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人与土地：增补本

失落的优雅

正方形的乡愁(精装）

版权信息

人与土地：精装版

作　　者：阮义忠 著

出 版 人：黄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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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代序 老天给的礼物

第一单元 成长

迷你小学的升旗典礼

美浓，回家的小孩

忆浣衣图与二位友人

埔里的两兄弟

都兰的蔗香

二龙村的井田

澳花的三代同洗

品出输的甘味

大地游戏与口琴舞

鹿港的午餐

永靖的好德之家

双双对对的身影

桃源村的过客

车城的海角几号

比利良的最后人家

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恒春放牛的祖孙

多纳的夜明珠

月光下的好故事

血缘与亲情

深山小学的算术课

心有灵犀一点通

告别童年

第二单元 劳动

头社的米真香

消失的风景

花生田的乐章

播种与传承

山的另一边

西螺的惜福老人

布农人的床头话

流笼里的农夫

垦丁农场的孤单女工

风柜的蒙面女

水埯的鹦鹉鱼

寂静的天地

蔺草的清香

农妇的雕像

被爱串起的一家子

凤梨田的背影

二水乡的十字路口

芦洲的沧海桑田

碧侯村的浓烟

赛嘉村民的笑容

摄影就像双面镜

兰屿的包袱

红叶的一家四代

第三单元 信仰

北港的妈祖信徒

苏厝的陆上行舟

摄影与信仰

美浓的伯公坛

旗津的酬神戏

兰屿的白日梦

兰屿的头发舞

在武界祈祷

多纳天主堂的小孩

关庙的把关老妇

多纳的哺乳图

庙祝与小孩的对弈

比利良的桂冠

在利稻忏悔

安平古堡的摆渡

看守员与诗人

裸身和真诚

举手宣誓或去煞仪式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渐行渐远的朋友

农夫与稻草人

第四单元 归宿

灵魂的肖像

美而险的景与色

梦中梦

这世人和下辈子

人生飨宴

祖母和孙女的答案

永远的老师

头城竹器匠

空荡的告别式现场

永浴爱河的人瑞

走入未知的旅程

光阴流逝中的光影

长白山上的日落与日出

台上台下都是戏

有葬礼和没有葬礼的死亡

离家或是返乡途中

孩子，你记不记得

走回童年之路

代序　老天给的礼物

我以拍照被熟知，以所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两书被当成将西方摄影潮流引进华人世界的传道者，又因创办《摄影家》杂志，被认为出了点力，将中国当代摄影家推向国际舞台。其实，在拍照前我是个勤读书、爱画画的文艺青年，写过诗、小说，发表过数不清的插图，但一路走来，在摄影投入的时间、精力最多，受到的肯定也比较大。

文学、绘画着重想象与回忆，摄影却仰仗直觉与发现。两方各有所长，但摄影的见证性凌驾于其他符号，难怪日本人将之译为写真。《人与土地》是我的一个摄影主题，将我在1974年到1986年间于台湾农村所捕捉的画面分为“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共八十六幅照片，曾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

摄影的强度全在瞬间的精准，想要交代前因后果、表达内心的感动，还是有赖于文字。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段长长的故事，足以让行家们写成一篇篇动人的小说。但我做不来，只有偶尔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讲故事。拜《南方都市报》之邀撰写专栏，又蒙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结集出书，促成我与更多人分享经历的因缘。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恐怕超过以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这不只是生产消费的失控、科技的滥用，也和人类的自大、贪婪及价值观颠倒有极大关系。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大陆还留下多少？

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被相机记录下来，就成了不变的永恒。摄影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感动的当下也是创作的同步，因此身、心都必须极度敏感与机灵。我已年入花甲，照片越拍越少，写文章的意念却越来越强。写《人与土地》正是一种反省，期许自己在未来的十年间以文字为重；再有十年，那就重拾画笔。艺术手法要灵巧容易，要朴拙可难，一切感觉的棱角都磨平、磨润了，离拙就近了。

在旭海所拍的这张照片是《人与土地》中难度最高的。这个位于台湾南端的小村子，有几户人家被圈在全台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等待搬迁。那回我虽有“警备总部”的核准公文，依然被挡驾在外。就在必须交出所有装备方可放行的点收空当，在地平线发生了这一幕我誓必要冒险抢拍的画面。

一排村民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一件极其平凡的事件，却让我直觉到它的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人生，毫无所觉。我攫住了一个永恒的刹那。

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幅作品。有一次，他顶认真地问我：“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没错，回首来时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我的启发，都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啊！

第一单元　成长

迷你小学的升旗典礼

北回铁路通车可是台湾的建设大事，正是这条接通宜兰与花莲的铁路，让我发现了武塔。这个高山族的山村有够偏僻，要不是铁轨从村中央拦腰碾过，外人是很难发现它的。那年我方三十，在一本杂志负责旅游栏目，每个月都会找个没人听过的地方去探险，拍照、写文章、版面设计一手包，真是痛快。那也是我创作最盛的岁月，生活满溢着喜悦。

到达的当天恰是漫长暑假过后的开学日，不足百户的村民像准备过节似的，忙着清扫家园。被铁路划到村外的武塔小学素素净净的，操场什么设备也没有，一边的教室低矮到跃起就能碰顶，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排，当中是座小到只能站两个人的升旗台。

这所迷你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班，每班学童五至七名。学生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早上全校师生在操场升旗时，我举起相机一看，不禁失笑。从广角镜头的视窗看去，背景巍峨的群峰使零落的师生更显单薄，让我不知如何构图才好。

当学童拉开嗓门唱起歌时，我不禁震呆了。高山族本具歌唱天赋，孩子们虽不明就里，却把歌唱得灵动至极，让每句歌词都有了生命。我赶紧换上极少使用的望远镜头，把看来最有精神的一排孩子框起来。在透视的压缩效果下，孩子们的距离更加贴近，并且级级升高，小小的个头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人人如同由地冒出的小苗，来年终成大树。

摄影，理应是一种期许、一种祝福。

宜兰县南澳乡，1980

美浓，回家的小孩

美浓，美到浓得化不开，多美的名字啊，我就是冲着它的地名跑去的，也不知道能碰上什么事。那个年头没有任何旅游指南，所有收入都用来订购摄影画册的我买不起汽车，只能靠着一册《台湾省客运车价目表》走遍岛上的大小角落。

这本册子所附的路线图，详细地标明了各县的每个停靠站，我专挑终点站去探险，因为地点偏远，意味着还没被外来文明打扰。农业社会几百年才有少许更迭，工商业的脚步却是突飞猛进，我得赶在都市的触须探达之前，造访有缘的乡亲们。

一进美浓就让我感觉，不仅踩上了异域，也跨入了时光隧道，仿佛误闯到中原文化的某个历史段落。这是个客家小镇，村民讲的话我听不懂，妇人们穿的传统服饰、扎的发髻样式也前所未见。通过城门，一串串封闭的民宅宛如连锁长墙，巷弄更是仿佛迷宫，迎面而来的每个眼神都透着猜疑……一时之间，还真让我这个闽南子弟慌了手脚。

没想到，一出庄头却豁然开朗，仿佛世外桃源。田里的作物是我首次见识的烟叶，造型别致的烟楼疏疏落落地点缀其中，烘烤烟叶的香味随着袅袅青烟飘逸四方，真是山水画里的景色啊！我找了一处定点，把田埂落在构图的正当中，只要有人入镜，就会是张好照片。

等呀等，几十分钟都过去了，却半个人影也没。心生放弃的念头才起，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小孩就从我的身后越过。哇！这不正是所有村民的童年写照？不正是安分守己、勤奋知足的背影？小孩显然是在回家的路上，每一脚踏板都踩得那么心甘情愿、喜滋滋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让我仿佛也叩开了美浓紧掩的大门。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忆浣衣图与二位友人

我不敢再走近，深怕打扰了眼前的一切。晨曦刚由东边山头映上天际，一夜凝聚的露水被蒸化在空气中，四处飘着沁人的草香、土香、溪中浣衣的皂香、奶娃儿的乳香；地气、人气和空气都混在一起了。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识过甚多生活风情，但这回可真正体会了天、地、人的和谐。这些平凡的人、如此平常的事，竟组成了一幕恍如人间仙境的浣衣图。

这次旅行得助于两位朋友。高兄和周兄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同被视为该校不可多得的才子。当高兄知道我要去美浓采风时，特地邀我去探访他的至交。这位才子远避尘嚣，隐在乡下小学教书，与所有朋友都断了音讯。当我找上门时，被一屋子的鸟笼和吱喳不绝于耳的鸟叫给怔住了。原来，周兄倾其积蓄，投资在当时全岛风靡的观赏鸟买卖。

我和周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话匣子一打开就通宵达旦地聊个不止。周兄在文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学识与见解都不亚于当时已在台湾文化界呼风唤雨的高兄，且气宇轩昂更胜高兄，无奈小儿麻痹症使他终身瘸腿；或许这也是他个性特强、常走偏锋的缘故。

美浓老城外的这条溪水，就是周兄领我来的。我俩各骑一辆脚踏车，天还没亮就由镇内行经片片田畴来此。他一路静默不语，我却兴奋不已；美景对他而言是自我放逐之地，对我却是难得的创作题材。

周兄养鸟失利，赔尽家当之后，借贷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专出文史哲丛书的出版社，几度大起大落之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而高兄在事业顶峰之际，从台湾报业退下，之后在香港、北京都办过报，却没能成功；花甲之年，因癌症而离世。

没有高兄与周兄，我拍不到这张照片。影像虽留住了，但人、事、地已全非。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埔里的两兄弟

有位摄影同好放弃台北报社的差事，跑到台湾中部的埔里农村落户，娶妻、生子、养鱼、种田，彻底弃文从稼。我到山城找题材，没处打尖过夜，只有硬着头皮叨扰这位从不麻烦别人，而别人也就不敢轻易求助的现代隐士。在那不折不扣的清平陋居安了一宿，我便道谢告辞，虽是匆匆过路，却带走了几张有感而发、借影抒怀的照片。

友人那将就盖成的砖房，门前是塘鱼池，后方的茭白笋田远至山边。埔里的茭白笋名贯全省，笋身洁白细嫩，又有“美人腿”之称。我的目的地是翻过山头的另外一个村落，朋友寡言，我也哑了口，与其默默坐等迟迟不来的晚餐时分，不如到附近走走。独自一人走进快采收的笋田，童年的农事经历顿时涌上心头。回忆中的酸楚都已酝酿成蜜，唯独一件事让我如今想到还是胆战心惊。

那年我还在读小学，是几年级已记不太清楚，刚学会骑脚踏车的印象倒是鲜明。我踩着脚踏车越过窄小的田埂，要到镇郊的外婆家传话。小我六岁的六弟硬是跟在后头追，个子那么小，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直嚷着要我停下来载他。

还没载人经验的我壮胆一试，答应让他边跑边跃上后座，没想到打赤脚的他竟让车链将大脚趾绞进了齿轮的铁牙当中，鲜血就像他额头的汗那样涔涔流下。弟弟的惨叫声至今依然晰亮，我慌得如同千斤重担坠压身上，连车带人瘫在地上。后来硬是振作起来，使出全身气力扛起脚踏车，扶着单脚撑跳的弟弟，半步半步地挨到回家。

从回忆中抽身而出，恰好就看到一对小兄弟迎面而来。哥哥挽着弟弟的手，再自然不过的呵护模样，温暖了正在感伤的我。人要受伤才会长大，也才会懂得宽恕啊！

那天晚上，我和主人说了打相识以来最多的话，都是关于过去的，不曾想到未来。

南投县埔里镇，1979

都兰的蔗香

那天原本很热，越向山行，温度越降，夏天还没过却已有入秋凉意。花莲到台东的路程可长了，我徒步几个钟头，仍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寻觅之中。那个年华真能吃苦，有兴趣，任何事都找得到享受它的法子。

公路旁有条小径直通山脚，心想，路的尽头总该有人家吧，不然开路干吗！每次在不以为有路的地方发现路，总会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的最后一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想着，就不由自主地跨出步伐。小径两旁本是菠萝田，再往里头走，是更大的一片蔗田。白皮甘蔗市面不卖，专供糖厂收购制糖。土地是台糖公司的产业，汉人租地植作，少数民族通常担任佣工，论日计酬。

这一带的阿美人早就不狩猎，也不出海了，农事将他们钉在土地上，让他们不再漂泊，也不再冒险。族人传统的载运方法是用额头顶着背篓，像这样一牛车一牛车地运送甘蔗，让我误以为他们是汉人，直到他们开口讲话。

大人的话我不明白，孩子们自告奋勇当翻译，吱吱喳喳抢话，越翻我越不懂。采访不成，干脆放松一下，躺在蔗叶堆上打盹。土味渗着蔗香有如催眠剂，随即让我沉沉入睡，一天疲累尽退，再张眼时还以为是在熟悉的被窝里呢。

孩子们递给我一截甘蔗，他们个个不知已啃过几根了。这是我咬过的第一口白甘蔗，浓郁的甜味让我回甘久久。直至村民一一收工回家，我又将要孤独一人时，才恍然明白，这些任劳任怨的临时工为何会如此开怀。因为他们知足常乐、所求不多，干活时把孩子一起带到农场，既能赚工资又能把儿女从襁褓照顾到学龄。蔗田既是村人养家糊口之源，也是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在此嬉戏、学习，明白大人的辛劳，珍惜自己的拥有。

q我追上去问：“这是哪里呀？”孩子们坐在一晃一晃宛如特大号摇篮的牛车上，齐声高呼：“都兰！”我再问：“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更甜了：“也是都兰！”

台东县东河乡，1979

二龙村的井田

就在宜兰老家的隔壁庄，我居然不晓得有这么一户本省人丁最旺的家族。三十多年前采访过的那户礁溪乡二龙村林宅，想来应已分家。整个兰阳平原多已休耕，一座座豪华别墅从田畴里冒出来，凝聚林氏家族的那块井田难道还能安然无恙？

当年，林家的户口名簿厚得像字典，三餐开伙的饭桶大到得用车轮推，足见那句俗话“饭桶挂车轮”还真有其事。问他们，贵府到底有几口？每个人都要算半天，答案也不一样，总之是超过一百五十人。吃饭得开几桌？上茅房、洗澡间得排多久啊？一切麻烦在林家大小看来不但理所当然，且幽默以对。

那次的采访不算成功，因为对象与线索太多，光是兜拢讯息就得大费周章，唯有一点是铁打地不含糊：林家不分房的原因就是那块公田。家族的田地就像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那样分为九块，八房各自耕作一块，并齐心协力护持着中间的公田。

为了拍族人在公田耕作的照片，我还特别与林家掌事者约定插秧时日再来。那位精悍结实的光头汉子呵呵地笑着，爽快地回答：“现在正逢时，礼拜天人最多，孩子们不上课，全都抢着下田。”这句话令我羞愧，林家子孙以下公田流汗为荣，童年时的我却最痛恨农事，一心想逃离土地的束缚，拼命读书、画画，希望成为文人或画家。幸好，摄影将我从想象世界拉回现实人间，令我有反省的机会。

插秧那天风和日丽，手脚利落的孩子，速度不亚于大人，秧插得又直又间隔等距，真是地道的小农夫！我只从一个角度取景：孩子当前，浮在太平洋上的龟山岛为背景。这个如今已无居民的小岛是宜兰子弟的梦乡，早年唐山先民过海就是先在此落脚的；我的祖母和外婆都是第一代岛民的后裔。

中华文化的种种传统，包括井田制度，不就是随着先民漂洋渡海而来的吗？

宜兰县礁溪乡，1979

澳花的三代同洗

三代同洗，可能会被认为是笔误，但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了。婆婆、媳妇、孙子，三人在清冷的冬晨来到溪涧洗衣洗澡。家里的男人酒醉未归或宿醉未醒，没人在意也无人追究，酗酒一直是本地居民无法戒除，也不想抗拒的陋习。

澳花村原是宜兰县南澳乡的七个村子中，人口最密集的。早年苏花公路以此为中继站，形成市集，吸引了不少人口。后来路基经常崩塌，公路改道后，就几乎没外人造访了。

我执意来此，是因为其他六村都陆续造访过了，唯独澳花村躲在云深不知处。问过几位乡民，都是这么回答：“很远啦，我也好久没去了。去那里干吗？没人做生意，吃住都成问题，路况又差，很容易把车子搞坏！”直到一位在乡公所任职的友人告诉我：“阿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食宿都会替你安排。他是澳花村的奇人，不但会武功，还会画画、棋术、古筝、吹箫……连我也搞不清他到底会多少玩意儿！”

果然，在相处的那两天，阿将随时都有新把戏。一会儿摘下一片树叶，凑在唇边吹流行歌；一会儿替我排八字、算命。妙的是，他根本不是泰雅人，而是从小就随家人移居至此的平地人，和山地孩子一起打滚长大。多才多艺的他俨然成了偏僻小村的领袖人物，村民们喝酒打架，头一个就是找他调解。

热心过头的阿将，几乎也要变成我的领导了，频频暗示什么才比较值得采访，我只有尽量找机会自行外出溜达。这三代同洗的画面，就是我第二天起个大早，趁阿将还在鼾声大作时出外找到的宝。

虽是刚入冬，深山的朝露已让我冻得直打哆嗦。溪水寒到刺骨，这一家三代的泰雅人老小却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澳花村多奇人吗？在他们看来，说不定奇的倒是我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品出输的甘味

很多比赛都比不出高下，尤其是孩子们的把戏，规则因时因地而定，输赢无所谓，玩不腻才重要。那是个艳阳高照的夏日午后，埔里镇郊水头村的几个孩子在灌溉水渠的两堤上跳过来跃过去，比快也比准。

那年我被征召去筹划一个电视节目，起先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我只是电视公司所辖刊物的摄影编辑。但上司们认定，将那个我长年经营的旅游专栏变成纪录片，会同样地叫好又叫座。我从别家电视台找来经常跟我出去玩的三位好友一起工作，节目叫《映像之旅》，我是执行制作，一位朋友担任导演兼编剧，另两位轮流负责摄影、剪辑加配乐。

人力精简，效率却好得出奇，节目且成为众所称颂、群起仿效的纪录片榜样。四个臭皮匠一边喝红酒一边脑力激荡，拟出的第一季大纲是山之旅、水之旅、农之旅、林之旅、鱼之旅、牧之旅、矿之旅、岛之旅、海之旅、春之旅、夏之旅、秋之旅、冬之旅。

节目一炮而红，我们趁热打铁又拍了三季，把周二晚上九点到九点半的冷僻时间变成广告抢手的黄金档。直到再也想不出题目了，我们才将方向转到手艺、运动，以“灵巧的手”“户外札记”“大地之颂”为题，又做了三年。节目换汤不换药，收视率自然每况愈下。同一时期，公共电视正在筹备，预计资源更丰富、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纪录片将大量出笼。上司决定解散团队，我也因而开展了自己的出版事业。

不做电视让我大有解脱之感，遗憾的是，工作上的摩擦伤了友谊。如今，看到出外景顺便拍的照片，就会让我忆及友情的难得：这个画面正是第一次出电视外景时拍的。

水头村的孩子，我好羡慕你们啊！还有什么比玩在一起、玩得久、玩得畅快更让人开怀？那天，有很多次你们都是在故意让对方。谁都尝过赢的甜头，但有几个大人能像你们一样，品出输的甘味呢？

南投县埔里镇，1981

大地游戏与口琴舞

都忘了怎么玩跳房子了。上网一查，有一则以“大地游戏”为题的资料，才看第一行，童年经验就被勾起，立刻清楚过来了。

在没有任何玩具的情况下，这项游戏依旧能让孩子们尽兴。只要有片空地，找块砖头、石头画格子，既可掷石就位比准头，又可单脚跳跃比腿力，从第一格跳到最末一格，再转身往回跳。掷石不能出格，落脚不能踩线，没犯规即可在格内盖一间房子。盖了房子的那一格，对手就不能落脚，要一跃跨过。这时，肢体灵活度及平衡感就立见高下了。谁的房子多，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的规则，人人看过一回就能上场比赛。正是如此简单好玩又非常较劲，才使跳房子成为跨国界、大多数民族都爱的童年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澳所拍的照片，之后，这个泰雅人部落就成了我最常造访之处。主要是因为交通方便，北回铁路就有设站，站前就是小村，再走个二十分钟，保存相当完整的上部落就处处都有好镜头了。在开工作室招生授课的那几年，我经常带学生到此外拍，逐年目击着它一步一步地舍弃传统。跳房子的泥土地已铺上水泥，茅草矮房也完全消失了。全村盖成一间比一间难看的水泥房，彼此之间毫不协调。

我已近二十年不曾重返旧地，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无比怀念当年的南澳。记得那一回是为了采访几近失传的泰雅人“口琴舞”而去的。还会这项技艺的族人全聚集在一起，为我及一家表演经纪公司，把所会的曲目及舞步全演练了一遍。记得他们被请去台北公演时，还颇为轰动。

然而，一切都成了往事，这四位跳房子的小孩，也长成可以跳口琴舞的年纪了。如今，他们或许还记得如何玩跳房子，但肯定是不懂得跳口琴舞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鹿港的午餐

爱拍照的人，不管是行家或业余发烧友都会到鹿港采风。这儿的龙山寺、老街巷弄古意盎然，怎么拍都乡土味十足，当然就被认为遍地是宝了！但我的相机不是宝物探测仪，镜头是我的眼睛，快门和底片是我的笔和速写簿，所成之相是我的生命体验。

我是在《汉声》杂志学会摄影的。这是一本以整理中国民间文化为己任的刊物，虽然我才在那儿待了两年，但总以曾是它的成员为荣。这本杂志当时还只有英文版，我的上司就是创办人吴美云、黄永松和姚孟嘉。编辑部的中国人连我共四位，另外还有两位洋人，而无论是洋人或国人，日后都各自拥有了一片天地，除了英年早逝的姚孟嘉。

孟嘉兄的办公桌与我面对面，日日相看不厌。他整天都是笑呵呵的，从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受到委屈也绝不抱怨。其实，于公于私，他都有换作别人早就垮了的压力。我当然知道，嫂子经常责怪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公司加班至凌晨，能回家吃晚饭就算是破天荒的休假了。

没时间享受家庭温暖的孟嘉兄自有排遣压力的方式。他喜欢美食、品茗、赏酒，并非花大钱，而是进食的态度讲究无比，该成丁的食材就不能切丝，该先上的菜万万不可殿后，该生食的绝不能沾丁点镬气。

在鹿港，我同他共进过一次永远难忘的午餐。他不吭气地硬是把我点的盐酥虾改了，端上桌的变成盖在碗里、活蹦乱跳的鲜虾。碗口刚开，虾群正要逃生之际，他极其优雅、灵巧地以两根指头将一只活虾掐个正着，浸入半碗高粱酒中，片刻之后，再将昏醉的虾子悠然送入口中。光看他的表情便不难明白，这是老饕的极品。一向都是他让我，这回我总算可以回报，把整盘醉虾都孝敬了他。

拍这张照片时，我已离开《汉声》，但只要来到鹿港，便会想起那顿饭。其实，孟嘉兄和我都曾像这些孩子一样，端着一碗饭、啃着一个大馒头四处走动。谁需要饭桌？更不需要的是餐厅。哪儿有伴，那顿饭就香。

彰化县鹿港镇，1981

永靖的好德之家

那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彰化县永靖乡有户魏姓人家向有关单位申请，将祖宅列入古迹，但因年代不够久远而被婉拒。后来有关部门普查全省古迹，许多人深怕祖宅中选，成了无法私有、变卖的公共文化财产，这户人家却显然是好德之辈。好奇之余，我决定登门采访。

按地址前往位于港西村的“成美堂”，越找越糊涂，隔个几间屋子就跳了一两百号；向村民打听也同样吃力。原来，村民管这座大宅院叫“魏厝”，成美堂是魏氏祖先经营买卖的商号名，时隔一世纪，那风光一时的金字招牌早已被淡忘。

魏家人从上到下，无论是百岁人瑞或刚及学龄的小孩，对我这个事事打听的陌生客不但没有防备之心，还惊喜得仿佛我是个久未联络的远亲，那种令人温暖的信任与接纳，真是教人难忘！就在五代长者的回忆中，我度过了整整一天。

魏家年龄最长者高寿一百零九岁，九十几、八十几、七十几的也有好多位，由他们口中吐出的话，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在所有的访谈中，有句话一直刻在我的心坎上。八十三岁的魏天德足足当了六十年医师才退休，却感叹自己一路走来“劳劳碌碌，一天过一天，没什么贡献”。他的侄子在旁插嘴：“悬壶济世，救了那么多人，怎么会没贡献！”老先生却立刻指正晚辈：“是天在救人，不是我！”

告别魏厝时，七个小孩一直跟在后头迟迟不离，我方才会意，虽然采访了那么多大人，却没搭理孩子们。我停下来跟他们聊几句，不同学龄的孩子争先恐后地报名，还很有礼貌地说：“请问您尊姓大名？”我满怀歉意地从皮夹掏出名片奉上，然后慎重地替他们拍了一张别致的合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魏氏历代祖先积下的厚德！

彰化县永靖乡，1981

双双对对的身影

有些照片对摄影者本人有特殊意义，但在观众眼中却可能平淡无奇，这一幕正是如此。两位小女孩似乎是自己找伴长大过来的，父母都在外工作，祖母还得带襁褓中的弟妹，无暇照管她们。而祖父呢？多半是因酗酒过度身衰或早逝，这就是早年许多家庭的写照。然而，他们虽然生活艰困，却又极其乐观开朗，整天无忧无虑的，只求当下开心，不管明日无粮。反倒是我这个常往山上跑的都市人，总会见景生愁，按快门时带着浓浓的惆怅。

记得当年的一家周刊，不知哪来的消息，把一位黥面妇人说成“台湾最后一位巫医”。我从自己的照片档案中认出，她是一位羸弱老妇，整日沉默寡言，每回看到她都是蹲在自家门口，独自抽着自制的竹烟斗，不与人语。

媒体的报道竟使南澳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后来野外探险活动渐兴，泰雅人祖先的迁徙路线被一一重寻踏访，进而使南澳古道成为一些人士的精神梦乡。不幸的是，一位金控集团执行长虽是古道熟客，却在今年八月间于此坠崖身亡。能死在自己最钟爱的土地上，也算是有福了！

都市人到乡下猎奇，总把苦难当浪漫看，我倒是时时警惕自己，要多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细细体会对象的喜怒哀乐，胜读一堆闲书。再平凡之景也有不寻常的一刹那。南澳村这户人家的门前，两位老妇倚门寒暄，两只家犬同时回望着两个小女孩。原本的寂寥落寞都因双双对对的身影而冲淡了；按下快门，两对祖孙和两只家犬都不孤单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桃源村的过客

当印象模糊时，照片总能让人的回忆逐渐清晰起来。那天我迢迢来到高雄县桃源村，只当是路过，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流连的。村口是南部横贯公路的一站，正在兴建公交车调度场，两部大型挖土机震天价响，铲得尘土四处飞扬。我一心只想继续赶路，谁知前面路段因连日豪雨而坍方，公交车暂时停开。

不想折回的我只有徒步上山。长年扛着几十公斤重的摄影装备上山下海，临老才发现积成了脊椎严重侧弯。回想那一回，我可是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浑身都被淋湿了，才找到一处山村落脚。然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拍到了一张好照片，走路就有这样的好处。有时搭公交车，眼见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镜头迎面而来，虽恨不得跳车，却只有扼腕兴叹！

我简单用过午餐，备好矿泉水、甜食便继续前进，一路都是上坡，得走到天池才能翻岭下山。才出山村不久，就看见一群布农的庄稼人在割稻，稻田后方是高耸的天主教堂，前方是一排没事干却又不敢乱跑的小孩。眼前的这一幕，简直就是把当地居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家庭、工作和信仰全都包括在内了。

村民齐力把一家的稻子割完，再一同去忙别家的，这样不但效率高，也凝聚了族群的情感。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当地部落都能让人老远就能看到指向天际的十字架。西方宗教比清朝、日本总督、国民政府都更早更深地融入了他们的心灵，“哈利路亚”、“阿门”已是九族本地居民的共同语言。

人类学家有此一说：“一个社会在面临外来的超级文明时，会有文化休克的现象。”然而，一切文明的痕迹都印证了它仅是历史的过客。我是桃源村的过客，这群布农人又何尝不是？说到底，整个人类的族群也不过是地球的过客而已！

高雄县桃源乡，1978

车城的海角几号

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半岛现在可热闹了，在我初造访的那年，半岛的入口车城还是一个完全吸引不了外客的所在，除非你是洋葱大盘商或货车司机。没错，当时这里的田野尽是洋葱，景色单调至极。是什么让它热闹起来的呢？还有什么会比摇滚音乐会来得更凶猛？

每年一度的“春呐音乐季”举行时，台湾各地的乐迷全往恒春半岛挤，旅馆得提早几个月订。从车城到垦丁、鹅銮鼻的民家，只要腾得出空间，都能当雅房出租。我是古典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的发烧友，自然不曾前来凑热闹。

“车城”之名其来有自。十七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命令部将率兵由水路前往岛屿南端开拓。兵船在附近登陆，土人用树枝搭架的茅舍远看就像是一摞摞的柴堆，因而将此处取名“柴寮”，后来人丁旺了便改称“柴城”，叫久了走音，就变成了现在的“车城”。

原本我是冲着车城的洋葱而来，并不知道它在台湾开发史上的地位，却因此发现了它血渍斑斑的过去：平地人和高山族打仗，高山族又和来侵的日本人打仗。以前历史课本没教的，现在全补习上了；洋葱田下，埋藏的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惨痛。对一位旅者而言，掀开过往的伤口不是目的，向历史学习也会时有困惑。把相机镜头转向孩童，却会让我觉得，留下一张张无染赤子的笑靥，好过一切对历史的惋惜与辩证。

在电影《海角七号》大卖座之后，恒春又登上了新一波的高潮。男主角的家、女主角待过的饭店、邮差送信的沿途都成了热门观光景点。电影内容述及日据时代一位与本地女孩恋爱的日本男子，在日本战败后必须返国。两人分手后，一包收信地址为“海角七号”的信，寄出半个世纪后才被送达……

不知当年我在车城拍摄的那些民家，在日据时代的门牌是海角几号？

屏东县车城乡，1979

比利良的最后人家

有时，眼前明明出现一个绝佳的画面，却让人辛酸地按不下快门。那天，我告别比利良，在干涸的溪谷间与当地最后的那户人家擦身而过。走在最前头的母亲穿着褴褛、举步无力，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无法将相机对着她，只有转向她的家人：以裤为帽，赤身拖着玩具卡车的小儿子、顶着半袋米的二儿子和扛着杂货的丈夫。半个月的口粮还有着落，可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儿子久久还没寄钱回来，没钱就不能搬家。

位于台东县卑南乡的比利良是鲁凯人语“衣利浪”的汉译，意指“河的两岸”，地势倚山面海，每逢大雨就会遭逢山洪暴发。从数座被埋在土石流下的桥墩残骸，可知大水的破坏力道。历经多次水灾后，大半族人都已迁离，政府决定协助剩下的二十八户迁村，在河对岸提供土地，并补助重建房舍的三分之二经费。族人对此德政感激万分，我也趁着新屋即将落成之际前去与村民同庆，没想到，竟还有一户人家未搬离。

老部落已断水断电，这户人家独自守着形同废墟的荒凉村落，仿佛被文明遗弃了一般，孤寂可想而知。然而，在他们家那没被洪水冲走的残破梁柱和墙面上，仍旧让我看到坚守的传统：临时搭起的床头供着一堆小米穗，梁上悬着两把番刀、一串十字架念珠，一排山猪牙就挂在梁与墙之间拉起的铁丝上。一进门就能看到农收和狩猎的成果，显示了这家人的自重，并期待他人的敬重。时代的脚步早就飞奔到望不见的前头了，他们却仍把族人的习俗牢牢地守着，坚定的信仰就像那串高挂的念珠一样不受动摇。

每次重看这张照片，我就觉得，这家人肯定会渡过难关的。就像那光屁股的小子，只剩心爱的玩具车，却带着顶天立地的知足与自信。

台东县卑南乡，1980

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桥下溪流湍湍、四周群峰环绕；云霞后方，落日渐渐西沉，氤氲四处飘散，两只脱离掌心的鸽子腾空跃起。兄弟两人在放鸽子，极其日常的一件事，却因在瞬间被定格而呈现了极富象征意涵的人生况味。摄影的魅力就在此。

这是苗栗县三湾乡内湾村的一个傍晚。本来我要去的是客运的终点站水流东，心想地名够诗情，风景肯定画意。车子沿着蜿蜒的溪谷上山，一路上果然群峰起伏、林木青翠，却因管制而不得继续前行。扫兴之余，我只有下车徒步，没想到竟发现一座世外桃源。

这是个外人很少造访的地域，一百五十户人家散在六十多甲的稻田中，分成四处聚落。一大片田畴被溪谷和丘陵夹成幽闭的三角地带，村民靠着一座吊桥出入，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古诗词中咏颂的田园生活也不过如此。然而，在宁静和谐的氛围中，也有令人感伤万分的情景。

一位智障小孩被细铁链铐着脚，链子长得令人看不到尽头。一问旁人，才知道孩子的家人怕他走失，又希望尽量扩大他的行动范围，因此铁链可从自家拉到吊桥头，也就是村子口的距离。家人虽无法时时看护，却可任他随意游荡，吃饭时间一到，只要慢慢收回铁链即可。虽是用心良苦，却也让我这个无意中闯入的外人，看得心都揪在一起了！

怀着重重心事走向村外，刚好碰上这对开朗的兄弟在训练信鸽。我问弟弟：“不怕鸽子飞跑吗？”哥哥抢着回答：“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这句童语突然点醒了我。我们所有人不就跟那放飞的鸽子一样，身上拴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智障儿的铁链长度代表了家人对他的爱，我们的链子看不见、摸不着，无法丈量。

苗栗县三湾乡，1979

恒春放牛的祖孙

被唤作“台湾尾”的恒春是台湾最南端的古镇，气候终年温和，故名恒春。今日的恒春以垦丁海岸、鹅銮鼻灯塔以及佳洛水的礁岸吸引游客，但早期因当局戒严，为防走私偷渡，环绕全岛的海边除了极少数开放为海水浴场，其他几乎处处是禁区。此地纵使海洋资源丰富，也直至很迟才成为观光业的开发项目。

在我造访的年头，当地的交通相当不便，述及恒春人的生活情境，民间哀怨的歌谣一首又一首，其中一首便有“欲去恒春没多远，夭寿尖山啊，挡中央；祈望尖山转个向，返乡与君困同床”的描绘。

恒春的开发与一段惨烈的历史有关。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寇侵台，把牡丹社的排湾人尽数杀害。清廷体察防守台湾的重要，于光绪元年（1875）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前来筑城，次年（1876）完工。长九百米、南北长七百米，周围三千二百多米的砖石古墙虽被时间与建设侵蚀、破坏，大致还算完整，是保存最好的古城。

这张照片就是在南门城外所拍，田里的祖孙始终沉默不语，垂头丧气的模样完全道尽了日子不好过。我最怕用相机去干扰心情不好的人，但这孩子怏怏不乐的容颜，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当年的我。正是因为童年时被家里的三分农地拴住，让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怨怼出身、责怪命运。这孩子心中的不甘不愿，我完全能够明白。

我默不作声地陪在一旁，无言有时正是最好的沟通。此地每逢冬季会刮起强劲的落山风，只宜种植低矮耐风的作物，地表景观因此显得格外空洞，更衬托出天苍地茫之下，这祖孙二人的孤寂。我举起相机，没被拒绝，也没受到质疑。对准焦距，按下快门，咔嚓声消失在旷野的疾风之中。

屏东县恒春镇，1976

多纳的夜明珠

孩子老早就在等着我了。他们不一定明白到底怎么了，却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有人专程跑来，拿着一个新奇的“玩具”瞄准来瞄准去，而大人们都正襟危坐，等咔嚓一声后，才又轻松下来，恢复作息。孩子们有样学样，也要等到我对着他们咔嚓一声，才肯罢休。

这是高雄县茂林乡的多纳村，当年还很少有外人知道此地。我是费尽气力，转了几趟车，问了很多人，又步行几个钟头之后，才来到深山里的这个鲁凯人部落。这支高山族的住屋在本省算是保存最原始而完整的，除了屋脊的几根横梁之外，瓦、墙、柱、地板等都是由和砚台差不多的岩片铺叠而成。光线射入屋内就如同被吞噬一般，无论哪个时辰都是漆黑一片。孩子的脸庞正是房间里最亮的反光，大大的眼瞳就像是夜明珠。

原来只有哥哥一人坐在床榻上，弟弟使劲地攀上去，眼睛睁得比哥哥还大，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整个空间既是客厅、餐厅，也是厨房、卧房。室内唯一的装饰是妈妈编的草席，爸爸的帽子、衣服吊在墙上，锅、炉、瓢、铲就在我的后方角落。餐桌不用时，折叠起来靠着墙，也成了图案。这就是屋里的一切了，一个空空荡荡却又完完整整的家。父母虽然都出去工作，但从兄弟俩的自在，就可感觉爱与安全盈满了整个生活空间。

两人一直在等着我那一声咔嚓，哥哥聚精会神，弟弟把两只小手箍在脑后。那样的慎重又全心全意，让我再度领受到，摄影是神圣的仪式。四颗夜明珠在黑暗中射出赤子之光，在底片上印出一尘不染的生命之影。这张照片是他们自己成像的，我只不过是按了快门罢了！

高雄县茂林乡，1978

月光下的好故事

两个木讷的孩子彼此相伴，就会活泼许多，三四个为伍便开始撒野，五六个在一块儿就会搞怪……再多，我就不知如何形容了。这六个孩子独自碰到我时都有点拘束，没想到凑在一起全变了样。

早年澳花村出产的花生非常有名，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山洪不但使作物全部被摧毁，土壤也严重流失，地上覆盖了一层卵石，使村民无法再从事农作。所幸此地的矿石是制造化妆品的上好材料，村民部分转行采石，部分到五六公里外的海边打鱼谋生。

当年的澳花村虽有电力供应却没装路灯，一到晚上，户外就伸手不见五指。居民入夜后很少出外走动，这六个玩伴却舍不得分开，被我发现时正坐在教堂门口。躲在云层后的满月在那时刚好露脸，微弱的月光打在遍地雪白的云石上又被反射四散，才让我辨识出是那几个小调皮。乌云、明月、十字架、赤子，构成美好故事的元素都在，就看怎么起头了。

技巧是为了达到目的，形式则永远要为内容服务。当时的情景不用闪光灯拍不成，而我也明白，闪光灯只能打亮前景的小孩，背景的教堂将因曝光不足而无法成像，上方的云层和月亮更是会无影无踪。看来，要把这一幕变成照片，得使用我完全没尝试过的技法：把快门全开，利用闪光灯乍亮的万分之一秒当曝光基准，再来换算相机镜头的正确光圈值。换句话说，我得当下回到摄影术刚发明时的拍照方法，才有可能成功。

孩子们摆出自己最满意的姿势，我把相机搁在借来的板凳上，按下全开的B快门。夜空被闪光灯划破后又回复墨黑，我默念着一、二、三、四，直到十秒才松开快门。效果如何，我完全没把握。回家后进暗房，底片显影出来，看着那黑白颠反的负片影像时，我不禁感恩地欢呼——老天又送我礼物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血缘与亲情

为了替二龙村林姓家族的一百五十位成员拍张大合照，我从太阳还没下山等到月亮高悬夜空，人还没到齐。越等大家越不耐烦，小孩个个急着要去玩，大人们有说要去洗澡，有说厨房还没收拾，有的要洗衣服，有的要赶去办事……不拍不行了，最后，我只得来几个算几个！

相机的闪光灯划破黑暗又趋于黯没，所有大人、小孩欢呼而散。本来还想算算到底合影的有多少人，只好等回家冲出胶卷、放成照片再细数一番。露脸的才五十位，被挡住的顶多两人，费这么大工夫，竟然才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

二龙村不只这户不分家的林氏家族特别，端午节的划龙舟更是闻名遐迩。上、下两村各盖了一间神舍祀示龙舟，可见赛舟之事在本地非同小可。村民各在河的两岸助阵兼裁判，若是有哪方不服，便可中途喊停重来，往往划到众人精疲力竭，还分不出输赢。不过，那种举村倾巢而出、全心参与的盛况及浓厚乡情，可真是感人。整个上、下两村就仿佛是伯仲。

地球人口年年膨胀，台湾却是逐年减少。最近几年，因晚婚、少子化的缘故，人口竟是负增长。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接连废校，某些大学的特定科系也招不到学生，不得不停办。根据最近一项统计，台湾已是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五十年后，路上所见的行人将一半都是老人。小家庭的成员多已缩至只剩两三口，“三代同堂”快变成古籍上的生僻词句了。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新世代对叔、伯、姑、婶、姨、舅……这些称谓都得上网查了才能明白？这些称谓包含的岂仅是血缘关系，还有浓浓的亲、稠稠的情啊！

每每想到这一层，我就更加珍惜二龙村的这张合影。

宜兰县礁溪乡，1979

深山小学的算术课

小小的台湾，到哪里都不能算远。可是，距离有时与心理感受有关，对我而言，新竹县的尖石乡秀峦村简直就是世界的边缘。我向来喜欢只身探险，这一回却不得不带着太太、小姨子和一个学生，从台北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才来到入山前的检查哨。办好手续却被劝告：等雾退了再上山吧，连日大雨让原本就差的山路泥泞不堪，只有四轮传动的吉普车能走。一位野鸡车司机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更差的天气我都上山过，没问题！”

路上差点被吓掉半条命。有段山道几乎只有一个车身宽，能见度不到三米，司机得贴着山壁、把头探出窗外才能开车。在一处急转弯的陡坡处，车子踩足了油门仍冲不上去，还顺势往下滑。大家都快哭出来了，司机却镇定得很，把车刹住，到行李箱取出铁链箍在轮子上，若无其事地继续向浓雾中闯。

秀峦村是本省电力最慢抵达的地区，其中却有所令人感动的学校“田埔国小”。在交通如此不便的所在，有老师愿意来任教，就已说明了他们的爱心与抱负。由于从家里来得步行三四个小时，所有的学生一律住校。每位老师身兼保姆，除了课业，还照顾着孩子们的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得十分明智，每天的最后一堂课都是游泳，所有学生一律到溪里泡着热腾腾的温泉，戏水兼洗澡。

那群学生仍是我至今所见过最整洁、有礼貌又守规矩的山地孩子。在遇到他们的那个年代，台湾教育真是普及又落实得让人庆幸！如今，时代不同，一切也都起了变化，现在的我还真不太敢回到许多从前走过的地方，因为怕失望。

上算术课时，老师出测验题。从孩子们的背影就可知他们有多认真，可是，仔细一瞧，算错的竟比算对的多。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我不禁笑出声来！

新竹县尖石乡，1986

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一天，儿子对我说：“老爸，你拍的一张照片被贴在网上，叫大家认一认他们是谁。”原来，当年我在马祖拍的这些小学生成了当地人想要辨识的对象。

那时我在电视公司旗下刊物工作，自告奋勇接下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任务。农历春节期间，电视公司邀演艺人员到外岛去劳军。搭的是运补军舰，冬天海浪汹涌，十几个钟头的航程能把人晕得死去活来。我服兵役时干海军，早就晕惯了，而且打着如意算盘，想趁机捕捉严禁拍摄的战线平民生活。

那个年代没卫星电视，录像带也尚未发明，由台湾来的明星歌舞表演，可是马祖所有人盼了一整年的盛事。虽然我们是来劳军的，却整整一星期都被奉为上宾。在多少营区表演了几回，我早已记不得了，可是那几处具闽北建筑风格的渔村却依旧印象鲜明。面向大海，由岩石砌成的碉堡状山城——北竿乡的板里就是其中之一。

小学和军营只隔一道墙，歌星在台上表演时，孩子们就坐在学校的操场上观赏。朝舞台取了几个镜头之后，我把相机转向孩子们猛拍。由于是在远处用望远镜头把画面拉近，所以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当然，还是有孩子发现了我，其中一个还用他自己的方式跟我打招呼。我立刻挪动构图，以这个小调皮为主角，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自己也不禁跟他一起笑起来，深深感觉到那份与被摄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可贵。

那群学童如今已成为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中年人，而这张照片也成了那个时代他们的共同回忆。艺术原本取自生活，这张照片能在二三十年后回到人间，与一群人又产生了关系，想想，还真教人欣慰。

连江县马祖，1979

告别童年

在《人与土地》摄影集里，这是一幅令许多人稍感困惑的照片。一处刚收割过的稻田中，一个小孩朝着日落的方向呐喊。这么小的乡下孩子怎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

那天我们一行人开着外景车四处绕，为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农之旅”单元找外景。嘉南平原素有“台湾粮仓”之称，处处皆是可取的镜头，几天下来，摄影师的录像带都快用光了。来到溪湖，大伙儿决定放慢步调，除非遇到精彩绝伦的画面才开机。心有挂碍，反而处处无风景，大伙儿打起盹来，连司机也把车子往田边一靠，闭目养神。

四处无人，田中也不见放牧的牛羊，孤零零的小男孩看来不是贪玩，也非做错事不敢回家，倒像是受了委屈在闹性子。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自小我就是个让大人头疼的孩子，喜欢画画、爱幻想，越长大，行为举止就越让务实的双亲难以理解。父母愈是要纠正我，我就愈是反抗，渐渐成了镇上出了名的爱哭、难缠的小孩。

叛逆小孩总会长大，也大概都有自己独特的告别童年的阶段。念初中二年级时我第二次逃家，在台北眼见梦想破碎，又受不了饥寒，溜回家后挨了一顿好打，身心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也是那个痛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开始会为自己的不懂事感到羞愧。在似懂非懂之间，童年就这样过去了。

田里的孩子突然大叫起来，声音充满了愤怒，两只小手举向天空，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我赶紧将相机伸出车窗，框好构图、按下快门，仿佛拍到了自己告别童年的仪式。这也是日后我编《人与土地》时，把这张照片放在“成长”单元最后面的原因。

彰化县溪湖，1982

第二单元　劳动

头社的米真香

为了取个好角度，我差点被这位农妇的臀部给撞倒。仗着自己有农事经验，我信心满满地脱掉鞋袜、卷起裤脚下田，躬着身以插秧的姿势一步一退。没料到她的速度奇快，没几下就根本无法配合，就在镜头将要被她的背影遮住时，我深陷泥沼的双腿竟抽退不及，只有在跌倒之前赶快按下快门。本以为这张照片一定是失败的，没想到底片冲出来后，竟发现构图的倾斜强化了劳动的力道，就此决定用它来当“劳动”单元的开头影像。

南投县鱼池乡的头社村就在日月潭之侧，却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因为游客全冲去了只有一山之隔的观光胜地。被遗忘倒也是一种福气，能让朴实纯良的风景与民情尽量保存久一点。田里正忙着，村民赶着在坏天气来之前把秧栽好。这就是我要取的画面，再好的风景若是少了人的生活痕迹，就禁不起细细品味。

造访那天的情形，直到现在都让我怀念。农民的午餐就摊在田埂上，足足有五菜一汤，田主一直等到所有帮忙干活的村民都吃饱了，自己才进食。庄稼汉的日子不好过，米价贱，收成往往只能和劳力、肥料、税收相抵。许多年轻人干脆进城打工，舍不得土亲人亲的人却宁愿留在故乡，春耕、夏忙、秋收、冬藏。毕竟，人间温情是赚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我和田主共进午餐，两人盘腿坐在田埂上，剩菜不多，米饭倒还足够。阴阴的天空飘下丝丝细雨，仿佛为余肴剩饭加上了甘霖。头社的米还真香哩！

南投县鱼池乡，1979

消失的风景

虽然我常被美丽的风景吸引，却很少将它拍下来，唯恐将大自然缩成一格照片，框限了它的千变万化。头社村的这一幕让我屏息，却不得不取出相机，虔诚地按下快门。这是台风来临前才会有的天象，空气中飘浮的尘粒、水分被强劲的气流席卷一空，云朵急急行走，像是要将蓝天擦得更亮。光线穿透一切，让人明白自己是多么渺小又多么幸运，能够在天覆之下、地载之上受万物滋养。

