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

曾航

简介

《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讲述了iPhone幕后的故事。苹果的iPhone手机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制造关键零部件，由韩国制造最核心的芯片和显示屏，由台湾厂商供应另外一些零部件，最后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里组装，然后空运到美国，再被苹果商店门口排队的华人买走，走私回中国，然后卖到中国各地，然后又被深圳的手机作坊回收翻新再出售，最后被当作电子垃圾拆解回收……

本书作者曾航遍访了全球二十多家苹果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实地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深圳、苏州、长沙等地的苹果供应链走访，跟踪了一只iPhone的一生，还原出iPhone从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运输、销售、走私、再销售、回收翻新直到被分解处理的全球之旅。

在iPhone背后，是世界上最让人惊叹的产业分工，上百家幕后厂商、数百万参与者共同的心血付出，让iPhone成为最成功的智能手机。

这本书讲述了大量乔布斯背后的幕后英雄的故事，包括主管苹果供应链的COO库克、苹果的设计高手伊夫、一手建立苹果零售体系的约翰逊，以及富士康、TPK、三星、LG、ARM等幕后厂商的故事。

iPhone的全球之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IT产业的版图。它让富士康、ARM、三星、LG、宸鸿等苹果幕后企业迅速崛起壮大，而另一些企业则因此而逐渐暗淡。

《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揭示了苹果在乔布斯之外的强大竞争力，读完《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这本书，你会发现乔布斯并不是神，他背后的幕僚和众多合作伙伴，同样是苹果成功的关键。

目录

序

第一章 iPhone是怎样诞生的？

引子 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

第二章 谁给了iPhone一颗强大的“芯”？

第三章 没有触摸屏，就没有iPhone

第四章 苹果拯救台湾经济

第五章 iPhone充满韩国血统

第六章 日本为什么造不出iPhone？

第七章 iPhone玻璃的幕后英雄

第八章 iPhone的总装车间富士康

第九章 iPhone的运输与走私

第十章 重返中国，iPhone在中国正规渠道的销售

第十一章 iPhone的中国App应用开发者

第十二章 iPhone的山寨与翻新

后记：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序

《我的iPhone情结》

雷军

2007年9月，我在美国旧金山买了我的第一只iPhone，那时金山上市路演已经快结束了，旧金山是最后一站，我就去找了家苹果店，花了$299买了部iPhone。

记得我第一次拿到iPhone时，真的有点被iPhone震晕了，这款革命性的手机无论哪个方面都让人叹为观止。就这样，我就成了iPhone业余推广员，不少朋友在我的“推销”下选择了iPhone。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乔布斯说他“重新发明”了手机，很多人并不认同。时至今日，四年过去了，我相信，所有人都认同了，老乔的确“重新发明”了手机，并且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

在此之后，iPhone的每代产品我都买了几十部，不仅自己用，而且送给同事朋友用。

当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改用iPhone时，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在在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热情空前高涨时，世界又开始掀起一股学习苹果和乔布斯的热潮。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对苹果与乔布斯的学习浪潮，丝毫不亚于今天，事实上，苹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影响了我的一生。

18岁那年，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硅谷之火》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乔布斯等一帮计算机业余爱好者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带来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从此之后，苹果和乔布斯对我的影响就开始挥之不去，我从那时起就希望创办一家世界级的企业。

在那以后，我从苹果和乔布斯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例如乔布斯做产品时往往会孤注一掷，所有的研发、市场和推广100%在一段时间里面专注在一个产品上，甚至只有一个型号一种颜色，不留任何后路，iPod、iPhone都因此而成功，这些理念对我日后的工作影响至深。

越是如此，我们往往越是感到，自己对苹果的了解还不够。

《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侧面的苹果。这本书还原了一只iPhone从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运输、销售、走私、再销售、回收翻新直到被分解处理的全球之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iPhone是苹果的巅峰之作，它代表着苹果极简、克制、流畅的设计风格，苹果在设计和创新上的秘诀，是被大家提到最多的地方。

但iPhone之所以能成功，苹果在设计之外的功力，也值得我们学习。

事实上，在乔布斯身后，有许多像库克、伊夫、约翰逊这样的高手。库克是顶尖的供应链管理专家，伊夫则是设计天才，而约翰逊一手缔造了苹果的零售王国……

而富士康、ARM、TPK、LG这样隐身在iPhone幕后的英雄也同样为iPhone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苹果不仅有着极其卓越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其他方面的经营也颇值得我们学习。例如苹果卓有成效的供应链管控体系，有效地保证了iPhone的顺利出货；苹果善于在零部件供应上设置资金和时间壁垒，从而让竞争对手常常无法及时跟进，从而保证了iPhone的领先地位——这些都如同iPhone的设计一样十分重要。

当然，我也为书中提到的数百万人为一只iPhone的诞生而辛勤劳作感到惊叹。他们相当一部分位于中国，iPhone正在改变许多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产业格局。

感谢iPhone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愿更多的人能从iPhone的故事身上得到启发。

作者系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小米科技CEO，著名天使投资人

《还原苹果》

吴伯凡

“历史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至少适用于眼下流行的商业史。当成功是既成事实时，成功的原因和过程也就可以被当事人任意演义。而且，即使是与成功者并无利益关联的写作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对成功者的历史进行不加节制的“优化处理”。直接的原因是，以通俗文学的笔法讲引人入胜的成功故事是一件不费力而讨好的事。真正能给人教益的商业报道和商业史写作殊不多见，更多所谓的商业报道和商业史不过是用若干无关紧要的真实性来装点的自娱娱人的商业传说。

和被制造这样的神话。教主的形象是苹果的品牌宗教的重要内容——果粉们需要这样易于传诵的神话。但要想读懂苹果公司，我们不能把神话当作信史。至少，我们要对那些神话故事进行历史的还原。

本书与众多讲述苹果成功故事的书不同。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路径——通过对iPhone这款苹果标志性产品的供应链的详细描述，来还原苹果公司体系化的竞争力。当我们被作者带领着，对iPhone的研发、设计、制造的过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后，我们对苹果这家公司，对智能手机这个行业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德鲁克说，管理得卓有成效的公司恰恰是没有传奇性的，它们的管理和经营看上去相当平淡，但也正是凭着这些看上去平淡的行为，管理关键要素才能落到实处。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苹果，一个没有那么多神话和传说但更接近真实的苹果。iPhone并非出自乔布斯灵感突发的创想，它最初是为了应对潜在而巨大的经营危机而被迫推出的产品。而且，令人惊艳的iPhone在问世之前，早就以令人失望的外形和性能在市场上出现。iPhone的出现，让不少人产生这样的感叹：“世界上有两种手机，一种叫iPhone，一种叫所有其他手机。”但在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从芯片到显示屏），苹果都曾经面临着诸多的变数和偶然，如果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犯错误或“遇人不淑”，iPhone都有可能是一款与“所有其他手机”没有太大差别的手机。换言之，iPhone是一款被从平庸中救赎出来的产品。苹果之所以成为苹果，就在于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救赎能力和纠错机制。乔布斯的作用在于，他有一种强迫症似的完美主义的冲动和意志，苹果公司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有一套完善的运营机制，能将这种冲动和意志贯彻到底，将创意转化为发明，进而转化为创新，而平庸的公司要么没有这种完美主义的权力意志，要么没有运营机制，让创意终止于创意。

唐人章碣有诗云：“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是“正确地做事”的人，偷儿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做正确的事”的人。前者守正，得到的只是“尘土”，后者出奇，才可能得到“乾坤”。在移动终端领域，苹果本来是后来者，但迅速地成为领导者，我们不得不说，这与乔布斯的“偷儿”性格有关。他一贯强调苹果要做海盗而不是海军，并郑重其事地把一面海盗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我们同样不得不说的是，仅有“偷儿”性格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细致、沉稳的举子作为，偷儿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落草为寇”，困守某个“山寨”，朝不保夕。不建立体系化竞争力而大谈创意，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的。“偷儿”无“举子”则空，“举子”无“偷儿”则盲。本书给人最大的收益，就是能让欲了解苹果真相的人们看到，苹果的创新（“落到实处的创意”）是如何真正实现的。

作者系《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

第一章 iPhone是怎样诞生的？

——在硅谷的苹果总部，iPhone如何被设计出来

我曾经见过5位英国首相、两位美国总统、曼德拉、迈克尔-杰克逊、还有英国女王，但与史蒂夫-乔布斯会面的一小时是我最紧张的一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是事实。我的确认为乔布斯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是改变世界的极少数人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介于表演者、完美主义的领导、梦想家、狂热分子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人，他对于设计、细节、抛光、质量、易用性和可靠性的坚持从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苹果的成功。

——《时代周刊》记者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

这是200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对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伯蒂诺（Cupertino）市来说似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

在市郊一组看上去并不起眼的灰白色建筑内，一群身着牛仔裤的年轻设计师，正忐忑不安地在会议室里等待分配任务，他们既满怀期待却又心里没底，就像在等待一项法院的判决最终发布。

不久之后，一个满脸胡楂儿、身披套头深色线衣、下穿一条磨旧的李维斯蓝色牛仔裤、脚穿旧跑步鞋的家伙走了进来。

这是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一个拥有万千粉丝却几乎没有朋友的老板。

在苹果的加州总部，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家伙乘坐同一部电梯，因为乔布斯会言辞尖锐地向你发问，如果你的回答没让他称心，你可能还没下电梯就被开除了。

乔布斯深信自己长期吃素身上不会有异味，所以很少洗澡。他行为怪异，喜欢将自己的奔驰600轿车停在残疾人专用车位上。年轻的时候，这个家伙喜欢留着一头披肩长发，并吸毒打坐，看上去满身的恶习……

一款神秘新产品的演示很快开始，这就是后来风靡世界的iPhone手机。

但不幸的是，这次演示看上去像是一个灾难。样机在演示过程中频频掉线，电池充电还未完成就自动停止，数据和应用程序经常出现故障，无法使用。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会议室的气氛开始凝重起来。在演示结束时，乔布斯盯着会议室里的十几个人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搞出个产品来。”这时距苹果iPhone计划启动已经将近一年了。

若在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乔布斯通常会大动肝火。而这次，他却表现得相对平静，不过他的这种平静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那个时代的硅谷，苹果仍然是一家看上去“不入流”的公司。苹果那些外形酷炫的笔记本电脑占据了少数时尚潮人的桌面，却在出货数据上和惠普、戴尔这样的计算机巨头差距巨大。

苹果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会还有几个月就要举行了。自乔布斯1997年重返苹果后，每年的Macworld大会都会推出一些具有震撼性的产品，这次也不能例外。乔布斯已经宣布，苹果最新的操作系统Leopard将延期发布，因此如果iPhone不能按计划在大会上展出，那苹果将无颜面对它的支持者，乔布斯也将面临反对者的声讨，苹果股价也会遭到打击。

接下来的三个月对于iPhone的开发人员来说是最紧迫的时期。无论是工程师还是产品经理，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好在离Macworld大会还有数周时，乔布斯手上终于拿到了可以正常使用的iPhone样机。

他立刻去拜见了AT&T无线的老板斯坦-西格曼（Stan Sigman），向他炫耀了iPhone漂亮的显示屏、强大的浏览器和友好的用户界面。西格曼不吝溢美之词地赞赏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产品。”

六个月后，2007年6月29日，iPhone终于上市销售了。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分析师预测，2007年年底，苹果iPhone的销量有望达到300万台，成为有史以来销售最快的智能手机。iPhone也将成为苹果最赚钱的产品，据估计，一只iPhone的净利润达80美元，这还不包括运营商的分成。iPhone不仅为苹果和AT&T无线带来了巨额收入，而且还对美国的手机业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长久以来，美国的手机制造一直由运营商说了算，手机生产商只是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制造相应档次、功能的手机。但苹果iPhone彻底打破了这个局面，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们突然发现，原来好的手机产品可以为运营商赢得用户。

iPhone前传：那些夭折在实验室的苹果手机

可能大多数消费者不了解的是，在iPhone推出之前，苹果的团队很早就开始启动了苹果手机的研制，但是这些手机都在最后被乔布斯扼杀在了实验室里。

这些夭折的苹果手机以“紫色一号”项目最具代表性。

在iPod（苹果公司推出的一种音乐播放器）大获成功之后，乔布斯已经隐约感到，手机市场早晚会对自己的iPod产品产生威胁。此时iPod已经占苹果总收入的16%，苹果的竞争对手们正在争相效仿iPod的炫酷设计，还有苹果引以为傲的音乐商店。随着存储器价格的快速下滑，MP3市场正在快速由蓝海向红海滑落。

苹果的设计师们很快开始讨论设计一款手机的可能性，于是便有了“紫色一号”方案。从日后流露出来的信息看，这款手机看上去完全是iPod的改进版。

在这一方案中，苹果曾希望使用iPod赖以成功的转盘功能取代传统手机的九格键盘式的标准布局。

在屏幕上显示模拟的复古拨轮，你只需要转动几下便可以快速无误地拨号。而苹果为发短信又专门设计了一个字母识别系统，以解决输入问题。

事实上，苹果从来没公开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信息，所有那些后来被采用的技术和“紫色一号”的有关的信息都是从专利文件中获得的。

不过，最终乔布斯还是选择放弃了这个方案。我们无从得知苹果放弃的真正原因，但有一点显而易见，这款产品根本无法让高傲的乔布斯感到满意，他的胃口远不止一款iPod的简单改进品能满足。乔布斯需要的是一款全新的革命性产品。

从日后流露出来的种种信息显示，2004年前后的苹果正在大量收集关于手机市场的情报，而在此之前，这家PC电脑企业还没有任何手机制造经验。

在2004年1月，和乔布斯相识的前SUN公司高管桑德尔（Ed Zander）成为了摩托罗拉公司的CEO。那时的摩托罗拉暮气沉沉，已经陷入困境，不断地重组，市场份额上也不断遭到对手打击。和苹果一样，这家公司急需一款一炮走红的产品来扭转局面。

2004年夏天的时候，乔布斯和桑德尔进行了一次会谈之后，双方爽快地签订了合作协议。这看上去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苹果需要摩托罗拉在手机制造上的经验，而摩托罗拉对将苹果在iPod和音乐商店上的成功搬到手机上，也有浓厚的兴趣。

据说桑德尔当时对乔布斯说了一句十分有代表性的话：

“When you’re leaving your house，you make sure you have three things Your keys，your wallet and your cell phone Your iPod isn’t on that list ”

（当你离开家外出时，你需要确定自己带上了三样东西：钥匙、钱包还有你的手机。你的iPod不在这个清单中。）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点出了苹果当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iPod的MP3功能很容易被整合进手机中，一旦用手机听MP3开始变得普遍，那么苹果马上就又一次陷入困境，所以苹果必须尽早进入手机领域。

双方很快联合发布了一款叫作ROKR的手机。这款手机的硬件由摩托罗拉设计，而苹果则在这款手机上加入了iPod的iTunes（由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网上商店功能。

ROKR以当时摩托罗拉的E398手机为基础设计，内置了当时市场上还很少见的双喇叭、情境灯光，并配备了造型独特的耳机。

但双方的合作很快不欢而散。固执的乔布斯经常在一些细节上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喋喋不休，比如讨论在电话里到底存多少首歌曲，辩论歌曲怎样下载到手机中，甚至争论每家公司的logo和名字如何印制到手机上去，或者如何显示两家公司的logo。

而且从外形上来看，这款手机实在太难看了，这和苹果那些充满炫酷色彩的工业设计产品大相径庭。甚至在功能上，这款手机也存在许多缺点：它没办法直接下载歌曲到手机中，而且最多也只能存储100首歌曲。

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Wired）在2005年年末对其进行了尖酸的挖苦，并在封面中评论：“乔布斯先生，这个破玩意儿就是你所鼓吹的未来的手机？”

这款失败的产品共计售出了100多万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款手机并不能算是苹果的产品，而更像是摩托罗拉的产品。

iPhone诞生记

也许被此前不成功的手机研发教训所刺痛，现在，乔布斯决定研发一款全新的手机。

这次可怕的产品演示会结束后的三个月，可能是苹果工程师们职业生涯中最辛苦的三个月。一些人回忆道，那段时间苹果的走廊里经常传出尖叫声和欢呼声，这是一段苦闷但难忘的岁月。

苹果的这些工程师在经历了整夜的代码讨论会议后离开工作区，稍微补一下睡眠后就又回到工作中来。一个产品经理因为过于用力地关门，导致门锁反锁而出不来。她的同事们花了一个小时用了一根棒球棒将门锁敲坏才将她“解救出来”。

为了保证iPhone的革命性效果，一些在当时还十分新潮的技术被源源不断地移植到这款手机上来。

苹果的工程师们首次将电容式触摸屏应用到了手机上，这给iPhone带来了完美的多点触控感受。在此之前，许多基于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手机，已经实现全触摸控制，不过，苹果的工程师们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消费者对触摸屏的体验完全进行了重新定义。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项新技术应用在iPhone之前，苹果内部同样有一款半路夭折的产品，成为了iPhone的“垫脚石”，这便是一款叫作“Safari Pad”的记事本大小的产品。该产品由Tim Bucher负责，他后来成为苹果电脑硬件负责人。但是这款“Safari Pad”最终夭折了。不过正是由于Tim Bucher的影响力，乔布斯才最终将多点触摸技术加入到iPhone之中。

苹果的工程师在转移到iPhone项目之前曾经以一款超小平板电脑重振雄风，并且在这项计划上工作了一年。该设备的大小是目前iPhone/iTouch的15倍。这款平板电脑同样整合了带有多点触摸技术的Mac OS X系统，该系统正是iPhone随后使用的。

电容式触摸屏是在玻璃表面贴上一层透明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触点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使得与之相连的振荡器频率发生变化，通过测量频率变化可以确定触摸位置获得信息。在本质上，电容式触摸屏由触控传感器（sensor）、驱动IC（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特种玻璃组成。

电容式触摸屏的构造主要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双玻璃设计能彻底保护导体层及感应器。

在电容式触摸屏领域，苹果的工程师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实验，并和中国台湾的厂商展开联合研究，最终苹果和它的合作伙伴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为iPhone手机日后在业内遥遥领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iPhone推出之后，大批模仿iPhone的全触屏手机纷纷推出，但在多点触摸的实际感受上，始终无法超越iPhone。

与此同时，iPhone操作系统的研究也一波三折。

在工程师开始设计iPhone之前，苹果的工程师们开始仔细研究Linux（一类Unix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统称）操作系统。这款操作系统已经被成功地移植到手机上面，苹果甚至研发出了一款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原型机，但是最终乔布斯仍然决定放弃这款操作系统。这款原型机虽然也内置了iPod的功能，并且使用了圆环触摸屏作为拨号器，但是这款原型机仅仅能拨打电话，不能让用户有很好的上网体验。

在2006年年初，苹果的工程师决定放弃Linux，并且也放弃他们长达一年多的针对OS（操作系统的简称）X操作系统在Intel芯片上的精简和移植，并且决定重新为iPhone开发操作系统，和OS X类似的操作系统。

在苹果内部，这场关于iPhone上使用何种操作系统的争论持续了很久。

最终苹果决定在iPhone上使用由苹果自己研发的iOS操作系统，这是iPhone OS 或 OS XiPhone的简称。就像其基于的Mac OS X操作系统一样，它也是以Darwin为基础的。

iPhone OS的系统架构分为四个层次：核心操作系统层（the Core OS layer）、核心服务层（the Core Services layer）、媒体层（the Media layer）和可轻触层（the Cocoa Touch layer）。操作系统占用大概240MB的内存空间。

这款操作系统的特别之处在于很好地支持了iPhone硬件上的多点触控功能，其控制方法包括滑动、轻触开关及按键。与系统的互动包括滑动 （swiping）、轻按（tapping）、挤压（pinching）及旋转（reverse pinching）。此外，通过其内置的加速器，可以令其旋转装置改变其y轴以令屏幕改变方向，这样的设计令iPhone更便于使用。

iPhone的屏幕下方被设计成了一个home按键，屏幕底部则是dock快速启动栏，有用户最经常使用的四个程序的图标，包括电话、Mail、Safari和iPod，被固定在dock上。屏幕上方有一个状态栏能显示一些有关数据，如时间、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度等。其余的屏幕用于显示当前的应用程序。启动iPhone应用程序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当前屏幕上点击该程序的图标，退出程序则是按下屏幕下方的home键。

不过，iPhone在研发上的艰辛远不止于此。这家没有手机设计经验的公司，还必须在手机的娱乐功能和通信功能之间进行一些取舍。在天线设计、辐射以及网络传输模型上，苹果内部同样不乏争论。

为了确保iPhone的小天线能够高性能地工作，苹果公司花费数百万美金架设了专门的实验室。为了确保iPhone产生的射频辐射在规定的范围内，工程师们专门建立了几个仿真人类头部的模型，其中包括仿真大脑的黏状物，来测定辐射对于大脑的影响。

为了准确地评估iPhone在无线网络中的灵敏度等参数，苹果的工程师至少花费了数百万美金购买了几十种测定参数的设备和仿真系统。很多之前的设计经验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比如iPhone的屏幕设计根本就无法参考之前的iPod的设计，所以一切得重来。

乔布斯亲自参加了这些测试，他在试用原型机时发现将iPhone放在口袋里可能会被划伤屏幕，所以他要求制造屏幕的材质不要选用类似iPod上的硬纸塑料，而是最终选用了一种特种玻璃。

这款手机的研发花费如此高昂，一位业内人士曾估计，为了研发iPhone，苹果公司当时大约花费了15亿美金的研发费用，后续的开发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最好去当海盗，而不要去当海军。”

苹果的设计团队在一个大的开放工作室里工作，但这个工作室是苹果的最高机密。与以透明玻璃改成的苹果专卖店相比，苹果公司本身犹如“黑盒子”。外人甚至公司员工有时都不知道到底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曾在苹果总部工作过的李开复就曾没有找到苹果公司的大门，他第一次上班时居然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他在自己的书中这样记录道：

去苹果上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上了车，拿出自己的报到书一看，吓了一跳，上班的地方居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是在苹果的总部里上班？苹果难道搬家了，搬到银行去了？

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

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我们真的是在银行背后一个隐秘的小楼里上班。苹果的产品研发多是在秘密进行，希望上市的时候能让所有的人“惊讶”和“惊艳”，因此办公地点非常隐秘。

而《时代周刊》的记者Stephen Fry在参观苹果总部时则把那里看成是一座校园：

在一个无限美好的春日里，我抵达了宇宙中最酷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库伯蒂诺英菲尼特环线1号（1Infinite Loop，Cupertino，Calif ）——那可是1993年以来苹果的全球总部。人们把这里称作是“校园”。它占地面积虽然巨大，但却还没有大到与苹果如今的发展速度旗鼓相当。不过，苹果的另一处新址正在设计修建当中。在公司商店里套上印有“我来过老窝了”（I visited the mother ship）的T恤后，我被引导着参观了公司的食堂、草坪和公共空间（在T恤的事情上，我们“果粉”很可怜，这点我承认）。把苹果的总部称作“校园”无疑正确，因为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学生打扮。我想，唯一西装革履访问过这里的，可能是那些政客吧。

从事保密项目的员工必须多次刷卡，通过多道安全门，最后输入一串密码才能进入工作区。工作场所通常安装有监视摄像头。从事产品测试的员工在工作时必须用黑斗篷盖住产品，揭开斗篷时要开启红色警告灯，提醒所有人必须格外谨慎。而苹果营销高级副总裁菲利普-席勒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披露虚假产品的功能或价格信息，然后查找泄密者。

这项正在开发的新产品被视为苹果的顶级机密。

在苹果总部内部，据传有一间展示室，这里面摆满了苹果资深副总裁伊夫（Jonathan Ive）的新玩意儿。乔布斯每周至少出入这个展示间5次，挑选自己认为有趣的设计，并给出意见。

伊夫的实验室位于苹果的核心区域。这里充斥着触摸屏玻璃，桌子上堆积着各种裁剪好的铝板，分别对应各种产品的外壳，如iPhone和MacBook Air（由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笔记本电脑）等。

一位工程师形容道，乔布斯像是一个“过滤器”，他会毫不犹豫地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功能。苹果的每个工程师都知道，乔布斯按删除键的手有多快。

在一次采访中，乔布斯说：“那些我们没有推出的产品和推出的产品让我同样骄傲。”这不是因为乔布斯有拒绝强迫症，而是因为苹果公司的繁荣要靠高利润的支撑，苹果也有意志力来保持低生产成本。

乔布斯在1974年去印度朝圣，结果失望而归。他打消了借助某位大师或某种宗教来解决内心的困惑和不安的念头，相信只有通过个人的修炼、直觉和顿悟，才能获得真谛。

他开始重新对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学产生了兴趣，并跟随来自日本的禅道师父古文知能学禅。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乔布斯那里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和设计思路：No Button（“无需按钮”）。“按钮”是电子设备“天然标志”，但用户要的不是按钮，而是“直指人心”的功能、效用和体验，所以iPod的外形设计极其简单：使用者“所见即所得”，只看到一个屏幕和一个“唱片”（其实是一个隐形化的按钮加触摸操作盘）。

而在这款全新的iPhone手机的设计上，iPhone把No Button技术和设计理念贯彻到极致：一部只有屏幕没有按钮的手机，这在那个时代非常罕见，各大手机厂商还正在增加各种按键以增强手机的功能。

此外，削减一些性能也为下一次产品推出造势，iPhone 4就是最近一例。苹果熟谙如何让用户一来再来的技巧。

1997年回到苹果公司的时候，乔布斯发现苹果的产品线太令人费解因而显得很混乱。他甚至讽刺地说，如果连他自己也没法搞清楚一大堆型号之间的区别，苹果公司怎么能要求消费者去搞清楚呢？

自然而然地，他发布了第一道命令，就是精简苹果公司的产品线，只注重于要么针对消费者，要么针对专业人士制作和市场营销的部分产品。包括Newton在内的很多产品在此过程中被砍掉了。最后，苹果公司只剩下4个精简后的产品线——针对普通消费者或专业人士的笔记本电脑和针对普通消费者或者专业人士的台式机。

谈到这些产品线，苹果公司的商业实践其实很类似于篮球教练的做法。你会选择一个由7名全明星队员组成的小型球队，还是一支由1个全明星球员，2个中上水平球员，3个中等水平球员，以及6个板凳球员组成的完整球队？肯定每次都是梦之队会赢！

从iPhone开始研制第一天起，这款产品就充满了苹果老板乔布斯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苹果的工程师们形容道，乔布斯是一个喜欢用右脑管理的老板——他总是不按常规出牌，脾气捉摸不定，并不停地为创意人才灌输一种叛逆精神。

在苹果内部的产品讨论会上，乔布斯经常大喊这样一种战斗口号：“最好去当海盗，而不要去当海军。”

一些人回忆起了乔布斯重返苹果第一天的情形：高层被召集到总部开会，他（乔布斯）看起来就像个流浪汉，穿着短裤和拖鞋，胡子也有好几天没有剃了。

乔布斯重重地往椅子上一坐：“跟我说说这个地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没等人回答，他突然大喊道：“问题就出在产品上。公司产品实在是太糟糕了！这些产品已经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2000年，作为刚被苹果收购的德国阿斯塔特业务分部的运营经理，Mike Evangelist负责研发日后为人所知的iDVD（由苹果推出的一款制作数码录像光碟的设备）。Evangelist说，为此自己与搭档精心准备了3个星期。

“这时乔布斯走了进来。”Evangelist回忆说，“他压根儿没看我们的展示，而是径直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方框，说：‘这是这款新应用，有一个窗口，你把影片拖动到窗口里，点击一个按钮叫Burn，就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李开复回忆起苹果的海盗文化，也深有体会：

“这也许就是苹果海盗精神的反映吧。”我想。苹果所谓的“海盗”精神，我一直有所耳闻。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

我所在的语音识别项目组里都是年轻人，我当年28岁，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是全美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的海盗文化。浸泡在苹果宽松文化里的他们，是一群又酷又可爱的人。他们经常把宠物带到办公室来，你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小狗会凑过来嗅一嗅你的脚。有一次，一位同事养的兔子甚至跳到了我敲键盘的手上。那时，办公室里堆着各种宠物食品，谁有空谁就来喂一喂宠物。

由于在学校做了太久的研究，当时的我对如何做真正的产品感到无所适从。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让我从学术界的故步自封里解脱出来。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圈子。

那几乎是我在苹果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从1990年7月到1991年2月，在苹果，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们，我们的激情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下了班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希望尽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其间，Mac的语音识别速度加快了40倍，而且实现了不错的识别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Mac III项目有了很多突破。

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苹果一年只能推出一两种产品。

苹果的工程师们总是要花费100%的时间去设计一小部分资深经理或乔布斯本人计划的产品。由于只有一小部分人作决策，因此苹果一年仅能够推出一两款创新产品，但是结果证明乔布斯总是能依靠这一两款产品笑到最后。

乔布斯曾用类似的挑衅语气激百事公司董事长 John Sculley 来苹果任职：“你是想终生卖糖水呢，还是跟着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Sculley 与乔布斯共事了两年。1985年，两人大吵一架后，Sculley 策动了解聘乔布斯的行动。Sculley 在回忆录中写道，乔布斯是个“偏执狂”，“他不能接受真实世界里的丝毫缺陷”。

他还写道：“乔布斯想让苹果专注于生产优质消费品，这真是疯了——高科技怎么能被设计成消费品来卖呢？！”当然，事实说明，是Sculley大错而特错了。

乔布斯还以狂吼员工著称，他还是个善变的老板。前一刻他可能还在嘲笑你的点子烂得出奇，下一秒却又将其奉若至宝，这让员工完全摸不着头脑。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员工说：“乔布斯从不犯错误，他的错误都就地蒸发了。”

乔布斯甚至离经叛道地拒绝为自己的奔驰车上牌照，他对此解释说：“这么做只是好玩罢了。”

即便如此，乔布斯还是网罗到世界一流的人才为苹果效力：负责软件的Avie Tevanian；负责硬件的Jon Rubinstein；负责市场的Phil Schiller；从康柏挖来的执行总监Tim Cook；从Target聘来负责苹果零售业的Ron Johnson。

这些天才的加盟，为iPhone的诞生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乔布斯对技术的重视，使得苹果的研发人员都很自负。在他们看来，技术创新是企业唯一重要的因素，管理和营销尚在其次。苹果的技术人员因为崇拜乔布斯和沃兹的神话，坚信一条原则：一个人，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就能改变世界！

著名工业设计师阿米特（Gadi Amit）说：“苹果伟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你能通过贩卖情感而成为亿万富翁，证明设计也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

许多在苹果工作过的员工都认为，正是乔布斯本人确立了公司重心在于工业设计的理念，并将设计放在了比技术更高的地位上。

1993-1998年在苹果担任高级技术部副总的诺曼（Don Norman）认为，苹果公司设计方面成功的关键在于，乔布斯在团队中引入了凝聚力和纪律观念。乔布斯对于最终产品有着明确认识，无论新的建议多有前景，无论团队如何抱怨，都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

而其他公司更民主些，注意倾听各方意见，其结果往往导致意见分散，缺乏凝聚力。如此突出的凝聚力直接促使苹果具有了创造功能简化产品的独特能力。而功能简化本身就是一种产品差异化的途径。正是因为省略了某些东西，伟大的产品反而变得更美。

当然，iPhone的成功绝对不是乔布斯一个人的功劳，事实上，苹果内部许多天才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在这一过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就是这样一位，苹果大多数酷炫的产品的外形设计都是出自他之手。

在苹果内部，乔布斯指明方向并且提供灵感，而伊夫则负责将苹果独特的创造力和造就美丽事物所必需的具体细节融合在一起。苹果创新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这种主设计师与老板间的契合。

伊夫早在1992年就已经加入苹果公司，并成为设计部门主管的设计师。在此之前，伊夫曾在一家设计卫浴的公司工作。因此有人认为，苹果的许多产品在设计上从马桶和浴缸处得到了灵感——大部分苹果产品看上去都十分简洁明了，并喜欢采用白色元素。

在工作室里，乔纳森-伊夫拥有一个庞大的音响系统用于播放音乐。乔纳森-伊夫将设计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制作艺术品般的模型上，他的设计流程高度重复——制造一个又一个模型以将新的理念具象化。

伊夫指出好的设计是由三个要素组成：

第一要素是用途。产品用来做什么？它是否如预期般发挥效用？

第二个要素是外观。产品外观决定它给人的感受，必须拥有它的原因以及它的价格。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则是它的诉求。产品的特色是什么？您对它的感觉如何？您可以试想一下关车门的声音和感觉，有些车子就是会让人感到比较放心和可靠，但这一点不一定与车辆的基本工程结构有关。

苹果产品设计的精彩绝伦就是建立在这位强势老板坚定不移的设计取向和设计师伊夫的完美创造力上面，甚至伊夫的设计能够超越乔布斯的愿景。

“苹果是一种宗教，苹果的设计团队仿佛是一个更狂热的宗教。”现在为耐克工作的苹果前设计师Ray Riley这样说。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他们的运作极其高效，不管是就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团队而言。

伊夫曾经说过苹果的很多产品都是设计团队窝在工作室狭小的厨房里吃披萨时构想出来的。

这是一个在舒适环境里工作了很多年的团队。他们很少参加行业盛事或者颁奖典礼，就好像他们并不需要外界的肯定，而且这是因为没人比他们在设计方面更权威。分享更多的信息，只会使得别人窥得秘密缩小差距。

设计师们自身就反映了苹果产品的设计感觉——漫不经心的别致、优雅。这个由三四十岁的人组成的团队有着鲜明的国际视野。成员不仅包括来自英国的伊夫，还有新西兰的丹尼-柯斯特（Danny Coster），意大利的丹尼尔-德路利斯（Daniele De Iuliis）。

伊夫的苹果团队并不像其他公司的那样只是一个聚集创造力的设计圈子。他们与工程师、市场营销人员甚至远在亚洲的外围制造商都有密切的接触。他们不只是单纯的造型设计师，还是使用新材料和革新生产流程的领导者。设计小组能想出办法在iPod白色或黑色的内核上覆盖一层透明的塑料以增加材质的纵深感，也能在很短时间内将每个零件组装起来。

iPhone的极致保密工作

在苹果内部，这款手机的研发高度保密。iPhone在苹果内部的项目名称为P2，这是英文Purple 2的缩写——此前苹果和摩托罗拉合作的ROKR手机被称作Purple 1。

参与这一项目的员工要通过一扇又一扇门，一次又一次地刷员工证，并输入数字密码才能进入办公室。办公区普遍安装了摄像头。当你进行产品测试时，必须穿上黑色外衣，进行操作时会有红色的灯警告你：要特别小心。

保密是苹果十分重要的一项企业文化，为此苹果极少和媒体、投资人公开打交道，并很少参加各种电子展会。它几乎只在新产品上市这样的场合和外界沟通，以获得轰动效应。

这款手机的研发团队被分散到好几个地方，而当苹果的高级主管前往Cingular沟通会面时，他们以半导体公司Infineon（英飞凌）工程师的身份来伪装自己。

此外，研发iPhone的硬件和软件的团队是完全分开的。搞硬件的工程师所研发的硬件的确是iPhone，但是其中灌装的软件却是伪装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以为是真正的iPhone软件。

而搞软件的工程师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在开发真正的iPhone软件，但是所用的硬件却装在木盒子里。一些工程师甚至以为未来的iPhone，居然还是木头外壳的。

其实到2007年1月，当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真正公开展示出iPhone时，很多研发的工程师才搞清楚原来这才是真正的iPhone。其实之前只有不到30位资深人员才知道产品最终的模样和状况。

在iPhone发布之前，互联网上关于苹果手机的假想图和假新闻铺天盖地，其中竟然没有一条与真正的iPhone相符，难怪乔布斯在发布iPhone的MacWorld2007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道，在送到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检测的时候，苹果的秘密已经掩盖不住了，“我们决定让苹果自己来把这款新手机告诉全世界，而不是FCC”。

在苹果iPhone的合作伙伴中，Google、雅虎以及运营商Cingular等重要角色竟然从来没有见识过苹果iPhone的真面目。

甚至苹果公司的一些高级雇员也表示，在iPhone发布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款神秘手机到底长什么样子。苹果iPhone与乔布斯之间将秘密保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其中所表现出的不只是苹果公司对首款手机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苹果严格和成熟的管理机制。

伊夫负责的设计部是苹果里面最机密的部门。他们办公楼里其他部门的苹果员工都进不了。从设计部离职的人，要和律师谈三个小时，签下各种协议，不可说任何故事，连去过什么城市都不可说，因为“那样别人可能会猜出苹果在跟谁合作”。

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将iPhone的细节做到滴水不漏，主要是因为乔布斯充分利用了法律的武器。

在这个充斥着监控设备的时代，道德规范已经不足以得到完全的信任，因此，苹果公司在涉及产品细节的环节上都以“秘密保证协议”作为首要考虑事项。“协议”警告所有工作人员、外聘人员不能以任何方式将iPhone的任何资料对外泄露，否则就会被送上法庭，受到牢狱之灾。

对于那些对外泄露一点点公司机密的员工，苹果会毫不犹豫地开掉，以起到震慑效果。

谈论即将发布的产品对苹果员工来说极其危险，以至于苹果员工要么装傻，要么扮无知。“我每天被追问下一代iPad或iPhone不下5次，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如果我说下一代iPad将有摄像头，那我的麻烦可就大了。”一位苹果员工对外透露。

“甚至每天看报纸我都会避开科技板块，这样我在与别人聊天的时候才不会不小心冒出自己的看法。我宁愿对科技一无所知。”这位员工略显夸张地形容道。

“乔布斯非常在意其私人生活。就我知道他以来，他对各种事情都非常小心谨慎，只信赖极少数人。”早年曾担任苹果公司媒体顾问的硅谷著名营销老兵里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表示。

在苹果内部，甚至有一个类似“苹果的盖世太保”的组织，它的官方名称叫作“全球忠诚团队”（Worldwide Loyalty Team），在苹果的一些员工眼中，他们就像是一群间谍，专门监视苹果各大总部和店面的情况，并直接向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和CFO（首席财务官）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汇报情况。

一位化名“汤姆”的苹果前员工说：“苹果的这些‘间谍’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一些有可能泄露机密的部门，就连管理层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一旦他们怀疑信息被泄露，他们就会立即赶到你的办公桌前，当场收掉你的全部手机，并检查里面所有的短信和照片，同时展开没完没了的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启动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以确保他们不会相互沟通，也不会与外界联系。而且所有员工都被要求保持沉默，不许发短信，也不许打电话。如果有谁拒绝遵守命令，就会被辞退，而且永不录用。

苹果公司还经常采用“替身”做法。为防止苹果的合作伙伴泄密，Google（谷歌）、雅虎等iPhone软件的合作公司不需要见到手机原型，只要提供相应的软件给苹果公司，就能够让合作顺利进展。

苹果会经常向外释放错误信息，以混淆或掩盖分析师和媒体对于新产品的感知能力。几年前，苹果的一位高管曾向外表示“苹果没有兴趣开发便宜的、不带屏幕的iPod ”。但不久之后，苹果就推出了iPod Shuffle 。

而在运营商方面，Cingular根据传统需要看到苹果公司拿出的iPhone原机图，才能开展后续的谈判。在这方面，苹果公司毫不在乎地提供了iPhone的一系列“替身”产品，而此时，真正的iPhone还在伊夫领衔的设计团队手中不断地完善。

在图形界面上，苹果公司为iPhone设计了完美的保密计划，对程序员只提供相应的部分代码，整个手机软件界面也进行了一系列伪装，即便是资深的程序开发人员也无法得到iPhone手机真正的系统界面。

这些严格的保密措施，为iPhone最后的轰动上市埋下了伏笔。

2007年Macworld大会：iPhone正式粉墨登场

2007年1月10日早上7点，数千名苹果粉丝一窝蜂似的拥到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苹果Macworld大会现场，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通宵排队。

9点钟左右，苹果开始“老调重弹”似的播放那几首苹果的标准歌：Gnarls Barkley，Coldplay，Gorillaz，还有Sheryl Crow XD！

不久之后，现场响起James Brown的音乐，乔布斯在掌声中走上台去，他的演讲稍微迟到了十几分钟开始。

细心的苹果迷很快发现，这次的Macworld现场居然连一台电脑都没有看到——这一天注定是属于一款革命性的产品的。

“在我们开始之前，先来说说手机的分类。”乔布斯故意卖了卖关子，“目前最先进的是智能手机，通常就是电话上面有QWERTY的小键盘，但重点是它们既不智能，也不好用。”

“我们当然不是要做那些，我们要做的是更聪明、更简单好用并且将一鸣惊人的产品，而这就是iPhone。”现场掌声雷动。

iPhone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要知道，就连许多苹果的设计师，也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见到iPhone的真容。

这是一款116毫米厚，拥有35英寸宽屏触摸屏的手机，它同时有着200万像素摄像头，8GB的容量大小，同时支持3G，运行OS X操作系统。从上到下，这款手机只有一个Home键，这让在场的观众们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鲜为人知的是，乔布斯当天在台上共准备了3部iPhone——假如乔布斯手上拿着的一部iPhone演示时出了问题，那么其他两部将作为备用。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时苹果对这款新手机还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站在聚光灯下，乔布斯用指尖轻轻滑动着iPhone那敏感的屏幕，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打电话，全场再次掌声雷动。

“它是能触摸控制的超大屏幕iPod，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手机，是一个突破性的互联网通信终端。它不是三个产品，而只是一个设备，我们叫它‘iPhone’。今天，iPhone将彻底刷新手机的概念。”乔布斯说道。

“一般的智能手机问题出现在手机下面40%的空间，这里总是被键盘占据着，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我们要有不同的操作按键，不能再加新的东西。”乔布斯嘲讽道。

“每个应用程序都想要一个不同的按键，你却不能增加按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吧！我们要把所有的按键去掉，只剩一个大屏幕。”乔布斯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天赋渲染着这款手机，从此之后，全触摸的概念在全世界深入人心。

乔布斯继续演讲道：“我们要如何操作它呢？用触控笔吗？不，谁会用这种烂东西呀。我们不用触控笔用什么呢？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指向装置——我们的手指！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multi-touch（多点触摸）。不用触控笔，也比任何界面要更加准确！它不用因为点击不准确的触控笔而在键盘上跳舞！”乔布斯开始隆重推出日后横扫世界的多点触摸技术，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接下来开始介绍从iPod技术上延续下来的同步技术——在iPhone上，完美地保留了iPod和电脑上的iTunes软件同步的功能。“我们从iPod上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iTunes 同步。iPhone 不仅让你像同步iPod一样同步各类软件，也用同样的方式同步你的各类资料：通信录、照片、记事、电子邮箱地址等……”乔布斯说道。

“当然还有一些你们看不见的东西——3个先进的感应器。一个临感应器，iPhone 靠上耳朵时，触控式屏幕会自动关闭，屏幕也会自动关闭！周围光源感应器能自动调整屏幕亮度保存电池。最后是自动感应器，自动调整屏幕横竖状态。当你将手机横放时，屏幕自动调转。”

这些前所未有的先进功能，让现场所有苹果迷无不屏住呼吸。

“让我们从iPod开始吧。你可以‘触碰’到你的音乐，宽屏幕影片。你可以更快地找到你的音乐、全屏幕的封面、内置喇叭、Coverflow（由苹果公司首创的将多首歌曲的封面以3D界面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方式）……为何不呢？”

乔布斯继续演示照片播放功能、google map功能、收发邮件功能、上网功能……随着乔布斯的两只手指不停地在触摸屏上滑来滑去，全世界的智能手机厂商已经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大麻烦来了。

10点40分的时候，乔布斯发表了他那革命性的宣言，他要革的，是世界所有智能手机厂商的命：

“今天苹果彻底重新发明了电话，那么它会好卖吗？有这么多的竞争对手：Treo、 BB、E62，可是我们有更好的功能，邮件、联系人、日程表、网页浏览等，所以今天以后，我不认为大家还会用相同标准来衡量手机这个东西……”

演讲在掌声雷动中结束，乔布斯在最后公布了第一代iPhone的价格：“那究竟 8GB 要卖多少呢？我们想了很久，4GB的要499美元，8GB的就卖 599美元吧！”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惊人的价格，苹果再次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为一种奢侈品的形象。

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乔布斯主题发言现场的人已经决定，要扔掉他们曾经钟爱的蜂窝电话、智能电话和iPod，并把它们换成即将问世的iPhone。

改变世界的机器：iPhone革命

在Macworld大会结束之后，iPhone在一片好评如潮中面世。iPhone很快被《时代》杂志评为2007年最佳发明。“苹果伟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你能通过贩卖情感而成为亿万富翁，证明设计也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时代》评价道。

不过，这个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款产品在未来将会对整个世界移动互联网格局产生多大的震动。

几个月后，第一代iPhone正式在美国上市。当消费者们拿到他们期待已久的第一代iPhone时，他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完美的一款产品。

这款手机只能在AT&T慢吞吞的Edge 275G网络下运行。用户不能搜索Email，不能录像。而且浏览器也不支持Java和Flash功能，如果你一直使用，iPhone的电池只能撑上半天，更要命的是，它还不能更换电池……

在苹果iPhone发布初期，曾经广受同行质疑，黑莓手机的制造商RIM甚至认为这款产品不可能实现。

一名RIM前员工披露，当苹果2007年推出iPhone时，曾经在该公司内部引发了慌乱。同年1月10日，也就是苹果发布iPhone的次日，这家黑莓手机制造商曾经召开过多次全体会议。苹果当时被指所言不实，因为外界普遍认为，在搭配如此大的触摸屏的同时，还能够实现合理的电池续航能力，是不可能的。

微软当时对iPhone有着类似的看法。RIM、摩托罗拉、诺基亚、Palm及其他老牌手机厂商之所以失利，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们自己弄巧成拙。尤其是RIM，该公司从一开始就预计智能手机将成为寻呼机的副产品，并且认为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电池电量或无线技术为更多功能提供支撑。

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iPhone的面世打破了原来以无线运营商为中心的状况，开创了新纪元，为消费者、开发人员以及制造商，甚至为运营商自己创造了更多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讲，得到的不再是运营商附送的廉价的无特点并且用起来也不舒服的手机，消费者们开始意识到手机并不只是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冰冷工具。iPhone和上面无数可以下载的应用程序让iPhone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iPhone让运营商们看到了手机终端在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强大作用。在此之前，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一直向起步较早的日本看齐，运营商高度主宰着产业的游戏规则，而手机厂商最终沦为移动运营商的代工部门。在iPhone这样强大的终端出现后，美国开始日益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并依靠硬件和软件厂商的强势崛起引导全世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iPhone面世后，世界各地的运营商纷纷接受苹果苛刻的合作条件。这些运营商不仅要承担对iPhone的高额补贴，还几乎不能够根据自己需求改动iPhone哪怕一丁点的设计，自始至终都被强势的苹果牵着鼻子走。

苹果的竞争对手们似乎被iPhone那极其酷炫的多点触摸体验刺激了。在iPhone推出后，黑莓、诺基亚、三星、Palm、索爱等手机大厂，都纷纷推出自己的触摸屏手机产品。不过消费者们发现，这些手机的触摸屏体验，和苹果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身位。苹果在多点触摸领域长期的技术积累，让这些竞争对手很难一下子超越。

虽然早在iPhone问世之前，市场上就已经有屏幕触控、听音乐、玩游戏、浏览网络收发邮件等功能的各式手机机种，下载应用程序、进行个人化的设定等也早已出现，但极少有一个机种能将所有优点集于一身。

随着iPhone一同面世的iOS（由苹果公司为iPhone开发的操作系统）手机操作系统也同样引起了竞争对手们的注意。他们发现这款和苹果触摸屏完美结合，并加入了邮件、地图、上网、音乐、软件下载等多个功能的全新手机操作系统，比此前市面上的Windows Mobile等操作系统大大提升。

在此之后，关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争夺日趋激烈。

iPhone推出后一个月，Google就集结HTC、摩托罗拉等数个手机大厂，研发全新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微软则重新设计了手机用平台Windows Mobile，诺基亚则继续开发改进开始走下坡路的塞班操作系统。

细心的消费者发现，iPhone的追赶者们在外观和配置上开始变得越来越像iPhone。

在整场iPhone革命中，真正值得一提的当属App Store模式。凭借这种模式，苹果彻底重新定义了手机硬件和软件的关系。

2008年3月6日，苹果对外发布了针对iPhone的应用开发包（SDK），供开发者免费下载，以便第三方应用开发人员开发针对iPhone及iTouch的应用软件。

不到一周时间，3月12日，苹果宣布已获得超过10万次的下载，三个月后，这一数字上升至25万次。苹果公司一直以来推出的产品在技术上都保持一定的封闭性，比如当年的Mac，此次推出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举。继SDK推出之后，同年7月11日，苹果App Store正式上线。

7月14日，App Store中可供下载的应用已达800个，下载量达到1000万次。2009年1月16日，数字刷新为逾15万个应用，超过5亿次下载。App Store平台上大部分应用价格低于10美元，并且有约20%的应用是供免费下载的。用户购买应用所支付的费用由苹果与应用开发商3∶7分成。

App Store和iPhone一起彻底改变了手机软件业的游戏规则。从此之后，手机软件并不是以预装在出厂手机中的方式出现。数以万计的移动开发者们在苹果的帮助下自由地开发、上传软件。这些软件在App Store中便利地被出售给iPhone用户，很容易地装到iPhone用户的手机上。

不可计数的软件开发者从自己原来工作的大公司辞职出来创业，他们躲在世界上某个不起眼的工作室里，在一行一行的代码中延续自己的创业梦想。他们中有许多人获得成功，赚到大钱。

App Store模式的意义在于为第三方软件的提供者提供了方便而又高效的一个软件销售平台，使得第三方软件的提供者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适应了手机用户们对个性化软件的需求，从而使得手机软件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良性发展的轨道。苹果公司把App Store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升华到了一个让人效仿的经营模式。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开创了手机软件业发展的新篇章，App Store无疑将会成为手机软件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iPhone的软件应用商店”本身。

引子 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

当消费者们彻夜长排，终于拿到他们想要的iPhone（一款由苹果公司推出的手机）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正在为了这部手机辛勤劳作着。他们有的人腰缠万贯，跻身福布斯富豪榜；有的人则辛劳终生，却买不起一只iPhone……

“这些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高云强窝在上海淮海路的人群中，既充满兴奋又略显沮丧，他总是忍不住问自己这个问题。抬头望去，他的前后都是黑压压的人群。

有人为了免于排队，当场掏出200元钱要求和排在前面的人换一下位置。最夸张的是那些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其中有人排了整整一夜。

这一天是2010年9月25日，这是中国中秋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白领们神色慌张地从拥挤的地铁里钻出来，略带倦容地投入新一天的工作。街边的草丛已有一丝泛黄，并不温暖的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但一些年轻人却没有丝毫想工作的意思，他们心甘情愿地请假并花一整天时间来到淮海路上排队，就为了买一件小玩意儿。

保守的上海白领们像看笑话一样看着这些排队的人。一些人忍不住讥讽道：“不就是一款新手机吗，至于吗？”

但更多的人开始加入排队的行列。

在北京，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着。来自山东临沂师范学院的刘憬瑞成了苹果三里屯零售店的首位iPhone 4买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足足等候了30个小时。

6分钟后，刘憬瑞手拿两部iPhone 4走出门口，媒体人员纷纷走上前对准他拍照，仿佛有一位大明星走了出来。

“一部自己用，另外一部带给同学。”刘憬瑞兴奋地说道。为了买iPhone 4，他23日特意坐火车从临沂赶到北京，已在店门口等待了30多个小时。因为他从外地专程赶来，2010年9月24日，北京，大批苹果手机消费者在西单大悦城Apple Store店门前排队，购买将于25日早上8点开始发售的iPhone 4手机。排队时间又最长，被很多一起排队等待的“果友”戏称为“一哥”。

但刘憬瑞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数百名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粉丝和他一起彻夜排队，他们准备了帐篷、睡袋、气垫床、三国杀、纸牌，丝毫不觉得困倦。

9月24日晚8点左右，西单大悦城店门口排队的人数已达二三百。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有数辆警车及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24日晚7点左右，三里屯苹果店门前也已经排出了近千人的队伍。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永远能找到共同话题，“你的iPhone‘越狱’过吗？”、“估计明天水货iPhone 4就要‘跳水’了！”、“iPhone 4究竟和iTouch 4（一款由苹果公司推出的可携式媒体播放器）有什么不同？”……

在北京西单的大悦城苹果零售店，一名被称作“老刘”的“财神爷”一口气花钱雇了100名大学生帮他排队，一口气买下200部iPhone 4。老刘向这些大学生每人支付了50元的排队报酬。

老刘的工作是为某家建筑公司采购礼品，这200部iPhone将被某建筑公司用来送礼“打点关系”。一周前iPad（一款由苹果公司推出的平板电脑）在中国上市时，老刘也一口气买下58台。

一箱一箱的iPhone 4就陈列在苹果商店的柜台下，它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销售一空。

这不是免费派送，也不是某个品牌在打一折，而是在发售一款最低售价高达4999元的手机。在这个全球消费的寒冬里，居然有这样一款产品，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日益吝啬的消费者的兜里掏出大把钞票来。

在9月25日这一天之内，6万部iPhone 4在中国轻易售出，而消费者们仍然在抱怨，苹果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手机来。在苏宁电器全国300家门店中，平均每4秒钟就有一部iPhone 4被预订……

几个小时之后，远在万里之遥的硅谷苹果总部，苹果CEO（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就要起床了，他会首先收到一个好消息：

周四苹果公司市值达到 2658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的市值，成为全球第二大公司，仅次于埃克森-美孚石油，后者

2010年9月25日，备受苹果迷期待的iPhone 4在中国内地市场正式上市。在北京西单大悦城苹果专卖店，顾客争相购买iPhone 4。

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周四的市值为3133亿美元。

乔布斯心知肚明，这其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正是iPhone。凭借着iPhone和iPad的热销，苹果一举打破了由微软和英特尔的Wintel联盟（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加上英特尔的芯片的联盟）制定多年的消费电子业游戏规则。

在苹果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财报中，iPhone及配件销售额达到1047亿美元，按营业收入计算，苹果已经超过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厂商。

在美国加州库伯蒂诺（Cupertino）市的苹果总部，苹果的工程师们在乔布斯的领导下历尽坎坷设计出了这款革命性的手机，它彻底颠覆了人们以为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印象，它让手机开始变得如此强大，如此个性化。

在2010年当中，苹果平均每天能卖出15万部iPhone，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不过，这并不能让乔布斯完全松一口气，让他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

iPhone 4的零部件供应现在已经充足了吗？iPhone 4的组装厂富士康近些年似乎总遇到麻烦，他们将中国深圳的工厂内迁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吗？iPhone 4在全世界的物流运输情况现在很稳定吗？还有那些iPhone 4的追赶者，尤其是快速发展的谷歌Android（基于Linux开放性内核心的操作系统）阵营，他们的新手机看上去似乎也很强大……

此时，远在中国上海的淮海路上，苹果粉丝们依旧排着长队，一位闲着无聊的消费者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款iPhone手机，究竟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呢？它的一生，究竟经历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那些分布在苹果全球产业链各端的人，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一位叫作“markm49uk”的英国网友率先揭开了这一秘密。他从没想过，自己新买的iPhone里会有个中国女孩的亲切照片：这是一位脸蛋圆润、笑容可爱的中国女孩，她身穿白色工作服、头戴工作帽，趴在生产线上作出“V”形手势——工作服装上的粉红色条纹似乎更衬得中国女孩活泼可人，这让他激动不已。

激动的英国网友将中国iPhone打工妹的照片贴到互联网上，她的笑容只用了6天时间就火遍全球。全世界有多个专门为她建立的网站，任何关于“iPhone girl”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在网站发布。全世界的网友们压抑不住好奇，发动了“人肉”搜索，揭开了“iPhone girl”的身份。

随后有人证实，这名女孩就是富士康深圳观澜科技园C区三栋手机检测生产线上的一位员工。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中国女孩在枯燥的生产线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才生产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iPhone，并运送到世界各地。

富士康解释道，这名女孩是手机检测车间的员工，可能在进行拍照手机检测后忘记了删除检测图片才导致事情的发生。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名女孩是多么渴望能拥有一部iPhone这样自己生产的手机，但在现实中，这显然是一种奢望。富士康普通工人月收入仅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一部iPhone 4手机最低售价也要5000元人民币左右，它们是“富二代”和中国新富阶层财富的象征，但不属于富士康的工人。

在富士康，并不是每个工人都像照片上这名女孩一样开心、快乐。在2010年年初，富士康总计有十多名员工先后自杀，这也成为轰动世界的“富士康跳楼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中国国内山呼海啸般对“血汗工厂”的指责以及对“世界工厂”前途的反思。

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跳楼事件让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焦头烂额。早该退休的郭台铭急急忙忙飞赴深圳，住在深圳富士康厂区里一间简陋的铁皮屋里，在他的二手办公桌上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给富士康的员工大幅加薪，并且将生产线大量向中国内地转移，以及启动鼓励员工回乡创业的“万马奔腾”计划等。

为了一扫员工跳楼的阴霾，迷信的郭台铭甚至用自己的私人飞机从老家山西五台山运来30名和尚，为死者超度，并祈祷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名员工跳楼。

当然，郭台铭的坏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四处出现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时，发现平日里牛气横生的中国省长们，总是亲自在机场等候他的到来，这说明富士康的魅力并没有丝毫降低。在一个又一个剪彩仪式后，富士康在中国内地的工厂接连开张了，苹果的iPhone和iPad等产品将同步在郑州、成都等地生产。

郭台铭只是iPhone背后众多台湾老板的代表。当台湾老板们在电视机前看到消费者排队抢购iPhone 4的场景，他们不禁心情复杂。为了抢夺苹果的订单，一些工厂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不顾兄弟情义，大打出手。

每一次苹果新品发布，台下都坐着忍不住哭泣的幕后英雄。2007年年初iPhone刚刚发布时，当乔布斯在台上激情澎湃地演讲时，坐在台下的台湾触摸屏生产商TPK的老板江朝瑞和孙大明却失声痛哭——每一个iPhone的零部件，背后都包含着难以言表的艰辛。

在中国台湾，所有和苹果沾点边的股票，都像坐上了火箭一样股价猛涨。说一个苹果公司挽救了低迷多年的台湾经济，一点也不夸张。

各种精密的零部件从世界各地的工厂运往中国：韩国LG生产着iPhone上最贵的显示屏，日本村田制作所生产着iPhone上的传感器，德国英飞凌生产着iPhone的数字基带、射频收发器和电源管理器件，中国台湾的TPK和胜华生产着iPhone的触摸屏……这些零部件最后汇集到中国深圳，在那里的富士康巨型代工厂里组装成iPhone成品。

包装一新的iPhone坐上联邦快递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的iPhone卖场。在美国，iPhone先被运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在那里的集散中心再次起飞运往美国本土，然后被转运到各个苹果商店及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营业部等地铺货。

焦急的苹果迷们开始在苹果商店外彻夜等候，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提前三天就开始在那里排队。由于采访排在首位的那名粉丝的媒体太多，这名粉丝甚至可以获得一些公司的赞助，这相当于免费获得一部iPhone。

当iPhone开始正式在美国销售时，不喜欢排队的美国人很快发现，排在苹果商店外面的大都是中国面孔，他们衣着简朴，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完全不像是典型而时尚的苹果粉丝。

是的，中国人争先恐后地拥入苹果商店，排队买走了相当一部分iPhone。他们是古怪、隐秘的贸易链条上的一员，他们将买来的iPhone有组织地倒卖到黑市，一上午就能赚到300美元。

这些零碎买来的iPhone被集中运到中国香港，那里有着亚洲最大的水货手机市场。

职业的香港走私客们早已习惯和中国海关的猫捉老鼠游戏，他们熟练地将iPhone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偷偷运到中国内地。在那里，中国的新富阶层不惜一掷万金买来一部iPhone，尽管有些人连如何在iPhone上下载程序都不会。

当然，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并没有因此结束。当消费者们玩腻了这部手机，并开始准备买入下一代iPhone时，中国职业的手机回收客熟练地向他们给出一个报价，并把这部手机回收运往深圳。在那里的山寨手机工厂，iPhone被翻新得和新手机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被翻新过的iPhone被当成新手机再次投放市场，他们在中国的地下手机交易市场以及网上的淘宝商店销售火爆，有时一部机器能够轻松赚到上千元人民币。

几天之后，全世界的消费者们就将拿到这批新的iPhone，并带给他们无数欢乐。

在美国，iPhone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时尚的美国人频频登陆苹果的App Store（应用商店），下载各种稀奇古怪的程序。有的程序能够帮助警察抓住小偷，有的程序会教他们怎么泡妞，还有程序可以让他们在手机上做天主教的祷告……

许多美国人不知道的是，这些App程序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由在中国的开发者开发的。他们三三两两地躲在中国某个偏僻的居民楼里，哼着小调在自己的苹果电脑前写出这些程序，并从苹果的App Store中分到了占全球总比重约十分之一的开发者分成。

是的，一只iPhone手机从里到外，它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在这本书即将付梓印刷的时候，一批新的iPhone手机又将装上飞机，开始它们新的全球之旅。

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实地走访了iPhone全球之旅中的各个环节，从上游零件供应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到中国内地的苏州、长沙等地，到最后组装iPhone的深圳富士康工厂，再到走私、贩卖水货iPhone的中国香港，以及最终翻新iPhone的深圳华强北，再到开发iPhone App应用程序的工作室，以及上海各大销售苹果产品的苹果旗舰店、苹果授权店……

这是一个难忘的过程，我在走访中发现，苹果的iPhone和iPad竟然改变了这么多人的命运，甚至深刻影响着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经济结构。

通过iPhone，美国一举从日本手上夺取了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并在智能手机设计及智能手机系统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日本和韩国及中国台湾则依靠苹果的订单巩固了其在高端电子元器件市场的优势，这些地方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它们之间的故事十分吸引人。

依靠为iPhone制造零部件，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创造出了为数众多的明星企业和新兴富豪。他们隐居苹果幕后，却闷声发着大财。

在中国内地，装上飞机源源不断出口的iPhone更加扩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iPhone在中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这些为iPhone工作的工人却一点也不幸福，他们中有十多人在短短几个月内跳楼，还有上百名工人为提高iPhone的生产进度而在有毒的工作环境中中毒，落下终身疾病。

iPhone和iPad的生产还加速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内迁的步伐。从2010年开始，大批和苹果有关的工厂迁往中国中部的成都、重庆、郑州、长沙等地，这些工厂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并为这些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iPhone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中国移动不再变得一家独大，而依靠引入iPhone而大红大紫的中国联通大肆抢夺着中国移动的高端客户。在中国，使用iPhone和中国联通的网络一样开始成为高端人士的象征。

当然，iPhone和iPad还养活了一大批依靠囤积居奇而赚钱的商贩，他们通过排队抢购iPhone这样的抢手商品，并将其运送到世界各地出售而发了大财。

在中国深圳，依靠翻新二手iPhone，或者制造仿冒的iPhone，以及制造iPhone配件而发财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苹果和iPhone只是一个窗口，它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这个世界。

第二章 谁给了iPhone一颗强大的“芯”？

——苹果让ARM对英特尔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iPhone使用的A4芯片由英国ARM（安谋公司）提供芯片核心知识产权（IP），然后由苹果的工程师开发出适合苹果产品的芯片，然后在韩国三星的半导体工厂里代工，最后在中国深圳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进iPhone和iPad并销往全球各地。

在这一章当中，你将看到苹果这家毫无经验的PC厂商如何自己研发一款芯片并大获成功，一家叫作ARM的英国“小公司”如何依靠独特的商业模式让“大象”英特尔浑身难受，当然，还有为苹果代工芯片的韩国三星如何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半导体厂商。

这一天是2010年的11月26日，笔者在上海见到了ARM公司的总裁都德-布朗（Tudor Brown）——一位不为大多数苹果用户所知却对苹果很重要的人。

51岁的都德-布朗穿着英式的条纹衬衫，身材略显消瘦，发白的头发微微上卷。他用手托着自己的脸颊，皱着眉头，看上去一脸严肃。他手上拿着苹果的iPad，不停地在上面拨弄着什么，似乎一刻也离不开这个玩意儿。他同样离不开的还有面前的这部iPhone 4，这是足以让他感到自豪的两款产品。正是这两款产品，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他的公司。

许多iPhone手机的用户可能不知道，都德-布朗领导的这家英国公司，为iPhone提供了强大的“芯”——iPhone手机全部使用着由这家公司开发的芯片。

我们面对面坐在上海一家高档酒店的会议室里，都德-布朗思维极其敏捷，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那口标准的英式口音从不拐弯抹角。他对自己的公司充满了信心，而对他的竞争对手——芯片巨头英特尔似乎总是充满不屑。

“苹果公司有着经验十分丰富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ARM基础上自己设计的A4芯片获得了成功，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从头开始做的……”当我要求他谈谈自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苹果时，都德-布朗很快打开了话匣。

他手上那台苹果iPad装着我想要的所有答案——里面有各种市场图表和商业模式简图。在回答问题的关键时刻，都德-布朗总不忘拿起他那台令他感到自豪的iPad，并在里面寻找答案。

当苹果总裁乔布斯在2010年1月份开始展示革命性的平板电脑iPad时，人们关于ARM芯片技术的讨论开始越来越多，iPad和iPhone 4使用的A4芯片在简化了一些PC芯片的功能的同时，却让功耗大大降低，从而让iPad的使用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从而令消费者趋之若鹜。

这些苹果A4芯片全部由ARM提供芯片核心知识产权（IP），然后由苹果的工程师开发出适合苹果产品的芯片，然后在韩国三星的半导体工厂里代工，最后在中国深圳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进iPhone和iPad并销往全球各地。

当苹果每卖出一台iPhone或者iPad时，ARM都会从中收取几美分的版权费用。这和“Intel inside”式的产品出售策略听上去完全不同，人们喜欢将ARM和英特尔之间的竞争称为蚂蚁和大象之间的竞争——英特尔仍然强大无比，但是ARM正在快速崛起，并在移动微处理器市场占有绝对优势。

在智能手机市场，超过90%的手机使用ARM芯片。除了众所周知的苹果iPhone，在HTC、三星、摩托罗拉的智能手机当中，都用着大量的ARM芯片，而在刚刚爆发的平板电脑市场，ARM也占据着显赫的市场份额。

iPhone芯片的成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

苹果作为一家消费电子厂商，大胆地自己开发手机芯片，并获得了革命性的胜利，这意味着一个终端设备生产商第一次成功地打破了英特尔和微软垄断多年的Wintel联盟。

英国ARM公司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专利授权模式，依靠iPhone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手机芯片领域的霸主地位，使其主要竞争对手英特尔很难在这一领域翻身。

韩国三星公司凭借着为苹果代工芯片，规模直追英特尔公司，并有望在2014年超越英特尔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英国剑桥——iPhone的芯片在这里完成基础研发

