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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

１２月１１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１９９９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

"十大阶层"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马克思针对１９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毛泽东针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

按新标准划分的１０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如图）。

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

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至１７·１％，２０００年进一步上升到１９·８％。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

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　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

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

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分析，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

报告称，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３０００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中国阶层变化呈良性

陆学艺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

研究报告分析，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报告说，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

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

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１９９９年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４４％左右。而１９９２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２％，在德国和美国为３％，在日本为７％，在韩国也仅为１７％。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１５％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

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

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示，１９９６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４０％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１０％。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

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滞后。

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

各阶层共赢

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各阶层"共赢"。

为此，有４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

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

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

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是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经过酝酿准备，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此开展了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三年来，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人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

为了保证此项重大课题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整体状况，从2001年6月开始着手进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课题组聘请抽样专家，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成员汇同这12个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学者合作实施。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以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课题组经过讨论，改变了原来打算在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完成后才写研究报告的计划，决定先根据上述各典型地区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再辅以全国的统计数据和已有的文献，撰写了这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只是第一份研究报告，随着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的完成，以及分析研究的深人，我们还将写出若干份研究报告。最后成果将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整套丛书。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课题组集体研究讨论后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对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做了初步分析，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但还只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二部分是课题组部分成员分别撰写的关于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社会中间阶层等4个专题报告。第三部分是由5个地区的分课题组，各自撰写的深圳、合肥、福清、汉川和镇宁等5个市县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的地区个案研究报告。

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十分关心的大问题。早在1981年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出现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1981年9月开辟专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理论研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有一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和研究，有一批学术论著问世，这些论文和著作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一阶层的调查和研究。1987年11月，"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分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逐渐形成，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农民工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还有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也都来研究这个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性分析的研究论著。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情研究，是党和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这项研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全面、系统、深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很大的难题，确非某一学者，某一单位的力量所能独立完成的。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和专门的经费进行此项研究，一般是每隔五年或十年进行一次。例如日本是每隔十年全国调查一次，被称做："关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出版的研究成果称为《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这样的全国调查，日本是从1955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五次，每次都有新的改进，其理论框架逐步成熟，研究内容逐步深人，研究方法逐渐完善。所以，这项调查的基本数据和研究结论，在社会上有权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的研究，但因条件限制，也都只能就某一阶层、某一社区的阶层、某一专题进行研究。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影响却是有限的。

自李铁映院长亲自下达了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任务之后，这项重大的课题研究就进人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院所领导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十多人参加的课题组，使原来由单个个人分散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合作研究。项目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得到了院科研基金的重点资助。课题组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了汉川、海城、福清、镇宁、合肥、无锡、深圳等市县进行社会调查，都是和当地省市的同行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有的还是主要由他们完成的。在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市（县）委、市（县）政府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热情帮助，有的还给予了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可以说，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私帮助，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想像的。这个课题自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就受到了社会学同行学者的关注、帮助和支持，课题组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的李强、孙立平教授，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北京社科院的戴建中研究员，天津南开大学的朱光磊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卢汉龙研究员，广州社科院的蔡国萱研究员等都在百忙中来参加会议，并对此项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关注，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总编助理范广伟多次参加课题研讨会，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尤其是在课题成果的编辑出版方面付出了心智和辛劳，也正是由于出版社的努力，使本课题成果得以列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现在，本课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就要出版了，让我们藉此机会向上述给予课题组帮助、支持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李铁映同志，他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项重大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给予了明确的指示。感谢其他院领导和院科研局的同志们，感谢社会学所的领导和办公室、科研处、资料室的同志们三年来给课题组一贯的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本课题组的第一个研究报告，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由于时间紧迫，不仅还未能利用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是已经进行调查的市。县和厂、校的调查资料，也未能完全运用，我们主要是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这4个县市的资料和数据。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使以后的研究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年11月8日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引言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去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更可靠、更确定。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拓宽和加深对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本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造与特征，初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根据培育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一

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上）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科学分析需要新的视角

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去认识，如何给予理论解释，存在着各种争论。但不管人们有些怎样的争论，今天，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是不够的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共产党宣言》，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实证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在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时，应该注意下述几个问题。

1．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惟一标准

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惟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

2．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与分析思路需要调整

在当前有关阶级阶层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即认为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大多数英文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①（国内学界和民众通常采用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的涵义，与英文中的class（阶级）和stratum（阶层）的涵义有些不同。英文中的class一词的涵义较为广泛，包括了中文中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的涵义。而stratum一词的意思则比较窄，一般指的是由等级分化（stratification）而造成的连续性的等级排列。例如，按收人这一指标来分，从最低收入（每月50元）到最高收人（每月5000元），可以排列出连续的若干层（stratum），层与层之间只存在量（数值）的差异，不存在质（属性）的差异。但是，如果要把连续的stratum划分为几个区间，那么，处于各区间的个人或家庭构成的群体，在英文中被称为class而非stratum。如50～500元是underclass（下层阶级），501～2000元是middleclass（中间阶级），2001～5000元是upperclass（上层阶级）。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采用哪一个词汇，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class"这种社会现象。）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思路，即"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与"功能论"的阶级阶层分析。冲突论强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有其合理性，强调协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整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当代社会中，"class"不论是被理解为阶级还是被理解为阶层，都有其两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协调性。根据所研究的问题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关注点的不同和目标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析思路。

马克思和毛泽东当年在对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因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二）依据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勾画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1．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四个主要特性

基于国际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普遍特征的研究结论，也基于本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①（有关观点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21～130页；李路路、王奋字：《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2．以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的十大阶层划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这种分层原则，我们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图1）。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三）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回％；在城市中的比例为l～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于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我们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人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tL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表1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过程与趋势。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　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人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人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人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7％和门％，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人、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人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人来源或主要收人来源的人员。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O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正％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①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人来源和以农业收人为主的农民的收人，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人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l％。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一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下）

（四）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结构：橄榄型还是金字塔型

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工业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等级结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等级排列，一方面是以职业的技术分化为基础的社会声望或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另一方面是按经济地位（收人或财富）排列的等级序列。也就是说，拥有庞大社会中间层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L的收人。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的还是金字塔型的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型结构，也就是说，还未能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本课题组根据典型调查数据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等级地位的结构形态和经济收人的分布结构两个方面来观察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形状。

本报告的图1在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的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排列出一个等级位序。但实际上，同一阶层的成员在资源拥有量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综合地位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图1中的社会等级分层跨越了阶层界线，它虽然一方面仍以职业的技术等级分化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考虑了组织分化（组织规模）和资产分化（生产资料规模），但更强调个人由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资源拥有量的差异。经济地位等级排列的主要依据，是家庭人均年收人或月收人数据。由于本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正在处理中，现只能利用深圳、合肥、汉川和镇宁这4个市、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初步估算各社会地位等级群体的比例分布和收人分布的结构形态。

图2、图3、图4和图5显示，深圳和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是底部较为宽大的类橄榄型结构，而汉川和镇宁则是明显的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25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深圳的社会等级结构最为类似橄榄型，中中层所占比例最大，接近半数的人处于中中层，但同时其结构的下半部分仍然明显比上半部分大，中下层所占比例比中上层高13个百分点。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则处于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的过程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中下层，但中中层所占比例正在接近中下层，中上层的比例则相对较小。城乡合一的城市与县的社会等级结构有极大差异。在汉1；1和镇宁，80～90％的人都处于中下层，中中层和中上层所占比例还很小。

4个县市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分布结构都展现出顶部尖小、底部庞大的类金字塔结构，　60～70％的人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参见图2、图3、图4、图5）。尽管深圳和合肥在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但收人分布距离橄榄型还有较大的距离。最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等级分化所展现的趋势不同，收人分配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如下的趋势，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分配结构越趋向于橄榄型，或者城市比农村的收人分配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4个县市中，经济最落后的镇宁与经济最发达的深圳的收入差距似乎更大，其收人分配结构更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在镇宁县，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人组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5倍。在深圳市，也有　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人组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4倍（参见表2及图2、图3、图4、图5）。相对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位置的合肥市和汉川市，收人分配结构较接近于橄榄型，绝大多数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水平集中于平均线附近，最高收人组与最低收人组之间的差距也较小。

这种情况表明，收人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结构的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职业结构升级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有庞大中间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调节收入差距的社会政策等。

综合四个县市的情况来看，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全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态很可能类似于汉川的金字塔型结构，因为汉川的城乡人口比例和职业结构与全国的城乡比例和职业构成较为接近。

《五）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地位变化

1．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出现

研究社会分层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经济的分化，经济差异或者说经济不平等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对于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分化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并不很清晰。我们根据调查数据（表3和表4）进行的分析，用经济收人、日常消费开支和家庭耐用品拥有情况三个指标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尽管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化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7一水平的不同，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有略微的差异，但经济分层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入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收人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最低。

2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耐用品拥有水平远低于其他各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家庭生活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尤其是夫妻双方都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生活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较高（考虑到这种复杂性，表4暂不包含这个阶层的相关情况）。

相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分配平均化的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很显然，这种经济的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早在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配的平均化现象时就指出，只要这些国家追求工业化目标，就必然会出现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的格局，这是"工业化的逻辑"。这说明，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是一种必然的现象。①

目前的经济分层现象与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最初十年中，普通农民和产业工人经济收人上升很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暴富者（一些敢钻体制空子的人或从事特别职业的人）的收人一般要比人们的平均收人高3～5倍甚至更多，而管理人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收人则上升得相对较慢，或者出现相对下降，那时的经济分化显得较为无序。而目前的经济分化虽然在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但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向着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功能分化趋势发展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深圳的阶层经济分层结构（参见图2）代表了这一未来趋势，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人将进一步提高并居于首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人也将进一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参见表5），"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被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o而我们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人增长6～7％，这一教育经济回报率水平接近欧美国家，但比东亚一些国家低。经济分层规则的这种发展方向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政府部门和一些官员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严重干扰正常、合理的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运行。我们的调查表明，目前人们主要并不是对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满意，人们最大的抱怨针对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特别是权力市场化和部门垄断等。还有一点要指出，目前的经济分层中，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下降明显。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不同，工人阶层在经济改革以前和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里，在经济分层中一直保持着中等地位，其地位下滑至目前较低的经济地位也就是在最近十年里发生的事。随着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有技术资源者与无技术资源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有可能还会下降。当前严重的就业压力，更恶化了产业工人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尽管这是工业化、市场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经济地位快速下降，的确使这一阶层的成员难以接受。

表5教育经济回报率的历年变化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1981年和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研究所在1981～1987年对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120000人进行的追踪调查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的全国抽样调查（李强、刘精明："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忡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总第30期，第66页）。2000年数据是本课题组调查数据。2000年"未加虚拟变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31

2．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一致化倾向

对社会地位有多种测量方法，我们这里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以各阶层成员的文化水平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所谓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声望，通俗来说，就是受人尊敬的程度，是社会上多数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价值评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在中国社会以及其他的工业化社会中，这种价值评价与教育程度高低相关。

表6显示了各社会阶层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最高的首先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较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一等级排列与前述经济分层等级排列较为类似，这表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是，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趋于一致，或者说，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掌握最多经济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一点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表6的数据还表明，越是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越高。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其以往的社会形象，逐渐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目前，在人们眼中，他们不再完全是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形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精明能干、勤奋上进的经济创业者。当然，虽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象在逐渐改善，但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仍然无法与他们的优势经济地位相匹配。在合肥市和汉川市，分别有70％和59％的人认为，"应该让私营企业主享有与国营集体企业家同样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分别有22％、15％、16％的人认同有经济资产的人应该获得高收人。

3．主观等级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之间有距离

自我社会等级地位认定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我们的调查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五个等级进行归类，表7列出了不同阶层对其个人等级地位评价的量分结果。自我地位评估的等级差异与经济分层基本上趋于一致，只是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差异不像经济分层那么明显。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层"，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层"，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较少选择"下层"。比如，深圳有54．6％人认为属于"中层"，合肥有　55．回％的人选择"中层"，汉川有36．4％的人选择"中层"。并且，人们对自身的等级地位的评价与其经济收人、教育和阶层归类之间的相关性也比较小（参见表8）。

对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并保持一种中庸的社会态度。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阶层）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分化程度不明显，可能会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或掩盖社会分化的明显程度，缓解目前较快速的社会分化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自我地位认同等级分化不明显或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分化不一致，不利于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的合法化和稳定化。同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不认同等级分化的社会分层结构，将不利于激励他们进行上升的社会流动。一般来说，如果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主观上承认整个社会的地位等级分化的合理性（比如，承认有能力的人或有文化的人应该居于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更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争取进人更高等级的阶层，实现上升的社会流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深圳、合肥两个城市当中，私营企业主自我地位评价得分都是最高的，尽管高出的幅度很小。其他的一些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变化。①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比领导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更可能选择"上层"或"中上层"。访谈资料也显示，私营企业主强烈渴望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敬重，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领导干部虽然极少自认为属于"上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认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或者应该比他们高。私营企业主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竞争①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1998）》，第1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35心态。另一方面，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间化，他们极少有人选择"上层"，同时基本上没有人选择"下层"。而在各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有2～10％的人自认为属于"上层"，同时也有近似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下层"。

4．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政治地位或者说政治因素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目前的情况与经济改革以前有所不同，政治身份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在社会分层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较高的政治地位可以享有一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比如说，社会荣誉、影响或参与决策的机会、在体制内有优先晋升提拔的机会，等等。这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能会影响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对政治地位的测量极为复杂，我们采用了一种既简单而又基本有效的方式，即用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来反映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情况（参见表9）。表9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党团员所占比例最高，除合肥市外，①其他3个县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党团员所占比例高达　95～100％。这表明，首先是这一阶层与党和政府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其次是经理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较高。经理人员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以前的身份就是干部（企业干部），而办事人员阶层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党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①合肥的情况比例特殊，合肥有大量的国有科研院所单位，其中有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不是党员。

或一般的办事人员，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后备军，因此这两个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与党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比例在各地都接近回巧或1／4，城市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和乡村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团员比例。党团员比例最低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在各地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

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o，1995年上升至17．lO，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①这是由于1992年以后有大批党政于部和国有集体企业干部加人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导致的后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人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这一点在深圳表现得最为明显，深圳本身不存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即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的构成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在深圳的被凋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并不能说已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经济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在合肥市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37．5％的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党的，43．7％是在　90年代以后人党的；40岁以下党员所占比例为37．5％。在深圳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20世纪80年代人党的占45．7％，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党的占

①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42．9％；40岁以下的党员占71．4％。不过，由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快速增长，执政党发展党员的速度未能赶上这一阶层的规模扩大速度，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执政党不太重视在这些单位的这层人中发展新的党员。在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例如，就深圳市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31％，而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对％。就合肥市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　29％；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中，党员的比例则只有8％。

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有极大比例。

（六）各阶层的社会态度回．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满意度

1996年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参见表　10），大约　8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10年前更好，仅有　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这表明，最初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确实使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获得了益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因而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

几年之后，我们在2000年和2001年的调查中采用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有些变化。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在深圳市，大约　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　20％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合肥市，这一比例则高达　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获益，但也有相当一批人获益不多或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大约l／6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1小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l／3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

人们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也就是说，有些阶层的人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另一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则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参见表11）。感到普遍受益的阶层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都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而在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则有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例如，在深圳市，11．8％的个体工商户、18．8％的商业服务业员工、30．2％的产业工人和21．4％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合肥市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27．4％。26．9O、　36．5%和24．2%；在镇宁县，有15．2%的个体工商户、23O的商业服务业员工、　16．3%的产业工人、　22．1%的农业劳动者和　14．9％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这几个阶层也有较高比例的人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变化的预期不太好。

上述调查数据说明，近年来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如何确保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Z．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是否达到了不能客忍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人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拉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如此。这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专家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5～0．48，并认为中国进人了收人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关于应当如何判断现阶段中国收人差距或贫富分化的程度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基尼系数本身，而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现象的实际感受和价值判断。某个基尼系数所代表的收人差距程度，在某个特定社会中是否合适，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标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比如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长期维持较高水平，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较大的收人差距有什么不合理，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

Chapter_2

持较低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旦略有提高，便会立即招致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和不满。这表明，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文化价值判断，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感受。

中国社会目前的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是否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主要不取决于人们测算出的基尼系数的高低，而取决于人们对收人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两个特殊的历史因素影响着中国人对目前的收人差距的主观感受：一个因素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均等化的社会，收人差距是在改革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迄今为止，党和政府一再向社会大众承诺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收人财富等级分化的社会。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人认为，社会中存在收人差距是合理的，另外半数的人则认为是不合理的（参见表IZ）。其中，产业工人阶层最不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合肥市和镇宁县，大约70％的产业工人认为，存在收人差距是不合理的；而在深圳市，则有60％的产业工人持相同的观点。这说明，在当前的产业工人阶层中，平均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强的。而且，即便是认同收人差距现象的人，也不一定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合适的。表13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市和合肥市，仅有1／4的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城市中的收人差距是适中的或还不够大，3／4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了；在镇宁县，则有4／5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县的收人差距过大。尽管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对于收人差距过大的感受更强烈，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也多半认为，现在的收人差距过大了。我们在访谈调查中发现，一些有资产的人或高收人的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时常感受到低收人者、失业者对他们的不满或仇视心态。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半数左右的人不认同收人差距现象，而且3／4的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那么政府就的确需要调整或控制收人差距的程度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

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不论是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由于缺乏历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详细演变过程。现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他统计和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考察最近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出了历年来十大社会阶层的大致比例。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表14中的数据都只是约数。

（1）此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员数，《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职业人口状况数据，并参考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综合而成。"其中"项中的农民工和外来农民指占总从业人数的百分比。"一"为缺乏相应数据，在计算时按零计。

（2）1952年工业劳动者、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数据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年卷，第250页。该年商业服务业员工数用的是1957年数据，见忡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卷，第252页。该年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为推算值。

（3）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1999年公务员528．2万人，加上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的处、科级以上领导人员，以此数和当年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之比推算以前年度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人数，并参照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正％人口抽样数据加权处理。

（4）经理人员阶层的人数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职业个数，分所有制不同比例计算得出。国有企业按5人计算，集体企业按2人计算，其他企业按1人算。

（5）1952年私营工商企业16万户，1978、1988年数据引自《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991和1999年数字是《中国统计年鉴》中私营企业的投资者数。

（6）在办事人员中，1999年政府机关办事员及其他人员有311．2万人，加上企事业部门的办事人员，以前年度为按此数占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比例推算，并参照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　回抽样数据加权处理。　1999年办事人员阶层根据全国普查和1％人口抽样数据推算和抽样调查差距较大，根据后者作了调整。

（7）个体工商户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个体从业人口计算，1988年和1991年数据来自全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调查　数据。1999年数据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0页，为　3160．1万户。

（8）农业劳动者中2％为国营农场职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和"乡村劳动力"（年底数）的比值计算。产业工人中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绿皮书》比例推算，是农村劳动力的20．9％。商业服务业员工劳动者中农民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绿皮书比例推算。扣除"农民工"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忡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数的比例相同。

（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根据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推算，其成员主要是登记失业人口、隐性失业人口及在业贫困者。

众所周知，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从表14来看，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下面，我们根据表14提供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宏观变化轨迹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六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雏形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1．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O、24．19％、19．79O。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49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20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人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有明显上升，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人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人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人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表14）。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零上升为　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　0．03％和0．23%增加到　4．2％和　l．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　2．2%左右增加到　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从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参见图2、图3、图4和图5）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市（县级市）与镇宁县，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很苦引一需要大大扩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于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则不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政治，搞政治挂帅。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中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　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算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以深圳市。合肥市与汉川；市为例。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　6．15％和　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市和汉31；市的上述比例分别为　2．84o、　0．33O和0．97％、1．03％，各自只占深圳市的46．17％、10．17％和15．77%、33．44O（参见图2、图3、图4和图引。显然，深圳市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市和汉JI怖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53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四）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表15），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①参见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o

②参见何建章主编：《当代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分层问题》，第166～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C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所有基本构成，这种基本的现代社会阶层格局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表16可以看出，在从1965年到1999年的35年时间内，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的。中国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业结构和职业阶层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们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们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日、美、英三国数据是1995年的。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取消了对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资不断进人，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劳动就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发展，中国的职业多样性也已得到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具备了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第～产业比重过大，特别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过多；人均国民收人还比较低；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发育和完善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些遗存物（如户籍制度、单位制），随着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城市化还处在起飞阶段；……所有这些也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较低的现代化水平。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五）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人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见表17）。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人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人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市，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市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人还不是很高。在汉川市和镇宁县，私营企业主不处于最高位序，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国家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六）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转变为干部，都是很困难的，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篱笆。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活力。

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聪明以及能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会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开放性的，不受个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和划分阶层的做法和机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多，尽管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是只要通过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农村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然后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也可以去当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工人、个体户甚至私营企业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据有关调查表明，"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人白领行列"；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人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1/当然，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难免会有人因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不过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只要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力主义评判原则逐渐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国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需要。

①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第ill。1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市场化的收人分配和社会分化机制比较认同，甚至已从内心深处表示接受。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和保证。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较多地倾向于不同意"贫富差距大还不如吃'大锅饭"'的说法（见表18）。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人仅占14．9％，相应地，倾向于不同意的占了85．l％。①而在汉川市，持这两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6．1％与　74．9％。

当然，不同阶层的态度结构也有所不同，在合肥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彻底否弃了"大锅饭"意识，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其他阶层还有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这几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5．8O、　7．4O与　9．5o，亦即有　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不同意。相对而言，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还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4．8o、18．4%、18．7%与22．3％。在汉J；I市，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阶层，另外，经理人员阶层的"大锅饭"意识也很淡，在这两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分别仅占3．2％和7．6％，而倾向于不同意的人分别占96．8％和92．4％。其他各阶层则都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大锅饭"意识还比较浓厚，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32．0％。32．1％和35．l％。

①在这里，表18综合栏中表示"非常同意"和"有点同意"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之和构成"倾向于同意"的比例，相应地，另外两个比例之和构成"倾向于不同意"的比例。后文的计算同此。

从上述分析来看，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有点特殊，在两个地方都是"大锅饭"意识相对较为浓厚的阶层。这可能反映了以下现实：第一，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下岗职工，与以前的职业地位相比，现在有一些失落感；第二，在目前的宏观条件下（比如管制较严、融资环境差等），他们的经营活动比较艰难。但总的说来，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宁愿贫富差距大一些，也不愿意再吃"大锅饭"。而且，还可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被调查者的"大锅饭"意识相应较弱。

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具有活力。结构形态相对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雏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以及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国，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还有很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形成还需要国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导。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三

阶层结构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进程（上）

从上文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还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1．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地看，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社会有不同的结构形态。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整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则是一座金字塔。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农民阶层则在不断缩小，工人阶层成为最大的社会阶层，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比如企业家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等等，但这时社会的中间阶层以所谓的老中间阶层为主，其　规模较小，所以社会结构的形态仍然是金字塔型，但金字塔底部的构成有所变化，规模开始缩小，整个结构形态出现向橄榄型转化的趋势。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进人后工业社会（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以服务业、信息业、知识经济为主导产业，工人阶层的规模开始缩小，而以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为主的阶层，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形态逐渐演变成橄榄型。

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较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处于最高和较高社会等级的阶层规模较小；而拥有的各种资源最少甚至没有什么资源，处于较低和最低社会等级的阶层的规模也很小。所谓中间大则是指，就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人，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代化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在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经济现代化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险。这样的例证已经不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

2．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客观历史过程来看，现代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机制与前现代社会显著不同。

第一，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成就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当然，这么说既不意味着后致性因素在前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毫无作用，也不意味着先赋性因素已与现代社会没有关系。

第二，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既不一定是与生俱来，也绝对不是不可改变的。在这里，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性障碍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置。每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在传统社会，教育很不发达，并且为少数有钱、有权和文人所掌握，成为大多数人很难获得的稀缺资源；同时，就业的市场化水平也很低，大多数人都难以获得流动的机会。这就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固化了。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就业的市场化，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参与就业竞争，因而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其结果是降低了传统社会所讲究的特殊品质（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种族等）对个人的阶层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会成员资格被标准化、普遍化。任何一个人，只要达到某种职位的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论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机会在竞争中赢得这种职位。

第四，各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能够相互协商、合作、妥协和制衡。在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总会有一些人拥有最多的资源，从而处于社会精英地位。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利益一致可能使他们走向结盟，利益差别则可能使他们走向对抗和冲突，这两种状态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后者则容易造成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而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既存在着各精英群体相互协商、谈判、妥协和合作的渠道和机制，又具有限制他们在协商过程中结成同盟的制衡机制。比如法律规定，企业家一旦参政，就必须离开企业界，脱离经济活动；参加这个政党的精英不能参加那个政党，等等。此外，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也是促使不同精英相互制衡的结构机制。

第五，贫困阶层享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的制度性保障。在现代化社会，贫困现象仍然存在。贫困者陷入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在竞争中遭到失败（如失业者、破产者等），或是缺乏劳动能力（如老年人、残疾人和年幼者等），或是遭受天灾人祸等等。这些都表明，贫困者中的大多数人致贫的原因，不是他们不"为"，而是他们无法有所"为"，或者所"为"的结果不理想。现代社会存在种种制度性的和民间性的机制，如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培训体系以及慈善机构等，一方面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帮助提升那些还有一定条件但暂时陷于贫困的人的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第六，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在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后致性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竞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对竞争的舆论、法律监控制度也相当健全，"能者上、不能者下"，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尚未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因素相当多而且复杂，使得多数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不认可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地位等级体系，甚至也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和方式去获取社会资源，从而恶化了社会流动和分化机制，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失序、社会认同混乱等问题。所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地位等级和合理分化机制的认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机制和体制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本质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阶层结构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不存在制度上区别对待的问题，不能把出身不同、种族不同或其他特殊品质作为竞争的先决条件，竞争的惟一条件是能力或业绩。二是对竞争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违反公平原则的竞争会受到制止和惩罚。这样的公平性是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

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是建立在公平性原则基础上的，只要在竞争中遵循公平原则，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之间不会存在相互屏蔽问题，边界是开放的。这里的开放主要是制度上的开放，凡是符合某种社会标准资格，就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职业是分层的主要标准，所以，达到某种职业资格，就应属于相应的职业阶层。

合理性与公平性、开放性也是紧密相关的，但合理性更多的是指国家在配置资源和机会上要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功能，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防止社会阶层差距的过分扩大，使所　有人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就。所以，这样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发展和普及教育，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提升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反对垄断，扩大社会就业机会，等等。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因为具有上述本质特征，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时期也就有相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说，现代化国家需要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

3．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其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的既定目标。中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经济上看，中国工业化已经进人中期阶段。早在1958年，工业总产值便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99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7％，而农业增加值只占17．3％，与此同时，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第三产业发展越来越快，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年　23．7％，到1999年增加到33％，超过农业增加值近一倍。期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不大，从1978年的48．2％增加到1999年的49．7％。这些因素表明，中国不仅在进行工业化，而且还显露出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点，商业服务业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经济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势必会带动职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和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高科技的发展更是促使对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局的需求快速增长。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参见表19）。一个社会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能仅仅看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要以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为基础，只有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才会形成如下的趋势与格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社会中间层不断扩大，农民人数则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现代化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应变化，经济的发展终究会难以为继，甚至会因为社会的动荡而陷于停滞或滑坡。

4．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

综观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最为本质的层面。

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支持力量。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工业化不可能达到非常发达的水平的；如果没有一支有相当规模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同样，如果没有农业劳动者向非农领域的大量转移和流动，那么农业不可能走向产业化、现代化，农业劳动者自身也不可能很快地增加收人，改善生活。英国之所以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与其前工业化（指工业化之前的经济发展状态）时期出现的一大批熟练手工业者、中间商人和商人兼雇主等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特征的群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积累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而且还积累了用于工业化的资本。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基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例如，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亚洲国家，曾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它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结果城乡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者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动荡和暴动。

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与各地方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的城乡经济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收人差距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别上（参见图2、图3、图4与图5）。考虑到像经济收人、产业结构这样的统计指标往往包含着大量的水分，而阶层结构则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一个地区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等，是难以夸张掺水的，所以，在评判一个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时，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最客观、最本质的指标。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合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就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能否分享发展的好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这样的好处，而该国家或地区的阶层构成，则可能是最好的具一体操作指标之一。

总之，在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时，不能只看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带动其社会阶层结构朝着现代化方向变化，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什么样的形态，即能否将其归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范畴。所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人是远远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性的现象。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区情，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现有阶层结构不合理，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与上述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相对照，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客观地说，可以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的基本表现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深圳市、合肥市。汉川市和镇宁县的阶层结构都存在类似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则与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参见图2、图3、图4、图5）。这些不适应如不及时加以调整和克服，将对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一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1．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

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例如，　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　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①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落后很多。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汉J；；市的农业劳动者在占其全部社会劳动力的　54．9％，镇宁县的这一比例为64．6％。就全国而言，据统计，　1999年，在全部劳动人口中，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务农收人为惟一或主要收人来源的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　44％左右。可见，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是这些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见表20）。总之，中国还有三四亿劳动力在从事小农经营活动。这种状况是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极不相称的，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的。

首先，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与中国现有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称。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一直未能起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的作用，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极不相称。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17．3O，第H、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　82．7％。也就是说，　44％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太少，仅仅创造了　17．3％的　GDP，而他们所能分享的GDP更少。这种状况，是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相背离的，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累积了沉重的结构性负担。

