北部中国，役银通常都比南部少得多，因为北方各县解运到京师的物资不多。民壮也从来不像受抗倭战争影响的区域那么紧迫。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北方，尤其是北直隶，仍然要由民众完成的许多劳役没有列出
〔173〕

。

几乎不可能详细再现北方省份将役分摊到田赋中的情况。一些县公布了丁额总数，但却忽略了每个丁的丁银。其他指明了各个等级的丁银，却忽略了每一类的总丁数。为了方便起见，每个县都采用了以一组数字作为其税收立法的基础。任何其他的数字变化都被当成是不时进行的必要调整。许多地方志只记载了永久数据而忽略其变动。然而，在以下的3个例子中，它们都是17世纪早期的数据，所有的丁数及每个单位的比率，都被清楚地列举出来。田赋正额及加耗都已折银。这种役银分摊的计算如表4所示
〔174〕

。

表4　1608—1620年北方地区三个县的役银分摊

在北方地区，通常可以估计有45%到50%的役并入田赋之中。以上这些例子虽然不多，但役银在北方各省可能很少，因此降低了合并后田赋总额估算错误的风险。山西的33个州县、山东的21个州县、河南3个州县以及北直隶3个州县的税收账目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它们的役银和正赋相比较时，比例是很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的价值占后者的25%到40%。只有5个县的役银略高于正赋的50%。可以肯
定，役银收入要高于正赋收入的地方，只有山东汶上县、山西河曲县和保德州。根据表8，可以估计出山西汾州的7县1州，50%的役银作为田赋的附加税征收。役并入田赋之后的税收增长幅度很小，浮动在13%（平遥县）和22%（灵石县）之间
〔175〕

。即使估算合并的程度有20%的误差（即意味着役的30%至70%能被摊入土地中），最后税额估算误差也就7%左右，这是可以接受的。表8将在下一章中给出，因为它同时也涉及了每亩的最终税额（第四章）。

税收合并的后果

对一条鞭法改革进行概括是很困难的事情。它包含着大量复杂的、不一致的税收法规与做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些历史学家毫无保留地坚持认为改革对穷人有利而损害了富人的利益，任何批评改革的人，“集中地反映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的这种反动愿望”
〔176〕

。这种教条言论只是感情用事，而非理性思考。无可否认，一条鞭法改革有许多积极意义。在乡村公布统一的税率，以代替非正式税收摊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取消实物税和由纳税人亲身应役，虽然保留了很多限制，但也确实向较为现代的税收结构迈进了一大步。改革至少澄清了地方税收账册。但即便如此，也难以确信一条鞭法是一个经济公平的法令。

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建立在过于简单化的观念之上，认定改革前的役银按丁派役，而一条鞭法将此税收的主要负担转移到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没有认识到，“丁”从来不是一个简单计算的“人
头”数，而包含了许多对财产资格的考虑。累进税制的原则，恰如崔瑞德（D.C.Twitchett）已经指出的那样，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而正是一条鞭法终止了这一原则
〔177〕

。

到16世纪中期，累进税制已不能维持下去。大土地所有者或是把他们的财产分成更小的部分而分开登记，或是通过宣称优免而逃避差役，因此沉重的差徭通常就会落到财产较少的人身上。在同时代的文人那里，这个术语是指中户，意即拥有大约100亩或更多的土地之户，他们不属于最低的收入阶层。役的义务十分沉重，通常连带有很大的财政责任。如果官员将这些义务佥派到这一标准之下的应征者身上，将会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无法全部履行这些义务。

由于一条鞭法减轻了中户的困难与生活的不稳定。改革是一个好的改革。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对问题的一个可行性的解决办法。然而应当指出，改革并没有将绝大部分差徭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将其扩展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包括那些可能只有5亩地的小户身上。改革的目的是将差徭分派到绝大多数纳税人头上，结果形成的统一税率很低，以至于富户发现它不值得逃避，而真正的穷人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山东地方志的编纂者拥护改革，他说每年的税费是“贫者日之庸金可具也”
〔178〕

，甚至改革者也没有引用通常的经济公平作为一条鞭法最主要的优点之一。

事实上，改革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依赖于当地的情况和各县的具体规定。有些州县不愿意完全地抛弃累进税制原则，而是修改了统一的税率。顺德县创造出抽象的“丁”（第三章第一节），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在北方的许多地区保留了有等级的“丁”，这是另外一个例子。1607年，山东费县从全县23775个丁中，每人征收了0.13两白银，但其余的4320名没有土地的“丁”，被要求按统一税率的1/3纳税
〔179〕

。1606年，同在山东省的曹县知县坚持维持每四十亩纳税土地派纳一丁的做法
〔180〕

。对地方“丁”额的固定化明显源于按等级估算的做法，它试图保留一些关于“丁”的财产资格的考虑。北直隶怀柔县的财政账目表明到1604年很少的“丁”已经无法通过计算人头得出
〔181〕

。这些折衷的办法，都是对一条鞭法改革精神的偏离和违背。一条鞭法改革的目标是普遍和统一，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公平。

改革反对者的动机似乎很复杂。为缙绅的利益辩护很可能是其中之一。例如何瑭（1474—1543）批评改革，认为它损害了富人的利益
〔182〕

。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由葛守礼（1505—1578，1567年他任了六个月的户部尚书）提出的，他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为累进税制原则进行辩护，认为这一税制维护了小户利益。应该强调，当一条鞭法改革被引入北部中国时，它没有局限于改革各种徭役，而是也涉及了对正赋的再分配。不同等级的田土的折算比率和加耗征收，早在一个世纪前已经在南方完成。但在北方却仍然陌生。葛守礼的论证表明，改革是在缺乏准备、没有预先调查的情况下进行的
〔183〕

。因而不难设想，它将对那些拥有瘠田和相当数量成年男子的穷苦纳税农户而言，会产生多么大的压力。试图去修补这种局面而引入的调整，成为了改革并不总是公平的旁证。

整个改革，可以被描述为对不令人满意局面修补和调整。实际
上，其税收改革观念与财政结构格格不入。当这些潜在的矛盾继续存在时，就意味着所宣布的为了平等而制定出来的统一税率只能是存在于数字意义之上。尽管表面上税收的基础很广泛，但实质上它的范围很狭窄，因为此后税收水平的进一步增长要受制于纳税人的支付能力，这些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很差。换句话说，链条的强有力性被它最弱的一环损害了。

我们已经提到了改革者缺乏深思熟虑。到16世纪晚期，即使是根据所提供的不完整的信息也可以知道，役银在税收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任何一个县所列举出的账目中，很少有低于3000两白银的。在东南一些省份，除了少数的例外，役银最少也达7000两白银，超过20000两也非罕见。即便如此，这些征收也没有包括所有实际预计的开支，特别是地方的管理和税收征解费用。这将会在下一章中一并讨论。

帝国划一的愿望与地方自治的要求之间有很大冲突，税收的合并导致的进一步去制定规章制度。尽管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由之产生的许多税收原则已经被官方认可为法律，但所有的州县仍然拘泥于标准的赋税名目。通常适用于所有地区的税收方案，已由中央政府依照王朝缔造者及后来统治者的敕谕而创立，没有任何税收收入能被取消。原则上，或者是由来自京师的明确法令，或者是经习惯性做法，每项税目都有其固定的额度。地方官员仅仅去设计出具体的征收方法。尽管各种项目能在实际征收中进行合并，但它们在账册中却必须被单独列出。税收法规表面上整齐划一，而在实践中却变化多样，在
北方各县发现的对待丁银的方式，就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考虑到与小数点后面数字的斗争，就可以了解到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集权控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消说，为了外在的统一，税收结构通常过于牺牲理性。1590年，上海县的账目（见上）显示，该地区的丁银从60834丁中征收
〔184〕

。一个较合理的办法是将此项款额全部放弃，并将财政负担转移到该地区120万亩纳税土地中，其所涉及的也不过是增加0.001两白银，或者说每亩少于1文钱。然而，为了维持人头税的原则，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县继续征收丁银，这显然需要大量的繁杂文移和过多的管理费用。

事实是一条鞭法改革要求明确所有的杂项税收，并认真地登录在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在阻止乡村税收代理人滥用权力的同时，又为许多衙门吏胥操纵官府账册创造了机会。税收结构实在是积累了太多的复杂性，这一点它本应该避免但却没能避免。

第四节　税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兵　　饷

这一章讨论的所有赋税收入，包括现在的这部分，都是永久性项目。一旦它们出现于赋税账目中，就希望被固定在那里。尽管不时会有一些小的调整，但征收的总水平却被认为是固定的。对此惟一的例外项目是兵饷。

兵饷的出现始于抗倭战争。海盗在东南一些省份抢劫洗掠，暴露了卫所制度的虚弱（第二章第三节），所以不得不召募自愿者补充军卫，也很有必要组织新的作战部队，并为他们提供装备，租用或者立即修造船只，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钱。而在16世纪50年代，京师也受到了俺答汗入侵的威胁，国库并无余银。朝廷只能授权南方的军事长官，尽可能地自己解决财政问题。

面对危机，没有时间进行周密考虑。解决的办法是兵饷。它采用了对现有赋税收入的普遍加征额外的费用，这种方法可行而且即时。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收入额度也同样被拿出一部分以应付危机。此外，许多新的收入来源，通常数额很少，而且征收也很麻烦，也因同样的目的而出现。所有这些都不加选择地被贴上“兵饷”的标签。严格地讲，兵饷不是一种收入款项，而是为了一种特定开支而指派的收入。后文将会讨论其全部的意义（第七章第二节）。在此只描述它对分割田赋结构的影响。

有许多把兵饷摊入田赋的方法，例如在浙江会稽的山地，税收很轻。在战争期间，它的税率被相应提高了
〔185〕

。福建省对以前优免的寺院财产开始征税
〔186〕

。许多地方的民壮折银也被划入兵饷账目中。对正赋的直接额外征税也开始了，通常是以基本税粮附加税的形式进行。然而最聪明的增税策略，却是所谓的“提编”。

英语中没有与此术语相对应的词，在它的两个字中，“提”意即举起，“编”意即组织。在16世纪50年代，即使大多数的役已经折银，而多数州县的纳税人仍然按5年至10年为一期，轮流服里甲和均徭之
役。通过使用提编的办法，军事长官征召那些按规定下一年服役之户在当年应役。实际上他们不要求提供物资或劳役，但他们却需要提供银钱，上交给战争金库。第二年，需要的役就被本应在第三年轮应之户来完成
〔187〕

。它的意义在于，许多地方的丁银已经部分地被摊入地亩之中，因而提编相当于一个附加税的附加税。

整个程序极端庞杂，而且又需要好多种农村地区税收代理人，一些人为当地政府征收正赋项目，一些人为军事当局征收提编项目，另一些人征收里甲和均徭，并与那些征收正赋的明显分开。何良俊以幽默的夸张语气进行批评：“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
〔188〕

这种荒唐的情况是导致许多地方官员进行一条鞭法改革的原因。

没有人会料想兵饷会长期存在，而是希望一旦战争结束，即将其取消。但实际上，军事行动在海盗威胁已经减轻时，仍然缓慢地持续了很多年，直到16世纪晚期，军队复员也只是部分的。由于募兵的存在，所以兵饷只能保留。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早期的特殊性逐渐消失。在绝大部分地区，它被合并成单一的附加税，40%丁出，60%田出。这样，它就与民壮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理论上，至少兵饷是为地方防务而征收，而民壮一直是后备力量。前者依地方军队的实际军事开支而定，可以调整；而后者则是地方定额税收的一部分。1572年，当沿海防务减轻后，福建漳平县的兵饷被削减一半，而民壮账目仍然如前不变
〔189〕

。在账目上，这两项通常总是各自列出，因而每个纳税人要继续分别承担兵饷与民壮。

然而，在以前的章节中，为了估算总的征收水平，兵饷数字已经和民壮数字合并，这是为了简单起见。在描述征收役的过程中间介绍兵饷，将会产生不必要的复杂性。实际上，此项是对正赋的双层附加税，正如表3中所显示的那样。

附属附加税

附属附加税实际上是一种固有的附加税，按纳税地亩征收，并用农产品来支付，这可以追溯到王朝的早期。尽管与基本税收相脱离，它们也和其他类型的、由相应的管理原因而来的附加税不同。在数量上，它少得令人惊讶。

有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即明政府征收大量的棉花、棉布、丝绢和缎匹，作为田赋的附加税。这个错误理解来自于《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洪武皇帝下令帝国内所有的田主都要拿出他们的一部分土地，用于生产麻、棉花和丝绢，所有的田赋都要包括这些物品。如果田主没有遵命，就必须以惩罚性的比例交纳棉花和织物。这条法令的确在明帝国建立之前的1365年就签署了，并于1368年得到重申
〔190〕

。但到1385年，政府意识到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来增加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后，就废除了以前的命令
〔191〕

。至于丝的生产，那些已经接受特定的土地种植桑树的田主，要根据早期的法令交税。1385年确定的每个县的丝绢份额因之而长期存在。这项征收被称为“农桑丝绢”，无处不在，但由于政府无法强制命令种植，每个县的数额都不太大，有的还可能相当小。除去这个小的份额，田主是可以种他想种
的任何东西的。而棉花甚至都没有被提到过。

在那些丝绢生产已经专业化的地区，丝和丝织物大量出现在赋税册籍中，地方志中将这些项目作为基本的税额清楚地列出。这些地区以丝绢代替粮食来支付税收，恰如他们在以前王朝所做的那样。这与“农桑丝绢”没有任何关系。

浙江遂安县即是其中之一例，它共有367332亩纳税土地，税粮定额只有1685石，而它的丝绢是111663两，接近于10000磅
〔192〕

。后者的价值接近于前者的四倍。同省的临安县税粮额有11362石，而它的丝棉额为11046两。另外，它还要额外提供农桑丝棉（绢）的份额，在1572年，这个份额只有2517两丝棉。既然每两丝棉约值0.04两白银，可知后者的价值约为100两白银
〔193〕

。

在其他地区，农桑丝绢的收入少而且可以被忽略。1608年，山东汶上县从此项来源中收取了419两白银
〔194〕

。1620年，河南中牟县因之也征收了1100两丝绢，它的33320棵桑树定额，显然是由于洪武早期的法令而遗留下来的
〔195〕

。此县的农桑丝绢额的市场价值不到50两白银。1562年，南直隶徽州府的农桑丝绢银只是刚刚超过10两，平均每县只交1两到2两
〔196〕

。

另一种附加税也是征收丝绢，称为“人丁丝绢”。它只是在北直隶、河南和南直隶的徽州府征收，在前面已经提到，它的起源还搞不清楚。很可能是来源于以前的王朝允许一些地方上交丝绢以部分替代差徭负担。《徽州府志》的编纂者争辩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征收实际上是对赋税原则的误解，这可以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前。他断言这是
户部颁布的一个不公正和错误的法令，它使该府每年要多花费6146两白银
〔197〕

。

棉绒和棉布从来没有作为附加税而征收过。原棉叫做“提亩棉花绒”，在四川、陕西、山东和北直隶专门种植生产。按基本税收估算，每10斤棉花相当于1石粮食
〔198〕

。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在一些地区，税粮定额有时也能部分地用棉花和棉布代纳。例如，山西的基本税收没有这两种物品，然而它却不断地上交，以替代粮食。这构成了实物折色，并减轻了税收运输的问题。

南方的几个县还交纳麻作为附加税，但份额不是平摊，而且它的影响可以被忽略。更多的麻实际上是源于渔课（第六章第一节）。

附属附加税中惟一对纳税人有很大影响的是马草。这种征收只限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和南北直隶，按每100亩纳税土地16束草的比率征收
〔199〕

。在16世纪晚期，南方的官定比价是16束草大约值1石米
〔200〕

。然而，这种附加税负担要比它表面上重一些，因为运输数量巨大的马草是很困难的事情。其所占总额的比例是很可观的，因为基本估算额通常很低。有一些县，这项附加税在基本税额之上额外增加了20%。

这项附属附加税对户部相当重要，因为即使它的分摊与增加额度不一，而且额度变化很小，但它们稳定增长，成为不可或缺的现金项目（第七章第一节）。实际上，马草的改折收入要比所有钞关的收入还要多。

杂税和无法征收项目的并入

所有在此提到的项目，将会在第六章中重点讨论。然而，在此却有必要提到它们，因为实际上，许多县将它们合并到田赋中了。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们与那些已经合并到田赋之中的项目，在性质上非常相似。同样，它们数额很小，以至于无法进行单独征收。

他们的并入既不完全，也不统一，但有些地方已经简单地将这些项目添加到田赋项目中，好像将两者合并已经得到了正当的授权
〔201〕

。

在这些项目中，有两种上交工部。一种是“四司料价”，四司是指工部的四个分支机构。直到16世纪中期，工部的这四个司才偶尔要求县里为他们提供银钱，以帮助应付办公开支。到1566年，它决定每年都向各州县永久征收总计达500000两的白银，成为这些部门的固定预算，用作行政管理费用
〔202〕

。尽管它可能被视为里甲征收的变化形式，但对此项征收却并没有减轻县上对各部物资供应的责任。另一种类型的支付，叫做“匠银”。最初地方登记的工匠，都被要求到首都去服无偿徭役。1562年，这种徭役被完全改折，工部转而命令知县一次性解纳折银
〔203〕

。因而它可以被视为均徭的变化形式。一些府县仍然能从匠户中收钱，但大多数选择了将其归到徭役账目上。随着一条鞭法改革的推行，这种税额也变成了一种双层附加税，因为当他们归入徭役时，后者的一部分却顺次并入田赋之中。

一个相当奇怪的项目是“户口食盐钞”。它最早征收于1404年。起初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盐的专卖，而是为了确保宝钞流通。允许每个
成年人每个月有1斤盐的配额，强制纳钞1贯。未成年人的配额和支付是其一半
〔204〕

。从最初开始，这个计划就没有彻底施行过。到15世纪晚期，也只在广东和山西的部分地区由政府管理盐的分配，而且这些地方后来也完全停止了。16世纪早期，一些州县仍然纳钞，但实质上它们一钱不值。到16世纪晚期，各地都已折银支付，成了一种人头税，税率很低。一些县是每人每年纳银0.018两，有的县则为0.0028两
〔205〕

。因为它的征收范围不仅仅包括丁，也包括妇女和不成丁的全部人口，所以户口食盐钞还不能被看作是役的正项。

例如，1548年，广东顺德县将此项征收转变成人头税来征收。该县仅登记了26011个丁，却是按照41656口来征收。这项收入全年也不过717两白银。这项税收的另外一个奇怪之处是，官吏并随宦不仅不享受优免，反而被要求纳以双倍
〔206〕

。许多其他州县也发现此项收入总额实在太少，甚至不足以维持麻烦的征收工作。例如山东聊城县，此项税收仅为66两白银，因而没有将其单列，而是摊入到田赋之中
〔207〕

。

其他同样摊入田赋的税收，包括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渔课，甚至还有一些商税（见第六章）。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南宋时期，当时称为“经制钱”
〔208〕

。明朝确立了这些税收项目，但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在王朝的早期，这些项目的份额已经被固定到宝钞“贯”上。当宝钞失败后，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要么调整份额，要么全部取消。由于这两种方式都没有被采纳，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将它们摊入田赋之中。表5显示了他们的额度是如何折
成白银的
〔209〕

。

表5　1571年湖广永州府的渔课和商税定额

县

渔课（两）

商税总额（两）

零陵

32.87

未注明

祁阳

12.83

22.00

东安

5.54

3.09

道州

8.10

2.77

宁远

4.98

8.00

永明

1.78

19.54

江华

3.57

4.97

总计

69.67

60.37

因为有几项收入本应该与田赋相结合，但实际上却是以其他的名义征收，因而有时会采取相反的办法。“荡价”的字面意思是“湿地的支付（marsh-land payment）”，即是其中之一。在王朝早期阶段，将沿海地区的土地集体分给灶户，称之做“草场荡地”，这些保留地为制盐生产提供燃料。到15世纪早期，一些灶户已经离开海边，并将这些草地和相邻的土地开垦为稻田，而它们仍然能享受税收优免。这些土地逐渐地变得肥沃起来，以至于官府最终决定向其征收田赋，而不是要求纳盐。但由于每个县的田赋额和每个盐场的收入已经固定下来，这项专门的收入就没有并入正赋，而是交给了盐务管理部门，以弥补盐课的不足
〔210〕

。例如，1566年，南直隶的上海县，其账目上明列向盐务管理部门补纳盐课银4647两
〔211〕

。对这部分田主的徭役估算，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性问题
〔212〕

。作为食盐生产者，他们享有徭役优免，但作
为真正的田主，他们必须承担此项税收负担。这些复杂性也同样影响了财产转移的登记和税率的调整。在浙江和南直隶明显地发现，“荡价”对于田赋而言，是一个变量。其他的变量还包括马差（第三章第二节）、官米和芦课（第六章第二节）。

注 释

〔1〕
《顺德县志》3/1。

〔2〕
《明史》45/507；《顺德县志》3/6—8。

〔3〕
同上，3/9。

〔4〕
《顺德县志》3/15。

〔5〕
《明史》223/2574；张萱《西园闻见录》32/9；焦竑《献征录》59/95；《世宗实录》页8181—8182；《顺德县志》3/23—24。

〔6〕
同上，3/24。

〔7〕
同上，3/26—27。

〔8〕
同上，3/19—21。

〔9〕
同上，3/31—32。

〔10〕
同上，3/30—31。

〔11〕
同上，3/21。

〔12〕
同上，3/15。

〔13〕
同上，3/19。

〔14〕
周玄暐《泾林续纪》47。周也发现，此地区的粮价可能是最低的。

〔15〕
《天下郡国利病书》6/65。

〔16〕
张其昀等《清史》Ⅱ，页1464。

〔17〕
何良俊《四友斋》3/179。

〔18〕
同上，3/190。

〔19〕
《西园闻见录》32/24。

〔20〕
傅衣凌《农村社会》，发生于清初的例子也包括在其中。

〔21〕
韦庆远《黄册制度》，清册供单图见该书附图二（计四幅）。

〔22〕
《徽州府志》7/19-45；《会稽志》5/8—9。

〔23〕
《顺德县志》3/27。

〔24〕
最坏时，每个月有12个纳税截止日期，尽管不是所有的截止日期都适用于所有的纳税人。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3/167、173。

〔25〕
常熟县在1462年取消了官田和民田区别，杭州府是在1572年，参见《常熟县志》2/33；《杭州府志》29/19。

〔26〕
《安化县志》2/8；《金华府志》6/29；《漳州府志》27/15。

〔27〕
《顺德县志》3/9。县志显示出该地区是效仿江西的先例。

〔28〕
《江西赋役全书》，“省总”，1—2。

〔29〕
《顺德县志》3/15。

〔30〕
《上海县志》3/12。

〔31〕
这个估计以在县志中未经编辑的数字为基础。很明显，在45213石税额中，只有9780石纳本色实物。见《会稽志》5/1—6。

〔32〕
我计算出在全部的57213石税额中，只有2780石由实物支付。见《临汾县志》4/2—5。

〔33〕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不允许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除了少数情况外，也不许官员任职于本省。在云南和甘肃的有一些特例，见《大明会典》5/14—15；又见Parsons, 'The Ming Bureaucracy: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 pp.175—213.

〔34〕
《日知录集释》3/85。

〔35〕
《会稽志》5/13—18。

〔36〕
《会稽志》5/17—18。

〔37〕
《神宗实录》页2953—2954；《西园闻见录》32/27；张居正《张江陵书牍》4/1。

〔38〕
《汶上县志》4/4。

〔39〕
地方官缺乏进取心，受到了顾炎武的批判，他认为这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顾的文章已由de Bary在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一书中进行了翻译并作出了概括性说明，见该书Ⅱ，页611—612。

〔40〕
《明史》78/825；《西园闻见录》33/7。

〔41〕
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页460—462。

〔42〕
《日知录集释》4/53—56；《上海县志》3/1。强行购买似乎开始于1263年。

〔43〕
《明史》71/818、78/824；《日知录集释》8/53。

〔44〕
《常熟县志》2/31。

〔45〕
《天下郡国利病书》6/74、7/4、8/32。《日知录集释》4/53。参见周良霄《苏松地区》页65—66。

〔46〕
《日知录集释》4/53；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187。

〔47〕
《日知录集释》4/53。

〔48〕
《天下郡国利病书》6/13。

〔49〕
《日知录集释》4/53。

〔50〕
《大明会典》27/25—26、28。

〔51〕
《大明会典》27/61—62；《天下郡国利病书》12/13。

〔52〕
《大明会典》40/40—44；《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53〕
《大明会典》26/13—15；《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54〕
当地粮价估计为每石米0.6两白银。其他的参考资料有：《天下郡国利病书》6/12、41、67—9、83—4，7/32—3，12/95；《明臣奏议》34/656；《皇明经世文编》438/18—9。西嶋定生《棉业市场》页274。

〔55〕
《姑苏志》15/6。

〔56〕
《明史》153/1863—1864；焦兹《献征录》60/5—10；《天下郡国利病书》6/41、69，7/53；《上海县志》3/5—6；（《常熟县志》3/50；）《昆山县志》2/21—2。

〔57〕
《英宗实录》页2349—2350、2727、4220、4453、4478。参见陆容《菽园杂记》5/54。

〔58〕
《上海县志》3/18。

〔59〕
《吴县志》8/1、3。

〔60〕
《皇明经世文编》438/18—19。《天下郡国利病书》6/50、79，12/13。《西园闻见录》32/18。

〔61〕
《仁宗实录》页0194。这一比率的依据《太宗实录》的记载计算出来。见该书页2182、2245、2301、2364、2421。错误已经以《校勘志》为基础进行了修正。

〔62〕
《大明会典》151/6—13。

〔63〕
《宪宗实录》页0655；《孝宗实录》页1498。杨时乔《马政记》8/2。

〔64〕
《明史》92/968；《大明会典》152/7；孙承泽《梦余录》53/1—3；陆容《菽园杂记》4/41。

〔65〕
《孝宗实录》页0092；孙承泽《梦余录》53/5。

〔66〕
杨时乔《马政记》8/1；孙承泽《梦余录》53/5。

〔67〕
《大明会典》152/4。

〔68〕
《大明会典》152/4—5；孙承泽《梦余录》53/4。

〔69〕
陆容《菽园杂记》4/41。

〔70〕
《宪宗实录》页1070。

〔71〕
沈榜《宛署杂记》页44、68。

〔72〕
《明史》92/970；杨时乔《马政记》8/4；孙承泽《梦余录》53/4。

〔73〕
《大明会典》152/6—7；沈榜《宛署杂记》页71。

〔74〕
《大明会典》150/15—18；沈榜《宛署杂记》页68—71；《香河县志》5/2；《固安县志》3/15。

〔75〕
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16—90、91—115。

〔76〕
《大明会典》17/16—17；《天下郡国利病书》1/61；《太祖实录》页3532。

〔77〕
《明史》157/1904；《英宗实录》页5488—9。

〔78〕
《明史》77/821。

〔79〕
《英宗实录》页1876—1877。

〔80〕
这些事例见于《英宗实录》页1518，《宪宗实录》页0402、1065、3561、3678、3708；《孝宗实录》页0629、3924。

〔81〕
《天下郡国利病书》1/61；《武宗实录》页1531。

〔82〕
《孝宗实录》页0629。

〔83〕
《明史》300/3366—3367；《世宗实录》页2369—2370。然而，似乎嘉靖本人也不喜欢张延龄。

〔84〕
这些规章见于《大明会典》17/25—26。对于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报道，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87—90。

〔85〕
《香河县志》4/2、13。

〔86〕
《东昌府志》11/4、6、8、10、13、15、17、19、26、31、33。又见《武宗实录》页0468；《神宗实录》页4557。

〔87〕
《天下郡国利病书》13/51。

〔88〕
《日知录集释》3/63—6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3/71。

〔89〕
《河南通志》12/6。

〔9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5/164—165。

〔91〕
海瑞《海瑞集》页73。

〔92〕
《永州府志》9/3。

〔93〕
《杭州府志》7/35；29/9—10；31/17。

〔94〕
《漳州府志》5/51—53；《天下郡国利病书》16/69、86—88、90—93；《神宗实录》页5269—5270。

〔95〕
《英宗实录》页6032。

〔96〕
由山根幸夫引用，见《徭役制度》页66。

〔97〕
《宪宗实录》页0650。

〔98〕
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05；Friese, Dienstleistungs-System,
p.97.

〔99〕
《英宗实录》页2425、4202、2975、6031—6032。

〔100〕
《大明会典》20/11。

〔101〕
民壮的起源，见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1。参见《明史》91/959。民兵不应与地方均徭之一的弓兵之类相混。

〔102〕
《孝宗实录》页1702。

〔103〕
《徽州府志》8/4。

〔104〕
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78—279、281—282。

〔105〕
《孝宗实录》0795；苏同炳《驿递制度》页277。

〔106〕
《武宗实录》页0700。

〔107〕
《漳州府志》5/38。

〔108〕
苏同炳《驿递制度》页287；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69。

〔109〕
《杭州府志》31/15。

〔110〕
苏同炳《驿递制度》页320。

〔111〕
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7。

〔112〕
《天下郡国利病书》9/48；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7。

〔113〕
《汶上县志》15/170。

〔114〕
《天下郡国利病书》16/59。

〔115〕
冯琦《冯宗伯集》51/34；孙承泽《梦余录》35/21。

〔116〕
1522年，八种私派，每一项都以固定的比率加征漕粮；他们由运粮军官使用。见《世宗实录》页0440—0441。这些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117〕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7。

〔118〕
《上海县志》4/32。

〔119〕
《顺德县志》3/24；《西园闻见录》32/9。

〔120〕
《明史》78/826。在王毓铨所译的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第42页，译者所加的注5有误。此文中官银与盐课没有任何关系。

〔121〕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56—60。

〔122〕
诸如王恕、庞尚鹏。见《皇明经世文编》357/6—7；《吴江县志》10/11—2；《吴县志》7/7—8。

〔123〕
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页6。注意梁方仲的解释是力差多输于近地，银差则多输于远地。当然，16世纪有一些与此种解释不相符的例子。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18；海瑞《海瑞集》页249。

〔124〕
见梁方仲, 'The "Ten-Parts" Tax System of Ming'（《明代十段锦法》）, p.6。载于Sun and de Franci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pp.271—280；也见《天下郡国利病书》7/9—17；《大明会典》20/14；《徽州府志》8/42—43；《杭州府志》
31/4。

〔125〕
和田清《食货志》页217。他是依据《世宗实录》页2971的记载。这个术语在没有精确定义的情况下，使用了很多次。粟林宣夫认为，一条鞭法到1560年时才较为完备，见《一条鞭法の形成
》页115—130。

〔126〕
《西园闻见录》32/27。在此所作的说明做了轻微调整。

〔127〕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1。

〔128〕
J.K.Fairbank（费正清）, in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与Edwin O. Reischauer合著（波士顿1958年），页340。

〔129〕
沈榜《宛署杂记》页49—50。

〔130〕
见Feuerwerker的文章：‘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7—108。

〔131〕
倪会鼎《年谱》4/8。

〔132〕
海瑞《海瑞集》页269：《杭州府志》31/14。

〔133〕
《会稽志》7/5。

〔134〕
官方标准见于《顺德县志》3/27，《天下郡国利病书》27/53。也参见《大明会典》20/15。

〔135〕
《徽州府志》8/38。

〔136〕
《天下郡国利病书》22/53。

〔137〕
1579年，此法在杭州府实行，见《杭州府志》31、14。

〔138〕
《中牟县志》2/15、17—18。

〔139〕
《香河县志》4/2—3、19—22。

〔140〕
《天下郡国利病书》15/175—176；山根幸夫《役法の特质
》页221—250。

〔141〕
最强烈的反对者是葛守礼，他于1567年任了六个月的户部尚书，参见葛守礼《葛
端肃公集》2/10；3/19；14/15；15/11；15/18；《家训》27。参见片冈芝子《土地所有》页148—149。

〔142〕
《穆宗实录》页1200—1201；《神宗实录》页1095、1100、1112、1245、1338、4124。

〔143〕
《潞城县志》3/46；《香河县志》4/2；《怀柔县志》2/6；《天下郡国利病书》15/175—176。

〔144〕
许多地区的役是永久固定的，而其他项目可以短期调整。理论上，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混淆，后者也不能自相混淆。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页32。

〔145〕
《会稽志》7/12—13。梁方仲在《一条鞭法》中提到这一由帖，见该书页60—61。

〔146〕
《神宗实录》页3755。

〔147〕
《明史》78/828。

〔148〕
《天下郡国利病书》6/61。

〔149〕
《神宗实录》页4214。

〔150〕
优免则例可见于《大明会典》20/1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7/20—21；海瑞《海瑞集》页141—142。

〔151〕
《西园闻见录》32/21。

〔152〕
《天下郡国利病书》7/20。

〔153〕
《沂州志》3/2。

〔154〕
《上海县志》3/25。

〔155〕
此县有12084个灶丁享有一定形式的徭役优免，见《上海县志》4/8。灶丁也受此规定的影响，见《大明会典》20/18。

〔156〕
《上海县志》3/24—26。

〔157〕
地方志偶尔提到“实征册”。见《杭州府志》28/6；《上海县志》3/25—26。

〔158〕
《上海县志》3/24—25。

〔159〕
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29.

〔160〕
《吴江县志》10/11—12；《皇明经世文编》397/13。

〔161〕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家训下》27。

〔162〕
《漳州府志》5/19—50；《天下郡国利病书》26/85。

〔163〕
《天下郡国利病书》23/27；《会稽志》3/1—11；《顺德县志》3/1—27；《遂安县志》1/48—65。《徽州赋役全书》，“歙县”1—3，“休宁”1—10。

〔164〕
《天下郡国利病书》26/63。

〔165〕
同上，26/88。

〔166〕
王士性对此变量的范围做了评论，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3/62—63中引述了该评论。

〔167〕
《杭州府志》29/1、31/70。

〔168〕
《永州府志》9/22。

〔169〕
《岳州府志》各处。

〔170〕
《永州府志》9/11。

〔171〕
《江西赋税全书》“省总”，1—55。

〔172〕
《彭泽县志》3/10、11、12。

〔173〕
例如，为了一些宫廷礼仪活动，宛平县被要求提供1000名女轿夫，见沈榜《宛署杂记》页125。

〔174〕
《沂州志》3/1—32；《香河县志》4/1—3。

〔175〕
这些数据见于《汾州府志》5/3—46。

〔176〕
引自人民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页170。

〔177〕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24.

〔178〕
《汶上县志》4/14。

〔179〕
《沂州志》3/25。

〔180〕
《天下郡国利病书》15/180—2；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31.

〔181〕
《怀柔县志》2/6。

〔182〕
何瑭的言论见于《天下郡国利病书》13/112。

〔183〕
《皇明经世文编》278/8、11。

〔184〕
丁钱按每人0.019两白银的比例征收，60834个丁仅有1155.84两白银。见《上海县志》3/24—25。

〔185〕
《会稽志》6/3。

〔186〕
《漳州府志》5/51；《天下郡国利病书》26/51。

〔187〕
“提编”见《明史》78/826。它也在河南、山东和北直隶征收，见《世宗实录》页7574、7859—7860、8703。

〔188〕
何良俊《四友斋》3/167、173。

〔189〕
《漳州府志》27/28—29。

〔190〕
《明史》78/823；《太祖实录》页0231、0541；清水泰次《社会经济史》页53。

〔191〕
《大明会典》17/41。

〔192〕
《遂安县志》1/49—54。

〔193〕
《杭州府志》30/17。

〔194〕
《汶上县志》2/4。

〔195〕
《中牟县志》2/16。

〔196〕
《徽州府志》7/63—64。

〔197〕
《徽州府志》7/55。

〔198〕
《大明会典》25/3。

〔199〕
按照《太祖实录》页1067的记载，这项征收始于1370年。各地额度见《大明会典》25/34—38。

〔200〕
通常每束草折成0.3两白银。在中国南方，一石米有时可以卖到这个价钱。见前注14。

〔201〕
梁方仲《两税税目》页57—61。

〔202〕
《大明会典》107/3—15；《徽州府志》8/11。

〔203〕
《大明会典》289/10。

〔204〕
《明史》81/899；《太祖实录》页0589—0590。

〔205〕
顺德县是每人0.018两白银。而淮安则是每人0.0028两，见《顺德县志》3/18—19；《淮安府志》（1627年）12/16—17。

〔206〕
《顺德县志》3/18—19。

〔207〕
《东昌府志》11/5。

〔208〕
王志瑞《宋元经济史》页141。

〔209〕
《永州府志》9/11。

〔210〕
《明史》153/1864；朱廷立《盐政志》7/69；《天下郡国利病书》6/120。

〔211〕
《上海县志》4/19。

〔212〕
《皇明经世文编》357/1—6。

[1]
依《明史》卷92：“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译者注

[2]
该府部分正赋仍由实物支付，在此是按每石粮食0.5两白银折算，这是漳州府一般折算率。

[3]
这只是一个总的估计。通常田赋在征收程序中有不同的交纳形式，一些折银，一些由实物支付。加耗及折纳比率因交纳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

第四章　田赋（二）——税收管理

明代的税收制度一经确立，就僵化不变，矛盾重重，极大地阻碍了这一体系的运作。上一章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尽管16世纪晚期田赋征收的基础较为广泛，但明初所确立的事无巨细的税收评定做法却一直还起作用。附加的各种零散的税额使得税率十分复杂。在估算每一个纳税人的负担时，每一项国家的支出都必须单独进行考虑。这种方案即使在现代社会，充分利用计算机来辅助计算，都很难施行。而在明代，这些事情让地方政府疲于奔命。

而且，即使不可能保持理论上的绝对平等，但为了确保税收有一个广泛的、普遍性的基础，也很有必要保护单个纳税人，使其免受不公平的做法和敲诈勒索的损害。但是，明王朝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就造成了虽然上层的税收管理还比较稳定、合理，但在下层却是摇摇欲坠。如同其他的权力结构一样，财政事务的责任是沿着一种向上的方向，从下级部门到上级部门，从民众到政府。上级部门不对其下属负责，他们甚至也不必去解决下属部门的技术性、细节性问题。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切实际之处就这样在最下层累积起来，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在税收体系中无法推行连贯的经济政策。其运作反而取决于通行的社会价值观、地方绅士的权力以及习惯性做法。
田赋管理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它既不是一个完全有秩序的、和谐统一的社会，同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社会。税收法律依据情况的不同，有时候非常僵化、严格，有时候又非常宽松。

现代的对于明代管理腐败进行批评的人们力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些腐败完全是明朝官僚反人民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既不是事实，也是不公平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有许多明朝的官员在其施政过程中都是尽力去实现公平与公正。事实上，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把大多数陋习揭露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努力无法弥补基本制度的缺陷。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

征税准备

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一次性征收全年的土地税，这样不仅对纳税人来说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而且对于管理物资与资金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有巨大的压力。明代的税收分几次交纳，通常来说不会少于4次
〔1〕

。

在16世纪，税收的最后截止期限依地区不同而不同，要视地方习惯而定。但地方官员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总是进行一些小的变动，以便他们能够在截止期限内完成税收解运。赋税的大宗通常是主要作物收
获后立即征收，在这时候，土地所有者最容易筹集到现钱。南方的大多数县，征收开始于农历十月末，相当于公历11月或12月初。而在山西的一些地方，征收开始于农历年初，但先期交纳的两部分为“丁站”之役，而田赋的大宗却是在夏秋两季征收
〔2〕

。在山东，役银在农历五月征收，有时也在六月，这时小麦和大麦已经收获
〔3〕

。

在长江三角洲，征收时间比较复杂，每石平米（见第三章第二节）同时包括白银、棉布、粮食，长运和地方对拨费用也包括在内。例如，在嘉定县，平米一石，先征银0.33两，秋末起征。明年农历正月之初，征北运米，这包括为京师征收的漕粮。然后轮流征收解运地方的本色或折色，这部分数量不大。所有这些都必须在阴历三月、四月完成，有时拖到五月，这样就使得税收征纳不会拖到农忙季节。棉布或者其替代物，在其收获后征集
〔4〕

。

为了防止运输漕粮到北京的船只由于春天的洪水而耽搁，朝廷分别于1564和1570年两次下令要求漕粮务要在年底之前终兑完毕
〔5〕

。这给地方官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相应地修改税收征纳时间表。

每个纳税户的税额依据实征册来计算。至少理论上要求算出一个极其精确的比率，以保证同本县税额完全相符
〔6〕

。从1583年起，所有各省和直隶各府都编辑了《赋役全书》
〔7〕

。《赋役全书》罗列了所有的赋役及耗派项目，一直到县一级。其目的是固定十年内的年度预算，下次编辑再行修改。然而，固定的预算也只是一个指导性方针，实际征收时每年都要调整。

在每一个县，漕粮、南粮、北边粮以及对拨地方的额度都差不多是固定的。任何一项税收都可以部分折纳银两。折纳的数量与折纳比率由上级部门决定，有时候也必须修改。解运方式与折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地方一级的征收，每一个纳税户的数额也要重新计算。

在浙江的一些地区，知县对纳税田土进行分类，下等瘠田的税收永久折银。仅在一些县的中心地区的纳税田土还部分地收纳实物，因此还受折纳比率的影响
〔8〕

。

地方坐办和额外的里甲需索也同样影响到税收分摊。因为在原则上，每一种税收都必须平摊到每一个纳税人、每一亩纳税田地之中。南直隶徽州府的“坐办”很多，数额虽小，但很频繁。为了减少文移之烦，知府要事先从罚赎金中拿出资金先行动支抵解。这些小额征需料价积累到一定数量，知府就会把它们合并分派到下属各县。同时，府里还要多征收额外之费以弥补府库预先垫付的费用。因为这一做法有违常规，1557年，巡抚下令将其废除。从那以后，凡坐办一应钱粮，立即逐项行县，府衙派征于每个税户的期限通常为两个月
〔9〕

。

征税准备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主要集中在县一级。1558年的法令规定每一纳税户事先要从知县处得到钱粮文册（被称做“由帖”，有时也称为“青由”）
〔10〕

，其形制标准由户部确定。但因为各地税收法规不一，无法对各县统一标准，因此地方官员有必要制作他们自己的钱粮文册
〔11〕

。另外，各户发给青由之后，其一时加派，也要一例均派，知县另给印信小票，解释加派的性质、加派的授权部
门及折纳比率
〔12〕

。一个中等的县大约有20000纳税户，人口多的县可能超过100000户，但是一个县税收部门的吏书人员一般不会超过6人（实际上，除了文书职役之外，还有非正式的帮手，可参见第四章第四节）。

知县的事务性工作很多，包括确定税率，配合上级部门安排税粮解纳，佥派民间税收代理人，分派税收解运，调整税收期限，进行税收听证。知县总是过多地忙于这些事务，很少去关注税收过程中一些技术性、细节性问题。钱粮文册通常是留给书算手一类文书人员去准备，但对其又缺乏监督。这些下层吏书长年操持部门的日常事务，蠹橐其中，作弊钱粮，这是明代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成为弊孔多端的重要原因
〔13〕

。大约在1582年，赵用贤（1535—1596）考察了其故乡南直隶常熟县的情况后指出有些小户土地被洪水冲毁，钱粮应予开除，但如果他不重贿“世主其籍”的猾胥，则要照纳无误
〔14〕

。

由于地方政府缺少办事人员，税收程序又相当复杂，因此缺乏一个有实际有效的方法去检查钱粮文册是否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符。16世纪晚期，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进行改革，同时也力图保持本地区的税收稳定。他们知道任何对税收的重新调整，总是为那些里胥及收兑诸人敛财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而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只有进行专门的改革，并且在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实施。“一条鞭法”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想永久地固定这些税收账目。当税额被固定为“一条鞭银”之后，大多数地方官员是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对钱粮文册的修改，惟恐破坏税收稳定。尽管一些官员认为这一改革有很多问
题，但他们也感到相对于改革之前，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
〔15〕

。某些地方宣称税收无论“加编”，还是“稍减”都会产生危害
〔16〕

。在王朝最后的25年中，因为《赋役全书》已经刊行，税收册籍勒石为记
〔17〕

，所以许多县都力图固定“丁”的数量（见第三章第三节），这部分反映了求稳的愿望。

然而，正如已经论述的那样，期望的稳定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税收账目固定不变只可能在行政管理简单明了的地区有效果。但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发达地区，由于有许多外来因素的干扰，赋税征收变得相当复杂，这种想法根本不切合实际。

税收代理人

在“一条鞭法”的早期研究中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在16世纪晚期，人民依次来到县衙门前缴纳赋税，自己包封银两，亲自投入木制的银柜中，而不受官方监督者的干涉
〔18〕

。这种描述当然有一定的依据，包括浙江会稽县、南直隶淮安府等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如此的描述
〔19〕

。“木柜”的使用后来又从南直隶扩展到山东、山西、河南及北直隶。然而，这种有秩序的投纳税银并不代表全部内容，这些记述都忽视了明代赋税征收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高压、残暴和欺诈行为。

事实上，高压手段在当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征税手段，即使是中等水平的税收也是如此。一些纳税人要完成税收十分困难，而许多富户又采取拖欠的办法来逃避他们的义务。一般来说，想百分之百地完
成税收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
〔20〕

。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
〔21〕

。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一个普通人拖欠税粮，他可能被抓捕、鞭打。归有光（1506—1571）就说过有许多人为此被鞭朴致死
〔22〕

。顾炎武记述了山东和陕西许多民众因为不能在最后期限内完纳税收而自尽的事例
〔23〕

。当然，大多数官员避免采用如此极端的办法。当16世纪70年代张居正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
〔24〕

。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赋者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县官自己的无能外，不会有什么效果。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在传统中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通常的办法是进行道德上的训诫，知县亲自劝说本县绅衿大户按时交纳税收，期望这一小部分有声望的人的行动能够带动其他人去效仿。16世纪30年代，南直隶的一位巡抚曾下令如果谁逋欠税粮超过50石，则由各户自己进行解运
〔25〕

。1568年，松江府曾经试行过一种办法，就是
分立官甲，将有官方身份的纳税户分成一组，要求他们作为一组来完成本折钱粮，但这种办法的结果没有记录下来。山西某州的地方志中记载了多种催科之法，其中有一种方法是“勾牒已具而故稽之”，民户畏牒之或下，则赶紧输纳，其实抓捕勾牒未必真正使用
〔26〕

。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二三年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代后期是很常见的
〔27〕

。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此外，像皇子出生、立太子以及新皇登基之时，按惯例都要蠲免赋税。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好处
〔28〕

。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某地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纳税人共同倩人代杖延挨，不肯纳粮
〔29〕

。

很显然，在一条鞭法改革初期，它的推动者们希望将所有纳税人口置于文官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取消乡村中的中间代理阶层。如果这个宏伟计划能够实现，很可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件事例都反映出这一中间阶层要么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要么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因为他们虽然是造成了县级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但他们也是赋税征收中不可或缺的代理人。在这里适用的原则是
集体责任制。在面对20000户潜在的逋赋者时，知县需要得到帮助，他只能去依靠佥派的200名左右的税收代理人来管理农村的税收，通过他们来向乡村催征税粮。南直隶武进县，是试行税收改革的先进地区，早在1542年就开始实行“自封投柜”办法收纳赋税，到1573年，就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一条鞭法的改革，将均徭与正赋合并。即使这样，它也从来也没有全部取消所有税收代理人，到了1603年，一些原来被取消的税收代理人又重新出现
〔30〕

。

税收代理人的分派与职能

明代后期，赋税征收实际上是一种两头管理，地方政府管理文书工作，民间代理人进行实际运作。1584年，上海县组织编派情形如下。

这个县被分成56个区，平均每个区约有12个里。每个区设有“总催”一名，他的职责是了解其监管之下所有纳税户的情况，催办他们按时交税
〔31〕

。每十天，他要上报知县，报告税收情况，如果延误拖欠，就会被加之箠楚。在其他时间里，他要去巡察里甲及各个纳税人户。然而，他很少亲自管理税收。

在56个区中，有44个区必须负担运往北京的漕粮。里甲完成初步的征收后，由各区佥派的“收兑”统一将钱粮递运到码头，交由运军解运。中转仓库和短距离的运输的船只则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进行修理和维持的费用也要由收兑负责，同时收兑还要自己出钱雇用簿记人员。平均每一个收兑要负责1300石到1400石漕粮的征收工作，而
且也要承担里甲逋赋的赔补。收兑只有从运军处得到收讫单据，才算完成义务。军士亦以收据来勒索收兑，一旦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则拒开收据
〔32〕

。

此外，还要佥派33名税收解运人（听解）从事远距离的解运与税银征收。还要从中佥点8人在县府管理银柜，称之为“柜头”或“银头”
〔33〕

。我们必须强调即使纳税户亲自到县衙交纳银钱，也不能认为是“官收”
〔34〕

。这一程序只是能够使县级行政管理部门更加严格地控制这些税银。纳税户交纳的大小不一的白银都必须重新熔化铸成椭圆形的银锭，以便解运，其标准根据支付额不同而不同。在上级部门，必须要求有额外的银两来弥补缺额，这称为“滴补”。州县官也常常榨取“火耗”，这在后文还会论述
〔35〕

。当每个纳税户包封银两投入木柜中，他也就履行了自己对政府的义务。大量银两随后被交由柜头保管，进行重铸，补足短缺。在许多地区，即使银两被安全地存入县库中，柜头也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务
〔36〕

。作为“税收解运人”，只有大宗银两被解运出去，所有各项征收任务完成之后，他们才算完成工作。在上海县，每一个“柜头”在其任内征收大约1000两白银，自己就要费银四五十两
〔37〕

。

除去柜头以外，其他的“听解”要亲自解运“白粮”和“官布”到南京和京师（第三章第二节已有详述），按惯例，官布由里排按照规定价格从官方指定的机户领买
〔38〕

。

上面提到的职位总共有133个，由知县佥派，“选田多、淳谨者”为之。每一职位尽可能由一个纳税户独充，但通常是由四五户朋充。
服役的时间为一年，但每次都是提前五年指定，这样这一地区所有的中等之户都要轮到。例如，柜头一职常常是由一个拥有300到400亩土地的纳税户来充当，或者是合起来能够拥有这些土地的各户朋充
〔39〕

。

除去上面提及的代理人外，知县还任命一个全县的“总书（或县总）”。上海县与另外两县的总书，轮流作为“府总”。总书，与其他的税收代理人不同，他没有财政责任，其职责更多的是进行协调，领导总催和收兑，确定从钱柜解送银两的时间表。供役这个职位可以得到很多的不正当收入，因而为许多人所热衷。县志中记述了有些人不惜“捐数百金”谋取“总书”这个职位
〔40〕

。

以上介绍了上海县整个税收代理人网络，包括了里甲之上的各类民间辅助人员。这不是什么独特的体制，在相邻的华亭县与青浦县也有同样的网络
〔41〕

。这种代理体制在常州府武进县可能是最为完备，在那里，要从收兑中选派粮长人役解送白粮到京师
〔42〕

。佥点民间代理人也不局限于南直隶。16世纪晚期的浙江海盐县每岁轮161人为粮长
〔43〕

。山东在进行一条鞭法改革时，曾试图雇募商人代理税收职役，但是从曹县、东阿、汶上各县及青州府的推行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最后不光彩地失败了
〔44〕

。东昌府在1587年推行一条鞭法时，也有民间税收代理人，通过1600年出版的地方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项职役与上海县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45〕

。在17世纪初，汪应蛟（1628年去世，1621—1622年任户部尚书）曾报告说北直隶的一个州任命了多达300到400人作为银头负责征税
〔46〕

。香河县在里甲之上大约有50名农村税收催办人
〔47〕

。尽管任命府总、县总并不是很广泛，但我们可
以知道1581年进行土地清丈之时，在南直隶武进县、宁国府和松江府，浙江杭州府，北直隶香河县，以及山东省都设有这一职位
〔48〕

。

在16世纪晚期，除府总、县总之外，对其他税收代理人的指责与抱怨并不是很多。资料似乎显示出大约1570年以前赋税征收过程中有很多弊端，但是从这时以后，赋税征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新的税收代理人多被描写为中等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他们不是这一体制的恶徒，而是其受害者。这种情况形成的部分原因是当时推行的地方税收改革（见第三章第三节）。各种“力差”的取消使得许多中等之家得到解放，但现在他们又被佥派为税收辅助人员。

当时的许多文人对于税收代理人表现出很大的同情，他们对许多税收催办者并非自己有错却常常受到“血杖之苦”深为愤慨
〔49〕

。一位知县在1609年写道：“敲朴愈多，而负课愈甚。”
〔50〕

势力之家行为傲慢，故意将催办者拒之门外。许多催办者被佥派之后四五年还不能脱掉干系。同样，对于收兑、柜头及听解诸人，时人也有一样的同情，很明显，这种无偿佥派职役的结果，导致了他们的破产
〔51〕

。

由于强迫中等之家赔付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税收陋习。然而，很难感觉到普通人户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条资料很清楚地显示出在1570到1590年间，税收催办者已经有“奸巧”的名声，他们被指责私侵纳税户钱粮入己
〔52〕

。尽管实行“木柜”制度，但一些纳税户投纳银两还是继续依靠总催或者其他等中间代理人员，这显示出征收赋税过程中人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的
〔53〕

。许多地区也同上海县一样，税收催办人有权为地方政府征收各种杂色款项，诸如为地方水利
建设项目量派赋役等
〔54〕

。归根到底，来自于上层的压榨都要由最下层民众来承担，越朦胧不清，就越不能进行抵制。张居正在1576年曾说到：“势豪积猾，畏纵不问，反责下户贫民包赔［赋税］。”
〔55〕

很清楚，仅仅认为“自封投柜”就能够为纳税人提供法律保护是很天真的想法。

税收支付

每当田赋的一部分被要求用白银来折算时，实际上就是缴纳白银。没有证据显示清代地方的税收常以铜钱来代替白银。顾炎武所说的由于不能在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完税而自尽的事例，本意是为了证明不发达的省份即使在17世纪也不适合税收折银的观点
〔56〕

。他提到山东德州府是惟一的以铜钱支付部分税收的地方。在16世纪后期，白银十分短缺，一些管理者担心税粮折银可能会压低当地的粮食价格。例如，在浙江崇德县，粮食产量无法满足本地的需要，当收获后征收田赋时，纳税户宁愿典当粮食筹集白银交税也不愿意卖掉粮食。当各户自产的丝织品上市时他们就可以有钱支付当息赎粮
〔57〕

。

众所周知，实际征银的小数位有一个固定的标准。1661年，当清朝政府清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逋欠钱粮时，官方甚至列出小至0.001两或者0.0007两白银的欠税
〔58〕

。这似乎表明计算的精确程度达到小数点以后的四位数。这种做法很可能就是开始于明代。

火耗也称“耗银”，其起源同样不很清楚。17世纪中期，顾炎武提到火耗“盖不知起于何年”
〔59〕

。毫无疑问，由于上级政府要求全额
完纳折银，因此火耗也就成为必要。金属熔化后再重新铸造总是有耗损，一般为2%。归有光曾提到在16世纪50年代，苏州府税银“火耗”按3%征收，这个比率还比较合理
〔60〕

。1562年，当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当地的惯例是耗银为5%，他将其降至2%。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使得一些费用有了节余，但其他方面则有亏赔
〔61〕

。

整个16世纪，这种不正规的额外费用受到广泛批评。1594年，一位监察御史说纳银0.1两，耗银就达0.05两，增加了50%
〔62〕

。当然，这可能是一比较特殊的例子。

熔化和铸造白银会有损耗，这由柜头负责赔付。地方官员并无正当的理由去征收正税以外的耗银。然而，里甲正役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经费预算。16世纪中期以前，地方政府还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罚赎银钱，此后，这部分费用也逐渐上纳给中央政府（见第六章第二节）。官员们只好加征耗银。不过，在许多地方，知县仅仅要求银头支付像额外的公家买办、迎送上官以及他们自己出巡的费用
〔63〕

。

因此，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耗银”不再是一种额外的支出项目，而是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官吏们开始利用这部分钱来贴补他们的俸禄。这部分费用留存于县的部分被称作“常例”，供纳上级政府（包括府衙）的部分被称作“羡余”。这既不是合法的收入，也不是绝对的非法，它既被官场上所接受，也为一般民众视为当然
〔64〕

。尽管银头还要对这些费用承担总的责任，但这些额外的银两是要从纳税户中榨取。耗银是作为一种惯例而附加征收，并不正式地记入账目之中。

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显示，甚至在17世纪早期，地方官员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资金并不很多。一位浙江省的官员对通行的做法有如下的描述：银两从“银柜”中取出后存放在县库中，直到要解运之时，才熔铸白银成锭。当管理县库的吏员完成任务后，他要按50两扣除1两的习惯将所扣之银两交给知县
〔65〕

。顾炎武在17世纪中期就提到火耗“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
〔66〕

。

税收解运

一直到16世纪中期，除漕粮以外，税收多为民解。然而，在16世纪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税粮运输开始由地方政府接管，这是当时改革的一部分。绍兴府在1568年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宣布今后凡至白银500两以上就要差佐贰、首领官等解运，达到白银300两到500两之间则由殷实候缺吏员解运
〔67〕

。在长江三角洲，官布的解运也曾一度由政府负责。苏州府的吴县为此还专门置田一块，指定其收益作为解运官布的费用
〔68〕

。

当然，并不是所有这样的改革都能取得成功。因为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常常不足而无法完成所有各项解运任务。1573年的一条法律更是禁止知县派遣诸如荫医、武职等辅助人员作为解运人
〔69〕

。解运的费用也是一个问题。甚至在17世纪早期，浙江衢州府各县还没有资金解运税银到省城，而从当地到省城的距离才250英里
〔70〕

。而另外一个影响改革的实质性障碍就是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这在京师十分盛行。

在首都各接收仓库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向地方解运人索取钱财，
这是公开的秘密
〔71〕

。交纳白银比较简单，银的纯度由银匠与解运人共同保证。而实物税收则要由内府宦官监收，他们可能因为不满意其个人所得，借口质量次而拒绝接受解运来的物品。在仓库进行交接时，解运人和接收者之间由专门揽纳之人进行操作。任何解运人都恐怕其货物被定为低等，但是拿出一定的费用就可以确保顺利交纳。16世纪后期，在税收解纳过程中声名狼藉的揽纳之人是武清伯李伟，他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
〔72〕

。

在张居正在任的最后几年中，他试图设法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碍，包括李伟的影响（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效果仅是暂时性的，解运人的命运总是难以预料，充满了危险。1600年，嘉定县典史因解送的官布不中额而系狱于北京
〔73〕

。1621年，山东巡抚要求民间解运人由官方解运人代替，但其中有一个县对官解比民解好的观点提出怀疑
〔74〕

。一些官员实际上还认为由精明的民间代理人解运更为周全。一旦官布在北京被拒绝接收，不仅官方解运人要被拘禁，同时数以千匹的棉布也要被退回起运地，纳税户不得不再重新交纳新布。如果解运人是佥派而来的，则只由他自己承担责任。

相比而言，这一改革在山东、河南等北方各省推行较为成功，因为这些地区解运的距离较近
〔75〕

。同时，官解税银要比官解实物更为成功。在南直隶松江府，供应北京宫廷的物资一直采用民解。在一些地方，上供棉布改由官解之后，却行之不继，不得不又改回民解
〔76〕

。

在一些沿海地区，解运者还要履行其他职责。这些地区要负责海岛军卫的供应补给。海岛悬崖峭壁，进入十分困难，而且本地粮食供
应匮乏。通常情况下，知县要以一定数量的银两而不是粮食交给解运人，希望他们能够解决供应问题
〔77〕

。

第二节　影响一般管理的因素

税粮定额和相关因素

16世纪晚期，帝国政府的税收管理改革十分有限。户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完整的土地统计数据。有明一代，从来没有系统地进行过土地清丈。洪武皇帝零散进行的土地清丈（见第二章第二节）以及张居正在1581年所进行的全国性土地清丈（对于其复杂性将在第七章第三节进行全面论述）都没有以任何统一的标准为指导，也没有确切的结果。这样获得的数据似乎从来也没有汇编成全国性统计数据，户部也无法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征税。对户部来说，惟一可利用的统计数据是1587年出版的《大明会典》所记录的1578年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并不准确
[1]

。

田土面积数据的缺乏很容易造成逃税行为，当然这也不是最严重
的问题。据记载，只有湖广及福建沿海地区有一些成片的土地不交纳赋税
〔78〕

，这些地方可以看作是管理的边缘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发现没有登记的田土则是一些孤立的事例。尽责的地方官员总是不断地向逃税之人催征税粮，可是也有一些欺隐田粮之人因为有官方身份，总是设法挫败知县的努力。知县在催征无效之后，可能将他们的名字连同其田产记载在地方志中，以此显示出法律执行松弛决不是普遍存在的
〔79〕

。

一个更紧要的问题是税收的重新分派。地方官员总是有一种或另一种册籍，而中央政府又缺乏进行大规模税收调整所必需的、全面性的统计数据。地方定额税收从14世纪晚期开始就很少进行调整，所以这种地区定额还是当时课税的基础。

田赋税额以粮食石为标准，但各地不一。南直隶松江府3个县的田赋加在一起与整个广东省持平，而广东有75个县、1个州。上一章中我们也注意到上海一个县的税粮定额是福建漳州府的三倍，而漳州府包括10个县。陕西紫阳县则更为极端，它是最穷的地区之一，每年的田赋收入是341石粮食，不到上海县的千分之一
〔80〕

。

到16世纪，一方面，人口密度、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地的税粮定额却是200年以前确定下来的，这既不能反映不平衡的情况，也不适合进行重新调整。税收制度过于陈旧，失去了调节经济的活力，甚至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每一县的田赋固定，类别也不变，又因为府州县官一般在任时间不长，因此当地的田主总会在税收管理中占据上风。

货币制度也是弊窦百出，中央制定的计划难以执行。在宋代，铜钱被确立为统一的财政标准，即使在元代，早期也是以铜钱来估算田赋。需要征收实物时，是按照铜钱来估算，一些地方志记载了这样的情况
〔81〕

。这就使得税收账目容易统一。明朝计算税额，则主要以粮食为计算标准，这其实是一种倒退。当16世纪田赋的大部分以银折纳时，这种估算标准在账目上引起了很多混乱。各地粮食价格以白银来计算有很大不同，也有季节性波动。在15世纪，当税收折银时，为了暂时的方便而没有考虑粮食的价格，从而造成了一些混乱。在16世纪，当各式加耗、加派及役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时，我们很难说财政标准是白银“两”还是粮食“石”。1578年，湖广布政使司应该解运102400石粮食协济贵州，该银30720两
〔82〕

。1591年，临汾县征秋粮48449石，该银49769两
〔83〕

。

在16世纪晚期，各级部门要求进一步折纳税粮，固定其比率。一般而言，管理赋税征收机构和支出机构的任何部门都有权发布折收命令。例如，只有中央政府能够要求折收解运的漕粮，因为漕粮的接收者由其直接监管。但是各省巡抚管理其本省军卫和诸县，可以将后者向前者对拨的税粮进行折纳
〔84〕

。16世纪后期，尽管折纳比价一般接近地方粮食价格，但是折纳比价的增加，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暂时性的，有些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的，有些是由省级官员确定的，即使管理者本人也会对此不知所措。有时，同样的税收被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单独的折率。一些事例显示出地方当局向纳税人征税时，准许他们按照指定的比率或者交粮，或者纳银
〔85〕

。由于所有这些细节
性资料的混乱，财政单位又多达1200个，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能保持完整的记录。试图发现田赋折银的全国性账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定额税粮作为全国性账目的惟一财政标准，粮食“石”就没有绝对的价值。银两有普遍价值，但却不是账目标准。同时又缺乏对全国田土数量的准确掌握，所以在京师的朝廷并不了解各地的实际纳税能力，也不清楚当前的税收征集水平。这使得正税税率的增加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税收的办法通常是重新调整额外的里甲征索或者重新调整加耗。但这些办法只会使税收结构更加复杂，而且增加的收入零星分散，数额不大。

由土地占有、土地租佃及农产品价格所引起复杂情况

16世纪后期的土地占有与使用情况的资料十分缺乏。根据当时许多文人的记述以及许多现代学者的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被看作是明代后期土地所有权最集中的地区。然而从16世纪一直到今天，对于当时确切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争议。而其他地区资料更少，所以现在还是主要讨论这一地区的情况。

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根据一些保留下来的当时人的一些随机记载，认为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的长江下游地区，一个或两个地主占有的土地总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县的全部土地面积。这样的情况实
在是令人惊骇
[2]

。这些说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很大出入，与上个世纪末制定的税收法规有很多矛盾之处。下面的事实就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

（a）16世纪70年代，在张居正与南直隶巡抚的来往信件中，就提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地主拥有70000亩土地（参见上一段的
[2]

注）。这些巨富已经在巡抚的监控之下
〔86〕

。

（b）在常州府，最富有的地主据说有田20000亩或更多
〔87〕

。

（c）1610年，华亭县的殷实大户田余2000亩
〔88〕

。

（d）在1611年，青浦县知县在当地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清田行动。发现实际上所有的大块田产都已被分割成为小的部分，分别登记，这部分田土达160088亩。在公布清丈结果之时，他依据田土面积而进行分等，范围从250亩到2500亩不同
〔89〕

。

（e）1636年，大学士钱士升（1633—1636年在任）指出，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富家只拥田数百亩。有田数千亩之户不超过富家总数的40%（富家大概为有田200亩以上之户）。而拥田超过万亩者则十分罕见
〔90〕

。

（f）叶梦珠在17世纪60年代写的著作中指出在17世纪中期，华亭、上海、青浦三县中还没有人拥有土地超过10000亩。只是此后才出现这样的大地主
〔91〕

。

（g）1661年，当清朝以违法拖欠钱粮为由惩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绅衿地主时，其所提到的未完钱粮的文武绅衿共13517人
〔92〕

。

上面的事实连同许多地方志中的记载，似乎显示出16世纪土地集中的程度虽然很显著，但在最近的研究中却被夸大了。没有证据显示出在南直隶的这四个府中，任何单独一户能够占有土地超过70000亩。在整个地区，拥有土地超过10000亩之户也就一二十个。绝大多数的大地主，他们拥有的土地在500亩到2000亩之间。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田主，其土地面积总和能占到全县可耕地面积的25%以上。这部分土地所有者只占全县人口的一小部分，每一县不太可能超过1000
户，一般接近500户。

除了大土地所有者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土地所有者，其田产在100亩到500亩之间。仅在上海县，在5年之内被佥派为农村税收代理人的中等之家就不下1000人（见第四章第一节）。小户则数量更大，苏州府登记的纳税户有597019户，常州府登记有234355户
〔93〕

。尽管还无法确知他们之中有多少户没有土地，不过有证据显示出许多租佃农民也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最近又发现了更多的这类事例。甚至在17世纪60年代，当土地所有权更加集中的时候，租佃农民也有瘠田3到5亩
〔94〕

。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大地主相对容易进行管理。1570年，海瑞任南直隶巡抚，他能够强令在其辖区内最大的地主——徐阶退田一半。在两个人来往的信件中，尽管没有列出具体的数字，但显示出巡抚的目标至少部分地实现了
〔95〕

。当王思任这个无所畏惧的官员在1610年出任青浦县知县时，他威胁那些诡寄、花分土地于他人名下而逃避税收代理差役之人要没收他们的土地，这一威胁有很大成效
〔96〕

。

官员们发现最难于管理的群体是那些次于巨富的一般大地主们，他们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势力很大，有碍公正。而且他们数量很多，难于对付。不仅他们自己逋欠赋税，还常常为其亲友提供保护伞。按照冯琦（1558—1604）的观点，少数有势力的缙绅地主并非税收管理中最大的障碍。但是他接着说：“吴中抚台之难，倍于两浙者，独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难，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难在以民而托之
士大夫”
〔97〕

。

小户的存在使得税率的调整非常困难，税率提高更是如此。尽管当时税率并不高（见第四章第三节），但任何轻微的变动都可能对依靠税后收入维持生计的小户有很大影响。1583年，苏州府嘉定县的漕粮被永久折纳银两，这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有莫大好处。按照规定，每亩地不到0.05两白银，又由于地方负责的税粮解运费用亦得奏免，因而实际的利益还要多一些。这样一个小的变化使得当地田价倍增，一些原先卖掉土地的人也赶紧回赎他们的田产，导致了民间讼争频繁。一些小户无疑也卷入讼争之中，因为一些资料显示出有些买主不习置对、不能与辨，文化水平不高
〔98〕

。因此，我们不难想像出同样程度的税率上升亦会导致相同程度的社会后果。

对于小户而言，另一个困境是他们易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唐顺之（1507—1560）在16世纪中叶写的文章中就揭示出当时每一石米的价格从银0.7两上升到0.9两。很显然这是与倭寇作战的影响。他也提出江南“平价”为每石米0.5两白银，这与其他资料显示出来的价格基本相符，这也是16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基本情况。唐顺之还明确提出粮食每石折银应该被限制在0.5两到0.7两之间
〔99〕

。到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项目的折银还是保持了这个标准。然而，这个所谓的“平价”没有考虑地区性、季节性及年度波动。上文已经提到粮食刚刚收获之后，其价格通常会下降。根据上报，1580年左右的南直隶，每石米的价格仅为0.3两
〔100〕

。首辅申时行的话也肯定了这一上报，他说：“米价甚贱，率米三石易银一两。”
〔101〕

土地所有者为了交
税，不得不在低价时卖掉农产品，这样他最后支付税收额差不多为其预想的两倍。当农产品价格严重下降的同时，国家又加增税收，这常常会导致农业用地的价格急速下降，小户便会陷入困境，不得不以低于正常年份收入的价格卖掉他们的田产。这些事情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葛守礼曾报告说山东发生过此类事情
〔102〕

。大约一个世纪后，叶梦珠提到长江下游地区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663年，原来每亩可值5两白银的田地当时仅值0.5两。而这时，每石米最低价格为银0.6两
〔103〕

。当然，这些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对此要持有谨慎的态度。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农业缺乏保障，小户根本无法应付来自农产品价格下降和税率提高的双重挤压。

按照一般的观点，长江三角洲地区租佃比重是很高的，但是论据并不充分。持这种观点的人经常引用顾炎武的记述，顾炎武提到17世纪的苏州府“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104〕

，这句话的意义相当含糊。在征收田赋之时，无疑要考虑田主的回报。《顺德县志》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见第三章第一节）。1643年出版的苏州府吴县的地方志中记载：“上田岁入不过一石二斗，除纳本折粮银外，民余不过柒斗有零。”
〔105〕

第一个数字提到的“石”可能是指去皮稻米，否则将与通行的征收比率和一般的税收惯例不相符。这一记载显示出每亩的产量约为2.4石，这与同一地区观察到的其他情况相吻合
〔106〕

。按照通常的主佃五五比率分成之后，地主的税前收益是1.2石。大体上，某些地区的田赋在每亩0.4石到0.5石之间。仅仅相当于全部收益的20%。但是从地主的角度来看，就相当于其收益的40%。

那些小户命运也降临到了地主身上，这样的税率已经很高，任何进一步的上升将会是无法承受的。苏州被公认为整个帝国税率最高的地区。即使是1643年，在明朝灭亡前夕，仍然是田赋较重的地区。但以上的事例也显示出当地的田赋在整个明代并没有增加很多。

有时候，纳税人也采用一些特别的办法来阻挠管理。16世纪，在福建和江西的一些地区，风行一种奇特的土地租佃方式，通常称之为“一田三主”。它起源于外居地主的一种做法。外居地主为了减轻纳税的义务及其附带的役，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名义上“卖”给第二个人，但同时他自己还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一定额度的地租。这个所谓的买主被看成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他必须承担所有的政府义务，同时也要向原主提供收益，这部分收益是不纳税的。第二个层次的人也不亲自耕种田地，而是将这块土地永久地租给某个佃户。这种契约关系保留了好几代人仍然有效。每一层次的人都是这一连环中必不可少之人。第一层次的人被称作“业主”，第二层次的人被称作是“大租主”。佃户有时被称为“粪主”，因为他们出力于土，诸如施粪于田地，或者是因为其向所有者交纳了一部分押金，因而他们也宣称对土地有永久所有权。佃户除了得到一定的粮食分成以外，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也不能转让土地
〔107〕

。

这种订立契约由他人纳税的做法一经出现，就可能会超出这种三重关系。在16世纪60、70年代，福建漳州府的一些“大租主”，尽管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税收代理人，但还要为另外一个税收代理人提供保证。后者接受固定粮额，几乎不足以交纳税收和少量的管理费用。因
为他们很少能够及时、足额办纳粮差，他们就成为了地方官员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被戏称为“白兑”，字面的意义就是“空手纳税户”
〔108〕

。

1572年左右，漳州府制定出一个方案，重新确定分散的土地所有权。其原则是要求一块纳税田土只有一个业主，那种奇特的契约关系及税收管理体系必须废除。要么是由一个层次的人购买其他层次人的权利，要么对田产进行分割。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推行下去。1581年的土地清丈之后，省级官员们不过是试图去登记所有有关各主以便分派其税收。但根据1612年的上报，可以知道即使第二个计划也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推行
〔109〕

。在福建，像这种土地占有与使用形式也存在于政和、南平、沙县、永安、邵武、龙溪、漳浦、长泰、南靖、平和及澄海诸县，当然各地形式也有不同。傅衣凌已经公布了许多发现于延平府永安县的土地契约文书，证明了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不仅存在于明代，而且至少还延续到19世纪晚期
〔110〕

。

“一田三主”充分暴露出税收管理上的无能。地方官员三年的任期过短，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地了解地方情况，总结经验，以应付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习惯。实际上，纳税人与征税人是在玩捉迷藏，很难指望税收水平的调整能够真实反映土地使用者的实际支付能力。税收水平不是取决于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取决于地主的粮食收益，而是取决于辅助管理者的收入所得。

纳税人在进行田产转让时如何推收税粮也会对税收有很大影响。一个富有的田主从其田产中拿出一小块土地出卖，价格可能很低，但
条件是买主要承担卖主绝大部分的税收负担。相反，富户可能高价购买一大片邻居的土地，但却只负担很少部分的税额。通过这一连串的交易，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只是交纳象征性的税收，而沉重的粮差则落到小户身上。如此奸巧行为削弱了普通民众的纳税能力，导致了逋欠赋税的增加，进而影响到了税粮征收。在整个16世纪，这种做法的害处已经得到公认，官僚集团为此经常进行讨论
〔111〕

。这种做法似乎也已经扩展到整个帝国，但南方明显要比北方普遍，这是由于稻米产区土地占有和粮差征收有很大的复杂性。依据作者本人的经历就能够证明在田产转让过程中发生的税收与地亩相分离的习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通行于中国的某些地区。

第三节　征收水平

省直税粮定额（粮食石）

省直税粮定额可见于《大明会典》，该书同时记录了田土总数。因此税率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可见表6。

表6　1578年省直税粮定额（石）

省份

田土总数（亩）

税粮总额（粮食石）

平均税率（每亩石）

浙江

46696982

2522627

0.054

江西

40115127

2616341

0.065

湖广

221619940

2162183

0.009

福建

13422500

851153

0.063

山东

61749899

2850936

0.046

山西

36803927

2314802

0.032

河南

74157951

2380759

0.032

陕西

29292385

1735690

0.059

四川

13482767

1082544

0.076

广东

25686513

999946

0.039

广西

9402074

371696

0.039

云南

1799358

142690

0.079

贵州

516686

50807

0.096

南直隶

77394662

6011846

0.078

北直隶

49256836

598622

0.012

总计

701397607

26638642

0.038

这个表格当然有其局限性。众所周知，其中的一些地亩数有错误，作为估算的标准——粮食“石”，在实际支付时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这一点已经进行过解释。虽然如此，但这个列表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前期，朝廷的管理者确实依靠这些数据进行财政调整，所以从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不难想像出管理的好
坏程度。

户部完全意识到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所以其政策是利用这些数字作为一般性参考，而不是完全受到这些数字的束缚。1619年
[3]

进行的税收加派就说明了其态度。为了给辽东战事筹措经费，户部尚书李汝华在万历皇帝的同意下，向全国加派银两，只有贵州除外。依据全国性账目，每石粮食的价值在各地有很大不同，所以这次加派的标准
不再以额粮为标准。而是按照各省直登记的田亩数进行分派。然而，这些差不多是50年前统计的土地数据有许多不准确与矛盾之处。户部依照这些数据按每亩银三厘五毫进行加派，数额并不是很大。这些加派并没有直接分摊到每个土地所有者身上，而是分配给各省及南北直隶，再由巡抚进行内部调整分配
〔112〕

。

众所周知，上表中的湖广布政使司和南直隶淮安府的田土总数过多，不合实际。按照一般的分配原则，这两个地区要特殊对待。折衷之后，湖广被加派银333420两，这是按照田土9000万亩左右进行加派，而不是按照《会典》上所记的22100万亩来确定加派额度的。淮安府同样是按照略超过1000万亩土地来加派，而不是按照全国性账目上所记的13082636亩来加派
〔113〕

。对于其他地区则没有例外，因为总税率上升不多，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平均，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关注。这种加派是按地亩而不是按照税粮额度加派，它也力图避免向南直隶等重赋地区再增加过重的负担。

根据表6，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平均税率为每亩0.038石，与洪武确定的每亩0.0335石（见第一章第二节）相差无几。不过，地区间的差异很大。更为奇怪的是，从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税率最高的地区是贵州和云南，这是两个不发达的省份。而税率核定最低的地区是河南、北直隶和湖广。

这些令人惊讶的事实按照原有的数据进行解释会有许多矛盾之处。贵州、云南以及湖广、江西的某些地区的田赋征收从来就没有遵循过常规。从洪武朝开始，云南就以水银、丹砂等地方土贡代替税
粮
〔114〕

。一部分赋税则由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一次性交纳，这与一般的税收不一样。邓川州一直到明朝结束还以贝壳支付部分赋税
〔115〕

。而贵州从来也没有编定过黄册
〔116〕

。17世纪，有一份给明朝末帝崇祯皇帝的上疏中概述了如下的情形：

黔版图原属夷部，所输赋役聊示羁縻，使知汉法。且田土尽属土司，自余民产而隶州县者仅什一耳。
〔117〕

很显然，两地上报的田土数与额粮得不到重视。但因为这两个省的收入很少，所以它们的税收问题很少会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事实上，这两个地区还要经常接受其他地区的援助协济。

北直隶的税率低是不真实的，这是因为地方马差费用（见第三章第二节）已经直接以银估算，并不包括在税粮表中。北直隶正赋税则低也是别有深意的，因为所属各府州县临近首都，其民众要经常被征召去京师履行各种差徭
〔118〕

。在1623年，因为辽东危机又大量加税的时候，在北直隶，除一个府外，其他六府得到通免。得到优免的顺天府，只征银1227两。但与此同时，北直隶的民众要为过境军队服务，承担军事供给，这些任务相当沉重
〔119〕

。这种放弃正式税收而代之以无偿应役的政策与明朝的一贯做法是一致的。因为这些派征直接来自于中央政府，因此对北直隶的影响更大。

河南税率低有真实的成分，也有假象。在16世纪晚期，河南新增大量的、一直不纳税的土地（见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许多地区重新调
整税收之后，每亩的税粮就会下降。另一方面，沿黄河各府州县要承担“河工”费金
〔120〕

，这是很重的财政负担，也要加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湖广的情况由于其地亩数字不可靠而变得更为复杂，无法确知情况。最主要的困难是大湖地区复杂的地形情况造成的。1582年，户部尚书张学颜（1578—1583年在任）注意到虽然这个省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湖泊堤岸，但这些地区也经常被水淹没
〔121〕

。环洞庭湖地区缺乏准确的土地数据一直到20世纪还是一个难题。

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户部尚书只能从其公文中了解到粗略的情况，无法知道各种细节性问题。任何另外提供给户部的情况只能是证实、加强这种十分模糊的描述。财政运作具有一种印象派的、艺术家的风格特点。现代的学者如果想确切知道当时的田赋征收情况，就不得不从它处收集材料。地方的记载当然是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得做许多考证工作。

从地方记载看税收水平

明代绝大多数的财政记录不能用作统计数据。这些记录很可能是扫视资料之后对正税作出的大概估计，表面上看是将一些无关的因素联系到一起，推测一些缺失的环节。但是，这些数字一般很难进行数学处理，对田赋征收水平进行精确的估计必须充分考虑土地数据的可靠性、改折比率、农产品价格以及会计方法，然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没有一项是绝对清楚的。

我们依据浙江省杭州府的1572年记载作为研究个案，列成表7
〔122〕

。杭州府包括9个县，分布于府城四周。杭州城的名字一直延续至今。当时，有一些府的土地清丈数据比较接近实际情况，杭州府就是其中之一
〔123〕

。杭州府有好几个县是位于山区，像于潜县和昌化县，其田赋额度相对较少。而像仁和县和海宁县这些额赋较多的地区，丘陵和沼泽地很少。

表7　1572年杭州府田赋税率估计

†田赋粮额包括基本税额和加耗。

*价值包括折色和本色。

注：海宁县和富阳县差徭册原文各有一项缺失，作者进行了估计，并将这两项补加到各自的账目之中。

在一条鞭法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庞尚鹏的直接监督下，杭州府编定
了非常详细的差徭册。其中役的60%摊入地亩之中，这与浙江一般的习惯相一致（见第三章第三节）。1572年，杭州府将仍然征收实物的田赋折成银两，比率是粮食每石0.6两白银，丝每两0.04375两白银，这也是当时杭州的公认的税收折纳比率。

杭州的农田收入水平并不完全清楚。1592年，邻近金华府的义乌县中田1亩产量为稻谷4石
〔124〕

。差不多同一时期，同属浙江省的嘉兴县与湖州府上田1亩出产米或其他作物3石
〔125〕

。17世纪初，绍兴府的上虞县上田1亩出产稻谷5石
〔126〕

。杭州位于这些地区中间地带，其地力不会比这些地区差。因此有把握推测杭州府中田可亩产米2石。当时，每石米的价格为银0.6两，这样中田每亩每年可得银1.2两。

杭州也是丝绢产地。按照茅坤（1512—1601）的说法，15世纪末，太湖地区的每亩桑地岁入达到或超过5两白银。甚至次一等的桑地每亩岁入也在银1两到2两之间
〔127〕

。尽管这些收入可能估计稍高，但是认为杭州府税田每亩岁入白银1两的估计则有些保守。

在上表中，最后一项是税率，仁和县最高，约占全部农田收入的10.8%。富阳最低，为3.3%。全府税收收入占该地区全部的粮食和丝绢产值的6.7%。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也要考虑，那就是在16世纪70年代浙江和南直隶地区的粮食价格低于正常水平。1579年，杭州府允许一些纳税人在实际纳税时，以白银0.4两替代1石粮食交纳，这一比率适用于一些仍然纳以实物的税目，当然，交银还是交纳实物可以选择
〔128〕

。即使这一政策的实施有一定限制，但折纳的银价可能接近于当地的粮食价
格。但当价格普遍低迷时，上面的农业收入就可能下降50%；或者说是税率上升50%。这都将使全部税收占到农业产值的10.05%。

对于西北地区，则很难做出与此相类似的估计。主要是因为缺乏可靠的土地统计数据。何炳棣通过研究后指出山西汾州府关于税亩折算制度的资料很真实、详尽。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将该府的税收水平制成如下的表8
〔129〕

。

表8　1608年汾州府田赋税率估计

†田赋额包括基本的税额和加耗。

*价值包括折色和本色。

注：全府税粮总额包括近7210石的加耗，所占比例低于3.3%，这部分已经折成白银。其余部分按每石粮食1两白银的比率进行折纳，这考虑到了粮食价格和役。

汾州府位于省城太原之南。其辖区包括一大片汾河谷地，是山西
最肥沃的地区。米麦是主要的农作物。汾阳县的记载显示出从王朝前期一直到1577年为止，田赋以米、麦为主，二者一般的比例是2:1
〔130〕

。在汾河支流上的灌溉水坝对于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益处，因此在地方志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这个府也包括一些很难进行改造的地区。其治下的永宁州和宁乡县就属于这一类。前者位于该府的西北角，远离中部冲积盆地，环绕其四周的荒山一直绵延到黄河
〔131〕

。在宁乡县，为了进行征税，传统上将农业用地分成5等。1581年土地清丈之后，取消了这些分等，但是原来属于最差的两等土地被折成税亩，比例是实际面积4亩折成1税亩。这个县全部可耕地的实际面积有748137亩，但是折成税亩之后重定为236982亩
〔132〕

。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占全县总面积90%的681540亩的土地已经被划为低产田而折成税亩，只有占总面积10%的66597亩的土地被划为上田而没有折成税亩。

在永宁州，则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折算原则。旱田1标准亩，相当于4亩斜坡地，或者是7亩山田，这被当成1税亩。河谷中的稻田则反向折算，实际面积0.8亩折成1税亩。换句话说，就是每亩相当于1.25税亩
〔133〕

。通过折算比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府1税亩的粮食产量可以推测为接近1石小麦，或者等值的1.2石大麦。这也应该是1税亩的最低产量，因为它相当于7亩山田，或者0.8亩河谷田的产量。如果7亩土地还不能有这样的收益，这块土地就可能没有耕种的价值了，或者至少已经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目的而将其进行分类。相反，1税亩的收益也不会超过这一产量，因为它低于这个县西北部能够进行灌溉的
土地1个标准亩的收获量。

尽管这个府其他各县在其上报中没有明确说明其土地数据的实际情形，但似乎也是用税亩进行折算。例如，灵石县，其地亩数也是灵活调整
〔134〕

。

按照徐贞明16世纪的记载，山西的粮食价格大约比南方各省高出30%，折纳比率为每石米0.8两白银，每石小麦0.6两，这一比率应该相当准确地反映出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
〔135〕

。根据这些估计，我们可以推测汾州府每一税亩的产量是小麦1石，平均收入为白银0.6两。这一收益水平可能大大低于汾河冲积盆地的汾阳县和平遥县，但是要略高于山区，这些山区运输费用较高，粮食价格低。

我们可以推测出当地的农田收入是每亩0.6两，通过这些比率，可以知道灵石县的税率最高，为全部产量的12%，孝义县最低，为5.5%。全府平均为8.3%。当时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见第二章第四节），但粮食价格的上升要低于这一比率的上升。

从其他各种资料看税收水平

当时的一些文人不经意的观察和地方志中的概要记述有时可以用来评估16世纪的税收水平。不过，还从来没有人试图直接地将税额作为农田收入的一部分来进行估算。甚至有关每亩交纳全部税银的记载都很难发现。16世纪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税收重新调整的时代，情况多变，税收细目琐碎复杂，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清楚实际的税收水平。这类问题只有成为争议的中心时才会暴露出来。