英国剑桥——风景如画的剑桥大学城东南附近，ARM控股总部坐落在一片片的绿地之中。三栋建筑组成的规模不大的园区和周围的环境都无法让人联想到这就是蓬勃发展的计算技术摇篮。

在多个公开场合，ARM公司的领导者总不忘对芯片行业的老大哥英特尔进行一下冷嘲热讽。在他们眼里，英特尔商业模式老套，其辉煌属于上个世纪，而ARM公司的商业模式才是真正“属于21世纪”的。

这是一家和苹果公司渊源颇深的英国企业。确切地说，苹果曾经是ARM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之一，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持有该公司30%的股份。

ARM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2年，此时奥地利人赫尔曼-豪瑟（Hermann Hauser）在剑桥创立了一家名为Acorn的电脑公司——这是一家规模不大但却发明了一些重要产品的公司，在当时被称作“英国的苹果公司”。

那是一个PC革命在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这个时代属于IBM、微软和苹果。此时，当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正在美国创建微软和苹果的时候，欧洲的技术人员还在琢磨如何参与其中。

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部纪录片加速了这一进程。这部名为《强大的微处理》（The Mighty Micro）的纪录片向电视观众介绍了电脑时代。纪录片出来之后，英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PC热。

后来，BBC决定向受到鼓舞的PC爱好者出售一款价钱合适的英国国产设备。后来Acorn电脑公司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了BBC Micro电脑的合同。这是一款英国版的Apple II。Micro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Acorn预计销售12万台，结果却卖出了150万台。

当再次上演这一幕的机会来临时，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决定设计一种能够充当下一代机器的数字中枢的处理器。这种芯片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即RISC），这是一种强调简洁和效率的方法。他们把它叫作Acorn RISC Machine（后来更名为Advanced RISC Machine），简称ARM。

不过，Acorn公司最终却并没有像苹果那样幸运，由于经营不善，该公司此后陷入危机。零部件短缺危及公司运转，客户开始取消订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Acorn已经不止一次地陷于破产境地。

然而就在此时，苹果公司突然出现了。当时是Acorn公司竞争对手的苹果公司正在为Newton手提电脑寻找芯片。Acorn需要钱，苹果公司需要芯片。

于是在1990年，Acorn拆分出ARM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而苹果公司则出资3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30%的股份（在随后若干年里，苹果逐渐抛售了这些股份）。

在ARM成立之初的好几年，这家公司都在低落的情绪中度过。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芬兰手机制造商诺基亚的异军突起，ARM在诺基亚的新型数字手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借助手机市场的爆发开始壮大。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技术名人对ARM专注于微型低功率芯片，而不是大受竞争对手青睐的、更强大的设计的做法不屑一顾。时任竞争对手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董事长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称ARM的技术是“小玩意儿”。

那并不是一个属于手机芯片的时代。此时，桌面PC依旧是世界IT产业的核心，与此相对应的是，PC芯片产业的佼佼者英特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世界芯片产业的霸主。凭借和微软精心建立的Wintel联盟（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加上Intel的芯片），英特尔长期主宰着世界IT产业格局。

和老大哥英特尔比，ARM只能算小兄弟。

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曾预言，晶体管的密度每过18个月就会翻一番，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

而英特尔正是摩尔定律最好的证明者，每过一段时间，英特尔的芯片总会更新换代，运算速度大幅提升，功能越来越强大。全世界的PC机也随着英特尔的进化进入奔腾1、奔腾2、奔腾3……的时代。凭借着在PC领域的垄断地位，英特尔随着世界PC市场的发展迅速膨胀。

“在英特尔看来，我们的产品线处于英特尔产品线的‘低端’部分。”ARM公司总裁都德-布朗对笔者说道。和英特尔那些售价50美元到上千美元不等的昂贵芯片相比，采用ARM技术的芯片售价相当低廉，即使最贵的ARM芯片也仅相当于英特尔的中档芯片，“我们永远不会和英特尔的高端芯片产品去竞争。”都德-布朗补充道。

但ARM这家来自英国的芯片“黑马”却用自己的一套商业规则让老大哥英特尔头疼不已。这家公司的最大特点在于，ARM本身不直接从事芯片生产，而是依靠转让设计许可由合作公司生产各具特色的芯片。世界各大半导体生产商从ARM公司购买其设计的ARM 微处理器核，根据各自不同的应用领域，加入适当的外围电路，从而形成自己的ARM 微处理器芯片进入市场。

多年来，ARM将众多IC设计公司从核心处理器电路设计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灵活、方便的IP核应用于各类芯片设计中，节省了IC设计时间和成本，促进了IC产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全世界有几十家大的半导体公司都使用ARM公司的授权，因此既使得ARM技术获得更多的第三方工具、制造、软件的支持，又使整个系统成本降低，使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被消费者所接受，更具有竞争力。

让ARM公司声名鹊起的还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关于苹果可能收购ARM公司的传言。2010年6月份，市场再次传出关于苹果可能以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ARM的消息，此后ARM公司的股票在一天之内暴涨了32%。

“这（收购ARM）就像往火盆里扔钱，没有任何意义。”ARM首席执行官沃伦-伊斯特（Warren East）在第一时间赶紧出来辟谣，“收购ARM没有任何经济学意义。如果有人要收购ARM，唯一的目的就是扼杀竞争。”

在智能手机市场，苹果主要的竞争对手，包括诺基亚、RIM、HTC等使用的均是经过ARM IP再次设计的芯片，而未来最有可能威胁苹果的，Google的Android平台也同样是基于ARM架构。因此，如果苹果成功收购ARM，将从根基上彻底颠覆智能手机市场的格局。

事实上，熟悉ARM公司业务模式的人会很快对苹果收购ARM的传言微微一笑，因为ARM公司的业务模式决定着，一旦苹果真的收购ARM，苹果将成为所有使用ARM芯片的厂商的敌人，并扼杀这家企业的经营效益。

伊斯特表示，公司客户能够分享ARM的研发成果，并能够从该公司的芯片设计能力中受益，ARM的芯片设计能力要比英特尔更为高效。他说，让多家公司使用研发成果，要比苹果一家公司独享这种成果产生更多的回报。

“我们的赢利模式主要有两块，一块是一次性的对外知识产权收入，另外一块就是版税（客户每生产一块芯片就要向ARM交提成）。”ARM公司总裁都德-布朗告诉笔者，这种盈利模式看上去很像图书的出版业。

由于收费低廉，ARM整体营收一直较小，目前ARM的年收入仍然徘徊在6亿美元左右。但十多年过去，它培养了一个远比PC市场更庞大的阵营，如山寨手机。按照苹果的商业模式，一旦收购成功很可能停止ARM的对外授权，那将断绝全球ARM阵营处理器企业的活路，并直接影响下游手机企业的生存，对通信市场来说无疑是场灾难。

不过，这则传言仍然挠中了苹果的一个痒处：对于苹果来说，ARM确实很重要。在下面一节，我们将介绍ARM是如何帮助苹果设计iPhone的芯片的。

硅谷——苹果自己开发了一款芯片（“苹果”牌芯片简史）

下面来说说ARM和iPhone的关系。

在第一代iPhone中，苹果一直从三星公司采购ARM架构的芯片。不过，这些芯片在给iPhone带来强大性能的同时，也同样存在大量的问题。

首先，电池续航时间一直是此前几代iPhone最令人诟病之处。

在此之前，iPhone 3G和iPhone 3GS在业界所有智能手机中被认为电池性能是最差的。相比之下，诺基亚和RIM（黑莓）的智能手机的电池寿命都远超iPhone。

尽管3G和Wi-Fi无线电是智能手机电池最大的消耗来源，制约了所有3G设备的电池性能，但iPhone的效率还是特别低。

前几代的iPhone电池是如此之差，以至于难以用一块电池支撑一个工作日，甚至是适度使用情况也不行，这导致它对于许多主管、销售以及其他高端专业人士来说就是一款华而不实的设备。

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前几代iPhone使用的芯片功耗依旧很高，成为iPhone强大性能的牺牲品，影响了iPhone的使用体验。

乔布斯并非对此问题漠然不知。从此后苹果的一系列动作可以发现，苹果一直希望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甚至可以说，苹果为了改进芯片性能，作出了极大的冒险。

在第一代iPhone发布不久，美国业内就一直在盛传，下一代的iPhone可能会使用英特尔的Atom处理器，不过这种传言最终不攻自破。

至于为什么iPhone没有使用英特尔的芯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英特尔的芯片的功耗一直居高不下，即使Atom处理器已经改进很多，但是相比于同级别的ARM架构处理器，Atom实在是太耗电了。

当时据熟悉苹果的知情人士透露，苹果的确计划为iPhone配备Intel Atom处理器，但是如此一来苹果便要重新设计iPhone的很多软件程序，显然这样的策略并不划算。

此外，此前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几代iPhone所采用的ARM处理器是由三星电子制造的，它在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和网络应用方面的功能比较突出。

如果苹果继续使用ARM架构的处理器，就不用再重新设计相应的软件。

在2008年前后，种种迹象表明苹果已经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自己研发处理器——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对于没有芯片研发经验的苹果来说，这又是另一项冒险。

这并不是苹果第一次在芯片问题上受伤。事实上，在此之前英特尔一直垄断着整个PC处理器市场，几乎所有PC厂商都受制于这种状况，而苹果对此也深有体会。此前苹果的Mac电脑在PowerPC 和 Intel两个处理器平台之间切换曾给苹果带来不少麻烦。

随着移动设备出货量猛增，假如苹果开始自己设计芯片，很可能会显著降低苹果产品的成本。此外，移动市场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或许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使得苹果在移动市场建立之初就确立了自主研发处理器的方向。

为了获得对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苹果公司花了几年时间完成芯片人才的积累。苹果挖来了AMD公司的两名高管Raja Koduri以及Bob Drebin，与此同时，苹果还进行了几项大手笔的收购。

在2008年4月下旬，苹果公司耗资278亿美元收购了致力于PowerPC架构处理器研发的P A Semi公司，之后业界认为苹果未来会为旗下的产品研发PowerPC处理器。

事实上在此之前，苹果就已经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在2005年时，苹果曾考虑过收购P A Semi公司，不过当时苹果也准备将其处理器平台从PowerPC 转换到英特尔公司的x86处理器平台，这让P A Semi陷入困难境地。

因为P A Semi 生产的处理器是基于 PowerPC 处理器平台架构的，也是苹果之前一直采用的处理器架构，而苹果最终决定将处理器转换到英特尔平台上来，也停止了与P A Semi的谈判，P A Semi也因此损失一大笔可能的资金注入。

三年之后，在移动便携设备方面的前景使得苹果对高效能低功耗处理器的需求增大，苹果再次看到了P A Semi团队的价值，但问题是，在过去几年中P A Semi公司从风险资本那里获得的资金几乎已经耗尽，已经无法独立完成新芯片的设计。唯一的办法就是，苹果拿钱来偿付给P A Semi公司的其他投资者，购买全部股份，完全收购P A Semi。

而苹果公司当时持有超过150亿美元的现金，完全有能力收购P A Semi公司，最终苹果向P A Semi公司支付278亿美元完成收购。而就像乔布斯所说的，P A Semi公司最值钱的部分就是P A Semi 团队的专业技术和专利。

在2008年年中时，此前供职于P A Semi的苹果芯片研发部门高级经理Wei-han Lien透露，苹果正在设计用于未来iPhone手机的ARM架构处理器，这种处理器的多媒体性能将会非常出色。

与此同时，苹果在2008年中获得了ARM的芯片技术授权。这意味着，苹果可以从核心处理器电路设计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并在ARM公司的基础上开始工作。

在获得了ARM的授权后，苹果开始根据ARM公司的核心处理器电路设计在自己的需要基础上作一些后续设计。

“苹果自己研发芯片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说明一个公司采用了ARM的技术再去开发一个操作系统，也能够获得成功。”2010年11月26日，ARM公司总裁都德-布朗向笔者评价道。

2010年4月28日，苹果以约12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小型芯片公司Intrinsity。这是一家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企业，以与三星合作开发移动设备用高速芯片而著称，同时也是苹果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此时，业界已经普遍认为搭载在iPad上的A4芯片使用了该公司的产品，Intrinsity的Hummingbird产品是A4处理器的主要计算引擎。

这起并购使得苹果能够根据自己对移动设备处理器的功耗需求进行定制生产，免受第三方芯片公司的产品质量、周期和成本波动等影响，进而使得公司的移动设备能够在处理器速度、续航能力等方面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

苹果A4芯片浮出水面

在经过了艰苦的研发之后，A4芯片在2010年1月27日随着iPad被苹果正式发布，并于2010年3月投产。此后，A4芯片又正式搭载在iPhone 4中。

乔布斯在2010年初iPad发布会上对此高度评价：“iPad是由我们自己设计的芯片驱动的，我们苹果公司有一个优秀的芯片自主研发团队。iPad装备了我们自主设计的A4芯片，这是至今为止我们所用的最高端的芯片产品，内部集成了处理器核心、GPU（图形处理器）核心、I/O（输入输出端口）核心和内存控制器，所有这些功能都被集成在一块性能强劲的A4芯片中。”

苹果宣称A4芯片省电性能极佳，装备了这款SCO芯片的iPad平板电脑电池续航时间可达10小时左右，待机时间则可长达一个多月。

此后发布的iPhone 4搭载了和iPad相同的Apple A4处理器。

A显然代表“苹果”的意思，A4和iPhone 3GS中所采用的三星ARM处理器的差异之处在于处理器的核心频率及核心架构。A4为ARM的Cortex-A9核心，运行频率为1GHz，而iPhone 3GS的ARM处理器则为Cortex-A8核心，频率600MHz。

根据《纽约时报》的推测，A4芯片的开发费用高达10亿美元——对于一家消费电子厂商来说，这笔支出绝对惊人。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PC厂商和智能手机厂商都倾向于采购其他公司开发的芯片。

不过，苹果的确有理由为iPhone和iPad量身定做芯片——苹果需要的是更低功耗，功能更强大的芯片，目前市面上没有任何一款芯片能够直接满足苹果的需求。

“苹果是第一家敢于打破由英特尔和微软垄断的终端设备厂商。”美国芯片行业资深人士弗雷德-韦伯对此评价道。

ARM公司总裁都德-布朗事后对笔者总结了苹果自己研发芯片获得成功的原因：“苹果公司有着经验十分丰富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ARM基础上自己设计的A4芯片获得了成功。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从头开始做的……”

事实上，此时ARM刚刚开发出了全新的Cortex-A9产品，这一产品的主频达到了1GHz。ARM Cortex-A9架构采用2/4核设计，是ARM继Cortex-A8之后的下一代产品。

在iPad和iPhone 4发布之后，一些专业的IT分析公司很快开始给出了苹果A4芯片功耗的研究报告。

UBM TechInsights公司在对A4芯片进行研究后评价道：“这款产品具有高效的CPU设计，这与那些采用先进工艺节点、在关键路径优化方面有所创新的基于ARM的类似设备所公开的指标一致。不过，苹果是首家向市场推出这种等级产品的公司。”

该公司对苹果应用处理器的硅片分析表明，苹果公司先是在iPod Touch系列产品上应用这种新技术，然后在iPhone系列产品上应用相同的技术。

iPhone和iPhone 3G的应用处理器都是使用三星公司的90nm（纳米）嵌入式DRAM工艺。

当苹果自己的应用处理器切换到65nm工艺技术后，他们将同样的技术应用于iPod Touch第二代和iPhone 3GS产品。在iPod Touch第三代和iPad中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在苹果系统中，是iPod Touch第三代而不是iPad率先采用45nm应用处理器。

iPad的电池使用寿命达到了10小时以上，而iPhone 4的电池性能也比iPhone3GS有了大幅提升，这更加激发了业界对苹果A4芯片的研究——因为处理器对于电子产品的电池续航时间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业界普遍猜测，苹果收购Intrinsity和P A Semi公司后很可能就一直在致力于其产品CPU的性能及功耗的改善。

以下内容摘自UBM TechInsights公司对iPad芯片的研究报告：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A4处理器的功耗，因为通过执行功能性测试和功耗测量，我们发现了iPad的更多功耗特性。LCD模块功耗约在1W至35W之间，具体取决于液晶面板的亮度。网页浏览器是iPad的典型应用之一，当运行在中等屏幕亮度时，其功耗稍大于2W。

结合测量结果和交叉引用数字可以发现，iPad主板的功耗约1W。假设50%至80%的主板功耗是由A4处理器造成的，我们认为在使用Wi-Fi连接进行网页浏览时，A4处理器的功耗在500mW至800mW之间。

在播放音乐或视频等功能时，如果LCD屏幕设置在最小亮度，则iPad的功耗在15W至17W之间。在去掉LCD功耗的情况下，主板功耗在450mW至 650mW之间。再次假设CPU功耗占整体功耗的50%至80%，那么A4的功耗估计在250mW至520mW之间。

总之，上述数字反映了该产品高效的CPU设计，这与那些采用先进工艺节点、在关键路径优化方面有所创新的基于ARM的类似设备所公开的指标一致。不过，苹果是首家向市场推出这种等级产品的公司。

功耗测量结果还表明，LCD背光仍是iPad中较耗电的部分，至少对于光照浏览和媒体操作功能而言是这样。

……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可以确认，通过先进的内核技术、缩小的工艺尺寸以及速度与功耗之间仔细的架构性平衡，这款处理器实现了可预测的处理功耗改进。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不太显著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降低CPU功耗。

后续的拆机测试表明，苹果A4芯片深受苹果之前合作伙伴三星的影响，在电路设计方面是进化而非革命。

一些研究机构在分析了A4密切相关的两款处理器的硬件设计——三星 S5PC110和iPhone3GS的应用处理器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UBM TechInsights发布的三星 S5PC110和A4裸片逐一对比图中，二者的CPU内核没有明显区别。TechInsights随后引用了三星的新闻稿，指出芯片用了ARM Cortex-A8CPU内核。根据这一发现，可以说两个SoC采用的CPU内核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两款芯片所用的Cortex-A8CPU的内核电路尺寸和排布由是同一班人马所设计。

苹果自行设计而非简单地采用标准芯片的最好理由是，它能借此舍去芯片厂商为满足大量产品制造商不同需求的那部分电路（如果可以采用复杂度、尺寸和成本更低的定制芯片）。

此外，这种自主研发的举措使得苹果有可能制造比竞争对手产品速度更快、更为省电的产品，也有助于更好地为产品研发过程保密。

2011年初，苹果随iPad2发布了继A4之后又一款自主研发的芯片——A5。

A5处理器和A4一样，都是采用三星45nm制程工艺制作的，均采用9层铜互联层+1多晶硅层的结构，同时都采用了堆叠封装技术。

乔布斯宣布，A5比A4的计算性能提升了2倍，图形处理能力提升了9倍。A5由单核心ARM Cortex-A8变成了双核心ARM Cortex-A9。除了CPU（中央处理器）核心数量提升了两倍以外，每个核心的容许量也有两倍以上的性能提升。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Suppli发布的拆机报告，苹果A5芯片的成本相对于A4提升了约75%。一些业内人士分析道，苹果A4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固定在1GHz，而A5处理器则可以随当前运行的应用程序而改变运行频率，这显示A5处理器采用了比A4更优秀的电源管理电路设计，而这也是A5相对A4的重要区别之一。

A5芯片的推出显示出苹果将继续在自主开发芯片的道路上前进，并围绕自己的产品自己开发芯片。

苹果的芯片在韩国三星工厂代工：三星和苹果是敌是友？

在2010年3月，苹果A4芯片正式投产，苹果最终选择由韩国三星负责代工这款芯片。根据Broadpoint AmTech公司的估计，A4芯片的生产成本在15美元左右，而iSuppli首席分析师兼拆卸服务部门经理瑞斯韦则预测道，这款芯片的生产成本约为195美元。

由三星来代工苹果芯片，这似乎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在苹果自主开发A4处理器的过程中，三星的研发团队就已经密切参与其中，交托三星代工也有降低成本的考量。这也不是第一次，过去三星就负责设计程序和生产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影像核心处理器；而以前的电源晶片也是委由三星代工。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无疑提高了三星在代工A4处理器的特殊地位与优势。

研究机构事后对A4处理器架构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一处理器虽诞生自苹果，处理器的电路设计上苹果仍多多仰赖三星鼎力相助，处理器核心与元件等设计开发似皆出自三星之手。

研究机构IP Research Group合伙人Don Scansen等处理器专家直言，A4处理器与三星品牌芯片相仿，未见许多可与之区隔的差异。因此分析师们相信，iPad2所用A5处理器，仍然大力仰仗三星出力。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CInsights预计，基于广泛的半导体产品线和扩张计划，韩国三星电子有望在2014年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收入第一高的半导体企业。

ICInsights承认，如果是在5到10年前，说三星将超过英特尔似乎有些可笑。但在1999年至2009年间，三星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35%，英特尔仅为34%。按照这一增长速度推算，三星的半导体销售额将在2014年超越英特尔。

数十年来，英特尔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商，主要得益于其在微处理器市场的主导地位。三星也已经多年占据市场第二的位置。三星是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最为常见的系统内存）和NAND（计算机闪存设备）闪存芯片市场的领导者，在微控制器领域的规模也很大，而且该公司目前在扩展微处理器、无线通信芯片和外包服务等业务。

ICInsights表示，英特尔和三星过去20年间基本处于和平共处阶段，彼此都未侵入对方的领地，但这两家公司现在却逐渐开始在NAND闪存芯片以及手持设备微处理器领域交恶。

例如，借助与美光科技成立的IMFlash合资公司，英特尔已经在NAND闪存芯片领域与三星展开竞争。过去5年间，三星也已经成为ARM处理器的主要供应商，而ARM目前在智能手机领域与英特尔凌动（Atom）处理器存在竞争关系。

ICInsights还表示，过去7年间，三星有6年的资本支出都位列半导体行业第一。

2009年，三星是DRAM、SRAM和闪存设备领域的领导供应商，在微控制器领域位列第三（NEC与瑞萨科技合并后已经成为第二），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图片感应器销量位列第三，在其他多个半导体元件市场也位列第一。三星已经集合了大量资源来提升ARM架构的微处理器业务，并且还在对代工业务进行升级，希望成为这一领域的有力竞争者。

据ICInsight分析，三星在2014年至2015年间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商的可能性约为50%。这一预测是根据ICInsights的5年预期计算而来，这一预期显示三星的核心存储市场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并假设英特尔不会通过大规模并购大幅拓展半导体元件业务，例如收购无线半导体元件企业。

除了芯片产品，三星在其他电子器件上也是苹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由三星生产的大容量电池和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被广泛用在iPhone 4中。此外iPhone 4所使用的闪存芯片也来自三星电子，而iPad的显示屏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三星生产的。

不过，苹果和三星的亲密合作关系究竟能持续多久，一直是个很大的疑问。

在苹果推出iPad后不久，三星就推出了自己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并推出了自己颇有竞争力的Android智能手机——这些产品早晚要在市场上和苹果一较高下。

作为世界第二大手机生产商，三星对于正大口吞噬自己市场份额的苹果当然不是一点防备也没有。

现在，苹果似乎对三星有一定的控制力。三星刚刚宣布一个金额达35亿美元的工厂扩建计划，在美国得州奥斯汀建设工厂。据称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流向三星的逻辑部门，主要用于满足苹果的需求。

和向来主张将生产全部外包的苹果相比，三星则走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这家韩国企业在多年的垂直整合下，形成了涵盖整个电子产业链上下游的完整生产能力。

三星电子产品的很多零部件均由其旗下半导体工厂和其他成品代工工厂生产，其中包括LED发光二极管、背光液晶显示屏等。据三星估计，除了微处理器和图形芯片之外，三星计算机中80%的零部件均可自制。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的存储部件也是其利器。

全外包的苹果和几乎全自己生产的三星，到底谁将在未来更具优势？时间将会检验一切。

为什么智能手机拒绝英特尔芯片？

在iPhone和iPad的芯片战役中，最大的失意者毫无疑问就是英特尔。随着苹果选用ARM芯片，英特尔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能会步苹果的后尘，选用ARM的产品。在iPad开创了全新的平板电脑时代后，英特尔的市场地位更是面临重大威胁。

英特尔之所以未能成为苹果iPhone和iPad的芯片提供商，是因为犯下了两个重大战略失误：一是在2006年轻易放弃了ARM架构的移动设备CPU业务，二是误以为PC芯片技术可以延伸到适用于各种移动设备。

我们来看看英特尔是怎样输掉这场重要的战争的：

2005年：苹果公司宣布将在其所有MacBook笔记本电脑中放弃使用IBM PowerPC架构，转向英特尔的x86设计。业界人士指出，这是英特尔在处理器领域市场地位的顶峰，因为苹果转投英特尔标志着其x86架构处理器几乎适用于所有服务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2006年：英特尔完全退出了手机市场，将其成功的ARM处理器业务Xscale出售给了由华人创办的Marvell半导体公司。此时，Xscale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规模和设计能力，但令人费解的是英特尔居然轻易放弃了这块业务。这一决定事后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

2007年：苹果iPhone开创了移动手持终端的新时代。iPhone的成功促使英特尔重返移动计算领域，推出了仍然基于x86架构的Atom芯片。此后Atom在上网本市场占据统治地位，但在智能手机市场几乎毫无份额——这意味着英特尔的芯片卖来卖去还是无法迈出PC领域。

在此期间，曾一度有传言称苹果新一代的iPhone以及后来的平板电脑将会使用英特尔的Atom处理器，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英特尔再次失去了这块重要市场。

不过，由于第一代iPhone使用三星公司生产的ARM处理器，如果改用英特尔的Atom处理器，苹果便要重新设计iPhone的很多软件程序。

业界人士指出，iPad已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设备种类，而英特尔则完全被抛在身后。不仅仅是iPad，谷歌基于Chrome（由谷歌公司开发的开放原始码网页游览器）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同样不会使用英特尔芯片，就连一些上网本也开始倾向于ARM处理器。

英特尔正在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试图重夺市场。尽管英特尔Atom处理器使用了更先进的45纳米技术，但其单位能耗运算能力不如ARM处理器（苹果A4、英伟达Tegra 2和高通Snapdragon等），换言之，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将降低移动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

分析人士指出，英特尔输掉了iPad这一仗，而iPad开创的平板电脑潮流将是多年来英特尔面临的首个重大威胁。

2008年在台北英特尔开发者大会的一次座谈中，两位英特尔高管表示，iPhone运行速度不高，而拖累其速度的最深层原因在于苹果错误地采用了ARM处理器。

英特尔主管移动产品集团的副总裁Shane Wall在他的IDF（英特尔开发者论坛）演讲后对媒体表示：“任何需要大运算量的程序在iPhone上运行都举步维艰。”尽管苹果做了一些很漂亮的工作，比如丰富的互联网应用、优秀的界面以及乔布斯卓越的营销水平，但iPhone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短板，这里的短板指的就是ARM处理器。

英特尔超便携设备领域主管Pankaj Kedia随后补充道：“iPhone的缺点不在于苹果，而是来自ARM。”不仅仅是iPhone，他表示整个智能手机行业都在被ARM低下的性能表现折磨着：“今天的智能手机并不是那么智能，它们的问题也都在于使用ARM处理器。”

不过，英特尔这番具有挑衅性的讲话显然只讲对了一半。在并不需要PC那样强大性能的智能手机上，ARM的芯片比英特尔芯片有着更低的功耗，这意味着搭载ARM的智能手机会更加省电。

对于英特尔的芯片来说，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产品便是上网本。在英特尔推出了Atom处理器之后，大多数上网本都选择使用这款处理器。

不过，由于功耗居高不下，大多数上网本的电池都仅能撑上二三个小时，即使使用大容量电池的上网本，也顶多能撑上五六个小时。这让上网本从来都没有像它的鼓吹者们宣称的那样是一种革命性的产品——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上网本只不过是低端的笔记本电脑而已。

“手机一贯都基于ARM处理器架构来设计，这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咨询公司J Gold协会的首席分析师杰克-戈德说，“手机制造商不愿意这样做，基于ARM的芯片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胜过现在这一代的Atom处理器。”

“英特尔因为其无法在能耗方面迎头赶上ARM的芯片，所以在移动处理器领域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分析师如此说。另外，Atom处理器在手机上的应用未经过检验，而许多手机专用的操作系统并不能与英特尔的x86架构兼容，这使得英特尔进入手机处理器市场难上加难。

这并非因为英特尔尝试得太少。在过去的几年里，英特尔曾试图通过它的XScale技术敲开移动电话市场的大门，而在2006年XScale被出售给Marvell。

随着英特尔的传统阵地——PC市场增长日渐萎缩，英特尔急需一块新的业务来保证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英特尔想做手机的生意。有预测表示，未来PC将仅占到全部上网设备的10%，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一代产品，将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上网终端。

为挽回在移动设备市场的颓势，英特尔挖来了前苹果、Palm 副总裁 Mike Bell 领导公司的智能手机业务。

2010年8月31日，德国芯片巨头英飞凌与英特尔签署正式协议，英飞凌的无线解决方案部（WLS）以现金14亿美元的收购金额出售给英特尔。

英特尔已经双脚跳进智能手机市场，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打造iPhone的直接竞争产品——英特尔想要驱动一整套基于 x86架构的iPhone竞争产品生态圈。

但是英特尔要做的事情显然还有太多，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ARM和英特尔的“蚂蚁大象之战”。

蚂蚁大象之战——“小公司”ARM如何挑战英特尔霸权

这是一场蚂蚁与大象的战争，英特尔强大得像一头大象，其地位似乎无人能撼动，但是快速崛起的ARM却以灵活的商业模式搅得英特尔十分难受。对于英特尔来说，大象一般庞大的身躯或许会成为其转身的最大障碍。

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曾不屑一顾地表示：“ARM根本算不上是竞争对手。”他从投资的角度分析说，英特尔的毛利率远高于芯片代工厂商，这是英特尔根本性的优势，“你很难通过架构授权赚取和我们一样多的钱”。

从财务角度看，ARM确实和英特尔不在一个级别。英特尔2009年的营收达到351亿美元，ARM只有不到5亿美元。

但英特尔十分清楚，其赖以生存的PC市场正在开始萎缩，未来的世界属于智能手机，还有平板电脑这些移动设备。按照最乐观的一种估计，未来将只有10%的上网来自于PC，人们将更多地依靠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

在移动设备市场，ARM这家“小公司”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英特尔。

“最近几年，英特尔主导的PC和智能手机日渐表现出了融合的趋势。这样融合的趋势表现为大家所谓的英特尔和ARM之间的战争。”都德-布朗向笔者强调道。过去英特尔和ARM井水不犯河水的时代已经过去，在PC和手机产品的中间地带，ARM和英特尔的大战不可避免。

都德-布朗和他的公司看上去有更多的理由自豪，在双方最新的一块中间地带——平板电脑领域的竞争上，ARM凭借着苹果iPad的崛起迅速占得先机，而基于英特尔芯片的平板产品在高功耗等问题的困扰下至今未见太多起色。

“英特尔一直希望制造功耗更低的芯片，而ARM也希望芯片的性能更强大，这并不是很新的事情。”都德-布朗表示，所以笔记本电脑越做越小，而基于ARM的智能手机尺寸得到提升。过去几年出现的上网本是两种趋势交会的另一个产物。

上网本最终没有达到PC厂商早先鼓吹的那样革命性的高度。在都德-布朗看来，由于电池使用时间问题等没有提升，上网本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台尺寸小一号的PC。

ARM的另一个创始人赫尔曼-豪瑟（Hermann Hauser）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高调表示，英特尔的移动微处理器业务将“注定失败”，这是因为英特尔的业务模式（出售芯片成品）无异于与所有半导体厂商为敌。

在某种程度上这曾引起英特尔的不满，英特尔一位高管此前曾嘲讽道，ARM最近“话太多”了。

“我们不会去和英特尔的高端产品竞争。”都德-布朗强调道，将来ARM依旧会在目前英特尔产品线的“低端”施展拳脚，即那些功能并不算强大，但功耗低、价格便宜的芯片产品。

谈到双方在物联网领域芯片的竞争，都德-布朗看上去不屑一顾：“我可以说在物联网当中相当大的一个市场中，英特尔无法提供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在他看来，基于ARM的微处理器价格许多都低至1美元以下，而这是物联网中大量需要的，“在应用处理器市场，英特尔和ARM做到同样的成本，是有难度的”。都德-布朗表示，目前英特尔的芯片是芯片界的高端产品，不过，它们实在太贵了。

都德-布朗表示，英特尔所倡导的嵌入式理念不过是隐藏的PC，比如在机场的显示屏、登机牌换票机背后，都隐藏着一台电脑。都德-布朗认为这些设备并不需要这么强大的处理器，只需要功能更简单的英特尔Atom芯片或者ARM的芯片就可以了。都德-布朗表示将芯片嵌入到洗衣机、汽车等使用电子的产品中，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将比PC芯片的市场要大得多。

ARM所倡导的这种将IP核授权给半导体公司的模式被称作Chipless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壮大几乎具有必然性。

首先，近年个人消费半导体终端产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使得半导体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更需贴近个人消费需求，而这是专注于IP核设计企业的优势所在，即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消费功能需求。

其次是随着半导体制品逐渐向纳米级靠近，芯片功能的增强和规模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地依赖IP核复用实现。当前，半导体公司纷纷将高端制造外包给代工厂商，自身更加关注于设计，芯片的升级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核、IP核复用、软件升级等来实现。同时半导体行业随着行业的日渐成熟，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微利行业，而Chipless商业模式是最好的成本分摊、利润共享的降低行业总成本的方法。

最后，Chipless商业模式体现了半导体行业创新密集的显著特点，IP核本身就是各种创新技术和创新功能的集合。

ARM已将自己的发展和多家合作伙伴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ARM生态圈。用ARM的话来说，英特尔的商业模式是在和所有半导体厂商为敌，因此ARM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以ARM为代表的Chipless IP核授权业务，在新的世纪，特别是在半导体制品发展到一定极限的情况下，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IP核已成为产业低成本创新的利器。

ARM所倡导的Chipless商业模式极大地降低了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形成了一个个小的以处理器内核为核心的生态圈，使得低成本创新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以ARM为代表的Chipless商业模式是半导体产业链进一步分工细化的结果，是新型的半导体业态。

因此，英特尔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ARM，也不仅仅是ARM生态圈，更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第三章 没有触摸屏，就没有iPhone

——iPhone的触摸屏在中国制造，它的幕后英雄充满争议。

差点让iPhone难产的，就是宸鸿独步全球研发出来的“透明玻璃式投射电容技术”……为了这个技术，苹果整整等了5年，终于在位于厦门的江朝瑞的公司里，找到iPhone使用者界面最后的答案。

——台湾《商业周刊》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阳光照射着中国外资工厂密集的苏州工业园区。在一幢白色巨型厂房内，辛劳了一整年的工人们正在倒数着过年回家的天数——这一天是2010年1月15日，一个让苹果公司记忆深刻的日子。

早上7点多钟时，在枯燥的生产线上辛勤劳作一整夜的中国工人们带着惺忪的睡眼从车间里走了出来，源源不断的订单让这家工厂一直加班加点生产。

他们工作的这家工厂叫作胜华科技，一个生产iPhone触摸屏的中国台湾企业。当夜班工人和正赶来接班的白班工人们在操场上相会的时候，一个坏消息在工人们之间流传。

“听说公司要取消年终奖了……”数千名工人在热烈地议论着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一股愤怒的情绪在工人间迅速蔓延。

场面很快失去了控制，工人们爬上一人多高的矮墙，大声表达对工厂的不满。一些工人打出了“黑厂，还我年终奖”的巨型条幅，更多愤怒的工人开始打砸办公室的电脑，砸烂停车场上的公司车辆。到早上8点45分左右，已经有2000多名工人聚集闹事。

警方很快出动，并与这些员工展开对峙。一些员工开始封堵苏州工业园区的公路，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场面看上去简直糟透了……

没人能够想到，原来iPhone的触摸屏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生产出来的。工人们对这家台资工厂的不满持续已久，他们多次抱怨食堂糟糕的伙食，抱怨公司的薪酬计算方式，抱怨公司的管理方式。最糟糕的是，这家工厂还非法使用有毒材料，致使多名工人中毒。而现在，取消年终奖的传言终于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

笔者以记者的身份在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胜华科技尚在台湾的副总经理陈政慧。我想那时他一定心情糟透了，这样恶劣的事件让他们声誉扫地，由他领导的工作组随后便由台湾赶赴苏州处理此事。

不管怎样，这起突发事件为我们揭开了iPhone触摸屏众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iPhone的触摸屏沾满鲜血？

来自湖南的19岁姑娘邓宇龙满怀着憧憬来到苏州打工，当她第一次来到胜华科技上班的时候，在她的印象中这是一家十分干净的工厂。

这些用于iPhone的精密触摸屏在车间里备受呵护。邓宇龙的工作要求严格，员工们需要穿着特制的带帽工作服进入无尘车间，并戴口罩、手套进行生产。在昏黄的作业台灯下，员工们小心翼翼地擦拭触摸屏上的灰尘。

iPhone的触摸屏生产线很容易让人想到半导体元件厂，对自动化生产和无尘车间要求极高。

这是一个四周密闭、几乎不通风的车间，车间里充满着怪异的味道。工人们在用塑料垂帘密闭的工作台上工作。工人们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产品报废。

生产线上到处贴着苹果的标志，工人们的生活也由苹果主宰着。每当有穿着黄色无尘衣的老外（黄色着装代表客户）进入到车间里时，工厂里的管理人员会格外重视。工人们知道，这是苹果的人来检查了。整个生产过程中，苹果的影响无处不在，苹果管控着所有的工艺流程以及订单情况。

在工厂刚刚运营的时候，生产线的良品率不高一直是困扰工厂的心病。和传统的电阻式触摸屏相比，iPhone使用的电容式触摸屏的生产时间是前者的7倍。有数据显示，iPhone触摸屏工厂的良品率低于85%，生产线就会赔钱。

但没过多久，噩运就开始降临，邓宇龙很快染上了一种怪病，并先后两次当场晕倒在车间里。这是一种毫无知觉的晕倒，连她自己都毫无感觉，一直到在医院里醒来时，才听说自己晕倒的事情。

“有时突然感觉头特别痛，浑身没什么力气，拿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掉下来……”邓宇龙事后回忆道，和她一起染病的还有工厂里另外数十位员工。这些工人的症状基本相同：手脚麻木，四肢疼痛。

不安的情绪在这家15000人规模的工厂里蔓延，整个工厂里人心惶惶。许多工人不清楚，为苹果生产触摸屏居然有这么高的要求。一些谣言称，台湾老板为了讨好苹果公司，竟然使用了一种有毒加工材料来提高产品质量……

在员工的强烈要求下，这家台资工厂组织了员工的集体体检。医院的体检报告让员工感到更加不安。一些员工被诊断为“上下肢神经周围性损害”，导致肢体周围神经的传导速度变慢，从而瘫软无力……

更多的谣言开始在工厂里传播，有人说，已经有两名孕妇在车间里死亡。愤怒的工人在互联网上大骂工厂。

从2008年8月开始，胜华科技开始使用一种叫作“正己烷”的有毒化学溶剂取代酒精来擦拭iPhone的触摸屏。

胜华科技的理由是使用酒精擦拭触摸屏出厂的产品优良率较低。当时联建公司为了提高良品率，尝试了诸多手段，如改善设备、器材等，但均未获得明显效果，直至当时的公司负责人提出引进正己烷。

据另一位中毒工人介绍，用正己烷的擦拭效果明显好于使用酒精，一块触摸屏卖给客户的价格约500元，使用正己烷的成本远低于酒精，但挥发速度更快，擦拭效果也更好，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利润一下就上去了。

联建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联建公司引进正己烷时，告知工人要换新的清洁剂，并没有告知正己烷的毒性，也没有为工人提供防护措施。“即使在2009年年初苹果公司派人过来检查车间时，联建的生产车间也一切照旧”。

正己烷，英文名称 hexyl hydride，分子式：C6H14，是无色液体、低毒、有微弱的特殊气味。正己烷是一种化学溶剂，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是它具有一定的毒性，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可导致晕倒、神志丧失，甚至死亡。

当地政府的事后调查发现，胜华科技更换使用正己烷这样的有毒有害并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的化学溶剂之前，既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也没有告知员工。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陆建伟认为，正是该公司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才造成了这样一起职业危害的中毒事故。

查明事故原因后，政府的调查组立即责成联建公司停用、封存剩余的“正己烷”，并对该公司进行了处罚。同时，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胜华科技在苏州的全资子公司）的原任主管和管理层也被集团公司撤换。

除了违法偷偷使用“正己烷”，在生产过程中，该公司也没有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甚至连基本的防毒口罩和面具都没有配备，员工仅仅使用着普通的口罩。

政府的调查组在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由于车间密闭不通风，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中国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的防护情况下，时间一长，导致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慢性中毒。

据胜华科技的工人们反映，使用这些有毒溶剂苹果很可能是知情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华科技苏州工厂的良品率由60%提升至90%。对于良品率在短期内提升的事实，苹果显然是知情的。

苏州工厂的中毒工人郭瑞强告诉我，这家工厂里一点小的生产工艺流程改进，都需要征求苹果的同意。他举例说道，为了保证机台的无尘效果，最初胜华科技用巨大的塑料垂帘将整个机台包裹起来，五六个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导致工人在里面工作感觉很闷。后来经过苹果同意，才将这些垂帘按照比例卷起来一点。

郭瑞强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给触摸屏贴膜，“贴膜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们每天需要站在那里工作10个小时。由于贴膜需要把触摸屏放到机台上，机台有一定高度，所以我们只有站着才能做。”

“每季度苹果都会派人到厂里来稽核，所以我认为使用了什么溶剂，苹果肯定是知道的。”郭瑞强指出。

《经济观察报》在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一家苹果零件供应商。该供应商表示为在短时间内提高良品率，苹果会建议代工厂商试用其他在中国已经使用的不同化学药剂，如丙酮等易燃、易爆的高危品。虽然是遵循中国法规合法使用，但是在订单的急迫压力下，往往没法做好事先的工业安全评估及保护措施。

这位供应商称，胜华科技“正己烷”事件是为了达成苹果极端的出货标准要求，而以员工健康为代价和厂长撤职收尾，而苹果则报之以更多的订单，胜华科技在当时的股价也因此飙涨。

作为一家国际知名企业，苹果公司历来对自己的供应商有着严格的要求，并制定了《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

“苹果公司要求所有供应商都能运用以下描述的管理体系来实施本准则。苹果公司可能会在有事先通知或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和/或让外部监察员）对供应商工厂进行访问，通过对供应商的工资、工时、工资名单以及其他员工档案和惯例进行监察，以评估供应商对此准则的符合程度。违反此准则可能会导致苹果供应商资格的立刻终止并采取胜华科技的苏州工厂（联建科技）发生的工人罢工及中毒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神秘的苹果触摸屏的关注。

法律行动……”苹果公司在《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中规定道。

我还在该《准则》找到了以下条款：

“供应商应当识别、评估和控制员工所在环境当中有害的化学、生物和物理因素。供应商必须尽可能地消除化学危害。当化学危害无法消除，供应商必须提供适当的工程控制方法，比如密闭体系和保持空气流通。如果适当的工程控制方法都不可行，供应商必须建立适当的管理控制方法比如安全作业程序。供应商必须为员工配备适当的个人劳保设备。”

依照以上条款推测，这家台资工厂很可能违反了苹果的规定，然而从日后的订单走势来看，苹果并没有终止这家工厂的供应商资格，并继续在这里大批采购触摸屏产品。

2011年2月15日，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2011年度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Supplier Responsibility Progress Report），并在其中披露了这起“正己烷”中毒事件。

在这份报告第20页，有较大篇幅提到胜华科技苏州工厂中毒事件。报告中写道：“在2010年，我们得知苹果供应商胜华科技在苏州的工厂有137名工人接触正己烷后出现不良反应……”苹果声称，已经要求工厂停止使用正己烷。

“苹果不能简单地将全部责任都推给供应商。”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强调，苹果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的倾向，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供应商承担，这样会导致苹果的采购人员只看产品的质量，而忽视苹果对生产这些产品过程中对劳工及环境的损害，也无益于防止将来类似情况的发生。

这些工人在中毒后处境悲惨。河南籍工人郭瑞强住了8个月医院，并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他每天的住院费用高达1000多元人民币，由公司负担。

郭瑞强和许多工人出院后继续回到工厂工作，但病痛经常复发。

如今，郭瑞强正担心自己娶不到老婆，并且会在自己年老之后经常住院。他时常感到身体乏力，这种感觉很可能将伴随他一生。

工厂通知他们，必须离职才能够得到赔偿，这让他们感到十分无奈。郭瑞强表示，苹果公司应该为自己对供应商的监管不到位负责。工人们反映，苹果供应商的一点细小的工艺流程变更都需要得到苹果的同意。

在这起恶劣的正己烷中毒事件发生后，这家台资工厂并没有及时吸取教训，其诸多侵害员工利益的做法，最终酿成了2010年1月15日的群体性事件。

在2008年度，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这家依赖出口的工厂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这一年该公司取消了年终奖。不过，由于经济大环境如此，工人们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怨言。

工厂的生意在2009年度获得了巨大的转机。随着iPhone的热销，胜华科技的出货量猛增，其位于苏州的工厂生产线要一直开足马力工作才能够满足苹果的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人们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够应付源源不断的订单。

当辛劳了一整年的工人们听到公司可能取消年终奖的消息的时候，便有了2010年1月15日这次轰动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笔者采访的多名工人均在采访中流露出对这家台资工厂的不满。工人们辛苦整月，算上加班费能拿到2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因此该工厂的流动性很大，工厂需要常年招聘工人，才能补足用工缺口。

在这些工人眼中，他们的台湾老板多被冠以“抠门”这样的字眼。工人们反映，为了节省生产成本，该公司曾经大幅压缩员工伙食开销，致使食堂饭菜难以下咽。

在此后几天之内笔者以记者的身份再次联系胜华科技时，这家工厂已经宣布将给一万多名工人发年终奖，并下决心改进工厂一些积弊。

我们衷心希望像胜华科技这样的苹果供应商能够吸取这样惨痛的教训，对员工的利益进行充分保障，而苹果公司也应该加强对自己供应商的要求，避免用户拿到“有毒的iPhone”。

揭秘触摸屏厂家宸鸿：iPhone首发仪式上哭泣的幕后英雄

2007年年初iPhone刚刚发布时，当乔布斯在台上激情澎湃地演讲，坐在台下的中国台湾触摸屏生产商宸鸿（TPK）的老板江朝瑞和孙大明激动得失声痛哭，因为他们知道，这部挂着苹果牌子的手机里面凝结了台湾人太多的心血。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台湾触摸屏厂商宸鸿（TPK）研发的“透明玻璃投射式电容技术”，那么iPhone很可能就会难产。

在iPhone推出之前，一直隐居幕后的宸鸿（TPK）并不为人所知，直到2010年该公司在台湾上市，一些故事才先后被曝光出来。

宸鸿（TPK）被认为是电容式触摸屏产业的开创者之一。这家企业1984年创立于台湾，起初做 CRT显示器起家。后来从一家做POS机的客户开始接触触摸屏，因看好触摸屏的应用前景在2000年成立触摸屏实验室。

iPhone触摸屏的幕后英雄，台湾宸鸿科技董事长江朝瑞。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TPK的老板江朝瑞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企业家。1978年他拿着家里人给的5万台币下海创业，几乎和宏碁的施振荣一同起步，创办了一家监视器企业。年少得志的他不到30岁时就赚到了一亿台币。

此后，江朝瑞和人合伙在印尼办厂被骗，损失惨重，陷入人生最低谷，但转机由此而来。江朝瑞发现，做一台映像管监视器只能卖150美金，但加上触摸荧屏的监视器，一台就能卖300美金。江朝瑞开始说服美国客户把触摸屏环节的组装转移到中国台湾来，以大幅降低成本。

在这一过程中，江朝瑞逐渐认准触摸屏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这种用手指直接在屏幕上触摸的方式，比原有的机械式操控简单了许多。此时，江朝瑞决定将自己的未来赌在当时还很不成熟的触摸屏事业当中——这时距离iPhone的面世足足有12年之久。

和其他台湾代工厂商不同的是，TPK从一开始就注重触摸屏源头的技术开发，并开始进入当时还很新潮的电容式触摸屏技术。此时触摸屏更广泛地应用在POS机上，TPK的业务多来自于此。

江朝瑞永远不会忘记2004年12月的一天，一家美国触控面板材料供应商介绍TPK去苹果测试——就像前文中提到的，此时苹果正在进行苹果手机的早期研发，那时还是一家电脑厂商的苹果，在这一领域还十分陌生，在此之前苹果找到日、韩多家触摸屏生产商，都不满意。

已经在TPK研发电容式触摸技术两年的技术长张恒耀，用小学生用的透明彩色玻璃纸向苹果做演示，如何才能作出苹果想要的触控功能。没想到对方要求他隔天就飞赴美国作简报。

此后张恒耀和苹果联合研发电容式触摸屏技术长达两年。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在这一过程当中，张恒耀每过几个月就要向自己的老板江朝瑞汇报说：“老板，我们放弃吧。”这句放弃的话，一共说了9次。

那时的触摸屏界，还是电阻式触摸屏的天下。电容式触摸屏不仅成本高，技术不稳定，生产良品率难以保证，而且将来用在什么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就算TPK已经和苹果联合研发，但在苹果严格的保密措施下，居然不知道苹果要这个触摸屏技术到底干什么。

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小插曲。2005年时，江朝瑞曾坐上飞机前往芬兰向诺基亚推销触摸屏技术，希望诺基亚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手机上，但却受到冷遇。此时TPK已经快走上绝路，江朝瑞把自己代工赚来的不多的钱悉数投向触摸屏技术的研发上，6年总计烧掉12亿新台币。

不过，苹果总算没有让江朝瑞感到失望。2007年年初，iPhone发布后一炮走红，此后TPK就收到了源源不断的订单。2007年6月1日，TPK给iPhone定做的电容触摸屏正式量产。

第一天试产时，TPK成功生产了200片触摸屏，但是良品率只有8%。在投产当天，TPK和客户一直开会到次日凌晨1点半，所有主管接着开会到凌晨4点半。

这是一条有90道工艺的精密生产线，中间出现一点差错都会导致生产中的触摸屏报废。经过反复修改生产工艺，TPK在一个月之后将良品率提升至80%。

目前，TPK的触摸屏生产工厂主要位于中国厦门，拥有22万名员工的这一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iPhone触摸屏生产基地，2010年的日产能达到16万片手机触摸屏及3万片iPad。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在TPK的厦门工厂，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战情中心”，对保证iPhone触摸屏的按时交货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战情中心”的墙上贴着128块液晶屏，以秒为单位传递着生产线上的所有资讯。每当指针指向红色警示区，就能立马追查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并随时计算良品率，机动调整生产线。

几乎所有的iPhone触摸屏都由中国台湾的厂商代工制造。目前中国台湾的厂商在电容式触摸屏的市场上占有率高达八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胜华科技（Wintek）和宸鸿（TPK）。iPhone的触摸屏50%由宸鸿生产，30%由胜华生产，还有20%由鸿海旗下的奇美电子生产。

在第一代iPhone推出的时候，TPK曾是苹果触摸屏的独家供应商。后来苹果为了规避单一供应商的风险，在苹果的要求下，TPK又将生产工艺转移给了包括胜华在内的另外两家电容式触摸屏制造商，从此开始几家一起为苹果供货。

本章开头提到的胜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苹果的供货商。

将生产工艺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听上去似乎是很可笑的事情，然而在苹果的多个零部件供应领域，都曾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即由一家厂商率先和苹果一起研发出某个部件的生产工艺，但为避免由单一厂商供货而带来的风险，苹果都会要求这家厂商将生产工艺出让给其竞争对手，由几家一同供货。

TPK对电容式触摸屏产业链的掌控力首先体现在其专利优势上。电容式触摸屏的电极结构主要有X、Y电极分别镀在玻璃基板两面和X、Y电极镀在玻璃基板的同一面两种。

前一种是 TPK和苹果共同开发的，最后由苹果申请了专利，后一种是TPK独立开发并自主申请专利的。现在TPK给苹果生产的产品用前一种方式，给其他厂商生产的产品用后一种方式。

苹果是TPK最主要的客户，给其带来源源不断的订单。2009年TPK来自苹果的收入占TPK营收比例为45%，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例超过 70%。该公司的第二大客户是宏达电，2009年占比约 20%。

招商证券曾于2010年年中对TPK进行了一次调研，并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谈到这个行业的特点：电容式触摸屏对生产工艺要求非常高，其定制化程度高、技术壁垒高、产业化困难。

电容式触摸屏的开发需要驱动 IC厂商、手机整机厂商、触摸屏厂商、操作软件厂商多方一起合作才行，定制化程度非常高。苹果一直希望电容式触摸屏的标准化程度能够快速提高。而TPK一直认为，电容式触摸屏今后不会被标准化，其定制化程度很难降低。

为保证用户最终流畅地使用iPhone，可以说每家iPhone触摸屏的代工厂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首先电容式触摸屏要实现精确定位，达到完美的触控体验，这就要求代工厂商解决触摸屏的干扰问题，并校正很多工艺缺陷。

为解决这些问题代工厂商必须作很深入的定制化，触摸屏的生产厂需要和苹果进行大量的沟通。因为电容式触摸屏的原理是电场感应，空气湿度、温度、外界电场等因素都会成为干扰因素，这些都需要定制化来解决；又因为感应层电阻的均匀度对精确检测影响很大，不同方案会带来不同的均匀度问题，也需要定制化来解决。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iPhone完美的触摸屏是苹果和台湾代工厂商共同的研制成果。

电场感应驱动的抗干扰性和 ITO（氧化铟，透明的导电电阻）镀膜工艺的均匀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提高，因此电容式触摸屏的定制化程度也很难降低。在电容式触摸屏出现之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玻璃对玻璃的真空贴合。

由于触摸屏的特殊应用要求，绝不允许有一点气泡和对位的不准确。要同时达到这两个要求，使得贴合工艺变得特别困难，良品率很难提高。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们曾介绍了一些工人因为使用有毒材料擦拭iPhone的触摸屏而中毒，这只是iPhone触摸屏生产中一个很小的细节。事实上，每一片iPhone触摸屏的出厂，都有着中国工人说不清楚的艰辛，他们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触摸屏报废。因此在苏州的IT工厂集群中曾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IT代工厂家都倾向于招收女工——女性纤细的手指更加有利于这些精密产品的制造。

而作为一个高度定制化产品，每一款产品的生命周期都非常短（iPhone手机相对长一点，通常每代iPhone的流行周期是一年，其他手机一般不到半年），要求生产商必须有足够快的爬坡速度，在出货量最集中的前三个月内就能迅速将良品率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才能够有经济效益。尤其，现在手机整机厂商要求触摸屏模组厂商将触摸屏和 LCD显示屏贴合好后再出货。

因为LCD显示屏的价格一般是同尺寸触摸屏价格的两倍（这是 TPK综合毛利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触摸屏厂商来说快速提升良品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是良品率为主）。正因为这个原因，电容式触摸屏的技术壁垒很高、产业化难度非常大。

由于iPhone使用的电容式触摸屏的良品率一直很难提升，这也是导致iPhone 4大面积缺货的重要原因。

iPhone触摸屏称雄世界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一样，苏州工厂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的是一块极其精密的玻璃屏幕，工人们小心翼翼地生产以保证全世界iPhone用户的完美体验。

iPhone使用的电容式触摸屏的原理相当复杂，它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其结构是一块4层复合玻璃屏。

这块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 ITO，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00015mm），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4个角上引出4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当我们用手指触摸iPhone的屏幕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控屏表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由于屏上接有高频信号，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控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4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4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4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此前市面上的普通触摸屏手机（如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多普达等品牌的产品）通常使用的是电阻式触摸屏。这种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屏表面非常匹配的电阻多层复合薄膜屏。

然而电阻式触摸屏的技术在功能上仅限于单点触摸，并且由于电阻触摸屏幕正面没有较硬的材质进行保护，在用户的日常使用过程中，比较容易造成屏幕损坏。

iPhone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iPhone的电容式触摸屏解决了电阻触摸屏幕的最大问题——高硬度的触摸外屏的使用，使电容触摸屏有了华丽的外观以及坚硬的外壳，大大促进触摸屏技术的发展。同时因为其特有的设计原理，多点触摸的奇特功能也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从这类触摸屏的构造看，它主要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层，在触摸屏的四边再铺设长条的电极，它们于导电体内形成低电压交流电场。人们用手接触屏幕后，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将会以10次交叉的方式准确测出触摸点的位置。这样的设计也是对产品本身耐用性的保证，一般来说电容式触控屏都能够有充分的空间多加入一块保护玻璃，能在使用中完全避免电阻式触控屏极易产生的水波纹现象，更好地保证触摸屏的画面显示效果。

在电容式触控屏触摸原理的基础上，多点触控操作成为目前的最新科技亮点。从原理上说，电阻式触控屏每次只能判断一个触控点，如果触控点增多，系统就无法对触摸点的位置进行正确判断，从而无法正确响应。而电容式的触控原理就不同，触摸屏能够进行两个或更多接触点的分析判断，以此完成更加复杂的程序操作，比如两个手指同时作用放大或缩小图片，还可浏览网页，随时定点放大，使用手机访问互联网不再费劲。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提到过iPhone多点触摸技术的研发过程：

在iPhone研发早期，苹果的工程师们就决定将电容式触摸屏应用到手机上，这给iPhone带来了完美的多点触控感受。在此之前，许多基于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手机，已经实现全触摸控制，不过，苹果的工程师们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消费者对触摸屏的体验完全进行了重新定义。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项新技术应用在iPhone之前，苹果内部同样有一款半路夭折的产品，成为了iPhone的“垫脚石”，这便是一款叫作“Safari Pad”的记事本大小的产品。该产品由Tim Bucher负责，他后来成为苹果电脑硬件负责人。但是这款“Safari Pad”最终夭折了。不过正是由于Tim Bucher的影响力，乔布斯才最终将多点触摸技术加入到iPhone之中。

据相关人士透露，苹果的工程师在转移到iPhone项目之前曾经以一款超小平板电脑重振雄风，并且在这项计划上工作了一年。该设备的大小是目前iPhone/Touch的15倍。这款平板电脑同样整合了带有多点触摸技术的Mac OS X系统，该系统正是iPhone随后使用的。

电容式触摸屏是在玻璃表面贴上一层透明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触点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使得与之相连的振荡器频率发生变化，通过测量频率变化可以确定触摸位置获得信息。在本质上，电容式触摸屏由触控传感器、驱动IC、特种玻璃组成。

电容式触摸屏的构造主要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双玻璃设计能彻底保护导体层及感应器。

在电容式触摸屏领域，苹果的工程师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实验，并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为iPhone日后在业内遥遥领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垂直整合策略在其多点触控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苹果的工程师们开始开发电容式触摸屏的时候，苹果的iOS操作系统也在同步研发——触摸屏和操作系统在研发初期就完美结合，这和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完全不同。

一家国内平板电脑厂商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他的产品基于Window7操作系统。他曾经向我谈到Window7操作系统一个颇为尴尬的地方：当用户想要关闭一个程序，用手指点向屏幕右上角的那个“X”时，有时点好几次都没有反应——对于质量不好的触摸屏来说，这个角落就是一个死角。

这个细节反映了苹果垂直整合战略的强大，在这个产品高度个性化的时代，只有主要的部分由自己研发，并针对同一款产品研发，才能获得最完美的用户体验。

中国A股的“苹果触摸屏故事”

受iPhone 4和iPad热销带动，从2010年10月中旬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为苹果供应触摸屏sensor的莱宝高科（002106SZ）涨幅翻番。

其他触摸屏概念股如生益科技（600183SH）、超声电子（000823SZ）、南玻A（000012SZ）、宇顺电子（002289SZ）、欧菲光（002456SZ）都在同一时间大幅上涨，演绎出一个中国A股里的“苹果故事”。

不过，目前在中国A股触摸屏概念上市公司中，真正进入苹果产业链的，也就是莱宝高科和南玻A，但二者也并不直接向苹果供货。

据莱宝高科预计，2010年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同比增长高达120%~150%，其中受苹果订单的带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家位于深圳的电子行业新星在iPhone热销后，一跃成为中国A股市场里的明星企业。

莱宝高科主要生产小尺寸电容式触摸屏sensor，其主要通过中国台湾的厂商TPK向苹果供货。

中投证券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中小尺寸电容式触摸屏领域，TPK供应了40%的iPhone电容式触摸屏；在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领域，TPK供应了55%的iPad电容式触摸屏。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莱宝高科的董事长秘书杜小华承认公司确实为苹果的供应商，但由于和客户签订有保密协议，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触摸屏相对而言，技术层面上的障碍还在其次，主要是生产工艺上，看你能不能把它制造出来。”杜小华向记者表示。由于出货量猛增，这家深圳企业在2010年中数次增加产能。

而苹果在A股的另一个产业链伙伴，则是南玻A。

南玻A在其2010年半年报中表示，“应用于苹果第四代手机所需的电容式触摸屏产品经过客户三阶段的严格审查认定，从今年（2010年）6月下旬开始已经量产”。

而在此之前，南玻A已经通过日本光王，间接成为苹果的供应商。根据国泰君安的调研报告，南玻A的ITO导电膜玻璃间接给iPhone供货，中间的合作商为日本光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玻A试图突破玻璃基板的瓶颈，从而直接生产触摸屏。目前，南玻A计划2011年底在河北投产产能3万吨超薄玻璃生产线。这一超薄玻璃生产线将做到033mm，从而可以满足iPad的要求。

由于苹果采购量巨大，订单稳定，且采购价格也相对较高，通常能够给苹果供货的触摸屏组件生产商，都会获得不错的业绩。

IDC台湾显示技术分析师徐美雯指出，获得苹果订单的厂商会在技术上受到苹果的指导，并且获得一些苹果的发明专利授权，因此会有较大的优势。

“其他厂商想成为苹果的供应商，还是有些难度的。”IDC台湾显示技术分析师徐美雯分析道，苹果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很长，而且对生产工艺、产量等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第四章 苹果拯救台湾经济

——iPhone的许多零部件由中国台湾的厂商生产，苹果挽救了台湾经济。

与美国的其他电脑厂商相比，苹果公司在台湾电子业界的名声并不太好，是出了名的难侍候的厂商。由于它对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要求特别高，因此它的供应商的日子尤其难过……但是中国台湾的厂商们还是愿意为苹果工作。

——美国《商业周刊》

从台北101大厦97层的玻璃窗往外望去，地势并不宽阔的台北盆地在笔者的眼前铺展开来。蜿蜒的基隆河穿城而过，一直向海边延伸。

在视线不远处，两座相隔不远的大桥横跨基隆河，从这两座为纪念美国“二战”元勋麦克阿瑟而命名的大桥过去，远处的青山变得渐行渐近。在群山的环绕下，几个湖泊点缀其中，那里并没有太多高楼大厦，房子建得密密麻麻，这便是闻名世界的内湖科技园区。

包括明基电通、仁宝电脑、台达、研华均坐落于此，多达3000余家高科技企业拥挤在这片地势并不宽阔的地带内。更多企业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它们多年隐居幕后，但产品却遍布在你的笔记本电脑、手机中。苹果的iPhone、iPad、MacBook等产品，几乎都和这里的公司有着说不清楚的血缘关系。

这条台北科技走廊北起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向南延伸到南港经贸园区、大内湖科技园区以及东南部的内湖科技园区，是亚洲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笔记本电脑及手机产业集散地。

到了中午休息时间，表情放松的工程师们将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从四面的写字楼里走了出来，谈论着台北一直下雨的天气。

眼下，苹果巨量的订单以及颇大的交货压力也让这里的写字楼不得不在晚上也灯火通明。苹果在全球的成功，也深刻地改变着这里的游戏规则。

苹果COO蒂姆-库克为苹果开创的一套高效供应链管理体系，对iPhone的大批量铺货功不可没。多年前在他的主导下，苹果关闭了所有工厂，并将生产外包给台湾公司。

每天凌晨4点半，高高瘦瘦的苹果COO（首席运营官）库克（Timothy D Cook）会准时起床，准时收发邮件，并安排一天的工作。这位年过50的苹果大佬被认为是乔布斯的接班人，他至今未婚，在苹果内部举足轻重。

当库克打开电脑，苹果在世界各地的零部件供应商今天的产量，甚至良品率多少，都能够通过一个世界联网的资讯系统准确查询。在这一系统中，苹果能有效地将库存降低到零，从而节省出大量流动资金。

让库克尤其关心的是中国苹果代工厂家的情况，那串花花绿绿的数字背后，是库克和不计其数的苹果供应商一同辛劳的结果。

在十多年前，正是库克一手重建了苹果高效的供应链。那时苹果库存奇高，出货效率低下，和戴尔这样的竞争对手比落后了一大截。

2010年9月，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鸿海精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郭台铭接受采访。在库克的主导下，苹果关闭了所有的工厂。库克同时打电话给老朋友郭台铭，并大胆地把产品交给中国台湾的工厂代工生产。这些台资工厂绝大部分开在中国内地，并以高效和精益著称于世。

从此以后，苹果正式变成一家“轻公司”，集中精力投入研发。替苹果接下生产重担的是太平洋另一端的台资代工工厂集群。

几乎每一次苹果发布新产品，就有“好事”的台湾媒体将所有参与代工的台湾企业一一列表，并冠以“吃苹果”的外号。反映在股市上，这些公司的股票会在瞬间暴涨。

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台资工厂，所有承担苹果产品生产任务的工厂都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仍然加班加点地开工生产。

“如果没有乔布斯，台湾科技业不可能这么快走过金融海啸，更不可能让科技业者突破历史新高一大截……”台湾《商业周刊》对苹果于整个台湾经济的贡献如此评价道。

几乎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是在台资工厂最后组装，iPhone和iPad上相当一部分零部件也由台资企业提供，甚至可以说，苹果挽救了低迷多年的台湾经济。

台湾地区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中的地位，可以用2005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台湾为什么很重要？”（Why Taiwan Matters?）中的话佐证：“没有台湾，全球经济无法运作，台湾之于世界IT产业，犹如中东原油。”

自动化VS人工

在台北内湖科技园的研华科技总部，笔者见到了头发花白的研华科技总经理何春盛。那时他正穿上橙色的运动风衣，身着一条紧身运动长裤，戴好墨镜和头盔，准备骑上一辆捷安特自行车沿着基隆河、淡水河骑行30公里。

何春盛领导的研华科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控制与自动化厂商之一。由这家厂商提供的工业控制设备，出现在大部分台湾工厂的生产线上。何春盛说，他没有想到苹果如此深刻地推动着台湾的经济，就连他们这样并不直接和苹果做生意的厂商也能深切地感受到。

“春盛，你还欠我1000台机器。”2011年3月29日，在中国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刚刚在台上作完演讲的研华科技总经理何春盛被一位台湾苹果供应商的老板一把抓住。

