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何伟的中国纪实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译者：李雪顺 x2zhao

补充说明

中国大陆出版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三本书，由于政治原因，有些节段被检查删改。按照 www.peterhessler.net 说明，使用“加粗斜体字”将删改部分补充完整。并将未在大陆出版的《甲骨文》一书加入。

-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版权信息

- 第一部 城墙

- 第二部 村庄

- 第三部 工厂

- 致谢

- 资料来源

- 译后记

- 江城

- 版权信息

- 中文版序

- 作者说明

- 第一部

- 第二部

- 致谢

- 回到涪陵

- 译后记

-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版权信息

- 献给约翰·迈克菲

- 作者说明

- 前言

- 野味

- 胡同情缘

- 徒步长城

- 肮脏的游戏

- 海滩峰会

- 新城姑娘

- 永沉江底

- 铀寡妇

- 奇石

- 恕我直言

- 当你长大

- 四重奏

- 离乡回乡

- 主队

- 汽车城

- 中国巴比松

- 去西部

- 多恩医生

- 突袭美国

- 桥上风景

- 广场上的清真寺

- 甲骨文

- 全力冲刺

- 阿拉伯之夏

- 致谢

- 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 目录

- 翻译简介

- 献词

- 作者前言

- 第一部

- 记录A 地下之城

- 1 中间人

-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 2 美国之音

- 3 断桥

- 记录C 城墙

- 4 一夜之城

- 第二部

- 5 淀粉

- 6 好莱坞

-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 7 今夜你不寂寞

- 8 移民

- 9 四合院

-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 10 周年纪念

- 11 四川人

- 第三部

- 记录F 一本书

- 12 政治避难

-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 13 运动会

- 14 沙子

- 记录H 一个字

- 15 翻译

- 16 旗帜

- 17 直达影像

- 记录I 那匹马

- 18 混沌的西部

- 19 选举

- 第四部

- 20 唐人街

- 记录J 自我批评

- 21 国事访问

-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 23 巴顿之墓

-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 24 茶

- 译后记

- 制作信息

版权信息

- 书名：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52805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

“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

“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

“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

“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

“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

“你去哪儿？”她问道。

“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

“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多少钱？”她问我。

“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

“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工厂的毛衫就出口到你们国家啊！”她兴奋地说道。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高林凤自学了一点英语，不过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练。她对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家乡是否有农民。“你们在美国也像中国那样靠这边行驶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尽管那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行驶的道路越来越糟，路上只看得见一排轮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长城脚下，跟一个外国人进行这样友好的对话，其中如果有什么可笑之处的话，高林凤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高林凤在小镇大门入口那儿下了车，那道大门建于明朝。她谢过我，跟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往西边的杀胡驶去。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舍。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最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最为密集，可也最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一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连成一排，尽头是一个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顺着旁边的一条山路来到了城堡跟前，从那儿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儿能俯瞰一连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小的植树坑窝。每个坑半米多宽，二三十厘米深。根据山坡陡斜的程度，这些坑窝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窝里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过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见为止——简直就是坑窝的星系，只等着栽种树苗。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资金修建了用于蓄水的小型水坝，所资助的植树运动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右玉县，他们打算栽种松树——据大家所知，全县的植树项目覆盖面积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子，因为那是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买得起拖拉机了。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村民，他刚买了一台机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在附近的山头上，专门修建了两个观测站，便于更清楚地观察这个项目。

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乘坐一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开了几个星期的车后，被动地坐在车上，感觉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线，对做过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倒是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在右玉县，当地政府为他们承担的世行项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种数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记录本。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给我安排的这次行程，最后以此告终。我们就餐的地点是当地一家餐馆的一个包间，菜肴端上来了，一道接着一道，有猪肉、鸡肉、鱼肉、山西手工面。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

212题 行车前，驾驶员：

A）可以少量饮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

“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 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

其他人低声咕噜着表示认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山高皇帝远，”这位年轻的农民说道，“国家领导人坐的位置那么高，他们当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边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怎么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上的干部——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的，就是县里面的干部。”他指了指那刷着标语的明代城堡。“我们看见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坐车前来视察工作，但我们没法同他们说话。县里面的领导不让我们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钱有关。他们坐着轿车来这里，我们很想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但车子从来没有停留过。他们只给我们讲一些口号：保护耕地，退耕还林。”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他们不明白，这种必然性来自地质条件的恶劣。对丁家这样的村子来说，山高工厂远——他们没有办法同沿海地区的经济展开竞争，即使是运作得最好的植树运动，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丁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下八十多口。这跟我在北方地区听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每个村子的人口都在减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我还有个小孩，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我最终肯定会出去，但可能要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有人带我去过别的村子，那儿的村民们对世行的项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许有的地方拿到了钱，种上了树，见到了效益，”他说，“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你看这山坡——好一点的东西都长不起来，因为表层土都让他们给弄走了。他们把好一点的表层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种点什么东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们交谈的当儿，山下面响起了引擎声。声音越来越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拖拉机。拖拉机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电影里的车子——马达吼得震天响，好不容易才开上了这个陡坡。拖拉机停下来后，我看见车厢里放着一袋袋的方便面。驾驶员什么也没有说，给参加劳动的每个人发了五袋方便面。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方便面当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们纷纷撕开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面”。

“你是回教徒？”我问道。

“不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牌子最便宜——没有猪肉。每袋一块钱！”

他打开一袋方便面，然后递给我。这样的方便面比倒满的酒杯更糟：在这个山坡上，我怎么吃得下这袋干得发硬的清真方便面？这可是一个劳动者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啊。经过一番推让，我让他自己把方便面留着，还从City Special后备厢里取出一包奥利奥饼干给了他。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们弄错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贷款在黄土高原上扶持的项目已经让一百多万农民受惠。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窝换取清真牛肉面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明代城堡的废墟上涂刷世界银行的标语，好像也是个馊主意。不过，长城曾历经无数次侵袭而毫发无损，毫无疑问，它还将这样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后一拨蛮夷之人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开着车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穿梭前行。明代城墙依旧起着边界线的作用，那些防御工事依旧震撼人心，可是这一带十分贫瘠，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在一个叫作石人湾的村庄，我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骆驼拉犁。从这个场景里，我看不到什么有生气和希望的东西：在前头拉着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沟里懒得动弹一下，爬犁后面的农民大声吆喝着，爬犁下干燥的黄土的颜色，恰如城墙上那些烧制的砖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停下车来，让两位年轻女子顺便搭上了我的车。她们俩坚持要一起坐在后排，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好像在说悄悄话。十分钟过后，她们告诉我，我是她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

搭车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我每天的惯例。一路上车辆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边有人招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驾驶员试题对于乘客礼仪的问题涉及甚少，只有一个：

356题 如果你让别人搭车，后来发现他将物品遗失在你的车上，你应该：

A）据为己有。

B）尽快交还给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单位。

C）给他打电话，要他给报酬。

我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他们一般不怎么出门，如果要去赶集，会按照他们知道的时间搭乘既定线路的班车。我搭载的多数是女性，她们看上去仿佛跟我一样显得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归结起来，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又即将成为别的什么角色。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脸上浓妆艳抹。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她们总是客气至极，有问必答，却又不愿意主动打开话匣。一次，我搭载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我们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不问我。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后才会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一般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么国籍。但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个角色改变了互动的方式。他们想要显得谦恭些，但该怎么对待我，又拿不太准。有好几次，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搭车人猜测我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有人认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个妇女，一直观察着我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泥泞路上艰难前行十多公里后，终于问我：“你是蒙古人？”

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在中国，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节，对那些在很远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稍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

她们对City Special充满好奇——她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旅行，需要这么大一辆车。有次，一位搭车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正想学开车。在一个叫作崖顶寺的地方，我搭载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年轻女子，她刚刚回去看过父母亲。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丝绸上衣，涂着口红，一上车就带进来一股香水味，气味十分浓烈。搭载了那么多搭顺风车的人，我从那种气味联想到了大草原：内蒙古香水。

这个女子在清水河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包头，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辆自己的车。“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问她，“你会去哪儿？”这个女子高兴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问起她的老家，她摇了摇头。“村里多数人都养羊，”她说，“我们那儿太干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长不好，可他们还是要试一试。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没错：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只有在《中国地图》上，还能反映出过去曾有过的乐观景象：我一路驶过的那些地方分别叫作黄龙泉、三叉河、阳泉等。可是，这些地方的地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那些名字不过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个个笑料而已。白兰谷里满是沙尘，水泉村极其干燥——像一块风干的骨头。叫胜虎的那个地方，也许曾经打赢过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在这些地区，城墙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图册里，长城垛口这个符号纵横交错，但是随着我往前行进，红色的毛细血管越来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细血管。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从地图上看，地名听起来蛮不错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跟一段明长城齐头并进。可是，开了十来公里后，那泥土路面荡然无存，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溪流，上面散布着一堆堆砾石。我打算顺着那条纵贯峡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驾车来过，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车辙，而我十分熟悉的长城的影子却怎么也看不到。驶到一排窑洞前，我停下车来问路，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着我，因为他们说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当时是傍晚时分，我已经很疲倦，还担心随时会爆胎。在砾石堆上颠簸一阵之后，转了一个弯，我终于看见一个等着搭顺风车的人。

她的出现，简直就像海市蜃楼——穿着高跟鞋、短裙、白色紧身上衣。在她看来，我驾驶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楼，因为她立刻起劲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的手势，急切地要我停下车来。我摇下车窗。

“你去哪里？”她问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这条路对吗？”在这荒无人烟的沟谷里，水泉村这个名字代表的也许只是另一个笑料而已。然而，这个女人告诉我，我走的路没有错。她问：“我要去北堡，能搭个车吗？”

“可以。”女人踏上车来，伸头往里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么站着，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外面。“你从哪儿来？”她问道。

“从北京来。”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又问我。

“玩儿，”我回答道。这个词语十分常用，我是脱口而出的：玩儿。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个河滩上，这么说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女人把脚从车里退了回去。

“我还是等等吧，”她说。就这样，我让她在那儿下了车，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砾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拒绝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学习进度呈曲线上升，这条曲线没有变平过。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妆的窍门？她们搭上怀揣《中国地图》的美国人驾驶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那一刻同样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很多学习行为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不过，针对个人的各类课程繁多：年轻人可以报读英语辅导班、打字辅导班、计算机辅导班以及会计辅导班。在工业发达的城镇，进城务工的人们还可以花钱学习专门课程，让别人教他们像受过教育的城里人那样举手投足。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

“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

“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

“保证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颤动。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

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

“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

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

山间植树种草

农业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养羊

建设秀丽山川

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河对岸，是鄂尔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点。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帝国的多事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片大草原，人们修筑长城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鄂尔多斯非常广袤——跟新英格兰的面积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在河套地区以内，黄土高原变成了沙地和灌木丛。在古代，这一地区一直缺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过，游牧部落所需要的资源却十分充足，因此，他们把鄂尔多斯当作了理想的大后方：与汉人的聚居地分离开来，但又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够为遍布沙漠地区的要塞提供给养，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区域作战。

因此，他们沿着鄂尔多斯南部边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修筑了城墙。从黄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图上寻找标出来的古代防御工事的线路。可是，那一页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没有道路，地图上基本是白色区域。间或，这样的白色区域会点缀一些早已断流的河道——无名无姓的小溪，用蓝色标注，流出沙漠，长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后流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看出去，地形毫无特色可言。驶过神木之后，我继续往前开，接着到了榆林——在这么贫瘠的地方，一听这个地名就让人充满了希望。

榆林城北，长城正在一点一点被掩埋掉。一个巨大的明代城堡——镇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线上，城墙向西南蜿蜒进入了沙漠地带。这段城墙用夯土筑成，颜色比其基脚部位堆积的沙砾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个建筑结构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东面，也就是我的旅途开始的地方，城墙还能衬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恒的生命力。那儿有质地坚硬的岩石山峦，砖石结构矗立在山巅之上似乎安然无恙。越往西，每走几公里，土质就变得越不稳定，到了最后，在驾驶员看来，整片地都将一点点地流失掉。我从怪石嶙峋的山巅开到干燥的大草原，又来到黄土高原干成齑粉的小山坡上，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长城依旧，但它再也诉说不了永恒。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在长城的另外一边，人们仍在试图改良那些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战役在中国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沙化地区的总面积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有四亿人口居住的地区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各级政府在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试图让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这些项目小至栽种树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数长江改道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资源，因而启动了这项耗资上百亿元的工程，计划将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过，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了。到最后，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本来不应有农民在此定居，鄂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时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只有游牧部落。但是在19世纪，由于贫困，由于战争，一些汉人逐渐北迁，当起了先遣队。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鼓励人们大量地迁到长城的另外一边定居，他们希望中原的农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区发扬光大。在不同时期里，他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发动人们植树种草，甚至种水稻，当地本不多见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无一例外，当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工程项目。他们向当地干部提出拒绝参加劳动的要求，不过，政治自有它横扫一切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下，当地一个叫作乌审旗的地方被作为模范公社，在全国进行宣传。其他的沙漠地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种植稻谷。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显，乌审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人口增长和非本土庄稼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这一地区宝贵的水资源迅速枯竭。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人们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柳树，然后用柳树叶子来饲养绵羊。他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空中草场”——采下的柳叶直接作为绵羊的饲料，柳树本身还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积扩大的作用。这种做法的作用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全旗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持续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当地的牧民们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饲养规模。我到一户蒙古人家中进行了参观，他们总共饲养了两百头绵羊。“一切都好多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买粮食、买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讲普通话，但不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蒙古包里长大。现在，他住进了砖房，墙上贴着两张画报，一张印着法拉利蒙代尔汽车的画报，另一张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画报。墙上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两幅成吉思汗画像，一个神龛里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我问他这个神龛是怎么回事，男主人回答说：“毛泽东解放了我们，是伟大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政府颁发的奖状，镶嵌在镜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缴纳税金的行为。在农民家里，我经常看到类似的奖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保持居家整洁而获奖。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

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

“政府来的。”她说。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衣，绷着脸，似笑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

“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

“恐怕这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得申请。”

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

“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

“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我走上一条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条横贯山西全境的收费高速公路刚刚修好，山区道路上开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条路上开车，感觉就像在飞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车辆稀少。延绵数公里的一段路上，我从采收下来的玉米边上疾驶而过。在“首都汽车”，我把City Special交还的时候，油箱里的油量不多不少，刚好还有八分之一，没有新的刮痕，后备厢底板上，堆满了可口可乐空瓶子。办公室里，王先生正在抽烟，身后的墙上，还是那张服务等级公示牌：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车材料，在一些项目上做了注销登记，并录入计算机。查看过里程表之后，他把嘴里叼着的香烟取了下来。

“看，你跑了这么远！”他问道，“你去哪儿了？”

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样做似乎脸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驶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点二公里。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往西边走了走。

“到底什么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么远？”

“哦，还有陕西，”我说，“还有内蒙古。不过，在内蒙古没走多远，主要是沿着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惊呼道，“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知道吗，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只要我小心点，不会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吗？”

“多数时候是这样。”

“你不可以开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说。

“我知道，”我说，“但内蒙古有些地方没有柏油马路。我真的开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还回磕碰过的车辆时一样吃惊。“了不起！”他笑着说，“一直开到内蒙古！”他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叫过来，一起看那里程表。每个人都哈哈大笑，点上香烟，以示庆贺。我收起退还给我的押金，向门外走去。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议论纷纷：“一直开到内蒙古！”

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毛泽东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邓小平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孟杰幕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entee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e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憎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eatrice公司，236—238页

Bechtel公司，65页，105页，299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127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254页，263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了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1985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 Special。[1]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11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 Spe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一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11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后来，“安飞士”和别的租赁公司在北京开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却没有对这些新的竞争形势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既没有提升所租车辆的档次，也没有优化租车过程。他们依旧没有淘汰切诺基吉普车，一直没有人租用这台车，它躺在停车场上生闷气，有如退役的赛马，记录太差，不适合繁衍。“首都汽车”从未改进过他们的加油规定，甚至懒得去强化执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赁条款。它们的服务用语满意度一直稳稳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还是经常会回到他们那儿——我无法想象从别的公司租车会是怎么一回事儿。

完成北方自驾游六个月之后，我又来到“首都汽车”，为租用City Special缴存了一笔费用。机师让我看了备胎，查看了油表，绕着City Special的车身巡视了一圈。没有新增加的擦痕，从去年秋天我把它还回来之后，便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这次出行，我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上。最西边的那些城墙位于甘肃省海拔较高的大沙漠，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达那里。我计划在四月末开始这趟旅行，因为那时的天气应该相当不错。我在City Special的后备厢里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还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麦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愿者时结识的朋友，他来看能不能顺路搭车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们俩同坐一辆车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沿着长城的路线，恢复我去年所进行的旅程。

启程的那天早晨，一场暴风雪从西伯利亚横扫过来，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首都。城区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逃离了那座城市。然后，我朝着西北开上了110国道。这是一条破旧的两车道公路，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被废弃不用，因为另外有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两旁停着好些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无人理会——你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工人是要停工的。当时，天空中只是下着雨，但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会遇到什么——前方的路上，已经结冰。一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货物自内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盖着积雪。这些卡车在大草原上顶着侧风艰难前行，驶到这里时，那些结了冰的货物全都向右侧歪着，好像是在风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在河北省境内，开始出现“奇石”广告牌。那些地方无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峦，使农耕变得令人十分恼火。唯一的颜色，是竖立在路边的红色标牌。每一块标牌上都有几个大字，标示着“奇石”这个东西——一块块标牌被北风撕着、扯着。空气越来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颗粒开始敲打着挡风玻璃。驶过了好几块标牌，我们才开始说起话来。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高提格忍不住问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砖建成的商店，修得极为简陋，门前竖着些标牌。“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驶过了二十多块标牌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在商店里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陈列方式。里面灯光昏暗，陈列台完全占据了店内空间，狭窄的通道让人仅能勉强挤过去。一个店员站在通道边上，脸上带着微笑。我从那些陈列台边上挤过去，高提格紧跟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哗啦声。

我转过身来。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里——绿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把东西碰倒了！”那店员一边抓着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边说，“你的大衣把它扫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着那一地的碎片。过了好一阵，我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玉石，”那人回答说，“一艘玉船。”

我终于认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缆绳的残片。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里经常摆放有这种船模，喻示好运当头，那几个字说的是：一帆风顺。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厂里生产的廉价人造玉石。地上散落着五六十块碎片。

“没事，”店员爽朗地说，“随便看看。也许你还想买点其他东西呢。”

我们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于一排排的陈列台之间，好像围栏里的困兽。高提格的手在发抖。“真是你碰倒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不过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过，它就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生意的店员，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应竟是那样的平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扫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扫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随后就走了。无声无息地，又走出来几个人，三个人站到了大门的边上。我以前曾经听说，有些古董店老板会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后怪罪于顾客。现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用同样的伎俩进行路边敲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开车的，有那么多新手，他们有的是钞票可花。

“我们怎么办？”高提格问我。

“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只有买点东西才行。”

商店里，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的主题一般比较大众化。我也认出了人们最喜欢的几样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块石雕的腊肉。另有一些石头，经过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矿物纹理，不过我当时十分紧张，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一个样。我随便挑了一块小石头，问了问价格。

“两千块，”店员回答说。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马上又说道：“不过可以便宜点。”

“你看，”高提格用英语对我说道，“这儿的其他东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会摔坏。”

他说得对——从这些展品坚实的硬度来说，这事儿实在奇怪。这房间的东西，全是石头做的，怎么偏偏入口处会跑出个玉石做的帆船呢？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我期待着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冲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格魁梧，留着一头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鹰钩鼻，让中国人觉得十分注目。可事实上，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还绅士的人，于是，我们俩怯怯地向大门走去。那几个人依旧站在大门边上。

“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们没打算买东西。”

“怎么办？”店员轻声说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指着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说。“这个你们看怎么办？”

高提格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决定先给五十元试试看。高提格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如果换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钱递给店员，那店员一言不发地收下了。返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会有一只手拍在我的肩上。我发动City Special，打转方向，掉头开上了110国道。车子都开到了张家口，我的手还在发抖。在一个大货车停靠点，我们停车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得知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立刻激动不已。

“我们老板到过美国！”她说，“我这就去叫她！”

餐馆老板娘五十多岁，头发染得跟擦过黑鞋油似的。她来到我们的桌子边上，十分夸张地递上一张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张家口的这只鹰肥了许多：它的双翅显得胖乎乎的，颈子有点粗大，双腿肥得像两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头都丢掉，我依然怀疑这只鹰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个角上印着几个小字：

杰罗德·R·福特

名誉主席

“这是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在张家口这里，我们是做餐饮服务的，”金女士说。她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我指着角上的那个名字，问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这样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个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的午饭打了点折，还叫我们随时再来。又过了几个小时，快要走到内蒙古交界处了，我在路边停车时，City Special陷进了雪地里。我们找了好久才从当地找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到此，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回到长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临时，我们在集宁找了一家叫作乌兰察布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的接待大厅真大，竟然设置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不时传来保龄球和瓶柱的撞击声。

次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在路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数字可以更换，很像波士顿芬威体育场上的记分牌：

到本月为止

该路段

已发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经停了，可气温低得让人无法忍受。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旷的草原，什么也看不见——冰雪覆盖的低矮群山，在呼啸的北风里蜷成一团。我们的车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开过，它们停在路上，丝毫无法动弹，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输油管被冻住了。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一座小山，看见几百辆车排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吉普车、捷达车、桑塔纳轿车、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都动弹不得，所有的车都在使劲地摁喇叭：喇叭声组成的管乐声，和着呼啸的北风齐鸣。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形成这样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我们把City Special停靠下来，步行走到交通拥堵的点上，驾驶员们向我们讲述了堵塞发生的原委。开始的时候，是几辆大卡车的油管被冻住了。大卡车只好停了下来，别的车就想超过去。可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就在超车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一辆小轿车，那个驾驶员不肯退让。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使劲地摁着喇叭，后面的车辆越排越多，到最后，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路肩上的应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挤过去的驾驶员们堵死了。有几位开切诺基吉普车的，仗着后轮驱动系统，直接从草原上过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着平底皮鞋的驾驶员们跳进积雪里，徒手挖掘，试图把一辆辆City Special刨出来。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儿，去给那些大卡车拍张照片，”高提格对我说。

“你去，”我说，“我是不会靠近那些家伙的。”

终于，在这个地图上未做任何标注的内蒙古草原，我们跨过了那道模糊的界线——一道区分“奇”和“愚”的界线。根本看不见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对着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阵，然后掉头离去。这一次，《中国地图》派上了用场——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条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线。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City Special觉得应该用它自己的方式庆贺一下，于是就坏掉了。车子根本没办法发动，于是，我给远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打去了电话。“没问题！”他说，“我们来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对他说。

“你在哪儿？”他问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儿？”

“在呼和浩特。就是内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来。“又开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错嘛！”

跟往常一样，他把这事立马搞定了。他让我找一个修车师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发票开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可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阵。我们推着车打着了火，然后开到一家修车厂，工人帮我们更换了点火装置，花了不到一百块钱。摆弄引擎的过程中，那个机械师一直不停地吸着三五牌香烟。在我们驶过110国道后，点上这么一支香烟，不过如同七月四日国庆日里的一点焰火，不会酿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复正常工作了，天气也好了起来，我也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这一带的城墙很多——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内蒙古把长城这个词的独特之处掩饰得最为彻底。上一次游览过程中，我沿着南部边界的明代城墙前行。这一次，我往北开了三百多公里，见到了另外一道障碍物。这段城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时期。不过，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仅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宽约九米，高约九十厘米，像箭镞一样伸向远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我肯定找不到这里来。那人坐在我车上，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才来到这里。他叫我停车，我们钻出City Special后，我才发现把车停在了遗址之上。“不要紧，”那个人说，“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们跑得太远。”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头城外，我在一段城墙面前停下了车，这段城墙可追溯到止于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那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段城墙——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里，有一人多高，从几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见。

在这片毫无任何特色的土地上，这一道道城墙多少显得有些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就连那些现在才修造的建筑物看上去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们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入侵。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围着一圈用泥砖砌成的弧形围墙，以挡住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沙砾。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开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业活动的只是一间拱形茅屋，门前的牌子上印着内蒙古特有的两合一名称：修车/诊所。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在这个城市的南面，我跨过了黄河，再次进入到鄂尔多斯沙漠。这儿地势平坦，可荒无人烟，一条干涸的河床，被冲刷得色彩尽失，偶尔可见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边上。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座收费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声部分，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惨烈的一次。很明显，出事的大卡车当时速度极快，而且驾驶员把角度对得也太精准了，开着卡车斜着插进了收费亭。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鸡蛋里嵌着一条蟠龙。你禁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着小路行驶，可是现在，我驶上了210国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驾车行驶，其谜团之一，是看不见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虽说城墙随处可见，但那全是修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伟大的建筑家，连发源地也差点谦卑到无以复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化、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联结纽带。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克服了这些不足，逐渐掌握了权力。他统一了各部落，他创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以十为建制单位，长官发布命令的时候，采用统一的诗词和歌谣，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士兵们记忆。蒙古人没有陆军，没有舰队，没有修建防御工事，也没有运送给养的列车。他们有的，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拥有五匹战马。往前推进的时候，兵士们在大草原上分散开来，确保全部战马都能吃上草料，他们还要一路从母马身上挤奶。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总和。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后，对他们的后代步步紧逼的，是明朝统治者。明朝人则时不时也要面对成吉思汗后人发起的进犯。明朝时期，一些汉人军官对这样的遭遇进行过记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尹耕，他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兵部服役。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翻译过尹耕的文献，他的文字十分生动详细，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长城的城墙上。跟16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汉人一样，他也把北方人单纯地称作“蛮夷之族”。“蛮夷之女身材丰腴，”尹耕这样写道，“因为她们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兽皮，她们的肌肉因此柔软白皙。她们喜欢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没有别人看见。”根据尹耕的记载，蒙古男人有着类似的爱好。（“蛮夷之少年喜欢诱拐女人，把她们放到马背上，与之发生性行为。”）他还记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样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兽类特征。（“所有蛮夷之家都酿酒，所有人都喜欢喝酒。蛮夷之人饮酒如牛，啜饮过程中甚至呼吸如常。”）为了避免让读者获得蒙古人只对性和饮酒有兴趣的印象，尹耕还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娱乐消遣。（“蛮夷之人喜欢用剑刺杀婴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时代，蒙古人已经不再是成吉思汗当政下的统一体，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精明强悍的袭扰者。他们驰骋马背，以小队为单位，趁着夜色来袭。他们顺着山脊潜行，因为害怕遇到埋伏。他们以狼烟为信号进行联系。他们还发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贫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马匹，从事袭扰活动，之后与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战利品。蒙古人一般不会在汉人的地盘上逗留太久，他们擅长进行穿插进攻，掠夺物品，一旦得手，立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墙上，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为守城士兵要对袭扰成功后正在回撤的蒙古人进行打击。）蒙古人喜欢从汉人手里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们把劫掠来的汉人——不分男女——放在马背上，驮回到大草原，并强令他们组建家庭。然后，他们把男人（有时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当间谍——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军事情报，女人和孩子则由蒙古人留作人质。

有时候，这些俘虏很好地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似乎乐意呆在那边。这是一种实用至上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可见——中国人一旦背井离乡，会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年代南下的人们，还是明朝时期北上的人们，均是如此。石彬伦翻译了一段16世纪初期的文献，这段文献记载了一队游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会面过程。跟游牧部落一起的，有一个汉人男子，原本住在宁夏的某个小镇上，这个男子对于他们那队人马想要刺探军情的用意毫不隐晦。明朝人是这样报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进烽火台，对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领派我来此，查看你们那边为何牛车运行不止。”守城士兵应道：“上司调集数千人运送谷物，欲攻打河套内的鞑子。”蒙古人又说道：“吾等人数众多，尔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韦州［汉］人，前来赠弓，以表诚心。”那士兵驳斥道：“哦，如果你是韦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归故里？”那人答道：“韦州事难，莫若草原舒坦。何须返家？”说着，他把弓箭交给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没有回赠弓箭。那“蒙古人”策马逃离。

许多像尹耕这样的军官写过不少东西，教人如何区分变节者。他们的头发一般偏短，这一点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显的疤痕。他们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问他们当朝皇帝的年号是什么，常常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可能把中原说成是“南朝”。在一次战斗中，汉人俘获了一个曾被蒙古人绑架的汉人，名叫蒲凝。一个军官对他做了这样的描述：“蒲凝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结实，面如雄狮。”这位军官继续写道。“他长得很胖，蓄着短发，走着鸭子步。”在古代中国，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人如果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会慢慢地失去他的“汉人特性”。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政治合法性却是严格地按照先天条件确定的。王位传承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个谱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晋升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设法从汉人那里得到赐物和封号。石彬伦研究过几起案例，在长城两边的双方交战的过程中，有人把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干，已升至头领地位，后来建立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可是，他在谱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晋升——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于是在1550年，为了聚集财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向北京城的东北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明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用石头垒成的城墙，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它。蒙古军队的劫掠行为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杀戮和俘获的汉人多达数千人。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在都城周边用灰浆修建城墙，以提高工事的防御能力。

俺答汗的长子，叫作辛爱黄台吉，采取了另外的策略，以应对家族谱系的缺憾。他从显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达十多个，以期巩固同盟关系。不过，他遇到了财力不足的麻烦，他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极尽简单：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这些被休了的女人们，携家带口又缺钱，打算投靠汉人的卫戍部队，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类似的恳求遭到拒绝后，一群蒙古人组成突袭队，在整个防御体系最偏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并由此攻打进来。这一地区道路崎岖，明王朝觉得根本无需在此修建任何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攻了进来，杀了二十九个汉人。明朝的回应，则是掀起又一次的筑墙运动。这一次，他们使用了方砖，这样一来，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筑城墙。

现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悬崖峭壁上依然可见道道方砖城墙。游客们经常会想：在这样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御工事吗？可是事实上，蒙古人非常擅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进攻。有时候，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级较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横扫南方，与明朝发生暴力冲突。石彬伦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发事件称作“蒙古怨女突袭事件”——遭遇挫败的女眷最终促成在北京周围修建起令人眼花缭乱的砖石城墙。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

“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展览材料上印着中文、蒙文和英文。跟中国许许多多的博物馆一样，这里的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有一个英文句子，大意是这样的：

•成吉思汗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跟它对应的汉语句子是这样的：

•在中国历史上，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中国，人们把成吉思汗当成汉人加以谈论——至少从文化的角度看来是这样，因为他建立了王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国人的眼中，蒙古天然地应该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912年，这个地方一直处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二十世纪里，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后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内蒙古仍旧在汉人的掌管之下。毛泽东掌握政权之后，他提倡汉人到这一地区定居。时至今日，汉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

汉人还牢牢地主宰着历史。在成吉思汗陵，并没有什么尸首，因为这位伟大的领袖的安葬地点尚不为人所知。历史学家们认为，那个地方应该在蒙古国境内。中国人在1950年代修建了陵墓，以象征着对内蒙古地区的掌控权。展板上的内容对蒙古人的历史做了倾向于汉人的描述：

忽必烈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建立元朝，使之成为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发扬了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他主张改进生产方式，发展科学技术，以此来鼓励农业、手工业以及纺织业的发展。贸易和航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加强了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陵墓的主建筑里陈列着一排棺椁，人们以为那是成吉思汗及其近亲属的棺椁。在陈列室外面，我碰到了在那儿上班的一个蒙古女导游。她问我是哪里人，听到我给出的答案，她若有所思地笑了笑。“美国很了不起呀，”她说，“跟曾经的成吉思汗一样。”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跟曾经搭过我车的人一样，她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染成红色的头发，戴着银制的耳环，穿着紧身牛仔裤。她二十四岁，颧骨很高，长着草原人特有的细长小眼睛。我还在想着她刚才说的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她又说话了。

“这不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她说，“我在这儿上班，但我还是想告诉你，那些棺椁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有，根据传统，应该有特制的物件，盛装他的灵魂。”

她列举了一些物件的名称，可我一件也没有听说过，于是，我让她在我的笔记本上把那些物件写出来。她盯着钢笔和笔记本无助地看了一会，说道：“抱歉，我喝醉了，写不出来。”

她领着我，即兴参观了那些陈列品，指出了其中的谬误和夸张不实之处。她告诉我，成吉思汗出生在蒙古国境内——这个细节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认为，由于实行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内蒙古已经酿成了生态灾难。“所以，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尘暴天气，”她说，“再说，我们这个民族算是衰落了。我们曾经很了不起，可是现在呢，什么都算不上。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有蒙古国，有内蒙古，俄罗斯还有个布里亚特。可是，曾经一度，我们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民族啊。我们跟汉人不同，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蒙古人喜欢自由，但自由对汉人来说无所谓。你注意到了吗，蒙古人很会喝酒？”

我说我注意到了，其实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那是因为心情的关系，”她说，“落差这么大，心情当然不好。蒙古人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所以，我们只好喝酒。”

我们走到了室外，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我的视线越过陵墓的围墙，看到了一片干枯的灌木丛，风吹着那个女子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当然，蒙古人在过去也杀了很多人，”她说，“可是，他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进步是相当大的呀。就像希特勒——有人可能会说，希特勒这个人很坏，可是，他至少有能力领导一个国家。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

“你认为希特勒是好呢，还是坏？”我问她。

“好坏都没有关系，”她回答道，“我怎么判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你可以叫他法西斯，或者别的什么名字，随你喜欢吧，可是他把名字留下来了。成吉思汗也是一样。曾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现在的人们还是知道他。奥萨马·本·拉登也是如此。他袭击美国的时候，我替他和阿富汗人感到高兴。不是跟美国有仇，而是因为塔利班是一个弱小的族群，他们想引起别人的关注。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奥萨马·本·拉登。他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就看重这一点。”

在风中，她走起路来有些摇摆的样子，她问我，是否可以找个地方坐一下。我们在陈列室外面入口处找了张凳子坐下来，在阳光里，她眯缝着眼睛，放松了下来。“我喜欢跟陌生人说话，”她说，“有的时候，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话还比较轻松些。今天说话这么轻松，是因为我喝醉了。我一般都没有醉得这么厉害，我说话一般也没有这么随便。但是，中国有很多让我不喜欢的东西。你跑到这个陈列室来，他们说成吉思汗是汉人的英雄，真是无稽之谈。跟他打仗的，就是汉人。这个陈列室纯粹是一堆垃圾。”

间或，有别的工作人员领着几个喝的醉醺醺的领导，从旁边经过，看到我们坐在一起，都笑而不语。可是，那女子似乎并不在意。“我第一次做导游的时候，”她说，“人们总要投诉我，因为我老是讲蒙古人——讲蒙古人当领袖，讲蒙古人打胜仗，讲蒙古人建立了帝国等等。他们想让我说成是中国人。于是，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现在只好说成是中国人，可我根本不这么看。即便如此，我讲的故事跟其他导游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别人跟我说，我们讲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反正就是不一样。”

“也许，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你说这个陈列室是一堆垃圾，”我这样说道，那个女子大笑起来。

“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跟别的人不一样，”她说，“我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女孩子一般不会这么做的。我男朋友就不喜欢我这样。”

我们坐在一条凳子上，她一点点地向我这边挤过来，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腿挨到了我的腿。她的呼吸越加急促了——有一股浓浓的白酒味。

“其实，”她告诉我。“我并不怎么喜欢我的男朋友。”

看起来，该换个别的话题才合适，可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把我的脸庞仔细打量了一番，看着我的眼睛，终于问道：“你是不是特务？”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你，我是写文章的，是写书的。”

她凑的更近了些。“如果你是特务，你可以跟我讲，”她压低了声音说，“我发誓，我不会跟任何人讲。”

“实话实说，我不是特务。”

“算了吧！”她说话的声音带一点恳求的味道。“你一个人来到这里，你会讲中文，你又来的是内蒙古这个地方，你还自己开车。你肯定是个特务。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么？”

“我跟你讲的，就是实话，”我回答道，“我不是什么特务。再说，特务怎么会来成吉思汗陵这个地方呢？”

她想了想，很有些沮丧的样子。“我一直都想碰到个特务，”她小声地说，“我好希望你真是个特务呢。”

那女子现在好像清醒了些，提出要把的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我笔记本上，万一我回来的时候用得着。她写得很认真，写了中文，写了蒙文，还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太阳——大火球向四周发出光芒的图案，看上去十分天真。

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部边沿的一条小路，我开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国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长城就在附近，可从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我开上一个小时的车，一辆车也碰不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蒙古语。偶尔，一阵大风刮过，在柏油马路上掀起一阵阵小型沙尘暴，沙粒像液体一样，一波一波地流动着。开到陕西边界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搭车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其中一个是老者，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只听他大声吼道：“去靖边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刚好顺路去那个方向。靖边是靠近长城的一个小镇，那两个汉字的意思是“平定边疆”。

“不要钱？”他十分惊讶地问道。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来。他好像有点耳背——他每次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要把身体凑过来。“能不能装上这些袋子呢？”他大声问道。

“当然可以，”我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盐巴！从我女儿的农场上弄来的！”

我打开City Special的后备厢，帮着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进去——每个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里面装的，正是这段时间来我很少吃到的东西。现在，我的吉普车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德芙巧克力，还有鄂尔多斯盐。这位老者打算把这些盐巴拿到靖边去出售。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

“谁？”

“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

“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

“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我告诉他，我会留心韩河流的。这位老者戴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齿快掉光了，下巴上蓄着一绺山羊胡。跟他一起的旅伴，却是我在北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染成了淡红色，涂着鲜艳的口红，双眉之间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外套，腰部收紧，胸襟上绣着几朵金色的花儿。她个子娇小，有一个小鸟般的名字——王燕。在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她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个异类，被大风吹离了航道，随后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谨地坐在前座上，后背甚至不敢挨着椅背。

“他是我爷爷，”她说，“我们一起住在靖边。”

后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倾过来。“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钱？”他高声问道，“到靖边一般是五块。多了我们给不起。”

我们向南行驶着，从种在沙地里的一排排柳树边上开过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声音十分温柔。她刚回农场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几年前，她来到了靖边，那是离她家最近的城镇。最近，她的爷爷跟着她来到了这个小镇。“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她说，“没人愿意呆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她在靖边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二十多分钟后，老者又倾过来了。“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

“我说嘛，你就不是中国人。”他大笑着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呢！”

在靖边，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华”——“建设中华”——我帮着把盐袋子拿了进去。里边有四个年轻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干活，他们跟王燕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那几个男子颇有小镇时髦者的样子，蓄着长发，穿着缀有拉链的皮衣。时辰还早，顾客没到，他们在影碟机里放上了一张麦当娜的碟子。墙上，有一整面大镜子，这几个人挪开美容椅，练习起舞步来。他们从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想要走对步子。店堂的另一头，王燕凑在另一面镜子跟前，整理着一路上凌乱了的头发和妆容。她的爷爷靠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进了美容院后，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摆满了镜子的房间里，只有他没有盯着自己看。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在城市里仍旧没有安顿的感觉，尽管城镇照例总要发生变化。将来，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家安在离上班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从靖边往西走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把车停下来，参观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长城。在明朝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处重要的防御点。人们告诉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废墟，十分有气魄。安寺这个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宁的寺庙”，我把车在村子里停好后，只看到一个大人。那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拐杖，正在看管着一大群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诉我，长城离得不远，但他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带上，”他说，“他认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孩子钻进了City Special。他还没来得及关上车门，另外四个孩子便跟着鱼贯而入。他们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九岁的女孩留在了车外，她站在地上，头上扎着小辫，带着失望的眼神，微蹙着眉头。我看着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叫下车，可他一言不发。他脸上略带着一丝迷茫的表情，那是在历经了战争、革命、饥荒，到了现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种表情。

“好吧，”我对他们说，“你们都上来了，她也可以上来呀。”

其中一个孩子叹了口气，打开了车门，女孩爬上车来。我们沿着一条松软的土路往西开过去，我得时不时地加大油门，从一片片流沙上碾压过去。听到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在窃窃私语，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那位老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一丁点东西。他们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我只是让他们给我带路，找到废墟。于是，我停下车来，转头回去看着那几个孩子。

“我从北京开车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住在那里。不过，我是美国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参观长城，所以我就来了你们这儿。”

那几个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前座上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另外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岁，他膝盖上还坐了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六个小家伙表情极为认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分点巧克力才合适。于是，我打开三条德芙巧克力，分到他们手里。然后，我们朝着长城的方向继续前行。一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

这一带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经推进到了城镇的边上。长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间蜿蜒穿行，高度仅有三米，用夯土筑成。“你沿着这些长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钻出City Special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子这么说道。孩子们蹦蹦跳跳着绕过一个沙丘，我走在他们身后，一层层细沙，在我们脚下流淌。这一段长城连接着一个防御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筑成。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角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个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寝的入口。一个接一个，几个孩子爬了进去。

跟在他们身后，我用手和膝盖着地，爬了进去。地道拐向左边，白色的墙壁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我摸索着前行，从一堆尘土上爬过，随后出现了一丝亮光。开口处是一个通风井——其实就是一道竖直的烟囱，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这些孩子们用脚蹬着砖缝，摇摇摆摆就爬上去了。一阵沙土掉下来，我用手挡住了眼睛。“不要爬那么高！”我大声喊道，“危险！”

“没事儿！”其中一个孩子回答道，“我们以前爬过！”

我爬出地道，跟那个女孩会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着那个小女孩。等到我钻出地道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已经爬到了顶上，正在叫嚷着庆祝他们的胜利。等他们从顶上下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创可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玩蛙跳的时候，摔断了手臂。最小的那个七岁男孩，额头上有一道淤青，看着很别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这就是最后一代乡下人，那么他们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长得很相像，留着短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个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独子，一生下来就受尽呵护与宠爱。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沿着长城，我行驶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到达了鄂尔多斯沙漠的最边缘。一段土墙往西北方向延伸过去，进入了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其沙子的细腻而著称，那些沙丘的形状十分优美，顶部为圆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拉伯花饰。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腾格里沙漠的中心区域，连牧民都不愿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会停下车来，在沙丘上支起帐篷。在沙地上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静的夜晚如此。我很幸运，当时正是春天时节。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着森森白光。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

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

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沙漠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场景：在这个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天下午，沿着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穿越一片沙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边上。我停下车来，大声问他：“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那个人反问道。

两个问题都是明知故问，这条路上，连续五六十公里没有一个岔道。我问他，要不要搭车，他耸耸肩，坐上车来。他二十五岁的样子，上唇撇着一撮浅浅的胡须，像是某位书法家写错的一个笔画。他穿戴整齐，穿一件领尖带有纽扣的蓝色衬衫。他说他住在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银川。我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他说，“我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地方，就来走走。每天有三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九点三十，十二点三十，两点三十。我坐早班车到这里下了车，然后散散步。一般情况下，我会坐后面的随便哪班车回到银川。”

他说话有点奇怪，好像在痉挛似的——在时断时续的话语中，他快速地堆砌着词语，好像要用什么东西尽量填满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所有空间。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是什么，只说他姓甄。不过，当问他为什么来到腾格里沙漠时，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经在部队当兵，”甄先生说，“我是90年代当兵的，驻扎在陕西省的秦岭山区。我们每天都身处荒野，我现在会时不时地怀念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然，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做那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荣誉感。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队的事情。集体比个人更重要嘛。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依靠，到最后，你这个个体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每个月都到这个地方来。空荡荡的沙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甄先生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美国——他尤其批评美国在1999年时参与北约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服完兵役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银川一家粮食公司上班。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我当兵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一旦结了婚，这些事儿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那种聚合感就没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个样子哦。”

我问他，除了在腾格里沙漠散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

“其实，我喜欢开车，”他告诉我，“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好想早点拿到驾照哦。”

他在驾校的学习课程快结束了，拿到驾照后，他想开开出租车。如果有条件，他也想自己买一辆车。不过，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找几个朋友一起练车。他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跟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十六岁开始开车，这让他吃惊不已。在中国，开车的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岁，不过，财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等人们到了可以学车、可以考虑买车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开这种吉普车跟开桑塔纳是不是大不一样？”他问道。

“没什么差别，”我告诉他，“都有五个挡位，基本上一样。很好开的。只要你会开桑塔纳，开这种吉普车就没问题。”

“我还从来没开过吉普车，”他说，“我好想试一试。”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的沙漠一闪而过。在我们的左面，长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间。甄先生终于说道：“让我开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车靠边停下来，然后下了车，从City Special的前头绕了过来。甄先生移过去，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指着那些踏板。“这是油门，对吗？”他问道。“这两个就是刹车和离合，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答应让他来开车。也许是因为连日的长距离沙漠行车、空旷的道路和空旷的环境吧，一切都显得有点不真实了。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让发动机在空挡上空转了一会儿，随后才起步行车。他把上身前倾出去，透过挡风玻璃细细察看路况，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一片惨白。只要有车驶来，他就要急剧减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这种情形发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于道路空旷，车子倒也能够笔直行驶。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觉有点适应之后，他把车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写错的那一撇胡须下，洋溢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没有弯道，可他还是试了试转向灯，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开了车灯。他动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旷的道路吞没了喇叭声。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个卡车停靠点放下甄先生之后，“被地图”进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图上，长城依旧清晰地标示了出来，一条垛口样的折线利落地蜿蜒向西，穿过一片沙漠，但这一带的道路却十分难得见到。废墟北边，一条毛细血管样的无名小路伸向远方，我试着开了过去。路面浇铸过水泥，偶尔有几个路段被风吹来的沙子淹没了路面。每开一阵，我就得加大车速，才能驶过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终于，City Special撞上一个沙堆，停了下来，轮子完全陷进了沙子，连轮毂罩都看不见了。我试着把沙子刨开，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轮胎的气放掉一些，以增加附着力，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那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我只好往回走——看来，从那条路走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我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标示的十字路口。周围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只好凭借着指南针的指示，往南行进。开了四十多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纪念碑。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在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享用了一顿跟在鄂尔多斯沙漠里一样的晚餐——几块奥利奥饼干，几块德芙巧克力，还有一瓶给他力。夜空一片沉寂，敞开着帐篷的门帘，我躺下来，看着头顶的满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于在我说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处的位置，为了预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坏掉，我一般要储存足够的饮水。在多数地方，手机信号的覆盖情况良好——中国的通讯系统下辖好几家国有大公司，他们在各处修建的基站达到了全方位覆盖程度，令人称奇。政府还掌控着能源产业，即使在十分偏远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里的油从未见过底，因为油价管控，价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国各地一样，我加油的价格是每升二点五元。到处都看不见自助加油站。在我驾车从内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横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盖几乎没有被男人碰过。加油一般是女人们干的活儿，至少在西部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刚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轻姑娘。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只有十几岁，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描着淡妆——她们是小镇上见过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乡下人对于地图没什么认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于读过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尽管中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制图历史，地图却没能成为他们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那是印制在丝绸上的一些文献资料，从湖南省的一个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那些地图文献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属于同一时期，而中国人绘制的那些图标已经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些东西曾是为了军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制作出来的，因此极为抽象，并且采用鸟瞰的方式绘制。比例尺的运用相当精道。人们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征的符号十分连贯，显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宽敞的特点——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个地点让军队渡河作战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尤为关键。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叫作裴秀的官吏拟定出很多规则，用以指导地形的测绘和地图的编制。对于制图，中国人具有很好的技术底子。

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得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则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里面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规则，到了后来，他们做出的地图描述性大大超过分析性。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为了强调曾经发生过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连地形都可以采用变形的方式进行绘制。例如，明朝的长城地图，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样陡坡上，一个个巨大的烽火台隐约可见，而周围环境看不见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这样的制图说明，跟中国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还倒退了一步。

至于为什么把地图绘制成这个样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政府在勘察和贸易方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很少鼓励远征考察行为，官吏们更是有蔑视商人阶层的古老传统。与之相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制图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跟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13世纪，随着指南针的传入——最先也是中国人的发明项目——为商人们画出相当精致的地中海地图创造了条件。两百多年后，葡萄牙商人试图开辟南边的商业道路，他们绘制了相当精确的非洲海岸地图。这一项目有赖于政府和商人双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数位王子协调过商人的勘探过程，最后才绘制出了非洲的海岸线地图。

然而，中国的制图史上却没有类似的重大突破，因为它的发展动因迥然相异。在古代中国，地图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军队对于绘制详细的内陆地图和海岸线地图没有多大的兴趣。发生战事的地区，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筑长城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极为广袤，基本上没有特别之处。对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来说，某些具体的地点比周围环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的地图一般要突出主要的关隘和重要的堡垒。后来，无论什么地图，不但要描绘出某个地区的地形，还要标出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在葡萄牙人试图打开东非黄金贸易线路的同一世纪里，明王朝却在忙于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这样大相径庭的目标当然会形成人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图。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即便某个中国人对于详尽至极的地图有点兴趣，可要找到这样的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地图总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将地图绘制跟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想找到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详细地图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区，对地貌地图也进行了分类管理，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为了完成我的自驾游，我也懒得带上GPS。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这样的设备可能毫无用处。不过，我的主要顾虑，还是担心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从事测绘勾当的外国人。

所以，我只能依赖《中国地图》，这也算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家国营公司成立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不久的1954年，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继续秉承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这一传统目标。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我曾顺道对它做过一次拜访。那个地方让人想起老派的“单位”这个概念：灯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会议室，很多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员工，不过这个数字已经够多了，因为在我跟他们的副总编会晤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总编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一位助手给我们斟上了茶水。我们并肩而坐，中间摆着茶杯，这跟当初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情形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很显然错过了外面大厅里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能听到击球的啪啪声，时不时夹杂着压抑住的喝彩声。

徐总编告诉我，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中国地图》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区地图，因为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建筑，汽车大发展也催生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由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图》只出过五个版本的驾驶员专用道路简图。而现在，他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他们的市场目标已经从政府和军事上转移出去，不过他们对个体消费者的观念仍旧是另类的。“我们出版了很多类型的地图，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徐根才说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这句话——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图，是人们购买某样东西的时候用得着的。“我们出版餐馆地图，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饭，所有地点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释道，“我们还出版特别版的旅游地图，不光标出著名的博物馆，还会标出酒吧一条街和秀水街市场这样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市场，最近被拆掉，迁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徐根才说，“我们也得跟着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专业地图。《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购物广场和购物商店。《北京学校地图》列出了首都地区的所有教育机构。《中国城市房产地图》专为投资者设计，列出了全国的楼价预估值。如果你需要寻找某种很快就要过时的东西，《中国城市房产地图》倒是值得一赌。还有一本《北京求医问药地图册》——这正是疑难杂症患者的梦想，上面标出了好几百家医院、诊所、药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满足政府和军事需要之后，《中国地图》还是没怎么抓住这样的概念——为私人和个体推出一种具有开放特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人们需要辨识方向。仅仅给他们最好的北京地图册，让他们自己去判定，需要寻找餐馆、药店、还是只管六个月的房产价格，这还不够。我们并肩而坐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徐根才和我同时站起来握手道别，似在为我们的高峰外交活动画上句号。他祝我旅行顺利，还叫我随时再来。走廊上，我离开的时候，乒乓球比赛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离开腾格里沙漠，我向西进入了甘肃省境内。那条道路没有命名，修得太小，够不上国道的档次。不过，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对这条路进行了浇筑。卡车司机已经开始在使用那条道路，沿线可以看到很多标语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丝绸之路换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过，还是很少看见执法者。这里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马俑警察策略——间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红水村外，一辆卡车坏掉了，停靠在路边。卡车边上站着三个人，正在拍着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轿车、大卡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正如驾驶员试题中的一道试题：

344题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帮助，你应该：

A）继续行车。

B）停车，尽可能提供帮助，并联系警察。

C）停车，如果有报酬，才帮忙。

我把车停下来，那几个人说他们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牌子是巨能王。他们已经把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了一个半小时，才遇到我停下了车。他们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顺便捎带到最近的安远镇，那儿有个火车站，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把坏掉的油泵装进一个粗麻布口袋，扔进了City Special的后备厢。

这位卡车司机名叫李长杰（音译），是个南方人，老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妻子仍在家务农，他则跑出来做起了生意。他个子矮小，满脸憔悴，但目光敏锐——面露饥渴。之前是农民，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人脸上常有这样的饥渴。1993年，李长杰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营运大货车。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更新了自己的营运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万多元购买了这台巨能王。在中国，这是很大一笔钱，而李长杰对这个车的油泵恼怒不已。

“我查过了，全省没有一家公司有存货，”他说，“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换。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能够把它尽快发过来，我只好亲自去更换。去的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回来又得要两天。你是个作家——你知道你该写些什么吧？你应该写写解放牌卡车，配件太难找了。简直可笑。你还可以写一写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质量太差。这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我向来喜欢跟中国的大卡车司机聊天，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纯粹的企业家。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大卡车——通常是合伙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东省的一个卡车住宿点住了一夜，问过那些驾驶员，车上装的是什么。有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刚卸下了有色金属，现在装着竹枝扫把。另外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又装上了加工过的小麦。别的车或是卸下化学材料，装上了散热器；或是卸下网球鞋，装上了发电机。他们是新经济体制下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道路系统沿线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现场，他们都是中心人物。一辆卡车刚刚卸下计算机控制的麻将设备，又装上了小学生教科书；另一辆车运过来一车皮鞋，然后又运回去一车回收塑料。

还是那次旅行过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辆车门没锁好的货车后面行驶。那上面装着从国外进口的废纸，运到中国来循环处理。车门甩开后，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几百本小册子像垂死的小鸟一样掉落到地上。我把车停在一边，捡拾起一本。上面印着英语：武威奇财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地点位于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我后来跟武威奇公司进行了联系，他们丝毫不明白，那么多申请书怎么会出现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产品也许已经在中国的某条道路上度过了一些时日，某天又会回到那个地方进行循环处理。

在甘肃省，李师傅的巨能王卡车坏掉的时候，正装载着原棉。新疆到江苏是他行走的标准路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西北这一段，他走的那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穿过了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绿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东运到某个工业城镇，然后装上成衣——这是他主要的炼金术。“都是些廉价服装，”他说，“就是出口到中亚贫困国家的那种。”他一年能挣到五万多块，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很可观的。这一次，另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出车，其中一个是学徒。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那两个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车上，等着李师傅回来。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在安远火车站，李师傅下了车，卸下了他的油泵。油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后备厢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车”的王先生通了电话，然后对他说：“没问题！”之后，我开车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块的边界十分分明：东边是沙漠，西边有高山。不过，在这个走廊的中心区域，因为有从西边山脉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适合人类居住。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贸通道。一个个商队从这一地区穿越而过，有些商品由此经过，最后到达了中东和欧洲。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在甘肃，这两个概念沿着312国道交织在一起。现代公路从走廊中心穿过，沿着它往西北方向行驶，右手边开始出现一段段明长城。这些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延绵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某处，我驶离国道，沿一条土路前行几公里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名叫峡口。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它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就只说这么多吧：在峡口，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前哨。时至今日，这个行政区域仍旧被叫作“老兵镇”。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那些从此地经过的商队。“在我很小的时候，骆驼队还从这儿经过，”一个老人告诉我，“我还记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点了点头。“一个客商有十匹骆驼或者更多，全都身负重物，”另一个人说道，“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不过汉人居多。解放后，过路的骆驼就不怎么多了。从那之后，人们开始用卡车了。”

太阳底下，在一个古旧的烽火台脚下，五六个人坐在一起，抽着金城香烟。曾经，这一建筑物肯定十分漂亮：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屋顶和彩漆屋檐。上面有一条标语，字写得不错：“凭电力，控天地。”这儿是村子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骆驼队曾经从此经过。现在，每当天气好转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们喜欢聚在烽火台下。不过，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木头制作的屋顶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砖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筑工程上。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过去，只要吹风，大钟就要鸣响，”一个老人回忆道，“一共有八个，都挂在几个角上——一楼挂了四个，二楼挂了四个。”

他们谈论着其他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庙上去，”一个人说道，“老年人一般爱去三圣显灵道观。读书人参加宫廷考试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萨庙拜一拜。农民们如果需要祈雨，会去龙王庙拜祭。”

现在，这些地方不过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已。就连烽火台废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远离峡口村。新建的312国道从村子西边三公里远的地方经过，算是这个小村遭受的最后一次挫折，因为游客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拜访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四百，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还少。大家都说，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走了。我问，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睡一夜，他们立马把我指引到了学校——那恐怕是村子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筑。

天气日渐阴冷，风也很大，不太适合支帐篷，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村镇的时间又不够。在峡口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偶尔有人在参观过长城废墟后，到他们那里借宿。老师们拿出一张轻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级的教室。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墙壁上张贴着周恩来总理、卡尔·马克思、革命将领朱德的语录——这些话语激励着孩子们到南方的工厂寻找出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个人有知识，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中国地图》上，甘肃的这一带有很多地名跟军事有关：龙头堡、老兵栅栏、丰盛堡。峡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马匹有关：马蹄庙、大马营、军马营一、军马营二、军马营三。所有这些地方距离长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个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个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东部边沿的多数地方一样，峡口村十分干燥，满是灰尘。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过，随着我往西行驶，地形有所改变。我爬行到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荒芜的灌木地。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两百多米。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润。在远处，我看见了喜马拉雅山那白皑皑的群峰之巅。一刹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变成了缤纷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蓝，宽阔的草地一片葱绿。空旷的草地上，牲畜们在啃食嫩草，溪流从水田边上匆匆流过。这是一片大农场——宽广无边，喜迎宾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军马营一，牛仔们正在把几百头牲畜赶进一个围栏里。那些马匹个头矮小，膘肥体壮，四肢稳健，四蹄踏过，如雷贯耳，仿若千军万马从人们眼前行进而过。牛仔们穿着军人制服：窄边帽，迷彩服，劳动衣，军用靴。我钻出City Special，一个人策马而至，灵巧地下了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军衔——王佳艺班长。

“这个品种叫作山丹马，”我问起马种时，他向我这样介绍道，“个头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得好。拉东西很不错。”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城镇，王班长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汉代，当地人开始为军队饲养马匹。那个时候，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来，这个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汉人。要打赢他们，只有靠骑兵。因此，历代帝王们在河西走廊的这一带都建立了饲养基地。在过去，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御马营，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叫法。共产党执政后，把这些地名进行了编号，可还是饲养山丹马。在西部崎岖不平的地方，这种马匹用处很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新疆，国界巡逻仍采用骑马的方式。当地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不过，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也无法免疫。那里地名虽然还叫作军马营一，照看的还是两千多匹马，然而王班长告诉我，他们也正处于私有化的过程中。“严格地说，我们不再归军队管辖，”他说，“几年前，部队就不再需要我们这里的马了。目前的马匹够用了。我们现在把马卖给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游的公司。有些领导说，我们也要开始搞旅游了。”

那极有可能是军马营一的未来命运——某一天，它会发展为城市游客的农场。同时，这个地方依然有些军队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没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迹象。我到达场部的时候，那位主任十分紧张，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和记者证。接下来，他似乎不知所措，让我赶紧开着City Special离开那个地方。

最近几周，随着我深入西部，我已经感觉到，当地政府对于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在一个收费站，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把City Special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他甚至打开引擎盖，记下了发动机序列号。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担心。不过我明白，这一地区有军事设施。民族紧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甘肃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园。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来。参观过军马营一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县，以免惊动警察。我往北行驶，快到午夜，才到了一个叫作高台的小地方。这个地方沿着312国道伸展开去，一溜狭长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汽车维修店、廉价餐馆以及卡车司机旅馆。在一个低洼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馆，十几元钱一张床。他们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现款付清床位费。一个房间四张床，对着国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户，墙上有一张荷兰风车磨坊的画报。

两位四川卡车司机已经占了两张床，他们来自内江。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的是儿童服装，即将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停在这里，是要对车辆进行修理——又一辆巨能王在甘肃省境内被打趴下了。我一进去，那两个卡车司机立马兴奋起来。

“你是不是来看另一个老外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什么另一个老外？”

“那个俄罗斯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我说道，“我是美国人。”

“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她就在楼上上班。”

“她在楼上干什么？”

那个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个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语道。在甘肃的卡车司机旅馆，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四张床的房间还令人沮丧的话，那就是我知道了楼上有一个耍把戏的俄罗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个人问道。

“算了，”我说，“我累了。我开了五个小时，一直没有休息过。”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个老外，你们两个还可以聊一聊噻！”

我敢保证，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许是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止于河西走廊，真是可怜之极。可我不愿意听这样的故事，也不愿意看见那位女子，那两个四川卡车司机只好作罢。在这张十几元钱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仅仅是睡觉而已。

进了甘肃省，我车上的给他力喝光了。在宁夏境内的时候，我吃光了最后一块德芙巧克力，可乐早就没有了。在那些小镇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外国产品。苏打水没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乐”这个替代品。“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几周以来，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兴奋之巅向西行驶，到了河西走廊，疲劳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来，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总是强打精神才能睁开双眼。我满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头服务也洗不干净。City Special的启动器已经更换过，但车里面满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垫上留下了一大摊污渍。搭车人乘坐的时候，后背远离座位，我不能责怪他们——这辆车正在变成一堆废铁。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在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对长城进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洪峰上过体校——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同时也是跳远运动员——可他喜欢看历史书籍。由于差一点点资格没被大学录取，他成为了一名警察，后来分配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闲暇时间里，他到图书馆研究明代文献资料，徒步到最偏远的长城地段进行考察。他在一个专为长城发烧友成立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还属于重要发现。（例如，洪峰发现了一些明代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长城的过程中，风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跟洪峰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尽管就在北京大学工作，他却一直没跟那些教授们讨论过他的研究课题。“考古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对长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

研究工作做得最彻底的，要数石彬伦。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喜欢运动——在达特茅斯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学划船队，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队。1990年，他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这里，他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西汉时期某位哲学家的论文。之后，石彬伦决定放弃在学术领域进行职业发展，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成为了常驻中国的顾问。几年之间，他把徒步考察长城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没过多久，他辞去了那份工作，决定潜心从事全职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计划徒步走遍北京地区的每一段明长城，决心读完那个朝代出版的所有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文献。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全靠自己通过开讲座和到长城当导游来获取。

跟其他外国学者不一样，石彬伦已经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明长城实际上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1555年，数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边一个叫作水头的村子发起进攻。明王朝刚刚改进了水头村的那一段城墙，十分坚固，抵挡住了这一次袭扰。岁月长河中，这样成功的防御实例还有很多。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一份报告中，一位中国官吏对一次大捷之后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们把砍下的鞑虏人头挂在柱子上。兵士占宇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说道：“这是袭扰者应得的下场。”另一个兵士赵翩从那死人的颈部割下两片肉，生吃掉了，同时还对他的同伴大声讲道：“我讨厌骚扰百姓、找我们当兵人麻烦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为他们的上司，我很高兴我的手下这么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

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

沿着明长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驶到了嘉峪关。这个城堡位于河西走廊的尽头，然后我继续行驶，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里的佛教艺术以及附近那一个个巨大的沙丘而闻名遐迩。可我还要继续驾车前行——一路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可不甘于在这样的旅游点闲逛。我进发到一个叫作肃北的地方，在一个检查站，警察拦住了我。路障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驾驶证，”一个警察非常严厉地叫道，同时他朝车子里面看了看，“哇，你从哪里来？”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美国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这个！”他笑着对另外两名警察叫嚷道，“这家伙是个老外！”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肃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白色帐篷，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肃北县城也不过是在峡谷里有一排低矮的建筑物而已。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我停了下来。等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等着我。他只说了一个词：“身份证。”