我们从许多地区100年左右时间里的各种记载中选出了如下的10个典型事例。按照通常的研究方法是将这些调查的结果列表，但是因为这些资料很少而且零散，所以将他们编成统计表必定会妨碍进一步的研究，此非明智之举。当然，更系统地排列这些数据是可能的，但是这将会削弱和模糊一些背景情况，而这些背景对于理解问题至关重要。毫无疑问，明代后期的税收是更深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还很薄弱，而且这种薄弱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初期研究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所有的相关调查资料，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就此分别进行讨论。

（a）1543年，湖广安化县，每亩民田基本税粮0.02675石，这一税额又按每石粮食0.4432658两白银进行折纳，足以包括所有的附加税费
〔136〕

。

这里既没有提到土地的好坏，也没有提到“亩”的类别。然而在1623年，当时的湖广巡按御史对该省所有各个等级的土地进行了估算，得出平均亩产量为谷3石的结论
〔137〕

。最近，一位日本学者估计明代后期湖广的平均亩产量为米2石
〔138〕

。安化县与稻米的主产区相距不远，16世纪中期其亩产量应该能够达到米1石。该县所在的长沙府传统上是粮食价格比较低的地区
〔139〕

。如果粮食价格是每石0.3两白银，按照上面的税收原则，每亩实际交纳为0.01184两，这就意味着税收占到农田收入的3.9%。在16世纪初，米的价格进一步下降到每石0.2两
〔140〕

，这一数字则为5.9%。

（b）1569年，南直隶溧阳县将田赋分成几类。每亩折银从0.04两
到0.0065两之间不等。这包括所有的耗银和附加税，还有摊入田土中的役
〔141〕

。

溧阳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区，境内有许多湖泊和河流，有理由认为其平均亩产量可达1.5石米
〔142〕

。正常的粮食价格是每石0.5两，最高税率不到农田收入的5.4%，最低税率不到1%。这种不正常的低税率并不是由于土地瘠薄造成的，而是有历史的原因。税率的差异也不与这一地区的地力高下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县志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低于1%的税率是迄今所见最低的税率。

（c）1570年左右，葛守礼写信给山东巡抚，提到为了推进一条鞭法改革，布政使司决定要将全省基本税粮额固定为条编银。这些税收分成三等，即0.9两、0.8两、0.6两，取代了税粮石
〔143〕

。

在山东，按照一般的习惯，要将三亩或更多的标准亩折成一税亩
〔144〕

，最低可产小麦1石。1税亩基本的税粮额是0.05石。1576年，按照县志的记载，汶上县小麦价格为每石0.52两白银，但刚刚收获后小麦每石值银0.37两
〔145〕

。

这样的价格就意味着该省官员所能期待的最高税额浮动于农作物产量的8.6%至12.2%之间，最低税额浮动于5.8%到8.1%之间。

（d）1573年左右，福建省漳州府，税田10亩，岁纳本色、折色及驿传等项，总计为1.2两白银
〔146〕

。

南靖县、平和县的地租率显示出税田的平均亩产量是米2石
〔147〕

。按照通行的石米0.5两的价格，合并的税额占到粮食收益的12%。税额过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同倭寇作战，增加了附加税。

（e）1580年左右，山东曹州制定了这样的税收规则：由曹州直接管理的地区，每2.7标准亩折成1税亩，征收条编银0.042两。在曹县，每4.8标准亩作1税亩，编银0.071两。在定陶县，3.6标准亩相当1税亩，编银0.052两
〔148〕

。

假定以上各地有粮食价格一致，估算的亩产量相同，就可以估出这些地区的纳税人的税额分别占到了其收入的9.1%、8.7%、8.5%。当小麦价格为每石0.37两白银时，这一比率将会修改到12.6%、12%、11.7%。

（f）1584年，广东顺德县的田赋平均占到农业产值的3.5%。当米价下降到每石0.3两白银时，这一计数字将变成6.1%（见第三章每一节）。

（g）1620年，浙江开化县为了税收的目的，将34.428亩出产上等稻米的土地合并为一个单独的面积单位，基本税额确定为粮食1石。这一税额包括除去辽东供应以外其他各色税收，准银为1.614673两，税额很高
〔149〕

。

开化县主要是一个木材产区，其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无法确知。然而，可以猜测上田1亩，收益不会少于0.8两白银。因为有证据显示同省其他地理条件相似地区的土地收益能够高达每亩1.5两白银。该县税额简化为每亩0.047两白银，估计不会超过农田收入的6%，还可能更低。

（h）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税收较重，上文已经提及（见第四章第二节）。1643年出版的《吴县志》中抱怨每亩0.4石左右的税粮过重，应
该被取消。

这是17世纪中期的记载，但当时苏州府的情况与16世纪晚期没有很明显的不同。17世纪苏州府摊入地亩的赋税增加不多，略高于原额，政府已经考虑到其重赋问题。

根据基本的估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率要高于其他地区通行税率的五六倍。但是由于这一地区折收金花银和官布，一般民众实际上的税收负担降低很多。而且，这一地区役的征收并不像田赋正税那样重。在整个帝国，三角洲地区被认为是土质最肥沃的地区。它包括南直隶的四个府和浙江的两个府。其中只有沿海的松江府由于碱性土壤而土质较差，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们却可以从慷慨的税亩折算中得到补偿
〔150〕

。

上面《吴县志》中的记载似乎意味着税收要占到土地所有者税前收入的40%，但实际上不超过农业产出的20%。1584年，上海县的账目显示出与此十分类似的情况。纳税田土平均每亩的税率约为本色粮0.1石，外加银0.08两
〔151〕

。全部税额接近产量的15%。1621年，南直隶巡抚指出其治下东南四府赋役独重，他在列举了税收册中各项赋税之后，记下了一组复杂的税率，包括本色和折色
〔152〕

。然而，这一比率明显不会超过农田产量的20%。

当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额虽然不会比其他地区高五六倍，但还是要高出二三倍。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出长江三角洲以外任何地区的税收接近这一水平。

（i）1643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上奏崇祯皇帝说整个帝国田赋征收
比率各地有很大不同，从每亩0.13两到0.2两有零不等。他警告说这些数字必然隐藏有“私派沿征者矣”
〔153〕

。

倪元璐的记述也不完全清楚。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比率是否比较普遍。如果他们仅仅是一些孤立的事例，就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忧。在此七年以前，福建漳州府就已经按照每亩银0.12两的比率进行征收，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收水平已经接近每亩银0.2两。从1619年（当为1618年。——译者注）起，帝国政府七次下令增加税收，额外加派达到了每亩0.0268两白银。此外，各项税收也增加10%，税额总计超过了1两白银
〔154〕

。因此，一些地区的税率可能已经达到了倪元璐所提到的那种水平，而并不存在他所指的“私派”。

因此，很可能是倪元璐告诫皇帝，在这个变乱时期大多数地区的税率都增加到了这一水平，这反过来意味着17世纪之前，经过正式批准的税收征纳要略微低于每亩0.1两至0.17两白银这个浮动范围（用倪元璐引用的税额减去新的加派额）。这与16世纪晚期大多数的记载与报告一致
〔155〕

。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还没有一个地区的赋税征纳达到每亩0.17两，甚至每亩税纳超过0.1两的也不多见。

（j）1600年左右，陕西平凉府的府志中对过去赋税的征收情况进行了回顾。作者提到一夫一妇耕田200亩，可获粮300石，以十之一纳官30石“至足矣”
〔156〕

。很明显，后来的征收比率超过了这一水平，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详细记载当时的税费比例。

地方政府新部门的增加，宗藩人口的膨胀，都导致各种役的负担的增加，并使纳税土地减少，这些因素成为税收增加的重要原因。值
得注意的是，地方志的作者也认为税收折银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为了纳银，纳税户不得不在很低价格时卖掉他们的粮食。此外，“火耗”的征收也使实际税率高于所看到的税率。

税收的全面估计

即使在现在，也很难确知总的税收水平。这需要花去很多年去积累足够多的新发现的原始材料，以更好地补充现有资料的不足。

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记述也还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全面观察。全部税额包括田赋正额、加耗、附加税以及一部分田出之役，还有并入地亩之中的无法征收项目。通常而言，直到16世纪之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税赋较重，像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是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私派及火耗，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约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对于税收的货币价值只能作出一般的推测。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见表6），其中有80%的似乎已经折银。只有大约400万石粮食可以明确知道是按照每石粮食0.25两白银的比率折银交纳（金花银）。其他的折纳比率则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南方，绝
大多数的折纳比率浮动于每石0.5两至0.7两之间。在北方，公认的正常折纳范围在每石0.8两到1两白银之间。加耗、附加税以及其他收入的合并能够提高“石”的平均价值，但是金花银、官布折纳以及通行于湖广的每石粮食0.3两白银的低折纳比率，都将会降低这一平均值。如果无论本色和折色，推测每“石”的平均价值是0.8两白银，这样田赋正额总值将会略高于2100万两白银
〔157〕

。对于役，我们根据7个省35个县的差徭账目可以推算出平均每县征银9724.26两（这些县可见于表2、3、4、7、8）。整个帝国的役银总额可能约为1000万两白银。即使它仅仅部分地摊入田赋，整个帝国来源于农业土地的总收入也将增加到2500万两，甚至接近于3000万两白银。

由于各地价格不一，加耗也不断调整，我们很难作出更准确的估计。不仅现存的资料不完整，而且其会计方法也无法确知。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充分考虑，那就是实际征收额很少会超过计划收入的80%，有时还会更低。

第四节　税收收入的支出

分配的指导原则

因为大部分管理开支都源于役，因此来源于田赋正税的收入则仅用于以下各个方面：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给，生员廪食等。明朝建立伊始，田赋正税就意味着食物这个观念就已经形成，其收益
被期望由个人消费或分发给他们。有时税收收入也用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但拨款基本上用于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地方储备主要是为了应付灾荒及其他的食物需求。漕粮和南粮仅仅是大宗田赋在地理上的重新分配。田赋收入只有用于完成中央坐办上供物料时才可作为自由支配的现金。

至迟到1578年，南京的国子监还要从常州府得到3500石米，从宁国府得到100石小麦，从应天府得到100石绿豆。此外，还要从南直隶以外的湖广布政使司得到20000余斤干鱼。所有这些项目开支都要记入各地税额
〔158〕

。像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过去的习惯，而没有经过仔细地计划。赋税折银消除一些物资供应过程中的复杂性，但还是不可能根本废除这个旧体制。首先，税收收入的分配不能重新调整，改折项目中没有几项被取消或者减少。还有更为麻烦的事情是由于财政单位、地区差价、加耗以及会计方法的多样化，使得账目十分复杂。户部要求属吏进行详细的记录，但总的情况不能送达政府的高层。尽管各部官员偶尔在其报告中提到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但在大多数事例中，这些数字是一般性估计，而不是一种确凿的统计数字。值得注意是，户部按地区组成各司，这一制度被清朝承袭下来
〔159〕

。

在16世纪晚期，户部也就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其直接控制的资金很少，仅仅包括一些来源于田赋中的少量杂色收入。这些收入的绝大多数都用于北边军镇，对于这一问题，后文讨论帝国的财政管理时还将分析（见第七章第一节）。户部监管田赋，但却只能安于现状，很少能够进行革新。尽管“起运”与“存留”的分类还继续有
效（见第一章第一节），但政府仅仅公布与前者有关的详细账目，却很少注意后者。“起运”成为政府的要务有很实际的考虑，因为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用来供应南京、京师以及北边军镇。这些开支项目是由户部直接负责。至于存留的各项收入，在许多省份，其并不足以维持指定的开支（见下文）。而且，帝国政府又不断地向地方官员施压，要求完成“起运”。同时，也由于无法征收项目、税收拖欠及赋税蠲免等原因所造成税收缺额都要从存留收入中扣除。一旦资金出现不足，“存留”缺额却无从弥补。

税粮的分配多多少少还有一个长久标准，表9说明了这一情况
〔160〕

。

表9　1578年左右田赋的征收与支出估计（粮食石）

尽管这个表格是根据1578年刊行的《大明会典》中的详细记载作
出的，这些数据与户部在1502年做出的概要记述几乎一致，也与韩文（户部尚书，1506—1508年在任）的记载相差不多
〔161〕

。因此可以看出，基本定额一旦确立，就从不进行修改。户部在必要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调用一定的资金，但这种调整是暂时性的，不会成为定例。总之，16世纪做出的绝大多数调整是通过修改折纳比率和加耗而达到目标的，所以并不会影响到税粮定额。

为了更详细地讨论税收收入的分配很有必要考察一些地方的记载。

税收收入的分配：以临汾为例

我们选择山西临汾县1591年的记录来说明中国西北部的税收收入分配情形。即使在1591年，这个县还保留夏税、秋粮项目。就夏税而言，起运收入要解送到5个不同的接收部门，存留收入要解送到7个接收部门。对于秋粮，起运收入被解运到7个接收部门，存留收入解运到16个部门。然而，全县95%的田赋是征解白银，消除了由于财政单位的多样化而造成的最大技术性难题。下面的两个表格中，本色税粮已经按每石粮食1两白银的比率进行了折纳，这是该县通行的比率。地方志中清楚地记载了每一个接收机构的名称和地点，这样就能够确定解纳明细表中每一项支出的性质。地方志中也列出了根据粮食石所做出的原有的分配情况，这样可以对照全国性的记录及最初的解运原则进行比较。这些记录被概括到表10中
〔162〕

。同样的支出额，折成银两，分配比例则略有不同，如表11所示。

表10　1591年临汾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粮食为标准）

开支

石

%

起运：边镇军需

21044

37.1

存留：地方卫所军需

1102

1.9

存留：宗藩禄廪

27551

48.5

存留：生员廪食

1044

1.8

存留：俸给，转送到府，等等。

6060

10.7

总计

56801

100.0

表11　1591年临汾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白银为标准）

开支

石

%

起运：边镇军需

20013

36.2

存留：地方卫所军需

889

1.6

存留：宗藩禄廪

21678

39.2

存留：生员廪食

835

1.6

存留：俸给，转送到府，等等。

4646

8.3

杂色和未有说明的项目

7282

13.1

总计

55343

100.0

因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解运明细表，而不是实际的分类支出账目，所以不可能确知更详细的分配情况。即便这样，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定的特点。北方军镇无疑接受了最大份额的税收收入，留作管理费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此中缘由可能是因为明代官吏的俸给低下，官府运作又以役为主。役银同田赋正税分离。在分配各项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宗藩禄廪成为最大项目。

然而，这类情况也并非不正常。虽然各个府的供应比例不一，但
北方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河南和山西，宗藩禄廪成为地方存留之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也就在《临汾府志》出版的同一时期，邻省河南的开封府及其邻近的几个县同样面临着这种大量支出项目的问题。有人曾估计过，开封与旧属归德43州县夏秋粮约800000石，其中起运约300000石，存留约为500000石。而存留中要拿出300000石供给藩府。换句话说就是在这43个州县中，藩府支给所占比例接近存留的60%，占全部田赋收入的40%。与此相对照，官吏的薪俸和官学师生岁用总计不过50000石，约占收入的6%
〔163〕

。

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些支出预算有虚假的成分。在16世纪后期，没有地区是足额支付。尽管对于藩王的供应通常能够按时全额完成，但对一般宗室成员的供给却被削减、拖欠或者被政府官员挪用。早在1502年，在河南和山西，如果严格按照官定明细表全额供应藩王宗室，其数额将超过这两省的全部的存留收入
〔164〕

。事实上从1498年起，政府已经削减了这项支出
〔165〕

。但即使比例降低，这项供应还是要消耗掉大量的政府收入。同时，皇室成员的数量也不断地膨胀。在1529年，就报告说“玉牒”中8203人
〔166〕

。4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28492人
〔167〕

。估计到明末，开国皇帝的直系男性后裔接近100000人
〔168〕

。

对于某一年实际供给宗藩禄廪总额还缺乏充分的估计。1562年，一位御史指出按照规定，禄米总额要超过800万石
〔169〕

。即令地方官员将税粮全部输给宗藩，仍不足完额。而且还没有一个地方官员能够百分之百地完成税收
〔170〕

。所以，一般宗室的禄廪要由地方官员和驻在当
地的藩王进行协商，这些藩王对当地的宗室成员有管辖权。在16世纪晚期，就不断有人上报说有些爵位低下的宗室拒绝将其子孙登记在玉牒中，因为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沦为乞丐，有的人到处抢掠，甚至有的宗室成员同蒙古入侵者相勾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多年未有领到任何禄廪了
〔171〕

。

尽管记录在地方志中的宗室禄廪细目也有虚假的成分，但是由于他们而引起的管理问题都是十分实际的。他们截取了很大一部分税收收入，用尽了州县的收入余额，不利于更好地进行税收调整。藩王宗室无疑也是增加税收收入的一个障碍，采用鞭打纳税户甚至致死的方式榨取而来的收入最终只是为了满足非生产性的皇族成员的需求，正直的官员恐怕都不会这样去做。

税收收入的分配：以吴县为例

下面，我们利用南直隶苏州府吴县1575年的记载来说明南方各县的收入分配情况，这些地区不驻有藩王宗室。该县的税收收入是解运到40个不同的接收部门，财政单位是粮食石，其中也有一些解纳项目被折成银两。一些项目的价值由于折纳比率和加耗不一而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下面所列各个大项改折比率也高低不一，所以这种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表12
〔172〕

中对收入分配的说明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表12　1575年吴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以粮食为标准）

起运

石

存留

石

额解京师的漕粮和白银（包括金花银）

64238

南直隶军卫

47624

驻京藩王

1404

府仓

4544

京师各衙门

2594

苏州府儒学仓米

735

南京各衙门

523

本县儒学仓米

367

抚部院等衙门

1280

本县官吏俸粮并恤孤

1334

起运总额

122980

存留总额

54604

总额177584石

吴县起运部分比例较高，占总额的73.8%，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存留收入的支出则在大多数南方县是比较典型的。存留收入的开支比例如下：

石

%

军需

47624

87.2

府仓

4544

8.4

儒学仓米

1102

2.0

俸粮和地方恤孤

1334

2.4

存留总额

54604

100.0

从上面的存留分配比例可以看出在扣除军需开支之后，其他各项已所剩无几。尽管其他地区军需开支不会总是高达87.2%，但一般都不会低于50%。很显然，这种情况长期存在。15世纪晚期，浙江全部存留税粮为130万石，其中军队岁用约为840000石
〔173〕

。16世纪仍然如此，霍与瑕在其私人通信中就提到1561年在他任慈溪知县时，全县粮额37000石，其中转而供军者有30000
〔174〕

。1572年，福建漳州府抱怨说解纳本府常平仓本色粮只有7000石，而仅仅镇海卫就用去9000
石
〔175〕

。1582年前后，翰林院学士赵用贤上疏皇帝，说倭难至今已几十年，而苏州府还要运送米55000石、银18000两给三个卫所以供军需。而留存各州县者不过正米10040石，6个州县“官吏、师生之给，皆取足于此矣”，他接着又说，“以故一遇凶歉，府县官束手无策”
〔176〕

。

图3　税收收入分配示意图

然而，供应军队的粮食和资金也未见得全额如数输送。早在1480
年，浙江的存留粮就已经不能足额供应本省军卫的需要
〔177〕

。当时抗倭战争已经开始，而南方各省的军卫已名存实亡（见第二章第三节），他们不可能消耗掉如地方志所列的那么多的供给与经费。众所周知，南方的税收拖欠要比北方更为严重，而不断发布的赋税蠲免命令必然会造成地方的预算赤字。北京又不断要求南方各省坐办物资，各省地方长官也会同各部官员进行讨价还价，但坐办无疑也要耗去存留收入。总而言之，军需拨款之缺额并不一定必然得到补偿。

从16世纪中期开始，兵饷（见第三章第四节）的征收目的就是想消弭差额。在理论上，各地方要定期地从田赋中支出部分额度解送给军事卫所，而当时兵饷是被解送到省级军事当局
〔178〕

。但是在一些地区，包括上文提到的吴县，这两种款项不久被合为一种
〔179〕

。

第五节　田赋制度的最后分析

税率过高了吗？

在16世纪，普遍的看法是税率过高。虽然当时各地情况不同，税率差异颇大，但当时的文人、奏请者和地方志的编者都有这样的看法。

当然，一个主要的困难是缺乏硬性的标准去衡量税收水平。税收水平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管理目标以及所期望的服务程度，更不必说诸如保护私人土地所有者利益之类通行
的社会价值观。当所有这些相关因素被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很难再同意当时人的看法。

事实上，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10%，这看起来是很低的。王朝的建立者应该首先对这种情况的产生负有责任。洪武皇帝要求军队自给自足，乡村实行自治，这些措施不需要很高的税收水平。而且，他也通过大量印制宝钞的方法来应付各种开支。一些地方志的作者曾对明初土地税收水平低下进行过评论
〔180〕

。而各地税收定额一旦成为定制，就成为“铁板税”，从不进行根本调整。可是各种耗派和役的征收却是完全没有计划，容易暗中操作。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情况，而各省直官员却又缺乏权力。财政管理上整齐划一的要求一直延续下来。即便一条鞭法改革也没有消除累进税制，它只是承认了累进税制的原则不再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实行高税收的可能性。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通行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因此税收水平总是被认为是很高的。

明代财政管理的另一个大的缺陷是皇帝的内库与公共资金混淆不清。1590年，户部尚书宋（1586年起在任）曾建议其继任者石星（在任到1591年）不要将地方羡余解送至首都，否则皇帝知道物力充羡，则又生奢侈之心
〔181〕

。在山西和河南，如上文所示，任何税收的
增长最后都可能是流入藩王的府库。许多官僚坚信向民众加征的任何额外的税收不久都可能被皇帝挥霍浪费殆尽，因此他们对税收采取消极的态度。“藏富于民”这种儒家的原则走到一个极端，政府财政的任何增加都将被认为一定导致民困。1537年，工部尚书林庭棉仅仅因为建言增加田赋而致仕
〔182〕

。很清楚，弹劾他的监察官员没有认识到税收不足与税收过重一样对民有害。

地方政府的运作费用：非正式的税收

低税收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足，他们收入低下，无法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

一个非官方的统计估计在16世纪，明朝政府有官20400名和吏51000名
〔183〕

。但是因为后者同时供役于军，所以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

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履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还没有一个县能够留存300两以上的白银以供每年的薪俸。俸禄等级可以根据1578年的则例中查对得知
〔184〕

。一个知府，作为超过100万人口的民政长官，每年的俸禄是银62.05两，这还不够养活一个小的家庭。一个知县每年的俸禄是银27.49两，这要大
大低于皇帝一天36两白银的配给。与此相对照，到16世纪末期，贫民工夫役钱是每日给银0.03两
〔185〕

，一些募兵每年得银18两
〔186〕

。

地方政府的运作费用是来源于役银。全国平均每县约有3000两，南方的县可达7000两，其中有几个县这项收入高达30000两。尽管这些资金能被认为足以应付县里的工作，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收来的钱都花费到县里。例如“驿传”的大部分是用来迎送来往官员的开支。苏同炳在对72个县的账目进行研究后认为平均每县这项支出接近2000两
〔187〕

，当然，比较贫困地区还常常得到其他地区的协济。“民壮”一般也不用于通常的民政管理。能够全部用于县内事务的役银是“里甲”和“均徭”，但即使这些役银也要部分上交给中央和省级政府。实际上，在支付县府佐贰的薪俸之后，平均每县也只能余银100到200两用于办公费用。南直隶祁门县被公认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公费银仅27.74两
〔188〕

。浙江衢州府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维修知府衙署
〔189〕

。这些情况只会鼓励私派。到了16世纪晚期，许多非正式的税收方式在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制度化了。海瑞列出了浙江淳安县许多税收“常例”（见第四章第一节），1561年，他宣布革去这些常例
〔190〕

（见附录B）。地方官员对每一项经由其衙门的收入都附加征税。当商人进出本县时，甚至还向官盐加征一小部分过境税。知府、知县的佐贰以及衙门中吏胥的礼钱也都出自于此。此外，州县之里长要轮流供役于官，他们要支付额外的公费。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每一位里长出役之时，要向州县官交纳拜见银
〔191〕

。同样，吏书门皂也要为得到这一职位向佐贰交纳一定的银钱。倪元璐和顾炎武在17世纪初都曾记述当时在每一省中有
好几千名吏胥依赖这种半官方的身份而生活
〔192〕

。至于火耗和税收代理人盘费的征收，上文已经论及。因此，所谓税收水平低只是一虚假表面上的现象。甚至当时的欧洲旅行者也注意到尽管中国人纳税较其他国家为低，但他们要承担许多“额外的、人身的徭役”
〔193〕

。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的财政负担以及各级官员和其仆从的需索都要加之于一般民众身上。增加正规税收会遭到异议，理由是中户、小户无力交纳。然而那些非正规的税收，管理多变，将巨大的负担完全加诸于那些中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无力逃避、抵制。这样使他们的纳税能力进一步受到削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并不是所有的明代官僚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一位兵备道的官员认为应该通过增加正常税收来弥补开支
〔194〕

。北直隶怀柔县知县谴责那些力主保持少量地方行政预算之人过于刻薄，“罔吾民不仁甚矣”
〔195〕

。1586年，监察御史张栋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表达出了同样的主张
〔196〕

。

“藏富于民”的谬误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得远远不够（见第七章第一节）。明代大规模的治水计划通常都是在大水灾过后开始进行。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大运河的畅通，而不是为了改善水利灌溉。薛尚质就揭示出其故乡，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常熟县十年之间不能三稔。他认为只要稍微增加一些税收作为水利灌溉资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97〕

。他的这一建议与归有光的观点不谋而
合。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
〔198〕

。

政府也采取一种被动的态度来维持农产品价格，其结果导致了人为地增加了税收。唐宋时代的转运使（见第二章第一节）已经利用税收收入进行贸易，而明代的税收政策则让大部分的硬通货撤出流通领域，通货紧缩的后果极大地加重了小户的困苦。山东汶上县1576年就报告说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0.52两白银降到每石0.37两白银，大麦则从每石0.4两降到每石0.25两。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碰巧这个县有一部分差银能够留在库中好几个月。知县于是依次进行折色，先按照比市价高10%的价格征收税粮，这中间的好处给了纳税人。价格恢复正常之后，再支出同样的费用，用于支付给疏通运河役夫的工食，又没有向他们索要贷息。通过这种手段县里也剩银210两
〔199〕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办法，事实上宋代就已经广泛地采用了。该事例说明只要管理者自己能够控制一些财政节余的话，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知县能够进行这种冒险是因为其差银总额达3400两，能够用来备用。由于定额税收制度和控制货币信用的失败，朝廷无力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因此其政策只能是有利于高利贷者和典当商人。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低税收的惟一正面的影响是保证了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刑科给事中年富在
15世纪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200〕

，17世纪顾炎武也有同样的看法
〔201〕

。现代的学者，在讨论明末的“土地剥削”时，常常指向几个大地主，忽视了正是税收制度使得各个层次上的剥削成为可能。保存下来的土地租佃契约就证明了有些土地所有者仅拥有5亩或更少的土地，但其所征收的地租相当于农作物产量的50%—60%，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与其佃客并无很大不同。一些奴仆也能够投资于土地，逐渐成为小户
〔202〕

。上文所述后一群体包括了无数的小土地所有者。海瑞（在现代学者看来，他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在他的信件中就透露出他自己拥有零散土地93丘，分散在很大的范围内，全部税额为1.28石。按照海南岛的一般税率可以估定其土地数量大约为40亩。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他自己也承认，非常难于进行税收管理
〔203〕

。

尽管16世纪的学者们总是对小土地所有者有着深深的同情，却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佃户。明代官僚的传记显示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来自于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的家庭体现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毋庸置疑，他们常常能够利用传统的社会升迁渠道而改变身份，因为低水平的税收能够留给他们一定的农业收入剩余，他们精打细算，不断壮大实力
〔204〕

。当他们谈起税收时，其公正感常常受制于地主阶级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纯粹的经济公平。

尽管在中国，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因为圈地法令而无家可归，沦为城市无产者，但他们为此换来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相对于少数大土地所者而言，他们家庭中存在着大量的无用劳动，其经济丧
失更多。小土地所有者的大量存在，使得田赋税率不能充分上调。财政管理的障碍不仅由于不能向大土地所有者征收累进税，同样也要考虑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其实，资金的滥用不必考虑，在传统中国，税收收入严重不足，政府甚至不能正常运作，更不消说求得任何经济上的突破。

注 释

〔1〕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52—53。

〔2〕
《天下郡国利病书》17/70。

〔3〕
《汶上县志》8/61。

〔4〕
《天下郡国利病书》6/16。

〔5〕
《大明会典》27/35。

〔6〕
《天下郡国利病书》7/21；《杭州府志》28/6；《上海县志》3/25—26；《穆宗实录》页0355。

〔7〕
“赋役全书”的准确纂修时间还不好确定。1628年，毕自严在其奏文中认为赋役全书的编纂已有四十年。见孙承泽《梦余录》35/24。因此可以推算158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编写“赋役全书”了。

〔8〕
浙江会稽县在16世纪60年代推行这种方法。见《会稽志》5/4—11。

〔9〕
《徽州府志》8/20—21。

〔10〕
关于这些钱粮文册，见《大明会典》20/13—14；《天下郡国利病书》6/64、66；海瑞《海瑞集》页72；《会稽志》7/12—13。

〔11〕
《西园闻见录》33/14。

〔12〕
《大明会典》20/14。

〔13〕
《日知录集释》3/79—80；何良俊《四友斋》3/184。

〔14〕
《皇明经世文编》397/7。

〔15〕
《天下郡国利病书》16/34。

〔16〕
同上，8/56。

〔17〕
人们常常提到册勒于石之事，但详情还不确知。可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页64；《开化县志》3/6。

〔18〕
梁方仲《一条鞭法》页59。

〔19〕
《会稽志》7/6—12；《淮安府志》（1573）4/13。

〔20〕
《穆宗实录》页1039；《西园闻见录》32/19；叶梦珠《阅世篇》6/1。

〔21〕
《穆宗实录》页1169，《皇明经世文编》278/10。

〔22〕
归有光《全集》218。

〔23〕
顾炎武《文集》1/15—16。

〔24〕
焦竑《献征录》17/94。

〔25〕
《西园闻见录》33/17。

〔26〕
《天下郡国利病书》6/92、17/70。

〔27〕
叶梦珠《阅世篇》6/1；龙文彬《明会要》下册页1018—1020。

〔28〕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2/18。

〔29〕
《天下郡国利病书》6/89。

〔30〕
同上，7/10—11、18、34—37。

〔31〕
《上海县志》4/4；《天下郡国利病书》6/75—76。

〔32〕
《上海县志》4/4；《天下郡国利病书》6/87。也参见《皇明经世文编》438/20。

〔33〕
《上海县志》4/5。

〔34〕
这种说法是由梁方仲在《一条鞭法》中提出的。见该书59页。

〔35〕
《皇明经世文编》438/20。

〔36〕
《开化县志》3/35—38。

〔37〕
《天下郡国利病书》6/89—90。

〔38〕
同上，6/81。

〔39〕
《上海县志》4/4—5；《天下郡国利病书》6/74、90。

〔40〕
《上海县志》4/6。

〔41〕
《天下郡国利病书》6/83、85。

〔42〕
同上，7/23、34、36—37。

〔43〕
同上，22/10—11。

〔44〕
同上，15/152、169、178，16/34。

〔45〕
《东昌府志》12/42—43。

〔46〕
汪应蛟《奏疏》。

〔47〕
《香河县志》4/19。

〔48〕
《上海县志》4/6；《杭州府志》28/6；《香河县志》4/19，《皇明经世文编》397/8；《天下郡国利病书》6/76、91，7/34，9/49，16/47。

〔49〕
《天下郡国利病书》6/75。

〔50〕
同上，6/76。

〔51〕
《皇明经世文编》503/1—8。

〔52〕
《天下郡国利病书》6/75。

〔53〕
同上，7/11。

〔54〕
同上，6/76—77。

〔55〕
《神宗实录》页1211；《皇明经世文编》325/8。

〔56〕
顾炎武《文集》1/15—16。

〔57〕
《皇明经世文编》397/19；《汶上县志》8/61；《天下郡国利病书》18/22、22/31。

〔58〕
叶梦珠《阅世篇》6/4。

〔59〕
顾炎武《文集》1/15。

〔60〕
归有光《全集》217。

〔61〕
海瑞《海瑞集》49、179—180。

〔62〕
《西园闻见录》32/26。

〔63〕
《天下郡国利病书》6/89；《开化县志》3/32。

〔64〕
海瑞《海瑞集》48页以后。也参见T'ung-tsu Ch'ü（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p.26.

〔65〕
《开化县志》3/30—37。

〔66〕
顾炎武《文集》1/16。

〔67〕
《会稽志》7/10。

〔68〕
《吴县志》9/29。

〔69〕
《大明会典》38/7。（当为28/7。——译者注）

〔70〕
《开化县志》3/31。

〔71〕
《西园闻见录》32/18；《天下郡国利病书》6/79、82。

〔72〕
《明史》330/3367；《神宗实录》页1495。

〔73〕
《天下郡国利病书》6/20。

〔74〕
同上，15/183。

〔75〕
汪应蛟《奏疏》9/6。

〔76〕
《天下郡国利病书》6/82。

〔77〕
同上，6/21；《常州府志》5/18。

〔78〕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4/100；《天下郡国利病书》25/41，26/122。

〔79〕
1519年，一位詹事府主簿在常熟县拥有52亩土地，他的名字被知县记录在地方志中，同时知县将他自己的名字签于其后。大约在1584年，嘉兴知县在地方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人，他在两县交界地带拥有1000亩土地，却对两县都不纳税。在这部地方志中，知县还附加记述了他成功地使另外一些缙绅地主为他们的3340亩地产纳税。见《常熟县志》2/42；《天下郡国利病书》12/30。（《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2册30页无此内容。应该载于原编第22册30页，嘉兴县也当为嘉善县。——译者注）

〔80〕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9/62。

〔81〕
对元代的税收评估可见于《徽州府志》7/18。

〔82〕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14/17。

〔83〕
《临汾县志》4/2。

〔84〕
例如，在1586年，南直隶巡抚下令上海县折纳税粮40000余石。见《上海县志》3/20。

〔85〕
1579年，杭州府允许纳税户进行选择。见《杭州府志》29/21、36、56。

〔86〕
《皇明经世文编》327/12；张居正《书牍》3/5、3/21。

〔87〕
《天下郡国利病书》7/17。

〔88〕
同上，6/79。

〔89〕
当时的知县是王思任，1610-1611年在任。他的清丈行动记录被编纂成一本书。顾炎武曾引述了该书序言，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97—99；《松江府志》38/15。

〔90〕
《明史》251/2846。时人认为钱士升诚实公正。

〔91〕
叶梦珠《阅世编》6/1—8。

〔92〕
《清圣祖实录》3/3。

〔93〕
大量中等地主的存在有其原因。按照潘光旦的研究，在浙江嘉兴府有91个望族，每一族有户数以百计。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他们的声望一直保持200余年。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税户的数量见于《南畿志》3/2。

〔94〕
叶梦珠《阅世篇》1/18。

〔95〕
海瑞《海瑞集》431—432。

〔96〕
《天下郡国利病书》6/97—99。

〔97〕
《西园闻见录》33/13。

〔98〕
《天下郡国利病书》6/14、15、24—26、35、61。

〔99〕
唐顺之《文集》9/24。也参见《皇明经世文编》261/8-9，彭信威《货币史》页457—461。

〔100〕
《皇明经世文编》397/9。

〔101〕
《西园闻见录》32/22。

〔102〕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13/19、14/15。

〔103〕
叶梦珠《阅世篇》1/18—19。

〔104〕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4/56。

〔105〕
《吴县志》9/14。

〔106〕
《常熟县志》4/13。也可参见第一章注81、82。

〔107〕
《天下郡国利病书》26/85、88—89；傅衣凌《农村社会》页25、45—46、51-59。也参看清水泰次《福建の农家经济
》。

〔108〕
《天下郡国利病书》22/88—89。（当为16/88—89。——译者注）

〔109〕
同上，26/89。

〔110〕
这些文书的时间分别是1808年、1812年、1863年、1891年，见傅衣凌《农村社会》页53—59。

〔111〕
《明史》78/825；《世宗实录》页2803—2806；《皇明经世文编》366/20、397/1；《天下郡国利病书》17/111。

〔112〕
《神宗实录》页10862—10865；程开祜《筹辽硕画》11/13—17、15/41。

〔113〕
尽管皇帝的命令中没有清楚指明情况，但很明显，这些调整是有一定理由的。我们注意到1581年的土地清丈，湖广布政使司上报土地为8300万亩。可见于《神宗实录》页2412，也参见附录D。根据一些未整理过的数据我们可以估计淮安府1573年的税田为9705830亩，见《淮安府志》（1573年）4/7—8。

〔114〕
《明史》78/823。

〔115〕
《邓川州志》7/15。（正文中为“邓川州”，原注为“邓州志〔Teng-cnou Chih〕”有误。又云南有“邓川州”，而无“邓州”。——译者注）

〔116〕
《大明会典》17/5、10。

〔117〕
《崇祯存实疏抄》5/1。

〔118〕
沈榜《宛署杂记》页125、135记载了这类事例。

〔119〕
对于详细的情况可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34/35—37。

〔120〕
《天下郡国利病书》13/45—46、74-75；《世宗实录》页3893。

〔121〕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4/98—99。

〔122〕
这个表格的数据来源于《杭州府志》29/1—31/70。

〔123〕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 108—109.

〔124〕
《天下郡国利病书》22 118。

〔125〕
傅衣凌《农村社会》页288。（该书无288页。——译者注）

〔126〕
倪会鼎《年谱》3/13。

〔127〕
转引傅衣凌《农村社会》页37。（当为傅衣凌《市民经济》页37。——译者注）

〔128〕
《杭州府志》29/31、36、56。

〔129〕
这些数据来源于《汾州府志》5/3—46。

〔130〕
《汾州府志》5/4。

〔131〕
《明史》41/453；《汾州府志》6/1。

〔132〕
同上，5/40—41。

〔133〕
同上，5/35—36。

〔134〕
同上，5/32。

〔135〕
徐贞明《潞水客谈》页12；《万历会计录》7/79。这一估计的价格低于全汉升在《北边米粮价格》页61—62中所引资料，他所引述的资料反映了北边不寻常情况下的粮食价格。

〔136〕
《安化县志》2/8—9。

〔137〕
《熹宗实录》页1558。

〔138〕
安部省三《扬子江中流域》页66。

〔139〕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152/5/2。

〔140〕
安部省三《扬子江流域》页85。

〔141〕
《天下郡国利病书》8/73—74。

〔142〕
对于其灌溉体系可参见归有光《三吴水利录》3/39。比较起来，位于长江北岸的凤阳府田稍瘠薄，但其报告的产量达每亩1石米。见《天下郡国利病书》9/13、24。

〔143〕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15/18。

〔144〕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 105—107.

〔145〕
《汶上县志》8/61—62。

〔146〕
《天下郡国利病书》26/88—89。

〔147〕
《漳州府志》5/53。这一产量已经依据当地的办法进行了折算。

〔148〕
《天下郡国利病书》15/175。

〔149〕
《开化县志》3/12。

〔150〕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109—111.

〔151〕
田土总数为1495070亩。全部税额为米155537石，外加银121447两。见《上海县志》3/19—21。

〔152〕
比率如下：上等之田每亩该纳本色米0.182石，仍纳折色银0.1275两。中等之田每亩本色米0.136石，仍折色银0.410两。下等田每亩本色米0.0637石，仍折色银0.07两。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153〕
倪元璐《全集》“奏疏”8/6—7。

〔154〕
对于战时加派，见笔者的论文《财政管理》页118。

〔155〕
巡抚王象恒在1621年提到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田赋多者每亩为0.09两，少者0.04两，最低只有0.02、0.03两。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156〕
同上，18/81—82。

〔157〕
下面的一段事例提供了对比的依据：在1534年，皇帝诏免本年田赋一半，户部说明将花费国库6819000两白银。此外再没有其他说明，但可以推测其中要么是不包括金花银、漕粮以及其他实物税收，要么是不包括其他存留收入。考虑到这些情况，就可以推测全部田赋额可能接近2000万两。对于1534年的命令可见《世宗实录》页3712。

〔158〕
《大明会典》42/37、38、43、46。

〔159〕
这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一直保持到19世纪而没有变化。见Sun，'The board of Revenue', pp.175—228.

〔160〕
这是概要分析了《大明会典》卷25、26、27、28中所给出的资料之后而得出的数字。

〔161〕
对于1502年的简明统计，可见《孝宗实录》页3548—3555。同样的简明统计见《西园闻见录》34/1和32/24。

〔162〕
这一表格根据《临汾县志》4/2—5中未经整理过的数据概编而成。

〔163〕
《天下郡国利病书》13/76。

〔164〕
《孝宗实录》页3552。

〔165〕
《世宗实录》页5169。

〔166〕
郑晓《今言类编》1/36。

〔167〕
《穆宗实录》页0843、1424。

〔168〕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9；吴晗《朱元璋传》页216。

〔169〕
《世宗实录》8448-8449；《明史》82/864。

〔170〕
《穆宗实录》页1039。

〔171〕
《世宗实录》页5753—5754、5902—5906、8191—8192，《穆宗实录》页0570、0843、0857。

〔172〕
表格中的内容来自于《吴县志》中没有整理编辑过的数据资料。

〔173〕
《宪宗实录》页3596。

〔174〕
《皇明经世文编》369/9。

〔175〕
《漳州府志》5/18。

〔176〕
《皇明经世文编》397/16—17。

〔177〕
《宪宗实录》页3596。

〔178〕
见：何良俊《四友斋》3/196—197；《金华府志》8/13。

〔179〕
这种复合性的预算被称为“练兵米”（troop-training rice）或“练兵银”（troop-
training funds），见：《上海县志》3/21；《吴县志》7/17。

〔180〕
参见：《姑苏志》15/1；《金华府志》8/40；《徽州府志》7/1、7/4。

〔181〕
《明史》224/2585。

〔182〕
《世宗实录》页4208、4215。

〔183〕
王鏊《震泽长语》1/23；《西园闻见录》34/2。

〔184〕
《大明会典》39/1—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27/5。

〔185〕
薛尚质《常熟水论》10；《皇明经世文编》375/11。

〔186〕
《明史》222/2559；《神宗实录》页1986、3317、5491、6543、11266。

〔187〕
苏同柄《驿传制度》页439。

〔188〕
《徽州府志》8/23。

〔189〕
《开化县志》3/31—32。

〔190〕
海瑞《海瑞集》页48—49。

〔191〕
《西园闻见录》32/9。

〔192〕
倪元璐《全集》“奏疏”9/5；《日知录集释》3/80。

〔193〕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p.769.

〔194〕
《开化县志》3/33。

〔195〕
《怀柔县志》2/10。

〔196〕
《皇明经世文编》438/3—4。

〔197〕
薛尚质《常熟水论》3—4、10—11。

〔198〕
归有光《三吴水利录》1/5、7。

〔199〕
《汶上县志》8/61—62。

〔200〕
《英宗实录》0110。

〔201〕
《日知录集释》4/56。

〔202〕
傅衣凌《农村社会》页11—13、22、24、33；谢国桢《党社运动考》页268—269。

〔203〕
海瑞《海瑞集》页418、457。

〔204〕
Ping-ti Ho，在Ladders of Success
一文中举出了许多社会地位流动变迁的例子。傅衣凌也认为一般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经过几代即告分散。见《农村社会》页85。小土地所有者阶层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代表着地位上升的最初阶段和地位下降的最后阶段。

[1]
《大明会典》的数据源自于《万历会计录》，《会计录》编纂于1582年，随后立即印行。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可以通过缩微胶卷看到该书，但是缺失第3卷和第6卷。通过张学颜的序言可以看出，该书的土地数字不包括1581年的土地清丈结果。它主要是依据官方档案和早期各地的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私人著作。虽然这部著作包括了一些有用的内容，但是编者本人都认为其中的土地数据并不充分（该书4/99—100、9/87有这方面的说明）。

[2]
这些结论主要是依据当时的一些作品的记述。诸如“膏腴万顷”、“田连郡县”之类的俗语，这些话语都是一些文学语言，不能照字面意义来解释。

按照这些研究，徐阶（1503—1583）据说是有田240000亩（见《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中王方中的记述，见该书页132），或者是400000亩土地（吴晗，《海瑞集》序言，页7）。而董其昌（1556—1637）则据说有100万亩土地（《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132）。另一条经常引用的记述是张居正写给南直隶巡抚的信，在信中，张居正认为苏松地区的某些大地主（或他们中的几个人）占有土地达700万亩，税粮达20000石（《皇明经世文编》327/12）。

徐阶确实是一个大地主。他的绝大多数财产是通过一些“投献契约”得到的。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契据交给徐家，并交纳名义上的地租，同时依靠徐阶在京师的影响，使他们能够免除官府的差役负担。上面提到的土地亩数相当于一个中等或小县的土地数，这一数字源于其敌意者的描述，可能被夸大了。房兆楹在为“明代人物传记计划”写徐阶的传记时，给这一数字加了括号。在与现代的学者讨论这件事时，房教授认为这种投献行为是非法的，所以不可能确知实际情况。

董其昌家族在松江府臭名昭著。他的儿子与下层人士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这引起民众骚动，并烧毁了董家的房子。这一事件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上文所说的亩数也是源于此种传说，值得怀疑。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5）中记述了这个故事，见该书页270—273。

张居正的记述明显有技术上的错误。在苏州府和松江府，交纳20000石税粮要有土地是70000亩，而不是700万亩。这似乎是张居正用错了顷（100亩）和亩。这一错误已经被《皇明经世文编》的编者注意，王方中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的132页也注意到这件事。但傅衣凌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可参见《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页82。

[3]
依《明实录》等资料，这次加派时间应为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当为1618年。——译者注

第五章　盐的专卖

盐的专卖管理也许最能表现出明朝政府在商业管理方面的无能。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17世纪早期，专卖制度规模没有扩大，计划性收入停滞在一个固定的水平。1535年制定的价格此后基本未变。盐务官员从来不知道其财税收入有多少来自于盐课，有多少来自于余盐银。

专卖制度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其用管理简单农耕社会的方法和原则施用于宏大的商业性经营管理。由于管理者的无能，专卖制度被分成无数个子系统，其结果就是为了管理的目的，把单一产品划分为七八个不同的类别。16世纪食盐专卖的管理周期，在某些方面与现代商业周期非常相似。

然而无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无知。在16世纪，甚至15世纪晚期，好几位明朝的政治家就已经指出专卖制度的不足，并建议了可行的补救办法。但是这些建议被完全忽视了，因为盐的管理仅仅是一成不变的财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财政制度也就是梁方仲所称作的“洪武型”
〔1〕

模式。有限的能力和缺乏适应性使得任何彻底的改革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

第一节　盐的专卖机构

国家层面的组织

盐的专卖没有总的主管官员，由户部尚书监管，但从来没有建立起专门的中央机构来管理这项工作。仅仅在1575年，户部尚书王国光要求各地盐务部门要将所有账目提交给山东清吏司，在此之前各地盐务账目还归属本地对应的户部各司
〔2〕

。这种程序的改变，仅仅影响到账册管理。虽然山东清吏司从那时开始管理了所有的文书工作，但其领导者并没有成为一个盐务管理者，仍由户部尚书对盐务负全部的责任。而最终都要取决于皇帝的裁夺。

在各地的管理机构包括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和八个盐课提举司（见表13）。每个都转运盐使司都控制着一个主要的产区，每个盐课提举司则控制着一个略小的区域。这些管理机构通常并不跨越省界进行管理，惟一的例外是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其管辖范围包括浙江和南直隶一部分地区。广东则有两个盐课提举司，云南有四个盐课提举司
〔3〕

。

盐务缺乏综合管理，这可以部分地由生产技术的多样化以及食盐质量、地区价格、运输条件的不同来加以解释。例如，广东的盐课提举司一个在大陆，而另一个则在海南岛，两者之间的距离使得他们之间的协调变得十分困难。在两淮的北部区域，食盐的生产是通过晒盐法获得的，投入资金较少，生产的食盐价廉质次。在两淮的南部区
域，食盐是通过煎海法获得，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大量的优质盐，但成本较高。在山东的一些地方，盐卤首先要通过洗刷盐饱和的土壤获得，然后必须运到二十英里以外的内地去煎煮，因为在海岸附近没有燃料，整个过程非常的不经济。在山西的河东地区，从一个20英里长、2.5英里宽的湖中直接捞盐。因为这里的湖水盐饱和，在夏季几个月里可以自然地结晶，工人们直接捞采即可
〔4〕

。在四川和云南，通过盐井获取食盐。建造新的盐井需要巨额投入并要冒很大的财政风险
〔5〕

。食盐作为大宗商品，其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成本。那些与人口集中地区有水道连接的产地，就较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优势。对于明王朝来说，以一个固定的价格结构去适用于整个帝国，并相应地协调食盐生产，这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明朝也是仿效前朝的做法，每个产区都有其行盐疆界，通常都是与省界相一致
〔6〕

。犯界行盐则要治以重罪。这样，食盐专卖不可避免地被分成几个区域，缺乏竞争。

理论上所有的盐务机构都隶属于布政使司。在《大明会典》中，他们被列在布政使司之下
〔7〕

。然而，实际上从盐场获取利益的机构通常都会对盐场进行管理。在16世纪，中央政府曾经考虑过直接控制两淮、两浙、山东和长芦都转运盐使司。河东盐运司则在中央、省两级政府共同管理之下。中央政府对其他盐区的控制则是有名无实的。广东盐课提举司明显地隶属于当地的知府
〔8〕

，陕西的灵州盐课司实际上是由军队将领管理
〔9〕

。

中央政府通过发布盐务管理法规实施对盐业的控制，它可以向所有的盐务机构发出普遍适用的法令，也可以向某个机构发出特别的指
令。同时，中央政府也直接任免盐政机构的官员，或者定期地派遣巡盐御史巡视各个产盐地区
〔10〕

。两淮地区为国家财源之重地，因而始终处于最严密的审核之下。巡盐御史的“驻节地”——扬州就位于该区域的中心。虽然巡盐御史任期一年，但是如果没有新任命他很少离任
〔11〕

。对于两浙、河东、长芦盐运司也任命专门的御史巡视，但非定例。在其他产盐地区，多由茶马、清军或巡海御史代行监督职能。

某个官员被任命去管理几个都转运盐使司则是例外情况。1560年，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总理除福建以外的所有都转运盐使司事务；1568年，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和山东盐政
〔12〕

。对于他们的职能将在后文论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他们只是在短期内任职。他们离开之后，这一官署就会被撤消。

尽管这些御史的任命有临时性质，但他们仍然在食盐专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正是他们提出了规范的管理办法。遇到重大问题，他们向皇帝提供建议；小的问题，他们在自己的监督权限内直接向盐政机构发号施令。其他控制食盐的立法经常由北京的监察官员提议。相比较而言，盐政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仅仅例行公事，不会有太大的革新。明朝的官员认为他们缺乏影响和声望，这是盐务管理的根本弱点之一。此外，巡盐御史职务任期过短，他们中又很少有人熟悉具体的盐务管理
〔13〕

，这也是一个问题。

都转运盐使司

一个都转运盐使司有三个或四个分司，每个分司都控制一定数量
的盐场，通常不超过12个，但一般也不少于5个。在海岸，盐场占有一块狭长的带形领域，通常不宽于10英里
〔14〕

。在两淮地区，他们以运河和河流与普通百姓聚居地分开，形成一个单独地区。都转运盐使司的分司在其地域内维持法律和秩序，保持水道畅通，兴修水利，分配救济物资给困乏的灶户。换言之，分司实际上扮演了某种形式的地方政府的角色。最底层的分支机构，即盐场盐课司，从灶户那里征收食盐并在发运前存储。都转运盐使司还管理着一些批验所，它们位于产区的水路要冲地带。然而，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仅有一个批验所
〔15〕

。所有从产区运出的盐都必须在其中一个批验所卸下并接受官方的称量和检查。

按照明朝的标准，都转运盐使司算是人员充足的部门。但相对于其高度分散的组织而言，行政管理人员仍然不足。两淮盐运司是最大的区域性办公机构，僚属场官约为60人，吏书皂快诸役超过100人。分布在3个分司、30个盐场和
2个批验所，结果每个地方只有1名官员
〔16〕

。山东盐运司在其分司官署中没有书办，文书职责转由吏典
〔17〕

。

专卖工作要依靠于对生产者的控制。灶户一旦被登记注册，就永久地保留灶籍，原则上不允许改变他们的职业和籍贯。在每个灶户中，身强力壮的男子被定为一个灶丁，在王朝早期，要求每个灶丁每年上缴3200斤盐，政府每400斤盐给付工本米1石
〔18〕

。灶户被免除日常的徭役，允许他们从特别保留的“草荡地”割取燃料。这样是希望灶丁将会相应地增加。但这种预想在实际中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地方，最初灶丁保持在规定的水平，后来则减少了。都转运盐使司或者
盐课提举司的生产被定额所束缚。甚至到16世纪时，一个典型的都转运盐使司的内部机构仍然与早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灶户每五年登记一次。同时重新审定灶丁的数量。大约100或200个灶户组成一个团灶，管理者从这些灶户中任命几名总催轮年服役。他们更像是乡村税收催办人员（参见第四章第一节）。事实上团灶与通常的里甲制度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19〕

。有时候帝国的法令宣布灶丁的空额由那些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徒填充。有人则建议佥补附近民户为灶户
〔20〕

。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力的构成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些办法的影响。

分配办法

尽管盐政机构有转运的权利，但它们并不从事食盐运销。食盐或是卖给某个批发商，或者是由盐商输粮北边中盐。无论如何，商人必须去盐场取得食盐。这种交易体系，即所谓的开中法，它起源于宋代。户部授权边镇军官接收商人的粮草，然后开出仓钞，就是一种“勘合”，商人出示它给盐运司核验，以换取食盐。但是这种仓钞并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金，食盐也必须有盐引才能发卖。盐运司必须等收到边镇的仓钞和大多数商人已经在此之前受到核查无误时，才可以准备盐引
〔21〕

。

引，也是一种重量的单位。换言之，盐一引授权运送者可以运输一引的盐。引的标准是400斤，但是在洪武统治时期，规定的一引少于200斤。以后每引的重量因地因时各有差异。因而这也是一个可以
伸缩的财政单位。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两淮地区，每引规定为550斤，在1616年则减少到430斤。在两浙地区，每引波动于350斤到300斤之间。只有在河东运司管辖区域内，每引一直保持在200斤
〔22〕

。官盐必须有引，否则就被视为走私。

都转运盐使司没有权利印刷自己的盐引。所有印刷盐引的金属引版都被南京户部职掌。每个盐运司必须委官去南京出示底簿和仓钞，以便于印刷准确的引数
〔23〕

。不允许储备盐引以备将来使用。大多数运司每年发放一次盐引。但两淮运司却是例外，这是因为两淮是最大的食盐产地，盐引的印刷更加经常。从1568年开始，有好几次提议提前印刷盐引
〔24〕

。这种方法似乎在1594年对两浙地区产生了影响
〔25〕

。即使如此，两淮地区1616年的记录显示出盐引仍然是在仓钞到达时才行刷印
〔26〕

。

一旦从南京户部得到盐引，运司就把持有者的名字填在空白处，商人凭此下场支盐。所有的盐场被分成三类，即上、中、下三等。下等盐场生产的优质盐较少。离批验所更远些，这样就包括额外的运输费用
〔27〕

。据说山东运司的一个盐场离惟一的批验所有600英里远，这对盐商而言有相当大的困难
〔28〕

。原则上，盐商不会得到全是上等或全是下等盐场的食盐
〔29〕

。

盐课司按盐引支盐，撕下盐引的一角。然后商人运输食盐到批验所向运司报告。他已经完成支盐。于是运司撕去盐引的第二角。这时食盐被暂扣，在官方检查之前，商人必须等到运送到批验所的全部食盐达到规定的数量批验。16世纪在两淮地区规定积到85000引为一
单，也就是4575万斤，接近31200吨（short tons）
〔30〕

。当达到这一水平时，运司要求巡盐御史批准核查和称量。称重是必要的，因为在16世纪盐引持有者可以多次使用盐引直接从灶户那里购买大量食盐（参见第五章第三节）。核查人员通常是当地通判和主簿，由巡盐御史委任。当每包盐被称量且付清额外税费后，盐引的第三角被撕掉，这时商人能够把食盐装船运输到指定码头。这些码头由盐运司决定而非商人。全部分配依照一个总的计划，按照各府的人口精确地规定应该行盐引数
〔31〕

。当食盐运抵指定码头，商人要向地方官员报告。在完成出售时，已经被撕去三个角的盐引，要送到最近的府州县衙门，由官员撕掉最后一角，上缴给户部与最初的期号相符
〔32〕

。即使是在理想的条件下，一个商人要完成这一交易也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记录显示这有可能花费五六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第二节　政府的管理与控制

灶　户

在一个具有一定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保持灶户世代为盐的生产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政府在付给灶户工本米时欺骗他们，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在采用宝钞流通的14世纪，工本变成了政府的宝钞。当宝钞贬值时，这种工本钞会变得一文不值。到15世纪，政府不再能够为盐业生产提供资金，而是允许盐业生产者直接把自己生产的
余盐卖给引商。同时，灶户被鼓励去开垦公共的土地，可以减免税收。但到那时，许多灶户已经离开了海边，而其他人已把官拨草荡地改为稻田。与对军户的态度相反，明朝政府从来没有试图强迫这些生活在盐场外的灶户返回他们的家园，或者强迫他们重新从事他们已经依法登记的行业。

盐业生产者的移民现象在两浙运司表现得非常明显，那里肥沃的土地吸引他们去努力开垦。政府接受了这种现实，继续登记这些人户为食盐生产者，但是要求每一灶丁上缴6石米谷代替原来的3200斤食盐。这些粮食被用来资助那些仍留在海岸的灶户，再由他们来弥补盐场定额。然而，这种措施后来没有执行下去。留下的灶户都要自给自足，甚至在15世纪早期就已经不再普遍发放工本米了，后来逐渐取消。粮食征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人头税，向草荡地征收的田赋这时已经指定为“荡价”（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二者的收入都归入都转运使司的盐课收入。一旦这种趋势被确定下来就永远都不会改变
〔33〕

。在16世纪，就像将被描述的那样，两浙地区仅有一小部分收入实际上是来自于官盐出售。

另一个变化是灶丁的减少，这发生在除两浙以外的所有产盐区。1529年，两淮运司在册的灶丁有23100名，与14世纪的36000名灶丁形成了鲜明对比
〔34〕

。山东运司在1581年上报大约有灶丁20000名，而在王朝早期则有45220名灶丁。灶丁的减少不能用来说明实际劳动力的缩减
〔35〕

。有明一代，在盐业生产中不存在人力缺乏现象。上报灶丁数量不断减少，仅仅意味着国家控制的食盐不断流失。如果当时的人记
载的生产能力不断稳定地发展确实可信的话，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增长。好几位明朝官员猜测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两淮地区食盐产量是洪武时期的三至四倍
〔36〕

。

这些在16世纪仍然还保留下来的灶户，不仅人数较少而且通常都很贫困。当时的资料记述他们为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劳碌。但是，其中有少数人变得十分富裕，被称为“豪灶”
〔37〕

。他们雇倩帮工并诱使其他在籍灶户为他们工作。自从余盐被允许出售之后，这些生产者通过有效地管理，进行各种合法与非法的交易。把盐业生产变成有利可图的行业，同政府争利。在16世纪晚期，一个灶户登记有30名或者更多的灶丁是很常见的事情，很可能还有更多灶丁根本就没有登记。

我们可以从山东都转运盐使司的定期灶丁编审中看到盐业生产人口的变化过程。在明朝前期登记的45220个灶丁来自13570个灶户，平均每户超过3个灶丁。1581年登记有20000个灶丁、2700个灶户，平均每户灶丁超过7个
〔38〕

。从明王朝建立到1486年，所有在山东登记的灶户只有一个人通过了乡试。而从那时到明朝灭亡，17个来自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实现了这种跨越。从1496年始，虽然灶户的数目更加减少，但是其中有12个人成功地在会试中考中进士；其中一个人就是高弘图（时间是1645年），他曾担任户部尚书和南明时的东阁大学士
〔39〕

。很清楚，并非所有登记的灶户都终身是体力劳动者。

因此，有证据表明一些“新贵”从灶户群体中升起。社会流动性，虽然本质上是好的，但是对于盐务管理而言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专卖制度是完全依靠对劳动者的直接强制剥削。灶户中出现
了新的势力集团，有截取政府潜在收入的趋向。同时他们也对那些独立的生产者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因为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售余盐。政府从灶丁那里征收食盐，不得不依照那些独立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固定统一的税率，但这些独立的生产者却处于困顿之中。部分折成白银的盐课在16世纪不断减少。

虽然各个产区的税率并不相同，甚至各个盐场的税率也不同，但是各处却从未接近明初的3200斤
[1]

。1581年，隶属于两浙运司的上海盐场，每个灶丁课税银1.6两
〔40〕

。在山东的多数盐场则是灶课银0.6两。包括长芦和山东的盐场，灶户实际上用棉布和豌豆来纳课
〔41〕

。然而，在官方的记录中，盐课被重新记述为盐引数目，这样它们可以被合并在总的账目中。在向已经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原来的灶户征收税粮时也有同样的做法。在两浙运司的仁和县，每丁灶课从最初的6石米
[2]

减少到1.44两白银，最终固定在0.333两
〔42〕

。这样名义上灶户的田赋优免远远超过了灶课。这引起了许多地方志编纂者的不满，其中一些人宣称名义上的灶户从荡地收取的田租对他们自己而言可以足够弥补盐课。这也就是两浙地区灶丁不同寻常地增加的原因，两浙灶丁由洪武时期的74446名增加到16世纪晚期的165574名，比其他各司灶丁总和还多
〔43〕

。很大一部分灶丁并非去生产食盐，他们发现多丁的好处在
于缴纳人头税而有很多田赋优免
〔44〕

。

我们无法确知盐场中实际生产的每一个灶丁交纳的食盐数量，通过1567年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出，两淮运司的灶丁进行分等，其课额在600斤到4600斤之间变化
〔45〕

。还有更多证据说明实际上的征收远远低于以上期望的标准。

由于商业利益，商人对盐业生产者的接管在后期才发展起来。何炳棣论证了清中期两淮地区“场商”的出现
〔46〕

。然而，一些证据表明甚至在1600年以前，盐商就通过向盐业生产者提供贷款而介入实际的生产过程
〔47〕

。甚至在山东都转运盐使司的官方记录中显示出一些商人，名义上是由灶户来生产，而实际上却雇佣外地的劳动者从事食盐生产
〔48〕

。

在河东运司，那里因为从湖水中捞取结晶盐而只需较少的资金投入，管理者同样发现对法定劳动力的使用也是缺乏效率。那里的工作是季节性的。一旦温暖的天气过去，开始下雨，盐就会溶解。无法预测的因素使得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7548个灶丁必须从12个不同的州县征召而来
〔49〕

。为每年一次的大丰收而把所有人及时聚集在一起是件困难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效率很低，以致一位巡盐御史宣称“招募之夫，一可以当十百”。
〔50〕

生产控制

在那些以日光晒盐的地区，控制生产的惟一办法就是巡缉海岸。然而，被佥派的弓丁、逻卒等经常与盐业生产者合谋生产私盐获
利
〔51〕

。在明朝晚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要求查没一定额度的私盐（第三章第三节），这个荒唐的规定显示了政府的控制是多么无能。

在那些煎煮海水成盐的地区，政府尽力对制盐所必需的设备进行控制。出于此种目的，盘铁由官方分发。在两淮地区使用的这种盘铁非常巨大，1529年的记载据说有的盘铁重达3000斤，每角花费26两白银。似乎在明朝前期盘铁已被广泛使用，因为1529年的报告显示到那时损坏的盘铁共321角
〔52〕

。

这些盘铁，大概有200至400平方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容易破裂且替换昂贵。用这种方法获取的盐据说呈青色，其质量要比用较小的锅
生产的食盐为差。似乎在1552年以后，少数盘铁得到了替换，因为灶户那时已经获准从江南引进一些锅
，又在临近盐场的一个小镇——白塔河开场鼓铸锅
。庞尚鹏在1568年总理盐政时，却认为在盐场出现的锅
鼓励了私盐的生产，因为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食盐生产的必要设备。他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疏中指出有些灶户竟然拥有十口锅，每口锅一日一夜可得盐200斤。这样一个生产者每年具有生产将近400吨盐的能力，获得了大约1200两白银的收入。庞尚鹏认为，正是这些富灶成为私盐的主要来源。随后他建议关闭制锅作坊，严格控制制盐设备的生产者，登记所有现存的锅
和贮存盐卤的砖池。私筑盐池将被查封
〔53〕

。这个建议即使得到实施，似乎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正如后来的人们所记述的那样，盐场仍旧同庞尚鹏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巨大盘铁的使用从未复兴。这段插曲只是表明了官方为了保护盐的专卖会毫无迟疑地采取限制性手段。

在长芦地区，政府当局分配灶户的锅有几种不同的尺寸，但其实际大小却无据可查。一度曾经有过这样的建议，即要求盐课的评估与锅的尺寸相适应
〔54〕

。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曾经推行过这种办法。

这种建议是不切合实际的，这是因为官盐是政府从单个灶丁那里征收。如果要保持国家税收在一个必要的水平，最根本的是要支持那些小规模的、独立的生产者。在16世纪晚期，这些小生产者蒸煮海水时，使用以纸粘糊的竹制篾盘，以卤防火，这是一种粗糙的生产方法，说明了他们的贫困程度
〔55〕

。然而政府却不能资助他们，也不能试图去限制灶户中大户的生产。甚至这些生产私盐的大户，也经常被编审为一个固定的灶丁数额，并向政府交纳盐课。限制他们的生产将会进一步减少国家收入来源。但是以生产能力为基础进行评估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观念，需要新的立法和进行结构调整。明代后期的政府，已无力去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甚至政府用来保护小生产者利益的官方荡地，这时也被大户所垄断了。他们恃强占种草荡，不准他人进入
〔56〕

。盐的生产基本上是农村工业，而政府对乡村控制不力，所以不可能利用所有的收入来源。正像地方官员在征收田赋过程中要应付大、小田主一样，都转运盐使司在对待大、小灶户方面也不会做得更好。

只有河东运司似乎对盐的生产控制比较有效。这里的盐湖，自从宋代开始，就已经被墙围起来。1494年，一位巡盐御史又进行了重建。墙有13尺高，围绕起来有13英里长，仅在戒备森严的城门处可以出入。1476年，另一位御史把墙的高度增加到21尺。清朝接管时，发
现城墙仍然完整如初。

盐商的角色

原则上，盐课收入一般用于军镇开支。从内陆向边镇地区运输税粮耗资巨大，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政府采取了开中制，召商支边。

明朝政府在处理盐商事务时，从来没有宣布过任何一项普遍性政策，盐务机构也没有公布过任何指导性方针。具体适用的方法，是以当时的需要和情况为基础，由各个官员单独制定，这些普遍性做法逐渐成为定例。

虽然官员要同商人进行各种交易，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政府同商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他们看来，国家高高在上，凌驾于契约关系之上，每个国民都有为其服务的义务。商人们被希望产生利税，而且希望是自愿地参与政府活动。然而，当无利可图，没有自愿者经销食盐时，官员认为征召商人去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事情，就像他们要求普通百姓服役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商人事实上被期望在同政府进行交易时，要承担一定损失。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是特许经商的费用
〔57〕

。

价格、解运办法、截止日期、未完成任务的处罚等，全都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虽然地方管理者和监察官员常常提出建议，但所有重大事情都要由北京的皇帝批准。有时，这些建议在提交之前，也向盐商征求意见，但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同官方讨价还价。商人们希望以投标的方式购买政府指定价格的官盐，但这种建议得不到赞同。在1518年
和1526年，一些盐商想出了能被朝廷接受的出价，并进行了两次努力
〔58〕

。虽然看起来他们是同京师联系紧密、有影响力的富商，他们的建议能够赢得皇帝的欢心，但却激怒了官僚。户部实际上两次都持反对意见，并要求将这样的商人逮捕、严惩。

政府未能兑现其诺言时，也没有义务对盐商进行赔偿，向遭受巨大损失的盐商分发少量抚恤金是极为少见的情况。当交易对商人有利时，盐政官员随后会以此为借口向他们的利润征税。例如在1527年，一个边镇巡抚认为由中央决定的开中则例对商人非常有利，于是对商人额外科罚。在这件特殊的事例中，盐商（得到户科给事中的帮助）成功地向朝廷求助，罚金最终被偿还
〔59〕

。简而言之，盐商所受的待遇，依赖于官员们公平对待的意识。虽然盐商不时受到边镇督抚的打击，但他们还是被迫同政府进行贸易活动
〔60〕

。有些情况下，盐商仍发现这些合同非常赚钱，需要竞争才能得到机会。当商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科道官员有义务进行保护，但他们更多是出于仁爱政府不应该残暴地对待其臣民的信念，很少是出于对个人公平的关心。

认为盐商由于政府的任意妄为而心灰意冷，这是一种误解。就像灶户一样，盐的经销者也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其中一些人只有少量资本，毫无疑问极容易破产。但是也有一些人通过不断的商业活动积蓄了相当大的经济实力。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无数暴富的机会。腐败的官吏易受贿赂，诚实的竞争实际上成为一种例外。办法经常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漏洞。精明的商人从中可以迅速获利。然而儒家官僚普遍地对商业利益存在偏见，虽然他们也认识到完全忽略盐
商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因为没有他们，专卖制度将无法运转。整个16世纪，食盐有供不应求的趋势，其间一些盐商以牺牲其他盐商利益为代价而获利甚多。到16世纪末，这种情况已了然易见。1616年，户部尚书李汝华派遣一个官员前往两淮运司去调查情况。调查者回复户部尚书的报告中指出在每纲盐商中通常存在几个操纵者，通过左右政府规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他认为“若以法处之，彼亦何辞”，但他最后认为如果将这些少数商人除去，那就意味着盐的专卖制度的崩溃
〔61〕

。

1500年以前的支盐优先权和赤字财政

明代文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盐的管理在明朝早期非常完善，但中期却开始衰落了。这种提法并非全然不对，但却未能揭示事情的全部。早期中央政府的管理比较有效，制度的结构性弱点虽然逐步恶化，但仍未完全显露出来。但是所有盐的专卖制度的不健全因素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这主要包括缺乏对灶丁的资助，管理部门分散、低效，分配设施不足，要求商人承担强迫性义务，等等。最根本的是政府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的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服务。

开中制实施之初，拖欠商人中盐就已出现了。早在1429年，27年前颁发的盐引仍然没有兑现
〔62〕

。此后政府常常不能如期兑现许诺。在15世纪的后30年中，这种情况更加普遍
〔63〕

。1488年，帝国的一条法令允许报中支盐商身故之后，由其亲属代为支盐，宣称：“上纳引盐客商病故无子，父母见在，兄弟同居共爨，不系别籍异财，妻能守志，不愿适人，孙非乞养过继者，保勘明白，俱准代支。妻若改嫁，
仍追还官。其伯、叔、妾、侄，并在室出嫁之女，乃远族异爨之人，不许代支。”
〔64〕

这条规定暗示出管理的基本原则。

不断延迟支盐导致了食盐专卖的赤字财政。既然政府没有常规的方法获得贷款，那么官盐的处置就变成了取得预期回报的合适策略，然而提前出售的事实却从来没有明确批准过。通过推迟即期交付的责任，以更高价格出售当前获得的食盐，给这些新的买主优先越次放支的特权，同时推迟较早购买者的兑付日期。这种办法最早在1440年开始采纳。每年的食盐分为两类，80%被登录为“常股盐”，剩下20%作为“存积盐”
〔65〕

。前者为了正常的流通，后者表面上是储存起来以应付紧急情况，如紧迫的军事需要。但是这种分类一经产生，存积盐也就可以增价开中，因为可以随到随支，所以存积盐对于盐商来讲更有吸引力，可以立即得到收益。1449年，朝廷增加存积盐到60%，同时减少常股盐到40%
〔66〕

。

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所引起的长期恶果要远远超出当时所得利益。那些资金被占用的商人，不再把精力投入于正常价格和正常开中则例的常股盐。而且，当存积盐占到食盐年产量的很大比例时，买者不久就发现经销常股盐无利可图。产盐区仍然推托，因为盐运司很少能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到足额的食盐，灶户仍然未被付给工本，灶丁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且，理论上官盐没有市场价格。只要在专卖制度下生产的食盐，其管理者就能规定其价格。但实际上，官盐价格越高，私盐产量就越大。最终，官员们被迫降低官盐的价格，导致了国家收入的减少。

对于盐商而言，国家不同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合作进一步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持有常股盐仓钞的商人，在盐区常常被告知只能得到存积盐。有时情况又恰好相反，虽然盐商得到了随到随支存积盐的优先权，但是盐场接到命令仅优先发放低价的常股盐，而且也不可以进行通融
〔67〕

。在1471年，一位巡盐御史视察两浙地区，报告那里盐商已经守支存积盐十余年
〔68〕

。当盐的经销商正在等待私贩的好处时，存积盐开始溶解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理论上所有官盐都从灶户那里征集，由运司支给盐商。但实际的做法却有所不同。盐场很少能掌握所宣称的那么多食盐。许多盐商听到他们的仓钞不能被兑付时并不恼怒。他们只想得到盐引。有了盐引他们就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食盐。虽然严格来讲这是一种走私行为，但是这些食盐由于有盐引而合法。这种额外支出仍然少于长时期等待所需的利息
〔69〕

。朝廷的盐运司欢迎商人的这种行动，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官方记录上有更多的支运盐以符信用。有时他们劝说商人以救济为名义向灶户提供一小笔费用，由此获得一部分官盐
〔70〕

。另外，盐商们通常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贿赂官员，以使盐引保持原样从而可以重新使用。朝廷完全意识到这种权力的滥用，1488年弘治皇帝颁布诏书详细地列举了这些情况
〔71〕

。

在15世纪晚期，官盐开中仅对于那些有资金、有耐心、有关系并且能为了利益灵活地调整位置的商人才有利可图。当边镇宣布交易时，一些商人更愿意付笔费用给中间代理人，通常是政府官员的朋友和亲戚，由此获得经营特权
〔72〕

。最终所有额外的花费都转嫁给政府，
政府不得不降低食盐价格。1476年，北部边镇盐引标准每引仅值银0.15两
〔73〕

。在1474年，河东运司200斤盐引的价格仅值0.05两，明显低于生产食盐的花费
〔74〕

。

1489年，政府规定开中制暂时停止，所有食盐在盐场以现金形式出售。当盐运司不能提供规定的数量时，则允许商人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食盐。在随后叶淇（1491—1496年在任）担任户部尚书时，他沿用了相同的政策
〔75〕

。在他的管理之下，每200斤盐的引价上涨到0.4两。由此盐的管理进入了秩序较好的16世纪。

第三节　16世纪的管理周期

盐引壅积

15世纪晚期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的现象，盐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包括组织、资金、产品控制、私盐的整顿、灶户的编审等都未得到改善。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十分脆弱，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弊端百出。

贯穿16世纪的这项工作经常陷入周期性危机之中。盐务沮坏比较严重的事例分别发生在16世纪20年代、16世纪60年代和1600年左右，整个制度近乎崩溃
〔76〕

。大部分时间里官盐在远方的省份供应不足却大壅于盐场，结果国家失去了盐课收入。时人描述了这种情况，声称“盐引壅积”，将其归咎于道德败坏和奸诈之徒的阴谋诡计，只有品
行高尚之官员才能补救。从客观的角度讲，虽然可能是不道德的行为引发了危机，但是道德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远次于基本制度的弊端。

最主要的弊端是在于专卖制度的资金供给。管理者们普遍认为盐场中的食盐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官方定额，多余部分以走私形式流通。然而把食盐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提供经费给生产者。盐务官员不时试图在常规定额之外增加新的食盐种类，由其他方法提供经费。官方销售的食盐被分成了不同的种类，这必然在专卖制度中产生差异。维持新种类的资金与常规定额争夺更有吸引力的供给和市场，使后者趋于消亡。新种类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吸引了势要权贵。所有这些导致了制度内权力滥用越来越大和专卖制度的崩溃。

在16世纪，定额盐，即通过盐引分配的食盐市场被认为更加狭窄。在临近产区的地方，在官盐无法与其竞争的山区，在隶属于两个不同运司行盐区的边界地带，不断增加的私盐贩卖持续发展。在承认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制定了所谓的“票盐”制度，专门在这些地区流通。这种“票”仅是一种由都转运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所发放的非正式的执照，只要付出一笔费用就能绕过所有正常的程序。这种制度最早开始于何时还不太清楚，但是在1529年已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
〔77〕

。虽然其对私盐的遏制是有限的，而且只能产生很少的收入，但是票盐比引盐产生了更大的竞争力，减少了引盐的销售市场。

批验所也成为阻碍这个制度实施的另外一个瓶颈。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放开食盐批发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可以阻止盐商相互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波动。但是试图加速这一进程来满足供给却是无法
做到的。商人们的反映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496年叶淇辞官，大约20年后，开中制重新实行。建议推行开中制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能够鼓励北边的农业生产。只要盐商为了获取内地的食盐，就要向边镇输纳粮草，他们也可以在遥远的北方占有农场，所得产品有助于稳定当地粮价。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政策行之有效，但是这些争论听起来有足够的说服力把开中制保持到帝国灭亡，所以盐商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加以适应，最基本的解决办法是贸易特权
〔78〕

。

从15世纪晚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盐商。边商提供军队粮草，然后出售他的仓钞给盐运使司的内商。后者申请盐引并获得食盐。这是基于16世纪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必要区分，因为即使政府机构的服务改进时，正常的食盐等待时间最少也要三年，经常长达八到九年。边商很难同时报中和守支。内商则承担起金融家和支盐代理的双重职能。最后内商也停止在内地市场的食盐贸易，他们从批验所一得到票引就卖给水商
〔79〕

。政府试图规范不同商人之间交易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他们之间分享利益的争论使整个事件处于僵局，这项工作只能由所有有关各个方面通力协作才能正常运作
〔80〕

。官方的延迟支付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这使得一类商人能够以其他商人为代价获得利润。内商因其资金实力而坐享其成。作为惟一的购买者，他们能够向边商指令仓钞的价格，作为惟一的食盐供应者，他们对于水商有同样的权柄。

在16世纪，非常奇怪，商人们不但没有抱怨政府支盐延迟，反而有时企图延迟更久些。特别是水商希望等到零售价格上涨再行支盐。
有报告说他们贿赂主管官员去减慢支盐过程，有时甚至给内商利息以推迟支盐，他们期望以更高价格出售食盐而获得补偿
〔81〕

。

16世纪20年代的危机

16世纪20年代的危机可以追溯到1489年制定的有关允许生产者私自卖给商人食盐的决定。表面上这个决定没有损害盐的专卖制度，而仅仅是为了补偿政府对官盐支付的拖欠。实际上，这意味着商人必须为同一食盐而支付双倍价钱，一部分是给政府，另一部分则是给盐的生产者。官方仅仅认识到这只是认可一种做法，但实际上一旦私盐得到朝廷的批准就会大行其道。不久盐商就会突破盐引的限制而夹带余盐。批验所的官员只对其征收一定的称为“余盐银”的税收，这可能源于15世纪的一种罚款，在16世纪就变成了一种消费税
〔82〕

。原则上余盐是在册的灶户按照官方要求额外生产的，交纳正课之外余盐可以出售。而在实际过程中，正如预料的那样，大量食盐开始从这个新的渠道流失。以这种方法购得的食盐要比从官方系统得盐更为方便，官盐是以人头税的名义征集而来的。

因为余盐同正盐竞争，这就意味着1500年的制度所得到的稳定性开始松动。1503年，皇帝的姻亲奏请允许他们投资于食盐生产。他们许诺如果得到盐引，他们将从生产者手中直接购买余盐，以弥补官盐积累下来的拖欠，他们宣称这不会成为财政的负担，因为他们实际上为此特权向政府付款。弘治皇帝也许不知道这个建议的玄妙，欣然批准
〔83〕

。他的继位者正德皇帝，则经常进行这种授权。皇帝本身认识到
出售盐引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并以此来为他个人计划提供资金，诸如织造皇帝所用的绸缎，派遣太监去西藏寻找活佛，等等。权贵之人一旦得到盐引，他们就可能重复使用，有时重复使用多年
〔84〕

。因此，官盐与私盐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从1508年到1514年，政府通过降低官盐价格，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去吸引合法的盐商
〔85〕

。这导致了16世纪20年代的“盐引壅积”。

在这次危机之后，政府加紧了对盐引的控制，同时又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去管理余盐的购买。每个盐引登录了一个固定数量的正盐和余盐。盐商通过报中或向政府直接购买而获得正盐，自己则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余盐。没有人被允许在没有首先同政府进行交易而私购余盐。另一方面，同政府交易的那些商人，如果没有购买余盐，也不能运走正盐。事实上两种盐必须装在同一包中，这是为了在批验所进行检查
〔86〕

。包括余盐在内，必须强制为灶户额外生产提供合法出路，这也是为了防止余盐落入走私者手中。这一办法的复杂性在于盐商必须支付三种税款。首先商人必须通过报中或购买而获得仓钞以便得到盐引和官盐，接下来他必须附加购买余盐，第三，他必须付给批验所余盐银，这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这种方法一直持续到帝国的灭亡。

16世纪60年代和17世纪初的危机

通常的看法是，鄢懋卿应对16世纪60年代的危机负责，他是大学士严嵩（1542—1562年在任）的同党，被描述为奢侈和腐败
〔87〕

。在官方文件中，有关于他对盐的专卖管理不善的记载，但是对他在金钱
方面的正直品性却很少提及
〔88〕

。

从1560年到1562年，当鄢懋卿作为巡盐御史总理五个都转运盐使司盐法时，明朝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对抗北边俺答汗的侵扰和南方海盗问题。鄢懋卿因此空前强化盐的专卖制度。灶户被追讨所欠的额盐，逻卒被限获一定数量的私盐，商人被迫去强制性购买。这样他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巨大数额的食盐，也没有进行价格调整，一年之内他从其所掌管的五个都转运盐使司共攫取了200万两白银。他离任后，整个专卖制度完全瘫痪了。当庞尚鹏在1568年接管时，发现两淮运司等待最后清理的停积引目有500余万，需要花费4年时间清理
〔89〕

。

对鄢懋卿的批评也包括所谓的“工本盐”。事实上，这项措施始于1553年，也就是在他出任这个职位的七年前。在这个制度下，两淮盐运司拨出了82000两白银去购买灶户余盐，平均每引官给银0.2两充工本。然后公开出售，余盐和余盐银被增加到每引正盐中，在这一交易中被认为得到300000两白银的总利润。在鄢离任后，工本盐被指责为他的另一种暴政，于1565年被取消
〔90〕

。

鄢懋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度生产当然不是惟一的原因。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1558年，江西巡抚报告该省中有三个府只能私食广盐
〔91〕

。庞尚鹏接任后，也抱怨非法出售是主要问题。如果政府想扩大正盐的流通，应该为此提供更大的市场。

庞尚鹏在自己的著作中间接地道出了此事的实情。食盐专卖不是
没有机会扩大，但是管理的特点限制了这种扩大。绝大多数部门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早已达到了极限。每一项额外的压力都从上至下达到专卖制度中最脆弱的环节，即由贫困的灶户来承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庞尚鹏承认即使在常股盐的征收中，总催也从灶户那里额外私索
〔92〕

。也没有证据表明工本完全分配给灶户。从灶户那里购买余盐的盐商也对灶户备极逼辱
〔93〕

。另一方面，当商人势力衰弱时，他们也受到总催的剥削
〔94〕

。税收系统的性质使得合法食盐无法在农村地区形成固定的市场。

庞尚鹏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揭露出有些地方官员被委任至批验所掣盐，按规定三日内必须起程，却迁延有逾两月而后才来就职
〔95〕

。为了加速支盐，他得到了皇帝的许诺，使一部分食盐在通过批验所时可以在船上接受检查。但是这些做法的作用是有限的。从产区支盐太多可能会导致其零售价格下降，政府必须对此加以保护。而且，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将导致进一步的“盐引壅积”，由此影响到国家收入
〔96〕

。

官盐的价格由开中则例、余盐的购买价格和称为余盐银的消费税来决定，特别是最后一项成为主要的财源。这些都不可以被减少。开中则例和余盐银已经被列为预算项目，因此被预先支用。余盐价款是基层生产者惟一的合法收入。将其减少则会迫使灶户进行私盐买卖，由此导致合法食盐的缺乏。虽然庞尚鹏没有提及守支正盐期间利息的损失，但是很明显这些因素也影响了食盐的最终价格。正如彭信威所指出的那样，明代放款的最低月息至少也达2%
〔97〕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16
世纪晚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像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在这种条件下，盐务管理机构已无法强迫商人在这些地区内发卖食盐
〔98〕

。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庞尚鹏在试图清理壅积之盐时，食盐仍然按年度定额从产区支售。只有在消费地区的食盐零售价格没有受影响之时，才会有一些小规模的调整。因此，很有必要对装在驳船上的食盐进行检查的新制度进行限制，因为通过河道之盐越多，在批验所积压的食盐就越多，只能等待放行。庞尚鹏担心引盐掣卖必待8年而不是原来估计的4年
〔99〕

。

盐商以粮食的形式先期付款以获取官盐，也就是批验所暂存有500万引的盐，其余的100万引盐正从盐场到批验所的路上。在批验所支售存盐之前，商人们必须缴付余盐银。一些盐商可以立即筹措付税所需的额外资金，而另一些人必须等到一次贸易完成，在下一次食盐的余盐银支付之前收回资金。可以认为巨额的商业资金被批验所控制的食盐所占用
〔100〕

。这也表明资金供给有问题。所有税款都必须以现金形式兑付，要求小商人立即缴付余盐银的命令，将迫使他们以过高的利息率借贷，这将使他们破产。政府从来没有给食盐支售提供资金，也从来没有打算要这么做。政府不能筹措必需的资金，也就没有获得贷款的有效途径。

一位边镇巡抚和一些盐商建议政府增加支售食盐的定额，但是庞尚鹏加以拒绝，因为这将降低食盐的零售价格
〔101〕

。增加的定额会成为都转运盐使司的长期负担，导致上文所提到的有关生产和征收的诸多
问题经常发生。

简而言之，专卖制度，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像其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管理者不切实际，他们被表面上的可能性所诱惑，有时试图强迫专卖制度创造出更多的国家收入，这些尝试仅仅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然而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专卖制度的完全崩溃。这成为食盐专卖管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同时也有必要把官盐作为单一种类加以对待。任何一种把它划分为不同种类的尝试和在其中建立优先权的尝试将产生失衡，并将逐步损害整个专卖制度的工作。甚至庞尚鹏，他在许多方面的管理能力令人钦佩，但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为了加速检验过程，允许一定的食盐通过批验所时，不采用通常的检验手续，这在他离任后成为惯例。这种新的种类的食盐，被称为“河盐”，随后对普通的“堆盐”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
〔102〕