一是导致农业劳动者的收人得不到较快的增长。农业劳动人口规模庞大，而其所创造的GDP份额太小，是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长期低下、与其他阶层的收人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的深层根源。例如，调查表明，1999年，汉川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月人均收入仅为181元，相当于平均水平的68．3％；同期，汉川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及产业工人等阶层的月人均收人，分别是汉川市农业劳动者的月人均收人的3．65倍、1．68倍、3．49倍、2．61倍、2．23倍、2．30倍、1．30倍和1．35倍。这样，大幅度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乃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农业劳动者收人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几乎都会遇到力度极大的反弹；再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决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搁浅的结局。

二是低收人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从而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消费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被用于食品支出，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消费各种工业制品和服务产品的能力极为有限，以致在中国形成了明显二元化的消费结构。调查显示，1999年，汉川市农业劳动者家庭人均月消费仅85元，分别相当于当年汉］；；市。合肥市与深圳市各阶层家庭人均月消费的平均水平的73．9％。27．0％和6．6％（暂不考虑各地的物价差异）。这种状况与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相称。近年来，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扩大内需的措施终究难以十分奏效，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大规模、低收人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没有钱用于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

三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长期低下，潜藏着引发社会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人水平过于低下，目前，中国已出现生产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这不仅造成了对国外市场的高达　30％以上的依存度，而且还潜藏着引发经济一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国际的经验值得注意。例如，今天的拉美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虽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人国家的水平，但社会结构却是高度畸形的，广大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的境地，整个社会因此而很不稳定，匪盗猖撅，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又如，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利用石油资源迅速成为一个中等收人国家，但当时的政府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推动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而是不顾社会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农牧民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致力于实现国防的现代化，大把花钱，购买先进武器，结果是引发了巨大社会动乱和宗教革命。此外，我们还应当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格局之间，也不难发现某种相似性，而欧美的这些国家恰恰就在那个年代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社会一经济危机。

其次，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观念和文化素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农业劳动者阶层不仅规模过大，而且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与文化素质。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小农生产者，更多地习惯于家庭生产的经营模式，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73市和深圳市各阶层的总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汉川市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相当于合肥市和深圳市各阶层总平均水平的　50．3％和　45．4％，镇宁县则分别相当于　29．4％和26．6％。这种状况，无疑制约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发挥，这是农民外出找工作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他们即便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往往也只能于一些收人低、工作条件差的体力活。可以说，农业的过剩劳动力基本上是低素质的过剩劳动力，这种低素质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严重软约束，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2．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

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口构成总人口的主体，这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　60％。相形之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规模过小，目前能够将其归人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　15％左右。①

社会中间层过小的结构性后果，在许多方面与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的结构性后果相同，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不利于社会稳定。

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贫富差距巨大。因为这种结构形态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小，小得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了这一点。例如，深圳市是社会中间层发育得较大的地方，调查时各阶层人均月收人的总平均水平为3532元，低于这一水平的阶层有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这三个阶层在深圳市整个阶层结构中合计占　47．7％（见表　3、图　2）。但要注意的是，表　3中的收人统计没有包括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情况，因此，就其余九个阶层而言，三个低收人阶层所占比重实为　53．2％。①汉J；l市的这一比例更高，在考虑到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时为67．2％，而在不考虑这一阶层时为　73．4％（见表　3、图　4）。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甚至动荡。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虽然有所增长，但在规模上仍然过小，社会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工人阶层。以致与阶层结构相关的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长此下去，必然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各国（地区）由于有着不同规模的社会中间层，在应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表现出很不相同的能力。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不无关系。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①正因为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韩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在遭遇金融危机以后，全社会能够团结一致，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度尼西亚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例如，1998年，该国城市化水平为38．8％；另外，　1996年该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44．0％，1998年甚至还上升为　45．0％。②这种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当然无法产生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

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人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同样过小，还跟不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三阶层结构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进程（下）

（三）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

尽管在中国目前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中，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基本形成，但调查表明，迄今为止，这种位序关系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着社会心态的稳定，从而也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稳

1．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基于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非法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做法，譬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腐败、买官鬻爵、任人惟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一旦人们普遍对各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整个社会对各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同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垄断现象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对现有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关系的认可。在这里，引起广泛争议并且得不到认可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各种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尤其是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垄断。这种垄断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和不满，就是因为它使社会分化机制不合理，在让一部分人获得不合理的高收人的同时，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制度性垄断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各阶层在收人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的评价。正如调查所表明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少人认为，现在是该富起从理论上看，汉川市城乡居民的态度可能是难以完全令人赞同的。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人分配制度必然从单纯的按劳分配转变为按要素分配，劳动、技术、资产或资本、管理等，都有权参与整个社会的收人分配过程，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多数被调查的汉川市城乡居民看来，有技术专长的人、有文化学历的人以及吃苦耐劳的人是应该获得高收人的人。这表明，他们是承认劳动与技术参与收人分配的权利的，并且认为社会应当给予他们较高的回报。但是，认为这三类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却低得多。例如，认为这三类人实际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仅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的引％、45％与28％。这种不一致意味着，在许多被调查者心目中，应该获得高收人的人在现实中很少能够获得高收人。

对于当官的人与有资产的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惊人地低，分别仅占16．5％和13．6%；相反，认为他们实际上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则较高，认为当官的人实际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尤其多，其比例高达　69．2％。这种不一致包含着较为复杂的社会心理。首先，这肯定意味着，一部分被调查者还难以接受管理和资本有权参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果真如此，则是与市场经济对保持各种要素的活力的要求不相符的；其次，这可能也意味着，在相当多的被调查者看来，这两种要素所获得的经济回报过高，甚至有不合理不合法之处。

至于所谓家庭背景硬的人与有社会关系的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分别不到　5％与　10％，亦即超过　90％的被调查者并不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无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不是生产要素，而是非生产性的因素，让它们参与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也不符合现代社会按能力和业绩评价个人的普遍原则。问题是，认为他们实际上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相对而言，大大高于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这种差异，无疑反映了下述事实：现实资源配置和收人分配机制中存在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因素。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人初次分配必然是有差距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上所述，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成因，并非仅仅是市场主导的收人分配机制本身的不平等性，还有许多非市场化因素，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难以接受收人分配差距现象。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正常运作，进而影响到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确实不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分配差距是合适的（参见表12）。表12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市和镇宁县，倾向于认可收入差距的被调查者略占优势；而在合肥，则是倾向于不认可的被调查者略占优势。

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苦79查者倾向于同意"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好处"这一说法（见表22），尽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的一个取得重大成果的改革方针，是在广大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来的。表22显示，尽管总体上倾向于不同意的被调查者居多，两地的这一类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59．7％和63．0％，但表示同意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不可小视，分别达到40．3％和37．1％。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目前中国的收人分配差距太大了（见表13）。例如，在深圳市、合肥市与镇宁县三地，认为目前收人差距太大的被调查者分别占74．9％、　73．5％和81．8％。

在做出各种判断时，被调查者的倾向与他们的阶层地位明显相关。例如，结构地位越高的阶层，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差距是合适的；反之，结构地位越低的阶层，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差距不合适。同样，地位较高的阶层较多地倾向于不同意"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好处"的说法，而地位较低的阶层则较多地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一般而言，结构地位高的阶层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收人，而结构地位较低的阶层获得较高收人的机会往往较少，因而两类阶层之间在利益上往往会存在冲突，当这种机会上的差异不同程度地被制度化或非市场化时，利益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调查结果显示，阶层利益冲突正在成为各阶层都意识到的社会事实（见表　23）。在表　23中，仅有　10．6％的被调查者认为各阶层之间没有冲突，其余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意识到阶层利益冲突的存在，只是对冲突的范围有不同的判断。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收人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的。这种状况如果不随着经济社会的正向发展而逐渐得到改善，那就必定会到影响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2．制度改革和创新滞后，一些阶层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确认

社会各界对一些阶层或群体的阶层地位给予否定性评价、甚至出现认识混乱的原因，不仅与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有关，也与国家未能及时从制度上充分确认各种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地位的问题有关，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阶层或群体的职能、角色和地位未能获得制度性的一致化。这同样不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是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撞憬，离开土地，进人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有制度无视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他们进城并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十多年了，他们至今还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还是城镇的边缘群体，由此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至于各社会群体，其实已经开始接纳他们。例如，对于"为了保住城里人的工作，应该限制农民进城"这一说法，合肥的倾向于同意的被调查者不到一半（46％）；汉）；；市的这类被调查者不到　1／3（仅占　32．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反对态度最鲜明，因为他们最渴望有用工的自由（见表24）。可见，安排继续限制农民进城的有关制度并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同样，继续从制度安排上拒绝承认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地位，也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据我们调查，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被调查者占　55．1％；在汉川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4．6％（见表25）。有趣的是，对照表24与表25，可以看到，在合肥市与汉川市，态度反差最大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合肥市，这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限制农民进城的被调查者仅占　33．4％，但倾向于不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人占66．6%。而在汉Jll市，相应的两个比例分别为　58．3%和　25%。在汉川市，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认为，农民最好少进城，但万一进了城，也不妨一视同仁，因为作为一个中下发展水平的县级市，汉川市可能并没有多少特权可以保留给城市居民。相反，在合肥市，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似乎并不特别介意农民是否进城，但比较介意保护城市居民的特权，比如特殊的就业领域等。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不利于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的确定，因为这个阶层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点。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农民工约8800万人。按照户籍制度的规定，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里工作。这样，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工作的产业性质和／或地点不一致。尽管农民工的出现无论对农村还是对城市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上述这些不一致，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首先，虽然农民工个人进了城，但他们的家还在农村，由此造成的往返费用以及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直接承担的并非必要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估算这种代价究竟有多大。其次，农民工进城以后，即便其家属随迁，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他们的子女因为身份的限制而失学、辍学，社会还将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即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这恰恰是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最后，由于上述情形，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一个无法融人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城市社会的人口群体，一个每天耳闻目睹身边的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奢华、而自己却只能以最艰苦的劳动挣取一份最简陋的生活的群体，一个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到处受到歧视的群体，是决不可能去热爱城市社会的，在遇到政治经济的新变故时，他们难免会成为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许多社会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城市的公安部门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却很少对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实，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才是产生这些不该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除农民工群体外，还有一些阶层的地位尚未在法律和制度上获得与其角色一致的定位。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担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承担着组织、推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掌握着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极大权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合法回报却低于他们的阶层地位，或者低于其他一些收入较高的阶层（见表26）。在汉川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人是最高的，但横向相比，他们的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合肥市与深圳市同行的58．98％和14．67%（参见表3）；而在深圳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入低于与之相比的四个阶层。合肥市的情况则介于汉J；！市与深圳市之间。或者横比（即异地相同阶层比较），或者纵比（即本地不同阶层比较），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都可能发现自己的收人不理想。而且，如果按照国家的有关工资制度来衡量，那么，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工资水平将会更低。有资料显示，根据1999年的规定，按最高标准计算，国家主席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与基础工资之和为1210元（外加每年1元的工龄工资，下同），部长、省长为980元，司长、厅长、局长为823元，处长、县长为568元，科长为418元。①如果加上各种补贴，这些管理者的工资条上的月收人总额还能增加一两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部长以上的除外）如果真的只有这些收人，即便再加上他们配偶的收人，也只能维持养家糊口的一般生活水平，要想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位时，除了名义工资收入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还有许多隐性收人，包括他们合法享受的各种与职位相当的特殊待遇，这些收人都没有被货币化，没有计人他们的工资，一旦计人，那么，他们的实际收人要比名义工资多得多。所以，即便在这个阶层本身中，倾向于同意"现在政府官员的待遇太低，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在半数以下，其他社会阶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比例就更低了（参见表27）。但是，他们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来，许多在位时能够合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就会大打折扣。在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个阶层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就成了一部分不能自律的成员用以打通权力与金钱的界限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就难以遏止了。近年来频频出现的"58、59岁现象"屡治不愈，盖源于此。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阶层的行动边界，还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尽管国家正逐步从市场领域退出，但发展经济仍被当作政府官员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官员的政绩所系和晋升之途。在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行政考绩制度下，把资源配置到能立竿见影地彰显任期内的"政绩"的做法，就变得非常普遍。大搞"形象工程"，超越本地经济水平和承受能力去修建高等级公路，以所谓"发展眼光"建设具有"超前水平"的楼堂馆所，强行上马与本地资源和市场条件不符的生产项目，等等。结果往往不是竹篮打水，就是86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劳民伤财，甚至兼而有之，而对教育发展、农业投人、民众疾苦等却不怎么在意。所有这些问题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它们将降低这个阶层的社会声望，败坏社会风气，瓦解社会凝聚力，最终侵蚀社会发展的活力。

又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个阶层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但是，迄今为止，这个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阶层地位仍未得到明确。

首先，对于这个阶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和组织者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阶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他社会阶层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还有不少人仅仅看到该阶层D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87D的不规范行为，对他们的高收人和较高收人有种种看法。这意味D着该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例如，D对于"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这一说法，在合肥市I只有36．2％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同意；汉）11市可能更需要企业家，工同倾向于同意的人也刚过半数（见表　28）。D其次，这个阶层的利益尚未得到政治上的充分认可，宪法尚D无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实际上，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这样D的规定，但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更多的财富，因而对这种规定的；需要更迫切。I表28对"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说法的调查l单位：％

再次，这个新生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其在政治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管道还很有限，而对于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成员运用的非法管道，在法律和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正是由于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明确之处，这个阶层既无足够的稳定感，在行为上也多有不规范之处，或者慎言谨行，信奉夹起尾巴做人的原则；或者广结人缘，甚至致力于与权力结成极为复杂的关系，俾可赖以获得政治庇护，并据以表达自身的政治需要，参与体制内外的资源分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手里攥着几本护照，一有风吹草动，便抽资外逃。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这个阶层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充分发挥这个阶层的作用。

（四）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例如，根据我们的调查，湖北汉川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贵州镇宁县，相应地，汉川市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为　54．9％，镇宁县的相应比重为64．6％，前者比后者低约　10个百分点。就整个等级结构而言，深圳市、合肥市、汉J；【市、镇宁县的中中层所占比重依次分别为46．1％、38．4％、　10．4％与　3．2％（见图2、图　3。图4、图5）。

当然，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但与此同时，阶层结构的不发达也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数很少，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几乎不存在。同样，在这些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连达标的教师也难以找到。不仅如此，在这些地方，现有的少量专业技术人员也至今还在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这些地区考出来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也多半不愿意回到家乡。所以，这些地区的落后，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发达，而且也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滞后。如果这些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能较为明显地改善和培　育其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应当看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区域不均衡性已经日益显得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存在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种举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可见，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从经济层面设计若干个大项目，推动经济发展，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做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要考虑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分析

所谓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还相对滞后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的要求。而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这里将从几个视角来考察这些原因，目的在于为相关的对策思考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

1．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严重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

Chapter_3

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　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见表29）。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没有带来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基本上是与城市化无关的，乡镇企业的空间分布模式是所谓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相应地，城市化模式则被替换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攻方向的城镇化。然而，这两个模式都是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的。原来指望在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但结果却很不理想。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要以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为基础的，所以流产的命运对它来说不可避免。

当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9．39%，1990年上升为26．4%，到2000年再上升为36．09%，　20年里共提高了近16．7个百分点。但这一水平仍然是有限的，与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中期阶段的水平不相适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很远：早在1996年，世界总计的城市人口比重便已经达到　45．5％。①不仅如此，中国各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对于孕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就是城市化滞后的一个直接后果。同样，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结构性问题，也与城市化滞后密切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低，不利于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因而不利于新社会中间层的发育成长。

其实，更深人的分析表明，城市化严重滞后本身并不是导致上述阶层结构问题的直接原因，更不是其终极原因。这种直接的。终极的原因，实际上应当到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滞后或缺位中去寻找，即便城市化滞后本身，其实也是国家的相关制度--政策创新滞后的结果。

2．社会政策缺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还只是一个自发演变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进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城乡分割和第二、三产业很不发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起步和推进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即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还要实现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另外，还应当注意到，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其中至少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和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的萎缩，形成以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另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同时，第三产业迅速兴起并逐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中间阶层，从而使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最终具备所谓的"橄榄"形态，实现高度现代化（或进人后现代）。相形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把这两个阶段压缩为一个阶段。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而艰难的事业，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失调、矛盾、摩擦甚至冲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进步的关系方面则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本来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应当仅仅是一个自然而自发的过程，而应当包含着国家对相关过程的自觉调节和协调，应当是一个"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有机结合的自然而自觉的过程。但是，综观中国的各种政策，可以看到，在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长方面，迄未形成像宏观调控经济的经济政策那样的明确而自觉的社会政策。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所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迄今为止，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翻两番，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人国家水平；并且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人民富裕了，社会结构就会得到稳定，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若干年来，我们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推动市场经济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的经济政策，却没有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在有些同志看来，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国家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的误区。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一方面在合理的限度内缩小各阶层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收人差距，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为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提供足够的保障，从而防止社会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以往的经济政策致力于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致力于搞活国民经济并使其保持较为持久的快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也获得了较以前更多更公平的选择和竞争机会。但是，由于以往的各种不公平的积累，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起点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赢得的资源也不一样，收人和财富的分化和不平等现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不仅如此，调查还表明，在改革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一些阶层由于拥有种种便利和优势条件而能够获得较多的好处，另一些阶层则难以获得多少好处，甚至其原有的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受到损害。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产业工人阶层，各有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损失。

目前，中国收人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例如，有资料显示，　1998年，占总户数20％的高收人户占有全部存款余额的50％，他们的户均存款为　65万元；20％低收入户户均存款余额在万元以下；60％中等收入户的户均存款余额3万元。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初期，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人占全部收人的比例为　36％左右，20％最贫穷的人只占　8％左右；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前一比例提高为　42％左右，后一比例降为6％左右；又过了十年，前一比例再提高到引．4％，后一比例则下降到　4．06％。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1扩大20世纪为90年代末期的12．66：1。据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计算，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　（当时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8～0．39）。①由此可见，国家社会政策在缩小居民收人--财富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显得多么软弱。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即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而越是没有钱的人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反倒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的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②这种现象迄今并无什么改变。所有一切都表明，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和形成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没有形成能够合理地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

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可言。而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没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好，工资水平高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工资低的人所享受的好，有城市户口的职工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农民工所享受的好。可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作用。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不仅如此，即便是非常有限的这点儿社会保障，还不能做到让所有贫困人口都享受到。实际上，这两种表现是相互联系的。

①2000年7月27日《北京青年报》，第27版。

①同注①。

3．社会制度创新滞后，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阻碍着阶层之间的流动

除了上述社会政策缺位的问题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革，还在继续阻碍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

在计划经济和身份制度时代，至少有三种制度安排直接阻碍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种安排是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制度，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城乡分离的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占人口　80％的农民很少有机会进人城市就业，因而也很少有机会通过职业转换实现地位转换和向上流动。一种是干部人事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比较而言，农民的这种机会更少，仅有的两个途径是参军提于和机会少而又少的上大学；而工人则除了参军提干和上大学外，还可以通过"以工代干"的方式获得准干部身份。还有一种是高等教育制度（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大学学历的人自动获得干部身份。这本来是一种不错的文官形成制度，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能进人大学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高考制度被取消，高等教育从此陷人停顿，这条路也就被堵上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三种制度安排中，变化最大的是教育制度。高考制度被恢复以后，高等教育日益扩张，农民、工人及其子弟通过上大学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又在逐渐地封闭相当一部分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则更加强调学历的意义，应当说，这是正确的制度安排。问题最大的是户籍制度。迄今为止，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有关方面仍在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彻底打破这种制度，因而它继续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篱笆。可以说，目前的城乡制度安排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当然，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与城市户口相联系的许多福利已经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的篱笆作用也随之而完全消解；相反，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得相当清晰：进城的农民即便在允许他们进人的领域找到了职业，也可能会被简单粗暴的城市管理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赶出城门。显而易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化二元社会结构，是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要求大幅度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趋向不相适应的。

中国特有的传统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还在城市制造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一部分职业和行业被规定为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禁脔，进城的农民工不得染指，否则，相关用人单位将受到惩处。这就使得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难以形成。尽管政府在1992年就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统一劳动力市场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没有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流动就不可能顺畅。而劳动力的流动却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条件。

另外，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导致机会结构不公正，这也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的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所谓一流的高等学府，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几所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并且美其名日"人民教育人民办"。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可以获得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并轨的所谓改革，不仅为各公立大学利用国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资源谋求学校自身的福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莘莘学子跨人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其结果就是使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人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4．关于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还不清晰，不利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创新

在这里，所谓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完整地认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并给以逻辑谨严的系统阐述。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整体思路还不够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上述社会政策缺位、社会制度创新滞后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按照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1949年以前存在的剥削阶级，如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或则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加以消灭，或则通过公私合营等手段子以改造，从而使他们作为阶级被消灭。于是，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工农联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如上所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结果，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新生。调查表明，这个新生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专业户、手艺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上与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阶级无关。尽管如此，私营业主阶层的出现，仍然意味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一变化，人们的认识是极为复杂的，一些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把私营业主阶层称为"新富阶层"；一些人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原则，把这个阶层称为"新生资产阶级"；还有一些人则进一步看到这个新生阶层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对这两种社会力量结盟的可能性感到忧心忡忡。由此可见，对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认识。

随着城镇国有一集体企业改革的深人，工人阶层迅速分化，其中一部分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积极参与社会大流动，或在原企业中成为管理者，或进人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新型的工人甚至企业白领，或通过经商办厂而成为私营企业主。更多的工人则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在改革开放以前所享有的领导阶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一在一部分人眼里，工人阶层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已经被消解。如果说，传统的产业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改革中得到了收益，那么，1992年以后，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成了利益受损者，时刻处于向下流动的不安之中。面对这种新的变化，不仅相当一部分工人感到不理解和不安，一些自信代表着工人利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感到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与此同时，广大以农业劳动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农业收人为惟一或主要收人来源的农业劳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而1997年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收人增长缓慢，负担沉重，向上流动的机会日渐减少，教育制度"改革"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则更是雪上加霜。

总之，发生在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身上的这些变化，与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都有改善，形成鲜明对比。这已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

于是，基于各种阶层意识的思想言论蜂拥而起，批评者其言凿凿，辩护者其论皇皇。尽管如此，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所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从意识形态角度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也就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识混乱，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甚至错误，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滞后。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四

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在现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地自我演化的过程，而必定要在自身已有结构的基础上，在保持某些有价值的特色的同时，更多地遵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就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通过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这种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其中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因而相互难免会有利益矛盾，但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阶层利益矛盾的协调，还是各阶层的广泛妥协与合作机制的形成与维持，都需要有超越各阶层利益的国家利用各种合理的社会政策、制度和机制进行必要的调节，从而使这一过程具有历史的自觉性。可以说，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的多样化和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来引导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变，已显得日益重要。

（一）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创新的核心任务

l．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有形的手"支撑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过程和途径也难免有差异。就发达国家而言，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经历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过程。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如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中介服务业从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等）、企业白领、职业经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等，他们被称为"新中间阶层"。直至新中间阶层广泛出现以后，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告最终形成。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毫无作为。相反，为培育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发达国家一般都随着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采取各种必要的甚至是非常全面的措施。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发达国家的政府便陆续建立和制定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在其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致力于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推动其社会全面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重塑了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导向，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例如，无论是英国政府建立福利国家制度，还是罗斯福"新政"几乎面面俱到地介人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其最终效果都是为塑造一个较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社会制度一政策保障。

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则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不得不用一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介人，而企图等待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自然形成，其问题可能会相当严重：有可能形成高度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阶层结构下，社会的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极少数社会上层占有绝大多数的国民收人或社会财富，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处于绝对贫困境地。例如，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一部分中等收人国家（如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缨尔达尔所谓的"软国家"问题，　20％最富家庭占国民收人的份额，是最低者为　20％最穷家庭所占份额的7．5倍，最高者达33．3倍。而在发达国家，这个差距最小仅为4．3倍，最大为8．8倍。①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如上所述，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现代阶层结构的发育主要还是一个自发过程。自发演化过程的好处是阶层结构的形成显得自然，避免了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可能形成的结构问题（就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但是，如上所述，没有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介人，单凭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难以催生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尤其不可能使阶层间的收人和财富分配差距自动保持在社会各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限度内。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考察了发达国家的收人分配历史后，提出了所谓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趋势是，其差距先扩大，在达到某个顶点后，便开始缩小。这一假说的问题是，把发达国家的"有形的手"为缩小收人差距而做出的努力给"抽象"掉了，好像收人差距缩小本身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收人--财富分配上所起作用的本质是将差距扩大，而国家的"有形的手"所起作用的本质则是，以社会公平为目的，运用适度的社会政策，缩小社会的收人--财富分配差距，从而尽快形成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这就是说，为了尽快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与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构发育成长的过程成为一个自然而又自觉的、充满活力的历史过程。

大量调查表明，中国现在的收人差距已经很大，而且还有日益拉大之势，全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社会学上的收人差距警戒线。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发挥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围绕着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核心，全面创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关键时刻。

2．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现阶段社会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核心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更具本质意义的目标。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实现这种现代转型，那么，它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人以上的水平，也不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经济不是不可以并存的，但只要看看20世纪后半叶的中东、拉美和东南亚局势，我们便不难发现，在这种并存状态下出现社会经济危机的风险有多大。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目前还仅仅是一个雏形，还不足以像成熟的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那样，发挥其支撑一个社会稳定、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功能，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选择的目标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国家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社会制度，出台了一些新的社会政策，有些社会政策还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成功。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少使中国少增加2亿人口。这充分说明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的巨大政治作用和经济意义。再如，私营企业主这个新生阶层的出现，既是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的结果，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不断调整和突破的结果：为了推动这一阶层的生长和发展，国家两次修改了宪法。这两个例子充分证明，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正确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比单纯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更为重要，作用更大。其实，推动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本质上只能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功能，而不可能是以效率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功能。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与国家花大力气进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创新相比，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明显滞后，由此导致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阶层结构需要"有形的手"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去催生，因而不能在宏观上为其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确立一个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以致曾经出台过的一些社会政策大多具有"救火"的性质，零零散散，不成体系，有的甚至相互矛盾。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现在还来得及扭转以往的社会制度安排与社会政策选择的偏向，把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作为今后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况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经济政策的大方向已经明朗，国家本身已具备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其方法也已趋于成熟，这正是回过头来重视和推动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有利条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中心任务，那么，培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中心任务，而且，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二者不可或缺。

3．认真回答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确已发生深刻变迁。一方面，改革前的各阶级阶层在改革中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新生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表现在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新的调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应及时而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理应不断自我创新和自我突破。

应当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因此，这里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各社会阶层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甚至冲突。相反，由于利益的分化和重组，各阶层所分享的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有多有少，有先有后，甚至有损有益。有鉴于此，在确定了我们要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目标后，一方面，应当深刻阐明各阶层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予以系统的表述；另一方面，也应搞清楚各阶层利益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损益状况，并把保证所有各阶层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这里，需要认真回答以下四个重大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在现有的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其中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所以，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

不过，主导阶层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相反，他们的行为（或权力）应当是有边界的，如果超出这种边界，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胡作非为，他们就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其主导阶层的地位，并蜕变为破坏性的无序力量。目前，在少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权力市场化现象；在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中，也存在惟利是图、残酷压榨雇工等不良行为。对于这些现象和行为的弊害，我们必须通过党纪和国法来加以防止和惩治。

第二，关于社会中间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要以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坚实的社会中间层为前提，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代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中间层规模足够大时，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倾向于稳定的同时，也渴望发展，渴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经济条件合适的话。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会在这种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向上流动到社会精英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中间层是产生社会主导阶层的母体。

第三，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毫无疑问，现代产业工人阶层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　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产业工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非　常重要的，他们的阶层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和提升。可以预见，未来的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将是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他们　的劳动将主要是操作科技含量很高的机器和精密仪器，而不是以往那样的重体力劳动。这样一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有可能进人社会中间层。

为了保证产业工人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能够与未来的产业发展相适应，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同时还要保证他们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自身阶层利益的合法管道。值得指出的是，在计划经济、"大锅饭"的体制下形成的不良后果，至今还在影响着产业工人自身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据统计部门披露，现在，高等级的技术工人紧缺。许多企业家也感叹："现在找一个好的钳工，比找研究生还难。"①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了，中国今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了，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应当是与生俱来的，而应当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争取来的。也只有具备了这些主客观条件，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得到保证。目前，关于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地位的问题，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包括产业工人阶层的自我认识。这些认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这就是在思考方法上仍然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产业工人阶层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将向上流动到其他社会阶层（主要是产业工人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留下的农业劳动者，则由于所从事的产业（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也仍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随着农用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耕地的相对集中，最后剩下的农业劳动者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而不再是传统的小农，从而亦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中间层的组成部分--与非农领域中的中小业主以及其他自营业者一起形成所谓的"老中间层"。

现有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正在分化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将视这种分化的结果而定，而不能简单地根据过去的"工农联盟"这样的观念去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应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自身的进一步分化，是这一阶层人数的逐步减少，是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转化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可以预言，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还将是其他社会阶层进一步成长壮大的母体。所以，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

（二）构建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新体系的五个基本原则

现阶段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要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认为，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出发，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创新要遵循稳定、合作、共享、协调和保护弱者的原则。

1．稳定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出发点

中国需要稳定，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况且，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能够支撑一个稳定、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然，这种稳定不应当是强加的，而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肯定和强化各种合理合法的社会阶层形成机制（如收人分配机制、地位获得机制

10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昌等），消除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从而确保由此形成的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确保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流动，这乃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机制。