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上唇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凭我的猜测，他是个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惊，在我迟疑的当儿，他亮出了一块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护照，然后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这个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他说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并不要紧。这里没有开放。”

“我只是来旅游的，”我说道，“我马上就走。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已经惹麻烦了，”他说道，“我们到所里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边，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轿车会不会被扣留——我知道，曾经有外国人开车非法进入到管制区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中国遭到扣押后，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全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又是谁处理这样的事情。

到了所里面，一个女警官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让我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那个男警察说他们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国人。“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依法进行了处罚。”

“怎么处罚的？”

那个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文件柜里翻找着，抽出一摞纸。他们的动作很麻利，似乎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决定再求他们一次，让他们对我慈悲为怀。“国道下来的岔路口有几个警察，”我说道，“他们检查了我所有的证件。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肃北不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可以来。”

“他们当然说可以啦！”那个蒙古族警察反驳道。“那些家伙知道个啥？他们不过是交警！一文不值！”

对此，我很难加以辩驳。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

沿着一条小路，我行驶了五十多公里，进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国地图》上，这一片区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页的版面大概只标出了十来个地名。其中有个地方叫作玉门关，汉朝时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军事建筑。浇筑的道路通到这里就走到头了。

一条崎岖的土路继续往沙漠里延伸进去。现在，我的地图用不上了，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满布的浅丘上颠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条土路也到了尽头。在古时候，这里是一座有军队把守的粮仓，修建于两千多年前，专为在此驻扎的汉朝军队提供粮草和给养。在这周围的沙漠地带，帝国的西部边缘，汉人没有修建长城，只修建了堡垒。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一片荒芜，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垒。沿着长城这条线，我走到了尽头——连绵不断的城墙像一条溪流，流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堡垒，如同水龙头上刚刚关闭时滴落的几滴水珠。

河仓城一个人也没有。政府计划把通到这里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还没有开工，因此这地方仍旧一片孤寂。这座古老的粮仓十分雄伟，有六十多米长，围墙高达三米多，在一片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筑成的支柱，墙壁上有可以看见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墙上，我发现了夹杂其间的稻草，那是修建时使用的原材料。这一带极为干燥，里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鲜如初，实际上它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跟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堡一样，匈牙利籍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在20世纪早期对这个粮仓进行了考证。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带着沙漠驼队在此停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追踪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过的路线。在其中一个地段，他偶然发现了两排脚印，一排脚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条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七年前，他带着他那条忠实的狗达希二世从那里走过。他写道，时间在这片长期滴雨未下、没有流沙，也没有遭到侵蚀的土地上好像已经失去了破坏能力。

在城堡的墙根，我支起了帐篷。远处有一条小溪，小溪两岸是一片沼泽地，恰似一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这一片焦干的土地上。天空中却一刻也没有闲下来——蔚蓝色的苍穹中散布着几朵流云。半夜时分，呼呼的北风把我吹醒了。那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一直灌进这座废墟里面。我躺在那里，听着那首曾经撩动汉朝兵士心扉的风之歌。

离开河仓城，我开始往回走。沿着215国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肃省，我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在边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我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堡垒不见了，烽火台不见了，长城不见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后头。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在道路边上吊挂了一辆小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几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车门，靠几块铁皮吊着。车子的后半部分涂着几个字：“四人死亡。”这一整部废旧小轿车竖立在几根离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来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车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

时速80公里很危险

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一路上，我看到两辆坏掉的大卡车。两辆车的司机站在巨能王边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绝搭车。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已经等待了两天时间。他问我，是否有食品和饮水，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最后两瓶水和最后的一点奥利奥饼干给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无一物。西边，耸立着五六千米高的皑皑雪山。

接下来那一段两百多公里长的路上，我基本上没有看见人类居住的印迹。没有加油站，没有商店，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在这里刻写宣传标语。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城镇，不久前刚刚被夷为平地。那座小镇看上去像是一处军事设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齐。曾经一度，这里一定驻扎过好几百人。而现在，它被废弃了——道道断墙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国残留的踪迹。不远处，公路上分岔出两条土路来，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来充满军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设”。向右，通往“统一”。深吸一口气，我径直往前驶去。

[1] 意为专供城市使用。——译者

第一章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

第二章

冬季是三岔最宁静的季节。庄稼收完了，果园的活儿也基本上干完了，只是偶尔要去做做果树的修枝和嫁接。男人们主要是捡拾柴火，有时候也会进山打猎。他们在山上设下圈套，一心想着捕获獾、野猪之类的猎物。不过，人们多数时候呆在家里。因为空气干燥，下雪并不多见。不过，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里，炕是唯一的热源。日常生活多在这个巨大的土床上进行，如果你在早上九点钟走进一户人家，极有可能看到大家还盖着被子在睡觉。他们吃得很少——这儿的人在冬季只吃两顿，而不是三顿。他们在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有时候打打盹也就过了一个下午。上午，一片宁静。寒冷的日子里，这村子如此宁静，村民们仿佛都在进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后，他就没去幼儿园，一直呆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给他服用医生们开出的类固醇。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小男孩特别容易哭，他在医院同室病友——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儿——身上学到了这个行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会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个猴子似的，”他父亲看着他掉下的眼泪说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亲也会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套做法。一个冬天，他的体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亲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一起听一听英语磁带。

冬天是我最喜欢到乡下去的时节。没有夏天那种大风吹拂，每一条道路都干净多了。有时候，我会沿着长城走上四个小时的山路。大山里一片安宁，小村庄则有一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到了晚上，农民们常常会聚到某个人的家里喝酒打牌。一个冬夜里，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译）家里吃饭，几个男人开始谈论起车子来了。魏子淇说他希望哪天能够拿到驾照——这个打算他提到过好多次了。

“何伟是个好司机，”魏子淇说。

“一般一般，”我说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很多美国人都是十六岁就开始开车。”

“将近二十年了哦！”

“还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见当时那架势就好了，”魏子淇说道，他接着便讲起了我们开车进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听得津津有味，尽管我敢肯定，他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村子里被传得滚瓜烂熟。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请我过去吃饭，借以表示他的谢意。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高仅有一米五，但却是全村笑容最灿烂的人。他从来不太多说话——吃饭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听别人讲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简陋，墙壁上糊着旧报纸，一张不怎么值钱的《中国地图》算是墙壁上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地图上，很多城市都标上了手写的号码，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个号码。这些号码从北京开始，到澳门结束，其间的顺序分别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萨、乌鲁木齐——遍布全国。

“这些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当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远就去过北京。”

“那你编那些号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要预报天气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着解释道：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预报天气的城市顺序都是一样的，先从北京开始，接着是上海，然后依次播报下去，最后以澳门结束。魏全有记住了这些城市的播报顺序，然后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突然，我有点糊涂起来。“你那么做难道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笑了笑，那架势仿佛是在说，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难道还能干其他事不成？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冬季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把业务扩展一下，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他把门前那块晒坝铺成了水泥地，还新修了一间厨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怀柔，去购买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怀柔的时候，他开始带手机了，只是村子里还接收不到手机信号。在以往，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进城的时候，他开始注意起来，避免穿那身农民装束——这一点是我们上次进医院的时候，他在医院学到的。他买了一套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再是农村人经常穿着的军警服式样。他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称叫作“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依旧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的时候，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怀柔位于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无论从社交还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这都是连接三岔和北京的中点。很难准确界定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十五年前，这个地方更偏向于农村这一头。1995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建筑物正像在首都那样显得非常过时：尽是些矮小的方块状楼房，高度只有三四层，外墙要么贴着瓷砖，要么安装着蓝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宽敞，车子却没有几辆。怀柔称得上是一处流放地——远离北京跑到这里来，实在没什么理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而言，这里已经变了样。怀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边缘，一条条道路从这里延伸至山村地区。自然而然地，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离乡进城的第一站。对来自乡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让人找不着北，怀柔则是个可以操控的地方。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发展迅速，当今的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十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兼而有之：这里是农村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活不超过一代人，而且，当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在乡下地区往来奔波的人们。

跟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兴城镇一样，怀柔看起来有点像个训练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他们往那些七层楼高的建筑物上面张望着，朝商场的橱窗里面张望着。他们在熙来攘往的车流里穿梭着——怀柔的驾驶员都学会了全神贯注地开车。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原来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地方闲逛。现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各开了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家快餐馆总是拥挤不堪。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场，名叫大世界，同样拥挤不堪。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百货商场内，到处都有并非恶意的推搡：在拥挤的扶梯两头，人们你推我攘；在商场的货架间，人们艰难突进；在商场中庭，拥塞的人们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场的装饰方案主题简单，实施复杂。主题是：发亮的物品，发声的物品。到处都是玻璃镜子、玻璃围栏、经过打磨的金属柱子等等；到处都是噼啪闪动的灯管，以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这里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厅还要多。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跟宁静的小山村的区别还要大。从乡下来的人很喜欢大世界——他们步履蹒跚地踏上电动扶梯，在耀眼的光线里幸福地眨巴着眼睛。这正是怀柔的诀窍：这是一座正在转型的城市，人们转变的速度，跟农民们换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样快。

魏子淇在城里面有亲戚：一个大哥，还有几个堂兄弟，全都来自三岔。他们带着他来到材料商店，为他的翻修工程购买材料。2003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找到了几个他信得过的生意人。这些都是新型的关系——在农村，跟正儿八经的商业扯上关系的并不多见。城里人把这叫作“关系”，做生意则要学着“拉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拉”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拖”、“拽”等，而这样的描述其实再适合不过：凭着关系，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请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到餐馆吃饭，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着白酒，一支一支地给人递上香烟。他自己也开始抽烟了。之前，他把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抽烟这个习惯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很费钱。不过，对于想要做生意的中国男人来说，一起抽烟是拉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去怀柔，魏子淇都要带上几包红梅香烟。

冬天快要过去，魏子淇在修完晒坝，新修了一间厨房之后，又修建了一个鱼塘。原来那个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边上，已经变成了他第一次经商的文物古迹。不过，新修的鱼塘的面积是那个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里面养上虹鳟鱼。至于广告，他找到了一块丢弃的卡车引擎盖，这块金属板已经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块金属板刷上蓝色油漆，用大大的红字写上了餐馆的名字，然后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条小路尽头的乱石堆上。对他的餐馆而言，他考虑过许许多多响亮的名号——三岔农家乐园、甜水农家别墅、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尽管他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拉关系，但他从骨子里依然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

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

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

在平实简单的观察中学习；

返璞归真。

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朝代和他们修建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跟乡村生活有一点点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让他们觉得好受些。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生活——大多数城里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历史，只是远或近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必每天都去考虑这些问题。当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能够买车，又能够花钱旅游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时不时地到乡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历史的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去，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困在了历史里，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在三岔，人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他们的土地关系依然极为纷乱，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像魏子淇这样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这段历史。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谱，但那几份传了几代人的残破地契依然保留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魏子淇的父亲把这些文件藏进了自家的楼顶。魏子淇本人却没有那么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儿随意折起来，用一块脏兮兮的红布包着，扔进了抽屉。

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绪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写的地契上说，一个叫作于满江的人租了一块地。交易不涉及金钱——双方认可的报酬是每年一斗谷物，相当于现在的十一升。于满江种的庄稼长势肯定不好，因为从另一份契约看得出来，他“由于缺钱”把那块地典押了出去。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应出一百五十吊钱换取那块地的使用权。四年之后，他痛快地买下了那块地，总费用是三百五十六吊钱。

一吊就是一串铜钱，魏家这些契约上记录的钱数都是些小钱。在以往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土地时常要进行租赁或者典押，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时代，大地主往往把持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闫。贫穷的人家要从闫家佃得土地耕种，即便有些家庭能够买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劳作才能够维持生计。魏家保留的合同里面，就有几张记录的是几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说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两兄弟得平半负担葬礼的开销。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文书都是由代笔人书写的，而且写得很不规范。很明显，在上面签字画押的农民们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乡下的变化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期，北方的情势尤为糟糕，这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约中，写得最不规范的那份文件从1946年开始生效，签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搅屎棍的父亲。因为财务危机，他答应把一块土地典押给他的一个堂兄，换回大约六升包谷。契约上说：“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里，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消失在没有记录下来的历史迷雾中。魏子淇读不懂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契约合同，直到我读给他听，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这件事儿。当我问起他跟“搅屎棍”的关系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很复杂。”不管怎么说，那些古旧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态。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够多的谷物，能够从搅屎棍的父亲手里把土地典押过来，但他的那点谷物又不够维持一个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后两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弱智牺牲品。

当时，共产党已经在华北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贫瘠山区里建立起根据地，支援他们的核心力量则是那些一穷二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分给那些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们，从而结束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产党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推行了这项改革。这种做法非常管用，以至于他们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暴力对抗：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被无情地镇压的地主成千上万。佃农们分到了田地，五千万个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合理合法地得到过土地所有权，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这一标志性的历史巨变出现在1949年9月——也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面。这份合同装裱得十分漂亮：边框上装饰的是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下缘画着农民们沐浴着阳光正在耕种和收割的场景，顶部画的是毛泽东像。合同说，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块田地。地块的面积都用小写数字列了出来：1.2亩、0.7亩、0.3亩、0.3亩、0.1亩、0.1亩、0.15亩。对这个大家庭来说，这些地加起来不到三亩，但比魏家以往所拥有的土地还是多了很多。其中一个地块原来属于搅屎棍的父亲——很显然，他没能赎回典押出去的那块土地——但对于其他地块原来的所有权却没有提及。魏子淇告诉我，那些地块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闫家的土地，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后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被斗争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没了下文。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往事。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轮土地改革运动马上收到了效果。这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农产量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上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主张要把那场革命继续深化下去。20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他要求把农村的土地重新组织在一起，而这一次是交给人民公社。农民们失去了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随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个人获利的权利。什么东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劳力、收成——于是，产量变得极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向农民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钢铁产量。结果，农民们把农具和炊具都扔进了高炉进行熔炼；在很多地方，人们把种庄稼的事情放在了一边。于是，一场大饥荒横扫中国农村，饿死了很多人。

对于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跟大多数农村人一样，他不愿意在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记忆里徘徊不前。因此，他们家收集的那些契约文书在人民公社时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于搞大集体的开始，从他们家的契约合同上看不出来。从1961年以后，也就再没有留下什么合同了。那一年，大跃进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民公社制度依旧存在着。如果魏家还签订了什么合同的话，他们家也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文书只有一件：一份早已过期作废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使用过这玩意儿。卡上标明，“魏明云的妻子”在7月份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个劳动日。那位妇女甚至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为主的集体劳动中，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没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不能有个人利益，农民们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贫困状态。当时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时代，他经常要吃掺了榆树皮的面条。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好处。每个人的热情又回到了田地里，1979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城市人被落在了后边，至少从相对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城市人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全国仍然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因为领导人想发展出口型经济。他们改善了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起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城市里，所有的土地从技术层面来说都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却可以拥有附着在上面的楼房；他们可以把楼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于抵押等。这一变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于刺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这样的改革在农村居民那里一项也不适用。在乡下，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他们开展了道路修建运动，不再收缴公粮和农业税。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何况还有那么巨大的人口数量。2005年，根据政府所作的调查，农业人口依然多达八亿，农村户均人口数为四点五五人，耕种的土地不足六亩。在西方人看来，这点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还有盈余用于出售。因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应该进行整合才对。但那些人即便离开了村子，依然会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用地权。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们又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在耕种借来的土地的时候，投入的热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旧属于已经搬到怀柔居住的那对年轻夫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够出售那所房子，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长期租用，可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纯粹靠的是关系——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关系，我就可以信任这份合同，但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我这个角度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对这个村子来说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会把这样的财产进行改建增值，而那对年轻的夫妇则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买卖房屋的钱。

在三岔这样的地方，实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共有十七名党员，这些领导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他们要解决土地争端，负责管理公共基金，选举党的支部书记——也就是当地职位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着当地所有的党员：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进去。他们要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事务——我和眯眯搬到三岔居住之后，当地的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就我们到来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讲，他们在是否允许我们住在三岔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谁带头反对我们在三岔居住：搅屎棍也是一名党员。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她名叫刘绣莹（音译）。刘绣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出生在这个村子，最终也定居在这个村子里而没有嫁出去。20世纪70年代，读完中学之后，她离开三岔继续读书。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经过培训，她最后当起了“赤脚医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服务的地方非常贫困，非常偏僻，很难享受到一般的医疗服务。刘绣莹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这里结了婚，继续种田。1998年，她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三年之后，她再次当选。全县范围内，总共只有五六个女性党支部书记。在渤海镇管辖的二十三个村子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党支部书记。

抽象地看，刘绣莹的身份极不寻常，但对她本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是个大个子女人，肩部很宽，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她走起路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这样的外貌——如果出现在城市里，简直难以想象。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被称作“小姐”，在当下这个时代，多数小姐都已经养成了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她们的双臂犹如脱粒用的连枷，双脚好比压模机；她们穿着一点也不实用的衣装，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整个动物王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场景，比一个小姐奔跑着追赶出租车更具有震撼力。这很像孔雀王国的求偶之舞：到处都是华丽的羽毛，到处都是恣意闪亮的色彩，动作过多，显见的目的却很少。

然而，三岔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只要她一动起来，事情总能得到解决，而且解决的速度极快。她跟当地的男人一样干农活，一样参加村里的道路修建工程。干活儿的间歇，如果男人们喝酒打牌，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四十好几，满头黑发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长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宽大。她的个子不高，但她的头总是高昂着。她的声音沙哑，嗓门响亮——她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从我的屋子里听出来这一点。每次我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都会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来了？”不过，我知道她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在三岔村党支部会议上讨论外国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是这个态度。她比搅屎棍要精明些，搅屎棍当时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们赶走，如果我们被批准在村子里居住，那意味着他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后，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眯眯向村里捐出了一千块钱买水泥，专门用于维修那条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用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关系”——十分不确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搅屎棍是同一个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他告诉我，她在跟上头的官员们打交道时特别有能耐。大多数村民也很佩服她的这种素质——他们觉得，在让政府出资为村里新建道路这事上，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过，我还是在魏子淇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戒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觉到那实际上是一种跟对手暗暗较劲时才有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是村子里面能力最强的两个人。

魏子淇不是共产党员。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比村子里的领导年轻很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后，魏子淇去怀柔拜访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给他提了一条忠告：千万不要碰政治这个东西。但是，在三岔这样的小村子，纯粹跟政治不搭边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踏入商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领导可以找到种种方法为难创业者，如果他想获得贷款的话，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国的农民不可以用他们的土地作为担保物，他们需要村子里的支持才能提出贷款申请。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镇政府之前，魏子淇从来没有直接挑衅过党支部书记。申请补助是她的职责，魏子淇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镇政府，从而绕过了她的权威，相当于让她在更高的官员面前丢了脸。2003年，补助下来了：每个月五十元。过春节的时候，政府送来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面粉、一袋大米，以示对残疾人家庭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带着傻子下山的时候，我起先觉得魏子淇只是关心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没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他一样干得成事儿。当我向他打听村支部书记的反应时，他说她非常生气，只是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因为法律站在魏子淇这一边。他似乎对那女人的生气感到很满意。“村里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处境，”他说，“只不过我走在了前头，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胆量。她是有些不高兴，但她终于知道了，我也是有办法的人。”

村子里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样，他对他未来的顾客也一无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计划基本上都是凭空推测。但这个人在时机的把握上实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车之年，也是中国汽车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大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仿佛诸多因素掐准时机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项目、生产策略、顾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病毒等。自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修建了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这两年时间里，人民共和国在乡村修建的沥青和水泥道路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原因，有时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时，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到2003年，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都开始在中国投产，而这些亚洲公司很快就产生了冲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厂也发展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也就是我曾经去考察过试车环节的那家公司——揭开了第一辆微型汽车的面纱，并取名为QQ。这辆车比迷你库珀轿车还要袖珍——QQ车的长度仅有三点六五米，发动机为零点八升。这款车型看起来跟通用公司原本计划下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雪佛兰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两款车型如此相似，以至于车门都可以互换。在中国，各大公司快速仿制外国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这事儿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原产品还没有走向市场之前，奇瑞却想方设法生产出了跟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推测，奇瑞设法搞到了生产图纸，也许是通过商业间谍的方式吧，但这一切谁也没办法证实。（通用公司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了。）到了后来，比拼的便是价格。一辆全新的QQ车售价为五万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轿车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难于作出的选择。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车销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厂一起，他们掀起了汽车市场的革命，汽车厂家不得不作出降价的决定。从2003年4月份开始，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汽车厂向各大经销商提供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八。在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新上路行驶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辆。

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就有些车辆驶上了这条断头路的坡顶处。每到周末，来三岔的游客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城里面一些投资者的关注。一个北京商人铺通了往黄花镇那条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后在三岔水库边上开了一家餐馆和招待所。这是村子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一共有十几张桌子，可以进行室外烧烤，一口大水塘里养满了虹鳟鱼。周围的环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围墙高高地耸立着，水库里的水平和而宁静——而且北京人很喜欢这一切。你会发现，只要他们一开车进入这个村子，脸上的压力统统没有了。如果他们沿着水库再步行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来到马玉发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里的隐士，至今一人独居，还在用他那台滴答作响的闹钟。不过也有传言，说有开发商想要开发那个地方。多年来，这个远离北京、跟北京隔绝的村子一直在萎缩。而现在呢，城市生活的触角开始慢慢地伸到了这个高高的峡谷里来。

整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下村新开的那家餐馆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总有些怀旧的城市客人更喜欢吃传统的农家饭——在真正的农民家里吃农家饭。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吃上一碗榆树面，也许会带给他们不一般的感觉。其实，他们平时所吃的虹鳟鱼来自瑞士供货商。最近几年，这一外国物种已经被引入到了山沟里的鱼类养殖场，逐渐成了周末游客们特定要点的一道菜：实际上，农民开的所有餐馆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虹鳟鱼”这几个字。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术移植和技术虚构。在北京，那些上层人士喜欢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馆享用所谓的“地道”美食：云南餐厅、福建餐厅、贵州餐厅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们供应的菜肴拿回到它们的发源地的话，很可能连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涂。首都的四川饭店出售的饭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吃到过的。不过，在一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十分自然：市场需要新传统，即使这样的新传统就是农村的简单朴实也行。小时候，魏子淇从来没有看到过虹鳟鱼，这玩意儿跟布谷鸟报时钟一样，都不是本地产品。

大卡车载着虹鳟鱼开进了群山之间，然后分头送到了像魏子淇这样的小企业家的家门口。魏子淇自己修了个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满了山泉水，虹鳟鱼在里面的表现比他之前养过的水蛭绝对好多了。他把烤鱼的价格定在每条三十元这个档次上。在新修建的厨房里，曹春梅主要负责备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猪肉，烙煎饼，等等。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常常引来很多回头客。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

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应他，可以提前支付几年的房屋租金，这样我也可以长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严格说来，那笔钱也不能归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儿的，那无异于又是一笔家庭债务：数量为两万元左右。他已经把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现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几间客房，因此，他准备申请银行贷款。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一年前，当他的儿子生命遭遇危险时，魏子淇看上去内心十分平静。不过，他对那样的体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三岔，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知道跟病魔作斗争意味着什么。要获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脚踏进的是未知领域。

那年夏天，魏嘉满六岁。为了过好生日，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碗很特别的煎蛋方便面。吃方便面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因为小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袋装食品。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会带着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踪检测，回来的时候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现在个头大了一些，慢慢地长出了他父亲那样的桶状胸脯。有时候，会安排他做一些家务活，例如打扫晒坝的清洁卫生等。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对傻子不理不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魏嘉有时会跟这个残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脸乱比划。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夏季接近尾声，魏嘉的父母开始为他上学做准备工作。他基本没上过幼儿园，而去年那一年的学算是白上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屿村上一年级，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学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小男孩的父母开始让他练习一个人单独睡觉。跟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们现在强迫魏嘉一个人到厢房的床上睡觉。头几天晚上，他总是抱怨说睡不好觉，但到了月末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魏嘉上学前的那个星期，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洼里去报名，她说报名时间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他们还没有来通知，”她这样解释道。她说的是三岔每天都要进行宣传的广播系统。

“村里没有别的小孩儿要上一年级，对吧？”我问道。

“没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个。”

“如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儿，你敢保证他们还会来通知吗？”

“他们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试试看，但这就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信息降临到头上。的确，非常精确，星期五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响彻沟谷，回荡在山崖之间，飘荡在高高的山峰之间，提醒有关各方注意以下事项：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里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到校报到了，曹春梅坐在捷达轿车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头天晚上，魏嘉洗了个澡，自己找了身干净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与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画着一只卡通猫咪，用英语写着“机智敏捷”几个字。他背上背的还是上幼儿园用过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曹春梅问道。

“记得，”魏嘉回答道。

“还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诫他，“你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这个对话接连几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的车往沟谷里行驶的时候，他往前趴着身子。又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车子遇到的几十个人都拿着长棍子。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啊——空气清新而暖和，太阳在东边的山脊喷薄而出。一路上，到处都是穿戴整洁的小孩子，他们背着新书包，往沙屿村的方向走去。我们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这里登记住了进去。他被分配在第四号房间，住二号床。一共有八张床：粗糙的金属架子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面垫了一层薄薄的床垫。窗子上钉着护栏。一看见这些军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为所动。让他很高兴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开铁质储物柜的钥匙。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同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学校的院坝里报名登记。我们三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曹春梅停下了脚步。“现在，你遇到那么多人，再也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

“不一样。”

进了学校院坝，一个姓杨的老师正在把一年级的小孩儿分成两行：一行站男孩儿，一行站女孩儿。孩子们都很安静——老师在下指令的时候，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沿着那两行队伍，她慢慢地穿梭着，跟每一个孩子打一声招呼。最后，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杨老师问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teacher！（老师，早上好！）”

“很好！”她用汉语说道，“谁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谁？”

“魔鬼叔叔！”小男孩儿一脸严肃，杨老师禁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把他留在了学校，他在学校的院坝里跟其他学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级学生中最小的一个。

开学后的六个星期里，魏嘉因为英语学得早，举止文雅，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着而在班上显得非常出众。在中国的课堂上，小组是完成任务的基础，每一个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这个组织中间所处的位置。有些小孩子会正式获得任命担任一些职务：家庭作业组长负责收齐家庭作业，纪律委员负责向老师报告同学们的坏习惯，班长负责协助老师管理同学们。每一间寝室有一个室长和副室长，每天负责寝室卫生的打扫。同学间的纪律至关重要——表现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当着同学们的面罚站，而其他同学则要协助老师批评有错的一方。一开始，魏嘉对这一切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他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没什么概念；他时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课时间玩铅笔。他有时候忘了学校布置的任务，忘了家庭作业。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间在教室里踱步。一天早上，全体学生都在室外集合听校长讲话，跟往常一样，要求孩子们立正站好——膝盖靠紧、抬头、双手紧贴裤缝。所有孩子都照着命令做了，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魏嘉。他觉得校长的讲话十分枯燥乏味，竟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这些违规之举，连同其他同学的一些违规之举，在第一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提到了。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屿小学召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众，从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张彦喜欢以大欺小，王伟爱讲笑话，李晓梅是她们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里都不这样啊！”后来的几次会上，总会对这坏孩子喋喋不休地进行批评，她的妈妈这样说道。）而魏嘉呢——喜欢开小差，在教室里踱步，还当着校长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亲被逼着听老师讲述这一系列违规之举，描述的细节是那样令人痛苦。然后，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中，魏子淇一言不发，吃得很快，谁也不看。他的脾气很急，一言不发之后，往往是雷霆爆发——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没有人比魏嘉更了解他爸爸的这种如天气一般复杂多变的脾气，因此，他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吃完饭后，他坐在炕上看起了连环画。他父亲瞪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着他父亲的举动。终于，魏子淇说话了。

“你在干什么？”

“看书，”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业呢？”

“在书包里。”

“去拿出来，马上。”

总体而言，六岁大的小孩子并不能天然地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纪律性尤其比较差。通常，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顺道去接他，而我总要提醒他，千万记得把需要的书本都带回来。但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后，他从米老鼠书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总令人迷惑不解。魏嘉会像一个魔术师那样打开他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有，这其中的招数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变戏法一般拿出四本课本，几支铅笔，以及几页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他的父亲抓起其中一页纸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庭作业？！撕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做家庭作业？”

魏嘉低头看着炕。

“你的数学书呢？”

小男孩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书包里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术了。

“你的数学书哪里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声说道。

“没有书，怎么做家庭作业？”魏子淇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你知道杨老师今天怎么说的吗？她说你老是忘记家庭作业。上课也不专心听讲！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今后怎么办？”

小男孩扫了一眼那本连环画，可他的父亲一把就抢了过去。“她还说，校长的讲话你也不专心听！其他小孩都在那里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么了？看着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泪如泉涌。“你要听杨老师的话！”魏子淇吼叫道，“她还说，你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全凭着性子来。你不可以那么做。她还说了，你没把饭吃完。”

曹春梅也说话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会怎么样？你会又生病的。你还想去医院住院吗？”

突然，魏子淇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裤管拉到了膝盖之上，露出了他的双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么办？”魏子淇高声说道，“如果又遇到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曹春梅冲过去查看了小男孩的双腿。“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会生病的！”

父母的声音变成了厉声尖叫，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不过，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温柔起来，一起查看着孩子双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场危机中未能言明的恐惧感又死灰复燃似的，他们在炕上挤成一团。小男孩哭了——他仰着头，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担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胁：贷款的重担，村里的政治，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对于刚刚经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有结果。他把那些顾客照看得很好——这是他从那些城市老乡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怀柔，他就会穿戴整齐，但在家里的时候，依旧一身农民打扮。他觉得，这正是他的顾客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谁都不会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农民而跑到乡下来。魏子淇在三岔和怀柔这两方面的需要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而且他把这两个角色玩得很熟很转。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她的变化跟魏子淇不一样。他的变换体现出更多的计划性，变换服装和抽烟都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对做生意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生在农村这样的事实颇感坦然——毕竟，这正是他那家餐馆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却并没有完全觉得自由自在过，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

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跟外界更有意义的一种联系方式。三岔的年轻人经常会有同样的想法，亲戚和朋友都相继搬离了这个地方，生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散布谣言。后来，当一些村民们开始练习法轮功这种吐纳柔体操的时候，事情才得以改观。那时候，法轮功这个东西新旧融合，让人耳目一新：它的发明者是个现代人，名叫李洪志，东北人，但他把道教、佛教，以及太极里边为大家所熟悉的很多东西揉在了一起。法轮功这个东西很难界定——从某些方面来看，它有点像一种宗教或者哲学思想，但它又有一些套路供大家锻炼身体之用。这一系列因素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东西相当受人欢迎，尤其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北方更是如此。在三岔，练习者乐于看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套新的体系出现，没过多久，又有很多人加入了进来。到1990年代末期，全村绝大多数人好像都在清早时分相聚到了断头路旁边的坝子上。曹春梅和魏子淇也成了虔诚的一份子，多年以后，她对那个时代依然津津乐道。“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好处，”她对我说，“那段时间，魏子淇既没抽烟，也没喝酒，因为法轮功说不可以做那些事情。他那个时候也不大生气了。村里人好像个个都很高兴似的。整个上午，我们都聚在一起。”

后来，法轮功的影响范围波及到了每一个人，但缺乏明确的定义成了它在政治上的拖累。在中国，得到官方许可的宗教只有五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种信仰都要接受政府机构的监管，不允许存在独立的领导体系，例如，中国的天主教不能承认教皇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洪志就有问题，尤其在他移居美国之后更是如此。随着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它招致的既有追随者，也有批评者。有时候，中国的一些记者会在媒体上抨击这样的修行行为，斥之为跟迷信没有什么两样。1999年4月，一篇批评性文章激起一万多信众在北京城内集会。他们以静坐示威的方式包围了中央政府所在地，要求得到认可。不出所料，他们受到了关注——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首都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随后的几个月之内，政府取缔了法轮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收到了惩处。

三岔没有人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但村民们很快便感受到了压力。村里面的党员——有些人在当初还是劲头十足的习练者——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批判法轮功，早上在那块空地上进行的操练仪式也戛然而止。在中国，类似步调一致的全国性运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权威。当初作为新思潮的源泉，共产党也许是无产者的组织。但迄今为止，它的组织性和协调性依然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很清楚，在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从北京发出的命令，会在顷刻之间传递到无数个居民点。即使在农村地区，也没有哪个居民居住在村级政治影响力的范围之外。我去拜访三岔村的隐士马玉发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是谁。但当我问他谁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立马就能够给出答案。他知道她的名字，他也知道她丈夫的名字，他还给我讲了她丈夫和魏家的关系。在中国的农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政治要素。1999年之后，这些政治要素全都反起了法轮功。

全国上下，这样的镇压活动往往是非常残酷的。根据一些人权小组提供的情况，几百名信徒死于监禁期间，因为警察常常会滥用权力，以说服他们改变信仰，或承诺放弃修行。被送到劳改农场的又有几千人之多。不过，最先的习练者数量多达千万，他们绝大多数人只需要下决心不再参与即可。在三岔，据我知道，只有一个村民拒绝放弃这一全新信仰，在怀柔看守所呆了一个星期才彻底改变了想法。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对法轮功的取缔之所以非常成功，这是原因之一——共同体一旦被粉碎，大多数人也就找不到再坚持那个信仰的理由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经历让他们学会了耐心，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肯定还会再有别的什么东西出现的。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他们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三岔之后，她对各种新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个周末，她听到一群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谈论佛教。那是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常常鄙视农村人，但曹春梅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她很尊敬，他们的谈话也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谈话的时候，老是提到‘佛’这个字，”她后来对我说，“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人遇到各种情形时应该怎样反应的问题。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是有主张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个女子提了一个问题。“我问她，佛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曹春梅回忆说，“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个女子的意思——她时常都能感受到一种欲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她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北京女子又来到了三岔。这一次，她带来了两本书：《三世因果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曹春梅研读了书里边的有关内容，她觉得那两本经书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她靠墙放了一张桌子，在上面铺了黄色绸布，然后摆放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单数的贡品：三个橘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里，这样的神龛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里却并不多见。第一次看见那两尊塑像的时候，我问曹春梅，那是谁给她摆放的。

“我自己，”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我从怀柔一家商店请回来的。”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设之年。现代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有猴有鸡还有狗，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在于发展。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记住了，因为那年铺好了路。羊年是汽车年。猴年是建设之年。跟黄道吉日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所不同，从修路到买车再到建设，这样的现代步伐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沿着新修建的公路，新车给三岔村带来更多的人气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钞票，人们可以用它来搞建设。村子里也出现了新的声音——一整年，村子里都回荡着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钻头和锯子的咝咝声。

跟三岔的经济发展一样，这一次的建设工作也是由魏子淇发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内墙粉刷了一下，接着又建了一个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是一栋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筑物，共有五六间客房，整个建设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于劳力，他雇请了几个邻居，还有几个近亲，酬劳是每天二十五元。对三岔所有的建设工程来说，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都是标准酬劳。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一般会在本地从事这样的劳务活动，因此，政府于2003年和2004年发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显得如此重要。那项工程既为乡村地区改善了交通条件，也为无事可干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在三岔地区，政府甚至委托当地人修建了一段现代版的万里长城。县里面的领导们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车大发展为北京以北的这些小村子带来了大批游客，而这些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明代遗址。在认识到这个微妙品牌所蕴含的机会之后，当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点的道路两旁都要布置上长城形的装饰物。这些假长城用红砖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长城上面有用线条刻饰出来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纪的那些石雕工艺。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些障碍物所具有的价值很值得怀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个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袭来，他的马蹄也许会被卡在这新修的万里长城上。不过，他们在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倒是把汽车这玩意儿考虑了进去。这些新建的城墙往往沿道路两侧延伸开去，让驾车人有一种驾驶在长城之巅的感觉。这样的做法终于实现了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梦想，当时的《申报》曾经提过建议，将万里长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经商更容易”。

诚然，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钱装进农民的口袋。每一个修建城墙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劳，而且三岔的村民们很乐意干这个活儿。他们修建了新的长城，他们帮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们把那条铺好的公路进行了修整。他们拿到手的酬劳一点点地累积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开始对自己的房屋改造起来。那断头路旁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要把车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砖块之间。有一阵子，我为不复存在的宁静状态而哀伤不已。从我来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那条道路还是一条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写作，一边听着核桃林那边传来的沙沙风声。那是2001年：寂静无声的最后一年。

不过，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就习惯了万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事实。于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干的事情：改造。我和眯眯总是觉得，我们居住的房子应该和当地人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但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当地请了几个工人，让他们照着刚刚给魏子淇做过的模样，给我们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内部装修。魏子淇所作的装修在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装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质纹理的油毡地板纸，墙壁变成了干净的白色，刷的是涂料，而不是看过的《人民日报》。村党支部书记一看到这样的装修结果，便立刻委托几个人，给自己的房子进行了同样的装饰和翻修——她可没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多数村民都学会了跟风而动，建筑工人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跟他们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长城和一个个新垛口时稳步推进一样，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石膏天花板、油毡地板纸、涂料粉刷的墙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拿到了驾照。以往，魏子淇从来没有说过要入党的事情，怀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即便是基层民众的入党资格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派别可以接受任何人成为它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需要申请者提出正式的申请，然后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一系列谈话。只要认为不符合资格，申请人所在地的党员便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者。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数十分稀少：全中国上下，仅有七千万登记在册的正式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仅有十七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三十岁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很少提出申请——这样的年轻人早就全部离开了村子。结果，三岔的地方领导成了保守派，有几个党员甚至在接受最常见的新经济要素方面都显得十分迟缓。有几个人还不识字。只有三个女人，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跟党组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党支部书记的妈妈是解放前村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她鼓励她的女儿入了党，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来。第三个女性党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官员。三岔村的党员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意义上经过商。当魏子淇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代表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是村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动机，他很少细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一般会选择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间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却可能从来没交流过，他在党内干什么事情。魏子淇的申请花了六个月时间，那期间，村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反复讨论反复评议。有时候，他要做自我批评——在中国，这是惯例之一。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参加劳动还不太积极，”他说。

“此话怎讲？”

“遇到村里面有活干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时候参加这些劳动的步子还有些落后。我就是这样做自我批评的。”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提出申请时，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想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说，“我想为村里面多作贡献。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在村子里的关系正在得到巩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个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计划依旧显得豪气冲天，他还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一笔两万五千元的贷款。跟所有农民要取得个人贷款的程序一样，魏子淇的贷款申请也需要村子里同意才行。我当时就猜测，魏子淇待定的党员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遇到什么阻力，只有三个党员表示反对。搅屎棍是这一小撮人的头儿，但魏子淇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数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时候，魏子淇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过了五个月，他拿到了驾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获季节、旅游旺季结束，才到离怀柔不远的顺义报名参加了驾驶课程培训班。培训费一点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而它的培训过程竟然跟取得党员资格一样神秘。首先，在顺义接受培训的驾驶员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从二挡开始。在这一点上，教练的态度坚定不移。我问魏子淇，为什么这一点显得如此重要。

“二挡要费劲些，”他说，“教练说了，从二挡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离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驾照不久后的一天，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到达之后半个小时，魏子淇来到我的房子里，让我把车挪动一下，因为有人要在那块坝子上搅拌水泥。当时，因为村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那块坝子上随时都有人在做事情。现在好像我每次开车过去的时候，都得为他们挪动车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三岔停车也会这么麻烦。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以往我曾经让他开过几次车，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监控之下。他还不能一个人单独驾驶，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五十八个小时的二挡起步培训课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我的车子只需要挪动几厘米即可。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便继续埋头写作。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依然带着笑容，但那是中国人遇到难堪的事情，使劲挤出的那种笑容。只要看到这种笑容，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块坝子上，几个村民围在了轿车边上，他们脸上也带着笑容。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达轿车前部的铁栅格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颗门牙，还要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我没注意到车子的前面，”魏子淇说。

“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有前置发动机厢的车子我开不大来，”他解释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只开过解放牌大卡车。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车停在那块坝子上的时候，让车子跟坝子四周的假长城顺向而停。魏子淇把车倒了一下，然后猛打方向。他没有意识到，车子的前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往那防御工事猛扫过去。去年，当村民们修建这个袖珍长城的时候，我就觉得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它正好起到了一种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处，可以把大众捷达轿车的保险杠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检查了一下那块金属物——没希望，已经折弯了。

“你觉得租赁公司会怎么说？”魏子淇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还是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手里租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他耐心的底线，尽管我已经探知过他耐心的深渊。实际上，我违背过他们公司制定的每一条规则：我把租来的车开到过土路上；我把车开进过干涸的河床；我对桑塔纳做过一些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归还车子的时候，车门受过刮蹭，轮胎遭过损坏。把车开到内蒙古的时候，我还弄坏了汽车的启动装置。我跟他们签订过合同，答应车辆不开出北京市的范围，但我把车径直开到了黄土高原上。每次违反规则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没问题！”“你都是老顾客了，”他时常乐呵呵地跟我说这句话，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自豪，这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我心头觉得十分愧疚。我很难想象，还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车人。

现在，我将要归还的车辆竟然没有了前保险杠。魏子淇一个劲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则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在让他动车之前，我本来应该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那辆车——没了保险杠的车——依旧停放在那块坝子上，我则在思忖着怎样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离开村子回到北京的时候，魏子淇找来几截旧铁丝，把撞破的保险杠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只盼着那玩意儿不会掉落下来。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车子之后，眼睛都睁圆了。

“哇！”他问道，“怎么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说，“我让别人开了一下车。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我给他描述了魏子淇经验不足，不熟悉轿车车头的情形。可王先生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越开，他脸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给他解释那些无关的细节——解放牌大卡车、顺义驾校关于二挡起步的规矩、三岔村那些跟捷达轿车一样高的长城——的话，王先生的头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赔他保险杠的钱。

“没问题，”王先生笑着说，“没问题！我们买了保险的！你只需要把这次事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就行。你带印章了吗？”

在中国，印章也就是经过官方登记的公司大印。我单位登记的名字是“《纽约客》杂志北京办事处”，尽管公司实际上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书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枚印章，于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说，印章放在家里了。

“没问题！”他说，“下次带来就是了。”就在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先生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摞纸张。每一张纸上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其余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纸张里翻找着，终于选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关系，”他说，“这个单位出过事，但他们当时没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拿着这张纸换了回去。你可以把报告写在这张纸上面，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张盖了你们单位印章的白纸过来，这样后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没有？”

我没懂——他只得把这事再三解释了几遍。最后，在我看来，也就是那被撞坏掉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过错，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不是魏子淇的过错，因为他没想到这车子前面还有个车头——却要把账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是在乡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导着我，“那样的话，事情会很复杂。你就说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出的事情。”

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了——我写的报告里对于乡下、解放牌大卡车、假长城这些事只字未提。相反，我写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机协会开车，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里把捷达轿车的保险杠给撞掉了。我在拖拉机协会盖章的位置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离开了王先生，他依旧坐在公司的那块牌子下面：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四年之后，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各地不断周游，这也是一种游牧生活。不过，大体而言，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渐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里，我能够希冀些什么。清晨时分，我一醒过来，听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后便开始了一个上午的写作活动；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饭。遇到天气炎热，我会在隐士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游泳；到了冬季，我会做一些长途步行，接连翻过几个山口。我对那些小路越来越熟悉，凭着步行，我参观考察了附近的几个市镇：黄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湾等。那都是些显得昏昏欲睡的小镇，不过它们全都即将发生一些变化，就连最安宁的地方也已经新修建了餐馆或者招待所。我发现，年复一年，那些小路越来越不好找。在过去，只有农民或者牵驴的小贩才经常走那些小路。而现在，多数市镇已经出现了公共汽车或者小轿车。再过几十年，好多小路都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我在三岔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的感觉。不过，有规律的季节变换让我不会感觉迷失。我喜欢在某些时候来到三岔——我喜欢四月杏花开放的那几个星期，我喜欢农民们忙着收割的九月。我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我喜欢开着车去那里过春节，村民们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晒坝上燃放焰火。我已经学会将村子里的时令变化记在心里，确保自己在某些节假日和季节出现在村子里。

2005年4月，清明节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点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后的那座山头。他带了一只篮子、一把铲子，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山下的沟谷里，杏子树正好开花，嫩叶在晨曦里闪着微光。我们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嫩叶逐渐稀疏。等我们上到墓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见嫩叶了。

那一年，只有七个村民扫了墓。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一个个坟头填上新土，一边懒洋洋地聊着坟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

“那里埋的是我的爷爷。”

“那才不是你爷爷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附加到这些土冢上。随着晨光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后漫射上来，我发现了一处火烧过的地块，那肯定是有人在几天前来这里祭奠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时不时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这种方式焚烧纸钱，但村民们对此置若罔闻。

其中一个坟墓在我们到来之前就被人祭扫过了。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摆放了三个纸花圈，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旁边的一棵杨树上，挂着五六个白色坠饰。坟头上插着一支蜡烛，上面写着“长青”这两个字。三岔的坟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纪念物，这意味着里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问魏子淇，里边埋着的人是谁。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来住在怀柔郊区的那个人。以往的清明节，他都要回来。几年前，你还开车送过他。”

我想起来了：那个很友善的老头，给自己父母的坟头斟过白酒。那一年，他还跟我说，他在城里头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统，这让他非常喜欢。我问魏子淇，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我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了。”

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给他上坟。”

“去年，他还在给别人的坟头填土，”另一个人说道，“今年，我们却来给他的坟头填土。”

我拿起一把铲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点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币。烧完冥币之后，另一个人点了一支红梅香烟，插在了魏名和的坟头上。那支香烟笔直地竖立着，颇像一根燃香。几个人退后一步，看了看那个土冢。

“他实际上根本没抽过红梅烟。”

“对。贵得很啊。他原来一直都是抽黑菊花。”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那个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们提到的有关死者的第一个细节。几个人静静地站了一阵，最后，魏子淇发了话。“好，”他说，“我们走吧。”

离去之前，其中一个人转头看了看。“那支香烟没事吧？”

“没事儿。”

一缕青烟飘摇着升到了空中。我们顺着那条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沟谷里，果园的地上洒满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们都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时间是早上六点半，一行人放下篮子和铲子，回到地里干起活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山乡里活跃着人们在春季进行劳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许过诺，等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进城。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到村子里接他，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他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露营用的背包，也没有上学用的背包。他没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牙刷，没带一分钱。他的妈妈正在给几个客人准备饭菜，我问她小孩进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在身上。

“不用，”她说，“反正他只去两三天。”

在美国，哪怕只是带着小孩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父母也会在小货车里塞满东西。可在中国的农村，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问曹春梅，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让他喝冷饮，”她说，“不要让他吃冰激凌。他肯定会问你要，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根据中医的理论，任何生冷的东西对胃都有伤害。

“让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吗？”我问。

“那没事儿，”曹春梅笑着说。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我带着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书籍惊呆了。

“这都是你写的呀？”他问道。

书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书呢。“不，”我说，“那些书都是别人写的。”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几本呢？”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堆杂志问道。“那些是你写的吗？”

“也不是。”

魏嘉略有点失望，以往我们之间进行着类似对话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在村子里，他经常来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如果我正巧在看书，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那本书是你写的吗？”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释说，我只写过一本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但他似乎总也弄不明白。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不读自己写的书，那么，当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意义？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从来不抱怨这抱怨那；作为小孩子，一无所有也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样他就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拥挤的地铁对他来说具有冒险性质，他喜欢身陷在拥堵的车流中，因为那让他有了把车看够的机会。我带他到离公寓不远的后海划过船之后，他问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点点。他非常喜欢坐出租车。从他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红色的车辆便立马停在你的身边。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着他点，因为他喜欢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车。我们到离公寓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本来要步行过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我只好告诉那位可怜的驾驶员，我们实际上哪儿也不想去。人们都搞不明白，我们两人在搞什么名堂。有时候，有些出租车司机会语气微妙地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因为魏嘉总会老实地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叔叔。我们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游乐场游玩过，跟弗朗西斯和爱丽丝这两个朋友在那儿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国人，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爱丽丝则是我另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这个小孩会说中文，跟魏嘉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得像个瓷娃娃。整个下午，我们一行人不断地招致别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个混血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们一定在猜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个农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萨饼。不知何故，比萨（pizza）是魏嘉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讲了几个小孩和一只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萨饼的故事。为什么是比萨饼？为什么是猴子？为什么名叫莫奇？这些都不是魏嘉关心的问题，一年到头，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全是尝一尝比萨饼之类的话语。在北京，我们跟眯眯在一家必胜客见了面，小男孩终于了了他的心愿——接着他便发现了另一个英文单词：cheese（奶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小男孩皱了皱眉头，吐了出来。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面包皮。几年间，一起回北京成了每个暑假例行的公事。我们不停地乘坐出租车，重回那家游乐场游玩。但我们再也没有吃过比萨饼——在魏嘉看来，那是猴子吃的东西。

魏嘉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本来可以不那么不吉利的。整个幼儿园期间，他因为生病几乎全程缺课。接下来那一年，父母参加的第一次家长会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那次家长会上遭到批斗的其他几个孩子全都要继续挣扎：流尿狗李晓梅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了学，喜欢以大欺小的张彦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铁卢，被要求重读一遍二年级。只有魏嘉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还不止于此。开会的时候，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感到羞愧过。而且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小男孩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课上，他的成绩也几乎名列前茅。

每一学期，他都要把成绩手册拿回家里，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共有二十条。第一条：“关心国家大事，尊敬国旗和国徽，会唱国歌。”第二条：“珍视集体荣誉，做负责任的团队成员。”第三条说的是姿势要端正。第五条才勉强说到学习问题。第六条要求学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条回荡着博罗尼斯式的老生常谈：“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那上面提醒学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随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铁路上打闹，远离码头，谨防触电，谨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劳动成果，远离“封建迷信活动”，不大声喧哗，不做危险游戏。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绩册一共有三十多页，评价的项目既有学科课程，也有身体状况，还有品行表现。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心理健康”。（二年级的时候，魏嘉的评价结论是性格乐观，有自控能力，且“能适应环境”。）绝大多数分数或等级都是老师给的，不过，家长和同学也有评价的份儿。有一项甚至要求魏嘉进行自我评价。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画完全的人脸，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画上嘴巴——笑脸、严肃、哭脸等。到二年级的时候，魏嘉已经找到了这部分的规律，在“生活有规律，能照顾自己”以及“能够使用常见工具”这两栏画上了严肃的笑脸，在“参加集体公益劳动”这一栏画了个非常严肃的嘴巴。在第五项——“尊重劳动成果”上，他画了个大大的哭脸。

每学期，他们都要测试身体素质，并和全国平均值进行对比。报告单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体重、胸围、视力、听力、肺活量（四年级的时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绩册拿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候会拿出卷尺，把那些数据复测一次。无一例外，小男孩在身体素质的每一项指标上都低于标准值。（根据成绩手册上的说明，四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应该是两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部分老师加了一段个性化评语的话，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会减弱。二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写道：“大家都爱你。你的思维很敏捷，所有同学都很羡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你的聪明才能让你进步，让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让其他人超过你哟。你要带头努力学习。加油！”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在三岔村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而魏嘉的父母谁也没有读到过高中一年级。然而，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儿子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机会。因此，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用意良好的国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杰作，它讲述了五个“R”的理论——Reduce（减排）、Reevaluate（再评估）、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翻译过来之后韵味全无。五年级的学生有一本书，讲解怎样使用微软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见魏嘉正在背诵《道德经》的开篇语：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洋与中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魏嘉就读的这类学校，这场战斗依然在持续着。他们想方设法地囊括进一些新的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模式。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这样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汉字太难书写，小孩子只有通过反复抄写的方式加以学习。在魏嘉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勤勤恳恳地练习笔画的书写。接着，他们便把这种学习策略应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学习当中。对于数学来说，这种策略简直是妙极了——他们的数学课本比美国同年级孩子的课本难多了。

不过，教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创造性。当我听到魏嘉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我问他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压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课上，没有谁鼓励他们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词语、成语抄过来抄过去，那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周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把那些词语抄了一遍又一遍：“细长细长”、“软绵绵”、“甜丝丝”等。等到他终于开始写长一点的作文的时候，布置的家庭作业常常是：“以灯为题，写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见魏嘉正在为这个题目冥思苦想。他写道：“我家的灯很亮”——接着，他瞪眼望着那张白纸，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上地理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画过地图。很少有课程体现出个性化和情景化，整个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数字和细节等。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他在回家之前，刚好学到了乐山大佛这篇课文。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学了一遍：乐山在四川，佛像刚好七十一米高，大脚趾头上可以坐四个孩子等等。我问魏嘉，四川在什么地方。

“是在中国吗？”他反问道。

“是呀，”我告诉他，“四川是一个省。你知道什么是‘省’吗？”

他不知道。我问他，拉萨在哪个国家。

“在美国。”

“旧金山在哪里？”

“在中国。”

他的地理书上没有几幅地图，而且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样子：中国的基本轮廓图。没有讲述“省”或“市”，不讲其他国家。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问魏嘉，是谁在领导当今这个国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级的时候，跟每个孩子一样，他加入了少先队。全班做什么活动都是一起，活动的重点常常是为了强调集体感。没有任何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分组，没有阅读小组或者数学小组这回事儿。如果某个小孩表现出众，他要学会等待；如果某个小孩落后掉队，他只能耻辱地面对。表现不佳要被公开，举止不当的小孩要被强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其他同学则帮着老师指出罚站小孩的缺点和不足。成绩册上常常有随机挑选出的同学所写的贬义评语。

二年级的时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绩册上有一段赵姓同学写的评语。他写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写好一点。”我问魏嘉，他给谁写过评语，他歪着头回忆着。

“忘了，”他说道，“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写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得了。”

“你记得批评的是他的品行，还是他的学习吗？”

“记不得了。”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上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当纪律委员。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训练的领导干部：有班长、家庭作业委员、卫生委员等。我问魏嘉，纪律委员的职责有哪些。

“如果某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讲脏话，我就要扣分，要告诉老师。”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们讲的脏话有哪些？”

“混蛋，滚你妈的蛋，龟孙子，”魏嘉老实地回答道，“反正就是这些话。”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记不得了。”

“谁最爱惹麻烦？”

“不知道。”

很明显，他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是王伟吗？”我提到了魏嘉经常说起过的一个名字。

“也许是吧，我也记不得了。”

“你还记得上次你处罚过的人是谁吗？”

“记不得了。”

作为一个纪律委员，这样的回答似乎太简明扼要了些，根本没办法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够对谁加以评价呢？我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没有人叫我定期对魏嘉进行评价。不管怎么说，外国人在见证另一种文化的早期教育时，总是最外行的。的确，那是一种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全部都是从沙屿小学这样的地方开始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的确如此，他很喜欢上学读书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的学习十分出色，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学生寝室——窗子上钉着窗条，铁架子上摆放着八张床垫，锈迹斑斑的散热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学校所有的事情一样，供热也要严格地遵循时间进度表。）小孩子能够适应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体组织中间，也总能发现个体的灵光一现。魏嘉的红领巾从来没有看起来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布边儿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似乎对自己比其他孩子早开始学英语、单词也读得准确些这个事实颇感得意。他说过，他长大了要么当一个专职司机，要么当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星期五下午，我总会到学校接上他，然后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车辆，我通常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让他操作着车辆行驶在盘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会带着我们到下面的沟谷。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举止有什么差异，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去，一如他在周末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车停在寝室的外面等着接他，他问我想不想看一样东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看我们之后，掀开了垫子的一角。下面藏着几样宝贝：一张交换卡，上面印着卡通人物奥特曼，一把用折纸精心制作的玩具枪。一张折皱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着红色练功服，呈立正姿势站着。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学校陪同日本贵宾进行了长城之旅。在我们查看过这些宝贝，魏嘉给我讲了这些宝贝的故事之后，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垫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个周末，他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几件宝贝却安安全全地躲在寝室里。

第三章

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魏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在那之前，我没在南方租过车，也没怎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过车。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农村进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乡下的生活节奏：春天的早上忙于种植，秋天的时候在路上碾压庄稼。冬天，我会在小村子里宁静地过日子，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怎么去的，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们沿着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的人数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时两年的修路运动。在那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各个城市。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汽车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拿到驾照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乘用轿车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规划以再修建五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后，新建成的道路网络东起东部沿海的工业城镇，西至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将会把所有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连接起来。在高速公路运输这个领域，中国也许是个后来者——全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们计划中的通车总里程数将超过美国。

政府在宣布这一扩建计划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并把它作为灵感之源。交通部长张春贤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他用康多莉扎·赖斯的故事作答。赖斯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她明确地告诉中国的一名官员，他们应该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习，多修公路。“她说她小时候随家人到美国各地游历，”张春贤介绍说，“因此对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关注。她还说，这些游历让她更加热爱美国。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东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条道路叫作“金丽温”高速公路。这条路起于靠近海岸线的温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后，接上了丽水市和金华市。这条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旧的330国道并肩而行。我开着桑塔纳轿车第一次行驶在那条陈旧的两车道国道时，经过了好几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将完工，有些路段还在建设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瓯江两岸堆放着。到处都是修路工人——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一百二十七亿元，而且属于重点工程。在中国，那意味着这项建设工程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沿着老路行进的途中，从车窗看出去，工人们正拖拽着螺纹钢，搅拌着水泥，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灵活地奔忙着。在有的路段，几个工人跪成一排，用手持工具打磨刚铺好的路面。他们劳动的时候极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打磨的进度不断往前推进，他们成了金丽温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拨使用者。到了晚上，几公里之外也能看见闪耀着的电焊弧光，那是不久后划过这条道路的车头灯们的排头兵。

我来浙江南部是为了寻找一个城市。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不过，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丽温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导我前往。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计划于2005年底竣工，通车以后，很多地方将会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条道路沿线，好几代人都有过修路的历史。这一带本是贫瘠的农村，瓯江两岸的山坡非常陡峭，无法开垦成种庄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国第一波现代修路热潮中，这个地区修了一条路，而后才通上汽车。后来，这条道路成了330国道的雏形。那个时候，他们把美国作为范例来加以学习，而全国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筑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时速行驶，而且多处路段在战争中遭到了毁坏。在浙江省南部，330国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修筑完工。到1987年为止，这条道路一直没进行过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时，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新修道路的效果还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它给道路沿线的各个村庄带来了变革，尤其是靠近温州的那些地区——这里的人们原来主要种植稻米和养殖鱼虾——更是如此。随着330国道的开通，人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年复一年，他们生产出各种最不可思议的产品。从温州往西北方向行驶，我有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到一个小孩，多数建筑都属于那种方形的厂房。我停下车，和当地人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做体育器材已经成为当地的专长。下斜村隶属于桥下镇，目前有二百七十家个体生产商，全都生产同一样东西，只是型号不同而已。中国国内体育器材市场上一半的产品来自这个镇。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纪念这一数据，村里的老人们在镇中心位置竖立起了这座雕塑，正对着新建成的“中国钮扣城”大楼。钮扣城总共四层，底楼全部用于经营桥头镇的特色产品。全国的服装制造商来此批量购买，销售商则根据钮扣大小和式样陈列自己的产品。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钮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钮扣。

那天，我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开始哭闹，就有人扔给他们一把钮扣，让他们玩耍。我能想象得到，钮扣城每天会有多少东西进入孩子们那细小的肠子，被加工处理掉了。而在我看来，只要稍加组织，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过，这两个小镇之间没有交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几乎跟跨越国境一样。人们告诉我，别处的方言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明白。

在浙江，这个地区的方言难听懂是出了名的，同时，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我开着车穿行于极其美丽的乡村之间。在有些地方，瓯江变得很窄，两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变成深谷。330国道逆江而上，进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驶一步，山峦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样，这一带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旅途中鲜明的反差：慑人心魄的景色与令人迷惑的产品；有些地方山河尽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紧，眼里只有那些小镇和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国际宾馆”。好多城镇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宾馆，为偶尔路过的境外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大厅里一般摆放着当地各大公司的宣传单，有时候，如果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比钮扣和塑料饮管复杂一些，他们还会在宾馆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称高端的样品。在以生产衡器和电动工具闻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间里就摆放着一台设备，名叫“人体成分测试仪”。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电子秤，上面布满电极，四周都有导线伸出。上面贴着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告示牌：（“警告：严禁孕妇和心脏病患者使用。”）我决定用这台“人体成分测试仪”进行一下测试。我的床边，还摆放着另外一种本地产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头做成，门上装有电源开关——看上去像是来自未来时代的厕所。上面印着蹩脚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设施：

1.出血性外伤和化脓性炎症。

2.眼部严重发炎（如非严重发炎，请用湿布或棉花覆盖）。

3.烧烫伤未满4个月。

4.老人、孕妇、小孩严禁使用。

5.危重病人严禁使用。

6.如系体温禁忌人士，请遵医嘱。

7.勿将宠物放入设备内。

8.醉酒者严禁使用。

在丽水市，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座城市距离温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国道的路况又十分糟糕。从海边开车到这里一般至少要三个小时，而且一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导致延误。这座城市十分偏远，商人不大愿意来此经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是这个样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绿，相对高度有三百多米。丽水位于大溪和好溪的汇合处，离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人们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郊外，到处都是果园。当我问他们丽水生产什么东西时，人们笑了笑，回答道：“柑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参观的时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丽水市的工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下来生产某种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还是一块白板：一个既不生产钮扣，也不生产扑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过，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将设置一个出口，通到当地政府正在建设的丽水经济开发区。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来自沿海的投资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从温州过来的三小时车程将会缩短至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今后，让丽水人把时间当回事的，将是商人们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丽水。在开发区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厂边上，我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关注：深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衫，黑色方头皮鞋。那双鞋子说明他是温州人：这座城市因制鞋业而出名，当地的老板们习惯于穿着出口的时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欧式方头皮鞋在温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双皮鞋，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丽水人。

在开发区，有人穿得这么整齐干净，也是不寻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筑多数搭着脚手架，开工生产的工厂少之又少。事实上，我在外面看见的都是建筑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警制服满是尘土，手里提着锤子和锯子。可是，这个人的衣服一尘不染，除了一个仿皮钱包，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他的白色别克赛欧轿车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不过，搭起话来倒是很友善。我问他，为什么来这个开发区。

“我在等我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办企业。”

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高晓萌（音译），三十三岁。合作伙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爱国（音译），也是来自沿海地带。高老板说，他们计划生产“服装配件”，不过对于具体生产什么，他没有细说。这天下午，他们打算把新厂房设计一下，可王老板来迟了。他在330国道上困住了——在那狭窄的道路上，这是常事，只要发生事故，总会让交通堵上个把小时。在新路修好、那四车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没有人估计得到，从温州开车过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每过五分钟，高老板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机。每过十五分钟，他就要点上一支香烟。我们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厂的墙根，漫无目的地聊着天。我们互换了名片，说着丽水的天气情况。王老板到的时候，高老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在开发区，结识人比较容易，每个人都是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这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很多建筑只是个空空的壳子，尚未完工的道路两旁竖着许多空白的标示牌，等着顾客光临。标示牌那银白色的表面反射着蓝天，除了为十月的阳光做做广告，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半，王老板终于来了，几个人开始设计起厂房来。跟两个老板在一起的，有一个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这两个人是丽水本地人。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没有人使用尺子，没有人使用铅垂线。他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机，高老板首先给每个人散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等每个人都点上烟之后，他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上，他抚平了这张纸片，开始画起图来。