。到16世纪70年代，经营后者的商人资金匮乏，以至于在盐的管理中爆发了一次小规模危机。形势非常严重，甚至上奏到皇帝那里，最终河盐于1578年被中止
〔103〕

。盐的管理中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利益相同的情况下，专卖制度中更加有效的因素应该让位于效率较低的因素，事实上，明朝的整个财政管理就是如此。

在16世纪晚期，挑战这一原则的盐政官员是太监鲁保。他在1598年被万历皇帝委派管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鲁保在任职早期非常成功，他通过恢复优先放支的存积盐，提高了正常定额，为国家增加了
数目可观的收入
〔104〕

。然而到1606年，超负荷的机器又一次遇到阻碍，结果导致边远省份食盐零售价格急剧上涨，产盐区的食盐大量积压，国家收入严重减少（参见下一节）。

第四节　国家收入、食盐价格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

开中则例

在盐的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于1535年到来。在这一年，规定报中的正盐和因为征收消费税（余盐银）的余盐，应该装在同一包中，目的是为了防止后者与前者相互竞争。通过开中获得的粮食分配给边镇卫所，成为帝国政府向他们支付的开支的一部分。余盐银的收入也输纳给这些军镇。但是，户部希望继续控制这种弹性收益，又可将之作为一种应急资金的来源，这笔收入要通过中央，因此这种政策一直被坚持。这种食盐分配的复杂性可以以两淮地区为实例加以说明
〔105〕

。

盐引的持有者被赋予如下权利：

正盐250斤在产区支售给商人。价值0.5两白银的粮食已经由商人解运某个军镇。在盐场不需要其他资金。

余盐265斤将由商人直接从生产者购得。政府进行授权但不能保证解运。在批验所征收余盐银0.65两。

35斤额外的补贴用于包索。

在批验所清查时，每包盐重550斤，政府对此一共征收了1.15两白银，包括正盐引价和余盐银。

这一基本的原则施行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四个都转运盐使司，但也有一定变化。各地根据生产和市场条件也作一些调整。每个盐运司盐引的总重量、官盐和余盐的比率、引价和余盐银都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个都转运盐使司管辖范围内也存在价格差异。具体情况参见附录C。

通常情况下，比率保持稳定。例如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两淮地区一直强制实行这一比率。在1568年庞尚鹏掌管两淮运司时，一度将每包盐的重量减少到485斤。余盐银也相应地减少，以便于那些为得到扣押的食盐而一开始就得向政府交税的商人只须筹措较少的现金就可以缴付余盐银。这是为清理批验所壅塞状况所发明的方法之一
〔106〕

。情况一经好转，又重新恢复原来比率。1616年，每袋重量又增加到570斤，但是开中所缴粮食的估价仍然是0.5两白银，余盐银仅仅增加到0.7两白银
〔107〕

。修改幅度很小。

来自于食盐专卖和分配的计划性收入

在正常条件之下，盐的专卖制度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鄢懋卿和鲁保的额外征收连同“工本盐”的收益经常是作为单独的项目列出。全部盐课收入的粗略估计可见表13
〔108〕

，但其中不包括开中制下运送到
边境的粮食。

表13　1578年盐课银收入

机构

岁入（两）

分配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

600000

解运户部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

140000

解运户部

长芦都转运盐使司

120000

解运户部

山东都转运盐使司

50000

解运户部

福建都转运盐使司

24545

存留2344两用于地方防务解运户部22201两

河东都转运盐使司

198565

解运宣府76778两；解运其他军卫74259两，但并入山西的田赋之中；解运山西的宗藩43133两；解运户部4395两

灵州盐课提举司

36135

对拨给三个相邻的军卫

广东的两个盐课提举司

15968

存留4790两用于地方防务；解运户部11178两

四川盐课提举司

71464

对拨陕西

云南的四个盐课提举司

35547

解运户部

总计

1292224

308903两用于地方防务，直接交给军镇，或者用作其他开销；983321两上缴户部

表13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四个都转运盐使司的收入全部用整数表示的约略值记述，也就是说管理者必须完成定额。在其他地区，收入和分配的资金则不太正规。

在16世纪晚期，当管理已经开始偏离规定的程序，账目不再被仔细地核查时，四个都转运盐使司都放弃了原有的定额。最大一次背离常规的做法发生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那里可供支售的正盐很少。一份清朝资料显示，到1566年，这个产区已经完全停止从灶丁那里征收食盐，而转为折纳白银
〔109〕

。只有极少数的灶户仍然从事盐的生产，而
且其中很少有人正式在官方登记在册（第五章第二节）。绝大多数折色盐课自然来自耕地。在16世纪60年代，三江盐场有4530名在册灶丁，他们拥有总共155550亩耕地
〔110〕

。海盐县抱怨当地盐课负担超过3500两白银，这实际上应该被认为是田赋
〔111〕

。然而，这两个盐场的灶丁仅仅被分配1250两盐课。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的食盐定额是444969引，全部通过开中获得。当边商提呈仓钞时，都使司仅以每200斤给银0.2两付给正盐盐引。然后边商出售盐引，并将权力转给内商，内商到盐场进行支盐。都转运使司官员最终从内商那里征收余盐银
〔112〕

。结果花费了二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应该每年完成的交易。

在两浙和其他地方，账目更加复杂，其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出售盐票，向商人额外征收疏浚运河、赈恤的款项，余盐银的预征，引盐之外夹带食盐的充公，由巡卒上缴缉获的私盐，拖欠灶丁的工本，等等。决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将这些细枝末节问题处理得井井有序，而是代之以要求每个机构都要完成每年的定额。一直到1600年，这些收入通常要解运北京，稍有短缺，即要奏报皇帝。1562年，奏报的盐课银为1323811两
〔113〕

。1568年为1268435两
〔114〕

。晚至1602年为1151519两
〔115〕

。这非常接近于表13所显示的总额。当某个都转运盐使司不能完成自己定额时，最容易的弥补办法是强行向盐商借款，或者加强对他们处罚，使他们服从（见下文）。

不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其他盐务机构上纳数额不大可信。在抗倭寇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些地区的省级官员开始依赖于盐课收
入来负担军事开支。一旦他们取得这项资金，中央政府将很难发现他们是如何管理的。1568年，户部报告说广东省已经有三年没有申请盐引了
〔116〕

。在一份17世纪早期的非正式资料中暗示出一名盐课提举司官员在一年任期内可以有30000两的个人收入，当然，最初为取得这项任命他花费了3000两白银
〔117〕

。

在福建，许多官方盐场要么停止了食盐生产，要么是在毫无竞争价格之下生产。其实际的生产活动已经脱离了原来盐的专卖体系而由省级官员管理
〔118〕

。这种区域自治看起来已经扩展到了四川和云南。1590年以后，西南各省因忙于镇压国内叛乱和同缅甸进行边境战争，这样就必须把盐的专卖收入转为额外的资金。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同时为帝国的财政作出贡献
〔119〕

。根据官方记录，这些机构的收入不是很大，这些收入的缺失也不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计划性收入。从技术角度来说，被省直截取的收入仍然用于军事防御，与一般的做法并不矛盾。因为这种账目体系从来不要求中央政府的开支同各省的花费完全区分开来，无需从盐的专卖收入扣除这项缺失的收入。仅仅从这些偶然性的数字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全部收入的分配是武断的，没有总的指导方针。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盐政管理者经常要求上缴的总收入达200万两白银。但没有详细的账目可以利用，因为他们仅仅以估计的整数上缴这种收入。在比较多个奏报之后，在表14中加以概要说明
〔120〕

。

表14　1575—1600年左右盐课岁入估计　　（单位：两）

解运户部

1000000

实物解运某些军镇

价值银

500000

由盐的管理部门直接解运军卫

220000

南方存留

280000

总计

2000000

较高的食盐价格和较低的国家收入

根据1578年的生产额度，所有盐务机构生产的食盐，包括正盐和余盐，大概超过84600万斤，约为560000吨（short tons）
〔121〕

。如果国家收入总额为2000000两，那么每吨官盐的收入是3.54两。这是非常接近于1535年两淮地区的价格，那里每515斤食盐可获得白银1.15两，也就是说每吨收入为银3.345两。

这一价格很高，但不是过高。在明代中国，每人每年食盐消费通常是以10斤来计算的
〔122〕

。这样每个消费者每年因为食盐消费而上纳政府白银0.024两。这个数额并非全是间接税，因为这包括政府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生产费用。一些明朝的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惊奇地发现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铜钱
〔123〕

。

明朝的食盐专卖收入不多，却仍然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尤其是在发生周期性危机之时。1527年，南京一些地方的盐价零售每吨在25—30两之间
〔124〕

。湖广在17世纪10年代危机时，一小包仅重8斤的食盐要卖0.3两，也就是说，每吨要56两。在盐价上涨的同时，粮价却不断下跌，每个消费者食盐的花费相当于其稻米支出的一半。在
一些地区，生活必需品已经完全消失了。“虽有孝子慈孙，少求薄卤以奉其亲，不能得也。”
〔125〕

食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巡抚试图控制食盐价格，他规定每包最高价是0.09两，并竖碑令人们遵守
〔126〕

。然而缺乏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专卖行为本身的性质。

绝大多数有关晚明盐务管理的信息来自一份奏报。作者是袁世振，曾任户部郎中。他在1616年、1617年被派往两淮地区调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随后奏报皇帝，这一奏疏分成10个部分，现代重印达200页，其中揭示了许多管理的失误
〔127〕

，对价格过高的原因做了很多解释。这个报告也认为当消费者承受过高价格时，国家的收入事实上会减少。

虽然袁世振所述为当时的情况，但鲁保的影响仍然能够感觉到，他所描绘的情况可能已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家收入的减少首先是边商运到边镇的粮食日减。当仓钞不再可以立即兑换食盐时，它们的交易价值也随之降低。这发生在庞尚鹏管理时期。庞尚鹏注意到在1570年左右，边商为得到一引仓钞，所有各项花费达0.5两白银，而在扬州取得仓钞仅用0.54两白银。这就意味着如果运作费用计算在内，边商实际上承受了损失。庞尚鹏又揭示出边境将领知道商人的困境，降低了官方开中则例，按规定每引为0.5两白银，但他们接受价值0.42两的粮食。他们被迫做出让步，否则商人不肯开中纳粮
〔128〕

。

到1616年，当袁世振进行调查时，开中制已经沮坏。有时候，仓钞根本就没有市场价值。许多边商拿着不售之仓钞上呈户部，哀缓比
追新粮
〔129〕

。一些边境督抚，取代召商纳粮，仅仅把仓钞作为饷银分发给士兵。甚至粮食仓库都已坍塌。在边镇地区，1引仓钞仅卖银0.07两，大约是官定价格的12%。正如袁世振所指出的那样，“虽卖价极薄，犹于覆瓿”。
〔130〕

在扬州，有“数百”内商从事盐的贸易，但仅有“数个”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投机于仓钞。仓钞的价值，更像是发行的公债，当“到期”时价格猛增。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参与这种投机，因为它容易套住资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袁世振奏说这些投机者以每引0.2两的价格买入仓钞，再以1两的价格出售
〔131〕

。后者的价格当然是吸引水商的最低价格，他们再将此转卖给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前者0.2两的价格，意味着边镇实际上所得的最多供给。

两淮地区的实施推迟了三年。但很难说出掌握着哪年的应付食盐。在一些事例中，边镇疏于发放仓钞，那些获得仓钞并在盐运司登记在册的商人后来却抛弃仓钞，因为他们无法按照盐政部门的要求提前缴付余盐银。当开始分配本年食盐定额时，官员们发明了一种复杂的方法，即支售已经发放数年之久的仓钞的同时，那些预先缴纳了余盐银的商人也会全部得到食盐。盐运司必须继续吸引新发出的仓钞，以便使余银收入保持在希望达到的水平。因为本年余盐银的收入不足以达到应缴付给北京的数额，所以必须向商人预征更多的余盐银。都转运盐使司与现代财政部有相似之处，在发行旧债同时发放新的贷款。但是这种制度以极不规律的方式运作。一些商人缴纳了三倍余盐银后仍然得不到食盐
〔132〕

。在袁世振调查期间，两淮运司欠内商的债务
总额高达400余万两
〔133〕

。所有这些由商人花费的额外费用，包括为获得优先支售权而贿赂书办和官员开支，都将以提高食盐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134〕

。

虽然两淮地区名义上生产17500万斤食盐，事实上仅能从灶户那里征收到一半。盐场的官员们因此减少盐商的份额，但是商人们通过额外购买来弥补差额
〔135〕

。由于正盐价格较高，私盐贩卖获利匪浅，他们饵灶以更高价格而挤掉商人
〔136〕

。此外，商人必须要花费更多的额外费用来获得批验所关文
〔137〕

，所有这些更加抬高了食盐零售价格。

最终按照官方的规定非常仔细完成的盐包费用昂贵，超重部分的惩罚十分严厉。一条资料显示，即使超重不足5斤，却要按全部重量罚款而不仅仅是超额部分
〔138〕

。当内商在码头批卖食盐给水商时，大袋必须被打开，重新装入小袋，满足零售商的要求。

水商将食盐发送到湖广、江西等地市场，仍须由设立在南京长江北岸的批验所复掣，才能放行。这一机构的建立最初可能是为了防止一些水商比其他商人更早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从而影响当地食盐的价格，但实际上又是一个瓶颈，食盐在此常积至数月
〔139〕

。

有盐引的官盐，在所有钞关检查时应该是免税的，但事实上无法保障不再抽税。掌管钞关的官员们对货物经常加派关税，强行要求商人“馈赠”，并征召其他各类杂役。1561年淳安县的常例表（“常例”，见第四章第五节和附录B）显示地方官对于经过盐每100引强行征收0.1两白银，对住卖盐每100引征收1两白银。主簿、六房吏和其他官员也有同样的常例
〔140〕

。虽然被征收的过路税总额是很低的，每吨
只有0.012两，但每个县都要抽税。在1600年，当太监鲁保掌管两淮运司时，他向皇帝抱怨说在湖广的太监陈奉向他已经放行的食盐征税
〔141〕

。

生产食盐的花费总是被忽视。在福建，那里使用晒盐法，1600年左右每吨食盐的成本为0.25两白银，以每吨0.5两的价格行卖附近的村镇
〔142〕

。袁世振奏报说两淮地区灶户出售余盐，每桶重150斤，价格为0.3两，也就是说每吨（short ton）盐3两白银
〔143〕

。而内商向水商出售时，每吨售价不低于9两。在许多内陆城市，每吨价格常常在15两左右
〔144〕

。按照这个水平，一个劳动者每年对食盐的需求将花费他4天的工钱。当价格上涨此价的三四倍时，正如发生在1610年的湖广地区的情况一样，食盐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总之，食盐专卖使少数奸商和贪官获得好处，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备尝艰辛，国家从中所得收入也为数不多，甚至实际收入要比官方统计更少。国家赤字财政主要负担大都落到普通民众身上。政府在食盐交易中占用大量资金事实，鼓励了其他领域的高利息率，这又更加造成资金匮乏。

1617年的解决办法

1617年，由巡盐御史龙遇奇奏请，袁世振策划，实施盐法变革，以解决困境。这被描述成自从西汉专卖制度创立以来划时代的变革
〔145〕

。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可能调整每年的开中则
例、余盐银、盐引数量和食盐流通量。由龙遇奇和袁世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承认那些已经预交余盐银盐商的特权，以便于他们自己可以补偿政府所欠债务的损失
〔146〕

。

这时两淮的南部区域，据说商人已经预先中纳的余银之数，该有2600000余引。内除“消乏银者”，运司承认所欠2000000引的债务。那些有信誉的商人被组成10纲，每一纲相当于有200000引的窝本。此后，每一年中有九纲被赋予同政府进行即期食盐贸易的权利，剩下一纲则会得到政府拖欠本息。这个循环将在10年内清理全部债务。然而对先前承诺的支付不是通过增加产量，而是从当时分配的食盐中每包抽出36斤来实现。支付并不足额。按照最初的想法，每引仅为142斤而不是570斤。但通过这种安排，商人获得了同政府进行食盐贸易的独占权，每一个纲商都会得到与窝本比例相当的长期定额。注销的债务因为特权的原因也许只用付很低的价钱。对于政府而言这意味着几乎马上就能偿还欠给商人的债务。甚至10年之内名义上的债务也可以注销。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两淮运司北部地区，那里轮流商纲制度用了14年才除去了旧引。

开中制依然继续，商人仍须向边商购买仓钞，但是仓钞可以即时掣盐，仓钞的价值更加稳定。政府相应地宣布在扬州仓钞的交易价值是0.55两。

承认商人特权的激烈行动也非完全无先例可寻。在1591年山东都转运盐使司曾经列出超过100名内商的姓名，作为按时缴纳余银的“上商”。大约50名商人作为“下商”被列入黑名单，被永远驱除出
产区。内商们轮流每日向都转运盐使司官员报告
〔147〕

，很明显，他们承应运司要求的各种差役。盐运司规范盐商行为的尝试有更早的渊源，例如早在1592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就发布了有关商人们的居室和服饰的一系列规定
〔148〕

。明朝晚期确立的商人独占贸易特权的制度，为清朝的广东十三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先例。

第五节　专卖制度失败的责任

官员腐败

虽然晚明的历史著作中充斥了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进一步的调查是否能够增加我们对于专卖制度失败原因的了解却是令人怀疑的。这一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了食盐专卖制度在16世纪不能被看作是一项合理的制度，而不诚实的管理者更加恶化了其运作与实施。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十分容易滋生不诚实。在16世纪，一个人如果被任命为盐务官员，其名声立即将受到玷污
〔149〕

。大约在1580年，一位贰守官被提升为长芦盐运司同知，他的一位朋友就致信给他，深表遗憾
〔150〕

。在1616年，有六位运司之长受到查处与挂议
〔151〕

。1623年，有人上奏皇帝说盐务机构仅仅是“破甑疲老”的避难所
〔152〕

。换言之，腐败不仅有证可查，而且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

失败的根本原因

食盐专卖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追溯到帝国建立之初。明代盐
场的基层组织与前朝极为相似，但是管理风格迥然不同。正如前文所述，明朝的财政管理在各个方面从未有跳出过“洪武型”模式，僵化不变。其中心的思路是抑制而不是发展。

全部财政机构深受帝国建立者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节俭的意识和认为“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的影响。商业营利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国家的这种观念发生冲突，而且必然受到压制。同时，国家必须克制“国富”观念，因为国富必然意味民穷。虽然这个正统的经济认识受到以前历朝的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推崇，但似乎从来没有像明朝这样忠实地加以遵守。洪武皇帝反复强调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
〔153〕

。明代没有产生一位与上述诸人具有相同地位的改革家，这决非偶然。

虽然洪武皇帝的确真诚地关心他的臣民的幸福，但是很明显，其政策在很多方面的长期效果与其本意截然相反。16世纪的盐务管理仍然存留着14世纪体制下的基本特点，诸如编审灶户，征收灶课，控制荡地，确立行盐疆界，开中制度，严格管理盐引，等等。

有一个事实经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那就是国家从来不向盐务官员提供必要的财力来管理这项工作。明朝建立之初，政府无意发展潜在的经济力量，而是依赖于政治控制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他们长期忽视建立起最低限度的财力来维持其财政机器的运作，这可以称之为“白手起家”。在这种情况下，由民众提供各种服务在所难免。因此盐务机构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公共服务机构，仅仅被看成是国家的一种
收入来源。在帝国后期，征用的无偿差役甚至连税收机构本身所需要的服务也无法满足。

前文已经提及专卖制度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服务设施。尽管管理部门控制着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省际商业中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但他们没有充足的行政管理预算，而是按照通行的做法，从地方取得各项公费。从一开始，国家收入在征收上来之前就已经预先分配，这些收入虽然从其内部产生，但永远不允许作为投资使用。惟一的例外是在1553年到1565年工本盐的创立（第五章第三节），然而购买工本盐的资金仍然无法从常规收入中得到，而是来自于批验所对食盐超载夹带的罚款
〔154〕

。专卖制度强制要求低级的盐务官员强制征收所期望的数额，这就只能导致更加不规范。

管理部门自己没有船只，不能提供任何种类的运输。为了获得赈恤灾荒、疏浚河道所需资金，他们只能向商人施加压力
〔155〕

。在17世纪早期，袁世振奏报两淮地区的一些盐场无利可图，因为运河疏浚不力。商人们发现从这些盐场运输食盐的花费实际上大大超出了支买食盐的价格
〔156〕

。

无法确知国家收入水平低到什么程度，才由食盐专卖制度来承担赤字财政的任务。政府强行贷款并延迟执行国家义务，却认识不到也增加了同样多的公共债务。朝廷无力偿还，只是把压力推给盐务管理者，后者又转嫁给商人，而商人反过来抬高盐价，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管理不当的影响必然会越积越深。

受到忽视的改革建议

到1500年左右，盐的专卖制度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衰败的迹象。根本问题是由于灶丁纳盐持续不足，一旦政府允许余盐自主出售，就应该放弃对灶丁的编审。与其保持食盐专卖的虚象，还不如仅向所有食盐征收消费税更好。大学士邱浚（1491—1495年在任）在他的《大学衍义补》这本据说弘治皇亲都读过的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157〕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任职期间曾经公开讨论过这件事。

开中制也遇到了相似的困难。到15世纪时，开中制明显无利可言，难以为继。叶淇曾经暂时停止开中之法，但他被谴责为一个奸臣。一些批评他的人故意歪曲事实，目的是为了控告他提高了淮安商人利益
〔158〕

。在这些人的呼吁下，又恢复了开中制。七十五年后，庞尚鹏也认识到使用现金兑付食盐比效率低下、浪费巨大的开中制更好些，但他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露出这种观点，并没有写入给皇帝的奏疏中
〔159〕

。

虽然明朝政府商业管理的无能容易受到批评，但必须承认在16世纪进行财政改革并非易事。由朱元璋建立起来的税收管理和财政做法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为后盾，但是到了帝国中期这些力量已经式微。任何激烈的财政改革都可能加速这一衰落进程，导致完全失去控制，而不是提高效率。政府缺乏财力也就成为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自身阻碍。

邱浚的建议，虽然合理，但是完全免除盐丁的差役也有很大的害
处，普遍征收余银也是纸上谈兵。到16世纪，有些土地所有者作为灶户被登记，而许多实际生产食盐的人却没有登记注册，私盐市场已经根深蒂固，仓钞仅仅代表一种商业投机的机会，南方盐务机构的管理者任意支配收入。在这时候，中央政府是否能够推行大规模的改革是很令人怀疑的。同时，保持管理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一个限制性的因素。“丁”是一个通用的财政单位，适用于包括军户在内的所有民众。取消灶丁编审所导致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例如，很可能有许多人会为得到优免而声言自己也是灶丁。

仓钞除非变得毫无价值，否则仍然提供给边镇将领作为其发放的特权。许多管理不善的奏报显示出边镇地区存在着非常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开中制的废除无疑会感到非常不快。总而言之，政府不愿意推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革有很多动机，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隐藏的与公开的原因。晚明的官员们惟一能够达成共识的方面就是坚持“成宪”，即洪武皇帝的最初规定。

注 释

〔1〕
这条论述参见《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最初发表在《岭南学报》12卷1期。我不曾亲见此文章，而是转引自人民大学《社会经济》页192。

〔2〕
《明史》225/2596；《神宗实录》页0979；《校勘志》页309。

〔3〕
《明史》80/837。

〔4〕
产盐地区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明史》80/838；《天下郡国利病书》15/133、17/82、84—86、19/93—102；《河东盐法志》1/1。

〔5〕
《皇明经世文编》382/4。

〔6〕
关于行盐疆界，可参见《大明会典》卷32、33。

〔7〕
《大明会典）卷15、16。

〔8〕
《天下郡国利病书》17/81、28/8；孙承泽《梦余录》35/44。

〔9〕
《天下郡国利病书》18/27。

〔10〕
《明史》73/859、75/802；孙承泽《梦余录》35/44、48/43。关于巡盐御史，参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83.

〔11〕
朱廷立《盐政志》9/9—14，书中列出完整的巡盐御史任职表，一直列到该书出版的时间。

〔12〕
《明史》80/842、227/2316；《世宗实录》页8047。

〔13〕
《天下郡国利病书》12/42；《皇明经世文编》475/23—29。

〔14〕
盐场具有地域职责是可能的，见《两浙盐法志》2/5。

〔15〕
《大明会典》32/1-2；《皇明经世文编》475/27；朱廷立《盐政志》7/42。

〔16〕
《皇明经世文编》475/25；朱廷立《盐政志》7/68。

〔17〕
《山东盐法志》11/21。

〔18〕
朱廷立《盐政志》4/28；《明史》80/839；《大明会典》32/4。然而广东每个灶丁仅缴纳1286斤食盐，参见《两广盐法志》3/14。

〔19〕
关于乡村催办人，参见《上海县志》4/22—23；《天下郡国利病书》31/29；《大
明会典》34/38；《皇明经世文编》358/8。

〔20〕
《大明会典》34/36、38；陈仁锡《皇明世法录》29/2。

〔21〕
关于仓钞参见《大明会典》34/4—5。

〔22〕
关于每引盐重量的不同，参见《皇明经世文编》475/19—20；《河东盐法志》10/8；《山东盐法志》11/7—8；《两浙盐法志》3/81—83。也可见附录C中1535年
的规定。关于盐引，参见《大明会典》34/14—15。

〔23〕
朱廷立《盐政志》7/49。

〔24〕
《穆宗实录》页0730；《两浙盐法志》3/84—86。

〔25〕
同上，3/84。

〔26〕
《皇明经世文编》474/6，475/1、14。

〔27〕
同上，474/15、29。

〔28〕
《山东盐法志》11/2。

〔29〕
《皇明经世文编》475/15、28—29。

〔30〕
同上，475/5、26；《天下郡国利病书》12/43—44。

〔31〕
《皇明经世文编》475/9。

〔32〕
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31/29-30；《皇明经世文编》476/4—5。

〔33〕
《天下郡国利病书》31/30；《上海县志》4/17；《明史》153/1864。朱廷立《盐政志》7/69；《会稽志》7/16。

〔34〕
朱廷立《盐政志》7/70。另外一部著作记述了两淮“最初”有35266个灶丁，参见陈仁锡《世法录》29/2。

〔35〕
《山东盐法志》14/11。

〔36〕
这一估计基于以下记载：1528年霍韬的记述，1550年户部的报告，1551年御史杨选的奏折，1616年盐务官员袁世振的分析，参见《世宗实录》页6420、6575；朱廷立《盐政志》7/50；《皇明经世文编》475/11。

〔37〕
《皇明经世文编》357/22；《孝宗实录》页0650，《穆宗实录》页0085。

〔38〕
《山东盐法志》14/11。

〔39〕
同上，13/2—5。Ping-ti Ho（何炳棣），Ladder of Success,
p. 85.

〔40〕
《上海县志》4/26—27。

〔41〕
《山东盐法志》14/6、25；《长芦盐法志》6/44、79；朱廷立《盐政志》5/14。

〔42〕
《杭州府志》31/18。

〔43〕
《天下郡国利病书》21/29、31、36。

〔44〕
同上，22/21；《皇明经世文编》357/1—5。

〔45〕
《穆宗实录》页0185。通过比较，根据灶户等级不同，山东每丁纳盐折银变化于0.2两至0.9两之间。参见《皇明经世文编》358/2。

〔46〕
Ping-ti Ho（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p. 132.

〔47〕
《天下郡国利病书》22/133。

〔48〕
同上，15/130。

〔49〕
同上，17/81。

〔50〕
《河东盐法志》10/4—5。

〔51〕
《明史》80/842；《皇明经世文编》409/5。

〔52〕
关于这些盘铁的细节参见：朱廷立《盐政志》7/9、43；《天下郡国利病书》12/44。

〔53〕
《皇明经世文编》357/21—23。

〔54〕
《长芦盐法志》6/8。

〔55〕
《天下郡国利病书》21/37。

〔56〕
朱廷立《盐政志》7/8、10；《皇明经世文编》474/31—32、460/31；《穆宗实录》页2208。

〔57〕
《河东盐法志》2/1—2，12/38。

〔58〕
《武宗实录》页3154—3155；《世宗实录》页1400—1401。

〔59〕
同上，页1704。

〔60〕
这类事例引自《皇明经世文编》474/2，477/4。

〔61〕
《皇明经世文编》477/14。

〔62〕
《宣宗实录》页1313。

〔63〕
《宪宗实录》页4103、4104；《孝宗实录》页0792。

〔64〕
《大明会典》34/9；朱廷立《盐政志》5/15。

〔65〕
同上，4/7；《明史》80/839。

〔66〕
朱廷立《盐政志》4/8。

〔67〕
《天下郡国利病书》21/36。

〔68〕
《宪宗实录》页1698。

〔69〕
朱廷立《盐政志》7/5—6。

〔70〕
同上，4/22、29，7/7。

〔71〕
《孝宗实录》页0403—0405。可能有错误，见《校勘志》页0519。

〔72〕
对于细节，可参见：藤井宏《明代盐商の一考察
》；朱廷立《盐政志》7/52—54。

〔73〕
《宪宗实录》页2891。

〔74〕
同上，2434。

〔75〕
《明史》80/840，185/2161。

〔76〕
孙承泽《梦余录》35/45；《皇明经世文编》474/6。

〔77〕
关于票盐，参见朱廷立《盐政志》4/7；《世宗实录》页3750、4205—4206、8714，《穆宗实录》页0897；《皇明经世文编》358/3。

〔78〕
藤井宏《明代盐商の一考察
），见《史学杂志》54：5页62—111，54：6页65—104，54：7页17—59。参见Ch'ung-wu Wang（王崇武），‘The Ming System Of Merchant Colonization’，收录于Sun和De Francis编辑的Chinese Social History,
pp.299—308.

〔79〕
《明史》80/840。

〔80〕
细节参见《皇明经世文编》357/24—25，360/23。

〔81〕
《皇明经世文编》360/24，475/9。

〔82〕
余盐银起于何时还无法确知。根据《武宗实录》页2878中的记载可知成化时代已经有这一称谓。王琼在《户部奏议》1/16中使用了这一术语。看起来如果不是更早，最迟在1507年，征收余盐已经变得很普遍。

〔83〕
《孝宗实录》页3593—3594。

〔84〕
《武宗实录》页0153、0506、0599、2584、2805；《明史》80/840；《明臣奏议》16/278。

〔85〕
《武宗实录》页1019、2308、2805。

〔86〕
关于解决办法，见《世宗实录》页3791—3795、5630、6575、6655。也可参见附录C。

〔87〕
《明史》308/3489—3490；海瑞《海瑞集》页168。

〔88〕
《明史》80/842；焦竑《国朝献征录》17/3；《世宗实录》页8255、8276、8299、8464；《穆宗实录》页0895。

〔89〕
《皇明经世文编》357/14。

〔90〕
《明史》80/841；《世宗实录》页6922、8868。

〔91〕
同上，页6420、7776。

〔92〕
《皇明经世文编》357/23、358/8。

〔93〕
《天下郡国利病书》12/41。

〔94〕
《皇明经世文编》474/27、29。

〔95〕
同上，360/24—25。

〔96〕
同上，357/24、360/22—23。

〔97〕
彭信威《货币史》页374，放款最高月息达5%。

〔98〕
《皇明经世文编》357/31。

〔99〕
同上，357/24—25、360/23。

〔100〕
同上，357/26、29，360/28。

〔101〕
同上，360/29。

〔102〕
河盐据说在鄢懋卿时开始。可见于《天下郡国利病书》12/38，《明史》80/842。庞尚鹏停止河盐的记述是不正确的，见陈锡仁《世法录》29/45。

〔103〕
《神宗实录》页1687。

〔104〕
关于鲁保参见《明史》80/842、237/2706；《神宗实录》页6072、6095、6392、6543、8307。在《皇明经世文编》470/1—8中有关于其管理后果的讨论。

〔105〕
《明史》80/841；《大明会典》34/12；《世宗实录》页3791—3795。

〔106〕
《皇明经世文编》357/15。

〔107〕
同上，474/25、475/7。

〔108〕
《大明会典》32/1—33/27。

〔109〕
《两淮盐法志》4/9。

〔110〕
《皇明经世文编》357/5。

〔111〕
《天下郡国利病书》22/20—21。

〔112〕
《两浙盐法志》4/10；《天下郡国利病书》21/31；《世宗实录》页6059。

〔113〕
《世宗实录》页8482。

〔114〕
《穆宗实录》页0735。

〔115〕
《神宗实录》页7149。

〔116〕
《穆宗实录》页0441。

〔117〕
周玄暐《泾林续纪》页48。

〔118〕
《天下郡国利病书》26/94；也可参见《穆宗实录》页0720—0721。

〔119〕
1616年，根据报告，云南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向省外解运任何资金。参见《皇明经世文编》474/2。

〔120〕
1575年，户部尚书王国光估计岁入盐引银500000两。参见《神宗实录》页0792。1616年户部尚书李汝华估计岁入盐课银240万两。见《皇明经世文编》474/2。其他参见《穆宗实录》页0850—0851，《神宗实录》页0624。

〔121〕
这是根据《大明会典》卷32、33中没有编辑过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122〕
亚东学社《人口问题》页299。

〔123〕
《皇明经世文编》476/1。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58.

〔124〕
《香河县志》11/11。

〔125〕
《皇明经世文编》477/19。

〔126〕
同上，477/21。

〔127〕
袁世振的文章题目为《户部题行十议疏》，收在《皇明经世文编》474/1—477/25。

〔128〕
《皇明经世文编》357/24—26、360/22—23、27。

〔129〕
同上，474/4、475/15。

〔130〕
同上，474/18。

〔131〕
同上，474/10，有时有些投机囤户以每引0.17两的价格收购仓钞，再以每引0.85两的价格出售。见《皇明经世文编》475/7。

〔132〕
同上，474/16—17、23—24，477/6。

〔133〕
同上，474/22。

〔134〕
同上，474/23。

〔135〕
同上，474/26—27。

〔136〕
同上，476/9。

〔137〕
同上，474/26。

〔138〕
《天下郡国利病书》12/44。

〔139〕
同上，12/44；《皇明经世文编》360/25。

〔140〕
海瑞《海瑞集》页49—50、55。

〔141〕
此事详见《神宗实录》页6534，该书页2522记载了另一个私派的例子。

〔142〕
这一价格是根据《天下郡国利病书》26/67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143〕
《皇明经世文编》474/26。

〔144〕
估算的依据如下：16世纪中期，价格大约是每吨10两，而后价格最低时为每吨9.6两。一份资料记载每吨11.4两。当湖广巡抚实行价格控制时，最高价格为每吨18两。这些价格所依据以下资料的记载：朱廷立《盐政志》7/40；《天下郡国利病书》12/48；孙承泽《梦余录》35/49；《皇明经世文编》477/21。

〔145〕
这一看法是由藤井宏提出来的，见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598—603。

〔146〕
解决办法可见于：《神宗实录》页10607、10687-10688；孙承泽《梦余录》35/46—48；《皇明经世文编》475/19—20，477/1—5。

〔147〕
《山东盐法志》14/7—9。

〔148〕
朱廷立《盐政志》10/20—21。

〔149〕
《皇明经世文编》475/24。

〔150〕
《皇明经世文编》383/21。

〔151〕
《皇明经世文编》475/24。袁世振奏报了所有这些不法之事，后来他自己却被指责为腐败。见《熹宗实录》页0179。

〔152〕
《熹宗实录》页1569。

〔153〕
《太祖实录》页2141、2681—2682。

〔154〕
《世宗实录》页6922。

〔155〕
《皇明经世文编》474/26、475/24。

〔156〕
同上，474/29。

〔157〕
邱浚《大学衍义补》28/11。

〔158〕
藤井宏和王崇武都认为这样控告并不公平，参见前注78。

〔159〕
《皇明经世文编》360/27。

[1]
16世纪晚期，在两淮盐运司南部地区，灶丁直接出售给引商的食盐，每3200斤价值5或6两白银。

[2]
16世纪晚期的浙江，每6石米一般价值3.6两白银。

第六章　杂色收入

本章及表15中所述的杂色税收包括了除田赋和盐课之外的全部税收收入。虽然在描述其他财政制度时，也许把诸如番舶抽分、香税、矿银、光禄寺厨料这些项目列在一起有些荒唐，但这种奇怪的分类的确反映了明朝财政管理的特点。16世纪的政府财政并没有接受当时普遍的经济趋势。财政机构过于僵化，国家的主要的税收来源并非来自于工商业，取而代之是征收管理费用，这可称之为“繁琐小额消费税（nuisance taxes）”。因为这些税源与现存的政府组织紧密相联，所以对其征税可以持久，又相对容易。当然，来自于这些税源的收入是有限的，有些甚至微不足道，但可以确信，其在国家财政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税收收入也较更现代的经济部门为多。

这些不正常的事情是历史的事实，它使得财政史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尽管可以除去一些不重要的项目，并对余项重新分类，这种简化处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其负面效果可能会超过得到的好处。这将使得每项收入的性质含糊不清，与财政术语不相符合。更为突出的是，它进一步模糊了管理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使历史学家承担起财政改革者的角色。

明朝财政制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就是多为小额收入，色目太多。这些账目从来没有统一到一起，实际上一些国家税收在审核之前就已
经进行分配。为了保证准确，逐条引用各项收入是必要的，即使其中一些项目仅仅是简单的描述。

这里所列出的项目并不绝对完整，这是因为缺乏统计的标准，使得某些项目可能分列在不同名目之下，但是这包括了所有值得注意的收入。其中与田赋有关的几个项目已经论及。因为这几项收入非常少，一些州县已完全停止征收，而将其合并到田赋之中（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但这不是普遍的做法，它们从来没有作为单独项目而完全消失，本章中有必要将其列出。

第一节　工商业收入

（a）钞关税

在明代，加征于内陆商业交通水道的税收有三种。船钞向运输者征税，由船主付给，由户部征收，它基于船的宽度进行评估。商税向所有由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商品征收，由商人付给，由各省官员管理。竹木抽分仅向造船原料征税，由工部管理。起初是实物交纳，仅仅加征于竹、木，但是在王朝后期，项目不断扩大，政府造船厂的所有可以想像到的项目，包括麻绳、钉子、石灰、炭和桐油都要课税。当然，实际征收都是折成白银。

钞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429年设在大运河上征收通行税的四个船料税关
〔1〕

。到了16世纪，已经设立了七个钞关，分别是杭州附近的北新关、苏州附近的浒墅、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每个钞
关都由户部派出的主事管理一年。

后来，钞关开始逐渐接管码头地区商税的管理。北新关在1511年开始征收商税
〔2〕

。临清关也随后征收商税。但是到1530年为止，其他码头仍然只管理船钞
〔3〕

。到1569年，钞关已经完全接管商税，所有钞关都在户部和各省官员共同管理之下，户部官员进行评估，并把税收清单交给船主和商人，然后各省官员进行征收和解运
〔4〕

。因为征税对象包括船只和货物，所以各个钞关实际上具有税关的职能，这也得到正式的认可。当然，实际情况远非这样简单。

表15　1570—1590年左右杂色收入

例如北新关在接管了商税管理之后，本身实际上成为一个税收权力机关。它控制了一个由杭州周围几个县水陆收费站组成的网络。其收入包括船钞、商税、船舶登记费，即使一些船只并不经由这些收费站。他们甚至向在这些城市中的坐商征税。其监管范围扩展到批发与零售贸易。16世纪末，岁课总额为34975两白银，其中仅有6318两得自船钞
〔5〕

。其他钞关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这七个钞关的总收入，再加上京师崇文门的税收收入，为了统计的原因而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体系”。由于这项收入通常都被认为来自于船钞，从而产生了所有收入都是来自钞关税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这只是户部直接管理的一部分商业税收。

崇文门税关自然不在某个码头。在16世纪晚期，一般的做法是北运京城的货物在临清和河西务两个钞关交纳部分税收，到达京师时，在崇文门补交余额。尽管崇文门收入也包括对路过的骡车、手推车运输的货物征收的可观的小额现金收入，但将崇文门税关纳入这个体系中并不合理
〔6〕

。

这些钞关征收的税额通常都很低，但公布的则例并不包括管理者向商人索取的额外费用。而且其管理十分不统一。虽然腐败现象比较普遍
〔7〕

，但还是有一些诚实的官员，他们在某些场合的正直给欧洲观察家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8〕

。管理不当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不协调。钞关的工作包括公布税收则例和确定每个码头的税收定额。前者意味着要将固定的税率适用于多样的商品，后者要求税关官员保证定额税收。这种不协调源于帝国早期的政策
〔9〕

。

因为没有税收则例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一些资料零散的条目中得到一点官方税率的信息。一部清朝的地方志提及明朝临清钞关公布的税收项目写满105张双面纸，有1900条之多
〔10〕

。税率也很合理。在17世纪早期的淮安钞关，将运输船只分成两等，以便征收船料，但这些资料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定义等级，只是规定一个等级收银0.058两，另一个等级收银0.029两
〔11〕

。在另外的事例中，船的宽度是5尺，暗示着载重量不会超过15吨，税额很低。然而似乎每通过一个钞关时，通行费重复征收，未载货的船只也不能免除。在16世纪晚期的北新关，钞关税实际上成为商税的一部分，税率徘徊于0.2%至3%之间。草席和锡箔的税率最低，黄铜的税率最高
〔12〕

。

在商人看来，最不利之处就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要重复纳税。官员们也可以在“报效”的名义下强征不在规定范围之内的税收。1583年，一位御史指出，运往北方的货物进入运河，临清关抽税60%，到河西务抽补40%。但至京师崇文门又要全部重征一次，这里的征税官员根本就不承认其他钞关的税票
〔13〕

。在一些码头，货物出店进店都要纳税。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后来所有运输的货物都被固定征收双重的税款，甚至未榷之货物也包括在内
〔14〕

。在16世纪晚期，从浙江运到北方的一船500石的白粮要在十二个不同地方缴纳关税、杂费。总额达70两白银，约为商品本身价值的20%。虽然白粮主要是用来满足皇帝的需要，但税费也要交纳
〔15〕

。

直到16世纪中期，钞关课额是比照以前的实际解额为基础来确定的，未必以最高额为标准，但应该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正常情况下，
征收者完成额度是没有困难的。虽然理论上，官员如果超额完成征收任务就有被提升的机会。实际上并非如此。在道德被认为比效率更为重要的时代，过早打破税收记录的官员更可能被批评为自私自利，滥用权力，还会给继任者产生不必要的困难。有明一代，没有哪位官员因为试图增加税收而受公众尊敬。从当时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被分派到钞关的官员仅仅满足于完成定额。实际上，户部尚书周经（1496—1500年在任）在考核官员时对于那些课额多者给予下考
〔16〕

。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前期，国家支出急速上升，钞关的课额也相应增加，课额的评定也是非常主观、武断，这导致了混乱，加剧了不法行为，征收也出现了亏空。

钞关的效率低下并不让人感到惊讶。钞关的运作很不协调，从来也没有任命一位主管有系统地组织工作。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对日常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没有人试图使得货物在内陆水运网中更加方便地流通。对于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运输的税收没有进行区分，这仅仅是因为商税的概念还未抛弃。当时有关钞关的资料也反映出了同样的态度。在他们关于运输的描述中，重点一直是短途运输的农业产品，例如阉猪、草垫、豆饼、蔬菜和储运的水果等，很少关注丝绸和瓷器之类商品
〔17〕

。1526年，皇帝不得不发布诏令禁止钞关向船上储运的柴米课税
〔18〕

。1693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上报说崇文门税关公布的则例中包括多达3000项属于
不同商人税目，“每失报一纱一裙，通罚全单而又倍之”。他又说“见南中关署有书刊碑，漏货一件，通没一船货物之半入官”
〔19〕

。

钞关的工作人员很多。按照清代一条记录，晚明的淮安关，专职人员有12名官员和14名吏胥，加上11名佐贰及其吏员，还有212名书办
〔20〕

。这个机构的规模几乎等同于户部。但是从职责的分配上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员的工作只是逐条计算、登录各项船料。同所有明朝机构一样，钞关供给也从地方征用。北新关的记录表明，许多书办不给工食，钞关也要求里甲提供不给工食的隶卒，也要委任乡村代理人员对其辖区内1200艘船和3500名坐商按季度收税
〔21〕

。总之，钞关的工作由于农村经济的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不适合执行更加复杂的财政任务。

表16　1599—1625年8个钞关的税额
（单位：两）

钞关

1599年

1621年

1625年

北新关

40000

60000

80000

浒墅

45000

67500

87500

扬州

13000

15600

25600

淮安

22000

29600

45600

临清

83800

63800

63800

河西务

46000

32000

32000

崇文门

68929

68929

88929

九江

25000

37500

57500

总计

343729

374929

480929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钞关课额列于表16中
〔22〕

。从中我们看不到关于运输大宗货物的信息。

16世纪晚期钞关税额为340000两左右，这仅是一种指标。1600年北新关报告其课税超过了42000两，到1611年其定额增加到了49700两
〔23〕

。有些时候征收又低于指标。赵世卿（1602—1610年任户部尚书）曾报告说在1597年八个钞关原额每年共征银325500两。1601年，降到266800两，大约比定额少了76900两
〔24〕

。

钞关的收入用于很多方面，例如供给钞关附近的军事卫所，铸造铜钱，赈灾备荒和营建宫殿。有时某个钞关要将其征收的税款用于某个特定的机构，其他的钞关则把税收分送各处。有时朝廷命令钞关征收一定数量的铜钱，然后上缴到皇城内的广惠库（参见第一章第一节）。在16世纪70年代，规定所有收入都要解送到太仓库，由户部监管，供应给北方边镇。但此后，临时权宜的解运仍然继续
〔25〕

。1580年太仓库的账册表明当年从钞关那里仅收银162299两，大约是定额的一半
〔26〕

。

（b）商税

明朝商税在许多方面是清朝厘金税的前身，其特点是税率很低、征收面广，并重复征收。然而，商税的收入过于分散且数额较小，并不能被认为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在主要商业中心城市建立钞关之后，商税的重要性更加降低。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
〔27〕

。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
〔28〕

。

16世纪，仅存的税课司局也由府或县管理。我们可以从北新关早期记述中看出当时税率很低，通常在3%至1%之间。征收面极广，甚至小商贩和农民运输成袋的商品去城镇集市出售也不能免除。通常每个征收站只有一名官员，被佥派的隶卒和书办不但没有报酬，而且还被要求缴纳一定数额的贡献，因此他们被迫靠收受贿赂和勒索过往商人为生
〔29〕

。一旦税收定额增加，他们滥用职权便会容易失去控制。

除了几个地区进行过税收调整以外，商税最初被固定为宝钞，后来转变为白银，其实这没有什么意义。例如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是6606两白银，税额很高
〔30〕

。但是在浙江金华县，这是一个繁荣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额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地承认商税征收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数额更多是用来弥补巡卒折色
〔31〕

。其他地区则用田赋来完成商税征收的责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商人根本就没有被征税。南直隶徽州府因富商而闻名。1482年，徽州全府的商税固定为钞94565贯，此后一直未有调整。到16世纪晚期却不超过30两。因为徽州商人几乎没有缴纳多少商税，他们经常被要求向京师的一些建筑工程报效
〔32〕

。

平定倭寇之后，各省当局，特别是福建和广东，在已存商税体系之外建立了新的税课司局，主要设置于桥头和渡口。这些税课司局自己确定税率，其收入作为兵饷用于地方防务，中央政府无力控制
〔33〕

。北方边境地区也建立了相似的税课司局。1547年在长城以北的广宁和1550年在山海关重建的税课司具有国际意义，因为他们控制着与满洲、朝鲜间的贸易路线。他们最初由军事将领管理，后来改为由太监
控制，然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34〕

。所知道的只是山海关在1570年的收入达4000两白银
〔35〕

。

除了崇文门之外，北京城门征收的人头税也应该并入商税之中。城门由太监控制，他们扮演征税者的角色。更大部分的人头税由那些携带农产品入城的农民缴纳。太监完成定额，每年上缴5000两给光禄寺各司，余下部分装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36〕

。

总之，商税在16世纪逐渐消融。一部分被取消了，一部分归属地方各省得以幸存，还有一些则实行包税制。很清楚，普遍的无差别的征收导致了效率缺乏。同时税课司局运作预算不足也影响了商税制度。1576年，江西巡抚报告说樟树镇原设税课司，额解商税每年172两白银。在他重新调整那里榷收工作之后，收入增加了十成
〔37〕

。很明显，商税中的许多税收潜能被浪费掉了。

据《大明会典》记载，1578年商税收入是150000两白银，平均每县略超过100两
〔38〕

。这些资金同田赋合在一起，成为各地起运或存留税收的一部分。

（c）番舶抽分

整个明代，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传统确立于明初。海外诸国入贡之时，方许朝贡使团进行商品买卖。洪武和永乐时期，为了显示对外国的宽宏大量，朝贡使团带来的货物经常免除课税，例如1370年的高丽贡使和1403年浡泥国（Brunei）贡使
〔39〕

。虽然明朝政府拥有购买朝贡使团60%商品的权利，但并不经常
这样做。一旦购买时，这些被称为“赏赐”，获利五六倍之多，并包括对朝贡使者个人慷慨大方的娱乐花费在内
〔40〕

。

尽管理论上是朝贡贸易，但在15世纪晚期对外贸易继续发展。掌管海上贸易的太监、一些户部官员和职掌沿海防御的军事将领从朝贡使团那里攫取了巨大利益，他们根本不去考虑贸易者是否是朝贡身份。北京的朝廷很少知道他们的事情。1493年，两广总督就上奏说络绎不绝的朝贡使团成为其所属各县沉重的负担，户部比对勘合，回复说在过去六年内只有暹罗和占城两国各一朝贡使团来过
〔41〕

。

此后，礼部建议今后不再预先安排外国朝贡使团前来，这得到了皇帝的同意。朝贡使团只能在广东贸易，因为他们除了贸易以外，别无其他事务。1509年开始正式贸易，那时省级官员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以便于管理
〔42〕

。贸易特权被授予来自朝贡国家之人，有时甚至没有朝贡使节前来。番舶抽分定为30%，由省级官员在抚按官的监督之下征收。以此种渠道获得的奢侈品，诸如象牙和犀牛角被贡献给皇帝，而胡椒和苏木等主要商品则在市场上出售。1510年，累计两年的各项抽额值银11200两，这些资金在皇帝的允许之下，存留地方用于兵饷
〔43〕

。1517年以后，统一抽分降到20%，仍然纳以实物
〔44〕

。

国际贸易的解禁，因16世纪早期葡萄牙海员与明朝军队在中国沿海的冲突而中断。1523年，分别来自于日本的大内和细川两部的使者在宁波发生争贡之役，双方使者都宣称代表着足利幕府
〔45〕

。1529年，广东又一次开放贸易。“强盗”甚至也被允许进入这座城市。1556年，对外贸易被置于海道副使监督之下，他组织了大批广东、福建、徽州商
人担任对外贸易者的官方代理人的角色
〔46〕

。其收入颇为可观，1529年总督林富在请求重新开放贸易时，曾说过：“旬月可得银两数万。”
〔47〕

但是以后的抽份额确切价值无法确知。

从1557年始，葡萄牙人攫取了在澳门的居住权。1564年，庞尚鹏报告，有将近10000名葡萄牙人居住在这里，在贸易季节则超过有20艘商船停泊在这里。每年葡萄牙人支付给抚按衙门的船课达20000两白银，又输地租500两于香山县
〔48〕

。当时的一份资料揭示出关税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先达本县，申达藩司，令市舶提举司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
〔49〕

。甚至在16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广东市舶提举司收的舶税每年纳饷银40000余两
〔50〕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获利甚丰，马士（H.B. Morse）记述道：“至迟到1612年，每一次去澳门贸易一次，要向果阿的总督交纳的执照费价值达25000英镑。”
〔51〕

1567年，明王朝又授权在福建月港进行对外贸易，月港接近于今天的厦门。各种执照费、佣金和舶税继续保留下来
〔52〕

，虽然这里讨论的重点是收入的总水平，但还是可以引用几个有说明性的事例。

中国商人出番贸易和进口货物也要纳税。每年船只的总数目限定为88艘，以先到的先接待为原则。一艘16尺宽的船，驶向淳泥或更远的西洋，每尺征水饷5两，另加引税3两。象牙成器者缴纳进口税是每100斤1两白银，象牙不成器者为一半。胡椒每100斤缴纳0.25两白银，大约是其价值的1%
〔53〕

。从菲律宾返回的船只通常不携带进口货物，所以每次航行追缴银150两，后来减少到120两。

月港第一年征饷6000两。到1594年，增加到每年29000两，当时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促使明王朝关闭了这个港口。1615年，这个港口被重新开放时，计划每年收入为27087两白银。同年，开始降低税率，通常约为15%。所有收益被福建存留，用作当地兵饷。陆饷分配给陆军，水饷分配给水师
〔54〕

。

这就是16世纪整个海关税收的大概。户部从未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只是在获取军事资金中减少了困难。对于来自于海关收入较少的原因从未有人解释过，但很可能是当局担心过高的税率会使海员、船主和商人转向走私贸易并加入海盗之列。官员们无疑希望留下大量空间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账目中进行非正规的征收
〔55〕

。

（d）门摊税（e）酒醋税（f）房地契税

这些税目与商税一起由地方课税司局征收，在未设税课司局的地方，由县府征收。门摊税向那些街道两旁永久的店铺征收。酒醋税从宋朝沿袭而来，是对国家专卖的酿酒业课税。房地契税被固定为实际购买价格或是抵押款的3%。

在明朝初期，上述每一税目都定额到每个县，并规定纳以宝钞。在大多数地方，最初的定额被折成白银，这些收入后来实际上消失了。地方志通常列出每年这三项收入总额为3、4或者5两白银。然而实际征收却是另外一回事。酒醋税通常被忽视，因为明王朝从来没有试图对酒醋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其他两项在大城市里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北京铺行的征税，分别由大兴县和宛平县管理，1579年两县实征银10641两
〔56〕

。对于契税，由于京城地产价值较高，所以仅宛平县每年就为2000两
〔57〕

。在16世纪晚期，根据宛平县县令记载，北京房舍典价一契有至六七千两者
〔58〕

。

在南直隶的淮安，七个主要铺行缴纳大量的门摊税。磨坊、酒面等店由于没有行业组织，县官为他们任命了铺牙包纳代征。对于税收总额暂时还无资料可寻。淮安的房地契税管理也有变化。在17世纪早期，典房文契免税，契税为购买价格的1.16%
〔59〕

。

在南直隶的常州府，16世纪晚期当地官员曾经试图恢复征收房地契税，提到这一税收已经罢征很久。很明显，没有能够实行有效地征收是因为“日偶课之，哗然而起”
〔60〕

。

这些零散的事例似乎显示出15世纪的宝钞陷入了困境。中央政府从未企图重新调整明初以宝钞估定的国家税收。很显然，在这些税目收入不可或缺的地区，地方官员进行了一些调整，他们的专门整顿最终变成了惯例。在没有进行调整的地区则放弃了这项税目，其收入由田赋来弥补。1602年以前，户部曾试图恢复对地产征收契税，希望从中增加100000两白银的收入，这一努力姗姗来迟
〔61〕

。

（g）竹木抽分

《明史》中列出了13个竹木抽分厂局。其中两个在南京附近，五个在北京附近。在北直隶真定、南直隶芜湖（太平府）、湖广沙市（荆州府）、浙江杭州、陕西兰州（今属甘肃）、辽东的广宁卫各设有一
处
〔62〕

。其实这是不完全的，事实上，还有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北直隶的保定
〔63〕

。

这些抽分厂重要性不一。其中有几个抽分厂局，包括北京郊区的那些，仅对修造宫殿设备和器皿用的松木、竹木收税。兰州和广宁位于边境，虽然其工作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资料遗存下来。收入最多的五个场局为芜湖、沙市、杭州、淮安和龙江（后者在南京附近）位于主要的水道沿线，这里商业运输发达，木材流动很大。16世纪，五个场局中仅有龙江还要为帝国在南京的宫廷用具生产提供原材料而继续征收实物，其余四个则折收白银。这些收入一般是用来为政府造船厂提供资金，有时也用于工部安排的其他项目开支。

竹木抽分及其抽分厂局始于洪武皇帝试图让工部自给自足之后出现的。其最基本的项目，即竹木抽分与一般税收相分离。尽管1471年以前几个竹木抽分场局的征收工作并不在工部的管理之下，但在那一年，工部尚书王富获得皇帝的允许，派遣工部属官去沙市、芜湖和杭州三处税课使司，专理抽分，为期一年
〔64〕

。这时的抽分工作是省级官员以工部的名义进行管理。淮安的抽分厂总是由管理那一地区河道的工部官员监管，龙江则由南京工部监管。

当税收征以实物时，松木税额为十分取二
〔65〕

。纳银则估算较为合理，要考虑到松木的种类、原木尺寸和原产地等事项，抽分税率在5%到10%之间变化
〔66〕

。但是淮安的税率通常低于其他几处，主要是因为松木到此之前至少已经纳过一次抽分。淮安抽分厂则要向大运河上所有商业运输抽税，对竹木等造船材料征收的统一税率为3.33%
〔67〕

。

虽然税率是合理的，但是重复征收使商人十分不便。1608年，产自四川的松木在到达长江下游时，要在三个不同省份纳税，另外还要在沙市、芜湖和南京纳税。从南方运到京师的杉木和松木，沿途至少要抽分50%。龙江抽分厂因扣押松木船只而臭名昭著，因为它规定筏运一次只许100根。对于木商而言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的强制性采买，他们拿走了最好的货物
〔68〕

。运到京师的松木价格由于大运河高昂的运费而进一步提高；有时，费用过度高昂，以至于船主到达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时发现拆除船只的装备要比维修更为有利。船桅的价钱不菲
〔69〕

。

竹木抽分的征收也是相当有弹性的。以白银征税的税课司有岁课定额，在有大量商品贸易的年份中，这个定额是很容易完成的。例如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
〔70〕

。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
〔71〕

。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进行税收评估
〔72〕

。这三个官员赢得了传统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

淮安抽分厂则走到另一极端。它是清江船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到16世纪晚期，它已经不能完成额课。其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收税的范围，首先将所有的造船原料都包括在内，然后向船只收税。3.33%的税率也税及民船，以船只的原始成本计算，我们不知道这种办法是何时开始，又是如何获得允许的。甚至在1600年以前，抽分时
要记录船篷、桅、锚和其他设备，这个过程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运输的检查和登记。无论何时，在淮安地区买卖船只，买主要付给官方买船价格的3.33%税款
〔73〕

。这种做法在明亡后仍然留存下来，1778年编写的《淮关统志》显示，清代淮安的竹木抽分仍然由工部管理，仍如以前一样对船只征税。纳税之后，官员将船舱上的一个主要梁头打上烙印并发给船主凭据
〔74〕

。“竹木抽分”因此开始具有更广的含义，在同一码头，工部管理的抽分与户部监管的船钞相互竞争。

各地竹木抽分厂没有统一的账目，也没有提到过实际的征收定额。16世纪晚期，北京连续不断的宫殿建筑工程及其大量松木采办，使得竹木抽分更加复杂。这必然影响了抽分厂的运作。例如1596年一位户部官员发现有44000根圆木被运往北京用于宫殿营造计划时，他发布命令，要求抽分厂沿途阻截这批木材，进行课税。而且不止一次课纳实物税，还要从中购买
〔75〕

。因为巨大的课税额，许多木商离开了这个行业
〔76〕

。

从资料中获得的有关收入的信息是分散和片段的。1489年，清江船厂记录了从沙市、芜湖、杭州和淮安四个税课使司得到税款总款为28670两
〔77〕

。1484年杭州税课使司岁入23000两
〔78〕

，1525年芜湖税课使司收入超过20000两，有的年份榷取之课据说超过了39000两
〔79〕

。1608年淮安榷课据说已经接近11500两
〔80〕

。当时的资料说明16世纪晚期绝大部分时间里榷课额大体保持不变
〔81〕

。这四个课税使司预计收入约为75000两白银是可能的。龙江每年收入也一定与其他税课使司课额大略相等，大约为20000两白银。

（h）矿银

在帝国早期，采矿由国家严格垄断。1370年代帝国铁的产量平均每年为800万斤，约为5300吨（short tons）。1395年，取消了政府专营，官冶总额只保留25000吨。民冶每年输税三十分取二
〔82〕

。虽然没有明证，但这个课税则例却在实际中起作用。

从15世纪早期起，位于北京东北部、长城边上的小镇遵化成铁冶中心。1509年，其产量约为生铁320吨，熟铁140吨，钢5吨。1529年以后，产量减少到原额2/3，但是这仍然能够满足工部的需要。1581年，这里的铁矿石已尽，生产被迫停止
〔83〕

。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政府从浙江、福建和广东岁课铁300至450吨，其他省份则较少，政府也不时从民间购铁
〔84〕

。

看起来，向政府供给的那三个省并没有对铁冶进行控制。在广东潮州府，大约有60多个铁炉。其铁课总额折以白银仅为1000余两，是用来作为本省军饷。福建生产的铁绝大多数解运京师，其情况也非常相似
〔85〕

。在福建泉州府，铁课作为额外征收摊于田土。漳州府当地有民营铁炉30所，每岁铁课约银290两。这笔税收仍然归属本省军事当局
〔86〕

。毫无疑问，这三个省解运到京师的铁是用其他渠道得到的资金收买而来的。

政府也不控制铜的供给。因为从云南运铜到沿海地区很不经济，东南各地出卖的铜多是进口而来，主要来自于日本
〔87〕

。另外，政府每年从渔课中获得4吨铜〔参见下面（i）〕，工部每年需要从市场中购买
24吨铜
〔88〕

。

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银冶。在明朝后期，对于提高银冶是否明智曾有过相当大的争论，表面上的原因是与风水习惯有关。17世纪，当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建议通过重开银矿来改善政府不稳定的财政时，他的建议受到了包括户部尚书倪元璐在内一批有影响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开矿将会夷平民居、坟墓，“动伤地脉”
〔89〕

。

采矿的安全问题，明王朝从未加以解决，特别是对矿工的管理。从永乐时代起，官矿就从未以商业经营的性质而出现。官府从不愿意分配足够的资金进行系统地开发，而是代之以“闸办”，要求每个矿井的官员和工人都必须完成一个固定的生产定额
〔90〕

。政府对金属的需求增加很快，甚至在矿井并未充分开发之前，也不允许以产出用于再投资。当定额不能完成的情况下，没有皇帝的允许也不能减少定额。通常，缺少的部分由地方官从其他渠道补足。这样，官冶形成了新的税收。17世纪，宋应星在其最有名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一书注意到这些情况。

矿工是从流民中随意招募的。因为这些流民在当地没有根基，因此通过集体负责的原则来管理是相当困难的，集体负责也是政府惟一有效的控制地方人口的手段。农村大量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总会对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征发役夫治水都会引起官府的某些担忧。而矿工的危险性更大，他们收入低微，如果采矿失败则一无所得。他们具有制造武器的能力，又居无定所，很容易成为强盗。明朝政府在遵化冶铁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矿工被置于军事控制之下。

把采矿权下放给普通老百姓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一定数量的铁冶可以在政府监督之下由私人企业完成，但是允许私人开采银矿与禁止私人过多地开发自然资源的意识形态原则不能并立。而且，大多数银矿坐落于边远地区，诸如江西与浙江交界之处。在如此偏远荒凉之地组织矿工，并提供充足的服务和供应，考虑当时有限的运输能力，此非明朝的企业家能力所及
〔91〕

。

15世纪，银矿有时也由那些既无资金又无适当生产能力的冒险家承担开采。结果常常会导致矿工暴动。15世纪中期的叶宗留起义就是一个教训。在作为银矿业主失败之后，他变成广西和浙江边界土匪的领导人。1444年至1449年，明朝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动
〔92〕

。此后禁止了当地的银矿开采。受叶宗留起义影响，江西上饶县的所有银矿随后被关闭，矿井被查封，居民被遣散，耕地抛荒。这里缺失的小额田赋由其他地方额外征收来补足。此地往来的道路悉甃石为障
〔93〕

。16世纪，明朝政府在银矿开采方面最大的障碍就是恐怕再次发生类似的不稳定情况
〔94〕

。

16世纪曾有几次试图开采银矿来增加国家收入，每一次都是昙花一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16世纪初，太监刘瑾分派福建、四川和云南的采银配额。浙江抗辩其省白银库存用尽，这样他们被要求从赃罚银中转缴20000两〔参见（m）〕
〔95〕

。1510年刘瑾下台后，所有生产配额被取消。只有云南的银矿还继续开采，政府最后于1521年才下令关闭云南矿场
〔96〕

。

在16世纪50年代，嘉靖皇帝为了给宫殿营建筹措资金，加大了
白银的开采。除四川和云南的银矿外，还在山东、河南、山西和北直隶新开银矿。早在1559年就决定民冶要课税40%
〔97〕

。在这项政策还没有效果之前，浙江和江西边界的矿工又一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他们于1566年攻陷了南直隶婺源县城
〔98〕

。因此朝廷于1568年重开禁令，并将整个矿场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浙江、江西和南直隶三省，发布命令，立石刻谕，严禁任何人进入矿区。为了帮助三省的治安力量维持封锁，政府还特意印制了手册，详记小路、山路的细节和其他战略信息
〔99〕

。山东也印制了有关所有金矿、银矿、铜矿和锡矿的类似手册，注明所有矿场“封塞完固”，有些矿区由军队驻守
〔100〕

。这种情况一直到万历皇帝于16世纪90年代允许重新开矿之前没有大的改变（参见第七章第三节）。

虽然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出政府的矿业收入，但是其收入的最高额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1548年，工部尚书文明（1547—1549年在任）奏报当年矿银收入为62030两，这一数字可能就是一般的额度
〔101〕

。1557年，正值鼓励采矿之时，山东、山西、四川、河南、云南和北直隶的保定府上缴的矿银总额仅为48271两
〔102〕

。虽然南方各省的数字无法确知，但不大可能超过这一数量。1601年，万历皇帝的税监十六次上缴“矿银”，总额为110210两
〔103〕

。

政府开矿活动惟一显示出不断发展迹象的地区是云南。云南巡抚奏报说到1594年，矿银为52722两，随后又增加到83600两。16世纪最后10年，在云南同缅甸首领莽哒喇弄王（Nanda Bayin）进行边境战争时，银矿收入被本省存留用于军饷
〔104〕

，只有少量解运到北
京
〔105〕

。考虑到这些情况，16世纪明帝国每年的矿银收入可能不到150000两，许多年份还要低于这一数字。

矿银上缴工部掌管的节慎库。不受户部监管。

（i）渔课

理论上来讲，渔课应由渔民缴纳。在那些渔业相当重要的地方，建立河泊所，并接受府州县的管理
〔106〕

。其他地区则由府州县官员进行征收，项目包括粮食、鱼胶、造船原料或白银。1382年首次确立这项制度时，一共设立了252个河泊所。到1578年，还剩139个，大约一半设在湖广，其余的分布于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和云南
〔107〕

。

甚至在14世纪，这项制度就已脱离实际。渔民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很容易逃避这项税收，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
〔108〕

。到16世纪晚期，渔课的征收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湖广的永州府，下辖6县1州。到1571年，仅有三个县继续向渔民征收渔课。其余四个县则由田赋补足
〔109〕

。通常情况下，后一种征收方法较多采用。

河泊所征收鱼胶、麻、铜、铁、翎毛、桐油和朱砂
〔110〕

。造船原料也包括在内。河泊所的职能与建在较小内陆码头的钞关很相似。当工部有大量物资时，上述物品可以折色征收。当官员进行管理时，这些账目有时让人眼花缭乱。1578年的渔课定额见于《大明会典》卷25、36和200。税目琐碎，征收分散，地方官不得不被提醒要按《大明会典》的具体要求行事
〔111〕

。渔课全部收入及其分配参见表17。

表17　1578年的渔课征收

征收本色粮食，并入田赋，由户部管理

31966石

征收白银，解运南京户部

11000两

征收白银，替代造船原料，解运工部

18900两

征收宝钞、铜钱，解运广惠库

价值6000两

征收工部所需物资

价值7000两

我们假设输纳的粮食每石值银0.5两，那么每年渔课总收入将超过58000两。与番舶抽分相比，这是颇为可观的收入。

第二节　管理收入

（j）开纳事例

因为管理收入的非道德性质，明朝的资料通常对此讳莫如深。例如出售官衔称为“开纳事例”，字面意思是“根据先例纳捐”。实际上，这项非正规的收入比较稳定，在16世纪如果没有此项收入政府运作几乎难以维继。

虽然经常出售官衔，但是从未正式制度化。一般的做法是授予捐献者名誉头衔，例如监生或者武官。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役的优免，有时这种优免可以扩大到其家中一位以上成员。通常被授予与所购买官衔相当的冠带，但在正常情况之下他们没有俸给，没有实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吏胥不经过考试而获得提升，平民变成某些部门中不拿薪水的吏书，合格的学生能够优先得到任命，停职的官员有时
能够重新起用。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费用
〔112〕

。开纳事例由户部或工部监管，有时吏部也协同管理。这笔收入由省直官员、边镇督抚以及各部官员使用，用于工程营建、救济灾荒以及紧急的军事补给。到16世纪晚期，它更常用于修建陵寝和宫殿。捐献通常是现金，有时也有实物捐纳，诸如马匹、砖块等。数额变动很大。最低的官衔，20两就足够了。从16世纪一些富商的墓志铭中可以看出他们被强迫购买卫所军官之衔
〔113〕

，其数目很大。徐贞明于1575年记述了监生的头衔要费银350两
〔114〕

。1596年营建寿宫，开纳进银以500两或1000两为标准
〔115〕

。

现在没有开纳事例的官方记录，事实上也不可能公布。但是在官方和私人著述中却不时地透露出这项收入的水平。1508年开纳事例银为430000两
〔116〕

，1565年户部尚书高耀（1560—1567年在任）报告当年事例银为510000两
〔117〕

。张居正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揭示出从1570年到1580年国家每年由此得银400000两。很明显，这一收入水平稳定不变，成为国家正常预算的一部分。虽然张居正个人憎恶这种做法，但他强调这项收入也是不可或缺
〔118〕

。每年总计达400000两白银的收入实际上比任何一种工商业的收入都要多。

但是这项收益的代价极高。所谓的生员实际上很少进入学校。他们利用这种官方身份妨碍司法，逃避税收（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帝国灭亡之前，在一些富裕的县里生员多达1000名，地方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束缚
〔119〕

。当时，许多不合格的人购买官职、吏胥职位，这些人充斥地方政府。他们获得挂名差事，诸如“知印”、“承差”等，通
过这些头衔来获得违法收入。

（k）僧道度牒

帝国早期，僧道度牒费用并当成国家收入的主要的来源。洪武时期，三年登记一次，每次发放300至500张度牒。永乐时期，每五年给度牒一次，每次多达10000人。此后，一直到15世纪中期，间隔被确定为10年
〔120〕

。但是15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办法发生了变化，政府常以此作为筹措紧急赈灾资金的手段，礼部准备好空白的度牒，分发到各省和各府。购买度牒的费用通常为银12两。这样登记作为僧道就不必经过例行的宗教考试。1485年，据说仅当年就发放了70000张度牒
〔121〕

。但是由此得到的收入还不清楚。当政府急需资金时，每张度牒减至七八两。另一方面，在这一交易中，购买者要付给中间人的钱数高达白银100两
〔122〕

。因为他十分渴望获得僧道地位以豁免徭役
〔123〕

。

还见不到16世纪出售僧道度牒的记录，但是张居正在1578年的一篇奏疏中证实了这种做法还在继续
〔124〕

。1508年进行过两次度牒，其中一次卖牒15000张，得银130000两
〔125〕

。如果这具有典型性，那么这种做法至少每年能为财政提供200000两白银。可能只有1585年曾经停止过，当时是担心佛教的影响过于强大。这一行动是由户部尚书王遴（1583—1585年任职）奏请，并在检查僧道数量膨胀时得到了礼部的协助
〔126〕

。

度牒费用及其收入主要由户部监管，当然，有时礼部也使用这笔收入用来支付管理开支
〔127〕

。

（I）户口食盐钞

前章已经对此进行过论述（第三章第四节）。16世纪，户口食盐之法已经废止，征收变成了人头税或是田赋的附加税。收入通常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享
〔128〕

。许多明朝的官员认为此项税收有欠公平，但是当1509年太监刘瑾提出将其完全废除时，却遭到了户部的否决
〔129〕

。1578年的记载显示，在理论上帝国政府仍然从中得到80555两白银的收入，但实际上输纳太仓库的白银收入不过一半
〔130〕

。余下的以铜钱和宝钞形式上纳给广惠库。1580年太仓库的账目显示出当年的户口盐钞银为46897两
〔131〕

。

考虑到其中一部分收入被省直政府挪用的事实，这项收入的总额在16世纪晚期可能会达到160000两。

（m）赃罚

赃罚这一术语在16世纪有很多含义，并涉及到明朝行政和法律的许多方面。“赃”字字面的意思是赃物或是偷盗的东西，“罚”是指罚金或是罚没行为。通过举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术语。16世纪，当一个人被控告盗用公款时，其盗用及必须补足的数额不是根据罪证来确定，而是根据行政性决定，资金的追回很可能牵涉到财产充公。这样赃和罚的概念都被包括在内。又如一个掌管仓库四五年的库子，某次盗用了20两白银，他被监禁无可非议。根据当时的法律习惯，强令他返回1000两白银，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可能多次进行盗用。如
果没收他的个人财产也不能补足数额，他的亲友的财产也将被充公，因为按照当时的理论，盗用者会将偷盗的财物转移给他的同伙、亲戚。16世纪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例，即1565年抄没大学士严嵩财产的事件，正如20年后一位都御史所指出那样，这件事“流毒江西一省”
〔132〕

。

甚至普通案件中的罚金也有很大的复杂性。罚金可以减轻刑罚，这与西方的习惯不同。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政府很少区分民事与刑事案件。所有发生的案件都有卷入刑事诉讼的可能。私人衣物受到损害，僵持下去，通常会对被告进行公诉来解决。而很严重的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是由原告首告，原告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诉人。如果原告输掉了这场官司，将反坐其罪。例如，一个人诬告另一个人罪当死，但没有成立，那么诬告者将被流放3000里
〔133〕

。

在这种制度之下，一旦提出正式的控告，就不得撤诉。在理论上，任何案件都不能庭外解决。原告停止诉讼的惟一办法就是自己挺身而出，承认控告是错误的。无论受到惩罚的人是原告还是被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折成罚金
〔134〕

。对于较轻的犯罪，罚金非常轻微，看起来类似于西方制度中的诉讼费用。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鼓励任何形式的诉讼。严格来说，诉讼中的罚金应被称为“赎锾”，包含在一般意义的“赃罚”之中。

另一个在帝国早期确立的做法是政府机构的纸笔费用由案件当事人来提供。到16世纪，纸笔实际上是源于其他渠道，但是向罪犯、原告、被告征收的这笔费用并没有完全停止。这项收入，被称为“纸赎”，变成了赃罚的另外一部分
〔135〕

。

罚金也包括对行政渎职行为的处罚。大查黄册时常会有这种处罚。虽然在人口数据上故意弄虚作假不容易被上级官员察觉，但是统计数字的矛盾却经常被发现。府州县的整套黄册因为这种技术上的错误而作废，提交新的黄册要有可观的花费（参见第二章第二节）。为了得到额外费用，就要对官员和地方的疏漏行为处以罚金，这样征收的资金实际上没有用于第二次编纂黄册的准备工作，而是解送给上级机关成为赃罚收入之一
〔136〕

。16世纪晚期，地方官员在征收罚金时也适用同样的方法。在一些地区，罚金在宣布处罚之前提前征收。对于一个里甲或一个税收代理人而言，虽然没有犯任何错误而被“罚纸两刀”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137〕

。

简而言之，财政意义上“赃罚”包含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收入，有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收入，有司法的和行政的收入，有个人缴纳，也有群体缴纳，数目有大有小。16世纪，具有财政职责的官员，包括巡抚、知府、知县、按察使以及一些武官都可以征收这样的罚金。1593年，刑部尚书孙丕扬（1592—1593年在任）就透露出有28种征收罚金的方法，一些是合法的，另一些则是不合法的，但每一项都有先例可循
〔138〕

。因为不可能稽核所有的账目，事情的合法性只能是相对的。而征收是否过重还是适度才是实际的问题。

16世纪早期，中央政府要求省直官员放弃这项收入。例如，1509年，太监刘瑾［参见（h）］要求浙江向中央转解罚赎收入。1564年，帝国法律进一步规定所有部门都要向户部和工部各解送40%的赃罚银，余下的20%由地方政府存留备赈
〔139〕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定额制
度。1567年，原来由刑部管理的赃罚银转由户部管理
〔140〕

。1580年，太仓库的账目显示出来自于各个机构的赃罚银为128617两
〔141〕

。这样全国赃罚银应该超过300000两。1569年，何良俊估计全部收入可以购买700000石米
〔142〕

，折成银两当在200000两至300000两之间。

存留地方的20%的赃罚银事实上并未用于赈灾，这在1581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一次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
〔143〕

。直到火耗成为地方官员增加个人收入的新渠道之前，赃罚银一直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补助。即使这样，并非所有的资金都装入官员的腰包。有些人利用这个余额弥补财政赤字，还有人以此资助公益项目，例如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
〔144〕

。

（n）铸钱利润

铸钱问题已经进行过讨论（第二章第四节）。16世纪晚期，就不断地有人宣称这项工作有利可图。当无法实现时，计划也就停止下来。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但是根据仅有的几种不同著述，我们能够概括出如下的一般情况：铸造铜钱10000文，估计费银14.4至14.9两。这并不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因为工人不是雇佣而来的，而是无偿佥派。在北京的市场上，铜钱的兑价波动于每两白银450到700文之间。后者的兑价大概接近于铜钱的成本。官铸铜钱兑价确定为每两白银兑铜钱500文或550文，获得的利润为最初投资的20%到40%。赢利没有折成银两，而是直接以铜钱用于工匠的工食费和一些官吏的俸给。这样就直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义务
〔145〕

。

对于这个部门1576年的运作情况我们知道不多，当年铸造了1亿文铜钱，铜钱和白银的兑价还无法确知
〔146〕

。1596年的工作记录较为完整。铸铜钱82800000文，获利近30000两白银，但是此后兑价不尽人意，没有进一步进行铸造
〔147〕

。

与首都相反，各省直的情况变化很大。铸钱的利润率取决于地方的铜价和对铜钱的接受程度。南直隶淮安府的铸厂在17世纪早期的利润率为40%
〔148〕

。17世纪20年代，山西省上报每年铸钱利润率为100%，其十年之间陆续获息银117090两
〔149〕

。一些省直铸局的巨大利润的获得是通过压迫商人得到的。1580年的一份奏折揭示出官员强迫铺户以低于成本价提供原材料，并强迫另外一些商人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兑换率接受铸造的铜钱
〔150〕

。

（o）桩朋银

桩朋银起源于军士应当对借给他的武器装备承担财政责任的原则。边军士兵必须在15年时间里保持他们的马匹适合服役，如果一匹马在此之前死掉了，除非是在战斗中被射杀，否则骑手和他的军官应该按照马匹未有服役的剩余年数进行赔偿。因为单个士兵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赔补这种损失，军卫就要事先扣除他们的部分饷银以建立起偿债基金，更像是征收集体保险费。有时军官们也向这个基金捐献。到15世纪，这就逐步地发展为一种称为桩朋银的制度
〔151〕

。大约在1477年左右，这一制度得到官方承认，不久就规定了征收的固定比率
〔152〕

。1492年，一位御史报告说按照旧例骑兵每人每半年要出银0.3
两
〔153〕

。

到了15世纪末，据说桩朋银管理不善，成为了高级军官的额外资金。1506年兵部获得皇帝允许，将其上缴常盈库，改由朝廷太仆寺控制，用来孳生马匹
〔154〕

。此后桩朋银变成了一种固定收入
〔155〕

。

16世纪，这项收入又有另外一个来源，即各个边镇推行的小规模团种计划
〔156〕

。这样中央政府收其所入，以保障供给。

桩朋银同兵部其他收入相混合，没有形成为独立的账目。1568年，山西行太仆寺透露出本岁所征桩朋银19060两
〔157〕

。如果其他边镇也征收相似的数额，总额应该在50000两之内。由于16世纪晚期边镇管理腐败日益严重，实际征收不可能达到预料水平。一个报告揭示了1595年在一些军队中骑兵仍然被要求赔补失额
〔158〕

。

（p）香税

香税经常记录在中央政府的账目之中，可能是因为这笔收入虽然不多却很稳定，有其价值。在这一税源中，经常提到的两个圣地是山东的泰山和湖广的太和山，名义是由礼部管理，由其负责那里寺观的维护与修缮。但实际上香税是由主持两处圣地的太监征收。在太和山，负责的太监授权驻守圣地的军官代为征收。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两处每年来自于朝拜者的收益达到40000两白银。太和山的征收方式采用包税制，每年要解送白银“数千两”用于均州千户所折色俸粮。据说这个数额仅占税收总额的40%
〔159〕

。泰山香税的征收者，甚至将额度不定的香税解送给布政使司后，还要每年
解送一定额度给户部的太仓库。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太仓库所入的泰山香税银高达20000两
〔160〕

。

第三节　役和土贡折色的现金收入

（q）轻赍银

役和土贡的折纳已有论及，这里无需再详细论述。从资金分配就可以看各个政府机构是如何存留他们最初收入的：最初以实物输纳，然后将其转入不同的现金账目之中。这种部门税收管理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

除了田赋正额和役的折色部分外，户部掌管另一个重要项目是“轻赍银”。“轻赍”的字面意思是“容易地移交”。指定作为漕粮的那部分田赋要加征很重的路费米耗，部分是为支付运费。15世纪早期，加耗与正赋一样是征收本色。从1477年起，部分耗米折银交纳，全部漕粮耗米折银为450000两，用做运输者的口粮与配给
〔161〕

。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使税粮装载、移交容易，货物也容易到达目的地。但是轻赍银并不是由纳税者直接交给运军，而是由各州县征收，一并解送淮安（淮安是粮船必经之地），再由漕运总督将其分配给运军。实行这种办法可能有几个原因。如果军士直接从纳税人手中接受银两，他们可能会对银两的重量与成色提出异议，也可能在需要之前受到诱惑而花掉银钱。另一方面，在淮安移交银两也会促使粮船早到淮安。

但这种办法的实际结果仅仅是方便了政府挪用这笔资金用于其他目的。到16世纪早期，这笔现金开始不再发给运军。对于其起因还不清楚。官方的解释是因为大运河那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粮船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洪闸，这样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河道的维护
〔162〕

。但实际上这笔资金多被挪用、盗用。1511至1512年的一份个人的记述显示出许多管理粮船的高级军官将轻赍银装入腰包而归罪于士兵，北京一些权贵也卷入了这一丑行。由于受到调查的威胁，一位心虚的军官向政府交出了一些收入，宣称这是羡余。其他人也加以效仿。不久移交现金给太仓库变成正式的做法
〔163〕

。1522年，漕运总兵官代表士兵恳求一如从前一样分配轻赍银，但因为政府将这笔资金用作它处已经成为了一种常例，所以户部拒绝了这个要求
〔164〕

。整个16世纪，一般的做法是将轻赍银的70%上交给政府，余额分配给士兵
〔165〕

。1558年，军事开支大增，半数的轻赍银上缴太仓库
〔166〕

。

16世纪晚期，局势略为稳定，轻赍银的大部分被分配用于北京周围仓场的管理开支。1579年，总督仓场尚书报告他管辖下的六个主要仓库所有开支预算为银218971两。大部分银两是用于大运河终点以外的短距离粮食运输。在同一上奏中他预料年终盈余的119088两轻赍银将上缴太仓库
〔167〕

。

（r）匠银

在宫廷中各个工厂、作坊工作的工匠包括木匠、铁匠、裁缝、皮革工，等等。根据帝国早期的规定，这些职责由登记为各个行业的匠
户亲身无偿完成，这些人以此种方式来履行服役义务。其中有一些人要每年应役，其他人间隔期为二年、三年、四年或是五年。匠户应役于南京或北京，时间一般持续三个月。盘费由工匠自己提供。虽然政府不发给他们报酬，但却提供工食。

1562年以后，他们不必要亲身服役，而将匠役义务折成白银按年度交纳。根据1578年统计，整个帝国有匠户142486名
〔168〕

。他们的匠役折银称为“匠银”，由地方官员征收并解运到工部管理的节慎库。全部收入固定为银64117两。在有些地方，仅仅把这项税银并入到役银账目中，而不是从单个工匠那里征收，对于这一点，第三章已经论及（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两京之外的其他政府工厂也适用同样的办法，例如在易州烧炭的山厂和清江浦的造船厂（第二章第一节），但那些税银直接解送各个工厂并不经由工部的情况则是例外
〔169〕

。理论上，政府工厂的雇佣工人工钱是同由同一行业登记的匠户支付。

（s）芦课

芦课岁入25500两白银，由南京工部管理，加征于湖广、江西和南直隶长江沿岸农业土地之上。在15世纪，这项税收征收实物，芦苇用做燃料。到16世纪，税收折银，拥有河滩和岛屿荒地的人成为芦课纳税人。虽然芦课是田赋的一种变化形式，但是其面积与收入并没有与正赋合并。土地所有权含糊不清，既非私人土地，亦非公田。而且，由于地形变化，最初的亩数估量与16世纪晚期的情况并不一致。
因为那时大片种植芦苇的土地已经改种水稻，因此普遍认为芦课纳税人的税率很低
〔170〕

。1597年，万历皇帝曾武断地命令其定额增加到200000两
〔171〕

。每个土地所有者的税额不可能突然之间增大8倍，因此知县很可能必须通过对现存收入的重新分配来交纳这笔税金
〔172〕

。

（t）四司料价

四司料价岁征银500000两，是工部管理的最大款项。征收遍及除广西、云南、贵州之外的省直各个地区（参见第三章第四节）。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工部被授权以“河工”和“助工”名义进一步征税。这两项征收最初被认为是非正规的税收。前者被认为是北方省份田赋的附加税，而后者是向现存的收入再加征一定的比例。

（u）马差

这一项目已经进行过详细论述（第三章第二节），这是由兵部管理的最大款项。1588年的报告估计收入大约为370000两
〔173〕

，而1629年岁征429537两
〔174〕

。

（v）班军折银（w）皂隶折银（x）驿传银

这三项征收，由兵部管理，在16世纪没有什么意义。前两项曾有增长的潜力。最后一项虽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却从未纳入总的账目之中。

京城防卫责任由来自山东和河南的士兵履行。理论上，他们在蒙
古人最可能入侵的秋季和春季来京师加强防御。事实上，士兵们刚到京师就被分配去从事修建项目。有时也纳银代役。例如，在1540年，有46000名士兵没有至京应职，他们被命令每人交纳工价银1.2两。工价银总额达55200两
〔175〕