2．合作而非对抗，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基调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关系，更不是敌我关系，而必须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广泛合作和"联盟"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振兴中华民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理想；而且也是因为，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各阶层各有自身的阶层利益，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阶层利益关系是有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各阶层只有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走共赢的道路，才能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

有鉴于此，国家为培育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而进行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也应当贯彻这一精神，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广泛妥协、协商和合作提供必要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社会政策支持。

3．共享而非偏惠，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成功的基础

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要建成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应当是全国人民都将乐于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而要使这一目标得到成功的实现，国家的有关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就必须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

共享包含着消极与积极两层含义。其消极的含义是，有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要能够保证，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有哪个阶层成为纯粹的利益受损阶层。当然，改革是一个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阶层的利益可能在某个时段遭受某一方面的损失，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利益损失是必要的。同时，某一方面的利益受损的阶层，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合理补偿。其积极的含义则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都能够得到绝对的增加。当然，这里要再次强凋的是，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条件的不同，由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不同的阶层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时间会有先有后，所分享的份额也会有大有小，因为共享并不意味着均分。

4．协调各阶层利益，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首要目的

客观上，各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保证这一结构稳定、持续和充满活力，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去协调这些矛盾的阶层利益。如果国家在协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方面软弱无力（就像南亚的"软国家"那样），或者完全偏向某些阶层的利益而漠视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社会各阶层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则会变成现实。在这方面，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当然，这里所说的协调，并不意味着采取比如剥夺的手段去削平差距，而应当是指一些制度化的安排和合理的适度的政策选择，例如公共资源的公正公平配置，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按其自身条件没有优势可言的阶层，　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能力和较为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所谓　的协调，不是出于良心或良知的号召，而是切实可行而又必须实　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

5．努力保护弱者，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责任

任何社会都难免会有一些弱者，如各类贫困人口，他们通常都是由于遇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而在竞争中成为失败者的。保护他们，为其基本生存提供必要保障，这既是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道德责任，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解除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放手地广泛参与各种正当竞争的制度和政策保证。要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在竞争中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做到未雨绸缨，也是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使命。

（三）建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新体系的四个主要环节

与培育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需要相适应，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环节。

1．建主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制度，制定相应的调节性社会政策

从长远看，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建立带有战略性的。能够长期坚持的社会制度，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进展和变化制定调节性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组合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一种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并在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下，使这种结构在面临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时能得到及时的调适。

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改革任何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藩篱；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地位、角色和发展机会能够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不固定化、有形化和身份化；保证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111享有（当然不是平均享有），而不是为某个或某几个占有优势地位的阶层所独占。

从近期来看，应当加紧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为了建立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目的，近期和中期可操作的社会政策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有步骤地改革户籍制度，并最终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向社会其他阶层流动，创造自由而开放的政策条件，从而使该大起来的阶层能够变大，该缩小的阶层能够缩小，促进社会中间层成长壮大。

第二，继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各种无效和低效的行业和部门垄断，最终建立自然而合理的社会分化机制。

第三，警惕和预防其他形式的垄断出现，要密切注意私营企业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成熟的同时，要避免它们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形成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推进职工参股等制度建设，促使社会中间层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薪收人，还能够拥有一部分财产收人，从而既达到扩大社会中间层的目的，又促使他们的政治取向更加趋于稳定。

2．建立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社会机制

如上所述，由于个人的原因（如家庭背景），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夕阳产业资源耗竭），不同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在自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或社会流动过程中，他们往往面临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从长远看，以创造相对平等的机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理应在建立有效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的调查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关注产业工人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升迁机会（见表30）。在合肥市与汉川市，倾向于同意"应该给普通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多升迁的机会"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85．5％和　88．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被调查者中，倾向于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所占比例最高，在合肥市为　34．6％，在汉川市为　25．0％。在中国，对于建立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机制来说，作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主体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态度至关重要。

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从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出发，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国际经验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国民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113正各种过于不公平的起点条件、保证社会的机会结构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例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的整个经济上升时期，国家和私人的教育费用超过国民总产值的10％。结果，劳动力的高素质成为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景气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投资增长额占国民生产总值因资源投资而发生的增长额的大部分，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基本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和专业培训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以财政预算为基础教育拨款的规模和比例，是其他国家未曾有过的。教育的高水平不仅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有助于大部分居民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①

另外，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由于起步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将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造成更为严重的机会不平等。要缩小这种区域不平等，最有效的措施无过于国家加大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对此，研究者们已经从其他的角度做了充分的论述，我们则要从在全社会相对均衡地形成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再一次强调这种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现在已经到了向中西部地区实现转移支付的时候了，而目前的财政体制实际上还是向发达地区倾斜的。应当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离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还很遥远，那么，即使个别地区率先形成这种阶层结构，国家也难以实现社会稳定。

3．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与政策来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恒常机制，并创造使这种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政策条件。首先，从发展和保持社会活力的考虑出发，相关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充分保护各阶层的合法利益。其次，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致力于形成在社会上广泛具有合法性的合理分配机制，限制和消除各种非法收人获得的渠道，要坚决进行反腐败、反走私、反假冒伪劣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再次，要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制定相关政策，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存在若干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无疑是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清理现有各种税收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建立和制定各种在保持效率和活力的前提下，有效而适度地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和政策（如切实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从而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乃是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创新的当务之急。

从调查来看，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倾向于同意，"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见表31）。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占81．l％，而且各阶层中表示"非常同意"这一说法的人所占比例达到60％左右，但私营企业主阶层除外，这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的人仅占　25％。在汉川市，倾向于同意的比例更是高达　88％，即便私营企业主阶层，倾向于同意的人所占比例也接近60％。这是社会的强烈呼声，也是为建立合理的阶层利益协调机制而进行社会制度--政策创新的社会基础。当然，协调绝不是剥夺，"帮助穷人"也主要不是救济，重点仍然是要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提升大多数在阶层结构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包括穷人在内，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的帮助下，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

4．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近年来的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从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需要出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事，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的关键所在。因而，加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近期来看，是围绕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核心来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四）制定支持不同社会阶层发展的具体社会政策

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真正完整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还应　当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为社会各阶层的健康发展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和必要的制度约束。

l．进一步明确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利益与限度，培育一支高效、自律的公务员队伍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最为重要的资源，即政治权力。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是切实保证这个阶层的合法经济利益，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地位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在这里，实际上也包含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意思。从积极的层面而言，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他们获得相对较高的收人和财富（应当注意，把这个阶层所获得的各种隐性收入显性化，使这个阶层在供给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待遇逐步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安排，把他们享有的各种特殊福利待遇逐步市场化、货币化，也是制度安排创新的一个方向），使他们的付出与收获形成合理的比例，从而使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对的满意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支高效而自律的官员队伍，或者说，是为了形成一个与其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相称的管理者阶层。从消极面而言，这个阶层拥有最多的政治权力资源，如果缺少自律，那么，在这个阶层中，难免会有部分成员滥用这种权力。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建立有力而且有效的他律机制，是确保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合法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建立一支有效的自律的官员队伍方面，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当专业、在行并且较少营私舞弊的官员队伍。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往往赋予社会公职以崇高的威望，并要求官员们勤勤恳恳为公家效劳，从而为政府机关的高效率提供了某种文化支持。当然，在现时代，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不仅应该勤勤恳恳，而且还应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韩国和新加坡的代表性做法是，吸收科研机关的专家就任国家公职，并利用考试和测试制度来决定官员的职务晋升。比如，韩国总统补正熙在20世纪60年代初着手实施改革纲领时，改组了国家公职制度，用通过竞争和按才能及业绩提升国家公职人员的制度代替把高职位当做奖励的传统做法。他还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逐步改造成不受政治形势波动左右的专家治国精英。这种做法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可能在韩国政治家和各压力集团最少干预的情况下制订并实施本国的经济战略。韩国和新加坡提高其政府管理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另一重要手段是高薪、优越的退休条件和给政府公职提供的丰厚物质待遇。据1992年的资料，新加坡国家官员的工资（包括奖金和其他奖励）超过私有部门同级领导人的工资。在韩国，国家官员的工资为私有部门同级工资的80～100％。①

我们的调查表明，从整体上看，多数被调查者也非常看重国家公职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技能。例如，多数被调查者倾向于同意，"学历是提拔干部的首要条件"，持这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的具体比例，在合肥市是　57．5％，在汉川市为70．3％（见表32）。当然，学历并不完全等于能力，因而不应当成为提拔干部的惟一条件，但它至少是衡量专业知识水平的一个可操作的指标。中国推行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已经有年，尚须继续坚持，并且要切实注意解决走形式的问题。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如上所述，在中国其实已经不算很低，大多数被调查者也倾向于这样认为。因而，在一个时期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将面临社会支撑条件不足的制约。况且，高薪养廉的有效性，也受到了多方面的驳11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议。但是，他们的名义工资不高，也是一个事实。这种状况肯定不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养成自律的精神。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可以考虑把他们的诸多合乎制度规定的或合理的隐性收人货币化、显性化，这样做既可使他们对自己的真实收人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也可让其他阶层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实际合理收人少些猜疑。其次，要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合法收人跟他们的付出基本相称，也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和认可空间基本相称。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务使这种合理合法的分配制度不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分配形式所破坏，从而既能充分激发这个阶层的能力和积极性，又能保证他们的行为得到其他各阶层的认可和接受。

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里，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性阶层。相应地，我们不仅应当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地对待私营企业主阶层，赋予它与其他阶层平等的政治地位，还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和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目前，大致说来，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的重点有四个。

重点之一：充分承认这个阶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扩大这一阶层的规模。

重点之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切实承认他们的合法利益，要把他们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从而扩大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对于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们是感到振奋的，欢迎的。"七一讲话"的有关精神，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上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除此以外，国家在法律制度安排上还要做出一些调整，如在宪法上进一步承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等。

重点之三：还要锤炼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促使他们从私营企业主向现代企业家转化，从而使他们不仅能够应对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还能够正确对待自身的阶层地位，注意在企业中建立与员工对话和协商的机制，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双赢的机制；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不善待雇工的行为对整个阶层的长远利益的危害，并不断予以克服。

重点之四：适度扩大他们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正常管道，防止他们利用非法手段和途径，参与政治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谋求非法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利益　造成侵害。总之，要使这个阶层能够稳定下来，能够进一步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措施已经具备了实施的社会基础。例如，我们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同意，让私营企业主享受与国有企业家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合肥市的被调查者中持这种态度的人占　80．0％，汉川市的相应比例为81．6％，尤其私营企业主，更是百分之百地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见表33）。

3．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培育新社会中间层

在现代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群体等，是形成所谓新社会中间层的主要社会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吕121源。在很大程度上，新社会中间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活力之源。而这个新中间层的形成，则主要得益于现代教育的高度普及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我们对调查数据所做的相关分析表明，在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与他们的阶层地位的高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例如，在深圳市、合肥市、汉川市和镇宁县，在显著性水平sig．=0．000的条件下，这两个变量之间的Gamma等级相关系数依次分别为0．667、0．600、0．644与0．778。表6的数据也显示，教育能够较为显著地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目前，随着改革的推进和"脑体倒挂"问题的解决，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经济收人有了较大提高，其利益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证。现在的问题或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

重点之一：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要发展高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扩大新社会中间层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重点之二：改革农村教育支撑体系和地方财政制度，由国家财政（县级以上）来支撑农村教育，从体制上解决农村教育由农村办的状况，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长期、普遍被拖欠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把农村的基础教育办好。

重点之三：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科学创造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群体的创造力。

4．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权益

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产业工人阶层还将不断壮大；但与此同时，城市又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可见，就业机会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也是稳定和提升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现有的产业工人和潜在的产业工人）的阶层地位的瓶颈之一。而相关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点有两个。

重点之一：大力创造就业机会。这是近期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和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人多、劳动力多、需要的就业岗位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部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不是致力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是在不恰当地减少已有的就业机会。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着重于管理和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是提倡所谓的"减员增效"，把大量工人当做负担抛向社会。在公共交通方面，则不合时宜地发展所谓"无人售票"这样的运营方式。这样做也许能够奏效于一时，但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却是得不偿失的：企业既没有找到真正增效的机制，社会又增加了失业人员。又如，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几乎是随意地驱赶各种小商小贩，撤销实际上位于城市小巷的农贸市场，不仅给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也沉重打击了自营业者群体。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管理方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是不相符的。总之，政府应当把增加就业机会当做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发点，而不应当出台眼光短浅的就业政策，在管理措施上更不应当追赶时髦，盲目地追求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重点之二：采取得力而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目前，中国产业工人阶层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在一部分私营企业尤其是港台和韩国业主投资的企业里，工人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劳动强度超出工人体能所能承受的限度，工作时间被任意延长，而工薪则十年不涨一分。研究表明，这种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相关的地方政府失职，或者不如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时偏向于外方业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因而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中之重。．稳定地权，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D有关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最终目的，是D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者，从而富裕农民。针对这一目的，相关D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点有三个。D重点之一：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的收人，减轻农民的负D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出具体的分析。从整个社会D来看，农民承担的各种税费负担确实极不合理、不公正，并且广D泛存在着对农民重复征税的现象，存在着让农民承担本该由国家D财政负责的公共支出负担的现象。就此而言，国家应当根据农业D的产业特性，整体地考虑减轻所有农民的负担的问题。而在农民D阶层内部，研究表明，同样存在着负担畸重畸轻的现象，收人较D少的农民承担了较多的税费负担。因为，目前的农村税费制度安D排的特点是，按照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农户人均纯收人水平确定该D地区农民的税费负担率，再根据这个负担率确定人均实际负担的D税费额，不管具体的负担者是穷还是富，每人都交一样多的税D费。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公正。关于增加农民收D人减轻农民负担的笼统提法长期收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l针对性，因为农民已经分化了，在8亿多农村人口中，有的已经D富裕起来，有的则在生产、生活方面还有很多困难。因此，在农D村，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正确认清农民已经分化的现实，在此基D础上制定明确的政策，解决好增谁的收、减谁的负的问题。一旦D解决好这个问题，应当能够使国家的各种增收减负政策产生更好D的效果。在目前，真正应当减负增收的是低收入的纯农户，或以；农业为主、很少兼业的低收入农户。l重点之二：彻底稳定地权。可以考虑从法律上使农地使用权D永佃化，真正做到"生不增，死不减"，再在此基础上使农地永D佃权的流转（包括抵押、买卖）完全合法化。这样做的目的有I三：一是可以解决人口增加的农户对更多土地的要求，而无须每I年搞"／J'土改"：尽管中央要求稳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由于农户人口异动之故，农村各地实际并未严格执行这一政策，仍然每年或每隔几年进行小的调整。二是可以真正防止对农民土地的无偿或低偿剥夺。目前，由于土地的产权性质复杂，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很容易以各种借口侵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损害农民的利益。土地使用权被永佃化以后，这种侵夺与损害就失去了所谓的合法性。三是可以为那些愿意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农民提供转移的本钱：他们可以通过永佃权的抵押甚至买卖获得启动资金。

重点之三：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步伐，取消各种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在大量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的同时，使农民工群体真正完全融人产业工人阶层，并融人城镇社会。关于这一点，本报告已在多处做了分析，此处无须赘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五工人阶层（上）

一、工人阶层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的变化

工人阶层是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根据工作类别，工人阶层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服务人员三个部分；根据操作技能等级，包括熟练工、初级技工、中级技工和高级技工等几个部分。狭义上的工人分布在制造业、采掘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广义上的工人除这三个行业外，还包括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辅助和服务人员。

工人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权力、收人、声望）和社会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其所拥有的资源特征，二是其阶层规模。

在经济资源方面，工人阶层拥有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与投资阶层拥有的资金资源、职业经理阶层（即管理阶层）拥有的经　营管理才能资源、专业技术阶层拥有的知识技术资源相比，工人阶层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下列特征：第一，资源的边际生产力低，即所能承担功能的类型和所能解决问题的层次较低，单位资源投人对经济组织总收益的作用较低。第二，在资源组合中的作用较小。因为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的来源较为充分，生产成本较低，所以供给较为充分。当社会经济组织为实现规模经济而追求各类资源合理配比的时候，与相对稀缺的资源相比，工人的资源在资源配置中的价值量和谈判力较小。第三，岗位的边际生产力较低。与经理阶层相比，工人在所处的岗位上能够影响、支配的资源的品价较低，数量较少（厂长支配着全厂的资源，工人支配着自己岗位的资源，因此厂长岗位的边际生产力高于工人）。这些资源特征决定了工人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只能处于较低地位。

在政治资源方面，工人阶层所拥有的资源主要是选票（包括政治拥护和支持）和激烈行动能力。在民主政治体系的普选制中，工人阶层的选票影响着政治领袖的当选，从而间接影响政治决策。因为其所处的地位与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资源的特征及财富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却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他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厂工人具有更高的组织程度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他高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同情。

工人阶层与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相比是经济资源上的弱者，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经理阶层相比是政治资源上的弱者。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对其资源缺陷进行补偿、对社会地位产生提升作用的重要因素是阶层规模。在现代社会，工人的数量总是大于职业经理，也大于政府官员。数量众多的工人可以生产出大量物质财富，通过对社会的贡献量提升地位；可以通过大比例的选票和大规模的激烈行动影响政治过程和社会政策，使之有利于工人。阶层规模包括两个尺度：一是阶层的绝对规模，即工人的绝对人数；二是阶层的相对规模，即工人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之所以欠稳定，重要原因是社会低层（包括工人阶层）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较大，其人数的集合足以对社会和其他阶层造成威胁。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相对稳定，原因则是最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社会低层的规模较小，难以撼动社会整体（另外就是，因为低层规模较小，社会对其的转移支付作用较大）。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生在工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均较大的条件下。

考察工人阶层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数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工人阶层规模的基本趋向是绝对规模逐渐扩大，相对规模由迅速扩大转变为缩小。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的总数为8337万人。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相应数量为9812万人。　199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中，这一数量为101万人，由此推断总体为10100万人。这表明了工人阶层绝对规模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在全部从业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82年为15．99O，1990年为15．16o，1995年则为14．42％。

工人阶层绝对规模的扩大与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着重推动工业化进程，1978年以后这一进程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而加速。由此，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直线增加，并且在1958年和1978年形成两个突起（参见图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逐渐增加（参见图2）。这直接导致了工人阶层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扩大。

工人阶层的相对规模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产　业结构调整。上个世纪　70年代以前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欠发展，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也相近。7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首先起飞，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第三产业，工人阶层的相对规模随之扩大。但是从1994年开始，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工作于第二产业的工人的绝对数量尽管少有变化，其相对规模却缩小了（参见图3）。第二个因素是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转型，这两个因素推动了经济组织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专业技术岗位、经营销售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增加速度高于操作服务岗位的增加速度。这样，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人的相对规模也降低了（参见表贝）。

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以及经济景气状况的影响，工人阶层的绝对规模在上个世纪叨年代后期也处于停滞

图2历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增长状态，较少像此前那样迅速增加。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7年以后，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几乎没有变化。

综合分析工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可以认为，由这一规模所决定的工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点，9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与工人阶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获益情况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是工人从改革中净获益的阶段，90年代后期则是获益较少增加而所担负改革成本大大提高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职业分化的进程，工人在城镇就业人群中独占鳌头、在社会生活中担任最重要角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资源分割导致的工人阶层同质化和相对凝固化

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等级中的位置，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和阶层规模，还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制度空间。以1978年为界，这一社会制度空间发生了重大改变：①社会目标从巩固政权、社会稳定转向经济效率、社会发展。②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共存，产权所有者由根据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界定转向根据实际出资界定。③社会生存方式从整体生存转向单体生存，政府一企业一体化转变为政企分离，行为主体独立化、单位化、个人化。④资源配置从政府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通过讨价还价建立合约。随社会制度空间的这种改变，工人阶层的状况和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在转型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从经济资源的角度考察，工人阶层带有异质性特征。第一，同处于工人岗位的人员具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源，既包括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又包括经营管理才能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第二，同处于工人岗位、具有同样资源的人被分割为不同的亚群，包括以企业所有制划分的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以户口类别或社会身份划分的城镇工人（正式工人）和农民工。不同工人具有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待遇和特权。

在转型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工人阶层则带有更多的同质性特征。第一，同处于工人岗位的人员具有相同类型的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较少经营管理才能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显得相对"纯净"；第二，同处于工人岗位、具有同样资源的人的亚群界限趋于消失，无论是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工人，还是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其身份标签均趋于模糊，待遇趋于一致，特权则基本消失。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带来了工人阶层由异质性到同质性的转变。

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　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人和定型，这种　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　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　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前，劳动者与劳动岗位的结合由政府的行政调配制度进行。政府制定指令性劳动计划，确定招工数量并统一招收，然后向各社会经济组织分配。社会经济组织对政府分配的劳动力必须接受，并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对于整体生存和行政配置不能容纳的劳动力，政府采用在正统体制外建立另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办法，将他们安置到这些社会经济组织，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因为各社会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不同，所得到的计划资源不同，以至不同社会经济组织内工人的身份、待遇和特权不同。"行政权力决定"在这些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意志得以最大程度地体现。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前，政府的目标是巩固政权，对政权的支持与否以及支持程度成为区分不同人员的标准。政府按照这一标准招录人员，并要求下属的社会经济组织按照同样的标准将人员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当高级岗位出现空缺时也根据这一标准提拔，借此实现对支持者的奖励和对他人支持的吸引。这种行为造成了人员配置中的"政治分割"。政治上革命的人、立场坚定的人。可靠的人、靠近组织的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家庭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被分配到相对重要的工人岗位和干部岗位，并且更可能从工人岗位提拔到于部岗位。政治上反革命的人、立场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人、远离组织的人，资本家、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国民党时期的高级官僚、军警及其子女，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臭老九"（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子女，"走资派"、被罢官的干部。有思想问题的干部及其子女，更可能被分配到工人岗位，特别是比较差的工人岗位，除非"表现突出"不能被提拔到干部即管理岗位。在分配和提拔的时候，并非不考虑人员的经济资源的类别和水平，但这些被置于较政治标准十分次要的位置上。一个人"根红苗壮"，忠心耿耿，即使缺乏管理才能，也能被选拔到高级管理岗位上。一个人"反动透顶"，心存野心，即使具备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只能去工人岗位。这样，就造成了工人阶层所拥有经济资源的广谱性，不同工人阶层成员可能分别拥有体力与操作资源、专业技术资源和经营管理才能资源。

巩固政权也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根本性举措是实行阶层分割，用行政政策和法律法规划分不同阶层之间的界线，限制和固定各自所能分享到的资源，禁止相互逾越。所划分出来的阶层主要是干部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些阶层都戴有明显的身份标签，用档案、户口、粮食供应本等正式制度加以固定。一个农民户口者即使拥有熟练的操作技能也不能进人工人岗位，一个工人身份的人即使拥有高水平的经营管理才能也不能转为干部身份，一个干部即使不具备经营管理才能也不会去当工人和农民。这一制度设计的结果，是工人阶层中存在不少富于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干部阶层中存在不少缺乏经营管理才能而适合当工人的人。这构成了人员配置的"身份分割"。

工人阶层对干部阶层也存在向上的社会流动，得以突破"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的资源是"又红又专"。这或者是以"根红苗壮"为基础，由组织选派工人到中等专业以上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干部，或者是以经营管理才能为基础，将"积极靠拢组织"的工人提拔为于部。政府为了争取工人阶层的支持，特以政策规定从"政治思想好"的优秀工人中提拔干部，最高职务曾经达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副主席。

"行政权力决定"和"政治分割"、"身份分割"是有效的促进政权巩固的制度安排，却不是有效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缺陷是不符合将特定经济资源与最需要这一资源的职位相匹配的能极原则，不符合将边际生产力最大的经济资源与边际生产力最大的岗位相匹配的效率原则。当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时候，新的"经济资源分割"的制度安排出现了。

单体生存将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视为独立生存的单体，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资源通过市场交易建立合约。只要任何一方不认为彼此的匹配合理，比如雇主认为某劳动者的资源不符合岗位需要，劳动者认为雇主提供的岗位不符合自己的资源特征，合约都不能达成。在交易中，雇主根据特定岗位的边际生产力确定该岗位劳动的价格，劳动者根据自己资源的边际生产力确定自己劳动的价格。雇主不会接受高于特定岗位边际生产力的要价，因而不会接受高于该岗位资源要求的劳动力；劳动者也不会接受低于自己所拥有资源边际生产力的出价，因而不会接受较低级的岗位。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特定资源与最需要这一资源的职位相匹配。边际生产力最大的资源与边际生产力最大的岗位相匹配。工人岗位由拥有充沛体力和操作技能的劳动者承担，管理岗位由拥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劳动者承担。至于政治表现和身份特征，在经济效率标准面前都降低到次要位置。这就是配置过程的"资源分割"。"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将具有同样政治立场和身份特征的人置于工人阶层，而其个人经济资源则是广谱的；"资源分割"将具有同样类型和水平的经济资源的人置于工人阶层，其政治立场和身份特征则是广谱的。

由政治分割、身份分割向资源分割的转换导致了工人阶层的重组。拥有知识技术资源或经营管理才能资源，但是由于政治特征和身份特征而存留于工人阶层的人，向上流动到了最需要其资源的岗位。这包括，拥有高级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流动到了高级经营管理者阶层，拥有经营、销售、广告才能的人流动到了经营。销售、广告岗位，拥有办事能力的人流动到了办事员岗位，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流动到了专业技术岗位。这些离开工人阶层者大多是在职期间坚持学习，获得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原来凭籍政治特征、身份特征进人管理岗位而缺乏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因为其资源不能与岗位要求相匹配，所以被淘汰出管理阶层，进人工人阶层甚至失业者阶层。原来难以冲破身份分割进人工人岗位的农民户口者，转型后以所具备的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通过了资源分割，以农民工的身份进人了工人阶层。"农民工"表明的是农民户口的工人，它是政府政治稳定行为与社会经济组织效率行为之间的均衡。政府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秩

Chapter_4

序，力求以农民户口阻止农民进人城市，社会经济组织则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更符合某些工人岗位的需求，并且价格相对低廉，因此更愿意使用。力量均衡的结果是政府允许在某些岗位上使用农民工，同时又保留当城市出现社会不稳定时借户口类别将他们赶回农村的权力。初次进人劳动力市场、更多拥有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的新生劳动力，例如技校和职业高中的学生，通过"资源分割"制度的衡量进人了工人阶层。转型前的身份分割使政府包揽了所有城镇人口的就业。当时城镇人口都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主人，有权利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结合。政府为了争取政治支持，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人的就业要求。这样以身份标志取舍的结果，是将缺乏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的人也招到了工人岗位。因为终身就业与工资相对平均，他们就业后不愿支付成本学习知识技能，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不仅未能提升，反而趋于下降。当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后，这些人因为"资源分割"被迫离开了工人岗位，或者下岗，或者失业，或者退养，或者提前退休。转型前的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给工人营造了一个安全宁静的港湾，导致了一些工人的"贵族化"。他们像公子哥一样追求轻松。舒服，变得懒散、涣散，不愿多付出努力，不能容忍高强度的劳动，也不愿学习和运用技能。转型后，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更丰富的劳动者进人企业，排斥了这些"贵族工人"。另一些本来适应工人岗位的人，因为年龄增加，体力退化，靠体力和灵敏度支持的操作技能下降，再学习的能力和愿望萎缩，也相继进人了下岗、失业者行列。这些被"资源分割"下来的人多是体弱多病和体力较差者，35岁以上的女性和40岁以上的男性，学历和技术水平较低者。他们很难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市场中胜出，几乎没有希望再回到工人岗位。

传统社会中较高阶层的资源遗产对资源分割的对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的资本家、地主，既积累起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门道、诀窍），又有机会和财力学习知识技术。这些无形资产在其有形资产被剥夺后依然存留，并且耳儒目染地影响下一代。他们及其子女中的一部分被频繁的政治运动摧毁了自尊心和上进心，从此沉沦下去；另一部分则将这些遗产和进取心保留下来。过去的中产阶层，包括职员、小业主、富农也积累起了较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知识技术，因为较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的遗产更可能传递给下一代。高级知识分子以知识为立身之本，谆谆教导其子女"学好数理化"，并授予学习经验和方略。当流动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沉沦的资本家、地主及其子女，过去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及其子女，更可能通过资源分割而较大比例地离开了工人阶层（参见表2）

工人父辈较少给下一代留下这样的遗产，贵族化的工人更不可能留下这样的遗产。在转型前的制度下，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的生产成本低于经营管理才能的生产成本，工人所付出劳动的复杂性和时间量也低于管理者，而前者的工资福利与后者却相差无几。这一"低成本、高产出"的制度安排使工人觉得当工人是件很合算的事情（有工人说：当工人好，自在，不操心，厂长操心，点灯熬油，钱也不多）。他们教导子女的多是要老实本分，长大了当工人，并不催促他们学习、督促他们进人更高阶层。当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提供了较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时，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利用这些机会。当资本家、企业家子女从被政治压力导致的工人岗位回到与父辈过去的阶层相近的位置时，工人的子女则更多地停留在工人岗位上。工人阶层连家庭出身也净化了。

因为资源分割的启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正在趋同。以前，政府的差别待遇使公有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工人的待遇越高，以至吸引来的工人的技能资源越丰富。随着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和政府处理与社会经济组织关系的效率标准凸显，传统公有企业因为政治因素产生的特权逐渐消失，工人的特殊待遇也在消失。随着统一性市场的形成，私有化程度高的社会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拿出较多的财力吸引高品质的劳动力，以至工人的技能水平得以提高。两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使不同所有制工人之间的资源和待遇差别趋于消失。今后，导致工人所拥有资源不同的不再是所有制类别，而是社会经济组织效率支撑下的对工人的吸引力。