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空空如也：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地板，以及还没被人触摸过的立柱。一颗普通白炽灯泡在天花板上垂吊着，像一只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经装上，但没有通水，入户门上甚至没有锁。在那张白纸片上，高老板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表示房间里的那一面墙。随后，他在东南角上画了两根线条，代表着要做工程的几面墙。将来，那个位置将被围成一个机器间。高老板转过来看着承包商。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门的标准宽度是多少？”高老板问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宽一点，能不能做成两米半？”

“那不行。如果要用标准门，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板又回到那张纸片上，飞快地描画着，又有四个房间成形了：一间化学实验室，一间储存室，另有两个机器间。王老板凑过来，琢磨着那张图纸。“这个房间不需要，”他对他的侄子说道。

“你不是说还要两个房间来放机器吗？”

“一个就够了，把它们打通。”

王老板拿起笔，画出一条线，原来规划的房间就消失了。年长的人对金钱的认识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墙，只会增加开支。他经商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许多良机从他身边溜过，不过，他的侄子仍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高老板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获，所以，他的穿着很符合他的状况，略带一点低调的冷静。他对他那辆别克赛欧轿车很是自豪——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特地让我知道，他开的是美国车。实际上，赛欧轿车是基于欧宝公司可赛轿车平台生产出来的，这让它既带有欧宝设计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制造的性质，只不过是采用了一个目前遭遇麻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不过，这样的细节对于早已脱离农业的高老板来说无关紧要。他的父亲原来是种植水稻的农民，也做过当地的小学教师，高老板是他们家经商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成员。

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几位老板做完了底楼的设计规划。他们上到二楼，高老板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烟盒子。他给大家敬上香烟之后，把那一页纸翻了个面。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两位老板合计了一下，叔叔又勾画了一面墙出来。在二十三分钟内，他们设计好了一间办公室，一条通道，三间管理人员的卧室。然后，他们上到顶层。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寝室：十四分钟。一共加起来，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他们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厂。高老板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丽水的承包商。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

“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

“没那么快。”

“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他们走到外边，讨论起装修材料。承包商给他们看了两种煤渣砖，一种售价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种售价一元六角六分。王老板选了便宜的那种。提到涂料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种。”承包商问他们要不要一个详细的预算，以平方为标准逐项进行计算，王老板却没有时间来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总报价就行了，”他说道。他们最后讨论的是门。这家新建的工厂总共需要十五道门，不知为何，王老板对这一点尤为关心。

“不要买那种四五十块钱一扇的门，看起来都不行，”他严肃地说道，“你要给我们安装八九十块钱的门。不要通过买便宜材料来赚取差价。不要以那种方式赚钱。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工作做好了，我们会再请你的。我们在温州就是这样赚钱的。如果你把活儿做好了，生意会更多。懂了不？”

在中国，温州人以创业能力著称。在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而温州人则是农民创业者的原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百分之八十的温州老板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九年。不过，这一套策略很管用，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在温州，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属于个体经济——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的国有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复一年，温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们一般是沿着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条道路属于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当初是为了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输送到沿海地带而设计的，不过它也为商人们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其他几条道路，例如330国道，也是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温州商人来到某个村子，开起几家工厂，然后当地人就跟着这个思路干了起来。就这样，很多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冒了出来，带来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浙江省现在的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温州人自己也热衷于谈论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在机场书店，一般会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摆放关于温州人经商的书籍：《温州人赚钱的秘密集锦》、《可怕的温州人》、《温州密码》、《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等等。游客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书，不过温州人自己也普遍会看这样的书。曾经，我见到高老板在看一本叫作《东方犹太人：五十个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的书。他问，我是否认识美国的犹太人，我给他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做生意很在行吗？”高老板问。

我告诉他，有些犹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犹太人从事别的职业。

“都说欧洲的犹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说道。

“我猜，历史上是这样吧，”我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犹太人现在都做生意呀。”

“这本书上说，犹太人是欧洲的温州人，”高老板说道。

我愣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从有关温州发展的谈话中，应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时候，已经学会在还车的时候让油箱保持空空如也。头一两次，我没算准，把桑塔纳轿车还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还有不少的燃油，这当然让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人高兴不已。我后来的计策是，千万不要把油加满：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结束的时候，计算好时间，在燃油信号灯点亮之前，把车子交还给温州昌盛。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赁费，就可以拿租来的车为所欲为。对于我可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规定，公司也从不检查损坏情况，他们对于小刮蹭本来是不该一点都不关心的。可在这里，你就别指望了——因为用于租赁的车辆上早已布满了刮蹭的痕迹。

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没有碰到过开车如此危险的地方。问题之一，是道路设施的质量普遍草率粗糙。温州从来没有从参与深圳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规划的中央机构得到过什么好处，在浙江这一块地方上，通常是当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那些东西做出来。道路的尺寸偏小，维修也很差，交通指挥更是如同祸患。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总是在奔跑中，喜欢冒险。

说起恐怖程度，没有哪件事情赶得上驾车穿越这个城市的沿海郊区。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偶尔有一起小事故，就会形成交通堵塞，驾驶员们把上身压在汽车喇叭按钮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些铰链或者电器开关广告牌。在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终于，我进入了瑞安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个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擎的点火装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几分钟前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而且车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轿车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电动车已经撞得认不出本来面目了。交通慢了下来，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我别无选择，只好从事故现场直接开了过去。一大堆人已经围了过来，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上点什么。女子没有戴头盔，撞车之后，头部着地栽了下去：双腿朝后弯曲，双臂张开着，面部朝下紧贴着地面。我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去，一眼就看见迸到路面上的脑浆。当时快到傍晚时分，灯光很刺眼，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

再过去一个街区，行人变得稀少起来，交通恢复了正常。电动摩托车一路穿行，小轿车像驯兽师一样瞅着空位，喇叭声在街上鸣唱着。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在瑞安国际饭店停车过夜的时候，我的双手依然在颤抖。停车场上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轿车：奥迪、别克、大众。买家和卖家，商人和干部——外面喧闹的大街上，商店里的霓虹灯标牌焕发出了生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丽水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正在测试他们的机器设备。离我上次参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期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承包商的活儿干完了：隔墙已经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门已经安装到位。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金属冲压机。到处都是盒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等待安装的各种设备。到处都有工人，跟高老板——也就两个老板中年轻的那一个——在一起的，是请来负责工厂运营的三位技术人员。我上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两个老板对于他们的产品有些含糊其辞，只说生产“服装配件”。现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个技术人员打听详情了。

这位技术人员名叫田洪国（音译），来自四川省。他已经三十好几，在工业城镇来说，这个年龄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个小个子，体重仅有九十多斤，长着一张有些淘气的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笑了笑。

“我们要生产两样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件样品来。其中一件样品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扣环，连我的小手指都戴不进去。另一件样品是一个稍大点的铁板子，薄如剃刀片，两头都包着塑料。这个铁板子被弯成了U字形，老田递给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号一应俱全。其中大的那个能穿过一个台球，其他的跟垒球的大小差不多。我问老田，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女式服装，”他回答道。

他把铁板子放在胸部位置，两头朝上，形似笑脸中上翘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东西是胸罩的支撑结构。

“这东西让女人穿衣服更显漂亮，”老田说，“各种型号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比划出跟一个篮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来。我不太拿得准，他是不是还在谈论胸罩这个东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属丝应该有别的作用吧。

“那些东西那么大，”我问道，“是做什么用的？”

“给俄罗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过去十年，高老板生产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温州南部的一片滩涂地区长大，那个地方叫作瓯海。他的父亲以种稻为业，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过老师。高老板上过两年财贸学校，学的是机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开了一间小作坊。他们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就是贴在裤腰部位的廉价白布片。跟其他温州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东西对劳力和技术的要求都不太高。一开始，高老板一家投入了三万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劳动力：高老板自己，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妹。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本地的服装加工厂，头几年的利润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他们扩大了厂子的规模，购买了新机器，并聘请了五六个工人。

开始的时候，当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产同样的东西。没过多久，镇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板取得了成功，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2003年，他们那个社区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工厂生产无纺布片，利润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板放弃了裤子衬料的生产。当时，他还能赚到钱，只是不想把那个行当赶进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放弃生产裤子衬料后，高老板跟他那位生产胸罩衬骨的叔叔合伙了。这也是准入门槛很低的一种产品，全部所需仅有一台金属冲压机，用来弯折金属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钟可以做出大约一百副衬骨。需求量很稳定，这正是生产胸罩衬骨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有一次，高老板如此充满哲理地说道，“跟卫生巾是一个道理。”但谁都没有在生产衬骨这个行当上致富过，高老板和王老板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新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样东西，而这种东西需要投入巨资，用以购买富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这也算是把那些抄袭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做法吧。

两位老板一起上下各处搜寻着——哎，不管怎么说，他们算是把胸罩研究了个底朝天。在温州人看来，这种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流水线最后生产出来的胸罩包含着十二种部件。两位老板从这个东西的底部开始探路，做起了衬骨。然后，他们往上移动，掂量着单独生产每一个部件的可能性。他们想到了缝线，看到了蕾丝花边，考虑过扣环。当他们到达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带调节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说，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十分简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东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龙镀铁做成，重量不足零点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个这样的东西。调节环跟肩带连在一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个女人对此加以思考过。不过，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调节环其实是服装配件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为了使铁环均匀地镀上高亮度的尼龙，生产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铁环加热到五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一切都要通过计算机控制来实现：温度，粉剂搅拌器的摆动装置，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用各种配件草率拼装而成的，而且价格不菲，高老板和王老板购买的那条生产线花了五十多万。在过去，他们两人购买的设备均不及那个价钱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的计划还得仰仗这条生产线能够顺利投产。

机器摆放在一楼地上，也就是高老板之前设计过的第一个房间里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个蹲坐着的小动物，表情有些沉郁：外表铁青着脸，像是刚晕过船，两条生产线排开大约有十五米远的跨度。这套设备重叠摆放着，像一辆双层巴士。传送带是用亮锃锃的钢铁做成的，在没加灯罩的灯泡下闪闪发亮。整台设备重达六吨，连传送带也要用极其粗壮的钢铁柱子支撑。光这些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就能撑起一幢房子——为什么生产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实在没有符合逻辑的道理可讲。不过，跟水泥一样，钢铁这种材料是中国的农村地区易于被过度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是一种规模经济：在这么广大的国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大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速度极快，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外国的建筑师们常常评论说中国的建筑工程里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钢铁。

他们测试机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访。一个叫作罗守云（音译）的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个燃气炉子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传送带开始缓缓往前运动起来。一个数字式仪表板显示着温度。房间里面很冷——屋外的温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这几个老板跟大多数浙江人一样，依然没有给厂房安装供热系统。不过，随着燃气炉对机器持续加热，数字显示板上的温度一点点升了上来。九十摄氏度，一百五十摄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温度就超过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来。要达到生产要求，这台机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摄氏度的温度。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比广东的气温低吧，”罗守云说道。在中国的最南边，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罗师傅。老板们把他从另一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工厂里挖了过来，他也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真正了解那台机器怎样运转的人。只见他戴上一双防火手套，试图打开其中一个燃烧室的盖板。可那金属盖板锻造得太差，连接处竟然在高温下融化了。罗师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来。他嘴里骂了一句，随手把红得发烫的金属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属把手像一条愤怒的蛇，嘶嘶地吐着舌头。

“没事儿，”高老板说道，“没事儿，别担心。”

他点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烟，然后递给罗师傅。罗师傅嘴里叼着香烟，在一块有着二十几个按钮的控制板上忙活着。他打算先放一批铁环到生产线里面，看看到底会做成什么东西出来。在生产线末端，他用电子卡钳测量了一下，宽度为一点七毫米——对胸罩调节环来说，这个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应该在一点二到一点三毫米之间。尼龙熔解得极不均匀，机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甚至连四百摄氏度都达不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高老板问道。

“在广东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罗师傅说道。他用扳手敲打着机器的燃气阀。“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说，“也许差别就在这里吧。”

“也可能是燃气有问题呢，”高老板说。

隔壁房间里，摆放着五六个燃气罐子，用金属做成，高度约为一米二，几根橡胶管子把它们跟那台机器连在一起。那几个人检查着连接管：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有人觉得稍微动一动可能会起点作用。于是，他们把那些燃气罐子轻轻地摇了摇，把管子抖了抖，可机器的温度还是没有丝毫上升。他们又使劲摇了摇，使劲抖了抖。那几个人嘴里依旧叼着香烟，把金属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劲抖晃着。悄悄地，我朝着门边走去。如果发生爆炸，至少还可以躲开。

“也许应该给这些东西加加热，”高老板说道，“我去烧点热水来。”他打开了大房间里面的炉子，用水壶烧起水来。老田找来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气罐的边上。壶里的水烧开之后，高老板把它倒进了一只水桶里。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就让我再看高老板一眼吧——我觉得，到了这时，再也没有必要用眼睛来记录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在隔壁房间里，我仔细地听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先，传来一阵极响亮的哧哧声，像一块肉掉到了加热的烤架上；紧接着，是一阵哗啦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我伸出头来，看了看门边。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刚刚受到水的洗礼的燃气罐子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罗师傅查看了一下机器的温度：没有变化。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捣鼓着那条生产线，接近四个小时，丝毫没有进展。他们觉得，也许是天然气的质量不高。高老板说，他要试一试另外的供货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个美好的愿望，大家似乎都不愿意面对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崭新的机器存在着瑕疵。

这台机器最早来自欧洲。在中国的工厂里，类似的设备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谱系，顺着它，一般都会追溯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由法国人和德国人把持，后来转到了台湾地区，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很廉价。好几家台湾公司从欧洲购买了这种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岛屿已经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产厂家提供调节环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台湾人投资的大铭公司决定搬到大陆进行生产。接下来的十来年间，这样的搬迁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家常便饭。直到后来，台湾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转移到了大陆。

大铭在厦门经济特区开设了工厂。他的老板——为了行文的方便，就让我们称之为大老板好了——进口了一台欧洲生产的机器。头几年，那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当地的劳动力比台湾还要廉价，又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那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仿冒艺术家们做起假来困难重重。过了些年，大老板逐渐对一个工人产生了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工人来自四川的乡下，名叫刘宏伟（音译）。刘宏伟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特别聪明。在几年时间里，他成了维护保养那台机器的专家。

刘宏伟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在大铭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画下了那台机器的详细图纸。刘宏伟的工友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给那条生产线做过任何测量或者画过结构图，他们后来觉得，刘宏伟一定是通过白天琢磨晚上画图的方式，把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地记了下来。刘宏伟画完后，带着图纸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另外一个经济特区汕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二老板，二老板当时正开着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板聘用了刘宏伟。他们拿着这张图纸，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厂，生产出了一台机器。一开始，那台机器运转不太正常——毕竟，人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完美——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汕港科技开始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很快，二老板也发了。

没过多久，三老板走进了我们的镜头。他也在汕头，开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刘宏伟挖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根据那张图纸，定制出了一台机器。到了这时，价格开始急剧下滑，不过利润依然十分可观。因此，三老板很快也发了。可是，当他听说刘宏伟已经在偷偷地跟四老板进行磋商的时候，还是暴跳如雷。

这个故事我最先是从罗师傅那里听来的，因为在汕头的时候，他跟刘宏伟一起工作过。当时，有人说刘宏伟光靠出卖那张图纸，得了大概十七八万元钱，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而，三老板许下的人头赏金是多少，罗师傅是知道准确数字的：十万元人民币。“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罗师傅说道，“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告诉他刘宏伟去了哪里，他就可以给钱。当听说刘宏伟已经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问，如果三老板找到了这个人，他打算怎么办。

“对南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罗师傅笑了笑，说道，“那不过就像杀一条狗。”

但是，就利润而言，一切为时已晚。一旦市场上有了那样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万元购买一台回来。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四老板换成了五老板、六老板、七老板，等等。到丽水这家公司开始创办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涉足这一行业，胸罩调节环的批发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从运费中赚取一点点利润，因此，高老板和王老板才会选择在丽水进行生产。因为周围这一带都没有大的调节环生产厂，过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车，他们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产厂家提供产品。

罗师傅经常提到刘宏伟，说他这么一个工人“骗了三个老板”。他讲的那些事充满了神秘，是一个劳动者的传奇。最关键的是，它吊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飞到汕头去求证此事。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全都不愿意谈论——很明显，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忆往事。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几个曾经与刘宏伟共过事的人，他们讲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尽管因为讲述者的原因，某些细节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刘宏伟不是真名。也有人觉得，他在有关老家的问题上没说真话。尽管有一家公司的经理说他曾亲眼看到过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且发誓说那是真的，但他曾经的几个同事都说他是个大骗子。

后来，我甚至看到了偷出来的那份机器图纸。图纸保存在广州市的清水机械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根据丽水方面提出的规格定做过机器设备。“他读的书少了点，所以要使机械设备运转起来颇有难度，”清水公司的经理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调试。”这位经理十分友善，也很开朗。在我看来，他把那张图纸拿给我看，是因为把我当成了买家，尽管我反复跟他讲，我其实是个作家。他最近一笔买卖就是跟高老板和王老板做成的。

在丽水的工厂里，对设备进行的第一次调试失败后，罗师傅终于意识到，这台机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台机器拆散开来，更换了几个关键部件。他把燃气炉和传送带的间距调近了一些，对它的振荡器摆弄了一番。他用胶合板和绳子临时替换了几个部件，甚至不惜麻烦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装了上去。等这台机器开始投产的时候，它已经被倒腾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出现在原来安装把手的地方，调整过位置的燃气炉在钢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罗师傅告诉我，那个支撑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么厚，因为刘宏伟对于这部分的设计没怎么在意。“图纸还是不太理想，”他说道。

罗师傅相信，刘宏伟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谈论起这位前同事的时候所使用的说法，跟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说，刘宏伟个子瘦高，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他读的书不多。据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小孩，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尽管三老板开出了可观的赏金，但那十万元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因为刘宏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狡猾——这个词用来形容刘宏伟是最贴切不过了。不管是在丽水、汕头，还是广州，只要是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个词语。所到之处，人们都摇着脑袋，说刘宏伟很狡猾。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2006年1月，到那台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金丽温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那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宽。中间的分隔带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挡对面驶来车辆的灯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竖立着一部免费的应急求救电话——这样的细节如果放在美国，会被视为一种奢侈，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带的电话信号覆盖范围极广。沿着瓯江，有些山峦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筑路工人只得在悬崖上直接凿出一条道来。从温州到丽水，新修了二十九条隧道，最长的一条有三公里多长。现在，还缺少一个细节，那就是地图。在政府出版的各种地图上，这条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没有标示出来，不过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

对中国的驾驶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行驶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头几次走金丽温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流量一点也不大，因为很多地方的匝道还没有开放使用。从温州驾车到丽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没什么问题。但一路上既不能驶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进入，所以，我常常会行驶数公里也看不见一辆车。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从桥头这样的工业城镇上面拦腰穿过。新修建的道路跟仓库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够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场景：工人们正在进到厂房里面，大卡车正在装运货物，水泥搅拌机正在为新的建筑工程而忙活着。但是，没有人进入到高速公路里面来，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还处于隔绝状态。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我从那些城镇上空驶过的时候，还能透过车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线，到处都竖立着各种品牌的水泥广告：金园水泥、红狮水泥、仙都水泥，等等。这些不过是第一批广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提示牌，颜色跟美国使用的绿色一模一样。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在温州，出口处竖着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国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几条车道被标示成了“Slow Lane”（“慢车道”）和“Quickly Lane”（“快车道”）。〔1〕[1]“Drive Carefully”（“小心驾驶”）——这条乱七八糟的标示语随处可见。还有一条告示，要求人们“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劳”）。间或，路边还会出现一条莫名其妙的对联：

请勿疲劳驾驶

远离交通事故

在丽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经济开发区。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过宁静之后，猛然进入尚在建设之中的工业园区，让我吃惊不已。那里的道路大多还没有铺好，运土车、推土机白天晚上连着干，开发区的四面围着被开挖得面目全非的农田，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设工程的范围令人瞩目——方圆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经济开发区的王丽炯（音译）主任告诉我，为了建厂之需，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官员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王主任有个同事，名叫杨晓宏（音译）。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的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从十六万增加到了二十五万，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从事建筑行业或者到工厂做工。随着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他预计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人口数字还会翻番，达到五十万。他还告诉我，丽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共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先生说，那五年时间里，丽水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不过，听到王主任说他们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头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笔，请他做一下具体的解释。

“假定这是一座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摆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点。他的手指往边上移动了一两寸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深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座山头的山顶铲掉，用来填平深沟。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垫高。然后，我们就把这块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着说：“丽水这儿有个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这么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只有削平山头了。”

王主任已经四十好几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显得十分休闲。他还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上戴着一块欧米茄金表。他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激光指示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用这个指示器指示着墙上挂着的地图，以突出某些细节。那是一幅未来的规划图——一整张开发区地图布满了道路，尽管有些还没有进行修建。王主任极其友善，为人也很随和。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我有些意想不到。他还会给我回电话——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官员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官员们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一个外国人交流什么。不过，王主任不一样。有一次，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和背景。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一开始，他就这么说。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农村，这一点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样的。之后，给他分配了工作，进了一家炸药厂。随后，他报名参军，被训练成一名坦克驾驶员。他开了五年的坦克，然后转业复员到一家银行工作。在银行干了十年时间之后，他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当起了领导。从此以后，他从一个镇换到另一个镇，在官僚体系里面稳稳当当地爬升着。终于，他被选到丽水新建的工业园区任职。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不过，他的儿子却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在他的家族里，在他和他儿子这两代人中间，一个人以开坦克起家，另一个人正在国外攻读经济学——这样的现实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王主任这个年龄的人中间，很多人的履历都有不同于寻常之处，工作的调整之间缺乏关联，职业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不过，他们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进的轨迹，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步子。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

至今，王主任还能从他在部队驾驶坦克的日子里吸取教训。“驾驶坦克的时候，你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说道，“不用担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坏，或者一路上会出什么事。你得聚精会神地驾驶，你得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开发区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不会让我灰心丧气。”

他解释说，在部队驾驶坦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灵感，提出了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口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天可以做两天的事。”对王主任而言，时间是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如果某个城市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方面比别人慢了一步，却又想异于他人，那么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偶尔，有些地方政府找准了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芜湖市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它决定生产奇瑞轿车。不过，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所以，到了现阶段，后来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别人极力避免的产业。

到2006年为止，丽水市已经有十几家工厂在生产人造皮革。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钢铁水泥是极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筑工程中被过度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人造皮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把那玩意称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缩写——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排列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么常见。实际上，差不多每个老板手里面都拎着仿皮手包，喜欢耍酷的人甚至还穿着仿皮夹克衫。妇女们穿着仿皮做的裙子，男人们穿着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经到过一些人家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蒙着仿皮。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仿佛是一种自然资源——有时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从地里刨了出来。

其实，这玩意多来自温州地区。仿皮加工厂最早出现在滨海郊区，也就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这一产业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外来者到了那儿之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的：机场上空弥漫着浑浊的棕色烟雾，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仿皮产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剂。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的人常常会有流泪、喉干和咳嗽等反应。接触者会嗅觉失灵，对酒精失去耐受力。长期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则会引起肝损伤。研究显示，女性接触者罹患死胎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在实验室用动物进行的测试已经证实，二甲基甲酰胺还会导致出生缺陷。

在温州，仿皮加工厂最先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官员们对污染和健康问题还不怎么关心。可是，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一产业，限制它的扩张，或者在现有的加工厂更新许可证方面增设难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温州仿皮加工厂正在往丽水的经济开发区进行搬迁。在全球化的市场氛围下，对于不受欢迎的产业来说，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选择。美国人肯定不想生产仿皮，连温州人都要对这玩意严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丽水来寻找出路。

当我跟王主任谈起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的回答极为谨慎，宣称丽水市会控制得更好。“温州市对二甲基甲酰胺从来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他说，“那些加工厂老早就建起来了，但那时候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做出来。对此，我们已经有规章制度了。环保局今年来过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总共有一个月吧。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王主任告诉我，丽水市将把仿皮加工厂的数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并不想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主导产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只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腾飞，就贸然把你不甚了解的污染源引进到城市里来。然而，对于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够抓得到的话，丽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拿掉。

我刚到丽水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仍旧在离那家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开车来到了工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车辆——三十辆重型卡车，十一辆履带式挖掘机，四辆大型轮式液压打孔机——所扬起的尘土。一个工头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光他们那个工地就已经挖出了一百二十万方土石。他们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药，把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然后把碎石土渣纷纷运走。一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到那时为止，已经把整座山头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工人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草帽，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购物袋。上面印着几个字：“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袋子里装着十多斤炸药，那人把它放在我脚边的地上，问道：“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带到纽约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不过这样的介绍却让我一时无语。可是，我却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袋子上移开。那个人笑嘻嘻地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他可真想去美国哦。”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个人随后就开始费力地往山上爬，他说他们要去炸掉一块大石头。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将按计划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点九吨炸药。我问，谁负责这次爆破任务。工头告诉我，负责的人名叫穆诗友（音译）。“他就在山顶上，”他说道。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在已经削平的山顶上。”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我问道。

“可以，”工头回答道。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工头则看着那几台挖掘机从路上开了过去。我终于问道：“我就这样走上去吗？”

“当然，”他回答道。

“我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向着那座在劫难逃的山头出发了。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土石，开得飞快，我则在碎石和瓦砾之间挑选着行走的路线。没走多远，我就看见了地上的洞眼里埋着的一根根塑料导线。我马上意识到，我所处的区域已经埋下了九点九吨的炸药。我加快了脚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会是恶兆吗？先前那个工头对于我的出现，一点都没有在意过，而这正是中国的建筑工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太好客了，竟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在大半个国家都在搞建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钻头和推土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因此对于外来者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瓯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着天就上到了这座城市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沿着那在劫难逃的山坡，我终于上到了山顶，看见了先前拎着炸药塑料袋的那个人。他把我介绍给穆诗友——也就是今天这场爆破任务的负责人。穆先生六十来岁，圆脸，秃顶，说话带有四川话那种轻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泸州人，最近几年一直驻扎在浙江，因为当地对爆破人员的需求很大。他带着政府颁发的证明材料，以证明他的技术水平。这些材料装在仿皮做成的套子里，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员。”这个我倒有点喜欢听——穆先生完全有资质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浙江省爆破设备安全员”几个字。“这个东西说明，我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穆先生这样解释道。

他让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点危险都没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头炸掉。因此，我时不时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随后又会响起一阵哨声，接着，一串飞石凌空掠过。每当这时，我就会本能地弯腰躲闪，而穆先生总会笑着告诉我，不用担心。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说，“我曾经在西部的核工厂干过！”

他这样说，倒是有助于让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两千万吨的核裂变相比，头上被一块石头砸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顶安全帽，不过，他要是能给我也找一顶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来的导线收拢在一起，我则跟在他身后顺坡而下。他把这些导线铰接起来，用胶带把线头缠住，然后再把它们跟卷在线轴上的一根白色导线连接起来。他肩上挂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个起爆器。小炮已经放过了，自卸大卡车多数已经驶离了现场。过了一阵，那个工头吹响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车辆必须撤离的信号。那台黄色的挖掘机慢慢开走了，这样，所有的挖掘机都开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排成整齐的一排，车头朝外。一排挖掘机停放着，好像一只只巨型怪兽蹲在那里，一起用它们的屁股对着那即将灰飞烟灭的山头。

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撤离爆破现场。工人们全都跑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还停留在那里。他已经接完了所有的线头，开始往外走，一边走动，一边从线轴上放下白色导线。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现场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踩在泥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听到，一群鸟儿正在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在浙江省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静的时刻——往常，各式各样的大卡车、施工机械和钻头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机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机的边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搁在挖掘机的车门踏板上。起爆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标着“充电”，另一个标着“起爆”。穆先生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呼叫——“充电！”——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站出来，站到看得见的地方来！”他对我说道。我提心吊胆地从挖掘机的边上往外移动着步子，眼里是那一片静静的山坡。对讲机里传来了从“5”开始的倒计时，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指挥员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短短的一瞬间，岩石之间闪起一片电弧光，犹如直插大地的闪电。随后，整座山头发出一声轰响。

2006年2月9日，春节后刚好一周的时间，王老板在厂房外面燃放了两大箱烟花爆竹。在浙江，这是开张营业的传统仪式。大公司一般还要雇请舞龙队在大门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板这样的小老板出不起舞龙的钱，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还花钱请算命先生选择了这个黄道吉日。从农历来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国人眼中最吉祥的数字。

跟浙江众多的老板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在中国，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这种外国人的信仰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过，王老板并不信教，他从来也不会谈论耶稣或者佛陀。他相信风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没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板四十岁，比起他的侄子兼合伙人高老板来，十分不修边幅。这位中年人蓄着短发，挂着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带着一丝略显病痛的神情。他说话有点口吃——只要他在拼命想词儿的时候，眼皮会眨个不停。他的衣服上总会沾着些油污。“大老板是不会亲自来搅和这些机器的，”他跟我这样说，当时他正在厂里面维修一台金属冲压机。“可我只是个小老板，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干。如果将军的士兵不够用，他还是要参与打仗。”

王老板一直以生产杂七杂八的东西为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主要生产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后，他改行生产自行车铃铛的钢铁部件，正是跟钢铁打交道的这一经历，让他最终进入了胸罩衬骨行业。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却没有真正富起来，说到过去，他常常还会后悔不已。他告诉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点错过了大学的录取机会。“那个时候困难多了，”他说，“我们那代人呢，一百个中间，也许只有一两个可以读大学。”他在龙湾长大，那是温州的一个滨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了工业区。“有一阵子，那儿以生产钢笔出名，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支钢笔，”王老板告诉我说，“后来，他们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还是没有生产那玩意儿。做鞋子是最好的赚钱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们现在都发财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希望自己当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认有些后悔。那些家伙啊，有几个都算得上是千万富翁了。”

王老板打算把他毕生积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调节环加工厂里面来，那些数目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多万。在中国，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般人要是有了这笔钱，会兴奋不已。但是，关键还得看跟谁比。在龙湾，王老板周围尽是大获成功的实例。即便来到丽水之后，他的新邻居还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板和高老板是从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厂房，这家公司名叫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创办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桥头镇的一个农民，跟别人一样，他一开始以生产钮扣为业。后来，他把生意扩展到了一种新产品上——塑料电灯开关和插座盒，同时生产铜线缆。他之所以搬到丽水这个地方来，是为了沾土地使用费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厂房由三栋大楼组成，因为空间富裕，他当起了地主，把边上两栋两层高的大楼租给了高老板和王老板。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里，修了一个水泥池子和一个水泥底座，上面插着三根旗杆。每一天，都会飘扬着中国的国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国的星条旗。格雷公司用来盛装产品的盒子外面印着一句广告词：“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工人们跟我说，公司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当我追问详情时，却查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外国投资。也许，这样做只是为了显摆：工业区的人们觉得，有外国投资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对于面子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在丽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气派的厂门，门口蹲着两只水泥塑成的大狮子。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水泥做的台阶，水泥做的门岗），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

未来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来装产品的纸箱上面也印着这句话。产品的名称叫“简·爱系列”，主要是塑料开关和插座盒，起售价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来，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人物来给电灯开关起名字，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更有些矫揉造作。不过，这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靠生产钮扣为生过，也肯定不是在桥头镇从种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管怎么说，王老板觉得，跟他的邻居们相比，他总是要仰视他们的。在丽水，他和高老板没有任何资本敢于跟格雷公司相提并论：他们做不起石狮子，做不起金色的书法语录，挂不上外国旗帜，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公司挂上牌子。不过，至少那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了。放过鞭炮之后的第三天，两位老板在厂房的大门边上贴出了手写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

要求：

1.18到35岁，中学文化

2.身体健康，素质好

3.讲卫生，愿意吃苦耐劳

王老板需要男工来搬运庞大的金属冲压机，这样的冲压机主要用来生产调节环的初坯。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国的工业城镇，仲冬时节正是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回家。过完节，他们又会坐上汽车或者火车，直奔那些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而去。这正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的时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最终践行了计划已久的离家出门，或者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城市。即便是十分谨小慎微的人这时候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别人采取行动，而这一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将定格今后一年的命运。也许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给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带来灵光一闪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个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参加的一次招聘面试。

所有这一切，对丽水市来说都是全新的。当地的一些人告诉我，2006年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开发区将会有大量的新厂要开工建设。然而，这条消息早就传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耳朵里了。他们或者从当地的火车站出发，或者乘坐汽车。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装载着求职人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来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区。不过，有时候也会找到像丽水这样尚未成型的地方来。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去了丽水的“人才市场”，这算得上是当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场”的主楼位于市中心，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滚动播放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信息。年轻人聚在一起，仰着脖子，看着那些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列出的职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体健，愿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学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种职位通常都要列出对身高的要求，中国人常常痴迷于此。对女性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她们求职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长相：

招超市收银员。

女性，中学文化程度，或财贸学校毕业。

1.58米及以上。

肤色好，长相好。

女性的工资也会低一些——这样的细节，连同地区倾向性，都会在求职列表中公开标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谈。

这样的列表很像一份份电报——招工单位要按字数付钱，他们因此把列表做得极尽简略。他们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板最感兴趣的几个特点把人进行了高度浓缩。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整个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要求只具备下列特点即可，那么它到底是招人做什么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长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视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厂不愿意到人力市场去操心，仅在工厂的大门口贴出招工告示。他们认为，务工人员自己会找上门来。在丽水开发区的第一个2月，到处都是成群结队闲逛的人们，那景象很像是春节大假的延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穿着新衣服，一边沿着各厂区溜达，一边兴奋地高声交谈着。同一地方来的人喜欢结队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队人马，他们通常会在街上交换一下信息。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所在的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队人马，有三十人之多。他们当时正聚集在那一带最大的工厂——金超人造革厂的大门前。工厂的保安正在检查求职者的身份证，如果谁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家庭住址是贵州，保安会马上把他赶走。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深处内地，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一群年轻的贵州人刚刚被拒之门外，此刻，他们站在大街上，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金超人造革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招聘贵州人。“他们没有说理由，”这个人回答道，“可是，贵州来了那么多人，这些工厂竟然不要我们。”

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我很好奇，想要听听金超的理由。于是，我跟着几个求职者进入了工厂。这几个人上到二楼，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就限制条件提问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贵州来的人喜欢打架，”他说道，“他们在工厂里尽惹麻烦。这一带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贵州来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到我的工厂打工。”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说到关键之处时讲点技巧，或者拒绝回答。可他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绝招聘贵州人，竟然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谁还会找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呢？对围着办公桌的那群求职者，他同样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仿皮生产线上有害物质太多，要求把工资调高一点。这位经理高声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时候闻毒气，你可以去当老师啊。”另一个人所抱怨的，则是生手的小时工资起薪标准定为三元八角实在太低。经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挣得会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应该感到很高兴才是啊。”我问他，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资要低些。这其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女孩子不够壮实，”经理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多给一点。”

不过，我注意到，工人们还是跟这个人进行着交流，尽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冒犯之意。对那些刚刚返回、到他办公室来登记的工人，他倒是轻易表现出了默契。不仅如此，那些大胆的求职者往往会有所收获。有个人对他的起薪不满意，因为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经理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回你原来那儿吧”），可是那位工人并没有离开。他站在办公桌边上，整理着他的箱子，经理则应付着其他的求职者。偶尔，他们会用类似带刺的话交锋一下（“早知你这么不公道，我就不会来你这里啦”；“你来不来这里关我什么事？”），但两个人谁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整整一个小时之后，经理终于调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这个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耐心、决心，还有一点倔强。

其实大家这么做的时间都不长。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在丽水，像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样第一次招聘员工的，远远不止一家。高老板和王老板把面试地点设在了二楼的办公室。跟厂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这间办公室设计得极为仓促，房间的陈设给人一种临时应付的感觉。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已经有些脏了。房间里摆着一套廉价的长沙发，一只矮茶几，两张办公木桌，两株盆栽植物，由于无人管护，已经出现了枯萎的迹象。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只上色极好的胸罩调节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每当求职者问及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王老板就会把桌子上的调节环推到他的面前，颇有几分赌场发牌人的样子。“内衣配件，”他还会说上这样几个字。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尤其对于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因为她们一眼就把那玩意认出来了。只有男性求职者，得跟他们解释那个调节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工厂开出的起薪标准是每小时三元五角。在丽水市，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工资标准——因为各地的财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像广州这样的较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四元三角，不过，那并不能保证工人们拿到的钱比那个数字要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低档次的活儿更不好找，而干活的小时数可能也不多。对于工人来说，这才是关键的细节，他们既关心起薪标准，更关注干活的时间。多数人愿意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因为离家在外，让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厂里要加班，他们会高兴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除了放春节这样的全国性大假之外，没有任何节假日。有时，流水线女工会十分骄傲地对我讲，她每个月的累计工时已经快到三百小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的小时最低工资变成了月工资九百八十元——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务工人员来说，这笔钱算是相当丰厚了。

实际上，王老板并不清楚，他要工人们干多少小时的活儿，或者说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别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量而定。不过，他还是向求职者们讲了一些他们很想听到的话：他保证让大家每天有十个小时的活儿干，每个月放假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那就是丽水的老板们开出的空头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诉求职者，他会让他们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儿可做。而事实上，可能每周的干活时间不过四十小时而已。偶尔有聪明的求职者会问，公司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很多人则会询问公司的生产流程。通常，女孩子会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异味？”在丽水，那就是在问有没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厂需要使用到的一种溶剂。对于它的危险性，谣言已经传开，即便是一字未识的新来者，对这个东西也有了令人叹服的认识。没有生育过的女孩子一般都尽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厂找活儿干，因为有谣传说，那种化学物质会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观的条件下，男孩子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干活——仿皮加工厂因此得把薪水开得比最低工资标准再高一些。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高老板的父亲帮着忙招工的事儿，在跟求职者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旁观。求职者多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提问。他们颇为紧张地把玩着那些胸罩调节环——只要是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那几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求职者，跟别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试中，高先生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多大岁数了，她回答道：“你是问我的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身份证上是多少？”

“身份证上写的是二十五岁，不过那不准确。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做过改动，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呀，我实际上是二十三岁。”

高先生点点头，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单上。看得出，在中国的工业城镇，时间过得到底有多快：这个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么，十几岁的她才能找到活儿干；到了现在，她担心的则是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成为她找活儿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间后，我问高先生，像这种篡改证件的人，他会不会有些担心。“不会，那反而是个好兆头，”他说道，“这只能说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儿干。像她那样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员工。”

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最务实的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第二天，调节环制造厂招的人已经把员工名单填满了，高先生就在办公室门口把后来者挡了回去。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说，他会把她的名字加在备录名单上，可她在办公室逗留着不肯离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录用名单上吗？”她问道。

“我跟你讲过，录取名单已经满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二个名单上。如果有人不干了，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把别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嘛。”

“不行。已经招满了。我们招了十九个人。”

“我在厂里干过。评过优秀员工。”

“你在哪里干过？”

“在广东。”

“那么年轻，就有工作经验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证显示，她名叫陶玉染（音译），出生于1988年。她才十七岁，刚刚超过法定年龄。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年龄至少到十六岁。陶玉染留着短发，一双眼睛充满生气。跟别的求职者不一样，她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看着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着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调节环——任何人都会——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几只调节环，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是一场游戏，她一定要赢。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说道，“不会有多大关系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过来了。”

“我保证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单的第一个，”他说道。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了那张纸的最上面。“看见了，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优秀员工’！”

可是，陶玉染对这样的照顾并不领情。她在办公桌边站着，手里抓着那几只调节环，继续为自己的事求情。过了五分钟，高先生不再说话。他自顾自地忙着那一堆文书活儿，根本不理会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旧在那里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换上去嘛，”她继续说道。

高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沉默。

“那有什么关系嘛？”

沉默。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在广东干过。”

沉默。

“别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十分钟过去了，高先生终于发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过，他随即看了看名单，温州人的迷信思想出来说话了。“有二十个了，”他说道，“二十，这个数字的读音不吉利——跟‘饿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

陶玉染谢过他，然后把那几个沾着汗液的调节环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门而出时，高先生给她敲了一下警钟。“记住，老板最后说了算，”他说道，“如果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了，那就还是十九个。”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办公桌跟前，挺着下巴，显得颇为坚定，“把我的名字写到前面嘛。”

五分钟后，经过又一轮的单边对话，陶玉染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名单的中间位置。她胜利地离去了，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后，他转头看着我，佩服地摇摇头。“那个女孩啊，”他说道，“懂得怎样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板们知道了，那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她没有工作经验，从没有进过厂，也没有到过广东省。她不是十七岁，也不叫陶玉染。陶玉染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证，其他则全是在吹牛。那个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

在丽水，女孩们的面孔代表着这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新阶段。每一次，当我驾车从即将建成的厂区穿过时，总有一些新东西吸引着我的视线，它们预示着又蹒跚地往前迈进了一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当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时，那儿除了一条土路，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当时就立好了公交标志——几根孤独地竖立着的金属标示物，标着一连串目的地，其中多数还并不存在。而且，一年时间之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为那些地方提供过服务。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着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筑工人，不过也有一些充当先头部队的老板们。这些开拓者们驻扎在遂松路的西边，面向着正在建设的各个工厂，他们的店铺主要是那种花钱不多的灰墙板房。他们出售建筑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们出售面条、面粉、蔬菜、猪肉之类的简单食物。真正称得上店铺的——有专门的标志和大家都认识的商标的那种——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手机店一般很早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是外出务工人员，都需要往家里打电话。

十月份，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共汽车标志牌全被偷走了。工人们正在遂松路下面铺设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馆也已经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厂——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电话卡，也不出售建筑材料的大商店。这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公司标识和员工身份牌，它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前兆，那些机器很快就会运转起来。好几家工厂已经在大门口挂出了标识牌：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锈钢公司。一月份，工人们铺完了遂松路。十几个人顺着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着路面，却让那些窨井洞口大开着。在新兴的工业城镇，窨井盖常常要晚些时候才能安装到位，因为有人偷盗那样的金属盘子，就像偷来的公共汽车标识牌那样被当成废品卖掉。

2月份，我看见一个女子开着一辆本田轿车，左前轮掉进了窨井。车辆没有受到损伤，附近的男人们从商店里跑出来，帮着把车子从窨井里拖了出来。到下个月，所有的窨井盖才全部安装到位。窨井盖不是金属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复合塑料做出了一种新型的盖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盗。我开车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担心车轮被毁。也是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数量超过了男人。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建筑工人大都已经离去，工厂的老板们开始为自己的生产线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数工人下了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溜达，很多人依旧穿着工厂的制服。没过多久，购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两家鞋店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装商店，一年到头都打着“半价”的牌子。另外，还出现了一家诊所，一家百货超市。遂松路上还开设了五六家发廊，其中两家闪着绯红的灯光，说明里面有卖淫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传来一阵阵休闲娱乐的声音，年轻人们大笑着，闲聊着，白天的声音也因此带有了新的特点。半年的时间里，经济开发区充斥着建筑工程的喧闹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这样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飘摇不定，钻孔机每隔半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哀嚎声，手提钻会跟着发出轰隆声，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期。然而，这样不规则的切分音符随着工厂的出现而结束了。工厂有自己的节奏——生产线发出轰鸣，像是进行着一场有规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闭上眼睛，用心聆听着每一条生产线奏出的颂歌。嘭——哧，嘭——哧，嘭——哧，那是大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胸罩调节环时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产简·爱牌电灯开关的聚碳酸酯磨床发出的冲击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业卷线机正在收卷铜线。所有这些机器一起歌唱着——嘭——哧，嘭——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随即，我明白过来，这些声音跟早先的建筑工程发出的声音有一点差异。工厂的声音没有停止过。每一种声音都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就这样，这片社区终于富有了生机。

第二章

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染”。当然，真正的陶玉染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染。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一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查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高。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政府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就可以以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强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呢？”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

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友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种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呢。“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高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高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T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个，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王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沫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王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王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王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王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VIP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T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 Yellow 8GMX

Podocid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呢。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颧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

“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已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全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搞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呢。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高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

第三章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2]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是要求推翻共产党，或者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年年底，我回了一趟中国。一个朋友告诉我，驾照有效期过后还有宽限期，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填了一大堆表格。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他们便给我颁发了新证，2013年前有效。我坐飞机到了温州，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转动了点火钥匙：红灯。那时，我早已熟知昌盛汽车租赁公司周围八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于是，我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正在加油的时候，两个警察推着一辆警车进入了加油站。警车的发动机没有动静，两个警察挂着空挡把车推了进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车子坏了。

“不，车子没事儿，”其中一个警察乐呵呵地说，“车子没油了！”

故地重返的感觉真好。沿着金丽温高速公路，我往北开去，在那一个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之间穿行着：下斜村的攀爬架、桥头镇的钮扣，等等。在丽水市，我停留了几天，开着车在经济开发区内转悠。政府最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东扩项目，将使工业区的面积扩大四倍。他们计划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约为七十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靠贷款解决。给我提供这个数据的，是曾经当过坦克手的经济开发区主任王丽炯。王主任告诉我，为了完成东扩项目，他们又需要削平四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我还记得在2005年观摩过的那一次爆破过程，也就是他们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附近进行的那次爆破工作。我开着车回到了那个位置，那些人早已不见了，那座山头更是踪迹全无。原来是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另外一家向杜邦公司出售化工产品，第三家生产仿皮厂所需要的聚亚胺酯。第四家工厂写着大大的英文标识：浙江人力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厂房是一长溜低矮的建筑物，几只大烟囱正吐着滚滚白烟。没隔多远，几百只锈迹斑斑的金属桶子一字排开，上面盖着简易雨棚。一面墙上，写着一条标语：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踱进了厂区，没有人介意我的唐突造访。一个工人把我领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叶春生（音译），人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给我介绍道，人力是一家个体企业，专门处理仿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溶剂二甲基甲酰胺。丽水市大大小小的仿皮厂每经过一轮生产周期，二甲基甲酰胺就成了废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废品用车拉到人力公司来。外边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桶装的就是那玩意，正在等着处理呢。

“这些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行着，”叶先生说，“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搞这个业务。我们在温州和这儿各有一套设备。”

我向他打听那些滚滚白烟的事，叶先生向我一个劲地保证，那都是些清洁烟雾。“全都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他说。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跟我握了握手，欢迎我下次再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有六百四十桶二甲基甲酰胺。在我看来，只有在中国，你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迁过去后，一开始生意很不错。他们的新厂址位于瓯海市，也就是温州南边的那座滩涂城市。之前已经宣布过，该市的部分区域将搬迁掉所有的工业企业，腾出土地建设绿化带。在中国的城市，这样的项目通常是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期信号。不过，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瓯海，当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公布之后，人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把一大批纯属污染大户的低端企业搬了进去。他们以为，这个即将寿终正寝的地区在监管方面一时会比较松懈。再说，租金也很便宜。这是吸引王老板和高老板的主要原因——在租金上，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最终，他们还要搬一次厂。可是，暂时还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些问题。

搬迁后没几个月，附近的一个老板悄悄地接近了罗师傅。这位邻居已经注意到，胸罩调节环的销路很好，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当。于是，他向罗师傅提出，罗师傅可以在他打算成立的新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罗师傅回绝了——他觉得温州人不太值得信任。“我就是在给这些家伙打工的过程中学到的，”他说，“只要是温州老板许诺的，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遵守。”

不过，这位邻居老板给清水机械制造公司下了订单。没过多久，那台机器在温州地区就有了老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胸罩调节环。在跟罗师傅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如果外人要投资做这个行当，只要他罗师傅出面，所需资金不到三十万便可解决问题。他知道怎样购买那样的机器和装配线，他找得到厂址。工人的工资也很便宜。罗师傅还提到，他已经有一些存款，可以拿出来凑齐开业所需的三十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向他解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不适合在中国做生意。不过，如果我今后放弃写作，决定改行做胸罩辅料的话，我想不出除了他还可以跟谁合伙。

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承诺的标准给他工资，欠的工钱将近一万元，这笔钱在中国也算是相当多了——他最终决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一个想加入胸罩调节环这个行业的老板。罗师傅帮着这位老板组装了两台机器，销售量很快便蒸蒸日上。可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镇都感受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两三家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罗师傅对我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类似做法在那段时间司空见惯，成了家常便饭。在温州，高老板和王老板把自己的工人数量削减了一半。最终，工厂总算挺了过来，但那一年真是过得十分艰难。

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丽水市，房产价格骤然跌落。银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修建了我去看过的江滨住宅小区的那家公司——突然陷入了困境。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但是，到了2008年夏天的时候，银泰公司连为这些融资支付利息都很困难，恐慌情绪很快就在私人投资者中间扩散开来。大家都想把钱要回来，而公司又拿不出钱来。一个农民被逼得神经错乱，服药自杀了。政府介入进行调查，揭开了大家熟知多年的事情——银泰公司一直在非法筹集资金。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把钱借给了这家公司，加在一起，集资额超过了八个多亿。因为无法还钱，政府冻结了公司账户，没收了财产，逮捕了银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创始人连同他的几个儿子，被关进了监狱。2009年的时候，他们仍在候审阶段。季胜军，也就是我在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个副董事长——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喝着绿茶和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可能会在大牢里呆上若干年。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不过，在中国很少发生这么大动干戈的公司倒台现象，他们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够更好地抵御这场危机。他们没有遇到美国那么普遍的房产抵押问题，因为信用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获取。即便是银泰这样极其糟糕的局面也无损于它的体系，因为这种借款属于私人行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银行没有损失什么，投资失利的只是些普通百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2008年，当各个工厂进行裁员的时候，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等着情况的好转。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2008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所需资金为四万多亿，其中半数的资金将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有评论家发问，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投向教育？那也许是一次良机，最终可以确立起更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们更好地从事创新劳动。然而，政府宁愿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法：把钱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大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尤其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地区，希望把几亿中国农民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国务院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如果得以实施，将会允许农民们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或交易——不是出售。有些农村已经在开始实验，用它来获取小额抵押贷款。国家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新的项目，叫作“家用电器下乡”活动。政府给购买电冰箱、电视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商品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这既是农民们的实惠，也是工业城镇的福音——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库存积压。

在丽水市，这些战略似乎奏效了，至少开始初步奏效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王丽炯主任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全国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中国拿海外消费者换得了国内消费者，光是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能够使这种交换变成现实。就是汽车市场也表现不俗，尤其在政府降低新车购置税之后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汽车总数超过美国人的局面。

在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守云终于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为别人打工。从一字不识的装配工开始干起，在全国上下辗转奔波于城市和工厂之间，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是他的侄儿，他们把公司开在了南方的佛山市。他们干的是废物循环利用——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公司专做高档塑胶，罗师傅凭着他的技术，装配好了机器设备。年中的时候，他们已经请了十多个员工，罗师傅赚的钱高过他做胸罩调节环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工作，儿子继续留在贵州，由亲戚照看着，正在上幼儿园。

当我叫他的新头衔“罗老板”的时候，他笑了笑。“我是从你们国家买的垃圾哦，”他说。他们定期收到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货物，很多货物运到的时候外形还很好。他认得出哪是电冰箱，哪是电视机，甚至哪是汽车零部件。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拆散开来，把其中的塑胶进行加工，然后卖给中国的制造类公司。“有些人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玩具，”罗老板说，“不过，我们有些客户也用来做电冰箱和电视机——就是我们从老外手里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同样的玩意儿。”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都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十六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九百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一千五。”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十七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一天下午，我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原来的厂址。遂松路上，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依然空荡荡的，尽管格雷公司以后可能会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格雷公司开足了马力，生产铜线缆和简·爱牌电灯开关。一个保安告诉我，他们的业务真的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到原来的厂里面去看一看。他说，没有问题。我从石狮子边上走了过去，经过了折叠式安全门，从美国国旗边上走了过去。老板的鎏金书法依然在墙壁上熠熠生辉：

未来震撼眼前

进了厂房，我发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些胸罩调节环。自从搬迁之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打扫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调节环：黑的、红的，弯折的、破损的。在玉凤原来上班的那个房间，一大堆衬骨像吸管一样缠绕在一起。地上有空的双鹿啤酒瓶、皱巴巴的三五牌空烟盒、用过的包装胶带卷，等等。一只破花瓶里栽着的植物已经枯萎。一颗卒子象棋，一支筷子。一张标着11月22日的挂历纸。一个空的纸尿布袋子，一只童鞋。一楼，在老田曾经睡觉的地方，墙壁上写着一串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只要有工人生活过的地方，到处都写着东西。用来写字的有铅笔、钢笔，还有油漆。他们那些励志口号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纵横交错。我循着原来的宿舍区走着，一路经过的尽是格言警句：

马到成功

快乐度过每一天！

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

面对未来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1] 正确的标示应该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译者

[2] 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

致谢

十年前，我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市完成了《江城》的书稿之后，问一个邻居能不能替我看看这部手稿。之前，我听闻过道格·亨特的编辑水平，但一直没想到竟会如此仰仗于他。十年来，对我在中国写作的所有方面，他差不多都提供了建议。跟其他两本书一样，经过他的慧眼和决断，本书才得以大为增色。我相信，在1999年的时候，道格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进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关系会令他走上为易安·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我妻子彤禾的《打工妹》提出编审意见的道路。）我想对道格说的，就是一声“感谢”——感谢他的耐心和大度，更要感谢他和我之间的这份友谊。

在北京的时候，几个跟我关系很近的作家朋友欣然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易安·约翰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在删减内容方面的建议非常宝贵。迈克尔·迈尔帮助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另外一个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在驾车游的途中伴我走过了好几段崎岖不平的路段。回到北京后，特拉维斯·克林伯格总是十分乐意跟我就各个项目展开讨论（还在书籍的封面上给了我相当不错的建议）。

我深深地得益于石彬伦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长城的观念和认识。他也校读了本书，我对此非常感谢。至于我曾经摔坏的膝盖，我认为值得。

在三岔，我有幸与郭眯眯同住一套房子。在头几年，跟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眯眯的耐心和决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不会很好地跟他们协商种种事项。是她的友谊让我在三岔居住的日子变成了乐事。我同时也要感谢眯眯在手稿相应部分的细节核对上所提供的帮助。多亏了她，以及阿伦·郭的帮助，我们仍旧在三岔村保留着那套房子——我期待着在今后有机会再与他们去那里同住一屋。

魏嘉生病的时候，我曾对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仰仗颇多：特德·斯科特、艾琳·卡凡纳、文森特·P·古鲁恰理。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迈尔斯提供的帮助，是她给我解释了在中国进行血液检查的复杂细节。以上诸位的专业水准乃无价之宝，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他们的大度——尽管极其繁忙，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感谢古鲁恰理医生。不过，我也想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使在他本人跟癌症做抗争的时候，他还抽出时间来牵挂着中国的这个患儿。

本书内容所包含的三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跟《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进行的一些项目研究紧密相关。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在为写作这几个故事所作的研究期间，我有幸与三位出色的编辑共事，他们是尼克·蓬加藤、丹纳·古德耶和艾米·戴维森。我要感谢戴维·热姆尼克广泛的兴趣爱好，是他令我可以就不同的主题——乡村生活、驾驶、丽水的艺术家、奇瑞汽车、长城等——进行创作。

在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作长城故事的时候，我与摄影师麦克·山下一起共事，正是他的热情、活力和灵活性使得该项目充满乐趣。能够与伊丽莎白·克莱斯特共事也是一件幸事，她在中国问题上的兴趣推动了这些项目的不断前进。如果没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奥利弗·佩恩在项目初期所具有的信念，我不可能进行那次长长的横跨北方的驾车之旅。在我的出版成果尚未显现之前，奥利弗就对我的写作表现出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踏上了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当我在浙江的时候，他仍旧鼓励我保持这种即性而为。对一个愿意到任意地方会见任意对象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今的新闻界尤其难得一见。杂志社的卡洛琳·怀特也是丽水项目的早期支持者。我尤其要深深地感谢克里斯·琼斯为我写的那个故事安排了那么多版面。

我为各杂志写的很多文章都由著名的摄影师马克·梁摄影配图。尤其令我开心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丽水项目——除了在摄影方面的能力，马克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是他令我对浙江那个角落的理解得以不断丰富。

如果没有海伦·张提供的帮助，我恐怕没办法理解三岔村那些古老的地契文书上书写的繁体中文。拉尼亚·霍提供了北京市的四叶草形立交桥地图。J·D·鲍尔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迈克尔·杜恩先生替我解答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目前在夏威夷大学的江红大度地向我介绍，我在内蒙古的乌审旗应该同哪些人见面。在我驾车之初，《华尔街日报》的窦长路向我介绍了不少驾车窍门，莉莉·宋则适时提醒我进行各种注册登记。当初对浙江产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搬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帮助：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做了关于浙江省的资料核对的工作，雪莉·赵为我在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做了担保。《华尔街日报》的崔蓉查找到了有关浙江各工业城镇的背景资料。对于资料核对，我还十分仰仗于凯瑟顿·张——她非常乐意加班加点地工作，我对此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吉拉·海斯勒，在她自己绘制王国地图——恺撒和亚德里亚诺的罗马帝国地图——的过程中，抽出时间为我绘制了漂亮的中国地图。伯吉塔对书籍的封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么多年来，海斯勒家族、甘地斯家族和乃贝克斯家族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让我受益匪浅。

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在为我出版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安排蒂姆·杜甘做我的编辑。对一个在偏远的地方写稿的作者来说，有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合作和支持，实在是不小的帮助。简·伯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人员，埃里森·洛伦森在本书的几轮稿件编辑（以及终稿编辑）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协调工作。我永远要感激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自1999年起就阅读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手稿。自那以来，他替我井井有条地打理着所有的出版事宜。

十年后，要离开中国，实非易事。尤其困难的是，要像当初开始这个项目那样，再次带着这个项目上路——两个身处异乡的人，各带一本做了初期研究工作的书稿，在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驾车寻找可以安身写作的地方。还好，我们找到了，而且都挺了过来。不管价值几何，在罗格-希尔-梅萨之巅，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慢慢初具雏形。令人鼓舞的是，我看着《打工妹》在隔壁房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鲜活起来。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各个项目，探讨了我们同在中国南方的各次研究之旅中所得到的收获。对彤禾来说——我为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敬重，为她的写作深感欣喜。

我最感激的，是我写及的那些中国人。对于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老乡们——搭车人、外出务工人员、大方的村民们，我没法去感谢他们，但我希望这本书能捕捉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依我看，在北京租车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首都汽车”的王先生的话，事情不可能变得如此愉快。在丽水市，我有幸遇到了高晓萌和王爱国，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工厂事务上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陶家人总是乐于与我相处，但我最要感谢罗守云与我结下的友谊以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专家级专业水准。在三岔，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和魏宗漏。感谢你们让我与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2009年9月

于科罗拉多瑞奇道

资料来源

《寻路中国》的主要内容基于我本人的观察所作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有些章节里，我也采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与专业人员进行的访谈。我在本书中未采用脚注，是因为大多数读者觉得在非虚构类叙述作品中采用脚注会干扰阅读进程（大多数读者也乐于将这一部分忽略不计）。不过，我还是要向每一个愿意以此从事研究工作的读者明白地交代我所采用的一些资料来源。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我用页码列出了参考文献。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精确细致。我没有刻意地对各个事件、各个细节和先后顺序加以改变，任何差错都是偶然所致。在全书中，我一律采用了真名。只有魏嘉的小学同学是个例外，我把那些孩子的名字做了一些改变。

针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于2001年至2009年间，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数据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做的估计，中国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总数从2001年的八千九百六十一万增加到了2006年的一亿三千二百一十二万。目前，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一亿四千万。不过，这也只能算是粗略的估计而已，因为要跟踪调查流动人员极度不易，甚至于还难以对流动人员作出准确的定义。

在这八年时间里，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在不断改变着。因此，我并没有在全书采用统一的美元兑换率。相反，我在计算的时候，参照了不同时间的汇率。

BOOK I：THE WALL

Part I

5 almost a thousand new drivers：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automobile drivers in Beijing increased by 300，000 in 2001.

5 223. If you come to a road：Chinese driving laws are national，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tong Anquan F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ffic Safety Laws"］. Driving examinations are similar from place to place，but there are slight regional variations. I researched training methods and testing in the city of Lishui，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Lishui Public Safety Traffic Bureau provided me with a copy of their official study booklet，which lists questions that appear on the exam. The study booklet is entitled "Lishui Shi Qiche Jiashiren：Like Peixun Fuxi Ziliao" ［"Lishui City Automobile Drivers：Scientific Training Review Materials"］. All quoted exam questions come from this study booklet.

7 "The Chinese Automobile Driver's Book of Maps"：

Zhongguo Qiche Siji Dituce. Beijing：Zhongguo Ditu Chubanshe ［Sinomaps］，2001.

8 By 1931，more than two dozen places：For background on how the Chinese converted ancient city walls into roads：

Campanella，Thomas J. "'The Civilising Road'：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ways and Motoring in China，1900-1949."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26，no. 1 （March 2005）：pp. 78-98.

9 moderniz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Wall：For the Chinese plan to convert the Great Wall into a highway：

Lei Sheng. "Changcheng Zhu Lu Zhi Feiwu Liyong" ［Using Waste Material to Build a Road on the Great Wall］. Shenbao Qiche Zengkan ［Shenbao Automobile Supplement］ 76 （May 12，1923）：pp. 2-3.

Liu Huru. "Changcheng" ［Great Wall］. Xuesheng Zazhi ［Students' Magazine］ 18，no. 3 （March 1931）：pp. 75-76.

13 the Ming dynasty avoided building the Great Wall：For the influence of feng shui beliefs on wall construction near the Ming tombs：

Hong Feng. "Longquan Yu Zhi Shifo Si Duan Bian Chengyin Tijie"

［Notes on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Lack of Great Wall From

Longquan Valley to Stone Buddha Temple］. Zhongguo Changcheng

Bowuguan ［China Great Wall Museum］ 21，no. 1 （2006）：pp. 52-63.

15 The first major construction campaign：For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road-building campaign，see the article by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16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there were 9，939，600 passenger vehicles in 2001；this figure includes cars and buses，but not truc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re were 618，727 registered automobiles in 1911，for a ratio of 152 people for every car. By 1912，it had dropped to 106. （There were no registered buses at that time.）

22 there isn't a single scholar at any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ho specializes in the Great Wall：Arthur Waldron，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researched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his career，but he has since moved to other subjects. Julia Lovel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1000 BC-AD 2000，a broad historical survey that describes，in part，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ll. Apart from that project，Lovell has not specialized in the Great Wall.

23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Wester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For background on Western confus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Waldron，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3 claimed that the Great Wall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Warwick，Adam. "A Thousand Miles Alo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XLII，no. 2 （February 1923）：pp. 114-43.

27 China had about one-fifth：The figure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9 use of headlights was bann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Light in China." January 4，1984.

34 "They come like hurricanes：This quotation is from Han Anguo，the minister of censorship in 134 BC. It can be found in：

Jagchid，Sechin，and Van Jay Symons. 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 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Page 60.

34 "is like attacking a shadow"：This quotation comes from the Han dynasty official Zhufu Yan in 200 BC. Also found in Jagchid and Symons，page 57.

34 "covetous for grain"：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Book of Han，a history completed in AD 111. It can be found on page 33 in Arthur Waldron's book about the Great Wall. Other quot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my interviews with Waldron.