。到16世纪后期，纪律有所加强，但是折纳的工价银仍作为兵部账目中一项常规项目得以保留。皂隶从15世纪以后就不再要求亲身服役，而折色银被用作京城官员薪俸津贴（参见第二章第一节）。1487年的皂隶总数为7342人，到16世纪数量至少达到10000人
〔176〕

。每人每年以12两计算，岁入应该不少于120000两。然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分配给了官员。这一项目中惟一能够确实增加兵部收入的是空额官员俸给的节余，但这一项目变动较大，而且数额不多。

另一方面，驿传银的羡余则是非常稳定的。16世纪70年代，张居正要求各地减少驿传征收，各地上奏说撙节开支使他们减少了对驿传的征收（参见第七章第四节）
〔177〕

。但所有证据都表明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大多数地方还是以先前的税率征收。驿传银肯定构成了省级银库主体。1598年，当中央政府命令各省将其储备解送首都时，驿传银被描述为“自万历初年迄今”
〔178〕

节省之余银。其实际的数额无法估算。

（y）历日（z）光禄寺厨料

三个属于礼部的特别机构保持着单独的开支账目，从未与其他收入合并。他们是太医院的药材，钦天监的历日和光禄寺厨料。这些项目出现在正规的财政报告中，列入各省直的里甲派征之中。

在16世纪，仅有少量的从民众征用的药材折成货币征收。药材总额约为80吨。尽管许多地方账目中列出了分摊的花费，但是其现金价值从未被计算过。甚至在15世纪，帝国历纸要印刷50万份，但相对于其他上供
〔179〕

，纸张的花费很小。而光禄寺厨料则是很大的项目。

15世纪，光禄寺厨役有7000至9000名（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其必须能够为15000人的宴会提供服务，同时也要分发大量的酒肉
〔180〕

。光禄寺的开支一直得到政府的关注。其从政府的仓库中领取稻米、食盐、酒和器皿，厨役工食由户部发给，通常给付粮食。另外，光禄寺还从掌管北京各城门的太监手中得到一小笔现金收入［参见前面（b）］。光禄寺每年的现金支出巨大，16世纪晚期大约是260000到400000两之间
〔181〕

。这笔费用由地方政府供应，一直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它比铸钱利润和番舶抽分总和还要高。

第四节　非现金收入

（aa）茶马

尽管通过边境的茶马贸易，中国从游牧民族得到马匹，也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并且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无疑也能够获得关于夷夏关系的有用信息，但必须指出的是，边境贸易的财政重要性不大。其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虽然有一定重要性，但决非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在16世纪边境贸易的动因是获得收入。正如最近莫里斯·罗塞比（Morris
Rossabi）所指出的那样，很难说明朝保持控制茶叶贸易是以此来安抚西边的游牧民族
〔182〕

。

茶马贸易与明朝茶叶专卖有着密切关系。帝国建立之时，将茶叶与食盐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与食盐专卖一样，有“引”和围绕产地所建立起来的“批验所”。然而茶叶专卖较盐的专卖影响较小，因为其产品过于分散而不能置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根据洪武时期创建的这项制度，茶叶被分为两类。那种除在陕西和四川省之外其他省份生产的茶叶是用于国内消费，但是必须有茶引。在陕西和四川，政府从三种渠道获得茶叶。一定数量的茶园为政府所有，由军队士兵劳作。政府拿走80%的产品，剩余20%用于给付士兵。私人生产的茶叶征收20%实物税收。政府也用宝钞从私人种植者手中大量购买茶叶。余下的茶叶可以如其他省份一样购买茶引后在市场上出售。此外，任何家庭蓄茶不许过一月之用
〔183〕

。

通过这些方法，政府一年在四川获得100万斤的茶叶，在陕西可能获得26862斤茶叶。所有这些用于与西部边境的游牧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这也就是被明朝官员称为“番部”的民族。在16世纪，共列出有57个进行贸易的部落。他们似乎代表着不同的部族
〔184〕

。但是绝大多数可能是来自藏族诸部，或者是来自于浩罕和今天新疆的突厥语系部族。在王朝早期，他们进贡附属于明朝，明朝政府发给他们金牌作为贸易凭证。理论上，从事贸易的部族首领既包括权利，也包括义务。明朝政府在陕西建立了四个茶马所，在四川建立一个茶马所，通过这种制度每年可以得到13000余匹马
〔185〕

。

茶马贸易制度早期最大的困难是运输。绝大部分茶叶产于四川，而贸易却在陕西北部进行。1425年在成都有210000斤茶叶在等待运往边境时腐烂变质
〔186〕

。1435年之后，政府试行了所谓的“开中法”，即与食盐专卖采用的开中法相似（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在这种情形中，除了运输成本以外，商人不被要求投入任何资金。一个人在成都从政府仓库中接受100斤茶叶并将其运到陕西的一个茶马司，这样会得到2000斤食盐的引由，在两淮或两浙地区可兑换成现金
〔187〕

。这看起来没有大的进步。有时茶叶也由军队运到北边
〔188〕

。但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这一办法没有什么效果。翻越崇山峻岭的运输费用使得整个运作非常的不经济。

15世纪晚期，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茶马贸易的控制，获得的茶叶数量也不断减少。在陕西，人口不断增加，茶叶产量也有增加，但政府无意对茶叶征税，走私贸易繁荣
〔189〕

。然而到1490年，政府对茶马贸易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办法。从那时起很少强调政府的生产与收购，而力图向边境地区的茶商课税。民间商人被鼓励从生产者手中购买茶叶，政府发给他们通行证。在到达茶马司时，商人上缴其货物40%给政府，余额进行民间贸易。这种办法不定期地举行，也被混称为“开中”。由于在陕西缺乏有能力的管理者和京师朝廷领导能力的下降，边境贸易站至少又持续衰退十年
〔190〕

。

官方茶马贸易的恢复据说是由于户部尚书杨一清（1454—1530，1510—1511年在任）的努力，他早在1503年作为督理马政副都御史到过陕西。他在此升为陕西巡抚，后为总督，他在陕西任职了八年，1510
年被召回北京。杨一清制止了走私贸易，增加了向当地茶园的课税，要求各族番官一如以前进行贸易。然而1490年实行的基本政策仍旧向茶商征税。1504年在给皇帝的奏报中，杨一清描述了他的计划：召商买茶，然后解送给茶马司。政府出售1/3付给商人，其余2/3归属茶马司
〔191〕

。官方税率66.7%为有明一代最高的记录，这无疑会受到商人的抵制。1506年以后税率减少到50%，商人被允许在边境地区自由出售其余的50%
〔192〕

。高税率的目的不仅造成茶叶大量积压，还正如杨一清在他的奏疏中承认的那样，也提高商品的价值。这仅仅由降低出口量，人为增加了商品的成本来实现。

他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放松国内市场的某些限制，加强对边境的控制。茶马司的运作更像海关，50%的税收事实是一种出口税，它反过来就是一种保护性的关税。对于茶商的民间贸易知之不多。可以猜测他们是中茶易马，因为有资料表明除马匹以外再没有什么有意义商品可以从游牧民族获得
〔193〕

。同时“卖放私马”
〔194〕

也不断被提到，因为私马不缴纳进口税，商人在上缴半数茶叶之后仍能从中获利。杨一清制定规定，虽经几次修订，仍延续到16世纪末。1571年，又制定法规要求每名茶商将货物分为两个部分，由茶马司拈阄对分
〔195〕

。

16世纪茶马贸易几乎没有需要政府的投资。1507年，杨一清提到他已经囤积了450000斤茶叶，足够二年贸易之用
〔196〕

。尽管向陕西的茶园征收的总课额从1503年的26289斤增加到1505年的37195斤，1506年又达到50965斤
〔197〕

，但这个数量还是不多。很明显，杨一清囤积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对茶商的征收。

同边境部族每三年进行一次贸易。马匹被估价为三等，而平均兑换比率保持为每匹马兑换70斤茶叶，与洪武时期相近。16世纪前期，政府每年通过这种方法获得3000至4000匹马
〔198〕

。

尽管西北边境局势不稳，但在16世纪晚期，茶马贸易还是得到发展。1536年，废除了三年一次的贸易周期，此后官方贸易每年一次，农历六月开始，持续大约60天
〔199〕

。整个16世纪，茶叶看起来不再短缺。而且官员们不断抱怨有过多的茶叶需要储存。民间贸易额也有所增加，兴贩私马也从未销声匿迹。1591年一篇奏疏提到茶马司每年可得到马6500匹
〔200〕

。根据地方志的一条记载，从1588年开始每年为12000匹马。1600年左右，这一水平开始下降。17世纪，锐减到每年3040匹马
〔201〕

。这可能有许多原因。莫里斯（Rossabi）认为这种衰退还要更早。他指出16世纪早期纳马部族受到了蒙古首领易卜拉（I-Pu-La）和穆斯林首领曼苏尔（Mansure）的压迫，使他们的贸易活动受到长期影响
〔202〕

。16世纪90年代，万历皇帝派遣的税使对贸易活动也有影响，因为税使的过分征索妨碍了各省之间的贸易。

毫无疑问，茶马贸易的衰退造成了17世纪早期陕西的经济萧条。这种贸易在全盛时期有很复杂的情况，包括官员、商人、茶叶生产者、军官和士兵都卷入其中，其重要性不能仅用官方记录中的数字来衡量。1589年，陕西巡按强调茶马贸易对陕西的地方经济十分重要
〔203〕

。

纵观16世纪的贸易政策，可以发现主要问题是国内市场茶叶过剩，而边境出口有限，税率固定，各级官员又从中谋取私利。16世纪
的最后25年中，湖广取代了陕西成为茶叶的最主要供给地。1577年，俺答汗开放北方边境易茶的要求被拒绝。明朝认为一旦蒙古直接得到茶叶，他们将以此种方法对西方部族进行控制。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中国毫无利益。市场已经饱和，茶叶过剩，户部被迫于1585年同意将税率降到30%
〔204〕

。至迟到1595年，陕西的御史要求将湖广茶叶全部排除于边境贸易，借口是湖茶质量低劣
〔205〕

。然而其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日益增大的对于湖茶的憎恶情绪，湖广茶以低廉的价格在过分饱和的市场中取得优势
〔206〕

。最终户部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案：湖广茶不再被禁，但另设了一个检验部门以控制其质量。

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每年通过茶马司可以得到大约10000匹马。平均每匹马值银10两，每年通过茶马贸易可以得到10000两收入。虽然这一数目很大，但其财政上的重要性也不应被夸大。马匹被解送到宁夏、固原、延绥和甘肃四个军镇
[1]

，然而为了孳生马匹而将一些种马留在陕西苑马寺
〔207〕

。16世纪晚期，苑马寺被奏告工作无能，因为其管理的马匹数量没有增加。苑马寺至多不过是马匹被分配给军镇之前的中间机构。其运作与北京太仆寺没有关系。茶马贸易也不应该同北边和辽东的“马市”相混淆。后者由太仆寺提供资金，由边境督抚管理。他们收购商品，吸引地方部族，同他们交换马匹。
〔208〕

在16世纪晚期，这项事务每年花费政府300000两白银。1594年，为了同
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作战，中央政府仅拨给辽东的马价银就达550000两
〔209〕

。换言之，这仅仅是开支项目。

因为产自四川的茶叶并不在西北边境进行贸易，所以其对政府财政意义不大。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0000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0000两。其中14367两被解运南京户部，1500至2000两解运给陕西省。剩余资金，连同征收158859斤茶叶，存留于本省，用于津贴地方管理
〔210〕

。16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211〕

。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212〕

。当时的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
〔213〕

（bb）未被列出的其他项目

以实物形式解运首都商品的总价值，每年大约为银400万至500万两之间，对此前文已有提及（第三章第三节）。这些项目本质上代表着不同形式的税收款项。例如数量很大的有棉布、缎匹和黄蜡，他们有不同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田赋正额的折色，一部分来自里甲征收，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用现金购买而来。这些供给更应在列入仓库清册而不是税收账目中，因为他们不是不断上升的税收单位，他们中一部分实际上要被消耗掉。它们应该被看成一种开支，但是由于会计制
度的不一致，它们有时被列为收入项目。

第五节　杂色收入总结

收入估计

杂色收入估计列于表18中，数字精确到千两。无法确知岁入的项目忽略不记，这对全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表18　1570—1590年左右杂色岁入估计
（单位：两）

来自于工商业的收入

管理收入

钞关税

340000

开纳事例

400000

商税

150000

僧道度牒

200000

番舶抽分

70000

户口食盐钞

160000

房地契税

100000

赃罚银

300000

竹木抽分

75000

桩朋银

50000

矿银

150000

香税

40000

渔课

58000

小计

943000

小计

1150000

役和土贡折色

轻赍银

338000

匠银

64000

芦课

25000

四司料价

500000

马差

400000

光禄寺厨料

360000

小计

1687000

总计

3780000

注：田赋、役和盐课收入各项未包括在内。

按照人口的实际税收负担，这样的数字很可能估计较低。由于重复征收、私派、以及在正式解运和审核之前征收者对税收资金的先期支出，这些都会造成上报的收入数字和实际征收之间有一定差异。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的实际收入，这个数字可能被过高估计，特别是源于工商业的收入。众所周知，钞关税征收有时达不到定额，矿银经常中断。对于地产交易中的房地契税，只是在接近16世纪的几年中，户部曾力图加强管理。这一表格也非统计意义上的一致，因为包括一般的估计和记录下来的数据，包括各省存留与起运中央政府的各项收入。然而，“总计”代表着收入的最高估计，那是政府希望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收入。

杂色税收的评价

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是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是3780000两白银，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举例来说，1570年至1590年间，募兵每人年饷银18两
〔214〕

。来自于杂色的收入，即使全额征收，也仅够支付210000名募兵的基本粮饷，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服装、装备以及军镇的运作费用。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

税收的增加，其本身并不是“落后”的标志。明朝财政管理最落后之处在于其缺乏组织和重点。杂色税收征收的历史显示出其税收制
度一贯的、长期的弱点。最初的失误是对工业和商业采用了统一的税收原则。向所有工业生产和商业物资都适用同样的税率，没有例外。征收商业税时，管理者根本不去考虑商人的资本投资、利润率以及他们的潜力、经营的范围和贸易路线
〔215〕

。在政府矿业管理中，也是同样的做法，那里矿工被希望如生产食盐的灶户一样完成他们个人的生产定额。定额制度导致了所有各项收入的下降。由于不能从中获取足够的收入，从15世纪开始政府力图从其本身的管理运作中取得收入，诸如卖官鬻爵等。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后果却是十分恶劣。各种税收优免起因于开纳事例，随后僧道度牒的征收也导致了财政管理的恶化。对士兵粮饷的克扣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也成为16世纪晚期军事预算膨胀的部分原因。赃罚银的征收鼓励了腐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领导能力。这里所列出的过错都是16世纪开始新出现的，特别是役和各种土贡的折银，导致了财力进一步的崩溃。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寻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0000两白银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5000万人口来平摊
〔216〕

，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当然，考虑到明朝官场通行做法，也不能认为充足的税收收入就自动保证诚实的管理，但是税收不足的确使问题更加恶化。

尽管某些领域的税收的确过重，但在其他领域却并非如此。1607
年河南巡抚针对“市井卖浆者”被课以重税，而典铺却被课以轻税的事实提出了反对意见
〔217〕

。许多事例显示出税收潜力要么被浪费，要么被忽视了。总而言之，征收较高的税收非明朝管理体制能力所及，以此来指责管理者实际上是过分信任了管理者的能力。

依照通行的财政办法，税收总额的大部分应由各省政府和其他服务机构存留。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对于户部而言，先将所有收入征纳，然后再将其中一部分返回其起运地是很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将帝国政府直接控制大量收入看成是其推行财政政策能力的标志，那么在16世纪晚期它根本无力这样去做。表19显示了太仓库实际的杂色收入。

表19　1570—1590年左右太仓库杂色岁入估计
（单位：两）

项目

最高

最低

钞关税

340000

160000

房地契税

100000

—

渔课

11000

11000

户口食盐钞

80000

45000

赃罚银

170000

128000

香税

20000

20000

轻赍银

119000

—

四川茶课

854000

364000

总计

854000

364000

其他各部的账目与此相类似。1569年，工科给事中审核工部节慎库账目，奏报每岁收银七八十万两
〔218〕

。这个数字列在表18中，包括匠银、部分渔课、部分赃罚银、一些矿银以及四司料价。仅仅最后一项就为500000两白银
〔219〕

。马差是兵部惟一的重要杂色收入，实际上
是田赋的变化形式，数量在370000两到430000两之间波动。所有其他项目则忽略不计。

注 释

〔1〕
关于船料钞关的起源见《太宗实录》页2365，《宪宗实录》页1325。

〔2〕
《天下郡国利病书》21/53—54。

〔3〕
《世宗实录》页2494；参见《明史》81/854。

〔4〕
《穆宗实录》页0862。另一资料暗示合并工作开始于1529年，见《西园见闻录》40/1—2。

〔5〕
《天下郡国利病书》21/51—53。

〔6〕
崇文门的征收参见《大明会典》35/48。

〔7〕
九江关的一位通判曾经挪用了数万两白银，可参见《西园闻见录》40/6。另一个滥用职权的例证参见祁彪佳《日记》卷5，日期为1643年阴历九月初二日。

〔8〕
他们的印象是“清朝官员武断但诚实”，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p, 754．相似的观察参见Hucker，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82n.

〔9〕
定额最早确立于1377年。参见《太祖实录》页1848。

〔10〕
《临清直隶州志》9/2。

〔11〕
《天下郡国利病书》11/44。

〔12〕
《天下郡国利病书》21/51。

〔13〕
《神宗实录》页2529。

〔14〕
同上，页2589；孙承泽《梦余录》35/39—40。

〔15〕
《天下郡国利病书》22/16。

〔16〕
《西园闻见录》92/24。

〔17〕
《临清直隶州志》卷9；杜琳《淮安三关统志》卷2；伊龄阿《淮关统志》7/1—29。

〔18〕
《续文献通考》页2933。

〔19〕
同上，页2938。

〔20〕
杜琳《淮安三关统志》8/9。

〔21〕
《天下郡国利病书》21/52-53、55-56；《西园见闻录》40/1。

〔22〕
这个表以孙承泽《梦余录》35/42和《续文献通考》页2937中的数字为统计基础。

吴兆梓《中国税制史》页175—176中列出了1625年崇文门的征收定额为48900两。佐久间重男所作的表格显示出更多变化，参见佐久间重男《商税と财政
》页61。

〔23〕
《天下郡国利病书》21/53—56。

〔24〕
《神宗实录》页7072。

〔25〕
《大明会典》35/7；朱国祯《涌幢小品》2/40。分配的事例参见《世宗实录》页1413；《神宗实录》页2579、4530。

〔26〕
孙承泽《梦余录》35/9—10。

〔27〕
吴兆梓《税制史》页169。

〔28〕
《穆宗神录》页0555。

〔29〕
《西园闻见录》40/1。

〔30〕
《汾州府志》5/12。

〔31〕
《金华府志》8/20。

〔32〕
《徽州府志》7/64，8/14—16。

〔33〕
《穆宗实录》页0441，《神宗实录》页0764—0765。

〔34〕
《世宗实录》页5991、6474；《西园见闻录》40/3—4。

〔35〕
《皇明经世文编》358/28—29。

〔36〕
《宪宗实录》页1827，《世宗实录》页1038。

〔37〕
《神宗实录》页1197。

〔38〕
《大明会典》35/32—37。

〔39〕
《太祖实录》页1116；《太宗实录》页0447—0448。

〔40〕
陈文石《海禁政策》页59—60。

〔41〕
《孝宗实录》页1367—1368；《宪宗实录》页4590。

〔42〕
陈文石《海禁政策》页107；《天下郡国利病书》33/60。

〔43〕
《武宗实录》页1496、2911—2912；陈文石《海禁政策》页107—108；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92—293；《皇明经世文编》357/7—10。

〔44〕
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92；陈文石《海禁政策》页109。

〔45〕
对于争端期间的情况所知甚少，参见Lach, Asia in the making,
I p.737, 788.

〔46〕
《天下郡国利病书》29/105。

〔47〕
《世宗实录》页2509；《天下郡国利病书》33/58—60。

〔48〕
《皇明经世文编》357/7—10；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98、305。

〔49〕
周玄暐《泾林续纪》页48。

〔50〕
梁方仲《国际贸易》页305，他引自1601年版的《广东通志》。

〔51〕
H.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 p.9.

〔52〕
张燮《东西洋考》7/95—98。梁方仲在《国际贸易》页292—293中已经将税率列表。

〔53〕
1589年福建巡抚指出货植一两，税银二分。参见《神宗实录》页3939。

〔54〕
1597年港口部分开放。参见《神宗实录》页5899；《天下郡国利病书》26/33—
34，99-104；也可参见《神宗实录》页4864—4865。

〔55〕
片山诚一郎《月港廿四の反乱
》页389—419；周玄暐《泾林续纪》47。

〔56〕
沈榜《宛署杂记》页92—93。

〔57〕
同上，页83—91；《神宗实录》页2355。

〔58〕
沈榜《宛署杂记》页91。

〔59〕
《天下郡国利病书》14/43。

〔60〕
《天下郡国利病书》7/40。

〔61〕
《神宗实录》页6960。

〔62〕
《明史》81/835。

〔63〕
《大明会典》204/1—8。

〔64〕
《宪宗实录》页1724；孙承泽《梦余录》46/54。

〔65〕
《大明会典》204/1。

〔66〕
《大明会典》204/7。

〔67〕
《天下郡国利病书》11/43；席书、朱家相《漕船志》4/10。

〔68〕
周之龙《漕河一覕》卷8；朱国祯《涌幢小品》4/79。

〔69〕
项梦原《冬官记事》页6—7、14。

〔70〕
《明史》189/2213；《西园闻见录》92/24。

〔71〕
《明史》206/2397。

〔72〕
《明史》224/2591。

〔73〕
《天下郡国利病书》11/43—44。

〔74〕
伊龄阿《淮关统志》5/7。

〔75〕
项梦原《冬官记事》页4。

〔76〕
周之龙《漕河一覕》卷7。

〔77〕
陈子壮《轻赍银》3/42。

〔78〕
《宪宗实录》页4319。

〔79〕
《世宗实录》页1232。后者数字引自人民大学《社会经济》页94。

〔80〕
周之龙《漕河一覕》8/13—14。

〔81〕
青州（本文中指沙市）在1587年的榷课额仅为14000两白银，参见《神宗实录》页3544。

〔82〕
《太祖实录》页3518；《大明会典》194/16。

〔83〕
《大明会典》194/19-21；孙承泽《梦余录》46/59—60。

〔84〕
《大明会典》194/18；何士晋《厂库须知》6/91、7B/1—8《这部著作中有两个七卷，这里指第二个）。

〔85〕
《天下郡国利病书》28/8。

〔86〕
同上，26/73、104。

〔87〕
宋应星《天工开物》231；Sun, 'Mining Industries', p.840.

〔88〕
何士晋《厂库须知》7/3—4。

〔89〕
倪元璐《全集》“奏疏”10/11-12；倪会鼎《年谱》4/17。

〔90〕
“闸办”一词出现在《太宗实录》页2266、《仁宗实录》页0017、《英宗实录》页5372。

〔91〕
宋应星《天工开物》229。

〔92〕
《明史》10/82—83；《天下郡国利病书》23/52—53。

〔93〕
《天下郡国利病书》23/54。

〔94〕
刘瑾的财政改革值得进一步研究。甚至《实录》中零散且带有偏见的记述也暗示其在表象之后的深远的目的；参见《武宗实录》页0864、1318、1439、1440、1456、1482。

〔95〕
同上，页0815、0847。

〔96〕
《世宗实录》页0072；《大明会典》37/33。

〔97〕
《世宗实录》页7867。

〔98〕
《明史》18/130。

〔99〕
《大明会典》37/25。

〔100〕
《天下郡国利病书》15/138—140。

〔101〕
《世宗实录》页6180。

〔102〕
同上，页7692。

〔103〕
这些记录参见《神宗实录》页6645、6663、6700、6718、6731、6732、6751、6782、6839、6863、6864。而且在1596、1598两年中，包括山东、河南、山西、浙江和北直隶五省据称解送白银达106000两，参见《神宗实录》页6059—6060。

〔104〕
《天下郡国利病书》32/46。

〔105〕
《神宗实录》页4177。

〔106〕
《明史》75/804。

〔107〕
《大明会典》31/1-26中列出这些河泊所。

〔108〕
《大诰》1/55。

〔109〕
《永州府志》9/1；《天下郡国利病书》25/50。

〔110〕
《大明会典》200/26—38。

〔111〕
《神宗实录》页1810。

〔112〕
1465年、1485年、1512年、1536年、1561年、1564年的出售情况分别见《宪宗实录》页0436、0552、4521，《武宗实录》页1883；《世宗实录》页3993、8512、8667。

购买的最常见形式是通过给予生员身份，仅这个头衔就几乎可以与文职的“候补”平起平坐。甚至他既未进入学校，也未进入官场，生员可以从政府得到冠带并被允许穿戴，并享受一些低级官员的特权。一些购买者实际上没有进入官学，还有一些人仅仅利用这项头衔而被任命为地方官员，这通常是在边境省份。参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6/59—60；《大明会典》5/11—16，220/21；《宪宗实录》页1023；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p.33, 46．

〔113〕
这是从归有光的几篇祭文得到的印象。见归有光《全集》18/241—242。

〔114〕
徐贞明《潞水客谈》页7。

〔115〕
项梦原《冬官记事》页5。

〔116〕
《武宗实录》页1005。

〔117〕
《世宗实录》页8887。

〔118〕
张居正《书牍》3/15。

〔119〕
《熹宗实录》页2316；刘宗周《刘子全书》415/5。

〔120〕
《宪宗实录》页2064。

〔121〕
《宪宗实录》页4550；孙承泽《梦余录》39/86。也参见《宪宗实录》页2301、2310。

〔122〕
同上，页4406。

〔123〕
同上，页3658。

〔124〕
孙承泽《梦余录》35/31；《皇明经世文编》325/18。

〔125〕
《武宗实录》页0937。

〔126〕
《神宗实录》页1818、2896—2897。

〔127〕
《武宗实录》页1241。

〔128〕
《神宗实录》页0307。

〔129〕
《武宗实录》页1241。

〔130〕
这个数目出于《大明会典》26/1-59中未编辑的数据。

〔131〕
孙承泽《梦余录》35/9。

〔132〕
见《明史》308/3488；《世宗实录》页8848，《神宗实录》2757—2758。

〔133〕
《大明会典》176/14。

〔134〕
见《大明会典》176/9—14、15—18所录的“在京纳赎诸例图”和“收赎钞图”。

〔135〕
《大明会典》179/19—24。

〔136〕
《世宗实录》页5799；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页124—127。

〔137〕
海瑞《海瑞集》页49。

〔138〕
《神宗实录》页4904—4905；Lien-sheng Yang（杨联陞），'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20.

〔139〕
《大明会典》30/23。

〔140〕
《大明会典》179/18。

〔141〕
孙承泽《梦余录》35/10。

〔142〕
何良俊《四友斋》3/161。

〔143〕
《神宗实录》页2127—2128。

〔144〕
海瑞《海瑞集》页259、276；何良俊《四友斋》1/3。

〔145〕
《明史》81/851；《大明会典》31/14；《神宗实录》页1129—1131、1132、2944；《皇明经世文编》325/22—23；孙承泽《梦余录》38/1—16；项梦原《冬官纪事》35；彭信威《货币史》页444—446。

〔146〕
《大明会典》31/14；《神宗实录》页1129—1131、2944。《实录》中所记每两白
银兑换铜钱1000文的比率似乎是不可能的。彭信威认为铸造过两文铜钱，实际上比率是500:1；见该书页444—446。

〔147〕
项梦原《冬官记事》页3。

〔148〕
《淮安府志》（1627）12/24。

〔149〕
孙承泽《梦余录》38/8。

〔150〕
《西园见闻录》92/20。

〔151〕
《大明会典》152/18。对于细节可参见谷光隆《明代の桩朋银について
》页165—196。

〔152〕
《宪宗实录》页3046；《大明会典》152/23。

〔153〕
《宪宗实录》页1282—1283。

〔154〕
《武宗实录》页0470—0471。

〔155〕
《世宗实录》页2337；杨时乔《马政记》8/3。

〔156〕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8—9。

〔157〕
《穆宗实录》页0716—0717。

〔158〕
《神宗实录》页5241。

〔159〕
《西园闻见录》40/9；《皇明经世文编》406/1—5。

〔160〕
《明史》82/866；孙承泽《梦余录》35/10；《皇明经世文编》406/5；《武宗实录》2733。

〔161〕
1578年的额度是445257两，1579年是450900两。见《大明会典》27/28；《神宗实录》页1871。

〔162〕
《大明会典》27/27—29。

〔163〕
孙承泽《梦余录》37/15。

〔164〕
《世宗实录》页0627—0628。

〔165〕
《神宗实录》页3491。

〔166〕
《世宗实录》页7733。

〔167〕
《神宗实录》页1871—1872。

〔168〕
《大明会典》189/10；何士晋《厂库须知》2/22—23。

〔169〕
《大明会典》206/4—5；席书、朱家相《漕船志》4/1—15、6/16、41、7/15。

〔170〕
《大明会典》208/18—19；《天下郡国利病书》8/70。

〔171〕
《神宗实录》页3556、3628。

〔172〕
《世宗实录》页3893；《神宗实录》页5383；孙承泽《梦余录》35/43。1609年的收入大约是1500000两，见何士晋《厂库须知》2/21。

〔173〕
《神宗实录》页3652、5916。页5916中记载了1597年的收入大约是400000两。

〔174〕
孙承泽《梦余录》53/8—9，根据朱国桢的记述，1614年收入为980000两，见《涌幢小品》2/41。

〔175〕
《世宗实录》页4835、4957。

〔176〕
《宪宗实录》页4917；也可参见《大明会典》157/1—12。

〔177〕
《神宗实录》页1408、1448、1494、1558、1559、1581、1706。

〔178〕
《神宗实录》页5992；也可参见页3473、5274。

〔179〕
陈诗启记述了万历时期的折纳情况，见《官手工业的研究》。

〔180〕
早期的征收见《英宗实录》页0060；《宪宗实录》页4393。

〔181〕
厨役的数目见《宣宗实录》页0149；《孝宗实录》页0624；《大明会典》194/4。1574年光禄寺消费了160000斤食盐，这意味着厨房每天可以供应15000人，见《神宗实录》页0654。

〔182〕
《世宗实录》7863—7864；《穆宗实录》页0148—0150；《神宗实录》页0593—
0594、3632。

〔183〕
Rossabi, 'Tea and Horse Trade', p.163.

〔184〕
早期制度见《太祖实录》页1300—1301；《明史》80/843—844；《大明会典》37/3—5。

〔185〕
《天下郡国利病书》19/17—18、35—37《该书原编19册页36记载“五司岁计一万二千余匹”。译者）。

〔186〕
《大明会典》37/1；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46.

〔187〕
《宣宗实录》页0249。

〔188〕
《英宗实录》页0189；《大明会典》37/8。

〔189〕
《大明会典》37/13。

〔190〕
许多茶园不纳税，每年私贩的茶叶甚至达到一百万斤，见《皇明经世文编》115/1—10、12—13。

〔191〕
《明史》80/845；《大明会典》37/8；《孝宗实录》页0846。

〔192〕
《皇明经世文编》115/16—17。

〔193〕
《明史》80/845；《天下郡国利病书》18/98。

〔194〕
《大明会典》37/16；《天下郡国利病书》18/98；《皇明经世文编》386/12。

〔195〕
《皇明经世文编》386/7。

〔196〕
《武宗实录》页0683—0684。

〔197〕
《大明会典》37/7；《皇明经世文编》115/12—13。

〔198〕
《皇明经世文编》115/16—17。

〔199〕
《明史》80/845；《世宗实录》页3968。

〔200〕
《皇明经世文编》386/16。

〔201〕
《天下郡国利病书》19/36。

〔202〕
Rossabi, 'Tea and Horse Trade', pp.159—163.

〔203〕
《神宗实录》页3773。

〔204〕
俺答汗的要求见《神宗实录》页1459—1460。对于税收的减少可见《神宗实录》2943、3405。

〔205〕
《神宗实录》页5207。

〔206〕
《明史》80/846。

〔207〕
《皇明经世文编》385/7、9—10、19—20；《天下郡国利病书》18/86。

〔208〕
《神宗实录》3699、4407；杨时乔《马政记》8/4。又见侯仁之《马市考》，该文的英释文在Sun and de Franci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pp.309—332；王士琦《三云筹俎考》2/17。

〔209〕
《神宗实录》页5085。

〔210〕
《明史》80/846；《大明会典》383/2—3。

〔211〕
《天下郡国利病书》19/104-105；《皇明经世文编》383/2—3。

〔212〕
《大明会典》37/3。

〔213〕
孙承泽《梦余录》35/54。

〔214〕
这一饷银在16世纪是很普遍的事情。后来各条的日期分别是1585、1587、1589和1598年：王一鸮《奏议》1/18；《神宗实录》页3401、4079、5941。

〔215〕
帝国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曾在文中揭示过这种情况，见倪元璐《全集》“奏疏”6/2；倪会鼎《年谱》4/17、27。

〔216〕
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23, 277.

〔217〕
《神宗实录》页8200—8201。

〔218〕
《穆宗实录》页0746。

〔219〕
《熹宗实录》页0609。

[1]
这里的甘肃为北边军镇之一，不要与现在的甘肃省混淆。同样，山西镇也与现在的山西省并不一致。

第七章　财政管理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了的权威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
〔1〕

。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变化。

为方便起见，将这一百年间的财政管理作如下分期：

第一时期：1501—1521年。这一时期北京完全不存在有力的领导力量，这是15世纪晚期普遍状况的延续。

第二时期：1521—1541年。财政事务刚刚有一定起色，但接踵而来是更进一步的恶化。嘉靖皇帝的即位似乎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位来自皇室旁支的新皇帝与京城里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一点联系。他释放宫中的多余人员，加强了对宦官的管理，遏制了贵族庄田的增长。然而，皇帝没有推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嘉靖皇帝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记录最终使他处于与他的前任者们同等的地位。

第三时期：1541—1570年。一连串的长期财政危机发生了，只是由于地方官员们的努力调整才得到缓解，但地方官员们的调整措施并
不协调统一。这一连串的事件首先是由军事失败而引起的。军事失败始于1541年河套被吉囊占领。政府已处于经常性的严重压力之下，它被迫采取它能够实行的任何非常措施。对武装力量倾以数百万之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16世纪50年代，俺答汗的骑兵已袭击到北京的郊区，而倭寇也在东南沿海一带劫掠。决定性的灾难出现在1557年。这年北京的三大殿连同正门一烧而光。这些建筑物带有如此巨大的象征意义，以至于尽管有其他各种紧迫的财政问题，而三殿的重建不得不立即开始。

第四时期：1570—1587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16世纪最成功的时期，可以称为张居正时代。到1570年为止，俺答汗已经受抚，海盗也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1572年这个精明的政治家成为京师的主要决策者的时候，他对财政事务也加强了管理，政府的仓库开始充实起来。尽管张居正于1582年死去，然而他的管理的好处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第五时期：1587—1600年。前一时期的成就再次被财政无能一扫而空。16世纪90年代耗资巨大的三次军事行动导致了国库空虚。这种混乱的状况因为万历皇帝绕过文官系统派遣宦官到各省充当税使而恶化了。

这一概括显示出的是管理循环的交替，而没有上升或发展。危机靠紧急措施应付过去，随着周期性的财政压力而来的是暂时性的缓解。尽管管理放松，收紧，然后再放松，但并没有一丝改革的企图。这一时期的历史是由个人造成的，而不是由制度造成的。

不过，无可否认，16世纪的税收中白银使用量的增加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尽管理论上它应该使政府的财源更加灵活多变，并因而有利于财政预算，可是实际上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证明了明王朝体制的僵化阻止了它认识到这种变化中的许多潜在的好处。一条鞭法没有推进到它的逻辑终端即单一的土地税。纳税人的劳役不能彻底废除，税收项目也不能合成一体。在下面的篇幅中将会显示出这种与早期管理方式相连的趋势在中央政府中更加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有鉴于此，详细描述这个世纪的那些事件是没有用处的。这种按年代顺序的考察只会表现为相同事实的重复。以上面所给的分期为基础，我们将首先检验管理的总特征，焦点主要集中在户部的运作上。因而要仔细关注两个特殊的问题：1550年以后军队开支极大增长的后果和1572至1582年间张居正推行的财政改革的后果。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这些财政措施应该足以说明这一世纪中的总体发展情况。这些调整不足以使制度合理化，但其临时性特点也许能够解释上文简要提及的小的管理循环的重复发生。

第一节　16世纪的户部

户部的运作

乍看之下，户部的运作能力在16世纪似乎已经大大膨胀了。户部
直接掌握下的太仓库在1500年以前很少一年管理过100万两以上的白银。到16世纪中叶，存银据说接近200万两，到16世纪50年代实际上已经突破400万两。尽管随后增加的速度减慢了，但也保持在400万两左右的水平。

其实，这种表面上的膨胀是个假象。太仓库收入随着税收折银的不断增长而成比例的增加，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户部的职能真正地扩大了。16世纪晚期，太仓库增加后的岁入约为400万两，只占了帝国全部税收的12%。况且，太仓库实际上留存不住它的现银收入。大部分的收入立即被运往北边军镇。余下的收入用来支付朝官的薪俸、京营的军饷和几个宫廷机构——最主要的是御马房和皇家苑囿——的维持费用。此外，太仓库还充当了皇帝的接收代理机构。作为一项制度，金花银和皇庄子粒银要由太仓库收纳。

户部财力的有限揭示出这种体制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旦税银解到，朝廷就尽力防止资金不必要的流动。为了避免税赋由南方数省运到北京然后又尽数送回南方的情况，户部多次被迫命令南方的地方长官存留他们自己征收的税赋，哪怕这已经导致了失控
〔2〕

。由于户部没有在各省建立起地方上的分支机构，它完全把自己推到了供给线的终端。

此外，每一项收入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支付机构来分享的这种财政做法也阻挠了户部扩大它的运作能力。因为在王朝早期户部是作为一个总的会计部门而不是作为一个执行部门来看待的，它已经没有机会将大宗税收留作己用。到16世纪，各级政府的运作都出现了预算赤
字。每当需要额外的资金时，户部不是从任何一个收入机构中拨款专用，而通常是从各种税源中抽出小额资金，这导致了所有现行的分配额普遍降低，节余下来的资金就可转用于新的财政需要了。很明显，通过这些方法不易于积聚大笔资金。

同时，其他各部都有财政自主权。“马差”由兵部征收，“四司料价”由工部征收，这就是明证。在这些情况下，户部认为自己的财政职责仅仅在于向官吏提供食物和服装。甚至对于北边军镇的供给，户部也认为它的角色主要是军需官，而出钱购买战马、火器和盔甲则明显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户部也试图尽可能地逃避责任。1547年，当宣府和大同军镇要求资金来修筑长城时，户部认为修边墙系兵部职掌，当由兵部提供资金。只是在皇帝亲自干预下才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兵部支付三分之二的资金，而户部支付三分之一
〔3〕

。到16世纪晚期，这成为通行的做法。1598年，浙江动员组织一支水军时，其安家、制器、旗帜、修船租银等由兵部提供，而行粮、路费银由户部出。士兵的月饷银也由两个部共同承担，户部支付百分之七十，其余由兵部支付
〔4〕

。

太仓库收入

太仓库的主要收入来源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和模糊的。例如，《实录》记载1549年它岁入银2125355两
〔5〕

，而1558年它又写作“接近于二百万两”。然而同一资料指出前7年中太仓库实际的支出数目如表20所示
〔6〕

。

表20　1551—1557年间太仓库岁出银额
（单位：两）

1551

5950000

1552

5310000

1553

5730000

1554

4550000

1555

4290000

1556

3860000

1557

3020000

这些支出数字看起来与记载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16世纪中叶，税收无疑是有所增长，但是赤字也常常发生。这些资料缺乏系统性的描述，一些年份的岁入数目分散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如表21所示
〔7〕

。

表21　1567—1592年间太仓库岁入银额
（单位：两）

1567

2014200

1577

4359400

1583

4224700

1585

3676000

1587

3890000

1589

3270000

1591

3740500

1592

4723000

有关亏空的引述甚至更为少见，仅仅在16世纪80年代有一些奏疏中引用过。它们如表22所示
〔8〕

。

表22　1583—1590年间太仓库亏空银额
（单位：两）

1583

2301000

1584

1180000

1585

548000

1587

2030000

1589

190000

1590

324500

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揭示全部的真相。事实是明朝官员们从来没有形成一致的会计方法。他们常常将应收的款项与实际收入搞混。在本年度征收上来的早年积逋也许被算入任何一年的账目上，或者有时两年账目上都忽略不算。同样，他们对预算亏空与实际亏空不作区分。上引的赤字是根据计划性收入中计算出来，而不是依据实际收入。1584年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当象征性的赤字出现时，朝廷决定改折省直起运漕粮150万石、棉布102410匹和绢45522匹
〔9〕

。根据当时通行的折算率，这些实物价值约为银170万两。结果并没有发生如表22所示的118万两的赤字，因为那年太仓库实际上应该有500000两的盈余。

为了考察太仓库实际掌握的收入，很有必要考察一下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第一，从16世纪早期以来太仓库就已经掌握了一些税目，这些税目在适当的时候成为其永久性的定额。这些税目在理论上既不能减少，也不能转移，形成了太仓库收入的核心。它们包括表23中所列的税目
〔10〕

。前引1549年、1558年和1567年大约200万两白银的收入就是指这些基本的税目而言的。

表23　1521—1590年左右太仓库基本岁入估计
（单位：两）

正赋折银

250000

田赋的附属附加税（见第三章第四节）

马草

340000

农桑丝绢

90000

人丁丝绢

10000

麻

38000

盐课银（第五章第四节）

1000000

来自杂项的最低收入（第六章第四节）

364000

总计

2092000

第二，太仓库的岁入受税收增加的影响甚小。整个16世纪，大规模增加田赋的命令仅有两次，而且每次也只为时一年。1514年为了营建乾清宫，加征银100万两
〔11〕

。1551年，由于军需紧缺，向南方数省紧急加派1157340两白银
〔12〕

。而发生在1592年、1598年和1599年的加派由南方省直存留（第七章第四节）。当税收上升影响到徭役时，收入就不会分配给太仓库。盐课的任何加征通常会引起下几年的亏空（第五章第三节）。无论怎样提高各种杂税的定额，只不过稍微给太仓库增加点收入罢了。

第三，政府对财政赤字毫无办法。有时候，地方官府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会被迫预征赋税，盐政官员也要求提前收税，但是这些措施决不会影响太仓库的运作。

第四，太仓库的任何预算赤字可能会由推迟交纳的税目收入来弥补，这些推迟的收入虽是本财政年度解运入库，但为以前额征项目。预算赤字也可能由京运本色——主要是漕粮——的进一步的折银来填
补。通过这些办法而没有得到弥补的任何数额才构成了真正的亏空。这个赤字只能由缩减太仓库的积贮来消除，有时也由皇帝掏个人腰包来解决问题。

通过对这些做法的考察，可以知道太仓库的账目尽管复杂，但决不是不能理解的。其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a）到1541年左右，太仓库实际岁入不超过200万两白银，甚至还要少。收入只包括基本的税目。

（b）除去这些基本税目之外，太仓库的岁入后来由于额外的税目而增加了。在杨廷和革除大量的宫廷额外花费之后，从400万石的岁额漕粮中节余了150万石（第二章第一节）。1541年以后这项仓余折银，尽管也有中断，但还是经常下令折纳。1541年，有120万石的漕粮折成银两。很明显，折银一直持续到1546年嘉靖皇帝决定暂停改折为止
〔13〕

。接下来的记录尽管不完全，但表明改折很少停止过。出现在《实录》中的16世纪中期三组重要的财政数字显示：漕运米改折在1542年是1385884石，1552年是1667163石，1562年是1367389石
〔14〕

。

每年大约150万石的漕粮盈余折成银两，有望给太仓库带来100万余两的额外收入。看起来1541年以后太仓库的实际收入要接近300万两，不会再低于这一水平。然而多数官方资料将折银收入统计为不可再重复征收的税目，上报收入时将其忽略。

（c）1543年，在吉囊占领河套的压力下，皇帝开始发内帑补助太仓库。在一次廷议后，嘉靖皇帝同意在紧急时期让出金花银和皇庄子粒给户部，预期持续五年
〔15〕

，但实际一直持续到1558年
〔16〕

。作为御
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场、牧地很早就已由户部接管，成为定例
〔17〕

。这些税目一共为太仓库增加了大约130万两的收入，使太仓库的总收入突破了400万两白银。然而，户部接管这些税目之后，也被要求支付在京武臣的薪俸，并要维持御马房和苑囿的开支，因此这些税目的价值实际上大打折扣。

（d）16世纪60年代，资金需求大增。前面提到的1551年下令向田赋紧急加派，同时盐课也被期望每年另外提供白银300000两（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工本盐”）。开纳事例、罚赎银两也都增加。但这些筹措资金的措施并不能持久
〔18〕

，其原因可由表20作出部分说明。从1553年以来，南方数省不得不奏留经费用于地方备倭。1557年以后，又存留部分收入为宫殿营造采购材料。

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在1558年。当时户部尚书方钝（1552—1558年在任）提出增加收入的七点计划
〔19〕

。一个都给事中提出了五点计划
〔20〕

。而南京的户部提出了另外的五点计划
〔21〕

。一些京官联合提议二十九项增收计划，全部为皇帝认可
〔22〕

。这些建议和计划并不高明，只是试图从现存税收中榨出一些小税目来，或者卖掉易于折得现银的官田，或者要求全体民众额外捐献。《明史》称这些收入为“益琐屑，非国体。”
〔23〕

这些建议不过是一些无望的反映。

不过，有理由相信50年代早期——可能直到1553年——太仓库岁入银两实际上已经超过500万。如果没有这笔数目的收入，它将会无法支付表20所示的那些开支额。朝廷不可能在发生危机时没有任何储备
〔24〕

。1554年，朝廷从库房中提出总额达889000两的白银时，实存余
额不足120万两
〔25〕

。1553年以后支出较少并不表明危机已经结束，而是表明太仓库已经没有可用资金了。

这些观察似乎有助于相信：16世纪50年代太仓库岁入银两曾达到500万两以上，然后又下降到不足400万两的水平。

（e）1570年以后，财政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正常状态。皇帝个人的收入已归回宫廷，紧急筹措资金的措施大半已经停止。即便如此，平均岁入仍保持在大约400万两（表21）。这还不是国家收入扩大的标志。从1573年起，原来由北方数省民户直接解运边镇的税收改由太仓库经手其事。这项程序的变革使户部在这些资金的年度分配上有一些发言权
〔26〕

。1580年的记载显示来自于此项的白银有523800两
〔27〕

。《明史》中一份没有说明具体时间的概述中指出多年以后这个数额增加到853000两
〔28〕

。漕粮余额的折银不再年年进行，当然也决不会停折很久。1578年，江南漕粮通行改折一年
〔29〕

。1584年，诏改折各省直起运漕粮150万石
〔30〕

。催征积逋也使总收入有所增加。因此基本收入虽为200万两，但记录在册的岁入实际上达到了400万两，这还是可能的。

明代的地方财政管理僵化不变，而太仓库作为帝国的基本财政运作机构，其收入又源于地方，这也就是问题的实质。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16世纪以来收入的性质改变不多，最高额实际上也保持不变。太仓库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输纳程序的改变、折银和向皇帝告借。机动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尽管表面上太仓库的岁入从100万两白银增加到400万两，净增额也不过300万两，相对于帝国巨
大的财政需求而言还是一笔相当小的数额。

在前面章节中，曾估计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第四章第三节）。役银约有1000万两（第四章第三节）。据官方估计，盐课的全部收入价值有200万两（第六章第五节）。此外，还有许多项目由于缺乏数据而没有计算在内，比如，南方各省督抚们征收的“兵饷”和北方军镇自己生产出的收入。前文也不过是做了一个乐观的估计，因为这些数字包括许多无法征收和重复性的税目。维系帝国的运作，3700万两白银并不很充足。同时，还有非生产性的礼仪开支也浪费大量的收入。对户部而言，仅仅掌握400万两白银实在太少了。

京师的开支

由于多种因素，京师的白银开支数量变化不定。京官的部分俸禄和京营的全部开支应该由漕粮支付。但是在某些年份，由于白银收入较多，禄米可能临时被折成银两。1578年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1567年也可能发生过
〔31〕

。金花银重新转给皇帝后，又由皇帝负责支付在京武臣的俸禄
〔32〕

。当这些资金来自于皇帝内库时，并不会显示在账目上，不会产生俸禄出自户部的印象。从1578年开始，万历皇帝要求户部以“买办费”名义每年额外增加20万两白银以补充其个人收入
〔33〕

。这笔钱通常由太仓库解送，但不列入账目。换句话说，总开支由于支付武臣俸禄而扩大，又由于排除了买办费而减少了。

除开这些变化，账目还是简单而又相当稳定的。《明史》概要记载
了岁出之数，时间可能是1580年左右
〔34〕

，如表24所示。它所记载的总额和所列诸多细目都与其他材料所引用的1580年前后甚至到1600年以后的数字十分相近
〔35〕

。在表24中，努力做到忠实于原来的记载。可以认为，武臣俸禄与买办费互相抵消了。

表24　1580年左右太仓库在京师的现金支出
（单位：两）

贵族禄米

16000

文官俸米

44000

武臣俸禄

268000

军匠折银

206000

京城巡捕、锦衣卫等

50000

班军补助

50000

军士冬衣折布银

84000

御马三仓象、马等房

148000

京军马草

16000

服务机构吏员

13000

总开支

895000

这些账目构成了一个薪水册，而且是一个小薪水册。除了年人均领银600至1000两之间的几个贵族、公主等人以外，所谓的俸银对它们的接受者而言只不过是零花钱罢了。平均每一位文官每年能领银10两左右，武官不足5两，军士不足2两。晚明仍然沿用15世纪早期制定的俸禄标准。尽管以漕粮来补充俸禄，但俸粮也不过是口粮而已，而且每人每月很少超过1石。尽管官吏可以得到皂隶折银（皂隶，见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六章第三节），不过，按照明末的生活标准，一个大臣一年144两的俸银难以敷用，16世纪许多朝臣的生活费用依靠地方官员的“馈送”。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海瑞将地方官员三年考满赴京朝
觐那一年称作“京官收租之年”了
〔36〕

。

户部没被要求提供各种衙门的行政费用。鉴于这一点，京师的朝廷依赖于周围地区提供行政费用，与地方州县做法相同。顺天府提供京城衙门使用的所有办公用品
〔37〕

。承差役夫从河南、山东和北直隶征调。1592年会试期间，宛平和大兴地方官府不仅供应需用的所有物品和劳力，而且他们自己还要出钱租赁额外的器皿和用具
〔38〕

。京城使用的一些马匹实际上由远方的行省提供。迟至1610年，江西还起运京师会同馆82匹马
〔39〕

。当徭役折银时，役银是直接交纳接收司局而不经由太仓库。

扣除京师岁出的895000两白银以后，太仓库岁入余额略超过300万两（假定16世纪晚期岁入总额为400万两），这个数额用于北边军镇军饷，对于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三节军队开支中加以讨论。

第二节　各省之间和各部之间的管理

省级指导与监督

因为户部主要是维持京城和北边军镇的费用，所以它对其他领域的控制仅仅是表面上的。到了16世纪，僵化的财政管理方法在其他部门也难以为继。很难说清各省的财政运作是否进行了预算。因为有定额税收、解运程序、官俸则例以及许多惯例，所以每个衙门都受到某种半固定性预算的限制。尽管一些省直官员试图继续执行这一方针，
但以前的各种做法并不完全符合16世纪的情况，例如，许多地区各项开支实际上早已超出它们的存留收入（第四章第四节），这就是明证。

这一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朝廷。皇帝有时主观地下达的蠲免税收命令会给地方官员造成很大的困难。1534年，嘉靖皇帝下诏将当年田赋减半。当户部认为这个命令只会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时，仁慈的皇帝却仅要求户部找出补救办法
〔40〕

。1582年，万历皇帝将北京的契税减去一半。数年之后，地方官员奏请恢复先前税率，却未获允准
〔41〕

。还有许多已经明确蠲免的赋税实际上照收不误的事例。在1502年的一份奏疏中，户部自己承认发生过这种事情
〔42〕

。当1523年南直隶的松江府遭受严重的水灾时，地方官员奏请重灾地区田赋蠲免一半。然而，随后从北京来的命令解释说先前的诏免仅仅应用于地方存留粮，而起运粮仍要全额解运北京。因为松江府的起运粮达到138万石，而存留粮仅有6万石，所以第二道命令事实上就取消了蠲免
〔43〕

。16世纪晚期，相似的事例经常发生。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从已分配他用的税收中支取出小额资金来应付紧急财政需要对朝廷而言是简便易行的方法。资金挪用经常发生，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它处短缺。有时，朝廷随意地命令地方官员弥补税收亏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现行预算没有约束力，而那些不急之需的开支要么是削减，要么终止。例如，16世纪30年代的钞关收入已由一系列诏令分作多项用处，包括补贴邻近军卫。1536年从淮安和扬州征收的船料银两接济修缮皇陵之费
〔44〕

。这不过是挪用资金以应付新的开销。

在督导各省直官员时，户部自然强调起运粮的解运，而绝少注意各地的存留粮。明代后期的人事考核证实了这种倾向。一位及时、全额解运起运粮的官员会得到赞誉，而存留粮的管理则无足轻重。户部尚书梁材（1528—1531年在任）力图改变这种倾向，但是没有成功，仅仅因为这将影响到户部的优先权。大约20年后，户部尚书潘璜（1549—1550年在任）不得不承认他关心的重点仍是起运粮，而在他的奏疏中，只有一次用了不太明确的语气提到过存留粮
〔45〕

。这种优先意识与收入短缺密切相关，这无疑导致许多长期预算款项空有其名（第四章第四节）。

有明一代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财政账目的稽核。因为预算并不统一，所以谨慎管理十分重要。官员们自己征税，又自己支出资金。尽管有具体的困难，稽核也不能因为效用不高而被取消。16世纪中叶，几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因为滥用资金和盗用公款，一再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他们包括前两广总督张经、三省总督胡宗宪和工部尚书兼钦差大臣赵文华
〔46〕

。巡按御史对财政记录的定期核查有力、细致，以至于引起了西方的观察者们的注意，并在他们的日记作了专门的记录
〔47〕

。

不过，期望通过这种有力的调查来保持政府工作人员财政廉洁是不现实的。充其量，也就查出一些明显的盗用行为。16世纪一些财政管理方式，比如食盐专卖和宫廷供给，根本无力核查。而且，官方的稽核仅仅是对那些登记在案的项目，而绝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是与私派、对民间税收代理人勒索和各种贿赂有关。监察官员们只揭露出一些当时被认为十分过分的事情，他们决不会试图依据法律条文来判断
每一种行为。例如，在16世纪，官员们“礼”尚往来不再被认为是非法。相形之下，很少有人明确因被控贿赂而受到处罚。一般来说，当一位官员被控犯有受贿时，只是因为行贿者或受贿者已经由于更严重的罪行而受到了指控。换言之，指控贿赂主要用于显露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本身。

显然，16世纪结束之际，官场腐败愈加严重。这不仅仅表现为暴露出来的案件涉及的数额较大，而且表现为案件涉及的范围更广，道德标准更是普遍下降。这些案件中提到的一些数额让人震惊，前文曾提到17世纪早期广东的盐务长官个人收入为30000两（第四章第四节）。同时，京师的仓库收纳人员的职位——名义上不付薪水——变得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每个职位以4000两的价格进行买卖
〔48〕

。到王朝的晚期，这些职位的出卖已通过契据而正式化了。类似的职位油水稍差，但也可供出卖。据称这种行为广泛存在于各省和各个部门
〔49〕

。占有这些位置的吏胥们在正式的行政系统内形成了次一级“官僚机构”。他们不可或缺，因为官员们依靠他们得到非法的收入。更为糟糕的是，当时具体行政管理办法与通行的财政规章相互脱离，没有这种非正规职役，政府机构将会瘫痪
〔50〕

。

大规模水利计划的实施

16世纪，长城的修建是由前线督抚实施完成的，其所用资金与军事费用是合在一起的。长江三角洲的水利工程和浙江沿海的海堤则由地方官员们来主持完成
〔51〕

。朝廷关注的重点是整治黄河和大运河。通
常情况下，这两者合为一项工程。16世纪，工程几乎一直进行，很少中断过五年以上。为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已经难以承担，同时，黄河水害不可捉摸。所有这些都明显导致了财政的不稳定。

1528、1565、1578、1587和1595年都进行过大规模的治河
〔52〕

。在大运河一再为淤泥充塞和被黄河淹没之后，1593年决定在运河中段开挖一条新的河道以避开黄河。由于资金短缺，这项工程停工了好几次。只是到1609年，也即工程开工后十六年，110英里长的水道通航了
〔53〕

。所有这些建设工程的管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没有编制过详细的预算，虽然事前曾对成本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但这只含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基本数额，其他要由地方捐纳来完成。此类工程一般属工部管理，但户部也在资金方面深深地卷入其中。资金的最后分配权掌握在工程指挥者手里。按照原则，指挥者得到一项双重的任命，都御史和专敕大臣。有时他也会加工部尚书、侍郎等衔，但这个头衔仅仅是荣誉性的；它既不损害他作为实地指挥者的自主位置，也不会使他对工部有更大的影响力。

相对于其他事例而言，潘季驯主持的1578年工程的用银记录比较令人满意。此处将加以概述以作说明。1578年夏天，潘的前任卒于任上，由潘季驯开始主持治河一直到1580年初为止。开始时动员了50000名劳力，一年多以后，劳力至少已达100000人。总共塞过大小决口139处，兴建了超过30英里长的新堤，涵洞、拦河坝、减水石坝无不必备。另外还栽过低柳树830000株。如果所有的物料和劳力付以全价，保守的估计也会使成本总额高达白银250万两以上。然而，在潘季驯
最后的上奏中，他指出统共用银560637两
〔54〕

。

为准备这项工程，南方各省的漕粮全部折银一年。其中正额解京以供京师的正常开支。交给工程指挥者的仅是加耗和轻赍银，其他资金来源于开纳事例、盐商报效和南京马价银等小额收入
〔55〕

。潘季驯还将工程银两积贮淮安府库支收
〔56〕

。

虽然每个劳力的工价标准定为每日给银0.03两，记载表明他们的工食银实际上来源于地方官府征收的徭役银。那些不能缴纳徭役银的人则亲身应役
〔57〕

。尽管没有详细资料留存下来，但是可以断定：集中控制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补助金，而大部分的经济重担是由地方承担。因此，从中央政府到乡村里甲的所有财政机构全都卷进了这项建设工程，工程指挥者的财政权力成为它们结成一体的惟一因素。在一封给皇帝的奏章中，潘季驯建议：在兴工期间，所有的州县正官都应留在官署中，躬亲料理诸事。佐贰则押夫役亲自赴工。如果有任何疏忽，该司道官即时参呈
〔58〕

。潘季驯自己也被任命为右都御史。

这一计划的另一个特点是来自中央的那一小笔补助又有许多不同的来源。早在1580年，当这项工程完工的时候，潘季驯建议进行几年的防守工作和二期工程，其必需资金由设在湖州、淮安和扬州地区的盐课司、钞关和抽分场局提供。不过，他估计年需资金不超过30000两
〔59〕

。

尽管我们对其他年份的建设工程了解较少，但是无疑可以肯定为这些工程筹措资金和征发徭役的方法是相似的。1582年的工程动用300000名劳力，进行了两年时间，朝廷总花费估计只有200000两
〔60〕

。
1565年的工程再次征发役夫300000名，花费700000两
〔61〕

。实际成本肯定会超过所引数额的几倍以上。1584年，总理河道官为一项小型工程提出了216000两的预算。一位礼部主事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这项预算甚至连实际费用的十分之一也支付不了。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工程影响所及的地区，一户人家要被要求支付五个役夫的工食银。征发来的役夫还遭受工头的勒索和虐待，一旦役夫逃亡，就要从他们的家乡征发新的劳力来替代他们
〔62〕

。可以理解，这样的建设工程会给朝廷和地方官府带来了沉重的额外负担。而且，巨大的开支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廷臣和地方官员都缺乏很好实施这些工程的组织才能。

宫殿营建

从永乐迁都北京到天启末期，宫殿营建一直没有中断。16世纪，所有的木质寝宫和正殿一再毁于火灾。1514、1525、1541、1557、1584、1596和1597年都发生了火灾。差不多每隔十年京师就有必要重建这些宫殿。最具灾难性的火灾发生于1557年。大火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以上，烧毁了两座正门和三座大殿。重建工作总共花费了5年时间，一直到1562年秋天才完成
〔63〕

。其他的营建工程也很难少于两年时间。很明显，工程营建开支数额很大，不可能仅视为偶然性的项目而不予考虑。

工程营建属工部监管，但其他各部也参预其中。例如，在1557年和1596年，户部与兵部都受命从各自银库协济银300000两以助开
工
〔64〕

。另外，工部有权从赃罚银、开纳事例和铸钱中获取资金，并有权截留一部分来自商税、契税和田赋的收入。因此，财政重担影响到所有其他的政府机构和部分省份。

财政事务和供应程序的复杂性使人很难估计每项工程的实际费用。一些经常提到的数额明显地被夸大了。建造于1515年的太素殿据说花了2000万两，但在16世纪能否筹措这样一笔巨大的资金是让人怀疑的。不过杨联陞已经指出实际的费用是200000两，粗心的《实录》抄写者一定将“十”字写成了“千”字，这两个字仅有一笔之差
〔65〕

。

然而，官方数字也不能说明真实的费用。1515年修建太素殿费银200000两，1585年修建慈宁宫费银150000两
〔66〕

，1598年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花费720000两
〔67〕

，这些数字都是根据北京的现银开支计算出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各省供应的建筑材料和劳力。

各项开支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木材，它们来自于陕西、四川、贵州和湖广。1558年，仅贵州就奏称本省采木经费之数当用银138万两
〔68〕

。这个数目也许有一些夸大，因为它是由省里的官员们估计的，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强调正是由于这些采办引起了财政困难。1584年，四川受权存留700000两白银的税收来支付木价并运输费用
〔69〕

。这个数目可能接近实际开销。1557年，中央要求非木材产地的南直隶徽州府供应工木86766根，价值银129314两，另加上运费41640两。这一估算由工部确定，可以从地区税收中扣除。然而，在解运完这项供应后，工部又催解各年欠解料价银138000两，同时又新派大工银30000
两。因此，采办已经彻底变成征索
〔70〕

。

借助于当时其他的记载，对木材的费用可以得出一个更为准确的估计。一份16世纪的记录指出四川的木材每604根就扎成一个木排。每付木排的成本仅是148两，但需要40个人花三年的时间将它运到京师。运费又是2160两，这使得每根圆木在到京之前的平均价值大约为4两
〔71〕

。1596年的工程用去工木160000根，那么在南方工木每根的价格估计略低于2两白银
〔72〕

。所以可以推断，一项小的工程可能需要约价值50000两的工木，而一项大工程的工木费用可能轻易地超出了300万两。16世纪大运河的旅行者常常提及水道上挤满了运输皇木的船只
〔73〕

。在1598年，利玛窦记载，数千名人夫牵挽这些木排，他们一天跋涉五六英里
〔74〕

。尽管官府对征发来的役夫只给口粮，但运费也是十分巨大。

工程营建中使用的琉璃砖瓦是在南直隶的苏州府烧造。那儿没有建立任何永久性的窑厂，但是，长江下游的六府要提供劳力和制造工具
〔75〕

。就1596至1598年的工程而言，生产砖瓦1700000块。工部为此补助了20000两银子，这仅是生产成本的零头
〔76〕

。工部通过命令每只漕船捎带一些砖瓦来节约运费，然而利玛窦观察到运河上还有一些特制的驳船被用来运送砖瓦
〔77〕

。

用在宫殿正面的大石每块长3丈、阔1丈、厚5尺。1596年，制造了特殊的马车——有十六个轮子，由1800只骡拖拉，拖运石块。尽管详情并不清楚，但工程指挥者的报告表明大石要花22天、费银7000两才可以到达建筑工地
〔78〕

。无疑，费用的大部分来自于民众。

在北京，役夫的工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建筑工人主要从京营和轮班匠中抽调。此外，还要从北京购买另外的建筑材料，尤其是内府不能供造的东西。这些物品是指定商人以官定价格采买。1588年皇帝诏书中承认官定价格常常低于一般市场价格，而且还拖欠账款。一位给事中估计官府当时所欠各项商价高达白银50万两以上。即使皇帝曾要求户部以太仓银次第补给，但不能确定这道命令是否得到彻底地实施
〔79〕

。

令人遗憾的，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资料的可信度，因此很难对总的营造费用做出准确的估计。如果抛开这些因素，《明史》中关于在16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早期这一营造高峰时期岁费银200至300万两的总估计
〔80〕

还是值得一提的，这与其他可以证实的管理因素并不相悖。但毫无疑问，这个估计只包括了中央和地方上支出的可以计算出来的资金，而不包括物品和劳力的额外派征。

要是认定这些加派表现为官府的净收入，那将是错误的。明代后期官府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税收实际上已达到了饱和点，对任何一个方面进行额外的派征肯定会引起其他方面税收的不足。1592年，一位掌管太仓库的户部侍郎上奏说六年中各省直共欠京运银7641100两
〔81〕

。而这一时期正是在重修慈宁宫，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万历皇帝又另外下诏修建自己的陵寝（第七章第四节）。

第三节　军事供给

军事开支的不断上升

传统的史学家将明末军事预算的增加归因于军屯的衰落。而现在所知道的16世纪发展情况，则清楚地表明这个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必须要考虑到其他许多的因素。

直到15世纪晚期，军士的报酬仅仅由口粮和一些冬衣组成。服役是世袭军户的责任，军士甚至被指望要自己提供基本装备。到16世纪，这项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了。1500年前后，北方军营里以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为一个通行的做法
〔82〕

。开始时每个募兵可得津贴银五两，同时还为他们提供战马与服装。当然也要给这些募兵固定的饷银。16世纪中期，每人每年可得白银六两，这并不算少。但是由于白银更加广泛的使用和倭难期间南方数省征兵计划的扩大，使这一数字不断增长。当16世纪70年代南方军队调到北方时，所有的北边军镇都普遍提高了饷银。到本世纪末，许多募兵年饷银为18两，这成为17世纪早期的通行标准
〔83〕

。

北边军镇的数目也不断增加。16世纪以前，这样的军镇只有7个，但是在1507年火筛入侵宁夏导致了固原镇的建立
〔84〕

。1541年，为了阻挡来自于吉囊的威胁而设置了陕西镇
〔85〕

。16世纪晚期，对于财政事务，五个较低的军镇与九边同等看待
〔86〕

。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管理成本（见图4）。

图4　16世纪晚期的北边军镇

修筑长城也是开支巨大。1472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第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修筑
〔87〕

。起初只不过是想建起堤岸和挖掘深沟，将现有的堡垒用夯实的土方连接起来，但是建筑慢慢地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快，它就包括了建造带有垛墙和炮台的砖石结构。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朝，一直至万历初年，也就是到16世纪80年代才结束。到16世纪中叶，这一工程的成本已经极其高昂。1546年，宣府和大同地区——役夫都是无偿征发而来——每修筑城墙一英里，政府要费银约6000两
〔88〕

。1558年修筑蓟镇城墙，雇募劳动力每英里就要费银6357两。当征发劳运力时，当地人口实际上支付了七倍于此的金额，管理不当也会将劳力的成本提高到每英里44500两，人们已经对此提出了责难
〔89〕

。

军队预算膨胀的另一个原因是火器的使用。尽管人们已经知道明朝军队在15世纪早期使用过火器，但是似乎只是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它们才得到广泛使用，特别是到16世纪晚期，开始大量仿制葡萄牙制造的火炮。1498年的一道规定试图限定工部制造火器，边镇也不许擅造。嘉靖时期这项限制渐渐松弛
〔90〕

。迟至16世纪60年代，北京的京营使用的标准炮弹仍是泥弹，从1564年起，制造铅弹，自1568年起，改铸铁弹
〔91〕

。1586年，兵部要求陕西的四个边镇自查，在随后的报告中列举了它们储存的所有物资和装备，其中有一些与火器有关。遗憾的是，这个报告将铁、铅、石子一起列出，使人不可能计算出它们的成本。不过，其中仅一个军镇就贮存有超过2000吨的铁和铅。显然，这些所谓的火器包括火箭和小弹丸，每个军镇拥有的数目达200万或
更多。很明显，一种更为新式的战争已经开始要求重新看待花费
〔92〕

。15世纪时采用了装备有火器的战车。到了16世纪晚期，俞大猷（1503—1579）和戚继光（1528—1587）极力主张大规模地使用火器进行防御
〔93〕

。1609年工部的记载说每辆战车的生产要费银30两
〔94〕

。这也是一项新的开支项目。

以上足以说明16世纪的军事后勤工作与一百年以前已有很大的不同。

16世纪的军屯

关于这个题目有许多资料，但是少有可经证实的事实。军屯面积和岁入子粒都列在《实录》中。王毓铨曾经将这些数字列表
〔95〕

。摘要如下：

1487至1504年岁入子粒约为270万石。

1505年至1518年的产量每年固定为1040158石整。

1519年以后这些数字或记或不记。

从1522年到1571年的50年时间，每年产量保持在370万石左右（1567年是个例外，那年奏报的数字仅有180万）。

奏报止于1571年。尽管王毓铨认为后期的数字有夸大的成分
〔96〕

。但实际上是少报了。1549年，户部尚书潘璜指出十多年来没有一个边镇曾经奏缴过屯田子粒
〔97〕

。1570年庞尚鹏被派去调查屯田时，
他发现在许多地方册籍上有生产定额，而田中却无屯丁耕作
〔98〕

。尽管后来张居正加强了对军屯的管理，但在1575年的私人信件中他承认整顿军屯仍需以时日
〔99〕

。

军屯的数据不像田赋数据那样由地方定期公布，而是完全建立在官员的奏报上。此外，根据高级官员们的记录也可以得到一些资料，但是这些数据多是停留于表面层次，不具可比性。

很清楚，有明一代，军屯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在原则上，每个军卫至少应该生产出部分口粮。在边境地区，有荒地和军士可以利用，有作为的督抚和他们的文职助手常常组织些屯垦计划。不过，这些计划并不一定完全遵循中央制定的总方针，每个军镇也没有自己的长远方针。军屯的情况因而极端复杂不一。

16世纪时宣府镇将它的大部分土地出租给民户，向他们收租，这些地租被计为军屯子粒
〔100〕

。在辽东，旗军要操备征进，故以军户内的帮丁、余丁进行屯种
〔101〕

。尽管军屯原本是单个军户分到固定田土，按人头交纳部分子粒，这种方式在16世纪仍然存在于一些地区，然而按亩收租渐渐通行，最终与正租或田赋没有什么不同。还有的军镇采用了一种集体耕作的方式（营田）。现役军士在空闲时间集体耕种土地，卫所获得全部子粒
〔102〕

。一些军镇偶尔选择协力耕种（团种），军士在向他们的军卫交纳一个固定的子粒额之后就可以分享余额
〔103〕

。

很难确知督抚何时开始承认屯军对其屯种土地有永久所有权。但从16世纪中期起，这种做法广泛推行。庞尚鹏在他给皇帝的奏疏中一再主张要更多地承认屯垦者的所有权，以鼓励广开荒地
〔104〕

。1585年，
蓟州总督将一支完整的运输军队转变成一支屯军，分给每个军士20亩土地和一张永久所有权的凭证
〔105〕

。实际上，为了扩大粮食供应，一支军队就此遣散。

简而言之，军屯在明初决不是有系统的（第二章第三节），在16世纪更非如此。所有各种不同的计划的惟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使得每个军卫有能力生产一部分自己的口粮。当一些军镇的财政机构保持在户部的监督之下时，这些军队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地方政府、地主和收税者三个角色。地方分权十分彻底，差异很大，以致国家统计中给出的总数字不过是一种粗略的估计。由不同的部门提交的原始数据即便很准确，但是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

16世纪70年代，朝廷对14个北方军镇的账目进行了彻底的核查。调查团也经常派出。张居正曾亲自下令督抚应增加他们的屯田产量
〔106〕

。《大明会典》记载了的1578至1579年的岁入子粒额。虽然这一数字可能估计过高，但是不可能再获得更可靠的资料数据了。这些账目表明14个军镇的岁入各类子粒为140万石，还有折色银180000两
〔107〕

。这个水平大概只有在不多的和平时期，军事长官能够抽出更多的军士屯田时才能达到。

内地各省的情形较为简单，因为它呈现为明显的直线下降。到16世纪晚期，当初指定为军屯的分散的小块土地即使仍然存留下来，也只是生产出小额地租。一般由地方官员征收这种地租，并与正赋合并，用来供应当地的军卫
〔108〕

。因为这些账目是零碎的，而且财政责任分散，所以由文官们进行征收与分配。在一些事例中，军营所在地转
变为农业耕地，并且出租出去
〔109〕

。在另一些情形中，军士成为地主
〔110〕

，他们或典或卖他们的屯地，还有人私下将土地出租民户以摆脱应交子粒
〔111〕

。所有这些都使所谓的全国统计数字变得没有意义。根据《会典》，1579年内地省份的军屯总收入为300万石
〔112〕

。但是这些数据很可能是抄袭早期的记录。

北边军镇的供应

因为有不同的供应体制，15至16世纪的明朝军队看起来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南京和京师的卫戍部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供应（与京师通行的作法一样，南京的卫戍部队的费用由南京户部支付，见第七章第一节）。内地省份的卫所由当地州县供应。北边军镇部分自给，但也从北方四省（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和京师得到补给。

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记载军队定额通计为3138300名，而实际大约止可845000名
〔113〕

。后一估计似乎应该比较合理。可以进一步推测北边的服役军士为500000名，马匹至少有100000匹
〔114〕

。

1576年，户部对北方14个军镇年度开支项目进行了统计，包括四个关键项：银两、粮食、牲口粮和草。这份统计在《实录》中占了21页
〔115〕

，尽管它列举了每个军镇各项开支数量，但没有估算出货币总价值，也没有记下任何总的数字。因此在表25中，数字作了累加，物品也折成银两。

同一批军镇在1578年的收入也占了《会典》28页
〔116〕

。简略如表26。

表25　1575年14个边镇军需支出的主要项目

支出项目和数量（奏报）

货币价值（估计值）（两）

岁额粮

200918石

@0.80两=1600000

料

1125080石

@0.35两=390000

草

14314822束

@0.03两=420000

银

5908562两

大约5910000

合计

8320000

表26　1578年14个边镇的收入

项目、数量和来源（奏报）

货币价值（估计值）（两）

年例，来自太仓库，折银

3180000

补贴，北方数省解运，折银

2730000

军屯收入，折银

180000

盐课，商人和盐专卖机构解运，折银

640000

粮食，京运，350000石

@ 0.80两=280000

粮食，北方数省解运，280000石

@0.80两=220000

军屯收入，包括口粮和牲口料，1450000石

@0.50两=730000

马草，北方数省解运及军屯，6830000束

@0.03两=210000

合计

8170000

即便原始数据计算方法不同，而且又是由14个不同的机构提交的，这两个统计还是十分接近。这种相似也许部分是巧合。不过，既然折换率接近，那么两表中的总额应该比较准确。实际价格因地区差异可能与这些估计有所不同。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断16世纪70年代14个边镇的开支是固定在一个水平上，与收入基本相抵。

两份账目似乎只包括了军需官供应的项目，而忽略了由工部和兵部解运来的物品。不过，每年800万两左右的总开支似乎是一个并不很充分的预算。1594年，在援朝战争相对平静的期间，当一支20000人
的部队移驻辽东的时候，一名军士每月粮饷及杂用为2两白银
〔117〕

。因此，供养一支500000人的军队一年要费银120万两。在16世纪70年代，边镇设法将预算控制在一定幅度内，由于军队在和平时期承担国内防务，可以不全部按标准来支付粮饷。另外，军事当局还可以从当地人口中征发徭役和物资。这些情况，很可能不断降低对军镇的补贴，远非令人满意。同时，300万两年例的输送已经用尽了太仓库的积蓄。

在以后的十年中，前线督抚一再请求朝廷增加他们的年例，因为他们的供应——包括他们自产的粮食，北方数省的补贴和来自盐课的那些收入——很少全额解到。而户部根本没有可能动用的资金，只好对这些请求置之不理。张居正甚至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承认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来削减军队开支
〔118〕

。

到1591年，拨给边军的大约300万两白银成永久性预算。1582年出版的《万历会计录》列出了由户部送往14个边镇的年例总额为3105000两
〔119〕

。1584年，户部宣称以往8年中已额外增加300000两白银。但是，1587年它又报称总数再次降至3159400两；1591年，总数为3435000两
〔120〕

。

内地军事力量的供应

南方数省军队的供给方法是在抗倭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在16世纪60年代，这些省份筹措资金的计划有以下特点：第一，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地方筹措，而不是由户部来管理。朝廷要么允许督抚自行安
排，要么就是授权他们根据情况进行征税。第二，所有的额外派征都与正赋分离，并且进行独立核算。第三，收入的来源极为多样化。因为这是由省级官员和军官们管理，所以征收总额并不公开。第四，许多新的收入项目和额外费用，包括一些小的税收项目，在战争结束仍旧保留。

南方军队的情况与于北方军队有很大不同。在16世纪50年代，南方没有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统一的指挥部是临时建立的，甚至总督、兵备副使和总兵也是匆匆任命。大部分士兵是在战地上征募。当张经为这个地区的总督时（1554—1555年在任），募兵包括了广西山区的土著、南直隶的走私盐贩和山东的和尚。其后，募兵就以他们家乡的名称来辨别，诸如北兵、漳兵和义乌兵等等
〔121〕

。另一方面，卫所军和民壮仅仅扮演了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浙江《绍兴府志》总结这种情形如下：“今俗呼卫者为军，而募者为兵。兵御敌而军坐守。”
〔122〕

在抗倭战争中，浙江征募了100000名这样的兵士。甚至战船也必须雇用。所有级别的军官都来实行征募。下级军官和他们的上司都被鼓励要征募“样兵”，将军们被鼓励要募集“家军”以组成一支开支较大的精兵。这种不系统的办法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

在抗倭战争的早期，必需的资金主要来自“提编”。“提编”没有意思完全相同的英文单词来表达，“提”的意思是“提起来”，“编”的意思是组织起来（第三章第四节）。“提编”最初的概念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民警卫队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只是在明代中国几乎是仅在财政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它很少适用于人事组织上。1554年，朝廷诏令南
直隶所有的州县缓召40%的民壮服役，由每名应役民壮纳银7.2两以供张经作为军费。下一年，南直隶和浙江诸县都要受命根据它的规模大小提供200或300名民壮以供总督指挥。后来，这项差役大都由每人每年纳银12两了事。此外，在这两个省份中，要向每个役夫征收1两白银
〔123〕

。

因为这场抗倭战争久拖不决，“提编”就扩展到“里甲”和“均徭”。当时，绝大多数的县仍要求里甲五年一轮供应原料和力役，提编就要求下一年应役之户当年履行他们的职责。来年的差役依次由那些已经编排在第三年应役的里甲负担。军事当局当然对那些无关战事的原料或力役的征集不感兴趣，所以非正式的加派都是折成银两。尽管提编最初是一种临时措施，但随着战争的延长，这些额外征派逐渐成为定例。它们被称为“兵饷”，最初是加之于差徭，后来间接地并入田赋（第三章第四节）。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南直隶和浙江两省的田赋额外加征每年约为500000两白银
〔124〕

。正是这种情况迫使地方官员实施一条鞭法改革。

由于这次抗倭斗争，南方数省的杂税数量增加巨大。在福建，以前免税的寺院地产有一部分为国家没收或者进行征税。在浙江会稽县，抗倭战争以前只征轻税的丘陵地要缴纳更高税款。在杭州城，同样也在“间架税”上加征一笔额外的数目，这项收入充作兵饷。广东在主要桥梁处征收过桥税，而在顺德县要征集屠牛税。沿江西南部边界征收食盐过境税。沿海省份的渔民要求交纳一项新税，而且他们在获准买盐之前必须出示缴税执照。如前所述，福建新生的番舶抽分和
广东的旧有番舶抽分，连同两省的铁课一起也都拨作兵饷（第六章第一节）。一些已经存在的税收，诸如地产转让契税和杂项消费税，都被省级官员存留用作军需。这种做法已推广到内陆省份，云南有权截留矿税收入，而四川的兵饷来自于茶课和盐课
〔125〕

。

当倭寇平定之后，南方诸省民壮被部分遣散。不过，仍有199650名民壮应役
〔126〕

。隆庆、万历时期还多次要求将他们解散。文武官员们也试图以卫所兵取代募兵，可是成绩不大。在16世纪90年代援朝战争期间，募兵再度增加。到王朝末期，募兵组成为军队的主体
〔127〕

。

然而这种情形没有导致卫所系统的彻底废除。在整个16世纪下半叶，浙江嘉兴府有陆军五总，其中募兵一总，军兵和民壮各二总。该府还有一总1500人的水军，其中募兵为“耆舵”，而军兵则为“贴架”。迟至1597年，所有的战船都是租来的。这些军队多由巡道兼摄，而他们的兵饷则来自嘉兴府库
〔128〕

。要想详细说明这些混合单位在帝国军队中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要想对16世纪晚期内地省份的军事力量和防卫费用做一个准确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对某些地区而言确实存在着有关资料，而军事事务的地区差异又使得它们在对全国的研究中没有多大用处。不过，157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三个府，即苏州、松江和常州总共供养了10565名募兵
〔129〕

。1573年，根据上报，南京操军原额为120000人，实际上只有22000人
〔130〕

。1575年，广东省报称该省实际上有30000名卫所军服役，而它的额军为120000名
〔131〕

。据估计，在1570至1590年这二十年当中，包括招募的民壮在内，长江以南的省份
应该有总数超过250000人的武装力量。为了保持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一年将要费银600万两，每名军士月饷银2两。尽管这是一个推测性的估计，不过也确实表明供养军队的费用成为朝廷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问题曾经得到解决。单单要维持谭纶所估计的一支845000人的军队一年就将花去军饷2000万两，也就是说，要超过估算的全国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第四节　张居正的财政节流

张居正时期财政管理的记录

从1572年至1582年的张居正时代是明代后期财政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他死去前不久，北京的仓库储存的粮食足支十年
〔132〕

。除紧急情况外并不动用分毫的太仓库旧库的储积已达到白银600万两以上
〔133〕

。太仆寺又存银400万两
〔134〕

。南京的仓库同样也存有250万两
〔135〕

。省库也储满了谷物和现银。王士性（1546—1598）根据他同地方官员的谈话，记述了在16世纪70至80年代，广西、浙江与四川的省库和府库平均存有150000至800000两的白银
〔136〕

。这种情形似乎与16世纪政府财政的普遍状况自相矛盾。

1572年，张居正适时地掌握了政权。当时，同蒙古的俺答汗交好，倭寇劫掠活动也渐渐减少，使得他能够实行节流的财政政策。在收入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他把目标瞄准了大力撙节政府开支方面。在
他的督理下，政府所有不必要的和不急迫的事务不是停止，就是推迟
〔137〕

。领取朝廷补助的生员数目减少了，宫中宦官的采办也受到严格的监督。各省的官员们受命减少力役，一般为现有水平的1/3。由帝国驿递系统提供的馆舍服务也同样降到最低程度。这些并不伴随着全国人口应纳税款的同步降低，节约只是增加了朝廷的财富
〔138〕

。来自于罚没的收入受到稽核。拖欠税粮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富有的地主——受到告发，并且力图向他们征收欠税。开纳事例和出售僧道度牒没有停止。节流的政策也扩展到军队中去。因为与蒙古暂时保持和平，边军和边境巡逻部队也要缩减开支。各个方面都节约开支，也解放了更多的军士进行屯田
〔139〕

。边镇的督抚受命削减他们的开支，以便能将中央政府提供的年例节约20%
〔140〕

。分牧民户的战马卖掉，民户的马差——作为田赋的替代——也折纳银两（第三章第二节）。宗室的禄米也不予发放。只是到张居正死后，一些宗室才敢直接向皇帝奏请。在一些事例中显示出有些宗室的禄米已经20余年分毫未给
〔141〕

。

张居正力主严查财政账目，这在16世纪是空前的。张居正不再依靠监察御史，他对六部官员开始稽核。作为第一个步骤，1572年户部宣布裁省文册28种，归并文册22种
〔142〕

。因此这些账册，特别是那些边军送来的账册被压缩成了一种更为简短的格式
〔143〕

。就今天的标准而言，这些记录仍然很麻烦，但至少易于检验核查。1579年，在一位给事中的建议下，张居正命令所有的府县向北京提交它们的差役文册以备评核
〔144〕

。山东和湖广的文册由首辅自己详审，并以此而出名
〔145〕

。在这些文册按要求订正返回后，地方官员受命将之出版以此编制一种
半永久性的预算。为了收集财政资料，按照张居正的命令执行的最大工程是编纂《万历会计录》。这项工程始于1572年，止于1582年，恰好是在张居正任职期间。这项工作被当成是《大明会典》中财政部分的基础。参加这项工程的下级官员包括顾宪成、李三才和赵南星，他们后来全都以此成名
〔146〕

。

张居正的管理不包括任何革新，而是将重点放在行政纪律和税法的严格执行上。1576年，还需要皇帝亲自干预以使各省官员及时解运税收到京师。但是在1581年，首辅已经能够奏称，由于强化了财政责任与官员考成的关系，正赋不亏，征解如期
〔147〕

。

张居正在消除官员腐败方面的记录比较复杂，有很大争议。他的最成功行动是检查北京仓库监收人员的勒索问题。通常，这些监收人员向运送货物入库的民间税收代理人索取额外之物。在这一行动中，他碰上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就是皇帝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他收受税收代理人的报酬，安排他们将解运来的劣等物资输入库中。张居正得到了这样验收的一匹明显低于官方标准的棉布，力促年轻的皇帝向皇太后抱怨
〔148〕

。然后他利用公众的义愤调换这些仓库的宦官和其他一些人。1577年，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一封信件中，他透露出一些臭名昭著的勒索者们被处死，索求行为被有效地制止了
〔149〕

。

另一方面，张居正也无意强迫所有官员仅仅依靠薪俸生活。俸给如果没有什么实质性提高，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进行这样的改革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也不是公众所期待的。张居正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防止滥用公共资金中可以说清的项目。像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显然认为
在官场中绝对的诚实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他本人就生活讲究，口味奢侈。他的传记作者和批评者王世贞（1526—1590）甚至指责他提升他的下级以回报他们的贿赂。因为王世贞同张居正有过争论，所以在这个批评中含有敌意的成分
〔150〕