头社盆地原系一洼湖泊，为水里溪东岸支流的源头，后因受侵蚀而干涸，渐次被辟为水田。六百户村民分成四个聚落，散布在盆地边缘的山脚下，村民赶在台风来袭前把秧插完，六十多甲水田的嫩苗被汪汪的水泡着，映出一方方美丽的苍穹。

那次的震撼，让我从此只要路过鱼池乡，就会专程绕道去那个定点欣赏美景。稻子长高了、稻穗垂头了，快收割时，金黄稻浪随风起伏……每个季节的头社盆地都以不同的风姿欢迎着我，直到有一次彻底将我吓住了。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浩劫的大地震，几天之后，我特地到受创最重的南投县走了一圈，了解我所拍过的村落有何灾情。一路看不完的残垣断壁令人触目惊心，各界人士的援助行动及物资却令人感受到处处有温情。在常去的这个观景点，却让我看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灾情。整片水田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获利较丰却不利水土保持，且有损身体健康的槟榔树，林间还搭起一座座奇丑无比的铁皮屋，整个盆地看起来就像长满疮癣的癞痢头。

我再也不敢驻足那座山头了，每当想到那片美丽的良田已从这个岛上消失，我就会心痛一回。天灾饶过了头社，人祸却不肯收手。

南投县鱼池乡，1979

花生田的乐章

尽管“记录”是摄影最强的特质，却也是它最大的包袱。把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的文章，读起来可能索然无味；把眼前景象统统框进画面，人间百态就成了平淡无奇的样板。有时面对某个场景，我也会如局外人般，有无从切入之感，仿佛怎么拍都煞风景，摄影的专业训练全派不上用场。

那天，云林县虎尾镇土库村的花生田有人正在播种，男工驶牛犁地成沟，女工弯腰掘洞埋籽。工作情境一目了然，我却愣在一旁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因为人人动个不停，构图瞬息变换。拍照有时还真像射箭，靶心、箭矢、眼睛全都对齐了，也不一定能射中，有时对得越直，反而会射得越歪。心定不定才是关键，放箭的瞬间把自己同时放空才是正道。在拿不定主意时，我通常都会把相机搁下，暂时当个纯粹的欣赏者。

夕阳渐斜，光线愈柔，女工们的步伐配合右手执铲掘土、左手取籽下种，一洞三粒不多不少。右脚前跨时要顺道带点土埋籽，左脚跟要顶住右脚尖以便量距掘洞，上身则是随着步伐节奏摆动，以便工作利落并减轻疲累。行进速度、摆动韵律和呼吸频率都达到平衡时，连粗重的劳动都显得优雅万分。

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许多音符在五线谱上起起落落，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春》之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就是眼前这一幕的最佳配乐。我恍然大悟，立即明白应该如何取景了。

云林县虎尾镇，1981

播种与传承

《人与土地》摄影集选了三幅二龙村的照片，林家人在公田插秧的画面就占了两张。一张放在“成长”单元，一张放在“劳动”单元。前者是儿童下田，各房的后生都以能在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上滴下汗水为荣；后者可就是庄稼汉日常干活的景况了。他们结结实实地播种，把每一寸土地的生产力都耕出来。

两张照片看似不同场景，其实只是换了个角度而已。在框取小孩时，我刻意以兰阳平原子弟的心灵故乡——龟山岛为背景；拍大人时，我却避开了同样的背景，并且把构图摆直，好让两张画面有所区别。虽只是表现手法之差异，事实上却说明了我对眼前景物的期盼。

拍照乃捕捉事物之影，事实乃本真之形，摄影和事实的关系正是“如影随形”。影是空，形是有，真空之中得妙有。我从写小说、画画的兴趣转为以摄影为职志，最大的收获是从沉溺于想象世界、越陷越深的困境中脱身而出，落实于人间生活。拍照让我不能回避对象，使我必须正视自己所见，领会个中含义，捕影成形、化空为有。我深深感恩摄影改变了我，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别人身上取经，读到书本上给不了的人生智慧。

两幅下田照片所取的构图，其中的关联就是时间。一是代表过往，一是象征未来，而拍照的瞬间正是现在。林家的孩子们终将长大，是否会像他们的父辈成为庄稼汉，不得而知。但，我想传达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需要播种、深耕，更需要代代传承。

宜兰县礁溪乡，1979

山的另一边

早餐店的小妹，一位十五六岁的泰雅少女好奇地问我：

“大家都下山了，叔叔怎么还不走？”

我在桃园县复兴乡的巴陵山庄待了两天，附近的山地部落全跑遍了，却一直没找到适合报道的题材。之前没料到，全长一百三十九公里的北横公路通车后，沿线的山地管制区陆续开放，每逢假日，登山队伍和观光客把满山的果园、著名的拉拉山神木以及大大小小的村庄都挤成了闹区。

“我还没拍到想拍的照片。”我用最简单的话回答她的疑问。

“您想拍什么？是不是脸上有记号的老人？”

说的也是，这一趟，我就连一位黥面的老山胞都没遇上。热心的女孩想帮忙，兴奋地告诉我她拍过，旋即跑进房间翻了三张照片出来。其中两张是身着传统服饰的泰雅妇人，额头和腮帮子虽然文有刺青，却是气韵全无，表情呆板、姿态僵硬。女孩见我反应平淡，犹疑着是否该把手中握着的另一张照片也给我看，脸上突然现出的羞怯，令我想给她一点鼓励。

“你拍得很好啊，最后这一张一定更棒。”

我顺手从她掌中抽出那张照片，一瞄便被慑住了。画面是整片被梯田盘踞的山头，尽管取景角度平实无奇，呈现的景象却扣人心弦。

“这是在哪里拍的？”我迫不及待地问，盘算着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

“爷亨，我的老家。”女孩遥指远方，比了个越岭的手势，“就在山的另一边。”

桃园县复兴乡，1978

西螺的惜福老人

来的真不是时候，一路经过的田园都不见有人工作。虽已入冬，但宝岛一年三作，什么季节都有农事好忙，谁知我竟然赶上水稻、旱谷以及各类蔬果都刚收成好的空当。嘉南平原难得有闲，举目望去，不仅没半个人影，连树木也显得稀稀疏疏、零零落落，冷冽的风在耳旁呼呼作响。

正发愁该往哪个方向继续旅程，只见远方一坨影子缓缓移动，料想是有些什么事。朝目标行去，靠近了才发觉，一位戴着鸭舌帽、打着围巾、身穿厚夹克的老翁驶着一头老牛车，沿途捡拾一亩亩园区里的弃置物。蔗叶、菜根、采收过的豆茎、树木剪下的枝桠、整修围篱换下的残木破竹都被他当成宝，整个田野被他捡得一干二净。

对于我的出现，他一点也不讶异，也丝毫没质疑我拍照的动机，还老远就对着我点头微笑，仿佛我是旧识，是返乡的游子。在那个天苍苍、地茫茫的当下，一个陌生人的善意还真是让人温暖又受用。我拍我的，他忙他的，两人专注地干着自己的活儿，并行了半晌，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却仿佛多了个伴儿。

当时的我年轻，不太明白这位看起来并不贫困的老人，干吗顶着寒风捡些只能当柴火，且又不耐烧，顶多起起火的杂物。现在就能体会，这位乡下老者是惜福，珍视大地供给人类的一切。惜福的人往往也惜情，纵然只是片刻凝视，我在他眼里也成了有缘人！

云林县西螺镇，1982

布农人的床头话

要说挫折最多的拍照经验，就属去台东县海端乡利稻村的那趟。我在台湾全岛走透透，唯独当地的布农人居民不愿被拍，对相机仍然怀有恐惧，认为摄影会把人的灵魂给摄走。都已二十世纪末了，照相术发明之初的迷信还存在，可见那村落当时有多封闭。

也难怪，利稻被崇山峻岭包围，若非1972年年底南部横贯公路通车，村民很可能还活在十九世纪的氛围里。总之，我一举起相机，无论大人小孩，不是纷纷躲闪，就是连连怒骂。问明原委之后，我干脆把相机放进包包，陪一户人家到田里拔了一下午的玉蜀黍。村里没有秘密，一家就代表全村。赢得好感与信任之后，第二天我就被允许拿着相机四处取景了。迷信虽然难以破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互信却能穿越藩篱。

一位喝醉的村民告诉我，在他们的先祖时代，有个大家庭的十二兄弟都讨了老婆，同住在一间大屋里。为了怕床头话被听到，每对夫妻都自编暗语传情，时间长了就各有一套语言系统。有一天巨洪来袭，冲散了家族，十二对夫妻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繁衍，成为后来讲着不同语言的十二支台湾少数民族。

离开利稻的那天早上，我在公交车招呼站碰到这对要下山打工的布农人夫妇。面对镜头的他们虽不再惶恐，却也不十分自在。太太腼腆地笑起来，小声地跟先生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传承自他们先祖的床头话。

台东县海端乡，1977

流笼里的农夫

连日豪雨终于歇止，可是山洪直泻、溪涧湍急，原本可以溯溪而过的河道没人敢走。埔里镇桃米村的这条小溪一直就没搭桥，大水一来，村民只能借着简陋的流笼，把自己拉过河。景象叫人心惊肉跳，我在岛上所见过最惊险的交通工具，莫过于此。

当时，我们正在为了电视节目出外景，车辆在山区里走走停停，已经绕了好几天。夏日午后，西北雨来得急猛去得快，前一刻还阳光普照，刹那间便乌云罩顶，雷声如鼓，雨水哗啦啦地倒下来，才几秒钟就能把人淋成落汤鸡。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司机将车停在路旁，雨不停不敢上路。

我眼尖，远远就看见半空中吊了个人。一只斗笠、一片塑料布，就是这位农夫抵挡倾盆大雨的装备；仗着几条铁条焊成、恰恰可以容身的小笼，就要自行拉缆子渡河了。那天的景况，直至今日依旧鲜明。回想早年的台湾，老百姓的生活处处可见克勤、克俭、克难的痕迹，人们韧性十足、活力无限。在那些个年头，克难被认为是美德，因为能克难就是能克己。如今，凡事求便捷、贪舒适，克难反倒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科技愈进步，地球能源耗损得愈快；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欲，我们一再透支子孙的资源。有朝一日，严苛的生态环境必然会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届时，克勤、克俭、克难将不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诲，而是人人生存必备的本事。

南投县埔里镇，1981

垦丁农场的孤单女工

旅游风气渐开后，观光有了“产业”之称。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畜牧业逐渐兴旺，山坡地纷纷被开发来植栽牧草。一望无际的草原让人想象塞外风光，正好与观光结合，成为招揽游客的卖点。位于屏东县恒春镇的垦丁农场就是当年的一个新兴观光盛地。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牧之旅”，我专程造访种植牧草的农场。看惯了台湾农家以户为单位的小耕作面积，企业化经营的那一大片田野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农园面积大得超乎想象，所需人力却少得难以置信。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劳动的存在。

一辆庞大的机器在草原上开过来开过去，所经之处，牧草不但被割得干干净净，还被捆得方方正正、摆得整整齐齐。农民已不再是农民，只要会开车就行了，传统的看家本事全成了多余。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被机器取代之后，对作物的触感隔了一层，对以往天天沾在身上的泥巴也日趋冷感。天、地、人的精神内涵渐渐消失，最后，生活和工作便成了绝缘体。

这位女工在田里走来走去，任务是跟在收割机后面巡视，若是机器后斗吐出的一捆捆牧草落地时歪斜，便要稍为推动一下，以利搬运车的起重架作业。那天，她只身一人枯等下班的背影触动了我。屏东农业人口众多，或许她也是农家出身？如今，在空旷的田野里，单调无趣地走来走去便是她唯一的劳动。不知对她而言，距离土地越来越远，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

屏东县恒春镇，1982

风柜的蒙面女

澎湖是台湾唯一的岛县，由九十座岛屿组成，近年发展观光有成，昔日却是生活条件贫乏的艰苦之地。居民除了讨海便是务农，土壤在季风猛烈、雨水稀少的情况下，只能种些如花生、地瓜等茎矮根浅的作物。为了防范咸风烈日侵害，妇女在外出劳动时都把全身裹得只露眼部一条缝，叫人分不出美丑，也看不出岁数。

那年夏天，我在澎湖本岛南端的风柜等待一天没几班的公交车。天气酷热，站牌旁的杂货店成了候车亭。和我一起等车的是对刚下工的夫妻，从先生疲倦的神情，可猜出太太同样是累坏了。先生把板凳让给太太坐，自己蹲在门坎上朝着来车方向守候，两人虽没交谈，却看得出感情挺好。

公交车迟迟未到，为了打破无言的尴尬，我跟他们说，可以拍张照吗？夫妻俩毫不犹疑地接纳了陌生的我：先生点点头，太太的表情虽然看不见，笑声却是开心又害羞的，答话令人莞尔：“我穿这样，拍起来一定不好看！”

脸蒙得这么紧，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谁啊？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无论你是谁，都肯定是美的。传统澎湖女性勤奋柔韧、艰苦卓绝，当地谚语“澎湖妇女台湾牛”就是对她们的赞叹与怜惜。

2008年年底，报载年轻一辈的澎湖人多不再从事农渔生产，蒙面习俗逐渐式微。当地文化局怕包覆技巧失传，特将“澎湖传统蒙面”登录为文化资产保存。屈指一算，拍这张照片的日期竟已超过三十年！社会情况改变了，人的质朴呢？

澎湖县马公镇，1977

水埯的鹦鹉鱼

澎湖的望安岛是热门观光景点，近年来被年轻游客称为“蜜月岛”，除了草原青绿、海湾蔚蓝，一大片金黄色的沙滩还是绿蠵龟的产卵栖地。

相对之下，岛屿北端的水埯村民生活环境就比较艰苦，所以早年有句澎湖谚语“四代无尪，不通嫁水埯人”（四代嫁不了，也不嫁给水埯人）。水埯是岛上最小的聚落，因旧时春、夏季的行船至此补给用水而得名，但因位于开口向北的洼地，不利发展。

村外有个小渔港，村内有许多保存完整的传统三合院，用玄武岩及咕咾石建造的古厝里仍然住着人。那几年，不想打鱼的年轻人纷纷到台湾讨生活，愿意留下来的都是寂寞惯了的老人，或是体力还吃得消的渔夫。白天走在空荡荡的巷弄里，四处静悄悄地不闻人声。

时隔久远，我对附近地区的印象早已模糊，倒是拍摄这张照片的回忆依旧完整。那天风浪虽平，天却很阴，几位妇人在傍晚时分带着箩筐来到海边，准备迎接讨海的亲人上岸。我也陪在一旁，盼望能捕捉几个好镜头。

几条小舢板缓缓靠岸，妇人们冲上前去协助舢板抢滩，无奈渔获多是不肥不美、装不满箩筐的小鱼。其中唯一的珍奇便是这尾色彩艳丽、体形硕大的鹦鹉鱼。见一位妇人像抱婴儿般地把它兜在怀里，我赶紧举起相机，谁知妇人的动作比我更快，马上就把鱼捧上来挡住了脸：“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

所以说，这帧充满超现实意境的作品，导演是她，我只不过按了快门。

澎湖县望安乡，1982

寂静的天地

虽然我老是拍黑白照片，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景也会让我觉得彩色胜于黑白。

那天，我来到盛产洋葱的屏东县车城乡，心想可拍的画面肯定不少。洋葱采收全仗人工，被拔起来后，还得先晒几天太阳，等缩过水、剪掉枯叶后，再一卡车一卡车地载去仓库。我大老远地从台北南下，采收期却刚过，一望无际的葱田里只有灰扑扑的干土，剩下的镜头只有仓库的搬运工作可取。

在那还没有冷藏库的年代，洋葱的贮存空间多用竹子搭建得高大、宽敞又凉爽。为了防潮损，仓库的底部架空、四面通风，屋顶却要盖得非常严密、牢固，才能防风挡雨。一摞摞叠得高高的网眼袋里撑满了洋葱，每袋大约装五十公斤，再多任务人就扛不动了。

搬运画面单调重复，拍个几张就让人兴味索然。我东张西望，发现仓库里边有架长长的竹梯直通屋顶夹层，顺梯攀爬，一上夹层地板就被眼前的画面震住了！

斜斜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地倒挂着明年春天要播的种，室外强烈的阳光透窗而入，将无以计数的葱籽化成一颗颗璀璨的宝石，光芒炫目，却又带着浓浓的泥土味儿。然而，最让我触动的却是这位完全未觉察到有外人闯入的老妇。挑拣洋葱入神的她，有如礼佛那般虔诚。我屏住呼吸、按下快门，在一片寂静之中，相机的咔嚓变得奇响无比。

我深怕吓着了她，却反而被她的不动如山给震住了。原来她是位聋人，活在不受尘嚣打扰的寂静天地里。那个当下，我与她一同浸沐在神殿的灿烂金光之中。

屏东县车城乡，1980

蔺草的清香

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我对民间文化着了迷，蔺草编的名片夹、香烟盒、笔筒都让我爱不释手，有一度还试着找工匠帮我编制一只相机包，可惜没能成功。

尽管如此熟悉蔺草产品，在见识到收割蔺草的辛苦时，我还是被吓到了。去高雄县冈山镇本是为了拍摄“箩筐会”，会碰上采收蔺草纯属意外。箩筐会是农家用品的大赶集，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每年固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夕）和九月十五日（义民爷生日）这三天举行。

市集当天盛况空前，不只高雄县的十多个乡镇，就连台东、云林、嘉义、台南的农民也专程赶来凑热闹，进出箩筐会的人龙长得望不到尽头。途经市集附近的河滩地时，只见一对夫妻在空旷的田中工作。烈日当空，两顶小小的布棚根本无法遮阴，无处闪躲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然而，在踩进蔺草田后，我才真正明白他们的工作场所有多难熬。

割下的蔺草一把把平躺着，一经久晒便被蒸出难闻的怪味。草下湿地泥泞，移动位置时要特别小心，否则随时都可能陷在泥坑里。周遭的喧嚣之声不绝于耳，这对夫妻却始终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仿佛这一切与他们全然无关，就连我的干扰也不例外。

从那天起，我对蔺草的珍惜又多了几分。蔺草制品越用光泽越润、手感越柔，凑近鼻子还可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仿佛可以跟我对话，让我看到了物命的岁月、农人的风霜。

高雄县冈山镇，1983

农妇的雕像

童年经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成长，且往往突如其来地横现眼前，甩也甩不掉。那天走在恒春镇郊的龙泉里，沿途都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闭着眼也能分辨，那是被烈日烤得暖乎乎的地瓜叶、被地瓜汁液掺和的泥土。恍惚之间，我又成了九岁的小孩，打着赤脚走在老家通往菜园的小路上，心不甘情不愿地想象着此时此刻同伴们正在看漫画书、打弹子或是海边戏耍的情景。若是在下个转弯就看见当年那永远不变的街景和面孔，我也不会吃惊。

路边的矮树丛后果然有片地瓜田，一位农妇独自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铲土、拔地瓜、抖泥土、割叶藤。每个步骤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我心里有数，好照片正等着我去把它定影。

摄影有时不光是记录，还是期待与等候，期待气氛出现，等候事件发生。人物入镜后，要沉住气，凝神守候最佳动作与表情出现。完美状况存在于不完美的隙缝之中，只对心有祈求的人发出召唤。

类似的场景、一模一样的农事，现在的我却已是远离家乡的摄影工作者。埋怨与抗拒已被理解与敬佩取代，在平凡人身上捕捉不凡的气质，也成为我百拍不腻的题材。

这位体形结实、样貌朴素的农妇是否能拍成令人景仰的雕像呢？我用仰角拍，尽可能地降低身体高度，直到不得不趴在地上，才框取到了理想的画面。一位天地之间的劳动母亲在我的相机里曝了光。而沾了一身泥土与叶汁的我，也踏踏实实地贴近了土地。

屏东县恒春镇，1977

被爱串起的一家子

照片还真像是穿越时空的一道门，每当看到这张影像，我就仿佛坠落在三十多年前的那片玉米田里，心跳加快，脸红耳热。为了赢得利稻村民的好感，我整个下午都在田里帮忙剥黍穗，却也结结实实地被消遣了大半天。

当地人生性开朗，一起干活的几户人家本来只是互相戏谑，没多久就把箭头指向了我这个都市佬。年轻的我脸皮薄，虽听不懂布农人话，可是看他们拿着玉米棒比画、捧腹大笑，窘得只想往玉米秆堆里钻。总之，人人乐不可支，我也就被接纳，能拍照了。

下工后，我陪着格外投缘的那户人回家。夫妻俩有三个小孩，大女儿虽然才不到十岁，干起活来却相当抵事，还能看顾牙牙学语的弟妹。玉米田在山上，村落在台地，步程大约半个钟头。两个小的被装在父亲头上的竹篓里，一晃一晃地好像坐摇篮。母亲走着走着就把竹编的背带卸下来，边喊女儿，边把空竹篓朝她一抛。小姑娘接个正着，把背带往额上一套，高兴得仿佛自己也担上了家计。

温暖的窝正等着他们：这一幕没有第二个拍摄角度可选，只有从正前方取景。一家人脚步轻快，我倒退的速度也不能慢。边退还得边换镜头、边测光，再调高快门速度、对焦、框取构图、捕捉决定性的瞬间。每个步骤都不能出差错，时间与空间必须同步关照，才能展现我想表达的血脉相传、衣钵承递。一家子心连心，就连养的狗儿也被爱串在一块儿了。

台东县海端乡，1977

凤梨田的背影

台湾一年四季都有令人垂涎的水果，种类繁多、品相绝佳，让人看半天舍不得吃，一吃却又欲罢不能。光是凤梨（菠萝）这一项，就有苹果、香水、牛奶、蜜宝、金钻等七八个品种。凤梨酥的美味更是闻名遐迩，由于凤梨的闽南语谐音是“旺来”，因此常被当作探视朋友的伴手礼，近年来也深受大陆游客的喜爱。

制作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果之旅”单元时，我们乘坐一辆中型巴士，由台北直奔屏东麟洛的凤梨田。此地是屏东县最小的一乡，据说当年先人开拓时常见麒麟出没，因而命名“麟洛庄”以志吉祥。在举目尽是矮丛的果园里，我居然碰到了熟人。《汉声》杂志的三位创办人恰好来为“水果专号”组稿，我灵机一动，便把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情景也纳为节目内容。

老上司们离开后，一批农妇正要上工，从人人手里握着的杆枝，可知她们是要来绑叶的。甜美的果实得之不易。一个品种从杂交授粉到育苗、选种、分类、淘汰、量产，必须经过二十年。下苗后，也至少要等十八个月才能采收。在发育过程中，为了防“日烧”而产生的病害，得一株一株地将待熟的凤梨用周围的叶子裹好、扎起来。

烈日灼人，果园却无荫可遮，再加上叶尖如剑、果实有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戳得伤痕累累。我把相机转向这群幕后英雄，却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只好拍下她们的背影。台湾水果会如此之甜，正是因为背后有许多人吃了苦。

屏东县麟洛乡，1984

二水乡的十字路口

二水乡位于彰化县的东南隅，因先民开凿二圳疏通浊水溪而得名。当地的浊水米、螺溪砚颇负盛名，可是我造访之后，却有点失望。不是产品不好，而是作坊规模太小，才半个工作天就让我找不到可拍的画面了。

居民中午多在家中休息，我百般无聊地走在镇里的主街上，东张西望，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条员集路出奇地长，一家伙贯穿五个乡镇，从员林经社头、田中、二水再越过浊水溪直抵林内。走着走着，我就注意起店面的地址来，好奇这条路的门牌到底能编到几号。

一阵吭当吭当的声音传入耳中，回头一看，是辆农村风行的“铁牛车”。小小的车身满载着几乎要倾倒的稻草，光秃秃、硬邦邦的驾驶座上正襟危坐着祖孙三人，认真的模样仿佛运送的是一车贵重的宝物。铁牛车来到十字路口，即使满车的稻草早就挡住了妇人的手臂，她还是中规中矩、老老实实地打出信号，想让后面的人知道他们要左转。

整个画面虽然平常，却透露了一些讯息。第一，本季丰收，农家有个好年冬；第二，儿子、媳妇在外打拼，孙子由祖父母带大。看孩子端坐的模样，就知道他多有教养。

在乡下，一切教养就是以身作则。大人带着小孩上工，让子孙在亲近土地时晓得了敬畏大自然，在挥汗工作时懂得了惜福，在相互扶持时学会了做人的本分。人生道路布满了十字路口，孩子长大后，在每个转弯都能这样沉着、谨慎、处处顾及旁人，哪能不平安顺畅！

彰化县二水镇，1981

芦洲的沧海桑田

夕阳西下，我行经芦洲，看到这位刚下班的摩托车骑士从后座取出一张小渔网，准备试试手气。他原非渔夫，而是农人；这片水域本来也不是湖泊，而是淹水不退的亩亩良田。

拍照当时，我就站在那汪水中的一条路上。路面虽窄，摩托车骑士却川流不息，往来周围工厂的大卡车也络绎不绝。换句话说，我的身后虽然车声轰隆，面前却是宁静、浪漫得出奇，转个身就是天渊之别。

古时候的芦洲是邻近淡水河畔的一片低平沙洲，河岸两旁芦苇丛生。据说芦花盛开时，花絮纷飞；夜晚月上树梢，芦花泛着淡黄月色，微风吹拂，犹如浪花飞舞，美不胜收。

由于那片良田地势低、近河口，每当豪雨成灾就会首当其冲。专家们将淡水河道的一处瓶颈炸宽，以改善淤滞；流水量大大提高后，海水倒灌却也益发严重，邻近地区达八百五十公顷的土地全浸在了水里。世代务农的庄稼汉不得不改行，大部分村民也因而移居，留下来的人便以捕鱼为生。沼泽中的鱼类、藻类迅速繁殖，引来大批水鸟栖息，一个新的生态环境俨然成形，成为台湾北部最热门的赏鸟区。

时隔三十年，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初站的那个位置了。海水倒灌的痼疾被二重疏洪道治愈后，沼泽被填上了土，成为商家林立的闹市。曾是桑田的那片沧海，摇身一变又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曾为农夫、渔家的居民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不再；成为白领阶层的他们，唯一的劳动仅存在于指尖与计算机键盘之间。

台北县芦洲乡，1980

碧侯村的浓烟

报载泰雅人原乡之路：具二百年历史的“南澳古道”经整修后即将开放游览，三十年前造访南澳的回忆又被勾起。

这条古道又名“比亚毫”，是当年带领族人迁徙的头目名字，汉字音译“碧侯”。那年圣诞节我恰好在南澳乡，听说碧侯村有平安夜晚会，便专程入山。在举村皆是基督徒的部落里，这可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活动。全村老少兴奋地忙着布置教会、准备表演道具，有个人却孤单单地在空旷的山谷田间除草、烧稻梗。我好奇地趋前探视，才知道他不是泰雅人，也不是本省人，而是当年迁台的退役军人，俗称“老芋仔”。

为什么叫“老芋仔”呢？有人说，那是因为芋头哪里扔哪里长，营养丰富却价格低廉。也有人说，“芋”是“愚”的谐音，因为这批人傻得可以，十来岁就离乡背井为台湾拼到老，却落个晚景凄凉。青壮年时保家卫国，退役后又投入开发南北横贯公路、苏花公路等台湾重要交通干线。工程结束后，有些人留在山上垦荒辟果园、娶妻生子。成不了家，或是被姑娘骗光积蓄的，便只有在“荣民之家”残喘余生。即便是比较幸运，能过上好日子的人，大半辈子也脱离不了思乡之苦、弃亲之疚的折磨。

我问这位碧侯的新居民：“怎么不去与村民同乐？”

他只是浅笑，口音带着大陆的北方腔：“事情总要有人做啊！”

惆怅就像是周遭的浓烟，闷闷地一阵又一阵地冒，飘向远方。

宜兰县南澳乡，1981

赛嘉村民的笑容

有时，千言万语也比不上一个真诚的笑容让人受用，尤其是来自陌生人的。

那回，我们的电视外景小组到屏东县三地门乡录制当时的新潮运动——滑翔翼和飞行伞。面积两千多公顷的航空运动公园占了大半个赛嘉村；由于中央山脉屏障，上升气流稳定，再加上活动空间宽广、视野辽阔，经常吸引国际好手前来竞技。

当天我的工作是导演。想也知道，在天上飞的哪会听在地上导的，我所能做的只有提醒摄影师哪些镜头不可漏掉、哪个角度不能错过，再拍些空景，等等。一天下来，活儿干得心虚，人也舒坦不起来。

准备离去时，一台牛车从远处慢慢踱来，我赶紧抓起相机，整个人如鱼得水般地自在。那是刚下工的排湾人，一家子全在牛车上，连同在前面开路的爱犬共五口。排湾人是台湾的第三大少数民族，以华丽的服饰及雕刻手艺出名，地位分头目、贵族、勇士、平民四个阶级。族人天性开朗，曾有位工人跟我说：“我们排队都是弯弯的，所以叫排湾人。”

眼前的这家人，看起来跟最常见的平地农家没两样，只是更为乐天知足，全身散发的幸福感，连我这个陌生人都领受到了。尽管牛只老迈、车篷简陋，几麻袋的收成也算不上丰盛，一家大小却是天生富裕，才打照面，就毫不犹疑地给了我最慷慨的笑容。

牛车往远处慢慢踱去。目送的我心开意解，郁悒早不知被老牛踢到哪儿去了！

屏东县三地门乡，1984

摄影就像双面镜

三十年前，我去苗栗县探访泰安温泉，途经圆墩部落，发现那儿竟有个小矿场。该部落位于汶水溪谷左岸，七八十户居民大多是泰雅人，可是下矿采煤的却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伍外省老兵。

台湾如今已不产煤，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煤业鼎盛时期，全省有大小四百座矿场，近六万矿工。工资虽高，工作却极为辛苦，又有落盘、瓦斯中毒、搬运事故、火药事故、坑内水灾等职灾风险。台湾由农业转型工业，经济突飞猛进，自嘲“已入土，只是还没被掩埋”的采矿人功不可没。

我进矿坑底部拍过照，明白在暗无天日、空气污浊、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的坑道里是什么滋味。工人们只着内裤，在岩缝中扭曲着身形，一镐一镐地掘煤，热得受不了，便拿冷水管朝身上冲。长年下来，除了肺尘症、驼背、脊椎损伤，包括心脏衰弱、眼球震荡、听力障碍等职业危害不胜枚举。

圆墩的那个矿坑特别窄小，工作环境也格外艰困，难怪只有任劳任怨又认命的“老芋仔”肯干。知足的他们毫不抱怨，还满意地表示收入不错。我站在坑道入口的正上方，趁这位矿工飞快下坑前按下快门。只不过一瞬间，他就轰隆隆地随着台车不见了，留下无声的眼神，将坚韧与尊严刻在我的心版。

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苗栗县泰安乡，1981

兰屿的包袱

兰屿是台湾最大的高山离岛，岛民为达悟人，由菲律宾巴丹岛移民至此已有数千年，两岛居民语言至今仍能相通。岛名的达悟语有“人之岛”之意，汉人以闽南语音译为红头屿；因盛产蝴蝶兰，1947年正式改名为兰屿。族人惯于春夏两季以自制拼板舟出海捕飞鱼，故兰屿也有“飞鱼的故乡”之称。

达悟人是台湾少数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本性单纯善良、与世无争，却因外来文明的入侵而遭受很大影响。我的拍照热情一到当地便会立刻降温，因为一些岛民见人举起相机便伸手要钱。据说这是早年民族调查学者为了研究方便，以酬劳换取配合而让他们养成的习惯。我倒不是怕花钱，而是不愿意让创作变成买卖。

1982年，台湾电力公司在兰屿建造核能废料贮存场，每年赋予数千万元回馈金。民识渐开后，族人于1996年发起激烈抗争，废料自此停运并封场，但近年来贮存桶的锈蚀程度已引起社会大众的密切关注。

那天，我在三十七公里长的环岛公路行走，途经红头村外，遇到了这位扛着一袋芋头的妇人。在田里干了一天活的她，神情显得相当疲累，收获成了沉重的包袱，整个情景仿佛是达悟人现况的写照。我连忙捕捉画面，她却毫无索取酬劳的意思。

透过相机镜头，只见妇人一脸肃然，深深地盯我一眼后便将目光移开，仿佛是在谴责我以及一切外来的侵入。

台东县兰屿乡，1982

红叶的一家四代

台湾有六十几处温泉，依断层结构集中于四大区，每一区都自称水质冠全省，但这实在不好比，因为有的水质含碳酸铁，色如铁锈，有的水质含碳酸钙，清澈无味；总之是各有疗效。我倒是蛮喜欢去花莲县的红叶，因为那儿位置偏僻，居民又多是太鲁阁人。

那天，村里有户人家在挖地基，由于地底是岩盘，用榔头铁锹凿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辙，合计得雇挖土机。六十来岁的家长透过儿子翻译告诉我，他住的房子是他父亲盖的，所以他也要趁着还有力气盖一间给子孙。

见一小童站在旁边的矮房台阶上朝窗内探，我好奇地走进去，才知他的祖母正在织布。太鲁阁妇女从小就要学织布，会织布才能文面，而有文面才算美丽。技艺精湛便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成为勇士们竞相追求的对象。

编织材料取自苎麻，将树皮经过剥麻、刮麻、取线、煮麻、染色等手续后，便能将全家人的衣着、被单一经一纬地织出来。太鲁阁人深信，人死后将跨越彩虹桥，回到祖灵的怀抱。族人的服饰多彩、横纹，就是象征彩虹桥；其间夹杂的菱形图案则是祖灵的眼睛，代表穿衣裳的人有无数祖灵的庇佑。

窗格上方挂着两幅肖像，一是着起唐装的祖先，一是在军中服役的儿子。古老传说仍未远，整个家族却已走过了三个时代。

我举起相机，在框住这一家四代时，仿佛也框进了部分的台湾近代史。

花莲县万荣乡，1979

第三单元　信仰

北港的妈祖信徒

那年妈祖圣诞，我带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华裔记者到北港拍照。随着进香团由城外进入北港镇，沿途的迎神鞭炮震耳欲聋，炸得我们无处可躲。我都快受不了了，身旁的大记者却好整以暇，因为他防护周全，还戴着隔音效果极佳的耳罩。

我俩年纪相当，也蛮谈得来，可他的派头就是不一样，装着电动马达的相机摁起来像机关枪，好像底片不要钱似的。我才按过几下快门，他却已经换了好几回胶卷。

“三月疯妈祖”，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台湾各地投入妈祖起驾绕境的善男信女据说有上百万。有些进香团的徒步路线要八天七夜才能走完，信徒的体力与意志不可小觑。

一位虔诚的妇人才踏进朝天宫的山门，便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激动不已地叩起头来。地上厚厚的一层鞭炮屑早被无数双脚踩成了脏泥，铺天盖地的鞭炮也随时都会炸过来，她却无视任何障碍。

最佳的取景位置就是在她的正前方，时机就在她顶礼与起身之间的那一秒钟内。若是被她发现我挡在她与天后之间，麻烦就大了！我屏住气，在她正要趴下去的那瞬间，由她的左侧切入正前方，按下快门，从右侧退出；整个动作也不过就像是一阵风，丝毫没让她觉察。

成为佛教徒之后，我明白了自己当年有多不懂事。虽然我还记得，那位记者在回美国之前来跟我道别，见到这张照片时大叹一口气：“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角度呢！”

云林县北港镇，1979

苏厝的陆上行舟

位于台南县安定乡苏厝村的长兴宫是一座典型的瘟王庙，其王醮庆典因祭祀科仪保存完善，被当地政府登录为文化资产。然而，三十多年前我去造访时，它仍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性拜拜。

安定乡在四百年前原为平埔人少数民族的住地，明、清时来自福建漳州的移民屯聚于曾文溪下游南岸，因苏姓民众居多，故取名苏厝村。相传康熙十八年（1679），村民于溪岸发现一艘船，内有上书“玉敕代天巡狩十二行瘟王”之绸制令旗十二支。民众将船迎上岸，建草庙安座奉祀，而后几经迁移、扩充，至1948年于现址兴庙。

在台湾史志中，有许多王船自大陆沿海漂来的记载，靠岸之地的民众为了送走瘟神，必得作醮；比较小的村庄不堪负荷，后来便改为烧王船，将瘟神送入天河，祈求合境平安。长兴宫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他们的王船龙骨由三节木料入榫结合而成，恭送王船的仪式也一直保存着人工扛抬的方式。

沿袭至今，长四十尺、宽十尺、高十二尺半的王船造价动辄近千万台币，船身彩绘华丽，舱内所载物品举凡生活用品、休闲娱乐、工具器械等品项多达百余种。造价不菲，却这么付之一炬，既浪费又不环保，还不如将经费拿来济贫救病；无奈执迷的人们不作此想。

陆上行舟，大船被村民从庙旁的船屋中扛出，在村内绕境一周，再经田野而至曾文溪畔焚化。随行人潮好比航海船只划开的浪花。从镜头看出去，还真是苦海无边啊！

台南县安定乡，1978

摄影与信仰

三年一科的王醮，所有苏厝村民都不愿错过。在送王船的人群中，一些特别的信众格外吸引我的注意。就像这位老农妇，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穿上了，仪容整理得素净庄严，仿佛要一脱长年粗活所积累的土气。当一个人的虔诚浮上容颜时，看起来就会有灵气。

她应该也有七八十了，这辈子不知已参加过几回仪式，却硬是等着王船来，送着王船走，在芦笋田里一跪就是大半天。对她来说，王爷们既是神明又是亲人，在她从小到大的生活中照顾、庇护着她；信仰不仅是心灵的依靠，也是行为准则。

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证严法师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是鞭打别人的鞭子。”对我来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不是批判的利器。

我喜欢拍真挚、美善的事物，假的、恶的、丑的，我就不拍。无论到哪里，我都努力去发现那里的好，不愿意揭疮疤。没有对象就没有照片；我始终认为尊重对象是摄影的根本伦理。对象允许我拍，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不但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还应该运用我的专业训练，在呈现他们的可贵之处时，帮着再加一点分。

烈日当头，这位老妇却始终跪着。在她身上，我看到敬天畏地的虔诚。她或许不识字，却可能比学问高的人贴近真理，因为她明白人在天地之间应有的位置。

台南县安定乡，1978

美浓的伯公坛

初到美浓，感觉就像踏进异国那样新奇，除了入耳尽是听不懂的客家话，还处处可见穿着大襟衫、梳着古式发髻的老妇人。据说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乃至于社会宗法制度都跟宋朝时期的中原地区类似，妇女服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宋亡后，客家先民奋起抵抗，男丁为了逃避元人迫害，不是到处躲藏便是在家中读书、烹饪、带小孩。户外劳作由妇女扛起，造就了她们坚毅刻苦、勤劳节俭的特质。在汉族历史中，客家妇女也是唯一没有缠足陋习的。

“男主内，女主外”的风气相沿成习，大白天里，美浓的男人家一样悠闲自在。然而，远远看到他们坐在坟头上聊天，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走近一瞧，才明白那是南部客家人特有的伯公坛，因为石碑上刻的是“福德正神”。

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南部客家人不为其建庙、安金身，因为他们相信伯公承载土地、生养万物，是人间与神界的沟通桥梁，所在之处必须四通八达、毫无阻碍。坛座圆形隆起的部分叫“化胎”，与碑前方形的“社神位”合起来就是“天圆地方”；为了接收大自然的灵气，坛后还必须有树木、石头。

美浓的伯公祠多达四百座，几乎是庄头一座、庄尾一座。对当地人来说，伯公就如同家中的长者、祖先，居民每天早晚在祭祀祖堂前，都会先到邻近的伯公坛前上香奉茶。

大伙儿闲来无事，围着伯公说说笑笑，再家常也不过了。

高雄县美浓镇，1982

旗津的酬神戏

旗津与高雄之间的过海隧道通车后，往来交通虽然便利不少，却也让这片沙洲离岛特有的情调在几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十年前我在海军服役，于旗津的运补小艇队待过半年。那时的旗津可真是台湾绝无仅有的一个场域，既有民间造船厂，也有海军船坞，拆船工业兴盛，渔捞、市集一片繁荣。村里村外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全省其他地区几近绝迹的人力三轮车。若要进城，即使目的地近在眼前，也得搭渡轮或是遍满海面的人力舢板。只可惜当时我还未接触摄影，没能留下那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爱上摄影之后，我重游旗津，正逢一大片填海而成的工业用地准备展开建设。为了讨个吉利，营建商在动土前雇了个歌仔戏班酬神。光秃秃的地面上搭起了棚子，太阳下山后，锣鼓响起，村子虽然离得老远，还是吸引了一群奔跑而至的孩子。

歌仔戏发源于我的老家宜兰，早年民间最盛行的休闲活动就是看歌仔戏。每逢喜庆、还愿，戏班子都会被请来热闹一番，就是神没看到，人也不亦乐乎。在上小学前，我对中国历史人物、忠孝节义的认知都是来自歌仔戏。

野台戏棚通常都搭在庙口，这块地方昨日不曾有、明天将变貌，显然更需要老天爷赐福。工业发达让经济快速成长，也使自然环境的受创程度越发严重，温室效应导致的灾害不胜枚举。老天爷一旦生气，演再多酬神戏也得不到救赎。

高雄县旗津区，1983

兰屿的白日梦

兰屿的达悟人原本与世无争、爱好和平，遇有纠纷即穿上藤编盔甲、头盔，虽手持长矛，却以丢石头及叫啸发泄怒气。双方对峙，只要有一方受伤，战事即告终止。

在昔日，族人半农半渔，自给自足，更以飞鱼捕捞活动为轴，发展出一套具备现代生态保育理念的生活智慧。如今的兰屿埋有核废，又是热门观光区，居民不愁吃穿，捕飞鱼也成了取悦游客的表演项目。

我在兰屿的拍照兴致不高，总觉得关于此地的介绍文字或图像已到泛滥程度，实在没必要再凑热闹。可是，当路过朗岛部落，看到这位在凉台上午睡的村民，我还是忍不住掏出相机，把整个场景留下了记录，因为它代表了兰屿从未改变的一面。

兰屿的传统民宅靠山面海，以防强风的穴屋为主室，再加上工作屋与凉台才算完整。工作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用来工作，下层用来堆放柴薪渔具或畜养牲口。凉台既能遮挡酷阳，又能享受四面吹来的海风，是岛民起居室的延伸，可当孩童游乐场、母亲育婴室、宴客餐厅，或是所需要的任何场地。达悟人最喜欢在凉台看海，无论前后左右，举目就是海天一线。祖先们说，那儿连接着天神的家。

此时此刻，身着传统丁字裤的男主人正在做白日梦，家中放养的猪则是四处游荡。睡觉的是他，镜头中的画面却仿佛是我的梦境，古老传说中的兰屿就应该是这么宁静、平和。

台东县兰屿乡，1982

兰屿的头发舞

现在，头发舞已成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了。想当年，为了电视节目录像，我们通过关系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费好大工夫才请出了四位肯在镜头前亮相的达悟妇人。其间还差一点因为她们的丈夫彼此意见不合，让整个计划前功尽弃。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较，达悟人的歌谣单调沉闷，舞蹈动作也缺乏变化，但这些妇人浑然忘我的肢体语言还是把我给慑住了。

达悟人的歌谣与其社会组织、宗教意识、工作习惯、传统语言关系密切，有些舞蹈却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例如勇士舞、头发舞；前者是男人在太阳下的竞技，后者为女人在月光中的祈愿。

族人认为，长发是上天送给女子最美的礼物。当飞鱼季忙完，族人食物最丰、作息最悠闲的时节，妇人们便会在月亮最美的夜晚，带着女儿来到空地或海边。只要有人开始跳舞，其他人便会跟进；人数渐多，大家便围成一个大圆圈，或是排成面对面的两列。人人双腿直立，交臂相握，连成一气，借着重复弯腰、挺身、甩头的动作，将长长的头发抛成一道道黑色的波浪，与近在咫尺的大海唱和、呼应。

达悟人终其一生与海洋为伴，天人合一的性情在此时此刻彻底绽放，像是呼唤着祖灵，又仿佛在与大地万物对话。尽管这一回是为了酬劳而表演，她们的单纯与本真却丝毫无损。倒是应我们之请在日光下祈愿，不知会不会泄露了跟月亮之间的秘密。

台东县兰屿乡，1982

在武界祈祷

去过武界，方知什么叫深山。时值盛夏，原以为山上较凉，没想到四周山头高耸，将这个布农人部落围成了瓮底。抬头一片洞天，只想惨呼：闷啊！

村内总共一百户，我才待了三天，谁家有什么事儿全清楚了。那时电力供应不足，只有派出所和村公所不限电，入夜到处一片漆黑。村公所的扩音喇叭从早响到晚，既用来布达公务，也拿来联络私事。坐在那儿听广播，很能消暑解闷：

“某某某，埔里的商店老板上山找你很多次了；再不还钱，他就不让你赊账啦！”

“明天南投县卫生所要来辅导节育，请踊跃参加。某某某一定要来，你太会生了！”

然而，第二夜的一则广播却让人伤感至极。“某某某，请赶紧到派出所来，你先生的尸体找到了。”原来，那位失踪数日的村民酒醉倒地，脸埋在一洼浅水坑里窒息而亡，被发现时，五官都被小鱼吃烂了。

我是专程入山来采访吴神父的。他家世不凡、学养丰富，却甘愿舍弃荣华富贵，只身进入偏远山地部落，在武界天主堂传福音。遗憾的是，无论他多么努力，仍然很难让当地村民戒掉酗酒的恶习。

我在教堂打尖过夜，发现很多父母在外的孩子都把这儿当家，由吴神父辅导他们的课业与生活。告别时，三个男孩靠在教堂窗边朝外望，仿佛生怕错过了终于回家的亲人。我拿出相机，把一旁的耶稣画像也框进画面，以我的方式为他们祈祷。

南投县仁爱乡，1980

多纳天主堂的小孩

从画面看来，这场景有点诡异。一个小孩正襟危坐在神父专属的椅子上，眼睑半开半阖，露出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冥想神情；身后同伴笔直地站着，将玩具枪瞄向镜头。

坐着的孩子暴露在光线中，站着的孩子却半隐在暗黑的背景里；明暗对比强化了原有的神秘气氛，使那支倒立的拖把更像是在暗示着什么。有些看过这张照片的人认为，这样的组合十分奇特，让画面充满了待解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

说穿了，一切都再平常不过。这是间荒废的天主教堂，当中摆了一张乒乓球桌。我的出现让这俩孩儿觉得比打球更有意思，搁下球拍，在我身边磨蹭。这也难怪，多纳位于偏远山区，这个鲁凯人部落平时少有访客，我却大老远地从台北来了两次。

上一回，这个废弃的地方还上着锁，村民们集中在刚启用不久的新教堂，圣诗唱得特别来劲儿。闲置的空间现在被整理成村民活动中心，让我也有了躲避艳阳、稍事歇息的好去处。窗边那把刻着十字架的老木头椅让我好奇，驻足端详时，不禁想到：为何有些人如此需要宗教，有些人却啥也不信？

大孩子见我盯着空椅子出神，一屁股坐下，叫我帮他拍照。小的见状，也一跃而上杂物堆，从后面掏出玩具手枪现宝。小小的他以为有枪就是有力量，不知得等到多大年纪，才能明白有信仰方有力量。

如今的我已够老，够明白了。

高雄县茂林乡，1979

关庙的把关老妇

四川乐山市、安徽金寨县均有关庙乡，我去的这个却是在台湾嘉南平原，盛产竹笋、凤梨。境内赫赫有名的“山西宫”昔称关帝庙，2009年才大肆庆祝建庙三百四十五周年。

史载此庙由拓荒先民草创，初为土砌葺屋，1718年依日人寺庙建为堂宇，1933年整建为南方庙宇形式，1982年再另建华北式庙宇。旧庙被移于巍峨壮观的新庙北侧，成为如今北南、大小、新旧并存的奇观。

记得我造访的那年，新庙正在兴建，听村民说新庙落成老庙就会拆了，我信以为真，怀着愤慨捕捉老庙的神韵，发现不远处的这幅景象竟然跟我的心境十分契合。

那红砖铺就的巷道、木板搭成的矮屋、缓慢的生活步调，或许与三百多年前先民屯垦时期的景况相去不远？这位老妇怕不有八九十了，却把拐杖杵得像是把关权杖一般威风，虽然满脸风霜，身形却挺得如同一尊坚守传统的塑像。