这是一家给苹果制造测试、组装机械的工厂，而研华科技则生产这些设备中的主板和采集卡等工控设备。这个供应商迫切需要研华科技尽早交付产品，以应对苹果的发货压力。

为数众多的苹果供应商正在采购大量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以应对中国内地正愈演愈烈的缺工现象。

苹果的台湾供应商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自2010年年初苹果的组装厂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工厂发生连续工人跳楼事件后，台湾企业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每次到中国内地工厂，第一件事情就是进食堂，看看工人的伙食好不好。”何春盛告诉笔者，他会同时带上一大批企业高级主管，“只要我们能吃得下食堂的饭菜，那员工一定吃得下。”

不过，苹果对外放出的巨额订单依旧让台湾企业感到力不从心。

在2011年年初，何春盛从台北到台中、高雄考察了一圈。“我很惊讶地发现台湾的产业在过去10年有着这么大的变化。”何春盛回忆道，尤其是工业设备生产、测试的产业，进步更加明显。

“在台中乡下一片稻田中间，有一家不起眼的工厂。这里居然生产着iPhone、iPad的组装测试设备，它可以在28天之内作出一台测试机来，从接单到交货。”何春盛告诉笔者。这些机器设备生产商的效率令何春盛十分惊讶，他没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出产如此高科技的自动化设备。

何春盛回忆道，他看到一家工厂专门生产iPhone及iPad2上摄像头的组装设备，其自动化程度让人吃惊。

“这些摄像头是一个非常小的零件，全部用塑胶浇铸成型，没有办法用人工去取出来，完全要用自动化机器手去把镜片夹到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再用电镀镀膜以提高透光性，又用机器手把这个摄像头拿起来，最终装到iPhone手机中。”何春盛向笔者描述道。

苹果的摄像头供应商大立光宣布2011年至少投入15亿新台币扩充生产线，包括在台湾地区精密机械园区新建工厂及新增生产设备。

另一家摄像头供货商玉晶光的董事会也通过决议，将增资20亿元新台币扩大手机镜头产能。扩产范围包括计划将原有两层楼的台湾地区厂房往上加盖至3层、4层，并扩增厦门厂生产设备等。

在增设自动化设备后，这些工厂可以大大降低对人工的依赖，并提高生产效率。何春盛表示，这些工厂会因为增设自动化生产设备而提高生产线良品率，苹果产品中许多精密部件用手工操作很容易出现损坏的现象。

用来生产苹果产品的相当一部分自动化设备都在台湾生产，包括iPhone生产中用到的雕刻、检测、组装设备以及触摸屏、摄像头生产设备，大都在台湾生产。

何春盛表示，这些生产线设备上大部分都装有研华科技生产的工业电脑和运动控制卡、影像采集卡，苹果火爆的订单直接带动了台湾工业控制与自动化产业的繁荣。研华科技2011年平均单月营业收入达到8000万美金，比去年增长了54%。

曾有预测称，苹果在2011年会发货4000万台iPad和上亿台iPhone。按照苹果一贯挑选供应商的习惯，它通常不轻易增加或者更换供应商，而倾向于要求现有供应商随着苹果一同增加产能。

苹果的组装厂富士康正在成都和郑州大幅扩充产能，仅成都就将新建52条iPad生产线，并一口气招聘25万名员工。

苹果的石英元器件供应商晶技正在重庆建设一座新工厂，产能规模将以1亿颗规划，预计2011年第三季度投产。iPad2的电池供应商新普科技则正在重庆建设一家新工厂，这一工厂占地面积约200亩，投资总额9001万美元，预计2011年6月建成，8月实现投产。

2010年3月23日，富士康鸿准精密模具公司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订单班招聘现场考俯卧撑。学生们在艰难地做俯卧撑。

连接器供应商正崴正在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建设新厂，而同样生产连接器的连展正投资1000万美元在江西投资设厂，预计将于2011年第四季度投产。

“我们快被苹果逼疯了。”一位苹果供应商半开玩笑地说道。苹果2011年对外放出了巨额零部件采购订单，让几乎所有苹果供应商都订单爆仓，但让他们头痛的是，中国正愈演愈烈的用工缺口问题，让他们按时交货存在疑问。

“春节之后，我们就有15%的员工没有回来。”一家在昆山经营了十多年的台商表示，工厂生意正好，但这个时候却有大量用工缺口，“一些产品的要求很高，新工人还达不到工艺要求，所以熟练工更加缺乏。”

据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正在深圳工厂组装18万台机器人设备，以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减低对人工的依赖。未来自动化生产设备还将是富士康的重要对外销售来源——这意味着富士康将不仅自己使用机器人设备，还会对外出售类似设备。

上述在内地台商表示，富士康2010年发生的工人连续跳楼事件给在内地的台商带来了深远的触动。2010年以来选择内迁的台商已经明显增多，以应对沿海缺工及成本上升情况。与此同时，许多台资工厂选择提高自动化程度。

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生产线在2到3年时间内依旧无法完全由机器取代人工，但几年之后，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几乎不可避免，“许多生产线，可以至少减少一半的用工数量”。上述台商表示，工厂生产效率反而会大大提升，例如苹果推出新一代产品，未来只需要在现有自动化生产线上换装新的软件，就可以满足苹果新的需求。

由于降低了对人工的依赖，许多台资工厂选择将新增产能迁回中国台湾。为苹果生产摄像头的大立光和玉晶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家工厂都正在台湾建设新的产能，以配合苹果出货。

从实验室到量产，台资厂的独家秘笈

“电话忙，请稍后再拨。”28岁的美国广告人Tom已经受够了移动运营商AT&T那总是占线的iPhone预订热线。好在经过一遍又一遍拨打之后，他终于“幸运”地订到了这台炫酷的手机。

在iPhone 4刚上市的一天之内，AT&T向苹果公司下了60万部iPhone 4的订单，成为苹果有史以来一天内收到的最大一笔订单。

这条订单消息马上传到深圳的富士康工厂，与此同时，苹果供应链上主要供应商都在第一时间收到订单信息。那些停不下来的生产线，要格外卖力地愈发忙碌，开始应付这疯狂的需求。

当苹果粉丝拿起iPhone兴致勃勃地通过Facetime（可视电话功能）和朋友视频通话时，这背后是中国台湾的厂商大立光和玉晶光生产的高精度摄像头在积极工作，远在中国东莞、苏州、厦门的摄像头制造商们小心翼翼地在生产线上制造这个微小而精密的组件。

当iPhone用户将白色的苹果耳机塞到耳朵里听起音乐时，这是另一家台资厂商正崴生产的耳机连线、扬声器和控制转换模块在工作，而鸿海则负责耳机的最终装配……

翻开苹果的组装厂商名单，几乎所有的苹果产品都由在中国内地的台资工厂组装：iPhone、iPad由鸿海代工，iPod touch4由广达代工，iPod nano6由鸿海代工，iPod shuffle由英华达代工，Apple TV由鸿海代工，MacBook由广达代工，苹果桌面型电脑由广达代工，CDMA版iPhone由和硕代工……

“在挑选供应商上，苹果和其他公司的策略不太一样。苹果一向希望控制供应商的数量。这是因为苹果希望产品信息的流通保持隐秘，而不希望供应商将它的产品的信息很快透露出去。”IDC台湾资深分析师江芳韵表示。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资供应商就是苹果最喜欢的类型：严守客户机密，行事神秘，工作效率高，高度服从客户意志。

在中国长三角或珠三角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小镇上，可能正和你手上的iPhone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家工厂生产了iPhone大部分的印刷电路板，而相邻的小镇上可能生产了iPhone的连接器。

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两个电子产业集群，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集群更加偏重手机及类似产品的制造，而以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则以PC的制造为主。

“台资企业往往倾向于形成一个产业聚落，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就近供应。”江芳韵表示。为配合组装厂的零部件供应，零部件工厂往往集中在组装厂周围几百公里内的地方，它们会形成一个产业集聚。

与此对应的，为这些组装厂配套的苹果零部件供应商原先主要分布在深圳、东莞、惠州、厦门、苏州等地，其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特征。

苹果的触摸屏生产商胜华科技，工厂设在东莞和苏州，并正投入巨资扩充东莞工厂产能。另一大触摸屏生产商宸鸿的主要工厂位于厦门，近期也投入了1亿美元扩建生产线。

苹果摄像头供应商大立光的工厂设在东莞和苏州，另一大摄像头供应商玉晶光的工厂设在厦门。

苹果石英元器件供应商晶技的工厂设在宁波，并正在重庆建设一家规模和宁波差不多的新工厂。

iPad的电池供应商新普科技在大陆的工厂设在上海松江及江苏常熟，此外新普正在重庆建设一家新工厂。

苹果的连接器及耳机供应商正崴的工厂设在东莞和昆山，目前正在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建设新厂。

……

台资电子产业集群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分工十分细致。许多台湾企业善于几十年只加工电脑或手机中的一小道工序，并有一套独到的成本控制方法。

例如苹果下单给富士康组装iPhone，胜华科技为富士康提供iPhone的触摸屏，再由华通为胜华科技的触摸屏制造PCB印刷电路板，彼此间紧密协作。

细心的用户拿到iPhone后，会对其近乎完美的做工赞不绝口。一些细心的iPhone用户总结出了iPhone极其苛刻的工艺细节：

iPhone 4从用料的颜色到手感，到磨砂感金属的视觉细腻程度，一切都是经过设计的，没有一个环节是未经处理之前就是这样。

iPhone 4外部的主要零件的合缝间距不能大于01毫米，这是为了避免这种“三明治设计”夹到人发——测试时用iPhone 4在人的面颊上反复滑动，看是否会夹走毛发。

自iPhone3G以来开始使用螺丝，为了确保其美观，螺丝表面一圈一圈的纹路之间必须等距。

iPhone 4左侧音量按钮上的加减号要求在凹下去的部分也必须是平的。

耳机插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包括最内圈的坡度和金属的打磨程度。耳机插口边的小麦克孔也是如此。

iPhone 4底部喇叭处使用的金属网（网纱），怎么织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苹果要求各个不同的厂家做出来的东西，最后用到一起时须如同是从一个地方、用一种机器一次做出来的，如果不是，就是不合格。

苹果对品质的要求之严格，还可以从一颗沙粒大小的电阻身上看出来。苹果在选择零部件时通常会遵循两个条件：独特性，价格高。就连手机中最不起眼的小电阻，苹果也有着苛刻的要求。

在一般的智能手机当中，通常会使用0201型号的电阻，约为穿针线孔般大小。但苹果为了让iPhone达到超薄，选择使用黑胡椒般大小，代号为01005的电阻。这种电阻的价格是前者的三倍，过去根本没有人敢采用。而苹果却大胆地在中国台湾的厂商手上包下几乎全部产能，大量生产。

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iPhone的精密制造相当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中国台湾的厂商。在苹果逐步关闭掉自己所有的工厂后，将苹果实验室里的样品搬到生产线上批量生产，是中国台湾的厂商的独家秘笈。

在每一代iPhone上市之前，苹果会和所有供应商紧密协商，苹果负责设计产品整体的研发，而零部件供应商和代工厂商们则需要进行大量制造环节的研发，负责实现iPhone的量产。

“在实验室里作出一款样品，和在生产线上大批量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尤其是现代代工工厂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要在不同的工厂作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其难度很大。”一家大型代工厂商的高管向笔者揭示出其中奥秘所在。

当苹果这样的客户要求供应商们开始准备新产品上市时，代工企业需要提前几个月了解产品制造技术的线路图。“根据对客户的了解，以及对供应链的研究，组成这个线路图。每个季度需要做哪些项目，项目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有个很详细的线路图，这个线路图要定期更新。”一家大型代工工厂的高管揭秘道。

这一线路图每个技术下面会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首先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个技术模块，模拟最终的产品，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而是把这一类需要用到这些技术的产品的特征全部集成到一个模板上来。

然后代工厂商需要用这个模板在实验室先进行系统的实验，然后对需要用到的材料、设备、工艺测试可靠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试板把它研发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供应商会积累丰富的培训材料。“研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用这个培训材料到各个工厂去培训。”上述高管指出。

工厂需要拿着这块模板作出若干成品来，并逐步达到最终量产所需要的指标。旗下各大工厂需要在不断调试中，逐步提升这些指标，并最终达到苹果的要求。

这种制造环节的研发看似简单，其实往往包含着供应商难以言表的辛酸，其难度甚至一点不比苹果研发iPhone本身容易。

首先，零部件供应商需要预判整个消费电子市场发展的趋势。举例而言，苹果的iPhone及iPad近年来朝着越来越轻薄的方向发展，与之相关的代工厂商往往需要前瞻性的研发。

“并不是客户明天要用产品，你今天才开始做，而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作准备了。”一位供应商指出，等客户需要用零部件时，通常供应商早就研发好了。

例如在iPhone面世前，中国台湾正达光电的董事长钟志明到日本横滨参加展会，他看到展示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很多都使用减薄的强化玻璃，凭直觉感觉到轻、薄将会是未来手机发展的趋势。

后来，该工厂具有前瞻性地开发了一套玻璃打薄的工艺。而握有苹果订单的鸿海，预知苹果日后产品必定需要减薄玻璃，于是出资入股了正达光电。此后，正达光电借此进入苹果的供应链。

大规模制造iPhone的关键，是保证iPhone零部件的良品率。

由于iPhone中许多零部件都是整个IT产业当中最前沿的，因此许多零部件厂商也是一边摸索一边生产，和苹果一起逐步提升零部件制造工艺，并提升生产线良品率。

以触控面板为例，触控面板因为必须多次按压和摩擦，玻璃减薄后还要经过强化、抛光和清洗，面积越大越难做。施加在玻璃上的压力、温度，抛光的材料，甚至玻璃运送的速度，都会影响良品率。

苹果在寻找一个零部件合作伙伴时，可能许多厂商都有能力制造出这种零部件，但是最终往往是良品率高的那家工厂胜出。这是因为苹果在检测零部件时极其苛刻，许多在其他厂商那里可以过关的零件，却被苹果认定为不合格。

苹果的触摸屏生产商台湾胜华科技选择用有毒加工材料正己烷擦拭iPhone触摸屏以提高产品良品率是这种竞争的极端体现。大多数时候，台湾代工厂商会在生产线上挖空心思，帮助苹果改进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良品率。

不管是在台资企业云集的深圳还是重庆，这些分工紧密的IT工厂集群组成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方阵。一些企业甚至可以细到专门负责钻孔这样的某个枯燥工艺。

这种深耕生产线的传统，让台湾在精密制造方面拥有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说，发明一些先进电子产品的美国，往往不一定造得出如中国台湾的厂商一样精密的产品。

短短20多年间，人口仅为2300万的弹丸之地台湾，已经在半导体、光电、PC、电子精密制造几大领域成为世界巨人。

目前中国台湾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铸造厂台积电（TSMC），有世界上最大的EMS合同制造服务商鸿海（富士康），最成功的手机芯片IC设计巨头联发科（MTK），全球第三大PC品牌商宏碁电脑（Acer），最大的笔记本代工商广达（Quanta）和第三大LCD面板制造商友达光电等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

台湾的电子产业已经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当今全球消费者手中的几乎所有高科技产品，包括各种最新最炫的音乐播放器、智能手机、游戏机、PC等，都由甘愿匿名的台湾企业设计、研发、组装和出品。

根据台湾市场情报中心（MIC）的数据，台湾企业提供了全世界约70%的芯片代工服务，约92%的笔记本电脑，70%的LCD面板，35%的服务器和34%的数码相机，尽管这些产能的大部分已经从台湾转移到了中国内地。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将中国台湾排在了全球IT产业竞争力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美国，“IT劳动生产力”指标更居全球之冠。

台湾IT业的发轫，可追溯至PC组装和周边零部件（如电路板、主板、键盘、机箱等）的代工制造，做大规模后逐渐自创品牌，再繁衍出芯片代工、IC设计、LCD面板、手机等新行业。

台湾企业往往善于从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的低毛利环节切入，比如代工、制造、非关键零部件等，以规模化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再沿着“微笑曲线”向品牌、设计、关键零部件、服务或新兴行业进军。

该战略被“微笑曲线”的作者施振荣称为“倒向发展”策略，即从投资较小、风险较低的下游开始经营，先掌握好市场，建立品牌，再向上游半导体、LCD、关键零部件投资。

早期中国台湾从事的PC组装和非核心零部件代工业，是当时美国企业所不屑亲为的。台湾因为劳动力低廉反而具备竞争力，且无须涉及投资巨大的CPU、操作系统和市场教育，没有风险。在半导体领域，台湾人尝试“中央厨房式”的代工厂（Foundry）模式，替芯片设计公司打理耗资巨大的制造环节，大获成功并改写了整个产业的格局。而在IC设计行业，联发科在群雄割据的通信行业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一举颠覆游戏规则，但在英特尔一家独大的CPU行业，威盛则与AMD一样长年被压制而未有大的突破。

在这几个行业案例中，台湾企业都不是最早的开路先锋，也不是技术领导者，但台湾企业家对如何避敌锋芒，先在缝隙市场立足，逐渐进入到一个正面的循环，似乎深有所悟。

台湾人找到的定位就是支持欧美高科技的发展，你不做的制造，我来做；我能做得比你更有竞争力的，我才来做。不出风头，不抢第一时间点，都是在市场比较成熟的时期跟进。虽然所赚不是利润最大的那一块，但是最有条件赢的那一块，因此可以立足。

这也即是施振荣先生所提倡的“老二主义”——要当老大，先当老二。反映在苹果的代工案例上，台湾IT代工集群甘愿做苹果背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在积聚了一定实力后，台资企业也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苹果挑选供应商的特点

现代电子产品供应链管理最重视的目标之一，就是速度和效率，而其中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李效良所倡导的“3A”——敏捷性、适应性和协同性（Agile、Adaptable、Aligned），备受电子业推崇，已成为许多厂商供应链管理的管理指标。厂商可以由3A的评估标准，了解供应链管理是否处于最佳状态。

因此，每一个世代的产品是否能即时上市，以及包括成品或零部件库存、产品过时、零部件采买的价差损失等与运筹物流息息相关的事物，都已成为公司营运成败的关键。

从笔者走访的苹果供应商情况来看，苹果对供应商的风险防范一直比较在意。例如iPhone使用的“透明玻璃投射式电容技术”，最先由中国台湾的厂商宸鸿研发而成，但是苹果要求宸鸿将这一技术教会其竞争对手胜华科技，由两家厂商共同为苹果供货，以避免出现风险。

“我们历来习惯于与不同厂商达成某种协议，以确保供应充足和其他益处。例如，我们在2005年年底与多家闪存供应商签订了一份总额达10亿美元的协议，因为我们预料到闪存会在我们整个产品线的作用日趋重要，对整个产业日趋重要。”苹果主抓供应链的COO库克在不久前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强调，苹果历来重视由不同供应商供货。

可是，这并不代表苹果会倾向于将关键零件同时下单给一大批不同的厂商。事实上，苹果通常会坚持关键零件只由两家左右的工厂供货。

在许多代工厂商看来，苹果挑选供应商时一直十分封闭。这主要是由苹果严格的保密措施决定的。

“苹果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供应商如果能够通过它的考验，苹果会保持和供应商的长期合作，而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谈到苹果挑选供应商的习惯，IDC台湾资深分析师江芳韵表示，苹果希望通过控制供应商的数量来保证对其产品信息的高度保密。

因此苹果通常会要求现有供应商迅速扩充产能，而并不会轻易增加新的供应商。这对苹果供应商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供应商需要在短期内募得大量资金，购买土地，建新厂房，添置机器，并招募足够的工人，还需要保证新工厂的质量和良品率提升上来。

按照苹果给供应商的生产指标，iPad 2011年的出货量要比上一年增长170%——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许多苹果供应商都正在新增产能以跟上这一变化。

目前富士康正在成都紧急招聘25万名新员工，此前郭台铭已经宣布成都将是未来iPad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生产iPhone和iPad2摄像头的中国台湾的厂商大立光宣布2011年至少投入15亿新台币扩充生产线，包括在台湾精密机械园区建新厂，以及新增生产设备。大立光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镜头制造商，其工厂位于台湾台中市南屯区精密机械园区，并在东莞、苏州有工厂。

另一家台湾手机镜头龙头玉晶光的董事会也刚刚通过决议，将增资20亿元新台币扩大手机镜头产能。扩产范围包括计划将原有两层楼的台湾厂房往上加盖至3层、4层，并扩增厦门厂生产设备等。

苹果的石英元器件供应商晶技正在重庆建设一座新工厂。晶技为中国台湾最大的石英元器件制造商，工厂设在宁波，据称重庆新厂规模与宁波工厂相当，产能规模将以1亿颗规划，预计2011年三季度投产。

iPad2的电池供应商新普科技则正在重庆建设一家新工厂，这一工厂占地面积约200亩，投资总额9001万美元，预计2011年6月建成，8月实现投产。

作为苹果多年的连接器供应商，正崴正在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建设新厂。据估算正崴供应了苹果80%的连接器，并和鸿海一起生产iPhone的耳机。目前正崴的工厂设在东莞和昆山。

而同样生产连接器的连展则是首次为苹果供货，该公司为了成本考量，配合客户就近生产，将内移设厂，正投资1000万美元在江西设厂，预计将于2011年第四季度投产。

苹果的视窗玻璃供应商蓝思科技，在长沙建设了一座大型工厂，并多次扩建产能。

苹果的触摸屏生产商胜华科技，工厂设在东莞和苏州，并于2010年年初，开始新3代线前段触控玻璃生产线建置，生产线位于东莞，初期投资额约新台币60亿元，预计未来总投入至100亿新台币的规模。

另一大触摸屏生产商宸鸿的主要工厂位于厦门，近期也投入了1亿美元扩建生产线。

……

由以上信息可以看出，作为苹果的供应商，除了需要在质量控制上有一套严密的系统外，还需要跟随苹果快速扩充产能，敢于投入巨资随苹果一起发展。

吸引台商，为什么成都、重庆完胜越南？

自2010年以来，苹果的台资供应商的工厂布局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为标志，台资工厂普遍意识到，中国沿海不断加大的成本已经难以容纳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苹果供应商们不得不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在此之前，苏州和深圳的台资IT工厂也多次传出将迁走的消息，其中尤其以迁到越南的呼声最高。

但几年下来，真正将主要产能搬到越南的台资工厂并不多见。2010年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中国中西部的成都、重庆、郑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战中大获全胜，成功吸引苹果的产业链内迁。

2010年下半年开始，富士康率先宣布在中国内地的郑州、成都、重庆、武汉等地新建工厂。在吸取了深圳厂区的教训之后，富士康决定不再新建深圳那样巨型的厂区，而是“化整为零”，将旗下各大业务板块分在不同的地方。

涉及苹果的产品，将来成都将会是iPad系列平板电脑的主产地。富士康宣布在成都修建52条平板电脑生产线，规划产能达到上亿台。而河南郑州则会是将来iPhone手机的主要产地之一。

可以看到，苹果的代工工厂相当一部分采用半手工、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因此需要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内迁后的选址通常都选在劳动力输出大省，让农民工可以就近工作。

这一过程是在富士康和苹果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苹果在2011年年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0年富士康发生工人连续跳楼后，苹果COO库克曾率领管理团队飞赴深圳富士康工厂，并由一个专家小组对工人状况进行了细致评估。最后苹果得出结论，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这才有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富士康声势浩大的内迁运动。

以成都富士康为例，富士康要在2011年6月份之前在成都新招25万名工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为苹果服务的。这些操作工通常要求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适应高强度作业。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当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满足富士康的需要。2011年春节刚过，成都市劳动局就和富士康一起，在人流涌动的成都火车站北广场设立两个临时招聘点，开出月综合收入2200~2800元的薪水，现场截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当地政府还把为富士康招工作为指标摊派下去。

类似的情形早就在富士康另一处园区的郑州上演。1月18日富士康在郑州火车站设点招揽返乡农民工。郑州富士康的招工简章上表示：凡于1月22日前应聘成功者，到职后即发放价值约人民币100元的床上用品1套，外加人民币200元的红包。此外，到职签订劳动合同后，公司即发放首月的生活补助金人民币400元，另全额提供前往深圳园区参加培训的路费、体检费用报销。

在苹果供应商内迁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多次考察调研，这其中交通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苹果的产品在大部分情况下通过空运的方式运出。成都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富士康的iPad生产基地前来落户，其空运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成都双流机场改、扩建的完成，成都已经成了中西部航空货运的枢纽，每天出港的电子产品超过百吨。成都还在机场修建了巨大的航空货站，并修建了进出口航空货物保税区。成都海关率先在双流机场海关启动“一站通”通关改革，使95%以上的出口货物能在15分钟内办结海关通关手续。

2010年年底，成都双流机场开通直飞欧洲的全货机航线，采用载重量达110吨的波音747全货机执行，一周3班，且可以根据引进项目的需求，增加航班次数。

从成都起飞的飞机到伦敦、法兰克福10小时，到温哥华、巴黎、悉尼12小时，到洛杉矶14小时，到纽约15小时。全国去欧洲的货运航线，成都是最近的。

目前，成都产的iPad主要经过中国香港，空运到美国。不过总体来说，空运的成本依旧是十分高昂的，富士康在内迁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未来其他形式的交通运输方式。

例如，一台iPad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需要花费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出，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

在现代电子产品的出口中，只有高毛利，或者要货急的货物才会选择空运的方式。iPad在上市初期，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全球缺货，且毛利也不错，因此适合空运。不过随着平板电脑的快速普及，以及苹果在iPad上开始实施低价策略，将来苹果很可能会通过铁路或者海运的方式运送iPad。

在这一点上，西部的成渝经济带的陆路交通状况同样有了较大提升。

目前重庆经过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到欧洲的铁路刚刚通车，再结合上内陆保税区的规划，未来重庆和成都到欧洲仅需十多天时间，而且不必再经过层层的检查。这与从上海或深圳通过航运到欧洲相比能大幅缩短时间。

至于向美国东部、日、韩的运输，成都、重庆则可以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解决。两天内货品就可以由铁路运往上海洋山港或是深圳盐田港。在成都、重庆出关后无须在上海或深圳重新查验，实现“零障碍通关”，所花的时间成本不会比苏州、深圳出发相去太远。

对于零部件厂商来说，西部地区在交通上同样有着吸引人的地方。以印刷电路板为例，一些原材料需要从欧洲进口，又重又贵，没有人愿意用空运。过去走海运到上海或深圳，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通过欧亚铁路，只要10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还可以直接通到厂区，省时省力。

值得一提的是，内迁的苹果工厂在工人工资上，并没有比深圳、苏州有大幅的降低。然而同等收入让迁到中西部的工人感到更加稳定，使他们过上比在沿海更加体面的生活，这正是因富士康跳楼事件而备受质疑的苹果需要解决的问题。

几乎所有苹果位于沿海的供应商，都曾面临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即工人流动性过高，工厂需要付出新工人培训的额外成本，且产品质量也很难保证。这些工厂希望，在内迁后员工队伍能够更加稳定，以解决上述头疼问题。

此外，西部水、电、煤的价格，也比沿海一带便宜30%~40%。综合以上因素，苹果供应链由深圳、苏州一带逐步内迁，已经是大势所趋。

在富士康率先完成西迁后，苹果的部分供应商也开始陆续内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同苹果供应商对内迁的态度差别较大。

到现在为止，除深圳和苏州之外，还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形成一个新的苹果产业链聚落。对于苹果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立刻解决的挑战。如何让供应链快速完成重构，是一个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

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事件是，前几年富士康曾经一度在山东烟台扩充了一定产能，但是其供应商依旧集中在苏州一带，这让富士康的原材料运输和最终出货都不够理想，成本难以下降。最终富士康决定将部分产能再转移回昆山，供应链生态圈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目前，苹果的供应链依旧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部分苹果供应商已经开始跟随富士康在内地新建工厂。这些工厂内迁时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此外，重庆和成都激烈的竞争也让一些规模不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犹豫不决。由于重庆和成都间尚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一些厂商并没有实力在两地同时设厂，所以一些供应商选择在重庆和成都之间的地方建厂。

除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这样的硬指标，苹果的供应商对软环境的选择也是十分看重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苹果的组装厂通常都会要求设立保税工厂，以适应其产品的出口需要。

富士康之所以能够在深圳快速发展，深圳市政府在软环境上对富士康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以深圳海关为例，近年来为服务富士康，深圳海关作了大量流程上的创新。

保税工厂（Bonded Factory） 是经海关批准的，并在海关监管之下，用免税进口的原材料、零配件进行加工、制造外销商品，可以对外国货物进行加工、制造、分类以及检修等保税业务活动的场所。

在中国，保税工厂的概念最先由富士康引入，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是中国第一家保税工厂。这种形式大大提升了电子产品供应链的效率，苹果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苹果的产品大都两头在外，即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而产品大部分出口，因此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商来说，进出口通道就是它的生命线，其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

在传统的海关监管模式下，电子产品代工厂家需要经外经贸部门审批，并由银行建立台账、海关保税备案等繁琐手续，还有大量批文、登记等要应付。尽管企业派专人来回奔波，但没有半月甚至更长，进口的IT零部件不可能进入生产环节。

富士康作为出口加工企业，按规定，其进口的料件跟出口产品的材质、数量必须完全相符。如果将生产电脑的材料用作生产手机，就必须加签合同，这又得耗费大量时间。

在现代电子产品供应链中，按期、按质交货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因此缩短供应链时间，成为各个IT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富士康在网上接受苹果的订单，通常会在48小时，不超过72小时就开始定制，因此对海关效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在引入保税工厂的概念后，这些流程被大大简化。

例如，深圳海关从2003年9月1日起对富士康的鸿富锦联网保税工厂实行24小时通关服务试点。深圳海关在皇岗设立了专用通道，24小时为鸿富锦联网保税工厂进出口提供通关服务，并采用自动核放系统，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在深圳海关的配合下，深圳富士康率先采用了EDI（电子数据交换）电子报关，与海关通过计算机进行联网运作，实行了封闭式管理、24小时监控、闸口内移、直通式转关、EDI联网报关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海关监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的全过程。

2008年3月至4月间，武汉国税局一干领导率队到深圳富士康学习后不禁感慨道，地方税务部门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的税务管理必须跳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局限，应该主动作大量流程创新。几乎所有引进富士康到当地设厂的地方政府都颇为感慨，和富士康的合作很多时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其经验可以拓展2010年8月11日上午，富士康郑州厂区招聘的第一批面试在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开始进行，首批1000多人参加面试。

到其他许多领域中。

富士康内迁成都时，曾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数十条海关特殊监管需求，从项目基建物资和设备生产材料进区，到辅助管理系统安装、报关退税、卡口园区建设等，包括方方面面。

根据富士康的要求，成都政府到中央启动了频繁的申报公关活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7月22日正式申报，10月18日即获得国务院批准，可谓闪电落地。

在选择内迁成都前，郭台铭曾向当地政府提出另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必须在3个月内建成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半年内厂房达到170万平方米，厂房要建在综合保税区内，富士康项目用地要4平方公里，另需十余平方公里作生活配套。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由于苹果订单飞涨，必须在短期内扩充新产能，因此当地政府必须有极强的执行力，以保证新产能如期投产。

最后，成都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目标，2010年年底，第一批成都产iPad如期搭上飞机，经过中国香港发货美国，创造了业内惊叹的“成都速度”。

在郑州，140万平方米富士康郑州科技园项目一期厂房建设2010年9月16日动土奠基。到2010年年底时，一期工程3个地块共685万平方米厂房建设就已经进入尾声，其进展同样十分迅速。

由以上细节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已经成为苹果供应商选址的核心因素。

在几年前，部分中国台资工厂还在威胁将把工厂搬到越南。但几年下来，真正将主要产能搬到越南的中国台资IT企业并没有几家。在这当中，中国一些地方政府较突出的执行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苹果挽救了中国台湾经济

2010年，中国台资工厂共为苹果组装了4660万部iPhone手机，近1500万台的iPad平板电脑，还有大量MacBook笔记本电脑、iPod播放器等产品。这些产品几乎全部由位于中国内地的台资工厂生产。

“近几年全球IT产业的趋势，都是跟着苹果走的。一般IT产业8个月左右就会有一次大的变化。”中国台湾拓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杨胜帆指出。而苹果的订单，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处于衰退边缘的中国台湾经济。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苹果对整个中国台湾经济的重要性。2010年，苹果为中国台湾科技业创造的营业收入高达1兆新台币，占到中国台湾科技业总产值的十三分之一。

90%以上的iPhone由鸿海组装，几乎所有的iPad平板电脑由鸿海组装；苹果MacBook笔记本电脑主要由广达代工，苹果的订单占到广达总营收的30%，并成功帮助广达阻止营收下滑；一半的苹果iPhone摄像头由大立光提供，几乎所有的iPhone触摸屏由宸鸿和胜华提供……

苹果订单的重要性还可以从郭台铭手上两家上市公司的巨大盈利情况窥见一斑：

在中国台湾上市的鸿海精密（2317TW）仅2010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就高达685亿美元，全年净利润达到数十亿美元，这还是在代工业利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取得的。

但郭台铭手上的另一家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的情况就不容乐观。该公司发布的2010年半年报显示，该公司半年股东应占亏损达到14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扩大66倍。而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富士康国际一直是郭台铭手上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这样巨大的差别都是因为苹果的订单。

在郭台铭的规划中，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主要负责手机的代工业务，而鸿海精密主要负责笔记本电脑等业务的代工。

应苹果公司的要求，郭台铭将iPhone和iPad等苹果产品的代工业务放入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的鸿海精密生产。

这主要是因为苹果不希望将自己最需要保密的产品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竞争对手的产品放在一起代工，而传统上苹果是一家电脑公司，放在主营代工电脑的鸿海精密代工，较符合苹果的保密要求。

从鸿海系几个上市公司的财报可以清楚地看出，代工苹果产品的鸿海精密的表现要远远好于没有苹果订单的富士康国际，苹果订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苹果现象”并非反映在鸿海一家中国台湾企业身上，同样依赖苹果订单的广达的处境也十分类似。

在日渐衰退的笔记本电脑代工业务上，广达的竞争对手们不断以低价抢挖它的最大客户——惠普和戴尔。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广达2010年的营业收入依然突破了1兆元新台币，这让其董事长林百里颇为得意。

十年前，广达仅有10%的营业收入来自苹果订单，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提升至30%。正是凭借苹果MacBook等产品的强劲出货，才为处于衰退危机中的广达挽回颓势，逆势上扬。

当然，中国台湾的科技业者也为苹果产品的精密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每一件苹果产品的出产，都包含着难以言表的艰辛。

中国台湾的IT产业，曾经因Wintel联盟而一度繁荣，但多年过去却被Wintel联盟束缚住手脚，最终沦为国际大厂商的打工者。

但是苹果的出现重塑了整个IT业界的游戏规则，它强有力地吞噬着Wintel联盟，这又反过来让中国台湾的IT业界抓住了新的机遇。

中国台湾的HTC、宏碁、华硕等大厂纷纷推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新一波产业景气潮流埋下了伏笔。而中国台湾的代工厂商也能够从苹果那里获得更高的代工费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时代关于中国台湾代工厂商为苹果代工的利润率，一直以来是各大厂商的高度机密，甚至在一家企业内部能够真正知道的人也寥寥可数。但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均显示，苹果给代工厂商及零部件厂商的代工费用，要明显高出其他IT大厂。

由于近年代工厂商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中国台湾代工厂商的利润一度跌到冰点。受困于戴尔、惠普这样强势的订单发包方，中国台湾IT业者多年来一直无法有效提高代工费用。但是为苹果做代工的鸿海却得以在2010年提升了代工费用，以应对员工工资上涨等问题，这在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苹果为中国台湾经济作出的贡献。

由于中国台湾经济受“苹果红利”影响过大，因此苹果公司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整个产业链带来重大影响。

2011年1月17日，苹果CEO乔布斯再次宣告请病假，就让中国台湾苹果供应链企业大受影响。

中国台湾拓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杨胜帆指出，过去几年一再证明乔布斯看准的趋势都是准确的，而少了乔布斯，苹果推出的产品说不定就是超前甚至错误的。

对于中国台湾的代工厂商来说，乔布斯的生病给他们正飞速扩张的产能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现在最关心Jobs（乔布斯）病情的人可能是富士康的郭台铭。”杨胜帆表示，郭台铭正在中国内地大力扩张产能，在河南、成都、重庆等地都在新建工厂。

杨胜帆估算道，苹果在2011年给富士康的订单至少会有1000亿元人民币——和上年相比至少有30%的增长，因此郭台铭会扩张30%的产能，并新增30%的工人数量。

在2011年年初，iPad2和iPhone5的生产计划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代工企业受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苹果后续可能推出的iPad3和iPhone6是否还能继续引领市场，则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资本市场上也对乔布斯的生病高度敏感。1月17日乔布斯宣布请病假当天，中国台湾众多和苹果有关的上市公司均受到较大影响，包括组装苹果产品的鸿海、和硕，生产触摸屏的TPK、胜华，苹果产品金属机壳提供商可成，摄像头生产商大立光、玉晶光等，都因乔布斯的病退出现幅度不一的异动。

其中iPhone最大的触摸屏生产商TPK宸鸿（3673TW）第二天大幅下挫，开盘即跌21元新台币，其他苹果概念股也多以大跌收盘。

“Jobs（乔布斯）的创意和领导风格对苹果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我不认为他的生病会对苹果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需要给他的接班人一些时间观察一下。”IDC台湾资深分析师严兰欣则表示。

问题是，上一次乔布斯生病期间，苹果其他领导人就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成功领导苹果的能力，这也让许多人为苹果的未来感到担忧。

杨胜帆分析道，苹果的净利润提高60%，供应商的净利润至少能够增加30%——过去几年当中，随着IT产品的价格战越打越厉害，代工厂商的日子很难过，但是苹果却给出了代工厂商较可观的代工费用，且订单越出越多。

为抢苹果，中国台资厂商“窝里斗”

不过，在和苹果的合作关系中，中国台湾业者始终难以摆脱“打工者”的角色。苹果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持着对这批台资代工厂商的控制，并牢牢将高额利润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苹果显然意识到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重要性。在新的代工体系中，苹果正在有意识地分散自己的代工订单，并以此从各家台资代工厂获得最优惠的条件。为了争抢苹果，中国台湾企业的“窝里斗”愈演愈烈。

苹果产品的主要组装厂是中国台湾地区厂商鸿海和广达，大部分产品由这些厂商位于中国内地的工厂生产。

其中鸿海主要负责iPhone、iPad以及部分iPod产品的组装，广达则负责苹果笔记本电脑iMac、桌面型电脑以及iPod touch的组装。鸿海所代工的苹果产品约占苹果营收比重的55%至60%，是苹果产品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益于苹果的订单，鸿海将获得全球“电子制造服务业”（EMS）过半的市场份额，而2009年这一数据为442%。

鸿海一家独大的情况显然不是苹果愿意看到的，苹果的代工分配体系也一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010年6月，从华硕分拆出来的和硕成为苹果订单的新赢家。在2010年，和硕刚刚获得苹果iPhone 4CDMA版本的订单，并在积极争夺iPad和iMac的代工权。

IDC（台湾）个人运算经理江芳韵分析道，在此之前，尚未从华硕分拆的和硕曾与苹果有着长期的合作，为苹果代工笔记本电脑等产品，这为和硕拿到苹果的新订单打下了基础。

当2010年6月份华硕与和硕正式分家后，分得代工业务的和硕的订单数量迅速上升，并拿下了苹果iPhone 4CDMA版的订单。

与此同时，鸿海在中国内地的子公司富士康正在大规模地内迁，这或许也不是苹果愿意看到的。“有消息传出来，苹果并不希望鸿海的生产线内迁。”台湾元大证券分析师张文慧指出，苹果产品全球出货量增长迅速，而这些产品在鸿海的深圳工厂的生产目前很稳定，苹果担心大规模的迁厂会让自己的供应出现问题。

张文慧分析道，鸿海的新工厂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完成建设、生产线调试、工人培训工作。在新工厂建成初期，工厂的良品率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些都可能造成苹果产品供应的不稳定，因此，苹果并不希望富士康过快地将工厂内迁。她预测在富士康内地新工厂产能上来之前，深圳工厂很可能不会立马缩减规模。

在苹果的订单开始分散后，让中国台湾地区代工业头疼不已的低价抢单问题，已经高悬于各大代工厂商的头顶。

在各大国际电子厂商陆续缩减代工订单的时候，只有苹果还在源源不断地抛出代工大单，让所有和苹果沾点边的中国台资代工厂都开足马力生产，这让苹果成为所有代工厂商重点争夺的对象。

中国台湾代工厂商大打出手，争抢苹果订单的事情近年屡见不鲜，其中尤其以鸿海的郭台铭和广达的林百里之间的“天王决裂”之争最为轰动。

2009年3月，在鸿海位于台北市内湖普立尔大楼的办公室，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这便是鸿海从广达挖角来的大将——前广达资深副总Max欧。进入鸿海前，这位欧姓副总已经带领广达“iPod事业群”长达两年，专门负责苹果的畅销产品iPod touch。

这位欧姓副总原本是自行递辞呈，但广达的林百里得知他是被鸿海挖墙角后，立刻将“离职”改为“免职”。最让林百里愤怒的是，欧姓副总前往鸿海的消息，原本只有三五人知道。但消息走漏后，广达竟有近百人想跟他转战鸿海，最后一共离开近六十位工程师，造成广达内部极大震撼。林百里下达严厉命令，这位跳槽到鸿海的副总，未来广达永不录用。

但林百里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就在郭台铭挖走林百里手下大将后三个月，广达把鸿海已经到手且高达数十亿元的苹果笔记本电脑MacBook订单，硬生生地给抢回去。

这一抢，让原本被视为郭台铭接班人的鸿海数位产品事业群总经理蒋浩良被撤换。鸿海原本寄望帮苹果做出口碑，来吸引惠普、戴尔等大厂下单。现在少了这个指标，鸿海要拿下大量笔记本电脑代工大单，又变得困难起来。

在此之前，郭台铭和林百里两位中国台湾代工界的大佬关系十分要好。郭台铭曾经亲口承诺林百里，不会跨入笔电代工，而广达也一直是鸿海笔电连接器最大的客户，双方维持良好关系。

前几年，林百里因癌症而一度呈现半退休状态，当时甚至有鸿海将并购广达的传言。直到林百里病愈复出，传言才不攻自破。但就在林百里复出的同时，全球爆发金融危机，鸿海帝国面临空前危机。为求生存和成长，在苹果诱人的订单面前，郭台铭也不得不打破当年的承诺。

IDC（台湾）个人运算经理江芳韵这样分析中国台湾代工企业之间的压价现象：因为世界主要笔记本电脑代工商都集中于台湾地区，因此厂商之间非常容易探听到对方的代工价格。为了抢回订单，最后几大厂商争相压价，容易形成恶性竞争。

相比之下，在同样代工盛行的面板产业，全球几大面板厂分散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各大厂商彼此之间探听底价并不简单，反倒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

为什么代工厂一定做不好品牌？

有人会说，看着苹果这样的企业大赚其钱，为什么帮助苹果成功的中国台湾代工企业就不能做出成功的自主品牌呢？

事实上，这个怪圈已经困扰中国台湾经济多年：代工企业做不好自主品牌业务，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魔咒。

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多是由代工起家，为国际大客户提供制造服务，在代工业务壮大之后，便开始打造自主品牌。近年宏碁、华硕、明基等企业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早先苹果、索尼把一部分订单交给和硕来做，那时它和华硕还没有分家，大家就会发现，华硕的一些产品出来和苹果的很像。”江芳韵指出。这些涉嫌泄密行为让国际品牌厂商十分担心，代工企业会将客户的数据泄露给自己的自有品牌，从而壮大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在代工业十分忌讳。

相比之下，广达、仁宝等中国台湾地区代工厂商则放弃了打造自主品牌的尝试，更加专心地定位于笔记本电脑的代工业务。这些厂商相比起分拆前的华硕（和硕）让国际大客户更加放心。

此后一段时间，全球排名前10位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对华硕（和硕）进行大规模的抽单，这一下子让华硕（和硕）的日子很难过，因此华硕、和硕的分拆大计也就此提上日程。

“双方的分拆对于和硕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江芳韵分析道。从华硕分拆出来后，和硕不再受到国际大客户的猜疑，顿时在短期内接到了大量新订单。

没有分拆之前，华硕的笔记本电脑百分之百都由和硕进行代工，而在两硕分拆之后，华硕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惠普等大型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每一家都至少有四家ODM（原始设计制造商）代工厂商为他们制造，那么这些品牌厂商的议价能力就非常强。”江芳韵分析道。分拆之前的华硕由于仅指定和硕一家代工，因此选择余地很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影响了华硕的议价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中国台湾地区的IT代工厂商和自主品牌厂商的分拆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比较知名的案例包括宏碁与明基及纬创、明基与佳世达的分拆。

2001年年初，宏碁董事长施振荣决意让明基和纬创单独发展，宏碁集团一分为三：新宏碁、明基电通、纬创。其中新宏碁专注于打造笔记本电脑的自主品牌，而纬创则继续笔记本电脑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代工业务，明基电通则转型于电脑外设产品业务。

在分拆后，三家企业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宏碁的自主品牌销量目前超过戴尔，占据世界笔记本电脑厂商第二的位置；纬创则成为中国台湾地区第三大ODM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商；明基一度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电话业务。

台湾大学EMBA前任执行长李吉仁教授此前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台湾地区IT自主品牌近年的发展并不算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代工业过于发达，反而对自主品牌的打造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包括鸿海在内的代工大厂都曾经尝试过打造自主品牌，但最终往往在国际大客户的撤单威胁下不了了之。

然而，做久了代工的台湾企业，深知代工企业的“悲哀”之处。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对台湾企业界影响深远。

在这条曲线中，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

这种往价值链上游爬升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华硕推出了超轻薄、价格低廉的上网本，并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笔记本电脑类型；宏碁正准备超越戴尔成为继惠普之后世界第二大电脑产商，利用自己的产能生产比竞争者更便宜的强大电脑；而HTC则开发了第一款使用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成为潜在新软件的展示平台。

不过，自主品牌和代工变成两个关联越来越小的产业阵营，已经在台湾的IT产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郭式求解：不做品牌做渠道

2011年年初，郭台铭旗下的赛博数码宣布获得苹果产品大中华区一级总代理，为苹果代工多年的鸿海集团终于得以大张旗鼓地销售苹果产品。对于郭台铭来说，这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既然代工厂商很难做好品牌，那么向微笑曲线的另外一端，即市场和渠道进发，这成了一些中国台湾企业的新突破口。

“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不做品牌，可能我们会在中国做渠道。”郭台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因为我们给品牌做，在我们电子行业发展得非常快速。今天你要做一个单一的品牌，你自己要投入资金，像韩国三星、LG，几乎是韩国重要的精英，是国家的力量在支持着企业。今天我们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民营企业，我不能不考虑到长远的发展，还是得坚守本路。”

“客户要买一台电视，我们的工厂就近很短时间内就能生产。缩短了供应链，减少了库存，也把很多中间环节的成本降低了，这样消费者可以得到又快又便宜的产品。”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管理论坛上，郭台铭这样解释他搞零售的目的。

早在2001年，鸿海集团就已开始在中国内地尝试经营3C门店，尽管鸿海的“初体验”并非那么美好。

2001年年底，鸿海就通过旗下广宇科技，收购了赛博数码广场60%的股权，并且将开店计划从原来的50家提高到500家。与此同时，富士康通过转投资的方式，又在深圳设立了数码捷豹商贸物流公司，并从亚太第一大渠道商——中国台湾地区的“联强国际”中挖来不少精英，目的就是通过数码捷豹来整合3C产品上游渠道。

2003年，鸿海又在深圳成立了鸿利多贸易有限公司。这是一家3C产品量贩公司，它也是由鸿海旗下的广宇科技投资。2003年建店之初，鸿利多就曾宣布：其门店数量计划在2005年扩充到500家，借此打造内地规模最大的3C连锁专卖店。

因此，数码捷豹、赛博、鸿利多，被称为“鸿海内地渠道王国”的三驾马车。而2004年6月，郭台铭宣布鸿海集团由3C进入6C，即在3C的基础上新增加渠道（Channel）、汽车（Car）、内容（Content）。

赛博为“Cyber”的音译，源于希腊文“Kyber”，有舵手的意思，可惜，这个“舵手”并没有把握好方向。由于扩张过于迅猛，导致其经营、管理没有跟上。2005年年底，数码捷豹被迫宣布解散。与此同时，赛博数码在中国内地的扩张，同样并不顺利，经过多次调整，只保留了40家左右的门店。而鸿利多目前的门店数量，也只有几十家，并在2007年已经被赛博国际整合。

2010年5月20日，富士康和全球第三大批发零售集团麦德龙在上海宣布，在中国推出消费电子零售卖场“万得城”（Media Market）零售品牌，并于2010年10月在上海开出首家门店。

Media Market是麦德龙集团旗下一个电器连锁经销商，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卖场，目前在欧洲16个国家拥有近800家门店。

富士康和麦德龙为此准备了两亿美元，计划在2012年之前在上海开10家店。双方成立的新公司中，麦德龙方面持有75%股份，而富士康集团则持有剩下的25%股份。

“万得城”中国门店还将引进在欧洲实行的“分权式”管理模式，即店长拥有门店资产的10%，并给予店长在商品价格、人员安置、薪资分配、财务管理等方面较大的权力。

外界分析，对富士康而言，3C渠道的打通十分重要。富士康既能借麦德龙的品深圳富士康厂区外的“万马奔腾”电器超市。像富士康一样，中国台湾代工企业大都“自觉”地放弃自主品牌，转而向下游的销售渠道进军。

牌进行产品的推广，同时也能成为麦德龙一线品牌以及自有品牌的代工企业，还能实时掌握各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并及时反馈到生产上。

随着中国启动声势浩大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中国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被快速启动。郭台铭显然看到了其中隐含的巨大机遇。

众所周知，常年经手国际大客户的顶级设计机密，富士康自己也有着很强的设计能力。在代工业经营多年，郭台铭深知代工业特殊的行业特性决定了鸿海永远不可能走品牌这条路，因此郭台铭一直在暗自走另一条路，即布局销售渠道。

郭台铭希望，当中国内地由世界工厂转成内销市场的时候，富士康可以给客户提供全套服务。“我们可以在完整的供应链上给客户提供服务，从工厂送到终端的手里，用最快速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让所有中间的供应链不会产生库存，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积压、资金成本，这就是我们在大陆要推的‘万马奔腾’。”郭台铭指出。

郭台铭在中国内地布局渠道的另一大手笔是著名的“万马奔腾”计划。这一名字来自宋代诗人刘一止的诗句“万马奔腾山作阵”，寓意声势浩大。

郭台铭在2010年年底正式公布了这个万马奔腾计划。富士康打算2011年在中国内地开出1000家3C零售连锁店，到2014年开出1万家。这张由退职员工织成的零售大网主要定位于五六线市场，与富士康目前分布在一、二、三线城市的另几种合资型零售连锁形成互补。

这一计划的特殊之处在于郭台铭为富士康的老员工们提供了回家创业的机会，并借助这些员工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

按照这项计划，凡是在富士康工作满5年的老员工，都可以加入这项计划回乡创业，“自己当老板”，由富士康提供创业贷款，并在富士康的帮助下从家乡政府拿到贷款。

“像现在很多iPhone，甚至很多电视机、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将来可能都要教他才会用。在乡村来服务，我们工厂的员工做过这个产品，他已经具备有制造维修的能力，所以在五、六线城市供应链，他一个人就可以连着卖、连着销售、连着服务、连着维修都一起作业，他可以自己做老板，这样子我们可以从一台、两台汇集以后，我们准备在5年内开1万家店，在五、六线的城市，这样他们很快就可以跟工厂打成一片，我们的客人就可以用最低的库存、最少的供应链成本，让我们在农村的人口也能够用到最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一定要到上海来买，不一定要到香港来买，这就是我们的规划。”郭台铭在接受CCTV（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据称富士康内部有数千名老员工对这一计划有兴趣，每家店可贷款人民币35万至40万元。

“万马奔腾”计划的落地实体为“万马奔腾”电器超市，定位为内地第一家专门面向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全国性连锁品牌。

富士康首家“万马奔腾”电器超市于2010年5月8日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开业，成为郭台铭庞大渠道计划中的“种子商店”。该店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是主要经营家电、通信、数码产品的3C卖场，但该店只对富士康内部员工开放。

此后，富士康又陆续开出了多家“万马奔腾”电器超市。

例如，富士康在浙江嘉兴市南湖新区南溪西路2000号的“万马奔腾”电器商店，出售手机、相机、电脑、大小家电五大类商品，兼卖网线、电视机线、耳机等电脑配件。该店地处社区临街商铺，与欧尚超市及苏宁电器均只有百米之遥。

在这家共约80平方米的两层电器商店内，专设了苹果专卖店，并有iPad现货。这家店的店员相信，在这样的小城市，iPad将极大提升该店的人气。

郭台铭强调：“渠道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提供给客户全套的服务，不见得说做品牌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在我们的行业我想分工得很细，变化得很快。全世界电脑也只有几个品牌，手机也只有几个品牌，那么多人想要做品牌，有多少人成功？这一点来讲我们比较务实，因为我们是做工厂出身的。”

第五章 iPhone充满韩国血统

——韩国厂商生产了iPhone的屏幕、处理器、内存、电池等主要零件，他们认为iPhone应该是“韩国手机”

iPhone应该是“韩国手机”，因为包括iPhone的屏幕、处理器、内存、电池等主要零件均由韩国厂商提供。

——韩国《朝鲜日报》

我们坐着一辆现代牌中巴车从韩国首都首尔市区沿着汉江往北一路驶去。在4月中旬，满街的樱花开始盛开，韩国的中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有说有笑地开始春游。当前的日本核漏危机，似乎丝毫没有影响韩国人的生活。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在汉江东侧，连绵不断的山丘开始扑面而来，一种肃杀的气息开始慢慢让人感到紧张。连绵不断的铁丝网沿着汉江边上往北一直延伸，每隔一两百米就可以见到涂着迷彩的军用岗亭。

扛着冲锋枪、戴着钢盔的韩国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对岸的朝鲜。如果你仔细观察，能发现旁边的小山里藏满了各种隐蔽的碉堡，荷枪实弹的韩国士兵正隐藏在山间训练。

一架韩国军队的武装直升机从我们头顶正上方呼啸而过。在一路上，我们同样碰到为数不少的韩国装甲车和坦克，身处和平环境下已久的我们还以为这是电影中的场景。

无论如何，你都很难想象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显示器工厂会分布在这个地区。在离朝鲜不到16公里的韩国京畿道州的坡州地区，LG Display的世界最大显示器生产集群就隐藏在韩国郁郁葱葱的群山中。

中午时分，年轻的韩国员工正在工厂的足球场上悠闲地踢着足球。那些巨型的防震卡车依旧忙碌地开进开出，将这里生产的成品装船运往世界各地。推土机和塔吊依旧在那里加紧忙活着，它们卖力地把远处的土地推平，建筑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在上面建设一大片新的厂房。

我们隔着玻璃参观LG引以为豪的八代线面板工厂。在几层楼高的巨型工厂里，仅有少数几名身着无尘服装的工作人员在生产线前操作。他们在机台前小心翼翼地调试着生产线的程序，一切看上去有条不紊。

运转精确的机器人将巨型的黄色基板从仓库中抽送出来，机械手有节奏地在上面抛光、切割，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曝光作业，并通过传送带传递到下一个环节……

在工厂的楼顶处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不远处的九代线工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建设。而拿起高倍望远镜往北方望去，朝鲜的旗帜居然会依稀可见，不远处的山洞里就是布防严密的韩国军事基地。

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置信，目前韩国依旧没有完全走出战争的阴影。半个世纪以前，朝鲜战争曾经将这个国家的经济严重摧毁。但几十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从废墟中快速站了起来，俨然成了亚洲最重要的高科技产品制造基地，甚至对其曾经追赶的对象日本造成严重威胁。

就在30年前，韩国比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都穷。从那以后，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激增到17万美元，提高了10倍，是上述国家的两倍以上。

近年，在富有的邻居日本的经济陷入停顿的时候，韩国依靠一些独特的发展模式迅速迎头赶上，并在世界科技产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如今，三星已是世界第二大手机企业，全球最大彩电及液晶面板生产商，全球第二大半导体厂商，LG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2010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三星以1089亿美元的销售额名列第32位，LG以7889亿美元的销售额名列第67位。松下是第65位，索尼是第69位，东芝是第89位，苹果是第197位。

韩国人把国内生产总值的35%用于研发，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数字只有15%，马来西亚和印度则不到1%。

在韩国，整个国家的相当一部分资源向三星、LG等少数几家大企业倾斜，使其拥有令人恐怖的从最上游到最下游的垂直整合能力，并在半导体、面板等关键原材料领域投入足够多的资金进行研发和扩建产能，一举奠定了韩国在一些领域的产业地位。

而iPhone和iPad的热销，进一步巩固了韩国在世界IT产业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iPhone是美国的胜利，同时也是韩国的胜利。

韩国公司生产着iPhone身上最贵的一些零部件，因此韩国《朝鲜日报》在iPhone 4发布后宣称，iPhone应该是“韩国手机”，因为包括屏幕、处理器、内存、电池等主要零件均由韩国厂商提供。

iPhone上最贵的零件韩国造：iPhone变成韩国手机？

在首尔的一家传统韩式餐馆里，我见到了LG Display的副总裁李邦洙。他看上去文质彬彬很有礼貌，总是按照韩国的礼仪客气地为我们倒酒并夹菜。

李邦洙领导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面板生产商，仅次于三星。众所周知，LG是苹果iPhone和iPad最重要的显示屏供应商，可以说，这家公司的供货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iPhone的产量。

窗外的昌德宫在夕阳的辉映下散发着古老的气息，这里是红遍全亚洲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拍摄地之一。借助这些受欢迎的韩国电视剧，使得韩国文化迅速在世界范围内风靡，而桌上的泡菜、大麦茶、果酒、大酱早已是风靡亚洲的食物。

“按照我们和苹果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关于iPhone的事情我实在不能透露。”李邦洙笑着回答我。尽管全世界都知道LG Display供应着iPhone和iPad的高品质显示屏，但是LG却从来不能在官方公布自己和苹果的合作关系。

在iPhone触摸屏的最里面，是一块高画质的视网膜（Retina）显示屏。这种显示屏主要在LG Display位于韩国龟尾的工厂里生产。

据iSuppli公司的估算，这块LCD屏幕是iPhone身上最昂贵的零部件。该公司估计iPhone 4上的LCD屏幕成本约为每个2850美元。

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介绍新款iPhone 4时，对LG生产的屏幕盛赞说“这种显示器可能是做梦也想不到”，从而使其声名大噪。

当初，苹果CEO乔布斯亲自选定LG的IPS（横向电场效应显示技术）硬屏技术作为iPhone的标准配置。这是因为这种硬屏能最好地和iPhone的触摸屏相贴合，达到最佳的触控效果。此外，LG生产的IPS硬屏还具有省电、没有视差的优点，这很符合苹果对iPhone设计的要求。

李邦洙指出，这种屏幕的生产十分困难，其生产工艺十分复杂，LG的一些竞争对手曾花了不少精力想要量产这种屏幕，但都遇到不小的困难。据一些中国台湾研究机构预测，即使是生产工艺已经很成熟的LG Display，IPS硬屏的生产良品率也仅为60%~70%。

在iPhone 4中，这种被称作视网膜（Retina）的显示屏以其极其精细的画质虏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心。

视网膜技术是苹果iPhone 4全新加入的屏幕显示技术，达到326ppi显示级别，即每英寸可显示326像素。300ppi是人们所能看到的分辨率的极限数值，这意味着这块显示屏极其清晰——普通电脑显示屏幕的分辨率仅为72dpi，而iPhone 4的分辨率为电脑的3倍多，所以显示会非常细腻。

有趣的是，由于韩国公司生产着iPhone身上最贵的一些零部件，因此韩国《朝鲜日报》在iPhone 4发布后宣称，iPhone应该是“韩国手机”，因为包括屏幕、处理器、内存、电池等主要零件均由韩国厂商提供。

iPhone最贵的零部件LCD屏幕由韩国LG生产、iPhone 4的A4芯片由韩国三星代工。苹果公司曾介绍iPhone 4的续航时间大幅提升，这主要归功于三星电子生产的大容量电池和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另外，iPhone 4所使用的闪存芯片也来自三星电子。

此外iPhone 4还使用了由韩国中小企业生产的零件，包括压敏电阻器和柔性印刷电路板等部件。

2010年，仅三星一家公司就向苹果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原材料，韩国成为苹果最重要的零部件采购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从韩国采购的零部件大部分都是高附加值、不易替代的组件。

韩国公司在苹果供应链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LG Display公司位于京畿道坡州的工厂，那里的LG实验室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家公司每年投入巨资研究各种新世代的显示技术，并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

LG正在开发一种QLED屏幕。据称这种屏幕的亮度更高，比目前的任何采用OLED显示技术的屏幕都要省电，色彩更加还原、更加精准，生产成本也会更加低廉。

在LG的坡州工厂，其巨大的投资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韩国的京畿道政府批给了LG一大片土地用来建设这片面板工厂。在这片巨型的厂区，面板、背光模组、液晶材料、彩色滤光片、偏光片等配套工厂一应俱全，LG还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配套厂商在旁边就近建厂。

韩国的绝大部分产业人才都集中在首尔附近的首都地区，因此韩国的主要公司往往倾向于在首尔周边布局。在整个首尔地区，已经很难找到坡州这样一大片的未开发土地，最终LG Display公司选择了离“三八线”很近的这片土地来建厂。

在工厂的巨型停车场上，停满了LG员工的汽车——放眼望去，几乎都是韩国产的现代和起亚牌汽车。在韩国，很少有人开外国车。

为了加速对工厂的配套，LG集团还在工厂旁边建设一些大型工厂，例如LG化学就在坡州工业园兴建一座新的玻璃基板厂，面板厂不需要再从很远的地方运进玻璃基板。

曾经，液晶面板生产企业以追求大尺寸、高世代为趋势，三星、夏普、LG等液晶巨头纷纷上马高世代液晶生产线。八代线、十代线，甚至十二代线，越大似乎越代表着厂商实力。但近几年在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火爆之后，液晶屏的竞争热点已重回中小屏幕，并且围绕中小屏的技术竞争也更为集中。

为了确保韩国在显示技术方面的领先，韩国政府也积极参与这一行业。2010年5月，韩国政府宣布了为期5年的计划，将向该国的下一代液晶显示器设备和元件厂商投资约185亿美元。

在韩国，LG和三星在显示技术上一直处于竞争的胶着状态。双方采用不同的技术，并各自培育了一个自己的阵营。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韩国显示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LG Display的产品陈列室里，大量新型的显示技术正在被开发着。在这里，LG处处希望将自己的产品和采用不同技术规格的三星产品作比较，以显示出自己产品更好的特性。双方在中小尺寸显示屏、3D电视等多个方面较劲。

LCD面板大体上分为VA（Vertical Alignment）和IPS（In-Plane Switching），而三星和LG Display各自固守着VA和IPS领域，并培育着自己的阵营。

VA具有色彩鲜艳、明暗比高的优点，但有残像缺点，相对的IPS视角较广且无残像，但明暗比则较低。然而苹果引领的触摸屏风潮，较能够凸显IPS面板的优点，让三星的VA阵营多少有些失利。

为了和苹果抗衡，三星开发出了先进的Amoled面板，并搭载在其Galaxy系列产品上，这种高质量的显示屏受到业界的好评。

和苹果的合作给LG Display这样的厂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在2010年年初苹果发布iPad时，乔布斯曾对LG公司生产的IPS硬屏赞不绝口，这使得LG的品牌形象大大提升。该公司收到了来自各方的订单，使其产能常常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为此LG Display数次扩充产能。目前供应苹果的中小尺寸显示屏主要由LG Display位于韩国龟尾的面板工厂生产。

在此之前，IPS技术一度在业内受到冷落，而苹果的带动效应使得业界重新焕发起了对IPS技术的兴趣，而LG Display借助苹果的订单一举奠定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

为保证自己的面板供应，苹果向LG Display支付了巨额订货预付款。外界分析称这笔预付款将会被用来研发新技术，以及扩充产能，以保证对苹果的供货。

韩国：可怕的垂直整合

在首尔市区穿行，你的视线总离不开少数熟悉的名字：三星、LG、现代……当我们去免税店购物，那个巨大的商场是三星公司开办的，而街上的出租车，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三星生产的。在商场里，销售着LG公司生产的高档化妆品。当有人要买LG的手机时，还有LG开办的电信运营商供你入网。

显而易见的是，三星、LG、现代等少数几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或者说韩国是举全国之力在扶持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集团。在韩国，想进入这几家企业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一旦入职会被全家人视为荣耀，其收入往往高出其他公司数倍。

三星和LG等大集团几乎生产着一切，从产业链最上游到最下游的高度垂直整合，为这些韩国企业带来了较强的竞争力，而在苹果掀起的这场智能手机风暴中，这种垂直整合的威力再度显现。

以三星为例，三星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囊括了研发、元器件、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三星在整个IT产业的上游关键零部件上的布局，为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奠定了有利地位。

无论是闪存、显示屏、CPU还是电池，三星都拥有独立的核心技术。正是因为三星在这些生产环节上有着领导地位，使得三星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元件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多数手机厂家充当的仅仅是一个组装车间，而三星实现了元器件和研发、组装、销售的全部流程，三星无疑在整个产业链之中控制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在消费电子终端产品设计上，三星搭载了Android系统的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被认为是最能挑战苹果的iPhone和iPad的产品。

2010年，三星总共对外支出了97亿美元的投资，其中有18亿美元投在了逻辑晶片和晶圆代工上。与此同时，三星宣布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投资36亿美元扩产，为苹果生产处理器。依靠韩国雄厚的财团支持，三星在一些重大产能投资上屡出大手笔，并对中国台积电这样的竞争对手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三星的主要零部件由其自行掌握，其手机、平板电脑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本优势。由于上下游高度集成，所以三星的产品无论规格、价钱、上市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因而在市面上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而在笔记本电脑业务上，三星除了处理器与操作系统之外，包括笔记本电脑所需的面板、存储器、IC元件，一直到机箱、光驱等，几乎全部具备制造能力。

位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个地区，在半导体、面板、电子元器件上形成了激烈的竞争。随着苹果的iPhone和iPad引发电子产业革命，这种竞争关系被再次放大。

苹果推出备受欢迎的平板电脑iPad之后，中国台湾的相关企业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被韩国竞争对手推上十分尴尬的处境。