。然而张居正的几个下属，包括先为两广提督后为户部尚书的殷正茂和先为山西总督后为刑部尚书的王崇古，当时他们都素有性贪之名
〔151〕

。在张居正现存的书牍中也常常提到各种“礼物”
〔152〕

。

财政管理的背景

讨论16世纪晚期财政管理的政治背景对理解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明朝的政府财政对京师的权力结构甚至比对帝国的经济情况更为敏感。

张居正是通过与太监冯保的合作和他自己作为万历皇帝老师的位置保持了他的显赫地位。皇太后李氏对他的信任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153〕

。但是，在明朝体制下，他要公然独揽大权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建议重组政府机构。进行激进改革只会招致弹劾。作为首辅，张居正的正式职责限于为皇帝拟旨。利用他自己的职权着手财政立法明显是不妥当的。

这就是为什么张居正被迫主要通过操纵人事关系来保持他的位置达十年以上的原因。通过冯保，他与皇太后保持了密切的关系。通过皇太后的影响，他控制了皇帝。利用对皇帝诏旨的影响，他实际上操纵了任免官职的权力。他利用这种权力将他的副手安排在朝廷内外的
关键位置上。特务的密报使他得知皇帝的一切主要事务。他的管理通过与高级官僚的私人通信而起到作用。在着手任何重要措施之前，他有必要敦促他信任的尚书和总督上奏提出所期望的变革。这样他就可以在起草诏旨中赞同他自己的建议
〔154〕

。在一封给河漕总督王宗沐的信中，他写道：

仆今事幼主，务兢兢守法，爱养小民，与天下休息。诸大擘画必俟圣龄稍长，睿明益开，乃可从容敷奏，上请宸断行之。
〔155〕

鉴于明廷众所周知的做法，这份表述也许真正反映了张居正的观点，尽管它略带过分夸大的谦卑。

要想猜测他所想像的“诸大擘画”的性质是不可能的。他的现存信件仅仅表明了他的精力和对职责的献身，这些本身并不会使张居正成为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帮助安排在重要位置上的那些人是极为能干的，尽管他们并不都以经济清白著名。他们包括了16世纪晚期的许多重要名字，比如凌云翼、王崇古、张学颜、梁梦龙、潘季驯、张佳允、殷正茂、戚继光和李成梁。他写给他们的信件混合有利诱、劝说、礼貌的申斥和官职升调的暗示。信件中讨论的大部分论题与地区管理有关，比如税法的实施、军队的部署、水利工程等等。尽管首辅显示出博学广识，而且他的指挥通常是合理的，对他而言，讨论中问题的范围还是太狭窄而不能证明他的真正伟大。

张居正从不提议创建或废除一项官职。即使他曾经打算增加官员
们的俸给，他也不会在他的信件中明白表述出来。他确实有一次表示，既然银两短缺，那么铸造铜钱会有利于人民
〔156〕

。但是他在职时根本没有试图进行过此事。相反地，他更进一步的存储白银的种种努力削减了货币的供应，导致通货紧缩。明朝的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云璐曾试图诱劝崇祯皇帝废除卫所制度、实施财政分权和漕粮海运，并且要在中国中部或南部建立一个工商业的基地以增加收入
〔157〕

。而张居正却没有提出任何此类有远见的措施。不过，由于这些原因而责备他也是不公平的，任何评价必须考虑到他所在位置的困难与明朝的自大和腐朽
〔158〕

。

在税法的实施上，张居正与同僚的意见不同。他坚持认为富国强兵没有错误
〔159〕

。而且在这方面，他的目标是恢复洪武帝和永乐帝的理想
〔160〕

。这不足以平息他的批评者们。尽管他们对张居正的专制权力和不断增长的苛刻管理的关注也许是真诚的，但看起来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因素所驱动。从不掩饰自己对张居正厌恨的王世贞作过一个客观的观察：首辅的严厉计划为官员们所憎恨（他们认为利用驿站制度旅行是他们正当的权利），且为国子监生们所痛恨（他们不得不为进入行政机构而等上更长的时间），也不为宦官们所喜（他们看到他们的来自采办的收入被切断了）。他对税收账目的严格稽核惹怒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地主们，这些人习惯于一直拖欠税赋。除此之外，张居正还不能容忍批评
〔161〕

。因此他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成为整个帝国的敌人。同时，现存制度依靠的是通行的理想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微妙的平衡，并且受到祖训的保护，即明朝的政治体制绝对不应改变。这一制
度顽固到足以挫败明代最能干和最果断的政治家。

大规模改革的开端

因为张居正将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收集更加准确的财政数据、实施现行的税法和充实国库方面，因此从来也没有能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尽管他的初步措施可能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改革，但是这些措施本身不会导致任何制度性的变革。

在立法上，张居正实际完成的惟一变革是废除由民户承应马差的做法。这项措施表现了对洪武和永乐时期财政结构的一种背离。因为它没有影响任何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指责。此外就别无其他的制度性改革。铸造的铜钱仍然十分不足，食盐专卖也从来没有整顿过。尽管《明史》声称1581年第一次下令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是张居正掌权期间
〔162〕

。可是这种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一直到1588年，山西巡抚才在该省推行一条鞭法，那时张居正已经去世六年了
〔163〕

。

现存资料显示张居正对可能会引起争论的一条鞭法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也许还记得当时这项改革在中国北方首次推行时，它遇到当地民众和北方籍官员们的竭力反对（第三章第三节）。当1570年一条鞭法在山东施行时，由于地方的反对，不得不很快废止
〔164〕

。1577年，都给事中光懋（山东人）甚至上奏皇帝请求废除遍及中国南方的这项改革，并要求惩罚在山东东阿县实施一条鞭法改革的知县白栋
〔165〕

。张居正起草的皇帝诏书写道：“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概通行，
不必再议。”
〔166〕

在一封写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私人信件中，张居正承认白栋是一位能干的官员，这项改革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反对的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167〕

。这些事件显示出他对许多事情也是无力左右，在京城中，既得利益集团与理想主义者的联盟对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

不过，张居正确实迈开了大规模改革的第一步，着手全国的土地清丈。在给一位地方官员的信中，他写道：“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
〔168〕

对于土地清丈，张居正十分审慎，一直推迟清丈。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时发布诏令，不许妄行丈量土地
〔169〕

。朱东润推测1577年以后张居正经历了一个心理上的变化，也许由于对他的指责和不断增长的反对力量而使他变得强硬起来
〔170〕

。1578年，清丈运动首先在福建试行。各县被告知说，清丈的目的主要是均平内部赋役，不管结果如何，各地税收定额将不会更定
〔171〕

。这项保证明显是为防止州县官受到当地地主的压力而少报清丈地亩。全省的清丈花了一年半时间，1580年夏天完成。1580年12月16日，皇帝诏告整个帝国完成了清丈
〔172〕

。众所周知，这是明代曾经讨论此类事情的惟一诏令。当1582年7月9日张居正去世时，清丈实际还没有完成。

清丈详情并不明晰。皇帝下诏将清丈责任托付给布政使司、抚按、各分守兵道及府州县官。宣布240方步的标准亩作为一般的测量单位，这在山东沂州、河南怀庆府和陕西怀远县等地的地方志里有记载，先前使用测量标准明显比这个单位更大
〔173〕

。根据《明史》的记载
已经使用了小弓
〔174〕

，但无法证实这个说法。

这次清丈不能说是成功之举。河南省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提交的报告，后来却发现它不过是重新提交了旧册而已。尽管省级官员们受到申斥，并受命再次进行清丈，在第一次清丈报告遭拒之后仅历五个月第二次报告就匆匆完事
〔175〕

。山东汶上县曾在1567年进行过一次地方性的清丈，它的官员们在收到全国土地清丈的通知时仅仅告知田主们新的测量单位，以便换算他们自己的田土
〔176〕

。浙江开化县也逃避这次清丈，仅向以前登记的地亩数增加0.27亩
〔177〕

。在进行过清丈的那些地区，王士性做过如下的广泛观察。对接近城市的土地而言，清丈者使用了码尺
[1]

。离城市超过20里，他们用绳子丈量，但超过50里甚至连绳子也抛开了。因此，测量报告只不过是一次粗略的估计而已
〔178〕

。

1580至1581年的全国土地清丈报告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实录》中各省直的清丈数字并不完整（见附录D）。张居正死后两个月，清丈受到严厉的批评。因此皇帝下令，在那些丈量均平、军民称便的地区，官员应该使用新的土地丈册作为税收的基础。在另一些地区，抚按官要“准与更正”，但不许概行覆丈
〔179〕

。争论仍在继续。一些官员力主1581年所有的清丈记录应予以废止，税收覆旧
〔180〕

。而其他的官员们实际上实行了第二次清丈。河南的临漳县1588年进行了一次地方性清丈，而山东汶上县1591年也这样做了
〔181〕

。然而，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张居正的土地清丈也不是没有效果。在一些州县，1581年的
报告用作新税收的基础，顺德县就是这样（第三章第一节）。失败主要是就全国的意义而言。其实，一直到本世纪，还没有编纂出过一套完整的、全国性的土地统计资料。

张居正之后的政府财政

当首辅的葬礼结束之后六个月，他的所有措施受到抨击，张居正所引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张居正身后遭受的指控的性质从来没有明白宣布过。不过17世纪他的儿子出版了他的文集，增添在文集后面的一条注释表明对张居正的指控是怀疑他大逆不道
〔182〕

。反对他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在16世纪80年代曾经无视土地清丈的地方官员们被盛赞为正直之人
〔183〕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他的政策是不可能的。

尽管张居正有整顿财政的努力与意向，但事实上他所做不多。不过，仍能相信他的节约政策延长了王朝半个世纪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积蓄起来的库存，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即1592至1598年抵抗丰臣秀吉的援朝战争，1592年的平定哮拜之乱和1594至1600年的镇压杨应龙与他的苗族部落叛乱，是根本不能进行下去的。实际上，几年前朝廷就已开始取用太仓库的存银了。到1587年为止，太仓库旧库仍存银600万两，在理论上这部分库银不能动用。另外，还有银400万两埋藏于新库。最初从新库开始取用。1588和1589年动用了175万两，1590年又动用了106万两。三年之内，1000万两白银的总量减至700万两多一点
〔184〕

。16世纪90年代，朝廷开始动用旧库、太仆寺掌管的常盈库以及南京的仓储和地方府库
〔185〕

。而亟须彻底改革的正税体系根本无补
于战事。

1592年，政府授权浙江田赋每亩加征0.003两白银，这些收入由省里存留用于加强沿海防卫，以备倭寇
〔186〕

。1598年，向所有的差徭加征，各县被要求将20%到40%的民壮转做朝廷正规军的经费
〔187〕

。1599年，湖广和四川巡抚获准自行增加田赋，以便为平定杨应龙之役提供经费
〔188〕

。在理论上讲，尽管钞关税和盐课额增加了
〔189〕

，可随后据称实际的收入甚至跌至以前的水平之下（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一节）。幸运的是，在库藏殆尽和增赋无望的时候，一系列的军事征讨也结束了。但是，到1600年，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制度要明显比1572年张居正开始执政的时期更糟，甚至也可能比16世纪中期的情况更坏。

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和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万历皇帝要对国事恶化承担惟一的责任。可以认为玩世不恭和怠惰不堪的万历皇帝是不值得同情的。1584年当他二十一岁时，下诏修建他的陵寝，四年之后完工
〔190〕

。最近发掘了他的陵墓，里面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宝
〔191〕

。皇帝对财富的贪婪是出了名的。从1596年起他开始派遣宦官和一些武臣到各省充当“矿监”。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地下矿藏都是开放供民众开采，朝廷不参加任何采矿，不过只是征收半数的收入而已
〔192〕

。然而，实际上宦官向地方官发号施令，任意佥派丁夫，分派爪牙，骚扰乡村。他们纠结无赖，借口住宅或坟墓之下埋有矿藏而向民众勒索钱财。当派出税使在各地征收商税时，许多城市爆发了骚动。万历皇帝在位的后半期大量怠忽职守的记录使人们对他的看法极坏
〔193〕

。

然而，不应为此分散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应该强调的是，甚至
在万历皇帝滥用权力之前，公共财政中就已形成了许多危险的问题。皇帝确实独裁专制，但是超出了正常的财政结构和政府组织之外。整个16世纪，后者从来没有充分地动员起帝国的财政资源。张居正的节流政策不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消极方法。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加强财政机构，所以积累起来的库藏的好处只能是暂时性的。

尽管不能为万历皇帝的自我放纵辩护，不过指责他一手破坏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也是不正确的。他的行为反映了王朝的制度上的弱点。15世纪中期以来，皇帝的位置越来越多地定位为礼仪上的功能，很少是为公众服务。皇帝的奢汰用度激增，宦官和宫女达50000人，这些人与文官们一样，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薪水，只不过是由国家提供衣食。仔细审查万历皇帝的个人开支账目就会发现，一些对他的指责实际上被夸大了。

皇庄每年4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
〔194〕

。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
〔195〕

。皇帝个人收入主要是金花银，每年有1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约有200000两要供应京城中武臣的薪俸。1578年以后，这项开支由户部提供的“买办费”得到补偿，他个人收入再次接近100万两。此外，云南每年向宫廷供应黄金2000两。1592年，万历皇帝将这个定额增加到4000两
〔196〕

。皇帝除了对京郊的皇陵作过短暂的拜谒之外从不旅行，但是为他的宠幸们在珠宝和礼物上花费了很多钱
〔197〕

。最近在他的陵墓里发现了很多黄金和珠宝。另一个沉重的开支项目似乎是公主们的婚礼衣饰
〔198〕

。当他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
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
〔199〕

。万历皇帝性以贪财，他的吝啬同他的浪费相比毫不逊色。为了保持他自己的积蓄完整，他常常强迫国库支付他的小额账单。

明朝官员们在他们给皇帝的奏疏中常常引用多年来宫廷开支的各种项目来批评皇帝个人的铺张浪费。一个常常引用的题目就是缎匹，它的费用常常达到几百万两
〔200〕

。皇宫所需缎匹按特别的设计织成，显示着穿者的品级，这些织物被作成各式礼服，用于宫廷。每年要以大约每匹12两白银的价格订购8000到28000匹织物
〔201〕

。这些费用由生产这些物品的地区从其税额中扣除。不过，有时帝国的配额无法应付总的开支，或者地方税收少于解运额度，就会导致了资金的短缺。地方官员就不得不调整这个差额，或者一定程度上削减开支，或者向某些纳税人额外加征。1575年，当国家事务仍然在张居正的控制之际，还定购了97000匹织物，分数年输纳
〔202〕

。尽管这项采办计划导致了财政的紊乱，但它与王朝的一贯作法是一致的。

在万历皇帝的个人开支中，最容易误解的事情是与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泰昌帝的婚礼有关。万历皇帝不希望他继承帝位，但是官员认为长子继承是王朝制度中的神圣准则，不断诤谏皇帝应该正式确立太子，由翰林院官员对其进行教导，他的大婚日期应该迅速宣布。每一种努力都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个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尽管皇帝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但是他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来实施他个人的愿望，甚至无法阻止这些奏请。1599年，作为最后一招，他责令户部进银2400万两来筹办三位皇子的婚礼。这不过一种巧妙的托词罢了，因为皇帝
和官员们都明白户部绝对没有能力筹措这样一笔巨款。不过，《实录》和《明史》两者都记录了这个要求，而没有解释这些情况
〔203〕

。

尽管将这一数字放在现在的研究中似乎不很恰当，但它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近年来的几位学者——包括对中国货币史素有研究的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400万两白银实际上已被解纳而且花销掉了
〔204〕

。

注 释

〔1〕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p.97—123.

〔2〕
例如，1568年户部责备广东省的官员们滥用他们存留下来的资金。见《穆宗实录》页0440—0441。

〔3〕
《世宗实录》页5961、5976—5977。

〔4〕
《神宗实录》页5952—5953。

〔5〕
《世宗实录》页6405；《皇明经世文编》199/44。

〔6〕
《世宗实录》页7712—7713。

〔7〕
《穆宗实录》页0332，《神宗实录》页1831、2684、2852、3517、4084、4170、4333；孙承泽《梦余录》35/31；《皇明经世文编》325/18—19、389/2。

〔8〕
《神宗实录》页2684、2853、2921、3517、4084、4333。

〔9〕
《神宗实录》页2920。

〔10〕
这些账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改变。见《世宗实录》页7201；《皇明经世文编》198/14—15；孙承泽《梦余录》，35/8—10。

〔11〕
《武宗实录》页2408。

〔12〕
《明史》78/826。进行加派的诏书表明一旦当前线形势好转，就停止加征。见《世宗实录》页6604。

〔13〕
《明史》202/2347；《世宗实录》页5908—5909。

〔14〕
《世宗实录》页5315、6891、8482。亦见《皇明经世文编》259/9—10；唐顺之《荆川文集》9/25；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页323注。

〔15〕
《世宗实录》页5339；《大明会典》17/23。

〔16〕
《世宗实录》页7870—7871。

〔17〕
《大明会典》17/26—30。

〔18〕
《明史》78/826；《世宗实录》页7712—7713。

〔19〕
《世宗实录》页7713—7715。

〔20〕
《世宗实录》页7719—7720。

〔21〕
《世宗实录》页7717—7718。

〔22〕
《世宗实录》页7733—7736。

〔23〕
《明史》78/826。

〔24〕
《明史》声称早些时候太仓银有800万两（见《明史》78/826），但无法证实。仅有的一个明显证据是《世宗实录》页5338所载“发太仓老库旧银四十万两”，这一数字要小得多。1550年，户部尚书潘璜也说早些年份太仓库常积有400万两白银，见《皇明经世文编》198/14。

〔25〕
《世宗实录》页7349，《神宗实录》页1027。

〔26〕
见《大明会典》28/26、29、30、33、34、36之蓟州、永平、昌平、易州和辽东各条。

〔27〕
孙承泽《梦余录》35/9。

〔28〕
《明史》82/866。

〔29〕
《神宗实录》页1647。

〔30〕
《神宗实录》页2920。

〔31〕
关于1578年的官俸折银参见《神宗实录》页1647；《皇明经世文编》375/12。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奏称此年岁支官俸银135万两，这表明当时官俸全部是折银，而不是米，见《穆宗实录》页0414。

〔32〕
《大明会典》31/1；《世宗实录》页7871。

〔33〕
《神宗实录》页1611。

〔34〕
有关太仓库运作的一本重要著作是刘斯洁（生活于1545—1575左右）的《太仓考》，可能成书于1580年左右（见《明史》97/1028），可惜未能获见。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时间为1580年的太仓库账目的概况就是取自这本著作（见《春明梦余录》35/8）。在《明史》（82/866）中，其记载非常接近孙承泽的记述，它们可能都是同一种来源。

〔35〕
1578年，户部说北京岁出银在700000至800000两之间。1591年，这个数量据说达630000两，但也许没有包括由皇帝支付的武臣俸禄。1600年，维持御马房和苑囿的费用据称是123000两。1623年的“俸银”总数为526633两。见《神宗实录》页1590、4333、6594；陈仁锡《皇明世法录》36/8。

〔36〕
海瑞《海瑞集》页40。

〔37〕
见《顺天府志》52/12—14。

〔38〕
见沈榜《宛署杂记》页142—147。

〔39〕
《江西赋役全书》，省总，41。

〔40〕
《世宗实录》页3712。

〔41〕
沈榜《宛署杂记》页84—85。

〔42〕
《孝宗实录》页3550。

〔43〕
顾清《傍秋亭杂记》1/8—9。

〔44〕
《世宗实录》页4046。

〔45〕
《世宗实录》页2374；《皇明经世文编》198/22—23。

〔46〕
见《世宗实录》页5824、8092、8222。

〔47〕
Hucker, Censorial System,
86—87.

〔48〕
何士晋《厂库须知》2/9。

〔49〕
倪会鼎《年谱》4/13；倪元璐《全集》，“奏疏”，9/5。

〔50〕
孙承泽曾记述了作为一名州县官的困难，见《梦余录》35/12、36/56。

〔51〕
《天下郡国利病书》4/32—35，32/5、44。

〔52〕
《明史》84/883—890。

〔53〕
《明史》85/849—902；《天下郡国利病书》15/43；《神宗实录》页0056、0845、1057。

〔54〕
《神宗实录》页1239；《皇明经世文编》375/21、376/31、378/30。

〔55〕
《神宗实录》页1559、1647；《皇明经世文编》375/12。

〔56〕
《皇明经世文编》375/9。

〔57〕
《神宗实录》页1188、1662；《皇明经世文编》375/11。

〔58〕
《神宗实录》页1651；《皇明经世文编》375/10。

〔59〕
《皇明经世文编》376/10—13。

〔60〕
《世宗实录》页2106。

〔61〕
《明史》页83/879；《神宗实录》页0845。

〔62〕
关于这份奏疏的概要，见《神宗实录》页2862—2863。

〔63〕
《世宗实录》页7604；孙承泽《梦余录》6/9；赵翼《廿二史札记》32/687。

〔64〕
项梦原《冬官纪事》3。

〔65〕
Yang, 'Economic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pp.194—195。

〔66〕
《神宗实录》页2957。

〔67〕
项梦原《冬官纪事》页3。

〔68〕
《世宗实录》页7708。

〔69〕
《神宗实录》页2787。

〔70〕
《徽州府志》8/15—16。

〔71〕
这一数额是基于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46/63中记述，平均数是依据总估计计算出来的。

〔72〕
项梦原《冬官纪事》页4。

〔73〕
归有光《全集》449；《别集》6/8。1562年，他抱怨交通实际上陷于停顿，结果他的船只几乎走不出张家湾。

〔74〕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306—307.

〔75〕
《大明会典》190/2—3；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4/39。

〔76〕
项梦原《冬官纪事》页1—2。

〔77〕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307.

〔78〕
项梦原《冬官纪事》页2；贺仲轼《两宫鼎建记》页12。

〔79〕
《世宗实录》页7737。

〔80〕
《明史》78/829。

〔81〕
《神宗实录》页4933。

〔82〕
《孝宗实录》页3418；魏焕《皇明九边考》1/18—19。

〔83〕
《大明会典》41/16、24；《神宗实录》页1986、5317、5941、6543、11266；《明史》222/2559；《明臣奏议》35/673—676；又见本书第六章注214。

〔84〕
关于固原镇的建立，见魏焕著《皇明九边考》10/1；孙承泽著《梦余录》42/17、19。

〔85〕
魏焕《皇明九边考》10/1。

〔86〕
九边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陕西、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63。另外五个军镇是永平、密云、昌平、易州和井陉。在1576年的财政账目上将这十四个军镇放在同一位置，见《神宗实录》页1162—1182。

〔87〕
见焦竑《献征录》38/69的余子俊传。关于15世纪的工程营建见《宪宗实录》页2110、3491，《孝宗实录》页0523。

〔88〕
这是根据《世宗实录》页5800中的一份概要记述计算出来的。

〔89〕
这是根据《世宗实录》页7840中计算出来的。

〔90〕
《大明会典》193/1、3—4。

〔91〕
《大明会典》193/5。

〔92〕
《神宗实录》页3249—3253。

〔93〕
见《明史》212/2462、2466。

〔94〕
何士晋《厂库须知》8/84。

〔95〕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215—216。

〔96〕
同上，页217。

〔97〕
《皇明经世文编》198/19。

〔98〕
《皇明经世文编》358/21、24，359/3，360/10。

〔99〕
张居正《书牍》3/15。

〔100〕
地租从每亩0.0015两白银到每亩0.03两白银不等：见《万历会计录》23/7、22。

〔101〕
《皇明经世文编》358/24。这种办法也实行于甘肃、宁夏甚至南京附近。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52—54。

〔102〕
1591年在辽东、陕西和宁夏明确实施过营田。同上，页4—5。

〔103〕
见《皇明经世文编》358/18；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8—9。

〔104〕
《皇明经世文编》358/10、12、14、23，359/16，360/17。

〔105〕
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1/15—16。

〔106〕
《神宗实录》页0379、0467、1162—1182、2152；张居正《书牍》2/3、9。

〔107〕
《大明会典》28/26—53。这些总数是从未经编辑的资料中计算出来的。

〔108〕
数种地方志暗示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例如《汾州府志》5/45—46；《漳州府志》28/18；《四川通志》2/6—13；《邓州志》9/1。在某些情形下，军官们从这种土地上征收地租。

〔109〕
《金华府志》21/5。

〔110〕
《顺德县志》3/12—14。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严格地说来，世袭军户实际上就是土地的所有者。

〔111〕
17世纪早期的一份资料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见《熹宗实录》页1557—1560。然而，所有这些情况一定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

〔112〕
《大明会典》18/1—8。这是从未经编辑的资料中得出的粗略估计。

〔113〕
《穆宗实录》页0902；《皇明经世文编》322/15。

〔114〕
Hucker以《大明会典》卷129—130为根据认为九边地区的总兵力达553363人，见‘Government Orgnization’，页63的注143。与此不同，1620年户部说边军达867946人：见《光宗实录》页0047。

〔115〕
《神宗实录》页1162—1182。

〔116〕
《大明会典》卷129—130。

〔117〕
《神宗实录》页5143。

〔118〕
张居正《书牍》2/3。

〔119〕
孙承泽《梦余录》35/28。

〔120〕
见《神宗实录》页2853、3484、4331。不过，《明史》224/2584给出的总数是361万两。

〔121〕
见黎光明著《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各处。

〔122〕
《天下郡国利病书》22/27、33、35，33/109。

〔123〕
《世宗实录》页3237—3238，7241—7242。

〔124〕
《金华府志》8/13；《天下郡国利病书》33/109。

〔125〕
《漳州府志》5/51—53；《会稽志》6/3—4；《杭州府志》31/16—17；《顺德县志》3/22；《天下郡国利病书》22/36，23/62、76，26/94，28/8。

〔126〕
梁方仲《明代的民兵》225、231。

〔127〕
关于援朝战争中的募兵，见《神宗实录》页4683、5791、5809、5825、5976、6332。

〔128〕
《天下郡国利病书》22/27-28。

〔129〕
《穆宗实录》页1250。

〔130〕
《神宗实录》页0509、2504。

〔131〕
《神宗实录》页0983。

〔132〕
参见张学颜向万历皇帝进呈《万历会计录》草稿而上的奏疏（作为该书序言）。

〔133〕
新库亦有400万两的存储，一些银锭埋藏在地下。然而，由于处理的是现行账目，故而不是所有的库银都被看作太仓库的存储：见《神宗实录》页3318、3329。太仓库的收入是在1572—1582年这十年间稳步增长的，见《神宗实录》页0086、0195、0256、0308、0554、0891、1027、1396、1793、1831、2684、2884。

〔134〕
《神宗实录》页1503。

〔135〕
《神宗实录》页5312。

〔136〕
顾炎武引用了这份叙述，见《日知录集释》5/5—6。它也指出仅成都的省库就积银800万两，这似乎不大可能。其所引用的较小数目似乎更为可能。应加以注明的是，作者的叙述完全是建立在偶然性的谈话和记忆之上的。

〔137〕
见《明史》213/2479—2482；《皇明经世文编》324/1—328/31；焦竑《国朝献征录》17/60—108。张居正管理的许多方面只是被记录在《实录》和他的通信中。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关于财政事务含有许多技术性的错误，最明显的是有关1580-1581年土地清丈的报告。

〔138〕
削减由驿站提供的服务有时同样也会减轻税负，见《神宗实录》页1408、1448。但是，通常来说，任何节余都会被省库存留。见《神宗实录》页1558—1559、1581、5243、5992。

〔139〕
前线巡逻部队的减少，见王士琦著《三云筹俎考》2/19—21，4/1。

〔140〕
1579年，据称这道命令没能彻底实行：见《神宗实录》页1830—1831；亦见《神宗实录》页0381、0794、1594、2152、2167。

〔141〕
《神宗实录》页2435、2668。

〔142〕
《神宗实录》页0176。

〔143〕
这些账册的简化见张居正《书牍》2/3。

〔144〕
《神宗实录》页1852—1853。

〔145〕
张居正《书牍》2/8，6/2；《皇明经世文编》328/26。

〔146〕
关于《万历会计录》的准备和完成，见《神宗实录》页1076、2132、2261以及该书的序言。

〔147〕
《神宗实录》页1100、2128。

〔148〕
《明史》300/3367；《神宗实录》页1495。

〔149〕
张居正《书牍》4/18。

〔150〕
王世贞的叙述见于焦竑《国朝献征录》17/96。

〔151〕
见《明史》213/2178，222/2563、2569。

〔152〕
见张居正《书牍》1/2、10，2/27，5/6。有一次他声称拒绝了广东和广西的三司官员们馈赠给他的超过10000两白银的礼物。

〔153〕
Tao-chi Chou，《皇后李氏传》，作为“明人传记计划”之一即将出版。

〔154〕
关于他使用特务，可见于《明史》213/2480。他的做法大都在其私人通信中透露出来，1610年以后，其子张懋修编辑、整理了这些书信。

〔155〕
张居正《书牍》2/23。

〔156〕
《西园闻见录》92/19。

〔157〕
参见拙文《倪元璐：新儒学政治家的“现实主义”》，载de Bary，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pp.415—448.

〔158〕
张居正似乎绝少在文章中讨论他的思想。Robert Crawford曾经详细翻阅过其所收集的张居正的文章，也说“资料过少”，参见Crawford，‘Confucian Legalism’，载于de Bary，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页367—411．

〔159〕
张居正《书牍》5/1；《皇明经世文编》327/2，328/14。

〔160〕
《皇明经世文编》326/6；Crawford, 'Confucian Legalism', pp.373, 393．

〔161〕
焦竑《国朝献征录》17/71、75、94。

〔162〕
《明史》78/827。参见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页218；孙承泽《梦余录》35/37。

〔163〕
《神宗实录》页3755。

〔164〕
《穆宗实录》页1200—1201。

〔165〕
光懋的奏疏和批答见《神宗实录》页1490。对一条鞭改革的攻击亦见《神宗实
录》页1095、1100、1112、1245、1338。

〔166〕
《神宗实录》页1490；张居正《书牍》4/5。

〔167〕
张居正《书牍》4/1。

〔168〕
同上，5/27。

〔169〕
《神宗实录》页0123。

〔170〕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页279。

〔171〕
《神宗实录》页1732、2031；《宁德县志》2/4。

〔172〕
《神宗实录》页2050。

〔173〕
《沂州志》3/1、16；《怀远县志》2/4；《天下郡国利病书》13/72。

〔174〕
《明史》77/819；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页67—69。

〔175〕
《神宗实录》页2289、2371—2372。

〔176〕
《汶上县志》4/2。

〔177〕
《开化县志》3/3。

〔178〕
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3/64中进行过引用。

〔179〕
《神宗实录》页2378。

〔180〕
《神宗实录》页2530、2732。

〔181〕
《天下郡国利病书》13/64；《汶上县志》4/2。

〔182〕
张懋修在他的父亲给总督戚继光的信件的注释中说张居正被怀疑密谋夺位，显然是因为人们看到信使在晚上往来于张、戚二宅之间的缘故。见《张居正书牍》5/19。根据王世贞的说法，实际上张居正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劝说他夺权：见焦竑《国朝献征录》17/92。

〔183〕
周玄暐《泾林续纪》30。

〔184〕
《神宗实录》页3318、3329、4084。

〔185〕
见《神宗实录》页4626、5312、5917、5918、6324、6349、6452；《日知录集释》5/6；朱国祯《涌幢小品》2/41。实际上，到17世纪早期为止，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收入，见《神宗实录》页7217、8271。

〔186〕
《神宗实录》页4722。

〔187〕
《神宗实录》页5991。

〔188〕
《神宗实录》页6331。

〔189〕
《神宗实录》页5883、6390。

〔190〕
陵墓的修建，见《神宗实录》页2841、2851、3795—3797。

〔19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考古的收获》，页cxxix—cxxx；New York Times
，1971年5月21日。

〔192〕
《神宗实录》页5591、5646、6163。根据另一记载，官府征取40%的收入，见《皇明经世文编》441/21。

〔193〕
《明史》305/3429—343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65/699—712；《皇明经世文编》441/19—22。

〔194〕
属于慈宁宫、慈庆宫和乾清宫的宫庄收入见于《明史》82/866。亦可参见附录A。

〔195〕
《神宗实录》页0822、2911，亦见上注153，Chou文。

〔196〕
《神宗实录》页4663。

〔197〕
《神宗实录》页0520、1844。

〔198〕
《神宗实录》页2945。

〔199〕
积银的准确数字和转出的数字并不完全清楚。《实录》中给出的一些转让命令似乎类同的或重复：见《光宗实录》页0024、0032、0173；《熹宗实录》页0052、0211、0231、0242、0418、0767、0773、2415。

〔200〕
《明史》235/2690有这样的例子。

〔201〕
更为准确的账目见：《大明会典》201/7；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6/66；《神宗实录》页0951、0956、2926。

〔202〕
《神宗实录》页0951。其他的命令和费用亦见《神宗实录》页1111、2956、3165。

〔203〕
《明史》21/143；《神宗实录》页6192。

〔204〕
相关著作有：李光璧《明朝史略》页135；龚华龙（Kung Hua-lung），《明代采矿的发达和流毒》，载包遵彭编辑的《明代经济》页127（该文重刊于《食货》双周刊，1:2，1954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63。

[1]
做成弓形的尺子，每端饰有钮钉，旋转起来像一只圆规。

第八章　结　语

明帝国缺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军事和经济竞争的意识，因此并不关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恶化，也不会立即导致危机，人民对行政管理不善有着相当大的忍耐力。这种不令人满意的局面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也不会引起严重的警觉。对于各种问题，明朝政府总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无意根本解决问题，这就会使这些问题蔓延开来。由此可知，明朝的制度史是非常难以分析的。早期的研究，诸如货币流通、食盐专卖、卫所制度等许多事例就已经显示出其复杂性了。军队后勤保障是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事例。自从15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忽视这个问题，直到100年以后，它才真正得到关注。而这个时候所能提出的办法除了是增加田赋以外，根本不可能再对军队进行重新改组。

很明显，大多数历史性问题都已根深蒂固。我们知道，如果不参照都铎王朝的改革就不能理解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法危机。最近已有历史学家认为明治时代的日本事实上是与德川幕府时代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明代财政的历史必须作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因为政府既要避免周期性的重组，又不能将各个部门截然分开，财政机构事实上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是不断变化生长的。

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常常将他们的研究题目分成许多小的专题，这易于深入地、专门地进行考察。他们在没有将每一个方面可利用的资料分析透彻之前，是不会进行最后的综合分析的。这种方法，尽管符合逻辑，但对于研究明代政府的财政则意义有限。考察视点的狭窄会使调查者陷入了很大风险，无法进行通盘考虑。所以这样得出的结论支离破碎，不能准确说明整个制度的情况与特点。以同样的方式去重新整理明代的财政数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努力将混乱的制度进行逻辑整理分析可能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同时也容易模糊了其所希望表达的主题，叙述者的角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位财政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财政史学家。

由于可信资料的缺乏，现在对这个题目还做不到详尽每个细节。然而，管理的一般特点还是清晰可查的，所有各个方面分散的资料显示出一致的形式。

下文中讨论的主旨就是关于管理的一般特点。首先是利用几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进行检验，然后分析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长期后果。

第一节　过分简化的风险

王朝周期循环理论

传统的历史学家和现代的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前者关注的是道
德问题，将王朝的衰落归结于统治者的个人品格，他们认为大多数王朝的开国之君多是道德楷模，而末帝则是腐朽无能的暴君。而现代学者在理论上基本上是以经济的要素取代伦理和个人的因素。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他在其最有影响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强调了明清两朝。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
〔1〕

。

在描述清代时，王甚至更加直率。他写道：

腐败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的过程：中央政府被剥夺了实际的财富与权力，它们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统治阶级个人手中。这些人无法无天，他们作为官员、作为一个阶级，负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但作为个人，他们是腐败的惟一受益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官员，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阶级也试图保护政府的利益和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总是向贫民和庶民阶层加征税收以补偿他们逃避的税收。
〔2〕

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
〔3〕

，这种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田赋。例如，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
白银6668677两，其中有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辅税
〔4〕

。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像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
〔5〕

，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也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
〔6〕

，但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
〔7〕

。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断言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

虽然如此，上文所引的王毓铨对晚清情况的描述也非完全失实。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豪强地主逃避税收并且将其转嫁给中下阶层仅仅是制度崩溃的几种表现形式之一，而主要原因要更深刻。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纳任何税收
〔8〕

。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的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地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有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问题更可能是在于定额税收制度。从14世纪或更早开始，来源于农业土地的收入在扣除正税和很少一部分付给直接生产者的工钱以后，余额将被许多利益集团所瓜分，这是由于特殊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土地典当、永佃权、分成以及
私下转移公共义务等原因造成的（见第四章第二节）。此外，地方官员、吏胥、里甲也有许多常例和馈赠（见第四章第四节）。因为税率普遍低下，货币匮乏，这些诸多情况合在一起可能会为各个层次、各种规模的农业剥削提供了便利条件。在200年中，人们的纳税能力受到严重削弱。有时甚至剥削者的收益亦是很少，以至于他本人的生活也降到最低水平。农业产量的上升大都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税收的轻微增长有时可能会影响到农业利润，任何税收激增行为必定会遭到抵制。除了豪强地主以外，许多不同的集团也卷入其中，逃避税收只有当一般的征收受到阻碍时才会真正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王朝周期循环的理论不能充分地说明制度上的弱点。明代的财政管理实际上有很大的缺陷，组织管理无力，方法僵化。坚持王朝周期循环理论的人仅仅自以为王朝建立之初的制度完美无缺，而后来由于腐败而背离了这种理想的状态。他们的研究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明朝

大多数现代的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他们自然按照西方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历史。尽管比较的方法有它的好处，但是容易歪曲历史，特别是与西方同时期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常常相应地被看成是西方世界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

明朝可能即使不被看成是完全“落后的”，但也并非完全“现代的”。Herrlee G.Creel在他关于中国官僚机构起源的研究中就认为：
“早在公元之初，中华帝国就已经显示出很多类似于20世纪超级大国的特征”，他将其概括为“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特征
〔9〕

。明朝秉承了这一传统，当然保留这些所谓“现代”性的特征。上文提到早在14世纪户部就已经控制着大约2400个部门的账目（见第一章第一节），公事往来中“勘合”的使用据说要比现代的计算机卡早很多。但是像鞭朴税收失职者致死、分配走私定额给巡捕以及任意罚没私人财产这类习惯又表明明代中国类似于“中世纪”。而万历皇帝征用成千上万名士兵为自己建立起了巨大的地下宫殿（见第七章第四节），这事实上更是一种“远古时代”的行为。

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中国学者认定明代是封建社会，这风行一时。当然，也的确能够从明代历史中找出许多与中世纪的欧洲表面上相类似的事情。但就制度和组织而论，这种定性明显地歪曲了历史。在明朝，除皇帝以外，没有任何负有实际职责的世袭职位。永乐皇帝以后，甚至皇后也有意选自于门第较低的家庭，而不来自于有贵族头衔的家族
〔10〕

。从15世纪开始，武职的威望可能降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程度。在16世纪，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省当局都不能保证军队供应，甚至战船也是租借而来的（见第七章第三节）。皇庄和贵族封地地租实际上是由文官来征收而不是那些世袭者，他们仅仅定期领受禄廪，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特权（见第三章第二节）。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现代的学者认为税收管理不善是由于封建性做法残存。顾炎武早在17世纪就提出这是由于在政府结构中缺乏封建精神，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恢复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
这包括放松中央控制，赋予地方官员以更大的用人权力、更多的财政职能，甚至政务公开
〔11〕

。尽管讨论顾炎武改革建议的可行性是没有意义的，但应该强调的是他的目的是试图去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在明代晚期，尽管理论上帝国政府权力无限，但实际上它常常无所作为。地方官员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们缺乏必要的职权。这就陷入了僵局。田赋管理不能应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管理不善广泛存在于各个地区以及各个层次上。如前文所示，没有强迫便无法征税，而强迫却只直接加诸于无力抵制之人的身上。征税者任意的、过分的征求需索被现代的学者认定为封建性的特点，这其实部分地反映了管理的不力，也部分地代表官僚们弥补制度性缺陷的企图。所以镇压并不是有力量的标志，而是缺乏力量的体现。这些决不能被认为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

如果现代的学者在讨论“封建制度”时，将其限定为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那些习惯性做法，这样就可能减少混乱。这种已经逝去的“封建”体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时期。例如，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国家就已经采取了集体负责的原则，以此力图建立起官僚政治，而后就从来没有被摒弃。又如，强调帝国国民要承担各种徭役则是历史上纳贡习惯的残存。但是一般来说，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具体细节缺乏耐心，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认定明代为封建社会，然后推定阶级斗争具有“历史必然性”，进而认为明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于最后一种观点的意义在后文还将论及。

历史的道德性解释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总是愿意用道德来解释历史，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当德才兼备之人掌握政权时，政府的资金自然殷实充足。与此相反，腐败总是与领导者无能相伴而生。这是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理论，行政管理更多的是依靠官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建立起一套专门的制度，这种办法在处理地方性的、短期的情况时还有一定实用之处。然而，它完全忽视了情况的变化和管理技术的困难，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张居正，尽管他性格刚毅、为人正直、勇于任事，但是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也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见第七章第四节）。虽然他的节流政策无疑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但是由于增加银储的政策所导致的通货紧缩也使公众陷入困境。而且他的方法是以政权强制为条件，国家的财政机器被迫高速运转，从不进行大的检修。这样做必然会受到抵制，他自己也是祸发身后，蒙受耻辱。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他的政策被废除，而且官僚集团也开始分裂
〔12〕

。

尽管现在有人可能认为以道德来解释历史是不足信的，但这也不令人信服。一些现代的历史学家用他们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待某些个人的儒家道德。例如，吴晗盛赞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与地主进行斗争
〔13〕

。他还认为海瑞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
〔14〕

。

事实上，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他出任南直隶的巡抚，对官员腐败和税收陋习发动一场无情的斗争。这确实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和耿直。但他还算不上一个社会改革家，更不是一个革命者。在他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总是称君主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
〔15〕

。他认为小民“斗狠趋利，未有息讼之期”
〔16〕

。而且，他致仕以后，也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如其信中所言，他曾接受一位地方知府、一位巡按、两位总兵以及两位总督的馈赠。最后的两个人是凌云翼和殷正茂，而他们素有贪名
〔17〕

。其中至少一次馈赠之重足以购买一片墓田。

这里即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然而吴晗还认为海瑞“一生反对坏人恶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18〕

，并且谴责任何一个批评他的英雄的人，包括那些尽管赞同海瑞的目标，但认为在执行时要采取一定策略的人
〔19〕

。这种态度已经扩散到制度史的研究中，上文中批判一条鞭法的学者们就遭到如此的境遇（见第三章第三节）。恢复这种陈旧的历史观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
[1]

。

按照现在的“自由”和“进步”、“保守”和“反动”的标准对16世纪的人物进行分类，是很令人怀疑的。对他们中许多人很难进行定性归类，有的人可以同时分属几类。尽管实际上他们中的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为了保存传统的社会价值，但他们也不缺乏平等的思想。虽然
他们要依靠国家来保护其个人利益，但他们也知道大多数民众的生计对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标签某人“好”或“坏”只会造成混乱。

第二节　明代的财政管理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中央集权优先于技术能力

这本书中所讨论各个不同主题可以很容易地概括为如下的观点：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

财政制度始创于洪武时代，当时没有将皇帝个人的收入与国家收入分割开来，帝国的收入与省级地方收入也区分不清，强制对全国的财源进行统一的管理，这样的计划甚至在现代社会也未免过于艰巨，这自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实现的技术手段问题。

如果这样的计划实行于种植谷类作物的干旱地区，例如像西北的黄土高原，其所引起的困难也不会如此剧烈敏感。中国地理条件的多样性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有明一代，田赋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其276年的历史中却从未编辑过一套完整一致的土地数据（见第二章第二
节；第三章第二节；第七章第四节）。在我们对各地方的报告进行核查时，就会理解其中缘由。因为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所有各户都要纳税。每一类土地都要统计入内，包括河流沿岸苇塘的延伸地区以及山林（见第六章第三节）。在海南岛，为了给各种差役提供资金，甚至将槟榔树也被计算进去
〔20〕

。鱼塘常常因为出产丰富而不会被忽视，同样栽种桑树要比种植稻米收益更大而更受到注目。所以常常会造成这种现象：在同一地区，种植单季作物土地的收益要高于种植双季作物土地的收益；一些税则不高的田土，但却有很好的回报。而那些高产的土地却收成不好。其中缘由太多，无法一一言明，但很明显这种差异与广泛而详细的税收结构明显背道而驰。管理也十分缺乏专门的技术人员。甚至在16世纪晚期的土地清丈工作也不是由专门训练的人员来进行的，政府从农村征召人役进行清丈，这些人甚至连土地分类的地方标准也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全国性的标准。缺乏控制标准最容易导致各种弊端，清丈之前更是如此
〔21〕

。

与此相对照，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土地税通常以每一村落共同体为单位，而不是确定到单个的纳税人
〔22〕

。尽管看起来日本的方法简陋、落后，而明代的制度先进、平等，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明政府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种方法未必更有效。或许日本的封建主们对其村落情况的了解程度要比明朝的知县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好得多。

明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后果。尽管期望中央集权能够刺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但事实上却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有一点必须记住，就是集中仅仅是财政职权的集
中，而不是财政责任的集中。实际的物资、商品及人力的管理还是处于最低层次（见第二章第一节）。财政统计数据，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这些数据与实际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非常容易背离实际情况。定额税收制度的确立使得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变得无关紧要。财政的条理性逐渐受到了歪曲。整个的税收水平和地方税额应当是有弹性的，但却变成铁板一块，不可更改。而像“一丁”、“一亩田”、“一石粮”，这些具体的计量单位都有很大的弹性。明代的财政管理变得越来越缺乏条理，更加艺术化了，它不是解决技术性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

理论同实践相分离

明朝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其管理能力有限，这是开国者有意的设计。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他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地集中，缺乏深度。他无意改善财政运作，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大而不变的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中阻止任何次一级的体系的形成。因此，从一开始，财政管理就显示出简单、生硬的特点。当时的许多做法就证明了这些特点，例如直接依据人丁分摊税收，不去将税收收入进行再投资，也没有建立中间层次的后勤保障能力。但低水平的税收仅仅在开国之君对外和平、对内厉行俭朴的情况下才或许成为可能。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然而，定额税收制度的建立却从未考虑过可能出现的后果。

尽管降低了民众的税收负担，但随之应该配套一系列的保护性措施。建立起健全的货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确保国家控制信用和利率。国家也要很好地控制财产交易、监督土地的典当和租佃。要使农民永久地享受低税的好处，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不消多说，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

到15世纪，情况已经开始恶化。稳定健全的货币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军队的自给成为神话。人口普查和定期的财产登记严重失实，大片官田的消失就很说明这个问题（见第三章第二节）。作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农村建立起一套有效机制，此后更是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

结果，实际的财政做法同理论上的目标日渐脱离。税收不断加重，或以调整耗派为由，或以坐办为名。官员以各种例外的征收来添补其微薄的俸禄。指定用于正常开支的资金被挪用其他财政需要。尽管法规一成不变，但在行政管理中已很少再受其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

与一般的看法不同，本书认为管理不善不仅仅是税收过重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只关注宫廷用度汰侈，它只是滥用的一种形式。我们应该注意公共服务的缺乏、地方政府的预算不足以及军事后勤保障不力等方面的情况。当我们仔细地考察明代的财政史时，政府过分强调俭省的恶果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制度的管理控制能力有限，对于收入与开支都控制不力，这也导致了皇帝自我放任。由于公共财政总是混乱无序，皇帝没有自我克制的理由。当万历皇帝分遣中
官出任税监（见第七章第四节）之时，他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为了攀比官僚的生活
〔23〕

。

朱元璋所创立的组织机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术，只能有待于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这种制度明显地不能处理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明代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吏俸给过低，政府工作人员不足，对于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番舶抽分）、内陆关税（钞关）、林木出产税（竹木抽分）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最终，纳税人不得不交纳更多，特别是那些无法抵制的额外派征更是如此。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从未认识到正是官定税率的低下造成了民众税收负担的不断上升，能够认识到低税政策危害的人寥寥无几（见第四章第四节）。

16世纪，明朝政府也进行一些改进，但是影响有限。而且这些改进既不系统也不彻底，大部分的内容也不合时宜。改进从积极方面来讲，表现为南方各省的兵饷征收，一条鞭法的推行以及税收折银册籍的编定，这至少使得财政制度略微接近于实际情况，也意味着一部分财力可以合理使用。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措施也耗尽了人民的纳税能力，民众税收负担已到了极点。

衰落和迟滞

毫无疑问，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早于一条鞭法500年，就已经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提高铜钱的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宋朝不断地利用它的财政手段来达到它的经济目标。即使在元朝，田赋最初也是按铜钱来估算。当国家需要粮食时，就依据铜钱反向进行折算。这也有助于保证财政账目的完整统一
〔24〕

。然而，明代几乎全部抛弃了这些策略与手段。在唐宋两代，财政管理趋向于专业化
〔25〕

，在明代，盐务官员名声不佳（见第五章第五节）。在许多财政部门，包括户部，实际工作都是由吏曹诸人经手操作（见第一章第一节），甚至在17世纪早期，这些低级办事人员也雇倩他人来代行职责
〔26〕

。显然，财政管理水平已经严重下降。

明代财政管理缺乏活力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影响。一是经济的服务部门严重滞后，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明朝疏于制定货币政策，在其276年间中，政府铸钱仅仅40次，平均产量不超过2亿文（见第二章第四节）。所以粗略估计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80亿文，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总数。许多明钱要比11世纪铸造的宋钱质量低劣，这种情况导致未被铸造成银钱的白银在官方和民间交易中广泛应用，引起了很多麻烦和混乱。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政府钱币面临困境，但也不
允许民间机构插手这一领域。一直到16世纪末，也很少有人提到私人的金融机构
〔27〕

。当时货币市场中惟一存在的民间机构是典铺。

在交通运输方面，明代的大多数时间是确保大运河的畅通。为了维持其运营，不得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见第七章第二节）。这一水道并不如一些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28〕

。尽管运河管理有很大的成绩，但大运河要包括许多湖泊、急流、布满沙洲的水道，在北段还要横穿两条大河，冬天还要封冻。在与长江和黄河交汇之处，只有官船允许通过水闸，所有其他的船只都要先卸掉货物，然后由车绞船只以出江河
〔29〕

。1548年，一支日本朝贡使团在运河进口花费了16天才使其船队从长江进入运河，而这支小船队只有5只船
〔30〕

。在这条水路的中段，有38个水闸，间隔不到200英里。这些水闸只有12尺宽，必须重复地关合以保证水位。按照明末和清初的旅行日记可以知道水深要低于四尺
〔31〕

。我们必须想到航行在运河之上仅运输漕粮的船只就有12000艘左右，他们往返一次要花费一整年时间，其中包括运河北段冬天封冻的时间。这些船只如果首尾相连，其长度将为运河全长（从长江到北方终点）的十分之一。此外，朝廷还要动用1800艘船从南京运送宫廷用的物资补给
〔32〕

。这些运送的货物包括宫廷用具、龙袍及新鲜水果、蔬菜等，很难说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33〕

。

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出明朝政府投资用于道路保养和建设，只是在北京之外修建了一些石桥。而这些工作也不是为了提高帝国驿递系统的效率，其最初的功能只是为了传递官方文件，并不是为公众服
务。明朝的供应补给方式实际上也阻碍了地方的道路修建计划，因为路况好只会鼓励更多的官员巡行当地，这样，馆舍招待等费用都必须出自地方民众，这种负担的增加非其所愿。1560年，由于同倭寇作战，浙江淳安县成为内地的交通中心，使客往来增多，负担大增，地方无法忍受，知县最后决定暂停陆行，使客被要求绕行水路，虽然这样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34〕

。明代在工程建设方面的成就不过就是长城、宫殿、阙门和皇帝陵寝。

公共服务事业极度缺乏资金，这一因素不可避免地妨碍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全面改善。白银的开采实际上被封闭起来（见第六章第一节），盐业生产工艺退化，大铁盘最终被小铁锅取代，竹盘也是用纸和碱粘合而成（见第五章第一节）。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许多士兵的头盔是用竹子做的，而铠甲用纸糊成
〔35〕

。

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证据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所极力推崇的理论截然不同，他们论证说，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6〕

。当然，在这一时期，政治稳定，人口增长，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这导致在中国的一定区域内经济开始多元化与专业化，特别是东南各省尤为明显。但是在本质上，这些现象并不一定是出现资本主义初始化的标志，资本主义初始化的特点是工商业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趋向。迄今为止，理论家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独立的事例，诸如某人通过种植经济作物致富，或者某人经营手工业发家。正如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还应该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明代后期
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与条件，当时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律，货币匮乏，利率高昂，银行业也不发达，这些情况不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扩大。同时，商人和作坊主也面临着各种障碍。当时，道路关卡林立，政府推行硬性采购、强行报效，并垄断了大运河的使用，官方也插手工业生产。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拥有土地比较稳妥且有名声，同时又可以通过捐得官身而免除赋役，田赋的非进步性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吸引力，损害了商业投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常常是被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运用。实际上有许多事例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家们常常是和封建势力合伙投资。例如，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大名特许商人拥有专卖权，甚至委托他们作为自己的商业代理人。而商人则向领主提供各种服务和商业建议，有时还提供无息贷款。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事业上进行合作，封建领主控制农业生产，商人管理市场
〔37〕

。在这种情形下，农业盈余能够逐渐地投资于工商业。由于封建领主本身就是商业合伙人，他们为了发展商业不得不放松对贸易的控制，使商业贸易法规逐渐符合商业习惯。

16世纪的明朝，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支配的节余。实际掌握的财政资源零碎分散，无法用于大规模的商业运作。官员们仅仅满足于任意支配各种服务，一旦不足，他们则进行征用，而不签订契约以获得额外的服务。惟一例外的部门是食盐专卖，但它的经营还是依靠其他部门的管理经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完成其定额，他们既没有成本意识，也不懂得长远计划，这种经营方式充其量也不过类似于
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就是清代的“官督商办”形式。

鉴于其他工业社会中城市无产阶级的经历，资本主义是否能够为16世纪的中国创造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秩序是很令人怀疑的。然而，资本主义确实能够增加生产，提高物资流通效率，同时也能够推动法律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的落后却是更为显著的，诸如人均收入低下，交通运输落后，法律陈旧，缺乏制度化的措施等。明代的财政管理部门根本无力去改变这些情况。

官营工业是进一步说明管理不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许多大陆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明代是封建社会，同时也相信工匠轮流到官办工场应役“提高了生产力”［见第六章第三节（r）］，他们认为官办企业劳动分工导致了技术的进步，其影响也扩展到了私营经济部门
〔38〕

。但实际上从15世纪中期开始就已经很少有工匠亲自应役，而是以银代役。实际劳作的工人是雇募而来的。1562年，甚至一直保留下来的劳役也被强制折成白银。政府雇用的工匠逐渐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皇城内工作的银匠和宝石匠，他们只生产奢侈性用具，这些精心制作的产品实际上很少能够进入市场。另一类工匠则在官办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但通常都是分散管理。一个工厂常常被分成好几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监工，他负有财政责任。比如，政府的铸币厂中的一个炉头，要管理一组工人，炼出固定数量的铜，铸造出固定额度的铜钱，一有缺额，必须由他来赔补（见第二章第四章）。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流水线生产。尽管表面上看，铸币厂的生产额度很大，但却很少愿意引进节约劳动的设备。同样，淮安附
近的清江船厂被分成82个分厂，每一部分单独居住，分散管理（见第二章第一节）。尽管这个造船厂在其全盛时期生产了746条漕船，但每一分厂造船不超过10条。这种所谓工人的专业化分工实际也就是其行业区分，由木工来造船身，铁匠铸造船锚，竹工做帆。充其量有一两个专业技工做一些填塞防漏之类工作
〔39〕

。明朝管理这些工作的官员非但不满意他们技术的进步，而且对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总是有很多抱怨，认为他们要比私人企业的工匠技术低劣
〔40〕

。

在北京的兵工厂也为一些现代的学者所推崇，这些工厂集中生产用于宫廷防卫用的装饰性武器。因为供给的问题，野战部队的武器大多由地方提供。15世纪70年代，戚继光在进行军事训练时，他发现武器制造不精，他多次提到枪、铳弹头与弹管不符，容易引起爆炸
〔41〕

。实际上，明代官办工厂要比其批评者所想像的更加落后。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财政管理的目标

总的看来，明代财政管理具有消极性。在传统中国，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政府的稳定。明代的财政制度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

这个制度值得注意的一个好处就是防止了某些地区因为财政实力的增强而与中央政府相对抗。在帝国的每一个财政部门的财政收入都有无数个来源。这就意味尽管地方官员可以去改进他们的管理，但他们也同样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一制度，配之以官员的轮换制度和回避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明一代并无文武官员企图造反之情事。明代绝大多数的叛乱、起义是由藩王、不满的农民或者部族首领发动的。而失败原因多是因为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财政基地，以维持起义之初的消耗。惟一的例外是杨应龙叛乱，因为它从苗族部落得到补充供给，所以这一叛乱从1594年一直持续到1600年。正是这种消极的财政管理有时足以消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1555年，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张经突然被皇帝下诏逮捕，虽然对张经的指控并不足信，但随后却系狱论死
〔42〕

。试想汉唐两代最有权力的皇帝恐怕也很难这样轻松、任意行事。

王朝的安全建立在思想教化、舆论控制以及监察官员和特务的监视基础之上。相比而言，武力并不显得很重要。1553年，一队不超过100人的倭寇和海盗，突袭了长江以南的一些地区，深入内地达几百英里。他们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43〕

。尽管这部分是由于卫所制度的废弛造成的，但也显示出明帝国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通常只是凭借很少的几支部队来维持安全，内陆省份尤其如此。这显然鼓励了皇帝挪用军费进行奢侈生活。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期以后有所改变，但力度不够。南方督抚存留作为供给的资金也都是些小项目的零散收入（见第七章第三节）。

长期的后果

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确实是中国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也并非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入侵者代表着一种新的封建反动力量，他们在初期压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发展
〔44〕

。其实，新王朝最大的过错是过分承袭前朝，完全漠视了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对明朝的批判
〔45〕

。

作为外来的征服者，满族人缺乏管理经验。他们期望有效地控制局势，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他们力图强化管理，1661年，清朝政府对拖欠税收之人进行了严厉的惩治
〔46〕

。但一般而言，他们没有进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财政做法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主要的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全承袭前朝制度。在19世纪之前，清朝对明朝制度的一次重要的改革是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以1711年的丁数为准，永为定额，而后又实行摊丁入亩。同时，首领官的俸禄补贴——火耗也制度化，称之为“养廉”银
〔47〕

。

大而不变的结构是明代财政制度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上层，皇帝拥有不可分割的财政权力，而留给下层的只是财政责任。税收定额制度，交错补给，又没有中央国库，所有这些一直残存到本世纪
〔48〕

。清代田赋制度的顽固性，正如王业键（Yeh-chien Wang）所描述的那样，是从明代继承下来的，国家收入的上升事实上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到王朝末期，税收实际上已经下降了
〔49〕

。

尽管由明朝确立的财政制度有其独特性，但是在明清两代接近500年的时间没有大的变化。它的许多特征已经视为当然，其社会经济影响已经被接受，可以认为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典型特点。很难认为明代制度在中国财政史中具有很大的突破性。从那时开始，政府财政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政治的现状，再没有任何活力可言。

财政制度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的被动性，几乎没有中央计划。当危机来临时，才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或进行一些调整。鸦片战争时海关税管理不善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自我满足的态度。

贯穿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各个层次的制度性的缺陷，而不是官僚个人的渎职和腐败。对于后一方面，尽管资料丰富，但却是第二位的、表面上的，它容易转移人们对财政管理的主要问题的关注。

这一制度的延续是依靠不断地强化文化上、政治上的统治来实现的。的确，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国家里是能够漠视外来的商业压力和竞争。然而，16世纪是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西欧已经开始向近代转变，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到达东亚。虽然中国的面积和遥远的距离使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冲突延迟了三个世纪。但在16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孤立与自给自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1524年，克里斯托旺·维勒拉（Cristavao Vierira）一度被关押在广州，他就曾说过用不上15艘葡萄牙战船和3000名士兵，他就可以控制这座城市
〔50〕

。

本书中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但也说明了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在将农业盈余投资于工业生产的困难，这是有历史根
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任何一种财政政策，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的历史。因此，并不应该因为其不合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明智的。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其整个影响的丧失。

注 释

〔1〕
王毓铨（Yü-chüan Wang），'The Rise of Land Tax', p.201.

〔2〕
同上，页202。

〔3〕
1641年，每年战争加派额是21330735两。见孙承泽《梦余录》35/17。他是从户部得到这一数字。

〔4〕
这些数字是根据陈仁锡的《世法录》中记录的数字计算出来的。见该书34/1—78。

〔5〕
关于17世纪的物价水平可见于：叶梦珠《阅世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9—461。也参见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页49—87，该书中提到的过高价格并非正常时期的价格。

〔6〕
王毓铨，'The Rise of Land Tax', p.202.

〔7〕
见《清圣祖实录》4/9；《清世祖实录》61/6—7，70/31—32，79/23—24；《长沙县志》7/2；叶梦珠《阅世编》6/2。

〔8〕
《崇祯存实疏抄》2/72—89。

〔9〕
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p.155.

〔10〕
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43.

〔11〕
顾炎武的观点译文可见于de Bary,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pp.611—
612。也见于Yang, '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4.

〔12〕
见Hucker，'The Tung-lin（东林）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见于John K. Fairbari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133；也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153.

〔13〕
海瑞《海瑞集》页24。

〔14〕
同上，页25。

〔15〕
《明史》226/2602。

〔16〕
海瑞《海瑞集》页50。

〔17〕
这些信可见于《海瑞集》页441、447、448、449、467、469、541。信中没有透露出这些礼物的具体数量，但是提到了一位总兵曾经惠赠给他一条船用来旅行。另一位总兵的馈赠之重足以置“墓田数亩”。《海瑞集》页417、465、474提到了返还馈赠之事。

〔18〕
同上，页25。

〔19〕
何良俊因此受到批评，见《海瑞集》中吴晗的序言。见该书页9—10。

〔20〕
同上，页279—280。

〔21〕
同上，页190、195、280、284、289、408。

〔22〕
Smith,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204.

〔23〕
王世贞认为万历皇帝的贪欲是因为嫉妒朝臣和中官的奢侈生活。见焦竑《献征录》17/104；《明史》213/2482。

〔24〕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pp.4，6，49，56—7；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p.298.

〔25〕
同上，页298；Twitchett, 'Salt Commissioners', pp.60—89.

〔26〕
孙承泽《梦余录》25/29。

〔27〕
杨联陞（Yang, Lien-sheng）写道：“尽管汇票在17世纪已经存在了，但最早的‘山西票号’也不会早于1800年。”见Yang, Money and Credit, p.82.

〔28〕
参见我的博士论文“The C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also available in University Microfilm）, pp.21—37.

〔29〕
《天下郡国利病书》，11/16，12/64、68、71、73、74、79。

〔30〕
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
》，I，页244—247。

〔31〕
Prévost, Historire Générale de voyages,
v, pp. 347—9．祁彪佳在运河上旅行时，他提到水深仅为1尺。见祁彪佳《日记》卷5，1643年阴历九月初四日到初六日。

〔32〕
见于祁承澲《南京车驾司职掌》。

〔33〕
参见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307, 358.

〔34〕
海瑞《海瑞集》页155、167—168。

〔35〕
同上，页112；《世宗实录》页0705、0761。

〔36〕
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7—115.

〔37〕
Crawcour, ‘Changes in Japanese Commerce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169—202.

〔38〕
陈诗启《官手工业》一书多处提到这种情况；吴晗《社会生产力》页70—71；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8.

〔39〕
席书、朱家相《漕船志》6/44—48。

〔40〕
《漕船志》一书多处提到这种事情。也可见于《武宗实录》页0081、《皇明经世文编》244/16—18。

〔41〕
戚继光《练兵实纪》175、176、182、199、210；《皇明经世文编》347/17、21。

〔42〕
《明史》205/2378—2379。

〔43〕
归有光《全集》95；谷应泰《纪事本末》55/597。

〔44〕
见Feuerwerker的概述，‘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11.

〔45〕
这些话的译文可见于de Bary,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I, pp.530—542, 556—557.

〔46〕
《清圣祖实录》3/3；叶梦珠《阅世篇》6/1—10。

〔47〕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p.917; Ch'ü, Local Government,
pp.556—557.

〔48〕
对这些特点见Sun，'The Board of Revenue', pp.175—228；陈恭禄《中国近代史》页238—239、665—666、678—679。

〔49〕
Wang, ‘Fiscal Importance of the Land Tax’, p.842.

〔50〕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pp.734—737.

[1]
关于海瑞评价问题，吴晗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书名略语

CSWP：徐孚远等《皇明经世文编》，木刻版影印，台北1964年。

HYWCL：张萱《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重印1627年抄本，北平，1940年。

JCL：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万有文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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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L：《明实录》，中央研究院校印，台北。

THCKLPS：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本。

TMHT：《大明会典》，东南书报社重印1587年刊本。

附录A　免纳正税的田土

续表

注：

1．资料来源：《明史》77/821；《宪宗实录》页3678、3708；《世宗实录》页0151、0258、0651、1516、1842、5884；《神宗实录》页5152、9193；《大明会典》17/22—24、27—30、23/1—11、251/2—9；《皇明经世文编》207/7—14；孙承泽《梦余录》35/9；杨时乔《马政纪》8/2—3；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页15—155。

2．除了属于太仆寺的草场地以外，上面各类土地一般比较贫瘠，每亩租银为0.03两，或者更低。在一些事例中，尽管有禁令，藩王与勋戚贵族还是直接指派人来管理土地，征收地租。他们有时也鼓励“投献”。投献就是私人土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豪势要，向他们交纳名义上的地租，成为其佃户，以此来逃避国家税收。然而，当时的很多学者过分夸大了这种恶习的程度。他们的一些观点有很多矛盾之处。可参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404。

附录B　1561年浙江淳安县的常例和额外服务

1．正赋附加

所有银纳上升了5%。

夏税折绢：由纳户额外承担，折银174两，外加绢12匹。

秋粮长银：农村征收者额外税纳，20两。

盐粮长银：征收者的额外税纳，10两。

税收解运：每个解运者的额外负担，0.5两。

2．特殊场合的费用，分摊给全县80个里。

清军匠：每里银1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1两。

审均徭：每里银1两。

造黄册（每10年1次）：每里银2两。

3．县级官员的俸给和津贴

知县，正七品：名义上俸禄每年粮食90石；实际从纳户中征收了180两。

皂隶银，等等（初无定额，通常县级是30—50两），实际征收上升了200%。

4．里长之役

80个里长轮流到县衙应役

每个里长初次应役，要送给知县一些礼物：白米1石或者5斗；鹅、鸡、鱼、蜡烛、水果，还要有一桶酒。

知县出外，由值日里长供应店钱人情礼物

5．对盐商的额外征纳

经过盐：每100引银0.1两。每年约有50000引，可得银50两。（这一比率大约是盐本身价值的1/5000）

住卖盐：每100引银0.1两。每年约有7000余引，可得银70两。（这一比率约为盐本身价值的0.5%）

注：

1．资料来源：海瑞《海瑞集》页48—49。所列项目稍微进行了一些变动和解释。

2．同样的常例要提供给知县的下属和知府。

3．上级官员出巡总是给当地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巡盐察院经过，费银200两。巡抚经过，用银三四百两。这些花费因为没有专门的补助，所以最终都要由一般民众承担。见《海瑞集》页62。

附录C　1535年每引盐的开中则例和余盐银

* =包括“包索”费用

注：

1．资料来源：《大明会典》34/12。这与《世宗实录》的记载略有不同，据估计包括正引价和余盐银在内的总收入可达1166734两，见《世宗实录》页3794。

2．藤井宏在《明代盐商の一考察
》一文也有一个类似的表格。见〔日〕《史学杂志》54：7（1943），页734。

附录D　《明实录》所载1581年土地清丈的部分结果

《实录》登录各省直的统计数字有两种方法。一些省直给出实际上报亩数，下表中在上报的田土总额后附以*标记，在这样情况下，我计算了新增田土面积。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实录》仅仅给出了清丈后的田土总数，而没有记录实际的丈量结果。因此我们在新增土地面积后加上*标记。这时，我只计算上报的田土总数。

注：

1．资料来源：《神宗实录》页2190、2225、2237、2283、2343、2346、2356、2361、2371、
2436、2449、2712；《大明会典》17/8—12。

2．下面的统计数字也记录在《实录》中，但因为缺乏对照的依据，所以没有列在上表之中。

大同（军镇）：民地3153979亩；军屯田地4781104亩。

辽东（军镇）：军屯890350亩，其他2418870亩。

宣府（军镇）：总计6310036亩。贵州：新增田土面积159495亩（田土类别不清）。

湖广：田土实际面积83852546亩（记录没有说明上报是全部结果，还是部分结果。而且上面的数字也将湖荡作为一类田土）。

甘肃（军镇）：田土总额4599335亩。

对于这些项目，依次见《神宗实录》页2238、2276、2341、2344、2412、2482。

3．福建先于全国进行了土地丈量，《实录》中未有记录其上报数字。云南也没有提及。

4．土地清丈的资料有缺失。《神宗实录》的编纂者仅仅是根据一些清丈资料简要地记录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数字，这些编纂者是否亲自看到了清丈记录是令人怀疑的。尽管户部尚书张学颜说他有意出版全部的上报资料（见《万历会计录》序），但从来也没有人发现这样一本出版物。在张居正死后，他的整个改革计划遭到严厉的抨击，不可能有人能够敢于提议保存下来这些记录。

5．上面的表格本身就已经显示出要么是1578年的面积统计有误，要么是1580—1581年的清丈没有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四川的田土面积增加了200%，而广西却不到1%。也许两者都有错误。对此更进一步的论述可见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页563—592。清水泰次页583、592的注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万历会计录》。

参考文献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关这个专题的资料堆积如山，这也会成为很棘手的问题。《明史》中列举了明代学者所著史类著作1525部，另外集类还有1398部。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都要超过一卷。很明显，即使最勤奋的历史学家也仅仅能够阅读可以利用的著作中很少的一部分。

这里所用的最基本的资料已经列举于书名略语和地方志中。编年体系以《明实录》为依据。这本现代校印的著作包括133册。十三个皇帝的编年史并不是以同一风格写成的。从研究财政史学者的角度来看，后期皇帝的实录要比前期皇帝的实录编写的更好一些。《实录》并不注意所有事情的财政意义，其主要目的是为道德政府提供历史经验。国家的档案很少完整地引述，一篇重要的上疏有时会被缩略为一条描述性句子。这种记述，脱离了上下文，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对原始材料进行查对，与其他记载相对照，找出一致性。

包括《大明会典》和《明史》都是部分地根据《实录》编纂而成。《大明会典》中的许多重要的记载来源于1582年编纂的《万历会计录》。尽管《明史》之《食货志》引述了许多早期的著作，但它从未说明哪一段话是直接引述的。一般来说，都是进行了删节，许多细节问题被略去了。和田清对《食货志》的注释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混乱，应该说，《明史食货志译注》在细节和注释参照方面要比《食货志》本身更为丰富。

《皇明经世文编》共30册，收集了425位明人作品，以经世致用为主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政府官员，又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16世纪，他们的奏疏和信件都是全文引述。

《天下郡国利病书》取材于地方志书及其他各类著作辑录而成。其中摘录原文短则1段，长则达10页，反映了16、17世纪的社会情况。虽然这部著作的内容与体例芜杂零乱，但其选录的内容令人称颂。

明代的地方志书篇幅与内容有很大差异。经济发达的县编写志书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内容也很丰富。凡涉及地方形势、风俗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资料，都会包括在内。经济不发达地区编写的地方志则很简单，其中只记录了一些重要的财政数字，没有相关注释，实际上是没有研究意义的。

现在还无法列出完整、全面的明代财政史研究的参考书目。绝大多数的明代学者并不将财政管理作为一个专题来看待，而是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些问题虽然称之为“经济”，其实都是“管理”。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资料过度分散，因此现在这个参考书目，从理论上来讲是扩大了范围。然而，为了节约篇幅，所选书目仅限于原文和注释中直接征引的作品。所列的参考书都尽可能给出了现代重印的版本。

应该提醒读者的是好几种可以利用的明代历史资料书目索引。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明史资料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纽约，1969）是非常有用的著作，它包括了800个条目，作者同时进行了评价，并有互见式注释。山根幸夫编辑的《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所列的参考书目包括5128种中文和日文论著，它同时也编列了680种当代有关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中文和日文文献、论著目录，该文收入《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一书中。Francis D.M.Dow也有《明代江苏和浙江
地方志研究》（A Study of Chiang-su and Che-chiang Gazetteers of the Ming Dynasty
）（堪培拉，澳大利亚，1969）一书。《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1965）也列出了593种明代和清初的著作。

地方志

安化县志，1543年。

漳州府志，1573年。

长沙府志，1747年。

常熟县志，1534年。

金华府志，1578年。

中牟县志，1626年。

汾州府志，1606年。

杭州府志，1579年。

河南通志，1678年。

香河县志，1620年。

淮安府志，1573年、1627年。

怀柔县志，1625年。

怀远县志，1605年。

徽州府志，1566年。

沂州志，1608年。

固安县志，1633年。

姑苏志，1506年。

开化县志，1585年。

昆山县志，1576年。

会稽志，1572年抄本。

临清直隶州志，1782年。

临汾县志，1591年。

潞城县志，1625年。

南畿志，1540年，内阁文库影印本。

宁德县志，1591年。

彭泽县志，1582年。

上海县志，1590年。

顺德县志，1585年。

顺天府志，1885年。

遂安县志，1612年。

松江府志，1818年。

四川总志，1580年。

邓州志，1644年。

东昌府志，1600年。

汶上县志，1609年。

吴县志，1643年。

吴江县志，1561年。

岳州府志，1570年。

永州府志，1571年。

注：以上只列出了本书所引用的地方志。其出版的日期一般是以最后的序言为准。

其他的明代和清初的资料

张居正：《张江陵书牍》，群学书社，上海，1917年。

张　燮：《东西洋考》，丛书集成本。

张学颜编辑：《万历会计录》，芝加哥大学缩微胶卷，根据序言可知出版于1582年。

张　雨：《边政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1936年。

《长芦盐法志》，1726年出版。

赵　翼：《廿二史札记》，丛书集成本。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学生书局影印，1965年。

郑　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篇》，丛书集成本。

程开祜：《筹辽硕画》，1620年。

戚继光：《练兵实纪》，商务印书馆，1937年。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浙江绍兴，1937年。

蒋平阶：《毕少保公传》，清初本。

焦　竑：《国朝献徵录》，学生书局影印，1965年。

《清圣祖实录》，满洲国务院本，1937年。

《清世祖实录》，满洲国务院本，1937年。

邱　浚：《大学衍义补》，普林斯顿大学善本。

周之龙：《漕河一覕》，1609年。国会图书馆1609年初版的缩微胶卷。

周玄暐：《泾林续纪》，涵芬楼秘笈本。

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

朱廷立：《盐政志》，152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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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琦：《冯宗伯集》，1607版。

海　瑞：《海瑞集》，北京，1962年。

贺仲轼：《两宫鼎建记》，丛书集成本。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丛书集成本。

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玄览堂丛书本。

河东盐法志，1727年版。

席书、朱家相：《漕船志》，玄览堂丛书本。

项梦原：《冬官纪事》，丛书集成本。

薛尚质：《常熟水论》，丛书集成本。

徐贞明：《潞水客谈》，丛书集成本。

《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黄　训：《皇明名臣经济录》，1551年版。

《皇明祖训》，收于《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6年。

《徽州赋役全书》，国会图书馆1620年版缩微胶卷。

伊龄阿：《淮关统志》，1778年版。

《江西赋役全书》。国会图书馆1610年版缩微胶卷。

葛守礼：《葛端肃公集》，18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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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化龙：《平播全书》，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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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法志》，174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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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续编》、《三篇》、《武臣》，均收于《明朝开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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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文史丛书本。

余继登：《典故纪闻》，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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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出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和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7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于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见解，不失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力作。

本书的序、致谢、度量衡说明、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八章、附录和参考书目由阿风翻译。第三章由倪玉平翻译，第五章、第六章由许文继翻译，第七章由徐卫东翻译。全书最后由阿风统一审理定稿。王风承担了本书的部分英文校订工作。

本书英文版最后附有专有名词索引、综合索引，中文本则略去未译。

本书每章注释中所引书名多依英文版进行了略写，读者有必要参阅“参考书目”。对于作者所引西文著作，书名篇名均保留原文不译；由于所引文献标准不一，或卷或册，英文版注释中用“／”区别卷（册）与页，中译亦循此例。对于《明实录》及近现代出版的著作，译者均作“页××”。但刻本、抄本或者影印本，均维持英文版注释形式。《明史》（台北1963年）也维持本书英文版的注释形式。

对于地方志的出版年代，本书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
局1985年）所记多有不同，读者可以参考《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原书在年代、地名、官名及资料征引等方面有个别讹误，或者与通行的看法不一。对于其中可以确定的问题，译者加注进行说明。暂时无法确定的问题，则维持原样。作者行文当中另有若干处当页脚注，我们的注解则缀有“译者注”字样以示区别。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张雪慧、许敏、万明、吴艳红诸位先生的帮助。在本书翻译完成之际，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审阅部分书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美国Colgate大学历史系的鲁大维（David M.Robinson）先生也为译者答疑解难。在此深表感谢。当然，译文中的错误概由译者本人负责，与他人无涉。

该书从翻译到最后定稿，大半时间是用来查阅引用的资料与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很方便的条件，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能力不足，译文中必然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1年2月14日于北京

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

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

生死、金钱与性，

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都曾予以详细分析；

但今日的局势则是这三种关系

都在进行重大的修订与转变，

各种关系丛集交织，

令人有无法抽身之感。

历史学家黄仁宇尝试了一种新的书写角度，

他悠悠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

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

为我们剖析

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

将复杂变为明晰。

目　录

自序

关系

何键

李约瑟给我的影响

大变局中读历史

内战

世上鲨鱼四十亿

母亲

露从今夜白

从烤面包说起

雷温乌兹要塞

东安街六〇六号

迈阿密的故事

成则为王

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印尼的彷徨

印度教与核威胁

日本，Nippo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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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本集子收录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发表或写好待发表的文字。发表的主要地方是《中国时报》系的“人间”和“时代”副刊。《李约瑟给我的影响》则原见于《历史月刊》，蒙月刊慨允在这里重载。原来发表的日期已注明在每篇之后。

最初写稿的时候并无通盘计划。现在看来，则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即是个人回忆与旅游观感也无不沾上了当今历史变化的成分。本来这种色彩可以出现于任何人之笔墨：我们活动的范围全是“人间”；所接触的事物也无逾于“时代”。不过一个学历史的人，处于当今内外大变动之际，朝夕萦思，免不了对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母亲受罪遭殃？为什么我们对性的禁忌日益开放，尤其属于女人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货币突然发生问题？事态的变化突如其来，却又如是的普遍，这情景逼着我们通盘考虑。所产生的问题看来已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对策也务必通过时代的改变，从长计议。

去年（1997）11月我承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莫昭平小姐之邀，来台北发表过一场演讲，讲题即是本书开首第一篇的《关系》。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一般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也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详细分析。今日的局势则是三者都在通过重要的修订或改变。

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来临，实际则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所有的国家都要将旧日的农业体制改造为商业体制。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一成不变，一切以道德的名义检束。读者可从《何键》一文追想其梗概。商业则重交换。只要各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外在的纪律束缚可以逐渐放松。《李约瑟给我的影响》说明我涉入这类研究之由来。

可是上面这几句话说来容易，要确实照做，则务必发动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改造或调整。换言之，人类的各种关系，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大变局中读历史》表示我们要放大胸怀，才能体会此中真意。再如《内战》和《世上鲨鱼四十亿》也从旁说明中国需要改造的原因，《母亲》更表示改造期间的痛苦，很少的家庭能够幸免。

书内也有几篇文字，提及我在1946年初来美国的经验，像《露从今夜白》、《从烤面包说起》和《雷温乌兹要塞》，多方表示一个国家进入商业体制，军队各部分可以随意提调，有如机械之零件。如此这国家才算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否则各不相属，徒用狭义的道德为标榜，不能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再说一次吧，从农到商，不仅在增进各种关系，而是要将组成关系的原则一并更新。

另一方面，即是美国，虽已高度的工商业化，也仍在不断改变之中。我所写的《东安街六〇六号》叙50年代事，《迈阿密的故事》叙90年代事，就已表现社会的步伐加速，各种关系也要因之调整。我们无从说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因为好坏全是个人主观；而历史的进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虽然我们无法预言五十年后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以此类彼应当不会倒退回去。读者如再看拙文《何键》一遍，当信我言非虚。

我和很多学历史的人一样，认为一件重大的情事，牵涉广泛，竟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当中必有理由；是为历史的仲裁。这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成分是《成则为王》文中之要旨。《母亲》文中也作类似的结论。相反的，客观环境尚不容许，不到时机成熟，即忙着采取行动，冒大不韪，也甚可能自招贻戚。目前一个显明的例子乃是在某种情景之下西方人提及自由，其立场并非抛弃道德；而是将检束的责任放在各人自己身上；同时也让各人以自己的良心做主。很多事情，西方经过实验已能如是。但是在东方，一般民智未开，人民宗教观念的取舍未定，“关系”的改造还未成熟，是否也能立即如是，甚成疑问。这一套理论也是牵涉广泛，我写此文时不期而然的感到责任綦重，也免不了语重心长。读者不要忘记“成则为王”的反面即是“败则为寇”。

上文尚未提及的其他六篇，初看好像另成一系统。范围牵涉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内容则又概括经济与宗教。其实一言以蔽之亦无不涉及“关系”。我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印度和缅甸，战后又驻留日本三年。此外，三十年前在纽普兹教书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规定亚洲系的教授须共同讲解东亚国家概况的一门基本课目（以作国民外交的准备，当日为所有的学生必修），已经注意于这一整个区域之发展。同时以后环顾内外也深觉得对这些国家的最基本之认识为我策划的“中国大历史”之所必需（司马迁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犹且将《南越列传》写入《史记》）。读者必须注意21世纪中国的前途将部分由周边国家的出处决定，有如在20世纪日本与美国的命运半由中国决定。当一个国家再造之际，它发动重订“关系”的冲力，必较其他相当平稳的国家之影响为大。此非单独的计算这些国家之军备与实力时所能预见或概括。

有了这样的交代，以下各篇宗旨不说自明。《东南亚金融风暴》经过钱果丰博士过目，并指正原稿的错误数据。（当然，文中的立场和尚有不妥的地方由作者自己负责。）他是香港行政局议员，英之杰财团董事长，和我为世交。

其他各篇写《印尼的彷徨》、《印度教与核威胁》和《日本，Nippon, Japan》。其中有一点要再三着重申明：各篇提及不同的宗教，从一个学历史而注重唯物的人看来，它们的不同特色，大都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之所致。此一点必与很多信教虔诚的人和唯心专家所见有距离。

虽然如此，如何概括本书，既是人身经验，又牵涉地缘政治？

让我这样说吧：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黄仁宇

1998年10月14日

关系

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身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

关系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响。例如说“关系重大”。关系也可以概括一种看来好像合法而实际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国做生意，看到中国政府好像什么事情都管，却没有一定的法则。一项提议希望提早通过，免不得要走门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礼物，这样也可以称为“找关系”。

这样一来，关系（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与非合法中间地带的模样，其所以不能全部称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国才由农村社会改进而为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农村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你与我打交道，通常不影响到第三者。工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至可以间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亏本破产。

目下关系占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乃是社会全面改造，事属创举，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或者社会虽已改造，也并不是
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旧习惯的趋向。

我常常说，英国在17世纪和中国的旧社会有很多相像之处。当日的英国也刚由农村社会进展到工商业社会。且17世纪英国的外交，大概无非王室与其他王室的交往。税收一般取包办制度，财政也无法公开。所以致富的捷径，一是做官，一是替国王当采办（Purveyor），国王宫廷里经常大开筵席，每年所用的猪羊动辄以数千头计。所用品目与酒类，全以数目分配于各地区承办。所付价格一般只有民间物价四分之一。所以这安排就成为承办人牟利的渊薮，要取得这些职位，主要的在成为国王的佞幸，这也就是凭借关系——走后门。所不同的当日英国并无政府本身经商的情事。还有一个维持关系的办法，则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

可是这并不是说：英国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国也如此，情有可原。17世纪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况且纵如是，英国民间已因之提出抗议，为内战爆发日后严格限制王室权力原因之一。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无从避免内外的协助合作。若是当中非正规的行止依然泛滥，可能为成败的关键。所以今日大陆有意严厉地肃清贪污，包括杜绝这些走后门引用关系的行径只是事理之当然。

在历史上说，在关系上分出公私的界限，严厉执行，始自商业性格的国家已不容疑问。13世纪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国的城市国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统领（Doge）广泛接受内外的礼
品，所收外国的礼品限于苹果、樱桃与螃蟹。今日美国的总统可以接受外国的礼物，但是必须登记，算作白宫所有，不能由总统据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缘于杜绝非正常关系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关系。此外经常的一般的关系，无人没有，无日无时没有。我们各个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与外间的接触。很少的例外，一经接触，就可能产生关系。既有关系牵涉，也经常激动情绪。做梦即系情绪透过下意识的一种表露。梦中的对象通常是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借着梦景我们表示自己的思念、怀慕、追悔、嫉怨、恐惧或者仇恨。纵是一个人决心做隐士，与外界绝缘，也是因为与外界发生关系感到不愉快，退却之后，闭户自恃的一种反动。并非最初即由我自己做主，自始至终即保持一个一尘不染的决心。陶渊明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才作《归去来辞》，并且也因为具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关系，才放弃“以身为形役”的雇佣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白天做人，晚上做梦，都无从避免关系。我在密歇根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毛尔教授（Welled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谓个人（individual），全系虚构。如果各个人果真存在，也不过是一种观念，并非实体，他的说法亦即着重我们无从与关系绝缘的见解。

在各种关系之中，以以下三种最为重要。一是生存的关系，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即标榜着“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可见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共通的性格。第二种关系乃是性关系。孟子说“食色性也”，把男女间的情欲与饮食摆在一起。
以后中文“性”之一字与英文的sex等量齐观，看来缘由在此。第三种关系乃是经济关系，概括言之人类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权力，次之生育繁殖，继续下去更要丰衣足食。连孔子也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可见得在正常状态之下，一个人应当去追逐名利。