庙志有言，此宫历经明郑、清朝、日据、民国等各时期，经逢多次变故、浩劫依然屹立；建庙沿革正代表了地方的开拓史。只是不知从何时起，天上圣母、玉皇上帝、观音佛祖、注生娘娘、弥勒财神都搬进了殿堂；加上孔子、月下老人等，各方神圣不下十来座。

新事物永远不愁不来，旧文物一旦被破坏就回天乏术了。每个时代都有新旧交替的问题，如何保留祖先留给我们的好传统，而又能留给子孙美好的创新，可真是需要智慧啊！

台南县关庙乡，1980

多纳的哺乳图

多纳的这位鲁凯妇人正在用小米穗叶编席子，竹篮里的婴儿才啼出声，她便立刻把活儿放下，将孩子抱入怀中喂奶。户外阳光虽炽，映入屋内却被漆黑的叠石墙吞食，只凸显出母子二人的身影。强烈的明暗对比产生一种慈晖的效果，将这幕哺乳图衬得更动人。

母亲全心全意要让宝贝舒服，一动也不动地静静坐着，丝毫不理会拿着相机东挪西移、试着找拍摄角度的我，仿佛这甜美的世界里就只有他们母子俩。

换了几次构图都不满意，连备用的120正方型片幅相机都拿出来了，还是怎么拍都不顺。平时我自认技巧娴熟，擅长掌握气氛；面对如此幸福圆满的存在，却一时之间有了无力感，感觉任何表现手法都显得多余，遑论为画面加分。

正不知如何是好，隔壁家的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先后走来，嘻嘻哈哈地在门槛各自找到位置坐下，好奇地瞪着我。原先的宁静被破坏了，单纯的画面变复杂了，我却庆幸在完美中找到了缺口，也就是所谓创作表现的使力点。

构图的正中央是一片最黑的虚无，一切之始仿佛从那里吐出，所有之终也由那儿吸纳。在始与终的时空之间，因、缘和合，便产生了一切事、物的果。拍照不也是因缘？我来到多纳，踏入这户人家、看到这位母亲；三个小孩在我束手无策时走过来。按下快门的那一刻，眼前所有的人都跟我产生了关系，成为我凝住的记忆。

高雄县茂林乡，1978

庙祝与小孩的对弈

桃园县大溪镇是大陆游客挺喜欢来的地方，除了豆干、豆腐乳闻名全省，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慈湖陵寝”。这个蒋介石、蒋经国的灵厝所在于1998年开放，除了景色幽胜，还有不少事迹图片、复刻衣物与墨宝。

大溪原名“大姑崁”，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就有福建人来此开拓。道光初年，全台首富林平侯看中此地风水，迁来定居后，在修葺大宅院的同一时期不但构建了门楼、城郭，也辟出大溪市街。当年河道甚深，淡水船队可以直抵，此地不但成为本省的主要河港，也是南北货物集散地，商家行号云集，繁华一时。河道日渐淤浅后无法通船，地方开始萧条，又因四周环山，陆路不便，遂逐渐没落成一个封闭的山城。

我在大溪老街拍过不少日据时期所造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也记录了河港码头遗址，但只有这一张庙祝与小孩的对弈被我选入《人与土地》摄影集。

那天很冷，又非假日，老街上没什么游客，平时香火鼎盛的普济堂也不见朝拜的信徒。这位庙祝看来是闲得发慌，才会把这么小的孩子也找来下象棋。不足学龄的小男孩，还得站在椅子上才能看得清棋子、棋路，当得成起手无回的大丈夫。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见那位庙祝下着下着，便开始举棋不定、脸色凝重，想必是棋逢对手，唯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或许我当年拍到的是未来的棋王呢！

桃园县大溪镇，1974

比利良的桂冠

画面只有这一老一少两位妇人，现场还有另外十九位，最小的是九岁男孩，最大的是九十多岁的老妇。这些村民来自二十户人家，一户一位，田主出两人，一人下田，一人负责供应茶水。全村合力把这户人家的稻子割好，再去帮忙另一户。

这是台东县的卑南乡，比利良的鲁凯人在山洪暴发毁村后，由老部落迁到对岸重建。我到访的当时，山坡地上的二十八户新房舍已接近完工。除了两间二层楼的水泥建筑之外，其余都是以空心砖砌成的平房。这些平房都是村人自建的，七八户人家合力盖好一间之后，再去盖另一间。

在屋顶钉铆安木条以便铺瓦的张牧师说：“等全村房子都盖好后，就会盖教堂，重建期间只有借隔壁村的教堂做礼拜了。”新教堂的一砖一瓦都将混合着教友们的汗水，这次的重建将使族人的信仰更加坚定。在这段时期，村民于自家的工地席地为床、就地为炊。日子虽苦，大家的脸上却尽是满足，因为期待已久、不受洪患侵袭的新家园就要完成了！

比利良的农作分成两处，一是山上的小米田，一是半山腰的旱稻区。当天的人力分配是一半建屋，一半割稻。原本闲散惯的山胞全变了，灾难没有击倒他们，反而使大家更振作、更团结了。休息时，村民躲到树荫下喝仙草茶，我被这位用叶子覆头的老妇人吸引，觉得她的遮阳装扮仿佛一顶荣耀的桂冠。没错，这次的迁村重建，使很多族人都从常年酗酒的茫醉当中苏醒过来，把时间和体力全用在该用之处。鲁凯人失落已久的荣耀全都回来了，比利良的村民个个都值得尊敬。

台东县卑南乡，1980

在利稻忏悔

被重重峰岭环绕的这一大片山谷台地，竟只见一位农夫。这天的工作是在玉米田下种，不需多余人手，只身单影在辽阔的天地之间，显得既孤独又绝对。

那是我第二回造访利稻。由于制作电视节目忙碌，我荒废了往常天天拍照的功课。昔日一天要用掉数卷底片，此时却是一卷搁在相机里好几个月，甚至发霉、变质。

虽是背影，我仍能认出他来。待一回首，他也认出我来，只点了个头示意，又转身低垂着头。是沉思呢，还是默祷？

时隔六年，他的外表没怎么变，心境却显然苍老不少。我不也同他一样？电视工作的抢时间、好友难共事的摩擦搞得我心力交瘁。以往，只要举起相机就是处处有情，如今却是看什么都会盘算：这幕景象可以用在节目的哪一段。我发觉，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已变得越来越冷眼、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难快乐了。

由于他不愿上照，我也就没将镜头正对着他。事实上，他正是那位头顶背篓，负载着一对儿女，让妻子和大女儿走在前头，脸被挡住的父亲。那张照片是我的得意之作，把回家的路上作为全家福的场景，是多么有力的表达啊！一家人的笑靥依旧历历在目，那时的他和我都处于心境最好的状态，他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我用心体会着旁人的幸福。

他不动许久，我无言更甚，心情凝重到不知该不该举起相机，因为他就像镜子般地映出了我的盲目与过失。我心虚极了，在缓缓举起相机的同时，深深地忏悔。在那个当下，按快门不是喜悦，而是羞愧。

台东县海端乡，1983

安平古堡的摆渡

台湾小调《安平追想曲》现在很少有人唱了。在我小时候，收音机不时播放着，大人小孩都能朗朗上口。内容大意是：一位身穿花红洋装的少女站在港口不动，寄望海风能将思念传给出海的情郎，海风却嘲笑她的痴情，吹散了她的满头金发。二十年华的她从未见过父亲，只知脖上挂的金十字项链是父亲留给母亲的，他是荷兰的船医……这首哀怨的歌曲，不只诉说着一个混血私生女的悲剧，也是安平多少沧桑旧事的其中一页。

162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澎湖，以其为东亚贸易基地，次年在台南鲲建简单砦城，是为安平古堡的前身。1624年，在与中国明朝军队激战八个月之后，荷兰人同意把设置于澎湖的要塞和炮台毁坏，并于迁至台湾岛后，将原有的砦城扩建成规模宏大的热兰遮城（Zeelandia），作为荷兰人统治全台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

1662年，郑成功攻下热兰遮城，将荷兰人逐出台湾，建立了台湾史上的第一个汉人政权，并因怀念闽南泉州府南安县的故乡，而将此城改名为安平镇城。郑氏三代统治者均驻此城，故又名“王城”。1873年，英国军舰来犯，船炮命中城内军火库而引发爆炸，使整城沦为废墟。次年，清廷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将塌陷城墙之红砖运至二鲲，建亿载金城炮台。

如今，安平古堡与亿载金城已是到台南观光必游的古迹，早年两处隔着运河，无桥可通，只能靠竹筏摆渡。这张照片正是安平渡口的一景，小小的竹筏站满近二十人，撑篙的虽是外省退伍老兵，所渡的人却是在本岛出世的各省新生代，在此岸候船的则是祖先老早就在台湾扎根的闽南人。那天，我觉得自己拍到的不只是一张安平的摆渡，还是台湾的历史与命运。

台南市安平区，1977

看守员与诗人

通霄，这个毫无特色的地方，若是无缘无故，外人是不会造访的。好友陈传兴留学法国十年，返台之后立刻买了一位作家的小说版权，打算拍成电影。那位文体独特、风格鲜明的小说家在通霄当了半辈子的小学教员，一些文艺界的人士也就因他而常往这个荒芜之处跑。至于我的造访，则是为了记录一出客家野台戏。

戏要入夜才演，大白天的市街走上半个小时就无处可去，只好往不远处的海水浴场打发时间，没想到整片海滩就只有三位泳客和一位看守员。尽管无人下水，看守员仍尽责地瞭望四周，以防有人越过插着旗子的警戒区，艳阳当头，却能借旗上的一方小布遮阳。

这一景，在无神论者的小说家笔下，可能成了无比荒谬的存在，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光是如此微渺的阴影，就足以应付烈日灼身的处境，正如同人在逆境压顶之际，只要心中尚存一丝信念，再大的煎熬都能度过。

好友没拍成那部电影，却在二十年后和妻子廖美立制作了一系列的文学家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六部片子中最动人的一部《化城再来人》正是他编剧执导的。主角诗人周梦蝶年已九旬，二十七岁加入青年军随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与河南浙川县老家的发妻、两子一女分隔两岸；1959年起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厅门口摆书摊，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孤独国》；四十岁开始礼佛习禅，终日入定于喧闹的市井之中，被视为台北的独特文化风景。在社会大众几乎已遗忘了这位传奇人物的此时，《化城再来人》在电影院上映，引起极大的回响，许多人又开始搜寻他的诗集了。一切都是因缘，都有因果。

苗栗县通霄镇，1984

裸身和真诚

几位乡亲前一刻还全然陌生，此时竟能裸身面对镜头，令我这个贸然闯入的猎影者甚是感佩。此带原为凯达格兰人世代安居之地，汉人探知其丰富的地热、源源不绝的涌泉，将之开发成为闻名遐迩的温泉乡。日据时代的殖民官僚将其据为官方度假所，台湾回归祖国后，又渐渐成了风月场所。市政府将公娼行业废除，才使其变为一个情调独特的优质小区。

那次是为杂志采访，我除了记录北投的最后一间公娼馆，也拍了最有名的日本风吕屋、供市民免费使用的公共浴场，等于从人的裸身角度去回溯台湾地方志。

周末假期的大清早，我从温泉路上山，远远就看到磺烟缥缈的溪旁有间石砌的矮房，门外栏杆立着一面告示牌“私人浴池，闲人莫入”。听到淋浴水声和谈笑声，我决定壮胆闯关，心想只要态度坦荡，一定可以让他们了解原委。进门一打照面，四位泡汤客全当场怔住了。我喜气洋洋地道声早，搞不清楚状况的他们脸色才稍微好看一点。没等他们质问，我就先说：“可不可以帮你们拍个照？”语气就像熟识之人，却也谨守分际的礼貌，然后笑开脸等他们回话。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以要求当招呼，诧异了几秒之后，靠我最近的一位泡汤客自在又大方地回答：“好啊！”

接着，我就像个影子，无声无息地移动着，只在四位同好之间的气场相通时，才按下快门，然后深深向他们鞠躬，道谢，退出。他们完全没问我为何而拍，我知道，是真诚使他们信任。我越来越相信：只要以本真示人，就能克服重重樊篱。

台北市北投区，1981

举手宣誓或去煞仪式

有一阵子，海水浴场的戏水人潮都被新兴的水上乐园给吸引去了。海阔天空下的浪花不爱，偏偏人挤人去冲假瀑布，这还真是现代都市佬才会干的蠢事。

我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夏天在浪花中打滚，是我童年的甜蜜回忆。泡在咸到苦口的海水中，我方可洗净一身泥土味，大做白日梦，幻想有朝一日乘风破浪，离开这个封闭保守的小镇，周游世界列国，没想到梦想后来竟实现了。

第二次到通霄，是为了拍摄民间信仰、跳钟馗去煞仪式。我找了空当去海边走走，仿佛只要稍稍靠近，就会被渐渐加强的磁力拉住而脱不了身。海浪的起落肯定影响着我的血液流速与心跳节奏，而眼前沙滩此景又勾起了我的乡愁。

两位弄潮儿上岸休息，一人躺着假寐，另一人用沙替他覆身，渐渐就裹成木乃伊。儿时，玩伴们就是经常像这样的，比赛谁能在沙中憋气最久。这种假死的游戏虽然不危险，却会令人恐惧，因为有一种被埋葬濒临死亡的错觉。那时，想要睁眼会眨到，想要呼吸会呛住，想要喊救命定会吃进满嘴沙。越急越慌，最后只能用肩头、膝盖把厚重的沙堆顶散，再抽出手来突围，将脸上的沙层扫落再猛猛吐气、慢慢喘息才不至于吸进沙粒。那种过程还真有又活过来的庆幸。

此刻，被埋的泳客举手向天，有如宣誓的手势；我懂，所以适时按下快门。那晚，在沙河出海口的桥上，一人跳钟馗、一人敲锣、一人打鼓、两人吹唢呐的去煞仪式，我也拍得极其有神，因为我信！

苗栗县，1986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最近教育部门公布了一项报告，小学生印象最深刻的课文是：“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真没想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篇教材还在用。而且，当年的孩子长大为人父，甚至为人祖父了，脑海里还是抹不掉当初在课堂上朗读时，心中的焦急。

这幕景象令我忆起故乡的牵罟。这项传统捕鱼作业，全赖人力将渔网拖上岸，要是渔获丰收就需众多人手，要不然，渔民们反而会被拼命挣脱的鱼群给拖回海中。赔了渔网事小，赔了命可是悲剧。简单说，牵罟正是人与鱼的拔河，哪边数多，哪边就赢。

当二三十人都还拉不动渔网时，可就是大丰收了。渔人们会赶紧敲锣兼吹螺，希望镇上的人都听到。只要赶来投入拔河队伍，双手拿得动的鱼儿都算自个的。听说拔河人数曾近半百，收获抵得上渔家吃穿半年了。

遗憾的是，等我会拍照，这项古老的渔捞作业已再也见不着了。在地方政府强调观光特色之下，牵罟成了旅游的一项体验活动。而拖上岸的网子往往是游客乱扔的各式塑料袋及饮料瓶，近海已没什么鱼可捞了。

渔民行过的这片沙滩，现在已成了著名的观光湿地，附近四处林立着一架架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天象、地貌、人事物都在变，唯有相机快门捕捉的刹那成为永恒。望着这六位渔民的背影，仿佛令人又回到诵着课文的童年。

新竹县香山乡，1983

渐行渐远的朋友

那回是为了录制电视节目而去虎尾糖厂的，想起当时，我就心生歉疚。工作小组的摄影师杜可风是澳大利亚人，他素食多年，和大家用餐只靠荤边菜下饭，我们却不肯将就他多点些蔬菜，尽是当他的面大鱼大肉、大快朵颐。

入住糖厂招待所的第一餐，小杜对其中一道菜赞不绝口，我们却都不吭气。直到他把整盘吃完了，用标准的普通话问：“这是什么菇呀？真会烧，好吃极了！”我们才点破，那是鳝鱼！小杜的脸整个绿了，我们却笑得捧腹。直到我也茹素之后，方才明白那回的玩笑有多损人。唉！友谊往往就这么给伤了。

《映像之旅》四人帮，除了我、杜可风之外，其他二位也是台湾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然而，大伙早就各奔东西，不再往来了，见面客套还挺尴尬。这幕火烧蔗田的场景，走在前头小小的身影正是这三位友人。当时，我们焦不离孟的情感已有了嫌隙，为了工作彼此都在调整，直至一件小事成了导火线……

我不知道撕裂的友谊对其他三人造成何种影响，对我倒是有正面作用。我终于痛定思痛，辞了电视公司的职务，自组工作室重回摄影岗位，开班授徒、创立出版社、办了一本中英文双语国际发行的《摄影家》杂志……这都是从伤痛之中痊愈过来的收获。在编辑《人与土地》主题时，我将这张只有自己才懂的照片收进来，正是对那段友情的缅怀。一过又是二十年；人生没几个二十年，一回首，两鬓已白；再回首……

云林县虎尾镇，1982

农夫与稻草人

很多人问我，“信仰”这个单元的照片是如何选定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信仰因人而异，对信仰的理解也因年龄有别。记得二十五年前，当我辞掉电视公司的工作，全心投入《人与土地》展览筹备时，还不及学龄的儿子整天跟在身旁。他看到我把小样片一一贴在25:1的画廊模型墙上时，甚为好奇地问东问西，并且对我所拟的四个单元不解。我耐心地用童语和他沟通：成长就是长大了，劳动就是做粗重的工作，信仰……我差一点就哑口了。

这张在宜兰县大同乡所拍的照片，农夫一手提锄、一手举着稻草人跨步行走。他耕作的并非田亩，也非菜园，而是利用北横公路拐弯处的一些山崖空地，能种什么就种什么。这样的农夫还真善待生命和物命啊！地太小又太险，不管种什么都只是一些些而已，于是他得频频移到另一处工作。这只稻草人其实也是他的衣架，天凉了有衣服可添，日晒了有斗笠可戴。嘿，他举稻草人的姿态煞是有神，仿佛是自己的化身。这位农夫是多么热爱工作与生活啊，心中无信仰的人，可难如此。

我依稀记得是如何向儿子解释的：“信仰，简单说就是非常地相信，就像你相信爸爸和妈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同样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也会爱爸爸和妈妈。永远都不会变的爱，就是信仰。”

五岁的儿子憨憨地点头。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看他三十而立的模样，我相信那时他听懂了我的话。

宜兰县大同乡，1985

第四单元　归宿

灵魂的肖像

当儿子问我，“归宿”是什么意思时，我趁机考考他：“每个人最后都会去的地方是哪里？”五岁上下的孩子最可爱了，啥事也不明白，却能跟大人一问一答，有时童言还真有无染的真知在乍闪。他挺认真地想了一下：“回家。”我嘉许他：“也对，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并且提示着：“每个小孩都会长大、会老，最后都会怎样？”小脸蛋这时现出了早熟的表情，煞有介事地声明：“我知道了，每个人最后都会死！”

在我从成千上万张的影像档案中挑选《人与土地》的样片时，儿子始终是第一位读者。而这幅“归宿”单元之首的作品，也是他盯得最久的影像。这尊布农妇人的容颜，早就被放大成巨幅照片，贴在我工作室的墙上，以作为暗房手艺的最高标准。因为它的质量几乎是小底片的极致，我的技术再也不曾超越过它。

这位妇人极其配合，她就端坐在自家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镜头。我稍稍移动位置，想要避开正面角度时，她就跟着我转方向，仿佛是相吸的正负极磁铁。由于她只会说母语，我比手势要她不要随我动，却无法令她明白。我动了几回，她也转了几次，让我始终调不出理想角度，直至泄气地放下相机，向她鞠躬道谢时，她才整个人松懈下来，成为比我预期还要好的神态。我赶紧重举相机，咔嚓一声，攫住了她的灵魂。

展览会场，我发现一位我敬重的小说家在这幅作品前伫立甚久。等我上前招呼，回首的脸庞双眸含泪。我被他的感动深深感动了，这就是文学艺术最大的力量啊：把人世间的感动传来传去！就如同这幅肖像，生命会逝，灵魂不灭！

南投县信义乡，1980

美而险的景与色

风急急地由海面刮向陆地，前一刻还晴空万里的蓝天，顷时厚云罩顶，但强烈的阳光还是从缝隙突围而出，洒在汹涌的浪涛、绿油油的田畴上。

这是典型的台风天，此次花东海岸的纵走行程，已近尾声。瞬息变幻的天候，将原来的美景蒙上一层险象。美而险，往往有致命的吸引力。

旅行，处处充满诱惑，尤其是有异性朋友相伴，更何况是孤男寡女。那回的花东之旅整整一个礼拜，稍稍松懈就有可能出轨。我很高兴和那位执意随行的女士始终止乎以礼。

那位美丽的摄影爱好者，是朋友的朋友。当她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时，我只有回答：“这得问我太太才行，要是她同意，我才能答应。”心想老婆怎么可能点头，让她来否决算了。没想到天真的太太竟然丢下一句：“你自己决定，该来的跑不掉！”

我只有在出发前向同伴开诚布公：“你想跟，我会答应，就表示我们彼此有好感，而我太太会同意，正是全然的信任。就让我们此行不存任何幻想吧！”

行前的“约法三章”，如同房中的以布为墙，心中无戒，啥也没用。那天晚上风雨交加，气温骤降，但两人的话兴却有增无减，屋内温度逐渐升高，眼前女子越发妩媚了……我猛然收神起身，笑说：“得赶紧回房给太太打电话，她还等着我今天的简报呢。”

三十年后的今天，太太看到这段文字，责怪我掀开陈年往事有何意义。我说：“意义可大了，这表示你度量大，当年你是在考验我，而我通过了考验！”

台东县长滨乡，1979

梦中梦

那次任务是报道一位神父的故事。云林县仑背乡的罗厝是个偏僻农村，有位美籍神父却在布道之余，训练一些缴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做版画。这些小手笨笨拙拙的刀路，将农村景致、农家作息的情节，粗枝大叶地刻了出来，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乡土情怀。

黑白单色的木刻版画装饰性很强，很快就引起外界注意，也有人专程从城市来买。卖画所得平均分配给孩子们，并限定只能用作学费。这种让孩子自立自强、奋发上进的技能训练，真是绝妙的好办法，既利他又激起人的潜能与向上心。

人生充满了意外，摄影更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瞬间按快门，意义往往相左。就拿这幕画面来说好了：一位农夫独坐在树下歇脚，从镜头中看去却也像是正在思考大道理的冥想者，姿势端正，双手执杖如持箫，低垂的头隐在斗笠后，充满神秘。大树之下向来是悟道所在，人与景的绝妙组合，使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仿佛暗藏玄机。

罗厝，我一直没有再去。去年我随证严法师行脚，在巡礼全“慈济环保教育”时路过云林仑背，一道通往罗厝天主堂的招牌，勾起了当年的回忆。一切恰似梦中之梦啊！执杖午寐的农夫。

云林县仑背乡，1982

这世人和下辈子

在恒春镇上，家家户户都看得到闲着没事的老人。他们串门子聊天时，并不泡茶，而是用菁叶裹石灰包槟榔待客。外人视为不雅也不健康的陋习，在此地可是又浓又香的生活情调。旅行首重入乡随俗，但这项瘾头，我可是敬谢不敏。

三位在门口剥槟榔吃，闲话家常的老妪见我走近，仔细打量我一番，问道：“是谁家的后生？”当我告知是台北游客时，她们齐声惊呼：“打这么远来，是为哪桩事？”接着，她们屈指数算离家的次数、远行的距离，并互相比较一番。

妙的是，三人不是比谁走的路长、谁过的桥多，而是比谁最少离乡。三人各自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却老在家园附近打转，顶多就是前往邻乡赶集，到他镇朝庙会。“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这句励志话，在眼前几位不识字、不远行的老人身上全不适用。

看她们耳还聪、目还明、腰杆还挺，回忆往事清清楚楚，人情冷暖肯定都尝过。能够如此豁达，想必有特别的处世之道。我好奇地请教一站、一坐、一蹲的三位长者：“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坐椅子的那位年岁最长，举手遥指北方：“我从小就想到北港拜妈祖，现在能去也走不动了。不要紧，我做人本分、做事实在，下辈子一定能去成！”

虽只是轻轻感慨，但话中涵括了她为人处世之道。她深信因缘果报，确信这辈子只是轮回的片刻。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自由啊，身虽困在方寸之地，心却往返生生世世。

屏东县恒春镇，1976

人生飨宴

稻子刚割完，正值农闲。一位西装打扮、梳理素净的村民，漫步在自家门前的晒谷埕，举目望着养家活口的田园。虽然优哉游哉，一蹲，农夫本色立刻现形。长年的粗重劳作，已使庄稼人养成“调整工序就是休息”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一举一动莫不是作与息的二重奏。这光景我最明白，而农夫此刻的心情，我也猜出七八分了。

一问，果然没错，他是等着友人一同去赴宴的。早年，农村时兴“谷仔会”，会众把当季收成盈余作为互助会的基金，需要用钱的人竞价投标，得标者得办酒席宴客。这既是储蓄又能济急，且可打牙祭联络感情，当父亲的总会趁机带孩子去补补营养。不及学龄的孩子食量小，所以只许带一位囝仔，便是吃会的不成文规定。

我们阮家人丁众多，可每个孩子都有那么两年时间，月月有顿美味到吃撑的饭菜。陪父亲去吃会，正是我童年罕有的甜美回忆。这位盛装农夫的背影就像是当年父亲的神态，虽然爸爸是木匠，但他的泥土气一点也不亚于乡亲。因为他一有空闲就会扛起锄头下菜园，而他的每个儿子也就不得不陪着他在地瓜藤中打滚了。

拍照最令我着迷的是：既能借对象回到过去，又能把握当下的可贵。调整镜头焦距时，人、事、物由模糊而渐渐清晰，曝光在底片、显影在相纸上的陌生人都成了乡亲，深深地烙印在我心田上。吃会，是我童年的美食代表；而走上摄影之路后，一幅幅难得的影像，正是我人生飨宴中的一道道佳肴。

云林县斗南镇，1982

祖母和孙女的答案

当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购藏十张《人与土地》的作品时，我在惊喜之余也有困惑。因为没有我认为该入选的两幅，反倒有令人意外的这一张。

那回，我专程到屏东县满州乡走了一趟，却没能完成报道，因为这是个一切都处于停滞的所在。稀疏寥落的简陋瓦房构不成街市，起伏不平的地形拓不出田园。人口外流严重，令这儿奄奄一息，除了苍凉之外，我找不到故事可说。所以当这对祖母和孙女出现在我眼前时，简直就像天使来报喜。

可是这一老一少一点喜气也没。人生道路上，一者已近终点，一者方才起跑。可是为何两人都闷闷不乐？原来老伴已往生，儿子和媳妇外出谋生，把女儿留给她抚养。没有老伴相陪的晚年、没有玩伴嬉戏的童时，怎有欢颜？我实在不忍正视她俩，却忍不住举起相机，硬着心肠按下快门，只当这张照片的记录性盖过艺术性。而当它被艺术殿堂典藏时，才使我重新反思创作心态和作品内涵。

当我热衷文学、绘画时，目视所及只是创作的材料。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但接触摄影之后，从镜头看出去的一切，都在向我提出询问：“你和我有何关系？为何要拍我？你要表达什么？”我要拍出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答案就在其中。

也许，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典藏委员们，在这幅作品中发现了我当时仍不确定的答案。开心之余，我决定附赠该馆那两幅不该漏掉的作品，希望欧洲人也能读得出答案。

屏东县满州乡，1977

永远的老师

台东市马兰郊区，赭褐色的土壤、蔚蓝的天空、灼人的焚风、叶大果肥的树林，一切都充满野性。老远我就发现一位农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水圳中洗澡，他的牛只就拴在路旁的桥头。这是何等难得的镜头，我岂能错过！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陌生人的信任，一言一行都差错不得。所以我一开口就是羡慕：“日头正烧，泡在水中，有够爽快！”他要是不应话，我就没辙。然而，他却令我喜出望外地招呼：“少年仔，真凉，赶紧下来试试看。”我二话不说，由马路下到圳边，放下背包，脱了鞋子，卷起裤脚，细心地在他的下游处落水，双掌汲水梳洗一番后道谢：“感恩您相邀，刚才差点中暑，现在全身清凉舒畅了。”

从水中起身，我拉开行李包的拉链，把相机取出往他眼下的地上一放，再取出毛巾将脸、手、脚擦干，往脖子一挂。我决定先把照片拍到，再作解释。念头一起，随即忐忑不安，我吸了一口长气，举起相机，以最缓的时序测光、构图、调焦，刻意让他有拒绝的机会。然而，他却镇定无比，只优雅地将双手轻掩重要部位。方圆数里渺无人烟，快门的咔嚓声奇响无比，我的胸口仿佛中弹一般。

放下相机，我刚擦干的额头已全是冷汗，半蹲在他面前，如同告解的罪人等待发落。没想到，这位陌生老农竟然向我鞠躬，说了一句我绝对料想不到的：“真多谢！”我整个人震住了，心虚至极又感激不尽。这是何等信任，何等宽大的胸襟啊！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台东市马兰区，1980

头城竹器匠

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我拍摄的所有底片都属公司资产，一大批没有刊出的影像都尘封在不见天日的数据库里。没有回忆就没有往事；当我在构思《人与土地》展览时，这一幕深烙脑海的影像浮现眼前，但底片不在手头，只有回到离开十多年的单位，签了借条借出自己的心血。在暗房用放大机将这位竹器匠的身影投射出来时，我的眼眶都湿了。久违了，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人！

这张照片可能是我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那时，我才学会拍照不久，且是头遭带相机返乡采风。童年最想逃避的菜园，已经卖给别人了。当我循着记忆残迹，找到河堤边的砾石地时，第一个感觉竟是：那望不到边、野草永远除不尽的菜园原来才这么点大！童年的眼光和大人的视野，简直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一间矮小的工寮搭在菜园上，走进一看，工作了老半天的竹器匠已很疲累，有点不悦地质问：“你要干什么？”我赶紧报名：“我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后生，阿忠。”之后，他是全力配合我这个摄影新手的笨拙安排，要怎么拍，他就依着摆姿态。《汉声》杂志向来以全记录为原则，我几乎是按工序将一把竹椅的制作过程全给拍完了。为了感谢老人的配合，我特地向他买下那把手艺精湛、造型古趣的矮脚椅。

遗憾的是，由于铁路局人员作业的粗暴，当我在台北提货时，领到的是一堆一节节的竹骸。一股不祥的预兆猛然上身。不久之后，鲜少北上的父亲看到这张样片时告知，谢姓竹器匠已寿终正寝。

宜兰县头城镇，1975

空荡的告别式现场

在海军服役期间，有次意外的假日，我一早从南部搭火车，回到老家时已是深夜。喜出望外的母亲，把几罐热水全倒在盆里，要我赶紧泡脚取暖。那是长大之后，首次与她促膝长谈，不识字的妈妈，一直不明白我在台北文化界已闯出名号，老是停在我过去的叛逆印象，担心地打探：“阿忠，你就坦白告许我，到底有没有在混流氓？”在她的心目中，我永远是个令人操心的孩子。我失声笑了出来，告诉她，我非但没辱家风，还有了些许足以光耀门楣的成就。妈妈还半信半疑：“不是坏人、不做坏事就好！”

就在寒意除去、慈晖满怀之际，我从矮凳起身，不料两脚在湿地板踩滑，整个人往后一仰，脑勺重重落地。瞬间，我的眼前漆黑一片，接着就被远方射下的白光给吸住，感觉整个人浮了起来，慢慢飘走。往事如影片倒带般，快速地在眼前回放一遍。

这难道就是灵魂出窍吗？我从高处看到妈妈抱着我的身躯惊喊，可是我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妈妈的声音越离越远。终于，一声声由弱渐响的哀号将我唤回。睁眼一看，妈妈脸色发青、双目含泪，喘不过气地说：“吓死我了，你就像要永不醒来了！”那次经验让我体会：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无常随时会到。

这是在老家后街所拍的丧事画面，出殡队伍正朝镇外的公墓行去，留下空空荡荡的告别式现场。一阵清风徐过，带走了座椅犹存的余温。

宜兰县头城镇，1981

永浴爱河的人瑞

能遇见魏马良真是我的福气。她是我碰到年纪最大的人，一百零九岁，双目全盲但听力极佳，记忆力更是好到令人吃惊，一个世纪前的童年往事，仿佛是昨天才玩过的游戏，说起和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还会害臊。

魏马良是彰化县永靖乡成美堂的最长者，当她的侄子领我到大宅院第二进的厢房时，我仿佛看到古代绣像木刻绘本的实景，眼前的人物穿着打扮、端坐的姿态、眠床的木雕、精致花饰的布帘……除了脚上的拖鞋，一切简直就是时空冻结了的过去。

“我二十二岁从唐山嫁到台湾，七八年后回大陆住了十多年再返台。咱马家是福建汀州府永定县黄竹烟古竹堡人，和魏家是厝边，媒人介绍结婚的……”

八成是许久没跟外人聊天了，魏马良把我当成久别的故友，无话不谈。她的丈夫早已过世，儿子也都已老迈，但这位人瑞的身体状况却好到不必旁人侍候，三餐都是自己用电饭锅连饭带菜地蒸煮而食。她的世界虽是一片黯无，心眼却是明亮无比。

一席倾听让我领受极深。那个下午，不是她年轻了六十岁，就是我老了一甲子，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代沟。她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我神游于幻想的世界里，极其盼望，我那新婚的太太能有福气像她这般长寿、健朗、豁达、优雅且保有赤子之心，同时又永浴爱河，哪怕老伴早已在另一世过着另一生。

彰化县永靖乡，1981

走入未知的旅程

那回，我是随一组登山队伍，才上得了瑞里这个深山小村。阿里山小火车到不了这里，离它最近的奋起湖一站又刚坍方。那几位早已挪好假期的登山客，执意硬闯正在兴建而不准通行的公路。他们雇了一台四轮传动的九人座巴士，为了分摊费用，在火车站招人补空位。我这个专门探访陌生地的旅人，二话没说就上了破车，走入未知的旅程。

太恐怖了，山路不只陡峭而且急弯处处、泥泞不堪，有一度还险些翻车，轮子陷入窟洞两回，所有乘客都得下车帮忙救难。当司机从行李箱取出工具和一捆粗缆绳时，我才明白这是常事。一大早出发，本来预计在山庄用的午餐成了下午茶。登山客被一路颠簸、拉车苦力弄得精疲力竭，个个躺平在房间里，我却被远远传来的锣鼓声给吸引了。在这个罕见人迹的深山中，怎么会有人搭棚唱戏呢？

空谷回音令人误判方位，我往东南西北绕了一圈后，才发现这队鼓吹并非酬神而是送葬。这是户没有邻居的瓦厝，丧家的每位子孙正排队在理光头，这和我们家的习俗恰恰相反，七周之后方可动肤发，乃是服孝之礼。显然，这又是一个令我意外的生命之旅的终站了。我决定，这位陌生人的葬仪，我要从头跟到底，也算是有缘相送。

摄影给了我介入别人生活的正当理由，同时，躲在照相机背后，让现实世界的冲击有了缓冲，纵使是至悲之事也没那么难忍了。方才起程，浓雾由远而近，一行亲人和我这位闯入者，随即隐没在一片白茫之中。

嘉义县梅山乡，1980

光阴流逝中的光影

这是一次测试相机留下来的意外成果，没有期望而有所得，最最令人开心。拍照的人，总是梦想有架Leica（莱卡）双眼相机，这在当年是个很难达成的愿望，因为一套设备的价钱，可以在乡下买栋房子了。虽然我一开始拍照，就向公司贷款购置了专业的器材，但知道世界摄影大师用的都是Leica时，我的心就蠢蠢欲动。有一天在万华龙山寺前的“贼仔市”看到一台其旧无比的第一代Leica，我硬是东借西欠筹了钱买下它。

天啊！造型典雅而永远现代感十足的迷人机器，竟是如此难使，装胶卷得将底盖卸下，且要小心翼翼地把片轴和一小截片头垂直插入窄缝，才不会卡住卷裂胶卷。调光圈得用指甲在镜头前，粒米小的卡梢扣来推去。调快门速度必先上片，带紧弹簧后才算数，观景窗和对焦屏是分开的，视力没有2.0根本看不清，退片还得像上螺丝般地用力。这台小型相机的鼻祖，还真有个性，要使，就得臣服设计人的思路，它完全不理会你的习惯。但这一切缺点都会渐渐消失，因为它的形状握在掌中，大小、轻重恰好，不一会儿就会忘了它是个机器，感觉它是肢体的延伸。

每到陌生地，我总是先往庙口或教堂去，这样立刻就能感受村民的生活节拍、体会他们的信仰。台北盆地边缘的新庄市，境内最古老的庙宇正是慈佑宫。只要是慈字起头的九成是妈祖庙。两位耆老在庙口闲话，西斜的夕阳将他们的身影打亮如铜雕。光与影的部位随着日落角度而移动，这是我对光阴流逝痕迹最明白的目击。光与影是一体的两面，生与死也是，老Leica相机帮我作了见证。

台北县新庄市，1974

长白山上的日落与日出

根本没路，送葬队伍出了家门不一会儿，就在盘山的梯田间弯来绕去，踩的是不容错身的田埂，一会儿是芋头田、稻田，一会儿是果林、菜园。我可慌了，这一走要多久啊？瑞里村若兰山庄的庄主一再叮咛我，千万别跑太远，在此迷路是有性命危险的。然，我退不得了，云雾飘来时，伸手不见五指，飘去后，山峦的秀丽和地形的险峻一明二白。转眼之间虚实互换，我完全不知身处何方，甚至心生狐疑：这到底是现实人间，还是梦中世界？

抬棺的只有四人，一口棺木加上人体有多重啊！然领头的人步伐矫健灵活，随时因地形而调整跨距，于是乎，他的肢体有一种沉重无比和轻盈极了的绝妙平衡；足以落脚处也实在太窄，于是每一步都得交叉剪腿走。真美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舞姿之一：生者与死者共处在云深不知处当中，这出舞码该取何名？

我问抬棺者，到底还有多远？他也不知，只说，这趟活儿也是他入行以来的奇遇，想必不太有可能再遇着了，他只是随举幡的家人走，越走越纳闷：“是如何相的风水？怎会把阴宅安在此处？”终于，我们在日薄崦嵫之际来到墓穴所在。这真是上上宝地啊！三百六十度的群峰围住我们所立的山顶，这不正是群龙抢珠吗？生在贱时，葬在福地，佑荫子孙。

这是我这辈子所见最美的日落，丧家告诉我：“日出才美，比在阿里山看日出要美上不知多少倍！可惜没人晓得这里。”我好奇问道：“这是哪里？”“长白山！”这片上等的高山茶园，肯定是出自东北移民的后代。尽管此山非彼山，但，日出日落还是同一颗太阳。望它，也正如同望乡。

嘉义县梅山乡，1980

台上台下都是戏

那出戏是用客家话唱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从戏码“罗通扫北”也能猜出七八分剧情。看戏的观众可是令人难忘，一眼望去，全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岁月悠悠、沧桑累累啊！随着情节发展，这一尊尊世纪之颜，神情化为剧中角色，一下子喜，一会儿忧，方才还傲，顷刻为悲。此情此景还真道明：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

我都忘了是为何到苑里的，记忆总有裂缝，回想总会遗落。那是庙前广场，是妈祖庙，还是三山国王庙？倒不记得。逆光斜射，傍晚时分是错不了的。众人穿的是厚厚的大衣，该是冬天。我努力回想的结果，竟是跳到童时陪祖母看歌仔戏的往事。

老家的城隍庙前，不时有戏可看。祖母总是要我们早早去占位置，我和姐姐或是妹妹，一人抬长板凳的各一头，小小年纪抬这么重，可觉得看戏之路无比遥远。但再苦也值得，那一出出戏都是我的神游天地，且能回味久久。父亲和母亲很少看戏，不是不爱，而是白天工作太累了，得早早睡觉养足精神，隔日才有力气干活。

祖母爱看文戏，我们却爱看武打。因此，陪看几回，孩子们就会挑戏码，决定要不要抬凳占位。那时，阮家还未分房，光是属虎的堂兄弟就有三位，这房的孩子不抬，不愁另一房的不愿干。因此祖母总是有最佳的坐位，她正坐当中，左右有媳妇护着，孙子们就赖在怀里吵着要钱去买糖葫芦……

这是一段几乎忘掉的往事，却被这张苑里看戏老人的照片勾起回忆。我的人生经验和拍照时对别人生命的体会，已经结结实实地重叠在一起。有时，还真把别人当成自己了。台上台下都是戏，相机前和相机后的人生，都在婆娑世界。

苗栗县苑里镇，1980

有葬礼和没有葬礼的死亡

那阵子老是遇上丧礼，死神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忙。如此频繁，难免会有联想，于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亲人死亡，就会浮现脑海。

读小学的时候，有天下课回家，只见父亲的学徒骑在马椅上刨木头，除了他和满屋子的木屑及刨花之外，不见家人踪影。学徒用诡异的表情回答我的疑惑：“你们全家人都去山脚下看你外婆荡秋千。”直到现在，我都无法释怀他的嘲讽语气。

外婆在验出得了癌症之后，立刻上吊自杀，她这么做是因为不愿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舅舅再多一天负担。当时，在我们那个保守小镇，自杀是极辱家风的丑闻，丧事多半草草了结，不愿张扬。外祖母的死，令我一想起就鼻酸。日后，亲人也刻意淡化她的死去，渐渐地，没人谈及，她就形同不曾存在一般。

从小，我就是个令父母头痛的怪孩子，经常不去上课，逃到砖窑捏泥巴做塑像；也曾和美术老师顶嘴，挨打反抗而被退学；也曾离家出走到台北谋职不成，又赖回家乡。镇民在教训儿子时甚至会举我为例：“千万别像木匠顺的第三个囝仔！”每次我闯了祸就会被送到外婆家，因为每次我从那里回来之后，就变得格外温驯。外祖母最疼我了，她总是给我零钱和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并且一再地给我信心：“阿忠，乖孙，我看你以后会是阮家最有出息的人……”

那回，在云林县虎尾郊外碰到送葬队伍，我一路随行才发现死者就葬在他耕作了一辈子的田地正当中，他虽离开世间却依旧记挂着那片土地。所有人的葬礼都会令我想到外祖母。她没有葬礼。

云林县虎尾镇，1981

离家或是返乡途中

多纳村的摇篮很特别，从屋顶大梁垂下来的绳圈，箍住细竹条编的豆荚状的篮子，一抱就能连篮带人地携着走，不论是进厨房和下田，孩子哭了、哺好乳往桌上或草地一搁，就能继续干活。而当孩子入睡或自己要歇会儿，篮子往吊绳一挂，就成了秋千般的摇篮了。这时熟睡婴儿的脸庞，就像一面无染的明镜，既映出户外的阳光，也照亮了室内的黝暗。最最有趣的是，“顶天立地”般的长绳，一晃就能从室内摇到室外，摇篮就这么门里门外地荡来荡去。这般情景还真具象征性：人的一辈子莫不就在离家与返乡的路途上摆荡吗？

当我皈依台湾慈济佛教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之后，我对死亡与生命有了和以前不同的体认。佛家讲因缘、因果，并且相信轮回。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世的开始，所以又称“往生”。每当同门师兄师姊临终之际，我们还会祝他（她）早去早回。死并不可怕，怕的是放不下、不愿合目。

有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任何人刚验出绝症时，反应完全一样，不愿相信死神这么快就找上自己！但几天之后，差别立现，慈济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与病共处，按部就班地治疗，而非慈济人却会一而再地怨天尤人，逃避治疗。”也许有无信仰的差别就在此：前者比较能接受无常，后者相信自己的意志能胜天。

每个人都会离开人间，谁也不能决定自己会活多久。如今的我已年逾花甲，更相信证严法师所言：“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握，但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操之在我。”

多纳村摇篮里的婴儿啊，若你顺利长大，就已是将近而立之年了。此时此刻你在何方？正在返乡，还是离家途中？

高雄县茂林乡，1983

孩子，你记不记得

那回的花东之旅，成功渔港让我在匆匆赶路的行程中，身心整个放松下来。这里太像老家的海边了，同样是面向太平洋的东岸，只是一南一北罢了。故乡头城是宜兰开发史上的第一个城，居民半渔半农，讨海人总是性喜冒险，而保守的大多务农，手艺好的就成工匠了。我记忆中最早的玩具，就是父亲用来画线的墨斗及量规的鲁班尺，至于各种规格的刀、锉和锯、锤，早就被我偷偷用来将剩余木料加工制造各式器具。

父母不限制我们在山上尽情撒野，却严禁我们擅自近海，仿佛沾了盐水就会辱身份，所以海洋就像禁区一般。但，天生叛逆的我经常偷偷下海，怕身子太干净了，还会故意到田里打滚一番再回家。沙滩、浪花、贝壳、极目的水平线、浮在海上的龟山岛……这都是我童年秘密乐园里的珍宝。然，这一切都没有亲情的参与，在海边，我既开心也落寞，无人分享的甜蜜很快就会变酸而涩了。

当我看到这位父亲将他的儿子高高举向天空时，我还真是羡慕这份亲情呢！海离我们镇上，骑自行车也不过是十来分钟的路程。但记忆所及，父母一次也没带我去过，也许是害怕有什么意外吧。当我捕捉到孩子从高处望向我的眼神时，忽然希望这是我童年的光景，只是被我粗心地忘掉了。这是任何父亲都曾有过的动作，或有过的愿望，把孩子高高举起，希望他长大后，一切都比老爸更好。

父亲一定也这么举过我，只是那时我太小，没能记着吧！

台东县成功镇，1983

走回童年之路

这是当年《人与土地》展览前，我特地回去童时工作的那片菜园。这条由镇上开兰路城隍庙旁拐向河堤的小路，我不知走过多少回。一别二十年，记忆中的印象已和眼前景象连不在一起了。这才使我觉察，童时为了推或拉那奇重无比的板车，吃奶的力气全使尽了，哪有闲情细察沿途风光。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到难以置信，这种感觉令我对家园有着永难袪除的内疚。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故乡的忏悔。

那天，我开车带太太和六岁不到的儿子回老家。爸爸用脚踏车载着这位鲜少回来的孙子四处闲逛，这是我记忆中不曾有过的待遇。年纪越大的父亲，脸上也越有笑容了，和我印象中的不苟言笑有很大差距。他和我很少对话，这辈子和孙子交谈的次数可能多过于和儿子，父子之间仿佛永远有道看不见也跨不过的鸿沟。

我和太太像是外地游客来观光似的，镇上人家大多陌生，印象深刻的乡亲容颜，也不再从老街的过廊下出现了。这个镇是我全然不认识的故乡，菜园旁的那条溪流更是淤积到快与河堤等高了。往日每逢大水泛滥，菜园就会被一层砾石给盖遍，光是捡这些石头就是可怕的差事，捡的当下已经在担心下次的犯水。

路，虽铺上了柏油，但还是那么窄。我请太太由河堤上替我拍张照片，这是我极少返乡的一次留影。之后，就是母亲与父亲先后往生，赶回奔丧。童年的点点滴滴永远鲜明，故乡却早已没有我的痕迹，直到最近一次路过那片菜园，发现上面竟然盖了一座“慈济环保教育站”。身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一员，我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阮义忠走在童年之路，宜兰县头城镇，1987（袁瑶瑶摄影）

目录

代序：为失落的优雅补白

第一单元 望乡的背影

第二单元 岁月之矢

第三单元 必然与偶然

第四单元 那个时代那些人

代序：为失落的优雅补白

对纪实摄影的忠诚信徒而言，曝光在底片上的影像，就是事实的证据。我的摄影伦理是必须忠于对象，肯定其代表的价值，绝不利用对象来彰显自己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一路走来，虽碰到过很多动人的事件，却无法把深刻内涵尽数捕捉。每每检视样片，总会想起柯特兹的话：“最好的那瞬间，我总是错过。”众所景仰的大师尚且如此自谦，真叫后辈汗颜。

目睹这对母女走入田园小径时，我并无惊喜，因为天气阴沉，远处山峦欠缺层次，非但无法衬托前景，反显碍眼。照片放出来后果然平淡无奇，底片一搁就是二十五年，尘封在整面墙的影像档案中，不见天日。

直至20世纪末，我将所有未发表过的作品整理成四个主题：“有名人物无名氏”、“手的秘密”、“正方形的乡愁”及“失落的优雅”，并冠以“告别20世纪”的总题，用来对创作生涯做一阶段性的集成。就在那时，这母女俩的身影又浮上心头。