35 the Chinese response：The material in this section，which concern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Ming in their attempt to manage the nomads，comes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independent historian David Spindler. Spindler's project on the Great Wall is ongoing，and most of his findings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 He gave me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interviews and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Great Wall near Beijing. For background on Spindler's methodology and conclusions about the Wall，see my magazine profile of him：

Hessler，Peter. "Walking the Wall." The New Yorker，May 21，2007.

37 a major tremor in 1556：

Chen Genyuan. "Ming Dai Guanzhong Da Dizhen Dui Shanxi Wenwu Zaocheng de Pohuai" ［Damage to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ing Dynasty Guanzhong Earthquake］. Shoucang ［Collection］，August 2008.

53 the Ordos Desert：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os Desert and the Great Wall，see Arthur Waldron：Ibid.

54 more than one-fourth of China's land suffers from desertification：

Jia Xiaoxia. "Desertification：A Growing Threat in China." Down to Earth：The Newslet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19 （December 2003）：p. 2.

55 any benefits of willow planting would be short-lived：For background on Wushenqi （also written as Uxin Ju）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Ordos：

Jiang Hong. "Grassland Campaigns in China's Collective Era：Socialist Policies and Local Initiatives in Uxin Ju，a 'Pastoral Dazhai.'"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Routledge，2008. Pages 89-110.

＿＿. "Rea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ontinues." China Scope （September/ October 2007）：pp. 3-16.

＿＿. "China's Great Green Wall Proves Hollow." The Epoch Times，July 30，2009.

Part II

62 In 1924，Sun Yat-sen：For the history of Sun Yat-sen's correspondence with Henry Ford，and the Chinese switch to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road，see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63 a book called Beijing Jeep：

Mann，Jim. Beijing Jeep：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

64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made more profits：For information about profit margins for foreign automakers，I relied on interviews with Michael Dunne，currentl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at J. D. Power and Associates. Dunne also provided me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Special，as well as background on Chery Automobile Co.

65 the government of Wuhu：For information about Chery，I interviewed a number of workers and company officials in Wuhu，including Lin Zhang，the general manager for Chery's International Division，and Yin Tongyao，the company president. The company's strategy of asking forgiveness rather than permission was explained to me by Chu Changjun，the Communist Party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uh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 also spoke with John Dinkel and other foreign consultants and partners. For more information，see my article about Chery：

Hessler，Peter. "Car Town." The New Yorker，September 26，2005.

65 one step away from the complacency that comes with happiness：There are various and often conflic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spelling of Chery's name. Here I've relied on what company officials told me in Wuhu.

79 In Genghis Khan's military：For background on Genghis Khan and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Weatherford，Jack.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4.

81 Yin Geng's words：Many of these quotations are from David Spindler's unpublished research. H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about Altan Khan and the "Raid of the Scorned Mongol Women"：

Spindler，David. "A Twice-Scorned Mongol Woman，the Raid of 1576，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rick Great Wall." Ming Studies 60 （Fall 2009）.

100 earliest known maps：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arliest known Chinese maps，and the impact of Pei Xiu，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 （In English sources his name is often rendered as Pei Hsiu.）：

Hsu，Mei-Ling. "The Han Maps and Early Chinese Cart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8，issue 1 （March 1978）：pp. 45-60.

100 cartography developed out of astronomy：For backgroun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artography，and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mapmaking，I interviewed Patricia Seed，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Her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European maps of Africa：

Seed，Patricia. "The Cone of Africa... Took Shape in Lisbon." Humanities 29，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113 for Lu Xun：

Roberts，Claire，and Geremie R. Barmé，editor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ydney：Powerhouse Publishing，2006. Page 24.

113 "more like a river than a barrier"：

Waldron，Arthur. "Scholarship and Patriotic Education：The Great Wall Conference，1994."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1995）：p. 846.

115 we stuck the severed heads：This quotation i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21 "Time seems to have lost all power"：For background on Aurel Stein in China：

Walker，Annabel. Aurel Stein：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8.

BOOK II：THE VILLAGE

Part I

138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 background on the book culture of imperial China：

Rawski，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139 text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This detail come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45 in AD 1615，a crew of 2，400 soldiers：David Spindler has transcribed and studied the tablet above Sancha；these details are from his research.

152 118 boys born for every 100 girls：

"Rising Sex-Ratio Imbalance 'A Danger'." China Daily. January 23，2007.

168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with H.I.V.：At the time of Wei Jia's illness，the Western media carried many reports of unsanitary donor practices in China，and people feared that the country was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epidemic. In 2001，a United Nations report estimated that over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and they warned of a possible figure of twenty million by 2010. The Chinese government，on the other hand，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nly 840，000 H.I.V. and AIDS cases in 2003. In the following years，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epidemic was not as widespread as many believed. In 2006，the figures were actually reduced：the Chinese government，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IDS program，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H.I.V. and AIDS cases was 650，000. For reference，see the articles below：

Rosenthal，Elisabeth. "China Now Facing an AIDS Epidemic，A Top Aide Admits."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4，2001.

Yardley，Jim. "New Estimate in China Finds Fewer AIDS Cases."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6，2006.

Part II

187 average net income for rural people increased by 11 percent：This and the other figures in this section come from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rural issues. This paper also giv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ral land policies since the Revolution. It was prepared by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cs who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background，I also spoke with two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Zhu Keliang and Ye Jianping.

Zhu Keliang et al.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a Seventeen-Province Surve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8，no. 4 （Summer 2006）：pp. 761-839.

188 sixty-six million farmers lost their land：This figure is from a recent summary of China's rural issues，which also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proposed policy changes：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Ambition，Ambiguity，and Anxiet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7 （Winter 2009）.

188 average rural household consisted of 4.55 people：Figur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Zhu Keliang et al.：Ibid.

192 paving 119，000 miles of rural roads：These figures，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half century，were given at a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in Beijing："The Highlights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 Plan，" presented by Zhang Chunxian，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on January 13，2005.

192 in 2003，nearly half a million Beijing residents acquired their driver's licenses：Total figure was 480，000，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93 looked almost exactly like the Chevy Spark：For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hery QQ，I spoke with Chery officials and also Timothy P. Stratford，general counsel for General Motors' China Group.

193 dropped by 8.8 percent：This figure comes fro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and w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radsher，Keith. "G. 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June 8，2004.

193 leaped by 80 percent：This figure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Yale Zhang，director of emerging markets vehicle forecasts at CSM Asia.

195 fewer than one in five used a loan：see Bradsher，Keith：Ibid.

203 Falun Gong：For background on the rise of Falun Gong，and the crackdown：

Johnson，Ian. Wild Grass：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4.

204 hundreds of believers died in custody：This was the figure generally reported by foreign newspape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Wei family began to engage in business. Today，estimates are even higher；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that over two thousand believers have died in custody. For a more recent newspaper report：

Jacobs，Andrew. "China Still Presses Crusade Against Falun Gong."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7，2009.

Part III

225 "Build New Countryside"：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see Cheng Li：Ibid.

229 "Preserving the Progressiveness"：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Yardley，Jim. "China Attacks Its Woes With an Old Party Ritual."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9，2006.

231 One volume was entitled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Tuijin Nongcun Chengshihua Duben"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Huairou Qu Shizheng Guanli Weiyuanhui ［Huairou District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July 2005.

233 cigarettes are even subsidized：This detail and the other facts about smoking in China are from my interview with Yang Gonghuan，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68 Trouble can start within the Party itself：For background on village elections，and the ways in which dissent sometimes occurs，I spoke with Kevin J. O'Brien，a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See also：

O'Brien，Kevin J.，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no. 60 （June 2009）：pp. 359-378.

BOOK III：THE FACTORY

Part I

281 officials announced plans：Details about China's highway project，and Zhang Chunxian's comments about Condoleezza Rice，are from th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on January 13，2005 （see previous reference）.

282 the Jinliwen Expressway：Background on the new road came from He Jiongwei at the Lishui C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284 the town had 380 factories：Details about Qiaotou's button production came from Ye Zhengxiang，chairman of the Qiaotou Button Association. The Wuyi Printing Association gave figures for Wuyi's playing card production. Other figures came from the Wenzhou Educational Toy Association，the Wenzhou Shoe and Leather Association，the Wenzhou Smoking Paraphernalia Association，the Shengzhou Neck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and the Datang Textile Socks Industry Company.

291 nearly 80 percent of all Wenzhou entrepreneurs：Detail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Wenzhou business people，and local economic statistics，are from：

Lu Haoting. "Millionaire School." China Daily，China Business Weekly，January 23，2005.

292 The Jews of the East：

Ye Jiandong. Dongfang Youtairen：50 Wei Wenzhou Shangren de Chuangye Gushi ［The Jews of the East：The Commercial Stories of Fifty Wenzhou Entrepreneurs］. Beijing：Renmin Ribao Chubanshe ［People's Daily Press］，2002.

293 a survey of local male millionaires：

"Wenzhou Qiyejia 2.14 Qinggan Shenghuo Diaocha" ［Valentine's Day Survey of the Love Life of Wenzhou Entrepreneurs］. Caifu ［Fortune Weekly，a supplement of the newspaper Wenzhou Dushibao］ 138 （February 14，2006）：p. 17.

305 Yang Xiaohong：He was the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07 Long-term exposure to DMF causes liver damage：

Redlich，Carrie A.，et al. "Liver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Solvent Dimethylformamid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08，issue 5 （May 1988）：pp. 680-86.

Also see the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s "Chronic Toxicity Summary：N，N-Dimethylformanide." December 2000.

Part II

343 annual per capita GDP：This figure，and the statistics about Lishui infrastructure，are from Yang Xiaohong，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4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This figure，along with the statistic about real estate，is from the local Lishui newspaper：

Lan Yan. "Wo Shi Jingji Baochi Jiao Kuai Zengzhang" ［Our City Maintains a Relatively Fast Rate of Growth］.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July 28，2006，p. 5.

352 Square and Round：For background on this self-help book，see：

Chang，Leslie T. 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Spiegel & Grau，2008.

355 Francis Cabot Lowell：For background on Lowell，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isler，Benita，editor. The Lowell Offering：Writings by New England Mill Women （1840-1845）.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98.

356 speeding ticket：Background on radar tickets in Zhejiang came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police officers.

Part III

378 70 percent of Lishui's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This figure is from director Yang Xiaohong.

378 number of Lishui households buying an automobile：

Zhang Qiao. "Mei Qian Hu Jumin Jiating Goumai Yong Qiche 20 Liang" ［For Every Thousand Households，20 New Cars Were Purchased］.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July 27，2006.

393 87，000 "public-order disturbances"："China Handles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 Cases." People's Daily，January 20，2006.

400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For background on the Dagangtou artists' commune，I referr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posal "Guyan Huaxiang Huibao Cailiao" ［Report on the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as well as：

Lan Weirong. "Lishui Huaxiang Chuangzuo Jidi Zai Quan Sheng Shao Jian" ［The Lishui Artists' Village Creates a Unique Base in the Province］.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November 29，2006.

Part IV

419 the Yintai real estate company：For background on the Yintai case：

Zhang Daosheng. "Lishui Yintai Fanchan Feifa Jizi An Wancheng Jiezi Hu Zhaiquan Shenbao Shenhe" ［Creditors' Rights Are Declared in the Yintai Real Estate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 Xinhua，March 4，2009.

Dong Bishui. "Zhejiang Fangchan Shang Da Guimo Mingjian Rongzi Ju Kui 8 Yi Sun Ji 3 Wan Renci" ［Large-scale Privately Invested Zhejiang Company Loses 800 Million Yuan and Damages 30，000 Investor Units］. Zhongguo Qingnian Bao，September 23，2008.

Jiang Dongliang. "FeifaJizi Zhi Huan" ［The Anxiety Over Illegal FundRaising］. Faren，February 2，2009.

420 two-year stimulus plan：

Barboza，David. "China Unveils Sweeping Plan for Economy."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9，2008.

420 targeted rural regions：For background 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ers in the stimulus plan，as well as proposed changes to rural land-use laws，see Cheng Li，"Hu Jintao's Land Reform" （referred to earlier）.

421 national economy was still growing：

Barboza，David. "Economy in China Regains Robust Pace of Growth."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7，2009.

421 Chinese consumers bought more motor vehicles：

Bradsher，Keith. "China Influence Grows with Its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2009.

译后记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美国青年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先后写作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是《江城》（2001）、《甲骨文》（2006）和《寻路中国》（2010）。《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甲骨文》通过对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甲骨文的命运的描述，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寻路中国》则致力于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与经济，构成了作者的“中国三部曲”，奠定了作者在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以写真实中国见长的卓著地位，同时也让他赢得了相当多的中国“粉丝”读者。

《江城》发表已有十年之久，迄今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曾经出现过一行文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但这本书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逗得许多只能通过阅读中文来跟何伟沟通的“河粉”心痒不已。而在《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何伟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拿到了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权。这一方面估计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足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具备的专业眼光和敏锐嗅觉。

何伟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同事和朋友，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我可能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2006年，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将《江城》列为该校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邀请我前去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跟他们的学生和社区居民交流对何伟作品的理解。2007年，我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首次向中国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介绍何伟和他的主要作品。之后，我又在《重庆晚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博客撰写文章，进一步介绍这位美国作家。此外，我还先后在拥有大量“河粉”的涪陵接受电视台和电台专访，与本土读者一起去诠释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作为作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洞察力大大地超过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把《寻路中国》写得比《江城》更有时代感，比《甲骨文》更具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得“漂亮”一些，否则会感觉到似乎辜负了何伟关于“书写最时新的东西”的允诺。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好在我和何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的华裔太太及其家人对汉语的把握程度帮了我的大忙。何伟的三部作品的英文书名都只有两个英文单词，River Town和Oracle Bones都很好用汉字加以对应，Country Driving却有些不一样，Country和Driving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更可以表达多层意思。一方面，何伟是通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和南方小城驾车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和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要确定译本的书名首先成了难题。还好，通过我和何伟本人，以及他的太太和岳母的协商，最终把书名翻译成《寻路中国》。这个书名既与何伟所进行的驾车之旅相吻合，也映照了全书三个篇章一致蕴含的主线。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地与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进行了联系，他们是主角，对细节的表述更有把握，更有助于我准确地做好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所以，我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的转换过程。我从网络资料以及与郭眯眯的电邮联系中，看到了她教授瑜珈的执着态度，更好地领会了她在文中小主人公魏嘉生病时的全情相助。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比如在“工厂”那一部中，不论老板还是打工仔，都喜欢在墙上写上自勉的话语，我因此在“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公司主页上看到了他的老板季金力手书的“未来震撼眼前……”那一幅巨型标语，以及那些琳琅满目的线缆产品。在翻译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字部分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和解释，使我的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和横幅，我一方面通过网络图片资料进行内容确认，同时还尽可能地通过所涉地区的朋友加以确认。尽管如此，对于何伟所引用的很多标语，我还是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能结合我本人的认识，重构了一幅幅也许并不准确的标语和横幅。

翻译这本书之前，出版社给我的期限是半年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何伟说要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带着他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做一次访问。为了争取让译本面世的时间赶得上他来中国访问的时间，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地做完了全书的翻译和初校工作。其间，初为人父的何伟耐心地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使我的工作受益匪浅。为了早一天完成翻译任务，我的家人陪着我挑灯夜战，充满好奇地听我朗诵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译文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工作。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对何伟在涪陵、重庆、乃至全国的大量粉丝和读者来说，我努力地想让这个译本忠实地反映何伟的作品在内容上的精彩和深邃，以及在写作手法上的简洁和干脆，据此领略他对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对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恳请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雪顺

2010年9月写于“江畔之城”——涪陵

版权信息

- 书名：江城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56728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中文版序

对我来说，在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差强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进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作者说明

本书各章描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小品文则集中反映了当地的景观、历史以及那里的人们。这些小品文是我在涪陵期间写就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了解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样的城市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期间的部分生活内容。

由于所述事件比较敏感，我对一些人物的名字和其他标志性的特征进行了改动。除部分广为人知的名称如Yangtze（长江），Hong Kong（香港）以外，大多数汉语姓名和词语都用标准的拼音字母标出。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的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我的期望是捕捉住那时那地的精彩瞬间。我对那个地方——深邃的长江、精耕细作的绿色山峦——十分了解，但却很难勾勒出那一时刻。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的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但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总是满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最终成为了我的写作主题。这与其说是对源流或归宿的探究，不如说是对我在大江中流所度过的两年光阴的记录和写照。

第一章 顺江而下

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1]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

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一开始，正是这种“友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头衔中最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年前，学校有过三个外籍教师，一对年老的澳大利亚夫妇和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们的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远离校园。我们就大不一样了——年轻，计划在涪陵要待上两年，而且是受美国政府派遣来的第三批志愿队员。学校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公寓，与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同住一楼。而且一连数周，学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设宴招待我们一次。这些事情有一套礼仪。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中式佳肴——腰果、牛肉干、豇豆、藕片——通常，韩老师总要宣布点什么。二十七岁的他是学校“外办”的临时负责人。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置，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让我们叫他阿尔伯特。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跟我们讲。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这不成问题，”他说，“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学校决定，”阿尔伯特说，“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阿尔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张书记说，“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不怎么好，”他说，“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他缓缓地说，“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他断然说道，“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我们的阳台上就可以俯视那个门球场。每天早上我们放眼凝视的时候，总担心看见工人、铁铲、锄头、挖掘机、炸药——哪一样都可能和买网球扯上关系，我们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阵阵后怕。最糟糕的，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买网球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十分明显，在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工作把抽象变成现实。只需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规划，便足以证明。

不过，涪陵最终没有修建网球场。数周后，宴请也渐渐停止了。一个月之后，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公寓添置任何东西。不久，我们便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也只是在干部们住的公寓顶上，对自己小声地咕哝几句。

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平和安宁的声音，我会坐在阳台上，就这么听着。门球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乌江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驳船上不时传来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边的马达轰鸣的卡车上。从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里远的地方，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以及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大部分活计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声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听着船只发出的各种声音，在峡谷中来回飘荡。

我的公寓位于乌江边的山坡上，一栋楼房的顶层。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倾斜下去，直到两江交汇处，山形陡峭的白山坪[2]拔地而起。

这就是从我的住所——六楼，高踞两江，俯视江城——能够欣赏到的风景。视线中没有障碍物，所以我能听到这么多声音。每天早晨，在门球声响起前好久，我就听到楼房后面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六点整，我又听到了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然后是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们就在那里做着早操。六点稍过，早操的音乐就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快乐的起床号，不断重复播放的早操音乐，日复一日。早操之后，是一些事务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传，还有学生前往食堂吃早餐的声音；然后是上课铃声。这时，门球场上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回声。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阳光明媚，一年级的学生正在军训。他们不停地操练着步伐。尽管汗流浃背，但没有教官的许可，他们不能停下来。

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明白军队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激情也能得以约束。

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国家花了许多钱来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忠于祖国。军队是国力的象征，对军队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潮[1989年，北京有一个学潮]。作为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明辨是非。哪儿热闹，他们就往哪儿凑。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

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我是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所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学期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机会。依我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随便。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请看以下事实。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但是，说实话，这在中国就是不好的行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别如此。而在我看，这十分自然。

上周，汤普森小姐（一个来涪陵拜访我们的志愿队员）给我们作“美国的选举”报告的时候，她脱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间。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谢天谢地，我们是学英语专业的，对美国有所了解，所以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让其他人看见了，恐怕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3]、耶洛[4]、诺斯[5]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6]。“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7]，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8]。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我曾听说过，许多美国妇女的脸上长有雀斑。在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如果脸上长了雀斑，是不喜欢别人来提起的。这种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妇女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些外籍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习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学生弄得很难堪。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忌讳。对别人的长相，我们从不轻浮地加以评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其中一个美国教师犯忌了。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常识的了解增多，这种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西方人喜欢优雅的女孩，还是性感的女孩？我经常听到的观点是东方女孩以优雅著称，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中国的女孩大都优雅、清纯而善良。她们做事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中国传统。

西方女孩则十分开放。她们可以和任何人结婚，随时都可以离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考虑对错。她们的生活自由散漫。

我想，我还是喜欢东方女孩的形象和美德。她们优雅而清纯。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文静的学生，有一双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记下面，我只是写上了我在美国有三个姐妹——仅此而已。在涪陵，这样的交流就足够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她所写到的“开放”，对涪陵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界线问题。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在第一个学期，我有些无所适从，没法一一来考虑这些事情。我要学汉语、备课，还要记日记；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来这里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但也有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学生的一段日记，只有三个短句。但在打完分数之后，这三个句子仍久久回荡在我脑中：

现在的中国对外国实行了开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维护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曾经给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大约十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那时中国所走的道路是集体制，人们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在那之前，我的祖父母通过辛勤劳动挣了很多财产，但开始搞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家的全部财产都被“工作组”给毁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应归公，便拿走了一些好东西。我的祖母想阻拦他们，但不成。他们把她吊起来打，还不给她东西吃，后来就给饿死了。他们又强迫我的父亲冬天去田里除草，我父亲也不抱怨，只是拼命地劳动。

他们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过脚：也没有几个祖父或外祖父能够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代。这一切都对我的学生有着影响，并形成了他们一些相似的特征。但同时，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尽管有钱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买得起东西——时装、书籍、收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了七年的英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根据我的标准，他们也许在政治上都被洗过脑，但与过去相比，他们又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

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也许，那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独立和民主这两大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里崇敬他。这种崇敬延伸为对中国的极大热爱。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最优越的国家，有显著的国际地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有关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右倾主义。我的父母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其对错。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岁月时，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些盲目和狂热。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一段时期，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我们的上一辈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9]边的梯田。

有人心中就闪耀着这些。我们有一个学生，名叫凯尔——像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是一团谜。他是班里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农民：身体矮小粗壮，脸庞因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显得黝黑，仿佛饱经风霜。他的脸上带着农民那种无声的微笑，谦卑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农民，直到有一天，政府来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可以进入涪陵师专读书。当时他二十一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有一天，亚当布置了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凯尔埋头写道：

我正在田里劳动。那头水牛突然变成了一架长着牛头的机器。于是我提前收工。因为这，我被提拔当了镇长。之后，我坐飞机去北京向领导汇报。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有牛头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进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我的水牛出现了。它变成了一列有牛头的火车……

我的命运和那头会变化的水牛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火车形水牛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来到了镇政府办公室。那头水牛——现在是一头真的水牛了——跟在我的身后，低声地说着什么。我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它变成了一部像牛头一样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我年轻的主人，你不适合搞政治。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到学校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很差。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许是听了水牛的忠告，我将弃农习文。

在这两百来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写出来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单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亚当第一次安排学生自由写作时，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一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机。我想买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个BP机、一部手机和一辆轿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学生的清单列了一整页，每个项目都编了号，还有优先购买顺序。

这并不是亚当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这些清单中也同样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亚当非常仔细地向学生们说明，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主题”。

这次奏效了。凯尔埋头写出了这篇作文。我和亚当则不停地埋头苦干，在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尽可能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狭窄的街道起于河岸，沿山势蜿蜒而上，狭窄而迂回，加之太陡，无法骑自行车。汽车行至急弯处，总会遇上交通一片混乱。因此，长长的石阶才是涪陵真正的干道，承载着主要的交通任务——逛商店的人拾阶而下，走走停停地浏览店铺里陈列的各种商品；搬运工拾阶而上，成箱成捆的货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事实上，一切必需品和服务在这些石阶上都可以找到。有商铺、食店，有补鞋匠、剃头匠。在一段石阶的低处，坐了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另一段石阶被两三个牙医占据着，他们干活的桌面上散放着各种锈迹斑斑的器具，针筒浸泡在令人琢磨不透的液体中，被严重蛀坏的牙齿装了整整一盘子——这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广告。偶尔，一两个农民驻足摊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然后拔牙，这时总有一大堆人过来围观。一切都是公开的。理个发也会有人围观。每一次买卖的价格都会被刚好路过的购物者品评一番。生了病，可以在露天坐下来看中医郎中，他们通常在石阶的顶头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摊位。摊子上一般有一只凳子，一个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盒子，还有一块白布，上面用大字写着：

帮你排忧解难！

专治：鸡眼，乏力，黑痣，看耳。

手术治疗——不痛不痒不出血，不影响工作！

在涪陵，做什么事都不容易。经常可以看到气喘吁吁的老人坐在石阶上歇息。把东西往上坡拿是一件累人的活儿，所以城里有许多搬运工。他们把货物系上竹棒，挑在肩上；19世纪的中国南方就这么搬运货物，当时的英国人把这种劳工称作Coolie——它是“苦力”这两个汉字的音译，意为“辛苦的体力活”。在涪陵——在川东所有的江边小镇，人们把这种搬运工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中国农民常穿的那种简朴的蓝色服装），带着谋生的家伙（一截竹棒，几圈廉价的绳子），喜欢成群、成队、成营地聚在一起。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等于在和一个团的棒棒军砍价。即使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的活计也已经够艰辛了，所以他们经常相互照应；他们没有正式的联盟，但艰苦劳动结成的非正式的联合体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午时分，人们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棒棒军，他们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他们空下来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放松，不如更像是在战斗间隙稍作休息。

他们大多是农民，在涪陵周围的山乡里有土地。他们把老婆或兄弟留在家里操持农活，自己来到码头上碰碰挣钱的运气。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因为这是乡下的农闲时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边小摊吃东西，立马就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去，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有个小小的杂耍团停在涪陵。他们在河边的平地上支起帐篷，门口摆上些差不多一丝不挂的舞女的照片，算是广告。这时，准会有一支“掉队”的棒棒军团目不斜视地盯着那顶大帐篷。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但是，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多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由于受山城和活计的影响，他们的身材都很矮壮。夏季，他们光着上身出门揽活。你可以看见，竹棒把他们肩上的肌肤磨得像一层牛皮。天气炎热的日子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们身上也会冒着热气。卷起的裤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绑了一个棒球。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在涪陵，逛了一上午的商店而没有抬头看一眼那些建筑，不但可能，而且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

这里的很多建筑不值一看。沿乌江岸边仍旧保留着一片老城区，里面有青瓦盖顶的古代砖木建筑。但这个地区的面积不断缩小，正逐渐为已经主宰这座城市的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所取代。有几座七八层的高楼，但它们像中国许许多多的新式建筑物一样，用廉价的蓝玻璃白瓷砖砌墙。在涪陵，即使修了一幢漂亮的新楼，也会很快被那一道道灰色的尘土盖个底朝天。

这座城市与她所在的土地大不相同，差别在于，除了一小片老城区，毫无历史感。到四川的乡下游玩就是去感受历史，去感受那些通过劳动改造大地的岁月，去感受人类世世代代以来和土地相互较劲的过程。但是，四川的城市总是让人找不到时间感。它们的外壳太脏，看不出时新的样子；格调一致，十分丑陋，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涪陵的楼房大多看上去像是十年前扔在那儿似的，而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城市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初，这里是独立的、后来为汉人所统治的巴国部落的首都。之后，差不多每一个朝代都把这里设为区域性行政中心，还各自取了不同的名字：周朝称枳县，汉朝称涪陵，晋朝称枳县，北周称汉平，隋朝称凉州，唐朝称涪州，宋朝称夔州，元、明称重庆，清朝再称涪州，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又改称涪陵[10]。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清晨。一个凉爽的早晨，城市笼罩着一层薄雾。退休的人们在城市中心南门山附近一个小园子里练太极。此时的涪陵相对显得安静——其实也是它最安静的时刻了。车流渐渐成形，许多司机已经在使劲地鸣笛；但是道路还没有堵塞，城市的噪音也还没有达到极致。真是令人愉快的早晨啊。

退休的人们整齐地站成几排。一只收音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的动作舒缓而优雅。这个园子很小——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公园，只是城市中的一个歇脚处。这里有歪倒的灌木丛，枯萎的花朵，毁坏到令人痛心的草坪。其实这些都有人妥为看管——在涪陵，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算不上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空气，在于那如毯子一样覆盖着城市、窒息着绿色生命的煤灰。几乎没有比涪陵的树更惨的东西了，树叶变灰打蔫，仿佛刚刚从阁楼中取出来。

阳光穿透了天空的薄雾，城市的喧闹声也随之增加。这是一片混杂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声，彩电商店的吵闹声，磁带摊子的吼叫声，街边地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头，突然出现了一阵戛然而止的宁静，仿若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原来，一个盲人在用二胡不紧不慢地拉着沁人心脾的曲子。

二胡意即“两根弦”——仅此而已。这是给一种简单的乐器取的简单的名字：一只圆形的木筒音箱上蒙着蟒皮，竖直的支架上拉着两根紧绷的弦。形状有几分像原始的二弦小提琴，但这两根弦有着宽广的音域。二胡如果玩好了，可以拉出撩人心扉的音乐。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不错。他四十多岁，但脸看上去苍老得多：日晒雨淋，满脸皱纹，双目紧闭。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衣衫，脚上套着一双解放鞋。他坐在一个低矮的凳子上，旁边摆着一块布，上面写着些歪歪扭扭的字。他那九岁的女儿站在身旁，手里拿着一个装了半瓶钞票的玻璃罐。周围聚拢了一小群人，即便有刺耳的喇叭声和行人的嘈杂，二胡的声音还是魅力非凡，叫人驻足聆听。他们读着布上写的那些字：

一个家庭的短故事

我二十岁结婚，二十二岁双目失明。结婚十一年，我有了第一个男孩。1988年12月2日，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我和我老婆尽心照料孩子，靠家里那点儿地勉强过活。但我家缺少人手，因为钱、粮总接不上季，麻烦不少。我老婆拖着一大家子拼命苦熬，到后来，她再也熬不下去了。我们于1996年1月8日出来逃命。

由于双目失明，我只能过一天算一天。1996年3月2日，我被迫把儿子送到他外公那里。儿子十四岁，但我没钱供他上学。请求各位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伸出你们温暖的双手帮帮我，我对你们千恩万谢！祝你们工作顺利！幸福长寿！

盲人拉着他的二胡。从蛇皮筒里传出的乐声起伏跌宕，盖过了汽车奔流的噪音，行人走过的脚步声，以及旁边店铺里嘈杂的电视声。拉着拉着，他停了下来。他把二胡轻轻地放到一边，拿出了烟袋。他用手指草草地裹了根烟，然后把他女儿叫了过来。女儿小心地给他点着了烟。盲人使劲地吸了一口，靠后休息着，周围的喧闹声渐渐大了起来。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授英美文学。我也上写作课和口语课，但主要上文学课。三年级有两个班，我每周给他们各上四节课。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甫》[11]开始，跨越十二个世纪，到达大西洋彼岸，以威廉·福克纳[12]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作为结束。

这门课涵盖的范围很广。“美中友好志愿者”建议我们不要对这样的课程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学生们的背景，因为他们相对较低的英语阅读理解水平。他们倒是建议我们用文学材料讲解一下英语的语法要点，但我对这个办法不太苟同。我知道，从语言的技术层面看，我算不上出色的老师。我还知道，说到讲授语法，莎士比亚[13]比我更差。再说，我研习文学的时间太长，已经没办法仅仅用它来讲解现在完成时。

不过，我还是有些顾虑。毕竟这些学生来自乡下，而他们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有时候很糟。第一堂课，我让他们写下他们读过的英文书籍——无论原著还是译本。我还问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一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14]，喜欢《老人与海》。我最想学习海明威的作品。

我最想学习海伦·凯勒[15]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学过杰克·伦敦[16]和他的《野性的呼唤》，狄更斯[17]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18]和他的《最后一片叶子》，以及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这令我感动得流泪）。

我对夏洛蒂·勃朗特[19]的《简·爱》最感兴趣。我不知道它属于哪个年代。我喜欢简。我认为，她虽然是个平凡的女子，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妈和表兄。她是一位进步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很可怕。罗密欧与朱丽叶彼此相爱，可他们的家族却充满了仇恨。

我读过海明威写的《永别了，武器》。他是个硬汉，但他自杀了。

我看着这些回应，心想，我能行。第一个星期，我布置的作业是《贝奥武甫》。

我上课的地点位于主教学楼的五楼。两个班各有四十五名学生，全都紧挨着坐在旧木桌的后面。清扫教室是他们的责任。课间，他们要擦黑板。每个星期，他们要把地板和窗子清扫两次。如果清洁做得不够好，班级就要面临罚款。在这所学校，每件事都是这样——学生们会因为旷早操、逃课、考试不及格、夜间晚归而被罚款。他们很少有闲钱用于这样的开销，于是，每个星期他们都勤勤恳恳地把教室做两次彻底的清扫。

每间教室如果少坐十五个学生，会让人舒服很多。而如果我不把教室的门开着上课，感觉会非常的幽闭。还好，外面有的是空间——教室高踞于乌江之上，跟我从公寓阳台上看出去的视野一模一样：奔流的乌江、拥挤的城市、浑黄的长江，以及深黯的白山坪。

那就是我上课时从左边看出去的景象，刚开始，这样的景象有些令我分神。不过，时时有舒适的微风从江面上吹拂过来，使教室不至于热得令人难受。当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当我让全班学生完成写作作业，或者让他们分成小组进行学习时——我会透过教室门，眺望江面上往来的船只：小小的两人渔船、在乌江两岸来回摆渡的挤满了乘客的渡船、从乌江上游一路北来满载着煤炭和砂石的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往三峡的白色大客轮。一边教书，一边看着这样的景象，叫人深感满足。我喜欢打量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律，一如我喜欢聆听这所学校的生活节律。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少学习文学课本上的内容，因为就连其中的概要都很难读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材料就没有那么困难了。通常，我会给他们讲讲故事，然后抽几个不太情愿的“志愿者”表演一番。班上的学生都喜欢这样的做法——在这个外国人仅仅因为他们身为外国人而频频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学生们在教室里挤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一个外国人演绎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20]。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写作任务；学《贝奥武甫》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视角，学生们则从妖魔格伦德尔的角度，对故事进行了改写。无一例外，男生们描写了怎样算是吃人，而怎样才算是吃得恰如其分；女生们则描写了荒野是多么寒冷黑暗，而妖魔们又是多么富有感情。一个叫格瑞斯的学生写道：

武士们说我是个妖魔，我不同意。相反，我认为国王和那些武士才是真正的妖魔。

你们看，他们每天大吃大喝。他们吃的、喝的从哪儿来？一定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

国王和武士们除了吃喝，无所事事。农民们整天辛苦地劳动，吃的却是低劣的食物，许多人甚至连住处都没有，比如我就住在荒野里。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必须要改变它。

我恨这些武士。我要替穷人惩罚他们。我要让武士们给我盖一所大房子，邀请所有的穷人跟我一起住。

读大学的时候，好几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给我上过课，他们大多是终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丰厚。他们发表了许多评论——通常跟本体、金钱和交易有关——但却缺乏格瑞斯那种一针见血的眼光，看出格伦德尔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潜力。这里也有诚实性的问题——那可不是那些身穿花格呢大衣的人笔下的马克思主义；格瑞斯毕竟只是个农民的女儿。她没有终身教职，而我总觉得，那些满怀激情地大谈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更应该没有终身教职。我还觉得，如果你要听如何从文学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到由学生亲自打扫教室卫生的大学里去听一听。

事实上，政治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大学里无法避免，哪怕我们上的是文学课。所以，到头来我把它上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文学课。学完《高文爵士》之后，我们学了一首关于罗宾汉[21]的民歌。我让学生们编一个故事，如果罗宾汉来到今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学生按照党的路线进行了描写：

罗宾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定居。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对这个和平的国家及其友好、勤劳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颗明亮的东方之珠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截然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他们深受主人和剥削者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他憎恨那些依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剥削阶级，但他个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能够推翻统治者。

然而，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祖国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带领人们共同致富。罗宾汉深知，他不必像在英国那样用武力夺走富人的东西。但中国仍然需要正义和勇敢，在发展中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不过，多数学生写的是罗宾汉忙于从贪官污吏和贪婪商人身上盗取财物。通常，他们让他置身于沿海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深圳、广州、厦门等，改革政策使经济获得了自由发展，而物质主义也成了万物之王。在他们编写的故事中，罗宾汉窃取富人的钱财来分发给农民们，而到头来他也总会被捕入狱。有时候，他还会被砍掉脑袋。有一个学生让他在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中成功地接受了再教育（从大牢里出来时，他成了一名侦探）。不过，多数时候是罗宾汉被抓获归案，不要指望这里有谢武德森林里那种理想化的绿色世界。中国的森林少之又少，警察总有办法抓住他。

我让他们进行了一番辩论，在中国当今的条件下，罗宾汉是否算得上是个好的模范人物，这一下子就把他们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像毛泽东，是反抗非正义的革命者；他们把他比作长征中的英雄人物，说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中国将不知会走向何方。也有人说他是个反革命分子，这种人只会兴风作浪，阻碍经济的发展。他们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儿——难道你希望阶级斗争持续下去，并让罗宾汉搅和其中吗？

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争论的不再是罗宾汉。他们争论的是中国，他们争论的是他们自己长期以来被加以教化的政治信条。很快，争论变得白热化起来。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听着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观念。革命当然好——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是个英雄，有了长征才有解放，这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反革命是不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各种运动的支持者，任何意在挑起变革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反革命的。要忠于革命，就应该安于现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你才能保持革命性。是这样吗？罗宾汉让这些学生精疲力竭地纠缠了一个小时，每个学生至少做了一轮发言，有些甚至变得义愤填膺。坐在教室的后排，我禁不住想，对这一切，到底怎样才能弄明白呢。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师专具有双重作用。它培训教师，但跟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师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本红色的学生证，内页上印着八条“学生守则”，其中的前三条内容如下：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2．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观。

3．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有什么跟基本理论背道而驰，宁愿不教。

所有系科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上了二年级则要学习法律课程。三年级，他们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而不管乌江对岸的城市里私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则纷纷倒闭。说到底，这才是最为诡异的地方，学生们学习并信奉共产主义，而自由市场却在校园里欣欣向荣。同时，他们的确信奉教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学生们正像他们被教育的那样，大都爱国而忠诚。他们认真地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集会，并渴望得到入党的机会。每个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英语系的三年级一共有九十名学生，有八个是党员。他们算得上是班里的精英——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擅长交际。

第二条守则强调学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观”，这说明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一直不甚明了——我只知道它跟阶级斗争有关——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证明各种理论的正确性，全然不顾其中的复杂和矛盾。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恰当的术语。有好几次，我让学生们给我解释这几个词语——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正如奥威尔[22]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重要的只是，学生们在看待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要会使用正确的术语，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理论体系。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应该在何处加入其中，总是让我和亚当觉得非常困难。亚当教授美国文化，所采用的英文课本名叫《英美概况》。该书出版于1994年，其中对于美国的描述常常叫人难以认同——例如，讲述美国宗教的那一章对于慈善、社区和学校只字未提，却在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23]上花了很大的篇幅。还有一章名为“社会问题”，写得尤其活灵活现。其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美国社会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社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空虚，社会本身也越来越腐败……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20世纪60年代前，青年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司空见惯。但在今天，所不同的是，许多年轻人公开承认，婚前性行为是检验婚姻的唯一标准。有些美国人说，这只是一种随便的行为；另一些人则借口说这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更加可笑。这种“新道德”不是别的，正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它随处可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婚姻或者爱情感到绝望。有的人婚姻失败，从而对它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决定不再爱异性，而开始去爱同性，以表达对异性的憎恨。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有的人想干一些“新鲜”、“古怪”的事儿，因为，众所周知，美国人喜欢冒险，所以，他们把同性恋当作一种新的刺激。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和扭曲的社会秩序。

这一章还略述了许多别的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吸毒、宗教狂热——并且还指出了导致美国存在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些人却遭受着精神空虚的折磨，所以他们才会寻求古怪刺激的东西。因此，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要用这本书进行教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在于去伪存真：让学生知道诸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问题（要是他们明白资本主义不会导致同性恋问题，那也不错）。不过，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书本上的东西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中间地带。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质疑官方出版的教材。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开始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按理说，不应该那么简单的——我们学习的第一首诗是莎士比亚写的，这教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我先是讲了一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格式，然后把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分成了若干片段，分发给学生。后来，我们又复习了一些诗歌术语和古英语。接着，我就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把这首诗的顺序排列出来。尽管我给他们排出了第一句，但还是以为他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揣摩一下那首诗的基本内容，以便对诗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学生对着那一首支离破碎的十四行诗琢磨起来，而我则对着乌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货船凝视出神。

一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任务。有些小组只是勉强完成，但每个班都有两三个小组拼得一句不差：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的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24]

而且，他们也理解了诗歌的形式，他们能够把这首诗拼合起来，也能够把它拆解开。他们能够标出诗歌的韵律——他们知道每一行有哪些重音，他们能够找出不和谐的读音。他们诵读着诗歌，在课桌上轻轻地打着拍子。他们仿佛听过十四行诗。这样的事没有几个美国学生能够做得到，至少以我的生活经历看来如此。我们美国人读的诗歌不够多，无法分辨其中的音律，这种技能就连受过教育的人都失传许久了。但我涪陵的学生仍旧保留着它——不管是电视剧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有针对性的破坏，没有什么东西撼动得了这样的技能。

随着时间推移，我差一点就要自愧不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要说对诗歌的欣赏，美国人也快赶得上不分彼此了。能够把一首诗歌背诵出来，并切分其韵律，这样的美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诗歌好像从来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或沮丧。唯一的障碍是语言、生词和古词。因为这些障碍，他们养成了绝好的耐心。我们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仔仔细细地复习了一遍，及至最后，将它升华到了诗歌的不朽性这一高度。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几个学生摇了摇头——毕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诗了——但其他学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问他们，那名女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英国，”阿姆斯特朗回答道，他回答我问题的次数最多。

“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大约在公元1600年。”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过了一会儿，我让他们描述，他们在那一阵静默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莎翁情人：

她的肌肤像雪一样洁白，像冰一样光滑。她的长发像一阵阵瀑布；她的眼睛如此迷人，你一见到她就永远忘不了。她的身材丰满而高挑，小嘴像红玫瑰，眉毛像柳叶儿，手指纤细如葱根。

她看起来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纤巧优雅的莲花。她长发如瀑，眉如弯月，樱桃小口，眼睛明亮，温柔如水。

她身材纤细，长着一头黑色长发。眼睛大而明亮，充满了柔情和羞涩。她的眉毛像两片柳叶儿，双唇显得十分生动。她的皮肤如凝脂般白皙而柔嫩。

她的头发有如金色的波浪；她的肌肤平滑得让人怀疑它是大理石做的；她的腰肢软得像水草，十指纤纤如葱根。

她有如乡下姑娘一样自然而平凡的美丽。她像水晶一样纯洁。她就像一首流淌的诗。

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很美，也有些忧郁。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她看起来就像其中的一个——王昭君。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可以形容她们美丽的字眼，因为她们美得无法形容。我们只能说：她们很美。

看他们所写的读后感，我有一种强烈而清新的感受，这在以前其他学文学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学的是外国素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换着陈腐的题材：我不知道中国古诗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葱根，而他们也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不朽之处已被人评点过无数次，在注脚处都标着号码，几乎不再成其为诗了。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当我布置有关《贝奥武甫》的作业时，没有人咕哝过——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一观点，许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25]非常熟悉）。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26]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27]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对这样的读后感反应复杂。我的学生能够与课本进行互动，这是件好事，但对于他们生拉硬扯地把莎士比亚用来替共产主义做宣传，我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反对进行这样的诠释，尽管我做得极为小心——考虑到学生们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说《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实际上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丑，只不过徒增喜剧效果而已。不过，我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我觉得受了误导的读后感做出些许回应。我说，哈姆雷特的确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而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自己。我还指出，莎士比亚是小资一族，通过获取剧场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弄明白，为什么文学总是倒向政治这一边。之前我曾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大学[28]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语。毕业之后，我又到牛津大学[29]读了两年的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当一名文学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美国，我在英语系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美学是一个原因——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切统统无法得到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像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当被问到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

不过，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外，我还很反感英语系不断地捣腾篇目，就像在本科招生手册的封面上印着无数假照片那样，他们还想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

不过，我同时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导致这种政治化倾向的原因。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然而，我还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这些学生在避免政治干扰上做得比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的学生都要好。在那个学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外语材料，一直悬在教室外面的政治力量似乎已经越飘越远。文学课如此新奇而迥异，以至于学生们总是忘记了他们的政治准则，我们也得以与美国的英语系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事擦肩而过。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秋季阅读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学生好像并不介意这一点，正如他们毫不介意我这个健在的白人男性充当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外国人而已。

不再担心政治之后，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上来。他们反复聆听诗歌的朗诵效果，权衡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他们非常认真地做着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文学不单是一场游戏，其中的人物角色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他们学习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梗概之后，一个名叫莉莉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海斯勒先生，你喜欢哈姆雷特吗？我不崇拜他，我很讨厌他。我觉得他敏感、保守而又自私。他应该将真相告诉他的爱人奥菲利亚，让她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毕竟，两个相爱的人应该患难与共。再说，我不喜欢他的优柔寡断。作为男人，他应该决绝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牛津大学，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可能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讨厌鬼。无论怎么说，但一定要说得巧妙一些。你还得把哈姆雷特当成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角色来看待，一层一层地对他进行剖析。你不仅要剖析剧本本身，还要剖析所有曾经被人写到过的东西。你得考虑其他评论家说了些什么，你得衡量他们的知识与无聊围绕着剧本层层累加到了什么程度。你得考虑这个剧本跟当下的时事潮流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在真正有点头脑的话语开始之前，他们得不到须臾思考的余地。作为学生，那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一瞬之间，头脑里灵光一现：我讨厌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写的不错。这首诗里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我敢打赌，她的十指纤巧如葱根。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这里，我们阅读着诗歌，我们感受着愉悦。

10月，我们学习了《哈姆雷特》，此时的天气依然温暖，但秋雨已经降临到了河谷地区。我把几个班分成了十一个小组。经过一天的准备之后，他们在教室里表演了这部戏剧。他们把讲台推到墙边，把地板清扫一番后就变成了舞台。学生们把课桌和凳子依次往后拉拢，坐下观看。

表演使他们完全改变了模样——在课堂上，他们可能极度害羞，但戏剧颠覆了这一切。每一个动作都做过了头，每一个表情都极其夸张，他们全都成了表演过火的演员。在习惯了害羞的他们之后，再来看他们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真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时时在想，这也许跟中国古代戏剧的影响有关。在中国的古代戏剧中，动作十分夸张，十分风格化。不过，这也更有可能是在这个极少外露感情的社会里的一种宣泄而已。不管怎么说，看他们的表演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的表演跟这出戏一样，几难辨认。而在我的眼里，这些学生和《哈姆雷特》全都焕然一新。

罗杰扮演已故国王的鬼魂。鬼魂佩戴的中国古代皇冠是罗杰用纸板箱做成的，尖顶，亮色。他的身体扭曲着，发出嗷嗷的怪叫声。在任何关于《哈姆雷特》的表演中，均是由鬼魂这个角色来确定整部戏的基调，戴着皇冠的罗杰也不例外——在这间教室里，他就是带有中国风味的丹麦国王。

第二场，哈姆雷特王子来到了由简和莎丽两人扮演的格特鲁德和克劳迪亚斯跟前。对我的学生来说，谈情说爱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在公共场合，异性之间哪怕是极不起眼的接触都是一种忌讳。而对绝大多数女生来说，扮演妻子或者女朋友令人非常尴尬。通常，他们像简和莎丽那样简而化之，由同性扮演夫妻或男女朋友，因为在涪陵，同性朋友之间公然表露感情实属常见。就这样，莎丽摸了摸简的头发，简则抚摸着对方的手臂。接着，莎丽意识到哈姆雷特正在盯着她们，于是傲慢地问道：

愁云为何仍旧罩在你的头上？

紧接着，哈姆雷特——扮演者巴伯是一个神经质的男生，戴着深度眼镜，穿着廉价的黄布衣服，名字似乎也取得有点问题——回答道：

我的陛下，没有愁云了，我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了。

简轻抚着莎丽的大腿。这两个女孩长得很漂亮，飘逸的长发如丝般爽滑。巴伯面带愁容。简有气无力地紧靠着莎丽，轻声说道：

亲爱的哈姆雷特，抛开你那忧郁的神气吧。

对国王和颜悦色一点。

不要老是为你死去的父亲难过，

要知道，每个人终有一死。

大多数对白都是他们自己编写的——剧本的语言太艰深，他们只采用了其中最著名的几段台词，其余的全改成了白话口语。哈姆雷特在第三幕所作的独白由班长索迪朗诵，他一个人站在全班学生的面前，念道：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哪样好些呢？究竟应该无所事事，默默忍受，

还是与克劳迪亚斯进行抗争

来结束这些苦难。去死，去睡——

一了百了——睡了就了了一切

烦恼！去死，去睡——

去睡——就可能做梦：唉，这就麻烦了……

他个头很大，透着川北乡下农民那种闲散的眼神，其他学生都叫他老大——在香港警匪片里，这是对大哥的称谓，它折射出索迪在班上具有威信，受人尊敬。不过，尽管他在班上身居高位，学习成绩却不大理想。他的写作水平很高，但英语口语却十分糟糕，这让他在同学面前很没有信心。他很少说话，很少回答问题。

直到那一天，索迪站在全班学生的面前表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学生们对他充满了尊敬。他的口语依然糟糕透顶——他结结巴巴地念着那段独白，有几句甚至听不太清。但没有关系，因为突然之间，他的才华尽显。他仿佛伸手把自己的天赋抓到了掌心，反复地把玩着，一边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天赋，一边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他的语速很慢，有些装腔作势。他在教室里踱着步子。他的动作中间夹杂着川剧的痕迹——他的臂弯里搭着一件斗篷，他绕着横放在地上的一条凳子来回踱步，直至这件简单的道具变成了他的王宫。不过，他的嗓音几近完美——他控制着自己的步子和腔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索迪明白该怎样应用发声和静默，在用吼叫声表达出沮丧的心情后，他让自己的话语在这间他每周都要清扫的教室里久久地回荡。他不安地踱着步子，他蹲在凳子上，他用双手抱着脑袋，他咆哮着，他踢着那张凳子，突然之间一言不发——接着，他打破沉默，静静地念道：

这样子，良心让我们变成了懦夫，

于是，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情

但我们的思想阻碍着我们

从而失去了行动的名分——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就是老大。我头脑里的疑虑一扫而光，荡然无存。学生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末了，他们拼命地鼓掌。那一年，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见索迪，看见他方方的下巴，看见他傲然的眼神，以及他那农民一样黝黑的肤色时，我就看到了丹麦王子。在四川的乡下，那活脱脱就是哈姆雷特该有的模样。

在另一个班的表演中，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步行至国王面前，以头叩地，额头差点触到了地板。他们站在那里手牵着手，听着克劳迪亚斯的训导。在四川，男性朋友之间那样手牵着手十分常见——当然，如果你是在懵然不知的情况下聆听自己的死讯的话，肯定会想找某个人的手来牵一牵。

他们很喜欢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这两个角色。有些学生不太喜欢哈姆雷特，有些人又觉得奥菲利亚过于悲戚，但大家都很喜欢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他们喜欢这两个人倒霉的窥探癖，喜欢这两个人的死法——这两个仆人受了欺骗，将给自己的处决令送到了英格兰国王手里。那也是莎士比亚的一处妙笔——诗人笔下的丹麦王国中又一处中国影子。这有点像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苗泽，为了赢得有权有势的曹操的恩宠，背叛了自己的姐夫马腾。可是，在斩杀马腾之后，曹操对满怀期待的苗泽说道：“留此不义之人何用！”并将苗泽以及他的全家老小斩杀于市。或者说，可能也有些像毛泽东的将领林彪，他竭力想让“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最终却成了它的牺牲品。不管怎么样，我的学生们理解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这么多年里，他们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角色。即便到了今天，你有时仍旧可以在干部们的办公室里看到他们的身影。

演出在眼花缭乱的剑术和功夫表演中落下帷幕。莱尔特斯、哈姆雷特和克劳迪亚斯被卷入了香港功夫片式的高潮之中，直至最后，只有哈姆雷特和霍拉旭蹲在全班学生的面前。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是维克和莱希。他们俩穿着廉价西服。演出之前，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地上铺了报纸，为的是丹麦王子倒地时不至于弄脏了衣服。全班学生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表演随即开始了，莱希抱着即将死去的哈姆雷特，斜靠在墙壁上。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莱希把他抱得更紧了些，就像抱着个孩子。不过，这样的身体接触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男性之间可以有那样的身体接触。哈姆雷特呻吟着想要说出话来，他终于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临终遗言。霍拉旭轻轻地摇晃着他的怀中好友，断断续续地说着永别的话语。全班学生鸦雀无声地观看着。两个演员均是小个子，如今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蜷蹲在油漆剥落、粉尘覆盖的黑板下，更显矮小。哈姆雷特又咳嗽了一声，说道：

我不能活着听到来自英格兰的消息了，

但我支持福丁布拉斯。他已得到我这个垂死之人的同意。

那么，告诉他吧——余下的只有沉默了。

就这样，哈姆雷特死了——那一刻，我差点忘了自己正处在中国一间阴霾的教室里，我差点忘了霍拉旭实际上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喜欢睡觉，喜欢说自己懒惰。他把哈姆雷特轻轻地抱在怀里，轻柔地、忧伤地、慵懒地说道：

晚安了，亲爱的王子殿下，

愿天使们用歌声伴你走向极乐。

暮秋的雾霭笼罩着白山坪，教室里冷了许多。教室里没有暖气——涪陵的公共建筑很少有暖气——后来，我只好在上课时关上教室的门窗。学生们开始穿戴上棉衣、围巾和手套。他们的手指生了冻疮，肿大起来，他们的耳朵冻得通红。在坐满了学生的教室里，在冷风中，我看得见他们呼出的热气。我们读了斯威夫特、华兹华斯和拜伦[30]。我们大声地朗诵着他们的作品，那些优美而有韵律的词句在教室里回荡着——随着抑扬格诗句呼出的白雾升到了天花板上。教室外面，一阵疾风从长江上吹来。冰冷的课桌下，学生们使劲地跺着双脚。

他们求我再布置表演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我终于答应了，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暖。我简要介绍过《罗密欧与朱丽叶》[31]之后，他们便表演起来。索迪和他的同学们用课桌垒成了一个阳台，在这个摇摆不定的桌子堆上，露丝勇敢地站立着，索迪则在桌子堆下向她求爱。五场戏之后，格瑞斯念出了朱丽叶的独白。其时，朱丽叶正准备吞下神父给她的安眠药。她的家人都不支持她，而罗密欧又遭到了驱逐。表演到一半的时候，格瑞斯哭了起来。格瑞斯是个漂亮而又活泼的女孩，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因为她敢于不惧尴尬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中国的女孩不会那样——可格瑞斯对此毫不介意。就在扮演朱丽叶的那一天，她那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双眼闪着泪光。在寒冷的教室里，她呼出的气息变成了一团白雾。

早在几天前，他们排演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个男生游离于小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做“沉默·希尔”。“我一直不爱说话，”还是在9月份，我第一次问及他的名字时，他就做了这样的说明。但他的写作非常优美，这个爱思考的年轻人来自一个只有两百五十人的小村庄，他那沧桑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就在我注意到他游离于小组之外的那一天，他还是面带微笑，全神贯注地看着剧本。我问他在看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指了指朱丽叶的那两句台词：

我唯一的爱啊，从我唯一的恨中熊熊燃起！

要是不该相识，又何必相逢！

“你知道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以为他有问题要问我。

“知道，”他回答道，“我认为写得很美。”

我停下来，又看了看那两句话。

“我想你是对的，”我说道。那一刻，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沉默·希尔和我站在那里，一起看着那些诗句。

插旗山

这座山有两个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这座绿色的山峦从两江交汇处拔地而起，在学校的后方高高耸立着。在春、秋、冬季，山顶总是被江面升起的大雾遮了个严严实实。在夏季阳光炙烤的日子里，靠近山顶的一株株桃树似乎被热气熏得哆嗦不已。

3月底、4月初，桃花绽放，一片粉红，花期仅有短短的两个星期，这座山的第一个名字由此而来。不过，在涪陵基本上没有人叫它桃花山，尽管另一个名字的缘由更为转瞬即逝——19世纪的太平天国时期，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中国历史的车轮开进了涪陵，爬上了这座山峰，接着又继续往前走了过去。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涪陵如此靠近中国历史事件的核心。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余音仍旧萦绕不去，这座山峰的名字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一场奇特而又暴力的革命。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起者是来自广西的一个穷苦人，名叫洪秀全。在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并屡屡失利之后，他大为沮丧，决定自封为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天弟。自此以后，事情发展得极为神速。到了1851年，洪秀全率领的武装追随者已有二万之众，他由此宣布另立新朝，并自封为天王。他的兵士蓄着长发，作战勇猛，不惧死伤。他们以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作为基本教义，信奉一种改头换面了的原教旨主义新教。1853年，他们攻陷了东部的南京城，定都为新耶路撒冷，那时，洪秀全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太平祥和的天朝王国——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裹脚、禁止娼妓、禁止赌博、反对吸烟，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满怀憎恶。然而，洪秀全和其他革命领导者均缺乏治国的眼光和经验，多数人受不了权力的诱惑，转而奢靡享乐，内讧倾轧。他们开始变得像他们誓要推翻的那个王朝一样：绫罗绸缎、溜须拍马、妻妾成群。不过，他们的势力依旧强大，清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即便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之风日盛，他们依旧牢牢地固守着南京城。

洪秀全最伟大的将领名叫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在太平天国所有的开国将领中，他的能耐最大。由于太平天国内讧纷争使他的幻想破灭，他于1857年被迫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人马，他展开了一场军事运动，历时六年之久，为后来共产党进行的长征行动埋下了伏笔。他率领着太平军辗转穿行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各省，最后来到了长江流域。之后，他们又来到了涪陵。在涪陵，石达开和他的军士们沿着陡斜的缓坡，爬到插旗山顶，插上了太平天国的旗帜。

在晴朗的日子里，从插旗山的山顶可以看见整个涪陵城。不过，到了秋季，有秋雨和秋雾笼罩在两江之上。一连数天，云雾遮住了视线，只能听见乌江对岸的城市传过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车船喇叭声、摩托车轰鸣声、建筑工地噪声，全都回荡在一片白雾之中。有时候，雾霭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接着，好似有什么东西扫清了两江河谷——气温回升，微风吹拂——突然之间，视野又被打开了。

往南，山峰陡斜着往河谷那一层层台阶的庄稼地直插下去。接近乌江的地方，点缀着江东的各个居民点：有远处看起来十分渺小的师专，有朝空中喷吐着黄色粉尘的建陶厂，有伸进乌江的混凝土堤坝和破旧的码头。河水悠闲地流淌着，宛如铺展在山峦之间的一条白色丝带。

雾霭之中，这座城市显得肮脏而陈旧。建筑物胡乱而随意地满布在斜坡上，使城市看上去也显得很庞大。如果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得出涪陵的规模的，但站在插旗山顶上，它的大小就能一下尽收眼底。那些灰蒙蒙的建筑物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天际线上，越过了远处烈士陵园那针尖一样的纪念塔尖。然而，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它仍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城——翠绿而雄伟的群山环抱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建筑物。

不过，没有哪座山真正称得上是荒山。站在插旗山的山顶，往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出去十来公里远。在这个范围内，每一寸有用的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利用。山峦本身也是这样：山顶是一个果园，山坡上是一大片庄稼地，顺坡开凿铺设了台阶，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平地位置。

山顶部位的地势陡峭，不适合开垦梯田，便栽种着桃树和橘树。稍往下一点，坡度放缓，农民们把土地开垦成长条块，种上了蔬菜，有卷心菜、土豆、黄豆、胡萝卜。再下去一点，梯状台地更加宽阔，种上了谷物。现在是秋季，差不多到了种植冬小麦的时节。农民们会等到11月和12月才开始播种，每隔两三行，他们就要留出六十厘米宽的间距。到了3月份，离收割小麦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他们会在留出的这些空地里种上玉米。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每一个环节都不急不缓，各有自己的时令。每一个时令，都有农民们用手工完成的简单活计。

顺着山坡再往下去，几个星期前就种上了水稻。现在，稻田里的蓄水快干了，泥地里兀立着鹅黄的稻秧。稻田多位于南坡的狭小山湾里。这些地方足够平缓，适合开垦成可以保水的台地。在山坡上种着的所有作物中，水稻的种植程序最为错综复杂。水稻在3月播种，密密麻麻地栽植在秧田里。一个月后，绿色的秧苗由农民们用双手连根拔起，再移植到蓄满水的稻田里。到了七八月份，稻谷收割脱粒之后，干枯的稻田又用来种上了蔬菜和冬小麦。就这样，一季一季、一年一年地循环往复。有时候，在一块地里就可以看见一年四季需要种植的农作物：割了水稻种蔬菜，收了蔬菜播小麦，收了小麦插水稻。

坡底靠近乌江的地方，一条尘土蔽日的公路拦腰穿过。公路下方，山坡又变得陡峭起来。不过，即便这些河滩地也种上了青菜和冬洋芋。这样的狭小地块一直延伸到乌江的岩石岸边，一艘锈迹斑斑的小船朝着两江交汇的地方驶了过去。小船低矮的前甲板空空如也，从船舱里伸出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猎猎飘动。小船开进长江水域，转头迎向了激流。小船的马达轰鸣着。激流拖拽着小船，短短的一瞬间，小船一动不动——驻停在山脚下、城市前，停在了两江的交汇处。紧接着，小船的螺旋桨战胜如急流般淌过的江水，往上游轰鸣而去。

石达开和他的人马离开涪陵，顺着长江流域，继续西进。他们经过了重庆，经过了泸州。接着，他们离开长江，进入了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到此，这场行军历时多年，远在南京的天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这一次远征竟然变成了军事大撤退。

这支部队顺着川西大渡河的岸边进发，大渡河碧绿的冰雪融水奔腾咆哮。之前，这条河流已经见证了多次伟大的战役——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几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清政府的军队紧追不舍，满心希望将石达开和他的人马围捕在狭窄的山谷里。那是1863年。

在大渡河岸边，他们停留了三天，为的是庆祝石达开之子的降生。仪式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孩子是天朝的王子——“圣神电”、“五千岁”、“翼王”之子。不过，天朝就要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殆尽，石达开的“五千岁”封号即将大打折扣。事实证明，在大渡河边的停留要了他们的命。清朝的军队包围了这些造反派，在确保他的五个妻妾和子女已经尽可能毫无痛苦地踏上黄泉路之后，石达开投降了。他要求那些抓他的人只处决他一个，希望以此解救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追随他的人马已经从最初的十万锐减到了两千。清军首领耐心地听完石达开的求情，随后集体屠杀了这支太平军，并将“翼王”凌迟处死。

七十二年之后，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他的共产党军队来到了这条河边。国民党眼看就要将红军部队剿灭殆尽，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毛泽东，万万不可拖延。他的军队继续北行。来到泸定之后，他们遇到了横跨大渡河上的古老铁索桥，国民党已经在这里派驻了重兵把守。战争情势仿佛毫无转机。