“仔细算算就会发现，搞了半天大家吃的不是苹果，而是苹果皮榨出的果渣泥。”一位中国台湾业者一针见血地评价道，比起韩国，中国台湾苹果供应商赚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在iPhone和iPad广泛使用的NAND flash闪存芯片上，三星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据了全球市场四成左右的份额。而苹果从三星采购的Dram芯片，三星也占据绝对领导地位，控制世界50%左右的产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台湾的厂商将研发重点放在了技术相对成熟、读写速度快但容量小的NOR Flash（编码型快闪记忆体）上，以保证短期获利，但是三星却宁可忍受长达10年的亏损，也要持续投入研发，甚至在金融危机中也敢大举投入研发，最终制造出速度快而且可以达到16G、32G高容量的NAND Flash，并成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一领域的主宰者。

相比之下，中国台湾的厂商在这场战役中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只拿到iPhone和iPad中组装、电池、印刷电路板、被动元器件这样利润较薄的非关键组件的订单。这些领域几乎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其利润与韩国厂商控制的关键零部件已经相去甚远。

目前三星生产的ARM架构处理器被大量采用在三星Galaxy系列智能产品里，也被世界上许多其他智能手机使用。除了苹果的A4、A5处理器在三星代工，中国的魅族等厂商也选购了三星的处理器。

而三星的Super AMOLED和Super AMOLED Plus液晶显示屏被认为是手机上最优秀的显示屏幕，使得移动设备的显示效果和能耗大大改善。三星在系统开发上也相当出色，独立自主的baba系统在多媒体方面表现可圈可点。

三星强大的产业整合能力令旗下的产品在成本上得到控制，这是其他任何企业所无法企及的。世界上很少有一家手机企业像三星这样占据全部的核心技术。

韩国企业的垂直整合布局，在这场竞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对三星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由于高度垂直整合，三星在内部降低了成本，获得了规模效益，从而获得了比其竞争对手更好的竞争优势。例如，三星的半导体业务的资本回报率要远远高于英特尔、台积电这样的专业半导体厂商。

举例而言，当日本的索尼推出LED电视后，三星只花了对手索尼一半不到的开发时间，并只用三分之一的价钱就推出了同样的LED电视。产品一上市就拿下了全球LED电视市场超过九成市占率。

与此同时，由于三星产业链布局很全面，在整个集团内部三星具有明显的情报优势。一些日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的厂商，既是三星的竞争对手，又把三星当成不敢得罪的客户，因此三星有许多渠道掌握它们的产业情报，并能借此掌握难得的产业出击机会。

三星有一个著名的“生鱼片理论”：一条价格很贵的鱼，刚被捕到时，在高级的日本料理餐厅可以卖得很昂贵。但到了第二天，只能以一半价格，在二流餐馆出售。第三天，就只能卖到剩下四分之一的价格。之后，这条鱼一点都不值钱。

由于三星往往能够获得竞争对手的产业情报，因此其产品的推出时机往往直击对手要害。例如iPhone推出后，三星很快有针对性地推出了自己基于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了有利位置。

而在iPad推出后不久，三星就推出了自己的Galaxy平板电脑，被认为是除iPad外最具有竞争力的平板电脑产品。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和苹果的合作让三星有机会更早地洞悉苹果的动向，从而更早地布局，在有利的时机推出自己的产品。

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三星有策略地和许多国外大厂联盟，并借助和它们的合作来学习其核心技术。早期就和东芝学习开发快闪记忆体与DRAM，与富士通学液晶显示技术，到后来与NEC结盟发展记忆体，进而向IBM取经逻辑芯片、与索尼合作面板、与三洋合作空调系统、与戴尔合作镭射印表机技术，三星在这些学习中大有斩获，并大大威胁到其曾经的合作伙伴。

在和苹果的合作中，也能很清晰地看出三星在偷偷学习苹果。三星的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iPhone和iPad的影子，这甚至多次激怒苹果，但是苹果却不敢完全得罪三星，因为三星供应的零部件是iPhone中不可或缺的组件。

郎咸平同时指出，相比三星这样的巨型韩国企业，中国台湾的IT企业习惯将整个产业链切成支离破碎的小企业，每家企业专注做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对产业分工过细。这和三星的垂直整合是恰恰相反的两条道路，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台湾的IT企业相互竞争过于激烈，企业利润很低。

在规模上，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双雄（台积电、联电）和面板五虎（友达、奇美电、彩晶、华映、群创）加起来，也没有三星一家企业的规模大。

长期以来，关于韩国式的垂直整合都面临着不小的争议。在全球经济景气时，垂直整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但在经济不景气时，垂直整合反而容易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

韩国式的垂直整合也并非没有弊病，尤其是当金融危机出现时，市场需求降到只能维持工厂的基本运转时，许多公司为了求生存，不得不针对上游的供应链进行大幅度的砍价行为。这时若是没有子母关系的厂商，一定不手软地大幅砍价，将风险转移到上游厂商。

但如果是类似于三星这样的高度垂直整合的公司，却很难采用这样的行为，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砍来砍去都是自己的兄弟公司，很容易拖累整条供应链。

在市场景气时，某个零部件长期供不应求，在三星、LG这样一个庞大的集团内部也要考虑到货源分配问题。

例如，我们在韩国参观时就发现，当LG Display供应给iPhone的IPS显示屏受到欢迎后，LG Display的母公司LG电子也要求LG Display给其优先供应IPS屏幕，成为LG Display一个小小的烦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选择优先照顾自己的母公司。

当三星品牌与其他品牌产生竞争关系时，是否影响其零部件业务的生意，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哈佛商学院教授、芯片设计和制造专家史兆威（Willy Shih）就指出，三星是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必须要平衡各项业务之间的需求。

他认为三星负责为苹果和其他客户生产芯片的部门必须要采取保密措施，避免泄密给三星自家的消费产品部门。“如果你想要供应存储器和芯片，就需要进行隔离。”史兆威说，“这些模式都有特定的运行规则，而三星则会将这些部门与其自身业务分隔开来。”换句话说，除了现场的骚动外，三星101英寸Galaxy Tab的工程师对乔布斯2011年3月2日发布的iPad 2所采用的芯片几乎一无所知。

无论是外观还是用户界面设计，三星的Galaxy手机和iPhone都极为相似，这终于引发苹果对三星的诉讼。韩国三星为iPhone生产多个关键零部件，苹果和三星一直亦敌亦友。

但苹果和三星之间的纠纷一直持续不断。2011年4月，苹果正式向美国一家法院起诉三星电子，表示三星电子旗下的Galaxy系列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侵犯了苹果的知识产权。

苹果在文件中陈列了三星产品的照片，并表示这些产品的轻薄、黑色、光华、流线及圆角设计，以及屏幕上的彩色小图示，在iPhone推出之前都不存在，因此认为三星抄袭了苹果的创意。

苹果表示，三星的最新产品从外观到用户界面，乃至于外包装，都与iPhone和iPad非常相似，这绝非巧合。苹果进一步指出，这种公然的抄袭大错特错，因此该公司必须在竞争对手剽窃其创意时保护苹果的知识产权。

苹果COO库克对外表示，三星是苹果非常重要的部件供应商，双方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但三星在移动设备方面的行为确实存在越线。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未果后，苹果决定付诸法律手段。

三星在2010年共计向苹果提供了618兆韩元（约748亿美元）的原材料，苹果也是三星第二大客户（第一大客户是索尼，2010年三星向其提供了68兆韩元的产品）。

三星和苹果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合作关系，在iPhone 4中随处可见三星公司的产品。例如iPhone 4的A4芯片由韩国三星代工，大容量电池和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由三星提供，此外iPhone 4使用的闪存芯片也来自三星电子，甚至有韩国媒体笑称iPhone实际上是“韩国手机”，以体现出苹果对三星的依赖之大。

在iPad平板电脑上，三星也是最重要的零部件供货商。三星将向iPad2提供TFT-LCD显示屏、图形处理器（GPU）、随机存储器（RAM）、NAND-flash内存等零部件。

三星旗下的核心产品主要包括存储器、面板、手机、LCD 和电视机，但是仔细拆分三星的主要利润来源可以发现，三星利润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存储器芯片和显示屏面板——而苹果又是这些产品的最大买家之一。

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大型电子集团的崛起，对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企业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产品结构高度重合竞争，这其中又以中国台湾产业受的威胁最大。

2010年12月，欧盟以部分厂商“操作面板价格”为由，对中国台湾的奇美电、友达、瀚宇彩晶、华映以及韩国LG几家面板巨头开出65亿欧元的巨额罚单。

其中，奇美电受罚最重，高达3亿欧元，其次为韩国LG的215亿欧元，友达为11680亿欧元，华映、瀚宇彩晶分别为900万欧元、810万欧元。

事后证实，是三星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通俗来讲就是三星向欧盟打了小报告，“出卖”了其他同行，并因此免于受罚。

污点证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证人，他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他可以为国家公诉机关作证，以换取免受刑事追诉或减轻、从轻指控的待遇。

当初三星也在被调查之列。不过当调查深入时，三星立刻主动交代了几大面板厂一起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并检举揭发了上述同行，最后被免予处罚。

此举让三星的竞争对手们咬牙切齿，奇美电的掌门人郭台铭更是跳出来公开批判三星，表示一定会通过竞争把钱从韩国人手上赚回来。

这并不是三星第一次得罪同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对面板的需求量骤降。三星断然不顾与中国台湾面板企业多年合作关系，拒绝采购后者的中小尺寸面板，转而将订单转给自己旗下工厂，导致中国台湾面板企业当年发生巨亏。

这一点深深刺痛了中国台湾企业，并让人看到韩国企业垂直整合的厉害——三星和LG这样的企业，既是面板生产大户，又有自己的自主品牌终端产品，同时也是面板采购大户。它们在全球订单下降时可以将采购订单优先保证自家工厂，对台湾竞争对手造成严重打击。

2011年年初，有网友爆料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使用的电脑是三星生产的。此举在中国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台湾人指责，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产业大战进行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时，马英九居然使用韩国产品。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中国台湾和韩国之间的竞争之激烈。

目前韩国已经与美国、欧盟、东盟、印度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签订了FTA（自由贸易协定），占到其对外贸易总额的35%，并正在积极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商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表明韩国对外开放程度日渐加深，已经日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成为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日益强大的重要推手。

不过，韩国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对于韩国企业来说，一个很大的威胁来自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近年，朝鲜核危机甚嚣尘上，几乎每年朝鲜和韩国都会擦出火花，对韩国的产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北方的朝鲜和南部的韩国在北纬38度线附近囤积重兵，并经常出现擦抢走火的事件。

三星的供应链大部分集中在北纬38度线左右的首尔地区——这些工厂几乎都处在朝鲜远程火炮的威胁之下。

三星的大本营韩国京畿道器兴市，距离三八线仅有50公里的距离。这里是三星最重要的产业集群所在地，包括集团总部、记忆体工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的研发基地，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而LG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其位于京畿道地区的众多先进工厂距离朝鲜仅有十几公里。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投资巨大的工业园是建在一片军事基地周边。

而这正是苹果所担心的。为了分散韩国厂商单一供货所带来的风险，不时传出苹果将一些零件同时交由中国台湾、日本厂商供货的消息。

以苹果的供应链为例，自三星开始代工苹果的A4、A5芯片后，不时有消息传出说苹果可能会把订单分给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来生产。

与三星签订采购大单：苹果阻击式采购战略揭秘

在苹果和三星的合作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苹果多次和三星这样的主要零部件厂商签订巨额零部件供应订单，将未来几年的产能都包下来，在保证自己充足供应的同时，也大大打击了竞争对手。

2011年年初，来自《韩国经济日报》（Korea Economic Daily）的消息称，苹果和三星签订了约78亿美元的零部件购买大单，内容包括屏幕、处理器、NAND闪存等，主要都是用在iPad、iPhone等产品上。一旦该笔订单确定下来，苹果将成为三星的最大单一客户。

“其他手机业者需要小心了，因为如果苹果预订了三星零部件的年度产能，可能会导致行业缺货。”咨询机构IDC的中国台湾地区资深产业分析师严兰欣这样警告道。

这条消息马上在市场上引发了连锁反应，并可能导致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许多关键零部件供货紧张，苹果也很可能借此打击竞争对手。

“我觉得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严兰欣认为，与零部件供货厂商签订供货大单，包下某个零部件的大部分产能，是苹果一向的策略，“苹果的产品规划一向是按部就班地走，会根据计划提前把零部件的产能包下来，给模仿者制造跟进的门槛。”

她同时分析，苹果如果真的在签订这种大单，那么很可能是在为下一个大规模出货的产品作准备，例如新一代iPhone或者iPad。

苹果这种策略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自己供货充足的同时，有效打击竞争对手，让苹果产品的模仿厂商无法在短期内买到和苹果类似的高端零部件，从而保持苹果产品的市场领先。

每当苹果的产品热卖，并有竞争对手希望据此效仿时，却发现苹果早已把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产能提前买下来，导致整个市场缺货。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5年，苹果在COO库克主导下以125亿美元的价格向三星和海力士等公司订下快速闪存记忆芯片的长期供货合约，以确保苹果在这一关键零部件上的供货。当苹果的竞争对手们纷纷推出类似产品，其产能早已被苹果买光，这一供货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iPhone和iPad成功的基础，导致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期内推出类似产品。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触摸屏行业。中国台湾《电子时报》的报道称，苹果为达成2011年度出货4000万台iPad的内部目标，已经订下了全球触控面板产能的60%，导致其所有竞争对手都要面临触摸屏供应紧张的局面。

由于苹果几乎控制了主要触控面板厂商胜华、宸鸿等的全部产能，导致其他竞争对手很难从那里买到同等质量的触摸屏。

对此，严兰欣表示，苹果大胆吃下主要零部件的产能，是建立在对其产品出货量自信的基础上。由于苹果产品销售火爆，因此苹果的这种策略获得了较大成功。不过，一旦苹果产品销售不佳，这一策略将面临较大风险，苹果会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

平板电脑制造商无锡矽鼎科技CEO陈海雷指出，苹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触摸屏的缺货，“许多和苹果iPhone和iPad尺寸接近的触摸屏，现在都供货紧张。和苹果产品尺寸差别较大的触摸屏，供货相对好一些”。

有业内人士称，近期触摸屏市场交货周期普遍较长，而且通常要拿现金提货。苹果甚至要求自己的触摸屏供应商将次品都销毁，因为一些二、三线厂商还希望将这些次品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对此，陈海雷表示，当一种零部件供不应求，永远都会有其他厂商跟进生产，以平抑市场供需，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以触摸屏为例，目前世界上可以做电容式触摸屏的厂家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达到胜华那样的质量及良品率的企业并不多。

陈海雷预计半年之后其他触摸屏厂商的质量和产能很可能就上来了，那时缺货现象就会得到缓解。

不过这段时间差也给了苹果继续领先的机会。按照苹果产品每年更新一代的速度推算，当半年后竞争对手的类似产品推出时，苹果下一代的iPhone和iPad也将上市了。

苹果采用这种大单采购战略，有效地打击了竞争对手。

第六章 日本为什么造不出iPhone？

日本供应着iPhone大量高端零部件，日本手机厂商却在iPhone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一个曾经由功能繁多、性能强大的手机一统天下的国家，却出人意料地盛行起iPhone和iPad，这让许多权威人士大跌眼镜……乔布斯用最日本的方式打败了日本科技巨头。”

——《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Jeff Yang

2010年6月24日，日本东京，消费者购买iPhone 4手机。新版iPhone 4手机定于6月24日在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市场共同推出，但由于全球存在的时差问题，日本市场却成为iPhone 4手机率先着陆的市场，在此之后，其他国家和地区才相继迎来这款用户垂涎已久的产品。从日本东京乘坐新干线前往古城京都，是一段难忘的旅程。车厢里坐满日本产业界的精英人士，他们许多人年纪不大便已经两鬓斑白，头发稀少。这或许可以从新干线两侧一些在夜间尚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中找到答案。这个国家的公司职员素来以敬业著称，并在这种精神下制造着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

在东京结束工作后，人们在新干线上匆匆吃着1400日元一份的便当，并在吃完饭之后拿出报纸，靠在座椅上短暂地休憩一会儿。一些日本人掏出自己的iPhone，兴致勃勃地玩里面的小游戏，当然，更多的人掏出自己的日本产手机，里面有着许多在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功能。

我们在火车上好奇地讨论日本的一切，从日本的酒文化到日本人无处不在的工作压力，甚至到京都的艺妓……当然，日本强大的电子工业，始终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

“日本是一个很典型的表面冷峻但是内心狂野的民族。”一位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同行者总结道。我试图仔细去揣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即使是在日本的企业界，这种特质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抵达了日本最著名的古城——京都。那是在2010年年底的一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因为此前人们很难想象iPhone的许多精密零部件，竟然是在如此古老的一座城市里生产的。

1945年，一位好战的美国军官曾提议将首颗原子弹投放到这座日本的古都，以彻底摧毁日本残存的斗志，但最终在强烈的反对声下，美军轰炸机基本没有光顾这座满是古迹的城市，从而留给人类一座完整的古城。

在这座仿照中国古长安城兴建的城市当中，清水寺、二条城金阁寺、银阁寺、天龙寺、龙安寺、延历寺、高山寺、仁和寺、西芳寺、东寺、醍醐寺、西本愿寺、上贺茂神社、下鸭神社、宇治上神社等古迹随处可见。

街上经常可以见到穿着和服、脚踏木屐细步走过的日本女性，她们仪态端庄，面色和蔼。置身在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中，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以为自己回到了几百年前。

这是一座不允许建高楼，甚至不允许在街头出现鲜艳颜色广告牌的城市。这里看不到东京那样的车水马龙。背着背包的国外旅行者喜欢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地转悠。

不过，在这样一座极其古老的日本城市中，却隐藏着世界最庞大的电子工业集群。当你驱车在这座古城中穿梭，你会惊奇地发现欧姆龙、京瓷、罗姆、村田制作所、任天堂等一大批响当当的名字不时在街旁出现。

当然，iPhone里总是少不了京都制造的电子元器件。根据日本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本对iPhone3GS零部件的价值贡献高达34%，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京都制造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iPhone真是一部让他们又爱又恨的手机。一方面，iPhone中大量使用着日本制造的电子元器件，但iPhone的出现让一度十分领先的日本手机产业，显得十分落寞。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电子工业如此发达的日本，却没有造出iPhone这样具有革命性的手机。

日本电子集群撑起iPhone的“内脏”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90级超级大地震，并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导致上万人死亡，无数人无家可归。尤其糟糕的是，这次地震使得日本位于福岛的第一核电站被迫关闭，并面临着核泄漏的危险。日本多个工厂在这次地震中被迫停工，许多城市的交通和电力出现中断。

几乎所有和电子产业沾边的国家都深受日本大地震影响。韩国半导体公司纷纷宣布停止接低价订单和长期订单。中国台湾的电子类企业纷纷给日本的客户打电话，并想办法充实库存。

富士康的郭台铭更是罕见地亲自给供应商打电话，要求尽快报上库存数据，并紧急召集供应商开会要求报告供货情况。

在中国深圳，电子元器件厂商和手机生产商们的手机在日本地震发生后几乎打爆了。由于手机产业中有大量关键元器件依赖从日本进口，着急的深圳从业者们拼命四处囤货，许多企业按照6个月的存货来储备。

这次地震再次让人们感受到“日本感冒，世界吃药”的威力。

11日大地震当天，日本全境都有震感。东芝位于日本三重县四日市生产NAND Flash的主要厂房，曾经因为大地震的关系而一度关闭生产。不过，厂房设施并没有因为这次地震导致严重影响，此后不久便恢复生产。

但这一消息立马拨动了业界的敏感神经，因为由东芝生产的NAND Flash闪存是iPad2和iPhone 4的重要零部件。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东芝生产线所在的四日市离地震震源很远。不过中国台湾地区拓墣产业研究所上海负责人李大卫指出，根据以往中国台湾地震的经验，当时台积电的工厂距离地震震中很远，依旧停工了几天，这是因为半导体生产线对精密度要求很高，工厂需要检修机台是否因地震发生移位。

东芝在全球NAND Flash市场中的市场占有率高达35%，与排名第一的三星旗鼓相当，因此东芝产能只要有一点损伤，对全球NAND Flash供给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信越化学（Shin-Etsu Chemical）位于日本东北部白川市的一家工厂为全球供应了至少15%的晶圆，该工厂恰好位于本次地震重灾区宫城县。该地区受灾十分严重，交通严重受损，电力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该工厂向外发出警告，恐怕长期无法恢复生产。

信越化学的产品是生产芯片重要的原材料，东芝的NAND闪存就需要从这家工厂采购硅片材料。像东芝一样，多家工厂深受其苦，可能导致出货延迟。

这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苹果的供应链，并再次让人们意识到日本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台湾元大证券资深分析师张文慧对此分析道，一个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有着成百上千的零部件，只要其中有一个零件供不上货，就可能导致iPhone和iPad出货受影响。

苹果对日本零部件的依赖程度一向很高。按照日本一家研究机构的说法，iPhone中从日本采购的零件占到iPhone总成本的34%。

除了东芝产的NAND闪存，村田制作所的新版蓝牙/WLAN模块也是iPhone的重要部件。此外，AKM旭化成半导体、尔必达等日系厂商，都是苹果的重要供应商。苹果还从日本采购一部分液晶显示屏，苹果的被动元器件采购也有近七成来自日本。苹果还从日本采购数目不菲的玻璃基板、电子罗盘和电池。

除了显示屏、闪存这样的贵重原材料，苹果的扬声器、麦克风、电池、感应器等小型材料许多都在日本生产。苹果前高层Tony Fadell指出，这类产品较不受市场注意，然而多数皆出自日本企业之手。尽管这类零部件价位低廉，可一旦匮乏，将导致工厂生产作业停摆。

“像高端音圈马达这样的零件，都是日本才有的。”张文慧举例谈道。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零件，但是没有它，iPhone的摄像头就没办法工作。

“100个零件当中只要有1个受到影响，其他99个就没用。”张文慧指出，日本的电子工业在总体上依旧领先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许多零件如果日本的产能受影响，不见得马上就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日本产BT树脂的供应又让人足够担忧。这种产品被用于生产iPhone和iPad芯片的电路板。目前全球约有90%的BT树脂来自日立化成和三菱瓦斯化学。地震导致全球最大的BT树脂厂商三菱瓦斯化学（市场占有率50%）和日立化成停产。

在锂电池所需的特种聚合物——聚偏二氟乙烯（PVDF）——的全球市场上，吴羽化学工业占有70%的份额。3月11日日本地震后，该公司不得不关闭了位于地震中心附近福岛县磐城市的工厂。这是吴羽化学工业生产聚偏二氟乙烯的唯一地方。

在地震发生后，苹果公司的代表不停地给这家公司的美国办事处打电话，说苹果的锂电池供应吃紧。

日本的震灾让许多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全球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企业浮出水面，比如吴羽化学。这些企业在高端产品组件和原材料上领先，在独特的全球市场上举足轻重。

在历代iPhone发布后，著名的日本“日经电子”拆解小组都会在第一时间拆开iPhone组装严密的外壳，把那些密密麻麻排列在iPhone里的电子元器件翻个底朝天。

这里面总是少不了“日本制造”的痕迹。iPhone中使用着大量日本产的电子元器件，它们大部分来自古老的京都。

如果说由苹果自己设计、韩国三星代工的A4处理器是iPhone的心脏的话，那么日本产的相当一部分电子元器件，构成iPhone的其他“内脏”。它们高效而精密的工作为iPhone带来流畅的使用体验。

根据日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Yuqing Xing和Neal Detert的研究成果，一只iPhone3GS手机的成本约为179美元，其中34%的零件和人工来自日本，17%来自德国，13%来自韩国，30%左右来自其他国家，只有35%来自中国。

在2010年年底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的研究成果，并宣称iPhone产业链中中国的作用被大大高估，并扭曲了中美贸易。

当然，受日本地震困扰的不仅有苹果一家企业。日本在多个产业都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通过控制核心零部件的制造，日本对全球工业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例如，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生产皮卡的工厂，由于缺少通常由日本提供的零部件，就被迫停产。

飞机制造商波音（Boeing）的787型梦幻客机（787Dreamliner）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零部件由日本企业制造。波音公司表示，库存零部件能够满足未来几周的生产需要，但此后就无法保证。为787飞机制造厨房的日本Jamco公司警告称，燃料短缺可能会影响交货。

包括索尼爱立信（Sony Ericsson）、卡特彼勒（Catepillar）、大众汽车（Volkswagen）、沃尔沃（Volvo），以及英国汽车和航天零部件制造商GKN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都声称，日本地震对他们的供应链造成了影响。

一些物流专业人士曾提醒，零库存（just-in-time）送货体系很容易遭受供应冲击。这种制度在日本首创，常被科技行业和汽车行业采用，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运送零部件和原材料。全球很多生产商还在近些年减少供应商数量，以便在合作供应商那里获得折扣价。如果供应商群体在规模变小后无法发货，那么这样做就造成了风险。

高科技是日本的重要支柱产业。尽管在20世纪末的产业转移大潮中，日本将不少科技产品制造基地进行转移，但在技术含量高的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日本企业仍掌握核心技术。以半导体、面板、传感器等为主的高端核心产品制造也被保留在日本本土。日本企业通过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的掌控，影响着全球电子产品供应。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半导体领域，2010年日本国内企业收入为633亿美元，其全球份额为208%。而其中，大部分的半导体厂商都在日本国内设有工厂。

日本在全球电子零部件产业中同样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在印刷电路板、连接器以及被动组件三大范畴均占据全球领导地位。2010年，日本占全球印刷电路板产值约28%，其中日本前五大印刷电路板厂商市场占有率约三成，包括：Nippon Mektron（NOK）、Ibiden 、CMK、Meiko、Shinko Electric Industry等。

而日本连接器产业产值全球排名第三（次于美国与欧洲），约占全球比重15%，领导厂商包括JST、Yazaki、Hirose、JAE等。而日本被动组件占全球产值比重约17%，排名第三。日本主要被动组件厂商包括Murata、TDK、Taiyo Yuden、Nichicon等。

日本LED产业同样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LED产业主要生产业者包括日亚化学、丰田合成、东芝、松下电工、Citizen、夏普、Stanely等公司，其中又以日亚化学与丰田合成为领导企业，两家公司的LED晶粒产能约占日本80%。

在上游原料供应部分，LED生产所需Sapphire基板供货商为Kyocera、新光社、Namiki等公司；GaAs、GaP等基板供货商为住友电工、日立电线、三菱化学、DOWA、信越半导体。

而当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厂商开始在面板、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领域日益抢夺日本的市场份额时，他们会尴尬地发现，日本同样又是各种电子材料的主要产地，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均高度依赖从日本进口。

目前世界上许多电子材料皆由日本厂商所主导，全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虽然日本大部分的电子材料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关西、九州岛、四国，非此次地震灾害最重的宫城县，以及邻近的福岛县、茨城县，但仍有部分厂商如日立化成、JX日矿、ADEKA、日本化成等公司的工厂位于地震影响区域，受到此次地震影响。而其他公司的工厂虽离震中较远，也因电力供应中断与不足而影响生产，进而影响下游电子产业的生产。

地震后日本产BT树脂、铜箔、玻纤砂，以及用于接合驱动IC及玻璃的异位性导电胶等电子材料供货出现问题——这些均是智能手机的重要原材料，直接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出货计划。

换句话说，这次日本大地震让人们意识到日本牢牢掌握着世界高端制造业的命脉。虽然iPhone由在中国台湾的工厂生产，但是中国依旧以代工组装为主。真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依旧被日本牢牢掌握着。因此日本地震，中国同样深受影响。

日本地震发生后，iPhone的组装厂富士康立马出面邀集各主要苹果产品线供应链企业集结在一起，将各供应链回报的库存量作检查，并持续与苹果直接简报日本强震后续的供货状况。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深圳手机制造业深受日本地震的影响。地震后深圳出现了企业拼命囤积原材料的景象，导致上游原材料的价格猛涨了20%以上。

这次地震给了深圳的手机制造业一个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对智能型手机领域的影响深远。深圳手机制造商使用着地震前从日本订购的库存零部件，而来自韩国等地能够与日系核心零部件媲美的产品相当少，不少生产商面临停产危险。

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蔡锦江表示，日本的高阶精密电子零部件，不要说深圳，连韩国甚至美国都无法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替代品，因为日本对产业链的规划和细分，长期以来都做得十分精细，而当你深入到日本的工厂去，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偶然。当我们开始拜访京都的电子产业集群时，一些有趣的现象开始让人深思。

一组最新的统计数据足以让这些京都电子企业的东京同行感到十分难堪：在日本的半导体元器件企业中，总部位于京都的企业，如村田制作所、罗姆、日本电产、欧姆龙、京瓷等，都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而总部位于东京的企业，普遍由于利润率较低而在亏损的边缘挣扎着。

“如果京都的这批电子企业消失，那么全世界的电子工业可能都运转不了了。”在罗姆（Rohm）半导体的京都总部，笔者见到了这家公司的常务董事高须秀视，他显然对京都在世界电子产业中的位置高度自豪。

像这家企业所有的员工一样，高须秀视身着米黄色的短装工作服，他看起来微微发胖，顶着一副高度数眼镜，面相和蔼。

像大多数日本企业一样，这里的研发中心到了晚上也时常灯火通明，一大批市面上还见不到的世界顶尖技术在这里悄然开发着。罗姆为英特尔开发的新一代intel Atom专用芯片组，低功耗、耐高温的下一代SIC（碳化硅）元器件、高盛点电源管理IC等顶尖技术……这些源源不断推出的技术让这里生意兴隆。事实上，在iPhone 4手机、日本电动汽车等顶尖产品上，都可以见到许多这里生产的组装件。

高须秀视接着说道，京都是全世界生产电子元器件企业最集中的地方，而它们的特征则是利润率都很高，罗姆也是其中之一。

在日本，正是一批像罗姆、村田这样的幕后英雄支撑着强大的汽车、消费电子工业。

“我们的规模不像索尼、松下这样的终端消费电子厂商那么大，但是我们这类B2B企业的利润率，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高须秀视接着说道。

这在京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盛产B2B电子企业的京都，村田制作所、罗姆、日本电产、欧姆龙、京瓷都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其中村田的利润率超过20%，而罗姆的利润率也在17%左右。相比之下，总部位于东京的一批B2B电子元器件企业，目前普遍日子难过，ALPS、TOKO、TDK等东京厂商，目前的利润率较低。

目前日本的半导体行业整体仍然很疲软，减产裁员、关厂的新闻不绝于耳。索尼、松下、夏普、东芝、三菱、三洋、富士通、日立等一线日本电子企业的销售额虽然很大，但是利润率目前大都在5%以下，而一些二、三线日本品牌，利润率还不到1%或2%。

“这意味着目前有一半以上的日本电子企业都在亏损。”高须秀视分析道。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亏损企业相关联的日本半导体工厂，最近日子普遍很难过。

对于日本电子业界的京都现象，高须秀视接着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罗姆是日本在与高校产学研联合研发中走得最远的企业”，而京都的许多企业后来都开始沿用这种模式。

在日本的CEATEC展览上，罗姆展出的下一代SIC（碳化硅）技术，受到日本业界的高度关注。这项技术就由罗姆和一家美国大学联合研发而来，如今这项技术正成为罗姆的摇钱树，各大汽车厂商纷至沓来，希望在自己的混合动力汽车或者电动汽车上使用该材料，以获得更高的耐压能力。

而与此相配套的则是，京都是日本高校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大学每年收到京都本地大企业的巨额资助，而这些高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理所当然地留在了这些京都大企业工作，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东京的企业相对不重视和高校间的产学研联合，同时东京的高校学生来自日本全国各地，他们在毕业后许多都离开了东京。”罗姆企划部统括课长吉见晋一分析道，这也造成了目前东京电子企业在效益上和京都电子企业的差距。

此外，以罗姆为代表的京都企业正在倡导企业集群与高校团之间的联合研发，而不再是过去单一企业与单一高校之间的研发。目前，罗姆整合三菱、日立等企业，一起与京都大学等高校就某些项目联合研发，所有的参与者均可从中受益。

日本为什么造不出iPhone？

在东京附近的海滨小城幕张，秋日的阳光依旧灿烂无比。在2010年10月初的时候，这里的酒店住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电子产业精英。

人们穿着笔挺的西装，胸前挂着官方配发的参展证，拿着相机一板一眼地游走在各大展台前仔细观摩，并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评头论足。几乎所有的展台前都有扮相可爱的show girl，她们热情地拿着该展台的参展资料，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分发。

这是日本每年一届的“先端IT及电子展”（CEATEC），这一日本最大的综合电子展会一直是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日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笔者在偌大的一个展览中心中好奇地走动，随时可以找到会唱卡拉OK的机器人、不用戴眼镜的3D电视、双屏幕的笔记本电脑等新鲜玩意儿。

我拿到一张展会地图，光是那一长串名字就让人震撼不已：

松下、东芝、索尼、日立、富士、三菱、夏普、先锋、三洋、佳能、理光、罗姆、京瓷、村田……

“我脑袋里紧接着冒出来的下一个念头是：乔布斯不是神。”当时也在现场的腾讯网科技中心总监程苓峰形容道。当他在CEATEC展馆里看到密密麻麻的日本电子企业时，他意识到此前人们把乔布斯当神看的意识是错误的，即：如没有一个厚实的土壤，一个人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级公司的。

在这片极其肥沃的产业土壤中，日本强大的电子工业多年来一直独步全球，并让它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们感到浑身战栗。

但如今的世界，已经不再属于那个辉煌无比的日本。

“iPod灭了Walkman。iPhone之后，日本人就和欧洲人结盟抵御进攻，比如SonyEricsson。习惯用iPhone照相的时尚年轻人，不再需要一个单独的Cannon。AppStore把手机变成了游戏机，啃的是PS和大名鼎鼎Nintendo的饭碗。现在Apple TV也要来了，瞄准了日本电子业的最后一块堡垒：电视。其实不只是苹果，三星也在崛起。据说这一家韩国公司的利润比日本九大消费电子巨头之和还多。”程苓峰继续总结道。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国际规格的展会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日本本土厂商“自娱自乐”的盛宴。在偌大的一个展览中心中，索尼、松下、NEC、夏普、东芝、三菱、日立、富士通等日本厂商拿出了大量新产品，但来自欧美的IT大厂却鲜有在这一展会上大布展台的。

这似乎是日本电信市场过去10年来的写照。在这个封闭的市场，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这样的外来大厂商一直一筹莫展，在日本本土手机厂商的联合夹击下一直没什么建树。

不过，细心的人已经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同。日系厂商的好日子正在结束，原因是——苹果来了。

和笔者面对面坐在东京的一家餐馆里时，来自京都的广告制作人塚本良平掏出了他的iPhone手机，上面装满了五花八门的应用软件，包括日本的漫画、植物大战僵尸、纸牌游戏、足球……

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塚本良平会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使用iPhone的心得。那些基于触摸屏炫目的技术，让这个从小见惯了日本各种新潮电子产品的普通日本人也怦然心动。

在日本，iPhone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占据年轻一代的裤兜。塚本良平告诉笔者，iPhone 4在日本上市首日，成百上千的苹果粉丝不惜彻夜排队，一直到现在。如果想在日本买一款iPhone 4，至少要提前两个星期预约，而且还不一定能拿到货。

在东京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秋叶原，苹果的广告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事实上，苹果的产品总是被摆在商店最显眼的位置，并以很快的速度销售。这里曾一度是索尼、松下、NEC、夏普、东芝的天堂，而现在，相比苹果的热闹，这些日本本土品牌正逐渐变得乏人问津。

翻看日本市场的销售数据，iPhone在2010年连续好几个月坐上了日本手机销量冠军的宝座，这让苹果在日本的合作运营商软银（SOFTBANK）眉开眼笑。

在日本8月手机销售榜中，新款的智能手机只有iPhone 4和Xperia两个系列型号进入销售前10名，其他均为老款手机型号。在智能手机销量中，iPhone 4的32G版和16G版两型号占据了711%的份额，远远高于第二名索尼爱立信Xperia的158%，显示了iPhone 4在日本市场的超高人气。

就在两年前，iPhone在日本还乏人问津。当时中国著名电信行业专家项立刚曾写了一篇名为《日本人为什么不用iPhone》的评论，点出了在这个全世界3G网络最发达的国度，iPhone遭遇尴尬的事实：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关注，世界上3G业务发展得最好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日本，一个韩国。我们说到3G业务经常是言必称日、韩，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和韩国iPhone都不是特别受到青睐，而有很多声音说，在这两个国家iPhone是很不得志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把我收集的一些情况汇总起来，希望能找到 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也希望能够给引进iPhone的中国联通一个参考。

1、计算机文化和手机文化的不同。iPhone在美国大行其道，道理非常简单：美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计算机文化，或是互联网文化，美国人要的是在手机上也延伸计算机文化，美国用户最习惯的就是要把计算机上的应用搬到手机上去，他们要通过手机找到计算机的感觉。比如说邮件，他们一定要把它搬到手机上，多付钱也没事，所以在iPhone的使用体验中，它一直和计算机紧密相连的。对于没有计算机的用户来说，iPhone如同缺了灵魂，而就是用iPod这样的产品，和计算机的联网，以及内容更新之繁琐，也是很多用户非常痛苦的地方。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他们很习惯。

但是日本和韩国这些东方国家却不同，手机就是手机，计算机就是计算机，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并不一定要求计算机上的应用，就一定要搬到手机上，或是延伸出来。对大部分东方国家手机用户来说，手机是另一个产品，他们用手机阅读、看电视、玩游戏、交流，但是并不一定也在计算机上用过同类产品。更有意思的是，目前中国相当多的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却并不用计算机上网。而用计算机和手机进行同步，对于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用户来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2、手机电视的影响。广播制式的手机电视，一直是3G时代应用的一个重要业务，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的用户都非常喜爱。支持本国的标准的广播制式手机电视，是一个大问题，没有这样的业务，用户会觉得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在韩国，有一些球赛、发布会，是完全在手机上直播，并不在电视节目中播放。如果没有这样的业务，用户对于手机感觉就是缺少了基本功能。

3、包月的价格。在美国，在网协议是每月70美元，这个价格我们看虽然不低，但是相对于美国人的份额却并不高，所以在美国大量使用iPhone的用户，也会是普通人，因为这个月费对他们而言并不是负担，但是功能和效果却相当不错。但是对于东方这些国家而言，合作的运营商基本上没有主导运营商，绝大部分合作运营商是竞争关系，为了拉高用户消费额，月费总是定得很高，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很难接受，所以到了这些国家，iPhone就成了高端，用得起高端的人，自然是少数了。

4、功能上不重视亚洲人的要求。比如亚洲人喜欢手机当相机用，喜欢高品质的摄像头，希望有辅助闪光，有光学变焦，这些iPhone都不是非常关注，它的研发思维模式是美国人的习惯与思维，而它的产品又不是多系列、多用户群的，结果造成了除了发烧友之外，普通用户使用时，感觉功能上常常有问题，而这些功能却是他们日常最需要的功能。至于多点触摸，甚至要不要触摸，那不过是开始的炫耀，实际的应用，如果连个照相功能都不强，大家就很有理由不喜欢了。

5、日本、韩国的主导运营商对于手机研发的影响，尤其是日本，主导运营商是介入手机研发的，它需要制造商的配合，要把自己的业务内置到手机中，如果制造商太强势，运营商就很难合作。这样的氛围之下，大量的用户群还是在主导运营商手中，为了一款手机换运营商，价格又很高，就很难成为理由。

6、日本、韩国本土手机制造商都非常强大，三星、LG、松下、日立、NEC等这些制造商都是世界上强大的制造商，针对本土用户开发的适合本土用户使用习惯，功能强大，价格也不贵的手机，已经是这些市场的重要特征，这也影响了用户的习惯，我有好手机用，我为什么一定要用iPhone？有一个说法，在日本的地铁里，有人拿一个iPhone在用，别人会觉得你很“瘸”。说起来，在美国手机除了摩托罗拉，基本上别的企业不是对手，诺基亚在欧洲势力还是非常强大，日本、韩国本土的手机厂商是很厉害，而且用户的选择也更多。

和项立刚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2009年《连线》的电子装置实验室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人为什么讨厌iPhone》的文章，文中预测iPhone会遭受彻底的惨败，因为日本消费者会觉得这样的设备技术落后，对视频与多媒体短信的支持不足，而且完全缺乏像内置手机电视这种标准配置（不管怎样，在日本这是标配）。

“但最近情况确实在发生变化。”2010年10月22日，项立刚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承，iPhone在经过持续改进后，正在受到日本消费者的高度青睐，并在改变这个市场的格局。

iPhone在日本的热销，无疑有着“狼来了”一般的重磅影响。

一直以来在这个独特的封闭市场，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这样的外来大厂商往往一筹莫展，在日本本土手机厂商的联合夹击下一直没什么建树。

但现在，苹果的iPhone正在日系厂商的家门口攻城略地。对于这个一度辉煌的电子强国来说，实在不是滋味。

那么，是什么束缚了日本厂商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创新步伐？几乎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业内人士都认为，日本运营商和手机厂商之间的独特关系，应该为这种情况负主要责任。

“日本手机市场最大的特点是运营商参与手机制造的程度非常深，这种深度甚至都不能用深度定制来形容了。”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通信战略部总监刘羽分析。常年往返于日本中国两地的刘羽，对日本电信市场有着深刻的洞察。

许多年来，日本手机上最明显的标志并不是制造商的商标，而是日本三大网络运营商NTT DoCoMo、KDDI或软银（SOFTBANK）的商标。从手机的营销方式，到功能和设计，都由这三家运营商决定。

日本手机制造商，如东芝（TOSHIBA）、NEC和夏普（SHAEP）已经降级为代工制造商，与默默无闻地为苹果制造iPhone的若干中国台湾制造企业有几分相似。

提到日本移动通信市场，首先要提的便是日本最大运营商NTT DoCoMo开创的i-mode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电信运营商加强了对整个手机产业链的控制，并主导了日本手机的研发。

在这一模式下，i-mode手机都是NTT DoCoMo下单定制的，手机的主要功能与DoCoMo的业务配合相当紧密，这是其终端战略成功之处。

一款手机的研发的管控能力是非常强的。”野村综研的刘羽指出，日本的运营商已经强大到直接给手机厂商提供一个规格表，其中包含各种零件的规格还有外观的要求和效果图，厂商就按照这个去生产，这意味着许多日本的手机生产商已经退化为代工商的角色。

与此同时，日本手机的社会零售渠道十分微弱，绝大多数消费者购买手机都是通过运营商的营业厅购买，一般消费者在日本都是通过套餐的形式免费获得手机，因此在日本，通过裸机形式销售手机的方式已经很少见。

在iPhone和Android阵营崛起之后，日本手机厂商很快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日本手机厂商缺乏自主的操作系统。

“这和日本手机厂商长期固有的研发习惯是分不开的。”刘羽指出，日本手机厂商多年来一直强调在某一个具体模块上进行技术化开发，而很少有人去提整套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操作系统。

事实上，正像前文中提到的一样，日本拥有极其深厚的电子工业基础。iPhone中的许多新技术，都源自日本，并从日本采购数目不菲的电子元器件。因此在硬件环节，日本并不存在太多的问题。

不过iPhone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一部革命性的手机远远不是硬件所能覆盖的。近年，苹果公司依靠硬件和软件的紧密结合，重塑了整个IT产业的游戏规则。

在2010年的一个公开场合，苹果公司的CEO乔布斯表示，从本质上讲，iPhone同iPod和Mac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基于出色硬件的软件产品”。

乔布斯特别指出：“日本厂商没有能力开发这样的产品，虽然它们在硬件技术上并不逊色，但在软件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日本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年来，日本手机不断在手机里面增添新的功能，例如红外线通信、电子钱包等，这表明日本IT企业的基础十分雄厚，但是日系企业却忽视了寻找新的技术方向。

因为对使用者来说，很多手机的附加功能并不需要。对于日本手机行业的这种倾向，有人以“Galapagos化”形容。Galapagos原指厄瓜多尔的一种海龟，因其长期封闭，缺乏天敌，故进入一种独自进化的路线。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品牌并非技术力量的失败，而是“技术过于自信”的失败。

这位日本教授同时反思道，与近二十年来全球化迅速发展不同的是，日本企业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即追求一种技术孤高主义，与全球技术发展方向、市场渐行渐远。

日本企业过于强调“技术纯血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企业向“一条龙”开发倾斜，即从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到应用技术、应用产品，完全大包大揽，放在自己公司内进行。本来，日本在燃料电池领域存在很多强势企业，日本企业也曾试图实行强强协作，但是这些强势企业坐在一起，并未彼此敞开胸襟，而是完全采取本公司主义、技术秘密主义，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大都未取得成功。

“实际上，在全球化潮流中，真正成功的企业，不论其所在地、国籍、大小、资源雄厚与否，都处于一个开放的平台之上。每个企业，如果想高效、低成本研发新型产品，实现技术创新，就必须适应这个平台，迅速获取外部资源，而不必从零做起。不过，日本企业的封闭式开发方式，与今天的技术开发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这位日本教授对此现象展开了深入探讨。

日本作为技术大国，虽然在基础技术或应用技术上具有强大实力与巨大潜力，但长期以来与全球化发展大潮隔离，一味追求技术完美，忽视低端乃至中端市场，结果困守技术孤岛之内，这也成为阻碍日本IT产业创新的重要原因。

iPhone的热销让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反思热潮。日本企业开始反思自己的创新体系，探讨如何重塑日本整个IT产业的辉煌。

笔者在日本采访期间发现，目前几大日本主流手机厂商，几乎都将布局重点集中在了Android系统上。

“这是因为Android开放性的特征，能够让日本厂商根据自己用户群体的需要，在Android底层操作协议基础上叠加了一些二次开发。”刘羽分析，因此Android在日本迅速成为各大厂商的标配。

尽管不是日本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但Android多多少少弥补了日本在手机软件上和苹果的差距。不断强大的Android系统和具有深厚基础的日本电子工业结合，依然给世人留下不小的想象空间，并有可能在未来给苹果造成一定威胁。

曾经在世界电子产品市场叱咤风云的日系电子厂商，在整个手机的海外市场销售上，可以用“节节败退”来形容。

以中国市场为例，日本手机厂商在这一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接连错失良机。

“目前，我们已经很难在中国手机销售排行榜前10中看到日本手机厂商的名字。”

在早年中国移动推出基于中国自主标准的TD（移动通信标准简写）手机业务时，正需要寻找一批有实力的手机厂商配合推出TD手机，但是没有一家日本厂商愿意响应。“一些日本厂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自己推出的一个标准，所以不愿意加入。”资深通信行业分析师项立刚认为。

相比之下，韩国三星就在这方面要灵活得多。由于大力支持中国移动的TD业务，三星在这一市场尝到了充分的甜头。“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日本手机厂商的不够灵活。”项立刚认为。

中国已经是世界手机保有率第一的国家。凭借着在这一新兴市场的优异表现，三星已经坐稳了世界手机厂商前三的宝座，并借此获得了丰厚回报。相比之下，日系厂商在中国的表现则显得颇为暗淡。

项立刚举例谈到，目前大部分日系厂商在中国的管理体系都还较为僵硬，有时做一个很小的广告，都还要日本总部批准，且团队本土化不够，尤其重要的是在本土研发上，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大部分日系厂商在针对中国本土消费者的应用方面都还做得不足。

虽然日本3G手机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在中国3G市场开始启动时，日系厂商却突然遭遇了iPhone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日系厂商是否能够借助Android新机型在海外市场起死回生，目前还很难说。

“我并不看好日本Android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刘羽认为，首先大部分日本手机厂商在观念上还没有对海外市场重视起来，而是仍然将重心压在日本本土市场上。

在日本运营商主导的长期发展模式中，手机厂商的研发能力被削弱不少。表现在海外市场上，日本手机厂商的竞争力已经被诺基亚、三星、苹果远远甩在后面。

虽然日系厂商都在智能手机上纷纷发力，“如果不改变运营商对手机厂商高度控制这个体制，我觉得日本厂商要起来很难。”刘启诚表示。

日本移动互联网发展启示

日本的移动互联网，一度领先于全球，成为世界争相仿效的对象。

2001年10月，日本最大的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简称“DoCoMo”）开通了全球第一个WCDMA商用3G网络。

2002年，日本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KDDI获得CDMA2000的3G牌照。2005年，软银移动获得3G牌照。日本3G市场“三分天下”的格局由此形成。目前日本3G用户比例全球最高，超过80%。

在发达的3G网络下，日本电信运营商和手机厂商联合开发了大量基于日本本土市场的应用，包括视频电话服务、手机电视、手机图像传输服务、音乐发送服务、手机钱包、条码解读器等。

在此之后，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成为中国、韩国等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

不过，在iPhone和Android阵营强势崛起后，日本在移动互联网上的领先地位，正被快速超越。

“日本是先有了移动互联网市场，才有了宽带互联网市场，这和中国刚好是相反的。”野村综研的刘羽指出，基于这一背景，日本的手机很强调功能化，即如何在移动互联网上应用。

日本很早就进行了PC和手机互联网的同步，例如查看邮件，手机和PC体验是很相似的，而不是像中国把PC互联网的东西搬到手机上。

项立刚指出了目前世界3G网络发展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手机用户上网并不需要3G如此优质的网络，收发邮件、更新博客、发布微博这样的简单应用，使用2G网络就已经足够了。

“目前还没有几个真正基于3G网络的应用能够强大到让我为了这个应用去买一款手机，或者进入3G网络。”项立刚指出。相比之下，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感受还是来自终端。

在这样的背景下，iPhone这样强大的移动终端一出现，就让日本厂商相形见绌，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日本厂商还没有拿出多少值得一提的强大终端来。

日本移动互联网的兴衰，对中国正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有着重要启示。

从发展轨迹上来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移动运营商在早年有着明显的学习日本模式的痕迹。中国移动的手机钱包和SP（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合作的模式、定制手机等业务，都直接或者间接学自日本。

然而在苹果的App Store模式迅速兴起后，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又开始转而学习这种新的模式，并纷纷推出自己的软件商店。

“中国移动的SP模式，就是学习的日本i-mode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相对于苹果App Store来说过于复杂，现在越做越没有活力。”在日本，这种模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手机厂商，导致了手机厂商创新力的不足。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要更多的应用，“光靠运营商一家来做是不行的，需要开放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开发。”刘启诚总结道。

不过，目前判定日本模式已经开始没落还为时尚早。

野村综研的刘羽表示，尽管在手机终端上日本现在略显落后，但是日本仍然对全世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日本厂商基于日本本国国民的大量应用来开发，是国际市场应该学习的。”刘羽指出，在这一点上，日本仍然在对全世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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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iPhone玻璃的幕后英雄

——iPhone的玻璃由康宁生产，并在中国进行加工

在深圳打过工的小杨把头发一甩，右手一扬，低头点燃嘴里的香烟。这片略显空旷的土地让他开始怀恋深圳：“我在深圳的时候，一下班门口到处都是卖烧烤的摊子，可这里却连个网吧都还没有，有钱也花不出去……”

像小杨一样，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跟着老板从深圳迁到这里，直到更多的本地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小杨指着不远处的宿舍，不久之前，那里还空空荡荡，而现在一到晚上，连片的宿舍已经亮起连绵不断的灯光，辉映在湖南深沉的夜色中。

不远处的丘陵开始被推土机推平，建筑工人在塔吊下一丝不苟地为将要竣工的宿舍楼涂上水泥，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拿着图纸在这里走动规划，一个规模齐全的大型工业园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日渐成形。

在湖南长沙和县级的浏阳市之间的一片不起眼的丘陵地带，一座并不是药厂的巨型工厂正在偌大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拔地而起。那里是摩的司机最喜欢排队等候的地方，源源不断的生意在那里等着他们。

“到了，这里就是蓝思科技了。”摩的司机带着笔者来到一个密密麻麻停着摩托车的工厂侧门外。那些略显稚气的年轻人在夜幕降临时身穿工作服投入浏阳的夜色中。

摩托车发动声音呼啸而来，本地工人三五成群地飞驰而去。在不远处的小镇上，有着年轻人想要的生活，那里有可以通宵网游的网吧、热闹无比的歌厅，还有各种新潮的娱乐场所。

这里的人生性豪爽，好喝酒，能吃辣，好交朋友，做事拿得起放得下。

相传古时唐太宗李世民被流言惊扰得龙体不安，遂下诏全国求医。出生于湖南浏阳南乡大瑶的李畋费尽苦心研制出爆竹，它不仅用来驱祟辟邪，保护一方平安，更为太宗驱镇邪魅。李畋救驾有功，因此被唐太宗敕封为“爆竹祖师”。

鞭炮宗师的传统延续至今，各类鞭炮庄号在浏阳河边聚集开来，形成远近闻名的“鞭炮之乡”。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以家庭作坊式生产，烟花鞭炮已形成大行业，素有“十家九爆之称”。

不过，祖辈相传的鞭炮产业却是当地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每年都有人在鞭炮的爆炸声中丧命。街上那些被鞭炮炸成残疾的人随时提醒人们，不要轻易把子孙后代送入这个危险的行当。

没有人能够想到，苹果iPhone手机在全球的大卖，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如此深刻的改变。

那些重型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工厂，运来整箱的昂贵玻璃。这些进口自瑞士、日本的大块精密玻璃在车间里被切割、抛光、上色，最后变成苹果iPhone手机上的玻璃。

加工好的玻璃沿着穿过厂门口的高速公路，被运到18公里外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在那里乘上飞机，飞往深圳、昆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手机产区。据说全世界每两块手机玻璃，就有一块产自这里。

夜幕降临，身穿蓝领工作服的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各个车间出来，拥进大型食堂，吃起5块钱一份的辣味湘菜饭。这些年轻的产业工人下班后仍在议论着工作议题——最近又接到通知说有大客户来厂里“蹲点”。

厂区的公告栏里，张贴着一排照片：张三头发过长，被当场拍到；李四戴戒指上班，被当场拍到；王五在走廊里打手机，被当场拍到……这像是一家生产规章十分严格的工厂。

这些大多来自浏阳本地的年轻人正在努力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愿意加班的人一天通常能干上十多个小时，虽然工作辛苦，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颇具吸引力。这被认为是拿着深圳的工资，在浏阳花销。

在浏阳这个有名的花炮之乡，多达40万人从事着烟花爆竹产业，但这一行越来越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快乐，每年都有人在火药爆炸中丧生。

苹果供应商蓝思科技的到来，让越来越多的浏阳父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里。至少，这在当地算是一份看起来体面又不那么危险的工作。

于是，还泛着油漆味的厂房不断扩大。远处的塔吊下，更多的厂房和宿舍正在施工，预示着有更多的订单和工人的到来。

在这里，iPhone表面玻璃的故事，已经开始。

iPhone玻璃的幕后英雄

迷恋工业设计的苹果一向是玻璃材料的喜爱者。iPhone的触摸屏上大量使用着玻璃基板，而iPhone 4的机壳更是完全使用玻璃材料。

由于iPhone大量采用了触控面板以及全屏幕设计，使得屏幕与机身设计融合为一体。为保护显示屏幕以及触控面板，并为顾及产品美观，苹果选择在屏幕上加上一层玻璃，称为表面玻璃（Cover Glass）。

iPhone的触摸屏最外面，是一块强度极高的表面玻璃。苹果公司对这种新型材料的描述是：“硅铝酸盐玻璃面板，即直升机和高速列车使用的玻璃，硬度是塑料的30倍，耐刮划。”

这种强化玻璃名为Gorilla Glass，由著名玻璃生产商Corning（康宁）所开发。这种玻璃能够带来更轻也更能抵受冲击的屏幕表面。

Gorilla玻璃是康宁的得意力作，宣称由于经过化学强化，因此防刮、耐摔、耐磨，尤其适合用在手机的触控屏幕之上。

康宁的Gorilla玻璃是通过化学强化处理，使用下拉式熔融制程制造出的硅铝酸盐玻璃，其特性在于具有纯净表面，表面平坦不粗糙，不用再作表面抛光。

一般强化玻璃主要分为化学强化以及物理强化，在电子产品使用上，以化学强化为主，主要是将一般硅酸钠玻璃浸入硝酸钾溶液中，进行化学离子交换，使玻璃表面强度提升。

由于硅酸钠玻璃含有使玻璃结构较不紧密的钠离子，因此一般玻璃具有易碎特质。经过化学强化后，将钠离子转变成为结构性较强的钾离子，可使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遭到非常强的外力冲击，通常也仅会出现裂痕，表面通常仍会连接在一起，不至于出现碎片，可大幅提升作为随身携带性产品的安全性。

此外，由于Gorilla玻璃硬度高，且具备透光性，可以另外加上一层透光的薄膜，让玻璃具有色彩或纹路，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光机壳”会非常绚丽，用来取代传统的塑料或金属机壳，可让电子产品的外观设计更为丰富多元。

苹果还在iPhone 4上市时展示了一段玻璃弯折的视频，用于说明所言不虚。在这段视频中，iPhone的表面玻璃被机器严重弯折，但依然坚硬如初。

但iPhone的玻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精良。在第一代iPhone发布前，乔布斯发现iPhone表面的玻璃被磨得乱七八糟，那真是糟透了，要是iPhone如此被放在裤兜里，一定会被钥匙划得面目全非。

此外，苹果还需要iPhone的表层玻璃达到超薄的要求，厚度只有03厘米，几乎和纸一样，它不仅要十分坚固，还需要十分细致地和触摸屏贴合。

一个偶然的机会，苹果找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玻璃制造商蓝思科技。这家企业在深圳从事了十几年的玻璃业务，以做手表玻璃起家。

由于在玻璃加工领域积累了多年的经验，蓝思科技帮助苹果成功解决了iPhone表层玻璃的几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并开发了一套大规模生产的工艺体系。

将康宁公司提供的特种玻璃材料，切割、打磨、加工成符合iPhone触摸屏需要的手机玻璃，这是一个对工艺要求极高的细活。

在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制定的一份项目可行性报告中可以看到，手机视窗玻璃是对出厂技术参数要求很高的产品，通常长度允许公差仅为±002mm，厚度允许公差仅为±005mm，见光透光率为93%~97%。

在这一过程中，手机视窗玻璃需要经过模具开发——开料——CNC（计算机控制机床）雕刻——修边——粗磨——抛光——钢化——清洗——镀膜——丝印——烘干——防爆处理——组装——成品等多个复杂的过程，才能满足电子产品的最终组装要求，整个工艺对生产要求十分严格。

例如，其中的CNC雕刻环节，要把玻璃切成适合苹果iPhone等适合的尺寸，一台机器每小时仅能切出三片iPhone玻璃，并且全部要由操作熟练的工人来完成。

为保证原料质量，苹果向生产厂商提供免费的检测设备，并常年派人前往工厂驻厂查验。

工厂的设备投资也很大，仅CNC雕刻机就需要购买数千台，此外还需要数千台平面研磨机、丝网印刷机等。

上述可行性报告显示，湖南工厂的所有原材料均从德国、瑞士、日本等国进口，所有废料和下脚料全部由供应商回收，返回国外。

工商资料显示，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是由蓝思科技（香港）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注册于2004年10月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事长周群飞。此前的2003年，周群飞在深圳注册了深圳蓝思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深圳设厂。

持有香港户籍的女富豪周群飞原籍湖南，生于1970年，在广东打拼多年，从事玻璃制造二十余年，掌握了一套自己的特种玻璃加工生产工艺。她从做手表玻璃起家，直至成为“手机玻璃大王”。

周群飞为人低调，极少在媒体上露面，以致很少有人知晓蓝思已是世界最大的手机视窗玻璃生产商。

关于这位玻璃女王的个人财富是一个更加不为人知的谜。目前所知道的是，周群飞2010年刚刚在香港以47817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入一处豪宅。此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尚御”小区。该楼盘由一家美国退休基金持有，周群飞买下的是小区里最昂贵的单位，每平方英尺价格达23万元。

周群飞在深圳发迹后，早几年就有将工厂迁往内地特别是湖南家乡之意。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浏阳市的招商人员。据周群飞事后回忆，浏阳政府热情的办事态度打动了她，最终她决定将工厂从深圳搬到离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8公里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蓝思科技从2006年起在浏阳投资，一期项目投资12亿元，二期又追加10亿元，2010年 6月动工的三期工程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将达到120亩，2010年11月投产。

在所有工程完工后，蓝思科技在浏阳的总投资额超过30亿元。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钱都由蓝思自行筹措，并没有在浏阳贷款。这让浏阳迅速成为世界手机视窗玻璃之都，占据一半以上的国际市场份额。

根据浏阳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4月，蓝思科技海外订单已超过43亿元，2011年订单超过120亿元。

蓝思科技在近年内快速扩张的关键，便是牢牢吃定苹果这样的大客户。

苹果在制造环节的一向策略，便是在每个配件、组装环节只选择一到两家供应商。蓝思科技抓住机会，以产能优势成为苹果iPhone手机的大供应商，并随着iPhone的热销而迅速发展。

拿到蓝思科技可观的订单数字时，浏阳市委副书记、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长舒一口气。这位生物医学硕士在这片开发区中倾注了十几年心血。

此前曾有人抱怨，偌大的一个生物产业园，却创造不出多少就业机会。那些已经算是很大的药厂，一次也不过能雇上几百号人。这让该园区过去所有工厂的用工数量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远远起不到解决浏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蓝思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目前这家工厂在浏阳拥有1万余名工人，一家就占到了整个园区一半的用工数，并最终将扩展到3万人，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每年几十亿GDP，数亿元税收。

为此，浏阳破天荒地为蓝思科技开了专场招聘会，因为当时这家企业一次就需要招7000名工人。

但富士康在深圳遇到的困境让张贺文不敢过于乐观。他一直担心，富士康的问题会不会在浏阳这些新建的大型代工工业区中重演。

预感很快应验了。2010年以来，仅发生在蓝思科技里的员工袭击、殴打管理人员事件，就多达60多起。那些90后员工让管理者们伤透了脑筋。

在这样管理严格的工厂，留长发、文身、戴戒指、上班聊天都是被禁止的，一些不服管教的员工动辄撂下一句“大不了老子不干了”，然后一拳打倒保安扬长而去。

张贺文大部分精力都被处理这些事情占据。“这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来不能把教育青年的职责全部交给企业。”张贺文说，这是他目前“幸福的烦恼”。

2010年5月24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与浏阳市公安局在蓝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召开法制宣传教育大会，公司近万名职工全部参加。大会上，警方宣布对近段时间与蓝思科技有关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予以公开通告处理，以期起到“震慑”作用。

在张贺文的主导下，政府和工厂正在对这些年轻的员工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法制教育、心理培训。张贺文表示，在此之后工厂中发生的暴力案件明显减少。

而蓝思科技的到来，还吸引了手机玻璃产业链上更多的企业来到长沙地区。

据湖南当地报纸报道，2011年1月10日，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宁乡金洲新区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iPhone触摸屏玻璃源片的中国最大供应商香港达福鑫集团的新项目落户湖南宁乡，项目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500万平方米，可满足5亿台iPhone的需求量。

签约仪式由宁乡县委、县政府主办，共有澳门名嘉集团宁乡名嘉广场项目、香港达福鑫超强触摸屏玻璃源片项目、族兴光伏电池浆料项目等7个重大投资项目现场签约，落户宁乡金洲新区，签约总金额达6363亿元。

作为iPhone触摸屏玻璃源片的中国最大供应商，中国香港达福鑫集团此次将在金洲新区投资20亿元，建设超强触摸屏玻璃源片等项目。据该公司董事长陈建波介绍，此次落户金洲的新项目总用地将达300亩，建设超强触摸屏玻璃源片、TFT-LCD（薄膜场效应晶体管LCD）超薄玻璃基板、PCB（印刷电路板）板等项目。新厂预计将于2011年年底正式投产。

在许多特种玻璃工厂陆续进驻湖南长沙地区后，这里正在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手机视窗玻璃生产基地。

除了蓝思科技外，鸿海集团旗下的正达光电，也是iPhone主要的玻璃供应商之一。

据中国台湾《商业周刊》报道，当时正达光电在计算了玻璃制造的良品率和利润后，向苹果开出了比一般产品高两倍的价格，原本以为会被苹果一口回绝，却没想到苹果答应下来了。

iPhone的触摸屏需要经受多次按压和摩擦，玻璃减薄后还要经过强化、抛光和清洗，面积越大越难做。施加在玻璃的压力、温度，抛光的材料，甚至玻璃运送的速度，都会影响生产良品率。

将玻璃打薄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的活，正达光电研究将玻璃由07厘米减薄到05厘米只花半年就成功，但是从05厘米减到03厘米花了一年多才成功，并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将工厂的良品率提升至一个合理的水平。

就连玻璃的新鲜度也会影响后续的加工，正达光电形容，“玻璃有毛细孔是会呼吸的”，如果先切好，过一阵子再送到客户处做加工，很容易因为老化而破损，后来正达就学会一定等到要出货才切割。

2010年6月23日，鸿海集团旗下子公司正达宣布，与iPhone触摸屏生产商TPK宸鸿合资在厦门成立新厂，生产投射式电容触控面板用强化玻璃。新公司名称为睿志达光电，宸鸿与正达各出资一半。这家工厂位于宸鸿厦门厂区内，会配合宸鸿新触控生产线需求导入量产。

继2009年年底正达进驻中国台湾南部科学工业园，并以短短3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南科厂建置及量产，开始供应5代玻璃给为宸鸿代工的和鑫后，这家公司再次宣布新建玻璃生产线。为了配合iPhone触摸屏装配，正达最终决定进驻宸鸿厦门厂建设强化玻璃生产线。

据中国台湾《电子时报》报道，新厂的规模大小与台湾南科厂相近，基本上就是在厦门复制1条规模与南科厂相当的生产线。

鸿海集团旗下子公司正达于2010年6月23日董事会决议，通过旗下持股100%香港子公司睿志达光电（香港）有限公司（GT TPK Glass Solutions Ltd ）增资案，并引进宸鸿集团参与此增资案。双方董事会同意，通过睿志达光电（香港）有限公司，于厦门地区成立合资公司。新公司名称定为睿志达光电（厦门）有限公司。

这起投资再次凸显出化学强化玻璃加工在整个手机、平板电脑及笔记本电脑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这起合作案于2010年中因故暂停。由于宸鸿触控面板产能需求迫切，厦门厂区原本预计划给强化玻璃生产线的用地，被优先作为触控模块扩充产能所用，因此双方合作案暂缓，强化玻璃产能将由台湾厂持续供应。

由于宸鸿厦门厂内土地空间紧张，加上宸鸿人力有限，因此决定暂时仍以专注触控面板本业为优先，双方决议合作案暂时中止。但宸鸿与正达在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依然持续，正达仍是宸鸿强化玻璃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据《电子时报》报道，虽然正达与宸鸿合资案暂停，但正达依旧于鸿海深圳龙华生产基地内兴建了一条玻璃加工生产线。该生产线投产了包括触控面板用以及表面玻璃（Cover Glass）用的强化玻璃。