我找出那一格反差平淡、显影不足、极难放出正常浓度与对比的底片来，在暗房里耗掉不少相纸，愈放愈丧气，无论如何加光减光都不满意。后来灵机一动：如果她们是走向一片未知之境呢？就如同黑泽明电影《梦》中之景：背着写生架的画家走入梵高画中的麦田，满天飞舞的乌鸦涂黑了苍穹……“失落的优雅”的首张照片于焉诞生。

曾有记者问我，优雅的定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将这人人都懂的道理落实于生活中。这一帧帧的照片虽“错过了最好的瞬间”，但我希望它们仍能为越来越难看到的优雅行止稍作补白。

第一单元 望乡的背影

老天出了一道谜题

在大学教了快三十年书，只参加过一次学生的毕业旅行。摄影是美术系的选修课，我这个兼任老师也只有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们很亲，因为全心付出，就会惜缘惜情。那一年，修我课的学生特别多，几乎等于必修课的全数，当他们邀我同行时，我就欣然答应了。

有位主修水墨的同学家住澎湖，三天行程全由他规划，大伙儿就在他老家的岛上空屋打地铺。由台湾搭轮船到澎湖马公岛，再转至吉贝屿，一路乘风破浪，很多同学都被晕坏，频频说再也不渡海了。我却有着初探新天地的好奇与惊喜，因为我虽然写过游记，做过电视节目，澎湖群岛几乎踏遍，唯独漏了吉贝屿。

这个面积仅3.1平方公里的丁点小岛，却有13公里长的贝壳沙滩。岛上正值旅游淡季，除了我们师生，没其他游客，形同私人乐园。孩子们有的下海戏水，有的在滩上筑沙城，有的铺上浴巾做阳光浴，有的打开速写簿画图，有的互相追逐角力。一身身的青春浪漫将我团团包围，令我仿如回到轻狂年少时。

正午过后，海风渐强。前一刻艳阳普照，下一刻厚云遮日，再一会儿阳光又破云而出。一位女同学行过只剩空架的休憩区，被风吹乱的头发如面具般盖住脸孔，仿佛将要登台的哑剧演员。阳光、海风、涛声和青春在我眼前构成一幕虚幻的场景，仿佛是老天出了一道谜题，让碰巧看到的人解读：“此时此景与你何关？”

天地健行者

南部横贯公路的东、西段以天池为界，台东县的公交车由海端驶来，高雄县的公交车由甲仙上山，两边乘客在此换车。于接驳处有近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让旅者舒展一下受颠簸劳累的筋骨，还可顺便观赏在本岛颇负盛名的这片湖泊。海拔2200米的高山，空气净洁清新、阳光明亮剔透，极目所及的景色充满灵气，天更蓝云更近、地更厚草更翠，人就像被大自然洗涤了，更轻安自在。

那天不是假期，游客稀少，我由中央山脉西侧上来，只有五位乡下人同行，是一个小家庭的三口陪同年长父母游览。三代同堂的天伦乐，连我这外人都感到温馨无比。老老少少在整个旅途中的言行，时时散发着温柔敦厚的慈爱与孝悌，令人深深领受到传统价值的可贵。正是这些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内涵使人与土亲，长幼有序，敦亲睦邻，惜物爱物，使幸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不管是富或贫。

少少几人全去看湖泊。从公交车停靠的垭口爬一段小山坡就会抵达天池，路途虽短，却有着每登一步便靠天更近、更能触及神灵氛围的震撼。立足于此，自然会明白人类有多渺小，生命是何等脆弱、短暂。

草地如碗盛满湖水，湖面如镜映出云天，巍峨的山林守护着周遭一切。我满怀敬畏地走回垭口，回头一望，三代同堂的长者远远走在家人前头。草丛小径虽然起伏不平，庄稼汉的步履却最是稳健。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唯他独行，每一步都合着大自然的脉动，优雅之至！

农妇的优雅

在远处瞥见这位农妇，我就暗暗称奇。她土气十足，仿佛祖先几辈子的劳作积习全压在身上了，而且就这么大剌剌地躺在自家门前，一妇当关，全然不在意旁人怎么看，自在得如同卧佛！

她一派安然，连我突然闯入也惊动不了，整个人什么也不用说，就清清楚楚表明了“这是我家，我在休息。我很舒服，别来打扰”。本来我还想找些话搭讪，但被她瞄了一眼之后，就再也开不了口了。因为她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不到一秒就回到了自己的神游天地，继续轻嚼着含在嘴里的槟榔，细吮汁液，仿佛此时此刻，世上没有比她正在想、正在品尝的东西更美妙、更重要的了。

她粗犷的身材与窄小的长凳有如一体成形，彼此服服帖帖，相依相属。长凳下又有另一把小板凳，八成是农家几代小孩的坐椅兼玩具。很可能这位农妇自己小时候就用过这样的小板凳，而她舒舒服服地横在上面的，应该就是家中长者的专属座位了。岁月在两把板凳间的起起坐坐流逝，小女孩转眼成了老妇，用她的方式宣告着一家之主的身份。

老实说，我还真是被她慑住了。她的身影粗俗吗？在很多西洋画册上，提香、安格尔、戈雅等大画家笔下的宫廷美女，不就特地摆出这样的姿势？我大胆举起相机，猜想会受到她的粗声喝止，却没想到，她依旧无视我的存在。

一幅重新定义优雅的影像于焉曝光。在我看来，本分真诚面对自己、坦然无碍面对他人，就是优雅。

望乡的背影

这位温文儒雅的长者在旅途中小憩。三十年后的今天重看照片，我才终于领会了他当时的心境。

那一回，我们在台湾中北部的两条横贯公路翻山越岭，于重峰叠峦间盘旋数日，不见炊烟。当眼前豁然开朗，现出山谷间的这片田畴时，外景车上的所有同人齐声喊停，大呼此景非取不可。《映象之旅》电视节目开拍之初，我们邀请登山专家邢天正同行，这个背影就是他。访谈在山上已经录好，他闲着没事，独自离队，默默蹲坐在一株被砍倒的老树干上，远眺农村的宁静景致。这次旅行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要书写照片背后的故事时，我上互联网查他的资料。“邢天正(1910—1994)，河北武清人，职就粮食局，台湾岳界四大天王之一，是本岛第一位完成攀登百岳之人。著有《台湾山脉棱脉图》、《台湾高山明细表》等书，去世于家乡天津。”

邢天正如同孤鹰，喜欢一人独自入山，在大多数人准备退休的年纪，四十八岁，才开始登山，却是最早完成攀登台湾百岳壮举之人。随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的他，一夕之间与亲人分隔两岸，在台的四十年间始终孑然一身。公余的所有时间、生活所需之外的全部金钱，全花在重重山巅的踽踽独行。1971年，他在担任中央山脉纵走领队时，写下“在沉醉中，我从高山想到太空，想到海洋，想到隔海的远方，不禁凄然”。

那天的邢天正，虽是极目望向埔里盆地，心却早就飞到了隔海的远方故乡。幸好，他终于得以落叶归根。

山里的小姐弟

直到最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村民自救会陈请的报道，我才知道，阿里山乡的来吉村灾情有多严重。2009年，“八八风灾”造成台湾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患，但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高雄、屏东，连我也只前往了这两个县，记录佛教慈济基金会在当地的救援与重建。

由于地势危险，来吉实已废村，但暂居组合屋的居民们却不愿迁离，一心想在祖先最早落脚的林班地重建家园。看到这里，当年造访来吉村的记忆又扑上心头。

这正是我刚到来吉村的第一眼所见。一位才及学龄的小女孩，怀抱着不足岁的弟弟，由梯田远处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往这一头移动，却在大约十米外犹豫地停了下来，遥遥望向拿着相机的我。整个场景像极了电影运镜的Zoom In（放大）效果，仿佛她从未动过，只是整个画面被拉近了那样。

这个时辰，身穿制服的她本应在课堂，却长姐如母般地担起了呵护婴儿的责任。她的臂力不小，立姿笔挺，具备山里小孩勤于劳动才能有的身手。两个小人儿四周，盘踞山腰、级级而上的梯田生机盎然，绿秧是多么茂盛啊！好个风调雨顺的年头，丰收可期。

我没敢再靠近一步，远远地用长镜头将这浑然天成的景象框入构图。这对邹人小姐弟，如今也有三四十岁了。高山族多半早婚，当年的小姐姐，如今怀抱孙子也不足为奇。电视荧幕上的陈请场面不断重播，我不断用眼搜寻，突然想到，即使人群中有这对姐弟，我也不可能认得出他们了！

等戏开锣的孩子

空旷的海滩上搭起棚架，等着戏班子来张灯挂彩。文武场班底还未招齐，孩子们却等不及了，在台上互相追逐、角力，累了就攀在架上，巴巴眺望。夕阳落海，天色逐渐暗沉，风虽不大，布篷却虚张声势地呼呼作响。晚餐时刻已到，这群小调皮却不肯回家。

高雄县茄定乡的几间庙宇总是互相较劲，号称自家神明的信众最多，各择吉日良辰举行耗资甚巨的的烧王船祭典。任何事成了比场面、搞噱头就会变调，祭典原有的肃穆与庄严渐渐综艺化，媚俗得厉害。其实，那场王醮是哪间庙办的我全忘了，倒是有件事一想到就觉得分外侥幸。

我们的电视外景队整整录了三天的完整仪式，摄影师小杜特别亢奋，直往阵头及信众堆里挤，拍回来的二十卷三十分钟影带竟然全部受损。勉强整理后，只有一个小时不足的毛片可用。小杜怪罪助理没顾好信号接头，愤而罢工，不愿剪辑。节目播出在即，身为执行制作的我只有硬着头皮上阵救火。天知道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干剪辑。材料实在单薄，我灵机一动，用慢动作过带，再配上吹成唢呐般的高音萨克斯风。半小时的纪录片总算凑出来了，播出后竟然大受好评。

庆典期间搭的这座空棚架，顷刻之间变成金碧辉煌、出将入相的舞台。台下一望无际的信徒挤满海岸，狂热地盯着那艘一路扛来的大木船烧成灰烬，根本没人在意台上的演出。那次的节目带我没保留，反而是等戏开锣的孩子及呼唤他们回家吃饭的母亲，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八家将的莫名优雅

八家将为台湾民俗活动，源自民间信仰与神话，可是，其勇猛威武却优美异常的身段，如今已愈来愈难看到。当年，舞蹈家林怀民将其搬上剧院的舞台，大大提高了这项草地庙会阵头的地位，不料近年来部分团体受到地方帮派控制，专门吸收、教唆涉世未深的少年在节庆卖艺之余从事殴斗、贩毒。社会观感不佳，原本深具内涵的仪轨，反被形容为狰狞、荒诞、低俗。

其实，经过严格训练的八家将演艺摄人心弦，舞起来既有阳刚之气又有阴森之幽，有时虎虎生风，有时妖妖生诡，让人又怕又爱看。三十四年前，我在台南北门的南鲲鯓代天府开过眼界，至今难忘。

建于1662年的此庙为台湾主祀五府千岁的王爷总庙，每隔若干年，全省各王爷庙的信众都会前往朝圣。那年，所有著名阵头几乎全部到齐，规模之大，令人称奇。八家将指的是王爷座前官吏，分“前四班”甘、柳、谢、范将军与“后四季”春、夏、秋、冬大神，专司捉拿孤魂野鬼之职，保护阳间众生免被阴间邪气所侵。

各队阵头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代天府山门广埕叱咤竞艺。蓝天艳阳之下，八家将的冠冕、锦服、彩袖、羽扇在半空化为瑞云朵朵，美不胜收。从第一眼开始，我就完全被两将一组的对舞攫住了心神。肢体动作的每次变换，无论是抬手、举足、弓背、侧腰、转身都有如夹带着磁力，绵绵不绝地牵引着彼此，扩散到四周。莫名的优雅形成一股磁场，直到队伍离去，着迷的观众仍恋恋不散。

沙河上的钟馗

我坐在书房，听着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凝视着这幅民间庙会的影像。回忆拍摄旧事，不由得浸沐在神秘苍凉的氛围之中。那天，我从通霄镇上跟着五个老人一路往郊外行，四位乐手是北管乱弹戏班“新美园”的成员，身着戏服的则是特别商聘的名角朱阿顺。擅长武生的他，在开庙祭典、趋邪避煞等仪式中经常扮演神力附体的钟馗。

我们为摄录电视节目而出外景，主要任务乃观察日渐凋零的野台戏以及戏子们的辛酸与温情。一间庙宇的大护持想趁戏班演出期间，为经常有人犯冲的一处凶地去煞，新美园班主立即将钟馗化身给请了过来。那天在沙河出海口的仪式，当真有阴阳交会、天人合一的气势，而我也恰如其分地捕捉到朱阿顺由俗化灵的身影。名角早已不在人间，我们那群因他而结成一挂的朋友，如今也已各奔东西。

三十年前的一个深夜，我被电话吵醒，一位专门研究传统戏曲的朋友说，有位民族研究所的学者想认识我。两人正在外县市荒郊的某座新庙等候开光仪式，非要我立即赶往不可。出门前，我又挂了电话邀一位作家朋友同行，四人于庙口会合，在露水中受冻打战到天亮，直到快饿昏之际，才看到了令人震撼至极的朱阿顺跳钟馗。之后，我又力劝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拍了一部纪录片。

五个朋友分别以各自擅长的方式速写了这位民间艺人，如今各走各路，只留下既温馨又伤感的回忆。优雅永远存在逝去的岁月中。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有时最普通的生活场景，也能令人产生不寻常的联想。就像这位拖着栈板的游乐区工人，在沙滩上顶着海风，举步沉重。烈日当头，炙热难耐。我直觉他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被神惩罚，必须将巨石从山谷推到山顶。用尽力气、千辛万苦将巨石推上之后，却又立刻滚落山谷。无论有多疲惫，西西弗斯只能一步步走下山，将巨石再往上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尽期。

记得上初中时经常做一个怪梦。梦中的我身处一片空无之境，不知何去何从，终于决定踏步而出时，竟陷入巨大的坑洞，直直坠落又久久触不到底。懵懵之中知道是梦境，只要睁开眼睛就能找到出口，回到现实。然而，双眼却怎么都张不开，直至吓醒了，四周还是一片漆黑。

此时更觉恐怖，好像才从噩梦挣脱，又掉进更凶险的境地。手捂胸口，汗衫被冷汗湿透，清楚意识到上下眼皮粘连在一块儿。小心翼翼将干涸的眼屎从睫毛上剥下来，才能重见天日，吐口大气，活过来。有两三年之久，这样的梦境不时上身，之后虽然不再梦到，触景生情还是会想起。

镜头中的男子踩在自己和栈板的黑影上，将晶白耀眼的贝壳海滩划出两行鲜明的伤痕，身后浩瀚的汪洋、亘古的水平线，仿佛也是他要扛着走的重担！

事隔多年，当我书写照片背后的故事时，对这个画面又有了新的体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他的处境，其实也是所有人的命运。

看海的小女生

那阵子，有两位朋友特别喜欢跟我旅行。有回马不停蹄地奔波几天后，只想找个好地方喝喝酒，啥事也不干。摊开地图，最近的海边就是大安渔港。三个月后，我一个人再来，竟看到上回喝完的朗姆酒瓶还在原位，感觉好像从未离开。

两次风光截然不同。上一次海水正在退潮，海岸一寸寸地慢慢拉宽，一群本来在岩石上跳来跳去的游客，喧哗地转进海滩追逐浪花。防波堤上坐着四五个小孩，几艘舢舨抢着潮汐推舟出海、撒网捕鱼，小小渔港热闹得很。

这次却是一片冷清，方才想到，上回是假日，此刻是平时。有人跟没人的海岸，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戏正上演，一个是戏已落幕。我独自沿着上回走过的路，附近小学的几个学生趁中午休息时间跑出来玩，好奇地问我，怎么一个人跑来海边，是不是失恋了？

跟他们聊开来，才知道这儿曾有失恋的人来投海。缠绵悱恻的爱情，在孩子们的描述下倒成了荒唐闹剧：“有位大哥哥整天在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雨下得好大也不穿雨衣！”“有两个叔叔、阿姨本来一直亲来亲去，过一下又大吵大闹。大人怎么这么奇怪？”

最小的那位女生倒显得最成熟，独自跑到堤上看海，双手背在后面，像个小大人。也不晓得姿势是跟谁学的，说不定也是徘徊于此的失恋人。

我把相机对准她，才按下快门，校园钟声便响起。“上课啰！”几个小孩拔腿就跑，海边再度寂寥，只剩下我和那支空酒瓶。

从梦中脱身

台湾无论在哪里都很容易看到海，哪怕身处高山，放眼望去也是水天一线，很难想象有些内陆地区的人竟然一辈子没见过海。回想起来，怎么我去海边都是跟朋友，到山里却总是独行？这可能跟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老家头城就在海边，可是父母口中的海就等于凶险，严禁我们私自下海。大人从来就没空陪孩子玩，因此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偷偷往海边跑、水中跳。

位于苗栗的通霄海边我只去过两回，照片拍得虽不多，被我选入展览的比例却很高。那边的海跟家乡不一样，苍茫冷寂，让人不想亲近，反倒是在辽阔的沙滩上，经常能发现令人意外、像梦境般的画面。

那天我四处溜达，见到这位男子趴在沙滩上熟睡，大概已经游过一大圈，累坏了。他没朋友，就那么孤零零一个人，也不知为何选了个警戒旗的位置，看起来就如同被一把很长很长的标枪钉在地上，又像是一尾中了镖的鱼，认命地晾在沙滩上，动也不动。

那天没风，旗杆上的小红旗就像一块瘫垂的抹布，更让人觉得躺在那儿绝不可能舒服，有如遭受烧烤惩罚。可是，那人显然已深入梦乡，连我步步逼近、伫立端详，又举起相机“咔嚓”按快门，也毫无所觉。

四周空无一物，让我看出了他躺在这儿的道理。左手握着固定旗杆的细绳，就是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无论神游何处，只要抓着不放，随时都可从梦中脱身。

汪洋前的独脚男子

一位独脚男子撑着双杖，一晃一甩，顶着地面往前移。走路的闲情惬意不再可能，除了行动不便，折腾人的还有旁人异样的眼光。

我去过好几次东港，其中两回都是采访水产试验所所长。就在那个小单位，廖一久博士开发出乌鱼、虱目鱼、草虾养殖技术，造福了无数渔民，为台湾带来“养殖王国”的美誉，也让这个小海港一度成为世界水产养殖业的朝圣地。为了研究，他曾守在实验室七天七夜没上床，座右铭是“做不到孔子、孟子，就做个傻子”。

首次造访的那一年，我在《汉声》杂志上班，忙得没空陪女友，趁出差一并约会到东港出游。三天“假期”与才新婚的所长夫妇共处，下榻之处就是他们的宿舍客房。第二次去采访，我已转到《家庭月刊》工作，与女友成了家，有了儿子。看到廖博士的成就与影响越来越大，在替他高兴之余，也为他龙困浅滩的处境有所挂心。毕竟，台湾就这么点儿大，若是身在大地方，国际学界给他的肯定应远不止此。

那天用过早点，我独自在试验所外的海边漫步，发现沙滩上有一行独特的足迹，见到男子身影，便明白了一切。远远随行至浪花溅及处，只见他伫立良久，垂头望着潮水来去。看来才三十出头的他，生命旅途还长，但愿大海听到他的呼唤，助他参透命运之神的启示。

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来？一张旧作，带我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东港，也警惕我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刻。

那夜的裸泳

毕生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裸泳，就是在嘉义兰潭。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现实考量，因为我在潭边露营，第二天一早就要到处逛，怕内衣裤干不了。

帐篷是只见过一次面的李君搭的。之前，我在台南归仁一座荒废的园林拍照，李君正巧在那儿写生，他热心地告诉我，他家附近的风景美极了，若到嘉义，一定要跟他联络。一年后，我拨了个电话给李君，他想了片刻才记起我，但立即表示欢迎，并为我安排行程。

兰潭是三百年前荷兰人建来训练水师的，又叫作红毛埤，日据时代改为水库，又成为嘉义市自来水厂的蓄水池。当时潭面占地四百亩，如今的资料却显示它缩了一半。记得那天我在李君经营的文具店等他打烊，跨上他的摩托车后座已是深夜11点。一路漆黑，车灯扫到之处，惊扰了不少卿卿我我的情侣。

李君手脚利落，三两下便搭好了帐篷，脱了个精光，边嚷边往水里跳：“我还没洗澡呢！”人家这么豪爽，我当然也不好扭捏，当下依样画葫芦。水温比气温略高，非常舒服，看不见的大鱼小鱼不断擦身而过，感觉之奇妙，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明白！

第二天清晨，从帐篷一探头，才发现四周有多美，只觉得自己里里外外全被林木、草地、湖水的翠绿给融化了。李君接着钻出来，见我满脸沉醉，得意地笑了：“没让你白跑吧？”傍晚告别兰潭，在湖边碰到一位善泳者，我迅速将他跳水的美妙身姿凝在画面正中，也就是水天交界之处。同时裹在时空胶囊里的，还有那天的愉快记忆。

农夫鞋与老竹凳

我经常拍人，比较少拍景，绝少光拍物。但，搁在农家门边的这双鞋、这把小竹凳，让我毫不犹疑就按下了快门。它们静静地待在那儿，不用张口，就深刻道出了农家生活的勤奋节俭、安贫乐道。好旧好旧，却又保护得好好的这双分趾农夫鞋，源自日本传统忍者鞋，抓地力特强，无论是走、跑、跳，脚掌都能很灵活。针对功能而设计的物件能如此悦目，真是“实用就是美，美必须实用”的最好见证。

可以想象，一位刚从田里干完活儿的老农，满足地坐在这把矮凳上，脱下满是泥泞的布履，抬眼便是蓝天、绿树、随风摇曳的香稻。斑驳的竹凳沾过多少泥巴，浸过多少汗水，受过多少风吹日晒雨淋。浓浓的岁月痕迹，满满的疼惜。

这是邻近乌山头水库的一个小村。水库起建于1920年，历经十年才完工，却一举纾解了本省六分之一的耕地，也就是嘉南平原15万亩农田的缺水问题。水库完成后，乌山岭的居民生活也改变了，原来的山谷耕地变成大潭，山丘被潭水孤立成一个个小岛。数十年来，居民固守着这些“小岛”，被水库外面的村民称为“内底人”（里边的人）。

地上干干净净的，没有半点泥渍，表示这位“内底人”在上台阶前已尽量拍掉了身上的泥灰。粗犷身手在进屋前的那一刻全都收敛起来，心思也细腻了。

那天，我雇了一艘游湖快艇，把几个小岛全都跑遍了。虽然拍了一些人，但这张无人的静物却最触动我。处处是人味儿，每个细节都有情。

小世界的秩序

办出版社与杂志社的那些年，我每天必定经过新公园，见过无数在里面打发时间的人。无论是运动、约会或休息、午睡，都各有喜欢的角落，仿佛在公共空间也得找份归属感。

我自己也是如此，上下班永远走同一条小径，只有偶尔心烦或工作压力大，才会绕到别条路上，那时就会隐约感觉，拐个弯气场就不同。多年来，我在公园里拍过许多照片，奇奇怪怪的场景看了不少，其中又以这一幕最让我震撼，因为它是完全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

老人大概是累极了，才坐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身躯无可依靠，慢慢向前倾，在即将摔倒的那瞬间，又会本能地恢复到原来的坐姿，仿佛在梦中也有自我保护的潜能。

搭在他肩上的那条旧毛巾，都已经洗薄了，却仍然干干净净、方方正正地铺着，一点也不随便。手杖其实只是一节铝管，也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被擦得发亮，摆的时候规规矩矩，呈90°角。而那双手套，一般是水泥工、捆绑工干粗活用的，却被他如珍贵之物般对待，平平整整地摊开来，让我猜想他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脱手套的。

老人的脑袋看不见，但这些东西却与他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结，就连座下的方块砖、身前的不规则石板都加强了整个空间的秩序与比例。不知老人多大岁数，但唯有一辈子的严谨自律，才有可能在最不经意或甚至精疲力竭的时刻，仍然维持着一方小世界的秩序！

当心飞机

我见过最早的兰屿影像，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所作的民族研究调查报告。台湾老一辈的摄影家张才，也将岛民纯朴生活的原貌做了非常温情的捕捉。在我拍照之初，留日女摄影师王信也出版了一册兰屿摄影集，某期《国家地理杂志》更是大篇幅地报道，既有航拍又有潜水画面，让我们这些只能一步一脚印、边看边取景的在地摄影师钦羡不已。

原来那位记者是台湾留学生，不久后便被礼聘回来担任某大学的新闻系主任，并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摄影研讨会。美国当时最具声望的报刊图片主编到了五位，我则是受邀发表作品的少数摄影家之一，照片引起他们极大兴趣，想为我在美国办展览，倒是我自己不够积极，失去了联系。那位系主任的作品幻灯片秀主题正是兰屿，从他的叙述，大家方才知道，《国家地理杂志》刊登照片的比例是千中挑一。相形之下，我们能省就省的拍摄条件简直是克难到寒伧的地步了。

在看过那么多兰屿报道之后，初度踏上这个孤岛时，我竟完全没有好奇心，因为所见的一切都从别人的照片上看过，只除了这个“当心飞机”。要路上行人留意天上飞的未免离谱，但会在人迹稀少之处如此警示，肯定有其必要性。没错，机场起降跑道就在不远处。

这位达悟人背着一株幼树独行了很久，想必是要移植他处，才会细心裹好根土。是的，只要好好呵护、灌溉，小树便能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繁殖。纯朴的他们不也一样？倒是要提防外来文明的侵害，当心飞机！

扛斗笠的人

三十年前的平溪可寂寥得令人发慌，大白天村里鲜见走动的人影。一切都停留在台湾开拓之初的样貌，刚到此地的外地人，还真会觉得这是个荒置的电影片场。谁又能料到，如今的平溪天灯节闻名国际，吸引了无数观光客。元宵节夜里，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的孔明灯同时升空，将黯黑的天空点亮成一片璀璨。以烛火加热空气让纸灯笼飘浮空中，正是时下流行的热气球前身。相传那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发明的，用以传递军情，并让司马懿大军误判为星辰，传入民间之后，沿袭而成向天祈福的习俗。

当年走访平溪，是为了一篇报道——《寻找基隆河的一滴干净水》。溯源而上，找到从岩缝泻流的出水处后，发现涓涓水流几百米内便有人家接管饮用。河水一路流入台北盆地，沿途被采矿厂、工业废水及垃圾重重污染，清澈甘泉终成漆黑浊流，汇入淡水河出海。那篇摄影图片故事曾发表在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上，可算是我生平所做过的唯一“新闻报道”。让人高兴的是，现在的基隆河已整治干净，只是河水清了，人们却又忙着把地面弄脏。平溪不再是个被遗忘的山村，假日一到，人潮不亚于都市闹区。

那天，我在空荡荡的村口观察地形，看见这位扛着一大摞斗笠的贩者从山路那头漫步进村，脸被遮住，仿佛所有斗笠都戴在自己头上。书写往事，令我好奇这一摞货到底有多少，仔细算了两遍，整数一百，想必是个好买卖。

比起现在，那个年代可是什么都有个数，任何人做事都讲究分寸、道理。

与神共眠

宜兰开往花莲的头班火车缓缓离开月台，天还黑得像深夜。由于每站必停，好让对向快车先行，这班火车的停靠时间竟比行驶还长，俟车子出了苏澳新站，日头已露出山巅。由窗外斜射而入的晨曦，把许多打盹补眠的乘客全给亮醒了，唯有一位伴着小小神龛熟睡的男子浑然不觉，仍在梦中神游。

记得那回，我特地在宜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过夜，为的就是搭头班慢车，因为只有它才停靠南澳站。算一算，这个搭火车就能到的高山族部落，可是我造访次数最多的。其实南澳也有一家简陋的客栈，但我投宿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敢从它门口经过了。民宅隔成的小房间只有个位数，所有人共享—间浴厕，热水是厨房炉灶烧的，得自己打水。

这我都还能忍受……夜里蚊子吵得人难以入眠，好不容易多烧几圈蚊香，辗转反侧到凌晨才合上眼。半睡半醒，天未亮就被屋外的劈柴声、厨房的锅铲声给吵醒。一张眼，不得了了！火苗正从蚊香烧上垂落的棉被一角，由床上掉落的海棉枕头早就被烧掉了，灰烬飘浮在空中，把小房间的四面墙都给染黑了！若是没被吵醒，我很可能当天就在这间小客栈命丧黄泉。从此以后，我只敢乖乖地在宜兰市区打尖过夜，到了南澳街上，也每次必绕路远行，免得和客栈主人碰面，彼此尴尬。

这位好睡的男子，想必是把自家供奉的神明请到大庙割香后返家。我在南澳站下车时，他依旧安眠梦乡。拍下照片的那一刻，我还真想跟他说，咱俩都有神明保佑哩！

听那远方的火车辗轨声

为了摄录火车驶过花东海岸线的一段画面，外景队找好地点，定好脚架，换上长镜头，校正色温，测曝光值，然后助理将四分之三英寸的录像带卡进他随身背的大机座中，等候正在对焦的摄影师发号指令，只要目力所及，见到火车影子就得立刻开机。然而，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大家等慌了，台湾东南部盛夏的烈日是能把人烤昏的，而我们唯一的那把伞正在护着摄影机座。

澳洲摄影师小杜，取景角度一向甚偏且险，在兰屿拍小飞机起飞时，若不是所有人的尖叫声使他立刻缩头，脑袋肯定会被削去一半。而这回，他又偏偏把录像机架在令人提心吊胆的距离，整个人就算不会被车厢扫到，也很可能被风力吸去。但他硬是要强调火车贴身而过的飞速感，不听劝。

我们没有火车时刻表，半个钟头过了，还不见任何动静。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一向机灵的制作助理灵机一动，趴在枕木上，用耳朵贴住铁轨聆听。这一幕孩时爱玩的隔空听音把戏，令大家在酷热难熬的处境中也不禁莞尔，个个开口大笑，却又立刻闭嘴，好让他听个仔细。大伙儿就连动也不敢动了。

这次的外景作业所拍回来的带子虽然不多，但硬是被小杜剪辑成上、下两集。事隔这么久，我把节目内容全忘了，倒是记得小杜配的音乐是John Surman的萨克斯风独奏，把东海岸的夏日风情化成令人晕眩的意象。而这张照片则是仅存的工作现场记录。

第二单元 岁月之矢

戏台下的盼望

隐在都市小区巷弄里的小庙，空地很窄，搭了戏台就摆不了多少座位。十几把圆凳没人坐，村民围在后头话家常。我刚从后台拍了演员上妆的镜头，看到一位小女孩居然耐得住性子，站在墩上紧紧抱着水泥柱，仿佛那是妈妈的腰或爸爸的大腿。

待会儿要上台的，是台湾最好的北管乱弹戏班“新美园”。他们曾经咤叱一时，但在当时的演出机会已经很少了。得知岛上仅存的这个乱弹戏班要演出，我们专程赶去记录，并随他们走了几个巡演之地，深深体会到戏班流浪生活的辛酸。记得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简陋，一个大通铺上铺几张草席，就是全团所有人的床位了。

北管乱弹曾是台湾民间最盛行之传统戏曲，在小岛上热闹了两百多年，无论婚丧喜庆、节令庙会，都少不了它的锣鼓声。之所以会逐渐没落，跟电视开始播放歌仔戏有极大关系。新兴媒体造就了台湾地方戏曲的超级巨星，其他民间艺人顿时黯然失色，即使功力相当，或甚至更优秀的野台戏名角都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吸引力。

在我小时候，爱看戏的小孩不比大人少，如今戏都快开锣了，竟只有这个小女生在这儿磨蹭，而大人们也好似可有可无，不若从前那样早早就兴奋地来占位子。始终不放弃维护传统艺术的人，即使像这个紧抱柱子的小女孩一样盼望，也无法抵挡时势所趋。

新美园在班主王金凤过世后宣布解散，并终于在最后一场演出时登上了台湾最大剧院的舞台，也算是漂漂亮亮地退场了。

迪化街两兄妹的外套

回想拍照之初，台湾很多传统东西都被认为是落伍的，被民众急着抛弃。大家的眼光都向前看，老东西不管好坏，能扔就扔。从1851年就开始聚集商家，以办年货闻名全省的台北迪化街，于日据大正时期兴建的仿巴洛克建筑，就在眼前这么一间间给拆了。幸存的几间，如今倒成了吸引观光客的亮点。

那天我在迪化街记录了很多老房子的外貌，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在走廊下看到的这幕景象。两条用来健身的体操拉环长长地垂下来，分别吊着可爱的小外套。一看就知道，这是对小兄妹的衣服，会被这么当回事地晾在那儿，可见小孩是如何受到父母的细心呵护。

望着望着，童年往事浮上心头。家里孩子多，爸妈必须非常勤俭才能持家。兄弟姐妹的衣服都得轮着穿，我穿二哥穿不下的，二哥又穿大哥穿不下的。妈妈好几年才会买一次新衣服给我们，选购时仔细检查布料耐不耐磨、缝线够不够密实，款式、花样都不重要。还不能按照小孩现在的身材买，得大上一两号，缩过水后裤脚、袖口卷上两折，长高了还能穿。小时候我总是感觉，无论什么新衣、新裤，穿在身上总是其丑无比，直到衣裤快穿破了，才会真正合身起来。那种长期郁闷的感受真是难以形容。

盯着这对兄妹的两件小外套，我真是打心底羡慕。尺寸一定是两兄妹穿起来恰恰好的，这个年头，已经没有人像我们那样过日子了。

家园的前身

经年累月的抽沙填地工程，让这片海埔新生地在台南安平的地图划上新界标。功成身退的输送带被卸成节节钢管，如同新土与海洋剪断的脐带。那回我们在台南运河行舟，来来去去绕了好几回，录制沿岸风光。我仔细搜寻，竟找不到一丝丝可与记忆残片重叠之处。

记得早年，这条河的尽头就是海，空中飘着的咸味，如今已淡到仿佛不存。二十岁时，我在高雄服兵役，十六岁的女友在台南的一所高中读书，除了在市区看电影，我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一带消磨，到台北工作、结婚后，便很少回来，直到儿子出世那年春节，我陪太太回娘家，两人又特地旧地重游，沿着运河骑脚踏车从市区来到海边。

那可是我第一回尝试影片拍摄，想把我的影像表现从静照推向动态。我买了一部小小的八厘米家庭用电影机，一路捕捉太太的身影。傍晚的阳光美极了，再普通的人于那种光线下都会被映出灿烂神采。徐风拂过，太太的发丝在逆光下成了飞扬的金缕，笑容愈来愈甜，让我为之入迷。就在镜头逐渐Zoom In时，她却突然做了个鬼脸，让我吓了一大跳！所有浪漫情绪戛然而止，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提不起劲拍电影了。

钢管散在地上的意象，让在我错愕之余，又想到太太的鬼脸，不禁莞尔。若干年后，此处成为高级社区，多少人在这里恋爱，成家，历经酸甜苦辣的奋斗人生。但，可能很少人会意识到，这就是他们家园的前身。

爱河上的栈道

爱河是高雄市的观光亮点，绿地公园绵延数里，除了常态性的街头表演，每年的元宵灯会、端午龙舟竞赛及风帆活动也都吸引大量人潮。然而，这样的风貌，可是历经了三十年的整治。

二十岁那年我入伍服役，被分配到海军舰艇队，船只停靠的码头就是爱河出海口。放假时，我们的活动范围多半在两岸，污浊恶臭的河水，令人打从旁边经过都得捂着鼻子。每每望着被垃圾、工业废水、船只漏油严重污染，黑到发亮的水面，就觉得它该叫臭河！

原始的爱河只是一条数米深的小川，从出海口到上游被民众分段称为头前港、后壁港等，直到日据时期才有了“打狗川”的正式名称，后来又被改名“高雄川”。日本人扩建高雄港时将河底挖深、河道拓宽，成为运送原木的主要渠道。

1948年台风过境，河岸边的一家“爱河游船所”招牌毁损，只剩“爱河”两字。一对情侣在附近跳河殉情，记者在报道事件时将残缺的招牌也拍进照片，经过报纸传播，爱河之名开始盛行。

拍这张照片时，河水已经开始整治，但还没人敢下水游泳。外国货轮停在高雄港外，木头就那么一根根地滑入海中。几乎是整条船的木头，只有一个人在上面跳来跳去，钉来钉去，用铁丝把木头互相钩起来，就像水上栈道般浮过爱河，直达内陆的木材工厂。

那是我首次看到老一辈高雄人所熟悉的画面，也是唯一的一次。几年后，爱河两岸的合板业敌不过东南亚国家的低价竞争，陆续歇业，这番景象就再也见不着了。

水门外的午睡

在台北市民还没流行喝咖啡之前，茶馆是非常盛行的。每当我在万华、大稻埕拍照，累的时候，很容易就可在老街廊下找到舒适的座位。一壶粗茶、一碟带壳花生，便可度过清幽的炎炎夏日。但人一多就难得清静，慢慢地，我便常去淡水河畔、水门外、小庙旁、榕树下，客人较少的露天茶座。

大稻埕曾是北台湾的国际贸易中心，19世纪英国人杜德引进泉州安溪乌龙茶苗，带动农民栽种、烘焙，使此地成为台湾精致茶业之首，产制的茶叶不但味道甘美，且茶水呈白、金、黄、绿、红五种颜色。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品尝之后，直夸这是Oriental Beauty。“东方美人茶”的声名大噪，洋商陆续进驻，大稻埕也因茶叶贸易而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那天午后，我照常从大稻埕走向13号水门外，原本的茶几、竹躺椅、生火的小瓦斯炉架全都不见了，不晓得是生意不好，还是水利局开始整顿环境了。来到熟悉地点想要歇脚，却发现已有人捷足先登了，而且还是以这么令人惊讶的姿势，在最难安稳之处睡得如此稳当。

从这位老兄的穿着，可知他是附近居民，只见他上半身躺在小石桌上，大腿悬空，一脚踏住小圆凳，另一脚挂在围墙上，地上拖鞋摆得恭恭整整，仿佛这就是他的专属床榻。大稻埕虽已繁华落尽，热闹非凡的市况想必依旧可在梦中重现。

我最近去的那一次，是从新店沿新店溪、景美溪、淡水河畔一直骑自行车到出海口。所有露天茶座虽已消失，粗茶与硬花生的滋味仍在回忆中浓浓出香。

农具间的摇篮

这个摇篮显然是农家主人自个儿砍竹编的，粗细不一的竹片，只求省料，不求美观，因陋就简，绑牢便成，连挂摇篮的绳子也是几截短绳打起来的。婴儿睡得如此香甜，手还握着摇篮边。陈旧的摇篮应该已经装过好几个小孩了，粗糙的边也磨滑了，不至于刮伤细嫩的皮肤。

记得那次去美浓，为的是采访蜗牛养殖业。在那时，台湾没人敢吃蜗牛，可是欧美各国却视蜗牛肉为上等佳肴，需求量惊人。野生采收供不应求，人工养殖便成为主要来源。由于利润不低，台湾南部的一些农村、乡镇便开始尝试养殖。

当时的我在《家庭月刊》工作，举凡杂志所需，从化妆、烹饪到农业、畜牧的配图都得拍摄。有人投了篇蜗牛养殖的稿子来，我便专程从台北南下。那一趟所拍的其他照片早就不知去向，倒是这幅婴儿熟睡的景象让我难忘，被留了下来。

大白天里，大人们不是下田就是在忙别的活儿。蜗牛养在后院，层层叠叠地爬在鸡笼、鸟笼中。没人照顾的孩子被吊在农具间里，空的铁丝网笼挂在墙上，过道的两把扫把，就是从树上直接砍下的枝叶，晒干捆成一把就成了。这家人的刻苦勤俭一目了然，但肯投入蜗牛养殖，又说明了他们具备冒险精神。

算一算，小婴儿如今也三十好几了，而且很有可能继承家业，成了富裕之人，因为后来台湾发展成了世上最大的蜗牛出口区，不但出口活蜗牛，也出口冷冻蜗牛肉及罐头制品，每年出口贸易额达数亿美元。

大冠鹫的宿命

鲁凯人世居的高雄县茂林乡，现已成为国家风景区，假日游客络绎不绝。“一屋、二泉、三山、四世、五谷”的口诀，就是介绍这一带的风貌。“一屋”：多纳石板屋；“二泉”：多纳及红尘温泉；“三山”：龟形、百步蛇头和龙头山；“四世”：世界级紫斑蝴蝶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成群飞来过冬；“五谷”：情人、茂林、红尘、老鹰、美雅等山谷。

早年此地可是很少人来的。回想第一次造访时，没有任何旅游信息，赶到高雄客运站，才知山谷的对外交通要从屏东出入。正因交通不便，那时的茂林、多纳远离尘嚣，不像现在纯朴尽失。

最后一次去茂林，是带着几位学生外拍。年轻人很少深入山林，兴奋得几乎一切都想入镜，见我举起相机，更是一拥而上跟着猛拍。提着大鸟标本的鲁凯妇女原本十分自在，见这么多相机对着她，有点不知所措。

当我独自踏入院内时，这位妇人正在制作标本。见她两三下就把大鸟整治得栩栩如生，我忍不住请她让我拍张照。按快门的当下，我的注意力纯粹集中在视觉效果，今天再看照片，感受又多了一层。

经过上网比对，我发现那只标本是大冠鹫，又称“蛇雕”，以蛇类为主要食物，是保护动物。根据鲁凯人神话，祖先是在云豹、老鹰的引导下，来到此地建立了部落。为了感恩，族人禁止狩猎云豹与老鹰。

可叹，无论是古老传统或现代法规，都无法抵挡这只大冠鹫的宿命。

中山北路的沧桑

台北中山北路的一栋商业大楼正在翻修，一位女工推着单轮畚箕车，来回将室内清出的废弃物运到垃圾集中处，干的虽是劳力活儿，背影却十分优雅。

走过中山北路就等于走过台湾史。清朝她是台北城的风水轴线，日据时期她是通往神社的敕使街道。台湾光复后，各国纷纷将联络处设置于这条路上，使其成为岛上最为国际化的区域。韩战爆发来年，美军顾问团进驻，这一带开始出现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娱乐场所。越战爆发后，台湾成为美国大兵暂离战场的度假胜地，声色场合充斥于中山北路的巷弄之间。

记得我刚来台北时，中山北路上美军很多，有穿制服的，有穿便服的，还经常可见时髦花俏的美国太太们。著名的晴光市场专卖舶来品，除了各类二手货，还有从美军招待所流出的罐头、可乐、洋烟等稀罕物资。大家想拥有点好东西，就会到那儿逛逛，我的第一台120放大机，还有几件牛仔裤、毛衣都是在那儿买的，虽是旧货却也不便宜。

美军撤离后，日籍观光客涌入，视中山北路为极乐台湾。20世纪70年代末，婚纱摄影工业从这里兴起，传遍华人世界。如今，晴光市场一带竟仿佛菲律宾小镇，充斥着外籍劳工群聚的餐馆、杂货店。

中山北路的变迁，这也是其中一景。人行道的树影打在阻隔施工景象的布幕上，为场景添了几分情调，仿佛上映着中山北路的幻化与沧桑。艳阳之下，女工进进出出，搬走被时代淘汰的碎片，身段一贯优雅。

田中央的布袋戏工坊

那天走在云林的乡间小道，见到令我惊奇的一景。四周都是农田，却突然冒出一间布袋戏工坊。一位女子独坐草席上，被漂亮的、狰狞的、滑稽的、愁苦的大小偶头和五颜六色的丝线围绕着。她的工作是替布袋戏的剧中人物制作头发、胡须，帮神仙绑拂尘，帮武生刀枪安缨带。

那个年头，布袋戏当红，本来在草根地方愈来愈没演出机会，却一跃而上了电视荧幕，完全被黄氏家族现代化了。有布袋戏“通天教主”之称的黄海岱操演古典布袋戏，使用的是一尺左右的小戏偶，戏偶头是手工木雕，脸谱、服饰因循传统，造型固定。20世纪50年代，其子黄俊雄创“金光布袋戏”，将戏偶尺寸增大半寸，服饰大幅简化，偶头千奇百怪，依编剧构想制作。

1970年，黄俊雄将父亲的《忠孝节义传》改编，搬上电视，成为轰动全台的《云州大儒侠》。布偶尺寸加大到三尺，强调眼部神情，以流行音乐取代传统锣鼓，连续演出583集，创下当年台湾电视节目最高收视率97%。

十年后，其子黄华强、黄文择又在金光布袋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电视上推出“霹雳布袋戏”，加强声光爆破效果，使用计算机特效、动画合成背景，甚至实景拍摄、潜水拍摄，除了基本的文武戏、甩偶等，更加入了电影特有的吊钢丝效果。

女子的坐姿优雅，印象中她刚新婚，丈夫在不远处公交车站旁的一棵大树下刻一个很大的怪兽头。夫妻二人胼手胝足，各自默默地干活，生活中充满了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到虚拟的荒诞故事。

岁月之矢

这双眼神既不像她本人，也不像戏中角色。到底像谁？从镜头与之对望，我不禁怔住。日后每次重看这张照片，还是会觉得被这位在后台上妆的旦角深深凝视着。

竹北义民庙是北台湾客家人最重要的信仰中心，每年中元节前两周就有普渡盛会，当时的庙宇规模不大，只有二殿二廊二横屋，埕前祭品却极为铺张。平日省吃减用的乡民把压抑已久的口欲全解放了，敬神祭鬼只能表达心诚，三牲五礼还不全是人吃的。

我来过两回义民庙，头一次才刚拿相机没多久，随着《汉声》杂志主管前来见习，只有扛脚架提包包的份儿，被指定的照相任务是将大醮坛的彩绘图案一一拷贝，乏味之至。第二回是在《家庭月刊》出差，自己当家，爱拍什么就拍什么。热闹场景我一向不来劲儿，可取的画面不多，但在庙侧草坪上看到这个戏班子，就知道有照片可拍了。

刚搭好的戏棚后台，几位演员正在各自打理当晚要上戏的行头。后台不但是他们的化妆间、更衣室、道具房，也是下贱后的休歇处，木板上草席一铺，就是床榻。戏班子如同游牧人，戏棚就像蒙古包，食衣住行全在一大行囊，哪儿有戏唱往哪儿行。

这位母亲为不足岁的婴儿哺完乳后，开始聚精会神打粉底、勾眉、描眼线，温柔的慈母容颜消失在一涂一抹之间，凌厉的神色判若两人。就在她齿啮发夹、抬头凝望的瞬间，我按下了快门。这已不是眼神，而是岁月之矢，犀利地射穿人情冷暖、世间沧桑。

佛相、人相、庄严相

这是庙旁的一间佛像画铺，是哪间庙倒忘了。台南市区的街头巷弄，大庙小庙多到让外人分不清记不明。我虽然逛过不知多少回了，却总不想分清楚。旅行的乐趣有时不在找到了什么，而是让自己迷失在未知之境。

那是极其日常的一个晚上，我在夜市逛了几摊小吃，好好祭了五脏庙，带着几分倦意朝旅馆方向散步归去。暗暗的街旁立着一排临时摊位，原本全是卖些廉价成衣、家用五金的小贩，料不到其中一间却换成了画像铺。几挂比人还大的佛陀、观音及尊者线描图，夹在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杂货行列中，显得十分突兀。

画师正在和朋友聊天，桌上铺着还没画完的济公像。要拍陌生人的照片，我会老远就表明善意，先把笑容敞开，边走边点头示意，开口前就得先让对方领受到尊重。这时夸他的手艺比说什么都有效，果然，当我举起相机时，他马上就刻意端正了姿势，以便上相。

“上不上相”这个词，细想之下却很有意思。人与相，到底哪一个才真？世俗人生起起落落，凡夫相貌时好时坏，人人却都希望自己上相。这是一种自我期许，渴望最好的一面能凝成永远。画像师和照相师用的工具虽然不同，却同样可把平凡的人事物推向不平凡的高度。

拍照当时我只明白事理，现在稍懂佛法，便晓得人人本具佛性，只是累生累世的无明之垢愈积愈厚，覆盖了这颗璀璨的明珠。时时勤擦拭，莫再惹尘埃；自净其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庄严相自然显现。

