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册）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册）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册）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田建华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卷首语

序

第一章 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伊斯兰抬头

撒拉森人

海盗

绑架

变本加厉的入侵

神圣罗马帝国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伊斯兰的“圣战”

梦见西庇阿

打到罗马去

巴勒莫陷落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再攻罗马

基督教的“圣战”

“海洋共和国”

“撒拉森塔”

叙拉古陷落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间奏曲 某种共存

“伊斯兰的宽容”

伊斯兰·西西里

地中海的奇迹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起来，意大利！

诺曼人到来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十字军”时代

“先下手为强”

最后的十字军

意大利的经济人

贸易商品

撒哈拉的黄金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拯救修会”

“拯救骑士团”

年表

卷首语

海盗

在日语中，只有一个词语可以表示结伙横行海上、袭击其他船只和沿岸居民、进行抢劫和绑架的海上盗贼，那就是“海盗”。

但在日本之外，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海盗。以英语为例，有pirate和corsair。

英语pirate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pirates，进入罗马时代后演变为拉丁语的pirata。在拉丁语的长子——意大利语中，pirata一词至今未改其貌。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中，海盗一词的词源都是古代拉丁语。这表明这种海盗古已有之。

然而，corsair一词则不同。英语中的corsair源于拉丁语的cursarius，但这个拉丁语词既非源于古希腊语，也非源于古罗马人所操的拉丁语，而是进入中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这个中世纪拉丁语词派生出了后世西欧诸国表示此义的词语：

意大利语corsaro

法语corsaire

英语corsair

德语Korsar

由于意大利人与中世纪地中海主人公之一的海盗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关系，这两个表示海盗的词在意大利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Pirata是不为官方公开认可的海盗，而corsaro则被官方公开认可。

前者是以获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从事海盗行为的人。

后者则指虽然从事同样的海盗行为，但其背后，无论官方是公开认可还是默认，这些人都受到国家和宗教的控制。所谓corsaro被认为是会带来公益的海盗。近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著名的例子。

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代的罗马帝国，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他们是单纯的罪犯，可予以惩罚。也许在只承认法治国家的罗马人看来，即使是为了国家利益，绑架无辜之人，抢夺他们财产的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拉丁语用cursarius一词表示这种意义上的海盗。这一词语不是古罗马人的拉丁语，而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拉丁语。语言上的这个情况似乎证明了上述史实。

在日语中只有海盗一词，意思上没有pirata和corsaro的区别。我想个中原因，大概是日本人绝对不是可以与罗马人比肩的法治民族，日本也没有苦于corsaro式海盗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也许因为这一点，在外国语译成日语的辞书中，pirata和corsaro这两个词都被译为“海贼”[1]。

日语辞书编纂者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无法明确区分这两种海盗的情况太多了。先是作为corsaro参加海战，归途中摇身一变成为pirata，袭击回程时经过的沿海村镇，返航时整船装满了掠夺而来的财物和俘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这也是人类世界秩序崩溃时代的特点之一。把单纯的犯罪和有大义名分的犯罪区别考虑，而人们对此并不质疑，这本身就意味着法的权威的堕落。

在本书中，不论是pirata还是corsaro，我都只能用“海盗”一词来表示，使用日语写作也只能如此。

最后补充一句。海盗船的桅杆上高挂着黑底白色骷髅旗，这样的海盗，可能是加勒比海的海盗。即使是所谓加勒比海盗，也不过是小说和电影里的臆测和虚构。

[1] 海盗，日文汉字写作“海贼”。——译者注

序

罗马市的火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玛西摩宫”（Palazzo Massimo）的美术馆。在罗马市，国立的、市立的美术馆比比皆是，通常都以被辟为美术馆之前的建筑物名称来称呼。例如，主要展示希腊美术的阿特姆彼斯宫（Palazzo Altemps），陈列着较多文艺复兴时代展品的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而朱利亚庄园（Villa Giulia）则多有伊特鲁里亚的美术藏品。玛西摩宫内充满了古代罗马人的嗜好之物。

走进玛西摩宫大门，登上级数不多的台阶，透过玻璃朝院里望去，便能看见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立像。主导宗教祭祀是罗马皇帝的重要任务，奥古斯都的这尊塑像是以洁白托加袍的一端裹着头的形象，表现出浓郁的罗马情调。最近，这座全身立像背后的墙上，出现了下面一段文字：

每个人想向神祈求的一切，神想赐予人类的一切，奥古斯都都准备了，并保证这样的神赐经久不绝。

那就是坚信劳动必得报偿，就是对神助人们努力的信心，就是对财产不会被任何人剥夺的安心，就是每个人对人身安全的放心。

这段文字摘自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所写的《历史》一书。在活到77岁的长寿皇帝奥古斯都眼中，他属于儿辈或孙辈。他虽然留下了名为“历史”的一本书，但却连元老院议员都不是，也不是以教育或写作为业的知识分子阶级中的一员。他的大半生都在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尼禄手下为将，最终似乎官至大队长。用现代的话说，他大约是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人员。

奥古斯都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既不属于统治阶级，也不属于对统治阶级多有批评的知识分子阶级。但他跟随提贝里乌斯·尼禄走遍了帝国各地，这些经历使他精于人情世故。他一辈子对政治的看法至为单纯，只有善政与恶政之别，而与政体是共和或是帝制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无缘。

奥古斯都死后，帕特尔库鲁斯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一生完满的人给予皇帝奥古斯都的评价。没有别的什么评语能够如此直率、如此简洁地评价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了。或许因为他是活在现实中的一介武夫，才能做出如此评价。

可是，荣枯盛衰既为历史之道，罗马帝国也概莫能外。作为罗马人建立的国际秩序，“罗马治下的和平”也已经成为过去。不过，人类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停止祈祷。如果不能指望统治者实现人类的根本愿望，剩下的就只有依靠神了。这个神不是可以与其他神祇同在的多神教的诸神，而是断然拒绝与其他神祇同在的一神教之神。

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一神教在地中海的两岸隔海相对。

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1、2世纪）

狄奥多西皇帝死后东西分治时代的罗马帝国（4世纪末）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东罗马帝国（5世纪末）

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久的拜占庭帝国（6世纪后半叶）

第一章

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伊斯兰抬头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在统治长达37年之后于公元565年去世。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让人编撰了古罗马时代制订的众多法律之集大成——《民法大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从476年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北方蛮族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半岛和北非。因为这一点，历史上称他为“再征服者”。

然而，蛮族盘踞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曾经的罗马领土的状况并未改变，说他再次征服有过誉之嫌。不过，意大利半岛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北非又是罗马的粮仓，可以说，他收复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留下的主要地方。

6世纪到7世纪的意大利半岛（采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但是，这位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仅3年，伦巴底人便南下意大利。东罗马帝国在长达20年与哥特人进行的意大利半岛争夺战中已经耗尽了气力，还要在东线应付没完没了的针对波斯的战争，再要驱逐新来的北方蛮族伦巴底人已经力不从心。伦巴底人也无力完全称霸意大利半岛。结果，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希腊人统治的地盘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盘便逐渐在意大利半岛犬牙交错，共生共存了。这种状态在被统治一方看来，只意味着不安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难以生存的时代。

570年，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过5年，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他于613年开始传教，632年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使半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了。先知穆罕默德似乎还有武者之才。

先知死后便是其继承者哈里发（khalifah，伊斯兰教领袖）统率的时代。“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其成功相当惊人。两年后，他便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遂将目标北移，先是巴勒斯坦，进而叙利亚。他于635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并迁都至此。翌年又战胜前来迎战的拜占庭帝国正规军。在700年里一直是罗马帝国东部要冲的叙利亚被伊斯兰化。此后他马不停蹄，东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西向小亚细亚纵深进攻，南向埃及，连续闪电进击，所向披靡。

伊斯兰势力于公元642年攻陷亚历山大，使埃及伊斯兰化。仅仅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的黎波里，将现在的利比亚地方伊斯兰化。其后伊斯兰势力没有停下称霸北非的步伐，公元698年后征服了迦太基。这时，北非全境已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了。公元670年，伊斯兰势力在现今突尼斯境内突尼斯以南15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北非最早的阿拉伯人城市，取名凯鲁万（Kairouan）。他们无疑打算把这里作为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前沿阵地。

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公元710年，在攻陷迦太基，完全称霸北非之后，伊斯兰势力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开始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征程。但是，在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把伊斯兰化的巨浪推向整个高卢时，法兰克国王前来迎战，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普瓦捷之战”，遏止了这一浪潮。在后世看来，这一“遏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欧洲免于伊斯兰化。在当时急剧扩张的伊斯兰势力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们大概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是暂时的，也总算是让他们停顿了一下。

好似在巨幅白纸上泼墨一般的伊斯兰化浪潮，在中东更加彻底。先是罗马帝国，接着是拜占庭帝国的宿敌波斯。萨珊王朝虽已衰落，但也实在是“其亡也忽焉”。就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被注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夹、中东强国经常作为根据地的地方，这个一直是东方文明母体的地方，也被伊斯兰化了。

不知是阿拉伯人没有心情把波斯的首都当作自己的首都呢，还是他们认为应当新建伊斯兰的首都，公元762年，他们舍弃了以往所有帝国都在此建都的泰西封，在距此仅有40公里的地方建设新首都，取名巴格达。首都随即从靠近地中海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西岸新建的巴格达。其间还两次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势力不但灭掉了长久统治东方的波斯帝国，并已强大到可以扼制正式名称还叫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咽喉的程度。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

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尽在一事之中：

“这是新兴宗教常有的突破力量与阿拉伯民族的征服欲合为一体的结果。”

换成口号式的说法就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

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去世当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7、8世纪的伊斯兰化浪潮（采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著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这是基督教方面的看法，伊斯兰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处在1300年后的现代，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仍然感动着每个人，这才是原因。时至今日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真正的伊斯兰教厌恶暴力。这一说法似乎也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双方可以相互接近的起点。

然而，在直到最近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却不是这样。

“当抵抗……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指犹太人、基督教徒），你们要与他们战斗。”（《古兰经》第九章“忏悔”第29~30节）

“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你们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古兰经》第四十七章“穆罕默德”第4节）

基督教世界将“圣战”正当化是接近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在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方面的“强制”。无关人性是好是坏，在正视人性现实的思想复活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并未直接指向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

“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意思是宗教不论说教多么正确，如果不具有强迫他人的力量，就不会成功。

在宗教夺取现有世俗国家的权力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类似，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宗教费时300年。与此相比，伊斯兰教得天独厚。

基督教当初的对手是强大而尚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伊斯兰教面对的是步入衰落期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波斯帝国因东北蛮族的侵略和与拜占庭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拜占庭帝国也与此类似，加之东方基督教独特的教理论战，教会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相互憎恶不已。

论战起于耶稣基督是神还是具备神性之人。因为论战，拜占庭帝国的两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主教甚至公然敌对。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国家，主教相争对一般民众而言，既然领袖之间是敌对关系，民众相互之间也成为仇敌。

听闻亚历山大被伊斯兰势力占领的消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居然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除了帝国内部分裂，拜占庭帝国还存在贪污和重税，这是它的特质之一。恶政如此深重，不满自然在人们中间蔓延。伊斯兰教的渗透也就无须像基督教那样需要300年的时间。绝望的人会去寻找值得依靠的对象。

深远的教义也许会净化内心，赐予死后的安心，但却不能给活在现世的人以足够的力量采取行动。而具体现实的好处，往往会使人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苦于苛捐杂税，他们一定会想，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会把自己的烦恼一扫而光，这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只要成为伊斯兰教徒，就可以不用再向拜占庭帝国缴税了。

撒拉森人

无论在利比亚、突尼斯，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地中海阳光灿烂、风平浪静，展现在眼前的这片景象自古未变，直到21世纪的现代。事实上，地中海已成为谋求生路的“路径”，难民不惜铤而走险把命运交给橡皮艇和破船，渡海前往欧洲各国。眼下热门的是前去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距今1300年前的8世纪，撒拉森人镇压了北非之后，并没有把展现在眼前的地中海视为挡住去路的“壁障”，而是看作自己面前的一条“大路”，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所谓撒拉森人，来源于古希腊语“Sarakenoi”，罗马人称其为“Saraceni”，自古为人所知。这个称呼并非泛指所有阿拉伯人，似乎单指住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他们只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古代撒拉森人袭击乘坐沙漠之舟——骆驼往来的商队，抢劫货物，或是以保护为名收取过路费，也有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参战。根据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公元378年，在著名的哈德良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在与北方蛮族的战斗中惨遭大败，连皇帝都战死在沙场之上。战场上，罗马方面英勇善战的就数撒拉森士兵。当时，撒拉森人是站在基督教徒一边战斗的。

打那以后，撒拉森人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了，直到200年后才因先知穆罕默德而再次现身历史。此后，伊斯兰化的大潮所到之处，无处不有撒拉森人尖兵。地中海对岸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尤其把镇压北非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也许回忆起了古时的称呼。这样一来，经过中世纪1000年的漫长岁月，这个称呼固定下来，它不仅指阿拉伯人，也用于称呼居住在北非的全体伊斯兰教徒，包括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如果想出海获取生活食粮，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做商人，要么当海盗。在食物保存只有干燥或盐渍这两种方法的时代，从事渔业并不是个好出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不知道古罗马盛行的牡蛎养殖和大规模鱼池养鱼的方法。这不是因为技术被人遗忘。农业是典型的需要实实在在沉下心来投入其中的产业，和平和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中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不出海即能生存，就不会有人去风浪中玩儿命。古代的北非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是葱郁富饶的农耕地带，今天已无从想象。可是这久已成为过去。北非失去了和平与安全，帝国灭亡后，占居民大半的民族已不同于帝国时代。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这些流浪民族和沙漠民族历史悠久。还有摩尔人。尽管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罗马帝国子民，但绝称不上是农耕民族。这些民族在传统和历史上都不是天天下地劳作，以期收获的农耕民族。

地中海时常风平浪静，阳光充足。这些人成了地中海南岸广袤地区的“主人”，能迅速获利的海盗业对他们自然更有魅力。而且，他们新奉的宗教已把加害异教徒的行为视为正当行为。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国家、民族、人种都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信不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今后要转变为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想法，世界只有“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这两个家。“伊斯兰之家”成员的职责是去“战争之家”战斗并取得胜利，从而扩大“伊斯兰之家”。

基督教并非不重视，而是最重视推广耶稣的教义。这一点是基督教与其母体犹太教的重大差异。不过，推广教义的“传教”是主教、祭司等教会专业人士的职责，而不是每位信徒的职责。与此相反，在伊斯兰教中，这也是一般教徒的职责。于是，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即使是对异教徒的敌对行为也会与“圣战”（jihad）联系起来。既然相信《古兰经》是唯一圣书，这样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不过，“海盗”的意思却由此发生了变化。

海盗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徒的海盗第一次袭击基督教世界是在公元652年。伊斯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发，袭击了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大肆破坏、掠夺，绑架了800名男子和妇女，在亚历山大的奴隶市场上出售。这就是此后戕害地中海千年的撒拉森海盗之始。

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地中海再大也是内海，风向易变，老练的水手也经常会有行船失控，卷进涡流的危险。专程从地中海东边的亚历山大远道来到西边的叙拉古，只是为了海盗的勾当，这种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况且，回程时船上满载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却不停靠北非的任何地方，直接回到亚历山大。夏天，地中海大多是西风劲吹的日子，尽管人、货可以一起上船，伊斯兰船的船舱里可以塞满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但这时期沿途的北非却不是可以放心停靠之地。要知道，虽然伊斯兰打下了的黎波里，已经控制了利比亚，但突尼斯还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北非要港迦太基是在公元698年才投降伊斯兰的。

虽然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与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海盗的重要基地，但突尼斯在7世纪末才彻底完成伊斯兰化。我认为，这就是7世纪中叶袭击叙拉古事件以后长达50年间，伊斯兰海盗没有再来袭击基督教领土的原因。沿贸易路线有相应的基地是海上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海盗也需要在一定距离内有方便停靠的基地，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详述。不论怎样被宗教上的热情所驱使，往返于埃及与西西里之间而中途不停靠港口，其距离都嫌太远。

意大利南部、叙利亚及北非

不过，这个偶发事件显示，沙漠之民的阿拉伯人，只要能玩转东方的海洋民族希腊人，就可以往来于地中海之间。

公元700年，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个岛接连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两个小岛，现代都属于意大利领土，但当时却和西西里一样，属于拜占庭帝国。两年前迦太基投降时逃亡的人们移居于此。这些基督教徒全被杀害，其空间由刚刚伊斯兰化的北非移民所填充。现在这两个小岛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时却无甚产业，征服这里大概只是出于确保海上交通线停靠港的目的。

这个时期北非的“首都”尽管在突尼斯境内，但却不是沿海的迦太基和突尼斯，而是阿拉伯人出于和在中东建设巴格达同样的考虑新建的凯鲁万。

这座城市由从东方前来赴任的地方长官（Amir）[2]治理。这座城市建在突尼斯以南150公里，距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公里的内陆地区，这显示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充分了解地中海。从凯鲁万出海，最先碰到的是兰佩杜萨岛，紧靠其北面的是潘泰莱里亚岛。从突尼斯、迦太基等沿海城市出海，挡在面前的不是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就是阿拉伯人要率先攻占这两座小岛的原因。

撒拉森海盗自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袭击。无论是从凯鲁万出发，还是从突尼斯出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都是其首要的目标。在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之前，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这个目标很早前就已决定。伊斯兰势力在仅仅百年的短时间内便迅速扩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速攻”。我甚至在考虑，伊斯兰势力即使推迟确立对攻占之地的统治权，也会优先考虑不断进攻的。

公元704年，伊斯兰战士大举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6年之前，凯鲁万的地方长官穆萨宣布进行“圣战”。当年夏天，地方长官亲率1 000名伊斯兰士兵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杀戮掠夺之后乘船凯旋，回到凯鲁万。据说如果把掠来的物品卖掉，将收入全部分配给参加行动的人，人均会得到100枚第纳尔金币。他们懂得了一件事，基督教世界不仅是能予以杀戮的异教徒聚居之地，还是可以迅速致富之地。

此后，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开始称呼居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人们为“鲁米”（Rumi），意即“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全是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鲁米”即基督教徒，即不信真主之徒。

公元705年，也许是前一年的成功令海盗们心情大好，他们再次从凯鲁万出发，突然袭击了叙拉古。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叙拉古一直都是重要城市。西西里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叙拉古也一直是其首府，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防守坚固。只动用1 000人的兵力袭击叙拉古表明，此战并无征服的意图，目的只在骚扰。

事实上，海盗并不攻击防卫坚固的城市，破坏的只是城墙之外广阔的郊区。可见中世纪的海盗也很善于骚扰敌后。烧抢之后再掳走居民，自然使得人人恐惧。周边地区连续受害以后，农耕生产率下降，物产向城市的流通不畅，大城市的脖子就这样一点点地却是扎扎实实地被扼住了。

不过，705年这次袭击叙拉古以后，撒拉森人发动的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像风暴戛然而止一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阿拉伯编年史的作者坚信，这一时代伊斯兰势力在安拉的庇护下，不断发动着进攻。他们以生动的笔法逐一记录了这些进攻，流传后世，唯独这15年里一次进攻的记录也没有。我想这是北非伊斯兰势力于710年开始了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将力量集中于此的缘故。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凯鲁万的大清真寺

肩负扩大“伊斯兰之家”使命、使北非全境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与被他们征服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原住民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在8世纪时的伊斯兰教中，并没有把感觉上可以称之为“原生”的阿拉伯半岛出身的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变宗教信仰的其他地方的居民同等看待，而是分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以向一般教徒说教《古兰经》为使命的伊玛目（imam，导师）一定是“原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古兰经》的语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伯语。

还有一件事将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

“原伊斯兰教徒”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战士”，负有参加战斗扩大“伊斯兰之家”的职责，也拥有把战斗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员归为己有的权利。说白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而“新伊斯兰教徒”没有资格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战斗，也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伊斯兰战士大约是想让这些“新伊斯兰教徒”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然而，被伊斯兰化的北非居民是罗马帝国时代就不擅长这些工作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他们再也不想默不作声地旁观眼前海盗业的收益了。正好，这段时期大部分伊斯兰战士都集中于征服西班牙的征战之中。

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民族不会繁殖兴旺，往往人口较少。我想，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原生阿拉伯人的悲哀就在于人口稀少。“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做法也许和战士阶层人数减少的风险不无关系。

最后妥协的似乎是原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注意到从事海盗业适合于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的共生共荣。

不论是做什么事业，只有在全体参加者认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才会成功，才会长久。利害一致方能成功，成功方能长久持续。对北非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海盗行为这种“幸运之例”，既可以给原伊斯兰教徒带来完成圣战的满足感，又能给在宗教地位上不及他们的新伊斯兰教徒带来迅速到手的财富。

到了公元725年，海盗行为再度开始。这时，即使是打着圣战旗号出海的海盗，也都不再从阿拉伯人充满推广伊斯兰教义之心建设的凯鲁万出发了。由原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长官亲自率领的海盗行为也逐渐少见。此后的出发港都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多数都是自古以来以海港城市而闻名的港口。较之于离海岸线50公里的内陆地区的凯鲁万，一出家门就是大海的港口城市对出海更为有利。人们从这点可以想象，此后海盗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已经从原伊斯兰教徒转为新伊斯兰教徒了。虽然不清楚始于何时，海盗出海的利益分配也按下面的方法确定下来。

收益的五分之一上缴地方长官，剩余的五分之四由船主、船长和船员分配。

绑架

然而，新方法起初几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公元725年的海盗行动彻底失败，居然没能登上西西里岛。船队倾覆于狂风巨浪之中，船只相互剧烈碰撞，仅极少数人得以逃生，其他人几乎全部葬身海底。也许凭着信仰、主张冲过风浪前进的原伊斯兰教徒与长期居住在北非了解地中海、主张撤回的新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据说漂浮到西西里海岸的尸体中，有几具是把《古兰经》紧抱在胸前的。

翌年的海盗行动，同样未能踏上西西里土地。但在第三年，公元727年海盗出海，使西西里南岸一带遭殃，海盗们满载着掠夺品和绑架的人口凯旋。进入港口的海盗船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迎风飘扬。

被海盗绑架带到北非来的西西里居民并不是迎战海盗而失败的人，因而不是俘虏。但在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海盗看来，他们是失败者，是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的战利品，而且是些伊斯兰教认为的信仰“错误教义”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尽管承认犹太教、基督教是先行宗教，但却断定由于它们脱离了真的道路，作为宗教已经堕落。

如果这就是伊斯兰的基督教观，被绑架的人就只有做奴隶一条路了。如果被绑架来的基督徒是男子，他会有下面几种命运：

第一，做以海盗船为主的伊斯兰船的划桨手。

在靠帆和桨航行的加莱船[3]上，划桨手承担着发动机的作用。在无风或风小以及风力过大而无法用帆的时候，或是进出港口的时候，就要发挥划桨手的作用了。划桨手如果是奴隶，划桨时要被锁链铐住。

8世纪前半叶的地中海世界

第二，加入正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圣战的伊斯兰军队。

参战士兵要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既是圣战，伊斯兰军队中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被允许参战。

第三，在奴隶市场出卖，在买主手下当一辈子奴隶。

第四，送进不知为何而被称为“浴场”(balneum）的强制收容所，等待愿意使唤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前来挑选。当然，他们的报酬极低，是廉价劳动力。不过，他们也经常会被提拔为“浴场”管理人，但仅能获得极少的食物。从早到晚在“浴场”干重活，就是这些人的生活。

如果被绑架的是女人，则几乎都会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虽然结果仍是当奴隶，日子与被绑架的男子并无两样，但女子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却极高，因为伊斯兰教禁止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

公元727年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其后的多次海盗行动。以现代的地域而言，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西面的海港，用铁锁链成队锁住的基督教徒奴隶的身影越来越多。

同时，西西里人感到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海盗袭击，人人惊恐万状。从这时开始，他们的脑海里刻上了这样一种图式：

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 = 撒拉森人 = 海盗

但是，应以保卫他们的安全为己任的拜占庭帝国却拒不出战。

说拜占庭帝国无力迎战也许更为准确。8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被伊斯兰势力夺去了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帝国最富庶的地方，还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侵略，连三重城墙护卫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时常受到威胁。在帝国西部，已经很难压制住新的北方蛮族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拜占庭有义务保障其安全，但是帝国却无力向这些地方派出正规部队。

不能保障本国国民安全就失去了统治的资格。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问题，还会让绝望的人们倒向敌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要比处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希腊更为富庶。

变本加厉的入侵

蛮族从欧洲北部南下了。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势必成为罗马帝国军队迎战蛮族的战场。过去，曾经有过向战胜后滞留的蛮族提供三分之一耕地，从而维持蛮族与罗马人共生的时代，但北方蛮族素好意大利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事实上不在这种体系之内。此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属下的将军贝利撒留打了一场哥特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尽皆荒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并未成为战场，因而免遭荒废。

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富庶，是与北部和中部相比较而言的，并不能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相提并论。不过，在中世纪的最初时期，这里还留有古罗马式农庄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体系的残余。在拜占庭的皇帝看来，可以指望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获取相当的税收。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总督经常会在西西里首府叙拉古的官邸里慨叹边境工作，但这位总督的主要工作却是征税。

几乎可以肯定，西西里岛已成为撒拉森海盗的目标，这种险境已由总督报告给了皇帝。但是帝国没有余力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帝国对险境报告的回应只是命令驻防叙拉古的防卫兵前去迎击。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728年，撒拉森海盗700人又从突尼斯港出发，要到岛屿南端抢掠，西西里派兵迎击。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让敌人遭受损失，反而西西里兵被轻易打败，仓皇逃回叙拉古，空自让撒拉森海盗燃起了打跑拜占庭正规军的自信。

不过，伊斯兰方面也不是事事顺利。也许撒拉森人原本就不长于思考如何扎扎实实地积累战果。

也许是打败拜占庭军让撒拉森人心情太好，翌年他们四处搜罗，征集了180条船，组成庞大船队。这次他们已不满足于袭击小镇小村，而把目标指向了沿海围着城墙的富庶城镇。他们从突尼斯港出发了。

拥有180艘船，这可是大型船队的规模。撒拉森海盗常用的船是加莱船中最小的一种，称为“福斯塔”（fusta），是一种小型的军用快船。这种船有一根桅杆，使用与船身长度差不多的三角帆，划桨手有16至20人。这种船一般只能载水手、划桨手和战士40人。180艘这样的船所能装载的战士不会超过2 000人。这一人数尚不到一年前打败拜占庭兵力的3倍，以此兵力去攻打防守坚固的城市，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鲁莽。

攻打有城墙的城市，必须做持久战的打算。守方即使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因其可以灵活用兵而有可能长期防守，攻方却需投入远超守方的兵力。

还有军粮问题。防守方已经储存了平常需要的粮食，而攻方只能靠外部补给。进攻城市需要投入远超防守方的兵力，是因为需要一边持续攻击一边派兵去后方运粮，有时是抢粮，这些人数也要计算在内。如果人数上没有余地，那就必须像全盛期的罗马军队所做的那样，确保与后方基地之间的补给路线，保持它的作用。公元729年的攻城战，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以后撒拉森人也大多缺乏这种综合战略，甚至让人觉得莫非这就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海上排列着180艘战船，刚开始时对居民产生了恐吓的效果。随着撒拉森军队实际情况的不断明朗，防守方也增强了自信心，开始以彻底抗战的决心来直面进攻。战斗陷入僵局。战事起于夏天，但在你来我往的持续中，冬天临近。尽管西西里地处南国，但冬天西北风仍然寒冷凛冽。原本就不擅长持久战的撒拉森人决定就此撤退，等待来春。

可是，冬天的地中海对他们并不温柔。他们在归途中遭遇猛烈的暴风雨。180艘船中竟有163艘连同船上人员一同沉没。原本要前往突尼斯所在的西南方，却漂流到了南方，仅有17艘船漂流到利比亚的黎波里。司令官阿尔·穆斯塔尼尔乘坐在这17艘中的一艘船上，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撒拉森海盗行动的第一次大败。惨状很快由的黎波里的地方长官通报给了突尼斯的地方长官。突尼斯地方长官接到通报立即命令“即刻送还”。

阿尔·穆斯塔尼尔被带回突尼斯，以怯懦无能致大量安拉的战士死亡为由被宣布有罪。起初他被鞭打到流血，仍不能得到宽恕。接着被绑在驴背上在城里游街，再被投进监狱。他每天被拉到监狱院中棒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士兵打开牢房门锁，再要拉他到院子里去时，发现这位前司令官已经断气了。

然而，一次惨败不会让撒拉森人打消念头。3年之后的公元732年，安拉的战士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与前来迎战的法兰克王国军队作战，大败于普瓦捷近郊。伊斯兰势力在短短20年时间内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得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不过，打消了沿内陆征服欧洲的念头，却意味着更想从海上征服欧洲。

西西里居民成为目标，厄运连连的时代已经到来。阿拉伯人的编年史家也写道：“灾难连绵，无法逐一记录。”撒拉森人似乎也不再好高骛远，不再进攻筑有城墙的城市。他们改变了战法，用十来艘“福斯塔”船组成小型船队，出海抢劫，抢到即回，如此循环往复。

“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安拉的战士

这样的战法很适合撒拉森海盗。因为是抢了就走，只要装足去程够用的淡水和粮食即可。如同现代比赛用的赛艇，只需装上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船只自然轻巧。船又是小型船，水和风的阻力都很小。船速很快，又是少量船只行动，不大会引起居民的注意。海盗船旋风一般地从海上袭来，抢夺绑架，又如旋风一样地消失在大海深处。这已成为南方岛屿西西里夏天的平常之事。

撒拉森海盗的目标不仅是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随着海盗出海次数的增加，自然会有撒拉森海盗出没于与西西里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一带。撒拉森人还意识到可以利用西地中海中央的撒丁和科西嘉这两座岛屿。从地中海一侧进攻法兰克南部，如果失败，伊斯兰船归途可漂流到此落脚。

这两座岛屿在古代不似西西里繁荣富庶，可说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积蓄较少，即便进入中世纪，也还不敌西西里。但岛屿多有面海的沙滩和断崖下的洞窟，能够补给新鲜水和食物，作为海盗在掠夺后回到母港之前稍事休憩的地点最为适合。这两个岛上尽管没有可以卖得更多第纳尔金币的物品，但却有居民。伊斯兰势力在这个时期进行绑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劳动力，这两个岛在这方面也有利用价值。实际上，当年了解这个情报后，从突尼斯出海袭击了西西里的海盗船队并未像平常一样掉头返航，而是继续北上，登上了撒丁岛。不光是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撒丁、科西嘉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大海是第勒尼安海。现在，这片海域也不再安全了。

随着出没海域的扩展，海盗需要相应的更多的坚固船只。行动范围拓展了，遭遇暴风雨等的风险也就更多。公元734年，亦即普瓦捷战败的第二年，地方长官命令在突尼斯建造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早的造船厂。既是受地方长官之命建设，这船厂就不是私营，而是公营。在8世纪前半叶，所有基督教世界都没有这种造船厂。虽有造船修船的工厂，但当年也都规模偏小，只相当于现代在任何街道都能看到的汽车摩托车修理厂之类的水平。在罗马帝国尚能发挥其基本职能之时，海港中必有附属造船厂。但这些造船厂现已倒塌，成为废墟，只余杂草繁茂。港口也被河流带来的泥沙淤塞。造船厂自然化为废墟。

然而，北非朝向地中海的那一面又开始回荡起造船的当当锤声。

“中世纪”是后世学者所起的名称，所指时代大致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92年热那亚出生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代被视为“中间期”，可实际上也是历时千年的漫长岁月。通常，这1000年以公元100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前期”和“中世纪后期”。按照这种方法，“中世纪前期”在地中海世界掌握主导权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

我不想议论文化文明方面孰优孰劣，但说到最大限度凭自身力量上升的意愿，在“中世纪前期”，伊斯兰方面绝对表现卓越。不过这种意愿投向了海盗业，这对海盗的目标——基督教世界的居民而言是一种不幸。

地中海世界就这样进入了8世纪后半叶。小股海盗开着快速的小型加莱船，不断袭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沿海一带，这仍然是夏季的常态。这时，海盗已把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作为落脚点。这样，连意大利中部也不得不与海盗发生关系。

“坎帕尼亚”的中心是拿波里，“拉齐奥”的中心是罗马。伊斯兰势力不但开始深入意大利中部，甚至把手伸向了基督教世界的中枢、“神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脚下。这时，海盗的根据地东起突尼斯东部的利比亚，西至阿尔及利亚，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良港。

拜占庭帝国面对伊斯兰势力的攻势，从不想真正迎击挑战。有时装模作样地派来一星半点儿的战船，却没有一次能给撒拉森海盗以沉重打击。绝望的西西里总督用金钱收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试图买到和平。但不独突尼斯，无论何处的地方长官都是只收钱不办事。就算从大马士革前来上任的地方长官有意遵守约定，实际上也挡不住海盗的反对。这时的地方长官似乎仍继续由阿拉伯人担任。被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情愿在这个伊斯兰教本家出身的人的统治下从事海盗业。海盗业对原伊斯兰教徒来说是圣战，但对新伊斯兰教徒来说已经成为打着圣战的大义旗号的产业，是一种生意。

间或有两三年不见海盗船的踪影，这对基督教徒来说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往往是地中海对岸外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的摩尔人、柏柏尔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基督教徒把他们都称为“撒拉森人”，但撒拉森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然而，这种“休战”不会持续很久。海盗业虽然被冠以“圣战”之名，实质上却已是一种生意。暂时休业之后，海盗就会来袭，进行更为彻底的掠夺、放火和绑架，以期夺回休业期间减少的收入。

从这时开始，海盗对绑架来的人按照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行分类。除了在奴隶市场出售或当作奴隶残酷使用直至其死亡以外，又搞出了一个新名堂——收取赎金。

收取赎金这个新名堂的对象，不只是个人，整个城市也会成为收取对象。海盗们已经不需长期艰苦地攻打铜墙铁壁似的海港城市了，只需荡平城市周边，瞅着城市哀鸣求救的当儿，以撤退为条件勒索赔偿金就成。小城镇赔款尚可理解，叙拉古防守坚固，据说在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这样的城市也曾支付赎金，以求海盗撤退，这可真是到了世界末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基督教素有末日思想。

8世纪就是公元700年到800年之间的100年，这是地中海世界东南西三面都被伊斯兰势力覆盖的一个世纪。退缩于北方的基督教世界不断遭受海盗袭击，渔船亦不能远航。所谓海盗，也并不只是在海上施暴。

在海盗看来，这可以充分理解。如果袭击航行在海上的商船，一次袭击可能收获很大。但商船却是运动中的靶子。地中海浩渺广阔，在没有雷达的时代，要捕捉到航行中的商船并非易事。而如果上岸袭击，就只需瞄准静止的靶子。北非产的马形体矮小，一艘福斯塔就能装十来匹。

撒拉森海盗就是这样，在大海上靠轻快的小型加莱船，在陆地上靠体形矮小但吃粗耐劳的北非良马，使用最合适的突袭战法，进行着海盗行动。

那么，谁来负责防止这些灾害？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既然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撒丁都正式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安全保障的责任就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在查士丁尼大帝以后的意大利半岛，拜占庭领土和南下入侵并盘踞下来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犬牙交错，而北方蛮族伦巴底人也改宗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罗马教皇是信仰上的领袖，而皇帝是世俗领袖。这样，即使在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防卫责任最终还是落在拜占庭皇帝的身上。

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后来的新兴力量伊斯兰势力不断蚕食，如今已被逼到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翼的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之间。它正在竭尽全力保卫所剩无几的土地，再无余力向意大利伸出援手。因此，无人能掌握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拜占庭甚至把保卫希腊西面的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的责任，也托付给了尚在成长中还谈不上可以独当一面的威尼斯共和国。

伦巴底人也没有力量承担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保障。伦巴底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贝内文托大公和萨莱诺大公徒有漂亮的称号，实际上只是几个部族的头领，统治着各自的地盘而已。他们之间也时常生出争端，大动干戈。

未曾被伦巴底人侵略，留在拜占庭帝国的只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可是，正像我们曾在有关西西里的章节里所述，拜占庭已不能保障这里的安全，却还要收税。这样，沿海居民一直处在撒拉森海盗的威协之下，哪里都没有希望。他们所能拥有的自卫手段，只是选择在能够瞭望到广阔海域的地方建塔，尽早发现海盗船的来袭，给居民们多一些逃跑的时间，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样的瞭望塔，意大利语称之为“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现在意大利半岛还留有为数众多的这种塔，分明是16世纪大炮普及以后的造型，但这些塔却不是16世纪建造的，而是对以前的塔进行加固后形成的。

塔内还残留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原物。建在海岸边上的瞭望塔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由于海岸线的侵蚀，已经浸在海水中，遭到遗弃。在罗马的南方，亚壁大道边的福尔米亚塔就是其中的一座。据说这座塔建在西塞罗的别墅之上。古罗马有情趣的人喜好在近海的地方建别墅。这些昔日的豪邸已经坍塌，却为中世纪的百姓提供了建造瞭望塔的石材，毕竟新开石材并运到海边也是需要花费人工和费用的。

可是，不论建多少撒拉森塔，也不能完全躲避海盗之灾。撒拉森海盗来袭时不会在桅杆上高悬黑底白色骷髅旗，也不会打起绿底白色月牙旗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常常挂出别的基督教国家的旗帜，或挂着被袭地同盟国的旗帜靠近。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瞭望者为了早一秒辨明靠近船只的真相而在塔上拼命凝神定睛，这种心情委实令人同情。对生活在中世纪前期，即公元1000年以前西地中海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愿意被绑架去当一辈子伊斯兰教徒的奴隶，就只能依靠这点儿自卫手段了。

后世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世纪并不黑暗。不过，至少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生存其中的“中世纪”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800年是学习西方历史的学生必须记住的年头之一。

1200年过去了，在现代的布鲁塞尔，与欧盟（EU）相关的大厦中有一幢被冠以“查理曼”（Charlemagne）之名。

公元800年11月中旬，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首先横跨意大利北部进入拉文纳。当时，在逼退了伦巴底人之后，意大利北部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因而查理曼率领大军顺利地横跨意大利北部。

查理曼和平地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把托付给儿子丕平的部队驻扎在拉文纳，自己则只率手下沿亚得里亚海“轻装”南下。从安科纳进入内陆直奔罗马。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带有多条古道通向罗马，宛如河流流向湖泊。在离罗马尚有一天行程的门塔纳，教皇利奥三世前来迎接。

查理曼的加冕典礼

查理曼和利奥牵手走进罗马城门的准确日期现已不详。不过12月25日基督圣诞那天，他们出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罗马教皇亲手授予法兰克王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冠。这是中世纪史上的大事件，被后世历史学家视为“欧洲的诞生”。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理由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大团结，再创历史辉煌。

说是再创历史辉煌，但既然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就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世纪半之前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完成的短暂的“罗马帝国”。那厢的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打着基督教旗号，但却正式号称“罗马帝国”。因而这厢加上“神圣”一词，不就是想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区别和从此以后的分离吗？因为催生“神圣罗马帝国”的真实意图源于拜占庭帝国从来不关心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欧洲之防卫。

在王侯和地方豪绅相互之间整天为领土你争我夺的时代，罗马教皇多少感到自己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责任。

这不是由于罗马教皇们有出色的政治感觉，而是因为尽管也被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住在西方。但罗马教皇并非像拜占庭帝国皇帝那样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首先，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罗马教皇曾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送去过几多请求保障西方安全的信函，却每次都大失所望。就像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也无余力做到这些了。但罗马教皇是神职人员，而非政治家。他只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而不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他把拜占庭皇帝优柔寡断的应对解读为拜占庭皇帝不想为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西方履行防卫职责。

情绪发展到如此地步，一丁点儿过失都极易酿成大事。圣像破坏问题就是一例。在关于是否认可圣像崇拜的争论中，拜占庭皇帝断然持“否定”的态度。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大量圣像被焚毁破坏。

愤怒的罗马教皇开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教籍。开除教籍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皇拥有的最强大武器，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并无义务追随被开除教籍的人。皇帝也好，王公也罢，只因有大批部下追随才能维持帝位和权力，一旦随从离去，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

因而，对俗世的君主王侯而言，开除教籍是一个可怕的武器，然而这对拜占庭帝国的臣下却并无明显效果。

这里的原因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直轻视灭亡后被蛮族割据的过去的西罗马帝国，将他们看低一等，自信自己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个原因是，君士坦丁堡也有主教，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罗马的主教，感情上不能允许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第三个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破坏圣像问题。

于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知道拜占庭皇帝靠不住，罗马教皇需要另寻伙伴。教皇不具有军事力量，伙伴的资格首先是要拥有军事力量。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意大利半岛与拜占庭势力分庭抗礼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于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其南下耗费了漫长的岁月。但到8世纪中叶，他们竟也把首都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南下当初，伦巴底人并未与被征服的罗马人融合，只是作为统治者君临当地。到了8世纪前半叶，登上王位的利乌特普兰德不仅改信了基督教，还完善法律制度、组织统治制度，成为罗马教廷眼中“可与之对话的对象”。利乌特普兰德修筑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首屈一指的地方，或许是西欧第一的繁华都市。建国不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带着从君士坦丁堡贩来的东方奢侈品到帕维亚出售，而不去其他城市。

可是，这位被尊称为“立法者”的利乌特普兰德在公元744年去世了。之后伦巴底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分散状态。罗马教皇本想让意大利半岛确立强大势力，以对抗风头正健的伊斯兰，到这时这个想法也夭折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想出对付伊斯兰势力的对策。教皇的目光这次投向了法兰克王国，它正在欧洲中部逐渐形成广阔而统一的国家。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理由中，字面上既未提到拜占庭帝国，也未言及伊斯兰。不过我想，如果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良好，或者不是伊斯兰势力形成了如此威胁，神圣罗马帝国便不会产生。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否加上“神圣”二字，实际上都是东方有一个名为“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又要创立另一个“罗马帝国”，要有一位与“罗马帝国皇帝”并立的皇帝。这件事也表明了罗马要在西方主导下与君士坦丁堡分离的意志。

如果再放任不管，欧洲迟早要被伊斯兰吞噬。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普遍抱有这种危机意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处境来看，其根据再充分不过。

实际上，从公元700年到800年的一个世纪之间，伊斯兰势力发展惊人。

公元762年新建巴格达，“《古兰经》之民”的首都就已从地中海附近的大马士革移到了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望的巴格达，尽可作为伊斯兰帝国之都。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民活力四射却野性十足，而波斯人虽被阿拉伯征服，却在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历反复的历练，这是阿拉伯力量与波斯文明的幸福结合。在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水平之高令人惊异，大大优越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一切在基督教看来，伊斯兰世界现已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而且兼备文化文明的力量，自然越发被视为巨大的威胁。伊斯兰士兵发出豪言壮语，“要把圣彼得大教堂变成伊斯兰的马厩”，这已不能只作为士兵的逞强之言而充耳不闻。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来依靠查理曼，也是这一危机意识的自然结果。

法兰克人当初不过是罗马帝国末期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北方蛮族之一，进入前后长达400年的中世纪前期以后，已成长为堪当欧洲守护者的势力。

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人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资质。日耳曼系蛮族勇猛而残忍。卫生观念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以此指标评判，法兰克人则是不卫生和马虎的民族。

不过，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族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使发生了杀死族长的权力之争，他们也经常会言归于好；几乎不会滥杀被自己征服的人民，更多的是去融合他们。法兰西人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他们是日耳曼系蛮族征服者与被他们征服的罗马系高卢人的融合。

这两个特质对法兰克族的强盛起了作用。首先，减少了因镇压被征服者起义而需投入的兵力，可以将军力对外；第二，有可能招募到扩军所需的足够士兵。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父亲率领法兰克大军，在普瓦捷的原野大败伊斯兰军队。大军中血统纯正的法兰克士兵的比例低于其他蛮族国家。

到了查理曼这一代，在法兰克人的特质之外又加上了查理曼个人的军事才能。结果，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已经向北达及多佛海峡，向南达及比利牛斯山脉，向东越过莱茵河，达及易北河。趁着拜占庭帝国不介入的做法，法兰克王国又把手伸向了意大利，把伦巴底人赶到了意大利南部，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这样，在9世纪前夕的欧洲，法兰克已经成为无人比肩的领国之主。

在蛮族中，法兰克人最早改信基督教，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辽阔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化先行者的资格。查理曼登上王位后一直转战各地，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者最合适的人选。教皇利奥三世一定也想不出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不是无懈可击。

公元800年前后查理曼统治的地域

首先，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戎马生涯之后，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查理曼已是即将60岁的年龄。

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在才能卓越的查理曼率领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存续下去。这种情况也令人不安。

查理曼似乎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已是基督教在欧洲防卫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也许是模仿古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桥梁。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有击退以渡过多瑙河南下为目标的敌人，才能确保多瑙河以南广阔土地的安全。

然而，这桥不过是把小船和浮筒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木板的浮桥。多瑙河是条大河。只要上游稍稍下点儿大雨马上就会冲走这样的浮桥。即使上部是木造的，但至少立在水中的桥墩和用来支撑桥板的桥梁应该用坚固的石头建造，这样才能承受桥体的自重和过桥的人、车重量。图拉真桥是700年前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著名桥梁。这座桥与查理曼浮桥的差别，是古代帝国与中世纪帝国的差别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个例子不能不令人深思。

查理曼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还创建了舰队，这大概是他接受了教皇利奥的请求，教皇对撒拉森海盗的危害了若指掌。舰队有“阿基坦舰队”（Classis Aquitanica）和“意大利舰队”(Classis Italica)两支。从名称推测，前者一定是为保卫法兰克南部不受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而建，而后者一定为的是保卫意大利半岛西侧和西西里的。法兰克人以前并不是海洋民族，这是一项值得褒扬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这两支舰队的确切规模，但当时海战的胜负是靠接近并爬上敌船后的白刃战决定的。而法兰克将士对陆战非常自信，一定会充分利用陆战经验取胜。船似乎是由意大利水手操纵的。

舰队的海上巡逻似乎很快见效。舰队创建后12年，812年9月7日教皇利奥给查理曼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由于上帝的恩宠和圣母马利亚的慈悲，由于阁下的慎重和果敢，我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守护，免除了危害，令人不胜喜悦。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二人都不应忘记为使现存防卫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努力。”

两年后的814年，查理曼逝世。又过了两年之后，教皇利奥三世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主角。人们只知道他们去世的年份，却没有他们出生年份的记录。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懂得了没有正确的记录就不会有商业繁荣的道理以后，存在于古罗马的“重视正确记录的精神”才得以复活。这时出现的国情调查（census）正是这种精神复活的表现。

不过，古代有一个“复活”的东西，那就是肥皂。据说查理曼来到罗马，了解到使用肥皂洗涮的好处，回到法兰克后做了推广。此前也使用肥皂，但仅限于古罗马遗风尚存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直到今天，马赛传承古风，仍是肥皂和洗涤剂的著名产地。或许马赛制皂业中兴的鼻祖还是查理曼呢。

人死了，肥皂可以留存下来，可是统帅人物死后，依靠个人才华发挥功能的组织便一同死去。这是这种组织的宿命。查理曼死后，留下的“欧洲”不仅被儿孙瓜分，他们之间还因此争端不绝。很快，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了。保卫地中海沿岸不受伊斯兰海盗祸害的两支舰队也消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解散的时间。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由于这二位深谙此道的人物的去世，欧洲再度陷入战乱，地中海也回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伊斯兰势力在销声匿迹10年后，不会不好好利用这个绝好机会。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海盗很快就像神圣罗马帝国创立之前一样横行起来。陆地上也不安全。撒拉森海盗驾着“福斯塔”在沙滩上登陆，骑着个儿小却快速的阿拉伯马四处袭击，抢掠、破坏、放火、绑架，然后撤走。海盗非常了解袭击何处可以高效且收益巨大，就像事前做好了调查。修道院首当其冲。

我原本以为，修士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整日祈祷、劳动；修道院以贫为德，是静谧度日的宗教设施。但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却不是这样。隐者自然另当别论，他们一个人躲进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洞穴中，靠附近人们施舍，过着孤独的祈祷生活。贯穿整个中世纪，在善恶两方面都发挥了莫大影响力的修道院，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当地主教、封建领主无法插手，因而是事实上独立的宗教组织。

首先，修道院常常建在城市的城墙之外，而不在远离乡村的僻壤。修道院因信众的捐赠和遗产赠予而拥有广阔耕地。出售耕地上的收获物使之与俗世有着充分的交流。

其次，在中世纪前期，有不少神职人员娶妻。修士是独身者，没有结婚生子引起的财产分散，也不拿薪水。

最后，向上帝祈求却未成事，是因为不够虔诚，上帝不会被问责，因而不必要考虑愤怒的信徒前来袭击破坏这类风险。

相反，如果向上帝祈求后如愿成功，信徒就会感恩戴德，贡奉“恩宠收条”（grazia ricevuta）。虽然这种奉献有时只是一幅绘画、一打鸡蛋，但如果受到恩宠的人地位很高或是很有钱，对“恩宠”的回报就会是金银制作的弥撒用贵重圣具、沃田或是带有葡萄园的山庄。因为修道院是宗教组织，还可以免税。

修道院靠运营、使用这些资产所得的收益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兴办慈善和教育等各种事业。以后，这些都成为基督教会的垄断事业，即使所需经费加上修士的生活费，也还是收入大于支出，这种状况从未改变。中世纪的人由于生存环境严酷，信仰颇为坚强。这使得所谓宗教组织财源滚滚，古今东西概莫能外。撒拉森海盗可期望得到最大效益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修道院。

同样的理由也使教堂经常成为海盗的目标，虽然教堂建在城镇，海盗有诸多不便。人们得知海盗来袭后最先逃往教堂，教堂便成为海盗可以一次绑架众多居民的地方。

排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后，海盗的目标就是领主的城堡和富人的宅邸。这些地方多有守护人员，抢掠绑架不便。海盗首先会瞄准防守薄弱的地方。他们没有粮草，人数亦少，必须尽快完事。

信息量越多，据此所下判断的准确度也越高——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即使所获信息很少，但在具备能迅速而正确地解读其意义的人手中，信息就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皇帝布告用拉丁语写成，在公布时一定会译成当地居民能够读懂的语言，例如在帝国的东部要译成希腊语。重要的政策还经常会刻在大理石上，放置在人们聚集的广场上，甚至会刻在人们每天握在手里的货币上，以此传递着信息。

然而在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于政治意志的国家灭亡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无人去做。这样，以中世纪史为专业的后世历史研究家们便苦于史料的极度匮乏。这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状态意味着人们对统治者的行为毫不知晓。对付海盗的舰队需要维护费用，便征收特别税；为建造撒拉森塔便向人们收费。只有这时，人们才注意到统治者在做什么。

信息靠这种方式传递实在是一种不幸。但如果这样还能显出效果，人们或能忍受。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表明这样的统治意志，即它的防卫不会像以往那样依赖拜占庭帝国，而要靠西方自己。但因创立者查理曼之死，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只延续了不到10年时间。神圣罗马帝国创立后，意大利半岛居民成为皇帝的臣下。他们甚至还未来得及感受自己付出的费用和劳力是否被有效使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卫意志就已消失殆尽了。

但是，地中海对岸却有人正确解读了这10年多来西欧动向的个中意义。中世纪前期，伊斯兰势力特别以其积极的态度超越了基督教势力。行动积极证明大脑活跃。得到少许信息，也能立即理解其重要性。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意味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意味着基督教世界东西方并肩战斗的可能性越发渺茫。

换句话说，如果进攻拜占庭帝国，西方各国也不会立即出手救援，而进攻西方某国，拜占庭帝国也不会派出军队。而且，曾被视为强劲对手的神圣罗马帝国10年之后便已名存实亡。以普及《古兰经》教义为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以及尚无这样强烈意识的新伊斯兰教徒，都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对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的伊斯兰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尽管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尚未被波及。从北非到西西里，顺风时只需一天时间。这时的北非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自然开始对征服西西里产生了强烈兴趣。

不同于大部分土地被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人统治的意大利半岛，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至今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果攻打西西里，能来抵抗的至多也就是微弱的拜占庭军队。法兰克王国、伦巴底各公国以及与拜占庭皇帝不和的罗马教皇，都不会轻易出手救援。

海盗航行的目的是掠夺财物、绑架人员，而征服航行的目的是要把全岛收入手中。这两种航行是不一样的。况且，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摩尔人合在一起，撒拉森人也没有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绑架基督教徒也正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劳动力。但只要不改信伊斯兰教，基督教徒奴隶就只能当划桨手，而不能用作士兵。由于这些原因，撒拉森人看到机会来临却无法利用。不过，西西里的基督教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

尽管地处最西端，西西里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圈内，由常驻在首府叙拉古的总督（esarca）与负责防卫的武官联合统治。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前来赴任的“总督”名义上是文官，通常是帝国的贵族。负责防卫的武官则大多由西西里岛当地出身的人担任。这反映出拜占庭帝国防卫力量的衰弱。公元827年到西西里赴任的人也是拜占庭帝国贵族，名叫帕拉塔。迎接这位文官的武官名叫欧赫米奥，长期担任驻扎在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总指挥官。

在为庆祝“总督”上任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帕拉塔对欧赫米奥的妻子奥莫尼莎一见钟情，不光是恋着这女人，还把她夺来为妻。

奥莫尼莎原来是修女，欧赫米奥让她还俗，娶为自己的妻子。被人横刀夺爱，欧赫米奥的愤怒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古老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没有仅止于一个被人夺爱的丈夫的愤怒，这愤怒蔓延到西西里的男人，引发了驱逐拜占庭的风潮。

这似乎是历史被偶然事件所左右的一个案例，但这与很多类似案例一样，不过是水已积满因而最后一滴溢出而已。即使没有帕拉塔的轻率举动，在西西里人的内心，无疑已对拜占庭帝国充满了不满情绪，怨恨拜占庭只知横征暴敛，却不真心保卫西西里免受撒拉森海盗的残害，否则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团结一致奋起驱逐拜占庭帝国。

然而，借用西西里历史记录者的话说，到了这一步，欧赫米奥却“玩起火来”。

他向身在凯鲁万的地方长官要求结成统一战线，把拜占庭赶出西西里。

根据长年从事西西里防卫的经验，欧赫米奥知道突然袭击、抢完就走的短平快战斗是撒拉森人的拿手好戏。西西里地域辽阔，只要为数众多、分散在岛内各处围着城墙的城市不被攻破，就无法征服西西里全岛。撒拉森人既没有这种毅力也没有这种实力，迟早会泄气撤退。欧赫米奥认为，撒拉森人撤走之后，遭到撒拉森人攻击的拜占庭军队一定会更弱，仅靠西西里人的力量也足以把他们赶走。他甚至还认为，自己会成为摆脱拜占庭统治后的西西里君主。

然而，事情却并未按欧赫米奥预想的方向发展。他要求人们与伊斯兰教徒共同战斗，这唤起了虽对拜占庭统治不满，却是基督教徒的西西里人的反感，把许多赞同他，有心奋起反对拜占庭的西西里人推向了拜占庭一边。结果，追随欧赫米奥的兵力大大少于预想人数。

伊斯兰的“圣战”

在大海对面的北非，征服西西里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到欧赫米奥共同战斗请求的凯鲁万地方长官是从巴格达派来的，大概是位把扩大“伊斯兰之家”当作自己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新伊斯兰教徒不同，像他这样的原生伊斯兰教徒都是对“圣战”坚信不疑的人。

地方长官向北非全境发出布告。

“安拉之外没有神，穆罕默德之外没有先知。现在时候到了！全体伊斯兰教徒鼓足气力，杀向无信仰之徒的老巢！”

也许是布告的作用，地方长官召集到了1万名志愿者、700匹马和数量不详的船只。如果这一切都是从北非招募而来，在当时就意味着在招募海盗和海盗船。

被委以这支伊斯兰远征军总指挥之职的不是专程从巴格达来的军事老手，而是专司司法的原伊斯兰教徒阿布·阿拉·阿萨德。全部人马集结于突尼斯东岸的苏萨港。总指挥官阿萨德站在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前，面向全军再次宣读了地方长官的布告，宣布出征。

公元827年6月14日。初夏时分，这一带海域最适合于快艇帆船的航行，即使在现代这里也以此闻名。使用当时的加莱船，到达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扎拉也只需两天的航程。马扎拉从罗马时代起就一直是前往北非的港口，欧赫米奥带着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前来迎接。

让1万名士兵和700匹马上岸，让众多船只停泊并随时可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的时日。撒拉森人并不习惯做这些事。做完这一切，出发去到平原，花去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给了总督帕拉塔时间，使他可以调集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庭军队，赶赴马扎拉。

西西里

公元827年7月15日，拜占庭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在马扎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伊斯兰方面担任总指挥的法官阿萨德在宣告战斗开始前，对一旁自以为在共同指挥的欧赫米奥不容分辩地说道：“这里不再需要你和你的士兵了。离开战场。就此消失也好，留下观战也罢，这是你们的自由。如果想要观战，我劝你们用那边的草把头盔盖上，免得被误为拜占庭兵而杀掉。”

欧赫米奥只得听从这个劝告，别无他法。战斗在欧赫米奥及其部下的眼前进行。对西西里居民来说，这场战斗交战双方的士兵都是他国人，不论哪方胜利，西西里的命运都掌握在他国人手中。

当天的战斗，以伊斯兰方面的胜利而告终。战场尸横遍野，没有留下伤兵和俘虏。担任总指挥的阿萨德不是军事专家。他一遍又一遍地用阿拉伯语诵读着《古兰经》。对他这样彻底相信《古兰经》的人来说，基督教徒这样的异教徒连人都不是，而只是狗。这些异教徒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狗”，把剑挥向伊斯兰。只有杀掉他们，才是恰当的处置。

但还是有一部分士兵成功逃脱。幸运的是打了胜仗的伊斯兰兵并不追击，他们更热衷于把战死者全身剥光。总督帕拉塔从西西里逃出，在卡拉布里亚投靠了拜占庭人，却反被他们杀害。

伊斯兰势力战胜拜占庭军队后，依旧以高喊圣战的阿萨德为先锋，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进程。征服依旧是杀戮抵抗者，抢掠所有值钱的东西，绑架不抵抗的人送到北非，如此反复。当时的胜利消息似乎也传到了北非，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争先恐后蜂拥来到西西里的圣战战士总数曾经达到4万人。

司法者阿萨德当然没有能力按照军事战略组织如此数量的人。涌到西西里的撒拉森人各自为战，向东面和西面打去，在西西里遍地进攻。

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一气打到了叙拉古。我认为这是他不谙军事的例证。谁都知道，攻下了叙拉古就等于攻下了西西里全境。然而，叙拉古防守坚固，连罗马军队也曾陷入长期攻城战的泥淖。过早地把目标放在了不可能轻易攻下的叙拉古，这正是狂热信仰而无视军事战略的证明。实际上，进攻叙拉古的战斗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

为孤立叙拉古而下令在其周围打焦土战，这也只是外行的做法。焦土战本应是受到进攻的一方为对付进攻方而采取的军粮攻势。这次，因为进攻方采用了焦土战术，虽然到了收获的秋季，伊斯兰军队却比守在城里的叙拉古人更加缺粮。

据说缺粮的伊斯兰士兵把专门从北非带来的马匹吃掉充饥。叙拉古岿然不动。迟滞的战事和严重的缺粮使安拉的战士们不堪忍受，他们请求指挥官阿萨德权且撤回北非。他们说：“伊斯兰战士的生命比罗马人的所有财富更宝贵。”

阿萨德听到这些不动声色，冷冷地回答道：“让逃离战场的伊斯兰战士回到圣战不是我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么干，安拉是不会不问的。士兵们也只有沉默。

叙拉古顶住了进攻，而赶来救援的拜占庭军队却再次一败涂地。

叙拉古攻防战打了10个月。缺粮导致体力衰退，伊斯兰军队的士兵中，病倒的人比被敌人的剑和矢击中的还多。指挥进攻的阿萨德也病倒了。

伊斯兰军队失去了司令官，一切都匮乏，士兵数量也减少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而在广袤的西西里，却没有攻下一个好在屋檐下睡个安稳觉的城镇。这样的现状使得参加征服之行的伊斯兰士兵士气低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看好攻占叙拉古的事。

通常，人们会考虑如何趁此机会打击已经衰弱的敌人。然而，欧赫米奥却主动要求打头阵，去内陆为撒拉森人寻找能在屋檐下睡安稳觉的城镇，他已经无法回到拜占庭一边了。

伊斯兰教徒如大群蝗虫从北非渡过地中海袭击西西里岛，这一情报早就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中。情报来源非止一处。

第一个来源是意大利商人。这个时期北非伊斯兰教徒与意大利几个城市之间已有明显的贸易，也有意大利商人到北非港口城市去。商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动向格外敏感，不会不注意到因为“圣战”而喧腾的人和船。

第二个来源是居住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他们与西西里只隔着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与其说是情报，不如说是悲鸣。没有比这更原始的情报传递手段了，而“恐怖”却是最有效的传递手段。

第三个是安拉的战士自己带来的情报。

北非伊斯兰教徒始于公元827年的西西里征服，并不是根据事先慎重考虑好的战略进行的，因而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实施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是因为有人提倡“圣战”，而有人响应，是由这样聚集起来的一伙可称为乌合之众的人进行的。不少应该去西西里的船都不知所踪。

其中有若干只船随风漂流，居然漂到了罗马教皇领地的意大利中部海岸。圣战的战士昨天还是海盗，漂到哪里都行，到了无信仰之狗所居之地，便重操起他们早已习惯的掠夺绑架的旧业。当然，他们完事后就会回到船上扬帆而去。

这个时期在位的教皇是格列高利四世，他出身于罗马有实力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年富力强。

他首先正式向负责意大利防卫的神圣罗马帝国请求派遣援军。但是当时的法兰克王国整天国内纷争不断，根本顾不上西西里，对教皇的请求充耳不闻。

支援西西里需要船只，于是他转而向正成长为海洋国家的比萨和威尼斯请求合作。

但这样做也无甚效果。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尚不能确保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是保障他们最重要的东方贸易通道所不可或缺的。为确保制海权，最要紧的是打退盘踞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海盗。换句话说，眼下威尼斯的利益与支援西西里并无密切关系。

承诺提供船只的比萨也并非不考虑本国的利益。确保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是威尼斯的最大课题，而对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比萨而言，意大利半岛西侧第勒尼安海的安全则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最大问题。北非北上而来的撒拉森海盗已逐渐成为这片海域的最大威胁。

意大利及其周边

现在，这些海盗正在袭击西西里。如果西西里被伊斯兰化，海盗船将会从西西里港口出发来袭，这比从北非港口出发要省一半路程。只要看看地图，我们便可理解这个时期以后比萨应对伊斯兰变得积极起来的原因了。

虽然由于比萨的支援有了船只，但船上却没有士兵。成为海洋国家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形成陆上战斗力，转而向海洋求生路。比萨即使能够提供船只和水手，也无法提供打仗的士兵。

教皇仍未放弃。他把眼光投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家臣、负责第勒尼安海防卫的博尼法乔伯爵。教皇成功说服了这位托斯卡纳的豪族。教皇立即发出征兵布告。招募到的士兵数量不详。根据当时的记载，参加征服西西里之战的伊斯兰士兵有1万人，而教皇征到的士兵数量要大大少于这一数目。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四世本来的意图，组建这支由博尼法乔伯爵率领的基督教军队的目的，是支援遭到伊斯兰军队攻击的西西里。可是，博尼法乔却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天才的点子。

梦见西庇阿

伯爵的点子是不去西西里，而去直捣敌人的根据地凯鲁万。当时的凯鲁万类似于地处遥远东方的巴格达，是一座对伊斯兰教徒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博尼法乔认为，如果进攻凯鲁万，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恐怕不得不回师救援。

他也许想起了1 000多年前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那场布匿战争。博尼法乔可能是想仿效当年西庇阿果敢的战略。

汉尼拔甚至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打进意大利半岛，此后连战连胜，使罗马人的梦魇持续了16年之久。一位罗马的年轻武将想，要把这个噩梦驱赶出意大利半岛，只有突袭汉尼拔的老巢迦太基。他认为，迦太基遭到突袭而惊慌失措，不可能不给最高武将发出回防的命令。这一战略非常成功，罗马在扎马会战中打败了汉尼拔，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

往事越千年，博尼法乔自然想仿效这一做法。

“原版”与“模仿”毕竟有差异，但博尼法乔仍然想全盘照搬地模仿西庇阿。攻打凯鲁万从突尼斯东部登陆是近道，他却在突尼斯北部乌提卡附近的海岸登陆，理由或许与西庇阿选择登陆地点的理由相同。博尼法乔从这里沿陆路杀向突尼斯。博尼法乔肩负着一个西庇阿所没有的任务，出发前教皇与他约定，解放在农村做奴隶的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徒。

他没有抽出时间去攻打突尼斯城。也许是扬言要攻打突尼斯的威胁奏了效，他成功地解放了收容在突尼斯城里的基督教徒奴隶。他用获得自由的奴隶扩充军队，挥师直指原本的目的地凯鲁万。

行军途中，博尼法乔注意从奴隶那里收集情报，这是他值得赞扬的长处。他甚至了解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已用快船向西西里派出信使，向正在西西里作战的本国军队传达本土危险的情况，命令他们从速回国。

凯鲁万与突尼斯不同，防守设施并不完善，但防守气概豪壮。这里是伊斯兰的圣都，守护这里的士兵士气高涨。

在统帅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看来，这些仓促招来的阿拉伯士兵有着坚决的战斗意志，他的指挥也坚决而毫不松懈。

萨夫农率领的伊斯兰军队与博尼法乔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凯鲁万郊外展开决战。

战斗从日出开始，日落仍未结束。激战持续了5天，自始至终激烈而残酷。最后获胜的是基督教军队。伊斯兰战士在“无信仰的狗”面前败逃了。经常身先士卒的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也差一点做了俘虏。他逃到苏萨港，向西西里发出快船，再次命令伊斯兰士兵回师救援。

突尼斯地方长官和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似乎这时还不知道去西西里的远征军的状况，也不知道统帅阿萨德已经病死。统一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时，命令再多，如果不知谁来接受，想执行也无人率领。

西庇阿的战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有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天才做对手。

一心想效仿西庇阿的博尼法乔给人留下笑柄。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方面虽然圣战的意欲高涨，却也净出乱子。正因为历史有其不乏滑稽的一面，才映射出了人类社会的立体图景。

博尼法乔的做法颇为滑稽。他并不知晓正在西西里远征的伊斯兰军队的现状。因为长期逗留在敌国令人不安，他决定回国。季节也到了秋天。

博尼法乔预测，只要本土的“埃米尔”下令，正在征战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就会中断行动回国。预测碰巧与奇妙的现状吻合，却没有成为现实。他并未攻下突尼斯，连凯鲁万的市内都没能进去。不过，他解放了被锁链铐住、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的众多基督教徒。博尼法乔觉得这就够了。

据说他集合士兵，带上被解放的人们，回到了原来登陆的地点。如果真是这样，直线距离也有120公里之遥。走完这120公里而未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远征伊斯兰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便成为事实。全部人员安然登船，船队没有停靠西西里，而是直奔北方的撒丁岛。他们在撒丁岛停靠，途经奇维塔韦基亚。原来的奴隶下船后，他们便向比萨凯旋而去。

博尼法乔班师后受到了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全境人们的一片赞扬。然而这一快乐仅持续了公元828年一年。撒丁岛与科西嘉岛之间的海峡直到现代仍被称为“Bocca di Bonifacio”，直译是博尼法乔之嘴。博尼法乔负责的海域是东起意大利半岛、西至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

不知为何被命名为“博尼法乔之嘴”，但根据民间传说，这是吞掉撒拉森海盗的意思。实际上，撒拉森海盗不但未被吞掉，以后照样继续横行海上。这是百姓表达美好愿望的又一个例子。

伊斯兰在西西里的征服行动混乱不堪，难以为继，但他们并未因厌烦而撤退，反而一心向前，足见宗教狂热之不可救药。接续阿萨德法官高举绿底白色月牙旗涌入西西里的撒拉森人中，有一个名叫哈尔卡莫的伊斯兰教徒。

哈尔卡莫在西西里南部刚一登陆，就命人在部下眼前烧毁了来时所乘的所有船只。他对惊讶的部下说，非洲已无路可回，我们只能在这个岛上住下来。他说完便身先士卒，率领不得不跟随他的部下，开始向西西里北部行进，一路上自然是不断地做着抢掠、放火、破坏、绑架的勾当。

这位撒拉森男人似乎言出必行。今天，在连接巴勒莫和特拉帕尼的高速公路边上还有一个名为阿尔卡莫的城镇。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哈尔卡莫变音为阿尔卡莫。正是由于有了像他这样的伊斯兰教徒，开始时错漏百出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才会不懈地延续下去。这对做事容易厌倦的撒拉森人来说是件稀罕事。

打到罗马去

地中海西边伊斯兰教徒的象征性城市凯鲁万遭到攻击，而且被“无信仰的狗”打得一败涂地，无论如何要雪耻报仇。让他们得胜撤走不被追究，就不能继续把他们当“狗”看待了。这对正在进行的征服西西里行动不会不产生恶劣的影响。

自诩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对雪耻的愿望比谁都强烈。在北非，阿拉伯人既是外来民族，又是征服民族，他们与被称为新伊斯兰教徒的被征服者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的关系紧张，经常担心后者会起来反叛。

阿拉伯人在北非数量很少。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就需要不断地显示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威和权力的有效性。如果失败，权威就会受到伤害。这种失败哪怕只有一次，也必须迅速挽回。

他们认为，基督教徒狗仔们都打到了凯鲁万，只有直捣他们信仰的象征性城市才算雪耻。而象征基督教的城市只有罗马。于是，在博尼法乔撤走还不到一年的公元829年6月，满载大军的伊斯兰船队从突尼斯的港口启航。

登陆地点选在了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这个港口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图拉真皇帝所建，进入中世纪之后仍是罗马教皇所领有的拉齐奥地方的主要港口。奥莱利亚大道连接着奇维塔韦基亚和罗马。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一直把意大利半岛叫作“鲁米人居住的狭长土地”。他们看准了奇维塔韦基亚，把这里作为基地，去进攻位于“狭长土地”半腰上的罗马。

在古罗马时代，奇维塔韦基亚被称为“Centumcellae”，意为“万物仓库”。恰如其名，这里港口的规模堪与帝国时代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相匹敌。

当时，港口建造得合理而坚固，港内沿岸建有为数众多的仓库。由于是强大帝国的主要港口，才会有如此的设施。进入中世纪后，设施虽已闲置朽坏，但墙壁厚而坚固，不愧是罗马人所建。可以躲在这些仓库中作战，是奇维塔韦基亚得以抵抗伊斯兰军队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主要原因。

可是，长达两个月的保卫战以失败而告终。破城之后的屠城使奇维塔韦基亚成为无人之境，幸存的人们纷纷逃离，去了内陆深处。

在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基督教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支援奇维塔韦基亚。罗马教皇并无军队。本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兰克国王正忙于在意大利北部进攻同是基督教徒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几个小公国的伦巴底人因惧怕伊斯兰军队而不敢靠近。拜占庭士兵也因防卫西西里腾不出手来。这就是9世纪“鲁米”即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所在的“狭长土地”上的状况。

也许是知道这一状况，伊斯兰军队攻陷奇维塔韦基亚后并未急于进攻罗马。他们知道近旁的奥莱利亚大道的终点就是罗马，却决定在托斯卡纳悠然过冬。当然没有缺粮之虞。不消说，意大利中部一带所有城镇村庄全都被撒拉森战马的铁蹄践踏蹂躏。当时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记录：铁蹄踏过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袭来飞去。

第二年，公元830年春，伊斯兰军队留下少数守兵后向罗马进发。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奥莱利亚大道南下，一路沿海岸从海上到奥斯提亚港，下船后通过沿台伯河的道路去罗马。把船队调至奥斯提亚，是为了尽快把掠夺的物品和绑架的人们装船运往北非。

基督教方面的援军没有出现在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号称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甚至没有援军前来救援。

罗马市区略图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兵力。可能是为了把抢来的东西和绑架的人们随时运去北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士兵离开了队伍。统率大军是要有很多条件的，但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却看不到有关情况。大概撒拉森人因兵力减少便分成小部队进行袭击，这也是海盗们更为习惯的方式。小镇小村抗不住撒拉森人袭击，但罗马城是帝国后期建设的，有超过20公里长的高大厚实的城墙拱卫。而攻击罗马的撒拉森人与海盗的所为并无二致。当年的罗马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然而，位于城外的教堂却没有一个逃过劫难。

奥斯提亚大道旁的圣保罗教堂名为“Fuori di Mura”（城墙之外）。这样的教堂自不待言，就连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建设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也遭到了伊斯兰士兵的洗劫。圣彼得大教堂是遵从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体之上建造教堂”的教诲而建，建在圣彼得殉教的梵蒂冈。这座教堂在基督教世界享有至上的尊崇地位。伊斯兰士兵实现了他们说过的话——“把圣彼得大教堂变为马厩”。

罗马教皇居于建在城墙内侧的圣拉特拉诺大教堂。罗马人虽然没有打出城去的兵力，但尚有不让撒拉森人越过城墙的力量。教皇格列高利四世身先士卒，激励大家，全体市民行动起来，成功地守住了罗马城。

伊斯兰军队未能攻进城内，扫荡周边地区以后撤退了。他们从奥斯提亚港乘船返回北非，留下的人再次沿奥列里亚大道北上，在奇维塔韦基亚驻扎下来。他们没有改变把这座港口城市作为进攻罗马的桥头堡的想法。敌人夸口要抓住“无信仰狗的头目”，他们将在离格列高利四世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宫只有50公里的地方扎下根来。

此时，北非又传来了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消息。

在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一带，正在集结300艘的船队和2万人以上的军队。这300艘船，可能多为“福斯塔”这种小型加莱船。即使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撒拉森人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船队。

船队的目的非常明确，在西西里岛西岸登陆，企图一举攻陷巴勒莫。这次远征军的指挥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柏柏尔人阿斯巴哥，与其说他是安拉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地道的海盗。

巴勒莫陷落

现代的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区——西西里岛的首府，在此有区长官的官邸，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但在古代，在中世纪前期，这里还只能算是主要城市之一。叙拉古自古以来一直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雅典为得到叙拉古曾不惜冒远征的风险。柏拉图对统治组织抱有强烈的兴趣，为了看到最佳例证也访问过叙拉古。希腊人也曾祭出阿基米德研制的新兵器与罗马人苦战。罗马人认为，不攻下叙拉古就得不到西西里。这一想法与希腊人一致。

后来，在罗马逐步将地中海变为“自家之海”（mare nostrum）的过程中，位于与北非相对位置上的特拉帕尼、马扎拉和阿格里真托等都成为对罗马很重要的港口。在整个古代的历史中，巴勒莫的重要性都仅次于这些城市。进入中世纪以后，拥有西西里的拜占庭帝国让派去统治西西里的总督常驻叙拉古已成定例。

确定巴勒莫为目标，似乎也是顺应着这个传统，莫非公元830年的北非伊斯兰教徒中有优秀的战略家？因为叙拉古面海向东，阿格里真托面海向南，马扎拉面海向西南，特拉帕尼向西，而巴勒莫却面海向北。这就是说，巴勒莫面向着地中海这个广大的基督教世界。如果希望扩大“伊斯兰之家”，巴勒莫作为前沿基地最为合适。在攻下巴勒莫之后，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岛就成为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西西里得天独厚，军粮可以自给。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并非开始就是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无论如何，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徒阿萨德统率的征服西西里行动，自大肆张扬地开始以后，3年过去仍未攻下叙拉古。在西西里东西线中段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城堡都市恩纳。这里位于要害之地，防卫相当严密。伊斯兰军队数次进攻均未奏效。顺便一提，为伊斯兰势力创造了征服西西里机会的欧赫米奥，被派来与守城的拜占庭军队谈判。他随即被捕，被指向伊斯兰出卖西西里而被处死。他借伊斯兰之力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后，自己当了统治者，但这美梦没能持续3年。

撒拉森人的海盗行动长年不断，他们或许认为征服西西里易如反掌。然而征服行动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把罗马选作目标的同胞已经带着掠夺而来的人和物满载而归，受到欢迎。他们知道后也许开始着急起来。出于以往的海盗经验，他们选择了防卫肯定比叙拉古薄弱的巴勒莫作为目标。

不论当初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择，这一选择甚至考虑到了恒久的益处。从此以后，巴勒莫比叙拉古更经常地成为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就是明证。在战略上值得赞赏的是，这次不是小股队伍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举投入大规模兵力的军事行动。

从马扎拉登陆西西里，已经成为北非伊斯兰势力这3年来的常路。公元830年这年，伊斯兰人也从马扎拉登陆，但船只多达300艘，无法全部进港。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另一路直奔北面不远的马尔萨拉港。这样登陆后队伍也分成了两支。阿拉伯人较多的部队去了巴勒莫，阿斯巴哥率领的柏柏尔人部队去了阿格里真托。他们准备进攻恩纳，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向叙拉古。

可是，这支队伍来到阿格里真托时遭到了瘟疫的袭击。瘟疫总是在体力衰弱的时候或卫生状况最差的时候来袭。我们不知道柏柏尔人是否比阿拉伯人更不讲卫生，但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平安无事地行军时，第二队的人却因疫病眼见着一个个倒下。阿斯巴哥自己也倒下，死掉了。剩下的士兵都觉得征服西西里行动难以为继，乘上从西西里人那里抢来的船只逃回了北非。2万人的半数开了小差。

西西里

前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却意气风发。打头阵的士兵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先知穆罕默德之旗”，队伍中有较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主流。

巴勒莫当时只不过是西西里的主要城市之一，加上那年听到撒拉森人逼近的消息后从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巴勒莫共有7万人口。只看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比意大利半岛富庶。巴勒莫人根据以往直接、间接的经验知道，落入撒拉森人之手，其后的命运不是死亡便是沦为奴隶。他们拼死守城，坚持了一年之久。这让进攻的伊斯兰人也深感震惊。城里的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怖和绝望之中。

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赶来救援。这一点我已经写腻了。

拜占庭军队在防守坚固的恩纳和叙拉古坚守不出。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及基督教世界的各路王侯为守护自己的领地已经拼尽了全部精力，稍有余力的人脑子里也只想着如何侵略他人地盘。

罗马教皇在拿不出行动这一点上也与他们同罪。不过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说服不了拥有军事力量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说明教皇动用了开除教籍的武器，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正式领土。但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实在不好。他们之间围绕圣像问题存在教理争论。虽有拜占庭皇帝，但教皇却又特意造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虽同为基督教徒，这些事件仍然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不定在罗马教皇的内心深处，还有冷眼观战，看拜占庭如何守卫西西里的心思。这时的巴勒莫食物匮乏，许多基督教徒饿死病死。

公元831年9月，巴勒莫攻防战已打了近一年。市内一切匮乏，应该说什么都没剩下更为准确。

在防卫战打到将近半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派来统治巴勒莫的总督、主教就已乘着准备好的船只出逃意大利了。没有找到船只，只得沿陆路西去的修士在逃跑途中被撒拉森人抓住，被逼做出选择：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去死。他们全体选择了死亡。

城市在这种状态之下陷落，并不是那种迎击发起总攻之敌之后雄壮的陷落。就像一点点地衰弱迎来死亡的人一样，城市终结于一片阴森恐怖的寂静之中。据说在长达一年的守卫战中死亡6万多人。

城市陷落后，市内还剩3 000多人，但多数都已衰弱到了极点，胜利者觉得送去做奴隶也无价值。还能走动的男女和儿童被装上了船，其余的人全部就地处死。

巴勒莫化为无人之境。后来，北非来的伊斯兰教徒在此定居下来。如果无人居住，拿下巴勒莫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重新引入居民，使城市再生。

很快就有地方长官被派到巴勒莫，地位低于突尼斯的地方长官，但官名一样。北非的伊斯兰势力将征服西西里全岛看得与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同等重要，让巴勒莫成为西西里中心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基督教方面，似乎很少有人能正确认识到巴勒莫陷落意味着什么。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即使在能够采取对策并有相应实力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个中的意味。

拜占庭帝国皇帝比其他任何人都能主张领有权，但其行动是在陷落4年以后的公元831年。虽然当时拜占庭帝国东有伊斯兰势力的进逼，北有斯拉夫民族的逼迫，但无论如何行动都嫌太晚。

在此期间，伊斯兰势力照例毫不留情地杀戮企图抵抗的人；抢掠贵重物品，甚至粮食、家畜；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要抓来送到北非去当奴隶；最后放火烧屋，使之变成废墟。他们用这种做法征服了西西里西部，又将势力扩大到东部。

人们感到拜占庭帝国终于“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只能说是粗陋不堪。

皇帝任命女婿亚历克西斯为常驻西西里总督，命他组建救援西西里的大军。这事做得不错，拜占庭帝国正式表现出出征的架势。可是，此后的表现却证明，这只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国家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做派。

亚历克西斯来到仍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西部，热心组建大军，成功地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士兵和船只。可是拜占庭皇帝知道后内心起了疑窦，想亚历克西斯莫非是想率领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把自己拉下皇位。

皇帝的疑虑给了专制君主国家必然存在的宫廷阴谋家绝好的借口。亚历克西斯被突然召回，直接投入了监狱。在牢里，这位拜占庭的贵公子似有所思，说他万念俱灰也许更加正确。他宣布舍弃公职、地位和妻子，要去修道院，于是被释放出来。回到现实世界后，他便在社会上彻底消失了。

拜占庭海军本应以海港城市叙拉古为基地，以保障地中海西部海域的安全为己任，但皇帝这个司令官的表现尚且如此，海军也就一事无成了。这时，拜占庭战船对撒拉森战船已是每遇必逃。

北非突尼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在现代欧洲被称作“西西里海峡”（Canale di Sicilia），因为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领土，但古罗马人却称同一片海域为“阿非利加海”（Africum Mare）。

在那个时代，西西里和北非同属一个文明圈，由一个皇帝统治。以隔海相望的随便哪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都不会意有所指。可是，到了中世纪，隔海相望的国家分属于不同文明圈。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辽阔海域自然会以拥有制海权一方的名称命名。

我甚至认为，在中世纪前期的这个时代，如果要给这片海域起名，用古代的称呼“阿非利加海”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片海域的制海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的手中。

西西里及其周边

换成古代罗马人的观点，所谓制海权就是拥有把海洋称为“自家之海”的资格。一旦居住在北非的撒拉森人认为眼前这片地中海是“自家之海”，接着的想法就是要把横亘在地中海对岸的陆地也称为“自家的土地”，甚至还可用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大义名分去行掠夺之实。

拿下巴勒莫大有好处，紧接着征服了从巴勒莫到墨西拿的海港城市群，使得这个好处更加完美。

意大利南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地受到西西里伊斯兰化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地方包括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膝盖以下的所有地方。这样的情形是很自然的。撒拉森海盗此前的做法是从北非来袭，猛击一下之后又回到北非。现在却可以中途先在不沉的航空母舰上落脚，然后再次出击。从此以后，以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地区完全暴露在撒拉森海盗的“猛击”之下。

同样打着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旗号，但地中海东部与西部情况并不一样。

在东部，伊斯兰势力从小亚细亚东部逐渐侵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征服所有包围东地中海的陆地后已经过了两个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已经完全成为“伊斯兰之家”。或许可以认为，伊斯兰势力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恐怕已有相当的组织程度。此外，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其土地之辽阔恐怕不能称之为半岛。这里处在以科尔多瓦为根据地的“埃米尔”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业已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伊斯兰势力的指挥体系。

在沿着扩张路线突飞猛进的9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北非在统治组织化方面最为落后。这片地区就后世的国别而言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阿非利加”是因袭古罗马的习惯。历史完全不同的埃及往往被区别开来。中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仍然继承了这个习惯。

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伊斯兰世界中，北非的定位是“伊斯兰之家”的内部成员，但其地位却莫名地有所偏离，待遇方面类似于相当程度上被授予自治权的“埃米尔”所统治的领地。“埃米尔”一语的日语究竟是译为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好呢，还是译为有着强烈的实力者意味的“酋长”好呢，人们莫衷一是。顺便一说，这个词儿有时译为“酋长”，是参考了现代将“United Arab Emirates”译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例。

总之在中世纪前期，北非的统治形态明显尚未确立，连伊斯兰史专家一般也在这一方面不甚明了。

但是指挥体系不明确的状况却会令其敌手困惑。如果指挥体系明确，必有一定的战略战术预测其动向，事先“读懂”并非难事。军队越庞大就越容易在其准备、整编阶段察知其动向，也就越容易确定迎战体制。

可是，中世纪前期的北非情况完全相反。“地方长官”埃米尔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不明确。时常有埃米尔亲率大军前来进攻的情形。撒拉森人大多情况下是以小规模海盗船队前来袭击。令基督教徒悲叹的“大群蝗虫”也并非一次性集群来袭，好似分为小群分别在不同日子袭击不同的目标，形成波状攻击，反复不已，令人防不胜防，放马后炮都来不及。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从撒拉森海盗的传统、习惯和性格来考虑，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完美的。

他们操纵着容易控制的小型加莱船，船上没有多余之物，船快如飞，小规模行动使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打着基督教国家和城市的旗帜骗人眼球，登陆后丝毫不浪费时间，只做海盗该做的事情，然后和来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大海深处。

在他们的祖国，这样做完全不是犯罪。不，甚至还是英雄行为。

第一，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在市场上出售，所得金额的五分之一会自动上缴给“酋长”。

第二，撒拉森海盗在基督教徒居住地区采用的是恐怖战法。如果这样能引起人们恐慌，使人们绝望，就比出兵征服容易得多。撒拉森人的海盗行为也是伊斯兰化的前哨战。

第三，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对于居住在北非一带的人们来说，海盗业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也给未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

要把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换成“收益”，就需要有人来判断这些商品的价值，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项工作，管理、运营收容掳获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

“浴场”一词自古就有两个意思：洗澡的地方以及收容战争俘虏的场所。

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不少词语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浴场”也是其中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洗澡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洗澡带来的愉悦会使人堕落，因而有害。罗马时代被称为“庶民宫殿”的豪华而设施齐全的公共浴场也都化作废墟，人们已忘却了公众浴场这个词。而在同时代的北非，这个词语的意思转变成为“收容掳获来的异教徒的地方”。

因而，在中世纪听到“浴场”一词后首先联想到的是强制收容所。不过这与20世纪纳粹的强制收容所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8世纪到18世纪北非的“浴场”接受外面的雇佣委托，被收容的人可以到收容所外面劳动。这意味着“浴场”是奴隶的收容场所。劳动报酬不直接付给奴隶，而是付给管理运营“浴场”的伊斯兰教徒，充作“浴场”全体人员的伙食费等费用。当然，管理者最热心的事是极度降低伙食的质量，更多地中饱私囊。

海盗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以造船匠为主的工匠是高效推进海盗业不可或缺的。随着船只使用次数的增加，损耗也不断加大。经常需要新造船只，修理修复的工作更不待言。不过，北非伊斯兰教徒中适合这种工作的人手不足，而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绑架来的人可以派上用场。

但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给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创造了机会。把他们称为“pirata”也好，“corsair”也罢，他们实质上都是海盗。

海盗也和士兵一样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可能会遭遇敌方船只，在交战中战死，也可能在袭击城镇的过程中战死。海盗船遭遇暴风雨沉没的概率也不低。海盗这一职业成功后到手的报酬很高，但风险也很高。

正因为如此，从征收收益五分之一的“酋长”到船主到船长，都在积极发掘有能力的人才。

在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中，体格健壮的年轻男人几乎都充当划桨手。其中有些人会在面临危险时处置得当，或在别的方面表现出众。海盗就会招揽这些人。

不过，这些人继续信奉基督教是不合适的，要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海盗们便设下圈套，诱使某个年轻人去杀伊斯兰教徒。异教徒哪怕是不得已杀死伊斯兰教徒，等待他的只有死刑。可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即使杀死其他伊斯兰教徒，只要有人证明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就会被认可为正当防卫。这就是海盗招揽有能力的基督教徒的手段。这与现代国家的谍报机关所擅长的招募间谍的手法如出一辙。

无论如何，海盗业想要产业化，决定成败的是“人”，这与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后来甚至还有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意大利南部青年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例子。在此700年前的9世纪时，就已有原基督教徒当上撒拉森海盗船的船长了。历史上的所谓强盛期，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时代。在8、9、10三个世纪，这种运气确实偏向于北非的伊斯兰方面。

人们对其他产业的兴趣和对海盗业投入的减少并不能阻止海盗业作为一种产业取得成功。在迦太基统治的时代，或是在被罗马帝国收编的时代，北非还是丰饶的农耕地带，甚至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自古就以出口农产品闻名。

到了中世纪，这一切全改变了。海盗袭击之处，小麦等农作物也会遭抢。农作物刚收获就被抢走，这使我们感到同情，但同时也感到愕然：连小麦这样的大量低价的便宜货都值得抢吗？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越来越依靠海盗业为生了。长远来看，这就是导致地中海南岸居民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是中世纪前期的9世纪，是一个海盗竭尽全力，因而极富攻击性、强而有力的时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西西里这个中转基地了。罗马以南的沿海地区已经没有一块基督徒的安身之地了。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以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这里是意大利半岛著名的丰饶之乡，耕地辽阔，古罗马人称之为“幸运的坎帕尼亚”（Campania felix）。

这里位于拜占庭帝国和伦巴底各公国统治圈的边缘，直到9世纪一直是权力的真空地带。拥有如此丰饶的腹地，不受压制的人们一定会有想法。这想法就是建立独立的共同体。这样想这样做的都是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海港城市，自北向南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政治组织也都是以执政官（consul）为最高长官的共和政体。

这些海港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意大利北部的感情不如对北非更为亲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睁眼就能看到地中海的缘故吧。这些城市的港口全都是面向南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同，船就是脚。海盗的“脚”也是船。

可以想象，即使在北非伊斯兰化以后，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的坎帕尼亚并不忌讳与异教徒进行贸易，坎帕尼亚在中世纪依然还是农产品的出口地。

近在眼前的西西里也正在扎实地进行着伊斯兰化的转变。与其被从西西里中心巴勒莫出港而来的海盗抢劫绑架，不如与住在巴勒莫的伊斯兰教徒进行贸易。这种想法很难受到责备。当然，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受到谴责。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与敌人结好就是背叛。不过，谴责他们的人也并没有出动船队，前来保卫坎帕尼亚海港城市的安全。

岂但如此，虽然同为基督教徒，拥有内陆地区的伦巴底各公国并不满足，还把手伸向了这些海港城市。贝内文托是伦巴底的公国之一，大公亲自率领军队向三个海港城市中土地最为富饶的拿波里发起了进攻。

公元835年，巴勒莫落入伊斯兰之手仅过了4年，拿波里就在海上有撒拉森、陆上有伦巴底的腹背受敌的状态下，与巴勒莫的“酋长”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

罗马教皇谴责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缔结这个条约是“与恶魔结盟”。的确，即使不考虑宗教上的差异，这也是一座“危险之桥”。

坎帕尼亚及其周边

伦巴底人看到巴勒莫“酋长”派来的船队，就不再攻击而撤退了。眼前的危机消除了。然而，同盟关系常被强大的一方所左右。只要对方认识不到破坏同盟关系的后果，持久的外交也不会得到保障。

即使是短暂的，拿波里一带的人总算又能睡个安稳觉了。然而，撒拉森人的海盗业已经产业化，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于是，撒拉森海盗改变了一下袭击目标，转向了位于长筒靴踵部的普利亚。以前这一地方较少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现在这里也进入了海盗的视野。

把目光转向这里的伊斯兰势力已不满足于只做海盗，他们的意图是像占有西西里那样完全占有这块地方。他们已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自古以来就以良港而闻名，背后又是广阔麦田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

拜占庭的皇帝是意大利南部的正式统治者。但拜占庭军队撤退以后，伦巴底人的一支贝内文托公国便包抄而来。拜占庭并未尽到防卫和保障安全这一统治者的义务，却一个劲儿地主张统治权，间或派些军队过来，好像要证实一下这种权力。

从北非和西西里来的伊斯兰势力在与拿波里结盟之后的5年中，与贝内文托公国交手三次，三战三胜。撒拉森海盗越发认为基督教徒胆小懦弱。伦巴底人源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南下而来在意大利落脚，改信基督教以来已有300年。即使不以伊斯兰教徒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一定认为，这些伦巴底人不是对手，普利亚很容易征服。伦巴底士兵没有拦住撒拉森人，威尼斯共和国却成功堵住了他们。

威尼斯人如何会在这时出现呢？其原因据传是威尼斯正式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请求。

5世纪中叶，为了躲避大举入侵的蛮族，人们在一片汪洋的澙湖海滩上建设了居民共同体。如果将那时作为建国起点的话，到9世纪中叶，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但这个共和国有着长达1400年的历史，以人的成长作比喻，度过最初的400年可以说是刚刚踏进青春期。

拜占庭帝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的正式统治者。但由于威尼斯位于拜占庭帝国的西端，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所有方面都处在专制君主统治的负面影响之外，没有受到压制，这是非常幸运的。威尼斯商人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去，会比其他欧洲商人享受到更有利的条件。威尼斯有能力给拜占庭帝国带去它所需要的东西。

最初，拜占庭帝国向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打退当时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海盗的巢穴散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如果斯拉夫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土地毗邻的君士坦丁堡就会受到威胁。

威尼斯当然会接受这个请求。他们从建国之初就以通商立国。亚得里亚海是通商要道，确保海上的安全航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9世纪前半叶，他们才刚刚开始着手这样做，离确立的目标路还很遥远。

解读以后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大国之一威尼斯共和国的钥匙是“国家利益最优先”。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宗教各方面，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为信仰、名誉冲昏头脑的时候，只有威尼斯的统治者置身局外。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甚为令人生厌的现实主义者的集团。

意大利及其周边

公元840年时，纵令没有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威尼斯大概也会出动海军。个中原因看看地图就会知道。塔兰托和布林迪西所在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部位一旦伊斯兰化，就堵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威尼斯也就无法与东方进行贸易，为刚刚确立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所付出的辛苦也将付诸东流。如果不能从亚得里亚海深处走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死路一条。

9世纪威尼斯海军在规模上还称不上是海军。总督彼得亲自率领，海军倾巢而出，能集结到塔兰托外港的也只有60艘加莱船。他们不但规模小，战术和士兵也不熟练，在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中大败亏输。

威尼斯士兵几乎全部战死，仅有的幸存者也都当了俘虏，被送往北非的“浴场”。只有总督乘坐的船和其他极少数船只成功逃脱，但也一次次地遭到追击。据说他们一直沿亚得里亚海北上逃到海湾，都忘不掉背后受敌的恐怖。

撒拉森人这时很冷静，未去攻击威尼斯本土。但他们在沿亚得里亚海返航途中，袭击了沿途经过的所有港口。尽管离波河河口稍有距离，他们还是沿河逆流而上，沿途扫荡，就连罗马时代的港口城市安科纳也未能幸免。每次袭击后，撒拉森船都会加载抢来的东西和人。凯旋回到塔兰托港时，所有船只都超载得几乎沉没。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撒拉森的海盗船队于翌年841年再度从塔兰托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北上。去年遭到沉重打击的威尼斯出动船队迎击，但再次败北。威尼斯船队只得又一次逃进澙湖。

威尼斯海军在中世纪后期被称为地中海女王，基督教舰队也只有在威尼斯参战时才能获胜，但在中世纪前期却是如此惨象。

如果伊斯兰方面当时乘胜追击，亚得里亚海大概也已成为伊斯兰之海了。斯拉夫人同样也是海盗，这两家无论谁胜，亚得里亚海一定会成为海盗之海，而不再是商人之海。

然而，撒拉森人救了威尼斯。撒拉森人的行事方式一贯不够谨慎耐心。他们在努力称霸西西里的同时，还把手伸向了意大利半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战果惊人，却忘记了这战果，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

威尼斯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他们具有正视失败，从头开始的坚韧意志和忍耐力。威尼斯两度败给撒拉森海盗。这一定给斯拉夫海盗增添了勇气，让他们卷土重来。他们此前被威尼斯人赶进了地势复杂的江河入海口深处，潜伏下来。威尼斯人不得不从头开始整治亚得里亚海上的海盗。

再攻罗马

但是，威尼斯海军败北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亚得里亚海。两年后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完全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进攻教皇这个“胆小的基督教狗”的最高人物居住的地方已无任何障碍。

距罗马仅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也已被伊斯兰占领。进攻罗马的船队也可以从巴勒莫和墨西拿这两个良港扬帆起航。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有陆上战斗力的是伦巴底人，其中贝内文托公国已被屡次击败，必定不会出头，其他公国正忙于内讧，不会成为问题。伊斯兰方面判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救援罗马。威尼斯也还龟缩在亚得里亚海的深处。

凯鲁万的“埃米尔”看准现在正是进行圣战的好机会，命令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地方长官做好准备。

圣战是忠实实行《古兰经》教义的事项之一。圣战允许以下的行为：

剥夺基督教徒这些信错神的教义的人们和犹太教徒的财物是正当行为，抓获信仰错误的人当奴隶也是正当行为。于是，不仅伊斯兰教徒，听从圣战召唤行动起来、对额外好处更感兴趣的撒拉森海盗也卷了进来。

他们在以往的海盗行动中了解到，基督教徒奉献的财宝集中在大修道院和城里的主要教堂中。

15年前的公元830年，撒拉森海盗打到罗马，却因城墙阻隔未能进入市内，只扫荡了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位于城墙外的教堂。虽然这两座教堂在罗马的教堂中数一数二，但城墙内还有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等罗马七大教堂中的三座。教堂之外，罗马还集中着贵族和豪门望族的宅邸。在伊斯兰教徒眼中，罗马既是“错误信仰之徒的头目居住的城市”，还是一座有众多猎物的城市。

从北非各地出发的伊斯兰船只首先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集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模多大，总司令官是谁。历史上只有时在夏季大船队集结的记载。船队在巴勒莫分两路出海。一路可能打算在墨西拿靠港，然后进入伊奥尼亚海，在塔兰托登陆后沿着古老的亚壁大道，直指罗马。