资源分割也固定了工人阶层的资源，使这一阶层变得相对凝固。工人所拥有的资源使其很难向上流动，他们的职业则使其无力积累向上流动的异质性资源。如果说以前的国有企业还帮助工人积累异质性资源，提供专业知识、管理技能的培训，那么处于市场中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无意对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工人多投人成本。社会经济组织的选择是对边际生产力高的管理层和专业技术层提供培训，对工人则从劳动市场上直接选择技能成熟者。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能学习，业余时间因为体力疲劳而无精力学习。工人的工作特性和微薄工资使他们既无时间又无经费参加社会上的培训（管理人员则被提供培训时间和费用）。工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少积累起异质性资源（参见表3），管理人员则可以通过工作和与同行接触不断深化知识和经验。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工人资源的异质化，难于同现有的管理人员竞争管理岗位。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五工人阶层（下）

三、政府强助的退出与工人阶层权力的跌落

权力被认为是不顾某人的意愿而对其施加影响的力量（M．韦伯）。权力的大小可以用当双方意愿冲突而互相影响时，己方行为的顺利程度和行为目标的达成程度、对他方影响力的削弱程度和对他方行为的修正程度来衡量。在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中，管理者给工人布置任务，这个任务被工人不情愿地接受，表明了管理者的权力。如果工人拒绝接受，并且可以避免任何处罚，这个工人就拥有较大的权力。

韦伯将权力划分为法理权力、人格权力和习俗权力三种类型。在转型前的社会制度空间中，工人阶层拥有较强的法理权力和非法理权力，而这些权力除工人借助于所拥有的资源之外，多是通过政府政治权力的支持获得的。这种通过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而增强的权力称为"强助权力"。

转型前，政府的目标是巩固政权，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权力合法性支持。在旧政府时期力求改变现状的工人阶层成为新政府的最积极支持者。政府为换取工人阶层的继续支持，对工人的权力行为给予保护。当工人与管理者发生冲突时，政府借助于政企一体化的制度，以政治权力增强工人的权力，抑制管理者的权力。比如，处分惩治工人的管理者，支持工人反对"管、卡。压"的行为等。即使工人的要求在政府看来无理，政府也会安抚或协调，而决不得罪工人。

为巩固政权，政府推进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政治民主。利用政企一体化制度的支撑，社会经济组织内的民主构成国家政治民主的一部分，工人阶层、工人权力组织（工人代表大会）、工人群众组织（工会）成为民主行为的最重要主体。工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工人阶层借此得以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方针政策，影响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分配。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也使工人拥有了由生产资料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组织主人的权力。

在整体生存和行政配置制度下，政府得以规定每层管理者的权限，使之不能随意扩大。管理者必须依赖政府的资源分配，而不拥有作为权力基础的自主资源。管理者没有硬性的利润压力，较少施加管理压力的必要。单个社会经济组织内不存在管理者与工人利益的零和关系，较少利益争夺。这些制度安排既减弱了管理者的影响能力，又减弱了他们增强权力的动机。最后，工人的就业权和收益权得到制度保护，行使权力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也增强了工人行使权力的能力。

工人阶层强助权力的特征是：他们不仅可以将文本规定的法理权力推向极致，而且实际上拥有很多非文本规定的权力。工人作为主人，可以对作为仆人的管理者进行多方面的制约，包括开展政治运动、写大字报和开展大批判，使其服从工人的意愿。工人参与讨论工厂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工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工资、福利、奖金问题，要求更多的好处和不受损害。工人抗拒解雇，抗拒惩处，抗拒"管、卡、压"，抵制被认为过于严格的规章制度，抵制被认为过于繁重的工作任务。个别工人敢于用脚踹开厂长的办公室，用语言和行动对厂长进行攻击。华尔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权力状况的缩影。管理者因为法理权力受到抑制，只能通过上下互惠、给予工人额外的个人好处、对规章制度进行变通来促动工人。

强助权力的直接结果是促使政府制定相对平均的收益分配政策，导致无论工人还是管理者都缺乏激励。管理者权力较弱的直接后果是对工人的使动能力不足，增加了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成本。资源边际生产力和职务边际生产力都较高，对社会经济组织效率影响较大的管理者的低激励，构成了公有制社会经济组织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后，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心目标。能够为这一目标做出最大贡献的管理阶层从政府得到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而工人阶层的强助权力则逐渐减弱，几乎只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力。

第一，因为目标转变为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政府并不特殊地保护工人，而是根据各阶层经济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职务边际生产力和在资源组合中的作用提供支持，根据工人对社会稳定的一影响程度进行保护。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接受工人的要求，特别是当其权力行为有损效率的时候。

第二，因为单体生存和市场配置，社会经济组织的效率成为决定所有者收益和社会经济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管理阶层拥有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较大，在资源组合中作用较大，职务的边际生产力较大，对生存发展既承担较大责任又承担较大成本，因此变为解决此问题的最大贡献者。这一重要位置使他们具备了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要求主管者赋予其较大权力。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每当政府要求管理者履行职务责任、提高经济效率时，，管理者都借机与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增加权力。为了实现效率目标，政府越来越多地向管理者下放权力。

第三，社会经济组织的效率也成为决定管理者和工人收益的首要问题。这使管理者得以借助于效率砝码，要挟工人放弃可能降低效率的权力，比如抵制管理的权力、拒绝被认为是过于繁重的任务的权力、拒绝加班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权力、不遵守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力、抵制解雇的权力，等等。如果工人不放弃这些权力，管理者就将效率降低的责任推给他们，并且让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承担不良后果（发不出工资、因为破产而失业）。管理者的逻辑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必须提升效率；为了提升效率，必须加强管理；为了加强管理，管理者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工人必须放弃权力。为了分享效率增加的成果，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出现，工人只得放弃或者减弱权力行为。

第四，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既启动了私人利益的激励机制，又解除了对私人利益实现的制度约束，这使得管理者与工人均力求从所处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分享最大限度的份额。在单体生存下，这一追求导致了零和格局的出现。鉴于权力在收益分享中的重要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增强了权力竞争，结果是资源影响力和职务影响力低下的工人败北。

第五，单体生存和市场配置制度解除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指令性结合，实现了彼此的互相选择和自由排斥。掌握雇佣权力的管理者对于迫切需要职业的工人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如果工人不接受其权力而对抗管理，管理者可将其排斥在社会经济组织之外。这导致了工人权力行为的成本增加，权力行为的强度弱化。

第六，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导致了公民身份与所有者身份之间的割断，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际出资者成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主人，股东会、董事会而不是职代会、工会成为权力中心，董事会成为管理者的任命者而不是由工人选举管理者。工人以主人身份制衡管理权力的制度失去了经济基础，管理者则由此失去了工人选任（包括以民意的形式影响任命）的制度约束。

第七，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使社会上的政治民主与社会经济组织内的经济民主之间发生了制度割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会经济组织权力之间也发生了割断。政府不再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不再干预其中的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使工人权力失去了行政权力的直接庇护。另外，工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席位也下降了（工人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占　26％，在第七届人大代表中占23％，在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占11．5％。参见张问敏，1996），这弱化了他们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发出的"呼声"，降低了他们对政策法规和执法行为的影响力。

第八，在过去的制度安排下，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抑制管理者的权力，协调工人与管理者的权力关系，工人几乎不需要借助于组织度来提升权力，也不需要保护工人领袖的制度安排，这导致了工人的组织程度和行动能力严重低下。当政府权力退出社会经济组织、不再对工人提供特殊保护之后，工人如同失去羽翼一样变得软弱无力。只以个人状态存在的工人无从抗衡以强大组织支持的管理者的力量。工会会员和工会主席都成为管理者的雇员，其职业命运均由管理者控制，组织工会和行使工人权力的行为具有个人难以承担的成本，对成本的畏惧使工人难于发起权力行为。

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法定权力增加了（比如。199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的14项权力），管理者在权力组织（职代会、工会、党委）间分享的权力份额增大了，管理者并非来自国家法定，而是由社会经济组织规定。由管理者个人认定的权力增加了，以开除、辞退。调动岗'位、降低工资、扣发奖金支持的权力能力增强了。不仅是厂长经理、分厂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甚至班组长等主管人员都程度不等地增大了权力。工人方面则是其法定权力因为管理者法定权力的增加而出现压缩，所保留的法定权力因为能力不足而趋于形式，以往非文本规定的权力减低到接近于零。比如，工人不再能投票选举厂长或者要求更换厂长，不再能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参见表4），不再能要求修改和参与修改规章制度，不再能参加对工资提升的讨论，不再能拒绝所分配的任务。即使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工人也不能与管理者协商。

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职代会代表应以班组或者工段为单位由职工直接选举，其中企业和车间、科室行政领导干部的代表一般为职工代表总数的1/5。然而，一些企业实施的结果则是管理人员更多进人职代会，工人代表的比例大大低于他们占总人数的比例（参见表5）。工人在职代会中的投票权减少了。同时，工人代表害怕由权力行为招致不良后果而不敢提反对意见，对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的影响力也减弱了。

2000年的数据来自本课题组某大型企业调查，其中的管理人员为车间主任。

《劳动法》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发起集体谈判的权利，但是工人因为害怕开除而不敢组织工会，工会主席因为担心下岗而不敢要求与管理者谈判，或者不敢在谈判中提出对工人有利的条款。政府规章规定，处分工人需要经工会同意，但因为工会主。席需要自保，所以更可能违心地同意。；

华尔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工人权力状况已经改变。因为管理者的强助权力和由资源产生的权力大大增强，工人的强助权力大大弱化而由资源产生的权力相对不足，前者已不大需要通过给予额外的个人好处来使动工人，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编织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网。管理者更多地对工人发布命令，工人必须服从。

在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内，工人根本没有享受过国有企业工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147人在转型前所拥有的强助权力。这类企业的诞生本身就是政府追求经济效率的结果，政府始终对其中的管理者给以青睐，而从来没有力求获得其中的工人的支持，以至给予工人"强助"。其具体表现之一，是政府规章很少规定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人的权利。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根本没有关于工人权利的条款。1980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只有"企业解雇、处分职工，工会认为不合理的，有权提出异议，并派代表同董事会协商解决"一项极富弹性的规定。198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只有人身健康、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招收童工和集体合同的条款。而在有关国有企业的立法中（比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帼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帅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对于工人的权利具有更多的规定。

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工人从来没有像国有企业工人那样对其中的生产资料产生过占有关系，不可能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力。由于管理者的强硬和缺乏外部支持，这类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存在工会。在缺乏强助和组织度不足的条件下，工人只拥有由自身资源产生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十分弱小。结果，他们仅有的法定权利也被政府给管理者规定的法定权利或管理者的"自定权利"最大程度地压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招用职工必须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全国总工会1997年的调查中，私营企业生产工人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　38％，其中进行过协商的只有41％，合同没有违背本人意愿的只有　33％（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另外，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人极少拥有非文本规定的权力。他们不能参与修改规章制度，不能讨论工资提升，不能拒绝加班，不能主动组织工会。

各种所有制企业工人的权力状况正在趋同。这并不是说私有企业、三资企业的工人权力增强了，而是传统公有制企业工人的权力减弱了。随效率目标的持续，政府对各种所有制中高效率组织的管理者给予同样的强助，对其中的工人也通过减少对公有制企业工人的特殊强助变得一视同仁。公有制度的遗存正在耗散，工人在其中的劳动贡献存留因为下岗、流动以及企业破产清算等被割断，工人对政府的要挟力量越来越小。随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各类企业工人的产权状况变得相同。公有制企业工人的组织度先天不足并且因为管理者的抑制而弱化，非公有制企业则在政府的要求下陆续建立起力量同样不足的工会组织。各类所有制企业工人都主要依靠自身资源形成权力能力，而他们的资源十分相近。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人的权力状况接近同一。

四、工人阶层的收人及其为此付出的代价

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前后存在两种不同的分配制度。转型前，政府及其主管是分配主体，根据各阶层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分配；转型后，社会经济组织及其管理者是分配主体，根据不同人员的权力能力和经济资源进行分配。这两种分配制度对工人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转型前，在政府行政权力的支持下，工人获得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分配量，形成"政府强助下的（经济）资源分配"；转型后在管理者所掌握组织权力的剥夺下，工人获得等于甚至低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分配量，形成"组织权力剥夺下的（经济）资源分配"。"强助下的（经济）资源分配"使工人阶层与管理阶层间的收人差距很小，"组织权力剥夺下的（经济）资源分配"则逐渐拉开了工人阶层与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工人为获得收人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沉重。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前实行整体生存，政府直接进行对各阶层的收人分配，其分配标准主要是政治资源的贡献，同时兼顾经济资源的作用。政府最需要工人阶层的政治支持，工人的政治资源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政府更多地提高工人的收人。为了政权稳定，政府力求缓解人民内部矛盾，减少各阶层对政府的意见和各阶层之间的摩擦，所选择的方式是根据政治地位分配，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平等。鉴于处于较低层次的工人"意见"更为强烈，政府更多地提高他们的收人（减少最容易不满的人的不满）。当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以公民身份界定的主人之间是平等的，也产生了平等分配的必要。作为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工人借助于自己的政治资源获得了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收入量。

当时制度设计下各阶层行为的典型特征是：大家都有多得收人的愿望，却少有压低其他阶层收人的动机。因为整体生存，无论工人阶层还是管理阶层都从国家的大锅中分粥，在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经济组织中，工人的多得并不使管理者的所得减少。对于管理者来说，工人收人的提高对他们还有两个好处：第一，提高工人的收人可以增加对他们的激励，从而增加完成上级指令和获得荣誉的可能性。第二，政府规定管理层与工人层收人间的倍数关系，只有工人的收人提高，管理者的收人才能提高。在管理者看来，提高工人收人无疑是个双赢格局。

因为整体生存，管理者并没有调节工人和自己收人的权力。政府规定了关于工资奖金的详尽条文，各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只能照章执行。工人则有反抗收人差距拉开的强大权力。他们一旦感到收人低于管理者就怠工，拒绝接受工作任务（"你给谁涨工资，让谁去干"）。管理者对此没有任何制约能力，既不能扣工资，又不能以解雇处罚。工人反抗行为发起的低阈限提升了其反抗行为的效能，迫使管理者和政府减少收人差距。

在"政府强助下的资源分配"中，工人阶层的收人与管理阶层之间尽管存在差距，但是微不足道。经济资源的贡献也得到体现，但所起的作用较小。国有企业内很多老工人的工资高于厂长。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后，社会经济组织实行单体生存，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零和格局出现。在给定总收人下，工人的收人（人工成本）越高，管理者所获得的利润或由利润决定的收人就越低，这使得压低工人收人对管理者来说变得有利可图。同时，管理者成为分配行为的主体，他们与工人收人的倍数限制也被取消。这些都增强了管理者压低工人工资的动机。

工人与管理者都力求分得最大份额，并且为此讨价还价。因为政府追求经济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组织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收益，而收益取决于经济效率，所拥有资源对效率的贡献就成为谈判力的决定因素。管理者资源的边际生产力较高，在资源组合中具有较高价值，其职务的边际生产力较高，其懈怠给社会经济组织和各阶层职工造成的损失也大，因而在讨价还价中处于优势。工人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职位则使他们处于劣势。如果工人不同意管理者获得较高收人，后者就通过偷懒使社会经济组织没有收人，让工人得不到工资甚至失业，并且推卸责任（一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说，我所做的工作价值大，应该多拿钱。但是我现在的工资很低，干工作纯粹是凭良心、凭党性。如果我没有把企业经营好，也不能让我负太大的责任）。而如果管理者的收入增加，其较高边际生产力的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工人也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实行资源的市场配置之后，工人的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相对过剩，经营管理才能相对紧缺，工人为了实现同劳动岗位的结合必须接受较低的价格。这些都导致了根据资源分配收人的新格局的出现。

权力是零和格局下决定收人分享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后管理者大大增强了权力，得以通过对组织收益和收益信息的控制直接增加自己的收人，并使其超过自己的资源贡献（这一部分收人是纯权力收人）。同时，他们也用权力压低工人的收人；使其等于甚至低于工人资源的贡献。工人的权力则大大弱化了，他们不能控制社会经济组织的收人，不能影响管理者的任职，也不能抵御被解雇和被扣罚工资的威胁。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只能容忍收人差距的拉开。然而，这种容忍进一步降低了其收人可以被压低的下限，使其根据经济资源贡献应得的收人也部分地被管理者的权力剥夺。

工人收人的被压低（或收人差距的拉开）是有限度的。随着工人收人降低，特别是降低到其所认定的与贡献量相符的收人以下时，他们的激励程度就会降低，导致生产率降低和利润减少。当这种降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管理者通过降低工人收人产生的收益增加，就不能抵补由利润降低导致的收益减少，即降低工人收人得不偿失。这个"一定程度"就是工人收人被压低的下限。管理者根据对这一下限的推断，算计给工人多少收人能使自己更有利可图。

总之，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之后，管理者既控制着社会经济组织的分配权，又拥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力量和组织权力力量，工人则失去了政府在权力方面和分配方面（政治资源分配）的强助，其自身经济资源的贡献量和所产生的权力能力也相对低弱，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组织权力剥夺下的资源分配"的出现，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基本格局符合伦斯基所指出的社会分配的两个基本规律：①人们分享劳动产品所达到的程度，要保证那些其行为对他们自身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有益的那部分人的生存和生产力的延续；②对剩余产品，即人们可能能够生产出来的、超出了维系生产者的生存和其生产力所需的最低量之上的商品和服务，则几乎完全由权力来加以分配（伦斯基，1988）。

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单位集团化，而不是社会阶层化（李培林等，1992）；尽管单位之间的收人差别拉大了，单位内部却保持收人均等化和同质性（王汉生等，1992）。这些结论反映的都是1992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1995年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以前的情况。随着这两项改革的进行，管理者有了下岗失业这把极具威胁力宝剑，权力能力大大增强，工人屈服了。随之，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大大拉开。

因为管理者可以将工人的收人压低到其生存基线，所以后者较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工人的收人尽管随经济发展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与经济发展十分不相称。深圳市刚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工人的月工资就是500～600元。20多年过去，深圳市的老板、经理月收人由一千多元达到了上万元、数万元，工人的工资却依然停留在当时的水平。北京某工厂的一位工人表明了整个工人阶层的感受：这些年工人更辛苦了，但是收人不高。前些年就拿这么多钱，这几年的产值增加了，翻了几番，但是工人的收人却没有增加。

图4中的数据表明，从1979年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1979年到1991年是第一个阶段，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尚小。1979年管理者的月收人是工人的1．181倍，　1983年为1．259倍，　1986年为1．223倍，　1991年为1．129倍。从1992年开始，两者间的收人差距拉开了距离，其中1992年管理者的收人为工人的1．259倍，1997年为工人的1．347倍2000年为工人的l．480倍。还应该考虑到，这些调查的样本中缺少企业最高级管理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年薪制之后，他们的年薪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根据1999年上市公司的报告，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货币收人均值为47713．75元月收人为3976．15元，最高收人380000元，月收人31666。6元。总经理平均年收人51434．67元，月收入4286．22元，最高收人446500元，月收人37208．33元（魏刚，2000）。而2000年一家效益很好的大型企业工人的月收人平均只有763元，只相当于董事长最高月收人的2．4％．总经理最高月收人的2．l％。

资料来源：1979年、1986年的数据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队伍　现状调查·1986》（工人出版社，1987年）计算，1983年的数据来自一家工厂　的资料，199巨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工运学院"职工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调查，　1992年的数据来自全国总工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一九　九二年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调查文献资料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1997年的数据来自全国总工会（199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西苑出版社，1999），2000年的数据来自本课题组的一家大型企业调查。

"组织权力剥夺下的资源分配"的对象不限于工资等经济收人，还包括社会保险、资源支付量和劳动条件。掌握组织权力的管理者的一个基本行为趋向，是尽量增加工人的付出，减少其所得，以增加自己的经济和权力收益。

工人即使十分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被拖欠和扣罚。一些工人法定的社会保险也被管理者拒绝缴纳。在全国总工会1997年的调查中，直接生产工人被拖欠过工资的占26％，高级管理于部被拖欠过工资的则少得多（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过绝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它指的是把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或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产生的价值。资本家出于贪婪的本性，不断突破工人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尽量延长其剩余劳动时间，使劳动力在萎缩的状态下发挥，迅速地"未老先衰和死亡"，或者因为"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生命"（马克思，1987）。这种情形也在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后出现。根据全国总工会1997年的调查，直接生产工人周工时超过法定40小时的占45％，超过51小时的占17％（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山东青岛市一家电子有限公司开工一年多，每月人均加班100小时。广东深圳一家服装厂几乎每个晚上都加班，下班最早为晚上10点，最晚连续加班两天两夜。一家针织有限公司强迫工人连续加班3天3夜，许多工人晕倒在工作台边。

建立在组织权力基础上的压迫在1949年以前被用于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1949年以后，新政府力求从工人阶层获得政治支持，以行政权力保护工人免受压迫。当出现对工人"管、卡、压"的情况时，政府会当即出面干预。新政府追求"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工人的压迫行为基本消除。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工人失去强助后，压迫现象重新出现。只要工人不大比例地逃亡和能够接受雇用，管理方就进行压迫。施加压。力的最高点是压迫导致工人激励下降所造成的管理者损失等于他通过压迫所增加的收益。，

"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马克思，1987）。目前，压迫被管理者用于迫使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多付出劳动，迫使他们做违反具意愿的工作。施加到工人身上的压迫包括语言威胁，辱骂、殴打，罚站、罚跪，游街示众，侵害自由和尊严。国有企业管理者中新出现的语言是"你干不干？不干就给我滚蛋！"某合资企业丢失了产品，管理者将工人捆绑起来毒打，然后游街示众。一家韩国在华企业在每个车间设一个工头，手持棍棒来回巡逻。几个女工被认为干活较慢，工头罚她们用双手抱头跪成一排。工人拒绝，工头即用脚踢端女工的腿，强迫她们下跪。福建一家公司对工人罚淋雨、罚晒太阳、罚学青蛙跳，侮辱工人。

本应由管理者负担的成本却被转嫁到了工人身上。管理者本应购买符合安全标准和劳动保护标准的机械设备，但是为了降低投资、节省资金，却使用陈旧、劣质、没有安全设施的机械设备。管理者本应根据劳动保护条例安装降温、通风、降噪和除尘设施，但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却不予安装，放任工作环境的高温、高粉尘、高噪声、高瓦斯和高毒性。管理者本应采购安全、无毒性、无污染的原材料，但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带毒性和有害成分的原材料。这样做的结果，是工人中工伤事故频发，人身伤害屡现，职业病增加，大量工人因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特大事故造成大量工人死亡。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前就存在较频繁的工伤事故和较高的职业病发病率，但是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都承诺供养受害工人的余生。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后，工伤、职业病的成本则基本上由工人来承担（尽管设置了工伤保险）。一些企业对工伤致残者、职业病患者只给很少补偿费便将其推出门外，还有一些企业则根本不支付补偿费。根据全国总工会1997年的调查，各类企业中受过工伤和患过职业病的职工分别占　14％和　13％，其中国有企业生产工人中受过工伤和患过职业病的分别占　16％和　15％，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相应数字为17％和19％，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14％和13％（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　1999）。根据　1995年的10100万工人推算，全国受过工伤的工人为1414万人，患过职业病的工人为1313万人。伤残工人的生活陷人绝境，管理者却由此增加了利润和收人。

管理者还向工人转嫁决策失误成本、市场竞争失利成本和贪污腐化、侵吞国有资产的代价。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决策失误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是处分自己而是大量裁减工人。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侵吞国有资产，或者因为失职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破产后将工人遣散，自己却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工厂，变成了私有企业老板。国有企业的职工成为管理者成本外部化的对象，被迫下岗和失业。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变成了某些管理者转嫁成本的幌子。

在工人的收人、受压迫程度和被转嫁成本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存在某些差异，但因为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特别是产权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他们之间也在趋同。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1992年国有企业职工的收人是集体企业职工的l．2倍，三资企业职工的收人是集体企业职工的1．9倍，是国有企业职工的1．57倍。1997年国有企业职工的收人同样是集体企业职工的1．2倍，三资企业职工的收人则下降为集体企业职工的1．7倍，国有企业职工的1．4倍。这表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三资企业职工间的收人差距在5年内缩小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93；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因为政府行政权力保护从公有制企业退出，不同社会经济组织间的收人差距越来越不取决于所有制，而取决于工人权力与管理者权力的对比，以及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在转型初期，港澳台投资企业和韩国、日本在华企业较多地存在对工人的压迫行为，随产权改革和进人市场，国有企业的压迫行为也已出现。转型初期，私有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向工人转嫁投资成本、资金成本和决层失误成本的现象较多，转型之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不仅出现了同样类型的成本转嫁，而且出现了向工人转嫁贪污腐化、侵吞国有资产代价的行为。在＿转型前，农民工的收人和福利待遇大大低于城镇工人，承担的压迫和被转嫁成本也较多。转型之后，农民工的收人与城镇工的收入基本接近，城镇工人所承担的压迫和被转嫁成本则变得与农民工相差无几。

五、基本评价和对策建议

随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所导致的权力、收人、地位跌落，工人的社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地位失落感、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强烈，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异化感增强，对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不满增加，希望改变现存制度的愿望增强。

对于工人权力、地位和收人的跌落，社会各界具有相同的判断，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工人的这种跌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工人的跌落具有合理性，因为他们过去被抬得过高，现在只是到了他们应该处于的位置。实际上，工人究竟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并没有一个客观尺度。一个阶层的地位并非是他人认为其"应该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而是该阶层认为自己处于这种位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只要自我认定为不合理，就会不满并且采取社会行动。根据行为的一般规律，在不利处境和不公平对待下，工人将首先选择忍耐，其次是争取和消极，如果这些行为都不足以达成目的，就会出现骚乱和革命。这些行动将打破高等级阶层的安宁，剥夺他们的资源，同时也使社会发展进程中断。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曾经多次中断了社会的发展。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让每个阶层都能获得生活的幸福。社会应该给强势阶层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较多的收人，同时又保证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并使其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处于不公正社会的农民和工人在过去都采取过激烈的社会行动，对剥夺者进行剥夺。政府和强势阶层应该采取让步政策，为了本阶层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向弱势阶层支付"保险费"。

工人阶层地位跌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拥有资源的弱势性，讨价还价能力低下，个人性的行动方式不能抵制强势阶层的强力行为。西方的工人以组织强有力的工会、发起规模性罢工来形成对雇主的抗衡能力，目前的中国工人尚缺乏这样的有效手段。中国当前的工会制度是适应社会制度转型前的情况设计的，已经不适应转型后的情况。帅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未正式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应该进行工会制度的创新，使工会组织者和工会领袖处于雇主的直接控制之外，真正产生对于雇主的制衡力量。应该让工会受到内部压力，比如工会间的竞争，使工会主动迎合工人的需要，带领工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工人和工会掌握、运用强有力的权力手段，增加对雇主的讨价还价能力。

工人阶层地位跌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行政权力退出了对工人阶层的保护，增加了对管理阶层的支持。其行为动因既包括经济效率取向，又包括政府机构及政府官员的利益驱动。经济效率不应该是政府的惟一目标，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必须担当起纠正市场偏差、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政企分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工人责任的免除。政府应该以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扶助弱势阶层。当工人力量与雇主力量失去平衡的时候，政府应当出面帮助前者。应该防止行政权力被强势阶层收买，防止政府官员与雇主之间的结盟。这都意味着需要进行政府制度的创新。

工人阶层（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目前依然持有以前的价值标准，认为工人的资源在社会财富创造中具有最高价值。职业经理阶层则相信自己的资源具有最高价值。两个阶层均抱有高于自己贡献的收益期望，以至产生了激烈的争夺和强烈的不公平感。社会应该调节这些价值标准和分享期望，使每个阶层都能对自己的收人认可，同时也对其他阶层的收人认可。

工人阶层目前正在适应现实，同时也在刚刚失落后的茫然中忍耐。他们当前的"悄无声息"并不意味着社会太平。社会应该主动关心工人的状况，接受他们的信息和呼声，帮助他们改善不利处境。

参考文献

李培林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一国有社会经济组织创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伦斯基著，关信平译：《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马克思：《资本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西苑出版社，1999。

王汉生等："从等级性分化到集团性分化--单位制在现阶段城市分化中的作用"，《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张问敏等：《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队伍现状调查·1986》，工人出版社，1987。

中华全国总工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叫992年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调查文献资料集》，工人出版社，1993。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六中国农民（上）

中国是一个农民仍占多数的国家，直到今天，十二亿多人民，九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民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要看到的是，与过去相比，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有必要重新来审视和研究当前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占多数的中国，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农村土地改革前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前期（1978至9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后期（2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阶层结构。本报告将根据这一历史线索，在有关文献资料和我们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各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和特征，进而就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我们的初步预测和设想。

一、土地改革前后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

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这一阶段的起迄时间界定为农村土地改革前夕到人民公社化完成之前。尽管各地农村的土地改革在时间上不尽一致，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除西藏和港、澳、台等地区外，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并且由于土地改革的纲领与政策在全国实行土改的农村地区基本一致，所以，在土改基础上形成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也大致相近。

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10．6O。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特征，毛泽东曾经做了这样的刻画："中国大约还有　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　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1950年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为了给当时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划成分提供标准和依据，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文件把当时的农村人口划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①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②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③开明士绅；④富农：反动富农；⑤中农：富裕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农村各地在土改时便据此对农村居民的成分进行了划分。不过，到土地改革结束时，国家并没有公布过农村各阶层阶级的具体数字。有学者做过估算后指出，土改前地主占总户数的5％，富农占3～5％，贫、雇、中农合计占90％。