老田寮的茶、人、狗

会去老田寮是被一只老茶包装所吸引。四两茶叶用正方牛皮纸，四角均匀叠向中央裹成扁袋，上面印着手绘的一口坛子，坛肚有“苗栗名产老田寮茶”字样，坛旁描着几株茶树。红黑绿三色的石板印刷古色古香，好像是一份久远的礼品。

茶的味道早忘了，可是包装设计却一直存在脑海里。为了去那儿看看，我东查西查，又问又找，来到附近才知道，明德水库建好后，原来的山居村民成了湖边人家，老田寮古名渐无人提起，所产茶叶也被更名为明德茶。

当时正值夏茶采收期，盘踞山头的一排排茶树间，点缀着采茶人的花衣竹笠。我雇了艘船绕湖一周，直探深处，终于发现四座传统客家农舍。上岸一瞧，却有三户是空荡荡的，没搬走的那一家也只有夫、妻、老母、婴儿，外加一条狗。

男主人说起茶叶神采飞扬：“我们这里的茶在日据时代最出风头，每回比赛老田寮茶都得第一名，改叫明德茶，名气反而小了。茶实在是很奇怪，对水土气候非常敏感，山头茶树的味道和山腰就是不同，这座山和那座山也不一样。”

几公里外就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小镇，这里却与世隔绝，安静到虫鸣鸟叫都清晰入耳。一家人深居简出，没邻居串门子，也难得有访客上门，甘愿这么守着寂寞，守住养育了几代人的家园，让我不得不佩服。告辞时，看到主人的母亲坐在老竹椅上喂孙子吃奶，神情透着坚毅；倒是趴在她脚下的那只狗，模样十分哀怨。

随风飘荡的台湾小调

我拍照只注明年代，很少记月、日，可这张照片的时间不必记也知道。那阵子，无论都市乡村都笼罩在选举的激情中，就是一年到头死气沉沉的小镇，也可见挂着候选人大头像、红布条的小货车，沿街叫喊：“各位乡亲父老，拜托拜托……”我打算上南部横贯公路探险，从西岸到东岸，竞选活动的噪音一路相随。

那天下午，在花莲瑞穗的小旅馆办好投宿手续，上街溜达，突然觉得哪儿不对劲。四周一片死寂，所有宣传车销声匿迹，遍插街头的竞选旗帜也被拆除一空。廊下闲坐的民众表情怪怪的，趋前打听，才知政府勒令停止一切竞选活动，因为美国刚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自岛上撤军。一向不关心政治的我，也不禁有前途茫茫、福祸难料之感，未来的变量实在是太大了！

忐忑不安地走着走着，竟然遇到这组乐队。来自外地的他们，本来今晚要在夜市的候选人造势活动表演，一路颠簸抵达，才知演出费飞了。歇着也是歇着，几个人干脆拿出竖笛、小喇叭、萨克斯风自娱一番。西方乐器合奏台湾小调，乐声随风飘荡，融解了空气中的凝寒。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6日。

当时，岛上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处变不惊，庄敬自强”，那是台湾离开国际社会的年代，也是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经济起飞的时代。政府稳住了惊涛骇浪中的小船，老百姓勤奋不懈地吹奏属于自己的歌。现在大家都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年代。

体会到什么叫哀伤

那天，这家族的男丁无论辈分、长幼，全都理了个大光头，人人一脸肃穆。这是个人口严重外流的山村，整座山头没几户人家，尽管各房群居一处，人丁依然不旺。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宁可到城里找份勉强糊口的工作，也不愿守护祖先辛苦辟荒开垦出来的良田与家园。游子返乡次数一年比一年少，难得的家族大团圆，丧事又比喜事人到得齐。

这户人家的最长者寿终正寝，特地从平地镇上请来剃头师傅，为服丧的男丁一一落发。这和闽南人的丧葬习俗截然不同。一般而言，服丧百日或七七四十九日内不动须发，以示对死者的哀恸与孝悌，但丧家正在追思的凄然之中，我也不敢贸然发问。

瑞里位于嘉义县梅山乡三千多米高的山区，放眼望去尽是竹林与茶园，群峰苍翠盈满，茶香竹蕴沁人心脾。这一大片山林原是邹人达邦卡那社的活动范围，但高山族对土地一向只懂得使用，不知拥有，因此在1797年被漳州人用布、盐、刀、鼎、火柴等民生品给交换了去。自那时起，少了一大片狩猎林地的邹人便节节退至更偏远的深山求生。

剃头师傅的表情也有如丧亲。懵懂的孩子正襟危坐，生、老、病、死对他来说，本是隔了好几层的名词，但笼罩在凝重的氛围中，自然体会到了什么叫哀伤。家族成员有老有小，有青年有壮年，每个人都像是彼此的过去或未来，相互提醒人生各个阶段的风景。望向镜头的孩子，眼神竟也承载了些许沧桑。

碧侯村的影子

平安夜的晚会还早呢，可这位穿着学校制服的小学生，午餐过后就化好了妆。很简单的妆，只是眉毛画粗些，鼻头涂白，嘴型勾大一圈，扮哪个角色都成，就看穿什么戏服。一到碧侯村，这孩子就跟着我，既不想靠太近也不愿离太开，走到哪儿都看到他在角落里，时而在前时而在侧，像影子般随我飘移，想找他问话，他却如脱兔般逃之夭夭。

晚会要演的是耶稣降世，东方三王循伯利恒星前来朝圣。这孩子到底是扮演约瑟、国王还是牧羊人？怎么全村就他一个人打扮？深山里的这处泰雅人聚落仿佛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乐此不疲地进进出出，上上下下。

有户人家养的鸽子不愿进巢，孩子自告奋勇，翻过矮墙爬上屋顶抓鸟。鸽子好整以暇地蹲在水泥屋脊上，孩子不动它们不动，孩子一伸手，它们就立刻跳开。另一场游戏在屋顶上展开，孩子起先还有几分赢面，没多久便乖乖认输，双手一摊伸向天际。从我的角度望去，瘦小的他立在两支电视天线中间，仿佛也成了电波接收器，与上天对起话来。

令我惊讶的是，晚上节目根本没他的戏份。可是，台下的那张花脸却比谁都入戏，每个角色的每句台词都会背。原来，这孩子在选角时就被淘汰了，所以他自个儿上妆演独角戏过瘾，真是个有趣又可爱的孩子！我虽不知他的名字，也不知他日后是否走上演艺之路，但他如影随形的模样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碧侯村的影子。

向往天际

罗浮，这个地名令人印象深刻，却没什么特色让我留下印象。几次都只是路过，一回是上爷亨村，一回是越岭进入宜兰县境内的太平山，工人正在整修教堂屋顶的这张剪影，成了我对山村的整个记忆。

现在的罗浮可是大大不同了，之后我虽没再前往，但从复兴乡的官方网站知道，这沉睡久久的村子已完全苏醒过来了。除了有一间吸引游客的泰雅人织布馆，魏德圣导演摄制《赛德克·巴莱》所留下的电影片场也成了新的观光景点。

回忆的线索如此单薄，我只有把这格画面的前后影像从样片中找出来审视。谁知六格一条的底片竟都是从同一角度所拍，每格画面的差异只是工人动作的些微变化，而且这还是一卷三十六张底片的片尾，关于罗浮的其他影样，一张也没多拍。追想碰壁！

令我好奇的是，为何那天我会动也不动地连拍六张呢？我仔细用放大镜察看不同格影像的细微差异，终于明白了！原来我希望所有工作人员的身影都清晰——尖塔鹰架上有四人，屋顶阴影中站了三位。他们一直不停地在动，我只有努力抢快门，拍到十字架没被工人挡住的瞬间。

这和我平时取景的方式不大一样。通常我都在意捕捉人的动作，但这个画面我却希望他们杵在那儿不动，让最高处二人的身影成为指向上天的图腾。就像那尽量节省材料的竹竿鹰架、那刚刚立好的十字架，莫不是在向往天际。

几乎被遗忘的山城

九份山城可能是全台湾游客最多的观光闹区。没错，一到假日，它比城里最繁华的地段还要拥挤，交通阻塞非常严重，村外几公里的山路全成了停车场。然而，在我初造访时，除了菜市场所在的基山路略有生机，其他那些密集紧挨、盘踞在陡峭山壁的矮小房舍，几乎间间人去屋空，快成了荒城。

为了拍村民路过的画面，我起码等了半小时。这位半大不小、无所事事的男孩竟似执杖老者踽踽独行。孩子本该无忧无虑，会如此无神，或许是看惯了村人的举止与表情，不知不觉染上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落寞。

九份地名源于开发之初，居民因土地贫瘠而仰赖平地补给粮食，所有配给品都分成九份，公平发给当时仅有的九户人家。清光绪十五年夏天，刘铭传在八堵修筑基北铁路，一位曾在美国淘过金的粤籍工人于基隆河清洗饭盒时发现了砂金。消息传开，想发财的人蜂拥而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也跟着入驻。九份成了全省最富的城镇，酒家林立，食堂满街，最好的吃穿玩乐都先往这儿送。看看当时的流行话吧——“上品输九份，下品送台北”。

全世界的淘金故事都大同小异，财尽人散。这孩子没赶上家乡歌台舞榭的荣景，倒尝足了寂寥寒酸的滋味。拍这张照片时，别说是他，就连我也想象不到，十四年后，一部电影《悲情城市》又把游客前仆后继地吸引到这几乎被遗忘的山城。九份从繁华落尽、返璞归真后，再度浓妆艳抹，一日比一日俗不可耐。

书香门第的芬芳

蝉鸣响遍雾峰林家宅园，我从下厝的宫保第走到顶厝的景薰楼、蓉镜斋，又在菜园的五桂楼、小习池逛了一圈，都躲不掉这既吵噪却又具催眠效果的单调虫声。那是个长长暑假即将结束的日子，炎夏火气未退，这座台湾二级古迹在烈日曝晒下，沧桑无所遁形。

雾峰林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自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中台湾掌握大量田地，并因协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国、戴潮春之变而拥有数千名精良兵勇，进而掌握台湾樟脑专卖特权，影响力持续至日据时期、国民政府迁台。

1893年，家族开始转型为艺文世家，林文钦考中恩科举人后，为娱养母亲罗太夫人，乃于雾峰山麓兴筑“菜园”，取老莱子彩衣娱亲之意。同样爱好文学、戏剧、美术的其子林献堂于日据时期继续扩建，广邀文人雅士共聚，论文也论政，并敦聘连雅堂等名家讲学。1911年梁启超访台，曾下榻五桂楼，并赋诗十二首，称为《菜园杂咏》，使得林家宅园声名大噪。

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林献堂献身民族、民权运动，并联合林家同辈堂兄弟及台湾士绅，向日本总督府争取创办了第一所培育台湾子弟的中学，即现在的台中一中。林献堂父子之后又在雾峰创办了菜园中学，1976迁校入菜园，1982改名明台。

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蓉镜斋后院的四个孩子，讨论暑假作业的他们专心到完全没察觉我的出现。雕梁画栋华色褪尽，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依旧可闻到书香门第的芬芳。拍这张照片的二十二年后，绝大部分的林家宅园毁于九·二一大地震，直到现在还未完全修复。

做功课的童年

刚放学回家，这个小女孩便立刻埋首写起作业，而她的哥哥放下书包就急着找玩伴去了。这是台南孔庙礼品店的一角，墙上的字画虽是业余画师寄售的商品，却也不俗不艳，有几分雅趣。门窗上的镂空木雕可是出自清朝巧匠，精细中见大气，就连那把新式大藤椅也是做工扎实、质地一等，即使在微光下依然闪亮耀目。

台南孔庙建于1665年（明永历十九年），是全台最早的文庙，初建时仅设大成殿，用来祭祀孔子，又称先师圣庙，之后又设明伦堂作为讲学之用，是为全台首学。建筑庄严雄伟，格局完整，古树苍郁，气氛肃穆，1983年被列为台湾一级古迹，是观光客必访之处。

几乎所有爱拍照的人，职业的、业余的，都为台南孔庙拍过太多照片。我倒是拍得极少，且最爱的就是这一张。妹妹所坐的二合一桌椅巧妙设计，平时闲坐，椅背翻下即成桌面和书靠，看书写字的高度恰好不过。而属于哥哥的那把椅子，此刻正被冷落一旁。这是礼品店承租户的孩子，写功课的同时还可陪父母看店，等待着打烊后一起回家。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每当母亲帮隔壁裁缝店做加工零活，车布边、扣眼、拉链什么的，我就会借口做功课，在她缝纫机掀下来的板子旁赖着不走。家里有九个孩子，母亲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一会儿煮饭，一会儿洗衣服，一会儿剁番薯叶喂猪，跟她讲话的机会都没，更别提什么亲子时间了。然而，在缝纫机前的母亲总是会一待大半天，那就是我唯一能够亲近她的时候。

五位小小摄影师

台中县大安渔港旁本有一座海水浴场，在我造访时，旧的刚关闭，新建的就位于不远处的北汕澳口，热热闹闹地正准备开张。相形之下，这边竟有如废墟，一片荒凉，除了小餐厅外墙的那幅广告画，大概是用料特别好，不但亮眼依旧，两瓶汽水还像刚冰镇过的那样透心凉。那个年头，即使画匠的功力，也不比现在的某些当红大画家差。

对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来说，这款汽水几乎是大家成长的共同记忆，说人人都是喝黑松汽水长大的，也不夸张。在那个没有可口可乐、苹果西打的年代，它的广告真是从穷乡僻壤到城市，无所不在。在我们乡下，谁家请客要是桌上摆个半打黑松汽水，就是大方阔气的表现。直到现在，这个熟悉的味道仍然与我的童年紧紧相系。

小时候最甜蜜的记忆之一，就是感冒时母亲会用黑松沙土加盐巴当特效药，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巴不得感冒慢点好。空玻璃瓶是母亲的最爱，用来腌萝卜干、豆豉都理想，还可盛放自家榨的茶油、猪油。小孩则是抢着收集瓶盖，用榔头敲成薄薄的一片，既可当假币收集，又可依想象力发展成各式各样的游戏。

那天，五个男孩趁午休时间从附近的小学校溜出来玩耍，吵着要我帮他们拍照，却一脸呆相地站着。为了要让孩子活泼一点，我逗他们：“你们也可以拍我啊！”“用什么拍啊？”我说，用你们的眼睛当照相机嘛！结果，他们就各自摆出自己的架式，仿佛用的是不同构造的照相机。不晓得他们长大后，有没人成为摄影师。

思乡人

一位花甲男子带着黑狗逐浪，上岸后替它洗刷一番，再牵到防波堤上来回走动，让海风将心爱的狗儿吹干。他是随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外省军人，在大安渔港驻防多年，退役后落户于这人人急着出走的渔村，尽管已是平民，依旧理着“士官头”。这只狗肯定是他在军中就饲养的，一来帮忙看哨，二来彼此作伴，退伍后，即使孑然一身，也有忠犬相依为命。

在我服兵役的三年期间，于不同单位碰过不少背景迥然不同的外省老兵。有的是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有的则温文儒雅，有的曾是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有的则始终让人猜不透出身。尽管如此，料子粗糙、颜色褪失的军服一穿，他们就全成了被时代捉弄的人，一夕之间割离挚爱，永别家园。这些“老芋仔”最爱养狗，有的纯粹是为了加菜，有的则是养来寄情。印象之中，老兵与狗的影子总是相叠，有时还会感觉主人与狗的眼神非常相似。

正入神，两个小姐妹也走上了堤防，跟在老兵后面有板有眼地跨步，架式有如操练。这一幕令我觉得，这位“老芋仔”应该已在异乡生根长芽了。台湾的地形像番薯，人们管老兵与本省太太的儿女叫“芋仔番薯”。菜场还真有此名的新品种，紫色的心，香甜又营养。

拍好照片，我随着黑狗、老兵和小姐妹回到海墘村，这才发现，村内一些古厝的门楣上标着汝南家声、巨鹿家声、三槐家声、植槐家声、兰陵家声等堂号。在老兵之前，村里不知已有几代思乡人了！

躺在大地怀里

日正当中徒步几小时，并不是件轻松事儿，可只要拍到几张照片，汗水就不会白流。一路离海时近时远、上坡居高远眺，下坡视线受阻，冷不防也有意外景色现前，却碰不到几个人。风景再美，少了人就缺了气儿，一路晒得头昏脑涨，挂在肩上的相机却总没机会举起，越走脚步越重。

花东海岸公路从台东到静浦这一段，早在日据时代的1930年就完成，时称东海道，静浦至丰滨的路段后来也陆续修建，最后的花莲段则是在战后才完成，全长182公里。那次的旅行，我虽年轻浪漫也不敢全程步行，每当精疲力竭或是得在入夜前找到打尖过夜之处，就枯等班次稀少的公交车，好歹坐上一程。整个旅途前后费了近一周，却没耗掉多少胶卷，认真计较，真是亏大了！

一入台东成功镇辖区，地质就充分展现多样性，沿岸地段有些是礁岩，有些是卵石，长长的沙滩倒是比较少见。远远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男孩在海滩做日光浴，我就打定主意不再赶路，要躺在软绵绵的细沙上好好歇一会儿。

两个大人一身轻便休闲服，舒舒服服地仰卧在大阳伞下。小孩哪肯不玩水，早就光溜溜地跟浪花耍起来了。潮退他们就追，浪来他们就逃，真叫人看了觉着海水知童意、童心知涛性，两个小不点仿佛能与海洋瓦相通气。这种能耐，也只有天真未泯的赤子能拥有。

我拍了几张照片，每张各有亮点。会选这张，是因为除了这对小兄弟，躺在大地怀里的，还有我甜蜜的童年回忆。

第三单元 必然与偶然

荒芜之境的美丽心地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若不是为了电视节目《户外札记》的一个特别单元，我是不可能踏足的。这节目专门报道户外活动，把台湾所能找到的民俗表演、体能项目、运动竞赛都搜集了，制作成一集集的半小时纪录片。去林口台地出外景，就是为了拍摄飞靶射击。

飞靶射击在台湾是属于极少数人的休闲娱乐，得有钱又有闲才消费得起。但协会一成立便时有比赛，不仅经费充裕，还频频获得媒体青睐。基于安全考虑，林口的顶福靶场设置在地形隐密之处，访客若无人带领，很容易便会迷失在杂草泥泞之中。

记得当外景车停在那个插有简便路标的山道岔口时，大家都傻眼了。怎么在台北县境还有如此荒芜之境？路标仅是一支木杆钉上箭牌，上面用粗笔画着“刘店”两字。顺着箭头的方向看去，一长段上坡的碎石子路旁，绵延着一片长不高的树林、长不肥的杂草。

正在纳闷之际，静寂中传来碎石嘎嘎声，有人从远方行来，而且不止一位，接着便是欢快的谈笑声。四位老妇打着伞，慢悠悠地由草丛后现身，一步步朝我走来。我差点傻眼，这是20世纪的台北啊，她们四人是从哪个朝代、哪道边关过来的啊？

干惯粗活的她们，穿着虽然素净，却看得出经过打理。一问方知，她们要去庙口看戏，难怪如此兴奋。其中两位见我举起相机，立刻用伞遮着脸，直说：“不好看，见笑了！”我虽没拍到她们害臊的笑脸，却记住了她们美丽的心地。

大地与母亲

一位旧识邀了我几回，说鱼池乡的头社村有家民宿环境优美、气氛极佳，要请我去度个周末。我客气推辞，内心其实相当无奈。台湾的一些纯朴乡下，就是被毫无规划、散踞山头的一座座民宿搞得庸俗不堪，原本的好山好水变得千疮百孔、奇形怪状。更何况头社我曾走过，为那如世外桃源的风景留过影。

当年造访时，没人把头社视为旅游景点，散布在水田周围山脚下的四个村子，连间餐饮店也没。村民不外食，访客也不会多留片刻，根本没生意可做。外人真想过夜，还得有村民愿意收留才行。不过二十几年，民宿已盖在台湾的任何角落，多得几乎像便利商店了。

记得那回我是夜宿埔里镇，大清早搭公交车来到头社，午饭还是在田埂上与庄稼汉席地而用的。谁会想到，那片美丽的田畴中，如今竟然杵了间民宿。1999年，我于九·二一大地震后到南投灾区走访了一圈，才发现头社虽然避过了天灾，却躲不过人祸，整个环境的剧变令人不忍目睹。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路过此地。

回想初访情景，这位农妇的身影就会重现脑海。一上午都在田里干活的她要回家做饭，家跟田距离很近，仍在工作的家人招手可见，呼唤能闻。光着脚，裤腿卷至膝盖，衣服上都是泥泞的她，正是我记忆中的母亲的形象。从小所见到的母亲，就永远是在工作，不是在户外做就是在家里做，任劳任份任怨，仿佛一辈子全是为了护卫家庭与儿女而存在。

母亲如今已不在，大地也失去了天佑。

等候家人下工

这片大地不知躲过豪雨之灾没？最近台湾全省接二连三水患，屏东县三地门乡是重灾区，电视上泥石流毁屋断桥，直升机撤离灾民的画面令人不忍直视，也让我在书写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时心情凝重。

那天，我们的电视制作小组都在赛嘉村的山上，忙着捕捉一一冲出断崖的滑翔翼飞行者。这项追求高度刺激的运动在当时刚引入台湾，我们的《户外札记》节目当然不会错过。然而，工作却不得不因一位飞行者于着陆时操控不当，下坠受伤而中断。人虽然在送医后脱离险境，但大伙儿已无心工作，同时也才体会到这项运动有多危险！

趁工作人员收拾装备，我独自漫步下山，清风吹走暑气，也抚平了我揪成一团的心。来到排湾人的村落外，遇到这两位露天休憩的当地居民，整个人才像是从缥缈的九霄云外回到现实。铺晒着杂粮叶秆的河床砾石地，竟也能如软席般舒适。令我好奇的是，此处并非耕地，也非家园，怎会有牛只在旁、犬儿相随？一问方知，她们是在等候家人下工，一起回村。

可想而知，在田里、山上挥汗干活的人们，还没回到家，就先看到心爱的亲人来迎接，整天的疲累岂能不一扫而光！这正是我最爱拍的画面：平平凡凡的生活细节，浓浓稠稠的人间温情。

九·二一地震后山体松动，台湾许多原本有如世外桃源的山村，一一成了泥石流红色警戒区。三地门以大地为席的这两位妇人，家园可安住？亲人可安在？

文学家的郊游

这张三十年前的老照片，拍摄地点我现在几乎天天经过，但已很难认出来了。我的晨间运动就是绕新店溪沿岸快走，溪水潺潺如昔，但原先杂草丛生的河滩已整治成美轮美奂的公园和自行车道。左岸那原先青翠的山岭已盖满一批批的别墅群，没入镜的右岸彼时光秃秃的，现在也已耸起一长排幢幢比高的大厦。一万多个日子，穷乡僻壤变成了新城市，而我也从台北盆地的另一端搬到这一头。

岸边留影的是假日出游的王祯和全家和李豊医师。那时，这位小说家与女医师同为癌症患者，医师将抗癌成功的经验传授给作家，在社会引起颇大回响，也让日渐增多的癌症病患者在绝望中看到一线曙光。文章虽不是我写的，但为了拍他们的合照，我可是费了点心思。

一伙人来到王宅附近的新店溪畔，众人随地一坐就成了融入大自然的温馨场景。我并没安排构图，每个人自在地随处而坐，却因互相关照而落在最合宜的位置，同时也因接上地气而显得格外悠闲。

王祯和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以小说《嫁妆一牛车》最著名。为了养家活口，他在台湾电视公司任职，因负责挑选外国影片，而专门写过七十多万字的影片介绍。为此，他曾感叹，要是那些文字是小说该有多好！

我与他在同公司的不同单位上班，经常见面却鲜少聊天。在治疗鼻咽癌期间，他虽开口困难，却总是主动以微笑和手势与人招呼。五十一岁那年，他因心脏衰竭而辞世，而他在这张照片中的笑容、为小女儿擦汗的慈爱以及与家人的甜蜜和乐，成了我对他的唯一回忆。记忆中，他从未以苦相示人。

在回忆中重游旧地

会到彰化秀水乡，是被地名吸引，没想到去了才晓得，此地原名“透水”，即清水混入浊水溪之意，直至清嘉庆年间才将走字边去掉。若仍然沿用古名，我很可能就无缘成就那次寻访了。其实，到底要去找什么，我心中也没数，只盼望能碰上一些意外或惊喜。

那个年代是没有任何旅游指南的，我在岛上各地的行脚，一次次都是未知之境的探险，有时大失所望，有时喜出望外，而刚抵达秀水时，我却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田埂上发愣，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极目所见，不但地势平坦、景致乏味，还天色阴暗、人迹稀少。海风冷冽，呼呼价响，才初秋就比别处入冬还凉。

就在以为误入无人之境时，刚收割不久的稻田里却出现了一对放风筝的姐妹。风特别大，姐妹俩手一松，不必追跑扯动绳索，风筝便立即浮起，急速高升。但也因气流不稳，纸鸢连连打滚，不一会儿就翻转、倒栽、落地。才试了几回，风筝就被吹破，无法再升空了。

天色急速转阴，姐姐抬头一望，说快下雨了，转身便顺着油菜花田奔驰而去，像只飞跃的羚羊。妹妹舍不得丢下破风筝，跑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捡。我虽没拍好两人逐风放筝的身影，但尾随于后，竟发现另一大片油菜花田中有座古宅，还是旧时的举人门第。

今天，马兴村的益源大厝已被列为二级古迹，修复得光鲜亮丽，成为乡里引以为傲的观光景点。然而，我却宁可在回忆中重游旧地，细品那铅华尽褪的古朴。

必然与偶然

原先我是被这间几经改建，用途变更，终而荒置的新旧混搭建筑所吸引。小女孩突然闯入镜头，奔跑而过，让影像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人、景是偶遇，刹那被凝成永恒，偶然成了必然。

仔细端详，努力回想，当初为何会对这面砖墙有那么浓的兴味。斜屋顶原本铺的是瓦片，拆掉后重新砌上水泥平顶，中间又浅浅地向前推出一面水泥墙，新旧之间的痕迹仿佛时代交替所留下的印记。

左右两边砖墙都有门，一边以铁皮封住，一边仍保留了原先的两扇木作工艺。曝晒中的两床棉被封堵门口，更是透露了内室已久不见天日。建物正中只见一排檐下的十字形通气口，其余墙面皆秃，仅贴着一张电影海报及一小幅商品广告。

在那时，闽南语影片已成了几乎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小众慰藉，“通乳丸”则是从日据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妇女保健圣品。这些符号与细节勾勒了时代的轮廓，添加了岁月的芬芳，可不就是让我在那儿伫立良久的原因？

而地面上那一小片阴影，也令我在三十载之后依旧清楚自己所站之处。身后正是全台保存最完整的那条老街——新竹县的老湖口。那次的旅行经验乏善可陈，因为街上空空荡荡形如弃城，青壮年向往城市繁华，留在故乡的尽是避见生人的孤独老者，或是正在读书的学童。

我在街头街尾来回逛了不知多少趟也没碰上几位村民，却意外捕捉了这位女孩的身影。她那像在急追或逃脱的身影，正是那个时空的老湖口村民写照——逃离过去，奔向未来。对照今日游客充塞的湖口老街，必然又成了偶然。

奔跑的孩子，隐藏的摄影人

有一度我常在此徘徊，堤岸的左边是邻近淡水河出海口的一片红树林，右边是布满水草、芦苇的沼泽区。一个男孩想登上斜坡顶，先退后几步再冲刺，个头虽小，但一片静寂之中唯有他在跃动，闷闷的午后也因而有了生气。

我在台北艺术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学校草创时曾借用他校位于芦洲的闲置校舍上课，等崭新的校园在关渡山上建设起来，我的生活圈便也随着转移。防洪堤原本寂寥，附近一带被规划为水鸟保护区后，长长的堤岸便成为赏鸟人士的最佳观察站，每逢假日人满为患，我也就渐少亲近此处。

芦洲、关渡位于淡水河两岸，艺术大学校区所在的两地也有天壤之别，前一处人人嫌，后一处人见人羡。可是，在设备简陋的克难环境里，孩子们却格外专注、用功，届届都有人才，迁至宽敞气派的园区后，课业表现却不进反退。吃苦容易惜福难，看来是长幼皆然。

那阵子我常一人独自在堤岸上漫步，由于不带“摄影眼”，心情轻松，反而能自在浏览。对我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好风景，即使拍景，大部分也是为了衬托人物，当他们的舞台，只不过有的角色有台词，有的角色没有。

那天我本无拍照念头，但远远看到这个孩子跨步起跑，竟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快门起落之间的咔嚓声让我猛然回神，意识到在我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不管我在干吗，当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出现时，那个隐藏着的“摄影人”就占领了里里外外的我。

孤独旅者与漂泊人

一边近海一边依山，花东海岸公路在台东境内的视野较花莲那段多变化，一路最常见的就是大亩大亩的菠萝园、大片大片的甘蔗田，还有那一辆接一辆的运蔗卡车。然而，我如今却已完全认不出拍照的确切位置了。原先的石子路面全铺上了柏油，这简陋至极的候车亭、树干撑住的茅草顶、竹竿绑扎的长条凳，自然也早就化为尘土了。小站牌上的模糊字迹，我用放大镜瞧了许久，还是没法辨认，只记得那是丰滨到都兰之间的产蔗区。

尽管地点不明，但地主可以肯定是台糖公司。台湾制糖虽远溯自四百年前的荷兰占领时期，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日据时代的四大制糖会社，成立台糖公司，于1950—1960年间大量外销糖制品，成为台湾最大的企业，拥有的土地遍布全省，如今却已是夕阳产业，不得不多角化经营，转型观光、生技、兰花培育、冰品零售，且是台湾高速铁路的大股东，因为由北到南的轨道大半是贯穿台糖的土地。

从镜头所见，采蔗工人、运蔗司机的笑靥一年不如一年。那天，我在艳阳下挥汗举步，路上空无一人，遇见卡车载蔗的单调场景竟也如获至宝。甘蔗已堆到老高，那位捆工却还想多载一些，又踩又跳地试着把绳索系得更牢更紧。见我在下面朝他拍照，他啥也不问就扔了一枝甘蔗给我。和善的眼光，会心的微笑，甜入喉蜜入心的甘蔗——只有漂泊人才能了解孤独旅者的需要啊！

等到因缘成熟时

实在无法想象南庄会成为北台湾的热门旅游景点。当年我走过的地方，就数这儿最为宁静了：景色平淡、事物平凡、村民作息平常，但加起来却是祥和一片，令人轻安自在。那是稻子刚收割的秋末，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天斜照的阳光是何等辉煌地洒在稻梗、土壤、碎石子路上。而我，踽踽独行，在这苗栗县东河乡的荒郊野外，萧瑟若树梢上的叶片，随风而颤，不知飘向何方。

第一次到南庄只是匆匆路过，那是被临时拉去的猎奇旅游。一位美女作家正和比她年轻好多岁的吉他王子热恋，而我只不过是在一个艺文茶会与他俩偶遇，便接受邀请与之同行。吸引我的是，他们已备好露营装配，计划去南庄向天湖山上，等待满月当空，欣赏那两年一度的赛夏人矮灵祭。

虽然那是个极难得的拍摄机会，但旁观这对情侣一路打情骂俏的滋味可不好受，无奈之余，只有沿途把眼光放至车外远方，就这么决定了自己下回再专程前来徒步一程。由东河到南庄的这段稻田小径，与山对望、与风对话、与光交心的难得体验，就是我二度造访的珍贵回忆。刚抵南庄村口，等车进城的这群乘客，就是我一路所见人烟最密的地点了。

这哪算车站？但它正是南庄对外的唯一驿站。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像候车，倒像是在等待因缘的到来。因缘不同，果报各异。南庄村在三十年后由一个平淡、平凡、平常却轻安自在的小村，变成民宿满街、喧嚣噪动的旅游胜地，难道就是他们终于等到的因缘成熟时吗？

穿过时光隧道

“亿载金城”其实是一级古迹台南安平“二鲲鯓炮台”的洞门门额题字，因名号响亮，久而久之，民众便习惯称其为“亿载金城”。1874年日军侵入台湾屏东一带，引发牡丹社事件，清廷钦差大臣沈葆桢受命来台防御，延请法国工程师兴建了这所台湾的第一座西式炮台。红砖建筑呈四方形，四隅棱堡放置大炮，中央场地用来操练军队，城外引海水为护城濠。日据时期，大炮被卖掉以弥补日俄战争损失，完全失去战略功能，直至1975年建城一百周年，台南市政府大肆整建，竖起仿制大炮，使此处成为观光胜景。

我到过这几回，第一次还得靠竹筏摆渡，然后走过护城河上窄窄的便桥。虽然不久后便能驱车过河，但越是便利，思古幽情的氛围就越淡薄。最后一次路过此处时，原本不期望遇上好镜头，却在讪讪离去时碰上前来拍摄婚纱照的一家人。

领头的是位西装翮翮、戴墨镜的男士，模样儿又喜又骄，简直比新郎官还要亢奋。跟随其后的亲友无不眉开眼笑，连两个才懂事的花童也知穿上礼服甚是光彩。而两位油头粉面、浓妆艳抹的主角此刻正在大炮台旁受照相师摆布，一遍又一遍地挤出明星式的笑容，快门的每一声咔嚓都强调了人间喜剧的荒谬。

新郎新娘的疲惫掩不住，我只有把镜头瞄准快乐的家属们。众人行经厚厚的炮台城门，有如穿过时光隧道，把历史的悲情留在过去，把憧憬的芬芳带到当下。

爰得其所

有时画面构图并非出自美学考虑，而是情非得已。这张在新竹老湖口所拍的照片正是如此。那天，我在三元宫庙口至以老车站改建的天主堂之间来回走了好几趟，为的就是捕捉老街，非建筑景物，而是有人出入的生活舞台。

然而，曾经店家云集的商街却有如电影已杀青的片场，演员已下戏，道具、灯光也拆除了，独留一个空布景。因此，当看到这位愁眉不展的女子由家里走出，呆坐在拱形廊道的柱台上时，我毫不考虑地就把她框在构图最抢眼的位置。

1893年，铁道由台北大稻埕一路铺过来，驿店设置带动市集发展，小镇因而繁荣。日据时期，因地势失利及军事需求，湖口驿于铁路改道后在1928年迁至现今的火车站。老湖口的商业地位从此一落千丈，许多原先在家营生的民众不得不陆续离乡闯荡。

造访老湖口的那天是入冬的黄昏，老街家家户户大门紧掩，我在微光下仔细打量这排全台保留最完整的老街建筑风貌。架构虽是闽南式的两楼砖房，但外观却是大正时期仿巴洛克风的装饰。各家屋顶嵌有堂号横匾，两楼之间多置入店名，有户人家却取《诗经·小雅》中的“爰得其所”为名，既非堂号也非店名，而是一个期许、一份自豪。

在我造访之际，老街已奄奄一息。但风水轮流转，近几年，兴旺又转回了老湖口。如今它不但成为以乡土为诉求的商品广告热门拍摄点，游客也络绎不绝。“爰得其所”的那户人家，子孙是否追随祖先，仍然安居于此？

有喜、有忧、有淡定

令人睁不开眼的盛夏炎日，浓密的榕树荫让暑气消半，射在级级阶梯上的强光却依旧耀目。一块块红砖，因不同照射角度而产生明暗变化，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拼图游戏。

安平古堡建于1624年，旧称热兰遮城，是荷兰人统治台湾的中枢以及远东贸易据点，也曾是郑氏王朝三代的君主之城。早在17世纪，安平便商行林立，来自欧亚各国的贸易人来来往往，盛极一时，城内“延平街”是明末清初全岛最热闹的街道，享“开台第一街”之誉。遗憾的是，原始青石板道路因该区居民争取道路拓宽，1995年8月拆街后，竟连一丝残迹也找不着了！

在我初次造访安平时，老街建筑虽已现颓状，但处处充满东西合璧的美趣。当年太专注于观察人的活动，竟没尽到场景记录的责任，现在想起来，真是扼腕也不足形容。实在没有想到，见证台湾历史的活生生街市，竟会毁于近利短视、愚昧无知的自家人手中。

在树荫下乘凉的三位安平村民，肤色古铜、满脸风霜，正是苦干大半辈子终于得闲的劳动者，他们的岁数虽有大把，但交谈声却是又响又急，许是太多往事满溢心头，正抢着倾吐而出。我在老远就被他们吸引，却不想靠太近，因为远远看去，渺小的身影更像历史舞台出出入入的龙套。我框好画面，刚举起相机就被他们觉察，三人霎时由往日抽身回到当下，各自展现了忧、喜、淡定的第一反应，仿佛说明了他们面对现实的心境。

世间万象、人生百态

四位讨海人在花莲七星潭附近，商量着转移捕鱼阵地。他们看天候、潮汐、地形和运气，我则是思考如何把平常的事、单调的景化为有想象空间的照片。这得靠技术。做任何事都有方法，都讲技术，把所有客观条件加总，却不能互相干扰，造成扣分。眼前这一幕，背海的四人各有所思，其中一人忧心忡忡地指向远方，许是看到坏天气的征兆。

七星潭位于花莲县新城乡大汉村，虽称潭，其实却是个弧形海岸。原本零星湖泊散布花莲郊区，1936年日本人为建设开发而将七星潭填平，把世居潭边的村民撤迁于月牙湾海滨。居民在此重建家园，依然以故土命名。

那次旅游是一位家住花莲的学生所安排的，也是《摄影家》杂志唯一的一次同人团体活动。这位曾当过大卡车司机的学生勤奋上进，为了上我每周两个晚上的课，必须一天之内坐九个小时的火车来回奔波。为期十周的课程使他决定将人生道路改向，进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在毕业后成为花莲一所大学的老师，在纪实摄影、纪录片和教学方面都有施展。

那回他借来了一辆九人座小巴士，把他的家人与我们小小公司的同人全载上了，绕着县境名胜走了一遭，七星潭正是三天花莲行的第一站。这张无法一窥周遭景色之美的照片，反映了我当时的观察重点并非风景之美，而是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以及肢体语言所透露的心念。毕竟，每个变幻的刹那都蕴含着世间万象、人生百态。

望海的背影、摄影晚辈的近作

七位汉子坐在防波堤上，打渔人家才会望海如此出神，久久不动。风平浪静的海面能让他们读出暗潮汹涌，潮涨潮退之间，可以让他们看见鱼群去来。

这是马公岛的一景。澎湖列岛多达近百，但总面积才128平方公里，最大的马公岛也是弹丸之地。虽说如此，澎湖却比台湾本岛还早出现于史册，早在4500年前此地便有人迹，唐末宋初开始有汉人居住，名称随着朝代变，“岛夷”、“方壶”、“西瀛”、“直州”、“平湖”都是它。

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此地海域鱼产丰富，住着许多渔民，将之命名为渔人岛。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度企图在此建立贸易根据地，但被明朝宫廷借谈判及武力驱离。郑成功占领台湾后，在澎湖设安抚司，之后清廷在此设巡抚司，又依马关条约于1895年将之与台湾本岛一同割让给日本。

几个月前，我在午餐的饭桌上接到一位摄影晚辈从澎湖打来的电话。她很少主动跟我联络，因此我特地放下碗筷聆听。讲了很多、很久，主要是道谢，说年岁愈长，愈感念我所给予的启发，并再三邀我去澎湖度假。事实上，我不但没教过她，还很佩服她放弃台北待遇优渥的工作，回到澎湖老家默默拍照。她的近作我还无缘欣赏，但她在二十年前为故乡风土所作的留影，深刻有情，少有人能及。

提到澎湖，很多人就会想起《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我却会想到这七位望海人的背影，还特别想看那位摄影晚辈的近作。

码头缆桩与军中岁月

每当看到码头缆桩，我就会忍不住多瞧几眼。在海军服役期间，这种蘑菇状的实心铸铁正是我最常使用的座椅。船只航行时甲板晃来荡去，它是定力所寄；泊在岸边时，它又是安住之所托。在那些漂泊不定的日子里，坐在上面就令人感觉踏实。然而，当码头空荡荡时，缆桩就成了孤寂的意象，无船的港口就像空虚的怀抱，又冷又凄。

那回从基隆坐船去马公，大半游客晕得七荤八素，我却有如重温摇篮滋味，一夜好眠。醒来船已入港，时辰虽早，但码头上的三位男子显然等候已久，蹲在缆桩上的那位尤其坐立难安。这一幕让我想起自己有回呆立码头望海的焦虑。服役时我在运补舰担任通信士官，往返金门岛运补，海上作业多过陆地。当时我与内人正在热恋，每当军舰在高雄码头靠岸，在台中念大学的她就会逃课南下，搭四五个钟头的火车来找我。有一回进码头营区的人忘了传话，她傻傻地在雨中站了好几个钟头才回学校。

总之，那个年代可没手机好联络，有一天甜甜蜜蜜约完会，回码头才知道两个小时前军舰接到紧急命令出航了。我有如五雷轰顶，瘫软在缆桩上久久才回过神来。擅自离舰的违纪行为，军法最严重可判前线脱逃。幸好舰长从轻发落，只将我禁足了三个月。

往事虽已成云烟，却常会不期然地以另外一种面貌重现，跟你搅和一下。马公码头的这一景，倏地把我拉回到四十年前的那个小水兵。

时间长河与海防岗哨

这几位执香迎接王船的虔诚信徒没有挤在人潮中，而是在平坦的海滩上找到最高处，远眺一场火焰盛典。瞬间付之一炬的，不只造价不菲的仿古木船，还有多少人的善心。这么一大笔信徒捐献的功德金，若是能用在扶困济贫、建设地方，该有多好啊！

信徒所站之处，是整个海岸线每隔若干距离就可见到的众多岗哨之一。这正是台湾戒严时代的遗迹。早在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之初，戒严令便由当时的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于1949年5月20日零时开起实施。除了在沿海制高点设了望台，也派驻全副武装的海防部队，二十四小时轮班监视海面动静。

除了渔民和海军，大多数台湾百姓从此都被封锁禁锢，只能远眺海洋，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警总与海防部队先后被撤裁，台湾全长1139公里的海岸线在被管制达38年又56天之后，终于得到了释放。所幸，烧王船祭典及其他民间信仰在戒严时期均未受钳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善良风俗，即使在压抑的政治氛围下，也依然受到妥善维护，代代相传。

拍照片的那天，距离解严已近一年。善男信女们轻松闲散地分据岗哨的各个角落，浑然不觉整个建物曾经是何等冷峻森严，令人触目惊心。将之作为景点的一部分来看，只能说它古怪丑陋。时过境迁，政治力的种种干预总有失效的一天。倒是那些正信、迷信、规矩、讲究，因彻底融入庶民百姓的生活，而得以在时间的巨河中源远流长。

农夫与牵轮仔

直到最近，为了写照片后面的故事，我才把这种老农具的用途搞明白。梯形木架的长边为轴，串有十几只不等的木轮，插秧前用来将水田画出直线。纵横各画一遍即成等距方格，如此一来，秧便能插得整齐，结穗后也株株匀称。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技术产物，只是不知始于哪个朝代，学名硬邦邦取成“木制正条密植器”。我倒宁可依儿时记忆，用台语管它叫“牵轮仔”，简单三字即清楚表明它是由人在前面牵着走的一排轮子。既具象又有操作感，而会用“牵”而不是“拖”字，也代表了农人的爱物惜物。文字之妙、方言之趣尽在其中。

牵轮仔的每只轮距为一尺。秧插得太宽会浪费空间，种得太密又妨碍结穗，且易得稻热病。秧插得规矩等距，不仅美观，稻子也健康，做人处事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然而，自从有插秧机后，牵轮仔便不被需要了。

最后一次见它依旧被爱惜使用着，是在鱼池乡头社村的田埂上。农家邀请我席地共进露天午餐，绵绵细雨如同在菜肴上洒甘霖，每口饭都不免令人想到“荷锄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看到这位村民扛着牵轮仔，仿佛护着心肝宝贝，我当然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相机。

农夫抬头挺胸、雄赳赳地注视镜头，代表了对自己能干粗活的自豪。我谨慎地多按了几次快门，为的就是在这2:3的黄金比例框框里，把他扛起牵轮仔的神态，以顶天立地之姿表现出来。

永恒的天籁

忘了这张照片是在清晨或是傍晚拍的，高山上的太阳露脸迟，过午不久又被群峰遮挡。利稻部落口的山路上，两位布农老妪、一位背着幼儿的妇人和刚会走路的小男孩远眺前方良久，既像是在目送亲人外出，也像是在迎接所爱回家。这深山部落我去过两回，印象最深的就是村民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与族爱。

布农人是台湾高山族活动力最强、迁徙率最频的族群，足迹踏遁中央山脉，因此有“山岳守护者”美名。由于居住范围广阔疏落，常以歌声呼朋引伴，在呼应之间发展成令人惊异的复音和声唱法。布衣人八部合音被誉为永恒的天籁，尤其是《拔兮瀑布》，至少需八位男士合声，无歌词，纯粹以逐渐上升的鸣音向天神至诚祈祷，气势撼人。《小米丰收歌》也早被灌录成黑胶唱片及卡带、CD，其中片段还被某届奥运用来编会歌。

我虽没在利稻看过任何祭典，但布农人敬天畏地的虔诚、氏族凝聚的向心力，在部落中的每个角落处处可见。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生活步调不仅被时代脚步打乱，原本坚守的传统信念也逐渐被外来文明侵蚀。但这些都远不及山体受创的挑战严苛，九·二一地震之后，每逢豪雨，他们的家园便饱受泥石流威胁。历代祖先安灵所在，已难为子孙安身之处。

这幕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场景，在当年见到便感温暖满怀，如今重看，却对他们的现况及未来忧心忡忡。八部合音的天籁为永恒，但爱唱歌的布农人要何去何从？

第四单元 那个时代那些人

召集令与同学会

初、高中毕业后我就不曾到过两处母校，这次重返小学也非缅怀，而是无奈接受征召。在台湾，每位身心健康的男性公民都必须服役；在我们那个年代，两至三年的兵期结束后，还得遵照“后备军人法规”，收到动员令便得按时赶往指定地点报到，直到三十六岁才算真正除役。在我碰过的点召中，短则上课一天，长则必须随军舰跑一趟前线运补。

这是头城小学的礼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像间破旧的大仓库。偌大的墙面虽然光秃秃的，但经年累月漆过再污、污了又刷的残迹，倒显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抽象趣味。大伙儿被室内混浊的空气闷坏了，一下课就溜到外面透气，门口卖零食饮料的小贩已经在等着啰！

那天聚集的后备军人都是家乡子弟，多年没见的儿时玩伴、邻居小孩全凑上一块，“教育召集”成了同学会加同乡会。所谓的“莒光课”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已经不知播放过几年的政绩宣传片，大部分人都在打盹，好不容易熬到吃完午餐饭盒，再听几位长官训话，这无聊的一天才能结束。

那天我闲得发慌，漫不经心地按了几次快门，其中唯有这张被我放大。草地上零零落落停放着脚踏车，无所事事的同乡们各自顶着团队识别的帽子……一股诡异的气氛弥漫在消磨了我大半个童年的校园里，陌生到令我不知如何面对。

惭愧的是，同学们直呼我的小名，我却怎么都想不起他们姓啥名啥。

本貌与初心

高雄县茂林乡的万山村，虽是原住民部落，但建筑样貌及生活形态已很难看出族群风貌。也因为如此，在邻村听到万山头目家有一场罕见的传统抢婚典礼，我便火速赶往。后来才知道，万山村据说是个人人都是头目，因此人人也都不是头目的聚落。

入村见到这对盛装的小姐妹，就知道跟在她们背后准没错。两个小孩在陡斜山坡的巷道中穿走，上上下下、东拐西弯，来到一处砖屋前。见她们朝内探视的模样，连背影也透露了好奇与兴奋。原来，新娘正在里面化妆呢！

说起来，这支部落的族群还真是历经坎坷、身份如谜。清朝时，他们的部落名为“万斗笼社”，族人自称“欧布诺伙”，又曾被称为“萨里仙”，归类于“傀儡番”的一支，后来又被视为排湾人的一部分，最终划分为鲁凯人的下三社群。万斗笼社的语言独树一格，不属排湾、鲁凯，也和下三社的另两个部落多纳、茂林完全不同。族人几经变迁，又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几乎已无人可说流利的母语。