白色iPhone难产之谜：玻璃工艺挑战超出想象

具备玻璃外壳的iPhone 4刚刚在实验室里做出样机时，其前卫的造型十分新颖，尤其是具有白色外壳的iPhone 4，更是受到许多苹果迷的追捧。

然而在iPhone 4上市当日，苹果公司尴尬地发布声明，由于白色版本iPhone 4的生产“遇到了预料之外的挑战”，供货需要等到2010年7月的后半段才能实现。

不过苹果公司一再让消费者感到失望，一直等到2011年年初，消费者们都没有见到过白色iPhone 4的身影。

而这些挑战正是出在玻璃加工的环节上。这再次印证了，在实验室里做出样机和生产线上几千万台生产完全是两码事。iPhone量产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不过，由于iPhone对生产工艺要求太高，苹果的表面玻璃制造厂家在初期很难达到很高的出货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iPhone供应缺货。这意味着，下游所有iPhone配件厂商，都必须等待蓝思的产品——下游厂商在哪里进货，甚至一天拿多少片，都全部由苹果来调配。

和黑色的玻璃相比，iPhone 4白色玻璃一直迟迟没能真正量产，其产能问题可能出在丝印车间。

懂得上色流程的人都知道，白色是所有颜色中最难制作的颜色——漆上得薄了，白色会透光，漆涂得厚了，又达不到苹果对产品厚度的规定，从而无法精密地贴合下面的触控面板。

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苹果对iPhone 4的设计。在新款的白色iPhone 4中，手机正面触摸屏四周的视窗玻璃也被要求设计成白色。这虽然十分美观，但大大增加了加工难度，这也导致这种iPhone视窗玻璃的加工合格率难以在短期内提升。

此外，为达到外观酷炫的效果，苹果牺牲了iPhone许多性能。虽然苹果在iPhone 4上市时不断宣称iPhone 4所采用的玻璃外壳非常坚固，但根据科技博客iFixYouri的实验，事实并非如此。

iFixYouri认为，虽然这种玻璃材料能够抗弯折，但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能够抗拒突然发生的冲击力。在玻璃破碎事件中，95%都是由后一种原因造成的。

为了验证iPhone 4的玻璃外壳是否足以抗拒突然的冲击力，iFixYouri进行了实验。他们将一部iPhone 4放在约1米高的地方让其自由落下。这部iPhone 4在前两次摔落过程中均安然无恙，但第三次却出现屏幕爆裂。

据消费电子产品保修公司SquareTrade发布的一份对比iPhone 4和iPhone 3GS的报告显示，iPhone 4的故障率比iPhone 3GS高68%。

报告称：“我们的数据显示，iPhone 4出现故障的概率比iPhone 3GS高68%。在购买iPhone 4的4个月内，47%的用户向SquareTrade报告了至少一项故障，这一数字比iPhone 3GS高出近70%，同样时间段内iPhone 3GS用户仅有28%报告故障。”

玻璃破裂是这些故障中的罪魁祸首，占到所有故障的近80%。而iPhone 4玻璃破裂的概率比iPhone 3GS高出了惊人的82%。这一差距的原因可能是由于iPhone 4正面和背面均采用了玻璃外壳，而iPhone 3GS只是正面采用了玻璃。

报告称：“购买4个月内，39%的iPhone 4用户报告出现玻璃破裂现象，而iPhone 3GS的这一比例仅为21%。”

iPhone 4的玻璃破裂率比上一代高出82%，说明iPhone 4比iPhone 3GS更容易受到物理伤害。

尽管在意外损伤方面iPhone 4比上代产品高出不少，SquareTrade数据显示，在非意外（正常）情况下，iPhone 4出现故障的概率低于05%，和iPhone 3GS接近，与市场上其他手机相比也并不高。

以上事实正在表明，苹果为了保证产品酷炫效果而不惜牺牲一些产品功能的做法，需要重新被思考。

第八章 iPhone的总装车间富士康

——iPhone在富士康的深圳工厂组装，这家工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郭台铭在本世纪初对制造业的革命性改革显而易见。亨利福特梦想的是让整个州人口都加入到一个超级企业帝国，他由此统治了密歇根州，而郭台铭统治了深圳。

……

自杀事件是在以难以想象的恶劣方式把富士康带入了人们的视野，把它看成对待员工如同机器，把一群来自农村的、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人当成廉价劳动力的工业怪物。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生产iPhone类电子产品。

——美国《商业周刊》

他的眼神看上去略显复杂，半眯的双眼带着清晰的眼袋。他会习惯性地嘴角一抿，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那张长长的脸永远透着商人特有的精明。

2010年11月16日，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郭台铭。当时他正在陪同一位北京来的高级官员。夹杂在人群当中，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很容易辨认。在保镖的前呼后拥下，郭台铭拿起富士康的产品，指手画脚，霸气横生……

很显然郭台铭是在尽力向官员们证明富士康不仅是一家代工企业。郭台铭熟练地演示着富士康自己研发的手机屏幕或者电子书，还有云计算方案。

这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况味。长久以来，富士康被人认为是一家“赚点辛苦钱”的企业。“代工”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富士康是在给苹果这样的企业“打工”。

郭台铭被人提起更多的一个身份是“富士康市市长”，这是一个包含更为复杂含义的身份，意思是郭台铭要负责总计80万富士康员工的衣食住行、生命安危——即使在中国国企遍地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样规模的“企业社会”也并不多见。

是的，几乎所有iPhone都在郭台铭领导的富士康深圳工厂组装，这个过程曾被视为苹果的顶级机密。在2010年，随着一连串恶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这家制造iPhone的工厂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每一部iPhone的背后，都有代工厂员工难以言表的艰辛，这其中甚至有生命的代价。

探秘富士康的“紫禁城”

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龙华富士康南门的一小块空地上，他们来自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些年轻的工人嘴里叼着烟，蹲在地上议论着自己单调的工作。

他们身上披着印有“富士康科技”字样的黑色工作服，更多的年轻工人喜欢将手插在兜里，无精打采地走在龙华的马路上，他们的脸上写满迷茫……

从深圳市区驱车向北一路开去，一大片绿色的山峦浮现在眼前，穿过拥堵的梅观高速，地势豁然开阔起来，满载集装箱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在这里的收费站排队过关。

这些卡车上很可能装着苹果的iPhone手机、索尼的PS3游戏机，或者新潮的iPad平板电脑。一种夸张的说法不断在当地被提起：这里的高速公路一堵车，全世界的IT卖场可能都要缺货了。

深圳的富士康龙华和观澜厂区，是目前世界上单一规模最大的代工工厂，拥有45万工人的规模早已可以比肩一座中等城市。

2009年9月22日，深圳城中的另一座城池——“富士康城”。新建的宿舍区看起来颇有些大学宿舍的味道了，整个厂区还配有四座游泳池供职工免费使用。

这些工厂的数据值得一提：富士康的年出口额高达500多亿美元，连续多年列中国出口第一大户，包括苹果、索尼、诺基亚、摩托罗拉、惠普在内的主要国际消费电子企业，几乎都委托富士康生产大量的产品。

1996年2月，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的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的某个高处——那里还是一片荒原，没有得到开发。郭台铭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当时，郭台铭一口气就拿下了3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是以现金形式当即支付的。郭台铭对人透露天机：“龙在中华，龙华这个名字太好啦，这里是中华龙之首。”

在此之后，龙华这个地方果真给郭台铭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运。深圳富士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并且后来居上，一举打败了曾经比富士康强大得多的另一大代工巨头伟创力。

，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管理问题。

随处可见的矿泉水瓶、废旧塑料袋、“牛皮癣”小广告让这个小镇看上去凌乱不堪。由于流动人口太多，这里一度是深圳警方的梦魇，各种犯罪案件屡屡发生。一直到现在，夜晚独身一人走在龙华的马路上也是一件颇需要胆量的事情。

这里的烧烤店总是生意兴隆，满是辣椒的烤土豆、烤羊肉串深受年轻工人的喜爱。在路边的小餐饮店里，花上不到10块钱就可以炒上一盘川味回锅肉。更多的小店散落在街边的简易棚户里，在这里可以买到廉价的日用品，买到货色齐全的山寨手机，还可以文上各种文身……

“如果你一人徒步在巨大的富士康园区里转，一整天也走不出来。”出租车司机表情丰富地形容道，就算开车围着厂区转一圈，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工人们的脸上似乎丝毫看不出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自豪的痕迹。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生产着这个地球上最让人趋之若鹜的电子产品，他们的工作曾让全世界的时尚潮人心潮澎湃。更现实的话题永远是他们谈论的中心：收入、女朋友，还有这项枯燥的工作。

我站在龙华富士康南大门处，那种奇怪的感觉难以形容。在富士康大门口一座大型人行天桥下，几乎每过十几秒钟就有一辆长达十几米的重型卡车开过，这会让整个天桥瞬间像发生地震一般颤抖。留着长发的工人松松垮垮地倚靠在天桥的栏杆上。

富士康的南门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有7条收费站模样的通道和穿制服的警卫。通过这个大门，那有所有新闻记者都向往去看一眼的神秘王国。

在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最严峻的时刻，来自全中国各地的记者曾发明了一种叫做“冲卡”的方式强行进入富士康。这看上去很像苏联打击美国航母的饱和攻击战术——十几个记者同时朝富士康的大门里冲，仓促迎上来的富士康保安只能抓住其中几个记者，总有一些他们来不及管的记者得以冲进富士康。

园区虽然单调功利，但是俨然一个功能完备的城市，有快餐店、自动取款机，甚至还有自己的消防队。

这里有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播放着公共服务通告和卡通片的大型LED显示屏，还有一个书店在售卖图书，其中有哈佛商业评论中文译本，突出陈列的是郭台铭传记，其中收录了他的格言，例如“工作本身就是快乐”、“严酷的环境是一件好事”、“饥饿使人意识清醒”、“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

在每一个匆忙的身影的胸前，都晃动着一个蓝色的胸卡。胸卡上贴有员工照片，并印有编号，是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它也同时记录着每个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信息。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别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及搜查。有时候保安人员甚至还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车上的人员。

等候在大门口的富士康工作人员会迅速迎接上去，对照车牌后并确认司机后，将卡车迎入富士康园区。

大门口右侧一座巨大的卸货场里，叉车和搬运工人们一起忙碌地工作着，他们小心翼翼地卸下这些精密的电子元器件，仓库管理员则耐心地清点着源源不断运来的货品，并不断分发到各个车间。

每到午餐时间，数以万计的工人从各个车间鱼贯而出，拥入规模浩大的食堂用餐，这也是富士康最蔚为壮观的场景。

富士康的“中央大厨房”投资上亿元，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每天制作二三十万份甚至更多的食物。统计资料显示，这里每天要消耗掉40吨大米、10吨面粉、20吨肉和500桶（22L/桶）食用油。

富士康所有厂房以白色为基调。无论是历史较长的龙华厂区还是2005年才开建的观澜厂区，都有一座座五六层楼高的白色厂房，外立面上布满各种形状的裂纹。这是由于当初建设时工期催得太紧，还没等墙体完全干透就刷上外面的涂料，以便立即安装生产线投入生产，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订单。这些裂缝见证了过去几年富士康的超高速发展。

尽管这家企业在全世界电子产业中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过去富士康30年的发展历史中，这家企业一直很少被媒体报道。

改变始于2006年6月，《伦敦每日邮报》发表了关于富士康制造iPod工厂3000名员工工作条件恶劣的报道。之后，中国《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对事件进行了完整报道，郭台铭对此进行了严厉反击。富士康控告他们诽谤并请求法院冻结他们的个人资产，这一诉讼在苹果和惠普的要求下被解除。

这一事件也迫使苹果管理层派遣了一个审查小组调查龙华工厂的生产条件。调查报告至今在苹果的网站上依然可以查阅，其中发现了该工厂触犯了苹果行为准则，包括超时加班、过于复杂的工资结构和难以承受的住宿环境，例如连续层叠的架子床。之后，富士康已经对超时加班进行了改善。

不过，悲剧并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富士康的噩梦，在2010年接踵而至……

组装iPhone的奥妙：客户如何控制富士康？

“苹果招人的标准，一定要有侵略性，性格强势，能独当一面，并表现出对供应商的控制能力，还要能经常出差……”在2011年年初的时候，苹果正在中国大举招聘，一家帮助苹果招聘的人力资源机构的人士这样告诉我。

其中有一种被称作“SQE（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的职位，中文名叫作“供应商质量管理”。

这是苹果公司一个行踪极其隐秘的人群，但是他们的工作直接关乎iPhone的生产和交货。这些人需要长期派驻供应商的工厂工作，需要随时解决苹果供应链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能够有效控制苹果的供应商。

而对于苹果的代工厂来说，苹果的SQE们是让他们又爱又恨的一群人。苹果的这些驻厂员工会帮助供应商解决一些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当然，SQE们又是很难伺候的一群人，他们对产品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并对供应链的整个环节进行高度管控，这让苹果的代工厂商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苹果的执行部门。

SQE们同样是所有苹果供应商都想巴结的对象，但是这些人却不能拿供应商任何一分钱，收受哪怕一点点小礼品，甚至都不能吃供应商请的一顿饭，否则都要受到公司严厉的处罚。

这些SQE需要对苹果的量产机型落实供应商审核工作，从进料、生产到出货，进行首样检查并对生产能力进行研究，确保供应商按流程生产，确认关键工序和流程的控制，确保所有原料经过检验并符合苹果公司的标准和要求。

同时，苹果的SQE们还需要沟通协调处理各种异常（来料异常、产线异常、市场不良等），针对问题的出现，推动供应商落实整改和预防措施，并搜集和分析数据，以便跟踪改进情况。此外，SQE们要经常对苹果的供应商进行稽核，对供应商的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并向苹果公司作报告。

众所周知，富士康的深圳工厂生产着风靡全球的iPhone手机。按照2010年年底的数据，这里每日出货iPhone 4手机13万~14万部。

苹果公司每次都是以2000万部左右的iPhone订单数量下单，由于iPhone在全球一直供不应求，因此深圳富士康的iPhone生产线几乎从来都是满负荷运转。

按照富士康内部流传出来的说法，苹果公司之所以没有加大订单数量，一方面有屏幕供应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苹果公司一贯的饥饿营销策略，有意造成市场缺货。

每天，借助深圳发达的物流网络，iPhone的零部件从世界各地运到深圳富士康组装——芯片从韩国三星的工厂运来，触摸屏从厦门和苏州的工厂运来，显示屏从韩国LG的工厂运来……这些零部件最后在深圳完成组装，因此每台iPhone背后都有一行小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

郭台铭曾对外透露：“史蒂夫（即史蒂夫-乔布斯）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给我做？因为只有我能做。”

苹果交到富士康的只是一种设计。能否在工业上实现？能否实现量产？量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完整实现设计师预期的效果？生产成本能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能否在规定的时间生产出巨量的产品并及时交货？这些对所有代工厂商来说都是未知数，但只有富士康能把这些未知数变成确定的答案。据郭台铭说，iPhone里有相当多的专利是富士康自己的，富士康与苹果的关系，是“交叉授权”的关系，所以富士康赚到的绝不仅仅是手工费。

由于苹果对产品保密高度看重，因此苹果一向不希望自己的产品交给更多的厂商来供货。

抓住苹果的这一特点，富士康近年加速了自己的垂直整合，在上、下游收购了一大批和苹果相关的企业。

例如，富士康旗下的中国台湾面板制造巨头奇美电，现在已经成功打入了苹果iPad的供应链。富士康入股的正达光电，则是苹果的玻璃加工商之一。而富士康旗下的鸿准，又是iPad的机壳主供应商。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富士康作为最终组装厂商，并没有太高的自由度可言。以苹果为代表的国际消费电子厂商发明了一整套供应链控制方法，对产品制造的环节进行高度控制。

下面我们可以从《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到的一位化名为刘晓菲的手机部件供应商口中了解这一过程。这个供应商专门为诺基亚手机提供某一种零件。

刘晓菲透露，诺基亚、富士康与刘晓菲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博弈关系。刘晓菲说，尽管富士康为诺基亚代工手机，但是并没有采购零部件的权力，必须向诺基亚指定的供应商采购，价格由诺基亚和供应商之间约定，富士康只是一个“搬运工”。

于是，在这样的三方合作中，富士康先销售一种物料给刘晓菲的公司，然后刘晓菲将其加工为诺基亚手机部件，再以诺基亚制定的价格卖给富士康。由于部件价格由品牌商制定，富士康很难从供应链上赚到差价。

“富士康非常强大，也非常强势，它几乎可以生产任何配件，但是品牌手机厂商并不希望它垄断配件市场，所以通过指定供货商与价格的方式维持市场的竞争格局。”刘晓菲说，“否则我们这些厂商没有活路，都会被富士康挤垮的。”

在这个过程中，苹果、诺基亚这样的大客户会向富士康发送一份“代工询单” （Request For Quotation）。在这份单据中，有关原材料部分，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不仅如此，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上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甚至精明的客户也把用工量算得清清楚楚，生产线上需要多少工人，检修人数都在合同中作了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简而言之，代工企业挣的就是人力成本间的差值。

近年，代工企业的利润率已大不如前，由于厂房、机器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在刘晓菲与富士康的合作中，他需要首先充当甲方，随后充当乙方。“开始走的是客户门，很受礼遇，交货的时候走的是供应商的门，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一轮生意做下来，既走了‘人门’也走了‘狗门’。”刘晓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并不够，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客户对于富士康（代工企业）的要求还远没有结束，交货期与交货质量是紧紧悬在代工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不少国际代工合同规定有类似这样的违约条款，“如迟交一只集成电路，那么就要赔偿一台电脑”。

由于富士康生产的产品都是客户的顶级机密，因此富士康的保密措施也十分严格。

富士康的厂门、办公楼门和车间门有三道扫描门禁，任何存储设备和照相设备都不允许带进去，如果发现员工带进去U盘，会被立马开除。

2009年，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就因为丢失了iPhone手机的样机，受到“环安课”（环境安全管理）的搜查、询问后跳楼自杀，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孙丹勇，25岁，云南曲靖人，哈工大2008届工商管理本科毕业，就职于富士康。2009年7月16日凌晨3时33分许，孙丹勇从12楼跳楼自杀。

事起一部丢失的iPhone。富士康公司交其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iPhone样机少了1部。孙丹勇在接受公司调查期间跳楼自杀。

在孙丹勇自杀后，其大学同学调出事发前数小时的聊天记录，称孙丹勇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禁闭和殴打，引发网络热议。

2009年7月18日上午，一位自称是孙丹勇的同学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孙丹勇之死跟富士康在调查中使用非常规手段有关。

网帖称，孙丹勇主要负责富士康公司iPhone 4N90的导入。在给苹果寄产品时一共为16台样机，但客户只收到15台，这让苹果怀疑富士康有泄密的可能，给了富士康非常大的压力，这压力就落到孙丹勇头上。因孙丹勇是负责邮寄的，所以环安课便拉他去盘问。

“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这是网帖描述的细节。

该网友还贴出孙丹勇自杀前长达数千字的与同学高歌的聊天记录。聊天中提及的内容大部分和孙丹勇所接受的调查有关，孙丹勇列举了自己所受的遭遇和心理感受。

据富士康提供的孙丹勇自述材料提及，孙丹勇在7月9日下午从生产线拿到iPhone，清点数量后用保密封条封住，因当天没有主管开放行单，便暂存起来第二天发货。7月10日下午5时许，取样机的人来了，孙丹勇便打开纸箱让他们自己确认数量，而他自己当时因为忙不在现场，但孙丹勇回来后取机人称少了一台，孙丹勇自己重新点一遍确实少了一台。当时怀疑样机可能是丢在生产线上了，孙丹勇把放样机的地方和打包的地方找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找到，周六又仔细翻找无果。7月13日晚上8时许，他告诉了主管。

7月15日下午3时许，孙丹勇女友阿春发信息给孙丹勇，问什么时间回来吃饭，但没等到回复。下午5时许，阿春再次发信息，孙丹勇回复下班后再吃。但过了一会儿，孙丹勇带着三个同事（两男一女）回来，一进来就说搜一下，但没有搜到要找的东西，孙丹勇又和同事走了，并让阿春先吃饭。

“亲爱的，不好意思，明天回家去吧！我出事情了，千万不要和我家里人讲，不要和我联系，第一次求你，一定要答应噢！真的很对不起你……”阿春接到这条信息时，是7月16日午夜1时48分。她疯了一样给孙打电话，但都没人接，直到凌晨4时许，民警找到了她。

此后，针对网络盛传的富士康顾姓“环安课”课长对孙丹勇采用不适宜手段，如搜家、关禁闭等，富士康表示公司已对网络中提及的所谓顾姓“环安课”课长停职、停薪，并交由公安部门调查。

富士康跳楼事件回放：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冰冷的早晨，刚刚起床，手机里收到的第一个简讯通报是“第12个跳了……”或者邮箱里塞满了从深圳、昆山、广州等地发来的邮件，告诉你又有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了。

在整个2010年，郭台铭很怕电话突然响起来，因为这很可能又是一条坏消息传来。

按照此前的规划，郭台铭在这一年就应该退休。《虎与狐》一书中曾写道，郭台铭希望退休后买下一个小岛，来实验他对于“自主自给”生活的构想，教小岛上的人们自食其力，让他们即使没有民主方式，也能活得更好。

坏消息还是不断传来，从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富士康19岁的员工马向前跳楼死亡开始，连续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一直持续到5月底，共有十多名富士康员工先后跳楼自杀。

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此事经过家属猛追不舍及媒体持续曝光，目前二次尸检结论为“高坠致死”，警方决定不予立案。

2010年3月11日晚9时30分，富士康龙华基地一名二十多岁的李姓男工在生活区C2宿舍楼5楼坠亡，原因疑为过年加班费被盗，一时想不开而轻生。对员工自杀的原因，富士康公司仍未表态。

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子从宿舍楼跳下摔伤，其本人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2010年3月29日凌晨3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4月6日下午3时许，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一名未满19岁的江西籍饶姓女工从宿舍楼7楼坠楼。该员工进厂才28天，是公司的一线作业员，跳楼后在空中被树枝挡了一下，暂时保住了性命，跳楼原因初步怀疑是感情纠纷。

2010年4月7日下午5时30分许，富士康观澜工厂一名18岁云南籍宁姓女工从厂外宿舍楼坠亡。同时，当天租住在观澜樟阁村的一位富士康男员工被和他一起住的父母发现不省人事。

2010年5月6日凌晨4时30分，富士康再现跳楼悲剧。一名年仅24岁、入职不到一年的男性员工从富士康龙华总部招待所6楼房间阳台纵身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2010年5月11日晚7时许，在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11巷某栋住宅楼，一名租住在该楼的女子突然爬到8楼的楼顶，然后一声不吭地就往下跳，摔到地上一动不动，后经赶来的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该女子已经死亡。

2010年5月14日，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安徽籍，21岁。这是2010年以来该集团第9名坠楼员工，共造成7死2伤。现场发现一把带血匕首，死者身上有4处刀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2010年5月21日4时50分富士康发生当年“第10跳”，死者为21岁男性员工。

2010年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2010年以来该集团第11起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2010年5月26日晚11时，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现场尚存血迹。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RTHK引述新华社报道，称2010年5月26日晚11时32分接到富士康一叶姓员工电话，称其10分钟前在富士康龙华园区D2宿舍楼宿管办门口，见到一男子倒于地上，现场已被封锁。富士康媒体办向记者证实，富士康当晚确有一名员工坠楼身亡。

2010年5月27日凌晨又有一位员工自杀，其后被证实：“关于第13起富士康职工跳楼自杀的说法，鸿海公司发言人、副总丁祈安在27日中午驳斥这项说法。不过根据香港大公网报道，经查证，确有1名约20岁男性职工凌晨4时左右，在富士康鸿泰职工宿舍区，用割腕方式自杀。这名职工经送龙华人民医院紧急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

在富士康频发的跳楼伤亡事件中，事发员工年龄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只有一名是28岁。这些员工上岗时间绝大部分在6个月之内，有些进厂还不到1个月。

在很短的时间内，各路记者云集深圳。这些跳楼事件被不断放大，在媒体山呼海啸的报道下，富士康再次被戴上“血汗工厂”的帽子，企业形象受到极大的影响，并引起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度思考。这家工厂在财富分配、员工压力、管理模式等问题上饱受质疑。

一些激进的批评人士提出，富士康不配再做苹果的代工厂商，因为富士康让消费者拿到的是“带血的苹果”。在国际上，这起事件被广泛报道，并被拔高到“中国制造的阴暗面”的高度。

在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里，富士康的反应缓慢而笨拙。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声讨，富士康似乎显得手足无措，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的采访时，郭台铭承认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杀事件的严重性。“我坦诚地告诉你，”他说道，“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对于前三个自杀者，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有80万员工，仅在龙华就占地21平方公里。那时候，我感觉很内疚，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在第五例自杀后，也就是2010年3月，郭台铭表示：我决定作出改变。

2010年5月26日，郭台铭放下手边工作，搭乘他的个人专机飞到深圳龙华进行危机处理，然而当天深夜，却又发生一起跳楼事件。

此后，郭台铭甚至用自己的专机从他的老家山西五台山运来了30名和尚，为死者超度，并祈祷不要再发生类似事情，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名员工跳楼。

一天之后，在富士康深圳龙华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多了一间“总裁套房”。在台北拥有多栋豪宅的郭台铭，开始在这里常住。

2010年5月10日，深圳，富士康中午的餐厅，这样的餐厅厂内有20个，富士康每天要用掉40吨大米。

据后来富士康高层透露，所谓“总裁套房”其实只是“在原来总裁办公室的洗手间外面，另外隔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摆了一张床及简易家具，其他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小铁皮屋而已。

在100多天的时间里，除了偶尔到各地巡视新厂进度，郭台铭起床后就在办公室开始工作，饿了就叫人从员工餐厅打来饭菜。在超过16小时的工作之后，他就睡在这铁皮屋里的小房间。每当下雨时，房间的屋顶还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

在郭台铭的亲自领导下，富士康必须要改变了。

这样的改变实际上在2010年5月还未开始，在第9位员工结束生命之后，富士康进入全面危机管理模式。安装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钢丝网以阻挡跳楼的员工，配备100名员工建立24小时的顾问咨询服务。

2010年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全面上调薪酬标准，基层员工上调薪资30%以上，其中作业员从原来每月基本薪资900元上调至1200元，线组长在原有薪资标准基础上调升30%以上。6日晚，富士康再次发布公告称，自2010年10月1日起，对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上调为每月2000元，这也是2010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上一次整体薪资上调是2010年6月1日，一线员工加薪30%。

富士康公司还雇佣纽约博雅公关公司以建立正式的公共关系战略，这是过去35年公司没有过的。此外，富士康还在厂内专门开通了一条心理疏导热线，以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

此后不久，富士康甚至要求所有员工签订一份《不自杀协议》，承诺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给予10万人民币的人道赔偿。

不过，这样的做法很快沦为媒体的笑柄，随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在众多跳楼的员工中，2010年5月6日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卢新的故事较具有代表性。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他的梦想是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有一位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他很了不起。”卢新的一位工友评价道。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这样的悲剧屡屡发生，并让富士康焦头烂额。此后，富士康在各大厂区的办公楼、宿舍装上防护网，想让轻生的员工被一个类似马戏团里的安全网接住——这很显然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这样会有用吗？如果真要死，他可以去割腕、给车子撞、吃安眠药……每一幢宿舍楼装一张安全网，每扇窗户装一颗螺丝，窗户打不开，看上去像监狱，哪一个工厂会长成这个样子？”一位富士康老员工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批评道。

结果，第13位自杀的员工，就选择了割腕自杀的方式。

这位老员工同时分析道，花这么多钱去装安全网，还不如用在改善食堂伙食这样的地方，“现在不管是稀饭还是豆浆都基本上是水，以前还送牛奶、送鸡腿，现在送什么？如果连吃饭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做好，谈管理有什么意思？”

在富士康于深圳建厂初期，富士康的工资曾高出其他工厂50%，加上工厂牌子响，员工回乡开同学会，“脖子都是挺着的”，那时穿着富士康的制服上街买东西曾被视为荣耀，感觉买东西时都很有面子。

然而，此后富士康开始压缩成本。现在富士康的工作服5块钱一件，龙华的地摊上就能买到。

郭台铭自己则辩解道，富士康是一家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有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但没有社会职能。

在一次股东会上，郭台铭向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在场的媒体记者放映了一个欲图自杀员工的“遗书”。该“遗书”显示，这是一位19岁的职工在跳楼之前写下的，内容大意是：母亲老是“叫”他“去死”，他打算从富士康跳下去，“因为富士康多少会赔点钱”，而这是他作为儿子唯一能回报给父母养育之恩的事。该员工写下遗书的时间显示为2010年5月31日15时。

郭台铭拿着这封无法核对真伪的“遗书”对现场的股东和记者说，他决定对跳楼自杀的员工停止发放死亡抚恤金，因为十多位寻短的员工“有可能是冲着高额的抚恤金才轻生的”。

在这次股东会上，郭台铭再次坦陈企业无法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富士康打算将员工宿舍交给当地政府部门来管理。媒体援引郭台铭的话说：“我们准备要把宿舍还给社会，让政府接管运作。把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还给当地政府。”

大概是在设立“总裁套房”的前后几天，鸿海委托数名学者、专家在龙华厂区内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类似的调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龙华厂区刚刚成立时也曾作过一次，当年的结论很明确：“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只想一件事——赚钱！”

富士康内部透露，新一次调查的规模在数千人，而结果则与20年前截然不同；年轻人在这里工作的理由，主要是希望累积都市工作经验，至于赚钱，是其次。

富士康内部人士观察，这份报告，或许是郭台铭认真考虑“向现实环境低头”的开始。“只要钱、不要脸，就能在这儿活下去。”老鸿海人曾经如此形容集团内的工作气氛，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全中国反思富士康事件

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很快就在公开场合声援富士康。乔布斯在2010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条件很好，不是血汗工厂。”

乔布斯辩解道：“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工厂里面有餐厅、有电影院、有医院，还有游泳池。作为一家工厂，条件已经相当不错。”

“富士康有40万人，（算起来）这个（自杀率）其实比美国自杀率低，不过仍然令人担忧。”乔布斯同时指出。

乔布斯还称：“苹果是IT行业，乃至任何行业内最了解供应链厂商工作条件的企业。”富士康是苹果iPhone和MacBook等产品的代工厂商，同时也是戴尔、索尼和诺基亚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代工厂商。

苹果此前曾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感到悲痛和不安。苹果一直重视供应链厂商的各方面条件，以确保员工能够得到尊重。”

“我们处在（富士康之类代工厂的）上游，对于这些公司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所关注。我能告诉大家一些我们知道的事情，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乔布斯表示。

乔布斯的这番表态受到了一些中国民众刻薄的批评，一些评论家甚至指出，乔布斯的这番讲话像是“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并没有照顾中国工人的悲惨处境。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中国香港的大学发起行动，呼吁抵制富士康代工的苹果iPhone手机。

事实上，一些愤怒的中国民众认为，正是苹果这样的消费电子厂商对作为代工厂的富士康的利润大幅挤压，才导致了富士康对工人的剥削。按照一些公司的拆机报告，苹果公司在iPhone上的利润率高达40%~50%，但是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的利润率却只有个位数。

根据财报，2009年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的毛利润为43%，纯利润为19%；相比之下，苹果公司的利润率达到27%。

据一些西方专业拆机公司估计，最终组装阶段的劳动力成本在iPhone总成本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大约7%。

曾经撰写过多份有关苹果供应链研究报告的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授詹森-德崔克（Jason Dedrick）指出，中国在这些产品中赚的钱很少。高端产品的多数价值都被两头的流程赚取了，包括品牌所有者、分销商和零售商。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最新报告，提供诸如处理器和闪存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三星、东芝和博通等芯片供应商承担了苹果iPhone 4大部分的成本。报告称，十多个电子芯片占了手机三分之二的成本。

例如，在每一部iPhone 4的生产中，苹果向三星支付27美元购买闪存，1075美元购买处理器，德国芯片厂商英飞凌也因为向苹果提供电话和数据传输芯片而获得1405美元。其他电子元件的成本更低。iPhone 4最新加入的陀螺仪来自意法半导体，但成本仅为260美元。

iSuppli的拆机报告显示，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 4的总成本仅为18751美元（这份报告没有考虑进劳动力和运输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一家代工厂的利润率和报价通常是高度机密。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行当，代工厂通常不允许有太高的利润率。大多数国际大型消费电子大厂都不允许自己的代工厂变得一家独大，它们会千方百计地分散自己的订单，以降低供货风险，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

例如惠普、戴尔这样的大型PC厂商，都至少拥有4家代工厂商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惠普、戴尔可以在代工厂那里获得更好的议价能力。由于世界主要的代工厂商多集中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这些代工厂彼此之间都过于熟悉，因此互相压价的场景屡屡上演，代工业的利润率近年已大不如前。

2005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至少上升了50%，其他成本如运输、原材料也大幅上涨，代工厂的利润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对于苹果这样没有自己工厂的企业来说，外包代工战略让苹果减少了管理这些庞大工厂的麻烦，可以集中精力来做好产品设计和销售，可以说富士康帮助苹果背起了最沉重的烦恼。

一位富士康前高管曾对媒体表示，真正能决定工人基本工资的，既不是当地政府，也不是代工企业，而是苹果这样的幕后大老板，因为“苹果除了影响代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还通过强势话语权，渗透到企业内部管理，包括高层人事任命”。

该高层举例称，2009年8月，郭台铭亲自点名的接班人之一蒋浩良突然脱离鸿海一线业务转为特别助理，就与苹果有关。

在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众多媒体纷纷报道称：为提高富士康生产线工人工资，苹果将补贴富士康2%代工费，即在原定代工费基础上再增加2%，用以提高工人待遇。有报道称，苹果将会把这部分补贴直接补贴给代工厂的员工，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不过，这一说法受到了富士康高层的否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苹果补贴富士康2%代工费纯属子虚乌有！”一位富士康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富士康跳楼事件让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反思之中，所有人都在激烈争论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富士康真相》一书的作者，《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在自己的书中总结道，富士康员工跳楼悲剧主要由以下七个原因造成：

一、“血汗工厂”压榨的结果。

二、军事化管理，缺乏人性关怀。

三、管理粗暴。

四、机器和工厂环境对人性的异化。

五、为博取高额抚恤金。

六、新一代代工者普遍的焦虑。

七、订单压力大、新聘员工多、培训和适应期短。

首先，人们在争论富士康到底算不算“血汗工厂”，虽然名声不佳，但在笔者采访的绝大多数工厂老板看来，富士康在国内的工厂里面做得已经算不错了，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中国许多工厂应该都被划作“血汗工厂”。

本次跳楼的富士康员工，正常收入加上加班费，每月约有2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此外，富士康对员工包吃包住，如果在外租房每月有300元的补助，吃饭补助以每天11元计算，但以实际伙食水平看，即使每月补贴1000元也达不到在富士康食堂吃的水平。此外，富士康的医疗保险福利在工厂中也算是不错的。以此计算，普通员工算上加班费和福利，月收入应该在3000元以上——这个收入的绝对值并不算高，但相比较中国一般企业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

至于加班时间长的问题，在富士康的确普遍存在。不过，这实际上是中国大多数私营工厂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一些工厂的老板向笔者反映，有时候他们想减少加班时间工人们还不愿意，因为这样影响了他们获得更高的打工收入。

对于富士康和郭台铭来说，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其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自幼生长在中国台湾的郭台铭，深受台湾“全民皆兵”的文化影响。他本人强悍、干练、节制的个性，也深刻影响着企业文化，渗透在企业管理的各个角落。

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层级森严。公司对于“中干”（中国内地籍员工），分管理职位、薪资资位、岗位职系三条线管理，以多重标准考核员工和定岗定编。

最简单的是岗位职系，意即“工种”。最复杂的是资位，分为“全叙”和“不全叙”；“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师一到师十七。每个级别的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管理等级划分方法。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高达12层。富士康有12个这样的大事业群，之间还存在竞争，每年都要根据业绩进行排名。

富士康常设“检讨制”和“集合训话制”；每周业务检讨，每日交接班集合训话，常有工人被训到哭。在日夜排班、高速运转的流水线生产体系中，基层管理似乎奢谈“人性”和细致，常伴以训斥与责罚。

在这种高压体制下，富士康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工人变成了这台机器上一颗冰冷的螺丝钉。这虽然保证了苹果产品的优良品质，但却是以数十万员工的幸福作为代价的。

富士康的生产线很容易让人想起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场景。这种由福特开创的流水式生产线在富士康的工厂里被演绎到了极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的悲剧。

《南方周末》那篇在富士康卧底采访28天的报道中这样记录道：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就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

“富士康工厂的生产线上，人人都是一颗面目模糊的螺丝钉。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

“凌晨4点，我上完卫生间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4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这篇报道最后写道：

“这个容纳40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这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在1910年由福特汽车最先发明。一辆汽车的组装，走过流水线，每个工人只做一件工作，我插个螺丝钉，你安个方向盘，每个人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这样效率最高。

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被异化了，人只是整个机器里面的一个小机器，这个有血有肉的机器每天只能干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不能出错。

流水式生产线在全世界被广为采用，日本也在早期引入了这种生产线，并被看成是导致日本高自杀率的原因之一。

对此经济学家郎咸平表示，富士康应该学习日本佳能公司发明的细胞式生产线。

郎咸平举例谈到，佳能放弃了16万米长的流水线，改成圆桌式生产线，或称细胞式生产线，即10个人围一桌，这10个人围一桌有什么好处？同样的照相机就由这10个人做，而不经过流水线了。

不再是你插一个螺丝我插一个镜片，这10个人可以边做边聊。照相机拿过来了，我插个螺丝，然后你放个镜片。你去吃饭了，我帮你装镜片，我帮你装另外一个皮带。也就是每一个人每个工作都会，他不是只装镜片装一辈子，而是整个照相机里面所有零配件他都会装，为什么？因为这位休3个月产假，我得帮她做3个月。

1997年，佳能废除了16万米长的流水线后，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改造。1998年之后开始取得成效，劳动生产力平均提高了50%。

其中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之后，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0%。公司的边际利率润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边际利润率），提高到了2004年的10%，是之前的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在1999年~2000年单年内升幅高达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而在富士康，工人们被尽力抹去自己的印记，他们不再需要有个性，不再需要有想法，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去执行，明知道错了还是要去执行，这就是富士康的文化——这很显然来自军队的文化。

在中国台湾，150名大学教授联署声明，批评富士康造成劳资问题，对其有意返台设厂，政府不应袒护，有些学者更直斥郭台铭是“台湾之耻”。

实际上，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让富士康一家企业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富士康危机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作为中国制造的代表，富士康已经算是一家相当成功的企业，然而，这家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决定了它无法为大多数员工提供体面的收入、体面的生活。相反，现代产业的高度精密性要求这些工人必须忍受极高的劳动强度。此外，飞涨的物价以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都让工人们感到无望和迷茫。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商业教授、《T恤衫的全球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作者皮特拉-利沃里（Pietra Rivoli）说：“中国不想再当世界工厂。”

经济学诺奖得主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研究的结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亦即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刘易斯拐点”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刘易斯这一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所揭示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成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有着直接关系。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英国领导工业革命时，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美国奋起直追时，以千万计；日本和东亚起飞时，以亿计；到了中印等国卷入时，以10亿计。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工是缺乏议价能力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当“刘易斯拐点”出现，工资开始由水平运动转变为陡峭上升，企业如果按照原来的价钱，肯定是招不到工人的，出现了民工荒，有订单却找不到工人干活，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时期的终结。其实，企业永远不会招不到工人，只是不愿出招得起劳工的工价，这是中国出现民工荒的根本所在。

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在台资工厂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台资工厂由中国沿海迁往中国内地省份的进度开始明显变快。

更多的中国台湾的厂商选择提高工厂的自动化程度，以降低对人工的依赖。富士康在其深圳工厂组装了18万台机器人，据称至少可以取代一半人工。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开始仿效这种做法，许多工厂将新增产能迁回中国台湾，而不再需要建在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内地。

省长们哄抢富士康，iPhone移师河南生产

2010年6月20日，35℃的高温天。下午3点多钟，火辣辣的太阳还顶在头顶上晒着，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已经赶到距离省会郑州25公里远的新郑机场，专程等待一位贵客的出现。这位能劳烦省长亲自恭候的贵客，正是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

这次会面至关重要，经过简短的考察，郭台铭已经决定在郑州新建一个面积相当于深圳龙华工厂3到4倍的富士康工业园。

两个月之后，富士康新的iPhone生产线正式在河南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的投资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于7月23日在郑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亿美元，投资总额达298亿美元。

该项目工厂计划将在2011年8月之前分三批交付使用，届时将达到日产苹果手机20万部的生产能力，保守估计年出口额也有130亿美元。

富士康新的河南工业园的面积相当于3到4个龙华富士康那么大。根据规划，这里将能够容纳30万工人，是富士康在内地新建的最大的一个工业园。

这个工厂从开工到出货仅用了30天的时间。

按照《南方周末》的报道，当天离开机场后，一行人驱车来到不远处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上，郭台铭与陪同的一众河南省官员在这里指点交谈。次日一早，郭台铭就飞离郑州。这不到半日的会面，宾主双方均秘而不宣。不过，郭台铭一边搂着一岁多的宝贝女儿小妞妞逗笑，一边与河南高官们洽谈的故事，在当地官场迅速传开。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郭台铭就决定在河南新建一个如此庞大的工业园，一时间大大出乎国内舆论的意料，在各大报刊的报道中，也把河南看成是“抢”到了富士康。

在更多的媒体报道中，这被解读为是富士康的“内迁”，意即逐步关停一些深圳富士康的生产线，将产能逐步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

种种迹象表明，富士康并没有因为连续工人自杀事件而彻底被人唾弃，与此相反，决心内迁的富士康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各地政府争相笼络的座上宾。

以区位接近的重庆和成都为例，几年下来，两座城市为争抢富士康落户，其间多次上演招商大战。

据《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报道，为接洽富士康高层，成都市高新区投资服务局专门在深圳设立了代表处，其首席代表夏捷的名片夹里有二百四十多张富士康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名片。在过去几年中，夏捷频频与富士康接触，但迟迟未能见到富士康总裁郭台铭。

成都高新区原副主任、现四川省招商局副局长郑莉回忆道：“当时我们只见到富士康一位部门总经理，没能接触到总裁郭台铭等核心人物，然后我们以市领导的名义又给郭总写了一封信，但最后信都到不了他手上。”

事实上，开始联系富士康的早就不是成都一家，直到省级官员亲自出动拜会郭台铭，事情才有了进展。

直到2008年1月29日，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带队亲往富士康深圳总部才见到了郭台铭，随后在2月，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再次前往深圳拜会郭台铭。

“四川在哪里？从四川连接欧亚大陆桥到欧洲路线该怎么走？”这是郭台铭接待四川省、成都市代表团的第一个问题。这个看似尴尬的场面显示，郭台铭此时对于四川和成都缺乏了解。

在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邀请下，郭台铭2008年5月初访问四川。随后，富士康的代表来到成都洽谈投资事宜。

双方约见洽谈的时间是5月12日下午两点半。双方正在休息室等待，忽然间山摇地动，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暂时打断了富士康落户的步伐。

临近的重庆政府巧妙地抓住了这一时机。此前，通过优惠的条件把惠普、戴尔引到重庆，重庆一夜之间成了继苏州之后又一大电脑制造中心。重庆对惠普承诺，如果在三年内，零部件生产无法实现80%本地化，由此产生的一切物流成本，重庆政府全额补贴。

2009年春节前夕，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前往台湾与郭台铭第一次会面。2009年4月底，郭台铭前后两次派出共50人的团队前往重庆谈判。这一下急坏了成都。

当时成都的项目并未完全落地。随后在2009年6月底，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再次率团前往台湾，与郭台铭敲定成都投资事宜，并且签订投资备忘录。重庆市启动了情报收集工作，为了确保富士康顺利投资重庆，重庆团队想方设法渗透到成都谈判阵营内部，探听对手虚实。

在富士康临时决定推迟签约的情况下，重庆方面甚至进行了24小时的紧急危机公关，以最快的方式决定让出更多优惠的入驻条件。8月4日富士康与重庆签约，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配件的生产线最终落户重庆。

2009年6月之后，四川省长蒋巨峰率队前往国家发改委，争取更多引资优惠。此后，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再次陪同郭台铭前往国家发改委沟通，富士康10亿美元的光电投资项目最终落户成都。

在苹果推出备受欢迎的iPad平板电脑后，富士康于2010年在成都新建了平板电脑生产基地。郭台铭亲自在成都宣布，富士康成都基地平板电脑（iPad）2011年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成都工厂的员工试用期综合工资1500~1800元/月，转正后综合工资2100~2600元/月，厂方提供食宿，免费住电梯公寓、双卫、带淋浴8人间。生活补贴240元/月，签订劳动合同后即办理社保手续。为此，富士康需要在成都新招聘20万名员工。

此外，富士康还在河北廊坊、山西太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地新建基地，并逐步将深圳地区的产能向这些内陆城市转移。

目前，可查询的80家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在中国内地的子公司大致分布为四大片区：华南片区目前主要是富士康大部分6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的生产基地；华东片区主要是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以烟台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片区多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信设备的研发制造为主；而新兴的太原、武汉、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将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

在富士康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迁厂运动之后，iPhone的主产地深圳瞬间成了一座失落的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郭台铭进军深圳起，短短十多年间，富士康便从一个百余人的工厂建成了超过3平方公里的航母级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对此，深圳“要地给地、要人给人”的支持功不可没。

过去多年，富士康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总数20%以上，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

相比起其他城市，深圳的优势依然非常明显，第一是高效率的供应链体系，这几乎成为富士康成功的“秘诀”。这个体系包括深圳的龙华到盐田港，再到深圳机场与香港这样一个绝对是全中国最高效率的运输体系。第二是经过富士康、华为、中兴这些大公司多年磨炼出来的一个以海关为主的政府服务体系，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

此外，深圳拥有毗邻香港和全球的贸易网络与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是北京、上海所没有的。“富士康不可能离开深圳”。金心异认为，富士康不会离开深圳，反而会在深圳发展壮大。

就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和税收而言，富士康虽然产值高，但是税收的贡献少。一年下来，华为的税收贡献高达百亿，而富士康可能只有几亿元。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富士康那些纯劳动密集型的相对低端的产品确实不适合在深圳做了，迁出深圳是符合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的方向的。

富士康关于媒体对iPhone生产线搬迁至郑州、PC搬至武汉等种种搬迁猜测，已经深感无奈。2010年8月4日，富士康集团就此对《21世纪经济报道》作出回应，其意总结如下：

其一，产业迁移是全球产业的发展规律，也是富士康从20世纪80年代始从中国台湾迁至中国内地以来一直在发展演变的事情，是一个产业链重新整合布局的过程，不是今天才发生，而是持续在发生，并且产业迁转关系到产业链的整体布局，不是简单的“从A迁到B”的关系。

其二，河南基地注册才30天，不可能有大规模生产。并且产业链重新布局后，一个产品的生产、出货可能是在成都，也可能在深圳，也可能在烟台……这些都要根据客户和产业布局的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手机就搬到A生产，PC就搬到B生产。

其三，搬与不搬，要根据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需要，也不可能都往一个地方搬，媒体不要妄加猜测，并要客观、严肃地看待产业迁移。

富士康并没有向外界公布，iPhone的生产线到底是不是要搬离深圳。然而从一系列迹象来看，至少在短期内，苹果并不希望iPhone在深圳的生产线有太大的变化。

由于iPhone在全球持续热销，产品一直供不应求，苹果显然不希望iPhone的生产线发生变故。

尽管富士康在中国内地的新生产线建设速度非常快，然而由于生产线调试、新工人培训等缘故，新生产线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个很高的产能，尤其是新生产线的生产良品率短期内还很难保证。因此业界普遍认为，富士康在中国内地设立的苹果产品生产线更多的是新增产能，而深圳工厂至少在短期内仍会是iPhone的主产地。

iPhone作为富士康最重要的产品线，其产业配套极为讲究。从显示屏到内部原材料，iPhone都是专门的供货渠道和物流配送。

富士康的生产流程设计，从物流配送到供应链管理都极为精细，因此iPhone产品线的搬迁，还涉及到其配套物流供应链的变更，因为苹果产品的配件都是专供，搬迁后其供应链能否及时补缺，很关键。

也就是说，产业转移，不仅取决于企业和承接地政府的意志，还取决于交通、配套、人才、客户服务半径等经济要素，缺一不可。

对于富士康上、下游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来说，这个行业“航母”的风吹草动，同样牵动他们的心。

在整个深圳，有不计其数的企业是围绕着富士康这棵大树生存，假如富士康的产能逐步往内地转移，大批电子配套企业很可能也会随之迁走。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也作了很多调整，包括要往内地迁，就是希望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最起码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随时跟家里人打上个电话或者见一面，他很多的事情就会想得开。”郭台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谈到。

据《郑州晚报》报道，2010年8月14日上午，富士康同时在河南省和郑州市人才市场摆下场子，分设8个和5个摊位，即便如此，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对此，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根据郑州海关的统计数字，2010年河南省全年出口额约为100亿美元，远不如富士康一个厂的出口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富士康之于河南，意义非常直接——GDP、出口额、就业、税收等，还能撬动河南相对较弱的IT产业。

据此前报道称，郑州富士康给应聘普工者开出的条件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加班时间平均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入职基本薪资每月不低于1200元，月平均综合收入在1600~2300元。入职3个月考核后，合格者标准薪资将不低于每月2000元，月平均收入在2500~3000元。还有免费吃住、洗衣服务、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

据《大河报》报道，此前招聘专场中来富士康应聘的大都是1985年以后的年轻人，85后已成为富士康求职主力军。

谈到富士康深圳工厂部分工人出现的心理问题，不少85后应聘者认为，这主要还是个人心理素质的问题，个人应该善于调适、善于减压。

《郑州晚报》报道则称，2010年8月14日富士康在省人才市场招聘的“考试”让每个应聘者答了70道心理测试题，题目包括：

一、如果周围有喧嚷声，不能马上睡着。

二、常常思考将来的事情并感到不安。

三、一整天孤独一人时常常心烦意乱。

四、经常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五、尽管是微小的失败，却总是归咎于自己的过失。

六、往往因为极小的愉悦而非常感动。

七、常常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八、常常与初次相见的人能愉快交谈。

九、即使自己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也不会丧失理智。

十、尽管睡眠不足或者连续工作都毫不在乎。

附：笔者专访郭台铭的“军师”李吉仁

坐在笔者对面的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台湾长者，他的脸上挂满微笑，白头发渐渐多起来，但思维依旧活跃无比。这便是有郭台铭“军师”之称的台湾大学教授李吉仁。

在过去十年当中，在大陆高歌猛进的台湾电子代工产业经历了不可多得的“黄金十年”。世界上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和相当数量的手机都由台湾企业生产。

然而世事变迁，随着中国内地各项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台湾代工企业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10年当中，中国台湾代工企业的规模越滚越大，但是管理方式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问题接二连三地暴露，从中国内地到中国台湾的产业界，都在思考这种巨无霸式生产方式是否还能延续。

与此同时，随着老一辈创业者的逐渐隐退，已处于换代期的台湾代工企业领导人在寻找接班人问题上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自2008年8月起，时任台大E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执行长的李吉仁被郭台铭借调到鸿海进行关于人才培养与领导发展的产学项目，为期两年，以帮助郭台铭解决最头疼的接班人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出任鸿海的人资长，帮助郭台铭设计整个鸿海的管理架构。

进入鸿海之后，李吉仁牵头开展了台湾企业史上史无前例的接班人挑选计划，即“永营专案”。在这个计划中，郭台铭和李吉仁试图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来保证郭台铭退休后鸿海管理文化的传承。

“郭台铭这样级别的企业家，你能够找人教出来吗？”李吉仁反问。

在鸿海任职之余，李吉仁也忙里偷闲，挤出宝贵时间往返于台北、上海之间，给复旦、台大联合推出的两岸第一个联合EMBA项目授课，所到之处，受到两岸学员的热烈欢迎。

2010年6月3日下午，李吉仁以台大教授的身份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一个半小时，在李吉仁的谈笑风生中，一个牵动世界电子产业发展脉搏的巨型产业集群的出路和未来，开始越来越清晰。

管理挑战——如何适应大陆的变迁？

笔者：近期代工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规模庞大的生产方式似乎正在受到巨大挑战，您怎样看待台湾代工业的明天？

李吉仁：过去十年，在内地设厂的台湾代工企业迎来了黄金十年，代工企业快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然而在过去十年当中，内地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遗憾的是，在内地开设工厂的许多台商企业，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变迁。他们依旧在使用十年前的管理方式管理企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到许多台资企业去看，他们并没有建立一套很好的员工职业发展空间，而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流水线上的工人用，不停地招工、用工，这样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因为在这十年当中，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后，对繁华的都市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向往，他们不想再回到农村生活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又不足以支撑他们在这样的地方体面地生活，因此许多人产生了一定心理落差。

这和十年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年前工人会主动要求加班，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今天的工人并不会这样想，他们会觉得工作很累。

中国台湾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在中国内地，这种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因此许多台资工厂没有很好地适应。

笔者：你认为，台湾代工企业应该如何从管理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吉仁：毫无疑问，代工企业必须变革他们的管理方式。

中国台湾企业必须学会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为员工提供很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并对员工进行培养。我们要学会应对员工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失落感问题，思考怎样在企业制度建设上改善员工的感受。

例如，一些台资大厂在内地的内陆地区建厂后，会建设一些住宅奖励给表现优秀的员工，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归属感。因为住自己的住房和住集体宿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通过这些制度设计，也能留下优秀的员工。

不过深圳已经太贵了，只能在中国内地城市建新厂时做到，这需要中国内地城市给一些优惠。

因此你看到，台湾代工厂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并不只是一个成本降低的事情，而是带来了一系列管理上的改革。原来由于交通的原因，我们只能在沿海设厂。但是现在内陆城市也有很好的建厂环境。例如武汉这样的城市，三江汇集，发展水运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内陆城市的空运条件能再改善一些，就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一些台资企业开始对员工进行培训，包括建立自己的学校或者和工厂周围的学校合作，这些都是管理上有益的尝试。

从管理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IBM全球30万员工，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这么大的企业都管理好了，我们为什么管理不好呢？

笔者：您认为代工产业进入瓶颈期了吗？台湾代工产业会被淘汰掉吗？

李吉仁：应该看到代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到底了。因为经过十年的黄金发展，内地已经很贵了。十年前我们到内地来享受的成本好处，现在已经很难再享受了。

但是代工这个产业不会消失，因为全球化的分工时代需要代工这个行业，这是有利于全球化发展的分工模式。

笔者：那么台湾代工企业该如何转型？

李吉仁：转型有垂直发展和水平发展两种，也就是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或者进入其他的行业。

我们生存的环境在发生变化。中国内地由原来的出口市场，正在变成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台湾企业原来把内地作为生产基地，未来内地也是很好的市场依托。

自主品牌——代工商的艰难出路

笔者：过去十年间，台湾电子代工企业开展了长期的自主品牌建设尝试，你认为他们成功吗？

李吉仁：我认为中国台湾过去的品牌建设真的做得不好。在世界范围，大家能数得出的中国台湾电子品牌有几家？我想只有宏碁和宏达电（HTC）能够算得上。宏碁目前能够超过惠普，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宏碁也是死过一次又活过来的。而宏达电（HTC）将来能走多远，目前还需要观察。

为什么台湾电子企业的自主品牌做不好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的代工业做得太好了，或者说我们太依赖代工了。这就像你已经习惯了右手打球，突然让你去用左手，你会觉得很不自在。

代工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会增长很快，而且风险并不大。但是如果让你突然转行去做自主品牌，你就需要面对很大的风险，你要考虑砸很多钱投广告，还有建设营销渠道，但可能效果并不明显。

在现代代工业中，每一个详细的生产环节都被客户严格地规定。比如你为苹果代工一部iPhone手机，苹果告诉你里面的电池是不能拆卸的。代工厂商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部手机的电池不能拆卸，只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做。事实上，这样的细节是那些国际大厂商经过非常认真的消费者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要学会这些并不容易。

笔者：难道代工厂商就注定不可能走自主品牌这条路吗？

李吉仁：代工厂商做品牌，确实很难做。在一个企业当中，代工的部门会抱怨品牌部门花了很多钱，却没有效果，而品牌部门又说代工部门只是赚点辛苦钱，最后两个部门矛盾重重，只好分拆。

当代工做大后，全世界主要的大厂商都是你的客户，这时候你再去转做品牌，非常困难，因为那等于和你的大客户抢生意。

如果要想做品牌成功，必须一开始就做，由一个具有偏执狂性格的领导强力推动，否则很难。不能等到代工已经做很强之后再转做品牌。

笔者：那宏达电为什么能成功？

李吉仁：那是因为宏达电最初给移动运营商定制手机，而且一开始就做3G手机，得到了运营商的补贴，所以宏达电一开始拥有40%以上的利润，这给宏达电的自主品牌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再加上宏达电做的智能型手机处于高速成长期，因此他们的自主品牌建设有较大的机会。在低毛利率的行业，很难去做品牌。

我觉得未来可能产生成功自主品牌的，更多的是在成长型的科技行业，有更高的利润空间支撑品牌。

笔者：过去十年，内地科技企业也开始了艰难的自主品牌建设，您如何看待他们的成绩？未来内地能诞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吗？

李吉仁：有人设计过一个指标，规定真正国际化的企业，需要在美洲、欧洲、亚洲等几个主要的大洲中，至少有3个洲的销售额占到其总销售额的20%以上。

但是你能猜出全球500强中能达到这个指标的企业有几个？我告诉你，只有10个，只有IBM、诺基亚等少数几家企业能做到。

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企业是依托本土市场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根本不可能产生硅谷这样的集群。

幸运的是，目前中国内地市场足够庞大，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市场中，足以诞生一批国际级的企业。

笔者：中国台湾企业应该如何利用这个庞大的内地市场呢？

李吉仁：对于中国台湾企业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中国台湾企业推出一个产品，可以在中国台湾这个很小但比中国内地领先那么一点点的市场先试行推广，起到练兵的作用，然后再推广到整个内地地区。

中国台湾企业的发展路径是很奇特的。因为中国台湾市场非常小，这里的企业一开始就知道光依托这个市场不行，因此很早就依托诺基亚、苹果等国际大企业一起开拓全球市场，做其中的一个环节。

然后中国台湾企业再回过头来，深耕中国内地市场，这是一个先全球市场再中国内地市场的过程。在中国内地市场，国际大厂商不一定很好地注意到照顾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为他们开发产品。而和中国内地同文同种的中国台湾科技企业，就应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我和许多中国台湾的厂商的老板都说，你们不要急着去做国际市场，应该深耕中国内地市场或者亚洲市场。

指定不好——如何寻找接班人

笔者：大多数华人企业都面临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寻找接班人，您过去两年一直在做这项工程，有何心得？

李吉仁：接班人问题是华人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其实从企业诞生第一天起就存在。每个企业都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不要等到你的创始人老去。过去一些企业的创始人突然因故身亡，结果这个企业马上陷入混乱，因此企业必须慎重处理。

我认为指定接班人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一旦你指定了接班人，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要接班，因此在他还没有接班时和他的交往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人所做的一切大家都会很关注，他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个接班人会刻意地低调，只能做不能说。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领袖是不能够刻意培养出来的。郭台铭这样级别的企业家你教得出来吗？教不出来。

指定接班人给人的感觉很不好，股东们都知道老一辈领导人要退了，他们会怀疑新的接任者能不能胜任。如果公司管理跟不上的话，很容易造成混乱。

笔者：对于寻找接班人这个难题，你有什么好建议？

李吉仁：我认为更有效的方式是在公司内部业务部门产生出继任者，而不是早早就指定一个人，而是在一群人中选择一个，直到最后才公布结果，有一个详细的培养计划。原来是养一条鱼，而现在是养一池鱼并从中选一条。

这群鱼在一起的时候，会相互竞争，激发斗志，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成长。我们需要设置一批关键的职位，让他们去胜任，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去锻炼。当然也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规定有些人会被淘汰。

GE的杰克-韦尔奇退休前，就由董事会启动了一项领导人挑选计划，先挑选出20~30个人选，然后让他们经过考验、历练，给他们机会去试，最后确定3位，明确告诉最后3个人，其中会有一个人最后被挑选为领导人，一旦董事会宣布最终人选，其他两个被淘汰的人必须立刻离开公司。

这是一种在管理上比较科学的制度，因为这3个人如果都留下来，获胜的那个人在其他两个人存在的情况下，并不好开展工作。

但是在我们华人的企业里面，很难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更加注重关系的一个社会。那些可能的继任者在过去都和老一辈的领袖关系密切，有各种私人的关系。最后因为挑选领导人而赶走其他竞争者显得太不合人情。

更何况，我们的人力资源体系没有这么富裕的人才，我们不会轻易放走这些人才。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EMBA教育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优秀的领导人才可以通过EMBA教育互补。

现在许多企业都设立了企业大学之类的内部培训机构，但是要看到这些机构只能培养中低阶人才。真正的公司领袖，要靠EMBA项目来培育。在这方面，我们EMBA教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笔者：您如何评价台湾企业现在的管理特点，它们有哪些优、缺点？

李吉仁：中国台湾企业的发展非常注重速度，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很注重绩效考核。股权分红的激励方式，在全世界就是中国台湾最先发明的。这和美国企业是不一样的，美国企业的管理节奏比较慢，因为美国有足够大的市场，能够养活企业，但是中国台湾没有。中国台湾就这么大的市场，企业必须要快速发展。

早期戴尔的订单模式是，用户下订单之后7天之内，让用户拿到电脑，戴尔一开始让中国台湾代工企业在3天之内交出电脑空运过去，后来缩短到2天，后来缩短到24小时。

为什么中国台湾企业能做到？这和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

在管理上，中国台湾企业会省去管理中的几个环节，以最快、最灵活的方式来发展。美国的企业盛行职业经理人，但是中国台湾10个企业有8个半是老板自己当CEO，他们会很拼命工作。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企业比较重制度建设，而中国台湾企业比较讲究个人风格。

第九章 iPhone的运输与走私

iPhone在中国生产好后通过奇特的方式运往美国，并很快被职业黄牛走私回中国。

这些华人一大早就出现在那里了，有男有女。他们在纽约苹果专卖店门口安静又有点不耐烦地等待。有时候，他们排的队能延伸到下一个街口。

他们不是一般的苹果粉丝。他们是复杂、古怪的贸易链中的一环；这个贸易链背后的驱动力是中国对苹果时尚产品的巨大需求。这些产品在中国生产，之后出口到美国，现在它们要调头踏上回中国的漫漫长途。

——美国《纽约时报》

当深圳富士康的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生产好的iPhone打包装箱时，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就正式开始了。

这些iPhone将首先被驻守在富士康的海关人员查验一番，并贴上封条，然后被装进厚重的集装箱——据估算每个集装箱约能装下4万只iPhone。

在深圳富士康内的物流中心，这些满载iPhone的集装箱被吊车吊起，并装载上安装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定位的大卡车，它们通常会驶往紧邻中国香港的过境口岸。

由于龙华富士康是一座保税工厂，因此所有进出货物、人员都要备案登记，这些装有GPS的大卡车出厂后的在途过程将被严格监控，直到货物到达口岸卸货。深圳海关有一个科室常年驻扎在富士康，实施24小时现场监管，这样能够保证富士康生产的iPhone不会被偷偷运出而逃税。

这些iPhone中的一部分会先被运抵中国香港，然后在中国香港的新机场被装上物流公司UPS的飞机，飞往美国。

中国香港作为世界自由贸易港之一，从这里出去的货物需要的手续简便，无须缴纳太多关税和目的地清关费用，所以有95%以上的货物到达香港后是需要中转其他国家的。

iPhone和iPad等电子产品的热销，极大地刺激了中国香港的空运业，2010年10月，中国香港空运货站处理的货量，按月计创下历来新高，达到26万吨。据中国香港货运人协会介绍，这主要受益于iPhone等电子产品的热销，这些电子产品为了追求销售时效，通常会选择空运跨洋运输。

iPhone居然是从阿拉斯加入境美国的

这些UPS的专用货机掉头直飞寒冷的美国阿拉斯加，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iPhone终于抵达美国。

太平洋上空的中美货运航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贸易通道之一，除了苹果的iPhone，还有惠普、戴尔的笔记本电脑，广东产的玩具、衣服、皮鞋、手提包等物品，都通过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到美国，并摆上各大百货公司的货架，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运送这些物品的飞机常常成为平衡中美和中欧贸易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前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A380飞机。

多年以来，中国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的工业制成品已经造成了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常常通过集中向美国和欧洲采购飞机的方式平衡贸易逆差。

在中国生产的iPhone和iPad源源不断地向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作为美国最畅销的美国科技产品，iPhone在2009年实际上创造了19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

研究人员基于美国2009年售出1130万部iPhone来计算，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iPhone出口价值为202亿美元。在减去中国进口的由美国公司生产的iPhone零部件1215亿美元后，他们得出中国在iPhone上的贸易顺差──即美国的贸易逆差──为19亿美元。

iPhone曾一度引爆了中美之间无休止的贸易赤字口水战。一些强硬的美国政治人物曾不断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以平衡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

但一些研究人员指出，iPhone所创造出的贸易逆差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这是因为iPhone中使用的相当一部分零部件是中国自国外进口的。

研究人员估算，如果中国只被算作制造了它那部分的iPhone价值，那么对于同等数量的iPhone而言，中国2009年对美国的出口额将仅为7350万美元。

随着气候谈判在国际政治中被越来越多地提起，在中国生产的iPhone的碳排放问题也开始引人关注。

据测算，一只iPhone整个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55公斤，按照苹果2010年售出约4000万部iPhone来计算，iPhone的制造约产生了22亿吨碳排放——这些碳排放分布在不同国家。

但让许多苹果粉丝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昂贵的电子产品居然是先运到遥远的美国阿拉斯加，那是一个叫作安克雷奇市（Anchorage）的小城。要知道，苹果的粉丝们可是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心爱的iPhone，他们不禁质问，UPS和苹果公司，你们在瞎折腾什么？

一些美国苹果迷率先发现了这一秘密，在iPad刚刚上市时，他们通过UPS的系统精确地查询出了苹果产品运输的全过程，并通过Twitter发布了这一路径：

iPad首先从位于中国深圳的富士康工厂发出。

然后被直接空运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Anchorage）。

随后，这批产品被运往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Lousiville）。

最终，UPS将这些包裹标记为“UPS内部活动”。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所在城市，但按照苹果的规定，必须等到本周六才能送到用户手中。

UPS和联邦快递都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物流中心，这里居然成为了iPhone和iPad进入美国的第一站。从地图上看，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被切割开来。

据说，安克雷奇市是美国离远东最近的一座城市。一位美国学者研究发现，一架从上海直接飞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奥克兰市的飞机，在飞行距离上比其从安克雷奇市中转然后飞往奥克兰要远144英里，然而这些飞机常常会在安克雷奇市的物流中心再次装上一些货物（通常美国会允许在这里增加45万公斤的货物），这样每次飞行可以增加9万美金的额外收入。