三个红军战士志愿当起了先锋。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他们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行，双手一寸一寸地往前爬过了一根根铁链。经过千难万险之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共产党的军队胜利地跨过了这条河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长征史上最关键的战役之一。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率领着八千人马——最初的八万人就剩下这么多了——在陕北结束了这一场艰难跋涉。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一点点积聚起力量，逐村逐省地占领了全国河山。每到一个城镇，他们都要宣扬自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禁止鸦片、禁止缠足、禁止娼妓和赌博。他们得到了农民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农民们对残酷剥削的地主阶级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好感。不过，毛泽东也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眼光和经验。手中的权力激励着他，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对他的极度崇拜。领导干部们面临着来自他们推翻的那个腐朽王朝的种种诱惑。

不过，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官方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一成不变。共产党理想化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便在涪陵这样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园里树立了石达开石像。相反，这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那非同寻常的基督教义只字未提，在类似涪陵这样的地方，很少有学生知道，洪秀全自认为是基督耶稣的天弟。不过，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农民革命家。在洪秀全兵败之处，毛泽东一举成功。人们认为这样的重复合理合法，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迹象——一如这片土地，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乐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视之下，它又在这里注入了岷江。岷江往西南方向流到宜宾，又注入了长江。从这里开始，这条河流往西往北蜿蜒流淌近三百英里之后，再从插旗山碧绿的山坡跟前流淌而过。今天，它那浑圆的山顶上再也没有旗帜了。这座拥有两个名字的大山从河岸上拔地而起，它那巨大的山体不禁让人回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一千多年前写下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

第三章 跑步

早晨，我常常会跑步去插旗山的山顶。途中，我会仔细琢磨沿途的那些宣传标语，尽管在起初阶段，很多标语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上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在我眼里，它们是这样的：

建设精神Cultu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People Mouth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Is立Country基础

我跑回校园，在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石墙，上面刻写着一排六十多厘米高的大字：

教书育People，管理育People，服务育People，环境育People

在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里就是这个样子。我到达涪陵的时候，大约能够认识四十个很简单的汉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当初，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更多的汉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在成都为我们开设了两个月的高强度训练课程，但课程的重点是学会足够多的普通话口语，能够应付必要的交际。对于汉语的读写，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学习。但是，在来到涪陵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来到四川，是因为我想教书。不过，我也有另外两方面的动机：我觉得这次经历会有助于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一直都想学习中文。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却不甚明了。我希望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会睁大双眼，做好笔记。等到我觉得准备好了，只管动手写就是了。可是，从总体上看，学习汉语完全是另一码事儿，而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

那也是我决心跟着“美中友好志愿者”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办法，给我们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他们在成都为我们开设的训练课程相当不错，全是小班教学，老师们的经验也很丰富。要想取得好的学习进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来到涪陵之后，学习汉语就是自己的事情了。“美中友好志愿者”会为我们支付学费，但我得自己寻找辅导老师，自己确定使用哪些教材，自己安排怎样学习。基本上，我得自己琢磨怎么来学习汉语——这实在有些令人气馁。

头几个星期，傅主任为我和亚当寻找着辅导老师。他跟我们一样一筹莫展——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我怀疑，他在私底下会觉得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希望。外国人是学不好汉语的——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竟然还要尝试一番，这让我们的学生觉得非常好玩。学生们会让我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或者写几个简单的汉字，然后对我想学习汉语的劲头嘲笑一番。一开始，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然而，没过多久，就令我烦躁不已。他们认为我学习汉语是出于好玩，而事实上我却真把它当成了一回事儿。因为我觉得，我来到涪陵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学习汉语。很多事情——我要结交朋友、我要在这个城市发挥作用、我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都有赖于掌握这门语言。

我要学习汉语，还因为我的固执。身为外国人，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学会汉语。这种低期望值具有悠久的传统：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还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私底下辅导年轻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坐大牢甚至被砍头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这样的历史片段令我迷惑不解：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神圣到禁止外人学习呢？的确，类似的法律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修改。不过，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依然十分矛盾，而语言依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平心而论，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两年时间，却不学说汉语。对我来说，学习汉语跟履行当老师的义务同等重要。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需求基本算是可有可无。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为我们寻找辅导老师，也许他在期待，我们把这件事情忘了就算了。毕竟，汉语不是我们的教学中要用到的东西。再说，我们已经学习了足够多的几句话，完全可以应付购买日常用品和到当地餐馆吃饭之需了。人们也许在想，那就够了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不过是一架架会教英语的机器而已，甚至可能是农场里饲养的几头动物——有些昂贵、容易受惊的驮马，还会教授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课。我们居住的是领导干部的公寓楼，房间里配备了带遥控器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卧室里还装上了空调，各自的公寓房间里都有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非常听话，对我们也非常尊重。尽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物质条件，但校领导却暗地里要求我们的同事和学生，尽量避免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接触。外国人具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再说，我们在学校里也不需要有亲密的朋友。白天，我们可以教书。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回到自己那个舒舒服服的笼子里去。如果实在需要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们甚至给我们装上了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愿队员进行联系了。

有几个颇有眼光的学生也觉得，我们的这种生活并不完整。索迪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非常有礼貌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给我写了一张便条：

彼得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大学教英语，没有任何报酬。对于他们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可是，我们也为他们的生活感到担忧。比如，彼得和亚当都不大懂汉语，所以，他们根本看不懂中文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你们的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艰难吧。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

这个问题提得好。每个星期，我上课和备课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十个小时。早上我会跑跑步，有时候会到附近的小山上散步。亚当和我会打打篮球，扔扔飞盘。我会用电脑写东西。我也为未来——我想在课上讲到的话题，我可能要去旅游的地方——提前做些打算。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座城市有太多的东西正在等着我去做一番探寻。可在最开始，这正是最难以打开局面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主城区看上去不错。我常常会凝视着乌江对岸那些犹如迷宫一般的街道和石阶，聆听着那座城市远远传来的日常生活的喧闹声，思虑着这座江畔之城所隐藏的神秘之处。对于这一切，我都想进行一番探寻——我想去码头上看看那些船只，我想跟那些棒棒军说上几句话，我想去探究连贯着老城区的那些纵横交错的石阶小路。我渴望着弄明白，这座城市是怎样运转的，那里的人们在想些什么问题——尤其因为以前没有外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这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迥然不同，那些地方居住着不少的外国人，对于那些城市所能展示的东西都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说，涪陵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城市——或者说，只要我们把这座城市琢磨透了，她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然而，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它看起来并不怎么样。一部分是因为那里太脏乱吵闹，涪陵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这座城市不像中国的其他城市那样有很多重型工业，但也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向空气中不停地排放黑烟和粉尘。在乌江岸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厂。城市里同样使用煤炭的，还有街道两旁那些数不清的小餐馆，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在冬季，城里的空气尤其污浊。不过，即使在夏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进了一趟城再擤个鼻涕，纸巾上面总会有一摊黑色油腻腻的东西。这不禁让我想到，这里的空气会对我的肺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一阵子，我甚至在想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我终于拿定主意，擤过鼻涕之后不再去看纸巾了。

噪音则更加严重。它们主要来自汽车喇叭，但我说不明白，为什么喇叭竟然会接连不断地响个不停。先不妨这么说吧，涪陵的驾驶员们喇叭摁得挺勤快的。这儿的车不多，但也足够多了。不管往哪个方向开，车辆总会像发疯一样地你追我赶，而且多半是出租车。实际上，涪陵的每一辆出租车都改装了汽车喇叭的线路，就在变速挡杆的把手部位安装一个触发开关，便于摁喇叭。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因为这儿多山，驾驶员们需要不停地变换挡位。只要他们的手抓住变速挡杆，就可以触摸到那个触发开关，轻轻一摁，喇叭就响了。遇到其他车辆，他们要摁喇叭。遇到行人，他们要摁喇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即将超车，或者将被其他车辆超过，他们都要摁喇叭。当前方没有行人穿越，只是驾驶员觉得也许有人要过马路时，他们要摁喇叭。当前方道路空空，也没人要过马路，只是要超车或者可能被超车的念头闪过驾驶员的脑海时，他们也要摁喇叭。就这样，纯粹是一种未经大脑考虑的条件反射：驾驶员摁响了喇叭。他们如此频繁地做着这个动作，甚至于丝毫都没有察觉到手指下面还有个触发开关。其他的驾驶员和行人对此则习以为常，早已到了充耳不闻的境界。没有人再理会这些喇叭声，它们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在涪陵，一阵汽车喇叭声就如同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几乎是悄无声息。

但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喇叭声。头几个星期，我们常常对这些喇叭声以及其他噪音抱怨不已，就像我们曾经抱怨自己擤过鼻涕，看到纸巾一片墨黑时那样。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们像当地人那样选取了第二种态度，很快，就学会了转而谈论其他话题。

我是在11月初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姆的大学同学来涪陵看我。他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居住了五年，但涪陵城内的噪音还是令他惊愕不已。每一声喇叭，每一阵吼叫，每一句高音喇叭脱口而出的通告，他都听到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学校驶往码头。当出租车在城里高速穿行时，克莱姆，出于其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的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响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

如果没有克莱姆的计数，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跟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我好久都没有再听到这些喇叭声了。实际上，在整个城市里，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被这些喇叭声给镇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里。

对我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约一个月之后，涪陵城内的种种不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完全不能阻止我进城的脚步了。尽管城里到处都充满着噪音，污染十分严重，却仍令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寻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那里隐藏着的每一个秘密。但是，语言是个大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对这座城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普通话是出了名的难学——有些专家认为，学习汉语所需要的时间是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的四倍——对西方人来说，那些汉字和它们的音调尤其难以掌握，因为那种语言跟我们语言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在四川，由于存在着省内方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即便是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要听懂当地人讲话也有不小的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对普通话里的卷舌音混淆不分，将sh音读成了s音，zh音读成了z音；四川人还把有些成对的辅音刚好读反，一般人都分不清楚n音和l音、h音和f音。于是，他们会将“湖南”（Hunan）这样的词语读成“福兰”（Fulan）。四川话的音长比普通话要短，最重要的是，普通话里的两个声调在四川话里刚好被掉换了位置。如果从普通话开始学起的话，似乎是这种语言整体被拉平了，然后再上下换了个方位。

此外，四川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大省，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导致了巨大的地区差异。成都话和重庆话迥然相异，重庆话和乐山话又差别巨大，等等。丰都县城位于涪陵下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可这两个地方的人有时候也会听不懂对方所说的一些话。在涪陵的餐馆，如果你想要一份普通话叫做“馄饨”——英语把它翻译成wonton——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说成“抄手”。可如果走到了三十英里开外的丰都县，你又得把它说成是“包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baomin”，因为丰都人会把ian音里边的a音吞掉不读。

结果，语言学习变得一团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满心想着要学习汉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汉语”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碰巧遇到的说话对象，还会因为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差异巨大。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常会说普通话。我们那些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大大的宣传标语：“请讲普通话！”但是，绝大部分涪陵人的教育程度并不算高，他们只会使用本地方言。这让我对进城这件事情感到沮丧不已，因为我要和他们进行哪怕最简单的对话都很困难。这也让我想要学习汉语的目标变得完全无法实现，我根本不敢想象，我要在两年时间里同时学习普通话和四川话。实际上，我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这会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应付涪陵人所说的方言。但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我似乎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每进一趟城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的失败。

涪陵也是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很少看到外国人。如果我进某家餐馆吃饭，或者到某个商店买点东西，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跑到街上，围过来观看。有时候，经常会多达三十几人。大多数人纯粹是出于好奇，但这样的好奇常常会使本来就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感到窘迫的我变得更加糟糕——我尽量跟店主进行沟通，但围观的人群会不时地哄堂大笑，或者窃窃耳语，而我在倍感紧张的状态下，说出来的普通话听上去更加蹩脚。当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人们会不断地扭过头来，冲着我大喊大叫。一般情况下，他们喊叫的是“外国人”或者“老外”。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侮辱的用意。然而，当他们每天都冲我喊叫这些词语的时候，“用意”就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他们还喜欢用另外一个词，那就是“哈罗”。这个词本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他们把这个词戏谑性地、人为地拉长了声音喊出来，变成了“哈——罗罗罗罗”。他们把这个词跟外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竟会用来替代“外国人”这个词语。因此，他们会这么说：“嘿！你看，那边过来了两个‘哈罗’！”在涪陵，人们还会时不时地冲着我喊叫其他不太善意的词——“洋鬼子”、“大鼻子”——不过，我是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些词语的实际意思。

我每进城一次，这样的压力就堆高一层：语言上的迷惑与难堪，人们冲我而来的围观和大喊大叫，戏谑性的称呼。对亚当来说，情形更加糟糕，因为他身材高大，还长着一头金发。我至少还可以讨得一点便宜，头上长的是黑发，块头也比当地人大不了多少。有一阵子，我们采取了结伴进城的策略，满心希望两个人共同应对压力能够显得更加从容不迫。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多了一个外国人，只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招致更多人的围观。过了一个月，我们开始分别独自进城。后来，随着秋季学期的推进，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只为免除进城之苦。如果实在要进城，我会在耳朵里插上耳塞。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我才能操控形势。我会把手上所能找到的最吵闹的饶舌乐——德瑞博士、斯努普·道格·道格、野兽男孩——的音量调到最大。沿街而行的过程中，这样大声的音乐才足以让我把人们的大喊大叫阻挡开来。听着斯努普等歌手粗俗的饶舌乐，我在人群之中左躲右闪，这让我的进城之旅多少显得有些不真实，但却能让人保持清醒。

因此，索迪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上完了课之后，我回到公寓，坐在桌子边上，凝望着乌江对岸的涪陵城，开始写起字来：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一边写，一边认真地把这个字一遍又一遍地读出声来：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我会把一个字写上一百遍。接着，我还要在心里想，具体的用法有哪些，比如“学习”、“学生”、“学校”等等。我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把这些卡片放在一起。慢慢地，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因为，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再加进去五到十张。我会听一听汉语磁带，把我们在“美中友好志愿者”训练课程上用过的课本拿出来复习一下。我还要把那一堆卡片翻看一下。到10月初，傅主任终于替我们找到两位汉语辅导老师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一百五十个汉字。虽然插旗山那条公路两旁的标语还是不认识，但校园里的那条标语却每天都在发生着一点一点的变化：

Teaching育People，管理育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育People

两位辅导老师叫孔明和廖梅，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分别是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两个人都在中文系教书，都不会说英语。他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外国人。傅主任没法找到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我们后来告诉他，那不太要紧。我们想，只要开了头就行。毕竟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肯定说得很好。

孔老师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浑身散发出宏声香烟的气味。他三十二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略显肥胖，可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他有些瘦小。他很和善，笑脸常在。他出生在以鬼闻名的丰都县的农村，根据传说，人死之后，灵魂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非常精瘦的女子，留着一头长发，举止十分文静。她二十七岁，教授现代汉语。她没有孔老师那么爱笑。我有些学生也在修读中文系老师讲授的课程，他们都觉得廖老师是比较好的老师之一。她来自四川中部的自贡市，那里以产盐闻名。在四川，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都会宣称自己有一样东西闻名中外。让涪陵闻名于世的，是在河岸边制作出来的略带辣味的榨菜。

一连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也就只有这么多。此外，我们对他们的普通话也略知一二，除了四川人倾向性地将n音和l音稍稍有所混淆之外，他们讲得非常清晰明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他们也像两架会教授汉语的机器，或者说是农场上饲养着的动物而已——不太昂贵的、会帮着正音的两匹驮马。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两个愚不可及的外国人，来自一个生来说话就不带任何音调的国家。

按照计划，廖老师教我的第一次辅导课要进行两个小时，可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到家，我的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曾经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密集地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吗？每一样都弄错了——声调、语法、词汇、声母全错了！她会首先向我提一个问题，接着我尝试着组织话语来回应。但常常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自己就已经把问题回答了。当然，她讲的普通话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在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一个英语单词都没有用过。毕竟，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真真正正的中文辅导老师。但是，我不敢想象，每个星期拿七个小时来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否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看着桌子上那一堆枯燥乏味的汉字卡片，我在心里这样想：没希望了。

整整一个月，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想过，对方会怎么看。不过，后来我也知道，对于我那两位老师来说，这更让人恼火。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向一个外国人讲授几个神圣的声调而受到砍头的威胁——至少，那条法律从清朝以来就被废除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也绝不是什么令人眼红的差事。首先，我们支付的报酬偏低了。这并非故意，亚当和我之前了解的关于辅导老师薪酬标准的信息有误。当然，孔老师和廖老师都是非常讲究礼数的人，不可能跟我们两个直接挑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给我们辅导中文的第一年时间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劳动量得到了酬劳。不过，更糟糕的是，他们每星期劳动七个小时，干着非常枯燥乏味、令人沮丧的活计，却连报酬都没有拿足。课本里的内容相当简单——坐火车、上餐馆——但我那笨拙的舌头一遇到什么东西都可能出错，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你怎样才能教人学说汉语？你怎样才能把有关古诗文的知识用来帮助外国人掌握诸如“第三声”这样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的失败似乎也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一种界限。“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其他志愿者都有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至少在课程学习完之后，他们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他们会听到辅导老师讲起自己的家庭，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来看待。我们的两个辅导老师似乎还没有成为完整真实的人——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廖老师已经结了婚，孔老师有一个儿子。语言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事实。一开始，他们对我们就有一定的排斥和疏远。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结识过外国人，他们完全拿不准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

中国的教学模式跟西方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这使得我们的汉语辅导课愈加令人沮丧。在中国，老师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师生关系往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教师处于教的地位，永远都是对的；学生处于学的地位，永远都是错的。但是在美国，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自己的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鼓励在课堂上建立一种非常随和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做错了，我会把他做对了的事指出来，并把他所付出的努力表扬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表扬毫无意义。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学生错了，他只需要被老师直截了当、毫无隐晦地纠正过来——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不会以那种方式进行教学，而让我自己扮演那样的学生角色更是难受。实际上，就在我感觉到汉语辅导课开始产生效果——这比我预想的来得要快一些——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一开始，课本里的那些汉字像一些奇形怪状、令人费解的黑色笔画，在我的头脑里漂进漂出，随心所欲地误导我的思维。与其说那是些词语，还不如说是图形：看着“长”字，我会想到K-mart超市；第二十七个部首“阝”会让我想起英语字母B，或是挂在墙壁上的斧子；“大”字像一个人，正在玩跳跳蛙游戏；“点”字像一只扛着红旗正从页面上踏步走过的蜘蛛。我久久地凝视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连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它们鱼贯进入了我的脑子。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烦恼，有些想家。

但是，到了某一时刻，这些奇怪的笔画仿佛全都站了起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那些奇怪的联想也开始溜走了。突然之间，它们变成了词语，具有了意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是我们的辅导课程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我一直在拼尽全力地学习，目的就是要让辅导课尽可能少一些痛苦。不过，我很忙碌，基本上没有时间意识到正在取得的一系列进步。

辅导课开始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我在朗读课本里某一章节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字念起来都十分流畅，不认识的只有一个。我把背部往后靠了靠，开始回味我所取得的成就：我真真正正地能够读懂中文了。那些文字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然而，就在我的这种满足感就快完全成形的时候，廖老师说话了：“不对！”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确”。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不”、“错了”、“不行”、“嗯”。绝对不正确。肯定不正确。我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但这两个字我非常了解。

我的心里不禁抱怨起来：其他所有的字都对了，这难道没有什么价值吗？但是，对廖老师来说，这可不管用。只要有一个字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个字念什么？”我指着刚刚读错的那个字问她。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吗？”

“第四声。”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一段重新朗读了一遍。这一次，我读得相当不错。那是一种胜利——我转头看着廖老师，用眼神告诉她（至少我想象当时正在用眼神这样对她说）：你觉得我现在读得怎么样？然而，廖老师的眼神因为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道：“读下一段。”毕竟，那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段落而已，连小学生都可以应付自如。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我开始慢慢讨厌“不对”：它的读音简直就是对我的嘲讽，听起来非常刺耳。“不”是一个升调；“对”则是决然地跌落，凑在一起，就像我开始时信心十足，紧接着全然崩溃。更让我心烦的是，我知道廖老师不过是说了实话：实际上，我用这种语言说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对”。我是个大人，大人就应该听得进必要的批评。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自尊得到满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赞扬。只要不是过于直白的批评，我也能够接受。我在我的几个美籍华裔朋友身上看到过同样的陷阱，他们从小就到美国接受教育，习惯了美国人那种委婉的纠错方式，回到家里却只听到依旧保留着中式思维的父母简单的两个字：不对。成绩单上面哪怕有一连串A，也抵不过一个B。继续努力吧，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呢。

于是，我不断地学习着。我感到沮丧，但也很倔强，我下定决心要让廖老师看一看，我也有“对”的时候。实际上，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语了，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到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汉字。至于目的是什么，说不太清——我隐隐约约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读得懂报纸，这要求掌握两到三千个汉字。但主要的是，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快。

早上，我会跑步登上插旗山的山顶，费劲地爬过那些台阶，俯视长江，内心豪情万丈。我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很满意——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不复杂；爬到最后，我还能俯视这座城市，发现自己究竟爬了多高。这跟学习汉语有所不同，后者没有明确的终点，给我的沮丧多于满足。

跑步是有技巧的。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长的技能。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饺子店的老板会做饺子，擦鞋的妇女会擦鞋子，棒棒军会用自己硬如牛皮的双肩搬运货物。我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那么清楚——我是个老师，这样的工作称心如意，职责明确，可一旦我离开了校园，这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里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败的我，以及我无法避免的词不达意，和与人交谈时的笨嘴拙舌。

他们总是细细地观察我。这种关注如此热切，以至于我在公共场合总会感到难为情。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身高高于周围的人，这让我愈加尴尬。我的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在美国只是个小个子。但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脑袋会磕碰到公共汽车的门楣，我在餐馆的微型餐桌边要使劲才能蹲坐下去。我就像在仙境中漫游的爱丽丝，吃着葡萄干蛋糕，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全变了样。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一连几天，我甚至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拥有一项简单的技能，并且反复操练，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通常，我在校园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过一个个破旧的道教神龛，跑过窄窄的稻田埂，顺着石头阶梯到达山顶。我喜欢从俯瞰两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过，我喜欢看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地劳动。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收割水稻，再把金黄的稻穗脱粒。我看着他们种下冬小麦，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通过双眼了解了农耕模式，通过双脚认知了山脉的轮廓。

农民们看见我在小山上跑步，总觉得非常奇怪。从他们身边跑过时，他们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从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一群人，再说，他们有比对着外国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他们天然地有一种对体力活动的敬重，即便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何在。

乡下的空气非常糟糕，因为长江上的风会把乌江对岸城里面的污染物吹到这边来。因此，我知道跑步对我的健康弊大于利。不过，跑步让我心绪平静，因为沿途的田野宁静安逸，而跑步这项活动总给我熟悉的感觉。那种长久以来熟知的感觉——胸口发紧，双腿打沉——将我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串连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和涪陵。在山峦间奔跑的时候，我的思绪如行云流水一般穿越时光隧道，驰骋在这些地方。我记起了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奔跑的情形，我想起了野猪山上油菜花盛放的金色，以及丽溪河那古老的廊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即便是四川这些满布陌生的古墓和梯田的山峦，也逐渐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但是，我对通往插旗山道路两旁的那些标语还是感到陌生。即便是一点点熟悉起来，它们也在不断地提醒我，摆在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Build精神Culture，New Give Birth观念

Population Increase，促进Society进步

Education Is a Powerful Country's基础

那个学期，汉字开始变得鲜活起来，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视线，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形象。汉语口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生下根来，很快我就能够跟常去吃饭的餐馆老板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至于我们的辅导老师，也发生着缓慢地变化，他们终于从纠正声调的机器变成真实鲜活的人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廖老师所表现出的尖刻，尽管一时还说不清道不明。不仅是她喜欢说“不对”的习惯，还因为她似乎跟我和亚当相处时的不自在。有好几次，我差点就以为她讨厌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考虑到我们给予的报酬偏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才慢慢搞清楚，她是出于别的原因才感到不自在。但在那个学期，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次，我们在系级篮球锦标赛之后的第二天上辅导课，她问我对头一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实际上，那场比赛糟糕透顶——至此，亚当和我方才认识到，我们的加入已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英语系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强队。对其他参赛的球队来说，这场球赛具有了重要的爱国主义色彩。球赛成了中国队对美国队，具有为国争光的性质。因此，整个赛事所具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裁判也采取了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允许对手对我们采取犯规，却对我们并不存在的犯规行为屡屡鸣哨。在我们上辅导课前一天的比赛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二次运球。到比赛快要结束时，只要我一碰球，哨声就会响起。亚当和我只得考虑退出锦标赛，我们最终也真这么做了。对每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廖老师也看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如此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们觉得非常尴尬。他们告诉我，那位裁判在学校的名声同样十分糟糕。他因为打架而声名狼藉——有一次甚至还持刀威胁过一位校领导。他老婆刚和他离了婚，传言说是他打老婆。然而，学校没法解雇他，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系下，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享有工作稳定的保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廖老师的问题，说我觉得那场球赛一点都不好玩。

“那个裁判，”我说道，“是个坏蛋。”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侮辱用词：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问题不在他——错的是你。你不应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受了伤害，却还要加上羞辱。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在篮球这个问题上，没有升降调可言，你根本没有什么裁决权。可她还有话要说。

“你运球的方式不对，”她说道，“所以他老是吹你。你是这样做的——”她一边说，一边学着我运球的姿势。

“不对，”我说，“那不是我的动作姿势。我在美国也是这样运球的。那个裁判纯粹是讨厌外国人。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里你就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一样。问题就在这里——你已经习惯了美式篮球的打法。”

她试图巧妙地结束这场争执，因为她看得出来，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而，我已经听够了用“中式”这两个字所作的种种辩解，我再也不想上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课了。

“篮球是美国人的运动，”我说道，“我们制定规则，我明白规则。那个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刚一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愚蠢。本来我还可以接着说，我们美国人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一种语言，就足以表达我的傲慢劲了。可是，我找不到所需要的词汇。再说，我们俩都明显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于是，我们复习了关于去机场的课文，谁也没有再提篮球的事情。

跟孔老师上课要简单得多，他跟廖老师每周轮流。他不那么爱说“不对”，生性较懒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尽力地把对方当做人来认识和看待。后来，他成了我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也就是第一个真正地以中国人的方式把我看做朋友的人。即便在头几个星期，在我们的友谊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在一点点地增加着。有时候，他会用我听得懂的词汇问一些有关美国的问题。我感觉得出来，只要有机会，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的确，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我的语言能力到能够表达思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

我们在我公寓里的饭厅上课，早上的太阳爬升过插旗山山肩，也把屋内照得暖洋洋的。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喝茶——茉莉花茶，干枯的花瓣漂在热水表面，像莲花一样慢慢地舒展开。在喝茶之前，孔老师会对着茶杯轻轻吹气，好把浮在上面的茶叶和花瓣撇到一边，这也是我在辅导课上学到的一招。如果无意间啜进茶叶，孔老师会转过身，把它轻轻地吐到地上。这一招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领导干部的公寓楼里，还可以把东西吐到地板上。

1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在备课，突然听到楼下的广场响起了一阵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内的大喇叭总会时不时地突然传出各种嘈杂声。然而那天，我从阳台上看下去，看到学校礼堂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我明白，肯定要出什么大事了。

广场就在我的阳台下，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条横幅扯了起来，横跨在台阶之上。上面的内容我看不太懂，只认识其中的几个字：“安全”、“环境”、“和平”。横幅下安放着一排椅子。人群越聚越多。椅子前面还摆放着几张桌子。铺着蓝色桌布，桌布上摆放着一些茶杯。接着，几只麦克风出现了。

之前，我见过这样的布置场面——那是干部们即将入座的区域。很快，六个干部走上台阶，各自落座。我极力辨认着那几张面孔，但并不认识，只看出来有几个人穿着制服。可是，涪陵穿制服的人太多了，单凭这一点一切都无法判断。

讲话开始了，那声音飘荡到我的阳台上。大礼堂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了好大一群人——主要是学生，不过也有些来自校外附近的社区，有老农民，也有怀抱孩子的妇女。他们全都静静地听着讲话。从他们的肃静来看，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讲话声回荡在广场上空，我没有听懂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

前来上课的孔老师刚好到达，他把书本扔在了我的饭桌上。“太吵了，”他笑着说，我对此表示了认同——下面的声音太大，让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学习第三十一课那没头没脑的乘坐火车的桂林之旅。我们走到阳台上，看着下面那一大堆人群。此时，听众人数已经达到了好几百，我看见还有学生不断地从教学楼里急冲下来。

“所有学生都停课了，”孔老师说。我顺便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公开判决。”

我还没有学过这两个字，他给我做了一番解释，直到我基本上听明白为止。我走进饭厅，在字典上核实了一下——“判决：作出裁决；裁判。”那原来是在大礼堂前进行的一场公判大会。

“他们是学生吗？”我问。

“不是，那两个都是江东人。”

我问他，那几个人做了什么。他解释说，最近有江东人跟体育系的学生打过几架。江东是涪陵城的一片崎岖之地，肮脏破旧的临江一面开了许多小商铺和积满灰尘的仓库。三峡工程完工之后，江东会有一大片区域被淹没在水下，大概很少有人能幸免于此。这个地方的街道肮脏得令人大倒胃口，而居民们——大多是些穷人——都把学生当成了外来的幸运儿。这些被惯坏了的孩子，六七个人住一间宿舍，自己清扫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被强制起床做早操。跟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四川这个地方，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紧张，也只是生存环境的相对差距而已。

最近，这种敌视变得丑恶了，几个江东居民在打架时使用了刀子和棍子，伤到了几个学生。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里已经听说了，他们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周末的夜晚，两个体育系的男生在打架中受了伤，他们的伙伴紧急赶回宿舍寻求增援。就在他们寻找武器的时候，几个警察赶了过来。

“几个人伤得都不算太重，”孔老师说，“但是，他们要让学生们知道，校园是安全的。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进行这场公开判决。”

干部们的讲话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个被警察押着的人出现了，他们穿着廉价服装，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警察押着他们下到礼堂门前的台阶中部，站在干部和人群中间。两个人低垂着头。学生们都挤到了前面，后面站着农民和怀抱孩子的妈妈们。每个人都默不作声。远处的乌江上，我听到了轮船发出的低沉的汽笛声。

其中一个干部照着一张纸在念着什么，他的声音回荡在广场的上空。回应他的，是攒动的人群和一片哄闹声。那两个人依旧低着头。

“几天，”孔老师说，“只是关几天而已，不算太重。”

到此，这事儿就结束了：几个警察把那两个戴手铐的犯人带出了校门，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干部们的身影消失了；桌子搬走了；标语被扯了下来；学生们又回到了教室。对于这类公共事件，涪陵人极具组织性。从准备到结束，他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一次集会。十五分钟之后，广场上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孔老师跟我一起回顾了几个有关审判的词语，接着就翻到了第三十一课。居高临下地观看了一次公判大会之后，这么快就回到上课，让人感觉有些奇怪，就像是坐在体育场的豪华包厢里，从观看某人的公开受辱切换到一堂词汇课。不过，在涪陵有很多事情都是公开进行的，很少有当地人会觉得不正常。第二年的春季，我另一个志愿者朋友所在的师范专科学校取消了学生一下午的课程，以便他们集体去学校的体育馆参加刑前集会。那次活动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是一些年轻的毒品贩子，他们的行刑会给观看者留下极其珍贵的教训。当学校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体育馆之后，警察把即将处死的囚犯押到了学生跟前。之后，几个罪犯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照常上课。

公判大会之后不久，我跑步归来时发现，校园中央的那幅标语完全能够辨认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一排文字当做我的学习标准，在这些文字的意思逐渐明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所取得的进步。这一天，它们终于变得有意义了：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来久久地看着这一幅标语。我又读了一遍，期待着体会成功的感觉。然而，什么也没体会到——那不过是一幅宣传标语而已，跟在学生的课本里读到的，或在满大街的标语牌上读到的陈词滥调一个样。当通往插旗山路上的其他标语映入我眼帘时，反应同样如此：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强国之本

这全都是陈词滥调。每次认出某个标语的时候，我都极少体会到原先设想过的满足感，反而是脑海里不断回响着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句。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呢。于是，我坐在窗前的课桌边上，把那些汉字写上一遍又一遍，时不时地凝视着窗外的这座城市。

12月的一天傍晚，我和亚当被叫到英语系办公室，并被告知晚上要出席一个宴会。这种事情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我们，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晚上就算彻底完了，因为只要去了，就不可能不喝到酩酊大醉。

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培训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这样的场合。尽管我们只是被派往中国的第三批志愿者，但四川的乡下已经充斥着志愿者成为宴会牺牲品的传闻。发生过因醉酒而斗殴、毁坏财物，以及志愿者酒精中毒乃至发誓再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喝酒。我们的医疗官强烈地建议，我们抵达项目院校之后，至少在宴会上，要摆出滴酒不沾的姿态。

在四川各处的急诊室里，洗胃是最常见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因为跟抽烟一样，喝酒也是男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偏僻地区——的确如此。而在四川，喝酒绝不仅仅是寻常的休闲放松。它通常带有竞技性质，通常要喝白酒，一种口感极其浓烈的粮食酒。男人们总是端着满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强凌弱的势头。参与者相互怂恿，直至其中的某个人喝趴下为止。在我们的培训课上，一名四川男子为我们现身说法，他羞怯地耸了耸肩解释说，即便是好朋友，也很乐意把对方喝进医院去。跟医疗官一样，他也建议我们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完全地避开这一礼俗。

这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典型做派：在听过一大堆吓人的故事，知道了四川男人在喝酒时会表现出无谓的英雄气概之后，我们便顺江而下来到了最偏远的项目院校。在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第一杯白酒被摆到面前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培训课上反复强调过，要在涪陵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男子汉，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们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可不仅仅是要当一个“外国人”。于是，我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都要出席两三次宴会。我很快就发现，酒桌之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一开始，英语系的老师们饶过了我们，无疑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之前给各个高校就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可是，同事们最后跟我们形成了相同的看法：反正“美中友好志愿者”远在天边。于是，喝酒的压力慢慢大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弄明白了英语系的酒量排行榜。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但完全为大家知晓并认可。你可以问任意一个老师，他的酒量在系上排什么位置，而他们的答案几乎百发百中。张书记排第一，其次是阿尔伯特，接下来是傅主任，然后依次下来直到赛老师。赛老师的排名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大家在席间都以嘲弄的口吻称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无可争议地升为英语系的头号喝酒高手，我排第二，张书记则滑到了第三名。实际上，我在老家不算怎么能喝，但是涪陵人的酒量普遍偏低，因为他们大多跟亚洲人一样天生就对酒精没有耐受性。尽管张书记的排位极高，但喝不了几杯也就满脸通红了。这就是当地人滥于喝酒，而后果却不太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从基因角度，多数人都不会成为酒鬼。他们可能每周会使劲地喝上一两次，但酒精令他们极不舒服，从而无法持之以恒。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还不如说是一种礼节。

可悲的是，尽管大家都觉得很难以喝酒为荣，它却成了我和亚当擅长的雕虫小技。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话，那就是喝酒很能说明我们当时要适应涪陵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尽管那些晚宴和饮酒显得古怪而又孩子气十足，却道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舒适的一面。我们因为酒量大，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尊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英语系管理层和我们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要事需要告知我们，或者要提出什么请求的话，通常会在宴席上提出来。我们的同事在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大多紧张而拘谨。可一旦杯子里斟上了白酒，他们会立马变得轻松许多。在场的绝对都是男性——只有斟白酒的服务员是女性。

12月那次宴会开始前，我和亚当被叫到了英语系办公室与当晚宴会的两位主人见面。那两个人笑着站起身来，与我们握了握手。其中一个是高个男子，四十多岁，长得较帅气，另一个人则比较矮小，年龄稍大，大概有六十多岁的样子。那高个男子穿着一件新毛衣，从他的举止来看，很明显是一位要人——应该是个干部吧。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来应该是有求于我们，因为那晚的宴会就由他们做东。赛老师和傅主任前去充当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介绍说，“王先生是1977年来到这所学校的——他是我们学校‘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学生之一。他当时的英语成绩相当不错，但那个时候英语不是最热门的专业。所以，他后来当了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仍然很感兴趣。”

我和亚当再次与王先生握了握手。赛老师好像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不过那人似乎并不介意。很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躲在大人物的屁股后面。

我们几个坐了下来。我和亚当等着他们提出要求，我冷冷地想着是不是王老师想要补习英语。当我正在想象自己坐在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的时候，只听见他缓慢地说了一句：“How-are-you？”（“你好吗？”）

“王老师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说，“他想问你几个有关美国文学的问题。”

这让我吃了一惊。我问，那是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我们学校一份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的藏书有一万多册。”

他顿了一下，好让我听明白那个数字。随后，他往前倾了倾，低声说道：“王先生是涪陵师专拥有藏书最多的人。”

王先生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我知道，他听得懂我们的说话内容。我不禁疑惑，如果四川人既用藏书排名，又用酒量排名，这两种令人引以为豪的排名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块未知的领地——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培训课上，没有人向我们提过有关藏书的警告。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及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提问。王老师点了点头，用中文向傅主任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王先生有一个关于索尔·贝娄[32]的问题，”他说道，“一般的美国人看得懂他写的书吗？”

我说我很少读贝娄的书，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写作风格让人不难接受，人们认为他是最好的美籍犹太裔作家，被称为“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了点头，似乎我给出的正是他期待中的答案。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乔伊斯·卡罗尔·奥茨[33]呢？”傅主任说道，“你觉得她是否因循了弗吉尼亚·伍尔夫[34]的写作风格呢？”

“其实不然，”我回答说，“多数人认为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就连有些女性主义者也对她提出了批评。”

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又讨论了女性主义，随后又讨论了托妮·莫里森[35]以及黑人女作家，接着还谈到了南方文学。之后，我们提到海明威，以及“肮脏现实主义”作家，例如雷蒙德·卡佛[36]和托拜厄斯·沃尔夫[37]等。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来翻译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对美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愚蠢，竟然揣测拥有一万册藏书的王老师可能是来找我教他学说“How-are-you”的。

半个小时后，我们起身来到宴会厅。第一轮酒敬给餐桌上的所有人，接着，王老师就专门给我和亚当敬了一杯。然后，张书记向所有人敬了一杯。接下来，当他给每个人单独敬酒的时候，赛老师把酒杯放在一边，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道，“我只能喝这么多。”

“喝，”张书记说道，“要喝。”

“你知道我喝不了多少，”赛老师说道。他双手合十，求饶似的把头点了两下。赛老师四十多岁，身材矮胖，他是英语系最爽朗的一个老师，经常笑呵呵的。那天晚上，他才喝了两杯，脸上已经一片绯红。他又摇了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俩一直在用英语交流。可接下来，他们改用了中文。他们一边争论，一边跟那只酒杯较劲——赛老师想把它推开，可张书记却把它死死地按在桌上。傅主任和王老师笑了笑，一起加入进来奚落着赛老师，直到赛老师终于端起了斟满的酒杯。大家都在看着。

他费了好大劲才喝完了这杯。分了三次，他痛苦地啜完了杯子里的白酒，最后一口下肚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便咳嗽起来。然后，他把杯子放到了桌上。眨眼之间，服务员又走过来续杯。赛老师飞快地用手掩住他的酒杯，摇了摇头。

“够了，”他说道。

张书记想把赛老师的手从杯子上掰开。服务员拿着酒瓶，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这真是经典的四川人的场景——但凡画着一条可爱的河流的卷轴上，十有八九会描绘这样的劝酒场景，两个男人争抢一只酒杯，边上的女子持酒瓶而立。

“真的，”赛老师说，“我已经喝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一边奚落着，一边用力掰开赛老师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也笑着附和了一声。

王老师说了一句什么，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下来，一桌子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赛老师的酒杯上。真是难以置信，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终于，赛老师软了下来。

“再喝一杯，”赛老师说道，“最后一杯。”

服务员给他的杯子里倒满了酒。王老师笑了笑，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和亚当。他一边端起酒杯，一边很快地做了一个手势，我们三个便干了一杯。王老师喝起白酒来十分轻松，他的脸也没有变红。

饭菜摆上了餐桌，敬酒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当大家又重新开始敬酒的时候，已经把赛老师晾在一边了，他只不过是宴席开始和结束时的乐子而已。一旦正儿八经地喝起酒来，他就成了十足的麻烦。于是，在席间觥筹飞舞时，他独自坐在那里，呷着茶水。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用四川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先发制人。如果感觉到他们在使诈，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同时向他们中的两个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后，他们会稍稍喘口气，作出下一轮反击。偶尔，他们会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以为我会弱一些。可每当这时，亚当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掩护。在四川，这样做是允许的——朋友可以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个宴席上都有一个“酒司令”，相当于是酒桌老大，掌控着喝酒的动向。张书记一直主导着英语系的所有事情，但那天晚上他听王老师的。这个大块头的男人喝起酒来动作很快，也很公道，他跟满桌子的人都轮番敬了酒，直到其他人都慢慢败下阵来。之后，他对准了我和亚当，一边鄙夷着“二对一”，一边轮流向我们两个单独敬酒。这真是一场众人瞩目的展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席间最清醒的三个人。不过，我很快就觉得头脑发晕，而王老师丝毫没有放慢进度的迹象。我听见傅主任和张书记在叫他稍微悠着点，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喝醉。就这样，疾风骤雨一般的敬酒方才停了下来。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冗长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关三轮车夫的故事，他用四川话说，赛老师再替我们翻成英语。他讲故事的节奏很慢，而我又已经有了醉意，根本就听不进去。我把餐桌扫视了一番，才发现跟随王老师一同前来的那个小个子老师。我早已把他忘了个一干二净，而他这会儿则对着我笑了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太清，因为他讲的是涪陵方言。再说，喝那么多白酒也没有让我们俩的语言能力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提高。于是，他非常专注地，用普通话一字一节地念出。

“莎——士——比——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道，“你说什么？”

“莎——士——比——亚。”

我还是摇了摇头，他又把那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同时还做出看书的手势。终于，我的脑子里灵光一现。

“莎士比亚？”我问道。

他竖起大拇指，冲我笑了笑。“狄——更——斯。”

“狄更斯？”

他点点头，又笑了笑。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谈到了梅尔维尔、诺里斯、奥康纳和契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猜出了诺里斯和契弗这两个名字。除此之外，我们无话可说。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尽管他让我明白了他尤其喜欢诺里斯所写的小说《麦克提格》，那或许是美国唯一一部有关牙医的伟大作品了。时至今日，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读诺里斯写的小说了，不过他在长江上游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终于讲完了那个三轮车夫的故事。尽管有些部分我没听见，我还是大致明白，故事讲的是他那次喝醉酒的事情。他当时已经酩酊大醉，跟一个三轮车夫砍了半天的价，最后才发现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在他下榻的宾馆门前。听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等到要给我们翻译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才想起赛老师还在这儿。

“喝，”张书记指着赛老师的酒杯说道。

“喝不下去了。”

“喝。”

“喝不下去了。”

“喝得下去。”

“喝不下去。”

“喝！”

“抱歉得很！”

“赛小姐！”

“赛小姐！”

终于，他战战兢兢地又喝了一杯。看得出来，宴席就要散了。于是，王老师举起酒杯向我和亚当示意了一下。我们俩举起了酒杯。

“为了你的藏书！”我说道。

然而，王老师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又十分严肃地跟我说起话来，赛老师替我翻成了英语。

“王老师，”他说道，“想让你给学校的刊物写点东西。”

我们端着的酒杯依旧停留在餐桌上方。

“怎么说呢？”

“他想让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多长？”

他们飞快地商量着。我们三个人举着的酒杯依旧悬在餐桌之上。无疑，这是表达要求的最佳时机。

“最好是美国文学吧，”赛老师翻译道，“一万字就够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对美国文学了解不多，写不了那么多，”我说道，“跟他说，我可以写一些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或是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因为我在牛津大学就是学这个的。或者写一写莎士比亚也行。写其他的都比较困难。我手头的资料也不多。”

他们又商量了一下。我的手臂感到有些沉重起来。王老师点了点头。

“狄更斯吧，”赛老师说道，“一万字。”

我们喝下了那杯酒。白酒的滋味变得苦涩起来，下肚之后，我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一场好的宴会恰似一个好的短篇故事：要点就蕴藏其中，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明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了，不过我并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我至少弄清了四川的文学刊物是如何征集新稿的。一桌人把赛老师又奚落了一番，我们几个便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我原本希望大家把写文章的承诺忘掉算了，但在一个星期里，静悄悄的提醒就开始出现了。我拖了几天，理由是要忙于教学，可我还是很快就收到了王老师关于交稿期就要来临的一些口信。终于，我坐下来开始给他写他所需要的东西。我的文章主要讲述狄更斯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尽量地加快了写作进度。我论证说，狄更斯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他喜欢写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但并不是因为他希望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是因为这样的主题是很好的创意来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喜欢这种说法，于是我加了几句话，把狄更斯这个“走资派”批评了一番。对于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使用这个字眼，我很有些得意。否则，写这篇文章还真没什么乐趣。而且为了凑满字数，我又加进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赛老师得把文章翻译成中文。整整一个星期，他为这篇该死的东西不停地忙活，时不时挠着脑袋跑到我的办公室，就那些注水的文字问了我好些问题。

1月的第二天，涪陵市在城中心举行了一次公路赛。那是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全城的学校和单位为此展开了竞争。两个星期之前，傅主任问我是否可以加入学校的代表队参赛。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上次系级篮球锦标赛的风波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你要明白，”他尴尬地笑着说道，“参赛的有很多农民和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这些人不懂什么体育精神，有些人可能还比较粗野。同时，在以往的二十一届长跑比赛中，从来没有外国人参加过。他们欢迎你参加比赛，但我想情况会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看得出傅主任是怎么想的——如果不参加比赛，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对的。有那么一阵，我在考虑要不要放弃算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学期就让那次篮球锦标赛给弄到了情绪的低点。在这里，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已经够公开的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更多的人面前丢人现眼。

然而，跑步比赛没有裁判，也无需身体上的接触。当然会有人围观，不过我想再怎么我至少还能动弹动弹。这样的比赛跟美国不会差太大吧——就算有差，我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里，哪怕一次也行。于是，我告诉傅主任，我愿意参加比赛。

他解释说，所有参赛者都得进行身体检查。赛前一个星期，我来到了学校的医务室。医务室位于门球场旁的一栋低矮瓦房里，是学校在“文革”前还是一所高中时留下来的老旧建筑之一。

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检查一个项目，他都对我笑一下，说我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我一一向他道了谢。随后，他带着我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台肮脏不堪的白色盒状仪器。傅主任说：“给你做个胸部X光检查。”

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我不想做胸部X光检查，”我说。

“不会有问题的，”傅主任微笑着对我说，“非常安全。”

“我不需要做胸部X光检查，”我重申了一次，并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台脏兮兮的盒状仪器，心想：我尤其不想做这种胸部X光检查。“为什么非得做呢？”

“每个参赛者都要做，以确保他们是健康的。”

“每个？”我问道，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两千五百多个吧。”

“他们全都要在赛前做X光检查？”

“是的，”他说道，“这是规矩。很安全的。”

这样的说法让我吃惊不已——一个人均收入仅有三百多元的小城市，竟然要求参加四公里公路跑比赛的两千五百多名参赛者每个都进行胸部X光检查。我不禁怀疑事实也许是：学校的某些管理者也许担心我会在比赛途中倒地猝死，他们这样做是想摆脱干系。类似的命令通常由傅主任向外国人传达，他有时候既扮演翻译者的角色，也扮演过滤者的角色。这是桩苦差，当我察觉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总是为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对此我无可奈何，除非能够想到有技巧的解决之道。

我们卡在了节骨眼上。傅主任看出来，我是正儿八经地要拒绝接受胸部X光检查。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地做出让步，告诉我说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按程序来。我们就在那里站着，那位医生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两个。终于，我告诉傅主任我需要回公寓一趟，跟远在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个电话。

我试了几次，但医疗官不在办公室。我在卧室里坐了十来分钟，看了一会书，然后又回到了医务室。

“很抱歉，”我告诉他们，“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告诉我，不能做胸部X光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算了，”傅主任告诉我，“我刚刚给负责比赛的人讲了这件事，他们说如果你不做X光检查就算了。因为你是外国人，就给你破个例吧。”

为了这件麻烦事儿，我向他既道了谢，又道了歉。他也向我道了歉。我们跟医生握手道别。他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比赛何时开始，并没有预定时间。参跑者在出发区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九点整，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只有等干部们讲完话后，比赛才能开始。干部们一个接一个地叽里呱啦发表讲话，起跑线上的人们则不断地跃跃欲试。一小部分人总会抢跑，其他人则跟着反应，然后警察会把所有人叫回到起跑线上。为了暖身，我尽可能地原地小跑，同时还得摆动手肘不让人把我推开。

起跑线设在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上，那里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公园。起跑线的左侧紧靠着一道六英尺高的土坎——悬崖虽小，但已散乱剥落。起跑线右侧有一条窄窄的土路，也是为参赛者设立的唯一的安全通道。但那儿离起跑线太近了——不足四十米，根本无法在这么短距离内让参赛人群得到有效疏散。即便选手安全通过了，通道也会立马来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从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那是我这一辈子的比赛中看过的最危险的起跑部署。我真想退出比赛，一方面为我的安全考虑，但更主要是想让自己以一个看客的身份见证灾难的发生。罗伯·史密茨，那个星期前来拜访我们的另一个志愿者，他和亚当手里拿着相机，正在跑道的对面兴高采烈地等待着。

我们学校的代表队在起跑线的右端占据了一片区域，直接面对着疏散口。队里多是体育系的学生，我们跟太极制药厂，通常是最强的两支参赛队。我们所有人挤在一起，等待着起跑的那一刻。冬天的早晨有些凉意，城市的上空雾霭低垂。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还在讲话，警察要把每个人都呼拢到一块也有点困难。他们要么启动比赛，要么就让比赛自行启动，终于有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扣响了发令枪。

这就是中国。混乱，吵闹，兴奋；害怕、惊奇、激动；一大群的身体，叫喊不止，汽车鸣响，大地震颤；我们全都疯跑着，挥动臂膀不让他人近身；双腿上下翻飞，往前猛冲，全速飞奔，控制着后踢腿高度，以防跌倒；有人在土坎上跌倒，惨叫不止；其他人在第一个弯道上紧急减速，躲避着因侧滑而纷纷摔倒的不幸人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刻都得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我们像一群狂徒，在街上飞奔。在第二个弯道，我们一头向西跑上了兴华路。

路线开始顺山而上。放眼望去，依旧攒动着兴奋不已的参赛者。但我心里明白，起跑过程已经结束，我不再属于刚刚起跑的那群狂徒。跑步比赛开始后，总会有人群分散的时刻，当和一大群人一起的踏实感慢慢消褪时，你会意识到你是孤独的，你要跑的，始终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比赛。

我放慢了脚步。突然间，我感到有点疲惫。肾上腺素消退之后，我的注意力又回来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擦伤，也没有淤青，也不记得我是怎样安全冲出了起跑线的。我往四周瞥了一眼。我处在领先的那一拨人中，大概有五十来个，其他人也在狂速起跑后逐渐步入正轨。我们稳健地跑着上坡路段，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已经复苏，刚才一直近乎麻木的兴奋状态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脚下的山坡越发陡峭。警车在人群前闪动着警灯。在我们正前方接近一百米的地方，一群试图作弊的学生想要插队，警车开过，把他们赶了出去。

比赛的前半程全是上坡路。到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我已经领先了。这时我才发现，其他人差不多都不行了。赛场上有各类人员——大学生，单位职工，也有几个专业运动员。如果他们平时多一点训练，恐怕早已成了跑步的好手。但在这一刻，他们全都不行了。我很快就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赛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冲你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的强烈。

我回头看了看。我看见了所有的参赛者——一股看不到尾的人潮，一群兴奋不已的黑发狂徒。开道的警车放慢速度，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闪烁着警灯。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为的是记住这古怪而陌生的一幕。山路又变得陡峭起来，一直通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那尖尖的塔顶。街道两旁挤满了观众。经过的时候，我能够听见他们惊讶的叫喊声。他们在兴奋地交谈着，感慨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想：今天可别来这一套。如果你们是要看离开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脚步零乱的人，身体走形的人，步子不稳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看的人，那就请看看我的身后吧。看看那些起跑时冲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时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热汗淋漓的人。别看着我——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干过，跟这一次完全没有不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规则。全部事情就两个字——跑步。

到了折返点的时候，我已经比第二名选手领先三十秒了。那以后的路程，我跑得更加轻松。后半程全是下坡路。因为是原路返回，一路上我和所有选手都打了个照面。几个不太疲乏的队员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丝毫没有令我心烦，因为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闲庭信步一般。

比赛获胜，我赢得了两套涤纶运动装的奖励，两套都太小了，不过在前胸上印有“涪陵”两字，颇令人自豪。我还得到了一张奖状，证明“何伟同志”——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中获奖。主办方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额外嘉奖五元。另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元五角的体检补助。我不禁想，如果我答应做一下胸部X光检查，他们会给我补助多少呢。加起来，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六块半，够吃两个星期的面条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则用了整个头版来报道这次比赛。他们报道说，来自密苏里州的美籍教师H·艾斯勒参加了比赛，并详细报道了我在起跑前的热身方式。他们报道了我率先冲过终点时，我所在的大学代表队激动万分的场面。他们还引述了另一位获胜选手的原话，他是一位来自药厂的年轻人，他说：“如果是刚退伍那阵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我一定能打败那个外国人。”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西南武校的一位老师说道：“老外抢了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潜心锻炼、科学锻炼、刻苦锻炼，我们才有成为冠军的那一天。”

尽管并不意外，这也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反应。在涪陵，爱国主义精神无处不在，只不过体育运动让这种精神变得尤为强烈而已。因此，上次的篮球比赛才会以失败收场。有时候我会想，参加跑步比赛会不会是个馊主意。“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几个朋友觉得，至少我不应该全力争取第一。可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使劲拼命，就像比赛中的很多人那样，我没理由要把涪陵人当成小孩子来对待。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我还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在语言上我挺费劲，但总还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们的反应是耻辱羞愧，那只能说非常不幸，不过，如果他们对我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我觉得，奖状上把我称为“何伟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信号。

比赛过后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辅导课，刚一开始她就笑了起来。

“我在系里的公示牌上看到，你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胜了！”她说道，“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咋没有跟我说起过呢？”

“不是什么大事，”我回答道，“实际上，我跑得不算太快。”

“不，很快！”她说。因为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假谦虚了一番，这令她愈加高兴。“这是场大赛——就整个涪陵而言，你是跑得最快的人哦！”

“也许还有比我更好的运动员没有参加吧，”我说道，“你知道，王军霞就比我跑得快。”

王军霞是中国的女子长跑运动员，最近刚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和银牌，引述这样的事例让廖老师越发欣喜不已。她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接着我们就转到如何道别那一章学习起来。或许是我的表现超乎寻常地好，又或许是她的心绪特别宽容；总之那一天她一句“不对”也没有提过。

白鹤梁

今天，长江的水位比一千二百三十四年前仲冬时节高出了两英寸。这其间的岁月还见证了其他变化——五个朝代的更迭；蒙古人、满族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来了又去；长城的修建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跃进和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未竟的梦想变成而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化，长江今天的水位只比公元763年时高出了两英寸。在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间只高出了两英寸。

这就是白鹤梁——涪陵港口那道长七十多米[38]、仿若一座临时小岛的砂石石脊——诉说的故事。长江水在冬季干枯到极致时，石梁露出浑浊江水的时间最长也只有五个月，而如果某年雨量特别多，则根本不会显现。一旦石梁显露，那块砂石是会说话的——上面镌刻着二十二幅图和三十多万字[39]。在长江那长达四千英里的河道上，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对江河的生命留下了这样生动的记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石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作记录的。不过，几乎所有的题刻都提到了水位线上那一对被江水来回拍打着的石雕鲤鱼。鲤鱼长约两英尺，一前一后往西游动，腹部正好位于它被雕刻时的最低水位线上。前面的一尾鲤鱼口含莲花。有据可查的题刻始于唐代763年[40]，而石鱼则雕刻于之前的某个年代。今天下午，长江的水位只比鲤鱼的腹线高出了一点点。

雕刻石鱼的最初目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实用。冬天时节，长江上浅滩和岩石裸露，对船只来说最为危险。经由涪陵驶过的船长们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那两尾鲤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前方的水情。石鱼总在固定位置游动，江水却不断地升降起伏。当地人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成了长江每年固定模式的一部分。

数年来，各个朝代在石梁上都留下了题刻，多数用来记录唐代石鱼的重见天日。就在两尾石鱼略微靠上的地方，北宋时期的一段题刻记录了公元971年[41]的重现情景：“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再往上三米，时间突然跳跃三个半世纪，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官吏见证了唐代石鱼的重现：“江心石鱼出则大稔。”[42]

多数题刻采用了仪式化的书写格式——某年月日石鱼重现、接着就对来年的收成做一番预测，一切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仪式的核心是一种信念，也就是唐代石鱼的出现跟收成有关。结果，白鹤梁从导航工具变成了自然界各种关键而又神秘循环的一种神谕。历朝皇帝的代言人都会在这些砂石上留下题刻，而跟这些永无休止的循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历史径直前行的轨迹。

在皇帝每年以类似方式记录下来的几十个征兆中，这道石梁只是其中之一。皇帝贵为天子，代表的是不能言说的自然之力，而这些自然现象——地震、洪灾、饥荒——的出现可能表明上天不再支持某个统治者及其王朝。皇帝的身上包含着他所不能掌控和无法明白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会通过某些仪式来寻求庇护和慰藉，而在涪陵的地方官吏总要定期到石梁上以其皇帝的名义留下题刻，尽管那些残缺风化的古老文字所记载的不过是早已烟消云散的王朝和被人遗忘的帝王。春天时节，长江水位上升，滔滔江水从那些题刻之上冲刷而过，这无不表明，对于有些自然力量，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观望，他那至高无上的名号跟石梁上的题刻一样，不过是一堆词句罢了。

元朝就是这样。1333年的题刻对来年的收成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但这个王朝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正在从举世无双的庞大帝国——忽必烈汗帝国、马可·波罗曾经造访过的蒙古帝国——迅速衰落。到1333年的时候，马可·波罗去世多年，忽必烈汗也早已死去，元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的官吏依旧在石梁上勇敢地留下了题刻，离它被历史的长河永久淹没也只有三十五年的时间了。

在白鹤梁的南边，停靠着三艘小舢板。小舢板用木头制成，拱形船顶用竹子和芦苇编织而成，最高处不过三英尺，以减少风力的撕扯，且避免使用了一些结构，让没有安装龙骨的小船免遭翻覆之虞。这样的小船轻便、狭小、船舷很低、没有干舷，在江流之中易于操控。从人们在石梁上首次留下题刻，直到现在锚固着的那几艘，舢板的设计思想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在一艘小船的船头，四个女人正在闲聊。她们全都穿着简朴的蓝色夹克，肮脏程度不亚于那几艘小船。这样的水上人家，靠小舢板为生。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在打渔捞虾。但冬天的鱼虾不好动，这些筏子的主人就转到石梁上来打发日子。他们靠旅游为业，在河岸和石梁之间用小舢板接送游客。

今天刚好是节假日，砂石梁上一共有五十多位游客，正在来来回回地参观那一处处题刻。间或，会有游客向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派驻石梁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两个问题。这八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个人接受过正规的考古学教育，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人，干着出售快餐和监管小舢板的工作，或在那一尾最大的石雕鲤鱼旁为游客拍摄两元一份的照片。

一股冷风顺着长江河谷走廊横扫过来，几个工作人员在快餐桌子边上挤成一团，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喝着热茶。每天，他们都要密切地观察长江，记录江水的水位。无疑，他们盼望着水位上升，因为只要江水淹没了题刻，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坐在室内办公。对他们来说，石鱼的重现只不过喻示着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遥遥无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好多题刻都是由犯了各种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惩罚之地——到这座孤独而又偏离帝国腹地的江城任职，既中断了对外联系，又远离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题刻甚至误用了一位已经驾崩的皇帝的名号。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未传到长江这一带，当地的官吏们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是新的统治者的臣民了。

尽管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终点，这道石梁却证明，其实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负。诗词和书法一贯是被贬官吏们倍感孤独时打发时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题刻美奂绝伦。在石梁上偏西的位置，有四个大字显得极富特色：惟汶永年。题刻的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大概镌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四十年代。这几个字的点划相连，明显地带有行草风格。“年”字的最后一笔呈一条直线缓缓收紧，仿佛是直插江心的一把短剑。

石梁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可能要属离唐代石鱼不到二十英尺的那四个大字——“中流砥柱”。几个字呈竖式书写，秉承了草书“点划飞动”的特点。在笔画形成的凹槽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

作者谢彬，是涪陵有名的书法家，被誉为涪陵的书中“圣手”。他写这几个字的时间是1881年，即清光绪七年。这一幅气宇轩昂的题刻让人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砥柱依旧在，中国受磨难。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却输得个一塌糊涂；太平天国起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欧洲列强控制了所有沿海港口。政府拟用于海军现代化的拨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了新的行宫。十三年后，日本入侵朝鲜，控制了朝鲜半岛和南满地区。不过，白鹤梁依旧像往年一样露出水面，涪陵“圣手”留下的题刻依然遒劲雄健。

一艘俄罗斯制造的水翼飞船从白鹤梁的北面飞驰而过，往重庆方向径直驶去。船身荡起的尾浪溅湿了白鹤梁的下半部，游客们嬉笑着退到了高处。水花在那些文字和石鱼上溅起白色印迹，等到尾浪消退，题刻重又变得明亮如新，江水依旧，滚滚流逝。

第四章 大坝

我上写作课用的是中国出版的教材《写作手册》（A Handbook of Writing）。跟我们所使用的教材一样，里面的政治用意一览无余。其中的“议论文”那一章所使用的范文叫做“三峡工程的益处”。

这是一篇典型的五段式文章，文章的开篇讲述了人们反对该工程修建的几大风险：自然风景和历史名胜被淹、所危及的物种可能濒临灭绝、纵深四百英里的水库大坝容易招致地震、滑坡和战争破坏的威胁。“总之，”文章的第二段总结道，“该工程所面临的风险太大，很难说有什么益处。”

紧随其后的两个句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的担忧和风险不无道理，”文章继续写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接下来，文章的作者对其中的益处进行了描述——发电量增加、航运条件改善、洪水得到控制——最后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授这样的论说范文，我在道义上感到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个话题自1987年以来是被禁止公开讨论的——这仿佛是在所谓的议论文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往坏处说，这是一次宣传演练；往好处说，也不是特别光明磊落。但是我没有其他教材可用，而这篇文章在除去其中的政治宣传后，倒是提供了文章结构分析的很好范例。我的工作正是教会学生如何写作类似的文章，于是我就径直教了起来。我在琢磨，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因为学生在作文中大肆应用那种承上启下句而备受折磨。他们习惯了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也就经常性地套用这样的范例，甚至到了抄袭的程度。他们已经成了积习难改的文抄公，就算两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一模一样，也毫不稀奇。很难真正意识到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全校上下的学生得到的教诲就是模仿范文、抄抄写写、不加质疑地接受，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告诉他们“三峡工程”是一篇很不错的范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并在随后的作文中借用了这篇范文的玄妙之处。我布置的课外作业是一篇关于学生要不要做早操的议论文，很多人一开始就写到了早起锻炼的各种好处。之后，学生们全都转换了行文：“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学生即使是从反例写起，也采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承上启下句式。后来，我又布置学生就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写一篇议论文，他们在开篇部分列举了哈姆雷特的弱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亚太冷酷——到此为止，很多学生的作文似乎都写得相当不错，可那个讨厌的句子不知从哪里又一下子冒了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开始感到厌恶，反复跟学生讲，这是个令人反感的转折句，但它仍旧不断地在学生的作文里露面。最后，我只好认输，无奈地自我安慰着，巴不得有一天长江被大坝拦腰阻断，江面上升，江水卷走所有的《写作手册》，把它们卷进大坝底下那七百兆瓦的发电机里搅个稀巴烂。