由万山教会沿革史可约略了解万斗笼社人的悲惨岁月。1955年10月他们被迫从已居住数百年的地方迁到一天步程之外的现址，满怀恐惧地在丛林中拓荒求生、重建家园，不久便拥抱了外来牧师所传的福音。可叹，村民原本单纯，后来竟因各教派之间的对立而分裂长达数十年。

其实，万山村的所有头目，本貌初心不都跟这对小姐妹一样，无忧无虑、纯洁无染吗？

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澎湖县望安乡是离岛中的离岛，中社村则是岛上保存最完整的闽南三合院建筑群，地势平坦、海风强劲，树都长不高，想俯瞰全貌只有商借民宅屋顶才办得到。逐一叩门不见人应，方知村子虽外貌完好，却是人口严重外移，实如被遗弃了。

好不容易借到高处，等了半天，也只看到巷内出现一位步伐蹒跚的男子。冷清落寞不只笼罩全村，也困住了村民的行止。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原先期待好照片的热切随之降温。海风呼呼，吹人愁啊！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重返旧地，倒是在一个多月前看到一则关于小岛的大新闻。本来很少被媒体关注的望安乡，十年前因财政发生困难，穷到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小小乡公所一度遭断水断电。后来，不知哪个聪明鬼想到接受外界捐地节税的方法，总计受赠了9776笔遍布台湾各县市的大小土地。土地价值不断升涨，地价税难以负荷，乡公所遂于今年6月拍卖其中1026笔土地，得金73亿元，为该乡年度预算的56倍。预计望安乡公所在今后半个世纪内都可高枕无忧，不必再为筹措财源伤脑筋了。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对小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谁也难料。钱用得好就是替乡里造福，为下一代铺路，否则就是作恶，再冠冕堂皇也像水中掷石，噗通一声后水花四溅，什么也留不下。但愿曾经有如弃城的中社村，能得到妥善的修葺、维护，让后辈子孙保有珍贵的文化遗产。

摩托车上的一家人

这是我在离开三地门乡赛嘉村前的最后一瞥。一位骑摩托车的庄稼汉载着四个儿女，在引擎蓄势待发的那一刻被我喊停。看得出他是平地人，愿意在当地居民村落外的这片荒野租地开垦，肯定特能吃苦。父子们挤在一部车上，又不见孩子的妈，不知家中景况如何。

我老远就向这家人招手，跑过去请他们让我拍张照。汉子问也不问，大大方方地熄火，等我取景。两个男孩在后，两个女孩在前。弟弟坐得最稳当，哥哥悬在置物箱上，姐妹俩虽骑在硬邦邦的油箱上，却有父亲的怀抱可靠。

一家人在旷野的高山前，远看渺小，近看却显得强硕之至，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串在一起，每个人的呼吸都连成一气了。这既危险又紧紧依偎的情景，想必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深刻的共同回忆。框取构图时，我发现他们的视线望向同一远方，不问也明白，那是家的方向。

汉子问了声：“拍好没？”见我鞠躬道谢，才踏下油门，碾过碎石满布的河床扬长而去。引擎声噗噗噗地划破寂静，望着越来越小的车影，我由衷赞叹这位了不起的父亲，既要上工，又要顾孩子。但愿女主人只是出门办事，此刻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等他们回家。

事隔近三十年，我拿起照片仔细端详，觉得这其实是件好事。孩子们会因跟在干活的父亲身边而懂得分辨各种作物，也会明白大地供给的每一口饭都得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挣得。那是台湾人最勤奋的年代，孩子们受的是最好的学前教育。

盐田孩子

布袋盐场我去过三次，目的都不同。第一回是为《家庭月刊》旅游专栏，自己一个人。第二回是为电视节目《印象之旅》拍纪录片，和一组工作人员开外景车去。第三回在最近，人更多了，十几辆车，是随证严法师行脚，有间慈济环保教育站就在附近。

记得第一次去，几乎找不到可报道的故事，整个地区空荡荡的不见人影。那时，布袋盐场还是人工采盐，海水才引进蒸发池不久，得再等个好几天，海水晒干了才有盐巴可采。倒是邻近的小渔港相当热闹，挖蚵妇女三五成群地坐着干活，老的小的都有。我依照她们的指点，雇了机动舢板出海看蚵田，发现养蚵人家就像海上的游牧民族，大开眼界。

第二次去，走到哪儿都有小孩跟着。当地少有外人来，外景队和摄影机让孩子们好奇得不得了。在引海水入田的渠道取景时，远处还不断有小孩闻风赶来，看看地平线上的小人影就知道了。

布袋是台湾六大盐场之一，晒盐史可追朔至清朝，在全盛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晒盐工达两千多人，却因不敌产业机械化及进口货之物美价廉，于2001年废晒。受到深度盐化的土地不能耕作，近年来成立了一座盐博物馆，旁边耸立着几层楼高的雪白大盐山。地表仍显荒凉，但在那小小的慈济环保站里，纯朴的乡亲们从2004年就义务整理着资源回收物，说救地球是每个人的本分事。

或许，在这一大群慈济环保志工中，也有三十年前我拍过的盐田孩子？

在路的尽头望海问苍天

台湾虽小，但坐在电视外景队的车上从台湾头晃到台湾尾，也够累人了！天没亮出发，天黑了还在半途，只得夜宿屏东市区，起早再赶路。当年的屏鹅公路还没拓宽，路况不佳，整趟路仿佛遥遥无尽，越往南越不见人迹，蓝天下的碧海在艳阳中浓到化不开。那时方才体会，这洋人口里的福尔摩沙、国人心目中的宝岛，比想象中大得多，而且有些角落就是穷追到底也不易见着。

台湾岛的最南端，就是恒春半岛岬角上的鹅銮鼻。清朝时期，不谙水域的外国商船经常在此触礁，洋人被当地人掳杀的事件不时发生。清廷迫于外交压力，于1875年委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毕齐礼在此兴建灯塔。为防原住民侵袭，塔基建成炮台，围墙开有枪眼，并派士兵守卫，是世界上唯一的武装灯塔。

甲午战争后，灯塔被离台前的清军摧毁，经日本人修复后又在二次大战期间被炸。1962年国民政府重建灯塔，1982年鹅銮鼻国家公园成立，邻近50公顷的风景区均被纳入规划。

这一带原是海底礁岩，园内珊瑚礁、石灰地形遍布，经年累月受浪涛、海风、雨水侵蚀而成礁洞、奇峰等特殊景观。身为电视节目执行制作人，我随着录像人员四处取景，却很少拍照，因为单张静照与动态影像的关注角度大有不同——直到前面无路可走。

路的尽头就是佳乐水，古名“高落水”。往前、往左、往右，都是沧海一片。几位游客静静伫立，背影显示望海问苍天的意象。我拿起相机，框取构图，按下快门，同样无语。

完美的那一刻

太阳虽已下山，天还很亮。台湾中部的夏天最舒服，是可在潮湿气候中享受干爽的所在，而南投县埔里镇又位于全省正中央，向以好山、好水、好民风闻名。那天我从地理中心碑下来，本可搭车回镇，却宁愿选择安步当车，尽量延长漫步田野的惬意时光。

草香、土气随风飘散，清澈的空气使由黄转红的霞光洒遍天际，苍穹的胭脂映在刚放满水等待插秧的田畴里，让人着迷。后方传来节奏分明的木屐声，回头一瞧，一位用手将儿子托在背上走的父亲气定神闲，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他父子俩，不理呼啸而过的车子，也无视于我这个待在一旁的外地人。

我也不愿打扰他，只想将此情此景化为永恒，静静换上适当镜头，尾随于后。要维持照片构图的饱满并不容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并非任人摆布的静物，人、事、物之间的关系随着位置不同随时在变动，摄影者和被摄对象的距离与角度也是如此。任何一个细节都会牵动全局，照片的成功与失败，就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般绝对。父子俩的背影每秒都在晃动，看似容易捕捉的镜头却实难掌握。

父亲和儿子的呼吸声彼此呼应，吐纳又与步伐契合，摇晃的身影与渐浓的暮色愈粘愈紧……组合的可能性太多了，究竟哪个瞬间、哪种构图才是这一幕的最佳时空交叉点？我跟着跟着，感觉步伐已与他俩合拍，一呼一吸也能同步时，立刻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我知道，完美的那一刻已现眼前。

两个巴掌的怀抱

年轻爸爸将未足岁的儿子举上举下，看来是久经把练才会这么利落。臂膀起落的速度虽然稍嫌急促，但由他托捧小脑勺、小臀部的温柔以及婴儿的舒服模样看来，这两个巴掌其实就是爸爸温暖的怀抱。

这是屏东县佳冬乡的一个小杂货铺，也是公交车的候车站。这位得意的爸爸并非等车，而是来献宝的，巴不得上车下车的每位乡亲都能看到他的心肝宝。

佳冬是高雄到枋寮沿海公路的一站，原名“茄藤”，位于屏东平原最南端，原为“马卡道”平埔人的部落。根据资料，此地早年是大陆移民来台的一个登陆点，目前尚有不少列为三级古迹的古厝，可是我一下车心就凉了半截。柏油路两旁并排着几间毫不起眼的小商店，景色之单调陈闷，令人无法想象。全省相同的地名不胜枚举，难道我想去的是另外一个佳冬？

半个钟头之后，我终于明白，公路根本不经过市镇中心，车站也被设在外围。这跟当地的特殊环境有关，打屯垦之初，佳冬就是为防御而形成的聚落，所有房舍紧密相连，就像层层墙垛般自成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外人固然难以进来，但日后自个儿想要发展也没那么容易了，就连结合高屏地区的便捷运输系统也不得不绕道镇外。乡民到车站要走半天，来往过客也无法从车上欣赏古味十足的街道。

在这么封闭的地方，好像要很费事才能看到什么。处处想要跟人分享喜悦的这位父亲，成了佳冬给我最强烈的印象。

不是每个怀抱都柔软

据说，孩子的妈妈在生下他之后就离家了。这位爸爸是个草药郎中，摆在地上贩售的一根根药材都是他亲自上山采来的，但也没几样，就是翻山越岭也得背着孩子。默默跪坐着的爸爸背脊单薄，背带又太松，小孩贴不住，弯着身体、仰着脑勺居然也能睡得这么香甜，丝毫不受喧嚣惊扰。

万华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区域。18世纪初，在此居住的平埔人以一种他们称为“Manka”的独木舟作为交通工具，循淡水河、新店溪与汉人交易茶叶、番薯。因聚集的独木舟众多，族人便以同音字“艋胛”为地区命名。虽然日本政府后来将之改名“万华”，以期“万年均能繁华”，但“艋舺”依旧是民间惯称。

万华夜市如今以各式各样的台湾小吃闻名，从顶高级的海鲜餐厅到价廉物美的大铁桶煮肉粥都有。然而，早年这里还四处可见杂耍、变魔术和江湖郎中的各种把戏，堪称台湾旧社会市井生活最丰富的呈现。当然，在生命煎熬中苟延残喘的边缘人也不在少数，这位身兼母职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让我深为感动的是，他虽然那么困难，那么憔悴不堪，却不愿像有些摊子那样，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白纸黑字大大地写满凄苦。他同意让我拍照，我却不忍正面取景，留下他饱受生活折磨的痕迹。孩子依旧睡得香甜，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忍不住在心里呼唤：孩子啊，不是每个怀抱都柔软，但这单薄的背脊已是爸爸的唯一！

怀抱里有怀抱

夏日清晨的迪化街总是比台北其他地方要劳作得早些，尤其是大桥下的人力市场，在天亮前泰半已做完主要交易。等待天明受雇的临时工人，将封包打捆的南北货搬上车或卸下来交给店家后，有的枯坐，有的就在货车上睡起回笼觉来。跟爸爸一块儿来的这个小孩显然一点也不困，小手在爸爸的脸上摸来捏去，还不时拔拔下巴上的胡茬。

大桥头下的临时工市场约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当时房地产正热，许多中南部人北上寻找发展机会，其中大部分都住在当时屋价较廉的三重，邻近的大桥头因此逐渐成为临时工市场，每天大约有70至100人可受雇用，没活干的人大约11点就会陆续离开。

迪化街是大稻埕商圈最重要的市街，在日据时代叫作“永乐町”。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将台北街道全面更名，方式为以中国大陆行政区作基准。由于“永乐町”是台北市的西方，故采用当时大陆最西边的省分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名。更名迪化街后的大稻埕商圈持续蓬勃发展，并由纺织逐渐替代农业，成为台湾新兴工业。现今的新光集团、南亚纺织、远东纺织、宏州纺织等，都是发迹于迪化街。

享受怀抱的应该不只是孩子。对这位扛惯重物的父亲来说，儿子的体重根本不算什么，小手捣蛋也浑然不觉，累过头的深睡是很沉的。空气清冷，父亲却只穿着短袖汗衫，热烘烘的小身体就像条被子，父子俩不仅怀抱里有怀抱，心也是贴在一起的。

庐山温泉的父女

事隔多年，我对小女孩的爸爸已全无印象，但每次重看照片，仍会被那浓浓的亲情感动。出门上工的父亲舍不得一路跟随的女儿，才停下脚步，女儿就冲过来，紧紧抱着他的大腿不放。怎么哄，她都只是赖着、依偎着。

这儿是南投县仁爱乡的庐山温泉，在日据时代之前就已被当地居民发现，传说受伤的动物来这里浸泡温泉后，很快就能痊愈。1930年雾社事件发生——电影《赛德克·巴莱》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抗暴幸存的赛德克人被日本殖民政府迁离，领地由日本人接收开发，成为台湾中部三大温泉之一。

照片是在温泉区的吊桥头前拍的。那个年头，山区交通不便、游客不多，能投宿的地方只有警光新村和另一家民营客栈。警光新村是日式传统瓦顶木屋、榻榻米通铺，以两面糊纸的木框拉门隔间。我歇息的斗室面对庭院，房间外的过道就是最佳赏景位置夜里桂花飘香，毫不费事就把我送进了梦乡。

一觉好眠，清晨醒来赶路，才走出新村就碰到这对父女，看轮廓应是赛德克后裔。我将天真无邪的童颜当成画面焦点，因此只拍到父亲的腰部。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脸孔虽然模糊，表情却充满了怜爱。慈祥虽没在底片上显影，却肯定烙印于女儿心中。

过了几年，此处成为热门观光景点，风光了好一阵子后，无可避免地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重创。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南投政府终于在2012年公告废止游览区，庐山温泉即将彻底走入历史。

淡水河堤的祖孙

我不清楚这位衣着素净的老太太为何在烈日之下，背着孙女于淡水河堤上踱来踱去。这种天候不适合散心，她也并非要乘渡轮到对岸八里，倒像是在盼望着什么人到来，焦虑的表情透着无奈。是在等孩子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儿子媳妇吗？

淡水于1858年开埠通商，是台湾北部最早开发的港口。旧名“沪尾”之由来，一说是因其在清代即与上海通商频繁，犹如接续于上海之后尾。如今，船舶聚集的贸易盛况虽已不再，但历经西班牙人进占，荷兰人入侵，清廷及日政府统治的历史痕迹，依旧在老街那一座座的旧建筑上找得到。

那年，我才学会摄影不久，一有空就会跑到淡水小镇磨炼技术。那天，我用的是一款极老式的Leica相机，没有任何自动功能。装胶卷、测光、调光圈、对焦，一切操作都得靠十根手指头的灵巧配合。定焦镜头视角不能改变，想换成透视，就得手法利落地更换镜头。总之，全身感官及所有肢体都必须和谐互动，按快门的那瞬间并非只是动动手指，而是身心已聚焦于一处。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外在环境如此特殊，以我初学者的本事，尚无法判断正确曝光值。

阳光亮到令人睁不开眼，河边的漫射光使人物与远山都失去了立体感。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老妪背对着太阳，小童脸贴着脊梁。祖孙俩想求一丝清凉而不可得，地上的影子就像是她们的处境，孤立无援。

驿站

驿站，总是匆匆去来，不会留意，但彰化客运车总站已成那趟旅行最鲜明的印象。车班不多，小小的候车亭不是挤满了人，就是空荡荡的，水泥地被践踏得残破碎裂。

一班车刚离开，只剩我跟这位老人对坐无语。他盛装打扮，连乡下人很少打的领带也系上了。身旁的拐杖好特别，又直又长，显然是砍修树的枝干而成，节眼满布，足见那棵大树有多繁茂。老人心事重重，好像是要去处理大事，会见特别的人。

我虽随身携带全省客运车路线图，但每到一地，还是会仔细核对最新信息。墙上画的路线图比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都大，好像这个穷乡僻壤的每个小地方都无比重要，复杂的图表有如神经脉络。

地名往往藏着线索，水尾、花坛、犁头厝、同安寮、三家春、柴头井……每个地方的背后好像都有丰富的故事等着我去采访。但光靠直觉与联想来决定去哪里，令人失望的例子也不少。记得有回在南部看到一个叫“窗风”的地名，兴奋赶去，结果啥也没，只是个平凡至极的乡镇交界处。又有一回，在北部被一个叫作“水流东”的名字吸引而去，目的地到了却连车都不敢下，原车返回。那是个装甲部队营区。

面壁良久，左看看，右看看，本来还无事一身轻，渐渐却和那位老者一样，心情凝重起来。何去何从，起码他心里有数，我却是起站、终站、方向、路线都清楚摆在眼前，却没了主意。

火车与乡愁

刚学会摄影时，逢年过节，从台北回头城实在是件累人的事。那个年头，滨海公路尚未打通，北宜公路则是翻山越岭，惊险无比，尤其是那段九弯十八拐的坡道，经常有车子坠崖，不少人沿路撒冥纸。

返乡人潮以铁路为首选，不需划位的慢车塞得满满的。车厢门口的两位年轻男女，一看就知道是家乡人，既有点懦弱又十分倔强，虽保守胆小却不怕生活折磨，身上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怀里兜着辛苦攒下的工钱，归心似箭，盼望着向一家老小证明自己衣锦荣归。

童年时，吃过晚餐才入夜，大人就会催小孩上床睡觉。躺在硬硬的木板床榻上，夏天热得浑身冒汗，冬天棉被无论压几条仍然手脚冰冷，总要折腾一番才能入眠。翻来覆去的时候，就会听到几条街外，头城火车站最后一班开往台北的火车进站又出站，咔啦咔啦地由远而近，再逐渐消失。

边听辗轨声边做梦，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家乡啊？到台北之后，幸运之神会降临在我身上，让我闯出一番局面，荣归故里吗？

初二时第一次坐火车逃家，搭的就是清晨开往台北的第一班车。家人还在熟睡，我蹑手蹑脚，生怕把木板楼梯弄出声响，上了火车才知道，一切都跟想象的不一样。那时的慢车还烧煤，过山洞时整个车厢都是煤烟，呛得人直咳嗽。在台北流浪了两天，一切美好憧憬破碎后，才垂头丧气地回到现实。

2006年，雪山隧道通车，从台北开车四十几分钟就可到宜兰，火车跟乡愁已经扯不上关系了。

不一样的望春风

远远就听到从小熟悉的旋律，虽只是手风琴演奏，无人伴唱，歌词却在我的脑海中清晰浮现，忍不住轻声唱起来：“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遇着少年家；果然标致面肉白，谁家人子弟；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弹琵琶……”

台中公园的大榕树下，是爱乐者以歌会友的聚集地，有时是南北管，有时是西式鼓乐，那天却独见这位拉手风琴的人。他怕声势不够，还备了一套功放设备及音箱，孤单单的一个人，却制造了别人整个团的共鸣音量，让每个角落都飘着这首人人皆知的《望春风》。

作词李临秋、作曲邓雨贤将少女怀春之情含蓄又贴切地表达出来，自1933年开始传唱，直到今天都是台湾人在异乡的心灵寄托，被誉为“只要有台湾人的地方，就有《望春风》之声”。我听过很多版本，但用手风琴演奏，却令人有前所未有的感受，如同在乡土味十足的食材中加入西式烹饪法，使之变成了无国界的新料理。

听着听着，就想起了当年的恋爱时光。公园里的小湖可供划船，湖面那座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凉亭常被印在明信片及邮票上，旁边就是绕着亭子划圈圈的小舟。内人在台中上大学，我在高雄服兵役，每逢休假日不是她南下高雄，就是我北上台中。台中公园正是我们经常流连之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回在湖上泛舟还差点翻船。

这位手风琴乐手令我忆起往事，也让我想起年轻时的内人。或许，当年她也在心中唱过《望春风》？

归园外的逍遥人

这是离开归园时，于园外小径所见。一对庄稼夫妻驾着牛车下工，骑单车的长辈顺路同行，为了维持等速，不踩踏板攀车而行。三人闲话家常，有说有笑，开怀满足的模样，令我寻幽探古的愁绪冲淡不少。

位于归仁乡看西村的归园，是清康熙年间的台南富绅吴世绳所建，与板桥林家、雾峰莱园、新竹潜园、台南吴园并列为台湾五大名园，因地处偏僻，较少人知。我遍寻不着，四处打听，方知附近人家称其为“公馆”。在荒郊的杂草丛中找到入园步道，整个心都凉了，放眼所及，只有颓废倾塌的残墙断壁。然而，榕树参天，丹桂繁茂，假山、楼阁、池塘皆备，全盛期的规模与气派仍可想见。

两位逃学学童在鱼池及草丛中找硬币，原来早年游客常会在圆拱型的月门上玩滚钱币游戏，技术好的人可让钱币沿着洞门作360°旋转，但多数均散落草丛。一位年轻画家在已没屋顶的正厅架起画架，将破落阴暗的庭园抹上明亮的暖色调，似乎想在笔下恢复当年的豪门风光。

归园几度易手，渐趋残破，最后由诗人陈江山取得，修葺一番后，定出露台春雨、月门秋色、方沼采菱、石屏晚照、绿堤倒影、虹桥策杖、邱隅古洞、老榕贯石、丹桂飘香等归园十景。然而，一切繁华依旧在岁月的侵蚀下风化，淹没于四窜盘踞的蔓藤树根中。

我怅然离去，却闻牛车声辘辘，当下见证了这份温馨的农家乐。富贵如浮云，真正的逍遥与自在，还唯有寻常百姓才能得啊！

联结天地之气的身影

远远就看到这位庄稼汉荷锄走来，不过是走在下工回家的路上，神态、步履却好似联结着天地之气，让我心头一震。家就在前头，整片田园仿佛是他们的院子，农事就是家事，家事也不外乎农事。

兰阳平原多雨，只要稍微攀高，就会身在云雾缥缈间。这是宜兰县员山乡的一座小山，海拔只有500米，却向来少有外人打扰，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宜兰人，也是听同乡小说家提起，才首次来访。当年的公交车终站是圳头，接下来还得走两个钟头的碎石子路。双连埤就在一条迂回山路的尽头，山青水秀，仿佛罩着薄纱的仙境。

这儿因有两个占地三十多亩的大埤相连而得名，灌溉水源丰富，20世纪初还是片荒地。日据时代，官方宣布头三年不必缴纳田租，鼓励老百姓开垦，但地处偏僻，最早只有三户人家迁来屯居，就是全盛时期也不过百来户。在我造访时，其中一个埤已干涸，农民也只剩四十余户，境内人烟稀少。

三十多年没去双连埤了，上网查看，大致是老样，只是多了一家民宿，成了旅游推荐点。山景依旧，湖水仍然碧绿，然而，整个地方却让人觉得失去了什么。原来，天气变了。小时候常怨天气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倒有三百天在下雨。长大才明白，宜兰那种独特的美正是因为多雨，饱满的湿度让山水有了灵气。

双连埤失去的东西，正是大地失去的灵气。山水没了韵味，联结天地之气的身影，再也难见了！

下工的农妇

嘉南平原的农妇为了遮阳挡风，喜欢用大花巾把斗笠带脸整个包起来，让人看不清她们的脸。由于经常劳动，无论多大年纪都身手矫健、身材苗条，又因为个个穿着都是花花绿绿的，时常让人误判，把六七十岁的老妪当成还没出嫁的少女。

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先前在花生田播种时，无论身影、声音或是躲着镜头的害羞模样，都像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等到她收工，把三个孩子带上板车，我才知道自己又猜错了。

她的背影让我突然想到，母亲应该也曾有年轻的时候啊！印象当中，妈妈永远是老老的，但也经常这样打扮：斗笠、花布、绑手……只不过板车更简陋，是用双手拉的。回想童年跟母亲去菜园做工，返家时，板车若是装满了地瓜和藤叶，我们就在后面推。板车若是空的，我们就跳上去坐，竟然从没想到应该让妈妈轻松些。

上坡时，三四个小孩在后面使劲推，下坡怕板车滑太快，每个小孩的脚板就得当刹车用，一步一步抵着碎石子路。实在刹不住的情况也有，那时，妈妈就会立刻拐个弯，引板车冲到路旁的大树干上。

镜头中这位农妇归心似箭，急着赶回家烧饭。要喂饱的除了车上的三个小孩，还有丈夫与公婆。我想引她多说两句，她却只是笑，板车踩得飞快，让我得用跑的才能取镜头。问她到底几岁，怎么就有三个小孩了，她却踩得更快了，把我甩得远远的。

故乡的牵罟人

小时候常听大人津津乐道，谁谁谁又因“牵罟”而发了笔小财。每当夜深人静，听到有人打锣或吹螺号，大家就晓得又是大丰收，鱼网拖不动了。赶去帮忙收网的，只要一次提得动、拿得走的渔获都可带回家。在那辛劳刻苦的年代，除了牵罟，没别的活儿能让人一夜之间就装满荷包的。

听说满网时的鱼获，得四五十个大人才拉得动，可那样的场面我却从来没见过。天黑，又是海边，小孩不准去。等到我终于长大，会拍照，家乡的近海一带已因过度捕捞而鱼群渐稀，自家拖一拖就成了。

那年有本杂志做专题，找全省知名人士写他们的故乡，宜兰县由我负责。老家绝对不能漏掉的项目，一个是泥沼田，一个就是牵罟。泥沼地软到田埂都会晃，插秧、除草、割稻不知比一般要辛苦多少倍。可是有地就得用，尽管田中泥泞高到胸口，收割时还得在舢舨上让人推拉前进。上田埂歇息的农夫个个成了泥人，太阳一晒，泥巴干裂，就像鳞甲动物。

泥沼田好办，舅舅家就有一亩，可是牵罟就得拜托爸爸四处打听了，有消息就赶快打电话叫我回家。从前牵罟多在夜里进行，因为那时鱼多，可后来什么时辰鱼都一样少，牵罟就改在白天作业了，海水也比较暖和。

那鱼网可真大啊，十个大男人扛也费力。沙滩上的这群人准备上舢舨到近海撒网，看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就知道今天渔获也不可能多。在那些个神秘的童年夜晚，令人兴奋莫名的螺号声，再也不可能听到了。

那个时代那些人

这幕影像的拍摄时间、地点都没留下记录，就连底片也找不到了，手边就只有一张微微泛黄的5×7相片。至于怎么碰到这位农夫，印象也已稀薄，只有细看照片回想，可能是有条沟渠挡在前面，让我没法再靠近，只能从这个角度取景。

牛车在乡间小径慢吞吞地移动，牛很老，人也差不多，才耐得住那样的速度与闲情。虽是回忆，惆怅的情绪依旧令我悸动。在拍照的当年，这种场景在台湾乡下已不容易碰到，因为一种装了小马达、叫作铁牛的拖拉车已开始在农村风行。还用牛车的农民，不是手头较紧，就是格外念旧。拍这张照片时虽然觉得好美、好温暖，但也明白，这位老农好辛苦啊！

农业社会上千年也没多大变化，这半世纪以来却整个翻了盘。我总觉得农业社会就像是人类的童年，计算机入驻生活之后，人就没有童年了。小孩跟成年人接触同样的信息，四岁与四十岁同等熟稔手机、iPad，玩起电动游戏来，说不定还胜过一筹。

想到这点，我就会觉得自己何其有幸，在农业社会诞生、成长，等开始就业，台湾经济已好转，只要肯干，处处都是机会。计算机时代来临，我们这一代已有厚实地气打成的基础，不至于受虚拟世界迷惑，还能享受科技发达的便利，有机会参与信息时代的发展。

工业借着牺牲农业而成就，回望过去，叫人怎能不珍惜、敬重那个时代、那些人？展望未来，又怎能不为子孙设想，留给他们—个干净的地球？

回家与离乡的路上

二龙村一个林家小孩在家族公田插了一阵子秧后，独自提前回家。稍嫌大的斗笠尖顶微微开花，是有时被风刮跑，滚地磨下的痕迹。赤脚踩在碎石子路上又刺又烫，只能身挺直、肩拉宽，让步履踩得又大又快，才能尽快到家。这背影简直就是童年的我。

远方的中央山脉布满厚云，艳阳使白云折射出令人想象不到的丰富层次，让走路回家的一桩小事也显得隆重、庄严起来。对我来说，这一幕其实是童年的结束。他要回家，而在那个年纪的我，成天想的却是离家。我要离开宜兰到大城市，我要走向世界。

《失落的优雅》专栏以这张照片作结束，然而，十多年前展览时，我并没把它纳入，原因是无法面对，看到这孩子的身影就会自责：为何小时候不能理解父母的辛劳，为何总是看轻乡人、看低土地？长大以后，却是这些回忆支撑着我，让我在令人愈来愈不确定、愈来愈没安全感的时代稳稳地踏出每一步。

正是这些回忆让我坚强踏实。赤脚板的每一步都有石砸的凹痕，成长经验的每一道伤痕都化为了我内心深处的印记，让我对某些事情免疫，让我清澈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又找回了什么。

人人对优雅的解读不同，它可以是一种养尊处优，也可以是一种身段、内涵或风采。以我的体会，那应该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是一种把自己缩小，天地反而会变大的境界。人人克己复礼，许多失序的现象就能恢复正常，也才能再度找回失落的优雅。

版权信息

正方形的乡愁

作　　者：阮义忠

ISBN：9787510847608

目录

版权信息

序 把乡愁框得更紧

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跛脚七仔

二哥的兰花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记忆中的龟山岛

一个时代的刻痕

一个村落的伤口

俯瞰众生

时间之舟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家乡的水肥车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迪化街的叮咚声

传递乡愁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乱弹戏干旦

第二单元 家园去来

等待的母子

开往淡水的末班车

家园去来

淡水线怀念之旅

有一个礼拜五

秋风中的行者

追风的小孩

男子与狗

梦境的窗口

也是启发

拴链和没拴链的

闲适的小日子

淡水码头忆老友

第三单元 难得的时光

无言歌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返乡途中

难得的时光

好山好水好埔里

一个美浓的早晨

坪林茶农

没有意外的世界

不存在的画像铺

故乡头城的海边

唱《劝世歌》的盲妇

一个时代的典型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明德水库吊桥

下棋的老友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想起了大姐

石碇村的小孩们

菜园里的小姐弟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补破网

南澳村的假老头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最深沉的乡愁

老传统与新潮流

撒娇的小女孩

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

梅山部落的“莫”

突兀的摄影经验

庆安宫的王船祭

精神折磨

阵头团员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静悄悄的戏台

后台的假寐

澎湖的收惊婆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两个世界

误入禁区

时间、空间的线索

以心映景

龟山岛的召唤

乡愁不再狭隘

序　把乡愁框得更紧

小时候，我们看到照相机的机会不多，只有在大年初一拍团圆照时，才会看到照相馆师傅和助手扛着大大的木头相机和三脚架，来到镇上一个斋堂前的广场集合。那里比较清静，而且地方够大，装得下我们阮家几十口人。

穿着新衣的小孩兴奋地四处狂奔，被大人抓回来后，动也不能动，一站老半天。师傅用一块大黑布把头蒙住，凑在木箱后调调弄弄，又把头伸出来叮咛我们不能转头、不能闭眼；同样的程序重复好几遍，才会郑重其事地按下快门，以免浪费昂贵的底片。总之，拍照在童年印象中是磨人的苦差事，可也隐隐约约地明白，那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那时最轻便的相机就属120片幅，拍出来的照片是6cm×6cm的，四四方方，大小跟小孩玩的纸牌差不多，不用放大，光是印样就可看得清楚。风流倜傥、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当民政课长的四叔就有这么一台奢侈品。虽然他只拍自己的小孩，很少将镜头转向我们，可我最喜欢盯着他摆弄机器，觉得真是神奇啊！把他最爱的人、最在意的东西摄入那神奇的盒子里，就能变成一张张永远都在的影像。

他像拼图那样，把所有照片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相框里，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大相框让人百看不厌，每次到他家，我都会再瞧瞧年轻时的四叔、四婶，看看含着奶嘴在地上爬的堂兄、堂弟，感叹长大后的他们真是讨人厌多了！摄影把时间停格的魔力，我还真是从四叔那里最早感受到的。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四叔的那部相机是日本出产的Yashica D。离开家乡多年后，我成了职业摄影人，有天在台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机，立刻凑钱买了下来，真希望它就是四叔的那一部，被老人家淘汰换新后，辗转流到了我的手里。可惜，用过才知道，那部相机在光线充足时还不错，拍较暗的景物，解像力就差了。

常用35mm相机捕捉画面的我，每隔一阵子就喜欢用120相机来调剂一下。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整个人自然而然就会谦逊起来，静心享受等待的滋味。使用这种相机，好像跟童年、故乡有了联系。

《正方形乡愁》出版在即，前一阵子我刚好为了下一个展览在暗房里放了好几天照片。看着一张张影像逐渐浮出，感触极深。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

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1976

家门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跛脚七仔，1976

跛脚七仔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二哥的兰花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头城老家后院，1976

马祖芹壁村，1979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三十三年前的春节，我随团采访，首度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东引、西引等十个岛屿的马祖列岛隶属福建省，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有如来到异域，见到乡亲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陆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个奇特的小渔村，全部是闽东式的花岗石民房，堆栈在峭壁上，仿佛是电影里的地中海画面。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门口，门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门，就能毫无阻碍地观望福建省沿岸。想问他对岸有没有亲人，可是他只会讲福州话。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因渔业资源渐枯而转为萧条，人口大量移往台湾，没想到如今竟成为度假胜地。会再度造访，是因为跟我学摄影的一位牙医，有天在治疗我的牙齿时，忍不住说：“老师你就休息休息吧，这个礼拜跟我去马祖。”原来，他服兵役时就是在马祖当军医，对这儿特别有感情，跟我学完摄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定期来这一带做研究。

那一趟，不仅跟学生重返芹壁村，还搭船去了东莒岛。当时“聚落保存”观念已盛行，民间、学界携手推动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维护。地方政府投入大笔经费进行老屋再生，闲置空间再利用；艺术界人士开始进驻芹壁，电影及商业广告也经常来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美得像希腊。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难。在地海鲜丰富，就是点个最简单的面条，也只能供应掺鱼浆的“鱼面”。

台北民生东路，1988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迷上正方形构图后，每当看到120相机，我就忍不住想收藏，从复杂的蛇腹到简单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陆看到的“红梅”“海鸥”“长城”，也都兴冲冲地抱回家。拍照要有仪式感时，我用哈苏；街头抢拍则多仰仗体型较轻、快门声较小的禄来。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在台北市区溜达。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开春之际，这面脏脏旧旧、位于民生东路与光复北路交叉口的墙就变得特别迷人，因为夕阳角度刚刚好，会把树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梦似幻。

这堵墙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约百来米，被一家建设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别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围住一片军事基地。国民党来台不久，便于台北市的东、西、南、北各区圈围了占地甚广的军事单位，首善之都快速发展，长长的围墙见证了数十年的变迁，最后都难逃被铲平的命运。

我持续地在这个季节拍这面墙好多年了，说不上为什么会这般痴情，只觉得市民由这面墙下走过，就仿佛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台北的时空中。那天，一位相貌、举止、穿着都别有韵味的老人映入眼帘，从观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后面，会动的影子就像他的过去，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幻引领现实、过往牵动当下的暗喻。

整个军事基地迁走后，剩下的这段墙自然也被拆得一干二净。如今这里已是热闹喧嚣的商业区，秋末冬初，来来往往的人们，影子不知映在哪里？

记忆中的龟山岛

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时，朋友之间见面总会问，想不想去大陆看看？那里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当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回答，祖先虽然是从福建来的，可是我最远只能寻根到头城外海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在沙滩打排球的这些少年，身后浮着的就是龟山岛。拍这张照片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头城镇民一半打渔一半务农，务农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边去，可我们却把它当成秘密乐园，除了在海里戏水，在沙滩打球、追逐、捡贝壳，长大后跟女生约会、跟男生决斗，地点也多半选在海边。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门，1987

一个村落的伤口

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俯瞰众生

那阵子，乡土文学盛行，影响所及，素来爱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的坊间摄影团体也纷纷赶庙会，抢拍八家将、神舆绕境。不同场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识之感。

几个月前，家乡的摄影协会邀我去演说。对把摄影视为休闲交谊、集体出游、在荒郊野外拍漂亮模特儿的活动，我一向不以为然，从不接受类似组织的讲座邀约。年纪大了，心境不同，倒起了一分欢喜随缘、为家乡做点贡献的心思。

到了现场，才发现来听的人大多是初初拍照的发烧友，仅是闻名而来，对我的工作了解不多。幸亏办事人员从网上抓了不少资料，制成PDF在会前循环播放，才让他们对我的创作稍有概念。尽管依旧卖力讲解，还是感觉有点无奈，不知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意外又欣慰的是，这个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及首任会长表示，他拥有我全部的摄影集，并拿出最新的那本——2005年出版的《恒持刹那——证严法师留影》要求签名。会后闲聊时，他笑着透露，三十年前便经常在各地庙会碰到我了。在礁溪二龙村的龙舟赛，大家都在岸上用长镜头，只有一个人比他踩入更深的水域取景。而在西港的烧王船祭典，他以为已经爬到最高处了，抬头一看，有个人爬得比他更高。之后，他便打听我，并一直密切注意我的作品。

北港朝天宫这张由上方朝下拍的照片，是采取了妈祖慈悲为怀、俯瞰众生的视角。来自四面八方的迎神阵头与信徒，挤得有如一群群的蚂蚁。人海茫茫，苦海无边。不知那位老在观察我的摄影同好，当时在不在现场？

云林北港朝天宫，1975

台北新店，1983

时间之舟

一般而言，120相机比35mm的笨重难使，但也有一种轻便的设计，折叠式，大小像口袋书，拉开皮腔便成了造型古怪有趣的正方形构图机器。有一度，德国古董相机蔡司伊康是我的最爱，因为光学设计超群、机械构造简单，就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理。只要皮腔没裂，镜片无霉斑，拍摄效果和新式的昂贵器材差不了多少。不出任务时，我特别喜欢带着这个老古董，一来放松心情，二来也借此摆脱操作相机的固定模式。

看着这张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努力回想，大概是赶了个大早，才有办法拍到学童挤满小舟的场景。船头站的则是挑馊水的村民。新店溪上游水域狭窄，从渡口可清楚地看见对岸人们的活动。有的从斜坡上的竹林蹿出，急忙奔向渡船；有的姗姗来迟，看到人挤，宁可等下一趟。男女老少来来去去，站满小扁舟时，人类本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象就特别强烈！

搬到新店已超过十年，每回晨走都会看见渡船，船身虽已从手钉木材改为一体成形的塑料，但仍然得靠船夫的双手摇浆。两岸之隔不过两百多米，但生活节奏、情调、水平却大不相同。对岸虽多了一间庙、几间民宅，寂寥却一若当年。时间之舟有时也会在某处搁浅，新店渡口的彼岸便是。

我将“蛇腹”相机取出，拉开匣盖，像转瓶盖那样上片，透过小小的红色滤片孔看清底片号码，再调整光圈、速度，推杆上紧快门弹簧，对焦，构图。步骤这么多，却一点也慌不得，只要忘了某一道手续或操作顺序不对，就会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了。幸好没搞砸。

瑞芳金瓜石，1987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昔日返乡常走的滨海公路，二十年没路过了。久不开车，回宜兰多搭公交车走雪山隧道，不知金瓜石山下这座建筑空架仍在否？以往经过时总会多瞧几眼，好奇它为何矗立此处。能继续盖吗？完成后又会是什么模样？然而，它始终是那个样子，盘踞着礁岸，面向着大海。似乎是个象征，但究竟为何意？每回它总是突现在前，诡异苍凉，笼罩着悬疑气息。

滨海公路通车之前，有一段只能在山壁与礁石的狭窄夹道间步行。那是从金瓜石到鼻头角的一段，两地渔民平时以船只通航，只有风浪大作时才有人走这段路。前来探幽的外人当然没别的选择，我虽只走过一回，辛苦的程度却至今难忘。

那是刚到《汉声》杂志上班时，为了替“七夕专号”配图，与同事姚孟嘉同行。姚兄骑摩托车载我到金瓜石山脚下，两人找了一家小吃店寄放机车，再各自背上相机、脚架，提着睡袋徒步前行，打算露宿在夜空下，捕捉满月由海平面升起时的镜头。那次的摄影任务并不成功，斜躺在山坡草地上的我们难以入眠，彻夜聊天，心境清朗如星空。

滨海公路通车后，远离尘嚣的这个岬角渔村成为著名景点，纯朴本色为人潮与商业建设吞噬。那天，为了捕捉这位老妇的身影，我勉强将汽车泊在山壁边，尾随了很长一段路才按下快门。老妇的背影仿佛映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而那一格格废弃的框架竟像纪念碑，永恒悼念着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老友高信疆找我筹办一本新杂志，杂志虽没出成，但前后一年的全省采风，使我碰上了好多难得的画面。这张在盛夏正午时分所拍的照片，正是为那胎死腹中的杂志所做的一篇报道。在台南县西港作醮随王爷神舆绕境的进香队伍中，这个含着奶嘴、于树荫伞下香甜入睡的幼儿，应该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了。

那次报道我负责拍照，文章则由一位文坛新人执笔。两人一同出差，才让我赫然发现，他对现实环境其实不大感兴趣，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一路上非但不好好观察，还经常溜回村上的一家冰店，一厢情愿地编织与女服务生的奇恋。之后，我又与另一位小说家同行采访，这两次经验让我对文字工作者与摄影工作者的差别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前者善于将幻想化为现实，后者却是将现实化为象征。

进香团的行程为两夜三天，入境邻乡时，天方亮我便一路徒步随行。在那执迷、狂热、带有嘉年华性质的民间庙会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是没拜拜味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数不尽的农夫农妇，个个载着竹骨糊纸的枷锁，以罪民身份自惩，期待消除业障，得到神明的庇佑。纯朴、善良的他们，愚昧无知的一面尽现眼前，令我不忍用相机对焦。

中午时分，队伍解散用餐，信徒各自在路旁的树荫下吃饭团，妈妈们也将一路驮在背上的孩子们放下来歇息。一把洋伞遮护了小宝贝的全身，在这最不能入睡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只有清净无染的赤子方能安住身心于当下！

台南西港，1979

宜兰市中正路，1987

家乡的水肥车

水肥车在市区几近绝迹了，难得回趟宜兰老家，却在火车站附近碰个正着。陈旧秽重的老木桶以及农夫小心翼翼、生怕臭气冲天的污液溅出来的模样，瞬间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从小，我就必须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三分菜园里。锄地、刈菜、掘地瓜都还能忍受，最让我苦楚的，就是挨家挨户地向邻居要馊水养猪、挑粪水施肥。粗贱的小农夫一直是我极力想挣脱的身份，在菜园工作不会被人发现，但挑馊水、粪肥的途中却经常会撞见同学。在那些个年头，我感觉自己就像全身都刺了青，无论如何压低斗笠，从后街小径绕走躲避，却都如同那四处飘散的水肥味儿，老远就会被人发现。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七岁；到了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世间万象，真正的贵贱美丑不能光看表面。许多绚丽堂皇的东西，实质上却在侵蚀着善良美好的根本。就拿水肥车来说吧，为了要不漏不坏不烂、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必定得用上等木料制作；而众人嫌弃的秽物，在几百年的传统农业中维护了土地的生气与养分，在今日被称为有机肥。不臭不脏、效能惊人的化学肥料时兴后，却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最近一次到这条街，是为了参加同乡名作家与市政府合作的百果树红砖屋开幕。这条街几十年来没什么改变，现在却因一位作家回到故乡播种，将文学艺术引进咖啡屋，而开始飘扬着文化气息。作家的养分来自于土地，有成之后回来播种、施肥，让文化在乡土萌芽，真是好事！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我在被对象要求之下所拍的照片，要属这幅最特殊。那回，我采访台北市立烟毒勒戒所，工作结束后正要离去，这位接受断瘾治疗的年轻人，忽然羞涩地请我留步：“可不可以帮我拍张背上的照片？我从没看清楚过我的刺青。”

我怔了半晌，迟疑地点点头，他马上利落地解开衣扣，褪去上衣、汗衫，转身背着我站定。囚室窄小，我无法退得够远，只能叫他尽量靠墙，才能拍全他的大半身，以至于他的鼻尖都压上了那面将他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障壁。光线极暗，我起先用小相机加闪光灯，但闪亮利光直射在苍白肉身上的荒诞图绘，以及右腕自残的痕迹上，让我感觉就像是在替犯罪行为做记录，既无情又不忍。于是，我换上了120相机，担心速度太慢会使相机震动，便搁在铁窗的横杆上，效果竟然跟高级脚架一样牢固，一点也不必担心影像会模糊。

这位年轻的毒瘾患者，脸庞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但神情依旧印象深刻，背后的刺青图案也一直无法抹灭，甚至牢房的气味依旧可以追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试着追忆那张脸，有时在台北闹市区走动，偶尔也会突然在陌生的青少年脸上感觉到同样的神情。照片上的刺青鲜明如初，但年轻人正青春的皮肤、肌理，现在应该都已发皱、松弛了；斜躺着的煽情裸女，应该也是个老妇人了。

遗憾的是，照片洗出来后，始终没能交到这位年轻人的手里。看守员催我们离开，连他的姓名我也忘了问。那间勒戒所后来也不再让我们采访了。

台北烟毒勒戒所，1987

迪化街的叮咚声

苏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记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脑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时，听到街上传来的拨浪鼓声，就知道货郎来了。那个年头，家乡的货郎手拉车就像流动杂货店，从油盐酱醋强胃散、胭脂花布绣花线到铁钉菜刀螺丝起子一应俱全，唯独不见小孩爱的糖果饼干，这也是我小时候对货郎兴趣不大的原因。等到会拍照，想记录这个老行业时，它已几近绝迹。

没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见货郎——苏金醋便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么开朗、精神地摇着小鼓。“叮咚、叮咚”，板车由街头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头，脚上永远是那双旧皮鞋。尽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还是那么知足，仿佛还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与自己一起老去的顾客们聊几句，就是福气。但他终究还是歇业了，整个旧时代仿佛因他的消失而结束，街头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来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约半年前，儿子建议老爸老妈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区新营造。到了才发现，除了几家老店铺被整建成现代化商店、咖啡馆，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内涵。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湾各地大搞活动，台北市政府也想借着大稻埕繁华的过往来推广文创产业及观光旅游。看到其中一个标语：“走进大稻埕，就仿佛走进一座历史长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经散布在水门外的一摊摊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货郎苏金醋，要如何谈大稻埕的过去？所谓的历史长廊又在哪里？

台北迪化街，1976

九份，1976

传递乡愁

以前没见过，之后也不曾再遇过像他一样安然适意的邮差，每天在盘踞山头的村庄里爬上走下，穿街拐巷地送信，每一步都踩得踏实又自在。九份因最初来此屯垦的九户人家而得名，因为任何物资都平均分为九份。清光绪十九年（1893）邻近地区发现沙金，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潮，繁华一时，在日据时代甚至建了全台的第一座戏院，名为“升平”。奢侈无度，出金量却节节衰退，升平不到百年，即不得不于1971年停止开矿。有“小香港”之称的金城从此褪色，回复早年的纯朴原貌。

偌大的山城，人走了一大半，空屋处处。苍凉之气如流行病，让守在村里的老人、小孩显得闷闷不乐，只有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出外打拼的儿女、父母返乡时，山村才有了短暂的生气。这位邮差熟悉每家的情况，经常有机会将游子的家书交给孤独落寞的老人，看着他们脸上绽放云开见月的光芒、灿烂如朝阳的笑靥，仿佛他代表了九份子弟返乡探亲。

这个山城我来过不少次，第一回就碰见了这位邮差。之后，曾经招待过几位外国友人来此品茗。那时，当地唯一的茶馆隐在满山石头墙、油布屋顶的山城中，就像珍珠般珍稀又不张狂，哪像现在民宿到处都是，茶馆、礼品店更是多到几乎失控。