中国强劲的电子产品出口让这个偏僻而寒冷的美国小城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货运枢纽。目前，阿拉斯加的Ted Steve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C）国际机场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货运机场，仅次于中国香港和孟菲斯，超过了东京。

国外科技博客Silicon Alley Insider近日报道，iPad从中国深圳富士康代工厂运出，经过美国阿拉斯加州港口城市安克雷奇入关，再经过路易斯维尔集中后，最后到达美国用户手中。

这些对于美国用户来说非常陌生的城市得到了高度关注，中国预订iPad的用户纷纷在Twitter上发布iPad从出产到运输的消息。据悉，第一批 iPad已经从深圳运出，美国用户将于4月3日拿到首批产品。

以下为美国网友记录的iPad从出产到运输的全过程：

iPad从位于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里运出。

关于iPad在深圳的消息：

sbrisko：现在是深圳上午10：07，iPad已经启程，4天后到达（美国）。

joshbaltzell：我的iPad现在仍然在深圳进行着初始的运输扫描。我很着急，希望现在就装上飞机，然后在周六的时候能飞过来。

socratic：现在所有的目光都在iPad上。

下一站：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港口城市安克雷奇，它进入美国的门户。

人们对安克雷奇的看法：

TrekGuy62：从来不知道阿拉斯加有安克雷奇这么一个地方。看到UPS显示我的iPad正在那个地方过检，着实很奇怪。

tsmarsh：iPad很安全，现在正在……安克雷奇这个地方入关。

MauiCountyJr：用于iPad的Itune 91的升级版安装好了。我的iPad现在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还有4天了。

fanzoo：刚刚查询了一下我的iPad，说现在正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我希望我现在也在同样的路程上。我怀念阿拉斯加。

离开安克雷奇，iPad或许会运往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然后，就会运往收货地了。

人们对路易斯维尔的看法：

tomreynolds：UPS显示我的iPad现在正停留在肯塔基州，肯定是当地的巫师向它发了咒语。

driver49：我的iPad正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另外一个还在中国……如果iPad能在周六的时候到的话，最好是现在从中国就发出来。

rubinapo：UPS之前显示我的iPad还在路易斯维尔。现在显示它已经离开了安克雷奇，而从来没有出现在路易斯维尔！

UPS的飞机在安克雷奇市稍作停留后，马上起飞运往UPS的世界港航运枢纽，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

在路易斯维尔，一箱一箱的iPhone被工作人员装入仓库，然后根据美国各州的订单分别起运，通过不同的运输方式最终抵达各地的iPhone销售点，例如苹果商店、AT&T门店或者百思买（Best Buy）、沃尔玛卖场。

美国人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地址追踪到自己的iPhone或者iPad运输过程：

跟踪包裹运送的网站： http://boxoh.com/

一款花费$499，名叫Junecloud的iPhone软件（地址：http://www.junecloud.com）

实时航班跟踪网站:http://www.flightaware.com

2010年6月24日，iPhone 4正式开始在美国各地同步发售。在每一个宣称有iPhone 4销售的美国网点门外，几乎都出现了彻夜排队的粉丝。

在此之前，iPhone 4已经开始接受顾客的预订，平均每天有60万部iPhone 4被订了出去，几乎是iPhone3GS预订量的10倍。

美国东部时间6月24日7时，第一位顾客获准进入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引来苹果员工和兴奋的排队购物者一片欢呼。

这是一位名叫格雷格-派克（Greg Packer）的男子，他因此甚至获得了二手电子商品交易网站Gazelle的赞助。

当苹果发售一款新产品时，在纽约第五大道苹果旗舰店门前，你总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为苹果爱好者，他们对苹果产品非常喜爱。另一些为旅游者，他们来自斯德哥尔摩、柏林或阿姆斯特丹，希望买到那些在本国买不到或是需要支付增值税的数码产品。还有一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已习惯在纽约的街道上休息，同时还可以从富有的排队者手中获得一些施舍。一些人甚至因此发生争执和扭打，而部分苹果零售店不得不提前营业以避免麻烦。

派克就是排队者之一。对于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来说，派克是纽约长岛的一名前高速公路维护员。然而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因为在一些需要排队的大型活动中，他往往排在队首，从而成为媒体采访的对象。

派克于2007年购买了第一代iPhone，并于2010年4月购买了一部iPad。当戴安娜王妃去世时，他第一个在英国领事馆签名表示悼念；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进行签名售书时，他第一个获得签名；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举行就职典礼时，他排在队伍首位，并为此在雪地中睡了一整晚。

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资料，派克已经被采访超过100次。此外，他至少被美联社拍摄16次，被Newsday拍摄14次，被《纽约每日新闻》拍摄13次，被《纽约邮报》拍摄12次。2003年，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称：“世界上有许多有趣的人。格雷格-派克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美联社新闻和其他媒体中。派克渴望被采访。我们也希望找到其他的采访对象。”

尽管距离苹果发售iPhone 4还有3天，但派克已经在那里排队，并且只有他一个人。但是这一次有一些不同，在没有得到他的赞助商同意之前，他将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会接受摄像。

派克现在穿着赞助商的T恤，他已经将排队变为职业。他需要经受中午烈日的考验，也有可能在夜晚遭遇暴雨。他的赞助商提供了更多详细的信息：

我们每天向派克支付250美元，总计1000美元。

通过向他提供Gazelle的装备，以及一些来自户外运动品牌LL Bean的露营装备，他可以更舒适地在第五大道排队。

我们给他找了一名帮手，可以带给他必要的东西，例如午餐。

我们上周邀请他去波士顿了解我们的团队，并给他VIP待遇。

派克实际上将免费获得一部iPhone 4，因为他将以高价卖出他已经使用3年的第一代iPhone。他表示，他迫切希望获得一部新款iPhone，并使用其中的许多新功能。不过他只能说出其中两项新功能：高速数据通信和卫星广播。

很明显，他还不知道iPhone 4拥有前置摄像头，可以拨打FaceTime视频电话。他也不知道iPhone4集成了500万像素摄像头、LED闪光灯、Retina显示屏、3轴陀螺仪，以及比此前长40%的通话时间。

不过，全世界第一位拿到iPhone 4的顾客却出现在日本，因为时差的关系，日本成为最早销售iPhone 4的国家。

在东京时髦的原宿购物区，当时针指向8时，店门打开，五彩纸屑从天而降，覆盖在窗户和入口处的帘布缓缓打开，一个日文标牌出现在人们面前，上面写着：它改变了一切。

一位名叫高桥登也的音乐家幸运地拿到第一部iPhone 4，为此，他在当地时间21日下午3时29分就开始排队。

软银集团的社长孙正义到场和排队的320名消费者一同庆祝世界上第一部iPhone 4售出，紧接着是一场欢声雷动——软银是iPhone在日本的指定捆绑运营商。

在巴黎，苹果的粉丝在销售前一天中午就开始排队，等法国电信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旗舰店午夜时分开始售卖iPhone。在伦敦，27岁的商务咨询人士Alex Lee在位于伦敦中区的苹果店外等了32个小时。作为一个生活在迪拜的加拿大人，Lee的伦敦之行是特意过来等iPhone发售的，他认为等待本身和手机一样重要。

苹果奈何不了东方面孔的扫货者

美国苹果商店外挤满了提着编织袋的中国面孔买家，他们彻夜排队并买走了许多iPhone。这些职业排队者每天能借此收入200美元以上。

当美国消费者们焦急地冲进苹果商店时，性格温和的苹果店员多半会双手一摊，iPhone已经卖完了，而且什么时候会到货，连他们也不知道。

刚在苹果店里体验完iPhone 4样机的美国消费者满脑子都是iPhone 4酷炫的功能：超薄机身、视频通话、高画质的显示屏……

于是，心急的美国人开始将这股怒火一股脑儿地发泄到中国人身上：就是这些“不怕排队的中国人”，买走了美国人急需的iPhone！这在后来甚至演变成一场涉及种族歧视的口水仗。

《纽约时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一位摄影记者拍到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在这张于纽约苏荷区一家苹果店外拍摄的照片中，出现的连续8名排队顾客全部是华人，他们耐心地倚靠在苹果店外的墙上。许多人的衣着打扮并不像大多数苹果粉丝一样时髦，相反他们中不少人面容憔悴，衣着不整，但潜在的利益让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这些华人一大早就出现在那里了，有男有女。他们在纽约苹果专卖店门口安静又有点不耐烦地等待。有时候，他们排的队能延伸到下一个街口……”《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道。

职业扫货客们好像经过严密组织，他们开着车往返奔波于各个iPhone销售网点之间，不惜体力地排队等待。

AT&T早早贴出通知，每位排队的顾客只能购买一部iPhone。这催生了一项职业排队的业务，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开始变成职业排队客，每小时收费20美元——如果需要排队10小时才拿到一部iPhone的话，这位职业排队者能够收入200美元。

这些华人当然不是一般的苹果粉丝，他们是复杂的贸易链中的一环，而在这个贸易链背后的驱动力是中国消费者对苹果时尚产品的巨大需求。

“很多人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一小时只挣几美元。”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华人厨师说道，“如果他们在苹果专卖店排一个小时的队倒卖iPhone，他们一上午就能赚300美元。”他说，对许多人来说，这相当于一个星期的工资。

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中央公园旁边的苹果旗舰店，透明的玻璃房子前苹果的标志显得格外显眼。消费者们通过透明的玻璃旋转楼梯下到地下大厅店里，各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都在这里为苹果产品而疯狂。

不过，华裔面孔的消费者通常会受到苹果店员的“重点关照”。在销售过程中，有些华人要被检查证件（听说前后的其他族裔都没被查），有的甚至直接被拒绝。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台湾青年邰威廉2010年4月21正午前往苹果在曼哈顿苏荷区（SoHo）分店，当他告诉店员要买两台64G的iPad，店员却说“等一下，我要请经理来”，他随后被带到一旁角落等候。20分钟后经理才出现，反问他“你为什么要买两台”、“要做什么用”，邰威廉深感不受尊重，回复“这不关你的事！”最后经理拒绝卖给他，当邰威廉不满意地问“为什么”时，经理不回答，也不愿意透露姓名，扬长而去。

邰威廉说，排在他前面的一对亚裔男女青年，英语不流畅，“店员马上开口说不能卖给他们”。邰威廉气愤表示，最后这对年轻人无可奈何地离开，“由于不懂英语，连基本的消费权利都无法获得尊重”。

此后，邰威廉发邮件给苹果公关说明事发情况。他表示，事发两天后苹果公关和他联系，之后苏荷区分店另一名经理致电向他道歉，并表示愿意提供折扣，“但我告诉他，我已经不想买了，对方随后仍寄了一张100元礼卡”。

陆续有像邰威廉一样的华裔消费者投诉苹果员工层层盘问、刁难，甚至不公平对待，以回拒他们想购买iPhone或者iPad的请求。华人们在各种论坛上发帖抗议苹果公司的种族歧视行为，并向美国政府投诉。

2010年6月，在纽约，苹果公司因为拒绝出售iPhone 4给几个亚裔顾客而惹上麻烦。纽约州司法部部长安德鲁-M 休莫（Andrew M Cuomo）命令对此事进行调查，苹果公司很显然地让步了。此前，苹果公司尝试过阻止这些炒货的华人，但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办法。

此前，纽约著名的华裔女议员孟昭文也曾站出来，抗议苹果歧视华裔的行为。

孟昭文向纽约检察部门民事权利局抱怨说，当她和其他几名华裔在购买iPad时，被数次要求回答“不合适的问题”，以及出示护照，甚至被拒绝购买。

孟昭文表示，她对知名的苹果公司雇用有偏见的员工感到震惊，而顾客无论是什么族裔都应得到尊重，并且她希望苹果公司慎重处理这些投诉，给华人顾客一个及时、令人满意的回答。

苹果公司限制一个人只能买两部iPhone；它的识别方法是看信用卡的付款记录，但现金购买就没有记录了。苹果公司称，“这一限制（能防止大量购买），好让买手机自用或送礼的顾客能尽早买到手机。”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是十分无奈的一项举动，华人们疯狂地囤积iPhone和iPad已经让苹果产品在美国的销售秩序受到威胁。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电子产品在中国组装，之后被出口到美国，现在它们要掉头踏上回中国的漫漫长途。

在纽约和上海的苹果炒家们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流程：花600美元在美国的苹果专卖店买最新款的iPhone，为了免签AT&T的服务合约，还要缴一点儿罚款；把货卖给在唐人街开手机店的中间人，他们能拿回大约750美元。

那些在纽约苹果专卖店前排队的人不愿意多说话，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当被问到“你们在排队干什么”时，他们的回答千篇一律：“我要帮我朋友买个iPhone。”有人买了一部iPhone后，会把它藏在手袋里，回到队尾继续排队，好再买一部。当问及一个男人“为什么要买两部手机？”时，他回答说：“我有两个朋友都要。”

那么，这些华人辛辛苦苦扫来的iPhone都到哪里去了呢？或许人们可以在“未名论坛”（MIT BBS）这样的地方去找找答案。

这是全美最大、最具人气的海外华人论坛之一，同时在线人数通常在两万人左右。二手交易是它的几百个分类讨论版面中的一个，而其中最主要的交易类目，就是那些通过各种手段从零售渠道获得的电子产品。

这个版的规矩是这样的：分为“神医”和“小护士”两种职业。神医相当于一个中转站或者专业渠道商，他们的背后往往是各类外贸公司；而小护士则是职业扫货者，负责在各个网点排队购买iPhone和iPad。

iPhone的囤积数量相当惊人，每月都有数以万计的iPhone通过这样的形式被“小护士”扫走，并被集中到“神医”那里，集中发往世界各地，比如iPhone还未上市的中国。由于货源紧俏，因此囤积iPhone的利润相当可观。

这个交易没有太大风险，只要他们严格执行版上约定俗成的付款方式：“神医”通过PayPal或者银行转账付款给“小护士”，并提供邮寄单据。之后“小护士”叫来UPS或者FedEx，到自己家中取货。

iPhone被空运回了香港

这些在中国生产的iPhone，很快又坐上跨洋飞机，踏上返销中国的道路。在横跨太平洋的天空上，一整条灰色产业链早已形成，它的高效运转能让正规iPhone还未上市的中国能在一到两天后就见到iPhone的身影。

在第一代iPhone刚发布的那段时间里，还未有正规iPhone销售的中国内地市场上，已经到处能够看到iPhone的身影。追赶时髦的年轻人们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通过各种地下渠道获得一部iPhone。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灰色链条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健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这条地下产业链在几年之中迅速进化、升级。

《IT经理世界》就报道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第一代iPhone发布不久，居住在中国东北鞍山市的王鑫立刻给他长期居住美国的姑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恳请她为自己多寄几只iPhone，他的姑妈照办了。

但就在第一批iPhone抵达沈阳海关当天，王鑫就放弃了这条渠道：他的姑妈坚持要使用费用高达一百多美元的联邦快递给他寄送手机，而且他无法降低这笔成本，因为姑妈不愿收侄子一分钱，也不听他的指挥。

王鑫借助互联网迅速建立了第二条供应渠道，他通过网络论坛找到几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让他们轮流用低价的EMS寄送iPhone，每寄成功一只iPhone每人将获得25美元。虽然他们从未谋面，但却“签订”了一份相当有效的合同——如果不遵守约定，可以立刻在网上公布对方的信用卡、手机号和地址，这将使其名誉扫地，从此休想再进入iPhone的生意圈。

再到后来，通过“不懈的努力”，王鑫的运输成本已经又缩减一半。后来，他在一个国外的iPhone手机论坛上发帖子询问如何更便宜和安全地寄送iPhone后，他获得了一条令他满意的供应渠道——“唐人街快递”。这条相当隐秘的运输通道起点是唐人街，然后经过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环节最终抵达中国，“唐人街快递”不仅货到再付款，而且只需要EMS费用的50%。

但是通过这条渠道运来的iPhone已经不便宜，加上运费，每部手机的价格已经是美国成本价之上多出20%的费用了，好在货源稳定。

还有一些在美国颇有人脉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迅速组成一个人数不小的网络。这些人通过MSN群组联系，其中包括公司职员、空乘人员、留学生、回国探亲者，他们每人会携带一只到数只不等的iPhone，最后回到中国后会集并销售。

这些iPhone多半是通过人工带进境内的，有时藏在包里，有时甚至粘贴在身上。许多有组织的走私者一天能带进100只以上的手机。有的人则把iPhone装到集装箱里，和其他货物一起发往中国。

这种“小打小闹”式的作坊式运作显然要在后来让位于有严密组织的“正规军”。正像前文中提到的美国华人“神医”一样，华人们将在美国大量囤积的iPhone通过各种渠道运输到香港。

不久之后，iPhone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亚洲电子产品最大的水货集散地之一香港旺角，那里永远有着人声鼎沸的讨价还价声。在总计200多家出售水货手机的店铺里，大部分的店铺都会打出iPhone及iPad有售的招牌。

有着购物天堂之称的香港同样也是电子产品的天堂，从美国、日本、英国以及香港本地会集而来的iPhone在这里的水货市场上销售，它们永远不愁找不到买家。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赶过来的职业“水客”，常年和这里的老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旺角最热闹的水货电子产品销售地当属位于亚皆老街83号的先达广场，这里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一切最新上市的手机产品。

先达广场（英语：Sin Tat Plaza）位于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83号先施大厦，其前身为旺角先施百货，后来先施百货搬迁至对面街口（宏安大厦，今为百老汇电器）后，原有位置拆分为大量店铺，并称为先达广场。先达广场内以小型店铺为主，大部分店铺售卖手机、手机配件及维修手机，以新货来货快、多款式及便宜吸引顾客，部分店铺提供改机服务。

这是一座装修十分简单、面积也不大的低档商场，大部分店铺的面积都不到10平方米，但这里出售的商品却让全亚洲的电子产品爱好者们为之疯狂。这里开设了超过200间专卖手机及手机配件的店铺，所出售的款式多以最新型号的水货为主，所以亦有水货手机集散地之称。这里除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外，更有各种各样的手机配件及零件，款式种类稀奇古怪，奇特、有趣兼而有之，令游客有眼花缭乱的感觉。

与卖正品行货的百老汇与丰泽相比，先达广场的价格通常便宜15%左右。不过，这里也被一些资深水货手机买家看作是“最黑心”的手机销售集散地，消费者在这里买到假冒手机、翻新手机、零部件掉包手机的概率相当高。

在强烈的利益驱使下，这里成了囤积商和投机商的天堂，囤积居奇成了这里永远的游戏规则。当然，抢手的iPhone让这里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场景。

在iPhone 4刚刚于中国香港上市时的7月底，香港先达广场的无锁版16GB版iPhone 4的售价甚至一度高达9800港元一只（相当于8500元人民币），而苹果正规渠道的16GB版iPhone 4售价仅为4988元港币，32GB的iPhone 4售价为5888港币。

先达广场的商家铺天盖地地挂出“高价收购iPhone 4”的牌子，收购价格高达6500~7000港币。根据香港媒体报道，相当数量iPhone 4签约用户在刚拿到机器后就直奔先达广场，并以最高9000港币的高价出售给水货收购商。

这些商家在回收全新32GB版iPhone 4后会以港币14800元（折合人民币12909元）的天价出售，最高净赚5000~6000元港币。

不过，这些囤积大量iPhone的投机商也面临着相当高的风险。在iPhone 4推出初期，美国AT&T合约版的iPhone 4一度无法被破解，故不能在其他地方正常使用，因此无锁版的iPhone 4货源极其紧俏，只能从英国买到。

16GB的英国无锁版iPhone 4的官方售价为499英镑（约合5274元人民币），而一旦这些手机被运到了中国香港，交货成本最高达到1万元人民币左右，上游炒家获利约在5000元。

即使有合约锁定在身的美国AT&T版iPhone 4一度无法使用，在美国发售初期依然有大量炒家不遗余力地将这些手机走私到中国香港。在这些炒家看来，一旦将来解锁软件推出，这些美版手机就能够正常使用，因此这批囤积的手机就会大大升值。

当然，那些高价进货无锁版手机的投机商，就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在iPhone 4解锁软件推出后，无锁版iPhone 4的售价曾在一夜之间大跌2000元，一些囤货较多的商家出现大额亏损。

笔者来到先达广场，那里热闹的气氛让人印象深刻。几乎每家店铺都将iPhone和iPad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并打出诱人的标语以吸引顾客。先达广场里总是聚集着源源不断的人流，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都被这里发达的水货手机来源所吸引。

“LO哥”的店铺位于先达广场一楼的F56位置，他的店铺里的iPhone 4现货像小山一样堆积在那里，当然，iPhone也是LO哥店里最赚钱的商品。

“一天可以收200只iPhone 4，每天卖出去的iPhone 4也差不多有这么多。”LO哥说道。这个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因为iPhone而生意十分兴隆。

不过，这些年来先达广场的口碑已经每况愈下，许多黑心的店铺将翻新过的二手iPhone当作全新的iPhone出售，这种手机在香港被称为“鬼机”。

而黑店的店员，每出售一只“鬼机”，可以获得两成的佣金提成，收入十分可观。据称，先达广场众多的手机店铺背后有3个大老板。他们拥有最多店铺，却很少露面。

8000名职业走私者往返于香港和深圳

猫捉老鼠的游戏再次上演，这一次，是发生在见多识广的深圳海关和往返于中国香港和内地的职业走私者之间。在中国，职业走私客被称为“水客”。

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已久，但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和深圳之间依旧由围栏和界河严格分开，戒备森严的武警官兵昼夜不间断地巡逻。

人们通过穿梭巴士往返于香港与深圳之间——在香港汽车靠左行，在深圳汽车靠右行，这些巴士从香港深圳交界处的一座大桥通过时自动转成靠右边行驶。

人们在过境时下车，带上自己所有的行李。许多人提着奶粉、化妆品、一大包一大包的婴儿尿布在边检人员处接受查验证件并盖章。而海关人员则需要通过X光检测机器查验人们带的物品，并随机要求一些人打开行李详细检查。

在深圳罗湖口岸，每天有25万人次往返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这相当于一座中小型城市人口在迁徙，但有些人总是不惜体力一次一次往返于两地。据罗湖海关测算，水客日进出境次数平均在10次左右，单日进出境最高次数达32次，有的水客差不多30分钟进出境一次。

这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水客一向善于察觉市场的行情，从化妆品、名牌包到各种电子产品，哪种商品价差大，便会马上变成水客们下手的对象。当然，中国内地市场紧俏的iPhone，便成了职业走私客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在中国海关的商品分类中，iPhone 被划为无线寻呼设备，携带入中国境内每部需缴税150元人民币。而iPad被归于电脑一类，无论价格是否超过5000元，都应当交税。按照相关规定，普通电脑完税价格为每件5000元，税率为20%，因此一部iPad所需缴纳税款为1000元。

2010年12月2日，深圳海关截住了14名团伙水客，搜出苹果iPad共计88台，包括iPhone在内的手机340部，案值95万元。其中一名女子，竟然用透明胶带把手机层层绑在腰间，仅一人就携带了85部手机。

利用人的身体绑藏手机等走私品，被称为“绑藏式”水客。人身捆绑走私案当事人大多为香港居民，捆绑部位遍布全身，绑藏手法极为隐蔽。这些水客以往习惯将走私品绑在腿、腰及胸部，如今发展到利用小腿、大腿内侧、腋下、臂弯等处绑藏，这样对身体的行走姿势、身体外观影响较小，一般难以发现。

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人员和职业走私客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职业走私客们通常会把iPhone绑在自己的身上，从香港走私带入深圳，并牟取暴利。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个人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税额要达到5万元才构成刑事犯罪。一些“水客”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每次走私偷逃税额均控制在5万元以下，让海关望“水”兴叹。在“水客”走私被发现后，按现行海关规定，“水客”可以选择对物品补交税，或者是退运。而如果“水客”选择退运，就没有任何经济损失。

近年，水客团伙的作案手段逐年在升级——越来越呈现公司化、行业化的形式，组织越来越严密。

罗湖口岸许多水客受一些大老板操控，最为简单的方式是：他们往深圳和香港两边带货，可以两边赚钱，而这些大老板联系好了深圳一些港货店或电子产品店，以付佣金形式雇用水客带港货过关。

根据中国海关的估算，深圳口岸约有职业水客5000人，珠海拱北口岸约有职业水客3000人，如此算来，总计有8000余人常年活跃在港澳边境。

这些职业水客大部分为香港居民，多为无业人员，受雇于水客团伙，以挣“带工费”谋生。走私团伙在国外或者中国香港地区收购新旧手机后，交给水客头目（每部40元带工费），水客头目再分派给其雇用的水客，每走私成功一部，水客头目给水客20元带工费。水客头目会负责将这些货物派发给水客并开出票据，待通关交货后“水客”才可以凭票获取带工费。

水客们之间都有惯用的行话、暗语。像发货商叫“庄家”，团伙水客头叫“老板”，小水客头叫“组头”，普通水客叫“脚”，采取人身绑藏的水客则称为“绑匪”。而负责在口岸查验通道后面望风看水的叫“天文台”、“雕”。而被深港海关查了叫“中了”，水客携带货物过关叫“走货”。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大的水客团伙多是集团化运作。比如一个水客团伙内部往往成立有产品仓库、配件仓库、交货部门、外围接货部门、财务部门、看水望风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各部门之间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

同时，水客团伙还有行规，如逢星期日不开工，且多在下午三四点收工等。

另外，水客团伙的作案流程也非常专业，从招募水客，分配带货、过关、移赃、出货，都有一套。打个比方，如果在深圳有客户需要“走货”时，多是先到香港组织集中货源，再到香港口岸“叫快餐”，就是联络职业水客团伙中的“水客头”，再由他们雇用若干个“绑匪”水客，只需提前一日通知带货地点。到约定时间，水客头用大巴拉水客到约定地点，登记分配发货，一人绑藏70至100部手机，分批次三三两两过关，交给在深圳口岸附近的接货人，如此来回“走货”，水客一般一天走私6~10次。

在香港关口附近，还出现了专门倒卖iPad和iPhone 4的香港水客，他们往往与来自内地的水客联手，里应外合，共同走私分赃。

这些水客每天往返香港关口和市区，每次转手成功至少可赚500元港币，而他们每人几乎每天都能转手3部iPad或者iPhone 4，赚足1500元。

走私团伙收集走私入境私货时，地点通常选择人流量较大的茶餐厅或者停在路边的车辆上，利用大量行人作掩护。走私过程中，走私团伙经常更换带货人和收货人，避免经常过关或长期在口岸附近出现而引起海关注意，同时，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在口岸周边流动收货，躲避海关查缉。

这些走私货物的交货人、接货人互不认识，仅凭香港发货人告知的地点和衣着、体貌特征寻找收货人，一旦发现异常，收货人可丢弃货物离去。

走私团伙分别在香港上水火车站、深圳罗湖口岸及周边商铺，分段实施走私货物上货、带货及包装分销，分散风险和加快走私货物的运转。活跃在深圳各口岸的水客，则时刻关注着海关的监管情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利用深港两地的便利交通，四处转移。

为降低直接从深圳口岸旅检通道入境被查获的风险，这些走私团伙甚至指派水客乘坐“广九”直通列车，偷运货物入境至东莞常平火车站、广州东站，或乘坐从香港中港码头发往深圳蛇口和福永、东莞太平、广州番禺的客船走私，然后，再迂回到深圳交货。

实际上，不仅是职业水客，一些来往两地间上班、办事的普通职员和市民，也加入了兼职水客的行列，更加大了打击水客走私的难度。

代购行业也有人连打擦边球——“别带手机出去，到香港买个iPhone用着回来”、“出去拎个塑料袋，回来直接把LV背回来”……论坛上，不少网友面对海关目前严查的状况，纷纷给“代购”出主意，试图通过伪装成“自用物品”顺利过关。

比如，让包装盒物品分离，包装盒单独打包邮寄，而商品则以自用的形式带回来；大包裹分拆成小包裹分别寄回来；或者直接让柜台营业员小姐带货过境。这些灰色的代购利益链也壮大了水客群体。

水客群体隐形壮大不仅加大了其他旅客的通关成本，也给海关带来了额外负担，因为海关对水客的每一次违法行为，都要严格依法定程序和要求处理。

甚至，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水客一群一群背着包在上水和罗湖站里集结，借着人流，一下子拥过深圳的关口。虽然其中有一两个人被叫停，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趁乱冲过了海关。

为此，罗湖海关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对策，自主设计研发出了一套旅检分检通关系统。这项技术可以自行分检大件行李旅客、小件和无行李旅客。水客就被分流到大件行李通道查验区，集中处理。

但是，针对这项技术，水客们迅速找到了应对策略。他们不带大件行李，却在过关水客宽大的外衣里，用精巧的手段绑藏上要带过关的商品。比如，一个人身上可以绑藏65部手机。水客们大多选择利润大、体积小、容易带过关的电子产品，同时，还对身份和外貌进行巧妙的伪装。

12月2日，罗湖海关查获的案件中，14名香港女子就身穿宽松的师奶服，打扮时髦，手提挎包，结伴向海关而来。但是，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引起了正在监控的海关关员的怀疑。经过电子仪器扫描和其他取证，这个14人的团伙身藏三百多台iPad电脑和手机，案值90多万元。

走私iPhone流入内地市场的速度也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快。一位知情人士曾经透露过国内的手机走私链条:香港走私渠道——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区域经销商（零售商）。其中的一、二级批发商均在深圳市，只做批发业务，大多都有稳定的下家。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和规避产品降价风险，这两级批发商大多是“当天拿货、当天处理”，每天将大量水货手机通过各种物流途径快速发给其他区域的经销商。

通常是让美国手机倒卖商将整盒的iPhone分解成手机、充电器、数据线、底座、说明书、外包装盒等多个部分，并夹杂在其他货物中，通过集装箱货运到深圳，“这样做虽然慢一些，但是成本低、风险小”。而深圳的渠道在收齐各个部件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组装密封，并发给国内的下一级经销商。

反思：是什么促成了iPhone疯狂的走私？

华人怪异的iPhone走私行为让发明了iPhone的美国人困惑不已。

哥伦比亚商学院“Jerome A Chazen国际商业研究所”的主任魏尚晋（音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苹果的产品和LV的手袋一样，是富有的象征。

魏教授说，苹果专卖店的正品货会削薄走私商的利润，但无法将他们赶出市场。他说，iPhone在中国的定价、库存等因素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以确保它保持一货难求的状态。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按照苹果公司内部对区域市场重要程度的划分，美国、日本属于一级市场，澳大利亚、香港是二级市场，中国内地则划分为三级市场。

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当iPhone、iPad这样的新潮电子产品上市时，苹果总是优先投放美国、日本市场，中国市场往往受到忽视，会在该产品上市很久后才在中国市场销售。

iPhone首次在中国正规市场发售是在2009年10月30日，这时距离iPhone在美国市场发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此时iPhone已经在全球售出了3400万部。

“苹果公司知道这些产品在中国黑市上的价钱，他们在确定公司的售价时会参考这些价位。”魏教授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限制iPhone的销售量似乎是苹果公司的一大策略，这样人们才会把它当成奢侈品，并愿意为它支付大价钱。”

在市场营销学中，所谓“饥饿营销”，是指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目的。饥饿营销就是通过调节供求两端的量来影响终端的售价，达到加价的目的。表面上，饥饿营销的操作很简单，定个叫好叫座的惊喜价，把潜在消费者吸引过来，然后限制供货量，造成供不应求的热销假象，从而提高售价，赚取更高的利润。

虽然苹果公司在中国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难以获得证实，但在事实上，苹果公司推迟新产品在中国发售的做法，的确造成了iPhone在中国是奢侈品的形象，并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热烈追捧，这最终造成了疯狂的走私。

在iPhone 4水货在中国上市初期，水货商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一些“富二代”拿着厚厚一叠人民币（无锁版iPhone 4在中国最高售价一度超过14万元人民币）往桌上一扔，招摇而去。这些“富二代”开着保时捷的跑车，背着LV的背包，出手阔绰。

更多的中国iPhone拥有者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部手机如何使用，一些人甚至不知道iPhone还可以通过App Store下载软件，他们的iPhone上常年只有一页软件界面，但昂贵的iPhone让他们在别人眼里成了富有和时尚的代名词。

在中国富裕的浙江省，iPhone成了开学季节最畅销的手机。杭州解百商场的营业员形容道，学生们冲进商场，一上来就指着昂贵的iPhone要购买，而在往年，学生们仅能够买得起2000元以内的“学生机”。这些中国富裕阶层的后代被称作“富二代”，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需要艰苦打拼，而是一出生就过着优裕的生活，iPhone正成为他们新的玩具。

不过，iPhone的热销很难掩饰住中国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在深圳龙华的iPhone制造工厂富士康，年轻的90后工人们加班加点每月也仅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些出身农村的“农民工”几乎不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用得起iPhone。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地工作，保证了中国的富裕阶层能够及时地拿到这款高科技“新玩具”。

此外，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点出过一个尴尬的现象。该报在一篇名为《中国制造产品在中国往往比西方贵》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国的消费者往往享受不到廉价的商品这真可谓一桩怪事。

通过比较，这家美国媒体发现，在北京苹果旗舰店里销售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比美国市场贵460美元，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的售价是165美元，在中国的耐克店里卖多少钱呢？190美元。由中国工人组装的索尼平板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门店大约卖800美元，但在中国的知名电器连锁店，你得加上30%的价钱才能买到。

有着“世界工厂”的中国一直忽视本国市场，以制造iPhone的富士康为例，90%以上的产品用来出口，很少销往中国国内。

生产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厂家只要把产品出口销往国外，就能获得17%的增值税退税。而中国的消费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相同机型在内地上市之前往往先被销往香港，然后加上20%的进口关税返销内地。

电子产品在中国国内外巨大的价差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走私的重要诱因。中国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加工贸易政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多属于阶段性产物，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因素。

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政策的推手作用，即生产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消费服务。如中国推行出口退税政策，本意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做强做大，提高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年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外贸出口企业的利润一再被挤压，甚至不少制造企业都是不赚钱甚至贴钱在接订单，而出口退税部分就成了他们赚取微薄利润甚至补回亏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iPhone的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假如没有中国可观的出口退税，很难想象会诞生富士康这样巨型的企业。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呼吁，中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调整时期，中国必须重新修订外贸出口政策，全面审视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否则中国政府刺激国内市场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

第十章 重返中国，iPhone在中国正规渠道的销售

iPhone开始进入中国的正规渠道销售，但销售苹果产品的商家，却往往赔本赚吆喝

中国大概有5000万人口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对智能手机和苹果品牌怀有强烈兴趣”。这些人都是苹果的核心潜在客户。他们就是苹果公司所瞄准的目标。苹果公司宣布两年内将在中国开设25家专卖店。

——美国《财富》杂志

在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后，从杭州赶来的杨建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长舒一口气，与迎候在店门口的苹果店员一一击掌相庆，并从他们手中接过一件苹果免费发放给前5000名顾客的限量版T恤，兴奋地冲进店里。

80台Mac电脑、100部iPod随身听及60部iPhone手机，以及数不清的苹果配件在他眼前次第铺开。杨建伟兴奋地抓起一部iPhone，马上给朋友拨了个免费电话：“我终于挤进来了，只是乔布斯没有来。”

在这家大型苹果专卖店的一端，是一个长长的“天才吧（Genius Bar）”，身着蓝色苹果T恤的苹果工程师们态度友好地接待着前来解决苹果电脑疑难问题的老顾客——这些由苹果精心挑选，并在苹果总部接受过培训的“天才”对苹果产品了如指掌。

半个小时之后，杨建伟将自己买到的iPhone高举过头顶，难掩兴奋之情，“终于买到了！”他略显羞涩地在人群中尖叫了一声，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扬长而去。

这是2010年7月10日，苹果上海陆家嘴旗舰店开业时的一幕。

就在苹果上海旗舰店开业的前几天，多个苹果的中国粉丝论坛纷纷传出消息，说苹果CEO斯蒂夫-乔布斯可能亲临上海旗舰店的开幕仪式。这让兴奋的苹果粉丝们迅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放眼望去，那个圆形的下沉式广场在烈日的暴晒下仍然挤满了人，从里到外足足围了好几圈。人们在苹果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秩序地排队，并接受苹果派发的免费矿泉水。

抬头向四周环顾，那几个高高的建筑分别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和上海2010年7月9日，上海陆家嘴，苹果 Apple Store 旗舰店。

环球金融中心，这里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区域，每天有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停留。

不过自从2010年7月10日开始，当旅游者们走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旁那座高高的人行天桥时，大部分人的目光都会被桥下那幢镶嵌着“被咬了一口的”白色苹果标志的纯透明玻璃建筑所吸引。

阳光透着这座巨大的玻璃房顶打入圆形下沉式广场下的那间巨大商店里，在十几张白色长桌上，摆满了让人心动的苹果产品，木质方桌上的iPhone手机永远是这家装修现代的商店的宠儿。好奇的中国消费者们拿着这台操作灵活的手机，用指尖轻轻在触摸屏上滑动，那些酷炫的应用软件让许多人立马萌生了换手机的念头。一些人甚至把这里当成了公用电话亭，抓起电话免费打给自己的亲友，赶紧把自己在这里激动的心情传递出去……

这家新开业的旗舰店是苹果公司雄心勃勃地重建中国销售网络计划的一部分，2008年7月19日，苹果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自己在中国的首家旗舰店。按照苹果的规划，苹果要在2012年前在中国开设25家类似旗舰店。

当然，在这些旗舰店开业的那一天，偷偷到店里来参观的当然不仅仅是苹果的忠实消费者，一些规模小一些的苹果官方授权店的老板，也都忍不住到这装修豪华的苹果旗舰店里一探究竟，并带着复杂的心情悄然离开，同时立即回去开会商讨苹果旗舰店给自己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iPhone在中国以外上市很久之后，终于在诸如旗舰店这种官方渠道正式进入中国销售。

但中国的消费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在中国的正规商店买到iPhone。巨大的潜在需求迫使希望借iPhone赚钱的中国公司高管们一波又一波地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现在，iPhone终于要开始在中国的销售了，这并不是一个如美国市场一般一扫江湖的故事，iPhone在中国正规渠道的销售，从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坎坷。

糟糕的是，那些为了iPhone在中国忙活了一大阵的苹果合作伙伴们，竟然尴尬地发现，在中国销售iPhone并不一定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强势的苹果。

苹果产品中国正规销售渠道揭秘苹果在中国的零售体系由5个独立部分组成。

除了苹果直营的苹果Apple Store旗舰店，苹果在中国的经销商又被分为Apple优质经销商、Apple Shop、Apple授权经销商和行业授权经销商4类，分别面对不同的客户群，销售不同的产品，也根据不同的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

在这5种不同的销售渠道中，AppleStore零售店，即官方旗舰店，由苹果公司自营，提供产品体验、专家答疑等服务；苹果优质经销商则是苹果产品“本地中心”，可经营苹果全系列产品，在服务上与旗舰店互相补充；AppleShop则是位于家电卖场的个人电脑专区，国美、苏宁的苹果专区即属此类；Apple授权经销商和Apple行业经销商则分布于市场终端，或着眼于提供行业解决方案。

除了销售iPhone的中国联通，苹果产品在中国共有4家总代理，分别是：北京翰林汇信息产业公司（TCL全资子公司）、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公司、佳杰科技（上海）公司和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公司，他们主要负责销售iPod随身听和Mac笔记本电脑。

2010年12月中旬，苹果正式宣布方正世纪、长虹佳华和佳杰3家公司成为首批苹果认定的中国iPhone 4分销商，可以销售iPhone 4裸机。

佳杰科技（上海）公司一位与苹果产品相关的人士表示，随着近几年苹果品牌在国内的迅速蹿红，苹果产品的销量持续上升。以Mac笔记本电脑为例，刚进入上海时一个月仅能卖出一千多台，而现在“翻了几倍都不止”。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苹果产品代理权的争夺日趋激烈。苹果的一位代理商表示，以Mac笔记本电脑为例，一台市场售价约12万元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总代理商进回来价钱是八千多元，而剩下的四千多元差价都体现在了流通环节”。

对于苹果产品的售价，苹果公司通常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一个官方售价，苹果直营的旗舰店严格执行苹果的这一官方价格，而苹果的授权经销商们的最终售价则会有较大的浮动空间。苹果通常只限定最高售价不能超过官方价格，最低价格由各经销商自己制定。

但这并不等于说苹果的经销商能舒舒服服地赚走这些差价，由于经销商层级较多且竞争激烈，在层层加价后，每一级经销商的利润也被最终摊薄。

该苹果代理商表示，代理苹果产品的利润一直很低，许多经销商都靠卖苹果的配件获得高额利润，“一个成本几块钱的硅胶套，往往能被卖到几十甚至数百元”。

2011年年初，中国昆明街头冒出了几家“山寨”苹果商店，其装修风格和正规苹果商店一模一样，店员都声称为苹果公司工作，此事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昆明工商部门随即对此展开排查，共发现5家在门头上有“苹果”图形标志的商家，但均未取得苹果公司的授权经销。

这些商店乍看和苹果正规零售店几乎一模一样：玻璃外墙、浅色的木制展示桌、旋转楼梯、展示iPad2及其他苹果产品的巨幅海报，另外还有整齐有序的配件。店员们穿着统一的苹果蓝色工作T恤，戴着印有苹果标志的牌子，简直以假乱真。

一位熟悉苹果公司的人士表示，苹果给授权门店经销商的毛利只有5%~6%，并且经常断货——这些苹果授权店的日子往往并不好过。因此一些希望销售苹果产品的商家就开出山寨的苹果店，并借此赚得很高的利润。

所有经过苹果授权的店铺都需要严格按照苹果的要求布置店面及陈列商品，店员也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

不同级别的苹果授权店在拿货上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在一些紧俏商品上市时（如iPad2和白色iPhone 4），授权级别较高的店往往能够同步和苹果旗舰店拿货，而级别较低的店则可能很久之后才拿到货，并且数量有限。

当消费者到一家店里要买苹果商品，老板支支吾吾地说“要隔几天才能拿货”——这种情况就属于授权级别较低的店铺。

“有时苹果的营销政策让人难以捉摸。”接近苹果公司的知情人士透露，一家苹果授权店新到了一批苹果产品，苹果公司要求他们下午才能摆出来，结果这家店迫不及待地上午就摆了出来。此事被巡店的苹果公司工作人员发现，认为该经销商违反了苹果销售政策——结果硬是要求这家店把货品摆在仓库里压了大半年不让销售，以示惩罚。

这些苹果授权店几乎都靠配件赚钱，而销售苹果配件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和一些抢手的苹果商品一起半强制性地捆绑搭售。

例如一些店铺强制要求每个买白色iPhone 4的顾客在店里购买300块钱的配件，而另一些店铺则在抢手的iPad2刚上市时强制要求顾客购买600块钱的配件“礼包”，包括iPad2保护套、贴膜等。

一些苹果授权店考核员工销售业绩的方式往往不是销售了几台MacBook或者iPad，而是卖出了多少配件——因为苹果产品总是供不应求，消费者们甚至求着店家多卖几台给他们，而苹果店的利润大都来自配件销售。

这些苹果授权店中只允许销售贴过“MFI”标签的苹果配件——“MFI”即英文“Made for iPod”，“Made for iPad”，“Made foriPhone”的简称。这些由苹果公司统一设计的logo在使用时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就连每个图案的字体大小、颜色、分辨率都有着详细的标准。且每售出一个授权配件，苹果就会收取20%至25%的分成。

在2005年，不到一年时间之内，苹果中国区曾三次更换总经理、四度更换全国总代理。

2007年之后，苹果中国明显加强了对零售终端的管理，要求各级经销商向苹果定期汇报，并对销售终端展开频繁检查。此外，苹果还加强了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体系。

在苹果的自身渠道中，旗舰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苹果旗舰店内，用户可以免费享受维修（不更换零部件）、软件下载、技术咨询等服务，同时还能全面体验苹果的新技术、新产品。

乔布斯聘用塔吉特零售店的前高管罗恩-约翰逊负责苹果的零售业务。约翰逊和乔布斯很快将苹果专卖店的理念定位在了“为生活添彩”上，抛弃了传统零售店在店铺设计、选址和员工决策上的条条框框。

苹果在中国的旗舰店几乎都开设在中国主要城市的黄金位置，拥有很大的人流量，例如上海的陆家嘴和淮海路。苹果在这些旗舰店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例如上海陆家嘴旗舰店据称耗资过亿，这家店铺内部根据纽约旗舰店的设计，安置玻璃旋转楼梯，并采用木质方桌与球形座椅的经典配置，打造全球一致的店铺风格。

苹果的旗舰店只选用三种材料来装饰（不锈钢、玻璃和斯堪的纳维亚木板），并强调做到敞亮、宽敞、通风。

整个玻璃建筑由高科技钢化玻璃制成，不仅十分坚固，且具有防紫外线、防辐射等功能，每块要价在150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建设过程中，曾有一块玻璃从高处坠下，结果一点都没有损伤。此外，店内还铺设了众多钢化玻璃作为阶梯等，这些玻璃同样价值不菲，据说每块均价也要几万元人民币。

这些旗舰店的人员招聘也非常严格。当初纽约曼哈顿招聘时，收到的有效申请超过10000个，而最终录取的仅为200人，只有2%的人能申请成功。而美国哈佛大学的招生比例是7%。就数字统计而言，进哈佛要比去Apple Store上班容易多了。

约翰逊问过他的团队，他们所经历过的最棒的客户服务有哪些。绝大多数人都提及了诸如“四季”这样的酒店，这给了约翰逊在店铺中设一个吧台的灵感——这便是日后苹果著名的“天才吧”。

乔布斯在第一家苹果旗舰店巡视过一番后，要求把所有的产品都集中在前四分之一的空间里陈列，后面的区域都要为了提供解决方案而布置——这里属于“天才吧”。“天才吧”为遇到各种问题的苹果用户解决麻烦。

此外，苹果的旗舰店还强调让用户亲身试用产品——苹果旗舰店内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上网，这里的iPhone甚至还能对外免费拨打电话。

苹果宣布将在中国开出25家旗舰店——这些商店都是由苹果直营的。

苹果如此大规模的直营店扩张计划，同原有的苹果代理商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在一些经销商看来，渠道模式重塑带来的则是“五味杂陈”。

“苹果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开店计划，对我们代理商的销售肯定是有影响的。”一位苹果的中国总代理表示，苹果直营旗舰店不可避免地和通过代理商渠道销售的苹果产品形成了直接竞争，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体现得更加明显。

“苹果光在上海就要开3个店，这让我们代理商不得不考虑重新布局自己的业务。”上述苹果代理商表示，苹果旗舰店的规模、专业化程度都让一些代理商感到威胁，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意会纷纷被苹果旗舰店吸走。

而北京翰林汇信息产业公司负责苹果代理业务的一位女士则表示，苹果在北京和上海的旗舰店更多的还是承载展示、服务功能，并不能完全取代各级经销商的作用。“样机展示的磨损很大。”该女士指出，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经销商那里，用户很难获得足够的机会亲身试用苹果的产品，而这些零星产品展示产生的消耗费用，也会摊薄经销商的利润。

在旗舰店扩张的同时，苹果仍然在增加中国的授权零售商数量，仅2010年第一季度，苹果新增了800家授权零售商，使总数达到了2000家，这说明苹果产品在各级销售渠道都在受到热捧。

分歧严重，中国移动与苹果谈崩

这一定是一个有趣的场景，当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的掌门人王建宙给苹果CEO乔布斯打来电话，两个作风同样强硬的人开始就将iPhone引入中国的问题谈判，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

王建宙领导的中国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这家拥有5亿移动用户的巨无霸企业，多年来都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其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垄断地位，长期以来无人能够撼动。

而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正依靠iPhone在世界范围内势如破竹，他受到各地无数移动运营商的合作邀请。

2008年6月，乔布斯在刚刚发布的3G版iPhone上写上一个汉字“果”，他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你们就能在中国和俄罗斯看到它（iPhone）。”显然，乔布斯意识到iPhone早晚要进入到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移动通信市场。

早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移动就为引入iPhone与苹果开始接触，据事后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王建宙多次通过电话会议与乔布斯密谈，中国移动也专门成立谈判团队与对方商谈合作细节。

中国移动派出了数据部部长高念书专程飞往美国，与苹果接触。但这次接触最终不欢而散，甚至引发中国移动和苹果都认为对方过于强势，而且没有诚意。

2008年1月，高念书在通信经济年会上这样解释：“中国移动不能接受苹果要控制价值链的做法。”此外，iPhone无法收发彩信以及通信功能太弱也被中国移动所诟病。总之，苹果的模式让高傲的中国移动无法接受。

几乎同一时间，乔布斯接受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对此事有另一番描述，他说，中国移动只派出过一名高管，飞往苹果总部所在地加州Cupertino仅仅一次。“整件事太匆忙，所谓谈判分分合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并不准确”。

在此期间，双方虽然在商业模式和利益分配问题上产生较大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双方都没有放弃。

双方谈判一开始时僵持于苹果要求中国移动每月与其分享由iPhone带来的收入的20%~30%。虽然一开始苹果公司在美国与AT&T的最早的iPhone合作中采用了这种收入分成的商业模式，但之后苹果将其的运作模式转变为了更为传统的合作关系，例如对设备终端采用补贴的方式。

即便如此，苹果和中国移动也无法在运营商的补贴额方面达成共识，中国移动反对苹果每只iPhone须支付600美元的要求。

而最终导致双方彻底“分手”的是中国移动的TD标准。TD标准是中国自主提出的3G标准，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当时中国运营商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开始主导这一标准。此时，TD标准下并没有像iPhone这么强大的手机终端。

力推TD标准的中国移动要求苹果推出iPhone的TD版本，这对苹果而言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成本，苹果对此始终无动于衷，这最终激怒了中国移动。

导致双方谈判破裂的另一个源头在于苹果的App Store，因为中国移动不愿放松对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内容提供的严格控制。在双方的第三轮谈判中，因苹果坚持自己通过其在线商店将iPhone应用程序直接出售给客户而不需通过中国移动而宣告破产。

王建宙认为这个提议是对中国移动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霸主地位的威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苹果可以绕开中国移动直接从客户手中获得收入。中国移动于2009年推出了类似于苹果App Store的MM商店（Mobile Market），并对此寄予了厚望。在MM商店，中国移动的用户可以在里面下载软件。

由于中国移动向来在中国市场极其强势，许多世界知名手机制造商到了中国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给出中国移动更多的优惠条件。例如另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RIM，在中国和中移动联合推出黑莓（Blackberry）手机时，不得不放弃掉许多功能，让位给中国移动的MM商店，并且忍受中国移动指定的过高的资费标准，最终导致黑莓手机在中国连续好几年销售不佳。

“王建宙说，为了保持中国移动的优势，应该由中国移动本身来运营应用程序商店。”一位知情人士指出。

王建宙同时指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iPhone用户都是通过信用卡来为应用程序付费，而这种支付手段在用户更愿意通过其移动电话账户内的余额进行支付的中国是行不通的。消息来源指出，根据稍后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移动会在中国iPhone应用程序的销售中起到管理付费的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一贯强势的中国移动和同样强势的苹果坐在一起，当双方都不愿意作出让步的时候，这场合作注定难以持续。

在双方长时间的胶着之后，另一家更需要iPhone的中国运营商——中国联通适时向苹果提出合作意向，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合纵联横就要上演了。

作出巨大让步：中国联通终得以引进iPhone

对于中国联通的副总裁李刚来说，那是一个艰难而难忘的时刻。当他带着谈判队伍和强势的苹果公司的高管在美国谈判桌前面对面坐下来时，他们会意识到，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电信市场格局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最难的时候是2009年3月，我们去美国跟苹果首次谈判的时候。”回顾当初与苹果的谈判过程，联通副总裁李刚颇多感慨。

李刚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他与联通销售部总经理（原联通华盛总经理）于英涛一同与苹果谈判时，双方拿出一块小黑板对合作条款逐条攻克。

中国移动与苹果iPhone合作谈判受阻，新联通介入

每列出一个条款，双方都马上在下面拿着笔开始计算，然后共同磋商。让李刚印象深刻的是，双方都是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谈，以至于谈判过程非常艰辛。

比如苹果作为手机生产公司希望卖掉更多的手机，而联通作为网络运营公司希望用户能更多地使用网络和业务，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此时，iPhone手机已经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了1370万台，并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着，苹果手上握有更好的谈判筹码。

中国的电信重组完成后，中国联通获得了WCDMA（一种第三代无线通信技术）牌照，仅从技术上来看，该公司被认为是引入iPhone的最佳选择。

对苹果来说，与其重新投入巨资开发生产TD版iPhone，与新联通合作推广3G版iPhone的确要现成得多。

2009年3月8日，由中国联通副总裁李刚带队的联通谈判小组曾赴美与苹果公司就引入iPhone进行谈判。

2008年年初，中国联通就召集技术人员在深圳率先对iPhone与WCDMA网络的兼容性进行了测试，并对测试结果基本满意。此后，同类型测试在河北以及河南等地相继展开。获得了更好3G牌照的中国联通，急需一款像iPhone这样强大的终端来挑战中国移动的霸权，以挖走中国移动把持多年的高端用户。

2009年8月，有媒体捕捉到了一些神秘的苹果公司高层现身北京，并被证实是来中国详谈中国联通引入iPhone的事宜，这些苹果高层一并拜访了中国的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国电信市场的主管机构）。

2009年8月28日，中国联通发布2009年上半年业绩，同时正式对外公布，联通与苹果iPhone正式签署三年入华协议，预计第四季度开始在国内销售。中国联通将同时引进3G及3GS版iPhone手机，而第一批销售的iPhone手机是3G版本。

2009年8月29日，苹果中国官网晚间更新了首页内容。首页内容显示“iPhone，即将到来”的字样，并在醒目位置放置苹果iPhone手机的图片。同时，苹果中国官网开设了iPhone产品栏目。用户可通过该栏目获得有关iPhone在中国上市的信息。

至此，iPhone入华事宜正式尘埃落定。中国联通引入的是iPhone3G和iPhone 3GS版本。

其中iPhone 3GS于北京时间2009年6月9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这是iPhone的第三代产品，作为iPhone 3G的提升，3GS中的S，代表了SPEED，意味着升级版的iPhone将搭载更加合理的配置，拥有更快的运行处理速度和3G网络载入速度，为苹果用户带来上网速度的提升。

可是，挑剔的中国消费者们抱怨，中国联通引进的iPhone和美国市场销售的iPhone并不一样，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联通定制的iPhone去除了Wifi功能，只能通过中国联通的3G网络上网。

那么中国联通为什么不同意iPhone带有Wifi功能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拒绝行货手机带有Wifi的原因一直说不清，道不明。

一种猜测是，中国想强制推行自己的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因此刻意限制安全性不高的WiFi。的确，从WAPI诞生之日起，它就遭到英特尔等国外巨头的抵制，因此中国的WAPI支持者也对国外标准的Wifi进行抵制。

2004年中国副总理吴仪在与美国进行商业谈判时，承诺将WAPI标准的推行无限期推迟。在中国销售的笔记本电脑中，Wifi标准仍然大行其道，许多中国人开始从笔记本电脑中熟悉国外来的Wifi标准。

另一种猜测是，手机一旦可以接入WiFi功能，用户可能使用它打网络电话（VoIP），冲击电信运营商的传统话音业务，这是较被广泛认可的一种观点。

按照中国法规规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所有手机都必须有入网许可证，也就是说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功能，而WiFi 这个标准并不是中国标准，这样就导致了带WiFi的手机在进入内地市场销售的时候必须要撤掉这个功能。

一些中国通信专家认为，中国的手机不允许加装WiFi功能，完全是一种政策上的操作惯性使然，这种人为干预市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用户的需求。

一些刻薄的中国消费者戏称中国联通引进的iPhone手机是被“阉割”过的，就好像中国古代进入宫廷的太监被阉割掉生殖器一样，丧失了重要的功能。

在中国消费者眼里，联通并非iPhone的正宗血源，相反，水货iPhone似乎更加原汁原味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联通和苹果公司的谈判中，可以说中国联通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接受了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

中国联通与苹果就在华销售iPhone达成了3年独家销售协议：苹果公司以每台3000元的价格向联通销售裸机，联通每年负责包销100万~200万台手机，保证销售额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苹果不参与联通的业务分成，但是手机内置了苹果在线软件商店App Store，苹果可以向消费者卖软件和服务。

在苹果和联通的合作中，苹果公司对iPhone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的联通几乎全部被迫接受。

例如，苹果公司在针对iPhone销售的数据统计、物流时效以及销售人员素质和售后服务的投诉率上，都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

“上百人规模的400双语客服电话，现在全招的是‘海归’，你信吗？”一位中国联通内部人士在接受《新世纪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苹果公司要求中国联通的双语客服必须能过语言关，最终令“海归”背景成为“接线生”这一职位的重要入选条件。

此外，苹果对每一个iPhone产品的销售网点都提出了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每一个iPhone销售卖场都必须搭建销售信息反馈系统，令苹果公司可以对每天的存销情况进行实时信息监控。而苹果在物流效率上也严格执行自己的生产发货节奏，只允许渠道保存不超过5周的库存。

联通版iPhone在中国遭遇冰火两重天

这一天，寒冷的北京下起了小雨，这似乎预示着当天的气氛注定不会火热。

工人们在著名的北京世贸天阶用白色栅栏和红色缎带隔出围栏——这是为了防止预期中的排队抢购者出现混乱的场面而准备的。

不管是中国联通还是苹果公司，都在这一天之前梦想着美国iPhone上市时的火热场景重演：从四面八方自发拥来的粉丝挤爆现场，打扮时尚的苹果追随者们哼着小调耐心地排队等候，并在拿到iPhone后欢呼雀跃……

这一天是2009年10月30日，iPhone第一次通过正式渠道在中国开始销售，这时距离iPhone2007年在美国市场上市，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

但是联通和苹果开始感到失望了，排队的人寥寥可数，现场气氛看上去很平淡，那些预期中的苹果粉丝，难道都被小雨浇灭了热情吗？

在联通版iPhone上市的前4天，全中国仅仅卖出了5000台iPhone，这让苹果公司非常失望。有媒体报道称，中国联通需要向强势的苹果缴纳保证金，只有在iPhone达到一定销量的情况下才能拿回这笔保证金。

如此黯淡的销售业绩一度让人们以为iPhone根本不适合中国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横扫世界的iPhone在中国乏人问津？

中国消费者们抱怨道，中国联通早期对iPhone过高的定价大大阻碍了其在中国的销售。

虽然iPhone在中国生产，但是iPhone在中国的售价却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让人们怀疑苹果对中国进行价格歧视。

一款在联通售价近6000元的iPhone，在网上的水货渠道售价仅为4000元出头，而且水货还带有Wifi功能，这让中国消费者们对联通版iPhone望而却步。

按照中国联通规定的iPhone裸机（即不参与合约计划的手机）价格，iPhone3GS手机价格为：iPhone 3G 8GB价格为4999元，iPhone 3GS 16GB价格为5880元，iPhone 3GS 32GB价格为6999元。这样高的定价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由于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深圳工厂是一家保税工厂，该工厂和海关直接联网，出厂视同进口，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和美国进口的苹果产品则不需要缴纳这笔税费，只需要加上当地的消费税（香港是免征）。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十分成熟的水货市场也对联通版iPhone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水货iPhone大都由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因此可以逃避关税，售价十分低廉。

有人曾作出估算，仅活跃在北京中关村贩卖iPhone的商贩就不下300家。小商家每月能卖掉40台iPhone，中等规模的约为90台，较大的水货商每月出货量在160台左右。去除其中炒货重复买卖的数量，每月每家平均销量应在50台。以此计算，仅中关村地区每月iPhone销量就已经达到15000台。

在联通版iPhone上市之前，许多iPhone的拥趸早就通过各种渠道购得了国外上市的iPhone。由于联通版iPhone上市过晚，导致相当一部分顾客流失。

据一些业内人士估计，在联通版iPhone上市前，中国市场至少有150万到200万部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进入的iPhone在使用。

长期以来，中国联通糟糕的服务质量一直为人诟病，其服务被认为长期落后于中国移动，其网络服务引起客户抱怨不断，因此中国大多数高端移动用户选择中国移动。

很多中国iPhone用户宁愿更换手机，停掉iPhone应用程序，也不愿意在中国联通注册。中国联通面临的挑战是“向用户证明他们不需要把头伸到窗户外面打电话，”迈博瑞驻北京市场研究部分析师马克-纳金说。

中国联通的iPhone用户经常抱怨：电话时常断线、信号时断时续、服务态度极差。因此许多中国iPhone用户选择让自己的iPhone加入中国移动的2G网络，尽管这个网络的网络传输速度极慢，导致iPhone上许多需要上网的业务无法顺畅使用，但是手机信号却好了很多，服务也更好。

为提升其社会形象，中国联通狠下工夫。该公司于2010年9月28日在可兑换证2010年11月24日，北京中关村一电子商城的商铺内挂出“天价求购iPhone 4”的招牌。

券市场上融资184亿美元，用来兴建运营商网络。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联通总共投入超过220亿美元来提高其网络质量，并计划再花75亿美元。

2010年5月起，中国联通开始大幅降低iPhone 3GS的价格，此后销量明显增加。

联通iPhone“24个月合约计划”调整后，用户的进入门槛也确实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体降价幅度达20%。其中，用户购买8G版iPhone的合约价格由此前的5999元降至4999元，16G版iPhone的合约价格由此前的6999元降至5880元，32G版iPhone的合约价格由此前的7999元降至6999元，同时，联通大幅增加对用户的购机补贴，预存话费并承诺使用286元套餐即可享受免费拿iPhone。

不过，这些情况在iPhone 4上市后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2010年9月25日，iPhone 4正式在中国大陆上市，消费者可以在联通、苹果专卖店、网络订购几个渠道买到。

由于iPhone 4在中国的上市时间距离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上市时间并不算太长，因此iPhone 4在中国依旧是十分紧俏的产品，在上市初期便备受中国消费者追捧。

截至到2010年9月25日零时，中国联通iPhone 4合约计划预约用户已突破20万，在全国各大销售iPhone 4的网点都出现了彻夜排队的盛况，其火爆程度远远超过当初iPhone3GS在中国上市的情形。

iPhone 4在中国很快变成奇货可居的紧俏货，几乎所有订购iPhone 4的用户都要等待相当长时间才能拿到现货，这更加带动了iPhone 4的销售，在中国手持iPhone 4一时间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即使在缺货的情况下，iPhone 4在中国每月的销量也轻松达到20万~30万部，销售十分火爆，iPhone 4的热销甚至带动了一条巨大的地下产业链。

按照中国联通的合约购机计划，用户只需要交一定预付款，就可以向联通免费购买一部iPhone 4手机，预付款则以话费形式分月返还。中国联通本来的意图在于通过话费返还，将iPhone用户捆绑在联通的WCDMA网络上，问题在于，iPhone在国内一直供货不足，黄牛只要拿到iPhone，倒手就可以卖到更高价钱。

“比如，你预付5880元，就可以从联通拿到一部16G的iPhone 4手机，和一张已经已充值5880元，将分月返还话费的USIM卡，转手就可以原价甚至高于6000元的价格将iPhone 4轻松出手，USIM卡也能卖好几百。” 一位参与倒卖iPhone的人士表示，这一被称为“套机”的流程已经为很多黄牛带来不菲收益。

于是，中国联通最终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宣布从2010年12月1日起，新入网的iPhone 4合约用户只有在机卡不分离的情况下才能享受联通的终端补贴，一旦机卡分离，用户的手机号码将被停用，iPhone终端也将被锁定。

iPhoneVS黑莓：商务人士的口袋大战

那些退换下来的黑莓手机像小山一样堆在Kamila他们公司的办公室里，这些使用了还不久的手机将全部报废。

如果有一天，单位的IT维护人员突然走到你的办公桌前，把单位配发给你的黑莓手机收上去，再给你新配一部其他的手机，比如iPhone 4，你会感到不习惯吗？

过去两个星期，Kamila一直在尝试这个问题，她是上海某大型美资企业的部门总监，已在上海的外企界打拼多年。

就在两个星期前，Kamila的单位宣布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配发新手机，可以在黑莓和iPhone 4之间选择。

“大部分人选择了iPhone 4。” Kamila指着自己那部崭新的iPhone 4说道，除了少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选择了保留自己的黑莓，他们多是40岁以上的男性高管。

在《黑莓帝国》一书中，曾对黑莓最著名的用户美国总统奥巴马有这样一段描述：“几周之内，我就将迎来我今生最为困难的一次外交斡旋，那就是我要保留我的黑莓。”这是奥巴马在刚刚上任美国总统时，请求白宫的安全人员保留自己的黑莓手机时说的一段话。

长久以来，黑莓一直以获得奥巴马这样的政商精英青睐作为自豪，在中国，黑莓手机也一度是上海外企高管的标配。按照中国移动公布的数字，上海共计有3万名黑莓用户（不包括水货黑莓手机用户），不过现在，在iPhone的猛攻下，许多上海的外企高管已经不再选择保留自己的黑莓，黑莓不得不打响商务人群保卫战。

离开黑莓转投iPhone的日子，他们过得如何？

每天早上6点20分，Kamila准时被闹钟闹醒，带着疲倦的眼神费力地从床上爬起来。在过去，她会习惯性地拿起自己身边的黑莓手机，那里面有她一刻也离不开的东西。

她会首先看一眼自己的calendar（日程表），里面用英文密密麻麻排着一天的日程。在睡前一天晚上，她会在睡觉前再最后确认一下自己第二天的日程安排，通常的情况是，从早到晚，她几乎没有太多空余的时间——作为外企的总监，她实在是忙透了。

做完早饭，并在7点20分送自己的女儿上学，一转眼已经到了上班时间。这时候，美国总部那边还没有下班，在早上9点前的这段时间，公司随时可能安排全球的电话会议。

不管你那时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这时你需要拿起自己的黑莓手机，拨打进AT&T的一个免费电话会议系统——这些外企通常会和AT&T签署一个全年的套餐，让全球的员工可以在这个电话系统里进行电话会议。

现在换了iPhone 4，Kamila不再能直接通过手机拨打进这个电话会议系统，那真是糟透了，假如你这时在家或者在外面，电话会议就无法参加。后来经公司的IT人员证实，这并不是iPhone的错，而是中国联通的网络不支持AT&T的这种电话会议，所以Kamila还不得不在外出时多带一个带有中国移动号码的旧手机，专供电话会议所需。

在9点到9点半时，Kamila已经来到单位，这时Kamila在自己的电脑上再次看一下自己一天的日程表，一整天的忙碌工作正在等着她。

“凡是在外企里面做到资深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一刻也离不开和邮件绑定的电子日程表。” Kamila解释道，她所在的单位将outlook邮件系统和电子日程表自动绑定。