主力所在的另一路离开巴勒莫之后一路北上，进入第勒尼安海，然后一分为三。其中一队在利科萨登陆。帕埃斯图姆在现代以古代神庙遗迹而闻名。利科萨是帕埃斯图姆南方的一个海岬，控制了这里，阿马尔菲、拿波里和加埃塔等地连商船也将无法出海。

意大利中部

同时，另一队在蓬扎岛登陆，占领了这座小岛。在罗马帝国时代，蓬扎岛是流放，或是说隔离发生丑闻和制造麻烦的皇族成员的地方。该岛并非孤悬海外，一旦控制了这里，船只从意大利南部驶向罗马的必经海域便可尽收眼底。蓬扎处于拿波里的势力之下。蓬扎与拿波里签有同盟条约，但该岛被占领，拿波里却一声不吭。

第三队好像去了已被占领的奇维塔韦基亚港。

仅仅这些也已是相当规模的大战略了。撒拉森海盗的行动是走哪算哪。只有这一年，凯鲁万的“酋长”让人觉得准备充分，行为符合圣战宣言，是依据经过相当推敲的战略在行动。

拿波里的执政官比谁都早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执政官赛乔向海港城市加埃塔和阿马尔菲发出了呼吁。这三座海港城市的代表都非常害怕，如果罗马陷落，整个意大利南部就会被伊斯兰化。他们迅速组成船队，然后率领船队来到利科萨，团团围住停泊在附近的伊斯兰船队，进行威胁，让其选择是回到巴勒莫去，还是以自己的血来祭奠这片海域。

撒拉森海盗善于登陆抢掠，却不喜海上作战。他们决定撤退，离开了利科萨。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可得到巨大收获的圣战。他们也不会自缚于与拿波里的约定，拿波里人也是基督教徒。

伊斯兰势力离开利科萨后并没有去巴勒莫所在的南面，而是不理睬拿波里，径直北上，在拿波里湾西端的米赛诺登陆了。

米赛诺是罗马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军港所在地。这里可以停泊众多的船只，陆上交通也很便利，拐上多米提亚大道和亚壁大道，可以直通罗马。

伊斯兰船队在米赛诺卸下士兵和马匹之后，空船往北驶向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他们连拿波里也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加埃塔了。陆地北上的士兵和海上北上的船只都不理睬加埃塔。伊斯兰士兵沿着古老的罗马大道前行，他们高呼口号，直奔罗马而去。

“砸烂无信仰者的神圣之都！在它的瓦砾上赞美安拉的荣光，建造清真寺！”

北非侵略者为求军粮一边行军一边抢劫。8月的强烈阳光似乎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

公元84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是3年前登基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在中世纪前期，很多教皇的生年不详。这位教皇情况同样如此，不知他有多大年纪。他在第二年去世，可能不是老死就是病亡。伊斯兰大军逼近，他并不能身先士卒，奋起指挥，是罗马的市民奋起保卫自己的城市。罗马首次记录下了伊斯兰军队的规模。

船只有73艘，其中50艘为大型船，其余23艘为“小船”（sottile），这些小船可能是为军事目的而造。

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进攻的军队总数大约为3万人。据说其中1.5万人是步兵，所以3万人这个数字中也许包括划桨手。伊斯兰船上的划桨手经常是基督教徒奴隶。他们经常被铁锁链相互连成一串，锁在划桨台上，一边挨着鞭打一边划桨。这些人只是“马达”，不是兵力。纯粹意义上的士兵人数，不论如何高估，2万已是极限了。要攻打由周长超过20公里的城墙防守的大城市，这点儿兵力太少了。这些兵力也许就是当时北非伊斯兰世界能够动员起来的最大限度了。

能够动员的军队人数必然反映出人口的状况。罗马帝国末期因为人口锐减，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数量也减到了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以下，罗马帝国以这样的状态进入了中世纪。地中海南边的伊斯兰世界和北边的基督教世界大概都面临着可动员的人数减少的类似情况。在某种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穷人之间的对决。

绵延不断的环绕罗马城的坚固城墙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以前遭受过撒拉森海盗祸害的人们得知伊斯兰军队要来进攻后，纷纷逃来罗马避难。他们与罗马人的共同点是“绝望”。然而“老鼠急了也咬猫”[4]。绝望的老鼠齐心协力，奋起抗猫。附近的伦巴底士兵和驻扎在罗马的法兰克士兵也都参加了罗马的防卫。近郊拥有领地的豪族也带领手下的男子赶来罗马。时常为弹丸之地你争我夺的人们，也因为罗马的危机而将平日的恩怨置之脑后。也许“绝望”与“信仰”超越了消极性和利己心。没有谁来做总指挥，但防卫的一方团结紧密，士气高昂。

罗马周围高大厚实的城墙因由奥勒良皇帝建造而被称为“奥勒良城墙”（Mura Aureliana）。伊斯兰军队来到这座城墙前，城墙上箭矢如雨而下,箭雨中一个个士兵又被投石机抛来的大石块击中。

伊斯兰士兵的服装优先考虑的是要能自由活动，对箭矢和石块几乎没有防护作用。他们也并不擅长这种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要攻下这座“无信仰狗的神圣之都”，非得等到防守一方粮尽而降的时候。伊斯兰方面只有2万名士兵，也不可能将有20公里以上城墙环绕的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

攻不进城去，就彻底扫荡城外的广阔地方。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首当其冲。根据教廷的记录，从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者查理曼，历代皇帝贡献的金银圣器都被劫掠一空。这个记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在15年以前，这两个教堂就曾被劫掠过。

不过，这些“集500年间贵重物品贡献之大全的一大博物馆”中的一部分还会遭到劫掠。

有过15年前被劫掠的经验教训，人们应会将这些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内的教堂中。但在基督教徒中，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想法非常浓厚。像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这样最重要的教堂，也不可能全部搬空。伊斯兰士兵这次还会有相当丰盛的收获。据说这些士兵向绘有基督圣像的镶嵌画放乱箭，在自己的阵地上通宵狂欢乱舞，寻欢作乐。

这些情况传到城内基督教徒的耳中，他们群情激愤。第二天夜里，人们趁着夜幕，悄悄渡过台伯河，攻入了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人们手执火把，袭击了伊斯兰士兵。偷袭取得成功，至少将伊斯兰士兵赶出了圣彼得大教堂。

成功夺回圣彼得大教堂，给城里的人们增添了信心，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意大利中部。罗马奋起了，整个意大利中部都在奋起反击伊斯兰。自古仅自北方而来的大道就有奥莱利亚、加西亚、萨拉里亚、诺门塔那和蒂泊蒂娜五条大道汇集于罗马。中世纪前期，这些道路虽有破损但仍可使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大道来到罗马。公元846年，人们通过这些大道聚集而来，拯救罗马。

不知是为了信仰，还是出于勇气，抑或是由于面对危机的绝望，也可能是这些兼而有之，大批民众不断聚集而来。伊斯兰士兵震惊了。

以前他们认为基督教徒是“胆小没有反抗勇气的狗”。狗现在要冲过来，而且是成群结队的。伊斯兰士兵开始退缩。他们溃不成军，只想着带回抢来的东西，于是乱成一片，四散而逃。

有些人向停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船逃去，有些人涌上亚壁大道，一个劲儿地南逃。多数赶来救援罗马的人都是沿大道从北方而来，伊斯兰士兵便全部向南逃去，向基督教徒不会过来的方向逃去。然而，冬天将至，他们即使南逃，也不再安全。

加埃塔、拿波里，还有阿马尔菲，这些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已经与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缔结了同盟条约，但这次也明确地站在了基督教一边。这样，逃往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兰士兵在罗马与拿波里之间受到了夹击。

绝望的伊斯兰士兵用信鸽向巴勒莫的地方长官求援，信鸽是他们之间使用良好的通信工具。地方长官收到了信，但船只出港要看天气。虽然地中海总是风平浪静，在冬季也会不时波涛汹涌。到了次年的公元847年，靠抢掠度过一冬的伊斯兰士兵盼望已久的船总算从西西里、从北非开来。不过在此期间，基督教徒已经组建了防卫军，指挥系统也已确立，总指挥是法兰克国王、曾经的意大利国王鲁多维科。伊斯兰方面也重整旗鼓，留在奥斯提亚和米赛诺的船只也南下与从西西里和北非来的船队会合。

在此后的半年里，伊斯兰方面企图进攻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与团结一致的基督教方面展开了地面战，双方都要争夺这座意大利南部最为著名的修道院。春天的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在卡西诺山下布阵的伊斯兰军队被水冲走。基督教方面认为这正是上帝的恩宠，他们沸腾起来，感谢上帝。载着幸存士兵的伊斯兰船队与载着基督教方面士兵的阿马尔菲和拿波里船队之间展开了决战。

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这时上帝又出手相助。在海上决战打响前，胜负就已决定。强风突如其来，袭击了加埃塔港外海战场。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尚未出港，躲过一劫，强风直接袭击了已经来到港口外海的伊斯兰船队。据说加埃塔附近海岸满是溺毙的撒拉森人的尸体。被铁锁链连成串的划桨的基督教徒奴隶和船只一起消失在海底。也许上帝的恩宠是有优先顺序的。就这样，公元846年开始已打了7年的、以征服基督教首都罗马为目标的伊斯兰圣战彻底失败了。

但是，伊斯兰方面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是一场凯鲁万的埃米尔发动的圣战，凯鲁万相当于西方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这也是一场起着首都作用的突尼斯的埃米尔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征服罗马为目标，并得到了举国支持。就这样败下阵来，对这两人而言都有面子的问题。北非的新伊斯兰教徒都是被军事征服后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原住民，一旦败退，这两个人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失去威望和权力。圣战的成功与否还是国内稳定的关键。

不等这年结束，说教继续圣战的导师就从凯鲁万分赴北非全境。他们在各地清真寺的经坛上热情说教。

“征服错信上帝教义的无信仰之徒的首都罗马，是安拉和穆罕默德的共同愿望。参加圣战是我们忠于伊斯兰教义的义务。天堂在等待着参加这场神圣战斗的人们。去吧，伊斯兰的战士们！打到罗马去！”

法兰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

第二年，公元848年的整整一年中，北非全境建造新船的锤声就没有间断过。士兵们不再去想过去的失败，开始集结。凯鲁万的埃米尔也高调宣布要在翌年重开圣战。

在意大利半岛，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面对面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没有一个人认为伊斯兰就会这样退走。这里的人对撒拉森海盗的恐惧，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所谓世袭感情。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半岛居民认为，如果罗马屈服，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将屈服于伊斯兰。历史上并不缺乏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西西里，除了恩纳和叙拉古之外，全岛已被伊斯兰势力征服。

意大利南部数一数二的良港塔兰托和巴里也已落入伊斯兰之手。

在意大利中部，要把伊斯兰势力从教廷领土内第一港的奇维塔韦基亚驱逐出去，却无法着手实行。

在其他地方，人们惧怕海盗的小船队，风一般来袭，抢人越货后又风一般消失在地平线之外，连渔民也只能在海岸附近捕鱼。

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随处可见被称为“撒拉森人洞窟”（grotta saracena）、“撒拉森人入海口”（cala saraceni）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们发动袭击之前的藏身之地。不光在第勒尼安海的基督山、吉廖、皮亚诺撒以及厄尔巴岛这样的小岛，就连撒丁、科西嘉这样类似陆地的大岛沿岸也遍布着这种海盗的藏身之地。这意味着，不仅罗马以南的地方，就连罗马以北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

好似要证明这种情形一样，公元849年刚刚入春，撒拉森船队在鲁尼登陆，其目的与其说是打圣战，不如说是做海盗。

鲁尼位于托斯卡那北端，自古以来就是港口城市，港口背后有耕地，以富饶闻名。撒拉森海盗捣毁了鲁尼。他们并未在劫掠、绑架后立即撤走，好似要向基督教徒显摆伊斯兰发怒的后果。从此以后，鲁尼成为一片废墟，化为无人之境。撒拉森人撤退之后，回来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撒拉森人毁灭了鲁尼之后并未停止北上，他们接连扫荡了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们的暴行甚至波及法兰克南部，之后才终于南退。即使在普罗旺斯，人们也不敢放心地靠近大海了。

基督教的“圣战”

这个时代，只有罗马教皇能够设法拯救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于水火。前任教皇去世后，利奥四世一年前被选为教皇，他以积极进取而著称。

利奥教皇没有坐等北非的再度挑战。当选为教皇后，他立即进行了罗马城墙的加固工程，还制定了用粗铁链封锁台伯河的战术，并完成了准备工作，如果敌船沿台伯河逆流而上进攻罗马，随时可以付诸实施。

利奥四世认为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他并未向拜占庭的皇帝发出呼吁。虽然他向神圣罗马帝国请求组织军队，抵抗伊斯兰，但却同样未抱多大希望。与其依靠这种地位崇高的世俗者，不如依靠对撒拉森的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意大利人。他将拿波里、加埃塔和阿马尔菲的代表召到教廷所在的拉特拉诺。

问题在于，是等撒拉森人登陆后予以迎击，还是在海上严阵以待，在撒拉森人登陆前展开决战。我们不知道教皇是与什么人商量的，说不定教皇采纳的是应召而来的阿马尔菲代表的意见，他是三个海港城市中最了解北非情况的人。教皇选择了在海上决一雌雄。

9世纪的阿马尔菲仅次于同时期的威尼斯，几乎是西欧唯一深深介入东方贸易的国家。他们和威尼斯一样，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有贸易关系，常常引起敌视伊斯兰的教皇不快。

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伊斯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撒拉森人不但不惯于攻城战，而且也不善于海战。

也许同样根据这三位代表的意见，决战的战场定在奥斯提亚港前方的海面上。可能教皇认为，如果这场海战失败，台伯河两岸设置的铁锁链将不起作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这时传来了消息，在大海彼岸，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大船队已经离开突尼斯港。

代表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提供的船只和水手已经全部开进奥斯提亚港。志愿参加海战的士兵也已开始从整个意大利集结到达奥斯提亚。接到报告的教皇利奥也走出位于城墙之内的安全的拉特拉诺宫，前去奥斯提亚。教皇来到这个图拉真皇帝建设的巨大港口，向停泊在此的船上的船员和士兵高声说道：

万能的上帝啊！昔日在您的救助下使徒彼得曾行走海上。您还三度拯救了遭遇风暴即将沉没的使徒保罗。这次，请听听我们的祈祷吧！基督教的信徒们，现在正要为正当神圣的大义献出生命。如果他们在即将开始的海战中获胜，那也是为上帝的荣光而做出奉献。愿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永昌！

教廷的记载中记录道，人们凝听着，神圣之火在心中燃烧。

地中海彼岸人们的心间燃烧着“神圣之火”，地中海此岸也同样燃烧着“神圣之火”。

伊斯兰称“圣战”为“jihād”，同一个词语基督教则称为“Guerra Santa”。所谓圣战是一神教才会有的概念，一神教最大的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的存在。

教皇利奥没有回罗马，在奥斯提亚住了下来。他打算亲赴上帝之子即将开始的海战。无须久等，派去侦察的快船回来报告，伊斯兰船队已经逼近。

台伯河入海口两边，海岸线一望无际。伊斯兰船队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渐行渐近。

岸上观战的人都觉得，伊斯兰船队与出港迎战的基督教船队短兵相接，一场血战就要开始。可是突然之间，风向大变。

猛烈的西南风从正在开过来的伊斯兰船队背后袭来。对阵的基督教船队很快注意到这阵风，舵手使出全身力气转舵。可伊斯兰船队可能缺少能够辨别风向的老练水手，未及反应就被强风吹走，友船相撞，一片混乱。有些船撞击后被狂风卷起，猛撞海岸。只能这样认为，神这次没有眷顾穆罕默德，而偏向了耶稣基督。

伊斯兰船只破损严重，不能再用，但划桨手却得以挣脱锁链成为自由之身，还俘虏了大批伊斯兰教徒。

数千人的俘虏被锁链成串锁住押回罗马。在去罗马的大道上以及进入罗马之后，沿街人山人海。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撒拉森海盗被锁链锁成串的情景，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睹为快。

利奥教皇让这些俘虏建造环绕梵蒂冈的城墙。为使圣彼得大教堂不再被伊斯兰教徒践踏，教皇决定在以大教堂为中心的梵蒂冈周围建造坚固的城墙。利奥假手伊斯兰教徒建造了这座被称为“利奥内墙”（Mura Leonina）的城墙，它现在依然矗立在梵蒂冈周围，守卫着基督教世界位列第一的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

奥斯提亚海战

这场战斗在历史上以“奥斯提亚海战”而闻名，罗马教皇认为这是基督教值得纪念的胜利。文艺复兴时代，教皇委托拉斐尔以此战为题材挥毫作画。人们今天还能在梵蒂冈的“拉斐尔画室”观赏到这幅画。站在基督教一方来看，教皇的想法顺理成章，毕竟这是第一次战胜伊斯兰对手的战斗。然而，并非取得了一次胜利，形势就会好转，事态依然不容乐观。

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的明火执仗的圣战，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北非伊斯兰势力改变了战术，又转回采用海盗波浪式攻击的方法。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明智的策略转换，其理由有四。

第一，只是回到了长年惯行的方法而已。

第二，海盗已经成为产业，不论是采用直接的方法还是间接的方法，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只能坚持下去。

第三，海盗必须上缴收获的五分之一，对统治北非各地的“酋长”而言，这笔收入不可或缺。

第四，海盗以基督教徒居住之地为目标，自然是削弱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视为圣战。

总之，当时伊斯兰教徒去做海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海战伴有失败的风险，但海盗总是袭击没有准备的人，风险既小，收入也稳定。

在基督教方面，“神圣之火”就像对胜利的欢呼一样早已湮灭。伦巴底人诸公国为地盘争夺不休，四分五裂。贝内文托公国占领萨莱诺以后，又对近边的阿马尔菲表现出了露骨的领土野心。

阿马尔菲这样的贸易国，少有耕地，人们只能出海谋生。让他们完全自由，在通商贸易方面取得成绩，这对周边国家也是有利的。贝内文托既然已把萨莱诺这样拥有耕地、能够生产出口物产的城市弄到手里，就应该把出口委任给能胜任此事的阿马尔菲人。企图在阿马尔菲行使像内陆一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方法是不明智的。

但伦巴底人是从北方南下而来的民族。只知道陆地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大海的作用。不过他们定居意大利已有300年的历史。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并非是因为陆地民族而不了解大海，而是仍未具备领悟大海效用的能力。实际上，伦巴底人的统治在意大利北部十分有效。以米兰为中心的区至今仍叫伦巴第（Lombardia），这个名称即起源于伦巴底（Langobardi）。

“海洋共和国”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有4个海洋国家具备在地中海世界与海盗渡海作战的海上战斗力。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就是缆绳围着的这四个国家的旗帜（参见本书卷末彩页）。

军旗上这四个国家的顺序，从上至下是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比萨。这些国家的商人靠与海外的贸易积累实力，构筑起财力基础。国家政体也是商人主导的少数人领导的共和政体，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海洋共和国”。

但是，如果按照作为海洋力量崛起的先后顺序，应该是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才对。我曾思考过这种顺序的变化，但在地图上观察各国位置的一瞬间，我明白了。

阿马尔菲位于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比萨位于意大利中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威尼斯不仅位于意大利中部，还处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位置。

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中，距离北非伊斯兰世界较近的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形成海上势力。换言之，防卫撒拉森海盗的必要性使它们成为海洋国家。威尼斯最后成为海洋国家，也是因为它虽曾两度在海上败给撒拉森海盗，却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撒拉森海盗打到家中抢掠破坏、人民从未被绑架过的国家。

但如果按照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这四个国家排序将会不同。在文字是从左往右阅读的国度里，左上方通常是最重要的位置。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把这个位置给予了威尼斯。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四个海洋共和国中只有威尼斯一直维持着独立，还因为它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已成为海军国家，被称为“地中海的女王”。

按这样的说法，人们似乎会说，下排左边的阿马尔菲要比位于其后的比萨在历史上更为重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阿马尔菲是“海洋共和国”的先驱，应当受到相应的尊敬。

阿马尔菲崛起的契机是伦巴底人的“瞎管闲事”。这事饶有趣味。虽然大海的弄潮儿并非不满意做拿波里的盟弟，但他们也许对受旱鸭子统治感到厌恶。公元860年，准确地说是在那年前后，阿马尔菲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起步了。当时意大利南部的形势扑朔迷离，激烈动荡，渺小的“海洋共和国”很容易被一口吞掉。

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和卡拉布里亚，撒拉森势力已经侵入内陆腹地，伦巴底人本应奋起反抗，但其内部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向撒拉森人求援。而罗马教皇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让伦巴底人的统治者不要忘记自己是基督教徒。而伦巴底人却只有在与撒拉森人的共同作战不利时才会“想起”这一点。

北非伊斯兰势力战术的改变涉及了正在征服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海盗改变了战术，不再是袭击、掠夺，然后离去，而是侵入意大利南部的内陆腹地，建立据点，再从那里出去抢掠。

他们不再辛苦地袭击修道院，而以烧杀抢恐吓威胁，勒索容易运输又不需兑换的金币。

所有的修道院都是勒索的目标。意大利南部最负盛名的修道院是圣本笃创立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就连这座位于山顶、被认为最易守难攻的修道院也交出了3 000枚金币后才免于被付之一炬，这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然而，交钱之后，下次又会被盯上。中世纪前期甚至可说是修道院的时代，各地都有大型修道院。撒拉森海盗的袭击日趋严重，修道院也逐渐建得像城堡一样。本该是用于祈祷的建筑，外观却越来越像军事设施。

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始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以后。

人们离开近海地方，为寻求安居之地，纷纷移居到悬崖之上或深山之中。这个现象在意大利南部尤为突出。在现代，人们驱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很多村镇紧贴在高耸的悬崖之上。如果不了解历史，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要特意住在那么不方便的地方。但生活在中世纪前期的人们要豁出命去求生。以前只有信仰狂热、追求孤独隐遁生活的人才会隐居在深山里，而现在普通人也移居了进来。

山里大约不缺新鲜水。但再怎么努力开垦，深山里的耕地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有耕作近海平原时那样高的生产效率。此外，移居选择的地点是连撒拉森人都不来的偏僻之处，与外界以及附近的其他人交流也相当不易。由此而来的孤立，不仅在精神上，也使实际生活受到影响。

听到在小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就会联想到这种生活理想而和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很大的生活方式。别的居民共同体可以大量生产、购买的东西这里都得“自给”，这导致了生产力低下。

罗马帝国是广域经济圈。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中世纪，只有成为狭域经济圈一条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物产流通是昌盛还是停滞。

共同商议后做出判断，这种意义上的合议制，应该只适合于富有自信的人们集合而成的共同体。相反，对提反对意见失去自信而逃匿的人而言，由某个人下决断，其余人服从命令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安全感。

时至今日，人们一踏入建在深山里的城镇，便会产生穿越时光隧道，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保留了昔日的原样。与简朴的房舍形成对照，修道院或领主的称为城堡更为准确的宏伟建筑，更加给人以中世纪的感觉。修道院除了宗教事务以外，还起着指导开垦和耕作的作用。一旦有事，领主可以提供防卫保障。

这二者几乎都是农田的地主，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保护费。罗马时代这些租费约占收益的一成，而在中世纪，至少也超过五成，原因是自耕农已经消灭，保护费是地方越小，人均负担越高。这一点只要与罗马帝国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时有着很好的体系，可以利用完备的罗马大道向需要的地方派遣军队。

“撒拉森塔”

中世纪也有人决定不逃进深山而留在海边。这恐怕是权衡生活方式之后的决断。

这些人首先在能够眺望到广阔海面的海岬和悬崖上像串珠似的建起了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监视塔。

他们接着组建了迎击撒拉森人来袭的舰队。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撒拉森海盗最讨厌劳而无获。即使是商船，只要有护航船，遇袭的概率立刻锐减。

然而，即使不再遭到直接袭击，也还常有撒拉森海盗在附近登陆，沿陆地袭击的危险。虑及于此，城镇建筑牺牲了舒适性，以防御为最大目的。用一句话说，城镇建筑的设计是小巷曲折，宛如迷宫。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穿行于这座城市房屋下面狭窄昏暗的小巷之中，眼前会突然一亮，出现一小片空地。这空地并非为周围房子的采光而建。

往这里一站，谁都会想到，如果把刚才进来的小巷和对面的小巷用铁门或别的什么东西堵上，来袭的海盗就成了口袋里的老鼠。阿马尔菲的小巷不仅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有些地方还会突然变窄。这些小巷还会在某个方向上建成复线。从阿马尔菲最大的教堂出来，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有两条小巷，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你都能逃出城外。

这种城市建筑在地中海南部的伊斯兰世界称为“卡斯巴城”（Kasbah）。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城至今都很有名。我们不知道北非的阿拉伯人为什么喜好这样的城市结构。然而，地中海北方的意大利“卡斯巴城”则是为防御从地中海南方卡斯巴城来袭的海盗而形成的。

有些人想建造以防御为目的的“卡斯巴城”而无法建造。他们居住在广袤平原之上的港口城市，背后没有阿马尔菲那样的峻峭山峦。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组建相当强大的舰队，城中的居民就只能逃入内地。这类人在中世纪前期占了绝大多数。

有一个办法最适合现代人想象哪个地方的人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最甚。

这个方法要在大脑里进行电脑制图。不过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有想象力就行。

从法兰西南部开始，沿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往下，围着“长筒靴”的脚踵部画一个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濒临第勒尼安海和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域。这一带如今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充分享受到“地中海”的游趣。这些地方的共通特点是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让我们在大脑中将这里的所有人、房屋建筑和港口船只统统屏蔽掉，在大脑里把这里变为无人之境。在古代，这里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平原上有片片耕地，每一个角落都被精耕细作；上下水道完备的城市和村镇像珍珠首饰一般串成珠链；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让我们在大脑中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从这片土地上统统抹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恍然明白中世纪前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也一定能够从心底里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中世纪暗无天日”。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最为悲惨的9世纪，保卫基督教徒应该是专门为此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义务。这时的皇帝是鲁多维科二世。他和历代的法兰克皇帝一样以法兰克为根据地，却拥有“意大利王”的称号。

经不住罗马教皇再三请求，公元860年，他终于答应去意大利，敌人当然是撒拉森人。

就在马上要为保卫臣民安全前往意大利前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向意大利半岛的臣民发出了这样的布告：

动产较多之富人有义务动用其财产让杀人犯出狱，并为其准备武器装备，送他们上战场，越多越好。

贫者中，拥有10个以上铜币者有义务担任所住地区及其海岸一带的警戒。财产不足10个铜币者免除本义务。

多子之父，只可留下一个最适合的儿子，其他必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

仅有二子者，则其子均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有三子者，则许其中一人留在家中。

领主和土地管理者亦不得免除这些义务中任何一条，概无例外。全民均有参军义务。但允许以前帮工的用人中有一人，或为继续以前工作可再有二人留下，以保卫留下家属之安全。

如果违反本令，有企图留下更多人者，将剥夺其领主之地位，若为地主，将剥夺其拥有土地之权利。

修道院、尼僧院也以同等条件与领主和地主承担同样义务。如有怠慢此项义务者，将剥夺其神职人员之资格，并没收修道院和尼僧院所有的土地及其他一切不动产。

只看字面，这布告表现了皇帝奋起反抗撒拉森人的坚定意志。可是，发出这项命令的皇帝长年以来一直敷衍着自身的义务和职责。这命令也许得到了遵守，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大概是大打折扣的。

皇帝来到罗马，皇后同行相伴，仪仗豪华，显示着基督教世界中的俗界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然而，此后赴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海盗作战，结果却是惨败。失败不止一次，翌年又吃败仗。皇帝自己也险些做了俘虏，全靠临阵皇后的机灵才免遭危难。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撒拉森海盗的俘虏，北非全境的伊斯兰教徒一定会高奏凯歌。皇帝也许会被当成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无信仰的胆小无能的基督教徒”的活标本，用锁链锁成一串拉着游街。撒拉森人最想抓到的人就是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个时期，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地方一直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我不再一一记述这些事情，因为撒拉森海盗的祸害已成家常便饭，千篇一律，逐一写来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这些海滨城市经过千年之后，以老百姓为主角的祭祀活动今天依旧延续。前面打着护城圣人画像，祭祀队伍在城里迤逦而行。几乎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祭祀活动都集中在夏天。因为北非的海盗多是乘着夏季的西南风或东南风来袭，夏天地中海的潮流也是自南向北流动的。

来袭的撒拉森船队未能躲过突然改变的风向，猛撞崖壁后沉没，海上现出了圣母马利亚；圣尼古拉唤醒了塔上打瞌睡的放哨人，城里的人得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护城圣人的由来因地而异，形形色色，但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

9世纪，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恐怖是同义词。在这个世纪里，准确地说，是在公元87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八世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撒拉森人结伙袭击，每每犯下种种暴虐残忍的暴行，这使我心中不能不充满深深的苦恼和悲哀。可以说，这种惨状没有一天不使我痛苦万分。

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在想，任何笔都会因不堪书写这无休无止的种种悲惨而折断，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那些惨状的细节。

我自己也在深深的苦恼中度日。我眼前浮动的，尽是基督的敌人让信奉基督的人们痛苦、死亡的景象。上帝的孩子在各地流血，忠于上帝教义的人们的灵魂正在逝去。所有地方都已化作掠夺、杀戮和放火的舞台。人们躲过剑锋也逃不过大火。逃过大火，等待他们的也是铁锁链，他们被带走送到异教徒的地方，在那里当奴隶，做牛做马，迎来死亡。这就是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命运。

曾经人口稠密的城市、村镇和田园已经不见人踪，如今或是成为撒拉森人的巢穴，或是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而罗马城，已经成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避难之所。看到这些人，我就心如刀绞。

亲爱的皇帝啊！这是降临到上帝的孩子们身上的灾难，是不能不让我痛苦的现实情形。

然而，绰号“秃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二世连封回信都没有写。他正全力以赴收拾法兰克内部的各种势力。也许无法完全不理睬教皇的屡次请求，他还是向伦巴底族公国之一斯波莱托的领主下令，要求组建抵抗撒拉森的军队。

可是，斯波莱托大公古伊德根本没有对抗撒拉森，反而率领大军进攻了卡普亚和拿波里。意大利南部各城市重新开启了与撒拉森的交涉，使他有了进攻基督教同胞的口实。

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等城市在得不到皇帝和伦巴底各派势力保护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起来，谋求与撒拉森人建立良好关系。这确是事实。

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是海港城市，接近撒拉森的理由不难理解。商船的安全航行对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没有耕地的阿马尔菲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卡普亚是内陆城市，老是受到伦巴底系的贝内文托公国的觊觎。这块名为“卡普亚伯爵领地”的独立领土，逃脱不了被贝内文托公国吞噬的恐惧。于是，战胜伦巴底人的想法逐渐扎根，他们试图投向撒拉森人。人被逼到生死边缘，人种、宗教的差异也许就成为第二层次的了。这些人都拥有健全生活，不是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

如果卡普亚站到了撒拉森一边，罗马教皇便会陷入危险。从罗马向南去的大道，不论是亚壁还是拉提纳，都要经过卡普亚。古罗马大道虽然在中世纪也被弃置，根本得不到修缮，但因为没有建设其他的基础设施，仍然还是最好的交通手段。一旦卡普亚伊斯兰化，就等于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

教皇约翰八世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靠不住，在公元877年，即发出前述信函的第二年，沿亚壁大道南下，在明图尔诺与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的代表见面，目的是说服他们不要与伊斯兰结盟。教皇说道，要想对抗伊斯兰势力，基督教方面只有团结起来。但是，代表们默不作声，教皇的话音只不过是被当作耳旁风。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最终也没能得到他所期待的不与伊斯兰结盟而与之对抗的答复。非但如此，拿波里的执政官赛乔辞别教皇回去后，让人逮捕了反对与伊斯兰建立良好关系的急先锋阿塔纳西奥主教，挖去他的双眼并把他扔进了牢房。

没有一个人响应教皇拼死的请求，听从他的说服。而撒拉森海盗一直继续着野蛮的暴行。教皇被迫做出选择，是把宗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信徒的痛苦置之不理，还是为了哪怕是暂时的拯救而把耶稣基督暂放一边。

教皇选择了后者。他以一年之内不得掠夺意大利西海岸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罗马教廷铸造的2.5万枚银币。

在此以前，叙拉古、拿波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都曾有过花钱买平安的事，但还从来没有过西欧基督教之首的罗马教皇与伊斯兰海盗做交易的先例。

如果回到公元877年，我们去问居住在当地的人们，首先向伊斯兰屈服的是君士坦丁堡还是罗马，我想更多人的回答会是罗马。意大利半岛在9世纪后半叶的任何时候被伊斯兰化都已不足为奇。终于，西西里发生的事件使这个判断更为确实。

叙拉古陷落

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的行动始于公元827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已结束在望。西西里主要城市只有恩纳和叙拉古尚在基督教手中。城堡恩纳矗立在山顶之上，一个市民向伊斯兰方面密告了上山的秘密通道，恩纳随即陷落。最后只剩下了叙拉古，这是一个把突出于海上的海岬整体打造成为要塞的城市。

然而，在被视为北非伊斯兰教徒首都的凯鲁万的埃米尔看来，不能控制叙拉古就等于没有征服西西里。既然宣布并开始了圣战，如果不能完全征服，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圣战也会失去威严。

即使不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来看，位于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曾经发生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即是始于对西西里的争夺。不拿下叙拉古，就不能完全称霸西西里。

进入中世纪以后，叙拉古的重要性并未改变。这个时期，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岛屿的正式统治者还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西里是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土。总督官邸也设在叙拉古，肩负防守西西里全岛任务的拜占庭军队也驻扎在这里。征服了叙拉古，地中海西部的拜占庭势力也就被一扫而光。

此外，叙拉古具有自古以来不可小觑的知名度。譬如没有见过地中海的北欧人，哪怕不知道巴勒莫，也会知道叙拉古。攻陷叙拉古，意味着在心理上给基督教世界一个重大的打击。

凯鲁万“酋长”新任命因战斗果敢而崭露头角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担任西西里“酋长”。不知是否是为了纪念征服西西里之行50周年，他还把攻克叙拉古大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交给了贾法尔。

贾法尔来到已经成为伊斯兰西西里首都的巴勒莫上任。他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气力。

他向西西里并且向北非全境发出号召，征募志愿者。同时，他让人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对于伊斯兰武将来说这些器械非常罕见。贾法尔大概认为灵活使用攻城器械会有助于那些不善进攻有城墙的大城市的伊斯兰士兵。

巴勒莫城里立刻成了一座大兵工厂，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人头攒动。时间紧迫，到处都在忙着赶工。这给日后的贾法尔带来了灾难，但进攻叙拉古的准备工作却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时节已经入夏。公元877年，在开始征服西西里行动的第50个年头，士兵们高举圣战旗帜，骑着战马，带着攻城武器从巴勒莫出发，杀向最后残留的叙拉古。

叙拉古也在奋起防卫，似乎已把曾经用堆积如山的拜占庭金币做交换，让伊斯兰撤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连同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叙拉古共有2万居民。能够打仗的士兵人数不详。从已投降伊斯兰的城市和要塞撤退而来的士兵约有1万人。在修士狄奥多西奥后来编写的《编年史》（Chronicon）的记载中，却没有关于本该常住在叙拉古官邸的“总督”的叙述。说不定他在公元877年春天伊斯兰明确攻打意图时，就离开了叙拉古，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向皇帝搬救兵去了。总之，在长时间的攻防战期间，“总督”这位防御总指挥一直没在叙拉古。

但是，并不是没有人担任防御战总指挥。总指挥是位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修士狄奥多西奥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说起指挥官，还有一位名叫尼凯达的队长，他经常厉声激励前线士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尼凯达也是希腊的塔尔索人，这时已失去家园。圣彼得与圣保罗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两大支柱，圣保罗就出生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塔尔索。对基督教徒而言重要无比的圣人出生地，也已伊斯兰化了。

叙拉古攻防战，就这样似乎成为伊斯兰与奋起抗击的已基督教化的希腊之间的战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也是希腊人僧侣。这回拜占庭帝国倒像认真考虑派遣援军了。一个不断衰退的国家，特点就是作决定很慢，决定的事情实施起来也很慢。进攻海港城市叙拉古，一定要实行海上封锁。攻占这个城市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伊斯兰方面既没有封锁海上，也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拜占庭能够快速决断并付诸实施，就能使援军在叙拉古尚能顶住敌人猛攻的期间到达。打防御战的人只能依靠援军的救援。

中世纪后期尚不能使用大炮轰击，遑论使用飞机轰炸。在这样的时代，进攻坚固城墙环绕的城市，其难度远非我们后人所能想象。

在没有火药的时代，所谓攻城武器的效果也可以想象得到。发射球形石弹的目的是破坏城墙，发射点着的火球的目的是杀伤城内的人。然而在中世纪，决定这些武器命中率的技术水平远逊于古罗马。不独伊斯兰方面，基督教方面也是一样。所以，大城市攻防战的结果取决于下面几个条件。

第一，防御方须在人和物两个方面拥有经得住持久战的足够力量。

第二，进攻方须持续拥有能将城市围困得如铁桶一般的力量。

第三，进攻方是否受到瘟疫、恶劣天气等灾害的影响。

第四，防御方翘首以盼的援军能否到达。

在公元877年的叙拉古攻防战中，叙拉古具备第一项条件；伊斯兰方面不具备第二项条件；这第三项条件，伊斯兰军队过去经常遭到瘟疫的袭击，有很多因此而撤退的先例。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援军能否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次动了真格的消息传到了叙拉古。

叙拉古

这次奋起守卫叙拉古的人们不是殉教者。殉教者往往会受到狂热的宗教热情煽动，而去参加抗击基督教敌人伊斯兰的绝望战斗。这次参战的是相信冷静思考也能打胜仗的普通人。

不过，当年的叙拉古有一点不足，这件事也许让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修士无法理解。这就是西西里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人为了保卫叙拉古而前来参战。

这是因为叙拉古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暴政和剥削的象征之地。对居住在西西里其他城市和地方的人来说，叙拉古是吮吸“总督”所课重税并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叙拉古以外的地方已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但人民并没有全部成为伊斯兰教徒。反抗伊斯兰的暴动也时有发生，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赶来参加叙拉古保卫战。

叙拉古攻防战开始于公元877年8月。总司令官贾法尔率领大军不断攻城。他们高唱着战死荣升天堂的战歌，高举着圣战大旗，决心坚决战斗到底。叙拉古也在坚持着。攻城军队用石弹和火球进攻，防御的士兵则用一种叫作“希腊之火”的武器回击。“希腊之火”是点火即燃的雾状喷火武器，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火焰喷射器”。他们把这种武器在城墙上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向一齐登城的伊斯兰士兵喷发火焰。

夏天转瞬过去，秋天也过去了，进入了冬季。没有援军到达叙拉古。满载拜占庭士兵的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出了爱琴海后却不再西行，而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过冬去了。

那时，只要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冬季是不打仗的。特别是进攻大城市的士兵不得不长期宿营野外。为了使他们得到休整，事实上冬季多为休战期。伊斯兰方面的总司令贾法尔也决定回巴勒莫过冬。这时，传来了基督教徒在巴勒莫近郊发动暴乱的消息。

贾法尔是进攻叙拉古军队的总司令官，也是在巴勒莫设有官邸的地方长官。镇压暴动也是他的任务之一。然而，这次他没能回到久违的官邸睡上安稳觉。他刚到巴勒莫就遭到暗杀，最终也没有查清凶手是谁。基督教方面的记录推测，这是一个嫉妒贾法尔地位和权力的伊斯兰教徒所为。不过，进攻叙拉古的行动并未流产。伊斯兰方面决定擢升名不见经传的阿布·伊萨为进攻叙拉古的总司令官，待来年的878年春天再启战事。

伊斯兰方面虽然换帅，但战术未改，还是人海战术。因温暖而一下子变得干燥的西西里的气候，给进攻的一方带来了运气。可能是受到安拉的眷顾，这次没有发生常常使伊斯兰军队痛苦不堪的瘟疫。历史上没有这次攻防战的详细记载，现场的唯一证人狄奥多西奥是一位修士。他可能对人们的悲惨处境敏感于心，但对战斗展开的战略战术却毫不关心。我们后世之人便无从知晓当时的战况。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以下这些情况。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军粮和兵力充足，没有遭遇到坏天气和瘟疫的不幸，可谓条件优良。然而事实却是耗时9个月，他们才最终攻下叙拉古。

防守的叙拉古方面则军粮告罄，城内满是病人和伤员，甚至无处可以掩埋尸体，始终见不到援军出现于水天之际。他们在这种状态中坚持了长达9个月的漫长时光。起初的几个月里，城墙被破坏后，当天夜里居民就会全体出动修复。但转年之后，前线的人逐渐减少，可以说战斗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敌人一步也未能踏入叙拉古这个建造在海岬上的城堡城市。

终于，坚固的城墙也有几处被攻破，却来不及修复。居民们在坚持战斗。他们知道，如果投降不是被杀就是去做奴隶。伊斯兰方面把抛掷石弹和火球的攻击集中到了夜里。白天，满脑子想着叙拉古城里财富的撒拉森人攻击城墙坍塌的地方，晚上休息。晚上，攻城武器又开始上阵。叙拉古城内的人日夜得不到休息。

5月20日，距攻防战开始已过去了9个月。这天夜里，敌人的攻城武器不知道为何一直沉默着。南国的初夏之夜在恐怖的寂静中度过。

21日天刚破晓，伊斯兰方面动员了所有士兵，动用了所有攻城武器，发起总攻。防卫者已无力应对敌人的全线总攻。撒拉森人开始从各处入城。根据狄奥多西奥修士的记载，撒拉森人蜂拥而入，像恶魔一样狂叫着，手里挥舞着绿底白色月牙旗，赤裸着双脚，浑身污秽不堪，只有眼睛像野兽看到猎物一样闪着光芒。

不论是士兵还是市民，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他们见人就杀。叙拉古城内的地面自古都是用平整的石头铺成，路面因石头上流淌的鲜血而打滑，拖住了逃跑人的脚步。

在海岬的前端，有座高塔可把大海尽收眼底。9个月以来一直担任守卫战总指挥的拜占庭贵族和手下70个奋战的叙拉古权势人物躲进塔里，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是，全城都陷落了，孤立的一座塔不可能幸免。他们最终投降，全部做了俘虏。西西里首屈一指的城市叙拉古有地位高于主教的大主教。大主教索弗洛尼奥和三位神职人员躲在叙拉古的主教教堂里。他们也被抓获。这三位神职人员中就有《编年史》的作者狄奥多西奥。

叙拉古在陷落的当天被胜利者掠夺了整整一天。叙拉古美丽富饶，历史上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它被称为地中海的珍珠，难怪撒拉森士兵抢红了眼。仅仅因为待在撒拉森士兵闯进去的房子里，人们不抵抗也会被杀。

第二天，全部俘虏被押到中央广场，士兵和市民被两边分开。屠杀随即光天化日之下开始。

第一个是那位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他的罪名是对伊斯兰以刀相向的首领。

根据狄奥多西奥的记载，这位希腊人贵族听到死刑判决后面不改色，沉静地毅然赴死。这使得宣布他死刑的总司令阿布·伊萨也很惊讶，撒拉森人过去一直侮辱嘲笑“没有信仰的狗”，他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被切断喉管。

接着，连续处死了70位叙拉古的权势人物。这些人也都慷慨赴死，面对死亡的态度丝毫不逊于希腊贵族。

死亡，也降临到了9个月以来共同战斗的士兵身上。他们被驱赶到广场中央，绑着手脚一个挨一个地坐下。撒拉森士兵对他们枪刺棒打，反复不断，最后把他们送到枯草丛生的山上，周围点上火活活烧死。

狄奥多西奥唯一记下名字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塔尔索的尼凯塔。尼凯塔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嘲笑冲过来的伊斯兰士兵说：老子是狗，那你们是什么东西？每当此时，撒拉森士兵都恼怒地还他一句，打下叙拉古一定要让你享受特殊待遇！伊斯兰士兵没有食言。

出生在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队长被作为留到最后的乐趣。他最后才被拖到广场中央，仰面按在地上，捆住四肢，等待着他的是东方式的酷刑——活剥人皮。

活剥人皮，做不到只剥皮，要连皮带肉地撕下来。撒拉森士兵用枪去刺暴露出来的内脏，再用枪尖把内脏挑出来满广场乱抛。揪出心脏的士兵用牙齿撕碎了再啐出来。人们不知道塔尔索的尼凯塔是何时候断气的。他的遗体和被集体烧死的士兵的遗体一道，被暴尸弃置，直到胜利者撤出叙拉古。

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仅是城市陷落时叙拉古的死者就已达到了4 000人。果真如此的话，活着逃出来的大概没有几人。这仅有的人中有几个乘坐藏在港内的船逃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向停泊在那里的拜占庭军舰队报告了叙拉古的陷落。这个舰队是派来救援叙拉古的，但却以过冬为由推迟出港。这时，传来了叙拉古陷落的消息。救援军司令官得知后，便率领舰队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叙拉古在古代作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而发祥，后来强盛繁荣，甚至受到雅典的敌视。柏拉图曾经访问过这里。这里还诞生了阿基米德。如今，叙拉古也落入了伊斯兰之手。当时的负责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应对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距离比君士坦丁堡近得多的罗马教皇也不会不知道叙拉古遭到进攻。这个时代的通信手段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是，这可是一场围绕地中海中心西西里最重要城市的攻防战，而且，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

9世纪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是黑暗的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无论大小，都与伊斯兰控制下的西西里和北非进行着通商贸易。有关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些人传到西欧。其中阿马尔菲在意大利半岛的大客户是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修道院不归当地主教管辖，而是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知道的事情不会不传给罗马教皇，而且也应该会通过罗马教皇传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

总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要人全都知道这一切，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无论把天然的要地打造成怎样的要塞，援军不至，早晚也会陷落。

叙拉古陷落的消息在凯鲁万卷起了欢乐的旋涡。这里在伊斯兰化之后俨然已成为北非圣都。征服西西里全岛的圣战目的已胜利达到。市内挤满了感谢安拉的人，埃米尔命令举行特别庆典。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比圣战的胜利更能证明他们所信宗教的正确了。

在叙拉古，胜利者正在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伊斯兰教徒讨厌膜拜上帝和圣人画像的行为，认为这是圣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要把教堂改成清真寺，首先需要破坏上帝和圣人的造像。叙拉古的主教堂是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同时，用奉献给异教的雅典娜女神的神殿改造而成的，现在又要改建成清真寺。

叙拉古在罗马时代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也许是因为存在太多无法全部破坏的缘故，在叙拉古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希腊文化遗产。伊斯兰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但还有一些留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因而那次破坏也并不彻底，只是破坏了他们所能看见的而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的神祇。

据说所有这些一直到7月才结束。掠夺破坏、改建教堂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些不光是胜利者所为，俘虏也为此做着劳役。

后来，胜者和败者全都去了巴勒莫。败者被用绳索和锁链绑成一串儿，从东到西横贯西西里，走了六天时间。

到了巴勒莫以后，俘虏被分为两组。大多数人的一组被作为奴隶卖掉，少数人被投入牢狱。狄奥多西奥修士是这少数人之一。牢房是地牢，在14级石阶之下，昏暗潮湿，肮脏不堪。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黑人罪犯、阿拉伯人等一股脑儿关在一起。关进来以后，狄奥多西奥才知道，大主教索弗洛尼奥也被关在这里。大主教和其他入狱者一样手脚都被铁锁链铐着。

8月12日是伊斯兰教的节日。居住在巴勒莫的撒拉森人要求“地方长官”火炙大主教，以表示对安拉的敬意，但其他伊斯兰教徒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手拿《古兰经》反对说，伊斯兰法律禁止人身作为供品。于是，大主教索弗洛尼得以继续他的牢狱生活。

这位大主教最终是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还是拒绝改教而殉教，不论是阿拉伯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都未留下记录，也没有他死在牢里的记录。说不定他被作为一张牌留了下来。从这时开始，伊斯兰对西西里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明晰。伊斯兰对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的统治渐趋独特，至少有别于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这是一种独特的共生路线。

人们最恐惧的不是文明的侵蚀，而是军事的侵蚀。文明的侵蚀，人们可以不喜欢不理解从而不接受，但军事上的侵蚀却不能就此了事。这样的事不用说，人们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叙拉古陷落以及西西里全岛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意大利半岛和法兰克南部的人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恐怖。

西西里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附近撒丁岛的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顺便说一下，日本九州的总面积是4.2万平方公里，四国是1.9万平方公里。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岛和第二大岛撒丁岛的面积小于九州，大于四国。和九州、四国都没有“岛”的感觉一样，西西里和撒丁也不太给人以“岛”的感觉。但西西里和撒丁仅仅在这一点上与九州、四国相类似。

在现代，这两个岛都是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游客来访。两个岛气候温暖，风光秀丽。周边大海呈现的颜色不能用“蓝色”这个字眼来形容，而是一种深蓝色。游客在这两个岛上的游兴不一样。在撒丁岛，划艇和海水浴是主要的愉悦项目。而在西西里岛，除此以外还有漫步，参观各地的2000年以前的古代遗迹以及这个岛屿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留存的教堂、市政厅、宫殿和别墅。一句话，西西里“历史深厚”。而撒丁岛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时代飞跃。进入19世纪以后，一种以“大旅行”[5]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的旅行形式流行起来，欧洲各国富家子弟也为习得教养而纷纷赴南欧旅行。西西里是他们的必访之地，而撒丁却很少有人涉足。

顺便一提，19世纪欧洲各国逐渐流行精英和精英后备军赴地中海各地游历的做法。那时，伊斯兰海盗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伊斯兰海盗依然出没于地中海，北欧富家子弟就是绑架后勒索巨额赎金的最好对象，这种个人游历就不会流行。

让我们把时代的时针再次拨回来，接着叙述。即使在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也已经有足够厚重的历史了。希腊人在叙拉古建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种“厚重的历史”可以提高漫长岁月中积累起来的人类技能水平，提高对这个时代而言特别重要的港口和造船厂的建设和整备水准，发展出最重要的造船和航行技能。占有了西西里就意味着拥有了所有这一切。这就是可以把西西里而不是撒丁称为航空母舰的原因。“航母”西西里完全被伊斯兰统治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冲击，其原因也在于此。

身在罗马的教皇约翰八世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比其他任何人都敏锐。前一年付了2.5万枚银币买来的“安全”已经过了约定的一年。公元879年春，撒拉森海盗重新开始扫荡教皇的领地。对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南部、中部乃至北部的人们来说，和平与安全只是词典里的词语。伊斯兰夺取西西里，兹事体大。

教皇把这些基督教羔羊的困境写信告诉了应负保卫这些羔羊职责的意大利王查理三世、法兰克王以及德意志王。教皇对每位国王都加了一句诱惑的邀请：如果您能率军南下，解除撒拉森对意大利的威胁，我就将在罗马为您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三人都接受请求来到意大利，教皇又该怎么办呢？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三位国王都未理睬教皇近乎哀求的请求。他们光处理各自国内的纷争就已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打击伊斯兰海盗。

教皇对北欧各国国王感到绝望，又向在意大利南部各地拥有领地的伦巴底人各位大公发出了呼吁。但大公们此前多次败在撒拉森人手下。再具诱惑性的辞藻，对他们也不再奏效。

教皇还呼吁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萨莱诺等罗马以南的海港城市加入抗击撒拉森人的同盟。然而，这些海港城市在叙拉古陷落之前就与巴勒莫的“酋长”有通商关系，所以让他们参加同盟的先决条件是撕毁这种通商条约。

教皇命令他们毁约的说法是，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保持通商关系只对敌人有利。可是，通商对这些海港城市也有利。加埃塔、拿波里和萨莱诺都没有遵从这一命令。

唯一有反应的是阿马尔菲。在这些坎帕尼亚的海港和通商城市中，阿马尔菲已经把贸易渠道扩展到了地中海的东部，也许更能接受风险。这个时期的阿马尔菲的商人们积极而大胆，把地中海东半部分也作为了贸易对象。看到现在美丽小巧的观光地阿马尔菲，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成了威尼斯商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但是，阿马尔菲也是建立在商人的合议制基础上的以通商立国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在与北非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的贸易中获利。与撒拉森海盗开战，同样会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虽然因为与东方的贸易活跃，并不会牺牲全部利益，但的确也要牺牲相当部分。不知是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对现状彻底绝望，教皇承诺向阿马尔菲提供1万银币，作为抗击撒拉森海盗的军事经费。这样，阿马尔菲共和国应该撕毁与北非和西西里“酋长”的协约，把阿马尔菲的加莱船组建成军事舰队，担负起第勒尼安海的海上巡逻责任。

意大利中部

就在这个协定即将签字时，阿马尔菲方面提出了异议，说约定的银币不是1万，而是1.2万。阿马尔菲代表与教皇之间为此甚至起了争执。阿马尔菲坚持不让步。他们不知通过教廷的什么人了解到，前一年教皇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2.5万银币，得到了一年不侵犯的承诺。也许阿马尔菲人认为，自己都已牺牲了与地中海西部伊斯兰世界通商的利益。最终，教皇与阿马尔菲的共同作战体制胎死腹中。

教皇越发绝望，甚至去信给根本靠不住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巴西尔派来了小规模舰队，在海上刚遭遇撒拉森海盗就吃了败仗，狼狈地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教皇对把自己屡次号召当作耳旁风的拿波里感到恼怒，对拿波里的实力人物处以开除出教的处分。开除教籍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严重的处罚，但对这个时期的拿波里人却毫无效果。

公元882年，教皇约翰八世去世。为民众的悲惨而落泪，对统治者的自私而愤怒绝望了10年之后，他走了。教皇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杀害的。他大概是碍到了某些人的事。无人知道这某些人究竟是谁。中世纪前期罗马教皇的处境相当危险，还经常面临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风险。

自约翰八世被害到公元914年约翰十世即位，32年间共有13位教皇死亡。教皇是终身制的，这种情况大可说是处于无领袖的状态了。同时代欧洲各国也是王位交替频繁，但只是政局不稳而已。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抵抗伊斯兰方面非但不团结，反而一直在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纷争浪费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已经完全化作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意大利南部也不再有阻挡伊斯兰的基督教势力了。撒拉森海盗可以自由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拥有可以转变为战力的海上力量，但他们更加重视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贸易，而不是与之打仗。

这个时期的一切事情都令人心情黯然，唯一的捷报大约就是总算把伊斯兰军队赶出了教廷领土内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可是，这唯一的捷报与撒拉森人同年夏天于加利格里阿诺设置基地的消息相比便算不上有分量了。

加利格里阿诺河注入第勒尼安海，入海口一带因河名而被称为加利格里阿诺。河口附近的河边不仅可以隐蔽船只，还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两条连接罗马和意大利南部的古代干道，一条是到达同一海湾内的福尔米亚，然后转上亚壁大道；另一条是溯河而上进入位于内陆的拉提纳大道。

这就是说，这里可以直通罗马。在罗马看来，大道那头总有敌人。这里还处于加埃塔和拿波里的连接线上，从这里可以切断这两个港口城市的联系，这样加埃塔和拿波里也都在有效威慑范围之内。如果进而来到拉提纳大道，还有卡西诺山大修道院，其富裕程度使得撒拉森人不论是掠夺还是以掠夺相威胁勒索，都可以保证收入丰厚。西塞罗时代，在这一带海边拥有别墅是地位的象征。那时的罗马人大概根本想不到，时代变了，不动产的价值也会改变。基督教方面在得知加利格里阿诺已成为撒拉森人的基地以后，第一次感到了这一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法兰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对北非伊斯兰教徒战略眼光的准确性感到吃惊的不仅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基督教徒。因为撒拉森海盗的危害并不止于第勒尼安海一侧，还波及了法兰克南部。有坚固城墙保卫的马赛也两度遭到掠夺，沿罗纳河稍向上游就可到达的阿尔勒也两度遭到掠夺。这个数字还只是9世纪中叶约10年间的次数。防守坚固的马赛和阿尔勒都是如此，濒临地中海的其他城镇村庄的受害便不可估量。较之意大利，法兰克濒临地中海的地方极少，但也未能逃过撒拉森海盗的侵袭。

撒拉森海盗又在法兰克南部安置了基地，位于今天的圣特罗佩附近。这里在中世纪时还沿用着弗拉克西涅图姆这个古拉丁语的地名。戛纳、尼斯、蒙特卡洛沿着蓝色海岸（Cte dAzur）连成一线，是地中海屈指可数的享乐之地。这里在1 000多年以前还飘扬着伊斯兰的月牙旗。

“伊斯兰之家”是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的别名，撒拉森人也有义务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圣战。拿下圣特罗佩不是为了享受日光浴，而是为了进攻内陆地区。在法兰克南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之间通有几条古代敷设的道路。进入中世纪以后没有维护保养，不能指望往日的便利。但体形矮小、适应恶劣环境、脚力扎实的非洲马扩大了撒拉森海盗在陆地上的行动范围。这样，海盗的袭击扩展到了以都灵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财物被抢掠，居民被绑架，城镇被破坏，内陆城市也并无安全可言了。

法兰克南部曾经是法兰克等北欧神职人员造访教皇所在地罗马的通道。走海路有落入撒拉森海盗魔爪之虞，中世纪前期的人尽量选择走陆路。但现在陆路也变得危险起来。这拉大了罗马教皇与北欧基督教各国国王之间的距离，通信也不易往来。

“和平”，不光是保障安全，还有缩短横亘在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效用。中世纪前期，时代往前走了，但人们之间的距离却比古代拉得更大。只有撒拉森海盗是例外，他们来往于地中海西部，好似走在自己家中。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约翰十世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基，做了罗马教皇。他成为教皇之前一直担任拉文纳的主教。他也许可以通过意大利北部更加了解北欧国王的想法。这就是说，他心里非常明白，依靠这些人，意大利无法摆脱撒拉森海盗获得自由。

教皇约翰十世倡议建立十字军。中世纪的人们有虔诚的信仰。在这悲惨而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时代，能依靠的只有上帝。教皇宣布要亲自率兵抵抗伊斯兰，人们纷纷志愿参战，虽然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惯于使用武器。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约翰十世针对月牙旗打出了十字旗，却不单为宗教热情而挥舞，他定下了具体目标。教皇亲自统率十字军的目标是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

在实际军队指挥者的人选上，教皇也只看重是否具备武将的能力，而不看其他方面。队长名叫贝伦加里奥，经历复杂。这个人过去非但不以伊斯兰教徒为敌，反而总与基督教徒打仗。约翰十世重视能力的做法，在攻取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夺回撒拉森船进出频繁的加利格里阿诺，不能缺少海上战斗力。具有这种力量的近邻国家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教皇也知道，这三个海港城市与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教皇却没有逼迫这三个海港城市撕毁与伊斯兰的通商协定。他没有理会这些事情，只是坚决要求他们加入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的十字军。

这支抵抗伊斯兰军队就这样勉强拼凑了起来。如果不想看到十字军在犹豫和谨小慎微之中销声匿迹，就只能趁热打铁。公元916年，教皇约翰十世即位不到两年，便从罗马出发，沿亚壁大道南下。宗教领袖身先士卒，令人感到可叹可悲。责难声并未传到这位教皇耳朵里。不，教皇应该听到了，但他并未理睬。

一方高举月牙旗，一方高举十字旗，战斗持续了3个月。这3个月的前半期，双方在加利格里阿诺打仗，后半期十字军追击沿河逃往内陆的撒拉森势力。这期间教皇没有回罗马，一直留在前线。这给基督教徒增添了勇气。伊斯兰方面也打得很顽强，指挥他们的撒拉森海盗头目成功地煽起了部下的宗教狂热。

这场战役本身是局部规模的，不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战场上的对阵双方，一方忘记了通商赚钱，另一方忘记了做海盗的打劫营生。

基督教一方获胜。撒拉森人的身影从加利格里阿诺消失了，海盗船的踪影也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消失了。夺回了奇维塔韦基亚，又夺回了加利格里阿诺，这对居住在罗马的教皇而言是件好事，北去的奥莱利亚大道、南下的拉提纳大道和亚壁大道都不再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但是，仅靠一场胜仗不可能驱逐一直给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带来威胁的撒拉森人。非常幸运的是，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原来时有发生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摩尔人的内部纷争，即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纷争连续爆发。这些纷争发生后，北非各地连续发生暴动。暴动期间海盗们便关门歇业。

这一时期的北非内部纷争持续了数年。这期间除了意大利南部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享受到了和平。既然这样，那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建立防卫体系，以防敌人的下次袭击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基督教世界再次分崩离析。拜占庭帝国甚至以每年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的代价，与撒拉森海盗缔结了停止袭击拜占庭商船的协定。但这个协定没有得到遵守，拜占庭白白付出了这笔钱。

教皇约翰十世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又活了10年，于公元928年被杀身亡。这位教皇大概又成了什么人的绊脚石。中世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前期，担任教皇是要豁出性命的。

[2] 原文为Amir，译者根据情况在此译为“地方长官”。Amir通译“埃米尔”，也可根据不同情况译为国王、大公、总督、酋长、头人等。 ——译者注

[3]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作战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译者注

[4] 日本谚语，原文为“窮鼠猫を噛む”，犹言“困兽犹斗”、“狗急跳墙”。——译者注

[5] 大游行（The grand tour），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这是旧时英国贵族子女绅士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通过周游欧洲列国接受广泛的文化教养。——译者注

间奏曲 某种共存

“伊斯兰的宽容”

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这就使巴勒莫的“酋长”心生厌恶。站在他的立场上，理由并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续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动，只有开始时是依靠突尼斯所派兵力进行的，后来的军事行动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所为。

第二，这些人虽然多为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已经厌倦了北非经常爆发的柏柏尔人、摩尔人等新伊斯兰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稳定因素很复杂，不光是“原”与“新”的差异，也不仅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宗派之间的抗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这一时代已经极为炽烈。

第三，他们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兰教徒统治方法的启发，这一点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者是叫“埃米尔”，还是叫“哈里发”，他们与北非同辈的关系都相当淡薄。

第四，西西里虽是岛屿，但其面积足可匹敌突尼斯“酋长”统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积而用生产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说西西里还在北非之上。

古罗马时代，虽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农产品，但重要程度却远不及同时代的突尼斯。在古代，说起非洲几乎就是指突尼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有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农业和商业，特别是有从非洲内地运来的黄金，使其具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被视为北非要地。

可是，北非在帝国末期被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征服，后来又遭受拜占庭帝国的连连恶政，到了公元7世纪归入了伊斯兰统治之下。罗马式思维已死，被誉为帝国粮仓、繁盛的农业已死。居民没有活路，遂使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化为海盗的巢穴。

而这个时期的西西里躲过了北方蛮族的袭击，没有成为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战争的舞台，所受拜占庭帝国恶政的影响也小于其他地方，走过了一个比较安泰的时代。当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与改信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后，他们所要统治的是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古风的基督教徒，统治方法有所改变亦属自然。

常驻巴勒莫的“酋长”不知玩弄了何种计谋，巴勒莫的“酋长”不再由凯鲁万和突尼斯的“酋长”任命，而改由巴格达的哈里发直接任命了。从突尼斯到巴勒莫只有一两天船程，而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传到巴勒莫的时间无法与之相比。上司所在越远，受命行动之人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长”似曾一度僭称“哈里发”，他对西西里的统治已经具备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教徒对西西里的征服，从公元827年开始到878年叙拉古陷落结束，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当然，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并没有等待叙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叙拉古陷落之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条统治路线就是伊斯兰方面自画自赞的“伊斯兰的宽容”，并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及其周边

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把另外一个一神教基督教徒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殉教者。就是说，没有人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个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次，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当同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叙拉古遭到了进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却几乎无人赶来参加保卫战。保卫战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发反伊斯兰起义也不足为怪。趁统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举行起义，是被统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过起义。

叙拉古是过去拜占庭帝国恶政的象征，不愿意为救援叙拉古而卖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叙拉古防卫成功，整个西西里也不会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西西里全岛几乎都已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当时的叙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个月的保卫战期间发生了起义，大概也不过是对伊斯兰统治的反弹，而不是要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这一连9个月，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最后，西西里屈服于伊斯兰统治之后，来自于此的袭击“鲁米”（直译为“罗马人”，意译为“基督教徒”）之地的海盗行动几乎绝迹。实际上，“鲁米”也已从这时起，开始区别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称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盗为业的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则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

西西里在归入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以后，甚至享受到了不优于却也不亚于古罗马的繁荣。这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方法之所赐。那么，这种统治方法的支柱“伊斯兰的宽容”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在现代，正像“伊斯兰各国”的说法那样，伊斯兰教徒也分国别。非伊斯兰教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原本不存在国家这个概念，只有涵盖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斯兰之家”的概念。

可是，没有国家概念会有一件麻烦事——无法征税。税收是国家为代行国民个人无法办到的事情所需要的费用。国家的意义不存在了，税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在伊斯兰国家，无法征收始于古希腊城邦、完成于罗马帝国又延续至现代的“国税”。

这种情况在实际层面上使人非常困惑。纵使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仍然是一种居民共同体。

《古兰经》也承认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有可能征“税”。这就是向伊斯兰教徒征收的唯一税种，名为“扎卡特”（zakat），其意义却不同于希腊、罗马式的税。“扎卡特”直译的意思是“富人为净化见穷人饿死而不救助所感到的悔恨之情”而解囊。因而，“扎卡特”不是被课而缴，而是一种自发捐赠的行为，这与基督教世界的慈善相同。与基督教世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不通过国家相似，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以援助贫穷伊斯兰教徒为目的的慈善事业团体，捐赠也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的。现代基督教国家认为钱款从这些团体流向了恐怖分子，但即使向贫困伊斯兰教徒提供援助的团体与恐怖集团有牵连，在逻辑上也无法指摘。

我们先不谈这一问题，且把话题拉回到中世纪前期的伊斯兰世界。“扎卡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以“净化悔恨之情”为目的的自发行为，就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设定税率。可是，如果钱款进项不确定，就不可能制定救济贫民的福利政策，也不可能使之组织化。此外，穆罕默德还认可另一种税收。

这是一种向战败者即被统治者课征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税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忠实实施。但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近东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没有改教的多为犹太教徒。这种税在东方专以犹太人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税种在征服者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征收，犹太人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坚守自己信奉的宗教并生存下去，就要拿出收益、收入的一半。按伊斯兰的说法，这是非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之家”中得以“容忍”的“代价”。也许有人认为50%的高税率实在没有人性，但在中世纪前期这个时代，却未必可以这样说。

罗马帝国也有向被统治者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10%。但是在中世纪，自耕农要向封建领主和同样是大地主的修道院支付税金，尽管因土地所有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超过50%。这是因为古代的税制“广而浅”，到了中世纪演变为“窄而深”，也是因为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为首的免税对象变得越发庞大，社会上不纳税人数多于纳税的人数。

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看来，这个50%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伊斯兰教中只要纳税就认可“异教徒”的存在，基督教中却不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连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都不认可，遑论“异教徒”。

在西西里，征服当初，大概是圣战狂热过了火，对失败者的处置过于残酷，对被征服者的这种税收也实施得极为严格。所以，在首先被伊斯兰征服的以巴勒莫为中心的西西里西部，起义时有发生，也有大批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改信伊斯兰教，不但可以免重税，也不会再有被当作奴隶卖到北非的危险。

我因此想象，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统治者后应该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既然要淡化与北非的关系，朝独立的方向迈进，最好不要发生被统治者的起义和暴动，避免给北非以派兵的口实。

第二，如果西西里只有伊斯兰教徒，那么面向非伊斯兰的这种税就征收不到。净化对穷人悔恨之情的“扎卡特”即使收进来，也不能挪作行政和军事费用。

可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找到了非常现实的统治方法。

首先，决定不奖励被征服者西西里人改信伊斯兰教，相反鼓励他们不改宗教。

当然，要向这些人征税来作为“容忍”他们存在的代价。通过把地租税和人头税分开的方法，做到实质上减税。

地租税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拉吉”（kharaj），税率是耕地收入的10%另加课于动产家畜头数的2.5%。对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征收这种税。

人头税只向居住在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征收。人头税，在阿拉伯语中叫“吉齐亚”（jizya）。人头税的征收对象也并非全体基督教徒。妇女、儿童、身体残疾者、乞丐、奴隶免交此税，其课税对象仅限于成年男子。

人头税不是等额征收，而是按财力分上中下三等，各等级所缴纳银币数目不同。下面记录的是以“迪拉姆”（dirham）银币为单位的一年纳税数目：

上等：48枚

中等：24枚

下等：12枚

迪拉姆银币由3克白银铸造而成，搞清它在中世纪的价值非常困难。当时的白银绝对要比21世纪的今天贵重。正因如此，撒拉森海盗才更要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基督教的弥撒及其他祭典所使用的圣器几乎全是白银制成。

由于这样的情形，想要知道1 000年前银币的货币价值近乎不可能。如果只是想大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如下。假定在2008年11月这个时间段，1克白银为0.5欧元弱，1欧元合125日元，那么：

上等：144克白银=72欧元=9 000日元

中等：72克白银=36欧元=4 500日元

下等：36克白银=18欧元=2 250日元

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只会说这太“便宜”了。但在那个时代，价值说不定10倍、20倍于此。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不人性的。这是基督教徒为了在伊斯兰统治下也能坚守信仰生活下去的“代价”。对伊斯兰方面来说则是“容忍补偿金”。

阿拉伯人称此为“兹因玛”（dhimma），是“保护”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本意是“容忍”，只说“保护”是相当虚伪的说法。在罗马那样的多神教世界可以直接称为“保护费”，但在一神教世界，“保护”的意思也成了“容忍”。但如果想到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存在，而在这里付钱即可，也许这种“伊斯兰的宽容”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要问基督教徒支付了“容忍补偿金”，其境遇是否就会与伊斯兰教徒一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基督教徒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承认，财产也受到保护，但他们必须忍受几个方面的不自由。他们终究只是“二等公民”。

严格禁止向伊斯兰教徒说教基督教教义。

禁止新建教堂。

禁止在基督教节日上街游行，教堂不得鸣钟。

禁止携带武器行走。在家可饮葡萄酒，但禁止在人前饮用。

基督教徒必须在家门上打上某种“标记”，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些标记的内容。

严禁与伊斯兰教徒通婚。

在路上遇到伊斯兰教徒时必须避到路边让路。

这些禁令即使不从近现代尊重人权的理念来看也是非人道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使人感到屈辱得不堪忍受。暂且不说很早就被征服、据传已有300多座清真寺的巴勒莫，就连征服行动前半期归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据说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西西里东部，墨西拿、卡塔尼亚、叙拉古这些古希腊时就有的城市较为集中，这里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未改教。可以想象，在周围尽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中，这些禁令也不会带来多少不适。不是吗？路上与伊斯兰教徒邂逅的概率几近于零。非但如此，受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反而多占了便宜。

伊斯兰·西西里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农业形态从大规模农庄转为了中小规模的自耕农。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农业一直是主要产业。罗马时代的西西里有着大规模的农庄。农庄的合理运营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粮仓的主要原因。进入中世纪以后，在生产效率方面有所下降。尽管没有受到北方蛮族的侵略，也没有受到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危害，西西里的农业还是衰落了。

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广泛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这一制度避免了耕地的分割，但却使农庄经营僵化。世袭而代代重叠，使经营者极其自然地成了守业者。想要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只要继续生产以前所生产的产品即可。在西西里，自古以来的主要产品就是小麦。

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新统治者以后，似乎强制推行了伊斯兰阿拉伯式的继承法，其理由不得而知。这是一种把继承权传给所有儿子而不仅是长子的继承制度。

大农庄制度因此骤然崩溃，中小自耕农变成了西西里农业的主人公。在早期纳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农田因农庄主及其家人被杀而成为无主土地，很多阿拉伯人便把这些农田据为己有。这个继承法看来也适用于这些伊斯兰教徒。所以在西西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并无区别，一同进入中小自耕农时代。这带来了诸多好处。

第一，农庄主本人开始直接参与农庄运营，可以关注到细节。

第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了自由竞争的环境。

第三，阿拉伯人农庄主带头从东方引种了许多新品种。

第四，这无疑也是阿拉伯人积极主动所为——西西里引入了东方的灌溉方法，中世纪东方在这方面绝对先进。

第五，农业要繁荣，必须保证下面几个条件：安全与和平得到维持、流通与市场的网络功能正常。

由于以前袭击掠夺的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和贸易，安全与和平便以极其自然的形式得到了保障。

流通与市场网络方面也不成问题。北非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已经伊斯兰化。西西里拥有这样的广阔市场，还有乘着南风或东南风几天即可到达的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不久以后，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也会加入这股基督教势力。

被伊斯兰统治后的西西里既不用担心海盗登陆，也不用担心在海上遭到撒拉森海盗船袭击。西西里的船已成为伊斯兰船。如果袭击西西里船，撒拉森人就不再是自诩圣战一翼的“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而是纯粹的“海盗”（pirate）。在伊斯兰的法律中，对这种罪犯的处罚也相当严厉。

在伊斯兰阿拉伯时代，巴勒莫已明显成为西西里的中心。10世纪造访巴勒莫的阿拉伯人旅行家留下了以下叙述。

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位于大海之滨，面积大于阿尔福斯塔特（现开罗旧城区）。城市根据功能分为几个地区。由于使用瓦和石灰，很多建筑物的颜色红白相间。城里有水路，各处的喷泉喷着水花。城内还有宽阔的运河，名为瓦底·阿巴斯河（Wadi Abbas，现奥莱托河），水车数量很多。由于水源丰沛，这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城市有很多清真寺。市场位于郊外，除星期五外连日开放。市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区。这一切使得全城充满活力。城墙环绕着城市，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出，出城后的道路通往西西里全岛。

——阿尔·穆卡达西（AlMuqaddasi）

同一时期遍游西西里的地理学家也留下了以下叙述。

整个西西里岛因其美丽富饶被誉为地中海的珍珠，的确名副其实。西西里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举世无双，为不同的统治者所钟爱。

现在的西西里，旅行者来自各国，贸易商人云集，他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西西里的重要性和它的美丽，羡慕与岛上居民进行贸易的收益。西西里的这些利处，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吸引力。

西西里历史所拥有的魅力，会给亲眼见过她的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昔日辉煌的遗迹，不同的时代统治者留下的业绩都遗留至今。如今西西里的统治者，只要想到自己是这些古老统治者的继承人，心里一定会感到自豪。

——伊本·豪卡特（Ibn Hawqat）

这位伊斯兰教徒似乎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不同，对希腊和罗马的异教文明并不排斥。

阿拉伯人不仅在西西里的首都巴勒莫建设了贸易中心，还从厌恶拜占庭帝国的禁锢而逃到波斯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并移植了所有他们知道的哲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已不顾圣战大义，停止了袭击掠夺基督教徒。他们决定在西西里生产，并将其作为生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全部移植过来。他们已把西西里当作了自己的家，所以非常热心地要使家里舒适。

他们最热心的是移植农作物。我在这里制作了一份一览表。看了这份表，人们大概可以理解后世欧洲人在《你可知晓那遥远的南国》[6]的歌中所讴歌的西西里其实是阿拉伯人所创造的。在一览表中，除了农作物以外，我还加进了一些语源为阿拉伯语的一些词汇。大家一定能通过这些了解到，伊斯兰阿拉伯的影响决不限于9世纪至11世纪伊斯兰统治时代的西西里，后代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阿拉伯数字。这是基督教世界引进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礼物。阿拉伯人在印度学会了这种类型的数字，并带到了地中海世界的西方。这种数字现在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所使用。

1—Ⅰ

2—Ⅱ

3—Ⅲ

4—Ⅳ

5—Ⅴ

6—Ⅵ

7—Ⅶ

8—Ⅷ

9—Ⅸ

10—Ⅹ

50—L

100—C

500—D

1000—M

这就是9世纪到11世纪的西西里，它不是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母，而是地中海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出入西西里港口的不再是海盗船，而是商船。在西西里安定下来的伊斯兰教徒已不再是海盗。事实上，在西西里，甚至在巴勒莫都没有被称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而这种收容所必定存在于同时代的北非主要港口。把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廉价劳动力也是冒着遭到迎头痛击或海难死亡的风险绑架而来，如果有别的生路这事就不划算。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找到了“别的生路”。

中世纪也有奴隶。与古代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基督教徒不能把基督教徒作为奴隶，但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伊斯兰教徒不能把伊斯兰教徒作为奴隶，但可把基督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信奉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作为奴隶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回溯到1 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西西里并不存在名为“浴场”的奴隶收容所，尽管这时西西里已经属于伊斯兰世界。这件事值得特书一笔。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和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经常遭到基督教世界的责难，原因是这些国家与西西里有贸易关系，并将这种贸易关系优先于参加罗马教皇呼吁的对伊斯兰战争。但是，伊斯兰统治下的西西里并不从事海盗业。

他们在一旁冷眼看着伊斯兰圈内的北非依然继续着海盗业，自己却没有同流合污。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勇敢地反抗袭击他们国家、绑架他们同胞、阻拦他们商船的海盗。不，可以说，出于防御海盗的需要，这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具备海军力量的海洋国家了。

地中海的奇迹

阿拉伯人在西西里的统治持续了200年。公元1072年，西西里被诺曼人征服。

诺曼人征服了英吉利以后在11世纪处在活跃时期。诺曼人从法兰西西北部的诺曼底到英吉利相距很近，但到南欧西西里的距离却很远，新统治者诺曼骑士的数量很少，这是西西里的幸运之处。人少使他们变得现实。虽然被同属基督教的诺曼王朝统治，西西里却没有多大改变，纠正的只是坏的一面。

新统治者也是基督教徒，以前200年间西西里的基督教徒所忍受的“二等公民”的处境自然不复存在了。

不需要再缴纳只向基督教徒征收的“吉齐亚”人头税了。

建造新教堂、在基督教的节日里上街游行、在钟楼上连续敲钟，这些都可以不必顾虑而堂堂正正地去做了。

诺曼人统治者并未让已沦为被统治者的西西里伊斯兰教徒沦为“二等公民”，只是把巴勒莫的主要清真寺恢复为教堂。清真寺本来就是用基督教教堂改建成的，这不过是与字面一致的“恢复”。其他的清真寺则都保留下来。保留清真寺意味着认可伊斯兰教徒可以不加改变而生存下去。人头税具有“容忍异教徒存在”的意味，但也未向伊斯兰教徒征收。诺曼的统治者反倒积极利用这些伊斯兰教徒。

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可用“勉勉强强”形容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共存社会，这时以更接近理想的形式实现了。

西西里东部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全部生存下来，叙拉古是其象征性的城市。蒙雷阿莱则是进入诺曼时代以后仍有众多阿拉伯人居住的西西里西部城市。造访过叙拉古的图奥莫和蒙雷阿莱的大教堂的人，一定会表示首肯。

蒙雷阿莱大教堂的回廊

图奥莫是叙拉古的大教堂，恢复成基督教教堂之后完全看不到阿拉伯的色彩。这里在作为教堂之前是古代神殿。这段历史至今仍旧给人以压倒性的冲击感。叙拉古让人感到，不论是作为基督教的地盘，还是屈服于伊斯兰，它都背负着古希腊一路走来。

而在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的大教堂，不论从正面看去基督的镶嵌画有多么巨大，没有人感受不到教堂整体装饰所体现的浓厚阿拉伯色彩。著名的回廊完全是阿拉伯式的。这是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全面配合诺曼国王建设其所教堂的结果。

这两个教堂是我在全部意大利教堂建筑中最喜欢的五处中的两处。叙拉古的图奥莫就像古希腊的雕像，没有丝毫冗余，全体飘荡在静谧之中。只有最小限度的物件，却让人感受到其丰富无比。第一次造访这里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希望想要一个具有这种感觉的书斋。

相反，蒙雷阿莱的大教堂则投入了所有的色彩，而这一切却能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罕见的美感世界的榜样。尽管因为过于愉悦，使得精神难以集中而不适合于做书斋，但它却最适合于做工作结束后休憩的起居室。

让你二者挑一，你一定会感到纠结。因为如果说前者是镶有粲然生辉的一颗大钻石的戒指，那么后者就是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珍珠等搭配绝妙、做工考究的项链。要是我，大概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回答：“两个我都要！”

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建筑式样在研究家中被称为“西西里阿拉伯式样”，但按照这个式样建造的建筑物却不局限于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统治曾经达及意大利南部，所以在拿波里以南至今尚有众多遗存。让19世纪北欧旅行者为之倾倒的“那遥远的南国”，不光是毫不吝啬地洒向南国的阳光、地中海湛蓝无垠的大海、芬芳的柠檬和橙子。意大利语中称为“sicuro arabo”（安全的阿拉伯）的“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的房屋和别墅，在北欧人的眼中也都颇具异国情趣。甚至可以说，如果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没有了阿拉伯色彩，对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这里也就不会再是他们所憧憬的地方了。

十字军仅重要的远征就有8次，其中仅有一次，有人未杀一个伊斯兰教徒就拿下了圣地耶路撒冷。这个人就是腓特烈二世，他是诺曼王朝的一位国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带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在西西里。文明史家布克哈特评价说，他是打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界限的人物。但如果没有前面叙述的西西里，就不会有腓特烈这位考虑并通过与伊斯兰领袖的和平谈判征服耶路撒冷的人。顺便提一下，中世纪后期在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种也是在他统治时代的巴勒莫点燃的。

在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实现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共存状态，在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后依然持续着。

“伊斯兰阿拉伯统治”：公元827年—1072年

“诺曼—霍亨斯陶芬统治”：公元1072年—1266年

如此，这种情形至少延续了400年。

德意志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被得到罗马教皇支持的法兰西系安茹王族取代之后，这个时期打上了休止符。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因西西里民众大起义而遭受挫折。这次起义因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西西里晚祷》而闻名于世。然而，取代被赶走的法兰西人进驻西西里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

法兰西人比意大利人受到基督教化的地方更多。西班牙人又比法兰西人更加基督教化。西班牙人统治后的西西里，最先消失的是清真寺。经历了400年已经完全西西里化的阿拉伯人，与其逃至如今仍操海盗业的北非，不如选择改信基督教。

于是，地中海的奇迹消失了。西西里作为地中海一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宣告结束了。在西西里点燃火种的文艺复兴精神，在相距遥远的佛罗伦萨结出了果实。

[6] 这首歌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昂布罗瓦·托马（1811—1896）于1866年根据歌德小说创作的三幕歌剧《迷娘》中的一首咏叹调。歌曲歌颂了意大利南部的优美风光，表达了思恋故乡的情怀。——译者注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西西里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勉强实现了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共存的局面，但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对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而言，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就是圣战的成果。征服西西里之后，圣战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指向了与西西里隔海仅3公里的意大利南部。

话虽如此，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高举大旗进行的圣战与海盗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海盗行为具有走向全面称霸的前哨战的意义，还是一种使同胞活命的产业。也许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已经没有必要出去干海盗的营生，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撒拉森人仍有此必要。

从9世纪末到10世纪，狂飙席卷般的撒拉森海盗暴行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但要问其他地方是否就能安身，回答则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从北非港口出发向东北航行可以抵达的所有海岸及其腹地，都不能免于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是因为地中海中央盛行西南风和西风的缘故，尤其在夏季。

只要能借助这股西南风，人们就可以完成下列航行：从奥兰和阿尔及尔出发可以到达法兰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从布杰（Bougie）和博纳（Bona）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从突尼斯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从的黎波里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半岛长筒靴状的脚尖的卡拉布里亚和脚踵处的布里亚。与现代的情况不一样，夏季刮起西南风和西风，人们就不能享受日光浴。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虽然西南风有时会吹来撒哈拉沙漠的沙粒，但这风带来的不是夏季，而是海盗。

海盗们并不缺乏危急时的避难港。西西里尽管已经不再是海盗船的出港地，但伊斯兰教徒还是可以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岛上无人的洞穴和沙滩使用起来都很方便。除这几个岛以外，第勒尼安海上还散落着诸多中小岛屿。拿破仑被流放的厄尔巴岛是中等大小的岛屿。像小岛中的基督山岛，只要划着小船绕岛一圈，便可以知道那里是海盗的理想巢窟。我在想，大仲马为了创作《基度山伯爵》可能到实地考察过。

这就是地中海的中央海域第勒尼安海。如果想在这里安全航行，放心捕鱼，得以安眠而不被“撒拉森塔”的警报惊醒，就只有使用海军力量夺取制海权。

然而，不用说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世界大跃进的8世纪，就连9世纪和10世纪，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事实上也一直在伊斯兰一方。

没有制海权，不仅敌人会在海上为所欲为，还会有敌人自由登陆，甚至入侵内陆腹地的危险。公元882年发生的惨案，不仅使第勒尼安海附近地方，就连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内陆深处的人们都毛骨悚然。

亚平宁山脉像脊梁骨一样自北向南贯穿意大利半岛。沃尔图诺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注入第勒尼安海。河的上游有圣温琴佐建立的名为“圣温琴佐·阿尔·沃尔图诺”的修道院，属于本笃派，是圣本笃建立的意大利南部著名的卡西诺山大修道院的小兄弟。这两座修道院都没有幽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而是紧傍着人间社会，忠实地践行着圣本笃的思想，在信仰和实际生活方面，积极指导居住在周边的人们。

撒拉森海盗的主要出航地及其袭击路线

卡西诺山在拉提纳大道这条干线公路的近旁，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则位于偏僻之地，它建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盆地中。沃尔图诺河上游湍急的河水在附近流过，自古因产良马而闻名。这里是萨摩奈族的发源地，这个民族挡在罗马征服亚平宁半岛的途中，寸步不让。萨摩奈族骑兵让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头痛了40年之久。

据说圣温琴佐修道院的修士们也会灵巧地策马飞奔，道袍下摆在风中飞舞。还有人说，修道院同属圣本笃派，年轻的修士会被派往冬季寒冷的圣温琴佐修道院，老年时再转回气候温暖且富人际关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

公元882年秋，撒拉森海盗袭击了这座“沃尔图诺的圣温琴佐修道院”。屡屡遭到海盗袭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经常交出黄金制品以换取海盗不再掠夺和破坏的承诺。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却对海盗的这个提议不屑一顾。他们已胜算在握。

第一，他们有年轻健壮的修士近千人。

第二，他们认为，季节已到秋季，一到10月，亚平宁山中就要开始飘雪。如果能坚持到冬天，北非的撒拉森海盗就会放弃进攻而撤退。各地的修道院主导生产，这是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世界的特点。因而圣温琴佐修道院也有长期坚守的储备。

然而事与愿违。海盗也身强力壮，人数众多。即使放弃进攻，他们冬天也无处可退。撒拉森人不惧基督教徒，却怕冬季的地中海。他们想避开风雪，一开始就发起了一刻不停的总攻。

年轻健壮的修士们死伤不断。他们擅长骑马却不习惯射箭。寒冷日甚一日，10月11日，圣温琴佐修道院陷落了。

修士半数战死，余下的全被带到了海盗面前。修士们都年轻力壮，带往北非当奴隶出售应该很好。不论在农庄劳动还是当划桨手，他们都应该有相当的价值。海盗一定会把他们卖掉赚钱。

然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为基督教奉献了一生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徒开弓射箭的神职人员，已没有让他们成为奴隶的价值。修士们被捆上手脚，从桥上一个一个地被投进沃尔图诺河。下游的农民们藏在河边，努力救起冲下来的修士。可是，河水湍急，手脚被捆绑，修士无法躲避河里突出的岩石。据说没有一个修士被活着救起。沃尔图诺的地方志中记录着，500名修士被抛入河中淹死。撒拉森人在这里过冬，撤走时彻底破坏了修道院并将它付之一炬。不久，修道院开始重建。细水长流，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但却再未能恢复其原先仅次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就在同一时代，撒拉森海盗甚至在教皇领地拉齐奥也构筑了城堡。城堡建于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海拔900米的山岗上。古代的瓦莱里亚大道如今已成为国道5号线，撒拉齐内斯科可以俯瞰这条国道。从罗马沿蒂泊蒂娜大道到蒂沃利，在这里转上瓦莱里亚大道，越过亚平宁山脉，便可以到达亚得里亚海。通过瓦莱里亚大道人们把内陆地区的产品运到大都市罗马，进入中世纪以后，通行量经常居高不下。在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这座山村，小路纵横交错，让人想起北非的要塞。盘踞在此的海盗看到猎物，便会驱马沿着缓缓的山脊而下，抢掠货物，绑人上山。

意大利中部

从罗马到蒂沃利有20公里的距离，从蒂沃利到撒拉齐内斯科耸立的山岗也是同样的距离。瓦莱里亚大道运送着来自内陆地区的产品。如果交通断绝就会非常不便。伊斯兰势力渗透到如此靠近的地区，对身在罗马的教皇而言，必定是一个威胁。没有人再居住在撒拉齐内斯科周边。曾几何时，罗马皇帝可以不带卫兵来往于这条大道，700年后的这个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需要，连农民也都要尽力避开这里。

进入10世纪以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公元915年，拜占庭帝国皇后佐伊代年幼的儿子摄政，她无法完全回绝仍在各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贵族的请求，向巴勒莫的“酋长”提出了订约请求。这份协约每年要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以换取海盗不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这是一个一旦进入衰退期，便收集不到准确情报的例子。拜占庭应该与北非撒拉森人缔约才对。实际上遵守这个协约的只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而时间仅有一年。巴勒莫的“酋长”已经洗手不做海盗了，承诺不干海盗易如反掌。他把钱揣进了腰包。撒拉森人得知后怒不可遏。虽然同为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毋庸赘言，既不是协约的一方，也没有拿到钱的撒拉森人当然集中袭击了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当时的撒拉森人把基督教徒鄙视为“信仰错误的胆小鬼”。他们原本以为，拜占庭是唯一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能派出阵容不容小觑的海军的国家。而这个拜占庭帝国已是这副模样，撒拉森人觉得自己在地中海西部所向无敌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有一件撒拉森人不知道的事情，使对撒拉森海盗袭击感到绝望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更加绝望。佐伊皇后拿出的2.2万枚金币，既不是皇后自己的，也不是从拜占庭帝国国库中支出的，而是常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官僚征收当地人民的特别税。可是，交到巴勒莫“酋长”手上的这份年贡只是最初一年的，以后年份的都被官僚们私吞了。如果这些钱能持续交到撒拉森人手中，他们也许多少会手下留情一些。遭到撒拉森海盗泄愤的意大利南部居民有理由感到二重三重的绝望。

时代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有一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诞辰1000周年的这一年，是上帝审判的一年。善良的基督教徒想到上帝的审判，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倾听谁的声音呢？是高叫“你忏悔吧”的主教和祭司的声音。200年前开始不断遭受伊斯兰海盗袭击，人们已跌落到贫困的渊底。这些人在被榨干的情况下，还是按照主教和祭司的意思，挤出了2.2万枚拜占庭金币。可即使这样，也并无效果。

公元925年，位于长筒靴脚踵部位布里亚的一个镇布林迪西附近的奥里亚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常驻当地的拜占庭官僚早已逃跑，但市民中有6 000人被杀、1万人被抓往北非，其状惨不忍睹。

这里没有可以抢掠的东西，又不临海。袭击这里的目的是绑架劳动力。被杀的6 000人都是年老的男人和孩子，他们不会立即成为劳动力。北非依旧需要劳力。

第一，送往西班牙，作为兵力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作战的最前线；

第二，在市场上出售，男人用作农庄奴隶，女人用作家务奴隶，一生劳作；

第三，用铁锁链铐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

没有黄金物品可以掠夺的城镇也已无法安身。

公元930年，撒拉森海盗在位于萨莱诺南面的帕埃斯图姆登陆。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公元前6世纪时被称为“Magna Graecia”，意为“大希腊”。帕埃斯图姆从那时起就已存在，因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神殿而闻名，古代这里也被称为“波赛多尼亚”（意为波塞冬的城市）。

不论是在希腊人殖民的时代，还是在被罗马吞并后的时代，沿海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得“地利”的。可是在中世纪，这却成为“不利”之处。

由于远离基督教势力的中心，这里在罗马帝国末期排斥异教的狂风暴雨中未被击倒。但是，一旦国家丧失功能，也就不再关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护。结果，疟疾流行，人口减少。不过在中世纪前期，人们的房屋还比较集中在神殿聚集地区的周围。公元930年海盗来袭，扫荡了这片区域。

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

居民或被杀害，或被绑架，城市化作无人之境，房屋和所有的一切全被烧光。剩下的只有古希腊时代的神殿、罗马时代的街道以及椭圆形竞技场的遗迹。帕埃斯图姆就这样沉睡着，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近代的曙光。19世纪以前尚有海盗的威胁，人们不愿意居住于此。如今，作为在意大利可以感受到古希腊的历史遗址，这里名声大噪，游客很多。

中世纪前期，帕埃斯图姆不过是意大利为数众多的沿海小城之一。帕埃斯图姆的遭袭还不至于震撼整个意大利。但是，如果开始崛起的海洋商业国家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蹂躏，情况就会大不同。这事发生在帕埃斯图姆化为废墟的4年之后。

公元934年，热那亚遭到突然袭击。过去，从靠近意大利的法兰西南部，经热那亚到托斯卡纳北端的利古里亚，沿海各城市都曾遭受过撒拉森人的袭击和掠夺，但热那亚却不曾直接遭到过袭击。热那亚背山面海，金城汤池，在撒拉森海盗看来也很难对付。这一年，撒拉森人用30艘船组成船队，向这座城市袭来。

海盗突破了人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偷袭大获成功，还抢到了物品和船只。海盗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到突尼斯港。因无所作为而使海盗大获成功的热那亚不仅在临海一侧，也在陆地一侧构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墙。这一年在大兴土木中度过。

第二年夏天，撒拉森海盗再度来袭。夏季是海盗的活跃期，也是商人的活跃期。海盗看准了男人们全部出去的空隙，大摇大摆向港口奔袭而来。

如果打着黑底白色骷髅的旗子，人们马上就会认出是海盗。撒拉森海盗采用惯用伎俩，打着与热那亚关系良好的法兰西南部港口城市的旗子闯了进来。等看到船靠码头，撒拉森人下船，为时已晚。这次有很多女人被掳走。

根据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热那亚的商船队此时正向东方航行，从追上来的快船那里得知了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返航。他们袭击了停靠在科西嘉岛的海盗船队，夺回了被掳走的女人。

这个说法是否属实，现已无从知晓，但至少热那亚的男人已经意识到，光靠防守坚固已不能防范撒拉森人了。早些时候，比萨的船队也突袭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马略卡岛。当时，西班牙附近的巴利阿里群岛已归入伊斯兰世界，这里也是伊斯兰海盗的巢穴。

与已经开始行动的意大利北部相反，意大利中部没有这样积极主动的教皇，除了比萨以外，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中。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更加糟糕，这里最近已经归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西里。

公元948年，撒拉森人袭击了与西西里只隔着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的雷焦（现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完全征服了这座古已有之的港口城市。城市遭到劫掠，但却少有居民被绑架送往北非。居民被课以与西西里一样的“吉齐亚”。这种人头税是居住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所必须支付的，也只向这种人征收。西西里有伊斯兰教徒居住，而雷焦还没有。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征服的地方，只要是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任何人都有义务支付“吉齐亚”这种“异教徒税”，甘愿受二等公民待遇。这与伊斯兰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无关。

在雷焦，有几座基督教堂很快改造为清真寺。由钟楼改造的宣礼塔（minaret）上传来宣礼师的声音，洪亮的阿拉伯语回荡不息。

“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唯一的先知！”

在意大利半岛上建造清真寺，这还是第一次。

10世纪，伊斯兰势力就这样推进了对意大利南部的渗透。也许是感觉到再也不能这样不闻不问了，正式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终于出面。公元963年，皇帝福卡斯派出的拜占庭军队与撒拉森军队交锋，拜占庭军队惨败，战斗的结果可以用“完败”一词形容。皇帝甚至向北非派出特使，签署了媾和条约。条约内容不详，但此后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尝试与撒拉森海盗进行决战。

西西里再大，即使放弃也只是个岛屿。意大利南部却与教皇所在的罗马土地相连。罗马教皇夜不能寐，再三恳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皇帝接受了教皇的请求，于公元982年夏天率领由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半岛。

然而，这次南征的结果惨败。皇帝失去了4 000名士兵，扔下一切逃到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然后径直回北欧去了。

起来，意大利！

离公元1000年越来越近，地中海世界的伊斯兰势力已很强大，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不能与之抗衡。如果意大利半岛想防范伊斯兰的进攻，就只有意大利人自己站出来了。

公元1002年，阿马尔菲出动舰队，成功击退了进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1004年，总督佩德罗·奥赛罗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到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海港城市巴里救援，这里正在遭受撒拉森军队的袭击。巴里在千钧一发之际免于陷落。

公元1005年，比萨的舰队向蹂躏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撒拉森海盗船队发起挑战，取得了胜利。

意大利的海洋国家终于发起攻击了。他们认识到，商人为了进行贸易，不仅需要商船，还需要战船。

那么，同样蒙受危害的法兰西南部的海港城市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公元975年，他们成功地将伊斯兰海盗从圣特罗佩赶了出去，很久以前这里就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一起事件使法兰西国王决心派出军队横扫海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从法兰西到意大利去的途中，在圣特罗佩遭到海盗袭击，被洗劫一空。在这个时代的法兰西，与意大利卡西诺山齐名的克吕尼大修道院的院长是比国王还要受到尊敬的人。贵人受害便成了一件大事，为此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古今东西都是一样。虽然普罗旺斯的百姓每天都因撒拉森海盗而胆战心惊。

事实上，肃清了法兰西唯一的海盗巢窟，对伊斯兰海盗的警惕便从法兰西要人们的脑海里烟消云散了。而且说到海岸线的长度，法兰西南部无法与意大利相比。撒拉森海盗从来不乏登陆、掠夺、绑架的地方。

海洋城邦国家出头了，海盗方面便也开始考虑对策。似乎以公元1000年为界，海盗的专业化开始明显。专业化并非要降下圣战大旗。撒拉森人不是金盆洗手，也不是用积累起来的资产投资贸易，与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竞争。

他们推广了一种海盗集团的形式，把海盗集结到一个颇有才干的头目手下。

他们还是圣战的排头兵，仍然要向盘踞地的“酋长”上缴收入的五分之一，以换取认可。

可以认为，发生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变化，在做法上给撒拉森海盗提出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方向。