算算已有二十多年没去九份了，这位邮差应该早就退休了吧？如今，好好坐下来，凝神聚气提笔写信的人几乎已不可得。电邮、手机简讯满天飞，邮差先生已无乡愁可传递。

苗粟狮头山，1987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不知狮头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最后一次去是二十多年前，已有面目全非之感。

我一共到这佛教圣地拜谒过三回。初访的感觉好极了，正如劝我去的友人所言：“十多座不大但肃穆庄严的庙宇，散落在山头的各个角落，让峰峦在灵气之外更添道气。爬山虽累人，但非常值得一游！”那次我在坐落于狮头的善化寺安单，早上被木鱼和梵呗声唤醒，心神一震。第二回投宿于狮尾处霞云洞附近的厢房。榻榻米通铺的木窗一推，氲氤岚气迎面扑来，身心尘垢仿佛都被涤清了。

相隔不过几年，才由狮尾攀登，便碰到一伙伙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呼啸上山，把清修净地当成了飙车场。山上路一开，交通是便利了，空气污染、人为破坏却随之加剧。不少庙宇把原本清幽的寮房隔成一间间小套房，做起民宿生意来。我比较了几家，勉强投宿于狮岩洞，半夜竟有神志不清的女众闹房。整趟旅行的那份难受，真不知从何说起。

隔天经过海会庵，才步入大殿我就呆了。十几年前第一次来，老比丘尼就是这个样子，平平静静，不曾年轻，也没更老。整个场景让人感觉不但她从没离开过这张老藤椅，我也一直在这儿站着。把120相机拿出来，捧在胸前，就像礼敬问讯后的放掌；快门按下的仿佛不是1/25秒，而是十来年的漫长光阴。十多年也不过就是一瞬间。法师坐在门边，虽身处黝暗，却映着户外阳光，让光明雕出生命的轮廓。变与不变，存乎一心。

台北万华乱弹干旦，1978

乱弹戏干旦

庄坤田是本省“乱弹戏”罕见的干旦，扮起戏来像煞了梅兰芳，但生不逢时、缘不由己，上不了殿堂的野台戏，哪能与“国剧”相提并论。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少人意识到他的消失。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上网搜索，关于他的资料只有一句：1952年加入永吉祥戏班。在我拍他时，他已无固定戏班可跟，什么场子缺角，便往那儿靠行。

俗话说“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美味最是五花肉，好看最是乱弹戏。从清代中叶到台湾光复的两百年间，台湾民间最盛行的传统戏曲就属北管戏的乱弹，无论婚丧喜庆或庙会都少不了它的那份喧闹。

“阿坤仔旦”家住台北万华老社区，经常可让我在龙山寺旁的巷内茶馆捕捉到他的身影。日常生活中的他，跟艋舺一带无所事事的闲人没什么两样，懒散中带着豪迈。那天约好去看他上戏；北投丰年的王爷庙酬神，民安戏团上演的剧目是《斩经堂》：潼关守将吴汉决定背叛王莽，追随刘秀，在毁家潜逃之前奉母命杀妻。

身材略嫌臃肿的庄坤田，在后台上妆时，一分一寸地描出女性的妩媚，动作、嗓门也跟着文静起来。等束腰一勒、戏服一穿，出场亮相时的他，已活脱脱地变成了那位温婉、凄切，最后夺刀自刎的王兰英。虽只看过这一回，庄坤田的技艺已让我完全信服。当年没多看几回，如今一想到就懊恼。

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乱弹戏班只剩下台中的新美园。该团班主于2002年去世，之后，台湾便再也没有职业乱弹戏的演出了。

第二单元　家园去来

台北淡水列车，1988

等待的母子

自从台北有地铁之后，我就不开车了，充分享受大众交通工具之便。其中淡水线是我最常搭的，家住新店，学校在关渡，不必转车就可一线到底。其实，早年从台北到淡水是有火车可搭的，名为淡水列车。像我这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情景：铁轨从闹市区当中穿过，火车一路喷黑烟，将两旁简陋的违章建筑熏得灰头土脸。

在同一条铁轨上走了八十七年后，1988年7月15日成为淡水列车的最后营运日，因为台北捷运淡水线开工，大部分路基都必须改建。在正式停驶的前一个月，整条路线突然成了大热门，每逢假日都客满，有些民众甚至不下车，就那么来来回回地搭，仿佛可以弥补一些缺憾。

淡水列车是台湾的第一条铁路支线，多少孩子在淡水读大学、中学，天天搭它去上学；多少民众因为有它，才能在假日去老街、港边、渡船头、红毛城。薄竹片装的铁路便当、沿路的菜园、红树林、小小的日式火车站，还有随季节、时辰变化万千的观音山、落日……在在令人回味无穷。

我是为了做一点记录而去，全程用120相机拍摄。那阵子偏爱禄来双眼120，因为镜头快门声音小，且低头对焦时，对象往往会以为我在把玩机器，毫无警戒之心，神态格外自然。

淡水列车是从第六月台驶出的，那原本是个靠近后火车站的阴暗角落，这阵子却热闹无比。一拨拨乘客来自四面八方，神情闲散的居多，倒让这位年轻母亲显得格外迫切了。一看就知道她在等人，车子都快开了还不上车，怀中幼儿虽无忧无虑地吸着奶瓶，眼神却也朝着同一方向。迟迟未来的，难道是孩子的爸？少妇拎着的购物袋印有“甜蜜贵族”字样，表情却越来越焦虑。

铃声响起，我赶紧上车，母子俩还在那儿站着、望着，身影愈来愈小……

开往淡水的末班车

当年，要在台北火车站买张去淡水的票还真难，整个地方像迷宫，淡水列车又有专设售票口，到一般柜台没用。它是普通车，票价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才台币十五元。一天有二十四个班次，头班是清晨4：27，末班是夜里10：25，除了中午车班较少，平均每半个钟头就有一班。看来，靠它南来北往的人比我想象的更多。八十七个年头、三万多个日子，这几节暗蓝色的车厢，不知慢吞吞地载运过多少人。

就要停驶的那个星期，我特地挑了个正午来搭，想图个清静，没料到专程来告别的市民一大堆，就连平常不搭这班火车的人也来了。每个角落都有媒体人，电视公司的录像小组扛着大机器在人潮中出没，摄影记者睁大眼睛四处找镜头，想躲都没法躲，觉得自己好像临时演员，不晓得会被几个报道录进去。

三五成群的各校中学生拿着傻瓜相机留影，也有业余人士用小型录像机一路拍到底，人人都在为自己留下淡水列车的最后一瞥。没拿相机的，则是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整个月台弥漫着奇异的惜别气氛，好像一切都会在下一刻就灰飞烟灭。

表情最凝重的就是这位随车员：把“开往台北”的指示牌抽出来，转个面，再把“开往淡水”插上去。火车两头开，指示牌两面用，这条在线规律来回的日子却即将不再。这阵子，这条在线任何时段的火车，都好像是开往淡水的末班车，与它有过一段情的人，各自在即将步入历史的车厢内，缅怀着再也回不去的“想当年”。

台北淡水列车，1988

家园去来

那个年头，对我们乡下人来说，搭火车就表示出远门，带有浓浓的离乡背井意味。小时候在月台上经常看到的迎接、惜别，更是让我将火车与悲欢离合画上了等号。

唧唧吭吭的辗轨声越来越急促，车身的摇晃跟着节奏加剧。炽烈的阳光与热烘烘的空气由两侧车窗泄入，一切都曾经是那么熟悉！当年被家乡的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到几十公里外的冬山中学就读，日日搭慢车通学，每趟一个半钟头，来回就等于将近四堂课。我向来不喜欢上学，几年下来，在车厢里学到的东西比课堂多太多了。

火车才刚飞猛起来，却又立刻煞了速度。我像往日那样，观看着对面一长排的乘客。沿线上下的旅客就像人生舞台上的演员，展演着不同的人生短剧。然而，那天的感觉却像是看默片，一阵阵的惆怅。几位用扁担扛着箩筐的生意人在双连站上了车。人、货同车厢，在纵贯线的火车上是禁止的，淡水列车却还有着农业社会留下来的温馨。过几天火车停驶，这样的景象就看不到了。

出了双连，隔座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对窗外风景兴趣不大，却从手提塑料袋中取出一叠相片翻阅。画面上的景色十分抢眼，一瞥就能认出是桂林山水、长城、天安门……啊，是位刚从大陆探亲回来的老兵吧？神州之旅，是否慰藉了您四十年来的思乡之苦？那边是魂牵梦萦的故土，这边是安身立命的依托，两边都是家。家园去来，不知何处更贴心窝？

台北淡水列车，1988

台北淡水列车，1988

淡水线怀念之旅

收回思绪，望向窗外，北投、圆山、士林、石牌、忠义等站竟已不知不觉被掠在后方。我从车头走到车尾，六七节车厢里，原先猛拍照的旅客渐渐安静下来，还有人开始打盹，沿途景色似乎已无关紧要，只等下车在票根上盖纪念章了。

一出关渡月台，火车立刻没入山洞，随即又从短暂的黑暗里脱身。淡水河从左方开阔地伸展，横跨其上的拱形关渡铁桥，是北淡列车沿途风光的鲜明地标。竹围站一过就是终点了，我端拿相机，调弄光圈、速度的手法，一时之间变得笨拙无比。从正方形观景窗所看到的一切，就像梦境般不真实。此时此景再也不能重现，我却无法按下澎湃的情绪，把行驶中的列车好好看个清楚。

来自全省各地的乘客，在车厢里晃了四十五分钟之后鱼贯下车，纷纷走向补票口，请售票员打上年月日的证明戳记，好把票根留下来做纪念。一旁还有纪念印章供乘客自行打印：“淡水线怀念之旅，自民国前十一年至‘民国’七十七年止。”除了这排字，印章还刻有此列车打关渡大桥旁驶过的风景图案。

我在随身携带的地址簿上打上印章，红色戳记正式宣告了淡水列车退出历史舞台。才出月台，我又买票进站，原车坐回台北。来时吊在车首的载货车厢此时成了车尾，是全车唯一没有座位的空间。唧唧吭吭，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车尾望着飞逝而退的车轨，仿佛望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有一个礼拜五

我在台北艺术大学已教了二十五年摄影。创校之初，学校借用芦洲一处空置的中学校区，每回上课，光是开车就要一个半小时以上。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车上准备的卡带都是节奏比较轻快的，边开车边在方向盘上打拍子，心想，若是哪天去学校不再觉得是享受，就应该不教了。无法享受与学生共处的时光，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我的课固定排在礼拜五，因此就有了这么一组特殊的作品。尽管不记得每张照片的拍摄日期，但肯定都是礼拜五，因为我不是在上课途中，就是带学生去外景作业。奇妙的是，这些照片就是跟我平时拍的不同，心情显得最随意、自在、放松。精神用在观察学生拍照上，不在意自己有没有收获，结果也累积了一些作品。

这是芦洲河堤旁的一景。有十几二十年间，芦洲是大台北地价最低的区域之一，每逢豪雨加上涨潮，到处便会淹得一塌糊涂，师生们有时还得脱鞋涉水才能进入教室。日子克难，却也是学生最用功、师生感情最好的时期。

河堤筑得又高又宽，旁边道路却十分狭窄，因此我很少在这里停车拍照。然而，那天的阳光、云彩加上这道奇怪的石阶，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过去。

有时，拍照并非摄影者的主观意识，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而是景物要你怎么拍，你就只能这么拍！这张照片的风格就跟我平时不一样，现在重看，磁力依旧透纸而出，仿佛只要拾级而上，登往的就不是堤防，而是天堂。

台北芦洲，1994

台北关渡，1994

秋风中的行者

学校搬到一座小山丘上，校园美轮美奂，可以俯瞰关渡平原与台北盆地。前者是大都会保留的最后一块农业区，一亩亩水稻在春耕秋收时各有不同美景；后者高楼林立，华灯初上时闪亮耀眼，又是另一番韵味。

我却较少待在校园，宁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流连，让心境与自然交流。关渡河堤矮矮的，快跑两步就能冲上去，在上面让太阳晒着、海风吹着，真是舒服极了。有时干脆带学生来，在堤上就地一坐，露天上课。

那天我在老街附近简单用过中饭便来散步，时值秋天，靠近海口的关渡一向风大，虽出着大太阳，寒意却不轻。远远有位穿着厚外套的白发绅士走来，风一吹，顶风而行的他就把头低下来，萧瑟之感倍增。我的位置背风、顺光，将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却是背光、逆风、低着头，丝毫未察觉我的存在。

那阵子，我对一架早年在北京友谊商店买的、有点像塑料玩具的120相机情有独钟，因为它虽然价格低廉，操作起来却特别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四端会产生暗角，逆光时还有吃光现象。然而，要表现苍凉或惆怅感时，这项缺点就恰好成了优点。这张照片若是用精工制作的120相机捕捉，效果一定清晰透亮，而这部苏俄制的120却能将画面蒙上一层淡淡的灰色调。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相机又找出来，才发现它是目前全球知名，让快要绝迹的传统底片成为时尚的LOMO。早年没人想要的相机，如今竟成为年轻一代耍酷的配饰。世事难料啊！

追风的小孩

两个小人影快速移动，从堤防的另一头朝我冲过来；两个小孩把堤防当成了赛车道。胜负分明，差距愈来愈大，先到终点的孩子悠哉悠哉地靠在脚踏车龙头上，得意地望着后来的同伴。

一看就知道，这孩子不是赢在技术、体力上，而是因为他的车轮比同伴大上一倍，踩一下就等于人家的两下。但好玩最重要，小孩哪会计较这些！

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不可能看到了。关渡堤防这一带已被规划为国家自然公园，还是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堤防上不但修了护栏、铺了木板栈道，还加盖了水鸟观望台。孩子们再也不能来此撒野，大人在这儿也找不到清闲了。简单来说，它已成了著名观光景点，具备一切游览胜地给人的不舒坦感觉。

人跟环境的关系，最可爱的部分就是那份归属感，感觉自己是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而大环境也有一个小角落是专门属于自己的。你能体会到它细微的变化，听到它在不同季节、不同天候的呼吸。而它也会倾听你的心声，无论高兴、惆怅或埋怨，都能得到它的随喜、理解与包容。

小孩当然不会有多愁善感之类的情绪需要排解，但在这里却能感觉到风往脸上刮、往衣领里灌的痛快。骑脚踏车就如御风般自由，翻滚的不只是车轮，连心也飞驰了！

他们两个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干吗，只当我捧在腰际间、低头把玩的塑胶120相机是玩具。或许，在小男孩的眼中，我也是来追风的！

台北关渡，1994

台北关渡，1994

男子与狗

堤防将关渡平原及淡水河一隔为二。一边是看不尽的芦苇与田畴，顺着广阔的平原开展；一边是水波不兴的淡水河，潺潺流向出海口。一片片红树林随着潮涨潮落各有不同景致，退潮时像树林，涨潮时像浮萍。最好看的时候就是秋天，割了穗的稻秆躺在田里，芦苇也黄了，跟另一边终年常绿的红树林水笔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仿佛两个世界，划分它们的就是这道堤防。

那些年，除了假日，这里很少有人来。周五上课拐过来，要不就是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能跟风声、潮汐声和光线打交道；要不就是撞见平时想也想不到的怪画面。

那天见到一位带着狗儿的男子，与狗之间的关系不像主人与宠物，倒像是一对伴侣或知己。只见男子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只狗，动不动就低下身来，动动它的腿，摸摸它的下巴，打开狗嘴朝里看。似乎这只狗刚刚大病初愈，正在复原当中。这样又爱又护的悉心照料，在人与人之间都少见，狗儿在男子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是没养过狗的我无法体会的。我忍不住猜想，有一天他生病，是不是也能幸运地被人这样细心体贴地照抚。

这架LOMO相机快门声音很小，在风中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何况是男子与狗。他俩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故事。当男子站起来继续朝前走时，一切又显得平淡无奇了，整个场景不过就是寻常的遛狗。

梦境的窗口

学校搬到关渡之后，每学期我都会带学生来堤防这儿一两回，让他们外拍。这位身穿毛衣、长发被风吹乱的女同学，如今也是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的老师了。跟她同届的那班学生有好几位出国深造，却只有她一个人学成后回到台湾，在母校任教。没人知道这张照片是她，就连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角度实在是太怪了，让再熟悉不过的事物都变得陌生起来。

依稀记得，那天大家盘腿而坐，也有学生坐在堤防边，双腿垂下，轻松地听我以聊天的方式上课。学生们彼此互拍，或是把老师也当成了模特儿。我所讲的内容是，拍照不只是记录眼睛所见，也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将现实转化为超现实。比如说，我们一般观察事物都是在一个特定的距离下平视对象，但很近地看、很远地看，或是由高往下、从低往上看，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了平时看不见的窗口，如果找到了这些窗口，就会看到梦境。

也不晓得这些大孩子吸收了多少，下课时间一到便纷纷站起来准备作鸟兽散。起身最晚的我，抬头一望，就看到这一幕跟天空呼应的奇特景象，想着把它拍下来作为教材案例，下回上课给他们看。然而，底片冲出来时已放寒假，下个学期又有新的课程，竟让我忘了这回事。

说来有趣，这位学生主修雕塑，曾以亚克力材质做成毛茸茸、成失重状态的漂浮物。每当重看这张照片，就会让我想到她的作品风格。

台北关渡，1994

台北淡水，1994

也是启发

退潮了，红树林的一大丛水笔仔从水中整个现身，浓浓绿绿的真是好看极了。两个男同学蹲在石块上像两只水鸟；到处是泥泞，两人跳来跳去，才各自找到安适的落脚处，怔怔地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些什么。

水笔仔在17世纪的台湾就有记录了。1632年西班牙人占领淡水后，派了一支队伍沿河深入台北平原。探险队成员提及，这一带出产灌木红树林，树皮可当染料，汉人以四两银能买到一百斤，收购了便运到中国大陆贩卖。然而，目前关渡红树林只剩下水笔仔一种品种。1864年，在淡水英国领事馆任职的一位先生于淡水、基隆一带采集了七百多种植物标本，其中之一就是水笔仔。这些标本如今依然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与大英博物馆植物标本馆中。

为什么叫水笔仔呢？因为它生在水边，果实就像毛笔尖。这植物最特别的就是，由于所处之地潮湿缺氧，盐分又重，种子难以萌芽成长，竟演化成为稀罕的胎生苗；属木科，盘根错节，故能形成天然屏障，既能阻隔强风、抵挡河水与潮汐侵蚀堤岸，又因含大量有机物而成为潮间带生态系统的基础生产者，给虾蟹鸟类提供食物及栖息地。据说夏天花开遍野，状若星辰，我却因为放暑假比较少来，没看到过。

那日天空本来遍布阴霾，突然开了一条缝，洒下金色的阳光。我好奇这两个男生不晓得有没有灵光乍现，仔细一瞧，他们看的是从泥泞中爬进爬出的小虾小蟹，希望这也是启发。

台北淡水，1994

拴链和没拴链的

以前星期五上课，除了带学生到关渡堤防，也会领他们来淡水，只可惜这两处现在都成了热门旅游景点，完全不是教学的好地方。那时的淡水还有浓浓的老镇气氛，对岸观音山下的八里也不见一排排此起彼落的豪宅，来到码头，心就会随着潮汐涌动、海风飘扬。

码头一带是镇民散步、遛狗的最佳去处，我刚学拍照时，也经常来这儿练习。处在一群好奇的年轻人之间，尤其用的又是纯机械式、操作触感与当年类似的LOMO相机，一下就让我回到了摄影新鲜人的心境。什么都不可预料，最平凡的事件后面都可能有令人惊喜的意外乍现。

学生们各有观察对象，由此也可看出他们的性格。有的就是不敢拍人，把相机对准墙角小花、港里摇晃的船只；有的却刚好相反，跟在小孩身后等待时机；但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彼此互拍。教技术容易，但要学生从观察中体会“看”的乐趣就比较难了。摄影最有趣的就是捕捉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不是仅对焦于个别的存在。

两位遛狗人由出海口朝镇内逐渐走近，宠物命运大不相同，一只拴着链，一只没拴。拴链的急着往前冲，主人使劲往后拉，彼此一路牵扯，愈走愈慢；另一对轻松自在、互不干扰，本来远远落后，现在反而超前。我在观音山前等着他们入镜，大拇指拨动相机快门扣，“嚓”的一声，释放了我的笑意。

闲适的小日子

淡水码头的渡轮往对岸八里来回开，在关渡大桥还没盖之前，是八里居民对外的唯一交通工具。如今依然有渡轮，但观光功能大于民生所需。

八里来往淡水的渡船是台湾最早的，据说西班牙、荷兰人为了安抚高山族，便曾准许他们在两岸运销土产。那时的渡船是挖空大树制成的独木舟，土语称为“Bangka”（艋舺）。乾隆、嘉庆年间，八里渡船头繁荣一时，因具备“沪尾”渡口位置，许多大陆船只经常停泊于此。之后渡口渐渐淤浅，但日据时期仍有汽艇往返台北与淡水，老百姓管它叫“臭气船”。

夕阳西斜，出海口的水面鳞光片片，从八里开来的渡轮上满满是人，这一头却稀稀落落的。有些人也不是要坐船，一待老半天，看着船来船去、人上人下。没人急着要干吗，只是等着日落、天暗、一天结束。

早年八里居民依赖渡轮的程度，从乡公所设置的公渡船票上可见一斑。票种琳琅满目、无奇不有，除了全票、半票、月票、学生票，还有货担票、大型家具票、棺材票；后者分空棺与装人两种价钱。动物搭船当然也要票，猪、狗、羊都可上船；牛的体积太大，得先被赶下水，被船拉着游过来。

那样的画面，光是用想象的就够精彩了！所以说，在此闲闲地看，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就连我也觉得好像是在看一部小成本的好电影。但这已是二十年前的光景，如今淡水挤满游客，能有这么闲适的小日子吗？

台北淡水，1994

台北淡水，1994

淡水码头忆老友

星期五还真是个拍照的好日子，那天，我以淡水码头当露天教室，下课时间由光线与落日决定。学生各自拍了满意的照片，有的先走了，有的依依不舍，坐在岸边望海。

我正要离开，又有一艘渡轮远远驶来。阳光夕照，被水面一反射，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等船的人儿低下了头，暗暗的剪影透着惆怅，让我不由得想起已往生的《汉声》杂志的老同事姚孟嘉。他年轻时曾在淡水中学当过一年美术老师，对这小镇的情调特别有共鸣，在淡水拍的照片，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在《汉声》杂志工作两年后，我任职《家庭月刊》，在台视文化制作纪录片，然后自己创业办出版。编国际性的《摄影家》杂志期间，我还办过一本本土性较强的《影像》杂志，专门介绍台湾摄影家的作品。1996年年初，我决定用整本三月号做专辑，向《汉声》杂志致敬，好好挑选、编排、呈现黄永松、姚孟嘉的作品。两人拍照多年，但多半是为杂志的文章配图，很少强调个人艺术表现。我的用意就是聚焦于他们的作品，从摄影家的角度来肯定他俩。

杂志二月底就印好了，两位老友见了极为高兴，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硬要请我吃饭。三人把酒话当年，就连一向寡言的姚孟嘉也讲了不少，脸红红地眯着眼直笑。谁知才过了两三天，他就因心肌梗塞而不治，得年五十。

在淡水码头忆老友，举起相机，仿佛看到了他所拍的照片。

第三单元　难得的时光

澎湖望安，1989

无言歌

那时的望安都快成荒岛了，不愿继承捕鱼祖业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前往台湾市区发展。社会经济起飞，各行各业人力需求孔急，离乡背井的子弟很快就能在新的土地上立足、扎根，岛上人气因而愈来愈薄，海风四窜，更显孤寂。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我们在澎湖马公租了艘小渔船，风强浪高，一路颠晃，颇能体会出门在外的望安人为何鲜少返乡。来接我们的是望安乡公所的民政课办事员，开着一辆锈渍斑斑、快要报废的老公务车。把沉重的装备与行李往上一摆，底盘就快贴地了。

“我先把行李载去住的地方，回头再来接你们。”那位老实憨厚的公务员皮肤晒得黝黑，脸庞粗粝得像渔民。我们好奇旅馆在哪儿，他的回答是：“望安没旅馆，我们把乡公所办公室的二楼清出来了，你们四人可以挤一挤。”

乡公所的窗户很小，可望出去的景却无边无际，大得令人吃惊。岛上风悍，几乎长不出树，任何稍微高一点的物体，比如一根电线杆、一头牛或是一个人，都能成为视觉焦点。天地间的所有垂直线仿佛都是坚毅、永恒、不可忽视的存在。

刚迷上拍照的工作助理，从码头来此的路上早被烤得全身是汗，打着赤膊，拿起相机就冲出户外，四处找画面。这一景我其实已凝视良久，不知如何框取，他的加入刚好填补了构图所欠缺的元素。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望去，我无言以对，心中的感动已是一首歌了。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那年头没任何旅游指南，我在台湾本岛旅行就靠着一本全省客运车路线图，来到离岛马公，就连这个起码的资料也没有。会临时从公交车上跳下来，是因为看到站牌旁有个杂货铺。沿路荒凉，唯一有望解决午餐的就是此处了。

店家好心帮我泡了碗方便面，让我在候车凳上充饥，东张西望，才明白此站叫风柜。名字好特别啊，当下决定在附近消磨，可日正当中，逛不了多久就头昏脑涨。愈走愈近海，找不到任何树荫可躲，只能倚在墙边，靠着那三十厘米不到的阴影回回神。

远远从杂货铺那头走来一位老士官，右手指扣着两瓶米酒，抬头挺胸、轻松自在地迈着军人才有的步伐，丝毫不受炎阳威胁。三只大狼狗亦步亦趋，就像是他的部下。曾在海军服役的我，特别能体会老兵随国民党来台，与大陆亲人永隔的心中苦楚。经常借酒消愁的他们，偶尔会躲在角落里偷偷饮泣，以为无人发现。

台湾戒严时期，所有海岸线每隔不远就会有海防部队设的岗哨，大的点驻军成群，专门缉拿走私，小的点甚至仅有一二人。风柜属于后者，养狼狗既是防卫也能做伴。

以为老兵会质问我为何在警戒区出没，没想到他视若无睹，就连狼狗也一声没叫，岗哨里肯定有锅肉在等着他们。机会难得，我赶紧拿起哈苏相机，管它快门声有多大，先把民家高晒的那串咸鱼一起框进画面再说。

过了六年，侯孝贤拍了部著名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可是我没看过。

澎湖风柜，1977

返乡途中

到都市谋生的兰阳子弟，如今即使回老家，也没有返乡的感觉了。雪山隧道开通后，台北到宜兰开车不过四十五分钟，比在城里上下班堵车的时间还短，而搭公交车也每十五分钟就有一班。以前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地方，如今仿如城市的后花园，方便是方便，可时间与距离骤然缩减，许多生活情调也没了。

最早返乡是搭火车，学会开车后，绕的是山谷里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的北宜公路。滨海公路开通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视野开阔，我就从这儿回家了。鼻头角是滨海公路的中途休息站，旅客路过此地，总会停下来上上洗手间，买罐饮料，或是来份魩仔鱼羹、紫菜汤、四破鱼、炸小虾、石花冻。虽已茹素多年，那些小吃依旧深植脑海，因为那是返乡途中的味道。

吸引我的，还有乡亲们的神色。有的兴奋难耐，有的如释重负，有的若有所思，张张脸孔都像镜子般映出我与家乡的关系：想回去又怕回去，终于回去了又想逃离。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家了，过年也是待个两三天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台北工作。父母亲虽然从不说什么，表情却写满了期盼。要是那些年多陪陪他们就好了……

那天风大、浪大，鼻头角的防波堤外浪涛拍岸，阴沉的海平面与堤岸平行，仿佛也是一块伸脚就能走上的土地。几个中年汉子吹着海风，看得出他们世面见过了，沧桑也有了，近乡却依然情怯。

鼻头角，1987

难得的时光

家乡头城的大里是个小渔村，距离龟山岛最近，岛民捕得渔获，通常都会从这儿上岸。临海的天公庙香火鼎盛，几经翻修，如今已是楼阁云起、金碧辉煌的“兰阳第一胜”，很难想象近两百年前，讨海人从福州请来的玉皇大帝，受供奉之处只是一座简陋的小舍。

我很小就陪母亲来过天公庙，当时交通不便，海边道路崎岖难行，一小段路也得搭火车。对童年的我来说，这座庙就像是家乡的边界，多跨一步，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最后一次来是服兵役前夕，母亲提着香篮，带我走遍镇上的大小庙宇，最后来到天公庙，见我满脸不耐烦，还特别叮咛：“不要不信，诚心祈求，菩萨就会保佑你平安回家！”

那天返乡，远远看到一位年纪、身材、神态都极像母亲的老妇，脱了鞋在海边撑伞休息，左腿垂在堤防下，右腿伸直舒筋骨，身上洋装是乡下妇女最喜欢的花色。我完全明白：她走了一大段路来天公庙上香，腿酸了，脚痛了。

从小，只要母亲穿起她最好的衣服，套上唯一的皮鞋，我就知道她要去庙里上香了。平时穿惯木屐的她，唯一的那双黑色矮跟包头鞋，由于一年就穿几回，永远像新的一样不合脚，走一走脚指头就疼。终年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绕着家务、农事忙，到庙里烧香是她唯一的休闲。

拍这位老妇人时，我几乎觉得相机对着的就是母亲。正午时分炎阳当头，独坐海边的她却怡然自得，因为这难得的时光完全属于她自己。

宜兰头城，1987

好山好水好埔里

那个年代，埔里人相当自豪，总说他们那儿虽然偏僻，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山峦青翠、水质甜美，女人家皮肤特别好。台湾台风多，可无论从东边、西边上岸，来到埔里也就被四周环绕的山林挡掉了。“我们这儿是宝地，不可能有天灾！”当地人喜欢这么说。然而，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让山村倒塌了四百多栋房屋，往生超过一百八十人，人们终于惊觉，要敬天畏地啊！

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年间，南投、埔里一带是我最常造访之地，每个月总有好几趟。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灾区援建了五十所学校，我将每所学校从坍塌拍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也因为这个缘分，我皈依证严法师，成为慈济的一分子。

从拍这张照片到现在的三十几年间，埔里真是变化太大了。当时，说到埔里的景点，人人几乎只提一处，那就是位于虎头山麓的台湾地理中心碑。没来前我还在想，光拍个碑有什么意思，但来了才知道此地有多美。

中心碑的园区后方，只要再走个几分钟，就可一览无遗地鸟瞰整个埔里盆地。薄雾像轻纱般遮着四周山峦，刚插过秧的田亩映出一方方蔚蓝的天色，本省质量最好的甘蔗、茭白笋与各色蔬菜穿插其间。田间小径曲折蜿蜒，毫不费力地就破解了那一格格直线的单调。

那时，整个大地还没有到处乱盖的建筑。山村如今变成了繁荣市镇，就跟台湾其他的俗气小镇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好山好水好埔里啊，只有在我的照片里找了！

南投埔里，1977

一个美浓的早晨

美浓东门外的小溪，一大早已经十分热络了。婆媳姑嫂们各自蹲在几代人用过的溪石前洗衣，年纪大的仍穿着数百年不变的客家传统大襟。上工女子戴好了斗笠，扎好了头巾，穿着塑胶靴走在老竹搭成的便桥上；对岸的草丛边，几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还在磨蹭着不想上学。镇民的日常生活已开始了好一阵，太阳才从竹林后冒头。

堤防边的小路通往伯公坛，背着、牵着小孩的男人们正聚在树荫下聊天。女人做工，男人喝茶，在这儿一点也不奇怪。客家妇女自古以来就是勤俭朴实、坚毅贤德的代名词。男人出门求学经商，女人留守照顾老小，耕田砍柴，上山下海，什么也难不了她们。若说“男主外”，那么客家妇女就是“主四面八方”。闽南人称呼另一半为“牵手”，客家人却称妻子为“辅娘”，可见期许有别。

这个画面，我先用135相机拍了一张，可觉得2:3的长方形比例不够开阔，于是小心翼翼地换上刚买的120瑞典哈苏相机，在同一个位置耐心等候，于溪面清晰映出上工女子的倒影时按下快门。

走过许多乡镇，我不曾于其他地方看过如此安详平和又温馨的一日之始。一个美浓的早晨，让我体悟到什么叫作天生自然。山、水、大地因缘合和，人们依着这样的环境生活，成为与天地融合之人。

但照片是三十多年前拍的，此情此景早已不再；美丽的小溪后来被填平成为联外道路，小镇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山被滥垦，水被污染，地被毒化，人又如何能平安？

高雄美浓，1977

台北坪林，1978

坪林茶农

滨海公路尚未开通前，订不到火车票的兰阳子弟只能一路颠簸、头昏脑涨地由北宜公路搭公交车或开车返家。早年道路窄小，迂回惊险，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由于经常发生事故，不少驾驶者都会在入山口买冥纸沿途抛撒。

这条路的中继站坪林四面环山，气候温暖潮湿，特别适合茶树生长，所生产的文山包种茶，在台湾茶界有“南乌龙、北包种”之誉。这儿也是水源保护区，流经境内的北势溪清澈无比，映着两岸的苍翠山峦，让旅客心旷神怡，路过此地，必定会停下来买几包茶叶、尝尝溪虾。

公路两旁当年几乎都是茶庄与小吃店，茶香扑鼻，隔没多远的老街，却仿佛依然停留在两百年前的开拓之初。闽式风格的老石板屋均为就地取材，得自邻近的北势溪，可惜如今已多改建为西式楼房。

我站在尾桥眺望溪谷景色，只见一位茶农扛着一大摞茶叶簸箩缓慢地走过来。看来已经走很久了，物件体积那么大、那么重，瘦长的身子却平衡得很好，每一步都跨得很有技巧，以至于气定神闲、姿态优雅，一点也不像是在从事粗重的劳作。

来年滨海公路通车，行经坪林的车辆少了一大半，等到2006年雪山隧道启用，坪林更显清冷落寞。台北到宜兰的距离大幅缩短，旅客根本就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为了振兴经济，近年来当地既办包种茶节，又推动环保露营家庭日、茶乡铁马行等新的旅游项目。希望管用。

无论如何，我印象中的坪林永远停留在这一景。

没有意外的世界

这张照片，我也是先用135小相机拍了一幅长方形构图，再拿出120相机拍正方形的。换工具的确会影响摄影者的创作心态，小相机方便捕捉瞬间的微妙，中片幅相机却会让人调整观察重点，不会只顾快门机会，而是定下心来，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内感受整个场景的氛围。

由于相机是捧在胸口，手腕会感觉到心跳，使整个拍摄过程格外慎重，仿佛碰到重大情景时不由自主地捂着胸口。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呼吸吐纳、血液循环都跟眼前的光线、物体、事件、人物有关，期待在一切都达到和谐时按下快门。那样的拍照方式，不但不是在抢时间，而像是让一件封存已久的东西缓缓释放时间的轨迹。

车城是洋葱之乡，这座仓库的下层挑高宽敞，堆满了网篓打包的成熟果实，上层就只有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狭小空间。老妪专注地蹲在地板上挑拣明年播种要用的种子，动作不慌不忙不迟疑，笃定地把她认为好的种子一颗颗放在畚箕里，堆到一定数量再结成一串，倒吊在天花板上。若是有人告诉我，她从少女时代就天天这么拣着洋葱仔，我也不会惊讶或意外。

拍照时我生怕打扰她，拍完才发现她是聋人，根本听不到相机快门声。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有着寻常人所无的定力：重复千遍万遍的动作，对她来说并不代表沉闷或单调。我比手画脚，试着与她沟通，她却只是淡淡地微笑，始终不发一言，仿佛在她的世界里，也没有意外。

屏东车城，1978

台北三峡，1976

不存在的画像铺

回想拍这张照片的情景，整个三峡老街冷清到令人难受，所有商店几乎都歇业了，唯独这家画像铺大门敞开，每次经过都可看到师傅全神贯注地在作画。他的主要工作是画告别式遗像。早年放大技术稀罕，照片都是用底片直接压样，大尺寸肖像得照着小印样一笔一笔临摹。

这行业多半是街角小摊位，这么大的店铺还真少见。画师功夫不错，对自己的杰作也颇为得意。墙上挂满的画框里除了孙中山、肯尼迪，还有那年代堪称新潮大胆的裸女图，每一帧都反映着时代背景。

每回看这张照片，我都会审视良久。市况萧条若此，师傅却将店面开得这么大。画像生意再旺也有限，人家好，他不怎么样；人家不好，他也依然守着铺子。笔下人物个个五官清晰、栩栩如生，他自己却背对着镜头，看不到脸。

为了写这张照片的故事，我特地到三峡打听。长仅二百米的老街如今成了重点观光区，每逢假日游客如过江之鲫。向好几家店铺打听都一问三不知，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在这一带卖彩券，建议我去找一位老三峡人试试看。

那家古董店专卖民国以来的工艺品，除了照相机、老钟、碗柜、家具，连台湾早年的交通号志牌都有。老板非常客气，说他虽是这条街上的人，可当年整个地方没落到没人想待，他也离乡背井去打拼，直到十多年前老街重建，才又回来开店。照片中的画像铺，他毫无印象。

叫人怎能不感慨！不过是三十七年前的事，问了半天却没人知道，仿佛这画像铺从来就不存在。

故乡头城的海边

童年对农事心怀愤懑，镇上角落、郊外田园都会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但海边却是完完全全地充满了欢乐。那是一个明知禁忌，却想尽办法去犯规的乐园。父母严禁小孩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海边，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忙，哪有时间带我们来！犯完规，临回家前还得在沙滩上打滚，把海水泡干净的身体弄得愈脏愈好，以免父母起疑。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安全时段，父母忙得顾不着我们，可沙滩却烫得能焖蛋。在我们小时候，那条沙滩是非常宽的，从马路边到海域，打赤脚走不到三分之一就会被烫得受不了，只有深呼吸、用力跑。“好烫、好烫”的声音此起彼落，大伙儿拼命往前冲，在碰到冰冷海水的那一刻，真是痛快到能把所有的郁闷之气一扫而空。有阵子我还练就了在脸上罩顶斗笠，浮仰海面睡觉的功夫。此外，这儿还是打群架的理想所在，头城海边的沙又细又软，被打趴下了也没那么疼。

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沙滩一天比一天脏，到处都是塑料瓶、保利龙餐盒。乌石港开辟后，潮汐流向改变，整个沙滩变得愈来愈窄，直到完全消失。孩子们从此少掉了追逐嬉戏的天堂。

拍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头城海边，回忆往事，酸甜参半。时值秋末，两个小兄弟骑着脚踏车过来，在水泥路面停下，也没想要碰海水，只是望了望海面就走了。那冲过沙滩、冲进海里的欢畅，他们能体会吗？

宜兰头城，1990

台南南鲲鯓，1976

唱《劝世歌》的盲妇

在《正方形的乡愁》摄影集中，我将一组以肖像为主的单元取名“乡亲”，并写下：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这位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天生有副好嗓子，人们管她叫乞食婆，可在我看来，她比有些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还强，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是晚个五六十年，说不定会变成如今流行的选秀节目巨星。

那年头，乡下人口中有群乞丐帮，平时见不着人，可每当何处有庙会，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出现，仿佛有组织似的。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那些脏兮兮、缠着人不放的小孩，或是瘫坐在路边、不知是真是假的残疾人。庙方则是一见他们便立刻驱赶。

这位盲歌手却显得十分有尊严，经常会得到人们的掌声。我在不同的庙会见过她好几次，每回都忍不住驻足聆听，然后把身上的零钱全掏出来，轻轻放入翻转在地面上的斗笠中——里面的赏金总是只有一点点。

“我来念歌啰——呼恁听噫——不免却钱啊免着惊呀——劝恁做人着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唉——讲甲当今啰的世间哩——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想真做人搁着嗨嗨——死从何去生何来咿——”这首《劝世歌》台湾人耳熟能详，她却能唱得让人静下来抚心自问，是否仍记得老祖宗的教训？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盲妇那尾音细腻、余韵缭绕的独特嗓音，仿佛是在借着歌声，与她不曾见过的世界沟通。

台北淡水，1988

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人只是一位小镇居民，却是我拍过的最优雅的人之一。他并不是要去赴约或办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淡水码头晒一会儿太阳。堤防边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能靠就靠、能撑就撑，身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唯独他坐得端端正正，老远就吸引了我。

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虽然稀少，却理得服服帖帖。那件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西装外套，袖口已开始翻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烫得笔挺，保养得很好。白衬衫领口有些磨损，但整件衣服都浆过、烫过，每颗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他并不是读书人，但因自重自爱，再加上生活习惯良好，举手投足间便自然流露出谦逊与涵养，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这样的人让我敬畏。我很想拍，却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愿用平时擅长的抓拍——在他全然不会察觉的情况下捕捉我所要的画面。我走过去，鞠个躬，仿佛他是老师，而我是正要交作业的学生，恭谨地征询是否可以让我拍张照片。

老人点头微笑，把稍微后仰的帽子往前调一点，虽只是个小动作，却展现了对我的尊重。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快门，捕捉了他对陌生人的接纳，也捕捉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一辈的台湾人，受的教育或许不多，干的也多半是劳力活儿，却能从生活中汲取智能，学习道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信任与礼貌，让人觉得处处有情、处处亲。我不知这位老人的姓名，彼此也没有任何交谈，可这张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我一向会在办展览时出版摄影集，《北埔》是我的首次个展，也是第一本摄影集，拍摄年代是1980年到1985年。全部八十张作品都是用135相机拍的长方形构图，而这张用120相机拍的正方形照片，则是在1988年路过时的即兴之作。

忘了那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依稀记得开车经过北埔外围时，虽然时间有点赶，还是决定绕进去看看。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到这个客家村正在微妙地改变，居民和善多了，不再排斥外人。

首次造访，我被小孩丢过石头，被警察拉扯询问，被所有村民斜眼注目。来过许多回后，终于被接纳，但我仍感觉北埔是全台湾民风最封闭、保守的地方。

那天，长廊下有群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就着茶簸箩剔茶梗，好让当地闻名的“膨风茶”品相较佳。这位老妇人大概家境比较好，悠闲地靠在藤椅里跟大家聊天。虽只是在自家门口，却收拾得整齐洁净，旧皮鞋擦得光亮，贴着膏药的小腿还套着肉色丝袜。

见我取出相机，老太太自动调整姿势，将上衣拨平、衣角拉直，双手一下放在腿上，一下合在小腹上，见我迟迟不按快门，又将双手扶在椅把上。每个动作都反映了她的细腻心思，也显示出她想展现自己最好的形象。

构图时，我将空藤椅也纳为重点，因为它说明了刚刚还有人坐在她的身旁，亲近到椅脚交叠。拣茶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讲着客家话，我虽听不懂，却能意会她们在逗老太太，说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我的底片印上了一位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新竹北埔，1988

苗栗民德水库，1988

明德水库吊桥

每当兴建水库，就有一些居民不得不离开被淹没的家园。地势较高之处虽能幸免，却也会被四周水域隔绝，家园成了孤岛。台湾的各个水库附近，总有几户不愿迁离的居民，说什么也要守着祖先辛苦屯垦出来的土地。因此，纵使只剩一个孩子要上学，也得弄条船每天来往于两岸接送。农夫们要跑趟乡公所、买些日用品，则是靠着一叶小竹筏自行摆渡。

位于苗栗山区的明德水库集水区，小岛居民就比较幸运了，因为水库小，搭建吊桥不难，对外交通也方便些。只不过桥面仅能步行，禁止通车，如此一来，生活步调便停留在没有车辆的旧年头，想快也快不了。为了拍张照片，那天我可是等了又等，因为空无一人的桥就只是一堆木板、成排钢丝，既缺美感又无情调。

站了不知多久，终于看到两个小小身影出现在桥的那头。光是这样，就够令我兴奋了，赶紧选好位置，框好构图，谁知两人走得极慢，好像在算步子。年纪应该都不小了，一位戴着斗笠，一位撑着洋伞，都看不到表情。两人一路并无交谈，各走各的，前者手挽提袋，驼着背，看来是长年做着粗活；后者腰杆笔直，走路模样也比较悠哉，显然已过起了含饴弄孙的好日子。吊桥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承载着不同的人生、不一样的际遇。

无论曾经历过什么，两位老人的坚持最后都替子孙挣来了财富。如今，群山环抱的鸳鸯、日新、海棠三小岛已成著名度假区，下一代大概都当上民宿主人啦！

台南某庙，1977

下棋的老友

台南市的庙宇实在是太多了，观音、王爷、妈祖、文庙、武庙、五妃娘娘……大街小巷每走几步就有一座，拍着拍着就搞混了。当年出摄影集时，这张照片标的图说是“五妃庙”，但一位专拍台南古迹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是另一座。如今正确的庙名已记不得，但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南台湾一年到头都热，那天又更热，我在一间刚整修过的庙宇正殿到处看，找不到值得拍的。才翻修的老建筑最尴尬，新刷的油漆虽然尽量仿古，但发亮的色泽得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淡掉。本想就此离开，却听到聒噪的蝉鸣中夹杂着细碎话语声，间或还有石子扣地的清脆声。

寻声来到庙后围墙边，只见两位留着山羊胡的老人在下棋。两人都光着脚，一位打的是如意座，一位是盘腿金刚。棋子是在地上临时捡的，并非黑白分明，只是深浅有别；棋盘画在水泥地上，线条淡淡的，看得懂就行。

在我靠近时，两人忽然噤声了。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是棋局正僵，输赢就在几步之内了。为了找构图，我捧着120相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两老却有如入定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原来，最好的构图便是把相机放在地上，于是，我也盘腿坐下，垂首对焦。从毛玻璃的屏幕看去，两人的位置左右颠倒。我一下抬头看真人，一下低头看影像，真是有趣极了。

看得出两人从年轻时就是好友，这辈子不知已对弈过百千回，输赢互换，起手落子之间，尽是惺惺相惜。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这张照片是有次带学生外拍的偶得。创立摄影私塾的那几年，我除了经常与学生泡在暗房，也会带他们到外地出游，观察他们如何拍照。

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村虽然偏僻，但从竹东可搭火车抵达，车班虽少，时间算准了也挺方便。这条支线如今已是热门观光项目，不像当年，主要功能就是载学生通学，除了一早一晚的上下学时间，几乎没什么乘客。我就搭过只有一节车厢的班次，乘客除了我只有一位老人。

带学生拍照，和自己一个人截然不同。独自工作时可以整个人放空，全神贯注地迎接陌生之地随时可能发生的场景；带学生时却得时时留意每个人的兴趣所在，看他们的拍摄角度是否理想，有时整个旅途按不了几下快门，都在忙着指导。

然而，那次的内湾之行，却为我留下三幅正方形构图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环境太单调、寂寥，学生几乎不晓得该把相机往哪里对。通常吸引他们的舞台效果、戏剧性张力都不存在，一切是那样地平凡、平淡，让他们完全不知从何拍起。

为了当场示范，我便碰到什么拍什么。这位老太太正从家里出来，走在窄窄的巷弄阶梯上，被我遇个正着。我礼貌地笑着请她留步。她虽然乐意被拍，却不好意思面对镜头，一下朝左看、一下往右看，害羞的模样，使她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仿佛回到了青春少女期。

背景这等单调，光线如此平淡，老太太也只是个普通人，但她所流露的真情，使那一瞬间变得珍贵而非凡。

新竹内湾，1989

想起了大姐

父母都下田工作了，没人可撒娇的孩子就赖着姐姐，从家后门到溪边的一小段路也不肯走。小姐姐自己个头也不大，没法像大人那样抱得安稳，姐弟俩一路僵着，成了这么个怪姿势。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大姐。我们九个兄弟姊妹，比她小的都被她带过，长大了各自成家，每次聚会也是靠她四处打电话召集。大姐还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按乡下习惯在阴历那天打电话来。电话这一头的我总会先愣一下，随即温暖在心，明白自己又长了一岁。我们早就忘光的童年往事，大姐也能如数家珍。在乡下的那许多年，好像只有她实实在在过着日子，我们却编织着另一种生活。