在自己的电脑上，五颜六色的方框代表着周一到周五各个时段的时间安排，“极少有个人时间。” Kamila解释道。

假如Kamila下午3点需要去开一个会议，那么电子日程表会通过邮件系统推送到她过去的黑莓手机上，提醒她此时有个会议。

现在换了iPhone 4，这种功能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此时iPhone触摸屏第一页最左上角的“日历”图标处，就会跳动出一个红色的小圆圈，里面的数字代表着有几件事情需要马上去处理。

至于黑莓引以自豪的pushmail功能，iPhone的邮件系统已经开始取代它的部分功能。由于iPhone在中国联通是3G高速上网，因此收发邮件的速度并不比原来的黑莓差。

如果出差在外面，当有同事发来带有附件的邮件时，用中国移动现有的网络打开实在是太慢，这让黑莓一直引以为豪的邮件压缩功能在中国显得有些尴尬。Kamila的同事们已经心领神会，要求同事们把附件内容贴在邮件正文里发送。

由于中国移动的TD版3G黑莓手机还没发布，因此现有的中国黑莓用户在短期内还将忍受较慢的手机上网速度。好在黑莓已经宣布，TD版手机将很快发布，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能否在这款深度定制的手机中照顾中国用户的习惯，将关乎黑莓在中国的前途。

Kamila所在的这家外企一年多以前从中国移动那里集体订购了一批黑莓手机，并签订了两年的套餐，按月付给中国移动及黑莓信息服务费。这些手机被配发给了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国和美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开始使用同样的手机终端。

Kamila和她的同事们很快发现，自从单位配发了黑莓之后，自己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

“公司对你的期望发生了变化。” Kamila解释道，在外企里面，大部分公司内部沟通是依赖电子邮件进行。在过去，大家仅仅从电脑上收发邮件，但现在，黑莓独有的pushmail功能让你无论身在何地都能像收发短信一样收发邮件。

这时候，在公司领导的期待中，你不管身处何地，应该马上回复邮件，并在接到邮件的通知后马上去做邮件中说的事情。

“因为公司的领导都用黑莓，他们会自己收到邮件后马上回复，所以在他们的期待中，员工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Kamila形容道。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变化，让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假如此时你正在外面，公司通过一个邮件通知一个小时后开会，黑莓的邮件系统自动推送到手机上，那么你必须马上赶回公司，而在以前，许多人可以推脱说自己在外面无法收邮件。在晚上下班后及周末，假如美国总部那边发来邮件，推送到黑莓手机上，也必须马上处理掉。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黑莓转投iPhone。在这家美资大型外企中，中国公司的主要高层依旧选择保留黑莓，“他们多是40岁以上的男性高管。”Kamila表示，一些男性的指头太粗，已经习惯了黑莓的全键盘输入，用惯了黑莓的邮件系统，他们还无法适应iPhone的全触屏输入。

即使在自己的家庭内部，对于是否需要换掉黑莓，依旧是件颇有分歧的事情。Kamila的老公坚定地选择了保留自己的黑莓，在他看来，iPhone是属于年轻人的东西，而黑莓更符合商务人士稳重的形象，而iPhone中五花八门的app应用软件，对工作繁忙的他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而从美国外派到中国的外籍员工之间，关于是否保留黑莓的分歧也开始出现。过去，美国管理人员几乎清一色的黑莓，但最近Kamila发现，自己公司的许多美国员工已经换上了iPhone 4。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得不提，在Kamila的公司内部，几乎所有使用黑莓的人，都拥有着至少2台手机，其中黑莓就是用来工作，而另一台则包办了个人娱乐功能。

作为一位追逐时髦的女性，Kamila在拿到公司配发的iPhone 4后兴奋不已，现在iPhone上已经存满了音乐，iPhone高速上网的功能也很讨人喜欢：“我的手机终于有了一点娱乐功能了。”在过去，她的黑莓给人感觉完全是一台为工作而生的手机，在Kamila看来，忙碌的外企人也需要一点儿自己的生活。

在外资企业众多的上海，黑莓现在仍是许多外资企业的标准配备。这多半是和其国外总部保持同步。按照《黑莓帝国》一书的说法，有85%的全球500强企业使用了黑莓。在过去10年间，黑莓成功占据了近5000万商务人士的口袋。

这些黑莓手机通常是整个公司IT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并和这家公司的管理制度紧密结合。

花旗银行上海分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黑莓用户。黑莓的邮件功能是外企内部沟通必不可少的工具。那些经常不在办公室的花旗银行金融精英，会一刻不停地借助黑莓在途中解决他们的公司事务。

当然，在花旗银行内部——不管是美国花旗还是中国花旗，黑莓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受到iPhone的挑战。该公司允许使用一款叫作“Good”的iPhone上的应用软件处理邮件，公司的邮件系统已经开始支持黑莓和iPhone双系统运行。

花旗银行在全球雇用着约258万名雇员，它开始使用黑莓外的其他邮件系统的消息传出后，在美国很快炸开了锅，除了花旗银行，拥有着284万名雇员的美国银行也开始了类似举措。

不过，对于花旗银行这样对信息系统有着专业要求的金融企业来说，并不是专门为商务人士打造的iPhone还不能完全取代黑莓。

花旗银行的IT维护人员形容道，该公司规定，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只能从黑莓登录公司内网，这是因为黑莓的安全性目前是其他手机无法相比的。而且即使手机在外丢失，公司的IT维护人员也有办法迅速补救，让公司机密无法从这台终端泄露出去。

此外，黑莓可以将邮件下载、保存到手机上，以后可以不联网也能查看，而iPhone还很难做到这样细致。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本次换机中公司大部分人员都选择换iPhone 4，Kamila所在公司的IT维护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嫌黑莓样子不好看”。对于素来对手机外观有很高要求的中国消费者来说，黑莓略显笨重的外观，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两个星期过去了，Kamila已经逐步适应了没有黑莓的生活，她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在苹果浩瀚的App Store里面淘软件，她下载了一个“会说话的汤姆猫”，逗乐自己的女儿，而另外一款叫作PES 2011的足球游戏，则可能会让自己的老公喜欢。

对于外企的员工来说，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公司配发下来的手机不再是冰冷的办公用具，配发一台个人娱乐功能强大的iPhone 4，变成了员工嘴里值得称道的公司福利，尤其是在它已经可以覆盖黑莓大部分功能的时候。

苹果牢牢掌控微笑曲线的两端

如果仔细分拆苹果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强势的苹果公司牢牢控制着其在中国产品的销售，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利润。凭借强势的产品，苹果甚至能够让在本土市场向来强势的中国运营商低下头来，接受苹果公司的苛刻条件。

苹果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是，凭借强势的产品，苹果牢牢控制着“微笑曲线”的另外一端——销售。

iPhone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其他合作伙伴的亏损之上，和苹果合作的运营商往往需要承担高额的财务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赔本赚吆喝”。

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尽管中国联通的iPhone 4销售火爆，但是该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却是盈利大幅下滑。

2011年1月28日，中国联通（600050SH/00762HK）于港交所发布业绩预告称，预计2010年度公司净利润将下降50%以上。按照联通2009年净利润9556亿元计算，2010年该公司全年盈利最多只有4778亿元。

中国联通称，虽然公司2010年营业收入快速增长，但由于3G业务仍处于运营初期，折旧及摊销、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和销售费用，尤其是3G终端补贴费用增长较快，给2010年盈利带来了较大压力。据了解，按照联通会计政策，手机补贴是一次性计入成本，但锁定的收入却在24个月里进行分摊。

以最受欢迎的16GiPhone4为例，只要用户选择每月286元的套餐，就可以0元购买5880元的手机，按此计算，联通为用户提供的补贴高达86%。

但这并不是中国联通一家的尴尬，在美国市场，和苹果合作的移动运营商也遭遇了类似尴尬。

美国消费者仅需要花199美元（签约价）就可买到一部iPhone，这背后是因为电信运营商对iPhone进行了高额补贴、还要向苹果承诺最低销售数量才能拥有独家销售权。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Yankee Group的报告，第一家与Apple合作的电信运营商 AT&T 一直到第17个月才实现iPhone业务的损益平衡点，这还没有算入AT&T对其3G 网络大幅升级的费用。

过去移动运营商主要通过提供免费或低价手机来吸引用户签下长期合约，而iPhone 的补贴销售虽然大幅增加了数据服务的销售，但吸引新用户的成本也快速上涨，甚至挤压了运营商的利润率。

表面看来，iPhone 替 AT&T 提升了 ARPU （每月平均月租费）值：iPhone用户每月月租费用近100美元，远高于其他使用者的月费（约50美元/月）。但 AT&T 也付出了不低的代价：推估 AT&T 为每台iPhone3G 手机提供至少300美元的补贴，而用户越多3G网络就越拥挤（无论是语音服务还是数据服务），iPhone使用者下载游戏、影片和其他网络资料的用量是其他智能手机用户的二到三倍。

2006年至2009年间AT&T的数据服务传输量暴增了50倍，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iPhone用户。但网速过慢使得iPhone用户大为不满，AT&T也被迫提升3G网络硬件设备。推算若取消对iPhone的补贴，AT&T立刻能获得两年包月合约总额33%的利润，同时将实现盈亏平衡点的时间缩短为8个月。

比补贴更头痛的是最低销售量保证：不少电信运营商在与Apple 签约时都承诺了最低销售量，若没有达到销售目标，当初缴交的保证金就无法拿回。

更让AT&T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心寒的是，在与苹果一起打拼数年之后，苹果竟开始放弃之前的独家销售方式。

2011年2月10日，CDMA版iPhone正式在美国开始销售，由美国第一大运营商Verizon出售。这意味着此前由AT&T一家运营商垄断iPhone的时代终结。

而在中国，另一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也加快了引入CDMA版iPhone的步伐，这意味着由中国联通一家垄断中国iPhone销售的格局正在结束。

此外，苹果还在其他方面多次抢夺移动运营商的利益，如不允许运营商参与应用商店App Store的收入分成，并将运营商自己的软件摒弃在iPhone之外。

长期以来，苹果公司被认为是不够重视中国市场。一直到2008年以前，由于亚太市场的营业收入无足轻重，在苹果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报告里，苹果甚至没有将它单独列出来（它被苹果归到了“其他部分”一类，同属于该类别的，还有苹果旗下FileMaker软件的销售额）。

到目前为止，苹果CEO乔布斯没有一次来到过中国，和其他热心开拓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大老板经常往中国飞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也被一些人解读为乔布斯不够重视中国市场。

但从销售数据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苹果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2011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苹果首次公布了中国区的销售数字，苹果在包括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区，销售业绩达到26亿美元，同比增长4倍，几乎达到了2010财年的总和。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但是13亿中国人民并非人人都负担得起iPhone。不过中国大概有5000万人口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对智能手机和苹果品牌怀有强烈兴趣”。这些人都是苹果的核心潜在客户。

与此同时，苹果的大部分代理商并不像人们想象中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由于苹果对出货价格的控制，销售苹果产品的利润率非常低，大部分苹果代理商只能通过销售苹果配件等方式来保证利润。

苹果还在加速直营销售网络的建设，在中国开设25家直营旗舰店就是最主要的举措。这些商店绕开了所有中间环节，保证苹果产品的高额利润最终被苹果自己获得。

第十一章 iPhone的中国App应用开发者

——iPhone在中国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开发者群体，他们赚到了App Store十分之一的收入。

“苹果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iPhone，而是App Store。”

——某电信业高管

“我们确实不得不对苹果表示感谢，我们因为App Store得以摆脱了运营商主宰的模式。在App Store之前，运营商决定哪款软件能够在他们的手机上运行。”

——《愤怒的小鸟》的开发商Rovio的CEO，Vesterbacka

2010年9月26日，31岁的上海重度电子产品发烧友左志坚略显激动地拿到了他那款黑色iPhone 4。

他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账号登录苹果的App Store，并下载了新浪微博、路透掌上通、虾米音乐、Skype、Msn、Twitter、MobileRss、大众点评网、淘宝、Stanza……

每天，左志坚像逛书店一样在苹果的App Store里转悠。当他的指尖在iPhone触摸屏上轻轻滑动，轻触App下载页右上角那个用美元标价的蓝色小方框时，一笔美元从他的双币信用卡中悄然划走，并辗转打入另外一帮人的账户，几秒钟之后，他的手机收到银行发来的划账短信，一切从容而自然。

这些App程序让左志坚大呼过瘾，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每天早上醒来，他已经习惯用Skype打越洋电话，用新浪微博发表自己的心情，用大众点评网寻找附近好吃的餐馆……

不过，当左志坚们点开App Store中众多全英文界面的游戏时，或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开发这些精美游戏的人，或许就住在离他两个街区外的地方。

事实上，App Store中开发者获得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都被来自中国的开发团队赚走。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产业链，它让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在电脑前彻夜编程。通过海底电缆和无线Wifi，一群互相不认识的人相隔大洋彼岸交易他们的创意，并渴望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或者马化腾。

那些一夜暴富的家伙

阳光透过落地窗打进这套七八十平方米大的公寓里，落地窗外面，是一个巨大的露台。有人敲门送来了几把椅子，王涛站在那里一边安排他们摆放椅子，一边憧憬着这间工作室未来的样子：“我准备在露台上放一把太阳伞，再摆几把椅子，这样夏天的时候，朋友们来了就可以坐在露台上喝茶……”

王涛的工作室坐落于上海郊区一个巨大的住宅小区里——他自己也住在这个小区。这座由万科开发的现代化小区是上海新潮阶层的聚集地之一，打理精细的草坪和精心布置的小桥流水让这里的生活看上去悠闲而时尚。

不久之前，王涛租下了这里位于6楼的另外一套公寓，这间App工作室便在一群年轻人的梦想中开张了。

客厅里的实木长椅是从家具厂里定做的，搬起来很重。客厅里摆满了他从各地淘来的工艺品，有卧佛像、木马、小人兵，书架上稀稀拉拉放着一些IT类的书籍和杂志，只有工作室里的厨房和冰箱让你容易忘掉这里原来是用来办公的。

王涛拿起自己的紫砂壶，用壶嘴对着嘴地喝了一口水，走进里屋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里摆放着一台27英寸大的巨型苹果Mac一体台式机。王涛说，大屏幕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而且可以多打开几个窗口。

在他身旁的桌上，一名技术高手和一名设计师穿着随意的便装，正在自己的苹果电脑前神情悠闲地工作。

2010年12月时，这个App开发团队发布了自己的抢地盘游戏《略城僵尸》。这显然是一款受到《植物大战僵尸》启发的游戏，但王涛和他的团队将此改造成了一款多人在线社交网游。

设计师在几张A4白纸上反复画着iPhone屏幕的样子，然后在里面画上自己设想的游戏场景，而纸张的下方则列满了她对游戏的规则设定：“当有僵尸来进攻你的地盘时，你是不是可以援助你的朋友……”

这款游戏从谷歌地图中导入了真实的地名，上面甚至可以有你在上海的家的位置。当有人用僵尸来进攻你时，你必须花钱购买一些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家，否则你的地盘就被别人抢走了。

“当玩家在其中保卫有自己真实地名的家时，感觉会很不一样。”王涛说。

游戏美工会一板一眼地把设想中的人物画成Q版的游戏角色。那些僵尸被设计成了中国清朝的人物模样，两只胳膊平举蹦跳着前进。

当然，在这里美工还有另外一项工作，他每天会帮王涛画一幅漫画，由他挂在新浪微博上。

“每过十分钟，我就忍不住要发一篇微博。”王涛说道。

像许多典型的App开发者一样，王涛曾经在上海一家大型游戏公司就职，他当时所在那个部门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出来创业了。

36岁的王涛是中国较早一批iPhone用户，这款手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预感到移动互联网迟早有一天要爆发——那意味着巨大的创业机遇。

但他投身这一行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让他有一种活得更加年轻的感觉。每一天都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并思考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那是一种让人兴奋的感觉。

从游戏公司出来之后，他先后在手机SP公司干过，也尝试过进入手机广告的行列，但最终他选择进入App开发者大军。

改变他们命运的一天是在2008年3月，苹果为开发者们提供了iPhone软件开发包，并且在7月开放了应用下载商店App Store。

不久之后，大洋彼岸传来一些开发者掘到第一桶金的消息，原来的荆棘小道迅速被怀揣着梦想闻风赶来的开发者们踏成了大路。即使是对这一平台还不太熟悉的中国，也有无数程序员乐此不疲地投身其中。

据测算，截至2010年，中国有3万~4万的苹果iOS应用开发者，这其中70%的苹果软件开发者还是侧重开发各种应用程序，但最能赚钱的那一部分还要属只占10%比例的游戏开发者。

于是，中国的各大论坛上每天都在讨论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这让一些年轻人自发地走到一起，夜以继日地开发自己想象中的手机程序。

假设这是你的第一款iPhone游戏，那么第一步就是获得iPhone开发者计划（iPhone Developer Program）的批准。你可以注册年费99美元的标准项目，而不是选择企业项目。

只要你向iPhone开发者计划提交了申请并通过认可后，你就会自动成为Team Agent。这时你的账号就得到充分授权可以执行各项操作。开发者们只能通过Team Agent与苹果签订协议，而且只能经由这个账号生成促销代码用于你所发布的手机应用。

一旦提交了申请，苹果会花一些时间来审核你的申请资料。在2008年夏天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现在只需几天时间即可。开发者们通常在获批之前就着手开发iPhone游戏。但在应用被批准之前，他们只能通过软件模拟装置测试应用，而不能在实际的硬件设备上执行这种操作。

一旦开发者的开发项目获批了，Team Agent就要登录到iTunes Connect以确保所有的协议和银行账户信息已经设立完善。默认协议只允许开发商向App Store提交免费的手机应用。如果你要开发的是付费应用，你就需要让Team Agent勾选“付费应用”的协议。

与此同时，开发者要确保在iTunes Connect的银行账户和税收信息都已经填妥，否则就无法通过付费应用申请。

每天，中国的iOS开发者们会聚集在一个叫作Cocoa China的开发者社区网站，Cocoa是苹果iOS的程序语言，这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讨论——不是你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

Cocoa China的创始人陈昊芝是个老苹果迷，几乎是看着这个群体如何在短短几年之内从无到有，并迅速形成一股重要力量。

陈昊芝认为：“游戏市场是中国开发者最大的机会，是永恒的主题。”有预测称游戏将占到苹果移动开发收入的70%。

这些开发者并不都是有一个太大的公司，相反，他们大部分都以松散的团队为主，或者被称作“游击队”。

王涛的公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App开发团队——这个团队只有5个人，却分工精细。

公司的技术师被称作iPhone高手，他的Mac电脑上是满屏幕的代码，那里装着苹果官网上下载的SDK（开发工具）。“苹果的这个SDK很好用。”他对此评价道。

iPhone SDK配套提供的iPhone Simulator被开发者们誉为超级好用的开发工具，它可以完美地模拟iPhone手机的多数配置。

在这里，电脑屏幕上有时会弹出一个iPhone屏幕样子的画面，开发者设计的特效会在里面模拟演示。他的电脑连着一台iPhone，上面可以测试游戏的最终效果。

这里的美工同样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她甚至亲自设计了工作室的衣帽架——那是一个由水龙头改装而来的家伙，看上去后现代而大气。

有统计显示，中国的iOS游戏开发者中个人开发者占到45%，3人以下小团队占到56%，10人规模以下的工作室或个人共占80%。其中单机小游戏占据最大的份额，达到90%，剩下的10%则是社交类游戏和一些大型高端游戏产品。

正像王涛的工作室一样，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团队，苹果iOS游戏开发基本分为三个部分：程序编写、美工制作以及创意策划。程序和美工更偏向于技术。而且对于硬件的要求也是极低，一般三五个人自己带着自己的电脑，准备几台苹果的终端就可以开工生产，这对于怀揣创意的年轻人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在苹果的App Store中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版的App Store上，僵尸题材的游戏已经有几十个之多，而在国外，此类题材的游戏更是数不胜数。换句话说，你的游戏很可能会被淹没在浩瀚的App集群里，不为任何人所关注。

收费还是免费是个问题。在王涛看来，免费似乎更有出路。他算了一笔账，一个软件卖099美元的话，被下载一万次才能卖1万元钱，苹果拿走3000元，自己才得到7000元，这远远不够团队的开销。

而免费容易吸引到更多的玩家，这也是大部分App发布初期的策略。至于将来怎样赚钱，王涛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在他看来，有人气就一定能够赚钱，这是互联网界一再被验证过的游戏规则。

当然，这意味着在工作室开张的前几年，这些工作可能一点都不赚钱，但这在王涛看来不是问题，股东们先期的投入还足够撑一段时间，为此他拒绝了风投的资金。

当然，更多的中国开发者希望自己开发的软件能够很快在App Store上转换为现金。为此，大部分中国iOS游戏开发者都将目标瞄准了海外市场，而并非为中国人量身定做游戏。

这是因为，一方面，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苹果iOS游戏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盗版情况过于严重，导致中国开发者无法在本国获取利润。

由于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支付渠道不畅通，想在App Store上购买软件必须有双币信用卡才能支付，造成很多中国用户没办法购买，只能选择盗版、“越狱”等道路。

多年以来，中国的消费者习惯了免费软件，路边摊上几块钱一张的盗版软件光碟曾让软件开发商们头疼不已。

这样的尴尬场景同样影响到了手机软件的发展。即使苹果封闭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盗版软件，但中国消费者们还是喜欢通过“越狱”等方式，安装免费的盗版软件。这导致中国的开发者们只好将赚钱的希望放到海外市场。

此外，虽然目前中国有为数众多的游戏开发者，但精品难求，抄袭、山寨之风犹存，这导致创意缺乏，破坏了市场秩序。

不得不承认的是，苹果的App Store平台让中小个人开发者征战海外市场的风险大大降低。由于这一交易平台流程大大简化，只要你的软件足够吸引人，那么下载和支付问题都由苹果包办。

在上述多重因素下，大部分有实力的中国移动开发者将目光瞄准海外，而这其中，又数上海开发团队“晨炎”（Triniti）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介绍）。

苹果的App Store平台，意外地对中国软件出口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王涛曾参加过在上海举办的一场iOS开发者论坛，“到场的几乎80%都是做游戏外包的”。

许多开发者是在一个叫作“猪八戒网”（http://www.zhubajie.com/）的地方认识的，那里扎满了各种优秀的设计和技术人才。

App开发者们可以在这里发布各种任务，例如某个程序的美工，然后在上面以现金的形式悬赏。

这些任务的应征者以兼职居多，他们白天可能在某大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接活儿赚更多的钱。

例如一个App开发团队希望设计一个iPhone软件UI（主界面）及软件图标，在“猪八戒网”上悬赏700元人民币，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很快就会有许多感兴趣的设计师和他联系，并拿出自己的方案。

这些人彼此不相识，并可能居住在相隔万里的地方，但他们在App Store的驱动下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并乐此不疲地工作。

“赚钱并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我们会首先想着把这个软件做好，做得很酷。”王涛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发者的心理。每当看着自己的软件在App Store上被其他人下载并获得好评，那种成就感难以形容。

在此之前，开发手机程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过去如果你想做一个手机软件，碰到的阻力很大，首先开发的成本就很大。在座有多少人能够在MTK（中国台湾联发科技多媒体芯片提供商）平台开发软件，做过这个工作的，只有四五位。为什么？因为很难。”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在一个公开场合说道。

程序员们说，苹果的语言比较接近C++，借助苹果发布的SDK，制作一个App应用变成了十分容易的事。

为了迎合西方消费者的习惯，中国的App开发者们要随时对《功夫熊猫》、《加勒比海盗》、《变形金刚》、《暮光之城》、《碟中谍》等好莱坞大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因为这些西方人喜欢的电影很可能会变成App 应用中很好的素材。

当然，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开发者们来说，想要征服挑剔的西方消费者并非易事。

根据localytics 发布的一项关于消费者软件使用频率的报告显示：第一印象对于消费者是否继续使用一款 App 至关重要，26% 的应用甚至只运行了一次便被果断抛弃，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大。

换句话说，哪怕你准备走“免费->大量下载->靠广告费获得收入”的模式，如果应用品质不佳，依然难以盈利。

根据App Sfire 的调查，平均每位iPhone用户要安装 108款应用，其中收费应用占 23%，每天玩iPhone的时间为84分钟。

在iPhone用户的每天 84分钟使用时间里，有10分钟用于上网，7分钟处理邮件，27分钟用于打电话、发短信、IM聊天等传统通信活动。其余 40分钟则花费在各种 App上，其中 32% 的时间用于玩游戏，68%的时间用于非游戏类应用。平均每台iPhone上安装了 108款应用，其中 19%是iOS系统自带功能，23%为收费应用，58%为免费应用。

通过这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iPhone用户有 59%的时间是将iPhone用于和传统通信无关的项目上（上网、App），此外相对于Web App，iPhone用户明显更喜欢使用App Store下载到本机的应用软件。

所有人都清楚，App软件的寿命短得出奇，一款软件从火爆到跌入冰冷可能仅仅花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开发者开发几十个软件，仅有那么一两个能够大热并赚钱。

大部分收费软件都会推出一个免费试用版，供消费者们下载体验。不过，如何在拥有几十万个应用程序的巨大App Store软件商店中脱颖而出，对开发者们来说是个大问题——绝大部分人可并没有钱到App Store首页去做个广告。

许多人想到了如日中天的社交网络，西方人沉迷的Facebook和Twitter成了最好的营销场所，这甚至催生出了一条分工精密的产业链。

许多用户在App Store上下载一款游戏后，往往会发现这款游戏中带有一个叫作“OpenFeint”的标示。这并不是说，这些游戏都是由一家叫作“OpenFeint”的公司出品，而是这些游戏，都植入了“OpenFeint”的社交功能。

OpenFeint是一个安装简单的程序插件，适用于面向苹果iOS和Android系统游戏开发者和玩家。开发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玩家则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跨系统联机对战和聊天等功能。

当玩家在手机游戏中点开“OpenFeint”功能时，他们便不是一个人在玩冰冷的单机游戏了，而是感觉自己和网络上无数朋友一起征战。

这个平台不仅仅具有Facebook的一些基本特性，例如具有个人档案、有个墙可以给别人涂写，或者可以在游戏中聊天等。这个平台具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性，叫做“One Touch iPromote”，也就是用户可以很容易知道朋友在玩些什么游戏，同时可以方便地购买这些游戏。OpenFeint平台的用户可以邀请朋友加入他们的游戏中，用户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玩什么游戏。基本上，开发者可以通过OpenFeint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类似“OpenFeint”的平台有Plus+，Crystal，Gameloft Live等。这些第三方平台让iPhone游戏玩家有了更多的互动，而开发者们也借助强大的社交网络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游戏，从而成功进行了营销。

在美国，App软件开发者们同样开始花费大价钱，在诸如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中进行宣传，这被证明是一个提高下载量的好办法。

一款可分析用户打高尔夫球时挥杆视频的应用iSwing就曾在App Store中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该应用作为苹果特色应用曾迅速在运动类排行榜中占据首位。

为了提高iSwing的知名度，它的开发商花费了大笔资金在诸如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中进行宣传，并因此带来软件的大量下载。

而其中的部分原因还包括，高尔夫玩家希望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高尔夫玩家进行沟通，这也导致iSwing在玩家中颇具人气。此后，许多竞争者也继iSwing之后推出了许多分析挥杆动作的应用。

这种通过社交网络营销的经验为解决应用商店推销问题带来了一线曙光：在海量应用中，用户需要比简单的评级系统和用户评论更为有效的工具来帮助寻找应用，决定购买何种应用。

一些开发者迫切希望知道是哪些用户购买了他的应用，他们想知道这些用户是男性还是女性，收入多少，年龄有多大，平时有哪些爱好——这样他就可以找到相似的用户群体，将应用与用户更好地结合起来。

但不幸的是，苹果并不向开发者公布用户数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开发者之间的恶性竞争。

中国iOS第一游戏开发团队上海晨炎海外市场大捷

在众多中国征战海外市场的App开发团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一家叫作晨炎的上海公司。这家70人左右的小公司比中文名更有名的是其在App Store上响亮的英文名“Triniti”。

让Triniti声名鹊起的，是一款叫作“Gamebox”的App游戏。由中国人开发的这款游戏位列苹果App Store2010年下载量总排名第7位，在西方市场大受欢迎，并被下载了数百万次。

这款游戏曾经连续两周坐上App Store下载排名第一的宝座，一时间让中国的App开发者们大涨士气。上海晨炎的成功，让人看到了中国App开发团队的力量。这些初创期的小公司，也有能力征战陌生的西方市场。

这个游戏盒子由近40款小游戏组成，包含射击、益智、格斗等多种类型，游戏多半比较简单，但也很耐玩——这个游戏盒子很好地利用了玩家们希望捡便宜的心理。这款售价099美金的游戏盒子，对大部分玩家来说简直是超值了。而如果将这些小游戏一一分开销售，则很容易被淹没在浩瀚的游戏大军中。

从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该公司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海外，其中美国用户约占57%，英国用户约占11%，国内用户仅占不到1%。

截至2010年12月16日，晨炎信息在App Store上的iPhone游戏共有64个、iPad游戏4个，其游戏产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单款游戏，其44款单款游戏共有15款冲进排名前100位（App Store共30多万种应用）。另一类是盒子（Gamebox），即将众多的单款游戏打包放在一起作为一款游戏发布。

这种把游戏打包成盒子的销售方式在当时非常新颖，立马让Gamebox的下载量大增，并连续两周坐上苹果iPhone软件销售榜的头名交椅。这款游戏共计获得290万用户下载，忠实的活跃用户达100万人，并于2010年12月被苹果公司评为全球年度所有应用排名第7名。

由于几款游戏获得畅销，上海晨炎所使用的“Triniti Interactive”商标已经在欧美苹果App Store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虽然许多用户并不一定清楚，这些游戏由遥远的中国团队开发。

该公司的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重视策划和营销在一款游戏中的作用。这种将多款游戏打包进一个App程序的做法由晨炎首创，在当时获得许多消费者的欢迎，这让他们觉得这款游戏很划算。

Gamebox的开发负责人施炜亮在一次移动开发者聚会中曾透露，为了避免后来者模仿，该游戏盒子在发布前添加了多个要素，直到现在尚没有一个成功的模仿者。

当晨炎的竞争对手们开始效仿它，纷纷把游戏打包出售时，晨炎又开始通过销售游戏等方式和对手区别开。

“一年多前与Triniti合作过，当时他们规模还不大，但觉得与其他国内游戏开发公司很不同，对市场把握准确，不靠山寨抄袭和量产，对产品质量要求非常高。”谈到晨炎的成功，创新工场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向若珲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在施炜亮看来，中国的App开发者具备战略成本优势，这正是中国App开发团队可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2010年12月25日，位于成都的上市公司博瑞传播（600880）宣布以最高不超过4000万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上海晨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此举对整个中国App开发者队伍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首先应该为这起并购感到高兴。”中国最大的苹果软件开发者社区cocoachina的投资人、董事陈昊芝表示，这起并购表明，应用开发者这一只有短短几年历史的群体热起来了，此前国内已有一些应用开发团队获得风投的投资。

此前的12月15日，市场传出天使投资人雷军所投小米科技团队获最新融资3500万美元，且市值已达2亿美元。

在cocoachina社区上，晨炎被出售的消息引起了广大应用开发者的热烈讨论。对于很多中小开发者来说，被大公司收购一直是较理想的退出方式之一，因此这起并购让广大开发者看到了自己将来获得高溢价的前景。

根据博瑞传播的公告，其于2010年12月23日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DSTF Holdings Ltd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公司是上海晨炎的股份持有者），拟收购晨炎信息技术公司100%股权。

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规定本次收购转让价款区间为1200万美元至4000万美元。最终的转让价款与晨炎信息技术公司在未来三年（2011~2013年）实现的对赌业绩挂钩。

在一些苹果开发者看来，上海晨炎的起点颇高，发展也很良性，如果不选择被并购而是一直独立发展，也会获得较好的发展前景。

但在陈昊芝看来，这起并购的估值并不算高，他估算这起并购的溢价不超过20倍，而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融资溢价通常能达到30~35倍。他分析说，这可能是上海晨炎的团队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在这个新兴行业迅速占据有利位置。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晨炎成立于2003年4月24日，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浦东软件园，法定代表人为晁玉玲。在本次收购前，两大股东晁玉玲、常志东分别持有其667%和333%股权。

晨炎信息拥有员工超过70人。根据公告，截至2010年11月30日，晨炎信息资产总额66942万元、净资产5663万元，2010年1月~11月实现营业收入55873万元、净利润1853万元（单位：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以上信息推测，晨炎的出售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最终售价，其经营团队还需要在未来的两年里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以保证公司获得快速增长。按照双方签订的对赌协议，如果2011年晨炎的净利润少于200万美元，则无法获得一分钱的第二期交易款，反之如果2011年净利润大于40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1200万美元的第二期交易款。

在欧美，小的游戏开发团队被并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像Gameloft这样的世界顶级手机软件公司，都是后来被资本并购后做大的。此前不久，EA公司刚刚以20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著名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的开发商Chillingo。

苹果App Store 已让全球开发者分到了10亿美元。陈昊芝根据开发者当年提交的下载量、收入情况等数据进行估算，其中有10%由中国开发者分到。

陈昊芝指出，这个比例对整个中国游戏产业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此前中国几乎没有一款游戏能够在微软的XBOX或者索尼的PS3这样的高端游戏平台中卖得动，而呼声很高的网游出口，也并不是那么顺利。

然而苹果App Store模式的出现给广大中国个人开发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由于该平台进入门槛不高，一些中国产的游戏意外地在App Store上大获成功。

目前App Store上的游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Gameloft、EA这样的大公司制作的大型游戏。这些游戏制作精良，开发成本高，有时能够在销量排名前50的游戏中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另一种游戏是依赖物理操控的益智类小游戏，如《愤怒的小鸟》等。这类游戏开发门槛偏低，更多的是比拼创意和包装。此类游戏成为中小开发者的天堂，目前国内开发者的产品多以此类为主。

由于国内iPhone手机相当一部分存在“越狱”和盗版问题，付费习惯也还没完全形成，因此国内iOS开发者目前大部分产品都将欧美市场作为主打。

除了上海晨炎，中国国内比较成功的iOS开发团队还有Haypi Kindom、EpicForce、139me等。

App Store的进化

多年以前，当乔布斯被迫黯然离开苹果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段独特的经历为日后横扫天下的App Store埋下伏笔。

在乔布斯离开苹果期间，他接触了迪士尼、音乐，还有软件领域的许多东西。这种挫折给了乔布斯十分难得的经历，也为日后苹果开创全新的商业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乔布斯看来，音乐界和软件业那种卖光碟式的过时销售手法，早晚要被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取代。

于是乔布斯带着手术刀，首先在音乐销售上来了一场大动作。

2001年10月23日，苹果正式发布了MP3播放器iPod，这在初期被竞争对手们嘲笑为做电脑的苹果不务正业地玩起了这种小玩意儿，并不会有太多的前途。

在此之前，MP3并非由苹果发明，而iPod也并非是革命性的MP3播放器，而且类似iTunes的音乐平台此前也已经出现。在2001年iPod推出之初，销量并不算如意。

然而乔布斯独创性地将iPod的硬件销售和iTunes的音乐销售平台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便开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在他看来，音乐界那种过时的销售模式早晚要被终结，而互联网文化的快速发展让iTunes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得以实现。

如果消费者只想听一首歌曲，为何要强迫其去购买整张CD呢？苹果正是看透了这一商机，在iTunes上为用户提供正版单曲销售。就是这99美分和15美元的差距，让苹果起死回生。

iPod用户通过iTunes，可以轻松找到想要的音乐。便宜的价格，便捷的付费，从外观到内容，苹果为音乐迷提供最好的音乐体验。通过这种模式，苹果很快控制了整个音乐的下载服务，向下掌控用户，向上掌控音乐发行商，从而使得iPod的销量不断攀升，而iTunes的歌曲库和下载量也不断疯狂增长。

从2003年4月28日该商店开张以来至2006年2月22日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首歌被下载了。消费者们可以在这里买到某个极其小众的摇滚乐队的歌曲，或者已经推出许久的某张经典唱片。

苹果的iTunes和应用商店都遵循苹果一直坚持的理念“让事情变得简单”。使用同一个软件来管理所有的应用程序和不同的iOS设备为用户提供了轻松的使用体验。

iTunes+iPod的组合往前前进一步，便是App Store+iPhone的组合。在许多人看来，App Store只是苹果此前商业模式的延伸。很明显，App Store由iTunes在线音乐商店演变而来。iTunes的巨大成功让乔布斯看到这种“硬件+内容平台”模式的巨大活力。

在iPod+iTunes时期，苹果成功地完成了消费者使用习惯教育。消费者们开始接受这种“硬件+内容平台”的模式，苹果也在这一时期积累了这种商业模式运营的宝贵经验，从而为iPhone的推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消费者们兴致勃勃地于2007年拿到第一代iPhone时，这还只是一个工业设计酷炫无比的高科技玩物而已。这台iPhone仅仅自带了11个App应用软件，说白了，这还称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产品。

iPhone刚出现时，诺基亚认为这款产品市场占有率不会太高，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冲击。三星则称：“这在功能上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传统手机制造商都觉得，这款产品华而不实。

创造历史的一天来自于2008年7月11日，这一天，苹果App Store正式上线。7月14日，AppStore中可供下载的应用已达800个，下载量达到1000万次。

在此之前的2008年3月6日，苹果对外发布了针对iPhone的应用开发包（SDK），供软件开发者免费下载，以便第三方应用开发人员开发针对iPhone及iPod Touch的应用软件。

SDK的推出让开发者们编写iPhone应用程序的难度大大降低，于是大批怀揣着梦想的年轻程序员加入了为iPhone编写程序的大军，蕴藏在民间的智慧和创意被迅速点燃了。

2008年秋天，斯坦福大学甚至开设了一门编号为193P的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iPhone应用程序编程。在随后的几年间，拥入App Store创业的程序员呈几何数量增长，如同当年硅谷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早期的壮观景象一样。

App Store的首页是一个十分清爽的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图片，上面通常推荐着本周最佳iPhone应用程序——这无疑是众多开发者梦寐以求的一天，能够登上这一宝座，意味着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巨大的认可，并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钞票。当然，一些大型软件厂商的广告位也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还推荐着新上线的软件及热门的应用软件，并有苹果员工最爱的软件推荐。当用户进入这些界面时，立即进入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软件商城。

苹果的推广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开发者能够获得多少销量。例如“ New and Noteworthy”（新的和值得注意）就比“Staff Favorites” （苹果员工最爱）和”What’s Hot”（最热门）的销量稍微低些。

一般来说，被列为“featured”（特色的）的软件会有 2~20倍的销售量，效果会持续一周左右然后回到平均水平。对于开发者来说，造成这样的戏剧性变化的关键，在于把软件弄进最佳列表——全球100强或者地区100强都行。软件一旦进到最佳列表，就能获得上升的更好机会，从而获得更高的销售量。

App Store的软件分类几乎涵盖了你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书籍、商业、教育、娱乐、财务、游戏、健康、生活、医疗、音乐、导航、新闻、摄影、效率、参考、社交、体育、旅行、工具、天气……

对消费者购买软件影响最大的还是软件排行榜，苹果会提供一个付费软件排行榜和一个免费软件排行榜。要想在数以万计的浩瀚软件中脱颖而出，进入这个排行榜，绝非易事。

在2010年以前，App Store的应用排序规则是：先按上线日期排序，同一天上线的应用则按字母顺序排序。结果就是很多名字以“A”开头的应用被排在了前面。更糟糕的是，很多中文应用因为名称里没有字母，通常会排到非常靠后的位置。一些开发者抓住了这个漏洞，故意在自己App的名字前加上一个“A” 或是 “A+”，严重影响了排名的公平性。

但在2010年年初，苹果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日期+字母” 的App排序方法，而是改成按照审核时间排名，中文名不再受影响，也可以杜绝“A+”作弊。App Store的公平性又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前25名人气下载排行榜并不总是反映出最佳应用，排行榜只是将应用带到用户的视野中。精明的用户在点击“购买”按键前都会作一些调查，他们的调查通常是通过浏览用户评论进行的。

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对软件进行评价——他们的评价将会出现在软件页面的下方。挑剔的消费者会详细列出软件的优点和不足，甚至在上面抱怨软件的Bug。每个软件都会被用户评级——这是一个按照五颗星来代表的评级体系，五星代表最佳，并可以得到苹果更多的推荐。

当然，这套用户评价机制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利用。

在过去几年当中，苹果应用商店的用户评论曾经遇到了黑客的攻击。比如说，一个叫作Mobile Crunch的网站就曾经指责Reverb通信公司利用用户评论作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举动，帮助几十家游戏出版商和开发者在应用商店里提高人气。

“他们最重要的策略，或者说手段是雇用了一支实习生队伍，让他们在 iTunes 及其他社区论坛以‘真实用户’的身份对他所代理的应用程序发表好评。” Mobile Crunch指出，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用户评论对所代理的应用营造良好口碑。

这反映出苹果的这套评级系统被一些急于提高排名的开发者加以利用，这引起了另一些开发者的不满。

所有的软件产品在上线审核后才能在App Store这个平台上交易。审核主要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对产品进行测试，以保证用户购买的应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应用程序从提交审核到真正上线，需要一段时间，在美国平均大约一周的时间，而在中国时间更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应用程序的滞后，甚至出现老版本还未通过审核，新版本又已经推出，容易挫伤开发者的积极性。

App Store的出现，真正颠覆了手机的概念，并重塑了整个IT产业的游戏规则。

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上联机对战红色警戒（Red Alert3）这样的大型游戏，还可以通过手机弹钢琴、上网聊天、交易股票、看视频、看电子杂志，甚至做基督教祷告。

App Store的出现，第一次让人们看到，手机不再是以硬件的发展为主导了，手机软件的不断推陈出新，让智能手机产业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乔布斯建立起一条完美的产业链，苹果生产手机，开放软件平台，再在App Store里销售全球数以万计的软件工程师为之设计的各种应用软件，苹果与他们分成（苹果占30%，开发者拿70%），用户得到更好、更先进的体验。

但App Store中的软件销售分成，并不是苹果唯一的收入来源。事实上，App Store中大部分软件是免费的，它们占用了苹果大量服务器资源，却并不能直接给苹果带来收入。

然而在苹果的战略规划中，移动广告收入将是一项空间很大的业务。

2010年7月1日，苹果的iAd（苹果的移动广告业务）移动广告系统正式上线，其将为开发者——特别是排名不很靠前的开发者带来新希望。这一平台让iPhone软件的开发者每天有10亿次的广告曝光造成的收入机会。

按照苹果的规定，广告产生利润的部分采取六四分账，开发者可以得到六成的广告利润。

家住圣地亚哥的詹森-亭于2019年7月7日开始销售一款将iPhone的LED补光灯升级为手电筒的应用。该应用的免费版使用了苹果iAd广告系统，第一天的下载量就达到了9000次，并通过iAd获得137220美元的广告收入。此举被业界视为App Store 20的起始点。

广告主们同样对苹果的移动广告平台兴致勃勃。在iAd上线初期，像联合利华、尼桑这样的大公司就在上面投放了上百万美元的广告。

不过，苹果对在这一平台上投放广告的质量有着苛刻的要求。由于苹果对广告创作控制严格，广告主的iAd广告常常不能及时发布。

苹果显然在设计广告形式时照顾了用户的感受。乔布斯强调，iAd 的广告都是 App 内部的，点击广告不会在浏览器中打开，而是在 App 内直接展示——这样不会让消费者们感到不悦。

就在App Store应用商店的应用下载总数即将达到100亿次时，苹果公布了有史以来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分四个排行榜：收费iPhone应用、免费iPhone应用、收费iPad应用以及免费iPad应用，详情如下：

十大收费iPhone应用：

Doodle Jump

Tap Tap Revenge 3

Pocket God

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

Tap Tap Revenge 26

Bejeweled 2+ Blitz

Traffic Rush

Tap Tap Revenge Classic

AppBox Pro Alarm

Flight Control

十大免费iPhone应用：

Facebook

Pandora

GoogleMobile App

Shazam

Movies by Flixster

The Weather Channel

GoogleEarth

Bump

Skype

Paper Toss

十大收费iPad应用：

SoundHound

StickWars

FlightTrack

Backbreaker Football

Calorie Tracker

BlocksClassic

iFart Mobile

GoodReader for iPad

Cro-Mag Rally

Ambiance

十大免费iPad应用：

Pandora

GoogleMobile App

Movies by Flixster

GoogleEarth

Yelp

Fandango Movies

Remote

iBooks

Bible

Solitaire

App Store对于苹果的战略价值

那么，App Store的收入占到苹果公司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如果你没有翻开苹果公司那份急速增长的财务报表，你或许会主观地判断，App Store上的软件收费已经占到了苹果公司收入的大部分，而iPhone、iPad这样的硬件出售只是为这块更大的蛋糕作铺垫。

但事实上，App Store只占到苹果公司营业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如果再除去苹果公司为维持这一平台所花费的服务器、维护等成本，这一平台的收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用丰硕来形容。

2010年苹果App Store的年收入为1782亿美元，这和苹果数百亿美元的年营业收入相比，还只是后者的一个零头而已。

如果单纯从营收占比的角度来看，App Store还并不是苹果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块“小小的业务”却对维系苹果帝国的根基至关重要。

首先，App Store极大地提升了iPhone、iPad用户的黏性，并以此带动了苹果iOS手持终端的快速销售。如果没有App Store，iPhone顶多就是一部设计稍酷一点儿的普通手机而已。然而App Store却使得iPhone的功能被无限拓展了，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离不开iPhone。

由PC时代一路走来的苹果显然对营造一个成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在PC时代，微软就围绕公司建立产品生态系统，通过扶持软件开发商和硬件制造商，在个人电脑行业取得了胜利。

而苹果同为个人电脑的先行者，尽管有一些优秀的产品，但是由于它主要是自己制造硬件和软件，并没有建立和培育互相依存的合作伙伴网络，导致苹果在个人电脑竞争中落后。

当世界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时，苹果吸取了自己在PC时代的教训，通过App Store成功搭建起自己的生态系统。

依靠App Store，苹果搭建起一个半封闭的王国，这里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由苹果制定。苹果通过软件发布的审核权控制着一切，在这一平台发布软件的前提就是不与苹果公司的利益冲突。

这一点一再得到印证。由于某些功能与iTunes重复，一款名为Podcaster的第三方程序在进入iPhone应用程序商店时受到了苹果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苹果以“与iPhone内置电子邮件应用功能重复，未能提供足够多的额外功能，有可能让用户感到迷惑”为理由，不准一款名为MailWrangler的应用程序进入苹果App Store。

其次，从App Store迅速增长的营业收入来看，App Store将会是未来苹果一块前途无量的金矿。2010年App Store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319%，假如苹果公司能够维系这一高速增长，几年之后这将是一块十分可观的利润来源。

随着iPhone和iPad的热销，App Store的潜在价值越来越大。2010年，苹果公司共售出了4000多万部iPhone和约1500万台iPad，世界上使用iOS设备的存量用户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2011年1月底，苹果官方网站宣布，App Store在线软件商店的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也就是说，全球iPhone、iPod touch和iPad用户下载的软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地球的人口数。相比之下，苹果iTunes音乐商店达到100亿次下载用了接近7年时间。

如果以iPhone、iPod touch、iPad合计16亿部的销量来看，平均每部设备的软件下载量在60款以上。

而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数据，实际数字比这种简单计算结果还要乐观。专门推荐App Store热门软件的Appsfire的报告显示，平均每位用户从App Store下载的软件达到88款，再加上系统预装的20款软件，iOS设备上安装的总软件数量平均为108款。其中，免费软件63款占58%，收费软件 25款占23%。

从使用状况来看，用户平均每天使用iOS设备软件的时间达到84分钟，其中27分钟用来使用通信软件如拨打电话、收发短信或Skype网络电话，10分钟用于浏览网页或使用网页应用，7分钟用于处理邮件，剩余的40分钟都在使用其他应用软件，这其中游戏应用用时占到了32%，非游戏应用为68%。

在App Store诞生前，手机软件开发商们要面对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机硬件，开发商可以说是一筹莫展。无论是微软、Google还是诺基亚，都没有能够很好地为开发商们解决这一难题，而过多款式的移植工作，对开发商来说就是巨大的成本压力。

但是iPhone在硬件上的一致性解决了这一问题。和诺基亚的机海战术不同的是，苹果将全部精力集中在iPhone一款手机上，这大大减轻了软件开发者的烦恼，他们只需要针对一种手机尺寸、一种手机操作模式来开发自己的软件。

App Store的出现，让各式各样的软件开发者心甘情愿、夜以继日地为苹果编写程序，他们中间既有Gameloft、EA这样庞大的游戏开发商，也有车库中仍然贫困潦倒的创业者，甚至有十几岁的中学生。

购买iPhone和iPad的用户越多，软件开发商和媒体公司就会越积极，他们能提供的应用软件、游戏和数字杂志也越丰富。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提供的娱乐和信息越多，消费者就越愿意购买。硬件、软件和服务的结合就是所谓的平台。成功的技术平台能够维持和巩固公司业务的增长。这种自我强化循环过程成为网络效应。这种网络效应能够增强平台所有者的实力，提高对手的竞争门槛。

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克-伊恩希提总结道：“iPhone是如此伟大的一种产品，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希望为其编写应用程序，这促使了产品平台的产生，并不一定是苹果主动控制的。”

长尾效应在App Store爆发

当美国犹他州西班牙福克市的14岁儿童Robert Nay每天在自己的电脑前捣鼓着某个程序的时候，他的母亲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将创造一项对世界影响深远的纪录。

这名8年级美国学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开发了一款叫作《泡泡球》（Bubble Ball）的游戏，居然一举将大红大紫的《愤怒的小鸟》拉下马来，成功登上App Store下载榜排名第一的宝座，自发布以来获得了数百万次的下载，并给无数iPhone用户带来快乐。

这是一款耐玩、有趣的物理益智游戏。玩家需要将气泡运送到目的地，途中可以使用道具和能量。这款游戏能测试出玩家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游戏中还涉及引力的物理知识，让人无法想象这款游戏是出自一位14岁的少年之手。

生性活泼的Robert Nay从小就热爱编程，《泡泡球》的开发主要使用了Ansca Mobile公司的跨平台游戏开发工具包Corona SDK和编程语言Lua。受朋友的鼓励，他从2011年11月开始研究，自己编写程序、设计界面，他的母亲Kari帮忙设计关卡。

《泡泡球》是免费的，并没有带来任何收入，因此Robert Nay也在考虑通过付费道具之类的做法赚俩小钱。

这是Robert Nay制作的第一款游戏，居然就获得了如此成就，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App Store效益的讨论。

在业内人士看来，App Store充分发挥了长尾理论的效应，因此获得了空前成功。

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这一概念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2004年10月的《长尾》一文中最早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

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卖，就会有人买。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

在App Store出现之前，长尾理论已经成为互联网界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并促成了亚马逊、Netflix等网站获得巨大成功。

在iTunes中大获成功的苹果显然是长尾理论中的行家里手，App Store的出现，则将长尾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App Store帮助苹果搭建了一个全新的手机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手机出品方苹果、移动运营商、移动开发者。

在App Store模式出现之前，运营商在手机中预装软件是推广手机软件的典型途径。

而App Store模式出现后，手机软件的销售模式被彻底颠覆了——由厂商预装改为用户自由购买，这大大减少了手机厂商的软件成本，因为手机出厂时每增加一款预装软件都是手机厂商花钱开发或买来的。

App Store模式使手机也能像PC一样，在出厂时只装上基础软件，而其他个性化的软件由用户自己购买、安装。

在此之前，手机厂商对第三方软件的垄断限制了手机软件业的发展，App Store模式降低了软件制作商的成本，使其可直接面对客户，降低了手机软件的进入门槛。这大大激发了民间开发者的活力。

《愤怒的小鸟》的开发者Vesterbacka就表示“我们确实不得不对苹果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帮助推广了《愤怒的小鸟》，而且还因为推出了App Store。

他认为，“我们因为App Store得以摆脱了运营商主宰的模式”。在App Store之前，运营商决定哪款软件能够在他们的手机上运行，“其他人决定着什么是好玩的游戏，什么是糟糕的游戏”。

Vesterbacka还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在此之前，手机制造商们绝对不想同时有25个纸牌游戏装在手机上，相反他们只想要一款最好的，但是这完全由手机制造商来决定哪款游戏最好，哪款游戏不好。

“按照这样的方式，有点类似于芬兰的老邻居前苏联的做法，认为我们不需要25种牙膏，只要有一种能用就行，而且不需要好的，这样人们就不得不用这种唯一的牙膏，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Vesterbacka形容道，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但App Store让用户自己从这25款游戏中挑选。

在本质上，App Store像是一个C2C软件销售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销售自己的软件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普通移动开发者享有软件的定价权。这上面销售着从免费到99999美元的软件，价钱全部由开发者自主决定。

苹果对开发者并未有任何的资金或者资质的限制。开发者在注册之后，App Store就会为其提供SDK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帮助开发者设计SDK工具箱。同时，开发者可以很方便地在App Store这个平台上交易。

这一平台还会帮助开发者营销产品，帮助用户进行选择。App Store通过排行榜、搜索等方式帮助iPhone用户很方便在平台上找到想要的应用程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在开发者与用户之间搭建平台，App Store只充当平台，帮助推广和支付，收取分成。

苹果经常会公开一些数据分析资料，帮助开发者了解用户最近的需求是什么，并提出指导性建议，指导开发者如何给应用程序定价、调价或是免费。

对于软件制作者来说，苹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而用户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得到更为人性化的服务。

那么，为什么苹果的模仿者们往往无法成功运用长尾理论呢？

海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项有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苹果之外的许多应用软件商店出现了“长尾理论失效”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厂商的硬件和软件难以很好地匹配。以诺基亚为例，诺基亚每年推出款式众多的手机。这些手机在规格上存在巨大差别，这使得每一款手机的用户群体数量都相对较少，最终出现长尾理论失效的尴尬场景。

不过，经过几年的演变，App Store的游戏规则正在迅速变化。

“2008年个人都能大赚其钱，2009年单机游戏还有机会，而到了2010年下半年北美付费总榜已经是清一色的庄园、农场、经营、MMORPG的天下了。没人会知道一年后是什么情况。”陈昊芝在自己的微博中感慨道。

用陈昊芝的话来说，App Store的进化速度是互联网早期的三四倍。几乎每3个月App Store的游戏规则就被刷新一次。

“之前什么Openfeint、Plus+、Playhaven这些第三方系统热了1年不到就成了浮云。新的第三方系统甚至你还没有来得及听说，就已经成了收入总榜应用的必备搭档。”陈昊芝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EA的创始人Trip Hawkins尖锐地批评道，苹果目前的移动平台创造的是针对第三方开发者的伪商业模式幻觉。苹果App Store中存在超过数十万个应用，因而对于开发者来说，很难吸引用户对其开发应用的关注。

据统计，每个应用平均赚取的费用是4000美元。“这甚至买不起一个像样的斯诺克球桌！”Hawkins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打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未来将很难有大量的开发者继续对此保持热情。”

当App Store上涌进几十万个应用，个人开发者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一些有实力的专业软件发行商站了出来，并开始表现出对软件销量相当大的控制力。

2010年年底的时候，EA公司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手机游戏发行商Chillingo，在业内引起轰动。Chillingo曾以成功地在iPhone上发行《愤怒的小鸟》而一炮走红。

《愤怒的小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iPhone游戏。这款游戏由来自芬兰的小型游戏开发团队Rovio开发。

Rovio的游戏设计师Jaakko Iisalo在2009年年初某天无聊时画下一群小鸟草图，圆乎乎的身子，夸张的眉毛显出愤怒的表情。好的角色或许是《愤怒的小鸟》成功的第一个要素。小鸟被设计成愤怒的姿态，这打破了常规，并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这款游戏的故事也相当有趣：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肥猪们，鸟儿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仿佛炮弹一样去攻击肥猪们的堡垒。游戏是十分卡通的2D画面，看着愤怒的红色小鸟，奋不顾身地往绿色肥猪的堡垒砸去，那种奇妙的感觉很容易令人感到很欢乐。

这是一款制作并不复杂，但是很耐玩的游戏，游戏商不断推出不同的版本，吸引玩家持续关注这款游戏。

《愤怒的小鸟》的芬兰开发商Rovio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来自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3个学生在获得了一次游戏开发大赛奖金后用自己的奖金创立了公司，在2005年获得了天使投资。他们开始的工作是给EA等游戏厂商作外包研发（Nokia内置的Bounce游戏就出自他们之手），在这些项目中的技术锻炼和提高对整个团队的影响非常大。

在开发游戏之初，整个团队只有十几个人来运作这个项目。

而真正让Rovio载入史册的还是《愤怒的小鸟》的推出。这款游戏在iPhone上推出后大获成功，就连英国首相卡梅伦都对其爱不释手。

2009年12月，《愤怒的小鸟》正式在芬兰版的App Store上推出，次日下载量便在芬兰的苹果程序商店排名第一。

在征服芬兰之后，它又走向近邻瑞典。当它出现在英国的苹果程序商店后迅速得到推荐，在随后长达6个月中稳居排行榜首位，在美国的排行榜中也停留长达5个月之久，并随之风靡世界。

这款游戏的营销耐人寻味。他们在Facebook上推出了《愤怒的小鸟》的页面，在YouTube上展现游戏视频，Twitter上依靠用户发言来达到宣传目的。自始至终，Rovio并没有为游戏花过一分钱做广告。

由于有众多名人透露出对这款游戏的喜爱，导致这款游戏像病毒一样在iPhone用户身上传播。

贾斯汀-比伯等明星宣称《愤怒的小鸟》是他们的最爱，英国首相卡梅伦透露自己购买了完整版的《愤怒的小鸟》。美国滑板运动员Tony Hawk调侃道：“闯过游戏的所有关卡后，现在生活没有了目标。”

《愤怒的小鸟》在发行一周年时已经在苹果的iOS平台上卖出了1300万份，再加上各种版本的免费试玩，它的总下载次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次。光是美国玩家们平均每人每天玩这款游戏的时间就超过一小时，每天花在这款游戏上的时间高达两亿分钟，几乎相当于全部美国人每天看电视时间的总和。

而EA收购Chillingo的消息引发了业内关于iPhone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到底谁更加重要的讨论。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愤怒的小鸟》并不算是一款制作特别出色的iPhone游戏，它之所以得以大红大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行商Chillingo的出色营销。

《财富》杂志评论道，《愤怒的小鸟》就像是一部互动电视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游戏。他们并不是定价出售游戏，而是不断出售游戏体验。像这种碎片花时间也可以玩玩的“娱乐小点心”，对于游戏界而言，成为不可忽视的新趋势。

游戏开发者还会不断为该游戏添加关卡，已经通关的玩家们会不断重新投身更新后的游戏。每隔几周，就会有类似万圣节和圣诞节等季节性关卡发布，于是人们又会继续玩这款游戏。衍生品也是利润来源之一，节日期间，“小鸟”绒毛玩具大卖特卖，从侧面也反映出这款游戏丝毫未减的热度。

除了角色与游戏设定的完美把握，RovioMobile还是非常重视与用户互动的一家公司。RovioMobile目前的40人团队中，竟有23个人专司回复邮件和Twitter，并且负责向研发团队及时反馈信息。

一位5岁孩子的母亲给他们寄去了她孩子所设计的一幅关口的图样，经过讨论，RovioMobil随后真的就在游戏新版本中采用了这一设计。

EA收购Chillingo的消息透露后，针对《愤怒的小鸟》被收购的传言，游戏开发商RivioMobile表示《愤怒的小鸟》的所有权并没有归发行商所有，而是继续归属于该游戏的芬兰开发团队Rivio所有。

2010年年底，EA宣布以2000万美元收购《愤怒的小鸟》的英国游戏发行商Chillingo。有人对此产生了一些误解，认为EA收购了《愤怒的小鸟》的所有权。

Rovio的创始人Peter Vesterbacka则透露，Rovio与Chillingo在2009年12月发行这款游戏的iPhone和iPad版本后，就再没有进一步的合作。

Vesterbacka表示：“我们只是第一次发行iPad/iPhone版本时和Chillingo有过合作。之后，我们所有的游戏都是自己发行的。我们再也不会使用 Chillingo。”

Vesterbacka还表示，发行商的作用在现代游戏开发中，正日渐式微，“我们不再需要发行商”。

在与Chillingo的合作之后，RovioMobile的所有游戏都是自行发布的，包括Android、Nokia手机上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发行商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类似出版社与作家，通常通过合约开展合作。据Vesterback称，《愤怒的小鸟》与Chillingo之间的合同规定游戏的所有知识产权属于RovioMobile。

但这场关于发行商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还在继续着，关于发行商是否会成为一款App软件的主导力量，仍然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EA、Gameloft这样的大型游戏厂商，开始在App Store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2010年年底时，在App Store的前10大付费iPhone游戏中，EA公司独占8席；在30大iPhone游戏中，EA独占21席。可以说，EA这样的大公司彻底主宰了iPhone游戏市场。

这8款游戏分别是《愤怒的小鸟》、《战地：叛逆连队2》、《极品飞车14：热力追踪》、《俄罗斯方块》、《剪绳》、《劲爆美式橄榄球11》、《NBA精英11》和《拼字游戏》。

而来自法国的Gameloft的表现也十分抢眼，在付费排行榜中也占据重要位置。这些大型厂商开发的游戏制作精良、技术高超，并且有十分强大的制作团队支撑，和这些大型游戏比起来，中、小开发者开发的小游戏显得有些小儿科。

不过在陈昊芝看来，EA、Gameloft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小开发者没有了机会。“事实上，iPhone游戏的玩家许多是原来不玩游戏的人，比如老人、小孩还有女性。”陈昊芝说，《愤怒的小鸟》这种小游戏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一个更大的人群。

而EA、Gameloft开发的大型游戏针对的则是重度游戏玩家，他们以年轻人为主。这些人追求游戏的质量，对游戏画面、音效、情节设定有着很高的要求，也愿意付出更高的购买价格。

由于这两部分人群并不冲突，这意味着由中小开发者带来的长尾效应，依然会存在。

Gameloft:iPhone软件销量是Android的400倍

对于全球最大的手机游戏公司Gameloft来说，乔布斯是他们这两年最需要感谢的人。可以说，拥有雄厚研发实力的Gameloft是苹果App Store上当之无愧的大赢家，通过紧盯App Store，这家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2010年9月21日，Gameloft正式迎来了其在苹果iOS平台上第2000万个付费下载客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Gameloft的游戏以制作精良著称，一款手机游戏的容量动辄高达几百Mb。不过，Gameloft的游戏也是售价昂贵的代名词。

Gameloft的游戏永远是App Store下载冠军的常客，其推出的一起高尔夫（Let's Golf）、实况足球（Real Football）、兄弟连（Brothers in Arms）等游戏，都被手机游戏爱好者们奉为经典。

Gameloft的游戏在App atore上销售的迅速攀升给这家法国公司带来了丰厚收益。根据该公司财报，Gameloft 2009年从苹果App Store上获得2500万美元的收入，而2010年这一数字更是大幅增长。

然而，Gameloft在谷歌的Android平台上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境遇。

按照Gameloft公布的数据，其在iPhone平台上的软件销售收入居然是Android平台上的400倍，这让Gameloft十分失望。

2009年年底，Gameloft公司正式宣布，将显著削减在Android平台的投资。Gameloft抱怨道，在他们正在销售的应用软件中，在iPhone平台上的应用是Android平台应用的400倍。

“Android做得并不像iPhone那样好。谷歌还没有很好地吸引顾客来实际购买产品。在Android平台上没有可观的收入。” Gameloft公司财务总监亚历山大-罗什福尔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说。

Gameloft的遭遇并不是偶然。对于许多用心开发程序的软件公司来说，苹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Android market带给他们完全不同的感受。

如果你同时使用过iPhone和另一款Android手机，许多用户会发现，和软件制作精良的苹果App Store比起来，Android Market就像是一个“菜市场”。

与售价昂贵的iPhone相比，在Android系统中，用户只需付出小得多的成本就可享受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但这同时让Android Market中制作低劣的软件到处泛滥，并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Android阵营内部巨大的差异让开发者们头疼不已。采用Android系统的既有1000元钱的山寨手机，也有5000元钱以上的高档智能机。这些手机的处理器、分辨率差异巨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款应用程序是不可能在所有手机上都完美运行的。

每当开发者开发了一款软件，等待他们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的不同机型中无休止的调试。相比起只需要考虑iPhone一款机子所需要付出的成本，Android平台实在太耗费人力物力。

在Android系统中，不光是手机硬件设备存在技术标准过于分散的问题，即使是手机操作系统也是版本不一，手机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都可以定制或采用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更为Android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Android的应用商店具有特殊的退款政策，即玩家在购买任何游戏产品后的24小时内均可反悔退款（现已缩短至15分钟）。然而事与愿违，大量用户钻这一政策的空子，严重损害了开发商的利益。

谷歌和苹果在消费者的口袋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在另一块战场上，为争夺移动开发者，两家公司也同样大打出手。

在这场移动大战中，这两家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苹果的设备只能安装通过苹果认证的应用。而谷歌则通过免费方式，将Android安装到了索尼、摩托罗拉、三星、LG、宏达电等手机厂商的数十款设备上。Android代码是开源的，手机厂商可以通过修改，使之适应自己的需求。

与苹果相比，谷歌是一个“不讲规则”的公司，它更倾向于把产品先发布出去，然后再观察外界的反应。

典型的例子有：Gmail，一款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电子邮件系统，以测试版的形式发布，并且将这个标签保留了多年。Wave，一款极其复杂的电子邮件、信息和协作工具，用户却寥寥无几。Buzz，一款社交网络工具，由于对外公开了用户的常用联系人而遭遇了一场隐私灾难。

这就是谷歌的产品的典型开发过程，谷歌鼓励员工每周拿出一天来研究个人项目，而相对于苹果设计师那精美的作品而言，谷歌的程序员采用的试探性方法更受器重。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Android的版本会如此频繁地更新。Android平均每3个月就会进行一次版本升级。

但这却成为了移动开发者们的噩梦，Android的版本稳定性一直是困扰其成长的问题，频繁的升级造成在不同平台上移植应用成本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Android Market没有一套审核机制，导致任何软件、游戏都可以上传，容易成为病毒滋生的温床，再加上Android的开源让很多厂商自行修改，无法形成稳定的用户体验，这些都给希望在Android上掘金的开发者们带来麻烦。

因此即使对于Gameloft和EA这样的大公司来说，Android也是一块难吃到嘴的肥肉。

2009年夏天，曾在iPhone上两个月就赚得25万美元的游戏Trism登录Android平台后，3个月的总下载量同样惊人——仅仅500次，最多赚到1500美元。

相比之下，苹果对应用程序的发布审查则要苛刻得多。

所有软件在进入App Store前，都需要经过一个审查过程。苹果一再收紧审核方针，他们写道：“我们不需要更多可以用来演示‘放屁’的软件。如果你不能开发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或者提供一些最新的娱乐，你的应用有可能不会获得通过。我们会拒绝任何我们认为已经越界的内容或行为……判断越界的那根线在哪儿呢？……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如果你的软件被拒绝了，我们有一个评审委员会，你可以去‘上诉’。但是，如果你要炒到媒体那儿去，或者只会骂我们，是不会有帮助的。”