浙江省在土改前对64个县的社会阶级阶层做了调查，发现　当时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是：地主占总人口的3．4％，富农占　4％，中农占　30．7％，贫农占　45．3％，雇农占　7．5％，其他占　9．l％。土改后，浙江省又公布了全省农村的阶级阶层结构："全　省地主占农村总户数的2．8％……；富农占户数的2．01％……；　中农占户数的30％……；贫农占总户数的53．16％……；小土地　出租者、工商资本家和工人等其他阶层占总户数的　12．03％……"该省绍兴市（包括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县、嵊县、新昌县）1950年9月～1951年5月实行土地改革，当时该市农村各阶层的构成如表1所示。

河北省定县1947年实行土改，全县86556户，人口472919人，其中地主　1643户，占总户数的　1．9％，　14233人，占总人口的3．01％；富农3834户，占4．43％，人口　33439人，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自未采163一占　7．07％；中农　35055户，占　40．5％，人口　253882人，占53．68％；贫雇农44515户，占51．4％，人口65654人，占35．03％。①定县是老解放区，是1947年土改的，划定的地主多一些；浙江是新解放区，是在1950年以后搞土改的，划定的地主富农比例小一些。

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调整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市场恢复了，对农产品需求很大，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的中农。富裕中农生产生活继续提高，原来的贫雇农因为无偿获得了土地，生产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而且政治上他们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这两者约占农村农户的　85～90％，出现了所谓中农化的趋势。二是因为客观上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户要抵制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还有困难，所以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一小部分农户因天灾或家庭有病人或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或者借债，生产生活陷入了困难。另一部分农民因经营得法，而很快富裕起来，买进了土地，甚至雇起工来，扩大经营规模。由于这两种趋势的影响，土改后不久，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据有关部门估计，到1953年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如表2所示。

但是，当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农村的这种正常社会分　化，认为农村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按照"自发的小农经济　每时每刻都在生长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种状况被认定是与社会　主义目标不相符合的，所以要加以改变，为此做出决定，加快农　业"合作化"的步伐。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加快，并且循着互　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步骤，到1958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二、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

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做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这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国家，农民就是一个职业概念，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这种身份特征，迄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我们先来看看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结构。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而不是其他分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阶层是根据身份不同进行划分的。有两种身份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一种是政治身份，另一种是户籍身份。

（一）平均主义制度与经济上的"去阶层化"

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或者说难以分层，因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而且实现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有人（White和Parish）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着"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　inChina）现象，指的也就是经济上不能分层的情况。他们发现，从基尼系数上看，70年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为0．20）比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为0．54）都低；他们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和收人三个重要社会地位的情况来观照当时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洗理，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①

到1978年，8亿农民只生产6095亿斤粮食，4224万担棉花。当年农民（社员）实际分配的实物和现金共为582．36亿元，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为72．5元。加上农民自己的家庭副业收人，在外人口寄回的现金和实物折价，加上国家通过救济、民工补助、抚恤金等收人，总共为133．57元，平均每天为0．365元。当年全国城乡存款215亿元，农村社员储蓄55．7亿元，人均6．93元。八亿农民实际上都在温饱线上挣扎。

另外，经过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土地、水利设施、牲口、大中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的。社员家庭只有小型私有农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等。所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名义上是集体所有，社员家庭、个人都没有支配权、经营权。在生产队里，实行集体经济，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长、副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同，评工记　分。名义上是实行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因为生产力低下，生产　队主要生产粮食，粮食再多，首先要卖公粮，剩下只够口粮、种　子和饲料。一年下来，劳少劳弱人多的户，只能分到一些粮食。　柴草和其他实物，勉强地吃完烧完用完之后便两手空空，甚至名　义上还欠生产队一笔钱。而劳多劳强的农户，在分到一些粮食。

柴草其他实物之后，也是两手空空，名义上在生产队有一点现金　存着，但不能兑现，生产队也是空的，所以说连简单再生产也不　能维持。

在1978年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农户与农户之间，社员　与社员之间，经济上可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国家统计局后　来测算，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2。经过公社化、办　公共食堂、刮共产风，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农村里一些　原来比较富裕，或有些家底的农户，也都被弄空了。所以到文化　大革命后期，在一个生产队里，在一个生产大队里，几百人、几　千人，基本上都是住同一类的房子，穿大致相同的衣服（连颜色都只有灰色、黑色和军绿色等几种），吃一样的粮食，数量也大致相同。所以，当时的中国，几亿农民实际上成了一个阶层，都可以被称作社员，人民公社的社员。

（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掩盖不了身份上的等级差别

人民公社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但在政治上还是有阶层等级的，那就是身份等级，即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级。从土地改革年代开始，国家在农村开始划分阶级，这一划分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依据。改革前，人们在政治上是有着明确的阶级区别的，每个人的家庭都有阶级成分，无论升学、参军、参加工作。出任干部，以及各种原因登记履历表时，都有一栏要填写，叫做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就是在每个　人的家庭土地改革时被划定的成分。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待。在土改时期，如是地主，则被没收全部士地及财产，如是富农，则被征收一部分土地，中农则基本不动，贫雇农则分进土地。当时国家的农村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后来一直到1978年，土改划分的阶级身份就被作为历次运动和工作的依据。比如，选任干部，一般都要选拔贫农、雇农出身的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又从中农中划出了个下中农阶层，也成了依靠对象，所以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就明确提出要依靠贫下中农。中农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则被认为有资本主义倾向，政治上受到歧视，一般不能当干部。在合作化初期，地主、富农人社开始只能当候补社员。实际上，从经济上看，这些地主、富农不仅不比贫下中农好，而且还差，连他们的子女都受到牵累和歧视，基本上没有资格去参军、上学和被招工等。

另一个分层维度是基于农业、非农户口之上的户籍身份，在农村，享有非农户口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明显高于其他人。在人民公社内部，干部与社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管理者，但是干部也是有差别的，分两类干部，一类是脱产干部，他们有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属国家干部编制，有干部级别，由政府财政发工资，多数不是本县本公社的人，由政府党委派遣调来的。他们是本公社的公社党委书记、社长、武装部长、农林助理、文教助理、公安特派员等，主持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是各方面的领导者、决策者。这类干部很少，一个公社只二十多人。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中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

另一类是不脱产干部，这是大量的。他们同农民社员一样是农业户口，没有商品粮，都是从社员中选拔出来的。在公社机关里，他们是各办公室的办事员，有的担任秘书等。视公社大小，有十多人，也有几十人的。在生产大队一级，有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等，一个大队有七八个人到十多个人。支部书记、大队长由公社党委指定、任命，其余的干部则由本大队党支部决定。在生产队，有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名，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一个一二百人的生产队，有干部五六人到七八人。为主的是队长和会计2人。队长由大队党支部指定。不脱产干部本身是社员，同农民身份是～样的。他们在名义上也要参加集体劳动，也靠挣工分，分得口粮和现金。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面前，他们也同社员一样的，是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员。但他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当了生产队长，就是这个大队这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可以调配、支配、处理本大队或本队的土地、牛马、农机具、水利设施等资源，以致有调配劳动力的权力。实际上，脱产干部属于城镇居民范畴，而非脱产干部则属于农村和农民范畴，户籍身份是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主要是农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很难转换和流动的阶层。

就这样，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起了一道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尽管政治身份在农村内部将农民划分为不同阶层，但是由于农村当时内部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各个政治阶层之间在资源享受上差别很小，但是户籍身份却使农民阶层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使他们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在经济层面上，农民不能选择到城镇就业，只能在农村务农，即使在务农上也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支配权和分配权，也没有自主出售粮食的权力，只能通过国家渠道，因此而被无偿地占有了大量收人（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社会层面，城市居民、干部和职工都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老了有退休金，病了有公费医疗，农民则要靠子女养老，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只参加合作医疗。在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之子女，在公办学校就业，只交少量学杂费，农民子女在农村上学，校舍设施要集体集资建设、购置，教员多数是民办教师（也是农民），他们的工资基本上由农民负担；城市的道路、电力设施自来水都由政府出资建设，供居民共享，农村的道路要本村本队修，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设施都由集体向农民集资建设，等等。这是一种通过身份等级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象，长期实行"一国两策"的结果便是：形成了城镇居民的孩子永远是城镇居民、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的世袭阶层体系。

三、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对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的冲击和变动，但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体系。这是我们分析农民阶层特征的一个前提性判断。为什么呢？一方面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这里就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

（一）职业流动与身份制并存下的农村社会分化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是从在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真正突破的。"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引起农村管理体制连锁反映，到1984年，导致办了25年的人民公社寿终正寝。这对农民来说，无异是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对他们的行动造成的一些限制。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农民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流动，可以从事农业，也可以从事其他产业。第三，农民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另外一种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化。农民有了职业选择自主权之后，由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不同，农民获得的社会经济资源也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由于把城乡分割成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改革，所以农民的分化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即使有了职业选择和流动，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也仍然受到以户籍身份制为依据的评价标准影响。所以，这些年来，八亿多农民的分化总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烙印，同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民分化不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户籍身份制在影响中国社会分层，所以，这里所使用的农民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农民不同，是带有身份特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概念，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分析应该逐渐地向职业概念转变，以便与国外研究接轨和对话。

（二）农村分化为八个社会阶层

早在1989年，笔者已经意识到，同样是农业户口的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当时笔者写了一篇题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的文章，指出农业户口的农民（更确切地说是农村人口）已经分化为8个阶层。

1．农业劳动者阶层

他们承包集体耕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全部或大部分依靠农业取得收人作为生活来源。他们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主体劳动者。这一阶层大体上包括四部分人：①农业专业户或承包大户；②比较富裕的农业劳动者；③温饱型农业劳动者；④贫困农户。

2．农民工阶层

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在农村，有承包田，身份还是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这一阶层大体可被分为两类：①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②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住在农村的家里。他们的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据1987年统计，全国有乡镇企业职18776万人，除少数经理、厂长等管理人员外都是农民工。其中离土离乡的约有近2000万人。

3．雇工阶层

这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不同，他们在农村拥有足以谋生的承包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愿意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因为做雇工的收人比种田高。据统计，1987年受雇于私营企业的雇工有360万人，加上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全国雇工约有700万～800万人。

4．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有非农业户口。属于国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干部和职工。另一类是农业户口，其身份是农民。如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农民技术员和乡文化馆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等。据统计，1988年从事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农民知识分子有309．3万人，从事卫生、福利事业的有129．1万人，从事农村科学技术事业的有171万人。

5．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即农村里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自有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这类人大多是农村的能工巧匠。1981年有个体工商户100万户，1986年有920万户，1988年有1070万户。一部分木匠、瓦匠、裁缝等个体劳动者，如果不搞经营活动，一般不申请个体工商业户执照。因此，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字。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还有区别：前者一般散居在农村，后者多集中在集镇和公路、道口、码头等适于营业的地方；前者主要靠自己劳动，后者除了自己参加劳动经营外，还雇有不超过7个人的帮工。

6．私营企业主阶层

即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标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据　1987年统计，全国私营企业为　22．5万家。其中大部分在农村，按　80％计，则农村私营企业有　18万家。私营企业有三种类型：即独资经营、联户经营和合股经营。按上述18万户计，私营企业主约有20多万人。这些人有很强的商品经济经营意识，有冒险创业精神，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在各自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下办好了企业，几年就积聚了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财富，雇佣数十数百人乃至超过千人。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地位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在向政治方面发展。

7．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即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他们有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

乡镇企业管理者因企业经营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乡镇企业采取传统的经营方式，直接隶属于乡（镇）或村的行政领导，其管理者直接接受乡村干部的领导和指挥，他们的工资水平只略高于本企业的职工。另一类乡镇企业采取租赁、承包方式，其管理者有较大的自主权、决策权和灵活性，所担负的责任和风险也大，经济收人也多。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政治上很有地位，很有影响。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的人数和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8．农村管理者阶层

即乡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1988年全国有20859．4万户，86625万农业人口，组成　56002个乡镇，740375个村。这样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治安维护，靠着这几十万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几百万农村干部的工作。农村干部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①脱产干部。即乡镇党政经机构里的主要领导和专业干部。这部分干部很少，大约是当地农民总数的1％左右。？

②半脱产干部。即乡镇党政机构里的业务干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户口是农业户口，身份是农民，由乡镇政府参照干部工资和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给补助工资。这类于部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类干部。

③享受常年固定补贴的干部。即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不脱产，本人身份是农民，家里承包有土地。按规定，村级主要干部一般有三四个人，大村和经济发达的村为五六个人。

④村里享受误工补贴的干部。即村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民兵连长、治保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以及村民小组长等村干部。其人数不固定。

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和有关统计资料推算，上述八个阶层在农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农业劳动者占　55～57％，农民工占　24O，雇工占　4o，农民知识分子占　l．5～2％，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5％，私营企业主占0．1～0．2％，乡镇企业管理者占3％，农村管理者占6％。①

这项农民分层研究结果因为提出得比较早，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引用和转载率比较高。约有数百部著作引用，多数农村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作为一家之言在讲授。1993年，农业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采用这个分析框架，对全国农村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摸清了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状况，为制订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再次分化

在从1989年到现在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济又有了比以前更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也出现很大的变化，与十年前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宏观社会经济体系来看，q：有关上述8个阶层的阐述，可参见：《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完整、明确地提出市场化改革目标，是1992年以后的事。当时，国家提出，到2000年，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指导下，国家加大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关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出台了各种各样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做了修改，把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还加快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住房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改革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其社会化；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发展。

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及由此推动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农民分化影响最大的是市场化进程。市场化一方面意味着竞争的公平性提高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市场化条件下，所有制的差别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下降，个人更多的要靠自己的技能赢得市场竞争。同样，不同所有制企业也要通过市场来发展，只有符合市场规则、抢占市场先机的企业才能赢得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在所提供的商品及其服务的质量上，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确实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1993年6月以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推出了多项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外汇政策措施，使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面临着空前困难的外部环境，市场紧缩，信贷困难等，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迫使乡、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以产权改革为主的改革和调整。经验表明，只有切断基层行政组织对企业的干预，明晰产权，改进企业治理结构，乡镇企业才能继续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从1995年下半年起到1999年，在全国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中，约有80～90％改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人所有的企业，例如，到1998年，江苏省吴县市农村的3135个内资企业中，2924个改制，其中改为个体、私营企业的2438个，占83．4％。所以，在市场化和乡镇企业改制的双重作用下，大部分乡镇企业工人变成了雇工，许多乡镇企业管理者变成了私营企业主和管理者，还有少数乡镇企业工人返回农业，成为农业劳动者。

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城乡二元格局没有被彻底打破，但是城乡体制改革还是有了一定的进展，城市化过程也在不断推进。所有这些，也都对农民分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把推进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一些省市也已经不同程度地放开了户籍控制，凡是进城能找到稳定职业的农村人口都可以落户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当然，政策上的规定并不一定都能落实，这是两回事。况且，在现阶段，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对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热情和兴趣，实际上并不很高。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后，前四个月内只有700多位农村人口去申请城市户口，相对于几十万名外来人口来说，这仅占非常小的比例。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农民不像一些改革者所想像的那样踊跃地申请城市户口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举其要者有二。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二是城市消费水平高，进城的农村人口承受不起，于是他们对移居城市望而却步。

但不管怎么样，户籍制度改革确实为农村人口迁移城市创造了机会，而且，这种改革还意味着降低了农民身份对阶层地位的影响，而职业的作用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这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0世纪80年代，农村私营企业主还受农民身份的影响，他们即使有迁移到城市的愿望，这愿望也因户口制度限制而难以实现。现在，对他们来说，在这方面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了。我们在城市调查农村流动人口时发现，一些来自农村但在城市发迹的私营企业主不但在城市购买了住房，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城市普通居民，他们的孩子在城市最好的学校接受着教育，家庭购置了豪华的轿车和住宅。还有许多在农村发迹的私营企业主也开始向城镇迁移。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前，私营企业主虽然在经济上有较高的收人，但政治社会地位不高，名声也不好，但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有了很大的提高：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私营企业大发展，经济实力更加增加。在有些县市，私营企业所交纳的税占县市财政收人的　60～70％，使这些县市也变得财大气粗。这些私营企业老板不仅经济上有力量，政治上也有地位了，社会声望也高了。1989年选出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私营企业主代表48名，占2979名代表的16％；在九届政协委员中，也有私营企业主委员46名。在省、地、县、乡四级人大代表和三级政协委员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已占相当的比例，有的已被选成乡镇长或副乡镇长等实权干部，被选为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的就更多了。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所促进的农村和农民分化，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一部分农民身份的农村人口在80年代的分化的基础上再次分化，去掉农民身份，实现了彻底的职业和社会流动。可以说，在当代　中国，只有农民的彻底分化和流动，才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农民阶层过于庞大，不利于构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是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得非常小时，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一部分农民实现了彻底的转移和分化，但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至今没有彻底改变，特别是与农民身份相关的一些社会制度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土地制度没有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在继续进行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分析农民阶层时，还不能完全把职业标准作为惟一的依据。我在1989年的文章中提出，要依照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这样几个因素，对农村人口进行分层研究，现在看来，这一主张在目前还是适合的。

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不过，正如上文指出过的，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比例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主要是各个阶层的比例的增减与经济社会地位的消长。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比例的增减

90年代中期以来，规模有所缩小的农村阶层有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与乡镇企业管理者，而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农村社会阶层则有雇工、个体劳动者和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村管理者（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农业劳动者占农村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89年的　55～57％降到了　1999年的　46～50O，农民工的相应比例从　24％下降到　16～18％，乡镇企业管理者从　3％下降到回．5％，实际上，这两个阶层的比例下降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些，因为乡镇企业改制后的农民工已经转变为雇工，相当部分的乡镇企业管理者转变为私营企业主和管理者，但仍然被有关部门按照乡镇企业口径加以统计。另外，最近几年城市把部分民工清退回农村，也减少了农民工的数量。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中，雇工人数增长最快，其次是私营企业主，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乡镇企业改制。总的来说，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比例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比如，随着农村非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继续减少；随着农村经济活力和实力的增大，私营企业主和雇工阶层规模也在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增长缓慢，而农村管理者却有增无减，这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二）农村备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农业劳动者主要是指靠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收人为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来源的农民。这是农村最大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最大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有所下降，其与其他阶层的收人差距在拉大。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农副产品价格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农村负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实际还在增加，而且这种负担主要由农业劳动者承担。就外出务工经商的人而言，不仅无法对他们的真实收人进行确切统计，而且即使摊派到他们头上的负担，占其收人的比例也比较低。农业劳动者的情况则不然，他们不但收人低，而且由于农村负担基本上是"摊了人亩"，他们种田越多，负担越重。例如，我们在湖北汉川和贵州镇宁的调查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收人最低的，他们的收人甚至比城市中无稳定职业者的收人还低。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农村粮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对粮食的支配权。按照粮食体制改革的要求，农民只能把粮食卖给国有粮店，但是许多国有粮店经常以各种方式压级压价，或者干脆拒绝收购，致使国家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利益。农业劳动者在各地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与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越是落后的农村，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越大；反之，越是富裕的农村，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越小。在有些超级村庄，已基本上不存在农业劳动者阶层。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远远高于东部地区。1999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湖北汉川市（县级市）调查时发现，该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占　47．57％；而在贵州镇宁调查时则发现，该县农业劳动者阶层占　62％。汉川市属中等发展水平地区，镇宁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而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都在　30％以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比重已经成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农民工是农村人口最容易选择的职业，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有的是劳动力资源，但是他们不喜欢务农，特别是农村青年，视务农为没有出息的职业选择，所以他们纷纷外出打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出现"民工潮"现象，进人90年代，民工潮一浪盖过一浪。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有8800万流动人口（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狭义地说，农民工是指在集体、国有单位工作的农村人口（或者有农业户口的人），广义上则还应包括雇工，但是为了考虑雇佣关系，所以把雇工分离出来，作为另一个阶层看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大部分集体乡镇企业纷纷改制，造成了农民工的减少；同时，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了安置下岗工人，也清退了不少农民工，有一部分农民工因找不到其他非农工作而返回农村务农。2001年上半年，我们在贵州黔东南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不少青壮年农民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返回农村，原因是在外找不到工作，但在家里也没有事情可干。他们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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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都不是很景气。另外，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近年来，农民工人数出现下降趋势。

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雇工阶层与农民工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主和三资企业而已。雇工的身份也是农民工，经济上与上述农民工没有差别，有些雇工的经济状况还略好一些，但政治上、社会上是雇工。近十多年来，由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三资企业发展很快，加上集体企业转制的作用，雇工阶层人数增长很快。该阶层在农村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1989年时仅为4％，现在则达到了16～17％。

按理说，农民工和雇工都是工人，应该与城镇国有企业的工人没有什么不同，都属于工人阶层。但是，他们因为有农民身份，所以在政治上享受不到工人待遇，比如，工会不管他们的事情，碰到劳动纠纷、工伤事故等，往往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社会福利上，他们不享受国家给予城镇国有企业的工人的待遇；在经济上，他们的状况虽然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在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尽管国家职工的工资在不断地得到调高。所以，尽管许多农民因为务农实在无利可图而纷纷外出打工，但在城市里，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和雇工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其社会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乡还低：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居住环境恶劣，备受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农村知识分子应该是农村的社会精英，分布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他们被一般农民说成是有文化的人，但是除了在发达农村地区外，他们所享有的社会经济待遇并不很理想。特别是在落后、贫困的农村，教师们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地拿到工资。有些地方发不出工资已长达一年以上，这些地方的医务人员也因经济困难而改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过去建立起来的三级医疗保健体系。农技人员的处境更糟糕，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站名存实亡。

总的来说，因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村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专业上的发展遇到的困难很多，有不少人都转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去了；农村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嫌农村条件差，千方百计地不回到农村工作，不像过去农村知识分子是一个农村人非常羡慕的职业（当然在一些农村还是有吸引力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知识分子的来源。所以，90年代以来，农村知识分子人数增长不多，导致农村的教育、科技、医疗、文化艺术等事业比城市发展迟缓。据《中国农村年鉴（2000）》统计，　1999年农村有各类学校的教员职1635．55万人（其中小学教职工406．8万人），医护人员116万人，文化站、农村剧团。文化专业户等约100万人，另外还有农业科技人员约300万人。合计总数约　1153．5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　2．5％。近年来，民办教师都已转为公办教师，所以，在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中，多数人拥有非农业户口，只是他们在农村工作，在农村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农村人口中去当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不论在经济条件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这都是一种向上的流动。一方面，只有经济条件较好或经营能力较强的人，才可能去当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成果，他们中有一些人还雇用他人劳动。另外，比起去当私营企业主，当个体工商户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进人这个阶层成为农村人口寻求向上流动的一种非常适宜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阶层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发展速度：1978年全国只有15万人，1988年已达m70万户，1999年全国有3160万户，从业人员6241万人，其中在农村的有1968万户，从业人员3935万人。这些人户是在工商部门登记了的，除此之外，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的个体经营人员，因各种原因而未登记在册，或者多人用一个登记执照从事经营。所以，农村实际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户主，约有4000多万人。当然，各地的分布是不同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是改革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但它不仅发展很快，而且已经进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层，在农村尤其如此，至少农村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有的已经成为政治精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阶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得非常快。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也是在农村初步发展起来的，到　1987年时，　80％的私营企业办在农村。但1992年以后，形势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不少规模大一些的私营企业都向城市转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一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户籍已转为城市居民户籍。所以，到了1999年，全国1508857家私营企业中，办在农村的只有614877家，占40．75％。这61万多家农村私营企业共计有投资人约　100万人。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乡村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实际上就是私营企业），这些改制企业的主要所有权人大都是原来的厂长、经理，总计也有近100万人。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和政治的认可，特别是1989年后，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所以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投靠到集体甚至国有单位，戴上"红帽子"。但是进人90年代中期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逐渐得到政治和社会认可，一些私营企业主进人各级政协和人大，一些私营企业主当上村民委员会主任或其他干部，甚至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进人乡镇当干部，他们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乡镇企业管理者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主导阶层，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曾经在社会上红过一阵。当时，乡镇企业每年以30～40％的增长速度发展，1987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中，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由于这种高速发展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一些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则被称为农民企业家，在农村，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

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被迫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1998年，多数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已经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经济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还仍然被保留着，多数乡镇也都还有几个这样的企业，它们在乡镇的经济和收入等方面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所以乡镇企业管理者也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只不过其人数比以前少了。

农村管理者是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对下代表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各项任务；对上代表农民群众，反映民意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但拥有政治资源，而且还掌握着各种公共资源，特别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他们还兼任乡镇企业管理者，直接控制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分配。但是，从1996年开始乡镇企业改制后，他们或者退出企业，或者成为改制后的企业老板。在一个村或一个乡（镇），经济能否发展，社会能否进步，与农村管理者阶层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的农村管理者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不是很好。在一些地方，农村于群关系比较紧张。这里的原因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管理者的管理缺乏透明性和公开性，农民群众对社区决策和公共资源配置还没有建立应有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二是在执行国家政策时缺乏回旋余地，特别是许多政策没有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回旋余地，所以容易招致群众对他们的不满。三是1996年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波折，农产品价格连续几年下挫，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乡村两级财政普遍困难，多数乡村财政人不敷出。在中西部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多数乡镇不能按时给干部发工资。有些乡镇就设立各种名目向农民摊派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所以，近几年来，一部分地区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多数地区现在正在进行精官简政的改革，也有些地方则采取撤乡并镇和合并行政村的措施，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减少干部人数。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六中国农民（下）

四、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身份制的作用在不断减弱，农村流动人口向非农产业和。

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寻求采185城镇转移，这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又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只有更多的农村人口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只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中国的农业才能得到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中国农村也才能更加富裕并实现现代化，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

中国目前之所以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农业劳动者大多，农村人口太多。发达国家之所以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则是因为它们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非常小，只占全体劳动者的　10％以下；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5～25％。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虽然从1978年的70O下降到目前的48O左右，城市化率从19％上升到36％左右，但其现有比例本身仍然过大，距现代化对社会结构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还是非常滞后，国家在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化上没有明晰的政策导向，也进一步影响了这种变迁的进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分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尽管改革开放催动了中国农村社会趋向现代化的分化和变迁，但是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农村社会内部的一种自发的选择过程。1993年，笔者根据对这个自发过程的调查研究，曾经提出过中国农村现代化四阶段发展的设想，认为农村社会分化就是伴随着这样四个阶段进行的。这四个阶段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但是，1993年以后，中国农村发展变化以及我们的进一步调查研究表明，这一设想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笔者对乡镇企业的实践做了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通过乡镇企业，中国农村将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现在农村的发展条件（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农村今后的社会分化产生影响。二是四个阶段的设想忽略了农村发展与国家整体社会结构和现代化发展的联系，只局限于农村内部的发展变化。我们常说，"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①实际上，我们首先应该说，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所以，讨论农村社会分化以及其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离开国家整体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变化，因为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化和发展变迁会受到国家整体现代化结构变迁的制约。用这个思路来反观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我们可能更容易把握其现状、本质及趋势。

我们看到，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做出的一种非农化选择。既然农民一时不能进城，那就通过办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使一部分农民先改变职业，由农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使乡镇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另一翼。但是，并非任何农村地区都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部农村的乡镇企业生长发展的条件改变了，市场已经被城市工业和东部乡镇企业占领，而且创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也严苛了，当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贷款、减免税等政策都已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农村再要发展乡镇企业，就困难重重了（当然不是一个也办不起来）。

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外部环境也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人买方市场。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存在"二国营化"管理体制问题，产权不明晰。于是，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改制，转变为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以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要。

小城镇建设之所以一度勃兴，也是因为，在二元结构格局

①《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1998年10月。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发过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发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来，可这时城市并不允许它们进来，于是它们只能到小城镇集中，乡镇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也随着企业的搬迁而迁居小城镇。从表面上看，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格局限制的结果。然而，这一本质问题往往被有关方面忽视，并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的口号。按现代化的要求，城镇化是不够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选择。当然，与改革前不允许农民进城的局面相比，小城镇建设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现代化是绕不开这一规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农村要通过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人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二）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如果从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角度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变迁比80年代有更多的进步，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没有发生新的突破性进展，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所以，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非常不适应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

第一，尽管农村社会在进一步分化，但是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越来越多。与1978年相比，1999年还增加农民8003万人。①20年的实践证明，背离规律的发展是不行的，这不能叫"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当前中国现代化事业面临的许多困难和矛盾，都与这个背离有关系。比如，互99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82054亿元，不到1万亿美元，人均工农业产品并不多，还称不上物质的极大丰富。但自1997年以后，在全国610种工农业主要商品中，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几乎什么产品都有销售困难，原来的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买方市场。有人说，中国的买方市场早熟了，为什么？因为农民多而穷；占总人口　70％的农民，只购买39％的商品；在6万多亿元的存款中，农民存款只占　19％。朱铝基总理早在　1996年就提出要开拓农村市场，但5年过去了，不仅农村市场未能真正被开拓出来，农村购买力反而萎缩了。不是农民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农民没有钱。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问题。农村管理者规模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大了农民的社会负担。这几年农民负担屡减不降，一方面与国家财政体制不合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财政体制过多地拿走了地方的财政收人，使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密切相关。所以，精简农村管理机构，减少农村管理者人数，提高农村的管理效益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乃是解决农民负担的结构性举措。