当然，这只是妄想——三峡大坝会使江面上升，但不会升到教学楼这么高的位置。有学生说，江水要上升到江东地区的半山腰不大可能，也有学生说大水会淹没临近所有地区，江面会一直升到学校的大门口。没有谁拿得准，但也没有谁真的在意。书上告诉他们修建大坝好处多多，这就够了。

在城区，我确切地知道了长江的新水位线，因为有很多标志，标示着今后长江会上升到什么位置。其中一处位于涪陵的老城区，在一家小食店的外墙上用红色标示着。在城区的中山路，也就是从码头上来的第二条大街上，也有一处这样的标识。

这两处标识都用红色写着同样的内容：“177米。”这个数字所表示的，正是三峡水库将来的水位线，从海平面算起，最高蓄水水位将达到一百七十七米。在长江沿线的各大居民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红色标识，越往下游，那些数字就越发往山坡上走，及至巫山这样的低海拔城镇，水位标线已经高悬于城区之上，到2009年大坝蓄满之后，城镇将被淹没得杳无踪迹。

涪陵因为处于大坝上游三百英里远的地方，江水的上升基本上不会有巫山那么触目惊心。不过，即便是在涪陵，那些红色的数字依然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把白鹤梁作为涪陵长久以来的冬季水位基准线，那这座新建水库的水面将会高出唐代双鲤石刻近四十米。

有时候，如果在上午来到城里，我会停下脚步，把那些“177米”的标识看上一会儿。在小食店门外，孩子们正在玩耍，棒棒军挑着东西爬坡上坎，小食店的老板娘在门口摆上了一大锅黄澄澄的豆花[43]。中山路上，几个临时工带着锯子和油漆刷子，正等着被人雇佣；擦鞋匠和做小生意的摊贩把摊子摆在了水位线标识的边上。目力所及，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然而，这一切会在十年后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顺坡而下，我恰能看到这个城市将会有多少东西受到影响：老城区绝大多数的青瓦木板建筑、中山路和沿江路上的整个门面街区。这都是城市里充满活力的地方，而人们总是忙得都没有工夫对着那些标识多看一眼。江水要到2003年才开始上涨，这对涪陵人来说非常遥远。再说，他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担心。

政府给大家做出了承诺，要在涪陵的周围修建一条堤坝，以保护低水位地带。每当我向人们问起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时，他们总是耸耸肩，说市里面要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也就是说，三峡大坝引起的水位上升不会给他们的房屋带来任何影响。然而，有关水坝的细节却非常模糊。它会围绕着城市而建吗？何时修建？如果在家门口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家里不就会一片漆黑，让人难受吗？而且，安全性呢——你真的信得过这道水坝吗？每次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似乎也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疑问。这里会修一道水坝——他们就知道这些，这也就够了。即使到1998年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水坝也还没有开始修建，可我仍旧没有听到有人对此表示过担忧或者关心。

多数情况下，我听到的是修建三峡大坝的好处，就如那篇课文总结的三点：发电、防洪和航运。在涪陵这个地方的人们看来，这几点都是重大问题。而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修建大坝将会带来实质性的不同。迄今为止，那将会是世界上最大型的一座水坝，坝长是胡佛水坝[44]的六倍左右，二十六台大型水力发电机产生的一万八千一百兆瓦电量将会带动中国的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过去六十年间，长江在盛夏时节发生的洪灾导致了三十三万人的死亡。水坝修好之后，洪水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实际上，它将把重庆变成一个港口，万吨级的——是现有级别的三倍——巨轮将可以驶入水坝上游的河段。

对涪陵来说，最后一点事关重大，因为最大型的轮船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抵达重庆。在涪陵和重庆这两座城市之间，有几个河段尤其狭窄，涪陵因此有望成为那些无法抵达重庆的大型船只的锚泊港。这才是重大的变化，因为乌江流域人口稀少，而涪陵之前在四川的整个航运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较为次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身份和地位将会结束整个城市的孤立地位。我刚刚抵达涪陵的时候，一条连接重庆的高速公路正在开工建设，还有传言说，在2000年之后要修一条通过涪陵的铁路[45]。对涪陵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变化。很快，这座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水码头，人们也将不再听从长江和那些慢船的摆布。

不过，这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我们真就相信长江沿线的所有人——开船的船长们、经商的商人们、被洪水吓怕了的农民们——再也不会受这条江河的摆布吗？或者说，这条江河依然可控吗？人们试图驯服长江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反而增加灾难风险？大坝坝址位于一个地震断裂带之上，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长久以来发生过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江里流动的不止是水，它所挟带的淤泥是浑浊的密西西比河[46]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几乎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这些垃圾和淤泥极有可能在大坝之前形成堆积。在这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泥塘里，万吨级的巨轮将会毫无用处。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水库会淹没掉十三座城市、一百四十座城镇、一千三百五十二个村庄。它还会淹没掉六百五十家厂矿、一百三十九个电站。一万多年以来，峡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家园，人类那无尽的活动遗迹、垃圾堆和化学沉积物都将因这新修建的水库而搅和在一起。同时，这条江流也不是什么轻易就能敲打修补的东西——整个流域居住着三亿五千多万人口，比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占到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专家告诫，来自被淹没区域的水银、铅和其他有毒物质可能会被带入人们的供水系统，他们担心在新形成的库区会爆发流行性传染病，如疟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大坝的建筑工人数量多达四万，他们在临时工棚里过着临时性的生活，会经由暗娼携带和传播性病。艾滋病也会顺着同样的途径传播开去。再说，水坝修好之后，这些工人又该去什么地方呢？

还有，因为新建水库而搬迁的近两百万人——其中多是农民——怎么办？政府承诺将会给他们提供就业和土地，这笔费用将占到整个工程造价——根据保守估计，起码有三百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川东地区长期以来相当封闭，地方官员跟中央政府几乎没什么直接的接触。这么一大笔资金流向库区，与其说会有力地推动移民工作，不如说会引起贪污腐败。

这一地区还有无数古墓、几十座寺庙，以及许多类似于白鹤梁的无价历史遗迹。对它们又该如何安置呢？如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道石梁将会成为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物。然而，三峡库区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涪陵的这些题刻甚至没有被列入濒危历史文物A级目录。下游有石宝寨这座始于18世纪的十二层雄伟塔楼，再下去有云阳那座始于三国时期、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的张飞庙。如果不斥巨资采取保护措施，这两个地方都将消失得踪迹全无。两千多年前，在涪陵周边还居住过巴人，他们留下的墓葬一直没进行过彻底的考证。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如果他们的遗迹永沉水底，就再也无法进行任何研究和了解了。

这道水坝还威胁着白鹤、云豹、江豚、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种鱼类的生活。由于承载了中国内河航运百分之八十的份额，长江的开发利用已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只剩下一百余条白鳍豚还游弋在长江水域。这是世界上的五大淡水豚类之一，数千年来，为了适应浑浊的长江水流，它们的视力几乎退化为零，只能依赖高度发达的回声定位能力。目前，长江航道上船只往来穿梭，发动机的喧闹声一年胜似一年。白鳍豚因为技术而失聪，因为进化而失明，已经难以躲避危险，难以寻找繁殖对象。万吨级的海洋巨轮很可能彻底毁掉这个物种。

几十年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考虑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上述这些观点都已有人提出。1919年，孙中山第一次想到了这一工程项目，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毛泽东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在1955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可能早就开工建设了。

不过，分歧一直存在着。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和李鹏总理就水坝的建设越来越接近于实质启动阶段，这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极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允许的，甚至还不少。很多专家认为，在长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小型水坝，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规避了风险。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政府已经疲于这样的民主，终于下了封口令。如果中国的干部们想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那就建吧——不管风险有多大。其中的困难——淤泥、地震、古迹被淹、物种灭绝、移民搬迁——都不算什么。正如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专家的话可以忽略不听：就如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提高生育、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不过，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销声匿迹。记者戴晴对该工程的反对声最响亮，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籍。1992年，李鹏总理推动全国人大对这一工程项目进行最终表决，并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获得了通过。然而，强烈的反对迹象依然存在，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要么反对，要么弃权。

为了应对大坝的修建，中国的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成立了，即便到了1993年大坝开工建设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小心翼翼的批评声。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达涪陵的那一个月，一群文物专家和其他领域的教授公开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请求，要采取行动保护淹没地区的文化古迹。保护行动本来计划从1996年开始实施，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他们提出，要用两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来采取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考古发掘和搬迁寺庙、新建博物馆。有提案建议修一道挡水墙来保护石宝寨使之形成岛上宝塔，也有计划说要把张飞庙一块一块地搬迁到更高的地方去。天津大学提出要为保护涪陵的白鹤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馆[47]。游客可以经由岸边的走廊进入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屋顶将会矗立于江水之上，其形状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那道远古石脊的一点记忆。

这样的计划和抱怨极大地干扰了推进大坝建设的力量。七十岁的魏廷琤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推动该工程项目，他把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保护的那些东西嘲讽为“宫殿”。“我老实告诉你，”在199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道，“中国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么低，哪里欣赏得来这些文物古迹，恐怕只有这些专家自己才会去参观这些博物馆。”

这不算什么得体的回答，但从有些方面来看，它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每当我造访白鹤梁，为远古的题刻和永恒的江河交汇而深深赞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阻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

不过，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是一种诗意，涪陵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参观白鹤梁，他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丝毫不用劳神操心。通常情况下，石梁上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什么游客。1998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周末，我在那里为了编写题刻故事而进行调查，那是我仅有一次看到了一大群游客。涪陵的大多数人都读不懂那些题刻——其上所使用的是繁体字，这种文字在解放后进行了简化，而那些题刻的语言则是20世纪文字改革之前那种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所使用的文言文风格。即便是读过书的人也不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劳神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完全可以到乡下闲逛一番，不用怎么刻意就能撞上一堆明清古墓。

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市里派了那么多管理员到石梁上来，尤其是很多管理员训练有素，几乎能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题刻内容和历史的任何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会有外来游客的城市，以及这样一个几乎时常无人问津的历史景点而言，这极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

至于提议的水下博物馆，政府尚未最后决定，但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通过。有时候，《重庆晚报》会提到这个问题。这家政府主办的报纸总是很小心地指出，官员们也可能会考虑另一种方案，在大坝建成之前对所有题刻进行一次拓印。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更实际的一种方案——因为当地没有修建水下展厅所必需的原料，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百姓而言也意义不大。最大的可能，似乎是制作一套拓片，送到远处的某个博物馆，然后让洪水永远地淹没石梁。有专家预计，大坝建成后的十年内，库区的淤泥和流沙会把一千两百多年以来留下的这些题刻冲刷得一干二净。

保护白鹤梁不是涪陵人要优先考虑的事项，这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奇怪，但他们对于跟大坝相关的其他事项（比如移民安置）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却令我非常惊讶。尽管围着主城区会修建挡水墙，可还是有很多人——江东下半城的居民们、白山坪山脚下的农民们、插旗山山脚下的农民们——会因为三峡水库的建设而迁移。这些人被称作“移民”，其中一部分会搬到我们校园后面正在修建的公寓楼。修公寓楼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农田，而因此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则是在购买公寓时享受特价，并且可以在安排工作和货币补偿这两项中任选其一。跟我聊过天的那些人说政府答应补偿六千元现金，而且他们全都接受了这笔补偿——在涪陵，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相当于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年的薪水。此外，他们每个月还有七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这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点甜头。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原本就有很多中国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想要让一个农民不再当农民也就花不了多少钱。每当我从那些在建的安置公寓区步行而过的时候，都会看见商店里坐满了曾经的农民，他们一边抽宏声香烟，一边打麻将，正在耐心地等着那一天，等着大水把河边的人们赶上来跟他们做邻居。

有报道说，一些移民没有拿到安置补偿款，这常常是因为贪腐的官员们私吞了有关经费，这种问题在万县这样的下游城市尤其严重。不过，就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人们最常见的反应也就是私下抱怨一番而已，谁也不会公开抗议和反对。大坝工程中的这点动荡让外人觉得不容小觑，可如果把它放到当地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衡量，也还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三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涪陵的经济多来自当初的三线建设工程，当地人因此对于巨变并不陌生。当地有一家工厂名叫海陵厂，现在生产的是内燃机，最初却是从上海迁来的一家国防企业。在涪陵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川东造船厂，曾经为核潜艇生产配件。当地满大街跑的长安——长久的平安——出租车产自重庆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最初生产的则是军用枪械。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

尽管对这一段历史略知一二，我还是觉得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缺乏兴趣和漠不关心达到了不一般的程度。现在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以往那个年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应该记住所经历的历史教训，防止因盲目而重蹈覆辙。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普通民众对于三峡大坝和下游城市移民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一次，孔老师和我在上课的时候谈到了三峡大坝，我问那些即将到来的变化会不会令他有所担心。

“不会，”他回答道。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我问得有些奇怪。

“那么，有没有人担心呢？”

他想了一下。“如果你是移民，”他回答道，“那你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回应。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外国报纸对此项工程刊登了许多尖锐的评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一些愤怒的批评声。然而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倒是听到他们对其他的敏感议题发过牢骚。

不过，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恐怕无法把它简单地归咎为“后解放时代”的社会模式。过去的五十年教导人们不要参与公共事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样的特征很难描述，尤其难以说清楚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的学生们经常写道，中国人是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这鼓舞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互相帮助，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并不认同，通过比较在个体和群体问题上大相径庭的态度，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就能得到清晰的（以及道德化的）解释。不过，若说到包含了家庭和朋友的紧密社会网络时，这样的陈词滥调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无疑问要比美国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没有那么的自我中心。他们彼此之间十分慷慨，而这种大度常常会延伸到好友身上，从而把他带入到十分紧密的社交圈子中。集体主义思想对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比美国好得多的关怀照料。在涪陵，我从未看见过老年人被抛弃在“退休人员之家”，他们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或是帮着耕种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跟我在美国老家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规律。

不过，这样的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它们既包容，又排他。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几乎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最常见的莫过于排队买票时的纷乱，与其说是排队，不如说是扎堆，一大群人挤过来挤过去，相互之间你推我攘，丝毫不顾他人死活。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集体主义思想，但跟我学生所说的东西又不一样。集体地来看，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种集体主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涪陵人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的反应。有一次，亚当上了一辆从江东进城的公交车，一个贼眉鼠眼的乘客在中途下了车，坐在亚当身旁的一个乘客便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他。

“你要注意点，”他对亚当说，“刚才那人是个扒手。”

“他下车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亚当问道，可那位乘客除了耸耸肩，根本懒得回应。类似的情形我也遇过好多次，人们向我比划手势，要我注意看管好钱包，但没有一个人直接跟扒手较劲。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学生，他们说，大家都知道公交车上有扒手，但谁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按照我学生的说法，是因为人们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远不止这样。只要扒手没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关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国人，因为人家是外宾嘛。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悍然冒险。有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在扒手下车之后再去提醒别人。

出于同样的本能，一大群人可以围观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多见，人们需要一个服务于个人的社区，因此，在看到伤亡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样想：我能够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诚然，在美国也有人驻足围观，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没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难，可能会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认识他，看他受点罪还挺好玩的。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这样一来，涪陵的“群众”和“乌合之众”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就变得脆弱不已。出事了——可能是一场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争吵斗嘴——一大群人马上就会围过来，人群的能量逐渐蓄积，更多的人过来围观，纯粹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出事了。有时候，仅仅是心怀此念的一大群人本身就足以弄出点什么事来；受了围观群众的驱使，争吵会因此愈演愈烈，或是某个围观者干脆跃跃欲试，一起加入争吵的行列。

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在中国，不止涪陵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围观群众，无数中外作家都曾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在写到共产党执政前中国人的这一倾向时，既饱含情绪又满怀挫折，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置之不理。在学生们写的作文中，我同样看到了这种挫折感，尤其是在编写罗宾汉来中国的故事中。很多学生写了罗宾汉偷窃腐败官员的故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则是罗宾汉面对群众消极围观时的反应。一个学生写到：

一天，在街头闲逛之际，（罗宾汉）发现有个扒手正在偷钱。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在被窃妇女的身边，有很多人也看见了扒手的行径。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制止那个年轻人。大家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编写的故事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场景。接下来，他们常常会写到罗宾汉帮助那个被围观人群置之不理的人——被扒手偷了钱的人、被恶棍当众揍了一顿的人或是从河里捞上来的落水人。在我的学生看来，围观人群置之不理时有人出手相救，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而他们把这种行为树为楷模，正说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

我觉得，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对那些不幸居住在长江两岸的人们来说，大坝的修建的确是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太会惹出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历史教他们学会了坚忍，对涪陵这样偏远地方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所有影响这座城市的巨大变革均来自别处——太平天国的将士们来自东部、国民党的命令来自南京、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始于北方，随后才一路南行来到了长江河谷。三线建设来了又去，所到之处，横扫一切。最近几年，各种新奇产品从重庆顺着长江传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催生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法理变革。现在，涪陵的街头甚至开始出现外国人的身影。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你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你无法控制。就像长江一样，它来自别处，又流向别处。将来的某一天，江水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有适应它。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江水上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跟孔老师一样，他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感到惊诧不已。“嗯，”他回答道，“水涨了，船跟着升高呗，没事儿。”

人们还有一种看法，觉得修建大坝完全是个好主意。那意味着电力，而电力代表了进步，对涪陵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坝完工后，可以发出足够的电力，可以每年减少五千万吨煤炭的消耗。在这个严重遭受污染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跟肺疾病有关，这一点当然是不小的益处。无数个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遥看长江，感觉有一点点哀伤，因为我知道，它那江水奔涌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但更多的日子里，当浓雾密布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哪里。

到了冬天，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为了节约用电，这里会定期拉闸限电。我的公寓只能通过电热取暖，而有时候停电会持续数个小时——漫长而又寒冷的几个小时里，漆黑一片的房间让我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烛光里呼出白色的水汽。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这么思考问题。这跟美国不同，那儿的人均电力消耗达到了三千瓦——足够所有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打开一只电烤炉和一只电吹风。而在中国，人均电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够大家点亮一两只灯泡。但对那些根本无电可用的六千万中国人来说，连一只灯泡都点不亮。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48]，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到后来，我也跟大多数涪陵人一样——消极地观望工程的准备情况，不再妄下断言。我毕竟是个外来者。但我寻思，在大坝修好之前就来到那里，毕竟是件好事，在长江被驯化之前亲眼看一看白鹤梁以及三峡，毕竟也是件好事。在这里既有人类的历史，也有长江的历史，而当两者相互冲突、将这个地方永远改头换面之时，我尤其不想置身其中。

学期临近1月底结束，然后我们有四个星期的寒假。亚当和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其他志愿者有的去了日本、泰国和老挝——但对我们两个来说，最简单的莫过于顺江而下，就像我们当初来这里一样。

我们买好了下午的“江渝”船票，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要买。同事劝告我们不要坐这种轮船，非常脏，并且十分拥挤，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们的交通工具。跟一般的游览船不一样，这种船在寺庙和景点都不停靠，也不会有其他的外国人坐这种船。这听起来不错——寺庙我已经看了不少，而三峡的悬崖峭壁从哪艘船上看出去都一模一样。最要紧的，是我想看看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之前，江渝轮船被称作“东方红”，这是为了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但到了现在，长江上的船运竞争十分激烈，你最好别让潜在的顾客想起他们在过去受到的那种服务水平。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名叫“猴王号”，取名自7世纪远赴印度取经的经典故事《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唐朝，长江沿岸的人们对那个时候的远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的记忆。

在一个爽朗的下午，阳光明晃晃地照耀着白鹤梁，我们的轮船摇摇摆摆地驶出了港口。“猴王号”跟我们之前料想的一模一样——脏得一塌糊涂，闹哄哄地挤满了乘客，除了我们相约出行的四个人，船上再也见不到别的外国人。除了我和亚当，另有一个来自“美中友好志愿者”的队员克莱格·西蒙斯，以及一个在西安边教英文边学中文的儿时伙伴麦克·格雷厄姆。我们在后甲板上找了个位置，站立在明媚的阳光下，欣赏着江景。

我早已熟悉的景色慢慢向后掠去——转过一个弯，白山坪不见了；再往前走，插旗山也不见了。沿长江往东，我所不熟悉的山脉蜿蜒而去。在我的眼里，由于不了解历史，它们无名无姓。每当我们经过一座山顶宝塔，或是一间河边棚屋时，我都会想，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石达开和他的部队来过这里吗？那些逝去的朝代留下过什么印迹吗？石刻或是古墓？有没有哪个手法娴熟而又眼神哀婉的书法家被流放到这里的河岸边呢？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静静的看客，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视着往来的船只，想要弄清它们会驶往何方。而现在，我凝望着那些土地，禁不住想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意识到，这正是来来往往的游客对于涪陵的看法：肮脏的港口、斜长的山坡，以及无尽的思绪——这里发生过什么吗？——就这样，江城远去，新的风景出现了。

阳光照耀着赭黄色的江面，鹰隼在头顶滑翔。人们在江边晃悠悠地划着竹筏。装煤炭的小船轰响着一驶而过。岸上的工人们在开采石灰石，他们手中錾子的叮当声清晰地回响在冬日的江面上。我们在丰都做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沿河滩而建的狭长小城，位置很低很低，十年后将被全部淹没。小城背后的山上有一座宝塔，太阳在那个方位慢慢地沉了下去，短短地发出一阵橘色的光芒，随后消失在绿色的山坡之后。

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船工取下中国国旗，放进了船尾的一个箱子里。麦克和他之前教过的一个来自北京的生物专业学生聊天，那学生说他曾经参加过1989年的学潮，紧随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机会。于是他跟几个朋友转而从商，专做船用灭火器。这次旅行既是商务之旅，也是胜利之旅。“长江上跑的船只全都用我们生产的灭火器，”他自豪地说道。关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现在仍有不少的异己分子流亡在外，但他们整个那一代中国人也不乏这样的年轻人，曾经的政治历史记录迫使他们走向了相对较为自由的经商之路。

山势又拔高了，陡峭得无法进行耕种，随着黑夜的降临更显出藏青色。在北岸，我们驶过了一条荒坡，除了两座紧挨在一起的白色小坟包，山坡上空无一物。两个小坟包孤零零的，风水极好：面朝南方，俯视长江，地势高踞，也许还能作为即将建成的水库的陪衬物呢。

轮船关了马达，顺着江流漂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除了我们这帮人，整个江面空无一物。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只有长江裹挟着我们前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江河的力量，随着黑夜笼罩在河谷之上，它那巨大的能量推着我们静静地漂流而下。

夜色朦胧中，那两座小坟包一晃而过。苍穹下，黑黢黢的山峦拔地而起。星星闪现，远远望去，星光清冷而黯淡。接着，马达再一次轰鸣起来，黑夜降临，我回到了我们的三等舱室。

舱室一共有十个床位，十一个乘客，其中一对年轻男女共用了亚当床下的铺位。在中国的轮船和火车上，乘客对这样的做法习以为常，结伴的男女很少分舱而睡，朋友之间为了省钱也常常这么做。在拥挤的铺位上，若是躺着两个大男人，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跟我们同舱的那个女人有些害羞，眼睛一直紧盯着地板。她穿着紧身毛衫，长长的黑发铺满了后背。她的旅伴也很文静，礼貌地问过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随后便收拾了铺位躺下睡觉。

狭窄的铺位上只有一块薄薄的竹席，和一床脏兮兮的旧毯子。我睡得很不踏实，停靠巫山的时候醒了过来，城市的灯光照进了舱室。一个小时之后，轮船又出发了。在一阵阵平稳的马达声中，我终于睡着了。

在一段陌生的江流之上的黑暗中，我又醒了。我一直在做梦，一时间，我有些迷糊——我是在密苏里的老家吗？或是在成都？涪陵？我听出了长江的水声，就什么都想起来了。就在我又要入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是一阵吱嘎声；一种压抑的喘息声。喘息声沉重而平稳，轻柔似水，但绝不是水声。那是什么声音？又一阵吱嘎声；喘息声更沉重，但不那么平稳。听着听着，我完全醒了过来，随后我明白了那是什么。亚当下铺的那一对年轻旅伴，也就是那位害羞的女子和年轻的男子，正在向三峡昂首挺进的轮船上，悄然而决然地亲热着。

他们没怎么弄出声音来。年轻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房间狭小、公寓拥挤，黑灯瞎火的公园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人成双结对地来到乌江的岸边。在这艘船上，我竭力地不去细听，终于又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克莱格也被惊醒了，不可思议地听了一阵。不过，亚当睡得十分踏实，对于发生在他下铺的事情一无所知。次日一早，那个女子依旧十分害羞，双眼紧盯着地面。在巫山下船的时候，她把头发往面庞的两边理了理。

昏睡中，我们驶过了第一个峡谷。这里叫做瞿塘峡，在三个峡谷之中最为险峻，两岸的大山高达三千多米，江面仅有一百多米宽。“猴王号”上的工作人员拿不太准，我们的轮船会何时通过瞿塘峡，但他们一致觉得可能会在日出时分抵达那里，于是我早早就醒了过来，到甲板上等候。几个老人在船尾打起了太极拳，巨大的橙色月亮追着我们一路顺江而下。峡谷更深了，裸露的山峦间杂着红色的石壁。江水在山峦之间奔涌着。麦克跟着我走到了甲板上，我们一起观看日出，盼望着进入峡谷。直到这时，一个乘客才告诉我们，巫山，我们将要停靠的地方，就在前方。在黑暗中，轮船驶过了瞿塘峡，我们却懵然不知。

“噢，算了吧，”麦克懊丧地说道，不过他随即又高兴起来。“嘿，前方至少还有两个峡谷吧。”

巫山因其港口之上高耸的大山而得名，而这座大山，则因其形似汉字的“巫”而得名——“巫婆”或是“巫师”的“巫”。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巫咸之山”，县城那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满是三峡工程的水位标识，仿佛预示着即将有人施以水电的巫术。1956年，毛泽东视察巫山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在题为“游泳”的诗词中，他描述了人类通过修建雄伟大坝战胜自然的情景：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在城中心，一块告示牌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县未来的发展规划。到2003年，也就是大坝一期工程完工之时，巫山的江面将上升到五十二点七二米。到2009年，待三峡工程全面完工之后，江水将再上升四十米。到2003年，迁移人口将会达到三万七千九百零八人，到2009年再搬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人。所有这一切都用冷漠的口吻描述着。这块告示牌同时指出了将要拆迁的房屋面积（到2003年拆迁一百零二万六千零八十二平方米！到2009年再拆迁五十三万零九十四平方米！），而告示牌本身——写满了令人目眩的蓄水数据——将会在十年后被无情地永沉江底。

巫山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相当于涪陵老城区的放大版，满城全是青瓦屋顶、肮脏的街道，以及狭小的巷子。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出租车在明清时代的老街上愤怒地响着喇叭。不过，不久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他们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新的巫山县城无疑会设计得更适合汽车奔跑。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适合闲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住红旗旅馆，并且在大宁河两岸的山坡上进行了一番探索。

大宁河水冰冷而清澈，在石灰石崖壁的底下奔腾流淌着，农民们拿着镰刀在悬崖上收割干草。他们把收割来的干草捆成一捆，以便用包铁皮的挑担挑运到河边。在大宁河岸边，他们把干草码放到平底木船上，再顺江而下运送到巫山和长江。这算得上是一次狂野的航行——一个船工站在船首，拼尽全力操控着一把巨大的船桨，另一个人则在左舷位置操持着一把长桨。干草将顺江而下运抵武汉，那里的工厂再把它打成纸浆。为这一趟力气活儿，几个农民又是割草，又是扎捆，还要在湍急的江流中搏击而下，每吨干草可以拿到四十八美元。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爬那些山坡，悬崖十分陡峭，根本就看不见山脚下的大宁河，那些农家孩子一看见我们就惊讶地扔下镰刀大笑起来。沿着草丛掩映的小路，我们下了悬崖来到大宁河边，然后想招一艘小船搭乘上去。我们想的正是——在冰冷的大宁河上搭乘干草船顺流而下——但农民们接到过通知，禁止搭乘外国人，他们只得笑着告诉我们这太危险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不可能，我们还是跟一个船老大讨起人情来。他夸我们初学汉语就讲得这么好，我们则赞叹他的家乡风景如画。

“这里呀？”他扬了扬眉毛说道，“这里太穷了！”

“但是这里的风景很出名啊——我们不就来了吗？”

“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他说道，“你看在山上干活儿的那些人——好辛苦哇。就这样的大山，哪里都穷。”

他一边摇头，一边把干草码到船上。他个子矮小，十分精瘦，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浓密的黑发下面透出冷峻的眼神。船装好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迎着激流出航了。观察水情的时候，他的眼神倏然闪亮了一下。搏击水流时，他的身体紧绷着，脸上充满了专注、熟练和欢乐的神情。山间溪流溅起一串串水花，他嘴里的香烟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第二天，我们乘坐游客专用船游览了大宁河，收费标准为八十元，船上配了一个导游。我们付了钱，他也让我们看了那些山形——八戒拜佛、龙头、马屁股、睡美人等等——其他游客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边在支离破碎的崖壁上辨认各种形状，一边兴奋地大喊大叫。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了崖壁离水面六十多厘米处开凿出来的一些方形孔洞。古时候，那上面有一条栈道，专供拉船逆流而上的纤夫们使用。据传说，远在9世纪晚期，唐朝杨贵妃所钟爱的荔枝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运送到都城长安的。当时，涪陵荔枝是大家公认的极品——时至今日，涪陵仍然享有“荔枝城”这个别名——先经长江顺流而下，再从这里由大宁河逆流而上。杨贵妃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为了她，荔枝都得万里相送。玄宗皇帝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逐渐疏于国事，最终导致谋反。皇帝逃到了四川，贵妃仍想追随而去，但士兵们抓住她并逼她悬梁自尽。逃离过程中，心碎的皇帝驾崩了，其子想要重理朝政，却功亏一篑。在统治了近三百个年头之后，大唐盛世轰然倒下——倒在了爱吃涪陵荔枝的美人手里。

一路往北，我们穿越了大宁河上的小三峡。在清晨的阳光里，河水清澈明净。空空如也的干草船正在逆流而归，农民们跳入激流，用纤绳牵拉着小木船。金丝猴在悬崖之上攀爬着，在灌木之间腾挪着，在我们身后的河岸上啼叫着。

我们乘坐的船只时不时地停靠在水泥做成的码头上，每当这时，我们都要下船，被领向一条条新建的人行步道。农民们在步道的两边鳞次栉比地摆了小摊，卖的全都是同样的商品：三峡风光明信片、三峡旅游光碟、上了色的岩石、笑容可掬的佛像、仿冒玉石手镯、仿冒古旧罗盘、仿冒古币等等。因为是冬天，游客还不多见，但是卖仿冒商品总比出售两毛钱一斤的干草强多了。

不过他们知道，到了夏季，游客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全国上下、国内国外都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广告宣传，动员旅游者在长江三峡被淹没之前来参观，而那些混凝土步道便是迎接客流的准备工作之一。这样的广告颇显滑稽：来呀，快来看呀，我们就要把这里搞没了！但是，宣传十分奏效：1997年，巫山县接待的游客数量将会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县市。

农民们都是些颇为鲁莽的小商贩，一边叫卖，一边几乎把货品凑到了我们脸上。游船停靠第三站的时候，我一边想象着上涨的江水把这些步道和小摊统统淹个底朝天，一边对自己说：太好了。有时候在涪陵，每当码头上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就好像变成了中国的诺亚[49]。让江水上涨，把这一切统统冲走吧。

一旦回到船上，看着那清澈激越的流水，我那些阴暗的想法立即烟消云散。但这一切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宁河将要上升九十多米，几个小峡谷将会填满河水，再也看不见激流。这里将会变成三峡库区的一部分，跟长江的死水融为一潭。那样的话，满载干草的小船操作起来会轻松许多，但我猜想，船工眼里倏然一现的闪亮将会黯然淡去。

第二天，当我们换乘另一艘慢船通过长江三峡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失落情绪。那依然是一个清爽的早晨，清冷而明亮，狂风在巫峡崖壁之间呼啸而过。我们驶过了公元前3世纪的大诗人屈原的故乡香溪河，这里也是王昭君的出生地。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远在汉朝时期，她为了外交使命远嫁匈奴。少女时代，她常在这条河里浣洗手绢，也或是在用她的手绢浣洗河流，这条河后来因为她的美貌而变得清香不已，因而被称作香溪河——香气飘逸的小河。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大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如果人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人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凿痕因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为了人类的诸多用途而存在。

但是，仅仅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沉闷的湖泊——带给我的困惑远胜于其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即将消失的寺庙、大打折扣的风景和背井离乡的移民统统与我无关。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滞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见大宁河、香溪河、长江的水流变缓。无可辩驳的是，它们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是它们的本质。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

我们出了西陵峡，朝着大坝的坝址驶去。这场景一言难尽——太多太多的塔吊、太多太多的挖泥船、河岸上太多太多的土石方。我取出笔记本，但什么也没有记下，这个大家伙让人震惊。远处的一座山头上，树着一幅六十多厘米高的大标语：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尽管这八个大字包含了很多东西，但却一言难尽。

这场景里，唯一可以记下的是我们的乘船。靠近坝址时，轮船慢了下来，乘客们都挤到了甲板上。他们中间有解放军战士、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穿着黄布棉袄的农民。在我们穿越巫峡和西陵峡的时候，这些人大都躲进了船舱，因为外面太冷了。但等到船只从一排排塔吊、卡车和石堆旁驶过的时候，他们全都挤到甲板上来。他们拍着照片，对着那些塔吊指指点点，国旗在寒风中飘动。我细细地看了周围人的面孔，看到的是惊叹和决然——惊叹于大坝的宏大，决然地忍受着寒冷，决然地要把工程的每一丝进展尽收眼底。即便在那些婴儿眼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神情。

乌江

老渔夫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什么。“现在不是钓鱼的时候，”他说道，“冬天太冷了，鱼不爱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了休——钓着玩呗。”他一边微笑，一边打量着乌江那绿莹莹的江水。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他身旁的鱼竿直直地翘着，末端压了一块石头固定。一连数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并肩坐着。在今天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他们呆坐着，跟岩石一样静默不动。这一幕——石头、鱼竿、老人——同奔进长江的冷冽碧绿的乌江水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跟乌江的水流相比，其他事物都显得慢悠悠。到了乌江的河口，就连浩大的长江都仿佛停滞不前了，跟乌江支流的激越不同，它那浑浊的水流似乎慵懒了许多。两条江流泾渭分明，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分隔，清晰明了，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的水浑黄，乌江的水碧绿，它们的汇合犹如两片染色玻璃，被紧紧地贴在了白山坪的悬崖峭壁之下。

乌江是一条山间江河，发源于贵州中部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一路向东向北流到了四川境内。乌江沿途只有几个城市，没有一个比涪陵大，因此它的江水一路上碧绿澄明，直到最后注入长江。乌江的河道并不宽敞，无法航行大型船只——其中的多段航道在枯水时节宽度仅为九至十二米——再说，大型船只也没有必要沿着这条碧绿的航道逆流而上。即便身处江东的岸边——对岸是涪陵的城中心，一抬眼就能远远地看到乌江上游那些粗犷而陡峭的崇山峻岭。这些山峦雄踞在乌江岸边，那黛青而又崎岖的山形不禁让人联想起乌江上游的蛮荒和偏僻。

每一条江河除了长度、宽度和流速，都有自己难以捉摸的个性，涪陵的这两条江性格迥异，它们的对话只局限于交汇处那一条简练的水线。长江被人化了——被开辟了航道、留下凿痕，被截流改道、筑起了大坝；浅水区设了信号浮标，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污浊的浪尖涌动。它去往上海。乌江——清澈、碧绿、人迹罕至——来自崇山峻岭。一条江讲述源流，另一条展望归途：这正显示了它们在个性上的巨大差异。气势雄伟的长江仿佛去向某个要地，而乌江窄窄的激流则来自某个神秘的荒野之地，那些若隐若现的群山好像在说，它将坚守所有的秘密。你可以钓上一整天，但乌江会让你一无所获。

鲤鱼生活在缓流区，它们是老人的全部希冀，也是其他八位钓鱼人的。他们分散坐在一个回水湾的岩石岸边，回水湾使水流受了阻碍，他们把渔线甩到一个盲区，由于受了岩石阻挡，那个区域的河水上涌。“这里的鲤鱼最小也有一斤，最大的要七斤，”老人说道，“城里要卖七八块钱一斤，但我们不卖——我们要留着自己吃。也可能钓到青鱼，但它们一般生活在快流区。河里也有黄辣丁——那是涪陵最好的鱼，但在岸上是弄不到的。那个要卖二三十块一斤！夏天还有草鱼，可在夏天，唉，钓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老人六十五岁，从重庆一家工厂退休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的衣服又脏又旧，由于上了年纪，背有些驼。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番对照——一边是孱弱不堪的老人，一边是两米多长的全新的伸缩式铝制鱼竿。“花了我一百五十多块呢，”他有些得意地说道。跟岸上的几个人一样，他抽着香烟，身上还隐隐约约有一股酒味。他提到了另外一种鱼，可能也是江里面最好的鱼，谁都没钓起来过。他说了鱼的名字，但他的口音很重，那个词我听不太明白——有点像是鳝鱼，他也不知道那两个字该怎么写。管他呢，好鱼常常叫不上名字。“很少，很好吃，”他说道，“但受政府保护。要卖一百块钱一斤！要是你钓到了，周围又没有人，走就是了！但要是周围有人，你就得把它扔回去。”说起这些来，他显得十分严肃，仿佛在引述某项如此规定的法律条文。他清了清喉咙，朝岩石啐了几口，然后顺着空空的鱼线把视线投进了盲区。

乌

乍一看，“乌”字像一只鸟儿——头顶一簇羽毛，四方形的头上长着钩形的喙状槽口，直直的一横代表一只翅膀。跟有些中国字一样，其字形反映了部分含义：乌鸦。它也有“乌”、“黑”的意思。这名字可能是指江水的颜色，每当河谷上空乌云密布，汹涌的江水显得格外深黯。雨滴尚未落下，黑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江水。

不过，在涪陵好像没有人清楚这条江名的渊源，长江水浑黄不变，而它的颜色则瞬息万变。夏季，雨量丰沛，冰雪融化，咆哮的乌江水一片浑黄，跟泥泞的长江水融为一体，难以辨别。到了晚秋，旱季来临，江水的颜色由黄而灰，进而墨绿。及至冬季，江水宛如一条窄窄的玉带，被激流冲刷得有些发白。

现在，旱季刚刚过半，春雨还未来临。一连数周，乌江水一片碧绿，没有丝毫变化。临近傍晚，夕阳西下，岸边的流水激荡着。在老渔夫的那一边，几块砂石露出水面，延伸到了江心，有一对学生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直到站上了激流中的一大块孤石。那真是个好位置——靠江水这么近，几乎可以感受到贴着激流掠过的冷风，以及从贵州顺着河道一路北来的阵阵寒意。学生们坐在砂石上，看着眼前的景致，听着乌江的流水声。那一刻，乌江的江心里，除了水流的哗哗声，什么也听不见。

在学生的北面，停着一艘船，旁边是一条小路，顺着斜坡一直延伸到了江东。太阳即将落山，有五个人在甲板上闲聊着。他们的船有二十多米长，甲板上一半的位置堆放着成桶的氧化铁。明天还要装载更多的货物，但今天的活儿总算做完了，几个人一边歇着抽烟，一边观看日落。

过两天，他们将顺江而下，驶往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江阴市。他们将从三峡的崖壁底下漂过，穿过华中的洼地和湖泊区域，去往中国的远东。这一趟跑下来要花七天。

“一般我们不会跑那么远，”船老大说道，“我们一般跑湖南——往下游拉这些桶子，回来的时候给建陶厂拉长石。跑湖南大概要五天。你晓得不，那是毛主席的家乡。我们停船的地方离他的老家韶山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不，不，我没去过。不过湖南是个好地方——比我们这边好得多。人家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要发达些。那边平坦得多——根本不像我们这样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好糟糕啊。我去过的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比我们这里发达。”

这个人四十三岁，要不是跟他聊过天，很难猜出他就是这艘船的老板。他穿着球鞋，灰布衣服显得有点脏。他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很便宜的那种，四块钱一包，标准的涪陵老百姓的水平。他的手很脏。他的肩膀很宽，很壮实。他是个事必躬亲的老板，亲自负责装货，并同其他八个船员工人一起顺江而下。看得出来，他跟他们的关系很好，他觉得自己多少算是他们中平等的一员——实际上，他并不急于承认那艘船就是他的。但其他人对他带有一种无言的尊重，每当有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总是老板说得最多。

“有两个人可以开船，”他说，“我开不来，但两个人会开就够了——一个开船一个休息。你知道吧，开船比开车辛苦得多。开车只需要学上两三个月就行了，开船啊，学上五年才可以考试。考个驾驶本要花一万多块。之所以那么贵，那么麻烦，是因为如果开船出了差错，麻烦就大了。

“不过，如果熟悉水情，三峡也没有啥子危险。当然，如果不懂，那就难开多了。不过，我们都走过好多次了。走来走去，也没有啥乐趣了。风景确实好看，但我看过太多、太多遍了。”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马克·吐温为密西西比河上修建的丁字坝扼腕叹息过，可他要是看见长江被巨大的混凝土水坝缚住的话，会更加悲伤不已。不过，这个涪陵船夫总归只是个船夫，他感兴趣的是运货，而不是这条江河的知识、历史和诗意。当被问及新修建的大坝时，他只是耸了耸肩，毕竟那对他的生意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不得不穿越新建的船闸，需要履行八道手续，并可能为此耗上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但那也算不了什么，毕竟他早已在这条江河上航行过、搏击过。从小处说，他每个月都在驯服长江，而更大规模的驯服也不过是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大坝好大呀，”他说道，“你看过吗？他们把河水都改道了，太壮观了。现在，我们要走边上的导流渠，这样子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比划着：弧形的导流渠，干枯的河床，建筑工地。其他人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山后。天更凉了。乌江上没有船只，霞光中的江水略带紫色。

夜色渐浓，映照着白色的船舱。几个人继续闲聊着。老板说，他之前的大半辈子在当地的电视台做技术员。“工作不错，”他说道，“工作环境很好，就是工资低了点。于是，我想换一下。我在1993年买了这条船，花了四十多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跟我差不多——单干，没有单位。去哪儿，去多久，都是老板说了算。那样也好——有自由嘛。我们一般一个月跑一趟，然后回涪陵修整。这里是我们的家，我的家，也是这些船员的家。能够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看看就不错了，这里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他拿着宏声香烟的手大幅度地挥动着——指向江东这边的山坡，指向插旗山上那些颜色褪尽的土石堆，指向河对岸主城区灰色的楼房和刚刚亮起的街灯。街灯的亮光划过充满野性的黑黢黢的乌江激流，照耀着那冰冷而清澈的江水。它融进浑黄的长江，继续一路东流——流经三峡、流经毛的家乡、流经这些人下次航程的终点江阴、流经上海泥泞的河口，最终注入宽广无垠的东海。

第五章 鸦片战争

我从我的学生安妮那里听到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刚刚度假归来，时值旱季，乌江的水位很低。孩子们在岸边放风筝，春节过后，中国到处都有孩子这么做。

2月20日，我发现教学楼顶上的中国国旗降了半旗。但我没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里取回我的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假期替我照看屋子。

“你听到刚发生的事情了吗？”她问道。

“学校吗？”

“不是，在北京，”她说道，“邓小平去世了。”

我说，我感到很遗憾。然后我问她，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昨天。今天上午的电视上报道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想哭。”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微笑，它仿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有时候，只需要瞥一下他们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额头上一丝凄惨的皱纹，你就能发现这一点。安妮的颧骨很高，酒窝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见了她脸上时隐时现的忧伤。

“星期二举行追悼会，”她说，“学校会停课。”

“哦，”我说道，“其实他很长寿。”

“九十三岁。我想今天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伤心。尤其在我们四川——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笑了一下，这一下，她酒窝里的忧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我取了钥匙，向她道了谢，然后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川一个煤矿上工作了八年时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遭受的磨难跟这差不多。他两次被打倒，他的儿子在红卫兵的一次拷问中从高楼莫名跌下而致残。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为像安妮的父亲这样的人们主持平反工作。

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年轻时不如周恩来和毛泽东那么英俊潇洒。他出生在重庆东北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养成了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几乎所有国外描述邓小平的文章中都会提到他在出席重要会议时大声吐痰。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他能“吃苦”，而且头脑冷静，极为务实，因此才能够把中国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也很铁腕，1989年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遭到武力镇压，这是原因之一。从邓小平身上，能同时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和缺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邓小平的生长之地——广安。第一学期，我让读大三的安妮所在的班级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学生选择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其他学生的选择如下：

七人写毛泽东。

四人写邓小平。

四人写周恩来。

三人选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人选孔繁森——一位死于西藏的革命烈士。

一人选乔治·华盛顿。

一人选内森·黑尔——一位“美国革命家”。

一人选穆罕默德·阿里。

他们对参加过革命的英雄情有独钟。即便阿里也是某种类型的革命人物，他置自己的生计于不顾，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本人非常崇敬阿里，但那么多学生选择毛泽东作为偶像却让我有些迷惑。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温迪，这样写道：

尽管（毛）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功绩。人所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他是救星，他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心中的英雄。

瑟斯同样写道：

当然，他犯过一些错误，但瑕不掩瑜。中国人民依然崇敬他。他的身躯和中华大地融为一体。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将大打折扣。因此，我觉得毛泽东在世界历史上完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在涪陵从事的教学工作迫使我跟中国已故的领导人拉近关系，这多少有些生疏，因为在之前的二十七年生活中，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概念。可是，我现在到哪里都会碰见他们——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一幅毛泽东书法仿制品，占了一面墙，我上课的教学楼里也挂着他的画像。出租车驾驶员会把邓小平的照片悬挂在后视镜上。学生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他们国家的政治家，他们的作文里充斥着毛泽东的话语，他们经常地提到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人已经远不只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结果，我发现自己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分外强烈的感情。我仿佛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与他们所崇敬的诸神直面相对。

我对毛泽东不太欣赏[我特别不喜欢毛泽东]。对外国人而言，这算不上与众不同。作为一名外来者，也找不到多少理由来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激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和他们国家的自豪感。而对外国人来说，这种自豪感似乎有些空洞——无知、自大、好战而已。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那张微胖的脸上挂着自满的神情，也越来越不喜欢那些易于记忆的简短话语和简洁理论。我尤其不喜欢毛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喜欢的故事之一。这个寓言很简单：一名老者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颇感不便，于是，他竭力劝说村民们跟他一起把那座大山搬走。自然而然，大家都对他嗤之以鼻，怎么搬得走一座山呢！但老者十分倔强，而且恒心十足，每天都到那座山上挖石运土。最终，他一个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们因此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故事对小孩子有点用，但毛泽东把这样的寓言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为了让中国的工业产量超英赶美，农民们要在自己的后院大炼钢铁，结果酿成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口约在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之间。然而，时隔四十年之后，我的学生们仍在作文中描写自己受到了“愚公移山”怎样的鼓舞。每当我读到学生作文的结尾处，心里就一阵阵发紧。当然，我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看出我不喜欢毛泽东。

周恩来也让我有些犯难——在中国人所崇敬的领导人之中，他最为洋派。他也是最受崇敬的；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他是年轻一代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们之所以崇敬他，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外交家，因为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破坏。这些看法都是对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给他会见过的每一个外国政要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几个关键时刻约束了红卫兵，他们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跟邓小平不同，周恩来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过这样的破坏行为。甚至在狂热年代的巅峰时刻，我们可以看见他出现在游行的人群中，跟其他狂热者一样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一直稳居高位。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把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当成奥斯卡·辛德勒[50]来看待——他认识到整个体系的错误，但只能从体系内部发力来降低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气概，而中国人从来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一点远胜于西方人。

不过，我对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点——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当然，邓小平也同意对1989年的学生运动进行武力镇压。但他至少敢于背离当时的路线，这种态度在“文革”期间得到了证明，跟周恩来不一样，他退而远之，并对那场运动提出了批评。结果，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着遭殃，他的儿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评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侥幸躲过一劫——虽然跟周恩来逃过劫难的方式大相径庭。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我最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坚韧不拔，绝不造作。最后，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因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丝悲伤。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的各大单位都需要集中观看。所有国旗都降下了半旗。十点整，追悼仪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工厂、轮船、军舰、小汽车、大卡车、火车统统鸣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在中国，这样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组织。

我们上午的课被取消了，英语系的全体师生都集中在一间会议室观看追悼仪式。老师们坐在前排，亚当和我坐在了后面，因为我们对相关的礼仪拿不太准，也不想引起太多的关注。大家都庄重肃穆地站立着，一阵汽笛声从乌江上传了过来。

张书记引导着会议室的仪式。他遵循着电视上直播的哀悼仪式，严格地要求着老师和学生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们起立，我们就起立，他们敬礼，我们就敬礼。我们慢慢地弯下腰，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张书记让我们坐下，继续观看哀悼致辞。

江泽民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哽咽了，他一边擦拭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几个学生跟着哭了起来。后排坐了几个低年级学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大部分人都很严肃。十分钟之后，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从我公寓楼的后面传来了工人们正在修建学生宿舍的声音。在我看来，在为邓小平举行的所有悼念仪式中，他应该会对这个最中意——伴随着锤子敲打的叮当声，又一栋大楼即将在中国拔地而起。

悼念仪式结束后，亚当、我跟着刘老师一同往家里走。她是我们系上资历最老的老师之一，时年五十三岁，嫁给了学校最大的领导——韦书记。他们住在我们那栋楼的三楼，但我很少跟刘老师说话——像那些干部们一样，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也有些不太自在。但在今天，就在我们绕过门球场回家的路上，她很想要跟我们说说话。

“我跟新中国差不多同龄，”她说道，“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正好六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是看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可能你听说过吧，刚刚解放那阵子有很多政治运动。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年总在搞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走到楼下。为了表示哀悼，她在胸前戴了一朵白色小纸花，当我们在单元的楼梯口停下脚步时，她不停地拨弄着那朵小纸花。她抬起头看着我，干笑了一下。但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她说道，“我们很高兴。”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琢磨着怎样用词。她对于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脸上依然挂着不自然的笑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鼓起勇气，又说了起来。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喃喃说道，“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多了。”

我站在那里，尴尬地点着头，仿佛听懂了她说的那些话。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可言。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如果我跟大学里的高级干部结婚的话，也许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不合时宜，但却挥之不去。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一如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恐怖时期无法想象，我对自由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她说，“那时候，我们手里的东西太少了。半斤肉。”她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住我，肚子仿佛还在咕咕叫似的。一斤只比一磅多一点点儿。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道，“二十七斤粮食。只有那么一点——二十七斤！你知道那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吗？现在可能只够一个家庭吃一个星期，但我们那个时候要吃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呀！那个时候，我们老是觉得饿。”她摸了摸肚子，眼里依旧泪光闪烁。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而言，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

“我上完大学之后，”她说，“被分到一个偏远的乡村。那个地方靠近乌江，差不多快要到贵州省了。我成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老家在重庆，我不是农村人。我不是农民。但我不能回家。我当了三年农民，后来又到乡下的学校教了三年书。教中学。教学生认字。”

“那个时候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江青——”她咬着牙说出了这个名字，我听见其他中国人也是这么说出这个名字的——“江青，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她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ABC！不要学习ABC！”她重复说了好几遍，嗓门因为愤怒而越来越大——不学ABC，不学ABC，不学ABC。她也似乎明白过来，这样的哭喊于事无补。但对于她这个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来到乡下当老师，却又无书可教，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发泄方式。即便到了现在，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还在受着那些蹉跎岁月的煎熬，她依然不知道该跟我们从何说起。亚当和我静静地站着。我琢磨着，也许该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她，今天的追悼仪式跟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的悼念仪式有何不同。

“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的是白衣服，做了花圈，哀悼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为追悼会做着准备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都在准备。一切工作都停了。这一次很不一样。”

她的手臂在空中指点着，指点着教学楼、主城区、乌江和长江上的轮船。“这一次，”她说，“花费少得多。”

说完这句话，她擦了擦眼睛，走进了宿舍楼。这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感情，比我在涪陵的几个星期内看到的还要多。第二天，我在街上与她擦肩而过，她笑了笑，但什么也没有说，一如我们往日的擦肩而过。接下来的一年半，我们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交谈过。

那一学期的头六个星期，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回老家实习去了，我每周只有四节课。我为一年级的学生上口语课，备课工作不算太难。我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五个小时。

现在，我和亚当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我们每天至少总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我们一直有些担心，担心我们彼此太过依赖，这是身处中国的志愿队员们的普遍生活模式。在四川的小城镇当一个外国人非常不容易，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要退缩进自己的圈子——尽管这个圈子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

这样的做法会令人错失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很容易让友情遭到破坏。不知何故，成双结对的志愿者大多能够自行解决，但也有人无法应对，有时候甚至惨不忍睹。一般而言，在相处一年之后，志愿队员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在涪陵，我和亚当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平衡——友谊要保持但不囿于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赖。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也有帮助。亚当来自明尼苏达州，我来自密苏里州，我们都是到美国东海岸上的大学。我们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我们之前都在海外生活过。我们都具有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两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们在涪陵就是靠这种精神处理问题。当我们想要琢磨出事情发生的原委时，我们会相互交流。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干的最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吹牛”。我们会讲讲小时候的故事，聊一聊体育，我们会开开玩笑，编造有关涪陵的神话故事，其中的人物和地点则来自我们的日常所见：老鼠妹、杰克逊、左眼、抄女、草花、卡拉OK船、乙肝理发店。对其他人来说，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一如我们两人所使用的语言。真的，我们用了四种语言：中文、特别英语（我们跟学生交谈时所使用的版本）、普通英语（偶尔，我们会去别的地方，那儿会遇见其他外国人），以及涪陵英语（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所使用的版本）。涪陵英语杂合了我们之前的生活中使用到的一些俚语（用来讲述各自老家的神话故事），以及洋泾浜[51]中文。所谓洋泾浜中文包含了一些常用的字或词，不带声调，有时候会在结尾加上英语特有的“s”（中文没有复数概念，词尾也不带“s”）。我们使用的涪陵英语有表示“关系”的guanxi、表示“年轻女子”的xiaojie，以及表示“麻烦”的mafan[52]。当你跟一个人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你们自己的语言——很多事情不言自明，这也是这种语言的内容之一。

对空间的需要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之一，第二学期刚一开始，我们都转向了更为独立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潜心学习汉语，也开始拿出更多的时间进城。逐渐地，这事儿没有那么吓人了。我悟出来，其中的关键在于找个地方并经常前往——老在涪陵城内闲逛没什么好处，因为那样的话，会引起别人太多的关注，路人会不停地冲我大喊大叫。每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方就好多了，周围的人会对我逐渐熟悉起来，跟他们聊天就变得简单多了。

通常，我会在南门山街心公园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位名叫柯贤龙的摄影师，跟他交谈倒很有趣。他说的是方言，但他很有耐心。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三四次，我会跟他闲谈一阵，然后前往涪陵城最高处的望州公园。

望州公园里面有一间不错的茶馆，我会在那里边喝茶边看看课本。那里有一位友善的女孩，名叫宋芙蓉，跟她一起上班的还有几个女孩，但我一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们会开开玩笑，她们会教我一些我不应该知道的词语。我常常会无意间用到这些词语，然后假装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几个女孩子便会掩嘴而笑。

我开始意识到，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定的基础，要学习汉语口语并非难事。几乎没人会讲英语，而他们对外国人又总是充满了太多的好奇心，总会不断地接近我。我们一旦交谈起来，他们的兴趣和耐心似乎都没了边际。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准时出现而已——我拿着书坐在茶馆里，任何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看看这个外国人在读什么东西。我们就这样交谈起来，如果相谈甚欢的话，会持续三十分钟，别的人又会停下脚步。我会在那里呆上三个小时，只要茶杯里的水凉了下来，几个女孩子便会给我倒满。其间，我可能已经和十几个人交谈过了。整座城市都在教我说汉语。

茶馆的楼上有一个卡拉OK歌厅，里面有几个妓女。有时候，这些年轻女子会从我的身边走到楼上。她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拿着BP机和香烟成群走过。有时候，她们会停下来，跟我聊聊天。一般而言，我都看得出，她们只是想为难一下我这个外国人，我则假装听不懂。然后，她们会哈哈大笑，继续前行。宋芙蓉觉得那很好玩，等那一帮年轻女子走了之后，我们会说说我们有哪些不喜欢她们的理由。这一点也是我在那个学期逐渐认识到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外国人，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听懂了多少。

我的中文课已经学完了“坐火车”和“道再见”的内容，现在使用的新课本开始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这是一本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充斥着中国政治的备忘录，这倒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因为其中的词汇很有帮助，我还可以观察我的辅导老师对这些学习材料的反应。其中有一章写的是两个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当然是假想出来的）之间的一场政治辩论，其中一个问道，中国实行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学生名叫约翰，他回答道：

为什么一党专政就不能享有高度的民主呢？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各个群体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力。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需要复习这一课，孔老师停下来，用手指了指这个段落。“有些人，”他说道，“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说我对此知之甚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看？”他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我不可能跟任何学生说这些话，也不能跟街上的行人说这些话，但孔老师另当别论。我知道，他不是异己分子——实际上，他下个学期就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不急于作出判断，听取别人的见解时，他不会简单地加以接受或者驳斥。在涪陵，这些都是难得的品质。

“我觉得，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他说，“美国人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如果让他们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谎欺骗他们。中国还不适合那种做法。不过那只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他看上去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不自在，我也就不再追问。实际上，我对自己的民主观念也没有多大把握。不过，自从我来到中国之后，这样的认识倒是加深了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宣扬这个词语，反过来让我联想到这个词在美国有时候被滥用了。孔老师的话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但同时也包含着他对美国式民主的认识中存有理想主义，他不知道，美国的穷人、没有文化的人懒得理睬投票这件事。有时候，我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也是那样——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标称权力来自普通大众，但这其中也有缺乏诚信、大玩文字游戏的成分。不过，就算我再愤世嫉俗，我还是觉得在诚信的缺乏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的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在涪陵，这些民主选项非常难于判断，而持异议的代价又非常巨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读过一些中国异己分子写的文字。诚然，我在涪陵没怎么遇到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师这样的人，他们对民主观念似乎不怎么感冒。当然，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制度下的副产品。不过，这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创造出了中国这样的体制。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到头来，涪陵的这种民主方式反而令我惊异——因为大多数民众可以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倾向于觉得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

跟孔老师上课一周之后，廖老师带着我又复习了同一个章节。学到约翰的问答时，我问廖老师有什么看法。

“对啊，”她回答道，“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可也有人说有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党派，对吗？”我问。

“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们全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随时都有选举活动——我们刚刚就选了一次。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特征？”我问，因为我和孔老师之前闲聊过这个话题。我们当时交谈了市场经济逐渐扎根、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开放允许个体经营这样几个话题。但廖老师有所不同——虽然使用的语言相同，但无论何时，只要我在这两个老师之间轮流上课，其中的政治参照体系就会迥然相异。

“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特征，”她淡淡地说道，“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跟廖老师发生争执毫无意义，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因为她严格地遵循着政府制定的路线。这条路线伸得很开，在涪陵的书店就可以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个条款写得很好，跟美国当初的蓄奴革命家所写到的平等权利异曲同工。在这本宪法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报纸同样如此。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么依靠同为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要么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传。简直难以相信，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春期刚开学的时候，某系一个说英语的老师问我能不能借几本文学书给他看，我于是邀请他来到了我的公寓。我让他看了一下我的那些藏书——有海明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还有一套《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我也有几本关于中国的政论书籍，他认真地翻看了一下。

“这些书全都是批评中国的，”我说，“我不知道说的是真是假，可能你也不会喜欢看。”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下巴突出。他取下《中国觉醒》这本书，看了看封面。“在中国，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书籍，”他说道。

“这本书很反动，”我说，“是《纽约时报》的两个记者写的。其中有些写的是1989年的学潮。”

“我可以借来看看吗？”他问道。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就把书借给了他。我问他，如果遇到不允许说的事情，他是如何弄清来龙去脉的，他就提到了小道消息。最近，有外国媒体的报道提到了西部偏远省份新疆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出于好奇，我问他是否听说了这件事情。

“我听说过那儿出了问题，”他说，“实际上，电视上报道了，说那儿没出什么问题。可如果真没出什么问题的话，电视上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所以，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岔子。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给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闻周刊》，其中刊登了一篇关于新疆的文章。他拿上他的书，离去了。整个那一学期，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借书看，不过从不谈及他对那些书的感想如何。他有些害羞，也很文静，跟我交谈好像从来没有不自在过。同样，还有两个年轻的英语教师，也时不时来造访我的公寓。我感觉得到，这些人是冲着友情来拜访我，但似乎有什么东西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也许是他们自身摇摆不定，不过更多的可能是来自校方的提醒。对此，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过。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些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点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

廖老师就不同了——她对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显得非常不耐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能怪她，美国媒体总是把中国描述得相当负面，而且几乎总以北京为中心。跟身处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无法了解的很多信息，于是便自认为比当地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处境。这样的自高自大是无可避免的，尽管我知道这很容易误导，很容易居高临下，所以我总是非常小心，从不轻易公开表达我的看法。不过，廖老师很明确地察觉到了我对学习材料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于是，反过来，我觉得她对我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同样持有怀疑。令她高兴的是，我的汉语进步很快。我看得出来，她对我努力学习汉语的劲头非常佩服。然而，随着我的汉语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了彼此。很快，我们的关系中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个中心议题：我是外国人，她是中国人。

整个春季学期，我们的关系因为学习材料里面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弄得颇不健康，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有些针锋相对，却又非常地小心翼翼，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紧张气氛。学到讲述鸦片战争那一章的时候，她平静地指出，美国也在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到了实惠，并几次提及外国人在颐和园烧杀抢掠的事情。复习到科学技术那一章，她说尽管美国科学家断言中国不会有大型油田，但中国的本土科学家在解放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让廖老师颇为得意——她指出，中国人现在实现了用油自给，而美国人还要依赖中东石油。

我从来算不上是个爱国者，更不是什么石油爱国者，但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个外国人，我也逐渐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国人的敏感性。廖老师又一次为中国的石油自给沾沾自喜时，我提醒她注意中国在1995年还是个纯粹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廖老师对我的消息来源（《新闻周刊》）表示怀疑，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有备而来和详实数据颇感恼火。我还指出，美国人无需为石油自给这类事情忧虑不已，因为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关系相当不错，从来不会想到要闭关自守。我的头脑里还有更多感性的东西——帕特·布坎南[53]？美国至上？19世纪的反华法案？——但制衡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以牙还牙，我是在用宣传应对宣传。