在几大平台的对比中，大红大紫的《愤怒的小鸟》游戏的经历同样能说明问题。来自芬兰的这款游戏是比较典型的采用了多平台战略的开发团队之一。

在苹果的iOS平台大获成功后，《愤怒的小鸟》也被移植到了Android平台上。并成为Android上第一个收入过百万美元的程序，这基本上都来自谷歌的广告分成——此后谷歌的大小开发者推广会，都迫不及待地把《愤怒的小鸟》的故事作为成功案例宣讲。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所谓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开发者在iOS和Android两大平台间收入的巨大差异。

Peter Vesterbacka是《愤怒的小鸟》开发组的一员，他对Android平台上的开发流程和细节非常了解。他在接受Tech n’Marketing采访时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太多的商店、太多的机型。表面上很开放，但实际上你还是得围着 Google打转。内容付费之路在Android上走不通。至今还没有谁能在Android平台上顺利地推广付费程序。”

《愤怒的小鸟》在Android平台上采取了免费下载的策略。Vesterbacka 说公司也准备推出收费版本，收费版本里不含广告，但公司对这个版本的期望值不高，说“不会带来巨大的收入”。

他还指出，众多运营商加入到Android的圈子，增加了平台的复杂度，但对有实力的游戏开发商来说问题不大，Android 的版本分裂“不是一个大问题”。

“乔布斯是对的，他说在Android平台做开发，面临的挑战更大。但这没关系，开发者必须适应这种生态环境，我们活得挺好。”Vesterbacka 坦言，未来的手机开发平台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当被问及哪个平台和商店是开发者的最佳选择时，他说：“苹果平台是最棒的，他们帮开发者搞定了许多事情，他们的方向也挺对。”

由于Android的分化问题严重，《愤怒的小鸟》开发组在为Android开发了约20个版本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愤怒地宣布“我们已经不愿意再为Android设备做更多版本的《愤怒的小鸟》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苹果模式永远优越，开发者要知道，苹果是苹果，Google是Google，针对不同的模式，你就得拿出不同的东西，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另外，别忘了诺基亚的MeeGo，还有Palm，还有RIM，甚至还有微软。”

《愤怒的小鸟》的境遇反映了移动开发者们一个典型的心态：即先为苹果的iOS平台开发一款应用，在获得成功后再移植到Android等平台上，然后通过广告分成获得更多的收入。纯粹为Android开发一款应用，还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

Android系统的处境和谷歌公司的定位有直接的关系。

用Google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喜不自胜的话说“我们就是一家广告公司”，Google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广告公司。

Google公司收入的97%来自广告——这主要包括搜索引擎广告、展示广告，最后就是快速增长的移动广告。

尽管Google并不直接收取Android操作系统授权费，但其通过在Android手机上展示广告获利丰厚。现在，Google移动广告业务的全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这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AdMob。

Google2010年年初斥资75亿美元高价收购了AdMob，并希望借此加强自己在移动广告领域的技术。这次收购旨在为Google提升移动广告服务，Google非常看好移动广告市场的前景。

Google表示，此次收购将增强其移动广告业务和技术。AdMob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哈姆伊表示：“我认为人们低估了广告对于互联网内容创新的重要性。而我们AdMob的目标是将同样的业务模式搬到移动网络，为开发者和发布商提供广告服务。”

不过即便如此，统计数据还是显示iPhone比Android 用户给开发商带来更多广告收入。

移动广告公司Mobclix的数据显示，按广告营业收入计算，苹果iPhone用户每月给应用开发商带来的价值要高于Android 用户。Mobclix分析了两种平台上的50款各类应用。这些应用的下载量都达到50万次，或有75万名活跃用户。平均每名活跃用户每周运行一款应用3次。

Mobclix联合创始人桑尼尔-威尔马（Sunil Verma）表示，iPhone用户能给应用开发商带来更多营业收入的原因有几个。最根本的原因是iPhone上的广告价格更高；大广告客户更看好iPhone，而非Android；另外一个原因是iPhone用户比Android用户运行应用的频率更高。

Google研究博客谷奥的MusiXboy说：“说到底，开放性只是谷歌用来贬低苹果抬高自己的说辞，当不得真。”

Android程序的开放性还滋生了严重的盗版问题，这让软件销售商们的利益更加难以保证。

像Gameloft这样的公司会很尴尬地发现，他们投入大量成本开发的精良游戏，居然在中国的大小游戏论坛上被肆意下载着。习惯了不掏钱的中国消费者们，一次打包下载数十个Gameloft开发的Apk游戏程序。虽然Gameloft采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打击盗版，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精明消费者面前，这些手段往往不堪一击。

相比之下，苹果封闭的系统让盗版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并通过简单的在线付费流程培养起了用户付费购买手机程序的习惯。

但不管怎样，Android Market都是苹果最主要的潜在威胁，随着Android手机数量的快速增长，其用户基数从长期来说可能大大超过iPhone。随着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两大平台的对决将愈演愈烈。

第十二章 iPhone的山寨与翻新

用旧的iPhone又回到深圳，在这里被翻新后再出售，这里同样出产大量仿冒的iPhone。

中国深圳，一部手机的圆滑线条和触摸屏键盘让你感觉无比熟悉，机身背面的品牌标志你也感觉似曾相识。在中国沿海城市这个庞大的电子产品市场里边，一位销售员承认，在仔细对比之后你会发现这部手机并不是你熟悉的苹果公司的iPhone，而是山寨版的Hi Phone。

——美国《纽约时报》

中国深圳，深南大道与红荔路之间，有一条总是堵车的街道。现代化的写字楼和杂乱无章的街头店铺比肩而立，闪烁的霓虹灯光照在街边的棕榈树上。年轻的商贩们扛着整箱整箱的手机、配件在街上快步穿梭。人群中不时闪现各种肤色的商人，彼此间用着并不流利却很默契的英语交流。

这片区域大约南北长不过930米，东西宽1560米，面积约145平方公里。平均每天有50万人来这里购物，他们许多来自印度、南非、阿联酋、泰国等国家，虽然谈不上很喜欢却容易迅速被这里浓厚的商业气氛所吸引，那是因为这里不时传出有人发财的故事，并有无数怀揣着发财梦想的人拥入……

这便是有着“深圳的南京路”称号的华强北路，更多的人直接叫它“华强北”。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整个中国手机市场的晴雨表。

华强北的前身是生产电子、通信、电器产品为主的上步工业区，这里原来拥有厂房40多栋。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电子制造业，电子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对电子元器件实行严格的计划配额，许多生产企业拿不到足够的原材料。

此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开始出现大量走私的现象。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大批人冒着风险来到深圳走私电子元器件。当年走私贩卖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既有最初倒卖服装的贩子、开餐馆的商人，甚至还有国有工厂的部分“敢闯”的员工。

这便是华强北“水货”市场的最早雏形，时至今日仍未在根本上改变，这也是华强北的“原罪”。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组建了赛格电子集团，并于1988年3月28日在华强北成立了著名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当时由来自深圳本地和内地的160多家厂商以及10家港商开始在华强北一带汇集，全中国的电子企业都到这里来采购物美价廉的原材料，成了华强北的雏形，并逐步奠定其在中国电子元器件市场界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

据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华强北老商家回忆，当时的政府对华强北的走私现象显然心知肚明，但华强北在客观上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电子产业的原材料需求，并为深圳创造了不菲的税收。

此后，工厂悉数迁走，取而代之的是深圳国际电子城、万商电器城、大百汇商业城、华强电子市场等一大批专业市场。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批发零售中心。兴旺的生意使得这里的租金在10年内涨了10倍以上，成为深圳租金最贵的地段之一。

如今，华强北的声名早不仅限深圳和中国，在整个亚洲，远到印度、迪拜，近到泰国、马来西亚的电子市场，这个毗邻香港的电子市场的名声已经不胫而走——由于华强北掌控着全球消费类电子产业链中资源配置的相当份额，它成为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

但让华强北真正声名鹊起的，还是这里发达的“水货”手机及“山寨”手机业务。通过走私完成原始积累后的华强北，迅速进入电脑、手机及其配件的装配业务，并再次获得空前成功。

这是一种被称为“前店后厂”的并不高级的模式。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商场里销售着种类繁多的电脑、手机及其配件，而华强北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民居内，则散落着无数家看不见的家庭作坊，它们用并不算现代化的半手工方式装配翻新手机和山寨手机，并以低廉的价格迅速走红。

从2007年年底开始，苹果和iPhone逐渐成为了这里的明星。在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卖场，一排一排包装精美的iPhone一个挨着一个叠放在透明的玻璃柜台里，在灯光下格外耀眼。放眼望去，在连绵不绝的手机市场内，几乎所有的柜台都在醒目位置打出“苹果”、“iPhone出售”这样的招牌。

“你要行货还是水货？”张老板坐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柜台前，她的柜台不到10平方米，却摆满了市面上热销的几乎所有品牌的手机，苹果、黑莓、Palm、HTC、三星、夏普……

“买行货不划算，现在大家都买水货，有的水货手机质量比行货还要好……”带着浓厚的潮汕口音，张老板的目光里透着精明。她和老公经营的这家小店铺，生意好时，一天能出手数百部手机。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到华强北购买iPhone都是一次满头雾水的旅程：这里的老板讲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懂的“行话”，并报出一大串不同版本的iPhone让你选择：大陆行货、港行（香港行货）、美版、英版、新加坡版、泰国版……价钱也相差上千元。

和张老板所在的市场一样，华强北的绝大多数手机店铺似乎无法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大厅里播放着网络歌手“凤凰传奇”的歌，满地堆满废弃的包装材料。来这里购物的顾客习惯把双肩背包背在胸前，以防小偷。

在深圳华强北，据称有70%以上商户开始卖翻新的iPhone手机，因为现在iPhone的利润很薄，如果不销售翻新手机就很难赢利。

“成交。”不远处传来一位东北老板爽快的笑声，紧接着是一阵撕裂胶带的声音，一整箱手机被工人打包完毕，不久之后它们就将出现在另一个城市的手机卖场里。

许多柜台对自己的同行都心存提防，他们在柜台前打上“同行勿进，面斥不雅”的牌子——这里行情瞬息万变，一些新潮的产品很容易被其他竞争对手仿效，也有许多竞争对手冒充顾客四处打听价格行情。

在不远处，几个年轻人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香烟，双手熟练地为前来“刷机”的顾客服务，他们略显不耐烦地给买好手机的顾客装各种软件。

当消费者从苹果商店拿到他们的新iPhone后，iPhone的全球之旅并没有结束。数目众多的二手iPhone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又返回到深圳——它们出生的地方，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它们新的旅程。

这些老款的iPhone，在被消费者淘汰下来后，依旧是市场上的“香饽饽”。在它的身后有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给一批人带来财富，并让另一批人忍受痛苦。

一位“水货”手机批发商的一天

三哥是在华强北一带颇有点小名气的水货手机卖家，他的真名叫刘波。三哥的水货手机商店位于华强北曼哈通信数码广场4楼A区。对于到了华强北找不到他柜台的外地买家，三哥会热情地安排自己的“小妹”到街上去接。

大多数时候，三哥的店铺是不需要派人下去接的，这是因为他的店实在生意太好了。三哥的店面隐藏在华强北曼哈数码广场4楼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仅在4楼，像他一样的店，有好几百家。

笔者来到三哥的店铺时，他正忙得手忙脚乱。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小店，至少挤了20个买手机的人。自动点钞机的声音噼里啪啦地响着，一沓百元大钞在里面亢奋地滚动。

“我们都是慕名而来，听朋友说三哥的店里卖的都是真品，从来不卖假货。”一位年轻的学生刚刚花了1050元买到一款摩托罗拉的手机，兴奋无比。这款手机在行货渠道，售价在2000元左右。

这家店看上去十分简陋，柜台上并没有几部手机放在那里，只有一些手机电池和配件散落在柜台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的吸引力，所有来买手机的人都要先看电脑上的报价单。

三哥和这个店的其他人看上去很不耐烦，他们的电话响个不停，忙得上蹿下跳。这里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搜索引擎百度中敲入“华强北”三字，“三哥”的网站排在搜索排行第二，上面赫然写着“水货手机报价、华强北水货手机报价单、华强北水货手机批发网——手机淘”。

“来到店里，确定好要什么机器，我们去放货处拿手机。我们拿货的时候一般会验好做工、屏幕，尽量挑一部相对完美的手机。”

“一定要确定好要哪款手机，没有确定好的可以再选择选择，手机都是新手机，一般不借看的。我们不收押金，但是也请说话算话。” 对那些来买手机的人，三哥在自己的网站上讲好规则，他似乎对那些喜欢拿着手机左看右看的买家不太耐烦。

在这里，来买手机的人被统一称为“机油”，那是一个由“机友”发展而来的网络词汇。

拿货一般要等待10分钟左右，拿到手机之后，“机油”自己也要看好外观、打过电话、验好屏幕再付账。这里几乎都是现金交易，店里没有POS机供刷卡，因此商场里的取款机总是需要忙碌地吐钞票。

由于生意兴隆，三哥于2010年3月20日宣布：

“每部手机在报价的基础上加10~15元，一个月拿货大于100部，每部在报价的基础上加10元，合作押金300元；一个月拿货大于50部，每部在报价的基础上加15元，合作押金200元；苹果产品每部无论多少量加30元，为了给量大的客户更好更快速的服务，小于50部量一律不做了。”

“每月拿货少于50部或者100部的，押金不退，拿够拿货量则往下推至下月作为合作押金。”

“批发无质保，收货马上验货，有问题马上可以换货。需要质保的客户，请洽谈价格。”

2010年4月18日，三哥赢来了第一个批发客户。这是一位从河北坐火车来深圳，专程“考察”手机批发的客户，他先在百度上找到三哥的店铺，经初步了解之后，在QQ上联系上三哥，并做了电话沟通。

4月18日，这位客户来到华强北，被三哥接上楼，三哥事后回忆道：

“把他们接上来，刚好有两拨来实体店买手机的，一共5个人在店里买手机，而且一共要了4部手机。看见这场景，他们聊了几句之后就走了（不过他们也就是看到这场景之后，开始确定要和我们合作了）。随后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等我忙完他们再来。过了约2小时他们果然来了。4月19日他们来店里当面交易，一共拿了10部手机，多普达G6、E72两部、E71一部等……”

这位顾客最后对三哥的店铺印象良好，他事后回忆道：

4月19日。三哥实体店逛了一圈。

拿了E72，两部。E63，蓝色，E71，白色。多普达，G6。三哥推荐，5230两部，N79白色，另外还有两部夏普的，6010c……

去了深圳三哥的实体店，感觉不错，就是小了点，应了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呀，哈哈。

和三哥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感觉得到，三哥人很实在，还有三哥的弟弟，眼镜哥哥，哈哈。我们去了后他们又倒水，又拿凳子。我第一次去深圳，找到了这么一家有信誉的店，很高兴，哈哈。起码心里不犯嘀咕了，已经准备长期合作。不错不错，哈哈，那就这么着吧，祝三哥生意兴隆，我自己也是，哈哈。

最后说一句，三哥，帽子特别特别特别潮啊。

每天22~23时，三哥准时给全国各地的手机买家发货，华强北的快递一般上班时间为16~24时。

每天早上，三哥会在网上发布一份十分详细的手机报价单，这是一组由A4纸组成的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手机型号和价钱。

报价单右上角写着当天的日期，表格下方则是各种热销手机的最新报价——就像股票一样，这些手机的价钱每天一变，根据行情有涨有跌。

例如2011年3月21日的iPhone行情报价单是（价钱单位均为人民币）：

iPhone 3GS 港行8G版：3460元

iPhone 4大陆行货16G：现货 32G：现货

iPhone 4港行16G：5590元，32G：6010元

iPhone 4新加坡版16G：5240元

iPhone 4马来西亚版16G：5230元

iPhone 4台湾版16G：5210元

iPhone 4英国版16G：5210元

iPhone 4美版LL无锁16G：5090元，32G：5350元

iPhone 4CDMA版：现货

像三哥一样，华强北的许多商家每天都会发布这样一份手机报价单，它们是整个中国水货手机行情的晴雨表。

不久之后，这些报价单来到上海，来到北京，来到沈阳……每天早上，全中国各地的水货手机市场的各个柜台都会拿到这样一份报价单，它们开始按照上面的价格销售。

但在许多水货市场，大部分柜台往往只摆放热销手机的模型，真机往往掌握在少数批发商手上。当有顾客想买手机时，这些柜台会到水货市场的批发商那里提货，而这份报价单，是所有水货手机柜台销售的主要依据。

在这里，行货指经过合法的报关手续等正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境外商品，故能在中国享受到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

而水货是指由国外、港澳台地区没有经过正常海关渠道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手机。这些手机通过走私进入，没有缴纳关税，又或者该种产品曾经有过不正当改装而不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入关，因此这些产品基本没有受国内厂商保修许可的机会。

之所以称之为水货手机，是因为早期水货手机一般都是从海上（水路）用船只走私到大陆，但后来手机并不一定都是用船只走私，也用飞机或者其他方式走私，但水货手机的称号沿用至今。

3月21日这一天，三哥生意兴隆。当天的快递发货提单显示，三哥这天做成了十几笔批发生意，客户覆盖全国各地：

1、EMS舟山EK433558433CS

2、金华申通368767680643

3、北京朝阳区顺丰106636912761

4、龙岩顺丰106636912647

5、深圳南山区顺丰106636912831

6、天津顺丰106636912725

7、重庆顺丰106636912716

8、深圳龙岗区106636912752

9、云浮顺丰106636912683

10、梅州顺丰106636912674

11、任丘顺丰106636912804

12、上海顺丰106636912840

13、北京大兴区顺丰106636912798

14、徐州申通588016406418

15、渭南申通368735560679

第二天，这批手机就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水货手机市场，并在讨价还价声中被消费者们买走。那齐全的机型和十分优惠的价格，吸引着源源不断的顾客涌入水货手机市场。

当然，让许多购机者意想不到的是，不幸的事情或许正在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

几种常见的水货手机：

“充新机”

把二手手机磨损、高耗的地方换掉，配齐充电器，这被称作“充新机”，也有人顺带把软件进行更新升级。

翻新机是把一些收回的二手机用化学液体清理干净，重新换外壳，配上电池、充电器（假冒）和包装当成新机销售的手机。

二手机换外壳冒充全新机出售，质量很差，其实就是收集原来的机芯、外壳或外包装进行维修或加工处理，然后当成新机器卖。其种类很多，主要的是：其一，电路板有问题的旧机子，经过维修或零件拼装后重新包装出售，此类机器性能最不稳定。其二，正常的旧机子的外壳经过处理或更换后当新的卖。其三，非正规渠道机器通过软件刷新、重新包装后当新的卖，此类机器一般软件的稳定性有欠缺。

“14天机”

从欧洲发货过来的一种较新的二手手机，是二手手机中质量较有保障的一种。

欧洲的移动运营商通常有这样一种服务：你只要在网内开通一个号码，签订使用协议，每个月交纳一定数额的话费，交足两年就可以拥有这部手机，并给予14天的试用期。如果用户觉得不满意，就可以取消协议，把手机退回给运营商，这些手机因此得名“14天机”。

“14天机”并不是新手机。在欧洲这种客户退回来的机器是不可以再次在柜台上出售的，一旦被发现，会遭到重罚，所以这些机器经过打包，被一些商家回收后批发到中国这样的地方。

在中国，14天机被许多手机商贩当作全新机来销售，以赚取更高的利润。他们说服消费者的理由通常是：由于国外全新手机在经“水客”夹带进入中国时，必须要把包装拆开，才能躲避海关，因此不管是全新的水货手机，还是已经拆封被试用过的14天机，都没有完好的包装，因此很难去鉴别二者之间的区别。

以下是购买水货iPhone需要知道的几个小知识：

序列号：（可查看iPhone的生产日期）

通过序列号可以查看到iPhone的生产日期。

查询方法如下：在“设置——通用——关于本机”中，可以看到一部iPhone的序列号，前面有5个数字，第3位代表年份，第4位、第5位表示周。例如你的iPhone序列号是838337W6Y7H，说明你的iPhone是2008年第33周出厂的。

苹果iPhone 4序号格式及具体含义如下：

基本格式：aabccdddeef

具体含义：aa=plant

b=Year

cc=Week

ddd=unique identifier

EE=Color

f=cut memory

IMEI码（可查看iPhone的保修信息）

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是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的缩写，是由 15位数字组成的“电子串号”，它与每部手机一一对应，而且该码是全世界唯一的。每一只手机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一个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这个号码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都将被制造生产的厂商所记录。

其组成为123456-78-901234-5: 前6位数是“型号核准号码”，一般代表机型；7、8位数是“最后装配号”，一般代表产地；之后的6位数是“串号”，一般代表生产顺序号；最后 1位数通常是“0”，为检验码，目前暂备用。IMEI码贴在手机背面的标志上，并且读写于手机内存中。它也是该手机在厂家的“档案”和“身份证号”。

如果手机里的IMEI码和SIM卡卡槽上的、外包装盒上的IMEI码一致，且型号核准号码与手机型号一致，就证明是原厂正宗货。如果不一致，或者变成了一串乱码，或指令不被执行，则证明该手机要么是水改机，要么是翻新机。

型号：（可查看一台iPhone的官方销售地址）

由于iPhone版本众多，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价差，有时甚至达到上千元。因此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iPhone查到自己的iPhone是在哪个国家销售的。

查询方法是：在iPhone中按照“设置-通用-关于本机-型号”的顺序进入，可以查看到手机的型号：

苹果官方无锁版型号编码：

香港/澳门行货： MB489ZP/A MB496ZP/A MB500ZP/A

新西兰Vodafone： MB489X/A MB496X/A MB500X/A

新加坡行货： MB489ZA/A MB496ZA/A MB500ZA/A

意大利TIM/Vodafone：MB489T/A MB496T/A MB500T/A

捷克行货： MB489CZ/A MB496CZ/A MB500CZ/A

MB490CZ/A MB497CZ/A MB501CZ/A

希腊行货： MB489GR/A MB496GR/A MB500GR/A

卢森堡行货： MB489NF/A MB496NF/A MB500NF/A

俄罗斯行货： MB489RS/A MB496RS/A MB500RS/A

南非行货： MB489SO/A MB496SO/A MB500SO/A

以iPhone 3G版为例，除了以上苹果提供无锁版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销售的iPhone基本都是和运营商绑定有锁的版本，因此市面上销售的水货iPhone的型号假如不是以上版本，就需要破解后才能使用。

iPhone又回到了深圳，在那里被翻新再出售

“你的iPhone卖吗？”个子不高的广西小伙张克是这条喧嚣的马路中忙碌的一员。

在深圳的华强北电子市场，张克每天背着一个斜挎肩包，熟练地和前来换手机的人搭讪，他不知道，在华强北到底有多少个像他一样的人。

张克拿起一台iPhone，简单扫一眼手机的外观，再动作熟练地按照“设置-通用-关于本机”的顺序进入，在扫一眼这部iPhone的型号、序列号、IMEI号之后，他熟练地给出了自己的估值：“是行货，快过保了，保养得还可以，大概值1700元……”

像深圳华强北一样，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类似的二手手机交易市场。iPhone正是这些市场内广受欢迎的机型。这里的手机店铺到处挂着招牌“高价收购二手手机”，尽管大多数时候它们给出的收购价格称不上“高价”。

负责验机的人员主要会从二手手机的新旧程度、配件齐全程度、上市时间是否长久、版本优劣度、是否在保修期内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压价。

商家会先以同期的水货报价为基准往下压价：没有包装扣掉100元、没有充电器再砍100元、有些微划痕扣几百元……几个来回下来，一个八九成新的iPhone往往被砍到原价的一半不到。

由于苹果产品通常每年更新一代，因此每当新一代iPhone推出时，都带动大量旧版iPhone涌向市场。

以下为2011年3月左右中国二手iPhone的回收价格：

机器前提：

1机器没有修理过或者进水。

2机器各项功能正常。有问题的机器当然无论成色统统垃圾价格了！

一代iPhone:8G屏幕完美不论成色最多800元，8G屏幕瑕疵不超过500元；16G最多贵100元。配件：原装的加30元，不是原装的不算价格。

二代iPhone：8G屏幕完美九成新原装壳不超过1500元，仿壳的不超过1400元，屏幕瑕疵的不超过1200元。

8G屏幕完美八成新或者以下的，原装壳不超过1300元，仿壳的不超过1200元，屏幕瑕疵的不超过1000元。

16G的加100元。配件：原装的加30元，不是原装的不算价格。

三代iPhone：8G和16G屏幕完美九成新原装壳不超过2200元；32G贵200元；配件：原装的加50元，不是原装的不算价格。

四代iPhone：九成新以上，有锁不超过3500元，无锁不超过4500元，32G加200元。能充新的可以再稍微贵一些。

在互联网上，二手iPhone的交易同样火热。在中国著名的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上，有专门的二手iPhone交易专区，这里的iPhone成交量相当可观，每天都有数量众多的用户将自己淘汰下来的二手iPhone放到这里转让。当然，职业的手机回收客也会经常在这里出没，寻找他们的目标。

那么，这些手机最终都流向什么地方了呢？

这些商家把回收来的iPhone用塑料皮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立即发往深圳。在那里，它们将被翻新。

走在华强北附近的深南大道上，一间看上去平凡无比的普通公寓内，十几个人“躲”在屋内，看上去鬼鬼祟祟。墙边堆满纸箱，里面装满了iPhone的包装盒及充电器，还有仿制的iPhone外壳。一叠一叠的iPhone外标签贴堆在那里，上面印满iPhone的序列号。

在屋内散落着的喷枪、打磨机、电焊机下，许多消费者淘汰掉的二手iPhone来到这里，开始它们新的旅程。

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群体，但在深圳一带，保守估计至少有上万人在从事手机翻新的业务。

这些手机翻新窝点通常选址在深圳的普通民居内，以家庭作坊为主。这些翻新窝点的行踪十分隐秘，他们往往在门口装上隐蔽的摄像头，以躲避警方的侦查。

在这些手机翻新作坊内，工作人员会熟练地拧开iPhone的螺丝，他们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破坏iPhone的排线，并将屏幕和机身分离，然后清洗主板，对iPhone进行除尘，再更换零件、喷油、更换外壳，然后补齐配件、包装、加入仿制的说明书、制作标签……并最终作出和原装手机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iPhone。

以iPhone包装盒上的标签为例，这些翻新商家有成熟的技术仿制出和原装标签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标签，成本仅为一元多，深圳警方查获一个窝点时就查出了两万多个这种标签。

在每一代iPhone上市后不久，就会有大量高仿的手机外壳、按键、屏幕甚至主板配件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现身，这为二手商家翻新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许多手机翻新地点甚至是直接就在华强北的各大数码广场内。在华强北，这种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店铺数也数不清，它们在完全对外透明的环境下工作，每家店经营翻新手机中的一个小环节。

在华强北曼哈数码广场内相隔不到50米远的地方，我发现有专做iPhone假冒包装的店、专做高仿iPhone耳机的店、专做屏幕的店、专做iPhone高仿充电器的店、专做iPhone外壳的店，还有人在电脑前专门负责解决手机的软件问题……在一层楼之内，手机翻新从业者几乎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一切配件。

规模更大的手机翻新商选择在深圳郊区租用厂房，通过流水线生产，它们的生产能力十分惊人。

深圳警方不久前在宝安区的鸿泰工业园发现了一家手机翻新工厂，一家悬挂着“华盛科技有限公司”的手机制假窝点无任何证照。当执法人员进入时，几十个工人正在3条手机组装生产线上忙碌着，从流水线的一端到另一端，工人们在组装着各种牌子的假冒手机。

在龙岗区的同心工业区，执法人员同样在一家叫作“致佳通信有限公司”当场查获一批假冒名牌手机和配件。

一些造假窝点原本是加工包装、成品存放等一条龙的造假环节，现在采取的是分地方分别进行，最大限度降低违法成本和损失，形成了生产、包装、送货、销售不同环节的制假售假产业链；假冒品种越来越齐全，越是名牌畅销的手机，被假冒的可能性越大。

据测算，在使用组装壳的情况下，一部翻新iPhone 3G的成本在2100元左右，而市场售价往往在2500~3000元，而一些奸商往往以此冒充全新水货机，价格有时可以卖到3500元。因此，一部翻新机的利润动辄可以高达上千元——远高于正规渠道销售iPhone的利润。

“许多做手机翻新生意的人，都是从富士康出来的。” 张克说道，这些人在富士康工作几年之后，积累了丰富的手机制造经验，对手机制造的程序了如指掌，便辞职出来，自己从事手机翻新业务。

但让人疑惑的是，iPhone上使用了大量高档原材料，都是由苹果指定的少数厂商供应，市面上这么多iPhone翻新用的零部件，又是从哪来的呢？

“搞手机翻新的人，神通得很，许多人有门路从富士康里偷原材料出来。”张克透露出其中的门道。像富士康及其他供应商，许多都面临着员工偷窃的问题。一些员工在市场上高价收购原材料的诱惑下，不惜铤而走险，从工厂偷盗物料出来卖钱。由于苹果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许多时候工厂会产生许多废料，但即使是这些废料，有时候也会成为手机翻新商手中的香饽饽。

富士康工厂外的种种迹象，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龙华富士康周围，四处贴着诱人的小广告：“现金高价收购电子；厂家私人清仓库存IC、二三极管、晶振、各型继电器、蓝牙。手机配件：外壳、主板、液晶、排线、摄像头、听筒、内存卡、K9K系列、BGA、CPU等；苹果一代（M68）、苹果二代（M82）等手机显示触摸屏。手机号×××××××××××。”

而对于一些相对技术含量低的部件，例如iPhone机壳、按键，在世界手机制造之都深圳早就有成熟的产业链可以仿制生产。

“我还没有听说，在深圳有哪个手机的零件生产不出来的。”张克冷笑着说道。

他的这番话无意中揭示出一个事实：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无形中对深圳成为手机翻新及山寨之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从富士康在深圳龙华、观澜设立规模庞大的手机生产工厂后，以深圳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手机产业供应链。在深圳周围数百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乎可以找到手机中一切零部件的供应商。

此外，富士康带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并在深圳培养了大批手机制造从业人才。这些人带着发财的梦想下海创业，使深圳成为手机翻新产业中心的又一大诱因。

张克的老板就是从富士康辞职出来，从事手机翻新行业。“一年可以轻松地赚到几百万。”张克表情夸张地形容道，比在富士康“当个车间主任强多了”。

可是不容忽视的是，大量翻新的iPhone涌入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苹果公司的市场秩序，并且让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深受其害。

电玩巴士深圳华强北店的店长曾经碰到两位在其他地方购买iPhone上当的顾客，这是他当时的记录：

今天购买8G港版的客人本来是拿着一部iPhone 3G港版新机来刷机的，但新机里不但三码不对，连卡槽都没有码，5300元买的，在我们的引导下客人越想越不对，决定回去退货。另外更奇怪的是，有位客人拿着个长得很像3GiPhone的iPhone来店面准备购买贴膜和配件。当他拿出来时我们感觉不对，那完全不是3GiPhone的手感，塑料感特别严重，卡槽用标准的针还取不出来。客人说因为他的SIM卡在卡槽里了所以现在打不了电话，好不容易把卡槽取出来了，透过卡缝发现iPhone里连主板都没有，是空的。其实客人上当了，那只是一个2GiPhone的模型换了个3GiPhone的壳，连开机都开不了。客人花了2000元钱在路边买了个模型，还“振振有词”地说当时试过可以打电话的，其实是中了骗术。华强北的骗子真是无奇不有，非常高明。

而行业网站IT168则透露了一桩离谱的集体购买翻新iPhone上当事件：

国内某著名上市公司的一位员工向笔者透露，该公司日前以每部2700元的“优惠价格”组织了一次iPhone 3G团购，总数高达200部。其中第一批到货31部，并已经发放到员工手中。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白屏、死机、按键失灵等现象。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批机器是公司一位外教托朋友从美国运营商AT&T直接内部拿货，并且可以保证是美国正品行货。

如果真的是从AT&T内部拿货的话，那么这批iPhone 3G只有两种可能：1官方翻新机Refurb版；2官方全新行货机。按常理来说，通过朋友或同事从国外代购商品还是比较靠谱儿的（一般来说比淘宝代购放心些），但刚刚使用就大面积出现问题也的确说明这批货存在问题。从目前网络上的用户反馈来看，官方全新行货机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小，难道说问题出在这批官方翻新机身上吗？

带着种种猜测和疑问，笔者首先对这部问题iPhone3G进行了初步测试，步骤很简单，就是外观和配件的鉴别。为了保证测试的准确性，笔者特别从商家挑选了一部iPhone 3G 14天机（感谢星座科技提供测试样机）。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

这些翻新过的iPhone存在极大的质量隐患。许多消费者拿到手机后不久就频繁出现死机、掉线，甚至不能开机的情况，而这些手机在购买时没有正规的销售程序，往往不能到苹果公司享受售后服务，许多水货手机的销售商家也不愿承担售后维修，最终给消费者造成不小的损失。

苹果公司每年因此收到大批质量投诉，但苹果公司对此似乎无可奈何。

一些水货iPhone用户在自己的手机出现问题后，由于苹果不会提供保修，只能到水货手机销售商那里花高价维修，更换一个主要零件的成本动辄高达上千元人民币。

知情人士介绍，一些奸商在维修过程中“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手机维修点经常用废弃手机的旧零件充当新零件，在收费时，又以新零件的价格收取，普通消费者很难发现问题。为了积攒配件，这些维修点就高价收售二手或报废的iPhone手机。

除了存在质量问题，这些水货和翻新iPhone还存在不能正常软件升级和易被病毒攻击等问题。此前，中国联通曾发出提醒称，所有水货iPhone手机都经过了软件改动，使用时存在很大风险，而行货只要上网就能自动升级软件。

水货iPhone手机或破解版iPhone手机还易受到病毒的侵害。目前出现的iPhone蠕虫病毒，就是专门针对破解版iPhone手机的，发作时会扫描用户的短信数据库并上传。用户被该病毒感染后，可见的症状主要是电池电量被快速耗尽，这是由于该病毒发起的攻击进程在持续运行。由于电池电量消耗迅速，一些被感染的iPhone用户会选择直接刷机，而并没有意识到手机已被蠕虫病毒感染。

小贴士：如何识别正品和翻新iPhone：

1、正品的包装盒色泽匀称，iPhone上的图标清晰，并且有浮雕效果。而仿冒的包装盒颜色很不均匀，手机上的图标有明显的偏色。而拿在手上，正品包装的重量要比仿冒的盒子沉一些。

2、看手机是否三码合一。三码合一是指手机内存串码、手机机身标签上印的串码和手机包装盒上的串码，三个是相同的。“三码合一”是行货手机的重要标准之一。

3、对于没有更换外壳机子，商家出售前用一种像清洁剂的雾剂一喷，旧壳的表面立刻出现一种像新机一样的磨砂效果，若不仔细查看，便会被商家蒙混过关，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机壳的喷漆就会脱落，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外壳，因为商家的工艺再好，也没有原厂的设备先进，如果仔细查看的话就能看到喷漆不均、偏色等现象。

4、看iPhone屏幕下方的HOME按键，正品的HOME键边缘平滑，而翻新机的HOME键边缘通常十分粗糙，很不平整。

5、翻新机的数据线接口和耳机接口里通常有灰尘，而新机这里很干净。

6、机器是否翻新可以直接上苹果官方网站去查询机器的激活时间，每部iPhone都是独立的，就和身份证上标示的人什么时候出生一样。

深圳的山寨iPhone产业

苹果皮是深圳山寨文化的一个代表产物，通过给苹果iPod Touch加上背部通信模块后实现通话功能，让iPod Touch变成iPhone——这说明山寨并非没有创新。

在深圳华强北，除了水货和翻新iPhone，还有另一种更加廉价的iPhone出售——它们从外观上看起来和真正的iPhone几乎一模一样，但拿在手上，这种iPhone感觉比真正的iPhone要轻很多。

这些“iPhone”背面同样印着醒目的苹果标志，它们在华强北被肆无忌惮地出售。有的时候，在新一代iPhone刚刚上市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华强北市场就能见到仿制得几乎和真机一模一样的iPhone，在这里，它们被叫作“山寨iPhone”。

“山寨”一词最早起源于香港，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登峰造极。

在香港，小规模经营的工厂或家庭小作坊被称为“山寨厂”，其出产的产品也被港人讥之为“山寨货”。在粤语中“山寨”一词也含有“不正规”或“不正统”的意思。

此后，在讲究省略、干练的粤语中，“山寨厂”和“山寨货”也被简称为“山寨”。由于“山寨厂”生产的“山寨货”多为仿制和假冒产品，故“山寨”又引申为“模仿”、“翻版”、“冒牌”的意思。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山寨”还有另一层含义，那便是“占山为王”，长期躲避政府管理，直白地说就是“路子很野”，敢于制造各种夸张的手机。

在深圳，这种并不光彩的“山寨”文化被演绎到了极致，并成为华强北的原罪，让华强北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

在iPhone 4上市后不久的那段时间，笔者来到华强北某电子市场的一楼。两名有着浓重潮汕口音的女老板两手摊在柜台上，那里放着一台计算器和一个记账本，她们热情地向我推销这种山寨手机。

在几平方米大的柜台里面，摆满了当时几乎所有热销的“高档手机”，包括iPhone 4、诺基亚N8、HTC G8在内。

“这个iPhone是山寨的吧。”笔者指着柜台里两部看上去和iPhone 4一模一样的手机问道。老板热情地把两部“iPhone”拿出来给笔者试用。

笔者首先拿起其中一台，一眼就看出这是装着电阻式触摸屏的低端仿品，虽然外形和真的iPhone相似，但是如果仔细看差别很大，不论是屏幕尺寸，还是许多按键的位置，都跟真正的iPhone有一定差别。从做工上，这部手机和真正的iPhone更是有天壤之别，最下方的“HOME”按键四周明显有较大缝隙，做工毛糙。

打开手机后，笔者习惯地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却没有反应。

“你不能这样滑的，要用指甲尖。”老板拿过手机，用手示范给笔者看，她用指尖在屏幕上滑动，屏幕开始翻页，“你要是用指尖习惯了，会发现比iPhone好用，不容易操作失误。”老板急切地想要推销产品。

而另一部“iPhone”则是依照iPhone 4完全按照1∶1比例仿制出来的山寨手机，不仔细看很难看出真假。这部山寨iPhone做工精细，上面的每个零件都按照原装iPhone一样仿制。

打开手机，里面的界面也按照iPhone仿制而来，只是不具备iPhone许多特定功能，例如App Store和iTunes。但这款手机已经内置了不少软件，例如腾讯QQ和一些小游戏，如山寨版的植物大战僵尸。

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时，就发现了和真iPhone的区别，触摸屏的整体流畅感明显和真正的iPhone差一个档次，而显示屏的画质也和真正的iPhone 4有很大差距。

“这两部多少钱？”笔者问道。

“这部普通的480元，那部高仿的880元。”老板热情地招呼道。据老板反映，iPhone 4上市后，他们这里的山寨iPhone每天都能卖出好几十部，许多追求时尚但是又买不起真正iPhone的人，都经常光顾这里。

后来，笔者在网站找到这种高仿山寨iPhone的详细参数，其做工精细程度让人吃惊：

一、此款手机采用的是台湾最新处理器MTK6235处理芯片。这是目前市场上CPU主频最高，运行速度最快的台版半智能苹果手机。它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手机卡，GSM网络。

二、此款手机的屏幕为原装35英寸夏普A级高清显示屏。

三、触摸屏采用日本进口五层钢化玻璃触屏，外屏更坚固，灵敏度更高，采用热感式电容触摸屏，只有手指才能操作的电容屏。

四、此款手机采用了wolfson（欧胜）音频处理芯片，wolfson专业数字音频处理芯片能还原更完美的纯净音质，中高音清晰明亮，低音自然浑厚。

五、此款手机全面升级了操作系统，运行更快更稳定，兼容性更强，支持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EDGE上网（275G网络）。

六、此款手机添加了Wifi模块，支持Wifi无线上网，从此即可免费上网（家中、肯德基等具有Wifi免费网络的场所）。Wifi是指无线局域网，上网速度等同与Wifi的接入点速度，比如一般家中的宽带都是2M，那么您的Wifi与互联网的连接速度就是2M，Wifi的连接速度最高是54M，上网的速度很快哦，现在我们第一时间推荐给您。

蓝牙功能：支持外接蓝牙耳机通话

【支持语言】简体中文、英文。

【屏幕参数】35英寸1600万色；分辨率：480×320px。

【来电铃声】64和弦；支持格式：MP3、MP4，midi。

【音乐播放】支持MP3格式播放，支持蓝牙立体声。

【影片播放】3GP，MP4，rmvb，avi，flv，支持rmvb高清影片全屏播放（rmvbRMVB功能不太完美，播放会有点卡，电脑上播放的大分辨率电影不能直接播放）。

【收音机】FM调频立体声，需外插耳机才能收听。

【摄像功能】主摄像头200万像素，副摄像头200万像素；同时支持视频拍摄，具体拍摄时间根据内存储存空间而定。

能用如此低廉的价钱，作出这样一款“iPhone”，其效率让人惊叹。据《南都周刊》报道，一款支持WM和Android操作系统的山寨iPhone 4，零部件参考成本数据如下：

联发科的MTK6516硬件平台（含GPS、Wifi、蓝牙、FM，4G+2GB内存）57美元；普通液晶屏12美元（较好的夏普液晶屏则要18美元）；电容式触摸屏12美元；200万像素摄像头3美元；电池（两块1000mAh）15元人民币；壳料30元人民币；其他零配件约30元人民币。

据估算，深圳华强北一带的山寨手机有85%销往海外，而山寨iPhone正是当下中国山寨手机出口中的热门品种。

后来，笔者辗转找到了一家为深圳山寨iPhone提供触摸屏的厂商。老板宣称，他们生产的触摸屏外层玻璃都是从日本进口，采用和真正iPhone一样的材质，光一片玻璃就要十几元人民币。

“我敢说，深圳市场上的山寨iPhone，70%的屏幕都是我提供的。”这家工厂的负责人告诉笔者，这家深圳触摸屏厂的工作人员，也几乎人手一部高仿山寨iPhone 4。

这家工厂的老板告诉笔者，他们会按照客户的要求，选择优质的触摸屏材料或者选择低价的材料，“不同客户需求差别很大。”他说道。而采用了进口材质的触摸屏，质量已经“相当好”。笔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忙着扩大生产线，并正在推出7英寸、10英寸等大尺寸触摸屏，希望一举打入火热的平板电脑市场。

但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深圳工厂生产出来的触摸屏在质量上和苹果供应商TPK及胜华的高品质电容式触摸屏，还存在一定差距。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二三线触摸屏厂商的质量还需要约一年时间才能跟上来——那时配备电容式触摸屏的智能手机将变得廉价而普及。

这些山寨iPhone不仅在中国大受欢迎，而且还远渡重洋，被卖到东南亚、非洲的多个国家。

当然，这些山寨手机具有许多真正iPhone不具备的功能，例如苹果官方一直未能推出的白色iPhone 4，就有山寨版本，还有支持双卡双待的山寨iPhone 4，这些功能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一位山寨厂商的老板感慨地告诉笔者，中国的制造能力早已经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在深圳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能轻易找到大部分手机零件配套商，而手机需要的软件也有丰富的人才来制作。

不过他坦承：“中国人在产品设计上和美国至少有5年的差距。苹果能设计出这么精美的产品，但是中国现在还很缺乏这种创意人才。”

这种独特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深圳山寨文化的产生——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领导者，或者行业方向开拓者，但是善于跟在开拓者后面，模仿式创新，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将一度昂贵的产品廉价化、平民化，并最终打败曾经的行业领导者。

华强北的山寨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极其敏锐的市场嗅觉，配置摄像头、双卡双待等功能均是最早发源于华强北的山寨市场。华强北的山寨集群并非像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创新，只是这种创新是与短期获利挂钩，并非为了长期的技术积累。

即使是深圳的大企业如腾讯、比亚迪，也都带有抹不去的“山寨基因”，并成为其成功的关键法宝。比亚迪的热销车型F3，从外观上和丰田的花冠几乎一模一样，而F0就像是丰田雅力士的翻版，但这些便宜的汽车却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提到深圳的山寨手机，不得不提到有着“山寨机之父”之称的台湾芯片企业联发科。

从2005年起，联发科推出了著名的“Turnkey”一揽子手机解决方案，即将手机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低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山寨机公司只需加上外壳和电池，就能在联发科提供的芯片上生产出一部手机，此举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进入门槛。

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圳涌现出了数百家新的手机制造商，它们采用联发科的方案，制造出大量外观新奇、功能实用，但价格却极度低廉的手机。这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大军，它们把一度辉煌的中国本土手机品牌厂商几乎推上绝路，也造就了山寨产业的崛起。在鼎盛时期，中国每月有6000万部山寨手机销往全球各地。

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国际市场，山寨机都拥有着惊人的市场占有率。据咨询公司Gartner的报告统计，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G-Five手机，2010年的销量一度跻身全球手机销量前10名，超越了众多国产知名品牌。在印度市场，G-Five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仅次于诺基亚。

“从全球各个产业宏观地看，市场的领先者常常因为要维持自己的资源和运转速度而忽视了后来的竞争者，手机行业也不例外。”联发科的CEO蔡明介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山寨机或者说白牌手机可能没有品牌手机那么高端，但可以给用户提供各种基本的功能，同时价格比品牌手机更低廉。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市场后来者的破坏性创新。”

“破坏性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生在著作《创新者的两难》（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提出的。克里斯汀生认为，市场赢家最常掉入的陷阱是当他们站稳脚步后，把资源放在维持现有的事业和顾客，而忽略从边缘冒出来的破坏性竞争者。破坏者以打开低阶或新顾客群的策略，慢慢掠夺市场，最后并吞市场在位者的顾客与事业版图。

但蔡明介一向反对将山寨手机认为是低劣的代名词。

由于有部分山寨机厂商在运营中存在诸多问题，“山寨”一词也往往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蔡明介说：“白牌手机厂商中有合法经营的，也有一些的确有问题，不能一味否定。很多白牌手机的质量不比品牌手机差，我很不同意有些媒体常把山寨机与质量低劣画上等号。”

蔡明介还说：“他们自称山寨并不明智，本来应该坚持使用‘白牌’这个词。因为别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号攻击他们。”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其实，廉价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以及联发科，象征着将技术从富有的发达市场带进收入和生活水准较低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

“技术刚研发出来时，只能为买得起的人服务，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尖端技术所服务的人群可能要有5000至1万美元的年消费力。”蔡明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而坚持不懈地改进现有技术，降低成本，它就能服务于世界上更大部分的人口。”

但在2010年前后，联发科和它赖以成长的深圳山寨手机集群，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初步估计，华强北在2010年年底约有2000家山寨机厂商，仅为最高峰时期的1/5。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部，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放缓趋势很明显。

从全球来看，iSuppli预计2011年山寨机全球出货量将达历史峰值255亿部，但对比2010年2420万台的销量，增长仅为118%，远低于前一年的436%。更让山寨机生产厂商担心的是，2012年山寨机的全球出货量可能首次出现下降。

iPhone和Android掀起的智能手机热潮，正在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业务，产生严重的威胁。

消费者们很快发现，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制造商们提供的只是一个拥有了iPhone一样外壳的传统功能手机，其内涵和iPhone所代表的智能手机有着天壤之别。

当用户只需要一部手机硬件本身的时候，山寨机要么用漂亮的外壳，要么用品牌手机不具备的某些功能，再加上低廉的价格就能赢得市场。但是当智能手机通过一整套生态系统来吸引顾客的时候，山寨手机似乎还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进入3G时代后，3G芯片费用居高不下，这和2G时代GSM芯片授权费几乎为零的状况大相径庭。这使得山寨手机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在智能手机市场开始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联发科都迟迟无法推出一款有竞争力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让深圳的山寨手机厂商显得颇为尴尬。

联发科的智能手机芯片推广相当困难，其性能远不能和主流的智能手机CPU相比。多媒体性能，3D图形生成，浮点运算能力，这些都不是联发科擅长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及早布局。

在2010年中，联发科终于推出了基于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但是已经略显迟缓。

能否在智能手机时代，复制传统功能手机市场的辉煌，是联发科和深圳的山寨手机业者正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此外，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深圳的假冒山寨手机产业正让深圳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2011年3月23日，深圳警方在华强北一次查获了6000部假冒iPhone 4手机，假冒iPhone的泛滥程度让警方触目惊心。这些iPhone从外观上看几乎和真的iPhone 4一模一样，还贴着醒目的苹果商标，假冒苹果外包装盒。

深圳警方在华强北明通数码城查获一个销售假冒iPhone 4的商铺，并在后面一个约三四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查获了堆积如山的假冒苹果iPhone手机配件。与原装苹果一体机不同，这些假冒品除了有手机主机外，还分电池、后盖等。据了解，这批假冒苹果手机以大小不同，售价分为1000元和500元。

警方还在附近一居民楼内发现假冒苹果手机批发窝点。在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屋中摆满了箱子，里面装有假冒iPhone 4代手机整机、零件等。在一份“订货单”上有近百页快递发货记录，仅当天上午，就记录有淄博、大连、北京、宁波等15个买家，订单都以“箱”计，每箱50部，总共出货34箱17000部，其销售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想象。

如何引导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向正规化、合法化发展，一直是深圳政府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事实上，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规模已经庞大到当地政府不敢轻易对其痛下狠手的地步。

华强北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其地理空间日趋狭隘，交通物流配送成为发展的另一个掣肘。一个可见的现实是，稍微大一点儿的货车，在华强北掉个头都比较难。

深圳市还在酝酿另一种想法，即弃华强北再建一手机交易市场，以树品牌为主，避免山寨。同时还会在龙岗建一个手机产业园，将上下游聚集，以保深圳全球手机重镇地位。

当然，中国靠山寨起家的企业当中也有少数成功者。因为模仿iPhone而获得成功的山寨手机厂商中，最经典的一个当属位于珠海的魅族。

这家成立于2003年的企业处处显示出模仿苹果的痕迹，并借此获得一定成功。魅族最初随着iPod热潮主营MP3多媒体播放器，2008年进入手机市场。

其首款手机M8在推出之初就被称作“山寨iPhone”，因外形和许多配置都和iPhone极为相似而备受争议。成为国内“山寨手机”的一大标志性产品。但这款售价2000多元人民币的手机却比其他山寨手机高出一截，而“魅族”的品牌也已经打响，使得这款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摆脱“山寨”的影子。

即使在营销手段上，魅族看上去也处处在学习苹果。

2011年1月1日早上8点，北京，零下11摄氏度，但在三里屯魅族专卖店前已聚集几百人，这个接近300米长的队伍在等待着魅族M9手机的发布。上海、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的魅族销售点门口，也出现了长长的队伍。

不过，却有业内人士爆料称魅族此举是故意花钱雇人前来排队，故意营造出和苹果iPhone上市一样的火爆场景，以引起市场的关注，并造成市场缺货的假象，从而实施“饥饿式营销”。

这款搭载了Android22的手机在面世前不断在网络上传出相关消息，并时不时“透露”出几张内部研发谍照，以吊起市场的胃口。

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在自己的微博中爆料称，“各大城市所现排队长龙纯系水军引发”，“毕竟整体花费不到30万元”。他表示，水军是魅族CEO黄章的一贯作风，“只不过以前大家更多领教到的是在线上，这一次转到线下而已”。但这种说法遭到魅族公司的坚决否认。

虽然被质疑可能采用非常规的营销方式，但是魅族的确在中国拥有为数不少的忠实拥趸。

这家企业的官方论坛据称已有100多万注册用户。这些魅族粉丝用户大都是20~35岁的数码发烧友，包括不少在校大学生，这也正是魅族定位的主要消费群体。

魅族创始人黄章颇显神秘，这位不到40岁的广东商人，高中肄业之后曾有过短暂的厨师生涯。在进入电子行业后，其早期主要曾经为昂达代工，后来黄章决定做自有品牌，逐步以魅族的灵魂人物、“偏执”的技术狂人等形象在网络上出现。

黄章本人热衷于以J Wong的网名在魅族论坛上出现，不断发帖公布产品研发的进度，并与用户进行辩论。这家公司同样是网络营销的高手，善于通过多样的网络营销手段塑造出与众不同的品牌形象。

中国的山寨手机一直纠缠于没有技术含量的低价厮杀，这些手机厂商缺乏苹果那样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及营销能力。

魅族这样的厂商的出现，开始让人们看到中国山寨手机发展的另一条道路，部分厂商试图像苹果一样向产业链的高端进发，它们会取得成功吗？

iPhone被回收、分拆，结束它的一生

在美国，二手手机和其他电子器件堆满了美国人的抽屉，许多公司开始介入二手手机翻新、销售，挖掘新商机。不同的是，美国的二手手机回收及销售，似乎比中国要规范得多。

在iPhone 4刚刚上市的时候，美国的iPhone二手市场也掀起了一阵热潮。旧版iPhone在eBay及回收折扣网站等二手市场交易量激增。

一家名为Gazelle com的电子设备回收网站于苹果接受iPhone 4预订前两周即购入2万部二手iPhone，而在平时两周的交易量仅为350部。Gazelle网站发言人克里斯汀娜-肯尼迪（Kristina Kennedy）称：“交易量是我们预计的3倍。”

苹果每年推出一款新版iPhone，再加上苹果粉丝渴望拥有最新版本的产品，这些因素使大量旧版iPhone进入二手市场，而这些二手iPhone价格仍然不菲。

Gazelle以168美元价格销售32G二手iPhone 3G产品。在iPhone 4推出以前，同款iPhone产品售价至少304美元。

美国电子设备二手交易网站BuyMyTronics也对外透露，称iPhone 4上市后旧版iPhone交易数量直线上升。这家网站声称，价格下降是交易数量激增的原因。网站旧版iPhone价格为182美元，比iPhone 4上市前的2010年6月初的价格下降了35%。

此外，卖家还通过Craigslist等分类广告网站出售二手iPhone。有些卖家甚至免费提供旧版iPhone3G。

BuyMyTronics以及Gazelle网站负责人均表示，网站将不会把回收的废品运往发展中国家。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二手手机回收机构都会那样做。美国最大手机翻新厂商之一ReCellular就有这个打算。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ReCellular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曼宁（Stephen Manning）就指出，数年内二手手机市场将占美国所有手机销量的五分之一。

整个2010年，ReCellular销售、回收了520万部手机，而5年前的数字还停留在210万部。60%的二手手机销往美国市场，剩下的主要销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经销商。最近，ReCellular开始批量收购二手手机，通过慈善机构、零售商和其他渠道回收二手手机产品。

ReCellular还通过有线电视打出“愿通过Usell com网站一次性从个人手中回购手机”的广告。

2010年ReCellular实现营业收入6600万美元，预计2011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将超过50%。过去两年中，该公司已经通过私募股本融资2000万美元。

市场咨询公司Yankee Group分析师安迪卡-斯顿奎（Andy Castonguay）预计，全球二手手机年销量只有几亿部，而去年全球新手机销量高达16亿部。

尽管数十年来只有少量经销商在销售二手手机，但二手手机业务将在未来几年里得到迅速发展。经济低迷使节俭之风盛行，一些消费者更加青睐数年前生产的功能更加简单的手机。

市场研究公司IDC分析师雷蒙-利亚马斯（Ramon Llamas）表示：“二手手机的市场潜力巨大。”他预计目前美国市场上销售的手机中，二手手机所占比例还不足5%。

百思买、大型手机厂商、无线运营商及网站运营商都销售翻新手机，为二手手机提供现金或商店退款。部分公司开始在电视和无线电上做广告，劝说更多消费者出售二手电子产品，其中包括游戏机、MP3音乐播放器和手机。

ReCellular和竞争对手对使用多年的普通手机以数美元回收，功能先进的苹果iPhone回收价最高400美元。回收后的手机通常在美国转售，或通过零售商、网站销往国外。

ReCellular在密歇根州的工厂以前生产汽车塑料，目前每天收到数千部旧手机，约四分之三的手机经过修复后能够销售。其他如使用20年之久的车载电话因太过时而只能在附近工厂作为金属和塑料回收，为公司降低部分成本。

购买、销售电子器件的网站运营商包括Gazelle com、NextWorth com和NoBetterDeal com。

二手手机销售可能会蚕食新手机市场，但手机厂商已纷纷采取防范措施。例如，采取通过频繁升级软件的方法来为零售商对手机解锁设置障碍。

这使得ReCellular这样的专业手机翻新公司遇到麻烦。曼宁表示，苹果对供应商限制非常严格，其他厂商无法获得苹果产品的替换零件。

ReCellular回购的大多数手机在清除个人数据、外观翻新、更换电池或其他零部件后都能够销售出去。

如果收来的手机需要更加复杂的手术，公司通常会把它们发给中国、越南或者墨西哥的合作伙伴，然后再投入市场。

尽管iPhone二手交易市场表现活跃，但环保组织对此却表示异议。一个名为Basel Action Network的环保组织政策部门主管莎拉-韦斯特维特（Sarah Westervelt）表示，二手电子设备通常会以电子垃圾形式在海外进行处理，这违反了联合国组织的相关规定。韦斯特维特表示，当用户积极更新新款电子设备时，这也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污染的可能。二手电子设备的重金属含量将会严重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iPhone中使用了铜、金、银、钯等十几种回收价值较高的金属以及铅、汞、镉、六价铬、锑、铍、镍、锌、聚溴二苯醚等有毒有害物质。如果把废旧手机当作普通垃圾填埋处理或者焚烧，那么必将会污染土壤、水和空气，还可能引发人类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疾病。

苹果公司已经表示，苹果将会回收所有电子垃圾，并在美国国内进行处理。苹果还保证电子垃圾将不会被运送到其他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电子废品将会在销售所在区域内进行回收处理。

2005年11月20日，在贵屿镇，工人都是手工对废旧电子产品进行拆解。

苹果零售商店可以回收用户二手iPhone及其他苹果产品。此外，苹果还提供免费邮寄费用以供用户将废品寄回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废弃iPhone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电子垃圾又辗转来到中国，那里有无数个电子垃圾拆解作坊，并形成了严密的产业链。

位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贵屿镇，就接收了大量这种电子垃圾，这里有数万人从事着焚烧废电器和塑料的回收和分解工作。他们用硫酸水冲洗电路板，并焚烧那些无法再回收的垃圾，让这个小镇成了世界闻名的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基地和再生五金塑料的集散地。

贵屿镇每年拆解处理废旧电子电器和塑料达155万吨，加工成再生塑料95万吨、五金55万吨、二手电子元器件5万吨，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基地和再生五金塑料的集散地。

数以10万计的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拥入贵屿，他们充当了本地人的雇佣工，赤手空拳拆散电子废物，用锤子解体计算机、手机的外壳，用硫酸水冲洗电路板，并把大量的电子垃圾残余物（包括有毒物质）燃烧或填埋在稻田中、灌溉渠里及河流旁边。

在那些沿街的小作坊里，妇女和小孩在熟练地工作着。他们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近两秒钟，便娴熟地用镊子将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入不同的陶瓷小杯中。

据《时代周报》报道，贵屿镇的很多民工都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出现溃疡，而另外一种常见的疾病就是肾结石，电子垃圾拆解业已经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由于长期严重的污染，贵屿所有的河里都是浑浊的黑水，早已不能饮用，贵屿镇区里大部分的饮用水只能靠从周边镇里购买而来。所以，在贵屿，经常会碰到卖水的车子。

在这里，iPhone完成它生命中的最后一站。iPhone手机的传奇一生，最终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

后记：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曾航/文

当乔布斯身穿黑色T恤、李维斯牛仔裤，手拿着iPhone站在星光闪耀的舞台上时，别忘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苹果发布新产品的这一天，也是许多人彻夜未眠的一天——台下坐满世界各地赶来的供应商的代表，他们许多人看到新一代iPhone时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小东西耗费了他们太多的心血，过了这一天，就意味着钞票将滚滚而来。

苹果的竞争对手们彻夜守在电脑前看着直播——在第二天的业务讨论会上，三星、摩托罗拉、谷歌、RIM、惠普、HTC、华为、联想的工程师们就将坐在讨论桌前逐项分析苹果的新产品。

他们许多人开始部分模仿苹果的产品，有的人说，iPhone不就是一个触摸屏加上几块芯片吗？我们也能做。

于是，在某个展会上，和iPhone或者iPad长相类似的机型很快被推出，供记者们拍照，但消费者们总是发现，这款机器就是迟迟上不了市。

黑莓早在2010年9月27日就发布了备受瞩目的Playbook平板电脑，但是消费者真正买到这款平板电脑已经到了7个月后的2011年4月19日——这时苹果iPad2已经上市一段时间，第一代iPad价格开始猛降，还有多少人会考虑这款生不逢时的平板电脑呢？

我拜访过不少于20家苹果的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提起苹果的成功，他们总是会提到一个叫作“Ecosystem”（生态系统）的词。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虚的词汇，但是它确实在苹果的成功过程中实实在在起作用了。

这是一个由芯片、操作系统、软件商店、零部件供应厂商、组装厂、零售体系、App开发者组成的强大“Ecosystem”，苹果花了多年的努力建构起这一相对封闭的体系，并以此给它的竞争对手们制造了难以模仿的门槛。

我试图通过对苹果整条产业链的走访寻找出苹果“Ecosystem”的秘密。苹果的这套Ecosystem无外乎由以下几点组成：1）高度垂直集成；2）高效的供应链管控；3）软硬件紧密结合；4）独特的销售体系。

乔布斯坚持苹果最核心的东西全部由自己开发，这显然和苹果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有着密切联系。

在iPhone推出之前，苹果曾经和摩托罗拉合作推出过一款叫作ROKR的手机，这款手机从一开始就沦为大众的笑柄，外形丑陋，功能乏善可陈。苹果从那时起就深深感受到，和其他手机厂商合作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发一款产品，更无法向一款产品注入苹果式的宗教热情。

在此之后苹果坚持操作系统、芯片、触摸屏、软件商店等最核心的领域全部由自己自主开发，以保证最佳的用户体验。

苹果的供应链管理十分出色。苹果和富士康、三星、LG Display、TPK等厂商合作多年，它们在许多技术上存在交叉授权，并共同开发出了一些短期内很难被追上的生产工艺。

iPad2之所以能做到那么薄，和富士康多年的代工积累有密切关系。iPad2所需要的铝镁合金重量达到2公斤，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挖空90%的原料，最后真正用到的只有200克。这是一个对加工工艺要求非常高的环节——铝镁合金是高耗能的产业，涉及到资源回收、防止污染等，对加工厂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iPhone 4的表面玻璃加工技术要求工艺非常高，如果没有中国湖南的蓝思科技和苹果一起开发出一套加工工艺，就没有iPhone 4这么漂亮的外壳。

iPhone的电容式多点触摸屏，背后是TPK宸鸿和苹果多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紧密配合，双方通过交叉授权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门槛的专利，同时宸鸿近几年来投入了巨资用于生产线良率的改进，以及扩建生产线。这种触摸屏刚投产时良率仅有8%，经过反复改良生产线也仅提升至80%左右，而其他厂商的良率则比这要低得多，短期内很难达到同样的品质。

更最要命的是，苹果还经常利用自己巨额的订单，直接垄断关键原材料，让竞争对手很难跟进。苹果和主要零部件供应厂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利用自己充足的现金储备来支付建设工厂的费用，以换取一定时期内独家享有零部件采购的权利。

苹果的竞争对手只能到其他厂商那里去采购这些零件，那里的良率更低，质量在短期内也很不稳定。当其他厂商的工业逐步改善时，通常已经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了，这时苹果的下一代产品已经上市了。

iPhone、iPad的型号非常单一，这让苹果在供应链上获得其他厂商难以获得的规模优势，不仅采购价格便宜，而且良率还很高。

业内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当年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曾下令购买50台iPad，让研发团队研究。一个月后得出结论：如果步步高自己做一模一样的产品，仅材料成本就要3998元。这个价钱已是1代iPad的官方售价。

2011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苹果一家厂商占据了全世界手机产业66%的利润，而其他上百家Android厂商却要为剩下不多的一点儿利润相互厮杀。

苹果的Ecosystem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App Store。2008年苹果正式推出App Store后，数以百万计的开发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这种开发大潮中。苹果对App Store的经营用心要超过其他软件商店——苹果提供的SDK开发工具很容易上手，App Store秩序井然，且硬件规格高度统一。

为了在iPhone中内置App Store，苹果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是和当地最强大的运营商合作，而是选择市场追赶者合作——在美国选择了较小的AT&T，在日本选择了比DoCoMo小的软银，在中国选择了中国联通，而不是中国移动。

模仿苹果的这套软硬件结合体系难度极高，惠普的非执行董事长雷-兰恩（Ray Lane）就曾指出，苹果的成功是一个特例，只有苹果一家企业在软硬件整合上取得了成功，这与乔布斯发挥的巨大作用关系密切。

苹果在零售上的作为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在零售高手约翰逊的一手打造下，苹果的零售体系为其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苹果在全世界开有三百多家苹果专卖店，在苹果的旗舰店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示拥有和使用苹果产品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苹果对整个体验层层把关，从货架上精挑细选的产品种类，到对有着强烈极客或者嘻哈风格的年轻雇员的培训，再到一些专卖店通常模仿博物馆的建筑风格的设计方式，再到天才吧（Genius Bar）的技术支持服务，再到专卖店里苹果产品使用方法的教学课程。

这套苹果式的零售体系让苹果的产品总是显得与众不同——几乎每个城市的苹果旗舰店都变成当地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苹果借此控制其在消费中眼中的形象。

苹果甚至严格控制所有在苹果授权商店里销售的配件。苹果为此制订了一套叫做“MFI”的计划，即“Made foriPhone”“Made for iPad”，苹果要求所有授权店里销售的配件都必须贴有经过苹果认证的标签，苹果从中收取20%左右的授权费——这一方面保证了配件的品位，一方面苹果也从中赚钱。

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Ecosystem。乔布斯式创新帮助苹果打下江山，而苹果这套严谨的Ecosystem则帮助苹果守住江山。

（全书完）

Table of Contents

序

第一章 iPhone是怎样诞生的？

引子 iPhone手机的全球之旅

第二章 谁给了iPhone一颗强大的“芯”？

第三章 没有触摸屏，就没有iPhone

第四章 苹果拯救台湾经济

第五章 iPhone充满韩国血统

第六章 日本为什么造不出iPhone？

第七章 iPhone玻璃的幕后英雄

第八章 iPhone的总装车间富士康

第九章 iPhone的运输与走私

第十章 重返中国，iPhone在中国正规渠道的销售

第十一章 iPhone的中国App应用开发者

第十二章 iPhone的山寨与翻新

后记：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