第三，农民工人数大幅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农民返回农村，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人和生活水平，也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第四，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从1989年到1999年，只增加了2个多百分点。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是农业劳动者在分化过程中除了当工人外最容易选择的职业，有许多民营经济发达的农村，其发展过程是：早期不少人选择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工商经营，接着从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中分。化出一批私营企业主。然而，在这十年间，一方面国家对个体工商户的政策比较苛刻，另一方面农村信贷不发达，农民自己没有多少资本，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农民从事个体劳动和小商小贩活动。

第五，农村一些社会阶层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最近几年，他们的收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农村居民平均年纯收人比上年增长9％，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3．4％，1999年增长2．2％，其增幅是逐年缩小的。这是就全体农村人口而言的。就农村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来说，收人差别是比较大的。有关研究表明，"农村内部的收人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比如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307上升到1995年的0．34"。①而上述对1996年以来农民收人增长轨迹的分析，是把发达农村地区农民的大量第二、三产业收入包括在内了的。实际上，如果分别考察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增长状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农业劳动者是其中收人增长最慢的阶层，而其原因就是农副产品价格的下降。在中国现有的全部农户中，纯农户（指收人的　90％以上来自农业经营的农民家庭）占62．4％。有关调查表明，这几年来，"绝大多数纯农户的收入已经陷入了负增长"，"至今有半数以上的农户，自1998年以来实际上已处于收人绝对减少的困境"。②与此同时，农民负担却有增无减，农民的日常开支也在增加，其中农业劳动者的负担最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收人减少之故（这使农业劳动者的负担绝对加重），而且是因为，向农民摊派负担的根据是田亩或人头，而不是收人水平（这使农业劳动者的负担相对加重）。现在农业劳动者在农村中的日子是最艰难的，已经引起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

第六，农民工和雇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比农业劳动者稍好一点。但是，一方面，他们的收人不是很稳定，他们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由于近几年国家经济景气相对不如前几年，这种情况更为严峻；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收人一直没有增加多少，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而他们的劳动强度却非常大，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他们经常面临着人身不安全的问题，在经济和事故纠纷中大多是受害者。

最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存在着区域性不均衡问题。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分化水平上，特别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村社会分化水平的差别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本质性特征。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发达农村地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的比例比落后农村地区高得多，在许多落后农村，甚至见不到任何一个私营企业主。比如，我们对贵州镇宁、湖北汉川和辽宁海城的调查结果表明，镇宁农村还很少有私营企业主，汉川已有不少，辽宁海城农村的私营企业主已经占有一定比例，而这三个地方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正好代表着中国东中西部不平衡的情况。

五、加快农村社会的合理分化，是新世纪

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基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现状以及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我们认为在政策上需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改善农村各个阶层特别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农业雇工的经济地位，二是如何使农村社会分化融人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过程之中，使职业分化与空间迁移同步进行。对此，我们提出如下一些政策性建议。

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寻求采191

（一）加速农村社会的合理分化，需要国家在农村政策上做出有针对性的相应调整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不再是清一色的务农社员了，广大农民已经分化为职业、收人很不相同的8个社会阶层。因此，在农村，我们既能找到资产上百万、上千万的富翁，又能找到一贫如洗、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穷人，他们从身份上看也许都是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称做农民。而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农村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区别，结果在政策的执行上碰到非常大的困难。比如，农民负担重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年年都要讲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并为此而三令五申，发布了不少文件，可是农民负担却是屡减不降，甚至在不断加重。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现有的减负政策没有以农村已经分化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为依据，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看到，1999年中国农村还有S．7亿多人口，如果中央要求每年减少每个农民100元的负担，那么各级政府的收人就要减少870多亿元，也就是说，国家要拿出870多亿元的财政收人来弥补减负后出现的政府财政支出缺口，但国家2000年的整个财政收人也就1．3万多亿元。显然，现有的减负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那么，难道就没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了吗？当然有。减负，首先要看谁的负担重，谁的负担不重，笼统地提减轻农民负担，是不对的。根据我们对中国农村阶层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有些农村阶层不但不需要减负，反而需要增负，比如农村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他们现在不仅负担不重，而且他们还没有给国家交足税额。据我们课题组汉川分组的研究，现在，在农村，越是收人高的人，税负越轻，出现税负累退现象。另外，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减轻负担的不是这些阶层的人，而是其他阶层的人，其中最需要减负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我们在本文中曾指出过，现在的农业劳动者收人最低，他们无疑需要减负，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的农业劳动者更需要减负，国家甚至应该免掉他们的负担。所以，在政策上，国家一方面要增加农村高收人阶层的负担，特别是加大向他们征收税款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用征收到的税收改善低收人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国家的农村减负政策应该改为减轻农村低收人阶层负担/1/的政策。不同阶层，不仅有着不同的收人，而且在实际生产生活过程中也会碰到不同的问题和困难，需要国家提供不同的政策和行政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千篇一律的政策往往会碰到操作难、效果差等问题，甚至落人失效境地。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迫切需要国家调整目前的农村政策，有效地提高农村低收人阶层的经济地位。

（二）结合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解决农村的结构性问题。

农村的结构性问题，仅仅依靠农村力量，仅仅局限在农村内部，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需要与整个社会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解决。尽管中国农村社会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阶层，但是，这些阶层或者滞留在农村内部，或者即使进人城市（如民工），也仍然没有融人到城市社会体系中去。这是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二元格局继续存在的结果。如果不彻底改变城乡二元格局，那么就无法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许多社会结构性问题，农村社会结构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变迁。－

尽管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1999年第一产业在中国的GDP中只占17．3％，但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只有　30．9％，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阻滞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城市化滞后，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不但是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环境，增加人民生产生活便利，提高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素质的产业，而且还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是农民最容易进人的产业之一。当然，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带动农村社会分化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由于城市化滞后，中国农村人口还不能实现大量的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导致农村社会分化不彻底，农民工尽管从事着工业、商业与服务业劳动，但没有真正融人到城市社会的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中去。

没有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农村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农业之所以不能实现产业化发展，也是因为人口太多。过去人们常讲，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靠一家种几亩田，农民便不能充分就业，因而也富裕不起来。现在，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打开城门，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就业，"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在农业中就业的农民减少了，留下的农民就能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多了，城镇居民多了，农产品也便有了更大的市场。过去，毛泽东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青年们到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时代不同了，现在应该说，城镇是广阔的天地，农民们到城镇去，是大有作为的。例如，使滞后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就可容纳k亿的劳动力。

总之，调整城乡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变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应是当务之急。16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预言过："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里去。"他把这件事称为"大搬迁"。他还说："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若要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费用奇高而难以办到。""要实现大搬迁，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起来差不多无法办到的大变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①

（三）今后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可能变化趋势

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无法违抗的普遍规律。中国目前已经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只要户口制度一改，城市化就会发展得顺利而神速。乐观地估计（条件是近期就一定要改革户籍制度），如果今后的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那么，　2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能达到　60％左右/2/户籍制度改革一经启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就会得到改变，城乡壁垒也会逐渐被拆除，城市化将由市场自动调节，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也会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不再是现在这种城乡分别统计、分别研究和分析的两个体系。如果朝这样的方向发展，那么，中国农村社会阶。层格局将会与现在完全不同，前面提出的农村八个社会阶层各自。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变化趋向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社会阶层趋于简单化，农业劳动者将成为农村的最主要阶层，且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很小。只有这样，才表明中国现代化已经得到实现。实际上，目前，这样的一些新变化已经出现。

私营企业主阶层最早是产生在农村的。1991年以前，80％的私营企业主在农村，城市的私营企业主是少数。回992年以后，城市的私营企业大批发展起来，农村有些规模大的私营企业也迁往城镇。现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　60％在城镇、　40％在农村。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会有更多农村私营企业主把企业搬到城市，不会有城乡之分。

个体工商户实质上就是小的私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政策规定雇工8人及以上的为私营企业，雇工7人及以下或不雇工的称个体工商户。今后这个政策将会改变，统称之为私营工商户。其中大部分规模稍大的工商户也会转移到城镇，小型的会留下，成为自营业者。如果他们的收人来源全部是第二、三产业，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农民，即使还居住在农村，也只是农村住户，而不是农民阶层的成员。

个体劳动者原指农村的各种匠人，如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理发（剃头）匠等，他们是农村手工业者的一部分，在农村是有传统的。他们一般都是兼业的，既种田，也从事手工业。可以把他们视为兼业农户。

目前，约5000多万个农民离土离乡，在城镇打工，有的已在城镇做工十多年，但因为户口原因，成不了正式工人和当地居民。户口制度一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成为城镇的工人，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其中多数人也会把老婆孩子带去。仅此一项，城市人口就会增加一亿，就可使现在的　30．9％的城市化率增加　8个百分点。还有3000多万个在乡办、村办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里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户口制度改革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也都会迁到当地的小城镇居住。一些村办集体企业规模大　了，这个村本身就会被建成为小城镇，如江苏的华西村、深圳市的万丰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等，建设得都比一般小城镇还好。户籍制度一旦改变，这3000多万个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多数也都将成为工人。我们这里所说的雇工，实际上就是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企业中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的农民工。户籍制度一旦改革，他们也都将成为工人和职员，迁居城镇，而不再是农民。

在农村工作的教员、医生、护士、文化艺术工作者、农业科技工作者等农村知识分子，过去因为户口制度的原因，被称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等。前些年，政府已经把民办教师等转为非农业户口了。但今后这些知识分子还将长期在农村工作；不过，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与在城镇工作的同行一样，都属于同一个阶层，只是工作地点不同而已。

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已经随着集体乡镇企业改制而开始分化和衰落。由于乡村集体企业，一部分会变成股份制的现代企业，一部分会转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有一部分会转成私营企业，所以，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今后会转变为企业家。经理、专业技术工作者，还有一部分会回到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成为农村干部。以后，随着户籍制度改变，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等一类的特有名称将逐步消失。

农业劳动者阶层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口制度的改革而逐年减少。在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是一个很小的阶层，一般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5～15％。今后，在农村居住的主要是农业劳动者。户籍制度彻底改革后，过去的农民身份不再存在，农民纯粹是一个职业概念，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农业劳动者。据估计，到　2020年，他们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例将不到　40％，以后还会继续减少。

农村管理者过多，是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降的重要原因之，～。改革二十多年来，农村管理者增加了很多，有些地方增了一倍还多。这是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包袱，政经、政企不分，农村干部要完成的任务太多，管的事太宽，权力也太大，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弊端。设那么多的官，管那么的多事，给那么大的权，既不合理，也无必要。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乡镇一级成为基层政权的行政机构，把辖区范围内的政治、行政、财政、税收、社会保障、教育、科技、文化、公共设施建设等事务担当起来，干部由国家法定的公务员担任，人数多少视本乡镇的大小、人口多少。发展水平高低而定，而把经济活动交还给社会，由企业。公民去经营。村一级干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政府给被选出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和一两个副主任发放象征性津贴。经济合作组织。民间群众组织、社团组织都由公民自愿参加，各组织的领导由民主选择产生，多为荣誉性和义务性职务，而不能像现在那样，有个事就要安个干部，是个干部就要拿补贴，开个会就要吃喝。从制度上改变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留下来的不良传统（那时连开个会都要记工分、拿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好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居民在户籍制度改革以后都是公民，公民除了依法纳税外，有权拒绝各种摊派、集资，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的"农民负担"问题。

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以后的农村可能会是怎样的呢？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村看，大体有两类情形。一类像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地多人少的国家，　70～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家庭农场主、农业工人很少，大约为5～10%。农场规模很大，占地几千亩甚至几万亩，一家一个大农场。农户之间相距几公里、十几公里，他们的相互交往靠汽车。电话。计算机，聚会在小集镇内进行。一类像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之后，大量的青年农民都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但农村的格局还未变，一家一户的房子还留在村落，原封未动。只是人少了，有些全家搬走了，房子还空着。政府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水利、道路。电力、通讯设施、上下水道都修好了，生产、生活也都现代化了。住在农村里的人，纯农户是少数，多为兼业农户。在靠近大中城市的农村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在城里工作，上下班靠汽车。也有一部分农户实行一家两制，中老年的父母还种田务农，年轻的子女在城里上班挣工资，但住在农村。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今后三四十年里，也会像日本、韩国那样，农村这个社区会长期存在。农村居民将由四类人组成：一是纯农户（日本称专业农户），主要靠农业收人来源为生；二是农业兼业户，收人大部分靠农业，小部分靠非农业；三是非农业兼业户，收人来源大部分靠第二、三产业，小部分靠农业；四是住户，即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的家庭。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这四种居民户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比例是不同的。现代化水平越高，离大中城市越近的农村地区，第一、二类农村居民的比例会越小，后两类居民越多。其中的第一、二类居民还可被称为农民，而后两类居民，特别是第四类居民，则不再是农民。

以上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农村和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些设想和预测，也是笔者的希望。实现这些设想和预测的条件是，近期国家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最大关键，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要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如果近期没有这几项重大改革，那么，目前的状况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将在现有框架中缓慢变化。当然，即使进行了上述必要改革，农村各社会阶层也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逐渐淡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七私营企业主阶层（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原有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最为令人关注。这个阶层以其资产私有、雇佣劳动、自身的政治要求和阶层意识等特征，以及最先富起来的有产者的身份，活跃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舞台上。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极为繁难的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在中国被"消灭"了二十多年以后，为什么又会重新产生？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有哪些不同于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什么地位？怎样因势利导，兴利除弊，才能引导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健康成长？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遇到过，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把握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内在本质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规律，认真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以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原则性的"本本"，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

一、私营企业的产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一样，私营企业的产生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而不是一次特殊事件。它不会突然产生，也不会摹地消失。它的产生有其继承性，不会凭空而来；它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不会一蹴而就。除非有不可抗拒的非经济原因，否则，它是不会中途夭折的。即使中途夭折了，它也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重新产生。因此，关于私营企业产生的原因，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有悖于常识的。

一种说法把私营企业看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的确，如果政策上不允许其存在，不鼓励其发展，私营企业是不会形成今天这样的"气候"的。但是，任何政策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感性认识的产物，意识只能反作用于存在，而不能决定存在。当然，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私营企业将以正常的形式发展；而如果政策不正确，私营企业则将以扭曲和变态的形式存在，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会被人为地取缔。但是，私营企业是取缔不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结构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种说法认为，因为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所以才有私营企业发展的余地。这种说法似乎最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只是过于一般化和简单化了。如果不深人加以阐述，就会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后，是不是又得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事情恐怕不会是这样。也许有人会认为，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只能适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其实不然，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比较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却是那里的私营经济不发展？

看来，要对相关问题做出充分的回答和解释，还需要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清楚地说明现阶段中国私营经济的产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一）凝固的社会结构和不断的政治运动，是私营经济由"地上"转入"地下"的非经济原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被过急过快地完成以后，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产生雇佣劳动的社会经济条件依旧以残留的形式稀疏地存在着。1956年下半年，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是年底，毛泽东在听取原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后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要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种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负责人的赞同。①

但是，众所周知，"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

然而，产生雇佣劳动的社会经济条件，如同野草，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壤之中，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时枯时荣，消而不灭。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许多人自发地、本能地进行着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试图突破僵硬的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寻找自救谋生的路子。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福建泉州、浙江温州等地创造的"联户企业"。"挂靠企业"，就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尽管它们以"地下工厂"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很快就受到"专政"，被"铲除"，被反复批斗，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泉州石狮镇和温州柳市镇两批"八大王"被无罪释放和平反昭雪，才勉强结束了私营经济漫长而痛苦的预演阶段。

（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为突破原有社会结构、催生私营经济提供了舆论准备

如果说，1978年以前，私营经济虽然躁动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母腹之中，跃跃欲出，但是受到外部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能发育成熟，抓抓坠地；那么，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与政策调整，特别是实践的推动，则起到了催生婆的作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决定将中国社会阶层结何的重要经成部分203全国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人们的思想冲破"牢笼"，对"三自一包"、投机倒把、长途贩运、集市贸易等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行为，对"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朴素真理，有了正本清源的崭新认识。

为了鼓励创新和大胆探索，1981年5月29日至9月19日，《人民日报》开展了"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讨论"。从报上刊登的来稿可以看出，多数人能够以平常的心态对待鱼塘承包现象，认为这是"让能人大显身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但也有人认为，"解放能人，不能忘了根本"，"不能允许雇工剥削，这是大的原则问题"。这场争论可谓是摆事实，讲道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们提高认识。

同时，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对过去的小商小贩和民族资本家也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原工商业界代表人士，指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经中共中央批准，从1979年7月起，对于原来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变其成分，按其职业定其身份，担任干部的就是干部，与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是工人，并且发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存款、公债、金银和其他财物，归还一些人的被占用的私房，恢复他们的薪金，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同年，国务院紧接着又发布政策性规定，指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和帮助；规定还强调，在有必要时，个体经营户可以请l-2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2～3个学徒，至多不超过5个。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使个体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

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正当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激烈争论时，城乡社会基层的所有制结构却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福建省晋江县陈埭镇领导凭着过去的经验，结合当时农民资金有限的实际，动员农民联户集资办企业，采取"总厂设分厂，大厂带小厂"的办法，由镇政府申请20份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在下面开设190多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联户企业。1979年10月，该镇洋埭村一位村民以每股2000元标准募集14股，招聘帮Ill人（全系亲属），借了一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制作胸罩的小工厂。晋江县委及时总结这些经验，于1980年7月做出决定，允许农民集资创办联户企业。1年内，全县办起联户企业500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万元。县委进一步调查研究，形成文件，并于1981年春天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干部）上宣布：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允许招聘帮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业务员提成，允许产品随行就市定价，并且鼓励和动员大队干部带头集资办厂。与1981年比较，1982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数减少了8户，而联户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和收人总额，则分别增长了297％、85．9％和135．4％。①

浙江省温州市的"地下工厂"与包产到户似乎一直就没有"绝种"过。有国情调查研究者断定，至迟在70年代中期，温州一部分家庭经营的"地下工厂"即已初具规模，但发生影响全局的根本性变化的时间是1978年。苍南县金乡镇当年有16000人，人均耕地仅0．2亩，16-40岁的闲散人员达3757人之多。为了生存，他们不仅向政府"要活干"，而且还直接到镇政府食堂抢饭吃。面对如此之大的就业压力，镇党委做出决定："各种形式办厂，生产小商品；镇里办，也允许大队办，并默认个人办。"。1979年下半年，该镇金星大队文具厂将全厂分成30个自负盈亏．的车间，各车间自己筹措资金，寻找场地，联系业务，组织生"。产，厂部只管财务、税收、积累等需要统一做的工作。实际上／这就是集体企业私营化的过渡形式。对此，金乡镇领导曾经有过"－1刘树勋。犹豫，但最终还是面对现实，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哪个厂爱分就让它分去，镇里不再去整顿干涉。结果，全镇的所有集体企业都被分掉了，甚至被承包到个人；原来的独立经营户（相当一部分是"地下工厂"）要求"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也得到认可。20世纪70年代末，全镇4369户居民中，从事家庭工业的就有2920户，占66．8％，从业人员达8098人。①

（三）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私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③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私营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则是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现在称之为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形式。

包产到户的实质，是使农民得以恢复其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在经济上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经营形式的优越性在于，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和最终成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责任、权利和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活"大呼隆"、领导"瞎指挥"、分配"大锅饭"的弊端。因为在这种经营形式下，劳动者的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核算方法简单明了，所以很受农民欢迎。

包产到户的迅速推广，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

包产到户的推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使农民能够摆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束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家庭经营的劳动方式，使剩余劳动者离开土地、走出家门成为可能。过去的"男女皆农"变成了现在的"男工女农"。经济的初步商品化，不仅撕裂了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原始家庭纽带，而且还将家庭内部基于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推向市场，变成根据市场需要的社会分工。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也为兼营农业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特别是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更使农民放松了对土地的依赖，从而更进一步地拓宽了农民谋生和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己。"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些农民便已不再束缚于土地、社区组织和家庭，变成了"有也不足"（指占有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者，能够"支配自己"的"自由人手"。特别是那些不当家理事的青年人，自由得像鸟一样，在城乡广阔的空间里飞来飞去，寻找新的生存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7和就业的"着陆点"。除了进人公有企业和自谋职业外，他们也愿意与私人资本相结合。

这样，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私营经济，就具备了产生的物质基础。

（四）城乡人民迅速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市场条件

当农村改革全面展开后，我们却到处遇到两个同时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有许多人没有事情做；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没有人去做。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一些消费需求的空间等待着人们去填补和开发。"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社会需要是生产发展的客观依据，也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市场条件。

在农村，"买难"的问题几乎是与人民公社同时产生的。但是，在农民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是说不上有多少购买力的。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收人大幅度提高，生活明显改善。根据全国农村农民家庭收人抽样调查资料，1979～1983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18．3％。1983年，每人的生活消费支出达248．3元。同时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1978～　1983年，食品和衣着的比重由　80．4％下降到70．5％，住房、用品、燃料和文化生活服务等项的支出比重由19．6％提高到29．5％。其中，用于住房的支出比重由3．2％上升到　11．lO，实际支出额由　3．7元上升为　27．6元，增长　6．5倍。建造新房的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8．2％，平均每人住房面积由8．l平方米增加到11．6平方米，而且房屋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其中增加得最快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等。农民生活消费支随着农民收人的增长，购买力的增强，广大农村已经成为工业品的巨大销售市场。由于农民人数众多，特别是他们多年来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经验、技能等，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他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也仍然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上。因此，当他们的收人迅速提高时，每一个相同百分点的增长，都会形成几倍于城市人口的市场需求总量，由此所造成的巨大国内市场空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有力地推动了低技术工业的普及和发展。与1978年相比，1983年农村商品零售额增长1．1倍，年均增长15．6％，超过同期城市增长9．5％的速度。其中，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最快，农村地区销售的轻工业产品占全国总销售量的60～70％。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的短缺经济，向专业性、交换性的商品经济转化。产生私营经济的市场条件，通过这种低水平的扩张，而获得了更为广阔和深厚的发展基础。

在城镇，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商业网点少，服务设施差，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二是大批青年特别是返城知识青年需要安排就业，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1957年，商业部系统在全国城镇设有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共计100万个，到1979年10月，网点仅剩下17万个。在网点布局上，由过去的"小、密、多"变成了"大、稀、少"，加上门类不全，服务内容单一，某些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供不应求，买东西、吃饭、理发、洗澡以及修修补补等，经常得排队等候。当时，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资金极度短缺，国家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包揽一切。惟一的出路，就是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创造条件，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大批城镇待业青年的存在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1980～1985年，全国城镇待业人数达到3700万人，仅1980年，就需要安排1200万人就业。当时全国在岗职工已经超过互亿人，不少部门人浮于事，明显过剩。如此众多的劳动力需要在短时期内就业，国家再也无力统一予以安排了。1980年，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会议，指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便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个体劳动者与自有资金相结合，主观上是自谋职业，解决"吃饭"问题，客观上则起到了方便生活。繁荣市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城镇有个体劳动者900万人，到1978年仅剩下15万人。1979年个体经济开始恢复，1981～1983年，个体劳动者人数从105．9万人增加到208．6万人。同时，经营规模也在扩大，户均注册资金由242元增加到464．8元。其中，一些善于经营者不仅积累了资金，而且掌握了经营本领和某种技艺，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少数人手中积累的货币资金，已经是"可能性上的资本"；而社会上又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因自身收人"有也不足"而成为"可能性上的雇佣工人"。由于市场竞争和不同产业收益率的差异，资金占有出现了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一些"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的自有资金逐渐增多，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们需要跳出家庭经营的圈子。"要想富，找门路；门路有，找帮手。"这时，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市场，自由流动，并且按照各自都能接受的、并被认为是收益最大化的要求，自由组合。一方面，资本、技术、信息等在寻求"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也在等待着受雇。于是，各方一拍即合，雇佣关系便成为一种合乎各方意愿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尽管当年农村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以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但历史的进程已经向我们昭示，这场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孕育了市场经济机制，松动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私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后来甚至有人总结说，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这再一次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同时也说明，经过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产生的私营经济，也是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一个内在地生成、自发地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私营企业主则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一个新的重要社会阶层。

二、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一）私营企业的形成途径

当社会经济条件发育成熟时，私营企业就会自发地产生。从其形成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三种。

一是私人收人资本化。这是个人（家庭）将其积累和筹集的货币资金转化为私人资本，并通过自我扩张，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规模，发展成为私营企业的过程。通过私人收人资本化而发展形成的私营企业中，有许多原来是农村"专业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广东某地一位农民，于1979年承包8亩鱼塘，夫妇二人管理，获得净收人6000元。1980年，承包规模扩大到105亩，雇工2．3人（短工每　300个工日折算为一个长工，下同），净收人11200元。1981年，他的承包规模继续扩大，达357亩，雇112．7人，净收人接近4万元。

安徽芜湖市有位个体户，多年游大于市场，首选炒货行当，遍访名家，集众所长，终于在1981年创制出一嗑三开、风味独特。并以本人绰号命名的"傻子瓜子"。此人常有惊人之举，先．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姻的重要组成刚分211是承诺"童史无欺，少一罚十"，在江城小有名气。同年9月12日，《芜湖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文章《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对他进行报道。地方党报的宣传，市民的口碑，一时间使"傻子瓜子"店门庭若市。紧接着，他又在一天早上贴出告示，大幅度降低瓜子销售价格（每斤价由2．4元降至1．76元），不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拉开了行业竞争的序幕，并在市场上占据了'制高点"，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到了这年10月，他的雇工由4人增加到12人，日炒瓜子量由200斤增加到500斤。1982年10月雇工增加到60人，日炒瓜子7000斤，而且仍然供不应求，他本人可谓日进斗金，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

二是公有企业私营化。这是公有制企业通过个人承包、租赁等方式逐渐演化为私营企业的过程。起初是许多乡镇集体企业走向私营化，后来这一过程扩展到国有中小型企业和城镇大集体企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在走向一度辉煌的顶峰的同时，也开始衰落，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单位一样，变得效率和效益都非常低下，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它们的重要甚至惟一的出路。乡镇集体企业首先很自然地引人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承包制度，进行以承包经营为形式的制度创新，承包者像农民一样，可以实现"交足国家的（税金），留够集体的（主要是承包金），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承包方式被称为"一脚踢"式承包制。这样，集体企业的所有者以收取承包金为条件让渡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不再过问企业的人、财、物与产。供。销，从而与企业的经营过程完全分离。

后来，"一脚踢"式承包制逐步演变为租赁制，承包人凭借自己的经验、技术以及所筹集的资金，利用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供销渠道、营销网络与商业信誉，独立雇工经营。在再生产过程中，集体企业原有的固定资产逐步被磨损、消耗、老化或减少，直至丧失其一切价值和痕迹。最后，集体企业只剩下一块牌子，一块场地。同时，承包人则根据需要不断投人自有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行设备更新，以致其个人的私有资产越来越多。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工经营，就这样一步步地形成。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公有企业的财产经营权也可以被用来进行资本增殖，并演化、改变为私营企业。

三是人力资本企业化。这主要是指正在中国崛起的民营科技企业形成的过程。民营科技企业是由非政府经营的、以发展科技产业为目的的科技型企业。从1992年到1998年，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入和上缴税金以年均88．4％和93．2％的速度递增。1998年，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人突破7670亿元，上缴税金367亿元（是同期全国私营企业税金163亿元的1．25倍）。同期，民营科技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大致为：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国有民营、个体私营各占l／3左右。从发展趋势来看，国有民营的科技企业的比重在下降。

民营科技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有以所谓"四自"为主的创新机制。北京中关村的早期科技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创业人员以"自筹资金"和"自愿组合"的方式，换来了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地位，从而避免了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之间的职能错位，使企业拥有服务于市场的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其次，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在民营科技企业中，不仅科技人员所占比重大，而且在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形成了以"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与"有市场观念的技术人员"的紧密联系为基础的创新网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们按照市场的要求整合各种生产要素。随着技术创新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技术创新者与职业经理人分别从技术与市场的角度出发，联合起来创造着企业的核心技术，共同决定着企业的命运。他们拥有与货币资本同等重要的文化资本，尤其是与高新技术相关的人力资本。为了同时尊重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民营科技企业需要建立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以期权制度为代表的新人力资本回报制度的建立，人力资本拥有者虽然不是出资人，但拥有了企业的产权，从而对原来企业的产权制度产生了影响；一些科技企业采取权力与地位相结合的激励方式，让所谓首先执行官（CEO）拥有总经理的全部权力与董事长权力的　40～50％，企业的经营决策不再是出资人"说了算"，而是没有出资的CEO"说了算"。从而使得有的企业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后，还有商人支配生产的私营企业形成模式，即推销员承揽大批订单以后，自行设计图纸，向生产加工者发放原料，最后从生产加工者处收购产品。但是，这样形成的私营企业为数不多。

（二）私营企业的发展机制

私营企业是继乡镇企业之后突起的又一支异军，其发展速度之快，资本积累率之高，不仅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在同一时期内也是其他经济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在它的萌生、起步和形成阶段，由于宏观制度的约束，私营企业是以种种扭曲和变异的形式顽强地发展着的。虽然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摸底，到1987年年底，全国约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用员工360．7万人。不过，它们都隐形或混迹于个体经济或集体经济之中。1988年，私营企业正式开始进行合法登记后，其发展状况就可以被人们看得更清楚了（见表1）。

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规模扩张速度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快，首先得益于它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私营企业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生产要素，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经济形式。它们产权明晰，权责清楚，利益直接，工作效率高，管理成本低，因而能够按照供求规律、价值规律，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产品方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追求效益最大化。同时，它们产生的时间不太长，机制灵活，轻装前进，没有冗员，没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全体员工都年富力强，社会保险负担较轻。