这就是我们的鸦片战争——纯粹为了中美历史而纷争不断，悄无声息，毫无意义，话中有话，含沙射影。亚当的中文课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有时候要讨论一下，廖老师在用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香港这类事情针对我们的时候，应该采取哪种方法反击。这事儿很难，因为她总是占尽了各种优势。课本站在她那边，语言也站在她那边。中国人把朝鲜战争叫做“抗美援朝”，名字都取成这样，已经让美国人没有好看了，要为此争论一番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提及国事的时候，中国人要用到人称代词——“我们中国”，“你们美国”。我觉得，这个修饰语虽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们之间的政治纷争一下子就分野为两极，美国的任何事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了我的分内事。

作为回应，我和亚当也学会了攻击廖老师的软肋。十有八九都会奏效的是，我们无心地提及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是多么的富裕。我们还知道，只要我们提及李鹏总理，准会令她大为光火。这个人在中国并不吃香——尤其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喜欢他，因为他属于老式的保守派，还因为他支持使用武力镇压天安门的学生抗议活动。国外媒体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一天，在上课的间歇，我提起了这个话题，纯粹只是为了看看廖老师会作何反应。

“中国人怎么看待李鹏这个人？”我问道。

“我们都很喜欢他呀，”她立马回答道。无一例外，她的回答总是这样——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非此即彼。

我点点头继续问道：“他跟周恩来有点关系，对吗？”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李鹏没有父母。”我本想说他是个孤儿，但我绕了个弯子，为的是扯到裙带这个话题上。“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父母，你们把他叫什么？”我问道。

“私生子？”她回答道。

“对，”我说，“书上说李鹏是私生子，是周恩来把他养大的。”

她立马进行了反驳。

“不对！”她很生气地说道，“那是外国在乱说！那是外国在瞎扯！不对！我知道你是在你们外国报纸上看到的，但完全说错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公然发怒，而我也从没想到过李鹏被领养这件事有这么敏感。我让她把“私生子”这几个字写给我看，她则涨红着脸在我的笔记本上重重地涂写了那几个字。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是“私自生育的孩子”。我拿起字典翻阅起来：“非婚生子，杂种。”我一直在说李鹏是周恩来的非婚生子。

“嗯，”我说道，“我用错了词，对不起。”

我又抓起字典翻找着，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词语：孤儿。我又作了道歉，她似乎才得以释怀。对，她说道，周恩来收养过李鹏。我就此打住了——把她逼到那个地步，我也很难堪，哪怕我不是完全有意而为之。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她尖锐地向我发问，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帮着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于是，我们又干上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我处于守势。就这样，每隔一个星期，我们之间都会弥漫着鸦片战争的战火，而香港回归的倒计时也越来越近了。

3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书桌旁学习汉语，突然发现天花板上跑过了一只壁虎。这只壁虎深绿色，眼睛凸鼓，时走时停，仿佛是电影胶片缺失了几帧画面。

那是我10月份以来看见的第一只壁虎。秋天时节暖和的夜晚，它们遍布我的公寓，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地寻找苍蝇。光线会刺激它们。我总是走进某个房间，打开开关，接着就有三四只壁虎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它们总是平摊着掉到地上，带蹼的四肢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啪啪的响声。3月份看到的这只壁虎个头很小，在门口附近爬了一会就不见了。

插旗山上的桃树绽放出白色的花苞，校园里的花儿已经开了，每隔几天都会下一场雨。两条河里的沙滩和石头慢慢地没了踪影。白鹤梁也看不见了。

一连两天，冬雾散尽，太阳发出了数月来难得的光芒。我穿着短袖开始跑步。农民们赶着水牛正在耕田，种植水稻的时节到来了。

接着，突然来了一阵寒潮，一如它突然的消失。大雾也回来了，重重地笼罩着两条江河。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上的花苞延迟了开放。农民们依旧在犁着稻田。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我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壁虎，眼睛灰暗无光，沾满了灰尘。

几天之后，我沿着乌江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带了帐篷、睡袋，以及一个野营炉子。我还揣了一个指南针。最近，我的妹妹安吉拉给我寄来了一本旧书，那是特德·威廉姆斯的棒球生涯自传，我也带上了。我背上背包，从学校的边门走了出去。

我往南经过磨盘沟的沟口，爬上坡就进入了从太极制药厂门口经过的那条公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停下脚步，盯着我看上一阵子。我也听到了他们在我身后吃吃的笑声。路边的一个老头停下脚步，笑着问我：“回家了呀？”

“啊，”我回了一句，然后跟他挥手道别，继续前行。

那天上午的天空很阴沉，雾也很大，一股冷风顺着乌江河谷吹了过来。不过，肩上背着满满一袋东西，能够步行一下，感觉真的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连接江东的道路在这里折向西面，延伸到了河对岸。我则穿过这条道路，沿着一条山间小道顺乌江行走。整整一个冬天，我都透过窗户遥望碧绿的群山，遥望雾气弥漫的乌江河谷曲折地伸向远方。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想：春季到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要亲眼看看，那些曲曲折折的河湾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河水一片碧绿，我顺着乌江西岸[54]边的一条小路行走着。途经第一个山谷时，我看到几棵矮树丛中掩映着一个破旧的佛教神龛。经过几个小农庄后，我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这家工厂干的是在山上开采砂石的营生。这里的一切——码头、职工宿舍、运送砂石下山的大型铁索道——都覆盖着一层白灰。厂区的中央竖立着一块标牌：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汉语可以通过形容词叠用来达到强调的效果。因此，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建筑工地，这样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我通常把它当做一个很不错的信号，可以继续前行。长江对岸有很多这样的标语，因为他们正在那里用炸药把一座座大山炸开，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

砂石厂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味，风镐不停地轰响着。我经过的时候，那些工人们——好好奇奇、惊惊讶讶地——盯着我看。我爬上工厂背后那座被挖得满目疮痍的山坡，干燥的尘土钻进了我的喉咙。然后，小路折向西边，进入又一个山谷，我便来到了乡下。

乌江岸边矗立着白色的石灰石崖壁，谷底的台地上种着庄稼。一行行小麦几近成熟，就要收割了。漫山遍野黄澄澄的油菜籽也到了成熟的季节。我从一块块菜地——胡萝卜、洋葱、豌豆——的边上走过。谷底是一栋栋农舍，土墙瓦檐，一丛竹林边上还有一头奶牛正在吃草。工厂的喧闹声没了，鸟叫声传了过来，偶尔还有公鸡的打鸣声。洼地里的芭蕉树叶已经干枯，在微风中依然沙沙作响。

我的右手边是乌江，朝着南方，我挑着好一点的道路前行。在宽敞一些的山谷里，农民们正驱使温顺的水牛犁田。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总是惊讶之极，竟停下了手中的农活。农民们问我来自何方、又要去往何处，而那些水牛则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我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这让他们操心不已。山谷里总是回荡着他们的叫喊声：“不通！走不通！回来！”我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往前走着，因为这条小路总会通往某个农舍，等到了那里，又总会有另一条小路连接着群山。

这里的乌江水比涪陵看起来还要清澈，激流在墨绿色的水面掀起一阵阵白色浪花。江上来往的船只很少——偶尔有渡船驶过，每隔半小时才看得见一艘驳船，小舢板贴着岸边一掠而过。小船在激流中左冲右突，进入深水区才得以平静下来。

快近午时，我感受到了正在形成的节奏感——平稳的脚步声、背包有规律的摆动声。我禁不住设想，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到贵州甚至更远的地方，群山变换，方言越来越听不明白，那会怎么样呢？尽管才走到这里，已经很难跟人们进行交流了。他们的口音比城里人更重一些，而且常常因为猛然看见这么个外国人而惊愕不已，进而就不知所措了。要跟他们问路也很麻烦，因为他们总觉得我已经迷了路，他们总想帮我找一艘过路船，把我送回涪陵。我只是笑了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继续往南走，耳朵里还回响着他们的告诫声。

时不时地，乌江岸边白色的崖壁太过陡峭，我只能绕着走。然后，我会用上我的指南针，同时还留心观察着乌江之上的空域。数里之外就能看到这样的空域，因为沿岸群山会在河岸处陡然而立，在江上形成空当，这段空当宛如一道影子，凌空跃过。因此，即便看不见江水，我还可以循着乌江在天际线上的那一道影子继续蜿蜒南行。

傍晚时分，穿过雾霭的阳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下到了乌江岸边。我不知道我走了多远——二十公里，或者有二十二公里。我遇到了四个人，他们刚从涪陵坐末班船回来。他们提醒我，只有第二天早上才有班船。我告诉他们，没事儿。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我是个美国老师，在城里上班。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他穿了一件新毛衫，刚从城里买了些东西回家。他问我的是别人普遍问及的一个问题，我则如往常一样据实作了回答。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元，差不多是一百二十美元。

“哇！”他说道，“不算多！外国人应该不止那点钱！为啥不换个工作呢？”

无论到哪里，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身为一名志愿队员，其中的难处莫过于当地人总把你当傻瓜看，竟然只拿那么一点点工资。那人摇了摇头，而他的女朋友则羞怯地上前一步，问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是春天，我很想走走，”我回答道，“再说，我在涪陵没事情做。”

这样的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滑稽，他们又摇了摇头。“你背的东西太多了，”那女子托了托我的背包说道。那也是实情。令我高兴的是，这么偏远的地方的人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极其感性。他们跟我挥手道别，继续着他们的山路，我则穿过一道狭窄的山谷来到了乌江边。

江边没有别的人。那是江边的一大块石灰石石板，停泊的渡船在它上面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方形沟槽。再往上有一片草丛，俯瞰着乌江。我支起帐篷，在这里睡觉真是不错。附近没有房子，薄雾中是一道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

我坐在水边的一块岩石上，观看着江水。我取出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读了起来：

我想成为最伟大的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目标——无论一天，还是一生——而那就是我的目标，我要听见人们这样说：“这就是特德·威廉姆斯，最伟大的击球手。”诚然，没有人比我更努力。我心中想的，就是击球。

在3月底，乌江岸边的岩石上，能够读这本书，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坐在岩石上读完了一半，这时的雾气更浓，气温也降低了。一艘小船划过，我坐着一动不动，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船上的乘客没有发现我。跟许许多多经营小渔船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一对夫妻。那女人站在船尾划着一柄长桨，她的丈夫则站在船头收拾着渔网。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我在想，如果跟某个人结了婚，成天在这一丈多长的小船上一起劳动，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小船上的这对夫妻似乎驾轻就熟。他们娴熟地劳动着，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船桨的拨水声，以及那人把渔网收上船舷的嗖嗖声。天已太黑，很难看清他们的收获怎样。他们的小船顺流而下，在一个河湾处拐出了我的视线。

下起了小雨，我找了块凸出的岩石，把炉子放到了干处。我小心翼翼地放好了每一样东西，把我带来的余水也烧开了。我先煮了点麦片，然后又煮了点面条。吃完晚饭之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冷却下来。我往瓶子里倒了些水，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越下越大了，我再次检查了帐篷是安全的。我打开睡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帐篷里面，再次检查了扎帐篷的绳子和桩子。一切完好。在瑞士，我曾经在这顶帐篷里住了两个月。而那个夏天之后，我做这些事情都遵循着一定的套路。

炉子上的水冷了，我用它来洗漱了一下。我又想到了特德·威廉姆斯，想象着他会不会喜欢四川这个地方呢。也许不会太喜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站错了立场，他的飞机也被击落了。不过，他是个好渔夫，也许他对乌江有点兴趣。一旦熟悉了，在这个地方做个外国人也相当不错。

我钻进帐篷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我能够听到江水从岩石上急速流过的声音。早上，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靠了岸，我花三元钱坐回了江东码头。那就是我在涪陵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白山坪

白山坪的山脚一带，泡桐树开出了紫色和白色的花朵。这些树的花期很短——一个星期后，它们就会凋谢飘落——而山坡上那些柔软的油菜籽也即将被收割掉。之后，眼里不再有翠绿色的稻秧，它们被移栽到了恭候已久的稻田淤泥中。在涪陵，春天还没到来就已经匆匆溜走，颜色变幻得令人眼花缭乱。

今天是4月5日，清明节。何仲贵和他的家人乘坐过河船来到了长江对岸的白山坪。他们一家人穿戴得非常整洁：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妇女们穿上了高跟鞋，何仲贵穿了件方格运动衣，打了一条红色的斜纹领带。站在乘客中间，他们显得特别突出，因为船上的乘客大多是从市场上返回的农民，挑着一副空箩筐，蓝色的衣袋里装满了钞票。

何仲贵的父母亲也是山上的农民，他从小就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现在很少回来了。他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但在白山坪这陡峭的山坡上，没有什么建筑需要他来修建。不过，那里葬着他的父母亲。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祀的日子，是人们来到白山坪这样的乡下祭扫祖坟的日子。在那儿，往往有石头垒成的坟墓，这些坟墓默默无言而又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长江河谷里那了无声息的春天。

跟随何仲贵一起来的一大家子总共有十五口人——叔叔阿姨、伯伯婶婶、表兄表妹、侄儿侄女，上至六十岁的老媪，下至十五个月的婴儿。这一行人在长江北岸下了船，沿着岸边的卵石滩往东走了过去。戴梅也走在这一大群人中间，十四岁的她是何仲贵的侄女。她是个话包子——穿着褐色灯芯绒套头衫、梳着短辫的她精力充沛，一边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下游几英里远的地方，一座尖尖的白塔矗立在地平线上。远远望去，它的影子模糊而鲜艳，仿佛晌午时分的雾霭中出现了海市蜃楼。“你晓不晓得他们为啥要修那些东西？”戴梅问道。“他们觉得那里有条龙，就在地底下，他们觉得只有修一座宝塔，才会把龙镇住。如果那座塔倒了，龙就会跑出来。”

她停住脚步，抬头看了看山上，抚了抚她那光滑的黑发。跟所有十四岁的女孩一样，她仿佛大脑短路，马上变了话题。“我外公外婆的坟就埋在上面。这下面也埋着几个农民，但大多数都埋在上面。人们想要找一块风水好的地方，觉得地势高点会好一些。都是他们自己挑的地方。他们一般会喊个道士先生来帮忙，道士会跟他们说这块地的风水好不好。其实，道士先生只是在哄他们——这完全是迷信。可就算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农民相信风水，就像过去的人那样。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信这些东西的。我们晓得那是假的——纯粹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封建思想作怪。”

跟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的东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学校教育对这种排斥起到了放大和补充的作用。她用到了“封建”这个词，就好像一个美国孩子会用“落后”这个词一样。她的口头禅就是中国太“封建”。有一次，她对老一辈人大加抱怨：“我们中国的那些人哦，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的人，简直太、太、太封建了。人家想穿穿短裙，或者你身上穿的这种紧身衣，他们总会说不合适。我妈妈就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穿那个显得年轻。但我爸爸就太、太、太封建了！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老封建’。”

今天，她仍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说她不信风水、不信佛教，不过，她又耸了耸肩。“清明节的时候，”她说，“父母、老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拜祭、烧钱化纸。我们做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信了似的。但我们的心里一点都不信。”

山顶上响起了鞭炮声，在峡谷里回响着，一家人也慢慢地爬上了白山坪的斜坡。他们走的是一条之字形石梯路，脚步慢了下来，呼吸声重了起来。在涪陵周边，这是最陡峭的山坡，只有它才算得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因为坡度较缓，可以垦田种稻，就连插旗山都算不上真正的山峦。

白山坪的南坡大多陡峭，无法开垦成梯田。它的山顶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松树，松林之下是一道巨石形成的崖壁，这道崖壁垂直向下，高达三十多米。大山的名字最初可能就来自这一道石灰石悬崖——尽管跟四川的其他很多地名一样，真实情况早已不为人知。实际上，当地很多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是“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和“北”发的是同一个音。在有的涪陵地图上，人们用的是“北山坪”，但也有标识为“白山坪”，这就越搅越糊涂了。在这一地区，识字教育只是最近才变得普遍起来，地名的口头语远早于它的书面语。这样一来，管用的是它的读音。你只管把它读成“bei”就是了。

这一家人挨着悬崖的东头爬了上去，这儿的坡度变得平缓了些。三十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何仲贵的堂哥家里。堂哥务农，他的家位于山顶下来的第一道山梁上。这一行人全都在晒坝边停住脚步，走进街檐坎歇息起来。对农民来说，街檐坎就是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人们在这里打粮食、晒辣椒、切蔬菜、喂养儿孙、款待来客。这家人的街檐坎雄踞长江之上，绝佳的风景让今天的这一家子人清静了下来。

这座山峦层次分明的风景展现在了他们眼前，有肌理有色彩：台地里种着一行行绿油油的小麦；油菜地里一片金黄；灰色瓦房后面的紫花泡桐树高高耸立着；滔滔的长江水在阳光里泛着银光；河对岸那座瘦长的宝塔隐约可见。缕缕微风吹拂着附近那一丛丛嫩绿的麦苗，阴凉处的温度刚刚合适。

这位农民和他的老婆端来了茶水。客人们闲聊着；微风吹拂。茶水凉着。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一大家人鱼贯来到屋后的地里，走过了一座巨大的古墓。

谁也不知道里面埋着的人姓甚名谁。“清朝，”如果问到这座古墓建于什么时候，当地人总会这样回答。不过，在涪陵，如果问到关于古墓、古屋，以及源头已经消失在20世纪历史剧变中的任何文物古迹的任何问题，那都是标准答案。“清朝，”人们总是这样老练地回答道。他们知道，这样的推测总归不会错——清朝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始于1644年，止于1911年。《失乐园》[55]写于清朝。美国革命发生在清朝。就连最近一次的芝加哥棒球世界锦标赛也发生在清朝。当一个涪陵人说到清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好像在说：很老，但又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因为它的堆头是其他坟墓的五倍。这座坟墓有四米多高，在山坡上埋得很深，覆盖着坟尾的土里种上了九行玉米。它的边上，一丛墨绿色的竹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坟墓的正立面装饰着石雕，其中有几个雕刻已经被敲掉了头部——这是被故意损毁的，也许就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许家族的姓名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抹掉的。不过，这个石雕的立面绝大部分完好无损，令人叹服，其中有下列文字尚可辨识：

兰桂常润心田

常荫后人

心灵永宁

看着这样的古墓，恐怕只会想起地主的后人们那相似的命运：解放后被枪毙、被放逐、被斗争、被劳教。里面埋着的这位地主的子嗣恐怕就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飞黄腾达——但这只是猜想。明白无误的，只是这座坟墓没有名字，边上只有竹林，没有兰桂相伴，哪怕今天是清明节，也没有一个后人前来祭拜。不远处，大家一边闲聊，一边在何仲贵父亲和伯伯的坟前烧起了纸钱。可是，这座高大的坟墓除了在坟尾的位置有几丛嫩嫩的玉米苗，没有任何贡品；除了不明来路的微风在竹林中吹拂出沙沙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

何仲贵的父亲和伯伯并排安葬着，两座坚实的石砌坟墓分别朝向南方和东方，俯瞰着长江，眺望着更远的地方。为了不踩到嫩绿的麦苗，一行人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过麦田，来到坟边，点起肥大的红烛，烧起几堆纸钱。

这些纸钱的面额有八亿元，正面印着“冥府银行”字样，是阴界的法定货币。火苗跳跃之间，这些纸钱蜷曲、收拢，变成了黑色的灰烬。随着火苗蹿起，一阵阵热浪袭了过来。在长江河谷吹拂过来的微风中，蜡烛的火焰跳跃着。

几个老太太对着燃烧的纸钱叩了头。接着，在长辈们的催促之下，孩子们也依次叩起了头。他们嘻嘻哈哈、吊儿郎当地叩了三个头。为了不让裤子沾上泥土，他们跪在了一沓废纸上。接着，他们闭上眼睛，求愿。有时候，他们的求愿朗然可闻。“请保佑我考个好成绩，”戴梅的堂哥、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戴着眼镜咕哝着。

之后，一行人又从麦田里走了回来，但有三个年轻人拉在后面。整个仪式中，他们多半拖在后面。他们强忍着，冷漠，兴味索然。这几个人二十来岁，清明节可不是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节日。只见他们手里拿着香烟和一长串鞭炮，爬上了坟头。随后，他们点燃了引信。

鞭炮一响，鬼魂乱跑。孩子们拍着手，大叫着。老人们捂住耳朵，把身体转了过去。几个年轻人镇静如故——鞭炮炸得震耳欲聋，可几个年轻人把它提在手里，直到火花快要烧到手指，才满不在乎地扔到地上，又点燃了一挂。他们没有捂耳。他们没有笑，也没有做鬼脸。他们没有任何表情，外表看来十分冷漠。但他们的眼里有某种东西，不为他们所掌控。当节日里所有的声音和景象——乱响的鞭炮声、浓重的火药味、飘舞的烟尘、山谷里如巨龙被惊醒的长江水——全都汇聚于此，他们站在坟头，兴奋难抑。

人们往山上继续进行着祭扫仪式。他们走过一排排绿油油的蚕豆苗，走过一片片齐腰深的小麦苗，又翻过一小块平地，在蜿蜒的石板路上行进着。南面的长江依然看得见。鞭炮炸响的回声从远处传了过来。一大家人来到了何仲贵母亲的坟墓前。她的墓地位置更高一些，离她丈夫的坟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晚去世三十年，也许因此对白山坪的风水有了新的看法。在那个年代，夫妻分开安葬不算什么稀罕事。

她的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何母李成玉之墓。其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两列姓名。

“看，那都是她的后人，”戴梅走近前来祭拜的时候说道，“男右女左。我的名字在这里！”

她伸手指了指墓碑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隔着好几十个名字。有些人今天前来参加了祭拜，但有些人离得太远。还有些人早已作古。不过，墓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有身份说明。戴梅用手指摸了摸她那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很干脆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我。”

傍晚，这一家人顺着山坡往回走。他们在另一个表亲的院坝吃了午饭，现在得抓紧时间往回赶，沿途只是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风景。然而，何仲贵对这片土地没有多少感情。对大多数外人来说，这里的土地看上去美丽而浪漫，但他的父母亲在这里生活过，这座大山代表的是苦日子，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既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下到半山腰，停下来歇息的时候，他俯瞰着长江水，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穷，我爸爸在码头上工作。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工作了。我全是一个人干，我搞建筑。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的年纪差不多。”

他指了指戴梅。那一会儿，他仿佛要接着讲他的故事，但他陷入了沉默。他不大爱说话，也许这个成长故事他已经讲过了无数遍。

不过，其中的轨迹是很清楚的。从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出来——他的穿着、他的信心、他的手机。今天进行祭拜的仪式上，他的手机已经响过多次。从他的住家也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故事，他在涪陵城中心建了一座三层高的楼房。里面住的全是他的家人和亲戚——这一层住女儿，那一层住兄弟，中间还住了另一个兄弟。这些房间的中间围着一个敞亮的天井，一家大小隔着几层楼也能彼此应答。全部房间都很宽敞，购置了上好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设备。天花板上垂挂着仿珍珠灯饰、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饰，以及猩红和紫色的丝绒挂毯。天楼上是一个绿莹莹的鱼池，种着一棵柑橘树，从这里可以越过涪陵城鳞次栉比的楼顶，眺望到长江水和白山坪的层层梯田。

在涪陵，私人轿车十分稀少，但何仲贵有一辆全新的红旗牌轿车。他总是喜欢指出，这辆车跟接送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车子是同一个品牌。何仲贵自己开车。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将会开着车慢速而又舒畅地去到江东。他会开车经过他刚修建的一座楼房，还会带着无言的自豪指给大家看。这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位于涪陵的上半城，镶着蓝玻白砖，跟全中国到处正在争相涌现的建筑物是一个类别，没有任何特色。经过这座楼房的时候，车子会慢下来，何仲贵会打开汽车的空调，问一句：“后面够凉快不？”

不过，这都是稍后的事情。首先，他得领着他的一大家人走下白山坪这一段曲折的石子小路。到了山脚等过河船的时候，他给每个人买了一根冰激凌。在长江的卵石岸边，他们舔舐着冰激凌。在他们的上方，大山安静了下来。今天的鞭炮已经放过了。一缕凉风从河谷的东边吹了过来。在午后的阳光里，宝塔清晰可见。一家人吃完了冰激凌，谈笑着，在春天的河水里洗起手来。

第六章 暴风雨

5月初，涪陵城东的山上发生了火灾。一连数周，天气十分炎热——酷热难当，烟雾弥漫，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气温达到了三十多度。校园后面未铺设混凝土的公路上，尘土蔽日，空气中弥漫着腾腾热气。每个人都对我说，今年的春雨太稀少了。随后就有人说，两头望发生了火灾。

在这一带，这座山海拔最高。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涪陵和丰都两个地方。那上面既有森林，也有农舍。大火燃起来的时候，很难控制。没有人知道这场火灾是如何引发的。长江上吹过来的风炎热而干燥，吹着火星飘过了山坡。

火灾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从学校挑选了五十个志愿者前去扑火，第二天早上又叫了两百个人。从阳台上，我看着第二队人马在学校的校前广场集合起来。全都是男生，穿着军训服。等着出发的时候，他们兴奋地嬉笑着、交谈着。公共汽车带着他们离去了，校园里又安静了下来。

那天，太阳像个火热的圆盘挂在天上，浓烟从山上飘了下来。站在阳台上，我闻到了一阵烟味。我班上的好多男生都没有来上课。那一天，我一直在想，他们在两头望干得怎么样了。女生们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太给力。

稍后，我在卧室里学习，看见乌江西面的天空中布满了乌云。突然起了一阵风，把我桌子上的纸片给吹跑了。我关上窗子，从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接着，我穿过房间，把所有门窗都关了个严严实实。暴风雨就要来了，城市的另一面黑云压顶。顶着狂风，我好不容易才关上了客厅的几扇窗户。

我关掉电灯，给手电筒装上了新电池。我又来到在阳台上用玻璃封装的厨房，大雨就在这时候下了起来。大大的雨点斜着倾泻下来，风更大了，狂怒地扯弯了树枝。坝子的对面，教学楼的窗子被狂风吹打得哗啦作响，学生们发出一阵尖叫声。每当暴风雨来临，学生们总会兴奋地大喊大叫，有时候都忘记了把窗子关上。春季，满地都是暴风雨吹落的碎玻璃。

江东的街上，人们急匆匆地行走着，我听到了更多玻璃掉到地上破碎的哗啦声。在插旗山的西翼，突然闪起一道蓝光，接着传来一阵爆炸声。紧接着，涪陵城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我站在阳台上观看着这一场暴风雨。黑云滚滚而至，低垂在几座大山之上，雨下得更大了。天空一片漆黑，突然闪过一道森森白光，仿佛有人在翻滚的黑云上划亮了一根巨大的火柴。一道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刹那间，那一座大山从长江中拔地而起，高高耸立着，在闪电中岿然不动，但紧接着又消失不见，只听见隆隆的雷声滚过天际。很快，一道迷雾笼罩在两江之上。最后，长江被遮盖得无影无踪，而乌江只剩下一条平铺的灰色带子，不知道蜿蜒消失在了哪里的地平线上。

半个小时后，暴风雨停了下来。山峦看起来更加翠绿，空气中的烟尘被清洗得一干二净。整个晚上，雨都下得比较小。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我才知道，那一场暴风雨扑灭了山火，使它没有蔓延开去。不过，学生们走了这么一趟之后，打乱了原有的计划。跟他们离校奔赴火场的时候一样，他们回来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

两个星期之后，学校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地点就在插旗山脚下新修建的体育场上。中国的学校多数都要在春季举行运动会，但我们学校那一年的运动会尤其盛大，一是因为新的体育场地刚刚落成，二是因为一个半月之后，香港将要回归。

那一学期，什么事情都跟香港有关，这跟上一个秋期所有事情都跟长征有关是一个道理。学校举办了一场跟香港经济有关的知识竞赛活动，党员佩戴了香港徽标，以区别于其他学生。图书馆门口摆放了“欢迎香港回归”的大幅标语，人们每天都要更换上面的日期，以显示这个被殖民统治的地区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回归她的祖国。有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还剩下多少天，他们基本上都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为了准备这次运动会，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参赛的运动员们在食堂边上的老运动场上进行训练，将要参加开幕式游行活动的所有人都进行了操练。男生们操练怎样走正步，女生们操练大型的团体操。周日晚上的班会上，他们一起高唱着跟香港有关的歌曲。

运动会的开幕式是在一阵瓢泼大雨中举行的。跟香港回归有关的彩旗低垂着，显得有些丧气，五颜六色的氦气球拒绝升空。不过，开幕盛典照常进行着：学生们——人数超过了一千——在泥泞的跑道上噼啪乱踢，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在瓢泼的大雨中表演着团体操。观众几乎全都走光了。躲在看台中央挑檐下的领导们观看着齐步行进的学生队伍，冷得直打哆嗦。接下来那个星期，我上课的时候，班上不时会响起一阵阵咳嗽和喷嚏声。

正式比赛推迟了两天。随后，天气好转，终于一帆风顺地举行了运动会。学校停了课，学生们以系为单位围坐在体育场四周的看台上。这是一场非常正规的比赛。参加四百米项目的女生们在跑到终点线的时候，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以至于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都要叫上几个朋友，以备赛跑结束时扶着她们离开。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幕十分感人，那仿佛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给家人写下临别留言。参赛的女生会给她的朋友们发出明确的指令，比赛一结束，她会倒进她们的臂弯里，被抬着走出体育场的大门，一边呼哧喘气，一边大呼小叫——要从右边下台，这是川剧里一种令我有些好奇的做法。男生们进行比赛的时候，这样的情形要少一些，但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跑到终点线时倒地。他的朋友们会把他抬到所在系科各自设立的服务台前，会有人给他们端来热茶，递上宏声香烟。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按照计划，我需要参加1500米、5000米和4×100米接力跑。各系的教职员工都组建了代表队，退休教职工则参加一些专门的比赛项目，他们也跑得很猛，但不会倒在终点线上。因为我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了奖，他们便要我参加学生组的长跑比赛。这样的场面——一个外教和学生娃娃们并肩奔跑——足以让观众们狂呼不已。他们在终点线区域挤成一堆，只剩下两条跑道的位置，我自己的学生在非终点直道上站了一排。由于我经常去一家小面馆吃午饭，老板黄小强也带了他的儿子来到校园，为我加油助威。

其余选手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就要和一个老外一比高下。一开始，他们就飞快地奔跑着，观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这些观众跟我1月份参加长跑比赛时的观众迥然不同，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既有英语，也有汉语。当我从后面逐渐赶上的时候，英语系的学生们发出一阵阵欢呼。我轻而易举就赢了两场比赛。跑完1500米的时候，我的学生围到终点线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自己是英语系的一员，而非一个外国人。接力跑同样如此，但跑的距离太短，我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我跑的是第二棒，差距并不明显。张书记是我们的领队，他在最后的直道奔跑中超过了中文系，英语系全体学生疯狂地欢呼起来。然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张书记点了一支烟，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然而，在5000米长跑的过程中，当我跑过的时候，观众席上的体育系学生对我奚落起来，他们高喊着“哈——罗——！”“洋鬼子！”受到我的学生责怪之后，他们暂时收了声，但我还是听到他们在戏谑性地大喊大叫。作为回应，我低下头，艰难地跑完了最后的赛程。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做——我已经胜局在握，再说，我也有点儿感冒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情不自禁。在这场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在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8.8度。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有多蠢，竟然硬着头皮跑完了5000米。再说，参加这样的赛事，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太好胜，当地人则更好胜。不管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善，毫无疑问我仍旧在对抗每一个人。我感觉，观看比赛比我亲身赛跑更为享受。从此，我再没参加过任何比赛。

那一学期，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我发过好几次高烧，但主要还是因为环境污染患上了鼻炎，我只好不停地使用抗生素。这段时间真是奇怪得很，尽管我的身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对于生活在涪陵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对这座城市越来越适应，我还开始和那些根本不讲英语的人们交起了朋友。我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有起色，因此我寻思着，第二年各方面肯定会更好。

就连我和廖老师上中文课时的紧张感也明显地减少了。仿佛是我们之间那一场鸦片战争使我们把彼此看得更加清楚，尽管偶尔还存在观点交锋，但表达这些观点时的坦诚显得比观点本身更加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了解了她的立场——她对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绝对充满了怀疑，但她也还算坦诚，足以把这种怀疑开诚布公。跟英语系的干部们比起来，我越来越倾向于把这种坦诚当成一种可喜的变化，因为那些干部们笑容可掬，对我温和有加，但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廖老师至少对我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愿意时不时地表露一下她的观点，而我也感觉到她对我有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外国人常常对中国充满了大不敬，但他至少还愿意说出来。我们的鸦片战争结束了，输赢难辨；或者说，它悄悄地溜走了，我也越来越喜欢上中文课了。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某一部分开始变得越来越单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我明白，在涪陵这个小地方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压力，我需要暂时地抛开这些压力。亚当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个学期难耐的时光中，我们勉力继续支撑着。学期计划在6月30日午夜香港回归后结束，之后我们便可以自由旅行，学习中文了。

在头一个学期，我已经领教了香港回归的重要意义。当时，我让三年级的一个班写一篇作文，描述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天。多数学生的回应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描述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的情景。多恩来自丰都乡下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他写道：

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吃过早饭，我快步来到邮电局。我急于想看到我考大学的分数。邮递员看到我来了，就对我高喊道：“恭喜恭喜！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通知书。我把它举过头顶，不由自主地高喊道：“我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我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寒窗苦读十五年修来的正果。十五年啊，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身为农民的儿子，我想的就是要离开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对我的殷切期望。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知识了。1994年8月31日，我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你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你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类似的回应可能占到了四分之三，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令人非常舒坦：我从中看到的，是教育如何给我学生的生活带来变化，而我也是这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不过也有令我觉得不给力的，其中两个学生写道，他们最快乐的日子还没有到来，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其中一个学生的英文名字叫做皮斯，他这样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7月1日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会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因为1997年7月1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一天，香港就要回归中国，这代表着中国统一大业中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是我们的坚定立场，不容协商。当然，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那一学期，随着时间流逝，学校的政治课和一系列活动使香港回归变成了学生生活中的个人事件，这令我非常惊异。当然，从表面来看，我授课的主题跟中国的政治无关。但无可避免的是，我们会偶尔往那个方向漂移一下。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肖邦[56]的短篇小说《德西雷的儿子》，这引发我们进行了一番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讨论了美国黑人的处境，以及跨种族通婚等问题。学生们问我，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有没有什么偏见和成见。我告诉他们，目前的成见主要针对美籍华裔中的书呆子。不过，我也告诉他们，在19世纪，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羸弱无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猜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什么意思？”

“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你们是知道的，”我回答道，“那时，中国的国力并不强盛，外国军队可以轻松地击垮中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很多外国人就觉得中国人很羸弱。当然，这样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不过，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偏见十分普遍。”

我说完之后，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低下了头。当你犯了某种忌讳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个样子——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你只能看见四十五个满头黑发的圆脑袋，因为学生们全都低下了头。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一次。我们当时也针对种族主义进行了一场讨论，我很委婉地告诉学生，我觉得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哪儿都有，就连中国也存在。

“在我们中国，没有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温迪立马接过话头。看得出来，我的那句话冒犯了她。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学生之一。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说道，“我们进涪陵城的时候，为什么老有人冲着我和亚当大喊大叫呢？”

“他们是在表示友好，”温迪说道，“他们想跟你们说说话，但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也不想那么粗鲁。”

“有时候，还有小孩子朝我们乱扔东西，”我回答道，“那可不是什么友好吧。”

“他们还只是孩子啊！”

“可他们的父母光顾着哈哈大笑，根本不阻拦他们，”我说道，“我并不是说这事有多么严重，我只不过认为种族主义和针对外国人的不好的行为不只是美国才有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同样是需要改善的。”

学生们垂下脑袋，教室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安静场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谈论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很快把话题扯回到了《德西雷的儿子》和美国的种族主义上来。作为一名外籍教师，你得学会在学生们垂下脑袋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此时，你多半也意识到了，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抨击的。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还是非常吃惊，我只是提到了鸦片战争，却碰到了同一根敏感的神经。

考虑到那学期先前的情况，我尤其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学到《瑞普·范·温克尔》[57]的时候，无论涉及中国近期历史的任何问题，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敏感。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要他们以中国的瑞普·范·温克尔为题，表演一个短剧，每一个小组都需要自编自演一个小故事，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一个小组描述了一个中国人，从1930年入睡，直到1950年方才醒来；另一个小组的人物从1948年一直睡到了1968年，等等。把这七个小组的作业放在一起，就算囊括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尤其好奇地想看看，分配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小组会怎样描述那一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表演的短剧中，扮演瑞普的学生名叫奥穆尔，这个学生表情严肃，蓄着短发，戴一副深度眼镜。只见他醒了过来，一脸不解的样子，几个穿着红卫兵服装的学生立马给他戴上了一顶纸糊的帽子。他们还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走资派”的牌子，并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他们极其粗野地让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下跪在地。几个红卫兵聚在一起，批斗过程开始了。

“为什么你不当红卫兵？”其中一个女生对着他喝问道。

“什么是红卫兵？”奥穆尔大惑不解地反问道。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为什么你当了走资派？”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给国民党当兵的，我可是忠心耿耿的军人啊。”

“你说啥子呢？”

“我是给国民党蒋介石当兵的，我一直对党国忠心耿耿。我家里很穷——”

“反革命！反革命！”

“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

“闭嘴！”那女生大吼道，“现在让你尝尝坐飞机的厉害！”

两个学生强迫他全身站直，然后把他的双手往身后用力拉拽。其他学生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勺子敲着铁质饭盒，一边大喊大叫。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观看，满心指望着傅主任不要碰巧从教室外边走过，并探进脑袋来一看究竟。我可不想给他解释，我们是如何从“瑞普·范·温克尔”发展到这一步的。

最奇怪的是，全班学生对此喜爱不已——到此为止，这个短剧最受大家的追捧，全班学生欢呼雀跃，高声叫喊着。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本以为，学生们会表演得圆滑一些，以避开那一段不太光辉的历史，因为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一样，令人捧腹不已。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不过，我的学生们的记性并不都是一味的坏。尽管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但他们对鸦片战争的敏感却异乎寻常。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敏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眼里也有一定程度的时光倒转，跟他们父辈所经历的磨难相比，19世纪中叶的历史事件显得更为迫近、更无定论。中国的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地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相反，鸦片战争就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在学生头脑里的分量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重温那一段历史带来的耻辱，而香港回归就是一种救赎，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相比之下，1989年的学潮显得最为遥远，因为就我的学生而言，这些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这便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果。尽管如此，我在四川教的有些学生还是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他们会把香港回归看成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校园内的时光倒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随着我在涪陵城内待的时间越多，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对于被称作“老百姓”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大相径庭。每个星期，我会去南门山公园两三次，跟那位四十七岁的摄影师柯贤龙闲聊一阵。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对他的政治观点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但他的有些想法非常有趣。有时候，他会谈起加强民主，增加其他党派的问题，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校园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又一次，我提到了香港这个话题，但他显得漠然置之——那跟他毫不沾边。

“香港要不是在英国手里管辖了这么多年，”他说道，“不会像今天这么富裕。如果还是在中国人手里管辖，肯定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影响它的发展。它也会像其他东西那样，毁在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我从未听到过有人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我告诉他，我的学生肯定谁也不会同意他这样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当然跟我不同啦！”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他们知道个啥？他们还太嫩！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他们还没有经验。”

“但就是我认识的年龄较大的老师也不会有你这样的观点啊。”

“当然不会！他们每周都要上政治课——只能是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们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大学里面要学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又不用学。”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明白这个道理，无法让一个教师感到鼓舞。我越多想，就越对我的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充满悲观情绪。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我开始日渐觉得矛盾重重。尤其令我烦恼的，是从秋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学生之间的关系几无改进。他们一如既往地心怀顺从和尊敬，对文学课的热情超乎寻常。我对诗歌满怀信心，不过，这样的信心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我不仅仅要教授文学课，还应该培养起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我们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流看法。我发现，尽管一开始存在着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巨大的障碍，我和我的中文辅导老师之间正在形成这样的关系，而这一变化让人永生难忘，因为它让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努力。当然，最大的付出是真诚，哪怕有时候这样的坦诚也夹杂着种种不快。

然而，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距离这样的转变还差得很远。每当我提及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莫不生出重重防备之心。我据此认为，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大街上随意骚扰老外的中国人身份大过于外国老师面前的学生身份。并且，仍旧有许多场合，学生们会很不爽地低下他们的脑袋。这样的情形，我越来越不喜欢——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开始让我觉得烦恼不已。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监视，尽管一时很难说清这个监视点位于何处。我给家人的书信总会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时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开过的迹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给我邮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旅游版，因为里面有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可在邮寄途中，我的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国是我在文章结尾处的作者简介里，说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后不久，我用电脑软盘给父母亲寄去了一封长信。等他们收到软盘打开阅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讲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说我受到了三个醉酒大学生的骚扰。其他则纹丝未动。出于好奇，我的父亲带着软盘去密苏里大学找到了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这样的改动只能是人为篡改的结果。计算机软盘出错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替换结果。

这些小插曲对我的骚扰并没有多严重，最主要的是，它们显得十分可悲。对一篇讲述密西西比河故事的文章也实行新闻审查，用意何在？谁有时间来阅读涪陵这样的地方居住的外籍教师寄出的信件？这样的精力难道不应该用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我寻思, 其中的目的一定带有恐吓性质— 行为极其拙劣, 明摆着是想让我知道，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篡改给我提供了极为有效的例证，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具有的毫无意义的偏执。

大学里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监控迹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学的志愿者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志愿者明显理亏，因此后来被遣送回了美国。不过，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

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

上课的时候，最难做的事情是进行辩论，因为学生们的观点总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罗宾汉这样的外来事物，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们无法依赖他们曾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有点像是在哄他们，哄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来。秋季学期的时候，我用罗宾汉非常奏效，在春季学期，亚当用这个方法组织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

他上的文化课里，有一个单元要讲到人口问题。一天晚上，我们正坐在我公寓的阳台上喝着本地啤酒，我们想出了要讨论的主题。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绝不容许进行公开讨论的——没有人敢于公然违反——但我们可以自由讨论美国的政策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题目：美国是否也应该制定法律，一对夫妻限生一个孩子？

亚当在四个班上都进行了同样的教学，每一个班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其中的套路是这样的——赞成制定这项政策的通常是学生党员和掌权的学生，反对的一方则是那些靠边站的学生们。如果是在美国的课堂上，他们是不会被当做“边缘”群体的，但在涪陵的课堂上，他们被凸显出来——这都是些比较文静的学生，跟班上的政治组织多少有些脱节。

每一个班上，大家讨论到最后，都会在无意中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辩论，而这正是我和亚当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在最后一个班的讨论活动中，随着争论演变得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叫做瑞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瑞贝卡是一个大三学生，但他选的这个英文名字却不咋地。他蓄着小平头，眼神倦怠。看得出来，他很有文化，但也很懒惰，考试经常不及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其他学生交流过。在辩论的过程中，他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快，他就阐明了他的观点。

“跟我们中国相比，”他清晰明了地说道，“美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非常关注人的权利。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政策妨碍了他们的自由。”

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弥漫着一阵怒气冲冲的交头接耳。那一刻，跟他们无数次尴尬地埋着头的情形极为相似。不过，有学生随即反驳了瑞贝卡的观点，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评论。

第二天，我上完文学课，瑞贝卡跟着我来到了走廊上。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他一本杂志看看，我于是让他跟我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存放着“美中友好志愿者”送来的一大摞过期的《新闻周刊》。

我们走到楼梯上的时候，瑞贝卡又说话了。“我猜你一定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由不及美国人，”他说道。我们周围全是学生，他们大多能说英语。亚当跟我讲起过昨天的课堂辩论。我想，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此刻想到的一定还是那回事儿吧。

“去办公室吧，”我说道，“办公室有很多杂志。”

我让办公室的门半掩着。走廊上非常吵闹，人们很难听到我们的说话声。我想过，瑞贝卡的名声早已传了出去。如果把门关上，肯定会让人起疑。可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坐下来，直视着我。

“我总在想，中国有很多问题，”他说道，“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觉得你们美国的自由更多一些。”

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学生说起这样的话来，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想，我应该同意你的看法，”我缓慢地说道。

他的英语不太好，得一边说话，一边想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很羡慕你们美国人的自由。”

“但有些人觉得美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我说道，“因此，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犯罪现象。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枪支，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说道，“多数美国人过得非常好，经济发展得也很好。因为有很大的自由嘛。”

“我认为你们班上的学生多半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对！”他几乎是在大喊大叫了，“他们跟我不同。可他们却说我跟他们不是同类，有时候，他们还说我是‘新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哦，”我说道，“我想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注意点。”

“有时候，我也害怕，”他说道，“我总担心我有想法却说不出来。”走廊上的学生逐渐少了起来，吵闹声也小了下来，我心里面想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地高谈阔论？不过，他很明显是鼓了好久的劲才要跟我进行这一场对话。他毫无顾忌地直视着我，语气平缓地继续交谈着。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他说道，“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律，我不赞成其他学生的观点，我不喜欢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

“今后也许会有所改观吧，”我说道，“我想，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小的变化。”

“在中国什么变化都太慢了，”他说道，“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很快，”我说道，“几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已经大变样了。一周前，我读过这样的文章。”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可能不会有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有时候，我也讨厌这样的制度，但那对我的影响不大。别的很多事情我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道，“我绝不会喜欢这个地方。我会待在美国。”

他就说了这么多。他站起身来，点头道过再见，就走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他替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异己分子的学生。我回想起来，在我来到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之后，瑞贝卡再也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不过，有好几次，我借给他杂志的时候，他依然向我表示了感谢。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给他的分数打高了一些。一方面，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感到遗憾。

6月中旬，鼻窦炎扩展到我的右耳，损伤了耳膜。这事来得很快——下午的时候，我先是感到耳朵里的压力在增加，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疼痛，很快就疼痛难忍了。我整个脑袋的右半部因此悸痛不已，但我除了等着陡增的压力压破耳膜，别无他法。

我根本睡不着觉，疼痛还使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阅读。镇痛剂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只得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有一档音乐节目，正在播放综合性歌舞表演，我于是看了一会。接下来，几个上着浓妆的小孩子跳起舞蹈，翻起了筋斗。电视上总会播放这样的节目——中国人十分喜欢孩子。大白天，无论何时，你总能找到这个频道，一大群小孩子面带笑容，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又过了一阵，就只剩下一个台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放了一部跟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我的耳痛越来越厉害。忍受着剧痛，却又有意地加重了疼痛。我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拿笔记下其中的对白：“这些外国人真是贪得无厌”；“这些条约不仅带有歧视性，而且不平等”；“但是，这些外国人居心不良”；“外国人为了私利才来侵略我们”；“外国人欲壑难填”；“实话讲，我们可以吓唬吓唬那些外国人”；“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傲慢？”

其中的外国人是英国佬，电影演到最后，他们劫掠了颐和园。在一场拍卖会上，一个相貌丑陋的红脸膛英国佬扬起手中的卷轴，叫道：“这一幅是最古老的中国画，”他开价一英镑，但没有人应价。拍卖会后，他们放火烧毁了颐和园。

电影演到午夜一点才结束，就什么节目也没有了。我走出公寓，到校园里转悠了一阵子。跟观看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节目相比，散步更能转移疼痛。外面的气温非常适宜，十分安静，星星在白山坪的顶上闪烁着。我知道，那还不是我在中国生活体验的最高点。不过，那一晚的夜色令人愉悦，走一趟很值。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满是血迹。不过，我的头再也不疼了，我才得以长途旅行返回位于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总部——先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船，接着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我去看了医疗官，医疗官对我的耳朵做了一番清洗。然后，我休息了五天，时不时到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去坐一坐。身体有所恢复之后，我回到了涪陵准备期末工作。后果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我的右耳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有一阵子，这样的嗡嗡声十分讨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嗡嗡声总比连续不断的喇叭声好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半聋不哑的话，最好选在涪陵。

6月30日这天，学校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取消了所有的课程。倒计时牌被移到了路边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学生宿舍的楼上飘着彩色的旗帜。教学楼的楼道上装饰了彩灯和灯笼。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亚当早就离校了。两天之后，等批改完了试卷，我也要离开学校。

四点钟，全体学生列队进入自己的教室，等着收看电视节目。特别节目将会转播至次日凌晨两点，学生们要连续不断地收看十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十分兴奋，教学楼里充满了欢笑声。

九点钟，涪陵城的上空响起了焰火声，学生们一窝蜂地叫嚷着挤到了走廊里来观看。乌江的水面映出五颜六色的颜色，峡谷里回响着啪啪的礼炮声。涪陵所有的东西都被点亮了——商店、公寓楼的窗户、长长的沿江路——依山而建的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在熊熊燃烧似的。

校园里有几帮小孩子正在闲逛，每当遇到节假日，他们总会这么做，其中几个男孩子跑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正在批改试卷，领头的小孩子名叫王雪松，他今年八岁，住在我的对面。我在涪陵稍微值得记忆的交谈之一，是有一次我问王雪松，中国的敌人有哪些。

“英国，”他迅即回答道。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嘛，他们从我们中国手里窃取了香港。”

我问他，除了英国，中国还有没有别的敌人，他立马又回答道。

“日本，因为他们搞了南京大屠杀。”

“还有没有别的呢？”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一次，他想了一下。

“因为他们窃取了广州。”

我没有在意他那错误的答案，因为我猜想他其实是想说澳门。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中国的朋友有哪些呢？”

他皱起眉头，歪着脑袋。“不知道，”他只好耸耸肩，这样回答道。

就在香港回归之夜，王雪松连同其他几个小孩在我的办公室里上蹿下跳，唧唧喳喳地打闹着。我先把放在一边的几枚外国邮票给了他们，接着就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过两年，这似乎让他们敬仰不已——我终于捱过了这一关。

十一点半，我教的几个一年级新生来到办公室找我聊天。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生——一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羞得要命，可他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生气。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跟三年级学生在一起那么感到隔阂，或许是因为他们尚处于一年级，水平较低，而我对他们的期望值也还不高。当三年级的学生们学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好像老是无法接受给他们上课的老师是个老外这一简单的事实。

我给这些一年级学生取了英文名字，这尤其激起了他们的兴趣。有些学生的名字是根据我的朋友或家人的姓氏来取的。我让他们进行小组练习的时候，常常把亲戚朋友们放在了一块儿。我的妹妹安吉拉可能会和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配合学习，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可能会跟她自己的孩子——康诺尔、海蒂——一起合作。其他的名字也是我喜欢的：帕克、安菲尼、米兰达、拉托亚、爱丽儿、麦克·D、奥菲利亚，MCA。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小组——跟涪陵的其他标准分班模式大相径庭，他们的做法使学生们所具有的背景和想法极为相近。无可避免的是，叫做拉托亚和奥菲利亚的学生对什么东西都会有迥然相异的观点，或者说那至少是我的奇思妙想，因为多样化正是美国的特质，而我一直十分怀念这样的特质。尤其奇怪的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同一种族。整整一年之内，我没有看到过一个黑人。可在我教的一年级的班上，我至少有两个学生：拉托亚和安菲尼，两个差得要命的学生。多数情况下，我喜欢一开始上课就点名，把那些既新奇又熟悉的名字叫上一遍。

今天晚上，他们全都精疲力竭了——他们仿佛是一群群孩子得到了许可，可以熬到深夜。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他们只坚持到晚饭时分，就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了。爱丽儿的眼里充满了倦意，她告诉我，她试着回过宿舍，可大门给上了锁。香港回归之前，谁也不许睡觉。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电视室。灯全都关了，大约一百个学生观看着一个小小的屏幕。我搜寻着瑞贝卡，看见他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电视机发出的光线映照到他的眼镜上，发出了蓝色的反光。

数日以来，香港大雨滂沱。但庆典仪式照常进行，一如我们观看的电视屏幕一角那个倒计时时钟稳步地跳动着。当江泽民主席出场的时候，学生们发出了欢呼声。他们一看见中国的国旗就鼓起掌来。他们嘲笑着查尔斯王子，嘲笑着从台上走过的穿苏格兰裙的英国旗手。午夜钟声敲响，中国的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学生们尖声叫喊着，教学楼也响起了庆贺回归的电铃声。

午夜之后，转播了几个讲话，江泽民承诺，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和人权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香港仍旧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回到公寓的路上，我抄近路穿过了门球场，几对学生情侣们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庆贺。他们趁着夜色，躲在树荫里亲热。

[1] 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

[2] 涪陵城北隔长江而望的一座小山，因为读音关系，又写作“北山坪”，后文有专章论及。

[3] House，意为“房子”。

[4] Yellow，意为“黄色”。

[5] North，意为“北方”。

[6] Lazy，意为“懒惰”。

[7] Pen，意为“钢笔”。

[8] Coconut，意为“椰子”。

[9] 插旗山，涪陵城东南边的一座小山。

[10] 关于涪陵建置沿革，请参阅以下史实：秦置枳县隶巴郡，西汉置枳县隶巴郡，东汉置枳县隶巴郡，蜀汉置枳县隶巴郡，西晋置枳县隶巴郡，东晋置枳县隶涪郡，刘宋置枳县隶巴郡，南齐置枳县隶巴郡，梁置枳县隶涪陵郡，西魏置枳县隶巴郡，北周置涪陵镇隶巴郡巴县，隋置涪陵县隶巴郡，唐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前蜀、后唐、后蜀置涪陵县隶涪州，宋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元置涪州隶重庆路，明置涪州隶重庆府，清置涪州隶重庆府，中华民国置涪陵县隶东川道、四川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置涪陵县隶涪陵专（地）区。资料来源：http：//www.fl.cq.gov.cn/wbflqq/fljzyg.htm。

[11] 《贝奥武甫》（Beowulf），英国古代英雄史诗，成书于公元8世纪。勇士贝奥武甫与怪物格伦德尔搏斗，使其断臂而死。怪物之母为子复仇，又被他追踪杀死。后来他做了国王。一次火龙来犯，他挺身斩龙，伤重而死。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12]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现代著名作家，以作品《我弥留之际》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是福克纳的哥特小说之一。

[13] 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

[14]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和《永别了，武器》系其代表作。

[15]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16]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马丁·伊登》等。

[17]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等。

[18] 欧·亨利（O. Henry， 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贤人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

[19]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英国女作家，与其妹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恩·勃朗特合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勃朗特三姐妹”，代表作有《简·爱》、《雪莉》、《维莱特》、《教师》等。

[20]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英语韵文浪漫诗的杰出代表，全诗共2529行，作者不详，创作于诺曼时期向新时代过渡的14世纪，它的题材属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系列。

[21]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侠盗式英雄人物，相传他活跃在1160年至1247年间，人称汉丁顿伯爵。

[22]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

[23] 琼斯镇：又译琼斯城，是由来自美国加州的人民圣殿教于圭亚那西北部所建立的居住地，由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领导。1978年11月18日，在吉姆·琼斯的指挥下，琼斯镇镇民集体服毒自杀或被迫服毒身亡。这个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自此，琼斯镇不仅是一个城镇，也成了该恐怖事件的代名词。琼斯镇目前已成为废墟。

[24] 此处采用屠岸的译文。

[25] 莎士比亚的讽刺喜剧作品之一。

[26] 莎士比亚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的主角人物之一。

[27]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之一。

[28]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美国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作者于1988—1992年在此读本科，获得学士学位。

[29] 世界闻名的大学之一，位于英国。作者于1992—1994年在此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30] 该三人均为18世纪、19世纪英国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31] 莎士比亚著名戏剧作品之一。

[32]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 ），美国作家。

[33]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

[34]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国女作家。

[35]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 ），美国黑人女作家。

[36] 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ver， 1938—1988），美国著名作家。

[37] 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 1945— ），美国作家。

[38] 据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重庆社会科学院涪陵分院2009年5月编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记载，白鹤梁是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长约一千六百米、宽十至十五米的天然巨型石梁。

[39] 同上，题刻应为三万余字。

[40] 唐广德元年。参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41] 题刻原文：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時刺史州團練使鄭令珪記自唐廣德元年甲辰歲至開寶四年歲次辛未二月辛卯朔十日丙□□餘年，今又復見者，覽此申報，遂請通判□□□徒巡檢司徒軍州官吏等。因命舟楫□□□□，古記實不謬矣。于戲美哉，盛事直逢□□□□昭代斯乃呈祥，有以表吾皇之聖化，遠（残缺）。記之兼尋具奏聞訖時大宋開□□（缺）。

[42] 题刻原文：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方拂石間適有木魚，依柳條中流浮至。眾驚喜曰，石魚自古為祥，木魚尤為異瑞也，請刻之以示將來。至順癸酉仲春十有三日，奉議大夫涪守張八歹謹識。

[43] 涪陵的豆花是白色的，汤略呈黄色，和着米饭，是当地人的标准早餐。

[44] 美国于1931年至1936年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的一座水坝，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坝高221.4米，总库容348.5亿立方米。

[45] 从涪陵经过的渝（重庆）怀（湖南怀化）铁路自2000年12月开工，2005年竣工，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全长624.523公里。

[46] 世界第四长的河流，位于北美洲，流经加拿大和美国，注入墨西哥湾，全长6020公里。

[47] 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于2009年5月18日举行落成仪式，该博物馆位于长江水下40米处。经过安检的游客通过88米长的电动扶梯和150米长的走廊，透过特制玻璃窗参观题刻。

[48] 即20世纪。

[49] 诺亚方舟：出自圣经故事，应上帝之命建造的一艘大船，以让诺亚及其家人躲避上帝发动的一场大洪水。

[50] 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 1908—1974），奥地利商人，在二战期间利用经商的便利从纳粹集中营拯救了一大批犹太人。

[51] 洋泾浜：原是旧上海滩一处靠近租界的地名，因其语言混杂而被用来泛指混杂了其他语言特色的语言。

[52] 跟这几个词语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relationship， young women和trouble。

[53] 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著有《西方之死》等畅销书。

[54] 从后续行文看，应为乌江东岸。

[55]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文学作品。

[56]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1—1904）：美国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故障》、《支流人》、《阿卡迪一夜》、《一双丝袜》、《觉醒》、《德西雷的儿子》等。

[57] 美国早期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

第七章 暑假

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场大雨就可以把它冲走似的。这座小城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色沙尘，城边那些斑驳的山坡上满布着半圆形的窑洞。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仍旧居住在窑洞里，但很多穴居者还是喜欢显山露水。有的窑洞已经用上了电视机、电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里，学校的校舍和政府的办公室都修建在这样干燥的黄土坡上。在这片夏季酷热难当、冬季寒冷难耐的土地上，这样的生活方式简朴而实际。

在中国的北方，在这样的乡间地区，到处一片荒芜，生活十分艰辛，风景却也出奇地美丽。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样的地方正是我所向往的，跟涪陵那些绿油油的梯状稻田和浑浊的江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迥然相异。延安的空气十分干燥，湛蓝的天空下，延绵着尘土覆盖的群山。

那个暑假，我很空闲。“美中友好志愿者”出资让我们到西安学习一个月的汉语，但要两星期之后才开课，我于是溜达到了陕北地区。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地区都算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为1935年时万里长征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从一到达涪陵开始，我就听说过长征和延安岁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过程中，陕北曾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资料上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土质脆弱只是个假象。这一地区的大小山峦见识过的何止是狂风暴雨，但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条标语：“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为了参观博物馆内的陈列品，我花了十元钱。毛泽东的坐骑被做成了充塞类展品，跟他用过的弯刀和鞍子陈列在一起。还有一首毛体特征明显的手书战争诗歌作品，几幅关键的战役地图，以及在延安生活过的重要革命家们的一些照片。游客不多见。那匹嵌着玻璃眼珠的坐骑名叫小青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看着这匹马，我想起了毛泽东到延安时与之结婚的江青，而我也反应过来，有关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又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个检票员正在织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这里认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员回答道。

“有没有她的照片呢？”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织起毛衣来。

枣园公园同样如此，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们的家。刘少奇住过的窑洞里挂着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经居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江青曾经生活过的踪迹已经荡然无存。江青的历史错综复杂，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已经全都被抹掉了，窑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盆、一个书架，以及铺地的石板。窑洞门前，游客们可以穿上共产党人在战时穿着的那种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跨上战马，挥舞着手枪，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认识了西安铁路局一位四十多岁的机修工，他说他带女儿来这里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儿八岁，梳着辫子，穿着印有香港回归标志的塑料凉鞋。“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亲说道，“我们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带她来这儿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一段革命的历史。我告诉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个外国人说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听了总会比较高兴。我和这位机修工聊了一会儿。接着，为了很有礼节地表示我们的闲聊即将结束，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对，”我回答道，“我们可以忘掉过去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在涪陵和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总是以那样的答语来结束我的即兴闲谈。人们好像老是觉得有必要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总结陈词，似乎这样才会使我们刚刚进行的闲谈显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这样的人是第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说话，这使得我们的交流带上了历史性时刻的意味。在中国的偏僻之地，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即兴闲谈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谈兴正浓，于是，我在公园的入口处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几分钟之后，一个老人看见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告诉我，他是个退伍军人，当过延安红军。当我告诉他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他笑了笑。

“感谢你们美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他说道。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别人的感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尤其喜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对着这位老人，我把曾经用来回答出租车司机的答语又重复了一遍。

“没关系，”我回答道。

此时，几个人围拢过来，因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这里参观的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颇感兴趣。我问她，如果革命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她回答道。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是另一种模样。”

“怎么讲？”

“可能就像台湾，”她说道，“就像美国。”

“那两个地方怎么样？”

“经济很发达，但——”一下子，她从说中文转而说起结结巴巴的英语来，因为她的记忆里有一个曾经学到过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新的经济政策怎么样？你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吗？”

“当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1]，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走出纪念馆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纪念品摊点，出售的有毛泽东挂像、共产党的历史书籍、仿冒玉石、衣饰挂件、项链、雕像、手镯、邮票、鼓锣铙钹、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归纪念币售价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时候，小摊小贩们冲我叫卖起来。

那天晚上，几个警察在午夜之后闯入了我的房间。那家廉价旅馆靠近火车站，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事先没有任何提示。我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但警察从服务员那里取来了一把钥匙，一进入房间就打开了电灯。等我坐起身来的时候，床边已经围了五个警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我反复地这样追问着，可他们只是用眼睛瞪着我。“有什么事儿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这样充耳不闻，只是拿眼睛盯着我。末了，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道。

我战战兢兢地取下装钱的腰带，取出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护照，对着首页上我那张照片看了看。然后，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页端详了一阵。那一页上面，除了照片纸张特有的彩色水印，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其他几个警察也凑了过来想一看究竟。那个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页，那是个空白的彩色页面，可他还是对着它端详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几个显得那么稚嫩——几个精瘦的小伙子穿着松垮垮的制服。他们略显羞涩地看着我。我翻到签有中国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们看，这倒有些中他们的意，因为那一页是他们看得懂的。他们翻了翻其余的页面，随后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

“没问题了吧？”我问道。

“没问题，”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可他们仍旧直视着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么，”我说道，“我感觉有点累了，我该睡觉了。再见。”

“再见，”他们立刻接过了话头。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终于走了出去。我锁上房门，继续睡觉。