撒拉森海盗历来不喜海上作战，不似希腊人那种十足的海洋民族。他们喜欢打着假旗号，靠近并袭击缺乏防卫能力的商船，或是登上防御薄弱的海岸，绑架附近的人们。

专业集团化使撒拉森海盗的这种传统倾向成为主流。对海盗集团的头目而言，手下人是很好的生产手段，也是自己长期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让他们无所事事，对所有者和经纪人而言不是有效之策。

不过，这里有的也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纵容的。

正在成长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如同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所示，有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国，这四国是贸易商人掌握国政的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个人利益极其自然地与共同体利益相一致。这一点有利于增强防卫力量。城邦国家虽小，但构成国家的人的性格倾向也不会不在国家政策中反映出来。这四个共和国各具性格，体现在海洋上，可作如下分类。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商船队几乎不配备护航船。这三个国家的海上军力多用于独立的海军行动，而较少用于护航。其做法是采取追踪击溃撒拉森海盗船队的办法来保证本国商路的安全。

相反，威尼斯共和国属于团队行动型，感觉就像是威尼斯股份公司。他们采用护航船队的方式，只要不遭到直接攻击，便不会向撒拉森海盗挑战。威尼斯的做法是通过提高商船船队所运送货物的档次来消化护航所增加的费用。重视与东方的贸易，也是因为以胡椒为主的香料价格较高的缘故。相反，运送体积大而单价低的木材和中端纺织品的商船则不派船护航，似乎在说：把命运交给老天爷吧。

在以西地中海为舞台的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大戏中，前三个国家的戏份最多，尤其是比萨和热那亚。但是，一旦必须作为国家整体与伊斯兰势力对决的时刻来临，威尼斯的存在便不可或缺。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海盗集团头目的名字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人知。这是撒拉森海盗变为专业集团后当然的结果。不过，伊斯兰教徒的名字不论是阿拉伯语还是柏柏尔语，对意大利人来说大概都很难发音。很多著名海盗的名字都用绰号。穆塞托（Muscetto）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以后灿若繁星般地涌现出来的海盗英雄的领跑者。

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穆塞托的本名似乎是穆贾希德（Mugehid），出生于伊斯兰化后的西班牙。他本该更多地袭击法兰西南部，但他可能讨厌法兰西国王出头，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意大利。从西班牙到意大利路途遥远。他把海中间的撒丁岛建成了基地。撒丁岛西北端有个港口叫作托雷斯。岛前方的海上还有一座叫作阿西纳拉的小岛，20世纪是一座监狱。这里的地形最适合于做海盗的巢窟。穆塞托的意图是以托雷斯港为根据地，蹂躏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

穆塞托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利古里亚与托斯卡纳交界处的古都鲁尼。这是让鲁尼南北两面的比萨和热那亚感到震惊的大胆行动。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鲁尼，受到穆塞托及其手下的猛攻化作一片废墟，古迹遗留至今。这是穆塞托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挑战。

但穆塞托无意与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在海上交锋。组织大船队易被发觉，他像攻击鲁尼一样，全部以小船队行动。他的战术是以小船队在海上航行，到达目的地会合后，全体进攻。这个战术的有效性在进攻鲁尼时得到了证实。

比萨海军最终没有发现海盗，并且还应教皇的请求南下，参加夺回雷焦的战斗去了。雷焦清真寺宣礼塔上依然回响着阿拉伯语的宣礼词。

穆塞托躲在海岛背面，确认比萨海军向南走远后，直接袭击了比萨港。比萨海军接到追来的快船告急，调头返回为时已晚。

物资遭到抢掠，人被绑架，市区已被烧毁。看到这些人人愤慨。比萨人也是托斯卡纳人，他们素以好强的性格而闻名。

托斯卡纳人，不论是佛罗伦萨，还是西耶那、比萨或是卢卡，城市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协调。他们不善于采取共同步调，但却都争强好胜。眼看着祖国的惨状，比萨的汉子们发誓要掐死穆塞托及其手下。

这时，罗马教皇出面了，他一直在想把伊斯兰势力赶出意大利。他在把撒拉森势力逐出撒丁岛的大义之下，提议热那亚和比萨这两个憎恨撒拉森海盗的国家并肩作战。他建议比萨海军负责穆塞托盘踞的托雷斯港北部，热那亚海军负责散布着撒拉森海盗巢穴的南部。

两个国家都响应了教皇的提议，公元1012年，比萨向科西嘉和撒丁之间的海域派出了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每条船的桅杆上都高高飘扬着比萨的国旗，如此规模堪称舰队。

舰队越过博尼法乔海峡西行不久，便在海上与前来迎战的穆塞托舰队打了起来。船船对打，意大利的海上勇士更厉害。与战斗力相比，意大利人的控船能力更胜一筹。穆塞托舰队败下阵来，逃回了托雷斯港。

然而冬季来临。比萨人决定来春复仇，也回比萨去了。在撒丁南部，热那亚也顺利地一路横扫。比萨人带回了战利品。他们让在海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划桨手重获自由。战利品中还有穆塞托的妻子，她当时乘坐在一条船上。也许妻子的被捕使这位海盗头目决定进行外交交涉。

当年冬天，一位号称穆塞托使者的人造访了罗马教廷。这人在接待他的教皇面前把带来的一大袋东西撒了一地。袋子里装满了栗子。穆塞托的使者向教皇转达了主人的话：

“来春，将有如此众多的撒拉森人涌来‘鲁米’（住在意大利的基督教徒）所住之地。”

教皇本笃八世面不改色，向一个贴身侍从耳语了几句。侍从搬来一个大袋子，撒在了使者面前。袋子里装的是无数的小麦粒。侍从说道：

“去告诉你的主人穆塞托，我们‘鲁米’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等着穆塞托和他手下的海盗。”

中世纪，没有度量是不能胜任教皇的。

同是“鲁米”的比萨人等不及了。第二年开春刚能航行，他们便再次出航，目标直指撒丁。这一年，他们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穆塞托属下几乎所有的海盗船或是沉没，或是被焚，很多海盗被杀。他们还成功解救出被俘的比萨人。被锁链铐在海盗船上的基督教徒奴隶也获得解放，跟着凯旋的舰队一起回到了比萨，然后分别回自己的故国去了。

只有穆塞托辗转在撒丁的许多洞穴之间，没有被抓到也未被杀死。后来他逃到北非，总算躲过了比萨人的追捕。不过，穆塞托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海盗业绩大受打击，召集部下和寻找船主大概也都相当困难。这期间，他隐藏在博纳港的街区中，顽强地谋划东山再起。实际上他以后真的东山再起，还试图夺回撒丁，真是令比萨人头痛的对手。

诺曼人到来

中世纪指的是夹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长，名称听起来也颇具讽刺意味，前期和后期加起来有千年之久。除了时间长，这还是一个纷乱至极的时代。

诺曼人征服之前的意大利（11世纪）

研究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真令人同情。群雄割据是英雄们的争雄斗勇，而中世纪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玉”少“石”多，石子相互碰撞的时代。我总认为，即使是天纵英才也不可能系统地写出中世纪的历史！

不过，也会发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有的开心事。有些历史现象我们只能认为是很少的人在很多方面撞上了好运，从而颠覆了历史。诺曼人的到来即是一例。

公元1016年，比萨人为追杀逃亡海盗穆塞托，眼睛都红了。这一年，意大利南部有一行40人的诺曼骑士来到了布里亚的加尔加诺山。加尔加诺山一直延伸到海边，这样的景致在海岸线平坦延绵的亚得里亚海难得一见。这些诺曼人从巴勒斯坦朝圣回来，顺道看看山里的一座奉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

在中世纪前期，不论是地中海东部还是西部，进攻的伊斯兰势力和防守的基督教势力之间冲突不断。尽管如此，朝圣却一直在这样的战乱中持续着。进入11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东部确立了优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虽然对立，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用墙或其他什么隔开，从而使交流完全断绝。基督教国家意大利的海港城市一直在与东方或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着贸易就说明了这一点。虽说有危险的感觉，但朝圣者还是会冒着战火去巴勒斯坦，朝圣后再回故乡。

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女人也都可以从罗马去耶路撒冷，朝圣后再返回。距离再远也是国内旅行。可是进入中世纪后，朝圣就必须通过统治者不同、信仰不同的国度。如果不是强壮而惯于使用武器的男子，便无法走完从欧洲到中东的遥远路途。为参拜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来到加尔加诺山里的，都是些身强力壮的骑士，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也不足为奇。

这一年，布里亚的实力人物也逃进了加尔加诺山，他们强烈希望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海盗统统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先是想驱逐拜占庭势力，失败后便被拜占庭士兵追捕而逃进山里。

这些意大利人向诺曼骑士提出，请他们来意大利南方，赶走拜占庭和撒拉森这两股势力之后，统治意大利南部。50年以后，发生了诺曼人征服英吉利的著名的“诺曼征服”事件。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诺曼征服”的半个世纪之前，但进取的个性大约已在诺曼人中间萌生。从圣地归来的诺曼骑士接受了这份请求。但是，40个人太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回到故乡诺曼底后再带伙伴回来。布里亚的实力人物未提异议。

诺曼人征服后的欧洲（11世纪）

第二年的公元1017年，诺曼骑士如约而至，人数似乎从40人增加到了250人，准确数目不得而知。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也加入到这些诺曼人中间，他们首先着手从意大利南部扫除拜占庭势力。

从这一年开始到公元1019年的两年之间，双方进行了四次战斗。但参战人数如此之少，战斗还脱不出小打小闹的范畴。四次战斗的结果是诺曼—布里亚联军三胜，拜占庭军一胜。据说，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兵力因这四场战斗仅剩十分之一。诺曼骑士们的牺牲也很惨烈，人数由250人减至10人。

靠这点儿人要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势力从意大利南部赶出去，简直就是做梦。但诺曼人甚至超越了梦想，他们还要征服西西里。这种勇气称为蛮勇可能更为合适。处在上升阶段的民族的勇气真是难以揣度。但因只有10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帮助遭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萨莱诺防卫，为基督教战士取得了高分。

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花去了近20年的时间。他们得到了既厌恶拜占庭统治又厌恶身处撒拉森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人们明里暗里的合作。诺曼骑士中人才辈出，一旦有能力的武将战死，马上就有人顶上来。当初以10个人开始的征服行动于公元1037年基本结束，人们再也听不到清真寺宣礼塔上阿拉伯语的宣礼词了。

但是，西西里就在意大利南部近旁。只要西西里还属于伊斯兰，在意大利南部打拼出来的诺曼人的统治就远远谈不上稳固。不论是来到意大利的诺曼人，还是30年后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都没有回诺曼底家乡的想法，他们打定主意要在新天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公元1038年，诺曼人渡过隔开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墨西拿海峡。第二年攻陷墨西拿。转年便很快逼到了西西里东部最大城市叙拉古的城墙脚下。但是，他们在这里受到挫折，只得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南部。原因是此前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一直关系不睦，在得知西西里将要被基督教徒夺回之后，他们团结应战了。另一个原因是，已经处于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沿海城镇正在再次逐渐成为撒拉森海盗的饵食。所谓统治权，只有捍卫了治下人们的安全时才能维持。征服西西里只能推后了。

公元1061年，罗杰率领的诺曼骑士再次渡过墨西拿海峡，也只有150骑。新兴民族诺曼人的人口一定有所增加，他们5年后进行了“诺曼征服”。他们生长在北方海边的诺曼底，与遥远的南国相比，对一海之隔的英格兰自然更有亲近感。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依然很少。

就在这一年，罗杰的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迅疾前来与先行出发的罗杰汇合。他们二人率领的诺曼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分为两路，声东击西，击破了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的伊斯兰势力。然而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不论如何勇猛，仅靠这150人征服西西里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征服行动缓慢但扎实地推进着。

公元1072年，诺曼人渡过墨西拿海峡10年之后，阿拉伯人统治的西西里首都巴勒莫，在经过5个月的保卫战之后陷落了。5年之后的1077年，与巴勒莫一样居住着众多阿拉伯人的特拉帕尼陷落。公元1086年，叙拉古再度回到基督教徒之手。这个时期与征服者威廉在遥远的英格兰进行“诺曼征服”的时期正好重合。

结果，地中海世界的“诺曼征服”耗时25年。在这25年中，大概会有少量援兵从诺曼底前来。征服始于150人，也只花了短短的25年。想想伊斯兰势力从数千人开始，增加到数万的兵力，花了50年才征服了西西里，数百人花25年时间，耗时绝对算少。西西里版“诺曼征服”成功的原因可以列出以下几条。

第一，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围绕教义和统治权的内部抗争，这可以说已成惯例。西西里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不好。非但如此，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之间也并不团结。不能击退150个诺曼人，也是因为伊斯兰教徒之间屡屡发生内讧。

第二，由于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实施所谓“伊斯兰的宽容”，许多基督教徒留在了西西里。

但是，这一点起初对诺曼人产生了不利影响。西西里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还没有不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不能信任不太了解且人数很少的北方汉子。尽管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没有轻易表态。诺曼人不断取得胜利，才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这并非因为其他原因。要让观望的人站到自己方面，只有用胜利显示力量才行。总之，很多基督教徒留了下来，一定是“诺曼征服”在西西里成功的最大原因。

第三，比萨、热那亚这些拥有海军力量的基督教国家，从海上帮助了诺曼人。诺曼骑士再勇猛，也是陆上战斗力，他们很难完全称霸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是海港城市的西西里。这些深知制海权重要性的海洋国家，在军事方面给了诺曼人积极的支援。比萨甚至从海上向巴勒莫发起了攻击。

不论是比萨商人还是热那亚商人，都是阿拉伯统治下在巴勒莫开花结果的“贸易中心”的常客。但是，阿拉伯统治下的西西里虽然不往外派海盗，却让从北非北上的海盗停靠其港口。撒拉森海盗已经成为比萨和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最大障碍。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将为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就这样，西西里在时隔200年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世界。诺曼人罗杰这位西西里的新统治者确定了比过去200年阿拉伯人“伊斯兰的宽容”更进一步的路线，推行对西西里的统治，打造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共生共存的社会。这堪称“地中海的奇迹”。

不过，第一代西西里君王罗杰并不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物。这不过是一个根据需要而产生的现实性政策。不论如何，诺曼人作为统治阶级人数还太少。而必须统治的居民则有在当时被置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基督教徒和为数不少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首先，罗杰既没有杀害失败者阿拉伯人的实力人物，也没有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把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统治的意大利南部内陆的土地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作为农庄主优裕地生活下去。当然，把内陆的土地交给他们，就使得他们不能方便地与北非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

其次，罗杰把没了头领的阿拉伯士兵编入了自己指挥的诺曼—西西里军队。这些战后处理做得十分漂亮，实在值得现代的某些国家一学。

最后，罗杰自己搬进了巴勒莫“酋长”居住的宫殿。此时这里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Palazzo dei Normanni），但观其内部，彻头彻尾的阿拉伯风格一目了然。让巴勒莫名闻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原样保留了下来。学者、商人、工匠、农庄经营者留了下来，连士兵也留了下来。清真寺甚至还回荡着宣礼词的声音。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沦为二等公民。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以更加理想的形式实现了地中海的奇迹。信仰不同神祇的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成为现实。

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不容许基督教徒以外的人生存。在伊斯兰世界，虽然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们共存，但那是因为由伊斯兰教徒提供了保护，基督教徒必须持续支付“吉齐亚”，作为“保护费”或“生存容忍费”。基督教徒被禁止在教堂鸣钟，房屋被强制做上标记，还必须遵守路遇伊斯兰教徒须靠边让道的规定。

在这些现象很普遍的时代，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天地。我在想，罗杰和他手下的诺曼人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来自欧洲北部，不像长年遭受撒拉森海盗危害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那样心怀宿怨呢？

心中怀有宿怨，就会总想着过去，从而看不到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这种宿怨所碍，才会站在古代被称为“恺撒的宽容”的立场上，实施宽容的统治政策。

基督教徒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徒的技能浑然融合的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大教堂是“地中海的奇迹”的完美成果。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创始人罗杰一世似乎是一位在人性方面相当有趣的人物。他甚至准备了一条礼船，把在叙拉古攻防战高潮中战死的阿拉伯人总督的遗体送到他在北非的家人那里。

他自我满足的不仅是自己的这个骑士风度的举动。接受遗体的人当中有凯鲁万的“酋长”，罗杰没有浪费这一机会。他与这位名叫塔米尔的“酋长”缔结了可称之为互不侵犯的协定，以北非诸港为根据地的撒拉森海盗不再袭击西西里。

海盗一般不会遵守什么约定，但这次尽管不很情愿却遵守了这个协定，真是不可思议。你细想来，如今的西西里已经确实成为他们难以掠夺的土地了。

虽说已被基督教徒国王统治，但伊斯兰教徒在西西里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受到了重用。他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居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伊斯兰教徒而缴纳特别税。就连在王宫工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一到每天5次的礼拜时间，就把屁股对着国王开始祈祷。

这样一来，就连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找不到认定他们是“具有错误信仰的人”而大打圣战的大义了。

由于这样的原因，起初是诺曼人的国王们，接着是通过与诺曼人公主联姻而开始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延绵了200年。这期间，这里再也没有成为圣战的战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还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和对岸的北非，以保卫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攻击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要敌视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了共存共荣的关系，尽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创这一切的正是罗杰一世。

诺曼人国王罗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居住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外地方的基督教徒陷入困境，尽管具有同样的信仰，他也不会立即拿起宝剑前去参战。连逃到罗马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的教皇求救，他也没有理睬。

这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因为刚愎自用，滥用教皇权力，并不受好评。所谓“卡诺莎之行”（l'umiliazione di Canossa）是教皇与皇帝抗争的象征性事件，震撼了中世纪的欧洲。其中一方的主人公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开除了反对自己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开除教籍是对待世俗君主的强有力武器，它的力量在于身为基督教徒的家臣没有义务再追随被开除教籍的君主。

陷入困境的亨利在大雪满地的卡诺莎城外站了三天三夜，终于请教皇取消了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写成一个最大限度发挥了教皇权力的人，被列入了圣人之列。然而，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亨利刚被取消开除教籍的处分就立即转为攻势，把教皇逼得十分窘迫。为了不落入皇帝手下的德意志士兵之手，教皇逃到了圣天使城堡。尽管身在远离抗争的西西里，罗杰对这些情况也许知道得一清二楚。

信仰相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内讧不绝，这不仅是伊斯兰教徒的拿手好戏，也是基督教徒的拿手好戏。我想，在内讧普遍的时代，仅仅是实现了异教徒之间的共生共存，就值得特书一笔。

不过，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不光是没有理睬教皇的请求，连对帮助他进攻巴勒莫的比萨也没有给予回报，可见他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彻底的。但是，由比萨人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他们的自由。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比萨曾经血红着双眼寻找的海盗穆塞托终于以北非的博纳港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又开始出没于撒丁岛的近海。此时的比萨已明确了成为海洋城邦国家的生存方针。这样，穆塞托就不再是单纯的复仇对象了。

放任海盗穆塞托，就等于允许其他众多的海盗横行。对穆塞托采取断然措施，就等于对整个撒拉森海盗采取断然措施。

一支舰队从比萨港出发南下第勒尼安海，直驶北非的博纳港，袭击穆塞托的根据地，掐住他的咽喉。

突袭作战以穆塞托一个人为目标，获得了成功。好强的比萨汉子对胆大无敌的海盗、当时已经84岁的穆塞托毫不留情，砍下了他的头颅。比萨从长年的噩梦中解放了出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场单纯复仇剧的落幕。它让撒拉森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成长。海盗们不得不明白，对手已经不再是“胆小的狗”了。西西里不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这对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以后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丁语里有一个词“consul”（领事、执政官之意）。这个词在欧美各国语言中发音不同，但在日本不知为何是按照拉丁语发音，翻译成“执政官”的。古罗马从王政过渡到共和政体时，以前由国王一人处理的国政成为由两个执政官担当的工作，日语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不过，执政官由皇帝兼任，共和政体时代的意义便淡薄了。这种现象在从共和政体过渡到帝政后也一直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consul”这个词仍在使用，但意义与古代不同，变为“领事”之意，不再指国家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而指以保护居住、常驻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为己任的国家公务员。有些词语虽然词形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变化，“consul”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是何时、为何而发生变化的呢？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始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不同之处在于，拉动共和政体的罗马的“少数人”是在土地上拥有经济基础的元老院议员，而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少数人”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也一定懂得“consul”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刚开始时会在“少数人”中选出了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来做“consul”。在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阿马尔菲，“consul”做的工作类似于首相。

可是不久，人们开始把派出去负责保护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公民的人称为“console”（意大利语发音与consul类似）。既然决定贸易立国，保护海外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必然上升。

“Consul”最早演变为“领事”意义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把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总督”（doge），把海外通商基地的负责人称为“领事”（consul）也许与此并无抵牾。对把贸易作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而言，与海外的关系是生死问题。这样一来，古代的“执政官”到了中世纪便成了“领事”。同时，“领事”还被赋予了一项“执政官”所没有的任务。

这项任务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intelligence”，即情报收集工作。

但这却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才把这项工作交给领事的。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自不必说，如果想积极开拓新的进出口产品，大量而且正确的情报不可或缺，收集情报的工作便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后来，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被认为是情报立国，并因此颇受后来自诩以情报立国的英国人的尊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贸易立国到情报立国极自然且身不由己的转变而已。记账如果不准确，店铺早晚得关门大吉。

海洋城邦国家都在北非主要港口设置了常驻领事。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在当地工作的意大利商人的环境。北非“浴场”的情况终于传遍了欧洲，而不仅是意大利。世人终于知道了基督教徒被绑架到北非，投进被称作“浴场”的强制收容所，每有工作便被带出做奴隶的悲惨状况。

此前，地中海的北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的不幸状态。首先，有贸易商人带回的情报。其次，还有海盗船划桨手因海盗船被基督教徒捕获而成为自由人，他们回到家乡后透露的情报。各教区祭司记录撒拉森海盗带来损害的信件也送给主教甚至教皇。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幸人们的遭遇并非广为人知，因为他（她）们都是无名百姓。我们这样说的证据是，撒拉森海盗在8世纪、9世纪和10世纪连续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其中有名的人物只有一人。这就是在从法兰西赴罗马的途中遭到海盗袭击，被抢个精光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时法兰西国王不仅派军队救出了这位院长及其一行，还把从圣特罗佩附近的撒拉森基地法尔西内特到海盗的老巢统统扫荡了一遍。因为受害者是重要人物，国王才出面干预。而如果是不知名的寻常百姓被掳走，不要说国王，就连“割据”的“群雄”也都会无动于衷。

我认为，所有受害者几乎是无名百姓，加之情报时断时续，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实情没有充分传到欧洲的原因。连续也是一种力量。海洋城邦国家的领事通常好像两三年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任务重要，替换的人必定赴任。这样，他们得以向各自的国家传送连续的情报。

领事们热心收集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目的也在于拯救那些在航行中被抓或被海盗登陆绑架的本国公民。这已是领事最大的任务——保护本国公民的分内之事了，热心于此当属自然。

在寻求本国公民消息的过程中，虽为其他国家公民但同为基督教徒的不幸实情也越来越清楚。

在这些海洋城邦国家领事们送来的情报中，那些有关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也极为自然地集中到了罗马教廷。为了生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伊斯兰教徒来往，但在宗教上他们仍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悲惨遭遇这样多地传到了罗马，教皇再不积极，也会感觉到自己寻找失踪“羔羊”的“牧羊人”身份。公元1087年，时任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建立以拯救可怜的基督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

他似乎从开始就没有指望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们，“卡诺莎之行”以来教廷与他们一直关系险恶。他号召的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

西西里王罗杰好像以诺曼人刚刚夺回西西里，尚无余力为由表示不参加行动。真实原因在于他与凯鲁万“酋长”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仅坦率成就不了外交。威尼斯共和国不参加的理由不为人知。但如前述，尽可能回避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是这个“海洋之都”一贯的国策。

不过，不独威尼斯不参与和本国无关的事务。10年之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大张旗鼓的展开，目标是进军巴勒斯坦，夺回圣地。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响应教皇号召的都是认为这事与己有关的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以及自认为基督教世界精神导师的罗马教廷。人们可以从派来军队的国家惊讶地看到11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之势。当时，只能从大海上来的阿马尔菲自不必说，就连比萨、热那亚这些人口不多的国家，也已成长为这样的强国，一次战斗就能投入众多的战船和战士。

迄今为止一直在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增添色彩的是举着绿底白色月牙旗的伊斯兰势力，而从公元1000年到1100年的11世纪，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开始反击伊斯兰攻势”的世纪。从地中海世界的范围来看，担任这次“反击”带头人的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他们因为贸易关系而更加了解伊斯兰。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公元1087年，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组建了十字军，据称集结了300艘战船，士兵包括船员在内有3 000人。这次的战斗力几乎是以往基督教各国海军力量的10倍。这次行动打出的旗号是拯救基督教徒奴隶，从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员，不仅罗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等国直接参战，意大利半岛沿第勒尼安海一侧从南到北还有很多个人志愿加入战斗。

教皇的军队由罗马势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家族的掌门人亲自指挥，还决定由一位主教代表教皇参战。十字军的意义在于军队由教皇亲自统帅。

热那亚共和国的军队由共和国议会选出的两名实力人物担任指挥。

阿马尔菲则由地位可敌共和国首相的潘塔列奥涅亲自出马。

参战战船数量最多的比萨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作战专家西斯蒙第和维斯康蒂。

目标选在何处？他们将这无比重要的目标确定为北非伊斯兰世界地位最高的城市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Mahdia）。在突尼斯、博纳和阿尔及尔要拯救的奴隶人数更多，但他们把马赫迪耶、凯鲁万作为目标，应该是罗马教廷的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撒拉森海盗执拗地把罗马作为目标，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教廷也认为凯鲁万是北非伊斯兰教的中心，从而把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当成了目标。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集结地是哪里。我认为，军队大约是先从热那亚、比萨集结到位于教廷领土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再从那里直指北非，在途中与阿马尔菲的海军会合。全军在位于西西里西南的马尔萨拉临时靠港之后，一鼓作气直奔潘泰莱里亚岛。

潘泰莱里亚是一座小岛，感觉就像是地中海的太阳和大海凝聚的一点。这个岛现在是意大利的著名观光地之一，当时属于伊斯兰世界。那里驻扎着守备队，但攻下此岛易如反掌。然而就在这时，潘泰莱里亚守备队长已把基督教舰队来袭的情况报告给了马赫迪耶的“酋长”。他用的是信鸽。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联络方式中，使用信鸽传递情报相当普遍。得知基督教徒来袭的“酋长”用两道铁链封锁住马赫迪耶港的入口，严阵以待。基督教舰队通过先头的侦探得知此事后，便停止直接袭击港口，转而采取了在附近海滩登陆的战术。

凌晨，海上泛起鱼肚白，登陆作战正式开始。基督教舰队动员了所有军用帆船上的小艇以及一同前来的小型快艇（frigate），这些小型快艇相当于后世的护卫舰（fregate），在敌人发现赶来迎击之前，登陆就已结束。

基督教舰队只是模仿了撒拉森海盗拿手的登陆战法而已，不过人数更多。成功登陆的士兵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教廷、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的旗帜下集合，高举大旗向马赫迪耶挺进。

他们一到城墙下就开始了进攻。他们好像并未携带攻城武器，用的只是弓箭、石块和绳梯，以及一种称为balestra的石弩。

石弩（balestra）和投石器（ballista）

伊斯兰士兵的传统是强于进攻而弱于防守。就这么一点儿兵器也使他们很快陷入了劣势。

防御的一方打开城门，放出豢养的狮群。但狮子并没有冲向拿着长矛杀过来的基督教军队，而是逃向了山野。就这样，经过几天称不上激烈的战斗，城门告破。

被伊斯兰教徒叫作“鲁米”的人洪水一般一举攻入城内。指挥官之间似乎事先已有分工，冲进城后分成了三路：一路冲向港口，放火焚烧停泊在那里的所有船只；一路直接去“浴场”解放基督教徒奴隶；而作为主力的一路则包围了“酋长”居住的宫殿。

马赫迪耶的“酋长”也叫塔米尔。他认为再抵抗下去已是徒劳，便提出媾和。请求被接受，作为教皇代言人参战的主教与伊斯兰“酋长”达成了媾和条件。

第一，塔米尔像以往一样继续拥有“酋长”的地位。

第二，拆除围绕马赫迪耶的城墙。

第三，不限马赫迪耶，释放塔米尔“酋长”统治的所有地方的奴隶，关闭“浴场”。

第四，以后严禁海盗行为。

第五，“酋长”向教廷支付10万第纳尔金币的赔款。

“酋长”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将基督教舰队送上归途。所有的船都满载着解开锁链的奴隶和占领期间抢来的金银财宝启航了。十字军出征以来速战速决，一个月结束战斗。他们好像忘记了要进攻凯鲁万，这与伊斯兰海盗的情况很相似，他们以罗马为目标却只满足于攻下外港奥斯提亚。

不过，解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目的完全达到。归途中停靠了意大利南部的每一个港口，每次停靠都放下了原先的奴隶。迎接他们的亲人以为他们被绑架后早已死去，这时泪如雨下。十字军向罗马凯旋而去。沿途每个村镇的教堂都敲响欢迎的钟声，十字军带来了由衷的喜悦，他们受到欢迎理所当然。

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打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正面进攻了北非，但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贸易商却依旧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保持着通商关系。对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而言，与这些西欧人做生意所获取的利益不容忽视。

进口、出口的品目容后再叙，这里只提一句，意大利商人带到北非去的物产是伊斯兰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旦这些物品进不来，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将不再有船只、武器等质量较好的东西。也许只有贸易中的某一方认为自己有不可缺少的需求，相互间的通商才会超越诸多障碍进行下去。

的确，公元1087年拯救奴隶的战斗是成功结束了，但与“酋长”签订的媾和条约的所有条款，尤其是严禁海盗行为的第四款，以后能得到遵守吗？北非撒拉森人不能停止海盗行为的原因不仅在于抢夺他人财物不是恶行这一沙漠民族的传统想法，还在于他们只有这一条生路的社会现实。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但其想法和一贯的做法却与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不同，让我们看一看威尼斯共和国的海盗对策。他们的做法不仅与其他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主要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威尼斯人采取了当时特别怪异的海盗对策。

关于威尼斯共和国，我曾于27年前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题写过两卷本的通史，从公认为其诞生年代的公元452年一直写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这部书的上卷第二章“走向大海”集中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海盗对策。我在这里只想做些摘录和简单的归纳。摘录是因为除了书中的写法以外至今还没有其他的写法。

“航海致富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事贸易，另一条是以海盗为业。

“刚刚诞生的威尼斯共和国选择了第一条路。这样，他们最初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威尼斯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对已经决定走向大海的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就成为仅次于建国的国家规模的事业。

“在现代，亚得里亚海东岸被分割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如果我们驾船在这一带走一圈，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入海口，数量很多，结构复杂。而亚得里亚海西岸意大利半岛长筒靴小腿肚部分，从威尼斯南下直到布林迪西，没有醒目的入海口，沿岸曲线柔缓，与东海岸形成对照，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地形一定适合于海盗。海盗躲在岛的背后，等哨兵报告的商船一靠近，就划着快船扑上去。遭到追赶时也不缺藏身之处。这样，海盗集中横行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而非西岸也就不难理解了。10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海盗乘拜占庭帝国衰落之际南下，出没于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与东方贸易，除了穿过亚得里亚海别无他路。

“也许会有人问，既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蠢蠢欲动，为什么不避而沿西岸航行呢？撇开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形势不谈，只从气候方面看，走这条航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谈不上有利。

“与大洋长时间风向相同的信风不同，地中海以及属于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的特点是风向变化无常。在这样的海上，几乎不可能连续多日顺风扬帆航行，为等顺风不得不经常靠港。只因这一条理由就不得不沿海岸航行。西岸的海岸线平坦连绵，而东岸海岛重重，处处海湾，更可以避开逆风，等待顺风，具备绝对有利的航行条件。沿海岸的航行，对海盗合适的地形也对船员有利。

“因而，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不单要击败海盗，保障本国船只航行安全，还涉及如何确保停靠港即基地的问题。公元1000年前后，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年轻领袖准备周到，行动果断，点燃了导火索。”

威尼斯共和国展开了肃清海盗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成为短期的“作战”，而是以“国家”的形式坚持下来，这里的原因在于威尼斯式的思维方式。

拥有众多小岛的海湾地形，其成因是山地延绵至海边，这样自然没有广阔的耕地。这在现代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但中世纪还没有旅游业，这种地形意味着这里的居民缺乏维生的手段。威尼斯向这些不做海盗无以为生的人提供了活路。

船载着商品，带着中高级船员从威尼斯出发，然后立即转向亚得里亚海东岸，沿途不断靠港南下。在这些东岸港口停靠的目的不光是采购要在地中海食用的生鲜食粮，也是为了集中划桨手，他们是使用加莱船不可或缺的人力。即使是战舰做法也一样。速度对战舰很重要，即使不装货，战舰也比商船需要更多的划桨手。

可见，威尼斯船在驶出亚得里亚海之前并没有备足航海所需的人和物。威尼斯船只在到达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克基拉岛）时，方才具备了航海的能力。各船以科孚岛为起点，向东方，向北非，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英吉利的南安普顿，各自向东西星散而去。

威尼斯一直采用这种做法，通过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威尼斯称这些斯拉夫系的人为“斯基亚沃尼”（Schiavoni，斯拉夫人）。一直延绵到圣马可广场对面的码头也被取名为“斯拉夫人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他们不单是划桨手，在遇到海盗和敌船的时候，还是与威尼斯人船员一起奋起防卫的重要战士。这些“斯基亚沃尼”在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之前，一直与威尼斯共命运。

直到今天，在威尼斯的博物馆中还有厚厚布底上打满铁钉的划桨手专用的防箭防弹背心。考虑到划桨的方便，这些都是没有袖子的背心。

加莱船如果幸得风助，就可以靠帆航行，划桨手可以休息。划桨手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世船上的发动机。在北非伊斯兰世界，这种“发动机”用的是基督教徒奴隶。但在基督教世界，使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例子并非全无，但屈指可数。理由很简单，因为绑架还不普遍，没有人来做这事。在西班牙，更多的是使用重刑犯做划桨手。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使用本国人或雇用邻近国家的人做划桨手。但这些城邦国家缺少肥沃耕地，都是海洋国家，原来人口就比较少。如何确保划桨手一直困扰着他们。

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兴衰顺序也是先兴先亡。威尼斯最后灭亡，我想其原因也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海洋城邦国家相比，威尼斯成功地建立了组织体系，可以经常性地确保拥有忠实可靠的下级船员的缘故。这不是唯一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世，威尼斯共和国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战船都一直不用奴隶做划桨手。

不用奴隶做划桨手，在中世纪这个时代，就如同表明不做海盗。在热那亚人中，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的那样，也并非无人想挣快钱而从事海盗业。但这在威尼斯，却为国法所严禁。战船被允许装载一定数量的商品，在目的地做些生意。如果一个人想从零开始积累财富，不是有做战船战士的职业吗？我把这个职业看作威尼斯式的失败者复活系统。在威尼斯，不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别国人都不允许做海盗。

以上叙述了威尼斯共和国以海盗对策为主的思维方式。威尼斯不相信十字军的成果——“酋长”不做海盗的承诺，所以没有参加公元1087年的十字军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威尼斯没有参战，并非因为它与其他三个海洋城邦国家相比，是非常的利己主义者。威尼斯人以其现实主义已经参透，靠进攻伊斯兰世界，解救被俘的基督教徒奴隶，从“酋长”那里得到不做海盗的承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到20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变成了现实。

这20年间“休战”的原因不是因为北非撒拉森海盗尊重自己的“酋长”所做的承诺，而是因为地中海突然动乱。海盗不会袭击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只袭击比自己弱小的人。

“十字军”时代

十字军东征自11世纪末期开始持续了200年，我不拟在此详述。这是象征中世纪的重要现象，一旦详述，本书恐怕就不得不沿这条线索写下去。不过，我想从地中海的角度写一写这场运动。欧洲对中近东的远征仅大规模的就有7次。除了第一次、第二次是从陆上过去，其余都是乘船从地中海东去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碰巧遇到伊斯兰方面陷入窘境，只用了3年就成功“夺回圣地”。

之所以十字军东征迂回曲折却持续了两个世纪，是因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海上补给发挥了作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地中海的东部。陆上战斗力主要由法兰西、德意志和英吉利提供，但意大利的海上支援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支援一词所能包括的范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096年8月出发，1099年7月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比萨以120艘规模的船队东进，抵达叙利亚、巴勒斯坦。

公元1100年，热那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派出150艘船。

公元1100年，威尼斯派遣了200艘的船队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第一次东征时虽然没有运送十字军士兵，但却运输了重型攻城武器、兵器武装和军粮等。当然运输不是白做的，报偿是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后，确保这几个国家在那里的通商基地。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都建起了通商基地。他们在建设基地时考虑了不使三个国家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但在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争执还是屡屡发生。

公元1147年进行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巩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夺回的圣地，那次东征并无明确的政略和战略。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不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这样的欧洲强国君主亲自参战，各率7万大军，在豪华铺张的朝圣后结束了东征。

同一时期，英吉利骑士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他们的路线是从英吉利出港后沿法兰西西岸南下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一气横渡地中海，直指巴勒斯坦。这些基督教战士身穿白底红十字的护胸衣，航行在地中海上，右舷依稀可见北非的港口城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多想被关押在那里“浴场”中的基督教徒所遭受的不幸。

公元1189年决定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时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终于走向结束，伊斯兰势力团结一致，奋起夺回被基督教势力占领的地方。统一伊斯兰世界的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萨拉丁这位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说起来并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可见萨拉丁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

他能够再次统一伊斯兰世界，还因为他在公元1187年向基督教徒发起了“圣战”。萨拉丁出现后兴起了“圣地危急”的思潮，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是受到这种思潮的裹挟。

绰号“红胡子”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军队从陆路向东挺进。

在另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率领法兰西军队来到热那亚，乘上热那亚船，通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直奔巴勒斯坦。

英格兰国王查理也选择了从海路进军巴勒斯坦。抵达后他与萨拉丁打了一场漂亮仗，人们给他起了“狮心王”的绰号。他们先在马赛乘船，在热那亚、比萨、罗马、拿波里各港停靠后穿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地中海，又在克里特、塞浦路斯停靠后进入巴勒斯坦。十字军历史的英雄，一位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丁，一位是基督教的狮心王查理，这两人都不是顽冥的宗教狂热信徒，这一点非常有趣。浪漫的查理与冷血的腓力性格不合。英法两国国王之间关系不好，这在十字军内部也是出了名的。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大张旗鼓，国王亲自担任统帅，但却没有取得成果。倡导者罗马教皇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也属无奈。

这时，有一队德意志骑士从北海经过大西洋，沿法兰西西海岸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横渡地中海后一路来到巴勒斯坦。地中海正逐渐成为北欧基督教徒去往东方的主要通道。

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愿意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死去。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已得不到欧洲皇帝和国王的响应。发誓远征的是只有法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这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谙事理，甚至不懂得自己不遵守契约，对方也不会遵守的道理。所以，这次东征始终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威尼斯在为所欲为。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叙述，在此省略不表。如果详细叙述，作者就会像骑着难以驾驭的奔马一样，一旦过头就有远离正题的危险。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公元1202年开始历时两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推翻了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以拉丁帝国取而代之。对基督教徒而言不应该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件事把以往宗教热情背后隐藏的领土扩张的事实暴露无遗。这一事件在基督教世界评价糟糕，导演兼主演威尼斯共和国因此遭人忌恨。

公元1212年，出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同的理由，被认为是“十字军之耻”的少年十字军试图进军圣地。受到狂热说教者煽动的少男少女成群结队地从欧洲各地聚集到马赛，他们受了恶劣船主的欺骗，不是被卖到北非当奴隶，就是在途中与沉没的船只共命运。

西西里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力二世在几度延期后，终于在1227年实现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腓力二世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于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组成的西西里，对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偏见。作为西西里的统治者，他要求北非伊斯兰“酋长”归还被绑架者，“归还没有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回到祖国的基督教徒”。他的观点是如果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继续住在伊斯兰地方，可以各随其愿。

他如此的做法使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率十字军东征也是无奈之举。不过，他从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出发以前，与埃及的哈里发多次互通书信，事先进行了磋商。

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登陆，然后挺进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伊斯兰方面签订媾和协定，结束了东征。协定内容首先是将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这些基督教徒的圣地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管辖之下。协定还写明，在全面保证基督教徒参拜、朝觐圣地的同时，也全面保证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同等权利。至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未流一滴血。

然而，虽然保证了基督教徒朝觐圣地的自由，但十字军对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却未开杀戒，这就是向敌人的妥协。以此为理由，这次东征在当时遭到了大合唱一般的谴责。巴勒斯坦的神职人员首先起来反对。罗马教皇已开除了腓力的教籍，并号召倒皇派进攻腓力的领地意大利南部。腓力不得不紧急赶回意大利，此后腓力一直被称为“基督的敌人”。未流一滴血实现的与伊斯兰方面的协定也只维持了10年。

在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世界，像腓力这样公开声言并做如下事情的人，会被当作异己分子遭到敌视。

这是皇帝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一个插曲。一天清晨，皇帝向耶路撒冷统治者伊斯兰的高官问道：为什么昨天没有听到宣礼的声音？伊斯兰高官回答道：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统治者来访，我们不想失礼。于是腓力说道：“如果这样，在你们访问基督教世界时，我们不是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吗？”

公元1248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率领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时腓力二世尚未去世。路易九世与“基督的敌人”完全相反，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要把受伊斯兰压迫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埃及的哈里发。于是他率领军队从马赛出发进军埃及。这个见解本身并不错误。但十字军登陆埃及后只有初战告捷，以后连遭败绩，不但大量骑士战死沙场，国王自己最后也成为伊斯兰的俘虏。留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全体动员，募集赎金，这才赎回了国王的自由之身。国王随即从海路返回法兰西，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254年结束。

公元127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再次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不过这次的登陆地点选在了突尼斯。我准备在写到13世纪后半期时再对此详细叙述。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路易去世而告终。这是最后一次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东征。

20年后的公元1291年，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最后堡垒阿卡陷落，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时代落下了帷幕。照伊斯兰方面的说法，十字军东征是以伊斯兰方面“把最后一名十字军士兵赶下地中海”而告结束的。

但是，这200年间，参加十字军的基督教徒没有一个人说起要解救被抓到北非的基督教徒，这真不可思议。不，有一个人要除外，那就是一直被谴责为“基督的敌人”的腓力二世。

十字军以“上帝所愿”（Deus lo vult）的雄壮怒吼开始并结束。上帝“所愿”的大概是要夺回如今已归伊斯兰世界的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这些“圣地”。至少中世纪的多数基督教徒对此坚信不疑。北非与巴勒斯坦一样，同为伊斯兰世界，在此被迫为奴、痛苦不堪的人们却不值得“夺回”。教皇允准赦免前去夺回圣地的基督教徒过去的一切罪过，但却没有给予9年前毅然前往突尼斯的马赫迪耶拯救基督教徒并凯旋的人们如此的褒奖。拯救不幸的基督教徒，只有等到以拯救为目的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这与是否赦免罪过并无关系。

当然，遭到撒拉森海盗掠夺绑架的是居住在法兰西和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人们。而十字军是由并不靠近地中海的北欧人所组建。在情报传递很少的时代，地中海海盗大概并不为北欧所知。但问题可能并不止于此。

人不论是好是坏，对远离现实的事物内心更感狂热，更会心动。中世纪的人信仰狂热，才会发起十字军。但信仰心之所向必须是圣地。正是因为要夺回圣地，才会发展成有那么多人参加的、延续那么久的群众运动。如果以拯救被绑架的不幸的人们为号召，那十字军即便可以得逞一时，也不能持久。我想，这不正是欧洲历史上地中海海盗持续千年的现象并未受到重视的原因吗？

“先下手为强”

十字军各国的船只在地中海穿梭如织，但这里的海盗却远未销声匿迹。

在大约20年左右的短时间内，他们老实了。这20年间，进军巴勒斯坦的船只，船上的全副武装的骑士，都对北非毫不关心。这20年撒拉森海盗就在得过且过之中度过了。我们不能忘记，不做海盗便无以为生是北非伊斯兰世界的特性。在港口城市，海盗要向那里的统治者“酋长”上缴海盗收益五分之一的做法还在延续。

但是撒拉森海盗捞钱的地方确实也在不断缩小。

首先，不能再去袭击靠得最近的西西里了。诺曼的国王们以及后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与凯鲁万的“酋长”之间有互不侵犯协定。即使在基督教与伊斯兰在巴勒斯坦相互敌对的十字军时代，这些协定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关系不是强势的一方在压迫弱势的一方，而是双方都在不断寻求不伤体面的妥协。

公元111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功夺回圣地，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基督教国家。载着前往巴勒斯坦的本笃派修士的船只，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修士做了俘虏。海盗船在把他们连人带船拖回北非的途中遭到了强风袭击，漂流到了西西里。

当时的西西里国王罗杰既不想与因十字军而狂热的基督教世界背道而驰，也不想破坏与北非“酋长”的良好关系。

于是他居间调停。被抓的修士恢复了自由，再度乘船，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撒拉森海盗也未被投进监狱，而是被送回了北非。

不过，这位西西里王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妥协。他派出军船和士兵占领了伊斯兰领土马耳他岛。北非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被称为“西西里海峡”。他向对岸的伊斯兰教徒显示了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名称。

西西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关系，进入腓力二世的时代以后，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这两个地方。撒拉森海盗的活动范围越发狭窄。

然而，在同一个时代，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却以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付海盗。

第一，这些国家拥有可以随时出港的百艘战舰规模的海军力量。

第二，这些国家长期在海上支援十字军，从而在东方各地拥有通商基地，使得东方贸易的收益远大于北非贸易。换言之，即使与北非伊斯兰教徒打起来也不怕。

第三，比萨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托斯卡纳气质，热那亚人也好似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体。他们的性格不是挨打后再还手，而是先下手为强。他们不是防御来袭的敌人，而是在遭袭前主动发起攻击。

他们的自信不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船只的数量，而是来自操纵船只的能力。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全面发挥，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才会如此繁荣昌盛。不久以后，伊斯兰海盗头目中也开始出现少年时被海盗掳走，在伊斯兰地方成长起来的意大利人。在著名的海盗头目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令人瞩目。我甚至认为操纵船只的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样，在海上遭遇时，逃跑的只会是撒拉森人。

居住在东方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技高一筹。这个时代，从红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水手自由自在地航行在大海之上。撒拉森人应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以为，在中世纪后期，对出没于地中海西部的海盗而言，“撒拉森人”，只不过是一个名头，实际上他们是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驾船能力确有差距。此外，撒丁、科西嘉事实上都已成为比萨或热那亚的领土。海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登岛藏身了。可停靠的港口越少，对于擅长于小船、小规模船队的撒拉森海盗就越不利。这一点不可忽视。

第四，与威尼斯不同，比萨和热那亚的办法与撒拉森海盗一样，但却没有丝毫犹豫。

在海上遭遇海盗与之交战，打赢了连船一起夺走，威尼斯也会这样做，但比萨和热那亚的船会进而攻击海盗根据地，打进这些港口城市后，对抵抗者格杀勿论，掠夺金银财宝，然后返航。

比萨大教堂以比萨斜塔而闻名。教堂展现了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的精粹，美轮美奂。比萨共和国投入了贸易利润，建起需要如此高难度技术和大量金钱的教堂和高塔。从海盗那里抢来的收益也成为建设费的一部分。想到这一点，人们观赏比萨斜塔时也会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尽管比萨、热那亚都会把抓到的海盗吊在桅杆上，把能抢的东西都抢走，但他们不会绑架那里的老百姓。事实上，不论是比萨还是热那亚，不，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北非主要港口城市必有的“浴场”，没有绑架异教徒充作奴隶劳作的社会体系。虽然比萨、热那亚都模仿海盗与撒拉森人打仗，但他们毕竟是贸易立国，而不是海盗立国。

不过，对比萨和热那亚而言，地中海中央的第勒尼安海是本国商船去任何地方的必经海域。能否确保这片海域的航行安全，甚至决定这两个国家的命运。12世纪，以靠近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为根据地的海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一般，横行于这片海域。他们也是伊斯兰海盗，但根据地不在北非。他们威胁商船的安全，增加了法兰西南部沿海、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沿海成为海盗盘中餐的可能性。为了切断危害的源头，法兰西南部领主与热那亚和比萨组建了联合舰队，要肃清以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所有岛屿上的海盗。

承担主要战斗的比萨在此一战中投入了300艘船和4万名战士。船只是比萨自己的，4万士兵是从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志愿前来的，人们对这场战役有着共同的目的。对苦于伊斯兰海盗的人来说，与其不远万里去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不如与眼前的海盗打仗更为重要。人们把他们称作“西方十字军”。

“西方十字军”大获成功。海盗被歼灭，许多基督教徒奴隶从马略卡岛上的“浴场”里被释放出来，乘上比萨的船回到故乡。

但不论比萨还是热那亚都是城邦国家。与领土型国家不同，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国家人口很少。人口较多的威尼斯也才10万人，而热那亚和比萨都未超过5万人。他们开始把主力投入与东方的贸易之中，没有足够的人手使巴利阿里群岛完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后来不久，巴利阿里群岛再次沦为海盗的巢穴。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来说，到处追击海盗的辛劳永无尽头。

如果当时比萨和热那亚，再加上威尼斯联手合力对付撒拉森海盗，谁都会认为很快就会把海盗赶出西地中海。但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把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旗帜叠合在一起，这在学习意大利海军史的人们中间成为笑谈。我想在此做一介绍。

在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意识高涨的时代，意大利人是地中海的统治者。而四面旗帜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统治着地中海。竞争意识有时会发挥正面作用，但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关于意大利的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第六章“竞争对手·热那亚”中有过集中叙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13世纪进入后半叶，地中海西部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公元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也是西西里王的腓力二世去世，他曾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统一起来。继承他的是嫡子和庶子两人，但他们未能打破因腓力之死而气势大涨的罗马教皇及其一派的攻势。持续了200年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于公元1266年崩溃了。

新统治者是法兰西国王的弟弟、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安茹家族的查理。但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遭到西西里人的深恶痛绝，不到20年就被“西西里晚祷”起义赶下台，歌剧《西西里晚祷》就是以这场起义为背景的。后来统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在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发生了巨变。

安茹和阿拉贡是顽固的基督教徒，他们得到了深恐腓力二世反教会路线的罗马教廷的支持。大约在这个时期，巴勒莫和其他城市的清真寺消失了。在出入王宫的官员中看不到裹着头巾的身影，在直属于国王的军队中，也不再混有伊斯兰教徒了。

堪称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结晶的蒙雷阿莱大教堂，以及其他众多的建筑没有受到破坏，这些建筑已经成为西西里自身的一部分。狂热的基督教徒虽然厌恶伊斯兰，却没有破坏这些建筑。

也没有发生强迫西西里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生共存的社会已存在了200年，伊斯兰教徒也发生了改变，没有多大抵触就改信了基督教。这就像人们已经忘却了柠檬和橙子原来都是阿拉伯人移植过来的一样。也许信仰深刻、抵触改教的伊斯兰教徒都已经回北非去了。总之，西西里内部变化平稳，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注意。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却不安稳了。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如今一变而成了敌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已经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又开始受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威胁。

就在同一时期，突尼斯“酋长”登上了公元670年建都60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北非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凯鲁万“埃米尔”的宝座。突尼斯是撒拉森海盗的最大基地，这在当时无人不晓。这就如同海盗的最大头目当上了一个国家的正式统治者。

公元1270年进行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的十字军

20年前在埃及大败，手下大量骑士被杀，后来又被长期囚禁在伊斯兰地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接受教训。他宣誓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

路易似乎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好人，但他的亲弟弟查理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查理是怎样说服哥哥的，他让哥哥把第七次东征的目的地改为北非的突尼斯，不是基督教徒水深火热的巴勒斯坦，也不是可以一雪前耻的埃及。已是西西里王的查理自己也承诺率领属下军队与哥哥会合。

7月初，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从位于马赛的艾格莫尔特出发，阵容豪华，所率领的骑兵堪称中世纪骑士之精华。

法兰西国王和两个王子、英格兰王子、纳瓦拉国王，率领大军。他们全部由王妃相伴。阳光下，这些高贵之人的随从骑士甲胄枪剑闪闪发光，簇拥着王妃的宫女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流光溢彩。这简直就是有闲阶级的观光旅行，连海上的暴风雨也都敬而远之。

十字军避开暴风雨，在撒丁岛南端靠港之后南下，直指突尼斯。7月17日，他们不知为何在古老港口迦太基附近登陆了。

迦太基是整个古代北非物产的集散地，繁荣兴旺，但在伊斯兰统治之下，由于集散中心转移到了突尼斯，迦太基成为废都，被沙漠所包围，看不到一丝古代荣华的残影。路易一行就在这片沙漠上登陆，就地宿营，等待查理的军队。他准备与弟弟会合之后，全军进攻突尼斯。

不知是讨厌浪费时间，还是久违地踏上伊斯兰之地而燃起对基督教的信仰，法兰西国王路易给突尼斯“酋长”写去了一封信。

“如果阁下打算改信基督教，敝方备有为你做洗礼之人。敝人将带领10万士兵前去寻找阁下。”

突尼斯“酋长”的回信很快到达。

“敝人决定请阁下在战场上做洗礼。如果阁下的军队前来进攻突尼斯，敝方将杀死身在敝处‘浴场’的全体基督教徒。”

路易九世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应对，难掩困惑。他向西西里派出快船催促弟弟查理尽快出兵，同时催促他送来水和粮食。

但查理刚刚当上西西里王。西西里人对新王并无好感，不但征兵困难，就连水和粮食的采购也不尽人意。

在盛夏的太阳暴晒之下，这支不知人数几何的军队缺水少食，宿不择地。路易军队的状况逐日恶化，瘟疫开始流行。

进入8月，没能践约的查理得知路易卧病的消息。

查理加快了士兵的招募和补给物资的采购。查理和他的军队从西西里西岸特拉帕尼的港口出发，到迦太基登陆时已经是8月25日。

十字军远征时去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

没有人前来迎接查理。查理直奔路易的帐篷，但他看到的是哥哥刚刚断气的遗体。

在恶劣环境下病倒的不止国王一人。作为教皇代言人同行的主教和路易的一个儿子特里斯坦也丧了命。另一位王子菲利普则卧病不起。

生前被尊为广受尊敬的圣人死后，遗体要立即解剖，心脏要放在罐子里保存，留下骨头，身体的其他部分火化。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习惯。这个习惯于公元1300年被罗马教皇废止。但路易死于1270年，就连亲弟弟查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体被肢解。

有人报告，伊斯兰军队从突尼斯奔杀而来。查理急忙集合能打仗的士兵布阵迎敌。

伊斯兰军队与基督教军队激烈交锋，虽然各种不利情况接踵而来，战斗还是以基督教方的胜利告终。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两军面对面的会战都不是北非伊斯兰教徒的强项。这时，突尼斯“酋长”看到眼前的失败惊慌失措，急忙求和，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进入突尼斯城。作为代价，他将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基督教方面的西西里王查理、父亲去世后刚刚当上法兰西国王的菲利普，以及纳瓦拉国王特奥巴尔多三人与突尼斯“酋长”签署了协定。英格兰王子爱德华拒绝签字，这并不是因为他忠于十字军精神，而是因为只有他在分配战利品时被排除在外。

媾和的内容如下：

1.突尼斯“酋长”向国王们支付21万盎司金条。

2.今后5年，每年向西西里王支付30万枚拜占庭金币。

3.坚决承诺不向基督教徒居住之地进行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切攻击。

4.立即释放被收容在“浴场”里的全体基督教徒奴隶。

11月20日，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带着被解放的奴隶，离开旧迦太基。

时间已到11月下旬，地中海南部也完全进入了冬天。商船、渔船都已停止出海。然而，十字军的首脑中并无一人熟悉大海。

船队在接近西西里的特拉帕尼港时遭遇了冬季风暴，立即就有18艘船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眼前被海浪吞没。船上乘坐的4 000人与马匹武器一起葬身海底。

特拉帕尼居民动员了所有渔船、小艇前往救援即将沉没的船只，救起被船上抛下来的人，据说救援一直持续到天黑。

西西里王查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纳瓦拉国王和英格兰王子，还有路易九世和菲利普的王妃、路易的女儿纳瓦拉王妃都被救起，得以生还。

这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待身体恢复到能够长途旅行时都纷纷出发返回故乡。出发以前，国王们参拜了特拉帕尼教堂，庄严起誓，相约4年后的公元1274年7月22日，共同参加为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圣公墓教堂而组建的十字军。然而，到了那年那天，没有一位国王信守这个誓言。

回到西西里以后，在突尼斯染上瘟疫的人不断死亡。12月4日，纳瓦拉国王和王妃去世。纳瓦拉国王夫妇的遗体与从北非运回的路易九世的遗骨以及死于伊斯兰之地的王子特里斯坦的遗体一道，被葬于蒙雷阿莱大教堂。西西里王查理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参加了葬礼。所葬的遗骨和遗体都不完整。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护送父亲路易和弟弟特里斯坦的遗体回法兰西。他不想再尝海上风暴的滋味，归途选择了沿意大利半岛北上的陆路。途中，已有身孕的王妃从马上跌落而死。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不得不随着三具遗体回国。

抵达巴黎后，法兰西为路易九世举行了国葬。国王的心脏装在罐子里，一路风尘，此时终于被安葬在巴黎圣母院。

路易九世死后27年的公元1297年，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他列为圣人。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在历史上被称为“法兰西的圣路易”。

罗马市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其中一座的游客一定多于其他教堂。游客是为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杰作而来。现代的游客又有几人知道这座教堂是献给路易九世的呢？教堂进门后的左侧立着一尊全身雕像，身穿十字军铠甲，浪漫得如同梦境。人们来到这里欣赏把人类的真实嵌入画景的米开朗琪罗的画作，无关乎这里是做礼拜的地方。游客中可有人注意到圣路易吗？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进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时代终结于公元1291年。可是打着“圣战”旗号的海盗行为，却完全没有结束。十字军进攻了北非的海盗基地，从“浴场”救出不幸的人们，并让“酋长”誓言禁止海盗行径，但誓言没有得到遵守。

进入14世纪以后，十字军的狂热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也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种被称为“城镇”（comune）的自治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城镇”的主人是在土地上没有经济基础，只能把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当作武器的城市市民。这些都是小型城邦国家，但却在面向下一个世纪的重组过程中，萌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帷幕。萌生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巴勒莫的文艺复兴，将在逐渐成为金融圣地的佛罗伦萨开花结果。接力棒由皇帝交到了商人手中。

在意大利北部开始剧烈变动的同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维持着封建制，拥有土地的人是社会的实力人物。不论对法兰西系的安茹王族而言，还是对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而言，考虑到自己占据的最高宝座的安泰，持续维持这个制度将会好处多多。意大利南部与城镇自治体和城邦国家没有关系。

14世纪的意大利（城镇割据的世纪）

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合并的世纪）

意大利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首的阿马尔菲也成为这个变化时代的牺牲者，它衰退了。经济常常为商人所左右。土地所有者很少承担风险。如果听命于土地所有者，人们就无法发挥从事高风险事业时才会有的才能。无论在意大利南部还是在西西里，一直都有海港城市。然而在阿马尔菲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极走向海外这个意义上的海洋城市。

意大利的经济人

在这种形势之下，地中海北部与南部的对立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世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入了协定时代。

但北方的船只与南方的船只在地中海上完全不是友好地相向而过。从北面而来的是商船，自南面而来的是海盗船。以往，海盗是在防御薄弱的地方登陆，绑架居民，现在情况也不同了。

由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带头，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缔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

比萨共和国最早开始走这条路线。早在12世纪中叶，比萨就向突尼斯的“酋长”派出特使，缔结了协定。12世纪是十字军的鼎盛时期，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于尽量减少比萨船向巴勒斯坦运输人与物的航海障碍。

不过，如果把真实意图表露无遗，就建立不了外交关系。于是，比萨以在靠近北非沿岸的岛屿采集珊瑚为由，让“酋长”同意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贝贾亚开辟了两处比萨人居留区。在突尼斯，比萨还以保护居留区内比萨市民为由，取得了常驻领事的权力。领事隐蔽的任务，当然是收集包括海盗在内所有领域的情报。

13世纪以后，这种协定较前相比留下了更多的记载。

公元1230年，比萨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缔结了30年有效的协定，协定中载明了如下事项：

1.保证比萨市民及他们所运物资的安全以及在北非全境陆上和海上的贸易自由。

2.比萨市民有权在他们的商馆（fondaco）住宿并将商馆作为贸易基地。

3.确保常驻北非的比萨市民有一个教堂和一块墓地，以备不幸死亡时下葬之用。

4.只赋予比萨市民以进出口双重特权。

得知比萨缔结了这个协定，热那亚立即于当年向北非派出特使，与“酋长”缔结了几乎同样内容的协定。

第二年的公元1231年，一直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良好的西西里王腓力二世也重签了每15年须更新一次的协定。我们无从知晓这已是第几次更新。这个协定的内容也是让“酋长”承认西西里人的安全和贸易自由。当时西西里与北非之间已有互派使节的关系，西西里又不以贸易立国，所以协定中没有言及领事和专用商馆。至于教堂，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逆反儿认为根本用不着。

公元1236年，热那亚再次与突尼斯“酋长”更新了协定。6年前签订的协定尚在有效期内，只是在细节上重新斟酌，使之更加有利于本国。1250年，对协议内容再作修改后，双方又重签了协定。

公元1251年，威尼斯共和国已加入了这个市场。起步虽晚，但这是一个做事彻底的国家。以总督代表的资格派来的特使从突尼斯“酋长”那里得到了以下各项保证：

1.保证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及与威尼斯有合作关系地方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2.保证领事的常驻及延续。

3.保证威尼斯公民专用商馆的设立及延续。

4.以上权利不限于突尼斯，还适用于北非全境的海港城市和内陆城市。

第二年的公元125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市场。以前佛罗伦萨商人一直通过比萨进行贸易，现在也出来独立开拓市场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已经进入兴盛期，走向海外是这种情况自然的反映。佛罗伦萨与北非协定的内容和比萨与北非所签的基本相同。在此期间，比萨已数次更新了协定。

公元1265年。在长期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开始向南进攻。西班牙的“阿拉贡、马略卡、巴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王”出面与突尼斯“酋长”缔结了协定，内容如下：

1.承认西班牙商人在突尼斯港口的通商权。

2.节制突尼斯“酋长”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对西班牙基督教徒统治地区的海盗行动。

3.保证西班牙在突尼斯建立商馆和教堂的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下面这些条款。

“如果被突尼斯追赶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逃进阿拉贡国王领地的港口，保证领地公民不向该船提供任何帮助。”

要而言之，只要不是西班牙船只，你们尽可对其采取海盗行动。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还有腓力的西西里在与伊斯兰缔结的协定中所要求的都是本国公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其他国家的公民与我无关，不像西班牙国王那么露骨。不知什么原因，西班牙国王与“酋长”之间的协定，却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公元1323年更新的协定中，又增加了下面一项条款。

“海盗造成的损害，两国均须于3个月内申报。逾期不承担补偿义务。

“双方明确申明，即使领地公民被绑架或实施绑架之海盗被捕获，均不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国民被绑架也与国家间的外交没有关系。

总之，不论是十字军时代，还是因基督教方面的败退使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地中海世界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携手合作，一直保持着关系。各国与“酋长”之间的协定直到15世纪中叶，还在切实地持续更新着。

海盗为什么能够延续，前面各处对这个问题已有所叙述。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维持贸易关系，又是为了追求什么呢？

贸易商品

有出售的商品，还要有购买的商品，才能建立起贸易关系。并非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才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也是经济动物，虽然不像威尼斯那样彻头彻尾。

他们销往北非的商品虽因国家而异，但有下面一些相同名目。

木材，尤其是造船用的木材。中世纪的北非不但经常缺乏木材，也没有技术制作桅杆、桨和必须具有微妙曲线的造船建材，进口这些成品对北非更为合理。

布料，其中出口量较大的是帆布。帆，要求质地牢而轻。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制造的帆布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华丽的高级纺织品也用于出口。伊斯兰世界的上流人物也喜好华美的服饰，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上流人物并无二致。

武器装备。以半月刀为代表的武器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北非自己即可制造。而盔甲这样的武器装备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使用者的身体，要求结实轻便。这就需要能够制作薄而坚韧的钢铁片材的技术，意大利城邦国家拥有这种技术。可以说从事金融和手工业的人是构成意大利城邦国家的两大平民阶层。

工艺品。伊斯兰世界的东方明显受到波斯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拥有生产高超完美工艺品的技术。但是，东方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而北非却地处边缘。居住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自然不是波斯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也不再是阿拉伯人。北非伊斯兰教徒大半是身处罗马文明圈外的沙漠之民柏柏尔人，以及虽属罗马帝国之民但却总在圈外的摩尔人。这些人意欲购买意大利人运来的、自己不会做的意大利工艺品。

我们在此不讨论有关意大利人本质上所具有的美感，具有美感且有益的东西没有一定的量也不能成为贸易商品。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的市民在企业化生产以及产品的量产化方面，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在北欧也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自己却已遗忘，阿拉伯商人看到了它的作用，将它带到中近东。在沙漠上行走与在大海上航行的情形相似。

阿马尔菲商人通过阿拉伯人知道了指南针，他们最早把指南针改造为小型便携的罗盘出售。便携式罗盘转眼间便在意大利各地批量生产，不但意大利水手使用，还卖给阿拉伯人，这种做法令人佩服。

纸、玻璃和印刷术也都不是威尼斯人所发明，但却是在威尼斯投入了企业化生产。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后不到20年，威尼斯人便挺进出版业。又过了30年，威尼斯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

较之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时候不易写错，还有“零”的概念。比萨商人把阿拉伯数字带入欧洲。这种方便的数字很快风靡整个意大利，甚至有的威尼斯学校也用阿拉伯数字教育儿童。阿拉伯数字普及以后，在比萨去佛罗伦萨途中的城市普拉托，有一位商人发明了簿记，即刻受到威尼斯人的注意。他们不但引进了簿记，还完善成为复式簿记。采用复式簿记以后，商人们第一次得以全面掌握遍布各地的市场网络。簿记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如今谁都不会怀疑航海不能缺少海图。海图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但是，是比萨的水手首先画出了更准确、更细致、一张纸上包含更多信息的海图。比萨败给竞争对手热那亚，退出海洋城邦国家之后，威尼斯使这一技术企业化，绽放出更绚丽的花朵。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世，船员们没有威尼斯制的海图便不会出海。地图和海图是准确把握整体以及局部情况的最佳手段。

一叶知秋，意大利出口到北非的物资相当丰富。其中有若干在现代完全属于禁止出口的商品，当时罗马教皇也因为其有利于伊斯兰教徒而发出禁令，不准出口。不过，从不断发出这种禁令的情况来看，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把禁令当作了耳旁风。

那么，他们又从北非伊斯兰教徒那里采购了什么呢？

小麦和橄榄油，野兽的毛皮和椰枣。这些是当时北非的主要产品，只有这些可以出售。

然而如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也会说，意大利方面肯定会贸易顺差。如果贸易如此不均衡，既没有必要设置领事，也没有必要建立商馆。又是派驻领事，又是运营商馆，甚至还要维持居住区，意大利商人一定另有企图。

不错，他们的确另有目的，还不止一个。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很早就有了海洋法。在这方面，阿马尔菲是先驱者。阿马尔菲在11世纪就制定了通称为“阿马尔菲公文”（Tabura Amalfa）的文件，今天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了解这个文件的内容。

留有文字记录的第二名是诺曼王朝的西西里，一般认为文件制定于罗杰二世时代，也就是12世纪前半叶。

第三名是威尼斯共和国。文件制定于公元1223年，年代确凿。

热那亚共和国紧随其后，也制定了海洋法。比萨制定同样法律是在公元1233年。

但不论是威尼斯、热那亚，还是比萨，初次制定海洋法的时间都不是在13世纪前半叶。根据专业研究者的说法，上述年份是整理统合此前已有各种海洋法的年份。

这些海洋法规定细腻，包罗万象，为后世世界各国海洋法的范本。威尼斯共和国的海洋法最为完美。从船只大小到装运货物的品目、重量、运费、靠港费自不待言，还列入了与船只和航海有关的所有事宜。不了解威尼斯历史的人看了这些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不就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嘛！

海洋法明确了从船主、船长、高级船员到划桨手的权利与义务，还规定了即使对待遇等有所不满也严禁在航海过程中罢工，罢工被认为是一种怠工渎职行为。有关人员可以在航海结束后向海洋法庭起诉。海洋法庭是专门的司法机构，由航海经验丰富的第三者组成，审理诉讼。不过，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市民没有人毫无航海经验。即使是眼下为国家掌舵的元老院议员，年轻时也都是为商船掌舵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海洋法中载有保障从船长到划桨手所有船员身份的事项。定期支付确定的薪金自是当然，还保证了航海中因病不能出工时的薪金。对航海中死亡、受伤的人，船主负有支付规定额度补偿金的义务。在威尼斯，包括商船在内，所有加莱船均为国有，每次航行均须租赁，船主是共和国政府。国家也同样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这就是说，在海上“工作”时，如果遭到海盗袭击，船员被抓走带到北非，被“浴场”收容或被卖为奴隶，船主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负有支付赎金予以赎回的义务。海洋法中并没有如此写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扩大解释并付诸实行亦属合理。

有如此完善的海洋法，自然会出现完善的海上保险。要想保护船员，就必须保护负有保护船员义务的船主。

同时，航海中遭遇海盗船也是一个概率问题。派船出海更多的国家，遭遇海盗船的概率也更高。来自北非港口的海盗船看到对手强大便不会下手，因而配有护卫船队的帆船商船队较为安全。但是，若因货物廉价不派护卫船，这时的商船危险性会很高。

领事在港口、“浴场”和奴隶市场，通常都有情报收集网络。即使不是本国公民，如威尼斯，一旦得知发生与本国船员有关的事件，哪怕他只是居住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领事也都会立即采取行动。

领事首先会向当地“酋长”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反两国间所缔结协定的暴行。意大利人在实际处理方面是现实主义者。

要求释放俘虏的有效手段之一是用自己抓到的俘虏进行交换。但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不是海盗立国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俘虏可供交换。所以，这种手段只有在马耳他骑士团后来采取了与海盗同样的做法以后才得以使用。

于是，只有支付赎金这一种办法才能换取俘虏。但是，撒拉森海盗只袭击弱小者，不袭击比自己强大的人。海洋城邦国家的船员很少有人成为奴隶，因此赎买本国船员所需的费用达不到足以纠正贸易不平衡的程度。

那么，用什么来纠正贸易不平衡呢？

撒哈拉的黄金

用纯金或非常接近纯金的黄金铸造的金币有很高的价值。这种金币不是市场上通常使用的通货，但可以起到对发行国家经济实力、信用程度的计量作用。

金一直以来受到重视，原因是与银和铜相比，金绝对易于保存。我有两枚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金币，如今依然金光灿灿，简直想象不出这是2300年前的古代之物。如同2000年前古罗马皇帝们的奥里斯金币一样，黄金如果太多也会失去品位，拉丁语中的“aurum”（金），具有贵重、重要、阳光的意思，可以作为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象征。“黄金时代”一词中“黄金”的用法较之于“淘金热”中的“金”在意义表述上更为合适。

罗马的奥里斯金币在帝政时代比在共和政体时代更为普及，原因是帝政之后的罗马已把北非完全纳入了帝国的范围之内。如果只要少量的金，到处都可采到。但如果需要大量的金，就只有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地穿越撒哈拉沙漠运来非洲黄金了。

到中世纪的时代，非洲产的黄金已不再能进入欧洲。北非归属伊斯兰以后，欧洲通货就只有银币了。查理曼领有辽阔的欧洲地域，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因而被称为“大帝”。就连他用自己名字铸造的货币也是银币。罗马教廷发行的通货也是银币。欧洲能够开采到银。这个时代信用度高的金币只有伊斯兰世界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币面上只雕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字，伊斯兰人憎恶偶像。

13世纪以后，金币又回到了欧洲。

公元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佛罗伦萨共和国紧随其后，于第二年即公元1252年发行了名为“弗罗林”的金币。

到了公元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也开始发行名为“达克特”的金币。至于威尼斯为何落后于其他国家，请读者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这三个国家的金币都重3.5克。

第纳尔金币重量相同，威尼斯向伊斯兰金币发起了挑战。“弗罗林”只有18K金，而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则为24K金，纯度为0.997。这个重量和纯度一直保持到1797年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为止。

热那维诺金币（直径20毫米，3.5克，1252—1339年铸造）

达克特金币（直径20毫米，3.49克，1280—1289年铸造）

第纳尔金币（直径23毫米，2.36克，1252—1277年铸造）

优质的“达克特”金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国际通货。在欧洲，说起金币也必是“达克特”。我手头的金币是在开罗的跳蚤市场买的，金币边缘开了个小孔。金币为纯金所制，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便以金币来保存财产。他们在每枚金币上开个眼儿，用线穿起来保管。

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当时共和国总督的名字。我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路德维科·马宁的名字，他是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东方人依旧继续持有威尼斯的金币。

在基督教世界，13世纪以前也铸造金币。阿马尔菲就曾发行过叫作“塔里”的金币。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也曾发行过同名的金币。但这些金币的重量仅为1克强，也许是想使其价值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使用最多的“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

此外，腓力二世发行过名为“奥古斯塔尔”的著名金币。从名称上看，这种金币制造时明显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金币重5克以上，与其说其制造是为经济目的，不如说是因政治意图。

信用度高、持久性好，因而与经济振兴密切相关的金币，还有待于以经济立国的各意大利城邦国家发行。发行金币在“撒哈拉黄金”的进口得到保障以后才有可能。

从发掘于墓地的人骨调查得知，意大利居民的体格在中世纪前期突然衰退，中世纪后期才恢复到古罗马时代的水平。人们不禁会想到，这与金币重新流行的时间相吻合。

名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货币不是孤立存在的史料，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货币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最佳指标。”

撒哈拉黄金使意大利城邦国家与北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贸易达到平衡。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都在北非驻领事、设商馆，与“酋长”们不断更新协定。

不过，这个历史现象只与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人们相关。在同一时代，还有居住在意大利南部、与北非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群，这些人不受海洋法的保护，不能成为海上保险的对象，也与船员之间自古存在的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工会”（scuola）没有关系。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带来的和平，说得现代点就是“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是，罗马人并不认为和平与安全单靠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他国军队蹂躏就能实现。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不受盗贼、山贼、海盗等人类社会敌人的侵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和平与个人的安全。

为了明白地说明这种“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内容，我想在这里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六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卷末的一段插曲。

故事发生在波佐利，奥古斯都去世前不久周游拿波里湾时停靠在这里。一艘商船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到达，乘客和船员发现老皇帝正在附近停泊的船上休息。大家便从船上齐声向老皇帝欢呼，那情景宛如一场大合唱。

“拜您所赐，我们生活安康！”

“拜您所赐，我们旅行安全！”

“拜您所赐，我们享受着自由和平！”

不期而遇的人们献上的赞美之辞让年迈的奥古斯都龙颜大悦。他下令赐予他们每人40枚金币。但有个条件，要用金币购进物产销往其他地方。奥古斯都虽然老迈但仍是一个现实的人。只有人和物都自由地流通起来，才能提高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我在考察长年横行于中世纪地中海的海盗时注意到，被绑架的人中没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地位高的人和有钱的人。

我想原因很简单，地位高和有钱的人身边经常有大批护卫。中世纪中期开始，地位不高也不富有的人，只要他属于海洋城邦国家，即使被绑架也会很快获释。

随着时代的进步，海盗的目标越来越少。但在北非伊斯兰世界，海盗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海盗业人们就不能生存，因而海盗不能歇业。问题是把目标定在哪里、对准谁。

海盗决定袭击哪里、绑架谁的理由也很简单。

目标是防御薄弱的地方以及绑架后不会把事闹大的人。

如果掳走重要人物，就会立即成为大事件，当地统治者不得不出面打击海盗。这样，对力求避开强手的海盗来说，活动区域会越发狭小。因而海盗把目标锁定在了普通百姓。

那么选择哪里下手呢？当然会首选地中海沿海地区，但也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可以。尽可袭击能从海上到达的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海盗的视线渐渐集中于仍然残留着浓重封建制度的专制君主的领土。富于启蒙主义精神的专制君主会关心普通百姓的安全，而对其他领主而言，农民、渔民还不如他们所拥有的牛马。即使把他们绑架到北非当奴隶，非海运国家的统治者也不会为此勉强组成舰队，拼尽全力跑去解救回来。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会竭尽全力解救被绑架者，即使他们是老百姓，只要是本国人或是与本国合作的人都会如此。但他们的积极行动只限于与本国有关的人。与其他国家相关的情报到了领事手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请求，也不会采取解救行动。但各国似乎都把情报传给罗马教廷。基督教徒也是经济动物。

总之，没有地位、交不起赎金的普通百姓的悲惨状况从来没有改善过。

即使没有值得抢夺的金银财宝，海盗也会在你的眼皮底下抢走好不容易盼来收获的农产品。东西被抢走还算好，有时人也会被掳走。不论男女，一到适合劳动的年龄便会被掳走，好似专等着田里的收获一样。这就是生活在基督教势力不断南下的西班牙东海岸、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法兰西南部，以及西班牙系阿拉贡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普通百姓的实际情况。科西嘉和撒丁情况也是一样。热那亚和比萨一直在争夺这两个岛的领有权，但这两个国家是海洋城邦国家，没有足够的兵力保卫这两个岛屿的全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团体，他们都以拯救被绑架到北非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为目标。

一个是修士的组织，与神职有关，成立于公元1197年。

另一个由骑士组成，可谓是世俗团体，成立于公元1218年。

这两个团体都是超越国界的组织，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两个团体都由历代罗马教皇控制。教皇不是主宰者，而是支持者。

我在下面列举这两个团体的活动，有一点请读者注意，这就是这两个团体的成立时间。

公元1197年正好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期，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交锋，出手漂亮而被誉为十字军之花。公元1218年也正处在威尼斯唱主角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与腓力二世兵不血刃赢得圣地朝觐权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间。

这两个完全不依仗武力进行拯救活动的团体，与十字军是同时代的产物。

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是修士和骑士。前者挥舞的是印有十字的旗帜，后者挥舞的是宝剑。修士和骑士都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之下，以明确的形式参战。上帝之“所愿”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夺回圣地”。

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上帝之“所愿”不仅是夺回圣地，还包括拯救那些被掳到伊斯兰地盘上受苦的不幸的基督教徒，他们因为无权无钱而无望获释。这些人一直在坚持实施拯救他们的行动。

如果他们参加十字军，必定会在欧洲正史中留名，回国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颂，也会成为流行法兰西的众多歌唱十字军歌谣中的主人公。然而，他们抛弃了这一切，不断孤身冒险来往于敌境之中。当时，异教徒就是敌人。

下面我要叙述的，就是这些人和靠他们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故事。

“拯救修会”

这个修会的正式名称是“Ordo Santissima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以救济奴隶为目的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会)。

创始者是三位修士：生于法兰西普罗旺斯的约翰·杜·玛塔、法兰西王族成员菲利克斯·瓦卢瓦，以及瓦卢瓦的弟子、生于英格兰的约翰。

这个时代的欧洲，不仅热衷于十字军，各地也在竞相建造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并不缺乏宗教热情。可是，正如我在夺回圣地的章节中所述的那样，建造宏伟大教堂可以不惜重金，但救济可怜的基督教徒却并非如此。这三位修士建立修会后并没有立即行动。

时任罗马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出手，使得资金有了着落。教皇不仅承认这个修会是基督教会的正式组织，还为其筹备了持续的财源，以便修会的活动今后能够持续下去。

教皇在罗马七山之一西里欧山的一角为修会本部提供了地点，教皇还将从罗马城墙11座城门中的4座所收关税直接交给修会。在中世纪，任何城市都要向进入市内的物产征收关税。在罗马，关税缴纳给教皇，而其中的十一分之四成为“拯救修会”活动资金的基础。拜其所赐，这个团体成立两年后便很快地开始了活动。这实属特例。

历史教科书只把教皇英诺森三世写成了一位把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其实，他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人。他生长在罗马，成年后在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修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动向极其敏感。

腓力二世3岁就成为孤儿，是这位教皇将他培养起来，尽管教皇没有料到这位腓力后来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叛逆儿。

教皇很早就承认了圣方济各建立的方济各修会。刚建立的方济各会以贫与爱为座右铭，其会规在当时的基督教界是革命性的，如果教皇也参与反对大合唱，也许方济各和他的同志会被戴上异端的帽子，受到火刑。对全是年轻修士的方济各派而言，教皇的承认是比其他任何物质都更重要的帮助。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曾同意惹起争议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他还把阿尔维翁派定为异端，甚至强行建立基督教徒攻击基督教徒的十字军。这些事都已成为教科书的内容。但是，也是这位教皇从现实的角度支持了玛塔及其同志的“修会”。

“拯救修会”的创始者是法兰西人玛塔和英吉利人约翰，从他们去世的年份推算，创建修会时当在30岁上下。这两位也和圣方济各一样，代表了天主教会的一种新潮。

他们于公元1199年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行动。年迈的瓦卢瓦留在本部，玛塔和约翰二人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目的地定为摩洛哥。有情报说那里的“浴场”中收容了很多法兰西人。

教皇要即将出发的两个人带去几个摩尔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在做海盗时当了俘虏，被投进教廷监狱，可以用他们交换奴隶。“拯救修会”的记录里没有记载摩尔人的人数。修士是带着赎买奴隶的钱出发的，那些摩尔人的数量大概不足以交换奴隶。

教皇还托两位修士带信，嘱咐他们见到摩洛哥的苏丹曼苏尔时转交给他。这封信的内容是教皇劝苏丹改信基督教。

玛塔怀里还揣着另一封信，这是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写给摩洛哥苏丹的，要求保证修士在摩洛哥境内的通行安全。这是一张安全通行证，也就是今天的护照。两位修士带上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保障”出发了。

玛塔和约翰二人乘上雇来的船，离开了教廷领土上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港。从船长到船员都是老手，船箭也似地掠过摩洛哥的地中海沿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摩洛哥的大西洋一侧。他们登陆后直抵马拉喀什。在马拉喀什会见了统治当地的苏丹之子，通报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协助，并递交了教皇的亲笔信。

苏丹年轻的儿子读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来信立刻大笑起来。

在北非的伊斯兰世界，人们用希腊语直接称呼基督教神职人员，叫作“帕帕斯”。帕帕斯的头头罗马教皇就是“大帕帕斯”。英诺森三世的名声似乎也传到了摩洛哥，苏丹的儿子便没有把这位教皇劝诫改教的外交失礼行为当一回事，命令手下人为“大帕帕斯”要求的另一件事——赎买“拉基克”（raqiq）提供方便。

“拉基克”是北非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徒奴隶的称呼。

这是第一次行动，与对方交流不畅，对交涉的考虑和推进方式也都不同于基督教世界。此外，不仅要在马拉喀什，还要不辞辛劳地去内陆寻找奴隶。这次选择赎回奴隶的条件是须为法兰西人，且长期被迫为奴，体弱多病。

玛塔和约翰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赎买了186名奴隶。带去的资金只够赎回这些奴隶。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186人弄上船，离开了摩洛哥，向马赛驶去。途中遇到大风，他们被风吹到了西班牙西岸，落到了正在与卡斯蒂利亚王交战的摩尔人手中。

难道要让刚刚解放的“拉基克”再次沦为“拉基克”吗？玛塔豁出去了。他拼命向摩尔军的队长解释，他们正带着经摩洛哥苏丹许可而获得自由的人回国。摩尔人对“帕帕斯”的解释不以为然，但他们对苏丹很敏感。苏丹曼苏尔是著名武将，在摩洛哥以外也广为人知。

两位修士和186人得以重新上船，这次颇得风助，几天后便抵达了马赛。这186人回到没有任何可以恐惧的地方了。

这件事显示了修士约翰·杜·玛塔是一位罕见的组织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怜人的回归。

码头站满了群众，船在码头的正前方下锚。曾经的奴隶幽灵般地一个接一个下得船来。他们衰弱憔悴至极，头发胡须也从未修剪，手腕和脚踝上留着铁锁链勒出的红色印迹。这些人已被当作奴隶做牛做马十多年。

手里拿着打开的手铐的修士玛塔像

起初，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鸦雀无声。居住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兰西南部的人没有亲人不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群众中有几个人走近奴隶的队列问：在“浴场”有没有见到过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听说过名叫某某的人的消息？这时，全马赛教堂的钟声响起，接着挤满码头的群众欢声沸腾。

在玛塔和约翰的带领下，186名被解救的奴隶向马赛的大教堂走去，去感谢上帝。

过去的奴隶一定想尽早回到故乡拥抱亲人，但重要的仪式在等着他们。他们被带到巴黎，接受法兰西国王致辞欢迎，然后回家。

巴黎的夹道欢迎带来了巨大效果。这186名奴隶被绑架时没有成为“事件”，他们的回归却成为“事件”，这自然使得对“拯救基督教徒修会”的捐赠和志愿者人数激增。

5年后的1204年进行了第二次拯救行动。这5年的时间不是花在筹集资金上，而是用在了为提高拯救效率而进行的情报收集和完善组织的工作方面。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逐渐成为合作者，以后长期在背后支持着这个组织。在“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为了通商关系的顺利发展，已经与北非“酋长”缔结了协定，派驻了领事，运营着商馆，不便做损害这些关系的事情。

意大利人有着比当时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关于北非的情报。他们非公开地向进行拯救活动的修士提供这些情报。不论是在修士要去的“浴场”，还是在修士与奴隶管理者之间进行赎买交涉时，他们都不会在场。伊斯兰世界将这些事委托给第三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担任了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徒那里赎买基督教徒的中间人。

第二次拯救行动的目的地是突尼斯，目的是救出意大利人。

玛塔与苏格兰人威廉这两位修士春天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借着春天最后的北风南下，一路顺风。他们这次没有携带教皇的亲笔信。英诺森聪明机智，他肯定知道带信也不会有效果。从此以后，这些事就委托给了常驻北非主要港口的意大利领事和商人了。

这一时期的突尼斯处在摩洛哥苏丹的势力之下。修士认为，苏丹已同意解救奴隶，去突尼斯便可轻易成功。

的确，他们很容易地取得了突尼斯“酋长”的许可。然而，与摩洛哥苏丹的“同意”一起传来的还有修士为了赎买奴隶会不惜金钱的情报。

这样，带去了足够赎买200人的钱却只赎回了110人。以“酋长”为首，突尼斯“浴场”大幅提高了赎金。

两位修士不想空手而归，决定即便只能赎回110人也认了。但是，当他们二人为挑选这110人来到“浴场”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派惨景，恍若来到地狱。

蜷缩，不，被抛弃在坍塌墙壁下的全是已经年老不能再劳动的人，在劳役中因事故失去一只脚或一只手的划桨手，因长年的恶劣劳动条件和营养不良生病而不能劳动的人和长年在阳光强射下劳动丧失视力的盲人。年轻苏格兰人修士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几乎瘫软倒地。

只要不是相当狂热的基督教信徒谁都会发问：为什么在此之前不改信伊斯兰教呢？个中原因是伊斯兰教禁止让伊斯兰教徒当奴隶。改信了伊斯兰教，就不会做奴隶了。而且，伊斯兰教徒的使命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如果基督教徒改教，不就等于扩大了他们自己的“家”吗？

因而，实情很简单，伊斯兰方面不但没有强迫他们改教，甚至连劝说都没有。

伊斯兰教强迫改教的，只是那些要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去当兵打仗的人，那里正在进行着与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势力的战役。站在扩大“伊斯兰之家”最前线的“伊斯兰士兵”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此外，在做划桨手期间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船长或水手长的人也被强迫改教。向伊斯兰教徒下命令的人也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其他的人不如让他们继续做基督教徒更好。即使向“浴场”管理者支付一点使用费，使用奴隶也比使用伊斯兰教徒绝对便宜。

在被绑架的基督教徒中，女人几乎全部被迫改教。海盗只绑架年轻女子。伊斯兰教禁止教徒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不管是不是正式结婚，想要把她们作为家奴使用，就必须让她们抛弃基督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这是她们的命运。在“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强制收容所“浴场”中，几乎没有女性收容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不论条件何等残酷，仍然有人坚持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对中世纪老百姓的影响力，应该说是精神上的约束力非常之强，强大到我们这些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人们所无法想象。

而且，在一神教中，改教本身即不简单。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会被视为叛徒。而改教在基督教世界则并非如此就可了事。

公元1232年，罗马教廷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裁判信徒的信仰是否正确。这里不以异教徒为审判对象，审判对象是基督教徒，包括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徒。宗教裁判所后来成为西班牙和北欧愈演愈烈的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的地方。这是它的宿命。

在这个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再改回基督教的大门事实上是关闭的。即使改回来也会被怀疑是否真心。这种怀疑与被视为异端是一样的。

多神教的古代与一神教的中世纪之间的不同，在改教难度上也可见一斑。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能活下来，靠的是梦想终有一天会被救出的一线希望。我们不能责备这些人连改教这点智慧都没有。

面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哀求无论如何把自己带回家乡去死的可怜人，两位身着僧衣的修士要从中挑出110人，这比上帝的考验还要残酷。出生于普罗旺斯和苏格兰的这二位修士，硬是闭着眼睛做完了这项工作。他们要赶在“酋长”没有变卦之前让这些人上船，把他们带走。

从突尼斯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归途奇迹般地顺利。两位修士和110个奴隶在奥斯提亚上岸后受到了与在马赛同样的欢迎。然后他们立即分船，溯台伯河而上，到了罗马。

在罗马，道路两旁以及沿途房屋的窗户里都挤满了摇铃的人。这一行人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到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打破庄严肃穆的惯例，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

后来，二位修士被招进另外的房间，接受了教皇的询问。英诺森三世想知道所有的一切。玛塔说的下面这件事使教皇最为关心。

两位修士懂拉丁语，自然会说与拉丁语最接近的意大利语。他们说，听懂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人都是意大利人，但不会说标准意大利语。他们所说的意大利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几乎所有在“浴场”终其一生的不幸的基督教徒都是无权无钱的下层百姓。

教皇英诺森三世承诺，以后将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拯救修会”是超越国界的组织。罗马教廷也是超越国界的组织，其最高人物承诺继续支持，就保证有了强有力的支援者。

修士玛塔策划实施的先做出样子，再筹措资金的战略获得了完美成功。

亲眼看到同教教徒不幸身影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必须拯救这些人。捐款和志愿者申请纷至沓来。

玛塔认为钱多多益善。

伊斯兰方面已涨了价格。玛塔还想在各个“浴场”建立医院，其实是简单的治疗所。

“修会”决定在除罗马本部之外，在欧洲各地开设分部。按现代国别，开设分部的地方有如下国家和地区：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在意大利只有总部设在罗马，而中部和南部以外的地方由海洋城邦国家暗中运作。

在欧洲历史上以十字军为代表的这个时代，“修会”以拯救基督教徒为目的，其活动这时走上了正轨。玛塔战术巧妙，他不仅依靠国王和君主的援助，也没有轻视所谓“草根”的支持。他在每座教堂里都放置了一个指针已坏无法使用的罗盘，哪怕只是直径只有10厘米的便携罗盘。弥撒结束后，信徒们总会向里面投入一些银币和铜币。这也是他让人们保持易逝的同情心的一种策略。

公元1209年发起了第三次拯救行动，目的地是突尼斯。约翰和托马斯两位修士前往，两人都出身于英格兰。

他们春天从奥斯提亚港出发，顺利抵达突尼斯，成功赎买了394名不幸者。尽管伊斯兰方面涨了价，他们还是赎买了这么多人，可见筹集了很多捐款。赎回的人几乎都是意大利南部各地的被绑架者。

然而，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没有料到的障碍。

修士托马斯让全体人员上船后心里松懈下来，似乎忘记了“修会”对“酋长”的承诺，居然在突尼斯中央广场上布道，赞美基督教的教义。

“酋长”虽然许可修士花钱赎买基督教徒，但却没有认可他们向伊斯兰教徒布道，传教受到禁止。这在伊斯兰世界百姓皆知。于是“酋长”震怒，派兵前来。士兵尚未到达，广场上的人们就先动了手。托马斯饱尝了他们的老拳。

幸运的是他们未被投入监狱。两位修士赶紧走人，与394人一起离开了突尼斯港。归途一帆风顺。他们在奥斯提亚港上岸后去了罗马，照例在市民的夹道欢呼声中，列队来到位于西里欧山的修会本部，然后各自回自己的故乡。

这次的宣传效果也很大，“修会”随即筹集到了足够立即再赴北非的捐款。

当年实行了第四次拯救行动。这次仍从奥斯提亚出发去突尼斯。前往的修士也依然是上一次的约翰和托马斯。

他们航行顺利，但在突尼斯登陆后遇到了麻烦。两位修士甚至未被允许进入突尼斯城。在发誓严格遵守“酋长”提出的“不准向伊斯兰教徒说一句有关基督教的话”之后，他们才好不容易进入城内。

这次，他们用带来的钱赎回了240人。在带这些人去港口的路上，有个人告诉修士，突尼斯有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少年与父母一同被海盗绑架，不久父母去世，少年被拉到奴隶市场上出卖。一个撒拉森有钱人买了他，逼他改信伊斯兰教，做他的娈童。这事在“浴场”里尽人皆知。

修士约翰下决心救出这位少年。约翰身上英格兰人坚持原则的性格似乎久已形成。他把240人登船的事情交给同事托马斯，自己亲赴突尼斯“酋长”处，当面要求释放这位少年。

“酋长”没有拒绝，告诉他说，主人似乎很在意这位少年，赎回恐怕要花大价钱。有附加值的商品价格就高，这是市场的逻辑。出售奴隶收入的五分之一要进“酋长”的腰包。赎买奴隶价格的五分之一也要进“酋长”腰包。要求支付附加价值，自己的腰包也会相应增收。

然而，即使根据市场逻辑，修士也已一文不名。于是约翰说，先确定赎回少年的价格，把少年带回去。在罗马送来这笔钱之前，自己留在主人这里当人质。

“酋长”嘴上说“你疯啦”，但还是让人叫来少年的主人，对这个伊斯兰教徒问道：“你接受站在这里的这位‘帕帕斯’的建议吗？”他还说，如果听说“帕帕斯”在这里当人质，罗马的“大帕帕斯”不会弃之不顾，少年的赎金一定会付到。

修士约翰年纪轻轻，金发碧眼，是个英格兰帅哥。

但少年的主人看到约翰毫不动心，回答说不打算卖掉少年。

“酋长”听了他的话大发雷霆。他愤怒的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将被毁掉。他命令少年的主人把少年带来。少年被带来后，他又严厉地命令交出少年，让“帕帕斯”带走。

修士约翰打算把一切托付给同僚托马斯，于是请求“酋长”给他做这些事的时间。他带着少年向港口走去。

然而，主人并没有断念。他企图夺回少年，埋伏在去港口的路上，向赶来的修士挥起了宝剑。如果没有人前来助阵，英格兰人会被杀死。在伊斯兰世界，杀死异教徒不算犯罪。

这时，碰巧有个伊斯兰教徒路过，单看外表就知道他是个富人。这人命令随从按住了冲动的主人。

修士很感激，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人听后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相当于“酋长”确定钱数的银币交给主人，并告诉修士，可以在下次来突尼斯时连本带利归还他这笔钱。

大概这位人物与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有生意关系。尽快且足额地付款是意大利商人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时的铁则。利息制度也已很完善。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债年利5%，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

船只载着连同少年在内的241人和两位修士启航。船在出港后遇到强风，漂向马耳他岛。不过，此后的航行顺利，他们在奥斯提亚平安上岸。他们照例列队接受欢迎，领到了足够的食物和衣物，伤病也得到了治疗，然后各自回故乡去。少年的故事似乎引起了同情，教皇英诺森三世把这位孤儿带进了教皇的宫殿，为他安排今后无忧的人生。

公元1210年5月，玛塔和苏格兰人修士威廉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从那里乘船前往突尼斯。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带回不幸者。这次约翰·杜·玛塔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建设他念念不忘的“浴场”医院。为此，他只能去求突尼斯“酋长”。他们还带了两名医师同行。

哪里会有医师呢？说来令人感到意外。当时医术先进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而撒拉森海盗在这里为害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意大利南部无论何事都会两极分化，在极尽奢华的大教堂旁边，麇集着穷人歪歪倒倒的房屋，这情景并不罕见。

意大利南部靠近拿波里的萨莱诺有欧洲最早创立的最古老的医学校。

该校创立的时期不详。研究者中有的说它创始于7世纪，也有的主张创始于9世纪。但该校10世纪时就确已存在，到11世纪已向整个欧洲的宫廷和修道院输送毕业生了。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萨莱诺创立医学校。不过，11世纪以后，萨莱诺医学校得到了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历代国王的有力支持。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王朝领土的北部。

萨莱诺也是一个濒临大海的海港城市。港口流通的不仅是物产，也有人员。一种新的文明，无论内部有多么强大的后援，如果没有外部的即异物的刺激是不会产生的。

另外，医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宗教的影响过于强大，就有可能阻碍它按其自身规律成长。萨莱诺医学校非常幸运，诺曼—霍亨斯陶芬的国王们采取了使其与罗马教皇保持距离的政策。与意大利南部的另一个培养医师的地方卡西诺山修道院相比，萨莱诺医学校宗教色彩不浓，很适合做俗世的医师培养机构。

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萨莱诺医学校当初是由意大利、希腊、阿拉伯和犹太的四位医学家联合创建的，因而教科书有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书籍。教师、学生当然不会同时懂得四门语言，但大概有不少人懂得两种语言，学校规模不大，互相翻译一下也足以应付。医学是实践科学，基本靠观察。教科书即使用阿拉伯语写成，也一定不会有太大障碍，因为这种阿拉伯语有着古希腊、古罗马、犹太以及吸收了这些精华的波斯而来的传承。萨莱诺医学校特别重视临床医学。