因着以上三种关系的需要，齐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个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欢打仗。接着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欢在异性跟前找快乐。还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他喜欢搜罗金银囤积物资。孟子因着齐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诉他，这三点都是一般人的欲求，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国王以百姓为重，在追求这类欲求时不忘记以全民福利为本位，并不妨碍他的王业。

而且欧洲在19世纪产生了三个大思想家。他们各以科学方法对上述三种关系作过个别的解释。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学家，著有《天演论》（原文如此。——编者注）述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程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心理分析学派，发现了下意识（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动力（Sexual drive）在人类行为中所产生的作用。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观：历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

如果齐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段对谈，不期而然的在19世纪末叶获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释注支持，为什么齐宣王喜欢打仗？你去问达尔文吧。他为何又好色？去问弗洛伊德吧。（听说他闻名较迟，他的《梦的解析》出版于1900年。）为何他尚且好货？去问马克思吧，即此人类最基本的三种关系都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
证”。有些历史家就提及：人类的思想史到了19世纪的末年卷入物质主义的最高潮。

我们回头检阅中外文学作品，也发现上述的三种关系构成了各种小说与剧本不可或缺的题材。《西厢记》与《傲慢与偏见》可算采用单元题材，彼此都以男女关系作写作的重点。《玩偶之家》虽然在提倡女权，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们的小松鼠”，又以她独自出外向人借债为不名誉，也就沾上了男女关系与金钱关系了。文学作品所叙述的横宽与纵深加长放大，三种关系挂钩的机会愈多，读者很容易地看出荷马所作史诗，就概括了以上三种关系。

我们再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还，贷方依约有权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这故事象征式地寓意于高利贷之可怕，也将一切责任推给犹太人。两方的交恶近于战斗状态，涉及生死关系。而实际情形也确系如此。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出威尼斯排斥犹太人的纪录。好几次还不许他们在岛上居住。剧中以主角波西亚女扮男装在法庭做律师。我不知道何以女扮男装在戏台上有特别的性之吸引力，也不知道这种倾向心理上健全与否，总之这也是《威尼斯商人》剧中特色。当然剧中也提及进出口商冒险经营，可能船货漂没。即此战斗、性爱和经济关系都牵拖上了。

我们一般观感：男动女静。男人对外，女人当家，在中世纪尤然。也在这种条件之下，独出的女性，打破这种规范，也特别有她们的魅力。《麦克白》以谋杀国王邓肯为题。麦克白本人只能打硬仗，谋
杀不是他的专长，整个计划由麦克白夫人筹谋，最后也由她以匕首完成。剧中也表示她在不断地洗手，大概行凶时血溅指掌，她虽洗而终不能涤除内心的罪咎。剧中无直接提及经济关系之处。但是邓肯与麦克白分为堂表，国王被弑，麦克白继承王位，则富贵利禄是谋杀的动机，也是剧中主题。

这样一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与寡人好货，既是人类共通的欲求，也透过古今中外的经验，成为了文艺工厂里的基本原料。《战争与和平》洋洋一千四百多页更有机会充分使用这些原料。说及战争，书中就请拿破仑亲自登场。波罗丁诺（Borodino）一役，炮弹在读者耳旁横飞。阵亡的当场身首异处，受伤的面目变形，虽将官亦可当场被俘。在讲到男女关系，则这部小说无异于《19世纪前期帝俄贵族婚姻史》。内中有一打以上重要的角色，年轻男子都为军官，女子也全有公主郡主的头衔。他们相互的求婚、议婚、拒婚、骗婚、悔婚、离婚、重婚。也有男子疑惑妻子外遇，与传说的情夫决斗之情节。拿破仑入莫斯科，这城市被焚之后，各人家业有了急遽的改变，他们与她们的关系也要经过一度调整。托尔斯泰具有气魄，他的手艺（craftsmanship）却又精致绵密讲到经济，现代读者不难在这篇小说之中窥见当日工资与物价。

文艺作品愈接近于我们的时代，上面提出的三种关系——生死、男女与经济——掺入的成分愈为明显。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所作《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
）内中女主角乐娜一生有关的三个男子就分别代表这三种关系。她的丈夫——她叫他帕沙，做
革命党，发传单，后来战事爆发打冲锋，在内战中更成为红军里的将官，无疑的是为好勇。乐娜的继父——实际也是母亲的姘头——维克特——律师出身，侵犯了她的童贞，为人尖钻，到处打算盘，总是占便宜，可称为好货。只有日瓦戈医生，细腻体贴。虽在冰天雪地之中仍在作诗赞美她。只是与她同居，也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可称为好色。只因为世局的动荡，才把这样三个各走极端的男人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

这三种关系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读者的意向。我们打开中国的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

黛玉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自身怜悯（self-pity）生死关系。

“宁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他自己就已讲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红给我吃了吧！——你家里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才算干净——男女关系。——《红楼梦》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个“富贵闲人”有无限的机缘（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异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国色天香。违犯伦理也没有关系，因为全书不过是一本“风月宝鉴”，风月宝鉴只能正看，读者不能以“贾”乱“甄”。

刘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个外界的现实。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货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劳而获的大观园之金碧辉煌，还是要借着这些人，和以后的贾府抄家、贾宝玉出走做和尚等情节，才把自己所制造的肥皂泡沫说穿斫破，同归于现实。

《红楼梦》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来读。这样看来俄国到底还是属于西方传统。与中国比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习惯。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的差别更为明显。一方面注重竞争，赌博和养马在贵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灭了竞争，做富贵闲人也真的是富贵闲人。一方面讲得机要处不讲俄文而讲法文，一方面即填词作诗。

《红楼梦》也可以与《水浒传》并读，《水浒传》里所叙中下层社会完全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生死关系：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打大名府，劫法场——将人诬告，发往充军不算，还要押解之人，通常称为张千李万的，在路途乘机谋杀，将脸上金印揭下作证交账——吴用给卢俊义算命，主三十日内有血光星数之灾。

男女关系：潘金莲、阎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冲解围了被人调戏的妻子，还没有问及夫人是否吃惊，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为这严格的贞操观念，把婚外情的负担全放在“乐户”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狭道中几乎与徽宗在李师师家中相逢。

经济关系：贩枣子，卖酒，打家劫舍谓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纲”。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过来。”——粗率无选择性。

这样看来，铺陈关系，各有其层次与场面。文学家叙述到不同的关系时，即已勾画出来侧后的社会背景。

说到这里也触发着下面一个题目：我们所说的关系，只是作家的
原始资料。要将这批原料制作商品，还得加工。加工则不能不顾及时下的需要。在这方面历史家与小说家有一个共同的着眼：好的历史作品反映着时代眼光；畅销的小说也要迎合时人的兴趣。timeliness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经。

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
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

威廉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散漫无纪律。只是中国仍有一种优势，则是他们的人口多，只要抽调他们人口百分之一，数百万大军瞬息可以编成。威廉心目中的“黄祸”，乃是这样的大军进兵欧洲。但是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国人自己编组而成，而是被日本征服之后，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为事实。我读这书时还是1930年间的事，无疑的，若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受种族主义者威廉第二的启示。

我们虽不能说俾士麦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国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是风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过环境上的干预，也即前后关联。在德国既有凡尔赛和约与巨额赔款，又加以1930年间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军统帅，他即彰明较著的要替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的参谋长凯特尔（Wilhem Keitel）还在日记中写出，筹备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德国必须在她的四周消灭一亿人口。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最后的办法”，集体屠杀六百万，出于这种优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思想里的一块试金石。全人类牺
牲了好几千万人命，去考验有无这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存在。

人类次一重要的关系——性关系——也在20世纪经过一段空前的变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为彻底。我还记得我在学士班选修新闻系课目的时候，那已经是1950年间的事了。教授讲解诽谤法。他说一个女人的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誉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以产生严重的诉讼。现在这种情形早已改变，还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为荣。“我是肯尼迪的情妇”，不仅名誉无损，而且尚可自抬身价。莎莉·麦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说整个婚姻制度业已过时，人家即问她既然如此何不离婚，她就说连离婚也是老派头，也无必要。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无可想象的。

将这些情形归咎于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张冠李戴。弗洛伊德是医生，他因为临床判断发现不少神经病的根源由于被压抑的冲动。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之中性关系最为紧要，如由病人自身说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谓“性”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比如一个婴孩受母亲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经验，所以饮食也与性有关。

这种理论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个教师讲解文学作品与故事中动机，我因为他也是医生出身，才选过他的一堂课。及至他说及《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里面的“发掘”dig、dig、dig也带着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将半了。因为用“发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爱，完全是美国人的粗俗俚语，在其他文化里，并不尽然。再又有他说及用钥匙将锁打开，也包含着下意识内性的动机，则更无从实证。可见
得以下意识为题，取舍之间没有一定的准则了。

而且今日性爱之泛滥，与其说倡自弗洛伊德，还不如说由于避孕丸的发明，自此之后性关系与强迫怀孕脱离关系，才产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案，称为超级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决书认为电影也是一种言论，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发言么？所以它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论自由的保护，自此之后，也不论色情不色情、猥亵不猥亵，这些考虑都已过时了。

说到这里我也要附带解释：西方法律只防止个人为恶时侵犯公众或旁人，不逼人为善。因为道德上之事，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无法强制执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来，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还有一点则是性的自由也仍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说，如果女子没有就业的机会就很难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离婚时的赡养费，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种关系——经济关系——其所赋予的行动，也以马克思的名义执行。举凡20世纪重要的革命以及激烈的工会运动、叛变与游击战，很少不假借马克思的名义主持。此中也待解释。有些学者早已指出：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不过流传最广的《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充满着煽动性。内中警句如“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原为1848年的革命而作，不是学术论著。而他较有体系、带学术性的著述则只有极少的人过目。当中又免不了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易给人抓住，借题发挥。

怪不得马克思自己生前就指斥有些人以《资本论》卷一作一切的标榜实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否认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各种迹象看来：以上三种运动——种族主义、性的冲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行动——都在20世纪掀至顶端，刻下都有反动、紧束或重新考虑的态势。

如以言种族主义，则经过柏林总理府地下室和停泊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的判断，否定了优秀民族的存在，其反动的出处也极为可观。

我第一次在1946年去美国及1952年第二次抵美，南部汽车站的候车室都分别为白人用及黑人用，饮水的喷泉也有区别。这当中经过一段奋斗，可是今日以种族分隔已是不可思议。不仅美国、南非如此，即最近旅行于伦敦、巴黎也可以发现，各该国首都有片面改体为多民族国家之形象。迄至1940年间，西方电影仍以描写人种间的战争为常用题材，如美国联邦军队对付印第安人、英国殖民地军队对付印度人及埃及人，以及法国志愿兵团对付摩洛哥人，当中仍离不开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分野。今日此种作风早已成为往迹。

不过人类的部落思想，并没有完全遏止。所谓生死关系也仍在国际间、种族间、部落间和思想体系集团间存在。好勇好斗也仍表现为人类习性，有如波斯尼亚种族与宗教间的战争，非洲中部胡图族（Hutus）与塔齐族人（Tatsis）的厮杀仍可再开，亚洲腹地间各民族的局面依然紧张。这样看来今日之“好勇”待开发国家超过已开发国家。

关于性的自由，最近也有受检束的趋向，艾滋病的流行，是一种重要的因素。还有将性爱摆在镜头前在银幕上张扬，虽有商业上的好处，到底做得过分，千篇一律，好像电影里汽车赛跑一样，映得人人厌倦了。本来性爱之引人入胜，尽在不言中，只有当中幻想的成分多，甚至具有神秘性格，而又加入罗曼蒂克的成分，才有真趣。多少年前，我曾读过一本小说，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段故事，也摄成电影，称为Raintree Country
，不知有中文译本没有。如果没有不妨称之为《榕树之乡》。内中男女主角反复地相对说出：“我是你气也喘不出来的爱人”（your breathless love）、“我是你毫无悔憾的奴隶”（unrepentant slave）。此中情调有如《西厢记》里写及女主角去后，男主角发现她留在枕上的泪迹晶莹，此种境况要比机械式的做爱，“以身为形役”，要妙曼得多了。

这可能还是我个人的主观。但是最近像李安的影片如《饮食男女》、如《理性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也为观众表态。他们认为艺术作品描写各人心情之细腻处要比一味暴露性爱之生理一面值得欣赏了。

以言婚姻则综合最近各方态势，不仅没有被废止，而只有在年轻人面前更受重视的趋向。

再提到马克思，一般有识之士，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都超出于一般简单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指出《资本论》卷一，说及利润比率（rate of profit）亦即利润与资本家所投资之比率，后者包括机器厂房之折旧以及原料和工资，长久
保持一定的状态。及至写至第三卷，则说及长久情形之下，利润比率必下跌。推论之，则实际工资必提高。罗宾逊推究，两说都有历史上事实之凭据。原来《资本论》卷一至卷三的出版期间，中间有二十八年的距离，当初马克思根据工业化刚开始的情形，仿效古典派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说法，认为工资只是使工人恢复劳动力的代价，亦即工人胼手胝足工作一天之后，衣食无缺，不多亦不少，第二天仍能回厂工作。而当时实情也确是如此。但是马氏写至第三卷时，参照工业化已相次展开的情形，承认这条件已有相当的改变。

而且马克思也提出“平均社会劳动力”（average social labor）这一观念，什么是平均社会劳动力？先说“社会劳动力”：今日美国社会工人开汽车入厂做工，那么你要恢复他的劳动力，所发工资也要顾及他使用汽车之用费，即不能降格要求他徒步上班，而且工作有带技术性的和不带技术性的区别。如果有些工作需要中学毕业，有的则小学程度就够了，则工资也当顾及初中毕业程度的社会条件。恢复工人的劳动力至此参与了社会条件的考虑。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以前传说中的可怕。罗宾逊更据此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给自己创造了一段新生命。前人所说劳工的悲惨命运，此时尽在待开发国家，已开发国家则不论所行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劳工都丰衣足食。

今逢世纪交替之际，总览全局，20世纪的大规模与大范围的冲突与冲动，至此都有缓和而接受调整的征象，而人本主义（humanism）的精神也在此时抬头。这是一个纵观一切，做一段全盘综合的
绝好机会。

我开始即已说及，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这种改变，通常以战争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他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前面的一千三百多页，完全是故事题材，涉及求婚、订婚、赌博、决斗、和平、战争已经如前面说及。最后之一百余页，称为“后记”，有如附带一本小册子，企图解释书中所叙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以后又狼狈撤退各事迹的实际意义。作者否定拿及俄方将领是大事中的主宰。他们的失败固然是瞎闯的结果，即使成功也属侥幸，其他各人也只随着局面的展开，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如果读者要穷究当中意义，则只能看出，天地之间混如一体，内中只有无穷尽的美感。

当然作者的目的在追求发挥故事间的美感，不然他不会花上六年时间去写《战争与和平》而且改稿六次之多。这还不算，他以后还要写一本更是长篇巨制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

可是自从《战争与和平》出版之后，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有了增进，人类历史之纵深也随着增长放大。我们今日看来，《战争与和平》前面用小说性格所写的人身关系与后面用论文性格所分析的非人身关系当中之转折，已不必如作者笔下所叙的具有整体性和神秘性。即仅
以俄国而论，1812年的事迹之外，尚又有1917年和1941年的敌军大举入侵。

《战争与和平》叙述得清楚：拿破仑进军之前夕，各人将自己好勇、好色和好货的动机投入这大变动之中。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各人自己供认的动机不一定是内心实际的动机。“酸葡萄”和“甜柠檬”作用，在所不免。狐狸腿短，吃不着比它高的葡萄，而在保全自己的自尊心，只说葡萄酸。它只能吃着柠檬，又就自己立场夸赞柠檬甜美。俄国与法国开战时，年轻的贵族都要表示各人的英勇，但是无数的母亲，又各替儿子营谋，希望派到总司令库图佐夫麾下为副官。爱伦知道她的丈夫要和她决绝，还对朋友说起，他一心如是地爱她，必定会俯从她的要求，让她离婚。人类企图美化自己的动机，获得社会的赞扬，是为常情。但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又告诉我们，所谓移情作用，品格升华，己欲立以立人，己欲达以达人，又非全系虚构。

孟子所说“王如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也是情理之常。所以拿破仑和法国人经过大革命，希望把自己所获得的“平等、自由、博爱”推己及人，造成全欧的新时代局面，并非全部自欺欺人。反面说来，俄国人忠君爱国抵御强权，也不可能尽是矫饰。大概真伪之间两者都有。即是我自己从军的经验，观察到上官和同事，甚至扪心自问，各人的动机，大都在为私为公两者之间。《战争与和平》中之安德烈公爵说：“要是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而战，世界上不会有战争。”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要是全世界的人，完全不根据自己的信仰行事，也不会有战争。”

托尔斯泰将个人业已升高的动机又再升一层。那样看来，个人的行动好像自己做主。但是每人的环境不同又系命运的安排。而对付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决策也各按一定的规律，那么穷宇宙之间，不是只有一种主意？

他这样的希望将宇宙事物，获得一个最终的答案，只有将长江大河之水，汇诸一个海洋。有如佛教徒论因果关系，最后只有一个总因和一个总果，而进入华严宗所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这种解释已涉入神学或哲学的领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现今宇宙之产生，由于两百亿年前一个“大爆炸”（Big Bang）物质膨胀而起，又若干亿年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人类文化也势必与之俱戚。果如是则物质膨胀与能源用尽仍有预先构成之规律，可见得宇宙之前尚另有一个始点。这样的追究永无止境，不属于我目下所说“大历史”的范围。

我所谓历史，属于人类及其生活之领域能为逻辑所操纵，亦即当中有各种关系之存在。以这眼光看来：1812年的事迹由于东欧与西欧的当事人各色各样的希望与欲求，投入战争的一座大熔炉里，诚有如托尔斯泰所云，即当日的领导人亦不能深切了解其实际意义。只有今日局势逐渐澄清，即可以看出：世界科技的进步已使东方与西方打成一片，做到区宇一家的境界。帝俄的体制需要重新再造。但是这是亘世纪的工程。波罗丁诺一役与火焚莫斯科，还不过是其序幕之初步，此外还要几经反复，不仅拿破仑要被放逐，20世纪内的希特勒尚要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自杀，而俄国本身的变化，更是复杂曲折而壮
烈。托尔斯泰本人还只想到十二月革命或反叛（The Decembrists）算是莫斯科被焚之尾声。（他着手写《战争与和平》之前，原想以十二月政变为题材，只因准备资料，搜索到1812年的战役，才改变方针。）实际上则俄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继续着的内战，又还要度过东西之冷战，有了列宁与斯大林不算，还要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才进入今日之处境。

我所谓大历史则是穷究各种事迹。粗率看来它们好像矛盾而互相冲突，其实则当中纵有局部之反复，而终归成直线或至少成梯次的前进。这样一来，讲学历史的人，应当存有各项信心：第一，世界上各种大事之转变，以战争或革命做主，内中不乏多数人众意志力之后果，后面包含着实际而又带浪漫性的动机，不能仅以意识形态概括之或否定之。第二，人本主义的精神，通常不能在这种剧烈行动之中发生效用。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往往有之，而且事定之后，也可能在修正时发生功效，所以综合以上。第三，我们对历史长期的发展应当检讨当中的合理性。第四，虽说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种认识仍依历史的纵深增长和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因为如此，今日我们读至《战争与和平》，依然欣赏作者所赋予这部小说之美感。因为时代环境纵不同，人的性格，仍是没有改变，书中主角如比尔如安德烈仍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一百多年后，这故事之历史意义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整体性。

我所以不怕各位不耐烦，把人类各种关系翻来覆去地议论一遍，
则是我们今日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发扬各人抒情叙事的才能。我已经在各处写出：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不是片面改造，而是将整个国家社会全部推翻，一切重来。本来专制皇权以昊天诰命为基础，真理总是由上而下，这种体制已于1912年被清算。下面农村社会里以小自耕农为付税的基础，以“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作凝聚的力量。这一切早已不合时代，即纵有残余的力量，也在五四运动被推翻。再有上下之联系，原来只有刑法中之“五服十恶”，再有则是科举考试之程序。熟读诗书之文士，进而为庙堂里的执政，退则为乡宦士绅，各有名额，分配于府州县。这套也于1905年停科举而整个截断。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不仅无从向各地区抽取土地税，并且无法获知基层情形。如土地分割过细，农民负债很多，详情尚待中共执行土地改革时方始暴露。

简概言之，旧体制无一项有实质的因素可以改造利用，只有整个重新造起。在这种条件下，蒋介石及当日国民党所创造限于新国家之高层机构，包括统一之军令及全国施行之法币，由对日抗战而完成。中共及毛泽东之作为，在翻转农村之基层，剔除当中百年旧习，借着内战及对外隔绝的条件完成。台湾方面也因着战时状态，实行三七五减租，收到类似的功效，而今两岸尽力通商，一方面志在提高人民生活，一方面也重创新法制，作为上下之联系。

黑格尔说，广大的群众运动，虽领导人亦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实际意义。《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对此说全然赞同。托尔斯泰并且说出：只有观察其他行星的运转，才能了解地动。《日瓦戈医生》的作
者更指出无人能做历史的主宰，纵是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的“经纪人”。

我们再看各当事人的证言，情形也确如此，我最近几年有机会仔细阅及蒋介石日记，他不仅对国事无全盘计划，连北伐的成功也是“将错就错”，对日抗战更无胜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掷”，有时他尚说出，如战败国亡，亦可“保全国家之人格”。

毛泽东阅及土改的报告，才能实切体会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他之被逼得无出路，可以从“后院炼钢”的情形看出。但是也即在“文革”期间全民穿蓝布袄吃大锅饭，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从此节衣缩食，也终为国家筹得一些资本。即由农村缴收部分，也值六千亿元。

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策划。所以他写信给江青，也自叙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于1978年发动经济改革，也无通盘的打算，只说“摸石子过河”。

观察其他星球的运转，才领悟到地动。中国的全面改造，史无前例。我们只能在研读其他先进国家改造之程序，才能在比较之间，领悟到综合诸般行动的积极意义。

所以这百余年来的经历，固然或正或反，经过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也包含着无数匹夫匹妇的一点一滴的经营，最后才集江淮河泗之水成为汪洋。

这是一段五百年甚至一千年来未有之奇遇，中国的改造牵动了每
一个家庭。像北欧传统所谓传奇（saga），何止千万起？况且当中各家各户成员，有的留居故土，有的被放逐于海外，也必比比皆是。在座诸位是否有人敢冒大险，将一种类似剖面的场合替我们勾画出来？花上五年十年的功夫，作这样的文学巨著？是否能脱离传统道德的窠臼，也不受流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因为此番变动，即旨在修正改造这些因素。）以今日文化界拥抱着计算机与电子通讯的热忱，是否十年之后，深入下一世纪，仍有众多的读者欣赏如此的长篇巨著？也有出版家，在每月每周经营计算之余，愿意承担发行之风险？

假使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用何种作品为蓝本？即是《战争与和平》？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或者另开门径，彻底创造？

或者用更经济的手法，虽然没有创造出来一个托尔斯泰，却诞生了三个五个莎士比亚和莫泊桑？

各位也可以说，我们用不着如此呆板。我们既已有了鲁迅、沈从文、茅盾和巴金诸人作品，已经感受到一个大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当中一段又有像你这样的人率直地说出，我们或否或臧，同意不同意也就算了。还不如将之置放，直接进入现今这一段，专论跨国公司与Jet lag等切身问题之较为实际。

各位当中也可能有人说，文艺作品各随所好。你既说不顾任何标准、不落入任何窠臼，那我爱好《废都》，那你又有何凭借指斥赤裸裸的谈性爱业已过时？即是我因为留恋30年代而不能放弃张爱玲也是我自己的事。总之，文学只能随意创造，不能预制蓝图统筹经营。你说的改造关系，我看来只是一场梦寐。因此我才欣赏《霸王别姬》的剧
本，又有何不可？

预期我对这一类问题无法一一执答，只能由读者的选择决定。我的讨论至此结束。只有一点我一定要坚持己见：则是今日之各种关系确已经过一段改造。因为自由选择，各随己意，即不是旧时农业社会里所常用的词汇。

1998年2月5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何键

中国各省行政长官称省长，只有自北伐开始至国共内战结束之前一段称省政府主席，我是湖南人，我小时候自1929至1937年当中约九年，我们的省主席是何键。

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原为唐生智的师长，后升军长，自担任省主席之后，名义上已将军长职务卸交于不著声名的刘建绪，但是实际上湘省所辖的四个师仍由他调度。内中一个师长李觉是他的女婿，各师的经费也由省政府担负。

军费的一部分来自矿产，湖南的锑我们称为白铅。所产之钨，我们称为黑铅。长沙有一座白铅炼厂和一座黑铅炼厂，此外省政府还有一部分经费得自鸦片公卖。省政府下辖有一个“禁烟缉卫队”，所谓“缉”即是严切的查禁私贩，只有“卫”才是保障官卖。传统的土地税过于短少，只能供内地官僚机构本身的开销，正税之外，又附有很多的“捐”，如学捐、团练捐、公路捐等等。我们只能猜想，每一项名目，都有它指定的用途，看来承袭于明清体制。

湖南有七十六个县，省政府只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四个厅，当中无调节的组织，所以驻军的防区必在重要关头干涉民政，从官衙组织和行文的程序看来（长沙各日报的“本省新闻”经常刊载官衙文书的全文），整个行政体系的效能必低。加以民间的新型事业如银
行业务和律师业务刚才发轫，而且新型法律也在内地行不通，政府的功能，只能重管教，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严刑峻法，有时不恤以恐怖的手段加诸犯者；一方面却不广泛地扰民。费正清教授说，中国的政府只是“肤浅”（superficial）。何键治下的湖南符合这种观察。

虽说全省公费的开销没有严格的标准审核，我们仍不能说当日的官僚即已广泛的贪污横行。比如说，长沙附近一个县的县长，收入自收自付，本身俸给所得也不过每年两千余元，可能为一个省会里的中等家庭之二三倍，总算还是有节制。

何键之成为湖南省主席，出于一连串的事故。

1926年湖南省长为赵恒惕，他手下一个师长唐生智驻在湘南拥有水口山锌矿，因之他一师的装备编制较其他各师为优，赵恒惕正想收回省权，但是尚无能为力。而且他本身又在名义上受坐镇武汉的吴佩孚节制，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

据李宗仁的《回忆录》，吴佩孚也志在囊括湘省，所以他一面暗中鼓励唐生智的叛变，一面又公开协助赵恒惕，这也是当日军阀混战时的一般伎俩。

唐生智情急，乃向南方的强人求援，这时候在广西有李宗仁，他刚以武力统一全省，正跃跃欲试。

在广东则有蒋介石，他的黄埔建军可谓已初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他的两次东征和一次西征既已将广州外围的敌对势力肃清，他又借廖仲恺之被刺而流放胡汉民，又与汪精卫合作而流放许崇智，更再
借“中山舰事件”而流放汪精卫，至此已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唐生智的乞援不仅促使李宗仁更靠拢于广州之“党中央”，也更加深了蒋北伐的决心。

当初北伐的目的在席卷湖南，进入武汉。蒋本身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在广东的部队为第二至第六军，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由广州筹款五百万元，足供两个月之用，显然无长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战尚在不下之际，盘踞长江下游之孙传芳倾巢来犯，使北伐军正面侧面同时受敌。又更不料苦战之后获得武汉，而孙传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击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蒋之进据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蒋介石自己记这段发展也简概地说，无非“将错就错”。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为根据地，产生两种必然后果：一则使国共冲突无法避免，艾萨克（Harold Isaacs）说，自此蒋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无须苏俄援助，才放胆“清党”。而其实蒋此时兼国民党之“军人部长”，有任命将官之主权。北伐之迅速成功，一方面出于苦战；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广泛的收买对方将领。一般价格：对方的一个师长反正之后立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之军长，其来者不拒的态度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企图彻底改造中国的着眼大相径庭。而后者已指斥蒋之行止，有军阀作风。况且毛泽东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早已引起蒋下属军人反对，何键在内，下文尚要提及。另一发展则是蒋之军事胜利过速，日后除他近身的根据地能切实操纵之外，其他后方地区如广东及湖南又落入不能由他实际管辖之军人之中。湖南之有何键，亦如广
东之有陈济棠，主要原因为军队就地筹饷。本省军人有如五代各藩镇之“留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北伐尚未全功告成，唐生智已开始反叛，他的行动被迅速解决，但是他的部下不能全部铲除，1929年北伐已经成功，李宗仁又开始反蒋，唐生智的策略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连成一气做根据地向外发展，李宗仁和所部“桂系”则准备先造成沟通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地盘。

1929年湖南省主席为鲁涤平，江西人。李已与何键疏通，乃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鲁涤平职而以何键更代（中央政治会议是当日国民党中枢与国民政府要员的联席会议）。当蒋介石兴兵讨伐“桂逆”时，何键归顺南京中央，从此广西军人被逐，退还本省，鲁涤平改调浙江省主席，使他能安插部下文武人员。何键则经蒋承认长期任湖南省主席，直到对日战争爆发。

在各省主席中，何键以“反共”著称，北伐前后中共组织民运时，湖南首当其冲，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都如火如荼地展开，拘捕“土豪”“劣绅”，由群众判罪成为广泛的现象，何键的父亲曾被长沙工人押解游街。何键当日在唐生智军中前方，但是他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立即执行报复，自行封闭工会，枪决共产党员。

当何键任主席时，“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已度过最高潮，“剿匪”战争逐渐由湘东转移至江西。但是1930年7月共军彭德怀部入长沙驻留十天。何键报复时拘捕毛泽东妻杨开慧，将她处死。

因为主席的反共立场，湖南提倡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牌匾出现于各处。学校也提倡读“线装书”。中学里以《古文观止》
代替新时代的文艺读物。在体育竞赛中，何主席特重“国术”，亦即传统的拳术比赛。他曾在长沙教育会坪主持拳术比赛三天。

“风纪”是何键施政的重点之一。他虽不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般的亲自审案，但是很多刑事案件的判决显然由他做主。有一次长沙一个租赁房屋一半与房东比邻而居的房客在大门内留下一封恐吓信，下款匿名，索要财物，指定市中荒僻之处交款，但是又并未谋及对房东本人或家属人身上做何侵害。房东初不料信出自房客，尚且将信出示与他询商对策，房客贡献意见，可与他讨价还价，至此房东心疑，虽照指示投信，但暗中报警。届时房客至指定地点捡取回信被捕，房东呈请省政府严惩。此案亦未开庭评证指辩，即将恐吓诈欺犯立罪枪决，“罪状”所示，犯人曾受教育，又并未为饥寒所迫，做此伤情害理之事，罪无可逭。

另有一“蛮恋案”，犯人为政府机关传达（信差），他坚称同公事房某小姐在共军迫城时央他保护，事平以婚事相酬，此女士否认有此婚约，并报警请杜绝骚扰，无奈男方一再催逼，而且不顾官方警告，当中情节详载各日报之“社会新闻”。忽一日读报人惊悉此蛮汉屡诫不止，已经审枪决。同一罪状揭示另一罪犯惯以药物掺拌酒中，因此奸宿妇女，有受害人控诉，与蛮恋案罪人一并处死，官方态度：两案性质相同，其对被害人损伤程度不计，重点在犯人举止失常（perveried），所幸此类案情为数稀少，社会人士亦并未认为如此断然处决为侵犯人权。

湖南经过20年代的风暴之后，在1930年间已恢复小康局面，粤汉铁路因动用中英庚款向衡阳以南伸展中，卒于抗战前夕全部通车。同
时湘桂、湘黔两路亦在加工修筑。省方本身兴建，半由“剿匪”军事需要，各处广泛的筑碎石公路，并架设电话线。这种表面平静的局势已为外人称道。《生活》可谓当日最有影响杂志之一（编辑邹韬奋，发行于上海），曾派旅行记者杜重远往来各省，所见概有批评，独于写湖南一段赞不离口，标题为《锦绣河山》；并称主席何键，“好整以暇”。

我们当日大都没有看清本身立场上的危机，长沙的新型工业除了在20年代和以前兴建的发电厂，在岳麓山的第一纱厂和上述特种金属炼厂之外，在30年代无丝毫的增进。主要原因可能如费孝通在半个世纪之前写出：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的经济并没有实切的挂钩，对外输出如桐油、猪鬃、鸡卵、茶叶都由农村内每家每户零星地购来，输入则大抵都为消耗品，用于大城市，连火油在内，其症结在农村缺乏购买力，剩余的劳动力亦无法输出，所以工业发展的范围狭窄。长沙火车站附近成日有杂牌正牌部队张扬三角小旗“招募新兵”，即表示失业问题的严重，剩余的人口只有当兵为匪。所以不论军阀各个人如何表彰自己有德行操守，对方则反是，内战之连亘不断，有内在的和“非人身上”的原因。

换言之，中国的前景需要整个重造，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尚不易一眼看出，还要待八年抗战又约四年的内战之后，所有旧社会的弱点才全部暴露。1930年间湖南省主席的作为，可以代表旧社会的回光返照。其能如此，由于内地省份，交通较方便的一线地带，新旧力量尚能保持短时间和局部的平衡。

何键言辞圆缓，经常态度温和，他原有汽车两辆，平日驶行长沙
街中时有卫兵带自来德手枪（俗称驳壳枪）站在踏脚板上指令行人回避。自1930年共军入城焚毁他的汽车后，他亦未再添购。我曾见他坐藤制椅轿来往于南门正街，他在轿中阅书。有人批评他“非醴勿视，非醴勿言，非醴勿听”。因为他是醴陵人，他有一个智囊团，引用的都是小同乡。

1931年他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航空署，聘请飞行员，购买飞机。但是所购冠迪司·莱特战斗机十架进口时，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截留六架，谓湖南有飞机四架足够省防之用。当江西“剿匪”已入尾声之际，蒋命令何键交出全部军权。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名吴宗鉴的告诉我，何手下的人都主张如命交出，只有他父亲主张拒命抵抗，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因为他也是醴陵人，而且只因为他年轻稚气，才将此等父兄机密之事随便说出。自1935年后何键只专任省主席，湖南的四个师并航空署并入国军。又两年抗战开始，何键改调为抚恤委员会委员长，湖南省政府由张治中接收。

何键自此失去制造新闻的能力。但是他离任之前仍做了两桩事，值得在此一提。一是他指令枪决一个年轻女人。她父亲在时曾与居留长沙之日人合伙经商，以后父亲去世，她就沦为日人之妾。日方撤侨又不携她而去，因此被押经判枪决。罪决所列通同敌方罪小，而贬辱中华女性地位事大。另外一事则是他发电致毛泽东，当然亦不提杨开慧之事，只说今后并肩与日寇作战休戚与共，义无反顾。

1998年4月9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李约瑟给我的影响

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3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初识与交谊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
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
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童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当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leave no stone unturned）。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喜居领导地位　爱排场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长（Master）。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
律，主持个人教读。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 council）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 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院长对外接待宾客，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李公喜居领导人地位，爱排场。他做院长期间正是全世界学生造反期间，但是他连续的被选连任，并且在法定年龄外得破例连任两次，必有他掌握着年轻人的魅力，也不能与他左派的声名无关。所以我不能想象此公对做院长全无兴趣，只是院长是一个专任之职位，十年时间确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见面后不久即称他为Master，这倒是门徒对老师之尊敬，以后也为格尔及杰佛逊沿用，垂二十年。

老实说，我初入凯思书院时觉得非常孤单，也非常畏怯。此间人士外表非常轻松随便，可是处处都有成规，又无人详细指点，故不知成规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的洗手间我能用，何处不能用。一方面即门房（head porter）也一身哔叽服装，须发修饰，态度文雅，大有权威模样；对面来的一位有博士学位之专家却又开领敞袖，手挽头盔，似乘机车而来，反具劳工色彩，见面时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们在大大小小会议全部人员袍服登场，这已经令人眼目昏淆，而这时期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李约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我只去过一次，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及K-2，每间约十八英尺见方，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书也容纳在内。这一年内，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K-2所置多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桂珍这时在帮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医药部分，有时李公也往K-2和她对着古籍商讨。

当李博士交给我K-1的钥匙的时候，他尚没有言明，后来从桂珍处听到钥匙绝不能遗失。如果遗失学院内的一把钥匙，则整个庭院的门锁都要重换，可能花费数百镑。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内长坐，几十分钟后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间，或只是闲步侧面观察旅游者。（凯思书院每日总有旅游团体一二十人一群的来观光，一望即知属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即是有趣的观察之对象。）也不愿来去每次锁门用钥。每在早上进室之后，即将弹簧锁上弹簧扣住，原来此亦是这种锁钥设计之妙，可以暂时废而不用。不料这也犯规矩，鲁博士告诉我，弹簧锁不能扣上，因为进时扣上，出时忘记放松，锁钥形同虚设，非此间法度。自此之后，我每一进室即把自己锁入K-1，以后再进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钥匙三五次。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
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过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律己及治学皆甚严谨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严。我们在军中操练重机关枪时，教官教我们右脚上前，左脚脚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打开枪梢，如此经过一段动作之分析，机关枪才能立即上手。李约瑟抽览案上书籍也保持类似的办法，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这样才能在做书院院长之余，尚能往各处演讲，并且著书立说。

在这期间李公平均每两年出书一巨册。他何以能如此？“不要问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说，“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则解说：“我不看侦探小说。”他以为看侦探小说是荒废时间之表现（至今我有机会，仍看侦探小说）。

其实李约瑟不仅以不看侦探小说而著述丰硕，他记忆力特强，又经过长久的训练。我在剑桥家里的电话号码只告诉他一次，连我自己
都记不着，他已不待翻阅记录，信口而出丝毫无误。有一次他决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卷之图版，就由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Peter Burbidge两人坐对一堆照片商量，李公当场写说明。两小时后印务经理立即携回去付印，当中再无设计者、责任编辑等人之参与。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径亦无差误。

我至今仍无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书时可能打翻咖啡，刚一查出书中页次，转身又不知出处，看到文中提及约克，当场兴起，即可能花一小时寻索当年我自己经过约克时的照片去重温旧梦，动辄就忘失眼镜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当年初见李博士和鲁博士时无待分说，只是感到他们全神贯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压力，甚至担任合作者两星期后，尚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承当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资料之中所有书籍，有我早闻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档案箱中未经发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对谈时的要点，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写在餐馆的纸质餐巾上。可见得此公不耻下问，到处留神。大概当日汉学家和非汉学家都已询及，例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主张找出十件重大的发明，一一考订当时社会经济之背景。翻译《汉书》之Homer Dubs则认为李约瑟之问题即已问错。“一个负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说中国并未产生现代科技，如何能解释因故并未发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学时，要老师证明他的无鬼论。老师即说：“既然无那又如何证明？”但是此档案箱中最生是非的，无过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与魏复古间的是非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论文，确曾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夫人，要她注意这是“宝贝的”（用中文写出有如precious）。以后他和魏曾见面通话，但是魏一再强调“东方之专制”，逐渐带宣传性质而脱离学术立场，引起李约瑟之反感，最后李写了一篇书评指斥魏著《东方之专制》否定事实。魏见过之后写信与李，央说意见不同，可以当面解释。李公回信称无解释之必要。想此来往文件仍存于档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将亚洲诸国在经济史上混同搅在一起为马克思。他所标榜的名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些国家之组织，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马克思只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说亚洲国家历史之发展与欧洲不同。他自己对这名词并无深度之发挥，况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许私人拥有土地，即已和中国历来培植小自耕农的情形不同，也经马克思自己承认。

我和李公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中国社会之特征——从技术角度辩证》（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1974年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将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七），重点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迟缓萎缩。行文之要旨集中于“分配”，而不在“生产”。

至于此文内又提到中国初期的统一（秦汉）与治理黄河有关，完
全不受马克思与魏复古影响，而系源于中国历史传统。若非此传统，如何又称《禹贡》和《水经》？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在公元前8世纪，秦始皇碣石镌碑，事在公元前3世纪，马、魏都未见及。况且二十四史里的“河川志”篇幅浩瀚，难道都要归功于魏复古或马克思？

魏复古的《东方之专制》是一部既标榜意识形态，又无法掩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种族成见的一本书。内称东方诸国因用水田灌溉，牵涉广泛，所以产生专制政体，但是日本又例外。俄国虽在欧洲发源，但是则属于东方专制。中国村庄里虽有乡长里长主持之自治，但是分属“叫花子之民主”（Beggars' Democracy）也未登西方民主之堂。书之结论则以斯大林代表东方专制之复活。现已有人谓我等著作因袭于魏复古，看来此等人中外书都未读过，既不知岑仲勉之《黄河变迁史》，亦茫然于何炳棣之批魏文字，只是恣意发表己见，读者不能不察。

我和李公约瑟之关系绝不能进展至日后之融洽，倘使当日我仅被禁闭于K-1，而无星期六之散步的话。李约瑟可能古怪偏僻，做事毫不容情，令人恐畏，也可能活泼天真。周六下午他已将各事处理停当，正是无事一身轻，乃三步一趋，扮演军士，至K-1向我立正敬礼，其诙谐也使我放松读书之紧张，开始闲步。通常我们从凯思后门小巷转出，过剑河之小桥，往东北宽敞之处走去，所讨论的无腹案无纲领，地北天南，无所不说，我们总是并肩而行，由他调整步伐，接近我的步伐。他有时也停下来，欣赏小径旁的花朵，拈着一枝树叶，朗诵它的拉丁文名称，赞赏它的特性。有时也讲解附近的古迹，如罗
马所修古道的出处。经常我们步行约一个半钟头。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棵黑莓树，停留下来，摘了一大把莓葚，后由学院内的厨师制成果酱，由我们两人对分，星期一他给我一小瓶，只不过四盎司。我们的步行则经常折转于剑桥的Senate House或是University Center喝咖啡，又谈论半小时至四十分钟，除了有两三次因特殊事故取消此节目，每周如是，我生平再未有类似经验。

这一年所讨论的最重要的无逾于中国社会之本质。李公尝称明清为封建体制，我觉得中国社会特质无法与西方比较。

“我的家里就蓄有女奴，难道中国在20世纪，还算奴隶社会。”我说。“什么是女奴，你不是说丫头？”“对，我家里前后有两个丫头，我母亲认作养女，以后让她们各凭己意出嫁，我母亲引以为荣，但是那时候要是将她们卖出，并不犯法。”（我没有言及的，则《红楼梦》所叙也可算丫环社会，至今仍为读者羡慕。）

我也说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见解，但是认为应当创造一个名词，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我日后屡称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

“你不能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公就驳斥我，“除非你也能将所谓官僚主义（李公实谓Bureaucratism，但是此时他用中文官僚主义四字）也赋予定义，追溯它在历史上的关系。”我确实照他的指示，曾经尝试写一篇关于官僚主义的文字，可是写来写去，总不如意，主要
的原因乃是中国文化上很多现象自成一体系，既庞大，又独特，内在的人士习之以为理所当然。外来的观察者，却又只看到多面体之一面，即根据它与西洋文化之异同作褒贬，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为象，就是自以为是的责骂袁世凯之没有成为拿破仑，或者埋怨光绪皇帝未曾效法明治天皇。我说中国官僚主义以仪礼代替行政，读者仍觉得茫然。所以赋予定义不算，还要注重官僚主义之内涵，以后《万历十五年》就根据此方案写成。这书的底稿取自我教明史的讲义，后经1975年哥根汉基金的资助，改变重点及著述立场，书成时其内容有如传统社会容貌之一概述。此书是否有学术价值由中外同事用作教科书及参考书者品评之，其成为一个官僚主义之剖面则间接得益于李公。

以归纳法为研究基础

本来李约瑟治学，以归纳重于分析。他从中国亲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与科学眼光，觉得处处都有真理在，于是到处留心，随时记录，积腋成裘，又根据古籍的说明及图解再度结合，才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举一个例：K-1的一堆书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风车，乃农户将舂出之米以手摇风力，分解糠壳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长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内地看到此类风车又何止百数十具，但是未曾考究当中科学原理，然则仔细想来：米重糠轻固为常理，但是谷米由风车顶层从上向下坠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风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壳飞扬于左，白米下坠于车下之
承接器。再推究之：则由手摇动之轴心辐射装置成之吹风板，也与风速有关。凡板叶之大小及叶数之多寡，皆足以影响风力。车顶装米之漏斗漏隙之大小又决定米之下坠率。这样看来处处都有机械原理，也处处都有数学，更是处处都赖协调。

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从实用的场合上着手，不从原理的基础上着眼？显然的他们已经体会到计算的重要，为什么不倒转回去，从数学而物理而机械学造成系统？李博士问及社会与经济对科技的刺激作用和迟滞作用，也已寓意于归纳。因为他不仅因风车而想及此问题，必因见及古籍内关于火药成分的记载而想及化学，见及虹桥而想到力学，见及针灸而想到神经学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说“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也已是归纳之后的结论，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说。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也已脱稿，正准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绍，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全然无关）。内中也是归纳重于分析，我们在剑河沿岸对谈的时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础。我当初深以彼此见解不同为虑，但是李约瑟一直对我说：“相差不远（close enough）。”

可是大海捞针，如何能找到现代科技产生于西欧而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郑德坤博士的建议虽较实用，可是我们也无法把十个大发明家的详传整个读过，分析及他们每日黄昏午后的思潮，比较他们生活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与动机。难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发现水浮力？牛顿因苹果掉在头上而体会到地心吸力？
即纵如是，则一切出诸天命与聪明人物之偶尔意动，又何待于吾人孜孜以求地写科技史？我和李公见面后约两个月，每周走谈也进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议收束他档案箱内之线索，先对传统中国之社会经济形貌作一次综合之检讨。先从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货志”为线索。二十四史里具“食货志”的共十二史。内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农业与商业，亦寓有生产与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仅记一朝代之事。如《隋书》之“食货志”，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结束于隋之统一。如果将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融会贯通，一定会对中国社会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了解。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为方针。

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

经过长期将这些资料仔细阅读之后，即发现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当时国家与社会并无界限的区划）始终不脱离一个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亦即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自原始的井田制度至中期的“租、庸、调”，以至明朝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均未脱离此特色。

我们不能说这种设计是好是坏。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这样的设计较之任何帝国之体系并无逊色。韦伯即曾称赞《周礼》之合理性（rational），只是这样的组织仅具外界之美感。它的对称与均衡切合于官僚主义以仪礼代行政，实质上政府对下端的控制虚浮，结构脆弱，而且极易产生流弊。

从明清社会我们更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权无限，政府实际控制的力量并非出自经济与军事，而系“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这因素诚然保持各地区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持威权政治，却无从引导社会进化，尤其缺乏与外界竞争之能力。

研究中国之弱点，大致如是。李公又在散步时和我一再提及，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引用新时代之科技是一成套（package）的发展，一来则都有。这种见解，再配以他前述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以后则只有西方突破，中国瞠然落后的观察，已经指示到西方强处的概略方位，对我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题材。我在密歇根修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即以英国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和宗教改革作辅修科目，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的时候，也还担任过西方文明近代史的一段教程。所以对于从西方相反的一面综合他们之所长以衡量中国之短，并不致全然暗中摸索。我在1972至1973年的一年居留剑桥的时候，已经不时出外旅行观摩名胜古迹。1974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
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是好是坏，至难概述，只是这样与李公想极度精确地决定科技如何受社会环境的刺激而展开，如何因条件不够而迟滞，必然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欧美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如自然科学，一般只重分析，不顾综合。况且我以熟悉明史的地位，步出专长，声称要涉猎英国土地史和欧洲经济思想史，即至难获得各界同情。1975年之前我向各处申请奖学金有如探囊取物，以后愈来愈困难。1978年后即未再获得分文，并且要面临被裁失业之危机了。

我和李公的观点也无法完全吻合。大凡两个带独立精神的学者要见解完全相同，是一个极难将就的事情；即使见解上一致，言辞上亦难免有出入。像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曾研究中国语言文哲与科学发展之影响，也曾在剑桥卜居三年，虽以他和李约瑟之互相契重，两人之著述仍不能融合，最后卜公所著书《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
只得抽出于剑桥体系之外，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成书。

我和李公意见不同重点在于对“经济”一词之解释，也牵涉到精神与物质之区别。原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设计，以卷七之第四十七节论文哲语言与科学的关系，第四十八节自社会经济之角度检讨。可是纵然如此，这些名目仍是大学内学院分工所产生，在日用的及实际之情形下其界限甚可能消散（此亦是《万历十五年》以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为题，不称“地方行政”、“军事组织”和“哲学思想”之一原因）。即如今日你我往超级市场购买牙膏一管，固然属于经济行为，也
是物质生活。可是看到广告上之姣好女郎或者听到悦耳之牌名而左右取舍，则又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此系物质彼为精神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既称经济则完全不受感情和精神上之支配。我和李公之争执，不是无理由，而是无言辞上的检点。我既与他熟悉，在争辩时不免忘记“执弟子礼”应有的尊敬，当时并未受到李公指摘，为他不平的则为鲁桂珍博士。

我和鲁在K-1及K-2朝夕相见，只有一甬道之隔，平日我呼她Gwei-djen，她称我Ray，这次她认为我态度骄倨时并未口头指责，只是不呼我名而称我姓。从此三言两语之中，夹杂着一个Huang，好像是一种降格的处罚，一方面又不加解释，亦不变更声调，即格尔在旁亦如此。如是持续约一个月才恢复我固有的名称，算是期满开释。

李约瑟的婚姻生活

可是我无法迁怒于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难能迁怒于她。我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年近七十，可是看来只五十岁左右。她身体娇小，个性刚强，K-2有她年轻时照片一张，光彩夺目，当日必为令人徘徊眷恋的名姝。她于卢沟桥事变前数月（李公说1936年，她说1937年）在剑桥与李公邂逅。他那时候已和Dorothy Moyle结婚十二年。可是从此鲁桂珍即终身未嫁，为李公书伴。我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她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他们爱情升华的表现并不为过。

原来第一位李夫人Dorothy也获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做研究生时结识，都主修生物化学。他的专长为胚胎学，她的专长为筋肉收缩，彼此都为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院士。我初去剑桥时，她已七十六岁，仍在凯思书院宴会时招待来宾，也还在著书。李公称他自己所著书，只有李夫人一字一句全部读过，不幸她最后患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1987年我和格尔再去剑桥时她已不能认识李公。有一晚桂珍邀我们在她的套房内喝咖啡，半小时后李公亦来。此时李夫人Dorothy已雇有特别护士照顾。我们谈完已近深夜，李公仍坚持开车送我们，送后他再返李夫人处陪伴她一小时，看来每日如此，此情真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他不能与桂珍早成眷属，也不能算无遗憾。1977年李公与桂珍来美，我和格尔邀他们来我家小住一夜，李公见着杰佛逊，时年十岁，他悄悄和桂珍说起：“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不知是何滋味？”而她立即向我们说，并说约瑟态度实为带感伤性。第二天早上我们闲谈学界人物，也涉及离婚再婚情事。李公又说：“每一个人都在转换（伙伴）〔everybody switches〕。”桂珍立即申斥他说什么每个人都转换，他们就没有。这样看来，她和他数十年相处，崇拜敬慕之如家长，管制之如幼弟，能经常和他接近，又使他的徘徊眷慕始终无邪。他们间之心头怅惘，到时即说，说后意消，这也是她使李公一生事业从一个专长“转换”到另一专长，而夫妇仍能全始终之所在，而李夫人之宽达亦堪钦佩。

李公传记资料已见诸中外刊物数十种，即《纽约客》及《斯密宗
宁》（Smithsonian
）亦有记载。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后，鲁桂珍又为李约瑟之旅伴（以前他们三人偕游），已有人暗中猜测，他日有人为李公作传势必提及，我无意播送闲议，只以耳闻目见，他两人又不忌讳，方濡笔据实书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两年后他们方成婚，去他们初次相逢已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成书，堆叠起来，也已超过数尺而近丈矣。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学会集会于剑桥之李敦研究所，我们被邀参加，这时我无论文可诵读，也无听讲之动机，只是随着兴致前往，此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剑桥。

至此我庆贺他们的婚姻，“桂珍，我们真为你高兴。”我说着，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谢谢你们，”她说，“很多人和你们有同感，他们都很高兴（They are also pleased），你们等会儿到我们那边饮茶好吗？”

我看着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准备中国科学院赠她名誉教授衔的学位，就辞谢了。李公此时视觉、听觉都已衰退，靠轮椅行动，而他要接见的人士尚多，我们只乘空向他问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为最后之一面。午后我们再入凯思书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锁，院中蔷薇花则盛开，K-2之壁炉案架上仍陈列着李公父亲的照片，着军装，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制服，旁有楷书“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镜框内，使我想到当年初来剑桥的情景。李约瑟与鲁桂珍之高度纪律，读书写作处处认真，寸阴不舍使人畏惧的习惯得自此着军装之李公。所以我说李约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与自由主义，一方面
仍继承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

桂珍婚后约两年，即于1991年因气喘病逝世，我觉得李公老境萧条，常为之戚然。我的关怀尚且包含着一种负疚的成分，让他写了这许多信给我，又让他寄予我这样深厚的希望，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只限于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论文，收入卷七。这是当初没有想象得到的。

困顿时期的境遇

首先问题出自财务，李公自1976年卸任凯思书院院长一职后，他说完全失去了教学机构的庶务支持。他无打字员，没有人替他付电话费，更用不着说合作者的薪给旅费津贴（一向合作者个别由母校或各文化基金资助）。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书呆子，平日没有考虑到这种问题，一到窘境临头，才知道事态严重。这时候大家希望他自己来美呼吁各界解囊，替他的《科技史》招募一部分基金。又没有想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公布美军在韩战期间有使用细菌战的情形，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各处美国领事馆不发签证，李公到了加拿大仍然无法入境。后经参议员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干预，才取消拒客令。可是刚组织就绪，出面为他主持募款的Arthur Wright又突然在打高尔夫球时心脏病发而逝世。以后李公募款消息传出，美国、香港、日本的财界巨子慷慨解囊，英国贵族捐地，而有今日李敦研究所的规模，此是后话。而70年代后期，他确
经过一段囊空如洗的困难岁月。

而他的情形好转我又大祸临头，1979年纽约州立大学削减预算，我多年来往各地作研究工作，少问校间政治，又自以为有十数年的常任在职经历，总不会饭碗有虞。而突然消息传来，整个纽普兹分校的亚洲系全部裁撤。我实为革职，名目上又系提前退休（刚满六十二岁可以领得社会安全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含羞忍辱地另觅工作？还是堂而皇之提出诉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强迫退休，但是不排除以后提出诉讼，其原因是我著书《财政与税收》各方书评良好，《万历十五年》又已有中英文稿在。我多年仰慕英国历史学家古赤（G.P.Gooch），他即以德文名号Privat Gelehrt（私人学者）自命，我既已被逼如此，不趁着下水更待何时，决心既下即再有人相邀授职亦辞不就。可是此办法却使格尔和杰佛逊受苦不少。我在给李公信内提及几个冬天室中无适当之暖气，所作书稿送出版者则一再被拒退回，最后难关突破，我获自由，即不愿再作冯妇，在机构组织中厮混已非愚志也。

而且没有大陆方面的“经济改革”，我尚不可能有此坚强的自信。我和李公约瑟在1974年的论文案已提及：我们所谓现代社会，亦不外一个以商业条例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现代商业发达端赖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人才与所有权分离，不受家族地域之限制，而且技术上之支持因素全盘活用，如交通、通信、保险业、律师业。此亦即社会上所有之经济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

此后我从阅读欧美、日本各国之事例看来：一个国家若要进入此
种境界，先必重建国家之上层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及最高主权。因之对外能独立自主，对内能设计主持，保护和增进如此一种体制。这国家之基层组织也要再造，以剔除用皇权、宗教、职业传继、土地所有、劳动力受束缚各种条件妨碍交换的情形。再进一步建立上下之联系，在实际交换及分工合作时厘定权利义务关系，使整个体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因为资金贫乏，土地分割至小，农村之劳动力不能输出，尤其无法执行初期的存积资本，所以全国扰乱动荡几十年。现在看来各种困难均已被打破或逐渐将被打破，所谓经济改革亦非仅政策，乃趋向将农村剩余之劳动力转用于制造业与服务性质之事业，创立新体制。至此长隧道前已露曙光，实乃五百年未有之奇遇。吾人处境有如脱出于魏晋南北朝之分裂局面，进入隋唐建国立制之阶段。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

至此中国历史才确切地与西洋文化汇合，我们读西欧近代史才更了解今日中国在历史上之旅程。反过来说，我们亲临着中国变动期间之事态，也更对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多一重认识。面临这种机遇，我不仅自己业已无法分身，也曾建议李公让其他合作者完成《科技史》之技术部分，他自己集中于卷七结论部分，着眼不仅在科技，而着重英文书衔之“文明”（civilization）。李公1942年任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主要之任务在使中国人士了解他们自身文物上之成就，此目的经他数十年不断鼓吹，成效已超过预期（我自己即深受他
的影响）。至此之领导力量大可指示我们今后出处。我的写作既已多承他的启示，我们也于1973年即有约，所有研究成果，彼此均得个别发表，但有的共同使用，我之书刊如有一得之愚，李公及其合作者亦可采用于《科技史》无须征求同意。但他不愿如此，只在卷七注释中提及拙著《中国大历史》。

中国社会经济情形如何促进或迟滞科技之发展？诚然一个负问题，不易获得正面答案，可是今日看来当中亦必有一个用进废退之概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官僚主义之社会凡适用于官僚主义之事物则提前占先，不适用之事物即罕有注意，官僚主义既注重间架性设计，即对精确之衡量无用场，其对称与均衡有助于诗词歌赋与山水笔墨，而无意于三角及微积分。反面言之，一个现代社会乃一个商业为主体之社会，其中各种事物均需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则标准化、成批制造、合作分工、细处协定均成为时尚要求。惟其能锱铢计较才能在精微之处讲求效率。因着20世纪之演进其情形愈为明显：大凡科技原理，已被发现部分及尚待发现部分，古今中外通用，因属自然法则（此李公称law of nature，以别于natural law），实为上帝赐予全人类。但已发现部分、通用部分及粗率解释部分（通常称为曲解或误解）代表当时当地社会之形貌。中国社会为多数农村之大集团，其科技亦代表此等社会对宇宙之了解。现代社会代表全世界通商分工合作，科技之发现及引用，亦随时代转移。不仅传统中国之阴阳五行李公称为“档案箱”（file cabin）者须代之以可以用数目字证明（此亦李公语）之科学，即牛顿之光线为微粒说（corpuscular theory）者亦早已为波状说
所取代，其演进当然与社会经济有关，因为经济亦不外生活之另一面。是以牛顿为剑桥大学教授，亦为英国造币厂厂长，即李公与我在职务庶务之遭遇，亦仍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中之小波折也。

我虽说今日中国已经体会到历史上之突破，但并非所有问题均已解决（有些问题永不会解决，而且旧问题解决必有新问题）。我想很多同业已注意李约瑟不仅为科学家、作家与历史学家，尚为“人本主义者”（humanist）。我不时听到他说起：“为什么这样的没有心肠！”他对中国的爱好，一部分是由于中国人本主义的传统，今中国在重商主义之下造成新体系，如何保存人本传统？时下内地农村剩余人口往城市觅工者以亿计，在城市内由低效率国营事业裁减的冗员冗工又经常成千上万。不久之前香港行政局议员南顺集团总裁钱果丰博士亲历此情景，就呼吁应在科技方面补救。传统科技与新型工业之间是否可找得折衷而过渡的出路使他们就业？隔洋东望剑桥，我们深望李敦研究所的同事们在继续完成李公遗著时，也在这些现实的问题上，找到切实的答案；也更希望出资资助研究所的先生们，从这些地方着眼，继续支持，使李约瑟的精神长驻留于后人心目中永垂不朽，不要人亡政息。

1995年《历史月刊》5月号

大变局中读历史

敏宜：过去我们总以为写历史无非根据真人实事再加以书刊上的资料，连缀而为一个大故事，再加以作史者赋予道德上之评语，也就适应了前人之所谓“褒贬”。殊不知生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一段空前的考验。你家里由大陆而至朝鲜而入台湾，我经日本而至美国，其后面即有一个人类历史中规模最大牵涉最广的大变动。如果我们不把这背景看得明白，则作史者本人的立场有问题，纵算其所写局部上符合情景，其所发议论亦难避免管窥蠡测的指摘了。

也总算我们运气好，活跃于20世纪的末季，有了历史之纵深，倒看回去，就领悟到我们所临变乱，有似魏晋南北朝时的经验。亦即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中的摸索，这中间过去的道德标准（不是道德之精义）已不适用，所以陈琳称“观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曹操更提倡“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中间也与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类似。元朝前承唐宋帝国财政带扩充性，以后又下接有明清帝国财政带收敛性（今日情形则相反），当中免不了一段尴尬局面。

更因为我在海外几十年，也不得不学外国历史。我第一次教书在南伊利诺大学。因为地方小，每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都要担任西方文明的两组课，起先也免不得依样葫芦，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样照着书本朗诵一遍。日子久了，才突然融会贯通，领悟到新世界的现代化，无不
有促成各国从农业管制的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习惯作管制之方式的趋向。又因为商业重交换，所以社会内各种经济因素，都要具备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之可能，如此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说来容易，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等于脱胎换骨。自此我再循着西方文明史的教科书作线索翻看各国史料，更了解到凡近世纪各国之重大变故，如荷兰之独立战争、英国之内战、法国大革命等无不与这改组有关。这样看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流血纵横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才领略到问题之大，牵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来，记忆到1930年间和1940年在国军和内地里的实际情形，才更觉得我们的缺陷是时间上和体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据说当日我们之对日抗战，确如螳臂之当车，怪不得日本军阀报告他们的天皇可以在六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也怪不得汪精卫要前去投降。敏宜，你已知道我于最近六年以来在各处写作和讲说，提及当日在国军里当下级军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这绝不是故意减自己的志气，扬别人的威风。只不过把整个社会几个世纪落后的情形揭穿，才能确切地欣赏着抗战之胜利是一种划时代的奇迹。

你也知道，我在美国居留数十年后于1974年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我已觉悟到兹后的教书与写作，不会与我之身份有冲突的地方。余英时先生说费正清教授所写中国历史纯以美国之利益为依归。我倒觉得仅是如此，尚不足为费教授之病。我既已入美籍，孩子与内人也为美国人，也没有在教书与写作时有意留下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心肠。在我
看来费正清和他的高足白修德共同之毛病，则是眼光过浅，只看到刻下门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动，这一点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书内各篇提出。

我所叙及蒋介石自北伐至抗战，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是有众目睽视的事实根据。

例如即在抗战期间，国军不少的高级将领，尚为军阀后身，很多部队犹为军阀部队，自此之后军阀割据之局面才永不在中国重现。北伐之前，中国犹为外强之势力范围，抗战之后，不平等条约才全部废除，使中国逐渐列身为四强之一。此外毛泽东因借着土地革命而翻转中国内地之低层机构，刻下之经济改革除了存积资本，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外，尚有一个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任务。此三个段落的接连关系，则不能由这些动作之中单独看出。而必须参对中国古代史里朝代兴亡之事迹，并且比较西欧诸国进入在数目字内管理之程度才能只眼看透。综合起来，再与台湾的情形归纳，则其他各节尚不过是洪流中之涡漩，这近百年的历史总之就是中华民族图生存求解放并且实践现代化之一段悲喜剧。起初我提出这种观点，还不过像是作史者个人之意见；以后局势的发展则已一步逼一步，将这理论现实化。

说这是作史者个人之意见也好，说这是证据确凿的史实也好，总之则中国自1920年间至1990年间前后已呈现着显明的区别。除非我们把当中各种不同的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搬出来，我们已无法解释此中奥妙。有了这样领悟之后，我和我在美国之编辑都觉得要将这段结论抑而不扬，对美国之读者亦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华盛顿之众议员与
参议员根据过了时的中国观，一到台北或北京即对着他们尚不能了解的事务恣意批判，不仅不中肯，而且危险，这样对美国也并无好处。

这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宏观的立场对于近五百年的历史或近百年的历史，已有了大概的轮廓，其骨骼间架业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则是“赋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谓flesh out。当中过去尚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现在即已百无禁忌。因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们和比我们前一代解释开脱，而是像大公司记账一样将业已亏失的数目一笔勾销，使你们和比你们年轻的一代了无记挂与时代更始。

说到这里我也感触到刻下最大的困难仍是时间上的汇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东西两个世界，新旧之间，已开发及待开发国家间和赞成继续突破的人士与主张保卫环境的人士间之冲突。

举一个例：叙述到蒋先生抗战间的经历迟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于1883年，较蒋先生长四岁。在中学时即为足球队四分卫（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一篇文字，提到中国人若要了解美国，不当忽视美国足球在此邦社会上及群众心理上之影响），在他领导之下曾打败所有与之竞赛的球队。他在十六岁提前于中学毕业。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尚在蒋先生投考保定军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前三年。同时本世纪初年正是美国势力向外伸展的时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战时已露头角，可算与马歇尔同事。以后马歇尔主持美国步兵学校即罗致史迪威为他助手。他又在中国以语言军官和武官的资格逗留过十三年之久，不仅巡游南北，而且亲眼看到过军阀混战的情形，
尚且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关于中国现局的文字。我们在驻印军时传说“他三年之前尚为上校”，殊不知美国之常备军只有军官二千员，上校已为赋有名望之地位，而且与马歇尔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热。事实上他若不派来中国，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陆之战事，日后树立如艾森豪威尔之功业。所以我们指斥他存优越感，事实上我们也已浅视此人。

叙述这段历史，尚且要顾及两方文教上与习俗间之鸿沟。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后履足东京横滨一带，他给史夫人信里提及，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条锡片的篷盖之下，觅着空隙之地种葱度日，“令人幸灾乐祸地感到愉快”。他又叙述在密苏里战舰上参加受降的各国军事代表，除了美国和中国人之外，英国代表是一只红色的肥饺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肠，加拿大代表看来像靠女人倒贴的男人，法国代表颇为雅致，后面的两个随员则像一对巴黎之流氓，荷兰代表又肥又秃，新西兰代表则像个外行。结论则是“在倭人眼前，这是如何一群漫画中之人物，全人类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表”。

史迪威不会无缘无故地被称为“尖酸刻薄的约瑟夫”。只是与他的抗议直言成对比，我也很难将中国人“非礼勿视”半吞不吐暧昧游离的态度搬出来令外人置信。此即是两方各走极端，1944年之冲突既已无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处置失当，尚可能使中美之间的成见与误解更为加深。

我所谓误解，即是当日问题之由来，实由于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
的程序，社会里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蒋先生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干预细节。有如中央大学的学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坝与师生聚餐一次；王缵绪与潘文华不睦有武装冲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风最受史迪威批评，也为他鄙视。然则史氏忽视了一段事实，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实系无中生有，由蒋委员长如是苦心孤诣地勉强拼成。

史将军被斥调回之后，曾愤慨地写出他宁可打着一杆步枪追随朱德。他就没有了解当日中共部队之有效率，正因他们利用国军之上级机构作挡箭牌，所以能全力搞低层机构，因之他们将整个城市文化摈斥不要。只有油印报纸，秧歌舞蹈，以粮券餐券代替货币及银行业务。大部队则纯以无线电联络，干部又经常而大规模的开会讨论以免除固定性和职业性的官僚机构。

国共两方当日不仅有哲学思想作风之不同，并且也在背景环境及时间层次上做法不同。不仅史迪威没有将全局看清，即我们身处其境，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则因后续之事迹赋予历史上应有之纵深，也因局势变迁经过一段分散离合两方又有异途同归的形势，于是我才建议引用内外的各种资料重写这一段历史。

博物院供给我两套资料，以成例言，不能算是没有尽极慷慨。可是循阅一遍之后，我仍不得不让你知道我所在困难。即如蒋先生日记之一部分，如果我有机会看到原件，即会如前所建议抽出一部或一本译成英文，内加附释，则我的责任轻，也可望早日出版。可是现在的
一部分，只是1970年间筹备党史时所节录，很多引用处只有一句半段不见其全文，计在抗战八年内凡七百八十一条，与古屋《秘录》的二百四十四条比较虽卓有裕如，可是甚为抽象，也相当重复。

这两项书刊相比，节录之处相同的共一百一十二条，内中又有七十一条完全相同，其他四十一条则在文字上有出入，也无法与原件核对。虽说这文字出入不足以变更日记之旨意，我们既引用仍要向读者有确切的交代。美国研究南北战争时南军将领之专家傅义门（Douglas Freeman）考究之彻底，虽一伤重而去世之将领临终之前梦呓之语，亦据数种传说一字一字考证。我人既称史料得自当代伟人之手迹，则无法将如许相差之处略而不提。

敏宜：我也知道来日研究此公一生思想事业者必有“蒋介石专家”，此项工作，必成终身事业。我人今日之工作最多亦不过替他们指路。此外你我发表之字尚望给当今读者一些参考价值，如此则必与西方有关之字中之最要者互相印证。例如博物馆之资料称，开罗会议时蒋夫人曾于1943年11月26日，衔命访罗斯福“会商十亿美元供款计划”，罗氏“当即面允借助”。得此讯后蒋先生又与夫人于午后三时再访罗氏，“对其允予设法借款，面致谢意”。翌年1月11日，此同一资料之中即有下列之记载：

接阅美国罗斯福总统复电，谓据其财政部意见，认此时借款，当非必要云。先是上秉12月8日公（蒋先生）以罗斯福总统曾于开罗会议与夫人协商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时，面允贷款十亿美元。故重申前
约，讵罗氏意藉词延宕。

此项记载似系根据蒋先生日记写出。然则此中亦必有误解，因美国总统无权承认拨给此项巨款也。但罗氏性格豪迈，其口语与其胸中城府不同。即以上“允予设法借款”与“面允贷款十亿美元”亦有至大之出入。

事实上罗斯福经过开罗后往德黑兰会议回时又抵开罗，曾于11月6日与主持租借法事之哈甫金斯（Harry Hopkins）接见史迪威及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Davies）。当场罗氏即说明蒋曾要求贷款十亿，但亦称曾对蒋先生及夫人解释要经过国会批准至为不易。他在哈、史、戴面前又提出一古怪之计划。他谓出资美金五千万至一亿元在中国之黑市中收买法币。他预期经此经营，法币价格当必回涨，他即以出进之间所得利润与中国政府对分。这与“面允贷款十亿美元”，尤有至远之距离。

历史家在此间遇到之难题则是罗斯福生前不作日记（要是有日记倒好办了，因为舍下去海德公园罗氏文件图书馆不过十余英里，我与内子都有参阅文件之准许卡）。而当时人之文件又极散漫。如陆军部长史汀逊之文件藏于耶鲁大学，马歇尔文件藏于维吉尼亚。而且文书来往之中亦有极为奇特者，例如孙立人曾有一信给宋子文，宋即用之与罗斯福交涉，罗又转财政部长莫根索，以后在莫氏文件内出现。总之要仔细对证，非我人力资力所能容许。

即是与已出版之资料对看，也是因牵涉太广，我人所用之凭借有限（此指日记只有一句一段，而此方文件则巨幅连篇）。所以我尚未找
到合适处理之办法，周后拟往麻省剑桥，先与哈佛燕京同事一谈再作区处。

但是我不能忘却你和你们先生赞助之热心，也仍觉得现有史料中之日记部分内中仍有对一般读者认为有趣对治史有益的地方。只是千言万语，我只希望因我个人的写作，其程度不论，中国历史可以向前推一步，而不致倒退一步。即踟蹰也仍不出此考虑。甚至即提到不能不看流行杂志与《纽约客》，只因为今日世间之复杂，我人不得不将眼光放宽视大也。祝一切如意。

尉凡

内战

“黄，你们在打什么？”

我们留美的一年之内，当初出国时所憧憬着一个未来中国的富强康乐之景象，已经烟散云消。在这一年之内太平洋西岸中国的内战已全面展开。马歇尔被召回国。美国从此对中国采取不与闻政策。白修德的书也在此年之内销售四十五万册，内中将中国说得无一是处而尤以攻击国民政府及国军时为盛。国军占领延安的消息传来，各家电影公司早已将当地情景摄为新闻短片，在正片之前演放。内中只看出一连串的窑洞，总之就是一片赤贫。参谋大学的美国同学有时也根据这些情节逼问：“黄，你们在打什么？”

我也希望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

新年之前学校休假两星期，我趁着这机会游历东部。出入火车时听着其他旅客唱说：“中国军队来了！”其声调之中已带着讥讽成分。也正在这时候北京的一位女大学生传说被美军奸污，国内各城市展开一片反美风潮，这倒增加了华盛顿将美军全部撤出的凭借。

然而美国之言论自由，也并不是完全由各人自叙衷曲。其实媒体以商业方式经营总离不了生意经。尤其重要的报道必根据潜在的群众
的意向为依归。有时宁可把白的说得更白，黑的说得愈黑，不能违背潮流。一般的美国人以为美国介入第二次大战旨在“拯救中国”。可是到头无一好处，而战后之中国仍是西方之赘疣，不免厌恶，只望政府勿再卷入国共冲突之漩涡。以后杜鲁门作回忆录就提出此中关键。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也包括了不少各人本身意向不同的打算。比如说我因朋友介绍在华盛顿晤见了一位政治意识浓厚之人士。他自己对美国的内政主张前进左倾，因之也对中共同情。后来提到北京美军的案件他问我意向如何，我只说希望此事不致动摇美国援助中国战后复兴的大前提。他就两眼对我直视然后发问：“假使你的姊妹给人糟蹋，你也会同样的置之不闻不问？”

这期间的种族成见仍未如今日之一般地破除。各界如提及中国内战就有人解释总是有色人种不知如何治理自己之故。纵使参大教课无人如此直说，私人谈吐间这种意见已见诸言表，只是他们稍留情面，在我们中国学员面前保持五至十英尺的距离而已。我们人事系里有一位英军中校曾服务于印度（此时印度正要求独立），他眼下的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黑人出于同一范畴，总之就是需人管制。

倒只有参大校长哲乐中将毫无如是的观念。“哦，内战。”他曾在一次接待会里说起。“内战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只因国民爱国心长才有内战！瞧我的祖父这一代，他的兄弟堂兄弟一起参加，有的在南方军，有的在北方军……”

可是哲乐将军没有想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距此已近百年，其经历已写成一段史诗。战胜的像葛兰特（Grant）和薛曼（Sherman）及薛里
顿（Sheridan）等固然是功勋炳烈，至今各人铜像尚植立于雷温乌兹要塞内各处，即失败的也虽败犹荣。如李将军（Lee）和杰克逊（Jackson）等已是万人崇拜的偶像，即如西尔（Hill）及史都华（Stuart）也仍是流风遗韵尚在，是史书中罗曼蒂克色彩浓厚的人物。只有我们的内战说来无非军人逞凶人民涂炭。我们穿着制服即在国外被人瞧不起，回国之后所有的薪给不足以成家立业，还在被人唾弃。遇到前方归来的同事所述更为寒心：“他妈的，老子们在前线拼命，有的人已经打死了，报升一个团长，还说年资不足被批驳回来。你们倒在后方反饥饿反内战干的鸟劲！”

即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40年代的内战仍是一个令人情绪激动的题目。因为这一串事情之发生，影响及于我自己大半的生涯，（我们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对之经过多度的思量与扪心自问。虽然也衷心冲突，前后观感不同，却自始至终从未以为内战之展开总不外两方意气用事，领导人物只为自己权势打算。要是果真如此则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观，中国的国事一直被人垄断操纵，以致误入迷途，一错再错，就四十多年。总之人类的纪录中没有这样简单而又不合理之“历史”。

曾任《纽约时报》的编辑兼通讯员沙利斯百里（Harrison Salisbury）曾经说过中国像一颗洋葱，剥去一层皮尚有一层。亦即背景之后又有背景。所以只据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评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经历所作的报道，最易为局部的视界束缚，也更容易为感情作用蒙蔽。

体制改变的转机

中国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转变，只举一个例：今日台湾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即大陆之输出入也近于每年千亿美元之数，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象之事。可见得前后之间两方体制都已经过重要的转变。抗战与内战本身不能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却安排了体制改变的转机。只有事后看来，我们才能觉悟到变更的幅度之大。从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进而为一个“十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又翻一番”的社会，犹如一只走兽之化为飞禽，此中不能避免蜕变之苦痛。

这样体制之改变曾涉及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总之即是从“封建体制”进入“资本家时代”（马克思未曾用“资本主义”字样）。可是我们觉得亚当·斯密所说，一是“农业之系统”，一是“商业之系统”，讲来比较适切。

大凡商业体制，内中各物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军队为社会之反映，我们在美国参大就学的一年就已充分的理解到此中性格。美军兵员之补充，可以用“油管制”。一个烤面包排可以配属到此一军部，也可以派遣至另一军部，其他武器装备，也无不如此。从无部队长官据为私物。因为美国之兵团army corps（即中国之军）非建制单位，所辖之师全系临时配属。我曾问雷温乌兹的同学：“要是兵团长不满意某师师长，那他如何办？”

“怎么办？如果情形严重下令给他免职是也。”一个同学如此的回答。其他的也点头称是。虽说这样的事体不多，这已是公认之原则。

要是在中国，问题就多了。谁是谁的人，哪一个师属于哪一派的系统，早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要是我们不熟悉这些门径，就不能当参谋。起先我们还以为这全由于中国人道德标准低，私情重于公益。直到我自己在军队被打垮之后，再度来美，重新学历史，又经过多年之思量，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的管制办法着重“尊卑、男女、长幼”。亦即是利用血缘关系与社会价值控制着无数农村，各地构成无数小圈圈。平日对内不设防，不仅无力经营现代工商业，且无适当的税收来源，筹办现代化的政府与军队。

从北伐到抗战这一阶段，国民党之所作为即是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连现代型的军队在内。蒋家军虽然以“黄埔嫡系”为中心，其他军阀杂牌部队也随着兼容并包。即如我们的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由杜聿明的第五军抽来，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即系财政部税警团的后身。新三十师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扩充而成。密支那战役之后，史迪威认为新三十师作战不力，将师长胡素和两个团长一并撤职，限二十四小时离开缅甸战场，遗缺由其他两师的部队长升级接充。这事曾和重庆统帅部发生相当的摩擦。表面看来史迪威不顾中国的政治背景，只以军队效率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业已另自构成“洋将史家系统”。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后，被蒋委员长要求免职，他之作为的后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为兵工与军需都是临时筹措，也无法全盘支配。所以我提议
研究这段历史时，历史家不要先存有当日中国已是一个统一基础稳固完善国家的想法。实在此时应由体制不合时代或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很多情形之下，青黄不接大可以和魏晋南北朝一段比拟。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又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国军将领中“贪污无能”的情事，诚然有之，但是这是一种组织不够条件的现象，不是败坏大局的原因。穷究其极，还是国家缺乏适当的资源去支持三百多个师，因之不能避免采取包办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阶段月薪一再调整，总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时，同公务员待遇，不时尚发得食米五斗、布料一段，有时甚至香烟一条、酱油若干（各人自备瓶领取）而已。其在野战军里实等于无给制。高级将领既要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要周济家人贫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钱财物资。可是假公为私之门一开，即无法区分贪污与不贪污。及至内战的尾段，中枢以飞机将钞票运至前方，报载前方将领又以飞机载运回后方购买物资，甚可能实有其事，当日物价三日五日大涨，除此之外无从保存纸币之购买力。

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少将（David Barr）以后在美国国会作证，他任团长时国军未曾缺乏弹药器械。这话题也值得研究。军火与装备的总吨位，不是决定战局惟一之因素。装备既加重，交通通
讯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复之后勤，又需要社会上生产与分配的条件做同样的支应。这有如一个人之体力，与骨骼血液和神经系统甚至整个健康互相关联，非筋肉可以单独奏效。以后美国的“白皮书”出，内称装备国军三十六个师，历年也耗费美金二百亿元。曾参与接收物资的刘德星少将（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不知何往）就和我说及这并不是有计划按比例的供应。当中估价的情形不说，只是美军复员时弃置在太平洋上各岛的物资，此处弹药一堆，彼间香烟奶粉若干，一并加入计算。以后前往东北之国军，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余之装备无从转运。也有其他战区野炮一营在战场上只备有炮弹五百发，部队长吝不敢用最后连弹带炮被共军掳获等事。可见得只叙实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双方都想避免贫穷

这样说来1945至1949年内战的意义何在？

内战仍是中国从农业管制之方式进入而以商业条例管制社会的大过程中之一环节。简概言之，国民政府因着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的工作业已初步完成，此时虽仍有正规部队与杂牌部队，嫡系与旁系，军队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统一军令之支配，军阀割据之局面从此失去凭借。所缺乏的是下层机构。这时候农村里面的保甲，仍与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为表里，即纵经整理也只能供应曾国藩式的湘勇，无从支持为数几百万以铁道汽车运兵的现代军队。

国民政府的着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将城市及沿海的经济力量辐射到乡村中去（以后在台湾就大体上用这政策成功），可是以问题及范围之庞大，如果行之于大陆，等于要美国国民平白供应中国国家支出数十年并且为之动员设计，也难免不派兵长期驻华。所以杜鲁门及马歇尔的不介入之方针，并非全无历史眼光的短视政策，只是如此说来中国的问题输血既无着落，只有开刀。在此我们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声后之中国》说出：“中国若不改组，只有灭亡。”

中共的决策，简言之即是开刀。只是今日几十年后有了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指说“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个共同的低层组织，作为府兵制及租庸调的税收政策之基础。此时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视高层机构。大兵团的行动只用无线电协定，表面看来好像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倒退一步，可是从此即在农村之中造成了一个稳健的基础。林彪谓之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其实人民解放军的战胜国军，得益于其就地征兵取粮，补给线缩短，无防御性的顾虑（即是延安根据地也可以放弃），因之战斗意识旺盛。在这多方面有似于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组织，战败北宋。10世纪以来的赵宋王朝担待着一个多元经济和城市文化的负担，很多看来有利的因素放在广大的疆域里，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缺乏组织与结构，徒为大部队行动之牵制与顾虑，却又不能放弃。国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间的处境与之相似。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维持着若干战时体制的性格。他们的设
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这一观念直到1985年6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正式宣布放弃（见北京周报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页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六千亿元以上”（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发展研究通讯》1986年12月总第四十五期，页五）。所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来，他们群众运动仍着眼于马克思所谓“原始的存积资本”并非遂行共产主义，从延安住窑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楼当中有了一段极长远的距离。内中情节，不是我们“褒贬”所能左右动摇的既成事实。即使将之“三七开”或“七三开”也无益于事。中国的内战彼此驱农民作生死斗，与美国南北战争时两方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积极参与支撑的不同，因之无从将之解释而为一段读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迹。可是虽如是，中国经过内战业已达到体制上改变之转机。此后之发展在中国历史内无成例，却可以与17世纪以降西欧各国尤其英国与荷兰纵横曲折的经过遥远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参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学再问到当日的问题，我们在打什么，我即可以从一个学历史的从业员之身份解释：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彼此都想避免穷困。

1991年11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世上鲨鱼四十亿

敏宜：你寄来的资料，都收到了。像古屋奎二那样的资料，都用航邮，足见你对我工作的重视。谢谢你也谢谢你先生。

我在圣诞节前后，确实生了一些小病。起先我也打过感冒的防疫针。可是不知如何，仍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三天之后，变成肺炎。

我一直到这星期才重新开始伏地挺身地运动，前天才开始在门前扫雪。没有早给你信，希望见谅。

可是倒因为在床上的时间多，曾翻阅了不少各种五花十色的文件。从一种流行的科学杂志看来，知道全世界共有鲨鱼四十亿头。一点也没有错，超过四十亿和人类的总口数相埒！不过近年来每年给人斩杀的就有二亿头，在三百七十多种的鲨鱼里多种已有绝灭的危险，所以澳洲和南非已颁发了保护鲨鱼的法令。注重全球环境的人士还主张通过联合国，责成所有国家体会保全鲨鱼的重要。我也想不到鲨鱼的存在值得这样的令人着重关切。杂志却没有明白说出其与环境相关的详细情形。

《纽约客》杂志在新年后登载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报道，里面说及李光耀治理星岛三十余年使该处穷困绝迹，全境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有的器械工具全部行使无阻。出资新装电话．二十四小时内装妥；飞机场去市内大饭店十二英里，计程车行驶从下飞机到旅舍只半
小时。美中不足的则是仍有人不守纪律，竟有人在公寓的电梯内撒尿！于是政府也创设对策：各公寓电梯内装有侦测阿摩尼亚的感受器。如果尿素被侦悉，电梯铁门自动锁闭，备有的照相机将犯人照相，另有警号通过有关当局，巡警立时在道。犯人除了罚款新币二千元（每元值美金六角二分）外，还有姓名照片被刊载在报纸上的光彩。此外上公共厕所而不冲水，乘地下铁而在车上或车站饮食，都有极严厉的处罚。最近几年来新加坡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界的冲突，则不外有关政府对新闻的管制与取缔，也涉及人权问题。可是新加坡政府坚持它注重公德与纪律的决心，丝毫无退让妥协的征象。

这样离奇古怪的报道也看得不少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也和一个新闻从业员一样，需要经常不断知道外间的变化。从以上各种报道看来则只觉得时间的逼人，大概诸事一时丛萃。已开发的国家和待开发的国家观点与序次不同，东方与西方的社会价值也有很大的差别，更有继续突破创造的想法与保卫环境的顾虑所产生之大距离。也真莫衷一是。

我当然没有撇开前后寄来之资料，古屋的书即已看过一遍。从博物院借来的书也曾反复阅读，内中蒋先生日记各则，大部都已逐段研究。因为他一生崇拜王阳明，王学宗旨，则以“心”字为主，亦即是“天下无心外之物”。王阳明认为“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种解说和德国哲学家尼采以及本世纪初期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illim James）的想法极为相似。他们否定获得知识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做法，而是认为世事的真实性必由“我”主动的掌握。蒋先生所提倡的“抗战必胜”和“建
国必成”，无疑的出自这种主动的启发。我看着他重复地又不厌其烦地在日记里关照自己，好像潜水艇每一日必须出水向空以便柴油机发动重新充足电池，可见得这样的信仰，也需要极端的意志力在后支持。看后我就决心将当中若干段落一字一句地照抄一遍，在抄写时，揣想他当日的情绪。

可是这样的办法，并不是决定将我的历史，完全根据他的观点写出。那样的资料早已汗牛充栋。同时那样主观的是非，对你我讲，已失去实用的价值。

我最近来台北，也受到少数人士的批评，中央军校的同学，就有人不赞成我将蒋先生提名道姓的称为蒋介石，而指出我应当称之为“校长”。殊不知我写作的着眼早已超过“校长言行”与“总统言行”的范围。即写一篇小文字，我也仍要顾虑到他蒋先生在所有华裔人士中的观感。如用英文写出，还要顾及他在国际间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在《中国时报》发表文字时，即称陶先生为陶希圣，曹先生为曹圣芬，并且注明这样做法与我个人与诸先生的私人关系不同，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能谅鉴。