努力回忆大姐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却是印象稀薄，令我汗颜。只知道大人从来不必为她操心，无论生活、课业，她总能按部就班达到父母的期许。她考上宜兰最好的女子中学，在校成绩很好，却因为要减轻家计，毕业后学了些护理技术便开始就业，然后再到台北亲戚开的公司帮忙。她一直收入不多，对弟、妹却十分慷慨，还是我们之中最早拥有房产的，而且不止一间。而我们却必须过了中年，才能了悟她几十年来省吃俭用、攒房出租的养老法最稳靠。

我一路跟着这对小姐弟。姐姐显然非常吃力，尤其是下坡那一段，可她却始终把弟弟抱得紧紧的，不曾放下。到了溪边，弟弟马上挣脱下地，头也不回地冲去玩水。那一幕让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这样赖过大姐。

新竹内湾，1989

石碇村的小孩们

石碇我造访过不下四五回，每次都对老街上看报的村民印象深刻。那儿的住家大半是石造矮房子，室内光线暗淡，村民都把走廊当客厅，藤椅、小板凳就搁在廊檐下。村民的家居生活，走在街头便可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既没戏院，又没任何公共游乐场所的穷山村里，闲着的人找不到旁的消遣，一张报纸就可看上大半天。

山村开发得迟，两百年前还是原始森林，清道光八年开始有闽籍汉人前来开垦，于山坡地上栽茶植林，之后又发现了煤矿。人潮受吸引而来，可矿脉枯竭后又骤减。三十五年前我去的时候，石碇还是台北县最落后的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七十人。然而，它的美丽与独特却在艺术圈非常有名，前来写生与拍照的人从没断过，如今更是成了北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假日人头攒动，气氛大不相同。

坐落于乌涂溪和石碇溪交汇口的石碇村，走在村中任何角落，都可听到哗啦啦的溪水声。两条溪像是护城河，村中有两座桥，连起东街和西街，西街人要出村，至少得行桥四次。这还不够，面朝公交车站的地方又兴建了另外一座。所以说，石碇人最有资格夸口：“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万寿桥头的这家杂货店，是我每回来都会待上一阵子的地方，除了买饮料、面包填肚子，也喜欢看进进出出的村民。这也是石碇所有小孩最爱来之处，没钱也会蹭个老半天，东摸摸，西看看，看到稀奇的东西就会眼睛发亮。

那天一起拥进六个小孩，却只有一个掏钱买了新推出的糖果兼玩具。其他人都是陪着来的，却也个个兴高采烈、与有荣焉，勾肩搭背地离去。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猜想这帮孩子会因共享那小小的玩具而乐上大半天。多么慷慨又容易满足的年岁啊，而那是我们都曾有过的！

台北石碇，1978

菜园里的小姐弟

山谷里，偌大的菜园只有一位老妪在缓缓地松土。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她非干不可的活，只不过一辈子都在做事，拿得动锄头，就感觉自己没老，还有用。跟她做伴的是一对小姐弟、两只狗。

二十多年前，新竹内湾还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但有条支线小火车从竹东开来，想造访倒也不难。早期，整个新竹县的东部丘陵都是泰雅人的活动范围，后来才渐渐成为客家聚落。内湾因为地处矿业、林业开采的对外孔道，一度也曾繁荣。停止开采后景况萧条，没落了几十年，才渐渐转型为观光旅游景点。

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妇人看到我有点意外，却也没问东问西，见我拿出相机，更是生怕怠慢，即刻立正站好。整个画面因她的严肃而呆板起来，与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风景、空气，以及傍晚温暖和煦的光线都不搭。

我只好把镜头转向小孩。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不像我碰过的许多小孩，看见镜头就做鬼脸、耍宝，姐弟俩好像明白摄影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小姐姐温驯地注视着镜头，一言不发；弟弟为了显得高一点还踏上田埂，且没忘了压住不安分的狗狗。

对乡下人来讲，姐弟俩算是盛装了。是白天刚进过城，还是从城里来探望祖母？或是被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回来让老人家带？无论如何，他们都被教得非常好，虽然有点拘谨，却丝毫没有怀疑或拒绝我的举动，微细的表情与姿势，在柔和的光线笼罩下，透出一股这个年纪少见的早熟。

禄来相机的镜头快门声清脆悦耳，直入我心。

新竹内湾，1989

台北淡水，1976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也不晓得这两个小女孩是姊妹还是好友，远远骑着单车过来。那时的淡水小镇既无捷运可到，也没河边商家，出海口冷冷清清，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成为视觉焦点。

踩踏板的小女孩技术不错，速度很慢，把手很稳，就是一直朝左望，大概是被对岸的观音山吸引，也不怕车头一歪，落到涨潮的海里。倒是后座的同伴显得紧张，正襟危坐，不敢乱动。

淡水落日经常吸引各地影友扛着脚架来取景，我却特别喜欢捕捉夕照打在小人物身上的温暖感觉，平淡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因天光而生灵活现。

那个时候，观音山尚未开发，山上没有东挖西盖的庙宇、房屋、墓地，也无杵在山头的高压电塔，完全是原生态。记得画家席德进在世时最喜欢画观音山。当时我年轻，觉得此山棱线单调，不过是个尖锥罢了，不明白他为何百画不厌。现在可懂了，在关渡山居，整面窗都映着它随不同季节、时辰而展现的面貌，变化万千，令人着迷。原来，有些美是要年纪愈大才愈能品味的。

现今的观音山脚下，尽是一栋栋的豪宅，整个河畔被建商冠以“左岸”的美名，想跟异国的花都效颦，却营造不出丁点浪漫气息。三十七年前拍此照时，我特地等候孩子来到山前，为的是交代拍摄地点。如今再看，却发现照片还留住了浓浓的时代氛围。纯朴方是至美，这两个小女孩就是证明。

补破网

在淡水出海口附近，有个堤岸边的小角落搭着一顶简陋的遮阳篷。那是渔人修补渔网时用来防晒的，面积不大，也就够补一张小网罢了。就是单人舢板随身扛的那种，只能在河口撒一撒，捕获的鱼也是小小的、少少的。网破了，孔也不会太大，补起来轻松得有如缝扣子。

也因为如此，这位老渔夫显得十分悠哉，针进针出地手起手落，竟带着几分优雅。夕阳透过遮阳板隙缝洒下柔光，为他添了几分斯文气，意味深长的表情，竟像是在书案上读着一篇好文章。

其实，台湾有首著名的歌谣就叫作《补破网》：“见着网，目眶红，破甲即大孔，想要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罔活动，找家司补破网。手提网，头就重，凄惨阮一人，意中人，走叨藏，针线来逗帮忙，孤不利终罔珍重，举网针接西东，天河用线做桥板，全精神补破网。”

这首由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的歌发表于1948年，原本描述的是失恋心境，却被用来隐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后，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氛围。因“渔网”的闽南语谐音是“希望”，民众也借此歌彼此互勉，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大家齐心协力，一针一线缝实破网，织补台湾的新希望。

这位老渔夫，看年纪就知道，他定能将这首《补破网》唱得朗朗上口。那安然的模样，让我在按下快门时被深深触动了。稳定社会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每一位谨守岗位、勤勉不懈的小老百姓啊！

台北淡水，1976

南澳村的假老头

南澳乡是宜兰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乡，境内的七个村，除了东岳，金洋、南澳、澳花、金岳、武塔、碧侯我都去过。村与村之间相隔甚远，外地人若不自备交通工具，造访不易。南澳村就还好，因为是北回铁路的一站，纵使车班不多，也算方便了。对我而言，它更是全台湾最容易抵达的泰雅人部落。

在辞掉电视公司职位、开班授徒后，我经常带学生来外拍，只要在台北搭早班快车，抵达罗东再换普通车就行了。到的时候天刚亮，村民大多没醒，正好可以跟他们同步展开新的一天。在这个村，我还真拍了不少好作品，哪天可专门为它编一个主题。

当时，台湾大多数高山族村落都已汉化，纯朴、宁静的南澳村就跟一般平地小镇没什么两样。几近失传的传统艺术，全赖经纪公司苦心搜罗，组织表演队伍在各大城市巡演。如今为了吸引游客，不但有南澳泰雅文物馆、守月祭，就连早已消失的黥面习俗也卷土重来。

那天来到南澳正逢下雨，相机最怕淋雨，我跟学生没备雨具，大部分时间只好躲在屋檐下聊天。原以为会无功而返，却见雨中有两个小男孩朝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个戴着大鼻子眼镜装老头，鼻下还有一撮翘胡须，好像这样就能提早长大。

“帮你们拍张照吧？”听我这么说，撑伞的男孩强忍笑意，假老头却从雨伞下面跨出来，好像知道我想拍的就是他，不但站得笔直，还微微皱着眉，仿佛心目中的大人就是这种表情。

事隔二十多年，这个小男孩早也步入中年。当大人的滋味，不知是否跟他期望的一样？

宜兰南澳，1989

高雄多纳，1978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这三个鲁凯人小孩本来在村中广场玩耍，应我的要求，来到石像图腾边留影。大概是从没拍过照，也不知道相片是什么，见我拿120相机对着他们，竟然呆了，好像我手中的方盒内藏着一只凶猛的动物。小姐姐扶着竹竿的模样，简直就像撑着一支长矛。

还真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孩子，我试着逗他们笑，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太阳很大，晒得他们和我眼睛都睁不开。愈是努力要让他们放松，他们的表情就愈凝重，毫无妥协的意思。在按快门的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勉强！

在茂林乡最深处的多纳，当年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地村落，我却至少造访过四次。第一次是冲着名字去的，没想到村里竟有台湾保留最好的石板屋。矮小的房子里，从屋顶、墙壁到地板全都由一片片形状不同的页岩堆栈而成。石片是从山壁上凿下的，族人视其大小、厚薄，将之安置于最适合的房屋结构处。

就连村中央的这座保护神，也是由一整片页岩雕出来的。这么大的尺寸可不容易取得，为了怕石板碎裂，雕刻线条尽量简单，倒让本当威风凛凛的神祇，看起来有点像可爱的姜饼娃娃。

想知道这座石像还在不在，我特地上网搜寻，才知道如今的多纳村，所有石板屋已改用机器切割的规则石材，还往上加高，往旁拓宽、隔间，变成了一间间民宿。原来朴拙粗犷的原始风味尽失，就连天然的多纳溪温泉也被分割，圈围成一处处收费泡汤池，石像自然也不知下落了。

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我还真是佩服这几个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宜兰四季，1990

最深沉的乡愁

那天是四季小学的毕业典礼，一个年级只有一班，让我很容易就跟孩子们混熟了。全体毕业生向导师鞠躬、道谢后，年轻的男老师竟说：“请各位同学也跟阮先生敬礼，谢谢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到四季拍照。除了今天的毕业典礼，他还来拍过好几次开学典礼，你们都记得吧？”

四季位于宜兰县大同乡的泰雅人山村，是我最早知道的高山族部落。初中时我被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每天搭火车通学。每当火车停靠罗东，就是我心跳最剧烈的时刻。前往太平山的泰雅人都在对面月台等候森林小火车，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就会望着那些美得不得了的四季少女，或是嬉笑吹牛，或是偷偷幻想。有位同学后来还真娶了四季美女当老婆，休学在家，成了十五岁的小爸爸。促使我一再造访此地，拍摄期间长达九年，且举办《四季》展览、出摄影集的缘由，正是因为这个少年时期的情结。

毕业典礼结束后，两位四年级的在校生代表要求我为她们合影，或许是从学长依依不舍的情景中体会到，再过一两年，她们也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了！我先是用配备小广角镜头的135相机取景，却发现黑板上方的孙中山先生肖像也在画面之中，于是又换上标准视角的120相机。画面满满的都是这两个喜不自胜的小女孩，眼睛清澈到可以让人看见心底的亮。

正是这样的眼神，让我当年孜孜不倦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走动，记录下每张遇到的纯朴面孔。这份纯洁的童真，便是我们所有人长大之后，最深沉的乡愁。

屏东三地门，1990

老传统与新潮流

那天带工作室的学生去多纳外拍，中午由台北火车站出发，夜宿高雄，隔天早晨搭客运车到屏东，再换一班车到茂林包出租车，直到汽车没法前进，一行人再徒步通过一座小吊桥。终于抵达多纳村后，整个村子却是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原来大家都到另一座山头喝喜酒去了。一位妇人叫我们赶过去看看，因为青山村的排湾人酋长要为长子娶亲，举行“抢婚”仪式。这样的传统大典，就连许多年轻一代的高山族都没看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高山族婚礼都得用抢的。整个仪式需要的人力、物力相当庞大，一般人负担不起，唯有头目或贵族的子女结婚，才能有这样的场面。不止青山村总动员，就连附近几个村也几乎倾巢而出。

这么特别的抢婚仪式，在此之前竟然没见任何媒体报道过，整个活动从头到尾不见专人拍照或录像。我和学生成了不请自来的义务婚礼照相师，大家满场飞奔，拍得不亦乐乎。我鼓励一位在晚报担任摄影记者的学生翔实记录，作品果然受到主管赏识，在每周日的视觉特刊发了个满版。

亲友们个个盛装，几乎都是传统排湾人大礼服。抢婚仪式按部就班，遵循古礼，可拍大合照似乎才是新人与双方亲友最重视的项目。从山下请来的摄影师终于出现了，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新郎、新娘与花童竟然特地换上了现代的西式婚纱礼服。

望着观景窗里的画面，我终于明白，对年轻的新人而言，老传统是不得不扛的包袱，新潮流才是他们想追求的目标。

撒娇的小女孩

三地门青山村的酋长娶媳妇，谁是本村人，谁来自邻村，很容易分辨。前者一律穿排湾人传统服饰，他村宾客则无论本族或鲁凯人，都精心打扮穿起了洋服。这个偎着母亲的小女孩不但穿着新皮鞋，还梳了个小发揪，夹上鲜艳的假花。

抢婚仪式难得一见，虽然忙着捕捉镜头，我也晓得，小女孩滴溜溜的大眼已经在我身上转老半天了。可是我捧着相机跑来跑去，没空跟她说话。新人与双方亲眷彼此拉扯、抢奔、追赶、假哭、真笑的动作稍纵即逝，一点也分神不得。

在台湾的高山族之中，排湾人与鲁凯人都拥有贵族制度。依据传统，继承贵族阶级的一律为长嗣。各部落有贵族、士族与平民等阶级，不同阶层不仅通婚不易，也很少往来。头目与头目家族的联姻婚礼，绝对是任何部落里最重要的庆典。

等新娘终于上了两根长竹竿绑的藤椅，被架去新郎家后，喧闹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我也回过头来朝女方家走。那双乌黑的眸子，我老远就看到了，又大又圆，在黝黑的肤色衬托下显得更晶亮有神。

一路都用135小相机抢镜头，此时静下来，便忍不住从包里取出120相机，气定神闲地蹲在这对母女面前框景、对焦。本来很希望被注意的小女娃，此刻却扭捏起来，小手抓着妈妈的衣角撒娇。

这就是我最爱拍的照片，在人物眼睛最有神、表情与肢体语言最自然的时候，灵魂就会跃然而出。人的一辈子可能没几次机会在灵魂现形时被定格，即使被定格，自己也不一定看得到。然而，素未谋面的人却能从这样的影像中得到共鸣，因为那不只是一张容颜，还代表了她的本真。

屏东三地门，1990

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

高雄梅山，1978

梅山部落的“莫”

一查拍摄年代才惊觉，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的儿子当时还没出生，现在却跟照片中的年轻人岁数差不多了！他是布农人的原初居民，整个梅山部落的人都叫他“莫”，而且语带尊敬。

梅山是相当偏僻的所在，我从桃源村步行将近五个小时，才全身湿透地在倾盆大雨之中抵达。路基坍方，好几个月没人来了，专门服务登山客的山庄负责人看到我，还吓了一跳！

“莫”是第二天睡醒之后，到村里走动时遇上的。好多户人家养梅花鹿，我望着这些身型优雅、大眼充满灵性的动物流连忘返，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一个小伙子扛着重重一捆树叶，却依然身手矫健。“这是去山上砍来喂鹿的，”他骄傲地告诉我，“我养的鹿不但最壮，数量也是全村最多的，比其他养殖户加起来还要多！”

“莫”盛情邀我到家里歇脚，还请母亲到附近杂货店买罐头芦笋汁给我解渴。他想去都市打天下，却不得不留在山地：“家里没人手，弟弟在服兵役，父亲和妹妹种不来那块田。不过，到城里也不晓得要怎么生活。我服兵役时去过一位朋友家，好恐怖啊，那么一点点房子要住那么多人，会被憋死的。我们住惯了山地，真不习惯都市空间，转个身都觉得不自在。山地有山地的好处，但实在赚不到钱……”

我忍不住问，“莫”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名字是从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普通人不能乱取。他祖父生前是梅山部落的首领，因此“莫”也是贵族阶级。这一点从他的谈吐、举止中不难看出。

时代变迁让“莫”成了落难贵族。找出这张照片，让我又想起了这位心事重重的年轻人！

突兀的摄影经验

去过多纳几次，就以拍这张照片的经验最为突兀，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在村里走动时，我从没把相机对过这位老妇，因为她的神情有点奇怪，还跟在我后面走了好一阵。最后，她终于忍不住跑来搭讪，可是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因为她只会鲁凯语。猜了半天也没弄懂意思，直到她开始拉我的衣角，指着后方，我才明白，她希望我跟她走。

说老实话，来到她家，我还真有点不安，整个屋子空荡荡地没半个人，只好赶紧站在挂满曝晒衣物的屋檐下，不敢再入内。见我不动，她一手抓起我胸前的相机，另一只手比比自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希望我帮她拍张照。我拿起相机测光、对焦，她又摆手、摇头，作势要我等等，随即转身进屋，十来分钟后再出现，已是头面干净，换了一身传统鲁凯人服饰。看来这是她最好的衣服了，说不定还是结婚时的大礼服呢！

她严肃地站着，表情呆板，让我不知如何取景。只不过稍微犹疑，她又猛指着相机催促，我只有捧起哈苏相机，应付式地按下快门。听到快门声的“咔嚓”、反光板落下的“哗啦”，她终于露出笑容，笔直地朝我走过来。见她伸手，我还以为她是要握手言谢，也连忙伸出右手。她却摇头，用手比出数钱的姿势。原来这是一笔生意！她把我当成了观光客，拍照就得付钱。我差点儿没昏倒，但还是按捺住失望，掏出一张钞票。

虽是个不愉快的摄影经历，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把照片放出来。因为老妇的姿态、表现与周遭环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高山族的处境。

高雄多纳，1978

台南西港，1990

庆安宫的王船祭

台湾各地庙会一向受摄影爱好者的追逐，任何摄影比赛中都看得到庙会场景。每回担任评审，所见画面都非常类似，让人搞不清楚到底二十年前拍的和现在拍的有何不同。

我并不擅长拍这样的场面，也不喜欢，因为喧闹有余、虔诚不足。在台湾早年的乡土热潮期，庙会被认为最具本土色彩、最能彰显民间活力。然而，随着旅游观念的盛行，如今它更像是一场绚丽的观光活动，丧失了敬天爱地的酬神胸怀，离信仰与传统愈来愈远。

那年，一位画家好友邀我到他西港老家做客，挑的日子正是三年才有一次的“王船祭”。说起王爷绕境，全台湾最被称颂的就是“南东港，北西港”。东港的东隆宫和西港的庆安宫，无论在场面、声势、历史地位上都独步全台。三年一度的“王船祭”也就是庆安宫“做醮”，整个期间西港万人空巷，宛如不夜城，比过年要热闹几十倍！

西港是本省最穷的地区之一，水质含碱重，连洗澡肥皂都不大容易起泡，饮用水的怪味儿就更不用说了。土地不肥，作物不茂盛，人也容易罹患各种疾病。正因为如此，烧王船、送瘟神等去煞祈福的活动历久不衰。好友在这么穷困的地方长大，却非常上进，以国画扬名宝岛。

其实，早在1974年，庆典的商业气息还不浓时，我就来拍过了。但友人盛情邀约，我也就欣然前往。由于没工作压力，拍得特别轻松，有点像度假，虽拿着120相机，也没特别想抢镜头。直到王船在冥纸堆中燃起，我才想捕捉那位乩童与船头的关系。

乩童面朝船首施展步罡踏斗，我也不得不随着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移动。乩童跟神明联系上了没，我不清楚，倒是觉得我和他之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傀儡线。

台南南鲲鯓，1976

精神折磨

那年去南鲲鯓，是被一位研究民间曲艺的学者拉去的，结果没在庙会里听到可采集的民间歌谣，倒是看到了全省大小庙宇的乩童大会串。

乩童是道教仪式中的一种灵媒，被认为是神明或鬼魂与人类的媒介，多由男性担任，年龄不拘，产生方式据说分为宫庙神明拣选、师徒相传以及自我发功。有研究指出，台湾的乩童，在语源或出处上比较接近东南亚地区的巫术，与道教仪式不太一样。是否属实，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台湾乩童上身的神明多为王爷、三太子、天上圣母、济公，服务项目还包括替收惊，甚至医病。

乩童还有文乩、武乩之分，神明附身时称为“起乩”。文乩大致是手执香支，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帮信众医病、解惑；武乩则主要帮信徒镇鬼安宅，起乩时踏五营步罡，手持双刀，前额见血，以示驱邪破秽。

那天，乩童们有互相较劲的味道，起乩时的自残行为显得变本加厉，仿佛不如此，无法证明自己神力较大。有的人明明看起来就是凑热闹的普通老百姓，受到氛围影响竟也激动起来，衣服一脱、兵器一抡，就直朝自己身上整。

我不想捕捉血淋淋的画面，但身为记录者总得直面事实，不能躲闪，最后决定选择一个视觉上最不刺激的角度。没想到，在乩童侧面凝住的这个瞬间，却产生了另一种效果。斧刃还没跟赤裸的背脊接触，不至于看到肉体折磨，但悬在半空的紧绷感，反而造成了精神折磨。

台南西港，1990

阵头团员

阵头我是从小看到大的。乡下没什么娱乐，就是庙多，每次拜拜都少不了阵头。街坊邻居有喜庆、丧事，也会请他们来助兴、送葬。对乡下人来说，阵头等同于杂耍、特技，有的表演还会夹带荤味，逗得下里巴人哈哈大笑，觉得长见识了。

以前人受过教育的不多，老百姓就靠着民歌、说唱、戏剧来了解历史典故、传统风俗和仪式源由。在台湾的民俗曲艺中，阵头被归为戏剧类，分为文阵和武阵。文阵有车鼓、桃花过渡、牛犁、布马、踩脚跷、大鼓阵、病囝歌、十八摸；武阵有宋江阵、八家将、狮阵、龙阵、七爷八爷。

阵头的音乐结构原始、单调、不断重复，舞蹈动作也简单、拙朴。但不知从何时起，喜爱哗众取宠的人们将乡间庙宇文化与科技结合，美其名为传统技艺融合时代元素，近年流行的“电音三太子”便是个中代表。有人认为这是台湾传统民俗技艺的提升，已达艺术层面，在我看来却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俗不可耐。

我拍过的阵头不多，主要原因是，会拍照后，阵头已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很不一样了，细腻成分消失，只剩喧嚣。倒是这两位阵头团员吸引了我的注意，已着好妆的她们，在车鼓阵还没出发前，于棚下稍事歇息。看脸孔就知道，她们是普通乡下人，但阵头锣鼓一响，就会立即化身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两人一抬头一低头，反映了不同心境，也暗示着传统民间文化令人不确定的发展与前途。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在神明绕境时，通常都走在七爷、八爷之前，后面也许还跟着千里眼、顺风耳，最后才是城隍爷、王爷或是哪位千岁爷。

在我们头城，每年最盛大的拜拜，就数农历正月初六城隍爷圣诞了。年味仍浓，又来了个全镇狂欢，不但会举办城隍爷绕境，殷实人家还开流水席宴请亲朋好友，真是一等一的热闹！镇上最大的开兰路（开发宜兰的路）主要供车辆来往，平时没什么人走动，但每逢这一天，惯走骑楼的民众全拥上大马路。从路头到路尾，挤满了男女老幼和各式各样的阵头。不只城隍庙，其他大小庙宇也会把所供奉的正神请出来游街，街头巷尾都是神明，那个盛况啊！

小时候年年看城隍大仙尫绕境，不觉得有多稀罕。小孩子最感兴趣，而且永远热切期待的，就是牛头马面身上挂的那一大串饼干。饼干的作用，除了让妇女们求回去帮婴儿“收涎”，群众中有小孩被面目狰狞的阴间差役吓哭时，也可赶紧扯下一块哄哄他们。被吓过一次的小孩尝到甜头，之后就是不害怕也故意装哭，在大街吃完，绕到小巷看能不能再搞一块。大人当然比小孩精，谁拿过、谁没拿过，牛头马面都清清楚楚，从不上当。

原以为这个习俗家乡才有，在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大拜拜又碰到牛头马面，忆起童年趣事，不禁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小时候总觉得他们硕大无比、凶恶万分，没想到长大近看，竟是瘦巴巴地满脸疲惫，颜面油彩糊成一团，仿佛已饿得手脚发软，巴不得阵头快点结束，好收工回家休息。

台北迪化街，1976

静悄悄的戏台

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故乡，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老家。随着工作渐忙，归期从清明、端午、中秋、春节，渐渐缩减到只有一年一度的围炉。

自己开车后，返乡多走滨海公路，但每回都免不了心惊胆跳。砂石车司机就是路上的危险分子，为了供应大台北地区急速加盖的大厦、公寓，一辆又一辆的重型卡车飞奔至宜兰载运溪谷挖出的石头，再回头一路横行、超车。每次走这条路都得提心吊胆，这也是我少回家的原因。

那年从头城回台北，经过滨海公路旁的大里渔港，只见山脚下的天公庙前搭了个野台戏棚，忍不住停下车来歇歇脚。天公庙本名庆云宫，主供从福建漳州奉请来台的玉皇大帝，成立之初规模简陋，经过将近两百年的整修、扩建，才有了今日的雕梁画栋、广阔殿堂。山门正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视野辽阔、景色壮丽，可远眺龟山岛。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寿诞，前来祈福、还愿的信徒络绎不绝。

我到的时候是中午，戏班成员各自找了位置正在休息。戏台上静悄悄的，戏台下却熙熙攘攘，到处是捧着牲礼、祭品的人们。香客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如戏的海海人生，恐怕比舞台扮演得更扣人心弦。台上总有收场时，台下之剧却永远不会落幕。

比起我们小时候，野台戏是愈来愈简陋了，有时上半身是古装，下半身却露出牛仔裤、皮鞋，耍缨枪的手腕还挂着手表。倒是没见过有人挑剔，只要身段好、唱腔带劲，即使穿帮连连，也照样能得掌声。

我在前台、后台走来走去，也没人管我。大剌剌躺在台上的这位，不晓得待会儿要扮演什么角色。从睡姿、相貌、独占空间的气派看来，应该是将相而非兵卒。

宜兰头城，1989

后台的假寐

后台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戏服箱占满，箱子还兼化妆台、餐桌、道具架。休息的戏班成员一个挨一个，没人能把四肢摊平。膝盖要拱起来，手臂要缩在胸前、搁在头上，尽管局促，却依旧能安然入梦，且维持头套、浓妆的完好。

歌仔戏的发源地正是我的家乡宜兰。它是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发展至今约有一百多年历史，从小戏阶段演变到大戏形式。小戏阶段源自大陆福建漳州一带的“歌仔”说故事，是民众在农闲之际，于大树下、草埔旁的自娱。之后渐渐吸收车鼓小戏的表演形式，用几个简单的角色来陈述故事。大戏则是以小戏为基础，采集民间歌谣乐曲与流传于本岛的其他戏剧表演，融合、演化为成熟的演出形式。

戏剧内容起初多为描述日常生活，渐渐发展成连说带唱地演绎民间故事，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但在这个阶段，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角色也只有小生、小旦和小丑等。后来结合车鼓戏的表演身段、角色及妆扮，才从说唱故事演变成铺演艺术。

戏班子披星戴月地赶场，早练就了随时随地打盹、进食的本领。那天不知要演几场，演员们妆扮费时，看来得从早到晚顶着浓妆过一天。假寐中的花旦、青衣，戏装已换成了便服，可是从头饰、妆扮上，仍然可以看出谁是夫人、谁是丫鬟。

拍照时，有对小兄妹趴在那儿观望，不知是对我还是对演员们感到好奇。他们的出现，使一张直击的记录照片变得更有想象空间。

宜兰头城，1989

澎湖，1977

澎湖的收惊婆

离开故乡之后，我就只在外岛澎湖看过这么一次“收惊”，至于是哪个渔村倒忘了。收惊婆看来相当专业，既唱收惊歌又贴符，端着印有八卦图的米箩在幼儿身上不停晃动，仿佛神明附身。

收惊在台湾十分盛行，几乎是乡下人生活的一部分。还不大懂事时，总觉得这个仪式神秘又恐怖，仿佛阴间的牛鬼蛇神都在黑暗中虎视眈眈，看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否如规如矩。印象中，担任收惊的好像都是婆婆、妈妈一类的人。

家里兄弟姊妹有九个，食指浩繁，一切开销能省则省，就连“收惊”也是祖母或母亲自个儿来。记得她们会先在客厅神案前对着佛祖、观世音、祖先牌位烧香，掷筊，确定小孩哭闹不休或不吃不喝，是犯了什么冲。接着，得用晒干的稻草梗扎个草人，拿张冥纸画脸，再把小孩的衣服往草人身上套。

帮草人画脸的差事一向由我负责，因为我从小爱画画，被夸上一句“画得真像”，就能乐上大半天。穿好衣服的稻草人，连同一碗插着香支的白米饭，在晚间的一个特定时辰拿到某路口或某条大水沟旁，把饭上的香支抽起就地一插，饭碗倒扣，米饭置地。把稻草人的衣服脱掉，连同冥纸一起烧掉，念念有词，再把空碗、衣服带回家。

年纪稍长之后，自然知道那都是迷信，但又不敢违背母亲，只得毕恭毕敬地随着装腔作势。因为母亲实在是太虔诚了，生怕稍有闪失，儿女就好不了。从头到尾她都会再三叮咛，千万不能怀疑，否则就不灵了！

如今，收惊仪式不但没衰退，对象还包括罹患忧郁症的成年人，甚至还有学者专家抬举它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再探究下去，说不定连我都需要收惊了。

台中，1992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那年陪法国友人沿台湾东西横贯的公路游览。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大师，在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树》之后，接着想拍的就是石头。台湾最漂亮的石头，当然就是在太鲁阁了。峭壁岩块、溪涧山石，无一不吸引他猛按快门。

过了梨山一路下坡，抵达谷关便进入台中县境。车子开到一片荒郊野外，竟然出现一座小小的火葬场。环境简陋，没有休歇之处，丧家的老老少少都站在焚化炉的附近等着。小孩被抱在大人的怀里，倒是十分安适。

这样的氛围，依稀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自己当时也被人抱过来抱过去。厅堂里挤得满满的，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跪拜、磕头，哭声、碰撞声、嘈杂声不断。当时并不懂得死亡的意思，而是被周遭人的反应给吓坏了，平日亲切慈蔼的人也大哭大叫、面孔扭曲。几天之后，突然感觉家里少了一个人，原来祖父不见了！

祖母过世时我已成年，带着新婚太太回家，整个头七都是在佛经的唱颂声中度过。岁月不饶人，父母先后往生，我自己的小孩也已成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有的人修持一辈子，也不过就是希望能够坦然面对生离死别、爱恨情愁。要无病无痛地往生，得有多大的福分啊！

那位爱拍石头的友人现在已八十多岁了。当年才六十多岁的他爱拍石头，想来是要抓住一些比肉身更持久的存在、求取超越世间纷扰的纯粹之美吧！

一切都会灭，到底什么会留下来？我相信，那应该就是生命的感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被什么感动，因而做了一些也能感动别人的好事。所有的这些感动形成一个个善的循环，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北竿，1979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我总共只去过两次马祖，第一次是在电视台工作时。一团演艺人员在农历年间到前线劳军，我是随行摄影师，也因为如此，才能踏上一般民众根本不可能造访的军事基地。那年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这个位于闽江口、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列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严密戒备着。

服兵役时，我在运补舰工作，日常任务就是载官兵调防、送粮草物资，很清楚在军事要地绝无可能让相机出现。劳军团自然另当别论。去马祖得搭一天以上的船，冬天浪大，舰艇晃得特别凶。消息发布后，同事们避之唯恐不及，我却喜出望外，主动请命前往。

马祖列岛包括南竿、北竿、东莒、西莒等三十六个岛屿、礁屿，那回在几处跑来跑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竿的芹壁村。聚落雄踞海边，用石块砌成的古厝沿山壁罗列，有青，有褐，有红，景观奇美，真是少见。早年，当地靠着捕虾、晒虾皮，也曾繁荣过，但鱼货渐稀后生计萧条，人口便大量外流了。

我沿着地势爬上爬下，碰见的最快乐的村民就是这位老人，应该也是浪里来去大半生，年纪大了无法出海，便做做家事、烧烧饭。这正是他家厨房门口。我本来在拍建筑，见他走出来朝我直笑，便也顺手按了快门。记得那天风大，冷得要命，我穿着军队发的羽绒长大衣还直打哆嗦，老人却是一件轻松的薄棉袄就打发了。

第二次去是二十多年后，一位曾在马祖当军医的学生邀我重游旧地。专程造访芹壁村，才知它已成了数一数二的外岛旅游胜地，被冠上的称号叫“马祖地中海”。原本脏脏旧旧的矮房经过修建，摇身一变，成了收费昂贵的民宿、餐厅。整个地方已成了度假村，为了观光而存在。多么怀念那纯朴的笑容啊！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娘娘，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传说宋朝福建湄洲有位孝女，名林默娘，自小有异能，能预知福祸，人称妈祖。三十岁不到，即因飞身入海拯救遭逢船险的父兄而往生。遗体随海漂流至闽江口附近的小岛，被渔民打捞上岸，葬于南竿海边。小岛因而被称为妈祖岛，后来改为马祖。

南竿是马祖列岛的首善之区，面积最大，也是连江县的行政、经济、交通以及军事中心。1949年后马祖地区被军方列管，提供驻军消费的商业、服务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记得我第一次造访时，就明显感觉南竿商业气息较浓。

相较起来，北竿一直像个乡村，南竿却早就具备了市镇规模，街上有许多小店面，专卖特产给休假、退役的回台阿兵哥。最有名的就是马祖老酒，除了直接喝，加点老姜、红糖，温热着喝又是另外一番风味。记得裁缝店与洗衣店也特别多，专门伺候不会缝衣、补扣或懒得洗衣服的阿兵哥。理发店当然也不少。

忘了这张照片是在南竿的哪个村拍的，但从墙面糊水泥、窗户装栏杆，可以知道这儿的居民经济条件较好，有防小偷的必要了。这位着传统服饰的老太太应该有七八十岁了，从屋里步出时拿着一双厚毛袜，一路摸索着挂在窗台上，似乎希望快点晾干了好换上。看动作极可能是眼盲，但她却知道我在、明白我想干吗。听到我的相机快门声，不但没生气，还挺起脊梁站好，微笑地让我拍下这张照片。这也成了我对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马祖南竿，1979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那天傍晚，我跟着这位年轻盲者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行走速度跟明眼人差不多，尽管周围车流繁忙，却一点没受惊扰，行动也无丝毫犹豫，可见是他熟悉的区域、常走的路线。

这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此地从清末开埠以来，就是商机蓬勃、人文荟萃之地，各项服务业均活络，按摩也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应该就是按摩师，正应邀去为顾客服务。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每天晚上入睡前，总会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开往台北的末班火车汽笛，另一个就是盲人按摩师的笛声。三孔短笛音色悠扬，回荡几次后，空荡荡的街头便会出现一个沙哑苍凉的叫喊声：“抓龙（按摩）喔——抓龙喔——有人要抓龙呒——”

早年，在台湾从事按摩业的均为视障者。当时没电话，他们就靠吹笛在大街小巷招揽生意，在人口较多的城市，每位师傅还有自己的独特曲调，以便熟客辨识。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按摩这一行非常辛苦，有时在街上走个一整天也接不到半趟生意。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光业兴起，按摩业者才开始与旅馆合作，到各房间为来自欧美及日本的游客服务。

我喜欢拍盲人，总感觉他们用“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眼”看到的多，而且更有深度。这位年轻人虽见不着我，却知道我在跟踪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想要闪躲的姿态。我赶紧离他远一点，在几公尺外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着，观察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还真是厉害，竟然能分辨出是红灯，不慌不忙地立在路口。终于等到了拍摄的最好时机。我按下快门，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敬意与祝福。

台北迪化街，1978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老妇的眼睛还好，但因手拿拐杖，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瞎子。她其实是在闭目养神，因为等野台戏开演，时间一久居然睡着了。老年人虽然来日不多，却仿佛有的是时间，什么事都不急，可以从早等到晚，就为了看一出戏。是特别喜爱的戏呢，还是任何一出戏？我对戏不感兴趣，对这老太太却特别注意。

这是个很穷的乡下，但她的衣服跟裤子都很新，料子也很好，显然是当地的好人家。右手腕的金镯子紧箍，看来是当年出嫁时，按年轻纤细的手臂打造的。左手腕的玉镯就比较松了，戴上时应该年岁已大，说不定还是儿女孝敬的。为丈夫、家庭、子孙辛苦付出一辈子，终于能过上悠闲日子了。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将参与评审的一组摄影比赛作品放映给学生看，主题是临终老人的处境。一位女同学竟说：“我好讨厌看到这种东西，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不美好！”我听了心中一惊，因为这不只是老或少、美或丑的问题。“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则，就像“成住坏空”是物理定律，“生住异灭”是心思轮回。任何存在都必定要历经衰退、湮灭的过程，学艺术的人，若是一味追求肤浅的表象之美，又怎能创作出有智能、具生命力的作品？

拍这张照片时，我正值英姿焕发之年，如今已被称为老先生。但我依然有梦想，还在勤快地拍照、写文章，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从没老过，而且越活越乐观。人生是苦是福，端赖面对现实的态度，躲避只会导致痛苦，坦然接受才能化苦为甜、轻安自在。

我以前光会拍照，不懂这些道理，但现在终于明白了。毕竟是年纪大了。

台南，1978

台北福隆，1980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每次看到有人在风景区留影，我就会特别注意他们找的是哪些地方、选什么背景，心想，多年后，这些人光是凭风景标的，就能忆起那天的美好时光。一对新婚夫妻与几位年轻人相遇，彼此交谈甚欢，互相为对方拍照留念，而在他们身后的我也按下了快门，为此情此景存证。

福隆是台北县最南的乡镇，紧邻我的老家宜兰县头城镇，是我很小就一直想去的地方。四叔家最醒目的那面墙，就挂着他们全家到福隆游玩的照片。夏天在沙滩、在水里，所有人露出的那种欢畅的笑容，让我每次看到都羡慕得不得了，多么希望我们全家也能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头城也有海水浴场，可是父母严禁小孩靠近海，三令五申那是凶险之处，我们只有瞒着偷偷去。长大后才想透，我羡慕的其实不是到福隆戏水，而是能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家族之中，就以四叔见识最广。他长得像克拉克·盖博，也留着跟这位大明星一模一样的油亮发型与小胡子，笑起来可迷人了！在镇公所当民政科科长的他，不但给四婶开了镇上的首家小百货行，也是头一个拥有自用照相机、摩托车的。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那严禁聚众的年代，每周五晚上呼朋唤友地偷偷开舞会。我对西方文明的热望，火苗正是他点燃的。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四叔的相机是Yashica 120。他拍了许多戏水的照片，找了一个大相框，把一张张的小印样，像马赛克那样拼成一幅大图。小小的福隆被他这么一搞，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欢乐的海水浴场。

拍这张照片时，福隆海水浴场正歇业，冷冷清清的。蹲着拍照的新郎官用的是135相机，从手持机器的姿势看来，似乎蛮有经验。而我，捧着120相机站在他背后，在按下快门时忍不住想，四叔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画面。

苗栗狮头山，1987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那天算是教学兼郊游，我带着七八位暗房工作室的学员去苗栗狮头山拍照。这群游客见到我们，开心雀跃的模样，还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

此山海拔四百九十一米，为台湾小百岳之一，也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佛教、道教胜地，早在1895年便有佛教僧侣利用现成的天然岩洞创建“狮岩洞”，后来陆续兴建的庙宇更是遍布于前山的“狮头”、后山的“狮尾”。

山上有许多著名大寺，这是哪一座我倒给忘了，只记得这些大人、小孩不在大殿前，而是在侧厢守候着。一群人由十五六个家庭组成，由年龄看来，应该是老同学聚会，很可能当年毕业旅行时，就是在这儿拍的纪念照。

看到我们一行抵达，而且人人胸前都挂着相机，他们仿佛看到了救星，说就是盼望有会摄影的人出现，因为想要人人都被拍到，一个也不能漏。

一位向来热心的学生不但答应帮忙，而且拍得可认真了，频频指挥怎么站、怎么坐。遇到这样的场面，许多人可能只会应付应付地随便按几下快门，这位学生却体贴地为一个难得的团聚留下美好纪念。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我心生赞许，也在他身后按下了快门。

事隔二十六年，回忆当日情景，不禁感慨。如今学生们各奔四方，有的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有的则是迫于环境、后继无力，甚至不得不放下热爱的兴趣。想到前一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抵达高雄静思堂时，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着拍照，突然被人扯了一下臂膀。原来有位学生特地跑来等我，看了看他递上的名片，当年还是业务员的他，如今已是常跑国际的企业老板了！

澎湖吉贝屿，1990

两个世界

这些孩子如今不知在哪里。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二十多年，唯一参加学生毕业旅行的那次，就是到澎湖吉贝屿。整个小岛只有我们师生十多人，大部分学生都换了泳装下水，我则是打着赤脚，卷起裤脚四处走动。

身上带着相机，就会想捕捉些什么。平坦的沙滩上，除了涛声，就是这些孩子的欢笑。望着他们，我不禁想到，曾有人调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和起薪，艺术系是出路最差的科系之一。入社会之后，活力充沛的他们，到底还有多少能待在艺术领域、坚守创作之路？

教书这么久，我很清楚，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都进了不相关的行业，在校园的多年所学，只是替日后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感品位。奇怪的是，社会上许多有成就、受瞩目的艺术家，却不见得都是科班出身。

沙滩上的小情侣聊着毕业后找工作的事，两个男生则是玩兴不减，等着浪潮涌上来打水漂。这样的场景，若是用135长方形构图，很容易就会使人拍成一前、一后的两张照片。而用120相机的正方形构图，就会把原来看似不相干的独立事件框在一起，形成两者之间的微妙牵连。一个是责任与牵绊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自由与理想的心灵梦土。

我们所有的人，不也时时摆荡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台北沙仑，1999

误入禁区

那阵子，台北沙仑海水浴场已关闭很久，整个环境有种苍凉感。会去那儿，是因为在学生作业里经常看到他们在附近拍的影像。那些海滩、沙丘、防风林以及早年海防部队留下的岗哨、禁止进入的铁丝网围篱，无不充满了超现实的意象，让我打定主意，哪天开车经过，一定要拐进去看看。

谁知见到的场景与我想象的不同。那是个夏日午后，整个地方干净得让人惊讶。竖有“禁止游泳”标志的岸边，有不少人在日光浴。一具具抹得油亮亮的古铜色躯体充满青春的野性，但在这荒芜之地却显得特别诡异。

在我镜头前的这位男子，为了防晒，整个头部用白巾包起，身体躺着，手臂却随着耳机中的音乐，在半空中舞动。整个人如痴如醉，仿佛云游到了另一个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继续朝前走，感觉有些异样。怎么没有妇女、小孩、老人呢？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误入了禁区！白先勇小说《台北人》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浮现，只不过背景并非入夜后的台北新公园，而是换成了光天化日下的沙仑海水浴场。

后来才晓得，这其实是块危机四伏之地，早年曾发生过鲨鱼噬人事件。虽然也曾有过日进斗金的风光阶段，后来却因水质恶化、海流凶险、时有游客溺毙而停业。尽管被列为全台十大危险海域之一，却依然有民众涉险硬闯，浴场荒废后，不但成了天体营、男同志乐园，也吸引了不良分子聚集滋事。

所幸，新北市政府已于2012年拆除岸边旧建筑物及棚架，计划将该处打造成文创产业园区。届时的沙仑，应该又可以去走走了。

台北金山南路，1990

时间、空间的线索

这是台北闹市区一条非常平凡的走廊，建筑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看起来不像房屋，只像一堵墙。近七十年来，台北市容变化剧烈，但某些角落依旧保有日据时代的痕迹，仿佛是个还没复原的伤疤。

早年的台北有不少日式房屋，日本人撤离后，这些房产就大多成了政府的仓库、办公室、员工宿舍。但有些地方让人永远搞不清它的用途，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明明是间房，原有的窗户却被封死；屋顶还是日式旧屋瓦，砖墙却被粗率地敷了一层水泥，仿佛想掩盖什么。

这个角落平凡到不可能吸引任何拍照的人，因为看不到任何关于时间、空间的线索。碰不到它的内在，也就无法得知它有过的沧桑。可是，我却被那天的光线迷住了。马路旁的两个交通号志牌，一长一圆映在墙上，很简单的线条，仿佛是时间之窗、空间之洞，只要知道通关密语，便可走进另一个世界。

一位穿着整齐、头脸光鲜，显然刚从理发院出来的男子行过，面容、表情、衣着、姿势都告诉我，他是随国民党来台的。120相机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镜，我就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圆形号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仿佛过去、现在、未来都与这神秘时空产生了某种关系。

这是一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以心映景

通常，在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后，我就会像一个溺水者，刚得救上岸，暂时不会想再下水了。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收相机、转移思绪。但这位男子从我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的影子却留在了墙上，仿佛不愿离去。这岂不是比前一个画面更有意思？像是一个不知身份、性别、年龄的人正要走进时间隧道，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奔向未来？我毫不犹疑，赶紧上片，构图，按快门。

摄影生涯这么多年，我一向忠于事件的记录、时代的见证，不愿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象。这样的摄影手法也许会被认为平淡无奇、不够创新，取材老是绕着平凡人间的小人物打转。可我自己从来没感觉到重复，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随着年纪增长，时时都在对我展露新的意义。

时代脚步是那么快，社会变化是那么大，可我总是会在变貌之中看到不移的价值。有些东西会因时间而蒙尘，可是当你无意之间把它擦亮，它就会发出任何新事物没办法拥有的璀璨。因为它经过岁月浸润、世事打磨，随时准备着向有幸遇见他们的人，轻语生命的感悟。

当年，在工作时，我会仰仗轻便、准确、利落的135小相机。《正方形的乡愁》中所有照片，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因为120相机机身大、操作较不方便，观看时自然而然会放慢动作、放松心情，快门也按得比较从容。

我的摄影从土地出发，生活起居却没离开过城市。四十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的创作与生活已愈来愈能同步，从前两者是平行的双轨，现在却能合二为一。年轻时，相机在跋山涉水、寻幽探古、行走远方时才用得着；如今，就在居家周围，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摄对象，因为更多时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观物了。

宜兰头城，1978

龟山岛的召唤

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一带，有几个景点可让故乡头城的田畴景致一目了然。不过，想拍张理想照片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度与光线哪有可能随时配合我！

我总共就拍过这么一回，结果不甚满意，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重拍，每次返乡经过，天公总是不作美。然而，随着土地的日渐开发，这帧照片却显得稀罕起来。大片田畴被挖成一洼洼鱼塭，镇上与郊外的农地上杂乱无章地盖起高楼。记忆中的家乡，只存在于影像中。

远方的龟山岛原是隶属头城镇的一个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从大陆移民到岛上的七户人家的后代，都姓蓝。龟山岛正是我们阮家的故乡，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乡。

龟山岛很小，面积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时期，居民也不过百来户。1975年，岛上只剩三十户人家，而这些岛民不是阮家近亲，就是我们的远戚。那一年，岛民依惯例在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便陆续迁至对岸的大里港。1977年，龟山岛已无人定居，整个成了军事管制区，直到台湾当局提倡观光，才于2000年有条件开放，主打航海登岛的生态旅游。

我只在初中去过一次龟山岛，夜里总听到一种怪声音。拍了这张照片后，渐渐借它望乡，有时看着看着，就仿佛闻到了从岛上飘来的硫黄味，听到那圆滚滚的球状卵石，被海浪冲上来又卷下去，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乡愁不再狭隘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机拍了几张杂志要用的商场店铺特写后，我便取出包包里的120相机，拍下这张宽景。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台北中华路，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