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毕业证书上有所有国家的人名。仅我所调查的范围，意大利人自不待言，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匈牙利人，从名字上看，明显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还流传着学校有女学生的说法。

卡西诺山的医师学校附属于修道院，仅限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人。而同时代的萨莱诺医学校，则不分人种和宗教，至少在其鼎盛时期完全没有这种差别。

萨莱诺医学校难道不也像西西里—阿拉伯模式开花结果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一样，是地中海世界的奇迹吗？不正是这点点滴滴在各地萌芽的奇迹汇集起来，形成滚滚洪流，掀起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中世纪的帷幕吗？

地中海西部及其周边

修士玛塔为建医院可能招募了萨莱诺医学校的毕业生，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不过，要设立医院就需要医师。玛塔的“修会”所设立的“浴场”医院也并非只有突尼斯一家。

公元1210年春，玛塔肩负着开设这种医院的任务来到突尼斯。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向那位好心的突尼斯人连本带利归还去年修士约翰所借的钱，然后立即前往“酋长”居住的城市，请求同意开设医院。

“酋长”同意开设医院，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认为，基督教徒奴隶恢复了健康，就可以让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浴场”一角修建医院，被收容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

玛塔从罗马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带来了许多填充着麦秸的垫褥。他们从被收容者中选出合适的人，让这些人做助手和护士的工作。治疗和教育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们表情逐渐开朗，恢复了元气。“酋长”可能了解了这些情况，还同意了玛塔在“浴场”内建教堂的请求。也许“酋长”认为，如果奴隶们精神安定，就可以更好地劳动。如果建了教堂就要派主教常驻。于是玛塔询问“酋长”是否可以派驻主教。“酋长”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在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不仅有与宗教无关的医师常驻，甚至有基督教的主教常驻。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居留区的教堂，经常会有乘商船而来的神父举行弥撒。这便是后来在伊斯兰世界也经常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渊源。

伊斯兰世界对此事的反应耐人寻味。扩大“伊斯兰之家”在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人眼里是最重要的事业。“圣战”是实现的手段，同时被视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然而对他们来说，经济也不能忽视，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行贸易立国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功地与伊斯兰世界维持着关系，大概只是因为经济这一点吧。在经济面前，教皇颁布的禁令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并非一切顺利。在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并未停止南下，成为守势的伊斯兰势力对基督教的憎恶似乎也蔓延到了北非。这时，伊斯兰教徒就会把经济置于脑后，爆发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抗和敌意。

每当此时，“浴场”里“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待遇就会恶化，对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海盗行为也会激化。气氛险恶，但修会的拯救行动仍在继续。

这种针对基督教徒的狂热敌意经常爆发，玛塔自己也体验过多次。有一年发生过这样的事。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像往常一样带着赎回的人去港口，遭到一伙手执半月刀的暴徒的袭击。已经赎回的奴隶又被扔进“浴场”。

玛塔手上负伤，脸上流着血。他就这样找到“酋长”控诉。“酋长”冷冷地答道，想带走他们就得支付双倍的钱。

玛塔已身无分文。半夜以后，有人轻轻敲响了玛塔住的房门。玛塔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身披黑色披风的男人，问道：“您是玛塔修士吗？”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玛塔一只皮囊，转身离去。皮囊里装着玛塔急需数量的银币！

玛塔用这些钱把不幸的人们再次带出“浴场”。暴徒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改变了战术。

他们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船只，扯掉了所有的帆，折断了好几根桨。

奴隶们对茫然的玛塔说道：宁沉海底不回“浴场”，不论发生什么事，绝不回“浴场”。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脱下身上的披风，挂上桅杆。奴隶们用手紧紧拉住披风下端，做成了一张帆。甲板的木板也被拆下用作船桨。

满身疮痍的船出港了，把暴徒甩在码头，这些人在那里手舞半月刀，嘴里叫骂着“没有信仰的狗”。上帝吹来了顺风，披风做帆的船只顺利抵达了奥斯提亚。

教廷正式宣告，圣母马利亚深夜造访，留下了装有银币的皮囊。

不过，玛塔知道真相。那是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贸易商人知道玛塔的困境后，秘密筹集了银币。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身穿黑色披风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他拿来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金币流通有限，容易暴露出处，而银币流通广泛，暴露的危险较低。

约翰·杜·玛塔于公元1213年去世。他所创立的“拯救修会”从1199年第一次拯救行动到他去世前一年的1212年这13年间，成功救出的人数总计达到7 000人。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修会在存续的500年中，救出的人数达到50万人。创立者玛塔去世50年之后，1262年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想想法兰西国王路易，他的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两度失败，教皇给玛塔这个待遇就是极其当然的事了。

玛塔去世后,“拯救修会”也一直坚持活动。这意味着，北非海盗没有停止绑架基督教徒的行径。看一看仍在进行拯救行动的1480年，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不是文艺复兴这朵文明之花在佛罗伦萨绽放的时代吗？一方面是波提切利描绘的《春》给人以生的欢乐，另一方面却有人在异教徒的国度当奴隶受苦受难。这也是一个例证，证明历史并不是平衡发展的。

既然现实如此，修会分支发展到遍布地中海沿岸港口，也是理所当然。在这些分支中，举其要者就有以下这些：

西班牙西部的巴塞罗那、托尔托萨；法兰西南部的马赛；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中部的里窝那，它取代了衰退的比萨；还有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和西西里的巴勒莫。

在整个地中海拥有分支方便于出港前往北非。不仅突尼斯有“浴场”，阿尔及尔以及北非地中海沿海主要港口也都有。这些分支的任务不仅在于筹集捐款，还包括收集情报。关于北非“浴场”的情报，可以通过意大利城邦国家的领事和商人了解，但地中海此岸失踪者的情报只能靠各地的分支收集。

建在罗马西里欧山上的修会附属医院墙上，有一幅相传为玛塔让人制作的镶嵌画留存至今。画中的基督端坐中央，被铁锁链铐着双脚的白人和黑人分立两旁，感谢基督使他们恢复自由。

如果有人看了这幅画认为玛塔的“修会”致力于解放奴隶而不问肤色，因而是600多年后基于尊重人权理念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先驱，那就错了。

中世纪与现代不同，非洲黑人是不能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被绑架的基督教女人与摩尔男人生下的混血儿肌肤黝黑，这些孩子几乎都被卖为奴隶。在“浴场”的收容者中混杂着看似欧洲人的黑皮肤男人。

描绘基督与两个奴隶的镶嵌画（1213年前后）

是否生为基督教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救被收容在“浴场”中，特别是那些能够判明身份，其家庭和亲属也无力支付赎金的人。这是玛塔及其“修会”拯救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方针，即使在玛塔死后也长期坚持未变。

“拯救修会”长年坚持，成功救出了为数众多的不幸者。这只是非国家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活动，令人惊叹。然而，有得必有失。这样的活动使北非海盗认为绑架有利可图，不能用作奴隶的人也能转化为钱。

结果，海盗的袭击一如既往。西欧的海军力量比伊斯兰更占优势，但海盗仍未绝迹，其原因就在于此。不怕无物可抢，抢到人便可赚钱。

但是，在任何出于善意的活动中都会发生类似的矛盾。问题只是有矛盾还要不要坚持。玛塔“拯救修会”选择了坚持。另一个设立于20年之后的拯救团体，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他们也选择了坚持。这个组织不像玛塔和他的同志那样由神职人员组成，而是由骑士这一世俗身份的人组成。

“拯救骑士团”

“骑士团”是中世纪独特的组织之一，与十字军一同诞生。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保卫领土和朝觐的基督教徒不受伊斯兰教徒的袭击，“骑士团”应运而生，其设立集中于十字军时代的初期。从欧洲去中东路途遥远，朝觐者到达后极度疲惫。也有骑士团以帮助朝觐者获得休息和治疗为目的，与保卫工作并举。

在这些“骑士团”中，当时颇具实力且在历史上也很重要的骑士团名称和建立年份如下：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1024年

“圣葛斯默·达弥盎骑士团” 1118年

“圣殿（圣墓）骑士团” 1174年

“条顿（德意志贵族）骑士团” 1191年

不过，这个时期诞生的“骑士团”并非仅以中东为活动舞台。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前期很早便被伊斯兰化了。随着中世纪的演进，基督教开始了夺回运动。以西班牙人为主，组成了许多骑士团，担任了这一运动的先锋。伊斯兰教徒被他们视为敌人，这也与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样。即使与伊斯兰作战的地点不在东方而在欧洲，对参加骑士团的人而言，这无疑也是十字军作战。

“圣本笃·戴维斯骑士团” 1162年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 1158年

“圣雅可布之剑骑士团” 1175年

“阿尔坎塔拉骑士团” 1178年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 1218年

这些中世纪的骑士团正如其名称明确表示的那样，都是以剑，即以武力对付伊斯兰的组织。只有“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武力之外也从事医疗业务。但医疗毕竟是它的副业，实际情况请读者参阅我以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记》一书。伊斯兰势力采取攻势把这个骑士团逼到了罗得岛，人称“罗得骑士团”。它后来又被赶出罗得岛，把根据地移到了马耳他岛，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本书下卷会叙述马耳他岛时代骑士团的情况，这个骑士团是盔甲重于白衣。

以伊比利亚半岛为舞台的西班牙系骑士团，其军事性质并未变化。伊斯兰教徒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但同时代的基督教徒也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圣经》”。

在这些骑士团中，只有“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情况特别。他们也是骑士，也同样对付伊斯兰教徒，但却一直采用非军事手段。

他们是骑士团，也遵循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士团相同的规矩。

即使是骑士团，他们也和修道院一样，要承担作为圣巴西略、圣本笃，稍后是圣方济各修士的义务。他们遵循的规则是终生独身，没有私人财产，生活朴素，以服从为美德，把一切献给上帝和基督。

修士仅被称为“修道士”（monaco），而他们则被称为“修道骑士”（monaco cavaliere）。与修道院一样，骑士团也须经罗马教皇认可才具有正当性。因而骑士团直属罗马教皇，不归世俗君主及其领地的主教管辖。

生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骑士圣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18年建立了“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他恐怕，不，几乎肯定是受到了玛塔“拯救修会”的影响。由于创立者是西班牙人，骑士团正式名称也是西班牙语，叫作“Real y Militar Orden de la Mercede para la Redenciōn de Cautivos”。阿拉贡王朝支持着骑士团，所以名称前面冠以“Real”。这个名称的直译大约是“以赎买奴隶为目的而建立的皇家骑士团”，但我们还将沿用意译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名称。尽管都是骑士，但他们使用的手段最终却是钱，而不是武器。

骑士诺拉斯科拯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

他们与玛塔的“修会”在性质上稍有不同。骑士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认为，当然可以把自己作为人质，以解决预料之外的事件。

“骑士团”起初的活动资金是团员变卖资产的收益和阿拉贡国王赐予的资金。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都属于具有实力而富有的封建领主阶级。不过，他们在与伊斯兰教徒的战斗中，选择了与本阶级其他人不同的道路。

公元1222年，骑士团建立4年之后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他们立即开始行动。目的地是阿尔及尔，这里是北非海盗巢窟的集中之地，与突尼斯不相上下。

骑士团带去了阿拉贡国王给阿尔及尔“酋长”的亲笔信。可能是这封信的作用，第一次拯救行动成功赎回了160人，他们回到了巴塞罗那港。阿尔及尔的卡塔洛尼亚商人收集的情报也帮了诺拉斯科的忙。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继承了先辈“拯救修会”的做法，先向公众展示赎回的不幸者，然后募集捐款。统治阶级子弟发起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募集到了来自其他富有阶层和普通百姓的捐款和志愿者。

第二次拯救行动也顺利达到目的。问题出在1225年的第三次行动。那年，根据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罗尼亚商人的情报，骑士团决定出海。加泰罗尼亚商人认为被绑架而来、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基督教徒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在奴隶市场上出售，消失在买主的深宅大院。把无偿的爱献给女人也是中世纪骑士的义务之一。年轻的诺拉斯科和另一位骑士古埃尔默不能听之任之。

他们离开巴塞罗那向阿尔及尔进发，一到达就立即开始了赎买交涉。对方说，在家庭劳动的奴隶不是收容在“浴场”的人，交涉前要支付定金。于是，两位骑士只能先付定金再开始交涉。这次救赎的对象不仅是女人，还有因她们不情愿的非婚关系而出生，不知生父的孩子。诺拉斯科乐观地认为可以赎回249人。

交涉好不容易就要完成的时候，对方突然涨价，还声称没有收到定金，逼迫他们要么按照要求付钱，要么走人。

绝望的诺拉斯科无法抑制愤怒，他给阿拉贡国王写信，在信中说：“跟这帮人有理讲不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都做不到，遑论谈论道理。”

然而，不幸的女人和孩子们就在眼前。他们向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罗尼亚商人借用不足的钱款。可商人的答复模棱两可，不知是不能还是不愿借。这些商人在异教之地做生意，他们不想与当地人为敌也情有可原。

骑士没有退缩。在与古埃尔默商量之后，诺拉斯科提出了另外的解决方案。先从这里带回249人，不足的钱款待抵达巴塞罗那港后交给加泰罗尼亚商人，收到钱款之前把骑士古埃尔默留在这里做人质。对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阿尔及尔，人们也知道基督教徒遵守承诺。

就这样，船只载着249个女人和孩子离开阿尔及尔，回到了巴塞罗那。只有诺拉斯科一人没有参加阿拉贡国王也出席的欢迎仪式。他变卖了家产，正在四处筹钱。他将筹来的钱款交给了加泰罗尼亚商人，古埃尔默恢复了自由。

过了3年，1228年拯救行动目的地也是阿尔及尔。途中在海上遭遇了以马略卡岛为根据地的海盗船的袭击。带去的钱款遭到洗劫，船长和船员的个人物品也被抢劫一空。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被掳走。这样，即使去了阿尔及尔也达不到目的，他们只好返回了巴塞罗那。

伊斯兰教徒海盗认为在公海上掠夺是他们当然的权利。在其意识中，公海、领海没有区别，只要不被驱赶就一切自由。“拯救骑士团”虽有资金租船，却无钱雇船护航。他们毕竟是骑士。“拯救修会”出海时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拯救骑士团”的骑士们又能依靠谁呢？靠每个人的勇气吗？他们是骑士，手里却从来没有武器，也没有盔甲，不带随从。

1228年，他们遭遇海盗，被抢动劫之后只能返回。在巴塞罗那，他们计划年内再次前往北非。两位本会产生恐惧的骑士再次志愿参加了即将启程的拯救行动。

这次没有遇到海盗，赎回了290名奴隶。他们到阿尔及尔的“浴场”，倾尽所带资金，从被收容的人中间赎回了290人。

骑士应该坚强，但“浴场”里的惨状还是让两位骑士震惊不已。监督基督教徒的摩尔人没有任何理由，不，他们有“没有信仰的狗”这个漂亮的理由，动辄毒打基督教徒奴隶，用粗棍棒把他们打翻在地。奴隶躲不开，因为他们的脚踝，有的人还有手腕都被沉重的铁锁链铐住。

奴隶们被从“浴场”押到劳役场地，带着铁锁链的响声走过街道，这已经成为早晚时分阿尔及尔司空见惯的风景。遇到奴隶队列的小孩都会向被牵着前行的奴隶投掷石块，嘴上骂着“鲁米”、“狗”这些辱骂基督教徒的词语。

“拯救骑士团”的两位骑士甚至丧失了出港返回的勇气，他们不忍留下那些未被挑中而绝望的人们。他们决定，无论如何至少带回10个病魔缠身、受到虐待的基督教徒。可是，钱已分文不剩。两位骑士中的一位提出留下做人质直到10个人的钱款送到为止。对方也相信了钱款数日后便会送到的话。另一位骑士带着挑好的290人和另外的10人出发了。

然而，不曾想筹集这10个人的费用竟花去了许多时日。约定的日子已到，却不见钱款送来。伊斯兰方面暴怒。留下当人质的骑士被拉出来游街，被骂成是“拿撒勒[7]狗”。游街后骑士被剃光胡须。在伊斯兰世界，男人没有胡须就不被视为男子汉。因为“浴场”管理人的阻止，骑士才未被情绪激昂的群众杀死。管理人对前来拯救奴隶的修士已经十分熟悉，知道一旦杀掉修士，钱款就拿不到了。

幸运的是，虽有延误，钱款还是到了。伯尔纳多·德·科尔多巴骑士终于回到了巴塞罗那。

根据“拯救骑士团”的记载，这是第九次拯救行动。果若如此，从1222年开始到1228年的6年间，拯救行动共有9次。骑士们个个都是良家子弟，精力充沛，体格强健，年轻有为。

但是，数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使诺拉斯科遭到伊斯兰教徒的愤恨。

一位叫作特蕾莎的西班牙贵族的女儿与阿拉贡国王订了婚。为了结婚，她从所居住的罗马一路迤逦，来到巴塞罗那。然而，国王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已经选择与匈牙利国王的女儿结婚。

特蕾莎当然生气，声称不想在巴塞罗那多待一天，一定要回罗马。她不听路途危险的忠告，决意从巴塞罗那出发从海路回罗马。

想想当时地中海西部的状况就能预料，她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连同行的弟弟一起被带到了阿尔及尔。

因为是年轻男女，他们没有被直接送往“浴场”，而是在奴隶市场出售之前暂时被留置在一个人家。他们在那里邂逅了诺拉斯科。这个时候的诺拉斯科正在践行“拯救骑士团”的老办法——为了尽量多地赎回不幸者，自己留下做人质，被留置在“浴场”监视人的家中，等钱款送到。他不是奴隶，可以在阿尔及尔市内自由行动。

诺拉斯科一眼就看出了特蕾莎的身份。他们毕竟都属于阿拉贡王国的望族人家。诺拉斯科向特蕾莎耳语道，不能暴露身份。一旦得知她是贵族的女儿、国王的妃子，伊斯兰教徒索要的赎金必定会高得惊人。被留置的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特蕾莎已成不了王妃，她现在的主人海盗船船长也不知道这一点。

诺拉斯科封住了特蕾莎的口之后，先到加泰罗尼亚商人那里去借钱，然后拿着借来的钱去见船长。海盗船的船长在地中海世界被称为“raīs”。诺拉斯科向这位船长请求用这些钱赎买那位年轻女子和她的弟弟。船长也许是想尽快得到钱，接受了请求。

然而，在船长手下当甲板长的人是抛弃了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在海上抓住特蕾莎的弟弟时就觉得眼熟。他向船长告发了特蕾莎姐弟的真实身份，说他们二人不是西班牙百姓，而是有钱的贵族。

船长大为光火，痛打了拿着钱再次前来的诺拉斯科。如果不是同行而来的奴隶贩子拉架，他差点就被杀掉。在伊斯兰世界，奴隶贩子也知道送钱而来的诺拉斯科的价值。伊斯兰商人的经济感觉救了诺拉斯科。特蕾莎见状决定孤注一掷，碰碰运气。

既然贵族女儿的身份已经暴露，她也就不再否认。她甚至谎称自己将要成为阿拉贡王妃，并向船长提出了一个他从没想过的建议，该建议涉及常乘坐这条船的犹太商人。

她的方案是，如果用犹太商人的船把自己和弟弟送回西班牙，她将在那里支付巨款。船长和犹太商人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大概相信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发财机会。可是，犹太商人被独吞巨款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当天深夜悄悄让特蕾莎姐弟二人上了船，径直起航走了。

第二天早晨，船长不见了二人，便向阿尔及尔“酋长”申诉，说这一切都是诺拉斯科的阴谋。其实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犹太商人的谋划。但“酋长”深信基督教徒欺骗了伊斯兰教徒，大发雷霆，把诺拉斯科投入牢狱，对他说，不把与那两人身份相符的赎金送来，就休想出去！

这时，连诺拉斯科也绝望了。他只能横躺在满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牢里，忍受着身上的伤痛，心想顺利逃走的姐弟二人根本不会专门来送巨款。

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一天，地牢的门被打开，进来的是“拯救骑士团”伙伴之一的彼得·阿美利奥，他带来了特蕾莎交来的巨款和一封信，信上写了从逃脱到抵达巴塞罗那的全过程。从狱卒把信抢走交给“酋长”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是犹太商人搞的名堂。

“酋长”下令释放诺拉斯科，允许他回国。“酋长”也深知诺拉斯科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意就是生意，有钱能使鬼推磨。

诺拉斯科回到巴塞罗那，没有休息，很快投入到下一次拯救行动的准备之中。他与一位同志再度出发前往阿尔及尔。但他们在途中遭遇海盗，带去的钱全被抢光，两位骑士也被押到了阿尔及尔。他们携带的由阿拉贡国王签发的安全通行申请书被海盗扔进大海，两位骑士被当成普通人，沦为奴隶。

到了阿尔及尔，诺拉斯科立即去求海盗船长，对他说：放我回西班牙，我会带来两人的赎金，另外一人可以留下当人质。

船长问道，为什么你自己不留下来呢？诺拉斯科回答，我能更快地筹到钱。然而，这位船长似乎不是“酋长”那样能听得懂话，即有经济头脑的伊斯兰教徒。他用充满讽刺的口吻对诺拉斯科说，给你一艘无帆无桨的小船，你还要回去吗？诺拉斯科接受了这个挑战。

阿尔及尔港和突尼斯都是马格里布（北非西半部）的重要港口，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大船进进出出，码头上也有许多伊斯兰船员和商人，非常热闹，还有很多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教奴隶在装卸货物。

诺拉斯科一个人上了没有桅杆没有桨的小船。码头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认为这是疯狂的行为。

诺拉斯科坐在小船中间，开始用两手划水。用手划水，小船只能缓缓前行。但他没有停歇，一点点靠近了码头的出入口。

刚出码头，诺拉斯科便忽地站起，叉开双腿，伸展双手，手指紧紧抓住穿在身上的披风衣襟，披风成了风帆。当时不论是修士还是骑士，男人都会穿披风。

基督教徒们不由地停下手头的活计看着诺拉斯科。在他们眼里，诺拉斯科的身影无疑就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伊斯兰教徒可能也会想起基督教徒奴隶用木板做的十字架，钉在上面的耶稣基督垂着头颅。不管遭遇多么残酷，基督徒却决不放弃十字架。

根据“骑士团”的记载，诺拉斯科数日后到达巴伦西亚的海滨。这是奇迹，一个神助的奇迹。

“拯救骑士团”此后也一直在诺拉斯科的率领下坚持活动。从建立时起到发生这件事的6年间，他们成功地实施了30次拯救行动。骑士们再年轻，也只能平均每年实施5次拯救行动。救出的人数，每次平均200人，6年间总数也达到了6 000人。这些可怜的人恢复了自由，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56年去世。他在坚持拯救行动38年以后，离开了人世。

死后410年，他也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修士玛塔在死后50年时被列为圣人。我想，个中原因不仅在于玛塔和他的同志都是修士。玛塔的“拯救修会”在创立者死后，仍然顽强执着地坚持着拯救行动，尽管救出的人数不多。而诺拉斯科“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却有起伏。

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骑士团”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实际关照，财源得到保障。另外，他们在全欧洲的所有教堂中都放置了旧罗盘，下了许多功夫，使大众广泛投入到拯救基督教徒奴隶的运动之中。

还有，“骑士团”是具有强烈个性的诺拉斯科为统帅的西班牙骑士所建立，并延续到他去世的组织。“骑士团”在诺拉斯科死后失去了领袖，活动中断长达37年。公元1293年重新活动之后，骑士的性质没变，但集合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各地前来的志愿者，强化了“无国界骑士团”的性质。这恐怕才是为不用武力拯救人质运动奉献一生的圣彼得·诺拉斯科梦寐以求的事。

我想在这里讲讲“拯救骑士团”从西班牙扩展到欧洲以后的几个故事。在异教地盘上进行活动的艰难程度与以前别无二致。而且非常不幸，随着时代的演进，无国界行动又受到国家间对抗的波及，而只想劫人越货的海盗行径却没有停止。

公元1293年，“拯救骑士团”重新开始行动。但此时时机不好。1270年法兰西王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目的地不是中东，而是北非的突尼斯。时间过了20年，北非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恶感一直没有好转。

那年，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从巴塞罗那出发。他们刚到外海，就遭遇了海盗。了解海盗情况的船长选择了逃跑，返回巴塞罗那港。两位骑士只好另外雇船。

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突尼斯，获得“酋长”同意交涉的许可。但这位“酋长”并非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摩尔人，原本是奴隶的儿子，后来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被纯粹的伊斯兰教徒称为弃教者、叛教者，一直有自卑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认为，只有比伊斯兰教徒更加残酷地对待基督教徒，才能挽回改教者的名声。这位“酋长”就是其中之一人，虽然同意交涉，却又找理由取消。

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在希腊商人家借了一个房间开始交涉。希腊商人眼红二人带来的钱财，向“酋长”告发这两人是间谍。“酋长”派兵搜查，在两位骑士的随身行李中发现了突尼斯市区地图。

骑士解释那是为外出寻找奴隶时用的，但解释不起任何作用。常驻突尼斯的意大利各国领事和商人为骑士辩护，“酋长”也置若罔闻。两位骑士被宣判为西班牙阿拉贡国王或拿波里安茹国王的间谍，处以死刑。

热那亚骑士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被群众用乱石砸死。法兰西骑士被从突尼斯城墙上倒栽葱推下摔死。二人带来的赎金被希腊商人和“酋长”平分。“拯救骑士团”第64次拯救行动未能成功。

7年后的公元1300年，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成功进行了第67次拯救行动，从突尼斯带回了228人。

公元1302年，第69次拯救行动又获成功，带回218人，目的地也是突尼斯。

1306年，生于佛罗伦萨的名为诺维洛的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一同前往阿尔及尔。“酋长”先同意了，但看到诺维洛已年迈，又改变了主意。“酋长”不但以定金的名义收取了赎金，还把诺维洛投入监狱。佛罗伦萨人没有挺过牢里悲惨的日子。他是死于牢狱还是被杀，情况不详。我们所能知道的确切情况是诺维洛死了，同行的另一位骑士好不容易才回国。这就是第73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在同一年，法兰西人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也实施了拯救行动，地点是博纳，即现在阿尔及利亚东端的安纳巴（Annaba），当时以海盗出海港闻名。他们得到了当地“酋长”的同意，付完了将要带回的108人的赎金。就在这时，他们见到了借房附近住着的一位年轻西班牙女人。她被绑架来后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做了买主的小妾。法兰西骑士向女人说教，说要把她赎回去，她应该在故乡开始新生活。已经对人生绝望的女人动了心。这事被主人发觉。

在伊斯兰地盘上不论对谁说基督教教义都被坚决禁止。“酋长”接到主人申诉，将法兰西骑士投入地牢。白天与其他基督教徒奴隶一样，在采石场干重活。

消息传到“拯救骑士团”总部所在地巴塞罗那，一年后惊动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派出特使，与博纳的“酋长”交涉放人。交涉成功，但条件不详。第二年，已经付了赎金的108人和法兰西骑士回到了巴塞罗那港。这就是第74次拯救行动的结果。这位法兰西骑士名叫迭戈，一年多来，在残酷的环境下身心俱损，回来后不久便去世了。

偶尔也会发生夹着笑话的插曲。公元1317年春，十字军运动偃旗息鼓，意大利骑士亚历山德罗一行二人从巴伦西亚港出发前往突尼斯。他们也雇了犹太人，“骑士团”以前拯救基督教徒行动一直雇用他们。亚历山德罗告诉中间人伊斯梅尔说，要优先挑选“浴场”收容者中有病的人。于是按照这个条件进行了挑选，赎买的交涉也已结束。

这时，这位犹太人说，我家也有一个生病的奴隶，请把他也买走吧。意大利骑士决定先到伊斯梅尔家去看看这个奴隶。

只看了一眼，亚历山德罗便哑然无语。这个奴隶不仅病重，而且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他断断续续地向自己国家的骑士诉说，死也要死在意大利，不能死在异教的土地上。

既然是“拯救骑士团”的一员，就不能把这话当作耳旁风。但骑士已身无一文。于是亚历山德罗说，这个奴隶的赎金送到以前，自己留下来当人质。

生病的奴隶在一旁听到这话样子大变。踏上故乡土地的愿望给了他力量。趴在地上的他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

犹太人伊斯梅尔见状大惊。他问亚历山德罗：难道你能创造奇迹吗？意大利骑士回答说：如果说这就是奇迹的话，那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创造的。犹太人还是说：“基督？胡说！很久以前他在耶路撒冷被处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奇迹啊？”

亚历山德罗骑士便把基督教义耐心地说给这位犹太教徒听。伊斯梅尔完全感动了，竟说也要改信基督教，改教后去巴伦西亚，做一个基督教徒生活下去。

但是，“酋长”只给被赎买的奴隶和两位骑士发了出港许可。于是，亚历山德罗对伊斯梅尔说，以索要自家已恢复健康的奴隶的赎金为由和他们一起走。伊斯梅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说不但自己和家属要上自己的船一块儿走，为了骗过码头的官员，让骑士也上自己的船。两人说定了这事。

未曾料到，在伊斯梅尔家干活儿的摩尔人佣人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酋长”。

“酋长”派出的贝都因人警备队到达码头时，两艘船都已起航了。载着奴隶的船已到港外，犹太人的船载着骑士尚在港内。骑士亚历山德罗只能看着船只远去，自己却被抓住，押到了“酋长”面前。

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哪怕是向犹太教徒说教基督教义也被禁止。“酋长”以违反此条之罪判处骑士火刑。

意大利骑士被绑在广场中央的柱子上，周围挤满了群众。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点燃。群众不断向人体火柱投掷石块。傍晚开始下雨，那火终于被雨浇灭。

夜半过后，几个从“浴场”偷跑出来的奴隶走近焦黑的柴炭堆捡拾尸骨，回到“浴场”分给大家，每人一片，用绳子拴好，当作圣物挂在颈上。这是第84次拯救行动的结局。

公元1350年，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二位骑士把阿尔及尔确定为拯救行动的目的地。进展一切顺利。船只满载着近200名赎回的奴隶准备出港，这时人们发现，一个拿波里女子不见了踪迹。这人年纪轻轻就被绑架到这里，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来和许多女人一样做了买主的妻子。即将出发时，她对回故乡在基督教世界生活生出了恐惧。二位骑士只得撇下这女人出发了。这是第112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类似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整个拯救北非基督教徒的活动中，罕有成功救回女人的例子。

这期间，不论是玛塔的“修会”还是诺拉斯科创立的“骑士团”都在坚持活动，从未停止。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舞台都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城市，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北非从西向东的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现在的安纳巴）、突尼斯、的黎波里等都是海港城市，也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收容绑架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规模大，收容奴隶的数量也多。拯救行动也只能集中在这些海盗集中的地方。

第二，这些城市的“酋长”都已经适应了这两个组织的拯救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懂得经济方面的理由。拯救行动没有当地“酋长”（相当于总督）的许可就不能成功。常驻当地的欧洲领事和商人提供的情报也是进行拯救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北非

第三，是治安方面的原因。在北非伊斯兰世界，“酋长”的影响力也只限于沿海地方，一旦进入内陆，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贝都因人为首的盗贼团伙横行霸道。内陆地区也有基督教徒奴隶，尽管人数比沿海地方少。不过，进入内陆地区寻找奴隶，即使是伊斯兰教徒也有危险，更何况基督教徒。第166次“骑士团”的拯救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公元1430年，两位生于托斯卡纳的骑士深入内陆寻找奴隶。他们把赎金装在皮囊里放上驴背，顶着灼热的太阳，徒步离开了突尼斯。

可是，旅程不到一个星期便结束了。跟踪而来的贝都因盗贼夜里袭击了骑士，抢走了他们所带的一切，把两人绑在岩石上，用乱箭射杀他们。突尼斯“酋长”把他们被秃鹰啄食得狼藉不堪的遗体交给了佛罗伦萨的领事。

另外还有人虽未遇害却被盗贼作为奴隶，10年后才好不容易回国。也许是因为“拯救骑士团”的成员都是骑士，与修士的“拯救修士会”相比，同样的拯救行动却更富波澜。下面介绍的插曲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有一年，深入突尼斯内陆的法兰西骑士在行进途中遇到一个人，没有戴脚镣但戴着铁制项圈，一眼便知是一个“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这人上了年纪，衣衫褴褛，可能是饥饿的原因，他脚步蹒跚。骑士问道：“你是谁？”

老人用意大利语回答：“我生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在一个沿海小村当教士。有一次，海盗来袭，我被绑架卖身给这附近的村民当奴隶，也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老人继续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一大早就干搬石头的活儿，但什么都还没有吃。”

年迈的意大利人一边嚼着递过来的面包一边说：“现在是撒拉森人的斋月。进入斋月，他们不吃东西，也不给我们吃东西。可是，太阳落山后他们吃饱喝足，却只给我面包和水。”

骑士心生怜悯，但要向前赶路，便说一起进村给他买食物。老人却回答说：“那怎么行！耽误了活计我会被主人毒打。”骑士说下次来一定把你赎回去。说完心情黯然地与老人分别。然而，赎买老人的机会不会再来，这位法兰西骑士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在内陆地区，欧洲人还是很惹眼的。村里有人看见他给老奴隶面包，和老奴隶说话。其中一个人向突尼斯“酋长”告发。

虽然“酋长”同意了法兰西骑士的拯救行动，也只好把他关进监狱。“酋长”并未打算判他死刑。有传言说有几个年轻人不知在哪里得到许可，去牢里给骑士送食物，骑士与年轻人说了话，“酋长”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这五位年轻人是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学习的学生，在附近海边游玩时遭到海盗袭击，被带到了突尼斯。这类事情在海盗横行的当时并不稀罕。

他们被带到船上就开始遭到拳打脚踢。这五个人都意识到，等待自己的命运只有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或去“浴场”。毕竟是学生，他们很快寻找打开局面的途径。在命运尚未向不幸的方向转舵之前，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抵达突尼斯港口时，海盗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五人被安排在伊斯兰教导师那里从头学习《古兰经》，然后被迫与柏柏尔族女人结婚生子，每周五去清真寺，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活了下来。他们都还年轻，得知法兰西骑士被投入监狱之后便以送面包为由接近他。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青年在坦言了他们的情况之后问道：“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法兰西骑士回答道：“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回到祖国，就必须忏悔自己抛弃基督教义之罪，必须在伊斯兰教徒的面前声明回到基督身边，哪怕这样做对你们意味着死亡……”

听到狱卒的报告，“酋长”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五个年轻人被禁止出入监狱。伊斯兰社会严禁基督教的布教行为。“酋长”没有对骑士处以在广场中央执行火刑，而是减少牢里的食物，让他渐渐衰弱而死。就这样，法兰西骑士被杀害了，好像是自然死亡。

“酋长”选择这样的屠杀方式，是因为这个时期正与拿波里有些交涉，而拿波里处在法兰西安茹王朝统治之下，他不想把法兰西骑士之死搞得沸沸扬扬。无国界是“拯救骑士团”活动的理念，有时也并非与国家间的事务毫无关系。

这是15世纪中叶的故事。在佛罗伦萨，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期，“骑士团”成功地进行了第185次到第195次共计11次拯救行动，帮助3 000多不幸的人们恢复了“人的尊严”。

与此同一时期，有一位骑士被置留北非10年以上，后来终于回国。他留下了对下面问题的回答。这位骑士也是在前往北非进行拯救行动时，遭到海盗袭击被俘，所带的安全通行证无效而被卖为奴隶，被强迫干重体力活。后来他终于回到祖国。

“请你谈谈被囚禁在巴尔贝利亚（北非西部）的人们的真实状态。”

“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长期以来，我也是一直按照买我的主人的命令从事重体力劳动，从荒地上搬走石头，开荒种地，在采石场凿石运走。我的体格和体力都不适合这种重体力劳动。干活稍慢一些，主人就会发怒，每次都会辱骂我，对我拳打脚踢，还经常用鞭子抽我。

“能暂时在‘酋长’奥特曼身边干活就是我的幸运了。每当想到没有我这样运气的人靠什么信念活下来，我就会黯然伤心。”

奥特曼“酋长”让这位骑士在宫殿里干活儿，是因为中世纪后期，欧洲进入了各国重组的时代，伊斯兰世界也开始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需要懂得其语言的优秀官僚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工作几年之后就可以让骑士如愿回国，可见奥特曼“酋长”也是一位富有外交感觉的人。“拯救骑士团”在欧洲已是家喻户晓，其中的一位骑士回国，一定会给西欧各国留下良好印象。

即使这位骑士已经讨厌再看到伊斯兰世界，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他。但是，在上述谈话后的第二年，这位骑士却又去了阿尔及尔。他要充分利用“酋长”表示的好意。这第185次拯救行动带回来的是300多名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老百姓。

第195次拯救行动进行于公元1480年。以往对于“修会”和“骑士团”活动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年爆发出来。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两个拯救团体的活动使北非海盗意识到赚取赎金的效用。他们竭力寻找、袭击防守薄弱的地方。只要绑来人就行，即使付不出赎金，也会有“修会”和“骑士团”替他们支付。

第二，支付赎金赎买的做法导致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伊斯兰世界更加富裕。

于是，时任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公布废除令，废除了历代教皇一直承认的减轻向这两个团体捐款者罪责的特赦令。

当年9月，“骑士团”的两位西班牙骑士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人数锐减至56人。失去了教皇的特赦，募集捐款不再顺利。

翌年开春，冰雪消融，“拯救骑士团”的代表路易斯·德·罗斯里奥斯赶赴罗马。他带着前一年9月救出的56人直接与教皇谈判。

“这些人生活在无法想象人类能够生存的悲惨境地之中，仅靠要回故乡的希望才活了下来。在北非，光是有名的‘浴场’里就有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突尼斯等多处，里面都塞满了基督教徒。他们被残酷地对待，做着重体力劳动。有谁一旦不能劳动了，他只能等死。”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只能收回成命。他甚至还向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统治者们和领有拿波里、西西里的阿拉贡国王写去亲笔信，请求他们向这两个团体进行资金援助。罗马教廷自然也不例外。两个团体得以再度募集到捐款，重新开始拯救行动。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好坏两重意义上，都是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典型代表。梵蒂冈美术馆吸引游客最多的“西斯廷教堂”(Capella Sistina)就是他建造的，教堂名称意为“西斯图的教堂”。这位教皇邀请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佩鲁吉诺以及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画家在教堂里左右各画了一幅壁画。天穹和正面是后来米开朗琪罗所画。这位教皇迈出了用古代和文艺复兴的杰作创造梵蒂冈美术馆的第一步。然而，颁布废止捐款特赦令又收回成命的也是这位教皇。

15世纪后半叶之后，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席卷佛罗伦萨，也波及到了罗马，而拯救被绑架的不幸基督教徒的行动也仍在继续。就在达·芬奇挥舞画笔、米开朗琪罗挑战大理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在地中海不远的对岸还有“浴场”，还有很多不幸的人被锁链锁着，被强制劳动。就在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穹壁画同一年的公元1513年，“拯救骑士团”从突尼斯成功救回200人。

公元1779年，这个骑士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拯救行动。10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但还有需要拯救的基督教徒奴隶。

“拯救骑士团”成立于1218年，从1222年进行第一次拯救行动开始，其活动整整持续了557年之久。这期间，他们实施了344次拯救行动，平均一年半多一点儿一次。

较之“修士会”，“骑士团”留下了相当多的史料，较易追溯其活动。但我们仍不可能准确掌握救出的总人数。每次救出的人数不到100人时，很多就不做记录了。“修会”也同样如此。因此，我认为还不能轻易否定有些研究者主张的“修士会”和“骑士团”合计救出的总人数达到百万人的说法。不管怎样，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持续了500至600年之久。另外，在此期间，在拯救行动过程中殒命的修士和骑士也不计其数。

这两个团体都彻底贯彻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只拯救那些因无地位而国家不出援手，因无钱财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他们救出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名人便证实了这一点。坚守铁一般的原则长达500年以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彻底。

唯一的名人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他于公元1571年参加了黎凡特海战，一只手被打成残废，在回故乡西班牙的途中被海盗掳走。他在阿尔及尔的“浴场”过了两年的奴隶生活。28岁的塞万提斯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未成功，双手双脚被套上镣铐，成为重点监视对象。他被“拯救修士会”赎回，恢复了自由。《堂·吉诃德》是他被赎回以后创作的，这位为世界文学增光添彩的塞万提斯，当时不过是个无名的可怜人，是一个被“修士会”和“骑士团”作为拯救对象的普通百姓。

“浴场”是收容伊斯兰教徒称为“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地方。这是一种什么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我所知，没有一本书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想象描述。这是一个在市内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古罗马时代公众浴场的废墟呢？罗马人建造的大型建筑中还有斗兽场和圆形竞技场，但一般都在市外。市内的大型建筑只有以广场为中心的古罗马广场和公众浴场。

伊斯兰教徒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有更强的卫生观念，并不把洗澡视为罪恶。但是，要使用罗马式大浴场，却不是只要有建筑物就能办到的。首先，为给大浴场供水，水道必须能用。供水之外，燃料和人员的组织也不可或缺。在所有方面不形成组织，罗马式大浴场便不能发挥作用。

伊斯兰教徒在罗马帝国东部也修复并使用罗马时代的浴场，但不是全部。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北非，就连部分恢复使用也未做到。这些罗马时代的大浴场虽成废墟还剩屋顶，伊斯兰教徒是不是把这里作为收容奴隶的强制收容所了呢？

有这种“浴场”的海港城市几乎都是罗马时代就有的城市。只要是城市，古罗马人都会在那里建设公众浴场。

现代辞书只解释说强制收容所称为浴场，但那称呼不是自古就有，而是沿用中世纪伊斯兰社会对强制收容所的称呼。古代罗马人那么喜欢洗澡，用艺术作品装饰大众浴场，使之成为“百姓的宫殿”。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这样的古罗马人会把收容俘虏和奴隶的地方称作“浴场”。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在现代，地中海已经没有海盗出没了。海盗何时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呢？

那是公元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兰西殖民地以后的事。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兰西人征服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为了标榜全面消除反对《人权宣言》的海盗业，而是为了将其作为本国的殖民地。不过从结果上看，事实是以法兰西为首的西欧各国殖民北非之后，地中海终于摆脱了海盗的威胁，从我们叙述至此的时代之后一直到19世纪前半叶，海盗始终出没于地中海。

海盗既然是社会现象之一，也就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简而言之，绿底白色的月牙转变成了红底白色的月牙。

[7] 拿撒勒（Nazareth），又译纳匝勒，基督教圣城之一，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北部。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利亚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译者注。

年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田建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498-1

Ⅰ.①罗…Ⅱ.①盐…②田…③田…Ⅲ.①地中海区-中世纪史Ⅳ.①K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980号

Roma-nakiato no Chityuukai-sekai (1)（2）

Copyright © 2008，2009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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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田建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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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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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册）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田建华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拜托读者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挺进爱琴海

海盗·新时代

教廷海军

挺进伊奥尼亚海

挺进西地中海

海盗库尔特格尔

教皇美第奇

“神圣同盟”

保罗·维托里

热那亚的大海汉子

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年轻的掌权者们

教皇克莱蒙特

犹太人西纳姆

海盗“红胡子”

安德烈亚·多里亚

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攻占突尼斯

弗朗索瓦与卡洛斯

法兰西—奥斯曼同盟

抗奥联合舰队

普雷韦扎海战

海盗图尔古特

远征阿尔及尔

威尼斯的“情报战”

变成国宝的红胡子

海盗之子

图尔古特回归

马耳他骑士团

“杰尔巴屠杀”

海盗产业

海盗乌尔齐·阿里

圣斯德望骑士团

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马耳他攻防记

“马耳他之鹰”

攻防开始

图尔古特的到来

以眼还眼

防守成功

奥斯曼与威尼斯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

通往黎凡特之路

塞浦路斯攻防战

建立联合舰队

黎凡特海战

黎凡特之后

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后宫中的威尼斯女人

骑士与海盗

地中海世界的夕暮

附录一 因民族而异的海盗对策

附录二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年表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历史也会发生强震。毋庸讳言，这样的强震伴随着大量的破坏和杀戮，对人类社会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事件。然而，强震在另一方面却有着正面效果。那就是痛击那些不论是由于精神懈怠还是出于无知而一直拒绝直视时代变化的人们，强迫他们睁开眼睛。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发生于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就是这样一次强震。

也许会有许多人反唇相讥。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拜占庭帝国走向灭亡，这是国际政治，普通百姓却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错，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历史上的大事件，但这与居住在地中海沿岸饱受北非海盗之苦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二者看似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是由深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不仅见于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在21世纪的现代，也能随时随地举出例子。我甚至想，如果从这里切入，也许可以写出意味深长的人类历史作品……

如果效仿地震学家收集过去预兆的做法，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但在200年前已可见其端倪。

说到这里，我们只能承认，蒙古人是中世纪地震的始作俑者。给急速扩张后迅速繁荣的伊斯兰世界带来强震的也是从东方来袭的蒙古人。公元1258年，巴格达遭到蒙古军的猛攻而陷落。

巴格达在波斯语中是“神赐都城”之意。伊斯兰势力入侵流淌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便放弃了以前一直认为最适合统治者建都的泰西封，在稍远的地方新建了纯粹的伊斯兰都城——巴格达。神赐都城中的“神”不是别的，而是安拉。

不难想象，自公元762年建都以来，巴格达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就是一个特别的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很多希腊人和波斯人所建的城市并不相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巴格达，这座城市表现出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与波斯人的文明幸福结合的成果。

这座城市500年后在蒙古人面前屈服了。在所有伊斯兰教徒眼中，蒙古人被视为瘟神并不奇怪。1258年巴格达陷落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便不断西移，远离了蒙古人所在的东方。

赛尔柱突厥帝国把首都设在了小亚细亚中央的科尼亚。取而代之登上伊斯兰世界盟主宝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把首都迁到了布尔萨。布尔萨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马尔马拉海已在近前，只要能出海，距离君士坦丁堡就只有一步之遥。以马尔马拉海为界，东边为亚细亚，西边为欧罗巴。伊斯兰世界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开花结果于美索不达米亚，现在越来越把它的中心移向了欧洲。

到了14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土耳其进而吞并了位于欧亚边缘的布尔萨。入侵欧洲的土耳其军队征服了色雷斯，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也纳入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首都迁到了位于色雷斯的城市埃迪尔内。

顺便说一句，“君士坦丁堡”在日本沿用的是英语读音，大约是因为英语在日本更为普及。但它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希腊语读音“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大帝之都”。罗马帝国后期皇帝君士坦丁被尊称为“大帝”，这里是他所建之城，因而得名。

“埃迪尔内”是按土耳其式发音，希腊语原名是“Hadrianopolis”（哈德良之都），因为它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哈德良建起的城市。

这两座城市的古名到了中世纪发生了变化。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人留下的史料最多。这一时期从头至尾，以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主的意大利通商城市国家都与地中海世界东部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关系。基督教的核心——教廷也在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不得不在宗教方面关注着伊斯兰世界的动向。因此，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座城市在欧洲人中间最为普及的称呼是意大利语式发音的希腊名称“Constantinopolis”和“Hadrianopolis”。

不过，这些地方归入土耳其的统治以后，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只是把以前的名称以土耳其的发音念出而已。于是，起源于古罗马的这两座城市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名称沿用下来。这两座城市在5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属于土耳其，这些名称也就延续至今。

城市名称的变迁不单是叫法在此时此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东方民族已经蚕食到曾为世界霸主的罗马帝国皇帝们所建的城市。哈德良堡于公元1362年改称为埃迪尔内，这座城市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它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势力的东西夹击。

地震学家这时可能已经发出警告：岩浆可能随时喷发！喷发口当然就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专程前往欧洲，面对自己过去一直鄙视的罗马教皇和西欧君侯们，请求派遣援军抵抗土耳其进攻。

了解地中海世界东部的人都能看到，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已是风中残烛。奥斯曼已经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再乐观的人也能看到这个完美的包围圈。

然而就在这时，奥斯曼面前出现了拦路虎。这拦路虎不是拜占庭帝国，也不是欧洲的基督教势力，前来挑战的又是蒙古人。

公元1402年，由勇将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入侵小亚细亚中部，东方伊斯兰教徒视这支军队为洪水猛兽。奥斯曼为躲避帖木儿不断西迁，虽然首都移到了欧洲，但领国的主体却还在亚洲。一旦小亚细亚蒙古化，奥斯曼土耳其将面临存亡危险。

苏丹亲率10万奥斯曼大军从首都埃迪尔内出发，经过君士坦丁堡附近向东挺进。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居民以为大军冲着自己而来，好几天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10万奥斯曼军队不过是为了迎战帖木儿的蒙古军路过而已。

蒙古与奥斯曼在小亚细亚安卡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奥斯曼军大败，苏丹被俘。这一惨状实际证明了迄今伊斯兰教徒中最能打仗、力量最强的奥斯曼军也不是蒙古军的对手。10万士兵大部分当场被杀，只有少数士兵逃脱，能逃回首都埃迪尔内的少得可怜。奥斯曼士兵向以残忍闻名，但蒙古兵的凶悍远在其上。

失去了苏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了立国以来首次毁灭性的失败，奥斯曼宫廷惊慌失措，立即陷入内讧，根本无法重振败军。国家濒临崩溃，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及其周边（此后地图中所画的“—”线表示罗马时代铺设的道路）

在东方称霸是靠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以不消灭周边国家为条件，让这些国家出钱出人，即强制支付高额的年贡和提供战争所需兵力这两点来实现的。蒙古军打败了奥斯曼，剥夺了它的“霸权”。奥斯曼彻底败给帖木儿以后，以前一直向奥斯曼进贡的国家也不再支付年贡。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纷纷摆出一副年贡与己无关的面孔，远离了奥斯曼。拜占庭帝国也不例外。前番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赴欧洲，请求派兵对付奥斯曼，这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认为风雨飘摇的本国命运时来运转。安卡拉会战后仅三年，帖木儿亡故。蒙古帝国在他死后急剧衰退，奥斯曼以后，拜占庭帝国不必再惧怕来自蒙古的威胁。中近东进入到一种很久未曾有过的安定状态。

让周边国家安心度日的时间不过20年。奥斯曼深知军事力量是国家的基础，开始从毁灭中点点滴滴但却扎扎实实地着手重建。20年是重建奥斯曼军队所需的时间。15世纪的前四分之一过去了，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又回到了向奥斯曼缴纳年贡的状态。也就是说，到1425年，奥斯曼已经恢复元气，可以随时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军，终结其千年的历史。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苏丹穆拉德生于1404年，即蒙古军大败奥斯曼军的两年之后。他成长的岁月正是大败后的奥斯曼军队为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的时期。他成年时，奥斯曼军队已完成再建。穆拉德亲眼看着重建的军队艰辛长大，自然会谨慎使用这支再次强大起来的军队。他年轻时也曾尝试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见其并非易事便立即撤退，在以后的30年中再未一试。

穆拉德选择把重建的奥斯曼军用于稳定对重回奥斯曼霸权之下各国的统治，而非大规模的侵略行动。穆拉德在位30年，奥斯曼帝国一直坚持这条路线。真想称其为“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地享受着这种状态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穿越时光隧道，来到15世纪中叶的君士坦丁堡，采访一下走在大街上的希腊裔居民和欧洲来的商人，我想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奥斯曼眼下大概会持续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已经没有理由非要灭掉拜占庭帝国了，它只剩下首都及其周边地方。维持帝国的现状对奥斯曼并无不利。这时的君士坦丁堡对任何国家的商人来说只是一个理想的自由港，此外什么都不是。奥斯曼也充分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带来的利益。土耳其民族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行政上都具有相当的才能，但却不是经商民族。

穆拉德的接班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出生于1432年，成长于奥斯曼军队重建后的时期。这位年轻人年方19就成了苏丹，是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如果要问没有他历史会不会转向？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

奥斯曼宰相（大维齐尔）卡里尔·帕夏向往苏丹穆拉德的“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不遗余力地协助苏丹实现这种理想。根据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运作最佳的威尼斯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情报，卡里尔·帕夏被认为是奥斯曼宫廷里亲西欧、亲拜占庭派的代表人物，颇得苏丹穆拉德的信赖。苏丹不但重用富于卓越平衡感的卡里尔为宰相，还把自己儿子——下任苏丹的培养重任交给了他。这位父亲让儿子称卡里尔为“老师”，尽管卡里尔是他的臣下。

父亲去世后刚登上苏丹宝座的穆罕默德二世让卡里尔·帕夏留任宰相职务。威尼斯“谍报机构”看到这种情况，甚至向本国报告奥斯曼将延续以往的外交。然而，西欧首屈一指的谍报机构也不知道，此后不久，奥斯曼深宫内发生了一件事。

新苏丹即位一年之后，1452年的一天深夜，穆罕默德二世着人传唤宰相。卡里尔·帕夏在迎候他的黑奴陪伴下出现了。他一定对此时的紧急召见感到疑窦重重，但还是守着被主人召唤时的臣子之礼，用银盆装满了金币带来献给主人。

穆罕默德二世穿着宫廷里的便装接待了他。老宰相以头叩地行了大礼，然后将带来的银盆献到主人面前。

20岁的苏丹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穆罕默德二世当上苏丹之后，除了正式场合之外还是称呼卡里尔为“老师”。

“主人，位高的家臣深夜奉主人召唤时不能空手前往，这是规矩。我也要守规矩。我献上的东西原本就是主人的，而不是我的。”老宰相回答道。

年轻人道：“你拥有的财富，我已经不需要了。相反，我能够赐给你的远多于你已拥有的。我只想向你要一样东西……请把这座城市给我。”

宰相卡里尔·帕夏感到，他和先苏丹穆拉德一起长年坚持的政策全线崩溃，但他只是一个臣下。年迈的宰相只能无力地垂下头，发誓竭尽全力效劳。

灭亡前的拜占庭帝国（1453年）

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已经决定。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延续了千年，画上终止符的这一天来到了。

拜托读者

有一事拜托读者。公元1453年的4月12日，奥斯曼军的大炮喷出火焰，打响了持续56天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请读者恕我在此不述其详，并请理解这样做的原因。

进攻方伊斯兰教奥斯曼的军队仅陆上就有16万人。基督教防守方加上西欧的商人勉强才到7 000人。在绝望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是一台大戏。只有详细追述攻防战的每一天和每个参战人员的想法和行动，才能写全这出戏。

但要在这里这么做，就会有世人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大树枝叶繁茂，四处伸展。我们一旦将描述聚光于繁叶掩蔽的大树，就会偏离描画整个森林的目的。

在执笔编写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海洋之都的故事》时，困扰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海洋之都的故事》是“森林”，而君士坦丁堡攻防战、圣约翰骑士团遭到奥斯曼进攻时的艰苦战斗，还有伊斯兰与基督教双方正面冲突的黎凡特海战，这些事件与威尼斯关系再深，终究都是“树”，尽管是大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采用了把“树”移到“森林”外面，描写“树”时忘记“森林”的办法。

如此这般，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以外，我又写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战》、《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

现在的我又面临与写作《海洋之都的故事》时遇到的同样问题。这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也是“森林”。而且，“海洋之都”、“地中海世界”都不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森林”，而是以同一时代、同一地中海世界为描写对象、有着微妙重合的“森林”。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撰写《海洋之都的故事》时，我是站在威尼斯来看地中海的；而撰写本书时我却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来看前后左右的。

本书上卷中言及威尼斯的地方很少就是证据。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以威尼斯方式解决了海盗问题。收容在北非各地“浴场”里的基督教奴隶中，几乎见不到威尼斯市民。

但在本书下卷中，提到威尼斯的地方多有增加。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海盗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对同样是海洋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靠以往的海盗对策已经无法应对。

《海洋之都的故事》出版已经近20年，这多少会占些便宜。尽管立足点不同，但描述同一时代地中海世界这片森林的《海洋之都的故事》已经刊行，与此关系深刻的“树”也已有三棵出版。如果您想更详尽地了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请阅读已经出版发行的威尼斯通史这片“森林”和描写三大战役的三棵“树”。这本书我要集中描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作者的请求如此任性，可能会被认为是行为失礼。但要再现历史这部人类世界众生相，总是要聚焦某一点，把立足点放在某一处。我甚至认为“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几乎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

不过，当我回顾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很愉快：在写那部书的15年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树”与“林”的关系。

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不也写完了吗？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同样是1 000年的通史，与两卷本的《海洋之都的故事》相比，《罗马人的故事》有15卷之多。分量上的差异分散了这种意识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我觉得原因不止于此。

罗马人创建并一直运营这个囊括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大帝国。那个时代的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内海”（mare nostrum）。这片地域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自行解决，不，也只能自行解决。于是，写罗马人时，我也可以极其自然地采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写法。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员，但不是罗马那样的霸者。对威尼斯而言，被海盗绑架到北非、在“浴场”受苦的人即使与自己一样也是基督教徒，但只要不是威尼斯公民或有关人等，就不构成“我们的问题”。

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都批评威尼斯，说它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脑子里只想着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人国家。我也认为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

但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和帝国，不论大小不都是威尼斯式的国家吗？区别只是现在把这叫作“大国的自私”而已。

我开始认为，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罗马以后的国家，即使被称为帝国，其性质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象方面，都与罗马不同。

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苏丹的装束

拜占庭帝国被后世史家称作东罗马帝国，一直被认为是“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的帝国”。1453年5月29日，这个帝国随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灭亡。

胜利者穆罕默德二世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甚至说“把那座城市给我”。他把自己统率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迁到了这里。基督教徒居民沦为奴隶，基督教堂被改造成了新居民伊斯兰教徒的清真寺。这一系列变化显示，这位刚刚二十来岁的胜利者满脑子都是进攻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想法。

拜占庭帝国这个缓冲地带已经消失。现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真正感到了在年轻有为、极具胆魄的指挥者率领下的强大伊斯兰帝国的威胁。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为了与这位年轻的胜利者改善关系，威尼斯共和国派出了特使马尔切洛。随行副官朗斯基亲历了长达8个月的艰难交涉，他将这期间的印象做了如下记录：

苏丹穆罕默德22岁，身材匀称，个子高大，长于武功。他给人以威严而非亲切的感觉，不苟言笑，谨慎而不为任何偏见所惑，言出必行，行而大胆。

他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渴望着荣耀，每天让齐里亚科·旦科纳和另一位意大利人给他读罗马史。他喜好希罗多德、李维、库尔提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和教皇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国王们的故事。他会说突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斯拉夫语，熟悉意大利半岛地理。他有一份地图，从埃涅阿斯居住地到教皇居住的罗马、皇帝和国王们建设宫殿的城市、欧洲各国，都分别着色，标有记号。

他有特别的统治欲，对地理和军事技术表现出最强烈的关注。他会非常巧妙地对我们欧洲人进行诱导式的讯问。

这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基督教徒今后必须面对的对手。

灭亡拜占庭帝国，把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像杀回马枪一般，开始入侵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刚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

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很早就离开了祖国，从东正教改宗了天主教，在威尼斯过着学究生活。当人们问他苏丹穆罕默德野心何在时，他回答道：“靠他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只存在唯一的神，只有一个皇帝统治。除穆罕默德以外，不承认其他先知。”

不论穆罕默德二世如何崇拜亚历山大大帝，他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亚历山大大概会这样说：“靠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同时存在各人所信的诸神，但只有一个皇帝统治，承认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所有先知。”

但信奉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徒心目中的“世界”是由伊斯兰教主导的“世界”。犹太教自不必说，对基督教的存在也不予承认。

苏丹穆罕默德已经具备实现这个野心的军事力量。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光陆军就投入了16万兵力。穆罕默德没有耽误任何时间，迅速将这支强大的军队用于进攻西方。不允许浪费时间。

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不是古罗马帝国，不把维持常备军置于最高位置。

进攻君士坦丁堡所投入的16万兵力中，可视作正规军的不满三分之一，其余的都来自奉奥斯曼之命提供兵员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弱小国家，能够派出的兵员数量也很少。因奥斯曼苏丹之命不得不参加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只有1 500名骑兵可参战，加上随从和马夫等也就4 500人。

塞尔维亚尚且如此，巴尔干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兵员也就可想而知了。结果，16万的半数以上是冲着战利品而来的雇佣兵。奥斯曼军队的这一实际情况，正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弱点。为了持续拥有大军，奥斯曼必须持续取得胜利。属国一旦看到奥斯曼力量衰退，就不会再提供兵源。只把战争看作发财机会的人绝不会咬紧牙关忍受失败，一显败像便弃甲而逃。

尽管苏丹是胜利者，但他所能信赖的只有不足两万的奥斯曼新军。

在花几年时间才能攻占大城市的时代，君士坦丁堡不足两个月便城破陷落。这当然让属国再次看到了奥斯曼的实力，让老兵油子看到了在奥斯曼军队里作战有利可图。这次胜利不是普通的胜利，而是大胜利，获益巨大。

持续取得胜利越发成为苏丹穆罕默德的使命。只要吃一次败仗，16万人就可能会立刻减至6万。此外，还不能让士兵们无所事事。得胜后无处打发时间的士兵最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的确，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的行动反映出不给敌人喘息时间的急躁感。他必须尽快发起下一次战役。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二年，他便下令进军西方。此后不到一年，他于公元1455年成功征服塞尔维亚。尽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塞尔维亚支援了1 500名骑兵，但塞尔维亚人还是沦为亡国之民，只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

翌年，波斯尼亚也屈服于奥斯曼的统治。波兰和匈牙利不得不站在了基督教世界抵抗伊斯兰奥斯曼的最前线。

1460年，穆罕默德二世挥师南下，目标是肃清统治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最后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战死。这一战，又使他的弟弟一个战死，一个亡命罗马。希腊从北到南归入了奥斯曼的统治之下。

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挺进小亚细亚，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目标是攻占小亚细亚北部黑海沿岸城市特拉比松。这一行动也获得了成功，继承拜占庭帝国皇统的另一个国家特拉比松也灭亡了。黑海成为奥斯曼的内海。

威尼斯谍报机构这时向本国通报：奥斯曼将把爱琴海变为内海。

这个预测不到两年就变成了现实。1463年，以往只在陆上作战的奥斯曼军队进军海上。

挺进爱琴海

第一个目标是热那亚200多年的殖民地莱斯博斯岛。奥斯曼军的战术一如既往，8万大军登陆，从陆地方向进攻城墙坚固的城市。防守的热那亚方面只有5 000士兵。另有2万市民协助防卫，但无法顶住8万奥斯曼军队。

莱斯博斯是爱琴海中的岛屿，离已成为奥斯曼领土的小亚细亚西端很近。奥斯曼虽然不是海运国家，但也不用忙于确保补给。这也是8万大军得以踏踏实实专心进攻的原因。

陷落后的惨状昭示着败给奥斯曼的后果，让西方基督教徒不禁再次想起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居民们被允许留在岛上，但只限于老人和儿童。身体强健的年轻人被奥斯曼人充军，女人被带走做奥斯曼人的奴隶，匠人和知识分子被迁往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奥斯曼人中间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陷落时有大量居民变为奴隶，需要不断补充人口。

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挑选了多达800人的少年和女人供自己享用，把他们强行带到了伊斯坦布尔。特拉比松国王的义妹、被誉为当时希腊世界之最的美女、莱斯博斯岛领主的妻子也在其中。

领主及承诺投降不杀的300名当地人全部被杀，就好像没有任何承诺一样。莱斯博斯岛真正的统治者热那亚人被全部杀光，一个没留。

热那亚共和国因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遭受重大损失，莱斯博斯岛的陷落不啻为对其的最后一击。

形势逼人，已经不能再允许热那亚的竞争对手威尼斯袖手旁观了。

6年之后的1469年，不祥的情报让威尼斯不安起来。

小亚细亚制造了大量火药。按照苏丹的命令开始征兵，数量超过10万人。

盖利博卢和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正在快马加鞭地大量造船。

这都是威尼斯谍报机构探知的消息。下面介绍的例子反映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收集情报的。

多处在造船，这些地方被严密隔离，连当地人也被禁止入内。通过分析与热那亚商人有交易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威尼斯人判明了造船的事实。

有大量涂料售出。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就搞清了热那亚商人的买卖对象是奥斯曼政府。热那亚人没有忘却被奥斯曼夺走通商基地莱斯博斯岛的愤怒，透露了平时不会透露的信息。接下来通过潜伏在奥斯曼宫廷里的间谍探知舰队的进攻方向。

威尼斯的谍报机构这时已经成功获取了准确情报，难怪后来英国谍报专家说“谍报机关”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

穆罕默德二世放出假情报，说大舰队将去黑海，但这已经骗不了威尼斯了，他们掌握了准确情报，250艘的大舰队不是去北面的黑海，而是要去南面的爱琴海。而且根据情报推测，大舰队将要进攻威尼斯领土内格罗蓬特岛[1]。

将军卡纳莱率领32艘军用加莱船迅速离开威尼斯，奔赴内格罗蓬特。

爱琴海及其周边

内格罗蓬特位于雅典北面，是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面积辽阔，有克里特岛的三分之二大小，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与其说岛屿，不如说是本土的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强烈。自威尼斯主导的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270年间，这里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走定期航线去希腊的船队都是从威尼斯出港，南下亚得里亚海后进入地中海，再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在内格罗蓬特靠港。走定期航线去威尼斯的船队为应对海盗，出发时经常配有军舰护航，军舰必须在海军基地停靠。

商船在这里靠港没有任何不便。内格罗蓬特与希腊本土之间的海峡风平浪静，相传古时前往特洛伊的联合舰队就是在这里集结。后来，这里一直作为商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最适合的中转基地。外港比雷埃夫斯不再使用以后，雅典失去了物产集散地的作用，内格罗蓬特取而代之。威尼斯共和国坚信，发挥好有计划、持续的贸易体系的作用才是繁荣本国经济的关键。对威尼斯来说，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不亚于东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基地克里特岛。

威尼斯政府任命的总督，其待遇与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驻开罗大使和克里特岛总督完全一样，他们被授予同等权威和权力。在属于威尼斯管辖的时代，岛上构筑了众多要塞，至今仍散布在全岛，证明了威尼斯对内格罗蓬特的重视。

穆罕默德二世选择内格罗蓬特作为自己首次指挥的作战目标，这是他第一次征服威尼斯领土的战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乘着消灭拜占庭帝国的气势，从陆海两路向西方基督教世界展开大规模攻势。对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挡在奥斯曼帝国面前的拦路虎，陆上有匈牙利，海上有威尼斯，尽管威尼斯是一个海洋城邦国家。

正因为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投入了12万士兵和250艘船只，比进攻莱斯博斯时更多。这支大军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出发，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涌进了爱琴海，其势蔚为壮观。威尼斯的间谍报告说，南下船队桅杆如林，成片地从眼前掠过，连绵不绝。

威尼斯防守内格罗蓬特基地的陆军防卫力量等于零。威尼斯全国人口包括妇女儿童也不到20万，这样的城邦国家，无力派遣本国男子去常驻分散在海外的众多基地。不到1 000人的威尼斯士兵和配合防卫的希腊人居民以及借这块威尼斯通商基地做生意的西欧贸易商全部加起来，总人数还少于热那亚当时守卫莱斯博斯的兵力。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热那亚在加拉塔丧失了一大居留地，人员撤退到了莱斯博斯岛。而以克里特为首的威尼斯共和国在爱琴海各地的海外基地依然存在。

然而，12万奥斯曼大军压境，不可能靠不到其十分之一的兵力布防全岛，只有采取据点防卫一条路。威尼斯决定集中力量防卫建于内格罗蓬特的最大港口、面临狭长海峡却突入海中的城堡。总指挥当然由总督担任。

威尼斯的陆上防卫力量劣势明显，海上防卫力量在数量上也处于劣势。与投入了250艘船的奥斯曼相比，加上克里特和其他基地前来的援军，威尼斯也才只有71艘船。但是，海上的军事力量建立在海运传统之上。没有海上贸易传统的奥斯曼把操纵船只的工作交给了被征服的希腊人。尽管如此，据称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与奥斯曼的单舰海战能力有以一当四到以一当五的优势。这样，威尼斯不但能够以70艘船对抗250艘船，而且有充分的可能占据优势。

这是海上战斗力差距。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一现实，极力避免与威尼斯进行海战。而被派来防守内格罗蓬特的总督卡纳莱也缺乏战场指挥官所必需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1470年6月初，卡纳莱接到了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报。他命令快船前去侦察，如果奥斯曼军队以60艘船编队，就是准备打海战，必须紧急报告。

他断定奥斯曼军队会忠实地遵循大舰队出海的常识，分成若干船队编队航行。这本是常识，但穆罕默德二世深知奥斯曼海军的短处，下达命令，所有的250艘船组成一个编队前进。掌握不好船间距离，船只会猛烈相撞而沉没，但这不过是这位专制君主所允许范围内的风险。

这样，侦察船看到的奥斯曼舰队根本不成队列，乱作一团，简直就像一群小孩子的游戏。卡纳莱接到报告，决定等待计划从克里特前来的援军，还决定在内格罗蓬特的另一处港口等待时机，这里远离原来确定进行据点防卫的城堡港口。就这样，奥斯曼军队于6月15日全军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阻挡。

穆罕默德二世

38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临阵指挥，并得知来自克里特的援军并未到达，卡纳莱指挥的32艘舰船驶向了岛上的其他港口。奥斯曼方面也有间谍，穆罕默德二世巧妙地利用了以赚钱为目的的间谍。

穆罕默德二世信心十足，充分利用大好机会，登陆10天之后发起了第一次总攻。但城堡岿然不动，不愧是威尼斯长期以来的重要基地。相反，奥斯曼却死了1.6万名士兵，30艘船被焚毁，只得撤退。

人和船的损失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预料之内。5天以后开始的第二次总攻，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进攻没有丝毫放松。7月5日和8日，又持续进行了总攻，大炮开火，士兵像蝗虫一般冲锋。防守方顶住了攻击，他们士气高涨，坚信值得自豪的威尼斯海军一定会来。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巨大的损失和总攻的反复失败做了反省，而是不愿意总攻久拖不胜，而克里特的援军会赶到。

所谓改变战术，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船把士兵运到城堡，而是把小船排列起来，在狭窄而无浪的海峡上建一座浮桥。一船船地运载士兵与让士兵一举过桥，投入兵力的总量大不一样。

防守方立即感到事态严重。城堡里的大炮向在建的浮桥开火，石弓像箭雨一样射向正在造桥的奥斯曼士兵。同时。城堡的塔楼上高高地挂起告急黑旗，向正在其他港口待命的卡纳莱舰队发出了催促参战的信号。然而，卡纳莱看到信号却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通过逃出城堡的希腊人了解到了城堡防守薄弱的地方。第二天，所有的炮击都集中到这个薄弱点上。很快浮桥建成，不仅士兵过了桥，设在桥上的大炮甚至可以开炮轰击了。

堪称威尼斯基地要害的内格罗蓬特城堡，海陆两面受敌。然而，近在咫尺的本国海军却袖手旁观。夜幕降临仍炮声隆隆，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唱起东方歌曲，令守城者心生畏惧。

这一切使防守方陷入绝望。顶住第五次总攻后的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送来了劝降信。内格罗蓬特总督听取了防守方主要人物的想法后，决定接受劝降。穆罕默德二世向安拉起誓，承诺绝对不斩降者。就这样，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城堡在奥斯曼军的大炮开火后不到一个月，于7月12日投降了。

穆罕默德二世以他自己的方式遵守了诺言。他没有砍下总督以及防守的全体西欧人的头颅，却把他们的身体劈成两截，统统杀光。

陷落当天，洛里丹指挥的23艘和威尼尔率领的来自威尼斯本土的16艘战船赶到，加上卡纳莱指挥的32艘，总共集结了71艘战船。威尼斯和奥斯曼的舰队在一种奇妙的气氛中对峙，却只是把穆罕默德二世牵制在内格罗蓬特两个星期而已。威尼斯引为自豪的海军未交一战便将本国的重要基地拱手交给了敌人。

奥斯曼舰队载着穆罕默德二世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似乎在嘲弄威尼斯人。他留下了2万兵力守卫刚刚征服的内格罗蓬特。

直到奥斯曼舰队进入爱琴海开始北上，威尼斯舰队都打不定主意。他们追踪着和来时一样以密集队形向北航行的奥斯曼舰队，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海战，有人主张为确保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海军实力。这种时候，讨论拖得越久，大势就会越倾向于谨慎派。这次也不例外。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便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凯旋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7月30日得知内格罗蓬特陷落，十分愕然。他们知道陆军的劣势，但相信海军有万全之策。他们预测，优秀的威尼斯海军将切断奥斯曼军的补给线，使其不能坚持持久的攻城战，放弃征服内格罗蓬特而撤退。正因为如此，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保卫战不到一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与陷落的消息同时传来的是这场悲剧造成的惊人损失。佛罗伦萨的商人没有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传统，许多人都在威尼斯的通商基地做生意。仅佛罗伦萨所受损失的金额高达40万弗罗林。威尼斯蒙受了太大的损失，就连西欧以统计精确而排名第一的威尼斯政府，这时也无法公布准确数字。

阻挡伊斯兰从海上进攻西欧的势力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意大利海洋国家。这些国家也是贸易国家，要弱化它们，就要攻占它们的通商基地，从经济上卡住它们的咽喉。穆罕默德二世这样想并付诸行动。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正确的，而死守成例的威尼斯错了。

威尼斯政府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召回将军卡纳莱，并追究其责任。他未被处以死刑，而是被终身流放至渔村波尔托格鲁阿诺。

即便如此，西欧各国君主的减刑要求还是雪片般飞来。尼科洛·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兰西的大使，还是经常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常客，是威尼斯市民在国外最有名的人物。

但威尼斯政府没有听从这些权威意见。他们再也不敢把本国海军交给著名知识分子，而是任命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有丰富海军经验的人担任将军。按这个标准受到任命的皮埃特罗·莫切尼哥即刻起程前往内格罗蓬特，成功重振了先前一仗未打便败下阵来因而士气低落纪律涣散的威尼斯海军。即使遭到痛打而倒下也要立即爬起来，倒下后不爬起来就会像热那亚那样被赶下拳击台。

威尼斯共和国爬起来依靠的不光是军事，重视收集情报的国家也会重视外交。为了削弱不断进攻的奥斯曼势力，这个时期的威尼斯政府从计划暗杀穆罕默德二世到向他试探媾和，用尽了手段。详细情况请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

吞并塞浦路斯岛是其中未流一滴血而以完美成功告终的一例。威尼斯究竟是怎样做的，请阅读《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第四章。由于成功吞并了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几乎完全挽回了丧失内格罗蓬特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追溯了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15世纪后半叶东地中海的变化，可以看到奥斯曼势力已经势不可当，整个地中海世界插遍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貌似所向无敌的奥斯曼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潜藏着致命缺陷。威尼斯的观察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认真仔细。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并非连战连胜。征服罗得岛时派出了10万大军，骑士数量却只有600人，3个月后就不得不撤军。尽管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防御坚固，但奥斯曼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持久战中格外脆弱。

请回想一下，奥斯曼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投入的16万人中，称得上是真正奥斯曼士兵的只有不足2万新军，此外就是5万左右从奥斯曼各领地征来的士兵。余下的10万人中大半无疑都是为钱而来的乌合之众，这就是震撼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实际情况。

不过，奥斯曼素来陆上军力强大。纵是乌合之众，也不乏具有统率能力的指挥官。

可在海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奥斯曼人没有海运传统，懂得操纵船只的人数量不足，这种能力不是说要就有的。

奥斯曼帝国决定从海陆两路进攻西欧基督教世界。要进入地中海，不能只靠对船和航海一窍不通的奥斯曼将军指挥。虽说操纵船只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希腊人，但在船上奥斯曼人船长的军阶要高于他们。军用帆船形成不了战斗力，因为没有人会服从明显无知的上司的命令。

海盗·新时代

注意到奥斯曼海上战斗力缺陷的究竟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还是奥斯曼宫廷里的某个心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奥斯曼找到迅速解决本国海军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海盗起死回生，起初是在东地中海，接着渐次遍及西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决定把本国海上战力托付给海盗头目。这个办法不仅来得快，价格也便宜。

海军的平时维护要比陆军费钱。首先要有船，需要在各地备有建造、修理船只的造船厂，还得养着船员。这就是海军的特点，需要各种设施及维护经费。而如果交给海盗，就不再需要这些费用，也不用时时操心。

海战无法避免时，只要召集海盗就行，平时可以让他们专事海盗业。这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称为佣兵的非正规军事力量。佣兵制这种机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也被广为采用。不过，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佣兵，有两点与西欧不同。

第一，符合以无信仰之徒基督教徒为敌的伊斯兰大义。

第二，可以获得只做肥一己私囊的海盗所无法得到的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

与以前掠夺而来的人和物要向“酋长”上缴五分之一的时代相比，海盗的地位有了提高，他们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一员。

奥斯曼没有进入地中海以前，北非的海盗因热那亚、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军的逐渐强大而急速衰落。罗马教廷甚至说，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下去，来自北非的海盗有可能被打回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近海。

本书上卷叙述了“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为拯救被绑架而沦为奴隶的基督徒的种种活动，现在他们赎回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在15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逆转。1492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个拯救组织从北非“浴场”赎回的总人数超过了500。从种种史料推测，当时尚有百倍于此的人在名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受苦。这一切都源于奥斯曼对海盗的鼓励政策。

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为如果海盗活跃，奥斯曼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打击所要征服的国家。

夺取战船，就会导致受害国海军力量的减少。

夺取商船，就会打击受害国的经济实力。

登陆掠夺、绑架居民，也会导致受害国经济实力和从事经济的人力减少。

西欧基督教世界不但要面对奥斯曼的威胁，还必须面对在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下以10倍于前的船只攻来的北非海盗。他们必须应对在量和质方面都已经提高的海盗。

海盗船的数量增加了，海盗船队头目的量和质也都有所提高。海盗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迅速发财致富，可以放手大干了。优秀人才自然聚集而来。

地中海的海盗也迎来了新时代。本书上卷中提到的海盗几乎没有后世留名的，而下卷中可称为明星的海盗却不断涌现。这就是一个证据。

对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来说，何日才能从恐怖中解放出来？

奥斯曼进入地中海之前，海盗头目的出身地也仅限于北非一带，可以用“撒拉森人”（Saraceni）一语涵盖，他们或是随伊斯兰教的普及一起流入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

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也为海盗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海盗头目的出身开始多样化，有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根据地虽然还在北非，但带着手下大摇大摆行走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这些人仍在做海盗，但如今已经不是头目，只是喽啰。

出身的阶级藩篱不见了，凭能力在社会上胜出。在这个意义上，莫非伊斯兰海盗世界也结束了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这个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奥斯曼是一个除了苏丹之外所有人都是奴隶的国家。所谓所有人都是奴隶，也就是苏丹以外人人平等。海盗世界也进入了凭能力当头目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人才从各地汇集而来。当然，凭能力的目的还是做海盗，这与同样凭能力而在各个方面飞跃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不过，这表明这些海盗世界的“成功者”已经跟上了时代。

希腊人被奥斯曼征服以后，虽然被允许信奉希腊正教，但终究是被当成居住在伊斯兰国家的另一个一神教——基督教的教徒，在社会上只能是二等公民。许多希腊人选择了这条路，也有不少人从希腊正教改信伊斯兰教。当初刚被征服时，很多人沦为了奴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摆脱奴隶身份，就只能改信伊斯兰教。

这些改教的希腊人，一定在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地中海的战斗中承担了海上运输工作。莱斯博斯岛、内格罗蓬特、未攻下的罗得岛、攻下却没有占领而放弃的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这些岛都隔着海洋。就算是连战连胜不可一世的奥斯曼陆军，不用船运也到不了目的地。

受奥斯曼人驱使的希腊船员这时大概也悟出奥斯曼民族对大海的无知和没有经验。这些希腊人自然会想，既然这样，索性搞一个“子社会”，在“母社会”需要的时候与其合作，其他时间则干自己的事。况且“母社会”还鼓励这样做，具备建立“子社会”的环境。建立的条件是改信伊斯兰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奥斯曼人与阿拉伯人不同，在信仰方面更加开放，也较少歧视来自基督教的改教者。于是，海盗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希腊人。

另一方面，海盗中很少有犹太人，能当上头目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这大概是因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数量本身就很少的缘故。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海盗既然是作为一个集团行动，就是一个组织。要管好这个组织，必须有一群信得过的手下。但与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只相信亲人的倾向严重。即使犹太人有足够能力做海盗头目，其下属的数量也不够。犹太人中也会有“成功者”，但这种人的成功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合作关系之上的。这在犹太人中较为少见。

意大利人很少有只相信亲人的这种性格，他们能够巧妙地与希腊人、奥斯曼人、北非原住民等构筑合作关系。但有一点完全不同。出生于意大利的伊斯兰海盗几乎全是少年时代就被绑架的人。他们的出身地集中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多遭受北非海盗的袭击。这些人平常积极从事海盗业，但遇到奥斯曼政府征召，就要充作海军，他们都从基督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教徒，历史上称之为“再征服”（Reconquista）。在伊斯兰教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势力又靠军事力量夺回了这片土地。从这时起，出现了出生于西班牙却经常袭击西班牙的海盗。被赶走的伊斯兰教徒多数逃到了北非。伊斯兰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长达800年。如今，西班牙出生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成为纯粹的难民，活路不多，其中不少人投身于因奥斯曼的鼓励政策而死灰复燃的海盗世界。在伊斯兰统治的时代很少受到海盗袭击的西班牙，却因为赶走了伊斯兰教徒而受到了海盗袭击的威胁，真是一种讽刺。

就这样，时代前进了，海盗却没有消失。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文艺复兴文化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大国奥斯曼的支持下，濒临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却成为海盗活跃的舞台。基督教各国不得不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对策。因为海盗们认为，非战争时期的海盗行为是一种骚扰战术，把当事人以外的人卷进来才更有效果。

可以说，在15世纪末，由国家负责抵卸海盗对策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威尼斯建立基地掌握制海权的地方有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爱琴海。但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却有西西里、埃及、北非，还有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才能到达的北欧和不列颠。这需要在没有制海权的海域航行，然而，现在就连在拥有制海权的海域都不能放心航行了。

于是，习惯根据最坏情况制定对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为商船队常配护航舰。即使与奥斯曼处在非战状态的平时，派出商船队时都要配上两艘大型军用帆船护航。威尼斯依靠自己的国民维持着一支常备海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颇具效果。不管常备海军的质与量如何提高，他们知道如果不出手打击强硬对手，伊斯兰海盗也只会像以前一样横行霸道。

但即便是威尼斯，也没有余力为旅游观光船配备护航舰。那个时代的旅游观光就是朝圣。从威尼斯出发去巴勒斯坦之后再返回的这种船，航行时只能听天由命。在不安定的国际形势下穿梭航行充满了惊险。当时的威尼斯已经参与到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之中，同时还在组织朝圣旅行团，赚钱手法真是老到。这一点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第九章“朝圣团队旅行”中有所叙述，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教廷海军

说是朝圣，目的地并不止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一地。

对中世纪笃信宗教的人而言，圣地还有相传圣彼得和圣保罗二人殉教之地的罗马。罗马教廷也喜欢听金币的响声，这一点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商业国家。

因而教廷想出了一招，设立“圣年”（giubileo，又称大赦年），公元1500年恰逢“圣年”。

这一年，笃信基督的教徒从欧洲各地聚集罗马。这在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们看来，简直就是成群来到狩猎场的猎物。作为信徒的牧羊人、“圣年”的主办者罗马教皇，并不限于让这些羊安然祈祷。

于是，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一支教廷海军，目的当然是保护来罗马朝圣的信徒不受海盗侵袭。而“圣年”结束之后还要继续保持这支海军，则反映出地中海当时已经成为伊斯兰海盗的狩猎场。即使不是“圣年”，也常有朝圣者到访罗马。神职人员感到需要制定对策保护这些人不受海盗侵袭。我们不妨认为，奥斯曼率领的伊斯兰势力不断进攻造成的危机感是教廷不得不设立海军的根本原因。

这支“教廷海军”实际上在15年前就迈出了第一步。不论奥特朗托再靠南，总还在意大利半岛。奥斯曼突袭奥特朗托的事件足以让罗马教廷颤抖。奥特朗托惨剧仅5年之后，教廷便建立了“海军”，至少要保护一下外港奥斯提亚。当时只有一艘船，这艘军用帆船一共能载200人。虽说可以形成战斗力，但由于只有一艘船，只能成为海盗们的笑柄。

这样根本无法令人放心，而且“圣年”即到，来罗马的朝圣者将会激增。时任教皇博尔吉亚决定建立正规海军。

作战用大型加莱船（galea）三艘；作战用小型加莱船（fusta）两艘；承担运输任务的大型加里昂（galeone）两艘；中型帆船（brigantino）三艘。名为捕鲸船（balenièra），实则用于旗舰与其他舰船联络及侦察的小型快船一艘。

这12艘船构成了教廷大张旗鼓建立起来的海军，规模与海洋国家威尼斯和能够动员海盗的奥斯曼帝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就是维持这种程度的战斗力也需要稳定持续的财源。罗马教廷决定对进入罗马市内的所有物产课征2%的税。没有抗议，人们接受了上缴海盗保险费的说法。地中海沿岸的老百姓普遍都对死灰复燃再度活跃起来的伊斯兰海盗抱有恐惧感。

两种加莱船

由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积极从事海上陆上贸易，“保险”（assicurazione）这个概念已普及到不直接参与贸易的人们中间。这个意大利语词的词源是拉丁语，但却不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也许是因为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不需要保险吧。

不论制度多么适应时代的要求，要想以后维持下去，就必须拿出成效。尽管只有可怜的12艘船，但公元1500年整个“圣年”，没有一艘朝圣船在前往罗马途中因遭北非海盗袭击而受到损失。这肯定也是“圣年”结束后教廷海军仍得以维持的原因之一。

以前一直没有自己军事力量的罗马教廷也终于有了海军，虽然还没有陆军。这也证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穆罕默德二世向西方扩大势力的欲望不仅在于扩大领土，还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在创业者穆罕默德二世死后，他的孙子塞利姆当上苏丹后一直延续。

挺进伊奥尼亚海

横亘在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大海叫作伊奥尼亚海。这片海域的希腊一侧，自北向南大大小小排列着科孚、帕克西、莱夫卡斯、伊萨卡、凯法利尼亚、扎金索斯等岛屿，是威尼斯走出亚得里亚海前往东方的航路。威尼斯一直努力在这些岛上设置基地，维持制海权。

这些岛屿长期属于威尼斯的领土。有一天，奥斯曼军突然登陆莱夫卡斯岛并占领了它，随后立即筑起坚固的城堡，指派勇猛的奥斯曼陆军中以更加勇猛著称的奥斯曼新军常驻把守。

不过，如果只是派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常驻，那还是普通军事行动，苏丹塞利姆还把这座岛提供给海盗，让他们做根据地。海盗的名字叫卡马尔，意大利人称他为卡马里奇奥。不必说，他带着手下高兴地移居岛上。此后，奥斯曼方面便向在附近航行的基督教国家的商船索要法定金额之外的通行费。

奥斯曼新军以安装在城堡中的大炮相威胁。有船不理睬开过去，海盗就会驾驶快船尾随而来强行索要，声称“不想失去船只、船员和货物就快付钱”。被卡马尔追踪不得不支付的通行费直接进了卡马尔的腰包。这说明奥斯曼此举的目的并不在于收取通行费。奥斯曼的意图在于摧毁威尼斯共和国的制海权。

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利用这条航路最多的威尼斯。不过，威尼斯一直为商船队配备护航船，损失比率也并不高。倒是那些派去东方、商船数量较少的国家，哪怕只有一艘受到损失也不得了。佛罗伦萨发出了惨叫，法兰西也起了轩然大波。西欧方面不得不再次认识到，奥斯曼的目标不仅是威尼斯。

威尼斯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做罗马教皇的工作，说只有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奋起抗击，才能阻止奥斯曼的暴行。因为现实的威尼斯尽量避免以一己之力与奥斯曼对抗，但如果作为基督教国家之一，给人的印象就不同了。

公元1502年，各国响应博尔吉亚教皇的号召，组成了以抗击奥斯曼为目标的联合舰队。实际数目如下。我们只记录海上战斗力——军用帆船的数量。

威尼斯共和国：50艘

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3艘

法兰西：4艘

罗马教廷：13艘

联合舰队组建两年以后，不但没有损失一艘船，反而增加了一艘。

但是，海军光有船没用。指挥教廷13艘战船的人是主教，名叫雅各布·佩萨罗。这位威尼斯出身的主教的兄长本内迪托·佩萨罗，是威尼斯海军参战的50艘军舰的总司令。仅从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知道，1502年的基督教联合舰队实质上是威尼斯海军，指挥权在威尼斯。

威尼斯建设的圣马武拉城堡

7月，中世纪以圣马武拉而闻名的莱夫卡斯岛周围的的大海上，出现了基督教舰队的身影。8月，战斗开始。城堡里有奥斯曼士兵2 500人。其中大部分是海盗。威尼斯曾经决定不与奥斯曼进行无谓的战斗，但一旦打起来却非常坚决。战斗开始后不到一个月，8月29日，城堡被攻下。

600名奥斯曼新军士兵当了俘虏。联合舰队总司令本内迪托·佩萨罗给奥斯曼新军士兵战争俘虏的待遇。虽然必须忍受俘虏生活，但不会被杀。但同时抓获的海盗却被当作罪犯处以极刑。海盗被处以绞刑，一个挨着一个被吊死在围着城堡的城墙上。不用说，被海盗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绑架而来做划桨手的人都获得了解放。

这场夺回莱夫卡斯的战斗表明，历史已经进入了必须出动正规海军才能打击海盗巢窟的时代。奥斯曼正规军与伊斯兰海盗的共同作战体制使得西欧对抗奥斯曼更加困难。

挺进西地中海

海盗见对手厉害便避其锋芒。海盗知道威尼斯共和国不惜出动50艘军船组成正规海军之后，便将活动海域从伊奥尼亚海转移到第勒尼安海。不过，他们的活动地点并不限于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所在地托斯卡纳以及罗马的所在地拉齐奥的沿海一带。

来自北非的海盗船队也日益大型化，人才济济。他们把活动舞台从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扩大到了法兰西南部，甚至扩大到了被基督教统一的西班牙。

当然，在奥斯曼抬头之前就有海盗横行于西地中海。以公元1500年为界，前后有三点不同：海盗船队大型化、装载大量大炮等火器装备进步以及海盗头目能力提高。所有这些都实际证明了与上缴获利五分之一但无法改变地位不被认可的情况相比，得到官方即奥斯曼的认可对海盗是多么有利。

为了对抗新时代的海盗，教廷创建了海军，威尼斯出动了正规海军，就连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势力的西班牙也都不再无动于衷。

海盗注意到了这些，改变战略，他们不再组成易被发现的大规模船队出海，而改成只有少量几条船的小船队。伸缩自由也是非正规军有利的地方。分散行动的小规模海盗船队也可以在必要时立即集结成为大军。

此外，海盗船队小型化之后，小型船也成为主流。被称为“福斯塔”的快速小型加莱船成了“海盗船”的同义语。

最早发出悲鸣的是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1508年，多个小型船队袭击了利古里亚。热那亚躲过此劫，因为海盗认为海洋国家热那亚主港的防御一定非常坚固，但附近的港口城市逐个遭到掠夺、绑架和焚烧。这种袭击就像是步枪连射，而不是大炮轰击。

第二年，连罗马附近也遭到了侵袭。教廷海军是在没有海军传统的地方临时抱佛脚建立起来的，还不知道平时不能放松警戒。教廷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停泊在外港奥斯提亚的2艘战船中的一艘连船带人被海盗掠走。

教廷海军只有3艘战船，被抢走的是旗舰。桅杆上飘扬着白底上用金丝绣着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船被劫到位于突尼斯北部的比塞大港，伊斯兰教徒见状狂喜不已。相反，被伊斯兰抢去了教皇旗的基督教徒却深深叹息，愤怒不已。

自从满载以金银为主的新大陆物品的船只往返西班牙港以后，西班牙也不得不开始以国家之力对付海盗。来自新大陆的船只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北上驶入西班牙在地中海一侧的港口卸货。在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为根据地的海盗看来，只要在家门口等着就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16世纪初的地中海世界

我想，如果保险在这个时期的西班牙也和同时代的意大利一样普及的话，为从新大陆回来的船只所缴的保险费率一定很高。西班牙国王自然感到有必要给与突尼斯同为北非最大的海盗根据地的阿尔及尔以重重一击。

阿尔及尔“酋长”得知此事后，想出了转移敌人矛头的策略。他向西班牙国王的宫廷所在地巴伦西亚派出了特使，请求改善西班牙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特使带来了三份“礼物”：

一、立即送还被绑架为奴的50名基督徒，作为阿尔及尔方面有意改善关系的表示。

二、以后每年向西班牙国王支付年贡。

三、禁止从阿尔及利亚港口出航的船只从事海盗行径。

我们不知道国王本人是如何回复这个请求的，但西班牙军队对北非的远征按计划实施。1509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尔港北侧突起的海岬，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

西班牙人在这个海岬上建设了城堡，派了一支500名士兵的部队常驻。安装在城堡上的大炮炮口对着阿尔及尔港进出的船只。上司严令驻守城堡的西班牙士兵，看到海盗船便立即击沉。耸立在海岬上的这座西班牙城堡，后来以“阿尔及尔的佩尼翁要塞”之名为人所知。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在这个时期的战果也传到了意大利，打击海盗似乎取得了成果。然而，实际成果并不大。如果从港口的南北两面加以控制，情况则另当别论，但只在一个方向控制，就会有很多逃路。况且，又有谁会在出港时高喊自己是海盗船呢？结果，“佩尼翁要塞”只满足了西班牙国王的自尊心而已。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只满足于建一座城堡。没有资料表明守军只是在“佩尼翁要塞”里孤立生存的。在城堡里生活期间，西班牙将士大概也进过阿尔及尔城，应该也见到过成群的基督徒拖着铁镣哗哗作响地走在街头，他们被剃光头发和胡须以示奴隶身份。这景象在当时的阿尔及尔司空见惯，但是没有记载着这些情况的记录和信函留存下来。将士们是否会想，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士兵，尽管也是基督徒，却与这些奴隶不一样呢？

“阿尔及尔要塞”的存在是阿尔及尔居民的耻辱。伊斯兰教徒的这种屈辱感却并非来自自己领土的一隅被人占领。这些人坚信基督徒就是拥有错误信仰的“无信之徒”。在他们眼里，基督徒不论是什么人，都是不如自己的下等之民。实际上，大部分北非伊斯兰教徒所知道的基督徒，就是像这些从眼前走过的被铁锁链锁着的、衣衫褴褛形同家畜的悲惨之人。

他们不能忍受自家的一隅被这样的下等人所占领。如果没有宗教介入，敌人只不过是单纯的敌人而已。在地位上，只是力量弱者屈服于强者而已。然而，一旦宗教介于其间，敌人却不再是单纯的敌人。16世纪的西班牙人播下了使这种微妙关系恶化的种子，而这样做对消除海盗的危害收效甚微。

海盗库尔特格尔

如果要从伊斯兰方面选出能够代表16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人物，大概就是海盗头目库尔特格尔了。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在同业者中极为罕见。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早就被当时的苏丹塞利姆发现。这个时期的突尼斯尽管居民是伊斯兰教徒，但还没有归入奥斯曼的统治之下，还不能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塞利姆决定，利用海盗库尔特格尔向突尼斯扩张势力。

库尔特格尔被召进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在苏丹面前起誓，前往突尼斯，专事以基督教徒为攻击对象的海盗业。苏丹送给他丰裕的资金，让人感觉是先期投资。

库尔特格尔带着这些钱来到突尼斯，首先会晤突尼斯“酋长”。“酋长”名为阿布·阿卜杜拉·穆哈迈得，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北非原住的柏柏尔人，对奥斯曼苏丹推荐来的人并不热情。而且，这位突尼斯的酋长当时与热那亚共和国关系良好，热那亚商人与北非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部分已使他腰包鼓胀。

不愿意屈服于奥斯曼的淫威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酋长”没有给海盗满意的答复。让他腰包鼓起的热那亚人也属于库尔特格尔所要袭击的基督教世界。库尔特格尔见状决定走其他途径。

他请求准许把比塞大港作为海盗的根据地，这里距离突尼斯直线距离有60公里，同时承诺向“酋长”上缴海盗收益的1/5。他甚至建议说，如果热那亚提出抗议，就说海盗是私人组织，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可以佯装不知。听到这里，突尼斯的“酋长”才点头应允。

“比塞大”（现在的Bizerte）在迦太基时代由罗马统治以后就一直是海港，在地中海的北非港口城市中，自古以港口知名，尤其以出产古代高贵颜色紫色的原料贝壳而闻名。进入中世纪后萧条了，原因是代表皇帝的颜色紫色在基督教中是丧色的缘故。也许还因为这里与取代迦太基而成为港口的突尼斯之间距离太近，在出海的人们眼里是一个死角。但是，这里进深大，避风效果好，水域广阔，可以隐藏众多的船只，库尔特格尔看中了这些条件。

库尔特格尔在比塞大站稳脚跟后，着手征召船只、水手和士兵即海盗。看来苏丹塞利姆所给资金丰厚，不费时日就召到了30艘小型帆船“福斯塔”和6 000水手，以及水手一半数量的划桨手。奥斯曼海盗连划桨手也自给自足了。因为使用收容在突尼斯“浴场”的基督徒奴隶需要“酋长”的许可，而出海后在撒丁、西西里登陆把人绑来则可省此麻烦。

这位库尔特格尔的第一次活动，是于1508年在利古里亚一带进行的掠夺。热那亚政府向突尼斯“酋长”提出严正抗议，“酋长”则完全按照库尔特格尔的建议，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以不知道为由蒙混过去。

翌年，库尔特格尔突袭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连人带船抢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以后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的活动有增无减。他曾经与公认的海洋国家热那亚的海军在科西嘉海上交战，连人带船缴获了一艘热那亚船，押解到比塞大。连热那亚都尚且如此，意大利半岛西岸从南到北也自然遭受祸害。

库尔特格尔在第勒尼安海为所欲为，但却没有殃及伊奥尼亚海，甚至一步也没踏进过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如果库尔特格尔刺激基督教国家中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威尼斯，与之陷入敌对关系，就会违背其主子奥斯曼苏丹的意愿。威尼斯也并不是那种对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坐视不理的“国家利己主义”者。