蒋介石在日记里也写出：“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这样的观点即已与传统圣贤的尺度不同。他在南京失陷后，让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和平，并且在日记中写出：“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严格讲来，也非书呆子心目中的圣贤所能包容，还有徐州失陷后，他下令黄河决堤。美联社的记者白尔登（Jack Belden）当日即有极详尽的报道，甚至蒋电话催促商量的情形也经各种书刊转载，发
行数十百万册。这种举动更非拘泥于传统道德的人士所敢于想象。

然则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进的”中国人一样，指斥他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号召为矫饰，而实则是一个欺人盗世的伪君子？不。我因为自己曾上过军校，曾听过他的训话。军校毕业之后也有好几次切身在近距离冷眼观察他的机会，这与被他召见有责任关系的人士之观感不同。有了这样的经验，加以他当日面上的表情之记忆，才确切相信他的虔诚。比如说：他写着“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我确切相信他当日内心之反应如此。

然则这如何能与洪水泛滥于四省，淹没了四千村镇，使两百万人民耕作物荡然无存无家可归的决心与指令相并存在？在类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够只顾维持官僚主义逻辑之完整，指令枪毙某人，却又倡言抚恤阵亡将士之遗孤，而实际上军政部连这些遗孤的名单都不具备？

粗率答来，也可以说是“见牛未见羊”。更进一步追索过去，则是人类心理上本来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趋向。我在教书时，不时遇到美国学生发问：“为什么这样不能前后一致？”

我也曾反问他们。要是发问的学生名叫巴蒲的话，我即说：

“巴蒲，让我问问你：老实说来，你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你的态度与思潮变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还是始终如一，你的想法前后贯通，全无矛盾？”

巴蒲必是心览意会，面带微笑。他的问题也就在此中找到圆满的答复。

不久之前，我写过一篇军校生活之回忆的文章，就说及我们的军官学生已具有双重性格。比如说当校长来临时，他带着我们读“党员守则”和“军人读训”。我们当场确是一本正经，每字每句都读入肺腑，后来有些同学在战场上捐躯，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读训的当天晚上熄灯就寝之前，我们有了十五分钟的绝对自由，大家都以学习校长的浙江口音为笑谑。“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最为我们取乐之根据。可是至今事已逾半个世纪，回想起来虽如此，我们仍没有否定他的训诲。所以我们的区队长和区队副，明明听到我们的揶揄模仿，也不以为意。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和我们应该的举止行动当中已有距离。我们军校学生既如此，他蒋委员长企图运转乾坤，其身份上应做之事和他实际能做之事的中间也更有距离。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时欣赏花之颜色，不看花时此心与花同寂的双重态度去对付了。按其实凡革命领袖均不得不如此。

我们的矛盾，出自年轻人之稚气，即纵使无恶意，今日回顾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测，他蒋委员长心头有那样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无可承担内外之压力。我们既然知道他已出于环境之逼迫，无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写“上帝既能拯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此指西安事变），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更没有心肠责备他，而只能对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母亲

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笔来。因为要不是假装着的痛楚，就是硬逼着自己的冷心肠。我想不少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类似的感觉。难道对不起自己的亲生妈妈，连一篇诚挚的忏悔也写不出来？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母子关系，经过一段历史的震撼，早已透过多少的层面与场次。我的情绪本来就复杂，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整理了。

上次，我们离台北的前夕，参加了顾正秋女士自传《休恋逝水》的新书发表会。会场里也请作者的女儿致辞。（即这一点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员出自传，很少会强调作者做母亲的身份。）这位小姐每一提及“妈妈”时即有无限亲昵依恋的情调，令我触发《左传》所叙郑庄公对颍考叔所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的感慨。

我也羡慕内人格尔。她一提及母亲时即使我想起，她们母女在类似而少变动的社会场面里共处数十年。虽说我岳母经历过1930年间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场面，格尔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长大，她们母女相聚，谈及民主党、共和党、种族关系、工资物价……即纵前后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们连组成社会的原则都翻了一个面，虽亲身经历，还要事后长思，才能逼着自己领略当中意义。经过新旧一
代早已不能衔接。

1987年，我由纽约飞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宝山参谒母亲的坟墓。事前妹妹写信告诉我，亡母坟上大理石墓碑，已给人掘去盗卖。原来母亲1962年去世后火葬，我们曾在八宝山买得一段墓地。当日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的管理尚有条理，妹妹寄来的照片，还显现着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墓碑纵横成直线的连缀，毫无参差。不料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秩序荡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后回北京，才发现这一片墓地坟上加坟，已经将我母亲的一块墓地挤得不知去向。1984年我弟弟回北京，因为他代表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北京的领导人物都刮目相看。经过他的质询，一个管理侨务的机构承诺查勘。但是这也仍不过是官僚机构的等因奉此。我们切身所关，在实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们又如何能在公事房里勘得成果？即使查出又如何处理，难道勒令盗葬的骸骨限期迁出？

我们在那段坟山荒土草丛之中，根据以前的照片，以及我妹妹的记忆，断定一处墓碑已被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尺乃是母亲的坟墓。最有力的证据则是斜对着右方三十尺的地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决定之后，我们环顾内外，寻觅管理公墓的人员与公事房。八宝山除有埋葬党政人员的部分有围墙与看守人外，迤西的一部却无围墙与边缘，远近无建筑物。我们好容易在山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里面也只容人周转，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此地权威，却不承认他对来访人有何义务，他对我们的询问全部拒绝答复。可是一听到我们准备恢复大理石的墓碑则特别感到兴趣。他在室旁有好几块墓碑，可
以立即成交。

恢复母亲的大理石墓碑，他索价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块石头上去呢？”

“不成问题，一切在内。”

“刻字呢？”

他摇头带笑说：“只有石头贵，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那顶多不过十几块钱。”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准备和他讨价还价。看来这管理公墓的人，也可能即是盗碑之人。不过既要恢复，就少不得与他打交道。否则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扫墓。我已年近七十，很难能得再来。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们的下一代更少有机缘在此逡巡。妈妈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个八宝山，也就可以视作坟墓了。

我们父亲的坟墓在湖南，几十年已无人询问过。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坟砌在田丘之间，很可能已开发为稻田。我的一位老师富路德教授生长于通州，虽然对中国极具情感，却在最后二十年拒绝回首访问出生的地方。（后来因为夫人催劝，还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见父母坟墓被开山机掘起改作农场。即在美国最早的公墓总在教堂近旁。当年每值Memorial Day必有儿女扫墓摆置鲜花。于今这样墓地里的墓碑大多经过日晒雨淋，字迹斑驳落脱。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也很少有葬后再三祭吊。况且几十年前我曾看到北京、天津间铁道线附近坟墓鳞比，今则全部不见踪影。以近日中国人口暴涨，北京内外人民的无秩序与八宝山的管理状态而
论，今日恢复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盗掘，坟上加坟，大家争抢着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还不如索性不要留下这伤心的纪念物，贯彻着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亲已经脱离尘世归返净土了。将来我们去世，也采同一办法。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妣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任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
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土垄上之后，又再三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四出旅行的经
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哔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哔叽的裤子，最为女孩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
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皮”、“盐”。
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咔叽裤带回作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
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避。不一会儿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
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1942年他与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
仍是有饭大家吃，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有公社模样。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冢”。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
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
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
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需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需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

可是纵如此，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国，妹妹也往青岛，留着母亲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间幸亏乡人留情，他们公认我家对付佃农虽属剥削，却无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妈妈积储的金饰一并没收之外，准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难。从此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赡养。

1952年弟弟已获得博士学位，即一意返国，妹妹也来信说妈妈在亲手造萝卜干、腊八豆，准备欢迎儿子。这时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国。但是也仍在劝阻弟弟回国。从此母亲即再未与儿子见面。

她最后三年不能行动，风瘫卧床，凡洗涤饮食都赖我妹妹服侍。最后因脑溢血去世，也无人在侧，只有我外甥女返家发现姥姥已无呼吸，才传告邻居。我想她希望和儿子见一面的痴望，使她挣扎了这许多岁月。我想时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妇，她说我弟弟有时夜中醒来仍在哭着，他已在梦中见到妈妈。以他的习性，他不会赞同我发表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经写过一段中国近代史，以上这节人身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我不能假装着“纯孝”，或是永远藏匿着心头隐痛，而将此节史料遗弃，也将妈妈及和她同一代的母亲的牺牲抹煞。

1998年5月10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露从今夜白

今年美国的劳动节落在9月2日，是这节日来得比较早的一年。本来劳动节例为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时西瓜不复见于超级市场，学校开课，房地产主准备交付学捐，足球健将的照片见于报章杂志的封面，年年如是。恰巧四十五年之前，亦即1946年与今年同历，劳动节也在9月2日。当年我第一次来美，正值此时，也同样的在清晨和黄昏时感到凉风拂面有夏去秋来的情调。而今年劳动节后一天，美国有名的电影导演卡波拉（Frank Capra）的讣文传来，享年九十四岁。今日的年轻人很少熟悉此公名姓。可是我们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美国百般崇拜也受此人的影响匪浅。抚今追昔，更因着卡氏电影留下来的回忆，不期而然的感触万端，又有如隔世。

百余位中国军官赴美受训

1946年距今四十五年，今日的中年人，当时全是婴孩。当时的中年人，刻下则多已去世。所以此间的差异有如两个世界，具有了内在的原因，并非我人呜呼噫兮的吹来。

1946年，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一周年，美国尚掌握着原子弹爆炸的独家秘密。东西的冷战尚未展开，中国国共的军事冲突虽已开始，
则尚有马歇尔的调停，和平并未绝望。而最重要的则是以后的坏消息有如世界上的资源可能用尽、各国的工业化产生了环球海陆空之污染、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则引起了种族间的仇恨、毒品的流通成为国际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以前流行的病症如肺痨、梅毒的被灭绝之后又有了艾滋病之出现，都是当日未曾梦想得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刚在一年前亲眼看到日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军校大礼堂签名盖章于“降书”之上，由参谋长亲手捧奉呈递于何应钦将军之前。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将军是这典礼的设计人，看到冈村的来去就和我说：“我倒以为他真是一位盖世英雄，看来只是一团老气横秋。”一年之后我自己参加了公开考试被录取参加陆军军官留美训练的集团，受保送入陆军参谋大学，也自以为少年得志，经过了八年抗战，而今苦尽甘来，对未来看出一段玫瑰色彩。

当日空中旅行尚未全部展开，大量人员物资的转口尚由海运。我们一百多个少年军官，以上尉、少校级的为多，包括日后任师长守金门岛的汪奉曾（现在台北）、充国防部作战厅长的卢福宁（现已物故）等，去参谋大学的则十人，搭乘运输舰“尚克号”（S.S.David C.Shank），自8月13日在上海虹口码头起碇。又因为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动员了八百万男女参加武装部队，此时复员仍未终止，由上海至旧金山的道上也容易载满约两千个回美退役的官兵，所以途中也不在日本和夏威夷停留，一路航行十一天，过国际换日线又虚算一天，于8月25日抵旧金山海湾东岸的奥克兰，下榻于当地陆军营房。三日之后的一个傍晚，搭火车东行，又三夜两日之后到达了堪萨斯州所谓“雷
温乌兹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参谋大学校址。至此已是8月之最后一天，是为星期六。在餐厅里获悉后天乃是劳动节，全国休假，到星期二9月3日学校才正式开课。

今日人士很难想象到电视和喷射飞机尚未登场，国际贸易尚未高度展开中外之间睽隔的情形。那时候外间报纸杂志很难到手，即辗转看到早已是昨日黄花。西洋物品则只有高级华人有份。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坐汽车，遑论及购买汽车领取驾驶执照。倒是美国电影则已相当普遍，即在抗战之前数年各通都大邑都有了米高梅和哥伦比亚公司（现已售与日商改名SONY）的出品登场。而大明星如贾利·古柏（Gary Cooper）、罗伯泰勒（Robert Taylor）、大眼姐琼·克劳馥（Joan Crowford）、笑匠劳莱与哈台（Laurel & Hardy）等都已成为了家传户晓的人物。有些尚是青年男女崇拜之对象。从这些电影所得印象即是美国整个的富丽繁华，一般人民正直合理，也都带罗曼蒂克的情调，即是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人彼此带骑士风度，都将战争当作竞技的场合看待。在男女关系上讲则电影上的孟浪仍有分寸。纵有所谓风骚女星梅·蕙丝（Mae West）也不过是眉来眼去把性关系讲得令人置笑，并未动辄在镜头前宽衣解带摇摆着喘不出气来描写着情欲高亢的实况，有如今日者。

然来美国的法律“猥亵”（obscenity）属于刑事，其立法权在各州，初时尺度仍极严峻，电影也与出版物相同。直到1950年至1960年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猥亵案件送到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此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如何给猥亵罪下定义。有时法官也意见分歧，甚至在判
决应不过问予以开释之后，在判语之上加注此种读物影片系属下流。总之美国传统以保障个人言论自由为主，从中产生了一个只有“赤裸裸”（hard-core）的猥亵才当取缔之原则，今后执行的法度只有愈来愈松，才有今日的黄色泛滥情况。当日我们履足此邦之际，不仅性禁忌尚未解除，而好莱坞的作者与制片者尚且共同商量，订有“君子协定”（ethical code），不在电影之间挑拨种族间的仇恨、不暴露大人物之弱点、不教唆作奸犯科。所以银幕之上凡犯罪的必被拘押，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无一漏网。黑白之间则泾渭分明。即是电影明星私生活已是污亵仍由各公司的公众关系人员设法保密得完好。以上各节今日看来免不得迁就做作，在当日却仍保持一种不同的社会风尚。

电影与流行歌曲同样的表现粉红色彩

又在制片时将这种理想社会的情调更为提高的则无过于前述的卡波拉。他原生于意大利之西西里岛的贫寒人户，来美之后靠着赤手空拳立业创家，于是他也有将本人周济穷困的气魄在电影中充分发挥的志向。第二次大战前他的一部影片至今尚脍炙人口，称为Mr.Deeds Goes to Town
，中译为《富贵浮云》，我曾在天津看到。内中叙述一个浑憨少年狄兹，由贾利·古柏扮饰，喜欢单独一个人吹萨克斯管，也可见得其行止古怪。事出突然之间他承继了一笔大家私，于是晋身于通都大邑，也抱着“独乐乐不若与众”和“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宗旨，大量解囊，慷慨招待各色宾客。嫉妒他的亲戚因而借着在法庭告
状，指摘狄兹此人有精神病不能治理家人产业，接手的家私，应由法庭另外指派发落。而派来和他接近的女新闻记者，也在报纸上发表他愚憨的报道，狄兹原来属意这位貌美而解情的新闻从业员，至此发觉受她的蒙骗，不觉意懒心灰，也真在法庭上表现痴呆形貌。原来这位女记者也早对此鲁男子眷慕，于是在出庭作证时将他说得死灰复燃，至此他才有如大梦初醒，开始发言，表示只是秉性不同，并非低能。在这电影里卡波拉有着充分的机会将他自己心中衷曲，借着贾利·古柏和琴亚瑟（Jean Arthur）的口中道出。

另一部卡氏电影称为It Is A Wonderful Life
，由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主演，我在雷温乌兹看到。史都华是一个小市镇间的银行家，因为他平日给一班人的贷款手头松动，一到年底，各处欠账无法收集，自己的账目因之也不能交代，甚有被逼坐牢的可能，他因之徘徊于河畔有轻生的模样。这时候上天派下一个天使，如平常一般人模样。只因为史都华困窘至极的时候，埋怨地说出他只希望自己从未投胎做人，天使乃使他看出果真如此的世间情貌。此小镇因为缺乏他所主持的贷款之周转，只是一片萧条，很多店铺也无法存在。他自己的老母也是膝下空虚，贫病交迫。而他一个矫健活泼的妻子，也只能成为一个性情酸涩的老处女，毫无风采之可言。至此他已不能忍受，宁可收回口内的失言，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即算账目逼迫有坐牢的可能，仍是A Wonderful Life。果真回到家中虽然大雪纷飞，人间的热情恩爱，已使他觉得要比他没有出生要好得多。而且村中邻里平日受他照顾的听说他有困难，也都来宅探望襄助，所捐赠的
款项，有的只一元五元，已经集腋成裘，应当使他渡过难关而有余。这一段结构简单而人本主义（humanism）性格浓厚的故事，已使我当日也是头脑简单的少年人极为感动。我自己看过两次不算，还尽量向参谋大学的教官和美国同学道说，怂恿他们也去观看。

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两部名片实际上构成卡波拉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战时卡氏从军，任陆军上校，监制各种宣传品，内中有一影片称为《中国之战》［Battle of China
］，有宣扬中国战斗意识之特别用心，例如内中有中国女兵参战的情景。）其实美国在1930年间和1940年间刚从空前的经济不景气复苏，参加欧亚两洲的战事也可以确切的说得上主持国际正义，行仁义之师。这时候乐观与公众精神洋溢，却也是事实，否则如此公众之媒体，引用上述的题材，不会如此受广泛的欢迎。所以我们固然可以算是受到卡氏宣传的诱导，也可以说是因着他的激励而感化。总之即对美国与未来的新世界只从好的方向想去看去。

与电影关系密切的，大凡当日流行歌曲同样的表现着粉红色彩。柏林（Irving Berlin）所作曲，至此影响方兴未艾。——《一个美丽的女子，就像一段乐调》，不待解释，已是罗曼蒂克的成分浓厚。即是爵士音乐，也有米勒（Glenn Miller）的《一串珍珠》，同样的多情无限。

此时摇滚乐曲尚未登场，民歌尚无今日之普遍，电台所传送的以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等人所唱的为多。每早每晚，《乳酪的天空》经常的可以听到，和以后1950年间的《晚安，艾永，晚安，艾永，我将在梦里见你》同样的风靡一时。

与美国女兵接触

话说回头，当年我们在旧金山街市上闲逛了两天。虽说只不过走马观花，已是过眼难忘。上海法租界华懋公寓有二十二层楼，虹口的百老汇大厦有三十六层楼。可是这两座高楼孤单伶立，此外整个远东，即再无突破天空的建筑。旧金山的摩天楼则是此起彼伏，前后互相呼应，又有了海湾的蓝水陪衬，已是我们生平所未见（中国黄海海岸无此情景）。而且街上的行人全部西装革履，更令人艳羨。当时我们只想到既然大家都着呢绒，则纵有贫富何伤？自然此时此刻尚没有看到各地的贫民窟，更没有想到即是在街上行的人士好像虽贫亦富，而有些已受到生活的煎逼和失业的威胁，此中滋味，若非身历其境，无从体会。1946年8月，我们刚领略到可口可乐每瓶只值钱五分，空瓶放置各处，无人过问，奥克兰军营里PX的香烟，每条十包只售美金七角，已经觉得左右逢源，也已将太平洋西岸的祖国暂时置在脑后，只瞻望着早已百闻今朝一见的美国，其中各色花样尚待展开，当然无意追究其中社会的罅隙之实况。

及至登火车东行，也更是大开眼界。此时的中国，即算运兵车，我们也只有一窝蜂上去各抢座位。大概全路程中无法使用厕所，甚至无从获得饮水。而此间奥克兰的交通管理员早已替我们一百多个人订下了一百多个卧铺，谁在上铺谁在下铺，车厢号码及位置也有分配表一纸，一目了然。到时即有黑人车长开展铺盖。加州景致已在夜中过
去，翌日中午已看到犹他的沙漠与盐湖。当火车尚在一所车站停憩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金发妙龄的女子，面上修饰也打扮得入时，站在另一条支线的火车上，以水管冲刷车顶，大概当日的就业，还继续着战时女替男工的体制。只是我们东方来的少年军官初出茅庐不免大惊小怪，看得目瞪口呆。这位车顶上的小姐，觉得有人欣赏她的体貌，毫无拘束地向我们挥手示意。这时候一群中国来的鲁男子，为着传统习惯所拘束，反觉得不好意思，更不敢以手示吻，表示爱慕，竟悄悄地不识风趣地走散了。

那天傍晚时分邻车的一群女孩子穿海军制服，在前往餐车时通过我们的车厢。初时并未特别惹人注意。等到她们回车时有一个女孩子看着我阅读一本英文小说，就叫她的一位同伴不要走，也搀着她的手向前问我：

“你会说英文？”

我离不开传统的谦虚，只说：“一点点。”

谁知道话头一打开，她们首先问我胸前饰带是何勋章，又要我从行囊中掏出陆海空军奖章对实物欣赏才算数，又索问要看女朋友的照片。她们也将自己男朋友的照片公开，原来这第一位女孩子胸有成竹，她又和她的女朋友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

她们都是海军的辅助队，已经受过基本训练，调到东部马里兰州受特别训练。不到十分钟我们的接触带了传染性。不仅我们车厢里已满是带脂粉气的蓝色哔叽制服，她们也抓着邀着穿黄色咔叽布的中国制服一同到她们的车厢里去。她们当然想在半个钟头之内，学习到全
部东方的情事，我们却逼迫着她们教我们美国俚语。她们的带队军官乃是一位中年女性，官居中尉，也不便下逐客令，只过来叮咛我们：“我们已进入科罗拉多，此地的山岳时区，已是十一点了。”等她刚离开我们不到三个座位之遥，在我近旁的一位女孩子即说：“不要听她的！”

直到午夜时分才由我们队里向以“顽童”著称的阮幼志（失去联络不知何往）领队唱《晚安小姐们》，也算是符合情景。我们仍是余兴未止，还约定明晨清早再作聚会。也不知道一觉睡来，她们的车厢早已在夜中挂入另一列车和我们分手，翌晨邻车已非美国海军辅助队，而为一般乘客，至此我们也不免觉得意态怏怏。

这样子我们的军事训练尚未展开，在1946年的劳动节前，已算上过了美国实地经验的第一堂课。

1991年10月28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从烤面包说起

1946年至1947年雷温乌兹之正规班的第一学期全班不分科，自劳动节至圣诞，讲授诸兵种合同的战术与经理，从团营向上而提及师和兵团，注重当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此中千头万绪不能毫无组织结构；也不能全部抄袭某一部队的经验，而将其他角落置之不顾。其折衷的办法乃是采用两个极大规模之“设想情况”（scenario）。第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法国设想情况”，乃是根据盟军自诺曼底登陆之后的实际经验。当初集中兵力自滩头堡从北向南攻。及至“圣罗突破”（st.Lo Breakthrough）之后，才移师转向东北，以巴黎及后面之国境为目标。在这扇形展开时，由西南至东北有两条大道：一是由吕曼（Le Mans）至沙特（Chartres），一是由托敖（Tours）至奥尔良（Orleans）。大概这地区道路良好地势平坦，占领区域的人民乐于解放，此乃都有利于大兵团之运用。另一设想情况也系根据实际之作战计划，只是尚未付诸实施。原来美军于1944年光复菲律宾群岛之后，如无日本之投降，准备于1945年年底之前攻占台湾，并在中国大陆沿岸获得支撑点，以保持侧翼之安全，即于1946年之冬季，进攻九州。其全部计划称为“九州设想”（Kyushu Scenario），其初步目标在夺取鹿儿岛之港口，阻塞其东岸，整备向熊本进兵。此间情形与在法国的条件成为一个对照，即是易守难攻。所以不仅战法不同，有关补给后
勤诸事也大相径庭。学员有了这两种不同的经验和设想，已对两处战场和全盘战略有了一个大轮廓，然后在整个局面之中抽出局部作战与经理的各项问题，让有特殊经验的教官各自发挥其所长。

在这上学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员的首一印象无非是美国资源之丰富。我虽在战时于役驻印军在印缅战场上对美军有了初浅的认识，此时全面目展开仍是令人大开眼界。例如空军之战术轰炸可以全由地面上协定，有同炮兵（可是其效率极难维持）。而步兵师火力之强，也使我们耳目一新，此时一〇五之加农炮和一五五之榴弹炮，射程十五英里，全是美军标准武器。则一个步兵师之建制有了这样的炮兵三营，其步炮比率已是三比一。再加以后面之军团炮兵和其他更大口径之重炮与高射炮（高射炮可以在地面平射对付战车更为有效）和形同战车之自动炮架其比率甚可能超过二比一而接近于一比一。再加以配属工兵种类之多，也使我们叹为观止，有如战斗工兵（爆破敌人工事）、战斗支援工兵（清扫地雷设立障碍）、服务工兵（架桥修路），无不技有专长，各具有特殊之装备与训练。这和我们穿草鞋打赤脚带遮阳纸伞的步兵相较，已经有了两个世纪之距离。而且其后方有汽车修理连、洗衣连与烤面包排更是闻所未闻。

我曾有一个朋友前在五角大厦的参谋本部工作，最会“摆龙门阵”。他一天和我说起：“黄，你想知道这烤面包排之由来吗？让我告诉你。起先第一次大战大家都在战壕里一待即是好几个月。战事结束大家都说不要忘记了这烤面包的重要。当时即特种部队的最小单位仍是营。有人建议以一营五六百人去烤面包未免太多，于是先成立一连
试看情形。殊不知面粉只这样一撮撮‘以手示意’，烤成面包竟有如许之长之大‘两臂伸开’。一连人焙烤的面包不仅无适当的交通工具输送，甚至无处堆放。这样才决定只成立一个Quarter-master Baking Platoon……”

我也不知道此是确有其事，还是由于他奥康纳中校杜撰。总之则可见得当日五角大厦“行有余力”，已经筹备了纸盒铁罐的战地给养不算，还能顾虑到新鲜面包自焙自烤。

及至第二学期我们分科，我因为阶级特低，只被派往“人事系”（School of Personnel）。当初大失所望，满以为人事涉及升官降级内调外派之琐事，只是书记杂役，惟有作战系才是储备将才的地方。可是新年之后只一礼拜，这样的观念即已冰释。

此也不是“吃不到葡萄则谓葡萄酸”。在“作战”的大范围之下最重要的无非各种兵器性能及因之而成立的混合部队之战术。我们在第一学期对前者已获得其大概，而后者总离不开公用之基本原理原则。比如说，这时候步兵师以三个步兵团为基干组成，已为全世界各种军队共同之趋势，亦即所谓“三角师”（triangular division）是也。其展开作战时，通常梯次配置。纵使以两个团平行展开也必一翼为主力一翼为辅助，而第三个团或其一部则为策应。这样的配备既与中国传统之“正”、“奇”、“合”的原则相符，也和戚继光兵书所谓“起”、“当”、“止”的节奏一致。我在雷温乌兹看到教官在图上如此区分时又不禁想起戏剧家田汉告诉我的一段故事。

张发奎将军在1920年间所部称“铁军”，战无不胜。他却告诉田
汉：“我作起战来，只有一种部署：总之就是叶挺任先锋、贺龙打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你也用不着问我何以成为铁军不铁军，总而言之，除此之外我就再没有另一种办法。”按其实铁军领导人至此将三角师的基本秘诀一语道破。至于何以旁人不能如是成功而独有他称雄于一时，另有关键在，此是后话，现在仍回头再叙美国参大的教学。其三部曲的数术既如此，其他的原则如集中兵力（concentration）、出敌不意（surprise）也如此。只是沿用战术上至当的行动，很少能独创新格。

情报系既不接收外国学员，则美军参谋作业之精彩之处而且值得外国学员专注之处，尚在后勤和人事。原来他们历来之筹备，绝对注重统计数字。提及补给时不仅要涉及物品之重量，也要考究其容积，再要视察弹药汽油与食品成适当比例屯集装运。如果在敌境作战时，其港口的吞吐量和海滩上屯量全要详细核算，使用公路桥梁时则要计算各兵种的本身之速率，才能区分其通过的先后次序。又如部队攻坚时，第一天部队一千人中死伤多少，第二天又续有多少，内中又有多少人只需在战场上裹伤，内中如何的人数则须至后方住院，住院多久，甚至战场上脱队的逃兵数（stragglers）也早已根据第二次大战之经历，编成手册，为野战军的参谋和参谋本部的人员之日用参考。

我们一般的观感总以为美军后勤完善在二次大战时奏效非浅，可是，他们的内行人，并不如是的着想。有如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社堡（Cherbourg）不能及时占领整备利用使战局迟滞。而尤以巴黎解放之后，未能立即将比利时之安特卫普（Amtwerp）港口开放使用，最为贻误战机。事后检讨已有人指出若非如此巴顿将军甚可能于秋季
直趋柏林，战事可以缩短半年，战后美苏关系也会不同。后来在五角大厦主持补给的一位高级人员来参校演讲也就公然承认此说非虚。他说：“要是我们做事稍微伶俐一点，a little smarter，这样的机缘可能被我们掌握。”

大概也因为如此，九州设想里对这港口的利用极为注意。我们有几次的参谋作业和小考，都以鹿儿港为题材，学员计算着D+7和D+30的吞吐吨位，亦即是登陆后一星期和一个月码头上每天能卸载军火与军需的数量。

雷温乌兹之所谓“人事”，固然也包括着升降调派，我们课程之内也提及心理学，士兵入伍也有智能测验。此外凡是勋奖、娱乐、给假、伤病、军邮各节有关士气之项目，无不经过讨论。参校教员之内即有两位军中牧师讲解军中做礼拜祈祷送葬各事宜。内中有一位系天主教神父，即系主任亦不以职衔称之为“朗里少校”，而总是“Father”不离。

在这些方面可见得尽其可能，美军仍在遵守社会习惯与人本主义。

可是在参谋业务上讲，“人事”实包括“整批的军用人力”（military manpower in bulk）。我们刚一分科，系主任训话，即提到：“绅士们Gentlemen”，我们的工作乃是“将哲学博士训练成为上等兵（make PFC's out of Ph.D's）”。亦即自相嘲弄，将人事颠倒，大材小用。大概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人口一亿七千五百万，陆海军已动员男女八百万（当时空军尚未独立），五角大厦的参谋本部已经觉得“快要
搜括人力桶子的底层了（about to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manpower barrel）”。所以一方面要经济使用，一方面又要早日将战事结束，愈快愈好，顾不得各个人间的处处公平合理。又在刚分科后，我们常听到参校的教员与同学提及“白里克先生”，初时实不知何所指，后来打听明白才知道Mr.Brick实为“砖头”，亦即我们将人员整批分配处理时，假设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能力与耐性，也就是每块砖头都是四角平正，同一厚度，可以供我们在筹算时构成墙壁与建筑物的基本原料。

把人当作砖头不算，我们更抽象地假设军用人力为液体。美军此时的人力补充称为“油管制（pipeline）”。其办法乃是将有关新兵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特技所、出国港口（port of embarkation）以及在国外战场后之补充兵待命处等等机构，连锁的构成一条大“油管”。此时军用人力封闭在内，又具有内在之压力，即前后相继的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须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及具有各种技能之人员已如数到场。从此各战略单位（如师）不必调至后方整补，其数目可以减少，火力与器械亦无闲置不用之耗费。即使其人员需要休憩，也可以使其轮流各自出入战场，而无整个部队占用交通工具前后输送之繁费。当然此油管本身成为一种机构，问题甚多，这也是雷温乌兹要塞人事系经常提及“白里克先生”之一大主因，只是不过又将液体解释而为固体而已。

1947年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复员业已完成，人事参谋又要注意下次动员的筹备。当时的想法是所谓“二·五预计”，即如何动员二百五
十万人。部队登陆的日期为D日，动员令开始之日则为M日，所以M+60等日期成为我们思量的题目，这当中包括征兵入伍、预备役人员转为现役、各州之州卫兵提升而为联邦之国军、指派新成立部队之干部、设立各种人事站处等等工作。因为如此，我在参大毕业之后，回国派至国防部第五厅服务，被同事称为“动员专家”。

其实第五厅的前身各为抗战期间的军令部和军政部之各一部，此时的职掌为部队之编制训练。各同事手持算盘，计算员额。他们所做事也可以算是动员，不过军队乃是社会之产物也反映其作风。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互相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国防部第五厅的参谋则或管正规部队或管杂牌部队，首先即须注意各单位之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之人身关系（这才是中国所谓之人事），有些尚是鞭长莫及。有如此时国防部名义上尚且控制宁夏甘肃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骑兵师与骑兵军，实际上则南京除了须发番号给予津贴之外尚少了解其实际情形，遑论及干预其内部之行政。况且即是其力之所及的各方面，也只是适应目下一时情形，无从注意其细节。例如七十一军，也算“中央嫡系”，抗战之后曾驻上海近郊，在派赴东北作战之前，曾吸收汪精卫所部“伪军”，这当然与以后该军作战之效率有极大关系。只是此事由参谋总长及其幕僚做主，至于其人员如何分配，多余之军官作何区处，更不是国防部之参谋人员可能根据经典从旁指示之业务。

1946年国军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准备采取精兵主义将全国陆军缩编
为九十个师。如此计划完成，我在雷温乌兹之所学还有若干实用之处。及至出国一年之后，内战已全面展开，这时候国军只将一切罄其所有的投付战场，早已无力敷设油管，当然谈不上更革制度，提高效率。我这个速成的专家也只能在国防部翻译一些美军所用之程序标准（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简称SOP）备供咨询，算是赚得我月入约值美金二十元之薪饷，此外D-Day和M日，已不与实际情形发生关系了。

1991年12月13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雷温乌兹要塞

美国所谓要塞，十分之九为历史产物，只在开国初年和前期具有战略价值，今日一般为兵营或训练的场所。雷温乌兹要塞（Fort Leavenworth）也是如此。它创设于19世纪初年，有雷温乌兹上校率兵维持从美国中西部至西南圣大菲（Santa Fe）驰道的安全。他就在密苏里河畔西岸当日驿车来往之处设栅造寨，作为供应补给的中心，所有防御性质的设备亦不过对付红种人的部落之来袭着眼。所以我们在1946年8月底初来此处时看不到任何城楼碉堡，深为诧异。后来问明仔细，才知道沿密苏里河畔的山上，还有遗留的旧式火炮数门，至此已被当作古迹看待。要塞不过是沿用旧时名号并无相对的实质。

可是雷要塞虽不驻重兵，却有陆军监狱一处，美国人称之为“纪律营房”（disciplinary barracks），大概在19世纪此地有等于中原文物的边际，用囚人实边，也是中外相同，有如“派发至边瘴区充军”。所以此间的纪律营房不说，另有联邦监狱一处和堪萨斯州监狱一所，视拘禁的人所犯的法律不同而定。40年代，我们不时遇到美国朋友的揶揄。如果我们说曾在雷温乌兹要塞居留耽搁一段时期，对方可能装腔作势地问：

“雷温乌兹的哪一部分？”（What part of Leavenworth?）

其实堪萨斯州在20世纪早已不是蛮荒边境，这些监狱也和雷温乌
兹市远隔。只有陆军参谋大学，才与这小市镇分庭抗礼。而且美国的其他的军事区域如训练步兵的本宁要塞（For Benning）和训练炮兵的西尔要塞（Fort Sill）都离不开兵营体制：木制平房成为标准的建筑，卡车来去，飞尘扑鼻，随处有宪兵指挥交通，各色各样的指路标帜触目即是。参谋大学无此迹象，只有一片温文雅静，即是学员与教职员所分配的宿舍也视有无家眷分别为单独的住宅和公寓。街中除间或有服勤务之士兵打扫清洁之外，无部队来往，一般情形与今日很多小型大学极为相似。

参谋学校创立于美国内战之后（创立人即是小说《飘》中提及焚烧饿狼陀并且纵兵搜掠乔治亚的谢尔曼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统一陆军的战法和经理补给的程序作了实质上的贡献。史迪威的文件中即不时提及雷温乌兹。只是战时的速成班只两个半月。战后又再度提升更名为陆军指挥与参谋大学（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我们在1946年秋季报到时，是为正规班之第一期，在学期间九个月。当日学校的便览称，参大之目的在训练师级以上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开学典礼时主持教育的副校长狄恩少将（William F.Dean）即席宣布：美国陆军上将之中只有一人例外，其他全系参大毕业生。此特殊人物乃是麦克阿瑟，他虽未曾在参大毕业却曾任教官两年。

参大正规班第一期有学员三百余人，除了五十多个外国学员代表着二十多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之外，其他全系美国军官，以中校级占绝大多数，很少上校和少校。大概他们来此之前已经经过一度选拔，
毕业之后可望不久升级为上校，任师参谋长和作战课长等职。学员中阶级最高的为英国之一旅长（英国旅长［brigadier］非将官，与美国准将［brigadier general］不同）。尉级学员全班只七人，全系外国军官，内中、法、荷，及智利各有上尉一人。中国学员在南京出发时奉命在出国期间一律降二级。我那时官居少校，至此与另一少校徐应芬屈居中尉与海地之一黑人中尉为全班之最资深者。当局的设想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国军官阶严谨，其实这办法既不必要，而且与参大体制不符，只增加我们就学期间的尴尬。

在雷温乌兹期间，中国学员除了间常被美国教官邀往家中晚餐之外，极少社交生活。校园之内既全系教官及同学之眷属，亦无从觅得异性朋友。我们刚入学三星期，有一位中国同学晚间和一位未成年之少女在户外邂逅，被巡视的宪兵发觉将姓名列入报告之中，立时风传至华盛顿，中国驻美武官当即派员来参校，也未调查事实真相，询及此人在此场合下是否有为非引诱之动机，也不由辩说，只是勒令退学遣送回国。经过此段风波，我们无不引以为戒。此外我们只能于周末至堪萨斯城与只身之女性喝酒跳舞，在这情形“高不成低不就”，也无从产生罗曼蒂克情事。另一实际之困难则是阮囊羞涩。我们每月的生活费只美金一百二十元，同学共认“自中国军官有留学生以来未曾有如是待遇之苛刻者”。再加上学校功课忙迫，也使我们无从淘气滋事。参校每日授课五小时，但是学员应预备之读物，即美国军官也称有时非读至夜深莫办。而且上课时任何时间都可以由教官无预告的提出临时小考。我们最讨厌教军医的教官，他们动不动将全本带技术性质之
小册子指定为预备读物，勒令从头到尾看过。我自己既感到校课的紧张，看到好几位菲律宾同学态度潇洒，就问他们如何能将指定读物全部看完。他们当中有一位即据实说：

“我们每晚读到八点钟，到那时候看完与否不论，我们总是掩卷去看电影。”当日电视尚未登场，校园之内的电影院入场券仅美金二角，每三日即有新片登场。而且菲律宾在战后正式脱离美国而独立，这些同学正抱怨独立之后无一好事，首先即被停止同美军的待遇，自是士气消沉，也更对校课不能专注的感到兴趣。

更带着滥竽充数的态度者乃是南美洲各国的军官，当中有好几位年齿已长，也不习英文，上课时另有通西班牙语的译员在旁指教，此中成效如何看来甚为可疑。他们的考卷也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听说美国同学最低，也有月入四百元，而且公家供给各种便宜，已经感到艳羡，而南美和中美的学员有的月入在千元以上，在1940年间，可算是极尽奢华，怪不得他们常在校园之外生事。后来我在1950年间再度来美时，听说当中若干人已为各该国高级将领甚至为政府之首要。

参大学员三百多人，教职员倒有一百多人。大多数教官与学员阶级相埒。他们成为先生，并不是因为年资深，而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管职务各有专长，不论讲授高射炮和轻战车搜索的教官都在战场上有实地经验，而且收集逃兵，被敌人俘虏时如何脱逃也成为特别题材，有专人讲授。甚至军中参与妇女辅助队（WAC'S）所产生的问题也由一位女教官讲授，她并且提到花柳病及怀妊等问题。从这些方面
看来，美国人对中国人凭借着官僚主义凡事只顾外表门面的作风肆意攻击可算在心理上具有内在的原因。前述高射炮教官即讲到二次大战期间因为部队间通信不确实，美国曾在西西里岛上空击落自己的飞机十余架。教授军政府的教官已经对日本人的效率出言称赞，他说及占领军所派往日本各县之监视小组常常发现日本人在进行做某项事，他们即问何以如此，对方答称乃是奉有贵方上峰的指令。大概占领军的公文，由麦帅总部（驻东京）经过第八军司令部（驻横滨）下达各处监视小组需历时一星期，而日本内阁将同一公文转至下方则不出二十四小时。

教官之充分的时间准备也出于我们以前意料之外。我后来与一位教官熟识，他就告诉我，凡讲授一小时已预算准备之时间八十小时，所有讲稿都全部写出也经过预习。参大有特别之图书馆收藏各种参考资料，也有专门设计绘制讲坛之后各色图表之美术室。后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学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仍不可多见。我们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统统在一大讲厅授课。每个学员占用之台桌横宽五尺，以便展读地图。凡讲课及答问均用扩音器，室内扩音机之传话器无乃三四十座，所以讲座有戏台之色彩。每一教官上台，即有军士持着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挂在讲座之左。因为每一课目总是设想在某种情况之下所产生之各项问题，有时对付此一问题之专家，讲说不过半小时或十五分钟。教官既鱼贯出入，名牌也随着更换。讲坛之后布幔揭开后之图表也都是硕大无朋，粘贴于有小轮推转之木板之上，早已于先一日按次序摆布妥当。掌管这一切勤务之职员，称为“课堂监督”
（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间隔之小室在厅后视察，手下也有男女军士一二十人奔走协助。看来所有工作都已预先分配妥当。即使某一小时内有预排的临时小考，也可以在临时三两分钟内观测得到，因为教官之演讲业已告一段落，厅后之女军士数人，一字横立手中各持试卷一叠，按时出现，只待候命分发。在此就学的九个月间，我曾未见课堂监督须临时指画某人应做某事者。我们的课堂监督范·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为舞台监督必能毫无差错，胜任愉快。

在这种气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讲授之间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个教官即在应当分发讲义时（讲义必在需阅读的几分钟之内分发）下令“分发薄棉纸”，原来英文念来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韵。不过并非所有的学员都能欣赏如此之作风。有些同学就评论讲课而装小丑，不免轻佻。美国军队研究敌情时不主观的先决定“敌方之企图”，而先列下一条长单，条叙敌方“可能之能力”。这观念由四个教官以话剧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讲解之后，讲坛上的师长就命令他的情报课长判断敌方之能力。这位课长对着地图上敌我距离量了又量，又望着自己的手表装聋作哑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敌人“可能的”于此时此刻此分驾临此城此地此处。他说完和师长拔步就逃，而真有两个扮德军的士兵在台上另一方搜索前来。我们捧腹大笑之余，却从此忘不了不要忽视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后，我仍没有忘却这喜剧情节。（要是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觉性就好了。）

我们的分科为“人事”、“情报”、“作战”与“后勤”四科。可是在分科之前的第一学期是共同的诸兵种协同之战术，由步兵炮兵工兵团之战术及供应而师而兵团（army corps，是为中国之军）而军（Army，是为中国之集团军）。分科之后一个半学期各就专修。只有情报科专供美国学员入学，虽盟军不能染指。最后的四星期往各州营房参观演习之后，又将全年所学综合一次才发文凭毕业。外国学员的成绩也另报告于各盟国之参谋本部。校长哲乐中将（Leonard T.Gerow）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智多星，曾在五角大厦主持各项计划，最后在欧洲战场任第十五军军长。他只在我们讲授军战术之前在讲坛上演讲半小时，这也是他分内之专长。他就着重军之行动，有如在一周之内将堪萨斯城之人口（当时约五十万）在敌人阻挠之下全部迁移于圣路易城（约二百五十英里）。也可见得问题之复杂与庞大。如此具体的描写也是给人印象深刻。

我们的课业可算得将美军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综合整理，前已提及。可是即在当时，各教官已经觉悟到今后战争的方式因有核弹飞弹及其他科技的进展，又可能整个翻新。然则却又无法预测来日陆军之形貌。所以只好在下结论时，对未来之发展，带保留态度。只有一次在全班讨论时，有一位同学预言将来之运输机可能载重五十吨至一百吨，因之整个兵团及师可能迅速的空运。当日听来尚带未来之色彩，而今日已成事实。又另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谈及原子弹之杀伤半径为普通炮弹之七倍。以平方计则七七四十九，所以未来部队在战场之上疏散程度，应为第二次大战时之五十倍左右。这种提议虽合逻辑却
无从付诸实施。凡此只表现班中教师及同学对未来之揣测。大概新武器之出现与战术及军队之经理方式重重相因，所以我人之所学除了最基本的原则之外，其他技术部分一般早已成为昨日黄花。1947年夏季毕业之正规第一期学员以后尚留在军中者，数年之后必回雷温乌兹进“再修班”的短期训练，才能保持所学之合于时用。可是这已不复，是命运给我的安排和选择了。

1992年1月10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东安街六〇六号

东安街六〇六号（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亚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这家赁客的屋子里住了五年。每次我将污秽衬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时候，老板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写收据，一面又唱着：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还加上诠释：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无家可迁。

美国学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则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学校，秋间再觅新居。我去密大的时候，起先只取得旅游签证，依法不得工作。后来改变身份取得绿卡，找得的工作却是五十英里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筑公司画蓝图。在我得到硕士学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学生，上班时来去有合伙汽车（carpool），至此也无搬家的必要。于是安土重迁，光阴荏苒，不觉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时候三十四岁，五年之后已经三十有九，实在已感受时间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后忖来：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场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来美。1946至1947年间我已经在堪萨斯州的陆
军参谋大学住过一年。不过当初穿制服、住营房，与外界隔绝。这次来时在学士班大三读起，实际混插入美国社会。密大的选课指导，知道我准备长久居留美国，特别关注我尽可能的选上大一几门基本功课，有如英文作文，美国政治制度从县政府组织各州宪法开始，这确是明智之决策。只是如此我经常坐在年龄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学面前，看到他们和她们真是黄发垂髫，脸颊红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觉得大不自在。

1950年间美国民族间成见未除，南方各州饮水喷泉和汽车候车室都仍有黑白之区别。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亚堡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同等机会法案尚是以后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黄色人种的教职员尚是绝无仅有，即班内的同学有色人种最多亦不过三数人。只有足球队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卫中卫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员尚是白人，没有今日在体育竞赛中处处黑人或占先或包办的形态。

一般按部就班上学的学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学生大概都有特别原因。我的房间在楼上。同房诺门，祖先法国人，来自麻省，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班，课余在大餐厅做侍者。隔房亚瑟，希腊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统计学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乐系，胸襟宽厚，我们觉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
大有成为职业音乐家卖座的可能。只有约翰不苟言笑，不和我们来往，成日K书。要是我们在房里吵嚷得厉害他即挟书去图书馆K。楼下是房东菲史一家自用，只
有一间房间出租。住客大卫·林也是华裔，但是他来自新加坡。他不讲普通话，我不懂福建话，所以我们只能以英语交谈。起先我们没有料及，日后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举成名。成名的原因却为离谱，此是后话。

成人一做学生，上只受名义上的督导，下无责任，总是淘气顽皮。国军军校的高级班补训杂牌将领，各区队长队副（中下级军官）说及，他们所辖学员，虽任军长师长，一旦编入行列，也无不返老还童，总是笑脸嬉皮。诺门、亚瑟等虽比我年轻，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课备考之外无事一身轻，乃经常弄恶作剧。

有一次诺门把他解剖过的死老鼠摆在我的午餐纸袋里。我一气之下将他的打字机藏匿在房东太太的储藏室里，让他在急于赶交专题的时候找不到打字机。这还是韩战期间，也是麦卡锡以共产党的红帽子戴在各人头上的时候，诺门和亚瑟说我已近中年，还在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必为中共派来的间谍无疑。通常诺门做侍者下班迟时我们托他在街上带回各样小食，也有时他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带。他给我电话时，总是变更音调，装腔作势地说：“这是联邦调查局FBI。”几经如此，我们也不以为意。不料一日真的联邦调查局要来住处询问我，他开口也说：“这是FBI。”

我只以为这是诺门的顽意。于是带笑地说：“诺门，这次你真的扮得好，我建议你去好莱坞演电影。”

对方还在否认他在开玩笑。我虽然已听出不是诺门，还是不信为真，只说：“不管你是谁，你真的装扮得妙。”这位联邦侦探没有旁的
办法，只好念着档案上我出生年月日和父母姓名，这才使我相信确系弄假成真。幸亏以后他亲来访问只涉及我曾任职于东京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关系（这家公司曾与大陆做生意），无关大局。只是使我吃了一惊。事后埋怨诺门与亚瑟，怪他们以政治关系开玩笑。

可是毫无用场。有时他们也称我为柴那门（Chinaman）、毛派（Maoist）、“中国之自由公民”（Free People of China），我一提及我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任下级军官，他们又说我属于“蒋家帮派”（Chiang Kai-shek junket），必定钱多（loaded）。和他们辩论无益，只有替他们取小名以作对抗。

圣诞节刚要来临，贴邻的门前装饰一对木质大蜡烛，上装电灯泡有如火焰。我们经过门前的时候，林提议：“让我们摘下他的灯泡。”

诺门说：“把它整个搬过来。”（Let's take the whole thing.）

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把假蜡烛的电源截断，将一对全部搬过来，安装在六〇六号门前。又找到一条电线，接通电源插座，使门前光照着辉煌。亚瑟说：“这一套来得好，我好久没有过。”（This is a good one, I haven't had it for a long time.）又经过一昼夜之后，邻居先生才发觉门前的装饰不翼而飞，只离原处不过十码，他虽然带笑地取回物归原主，却也告诉菲史太太，他们几乎报警，如果一经过警察局则成刑事。

看来东安街六〇六号是外国学生学习美国俚语的良好场所。以上如是开玩笑或做事没有实际的目的为“只跳一跳”（Just for the kicks.）。睡觉乃是“倒进袋子上去”（Hit the sack.）。洗手间称为“屎
屋子”（shit-house）。我们同屋之人每隔数天必听到彼德以他的宏大肺量叫着：“这是谁？把屎屋子熏得臭气冲天！一定是肠肺都烂透了！（rotten to the core）”我就告诉他：我们中国人也有一段粗俗的俚语，是为“自屎不嫌臭”。

又直到以后我在暑假做小工才知道美国工头（foremen）很少会严辞厉色地责备下属，即有警告申斥，也以笑谑的方式让场面轻松。如此看来，由来已久，与我们做学生时的习惯相贯通。

我所说的无种族成见乃是指对公众权力上不分轩轾，并不是私人爱好之下也与肤色无关。因为亚瑟老呼我为“柴那门”，我也称他“希腊佬”。殊不知在安亚堡，希腊佬（Greek）有两重意义：一指男生之加入兄弟会和女生之加入姊妹会，各会以希腊字母为名，是以为“做希腊人”（go Greek）。一又泛称自地中海沿岸而来肤色较棕黑的移民，也不问其祖籍（其实真正的希腊人仍不乏金发碧眼之男女）。尤其安亚堡有好几家小餐馆希腊老板自任厨司又兼侍者，所以称人希腊佬至此又有轻蔑之意。

亚瑟有一天走进我的房间和我说：“我不计较你在屋子里称我希腊佬，不过不要在外面也这样喊叫，好吗？”

我反驳他：“那你为什么柴那门不离口，又动辄称我毛派蒋派呢？”

原来亚瑟拼命想找女朋友，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嫌自己矮小而丑，又过于吝啬，而只怪人家人种歧视，他至此已对外自称爱尔兰人。有时他照镜子，又自问：“我不是很像爱尔兰人吗？”

诺门将他的镜子抢过来，又用手指整理自己的头发，也顾镜自怜
地说：“看这个漂亮小子！”

我们虽不乐意于他的自吹自擂，心里倒有数：诺门身长六英尺，头发鬈曲而带深色的棕红，背脊挺直，脸上和身上没有一盎司多余的肥肉，眼睛明快，面颊有酒窝，又经常带着那样令人迷惑的微笑，确是女人欣慕之对象。我和他并肩在街上步行的时候，看到年轻女人横扫过来眼光之多，只能暗自心服：他实在是一个有征服力量的妙龄少男。

像安亚堡这样的大学城市充满着年轻男女，到处都有性的迷惑和吸引力。环顾左右，无处不有眉目传情的景色。教室里讲的是性与卫生。性的分析，也透过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凡一沾上文学与美术，饮食男女诚然是无法避免的题材。何况外间的电影舞台、报纸杂志全在鼓吹“利比多”（libido）。历史上安亚堡尚是“抢亵裤运动”（panty raid）的发祥地。

我为了日后为自己的书刊绘图，曾去艺术系选了一门人体写生的课。班中的模特儿全是男女同学，女子一丝不挂不说，男子也只多了裤裆下一面三角小巾，我们在画图时专心一志画图，每至一小时休息十分钟时，男模特儿总是被爱慕的女同学围绕。他们的身体也实是健美。及至回教室时他们的胸前胁下总是沾挂着口红的痕迹。此全系欣慕他们的女同学在走廊里当众颁发的褒奖状。

我在“非礼勿视”的儒家教条之下束发受教长大，除了电影之外，从来没有在真人实事的场合中，面睹如是男女之情欲可能百无禁忌的当众披露，有时不免感觉大不自在，不知如何这畏怯之情也给亚
瑟看出。他问我：

“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的情欲（lust）发扬一下子呢？找不到打伙的对手（date）吗？”

我老实告诉他，生为中国人，我有我的自尊感，不愿平白被人拒绝。

“怕被人拒绝！”亚瑟自身说法地解释，也带轻蔑反抗的声调：“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人家拒绝我；我也拒绝人家。凡是没有经过我询问邀请的女子，也是被我不受理（reject）之人。你直想一想：这样的女人有多少？”

原来面皮厚的自有其厚黑哲学。他见着我疑难的表情又添着说：“给这班女崽一个机会！（Give those wenches a chance!）”

我的羞怯之情未被亚瑟·加干拉司劝说而消失。一到春天草木迎风，百卉争妍，安亚堡的女人以袒胸露腿的轻装出现，我们在域外做苦行僧，确实不大好受。这时代还没有以东方女人做广告上之模特儿的办法，凡是公众媒体总在宣扬白种女人之美。我们当然深受这广告心理学的摆布，即是一个相貌平庸的女孩子看来也有她的特色。而真具特色的更是仙女下凡了。有几次夜间诺门说他看书不能专心，他披上夹克，准备上街遛一阵子，让女人“捡拾”（pick up）。这更只让我和大卫·林嫉妒艳羡。

直到后来我和林加入卫理公会教堂的学生合作社，才逐渐将这苦行僧的身份消失放弃。合作社由教堂供给厨房餐室水电。会员男女学生都有，轮流充任厨司、买办、洗碗碟等工作。午餐只付费五角，晚
餐一元。要在这情景之下才能和异性熟识，要在饭后喝咖啡的时候（合作社只供应牛乳）才能约会看电影或骑自行车往外游玩。我又一直待到后来积了钱买第二手汽车才真正有打伙之对手。

你看着安亚堡一万多女生，外表上个个穿着齐整，平日也无装阔、穿时装、戴首饰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万别千差。内中当然不乏百万富翁之千金，可是也有贫民窟穷人子女。她们的态度更是因人而异，有些南方来的女生还以为和有色人种的同学贴邻坐在一起为破天荒，却还有些女孩子偏望与有色人为伍。还有醉心东方文化的女子专爱与东方人接近。有的以广交异性对手为荣，也可以增加经验，有的却又深居简出，一有对手即必涉及婚嫁，也真是非礼勿视。有些女孩子二十岁不到，已怕找不到对象不能结婚；也有些刚二十多岁即早已“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谁能找到理想的搭档？谁敢贸然邀请？

后来我和几个女孩子混熟，她们告诉我：有些女生虽在月经期间，一有邀请不愿错过，于是用冷水淋浴止住月经，回头再用热水冲回。也有女生望与教授交游可以在考试时得到高分，或者提及某人钱多，“他会邀请我吃牛排”。也有女生与人交游而产生不良后果。这也是避孕丸尚未发明之际，女生可以往密大的卫生处查验。也由这些女孩子告诉我，恐怕自己已怀妊的女生到卫生处检验的时候不用自己本名而冒用周边已婚同学的名字充数。但不论真名与假名，如果结果是正面的，可能使受验之人疯狂。

安亚堡有几处幽暗的街头尽端（dead end）不时有男女停车在侧。有一夜我与女友效法于桑间濮上之际突然有强烈的电光照在头上。只
因我们谈得开心，没有觉得巡逻警察之来临。他看到我们衣衫完整，只查看我的驾驶执照。他又问我：“你知道安亚堡停车的规矩吗？”

我答说不知。他就指点：

“你要停车可以到福勒路那边靠休龙河去，在那里你可以停到十二点钟。”

我们照他的话开走，找到了指定的场所。可是刚离开了警察的监视，又遇到一群恶少年的骚扰，他们来打岔，还说秽亵言语。有一晚我们遇到三四个恶少年驾无顶汽车而来，我料知他们的目的在捣乱，于是开车疾奔而去。当中一人以一个啤酒瓶向我们方向掷来，幸亏没有掷中。他嘴里还说：“干完了吗？（All done?）”

于是我们在矛盾之中。全不开放不好，待开放又有障碍。警察也有他们为难之处，遇事干涉不妙，完全不闻不问也怕出蹊跷。

只到这时候诺门才告诉我：要和女人来往，没有大问题，只怕事后麻烦，要负责任。他又说：“有些女人愿和你们一类人来往，可以不负责任。”我只能猜想他谓我非美国公民，却不知为何与他来往要负责任，与我来往则可以不负责任。

可是最后还是诺门·戈雷自己先遇到麻烦。他在安亚堡任女人捡拾并没有如何的成就，最多也不过在冰淇淋店里和人邂逅。他和他的未婚妻却在这春天之内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原来诺门与露易丝原本互不相识，因人家安排的约会（blind date）而相恋而订婚。他来密大，露易丝留在麻省，两人每隔三两天必有情书来往。（平信邮费只三分！）有一天她提及周末与人约会，信内
还有这样的一句：“他们福尔锐瓦的人都说我们纽白德弗的女孩子轻佻。”我想她故意让诺门嫉妒。果然，诺门接信后寝食不安，他给信让我看，又解说福尔锐瓦去纽白德弗有十英里之遥，他和露易丝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做搭档而订婚。这样看来他们所订之婚已靠不住了。

于是东安街的参谋团聚商，亚瑟主张诺门应向露易丝追回订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长者，始终以中国传统成人之美自命。我说：

“你不是三两天前自己还在街上找人约会吗？”

诺门回说：“那不同。一个女孩子已经订婚，手上戴订婚戒指，就不当随便与男人来往！”

我虽同意他所说，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颜颓丧，与平日笑脸常开、乐观自信的诺门判若两人，不免为他难过，乃主张他打长途电话将这旨意据实告诉露易丝，并且对自己的行动也加检点。（这时电话费却很高昂，长途电话动辄三元。）至于悔弃婚约，我指斥他为“可笑的孩子气”（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诺门尚未去电时已接到露易丝的来电。他们初尚争执，中间一段两人欲言不语，又像僵持。根据他以后向我的报告，两人电话上的磋商如是结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吗？”（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诺：“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诺门的好处乃在他引用我为心腹时言无不尽的将当中情节尽量披陈，有了这些资料我判断他们必定重归于好。露易丝既未主动提议将订婚戒指退回，诺门也未积极接受，可见得小两口吵嘴，彼此不愿当
场道歉认错，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后露易丝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织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为春假，诺门回麻省度假，临行时他已大致恢复常态了。

他们间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这次团聚之后，他们决定夏间提早结婚。我失去了同房伙伴，还有约翰·布朗禁不起东安街六〇六号的噪音，也决定迁出，我承继了他的单人房间，从每星期付费六元五角的房租骤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来房每星期二换床单枕套，用旧剃头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点及橡皮糖痕迹。秋间新婚的戈雷夫妇来安亚堡，露易丝在大学医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轻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团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间支持她，邀我至他们的狭小的公寓房间里延为上宾，我有机会在诺门新婚妻子面前叫他为“可笑的孩子气”。亚瑟妄自建议诺门退婚被露易丝打入冷宫，从此诺门奉有阃令，不得与斯人来往。

他们从此“快乐的生活”，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此间不过提前涉及。当诺门春假后只身回密大时，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机：他家里紧急电话通知：家乡征兵的指派小组（Draft Board）已将他编为A-1，随时有奉调入伍的可能。这还是1953年春夏之交，韩战正酣，板门店开和平谈判还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诺门一面找密大证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学试验有关公众利益不能中辍（据我所知这是真的），私自却和我说，他根本就反对韩战。

“你只能说良心上反战（conscienti ousobjector）”，我据在参谋大学所学解释，“他们仍可征调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担架兵。”

“No Sir, not me!”诺门又带反抗式的声调说。他并且把左边肩胁抬高、右边肩胁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将用这种姿态应付。

“诺门，”我还在说，“你不像一般文字里叙述的急公好义之美国人。”

“Sisgungpa-Rah, rah, rah!”他带讥讽的驳斥我所说的急公好义。

结果密大生物化学系的文件见效，博士候选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没有被征调，他才能与露易丝快乐地活下去。可是他带着反抗的姿态不说，诺门到底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人，事后他还是承认我所说非虚：美国在1953年已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干劲”。在这50年代好莱坞出产的电影，已经显示民间对国际战事不再热烈支持，甚至质问指派小组的编派是否公平。

这样结束了我们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第一年。入秋以后学声乐的彼德也没有在此住宿。亚瑟原打算继续攻读博士班。开课之后他接到国务院的通知，他申请参与在国外经理美援的工作已获通过，于是弃学从政，不日受训后走马上任驻节雅典。至此菲史房东又大贴广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们的交接较稀，住室内外没有以前的热闹。大卫和我则同为华裔也是资深住客，更因着同在卫理公会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过从，直到1954年夏天，我们都从密大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而止。

以后看来才知道这不过是我以为我们已同时在密大毕业。

因为彼此没有家属来临，我们都没有去租袍服参加毕业典礼。我只在事后付费之后凭学生证赴注册处取得文凭。想象之中林也以同样
办法取得他的文凭。

一年之后才从房东菲史夫人获知：大卫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并未毕业。至1955年他的衣服书籍留在室内，本人却不知去向。以后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属和密大以及津贴他上学的教会多方查访，始终杳无音讯。他手头无钱，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无踪无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地过去，大卫·林就渐渐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机和分歧点。我一面半工半读，一面也在黄昏与晚间带着女友去休龙河畔停车。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们两人匹配得并不适当，可是又舍不得分手。如是拖上两三年，最后还是诀别。我虽然至此尚未结婚，已深知离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纽约客》所写短篇自传，也说到她和男友分手时，其震撼有如好几个“深水炸弹”（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说非虚。

以后我搬到底特律做绘图员，与安亚堡的同学疏远，更将大卫·林摆在记忆之后了。

一天早晨看到《底特律自由报》之第二页，上面有大卫·林的大幅照片。标题是“隐士被发现”（RECLUSE FOUND）。这段新闻，读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亚堡卫理公会的学生合作社占着教堂之一翼，除了厨房餐厅之外，也有游艺室、洗手间，侧面尚有一套房间，为一位监督员夫妇的宿舍。1959年，他们不时在夜里听到屋顶上有声响，他们疑有窃贼。只是既响又止，内外又无物件遗失，也就任之。直到午夜响声仍未停
止，他们才报警设伏。有一晚午夜警察在餐室见有黑影接近储食物之冰箱，乃抽出手枪，吆喝：“站住！”此人束手就擒，讯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失踪已四年的大卫·林。

原来他在考试落榜不得毕业时将他的照相机、护照与身份证投沉在休龙河里，他只因无面见江东，不愿向给他奖学金的团体道及，又无其他出处，可能想到自杀，又无力下手。合作社的屋顶，在天花板上留有可能爬行的间隙，可由复壁推开进入。他起先爬进去藏匿在内，还在思量出路。可是身在异域，无钱无援，又不愿求乞他人，就只有永远地待下去了。

从此他昼伏夜行，以合作社冰箱内的剩余食物充饥，四年之内只有一次在假期冰箱之内空空如也时才挨饿三天。大小便也要挨到午夜之后才能偷往洗手间解决。他随身尚带有小剪刀一把，所以被拿获时须发尚为齐整。他也零星看到合作社的学生所遗下的报刊，对外界的新闻并未全部隔阂。他被截获之后经过医疗所检验，只因用牙签代牙刷，牙齿上有三处洞孔之外，视力衰退，需佩眼镜，此外身体健全。而尤其令人惊讶的：他出面之后知道母亲已在他藏隐的四年之内去世曾表示悲恸，除此之外毫无心理变态之痕迹。应对如常人。

他初出来时美国人士把他当作英雄看待，没有人告他行窃犯规，密大允许他改习商业，以避免他所修习的工程课目，移民局也原谅他的无签证逗留美国，有一位财主有意让他承继为子。（他没有与此人接头，后来就被遗忘了。）他的事迹经全国报纸刊载，视作奇闻。

我在一个月之后去安亚堡看他。他和我说起，美国准备送太空人乘
坐人星恐怕禁不起环境之隔绝而起心理变态，应当先派他去，因为他已经过考验。还有《生活》周刊请他写一篇回忆，记载他藏匿天花板内四年的经验，这篇文字如期刊出。我又告诉他我曾尝试多少次，想用自己的by-line在畅销的刊物出版，始终没有成功，而他则有《生活》的登门请教。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我们在合作社的餐厅里吃喝嬉笑，又经过寒来暑往，密大的同学好几人已挣得博士学位，当初新来一年级学生现已毕业，艾森豪威尔将军经过心脏病后又两任总统，大卫·林却始终躲在复壁之内，花去了一生大好时光之一部又不禁为他可惜。报载他初曝光时曾问截获他的警察：“现在是什么时候？”

警察回说：“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

大卫·林后来又在安亚堡待到1964年才得到硕士学位回新加坡，我一直到伊利诺州又迁纽约才和他失去联络。

事后想来，我虽没有和林一样地藏匿，然在东安街六〇六号做房客的期间任光阴纵逸，一待就是五年。纵然与年轻的朋友为邻，可算把少年时代拖长，可是一事无成，女友不能全始终，学士学位无用武之地，再想做研究生，前途渺茫，自己年近不惑，想来不免心慌。

另一方面我离开安亚堡后更是无所归属。我对任何人也不负责。既非中共派来的间谍，也非蒋家帮派。这时候已享到人世间最大的自由。我仍注册为密大研究生，却不聚精会神地攻读《资治通鉴》，只花费大好时光看小说与剧本。又在底特律河上的倍尔岛无师自通地学会溜冰（其实仍受近旁小孩子指点）。周末爱看赛马，好几次将一周的工
资输光，于是的放荡逍遥，西方人称为abandon，全与他人无涉。

不过既要自由则须付出自由之代价。这几年内我经常回归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安亚堡的警察对林说的，“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无疑的，也适用于此期间的我。

又待事后想来，才领悟到在此机缘中，我也借此了解美国社会演化之真谛。我们一般的观感：美国原来是一个组织严密干劲十足的国家。只因越南战事持久而失利，年轻人反抗兵役，加以同时间内避孕丸发明，堕胎经过各州法律认可，披发的爵士乐队称为“披头士”（Beatles），来临此邦，随着迪斯科流行，黑人争取平等地位，刑法愈宽纵，通货愈膨胀，才于1960年间一变而为今日之美国。前些日子，一位华裔同事很感慨地说及：“美国在1960年间搞烂了。现在想凑拢回来，可是已扳转不过来了。”

她所讲的只代表一种观点，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

社会的演化，有长期间的延续性。美国在60年代的变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各种生产强迫的提高，战后复员也经过一段周折。不过在1950年间又是各业向荣，交通更发达，通信更进步，社会上的流动性愈大，女子就业成为一般趋势。由经济方面产生的压力，要求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于是种族上的平等与性别间的平等，都应背景上的条件而产生，至于这国家由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典型文化国家演变而为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国家更是一种在亘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固然越南战事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它单独的不能促成一个大国的全面改变。即我在安亚堡时已
经体会到这样的全面改变正在酝酿发轫，如1955年最低工资定为每小时一元，前已提及。这期间的电影剧本，有如一部称为《我们的妙曼年华》（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即已渗入反战情绪。我自己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经验，今日回顾起来，也显现着各种关系已在整备预备改变。

况且全面改变之后果也非只坏不好。不少的人以为美国开放之后秩序荡然。但是过去的秩序是如何维持？我初来美国时南部各州凡公共场所饮水候车以肤色区分不说，即在1950年间白人私自处刑将黑人吊死（lynch）之事迹仍时有所闻，而尤以触犯性禁忌的情况下为甚。我在大三的指定读物尚有资料包含着黑人男子自述，他们每至公私场所遇见单独之白人女子即感到心慌。因如有任何差错，或被人检责即将被吊死无疑。即是公众场所需要衣着齐整亦可以借此摈斥穷人入内。今日矫枉过正，也产生问题，但不能否定整个运动在向前推进。

华裔人士更在破除种族成见关头受惠。今日凡出生于美国领域之内即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之际，很少人还能记忆美国宪法史尚有一重要案件当时最高法院判决：“既为华裔则不可能为美国公民。”而美国排斥华裔移民法案（1882年）至1943年才在中美并肩作战时放弃。

我个人既在异域，享受着人身上的自由，即不可能反对国内朋友希望获得类此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有它广泛的含义和它特殊环境内之条件。如果不顾人民生活及教育程度，不计国情与社会习惯，只因人家有此自由，我也要此自由，是为不合实际。以美国的经验而论，管制之开放尤赖一般公民之教育程度。因为法制之放松，并非即
否定其后面伦理道德观念，多时只是减轻公众之干预，将约束的责任交付于各个人。于是取舍之间以各人所能承担之后果为依归。

我经常如此论说，即有人批评黄仁宇为老派头，又系军人出身，难怪有此不识年轻人意向的立场。让我提出美国两位较为“前进”的女士之经验。她们的论说，都通过亲身的实地经验，也牵涉上性关系的解放。

前述的浪漫女郎为菲昂娜·路易士（Fiona Lewis），她的短篇自传载在今年2月23日的《纽约客》。自传开始就提及：“我享有半幅声名的原因在此：我愿意脱下〔我的〕衣服。”她在好莱坞演了一串B级电影，也将裸体照片供色情刊物出版，文中也坦白道出她自己与导演及剧作家床笫之欢。可是她的结论，则是滥交有令人感到沉重的趋势。“我们之被性缠绵着，有似于海豹之〔在公园内的〕表演一样。又经常被麻醉剂制住，我觉得有一种‘照常营业’的令人低沉之感慨。此中无色情快感之可言。”

派拉克（Lisa Palac）的情形更为复杂。她的自传书名为《床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Bed）。她曾创办关于女子性生活的杂志，又开设电子频道，泛谈女子性生活，被新闻界封为“高等科技色情之后”。她对自己的性生活当然无所忌讳。并且她曾订婚，因未婚夫多方干涉而退婚。可是自传中仍提及：“性的欲念”（生理部分）与“性的政治”（心理与社会部分）经常不相衔接。在提出订婚的一段她写出：“我已年二十九，我希望有伴侣，我希望有孩子，我急于希望被人爱着。”并且去年4月她终于结婚，行婚礼时她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她又在书
中写出：“结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全美公认的原则，婚姻厘定你只能固定的与一人做爱，终身弗渝
。”（黑体字代表原文大写）但她既不愿放弃“色情之后”的宝座，也不愿对自己绝无婚外情一段作斩钉截铁的保证，只是规避的说出，无从对将来尚未发生的情况预作判断。书中却还有一句，笼括着对此问题的原则：“感情上的忠实超过性的忠实。”这也就是说：只要感情能吃得住，什么事都能做。反面言之，如准备做逾情越理之事则侣伴之间彼此相同，先要准备着可能之冲击。我们在上面一段已读到浪漫女郎菲昂娜所述她自己吃到“深水炸弹”。

这一切与我所说东安街六〇六号有何相涉？

当日我们住在这出租的房舍里没有觉得，在50年代我们已在待转变的美国之中。生活程度既增高，社会上的流动性大，于是各地各处构成罅隙与空间，容我们停留下来。只要你自己吃得住，无妨放荡逍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仍在前进，如果你没有保持到常规之步骤，一朝落伍可能进入万劫不复的境界。此时社会对各人的管制放松，良心上之事各人自主。但是你对自己负责，也要预备着本身行动之后果。从诺门及亚瑟暨大卫与我的故事看来：我们好像握有千百种可能的自由，但无一不要求各人自己所能承担之后果。又即反战，全体公民仍要集体的应付以后之局势。我自己检阅这段经历，则发觉各人秉性虽不同，其行动仍受某种伦理观念支配。说来也难能相信，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所谓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也仍在这环境里隐约出现，作为保持各种关系之凭借。也没有人能整个地逃脱，倘非如此我这篇论文就写不出来了。也因为如此今日回味起来才仍不乏亲
切之感。

我已多年不去安亚堡，但每遇春深，想到两旁人行道上树木所落下的黄绿色苞蕾布满街衢，单行街道里的汽车从五百号的方向开来将它们碾得粉碎。有时一阵急雨之后，轮胎发放着“塔—塔——坦—谭”的声响，空间则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迈阿密的故事

邓伯里俱乐部（Turnbury Country Club）在迈阿密北部港湾内的一座小岛上，里面极尽其豪华，我进去用它的洗手间的时候，却用不着抱任何自卑感。因为来去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服饰也相似，全系T恤、咔叽长裤、白色运动鞋和墨绿太阳眼镜，收拾洗手间的工人看不出我和其他进出的人有何区别，倒只有我一眼看出，他们大都是现已退职的银行家和总经理等等大亨。一到停车场上看到他们停放的车辆和我自飞机场附近租来的小型经济级的车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我纵说不自卑，仍免不了自觉，俱乐部里的会员这时候仍在照常利用高尔夫球场。这天网球场却安排着给特殊集会之用。参加特殊集会的女多男少，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亚洲人，可算绝无仅有。

这事在1990年4月，所谓特殊集会乃是Bee Gees听众俱乐部（Fan Club）为糖尿病研究协会筹款的义务演奏，联欢两日，有演唱，有一百二十元一碟的晚餐，有拍卖Bee Gees歌手的纪念品，也还有客串明星的网球表演赛。Bee Gees的听众迷，大都是少年中年女子，只有少数男士作陪。

欢迎我们的一位小姐名叫苏，义务服务，见面后不久她对我说：“黄先生，我知道你对这场集会不感兴趣，你来全是为着你的夫人。”

我还在抗议：“你怎么知道？”

苏仍在接着说：“你的太太确实很甜蜜。”

Bee Gees是来自英国的吉蒲士兄弟（Gibb Brothers）。长兄巴利（Barry）身长六英尺，面色浑红，满头细软的长发，漫画家常把他画成一头狮子，他唱男高音；次兄摩利斯（Maurice）秃顶，通常戴毡帽出场，可是也明眸皓齿，自有他的吸引力。只有三弟罗宾（Robin）这时候仍留着一头好发，却相貌平庸，而且举止带女子气派。他们合伙自己撰歌作曲，又自弹吉他演奏，不仅在无线电台广播演奏他们是热门，唱片经销也以百万计，他们也不时现身登台，在各地巡回演出，只多了一位乐师和一位女歌手。二十元以上的门票数千张通常为听众一购而空。迈阿密是他们的基地，在此有自己的电台。一年一度的慈善事业，通常也邀请三两位电影明星和网球健将助场，用不着说这也是消抹去所得税的好办法之一。

来此之前一周和十日的期间，格尔已在悄悄地替我整备行装衣物，宴会要结纯黑横式领带，衬衫胸前有折叠。住迈阿密的酒店与飞机票由听众俱乐部统筹，也由她自己出钱购买。临行前几天她还向我们的儿子培乐说，还不知如何向我启齿。其实Bee Gees这一热门，也由培乐在学校里辗转听得才告诉妈妈，这时候儿子知道妈妈要领着爸爸一道去迈阿密做Bee Gees歌迷，觉得不妥当，他告诉妈妈，这不是很体面的行动。

妈妈难得生气，这时候却已在电话里对儿子生气了。“什么体面不体面？”

格尔所害怕的乃是我对民歌不感兴趣。

其实说我对民歌见外，也算冤枉，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就是我最欣赏的作曲家之一。我在安亚堡做学生的时候，同屋的人因为我把《带着淡黄头发的贞妮》的唱片翻来覆去地引唱而提出抗议。不过我们当日的民歌，下一代已引为古典。他们的民歌，属于摇滚歌曲披头士和迪斯科之类，在我却是难以欣赏，一来太噪耳，二则实在听不懂其辞句。不知道他们吵来嚷去，当中的旨意何在。

现在看来，Bee Gees之音乐只在二者之间，巴利唱“低、低、低、弟、提”虽然也还顺耳，可是我不觉得这有值得天外飞来捧场的魅力。

我也说女人爱慕巴利·吉蒲士，多少带着欣赏男人雄赳赳“性”的成分在，格尔至今否认。

我又说这般的不着痕迹的喜爱，人情之常。已卸任的美国总统卡特就说，他看到漂亮的女人不免心动，我听来亦有同感。

美国女人公开表示欣慕成名的男明星更不足为奇。我在二次大战之后在雷温乌兹上参谋大学。一时消息传来：詹姆士·史都华（James Stewart）要来参校上学（他这时任空军上校，可是入学并没有成为事实），一时引起全校的骚动。大家都说不知校方如何应付爱慕他的女人，而雷温乌兹的女人十九都是教官与学员的眷属。

还有一个容易引起不体面之观感的因素，乃是多少年前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见着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疯狂的嘶叫，业已收入影片档案之中。不过在1990年吉蒲士三兄弟或已四十出头或年近四十，他们都已结婚，而且儿女成行。他们的抒情歌虽不离男女之情，
却并不亵渎。有如以下的一首：

风暴之夜，我在等着，

想满足你。啊耶！

但是他的爱，只是一场游戏。

那一套谎言骗语——

我被铁丝挂着，

又不即在火上。

我在哭泣，

你可听不到。

这段抒情歌固然可以解释为婚外情，但是也仍不离怨妇语气，这使我想起在湖南听到的一首民歌：

太阳一出满天斜（方言读如夏）

思想小冤家，

想起冤家遍身麻，

昔日来调情，

一切说得真。

说得水内可点灯……

即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和《诗经》里的某些民谣也有类似的情
调，即是为怨女申冤。

棕树、海鸥和海滩上白色细沙，确实给长期住在纽约州北部的人一种解放的感觉，只是我们的酒店不在迈阿密市，而在迈阿密海滩。严格说来这是一座长形岛屿，上面只有一条主要的公路，也是街道。虽然摩天楼比肩并列，要吃一家经济餐也要开车四五英里（好在租车不计里程）。海滩旁卖热狗和洋葱汉堡的摊子虽在4月即已换季歇业。找来觅去只有一家还未关门，内中老板娘指着我把责任全部推卸在我身上。

“你们加拿大人，一到3月就回北去了，不再来了。”

此行还有一道收获，即是赌运高照，我在白天去大海湾流（Gulfstream）赌跑马也赢，晚上去庞潘诺（Pompano Beach）·赌挽马车赛也赢。格尔知道我已过足了惯瘾，“我不是说过你会喜欢迈阿密的吗？”

可是此行到底也有几点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第一，这整个的集会，简直是劫贫济富，和我们同桌聚餐的就有好几个女职员，从她们的谈吐和衣饰看来，她们都要节衣缩食好一阵子才能参与这一场盛举，如果多用头脑的话（这也适应于我们自己），绝不会如此浪费。莉兹和她的女朋友来自加拿大，都是年轻的妻子，她已经有了一个婴孩，她的女朋友说及莉兹做了一个多月的工，才挣积了此行的费用。她们的飞机在水牛城遇上了风雪，还耽误了好一阵子。可是莉兹即席说，她深爱这场盛举，打算明年再来，只不知道如何向丈夫解说，因为她才向丈夫请假，要他照顾婴孩，打扫门户……

凯齐是一位大眼睛的痴女孩子，她崇仰的对象是罗宾。她和我们说起，刚才有一个人带着照相机要为罗宾照相，罗宾说：“可以，但是请不要在我吃东西的时候照。”可是他还在吃，这个人已经喀忒一声替他拍照了。

“他还在吃”，凯齐又重复地说出，说时声音微颤，“他就偏要在这时候照”。说时她一阵伤心，开始啜泣，立即以手捂面，泪涕纵横，好像罗宾不幸已被刺客用照相机打死了的一般凄惨。

是我们偏偏遇见了类似不平衡的人物，还是我具有成见，只专记忆着像凯齐这样的歌迷？以后格尔也在迈阿密结识了几位女友，自此通邮交换消息。这场集会里也仍有不少稳重端庄的仕女参加，可见得做Bee Gees的忠实听众不一定要做胡桃核（nuts［编按：痴狂着迷犹如发疯之意］）。

事实上则我们遇见的“胡桃核”却不止凯齐一人。巴蒲来自罗德岛州，自称他搜集了全套的唱片，在我看来他的一举一动，总带着一种忸怩的样子。他和女朋友玛莎双宿双飞，像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也乐于和我们道说旅行于美国东部和西部的经验。可是玛莎不是巴蒲的妻子。她三言两语就要提及巴蒲的妻子如何如何。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两人并非夫妇的身份。玛莎也告诉我，她和我一样，对于Bee Gees的音乐并无兴趣，只为了巴蒲才陪他一道来此。

至此我和格尔结缡已二十四年，并且有了成年的孩子，回顾这许多年保持如此的关系并不容易。除了种族的不同之外，我们年龄上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婚前想象不到的地方，地区间的次级文化（sub
culture）也对婚姻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我生长于湖南，在30年代长大，她生长于密苏里，在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上学，当中的距离非只美国与中国而已。

我曾和她吵嘴自哥本哈根至慕尼黑，又从爱丁堡至伦敦，多年的经验是：她一下定了主意，正面和她争辩是没有用的。不如先照她的意旨做，做了一阵她可能回心转意地改变初衷。这次去迈阿密参加Bee Gees集会，我本来觉得不自在，可是她一切都已预备妥帖，又坚持她的目的在写一本关于Bee Gees之专书，我也只得奉陪。但望她景慕Bee Gees之热忱，经过此行燃烧而成灰烬，以后不让狮子头和迈阿密打扰我们。

可是既已远道来此，又不能不贯彻其目的。我知道格尔有意与Bee Gees兄弟合照，在饭厅内和网球赛前的摄影时间却被不拘行径的女人弄坏了。胖小姐、女职员和不带结婚戒指的女歌迷们争着上前，至今格尔的照相簿里还有一张照片显示着一个也颇有风度、皮肤白皙的女性和巴利的合影，也许她的芳姿赋予她自信，她不仅上身倾斜倒在巴利肩上，而且吻着他的面颊。只差没有闭着眼睛，而是面目侧向，使阅照的人，知道影中人确是她自己，巴利狮子头至此微有不愠之色，他没有在自己太太眼前帮助旁人冒充电影明星的义务。

我向格尔出主意：下一场他们要进餐厅，让我们先去门口附近埋伏。我把照相机预备好，她立即上场。这时她还在忸怩，我已依计而行。

“巴利，”我自己介绍：“我姓黄，也可算是一位作家。内人准备
写一部关于你三兄弟的书……”

他还在问我：“属于哪一类？”

这问题事前没有想到，只得顾左右而言他，却又开门见山的央请：“内人希望能和你合照一张相。”格尔依计上前。她的照片落落大方，即儿子也不能议论有不妥当的地方。

我们也在同样情形之下，在次一场截获戴毡帽之摩利斯。

可是我企图饱和格尔对这类民歌之兴趣的计谋则只有片面的成功。1992年9月迈阿密各界有援助飓风安德鲁受难者的义举，也有Bee Gees的参与，我们一接请帖即仍得去。

“用费是善举，可以免税。”格尔指出参与的好处。

其实报所得税对我们而言从来不像对这些成名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那样成问题。我们的问题还在来去的时间与用费，况且这些演奏尚在迈阿密市区内的体育中心，听众嘈杂，一切全靠扩音喇叭。加以天气不好，旅舍也没有前次的方便舒适。更使我失望的是：安排的行程中，我没有观光马场的机会。最后一天，我们搬到劳德台儿的假日酒店（Fort Lauderdale Holiday Inn）。我一进房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一股怒容，丑陋恶劣，才领悟到和我做终身伴侣，没有想象的容易，我自以为遇事将就，其实只是使情弄气的另一面。

次日准备打道回府。迈阿密的市区像纽约一样：南北直贯的称大道（avenue），东西横亘的曰街（street），彼此都以数目字称。可是纽
约的大道只有十二条，当中只有八条为一般之人常用。并且大道用英文字母拼出，街用阿拉伯字简写，甚少混淆。迈阿密则七十二街与二十七大道交叉，听来就不顺口。又有几条街道实际是高架公路，上去麻烦出来也不容易，飞机场与租车的地方近在咫尺，而出入的路线也不同。

我明明已在地图上确定了去飞机场的路线，到时候行车仍是愈走愈远。走到一块较偏僻的出处前面有一个黑人从车上跳下，回头问我：“你走错路了吗？”

“我要到飞机场去，”我回答。“只不知如何上三十六街。”

“我们也朝那方向去，跟着我们走。”他好像在善意的照顾陌生路人，然后回到自己车上去，两车继续前进。

格尔机智地说：“我们不能盲目地跟他们，他们转弯的时候让我们朝前走。”

就在这时候前面这辆车好像是黑色，既未转弯，也没有朝前走，只突然的停在街心。车上跳出最少三个可能是四个黑人，个个年轻力壮。噗哧一声，我后面的车窗已给他们打得粉碎。碎玻璃飞向右前，我深恐格尔受伤。车门原已锁住，这时已给歹徒拔梢打开，一个歹徒摘去我的眼镜掷于街心，又把汽车钥匙拔出扔在一旁。我的脸颊已被他打了几巴掌，不仅眼角开花，而且鼻血直流。我还在记挂着格尔，这家伙已下令：“把你钱包交给我！”

“不！”这是我惟一的反应，但是我双手愚笨地抓着右边裤脚管不放，他索性上前把我的裤管撕开近两英尺。我的钱包里面的现金、驾
车许可证、信用卡因之不翼而飞。我的身体被行车安全带绑缚着，动弹不得。

我等他们去后才证实格尔没有受伤，也没有挨打，她一直叫嚷：“啊呀！”但是她的钱包证件都在手提袋里，全部与手提行李包括两具照相机都被歹徒劫去。

这事来得如此之快我完全失去反应能力。我一向自信我不会被人欺负。我曾在底特律与年少叛徒冲突，曾在拿波里火车上与一个出言不逊的意大利人冲突都未吃亏。这时候不仅不知自卫，连歹徒所驾汽车牌照都未看及。等到我寻得汽车钥匙，开车到附近一家商店电话报警已近半小时。

下午迈阿密警局送我们至一家旅店，几经电话交涉才让信用卡公司借给我三百块钱。翌日凭警局报告和公司自己的电子机上纪录，飞机公司才让我们乘下班飞机回纽约。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样在迈阿密抢劫旅行者尚在方兴未艾，半年后三个旅客丧生，至此才规定飞机场出租汽车一律只用一般牌照，以免为歹徒注目。

格尔还是喜爱Bee Gees的歌曲，她不时仍与歌迷女友通讯。但是她写Bee Gees之书仍未下笔。1992年后我们仍旅行各处多次，也曾光顾Bee Gees的巡回演唱，但是再未向旅行公司提及迈阿密。