其次得益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济结构亟须调整。一方面，以重工业（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要适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逐步转变为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轻型结构；另一方面，要逐步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要尽可能地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减少，规模缩小，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应当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三）中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己经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由"地下"走到"地上"，由少到多，逐步扩大。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投资者）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69亿元，雇用员120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8万家。表2揭示了中国私营企业在最近十多年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社会阶层。那么，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哪些有别于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商业服务业员工、专业技术人员等劳动者阶层的基本特征呢？社会阶层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对它的基本特征的把握，必须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方面要客观地分析一个社会阶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分析其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要确定它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同时，还必须从动态上，即从它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去考察。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本报告将结合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全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①归纳出它的基本特征。

1．生产资料私人所有

私营企业的资产属于企业主私人所有，企业主对企业资产享受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私营企业的整个生产。交换、分配过程，都由企业主调节、控制和指挥，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生产经营目的服务。在私营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清晰，企业主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所雇用的员工是一无所有者（有的员工也有少量股份），无权占有。支配这些生产资料。根据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户均实有资金150万元，其中超过1000万元私营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　11．0％，超亿元的私营企业占　1．46％。由于企业净利润的绝大部分投人再生产，私营企业的资金积累率很高，平均每年达到61．7％。但是，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的正式注册资本额并不是很高，户均仅75．54万元，其中，100万G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相的重要绢成部为217元以上的27．33万户，100万～500万元的20．17万户，1000万元以上的l．35万户，亿元以上的219户。

2．私营企业内部通过劳动力的买卖间接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企业主以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支配者的身份出现，受雇员工则以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存在。企业主支配全部经营管理活动，也支配受雇员工的劳动力使用。在这里，企业主是主人，他付给受雇员工以工资和社会保险金。其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并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劳资关系。从登记情况看，平均每户雇工11．38人，其中，雇工100～500人的3．84万户，500-1000人的2084户，1000人以上的259户。抽样调查的数据为户均雇155人，其中技术人员占9．8％。就是说，现阶段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从事传统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3．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基本集中在主要投资人手中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投资者集中。从企业登记的组织形式看，有限责任公司占61．7％，独资企业仅占28．4％。但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一人投资的企业实际上占　35．9％。至于登记的组织形式是合伙企业还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取决于投资者认为哪种形式对经营方便。

②股权结构集中。从投资构成看，主要投资人占　63．0％，其他投资人占9．5％，群众集资占0．7％，政府投资占0．2％，其他企业占4．1％，海外投资占互．4％，其他投资占门．7％，未、说明占8．4o。

③管理权力集中。重大经营决策和一般管理决定，基本由主要投资人决定（分别占　43．7％和35．4％）。但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民主管理的趋势。从1993年到2000年，重大经营决策由主要投资人决定的企业所占比例从　63．6％下降到　43．7％，而由董事会和主要投资人、主要管理人员共同商定的企业所占比例则分别由15．0%、20．7%上升为26．3%、29．l%；一般管理决定由主要投资人做出的企业所占比例从　69．3％下降到　35．4％，而由董事会或主要投资人、主要管理人共同决定的比例则分别从5．回％、25．3%上升到　18．2%、　41.　8%；由专职经理决定的企业占3．4％。总经理由主要投资人（董事长）兼任的企业占　93．2％，6．7％的企业由其他投资人担任总经理，　0．1％的企业由非投资人担任总经理。

④家族制管理普遍。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50．5%的已婚企业主的配偶在本企业担任管理工作，9．8％负责购销；　20．3％的企业主的成年子女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13．8％负责购销。在所有管理人员中，投资者占　26．7％，企业主亲属占　16．8％，企业主同乡占　5．0％，在社会上招聘的占44．2％。另外，投资者中有　12．9％的人是企业主的亲属。

4．私营企业纯利润的来源与归属不完全一致

私营企业的纯利润是雇佣员工与企业主共同创造的，但由企业主独自占有、支配和使用，雇佣员工不参与纯利润的分配。企业主凭借私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雇工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格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是企业主的资本所有权收人，即资产所有权在分配上的体现。雇佣员工得到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他们无权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企业主拥有私人财产，并通过雇用劳动而获得较高的收人，从而成为中国现阶段先富起来的有产者。

据第四次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私营企业主的私有财产包括三个部分，即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主要是住宅）和存款、现金。从调查结果看，在企业总资产（实有资金）中，属于企业主＿（即本次调查对象）个人所有的部分，中位数为100万元，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占17．9O，亿元以上的1．1O。他们的生活住房情况为：租住房屋的占12．7％；自己拥有平房的占17．9％，平均价值28万元；自有单元楼房的占　39．3％，平均价值33万元；自有独立小楼的占24．6％，平均价值37万元；拥有别墅的占3．5％，平均价值163万元。他们的个人存款、有价债券数量不大，平均为2万元。如果把上述三项相加，则私营企业主的财产中位数为　130万元，其中超　1000万元的占　12．6%，超亿元的仍占1．1％。

5．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

尽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政治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只有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

我们的调查表明，可以把已经产生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分为两类。

第一类私营企业主形成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政治要求，但尚未直接参与政治。他们的具体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①要求政策稳定、连续、完善，并且落到实处。中共十五大之后，这些企业主们要求落实十五大的基本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普遍要求能把自己纳人劳动模范评选的范围。对于私营企业主评劳模的要求，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于2000年4月做出的答复是："关于私营企业主是否列人本次劳模评选范围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各方面对把私营企业主评为劳动模范的看法不尽一致，对此在理论上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因此，私营企业主不列人本次全国劳模的评选范围。"不过，在此前后，很多省、市、区都把他们列人了评选范围，并且从中评选出了若干劳动模范。有些省的省委主要领导在相关会议上强调："要多方面为私营企业家的成长创造条件。从2001年开始，把私营企业家列入省级先进模范的评选范围。"

②要求加强对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他们希望尽快制定《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要求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其合法地位，特别要求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营企业的产权归属及保护条款，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安心守法经营。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部分人任意侵犯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一些部门受到利益驱动，也有不文明、不规范行政行为的存在。"调查者们建议省政府尽快制定有关条例，要在条例中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破坏、勒索或以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手段侵犯私营企业合法财产"。

③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从过去几次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地位在社会上处于中间位置。他们一方面基本认可这种位置，另一方面还想继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在他们看来，私营企业主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第四次全国抽样调查问卷提供了若干途径供被调查者选择（允许多项选择），相关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选择"尽量把企业做大"、"多支持公益事业"和"树立良好形象"这三种途径的被调查者都超过了一半，其中，"尽量把企业做大"尤为私营企业主所看重，正所谓在商言商，办好企业，搞好形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虽然选择具有直接政治参与性质的途径的被调查者不多，多数私营企业主无意涉足其间但仍有近31％的人选择了"争取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究其原因，这既是因为私营企业主中的一部分人确实已经产生直接参政议政的要求，也是因为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利．于私营企业搞好形象。

④要求进一步拓宽政治联系渠道。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协凋各种关系，私营企业主要求与党委和政府建立起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渠道。目前，他们主要希望加强与四个有关方面的联系。一是希望加强与统战部、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的联系，希望这些部门能够成为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愿望的"娘家"；二是希望能够经常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召集的座谈会，以充分表达其呼声；三是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将其愿望、要求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并能即时了解决策结果；四是希望与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应当说，前三种希望都是非常正当合理的，应当得到支持和实现。至于第四种希望，则显然是与目前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关的，并且应当予以警惕：私营企业主是否与当地主要党政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这自然首先是他们的私事，但如果其背后的动机是要把这种个人联系变成金钱与权力的结盟，并利用这种结盟来为自己牟取特殊的经济甚或政治利益，从而损害社会公正，那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和合理性可言。

③要求建立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第四次全国抽样凋查数据显示，多达80．2％的企业主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关于这样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所应有的作用，调查问卷给出了若干答案，供被调查者选择，相关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看来，不同的被调查者对其行业协会或联谊会的作用有不同的需要，换句话说，这样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一旦建立，就应当具备多重功能，能满足不同私营企业主的需要。

第二类有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则已经较为直接地参与政治，并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安排。他们的政治参与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安排性的参与，这主要是指，经有关党政部门推荐，或经过基层选举，一些私营企业主得以进人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或者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这种情况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也热衷于这种参与。据统计，目前，被选举为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分别有48人和372人，被推荐为全国和省级政协委员的私营企业主分别有46人和895人；担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私营企业主183人，其中有副主席3人，常委46人。另一种是非安排性参与，其表现方式主要有：一些企业主自发地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自行参与地方领导职位选举；自办企业内部报纸和刊物，等等。

当然，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政治参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参与政治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有相当的经

Chapter_6

济实力、在本地区有较大的影响，本人多少能够超脱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既有政治参与的兴趣，又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等等。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其实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但他们在商言商，对参政议政的兴趣不大，热情不高。

6．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

所谓阶层意识，是指某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对本阶层的归属感、认同感，亦即全体成员对本阶层的共同处境与共同利益的共同认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私营企业主阶层日益发育壮大，他们之间的共性特征日渐突出，他们自己也在逐渐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

一是私营企业主普遍关心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企业的兴衰存亡，只是一个赚钱或亏本的问题；而政治上一旦被打人'另册'，则不但自己一辈子抬不起头，而且可能还要祸及子孙，株连亲友"。这种担忧并非全然是杞人忧天。一方面，他们都成长于或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们都看见或听说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子女所曾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曾经被当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被游街示众，被批斗，被判刑。提起当年的种种遭遇，至今还有不少人胆战心凉，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二十多年来，围绕他们的基本特征，社会各方面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社会上也总有一些人把他们简单地等同或类比于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把"雇工剥削"当成紧箍咒。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之所以会使他们扬眉吐气，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是因为报告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这个阶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安全。一位企业主曾经这样说道："老实说，不少从业者仍然心有余悸。要发展就得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假如你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投进去了，却没有法律保护，谁能塌下心来？"这位企业主的话无疑反映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共同心声。所以，他们一再呼吁国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以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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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七私营企业主阶层（下）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已经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阶层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呢？它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的复活呢，还是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这些都是伴随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而出现的大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而又普遍担心的大问题。我们将根据实地调查和相关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

（一）从社会流动与资本积累来看，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过去的民族资本家。

历史上总有一些惊人地相似的现象。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看似相同的现象往往会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与过去的民族资本家都是从原有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生阶层，然而，由于在历史前提。流动途径、资本积累等方面的不同，这两个阶层各有自己独特而不同的性质。所以，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④

在这里，我们将首先分析一下，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的社会来源，即他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私营企业主。表5、表6的数据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都是从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原有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与各母体阶层成员相比较，他们明显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尤其具有一些独特的素质。比如，他们大多从事过非农产业，参加的社会活动较多，经历丰富，阅世较深，交际广泛，信息灵通，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管理，容易受到市场机制的冲动。为了施展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当他们的经营能力与初始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当他们看准某种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开发潜力时，他们就有可能创办自己的企业。创办了企业之后，只要能够正常经营，他们的社会身份就会因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而从一般劳动者转变为私营企业主。

据第四次全国抽样调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大都年富力强，平均年龄43岁。这就是说，他们大多数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即便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工商业者，他们自己也已经与历史上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任何的继承与渊源关系。

那么，私营企业主们最初创办企业时的初始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调查显示，他们创办企业的初始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劳动、经营所得的积累。诚然，这种积累最初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还不足以投资兴办企业。所以，他们当中有的人就通过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社会集资等途径筹措资金；有的人则通过承包。租赁公有企业，进行雇工经营，来积累资金；已经在城乡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为个体工商户的人，一有积蓄，便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突破区域范围，赚取各种差价，由此积累起创办企业的资金；而一些具有特殊技艺的人，最初投身于加工制作某种适销对路的特殊产品，经过营销运作，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得足以创办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资金。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筹措和积累资金的方式，都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社会主义中国，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不可能再经历一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当然，也有一些人走私贩私，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换，违法掠取社会财富，等等，由此完成自己的初始资金积累过程。

"所谓原始积累"，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五卷第24章的标题，该章第1节就是要揭露"原始积累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就是指通过暴力手段，迫使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货币财富），并被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大量被剥夺了生存资料、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力市场，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个过程发生在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形成以前的历史阶段，所以被称为"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的历史，是超经济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①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即这种过程是由外国资本的人侵所引起的。外国资本的人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②具体地说，首先，进出口贸易额的激增，进一步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迫使中国社会也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次，它们在客观上对稍后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起了带头。示范、开风气之先和准备技术力量的作用。第三，外国资本带来了买办制度，造就了买办阶级。买办是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耳目和工具，并从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收人中分润一部分余沥。买办又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不纳税人，他们凭借其特权地位，保证了收人可以高额积累。据估算，到19世纪末，各通商口岸的买办人数合计至少有1万人。①从1840年到1894年间，买办的各种职业所得估计可达5000万两，就是说，买办们50年中获得的总收人，相当于清政府近10年的国库收人。②这批聚集在买办手里的资金，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

以学习西方近代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在多方面对稍后的民族资本起过促进作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所办近代企业的经费投入总额约为8000万元，其中，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吸收的私人资本额在1000万元以上，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投资高潮。③也有一部分买办、商人、地主等，投资开办近代企业。1972～1894年，中国共计开办厂矿约170家，投资总额约879万两，雇用员162640人。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那么，这个阶级的主要社会来源是哪些人呢？有研究者对其中幻位主要创办人的原来身份做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的结果。④

第一，其中有买办及买办商人　29人，占总数的　35．80％。他们聚集着大量资本，先是在外资企业中投资附股，接着又在"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企业中投资，同时也陆续经营起自己的近代企业。一旦他们摆脱对外资的依附关系，把经营重点转移到民族企业上来，他们就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第二，有官僚、地主　25人，占　30．86%。他们大都参与洋务运动或与洋务派关系比较密切，其中有些人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和骨干。他们由于投资并直接经营近代民族企业，因而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向民族资本家转变的过程。而一般的旧式官僚地主，则大都思想守旧，很少投资开办近代企业。部分官僚、地主向民族资本家转化，这在当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三，一般商人出身的15人，占18．52％。这些人大都是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商人，其中很可能有一些买办或买办商人，纯粹旧式富商投资近代企业的并不多见。例如，天津开埠前后形成的八大富商、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商、著名的山西票号等，没有一家投资近代企业。

第四，手工业作坊主出身的　6人，占　7．40％。他们经营的都是用小型机器制造铁器的工厂。除此以外，经营其他行业的人几乎没有。不仅从事缫丝、火柴制造和棉纺等轻纺工业的近代企业中很难找到手工业作坊转化的痕迹，连后来盛行土法开采的煤矿业和金属矿业中，也找不到由土窑主转化而来的近代矿业资本家。这是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不够成熟的表现。

最后，华侨商人出身的也有　6人，占　7．40％。当时，在旅居南洋群岛、澳洲、美洲的侨胞中，有一部分人经商致富，熟悉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愿意回国投资兴办企业，成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之一。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特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流动过程和资金积累过程这两个方面，中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过去的民族资本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此而言，简单地把前者类比或等同于后者，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就像今天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重要作用一样，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经发挥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领导阶级；在经济上，他们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在促进封建地主经济解体、推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是一支新兴的生力军。

（二）从财产的支配和使用看，剥削收入不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

我们知道，私营企业主在对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产生的劳动职能，从客观上看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且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同时，他们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分析到此为止，便仍然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支配和使用这些财产的，以及怎样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还要弄清楚，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究竟是剥削收人还是劳动所得。这是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性质与社会作用的关键和实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我们很有借鉴作用。他指出："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人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在"收人"两个字下面，马克思专门做了一个脚注，强调指出："收入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人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①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对这些"果实"的支配和使用情况。首先，这一"果实"中被私营企业主"周期地消费掉或加人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究竟有多大？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②的数据分析结果，1996年，被调查企业的净利润户均406762元，其中企业主平均年收人92335元，占　22．7％，也就是被调查企业的净利润中被企业主家庭"周期地消费掉或加人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91．7％的被调查者已婚，所有被调查者的平均家庭规模为4．6人，家庭年收人平均为110470元，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平均34051元，占家庭平均收人的30．8O。表7揭示了被调查者的家庭消费情况。

可见，就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来说，8．4％的企业净利润被企业主作为生活资料周期地消费掉了，另有14．3％的企业净利润（58284元）加入了企业主家庭的消费基金。调查数据还显示，82．5％的被调查者家庭已建有私房或购买了商品住宅，其余17．5％的被调查者家庭仍在租住公房或他人私宅。45．6％的被调查者平均拥有10257元的有价证券和储蓄存款。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主的消费基金数额不会很大，他们一有余钱，往往就会尽可能地投人到再生产中去，因为只有进人流通，资金才能更快地增值。

研究还表明，私营企业规模越大，科技含量越高，企业内的利润率越高，剩余的净利润就越多，而被企业主"周期地消费掉或加人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所占比例则越小。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年收人还不是很高，从总体上看，与受聘于外资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白领"的薪水差不多。因此，可以肯定，私营企业主及其家庭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不是剥削收人，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

可能有人会说，其余77．3％（3I4427元）作为生产基金的企业净利润，以及规模逐渐扩大的企业资产，不仍然是属于企业主的私有财产吗？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但是，作为生产基金的私有财产是难以用于生活消费的，况且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人民常说，纵有家财万贯，也不过"日食三餐，夜眠八尺"，其余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财产，从功能上看，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运动反映着个别资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个别资本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相互竞争，彼此对立，但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也就是说，私人拥有的财产，只要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停顿地运转，而不进人生活消费领域，那么，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就显得无关紧要。从功能上看，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发挥作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至于构成它．们的综合国力的物质财富，不论是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属于公共所有，都没有姓"资"姓"社"的区别。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营企业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营企业的发展，也与公有企业一样，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财富，共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中国现行的税收政策是保护私营企业合法经营，规定合理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把更多的税后利润用于发展生产，对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适当加以限制。其投人再生产的部分，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不停顿地运转，就会一方面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给国家缴纳更多的税金；另一方面，也给企业主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收人。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私营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促进生产、稳定社会、活跃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发挥着积极作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历史进步性，正是表现在它们发展私营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三）从管理劳动和社会贡献看，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不同于集各种劳动职能于一身的个体劳动，它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即总体劳动。在较多的人同时参与的总体劳动中，需要进行组织管理。"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因此，在总体劳动中，不仅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是劳动，凡与生产产品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且，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经营管理的作用将愈益重要。

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日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他还强调指出："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①就是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中来自企业内部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直接劳动部分，将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成为从属要素，相反地却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邓小平同志根据这一思想，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趋势，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论断。实践表明，一家企业实力的强弱，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者和劳动时间的增加，而主要取决于同等的或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科学技术越发展，直接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便相对越小。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诸多生产要素中，直接劳动既不是"第一"要素，更不是"惟一"要素，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这是我们研究私营企业主管理劳动的基本前提。

同时，经营管理劳动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中国社会中最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如所周知，中国人口众多，社会劳动者更是过多。但是，社会劳动者由于综合素质方面的差异而分化成了经营者、管理者、"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和"蓝领"（体力劳动者）。中国的社会劳动者过多，主要是指综合素质不高的"蓝领"劳动者过多，而"白领"则显得不足，经营者、管理者更是稀缺，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就像一个优秀的乐队指挥一样，可以运用灵巧的指挥棒，指挥众多的劳动者演奏出美妙的协奏曲，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与公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类似。不过，私营企业产权清晰，利益直接，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紧密结合，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私营企业主可谓大权独揽。严格的科层制管理，高中层管理人员少而精，一人多岗，兼职兼薪，责任清楚，奖惩分明，基本上克服了"瞎指挥"、"大呼隆"。"大锅饭"等公有制企业的通病。不过，私营企业管理成本低，工作效率高，风险与责任也更大。因此，与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相比较，私营企业主在经营管理中投人的劳动更多，质量更高。具体地说，其突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决策

决定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直接关系到私营企业的成败兴衰。因此，每一个企业主都会自觉地全身心投人，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要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获得必要的信息，并且通过市场竞争来随时修正自己的决策，尽最大努力避免或减少失误，并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取得成功。他们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过大量投人，而且还要继续不断地给自己"充电"，不断充实或更新自己的知识，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具有很大的弹性和模糊性。

2．资本运作

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的物化劳动，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发挥着"血液"的作用。增加十分的资本投人，往往会有十五分或更多的资本产出。今天，我们衡量一家企业的强弱，主要标准不是从业人数的多少，而是资本有机构成和科技含量的高低。正因为如此，1990～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平均每户从业人员由17．40人减少到13．66人，而户均注册资本金额则由9．7万元增加到乃．53万元；企业经营规模则扩大得更多。有鉴于此，企业主们千方百计地寻求资本，而"贷款难"则是他们近些年来发出的共同呼声。当然，资本的成功运用与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付出的创新劳动，更是一般劳动者难以比拟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广泛的运用，企业主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有切身的体会。他们采取多种形式运用科学技术，如企业主本人钻研某种适用技术，送子弟去大专院校甚至国外学习专业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高薪聘请科技人员，买断某项专利，技术人股等。近些年来，一些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投入巨资设立研究开发部，不断推出新产品。一个中小学文化的老板，如何使众多的博士、工程师受聘，而且使他们扎根，安心，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施展才能，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这　里的学问可就高深了。

3．市场营销

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仅体现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实现产品从而实现价值方面。因为，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私人劳动产品销售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即能否将产品销售出去，换回货币，完成从产品到货币转化的"惊险的跳跃"。问题是，这个转化是个自发的社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偶然机遇和任意性的影响，受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因此，私营企业未投产之前，都要对市场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投产之后，即以市场需求为指导，以销定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库存、积压，提高资金周转率。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贡献，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安排劳动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人口众多，资金短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两大制约因素。而且，在经济转型中，这个问题日益尖锐。1995～2000年，全国新增社会劳动力13402万人，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共计减少4807万人，①农村还有不断增加的为数众多的剩余劳动力。面对如此众多的富余劳动力，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社会就难以持续稳定。如果说，"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是过往的历史教训，那么，失业与贫穷相伴，则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很多劳动者没有劳动岗位，也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社会运行还如此稳定有序，其中的原因之一，不能不归结为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在安排劳动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见表8）。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1107万人，比上年增长　159．9％；其中，有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婚的重要组成部力23720．9万名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同期，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75万元的私人注册资本金，创造了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试问，在当代中国，有哪一个社会阶层能有如此之大的社会贡献呢！

二是创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私营企业主通过创新劳动，将资本、技术、劳动、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从1990～1999年，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消费品零售额和上缴的工商税收，平均每年分别以　49．08O、　56．49O和　72．08O的速度递增，超过任何一种经济形式增长的速度。

浙江省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从该省　95％以上的企业都是小企业的实际出发，浙江省解放思想，较早地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获得先发性体制优势，率先突破传统的所有制格局。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私营企业的起飞铺平了道路。2000年，浙江省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3．7％，而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总量的6．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461元，是全国人均7078元的l．9倍。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253．7元，是全国农存居民人均2253元的1．8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9279．2元，是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280元的1．48倍。2000年，全省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7985元。全省有　4348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总额4023亿元，　90％以上的经营者都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主。"建一处市场，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群众"。同时，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全省建制镇超过1000个。全省私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和注册资本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0·2％、　12．l％和9．2％。浙江省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这么快，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在实践中探索到了一个有效的模式，这就是"市场化十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份额分别为：从业人员占　92．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　90．6％，总资产占　79％，实现利润总额占　91％，上交税金占78．l％。

根据管理劳动和社会贡献，我们可以把私营企业主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关于"劳动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人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但是，由于他们拥有较多的私人财产，雇佣劳动，既有别于一般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也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创新劳动所规定的，创新劳动在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区别于拥有财产较少，而又没有雇佣劳动的一般劳动者，我们称私营企业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四、因势利导，兴利抑弊，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成长

（一）理论与政策的多次突破，逐步为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廓清了思想障碍一一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关私营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突破。第一次突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主要政策取向由"改造、禁止"、"立即取缔"转变为"不要急于取缔"，看看再说，看不准的不要急于草率地肯定或否定，同时尊重群众的创造和选择。第二次发生在1987年年初，主要政策取向由"不要急于取缔"转变为"允许存在"，私营经济从此有了合法的生存权，但当时仍给私营经济戴了一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帽子"。第三次发生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明确上升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以第二次修改宪法的形式，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上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条文。私营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三次飞跃，使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迷信，从而解决了两个重要的认识问题。首先，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能取缔、消灭私营经济，而且还要在法律上允许私营经济长期存在，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一样享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私营经济并不是什么拾遗补阙经济，而是与公有经济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的省、市。区党委和政府都先后做出一次以上的决定，要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它们都把发展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新的生长点，为此而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政策、法规，并相应地提出符合本地情况的扶持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例如，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各地都在城市周边地区与交通枢纽附近建造起规模不一的工业经济区；把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纳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当做县（县级市）、乡（镇）干部政绩的考核目标；建立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协调部门关系，为个体私营经济排忧解难。这样，私营经济的发展便逐步由自发的个人行为。部门行为转变为自觉的政府行为、社会行为。

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乡镇集体企业普遍进行企业改制。其原因在于，集体企业在集体资产管理方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产权不明晰，权责不清楚，形成"人人所有、人人又没有"和"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局面，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甚至资不抵债，企业难以正常运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盘活乡镇集体企业的现有资产，各地对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形式是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拍卖、转让等。中共十五大以后，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主要的改革方式是实行股份合作制与"一步到位"的拍卖。江苏省政府提出，全省乡镇企业都可以采取"先售后股、售租股结合"的办法进行改革，在一般的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时可不要求集体参股，采取多种措施扩大职工股，使其在企业总资本中占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适宜转为个体、私营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拍卖而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截至2000年底，全省有93．2％的乡镇企业改制，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也达到92．5％。这样一来，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　51．6％上升到　74．5％，而且还在继续提高。混合型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拉动乡村企业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站在社会结构变迁的高度，从社会流动的实践出发，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中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加、＿人中国共产党组织。可以说，这个讲话基本阐明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他们不是新生的资本家、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纫k他们与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以落实"七一"讲话为契机，从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高度，大张旗鼓地宣传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全社会真正形成共识，进一步消除对私营企业主另眼相看、另册相列、另类相待的现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这一次的理论与政策突破，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而在推动私营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问题又相继出现

私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利弊相伴而生的过程。私营企业主具有市场主体的天然本能，在经营管理其企业的过程中，他们努力要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即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这样，在私营企业主这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就很难以取得较大程度的一致。在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合唱"中，私营企业主阶层有时难免会发出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况且，私营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发展，也难免会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出现，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方面，还不能在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有效地兴利抑弊，引导整个私营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其中有些方面甚至是新老问题叠加在一起，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第一，在宏观管理上，我们对私营经济底数不清，心中无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大至全国，小至一个县、市，恐怕没有哪一个党政部门能够具体准确地掌握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私营企业主的思想动向。例如，所在地区真正的私营企业有多少家？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的有多少家？私营企业的资产规模有多大？销售收人是多少？盈利、持平或亏损的私营企业各有多少家？私营经济在本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中占多大比重？本地区究竟有多少私营企业主？这些私营企业主的年收人究竟是多少？他们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财产？他们的资产积累过程的～般特征是什么？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哪些愿望、要求？他们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政策调整持什么态度？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如何评价私营企业主？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说得上是掌握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基本情况，才有科学的依据来制定适当的经济社会政策，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育成长。

第二，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出现了一些"特殊公民"。这些人所经营的企业都有比较大的规模，一般都被地方政府确定为"重点扶持企业"。他们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曾经做出过较大的责献，有一定的知名度，多为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拥有其他荣誉头衔、荣誉称号。但是，在这一部分企业主身上，往往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可以大体把这些"特殊公民"的问题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其企业只能依靠贷款维持的情况下，一方面用金钱侵蚀政治，以便得到更多的政策性贷款；另一方面，仍然挥霍浪费，购置高档轿车，出人豪华酒店，但一旦金融部门停止给他们贷款，他们便会立即破产。）

第二类人的企业规模较大，企业盈利较多，在本地的社会影响也较大，但私生活非常不检点，或是"养小蜜"，或是"包二奶"，排闻不断，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不利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败坏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也败坏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象。

第三类人的问题最为严重，他们往往在当地官员的庇护下，以经营企业为掩护，藏污纳垢，结交甚或网罗匪类，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非法聚敛财富，甚至通过收买、拉拢专政机关中的腐败分子及其亲属，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经济上有一定实力，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与地方政府中的一位或几位负责人交往甚密从而得到当地政府的"重点保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关部门不便或是不敢检查、监督这些企业主，姑息养奸，甚至包庇纵容。但最终，这类人还是难逃法网，被绳之以法。沈阳的刘涌案件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8

应当指出，上述三种"特殊公民"的人数都很少。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小觑这些"特殊公民"的存在，因为这些人的能量不小，破坏性很大，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受到他们"牵累"的，往往不仅是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形象，也涉及政府的社会形象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秩序。

第三，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身份合法化的问题，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与私营企业同时出现、同时发展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尚不突出。而且，1986年5月，中央负责同志也曾经指出，当时的农村整党不涉及党员雇工的问题。因此，对于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问题，当时的政策取向也是"看看再说"，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议论。这个问题真正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与焦点，是在1989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通常简称为中央九号文件）以后。该《通知》称："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管理者应得的收人，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做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这一《通知》的精神在基层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整个学术界则遵守宣传纪律，在内部讨论时发表不同意见。