于是，罗马教廷和热那亚共和国就成为挡在库尔特格尔面前的障碍。与其说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战船可以形成战斗力，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时这两个国家都有性格坚毅的人物决不容许海盗横行霸道。

教皇美第奇

这个时期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他是佛罗伦萨繁荣的文艺复兴文化的真正支持者。他是被人们尊称为“伟大君主”（Lorenzo il Magnifico）的洛伦佐的次子。他虽身为神职人员，却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红人，是这一时代真正的意大利人。同一时期，达·芬奇也曾在他所居住的教皇皇宫小住，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则会每天来往工作。

顺便说一下，1515年这一年达·芬奇已经63岁，米开朗琪罗40岁，拉斐尔32岁。利奥十世虽然身处基督教的最高地位，却仍生活在现世世界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记作家保罗·乔维奥这样评论利奥十世：

教皇利奥认为，靠祈祷和说教战胜奥斯曼帝国和体现其意志的海盗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主张如果希望摆脱他们带来的恐怖和不安，我们就只有武装起来，形成并巧用战略上的军事力量。

那年40岁的利奥十世不仅思考，而且行动。他重建了旗舰被掳面临瓦解的教廷海军。不过，这时的海军只有3艘军用帆船和4艘运输船，一共7艘船只。这点儿家当终究不是库尔特格尔的对手。

那年春天，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出现在教廷国家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的海面上。这是一支由4艘大帆船和23艘“福斯塔”小帆船组成的船队，船只多达27艘。海盗船队使人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惊恐之下便去了厄尔巴岛。

教皇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在给教廷驻法兰西宫廷大使的书信中讲述了这件事，然后说道：“接到这个报告时教皇非常沮丧。”

垂头丧气也属当然。因为他手下才有3艘船，而对手却有27艘。

大型帆船可以形成防御能力，但不能成为攻击力量。敌对双方用大炮远距离相互轰击的特拉发加海战是300年以后的事，而以16世纪的地中海为舞台的海战，打的都是近战，用桨划船相互靠近后，登上敌船，靠白刃战决定胜负。

在这类海战中，只能依靠帆的帆船算不上战斗力。因为帆船进退全靠风，而风向和风力却不受战术控制。

所以，海上战斗力只能靠加莱船，这种船备有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根据目的分别使用帆和桨。

利奥十世

一旦进入战斗，加莱船就会落下帆来，单靠划桨前进。划桨的是人，可以完全按照计划好的战术行动。人们通常用加莱船的数量计算海上战斗力。因伊斯兰海盗惯用而闻名的“福斯塔”虽然比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要小，但因为有帆和桨，所以也属于加莱船，具有卓越的战斗力。

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中有很多船长度达到40米，这是因为这些意大利海洋国家都是商业国家，船只需要装载商品。

一条船要用多达200人的划桨手，人工费自然很高。威尼斯自不必说，热那亚也从不使用戴铁镣的奴隶做划桨手。他们没有袭击异教徒的土地绑架居民的习惯，想使用奴隶也没有。同时代的西班牙船上则经常使用在异端裁判中被判有罪的人。但在对宗教狂热经常保持清醒的意大利，即使把这类人集中起来，人数也不足以划动一艘小型船。所以，威尼斯早就建立起长期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人做划桨手的机制。就连人口很少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雇用本国的自由民做职业划桨手，向他们支付工资的。

“人工发动机”使航海费用居高不下。威尼斯政府采用这种船只装运单价昂贵商品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单价高昂的商品就是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只有实际上垄断了香料市场的威尼斯才能这样做。

同为意大利海洋国家，热那亚就做不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被无情地挤出了与东方的贸易，单价高昂商品的交易本身就很难，更何况其人口比人口小国威尼斯更少。热那亚自然把船都改成不用划桨手的帆船，这样劳务费为零。威尼斯港建在广阔的滩涂内侧，港内水浅。热那亚则不同，港口傍山而建，港内水深，与吃水浅的加莱船相比，更适合于吃水较深的帆船。

除此以外，两国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意识也不同。威尼斯的大型商用帆船都是编队航海，用军用帆船为船队护航业已成为常态。这是国家不遗余力维持经济力的意志表现。相应地，一旦国家需要，经济界人士也须予以合作，这已经形成规矩。在途的满载大量胡椒的船只，一旦附近海域发生战争，即有义务将货卸在附近基地的仓库，船员和船都要赶来，在海军司令的指挥下加入战斗。在威尼斯，商船可以变成战船。法律还规定，如果船只不幸沉没，留在仓库的货物将由国家负责运回国内，交还货主。

热那亚共和国的四大家族则分成两派，彼此争斗不休。争夺霸权失败的一方，绝对不会服从政府的命令。与举国一心的威尼斯相比，热那亚人个人主义倾向强烈。我甚至认为，正因如此，热那亚才会诞生哥伦布。

在地中海与意大利海洋国家争斗的北非伊斯兰海盗船，虽然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主力却不是大型加莱船，而是小型的“福斯塔”。

不是因为造船技术差。袭击基督教各国船只抓来的人中有技术人员，可以强迫他们合作。所以，伊斯兰的造船技术即使赶不上意大利海洋国家，也已经相当发达，水平接近。

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苏丹认为海盗是非正规军，援助从不吝啬。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因为不是商船，不受装货越多运费越便宜这条经济规律的制约，没有必要使用大型船。

第二，他们用基督徒奴隶做划桨手。

用铁链锁着在每艘大型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数量要超过200人。伊斯兰教徒船员人数只有50人。他们要进攻基督徒的船只。战斗中，基督徒划桨手不知何时就会解开铁镣从背后袭击他们。海盗们忘不掉这种恐怖。

“福斯塔”是小型帆船，只需要半数的划桨手。海盗虽然勇猛，但200人和100人所带来的压力毕竟不一样。意大利船打起近战来，划桨手会立刻变为战士。但海盗船却不可能这样。威尼斯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伊斯兰海盗船却没有。

有的海盗当上了头目，也会因炫耀和虚荣心而使用装饰华丽的大型加莱船做旗舰，但他们在实际的海盗行动中也只用“福斯塔”。提到“福斯塔”，指的就是“海盗船”。

“神圣同盟”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同时代的罗马教廷。16世纪初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他年方40，正值壮年。他的父亲是被冠以“伟大”尊称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三兄弟中，他不仅热心学艺的成长，还比其他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政治方面冷峻大胆的基因。当得知教廷海军与海盗库尔特格尔的战斗力对比是3∶27时，利奥十世虽然一时沮丧，但心情很快平复。他的大脑里起了这样的念头：要对抗受到奥斯曼苏丹支持的伊斯兰海盗，只有依靠基督教世界共同战斗。这个想法催生了“神圣同盟”。

教皇利奥首先向热那亚共和国发出呼吁。前一年，热那亚也遭到库尔特格尔的抢劫，连船带人被抢走。船被拉到比塞大港，船员被“浴场”收容，这个记忆使热那亚的大海男儿夜不成寐。他们与被抢走旗舰的教廷感同身受，自然爽快地响应教皇。

教皇还呼吁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共同战斗。法兰西并没有受到伊斯兰海盗特别巨大的祸害。爱好艺术的教皇认为，有相同爱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欧洲国王中较易驾驭。教皇利奥曾经带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人出席与这位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重要会议。法兰西国王还很年轻，被介绍认识了这三位之后非常兴奋，就像粉丝见到了大明星。会谈也因此走上了有利于利奥的方向。神圣同盟形成之后一两年，应弗朗索瓦一世的盛情邀请，达·芬奇移居法国。

威尼斯共和国也曾应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派本国画家贝利尼去奥斯曼。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教廷也会把文化用于外交。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有了需求，艺术家们也就会卯足了劲供给。

不出所料，弗朗索瓦一世答应派遣6艘加莱船参战。然而，教皇如此拉拢法兰西国王，却导致了西班牙国王的不参战，抗击伊斯兰的统一战线有了不好的先例。

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大强国之间的争霸是16世纪欧洲的特色。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1515年时，弗朗索瓦21岁，卡洛斯16岁，年纪轻轻的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登上王位。这两个人都长寿，16世纪前半叶一直在位。整个欧洲卷入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削弱了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势力的抵抗力量。

没有人知道教皇利奥是否也呼吁过西班牙国王参战。不过，那年恰逢西班牙国王更迭，即将登基的卡洛斯年方16，现实的利奥十世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邀请他。总之，从1516年开始，两国便进入了一方参战另一方就罢战的状态。

此外，教皇利奥肯定连参战邀请都未发给威尼斯共和国。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友好通商条约还在继续。威尼斯是一个只要与本国利害没有直接关系就不会打仗的国家。

安德烈亚·多里亚

最终，法兰西和热那亚响应教皇利奥号召前来参战。加上教廷的3艘船，共有19艘加莱船。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如连“福斯塔”在内超过27艘军船的海盗船队，但基督教方面有安德烈亚·多里亚。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时已经年逾50，但应把他当作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的人来看待。他出生于热那亚首屈一指的名门，但大器晚成，50岁才起步。这点令人印象深刻。1516年组成了“神圣同盟”。这时以“神圣同盟”进行的战斗名垂青史，也是他后来辉煌经历的第一步。

基督教方面还有一位性格坚强的人——保罗·维托里，他被利奥十世任命为教廷舰队司令。我认为他是因与马基雅维利私交甚好而历史留名的弗朗切斯科·维托里的哥哥。果若如此，他应该是40来岁，富有不拘偏见，行为自由大胆的气质，是当时典型的佛罗伦萨人。

1516年7月，所有集结在奇维塔韦基亚的神圣同盟船只驶向第勒尼安海，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他们搜遍了厄尔巴、撒丁、科西嘉各岛，连海盗船的影子也没见到。当时正值夏天，并不是海盗结束活计撤回根据地的季节，但又的确没有找到海盗。被召集起来开会的舰长，一致认为，库尔特格尔得知基督教舰队出动，不愿意打海战，撤回了根据地比塞大。

围绕下一步如何行动，意见出现了分歧。热那亚和教廷主张进攻比塞大，而法兰西则有不同意见。热那亚和教廷此后开始了单独行动。

寻找海盗只需打仗用的加莱船，而去北非，必须有运输船队随行。但眼下已接近7月底，没有时间等待所有船只集结。大军在向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的舰队下达了跟进的命令之后，加莱船便强行南下。要打海盗一个冷不防，只能进行比海盗更快的速攻。

果然不出所料，库尔特格尔和所有海盗都回到了比塞大。派去侦察的小型快船报告，海盗船队全部停泊在港内。港口入口被牢固的铁锁封住，好像在告诉人们，年内不再有海盗航行了。

热那亚攻击比塞大的意志没有改变，但向教廷提出了一个请求。热那亚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故希望参加攻击的热那亚船的桅杆上不挂热那亚国旗，而悬挂教皇旗。保罗·维托里是商业大国佛罗伦萨人，知道必须考虑维护经济关系。

8月4日黎明，大型帆船冲断铁锁，攻入港湾，桅杆上教皇旗高高飘扬。停泊在湾内的海盗船一艘接一艘地被放火焚毁。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全部在岸上，海盗船全无防备。

点燃所有海盗船之后，战场转到了陆上。基督教船一般不用奴隶，这时划桨手成为士兵。他们把基督徒奴隶们从“浴场”解放出来，之后并未停手，又进行了掠夺。尽管杀死了许多海盗，却没有发现库尔特格尔。他向内陆逃去，但这时的“神圣同盟”军还没有足够的陆上战力进攻陆地深处。

还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根据热那亚得到的情报，去年被掳往比塞大的热那亚船不知为何被转移到了突尼斯港。在热那亚人看来，必须夺回被拉到突尼斯港的友船和船员，否则就徒劳无功。

但是攻入突尼斯港就会违反与伊斯兰“酋长”缔结的条约。说突尼斯港像比塞大一样是海盗巢窟，这个理由行不通。于是，司令官多里亚亲自指挥了自己谋划的隐秘行动。

热那亚人分乘3只小船，深更半夜潜入了突尼斯港内，悄悄摸到已经沦为划桨手的同胞的船上，戴着铁锁链的同胞还在熟睡，放哨的海盗还未来得及叫喊就被干掉。随后，3只小船用缆绳拴住大船，将它静静地拖往港外。他们行动迅速而安静，熟睡的划桨手们知道自己已经获得自由的时候，船只已经被在港外等待的友船包围。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大胆而狡猾的胜利。

后来，基督教海军不但掠夺了突尼斯海岸一带，恢复了被囚禁在“浴场”里的基督徒奴隶的自由，还屠杀伊斯兰教徒居民，掠夺他们的财物，抢走了3艘伊斯兰船，8月底踏上了归途。神圣同盟声名大噪，但除了解放沦为奴隶的不幸者以外，其行径与伊斯兰教徒同样野蛮。然而，越是跟海盗一样暴虐，对海盗作战就越是有利。这虽然令人遗憾，却也是事实。

外交上经常会右手打一拳左手拉一把。有人会说，既然要拉一把，就用不着打那一拳。这样想的人心地善良，但不懂外交。当然，不打就能解决问题最好不过，但事实是有很多挨了打才能解决问题的例子。

马基雅维利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写道：即使被憎恶也不可被轻蔑。他还写道，在政治中应选择使人害怕，而不是被人爱戴。因为人会被热爱自己的人轻易抛弃，却不能轻易离开可怕的对手。外交处理的是国家间而非个人间的问题，被轻视、被轻蔑都会导致实际损害，因而绝对避免这种情况便成为外交中最重要的事。

1516年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这样行动的。在突尼斯海岸一带像海盗一样施暴回来之后不久，热那亚向这一带的行政负责人突尼斯“酋长”派去使节，明确表达了以下的意思：

“热那亚船被拖到了突尼斯港的事实表明，突尼斯认可掳走船只并将其拖往北非的海盗库尔特格尔的行为。

“如果今后还想与热那亚继续保持通商关系，如果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领土不想再次被毁，就应该承诺把海盗从你所统治的所有地方赶出去。”

“酋长”阿卜杜拉坚持说自己没有纵容海盗，但还是不得不做了以下承诺。第一，不袭击热那亚船只；第二，不袭击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还承诺把这两条转告给库尔特格尔。

但他对把海盗赶出所有港口一事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予以答复。因为“酋长”知道库尔特格尔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即便如此，热那亚政府也并不相信突尼斯“酋长”的承诺。热那亚海军回国后不久，利古里亚一带便开始建造瞭望塔，数量惊人。原有的瞭望塔也得到了加固（参照本书上卷卷末彩图）。热那亚在取得承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御。

同为欧洲人，在同一个时代对北非海盗的应对方法却如此不同，真是发人深省。

热那亚共和国采用的对策如前所述。与热那亚比肩的另一个意大利海洋国家威尼斯则选择了不打但也不容许轻视的处理方式，堪称此类国家的榜样。

威尼斯的商船队都配有护航船，他们一贯的方针是谁敢动手决不容忍。他们抓住前来袭击的海盗，不像热那亚那样带回国去关入监牢，而是当场吊死在帆桁上。威尼斯认为，海盗不是战俘，只是单纯的罪犯。因此很少有海盗袭击威尼斯船，在“浴场”受苦的基督教徒中，威尼斯人的比例极低，几近于零。

第三种处理海盗的办法大概就是当时西班牙国王的做法。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并为两大海盗根据地。西班牙国王在阿尔及尔港附近构筑了一处以“佩尼翁要塞”知名的城堡，在城堡里装上大炮，以后便事不关己。真是一种西班牙式的感觉。对西班牙的统治者来说，保住大国的威信也许比实际成果更为重要。其结果，海盗船在阿尔及尔港进进出出，被绑架来的西班牙人拖着铁锁链，哗哗作响地走在阿尔及尔街上。他们的身影从未绝迹。

库尔特格尔又在干什么呢？与不得不假装自律的“酋长”不同，他没有官方地位，也没有自律的义务。不过，他似乎还是尊重“酋长”对热那亚许下的不袭击其领土的承诺。离开根据地比塞大港后的海盗活动，没有把船头对准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

当然，海盗库尔特格尔只是为了给突尼斯“酋长”面子，并非放弃了对热那亚领土实施海盗行为。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热那亚政府加紧努力，利古里亚沿海地方防御坚固，迅速形成铁壁。临海的所有崖顶上都矗立监视海盗船用的高塔。居民至今仍称之为“撒拉森塔”。从海上望去，高崖和矗立其上的高塔，与这一带为数众多的石矶浑然一体，形成绵延不断的防御铁壁，而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战船在热那亚港内待命，准备随时出战。进攻这样的热那亚，意味着以卵击石，这是海盗最不感兴趣的事。

这样，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两个地方就成了这年库尔特格尔的目标。把目标锁定在这两个地方，对库尔特格尔来说有着特别的原因。

托斯卡纳是教皇利奥的本家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地方，拉齐奥则是教皇利奥在罗马的居住地。去年进攻比塞大是在教皇的旗帜下进行的，基地被毁的库尔特格尔也许想着要对教皇干点儿什么。

海盗库尔特格尔想通过绑架教皇完成这个心愿。好一条豪气大胆的汉子！

不晓得库尔特格尔从哪里得知教皇利奥来到了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交界的马雷马平原。这片平原全是沙滩，延伸到第勒尼安海。海盗率领满载着手下的12艘小型快船“福斯塔”靠近平原，等到半夜全体登陆。新月当空，他们在暗夜顺利上岸。

海盗的第一个失算是等到天亮才去进攻利奥下榻的本地贵族的城堡。

海盗的第二个失算是忽视了教皇利奥年轻时起就喜好狩猎，虽然身体肥胖，却能娴熟地驾驭马匹。

城堡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却没有对其形成完全包围的态势，这是海盗决定性失算。

天一亮城堡外面就骚动起来，利奥当即意识到这是海盗来袭。他飞身上马，一溜烟地逃回了罗马。他看到罗马北边城门的时候，还不到中午，足见他骑乘的速度之快。

他虽然抛弃奋起反抗海盗的朋友和随从，但却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免遭史无前例的屈辱。

假如现任罗马教皇被活捉，用铁锁锁着押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在苏丹面前屈膝的事情发生，以后的基督教世界将陷于不可恢复的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劣势。

我们不能忘记，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奉的对象不同，而在于信奉方式的对错。在伊斯兰教徒看来，基督教徒是对唯一神的信仰的途中误入歧途的人，所以都是无信之徒，不是人而是狗。没有比戴着铁锁被押解到伊斯兰世界的教皇更好的标本。尝试绑架基督教世界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库尔特格尔是在那个时代值得赞赏的伊斯兰教徒。

虽然行动失败，但绑架罗马教皇的新闻传遍了整个欧洲。没有发现12艘敌船靠近而使其登陆的第一责任人是担任守卫近海任务的教廷海军司令。人们都认为他将被解职。然而与大家的预料相反，教皇并没有撤掉这位既是同乡又是亲戚的司令官。保罗·维托里和利奥二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豪放好强，一向气味相投，关系甚好。

此次事件以后，维托里司令再也不允许自己指挥下的3艘军船停泊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内守株待兔。他让各自为战的军用帆船分别配上联络用的小帆船不断在海上巡逻，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警戒体制。

陆上沿海岸线也同时开始建设用于监视的“要塞”（rocca）。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有很多“塔”（torre），那里的山崖往往延伸到海边，这种地势非常便于放哨监视。但是在沙滩很多的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带，在监视之外还需要派驻足够数量的士兵迎战登陆的海盗。这两处需要建造要塞，哪怕只是小型的，否则无法防卫。

陆上进行着突击工程，保罗·维托里率领的教廷海军在海上不断巡逻。尤其是维托里乘坐的旗舰远离海岸，远航到撒丁和科西嘉四处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一旦遭遇，便用自己仅有的几艘船去突击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

但海盗船直到当年秋天也不曾现身。保罗·维托里满腹狐疑，他派出快船潜入比塞大港附近侦察。也不见库尔特格尔的影子。

库尔特格尔既不在第勒尼安海，也不在北非的比塞大，原来他按照苏丹的命令去了君士坦丁堡。

苏丹塞利姆并没有因为绑架教皇失败而责备库尔特格尔，相反给了他巨额赏金，亲自犒劳他过去的种种辛苦。但苏丹没有再派库尔特格尔去北非，会不会因为期满解散而让他引退呢？事实上正好相反。

库尔特格尔在西地中海四处为祸，甚至尝试绑架教皇，尽管此举未能成功。奥斯曼苏丹把这位无比胆大的奥斯曼海盗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各国之间并未有大型海战。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实际负责的海域仅限于地中海东部。此后，库尔特格尔的名字便在西地中海以基督教国家为对手的海盗的历史中消失了。

然而，对为害西地中海的伊斯兰海盗而言，库尔特格尔的晋升无疑反映出海盗未来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只要在海盗行动中取得成绩，就可能当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总司令。库尔特格尔成了海盗的示范。

在16世纪初的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形成了“伊斯兰之家”。这些地方所环绕的东地中海可以说是“伊斯兰之家的庭院”。

这座“伊斯兰之家的庭院”并不是没有基督教徒。

首先，有根据地在罗得岛已久的圣约翰骑士团。他们是特异分子，自以为是基督的战士，以袭击航行到附近的伊斯兰船为职责。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干着海盗的勾当，但在欧洲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当“骑士”，所以他们与北非海盗存在区别。

圣约翰骑士团——尽到作为基督战士的职责——海盗。

北非的海盗——作为海盗取得成绩——尽到作为伊斯兰战士的职责。

在第三者看来，这样的区别愚蠢不堪，但他们本人却一本正经地放在心上。

还有一支在“伊斯兰之家的庭院”自由来往的基督教势力，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就把与他国贸易作为国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动物而言，宗教的不同不是障碍。即使在伊斯兰的“庭院”里，他们也拥有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两处基地；甚至在“家”里，他们在各地都派有领事，运营着商馆。如果威尼斯奋起对抗奥斯曼，经济关系陷入危机的时刻也就到了。

在以奥斯曼为盟主的伊斯兰世界看来，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处在“伊斯兰之家”以外。西、北两个方向受到基督教世界扼制的西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基督教世界。伊斯兰势力在北非无论怎样渗透，只要海盗是其代表，就不能说正式属于奥斯曼帝国。正因为如此，奥斯曼苏丹才将利用海盗作为扰乱敌人后方的实际部队付诸行动。

不得不承认，利用海盗是一个妙招。

使用本国海军最理想，但海军的装备和维持比陆军费钱。威尼斯共和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因为它有着悠久的海运传统，并投入了通过贸易获取的莫大财力。如果没有这两条，他们也会像教廷海军那样，拥有几艘到十几艘军用帆船的规模。

奥斯曼帝国即使拥有莫大的财富，也不具有海运传统。所谓传统，需要各方面的储备。奥斯曼无基础，在需要海军的时候只能招募海盗。

所谓需要，包括向进攻目的地运送兵力和攻城武器，或者切断那里的补给。基督教海军与伊斯兰海军这时尚未开战，不久之后便在海上发生正面冲突，打起了海战。这就是“需要的时候”。其他时间，尽可以去做海盗。正式海军平常的维持也要花钱，但如果是临时招募海盗，就不必有这种担心，这样做绝对省钱。而且，海盗干大了还有可能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前途光明的正途已有先例，鼓舞了海盗的干劲。这种人才策略后来一直行之有效。基督教世界遇到了一个麻烦的敌手。

保罗·维托里

海盗过去在伊斯兰进攻地中海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仍将如此。库尔特格尔亲自选拔了自己的接班人，经苏丹塞利姆认可后确定下来。这个人名为加达里，长期是库尔特格尔的手下，曾掌分队指挥权。

与有着纯粹奥斯曼血统，长着一副东方面容的库尔特格尔相反，取代他成为突尼斯一带海盗头目的加达里全身精瘦，皮肤黝黑，目光锐利，嘴唇紧闭。他凶相毕露，举止野蛮，和画在纸上的基督徒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样子。

根据基督教方面的记载，他特别热衷于把抓来的基督教少年阉割之后赠给伊斯兰各国的宫廷。尽管基督教方面对伊斯兰的记录不会全信，但加达里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基督教方面迎战加达里的人是统率热那亚海军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和统率教廷海军的保罗·维托里。

1518年是取代库尔特格尔当上海盗集团头目的加达里开始活动的一年。我们不妨称这年夏天为“海盗的季节”。加达里离开比塞大，和手下的海盗船队一路北上，驶向预定的第勒尼安海。加达里积累丰富的海盗经验。他遵守着海盗的铁律，不碰强大的对手。他没有去安德烈亚·多里亚严阵以待已成为铜墙铁壁的利古里亚，而是在地中海中央停止了北上。他决定把这年的活动地点放在教廷海军守卫的意大利中部。撒丁和科西嘉诸岛在盛夏期间已经成为掳获奴隶的收割场。他绕着这些岛屿，把时间耗在了“割草”上。把绑架来的人装上船，运去北非，也是海盗的老套做法。

9月将半，加达里和海盗船队径直转舵向东，靠近了托斯卡纳。

正在附近巡逻的维托里接到海盗船队出现在厄尔巴岛近海的报告，径直朝那片海域驶去，却未做好充分准备。跟随维托里所乘旗舰的只有一艘军用帆船和两艘小帆船。船队逆风北上，没有配备划桨手的帆船无法快速行进。另一艘军用帆船不如旗舰大，速度也不如旗舰。后续的三艘船与旗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维托里明知这一点，却仍然让他所乘的大船单枪匹马地追击敌人。

在本土的皮翁比诺海岬与厄尔巴岛之间的海峡，他追上了一只北上的船只。

维托里司令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岛屿附近与敌人对决的危险，脑子里只有眼前这艘敌船。他用船头撞击敌船。海盗船立即大幅倾斜。海盗经不住登上甲板的教廷海军和划桨手的联合攻击，投降了。

就在这时，附近岛屿的背后出现了8艘“福斯塔”船。这8艘小船立即包围了维托里的船。围攻没多久便胜负明朗。正在此时，后续的一艘大帆船和两艘小船赶到了。

前面说过，小帆船没有攻击力。即使有战斗力，现在也是以二对八。迟到的三艘判断旗舰已呈败势，为救旗舰而冲入敌阵无异于发疯，于是退到敌人追不上的海面上作壁上观。他们别无选择，决定见死不救。

维托里船上连划桨手一道全员上阵。司令像一头狂怒的狮子，一直在亲手杀敌。维托里身受重伤，但他没有忘记司令的职责。他在视线的尽头看见了在海面上旁观的友船，命令还能动的人全部弃船跳海。之后，他倒了下来。

缴获了教廷海军的旗舰，报了两年前比塞大遭受攻击的一箭之仇。加达里满足了，认为这足以完成当年的工作，撤回了比塞大。当然，他们拖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作为库尔特格尔的后任，加达里在这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教皇利奥和保罗·维托里不但同为佛罗伦萨人，还是好友。想到维托里遭袭的命运，平时性格爽朗的教皇也掩饰不住悲伤。冬天将至。冬天，是船舶进港维护和检查装备的时令，水手和划桨手可以回家休息。但来春要再开海上巡逻，这个冬天还必须确定舰队司令的人选。

可是，教皇利奥怎么也定不下替代维托里的人选。心腹们送来的名单，他一看就推在了一旁。利奥的理由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没有维托里死亡的确证，他内心难以放弃最后的一缕希望。

一想到好友被铁锁链铐着投入监狱，严刑拷打之后被斩首，教皇利奥就悲情难抑。保罗·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两年前被教廷海军蹂躏的北非伊斯兰教徒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敌将维托里押至广场公开处决。文艺复兴时代也是战乱的时代，教皇利奥身处其间，完全知道等待败将的命运。然而，1518年的冬天，利奥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春天来了，海盗的季节开始了。

如果今年海盗加达里仍把目标锁定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这两个地方的沿海一带必定会遭受惊人的损失。防守这片海域是教廷海军的任务，而教廷海军不仅旗舰被敌人抢走，就连司令也还空缺。前一年的成功让加达里过分自信。

1519年春天，加达里把去年缴获的教廷旗舰改为自己的座船，率领手下的海盗船队，离开北非北上。这个消息被常驻突尼斯的热那亚领事传回了本国。眼下还不知道加达里的目标是哪里，但热那亚还是开始了迎战准备。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负责抗击海盗的安德烈亚·多里亚预测海盗今年将攻击热那亚。这个预测相当准确。因去年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加达里，去年还躲着热那亚，今年却认为能打赢它了。于是，加达里对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看都没看一眼，一路北上，直指热那亚。

这一年，热那亚港口只配备了4艘具有攻击力的加莱船。热那亚政府从护卫热那亚近海考虑，认为4艘足够。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多里亚虽然已经53岁，但地位较低。只负责热那亚港的防御。

但是，认定海盗必来的多里亚不是唯唯诺诺的人，哪怕这是本国政府的决定。他向政府要求再拨两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政府以有船却无划桨手为由拒绝了多里亚。多里亚不会因为这点儿挫折而退缩。他提出使用囚犯，并让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

囚犯在海上服务的条件是，做一段时间的划桨手便可减免刑期。他们在意大利船上不会被铁链捆绑。但既然是犯人，就需要看管他们，这与一般的划桨手不同。这些人被称为“博纳波利亚”，直译是“良好愿望”，意为这些人不在监狱而在海上尽热那亚公民的义务。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他们可以与其他水手一样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安德烈亚·多里亚把囚犯分散到各条船上。这样一来，他组成了一支有6艘加莱船的船队。他率领这支船队出海迎敌。在防守坚固因而安全的港内守株待兔不是他的性格。

热那亚的大海汉子

4月底的一天，正在南下的热那亚海军收到了侦察船送回的报告，多艘“福斯塔”海盗船正结队沿皮亚诺萨岛近海北上。皮亚诺萨是科西嘉和厄尔巴之间的小岛，在这片海域北上表示敌人正向热那亚进发。

多里亚没有采用阻挡北上海盗船的战术。他知道海盗不善海战，即使船只数量占优势，一见敌人船队就会逃跑。而且，这时的风是东南风，有利于北上之敌，对己却是逆风。

多里亚摆出来要逃跑的样子，掉头向北，其他5艘船也跟随而去。

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船只喜用三角帆，而不是四角帆。四角帆遇到逆风便束手无策，而三角帆却可以曲折前行。公认热那亚水手对这种帆的操控能力超过威尼斯人。他们改变航向的技艺精湛，远非北非海盗所能及。正因如此，安德烈亚·多里亚才敢使用这种需要高难度行船技术的战术，这就像在海风劲吹的海面上走钢丝一般。对热那亚水手来说，一边顺风前进一边渐次减速易如反掌。这时，海盗加达里满脑子只想着追击逃跑的敌方船队。

就在皮亚诺萨岛消失在水平线上，船队经过厄尔巴岛的时候，多里亚乘坐的旗舰桅杆上高高打出旗语，命令船队再度调转船头。

热那亚舰队突然改变航向，所有船只都已降下船帆。降下船帆，只靠划桨航行，这意味着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顺风追赶而来的海盗船队遇到敌人突如其来的迎面冲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没想起降帆便冲入了敌阵。热那亚方面以完美的态势迎战敌人，而海盗却是被风推着进入战斗。这不能不影响到双方战士的斗志。热那亚的士兵和水手团结一致，口中高喊着“圣乔治”攻上敌船。“圣乔治”是守护热那亚的圣人。

海上激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多里亚乘坐的旗舰同时大战5艘敌船。许多热那亚人倒下了，但战斗以海盗的完败而告终。

500多海盗战死，20多艘“福斯塔”被俘，近30艘海盗船仅有区区3艘“福斯塔”成功逃脱。被海盗用锁链捆在一起的基督徒划桨手全部得到解放。

被海盗船队当作旗舰的是去年被抢去的教廷海军旗舰，如今又回到了基督教方面。

当多里亚得知加达里就在为数很少的俘虏当中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完美成功。安德烈亚·多里亚没有像同时代威尼斯海军司令们那样，当场把加达里吊在帆桁上处以死刑。海盗头目加达里被铁锁铐着带回了热那亚港，这成为凯旋的亮点。加达里随后被投入皮亚诺萨岛的监狱。据说他悲愤过度，两年后死在狱中。

旗舰被送还给了罗马教皇，他由此得知热那亚舰队的胜利。这艘船上的很多人在教廷旗舰时就是船上的水手，船被海盗作为旗舰之后又成为奴隶而劳作。一年后他们回到了国内，教皇利奥掩饰不住喜悦，欢迎他们。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曾经的司令维托里的消息。

教皇也只好承认司令的人选安排已不能再拖。当初维托里乘坐的旗舰是一艘安装了大炮的最新式船，海盗加达里拿下这艘船后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船。这条船现在正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出发。教廷舰队已经恢复到了教皇利奥辛苦创建当时的状态，所缺的只是司令官。

热那亚政府通过教廷驻热那亚大使转达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预测，加达里被收拾了，但北非海盗不会因此停止袭击，第二年必定会来袭。那时托斯卡纳和拉齐奥可能会是目标。

此外，热那亚政府还传过话来，热那亚海军准备与教廷海军联手防卫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确定主事人教廷海军司令的人选已经到了不能再推的地步。

就在这个当口，保罗·维托里的亲笔信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上。这封在威尼斯船上写的信让教皇利奥狂喜不已。维托里在信上写了他被俘虏以后的情况。

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维托里，被抬到加达里的船上，送到了比塞大。在去比塞大的船上，他得到了犹太医生的良好救治。到了比塞大被投入监狱时，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可以忍受牢狱生活。

我们不知道加达里和维托里是如何见面的，也不知道维托里是如何说服海盗头目的。照我的想象，保罗·维托里也使用了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使用过的“招数”。公元前1世纪，在庞培横扫海盗之战以前的地中海，海盗还很猖獗。年青的恺撒落入了海盗之手，他使出了这样一招。

首先必须保命，这是先决条件。恺撒向海盗许诺支付高额赎金。金额必须多到对海盗的魅力大于杀死眼前人的程度。至于是否出得起这么多赎金，这时不必多想。不被杀死优先于其他任何条件。

保罗·维托里是否用了这一招不得而知。只是教廷海军司令未被处死，并不可思议地被允许拥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这使他得以接触威尼斯驻突尼斯领事。

与加达里协商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作为一个人质的赎金，这种高价码前所未闻。维托里虽然出身名门，但其家族并不像其他佛罗伦萨名门那样经营金融业，这些赎金就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

那个时代，在城市里除去房租，一年的生活费有20到25达卡特也就足够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行政官僚中间阶层的年薪也就100达卡特。圣母像如今已经成为教廷的至宝，当时向米开朗琪罗支付的制作费也只有150达卡特。我们不知道赎金高达6 000达卡特，究竟是海盗的要求，还是教廷海军司令的提议，但这个金额非个人所能支付得起的。

加达里相信了维托里所说教廷会支付赎金，赎金也通过数个威尼斯人在突尼斯的账户支付完毕。被囚生活不到半年，保罗·维托里便获得了自由，乘坐前来做买卖的威尼斯船离开了突尼斯。

他不是不能直接回罗马。尽管威尼斯人为帮助教廷海军司令获得释放不遗余力，还是要等确认垫付的6 000达卡特赎金汇入威尼斯银行之后才能送还维托里。因而，维托里才作为赎金的担保乘威尼斯船去了威尼斯。他在船上写信给教皇，除了尽早向教皇报平安外，意在请求教皇尽快向威尼斯银行支付那6 000达卡特的赎金。

维托里的来信给已经开始绝望的教皇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据说他用个人财产担保，筹措了这笔前所未闻的巨额赎金。1519年入冬时节，完全获得自由的维托里回到了罗马。

事实上，是教廷海军司令在信中拜托教皇，请他先帮助垫付赎金，钱总会还给教皇的。半年后再次现身的好友又重复了这样的话，教皇利奥用爽朗的笑声做了回答。我在《上帝的代言人》一书中列举了4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如果有人有过一次在伊斯兰海盗手下当俘虏的生活经历，他自然不愿意再次出海。即使不直接拒绝，说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也一定不会受到非难。

16世纪是所有不同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

基督教对伊斯兰教；

天主教对希腊正教；

天主教对新教；

天主教稳健派对异端裁判派；

法兰西对西班牙和德意志。

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自穆罕默德死后就开始分为各个宗派，相互抗争，延绵不断。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一支独大，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抑制抗争的作用。但在基督教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奥斯曼那样的势力，冲突长久持续。西班牙想独掌西欧霸权，法兰西则坚决不允，两者之间的权力游戏使欧洲成为战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这样的时代，监狱内情况恶劣，囚徒生活严酷到了极点。这一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并无两样。恶劣严酷的情形与是否有宗教介于其中并无关系。围绕权力和利益的抗争只有“胜者”和“败者”之分，可是宗教一旦介入，就会分为“正”与“邪”。

这种时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囚禁生活对基督徒来说不可能舒服，尤其对全体基督徒的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海军司令更是如此。

保罗·维托里对自己在比塞大和突尼斯将近半年的囚禁生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他最先拜托教皇的不是让自己回到故乡佛罗伦萨，而是早日恢复自己教廷海军司令的职务。教皇利奥则爽快应允。维托里有着能屈能伸的性格，同为佛罗伦萨人的利奥十世更是如此。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新教背离教廷，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面对如此局势，教皇利奥都没有恐慌，他不可能会为区区6 000达卡特耿耿于怀。就这样，维托里回到了奇维塔韦基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全体士兵、水手和划桨手鼓掌喝彩，欢迎他的回归。第二年，教廷海军就已经恢复到了可以再度出海的状态。

前一年安德烈亚·多里亚俘虏海盗头目加达里，这一事件影响巨大。

即使是海盗集团，一旦失去领导机能也会失灵。他们连被关在弹丸小岛皮亚诺萨的监狱中的自家老大都没能抢回去。现在，第勒尼安海的北边有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海军紧盯着，南边有维托里指挥的教廷海军进行常规巡逻。面朝这片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海岸实际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

与西地中海相反，东地中海骤然恶浪滔天。奥斯曼帝国开始再次向圣约翰骑士团的根据地罗得岛发动了进攻。

自公元1517年把叙利亚和埃及完全置于霸权之下以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确立起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当然也就把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环绕的东地中海当成了自己的内海。唯一残存在东地中海中央的基督教世界堡垒，就是如今仍被宗教骑士团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残余盘踞的罗得岛。

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罗得岛被称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但主宰这块“骨头”的人并没有在罗得岛上老老实实地待着，不但袭击来往于堪称海洋要道的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之间航路上的船只，还袭击来往于周边海域的伊斯兰船只，用可谓是海盗的手法专心致志地与伊斯兰战斗着。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十字军的继承者。

然而，这对来往于这一海域的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伊斯兰教徒害怕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称他们为“基督的蛇”，称他们盘踞的罗得岛为“基督的蛇穴”。已成为伊斯兰盟主的奥斯曼苏丹对此不能坐视不理。

1480年奥斯曼曾经尝试过以消灭“蛇穴”为目的的攻击。但当时海上补给线尚不完善，10万大军登陆后不得不撤退。直到1520年，才有了第二次尝试的苗头。

早早得知奥斯曼国内这种苗头的骑士团团长意大利人德尔·卡雷托飞速向西欧基督教各国发出了派遣援军的请求。教廷自然最先派出援军。教皇利奥决定答应这个请求，并点名让保罗·维托里担任援军指挥。

如果把这个任命想象为教皇为6 000达卡特的赎金让维托里到最前线去与伊斯兰打仗卖命，则不免令人发笑。接受命令的维托里也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他精神抖擞，重返抗击海盗的最前线。而他的对手加达里却蹲在监狱，手下的海盗已销声匿迹，就像举起的拳头无处可打。

骑士团长的信上说，海盗正在罗得岛近海四处扫荡，意欲切断骑士团的补给线。这可说是正式进攻罗得岛的前哨战，而指挥海上作战的正是库尔特格尔。

曾使西地中海惊魂的海盗库尔特格尔此时已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司令。奥斯曼发动军事行动，他当然会从海上予以支持。库尔特格尔是维托里难忘的敌人。他企图绑架罗马教皇。绑架虽然未遂，但毕竟发生在负责教皇安全的教廷海军司令维托里鼻子底下。要与库尔特格尔再度决战的想法，在这位佛罗伦萨汉子的胸中燃烧。

三艘装有大炮小炮的大型帆船驶向了罗得岛。教廷海军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船，是教皇利奥再次借款紧急建造的。普通的帆船没有攻击力。可是装有大炮的大型帆船则完全具备攻击能力，这种船被称为“加莱奥内”（Galeone）。要能经受得住去罗得岛的长途航行，又要具备攻击能力，“加莱奥内”比加莱船更加合适。

大型帆船的乘载人数也多。三艘“加莱奥内”出港时，不但装载了数量众多的大炮和大量火药，每艘船上还乘载了250名士兵，他们全部都是志愿者。

春天，他们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沿意大利半岛南下，穿过墨西拿海峡，横渡伊奥尼亚海，抵达罗得岛港口。这时已是6月，法兰西国王送来的17艘船已经进港。法兰西国王派来援军意味着西班牙并无援军。骑士团团长认为再等其他援军则是浪费时间，他把共计20艘船的海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保罗·维托里。不过，这个任命似乎是维托里要求的。法兰西船的船长中很少有人有与伊斯兰海盗的作战经验。维托里就像重回大海的鱼儿一样，抵达罗得岛后表现出惊人的活跃。

骑士团团长法布里齐奥·德尔·卡雷托在1520年8月25日给教皇利奥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此人虽然身在罗马，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一员）的信中写道：

我最敬爱的保罗·维托里每日归来都有卓越的战果，无愧于基督教海军司令之名。维托里功劳卓著，奥斯曼船只一艘也不能靠近罗得岛的近海。

尤其是日前的战果十分了得。他追得指挥奥斯曼海军的海盗头目的座船四处逃窜，最后击破并焚毁了这艘船，还押回了许多俘虏。他不但把奥斯曼海军扫除出了罗得岛近海，还补充了我们人手不足的划桨手。

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圣约翰骑士团使用捕获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

保罗·维托里念念不忘的目标是库尔特格尔。尽管库尔特格尔乘坐的船只沉没了，但人却逃走了。可以说维托里赢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奥斯曼方面已经断念，不再企图建立从外部切断罗得岛补给的封锁网。

法兰西援军的目的已经达到，17艘船踏上了归途。保罗·维托里也受到骑士团全体成员最高礼仪的送行，同属下的三艘船一起向西进发。

当时，罗得岛已两次击退了奥斯曼的进攻，所有人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测。罗得岛的命运与把地中海卷入其中的国际政治的动向不无关系。

[1] 优卑亚岛的旧称。——译者注

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年轻的掌权者们

如果把焦点对准1522年这一年，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下列人物。他们全都年纪轻轻，手握重权，统治时间长久，而且都是英明的君主。

苏莱曼一世（1494—1566年）：因父亲塞利姆去世于1520年26岁时成为奥斯曼苏丹。在长达45年的统治期间，他在陆上直逼维也纳，海上持续进攻威尼斯等基督教国家，使领土最大化，成就了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力者，就连基督教方面都尊称他为“大帝”。

1522年他28岁。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1515年21岁时登上法兰西王位。作为君王，他在军事和外交上当时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他的统治长达34年，这期间总能有所作为。法兰西全部国土都是耕地，富饶且人口众多。要说作为国王的功绩，三顾茅庐把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请到了法兰西，给了这位伟大天才短暂的安居和身后的长眠之地可算其一。《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感谢的馈赠，保留在了法兰西。

卡洛斯五世

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一世

除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憧憬和热爱之外，作为法兰西国王，他的一生是在对西班牙的憎恶中度过的。想想当时卡洛斯的势力，这并不足为怪。

1522年他28岁。

作为西班牙国王称为卡洛斯一世，作为以德意志、奥地利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为卡尔五世（1500—1558年）：1516年16岁时成为西班牙国王，19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不仅把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荷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还是除威尼斯以外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的统治者、殖民化进程中的美洲新大陆的主人。

1522年他22岁。本书中称他为“皇帝卡洛斯”。

除此三人之外，还有两人是16世纪权力游戏中不能缺少的主人公。

第一个是威尼斯共和国，共和国避免突出个人，因而经常以国家之名行动。威尼斯共和国的人口不到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之所以能在决定国际政治的场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大国，更因为它拥有奥斯曼、西班牙、法兰西都不能小觑的海军力量。一旦打起海战，威尼斯是否参战决定着胜败的走向。

第二个是罗马教皇。“上帝的代言人”教皇与世俗君主不同，他不能拥有军事力量。与其说不能，不如说这在教徒看来不合适。以防御海盗为目的设置的教廷海军，若比较构成战斗力的单层甲板军用帆船，其数量还不到号称地中海最强海军威尼斯的百分之一。

但是，罗马教皇拥有任何大国统治者都不具备的无形权力。

在基督教教义中，世俗君主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承认才处于君主地位。其具体体现是获得神意传达者教皇的加冕。哪怕是西欧世界位列第一的统治者卡洛斯，也要跪在罗马教皇面前，请他授予皇冠后才能取得统治者的正统性。如果教皇不喜欢某个君主，甚至可以将其开除教籍。基督徒没有义务跟随一个被开除出教的人。昨天大权在握今天可能会变成凡夫俗子。经过文艺复兴，开除教籍的效力已经锐减，但如果自己的国王被开除教籍，臣下的善男信女也就不会再臣服于他。

此外，统治者们进行的战争因罗马教皇是否承认而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即使是单纯的军事同盟，也可能被冠以“神圣同盟”之名。

教皇的权力不容忽视，所以各国历来都力图把对本国有利的人物扶上罗马教皇的宝座。罗马教皇由称为“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投票决定。但投谁的票却不是作为人的红衣主教个人决定的。按照基督教义，神灵会暗示每一位红衣主教投谁的票。但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红衣主教即使有也为数极少，于是各国君主都会暗中活动。

活跃于多个舞台的教皇利奥于1521年底去世，享年46岁，死因似乎是肥胖。外界评论教皇与法兰西走得很近，他在这个年龄突然去世，完全出乎法兰西的预料。法兰西尚未动作，西班牙抢先一步。被“圣灵的暗示”选为教皇的是皇帝卡洛斯的家庭教师、荷兰乌德勒支的主教。西班牙成功夺回了以前倾向于法兰西的教廷。失去了后盾的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的地位不由得微妙起来。新教皇是荷兰人，连地中海都是第一次见到，向他解释伊斯兰海盗一定很困难。维托里用4艘加莱船去西班牙迎接新教皇，一路护送他来到罗马。

历史已经进入了年轻君主们玩弄权力游戏的时代。地中海世界不可能不受影响。

尊为“大王”、“大帝”者毫无例外地都是靠进攻他国成功扩大本国领土的人。君主在内政方面无论取得多么重要的业绩，也只会被称为“贤帝”，而非“大帝”。人是一种在胜利中取得快感的动物。所以，领袖，尤其是将要开始自己统治的领袖，向被领导者获得这种快感很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感到前途光明，将来即使遭遇困难，也会跟你前行。相反，如果在起步时就磕磕绊绊，大家就会意气低迷，以后的统治也会事倍功半。刚刚继位的苏丹苏莱曼下定决心，断然进攻罗得岛。

1522年8月1日开始了4个月坚苦卓绝的攻防战。结果，苏莱曼战胜了圣约翰骑士团，端掉了“基督的蛇穴”。

不到600人的骑士，加上外来的雇佣兵和拿起武器奋起抗击的罗得岛居民，兵力总共不满5 000人。但是他们靠这点儿兵力与300艘船运来的10万大军对抗了4个月之久！

防守方死伤4 000人，而进攻方奥斯曼军的死伤人数却达到了10倍于此的4万人。牺牲者如此之多，进攻方通常都会撤退，等待下一次机会。可是，4个月来苏莱曼身在战场，脑子只考虑取胜，任凭什么样的牺牲都不能动摇这位28岁年轻专制君主的意志。直到取得胜利，他才回到首都伊斯坦布尔。

这次攻防战的详情，请读者阅读我于20年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记》一书。被称为“罗得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于1522年撤离罗得岛以后，地中海东部完全成为“伊斯兰海”。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都预料到这种情况会波及西地中海。

教皇克莱蒙特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换成苏莱曼以后，利用海盗的战略没有改变。

加达里死在皮亚诺萨岛的监狱里，海盗西纳姆取而代之。西纳姆是犹太人，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士麦拿（今伊兹密尔），改教后成为伊斯兰教徒。西地中海一带的人称他为“犹太人西纳姆”。他是个独眼龙，用一块黑布斜罩着那只盲眼，指挥喽啰的样子，活脱脱一副海盗相，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副模样使遭到他袭击的人无不吓得瑟瑟发抖。

他不仅残忍，而且狡猾奸诈。他的基地在以往从未被海盗注意的杰尔巴岛上。该岛在突尼斯东岸附近，北上扫荡周边的基督教国家是“犹太人西纳姆”的职业，同时也是在完成奥斯曼苏丹交给他的任务。“犹太人西纳姆”是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以强烈憎恶基督徒而著称。他成为保罗·维托里的下一个敌人。

朱利奥·德·美第奇（左）与利奥十世（右）

1523年，只做了9个月教皇的荷兰人去世，意大利人朱利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登上教皇宝座，成为克莱蒙特七世。新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与教皇利奥十世是堂兄弟关系，性格却相反。

利奥豪放爽朗，拿得起放得下。而克莱蒙特即使对心腹也不轻易打开心扉，优柔寡断。他头脑清晰，判断力强，却拖沓。

堂兄弟间性格迥异，传闻不断，这源于克莱蒙特的身世。

1478年，“帕齐的阴谋”不但震惊了佛罗伦萨，也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这个阴谋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西斯都（西克斯特）四世在背后操纵。他以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帕齐家族的男子作为行动部队，设计暗杀美第奇家族年轻的当家人洛伦佐和他的弟弟朱利亚诺。

洛伦佐受伤不重幸免于难，弟弟朱利亚诺却被杀死。但是，朱利亚诺死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洛伦佐没有深入调查，就把这个婴儿领养在自己身边，视同己出。这个婴儿就是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洛伦佐的正式养子，其身世却无人不晓。洛伦佐让朱利奥进入了神职界。在文艺复兴时代，连罗马教廷也很开放，也是一个能力主导的世界，即使是私生子，大门也是敞开的。

不过，当时罗马教廷里出身美第奇家族的人不止朱利奥一个。洛伦佐的嫡出次子乔万尼已经当上红衣主教，开始了自己的生涯。朱利奥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协助大他三岁的堂兄。在乔万尼以利奥十世的教名登上教皇宝座以后，朱利奥当上了红衣主教，是教皇利奥的第一心腹。

长期以来，朱利奥一直是美第奇家族在宗教界的第二号人物。45岁那年，终于轮到他坐上教皇的宝座。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利奥的早逝及后任荷兰人教皇的无为。

不少人认可红衣主教时代朱利奥·德·美第奇诚实规矩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性格。但是，当时世界不论东方西方都已经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优秀专制君主们相互争夺霸权。在这种时代，靠在各国之间均衡势力的路线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洛伦佐·德·美第奇曾经以此做法声名鹊起。

同时代人、教皇克莱蒙特的心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的好友马基雅维利提出了领袖不可或缺的三个条件：

富于“力量”（virtu）；惠于“运气”（fortuna）以及“时代所需”（necessita）。

更多内容请大家阅读《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一书。我们不能说新教皇克莱蒙特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来说，这种性格的教皇一定很难伺候。至于马基雅维利，则被视为思想过激，甚至被断绝了仕途。

然而，对同为维托里家族一员的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来说，克莱蒙特却很好沟通。相比于被选为教皇来到罗马才第一次见到地中海的前任，教皇克莱蒙特对地中海的现状相当了解。佛罗伦萨出生的教皇和教廷海军司令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想法，那就是与其浪费时间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不如优先保卫地中海沿岸的居民不受北非海盗之苦。

教皇把保罗·维托里放在教廷海军司令的位置上，还任命他担任教廷海军驻屯港奇维塔韦基亚的全面负责人。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一座坚固要塞是维托里的新工作。

奇维塔韦基亚自古罗马时代图拉真皇帝开埠以来，一直是罗马堪与奥斯提亚比肩的繁荣主港。进入中世纪，这里也像其他罗马时代的基础设施一样被弃置，并被作为撒拉森海盗进攻罗马的前线基地。为了防御撒拉森海盗，基督教各国开始建立海军力量，奇维塔韦基亚也随之渐渐恢复了昔日的模样，但还没有到可以容纳众多船只的规模。教皇克莱蒙特的意图是，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面对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与热那亚不相上下的港口。教皇认为，要保护第勒尼安海不受北非海盗的袭扰，绝对需要一个规模足可容纳造船厂等设施和众多船只的港口。

地中海中央

于是，在16世纪前半叶以后，奇维塔韦基亚港的面貌发生了巨变。400多年以后的今天，可以停靠豪华巨轮的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港口仍然是热那亚、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和拿波里。里窝那是过了半个世纪后才建成的港口，也是由统治托斯卡纳的大公美第奇家族建设。

保罗·维托里是奇维塔韦基亚大改造工程的全面负责人。他热情高昂，工程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便告完成。1523年夏天结束时，港口已经可以迎接预约的客人了，虽然还有一些细部工程有待完工。

前一年，圣约翰骑士团在坚持了4个月之后被奥斯曼击败，只得退出罗得岛。他们无处可去，权且在克里特岛落脚。克里特是威尼斯的领土。苏丹苏莱曼同意打了败仗的骑士带着武器什物离岛而去，但他并不希望骑士团逗留在罗得岛附近的克里特岛。威尼斯共和国不想破坏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欢迎骑士团这样的客人。教皇克莱蒙特自己也是骑士团的一员，他决定在骑士团最终的落脚点没有确定之前，暂时接受他们。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分乘三艘加莱船和数艘帆船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保罗·维托里在刚刚完工的城堡上用礼炮迎接了他们。团长和他手下的骑士们都认识以前曾被派到罗得岛的维托里。

几天后，维托里向骑士团团长建议共同防御出没于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并告诉他教皇克莱蒙特也同意他们这样做。骑士们也觉得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以伊斯兰为敌，整天游手好闲不配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便答应了此事。他们可以在奇维塔韦基亚堂而皇之地做当初在克里特岛时威尼斯禁止他们干的事情。

就这样，罗马教皇与圣约翰骑士团建立了举着防御伊斯兰海盗大旗的统一战线。具备战力的加莱船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也只有五六艘而已。圣约翰骑士团因以前长期用实际行动以牙还牙地抗击伊斯兰海盗船而闻名。现在他们失去了根据地罗得岛，更加憎恨奥斯曼。

以奇维塔韦基亚为基地的教廷海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不单是船只数量的增加。当年一整年没有一艘海盗船靠近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就是明证。

犹太人西纳姆

翌年的1524年6月，“犹太人西纳姆”从杰尔巴岛基地出发北上。他率领的海盗船队虽然由小船“福斯塔”组成，但却有34艘之多。他们一路北上，先是在左舷看到突尼斯东岸，然后在右舷看到西西里西岸。进入第勒尼安海时，意大利半岛西岸便开始响起警报。西纳姆不顾一切，继续北上。

没有人知道海盗这一年的目标是哪里，但明显不是奇维塔韦基亚。海盗的目的是抢人抢物。战船没有装载值得一抢的“物”，只有水手，但要抢这些“人”必定会遇到的激烈反抗。所以海盗躲开军船，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引发海战。海盗并不是因为怕打败仗才躲避战船的。

不过，这里正蕴藏着胜利。保罗·维托里和圣约翰骑士团团长都懂得这一点。他们决定用仅有的5艘加莱船攻击34艘海盗船。这时传来情报，敌人的船队正在靠近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的海域。

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有个小岛只有渔民才会靠近。打前站的加莱船桅杆上的瞭望哨发现两艘敌船正在接近小岛。

维托里乘坐的加莱船和骑士团团长乘坐的船绕过小岛，出现在敌船前方。另外3艘船切断了敌船的退路。5艘加莱船对两艘“福斯塔”，胜负立判，连大炮都没有用上。船上的海盗悉数当了俘虏，被用铁锁链锁在原来锁基督徒划桨手的划桨台上。他们径直把船开到了奇维塔韦基亚。

基督徒划桨手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恢复了自由，进入奇维塔韦基亚港后，各自回故乡去了。

海盗被剃光胡须和头发投进监狱。按照圣约翰骑士团以往的做法，他们将在监狱里排队，等待做基督教国家帆船的划桨手。

第二年，教廷海军与圣约翰骑士团的统一战线公开破裂，发端可能就是对伊斯兰海盗的这种处置方法。

剃光胡须和头发，这对男性伊斯兰教徒是奇耻大辱。正因为如此，他们仅因拥有错误信仰就把绑架来的基督徒视为人类所不齿的动物，并剃光他们的胡须和头发作为标志，收容到“浴场”之中。

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成年男子留不留胡须只是个人兴趣问题。在与伊斯兰世界拥有悠久贸易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去东方的人必须了解一点，在那里没有胡须就不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男人，所以男人必须蓄须。

这只是文化差异，与可以做到人所一致的文明不同。文化具有这种固有的特点，有其特别顽固之处。就连同为基督徒的人，也会因是否尊重某人某事而有所区分。

教皇克莱蒙特和保罗·维托里都出生于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与引领潮流的美第奇家族渊源深厚，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人”。他们当然对继承十字军思想的圣约翰骑士团的做法心存异议。

他们认为，既然是俘虏，戴上铁锁，关进监狱是不得已之事，但有必要侮辱俘虏，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吗？

捕获海盗加达里并把他囚禁在皮亚诺萨岛监狱中的人是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但他也没有把加达里剃光须发。

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特书一笔。当时与伊斯兰世界有直接来往的基督教国家，不管是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或是教廷，都没有也不想有同时代北非为数众多的“浴场”。他们有时会抓到伊斯兰教徒。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根本不存在“浴场”这样的设施，不会只因异教徒一条理由就强制收容俘虏，把他们当作奴隶使唤。“浴场”只存在于北非伊斯兰世界。

正因如此，在基督教世界中，“拯救修会”、“拯救骑士团”这些带着赎金去北非，从“浴场”里救出不幸者的活动才能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同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则完全没有这种组织。没有一个伊斯兰团体带着赎金到基督教国家救人。这个事实反映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贯穿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的一种区别。

另一方面，不能冷漠拒绝圣约翰骑士团的想法也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这是战胜敌人要以牙还牙的观点。不用与伊斯兰海盗同样的办法便无法战胜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一个正确的战法，圣约翰骑士团的漫长历史以及志愿者络绎不绝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以夺回圣地为目的的十字军的主力是法兰西人，与之类似，圣约翰骑士团里也有很多法兰西人。

海盗“犹太人西纳姆”在教廷海军和圣约翰骑士团两军的进攻下损失了两艘船，这只是34艘中的两艘而已。如果西纳姆愿意，他完全可以率领剩下的32艘船突袭奇维塔韦基亚，夺回被捕获的那两艘船。然而西纳姆没有这样做。他直接撤回了根据地，但海盗不会空手而归。他们沿路袭击意大利南部沿海地方，一边撤退，一边掠夺绑架。

受害地方主要集中在拿波里以南。当时意大利南部处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统治之下，由西班牙派来的“副王”（vice re）统治。并非西班牙统治者对防御北非海盗不热心。国王和副王命令建造了无数瞭望塔（撒拉森塔），残存至今。但其“热心”的程度，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并不一样。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接到海盗船队靠近的情报，加莱船就会立即从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出动,予以迎击，好似自己国家领空被敌机侵犯时紧急起飞一样。

但在意大利南部，只要主要城市未被作为目标，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意大利南部的海盗对策是，一旦被告知海盗来袭，人们立即逃进山里，在海盗为所欲为的这段时间里，屏住呼吸躲藏起来。这就是意大利南部遭受祸害的原因，海盗在这里可以确保在北部和中部得不到的最低收获。

尽管没有空手而归，西纳姆的行动还是被视为临阵脱逃。无奈，他作为海盗头目的名声大为受损。

海盗世界似乎也需要华丽的表演，即使没有实质性成果，有时也需要与基督教国家的正规海军碰撞一下。光靠合理的行动，追随者心里热不起来。这一点海盗也是一样。在这以后，西纳姆仍然是海盗头目，但北非海盗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却开始从他手中一点点丧失，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从资金到武器弹药各方面支助的大老板奥斯曼苏丹，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了“犹太人西纳姆”以外的人。

海盗“红胡子”

哈依尔丁（KhairadDin）是出生在爱琴海岛屿莱斯博斯的希腊人，人们只知道他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的这个名字。他生在以海盗为业的家庭，自幼只知道海盗。他年轻时曾与哥哥结伙祸害东地中海，奥斯曼统治埃及以后，东地中海成为帝国庭院，不再有事可干。骑士团从罗得岛撤走后越发如此。像其他海盗一样，他和哥哥把活动地点转移到了西地中海。哥哥被杀后，他当上了头目，他们当时还是一个只有4艘“福斯塔”的小海盗团伙。

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意大利的历史记载中，意大利语写作“barba rossa”（红胡子）。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这样写，只是发音有所不同。头巾盖住了头发，他的头发颜色不得而知。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那恣意生长的胡须是红色的。在东地中海活动的时候，他曾被圣约翰骑士团俘虏过，有在罗得岛监狱生活的经历。他原先没有深谋远虑，一心干着以基督教各国船只为劫掠对象的海盗营生。这种被俘体验使他成了一个发自内心憎恨基督教的人。不少海盗骂“犹太人西纳姆”怯懦，但只有红胡子决定要取而代之。

海盗红胡子

1526年，保罗·维托里去世。虽然死得突然，但却是病故。对于他的死，居民比他的任命者教皇克莱蒙特还要悲痛。据说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方，教堂丧钟长鸣，人们排着长队前往吊唁。维托里的海军将领才能不得不说卓越非凡，但更重要的是，他只要听到海盗船到来，就会放下一切立即出动，甚至席不暇暖。大家都知道，第勒尼安海沿岸地方免遭海盗祸害是托了他的福。

安德烈亚·多里亚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不，与其说教皇任命了这位热那亚人，不如说是与他签订了合同。

“雇佣兵队长”在中世纪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它指的是带着手下士兵，为雇主打仗的人。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邦国家是中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城邦国家也有弱点。这些城邦国家人口较少，很多人一心一意从事经济活动，形成一种对国家有利的共同体。与其摆弄使不惯的武器，不如全力以赴投身贸易更能提高整个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战事不常有，打起仗来再雇佣军队更加便宜。这种合理主义成为滋生雇佣兵制度的土壤。

佣兵制度的盛行与中世纪成长起来并成为文艺复兴原动力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陆军战将人数众多，甚至可以写一本《雇佣兵队长列传》。就连海军绝对使用本国公民的威尼斯共和国，陆战时也采用雇佣兵制度。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只使用雇佣兵。

包打陆战的人很多，而海上的同业者却很少。这是因为在海上，雇佣兵队长是一个比在陆地需要更多投资的职业。

首先，雇佣士兵，要保证其吃饭和所用武器装备，有时还需要马匹。

陆军的雇佣兵队长做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而海上雇佣兵队长却还要有船。

平时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巨大的费用支出。威尼斯是唯一拥有海军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奥斯曼、西班牙，领土再大也没有常备海军，而是选择使用雇佣兵。奥斯曼使用的“海上雇佣兵队长”毋庸置疑就是海盗头目。可见，海上雇佣兵队长花费更多。队长要把一切理顺，跟雇主签合同。队长报酬也要根据业绩另付，自然会很高。

中世纪几乎没有海上雇佣兵队长，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期，也只有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其中原因在于，中世纪时，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国的海军均由本国公民组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威尼斯保留了这个传统。衰退后被其他国家吞并的阿马尔菲、比萨另当别论，就连热那亚也没能继续维持一支纯粹由本国公民组成的海军。

这并非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这源于热那亚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安德烈亚·多里亚作为海军将领再有才能，一旦反对他所出身的多里亚家族的派别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不但会失业，还得流亡国外。与教皇签订雇佣合同的那年，多里亚便是在流亡中。热那亚政局的不稳定，是首屈一指的海军将领多里亚走上雇佣兵队长道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地方施展才华。威尼斯人中没有一个海上雇佣兵队长的事实便是证明。

安德烈亚·多里亚与教皇签订的雇佣兵合同金额不详，但我们知道以下情况。

安德烈亚·多里亚带着自己的6艘军用加莱船开进了奇维塔韦基亚港。这6艘船加上教廷的2艘加莱船和4艘帆船，组成了教廷海军，多里亚担任司令。多里亚认为这点儿战斗力不够，请求教廷增加2艘船。教廷作为突击工程也满足了他。多里亚进而要求把停靠在奇维塔韦基亚的3艘圣约翰骑士团的加莱船也完全由自己指挥。他的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教皇克莱蒙特能够想象得出保罗·维托里死后，“红胡子”率领海盗船队出现在眼前的样子。以前曾经有海盗甚至要绑架他的堂兄利奥教皇。

保罗·维托里于1526年5月底去世，安德烈亚·多里亚于6月中旬开进奇维塔韦基亚港。7月初，多里亚便率领麾下船队全体出动，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们频频接到“红胡子”的船队正在靠近的报告。

安德烈亚·多里亚那年已经60岁，如前所述，他起步很晚，要比同时代人减去20岁去看待他。他一贯的做法是主动出击，而绝不守株待兔。

根据最新情报，超过30艘的红胡子船队正在厄尔巴岛与皮翁比诺岛之间的海域南下。这片海域位于奇维塔韦基亚西北偏北的方向，要去迎敌必须逆风航行。若是平庸的海军将领，大概会采取在已经建成城堡的奇维塔韦基亚港内，等待顺风南下的敌人通过，等到自己也顺风时再去追击的战术。这样做的风险是敌人随时随地会改变航向，有可能逃脱。多里亚自己船上的水手、划桨手都长于逆风前进的技能。他们的老板多里亚头脑灵活，会把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变为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多里亚命令船队跟随自己乘坐的旗舰，全体北上。

船队顶着逆风北上，高高的桅杆上飞扬着白底金丝绣着圣保罗钥匙的教廷旗帜。红胡子见状大惊，他原来以为保罗·维托里死了，教廷海军会瘫痪一段时间，正是教训无信之狗的大好机会。对海盗而言，海战不是大胜就得不到任何好处。红胡子决定逃走，可是这时他却必须逆风而行。

三角帆逆风也可前进，但“人工马达”划桨手必须开足马力。海盗船的划桨手是被迫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基督徒。他们内心认同越靠越近的教廷海军的船队。

没有什么人号召，划桨动作慢了下来。监视他们的海盗立即发现，开始疯狂地挥舞鞭子。基督徒划桨手咬紧牙关，继续怠工。

同是逆风行船，在多里亚军与红胡子军之间，操帆技术有着巨大差距。而且，多里亚的划桨手全力以赴。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追来的多里亚船队赶上了红胡子船队的尾部。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

多里亚似乎事先已经下过命令。多里亚的6艘船与圣约翰骑士团的3艘船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逼近敌人的15艘船，教廷的4艘船殿后。红胡子船队的后半部三面被围。

多里亚知道这种战术会使红胡子逃掉，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战果。也许红胡子在想下次还有机会。在战场上，目标明确才会胜利。基督教方面的13艘船面对伊斯兰方面的15艘船毫不含糊。而海盗船的划桨手也从怠工进入了罢工阶段。

这场战斗称不上是一场海战。敌人的15艘船全部被缴获，船上的海盗也悉数被俘。不用说，人们砸断了海盗船划桨台上锁住划桨手的铁锁链。划桨的这些人几乎都是羊倌儿、牛倌儿，是意大利社会的下层百姓，他们放牧的地方远离村镇，最容易受到以抢劳动力为目的的绑架。

正是他们这样的社会下层百姓，才是伊斯兰海盗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来不知道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会被解除奴隶身份，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却信仰笃深，也许认为如果改变了信仰，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地狱。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本书上卷最后详述的志愿团体“修会”和“骑士团”仍在进行拯救活动。这两个团体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没有社会地位，绑架他们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从伊斯兰的“浴场”里拯救出来。

被俘的大量海盗当然要被送进监狱，但在如何送进监狱的问题上，多里亚和圣约翰骑士团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骑士团主张剃光胡须，剃成光头，而多里亚却认为可以直接关进监狱。不过，多里亚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尊重异文化之类现在的时髦话语，而只是说裹着头巾的胡须面孔辨认方便。多里亚认为红胡子仍然在海上横行，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命令再度出海，都未做休整。

但是当年并没有再次发生多里亚与红胡子的对决。丧失了一半军力的红胡子选择了回到北非的策略。这两个人也许在不为感情左右这点上很相似。

他们还有一点很相像。即使有着自己的军队，也会以使用这些军队的人即雇主的意志为转移。雇佣他们的是奥斯曼和西班牙、法兰西等国，当时都是16世纪以后兴起的大国。

安德烈亚·多里亚

现代意大利海军有一艘训练候补士官用的大型帆船，亲眼见过的人肯定都会为它的华丽发出赞叹。这艘船名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是公元1500年前后两度横渡大西洋，告诉欧洲，美洲乃为新大陆的人物的名字。热那亚人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所到之地是印度的一部分，但10年后完成了同样伟业的出生于佛罗伦萨的韦斯普奇注意到，那是一片新大陆。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就连亚美利加（美洲）这个名称都取自于他的名字“亚美利哥”。他是掀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主角之一，近代国家意大利海军属下的一艘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不奇怪。

不过，尽管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有足够大的胆量驶向未知的大海，但却没有海战的经验。他虽然是航海家，却不是海军将领。

以前每次看到教练舰“亚美利哥”号，我都会想，为什么不用“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呢？现在对多里亚有了些许了解，感到自己已明白了其中原委。与现代意大利海军有关的人谁都不会对多里亚是意大利海军史上屈指可数的将领这一点存有异议。我理解那些人的心情，他们认为他的名字不适合用来命名培养年轻单纯的候补士官生的教练舰。

用人名命名舰艇是意大利海军的传统习惯，他们不会放过意大利海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实际上，意大利有以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命名的战舰。这支战舰现在不光活跃在地中海，还活跃在中东海域。

“incrociatore”译成日语叫作“巡洋舰”。除了大炮，舰上还载有导弹，没有护卫舰也可自行作战。用空军打比方，它相当于空战的主角“战斗机”。我甚至认为，巡洋舰专司攻击，不是护卫舰、补给舰或医疗舰，这样的战舰更适合安德烈亚·多里亚。追溯他后来的生涯，大家便可理解他的名字不适合命名候补士官的教练舰，但却适合命名战舰。久经战火的勇将才配得上乘坐船舷涂有“ANDEREA DORIA”（ 安德烈亚·多里亚）巨大字样的战舰。

帆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号

巡洋舰安德烈亚·多里亚号

安德烈亚·多里亚完美地履行了1526年的合同。教廷一定希望续签合同。多里亚起初似乎打算留任教廷海军司令。但第二年，1527年5月，发生了一件史称“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最高统治者，应该比任何人都要负起保卫基督教世界宗教最高领袖罗马教皇的责任。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进攻教皇，难怪善良的基督徒悲叹世界末日到来。

“罗马浩劫”说明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从法兰西与西班牙势均力敌的状态大大偏向了西班牙。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德意志、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法兰西国王当然觉得自己四面被围。弗朗索瓦一世终于决定不择手段地遏制卡洛斯的势力。

顺便一提，关于“罗马浩劫”，我在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节中已有详述，读者有兴趣可以阅读。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震惊基督教世界的大事件呢？简单的情况如下。

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毫不掩饰自己对法兰西的同情，卡洛斯对此心生不悦，意图用武力逼迫教皇改变路线。事件发生时，罗马全市被卡洛斯派来的以德意志兵为主体的皇帝军整整破坏、掠夺了7天。事实上，克莱蒙特在保罗·维托里去世前的确托他给法兰西带过一封密信，卡洛斯的怀疑并非误解。德意志兵里有很多新教徒，他们对破坏马丁·路德极口非难的堕落之都罗马尤为热心，这也是罗马遭到更大损害的原因。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个时期大概在奇维塔韦基亚，置身于罗马遭袭的悲剧之外。然而，“罗马浩劫”却并非与他毫无关系，因为他的雇主是罗马教皇。教皇本人被皇帝军追得逃进了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提心吊胆地度日。这时，多里亚收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劝诱信。

弗朗索瓦一世因为害怕卡洛斯从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两面夹击，从地中海攻过来，夜不能寐。于是，他想把法兰西南部的防御托付给前一年打击红胡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多里亚。作为佣兵费的报酬似乎也比教廷给的要高。

首先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利益，威尼斯共和国因此政局稳定。与此相比，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却充满了内部纷争，甚至令人怀疑这两者还是不是同时代同为意大利人的共和国。

有实力的四大家族一直分成两派相争不已。到了16世纪，这种内部抗争演变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的争斗。四大家族之一的多里亚家族属于法兰西派。所以多里亚对为法兰西国王效力没有抵触。多里亚教皇效力看不到前途，于是拒绝续约，率领自己的船队去了马赛。

弗朗索瓦一世能够完美理解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思，认为没有什么能比给这位天才提供安居之地更为亲切了，但他却不能理解自己需要安德烈亚·多里亚。

对海上雇佣兵队长多里亚而言，按照合同支付报酬比国王亲自授予自己圣米歇尔勋章更为重要。报酬使船只和大炮等武器随时可用，对检修、整备和补充不可或缺。泊港期间他也得向水手、划桨手兼士兵支付工资。钱款哗哗地流出。弗朗索瓦一世该付的钱却迟迟不到。即使是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名门，多里亚个人能够负担的时间也有限。

多里亚在马赛港不得不决定自己的态度。在他脑子里，思来想去的除了钱款，还有祖国热那亚的命运。

热那亚已经无力像威尼斯那样独立于世，未来只能依附于大国。这个时代只有法兰西或西班牙可以依附。如果在过去，多里亚自然会选择与法兰西联手，但法兰西会像以前那样靠得住吗？也许投到在年轻卡洛斯的统治下不断兴盛的西班牙的保护伞下，对热那亚，进而对自己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翌年1528年春天，一条新闻传遍欧洲各国宫廷，安德烈亚·多里亚就任卡洛斯皇帝的海军总司令。

原来的教皇海军司令改换门庭跟了进攻教皇的皇帝，仅此已是丑闻，何况与法兰西国王的合同尚未到期，新主人又是与法兰西国王处于敌对关系的西班牙国王。没有比这更甚的丑闻了。尽管有很多人知道弗朗索瓦一世没有支付佣兵费，但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仅此就对一国君主心怀不满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多里亚对这些评价置若罔闻。而卡洛斯则用最高的礼仪回报了多里亚的“倒戈”。

首先，卡洛斯把梅尔菲的领土分封给安德烈亚·多里亚，并赐给他梅尔菲公爵的称号。梅尔菲包括意大利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及其周边一带。靠海运和通商做大的城邦国家热那亚人多里亚又成了封建领主。

其次，卡洛斯任命多里亚担任了西班牙海军总司令。陆军有雇佣兵队长担任总司令的先例，海军还是第一次。不过，说是西班牙海军，西班牙人却没有海运的传统。多里亚率领的自家船队不得不成为主要战斗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承诺，只要多里亚坚持为其效力，热那亚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时他就会派西班牙军队前去防卫。这就等于西班牙与热那亚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

据传这个条款安德烈亚·多里亚坚持写进合同，可见他还是一位爱国者。

红胡子的立场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巨变。

海盗哈依尔丁以“红胡子”这一绰号留名地中海历史，不知是因为有着从希腊正教改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境遇，还是因为他的个人才能，他的想法和许多同僚不同。

首先，他不像其他海盗头目那样只满足于从基督教各国抢物掳人。其次，他也不苦等奥斯曼苏丹授予自己海盗头目所憧憬的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的地位。他主动兜售自己。当然，兜售自己需要拥有相应的业绩。从被安德烈亚·多里亚打败那年到1530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积累成绩。

红胡子把剩下一半的船只和人手恢复到原有的战斗力。这可不容易。给吃了败仗的海盗投资的人减少了，愿意在打了败仗的老大手下干的海盗也不多。红胡子打开了这个困难局面，可见他不单手段了得，还具有卓越的笼络人心的能力。

以往的北非海盗在这种情况下会再度北上，在基督教国家大干海盗勾当，靠抢物掳人的收益恢复战斗力，用这种办法打开局面。可是，这个时期的红胡子无法如此行事。

安德烈亚·多里亚战胜红胡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引起了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注意。胜利也给沿岸一带的小领主和老百姓增添了勇气，和以前只想着逃跑不同，老百姓开始勇敢地抗击登陆的海盗。红胡子认为以一半的战斗力再次挑战多里亚非常愚蠢而不会这样做。红胡子即使成功，风险也会提高。正规的海军经得起牺牲，但海盗却经不住，来钱快风险低才是海盗要干的。只要安德烈亚·多里亚瞪着那双警惕的眼睛，去基督教国家干海盗的勾当就会很困难。

那么，红胡子准备做什么来恢复和维持手下的船只和人员呢？

以北非港口为根据地的伊斯兰海盗不能攻击北非的其他港口城市，那样做是伊斯兰教徒自相残杀。而且，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地的“酋长”几乎都是阿拉伯人或北非当地的摩尔人，他们允许海盗头目把根据地放在北非，海盗也一直向他们上缴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报偿。

红胡子无视这个在北非持续了很久的习惯。北非是伊斯兰教徒的土地，但还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红胡子看到了实现自己野心的机会。

或是明目张胆地使用武力威胁，或是背后设计把现任“酋长”赶下台，红胡子在各地的做法并不一样。他凭借这些手段成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等主要港口城市的实际统治者。这个战略的收官之战是横扫常驻在“佩尼翁要塞”的西班牙势力。这个要塞由西班牙国王占领，有一队西班牙士兵常驻。对阿尔及尔的伊斯兰教徒居民而言是“无信仰的狗窝”，是一种“耻辱”。

虽然红胡子是海盗头目，但他有时也会显示正规军将军的做派。在进攻“佩尼翁要塞”时，他就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将军。

首先，他向守将法尔古斯派去使节，劝他和平开城。但西班牙骑士的答复十分明快：“只要西班牙国王的旗帜还在飘扬，只要要塞里还有一个西班牙士兵，就休想让我们投降！”

1530年5月，30艘加莱船掩住了“佩尼翁要塞”前的海面，船上大炮一齐开火，发出了战斗信号。炮击持续了10天。城墙在不间断的炮击下坍塌，红胡子手下1 000名海盗冲了上来。陷入绝望之境的防守方仍在抵抗。5天后，揳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西班牙堡垒陷落了。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法尔古斯身负重伤，俘虏们根本没有得到救治就被扔进了“浴场”。

红胡子劝法尔古斯改教，放弃基督教，说做伊斯兰教徒可以免死。西班牙骑士付之一笑。红胡子命令将骑士的头颅砍下扔进大海。红胡子下令彻底破坏“佩尼翁要塞”，以免阿尔及尔人以后再看到这一“耻辱”。

那年，红胡子在这以后还未罢休，他带着手下海盗突袭了西班牙西部城市巴伦西亚。他们没有打到巴塞罗那，那里是国王的居城和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常驻地，但其南面的巴伦西亚一带，光天化日之下大遭海盗掳掠。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措手不及，还没有来得及派出防卫军，许多大炮和美女便被抢走。

红胡子凯旋回到阿尔及尔后，特别派了一艘船，装上抢来的大炮和美女，送往伊斯坦布尔。这是他给奥斯曼苏丹的贡品。但苏莱曼最喜欢的礼物是从瓦赫兰、阿尔及尔直到突尼斯一带的北非土地。红胡子把靠自己力量夺来的地方献给了奥斯曼苏丹。这样，奥斯曼帝国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把北非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埃及是苏丹亲率军队攻下后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则是海盗献给奥斯曼的领土。

红胡子的投资终有回报。苏丹苏莱曼迎接被请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位海盗，称赞他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最勇武的杰出将军”，并当场赐予他“埃米尔”称号。

“埃米尔”这一称呼在阿拉伯语中既有“司令官”的意思，也可以与表示海军之意的“albahr”组合，构成新词“海军司令”，意大利语为“ammiraglio”,英语为“admiral”。这样，海盗红胡子获得了“海军将军”的正式地位。不过要问红胡子是否成功地兜售了自己，回答只能是成功了一半。苏莱曼这位专制君主喜欢别人评价他为“立法者”。他让红胡子当上了海军将军，却没有让他担任正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想法。红胡子还需要积累业绩，好好表现。

苏莱曼清楚如何利用红胡子的价值所在。他把当上海军将军的红胡子再次派往西地中海。这一年，无处落脚在各地流浪了8年之久的圣约翰骑士团，终于在马耳他岛定居下来。这是苏莱曼决定派红胡子到对抗基督教世界最前线的背后原因。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把马耳他岛送给了骑士团，但他并不是出于对无处落脚的骑士团的同情。马耳他岛位于西西里以南遥远的海面上，前方与利比亚、右方与突尼斯遥遥相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把圣约翰骑士团安排在了对抗伊斯兰的最前线，他们自十字军时代以来就一直憎恨伊斯兰。圣约翰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称为“罗得骑士团”，而从此以后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

地中海周围的地中海世界，分为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相互对抗的漫长历史长达800年。但从此以后，这种对抗演变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欧洲各国的对抗。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图谱却一成不变，只是伊斯兰方面原来的绿底白色月牙旗变成了红底白色月牙旗。

苏莱曼的野心是把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全境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使之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之家”。

几乎没有人在成为强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后能够抵挡扩张领土的诱惑。唯一例外是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的古罗马帝国。也许结束征服，充实国内的想法太过朴素，对于已成为“大权集于一身”的人来说太无魅力。喜欢被人评价为“立法者”的苏莱曼也是如此，法律必须由他本人制定。

此外，尽管苏莱曼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但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古兰经》说扩大“伊斯兰之家”是伊斯兰教徒的职责。大国之主具有的领土扩张欲就这样与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职责结合在了一起。

要与这位苏莱曼对决的卡洛斯是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设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一位生来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德意志、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的大国之主。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念念不忘要把统治范围向北扩大到荷兰，向南扩大到意大利，从未想过如何充实帝国内部。他甚至说过，自己连续40年的统治生涯，一大半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在忠于自己信仰的宗教信条这一点上，卡洛斯毫不逊色于苏莱曼。在已经基督教化的欧洲，不必要对征服之地进行教化的工作。但在当时正处在殖民化过程中的美洲南部，西班牙传教士起着宗教教化的中心作用。基督教也把通过宣教拯救那些不懂真正教义的人们作为基督徒高尚的职责。

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立场，只能说这两位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各有策略，但到公元1532年，他们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

苏莱曼首先出手。他派遣大军，通过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巴尔干到达多瑙河，从陆上进攻维也纳，直接攻击卡洛斯皇帝的领土。

在海上，他派出了80艘加莱军船。这时他已任命拥有“帕夏”称号的奥马尔·阿里担任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指挥。“帕夏”是授给地方总督的称号。这样就等于任命了一位拥有奥斯曼政府官方地位的高官指挥正规海军。此人似乎没有海战经验，也未向身在阿尔及尔的红胡子打一声招呼。

卡洛斯成为迎战方。在陆地，由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负责迎战。安德烈亚·多里亚受命负责在海上迎战。

这已经不是奥斯曼与西班牙的对决，而是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军与西班牙主导的基督教军之间的大决战。多里亚率领的基督教海军仅战舰就有38艘，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多国联军。

多里亚的堂兄弟，后来接任多里亚的安东尼奥·多里亚率领教廷海军12艘，马耳他骑士团提供了4艘，多里亚己有6艘，加上西班牙、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派来参战的16艘，共计有38艘船。也许人们会想，西班牙本国并没有多少船，这也算西班牙海军吗？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当时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在卡洛斯看来，这完全是自己国家的海军。

除了这38艘加莱船以外，还有55艘小型帆船。这些小船用来运载炮弹、弹药、补充武器装备，以及粮食等各种物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负责军需。

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爱琴海向西驶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迎击他们的战斗会发生在何时何地，也无法预测一边搜索敌人一边航行得花多少时间。他们也许还要驶入找不到补充给养港口的海域，甚至必须进入敌人的海域。

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靠兵站打胜仗”。在此后1 000多年的16世纪，理解“兵站”重要性的除了威尼斯海军以外，大概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正因为这样，在卡洛斯命令他以奥斯曼80艘军船一半的战力前去迎战时，他在让卡洛斯同意派几乎相同数量的帆船同行后才点头受命。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来说，牺牲与他无缘。

相反，奥斯曼海军“兵站”的概念颇为淡薄。奥斯曼既非海运民族也非贸易民族，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地筹措是他们惯用的方法，无论是通过掠夺还是花钱采购。这个办法可以用在三面环绕奥斯曼的东地中海。但是，这一年奥斯曼海军所要进攻的是西地中海。

8月初，接到奥马尔率领奥斯曼海军南下爱琴海，已经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情报，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全体船队从墨西拿出发。他想在伊奥尼亚海追上奥斯曼海军，挑起海战，在敌人尚未进入某个海湾前，决一胜负。

多里亚认为，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伊奥尼亚海上，能够保证奥斯曼海军安全停泊的是普雷韦扎港。可以停靠船队的港口还有很多，但科孚岛等岛屿已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地盘。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有着友好通商的关系，但这不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同盟关系。威尼斯持中立立场，并无义务允许奥斯曼海军靠港，帮助补充军粮。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

在伊奥尼亚海域，黎凡特和普雷韦扎与已经并入奥斯曼的希腊相连。但是，黎凡特所在的帕特雷海湾过于宽阔，一出海湾便是威尼斯领土凯法利尼亚。另一方面，普雷韦扎的大小却正适合隐蔽舰队，进出港口可以躲开威尼斯的监视。多里亚认为敌人会把目标定在普雷韦扎。实际上，不知道是为了补给军粮，还是为了观察基督教方面的动向，奥马尔也正驶向普雷韦扎。

奥斯曼军自东而来，但多里亚并未从西面迎击，他决定绕到北面，迎战将要北上的敌人，在广阔的海域挑起海战，更难于切断敌人的退路。

容易产生过分强势或者过分弱势的心态，是文官领军时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奥马尔是文官。普雷韦扎就在眼皮底下。自己有80艘加莱军船，敌人只有38艘。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勇猛在北非海盗中广为人知，但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他的名字还不为人知。

然而，奥马尔却命令全体船队撤退。来时逆风，掉头就成了顺风。也许这一点促使奥斯曼海军司令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多里亚当然奋起直追。他们也是顺风，全力划动，追击敌船，希望在奥斯曼海军逃进帕特雷湾之前追上他们。

但奥斯曼海军一味南下，好像没有想到左转舵就能进入帕特雷湾。多里亚确认前方已经没有海湾可让奥斯曼海军逃跑时，便降低了追击速度。他认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会绝望，停止逃跑转而进攻。他不愿意让自己军队的水手和划桨手过度疲劳。降低速度并不等于停止追击，他令7艘加莱船组成的别动队全速追击，如遇敌人掉头进攻，立即撤回。

多里亚根本没有料到奥斯曼帝国大张旗鼓派出的正规海军只会逃跑。可是，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7艘追击敌船的加莱船中有4艘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没有停靠爱琴海的任何岛屿，朝达达尼尔海峡一路北上。几天后，其余的3艘船也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经马尔马拉海向伊斯坦布尔驶去。

时间已进入了9月。安德烈亚·多里亚判断，奥斯曼海军年内不会再出动了。但一仗未打，他作为雇佣兵队长业绩不够。眼下刚进9月，还是地中海的适航季节，尚可一鼓作气，利用一下奥斯曼海军已逃离的大海。多里亚决定夺回属于奥斯曼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迈索尼城堡。

9月21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陆上部队登陆，开始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城堡里驻扎着300名奥斯曼士兵，于两天后投降。城堡的塔上高高地飘扬着三面旗帜：圣彼得的钥匙旗、马耳他的十字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鹫鹰旗。那年多里亚率领的是教廷海军、马耳他骑士团和卡洛斯的船队。

多里亚没有用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对待投降的奥斯曼士兵，只是命令他们立即全部退走。他留下1 000名西班牙士兵守卫刚刚打下的城堡。

这一年完全没有遭遇敌人的危险。多里亚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攻陷迈索尼后，他一路北上，进入帕特雷湾。奥斯曼为进攻黎凡特在港内建立了基地，驻扎着2 000名奥斯曼士兵。在陆海两面夹击下坚持了两天，这2 000人就做了俘虏，也可能多里亚在迈索尼对俘虏的处理方式传到了黎凡特。不过，攻陷耸立在黎凡特附近海岬上的另一座城堡却花了7天时间，应战的奥斯曼部队是以勇猛著称的新军军团的士兵。这里陷落以后，奥斯曼船已经不能在宽阔的帕特雷湾安全停泊了。

就这样，加上属于威尼斯的各岛，整个伊奥尼亚海都已成为基督教一方的海域。秋天结束的时候，多里亚解散了他所率领的海军，各自回国。

1532年是奥斯曼最倒霉的年份。

这一年，奥斯曼在陆上因匈牙利王英勇善战而不得不解除对维也纳的包围；在海上也只是一味逃跑。苏丹苏莱曼亲率大军进攻失利，从维也纳撤回伊斯坦布尔。他因而心情大坏，对前来乞求宽恕的奥马尔大发雷霆，撤掉了他的职务。苏莱曼任命的后任是鲁夫提·贝。此人也是一个文官，虽然有统治经验，却无海战经验。苏莱曼严令这位宫廷礼仪完美的官僚，来春一定要率领海军向基督教徒雪耻。鲁夫提·贝甚至没有必要重新组建海军，逃跑的奥马尔没有损失一艘船，也没有必要补充水手。

1533年春天，鲁夫提·贝率领90艘加莱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船只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0艘。他不愧是官僚出身，决定首先做讨苏丹开心的事。他大概在想，如果夺回去年失掉的迈索尼和鲁夫提两座城堡，自己的地位便会稳固。然而，他没有考虑到海战。

6月初，奥斯曼海军来到迈索尼前的海面，迅速开始攻击。他认为很容易就能攻下只有区区1 000守军的城堡。但抵抗的顽强出乎他的预料。奥斯曼和西班牙是这个时期的两大强国，都是陆军更强。

安德烈亚·多里亚料到奥斯曼会来夺回城堡，也已料到届时需要救援迈索尼。他事先已取得了卡洛斯的批准，安排了62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用帆船，做好了出战的准备。他率领船队驶向伊奥尼亚海。近百艘大船队难于统一步伐。他让热那亚的船队先行，把写有一定前去增援的亲笔信送到迈索尼。士兵们一旦知道援军已近，一定士气大振，英勇防守。让人们抱有希望也是司令官的一大义务。一周过去了，城堡岿然不动。

一心只想着进攻迈索尼城堡的鲁夫提·贝看到多里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背后大惊失色。如果冷静考虑，就会发现敌人只有62艘船，而自己有90艘。可是，奥斯曼海军司令方寸大乱，一心想着逃跑。这一年，奥斯曼正规海军再次逃跑。多里亚却没有追击。因为卡洛斯还给他下了密令，不要做有利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事。这一年多里亚舰队的船和人回港都早于去年。

苏莱曼见到逃回来的鲁夫提·贝，与其说是惯怒，不如说是绝望。派出的由高官率领的奥斯曼正规海军，连续两年不战而逃。苏丹终于明白，只能起用武官。奥斯曼是个陆军国家，没有长于海战的海军军人是奥斯曼的软肋。就连苏莱曼这样的人，说到专业海军将领脑子里也只有海盗。于是，一艘奥斯曼船载着持有苏丹邀请信的使节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向阿尔及尔。

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红胡子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生为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被视为二等人。他刚改信伊斯兰教不久，只干过海盗，现在却当上了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司令。一军之将尚有其他人等，而总司令却只有一个。邀请信上写道，职位由苏丹亲自任命，盼来首都。红胡子手拿邀请信时的喜悦不难想象，但他却没有放下一切立即前往。

在海盗的世界里能成大事的人，其组织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红胡子对苏莱曼决定起用他的意图有着清楚的理解。

红胡子首先把北非全境的海盗头目召集到他所在的阿尔及尔。这些头目中虽然有犹太人西纳姆那样的前辈，但更多的是红胡子的部下，都是红胡子把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搞到手之后，让他们独立出去的海盗。

这些海盗齐聚阿尔及尔，红胡子在他们面前说道：大家可以各自为战，搞活西地中海的海盗业。这是在命令他们扩大战线。对手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如果在西地中海各地同时发起攻势，多里亚就会于应付。他让大家在自己去伊斯坦布尔期间全力以赴这样做，目的只是骚扰敌方。

红胡子还说，自己已经不是海盗的最高头目，而是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你们的所作所为也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送走海盗之后，红胡子终于出发去伊斯坦布尔。他决定途中停留，而不直航。奥斯曼苏丹的宫廷有个惯例，受到苏丹邀请的家臣要携带贡品，这是不成文的法律。红胡子也决定遵守这条规矩。不过，他带去的“贡品”，实在是海盗式的。

威尼斯出生的画家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是米开朗琪罗的朋友，因创作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肖像画而闻名。作为肖像画家，他在当时很有名气，订单纷至沓来。他有很多作品画的都是当时的名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美女茱莉亚·贡萨格的肖像画。这个女人出生于曼托瓦领主贡萨格家族，嫁给了与奥尔西尼家族齐名的罗马实力贵族科隆纳家族，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

红胡子不可能亲眼见过这幅肖像画，也许是从传闻中听说科隆纳家族的年轻寡妇是一位绝世美女。他决定把这位美女绑架来作为送给苏丹的贡品。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打探到的，此时这位意大利第一美女正在位于丰迪的科隆纳家族城堡之中。

丰迪是从罗马通往意大利南部的亚壁大道边上的一个小村。沿亚壁大道从罗马直线朝南便可到达太拉奇纳，从这里可以深入内陆腹地。位于这里的丰迪不是沿海村庄，从来不用担心海盗。中世纪前期撒拉森海盗深入意大利半岛内陆的情况不算罕见，但后来意大利各国加强了海军力量，海盗的登陆比以前大为减少。这次，红胡子要强行登陆作战。

茱莉亚·贡萨格

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等到黑夜，分乘小舟，靠近了斯佩尔隆加的海岸。斯佩尔隆加的海边有古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别墅遗址，在这里藏船被人发现的风险很小。登陆前红胡子严命手下，目的只是绑架一个女人，不要想着其他的人和物。

丰迪沉浸在黑暗之中，没有人注意到红胡子及其手下已经潜入村中。很快看到了城堡。城堡的四个角由圆筒形的塔楼护卫，周围是低矮的房屋。

红胡子和喽啰见丰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便采取了强攻战术。他想只要在城门前乱放一通枪，城堡里的人就会因恐惧而打开城门。可是，后门开处，一个女人策马飞奔而出。显然她刚从睡梦中醒来，穿着一身白色睡衣，披头散发，一溜烟逃走了。

红胡子并不懂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不但美丽，还有勇气。他也不知道，与伊斯兰女人不同，她们中间不乏阳刚之人，纵马在山野疾驰如履平地。“virag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胜过男人的女人”，是当时男人赞美女人的词语。

红胡子怒气冲冲地烧掉了村子里的全部房屋。目的无法达到，只能悻悻而去。红胡子没能实现把意大利第一美女作为礼物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他去见奥斯曼苏丹时献上了什么贡品。

不过，海军的总司令会想到绑架人做礼物，没有比这更能显示当时奥斯曼帝国海军性质的事情了。奥斯曼帝国不会因为任命红胡子为正规海军的总司令，就会让他洗手不干海盗。相反，海盗行动也是一种扰乱敌人后方的战术，还要让他更加卖力地干。红胡子就任总司令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宫廷。

红胡子也要用实绩显示苏丹提拔他当总司令的正确性，他于当年即1534年，发动已有海盗，在整个西地中海展开了攻势。分散的海盗团伙各自为战，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抢物掳人后扬长而去。正像红胡子预料的那样，靠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终究应付不过来。那年，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去世，教廷无法采取行动，导致教廷海军行动迟缓。如此下去，即使没有海盗破坏，地中海西半部分也会变成奥斯曼之海。

9月，教皇克莱蒙特去世。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的亚历山德罗被选为教皇，以保罗三世之名继位。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蒙特教皇以亲近法兰西而闻名，但新教皇保罗三世则是一位拥有文艺复兴情怀的人。可是，作为基督教会最高领袖的教皇，他支持反宗教改革，他认为允许宗教改革派的分离是教会的软弱。

三年后的1537年，亨利八世与英格兰王妃、皇帝卡洛斯的侄女凯瑟琳离婚，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

1538年，这位教皇正式承认反宗教改革的排头兵耶稣会。

1542年，这位教皇还主持了为反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的特伦托会议。

一位保罗三世这样的教皇理所当然地与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西班牙国王，甚至有天主教国王之称的卡洛斯情投意合。

1535年的大反击，正在这二人之间逐渐酝酿成形。

攻占突尼斯

卡洛斯也终于明白了：

一、奥斯曼已正式决定让伊斯兰海盗负责在海上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方针。

二、在海上挑战海盗只会无功而返。海盗遇到基督教国家的海军不但不会迎战，只会立即逃跑。

三、既然如此，要想消灭海盗，就必须摧毁海盗的根据地。

这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还没有在地中海实现，海盗可以为所欲为的公元前1世纪庞培考虑并付诸实行的战略。也许是1 600年以后，教皇和皇帝注意到了这个战略的有效性。基督教世界的这两大领袖联合行动，集结海陆大军，准备对北非实施打击。

当时人们脑子里的北非，是除了埃及和昔兰尼加以外，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全部地方。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仅海盗作为根据地的港口就超过10个。其中，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整个城市都从事海盗业及相关行业。

本书上卷介绍的“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是以拯救被绑架并收容在“浴场”里的基督徒为目的的志愿者组织。从他们携带人们捐赠的赎金前往的目的地一览表中可以看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出现的次数最多。这两个团体留有何年去往何处救出并带回多少人的记录。根据记录，半数以上的目的地是阿尔及尔，其次是突尼斯，但与阿尔及尔有相当大的差距。前往奥兰及其他地方的拯救行动不到阿尔及尔的十分之一。拯救行动多于其他地方，意味着这两个城市里有更多需要拯救的基督徒。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是伊斯兰海盗的两大根据地。