1998年6月25、2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成则为王

不久之前有人作书评说及我所发表的书刊无乃表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题材，都不可能如是的简单。有时某人之成败尚且不能轻率断定。譬如19世纪初年的拿破仑，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因之宰割全欧，可算前无古人。而且他又在所到之处颁行拿破仑法典，将法兰西革命的精神掀动至最高潮。此人此事不可谓之为失败，可是他自莫斯科退兵之后，初受挫于莱比锡（Leipzig），被流放于厄尔巴（Elba）岛，即卷土重来，亦仍兵败于滑铁卢（Waterloo），受遣送于圣赫勒拿（St.Helena），客死荒岛，亦不能谓之为成功。因此美国诗人兼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作论评即指出拿破仑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此人代表当日欧洲一般平民的志趣与希望，一方面他也以一己之私令生灵涂炭。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推广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拿破仑确有成就。即算亚历山大第一摧挫他的军事力量，沙皇麾下少年军官于役于西欧，眼见其他国家的臻荣，帝俄的退步落后，因之发动十二月政变，为以后俄国的改革至革命的先声。此中全部经历，亦肇始于拿破仑之用兵，可是另方面拿破仑傲慢虚荣，自己称帝不算，还要让姊妹弟兄个个封后与王，曾几何时又全部湮没无闻。因之他也可算失败之尤。（只有他手下一个元帅白纳多特
［Bernadotte］行伍出身，经过他的支持成为瑞典王储，以后又参加倒拿战争，则今日其苗裔仍为瑞典王室。）

所以成功与失败可能从不同的层面与场次论断。

有了这段交代，我并不否认，我的书刊里确有一部分“成则为王”的因素在。

虽然书评没有明白讲出，他所认为刺眼的乃是我曾在各处一再提及：当新中国再造时，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毛泽东翻转了农村的基层组织；以后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则在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以便构成永久体制。

间常也有零星的读者通过出版者写信给我，指责我缺乏民主精神。

我不抱怨书评者与投信人，我自己也要经过多番反复才能写下如前的结论。我也看到其他历史家很难不突破内心的冲突即遽尔作类似之论评。借观旁人的经历，也更可以了解自己的立场。

17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中国在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主要的乃是现存法制与政府体系与时代脱节，亟需整个改造。这时候英王查理第一信教虔诚，听信大主教劳德（William Laud）的建议，认为黎民饥寒，王者之责，社会动荡则须对教民科以纪律（英王承亨利第八体制为英格兰教会首长），而当日议会则受清教徒独立自主精神的影响，于是国王的宗教政策与税收政策激怒议会派，内战一开前后亘七年，议会派战胜。圆头党首领克伦威尔以“叛国罪”处国王查理死刑。

以后查理之“暴政”克伦威尔无一不有。克伦威尔也封闭议会，
也向东印度公司强迫借款，也拘捕政治犯，他尚且将全国划为十一个军管区，每区派少将一人治理，他几乎称王，只因恐怕部下不服而作罢。但他仍自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指定儿子理察为继承人，他的女儿与女婿尚且干预行政。他手下将领数人成为了大地主。在以下两件事更表现他的性格：当他治军时，军人习惯以政治传单，摆贴在毡帽之上，他指令取下，军人不服从时，他用手枪击毙最前的第一人。当议会派人员要求自由时，他带着讥讽的声调说出：“他们有呼吸的自由！”

我在密歇根大学初读这段历史时，不能对克伦威尔有何好感，倒反为查理第一同情。查理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临刑前还在断头台上讲出，他宽恕他的仇人，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应得的自由，这些情节令人心折。而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两年之后查理之子查理第二复辟，克伦威尔被剖棺割尸、枭首示众，好像宣其罪有应得，可是至今一般英国人崇仰他的情形令人费解，即保守派如丘吉尔的笔下亦复如此，19世纪末叶英国议会尚为他塑像。至今此铜像仍植立于议会广场，威斯敏斯特厅之前。

我还要到多年之后才能彻底了解：如果查理第一和大主教劳德的设计功成，英国将要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局面，亦即政治威权可以干预到各人良心上的出入处，自此捕风捉影不说．即使军民相得上下以安，英国亦只能维持中世纪之容貌。读者如不能远溯西班牙之大审讯（Spanish Inquisition）而推想其态势，亦可从拙作《何键》一
文大致窥见其可能情景。注意湖南在1930年间只用人本主义与社会习惯，无宗教力量与僧侣组织参与行政，只因其着重传统伦理观念，以之作敷政的基础，已产生文中所叙之一切。

英国当日国教为圣公会（Episcopalian），仿罗马体制，有举教团。议会派大致多为长老会（Presbyterian）信徒，不设主教，长老及执事由信民推举，但仍有全国组织，克伦威尔及军中将士，多为独立派（Independents）。此派在各地都有小教堂，无全国管制机构，于是才彻底做到良心上之事各由自主。

克伦威尔最大的贡献则是在他专政的九年间坚持信教自由。他身后查理第二与詹姆士第二曾企图打破现局，都没有成功，经过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英国的信教自由才固定如今日体制。

我们通常对“自由”这一名词，存有误解。在政治方面说，自由并非个人自行其是，因为此系无政府主义（anarchy），自由亦非保障个人现有特权，因为不问此特权之由来，亦只为保持现状（status quo），甚至可以侵犯旁人之自由。换言之，自由必须配合实切的社会条件。

从一个旧式农业社会进展至工商业社会时，其不二法门在制造一个合宜的环境，使内部各种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在个人趋利赴实时各种行动已不待鞭策，即不期而然的相互协定，也遇到极少的干预。这种体制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虽说内中仍免不了瑕疵，
但是较诸旧式组织已为跨时代的进步。在英国这种改造大致在17世纪完成。克伦威尔并未预作绸缪，具有先见的策划执行这种改革。他的贡献，可以分作两部解释。一是他的颁布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和主持对荷作战，巩固了英国的海上权威与商业利益。一是他的军事管制，保持了圆头党内战胜利之成果，使以后自复辟至光荣革命中约三十年期间内部的改革仍然继续他手下的规模。

1660年查理第二的复辟并不由战胜取功而获得，而系由双方坚持不下人心厌乱所产生的妥协方案而成。查理第二即流亡海外时早已宣布除乱党之出名弑君者不赦外，其他不念旧恶概不追究，即动乱期间田土庄屋已经没收拍卖的或经价赎的也各依现状。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决策。后来英国土地占有，承封建遗绪，零星丛杂，内战时军队进出，虽然经过一段破坏，也仍在整顿收束，使领有权和使用权整体化和合理化成为可能。这种趋向在复辟之后继续。所以1至18世纪各地修建付费公路、开设乡镇银行得以坐享其成果。

这期间还有一个尴尬局面，即是法庭断案全以普通法（common law）为依归。这是一种旧式的习惯法，凡事都按成例，缺乏弹性。在克伦威尔执政期间已准备改革，只因对荷战争而中辍，复辟之后得以加速进行。其方案乃是在今后断案时，酌情引用“衡平”（equity）原则。以后“衡平法”也造成体系，具有成例可沿。至光荣革命时两种法律已开始交流。

至此英国已凸现其现代形貌，世纪初期各以意识形态争执；至世纪之末，政教分离已成为公认的原则，国王与皇后也逐渐成为仪典上
的首长；不久尚有首相及内阁的出现。英伦银行已于1694年成立，自此经济问题愈为重要，与军事外交同为议会内辩论之热门问题。一言以蔽之，英国已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她虽仍为王国已有民主体制之实质。

克伦威尔不可能预见此间种切。可是后人综合英国在17世纪之发展却无从避免提及首要人物克伦威尔，他被迫为独裁者不复为问题之关键。相反，他使以上各种发展成为可能。

所以我们在大历史的角度提及“成则为王”，乃是注重历史中的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必因之而改变，我们研究这种发展与今人的影响，首在注重其积极性格。黑格尔说，在这种场合中虽领导人物亦难洞悉全情。所以一方面固然因人成事，一方面也以事成人。

可是这种客观的看法，虽历史家不易维持，以个人爱憎判断乃人之常情。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年轻时著书称《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
,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
）,对主题人物攻击不遗余力。再二十年后又著书称《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
），对此历史人物之评价全部改观。他自己提及以前痛恨当代独裁者斯大林及墨索里尼等，所以被移情作用支配，影响到笔下题材。可是在我看来，作者阅见愈多，经历越广与其眼光变化之关系更深。

我所写蒋、毛、邓对中国之贡献，所采用历史学上实证主义
（positivism）之成分与艾作后书的立场同（他说明克伦威尔系不由己意支配的独裁者）。我知道极少之人连我自己在内，可能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同样敬慕。但是敬慕与否不说（我的书刊内对他们的弱点即从未掩饰），如果我们不认清他们所处境的极端困难，抹煞他们死里图生的情形，不顾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与牺牲精神，不体会历史展开之层次与场面，只一味暴露他们的弱点（其实也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坏性格），则也甚可能同样误解我们今日的立足点。那样子被理想主义蒙蔽，成败不分，甚至追求一种渺茫而不可得的自由，只会失望，尚且可能危险。

所以我宁可得罪我的读者，不愿欺骗我的读者。

1998年8月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东南亚的金融问题没有结束，而且值得一般读者的注意。

第一点令人注意的乃是问题之大。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筹措的紧急救济，南韩部分就有五百七十亿美元、印尼部分也近四百亿美元，预计千多亿美元用罄之后，基金的实力已亏，还要准备后续的问题。所以克林顿政府在下年度预算之内再编入一百八十亿美元，作为美国持续投入基金的股份。有些美国共和党人士已经准备反对。他们说：私人在国外做投机生意，又交结当地权要，做得亏本，怎么要用美国一般民众付税填补？他们说的，近看确有理由。只是现代的货币金融透过跨国公司，已聚江淮河泗而成汪洋，最后也清浊难分，反正大家都是借债经营，做得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局部某方垮台，甚可以牵涉全体，构成全世界的经济恐慌。

国际间互相牵涉的情形，不难了解：日本因为频年经济不景气，将利息降低，低至百分之二以下。如果你有适当的担保，借得此款，大可以辗转生利。美国年利六分，南韩年利八分。如果你能借得日方资金值美元百万千万，换作美金，即是利用当中的差价，放债牟利，一年也有四万六万，或四十万六十万的收入，只要日元在这一年不再对美金增值的话。

以今日国际间汇兑的灵活，也没有人能完全断定游资的来龙去脉，但是一般情形之下日美多余的资金，转入东南亚。比如说，南韩一家钢铁公司每年经营收入美金五亿元，借得的短期债款即达六十亿。可以想见其用款没有以之增设厂房熔炉，而以之辗转投机营利。香港一家国际投资银行不久之前宣告破产，乃是因为它以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于印尼雅加达的计程汽车事业。印尼遭金融风暴，祸延香港的投资者。

投资最后之出处总以地产为主。你既要做大生意就少不了摩天楼里的写字间，又及于飞机场与码头、厂房仓库，更又及于旅社公寓。地产又为信用最好之依托，合同可以悔约、证券可以假造，可是一座七十层的大厦，谁能搬走隐没？地产也可能继续增值。只要占用写字间即能继续赚钱。而公寓的租金也和薪给的比例看来合理的话，地产增值拭目可待。香港的大亨多已熟悉于此中诀窍。他们过去趁着人心动摇地产贬值的辰光以信用做主买下地产。后来地产涨价又以此信用去大陆顶买得另一批市中心地产（大陆方面一般只出租使用权七十年）。一旦两端涨价，三面增光（连投资的银行信托公司在内）。

这办法行于香港、新加坡之外也及于东南亚的国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摩天楼突入云霄称为世界之最高，毫无待开发国家形象。既有这般摆布也少不得交通通信所谓服务部门的事业。于是高速公路与飞机场、货柜码头都不可免。总之先造成一片繁荣景象，即使没有其他
生意，旅游事业先已赚得一笔外汇。

说到这里我又必提及若干历史上的例证。

现代金融经济称之为资本主义与否已经无关宏旨。其要点在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交通、通信、保险各事业及法庭与律师业务）全盘活用。亦即全国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论公私、不论大小，也不论城市与乡村，一皆如是。即透过财政税收，各项企业及投机生意仍然如此。积各国的经验，当中最大的困难，即是笼括乡村。凡农村社会里安土重迁的习惯与潜势力，上假专利威权，中及于地主僧侣的垄断，下至乡绅里甲的约束，种种妨碍交换的因素，都要一扫而光。而且不易执行交通、通信和法制的障碍也要克服。

当英国在17世纪创立这种体系的时候，即经过两次内战前后近十年才将土地所有规律化。次之使一套通用的法律同时施用于城市与乡村，又经过数十年的奋斗。荷兰因着滨海与内地情形的差异，只得实行“一国两制”，各保存自有的法制系统，也只因地理的情形才能如此。而两方经常龃龉仍近百年。不用说，法国想弭平内外的参差不齐，尤以消除贵族与僧侣所领地产，为祸最烈。德国以创造新经济体系的姿态登场，以普鲁士原有的国营企业Seehand-lung作基础，也用关税联盟（Zollverein）与修造铁路为工具敷设新经济，也仍需向美国、巴西和智利大量移民，才能减轻对农村的压力。

凡北欧边缘的国家无不透过特殊环境才进入新体系之内。丹麦趁
着各国工业化后生活发展程度提高时，采农业重点由庄稼改为畜牧，以生产肉食，又以合作社经营分配，使产品商业化。挪威因发展水电而现代化。她的地形使电厂及于深山僻壤。瑞典迄19世纪前期仍是农业国家，世纪中期之后科技进步，北部低级矿砂，至此可以开发采用。原始森林之木材也因蒸汽锯木而广泛的开采。就业既移向新方面，农业机械化才为可能。

西班牙的情形最为特殊。过去因专制皇权及天主教神父结合不容改革。1至20世纪感受到内外压力，新旧掺杂，议论纷纷。凡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及右派保皇党一齐登场。内战之后经过佛朗哥之长枪党法西斯钳制数十年。长枪党虽仍保存私人财产权，但企业经理由官僚取代。工人虽获社会福利，但不得闭厂罢工。只是第二次大战时，佛朗哥不让西班牙卷入，战后又以海空军基地由盟国使用获得美国经援，西班牙农民在长枪党专政期间已稍舒展，最近才因全国一般经济增高，总算同登寿域，进入现代社会。

和以上的情形相较，亚洲各国的开发，只见得时间上汇集的迫促。从来没有如此许多的国家争抢着现代化。而尤其农业部分的准备，极不充分。一般又以外在的力量主动，最后的发展则缺乏多边形式，而采取同一方案以致彼此互相竞争。

我们不妨先从日本说起：日本战后复兴由美国支持。当年毛泽东高唱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只得扶植日本以为对策。美军继续驻日，日本无国防费用，工资又低，资金与技术的转让都无问题。在50年代与
60年代日货入美全未产生异议。加以又有韩战与越战，日本成为美国之后方，采办补给一部须通过日本。于是战后日本复兴飞黄腾达成为奇迹。台湾也在类似情况之下受惠。只不过台湾缺乏重工业基础，所兴革的以劳力密集的事业为主而已。

其实美国让东亚各国包括南韩的货物畅销，也并不全是克己利人。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工商业科技也有一段突飞猛进。其下层技术低微的事业就由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所制商品片面填补。以致世界经济更趋向于一元。这种发展也是东西冷战苏联不支而促使中国大陆趋向西方原因之一。

只是对正在开发的国家讲：这样做法，也有其限度。廉价劳工的输出固然产生国际贸易的顺差，也逐渐使落后国家工资接近世界水平。日本的一部分不说，南韩、台湾与香港的工资超过或接近每月美金六百元时，而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处只一百五十元，则已不如在这些国家投资开厂之为计。中国工资较各国尤低，但是意识形态的隔阂未除，外方投资亦仍有重重障碍，政府的管制过紧，外汇无从随意炒买进出，都促使西方投资集中东南亚国家。

投资的力量西渐，东亚各国都受影响。近数年来台湾社会已感到压力，南韩发现制造不如投机已如上述，五年前日本经营零售事业的大公司八佰伴移至香港，而日本地产一般也贬值百分之二十三。

所谓东南亚国家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当中包括不同形态。菲律宾曾受美国统治，保存着美国政治体系。只是政党政治有名无实，重要
人物可能在重要关头脱党而加入敌对阵容，马尼拉的选举常为吕宋岛上西班牙裔大地主家族寻报宿怨的工具，酿成政局不稳。菲人百分之八十五信奉天主教，寺院田产也遍在各地成为土地改革之障碍。所以菲律宾不为各国投资的良好对象，而尤以拒绝美国持续的利用海军基地之后尤然。但传闻台湾在菲有相当的投资，只是以华裔菲人出面，所以也情形不详。倒是因为菲岛不是投机商之热门，这次受风暴的程度亦不深。

印尼富于资源，输出以石油木材为主。但是人口两亿，历来粮食不足，近数十年经过“绿色革命”——用改良种籽及化学肥料等——才能供应自身粮食。国内华裔虽只百分之二，却操纵着零售事业之牛耳，最为民族主义者及回教徒攻击。

马来西亚华裔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约为马来裔之一半左右。过去民族间的仇怨经常爆发。又因马来人只愿做农夫渔户，不愿受雇，因之文教经济地位落后。自1970年后，联邦政府迭次立法使马来人在各方占优先权，以和缓华裔印度裔声势。

泰国内部民族间关系比较融洽，大概由于彼此信奉佛教之故，泰人又历有亲日倾向，日本投资也远较他国为多。但教育落后，北部清迈等处工厂，无法觅得本地劳工，只得向邻国如缅甸及柬埔寨输入劳工。

纵是彼此间情形不同，整个地区却有显著的共通特色：这些国家内城市与乡村间的差距大，教育仍未普遍，传统习惯不易革除，民众易受煽动，缺乏内部存聚资本的组织能力。外方的投资也先渗入大城
市内的服务部门，开发的制造业则以半制成品加工为主，有如汽车零件装配成车、电子零件凑成电脑、车衣制靴。印尼所制时装天鹅绒来自上海，甚至南韩亦不能免，所造电子器材一部分零件都由日本输出。所以这一地区内接受科技之转让极有限度，其输出重点在劳动力，已渗入制成品内，接受外方投资时本地供应率为地产。

这种做法各国之间彼此重叠，好像都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工与无限制的外资，只是角逐有限的海外市场。金融风暴的近因则起自外汇。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尚且提名道姓地指摘始作俑者为国际金融玩家索罗斯（George Solos），但经IMF调查，索氏固已涉及，而牵涉更深的尚且是各国本地长袖善舞、有力量借到当地货币先期抛售的人士。他们看清各国债台高筑，所建造的又多豪华大厦，所营业又无广泛出路，所以借得当地货币卖出，兑成美金或西方货币，等本地货币不支而贬值时买还。本来资本主义的精义即是利用各处的不平衡使之平衡，也在这过程中创造下一次之不平衡。只要做得合法，也无谓道德不道德。金融玩家是谁不说，东南亚国家必有构成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才引起投机者的觊觎。惟有投机者所闯祸之大，超过一般预度，已由货币而影响股市，由当地借家而影响到国际银行业，由东南亚而牵涉南韩、日本，再波及华尔街，西欧东欧也可能受影响。

现在善后的方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紧急补助，首先必须清理债务。一部分由IMF垫还，或先付利息，将短期债务改做长期债务，有些亏空过多的银行，只能任之破产倒闭，余存
的则须严守纪律，也可能受借债国政府及IMF的监视。这种提议合乎情理，却不孚众望。如果美国人尚且不愿见他们的政府替人抵账，本地人又如何愿见投机企业家的私人债务变成国债，并且今后财政事务，受人监视，损伤国权？所以汉城与雅加达的反应已是不佳。第二阶段则清账之后各国货币必采取彼此之间一种合理的汇兑率。这也可能产生无限的争执。既为负债国，则希望本国货币率高，可以还债时付息时不多费气力。但为货物输出的国家又望币值低，以便与外界竞争，得多倾销，下一步增加生产，防止失业，因汇率的波动，也可以引起各国互相竞争之余，树立关税壁垒。第三步各界都已看清：亚洲各国连日本在内，都要扩大并开放内部的市场。这种方案执行时更多困难，也是本文讨论之重点。

我们看到各界对善后的提议，只见得彼此间观点距离之大。《华尔街日报》载有一位女士的论文，她主张在国际间片面的恢复金本位。殊不知1929年的经济恐慌，首由美国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人缺乏购买力，又因用金本位，银根太紧，借债不易，以致货不能畅其流，生产萎缩，引起大量失业，落后各国才全部放弃金本位。金融的调节，只根据经济统计增减利息行之。这位女士的提议可谓反其道而行。

又有亚洲传来消息：有人建议，树立日元区域。此议颇像马哈蒂尔气愤之辞，但如有实际意义，势必排斥美金，倡导东亚门罗主义（马哈蒂尔有此趋向，他在推崇日本之外，也在迎邀中国大陆参与他的经济企划）。日本现拥有美国国库债务券百分之九，价值约四千亿美
金。依议而行势必扫数出售。若不如此，固然可以说日本为美国之债权人，但反面说日本无处投资，其本身财富尚寄存于美国，若以日元为东亚盟主，岂非仍拥戴美金为太上皇？反面言之，扫数出售，美元固受亏损，日本也先受其害，以后又更向何处投资？并且此后美国势必撤退驻军，因其无特殊之经济利益，亦不必在此地区维持军备。你既不许她为国际银行家，又如何能强迫她提供义务性质之银行警卫？各国是否愿邀日本取而代之？即有识之日人愿接受此项差遣，除非此等问题获得合适之答案，所谓日元区域之建议，亦为不假思索之想法。

《纽约时报》尚有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提出：“美国、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经济之推动力，此际善后应由三国采取主动，美国可将利息降低，宁可局部的通货膨胀，务使银根松动借债有门。日本则须大量减税，增加一般人民之购买力，用于消耗，不要全国上下一意守财。中国过去已经货币贬值两次，因之才使东亚各国失去对外销售之竞争力，此际不得再次将货币贬值。”

这项提议也没有见及问题的深远处，而且在技术上有值得评议之处。此番金融风暴之起因即系西方及日本游资太多，投资不假思索，目下银根枯竭之处已由IMF作选择性的救济，有些美国公司尚且前往抢便宜收买倒台的企业，此际如何又要扩大美国的通货膨胀，又再增加游资？并令日本减税，又能担保其不成为游资？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希望保护他们的市场，也各有原因。内中一个共通的立场即是农业无法与西方竞争。这些国家一向就以精密工作的方式耕耘，一般地少人多。即日本自麦克阿瑟实行土地改革以来，虽
然产生了多数小自耕农，一般每家占地不逾数十亩。最近也和韩国、台湾一样，由女子及老年人耕种。年轻人只在旁襄助，他们都在工厂里另有工作，才能收支无缺。

西方的农场，一般在二百英亩以上（一英亩等于六华亩）。美国中西部夏间一片金黄，秋收用大型刈麦机，驾驶室冷气装置，都成专业。纽约之苹果园摘果时用季节劳工、中南美洲人，事后车载而去。南部水田以飞机散布稻种。东方诸国无法与之较衡也。最近台湾因美国火鸡与苹果进口引起农民抗议，都表现本地农业无力与西方同等竞争。

中国大陆情形则又过之。农村剩余人口近亿，企盼往城市找得工作。政府准备收束赔本之国营事业，又势必辞退大量劳工。上海之摩天楼写字间未能租出者百分之四十，中国三千万建筑业劳工又受影响。今逢东南亚生意萧条，水泥又不能输出，片面责成其货币不得贬值亦殊难能接受也。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建议全不可行，东南亚注定倒台，因着本身利害，所有有关国家都望找得折衷方案，疑牵涉商业，则取舍之间必须两厢情愿。所以讨债还价之余应能逐渐疏通，只不过目下看不出一个简易方案，朝令夕行立即使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所关心的，则是不论用何种方式解决此问题，外界投资已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构成一种经验体系，有似中国抗战前通商口岸内的体系。西方式之法律只能适应于一个狭长地区。一入内地又是一个世界。迄今中国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初步扫除此种隔阂。现今与各国至少尚有十数年至二十年之距离。这样敷设的商业城市，
外向而不内向。过去经验外商向中国输出者以农产品桐油猪鬃（当日尼龙尚未登场，为制刷所必需）鸡蛋等，多零星采购。输入则以洋房汽车做代表，只增进市民阶级生活，更延长城市与乡村间之差距，况且动摇传统生活习惯，易为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正统宗教主义者借之发难。也极易产生独裁政治，因为新式法律或已颁布，支持此种法律之社会条件尚不具在。利比亚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与古巴之卡斯特罗皆是也。

我为历史学人，不愿做宿命论者。难道中国曾如此，有些国家曾用锁国政策，则东南亚必如此？现今东南亚的改革乃是全国改革，货物转口通过新加坡及香港及于各地尚有越南各国紧接下班，难道必开倒车？这东南亚一个大地区领有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之一部，又拥有大量人口，可做撼天动地的事业，尚且不怕无人投资，今日计算机掌握的科技，尚为十年、二十年前所未有。是否可以另为打开出路？我们应当互相体会：这不仅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推而广之，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此长远打算？华裔人士是否有志协助，使这运动不尽外向而能内向？各地开明的社会宗教领袖也能开诚布公，放大眼光为子孙造福？

我所修习的大历史，只能将所有有关因素，摘要地综合起来。这样看来这地区的出处有千百种的可能性，如何筹划，尚待各专家及领导人物决策。

1998年3月5、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印尼的彷徨

在一群伊斯兰教国家之内印度尼西亚最可能在下一世纪产生重要的作用。一因为她的人口，二因为她的资源，三因她海洋国家的地位，四因她本身之可变性。

这国家包括着一万三千岛屿，东西横跨三千英里。人口两亿，仅次于中国、印度与美国。所产石油、木材、橡胶与锡矿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为地域的近接与内在华裔的特殊情形，印尼也可能与中国发生重要关系。

印尼在13世纪之前原为一群各不相属之小王国，佛教与印度教在七至八世纪（中国时在唐朝）传入，这些小王国以印度教诸神做护佑。至13世纪爪哇之马扎帕奚（Majapahit）王国有统一诸岛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态势。她的扩张政策引起元世祖忽必烈的干预。1293年元军之攻爪哇固然是无功而返，可是自此马扎帕奚的统一运动也因之失去实质。她之令各岛称臣，也不外和亲纳贡等传统方式，缺乏统一之内在的意义。15世纪郑和之巡行南洋，即曾与盘踞马六甲海峡之海盗（也是华裔）和婆罗洲之土酋作战。可见得当时所谓印尼之跨岛王国早已有名无实。

17世纪荷兰之东印度公司开始扫除其他西欧各国在诸岛的势力，自此整个地区称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但荷人占领诸岛，
由沿海伸入腹地仍经过一段长时间。又直至19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始将治理诸岛权力交荷兰政府。然则印尼在荷治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名目上前后三百五十年。

荷人初攫得此群岛屿肆无忌惮。尤以处置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或称摩鹿加Moluccas，在西里伯斯至新几内亚之间）最为残酷。当日冷冻尚未发明，治肉专赖香料。荷人企望专利于欧洲，凡其在各岛力之所及则全部霸占。不能控制则前往将其耕作破坏居民屠杀，剩余的强迫迁徙。马克思论“初期的累积资本”，其实况为“历史的展开乃是征服，奴役，抢劫，谋杀。一言以蔽之，武力为最”（《资本论》卷一章二十六）。征之荷兰在印尼情形所述并不为过。

即至19世纪大部时间内荷人推行的“种植方案”（Cultivation Plan或Cultural Program）亦仍尽盘剥之能事。在方案之下所有村庄均需以五分之一的耕地种植商业产品包括咖啡、茶叶、蔗糖、烟草、胡椒、肉桂、靛青、棕榄等，其价格由政府单方计值以代地租赋税。所有收获由政府指定之出入口商接收统运荷兰，凡违抗及不如额的处以体刑。各地区土著之管理人员亦别无他法，但俯首从命之外亦从中受惠。此种强迫耕种至19世纪末叶方开始收束，至本世纪才全部停止。

印尼之反荷荦荦大者有19世纪初期由爪哇王子所领导之游击战，曾旷日持久使荷人疲于奔命。世纪之交又有苏门答腊之反叛，亦用兵三十年。本世纪初年峇里之土著以人海战术企图突破荷人所设城寨，但缺乏外援，本身在科技方面又过于落后，终归失败。

伊斯兰由穆罕默德创教事在7世纪，及其陆续传入印尼已在15世纪，大约与郑和巡弋印度洋同时。一般说来印尼之伊斯兰化未经过大规模“圣战”阶段，而是由阿拉伯人及来自印度之伊斯兰教徒做主营建教堂，延聘教师（mullah），感动各地群众与官僚后始推动王室。因其和平演进，长期发展，印尼之伊斯兰接受吸引各地其他宗教，尤多佛教、印度教及原始巫术成分。至19世纪之末始有来自阿拉伯之革新运动，以一切根据《可兰经》为依归，既排斥其他宗教成分，亦不承认伊斯兰教高僧所作各种繁缛之解释。只是此种做法也只能在印尼伊斯兰教徒中产生分化作用。

本世纪之初又有所谓“沙雷卡伊斯兰”（Sarekat Islam）者，亦由阿拉伯人及苏门答腊之伊斯兰教徒倡导。一方面提倡激动土人伊斯兰教情绪，一面即以排华为职志。但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当中群众运动之成分、战斗意识与提倡全民平等之立场，改变其宗旨，迫使阿拉伯裔退出，成为印尼共产党PKI之前身。自是印尼之群众运动，经常为正统之伊斯兰教义、民族主义、共产或反共立场长期角逐，亦甚少不与排华关联。

印尼自独立以来只有三位总统。迄至1998年5月，只两位总统。

第一位总统苏加诺（Sukarno，他原有名亚克米Achmed，以后沿用爪哇人习惯，将此名放弃，姓名只一个字），早岁被荷人监禁，第二次大战期间曾与日人合作，但始终不忘印尼独立宗旨。V-J Day后出面为新国家领袖。

此人曾被批评为好大喜功，不务实际。他实行独裁统治，又号
称“督导下之民主”（Guided Democracy），自任终身总统。1962年他发动对荷属新几内亚的战争，引起联合国调停，因之该区域终并入印尼版图。1963年反对马来西亚建立联邦。他的“毁灭马来西亚运动”以伞兵降落北婆罗洲，部分并降落于马来半岛直接威胁吉隆坡。因马来西亚被获选加入联合国之安全理事会则使印尼退出联合国。他之强调亲共反西方立场，自我标榜为“雅加达—北京—河内—琅勃拉邦—平壤轴心”。在这方面他确有轻狂跋扈姿态。

可是另方面我们检讨印尼立国背景，虽仍不必对苏加诺同情，至少可以了解此人立场之由来。印尼之小岛不论，大岛则各有不同特色。土著属于三百多个不同族群，操一百五十种语言。1945年全民识字率不及百分之十（现已在百分之七十以上）。1955年首次全国大选时，有一百六十八个政党参加竞选（现今只有三个），历史最悠久的则为印尼共产党（苏加诺之党称国民党）。伊斯兰虽为印尼人民精神团结力量，本身却分裂为多数政党，有的只主张以宗教组织参加社会活动，有的则主张以教立国，以教治国。

荷兰之放弃印尼不如英国之和平退出印度，最初重组殖民地军队与印尼作战，几经调停停战之后方接受新时代之现实，苏加诺亦采机会主义，以军事行动外交谈判达到其完全独立之目的。但在1950年间及1960年间各地叛乱，大小不已。这种种情形表示印尼过去缺乏组成独立国家之经验，此际则尚未树立新国家立国之宗旨。惟有仇荷反殖民地政策延伸而为反西方，发展而为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方能掌握左右。苏加诺机智，表面上反对西方，但仍利用美国惧共心情与之谈
判。其提倡民族主义又不免引起印尼人之攻击华裔，因此其政府愈表示亲中，人民则加紧排华。

1965年财政失控，通货膨胀至百分之六百。十月底一部分军官叛变，自谓肃清军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沟通之将领。大部军人不为所动，推举苏哈托（Suharto）少将为首迅速镇压叛变。指斥其为共产党主使。两方出进之间引起全国各处暴动。伊斯兰教青年极力攻击亲共分子及于华裔。事后苏加诺承认死者八万七千人。《纽约时报》载死者十万。亦有专家判断死者多至七十五万者。内中华裔罹难人数至今尚在争执中，有称多至三十万者；亦有称此数绝不可能。

苏哈托从此为第二位统治者。苏加诺在软禁中于1970年逝世。

苏哈托于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他的政权称为“新秩序”，又自谓为“在管制下获得意见一致”（consensus through control）。骤看起来，这也与“督导下之民主”无甚出入。

但是他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停止对马来西亚战事，揭橥反共宗旨，与西方各国示好，致力于经济之发展。他虽为伊斯兰教徒，但竭力抑制伊斯兰教政治团体，实际以军立国以军治国。至今印尼各处地方政府尚在军人掌握之中。一般说来华裔在他执政期间生活较有保障，有的循着他的经济发展而成为大亨。因之他被攻击与他的子女坐受贿赂任华裔垄断印尼。

新秩序之初期成功基于好几个有利因素。其经济方面着重原料物资之输出，此时适值原油涨价阶段。农业方面开始引用改良种籽及化学肥料，一时称为“绿色革命”者使全国粮食不待输入已自给自足。
而苏哈托取得政权期间美国正在越战的过程中，当然对他的反共立场竭力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以上有利的条件无从持续。80年代以来原油价格长期低迷。农业上的成功，也只有一次有效。而印尼人口虽经过管制，仍在最近二十五年内自一亿三千万增至两亿。目前尚遇旱灾，谷类仍待输入。加以十余年来承受内外压力，放松进口管制，沿海军警纵容走私，苏哈托成为众怨之尤。

去年夏秋之交的金融风暴使印尼盾在数周之间贬值逾半。但苏哈托仍不乏政治上的操纵能力。他的政党组织称为Golkar，具有职业组合（syndicalism）性质，由军人、官僚，以及农工商各行业集团组成，经常在大选时获得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上之选票。于是由国民参议会选举总统时，他无疑问的经常当选。（参议院有议员一千人，内中五百人由民选之议会议员充任，约一半代表各地方各行业，由总统及各级政府指派。）苏哈托今年初就任总统为未曾间断之第七届。

不幸印尼已债台高筑，因货币贬值，外债利息倍增，政府与民间均感困窘。最近所举外债又多投资于经济之服务部门，如公路、飞机场、旅游事业、计程汽车、银行地产等，一遇经济萧条，此等事业本身不能生产，多部等于废置或周转不灵。苏哈托犹且增编政府预算，以扩充刺激经济继续成长。但美国不复支持，由克林顿总统亲自电话劝止。国际货币基金IMF（亦由美国执其牛耳）则拒发紧急贷款。苏哈托不得已下令增加电费，尚可能影响粮食之津贴。雅加达学生示威，居民暴动，与军警冲突，死伤数千人。5月15日《纽约时报》印
发社论，称苏哈托必须下台。他迫于众议辞总统职，由副总统哈比比（B.J.Habibie）暂代，哈宣告于两年内由公意及民主方式重选总统。

可是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不可能因独裁者苏哈托去职而解决。

新秩序治下的经济成长确为令人侧目。三十年内印尼之通商口岸徒具现代国家形貌。可是这样的开发缺乏纵深，尤其农业无出路，足为继续成长之累。印尼政府拥有二千个大型农场，大都由荷人创始，出产咖啡、烟草、茶叶、棕榈油、橡胶等，全部用做输出。但百分之七十人民仍为种植稻米农户。凡中国大陆五十年前农村困窘情形，有如小块经营、效率低微、耕地不足、农民负债等爪哇峇里各岛亦无一不有。即由政府津贴亦非久计。印尼如欲避免大规模之土地改革，惟有逐岛移民。苏哈托执政期间曾创始经营。但此类方案须长期间大规模执行方有实效。

印尼之制造业目下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之四分之一，但大部出自机械精密之新型工业如炼钢、造船、飞机制造、化学肥料、水泥厂等。此外仍有以百万计之手工业店铺，主人参与做工或雇用帮手一二人。因此新兴工业与传统经济之间缺乏联系。大部国民亦缺乏购买力。整个经济只能外向，易受国际市场波动。

苏哈托之经济政策可分做三段概述：自其取得政权至1980年专注于石油及天然煤气之输出。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增加自然物资之开采与出口。自1980年后，外债之进入减少，政府以石油收入津贴各种新型工业，着重提引非华裔之企业家。各方管制极为严格。1985年后始
全面放松管制。大量游资进口以及大型华裔工商业组合之活跃，均最近十余年事。

华裔在印尼人口数无确切统计，有称百分之二者，有称多至百分之四者，似此出进之间已有两百万之差距。华裔出现于印尼，至少有千年历史，但过半数以上在本世纪初年由于荷兰放宽入境限制而移入或为此期间移民之子女。当时若干华人被殖民地政府任做免税人或开设当铺放债，但大多数开设小规模店铺充任各种工匠及劳役。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荷印外岛之开发涉及石油橡胶园林及锡矿等大部得力于华裔劳工。

华裔之国籍问题，曾屡屡引起争执。以前中国北洋政府，完全不置闻问。在南京之国民政府则坚持“血缘做主”，凡华裔概属中国国民，然对印尼华裔之权益亦无曾置喙。中共则承认“地土做主”之原则，周恩来曾发表声明劝各地华裔归化为各国国民，遵守当地法律。新秩序对付华裔之政策为同化（assimilation）而非整合（integration）。原来1955年与中共之协议，华裔须自动申请始能取得印尼国籍。1967年之法律更只容许华文报纸一家存在，华文学校限期封闭，有关华人宗教上之各种表示只能行于户内。现今绝大多数华裔可能高至百分之九十已归化为印尼国民。而且大多数已采用印尼姓名。

但华裔始终被认为华裔，即与土著联姻之子女不通华语者亦然。一方面若干生活习惯不能尽除，一方面大体上华裔生活程度较土著为高。我曾遇着一位印尼朋友向我表示：只有印尼女子嫁与华人；甚少
华裔少女出嫁于土著。

华裔垄断印尼经济情形可能常有夸大。但粗率估计：以不及百分之四之人口操纵约全国百分之三十五的新型工业，其声势不为不煊赫。然则另方面印尼之大型工业仍在政府掌握中。亦有人谓雅加达之最大银行家企业家中前三十名内除一二例外概为华人。证券交易所所列证券则百分之八十概为华人产业。华人之经营麻雀式之小型店铺尚无法统计。

当双方嫉视交恶时华裔商人常被攻击为惯用贿赂，好走后门。但印尼全国经济尚缺乏坚实之组织，是为一般正在开发国家状态，各种关系因人成事，尤其法令之解释与信用之批准与赋予既无客观标准，亦无法脱离权威。苏哈托及其家人即以摆弄人身关系称著。所以此形态为中国人性格抑印尼人性格至难判断。（在我的写作中曾一再指出以上情形实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状态”，少用“贪污”字眼。）

另方面若干土著蔑视商业。不少虔诚之伊斯兰教徒拘于旧习以为银行放债收利亦为不道德，华裔则无此顾忌。况且华裔工商企业家原有根底，又利用家族关系，交换内在消息，保持传统信用经营方式，印尼土著甚难与之竞争。在管制未开放前常有印尼商人获得政府低息借款，将之加息转贷于华人，或向外装饰门面自称业主，实际受雇于华人。

西方专家意见：同化华裔政策已不可逆转。但至少仍需数代，始能双方感觉水乳无间。且在此期间是否无特殊事故，足以动摇全局仍未可逆料。

与此华裔问题相始终者则又有印度尼西亚之宗教问题。

出生于西印度之印度作家赖保罗（V.S.Naipaul）最近所著书《令人无法相信》（Beyond Belief
），内中指出：以印尼之背景而热烈地接受伊斯兰实为阿拉伯人之“帝国主义”之成功。赖保罗因其本人印度背景，以为历史上马来半岛及印尼诸群岛为佛教及印度教盛行地区，今日将此传统完全放弃至为可惜才有此论说。

我们不必同情于他对“大印度”的追慕。但是一个海岛上的国家仍然墨守7世纪沙漠战争中所遗下的成规，实可视作地缘政治之错安排。

并且事实的发展仍不止此。今日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声势浩大。他们能阻挠政府希望通过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不久之前（1990年）雅加达的一家畅销杂志公布它对读者所作民意测验结果：读者所崇拜的古今人物中创教先知穆罕默德屈居第十一名，位在该刊编辑（基督教徒）之下。因为群情激昂，该刊物的发行执照被撤销，编辑以亵渎神明罪被判徒刑五年。但是另一方面对宗教领袖高唱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者政府仍能限制。苏哈托曾不时将一二过激分子投狱。因此最强硬的宗教领袖与官僚组织及军中将领实际互不相容。

然而印尼受伊斯兰之影响已有数百年历史，而最近百余年，程度更为加深。当荷人统辖印尼时除榨取物资外，地方管理仍由土著负责。治下之每一村庄有如人民公社。以爪哇为例：村长监督各人产业，以占用公地作为薪给。又主持公益事务，察看村民参加宗教仪
节，教堂之教师及书记则维持秩序及纪律。所以基层之政教合一有如中国专制时代之儒教。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苏门答腊土人叛变，即以伊斯兰作号召。事变敉平后荷兰之开明人士提倡所谓“伦理体系”（Ethical system），主张顺应土著群情，鼓励西方基督教人士与本地伊斯兰教领袖经常社交接触，停止基督教之传教工作，协助印尼人士往麦加朝圣。自此伊斯兰更为盛行。日本占领印尼期间亦奖励土著研读《可兰经》以作为反抗西方之意识形态。前述畅销杂志之民意测验，伊拉克之萨达姆仍占被崇拜者之第七名。可见得同教之情谊及反西方之意识均于此间表态。

印尼法律规定全国国民必须自动申报为以下五者之一：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不能无所属亦不能在此五者之外。近年统计：称为伊斯兰教徒者已逾百分之八十五，迫近百分之九十。但专家指出：内中有多数实际无所属，或信奉本地各种传统土教，只以避免官方纠纷，自供为伊斯兰教徒。

即实际信奉伊斯兰者，亦分为“虔诚之伊斯兰教徒”（santri）及“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abangan）。前者人数少（实际人数无法获知，因此种区分无从客观之划界），而维持高姿态（high profile）,易于鼓动群众。尤以轮船通行以来，每年往麦加朝圣者数万人。每一朝圣后，被人尊为“浩知”（Hajji），此字为姓名前之头衔，因之终身受人尊敬，爪哇之本地商人及大地主多为浩知。他们亦多以反基督教之名义排华，因华裔富商多为基督徒。

苏加诺及苏哈托均为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他们不能忽视伊斯兰所发动之群众力量，却又不愿视伊斯兰领袖以宗教渗入政治，一则分裂全国，一则为行政之掣肘。（苏哈托除与华裔富商接近外，其政府中之经济专家亦常多基督徒。但彼亦已于1991年往麦加朝圣成为浩知。）

无疑的，伊斯兰在现况之下不加改革足为印度尼西亚现代化之累。

有些伊斯兰教教徒歧视银行放贷生利，有如上述。殊不知现代经济之首一要诀，即为负债经营，除非资本广泛的流通，很多企业无法创始，而国家经济体系之中亦产生多数罅隙，上下前后左右不能结合为一体。此正是今日印尼厄运之所由来。

一夫多妻制亦是社会中层脆弱一大主因。赖保罗书中有此一段：

直到后来我才获悉马利门是他父亲住在同一村庄里分居的两个家庭中十七个儿女之一。又直到后来当我旅行的时候，才发觉伊斯兰教之重婚与简易之离婚手续不仅是男人的色情关系。这“制度”损坏了家庭，它产生了一个半是孤儿的社会。一个家庭被父亲抛弃，他又再去另创第二个和第三个。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产生〕的故事。

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不说，在经济上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一个坚实的中层社会无法产生。伊斯兰法律着重重婚男子对各房妻室同等赡养同样遗传，如此稍有能力聚集资本之家庭亦迅速的成为贫户。伊斯兰
教徒以其社会中之平等观念自豪，并且嫉视西方性道德之泛滥。但是其本身之平等取自低水准之平等，并且又将维持性禁忌之责任大部推放于女子肩上。

我们说伊斯兰之发展于印度尼西亚乃是地缘政治之错安排，乃因伊斯兰教教条着重单一雷同，商业只通有无，不注重寻觅机缘投资制造，及个人无限制的累积资本。每日匍匐向麦加祈祷五次易行于骆驼商队。这一切在亚洲腹地北非之干旱地带接近沙漠地区行之有效，处于印尼地形复杂物产丰饶，尤以这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发展而现代化之际实自相掣肘。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重大分歧在于伊斯兰不承认三位一体（trinity），否定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有神灵力量。但后者因此构成良心上之事各人自身做主，尤以宗教改革后自此脱离僧侣羁绊而尤然。伊斯兰教教徒今日尚承袭于教师（mullah）之下，以外在之纪律为依归。彼等之墨守成规势态必然也。

我们看来：新时代之伊斯兰教徒亟应通过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阶段。尤以今日教育普遍，识字率增高，时机业已成熟。穆罕默德虽否定耶稣为神，但《可兰经》内仍有“定命论”之段落足为良心上各人自主之根据：

〔注〕如果安拉（上帝）准备启发某人，他开放他的心胸；使他接受伊斯兰。他如果有心让他挫败，他可以使他的心胸又窄又小，使他有如平步登天一般的困难。这样安拉对不皈依受教的予
以天罚。（六·一二二）

经中又迭有“安拉仁慈，正义之人必受到宽恕”或类似辞语的慰藉，所以纵放弃沙漠战争之成规，亦无损于《可兰经》之一神论。只是过去伊斯兰领袖提倡不顾历来高僧讲释，直接研读《可兰经》，犹且引起无数纠纷。事关宗教，又非外人所宜置喙。

叙述至此，作者与读者当共体会今日中国处境之艰难。无辜华裔被害固然不当缄默。然则过度伸张又可能被指摘为干涉他国内政，徒予人以口实，于事无补，或更增加华裔之困窘。所以中共政府只对近事作极温和之谴责，因彼邦财政困难仍支援接济。我们尚需注意中国境内尚有数以千万计之伊斯兰教国民，而西方倡导“文明冲突说”者且在预言“儒教国家”将与伊斯兰同流，与西方各国作战。国际关系间之敌意与误解易结难松也。

从以上的情节看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涉及经济组织宗教种族多方面，各种因素又互相关联，需要高度的忍耐，从长期间取得解决。可是今年之政变又再投入一个新的未可知因素。此即现总统哈比比态度。他是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Indonesian Association of Intellectuals, ICMI）之会长。

前已言之，印尼之统治者希望以伊斯兰维持秩序团结人心，又不愿见伊斯兰教团体干政，已历有年。即在日本占领期间，日人亦感伊斯兰教团体众说纷纭，于是指令此种宗教团体归并而为一个大组合，
称为Masyumi。印尼独立后Masyumi立即要求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苏加诺拒绝，并指令停止Masyumi之政治活动，但保证印尼人民尊奉“一个神明”之主旨，可以以不同之宗教方式表示。这出处成为现今“五个原则”（Pancasila）中之首一原则，亦为今日印尼人民须各自报称属于五种宗教之一的根据。既然五教并行则不得互相侵犯，违者处刑。

苏哈托执政后并通令执政党（Golkar）之外，其余反对党归并为二。一为联合开发党，一为印尼民主党。伊斯兰教团体归纳于前者。迄至现今两党在选举时未曾表现有意义之突破。此固然由于苏哈托之铁腕政治，能以军人控制地方政府，操纵选举。但另一方面亦表示伊斯兰只有最基层之凝聚力量，教民所关心者为传统教条教规。在全国方面，伊斯兰尚未有一个妥定之议程单，无操纵内外政治力量。

此局面可能在最近打破。

哈比比留学德国，修习航空工程，获有博士学位。他与前总统苏哈托为世交，由苏召还回国服务。在今年3月就任副总统前为苏哈托政府中之科技及研究部长。哈比比为虔诚之伊斯兰教徒，每日祈祷五次，每星期二、四绝食。他所主持之重点工业包括炼钢造船，而以制造飞机为最。在他督导之下印尼与西班牙一家工厂合作，已制成涡轮式螺桨飞机一种，预计2004年可制成喷射式飞机。评者谓哈无成本利润观念，部分零件尚需购自外方，且其属下工业漏税，但哈比比辩称他的目的在接受尖端科技，培养人才。他在议院答复质询时谓印尼经济近乎三分之一被华裔十个大型企业组合包办，政府必须举办大型企业以资对付。伊斯兰之出路，在于掌握科技为人民造福。

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成立于1990年，由哈比比亲持发起人名单经苏哈托阅后批可。内中另一闻名人物则每年巡游海外，予印尼留学生以精神训练。伊玛都丁（Imaduddin）修习电机工程，曾任大学讲师。二十年前曾因在群众集会作煽动性演讲被监禁十四个月，现为知识分子联合会主要发起人，主持电视节目。他与哈比比结合，当然志不在小。

但据前《远东经济评论》通信员史华兹（Adam Schwarz）研究，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会员包罗大学教授、政府部院首长、各级官员、伊斯兰思想家以及伊斯兰教领袖之中希望借此出头人物，迄今仍意见分歧。应否包括名义上之伊斯兰教徒，应否剔除印尼伊斯兰内之本地文教成分，甚至联合会应否成为政治工具均无确切的解答。史华兹又判断：苏哈托曾瞻顾内外，发觉军中对彼之支持，已不如以前热烈，才接受伊斯兰之社会活动以作对策。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则哈比比之企划有如中国一个世纪前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实际两者不能相互支持。印尼今日亟应注意的为其经济体系之组织结构，而不在繁缛之文饰。尖端工业缺乏社会支援及于商业之批发零售信用转贷等互为环节，亦终为社会之外界体。精神力量不能填补此庞大之罅隙。

刻下对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作最尖刻之批评者亦为雅加达之一大闻人，华希德（Abdurrahman Wahid）不仅名闻遐迩而且迄今又为印尼最具争议性人物。

他公开对印尼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联合会诸人之支持“五个原则”
质疑。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在驱使印尼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国家。他反对苏哈托的独裁专制，但是他认为印尼如果以教建国以教治国则比今日之无政治上之自由，至少各人尚能在宗教方面选择的情景还要坏。华希德自己领导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团体“伊斯兰学者协会”（Nahdlatul Ulama），被新闻记者称为“那个瞎眼的老僧侣，他有三千万信徒”。他之态度如此，看来费解。

华希德视力甚低，但非瞎子。他现年刚五十余，也不算太老，他更非僧侣。他不仅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而且数代如兹。他的祖父曾往麦加朝圣，他的父亲滞留于麦加两年。祖父回印尼后开办了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最初由八个学生陆续扩充至他去世时已四千人。他的父亲又继续祖业，曾在印尼独立时任苏加诺政府中之宗教部长。现今伊斯兰寄宿学校遍设于印尼每一村庄。学者协会NU有会员三千万人，从办学创下基础。原为联合开发党之一部。1984年华希德使之脱离联开党，但他仍蝉联当选会长。他的意见不一定被普遍接受，但是为人获尊重，当苏哈托在任时，华希德为惟一能在外国新闻记者前批评总统之人。

华希德认为印尼政府应当放开视听，接受伊斯兰舆论，他反对的是政教合一。他认为伊斯兰教应当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不应使人见而生畏。印尼的少数派充实国家的新生命，应当接受保护。伊斯兰信徒应与华裔和基督徒合作。华裔经营的企业也应当继续。他尚且反对苏哈托的合作社运动，因为这些合作社无实效。他认为印尼大多数人民实际无所属，应当竭力感化。

如果我能作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的话，则华希德的立场遥远得可和英国17世纪宗教冲突时的独立派之立场相比。这些独立派坚持“良心上之自由”。他们不愿强迫旁人就范，也绝对不容许旁人以信仰上之事要挟。所以在克伦威尔执政时信教自由及于犹太教而不及于天主教，因而当日天主教仍想恢复总揽基督徒的地位。此中相似之处实有夸大，但是这比喻可以协助了解华希德的动机之由来。

这样看来华希德纵不能成为领导全国的人物，他之坚持反对的立场，仍对印尼政局有实切之贡献。

所以印尼今后一年的政局还有很多变数。苏哈托虽辞职，他并不缺乏幕后操纵的力量。军中将领的意向，尚不明显。今后几个月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影响到民意与明年的选举。而且外间的力量也仍可能有重要的关系。美国透过IMF，成为债权国，可以投入负的因素。因为在伊朗和菲律宾的经验，美国总是想和不孚人望的领导人物保持距离。今年5月由于IMF拒发临时紧急借款，即足以加速苏哈托的去职。

印尼的近况，可以与中国近代史并读。印尼的困窘杌陧以及内部的参差情景，百年内外中国无一不有。印尼的华裔问题远不过是内部少数民族操纵本国经济。中国则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使沿海及通商口岸的经济，整个外向。仇外的情绪，曾激起义和团事变，而中国终于将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权整个推翻。民初的行宪也注定的无结果，因为所写宪法只代表一种理想，与社会的实际情景，并不衔接。最后发
现彻底改革，只有整个的清算“尊卑、男女、长幼”的旧社会。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不算，“文化大革命”尚使余波震荡数十年。读史至此，中国人应心安理得，觉得过去的历史，并不是一连串的错误。中国百年内外的问题与今日印尼的问题相较，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但是彼此之所面临已是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而不只是政策左右人事参差的问题。我们的了解应从大处着眼。

今日印尼并无如六十年前的中国之有强邻压境，内外煎逼。况且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很多岛屿上面人口稀少的空间足资周转。有了这些优势的条件应当避免重蹈中国之覆辙，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无意“好为人师”。但是读史至此，南望南中国海，为着印尼人民，为着华裔，为着我们自己，禁不住要表示这样的期望。

印度教与核威胁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经常对宗教题材感到困难。因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事物的铺陈必受逻辑的检束，宗教则可以出入于逻辑；另有神秘主义（mysticism）为主宰。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各种宗教之中以印度教最符合逻辑，亦即它的立论最为前后连贯。汤因比说他自己愿意翱翔于基督教与印度教之间。如果他在二者之间必择其一，他只有选择印度教。

我们不必和他一样认为逻辑必较神秘主义为优。可是我个人的经验，却在一般学子面前极简单的阐释各宗教之大意（如在一般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之前，以两小时发挥一种东方之宗教，这也就是历史课程所赋予时间的限度），印度教的解释，最容易开初学者之门。

这教义由几个简单的观念组成。karma乃是因果关系。凡事既有其因，则必得其果。虽说不必立刻于当时或当事人身上显现。dharma乃是“法”，不一定是我们的民法刑法，而是自然法规。如果你的汽车驶行每小时一百公里，前车已刹车你还在加油，必有撞车之祸，即是法网难逃。而佛法无边之法，也属于这dharma。

人世间的关系也不出几个范畴：kama（注意：内中无r）乃是情欲，凡饮食男女的欲望概属之。artha乃是金钱物质之所得。moksha
为解放与超脱。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但是一个人的行动不受本身欲念纠缠，可以无后果。有如外科医生以解剖刀切入人之肺腑但无恶念，是为niehi-kama karma（直译为不见欲念之后果），简言之即无后果。一个人经常如此，即可以避免轮回再世，得到解放与超脱。

一个人信奉印度教，他们并不鼓励你立即得道成仙。他的生活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徒（disciple），第二阶段为众生（householder）。此时他应当成婚。印度教不主张保持童贞，他们所述的男神女神，个个都已结婚。凡情欲好货各节，也在这阶段满足，只是一个人之生命有限，他在各方刚一满足即应知适时而止。因为时日不多，宗教上的要求尚有次一阶段。此第三阶段为隐士（hermit）。不少印度公司之经纪人事业颇为顺利，而偏在此时突然退休，将事业交付于人，而自己则追求精神上之解放。至第四阶段则为“苦行者”（ascetic）。隐士尚只割断各人之社会生活，苦行者甚至连生理上之必要需求亦逐渐戒断。这样一来入世出世可以循序渐进，无剧烈之裂痕，也可以人人得道。

一个譬喻：印度教有如令宜兰滨海之人不论男女老少齐奔往塔曼山之山巅，不到不止，其昼行夜宿，有如生死轮回，今晨出发点有先后，乃因昨日功夫参差，因果所至，全属karma。途中前进技术不同，平地可以跑步、涉水须游泳、爬山用绳，此各种因事制宜之法则，尽属dharma。当登山时每见晨曦初显，各人酬劳自己，饮咖啡一杯，放宽胸怀，欣赏东海景色，是谓kama。不过须考虑时日不多，不宜逗留太久。路上与同行之人交易，以便当一盒换得三明治两份、苹
果一个，入多于出，其经济价值属于artha。然则纵有如此种种分心之事，最终目的仍在山巅。至此天地浑然，身心如一，无尘世之俗念。这种解放与超脱有如moksha。所以概括综合的解释，将天人人间之事全部收纳，亦无一例外，亦毋庸涉及神秘。因之印度教被认为合乎逻辑，前后连贯，它给任何人都有鼓励与引导的力量。

可是不受神秘主义束缚的宗旨，不能始终贯彻。因回生转世即产生“鬼神再生”（divine incarnation）之原则。其立论基点在认为一切神灵之主宰尽属Brahma，但是这神灵之主宰可以因借着不同之“人身性格”（human attributes）分裂为二，亦即Vishnu主保养；Shiva主破坏。这两级之神灵也可以因借着更为分析着较为繁复之人身性格出现为多数之神灵魔鬼。总之具有差别与高低，溯本归源仍始于一。于是由一神论而为三位一体，再由三位一体而化为多神多鬼，有些印度教内之女神婀娜多姿，身体半裸；为人崇拜之魔鬼面目狰狞，腰缠一串骷髅。然则依神学解释，彼此都各代表宇宙现象之一面。

而且因果循环回生转世之原则支持职业遗传之种姓制度。“婆罗门”为教师，“刹帝利”为战士，“吠舍”为商人及地主，“首陀罗”为农奴。这四级区分，统称为“华纳”（varna），意为颜色。专家考订：公元前始分种姓时以肤色作主，白皙为上，黝黑为下。今日此种区分大致已与当初设计脱节，例如婆罗门有同贵族，而印度人注重饮食，凡食物必由同种姓或较高种姓之人手处理，以致今日多数之婆罗门任作厨师。各地地主，也多刹帝利。他们在中世纪战胜既攻，久之则拥有村庄内之土地。甘地（Gandhi）一姓在近代印度史内煊赫（不过圣
雄甘地与尼赫鲁之女甘地夫人并无亲属关系），甘地一词在印度语中则为“杂货店主”，所以应属吠舍。

自中世纪以来在印度村庄盛行者称“查支曼尼体系”（Jajmani system）。每一村庄必有一种姓，领有全境耕地，我们无妨视之为地主种姓，是为“查支曼”（Jajman）。又有多数带服务性质之种姓，称为“卡明”（kamin）。通常每一村庄，不可能少过于二十个，有的也出入村庄内外。他们婚嫁出自本种姓，职业遗传。浣衣之卡明，浣洗所有衣褥。理发业之卡明，男子理所有男子之发，女子亦为全村妇女洗头。地主种姓如有婚嫁，制陶之卡明供应全部坛罐盆碟，均待收成时一次付值，通常为一人或数人所能肩挑之谷物。每一村镇均有其五人委员会（panchayat）管理。每一带服务性质之种姓亦各有其五人委员会代表共同利益，也仲裁各项纠纷。上述安排除稍有减损之外（如新式剃刀出现，即使理发之卡明失去凭借），仍残存于印度北部。

各种姓之下尚有“贱民”（untouchables），包括皮革匠以至扫街者。因为他们削割动物之皮，清除沟渠秽臭，其他种姓回避，以免在热带气候染疫，积之遂成贱民。他们之中亦分等级。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伙夫偷懒，常招引附近贱民为之任杂役而酬之以残余食物。我曾服役军中，所以在人身上已彻底被污染。

历史学家认为种姓因地缘政治而产生。印度之次大陆（subcontinent）南部濒大海，北方之人字区域亦为高山丛林掩盖。惟独西北角有狭道数处为历来外间民族入侵之处，历史上却无由此向外扩展事例。于是次大陆有如布囊，长期囊括各种民族。印度亦无中国长期间
胡汉通婚习惯。社会上处置新来民族办法为令之经济上构成职业团体。又在印度教诸神各有等级高低的沿革之下，令之崇拜某种神灵，亦无须政府干预。

读者如询及印度友人彼等多谓种姓制度业已废除，五人委员会亦不存在。此种说法只有片面之真实性。种姓制度为印度自古以来村庄内之基本组织，不能以一纸文书罢革。只有在组织军队、开设学校、兴建工厂、增进交通的声势下逐渐侵蚀其旧组织。而今日新型经济不能整个收拾旧社会。（要是能时整个印度必已改观，而且影响全世界。）所以不仅查支曼尼体系不能尽除，五人委员会仍具力量。距今只十年《纽约时报周刊》即载一近事，有高级种姓女子与贱民男子私奔，被擒获由五人委员会判死刑。又印度法律禁止童婚而实际孩童十岁或不及十岁联姻仍常有。印度友人亦非有意欺骗。大概他们也像我们自己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只醉心于外间世界，对本土内部反不闻问。

况且坚实不移的印度教徒尚视种姓制度为理想安排。神有等级，为不同之人模仿的标本。人也有高低，因之各人进德修业为来生转世进步升迁之准备。种姓即为此而设，正如学校之有班级。骤视为不平等，倘使人人经此生死轮回，则为合理也算平等。

历史上反对种姓的力量出自两方面：佛教可算印度教内提出改革的一种运动。但是在印度长期缺乏统一的过程中，种姓赋予基层的社会以凝聚力。佛教徒反对，却提不出代替之方案。所以以后佛教盛行于东亚各国，反不能于本土立足，另一种外在的力量反对种姓即为伊
斯兰教。当12世纪伊斯兰教徒侵入印度时，伊斯兰信徒已具有坚强的政治军事传统与不可妥协的一神论。印度教不能使之同化，相反的伊斯兰教吸引不少印度教徒，尤以低级种姓易被感化。

英国在17世纪侵入印度后，印人谓其“分割而后征服”（divide and conquer）以宰制印度。事实上英人确曾与不同王子交往，征伐彼方，与此方结盟。但最先纯依东印度公司商业利益，无全盘计划。18世纪则与法国争雄于天下，开始席卷次大陆。但即夺有全印度，仍只有中央地区据为英国领土。其他区域与各王子订有长期条约，英人监视其军备，代之抽税理财。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时先将英属印度之中区保留为印度，东西两侧伊斯兰教徒较多地区划分为东部及西部巴基斯坦，各王子听其所属。事实上各人甚少选择，也只能以就近所属及以其人民信仰为依归，纵如此两方仍留下不少对方之教徒。至今印度之九亿人口中，至少仍有一亿半为伊斯兰教徒。巴基斯坦境内亦有以千万计之印度教徒。自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战争后，东部巴基斯坦已独立而为孟加拉国（Bengladesh）。迄今印巴两方已有停战协定，尚未解决之边境冲突则在北端之喀什米尔（Kashmir）。此域之争执，亦牵涉上中国。至今人民解放军所占领之一部，不少印人仍坚持为印度领土。

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冲突，早有历史沿革。自10世纪伊斯兰教徒每年在边境掠夺，至16世纪突厥系伊斯兰教徒树立蒙兀儿帝国（Mogul Empire）于德里，所有军事行动，均以伊斯兰之“圣战”方式执行。（只有阿克巴［Akbar］为帝一段时间可算例外。但是他的
妥协方案即为下属强硬之伊斯兰教徒反对。）自各地方志亦可看出：每一地区换手，战胜者即将该地教堂改作本方教堂。

伊斯兰教教堂之为“清真寺”本为至洁至正。信民齐声祷告，集体膜拜，印度教徒以神龛装置各色神灵，可能三头六臂，也可能锣鼓喧天。印度教徒崇拜神牛，痛恨伊斯兰教徒宰牛。两方相遇，经常口舌相讥，以致投石块，动拳手，彼此都以为自己在护卫神明，亦无法妥协，以致非死伤狼藉不休。1947年划国界时双方难民越界投奔迁移，在不少村落中车站前引起大小规模冲突，死者总数据估计在五十万至百万之间。

印度教之神学哲学思想深具一种精神胜于物质之观念，而印入亦以此自豪，甘地之消极抵抗终使英国退出印度。以后尼赫鲁又发扬而为“不结盟方略”（non-alignment），不结盟与“中立”、（neutral）不同，后者站在争执者两端之间，好歹不闻不问。不结盟虽不袒让一方，对好歹偏要闻问，不过以一时一事为依归，不完全依附一方之逻辑。当日东西冷战之间，两方都在争取第三世界，而一时印度之外交家品评人物议论是非，自信独具精神上之优越态势，各方对之亦无可如何。而印度亦仍同时接受美苏外援。

印度与中国交恶，亦离不开双方自大立场。蒋介石时代中国国民党即以扶助弱小民族自居，第二次大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会见甘地及尼赫鲁，此行引起丘吉尔不满，而蒋箴告印人，谓英国已允许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应即接受与之合作，亦使尼赫鲁等反感。彼等以蒋抱优越感，自以为授惠于人，实际则空口瞎吹。此种反应见于日
后中国内战期间印度予蒋及国民政府之尖刻批评。

背景上自19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即经常以中国与印度并列。两者均为文明古国，两者均人口众多，在近世纪不仅落后而且彼此沦为西方之殖民地。但中国人自问未曾亡国，只以印度朝鲜为戒，不屑与印度朝鲜为伍。人种上之偏见亦以印度人皮肤黧黑，能力智慧必为低下。不知大部印人属雅利安语系，面目轮廓与欧人同，亦睥睨中国人。又两方均以生活最低现象概括对方，实际印度之高层社会语言态度举止全部效法西方，尚为中国所无。

我曾遇一同事云：“历史上印度授予中国者甚多，得自中国者绝无仅有。”我不能谓之颠倒史实。佛教之传入亦影响中国美术建筑及哲学思想等，无可置辩。但彼未提及的乃是文化输入由于中国僧人往印取经，而甚少得力于印度高僧来华传教。而此同事对郑和航行时孟加拉迭向明廷朝贡一事则不愿提及。此等情节迄今尚少记载，只有长期往来两者之间方可道及。只见得彼此之间国民心理甚可能左右外交关系。尼赫鲁闻及中共已自青海及新疆修筑公路至西藏，曾说：“以我们落后的邻邦能有如是成就，也是好事！”其言辞指向偏在印度强于中国。（不过我于五十余年前旅行于印度，眼见彼邦交通通信实优于中国。）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紧随英国，即于翌日承认。以后又陆续为中共捧场，希望其在联合国取得台湾政府所占席位。1953年尼赫鲁至北京传达艾森豪威尔旨意，如中共继续拒绝在韩国停战，美军将使用核武器。以尼赫鲁外面示好内心蔑视中国
之态度，中共对其善意之反应，亦可能如印度在1942年对蒋介石善意之反应。

凡新兴国家必有振兴军备整饬历史上边疆状态，印度虽表彰其和平处世宗旨，对兹项筹划从未放松。立国以来，已与巴基斯坦交战三次。1971年干预东巴基斯坦内乱，进而促使其独立为孟加拉国。1959年以武力占领葡属港口哥亚（Goa）。1960年间与尼泊尔发生争执，尼人谓其窝藏彼国反政府人士。对付锡金则先促成其承认为印度之保护国，1975年终并入印度为第二十二省。可是中国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亦陆续用兵于四方。其原因可能不同，然印人亦至难接受其解说。

中国于1950年开始进兵西藏，印度抗议，中共斥其干预中国内政。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人纵之组织流亡政府，藏人奔印者十万。至今达兰莎拉（Dharmsala）接受外国援助，俨如藏人城市，喇嘛僧侣驰吉普车于街衢，为中印交恶一大主因。

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发生于东部在印度之阿萨密（Assam）与西藏交界处，西部即在西藏新疆与喀什米尔毗连山区，两处以前均无人烟，亦均为两方争执之地。但西方媒体大部接受印度立场，谓人民解放军侵占印度领土。事后西方学者考证则又谓军事接触咎在尼赫鲁，他曾下令驱逐中国军队，不料印军大败。人民解放军除自确系印度国境之一部撤退并发还俘虏单方宣布停战外，迄无解决方案，而尼赫鲁亦不久含憾去世。

只在1990年间中印始重开谈判，1993年签订有关边境冲突条约，
但印度已觉自尊心受损。况且中国不断声援巴基斯坦，是以两国关系始终冷漠。

此次印度试验原子弹爆炸五起，表面上打破亚洲腹地的平衡，但二十四年前印度即曾试爆。该国之有原子弹爆炸能力早在观察者预度中。（同样的，巴基斯坦也有此能力。）并且他们判断：原子弹爆炸有示威作用，一方面固然向中国及巴基斯坦表态，一方面也借此鼓舞印度人心。缘由为近年以来印度失去外交活跃之场面，经济方面又无突破，虽号称“世界最大之民主国家（以人口论）”，而实际意态低沉。新首相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代表最右之印度教党（Bharatiya Janata），借此增加他的声望。果然，民意测验赞成试爆的占绝大多数。并且这些观察家尚且指出：中国大陆已有核弹头四百枚，所以印度立即与中国核武装竞赛的公算不高。即瓦杰帕伊在试爆后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访问，也仍称印度愿和巴基斯坦及中国增进外交关系。

虽说如此，我们对这样的局面不能彻底安心。世界上的国际纠纷总是易结难松。很多保卫和平的工作可能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废诸一旦。印度三位政治家甘地，都因暴徒刺杀殒命。迄今西方还有不少人士以中国为假想敌或预想敌，在这种气氛之下，中国永久的牵涉于印巴两国的宗教冲突之中，不是适当的决策。

西藏问题不应当为中印两国关系之裂痕。西藏果真要独立，不能避免组织军队（不少的激进派尚且憧憬于“大西藏”之幻想。希望西藏包括青海之大部，川康之各一部），发行货币，则不可能为现在喇嘛
体制所可承担。我们也想不出藏人既要现代化，如何可能避免中共在该自治区的改革与建设。这当中也包含着达赖喇嘛的暧昧游离，他的态度好像是说我不坚持独立，这是我哥哥的主张；我反对用暴力，但是我下面的人并不如此。所以中共也利用这种矛盾。一方面不希望达赖回藏引起藏人激动，一方面也仍希望达赖继续其和平奋斗，将问题变化。印度当局并非毫不知情。文化大革命期间，藏人奔印无从截止。今日时过境迁。最近几年来对达兰莎拉已渐冷淡，指望藏人检束，不愿得罪中国。（达赖的态度已有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批评。而达赖也在改变态度，承认中共已在转变。）

如果中印两方消释敌意，此等纠纷应不难解决。

此外中国人务须拒绝接受不断在与印度竞争互较长短的说法，两方的不同主要由于地缘政治。印度因“囊袋”地形，历史上无组织常备军长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印度人尽量的放纵想象力，不论是宗教教义或文学，他们制造一套大系统，将一切兼容并包。凡逻辑不能到达之处则委之以来生再世。品物只有前后高低，没有好坏。但是从查支曼尼的体系看来，他们已将神学与经济浑然构成一体。即是尼赫鲁的不结盟方略，也仍是源于印度教一切兼容并包的传统。

从广义的宗教眼光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国家。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有在血缘关系中求永存的意义。既然将生活之目的与生命的意义都放在敬宗法祖的前提下，这也就是一种宗教思想。表面看来这与神秘主义无涉。但是生
命的起源于宇宙的终结都不是人类知识所能掌握的事物。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数如是的虔诚崇拜，这样的信托，也就不期而然的沾上神秘主义的用意了。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宗法社会互为表里，通过朝野上下，也左右着农村组织与农村经济。

印度的放纵想象力与中国的严守纪律接受仪礼都曾使两国文化发扬过一段灿烂光辉，也都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之下不能立足。这一切经过不是任何人物任何朝代所设计制造，而是由环境及往事的要求长期演进而成。即是尼赫鲁自己也说过：“中国与印度都担当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样的发展与民族之优劣，个人之贤愚不肖无关，尤无互相竞争的态势。

在改造或调整而接受西方体制时中国所受内外压力远较印度所受为大。（吊诡的是印度已受英人统治，反而无救亡图存的情势紧迫。）所以推翻专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武力统一，八年抗战后紧接着又是四年内战，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岁无宁日。只有事后看来，方能看透当中的逻辑。从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改造而为一个现代社会，影响到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不是那么一件容易事。今日的读者可能不满于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可是大约同时间鲁迅、茅盾、巴金等所发表的文字也是同样的如火如荼。尤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出，古籍里的“仁义道德”，细看全是“吃人”。这样的著作能在当日畅销，也只表示内外情势逼迫，全国知识青年已准备行动作天翻地覆之壮举。

印度未走上这剧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于反暴力和非暴力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背景上缺乏如中国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体制，足以作为革命的对象。英国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转，苏联与美国可以与之周旋，既未在行动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军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进入民主体制，让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了。只是有其利则有其害，如是和缓的改进，有时看来好像凡事保持原状（status quo）。乡村中原始分工合作的办法可能由城市中开设工厂而瓦解？基本的生产不能改进而能执行全国的计划经济？有些印度人已在质疑。但是这不是旁人可以越俎代庖可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针对世界局势的大转变各民族和国家的决策，显示着内外所受冲击，也反映着个别的历史背景，长期的追溯过去，则牵涉上天候与地理，中国与印度的表现不同，但不能让旁人指说，参与某方面的竞赛。在公元之前3世纪，孟子即告诫不要“好为人师”。蒋介石与尼赫鲁都已犯上了这样的错误，可为殷鉴。

写到这里（5月28日），内人格尔进来告诉我：电视快报，巴基斯坦也针对印度的挑战，作核试爆五起。这更应当促使中国置身于印巴宗教冲突之外。本来中巴的连横，一方面是防备莫斯科与新德里之合纵。现在苏联既已解体，是好是坏，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在核试爆之气氛中再度表现她们力量的平衡，北京更当心安理得无所偏袒，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国际间紧张的关系放松，不再像第一次大战前的列强一样，纵使自己的国运决定于国土之外，并且以目前的形势加入与己无关之宗教冲突，进入核竞争的圈套。

日本，Nippon, Japan

最近几年每逢重要的抗战周年，有如1995年的战事结束五十周年和1997年的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请参加他们的集会。我都借词推托，原来电话里也难能解释，他们的集会，都有发愤雪耻示威之含义，我如参加，势必表态。朋友们没有想到，在重要的集会表态已不只是私人言论而近于公众之行动。我虽然不反对他们集会的动机，但是既已牵涉上国民外交，应当瞻前顾后，将所有有关因素提出通盘考虑，我的专长在历史，本来应当就所知提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但是当中的复杂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会当头解释得明白。即是今日濡笔临纸，还怕写得不妥当，徒生误解。

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于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日本官员否定南京屠杀。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当日国际人士的报道，有日本军人自己所摄的照片，无法否认，只有被害人人数尚在争议之中。估计高的超过三十万，估计低的只称十万。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估计为二十万。但即算以最少数计，杀人逾十万，不可能无高级将领指使。所以当日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吊刑。第六师团在城中奸淫放火，有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指证，其师团长谷寿夫则经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其他施虐战犯只能象征式的提出三数人。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级军官二人举行以军刀杀人竞
赛，事载东京报纸，战后亦被押在南京枪决。

其他盟国情形亦复如此。例如美军之在菲律宾巴登半岛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军。俘虏偶一离队喝饮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军当场射杀，美俘称为“死亡行军”，其他残虐情形亦不堪胜计，战后只由军法审判，将当中高级将领如本间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于所说日人对发起侵略战争始终无悔过之意，所说不尽确实。我曾在1949年，于役中国驻日代表团，据资深同事道及，终战之后不久，可能为1946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彼不仅不予协助，反当场怒骂，至此日人不复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 William 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1945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分。”文载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所作《麦帅传》。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1935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

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日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已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V-J 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
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

原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即向蒋委员长提及，战后占领日本，中国应取主动地位。但V-J Day后国军精锐原拟参加占领者已悉数调往东北。结果参加占领者只象征式地派出宪兵一排（澳洲犹且派兵一师）。所以进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负责。当时日本已经过高度之破坏及损害，不仅占领军及军政府所费不赀，数年间民间食物医药燃料尚赖美方维持。况且冷战之端倪一开，美国政策改变为扶日抗苏，当时美国声称中国业经接收日本在华资产已可视作赔款，公平与否，中国本身尚望获得美国接济亦无法置辩。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
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说到这里我也要提及当日日人处境杌陧，国人各个人对他们同情的原因。读者若非身历体会，至难想及国际战争中失败所附带的惩罚无形之中已及于全国全民。有如中日战争，实际主战的职业军人不说，附和的官僚政客不问，即一般工商界、学术界、艺术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业尽付流水。苏联在东北掳出战俘包括南满铁路及各处工业之技术人员，他们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亚，从此与家属隔绝，生死莫卜。即在中国境内凡日人所经营亦皆视作“敌产”，不问其系在华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资。其人员被遣回国之日，每人只许携带随身衣物及值约美金二十元之现金。以后在占领期间，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概受盟总管制。数年之内，日人不得出国旅行，不得购买指定为日本必须出售换取外汇之货品，报纸杂志全受盟总检查，日人不得罢工，集会亦有严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筑甚少不为盟军征用。出入东京横滨之年轻女子大多数为美国军士之游伴。

即在1945年末季，日人处境凄惨已经被我们从旁看出，我敢于作见证：此时国军上下对过去敌人同情怜悯的多，始终怀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杀此刻已时过境迁，况且目下为我们指挥下之日军未必即是昔日残虐暴酷之日军。此种心肠出诸文教习惯，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观者英人威尔逊（Dick Wilson）即根据此时情景，在他书中赞扬中国人之胸襟宽大。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
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所以提及中日关系必须穿插过不同场面与层次。既已概括整个关系尤无法避免当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处。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
）曾制为电影，一部分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
）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
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
），书中也提到1937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我之治史归纳重于分析。以上各节已触及宗教问题，也与人类学有关。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
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但是精神上的长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为实质之长生不死）。“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无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如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

1864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为日第三军指挥官，攻旅顺三度失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要求此人撤职，只因明治天皇袒护不允。以后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静子与之相殉，自此日人视乃木希典为战神。即在抗战期间日军中下级军官亦有在战场零星切腹事例，这样日人已将封建社会习惯延伸而至现代。日本军官以俘虏做训练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违情害理，在他们看来仍继续此好血好勇之传统。纪思道所叙七三一部队之军医，显在夸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战到底不计人命牺牲的精神与战法，在战场上确有成效。
硫黄岛之役，日军两万人在美军海军炮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杀伤美军二万六千余人，日军只1083人得脱，多系受伤无法行动。缅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军受损5383人（包括伤病），内美军1227人。当时我们以为守城者至少有日军五千人，及至战后真相大白，才知对方最多不过约三千人，最少时只一千余人，但是因为他们弹不虚发能迟滞我军之进展达七十八日。最后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但所指挥日军仍有数百人能于夜间沿伊洛瓦底江逃脱。滇西松山之役，日军一一三联队居高临下，我军在雨季之中冒险攻坚，但彼方之1200人竟杀伤我军人数六至七倍。最后日军只有十人逃脱，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军坑道作业以炸药将之震昏。据此中俘虏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残杀自方之伤病者。此种做法为历来军事典范所无，只能视作宗教影响。

写至此处，我也必须提及此种传统业已在二次大战中中断。当我军向缅北进军企图打通中印公路之际，在此方面应付我方之日军将领为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廉也。此人为卢沟桥事变时之联队长。他眼见盟军即将入缅，于是构想一个以攻为守之战略。日军以第十八师团迟滞我军，其他三个师团全部通过森林与丛山，向印度之东北角进犯，以期夺取盟军空军基地，截断我军补给及后方交通。此处人迹罕通，日军又无空军支援，补给供应更成问题。但是牟田口廉有东条英机之支持，力排众议，只望奇袭功成进入印度阿萨姆省平原，可以使整个战局改观。其弹药以牛车载运，运完即宰食牛。军士并曾训练吃草。

不料英印军收缩防线，候日军进至山中基地较开阔处时以空运及
空军全力对付，是役盟军之战斗机即飞行29660架次，可能超过地面部队之火力。日军战死三万，伤病四万二千，残余只原额十分之一。其三个师团长两个撤职，一个以抗命自动撤退受军法审判。及至总退却命下时正值雨季高潮，据生还者云，伤病兵眼鼻生蛆。各人称自印度之退路为“靖国街道”（日文“街道”不限于市区，凡重要道路皆可称“街道”），亦即灵位直达神社之捷径。事载林茂所著《太平洋战争》（收入中央公论社所发行《日本の历史》系列）。可见得天堂与地狱间之区别，日人所见不一定必与我们凡人所见不同。

读者想当闻及，日本空军之称“神风”突击队之有死无生的飞行员与家人诀别时，其离家之际，众人即对之以神灵相视。然则据战后与彼等接近人士所著回忆录，最后期间此等以身殉国之志士，并非每个胸怀朗落，而多数表示沉闷抑郁。

V-J Day后日人心理有重要之转折。一般以狭义之爱国观念为耻。数年之内不见国旗飘摇。旧金山和约签字，日本主权恢复后犹然。民意测验中一般青年表示最钦慕之国家，一为美国，次为瑞士、瑞典。

最近约二十五年日本民族主义复兴，可以视作战后反动之再转折。当中各人动机复杂。三岛由纪夫在1969年无端剖腹自杀，希望如此可以激动志气消沉之日本国民，其行动固为狂妄，但我们仍应将此人一生经历环境背景一并加入考虑。又有不少人士以为日本经济地位已在世界举足轻重，其政治军事地位亦应与之相埒。殊不知日本与美国订有安全保障条约，任美军负责其国防，本身将军事费用降低至国
民生产总额之百分之一，为经济突飞猛进之一大主因。又有欲为第二次大战期间日军行动洗刷之政客，本身亦为参战之军人，他们希望翻案亦可以增强本人身份履历。亦有人以为战事结束已逾半个世纪，日本对黩武所付代价亦非不沉重，应不再使其全国全民长期永续担当发动战事之罪名；即赴靖国神社参拜仍与支持东条英机等人决策有至远之距离。这种种动机，合适与否，总之即已通过多种复杂因素之运作。

而且在90年代，日本之出处又更加一重阴影。此即经济不景气，而且迄今尚无打开出路之征象。

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工资过高，中国两地三岸及东南亚各国相继工业化后，西方各国投资倾向后者各处，即日本本国资金亦向各该国外流，引起经济指数长期停滞于现阶段，失业人数亦渐增高。且日本工商业亦仍保持传统习惯，即产业亏本，亦不愿解雇劳工或宣告破产，放债者亦不愿向借户催逼，此种作风只有使低沉之处更为低沉，新事业可以使景况复苏者，亦无从着手。西方各国加压，望日本开放国内银行事业，减税以活跃国内消费市场。但日本政府如接受此种办法，短期间内当见破产与失业剧增。加以日本缺乏可以存储价值之事物，剩余资金或购储美国公债，或买置本国地产。长期执政之自由民主党，历来依靠农村选票，过去遍筑铁道桥梁公路，使各处地产不断增值。若干村镇之地产早已超过其使用价值，不少业主邀人耕耘不收佃金，仅使土地不至荒芜而已。日本稻米生产亦如东亚其他各国以小块
土地耕耘，精密操作为主，因之农业工资无法增高。近年以来地产已高度贬值，再度减税后，海外农产品进口将增加农村经济困难。

最近上院选举自由民主党失势，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继任人选酝酿未定甚久，即表示经济政策无显明出处之彷徨。

经济低沉引起社会不稳，传统上日本之过激分子在此际活动。1995年麻原彰晃之奥姆真理教教徒在地铁散放毒气，受害者七百人，已现此迹兆。据官方调查麻原之信从者尚且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有此高度破坏后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只因细菌处理未能如预期未酿事端。有识者当记得1930年间日本军人发动侵略战争，最初亦在国内由激进分子主持暗杀暴动，学者亦推究其远因在农村经济萧条。至今美国大学用之标准教科书，尚着重此中关系。

这一串发展，更逼近前已提及之问题：中国人应如何表态？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的建议：我们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传统胁迫全国遽尔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价，继续空口辩论无益。而且今日局势，与1930年间相较又有了绝大之区别。原子弹的威胁已使大规模战争无法取胜。而且以今日交通通信发达，国际间接触频繁，各国经济亦至难再彼此隔绝。

即算今日日人以“保安”及“自卫”名义成立有限制之军队，至少在名义上仍未放弃1946年永不参战之宪法，一般民众仍对核武器有极端的反感，美军驻日在1945年开始曾未间断，至今如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并未引起普遍同情。麻原彰晃与七三一部队匿名的军医并未被人视作大众英雄。至于日人是否应恢复其好勇好血之传统已近于宗教问题，应由日人自身决定。我们相信彼邦自有有识之士，旁人置喙亦甚鲜成效。数年之前东京发现畅销小说，内中叙述美日大战，日军大获全胜，占领美国西部海岸，各发售数万册至数十万册。美国报纸虽有报道，但未闻有官方抗议或民间示威反对情事。

我作此文的目的当然不是提倡逆来顺受，合理合法之要求亦不应提出。我只是建议：中国人应增强自信。中国无发动攻击性的战争向外拓土的能力，但是仍有极坚实之防御能力，而以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尤然。

我在各处发表的文字，曾未掩饰中国之弱点。前述西方孩童认为中国军民怯弱，从单独发生的事件看出，必系实情。南京之被屠杀几十万，即是实证。穷究之则是中国无组织结构。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民智未开抵挡不住一个装备齐全，纪律完整，结构扎实和士气旺盛的新式军事体制。这样才有八年抗战，被日人杀进堂奥，几乎倾覆。

但是我们将八年抗战所有的经历，前后联缀，上下贯通，则所见又不同了。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
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他的想法则是中国地广人多，被侵略而自卫必得道多助。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几十年之后使我们惊讶的是：他这方针早已一字一句在战前写出公布，其中尚有一句：“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嘱盼日人注意。八年抗战期间，他的情绪确有不定的时期，但是他的决心未曾放弃。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可见当日他顶当危局任劳任怨比一死报国还要困难。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可是他也在1943年写出：“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出之处。”前面说及日军在云南松山和缅北密支那杀伤国军数倍，但是读者不要忘记，最后他们的阵地仍被我军突破。即像1940年广西九塘之役和1944年湖南衡阳之役，日人均在阵地前称“勇敢之重庆军。”

夸扬战功，也不是我在此作文之目的。在此千言万语，我只着重以30年代及1940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度过危机。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录，不可能再失去自信。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已在V-J Day表态明白。

前面说过：这套想法，不容易在情绪激昂时叙述得明白。至此只有在畅论“关系”时再简切地说出：好勇不必好血，因为我们文教传统里，早已有“大勇”的名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