反对私营企业主加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一直存在。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资本家人党是开国际玩笑"。但是，2001年7月见日，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就否定了各种简单地一概反对私营企业主人党的观点。根据个人的具体条件或表现而不是其一般的社会阶层归属，来考虑私营企业主能否人党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赋予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在解决了私营企业主能否人党的问题后，下述问题仍然值得注意并且需要及时予以解决：党员私营企业主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怎样自觉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的路线和纲领奋斗？我们认为，党员私营企业主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认真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其次，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第三，要特别注意善待员工，包括尽可能地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建立各种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企业主与员工协商的机制以及员工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私营企业主如果善待员工，是能够得到更好回报的，包括能够在员工当中形成以企业为家的团队精神等。第四，在不影响企业经营和企业发展的前提下，热心公益事业，充当人民群众共同致富路上的领头人。第五，与其他党员一样，私营企业主党员不能忘记，还要在党这个大熔炉里继续锻炼自己，遵守党的"铁的纪律"，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管理和引导，否则，难免成为金钱的俘虏，做出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同时，考虑到身为私营企业主的党员人数还会增加，他们一般都拥有巨额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有效的党内党外监督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防止他们当中可能发生的蜕化变质，这不仅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关怀和爱护身为私营企业主的党员的需要，因而应当成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要知道，在失去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金钱甚至比权力更具魔力，更有破坏性。

（三）制定协调阶层关系、保证社会有序运转的社会政策

制定出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关系的社会政策，是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从一个方面引发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亦即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关系及利益格局。由于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尚非很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关系，尤其是新生社会阶层与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关系，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关系的缺位，既显然不利于各阶层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

为了少走弯路，减少代价，加快形成这种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主义社会阶层关系，我们应当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进行广泛而深人的调查研究，立足于新的实践，分析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逐步摸准私营经济的底数，弄清楚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在利益上的可能矛盾与冲突，在此基础上，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前提出发，制定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相关政策，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兴利除弊，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原则

1．切实维护企业主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共同利益是"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私营企业主的前提和基础。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对他们要求过严、期望过高，是不适当的；而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之外，也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的。恰当的做法应当是，一方面要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在宪法上体现"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体保护"的原则，只有这样，私营企业主才能"塌下心来"，放手发展企业，搞好经营管理，进而激励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另一方面，要建立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他们能够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社区居民的监督，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他们当中出现不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的"特殊公民"。另外，还应当注意的是，国家在保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合法权益时，也要充分考虑和照顾其他阶层（尤其是他们的雇工）的合法权益，历史经验一再警示我们，"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就不能保护富人的利益"。

2．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地区上看，各省、区、市先要抓住若干个典型，如私营企业数量较多的县（县级市）。在这些地方，私营经济起步较早，各类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需要予以总结提高。"发达地区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地区的明天。"抓住了典型，总结了经验，便可以用来指导一般。从私营企业主阶层来看，要注意在其中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进行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和引导。一方面，对于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要提倡所有成员都能爱国。敬业、诚信、自尊和守法，做到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有缺点的人，要及时给予帮助和教育，而不要等到他们陷人违法犯罪的泥坑之后，才用法律去加以制裁。此外，还要注意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培养一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与党团结合作的积极分子队伍，同时注意联系和团结那些在经济上有一定实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代表人士。总之，要在一个地区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区分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帮助对象和教育对象，有的放矢地做好每一个具体的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工作。

3．增强政治安排的透明度，强调"有为才能有位"

政治安排本身就是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对私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安排的标准，如拥护党的领导、经济实力标准、社会影响标准、参政议政能力标准、热心公益事业标准，等等。要在各地的人大、政协、工商联当中，特别是要在基层的中介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当中，开展认真而公开的评议活动，增强政治安排的透明度，避免出现少数人内部操作或暗箱操作现象。这样一来，得到安排的私营企业主代表人士才能得到广泛认可，发挥榜样的作用。同时，这样的政治安排不应当是终身制的，对于那些安排不当或安排后不称职的人，要及时加以调整。

4．把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工作经常化、组织化和制度化

为了保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工作得以长期而有效的进行，有必要把这项工作本身经常化。组织化和制度化。首先，各级党委（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健全私营个体经济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作小组可由一位党委副书记任组长，统战部、工商局、工商联的负责人任副组长，党委各职能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参加，形成一个权威的领导机构，并采取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制定和具体落实有关政策、法规，共同研究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愿望与要求，研究和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状况与变化，做到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与私营企业主的思想动态胸中有数，及时进行引导和协调。其次，可以考虑把"发展"与"规范"结合起来，把对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监督管理工作当做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并把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培养高素质的积极分子作为一项综合指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八中国中间阶层

一、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含义及社会功能

自20世纪40年代起，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均先后出现了以管理人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亦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级"、"新中间层"，约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　40％左右，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在日本，到1975年，"新中间层"已占到劳动人口的　34％。在美国，城市中间阶层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在1950年占16．9o，到1970年占18．2O。英国中间阶层1951年占15．3o，到1971年占19．lO。联邦德国1950年占16％，到　1970年占　16．lO。法国　1954年占　18o，到　1972年占　18．7％（倪力亚，1989：16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一些新型的社会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类似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白领"职业群体；在一系列政策调整及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分化出了一些具有财产关系的地位群体。

（一）目前中国社会人们经验中的"中间阶层"

一般而言，公众是将"白领"及"高收人"。"高消费"、高学历"与中间阶层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大多已知道"中产阶级"的称呼，但对"白领"这一叫法更熟悉些。从访谈中所获得的经验材料看，调查对象一般认为现阶段的"中产阶级"或说"白领"包括有这样几类人：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②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主要指类似办公室文秘、技术工人等）；③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④国营大企业及垄断行业的"老板"；⑤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和"大碗儿"；6钻政策调整空子起家的，靠炒卖"批文"、权钱交换、投机钻营、搞地下"黑产业"（如性交易、毒品交易）等而致富的"暴发户"。

1999年，一位曾学过社会学的传媒者这样描述他们的社会生存状态：……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他们规模不大、身份无人确认而变得不那么醒目，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有这样一批人，但没有人明确地指认你我他是不是中产阶层中的一员；……（殷一平，　1999：写在前面的话）

从2000年开始，在我们做相关调查时，问及调查对象是否知道"中产阶级"的提法时--几位北京的电梯司机（中年女性，初中、高中学历，月均全部收人在1000元上下，北京下岗再就业合同工）感到困惑不解，　但当再问："知道'白领'吗？"

"鸣，他们呀！谁能跟他们比？"

问："'他们'都有哪些人？"

答："那不就是高级饭店的、给大老板当'。J、秘'的呗！整个儿价儿'新潮'！"（2000年10月25日，访谈截录BI）几位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的回答：

甲（中年男性，"业大"本科学历，月均收入在七八千元上下，原为一国营大企业的处级经理，现独自经营一个百十多名职工的小型企业）：

"知道！我认为中国应当有他们的地位。我就想成为中产阶级，可我目前的资本还不够格。"（2001年7月26日，访谈个案截录CI）

乙（青年男性，"夜大"本科学历，月均收入在八九千元上下，独自经营配件，有自己的小型生产车间、门市）："……我们应该算是中产阶级。我看过关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书，他们是社会的骨干。"（2001年7月27日，访谈个案截录C2）

一位金融业的大型国企"老板"（中年男性，硕士学位，月均收人在万元上下，曾到某一西方发达国家名牌大学作金融方向的访问学者）的回答：

"那当然！我们都是。好像别人也这样看。"

问："你觉得你们是高消费吗？"

答："不！不不！！！"（很坚决地摇头、皱眉）"那是误解。我们也有界限，哪些该用就买，再说也没那么多时间花在这上边儿。"

问："每年定期出去旅游吗？几趟？去哪儿？"

答："差不多一两次，看时间、机会。主要是想让孩子出来放松放松。一般都去国内人少的地方。有时借着和客户谈事，连办事连玩儿玩儿，这种时候不多。"（2001年5月17日，访谈个案S1）

一位受聘于一家外企的人事部经理（青年女性，硕士，月均收人在九千元上下，现已移民西方某一发达国家）的回答：

"准确讲，我是'白领'。'中产阶级'我想应该更大些①。"

问："干嘛要移出去？"（指移民国外）

答："都这样，也就想干嘛不试试？！也想再读书，我就想读书。"（她曾多次说过从小、到大就想在学校里读书。2000年3～6月间，访谈个案B2）

从访谈对象的有关叙述看，作为"白领"或"中间阶层"的一员，他们一般都认同自己目前的地位身份；一般都讲实际，求上进，时间紧张，心身均不同程度地感到疲惫。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已有了"中产阶级"的印象，而对"白领"则更熟悉。

（二）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闰阶层"的界定

不言而喻，这里讲的"中间阶层"是指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此而言，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其分层结构中的"中产阶级"；但因国情的不同（如中国社会在漫长的现代化的社会选择及发展中，作为培育其"中产阶级"的"私人财产"及"私领域"等的结构要素，不似西方社会具有相应的独自发育、运行的社会条件，等等），我们认为以"中间阶层"称之可能更为妥当。

应该怎样界定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人、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

依此定义，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应为以下几项：

①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如工程设计、技工。

②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如下属人员及其办公设备、工具、方式等，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如办公室文秘、工程师。

③收人及财富水平：主要指工资、薪金等所从事的合法职业的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包括以合法方式拥有的收人、报酬，如股票、利息、私人馈赠、遗产等，其收人及财富水平在社会中等水平者。现阶段，以个人人均年收人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①，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俩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人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

④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如持有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各种专业资格考级证书、各种/级专业技术职称者等。

⑤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要，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如购私产房、私人汽车、定期旅游休假和相应的文化、社交消费等。

③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包括道德自律--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回报社会等的行为。如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等。

《三）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一般而言，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应以能定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协调发展、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为定位。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体现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守交易规则，以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的形成。

②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如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精神；平和、开放的心态；在公共生活领域讲文明、讲秩序；积极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辅助弱势人群，尊重个性选择；以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并适时回报社会，等等。

③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二、谁是中间阶层--现阶段中国

中间阶层的规模及构成

社会分层理论认为，一个阶层的成型，应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群体地位特征，即具有较明晰的阶层行为边界；并已形成了相应的阶层认知--对其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功能的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依此，我们不难看到，在现阶段社会结构中，这样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尽管这一群体的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也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成型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中坚力量。

（一）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来源

从结构因素看，现阶段的中间阶层，其来源构成主要有四类。

1．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

他们以较少的资本自雇、经营，规模较小。利润较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个体户3160．1万户，从业人员有240．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40），约占全部就业人员　（7058万）的0．34％。

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

20世纪50～80年代的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营企业职工这三部分人，他们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均占有明显优势，被认为是当时的"中间阶层"。（李强，2000：83～84）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人及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除了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外，一无所有，其地位优势急剧下降。原干部、知识分子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则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3．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

这一群体与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私营业主没有历史关系，而完全是依仗着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市场资源与流动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机制作用下，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闯天下"而独自发展起来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私营企业共有150．9万户，从业人员有2021．5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0．28％。

4．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社会运作中，一些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职业应运而生，随即出现了两大职业群体：一是现代企业家群体。他们或是掌握高新技术者，或是留学海外的学成回国的创业者，或是由原体制下的掌握一定的权力资源者（如国有企、事业负责人、业务员、办事员等）。他们以独有的技术、资金优势和"外引内联"的权力、关系优势，创办起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较高的社会回报。二是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其工作和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这两类职业群体，可视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新型的中间阶层的代表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共计6．23万户。其中，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达30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投资单位有306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15、407）；两项合计，就业于外资企业的人员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万人）的　0．86％。

（二）职业、职务成分

就现阶段其所涵盖的职业、职务成分看，主要有8大类：

第一，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以及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相应分类（国家统计局，2000：723）和我们的补充、调整①，包括8类人

①科学家和工程师，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不具备上述学历但有高、中级职称者。

②专业技术人员，指已取得科学技术职称，或大学、中专的理。工、农、医科系毕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从工作实践中提

①国家统计局的有关分类，均没有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别包括进去。对此，我们做了调整，在相应的各项均加进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拔，从事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教学、生产的专业人员和在机关、企业、事业中从事科学技术业务管理的专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2528．9638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277）。

③工程技术人员，指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自然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和未评定职称的技术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共计有434．5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9）。

④其他科技人员，指大专、中专毕业和具有初级职称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⑤科学研究人员，指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自然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和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包括正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技术员和未评定职称的技术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科学研究人员28．3532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9）。

③农业技术人员，指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自然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包括高级农艺师、农艺师、助理农艺师、技术员和未评定职称的技术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农业技术人员65．4138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9）。

①卫生技术人员，指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从事卫生医务工作的自然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包括正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护）士和未评定职称的技术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卫生技术人员332．9706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9）。

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学人员，指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各部门中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学活动的专业人员，包括正副教授、讲师、助教、教师和在中学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及人文科学教学活动的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教学人员1150．7901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9）。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在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的科技活动人员共计有53．451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682～683），约占就业人口（70586万）的0．08％。

第二，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企业。

第三，各级公务员、办事员。据有关统计（转自《领导文革》，　1998：　110），截止　1997年底，我国公务员为　530．7万人。

以类别分：中央政府机关48．9万人，占公务员总数的9．21％；地方政府机关481．8万人，占90．79％；驻地方和国外45．4万人，占　8．55％。

以职务分：

司局级以上公务员　2．28万人，占总数的0．43％；县、处级28．8万人，占　5．43％；乡、科技188．2万人，占35．46％；办事员及其他人员311．2万人，占58．64o。

以年龄分：

35岁及以下者248．4万人，占46．8O；55岁以上者33．6万人，占　6．4％。

第四，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

第五，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据国家统计局截止1999年底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50．9万户，投资者322．4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个体户有3160．回万户（国家统计局，2000：140）。据有关统计，到1999年底，私营企业开户占工业经济结构中的　55．5％，其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百25918．8％（国家统计局，2000）。

第六，技术工人，包括"白领"工人、流动民工中有一技之长者。

第七，商业、服务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1319万人①（国家统计局，　2000：　139），约占就业人口的　1．87％。

第八，自由职业者等。

（三）内部分层

现阶段中间阶层的内部已出现了层化的分化迹象，可见出有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之分，尽管这一分化目前还不明显。其间，中上层与中层较活跃，特别是中上层与"高收人"群体相缠绕而成为上升到社会上层的流动最快的一个层级。中下层则随时可能被"挤"到下层--其资源及占有能力几乎与下层相接近。

回．中上层

中上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约占中间阶层的　18．49％/2/。

这一层级，从职业、行业类型看，私营企业主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均横跨第一、二、三产业；但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在社区③中的社会声望等的结构因素看，却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私营企业主属于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者。他们是以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使用权为资本，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原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行运作下的新的地位机会结构中，换

①此项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中的"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两项相加而得。

②中间层内的三个分层群体其各在中间阶层中的比例，以本课题组的较窄口径界定的6个职业群体的总和为基数，求出各层所占比重。

③这里专指1949年以来在资源分配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　取社会政治、文化资源，争取并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专业技　术人员属于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对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　建议权、发言权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以其在原体制下积累、拥有的教育、文化资源优势，"下海"闯市场，成为在新的社会地位机会结构中首批获益者之一。

私营企业主分布于私营经济单位，居于农村社区者多（90年代开始有规模地向城市发展），职业权力较专业技术人员大。但在社会评价上，即使在城市社区中的私营企业主。也大多在社会声望上居于专业技术人员之后。

2．中中层

中中层包括公务员、办事员与小业主、个体户这两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36．97％。

中中层的这两个群体在社会结构背景上是大相径庭的。如前所述，公务员、办事员群体是在改革开放后，由引进外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性调整而出现的新型职业群体，其在人力资本（教育含量高）、劳动方式（以脑力劳动为主）、职业权利（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报酬（居中上水平）、社会声望（对高素质人群有很大的吸引力）、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讲究生活品位、个性化）、群体的自我认同（职业地位的优越感较强）等的社会地位评价上，均优于小业主、个体户群体。

小业主及个体户群体，其大多数属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自雇经营的、脑／体相兼的劳动者。与公务员、办事员群体相比，在上述各项指标的评价上均较低，处于劣势。

3．中下层

中下层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及白领工人这两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44．54％。

中下层的这两个职业群体，均属于现代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群体，在劳动方式上较接近，然而在职业权力及社会声望上则有较大差异。

白领工人这一群体的内部构成在现阶段较复杂。其间，既横跨国有、集体、私有及合资等不同经济类型单位，又兼具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结构两大社会经济活动类型。其身份认同也较商业、服务业人员群体离散些，如既有认同其统一性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有一技之长（暗含有一定的职业建议权、发言权）。报酬较高、市场机会较多；也有认同其多元性的--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上，并非均已具有现代性，而是鱼龙混杂。

就商业、服务业群体而言，虽然从职业的劳动性质上，现在普遍地将其归于第三产业；然而，从人力资本、职业权力、报酬及声望评价上均低于白领工人。这与我国现阶段第三产业的社会专业化水平较低有关--现阶段的第三产业的社会服务面较窄、业务分化较少、服务效率较低、社会信誉较差，等等。

三、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和问题

1．受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的多元性、过渡性所规定，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分割的特征

①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上，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四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

一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关系，及其国有经济类型或国有单位①（国家统计局，2000）。二是集体所有制，及其体。"（国家统计局，2000）。集体经济类型或集体单位①（国家统计局，2000）。三是私人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经济类型单位，如私营企业、个体户。四是"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其他登记注册类型单位"（国家统计局，2000）。中间阶层的所有制各职业群体均被分割于这四种经济关系中，这使得他们各自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

一般认为，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可以将改革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在80年代前后改革的初期阶段，不同经济所有制及其单位类型所拥有的资源，对其成员的地位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机会结构也因此而有很大的差别。期间，有两种经济类型在资源占有上最具优势。一是国有经济类型单位，以原计划体制下资源"再分配"的权力优势，在资源占有以及为就业于其下的社会成员提供较优厚的地位机会方面（如回报率较高、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职业劳动保障，个人及相应的家庭生活等的福利保障，一定的专业。技能再培训机会，等等）占尽先机（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强，2000）；二是新兴的私营经济类型（如私营企业），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孙立平，1993）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资本利润，并以此为资本与前者据有的权力资源相交换，从而获得相应的市场机会与地位回报。相应地，就业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群体的综合地位评价较其他社会群体要高。而对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评价，则仅对其"收入较高"给与经济地位上的单方面较高评价；而实际上，即使这一评价，也因"无商不奸"的传统的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社会认同而大打折扣。至于被雇在私企中的"蓝领"打工者及部分农民工，已经处于底层地位--虽然他们中的那一部分农民工的收入，已几乎"一无所有"到"已有些零花钱"；其消费水平，较之以前的"低"、"陋"，已有所改观。然而，在就业保障、医疗服务、职业安全、劳保及福利、专业技能再培训及权力方面，几乎还是"一无所有"。

在20世纪90年代深化体制改革阶段，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进，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单位的权力"再分配"的资源优势逐步削弱，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机制开始作用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机会结构。如在就业机会上，学历高。有专业技术资历和特长且年龄偏低者，其选择回报率高的职业的机会就多、就大，成功率也较高。如此，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官僚、办公室"白领"、训练有素的工人、办事员等的就业机会，明显多于被精简下来的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老职工"。

②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所分割。就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间阶层崛起于现代大工业及对第三产业有较高需求、较集中的城市社区；其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拓展，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布局重心外移及城市社区功能辐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间阶层的职业活动与社区生活半径也逐步外移，开始扩展到乡村，浸润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域社区。就此发展规律而言，我国中间阶层也将循此社区路径而发展。

所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单位化"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中央仅供给一些有限的资源及发展"指标"）、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又要受制于"中央计划"（即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每5年为一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X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如此制度安排，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中具现代意义的中间阶层的产生，缺失了"城市化"的生长环境及功能释放空间。以至影响到现阶段，中间阶层中即使为同一个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程度与区域间差距，而在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难产"。

2．现阶段中间阶层中，中下层比例最大（44．5％），其次为中中层（36．97%），最后为中上层（l8.49%），内部分层是金字塔结构

较合理的内部分层应是呈枣核形结构，即中中层为大多数，中上层比例大于中下层，如此，才能使中间阶层趋于稳定，并在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中发挥其向上流动的"示范"效应和"缓冲层"作用。'

现阶段中间阶层内部分层之所以为倒金字塔结构，于现阶段的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拉大有关。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规律而言，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但社会分化的贫富差距过大、时期过长＼，则不利于中间阶层的培育、发展，更有可能导致贫富上下两层对立与社会冲突。在对20世纪80～90年代初的社会分化的有　关研究中，曾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无论从收人和财富占有上看，我国的社会贫富分化尚在合理区间，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李培林，1995：12～15）。然而，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实证资料上，均显示出，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李强，2000：191）。据

Chapter_7

另一项收人分配课题的研究发现，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此外，在国企改革中，部分企业的亏损、停产和破产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企业职工工资的减少。职工下岗和失业，城镇中低收人阶层会随之扩大（李实等，2000：19～20）。

3．中间阶层内部各层中均含有两种社会结构性质截然不同的职业群体

如此；在地位资源的占有及机会结构的分布上便出现了在财富、权力、职业声望等方面，同为中间阶层的各群体不能分享相同的地位机会的内部整合问题。

性质截然不同的地位资源分配机制（如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原计划经济的分配机制、社会关系资源分配机制等），同时作用于中间阶层的形成与内部层化，势必影响到其内部的阶层认同及形成相应的阶层意识。受市场经济分配机制所作用的职业群体的地位机会，大于传统型的及原计划经济分配机制所作用的职业群体的地位机会，导致内部各群体在资源及机会上的不平等的占有。且前者的机会结构弹性大，相应地，其成员的地位竞争力便强于后者；而后者的机会结构则呈刚性，在地位竞争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中间阶层不仅难以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难以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发育成为被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同的社会　中坚力量。

不同的地位分配机制同时作用于新中间阶层的发育，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阶段所独具。然而，就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历程看，对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产难产"无需大惊小怪，但确须政府予以相应的制度建设及积极的社会政策安排，如此，方能使中间阶层渡过"难产期"而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

4．受社会结构多元分割的影响，现阶段中间阶层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类型，并存在一个多元且层化排序的结构

在价值观上可观察到，中间阶层中存在着：①传统性的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典型者为个体户、小业主。②现代性的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及其社会形象，典型者为公务员。办事员。其间，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及经理们更以注重实际的"实惠"标准，度量个人努力的社会价值。③"后现代"观念--强调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典型者为受雇于外企的"白领"、自由职业者等。

如此价值观及行为状态，自然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结构特性有关。问题在于如何整合及以什么样的社会性质的价值观为标准进行整合。由此将遇到的挑战是中间阶层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职业及社会交往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关系。就现阶段中间阶层的构成来源看，一部分系"土生土长"者，在他们那里，对现代市场经营运作机制及科层制的组织管理模式较隔膜、排斥，而对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大锅饭"的行为策略则运作纯熟，有亲和力。如大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原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老板"、公务员、办事员等，他们更愿意以自己早已驾轻就熟的交往方式，有意、无意地跨越诸如科层制式的"条条框框"的现代职业行为规范，从而获得有效的行动结果。另一部分则为随外资引人后，经过西方现代管理、技能培训的人员，即在百姓眼中多少有些"洋腔洋调"者，如一些高级经营管理者、高新技术专业者、现代企事业单位中的办公室白领人员等。他们在情感上，对中国"传统玩艺儿"（从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一切器物）均较反感，有较强烈的反抗情绪；反之，则很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交往准则、生活方式，直至那些颇有洋味的器物"东西"。无论办"公事"，还是"私交"，喜欢西式的"公事公办"、有一定的"距离感"；并由此多少对那些习惯于中国传统方式的"同类"（如前者）持贬斥的"眼神儿"，嫌他们"土"，"上不了台面儿"。这种相互间并不认同，并多少有些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及行为选择的现状，不能不影响到中间阶层价值观的整合，也不能不遭遇到与中国社会结构特性。民间行为习惯的互动与冲撞。如果中间阶层各群体间不能在行为选择上尽快渡过冲撞、互动的"认同瓶颈"，那么，将失去中间阶层独立的社会结构品性，从而丧失引导、定型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社会功能，并将有可能重蹈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命运的覆辙。

5．私营企业主与理想型中间阶层的社会品性尚有一定的距离

私营企业主的这种社会品性距离，就客观结构制约而言，主要受制于：①现阶段中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调整；③现代化市场经济运作不规范，及其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运作的经验及锤炼；③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后遗症的制约，如各种与其经济活动有关的执法部门对私营经济的"看法"不佳（在凋查中，私企老板普遍反映对他们有歧视，如同样条件下，贷款会先给被认为比他们可靠的公有制者，等等）因之，其视野及行动范围均被限制于一隅而难以突破、更新、升华为现代企业家。

就其主观素质整体而言，据课题组及其他有关的调查，显示出他们的弱势，主要为：①其"人力资本"①构成偏低。据1998年的一项有关企业家素质的调查②，在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中，其他经济资本类型的企业家的学历水平普遍高于私营企业主，以持有大学本科学历者的比重为例，私营企业者占　10．3％，国有企业者占43．6％，集体企业者占12．8％，联营企业者占35．3％，股份制企业者占27．l％，外商投资企业者占41．2％，港澳台投资企业者占29．3％（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　1998：131）。同项调查还显示，拥有高级职称者的比例，私营企业者亦为最低，占　24．l％，国有企业者占　66．7％，集体企业者占33．2o，联营企业者占　27．3O，股份制企业者占　56．7O，外商投资企业者占　55．2％，港澳台投资企业者占　35．9％（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1998：133）。另据90年代末的一项有关调查，在10年前私营企业发展之初，"人力资本"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一批年轻、高学历管理者后来居上，时至今日，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业主的文化水平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其中，以大学文化水平为观测点，看其与企业规模（以实有资金量为标准）的关系，发现业主的文化水平与企业规模间有相关关系：企业实有资金量在一亿元以上者，大学水平者占　53．3％；

①此处"人力资本"特指私营企业主自身的受教育及专业技术培训的资／学历水平。严格讲，由新古典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引人的"人力资本"概念，是针对劳动者素质而言，并以提高为古典经济学所发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土地、劳动、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为目的。而私营企业主因其占有物质资本，不能视为上述定义的劳动者；因此，以"人力资本"的概念去衡量他们的教育素质是否恰当，则是一个有待专题深人讨论的问题，恕此不做专论。

②此项调查系1998年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与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管理培训工程"办公室共同组织的＂1998年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数据得自于该课题组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行业、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占　64．4％，大中。

②管理中的个人随意性很大，致使企业经营管理成本较高。如其信息来源杂乱、专业化程度低。据有关调查，他们获取最重要信息的渠道是与买方交谈（占　30．8％），依次是组织和委托专门的市场调查（占14．4％）、看电视、听广播（l．9％）。与同行交谈（11．2％）、读报纸。杂志（8．0％）、通过互联网（5．1％）、中介组织（4．3％），等等。（戴建中，　2001：　360）再如，在管理规范化方面带有很大的个人风格及经验色彩。据有关凋查，在他们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度化程度低，许多重要的管理环节，没有用文字形式制订的规章、制度，如有39．2％的企业（公司。工厂）没有组织章程（或董事会章程），33．7％的企业没有人事、劳动任用和管理章程，　43．3％的企业没有工资、福利章程，　29．0％的企业没有岗位管理条例，11．7％的企业没有财务管理章程，47．7％的企业没有供销管理章程。（戴建中，2001：360）

6．中间阶层中的三个层级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动的苗头

例如，一部分本应处于上层的管理者、经理，其在权力、收人、教育、精神意识、生活方式及社会声望上，目前暂时还居于中上层状态；而本应居于中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中，已有一部分人因受到现阶段结构调整的不稳定性和不规范操作的影响，开始下滑到中层；更有一部分原本应保有中下层生活状态的职业群体，如在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中因国企改革"下岗"的那些年龄较大、学历较低及女性者，因现有的人力资本薄弱，不为以市场机制运作的劳动力市场所看好，从而失去"再就业"的可能及保障，其生存状态急剧下降到社会底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发展并定型中间阶层是十分不利的。

7．新中间阶层的崛起与代际更替的交错，致使新中间阶层的构成年轻化

据有关研究，中国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代际结构的特点是年长者占据高层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则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戴慧思，2000）。市场转型后的代际更替，从本质上反映了具有高竞争优势的年轻一代，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在上升。伴随现代化过程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的，必然是传统中间阶级的解体。传统中间阶级的解体有多种形式，如表现为某一职业群体的解体，或某一社会阶层的解体；而当前中国的传统中间阶层的解体，则表现为一个特殊年龄（中老年）群体的危机，表现为代际更替的方式，即新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99）。

参考文献

C．莱特·米尔斯，1951，《白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戴建中执笔，《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1，"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华文出版社。

丹尼尔·贝尔，1984／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铭、王宏周、魏章玲译，商务印书馆。

国家统计局，2000，《中国统计年鉴一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李路路，王奋宇，199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载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强，1990，"第七章；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鸳江出版社。

李实、张平、魏众、仲济根等，2000，忡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中国中同阶层研究报百27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领导文革》，1998，福建，第8期。

倪力亚，1989，《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1993，"'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探索》第1期。

殷一平，1999，《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0，《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年）》，华文出版社。

《中国信息报》，2000年3月28日。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1998，"素质与培训：变革时代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1998年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载《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报告1993-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中心研究组，2001，"第七章：中国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发展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中心研究组，《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