卡洛斯开始似乎主张将目标锁定在阿尔及尔。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情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不幸的基督教徒。西班牙人统治的特征是并不太关心治下的百姓。当时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新大陆也与此类似。

让卡洛斯打击海盗的原因有二。第一，海盗是奥斯曼西攻的先锋队；第二，以阿尔及尔和奥兰为根据地的海盗船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上前往巴塞罗那的海域守株待兔，偷偷抢劫满载金银财宝从新大陆返航的西班牙船。

教皇保罗三世与卡洛斯针锋相对，主张以突尼斯为进攻目标。这是因为从突尼斯出发的海盗船专门袭击意大利南部，突尼斯“浴场”里收容的不幸者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老百姓，教皇不能容忍对这些人弃之不顾。当然，打出的旗号是为了拯救被绑架者，而实质却表现出对自己可能遭绑架的恐惧。红胡子现在已经具有官方地位，更加强大起来。他认为罗马是无信之徒的都城，便率军来袭。在这些伊斯兰教徒看来，罗马教皇是无信之徒的“大老板”。

两人的主张都基于自身利益。他们都明白，目标必须集中在一处。想把罗马教皇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卡洛斯妥协了，决定在次年即1535年的春天，以突尼斯为目标，组织基督教联军攻击北非。一切有关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了安德烈亚·多里亚。

响应罗马教皇号召组成的“神圣同盟”军队的实力如下：

首先是海军，以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数量计算。

教廷：12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西班牙本国：16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西班牙治下的拿波里：14艘

热那亚共和国：3艘

葡萄牙：加莱船1艘，三桅快速帆船“Caravel”12艘

安德烈亚·多里亚：19艘

加莱战船共计79艘。葡萄牙参战的三桅快船也被视为战船，这样就有91艘战船。关于水手的数量，基督教国家加莱船的划桨手是自由民，可以算作战斗力。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加上打仗的战士，人数已到3万人。这个数字绝非夸大。此外，还有多达200艘的装运攻城武器等其他物品的运输船。陆军除了高级军官乘坐加莱战船以外，其余的人全部分乘运输船。这支海军的总指挥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他看上去完全不像是69岁的老人。

陆军中步兵占了大半，按国别编队，由相应国家出身的将军指挥，他们都是卡洛斯的部下，具体如下。

意大利兵1.3万人，由教廷所在的意大利中部、拿波里所在的意大利南部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北部的志愿兵组成。那年马耳他骑士团来的参战者中佛罗伦萨人居多，这一队就由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莱昂内·斯托罗兹指挥。

德意志兵8 000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也是包括德意志在内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些越过阿尔卑斯山远道而来的德意志兵由赫尔巴斯坦伯爵指挥。

西班牙兵8 000人，由唐·安托尼奥·德·阿拉尔孔指挥。

葡萄牙兵500人。这一队的指挥官是葡萄牙国王的弟弟伊凡特·唐·路易斯公爵。

这些部队组成了陆军，总指挥是欧洲闻名的西班牙陆军将领唐·阿方索·达瓦洛斯。这人是正与法兰西国王争夺米兰所有权的卡洛斯派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的统帅。提香为他创作的肖像画至今保存于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

这里说点儿题外话。我想说一下在写活跃于16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时，使我大为惊讶的一件事。

几乎所有这个时代的主人公的肖像画都是意大利画家而且是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所画。

如果想瞻仰皇帝卡洛斯、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阿方索·达瓦洛斯以及当时决定地中海世界命运的大国威尼斯共和国总督们的“面孔”，我只能建议大家去看马德里、佛罗伦萨、拿波里等地美术馆保存的提香的作品。安德烈亚·多里亚和克莱蒙特七世等人的肖像也出自威尼斯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之手。500年之后的现代人想瞻仰他们的面容，只能去看文艺复兴后期硕果辉煌的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当然，正是因为这些强国的实力人物订货，画家们才得以描绘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找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自己画像呢？

这个时代的实力人物中，只有两人没有让威尼斯画家留下肖像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和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没有留下肖像画只能从宗教方面找原因，伊斯兰教义厌恶具象化。事实上，伊斯兰人物的肖像画，只限于西欧人创作并留存在西欧，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由真蒂莱·贝利尼创作，只有在伦敦国家美术馆才能见到。

然而如此憧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弗朗索瓦一世，却没有让当时排名第一的肖像画画家提香为他画肖像。理由实际上很乏味：出于一种法兰西人特有的脾性，不愿跟风。他觉得卡洛斯让提香作画，我弗朗索瓦一世便不再委托此人，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大家都会委托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作画呢？我个人推测：

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与此相比，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只是更加纯粹关注绘画本身。忘掉透视法，不去做其他的科学探索，凝视着眼前的作品，充分享受绘画带来的快感。年轻时的提香曾把自己的画作拿给米开朗琪罗看，米开朗琪罗建议他再学点儿解剖学。

委托方则会考虑：自己的面庞从解剖学角度画得是否准确有那么重要吗？与其如此，不如欣赏能够充分表现自己的肖像画。

提香从未想过要把对象画得比现实中的更美更好。他不是一位满足于把隐藏着的内在挖掘、表现出来的平庸画家。他只是静静地观察对象。不论是画别人的肖像还是自画像，这种宁静而冷彻的眼光都是一样的。这不是非常理想的肖像画家吗？如果是我，要画肖像也会选择提香，而不是米开朗琪罗。

作为一代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希望通过向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提供安居之地留下爱好文化的美名。但他因憎恶西班牙而与提香肖像画失之交臂，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主人死后，提香画的《卡洛斯》至今还“继续活”在马德里及其他各地的美术馆里。弗朗索瓦一世却错过了这种继续活下去的机会。权力，只要拥有它的人死去便会终结；艺术，却会拥有永恒的生命。

联想所及，顺便再记一事。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有三幅肖像画留存至今。其中一幅为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所画，当时就被誉为杰作。这三幅作品中没有一幅出自热那亚画家之手，作者有两人是威尼斯画家，一人是佛罗伦萨画家。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热那亚人，心底讨厌威尼斯人。这两国虽然都是海洋城邦国家，一路走来，如今的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已经不再是热那亚人可以轻松面对的了。

虽然同为意大利人，但在突出个人作用的热那亚人看来，经常举国一致行动的威尼斯人也许是气质不同的另类。因此，多里亚与威尼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不稳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找了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他作画。也许思维理性得多里亚认为，热那亚人中没有这样的画家，而威尼斯的画法更胜一筹，这样做也是事出无奈。

热那亚共和国作为海运国家发展壮大，最终止步于商业国家。而威尼斯则既是海运国家，又是商业大国，克服稳定国内的困难，政治更成熟，成为外交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对手热那亚”一章中探究了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区别。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在研究相同时代，相同生活环境，相同的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时，肖像画也有其作用。

1535年，没有加入“神圣同盟”的大国有法兰西和威尼斯。法兰西不加入的原因毋庸赘言，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卡洛斯做的事他就不做，卡洛斯不做的他才做的法兰西人。

威尼斯共和国不加入的原因是与奥斯曼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但这完全不是因这种关系而不愿引起风波的消极。毫不懈怠地维持强大的常备海军，反映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一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当时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的威尼斯总督是安德烈·古利提。他的精美肖像画由提香所作，今天仍藏于华盛顿。但凡看过提香笔下古利提总督的肖像的人，一定会理解威尼斯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懦弱。

1535年的“神圣同盟”军的海军由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陆军由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这两位将军在当时家喻户晓。皇帝卡洛斯也亲自参战。出师正规，声势浩大至极。只需看一眼参战指挥官的名单就可知道，这里汇集了当时欧洲的贵族之“花”。

这就是基督教国家的联军，目标在攻占突尼斯。突尼斯不过是海盗的一个巢穴。红胡子非常了得。如果他也请提香画肖像，肯定会留下一幅肖像杰作，500年后的基督教徒也会花上门票钱前去欣赏。

1535年6月下旬，神圣同盟全军集合完毕。部队从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等地汇集，集结地就选在了与这些地方等距离的撒丁岛南端。从这里一路南下，航行数日即可抵达北非。这一切都是多里亚决定的。全军集结完毕，出征却延后了几天，因为要等顺风。既然开始，就要一鼓作气，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惯常做法。

6月24日清晨，出征的时候到了。最先出港的是一艘大型加莱船，那是多里亚的旗舰、卡洛斯皇帝的坐乘。桅杆顶上，飞舞着黄底黑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旗。

接着是奥尔西尼率领的教廷旗舰。舰队出战，在白底上用金丝绣着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迎风飘扬。再后面是马耳他骑士团、拿波里、西西里、热那亚、葡萄牙各舰队的旗舰。各支舰队都以旗舰领航，副将乘坐的舰只殿后。帆船队在最后。因为顺风，加莱船不需用桨。既然第二天就有可能登陆，不如就让划桨手休息。单为这一点，也要等到顺风再出发。

第二天一早，北非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在等待顺风的时候将领们已经开过作战会议，各船准确地驶向预定登陆地点。这里是古代迦太基第二大海港城市乌蒂卡所在之处。经过漫长岁月，海岸线向海里延伸，形成了大片沙滩，已经不能再用作港口，除渔民外已无人居住，不大会遭到伊斯兰军队的伏击。这里距突尼斯只有30公里，是超过3万人的大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让卡洛斯皇帝和高官们留在旗舰上，多里亚换乘快速的小型加莱船，离开开始登陆的士兵，只身前去侦察。

当然，他事先已经从热那亚等国常驻突尼斯的领事、“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那里得到情报，基本掌握了突尼斯的情况。他想知道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以后，是否对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和加固。简单的侦察无济于事，精通战事的人需要亲眼所见。

多里亚回来后，在引颈而待的卡洛斯和各路司令面前报告了侦察的结果。

他首先报告，突尼斯湾向东而开，北面有一个叫戈莱塔的海岬突起，成为港口的屏障，已被打造成要塞。能否拿下这里，决定了能否攻陷突尼斯。

他接着说，从港内停泊的船只来看，一定会有援军赶来，要在援军还没有在红胡子的指挥下整编好以前，即在防御方尚未准备好之前，尽早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相反，战斗拖得越长就越对敌方有利，而不利于远征而来的我方。

69岁的多里亚在35岁的卡洛斯的直视下清楚说出下面的的话。

此次远征成功与否取决于陆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走完前往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言外之意就是告诉远征的最高司令官卡洛斯，别想乘着安全舒适的加莱船进入突尼斯。看到皇帝一同吃苦，每个士兵一定会士气大涨。

突尼斯及其周边

陆军总指挥阿方索·达瓦洛斯也派人侦察，摸清了去突尼斯的路程。这位西班牙武将说：去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大半是沙漠和滩涂，行军速度一定快不了，全程至少需要4天。眼下又是夏天，在北非的酷热中行军，对欧洲来的士兵来说非常严酷。而且，带来的面包（其实是面包干）很多已经发霉，不能食用。不过，新鲜饮用水和面包的问题没等会议结束便已解决。有通报说，多里亚通过西西里总督事先准备的补给船已经抵达。

集中了各参战国司令官、指挥官的作战会议在坐在上席的卡洛斯面前结束，会议结果几乎全盘接受了多里亚的意见。

他们的战术是陆军海军一齐向突尼斯进发，待陆军到达戈莱塔城下，陆海两军一齐向戈莱塔发起攻击。一旦城池失去抵抗力，立即从陆海两路向突尼斯发起总攻。

不过，西班牙随军最高神职人员反对皇帝一连4天在酷暑中一同行军。多里亚让步了。皇帝一直在加莱船上观战，直到占领戈莱塔。等到海陆两路进攻突尼斯时，皇帝再登陆参战。卡洛斯比谁都赞成这样做。35岁的皇帝希望作为一个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皇帝留名后世。

伊斯兰方面的迎战准备也毫不逊色。红胡子也知道，戈莱塔的命运决定着突尼斯的命运。

他把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6 000奥斯曼兵直接派去防守戈莱塔。这些兵是奥斯曼苏丹派来给正式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红胡子做卫队的。

红胡子还让人把停泊在突尼斯港的所有船上的大炮卸下，装到戈莱塔城墙上，把戈莱塔城墙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炮台。

红胡子任命“犹太人西纳姆”负责戈莱塔的防御。海盗头目从不一个人行动，而是带着部下一起行动。戈莱塔交给了奥斯曼兵和海盗共同防御，由老海盗西纳姆指挥。死守一处时奥斯曼士兵的勇敢尽人皆知，而海盗的长处在于熟悉基督徒。

突尼斯城墙的防卫交给了海盗哈桑·阿加。有城墙的城市防御要害在于四处洞开的城门。红胡子把城门的防卫也交给了海盗。

红胡子成功地召集海盗，并使之机动化。他在判明卡洛斯皇帝亲率基督教联军的目标是突尼斯以后，很快向北非全境的海盗发出了召集令。尽管夏天是赚钱季节，海盗在1535年的夏天没有去“活动地点”，而是响应老大的号召前来集结。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官方地位极具影响力。

红胡子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相当巧妙。他成功地把以前毫不隐晦反感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动员了起来，参加到保卫突尼斯的战斗中去。

容忍基督教攻击伊斯兰违反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这个口号对伊斯兰教徒忘记过去对奥斯曼的反感，奋起抗击基督徒极具力量。突尼斯市内看到更多的是伊斯兰的绿底白色月牙旗，而不是奥斯曼的红底白色月牙旗。唐·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陆军向突尼斯挺进，但每次士兵们从沙丘后面突然出现时，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骑兵队都让他们难以招架。

戈莱塔要塞

红胡子不仅号召海盗，还呼吁不是海盗的伊斯兰教徒。这时的红胡子很狂热，似乎他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把被俘的卡洛斯皇帝献给了苏丹苏莱曼，并煽动大家将其变成现实。在听者心中，突尼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海港城市防御的问题。

7月13日，基督教方面召开了最后的作战会议，第二天要向戈莱塔发起总攻。海上部队已经在戈莱塔前的海面上集结完毕，陆上部队也挖好了通向戈莱塔的地下通道。为靠近城墙时不受妨碍，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尽头填满炸药，引爆后可以破坏城墙。

7月14日黎明之前，海上风平浪静，看什么都还朦朦胧胧。4艘加莱船静静地破浪前行，停靠在戈莱塔的岩壁下。士兵们鸦雀无声，依次登上海岸。霞光照亮周遭时，登陆已重复多次。

又一轮登陆过后，信号发出，大炮齐鸣。戈莱塔立刻应战。同时，戈莱塔开始炮击海面上的船队。戈莱塔连续不断地向海陆开炮。不知道作战情形的人看来，一定以为半夜登陆的基督教士兵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但是，多里亚深知就里。

遭到大炮的不间断轰击，攻击方的行动受阻。但是，炮击之间需要填石弹装火药，总有时间上的间隙。

多里亚利用了这个间隙。等敌人的炮弹掀起水柱，4艘加莱船载着登陆士兵出发，目标直指戈莱塔。因为只是划桨前进，纵使炮弹飞来，一边躲避一边前进也不是什么难事。船一靠岸，士兵立即登陆，然后船只再次利用炮击之间的间隙返回。在炮击的间隙往返运输。当时的大炮难于瞄准运动目标，被敌人命中的概率并不高。

大炮连发就会发热，有自爆的危险，因而，大炮实际上不可能不间断地连续发射。这样，红胡子安排的所有大炮，效果与数量并不成正比。

基督教方面不仅在海上运送士兵。马耳他骑士团载着15名炮手，在船尾装备了24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船头装备了8英寸的大炮，从海上炮击戈莱塔。水手们自如地操纵着加莱船，船尾炮轰击后，迅速调转船头，船头炮再开炮。不光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加莱船用这种方法炮击。

速攻军队根据多里亚的方案，轮番更替“选手”，连续攻击敌人。这样一来，守卫戈莱塔的奥斯曼兵和海盗都没有余力注意爬上城墙的敌兵。

陆军也在使用车轮战的进攻战术。陆军需要应付前方的戈莱塔和后方的阿拉伯骑兵两路敌人。不过，伊斯兰兵有一个缺点，全军一齐冲锋很强，但坚持不了很久。虽然陆上进展不如海上明显，但车轮战战术还是初见成效。

近午时分，两军突然停止了炮击。指挥官并未下令，相互炮击持续了6个小时，硝烟和被炸毁的城墙上升起的尘土，模糊了双方视线，都已看不清该向哪里开炮。

需要花一段时间视野才能明晰起来。随着视野逐渐清晰，基督教联军的每一个陆军士兵和每一个海军划桨手都亲眼看清了半天进攻的成果。

本身是一座巨型炮台的戈莱塔城墙已经惨不忍睹。看到战果后，士兵中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多国部队的欢呼声也因国家而异。当时欧洲人在欢呼时喊的是自己国家守护圣人的名字。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人呼喊圣彼得；热那亚人呼喊圣乔治；西班牙兵呼喊“为了圣地亚哥”；马耳他骑士团呼喊圣约翰。没有统一的欢呼声，只是一片听不清内容的喊叫声。所有的人都呼喊着圣人的名字，奔走呼号。不光是士兵，将军也是这样。一时间卡洛斯皇帝周围没了人影。对戈莱塔的最后总攻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下达命令。

一旦突破便进展飞快。戈莱塔城中最高的塔上，飘扬着教皇旗、皇帝旗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士兵们见状士气大增，当天没等日落就攻陷了戈莱塔。

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不小。毕竟在激烈的炮击之下打了半天白刃战，贵族中也有几人战死。伊斯兰方面的牺牲更为惨重。守卫戈莱塔的6 000奥斯曼士兵几乎全部战死。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和陆军总司令达瓦洛斯在崩溃的戈莱塔巡视了一番。开战前还在突尼斯，炮击开始后逃到基督教一方来的热那亚商人加入了他们。这些商人注意到战死者中没有一个海盗。受伤的人中也没有一个知名的海盗。死伤者中和俘虏中都不见“犹太人西纳姆”的身影。

商人们说，炮击掀起的尘烟遮天蔽日的时候，海盗们就逃之夭夭了。“犹太人西纳姆”10岁的儿子逃得晚了一些，成了海盗中唯一落到基督教一方手中的“战俘”。这个少年被参战的意大利领主皮翁比诺以膝下无子为由收养。

不用多里亚强调，在攻占戈莱塔的过程中，速攻的有效性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明显的。以卡洛斯为首，司令官都对攻陷戈莱塔后立即攻打突尼斯没有异议。

第二天凌晨，在陆上，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分别编成三列纵队，再度行军，直奔突尼斯。年轻的阿尔巴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骑兵紧跟其后。在海上，连运输的船都动员起来，前去封锁突尼斯港。这样形成了从东、北两面攻击突尼斯的阵势，但西、南两面并未派兵，那一年，基督教军队没有余力四面包围。尽管如此，专事强攻的西班牙将军们没有一个感到不安。皇帝卡洛斯也在想象自己明天就能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城，对回加莱船绝口不提。

次日早晨，陆军已到突尼斯城下，城墙一览无遗。城墙里边露出了清真寺高耸的尖塔。城墙前面有很多士兵，从头巾的颜色就能看出，里面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他们手拿半月刀，在朝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进入了迎战状态。红胡子站在这些被奥斯曼帝国视为下等人的当地人面前，向戈莱塔逃来的“犹太人西纳姆”等海盗分配城墙要害部位的防守。

由于彻夜行军，军队兵临城下也不能立即发起进攻，需要让士兵休息。当天，陆军总司令唐·阿方索·达瓦洛斯只是让人把所有大炮摆放到最前线。

7月17日，但等晨曦照亮四周，基督教军的大炮便一齐开火。总司令达瓦洛斯根本不用小规模战斗试探，开始便下达总攻令。炮声、坍塌声、各国士兵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打起了争夺城墙要害的激烈的白刃战。

伊斯兰方面高喊“伟大的安拉”投入了战斗。两军都认为这是正确信仰的人与错误信仰的人之间的战斗。两军都是一神教徒，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就一定错误。正因为如此，死亡也充满喜悦。激战了一个上午，基督教都无法攻破城墙。

到了近午时分，发生了两军都未曾料到的事情。

突尼斯市内的一个“浴场”里收容了1万多绑架、俘虏来的基督徒。红胡子害怕他们暴动，在基督教军登陆乌蒂卡时就把他们全部转移到了位于郊外的一个洞穴中。

沙漠地带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天然洞穴，北非居民用来储藏小麦、橄榄油、椰枣。从“浴场”转移来的人就被塞在这样的几个洞里。他们都被铁锁链锁成一串。以往看管他们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要去守城，转由犹太人看管被塞进洞里的人中有一位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

这位骑士是意大利人，与海盗船的交战被俘后投进“浴场”。他有丰富的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经验，在被带到洞穴的途中看到整个突尼斯城为准备防御而乱成一团，便预料基督教方面这次要动真格进攻了。于是，骑士刚被带进洞就开始说服看管他们的犹太人。

——基督教攻占领突尼斯后，你这位犹太人也会与伊斯兰教徒同罪，因为你曾看管过基督徒。但只要你拿来开锁工具，就不再追究。

一开始犹太人也没同意，但随着炮声传到郊外的洞穴，他改变了主意。这段时间里马耳他骑士已经说服了同伴一起起义，铁锁打开时已众人同心。这个做法立即传到了其他洞穴。“浴场”里收容的都是加莱船的划桨手和强制在矿山劳动的人，所以全是男子。这1万人在骑士保罗的带领下一窝蜂地冲进了突尼斯城。守军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战线，这时在背后遭到新的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

奥斯曼兵处在劣势时也会留下死战，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看劣势马上就会逃走。奥斯曼兵已经在戈莱塔全军覆没，防守突尼斯的只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或是长于逃跑的海盗。红胡子骑在马上拼命叫喊守住，但没有一个人停下逃跑的脚步。

全面崩溃。基督教方面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突尼斯就陷落了，攻城战未满一天。

这回，海盗又全部逃走。

犹太人西纳姆从突尼斯一路向南，快马加鞭，逃回了突尼斯东海岸附近的根据地杰尔巴岛。

红胡子先是钻进突尼斯市内的卡斯巴城堡，趁基督教士兵们在不熟悉的迷宫里转悠的空当离开城堡，从陆路逃到博纳，再乘船逃到阿尔及尔，他总算逃回了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之前从事海盗业的根据地。

有一个著名海盗，因长相太丑，在意大利有一个绰号，叫“驱鬼人”（caccia diabolo），意思是连恶魔见到他也要逃走。他就没有上面二人那么幸运了。据传他也逃出了突尼斯，但却误入沙漠，一连几天没有水喝，后来终于发现水井，却因喝水太急太多，当场猝死。

总之，有名气的海盗没有一个被基督教方面抓获，也没有一个战死。

多里亚和达瓦洛斯二位将领在攻下突尼斯后立即进了城。皇帝卡洛斯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的时间延到了4天后的21日。在攻陷突尼斯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上，高官们在围绕是否允许掠夺和破坏突尼斯城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教廷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势力，以居民并没有参加防卫战，攻占突尼斯也没过多牺牲为由，反对掠夺、破坏已经只剩下老百姓的突尼斯城。

但是，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强烈反对，寸步不让。最后决定权掌握在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卡洛斯皇帝手中。

从第二天起一连三天，突尼斯城里和周边地区遭到彻底毁坏。近万居民仅仅因为是伊斯兰教徒就被杀害，相同数量的居民被当作奴隶带去西班牙。清真寺遭到破坏，就连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也被毁坏。

一切结束之后，皇帝进入突尼斯城。北非主要港口城市之一突尼斯，在卡洛斯的眼里已一片荒芜，住着绝望的人们。不过，这是自诩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人一生常见的景象，区别仅仅在于是在欧洲还是北非。

卡洛斯决定让哈桑·穆拉格出山，把突尼斯的统治权交给他。在红胡子被赶走之前，他一直是突尼斯的“酋长”。卡洛斯和他达成了媾和条约。

一、突尼斯以后有义务每年向西班牙国王上缴12 000达卡特的年贡。

二、西班牙派一队士兵常驻，经费由突尼斯承担。

三、突尼斯“酋长”发誓，今后与海盗断绝一切关系。

四、戈莱塔城对保障突尼斯港的安全至为重要，同意重建。

军事占领之后，找个当地人交还统治权。我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存心打算向海盗提供基地，作为远征军的最高领导人也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是信任哈桑·穆拉格的能力，则是无知。此人曾被红胡子赶走，在红胡子就在附近阿尔及尔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自由行动。事实上，他只在头一年上缴了约定的年贡，还是在让他预支的情况下才拿到的。

签完这个条约，仍是盛夏。虽然7月就要结束，但8、9月没有大风，仍是地中海南部的适航季节，还有足够的时间进攻阿尔及尔，彻底打垮红胡子。如果现在继续追击，彻底消灭北非海盗这一西地中海灾难的根源也不是梦想。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海盗的两大根据地，其中一个已被收拾，只剩下阿尔及尔了。

但是，卡洛斯皇帝选择了充分享受攻陷突尼斯所带来的荣光，而非追击海盗，巩固占领突尼斯的成果。卡洛斯认为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不知内情的北欧，卡洛斯皇帝的声望在攻陷突尼斯后达到了顶点。

的确，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强烈希望解放收容在“浴场”里不幸的基督徒，即使只是解放了突尼斯的1万人也算实现了这一愿望。停靠在突尼斯港的80艘海盗船成为战利品，这些船上遭受奴役的近8 000名基督徒划桨手也可砸开锁链返回故乡。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海盗全部逃脱。红胡子逃回了就像自家一样的阿尔及尔，在那里活得很滋润。现海盗无须救援，即便苏丹派来援军，从伊斯垣布尔到阿尔及尔路途遥远，需要时间。眼下，红胡子指望不上任何地方的支援。要消灭他，只有“现在”。

达瓦洛斯主张追击，卡洛斯却没有同意。8月初，他决定解散“神圣同盟”的军队，士兵各自回国，自己在西西里登陆，横穿西西里后沿意大利南部北上，前往拿波里。他优先考虑了想看看自己领土和意大利南部的想法。

就这样，1535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结束了。参战国的船和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故乡热烈地迎接他们，人人笑逐颜开。至少海盗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些海盗使他们一看到海平线上的船影就只会逃跑。

从战术上看，这一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是充分利用速攻长处的典范。

6月24日从撒丁岛南端出征，8月初就已结束进攻离开突尼斯，耗时40天，其中实际用于战斗的只有进攻戈莱塔的一天和总攻突尼斯的一天，一共两天。虽然牺牲者众多，但算上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而战死的6位贵族，相对6万大军而言也少得惊人。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一开始就主张速攻并付诸实施，陆军司令达瓦洛斯不打前哨战便直接投入全军发动总攻，从而一决胜负，这场战役是海陆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完美一战。

然而，取得战斗的胜利与保持战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君主一直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位35岁就成为欧洲声名最显赫的君主卡洛斯。

弗朗索瓦与卡洛斯

卡洛斯的虚荣心救了红胡子。

红胡子得知“神圣同盟”军队解散返回欧洲，便着手重组船队和水手（海盗），也不再侈谈伊斯兰大义了。召集大家的理由不是去找基督教世界雪耻，而是重开海盗业。也许他懂得招兵买马时眼前利益更有效。阿尔及尔靠海盗业发家，据说基督徒奴隶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一。

转瞬之间一支40艘战船的船队便组织起来，尽管都是些小型加莱船。海盗也募集到位。划桨手不成问题。“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的最多的就是阿尔及尔。“浴场”在阿尔及尔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

已是深秋季节，但红胡子根本不在乎，率领40艘船北上。最初的目标是梅诺卡岛。马略卡岛就在近旁但却防守坚固，红胡子连看都没看一眼。出于同样原因，红胡子没有靠近西班牙的主要城市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梅诺卡完全是西班牙领土，红胡子要在卡洛斯的领土上故意捣乱。

海盗船队挂着西班牙国王的旗子，岛民还以为是从突尼斯凯旋的船队，打着圣人画像，在码头迎候。等船靠了岸才发现不对，但为时已晚。等在码头上的人，除了老人，全被绑架，村镇也被抢了个遍。

红胡子轻易得手，收获颇丰，暂且撤回阿尔及尔。卸下东西和人以后，一路北上，目标直指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这是在跟多里亚捣乱。考虑到与多里亚交战的危险，他避开了热那亚，接连祸害了从热那亚到与法兰西南部交界的地方。当然，靠近利古里亚沿海地方时挂的是热那亚的旗子。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尽管红胡子祸害了整个利古里亚沿海地区，却没有深入腹地。海盗来袭的消息传到利古里亚之前，红胡子和40艘船就早就把飘扬在桅杆顶上的旗帜换成教廷旗，奔教廷领地拉齐奥南下而去。

他同样没有靠近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和防御坚固的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只瞄着警备薄弱的地方靠岸、登陆、掠夺、绑架。红胡子后来一路骚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都没有改变这个方针。哪怕在各地收获再少，也要彻底避免与基督教国家海军对决的风险。为此哭泣的是那些住在中央防御力量鞭长莫及之处的无名也无防备的老百姓。

“神圣同盟”拉开了1535年的帷幕，上半年基督教胜出，下半年则为红胡子所用。逃回阿尔及尔的红胡子终于觉得胸中郁结一扫而光。抛开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身份，作为海盗，他充分挽回了面子。

根据奥斯曼史料，他们的海军总司令的生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476年。果若如此，被迫逃离突尼斯那年他已经59岁。这样的年龄竟有如此能量，其头脑和体力都与安德烈亚·多里亚有得一拼。

被任命为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却不常驻首都伊斯担布尔，而是派往“伊斯兰之家”以外的西地中海，红胡子对苏莱曼这样做的意图有着准确的理解。在海战中打胜仗固然重要，但干好海盗业，对扩大“伊斯兰之家”这个大战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战。

红胡子并没有因为把突尼斯输给了基督教方面而到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请罪，似乎连封信都没有写。相反，他把海盗业做得很好。苏莱曼也没有写信斥责他。

海盗业有一点与纯粹的私人企业一样，事业的扩大与投资额成正比，投资的扩大与业绩成正比。1536年春夏两季，红胡子把能量集中于海盗业。到了年底，他已经拥有100艘加莱船的身家，即使不仰仗奥斯曼本土的支援，军事力量也已壮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与基督教联军正面对抗。单凭这一点，红胡子就成为奥斯曼苏丹手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而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爆发的激战，不但给那年下半年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红胡子的地位。

历史学家把16世纪前半叶称为欧洲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这两人之间为什么会玩起炽烈的权力游戏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两个人上台时即已是统治辽阔领土的专制君主。

要说领土，统治西班牙、德意志、荷兰、匈牙利，还有新大陆的卡洛斯必定处于优势。但法兰西国土的大部分都是平原，即为耕地，富饶且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我们不能忘记，工业革命之前，农业一直是欧洲的主要产业。经济富裕，人口众多，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组建大规模军队。

第二，两个人年龄只差6岁，属于同时代人。

如果年龄相差较差大，就可以指望对手早死。但只差6岁便无此可能。

第三，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掌握政权，当时都很年轻。弗朗索瓦统治了34年，卡洛斯的统治则长达42年，都是统治长久的君主。

弗朗索瓦21岁登上法兰西王位，卡洛斯则在16岁就登上了西班牙王位，19岁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苏莱曼成为奥斯曼苏丹时26岁。

如果举出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著名人物，可以做成下表。

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不仅爱好文化，还是一位头脑清楚的人。他很早就意识到，卡洛斯从母亲继承了西班牙，从父亲继承了德意志，他的存在对法兰西是一种危险。

西班牙王位和德意志领主地位都是世袭，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是由诸侯们选举决定的。卡洛斯是先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人们认为他会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但在选举时，弗朗索瓦同为候选人。理由是19岁的卡洛斯，太过年轻。不过，一个25岁的人提出这样的理由，也许说服力太弱。这件事成了后来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长达30年对抗的开始。

主要人物生卒年表

亚平宁半岛成为这两人抗争的舞台，这与始于15世纪末的时代变化不无关系。

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以质取胜的时代。许多人不是封建领主出身，没有作为传统经济基础的土地，但他们对使用头脑和双手的技能却很自信。很多这样的人集中起来形成了“城邦国家”。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极高，区区10万人口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与人口1 000万左右的法兰西、西班牙或奥斯曼相匹敌。如果没有佛罗伦萨银行的融资，法兰西或英格兰的国王，都无法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运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也坚持不了200年。

但是，正如同时代的史家奎恰迪尼所写，以1494年法兰西国王进攻意大利为标志，城邦国家的时代逝去，领土国家的时代来临。个人能力强弱，生产力高低都无关系，人口多就能胜出。所谓近世，是“量”的时代。这就是进入16世纪以后的法兰西、西班牙、奥斯曼、英格兰……

德意志，很晚才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只要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不了这里，就没有国王，这里分裂为各大领主的地盘。但作为军事力量，德意志拥有一支被称为“雇佣步兵”（Landsknecht）的新教派农民军，与瑞士步兵相比肩，正一步步成为决定欧洲战争胜负的战斗主力。这也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人口众多的领土型国家将要决定欧洲的命运。

顺便提一下，根据专家的说法，16世纪前半叶主要国家的人口大致如下。

奥斯曼（埃及、北非除外）：1 600万

法兰西王国：1 600万

西班牙王国：800万

葡萄牙王国：100万

英格兰王国：300万

德意志：1 0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 100万

威尼斯共和国：本土20万，加上意大利东北部属地145万

意大利城邦国家，每个市民的能力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享受着从经济到文化各个方面的繁荣，却也因此完全没有跟上以“量”取胜的领土型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浪潮。由此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出生于典型城邦国家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君主论》等警世名作。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进入16世纪以后仍能维持独立，并成功跻身于欧洲强国行列。

其他地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已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也事实上成了卡洛斯的保护国。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托斯卡纳公国取代。正因为有了卡洛斯的支持，美第奇家族得以恢复元气。

在意大利中部拥有教廷领地的罗马教廷，也受到西班牙色彩浓重的反宗教改革的冲击，渐渐倒向卡洛斯一方。就连当初与威尼斯并称海洋城邦国家之雄的热那亚，也是因为安德烈亚·多里亚在卡洛斯手下效力，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共和国的名分。除了威尼斯，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并入了西班牙领土。

与意大利接壤的法兰西对此怀有危机感。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法兰西与西班牙发生了正面冲突。

然而，在以争霸意大利为目的的这场激战中，法兰西国王不仅战败，还成为俘虏。31岁的弗朗索瓦在25岁的卡洛斯面前饱尝了生不如死的屈辱。在一国之主的危机感中又加进了一个男人的怨念。

11年过去了。1536年，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这次是为了争夺米兰的所有权。

1536年10月，米兰领主斯福尔扎公爵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弗朗索瓦马上在斯福尔扎家族面前搬出200年前的陈年旧账：领有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曾经把女儿嫁给了法兰西国王，因此米兰应归法国所有。卡洛斯拒不同意。教皇保罗三世居间调停也告失败。

弗朗索瓦寸步不让。卡洛斯也不惜做出诉诸武力的姿态。弗朗索瓦命令自己的军队从法兰西南部向热那亚进军。卡洛斯则命令德意志兵南下都灵。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意大利的西北部。

已是冬季。冬季休战是因为实际上无法打仗。意大利北部寒冬严酷。于是两军便在都灵和热那亚之间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进入了冬令营。

弗朗索瓦在这个冬天有所行动。不，行动从秋季就已开始。只是入冬以后，法兰西国王才同意建立同盟。

法兰西—奥斯曼同盟

已经42岁的弗朗索瓦一世内心也许不得不承认，法兰西军队以及担任总司令的自己都不擅长打仗而处于劣势，与可以调遣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的卡洛斯交战并无胜算。为了改变这种令人悲观的现状，需要寻找新的伙伴。这个伙伴，却是基督教国家意想不到的对手。

法兰西国王派出密使专程前往奥斯曼宫廷进行联络。从这一点看，提出法兰西—奥斯曼结盟的极有可能不是苏莱曼，而是弗朗索瓦。连当时号称情报机构水平最高的威尼斯都完全没有注意到双方的结盟，可见办事之巧妙。

到了第二年1537年，法兰西—奥斯曼同盟公开化，基督教世界震惊，教皇整天哀叹，各国一致谴责法兰西。

过去欧洲国家中只有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条约。但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的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军事条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和威尼斯承认并尊重相互间的贸易自由，而非在军事上结成统一战线。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却是纯粹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的内容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就在法兰西军队把卡洛斯的军队牵制在意大利北部的时候，奥斯曼海军袭击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

卡洛斯因此被迫要在意大利南北两条战线投入兵力，结果自然很难再向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中欧派兵防卫，奥斯曼陆军在那里发动攻势。这样一来，奥斯曼军队对欧洲的进攻也比以前更为容易。

这就是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所订条约的主旨，说法兰西国王因仇恨卡洛斯而向伊斯兰出卖了基督徒也许不错。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在与法兰西的共同战线启动之时，着手重增陆海军力量。为此他将红胡子召到伊斯坦布尔，犹太人西纳姆也被召去。

红胡子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再度明确负责的海域为西地中海。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苏莱曼给红胡子定出了明确目标：并不需要夺回突尼斯，而是要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建立基地，以此为据点，掠夺破坏。为此，苏莱曼给了红胡子充裕的资金。

海盗干的就是掠夺破坏，通常是扫荡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基地。但这次苏莱曼命令红胡子改变做法，不再返回基地，而是就地盘踞，把传统海盗行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南部。这是把卡洛斯的军事力量分割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策略，如果红胡子扫荡后回国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这就是说，红胡子在做海盗的同时还必须充当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为了让手下的海盗同意这样做，就必须保证他们能得到与纯粹做海盗时一样的收入。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人跟他走。苏莱曼给红胡子的充裕资金也是佣兵费。

苏莱曼也给犹太人西纳姆安排了新任务。西纳姆的活动地点移到了红海，埋伏在红海的出口，即现在的索马里海域，袭击去印度的葡萄牙船。自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新航线后，经红海去印度购买香料的航线就被葡萄牙垄断。袭击去印度的船，抢光船上的金银币，这就是奥斯曼苏丹交给海盗西纳姆的任务。葡萄牙是西班牙的盟国。

带着新任务回到阿尔及尔的红胡子跃跃欲试，干劲十足，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超过百艘的船队。又从除突尼斯以外的北非全境召来海盗，登船出发，完成任务。

他没有忘记让几艘“福斯塔”小船先行，四处停靠，散布假情报说，红胡子船队正去埃及，将与身在红海的犹太人西纳姆共同作战。红胡子的新任务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建立基地，而布里亚所在的伊奥尼亚海一带有威尼斯的谍报网。

红胡子船队靠近希腊西海岸后突然改变方向，全速向西北驶去。布里亚位于呈长筒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处。红胡子并没有去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这两个城市是布里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防御坚固，易守难攻。他把目标锁定在了奥特朗托以南10公里的一座名为卡斯特罗的港口。

遭到4 000多海盗的袭击，小小的港口城市毫无招架之力。从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下来告急的人跑到城里的时候，港内已经挤满了海盗船。

红胡子驱使全体居民构筑了适合做基地的城堡。在突击完成的城堡的高塔上，飘扬着红底白色月牙的土耳其帝国旗。

但海盗就是海盗，成不了战士。他们让居民建设基地，自己却全力以赴地掠夺周边地区。

“红胡子在布里亚登陆”，这一消息传到了基督教方面。

“撒拉森塔”不仅可以向附近居民报告海盗来袭，还可以燃起狼烟，逐塔传递消息。发生在布里亚南端卡斯特罗的情况就这样传到了身在拿波里的唐·佩德罗·阿尔瓦雷斯那里，他以西班牙副王的名义统治着意大利南部。

阿尔瓦雷斯立即命令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一队人马南下，同时派出快船前去通知正在第勒尼安海上寻找红胡子的安德烈亚·多里亚。

这次，多里亚的行动依旧神速，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经年过七旬。他用快船联络，要求各国速派船到墨西拿集结。说是各国，实际上也仅限于能够迅速驰往西西里东北墨西拿的国家。

这一年，多里亚率领25艘加莱船四处寻找红胡子的下落。他自己的船达到22艘，西班牙船只有3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依然不了解大海。他命令多里亚阻止法兰西军队从海上向意大利运兵，却只派给他3艘船。多里亚这时的行动好像没有取得卡洛斯的批准。也可以认为，只求拿出战果，已没有时间去请求批准。

没有扩大参战国范围也是一件幸事。不到一周，所有船只便集结到墨西拿。

多里亚率领着自己的22艘船和西班牙的3艘船到达了集结地。副王阿尔瓦雷斯派出的6艘船已经从拿波里抵达。几天后，奇维塔韦基亚来的教廷海军的7艘船进港。来自马耳他骑士团的两艘大型帆船也随后抵达。骑士团还带话来说，一俟准备就绪，还将再派几艘加莱船。这时，战斗用的加莱船数量已经有38艘。根据多里亚获得的情报，红胡子有100艘加莱船。多里亚知道，海盗船多是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

但是38比100，战力差距还是太大。然而多里亚认为，与其给敌人更多时间，不如改变战术，照样打这个仗。他命令由38艘加莱船和两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全体出港。

优秀将领的首要条件是精通地理。听到卡斯特罗这个一般热那亚水手都不知道的布里亚小港口的名字，多里亚不但估摸出了它的位置，还想象出了它周围的情况。

那个地方，红胡子也能轻易攻取并作为基地。但要以此为基点北上进攻意大利南部，来自奥斯曼本土的补给不可或缺。阿尔及尔城除了面海的一侧，三面都有城墙环绕，但没有技术也没有工厂，连弹药也不能自给。这里依靠海盗业而繁荣，没有制造业。多里亚认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定会使这里的所有物资短缺，它只能靠土耳其本土补给。

多里亚决定，与其直接进攻夺回卡斯特罗，不如切断其补给。他决定采取途中设伏的游击战术。

何处设伏将关系到这个战术的成败。奥斯曼补给船只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通过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沿这片“多岛海”南下，到达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向西北跨过伊奥尼亚海到意大利布里亚南端。这条路线距离最短。

不过，如果没有特别有自信的水手，不是特别大的船队，一般船只都会选择沿海岸航行。多里亚预料，要是那样，航线就该是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半岛西侧北上，到达科孚岛近海后转向西北，驶向布里亚南端的卡斯特罗。他决定在科孚岛南端设伏。

科孚岛长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一直保持着中立。在这个岛附近埋伏，不用担心腹背受敌。

多里亚的幸运是敌人的行动与他所料完全一样，而且行动迅捷。

只等了几天，海平面上就出现了奥斯曼的运输船。奥斯曼帆船不喜欢使用种类繁多、需要高度技巧的三角帆，他们多用只需升降即可的四角帆，很远就一看便知。奥斯曼的14艘运输船组成一支船队，正在顺风北上。

多里亚让所有船只在桅杆上高高挂起自己国家的旗帜。

奥斯曼船只发现了这些船。返航太远，他们决定转向西北，躲进目的地卡斯特罗。

多里亚当然追击。他命令自己的22艘船采用只有热那亚水手才会的需要高度技巧的操纵方法。首先，三分之一先绕到正在逃跑的奥斯曼船队前方。另外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右侧，剩下的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左侧，三面夹击。剩下的一面让其他加莱船封堵，加莱船可以放下帆来划桨航行。这样，奥斯曼的14艘船就在海上被包围了。

科孚岛的城堡

运输船上没有多少士兵，包括水手在内有180人。只开了一炮，他们便全体举手投降。

这支船队满载粮食、弹药和火药。多里亚通过审问水手得知，船队的出发港不是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而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货物由西纳姆奉苏丹之命采购。只有这一点多里亚预料错误。不，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让一艘运输船逃脱。

红胡子在卡斯特罗翘首以待，他从好不容易进港的那一艘船得知，多里亚的游击战术获得了成功。多里亚在知道一艘敌船逃脱时候就确信，红胡子一定会出动。但他不想逃跑，也没有必要逃跑。

奥斯曼运输船队所载的物资分到了所有船上，可以航行很久而不用靠港。他还决定用俘虏的800名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化的希腊人充当划桨手。基督徒划桨手都加入到了士兵的行列。此外，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已经到达。多里亚可用的船只有42艘加莱船和两艘大型帆船。

他认为，这样便可与红胡子一搏，即便他手下有100艘船。刚到7月下旬，还有很充分的海上作战时间。

多里亚多方派出了侦察船，打探情报。其中一艘报告说，有12艘奥斯曼加莱船正在北上。这艘侦察船甚至潜入加莱船队停泊的港口，探到了这个船队的重要情报。

这12艘加莱船满载着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他们作为苏丹近卫军闻名遐迩。

目的地是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去维罗纳，是为苏丹苏莱曼从陆上进攻维罗纳做准备。维罗纳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的布里亚隔海相望。现代从阿尔巴尼亚去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就是划着橡皮艇从维罗纳港出发的。在维罗纳，可以从最窄的地方渡过亚得里亚海。500年前的奥斯曼苏丹好像也这么考虑。他想攻占维罗纳，把这里建成进攻对面意大利南部的基地。从维罗纳到卡斯特罗，只隔着一步之遥的亚得里亚海。

这次，多里亚也没有去征求任何人的建议。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12艘奥斯曼加莱船抵达维罗纳前将其击垮。他认为，这支船队也会沿希腊西海岸航行，一路北上。与帆船相比，加莱船多会选择沿海岸航行。

多里亚决定，在科孚岛与希腊西海岸之间的海峡设伏。不过，即将成为战场的海域远比伏击帆船队时的科孚岛南面狭小。海面狭小，船只数量众多，便有自己人相互冲撞的危险。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地区

敌人有12艘船。多里亚决定，此次只带马耳他来的4艘和自己的11艘，共15艘船前去埋伏。这15艘的划桨手全都是基督徒自由民。多里亚预料此战必定激烈，近战需要划桨手兼做士兵。他命令其余船只在附近的帕克西岛待命。

正如所料，12艘奥斯曼加莱船进入预定海峡，尚未发现正在海峡深处等待的多里亚船队。入夜，月亮近乎满月。海域狭小，站在岸边即可将对岸一览无遗。多里亚不再等待，命令主动出击。于是15艘船与对方的12艘船在狭窄的海面上发生激烈冲撞。

组成奥斯曼新军军团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满10岁就被定期巡视的奥斯曼政府官员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家庭中强行带走，训练军事技能，加以培养。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过着独身的集体生活。新军军团士兵是奥斯曼军队精兵的代名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能依赖父母，苏丹便极其自然地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发誓效忠的人。因为他们勇猛而忠诚，新军军团成为苏丹的近卫军。

在被强行带走的少年中，有不少人聪明伶俐，在苏丹的宫廷，也就是今天的中央政府中，走上了高级官僚的道路，其中不乏当上大臣的人。正如当时的马基雅维利所写，“奥斯曼帝国除了苏丹都是奴隶”。这话真是一语中的。

没有被提拔为官员的人全都成为新军军团士兵。他们有自己的规矩：逃跑者死，哪怕是战友。在敌人面前逃跑的人会被战友杀掉，这就是规矩。当然，在基督徒面前逃跑另当别论。

真蒂莱·贝利尼所作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素描

迎战这样的新军士兵，后半夜打响的这场战斗注定是一场恶战。月光照亮甲板，这里就是战场。船只猛烈相撞后，士兵们登上敌船，打起白刃战。半月刀在月光下寒光闪闪，基督教士兵的惨叫声响成一片。但大刀手立刻便成为步枪的牺牲品，倒下不能动弹。激战中迎来了清晨。

晨曦映出了战斗的残酷。奥斯曼方面损失惊人，基督教方面，尤其是马耳他的4艘船上也惨不忍睹，一派地狱景象。

其他船只也是桨橹相咬，大炮不能开火，船只动弹不得。多里亚明白，必须改变战术，只有炮击才能收拾混战的局面。

为了保护排列在船腹的划桨手，加莱船上的大炮通常安装在船头或船尾。不久前，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开始在划桨手队列的旁边高台上安装了旋转式炮台，可以90度转向开炮，这样在左右船腹也能进行炮击。也许是因为没有迫切需要，这项技术改良还未被使用过。多里亚决定采用这项技术。

他立即召来教廷海军司令奥尔西尼和马耳他骑士团司令斯特罗兹，告诉他们采用这个战术。各船开始把大炮从船头移到腹部。

多里亚在内的所有参战国的司令全都加入敢死队，亲自参加抗击奥斯曼新军军团15艘船的战斗。

与敌船搅在一起的船开始一点点分开。到了可以炮击的距离，立即下令开炮。

大炮在旋转式炮台上一齐开火，接二连三地命中奥斯曼加莱船的中部。在近距离炮击下，连船身较低的加莱船也不堪一击。

一艘船在眼前沉没。在激烈的炮火下，看到友船在眼前沉没，不可一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也在队长阿里·塞里夫的带领下举手投降了。

两军受损的惊人程度不相上下。奥斯曼的11艘船被缴获。新军军团800士兵当了俘虏。没有奥斯曼方面战死人数的记载，但伤者记录达2 500人。运载奥斯曼新军军团加莱船的划桨手也是奥斯曼人，而不是基督徒奴隶。通常在缴获伊斯兰船时一定会有对获得解放的基督徒划桨手的记述，但这次却没有记录，原因就在于此。

基督教方面战死300人，伤者达1 200人。没有船只沉没。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天就率领自己的15艘船和缴获的11艘奥斯曼船去了自家军队留守待命的帕克西岛。正值夏季，需要赶紧埋葬死者，救治伤者。

就在这时，他知道了红胡子正率领整个船队向这里开来。

这种状态下，即使红胡子不是对手，也不可能再打一场海战。尽管刚到8月，多里亚还是决定率领全部船队回墨西拿。这就相当于从红胡子面前逃跑。虽然打了胜仗，但己方牺牲过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船队首尾相连，一直航行到西西里出现在海平线上。海上经常会有遭遇海盗的危险。来到西西里近海，骑士团的船告别舰队回马耳他岛。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受损严重，没有两艘帆船的牵引就无法前行。

其余的船安全抵达墨西拿。不过，多里亚的船队和教廷的船队既没有回热那亚，也没有回奇韦塔维基亚，他们决定在墨西拿港待到秋天。他们虽把红胡子和他的百艘船队甩在了伊奥尼亚海，但多里亚也无法预料事态何时会发生突变。

奥斯曼苏丹得知本该在维罗纳等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命运之后暴跳如雷，他只得动用自己带来的军队占领了维罗纳。他后悔从海上运送精锐。没有新军军团，连巩固占领地都困难。近旁科孚岛上威尼斯基地如何行动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对维罗纳的占领。苏莱曼命令前来联络的红胡子：攻占科孚岛！

喜欢人们叫他“立法者”的苏莱曼发怒前似乎丧失了理智。科孚岛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土。进攻科孚岛将违反与威尼斯之间缔结的友好通商条约。

但在苏莱曼看来，多里亚两度在科孚岛近海对奥斯曼军队为所欲为，而科孚岛上的威尼斯人却一直袖手旁观，这本身就是违反友好条约的行为。

通商条约不是军事条约。正因为如此，威尼斯从本土派来增援基地的加莱船队，但却完全保持了中立。

多里亚也理解这些情况。因而，尽管使用各方面设施齐备的科孚岛要方便得多，他还是命令船队到帕克西待命。这一点奥斯曼人却不能理解。

多年以来，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把科孚岛作为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堡垒，致力于巩固防御设施。即使遭到红胡子和他的100艘船的进攻，科孚岛也将岿然不动。

但是，苏莱曼身在维罗纳，正规奥斯曼海军的总司令红胡子向科孚岛发起进攻，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无异于奥斯曼突然宣战。

苏莱曼屡败屡战仍要继续进攻维也纳，在地中海也不会只干一次就罢休。

要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归入奥斯曼版图，把西岸的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建成稳固的奥斯曼基地，威尼斯正当其中，封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入口。

威尼斯政府在亚得里亚海各处基地布置战备，同时在本土，元老院连日来围绕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的中立政策的对错，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

到了秋天，事态终于平静下来。

苏莱曼返回了伊斯坦布尔。红胡子要回卡斯特罗基地。

多里亚通过侦察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墨西拿，驶向伊奥尼亚海，追击红胡子船队，他击破了队尾的几艘船。但因红胡子船队的大部队已经进入卡斯特罗港，多里亚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只好撤回墨西拿。

安德烈·古利提

撤回途中发现法兰西大使乘坐的帆船队正在驶向伊斯坦布尔。帆船队满帆顺风逃走。也许，半年征战也使多里亚感到了身心疲惫。

在墨西拿停泊几天后，多里亚回到自己的祖国热那亚。他放心不下全力以赴防御法兰西军队的祖国。

行至中途，同行的教廷船队也作别，返回奇维塔韦基亚港。

因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而沸腾的1537年就这样过去了。

弗朗索瓦一世还没能把热那亚弄到手，卡洛斯的军队就已经侵入米兰。

奥斯曼军对维也纳久攻不下。以红胡子为先锋，对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进攻也仅局限于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地区。

威尼斯受到欧洲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冲突余波的冲击，总督安德烈·古利提苦涩的面孔经常出现在激烈争论中立对错的讨论席上。关于总督古利提的详细情况请读者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下卷“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一章。当时威尼斯的领袖之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奥斯曼。他不但自己拥有丰富的奥斯曼经历，还有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并改信伊斯兰教的儿子。关于他的这位儿子，以前我在《圣马可杀人案》一书中有所描述。

然而，即使拥有安德烈·古利提的资质和经验，也无法解决这个时期威尼斯所面临的难题。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前一年冬天开始行动，而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在这一年冬天也行动起来了。

抗奥联合舰队

位于长筒靴脚踵处的港口城市卡斯特罗再小，也是属于亚平宁半岛的。奥斯曼的旗帜在这里飘扬的现实，必然会让身在罗马的教皇保罗三世心生不悦。

陆地相连与中间隔海不同，使人感受到的威胁有巨大的差别。对奥斯曼在陆上之强大，基督教各国君侯无人会有异议。没有人知道奥斯曼什么时候就会以卡斯特罗为基地派大军北上。教皇一直在为保卫维也纳奋战在前线的匈牙利国王筹措军费。虽然身在罗马，远离前线，教皇保罗三世对危机也与在前线一样感同身受。

这个时期，年逾60却热情不减的米开朗琪罗正在位于教廷一角的西斯廷教堂里奋力创作《末日审判》。

保罗三世年轻时曾留学佛罗伦萨，可以说也是一位饱受文艺复兴文化浸润的人。《末日审判》是前任教皇克莱蒙特请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但因1527年的“罗马浩劫”而中断，保罗三世再次请求他完成作品。

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有《创世记》，那是米开朗琪罗30多岁时的作品，独步天下。如果米开朗琪罗能在里面的整面墙壁上完成的《末日审判》，与两侧墙壁上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和佩鲁吉诺等人的壁画合璧，整个西斯廷教堂就将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大圣殿，从而无愧于“Cappella Sistina”——教皇西斯图的礼拜堂这一称号。

保罗三世被称为文艺复兴最后的教皇。毫不奇怪，这一想法像一直燃烧着的火焰，温暖着他的内心。他每天在抗击奥斯曼与争斗不息的基督教各国间，紧张不已。这念头就像穿透繁茂树叶的间隙射进丛林的阳光，使他内心得到些许温暖。相传他已年近70，每天都要造访创作现场，令小他7岁的米开朗琪罗感到厌烦。

《末日审判》中央的基督，完全不是温柔慈悲，而是狂暴发怒的样子。听说教皇并不讨厌与自己同辈的艺术家所描绘的这位愤怒的基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所面临的难题也令人无法不狂躁发怒。

但是，外交是一个不隐藏愤怒就寸步难行的领域。教皇保罗三世提倡基督教世界结成抗击奥斯曼的同盟，但在推进过程中，教皇却一再隐忍。

教皇首先向卡洛斯派去特使，因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保卫基督教世界是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目的。卡洛斯不能坐视奥斯曼在自己领土上，哪怕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角落建立基地，西班牙国王的回复正如所料。

几乎同时，教皇也号召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参加同盟。教皇知道法兰西与奥斯曼是同盟关系，但他还是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大义努力说服弗朗索瓦一世。可是，尽管不惜与奥斯曼结盟而组成的反卡洛斯战线没有结出果实，失望的法兰西国王并未给出教皇所期待的答复。

教皇提出至少与卡洛斯休战的请求。法兰西国王对此也没有给出理想的答复。中世纪的教廷有“开除教籍”这个最强的武器，但这一招对经过文艺复兴的君侯越来越无效力。

教皇保罗对拉威尼斯共和国加入同盟比对法兰西更为执着。

结成抗奥同盟的目的是把已经入侵到意大利半岛和希腊之间伊奥尼亚海的奥斯曼势力彻底赶走。当然，可依靠的与其说是陆军不如说是海上战斗力。说到海上战斗力，与拥有1 600万人口、号称欧洲人口最多的法兰西相比，只有其十分之一人口的威尼斯更加强大。教皇保罗认为，没有威尼斯就不能战胜奥斯曼。威尼斯的科孚岛在这一年遭到奥斯曼的进攻，重新审视以前与奥斯曼的关系迫在眉睫。

教皇保罗三世

威尼斯接待了教皇的特使，但难以立即表态。

他们以贸易立国为国策，避免战争。西班牙为反宗教改革派所操纵，他们不仅敌视伊斯兰，还憎恶同为基督徒的新教。威尼斯虽属基督教，却总与宗教保持着距离。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友好共处。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风头正劲，而同时期的威尼斯却没有一个人因宗教原因被判死罪。被宗教裁判所盯住的人只有逃亡一条活路。而悄悄向这些人伸出援手的人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他们：逃到威尼斯去吧！

然而，威尼斯目前正深陷困境。失去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和威尼斯商船安全的科孚岛，就等于失去了海外贸易。威尼斯政府一向不关心扩张领土，只重视海外贸易的自由与安全。奥斯曼苏丹所关心的是扩张领土，而不是贸易。这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理”，而是“力”。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欧洲第一，但仅靠一己之力也无法对抗实力强大且不惜把海军交给海盗发动攻势的奥斯曼帝国。

威尼斯终于做出了决定，站在基督教世界一边，与伊斯兰的奥斯曼作战。

响应教皇保罗三世的号召结成的同盟于第二年即1538年2月8日签约，正式启动。盟约内容如下：

一、所有战争费用六等分，主要加盟国按以下比例分担：

教廷：六分之一

威尼斯：六分之二

西班牙：六分之三

教廷国家（罗马教皇也是领主，拥有以教廷所在地拉齐奥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的广阔领地）和威尼斯承担的部分由这两个国家的国库支出，但负担了一半战争费用的西班牙却不可能由国库全额支付。拿波里以南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属西班牙统治，西班牙负担中的一半由这两地通过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形式承担。统治者并非自己投入人力、财力来保护你，绝大多数情况是如果你出人出钱我就保护你。这也是近代殖民帝国的一种“剥削”方式。

二、1538年各国筹备的战斗力总数为：

加莱战船： 200艘

运输用船： 100艘

步兵：5万人

骑兵：4 000人

三、各主要加盟国负责筹备的加莱船数量为：

教廷：36艘

威尼斯：82艘

西班牙：82艘

各国不单要提供加莱船，还要提供船上的水手、划桨手和战士（今天所谓的水兵）等人员及其所需费用。威尼斯提供的数量与西班牙一样，看上去不合常理，但这似乎是因为威尼斯是海运国家，拥有造船能力，习惯于做这样的准备。

四、基于同样原因，100艘运输用船的大半也由威尼斯负责，但规定造船费用由各国比照战费的负担比例支付。

五、对陆上战斗力颇有自信的卡洛斯决定负责5万步兵和4 000骑兵中的大半。而连船带人的海上战斗力的责任更多地分派给了威尼斯。

如果各国都能全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地中海的战斗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六、奥斯曼方面正在陆上进攻中欧。那里的防卫一如既往由匈牙利国王负责。各同盟国也按以往的做法，继续予以资金支持。顺便一提，当时的匈牙利国王是卡洛斯的弟弟费尔南德。

七、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保留席位，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加盟。

八、签约的同盟国家须在1538年3月以前完成一切海陆准备工作，在科孚岛集结。

九、陆军总司令由教廷陆军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韦尔担任；海军总司令由西班牙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

卡洛斯与威尼斯之间就海军总司令的人选发生了争议，致使同盟签约花了整整一个冬天。

威尼斯坚决反对多里亚担任总司令，理由是不能把自家军队的命运托付给雇佣兵队长。

威尼斯共和国人口较少，与其他国家一样，陆军只能依靠雇佣兵制度。但雇佣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与其说士兵为付钱的雇方打仗，不如说当兵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职业，他们会采用尽量不冒风险的办法完成任务。雇佣兵打雇佣兵，战斗虽漂亮，但却无人伤亡，更不用说战死。借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家布克哈特的话说，这是“作为艺术的战争”。雇佣兵方希望速战速决的战斗打起来后总是一拖再拖，只见金钱哗哗流出。

同时代人马基雅维利极力谴责这种雇佣兵制度。因为自己作为官吏服务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一直被雇佣兵队长所玩弄，他一直主张创建由本国国民组成的军队。不过，同一时代的威尼斯采用了更为现实的解决办法。

威尼斯把称为“proveditore”（直译为监督官）的人作为参谋紧密跟随雇佣兵队长，使雇佣兵队长不能为所欲为。佣兵费的支付权完全交给了监督官，他对雇佣兵队长具有相当的发言权。总之，威尼斯对雇佣兵队长如此不信任，反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总司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卡洛斯毫不让步，甚至扬言不让多里亚当总司令就退出同盟。作为妥协，教皇保罗试图以让同盟军陆军总司令的德拉·罗韦尔兼任海军总司令的方案来说服威尼斯。但把自己国家的海军交给毫无海战经验的乌尔比诺公爵，这对威尼斯来说是更大的噩梦。当然，卡洛斯也反对这个方案。

结果威尼斯让步了。既已决定与奥斯曼打仗就必须取胜，他们决定相信当代第一的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位大海英雄的气概，尽管他是雇佣兵队长。

同盟条约的最后一条第十条规定了战胜奥斯曼后各加盟国的利益分配。北非归卡洛斯，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海港口归威尼斯，罗得岛归马耳他骑士团。尽管这是不知前景如何的如意算盘，但定不下来就无法开仗。这也是有多个国家参加的同盟军的现实。

这年的抗奥联盟，自筹备阶段开始就聚集了上起教皇下至百姓的无数人的希望。他们经常生活在被抢被烧被绑架的恐惧之中。现在，地中海周边国家在把海盗赶出地中海的大旗之下集结起来，追击并彻底歼灭红胡子及其喽啰已经不再是梦想。各地造船厂全负荷运转，报名当划桨手和士兵的志愿者蜂拥而至。

3月中旬，威尼斯的82艘船早早地如约抵达集结地科孚岛。威尼斯负责提供的运输船也结为若干船队，正在南下。威尼斯舰队由82艘加莱船组成，司令是温琴佐·卡佩罗。他不仅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干过，拥有丰富的海外基地经验，还是这个时期威尼斯海军的总司令。威尼斯为这一年的抗奥联盟打出了最好的一张牌。

可是，约定的集结日期3月的最后一天已过，教廷海军和西班牙海军却都没有现身。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并不担心。盟约于2月8日缔结后，传回各国并立即着手准备，也只有威尼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威尼斯拥有当时地中海，不，包括北欧在内技术水平最高、制造规模最大的“国营造船厂”（Arsenale）。考虑到这个情况，联盟将集结时间后延定在了3月底到6月这段时间内。

此外，教廷通报了教廷海军迟到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奇维塔韦基亚的造船能力，第二是因为教皇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让法兰西加入同盟的努力。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不顾高龄从罗马出发，亲赴萨伏依公国的尼斯，把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召集在一起，希望以抗奥联军的组建为契机探索改善长年不和的法西关系的途径。

然而，把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减弱了罗马教皇权威的光环。对普通信徒而言，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而与其个人能力无关。耶稣基督对彼得说“要在你的身体上修建教堂”，彼得便是第一代教皇，历代罗马教皇都被认为是彼得的继承者。罗马教皇至今仍对老百姓有着极大的权威。但对为政者却不然。曾几何时，开除教籍的绝罚威力巨大，但到中世纪也失去了效力。这就是现实。

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没有到有教皇等候的尼斯。

但教皇没有放弃。尽管让法兰西加盟一事失败了，他仍在力争实现法西之间停战10年的目标。使节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往返穿梭于尼斯与巴黎、尼斯与巴塞罗那之间，终于在5月底使双方签字。

这就是教廷海军迟至6月中旬才到达的原因。就算教廷海军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准备停当，没有教皇的命令也寸步难行。

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哪怕只有10年，对欧洲来说当然也是值得庆贺的喜报。法兰西和西班牙在欧洲各地屡屡发生冲突，现在双方收剑入鞘。教皇保罗三世带着这个喜讯回到罗马，命令教廷海军出发。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以往卡洛斯必须把军力兵分两路，一路在意大利北部防范法兰西的入侵，一路在意大利南部抵抗奥斯曼的攻势。而今后至少10年，他不需要这样做了。其影响对同盟未必是好事。

卡洛斯首先命令把奥斯曼势力从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卡斯特罗赶出去，这事轻而易举。红胡子及其手下的海盗被苏丹召回伊斯坦布尔，不在卡斯特罗。而收复卡斯特罗对卡洛斯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加入同盟的一个理由。

6月中旬，教廷海军抵达了集结地科孚岛。但时至7月，仍不见多里亚率领的拥有82艘舰船的西班牙海军的影子。威尼斯海军来到科孚岛已经三个月，但他们一点儿也没浪费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科孚岛等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岸各处威尼斯基地的防御。但进入7月，就到了等待西班牙海军的极限。从船长至划桨手都开始抱怨：西班牙人究竟在干什么？

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和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一致同意派侦察船去墨西拿。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海军要来科孚岛，必须经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但侦察船带回了情报，说等了一周，连西班牙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进入8月。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机构已深深渗入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根据那里的情报，身在科孚岛的卡佩罗得知，红胡子已率领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港出发。他还了解到，这支奥斯曼正规海军，不但总司令是红胡子，主要战斗力也全由海盗构成。红胡子把先遣队交给其下能人图尔古特指挥，而图尔古特的目标是把航行途中所遇到的威尼斯基地打个遍。

奥斯曼已经开始行动，多里亚却不见人影。

8月10日，矗立在科孚岛南端的瞭望塔看到挂着白底黑鹫皇帝旗的船出现在西边海面上。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以为多里亚终于到达，让人派船，亲自出迎。然而，来者不是多里亚。坐在船上的是西西里的副王唐·费兰特。被委以联军陆军指挥的乌尔比诺公爵病重，命他前来代替。

费兰特是意大利北部曼托瓦领主贡萨格侯爵的第三子，卡洛斯手下著名的武将，当时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西西里就由他统治。卡洛斯生性阴柔，从不轻易敞开心扉，但在用人方面却独具慧眼。

在科孚岛城的一间屋子里，费兰特与表情严峻的卡佩罗和格里马尼见面，递上了一封卡洛斯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我们的总司令多里亚早晚会到，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耐心等待。信中明确写道不同意一切没有多里亚的军事行动。

当晚，科孚岛总督官邸举行晚宴，欢迎联军陆军总司令的到来。出席者全是男子，显示出科孚岛是抗击奥斯曼的前线基地。席间，卡佩罗试探性地询问年纪尚轻的费兰特，卡洛斯皇帝的信来自何方。

费兰特说，信在巴黎写成，由多里亚的部下送到西西里的巴勒莫，交到自己手上。未等卡佩罗多问，费兰特接着说道：

为了庆祝缔结10年停战条约，弗朗索瓦邀请卡洛斯去巴黎。卡洛斯计划乘多里亚的船从巴塞罗那到马赛，再从那里去巴黎，在法兰西国王的款待下小住数日，再返回马赛，乘船回巴塞罗那。多里亚正在马赛待命。

年轻直率的费兰特的这一席话，与常驻法兰西宫廷的威尼斯大使传回的情报完全吻合，卡佩罗预感不妙。

出席晚宴的格里马尼听了费兰特的话也深感疑虑。被委以教廷海军司令的格里马尼的本职是阿奎利亚的主教，是神职人员。他是热那亚人，却不擅海战。所以尽管同为热那亚人，他却没有像多里亚那样选择做海上雇佣兵队长。

格里马尼把卡佩罗悄悄地叫了出来，问他有无可能不等多里亚到来就发动军事行动。格里马尼说，威尼斯和教廷加起来，光是加莱船的数量就有118艘。这么强的战斗力，足以与红胡子一搏。

但是卡佩罗没有同意，理由是如果打起来，不得大胜没有意义。

但是，已经有情报传来，5万奥斯曼陆军正在从亚得里亚海各处的威尼斯基地向西横穿希腊。还有消息称，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海军已经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进入伊奥尼亚海。不久谣言四起，说卡洛斯要把联合舰队的出动延到第二年。准备了82艘船却只能在科孚岛待命，威尼斯舰队对西班牙的怒火即将燃烧。

9月8日，多里亚终于到达科孚岛。根据协议，他应该带来82艘加莱船，但只有41艘到达，他只带来了承诺数量的一半。运输船的数量也不满约定的一半。

这41艘船中，多里亚有22艘，骑士团有2艘，其他则是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提供的，西班牙本土的船一艘也没有。卡洛斯以自己国家不承担一切风险的形式“参加”了抗奥基督教联合舰队。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感到，不妙的预感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然而，卡佩罗根本不知道，卡洛斯命令推迟出发的多里亚不许打对威尼斯有利的仗！

刚刚进入9月。光是集结在科孚岛的军事力量就足以向奥斯曼发起挑战。

威尼斯：82艘

教廷：36艘

西班牙：41艘

加莱船总数：159艘

水手、划桨手、战士总数：3.7万人

大小炮具总数：2 500门

9月10日，在科孚岛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召开首次作战会议，两天前抵达的多里亚参加了这次会议。

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一开始就强烈主张主动出击。教廷舰队司令格里马尼也完全赞成。西西里“副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家臣费兰特·贡萨格也主张对红胡子出击。但多里亚却说：“季节已经进入不利于航海的秋季。必须时刻想到暴风雨的危险。这种时候把大舰队投入到海战相当危险。”

等待6个月之久的卡佩罗和等待3个月的格里马尼只能表情木然地注视着多里亚。他们知道，出海意味着战斗，是否出海，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由总司令决定。他们不由得再次思考多里亚的立场。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雇佣的海军将领，这就不允许他强行去做违背雇主卡洛斯意愿的事，哪怕这样与他作为海军总司令的身份违背。就算卡洛斯的意向有损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多里亚也必须服从。

不过，作为雇佣兵队长，多里亚在决策时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他可以站在作为海军将领的专家立场上进言。但这一年，多里亚没有进言，只是彻底贯彻了卡洛斯的意向。也许这是一个热那亚汉子对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唯一成功保持独立并成为欧洲大国的威尼斯所怀有的那种无法启齿的情绪所致。

但对威尼斯的海军将领卡佩罗来说，“现在”很重要。对威尼斯而言的“现在”，就是战胜奥斯曼。卡佩罗当然针锋相对地反对多里亚的谨慎论调。率领教廷海军的格里马尼也认为就这样回去无颜见教皇保罗，同意卡佩罗的意见。费兰特·贡萨格自从以“副王”之名当上西西里统治者以后，对自己保护饱受海盗威胁的岛民的立场已有所悟，也认为“现在”是消灭海盗的大好时机。这三人拉着多里亚参加连续多日的作战会议。

但每次召开作战会议，多里亚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搪塞。有时他甚至会以威尼斯船上炮手数量不多为由，命令西班牙炮手登上威尼斯船。

卡佩罗当即看透了多里亚。多里亚意在让西班牙兵登上威尼斯船，控制威尼斯船。

卡佩罗一边克制自己的愤怒，一边明确拒绝。

他说，威尼斯舰队没有本国元老院的决定，哪怕是总司令多里亚的命令也不会服从。

他还明确说，如果炮手不够，可以从威尼斯领土科孚岛和扎金索斯岛募集，不劳多里亚操心。

多里亚只得点头。不过，这样一来，他与其他海军将领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如此这般，没有结果的作战会议反复不断地召开，空耗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安全驶入了普雷韦扎港。

这个消息通过威尼斯的情报机构传到了科孚岛。多里亚好像就在等待这个消息，下令两天后出发。但了解这员海将果断战法的人，无论谁都会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理解多里亚在前一天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所提出的战术。

从科孚岛出发后不去敌人所在的普雷韦扎湾，而是继续南下，到达普雷韦扎以南的黎凡特湾。这个战术是要让奥斯曼舰队知道基督教舰队通过普雷韦扎，使其离开普雷韦扎进行追击，然后在敌人无路可逃的广阔海域调转船头，用海战决定胜负。

这个时候，基督教方面已从威尼斯谍报机构获得了关于红胡子所率奥斯曼舰队战斗力的准确数字报告。根据报告，敌人有94艘加莱船和66艘“福斯塔”。双方旗鼓相当。

在敌我力量相当时，诱敌出动予以打击的战术应该有效，需要给敌方后力，但是这次，多里亚根本没想逼迫红胡子，只是一味等待红胡子主动舍弃安全之地出来挑战。

多里亚断言红胡子一定会出动。卡佩罗也只能期望他的断言成真。时间已到9月底，适航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9月25日凌晨，仅加莱船就达150艘的基督教联合舰队从科孚岛出发，70艘以上的运输船紧随其后。舰队于当天傍晚抵达帕克西岛。派出的侦察船夜里返回，报告说普雷韦扎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并无动静。

多里亚说，第二天早上出港后按计划通过普雷韦扎，继续南下。他也向卡佩罗、格里马尼和费兰特三人表明，要在普雷韦扎前小试计策。是何计谋，他却闭口不答。

第二天接近正午时分，威尼斯和教廷的舰队成了在普雷韦扎海湾上演的绝妙独幕剧的无奈看客。

多里亚命外甥简内特·多里亚率4艘加莱船侵入了普雷韦扎湾内，但不让他进得太深，在与追出来的几艘奥斯曼船之间相互打上几炮后，逃出海湾。

伊奥尼亚海、爱琴海周边

你来我往，重复数次，仅此而已。观战的威尼斯船连划桨手都看出来：这只是一种示威。

联合舰队继续南下。27日清晨，舰队来到一片海域，这里可以把威尼斯基地所在的圣马武拉（莱夫卡斯）岛尽收眼底。

这时，桅杆瞭望台上大声报告：北方海面上发现红底白色月牙旗。

一如多里亚所料，红胡子出动了。红胡子大概在离开普雷韦扎时就想着从背后袭击，一开始就摆出了战斗队形，追踪而来。前锋由红胡子的左膀右臂图尔古特率领，中军由红胡子坐镇指挥，后卫也由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率领。名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及其手下人几乎全是海盗。这意味着奥斯曼舰队的加莱船划桨手基本都是绑架而来用铁锁链铐住的基督徒。

作战会议在多里亚乘坐的旗舰上召开。卡佩罗、格里马尼都主张开战，但多里亚这次仍然没有轻易表态。多里亚的意见是，一旦在这里吃了败仗，还有谁来保卫地中海沿岸居民不受海盗之苦呢？既然存在的风险，就需要审慎决断。

但卡佩罗此时毫不让步，他强调，威尼斯决定开战才派出海军，本土和海外威尼斯基地的安全对策是元老院决定的政治问题。自己的任务就是战胜眼前的敌人，水手和划桨手都已完全统一在这一思想之下。格里马尼、费兰特和只有两艘船参战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意见也完全一致，认为只有在这里给海盗以痛击才能保证今后地中海的安全。

回避海战的只有一人。多里亚在这种状态下仍未停止争取时间。几小时的作战会议毫无结果。这期间基督教方面的船队继续缓缓南下，与紧追而来的奥斯曼舰队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近午时分，已看得清敌舰上奥斯曼士兵铠甲的颜色了。

终于，多里亚做出了决定。总司令的旗舰上飘起了命令编队的旗号。等到卡佩罗、格里马尼各自回到舰上的时候，从船长到划桨手都已经全员振作，士气高涨，只等总司令发出冲锋命令。

就在这时，风向突变。舰队正在按照多里亚命令改变阵形，极易受风向影响的帆船队被孤立出来。

奥斯曼方面见状放弃攻打强大的加莱船船队，转而向帆船群突袭。威尼斯的帆船大型居多，经得住成群袭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的攻击。但见海面上孤军奋战的己方帆船，加莱船水手们心急如焚。

卡佩罗、格里马尼都在等待多里亚下达冲锋命令，但却久等不来。卡佩罗跳上传令艇靠上多里亚的船，大声诘问为什么不下令冲锋。多里亚仍拒不下令。

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船再也忍不下去，甚至不等卡佩罗下令就冲进了正在袭击帆船队的奥斯曼加莱船队，转眼工夫击沉了敌人8艘“福斯塔”。但随后被敌人的加莱船团团围住，未经激战便被击沉。

这时，总司令多里亚的旗舰上飘起了信号旗，但这令旗不是命令冲锋，而是撤退。多里亚率领的主体舰队开始向北逃去，从为袭击帆船队而绕到右边的奥斯曼舰队旁边掠过。近旁的教廷舰队也紧随其后。威尼斯舰队如果留下，将不得不以劣势战斗力面对求胜心切的敌人，只好逃逸。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帆船队被敌人追上，被迫应战。威尼斯的帆船队和一艘西班牙帆船还是逃回了科孚岛，与自己人会合。

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败仗。基督教方面损失了两艘威尼斯加莱船，4艘西班牙帆船被俘获。奥斯曼损失了8艘“福斯塔”，但却俘获了4艘满载西班牙陆军士兵的帆船。

基督教方面并不是没有牺牲，不过相对于投入的150艘加莱船，牺牲委实很小。但这一仗对基督教方面而言却是败仗，正规海军败给了海盗集团。

回到科孚岛的卡佩罗还没有来得及追究多里亚的责任，图尔古特就奉红胡子之命向科孚岛发起了进攻，似乎要把先前奇怪的败仗变得不奇怪。卡佩罗请求多里亚批准威尼斯舰队单独出动迎击敌人。多里亚同意了。

但图尔古特不是傻瓜。得知卡佩罗出动迎击后，他收手不再攻击科孚岛，转而开始破坏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的基地。直到深秋，基督教方面才打退图尔古特，把海盗赶出亚得里亚海。

联军解散了，大家心照不宣。多里亚回到了热那亚，卡佩罗回到了威尼斯，必须向教皇报告的格里马尼回到了罗马，费兰特·贡萨格则回到了西西里。

这年冬天，各国宫廷都在议论被称为“普雷维扎海战”的这场奇怪的战斗。各国一致谴责多里亚，只有卡洛斯为他辩解。不过，据传多里亚一听到“普雷维扎”四个字便会立刻拂袖而去。多里亚一贯被人看作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而在这一年的年底，他也许尝到了72岁这一年龄和雇佣兵队长这一处境的苦楚。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不仅不再信任多里亚，也不再相信卡洛斯。一位当时的威尼斯外交官鲁说：“良知是被动一方才会说的话，有主导权的一方是不会在乎良知的。”此时的威尼斯应该能品出个中况味。

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由200名左右的议员组成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但是，200人要形成决议不仅费时，也不适合讨论机密问题。在威尼斯，凡是必须尽快做出结论，需要秘密实施的事情都将转至简称为“C.D.X”的“十人委员会”（Consiglio dei Dieci），而不在元老院讨论。马基雅维利赞赏这个机构，称它是既要维持共和国政体又想提高统治效能的国家的榜样。关于这个机构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普雷维扎海战之后的威尼斯外交决策，也被交给了“C.D.X”。

第二年即1539年早春，“十人委员会”的指令便秘密送达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大使，让他秘密开始与奥斯曼交涉，务必成功地与奥斯曼媾和并重建过去那种友好通商关系。

1540年，双方完成签约并对外公开发布。此前西欧各国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纷纷谴责威尼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但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的毕竟只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法奥军事同盟条约。这是一个在可由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上与奥斯曼签订的条约。

采取这种策略原因在于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有必要继续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另外威尼斯懂得，持续保持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维持友好经济关系更为有效。

威尼斯不是国土即为耕地、可以自给自足的法兰西。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来说，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它都需要。贸易离不开买卖双方。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需要能够超越宗教冷静而现实的政治。

不出威尼斯所料，普雷维扎的失败带来的影响在第二年便显现出来。由罗马教皇提议，集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海上总战力的正规海军，却败给了实质上是海盗集团的奥斯曼海军。奥斯曼海军所向披靡的评价传遍地中海，伊斯兰海盗的蛮横暴行不断升级，无休无止。地中海又回到了沿岸地区无处不被海盗袭击的境况之中。

考察亚平宁半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上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时，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塔的加固工程都集中在以16世纪中叶为中心的50年间。这与海盗在奥斯曼海军的名义下再度发威的时代相吻合。老百姓的防御就像回到了中世纪前期，一听到海盗就只能逃跑。

“普雷维扎海战”在海上也有巨大影响。以往，有两到四艘加莱船就足以进行沿海警备或为商船护航。而在“普雷维扎海战”之后，没有两倍于此的力量根本没有效果。还没弄清是不是海盗船，很多船只便闻风而逃。在基督教国家，就连水手也都成为自卑意识的俘虏。

“普雷维扎海战”的第二年，海盗成了地中海的主人。红胡子多在伊斯坦布尔，西地中海的海盗行动全都交给了图尔古特。红胡子似乎热心于培养新人，出现了许多堪称红胡子门生的、堪当大任的优秀海盗。

被称为红胡子门下英才的图尔古特也像师父一样，精于组织。以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为基地的哈桑·阿加的工作是埋伏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袭击向西班牙运输新大陆出产的金银的船只。以突尼斯北部博纳为基地的马米·莱斯专事袭击西西里。而图尔古特的主要活动地点则是面临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

这一年，基督教方面悄无声息。

威尼斯共和国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进行媾和谈判，对伊斯兰只搞防御，即使对海盗也是如此。

肩负保卫基督教世界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去了雷根斯堡，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争斗，根本不去想与伊斯兰的海战。

多里亚虽然身在热那亚，但没有卡洛斯的命令就动弹不得。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再怎么想对伊斯兰采取行动，靠只有7艘加莱船的教廷海军，顶多也只能警卫罗马近海。

马耳他骑士团从卡洛斯那里得到马耳他岛没几年，招募意大利工匠，加强全岛防御要比对付海盗更为优先。

这样一来，从北非港口北上的海盗，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均可为所欲为。图尔古特告诉手下，只要有30艘“福斯塔”就可应付。即使是30艘小型加莱船，也没有人敢迎战。这样下去，地中海恐怕会再度回到中世纪前期的状态，成为“伊斯兰海”。

这一年行将结束之时，海盗成灾的情报传到了身在德意志的卡洛斯的耳朵里。尤其是其中来自新大陆的船只连续遭劫的消息，引起了卡洛斯的充分注意。设法改变现状的命令传到了身在热那亚的多里亚手中。

海盗图尔古特

第二年是1540年，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多里亚这年74岁。他接到雇主卡洛斯的命令后立即行动。

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组织实战部队——舰队。威尼斯拥有常备海军，这在当时完全是个例外。其他国家，连奥斯曼、西班牙都是每遇战争才组建的海军。多里亚除了自己的船只以外，也只能从外部募集。皇帝卡洛斯提议邀请教廷和马耳他骑士团参加，组建海军当然会有浓烈的基督教色彩。多里亚这个时期还不知道威尼斯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谈判。不过他并没有指望威尼斯参战。显然，威尼斯还没有忘记“普雷维扎海战”。罗马和马耳他则回复，愿意在多里亚指挥下参战。

这样，多里亚自有舰船22艘，加上拿波里、西西里来的船，再加上西班牙的船只，共计70艘加莱船。卡洛斯这次积极地让本国船只参战。此外加上教廷的7艘船、马耳他的4艘船，多里亚可调遣的全副武装的加莱船总共有81艘。所谓全副武装，是指装备着多门大炮，每艘至少载有专事战斗的士兵40人。这是一支专以战斗为目的的舰队。

5支基督教联合舰队的分布

战略的第二阶段是设定目标。多里亚把目标锁定在图尔古特一人身上，不论是将他击毙，还是俘虏。哪怕不顾海盗造成的损害，也要拿下图尔古特。他决定，所有的战略战术都要围绕追踪图尔古特船队制定。

多里亚把舰队的81艘加莱船分成5队，分别配置到遭遇图尔古特概率较高的海域。

第一队：10艘，由多里亚家族的埃拉斯莫·多里亚指挥，在以西班牙东海岸附近的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近海布网。

第二队：21艘。由安德烈亚·多里亚内定的接班人简内特·多里亚和罗马贵族奥尔西尼两人指挥，负责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近海。

第三队：11艘，由统治西班牙治下意大利南部的“副王”托莱多公爵指挥，在从拿波里到阿马尔菲的海域布网。

第四队：17艘，由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率领，在西西里和突尼斯、利比亚之间的海域守望。

第五队：22艘，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自家的舰只，由他亲自率领，任务是在遭遇海盗概率最高因而也最危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尔近海布网。

海盗图尔古特

1540年4月，81艘船全体出发，驶向各自海域。

5月初，多里亚首先掌握了图尔古特已经离开阿尔及尔的情报。但是，多里亚的22艘船担负着广阔海域的搜寻，形单影只，在他还未赶到之前，图尔古特就已消失在北方海平线之外。

这个消息通过快速传令艇传递到了所有的5支舰队。他们没有守株待兔，一边在所负责的海域巡航，一边等待猎物的出现。

然而，5月过去了，没有一支舰队得到有关图尔古特船队的确切情报。很多情报都说“亲眼见到”，但都如海市蜃楼，小心靠近，却不见踪影。

到了5月底，终于传来图尔古特船队正在第勒尼安海的确切情报。根据从科西嘉逃出来的渔民的情报，图尔古特北上途中在科西嘉东岸掠夺并绑架居民，后驶向科西嘉与厄尔巴岛之间的卡普拉亚岛。

率领第二队21艘船的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二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迅即奔赴卡普拉亚岛。但当他们赶到这座小岛时，图尔古特的身影已经消失。根据战战兢兢以为再度遭到海盗袭击的岛民的证言，海盗船队在岛上补给了饮用水之后立刻离港，再度扬帆向科西嘉北部驶去。

第二队的两位指挥官怀疑图尔古特发现了他们正在追踪。在卡普拉亚岛他们得到了另一个宝贵的情报。据岛上的主教说，图尔古特手下的马米·莱斯与其同行。果若如此，图尔古特率领的船只数量将超过30艘“福斯塔”。即使30艘，对己方的21艘来说，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用21艘船追击多于30艘船的敌人，不是冒险，而是危险。

简内特·多里亚

但简内特·多里亚和教廷舰队司令奥尔西尼都还年轻。两人一致决定强行追击。

但当他们赶到科西嘉北端时，图尔古特和马米·莱斯的海盗船队已经绕过科西嘉北端，开始沿岛的西岸南下。

跟踪追击，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做法都一样，不能让对方发觉。在海上，追踪时要躲在海岬或入海口内。21艘加莱船队分成了几个小队，跟踪时注意不要走失。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次进入入海口时都能从居民那里得到情报。通过汇总、分析这些情报，弄清了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正停泊在位于科西嘉西岸的一个名叫吉罗拉塔的海湾里。

吉罗拉塔在今天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称为寒村的小小渔港。但是，这里位于海湾深处，可以完全避开大风，而且周边开阔。从逃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情报，图尔古特正在这里与马米·莱斯分赃。

基地不同的海盗共同行动时，会在掠夺财物的地方附近分赃，然后分头踏上归途。这也是北非海盗惯常的做法。要回阿尔及尔的图尔古特和要回突尼斯的马米·莱斯一定是在那里分配扫荡科西嘉东岸时抢掠的财物。海盗收工后狂欢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不愧是年轻人，两人都大胆敢为。他们意见一致，要将海盗一网打尽。然而，对手是图尔古特。而且，敌人至少拥有数量两倍于己的船只。仅靠胆识，会牺牲自己，所以还需要使用大胆而狡猾的战术。

他们决定，让比自己还年轻的多里亚家族成员乔治·多里亚引蛇出洞，其他船只在吉罗拉塔湾北侧的海岬背后待命。正好，海岬北侧也是一个小小的入海口。

诱敌战术能否成功取决于速攻能否奏效。速攻必须等待顺风。

盼望的西北风刚开始刮起，作战便迅即开始。乔治·多里亚率领6艘船绕过海岬，驶向吉罗拉塔。他们大胆地在桅杆上挂起黄底刺绣黑鹫皇帝旗，从正面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海湾。支在海滨的帐篷里，海盗们还在睡大觉，停泊在海湾里的船已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没信仰的狗打过来啦！”喊声把海盗从梦中唤醒。

图尔古特把保护战利品的事交给马米·莱斯，自己率领几乎所有船只逼近入侵的6艘船。

乔治在图尔古特眼前华丽掉头，其他的船也毫不逊色地施展绝技调转船头。在这种时候，热那亚水手往往可以发挥出威尼斯水手也望尘莫及的技能。

向外逃跑是逆风而行，但他们靠巧妙操纵三角帆和划桨手一丝不乱的动作轻易化解了不利因素。他们甚至故意一点一点地缩短与紧追不舍的图尔古特船队的距离。这样一来，只顾追击的图尔古特，没有注意到拐过海岬第二队已经在对面摆开了战斗阵形等着他。

来到事先约定的能看到松树的地方，乔治船队的大炮突然开火。这是战斗的信号。第二队的15艘船从海岬对面现出身影，旋即横向排成一条直线，顺风猛扑过来。

图尔古特知道自己的舰船在数量上占优，但有逆风的不利，于是命令后续船队全体撤退。撤退，就可以转为顺风。他肯定在想，只要逃进吉罗拉塔湾就能抓住战机。

尽管都是顺风，三角帆和四角帆的张帆方法不同，速度也会出现差异。意大利水手显示出技能优势，眼见得小多里亚的第二队与图尔古特船队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图尔古特见状改变了战术，发出了调转船头进入战斗的命令。

但是，控船技术卓越的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来说是一个顶俩，对北非海盗来说则是以一当十。海盗船掉头非但不是完美迅速，而且又慢又笨。这就使船腹暴露给敌人的时间更长。

正等着敌舰掉头的第二队21艘船上的所有大炮一齐开火。炮弹纷纷命中海盗船的船腹，准得让人难以置信。16世纪，大炮的破坏力和命中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装在加莱船上的大炮都不是巨炮，然而一旦命中，仍破坏力惊人。桅杆被炸飞，船身大幅倾斜，迅速沉没。图尔古特乘坐的是大型加莱船，遭到炮击后也开始下沉。图尔古特换乘到旁边的船上，发出了冲锋命令。

虽因炮击遭受重创，海盗们仍然打得十分顽强。他们在图尔古特的带领下，挥舞着半月刀跳到基督教舰队的船上，像一群受了伤的野兽。

激烈的白刃战并未持续很久。擒贼先擒王，图尔古特被俘获的消息一传开，其他海盗也都扔下了半月刀。

基督教舰队最先做的事情是把被迫在海盗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从铁锁链中解放，把刚抓到的海盗锁在划桨台上。

第二队指挥官之一奥尔西尼伯爵率领教廷的7艘船驶入吉罗拉塔湾。见此情形，马米·莱斯认为已防守不住，弃船向内陆逃去。但在居民的配合下，当天就把他搜了出来。

1540年6月2日在地中海抗击海盗的历史中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热那亚湾的途中，其他海盗都被铁锁链锁着做了划桨手，只有图尔古特被用铁锁链绑在船尾的船桥上，动弹不得。一路上他极尽恶骂之能事，不住地骂道，黄毛孺子算计老子，不服这口气！

有个人对图尔古特说：“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这人名叫拉·瓦莱塔·帕里森，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25年后，奥斯曼大军进攻马耳他岛，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马耳他攻防战”，这人就是马耳他方面的总指挥。图尔古特一句也没有回答这位四分之一世纪后将在战场重逢的法兰西骑士，只是面目狰狞地瞪着他。

“抓到图尔古特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世界。正在北非近海游弋的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先得到报告。他当然为之欣喜，但没有就此返航。他弄清了在歇尔谢尔港城里的“浴场”里收容着多达800人的基督徒。

分散在广阔海域张网的22艘船全被召集到多里亚身边，袭击了位于阿尔及尔西面的谢尔谢尔。谢尔谢尔港不是阿尔及尔那样规模的大型海盗基地，22艘加莱船队冲进来，只能举手投降。登陆的热那亚人不顾攻占的城镇和居民，直奔城镇一隅的“浴场”，救出800多基督徒，将他们带上船后，扬长而去。

回热那亚途中在墨西拿停靠时，74岁的海军将领才向皇帝卡洛斯报告了详情。此前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卡洛斯整治海盗的命令所为，但具体的战略战术则完全按多里亚的思路推进。

卡洛斯仍在德意志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纷争，他在回信中赞赏多里亚。他写道：被俘的图尔古特是多里亚的战利品，可由其任意处置。

图尔古特被绑在简内特·多里亚船上押解到热那亚，成了小多里亚凯旋队伍中最大的展示品，被押着在热那亚城里游街示众，遭到对海盗恨之入骨的民众的唾骂。然后他被投进监狱，等待多里亚回来。

取代红胡子成为西地中海最大海盗的图尔古特，如今命运被攥在了堪称宿敌的多里亚的手心里。在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方面，无论是罗马教皇、威尼斯共和国、法兰西、西班牙，还是受北非海盗伤害最深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图尔古特终于将要被吊死在热那亚船的桅杆上。

然而，盛夏时节就已回到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图尔古特继续着他的牢狱生活。

这期间，坊间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红胡子要用巨款赎回图尔古特。还有人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接到盟国奥斯曼苏丹苏莱曼的亲笔信，正在活动谋求释放图尔古特。我们不知道这些只是单纯的谣言还是有根据的情报。我们只知道，图尔古特的囚徒生活持续了三个月。

当年9月初，地中海的基督教方面，从各国宫廷到街头广场，传播着一个令人愕然的消息：图尔古特被释放了！

人们得知此事的时候，图尔古特已经身在驶向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船上了。而多里亚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图尔古特承诺今后不再做海盗。除此之外，人们就只知道图尔古特用3 500达卡特赎金换得了自由。

没有人能接受这件事。

第一，人们根本不相信安德烈亚·多里亚会相信海盗的承诺。

第二，3 500达卡特的金额作为重要人物的赎金也太过便宜。

的确，这个金额与“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北非各个“浴场”赎回被绑架去做奴隶的老百姓的赎金无法相比。

20年前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落入海盗加达里手中时，这个海盗头目要求教廷支付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当时，对这笔巨额赎金人人瞠目结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从新大陆带回的大量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之前。可以认为这20年间的金钱价值只有微弱变动。即使这样，海盗只需当年一半赎金，大家当然无法释怀。

而且，维托里与图尔古特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异。

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这支海军最多时也只不过有10艘加莱船。以这样的战斗力，最多也只能进行沿海防御，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共同作战，远征北非就只是梦想。

而图尔古特却有着一声号令就能使用上百艘战船的地位。凭着这样的战斗力，他一直以西地中海为舞台干着海盗勾当，根本不用借助其他任何人的力量。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寻找与之地位对等的人物，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作为海洋英雄，这两人都有超一流的手段。不过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图尔古特不能做违反奥斯曼苏丹意志的事，多里亚不能作违抗西班牙国王的意愿。

即使在当时，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多里亚想要以3 500达卡特的赎金放掉图尔古特。安德烈亚·多里亚原本就出生在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加上长年担任雇佣兵队长的资历，他拥有的金钱之巨，连国家公务员的威尼斯海军司令也望尘莫及。卡洛斯赐给他的领地梅尔菲虽不辽阔但收入颇丰。没有任何顾虑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为什么会让图尔古特重获自由？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揣测这个问题，但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我的推测并不足取，但想在此一述。我的出发点是，大海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舞台，他以做雇佣兵队长为职业。

黑泽明有名作《七武士》。这部电影的开头是，沦落到饭食无着地步的7位浪人武士，以有米饭吃为条件受雇于农民，前去打击祸害他们的山贼。

如果优先考虑能每天吃上米饭，武士们就不应该彻底消灭山贼，而只是给予适度打击。只要危险继续存在，就会继续需要能够解除危险的人。

然而，在为应对山贼的袭击而组织农民进行训练的过程中，武士们的胸中重又燃起已被忘却的武士精神，结果山贼被根除了，7位武士中却有4位战死，活下来的3位也被农民解雇，再度失业。这个故事中的7位武士彻底发扬了武士精神，忘记了自己的雇佣兵身份。看过这部电影的欧美人，也深感震憾。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时让图尔古特恢复自由的本意何在不得而知。16世纪的海军雇佣兵队长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不做任何辩解。

安德烈亚·多里亚

图尔古特向多里亚承诺不做海盗，这好像是事实。图尔古特在伊斯坦布尔老老实实地待了一阵子。不过，其他海盗却并未承诺。

以海盗为业，在北非有着漫长的历史。所有地中海的沿海城市，经济结构几乎都离不开海盗业。奥斯曼苏丹认可的社会地位和短期暴富的诱惑，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海盗世界。更有红胡子这个热心培养门生的老大。虽然图尔古特慎行自制，马米·莱斯也没了消息，但从来不缺取代他们的人才。

绰号“坎迪亚的瘸子”（Zoppo di Candia）的人在地中海填补了红胡子和图尔古特的空缺，其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坎迪亚是中世纪对克里特岛的称呼，因而这一绰号意为“克里特的瘸子”。也许此人正是出生于东地中海最大岛屿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成为威尼斯领地为时已久，岛上的原住民应该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希腊人，也有可能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

“克里特的瘸子”，单是这个绰号就令人想起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书中的海盗也是克里特出生，瘸了一条腿，走路需要很粗的拐杖。他虽然不是独眼龙，却有着一种与海盗身份相符的残忍，连手下都会怕得发抖。这个“坎迪亚的瘸子”很快就完全填补了图尔古特退出舞台后出现的真空。袭击来自新大陆的船，一次就会有巨大收获，当然要优先考虑。

听说卡洛斯对此十分恼怒。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停以失败而告终，他也许变得比平时更加暴躁。

从德意志回西班牙的途中，卡洛斯顺道来到热那亚，与多里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当场决定进攻阿尔及尔。

这次一定要彻底摧毁阿尔及尔这个海盗基地中的基地。

远征阿尔及尔

6年前的1535年，卡洛斯曾与多里亚一起进攻突尼斯。6年以来，突尼斯再未公开向海盗提供过基地。“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记录中，突尼斯作为目的地的次数骤减就是证据。据说突尼斯以前绑架基督徒的数量仅次于阿尔及尔，而现在突尼斯“浴场”中收容人数已经减少。但突尼斯其他港口并未收手，仍然有海盗船从博纳和杰尔巴岛出航。但至少在突尼斯港，赶走红胡子及其手下海盗以后扶植起来的“酋长”，在过去的6年中遵守了他对卡洛斯所做的承诺，未向海盗提供基地。

卡洛斯希望把阿尔及尔也变成突尼斯，决定再次联手进攻突尼斯时的完美伙伴多里亚。皇帝说，自己会像进攻突尼斯时那样亲自参加进攻阿尔及尔的战斗。

即将75岁的多里亚同意了40来岁的卡洛斯的这个想法。他也已无法继续容忍“克里特的瘸子”为所欲为的现状。

两人商量后，决定进攻阿尔及尔时已经进入7月。对载运大军的大船队而言，地中海相对平静、适于航行而不用担心气候骤变的季节只有6、7、8、9这4个月。了解大海的人通常会等待来年行动，但卡洛斯务必要在这一年进攻。也许他又想到了在德意志调停天主教和新教冲突时所遭受的失败。

多里亚身心都要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一旦决定，行动迅速。卡洛斯发出的加盟令很快奏效，一个月后便完成了舰队的组建工作，共有65艘加莱船和超过百艘的运输船。加莱船的数量如下：

西班牙国王：12艘

多里亚自有：20艘

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12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教廷海军：7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共计65艘，另有运输船百艘以上。

再看乘员人数，水手和划桨手接近1.3万人，士兵达2.2万人。士兵的来源如下：

德意志兵：6 000人

西班牙兵：6 000人

意大利兵：5 000人

其他欧洲国家的志愿兵、骑士、士兵等：4 500人

卡洛斯皇帝的近卫军：200人

被授予指挥权的贵族和队长：150人

马耳他骑士团骑士：150人

皇帝亲自上阵，指挥官一级的人中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名门贵族多若星辰。陆军总指挥这次还是著名的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西班牙阿尔巴公爵前来参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班牙产白兰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与卡洛斯酒齐名。因征服墨西哥而名垂青史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前来参战。

意大利贵族也毫不逊色。由罗马实力派贵族科隆纳和奥尔西尼牵头，封建领主悉数到场。热那亚有与多里亚家族比肩的名门斯皮诺拉家族的掌门人前来参战。以卡洛斯为首的指挥官阶层几乎全都是6年前攻打突尼斯时的原班人马。

与上次一样，法兰西此次仍然没有参战。尽管与卡洛斯还处于停战状态中，但弗朗索瓦一世不愿意破坏与奥斯曼之间的同盟关系。

威尼斯共和国这次也没有参战。它如果加入，海上战斗力至少增加一倍。尽管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但两年前随多里亚率领的军队参加“普雷韦扎海战”时的惨痛教训，是威尼斯不参战的最大原因。

8月中旬，进攻阿尔及尔的准备基本就绪，但卡洛斯却声称自己方面尚未准备完毕。9月初他要与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会晤，要等得到教皇的祝福之后再踏征程。卡洛斯是一个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相信宗教的人。

9月12日，卡洛斯在意大利中部的卢卡与教皇会晤。卡洛斯没有穿皇帝华丽的盛装，只是披了一件没有任何饰物的黑色毛织披风，里面裹着一件修士穿的朴素僧衣，毕恭毕敬地跪在老教皇的面前。

基督教世界俗世的最高领袖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最高领袖面前要谦卑跪下，这才是基督徒理想的社会图景。然而就在14年前，还是这位皇帝曾经进攻、破坏过教皇所在的罗马城。有时做做表面文章，其他时候则我行我素，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

卡洛斯原以为教皇一定会欣喜地祝福自己。然而专程去了意大利之后，他并没有得到教皇的祝福，相反，教皇反对进攻阿尔及尔。匈牙利正在遭受奥斯曼陆军的进攻，苦苦支撑。眼下不宜远征阿尔及尔，而应将兵力派往多瑙河。东欧正在遭受奥斯曼的蹂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应该离开欧洲。这就是保罗教皇向卡洛斯表述的意见。

北非及其周边

当天晚上，参战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到卡洛斯下榻的卢卡宫殿，进行商议。可能是从教皇的坦言中获得了力量，多里亚以季节正在变得不利于海上远征为由，率先建议延期到来年春天。被授予陆军总指挥的达瓦洛斯也持同样意见。

全体与会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延期。一直静默听取别人意见的卡洛斯考虑了短短几分钟，所言甚少：“今年必须行动。准备就绪立即出港。神附我体！”

几天之后，卡洛斯乘上多里亚准备的皇帝旗舰，驶向预定的集结地马略卡岛。径直南下就可到阿尔及尔。

10月18日，所有船只整装待发。离集结地最远的拿波里、西西里和马耳他来的船也都到齐。卡洛斯及手下指挥官全体待命。

然而多里亚禁令出港。他要实现大船队南下，一船不落，等待顺风，一举成功乃为上策。于是，出港延期了两天，后又延期了两天。

到了23日，多里亚终于发出命令：第二天一早出发。

1541年10月24日，桅杆上高悬黄底黑鹫皇帝旗的卡洛斯乘坐的旗舰打头阵，右面是教廷海军的旗舰，左面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旗舰，所有船只一齐出港。26日，船队靠近了阿尔及尔所在海湾东面长长的海滨，迅速开始登陆。

登陆时天气骤变。刚刚越过的海平线被乌云笼罩，顺风一变而为暴风，风势越来越猛，还下起雨来。

对地中海气候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连续晴天的夏天结束后，地中海的雨就像西西里人常说的“下得很认真”。大雨倾盆，狂风卷来，转眼成为暴风雨。船只在暴风中摇曳，有的冲上海滩搁浅，有的猛烈冲撞悬崖，船体损毁。

这年进攻阿尔及尔时似乎没有掌握足够准确的情报，登陆地点选在了柏柏尔人居住的区域。他们当然前来迎击。加莱船可以开炮驱散柏柏尔人。但柏柏尔人用小船队分散前来，大炮的炮击便失去了效果。暴雨一宿未停。

第二天中午，陆军登陆完毕。卡洛斯骑在马上，带着近卫队，四处激励已经登陆的士兵。

激励士兵非常必要。帐篷虽已支起，但士兵们已经被暴雨浇成了落汤鸡。士兵们看到骑在马上的皇帝，恢复了士气。

登陆后就要西进进攻阿尔及尔城。部队分为前锋、大部队和后卫行军，以便随时进入战斗。费兰特·贡萨格率领的西班牙兵和西西里兵担任前锋。以卡洛斯为中心的大部队主要是德意志兵，由西班牙第一大贵族阿尔巴公爵指挥。意大利兵和马耳他骑士团担任后卫，科隆纳任指挥。

如果这次行军是在晴天进行，单凭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甲胄、长枪和众多大炮掩护下行进的22 000人的大军就能吓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但风雨中行军，士兵心情黯然，敌人的士气反倒越来越高。骑着阿拉伯矮马的小股部队不断袭击基督教士兵的行军队伍，打了就走。这种波浪式的进攻让基督教军队烦恼不堪。

陆上行进的大军右方是辽阔的地中海，海上的情状也越来越令人恐怖。比加莱船圆而高的帆船在狂风暴雨中进退维谷。加莱船严格遵守多里亚的命令，落下全部风帆，只靠划桨前进，同时注意船间距离，所以加莱船所受损失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习惯用囚犯充任划桨手的西班牙船没有躲过狂风，自撞而沉没的船不在少数。这种船上的划桨手都被铁锁链绑在划桨台上，一旦沉船，他们只能与船共命运。西班牙与意大利不同，是一个盛行异端裁判的国家，从来不缺宗教囚犯。在西班牙人眼里，宗教方面的罪人比强盗更低贱。

不过，即使是其他国家的船，乘员也不能弃船登陆。帆船上装载着远征军所需要的一切，加莱船上还装有大炮。根据事先的安排，多里亚担任总指挥的由加莱船和帆船组成的舰队要在海上向西挺进，配合陆地上发起进攻的陆军，从海上攻击阿尔及尔。

困扰着陆上行军部队的不仅是狂风暴雨和敌人的袭扰。整夜的暴雨已将枪、火绳和火药统统淋湿，无法使用。西班牙军队长于火器。他们虽然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却无法抵挡靠弓箭和抛石机攻来的敌人。高科技在无法施展的环境里也会不敌古老技术。长枪败给投石机，士兵的士气自然低落。

第二天早晨，情况仍无一丝好转。大海狂躁不已，运输船任凭摆布，沉没的数量不断增加，海滩到处是被冲上来的尸体。补给本该每天一次由海上提供给陆军，现在根本做不到。登陆时随身携带的面包干也吸饱了水膨胀起来，士兵们只好连水一起吞下去。这样的一顿饭，还得在敌人袭扰的空隙才能吃上。

这天下午，大军终于行进到了能够远远望见阿尔及尔城墙的地方。敌人已经完成了迎战准备，城墙上站满了士兵，高塔上红绿黄三色旗在狂风中招展。曾在阿尔及尔住过的同行商人说，那是伊斯兰教徒在迎战基督徒时挂出的旗子。

卡洛斯按照惯例，开战前向阿尔及尔派去了劝降的使者。我们不知道谁是当时阿尔及尔的“酋长”，接待卡洛斯使节的是海盗哈桑·阿加。他在红胡子手下崭露头角，以阿尔及尔为根据地，承担袭击满载新大陆财富返航的西班牙船的任务。从阿尔及尔回来的使节向卡洛斯皇帝转达了海盗的答复：“想要阿尔及尔，凭实力来争夺！”

卡洛斯五世

卡洛斯有足够的信心夺取阿尔及尔，但他的士兵情状悲惨。他们夜不能寐，雨中一路而来，铠甲武器沾满烂泥，冻馁交加。马匹同样无精打采，只能吃到浸透雨水的草料，还要被迫强行军。

这时，一位多里亚派来的热那亚人带着他的信前来。多里亚在信里写道：如果现在返回登陆地点，尚有足够的船可载士兵回家。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大张旗鼓进攻阿尔及尔的远征军，登陆北非后才两天就不得不撤退。

卡洛斯在将军们的簇拥下远望阿尔及尔城墙，回头简短地说道：“撤！”

然而撤退也是一件苦差事：要列队整齐回到登陆地点，不能看出丝毫退却，恶劣的天气没有一点儿改善，还得时刻提防伊斯兰教徒的游击进攻。士兵严禁离队。为了尽量多地带走伤病员，拿不走的物件被统统扔掉。

大炮和搬运用的大车要扔掉。位高权重者的物件如华丽的帐篷、服装、银制餐具也要扔掉。拉车的牛马当场宰杀，把肉分给了士兵。但无火烧烤，无法食用，结果还是全部扔掉。

首先让数以千计的伤病者先行，德意志兵和意大利兵从旁护卫，但不断有人掉队。他们也像无法带走的物件一样被丢弃。大家都明白，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伊斯兰教徒屠杀，便是被送进“浴场”。

无论怎样伪装，撤退骗不过敌人。数倍于来时的敌人发起了波浪式攻击，激烈程度，一浪高过一浪。敌人射出的箭矢甚至落到近卫军骑兵团簇拥下前行的卡洛斯身边。

牺牲最大的是负责后卫的马耳他骑士团。他们像被追赶的小动物，一个接着一个被猛兽咬死。阿尔及尔郊外的一座桥后来被竟阿尔及利亚人称为“骑士之墓”。泥沼中的撤退，情状极为悲惨。29日夜晚仍旧暴雨连天，帐篷白搭，大家挤作一团过了一宿。

30日早晨继续撤退。风势减弱，雨也小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袭扰骤减，他们都去争抢卡洛斯军队沿途扔掉的东西。

这天傍晚，好不容易回到了原先登陆的海滨。多里亚和舰队等候多时。人们不顾日暮，开始登船。黑夜里登船仍在继续。

31日早晨，登船完毕，可以起航了。然而天气又变。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候。

在多里亚的提议下，联军当场解散，连船带人各自回国。多里亚负有护送卡洛斯皇帝安全回国的责任。但这样的暴风雨，别说到巴塞罗那，就连到马略卡岛都没有保障。于是载有卡洛斯的多里亚船队决定去阿尔及尔以东的布杰，在那里等待天气转好。

秋冬袭击地中海的暴风雨多为来自北方的强风所造成。这时，即使北去马略卡岛有困难，仍有可能靠着热那亚船员水手的能力东去。

布杰现代被称为贝贾亚（Beijaia），与北非其他港口城市一样，也是海盗的基地。西班牙占领扼制阿尔及尔海湾的“佩尼翁要塞”时，布杰海湾海岬上的堡垒也被西班牙占领。后来，“佩尼翁要塞”被红胡子夺回，但布杰的堡垒仍驻有西班牙的守卫部队。卡洛斯如果不想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当俘虏，只能接受多里亚的建议。

卡洛斯竟被困在这个狭小的堡垒中近一个月，天气仍未转好。这一个月中，他的心情一定无法放松。身在阿尔及尔的哈桑·阿加只要愿意，可以轻易攻取孤悬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这个小堡垒。卡洛斯唯有祈求海盗不再来犯。

时至11月28日，天气终于转好，卡洛斯得以上船。回到西班牙南部港口卡塔赫纳已经是12月3日。无人知晓卡洛斯何时从卡塔赫纳回到皇宫所在地巴塞罗那。没有庆祝胜利的凯旋式，他悄然无声地回到了首都。

1541年的阿尔及尔远征行动就此结束。损失的船和人数，一说人员损失1万人，船只损失150艘。准确数字至今不详。西班牙人不像威尼斯人那样认真，打了败仗也要留下准确记录。这就是登陆后前进两天撤退三天的远征结果。

责任在谁一目了然。虽说天气恶劣，但决定在天气多变季节进行远征的毕竟还是卡洛斯。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卡洛斯。

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受上帝之托统治基督徒的人，如果没有传达上帝意志的罗马教皇的加冕，就不能正式获得这个地位。向皇帝问责就等于向上帝问责。信仰深厚的基督徒自然不会。可以向将军问罪，一军之将是皇帝或国王这样的“人”任命的。

没有人追究卡洛斯皇帝的责任。人们并不知道他自己对这次远征结果作何感想。他没有留下一句感慨，也没有发生遭雷劈或者心梗而亡的事情。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遭到了天谴。

人们可以充分想象到，在远征阿尔及尔失败后的地中海世界，海盗将变得更富攻击性，更加残暴。基督教世界地位权位最高的卡洛斯竟然在一伙海盗面前溃败了。

不是西班牙人缺乏勇气和积极性，他们所缺的是实战经验。

法兰西国王对卡洛斯的失策比任何人都高兴。弗朗索瓦一世当然不会在巴黎举行庆祝宴会。法兰西国王由主教亲手加冕，这表示他具有受上帝之托统治法兰西基督徒的身份。对手栽了跟头，对同为基督徒的他来说正是机会。

弗朗索瓦认为，如今对手卡洛斯威风扫地，正是推翻德意志和西班牙联军势力的大好时机。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他派出全权密使，加紧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之间的联系。

威尼斯的“情报战”

代表国王进行交涉的密使，不能让西班牙、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发觉。为此，必须秘密、安全、迅速地走完从巴黎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遥远路途。

海路，完全未在考虑范围。如果走海路，必须组建多艘船的船队。船队从马赛港出发之后，必须通过多里亚监视的利古里亚海域，再通过奥尔西尼伯爵率领的教廷舰队巡逻的第勒尼安海、威尼斯舰队紧盯着的伊奥尼亚海以及爱琴海，走完通往伊斯坦布尔行程的安全完全没有保证。

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关系友好，但仅承认友好通商的协定，而非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军事同盟。奥斯曼是威尼斯的朋友并不意味着奥斯曼的朋友法兰西也是威尼斯的朋友。法兰西国王派遣的是密使，不能由惹眼的船队护送。国王想到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

密使装扮成贸易商人从巴黎出发，翻过阿尔卑斯山到都灵，乘内河船抵达威尼斯，再由威尼斯换乘商船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当时，意大利北部一分为二，都灵、米兰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西北部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维罗纳和帕多瓦所在的意大利东北部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

弗朗索瓦一世认为，装扮成“商人”潜行，可以骗过西班牙和威尼斯的眼睛。

他们的确骗过了西班牙当局的眼睛。但接下来是威尼斯共和国。就连自诩且公认是谍报工作鼻祖的英国谍报人员都说，谍报工作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两位密使从巴黎出发时威尼斯就已经知晓。密使也是大人物，要受托全权代表国王进行交涉。密使中的一位原是卡洛斯的外交官，后倒向法兰西国王。另一位是热那亚名门弗莱格佐家族的一员，是法兰西派，在西班牙派多里亚独揽大权的热那亚属于反体制派。

装扮成商人的两位密使每人只带一个仆从，十分像是商旅之行，顺利走完了到都灵的旅程。从都灵雇船沿波河而下，就可以直抵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是当之无愧的欧洲经济中心之一，来自全欧洲的商人云集。他们料定只要混在这些人中，在威尼斯境内就不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

他们在都灵上了船，但没有直接沿波河下行，中途在沿河的几个城镇作了停靠。这条线路每次停靠都能上岸住宿，颇得旅客的赞赏，于是沿波河下行的船不断泊港已成惯例。

船停靠皮亚琴察，下一站就是威尼斯的克雷莫纳。这天晚上，几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密使下榻的旅店。其他客人相安无事，只有两位密使当场被杀，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蒙面人对两个仆从看都没看一眼，就像出现时一样迅速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弗朗索瓦从逃回来的两个仆从的报告中得知此事。

案子不在威尼斯境内，而是在边境归西班牙统治的地方发生的。法兰西国王向卡洛斯提出了正式抗议。

正式抗议密使被杀，这事很荒唐，这样做就公开了法兰西国王向奥斯曼苏丹派遣密使一事，法王这么做另有目的。

法兰西国王企图利用密使暗杀事件撕毁与卡洛斯之间休战条约。

面对弗朗索瓦一世的强烈抗议，卡洛斯答复完全不知情。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半岛的统帅是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他也对上帝起誓全然不知。

教皇保罗三世从罗马告诫二位国王，基督教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停战协定不能因此而被撕毁。他特意给弗朗索瓦一世写去亲笔信，强调与异教徒的国家奥斯曼的同盟才应该废除。

威尼斯以“案子并未发生在我国境内”，一直保持沉默。

但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还对另一件事保持着沉默。

那就是暗杀密使时抢到手的法兰西国王给奥斯曼苏丹的亲笔信。

信上写道，法兰西打算废除与西班牙之间的停战条约，全力以赴投入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共同战线。信中还写道，奥斯曼应下决心在进攻匈牙利的陆路方面投入20万部队。法兰西海军将配合奥斯曼从海上进攻包括意大利南部在内的全部西班牙统治区域。

如果公开这些内容，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的谴责一定会铺天盖地。就连长期争斗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势力都在呼吁团结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伊斯兰。

威尼斯没有也不能公开这封信。

这封信一旦公开，威尼斯在别国，尤其是大国西班牙统治地盘上实施暗杀他人的行为就会暴露。不过，没有公开还有另外的原因。

亚平宁半岛事实上已经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威尼斯共和国是半岛上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威尼斯知道卡洛斯一直觊觎着自己。而只要卡洛斯身边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敌人法兰西，他就没有余力把手伸向明显不易攻取的威尼斯。

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最好莫过于西班牙与法兰西交恶。威尼斯并不担心法兰西海军与奥斯曼海军这个事实上的海盗集团之间的联合。法兰西海军的实力在水平和规模上完全可以忽视。威尼斯没有强大的陆军，尤其担心来自陆地的进攻，最好有别的军队可以牵制西班牙军队。

威尼斯暗杀了两位密使，却放跑了两个仆从。“十人委员会”的真正意图在于让法兰西国王知道二位密使在西班牙领土被害。

行事前深虑至此，秘密情报工作方可称作谍战。收集情报只是工作的一半，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情报。

法兰西国王似乎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与奥斯曼秘密往来了。他决定堂而皇之地向奥斯曼派驻大使，当然，要派护卫船护航。这样一来，威尼斯也就无法出手阻碍了，因为威尼斯是率先保护外交人员安全的国家。

变成国宝的红胡子

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谈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弗朗索瓦一世正式邀请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访问法兰西，访问于1543年实现。

当然，卡洛斯也没有虚度红胡子成行前的这一年光景。

他常常去热那亚商讨对策。安德烈亚·多里亚、瓦斯托侯爵达瓦洛斯、西西里“副王”费兰特·贡萨格、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和教皇代理人卢伊·法尔内塞，这5个人是卡洛斯在热那亚的常客。

美第奇家族得到卡洛斯的支持重回佛罗伦萨统治者宝座。科西莫一世参加的原因是卡洛斯以20万达卡特转让了里窝那。长期渴望出海口的佛罗伦萨终于有了自己的港口。比萨是中世纪中期繁荣的海运国家，但比萨港却必须沿阿诺河逆流而上才能到达，上游冲下的泥沙长年堆积，港口已不能使用。里窝那港口则使用至今，是16世纪中叶美第奇大公组织的大规模工程。自从有了这座港口，过去一直与海盗无关的佛罗伦萨也加入了抗击伊斯兰海盗的共同战线，成为联盟一员。

1543年春，红胡子按照约定率领仅士兵就有1.4万人的150艘大船队，离开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法兰西大使也一同乘上了红胡子的旗舰。邀请方陪同受邀方同行前往目的地，这符合外交礼仪。但是，邀请方法兰西的国王在马赛等待的受邀方是海盗，前来马赛的航程就不会像一个正规海军司令礼节性访问那样简单。

沿爱琴海南下直到横渡伊奥尼亚海，红胡子一忍再忍。5月中旬靠近亚平宁半岛后，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红胡子命令150艘船兵分两路，一路前去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抢劫。红胡子率领大队进入墨西拿海峡，袭击了墨西拿对岸的雷焦。

雷焦的居民听到奥斯曼船队进了墨西拿海峡时已逃进了山里。海盗登陆时无人抵抗，却留下了可供掠夺的财物。总有人来不及逃跑。他们被逼迫挑着海盗掠夺来的财物、饮用水和食物上船。法兰西大使看到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也许他只认为这些人是我王憎恨的敌人卡洛斯的臣民。被带走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当夜就被逼改教，成了红胡子一个手下的私有财产，遂了那人的愿。这件事成了水手们的话题，大使不会不知道。

在第勒尼安海中沿意大利南部西侧北上掠夺布里亚的一路人马赶了上来。红胡子及其手下就像洗劫海岸线一样，一路北上洗劫了卡拉布里亚和坎帕尼亚，实施掠夺和绑架。

船队一路洗劫，渐渐靠近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沿台伯河逆流而上就能到达罗马，这是连刚做海盗的人都知道的事。红胡子似乎一度也为给罗马一击的诱惑所动，同行的法兰西大使说，如果进攻教皇所居之地，法兰西国王也许会不高兴。红胡子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是在奥斯提亚港抢了些水和粮食。

红胡子从这里开始停止沿意大利半岛北上，而是向西北转向，穿过科西嘉与撒丁之间的海域，一气抵达马赛。这样走无须通过多里亚所在的热那亚近海，对红胡子有利。

7月5日，红胡子率领150艘船，昂然进入了马赛港。

弗朗索瓦一世在王宫等候红胡子，宫廷高官到港口迎接。也许是出于对传奇人物的好奇，民众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在人群的簇拥中，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带着两名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帕夏从船上走下来。

红胡子身穿金光闪闪的奥斯曼风格长袍，头戴五彩缤纷的宝石装饰的白色头巾，华丽而又威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红胡子在法兰西高官的引导下穿过人群前往宫殿，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热情欢迎。

弗朗索瓦一世

红胡子

没有人知道欢迎宴会结束后红胡子在哪里又是如何度过的第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就在码头指示手下，挑出25艘船，把一路上掠夺的财物和绑架的人运回北非。这天，码头上也满是看热闹的人。被绑着带走的人和看热闹的法兰西人都是基督徒。25艘船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航了。

被视为法兰西派的意大利贵族也受邀参加法兰西国王的欢迎宴会。在国王的介绍下，逐一向红胡子致欢迎词。

这其中也有奥尔西尼伯爵的身影。

伯爵在安德烈亚·多里亚当上卡洛斯的海军将领以后，几乎年年都是教廷海军的司令官。他和小多里亚一道，是抓捕号称红胡子左膀右臂的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他还经常率领教廷海军参加多里亚统率的对海盗的作战行动。我们不知道这位伯爵在红胡子面前鞠躬时内心的想法。但没有什么事情比他出现在这种场合更能反映当时意大利的分裂状况了。

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两个家族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罗马的实力贵族。这两家是竞争对手，关系总是不睦。只要科隆纳家族接近西班牙，奥尔西尼家族就会靠近法兰西。即使奥尔西尼是教廷海军司令，也仍然属于奥尔西尼家族。

热那亚的四大家族也总是分成两派，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以血还血的内斗历史。与多里亚和斯皮诺拉联盟对立的是费耶斯基和弗莱格佐联盟。现在，多里亚当上了卡洛斯的海军将领，弗莱格佐就要做法兰西的密使去奥斯曼。

佛罗伦萨也一样，国内分裂为两派。美第奇家族与斯托罗兹家族是宿敌。

这就与中世纪时代“教皇派”（guelfi）和“皇帝派”（ghibellini）的两派争斗一样，只不过这种争斗经过文艺复兴进入近代之后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之间的争斗而已。

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权力的人往往借助外力或外人达到目的。对意大利人的愤怒促使马基雅维利写成了《君主论》。可以对《君主论》进行各种批判，唯独不能批判其伪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没有这种内部争斗。威尼斯留下了许多详尽而准确的记载，但却没有写出向人类现实发出警告的《君主论》。这也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无此必要的缘故吧。

弗朗索瓦一世年轻时曾在意大利被引见给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如今他已年近50，好奇心却丝毫未减。他对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说，想看看停满马赛港的奥斯曼舰队。国王的愿望当即就被满足。

从加莱船到帆船弗朗索瓦一世看了个遍。虽说舰队停泊在基督教国家的港口，但基督徒划桨手却被铁锁链铐着扔在甲板下面。

这些人的遭遇，似乎一点都未能打动曾经三次邀请达·芬奇的弗朗索瓦一世。也许这才是人性的现实，他们的遭遇，连反映庶民思想的编年史中也没有记载。

此后近一年，红胡子一直呆在马赛。与其说他喜欢法兰西，不如说他的任务就是细化奥斯曼与法兰西的联合作战方案。

但是，就算当上了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还是一个海盗。接近8月底，法兰西—奥斯曼联军开始对西班牙统治区发起进攻，与海盗的袭击同出一辙。

袭击的目标是从尼斯到圣雷莫，即今蓝色海岸一带。西班牙派的热那亚人顽强反击，多里亚也加入其中。尽管红胡子亲自指挥，袭击也未取得多大战果。

基督教世界终将矛头对准可耻的法兰西，谴责它勾结伊斯兰海盗，实施海盗行为。这已经不是谴责，而是憎恶，就连不可一世的弗朗索瓦一世也不能置之不理。

然而，红胡子照样待在马赛，好像在告诉人们，马赛已像阿尔及尔一样，变成了他的基地。红胡子率领海盗船从马赛出发，烧杀掳掠后再返回马赛。

对此，弗朗索瓦一世也很为难。他婉言劝说红胡子回东地中海，但红胡子照样进出法兰西的港口，如同自家一般。后来，在船上装满80万枚金币总算请走了他。按照红胡子的要求，金币当面点清。据说80万金币可以买下巴黎全城。金币1 000枚装一袋，整整数了三天三夜。

这就是华丽开场的法兰西—奥斯曼同盟的结局。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法兰西人不懂政治。这句话如今依然言犹在耳。

到了1544年春，红胡子终于离开了马赛。他是奥斯曼海军正式的总司令，要率领舰队回到伊斯坦布尔。红胡子本质上是个海盗，他不愿意直接回去。海盗有需要什么就抢什么的习惯，根本不会事先准备长途旅行所需要的物资。于是，归途也是一路掠夺。这次，佛罗伦萨人路易·斯托罗兹奉法兰西国王之命陪同红胡子回伊斯坦布尔，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卡洛斯和手下的将军们经常聚集在热那亚，反复讨论过对策，在奥斯曼船队途经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加强了防守。多里亚防守的热那亚自不必说，美第奇在里窝那加强了防卫，与教廷海军基地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一起，建成经得住百艘以上的红胡子船队攻击的防御体系，但红胡子必须补给新鲜水和食物。结果，这一年又是防卫薄弱的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遭殃。

绕开防守坚固的地方航行，红胡子只靠近了一次意大利。那是在路过厄尔巴岛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干海盗勾当。当初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他与手下“犹太人西纳姆”有过约定，他要去践约。

海盗之子

9年前卡洛斯率领基督教军攻打突尼斯时，俘虏了西纳姆的儿子。那时，他年方10岁，被参加进攻的皮翁比诺领主领养。西纳姆拜托红胡子抢回这个儿子。

红胡子把船队停泊在厄尔巴岛，向不远的皮翁比诺领主派去了使者。使者带去的信上写道：是交还西纳姆的儿子，还是等着进攻？

9年来，皮翁比诺的领主阿皮亚诺养育了这个少年，视同己出。西纳姆的儿子已会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意大利语甚至法语，并已成长为一个具备当时一流教养的年轻人。

青年说自己去见红胡子。据说阿皮亚诺流着眼泪，目送着他身着文艺复兴风格的服装，乘着奥斯曼船远去。红胡子也遵守承诺离开，没有动皮翁比诺一个手指头。

相传第二年，犹太人西纳姆奉奥斯曼苏丹之命，接受了袭击途经红海的葡萄牙船的任务，终于又与儿子重逢。也许是与出落成出色青年的儿子再会使他兴奋过度，这个海盗突发心脏病，当场猝死。

另外，在一份同时期威尼斯驻奥斯曼大使的报告里写到过一位通晓西欧语言的年轻奥斯曼外交官的情况。如果这位年轻人与西纳姆的儿子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在意大利成长了9年的海盗之子并没有子承父业。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外交关系频繁，越来越需要懂得语言、精通事理的官员。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提高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同盟的实效性，邀请海盗出身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去了法兰西。红胡子在马赛一待几乎就是一整年。

弗朗索瓦一世因此得到了什么呢？

至少迫使卡洛斯不得不下力气加强防御体系，不得不放弃进攻威尼斯共和国，从而阻止了他完全称霸亚平宁半岛。不过，与其说这有利于法兰西，不如说有利于威尼斯。而且，苏莱曼最终也没有向匈牙利战线投入20万兵力，把卡洛斯逼入窘境。

然而，作为代价，弗朗索瓦一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以下损失。

第一，他不得不向红胡子支付了80万的巨额金币。报告此事的威尼斯史料中使用了“buona uscita”的表述。这个词语在现代的意思是，房东为了让占据着租屋不走的房客老老实实地搬出去而向其支付的金钱。

第二个损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潮水般的谴责。

国王不在乎世间谴责的想法并不全对。来自民众的谴责，有时会给反对派以大义名分。即使是专制君主，总是无视的舆论也会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红胡子进出马赛如同自家，他及其手下带来的损失惊人。他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实质是海盗行为。仅此所带来的人员损失，就有1.5万到2万基督徒遭到绑架。每次处理这些“收获”，红胡子都要动用一部分海盗船只，将他们装运后送去北非。目的地当然是几乎所有北非港口城市都有的“浴场”。人数之众为近年所无，人们甚至说，相当一段时间北非不再需要补充划桨手。

绑架基督徒并不单为了确保以划桨手为主的劳动力。“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到这时已经持续了500年，北非人已经知道，即使是不适合重体力劳动的老人和病人都能换钱。马赛市民在这一年中不断看到去北非的船上甚至混杂着不知为何而被绑架的人。

“拯救修会”筹集赎金的手段之一是把用过的罗盘放进各个教堂收集捐款。法兰西南部的教堂里也放有这种罗盘。

此外，对法兰西国王有逆反。在不满国王外交的诸侯子弟中，志愿参加对伊斯兰海盗态度强硬的马耳他骑士团的人数有所增加。

这样，弗朗索瓦一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向红胡子支付80万枚金币后请他离开。

然而，同样的事情会因不同的国家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

红胡子结束了在马赛一年的逗留，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上自苏丹下至码头挑夫的欢迎。红胡子集奥斯曼帝国全国尊敬于己身，两年后度完了自己的余生。1546年红胡子去世，伊斯坦布尔有红胡子的墓地，参拜的奥斯曼人至今络绎不绝。红胡子仍被现代土耳其人尊为“土耳其海军之祖”。

苏丹授予红胡子的官衔由其后代继承。我只能将这个官衔翻译为“海军总司令”。不过，在伊斯兰教徒的最正统语言阿拉伯语中，这个词是用由司令官之意的“amir”和海军之意的“albahr”合成的词语。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ammiragio”，在英语中是“admiral”，在法语中是“amiral”，在西班牙语中是“almirante”。在日语中，直到前不久还是“アドミラル·トーゴー”（adomiraru·togo）。从这个角度看，红胡子有资格名垂海军史。

不过，造访伊斯坦布尔，向现代土耳其人打听墓地所在地时一定要说“KhairadDin”，否则对方听不懂，红胡子是欧洲人为他起的绰号。

最后的晚年，红胡子决定享受退休生活。苏丹任命图尔古特接替他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也就是那位多里亚好不容易才抓住，却只用3 500达卡特赎金便换得了自由的图尔古特。

由海盗头目担任正规海军总司令，在奥斯曼已经渐成惯例。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的海域就是与基督教世界面对面的西地中海，这也渐成常例。

图尔古特回归

图尔古特的准确生年不详。从他的经历推测，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那年，应该在37岁左右。

他出生于安纳托利亚，是一个纯粹的奥斯曼人。人们经常看见他的行为不像海盗而更像奥斯曼人，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出身的缘故。

图尔古特年纪轻轻便投身军旅，起初在陆军当兵。但即使在奥斯曼引以为骄傲的陆军中，常备军事力量也只有奥斯曼新军军团。奥斯曼新军军团是奥斯曼军队的精锐，只有从小就被强制集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才能成为这个军团的一员。奥斯曼人只能在因战争才会组建的军队中服兵役。图尔古特在埃及战争结束后便失业了，以后涉足海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问你的民族与出身。

刚入行时，图尔古特在以杰尔巴岛为根据地的犹太人西纳姆手下做事，崭露头角后便被红胡子看中。他的名字最初为西欧所记录是在1533年袭击威尼斯商船的时候。

威尼斯人认为，只有记账准确，才能做好生意。他们记录所有一切，甚至记下了袭击本国船只、年纪尚轻的海盗的名字。他们还记录与威尼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种性格正是威尼斯古文献库成为地中海世界历史宝库的原因。

如果当时被捉住，按照威尼斯把海盗吊在帆桁上的做法，图尔古特的一生就会当场结束。幸运的是他活着逃回了红胡子的身边。

5年后，发生了红胡子与多里亚正面对决却又以奇妙形式结束的“普雷维扎海战”。当时图尔古特很年轻，三十左右的年纪却已经成长为红胡子的左膀右臂。

“普雷维扎海战”结局奇妙，但获胜的是红胡子。伊斯兰方面也许因此认为基督教海军不足为惧，红胡子竟把西地中海交给了年轻的图尔古特。

于是，多里亚不得不专心驱逐图尔古特，终于使用安德烈亚·多里亚式的战略，成功地抓住了图尔古特。整个地中海世界都知道了图尔古特被捕的消息，这证明了图尔古特的海盗价值。

然而，多里亚放虎归山。权且不论3 500达卡特的赎金是否过于便宜，这次重获自由的并不是来日无多的老海盗，而是年方而立、颇具才能的汉子。

5年后，他取得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正式任命回归。不到40岁的新任总司令接替了功成名就的红胡子，被委以重任要把基督教世界逼向末路。

自1545年至1560年的15年间，地中海西部成为“图尔古特之海”，再也没有国家和个人挺身而出抗击奥斯曼海盗。

1547年，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驾崩，亨利二世继位。这位法兰西国王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对卡洛斯的憎恨。

两年后的1549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去世。在反宗教改革势力增强的罗马教廷里，这位教皇一直致力于改善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努力团结基督教各国抗击以海盗为先锋的奥斯曼势力，做了罗马教皇所能做的一切。在他之后，教皇都完全按照西班牙国王的意志行事。

西班牙至今仍在酿制一种名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的白兰地酒。即使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卡洛斯一世对西班牙人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在西班牙历史中，没有任何人治下所拥有的领土比卡洛斯时期更为广阔。他16岁就登上了王位。1545年，他才只有45岁。年纪轻轻就开始活跃的人，活力也会早衰。长年的对手退场，目标也就失去。从这个时期开始，卡洛斯越发消极，与实际年龄不相吻合。他死于1558年，但从数年前开始，他在修道院的日子已经多于宫殿。

多里亚年过五旬才开始活跃，他的活跃时期持续很长，人们都说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1545年他已79岁。两年后热那亚发生“费耶斯基之乱”事件，年逾八旬的多里亚不得不逃离热那亚，暂避风头。

这是一场费耶斯基家族策划的反对多里亚绝对权威的政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多里亚重返热那亚，但被他确定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却在骚乱中被杀。简内特·多里亚是5年前抓捕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合适的接班人人选。这位甚至被卡洛斯法看中的年轻将领，没有死在与海盗的战斗中，却殒命于本国的内讧。

这就是图尔古特回归时基督教方面的现状。地中海西部理所当然地成为“图尔古特之海”。

图尔古特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决定把基地定在马赫迪耶，既不是阿尔及尔也不是突尼斯，更不是他年轻时的“家”杰尔巴岛。马赫迪耶位于突尼斯以东的海湾。这里的港口原来是北非伊斯兰化时作为圣都建造的凯鲁万的外港。图尔古特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帝国的纯粹一员。凯鲁万是伊斯兰在西方的圣都，堪比东方的巴格达。可以想象，在他看来，把根据地放在背靠圣都的港口以对抗基督教世界，是伊斯兰赋予自己的职责之所在。

以基督教世界的状况，图尔古特甚至没有必要像红胡子那样统率数量超过百艘的船队。他经常从马赫迪耶出发北上，专事海盗活动，常备船队也只有40艘左右。对手力量削弱了，这点儿船也就足够了。

卡洛斯、多里亚和教廷，面对图尔古特并未袖手旁观，但却不似以前那样态度坚决，组建大军进攻。

不过，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所说，战争的进程取决于谁掌握主导权。只要掌握了主导权，以后的战斗就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展开。相反，主导权一旦落入敌手，再努力也会受制于人，即使孤注一掷，一决胜负，对敌人也形不成致命一击。

图尔古特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的15年，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就一直掌握在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一方。

不过，如果海盗挑起海战，强于正面海战的基督教方面大概会夺回主导权。被称为海之狼的多里亚虽然年迈但尚健在，图尔古特深知这一点，他规避正面海战，完全采取了今天所谓的游击战法。

我认为图尔古特在这一点上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巧于组织，灵活使用各自为战的战术。他以基地在阿尔及尔，表现活跃的哈桑·阿加为首，让在西欧颇有名气的六七个海盗头目从各自位于北非各地港口的基地出发北上，分别大干海盗勾当。

西欧用意为风暴同时兼有鸟群之意的“storm”一词来形容这个时期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的袭击。鸟的行动不是以大集团，而是以分成小规模的群体进行。从北非北上而来的海盗集团也像不同的鸟群一齐飞落那样袭击地中海沿岸各地。

马耳他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执拗地坚持抗击“storm”。

这个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叫作“罗得岛骑士团”，根据地迁到马耳他岛后又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而它的正式名称是“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的创建可以追溯到公元1113年，创建的目的是向前往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提供医疗服务。与十字军时代的其他宗教骑士团体一样，十字军东征后，保卫十字军国家越发重要。保卫基督徒不受伊斯兰教徒之害的目的，让这些人成为站在抗击伊斯兰最前线的战士。

成为骑士团团员有着严苛的条件，团员只限于贵族，或堪与贵族比肩的实力家族出身者。但从创建的理由看，这个组织可以说超越国界，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并一直保持了这种形式。顺便说一下，这个时期的骑士团团长是英格兰人谢林。

1197年生于普罗旺斯的法兰西人玛塔修士创建的“拯救修会”、1218年西班牙人诺拉斯科创设的“拯救骑士团”也都是国际性组织。这些团体的成员是来自欧洲全境的志愿者，与创建者的出生地无关。

到了这个时代仍在坚持活动，说明需求仍然存在。这两个团体的目的都是拯救支付不起赎金的人们。但“拯救修会”与“拯救骑士团”两者之间活动色彩略有不同。

“拯救修会”不仅支付赎金，把人带回祖国，还在收容这些人的“浴场”里建立小型教堂，重视精神方面的救助。此外，还设立了医院，治疗疾病和伤痛。因而一时间在异教之地北非逗留的修士不在少数。

“拯救骑士团”是骑士组织，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修士。他们的活动只集中于支付赎金，带回被绑架者这件事上。也因为如此，“拯救骑士团”的活动不只局限于临海港口城市的“浴场”。他们甚至涉足突尼斯、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内地，寻找已经失去返回故乡希望、被迫从事劳动的基督徒奴隶。这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与沿海地方不同，北非内陆地区对基督徒而言危险多多。但既是骑士，就要甘冒风险。有去无回的骑士数量众多。他们通常是两人同行，但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我认为，这两个组织就是今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或红十字会。马耳他骑士团同样是国际性组织，但我却不认为它也是这样的组织。

北非与马耳他岛

马耳他骑士团遵守了创建以来的传统，把医疗作为骑士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在马耳他岛上的骑士团医院医疗水平之高，据说可与当时欧洲最高水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医院相媲美。

不过，骑士团的主要任务终究在于与伊斯兰战斗。从基督教各国汇集而来的骑士是抗击伊斯兰的战士。这体现在要成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贵族出身是必须条件，而同属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医师却不要求有贵族血统。骑士团遭到奥斯曼军队进攻不得不离开罗得岛，找不到安身之地。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他们。人们一看地图就会立刻明白，马耳他岛位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也有软肋。由于骑士仅限于贵族，故数量很少。宗教骑士团的骑士是被当作修士一样对待的，不准结婚，人数只能靠外部补充。这是骑士数量在低水平徘徊的主要原因。在组建基督教联军时，马耳他骑士团通常只能有三四艘船参加，没有那么多士兵需要更多的加莱船运送。

尽管如此，马耳他骑士团却能一直挺立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做法与伊斯兰海盗如出一辙。

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中，只有马耳他骑士团的船把伊斯兰教徒绑在划桨台上充当划桨手。原因是马耳他岛全岛一片荒凉，原本居民就少。马耳他骑士团不仅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与海盗一样。他们袭击伊斯兰船只，抢人劫财。只要船还能用，他们就会牵引到马耳他，改建成自己的船。不能用的船，便当场烧毁或凿沉。也许是因为他们站在最前线，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战胜敌人的最有效办法。

不过，即使这样，马耳他岛上也没有“浴场”。骑士团也没有把只要支付赎金就释放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当作自己的财源。

他们似乎暗地里进行着俘虏交换。有不少确实被海盗抓走的骑士后来又积极活动的事例。为什么这些骑士能够回到马耳他呢？骑士团的记载始终不着一言。

不过，海盗也好骑士也罢，失去有能力的人才对谁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海盗抓住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会将他们投入监狱，储存起来，作为海盗被抓时的交换对象。

图尔古特被抓住时，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拉·瓦莱塔对这个被五花大绑仍大骂不止的海盗说道：“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可两年不到拉·瓦莱塔竟被图尔古特手下的“坎迪亚的瘸子”抓住。这个“瘸子”当然把这件事报告了已恢复了自由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命令将他投进“浴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只要不是自己要求，一般不会被投进“浴场”，只有拉·瓦莱塔进去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浴场”经验。但不知何时他又回到了马耳他，比之前更加活跃地奋战。

如果说多里亚的宿敌是红胡子，那么图尔古特的宿敌就是就是出生于奥弗涅的法兰西人骑士约翰·杜·拉·瓦莱塔·帕里森。他们俩一个在马耳他，一个在突尼斯东岸，近在咫尺。长达20年之久的对峙终于在1565年马耳他岛攻防战而达到顶点。

马耳他骑士团站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的港口就成了各地舰队的集结地。当时欧洲对抗击海盗的消极态度也表现在了集结到马耳他的舰队上。

马耳他骑士团：4艘加莱船

教廷海军：3艘加莱船

西西里：4艘加莱船

齐卡拉子爵：3艘加莱船

摩纳哥公国：2艘加莱船

其他：2艘加莱船

共计：18艘加莱船

西西里的4艘船是奉西班牙国王之命而来，尽管马耳他骑士团被卡洛斯放在了前线，但卡洛斯也参与抗击伊斯兰的战争。齐卡拉子爵原本是热那亚人，因热那亚内讧而移居西西里。为了保卫自己在西西里的领地，他从这个时期开始率领自己的加莱船参加了抗击海盗的战斗。

摩纳哥公国存在至今，也起源于内讧中败北而移居摩纳哥的热那亚市民。摩纳哥地处沿海，遭到海盗袭击无山地可逃，为了自卫必须奋起反抗。其他的两艘船来源于意大利各地的志愿者，是在沿海地区拥有土地的人们出资组建的加莱船。既然大国不能保卫自己，就只有靠自卫。

这支舰队一看便知是拼凑而成，图尔古特自然认为只要有40艘“福斯塔”便可对付。

然而，如此规模的舰队见到海盗船也会勇敢挑战。我们反复讲过，海盗不喜海战。加莱船是用于打仗的，海盗发现加莱船队便立即逃窜。马耳他骑士团主导的基督教舰队所能做的也只是驱散敌人而已。

海盗分散行动。你能赶走一个海盗，却无法驱赶其他海盗。追击一个海盗，却让图尔古特乘机北上。

一次，骑士团的船只载着从欧洲各地募集来的7万达卡特的巨额资金，在去马耳他途中停靠拿波里附近的波佐利港，遭到图尔古特及其手下的袭击，船只悉数被夺。这是用于建设利比亚的黎波里防御设施的资金，卡洛斯将的黎波里与马耳他一道转让给了骑士团。骑士团当即策划夺回资金，但直到两年之后才将船只夺回。

就这样的状态下，1550年临近了。对基督徒来说，这一年是25年一遇的“圣年”。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每到“圣年”也会有大批信徒来到罗马。对生活在16世纪的人们来说，除了军事和商务，旅行就只有朝圣。不论老少贫富，一到“圣年”大伙都会一齐奔向罗马。在这一年朝圣罗马，会比其他年份获得更多的罪过赦免。对善男信女来说，免罪的好处更胜于途中的危险。生前积下罪孽的多少对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极大的影响。

朝圣者汇聚到罗马来迎接“圣年”,保障他们的安全本来是主办者教廷的义务。但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于是以保护基督徒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便应担任保护者的角色。这是基督教会的规矩。

但卡洛斯年近半百，并不积极。他命令多里亚想办法。走陆路来的朝圣者多于走海路的人，但陆路也是越接近罗马越靠近海边。去罗马要经过古代的罗马大道。大道靠近海边，虽然平坦，但遭海盗袭击的危险也大。

多里亚接到卡洛斯设法保护朝圣者的命令，不顾84岁高龄，决定亲自指挥。他所考虑的战略，虽具多里亚式的大胆无畏，却只有暂时效果。

多里亚是西班牙海军总司令，如果他亲自出马，包括马耳他骑士团在内，各加盟国的所有舰队都会归入他的指挥。当时的总体战斗力情况不详，多里亚自己的20艘，加上西班牙及教廷海军的3艘、马耳他的4艘，和镇压了费耶斯基之乱的热那亚，还有来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船只，光是加莱船就有50艘之多。多里亚重视后勤，没有运输船便不考虑远征。加莱船加上帆船，总数当有百艘。

多里亚不会坐等图尔古特北上再予以迎击，而是考虑进攻图尔古特的基地马赫迪耶。

多里亚虽然年迈，但依旧雷厉风行。他没有把集结地定在一个地方，等待全军集结。他的办法是一边在热那亚、奇维塔韦基亚、拿波里和墨西拿召集船只，一边南下，在西西里海域与马耳他的4艘船会合后，所有船只才到齐。然后全军直取位于突尼斯东部的马赫迪耶。多里亚一开始就放弃了从陆上进攻的战术。他的陆上战斗力不够。

7月11日开始了对图尔古特基地马赫迪耶的攻击。士兵们从海上炮轰之后登陆作战，与前来迎战的海盗展开持久的白刃战。

登陆后的战斗十分惨烈，一开始就死伤不断。能够收容的遗体和救出的伤员被装船运到马耳他。这样的运输船来回穿梭。7月过去了，8月也结束了。

9月，马赫迪耶终于陷落。敌人大多被杀或被俘。从马赫迪耶的“浴场”里解放了700多名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在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就战死80人，受伤200人。牺牲最多的是马耳他骑士团，战死者达到30人。连续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冲锋在前，英勇作战。

战死的骑士们被葬在西西里最美的蒙雷阿莱大教堂。教堂里刻着卡洛斯亲笔写的一段文字：

这片大理石地面下长眠着因义而献身的战士们。他们拼死留下的业绩永恒！在引领英雄的坚强信仰面前，上帝将把天国里最好的席位赐予他们。他们的勇气带给我们荣光。这些战士们肉体里流淌出的鲜血，将变成他们由匆匆过往的现世去往永恒来世时的辉煌。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领袖，这是理所应当的悼词。但麻烦的是，伊斯兰方面也有人怀着同样的想法。

马赫迪耶被攻占后，1 000名西班牙士兵驻扎于此，并像在突尼斯一样扶植了一个当地人“酋长”，替代海盗进行统治。条件也和攻占突尼斯时一样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海盗作基地。不能想象多里亚会相信这样的战后处理，但在多里亚看来，这样即可完成卡洛斯让他想办法去完成的任务。1550年一年中，没有发生朝圣者的船遭到海盗袭击，也没有发生朝圣者充斥北非“浴场”的情况。

10月中旬，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全部离开马赫迪耶，返回各自的港口。多里亚也回到热那亚。他对这一年的战果并不满意，图尔古特逃脱了。图尔古特老早就逃回了他的老窝杰尔巴岛。

进入第二年（1551年）后，多里亚很早就收到了情报，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开始备战，准备雪耻。多里亚不顾适航的春天尚未来到，着手组建攻岛舰队。虽然只征集到28艘加莱船，84岁的海军将领只带着这些船就从热那亚出发，南下抵达北非，旋即开始进攻杰尔巴岛。

老年安德烈亚·多里亚

然而，28艘船数量太少，陆上战力也太弱。多里亚一边炮击杰尔巴港，一边向西西里和拿波里派去快船，请他们派来援兵，但多里亚无功而返。与其说是志愿者数量减少，不如说招募志愿者的一方毫无热情。对“圣年”的热度高涨，对伊斯兰海盗的战斗意识反而下降了。

当多里亚得知图尔古特再次逃掉的时候，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并命令自己指挥下的所有船只各自国。这一年多里亚打了最后一次多里亚式的仗。85岁的高龄对他已是重压。

下定决心撤退，还要尽可能减少损失，对领袖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战斗打响后不战而退，会增长敌人的勇气。前一年刚占领的马赫迪耶自不必说，连好不容易赶走了海盗的突尼斯，海盗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

卡洛斯理当奋力挽回局面。然而他却失去了对权力的留恋。他先把对荷兰和勃艮第的统治权让给了儿子腓力，后来又把自己统治下的美洲新世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统治权交出。他在56岁进修道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让给了他的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卡洛斯作为一个修士度过了最后的晚年，他于1558年去世。

多里亚也老了。奥斯曼海军策划占领科西嘉时，他曾不顾年老体衰率领40艘船上阵。如果科西嘉也被伊斯兰化，它对岸的热那亚便国门洞开。这次战斗也只取得了暂时的成果。奥斯曼海军撤退，没有酿成大祸。

多里亚于1560年去世，晚卡洛斯两年。他活了94岁，是罕见的长寿者。

继承弗朗索瓦一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亨利二世，利用老卡洛斯消沉的机会，拿出了颠覆西班牙优势地位的计策，但他的做法只是模仿先王弗朗索瓦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种想法没错。但实际这样去做，便是缺少政治感觉。

他要与奥斯曼共同作战，组建舰队，扫荡西班牙统治下的各国。但奥斯曼派来了120艘加莱船，而法兰西只有20艘参战。决定进攻地点和进攻方法，以及如何分配掠夺来的人与财物，当然是承担风险多的一方有决定权。法兰西与奥斯曼共同作战所得到的只是基督教世界的谴责和轻蔑而已。

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因为前一年作战又输给了西班牙军队而死心，1559年4月，亨利二世与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缔结了媾和条约。谁都欢迎基督教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和平，法兰西举行了种种庆祝活动，热烈豪华的场面吸引了欧洲人的眼球。

然而，亨利二世作为国王，政治上浅薄，在个人性格方面也很浅薄，他竟亲自上场参加庆祝活动中的一项马上长矛比赛。

他似乎还对比赛中作为自己对手的骑士说不要手下留情。这样做很公平，但对手当真按他所说，一矛刺来，刺穿了国王的右眼。国王从马上摔下，不久断气。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王妃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美第奇家族的卡特琳娜）的眼前。亨利二世留下了一个打着不同宗教旗号，处在血腥内战中的法兰西。法兰西的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地中海，即抗击伊斯兰的问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为了欧洲第一实权人物。

“杰尔巴屠杀”

作为儿子，腓力二世刚一继位就一心想着如何超越声望很高的父亲。他决定夺回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这是卡洛斯去世前一直没有做到的事。不过，这对父子不同的是，卡洛斯多亲自率军，但儿子腓力却不是这样的脾气。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卡洛斯和腓力的时代，但腓力二世却非亲自动手即自己承担风险型的君主。

细细想来，腓力夺回的黎波里的主张是一个可笑的借口。

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从来就不曾是西班牙的领土。1530年，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圣约翰骑士团的同时，也把的黎波里赐给了骑士团。但那实在是一种没有责任的让渡，感觉就像是对骑士团说了句话：赶走住在那里的几个伊斯兰教徒，那里就是你们的了。

无处可去的骑士团竭尽全力把马耳他岛改造成了根据地，但对的黎波里却鞭长莫及。马耳他是海岛，而的黎波里却是北非的一部分，建设和防御都不容易。尽管骑士团一度建了一座城堡，驻扎了一支军队，但受到一次攻击后就撤退了。马耳他的城池建设和防御已很辛苦，再将隔着大海的的黎波里纳入骑士团的防御圈，这对战斗人员不到1 000的马耳他骑士团来说，负担过重。

腓力二世却想越俎代庖。我们已经提到多次，西班牙国王们信仰笃深，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相比有天壤之别。于是，为了上帝一句话就会让他们不顾一切。

这次打的是“基督教联军”的旗号，与新老交替的时期正相吻合。可是，新老交替只是基督教方面，伊斯兰方面并没有变化。奥斯曼的苏丹还是苏莱曼，被委以现场指挥的海军总司令也还是图尔古特。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生于1527年，从策划夺回的黎波里到以失败告终，是他33岁到35岁的时期。作为一国之主，这个年龄已经不再稚嫩。这位不上战场的最高司令官把现场指挥权交给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当时以“副王”的名义代西班牙国王统治西西里的美第纳切利。与其说他是一个武将，不如说他是一个宫廷官僚。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如果没有另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的命令便不行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情况将会如何？腓力二世偏偏让这个人做自己的现场代理人，任命他为“基督教联军”总司令。

另一个是接替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他很年轻，刚满20岁，从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那里继承了船只、水手等一切。多里亚没有儿子，培养作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抓捕图尔古特的功臣，已在使热那亚陷入混乱的“费耶斯基之乱”中殒命。

腓力二世把“基督教联军”的命运托付给了这两个人。拿破仑后来曾说：“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要是他知道了这个任命，又会说什么呢？

法兰西没有参加这支打着“基督教联军”旗号的军队。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有参加，理由却与法兰西不同。结果，参战者都是老面孔。战舰的数量以加莱船计算如下：

教廷：3艘

马耳他骑士团：5艘

热那亚：13艘

拿波里：5艘

西西里：8艘

佛罗伦萨：4艘

共计：38艘

热那亚的13艘船是受雇于西班牙王的多里亚的船队，拿波里和西西里算在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份内。佛罗伦萨的4艘来自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出力建造的海港里窝那。美第奇家族从这时起开始积极投入抗击伊斯兰势力。

这38艘船加上摩纳哥公爵的2艘、齐卡拉子爵的2艘等由各地小领主率领但费用由西班牙国王承担的15艘，共有53艘船。西班牙本土没有船只参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大概认为，加上热那亚、拿波里和西西里的15艘船，自己已经动员了41艘加莱船参战。所有船上乘载的1.4万士兵多为西班牙士兵，腓力二世一定认为，西班牙已经负担了全军的五分之四。

这个规模的战斗力已经足以与图尔古特匹敌，不过条件是不能浪费时间。

首先，全部船只集结到墨西拿耗费时日过多，离开墨西拿时已经入秋。地中海的秋季天气多变。船队到马耳他岛之前天气尚好，但到马耳他时天气转坏，不得不在马耳他港紧急躲避。

但更糟糕的是，船队一出马耳他港就不得不返航，如此反复了5次。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他们只想着不怕碰壁，反复挑战便能闯出一条路，却不懂得迂回也能打开局面。结果时间白白流逝，给了图尔古特充分的时间巩固防御体系。

图尔古特得知基督教军要来进攻，马上在北非为抗击基督教招募志愿兵。日子一天天过去，的黎波里满是为“圣战”而志愿当兵的伊斯兰男子。北非的原住民柏柏尔人并不乐意接受奥斯曼的统治，经常举旗造反。可是一旦基督徒打过来，便会忘记造反的想法，跑到奥斯曼的麾下。

来去之间进入了冬天。这个时期的马耳他刚刚开始招聘意大利工匠建设城池，还不能容纳大量逗留士兵。马耳他岛本身也一无所有，只是气候适于过冬而已。随着滞留时间不断延长，士兵们渐生厌烦。

图尔古特未把精力只集中在的黎波里的防御方面。他命令手下海盗袭击意大利南部，扰乱后方。基督教士兵中多有从意大利南部来的志愿者，他们中间有些人担心故乡遭殃，家人被绑架，便偷船逃走。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提出停止远征的黎波里回国。但美第纳切利奉的是国王之命，只想着完成作为西班牙国王代理人的使命，坚称没有国王的答复不能改变计划。然而国王的命令却迟迟不到。就这样一年过去，1561年来临了。

1561年2月10日是重新远征的黎波里的日子。2月出海简直就是疯狂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决定。冬季出海的危险很快成为现实。离港数日后遭遇风暴。南去的黎波里的船队大大偏离了航向，被刮向西南方，漂流到杰尔巴岛附近一处名为阿尔坎塔拉的海滨。

不得已就地登陆，想补充一点饮用水。但这里就在以海盗巢窟著名的杰尔巴岛附近，还有柏柏尔人的村落。

舰队遭到海盗和土著民的袭击，没有补给到水，却有150名士兵被杀。喝了劣质水之后，不断有人病倒。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倒下了，卧床不起。

舰队只好撤离。所有船上都收容了伤病员，军船就像医用船。这使士兵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2月17日再次出发，但目的地既不是马耳他岛也不是墨西拿，而是的黎波里。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说，既然国王没有撤销进攻的黎波里的命令就只能坚持下去。他毫不让步。远征军总司令美第纳切利有最终决定权。

西西里及其周边

从阿尔坎塔拉去的黎波里的途中，常识不能想象的事情不断发生。他们让舰队停在途中海滨，清点可用于进攻的黎波里的人数。这项工作竟花了13天时间。美第纳切利认为既然率领的是国王的士兵，就有义务知道人数。

3月2日在将领们召开作战会议上，搞清了有2 000多士兵不能用于战斗。尚未遭遇敌人，就有2 000士兵要离开战场。

美第纳切利大惊失色，提出不再去的黎波里，而把目的地改为杰尔巴岛。改变目的地的根据只是杰尔巴岛比的黎波里更近。在作战会议上，马耳他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美第纳切利毫不让步。他的地位最高，占据着他大脑的只有一点：不能毫无所获回去见亨利二世。

作战会议上反对美第纳切利的不止拉·瓦莱塔一个人。教廷海军统帅奥尔西尼也反对继续远征。他不是红胡子时代的奥尔西尼，而是同一家族的另一位奥尔西尼。

奥尔西尼刚刚得到威尼斯来的绝密情报。威尼斯共和国更加重视与奥斯曼的通商条约，所以没有参战。但即便如此，威尼斯也经常会把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传回国内的情报捅给基督教世界。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感情，而是出于不想彻底切断与基督教世界之间联系的策略。

极为秘密地透露给奥尔西尼的情报是，图尔古特派手下亲信乌尔齐·阿里去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苏莱曼在迎战“基督教联军”时派兵支援。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的实力贵族奥尔西尼家族在与劲敌科隆纳家族长期对抗中，更亲近法兰西。威尼斯不是法兰西派，但在反西班牙方面与奥尔西尼利害一致，所以把要捅给基督教世界的情报先透露给了奥尔西尼。这样说的证据是，威尼斯并未把情报透露给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或者西班牙的雇佣兵队长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更不用说西班牙先头部队一般的马耳他骑士团。正因为如此，奥尔西尼在作战会议上不能透露情报的来源。这时还没有得到皮拉尔帕夏已率援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准确情报。

这就是尽管他反对美第纳切利继续远征的方案，却又不得不跟着走的原因。派出去侦察的船回来报告，敌人集中精力防御的黎波里，杰尔巴的防御薄弱。因为这个情报，确定了进攻杰尔巴的方案。

杰尔巴的防御的确薄弱。3月7日，从海上一阵炮轰之后开始了登陆作战。打了10天白刃战，战斗以“基督教联军”的胜利而告终。海盗方面战死200人，负伤人数超过600，而“基督教联军”则战死25人，负伤30人。3月19日，包括从“浴场”里解放出来的所有人在内，全体人员着手建设城堡。

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一旦攻陷一个地方就会立即着手建设城堡，也许是不钻进城堡就觉得不够完全。

正在建设城堡的时候传来了让“基督教联军”心惊胆战的情报。

皮拉尔帕夏率领奥斯曼援军到来的情报成为现实，而且这是一支有80艘加莱船的大军。奥斯曼宫廷的高级官员皮拉尔帕夏不了解西地中海的地理情况，但有原来是意大利人，后来在图尔古特手下当海盗的乌尔齐·阿里与他同行。

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与相邻的布里亚都是繁荣之地，在古代有“大希腊”（Magna Grecia）之称。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曾在这里开设学校。虽然如今在克罗托内只遗下一根圆柱，但在古代，这里建有地中海屈指可数的壮观的赫拉神殿，毕达哥拉斯学校也建在这里。进入罗马时代之后，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直发挥作用的缘故，这里延续着繁荣。进入中世纪后，古时的“大希腊”成为被海盗洗劫的地方之一。到了16世纪，这种状态并未改变。

从克罗托内绕过海岬，有一个叫作卡斯泰拉的小渔村。一个名叫卢卡·加利尼的人在此出生。后来，此人改叫乌尔齐·阿里这个具有奥斯曼风格的名字。

孩提时代，他与父母一道被来袭的海盗绑架。父母双双死在“浴场”之后，这个孩子在奴隶市场被一个海盗买走，具体经过不详。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为乌尔齐·阿里的卢卡·加利尼受到了海盗世界的瞩目。据说他靠智慧，而非蛮力脱颖而出。随着他长大成人，他成为图尔古特手下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统率奥斯曼海军。

皮拉尔帕夏大概听从了这位原来是基督徒的海盗的意见，没有带着伊斯坦布尔的80艘船直奔的黎波里，而是袭击了靠近马耳他岛的哥佐岛。也许他们认为，一旦马耳他骑士团得知哥佐岛遭袭，就会立刻从杰尔巴回防马耳他。实际情况果然如此。

4月4日，急报送到了正率领着5艘船参加远征的拉·瓦莱塔手上。他立刻请求召开作战会议。他在会上说，出于马耳他防御的需要，可以留下1艘船，但其他4艘不得不从进攻中脱身。参加会议的奥尔西尼这才知道威尼斯的情报已成现实，于是主张不仅马耳他骑士团，全军都要撤退。美第纳切利抱着头，似乎已经丧失了决断力。拉·瓦莱塔没有等会议得出结论，马耳他的4艘船旋即离开杰尔巴港。眼下是4月，如果只是想安全回家，全员弃战而逃，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然而，到了这时还在浪费时间。每晚召开作战会议，但迟迟无法拿出结论。主张撤退的并非奥尔西尼一人，病愈参会的约翰·多里亚也成为明确的撤退派。然而，西西里的“副王”、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优柔寡断。就这样，马耳他骑士团离开后又浪费了1个月时间。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当然不会对马耳他岛出手，那里因拉·瓦莱塔与4艘船的回防而更加坚固。他们开始南下，驶往本来的目的地杰尔巴。

面对一直不愿意下决断的美第纳切利，年轻的多里亚拿出了新战略。

第二天一早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恐怕就会现身杰尔巴。多里亚自己将率领热那亚的13艘船连夜出港，隐蔽在海岬背面，等候天明。一俟敌人的80艘船驶入杰尔巴港便立即断其后路。敌人的80艘船将同时遭到城堡和港内船只从前面断其后路的15艘船从背后发起的炮击，只能举手投降。这就是22岁的年轻的多里亚的战略。

美第纳切利没有拒绝这个方案，但也没有完全同意。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完全接受一个20来岁年轻人的意见，颜面何存。首脑的代理人比首脑还重面子，这样的人很多。于是，美第纳切利提出了建议，不，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他说，折中是最好的方案。

他的建议是多里亚率领的13艘船不是当夜，而是第二天一早出港。于是，热那亚船定于5月11日凌晨出港。

可是，快到黎明时分，风向变成北风。这样的风使得出港变为逆风。加莱船即使逆风也可以靠三角帆和相当于现代发动机的桨曲折前进，并非完全不能出港。但敌人逼近眼前时低速出港相当危险，这一点连划桨手都懂。

全军进退维谷。

又在浪费时间。这时，不出年轻的多里亚所料，海面上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敌人的80艘船乘着北风，乌尔齐·阿里率领20艘前锋船冲进杰尔巴港。

港内一片混乱。人人都想逃进城堡。就连已上船的人都弃船跑向城堡。

乌尔齐·阿里没有让自己船上的奥斯曼兵登陆追击逃走的基督教士兵。相反，他首先捕获停泊在港内的“基督教联军”的船只。防守的士兵都已逃走，很多船事实上已无防备。很快，在入港口附近下锚的20艘船被包围。

这期间，皮拉尔帕夏率领的大队人马也冲入港内。80艘船合兵一处，开始对“基督教联军”的舰队大肆“狩猎”。这已不是“战斗”，而只是“打猎”。

要从这种场合逃走，只能穿过敌船缝隙，顶风逃跑。没有相当的操舵技术和从容不乱的划桨技能，根本不可能做到。

首先，马耳他的一艘船突围逃到了港外。奥尔西尼乘坐的教廷旗舰紧跟其后逃了出去。接着又有佛罗伦萨的一艘船逃出。其他24艘船也从友船杀开的血路上冲出来，逃到港外。最后，西班牙派来的几艘船跟着这些加莱船逃了出来。尽管这几艘是帆船，无桨可划，没有“发动机”，但还是逃到了港外。

奥斯曼方面很快派出30艘船追了过来。这些船都是加莱船，眼看与西班牙帆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可是，追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突然遭到猛烈炮击，是逃到港外停下来等待友船的教廷海军旗舰开的炮。

炮击重挫了追击的奥斯曼船的气焰。奥斯曼船水手的技能水平就此暴露无疑。他们张皇失措，开始自相冲撞，很快就有5艘船掉队。但是，只有奥尔西尼指挥的一艘船在对抗追来的奥斯曼船，25艘奥斯曼船把炮火都集中在了这一艘船上。

教廷旗舰的三根桅杆中，被称为“主桅”的中央桅杆断成两截。排在船腹右侧的桨几乎全被掉落的桅杆砸断。这意味着船已不能再航行，而奥尔西尼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地投降，等待支付赎金获释。凭他教廷海军司令的地位和罗马两大贵族之一奥尔西尼家族主人的身份，这个选择会有极大的可能性得以实现。

第二，坚持作战，让自己人逃走。这样做要一直战斗到己方船只全部到达安全地带，与赴死无异。

无人知道弗拉米尼奥·奥尔西尼的选择。但从后来他的做法看，他似乎选择了第二条路。

旗舰是有三根桅杆的大型加莱船，不仅船头和船尾，船腹也装有大炮。这时所有大炮一齐开火。

船已不能继续航行，动弹不得，成了海上城堡。奥斯曼船如果超过10艘就难以统一指挥。奥尔西尼命令大炮直接炮击这些船。奥斯曼船也顾不上追击渐行渐远的基督教船，一边躲避炮击，一边拼命靠近教廷旗舰，但等待他们的只有粉身碎骨。

根据被俘的一名厨师的证言，海上激战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不仅是士兵，从水手到划桨手，就像被置于死地一样，在绝望中坚持战斗。

这场激战的结果，奥斯曼兵得到已经被烧得不能使用的教廷旗舰。奥尔西尼坚持激战到最后，敌人登舰后他亲自挥剑上阵，坚持白刃战，最后扑倒在船桥前，不能动弹。

敌兵挥着半月刀，寒光一闪，砍下了他的头颅，抓住头发把头颅高高拎起。这时，奥斯曼船上欢声雷动。奥尔西尼的身体和战死的士兵、水手、划桨手的尸体一道，被当场扔进大海。奥斯曼船队总算结束了激战，把奥尔西尼的首级挂在破损不堪的教廷海军旗舰折断的桅杆上，凯旋杰尔巴港。

逃进刚建成的城堡中的“基督教联军”的士兵与进攻城堡的奥斯曼军之间的攻防战持续了一个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虽然基督教士兵都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如果还有等来援军的希望，四面受敌还能顶得住，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

当攻防战打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美第纳切利和多里亚两人带着少数部下乘船逃回了西西里。一说是乌尔齐·阿里故意放走了他们。这个说法的真伪不明，但有人向他们提供去西西里的船只却是事实。城堡在两位司令官走后又抵抗了一个星期，于7月30日陷落。

奥斯曼兵手下毫不留情。所有人当场杀死，没有留下能够说清陷落情况的证人。

战死的“基督教联军”士兵的尸体被集中在郊外的某处，没有掩埋，也没有焚烧，只是剥光战衣堆放在那里。岁月流逝，尸山变成了一堆白骨，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白骨冢。

据说直到19世纪中叶还能看到这座白骨冢。有记载表明，1846年法兰西驻突尼斯大使向突尼斯请求清除白骨冢，白骨冢才被清除。白骨冢一直存在了285年。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牵头的、以夺回的黎波里为目的的“基督教联合”行动就这样收了场，其损失如下。括号内是远征出发时的数字。

加莱船：29艘（52艘）

运输帆船：14艘（40艘）

战死人数：1.8万人（2.5万人）

这就是1561年远征的严酷现实。“基督教联军”原本要进攻图尔古特防守的的黎波里，然而与图尔古特尚未照面便已灭亡。

当然，没有什么声音为这次失败向西班牙国王问责。作为国王代理人参战的美第纳切利的“副王”地位也不曾被撼动，照样继续统治着西西里。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仍旧继续当他的西班牙国王的雇佣兵队长。

这次失败史称“杰尔巴屠杀”，它给地中海世界留下阴影。人一旦有了自信，有时会超常发挥水平。“杰尔巴屠杀”之后的海盗便是如此。

不过，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20年前挫败了企图占领阿尔及尔的卡洛斯，这次又打败了企图占领的黎波里的腓力大军。短短20年时间里，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王俩父子，两度成为手下败将。海盗们当然会觉得这是老子的天下！他们冲锋在前，后面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支持。

海盗产业

即使是仅为获利的海盗（pirata），实际出海干海盗勾当的人数也很少。人数虽少却能持久，是因为在这个“核心”周围有许多同情者和利害一致的人。这些人不仅是家人和亲属，还有逃回时窝藏他们的人、出售抢来的赃物和处置被绑架者的人、造船和修船的人等等。有了这些相关人等，海盗业才成其为一种职业。

而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是一些得到国家官方认可而干海盗的人，其“核心”周围的人群规模更大，内部也更加有组织，堪称企业。让这种大规模组织发挥作用，是当然的想法，阿尔及尔即是典型。16世纪后半叶的阿尔及尔呈现出惊人的繁荣，据说城市和港口的建设直追同时代的热那亚和拿波里。

即便如此，从意大利各港口出口到阿尔及尔等北非港口的物产与这些船从北非带回的物产之间，其区别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从欧洲出口到北非的是钢铁制造的武器、帆布等各种工业制品，而从北非出口到欧洲的则几乎都是农产品，且不是小麦、橄榄油等主要农产品，多为椰枣，欧洲不产椰枣。

这样，欧洲完全是贸易出超。通过进口“撒哈拉黄金”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情况10世纪以来不曾改变。可是北非非但没有因此衰退下来，反而繁荣起来，其原因就是海盗已成为一大产业，并长年得以延续。

海盗收益的分配也一直随着时代不断“进化”。

海盗当作基地的是面朝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统治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周边一带的，以前是“酋长”（amir、begh），从16世纪开始称为“总督”（pasha，又译帕夏）。

海盗的收益中百分之十二上缴给“总督”。

此外，还要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港口建设费。

还有一项重要支出，海盗必须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清真寺及其附属学校的费用，这是规矩。

另外必须为救济穷人捐款。捐赠没有比率的规定。《古兰经》里说过，帮助穷人是伊斯兰教徒的重要义务。通常的做法是向实际救助穷人的组织和团体捐款。

付完这些之后剩下的收益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左右。这些收益将一分为二，一半在船主和船长之间分配。船长是海盗的头目，收益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由出资人和经营者分红。

剩下的一半根据船长决定的比例分给海盗船上的所有人。划桨手是奴隶，船长在出港前必须向“浴场”的管理人支付租金。“浴场”的管理运营似乎归“总督”管辖。

看到这些，我在想，海盗业在北非是主要产业，却不是国营企业。这倒不是因为没有法人税的缘故，而是感觉像在租用国家的设备而支付使用费，使人想起同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把国有加莱商船租借给贸易商人的制度。北非的海盗业不是国营企业，并不在所有方面都有规定，生产力大概很高，能聚集优秀人才也理所当然。

另外，海盗世界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开放得多。

威尼斯当时是欧洲唯一一个合理且没有忘记照顾社会上失败者的国家。但在威尼斯，要进入领导层光有业绩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威尼斯共和国市民”的资格，这个资格只赋予有威尼斯人血统者。

与此相比，海盗世界的市民权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能力”授予。像红胡子那样的希腊人、西纳姆那样的犹太人、乌尔齐·阿里那样的意大利人，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前途无量。

这种人一旦有了自信结果会怎样？如果有大国毫不犹豫地起用他们，在身后支持他们，结果又会怎样？

进入16世纪后半叶后，基督教世界也一直被迫面对这一难题。

“杰尔巴屠杀”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在“杰尔巴冲击”的状态下把保护自己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马卡提尼奥·科隆纳10年后在黎凡特海战中担任教廷海军司令，他有两块领地安齐奥和涅图尔诺，不幸都在海滨。他曾从所住的罗马给领地的居民代表写去一封信，落款日期离“杰尔巴屠杀”过后仅有10天。不过，“杰尔巴屠杀”的新闻恐怕早就传到了罗马教皇的耳朵里。

“顷接我王（腓力二世）军队在北非对奥斯曼军作战遭到惨败的消息。损失船只超过30艘。可以想见这些船只将直接用于海盗船队，加强他们的力量。从今以后海盗的袭击将更加疯狂。

“因而，我吁请居民立即避往山区。妇女和儿童务必全员避难。我在山区没有领地，不能指示逃往何方，希望大家相互商量，选择你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尽早避难。避难生活必定漫长，出发时务必携带所有必需品。

“是否留下男人防御，我自忖无法决定。如果你们认为有效果则可留下。不过我希望，只有在上帝还不希望你们去死的情况下，你们才可以去考虑效果。

“我与教皇陛下商量过这事，陛下也同意我的想法。”

这可不是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故事，在那里遭到海盗袭击并不会成为新闻，这是距罗马只有50公里的安齐奥和涅图尔诺的事情。这两个港口面对的大海是教廷海军巡逻的海域。教廷海军派出三艘加莱船远征的黎波里，损失了其中的两艘，司令奥尔西尼战死。作为对居民安全负有责任的领主，所能做的只是劝告全体居民逃难。

海盗乌尔齐·阿里

海盗们信心大增，活动已不再限于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图尔古特的手下乌尔齐·阿里开始大胆行动，只率几条加莱船沿地中海北上，接二连三地袭击热那亚负责的意大利北部沿岸的海边村镇。

这个时期，萨伏依公爵及其夫人碰巧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逗留。萨伏依公国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公国，首都在都灵，与法兰西王族的关系比与意大利还深。公爵夫人就来自法兰西王族。公爵夫妇在此就意味着宫廷成员全都在此。在附近抢掠途中不忘收集情报的乌尔齐·阿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时的公爵是历代萨伏依大公中以勇武而闻名的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接到瞭望塔海盗正在靠近的报告后，他并未逃跑，而是决定动员所有手下与海盗决战。

大公手上有步兵300人，火枪手25人，家臣不到百人。

开局占优势，心情大好，不料遭到隐蔽在山背后的另一路乌尔齐·阿里海盗的袭击，在并不宽阔的海岸上受到了两面夹击。结果，100名士兵和家臣40人被俘。

当时，无人不知被海盗抓走的人将是什么命运，不是被卖当奴隶，就是被逼当划桨手，被铁锁链铐着终其一生。如果放弃他们，主君萨伏依大公的名声将被玷污，一生难以洗刷。大公只得向乌尔齐·阿里派去使者，交涉赎金事宜。

海盗很快给出了答复，140人的赎金共计1.2万达卡特。金额之巨让大公瞠目结舌，接着读到乌尔齐·阿里的附加条件后，大公感到极度屈辱，脸色苍白。

“赎金不得以萨伏依公国的货币支付，也不得用手头的金银和珠宝代替，而要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准备金币可能需要若干时日，我们可在港口等待。”

难怪萨伏依公爵会狂怒。海盗答复的含义是，你们国家的货币没有信用，你们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赎金要用货币信用度很高的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答复甚至说，你们大概没有那么多信用度高的金币，在你们筹措期间，我们等在港口。大公当然怒火中烧。乌尔齐·阿里了解萨伏依，尽管称之为公国，实际上不过是阿尔卑斯山边上的一个小国。大公只能派特使驰往热那亚的银行。

公爵一直在隐忍，自我安慰只要金币一到一切都会结束。可是，等在港口的乌尔齐·阿里又给他出了道头痛的难题，说：“我家主君奥斯曼苏丹与法兰西国王是同盟关系，大公夫人又是法兰西王的伯母。请允许我作为奥斯曼苏丹的家臣，代表主君苏丹拜会大公夫人。”

乌尔齐·阿里的老板图尔古特位居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所以奥斯曼苏丹也是乌尔齐·阿里的主君。他请求拜会合情合理。

可是，让大公夫人会见海盗，没法向大公夫人的娘家法兰西王族交代。失败的屈辱，后续的赎金，甚至让大公夫人同海盗见面，这肯定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萨伏依公爵只好躲进修道院不出来。可是如果拒绝海盗的请求，被抓走的140人可能就会被当场砍头。以勇武而闻名的萨伏依公爵面对窘境一筹莫展。

家臣们只能看着大公干瞪眼。一个宫女上前一步对大公说道：

“我替夫人去一趟吧。”

就此上演了一幕在全欧洲的宫廷中成为逸事的替身活剧。这里备述其详会跑题太远。我很久以前曾经在《爱的编年史》一书以“蓝色海洋”为题的章节中写过这个故事。欲知其详，还请阅读那篇写成小说的文章。我接着前面的话题往下讲。总之，“杰尔巴屠杀”以后，海盗更加大胆，相反，基督教方面的应对却越发迟缓。

马耳他骑士团是基督教世界中唯一勇敢对抗伊斯兰海盗的团体。在经常只有几艘加莱船的状况下，骑士们的战斗积极性也未曾衰减。骑士团有很多法兰西出身的骑士，拉丁语和法语是通用语言。志愿参加骑士团的骑士有三分之一出生于法兰西，这点耐人寻味。也许这是他们对其君主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结盟反弹的表现。

圣斯德望骑士团

这个时期建立了另一个骑士团，正式的名称叫作“圣斯德望海上骑士团”。“骑士团”是在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热情关怀下创建的。

骑士团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击垮伊斯兰海盗。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还有医疗任务，而“圣斯德望骑士团”只有一个目的：与伊斯兰海盗战斗。

马耳他骑士团团员的条件是出身于在欧洲被称为“蓝色血统”的贵族。但要做一名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员，普通的“红色血统”足矣。美第奇家族也出自商人，佛罗伦萨因为经济才得以繁荣。以佛罗伦萨人为中心的骑士团如果以贵族血统为条件，只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就连美第奇家族嫁给法兰西国王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背后也常被说成是商人的女儿。

圣斯德望骑士团总部设在比萨，舰队基地在里窝那，那里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外港。新建立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是争强好胜不落人后的托斯卡纳人为狠狠打击伊斯兰海盗而成立的组织。正因为如此，这个骑士团才会在海盗肆意横行的地中海上，与马耳他骑士团一道成为一支勇猛果敢、敢打敢拼的海上力量。顺便一说，这两个骑士团之间经常联合作战。

然而，这两个骑士团能够出海的战斗力经常都只有3到5艘加莱船，从来没有超过10艘，只能跟乌尔齐·阿里所率海盗战斗力的实力相当。然而，海盗却可以同时把五六支这种规模的船队派往地中海各地。

在西地中海，基督教势力中只有这两个骑士团见到海盗船队不会逃跑，敢于与其对阵。伊斯兰教徒都会想，不如就此一口气把地中海西部也变成“我们的内海”，趁势再度登陆70年前被赶出来的伊比利亚半岛，把欧洲第一大国西班牙变成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这样想。

苏莱曼活着的时候就被尊称为“大帝”。历史上，大帝是人们对扩大疆土的君主的称呼，古今东西概无区别。苏莱曼在长达40年的统治期间，既完善了内政，在扩张领土方面也不亚于前任。在陆上，他征服了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就连在维也纳也常能望见奥斯曼军队。在海上，东地中海可说成了“奥斯曼海”。

对苏莱曼而言，挡在他称霸西地中海路上的拦路虎就是马耳他骑士团。从骑士团以往的战绩看，虽说只是蜗居小岛上的小规模战斗力量，却不容无视。骑士团的船只要看到伊斯兰船都会发动攻击，不管它是战船还是商船。苏莱曼决定首先攻陷马耳他，再向西去。

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马耳他攻防记

苏莱曼与骑士团交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43年前的1522年，他亲率奥斯曼军进攻罗得岛，半年后占领了该岛。奥斯曼宫廷高官们以罗得岛大于马耳他岛为由对苏莱曼说，攻占罗得岛用时半年，攻占马耳他一个月足矣。

我们不知道苏莱曼是否相信了这个说法。不过，进攻马耳他只投入了当初进攻罗得岛的一半左右的兵力。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莱曼或许也认为攻取马耳他较为容易。尽管投入的兵力只有一半左右，但却是经过挑选的精兵。由此可见，出于攻占罗得岛并不轻松的经验，苏莱曼也并未过低估计蜗居在马耳他的骑士团的实力。

根据身临其境的一位医生两年后的记录，苏莱曼在马耳他投入了超过3万士兵和接近200艘船只的战斗力。

这3万人中有6 000人是号称奥斯曼军队之花的新军军团士兵，是主要战斗力的核心。

另有1万人为土耳其语中所谓“Spahi”，即来自被奥斯曼征服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各国的士兵。

马耳他岛与罗得岛

另有被称为“Iayalar兵团”[2]的来自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士兵5 000人。

以上的2.1万人形成了主要战力。其他还有从北非全境召集而来的海盗，以及各地聚集而来的想发战争财的冒险家团伙。另外还有需要特殊技能的水手和炮手，实际规模大约在5万人。而如此规模却只是进攻罗得岛时的一半！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奥斯曼军士兵中，生为伊斯兰教徒的居然只占少数。

前面已经介绍过，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是孩提时代就被迫与居住在奥斯曼的基督徒父母分开后造就而成。他们虽已改信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基督徒。此外，“Spahi”也是从被奥斯曼征服的东欧各国招募来的人，这些人极有可能仍是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生为伊斯兰教徒的恐怕只有从帝国东部招募来的“Iayalar兵团”的5 000人。

在奥斯曼帝国，宗教并不是忠于苏丹的绝对条件。不论生来信奉什么宗教，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可。奥斯曼的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受苏莱曼之托进攻马耳他的两位司令官身上。

陆军总指挥是战场经验丰富并以勇猛闻名的穆斯塔法帕夏，而受托统率海军的是苏莱曼的女婿皮里亚帕夏。

据传，这两个人中只有穆斯塔法生为伊斯兰教徒。皮里亚是宫廷高官，军事经历不为人知。由此推测，他原来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新军军团由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徒中强行征召达到一定年龄的少年男子所组成。容貌、头脑特别优秀的军中少年会受到特别培养而成为宫廷官员。其中成为大臣的人不在少数。因而有人被苏丹招为女婿也不足为怪。传说苏莱曼的后宫中有嫔妃300多人，他的子女数量也一定很多。

除了这两个司令外，苏丹还任命图尔古特为司令，苏丹先前已任命他为的黎波里总督。图尔古特的加入，意味着北非海盗也被全体动员起来，参加了进攻马耳他的战斗。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苏莱曼想一举攻陷马耳他。

那就是在对大军远征时不可或缺的后勤兵站方面的考虑。

进攻罗得岛时，岛屿自身面积辽阔，土地富饶，可以从当地筹措军粮。罗得岛靠近奥斯曼的小亚细亚，容易向岛上往返穿梭运送武器和其他补给。

但是，马耳他岛却不似这样。岛很小，土地荒凉，就连粮食和饮水都不可能在当地筹措。从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运来又路途遥远。距离较近的北非各城市，虽然海盗业昌盛，其他产业却不发达。

一切都只能在船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装在船上。粮食自不必说，大炮、炮弹、火药、武器、装备……所有战争必需品都得带去。据说连奥斯曼人爱吃的蜂蜜点心都带上了，可见奥斯曼军在前线也想维持鼎盛时期帝国的生活水平。

他们究竟准备了几个月的用度呢？据说200艘船几乎全都用于运输。如果相信奥斯曼高官的豪言壮语，一个月便可打下马耳他，估计他们准备了一个月的，或再保守一些，两个月的用度。

进攻马耳他于1565年付诸实施。延期是因为苏莱曼的长子在波斯举旗造反，穆斯塔法帕夏不得不东去镇压。穆斯塔法镇压成功返回后的第二年，奥斯曼大军才从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攻马耳他。

苏莱曼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苏丹苏莱曼那年已经70岁。迎战的马耳他骑士团方面也有70岁的老将，他就是骑士团的团长约翰·德·拉·瓦莱塔·哈里森。他出身于法兰西奥佛涅的名门，年轻时就加入了骑士团，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把一生献给了骑士团。

不过，这两人只有年龄相同，经历却迥然不同。苏莱曼是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君主，周围是荣耀、名声、权力和奢华。而法兰西骑士在人生中没有品尝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这两人曾经碰过一次面，那是在1522年，那年两人同为28岁。

在罗得岛攻防战激战半年终于结束的时候，胜利者苏莱曼很绅士地对待战败的骑士，同意他们带着武器撤离罗得岛。这种做法在欧洲被称为“武将的荣誉”，是对败者的最高礼遇。奥斯曼苏丹对骑士团长说道：“我胜利了，我必须将您和您部下这样勇敢忠义的人赶出家园。对此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悲哀。”

当时，骑士团长的秘书官拉·瓦莱塔也在场。不过，苏莱曼可能并未看一眼这位与自己同龄的骑士，拉·瓦莱塔不过是与骑士团长同行的18位骑士中的一位，但拉·瓦莱塔没有忘却。

我们可以确信，在马耳他攻防战期间，拉·瓦莱塔眼中的对手既不是穆斯塔法帕夏，也不是皮里亚帕夏，而是苏莱曼。一位70岁的老人盯准了另一位并不在场的70岁老人坚持战斗。28岁那年以后的42年间，拉·瓦莱塔走过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之路。如果没有28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必要走这条路。

骑士团被赶出罗得岛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8年的流浪岁月。他们辗转克里特岛、西西里的墨西拿、拿波里、奇维塔韦基亚，没有一处可以久留。已经是接受了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洗礼的时代，因而很多人把圣约翰骑士团视为十字军时代的遗物。寄居在教廷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的数年时间里，他们让人们看到了骑士团存在的理由。教廷海军的规模只有几艘船，骑士团与之联合，活跃在打击海盗的最前线。然而，骑士团寄人篱下的境遇却丝毫没有改变。骑士团一直在不懈努力，与各国沟通，争取一块地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苏莱曼（引自现代美国国会浮雕。浮雕中苏莱曼与梭伦和编撰《罗马法典》的查士丁尼大帝等并列，被视为历史上的立法者之一。）

瓦莱塔（引自现代英国出版的I. C. Lochhead所著The Siege of Malta. 1565,1970）

好不容易到了1530年，传来西班牙王卡洛斯要把马耳他岛赐给骑士团的消息。马耳他是一个孤岛，不是西班牙领土，自然也无西班牙驻军。把它赐给骑士团是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卡洛斯的条件是每年进贡一只猎鹰。骑士团别无选择，接受了马耳他岛。卡洛斯在进攻突尼斯失败后，又试图进攻阿尔及尔。他并不是想要马耳他猎鹰，他赐岛的意图在于把一贯憎恨伊斯兰的骑士团放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们就这样被送进了与敌人面对面的边境堡垒。

接受了卡洛斯的赐赠，来到当时的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一定傻了眼。拉·瓦莱塔是骑士中的一员，那年他36岁。

8年前骑士们离开罗得岛，罗得岛还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那里全年气候温暖，气温很少超过25摄氏度，整日微风拂煦，轻抚肌肤。罗得岛意为玫瑰花盛开的岛屿。这座岛屿风光绮丽，历史悠久。

漫长历史意味着人们乐于在此居住。罗得岛虽无辽阔的耕地，但却地肥水丰。这里有天赐良港，自古就因海运和通商而繁荣。

这里的居民为希腊裔，文化气息浓厚。至今仍为梵蒂冈美术馆至宝之一的拉奥孔群像也出自于罗得岛艺术家之手。岛屿东面悬崖上矗立着林都斯（Lindos）神殿的遗迹。站在这片遗迹上远眺，地中海尽收眼底，思绪不禁驰骋在古代文明之中。

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罗得岛的存在价值不曾减弱。移居岛上的希腊著名学者在这里开办学校，罗马有知识的上流社会的青年汇聚于此，追求学问。知识分子是无须奢侈，舒适即可的一群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称为“清贫”。西塞罗、恺撒都曾留学罗得岛。古代的罗得岛稳静、舒适而具品味，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罗得岛是骑士团200年来的家园。

马耳他骑士的作战服前胸缀有创建以来一直未曾改变的红底白十字。日常服装胸前却是黑底白色的变形十字，这是骑士团被迫离开罗得岛后的制服。改成黑底，表现对失去的罗得岛的哀思。马耳他骑士身裹丧服，正是因为苏莱曼的奥斯曼帝国的缘故。

“马耳他之鹰”

罗得岛上拥有的马耳他岛上全然没有。现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马耳他，是拉·瓦莱塔在攻防战后重建，并以此为主体长年扩建而形成的建筑景象。骑士们于1530年移居岛上。要想象他们眼中的马耳他，就得把现在的一切从岛上全部抹去。成为骑士团根据地的马耳他当时一无所有。

遍地岩石，缺水，土地荒芜，雨水稀少。蓄积的雨水不过滤便不能饮用。夏天持续高温，气温接近40摄氏度，非洲刮来的东南风使天气酷热。到了冬天，天气剧变，西北风劲吹，寒冷刺骨。遍地岩石，不适于耕种，不足1万人的岛民散落在全岛各处，全靠饲养牛和山羊过活。虽然周围尽是大海，马耳他的渔业却不发达。住在海边，只会遭到海盗的绑架。

在这样的土地上不可能创造历史。尽管留在罗得岛上的一切令人日思夜想，但如果不愿意像十字军时代创建的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那样消亡，就只有把马耳他改造成新的家园。

把马耳他岛改造成新家园的资金来源于骑士团在欧洲各地所拥有的不动产的收入、出身名门家产富有的骑士们的捐赠，以及从事海盗业获得的收益。马耳他骑士团并未像圣殿骑士团那样从事自己的金融业。圣殿骑士团因有资产而惨遭法兰西国王的毁灭，马耳他骑士团不想重蹈覆辙。圣约翰骑士团像在罗得岛时一样，靠袭击所见的伊斯兰船只，获得收入。移居马耳他后如能延续这一做法，不但是一种收入来源，还能起到基督教世界前沿堡垒的作用。

现在所见的马耳他骑士团的相关建筑都是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然而，1565年马耳他攻防战时，骑士们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与这样的豪华奢侈完全无缘。他们建了教堂，也建了以医疗为目的的医院。医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特色。此外，和在罗得岛时代一样，按母语不同分别建了骑士馆。不过，在所有这些建筑中，最好的也只是至今仍残存在罗得岛的那样的水平，差一点儿的还达不到，绝对不是遗留在今天的马耳他岛上的那些豪华的巴洛克式建筑。那时，马耳他骑士团移居到环境恶劣、一无所有的马耳他岛才不过35年。

不过，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严酷环境里生活了35年的骑士们，已经成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能经得住任何考验的人，与同时代在欧洲各国宫廷中生活奢华的同类迥然不同。

骑士们天天与海盗对面相见，死亡和被铁锁链铐着的囚徒生活完全是家常便饭。拉·瓦莱塔就是作为伊斯兰海盗船的划桨手度过了他47岁那一年。由于交换俘虏，他恢复了自由，回到马耳他，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马耳他骑士团的团长由骑士们选举确定。但一旦确定，全权集于团长一身，这点颇似教廷。被选为团长那年，拉·瓦莱塔已经66岁。那可不是一般人的66岁。当然，这句话不仅可以对他一个人说，对所有放弃祖国优雅安乐的生活，来到马耳他的其他骑士也都可以这样说。

苏莱曼因长子发动叛乱而推迟进攻马耳他，结果给了拉·瓦莱塔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

70岁的骑士团长冷静地做着准备，他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

饮用水：移居马耳他后，骑士团立即在岩石地上挖好又深又大的蓄水池，由所属医师负责保持水质清洁。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秋季结束和春季开始的时候多雨。每次下雨，都收集雨水蓄存在蓄水池里。

食物：前一年的收获期开始时，骑士团就已经在附近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确定了采购渠道。不过，这只限于必不可少的物资。小麦、橄榄油、洋葱、腌肉和奶酪占了储存食物的一大半。葡萄酒是奢侈品，根本谈不上点心之类。甜味则靠蜂蜜。此外还需要荒地上也能生长的廉价角豆的果实，干燥后研成粉末可以代替小麦。马耳他岛也产奶酪和角豆，但他们不向马耳他农民购买，岛民们也要忍受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围困生活。

拉·瓦莱塔决定，让马耳他居民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到位于岛屿中央自古就有城墙环绕的山中村庄躲避。他还决定，让打仗的男人去巩固三处即将迎敌的城堡。骑士团的骑士禁止成家，他们没有妻儿，但对从事医疗的医师并无这样的要求。这些人属于骑士团，但不是骑士，他们的妻儿也被送去山村避难。

在尚未明了奥斯曼大军的舰队第二年春天何时会杀奔马耳他的时候，拉·瓦莱塔便早早请求欧洲各国派遣援军，但以国家名义响应的只有西班牙。腓力二世命令统治西西里的“副王”唐·加尔西亚·德·托莱多集中1.6万名士兵，但他没有明确这支援军何时派往马耳他。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也并非全部挤在根据地。不少人在宣誓成为骑士后仍住在祖国，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

拉·瓦莱塔认为骑士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便召集这些居家骑士。不过，宗教骑士团团员是志愿性质，召集并无强制性。当然，居家骑士也没有对危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虽然不少骑士没有驰援马耳他，但却提供了资金援助。拉·瓦莱塔似乎早已料到这种情况，欣然接受。于是，派去欧洲的马耳他船载着响应召唤的少数骑士和用援助资金采购的大量武器返回了马耳他。

响应马耳他骑士团请求的国家很少，谁都认为在动真格的奥斯曼军队面前，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已然注定。然而，船未来人却来了。多达4 000人的志愿兵开始到达马耳他。他们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士兵，是地方领主们雇佣后派来的。

随着战云在海上不断聚集，人们也开始向地中海中央的小岛马耳他聚集而来，加上原先生活在马耳他岛上的人，骑士总数达到501人。兵力来源如下：法兰西出身者200人，意大利出身者170人，占了大半数量，还有不少西班牙人，新教势力强大的德意志中部也来了13人，从天主教分离出去、创建了英国国教会的英格兰也来了3位骑士。另有骑士团的相关人员，以及仆从和杂役百余人。意大利来的4 000名志愿兵和马耳他岛居民5 000人也参加了防御战。

申请参战的岛民并没有作战经验。骑士们的任务是把他们训练成士兵。骑士们可能用《七武士》中所描述的办法进行了训练。但是，靠临时抱佛脚的训练也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士兵。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哪怕是辅助性的，也可以使担任主要战斗力的骑士们腾出手来，更加活跃。

防守方的士兵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有9 600人，迎战5万敌军就要靠这些兵力了。主要战斗力只有500骑士。如果奥斯曼方面的主要战斗力是新军军团，这500人就要与6 000人作战。欧洲各国有理由认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将就此了结。

然而，拉·瓦莱塔可不是沉溺于同归于尽想法中的领袖。他参考自己所亲历的罗得岛攻防战经验，思考了战略战术。

罗得岛攻防战中，奥斯曼方面给予防御方重创的战术，不是用大炮直接轰击城墙，而是把地道挖到城墙下，填满火药，靠爆破从根基上破坏城墙。

拉·瓦莱塔认为这个战术在马耳他用不了，至少不容易用。罗得岛土壤松软，马耳他却是岩地，坑道掘进是一大难事。即使奥斯曼军队采用一贯的人海战术，挖掘岩地的工程也将耗费相当时日，也根本不可能同时开挖几条坑道。地道数量少，发现并采取对应措施的概率就高。

马耳他岛是岩地，是整片的岩石地带不是一块岩石。奥斯曼军队炮火之猛烈令遭受过炮击的维也纳人几个世纪都不能忘怀。不过，要使用堪称巨炮的奥斯曼大炮，就需要足够坚固的地基安装炮身。在岩石地带，这也非易事。炮台不稳固，炮击便发挥不出全部威力。在罗得岛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马耳他岛却不好办。

这一情况决定了拉·瓦莱塔防守马耳他的战略。当时马耳他尚未建成像罗得岛那样坚固的城堡。事先考虑到大炮直接轰击的情况，防守不会只靠坚固的一道城墙，而是靠多道城墙。即使一道城墙遭到破坏，前方还有一道挡在那里。这也是一种心理战。

这样一来，补给线过长以及奥斯曼士兵养尊处优的生活都将成为防守方的有力武器。取得补给最近的地方是西西里。但“杰尔巴屠杀”以后，西西里南岸也加强了防御，抢掠不会轻易得手。而北非港口没有能力供给大军的全部所需。马耳他岛上连水都没有。奥斯曼大军将不得不靠运来的物资供5万多人吃喝以持续进攻。

一言以蔽之，拉·瓦莱塔为这场“马耳他攻防战”最后一搏，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将马耳他岛的不利条件尽量转化为能为防御所用的有利条件。

拉·瓦莱塔最害怕的不是敌人像进攻罗得岛时那样，大军登陆后沿陆地进攻，他最担心的是奥斯曼用运来大军的船只切断通往西西里的海路。无论如何必须确保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援军驰援马耳他的道路畅通。于是，骑士团最重要的5艘加莱船全部被派往西西里方向的西北方。由西班牙出身的骑士罗梅加斯率领的这5艘船的任务是，以位于马耳他岛西北端的海湾为基地，对朝这个方向驶来的奥斯曼海军，予以阻击。

拉·瓦莱塔根本没有指望加上外来志愿兵和岛民在内尚不足1万人的兵力击退奥斯曼军。他只想坚持到援军从西西里赶来。于是，他向身在巴勒莫的西班牙国王代理人唐·加尔西亚派去了特别任命的骑士。这位骑士的任务就是催逼西西里的“副王”尽早派遣援军。

马耳他骑士团的船只数量虽少，但都是双桅大型加莱船。这种船用于作战，每艘至少需要20名战士。这个任务非得老练的骑士才能完成。这样留在拉·瓦莱塔身边的骑士只有不到400人。这400人中，有不少是刚刚来到马耳他，第一次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年轻骑士。为了用好这些空有勇气的年轻人，拉·瓦莱塔下了一番功夫。

这位70岁的“马耳他之鹰”，既不需要说到骑士就会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种从头到脚用闪亮耀眼的钢铁铠甲保护起来、头盔上饰有华丽羽毛的骑士，也不需要那种骑在披着华丽马衣的马上、手持长矛站在坚固城墙前面的骑士。

他决定把防御集中在半岛前端已经建有城堡的三个地方，一处陷落就坚守下一处，再陷落就坚守再下一处。这种打法，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忍耐力取胜，没有一丁点儿华而不实的地方。

拉·瓦莱塔禁止骑士们在头盔上插装饰羽毛，也禁止穿包裹全身的铠甲，只允许戴护头的头盔和胸甲。胸甲也做成了胳膊部分能够拆卸的形式，实际允许穿的只是不带胳膊的胸甲。此外，除联络外禁止骑马，骑兵变成了步兵。刚从欧洲来的年轻骑士感到不满，但团长的命令至高无上。这样一来，重装成为轻装，打起仗来更加方便。攻防战预计会在夏天进行。马耳他的夏天酷热，激战将在酷暑中展开。

攻防开始

奥斯曼大军于1565年3月22日离开伊斯坦布尔，5月18日出现在马耳他。一如所料，船队进入了马耳他岛东南部的马尔萨什洛克海湾的湾口。马耳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供193艘船运来的大军登陆。他们卸下了50门据说能射出24公斤重磅炮弹的大炮，还卸下据说可供射击10万次的炮弹和火药。当然，卸载估计至少3万人的士兵和攻城所需的所有物资用去了10多天时间。一切规模都大得夸张，显示了超级大国的威仪。

攻防战前的要塞

攻防战后重建的要塞

圣埃尔莫城堡

圣安杰罗城堡

以上四图均选自S. C. Spiteri所著Fortless of the Cross，Hospitaller Military Architecture（1136—1798）

奥斯曼军的大炮

可是，船队没有在卸载完毕后就地下锚，而是从西面绕过岛屿，向北驶去。为了让年轻气盛的骑士初次体验抗击伊斯兰的战斗，拉·瓦莱塔派他们去监视奥斯曼军。年轻人被批准骑马前去，他们心满意足，在陆上与海上的奥斯曼船队齐头并进。

这样当然会被敌人发现。他们与已经登陆的一队奥斯曼兵打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结果，他们中有两人，一个法兰西骑士和一个葡萄牙骑士被俘。葡萄牙骑士经受住了严刑拷问，而法兰西骑士却向敌人交代比尔古是马耳他防御的薄弱之处。

海军司令是苏丹的女婿皮里亚帕夏。他一心想抢在率领陆军的老将穆斯塔法帕夏前面夺得首胜，一听这话就扑了过去。

奥斯曼新军士兵

船队全部奔向比尔古。一到那里，皮里亚帕夏就让全体士兵登陆。他决定自己在旗舰上观战。这将是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在马耳他岛上高高飘扬的首次战斗。

然而，年轻的法兰西骑士说的是假话。比尔古挤满了马耳他士兵，他们顽强反击。皮里亚帕夏看到的是一场自家军队的士兵被迫苦战而不得不退却的战斗。法兰西骑士被绑在一旁，看着自己交代的成果，脸上浮现出冷笑。等待着他的是最残酷的死刑——凌迟。

现在从海上靠近马耳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圣埃尔莫海岬前端威严的要塞。这座要塞不陷落，便无法去往位于其后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

拉·瓦莱塔深知圣埃尔莫要塞的重要性。平时这个要塞由6名骑士和600名士兵把守，现在他又增派了46名骑士和200名士兵。老练的意大利骑士普罗里奥指挥这52位骑士和800名士兵把守要塞。

奥斯曼军5月31日开始对马耳他发起进攻，首先炮击圣埃尔莫要塞。不过，大炮不在圣埃尔莫所在的半岛，而在北面隔着大海的海岬上。位于悬崖顶上的炮台基础不牢，中间还隔着大海，奥斯曼军引为骄傲的巨炮也只能在海面上掀起水柱而已。

穆斯塔法帕夏见状命令同时进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这两座要塞位于突出于海上的半岛前端，可以从陆地进攻。他大概想一下攻陷拉·瓦莱塔集中防御的三座要塞。可是，这里虽然没有大海的屏障，但在岩石地带安装炮台困难更大。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之间架有绳索和铁链做成的跨海桥，奥斯曼军进攻的不是一座孤立的要塞。攻打孤立的要塞要容易得多。

拉·瓦莱塔发明的奇妙兵器在抗击陆上进攻的土耳其军时大显身手。

那是一种会喷火焰的火圈，用麻或木棉布缠绕成圈，再在油里浸泡而成。他们把这种火圈大量掷向奥斯曼新军。奥斯曼新军的士兵是苏丹的近卫军，军服也是华丽的长袍，作战时要把长袍的下摆掖在腰带上。这华丽的军装是他们的骄傲，只要敌人没有来到眼前，他们就不会掖起下摆。这已是他们的习惯。

火圈战对新军以外的奥斯曼士兵也发挥了威力。尽管是在酷暑中作战，奥斯曼士兵却不想脱掉帽子，取下头巾。如果再不脱掉漂亮的棉布军装，只要用火点着色彩斑斓的帐篷，就会令他们吃惊莫名。拉·瓦莱塔见状派出一队骑兵，在士兵出战已空无一人的帐篷营地里四处放火。奥斯曼士兵更加军心动摇，自己重要的个人物品全部化为了灰烬。

图尔古特的到来

6月2日，图尔古特和13艘加莱船一起来到马耳他。他在北非各港口城市走了一遭，招募了一批精选士兵，稍晚才到。所谓精选士兵是被称为“Matasiete”的人，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向安拉起誓至少杀死6个基督徒士兵的战士。在北非伊斯兰教徒中，这些士兵以最狂热的信仰和凶猛而闻名，所持兵刃都是大号半月刀。图尔古特召来了1 600名这样的狂人。翌日，乌尔齐·阿里也带着800名海盗赶到了马耳他。

对圣埃尔莫要塞的进攻由于海盗的参战变得更加激烈，隔海炮击以外，又有来自半岛陆地的进攻。据说，这是听取了图尔古特意见后改变战术的结果。可见图尔古特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了这里的战斗。他率领着令人恐惧的1 600名“伊斯兰狂犬”攻打圣埃尔莫要塞。

虽是隔海炮击，没完没了地打也会奏效。以多取胜是奥斯曼军的拿手戏。圣埃尔莫要塞遭连日炮击，受到了严重破坏，通宵赶工也来不及修复。当然，图尔古特建议的陆地进攻也有缺陷。部队毫无掩蔽，就像一艘把船腹一直暴露给敌人的船只一样，饱受来自右方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的炮击。马耳他骑士团的大炮数量不敌奥斯曼军，但命中率奇高。由于长年的经验，他们已经习惯于向漂浮在海上的船只开炮。

6月17日，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图尔古特所率精选士兵用做盾牌的巨岩。被炮弹炸得四处迸飞的岩石碎片，削飞了冲在前面的图尔古特的脑袋。

图尔古特死后，进攻圣埃尔莫的任务又回到穆斯塔法帕夏肩上。他用大炮轰击，让士兵爬上坍塌的城墙，日复一日地轮番进攻。

圣埃尔莫的城墙已经坍塌，惨不忍睹。852名誓死坚守的骑士和士兵已减员到200人。这200人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投降。而奥斯曼方面仅因攻打圣埃尔莫要塞就损失了4 000余人。

以眼还眼

6月23日，来自圣埃尔莫要塞的炮声沉寂了。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圣埃尔莫要塞终于陷落。当天，奥斯曼兵像雪崩一样涌入要塞，防守方所有人被当场砍下头颅，连伤员也未剩下一个。

听说留下了10名骑士，但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烈的死法。他们被活活剥去人皮，绑在原木上扔进了大海。海流经过圣埃尔莫要塞前方流进海湾，把这些骑士冲到了圣安杰罗要塞所在的海边。奥斯曼方面估计到了这样的结果，才采用了这样的行刑方法。

紧接着，奥斯曼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派使节往见拉·瓦莱塔，说：“如果骑士团团长不想也这样死去，就请接受我的建议。我会像罗得岛攻防战时苏莱曼许可的那样，同意你们体面地撤走。”

拉·瓦莱塔对使者说：“回去告诉穆斯塔法，他在马耳他所能得到的土地只有他的葬身之地。”

拉·瓦莱塔估摸着使者把话转告给穆斯塔法帕夏的时间，采取了以下行动。他把迄今俘虏的所有奥斯曼兵全部带到敌人看得见的城墙上，一个一个地砍头让敌人看。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当作炮弹射进奥斯曼阵地。马耳他攻防战就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持续着。

马耳他骑士团在钢铁意志的团长率领下岿然不动，而奥斯曼军却开始动摇。攻防战已经超过了向苏莱曼许诺的一个月时间。

经过一个月的进攻，本该高高飘扬在马耳他全岛的红底白色半月旗只在圣埃尔莫要塞上空飘扬。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是正殿，在那里猎猎飘扬的仍然是骑士团的红底白色十字旗。

皮里亚帕夏对进攻打法提出了批评。他本该待在海上却登上陆地，事事与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唱反调。穆斯塔法当然不会高兴。士兵们成天看着他们两人骑马并行，争论不休。士兵的厌战情绪开始抬头。

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在把不同任务交给两个司令官时应该考虑好，把最终决定权交给谁，任命时即应明确。苏莱曼好像疏忽了这一点。

况且，马耳他攻防战时奥斯曼方面的这两位将军实在不是什么非凡之将。

穆斯塔法帕夏战争经验丰富，但那些展开大军战斗的战场都是在多瑙河沿岸的匈牙利、美索不达米亚等辽阔的平原。他并不习惯于在狭小且地形复杂的马耳他岛，尤其是在岛上狭窄且遍布岩石的地带作战。他完全被拉·瓦莱塔制定的把敌人调集到这种地带一决胜负的战略套了进去。

而皮里亚帕夏则连平凡都谈不上，遑论非凡。

首先，他被授予近200艘船舰的指挥权，却不懂得有效利用。封锁通往西西里的海路以阻止来自西西里的援军这种念头，似乎从未在他脑海中闪现过。于是，马耳他骑士团的5艘舰船直到攻防战末期都一直无所事事。

更加严重的失职是，他根本没有尝试从海上攻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圣埃尔莫陷落后，奥斯曼船便可以自由出入海湾了。如果把船驶进海湾，用船上的大炮轰击，这两座要塞都将遭到来自海陆的两面炮击。然而，船舰在皮里亚帕夏指挥之下，一直在远离要塞的湾内安全海域下锚停泊。就连奥斯曼兵自己也在相互议论，说他一心只想把苏丹岳父托付的海军一艘不失地带回伊斯坦布尔。

虽然如此，皮里亚帕夏坚持说进攻迟缓的责任在穆斯塔法帕夏，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年长武将一步不让。两人的关系很像经过野战锻炼的司令官与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时候后者往往更加盛气凌人。

坚守方马耳他骑士团的境况也越来越差。尽管他们在坚忍不拔地坚持战斗，但战斗力却在不断减弱。和威尼斯共和国一样具有当时最高水准的骑士团医师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断气，伤员被运来时已无法施救。不论是被炸飞了一条腿，还是箭深深扎进腹部，只要还能动他们就在坚持战斗。

一个多月过去了，翘首以待的西西里援军迟迟未到。西西里传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募集不到士兵。

西西里全岛不可能募集不到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名士兵。身居“副王”高位、受西班牙国王之托统治西西里的唐·加尔西亚，在确定奥斯曼军要来进攻时曾亲自到访马耳他，与拉·瓦莱塔共商防御大计。当时他对派遣援军相当积极。但他是西班牙国王手下的官僚，敏锐地感觉到腓力二世已被欧洲战争所吸引，对马耳他的关心开始淡薄。于是，他对驰援马耳他变得消极起来。如果他仍像以前一样态度积极，他可以呼吁同样地位的拿波里“副王”，很容易募集到1.6万人。

拉·瓦莱塔已经不再固执于1.6万这个数字，请求能募集多少就派多少。他甚至传过话去，将派骑士团的5艘舰船护卫西西里援军由海路来马耳他。可是，唐·加尔西亚的暧昧态度并未因此稍有改变。

就这样，7月过去了，时间进入了8月。海上刮来了东南风，混杂着撒哈拉沙漠沙子的黄风还带来了海上大量的湿气。奥斯曼兵不适应这种气候，大受其苦。奥斯曼式的军服适合冬季穿着。军装也是一种文化，不会为适应作战地区而改制。罗马帝国的军团兵在北欧作战时，穿的也是裸露着手臂和脚部的军装。

奥斯曼军士兵的粮食充足，但看着存粮日减，也会令人产生匮乏感。在战场上，这种感觉会导致对饥饿的恐慌。乘船回祖国的海路需时两个月，这让不安萦绕在他们心头。

绝对缺乏的是新鲜水。地中海南部的夏天几乎不下雨。在原本就缺少绿色的马耳他岛上，没有天然泉水。缺少新鲜水导致了疫病的发生。奥斯曼士兵因病而亡的人数在增加，比来自两个要塞的炮击和骑士经常性的游击行动所造成的牺牲还要多。这使得奥斯曼士兵的士气更加低落。

穆斯塔法帕夏真的急了。从抵达马耳他的5月18日算起，被拖在马耳他已经有3个月了。如果想打开战局，就需要改变战术。

奥斯曼军第一次把船队开进了两个要塞所在的海湾，他们想从海上发起进攻。可是，从船上炮击后士兵却不能登陆。要塞面海的一侧只有巴掌宽的地带围着高耸的城墙。穆斯塔法命令士兵在这巴掌宽的地带登陆，然后用绳梯攀爬城墙。这不是一个海军将领的打法，他毕竟只是一名陆战将领。

这个动向早被骑士团发现。拉·瓦莱塔命令，在参战的马耳他岛民中特别挑选农民出身的士兵，在狭长地带上布阵，任务是袭击登陆上岸的奥斯曼兵，砍掉他们的脑袋。他们常年饲养牛羊，即使不习惯挥剑，也惯于使用短刀。海上攻击没有收到穆斯塔法希望的效果。

进入8月以后，奥斯曼军向两个要塞发起的总攻都没有取得成果。骑士团以一当十，牺牲自然很大。奥斯曼军先投入了1.5万人，接着投入2万人，但回到营地的最多只有2/3。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总攻后回到帐篷，皮里亚帕夏喋喋不休地责备他。这种情形士兵们已经司空见惯。

防守的骑士已经奄奄一息，但奥斯曼方面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就这样，进入了这年9月。

9月7日，穆斯塔法帕夏正在指挥总攻，连水手都动员了起来。他自己也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总攻了。这时，他收到了一条来自皮里亚帕夏的消息，说载着西西里援军的船队在马耳他的5艘船护卫下渐行渐近。

正在防守阵地指挥作战的拉·瓦莱塔更早地收到了这条消息，是马耳他5艘舰船的统帅罗梅加斯发来的。他写道，援军不足6 000人，而不是1.6万人。

但拉·瓦莱塔却宣布道，1.6万人的援军将陆续抵达，然后把写有援军将到的字条绑在箭上大量射进奥斯曼阵营。

这一招彻底摧毁了穆斯塔法帕夏最后的斗志。主要战斗力3万人，加上其他人员共5万人的奥斯曼军因战斗和瘟疫已损失了2万人。

穆斯塔法帕夏命令全军上船。皮里亚帕夏同意了这道命令。士兵们也一定不愿再在马耳他多待一刻。帐篷被迅速叠起，登船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然而，已经离去的奥斯曼军两天后于13日又返回来了。不知他们是在哪里又是怎样得到的消息，说抵达马耳他的西西里援军不是1.6万人，而是不足6 000。心有不甘的穆斯塔法帕夏认为还可以再战，于是命令全军掉头返回。

西西里援军在马耳他岛北部登陆，开始奔向战场，他们不到6 000人。奥斯曼军纵然有1万人，但却斗志丧尽，在穆斯塔法帕夏眼前被打得屁滚尿流，奥斯曼军司令只得命令再次登船。这回奥斯曼军是真的离去了。

防守成功

援兵们目之所及的是四处崩坍的城墙和遭到大炮轰击已经不成样子的要塞，巨石遭到惊人的破坏。石缝中现出骑士和士兵的身影。他们肮脏不堪，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就像刚从地狱里走过一遭，甚至让人在看到他们的瞬间不敢上前。

骑士团的正式记录中也没有幸存者数量的准确记载。只有在穆拉多利编辑的、收集了古代记录的《意大利编年史》一书中有所记载，基督徒即防守方面的战死者是4 000人，其中骑士战死的人数一说是240人，另一说是300人。

如果取其中间数，则有270名骑士战死。在拉·瓦莱塔手下参战的骑士不足400人，殒命的骑士数量达到了近70%，3个人中就有2人战死。这是坚持了4个月的攻防战所付出的代价。

马耳他攻防战胜利的消息迅疾传遍整个欧洲。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写来充满赞誉之词的亲笔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马克西米利安也寄来了贺辞和赞美词。

已经卧病在床的罗马教皇庇护四世，也专程派来使节祝贺，传达了授予拉·瓦莱塔红衣主教之位的旨意。

在法兰西，为儿子摄政的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到处得意地宣称，骑士团团长出生在法兰西，这是法兰西的骄傲。此事拉·瓦莱塔听了必定会苦笑不已。

但是，与各国当权者相比，老百姓的反应要直率的多。钟声在全欧洲的教堂里响起，庆祝抗击伊斯兰久违的胜利。教堂的钟声因撞法不同有表现喜悦的钟声、警钟或丧钟等的区别。当时的人听到钟声就能分辨。甚至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也是教堂钟声长鸣，传达着喜讯。当时英格兰已创建了英国国教会，并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了出去。

唯一兴奋不起来的恐怕是拉·瓦莱塔和在他指挥下出生入死打过来的骑士们。

教皇任命拉·瓦莱塔担任红衣主教，这是基督教会中仅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收入足以保证他安乐优雅地度过余生。然而，他慎重地拒绝了这一任命。全欧洲王侯发来的赞美信中，只要有人提到如果需要愿意援助，他就会立即回信请求资金援助。马耳他在将近4个月的攻防战中已被破坏殆尽，需要重建。较之溢美之词，较之红衣主教的地位，他更需要资金和技师工匠。招来的5名技师都是意大利人，当时意大利在这方面属于先进国家。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王室建筑师，由腓力二世派来。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马耳他首都的名称一直是“瓦莱塔”（Valletta）。现代“瓦莱塔”的骨架是攻防战后由拉·瓦莱塔建立的，这样的命名极其理所当然。瓦莱塔在后来的200年间经过了无数次改建和装修，但仍是攻防战后重建的底子。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于攻防战后的第二年去世。但与他同龄的拉·瓦莱塔却无暇安详地老死。他在攻防战期间一直临阵指挥，战后又继续站在第一线指挥重建。

马耳他骑士团以超级大国奥斯曼为对手，战斗到胜利，它的名声响彻整个欧洲，资金和人员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拉·瓦莱塔是骑士团的象征。马耳他完成重建之前他不能死。他是一个狂人，又是一个现实而理性的人！

攻防战三年之后的1568年，拉·瓦莱塔在马耳他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为庆祝攻防战胜利而建的维多利亚教堂。1798年，骑士团被拿破仑赶出马耳他。如今，骑士团总部设在罗马，只有拉·瓦莱塔的墓还留在马耳他。

圣埃尔莫、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得到了彻底重建。今天，从海上去马耳他岛时，最先迎接到访游客的是沐浴在一片朝晖中的圣埃尔莫要塞，连接欧洲与马耳他的摆渡船总是一大早到达马耳他。

任何人都会被这座要塞的威严所震慑。自1800年起的150年间，马耳他一直是英国的领地。这一时期中马耳他得到了加强，但那是为适应航空时代而进行的加固。只要看一下攻防战后实际参与了马耳他复兴的意大利技师留下的素描就会知道，即便在16世纪后半叶，马耳他要塞的威严就已令人震撼。英国执着地要把马耳他岛建成军事基地。我们可以想象，马耳他就是一艘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空母舰。航母是活动的堡垒，要塞是不动的航母。尽管马耳他成为了独立国家，成了欧盟的一员，但仍不失为战略要地。

苏莱曼得知马耳他攻防战失败后，一定会为自己年轻时在罗得岛的绅士做派感到后悔。因为当时自己假装绅士，让骑士们体面撤走，把凶猛的“马耳他之鹰”放回了天空。

不管是历史，还是政治、军事、经济，只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学”字，对人类精神情感的关怀立即就会淡薄下来。精神情感是一种没有形态，也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东西。是不是成为严密的学问便不适于关照人类精神情感呢？

当然，毋庸赘言，没有任何对策而高唱精神至上，是愚中之愚。但是有一种人，明明有力量拿出对策却又放弃，感到无论如何都是徒劳。如果精神至上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只要做就不会白费力，精神至上还是不能丢弃的。

奥斯曼帝国拥有辽阔的领土，靠陆军和大炮的威力称霸东欧，势力已经扩张到了中欧。而马耳他岛只是弹丸地，马耳他骑士团的那点儿军力微不足道。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却与奥斯曼苏丹大张旗鼓派来的大军战斗到最后，打退他们，取得了胜利，让世人看到了全欧洲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可能”，看到了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军并非不可战胜。

老百姓也看明白了，在长期的攻防战中，海盗根本成不了战争的决定因素。海盗只是在袭击和抢掠弱者时才是威胁。以往漫长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海上堂堂正正地正面对决的海战中，海盗几乎从来没有打赢过。

有这样的想法就能打赢。懂得这一点，人们就会认真巩固备战体制。不过，这可不是老百姓能做的事，而是在沿海拥有领地的领主的责任。人们甚至在高高的悬崖上构筑临海城堡。在至今仍叫作“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传来海盗警报时，人们也不再逃进山里，只让妇女儿童进山躲避，能拿起武器的男人都不再逃走，他们守在城堡里，在领主的指挥下迎战海盗。

耸立在意大利半岛海岸上的许多城堡都是16世纪后半叶修建的。虽有很多后来都经过改造，但基础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6世纪后半叶最忙碌的一定是城堡工程师，马耳他攻防战以后，城堡建设的需求大幅增加。

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人们不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资金方面都不遗余力。我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人们的想法已从做任何事都是徒劳，转变成了做什么都不会白费。

从整个欧洲史来看，马耳他攻防战不过是一个地区性事件；但对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而言，马耳他胜利的影响远大于新旧教徒在法兰西的血战，荷兰人对西班牙军队的顽强抵抗，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迅速抬头的英格兰所带来的影响。顺便说一句，英格兰成为大不列颠，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莎士比亚就出生在马耳他攻防战的前一年。

奥斯曼军被迫撤出了马耳他，但这并没有立即导致地中海海盗势力的衰弱。

穆斯塔法帕夏和皮里亚帕夏既没有受罚，也没有被撤职。苏丹苏莱曼仅仅一年后就去世了，也许他并不愿意做出可能令奥斯曼军队解体的这种决断。

苏莱曼上了年纪，在他手下四处征战的穆斯塔法大概也老了。皮里亚帕夏一如既往受命统率奥斯曼海军，他年轻却无能。即使遭到皮里亚率领的80艘舰船的袭击，西欧也没有受到像海盗袭击那样的损失。

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被任命为的黎波里总督。奥斯曼帝国政府这时还不想任命这位改信伊斯兰教但生于意大利的海盗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皮里亚在改教之前应该是基督教徒。这两个45岁左右的同龄人在晋升速度上的差别，不能不使人认为奥斯曼的用人系统已经开始僵化。乌尔齐·阿里依旧以的黎波里为基地，精力旺盛地干着海盗勾当，但奥斯曼帝国的支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力。如果在以前，拉·瓦莱塔不可能在攻防战刚结束后便能专心致志地复兴重建。

苏莱曼统治了45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作为绝对的君主统治着奥斯曼帝国。由才能卓越的君主长期统治并习惯于这种统治的任何国家或民族，统治结束后都会进入停滞期。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因此而减弱。这对地中海世界基督教方面的人们而言，意味着安稳的日子即将来临，哪怕这只是相对的安稳。1565的马耳他攻防战后，5年时间就这样逝去了。

奥斯曼与威尼斯

我忘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奎恰迪尼在书里写过一句话，这句话长年萦绕在我的脑际：“现实主义者总是在认为对手跟自己想的一样而不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时犯错。”

威尼斯共和国靠东西方贸易繁荣起来。进入16世纪以后，威尼斯又成为自己也从事生产的工业国，但威尼斯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者的地位却没有发生变化。

对威尼斯而言，商贸顺利发展才是最重要的。那种没有必要却要扩张领土还为此自鸣得意的领土欲跟他们无缘。他们只需要船舶的停泊港和贸易据点，没有统治其他民族的欲望。同时，他们毫不关心其他民族是否与自己信奉不同的宗教。连教皇都不禁叹息道：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唯独威尼斯人是个例外。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是伊斯兰世界的盟主，热衷于扩张“伊斯兰之家”，但面处现实处境却不狂热。他正是把骑士团赶出罗得岛的罪魁祸首。罗得岛时代的骑士团是这样一个集体，他们认为，见伊斯兰船就打就抢是宗教骑士团的职责。可是这样一来，宗教问题就变成了治安问题。骑士团作为根据地的罗得岛处在连接奥斯曼帝国两大城市——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的海上要道上。

奥斯曼认定东地中海是自己的海域，但威尼斯共和国却在这里拥有领土，仅举其大端者就有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两个岛屿。

意大利及东地中海

如果苏莱曼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就会认为虽然现已称霸整个东方，建成了庞大帝国，也还必须遵守《古兰经》的教诲。《古兰经》反映了穆罕默德的思想，他为争霸阿拉伯半岛而备尝艰辛。这样，苏莱曼一定会在罗得岛得手之后，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来，并入“伊斯兰之家”。

然而，苏莱曼没有那样做。他采取了现实路线或者说平衡外交，从不越过这条底线，从而统治了半个世纪。当然，在苏莱曼时代，也会不时对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进行军事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一种示威，为的是让威尼斯意识到贸易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奥斯曼认可的缘故。

苏莱曼知道威尼斯的存在价值。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迎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方政治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物产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提高。

在西方，16世纪就像一个出发点，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英格兰等领土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一齐起跑。西方也渐渐成为一个好的买家和一个好的卖家。

东西方不是竞争对手，各自的物产不相同。

威尼斯是最适合连接东西方的人。

第一，它没有领土欲望；第二，它不受宗教束缚。

他们重视持续性。

在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中，威尼斯屡屡落在对手后面。但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一贯重视持续性，总是贯穿着两条原则：自己赚钱也让对手赚钱，坚守信用。

在葡萄牙发现绕过非洲的新航线，打开与香料原产地印度直接交易的路线时，此前一直垄断香料市场的威尼斯用下列办法克服了危机。

由于葡萄牙的介入，作为中介的阿拉伯人失业了。为了保证他们的再就业，威尼斯人的加莱商船在地中海东岸等着这些阿拉伯人跨越沙漠运来货物，再转运到西欧。这些加莱商船有着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到货日期。威尼斯人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危机。里斯本不过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线后的一个时期成为香料贸易中心。以后，香料市场的中心又回到了威尼斯。

如果奥斯曼帝国像曾经的罗马帝国那样，一以贯之地贯彻把各个领域的事分别交给擅长其事的民族的方针，如把学问艺术交给希腊人，把商业交给犹太人和希腊人，把骑兵交给骑马民族摩尔人，把箭矢交给东方人，那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罗马人把自己的这种做法叫作“宽容”（clementia）。乍一听“宽容”，好像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其实，古罗马人所说的“宽容”，并不含感情色彩，而是一种冷静的统治哲学，让对手共存，在其擅长的领域发挥力量，让他们确认自身存在的理由，以此为基础形成命运共同体。

然而，奥斯曼人是一神教徒，而罗马人是多神教徒。一神教认为，只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才是真神，越是热衷于信仰，就越不能平等看待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

因而，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也不时紧张。读一下潜伏在奥斯曼各领域的间谍发给威尼斯“十人委员会”的情报和常驻大使的绝密报告，我们便可知道，即使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奥斯曼也是威尼斯的头号假想敌。威尼斯派驻奥斯曼的大使通常担任过驻法兰西、西班牙的大使，是老手中的老手，他们总是单身赴任，以防万一。

尽管威尼斯海上战斗力处于优势，但在陆上，只要苏丹一声令下，奥斯曼就能轻易组成数量与威尼斯全国人口不相上下的军队。与这样的帝国搞外交，就如同当时威尼斯大使所说的玩“玻璃球游戏”。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这是一场威尼斯完全不想让“玻璃球”掉落在地的“游戏”。因此，一旦奥斯曼方面有人受到诱惑要把“玻璃球”扔到地上，“游戏”马上就不再是“游戏”了。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

继苏莱曼之后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宝座的是他的儿子塞利姆。由于父亲长寿，他直到45岁时才执掌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

不过，他当皇太子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长子，人们都认为颇有能力的长子会继位，去治理难搞的地方这样的重要职务全都给了哥哥。而塞利姆则足不出户，享受着快乐生活。

直到两年前哥哥失足，苏丹的宝座才轮到弟弟塞利姆。根据威尼斯情报机构的情报，同父异母的哥哥巴耶济德在波斯造反，也是塞利姆的生母、苏莱曼的宠妃罗克珊娜搞的阴谋，但真相不明。不管怎样，塞利姆在45岁时坐上了连他自己都不曾奢望的苏丹宝座。

刚刚当上苏丹的塞利姆对前来祝贺的威尼斯大使说，愿与共和国维持与先父时期同样的关系，表面上并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完全相信对手的话无法胜任肩负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威尼斯大使很快告诫国内，要特别注意新苏丹的言行。被称为“国务会议”的奥斯曼内阁的大臣们对大使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是危险的前兆。

作为儿子，塞利姆自打出生以来听到的就是“伟大的苏莱曼”，一听就是45年。他的心情似可同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掉拜占庭帝国，被称为“征服之王”。继承他的巴耶济德二世一心一意巩固了父亲的丰功伟绩。如果没有他，下一任苏丹塞利姆一世便不可能称霸埃及，再下一任的苏丹苏莱曼也无法大举进攻中欧，即使实现，时间也会很晚。扩张和改革之后，巩固必不可少。然而继承苏莱曼的塞利姆缺乏这种认识。45岁才终于荣登大宝的这位最高统治者，只对父亲不曾做过的事情感兴趣。

他决定进攻塞浦路斯。

为什么不是克里特而是塞浦路斯呢？

攻打塞浦路斯补给线较短之类，都是后来大臣们找的理由。苏丹塞利姆的本意在于，如果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可以把岛上的葡萄酒据为己有。

塞浦路斯盛产葡萄酒。在这座岛屿成为威尼斯领土以来的100年间，由于威尼斯人高效的农庄经营和质量管理，这里的葡萄酒已经获得了名酒最高的地位。这座岛上产的玛尔维萨酒，在当时的欧洲享有与现代的香槟酒同等的地位。

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和威尼斯在伊奥尼亚海上的领地凯法利尼亚岛特产的葡萄干，还是向新兴国家英格兰出口的主要商品。这些物产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南安普敦港卸货，卖掉后用以采购英格兰产的粗羊毛，装船运回威尼斯；在威尼斯的工厂制成最高级的衣料，再运往英格兰销售。当时意大利在英格兰很热门，据说连伊丽莎白女王都懂意大利语。英格兰是威尼斯产高级纺织品最好的市场之一。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多以意大利为舞台，反映出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的爱好。

正是因为有了威尼斯人的经营，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才如此有名，并非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能产出上等好酒。可是，因伊斯兰的戒律而不敢公然饮酒，私下里却豪饮成性的塞利姆没有想到这一点。

要做父亲没有做过的事情，征服塞浦路斯，把上等葡萄酒据为己有，这些想法宣告了“玻璃球游戏”的终结。超过10万大军和200艘船集结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这让威尼斯最终放弃了长年苦心维系的中立立场。

“强国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维持和平，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具有这种地位。”

这是那个世纪初工作在威尼斯外交第一线的弗朗切斯科·萨兰佐给政府报告中的一句话，16世纪初，东面奥斯曼崛起，西面法兰西和西班牙不断强大之际，威尼斯共和国就已经冷静地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外交才会如此现实，有时又寸步不让、毅然决然。16世纪后半叶的1570年，负责外交的是同属于萨兰佐家族的乔万尼·萨兰佐，这事纯属偶然。不过，在被派往罗马教廷，为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而努力时，他的脑海里闪现的不就是亡父的这句遗言吗？

通往黎凡特之路

威尼斯共和国是唯一一个自中世纪鼎盛时期的13世纪起就向各国派驻大使和领事的国家。凡遇重大问题，都会从本国派遣特使。常驻大使自特使到任便立即归其指挥。

特使乔万尼·萨兰佐刚到罗马上任，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说服罗马教皇庇护五世，请他号召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

庇护五世被选为教皇前，在因狂热和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当了30年法官。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逮捕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教皇便公开谴责，原因是玛丽·斯图亚特为天主教徒。法兰西的新旧两派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权力斗争，这位教皇公开支持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也仅仅因为她是天主教徒。德意志的新教、荷兰的市民阶级，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庇护五世的敌人，教皇对他们的残忍程度胜过异教徒。

可见庇护五世是反宗教改革的骄子。尽管威尼斯与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缔结协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庇护五世不可能心无芥蒂。威尼斯在当时还是一个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国度。幸存者从异端裁判所的牢狱中逃出，所有向他伸出援手的人都会说：逃到威尼斯去吧。威尼斯的书肆里公然摆放着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的书籍。

这个时期的威尼斯需要罗马教皇。但是，庇护五世在看到异教和异端失败之前拒绝吃肉而只吃鸡蛋，如果只是救援塞浦路斯，无法说服他。于是，萨兰佐大使决定利用老教皇心中燃烧着的十字军精神。这样，自以为来日无多的教皇被彻底说服。

罗马教皇的价值不在于他所拥有的那一点儿军事力量。他的价值在于其影响力，他能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资格，让强国的统治者行动起来。然而，当时的状态不允许欧洲列强轻易响应上帝代言人的号召。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正在迎战包围匈牙利的奥斯曼军，无法腾出手来。

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摄政下的法兰西正处于两年后爆发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前夜，根本不可能考虑国外的事情。

结果，靠得住的欧洲大国只有西班牙。尽管30年前在“普雷维扎海战”中蹊跷失败的威尼斯不能忘怀被迫喝下苦水的经历，但至少眼下在地中海世界，自己与西班牙利害相关。

腓力二世

然而，狡猾的腓力二世并未被以抗击异教徒为旗号的十字军的说法所蒙蔽，他察觉到组成联合舰队的本意在于救援塞浦路斯。可是，历代西班牙国王都拥有“天主国王”的荣誉，不允许他无视罗马教皇的请求。西班牙提出要求：如果威尼斯提供的船只多于其他国家，并由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西班牙就参战。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是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海军将领，与他的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一样，是和自己的船队一起受雇的海上雇佣兵队长。当年，威尼斯曾被安德烈亚·多里亚在普雷维扎灌下一杯苦水。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是威尼斯可以接受的人选。威尼斯直接拒绝了腓力二世的提议，交涉受阻。

塞浦路斯攻防战

1570年6月，奥斯曼军开始大举进攻塞浦路斯。仅受命封锁海上的加莱船数量就达160艘，运送10万士兵的帆船，多得数不清,挤满了塞浦路斯海面。这些士兵开始从塞浦路斯岛的几处海滨同时登陆。在被大海包围的岛上，无法阻挡他们。穆斯塔法帕夏担任奥斯曼大军的总指挥。这位老将5年前进攻马耳他，无功而返。塞利姆对他说，如果这次再失败便要掉脑袋，他下定必死决心，踏上了塞浦路斯的土地。

爱琴海及其周边

遭到攻击不得不奋力防守的塞浦路斯士兵，加上新参军的500名希腊岛民，总数还不到4 000人。威尼斯先从克里特派出一队援军，带着补给物资在法马古斯塔成功登陆。位于岛屿东北端的法马古斯塔已被建成要塞城市，防御坚固，奥斯曼军尚未接近。

同时，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率领130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本土出发。威尼斯还命令常驻克里特岛的舰队司令马可·奎利尼紧急前往科孚岛会见威尼尔，讨论突破奥斯曼军包围的战术。

8月4日，来自威尼斯和克里特的舰队在科孚岛会合。可是，威尼尔率领的130艘船在南下亚得里亚海途中染上瘟疫，接二连三有人病倒，按此状态不可能再去塞浦路斯，也不可能与奥斯曼的160艘船交战。

在此期间，萨兰佐大使的努力也泡了汤，为建立联合舰队的交涉迟迟没有进展。

教皇庇护五世催促西班牙国王的亲笔信一封接着一封。但腓力二世总是犹豫不定。另一方面，被任命为教廷海军司令的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前往威尼斯，说服威尼斯接受西班牙国王的建议。威尼斯政府仍然拒绝把自己国家的船和人交给雇佣兵队长。

腓力二世面对罗马教皇的再三请求不能再拖延，派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西班牙船去了东方，但没有给他明确的指令。

地位最高的人物无须挑明自己拒绝的意向。如果想发出不要行动的命令，只要态度暧昧即可。臣下自己会判断是否采取行动。腓力二世的深意在于，对威尼斯有利的事情，西班牙都不会出手相助。腓力二世还是这样的一位君主，不论是文件还是语言，不会留下任何遭谴责之虞的证据。

多里亚深知国王的心意向东驶去，与正去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舰队会合。他首先反对教皇提出的让科隆纳担任总司令的妥协方案。接着，他指出按威尼斯舰队的现状，月底前难于继续东进，拒绝让自己的船队出发。

集结在克里特岛的战斗力，加上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共有加莱船180艘和加莱塞排桨帆船12艘，足以迎击正在包围塞浦路斯的奥斯曼海军，但多里亚却坚持己见。瘟疫导致威尼斯的战斗力减弱也是事实。

联合舰队全力召集克里特岛民，直到9月过半才解决水手不足的问题。9月18日，舰队全体出发，驶向塞浦路斯。然而不久就接到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

消息说，尼科西亚陷落于舰队从克里特岛出发前的10天，即9月8日。抵抗奥斯曼大军3个月的进攻，防守在第一线的威尼斯人全部壮烈牺牲。100年来，塞浦路斯岛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它的命运取决于岛屿东北部的法马古斯塔是否守得住。

得到消息的时候，舰队已经驶往塞浦路斯的途中。意见分歧当即表面化。威尼斯的司令自然主张直接前往塞浦路斯。而秉承西班牙国王意旨的多里亚反驳说，他们专程东来，不是为了救援一个大半已经落入奥斯曼之手的塞浦路斯。结果，载着2 500名士兵的20艘船被派往法马古斯塔做援军，其他的船全部西撤。可是，这20艘船也被乌尔齐·阿里率领的海盗船队挡住了去路，无法靠近法马古斯塔，只得返航。

一来二去，地中海上的风也越发寒冷起来。天气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这比敌人更为恐怖。转眼间暴风雨袭来，就像海神波塞冬要向人们夸耀自己的存在一般。船队要么一举逃进法马古斯塔港，要么向西撤走。这种时候，人们会极其自然地选择回到自己习惯的地方去。

于是，威尼斯舰队回到克里特和科孚岛，西班牙舰队回到西西里，多里亚带着自家船队回到热那亚，各自过冬。多里亚约定明年早些前来。威尼斯舰队也想来春尽早集结，决定不回威尼斯本土，在附近的克里特和科孚岛过冬。

他们没有抛弃法马古斯塔。南面岛屿塞浦路斯的冬季也很严酷，陆上事实上处于休战状态。布拉加丁总督率领5 000士兵防守的法马古斯塔有完美的城堡，在威尼斯的海外领土中以坚固闻名，仅次于科孚和克里特。尽管只有5 000人的防御力量，而敌人有10万人，但他们军粮充足，可以坚持一冬。

但是，1570年拥有180艘加莱船和12艘加莱塞排桨帆船的联合舰队，一仗未打就解散。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缔结契约。明确的契约有时会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一直待在罗马的特使萨兰佐的最大任务，就是以明确的契约形式建立一支联合舰队，不给任何国家留下退路。

建立联合舰队

从1570年到1571年的这个冬季，威尼斯、罗马、马德里之间一直在艰难的交涉。争论的重点有四个。

一、让谁当总司令？

二、让哪个国家的哪个人当副总司令？

三、战略目标确定在哪里？

四、经费如何分担？

关于总司令：

西班牙力推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坚决反对。

威尼斯力推新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的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西班牙坚决反对。

教皇提议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威尼斯不接受，西班牙也同样拒绝。

事情毫无进展，同前一年一样毫无变化。

选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当副总司令，威尼斯和西班牙都没有强硬反对。副总司令要在总司令突发状况时立即取而代之指挥全军。这个职位不能轻易授给没有海战经验的著名陆军将领科隆纳。让科隆纳担任这个职务的条件是，所有战略战术均须与其他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威尼斯的司令协商后才能决定。有了这个条件，科隆纳担任副总司令的事总算落实下来。

和总司令的人选一样，西班牙与威尼斯在战略目标上也不一致。西班牙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主张攻打黎凡特（东地中海），两厢针锋相对。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幕：威尼斯的代表说只要不在地中海给奥斯曼重重一击就决不去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交涉官员则反唇相讥，说如果那样联合舰队就难于在年内出动。

这个问题总算也有了结论：大家决定不管是在东地中海还是在西地中海，都要与遭遇到的奥斯曼舰队主力交战。以后的行动待海战后再行讨论。

集结地点定在地中海中央，西西里的墨西拿。定下尽快集结，具体时间未定。

经费分并不是各国分别出资后集中使用，而是各国自筹包括船只、水手、划桨手以及大炮等武器在内的战争所需的一切，并各自组建相当于现代所谓海军的战斗部队，然后根据各自所占比例确定分担率。

这个分担率确定为西班牙11/18，威尼斯7/18。其他国家提供的战斗力太少，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概没有必要专门记上一笔。

问题是没有确定参军船只的数量。在看到抵达集结地的船只之前，没有人知道威尼斯和西班牙能不能遵守协议规定的分担率。

总司令的人选终于也有了结果。

西班牙推荐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取代多里亚。他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是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这位26岁的贵公子虽然在陆战方面有几许业绩，却没有担任海战总指挥的经验。但威尼斯急于建立联合舰队，认为这要强于硬行推荐多里亚，也就接受了唐·胡安担任总司令。

不过威尼斯附加了条件。只要没有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威尼尔和教廷海军总司令科隆纳的同意，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就不能决定战略战术。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海战布阵时，唐·胡安的旗舰在中央，威尼尔乘坐的威尼斯旗舰和科隆纳乘坐的教廷旗舰将一右一左加强侧翼。西班牙方面也同意了这些条件。

如果1571年5月25日在罗马、威尼斯、马德里同时签字的这个协定立即付诸实行的话，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和坚守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或许会发生改变。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威尼斯舰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早地到达集结地墨西拿，但威尼斯依靠的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不仅是欧洲第一大强国，还把新大陆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不仅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是超级大国。

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确立的世界秩序”。而在这个时代，即使有“西班牙确立的世界秩序”也不足为奇。西班牙已然成为殖民大帝国。然而，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来到之前并没有迎来“西班牙统治下的和平”。我想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班牙人政治的短视。他们缺乏利用其他民族的才能。灭掉印加帝国的也是西班牙人。

1571年5月25日，正式签订了协定，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联合舰队宣告成立。

威尼斯舰队按照协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早地抵达集结地墨西拿。6月初，舰队全部进入墨西拿。

教廷海军的实战力量不过3艘船。于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负担费用备齐了9艘船，合起来共12艘，组成了科隆纳指挥的教廷海军。这支教廷海军于7月初进入墨西拿。

可是，本该率领西班牙舰队前来的总司令唐·胡安却迟迟不到。人们只知道船队于6月6日从马德里港出发驶向登船地点巴塞罗那，以后应该在热那亚停靠后驶向墨西拿。可是，预定的到达日期已过，仍不见船队的影子。等在墨西拿的威尼尔和科隆纳开始担心，莫非又是腓力在卑鄙地阻挠。可唐·胡安不是宫廷官僚，而是国王的家臣。这位年轻贵公子并非不理会腓力二世的意思，他可能忘记了这件事。

他去巴塞罗那、热那亚，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完成异母哥哥命令他的各项事宜。8月23日终于抵达墨西拿。联合舰队可以出击了。

集结在墨西拿的联合舰队实际情况如下：

威尼斯：110艘（含6艘加莱塞排桨帆船）

西班牙：14艘（来自西班牙本土）

36艘（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拿波里和西西里）

22艘（多里亚船队）

共计72艘

教廷：12艘（含托斯卡纳大公提供的船只）

马耳他骑士团：3艘

萨伏伊公国：3艘

其他：3艘

总计：有战斗力的加莱船203艘

传令和侦察用的小型加莱船50艘

运输用大型帆船30艘

这些船的乘员如下：

指挥官：300人

意大利兵：2万人

西班牙兵：8 000人

船员等：1.3万人

划桨手：4.35万人

总计：8万余人

威尼斯投入了100艘船，而西班牙国王投入的船只，即使加上在其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多里亚船队才只有72艘。这样，非但没有反映出两国的经费负担率，威尼斯负担的反而更重。西班牙对威尼斯的非难充耳不闻，强调自己派来参战的经验丰富的士兵有8 000人之众。

西班牙本土派来的船只还不到所有船只的1/10，这个数据究竟反映腓力二世的想法，还是表明西班牙原本就不是海运国家？令人生出种种遐想。

被称为“加莱塞”的排桨帆船是一种大型帆船，就像是把帆船和加莱船合为一体，是这个时期威尼斯开发的新式武器。在靠桨也能航行的加莱塞船上，前后左右都密集地排列着大炮，被称为“浮动炮台”。海战时首先在海上转着圈炮轰敌人，摧毁敌人阵营，这就是开发这种船的威尼斯工程师的意图。威尼斯投入的6艘加莱塞船上还有专业技师，这种新式武器在黎凡特海战中控制了开战时的局面。

黎凡特海战

如此大规模的舰队挤满了墨西拿港，见到其阵势威容的人一定会被镇住。一想到自己是舰队总指挥，无论是谁心中也会热血沸腾。一位西班牙高官跟随国王年轻的弟弟来做监军，可不论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唐·胡安内心的想法。

9月18日，舰队从墨西拿出发，向东驶去，寻找敌人。舰队收到了情报，奥斯曼苏丹得知基督教世界组建了联合舰队，他派出的奥斯曼舰队业已离开伊斯坦布尔西去。

率领这支奥斯曼舰队的是苏丹特别任命的总司令阿里帕夏。此人毫无海战经验，但却是宫廷里级别最高的官吏。他乘坐的旗舰上载有奥斯曼新军士兵400人。仅此一点就已表明，这次奥斯曼帝国没有依靠海盗，而是投入了本国的精锐。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有277艘，这个数字包括了被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这样，海上战斗力与基督教方面旗鼓相当，但两者仍有区别。

在这场以“黎凡特海战”之称名垂史册的海战中，基督教方面在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最左翼和最右翼的位置上，分别配备的是威尼斯海军将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这位老手中的老手，以及西班牙国王雇佣的对大海了如指掌的热那亚人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伊斯兰方面似乎想法一样，也在相对位置上配备了老手，但这两人都是海盗。

与巴尔巴里戈相对的最右翼安排的是绰号为西洛克的夏鲁克，与多里亚相对的最左翼安排的是乌尔齐·阿里。夏鲁克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总督，乌尔齐·阿里也已功成名就，拥有阿尔及尔总督的正式地位，但他们两人至今仍然是海盗。指挥奥斯曼舰队后卫的是在马耳他攻防战中战死的图尔古特之子，此人也是海盗。除此三人之外，所有要害处安排的都是海盗。另外，从各船船长的名字推测，奥斯曼舰队一半以上都是海盗船。写到这里，已经不用多说，奥斯曼舰队船上的划桨手全部是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也有的船上用囚犯当划桨手，条件是战斗结束后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战斗一开始，他们便被打开锁链放了出来，也许是想让他们逃脱与沉船共命运的结局。

这两点就是在双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黎凡特海战中，伊斯兰方面与基督教方面的不同之处。两军总司令都由不具海战经验的担任。

支撑起总司令的，伊斯兰方面是海盗，基督教方面是威尼斯海军将领。这一点两军相似。

想来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场黎凡特海战是地中海世界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海战，是从事“海洋业”的海盗与唯一维持常备海军的国家威尼斯第一次正面冲突的海战。

联合舰队把墨西拿甩在了身后，向东挺进，但决定目的地的人们却不是一条心。

这时9月已过半。在途中停靠科孚岛时，同行的西班牙宫廷官僚以现已进入大舰队航行有危险的季节为由，提出了将行动推迟到来春的方案，一时间甚至让唐·胡安都产生了动摇。但是，威尼斯方面坚决主张继续行动，他们害怕推迟到最后舰队会自然解散。

可就在这时，传来了塞浦路斯唯一剩下的法马古斯塔陷落的消息。

塞浦路斯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在首都尼科西亚陷落后又支撑了半年多，现在也终于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从登陆塞浦路斯算起，奥斯曼军已经在塞浦路斯连续打了一年多。总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最怕重蹈马耳他岛攻防战的覆辙，玩弄了计谋。他建议弹尽粮绝、等不到援军而陷入绝望的防守方打开城门，条件是让他们安全撤离该岛，说是想效仿以前苏丹苏莱曼进攻罗得岛时对骑士团采取的宽大处理的方式。塞浦路斯总督马卡提尼奥·布拉加丁决心开城，条件是奥斯曼方面承诺不但要保障常住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还要保障岛民的人身安全。

可是，穆斯塔法帕夏是从马耳他撤退时的奥斯曼军司令，亲身体会到了苏莱曼的绅士行为后来导致了怎样的结果。他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承诺。

开城后，首先是威尼斯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商人，在被残忍敲诈之后全部斩首。岛上的希腊人也被指站在威尼斯一边与奥斯曼为敌而受到惩罚。岛民中老幼被杀，其余的全部卖为奴隶。

施暴时布拉加丁一直在场，等待他的是特意为他准备的特殊死法，作为他持续抵抗奥斯曼军一年多的惩罚。

威尼斯总督先是被活活地剥掉人皮，然后被反复浸到海里。布拉加丁还在喘气，直到头颅被砍下后才断气。

奥斯曼兵把剥下来的人皮缝起来，里面塞上麦秸，把砍下来的头颅再缝上去。真人皮的人偶被送到奥斯曼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放在中央广场示众，然后又在奥斯曼帝国巡回游街。

因为防守方全员被杀，未能派出向威尼斯本土报信的船，准确情况的报告很晚才到达。得知了这一消息，先前一触即发的西班牙士兵与威尼斯水手之间的对立也消弭于无形。所有人都心情悲痛，对奥斯曼的暴行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

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要撤军。

在这里写出接着而来的海战详情事实上已做不到。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否则无法叙述下去。所谓战役，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其过程瞬息万变，不去追究过程，便不能把握它的全貌。但事无巨细地写下去，又包藏着迷失大方向的危险。这倒不是要为从简了事开脱。

在执笔《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从威尼斯共和国的诞生写到灭亡时，我便面临这个问题。

当时我选择的办法是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中言及大概，而战役的详情则另写一本书。所以，写完《海洋之都的故事》上下两卷后，我又写了与威尼斯有关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记》和《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都是以地中海为舞台伊斯兰与基督教激烈冲突的战争故事。马耳他攻防战也足可写一本《马耳他攻防记》。当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围绕马耳他岛的攻防战是唯一与威尼斯没有关系的一场战役。

职是之故，《黎凡特海战》一书于20多年前便已写成。这里拜托大家去读这本书。这本书以委实无聊的理由，司令中只有一人战死而令人怜惜，让大家迷上了威尼斯海军将领巴尔巴里戈。即使隐去书中小说化描写的部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把西洛克率领下由地道海盗组成的56艘敌舰驱入浅海，予以歼灭，这种战术当时就受到了高度评价。巴尔巴里戈指挥的左翼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早地升起了宣告黎凡特海战胜利的旗帜。即使没有爱情故事的色彩，这场以黎凡特海域为舞台的海战也充满了戏剧性。

1571年10月7日，在希腊西部帕特雷湾外的海面上打响了黎凡特海战，这是加莱船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海战，基督教方面大获全胜。

超过5小时激战的结果，伊斯兰方面情况如下。

阵亡人数为8 000人（不包括落入海中溺毙者）。

其中包括以总司令官阿里帕夏为首的几乎所有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奥斯曼新军军团长及其部下400人。此外，阵亡者名单中赫然排列着莱斯博斯、希俄斯、内格罗蓬特、罗得等被奥斯曼占领并纳为自己领土的岛屿总督的名字。著名海盗红胡子的两个儿子也在黎凡特战死。率领右翼作战的海盗西洛克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

指挥官中成功逃脱的只有指挥左翼的乌尔齐·阿里一人，包括海盗在内的奥斯曼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被俘人数约为1万人。

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被俘，被唐·胡安作为礼物送到了腓力二世所在的马德里。

被迫充当伊斯兰船划桨手、在这场海战后即被解放的基督徒的人数，据说达到了1.5万人。

烧毁、沉没的的伊斯兰船只仅加莱船就达80艘。

缴获的船有加莱船117艘，“福斯塔”20艘，共计137艘，其中包括以前被海盗俘获并使用的基督教国家船只近10艘。

然而，尽管取得了胜利，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也不在少数。

阵亡人数：7 500人。

伤员人数：8 000人。

其中包括在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所属的一条船上孤军奋战，左腕中弹负伤的年轻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一书的作者）。

主要参战国的伤亡人数如下：

威尼斯：阵亡4 836人；伤员4 584人

西班牙：阵亡2 000人；伤员2 200人

教廷：阵亡800人；伤员1 000人

威尼斯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这个国家在传统上就有重视精确统计的作风；西班牙和教廷在这点上做得实在太马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威尼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指挥官一级的阵亡者数量之多引人注目。而且，地位较高的武将除了乘坐在教廷旗舰上的奥尔西尼家族的两人之外，阵亡者大部分属于威尼斯的统治阶级。

舰长一级的牺牲者共有18人，全部都是威尼斯人。巴尔巴里戈家族加上率领左翼的巴尔巴里戈共牺牲了4人，康塔里尼家族牺牲了2人。萨兰佐家族、威尼尔家族仅舰长级的牺牲者就各有1人。为威尼斯千年历史增光的名门，在黎凡特又为阵亡者名录增了光。

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不仅是威尼斯统治阶级。只要看一下按职务划分的阵亡者和伤员的人数分布便可知道，从工程师到划桨手再到厨师，他们都全力冲向敌人。

威尼斯共和国以前一直是像玩“玻璃球”一样谨慎，避免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当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能维系时，他们便果敢奋起。这就是对威尼斯而言的黎凡特海战。

黎凡特之后

胜利让人陶醉，但是陶醉于胜利的人往往会忘记原本的目的。

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懂得黎凡特不是结束而可能只是开始。

如今，奥斯曼海军不复存在。威尼斯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打垮奥斯曼，可最终这不过是吹向陶醉于黎凡特大胜的人们一阵微风。

第二年春天，唐·胡安确实如约到达墨西拿。但是，1572年的唐·胡安已经不是前一年的唐·胡安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打对威尼斯有利之仗的态度，比前一年更加顽固地约束着国王的这位年轻弟弟。

结果，在进退之中贻误了战机。到了10月20日，联合舰队以季节不再利于航海为由解散。尽管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承诺，来年将派遣更加强大的舰队与伊斯兰势力较量，但威尼斯已经不再相信。

威尼斯决定合作到此为止，要与奥斯曼单独媾和。“十人委员会”指示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开始正式交涉。这个机构在威尼斯办理极端秘密的事宜时会被委以全权。无所作为的联合舰队解散后4个月，1573年3月，双方签署了明确载有威尼斯放弃塞浦路斯的媾和条约。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然而，这个交涉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没有通知元老院。欧洲各国知道时，条约已经签字。人们纷纷谴责威尼斯是叛徒。马耳他骑士团甚至见威尼斯船就打，尽管威尼斯也是基督教国家。

然而，威尼斯此后享受到了与奥斯曼之间70年的和平。因而威尼斯再次恢复了自己连接东西方的作用，享受到了繁荣的果实。

这样一来黎凡特海战中付出的牺牲不就白费了吗？

牺牲没有白费。

奥斯曼苏丹正式任命逃回来的乌尔齐·阿里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嘱托他重建奥斯曼海军。乌尔齐·阿里完成了海军重建工作，速度之快甚至使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都惊叹不已。然而，只是数量得到恢复，而具备使用船只能力的人却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状态。

被称为“奥斯曼帝国伟大海军”的奥斯曼舰队，在黎凡特海战前刚刚现出锋芒，就随着这场海战一道灰飞烟灭。

于是，执拗地想做父亲苏莱曼从未做过之事的塞利姆也接受了与威尼斯的媾和。与其说他开始考虑现实路线，不如说他不得不承认与威尼斯海军为敌所带来的不利。

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一直常驻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从战前，经过战争直到战后，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努力完成艰难的使命。他于媾和条约签订后回国。在威尼斯，离任大使在元老院做汇报演说已成惯例。他也做了演说，但内容却是对政府方针的痛责，甚至让在座的政府首脑和元老院议员脸色大变。大使在敌国工作了5年，体力消耗殆尽。他在演说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家的安定与永存不只依靠军事力量，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中间，对他国的态度具有重大意义。

这些年来，奥斯曼人注意到我们威尼斯最后总是妥协逃避。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过于卑屈，超越了外交礼节。威尼斯从不指出奥斯曼的弱点，又怠于明言自身的优势。

结果，奥斯曼人本来具有的傲慢、自大和蛮横，受到我们不正常的热情的鼓舞。他们觉得只需让被征服民族、下等人希腊人送来一纸通知就可以得到塞浦路斯。这件事是威尼斯外交的耻辱！

黎凡特海战的胜利甚至让远方的英格兰都为之欣喜若狂。这次战败导致了奥斯曼海军的毁灭，也挫败了奥斯曼帝国对西方的攻势。

在陆上，维也纳成功的防卫阻止了“伊斯兰之家”向西方的扩张。黎凡特的胜利，阻止了奥斯曼从海上对西方的进攻。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随着苏莱曼之死开始衰退。肉眼并看不到衰退的形态，但如果这种形态表现为不再进攻，那么苏莱曼死后奥斯曼的确有所不同。

人一旦看到奋起抵抗的效果，以后就会不再逃跑。黎凡特海战带来的精神上的影响，超过了一味忍耐坚持的马耳他防卫战。黎凡特的胜利是激战后的胜利。

黎凡特之战证明了奥斯曼尚不是一个海军国家，西班牙很快证明自己也并非一个海军国家。著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发生激战，彻底大败。这一年离黎凡特之战仅仅过去了17年。

奥斯曼舰队只是没有海战的时候才是“奥斯曼帝国的伟大海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如果没有威尼斯参战，也只是在没有海战时才“无敌”。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也是世界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前兆。

但是，前兆不过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出现的兆头而已。客观要求统治者对眼前事态采取对策，不允许有任何懈怠。在全欧洲都在为黎凡特的胜利而沸腾的时候，只有与奥斯曼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失去冷静。

首先，威尼斯在质上而不仅是在量上巩固海军，把在黎凡特海战中发挥了威力的新式武器加莱塞排桨帆船分配到各个基地。

其次，把黎凡特海战的凯旋将军威尼斯海军总司令选为共和国总督。一句话，这也向奥斯曼传递了一个信息：好战派上台了。

与此同时，威尼斯把曾被派到罗马担任特使、为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做出贡献，从而艰难打赢黎凡特海战的萨兰佐派往海上。这位原外交官担任东地中海的海军司令，在前线服务时，遭到因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而愤怒的马耳他骑士团的袭击，在战斗中战死。威尼斯共和国与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很相像，是一个不分文官武官的国家，有才能的人便会得到重用而不论用在何处。

[2] 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部队。——译者注

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想想人类世界真是遗憾。恕我冒昧直言，让战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

当然，人们的和平愿望会间接地发挥效力。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打了败仗才会产生厌战情绪，失败会让人自我反省。统治者作为失败的责任人也不可能感觉不到失败所带来的压力。于是统治者也变得消极起来，从而切断战争资金。

黎凡特海战之后，战胜方基督教各国分裂，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恢复了战前的关系。如果奥斯曼还有心进攻西方，威尼斯就会恢复中立，敌人就只有西班牙，这绝对有利于奥斯曼的海上作战。西班牙海军的实际情况一如17年后无敌舰队惨败所昭示的那样。

苏丹塞利姆也在黎凡特失败后不久把重建奥斯曼舰队的任务托付给了乌尔齐·阿里。这个出生在意大利的海盗成功地组建了一支舰队，连同运输船在内舰船数量有300艘，在数量上达到了黎凡特海战之前的规模。

尽管如此，塞利姆并没有命令这位自己任命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乌尔齐·阿里去干一般海盗所为之外的事。黎凡特的失败，不啻向一心想超越父亲苏莱曼的塞利姆泼了一盆冷水。

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的单独媾和条约于黎凡特海战两年后的1573年签署。翌年苏丹塞利姆去世，死因是醉酒后在浴池里滑倒，脑袋磕到了地面的瓷砖上。穆拉德三世继位，当上了奥斯曼苏丹。

虽然同为后宫女人，新苏丹的生母与以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嫔妃不同，她并非出生于俄罗斯、格鲁吉亚或哥萨克，她是威尼斯共和国贵族的女儿。

后宫中的威尼斯女人

塞西莉亚出身于威尼斯古老家族之一的巴福家族。12岁那年，在克里特岛上父亲的庄园逗留后，由父亲和哥哥领着，乘船返回威尼斯。

船只遭到海盗的袭击。父亲和哥哥迎击海盗，在战斗中战死，少女塞西亚则和其他人一起被海盗俘虏。

海盗头目把这个有着栗色卷发和碧绿眼睛的美少女献给了苏丹。如果她和其他人一样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很快就会引起常驻当地的威尼斯商人的注意，启动已有的救济系统将她赎回。可是，一旦她被送进苏丹的后宫，大使也无可奈何。

威尼斯政府在绑架事件发生不到一年的1538年由元老院做出决议，决定向奥斯曼宫廷发去书面文件证明塞西莉亚·巴福是威尼斯贵族。这一决定付诸了实施。奥斯曼人通常会给俘虏中地位高的人以特殊待遇。

苏丹苏莱曼没有把这个威尼斯美少女送进自己的后宫，而是让给了儿子塞利姆。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人怀疑长子巴耶济德将继承苏莱曼。父亲大概是想给将会一辈子待在宫里的次子一个可心的玩伴。塞利姆比塞西莉亚大4岁。

威尼斯并不是一个发出一纸证明就觉得尽到了义务的国家。

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历任大使都多了一项隐秘工作，与身在后宫的塞西莉亚保持联系，她已改为奥斯曼名字叫努尔·巴奴。奥斯曼后宫禁止男性出入，威尼斯便收买了一个犹太女珠宝商人充当中介。

起初也许是只送些威尼斯特产的玻璃香水瓶，上面有纤细的花边和金丝的花纹图案，令人怀念祖国威尼斯。那些容易在后宫女人中间引起风言风语的贵重物品，因为引人注目，严禁馈赠给她。

栗色卷发少女似乎有着很好的能力适应不同的环境，两年左右便生下了塞利姆的孩子，还是个男孩儿。据说这个时候开始，塞西莉亚便逐渐被传为是塞利姆的第一爱妾。

巴耶济德造反被砍头后，塞利姆一跃成为苏莱曼的继承人。两年后苏莱曼去世，塞利姆便登上了苏丹的宝座。塞西莉亚在后宫生活了30年之后，也成为奥斯曼苏丹4个正妃中的第一妃子，曾经的美少女也已年过四旬。

威尼斯贵族的女儿成了大帝国专制君主的宠妃，但若因此认为这是攀上了高枝，那可就大错特错。16世纪，奥斯曼处在鼎盛期，威尼斯共和国也处于繁荣的巅峰。

21世纪的今天，威尼斯街道覆盖着一层肉眼看不出的灰色薄层。如果揭去薄层，仔细洗净磨光，16世纪灿烂辉煌、美丽奢华的威尼斯便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当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聚宝盆。奢华的不仅仅是街道，居住于此的女人也在讴歌生命。在威尼斯共和国，以外国元首为主宾在总督官邸举行的舞会上，主角就是统治阶级的贵族女人。威尼斯引领着欧洲女性的时尚。

而在同时代的奥斯曼，财富和奢华都只集中在男人身上。后宫的女人没有特别允许不许外出。即使外出，也只能坐在四面罩着厚帘的轿子里，或是在游船上隔着百叶窗看看外面。她们有的就是珍宝首饰，但即使把自己打扮起来，也不许让人看见。住在后宫里的，除了苏丹以外，只有数百女人和阉割后的男奴。如果没有超凡的适应能力，崇尚自由、奢华更甚男人的威尼斯上流女人是无法忍受这种环境的。

在塞利姆长达8年的统治期间，塞西莉亚做到了什么实际上很值得怀疑。这期间，塞利姆不光决定攻打塞浦路斯岛，并且付诸实施。他还打响黎凡特海战，虽然终以失败告终。

播种后精心培育，一定会结出果实。谍报活动格外需要坚韧和忍耐。黎凡特海战三年之后，威尼斯与奥斯曼恢复友好通商关系一年，1574年，播下的种子终于结果了。

塞西莉亚的儿子以穆拉德三世之名登上了苏丹宝座。女人，苏丹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母亲却只有一个。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威尼斯大使秘密送来的请求与建议，也比以前更加具体。

在苏丹的后宫里，最有权势的女人不是苏丹的宠妃，生了子嗣也不是决定性的。后宫真正的主人是现任苏丹的生母，已经49岁的曾经的卷发美女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她把位于托卡比宫最里边的居室移到了最靠近门口的地方。以后，这一块地方就固定成为了母后的专用居所。

长廊由此延伸到深宫之中，长廊边上是苏丹4个妃子和其他爱妾的居所，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些居所置于监视之下。苏丹的寝宫也与之毗邻，从那里去离后宫不远的召集大臣们开阁僚会议的大厅，必须经过母后寝宫的门前。

这样一来，苏丹每次处理政事，进出后宫，都要在礼节上来向母后问安。塞西莉亚自然对奥斯曼帝国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更有甚者，据传这位母后还会在隔壁房间旁听阁僚会议。

有一个人可能成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这个人就是宰相索科卢。他是自苏莱曼以来侍奉了三代苏丹的宰相，一度曾被塞利姆疏远。他以才华卓著和为官清廉而闻名。作为一个奥斯曼人，他毫无宗教狂热，理性、现实、有才，按照威尼斯谍报机关的分类，是对威尼斯抱有善意的高官之一。然而，他是宫廷官僚中鲜见的奥斯曼民族出身的人，当奥斯曼与威尼斯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又会毫不犹豫捍卫奥斯曼利益。

无人知晓母后从何时开始向苏丹进行打压宰相。但是，奥斯曼惯用的叛国罪却无法强加到他的身上。他侍奉了三代苏丹，没有人会怀疑索科卢的忠诚。

于是，母后便向苏丹耳朵里吹风，说索科卢秘密染指由苏丹专卖的火药生意，积累了巨大财富，甚至还拿出了交易合同作为物证。苏丹相信了母后的话。如此细腻的技法，生活在后宫中的人是做不到的。这一定是通过宫外人的手备妥后秘密送到母后手上。这却决定了宰相之死。

在阁僚例会上，一无所知的宰相和大臣们正在议事。这时，门被突然打开，冲进来一个黑人奴隶。黑人手持短剑，径直朝坐在中央的索科卢刺过去。

宰相来不及叫出声便被杀死。大臣们大声呼喊警卫。这时，旁边的房间里现出苏丹的身影，说出了宰相的罪状。大臣们只能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不久便查明这是冤枉。伊斯坦布尔的百姓们都在传，这是母后的权力欲导致的悲剧。常驻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各国商人也无不怀疑这个事件与威尼斯有关。但是，威尼斯方面的史料，甚至绝密文书，也没有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透露出威尼斯与此事有关。

可是不久以后的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 000达卡特巨款，作为向苏丹母后送礼的采购费用。索科卢被害与支付巨款之间相隔一段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在等待刺杀宰相事件后社会舆论的平息。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件使人联想到刺杀事件与母后之间有关联的史料留存下来。

此事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但直到1583年塞西莉亚去世，不，直到儿子穆拉德一直在位的1595年，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和平未曾受到破坏，历时四分之一世纪。12岁就被送进奥斯曼后宫的卷发美少女，即便身在奥斯曼后宫之中，也一直是一个威尼斯女人。

1583年冬季的一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响起了音色低沉的丧钟。威尼斯的百姓们无人知道这丧钟为谁而鸣。圣马可教堂受“十人委员会”之托敲响丧钟，但也没有被告知为谁而鸣。

骑士与海盗

黎凡特海战之后，海盗依旧横行。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似乎又是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黎凡特败北后迅速重建了奥斯曼海军，数量达到战前海军的规模。由于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恢复了友好通商关系，威尼斯海军这个黎凡特胜利的原动力已不再是奥斯曼的敌人。

尽管如此，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海军对西欧的威胁明显减弱。可能是因为新登基的苏丹的生母是威尼斯人的缘故，奥斯曼征服欧洲的欲望有所减弱。

事实上，对于过去一直充当奥斯曼海军先锋的北非海盗而言，以资金为主的各方援助开始日益减少。

不断发展的英格兰也加入了以欧洲大陆为舞台的霸权斗争之中，冲淡了西欧对地中海世界的关注。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少而精的团体也登台亮相。黎凡特战役之后，一直以海盗为业的海盗们不得不仍操旧业。而与他们对抗的则是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和以意大利中部里窝那为根据地的圣斯德望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的团旗是红底白十字，圣斯德望骑士团的旗帜是白底红十字。

马耳他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骑士团，至今仍以创建初期就有的医疗活动为旗号。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在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欧洲各地自然积累了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收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团员为以法兰西为主的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志愿者。被称为“修士”（frate）的这些骑士组成了修骑士团。

圣斯德望骑士团创建于16世纪初，创建者是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历代骑士团长也都由托斯卡纳大公担任。说起来，这是一个由托斯卡纳人组成的骑士团。贵族血统不是加入这个骑士团的必要条件。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的中心，托斯卡纳汉子的好强在意大利数一数二。这个集团来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宗教色彩不浓。团员不必向上帝发誓成为独身的“修士”。

这两个骑士团各自所拥有的船只从来没有一次超过10艘，只能采用少而精策略。

但是，弱小的队伍打起仗来也会有行之有效的战略。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个骑士团都在模仿海盗的战法，袭击、掠夺、抢物绑人。

里窝那港也有“浴场”。北非各地的“浴场”是强迫绑架来的基督徒劳动的收容所。里窝那的“浴场”则是收容伊斯兰俘虏的地方。在与北非“浴场”收容的基督徒交换之前，俘虏被收容于此。马耳他骑士团把俘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加莱船划桨手除了极少数以外，通常是基督徒志愿者。

在里窝那，被铁锁链铐着的伊斯兰海盗的身影大概并不少见。直到今天，城里还留有以4个伊斯兰海盗为模特的抗击海盗战役胜利纪念碑。

两个骑士团的根据地分别在靠近非洲的马耳他和意大利中部的里窝那，但他们并不因此有分工，一个负责非洲近海，一个负责第勒尼安海。两个骑士团之间并不敌对，但只要不是教皇呼吁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他们从来没有结成过统一战线，一直是各自独立地横行天下，抗击伊斯兰。他们甚至远征被称为奥斯曼海的东地中海，说他们横行天下一点不错。

在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舰船指挥官中，有一连串佛罗伦萨著名家族的子弟。我不禁要想，被大海包围的马耳他骑士团且不去说，不靠海的佛罗伦萨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想来，远洋航海驶向新大陆，把名字留在了美洲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就是佛罗伦萨市民，如今名字依然留在纽约哈得孙河桥上的维拉扎诺，也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的基安蒂。

两个骑士团通常都只有7到8艘加莱船。圣斯德望骑士团把船一分为二，一队守卫托斯卡纳近海，另一队远航寻找敌人，从适合航海的春天到秋天，两队数度轮换。

1579年，里多尔菲率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三艘船远征东地中海，成功地俘获了在西地中海干完海盗勾当正在返航的四艘海盗船，夺回了被抓走的200人，解放了被迫在海盗船上当划桨手的基督教徒200多人。他们载着所有人回到里窝那。

同年，另一队在西地中海与六艘海盗船遭遇，击沉一艘，俘获五艘，带回了300多名基督教徒划桨手。

翌年是圣斯德望骑士团丰收的一年。

首先，三艘船攻击了阿尔及尔附近的城堡，不仅夺回了被掳走的基督徒，还俘虏了40个阿尔及尔人，凯旋里窝那。

其次，四艘船出港，远征当时被称为黎凡特的东地中海，袭击了奥斯曼的大型帆船，俘获了大量物资和30个奥斯曼人后回港。

骑士团的船只不分海盗船还是商船，见伊斯兰船便打。实际上，即使是海盗船也不会挂出黑底白色骷髅旗，经常伪装成普通船，很难分辨。

奥斯曼一直认为东地中海是其内海，圣斯德望骑士团远征到此，奥斯曼苏丹不能听之任之。母亲是威尼斯人的苏丹穆拉德向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建议，希望缔结与威尼斯一样的友好通商条约，不要再攻击奥斯曼商船了。

然而，同样位于意大利半岛，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却与威尼斯不同。

威尼斯共和国是把本国产品，尤其是德意志所产著名的钢铁武器运到东方，再从东方运回胡椒香料的贸易国家。而托斯卡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曾经是经济立国的国家，16世纪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国以后，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没有必要像威尼斯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奥斯曼的关系。

托斯卡纳大公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未能缔结友好条约，托斯卡纳大公仍旧担任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长，骑士团也活跃依旧。

顺便一提，在托斯卡纳大公下力气振兴以后，基安蒂开始成为托斯卡纳的葡萄酒生产中心。此外，这话也许多余，现代意大利的海军水军学校在里窝那，但水军大本营却在威尼斯，至今使用的水军军旗仍是过去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圣斯德望骑士团活跃于地中海之上，马耳他骑士团也不甘示弱。只要看一眼记载马耳他骑士团的舰船袭击海盗船及其收获的史料，就能想象得出当时马耳他骑士团的特殊地位。

马耳他与里窝那不同，它全身暴露在伊斯兰的北非视野之中。里窝那港的要塞是由米开朗琪罗等托斯卡纳建筑师建设，十分坚固。马耳他岛的要塞建设，则因动员了当时这方面的先进国家意大利的全部建筑师，而面貌大大改观。单看要塞的建造方法，便可理解这里是最前线的基地。与同时还是农产品出口港的里窝那不同，马耳他首府瓦莱塔是一座纯粹的军港。以瓦莱塔为名的首府，城市中心不是分散守卫的单个要塞，而是整体建成为一个要塞。马耳他骑士团的根据地就在这个大要塞中。仅此一点便揭示出了马耳他骑士团存在的理由，它处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马耳他全岛要塞遍布，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大要塞。

1565年攻防战时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前）

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后）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马耳他骑士团也和圣斯德望骑士团一样，采用轮流制。不，应该说后来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模仿了先辈马耳他骑士团的做法。

两个骑士团的做法都是把船队分成两队，一队用来防守近海，另一队远航追踪海盗船。这对仅仅拥有不到10艘加莱军船的组织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直采用这种做法，可以形成三艘或四艘船的船队，从适于航海的春天直到秋天，经常四处追踪敌人。这不是抗击，而是追击。这个做法对不善海上冲突的海盗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

黎凡特海战之后，挂着红底白色十字旗的马耳他舰船和挂着白底红色十字旗的托斯卡纳舰船开始在地中海恣意横行，这两个骑士团像是在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领主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逃跑。拿波里和巴勒莫也开始积极抗击海盗船。

相反，北非海盗开始转为守势。

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还被任命为阿尔及尔总督。但是，这位曾是原基督教徒的海盗首领鉴于黎凡特的经验不再诉诸海战。

不过，他却绝对没有疏于维持北非的伊斯兰势力。突尼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伊斯兰手中。马耳他骑士团和圣斯德望骑士团都无法靠近的黎波里以及他自己担任总督的阿尔及尔。

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会策划一些攻击，也会以奇妙的形式与骑士团打个平手。这样的状态渐渐在地中海世界扩展开来。

地中海世界的夕暮

历史学家说，历史不会因为个别人而改变。这个说法我赞成一半。至于另外一半，我认为历史存在着因个别人而改变的可能性。我至今忘不掉以前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著作中说的一句话。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构想出所有的政体形式。王政、亦被称为贵族政体的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还有共产主义体制，但是人类未能构想出没有领袖的政体。”

至今各国仍在采取措施应对针对政要的暗杀行动。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个体的某些人，他的想法或许会决定国家的走向。

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在地中海的阵容很耐人寻味。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的母亲是威尼斯人。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尽管已经理所当然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他年老退休后，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静静地安度余生。苏丹穆拉德任命了新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地中海世界。这个人也是生于西西里的意大利人。

西纳姆帕夏本名为西庇阿·齐卡拉，在奥斯曼帝国改名。他原本是热那亚人，在热那亚的国内权力斗争失败后移居西西里，成为一个僻野的领主。既是领主，就有义务保护属民的安全。这个家族拥有两三艘自己的加莱船。与来袭的北非海盗作战是齐卡拉家族男人的传统。

在马耳他攻防战前4年、黎凡特海战前10年的1561年，齐卡拉家族的主人照例出海，迎战海盗。长子西庇阿同行，当时他才10岁。

那年的对手是臭名昭著的图尔古特。齐卡拉的船队吃了败仗，家族的主人当了俘虏。也许是图尔古特心情不好，他被投进了监狱，死在狱中。但图尔古特把同时被俘的儿子西庇阿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了苏丹。

这个时期的苏丹还是被人称为大帝的苏莱曼。大概是苏莱曼对这个少年源自良好出身的高雅品位产生了深刻印象，把他的名字改为西纳姆，放在托卡比皇宫自己的身边养育。当然，让他改信了伊斯兰教。

西纳姆成长为一个苏莱曼所希望的青年。金发碧眼的西纳姆在黑发黑眼的奥斯曼宫廷中非常醒目。奥斯曼人都会因为他是地位崇高者的儿子而多看他一眼。苏莱曼给这个年轻人的待遇也与其他许多孩提时代就被掳来的原基督徒不一样。既没有让他做奥斯曼宫廷官僚，也没让他当奥斯曼新军士兵，一把他送进奥斯曼新军后，就让他当了队长，就像是顶尖候补生。

西纳姆顺利地出人头地，成了奥斯曼新军的军团长。他的名字成为西纳姆·阿加。阿加（aga）是“顶尖”的意思。

他后来青云直上，当上了分管波斯的大臣。苏丹把整个波斯地方的统治都交给了他。巴格达作为伊斯兰阿拉伯的圣都建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奥斯曼奥斯曼帝国的昌盛，伊斯兰世界的首都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至今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应该是巴格达。这里经常发生叛乱。可见波斯全境统治的好坏将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派遣苏丹最信任的人管理波斯已成惯例。

从这时起，昔日的西庇阿·齐卡拉开始被尊称为“西纳姆帕夏”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威尼斯政府得知酒鬼苏丹塞利姆野心勃勃地要占领塞浦路斯，便设计在东波斯发动叛乱，试图打击塞利姆对西方的野心。但是，西纳姆帕夏统治时期的波斯是那样的稳固，叛乱被扼杀在摇篮中。

西纳姆帕夏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伊斯坦布尔。紧接着他又被派往多瑙河，全权统治奥斯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服的匈牙利。我们不清楚他统治了多少年。这位西纳姆帕夏从1594年开始进入欧洲历史。那一年，苏丹穆拉德任命他取代退休的乌尔齐·阿里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9月，西纳姆帕夏统率着一支由70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舰队，出现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海域。从他还叫西庇阿·齐卡拉的时候算起，33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

舰队春天离开伊斯坦布尔港，首先去了埃及。西纳姆首先要再次确认东地中海是奥斯曼帝国之海。然后再向西调转船头，船队驶过伊奥尼亚海出现在西西里海面，已经进入9月。到手的一份情报使他没有东去。

以“副王”名义统治西西里的时任总督只考虑按照上司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意志行事。当他得知西纳姆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立即把西纳姆尚在世的母亲鲁克蕾齐亚和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及其一家投进了监狱。尽管监狱环境并非像地牢那般严酷，但毕竟还是监狱。如果总督认为此举能够牵制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行动，那就只能说他太幼稚了。

西纳姆帕夏和100艘舰船一起驶进了墨西拿海峡，从那里给身在叙拉古的“副王”送去一封信。亲笔信用意大利语写就。

内容委实简单明了，只有一句话：我想见母亲和家人，如果遭到拒绝，将把西西里各个港口城市变成火海。他让出生在西西里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基督徒将信送给“副王”。

不要说拒绝，西班牙国王的家臣所能做的只有同意，以保持体面。西西里总督要求，齐卡拉一家人在西纳姆船上度过的那一天里，要扣押两名西纳姆的部下在总督官邸作为人质。西纳姆当即答应。

两位奥斯曼武将先从西纳姆派来的小型加莱船上登陆。然后，如今已经年迈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上船。小型加莱船靠上了停泊在海面上的奥斯曼海军旗舰。一位中年汉子从旗舰放下的梯子上跳下来，和船上的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母子时隔33年后重逢。

那天，夕阳就要落入西西里群山背后，旗舰上又放下了梯子。儿子搀扶着母亲下了梯子，让老母亲在船上坐稳，然后返回旗舰。西纳姆只当了一天西庇阿·齐卡拉，在旗舰上目送着小型加莱船渐渐远离自己的视线。

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受西纳姆之托给“副王”又捎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鲁克蕾齐亚和齐卡拉一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立时就让西西里化为焦土。

西纳姆帕夏就地向东调转船头。奥斯曼舰队离去了。

乌尔齐·阿里也在其他地方干着海盗勾当，但从来没有祸害过自己出生的故乡卡斯泰拉周边地区。在西纳姆帕夏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时期，西西里也没有明显受害的记录。这就是黎凡特海战之后开始笼罩地中海的气氛。

也许有人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都不曾想再次改做基督教徒呢？

的确，基督教方面曾经劝诱过他们。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想把有能力的人才挖过来。

但这种劝诱从未成功过。如果我是他们的母亲，也会让他们千万别回来。

这是一个以反宗教改革先锋自许的宗教裁判发威的时代。这种宗教裁判是一种异端裁判，其目的不是审判原本就是异教徒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后，其信仰是否出自真心也有问题。这才是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inquisizione”的异端裁判所的目的所在。在意大利，首当其冲的是伽利略·伽利莱。在西班牙，镇压集中在被称为“Marannos”的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身上。

这个机构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认可，称呼它的时候经常要加上“圣”（santa），叫作“圣异端裁判所”。自认为行为正义的人在裁判所内进行的特有的残酷拷问，遭到了有良心的人们的厌恶和忌讳。

然而，不论怎样厌恶忌讳，这个时代的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之外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在被拿破仑征服前，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异端。拿破仑下台后立即重新开始这一行为。这是一个信仰偏激的国度。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对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改回信仰的地方。

研究专家们也说，生为基督徒而改信伊斯兰教的人，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在伊斯兰海盗横行的千年中肯定有数百万之多。

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二人作为这些人中的代表留名史册。众多的人默默无闻地融入了伊斯兰社会，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伊斯兰的宽容”与“恺撒的宽容”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要求个人信仰。伊斯兰世界的“宽容”只是容忍基督徒在伊斯兰社会生存，而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统率阿拉伯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社会的要职最终只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开放。这意味着，如果一直保有伊斯兰教以外的信仰，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只能做二等公民。既然一神教存在的前提在于不承认其他诸神，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便是合理的。不过这与不允许伊斯兰教徒居住的基督教世界以及中世纪、近代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虽说有附加条件，却也相当宽容了。

黎凡特海战之后的地中海世界与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的战前相比，实际上已变得安定起来，尽管这种安定微不足道。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能归于奥斯曼方面三个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形成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西进的兴趣降低，西欧各国的兴趣已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冲突总是在当事双方都有兴趣的时候才会发生。

所以，并非因为没有了冲突，被视为已经没有记载价值的绑架老百姓事件就会全部消失。

“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创建于中世纪，目的是拯救被绑架到伊斯兰世界强制劳动而吃尽苦头的人们。他们在这期间也一直在坚持活动。不论在任何社会，总有人被国家和组织的保护所遗漏。人们不能安居在海边的时代此后又延续了150年。这些组织出于拯救被绑架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们的愿望而设立，一直到1799年以后才解散。这时，离法兰西爆发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

即便如此，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居住条件已经有了些许改善。这一点反映在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的建设方面。

在内地建塔，要能看得见耸立在海边的塔上升起的白烟。再往内地去建第三座塔时，所隔的距离要能看到第二座塔的白烟。按这样的方法建起第四座、第五座塔的地方，在海盗袭击频繁的时代都是人们隐居的地方。随着海盗袭击的减少，这个系统不再只用于逃跑，也开始用于通知大家何时可以返回海边。

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就这样，从在山里寻求安居之地变为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夏天住在山里，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住在海边。如果在以前，要想在海边建造住所，除非领主，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领主可以建造坚固城堡，四周安排大量士兵保护。而现在，老百姓也渐渐开始可以拥有海边居所了。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borgo”，源于罗马帝国末期拉丁语中的“burgus”，意思是位于城墙围绕的城镇之外的村庄。这个词似乎起源于原本是北方蛮族语言的凯尔特语。

但是进入中世纪，对居住在濒临地中海的人们而言，“borgo”一词的意义已经演变为躲避北非海盗而隐居的村庄。

17世纪起，人们开始渐渐从“borgo”返回海边，尽管随着适航季节的变换，还会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如果是现在，来回往返可以避暑避寒，多么惬意。但在当时却生死攸关，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如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撒丁海域附近的很多村庄还会在盛夏时节举行村祭。全体居民一道欢度村祭，连移居海外的人们都会回来参加。

在村祭仪式上，祭祀队伍在安放于村镇教堂中的、多为拯救人们逃脱海盗之难的圣人圣女像的引领下，沿着山路从村镇前往“borgo”，在那里做弥撒，然后再回到海边村镇。这种祭祀游行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如今已经不再有海盗来袭，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保留在夏天地中海沿岸的村祭活动中。

即使在遥远的过去，有出海历史的城镇一定都会充分利用海盗开始转攻为守的时机。

阿马尔菲是活跃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意大利四大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沿海美丽的小城镇现在已经完全用于观光，但如果留心观察旧市街，一种回到抗击海盗时代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撒拉森塔耸立在大海附近和悬崖半腰。主教教堂（duomo）外观富丽堂皇，令人缅怀往返东方广做贸易的富裕时代，主教教堂有多条用于逃跑的路径。曲折蜿蜒的小路让人想起卡斯巴城，但却不是阿尔及尔那样的卡斯巴城。沿着各家各户门前的昏暗狭窄的小路前行，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小片空地。小空地只与另外一条小路相连，周围被墙高窗小的房屋包围。如果放下铁门封死这两条小路的入口，入侵者即刻就会变成口袋里的老鼠。

这里多条小路可以通往城外，穿过葡萄地就能逃进深山。

阿马尔菲自从被挤出拥有自己的海军积极打出去的海洋城邦国家的行列以后，其城镇建设不得不以防御伊斯兰海盗为第一目的。阿马尔菲曾经的对手比萨也是如此。这样的建设格局延续到现在，是今天阿马尔菲的魅力之一。

阿马尔菲也有几个称得上“borgo”的地方，我认为其中最为理想的是今天仍不失为最高级避暑胜地的拉韦洛。

作曲家瓦格纳造访的时代，只能骑在驴背上晃晃悠悠地在山路上前行。现在，山路已通了汽车。不过，一看城镇式样马上就会明白，凿山通隧道之前的拉韦洛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与防御第一的阿马尔菲不同，拉韦洛的房屋和小路都造得很开放。

传说，帝国末期的罗马人为躲避北方蛮族逃到此地，隐居在拉韦洛，这就是拉韦洛的起源。进入中世纪后，拉韦洛很快归于阿马尔菲的统治之下，成了阿马尔菲人躲避外敌的避难之所。

拉韦洛位于崎岖山路尽头的临海高崖之上，是躲避海盗的理想隐蔽之所。从海上绝对看不出有人居住，但站在悬崖边上向下看，阿马尔菲的港口和近海尽收眼底，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从拉韦洛观察，不用依靠撒拉森塔传递消息便可知道海盗是否离去。这样的“borgo”安全隐蔽，海上根本看不到，这就是拉韦洛在迷倒北欧艺术家之前存在的理由。

乘游艇或者客轮游览地中海便可一目了然。从西班牙东岸出发，经过法兰西南部，到达亚平宁半岛，再沿意大利西岸南下，如果还能看到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岛屿，你就会感到今昔差别甚至会感到冲击。

地中海波涛冲刷的所有地方如今都成了旅游观光地。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深受海盗祸害而无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建筑最早也是建于巴洛克时代，一般都是19世纪以后建造的。了解了这一点，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少有更早以前的建筑呢？

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比萨、拿波里、叙拉古、巴勒莫等地留下了很多古建筑，其原因是这些海港城市拥有自卫能力。其他城镇村庄的建筑都建于不用再担心海盗危害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撇开自北非来袭的伊斯兰海盗，地中海世界从7世纪开始到18世纪这1 000多年岁月的历史便无从谈起。

每次从海上眺望这些观光地时，每次见到如今已经用作餐厅和夜间俱乐部的撒拉森塔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所谓“和平”（Pax）首先是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我还会带着不由自主泛出的苦笑去想，人只是一种只要能保障安全就会自己活得很好的动物。

1740年，奥斯曼以国家的名义签署了全面禁止海盗行为的《海盗禁令》。

这时，海盗再也不是受到官方支持的“corsair”了，又成为只为私利的“pirate”了。

1816年，北非的主要城市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即曾经的海盗三大基地也实施了禁止海盗的法律。

1830年，法兰西开始对阿尔及尔进行殖民化统治。

西欧各国对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进行殖民的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

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Naval War）公布，宣告严禁一切海盗行为，不论是“corsair”，还是“pirate”。

禁止海盗行为成为国际间的协议。

这样一来，至少在地中海世界，海盗销声匿迹了。

附录一

因民族而异的海盗对策

罗马帝国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第三卷所讲述的那样，罗马早在公元前27年实行帝制前就对横行地中海的海盗断然施行大手术，灭绝了海盗，同时占领了海盗的根据地，把与海盗业有关的人全部迁移到内陆地区，通过分配农田将他们变成农民，解决了海盗难题。

威尼斯共和国

与罗马不同，威尼斯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首先派出海军，在亚得里亚海确立了制海权。亚得里亚海对威尼斯船只的航行生死攸关。同时，威尼斯让海盗的所有基地提供加莱船划桨手，以此确保年轻人得到雇用；用采购生鲜食品、建造船舶修理厂的方法，保证中老年人得到雇用。威尼斯通过这些措施把海盗基地变成了自己的命运共同体。

关于威尼斯的这种做法，本书中也有叙述，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上卷以“走向大海”为题的章节中有详细描述。

西班牙王国的要塞所在地点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划桨手提供地点

西班牙王国

正如本书叙述过的那样，西班牙的海盗对策是在海盗根据地北非港口外的海岬建设要塞，派驻一队西班牙士兵。这是他们的独有做法。但是，他们不能同时维持图上标记的所有地方。而且，就连维持时间最长的突尼斯，也不是40年间一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从建在港外海岬上的要塞监视海盗船的出入事实上也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时期，海盗从这些地方出发袭击基督教国家，造成的损失丝毫没有减少，这足以证明这一点。

以这三个民族的海盗对策做一个有效期的比较，情况如下。

罗马帝国：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到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600年间。

威尼斯共和国：11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800年间。

西班牙王国：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几乎没有实际效果。

附录二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海洋之都的故事》上、下两卷

这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配套作品，内容以地中海为舞台，时代也在古罗马灭亡后的1 000年期间。

所不同的只是，《海洋之都的故事》是立足于威尼斯看地中海，而《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则是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放眼四周。贯穿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世，在地中海世界这块色彩斑斓的拼图上，占据北边大块拼画的就是“海洋之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罗得岛攻防记》

《黎凡特海战》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描写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地中海为舞台进行的代表性战役。

这三场战役的结果是，基督教方面一胜，伊斯兰方面两胜。不过，如果加上《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卷描述的马耳他岛攻防战，战绩则为二比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叙述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第一章里详细讲述了“罗马掠夺”。第四章“卡特瑞纳·科尔纳罗”详细叙述了吞并塞浦路斯这一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胜利。

《切萨雷·波吉亚或优雅的冷酷》

第一部“绯衣”讲述了将奥斯曼流亡王子作为一张牌来牵制奥斯曼侵略的故事。同时，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描述了跨越中世纪的意大利。

《上帝的代言人》

文艺复兴精神甚至改变了基督在人间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不论是他对十字军的看法，还是对新教这个在天主教徒看来是异端信仰的看法。

其中关联较大的是讲述庇护二世和利奥十世的两个章节。

《什么是文艺复兴？》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我认为，文艺复兴这场精神运动源于中世纪末期人们对自己以往生活方式产生的怀疑。

我还认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有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伊斯兰世界产生过类似列奥纳多·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物吗？

就算有，一一记述他们我力有不逮，只能期待伊斯兰方面的专家。如果有谁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一定最先拜读他的作品。

《爱的编年史》

本书中的《绿色的海洋》是讲述海盗乌尔齐·阿里的一篇小品文。

《沉默的少数派》

这部作品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一次越狱记”，讲到异端裁判所是怎么回事。《平凡的二将》是我在思考威尼斯共和国性质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

《意大利逸闻》

这本书感觉上就是历史逸闻。第六章“后宫里的法兰西女人”中讲到西欧与奥斯曼的关系。第九章题为“大使与咖啡”。“后宫来信”和“从奴隶到皇后的女人”等章节描述了当时就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好奇心的奥斯曼苏丹的后宫实情。

《圣马可杀人案》

威尼斯现任总督的儿子却成为一名伊斯兰教徒。本书通过这一人物描写了鼎盛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靠一般手段无法应付的复杂关系。

不过，我想写的是提香时代的威尼斯。在写作过程中，提香描绘的威尼斯人物一直在我脑际萦绕。

《教廷杀人案》

作品描写了教皇保罗三世时代的罗马。

年表

参考文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田建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498-1

Ⅰ.①罗…Ⅱ.①盐…②田…③田…Ⅲ.①地中海区-中世纪史Ⅳ.①K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980号

Roma-nakiato no Chityuukai-sekai (1)（2）

Copyright © 2008，2009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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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田建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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