我实在没有恰当的理由去榆林，还花了我十个小时。出行指南对此只字未提，只说外国人仅限在两家昂贵的宾馆下榻。榆林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端，跟内蒙古交界。正是冲着这一点，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出了延安往北，充满绿意的乡村点缀在狭小的沟谷中，修建着窑洞民居，显得更加荒凉。顺着道路流淌的一条小溪几近干涸，在骄阳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这条苟延残喘的溪水里：农民们挑着水桶来到这里，妇女们在这里洗着衣物，赤身裸体的男孩们在绿莹莹的浅水塘里游泳。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庄稼地，树立着几块尘土覆盖的大字标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里也看得见人影，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蛮荒之地依然标称着控制人口数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五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够了。那天极其炎热，空中沙尘弥漫，道路正在修建，破旧的公共汽车里人头攒动。可除了耐着性子，我无事可干。实际上，我在中国出门搭乘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似乎都达到了这样的极限——我起码需要双倍的忍耐才行。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还得再经历一次；而到了榆林，我只能花上一笔不菲的钱，去住允许外国人下榻的三星级宾馆。想到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

我到达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我在汽车站的边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我的出行指南上说，这里仅限中国人入住，但我寻思着，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走进旅馆的时候，里面的服务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摆着手，示意我退出去。

“我会说中文，”我这样说道。听到这句话，惊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些。过了一阵，她才回过神来，问我要做什么。

“我想住旅馆。”

“外国人不能住这里，”她说道，“你到别的旅馆去住吧。”可她的诧异劲还没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礼，当大多数服务员无法答应你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

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

次日一早，我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榆林的北边，有一段长城在这里的一片沙漠中间蜿蜒穿过。游客很少到这里来游览长城，因为这一段长城没有修复，而且陕北的道路非常难走。我的出行指南里没有提到这里有长城，但我有一份这个省份的中文地图，那上面清晰地标示出这里有一段长城废墟。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明代要塞，距离市中心有八九公里远，榆林市有灌溉系统的庄稼地到此结束，再过去就是片大沙漠。站在要塞最高处的一个塔尖上，可以北望数公里远。一片荒凉之上，间或会有一丝绿意，有流水从中穿过——要么是一排树，要么是一块孤零的水田——但主要是沙地、褐色浅丘、空寂而无言的苍穹。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非常炙热了。我凝望着空寂的大地，眺望着远方低矮的地平线，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一段长城。即便这里根本没有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光是对这片单调乏味的土地的恐惧感也会让人想到要修建一点什么东西才行。

这道城墙在沙漠里往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着。往西，一直延伸到了甘肃北部大山深处的嘉峪关。往东，一道道废墟延伸到了黄海之滨的山海关。这两个关隘之间的距离可能长达二万四千公里，而榆林正好是它们之间的一个中点。不过，没有人对长城做过完整的测量，也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长度。站在沙漠之中的这座要塞之上，看着黄沙覆盖的群山上腾腾升起的热浪，我决定朝着大海的方向走一走。我紧了紧靴子，顺着长城废墟往东走了出去。

大部分废墟是一道道九十多厘米高的夯土埂子，早已遭到了大风和沙尘的侵蚀。每隔两百米远，我就会经过一个废弃的信号塔——这一堆六米多高的泥土几成齑粉，毫无用处地耸立在骄阳之下。顺着长城废墟，我穿过一个砖瓦厂，跨过一条灌溉渠，又穿过了一片玉米地。一个沙丘吞噬了这道土埂子，我绕过沙丘，终于又看到了远处耸立着的另一个信号塔。边上种着一片杨树，在陕北的骄阳之下，这些树显得干瘦而无精打采。一片三十多厘米高的沙丘又吞噬了万里长城，再过去，孤寂的沙漠在水平方向上伸展得更遥远了。

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缀满补丁，绿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杨树显示出劳动的艰苦。面对这绵绵的沙丘和了无生气的褐色地平线，这样的艰苦劳动显得有些劳而无功。同样，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

不过，同样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其中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不过，正如感恩节那样，万里长城也早已超越了它当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仅仅意味着伟大。针对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说它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从太空中也能够看见它——从常识上来说都有点不太靠谱，但这样的事实无关紧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国人的孤立主义也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因为每一个外国政要都会被带到北京附近的长城做一番参观，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以随意参观。它已经变成了新兴的开放中国主要的胜景，它与其说是一道城墙，还不如说是一座桥梁，它让外来者仅凭着一道令人叹服的景观就领略到了中国的无尚荣耀。非但没把蛮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确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会带着某种崇敬之情看待这个国家。这样一来，这个建筑工程再也不是什么浪费。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五百年，但中国人最终发挥了长城的用途。同样，我知道这些散布在沙丘之间、被辛勤耕耘过的玉米地也不会劳而无功。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会熬出头的。

我沿着城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踩在城墙之上，泥土在我的脚下碎成了粉末。我又经过了一片杨树林，惊起一只野鸡，它扑棱棱地钻进了灌木丛中。蜥蜴在沙地上到处乱蹿。我带来的水用光了，接着便回到了那座要塞。

来到榆林之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中国的日子算是渡过了难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在涪陵这样的地方生活绝非易事。那里的种种压力令人心力交瘁——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不过，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这一点跟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你当然不可能因为某个人长得有些古怪就冲着他大吼大叫。不过，你也不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或者向他展现你的善意。

早在春季，我已经体会到，这其中的益处开始多过难处，而这主要跟我不断培养的耐心和信任有关。我得允许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某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会跟他做一番交谈；如果有人向我发出邀请，我基本上都会接受。我不会期望能够控制所有的形势，我也不能老是怀疑别人的用意，而事实上他们的用意无一例外都很好。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在这里，就要求你具备某种被动性，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人。那个春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让自己逐渐地适应这样的角色。到了榆林，我终于觉得那样的做法很正确——我终于认可了一点，只要我顺其自然，事情总也错不了。

时间是关键因素之一，而我在中国有的是这个东西。在涪陵，即便在我教学最忙碌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因为在美国占据我时间的那些东西——家人、朋友、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统统溜走了。我上不了因特网，也打不了电话找人聊天。我倒是可以写信，可邮政的速度太慢，要交流什么几乎不可能。第一年的那个秋期，我的大妹妹生了个女儿，可我竟然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么多的闲暇时光本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但也可能让人觉得极为洒脱。无数个下午，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手拿一张报纸，坐在某个茶馆里，无论谁过来，都和他交谈一番。这也成了我旅途中的一种惯例，每新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找一个公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坐下来读点什么，直到某个当地人愿意停下脚步跟我闲聊一番。

沿着城墙走了一阵，我在一处明代要塞的阴凉处坐下来，写起了日记。几分钟之后，三个年轻的妇女停下脚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便闲聊了一阵子。她们几个原来是中学同学，现在正赶回城里参加一次聚会。她们的另一位同学和她的丈夫就在这条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她们便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去吃午饭。当地的特色菜肴是用猪肚做成的，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喝起了榆林产的啤酒。

她们全都搞不懂，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来到榆林。我随后告诉她们，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在她们看来，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

“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儿的女人名声不好哦。”

“四川人没有我们陕西人这么有文化。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呢？”

“你到过西安吗？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也是中国的古都。所以我们说的话比四川人说的话好懂吧，因为我们这里的方言曾经是全国的标准话呀。北京的普通话跟我们这里说的话很相近呢。四川人说话的腔调才难听哦。”

她们对于方言的看法非常正确——在陕西旅游，就好像是搬开了压在我胸中的一块语言巨石。对于她们的其他观点，我倒是不敢全信，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之前，廖老师就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下陕西的情况。

“我好想去西安看一看啊，”她叹息道，“你可以去看看兵马俑、始皇陵、碑林。你很幸运啊。不过，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可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块头很大，因为他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米。那里的女子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女子长得漂亮。因为那里的光照很厉害，风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肤很不好。”

听着这几个陕西女子批评四川人，让我想起了廖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琢磨着，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提一提北方人的不足才算是对的。

“在四川的时候，”我对这几个女子说道，“有朋友对我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那边的气候要好一些。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就是因为日照太厉害。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但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听了我这一番话，她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很明显，她们之前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也早就知道该怎么反驳了。“这种说法对北方多数地方来说是正确的，”几个女子中间最健谈的王玉梅表示了认可，“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水不一样。我们这里的水很好很好！我们喝的水从地下很深的地方抽上来，有人说，就因我们喝了这样的水，我们这里的女子长得很漂亮。所以，就算这里的日照很厉害，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看——我的皮肤一点也不黑。”

我得承认，那也正确——王玉梅的皮肤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在想，要是你能够想方设法把榆林的井水抽起来输送到涪陵去的话，涪陵的女子毫无疑问会变成全国——也许乃至全世界吧——最漂亮的女子，因为这里有山有江，还有来自沙漠小城的深井水。

午饭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对面的一处佛教寺庙，几个女子中间唯一未婚的郭小琴要算算命。我们走进寺庙的时候，其中的大师正在跟一个年轻人大声争执着。那位大师给年轻人算了个歹命，年轻人便拒绝捐出利是。争到最后，年轻人把寺庙里的东西给打翻了，那位大师则把他揍了几下。那位大师六十多岁，站在院子中间，正在挥舞着拳头。年轻人嘴里还在骂着下流话，跟他来的朋友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女子坐在厢房的阴凉处，等着那一场争执结束。

就公共场所的争吵而言，一般会由两幕构成。年轻人的朋友把他拉出了院子，但他挣脱之后又闯回到寺庙来，跟那位大师足足又吵闹了五分钟。看得出来，年轻人无疑并不想伤害那位大师，但要改变他的命运的确也为时已晚。他不过是为了争争面子而已，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拉出了庙门。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他的叫骂声在远处变得越来越小。十分明确，不会有第三幕了。我在涪陵看见的有些争吵幕数太多太多，就连棒棒军们都会感到十分厌烦，会各自溜之大吉。

来这间寺庙算命，那一场吵闹的确不是什么吉兆。但二十六岁的郭小琴明显地觉得时间是个大问题，她因此还是决定要等下去。那位大师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嘴里念叨了一番，就让郭小琴在神坛跟前磕上三个头。磕头的时候，他敲了一下铜锣，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木签的圆筒。她摇动圆筒，直到其中一根木签子掉了出来。那位大师看了看木签上的编号，就推起了命理。他说，她很快就会嫁人，可能就在年内吧，这让每个人都松了口大气。王玉梅给了大师十元钱。他微笑着送走了我们。

顺着那条路，我们来到了红崖峡。这里的砂石崖壁上修筑着几座道观和佛寺，其中有的历史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峡谷之中，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两边都是砂石河岸。我们脱了鞋，在浅水区涉水而行，然后找了个阴凉处坐下来。河对岸，五六个年轻的农民正在进行野炊。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吃过午餐，他们到河里玩水，男人们在峡谷里来来回回地追逐着几个女人，而几个女人则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你们国家也这样吗？”王玉梅问道。我竭力地去想象我跟美国的朋友也来这么一场聚会，并随便找个外国人跟他待上一天——纯粹出于好奇，出于善意——会怎么样。

“不，”我回答道，“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榆林。我住的旅馆不错，尽管白天天气炎热，但夜晚总有沙漠的凉意，根本没有睡不着觉的问题。清晨非常愉悦。每天，我都起得很早，然后会观看着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景象。老头们清扫着自己的店门，女人们拖着送奶车沿街叫卖，夜间清粪车纷纷往城外的方向开了出去。拾荒者拉着板车，敲着手中的小鼓招引卖家。马拉车沿街给小餐馆送来了煤炭。瓦屋顶上，太阳明晃晃地升了上来，尘土覆盖的小城慢慢地热了起来。

这条主大街从三座明代城堡之下穿行而过，沿街的建筑物几乎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时期。榆林的古城墙完好无损，比一般建筑物高出六米多。在中国，我从未看见过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城镇，而这里也没有多少外国游客。

每天，我都会观看清晨的主大街，直到气温变得酷热难当。然后，我会买上一些酸奶，找个阴凉处的小餐馆，吃上几个花卷，再看看报纸。一天早晨，我在一个老头那里买了酸奶。他很是兴奋，示意我在那里等他。接着，他便跑回了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中文书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书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想看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但我还是明白了大意——讲的是如何创世、地球和水、光明与黑暗。在我翻读的过程中，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我翻完了全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竟然都读过去了。我抬头看着那老头。

“你是个基督徒吗？”我问道。

“是呀，”他笑着跟我握了握手。

“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

“瑞典朋友给我们的，”他回答道。我推测，那些人一定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在瑞典生活过，这令他非常高兴。他问我是不是也信基督教。

“我信天主教。”

“差不多，”他说道，“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多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信玛丽多一些。”

他认为玛丽是关键人物，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不过，他遇见我好像还是显得非常开心。他姓罗，他随后邀请我去了他家，于是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罗家人就住在主大街上，住的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现在，里面住了七房人，全都姓罗。几个世纪以来，这套建筑没怎么变样。在老人的家里，他们还睡在传统的土炕上，冬天在炕下烧煤炭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祖是清代的士兵，在18世纪的时候从西安派遣到这里来攻打关外的蒙古人。他们被派驻在这里是为了阻滞外国人，可他们的子孙却深受外来的影响——解放前，传教士们让这位老人的父母亲皈依了基督教。在他家那破旧的炕头上，挂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这件文物令人不禁心生好奇。

老人的儿子名叫罗晓磊，四十好几，在当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他的女儿刚从榆林高专中文系毕业。这一家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友善，我在榆林停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会去他们家走一走。通常，他们会留我吃午饭。吃过饭，我们就坐在他家客厅的阴凉处喝茶、吃西瓜。

“文革”期间，罗晓磊在监狱里关了五年，因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则被下放到偏远的沙漠地区进行了十年的劳动改造。老人对那一段经历不太爱谈，只是说劳动很艰苦，找不到奋斗的目标。说到下放，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浪费了时间。

我发现，很容易跟罗家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让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还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榆林。那是我要旅游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对说的话、做的事负任何责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闲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样，那里有人记录我的行踪，我时时都得想，我在这个江城还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家会带来很多好处，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一天下午，罗晓磊问我，我自己是怎么看待在中国教书这件事儿的。由此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总体而言，我很喜欢，”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欢我的那些学生。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课，那也很不错。我的中国学生比大多数美国学生还要喜欢诗歌。不过，我不太喜欢大学里面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候，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对学生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很狭隘。”

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孔老师教我学会了这个词语，而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在涪陵深感艰难的那些东西。罗晓磊点了点头。“也许他们还不太适应外国人，”他说道，“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外国人还不是太多。”

“我知道，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们用的教科书不行，有时候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他的女儿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问她，他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习孔子。

“不学，”她回答道。

“但你们要学马克思，对吗？”

“是的。”

“涪陵也是这样。我的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孔子思想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呀，可谁都不再去学习了。”

“你们美国的大学要学习马克思吗？”她问道。

“要学，但只学一点点。美国的很多大学生都要学，因为他毕竟是个哲学家嘛。”

“你们美国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罗一个恰当的词语，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

“不太实用，”她接过话头。

“对，不太实用。”

“我同意，”她说道，“我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学习的政治课程多是浪费时间。”她把脸上的头发往两边拢了拢，然后看了看坐在她对面的父亲。他在想别的什么东西，等他意识到他的女儿正在等着他有所回应的时候，他笑了笑。他的头发一片灰白，戴了一副圆圆的眼镜。因为想起了什么，他的眼神为之一亮。

“对，”他说道，“马克思主义用处不大。”他自己的父亲坐在阴凉处吃着西瓜，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到老罗家串门，下午到一家小餐馆等着吃饭。那家餐馆的饺子味道很好，还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啤酒。老板娘是个艰苦而务实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常去喝酒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拿我的口音开玩笑，说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馆里进来一个顾客，她就会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和薪水。顾客们总是强调说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钱。为了维护一下面子，我对“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性质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我们来此是为了建立美中友谊，而不是为了挣钱。无一例外，这样的解释又会激起大家的热情，又要替我付一轮酒钱。我于是想办法付第三轮酒钱，但总是不成功。接着，我们会热情地握手，说一些改善美中关系的话。然后，我就回到旅馆，等夜晚凉下来就上床睡觉。

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餐馆，要替我付酒钱。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让我跟他们以同志相称。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刚刚在附近一家工厂上完了早班。

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喝了两轮啤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开始发红，他们也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王同志给我讲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控制住黄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个故事，因为口音的问题，王同志讲的那个版本多少有点不太利索。我时不时地点点头，装作明白了他讲的那个故事，而赵同志间或也会插嘴：

“说普通话！你讲的是方言，他怎么听得懂！”

王同志点点头，讲起了普通话。可随后，讲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壮举，沿黄河修建堤坝和护岸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说大禹王辛勤劳动，尽管数次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却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看。控制黄河水，可真是个大工程啊。

黄河终于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们又要来了好几瓶，我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空瓶子。在中国的小餐馆吃饭，其中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没走，他们绝不会清理你的餐桌。这样一来，任何人只要从边上走过的时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们几个还不到两点就已经整光了多少东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们干得不错。

“听懂了吗？”赵同志问道，“没听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讲。”

我说，讲得很清楚，还根据我自己的课本内容复述了几个细节。

“看见没？”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听懂了！”

王同志突然之间提出，我必须去看看他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投资项目。餐馆老板答应留着那张餐桌，等到我们回来。他们俩都是大个子，我走他们的中间。在卵石街道上，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从罗先生的小摊前走过的时候，我跟他挥手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他们只说有投资项目，只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资项目。那天下午很炎热，喝了那么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热得大汗淋漓。

我们进入一个门廊，又爬了一段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有一个大房间铺着硬木地板，只有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女孩在来回忙碌着。

“这个，”王同志说道，“就是我的投资项目。”

他很自豪地看了看这个溜冰场，然后走到销售区域，跟那个工人说起话来。

“这个项目投资很大，”一俟王同志走到了听不见的距离，赵同志有些痛心地低声说道，“他借了好多钱，根本还不清。”

我看得出来，王同志正在跟那个工人讲关于我的事情，我竖着耳朵想听见点什么。

“来的人不多，”赵同志小声说道，“昨晚上还打了一架，打坏了几块玻璃。他亏了好多钱呢！”

王同志拿着一双轮滑鞋走回来，并把它交到了我的手里。“你来滑一滑，”他说道，“现在就试一试，免费的。”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不会轮滑。“你肯定会！”王同志说道，“这就是从你们国家传过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我有一条腿受过伤，他们则提出要带我去看医生。赵同志说，这条街上就有个医生，还说中药很有效的。我说我知道中药的疗效，因为曾经有个中医就建议我多坐，尽量避免溜冰这样的活动。经过几轮礼节性的提议和回绝之后，我们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回到餐馆，坐下来继续喝啤酒。他们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冒犯，王同志因为我观看了他的投资项目而显得非常高兴。桌子上依旧堆放着空的啤酒瓶。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直视着我。

“何伟，”他喊了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眉山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那个人很胖，老是要别人替他做事。‘做这个，做那个！’他找了几个人抬他上山，像个大地主。可你不同——在我认识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撒了谎，说我看过中医。不过，那是中国式的善意谎言，也许还恰到好处。我谢了谢王同志，相互祝愿了一番。

“还有，峨眉山上那个美国人太白了，”他说道，“他的皮肤好白，好难看！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带黄——你看起来更像个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的好多了。”

那个暑假，诸事进展顺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学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不算太难。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甚至还有这种可能：今天如实播报气温，明天全面报道天安门大屠杀。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西安最炎热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热，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如此炎热难耐，那个暑假依然算得上诸事顺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国最西边的新疆从事一个暑期研究项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参观了多处历史遗迹。我总是给别人讲，她是在新疆帮助中国探寻石油，我则在四川志愿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令大家高兴不已，他们总会因此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受鼓舞，他让我们以中国人的价格进去参观，针对外国人的额外收费全免，因为我们是在为中国做好事。

安吉拉坐飞机前去从事她的研究项目了。一个星期后，学习结束，我也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时的旅程，列车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行，需要穿过甘肃和新疆两个省区。我一直很喜欢漫漫的火车之旅，以及广袤而空旷的沿途景象。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国的列车上，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一个等级。硬座是一场噩梦，因为挤满了农民和农民工；软卧太靠近另一个极端，需要跟领导干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国旅游者为伍。硬卧车厢说不上不好——每人一个铺位——票价也比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车上，跟老百姓说话很容易，大家闲聊着，喝喝茶，吃吃方便面。

第一天，来自河北省的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铺位，观看着甘肃的群山往后掠过。他今年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但他并不喜欢那儿。新疆太极端了，他这样说，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他刚休完了四个月的假期，对于坐四十八小时的长途列车，而且还心知肚明，完了又得在新疆那个地方开始上班，真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他的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丧命，”他说道，“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的道路上很容易出事。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丧命。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靠近吐鲁番的地方寻找石油。他耸了耸肩，似乎在说：那可够她受的了。车窗外面掠过了一连串低矮的小山，随着火车滚滚向西，土地变得越来越干燥。

他头脑聪明，跟我在中国经常进行的闲聊不同，跟他的交谈一点都不机械刻板。他的眼神里透着某种深邃的东西——他的眼皮很厚，但我看得出来，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察觉了我正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问我在写什么东西，也许他早已猜到了我在记录些什么吧。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在写日记。有时候，我只是这样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用外语写作。”那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如果你学会了某一种外语，很显然需要拿很多时间来练习写作。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实际上我是在写他们，写我周围所有的一切。不过，这个河北人看着我的钢笔在纸面上上下翻飞的时候，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正被我记录在案。然而，他还是随心交谈着。我们略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我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不是，”他说道，“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麻烦了。我的朋友们——大多是年轻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感兴趣。这跟你们美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派。”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好像令他很感兴趣。“中国人都很喜欢美国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老百姓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老百姓只关心吃饭穿衣。你看。”

他指了指窗外——铁路边上，是一个肮脏的小村子，还有一个垃圾堆，一个身着蓝布衣服的农民手里牵了一头瘦骨嶙峋的犟驴。又是老百姓。

“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我们撇开了政治话题。他说起了婚姻，说他在三年后才会娶老婆。在我认识的中国青年人身上，通常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在爱情、政治和其他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了说他的理由——三年之后他就二十八岁了，既不算大也不算小，而且那时候他将有足够的钱用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钱，他说道，在新疆他是不想这么干的。三年后，他希望回到河北生活，或许到东海之滨德国人曾经的租借地青岛过日子。他满怀喜悦地说起了青岛，说起了那儿漂亮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市民，以及静谧的大海。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隆隆向西，开进了沙漠地区。

那真是漫长而空洞的一天——车窗外，无物可看；车厢内，无事可干。我坐在那里，跟几个人闲谈了几个小时，然后爬到了自己的铺位上。我们的列车驶过了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满布污物的黄河水覆盖着茫茫白雾，显得闷闷不乐，我也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我们已经身处一片明亮的大地之上，周围满是绿色的草地、黄色的油菜花，以及向远方地平线延绵过去的沙丘形小山。

一个肥料商人十分现实，向我问起了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旧车呢？办执照要多少钱？税是多少？保险呢？他用一个笔记本把我的回答记了下来——全都是些估计形成的数字——我则乐于看见，列车上还有别的人也在记东西。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到底种植什么东西，还需要化肥呢？

“小麦和玉米，”他回答道，“当然，还有葡萄，以及其他一些果树。而且，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还有水稻呢。不过，我们生产的化肥主要销往内地。”他又回到了金钱的问题：美国一套房子多少钱？失业救济金有多少？政府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险？

问完这些问题，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外。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闲聊下去，但关于化肥的问题太多了。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出生在新疆，”他回答道。

“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来新疆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这有点像美国。”

我们俩都凝视着车窗外的场景：绿色的田野上，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个人穿着蓝布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一条土路上；一排土坯房的四周围着黄色土墙；向南、向西是一座座嶙峋的白色山峰；宽大而空旷的地平线……这样的场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连数公里，没有看见一棵树。

“西去吧，年轻人！”也许是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课上学过的这个句子，这位肥料商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火车上的第二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了嘉峪关，也就是长城的最西端。我没能亲眼看见那道防御工事，但次日一早，我们很明显已经越过了那道城墙。没有村庄，没有城墙，只有岩石和尘土，以及低矮而崎岖的小山，在沙漠骄阳的照耀下，它们投下的影子十分清晰。

我们来到了中国的边上——或者说，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边上，因为还可以往西走上一千多公里，仍然超不出中国的疆界。不过，这里已经是汉人生活的边界了。我们现在已经隐隐约约来到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把这个地区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是这里的居民。

“新疆”意即“新的疆界”，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中国的手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直到1949年，共产党终于坚定有力地控制了这一地区。但这块地盘管起来十分头疼——它毗邻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占到了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富藏石油和矿产资源，大多数居民——也就是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说突厥语，跟汉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新疆的形势十分复杂。就在那一年的2月份，在靠近北边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把汉人赶走——四十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汉人只占四分之一，可现在呢，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接近百分之五十。汉人来此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部队当军人、在政府当干部，或者经商卖化肥——他们就像我这样，坐着火车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在我那节车厢里，一个维吾尔人也没有，而其中有许多汉人是到西部来找工作的。

这种紧张情绪是火车上的人不愿意谈论的——我好几次问起了春天那件事情，但每个人都支吾着不肯回答。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搞不懂那样的事情，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作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称作“平民”，这是共通的，但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描述自己，没有谁会说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关系。

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之后，那位妇女开始向我问起了关于大山的问题。大山是个加拿大人，他的汉语非常流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无疑成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外国人。人们把他叫做“中国通”——就是“很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每当我时来运转，说话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说我是“中国通”，不过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为中国通，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根据我从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这样的目标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许他是个好人，但在他的相声表演和戏剧表演上，不过比经过驯服的猴子要好一点点罢了。

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我关于大山的问题，他的名气只能说明老外在使用中文方面是多么的糟糕。这无异于众多美国人热衷于某个中国人，仅仅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英语非常地道。

“你认识大山吗？”那位妇女问道，“你说我们的中文说得很好，但你没有大山说得好。”

“对，他比我说得好多了。”正因为这样，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非常讨厌大山：你的中文说得越好，你越跟老百姓聊天，你就越听得到大山这个名字，说他比你好多了。

“你认识他吗？”那位妇女问道。这是第二个共同的假设——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应该认识，并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全国系统如“共济会”相互保持着联系。

“不认识，”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得很好——他很搞笑。”

“对，我看过。他确实不错。”

“大山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说得好，”那位妇女又说道。

“对，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过。”

“他还会唱中国民歌。他是你们美国人吗？”

“不是，他是加拿大人。”

“你们美国人对大山有什么看法？”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看不见大山。我们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大山是谁。”

“那他只上加拿大的电视吗？”

“他也没上加拿大的电视。他只上了中国的电视。”

对那位妇女来说，跟我碰到过的很多中国人一样，那样的回答令他们非常失望。对一个国家来说，产生了像大山这样天资聪颖的人，却让另外一个国家垄断了他的天资，真是个悲剧。但我对那位妇女解释道，这实际上在加拿大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像“北美职业冰球大联盟”的特许经营权那样，所有的天才都会很快一走了之。她想了想，继续谈起了大山。

“他娶了个中国太太，”她问道，“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回答道。关于大山的各种推测，我都听到过。偶尔有人会说，他的祖母是中国人，但因为他的金发碧眼，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他的中文老师也跟着出了名，人们有时候会建议，我也应该搬到东部沿海地区，找一份这样的差事，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士名流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学习汉语已经开了个好头，他们会这么说，呆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浪费时间，真是可耻，因为当地人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道。我想跟她说说别的事情，而钱这个东西是最有指望的话题。

“他每个月拿好几千呢，”那位妇女很确切地回答道，“他拿的工资很高。你拿多少？”

“一千块。”

“没有大山多。”

“对，”我说道，“没有大山多。”

“不过也够了，”她说道，“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一千块也就差不多了。”

“对。我拿的工资比很多涪陵人要多得多。你听说过涪陵吗？涪陵在四川。”

她使劲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你肯定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道，“很出名啊。你看过电视上的广告吗？”接着我还唱起了那句广告词：

乌江牌，

涪陵榨菜！

这个句子用汉语说出来，比英文要好听得多，那位妇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对涪陵榨菜都非常熟悉，那也成了我告诉别人来自何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和那位妇女又交谈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得体的外交辞令，说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便回到了她的座位上。

我们进入吐鲁番-哈密盆地之后，火车上变得越发闷热起来，铁路两旁的土地被太阳晒得裂开了大口子。远处的一座座山丘渐次低矮，地平线随之也越来越低，直至大地看上去完全平坦，澄明的天空好似一个蓝色的穹顶，稳稳地倒扣在黑色的地球之上。

在绿洲城市哈密，我们停留了一个小时，车站的标识语既有阿拉伯文也有中文。一路走来，我第一次看见了维吾尔人，他们在站台上卖着葡萄和西瓜。维吾尔人长着高鼻子，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如果换作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甚或是意大利，这样的特征倒是恰如其分。几个世纪前，很多维吾尔人还干着沙漠行商或者游商小贩的行当，以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为生。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灵感还会驱使他们在中国各地穿梭不停地寻找商机。维吾尔人一般在大城市充当黑市外汇兑换商，也有人以卖葡萄干和水果糕饼为生。即便是在涪陵，也常常可以看见一对夫妻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支起小摊，出售水果糕饼和葡萄干。他们带着大箩小筐，顺长江而下，往东漂流，每到一个大城市就待上几个星期，然后继续前行。在我见过的中国小商小贩中，维吾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离家在外两千英里，随身仅带着一筐葡萄干和一大盘水果糕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在哈密火车站，我和那位安全管理员站在一起，看着几个水果商贩。我问他，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关系怎么样。

“有问题，”他回答道，“有时候的关系很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农业和经济，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历史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你们美国，跟黑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告诉他，我认为新疆的问题不关美国人什么事。不过，我告诉他，如果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的话，涪陵和重庆的报纸上根本没有谈论过发生在春季的暴力事件，这显得非常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的人都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

“炸弹爆炸，”他耸耸肩说道，“很像以色列吧。”

“你们公司雇用维吾尔人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如果教育水平不高的话，很不安全。如果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雇用他们。”

“你会说维吾尔语吗？”

“不会。也用不着。上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汉语。”

“你总会说几个单词吧？”

“知道一点点儿。比如，‘你好！’‘谢谢’……”

他停下来使劲想了想。他已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生活了两年时间。“忘了，”他只好这么说道，“哦，还有‘再见’。”

他把那个词说了一遍，但说得很小声，完全淹没在了横扫车站的沙漠热风之中。

每过一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个绿洲小城。这样的小城会突然出现在铁路的两旁，然后很快消失在岩石、尘土和沙漠之中。这样的绿洲可没有什么浪漫之处：没有棕榈树、也没有耀眼的水池；只有混凝土、沙尘和玻璃。绿洲和沙漠仿佛互换了位置。火车驶出小镇的时候，我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地方曾经对游客来说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这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可也魅力十足。但这些小城却魅力全无。

要是那样的旅途能够再持续数日，就这样经过一片片沙漠绿洲，观看着铁轨两旁撼人的空寂，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火车很舒适，车上的人们非常友善；我是那节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总会送给我一些食品和饮料——番茄、黄瓜、冰激凌、干鱼片、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脚步，跟我聊一聊物价和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可聊到最后，我跟他们所有的闲聊似乎都被吞没进了广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南面出现了火焰山，无数道猩红嶙峋的山脊依次耸立着。紧接着，天山也出现了。高高的山峰上闪耀着皑皑白雪。天黑了，东方的天空上升起了一轮满月。火车隆隆向西行进着。我们的火车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乌鲁木齐，可我根本不在乎。

新疆的公路上设有检查站，带着机关枪的警察需要检查所有经过的车辆。中国的警察很少有机会像那样操控武器，新疆这儿的警察对于履行这样的职责显得非常得意，不住地捣鼓着弹匣和枪把。他们不会把枪带简简单单地挂在身上——有了那样的武器就应该时时握在手里，并且要瞄准什么东西才行。这就像把一支自动步枪交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手里。我从乌鲁木齐坐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吐鲁番，检查站的警察在查验我们身份证明的过程中，用机枪的枪管直截了当地指使着每一位乘客。

大城市存在的紧张关系触手可及，跟维吾尔人聊不了多久就会听到他们开口抱怨。他们抱怨汉人数量太多，抱怨政府把好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就算是维吾尔人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并且还仅限于农村地区。春季的问题远远没有烟消云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觉得。

当汉人来到西部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应该变得跟内地一样，尤其应该实现现代化，哪怕是以牺牲他们的文化为代价。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过快地经历了现代化。我因此觉得，中国这些相对没被人动过的角落应该保持原封不动。不过，我没有经历过贫穷，这导致我跟大家对新疆这样的地方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所有事情都是另一番景象。在秋季学期的写作课上，当我们学习到美国中西部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他们看待事物的观点。我们先是讨论了西进运动，我随即给学生呈示了19世纪晚期的两难境地：印第安人被白人蚕食挤占，印第安文化也岌岌可危。我让学生们想象一下，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来。所有学生的回应跟下面这两个学生如出一辙：

印第安人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哪怕他们贫穷野蛮，但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立保留地，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教给他们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这样子，我们可以让他们富裕起来，适应现代化生活。最终，印第安人才会和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前进。

世界在发展变化。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了平原生活，时常迁徙，居无定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看来，这非常不实用……我们的国家要强大，就一定要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新疆和西藏看上去大同小异。我在新疆遇到的汉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的付出不太感冒。他们指出，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如何的落后，尤其强调政府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毫无疑问，这都是事实——政府修好了道路，铺通了铁道，还建起了学校。但汉人在逻辑上一直还缺少关键的一步：他们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尝试理解和尊重维吾尔文化，来此定居的人也很少学习当地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大量的资金和工作投到了沙漠地区，但从改善关系来看，这些资金和工作大都打了水漂。

身处这样的紧张关系中，我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维吾尔人不喜欢说汉语，在旅游区，有人说的英语和日语比汉语还要流利。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整个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练应用汉语带来的便利。可突然之间，就因为我用了这种语言，让我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人。

除了语言，还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规则，使我跟维吾尔人的交流变得非常复杂。他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大不相同——维吾尔人感情外露，易怒；我发现，跟他们讨价还价十分不爽，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竟会因为发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西。到了新疆，我发现自己大受汉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欢跟四川人聊天，他们曾经成群结队地迁徙到了这里。在路上奔忙了一个暑假，再次听到他们那含混不清的语音语调真是太好了——比维吾尔人讲突厥语时的颤音听起来舒服多了。我意识到，我也已经带有了汉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狭隘心理：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

不过，如果我不开口说话，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身上有意大利血统，看起来跟维吾尔人差别不大，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招人注意。偶尔，有人会把我当成本地人——汉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哈萨克人。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在意自己的长相，因为每一天跟我打交道的当地人看上去跟我都大不相同。到了沙漠小城之后，我看见其他人的鼻子、头发和眼睛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种族的重要性，它不仅把人群进行了划分，还让你觉得你跟与你相似的人有一种联系。整整一年，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联系，来到新疆之后，哪怕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也毕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联系。

我的假期在一点一点地流逝着，可我并不急于离开这里。我喜欢旅途中的不紧不慢和自由洒脱，我还喜欢我在新疆这里模棱两可的身份属性。我在这里不但没有工作，连种族都成了问题。这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连这里的时间都有些不太确切。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新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粗犷风景。我在天山山脉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营了整整三天，一天后，我又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的沙漠盆地位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鲁番实在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这里的温度。我待在那里的每一天，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二摄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华氏度，而天气预报都做了如实的报告。中午时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大家待在屋子里休息，以躲避最厉害的日照。

哈密差不多一样炎热，可我的妹妹安吉拉还要在那里寻找石油。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雇用他们的是一家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几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座城市——规划整齐的街道上，依次排开的有学校、医院、商场、住宅楼，但仅仅四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沙地。在这里工作的有五万多人，全都是汉人，是从甘肃省迁移到这里来的。我去那里市场的时候，人们把我当成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当地人。这些汉人很少离开这一片区域，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来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绿洲城市。

不过，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楼。在了解这一地区地质结构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来，哈密的石油并不丰富。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这么多人被迁移到这一片不毛之地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找寻什么？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跟长城一样，金钱和工作全都被埋进了沙土里？让他们来到这样的边疆地区、却又不大融入当地生活的那些汉人到底怎么了——谁鼓动他们修建了这些城墙、堡垒和城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境内如此偏远的地方修建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解析这些谜题了。我在哈密只短短地停留了三天时间——我住在安吉拉下榻的宾馆，跟我住一起的还有我在吐鲁番碰到的另一个志愿队员亚当·维斯。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维斯和我坐上一列返回成都的火车，离开了这座沙漠之城。

到成都的火车开了五十个小时，从我跟维斯一起买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哈密站，他们不卖给我们卧铺车票，他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上车之后再去想办法把硬座票升级成卧铺票。

学校即将开学，火车上挤满了返回四川上学的大学生。卧铺票早就没有了，硬座车厢里也没有空座位了。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人还坐到了洗脸槽上。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拥挤的火车。

没有座位的五十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维斯在过道上坚持了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着觉，随时有人走动，随时有人磕碰到我们。那一节车厢的列车员对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很烦，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她在第一晚就把车厢地板用拖把清扫了三次。为了腾地方，她的脏拖把拖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把行李包举过自己的头顶。她在八点、十点和十二点各拖了一次地。每个人都在抱怨，但谁也没有反抗。在中国，若你花钱请来为你服务的人有了坏脾气，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种种烦心事一样。或者，你可以离开，我和维斯最后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换了一节车厢，那里的服务员看上去要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火车在沙漠中缓慢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只能站在过道上。

这样的旅途难以激发我们往好处想。我和维斯议论了我们那一批的其他志愿队员，以及他们各自都做了哪些令我们讨厌的事情。我们还谈论了刚来的新志愿队员，他们这一年的日子会如何如何地难过。我们抱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见过的各色外国人等。我们观察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然后一一评论着他们各自的瑕疵。我们讨论了一回到美国就要做的事情和要吃的东西。我们回顾了“声名远扬B.I.G.”新专辑里面最容易冒犯人的几句歌词。我们还谈到，如果“声名远扬B.I.G.”坐在这样的火车上会做些什么，他的反应跟斯努普·道奇·道格有怎样的差异。我们认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火车旅行。每一个小时，我至少看了十次手表。

我很少看窗外的风景，也没有办法阅读。有时候，我会听随身听，但我没带太多的磁带。我感觉太累，也不想说中文。然而，在下午的时候，我还是跟几个回成都上大学的学生聊了好一阵子。不过，那次闲聊是我精心算计的。我琢磨过，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俩的老师身份，有可能出于尊敬而给我们让个座。果不其然，经过三十分钟的闲聊之后，他们终于善心大发，把座位给我们腾出了一点点空间。第二个晚上，我和维斯轮流使用那个座位，一个坐着，另一个就站着。不过，这个座位一点都不舒服，我们俩一次睡着的时间最长还不到十分钟。

当我站着的时候，时间过得尤其慢。为了打发夜晚的时光，我做起了我在中国遇到麻烦时常做的事情。我开始回忆起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尽量想着我最喜爱某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可能是旅馆舒适，可能是餐馆不错，也可能是有一条河流在碧绿的峡谷之中蜿蜒流过。我想了想，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跟我在中国乘坐的这一趟列车形成两个极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瑞士。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回忆起我在那儿曾经做过的几次长途野游。于是，在我的头脑里，我把那些路程又走了一遍。我想起了瑞士瓦莱山脉的某一段，我曾经从瓦尔德安妮维斯艰难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夜色降临，我又想起了我在高高的圣鲁克山上露宿的情景来。因为不停地爬山，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我得很快支起帐篷，因为天越来越凉，然后我就睡着了。

次日一早，我爬上了贝拉托拉山。当时正是初夏时节，山上还覆盖着冰雪。冰层上有一道道沙砾，这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砾，焚风把它们吹过地中海，落到了这里的冰雪之上。攀登过贝拉托拉山之后，我继续翻过梅德帕斯山口，进入了图尔特曼陀，这是我顺着瓦莱山脉南部往东穿越的过程中到达的第一个居民说德语的峡谷。图尔特曼陀是一个陡峭而空荡的大峡谷，在它的南端覆盖着蓝色的冰层。在通往下一个山口的半山坡上，我把帐篷支在了一片草地上。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检查了帐篷和睡袋之后，我就睡着了。我总在睡觉。

火车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体内仿佛有东西散了架。我太累了，不想在头脑里行走，哪怕就在密苏里州我的家门口做一次短暂的散步也没有心思了。进入四川境内之后，有旅客开始陆陆续续地下了车。还有最后五个小时车程的时候，我和维斯终于坐上了座位。可这座位来得太晚，对我们已经没有丝毫益处了。我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成都。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火车上已经站了两天。我的暑假结束了。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继续服役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坐过火车。

神甫

天主教堂位于涪陵老城区，在教堂的院墙上有四行标语，每行四个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化”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涪陵的这座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于1861年，很难看出它跟“四化”存在着什么关系。“服务大众”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是“四化”年龄的四倍还多。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那头发花白的头上常常戴一顶黑色的无檐软圆帽。他的高鼻子很显眼——这个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长了一只意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时候会充满感情地倏然一闪，但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嗓音丝毫不带感情。有时候，参观者会说起他光洁的牙齿，李神甫回答说那是“现代化”的产物，花了他两百元钱，让他喝了两个月的稀饭。他很爱笑。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他的肾不时发痛，膝盖也是，每当这些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做弥撒，因为这样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实在有些恼火的话，他就不做弥撒，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身体还算强壮，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

整整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就是一辈子。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纪早期跟随法国传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离重庆不远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一个小店主。李海柔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后转到成都学习，然后当上了神甫。他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跟其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样，他也梦想着能够到罗马进行学习。其他人都去了意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当上了神甫。三年之后，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个贫穷省份里面更加偏僻、落后、遥远、闭塞的地方。如果换个年代，这个职位也许会非常清静平和。但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什么职位都不可能清静平和，先是抗日战争，随后又打起了内战，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一系列的斗争几乎涉及重庆地区的每一个人。李海柔的哥哥死于战乱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只好逃去新加坡，结了婚当了老师。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务。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法国神甫，他们本来是要等着革命的涟漪顺着长江河谷慢慢地蔓延开去。后来，法国人走了，革命的涟漪则涌上河岸，李海柔没盼头了。

“在50年代，”他说道，“一开始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天主教就是教外语。后来，在‘文革’期间，更多的麻烦事来了，因为他们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不让教外语，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乡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边，离涪陵有一百一十几公里远。那儿的条件很艰苦。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很多人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吃的是‘大公饭’，只有一口锅，一个人放点胡萝卜进去，一个人放点大米进去，另一个人再放点其他蔬菜进去。但还是不够大家吃。跟大跃进一样，那也是很大的错误。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邓小平那样懂经济。毛主席喜欢的就是革命，他喜欢搞斗争。人们都给搞穷了。而你越穷，就越容易让人控制。”

李神甫此时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堂边上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跟中国许许多多的起居室一样，这个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空空如也的玻璃鱼缸、一只塑料唐老鸭、一小尊圣母马利亚塑像、一小幅圣诞老人画像、一只用普通话报时的石英钟。可最奇异的装饰还是挂在李神甫对面墙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在这张黑白画像上，两个人端着茶杯，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两个人的椅子斜着摆放，那样的场景很像四川的茶馆。这幅照片摄于毛泽东的晚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在他身旁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够了苦头。毫无疑问的是，相机没能拍下他们两人这次会面所怀有的一些感情。同样，在李神甫对过去的轻描淡写中，他内心的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在他抬头瞥见那幅照片的时候，他的眼神为之一闪，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乡下没有法衣，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串念珠，于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祷。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没有回教堂，因为教堂已经关闭了。我做不成神甫，于是被派到码头上去劳动。我的工作是扫地——拖地、扫地，把码头清扫干净。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常常给自己做弥撒。不让我们有教堂，但我可以给自己做弥撒。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给自己做弥撒都不行了。红卫兵把教堂改成了袜子厂，他们还常常监视我。我没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着我，红卫兵经常让我干很多事情。他们总是让我戴着高帽子，然后批斗我。他们还让我下跪，腰要弯成这样——”他把头弯下去，然后笑了笑。当他回忆着“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轻声地笑一笑。“他们把我弄去游街，还给我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他们让我戴着这样的牌子，前后各有一个，都写了字。”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十个字。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因为有很多同音字，我们的谈话总是要时不时地暂停下来，以便说话的人把某个词语写下来，让外国人能够明辨意思。他们要么在空中比划着、要么写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写在桌上。看着中国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语言是多么独特，每个字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它们不仅有读音、有笔画，还能代表或触动很多有形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戴着它游街示众。不过，李神甫没说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写下了那十个字。随后，热腾腾的茶水蒸发到了空气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见了。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说道，“其中有三个月更是糟糕透顶。在这三个月，每天都有四个红卫兵整天看守着我，他们每天都要带我出去游街示众五次。”

访客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话头，望着空中，轻轻地嘟囔着什么。但他没能想出具体的时间来，他只好摇了摇头。“我记不确切了，”他说道，“但那段时间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都会用东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东西。那都是些学生——还都是些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这一次，他没有笑。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种硬实的东西，只见他抬起头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泽东。“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是他的错。邓小平上台之后，事情才变了样，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没怎么受伤——那算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我没有东西吃。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稀饭。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们没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庆，很多神甫都死了。”

他又停下话头，数起数来。这一次，他很快就数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们，想起了一起念过书、做过祈祷、受过苦的人们。因为这个，他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也许，在他的记忆里，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容，他们死去的样子，和他几乎死去的样子。当他回忆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遥远。过了一阵，他终于说道。

“六个，”他说，“重庆死了六个神甫。”

李神甫并不愤世嫉俗，那也许是他长命的原因吧。对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任何怨言。当他嘴里说着现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时候，那仿佛是他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现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来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缮，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每个月还给李神甫两百元钱的生活补助。他又可以做弥撒了，他的教友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他的弥撒了。周末的弥撒用拉丁语，星期天的则换成了当地方言。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个信徒，大多是妇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教堂不办婚礼，也不做洗礼——只做葬礼。

当然，规矩还是有的。在中国，官方也不许跟罗马天主教会有任何联系——这一纷争的焦点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了五个世纪，看来要得到解决远非易事。

“我们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认教皇，”李神甫解释道，“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可以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叫什么天主教徒呢？我们每天都要为他祈祷。但我们跟罗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跟他们没有政治关系，教皇也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大陆，他就可以来了。不过，还是有中国神甫到罗马去拜见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离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访问很成功。也许在将来，他也可以来中国看看。”

这些都是远虑，李神甫好像更关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种近忧。他很担心他那些日渐衰老的教友们，他担心四川的传教士数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间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还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教友大都很穷，给不了多少经济支持。自从他远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后，外国援助也日渐减少了。

不过，他也不算太担心，因为跟他曾经见过的苦日子相比，这些只能算是小问题。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还有解放战争。从他个人来说，他经历过反对教外语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他也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织袜厂。他见过挂在自己肩头上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他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那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不到二十个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现在，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一千多人，虽然每次弥撒的参加者很少超过五十人。对李神甫这样的老神甫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毛泽东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经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过“文革”之害的人们如果在自家的墙壁上挂着邓小平的画像，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很少会挂毛泽东的画像。李神甫这么做，也许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许他是想宽宽干部们的心吧，就像外面院墙上的“四化”标语一样。在中国，很多官员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看成是祸患无穷的东西。李神甫挂上这么一幅画像，也许意在让他们感到放心吧。

李神甫常常会抬头把这幅画像看上一眼。说到过去的种种烦心事，他会反复地抬头看这幅画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会为之一闪，仿佛画像里有什么东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忆。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泽东。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

第八章 中国生活

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点钟那一场弥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个人去做弥撒。秋季到来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做弥撒的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给涪陵派来的新志愿队员诺林·菲尼根。她们一起来了两个人——诺林和桑尼·法斯。外国人的人口数量突然翻了一番，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日程颇感舒心，两人的关系也总是十分简单——我们走得很近，但同时我们也能够单独打发时间。在城市和大学里面，我们两人都各自开辟了自己的空间，彼此互不干涉。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除了偶尔有朋友前来拜访，我和亚当都没有看到过外国人，而我们跟“美中友好志愿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刚刚抵达的头一个月，两个管理人员前来看望过我们，但那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涪陵远离“美中友好志愿者”设在成都的总部，管理人员也不喜欢乘坐长江里跑来跑去的那些船只，因为既缓慢又危险。还是在春季的时候，涪陵的两艘轮船在靠近重庆的地方迎头相撞，酿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几个人。我在江上也无数次见过废弃的船只，沉没的程度各不相同。我总是小心谨慎地把这样的事件报告给“美中友好志愿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大愿意前来看望我们了。最简单的莫过于没有人看管我们，而多数时间也确实如此。

可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还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有些忧心忡忡。不过，到头来形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学校的生活稍有差别，但那座城市足够大，吞下四个外国人丝毫没有问题。第一学期的时候，诺林和桑尼的反应跟我和亚当当初的反应非常相似。涪陵城内的种种压力把她们吓得晕头转向，她们俩也很少到远离校园的地方去打发时间。

诺林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到纽约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当她第一次说到她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土豆种植园主的时候，外办的王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这么说，你的爸爸还是个农民啊！”他说道。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嗯，”她说道，“在爱尔兰的时候，他是个种植园主。”

“可你说过，他很穷，对吗？”

“啊，对。”

“那他就是个农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你的学生也多是农民！”

诺林对于中国的阶级背景知之甚少，她于是问我，遇到有人说他的父母是农民的时候，应该作何反应。可中文里没有“种植园主”这个词语——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但“种植园主”这个词又无法传递“跟土地打交道”这一在中国国情下所具有的负面意义。粗略而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从事着跟农业有关的活动，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线在中国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农民，他们因此总是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就连“土”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用到人的身上，说他“粗俗”、“没有教养”。

不过，我们的学生多来自偏远的农家，这样的偏见在校园里并不特别明显。在一个班的四十五名学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小镇上长大，而这些城镇甚至比涪陵还要偏僻许多。有钱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难看到俗不可耐的势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什么为生时，他们用英语这么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一开始，这样的回答令我非常难堪，因为学生在说到“农民”这个带有封建社会意味的字眼时，态度竟是那样的平淡不惊。又一次，我向一个新生打听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个农民，我妈妈是清洁工。”

“呃，我不太明白，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清洁工。”

“清洁工？”

“对，清扫大街的清洁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显得不好意思，所有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莫不如此。我告诉诺林，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在涪陵的所有外国人中间，她的阶级成分最革命。

诺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我喜欢观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们。她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她们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无法用金钱衡量，而最虔诚的莫过于李神甫。

看着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经做过本笃会修士的外公。他生长在堪萨斯州，他所在的教区有时候会向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到意大利去学习。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资助来到了罗马的圣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理想是当一名神甫，也许还想当一名传教士呢。

我曾经读过他在那几年写下的日记，尽管里面充满了思乡情愁，但也描绘了美丽神奇的罗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当时的历史进程。无论身处何处，这一切总会吸引着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日记里总会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义大集会。有好几次，他还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墨索里尼。

1931年春，一群神甫从北京天主教大学返回到了圣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记里用黑笔工整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早，我们一群美国人登门拜访了西尔维斯特·黑里神甫，跟他做了一番有关中国的长谈，尤其讨论了北京天主教大学。黑里神甫今早在教堂学院发表了庄重演讲。他似乎对天主教大学的未来很是乐观，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工作中去。

那天之后，日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对罗马的描述减少了，对中国的描述增加了。他对中国的迷恋与日俱增，直到“中国”这个词语用上了大写字母，还加上了下划线，俨然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

1931年3月18日：今天，北京天主教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克劳盖提神甫在回中国的路上抵达此处。他是个爱尔兰人，身材高大魁梧。

1931年3月22日：克劳盖提神甫今早做了一场非正式的“家庭布道”，我们一行十五个人去了他家。当然，可以抽烟，很有意气相投的气氛。听克劳盖提神甫说话真有趣。据他所言，天主教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多位能力很强的教职人员——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已经向他允诺，会前往中国任教。

1931年3月23日：目前，美国人之间的闲聊全跟中国有关。

1931年3月25日：我一回来就找拉夫和唐纳德谈论了中国问题。克劳盖提神甫今天忙了一天，但还是前来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爱德华和我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交谈。我们兴奋不已。克劳盖提神甫十二点钟走了之后，唐纳德、休和我继续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要报名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由于昨晚的交谈，今早起得很晚。又到唐纳德的房间谈论了大半天的中国。克劳盖提神甫带了几幅他昨晚提到的图片给我们看。从圣安舍莫修道院前往天主教大学的美国人好像不会太多。愿主蒙恩，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吧。

1931年3月27日：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无不跟中国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小组”的几个成员莫不如此。

就在我的外公即将宣誓成为一名神甫的时候，他的上级通知他，他将会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需要他前往中国。但他的上级予以了反驳，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向年轻人发出虚假的召唤，只是为了试炼他对尘世间的上级是否忠心耿耿。有时候你真心诚意地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但实际上你应该去阿肯色州。

就这样，我外公与生命中的转折点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笃会又不想让他到中国做一名神甫。于是，他离开教会，回到了美国。他卖起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尔夫，到各地旅游。星期天，他总会去做弥撒。他一直没去过中国。他很少谈起他做修士的这段时间，我也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他写下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他对中国曾经有这么浓厚的兴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后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岁——跟他到罗马当修士的年龄大致相仿。跟他一样，我太年轻，对于时间、对于未来、对于过去将会怎样重现，还没有什么认识。

回到涪陵之后，我继续中文课程的学习，时而由廖老师上课，时而由孔老师上课。我们一般会以闲聊的方式开始，而廖老师总会给我讲讲她头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廖老师很喜欢看电视。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

“昨晚的电视上有个外国人，”她说道，“他会讲中文。”

“是大山吗？”

“不是大山，他的中文没有大山讲得好。他的中文还没有你说得好。”

“不会吧。”

“就是，他的语法比你好一点，但他的发音比你差远了。他的声调也不对。”

“我不信。”

“我是说真的，”她说道，“我觉得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人说得好。如果你的语法再进步一点，就比他好多了。”

“他是哪儿的人？”

“澳大利亚。他长得好丑——皮肤不好看，还留着长头发。难看死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一起在头脑里讨厌着电视上那个声调不对、还留着长头发的外国人。然后，我们开始上课，廖老师特别关心我的语法。

那之后，她会随时向我通报电视上那个人的最新情况。通常情况下，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小群体，大山是其中的顶梁柱，而经常露脸的人中文都讲得很好——看得出来，我如果要加入那个联盟，还要等上好些年头。不过，廖老师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再说了，声调说不好的外国人偶尔也能上电视呢。不过，这会招来她毫不留情的批评。一般情况下，她会非常小心地挑出身体上的瑕疵或者毛病，尤其是这个外国人十分肥胖的话。廖老师个子苗条，她不喜欢长得胖乎乎的外国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正式，不过，这样的正式令人感到十分自在——也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师生关系。她对于我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我开始能够读书看报之后，她会仔细地翻阅《重庆晚报》，然后把可以用于上课的文章剪下来。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讲述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文章（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呢）。偶尔，她还不得不选几篇文章，把美国的极端帝国主义倾向给批评一通。9月底，当法国人抱怨美国对伊朗采取制裁之后，我们的中文辅导课上又加入了大量的故事，谴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课堂上也没有了紧张关系，我们之间的鸦片战争早就结束了，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跟对方打交道。我们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不过我可能改得多一些：不管是在她的眼里，还是在我自己的眼里，我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国人。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出来，她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在我看来，她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她不愿意外国人对她俯就屈尊，因为她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成功地把这种自尊心传递到了我的身上。除了自尊，她还彬彬有礼，十分尊重传统。跟其他年轻女子不同，她不会穿着暴露的衣服，她也不会把头发染得不中不西。跟孔老师不一样，她不愿意到我的公寓里来为我上课。廖老师是个已婚女子，而我是个独身男人，如果她每星期都来我的房间里呆上六个小时，人们可能会说闲话。我们上课的地点一直都是在我的办公室。

我喜欢上廖老师的课，还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地问她几个问题，就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于是我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来弄清楚我在别人那里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令我感到纠结的事情。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这跟我的蓝眼睛是一回事儿。

这样的想法十分标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我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越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曾经描述的那么复杂难懂。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弄清楚常人持有的这些观念的过程非常有趣，偶尔你还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为己所用。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妹妹安吉拉和她那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托德对于顿顿都要和他们的中文翻译一起吃饭烦闷不已，我于是给他们想了一个话题，说保准会令那个过程其乐无穷。托德是个犹太人，我于是对他说，这是他的王牌，不应该束之高阁。我走了之后，他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公布了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打破了就餐过程中的沉闷格局。

“你是犹太人？”那位翻译睁大双眼问道。

“对。”

“那你一定非常聪明了！”

那之后，他对托德平添了几分敬重。“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二批人员中，有一个教师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当人们发现她原来是个犹太人的时候，所有事情马上来了个大转弯。她的一位中国朋友给她道了歉，因为在知晓她的身份之前，这位朋友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对她足够以礼相待。

还是在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坐在火车上看我的中文课本，这令其他的乘客惊叹不已。身为外国人，不令人叹服都不行——就连我这点可怜巴巴的汉语水平都会让人对我钦佩不已。不过，在那一次的火车旅途上，只有一个妇女饶有兴趣地把我琢磨了一番。

“你是个中国通啊，”她说道，“我看你学习很刻苦呢。”

“哪里哪里，”我回答道，“只有努力学习，我才能把汉语说得更好。”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很显然，她正在努力地想着什么问题。“你是犹太人吗？”她终于这么问道。

“不是，”我回答道。看了她的表情，我很想跟她说声对不起。但我压制下了这样的冲动，然后跟她交谈了一小会儿。就在她起身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的失望情绪，但我对此无可奈何：我只是个外国人，我不是什么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了样。我教上了新的学生——我去年教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毕业，大多回到乡下当起了老师。我自己的汉语辅导老师也几乎焕然一新，他们现在在我的眼里变成了真真正正的人，我们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涪陵城也没有头一年那么肮脏和吵闹了，人们也友善多了。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也听得明白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的工作。我还上文学课，但现在上起来容易多了，因为我有头一年的上课笔记可以使用。我把多数的空余时间花在了城里面，到处闲逛，找人交谈。

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我在城里都有固定的安排。有时候，我会在上午去南门山，坐在街心花园里，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变得活跃起来。星期二的下午，我会找那位摄影师交谈一番，然后去望州公园。星期一晚上，我会沿着繁忙不已的中山路走上一阵。星期天，我会去教堂，然后坐下来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总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咖啡。我也并不喜爱可口的咖啡，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喝下了神甫给我备下的咖啡，一如他出于尊重，以为外国人都喜欢咖啡胜过茶水。

跟李神甫聊过之后，我会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把几位铁匠的劳动过程看上一阵。然后，我会往上走到城中心的一个茶楼，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几个中老年人会把他们的宠物鸟提到那里去，挂在屋檐下。看见我也去了那里，他们总是非常高兴。特别高兴的要数张小龙，他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受了伤，一条腿短了一截，现在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那真是一次难得的受伤，因为他从此被正式列为残疾人，他供职的海陵厂就再也不能解雇他了。海陵厂是一家国营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但这不关张小龙的事，因为他的工作绝对稳妥。遇上摩托车交通事故，能有这样的好运就不错了，但张小龙又交了一次好运，他的老婆怀孕了，生了——生下的既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两个儿子。轻微受伤，正式确定为残疾人，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样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美事，这样的美事只有在书里才能读到。

每个星期天，张小龙都会拎着鸟笼子，满怀自豪地、一拐一瘸地来到这家茶楼，坐在阳光下，满脸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交谈——并不是因为跟他交谈会多么有趣，而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会提醒我说，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样魅力十足。无论我去哪里，人们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因此可以循着自己的生活日程，并且保证那些熟面孔乐于看见我的身影。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会戏谑性地高声喊着“哈——罗——”，但这其中的麻烦比上一年少了很多。再说，多数人的善意早已淹没了这些人带给我的种种骚扰。我在暑假期间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两面性——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到，我把第一年的时间用在了让自己适应他们对外国人的苛刻上，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或者用四川话读出来就是霍伟（Ho Wei）。这个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取下的，在中国这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间的“伟”是“伟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国人取名叫做“约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么地方，总会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当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一家人。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何伟的人，他在体育系教书。

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些国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这都会跟你原来的身份存在着明白无误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这个叫做霍伟的人跟我的美国身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这中间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针对这个全新的身份，你还可以做一番修补，自己把名字重新取过。我们第一年的服务期快结束的时候，亚当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梅尔康——听起来有点像个外国人（还有一点像四川人熟悉的某个猪饲料的商标名称）。为了找一个更加地道的中国人的、少一些农业意味的名字，他发动他的学生们给他提出种种新的命名方案，当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释和说明。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定在了“梅致远”这个名字上。“致远”的意思是“志存高远”，七百多年前以书写思乡类戏曲著称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就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谙熟这其中的寓意，马致远之后还有作家在诗词歌赋里用到过这两个字。一下子，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隐喻——在中国，外国人就可以如此这般简单地重新定义自己。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那天生了病，我一个人坐在教堂里，尽可能地按照弥撒书里的说明跟上仪式的进程。我一直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地道的中国习俗，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做弥撒是我最早的阅读经历之一。

仪式结束之后，人们在庭院里转悠着。我因此看出，那天的仪式很有些不一般。我和李神甫坐在他的宿舍里，要了些咖啡和点心，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用盘子端了上来。咖啡比往日更难以下咽。我谢过那位老太太，很勉强地喝了一口咖啡，立马吃了点曲奇饼，以盖住咖啡的怪味。李神甫和我互问了身体健康之后，他告诉我，刚才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葬礼。

“哦，非常遗憾，”我回答道，“谁的葬礼？”

他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她多大年纪？”我问道。

“八十岁。”

“很长寿啊。”

“对，”神甫说道，“她对我们教堂很好，每个星期天都来。”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然早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在海陵厂上班。”

每个星期都去做弥撒的人并不太多，我于是又问了一些问题，看能不能让自己回想起这个女人来。李神甫很耐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随即，他指了指我的身后，说道：“她就在那边。”

我转过头去，看见那个女人就躺在我身后三米多远的一张桌子上。那个地方灯光昏暗，刚才进门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张白色布单，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那是个小个子的女人，头发花白，双唇紧闭。我想来了，我曾经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在吃一块饼干，看到这里，我把手里的饼干放回了盘子上。

“哦，”我说道，“就是她啊。”

“对，”李神甫说道，“就是她。”

“嗯，”我说道，“我想要到外面看看。”

外面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教民们正在长长的白纸条上写着悼词。靠教堂的墙上，放着好几个用白纸和竹条扎成的大花圈。回到阳光下，桌子上那具尸体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继续观看着人们怎样吊丧。老太太们全都在耐心地等着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入房间向遗体致哀。

那个女人五十多岁的儿子也在场，看见有这么个外国人前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感觉很是激动。我告诉他，他的母亲一直对我非常友善，这更令他感到高兴不已。在葬礼期间有个习俗，家人要提供小礼品，那位儿子于是给了我几个水果和一盒宏声香烟。我谢过他，然后收下了那盒香烟。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适合的吊丧赠礼。

随后，我去了茶楼。张小龙，也就是全涪陵最幸运的那个人，笑着跟我挥了挥手。跟他一起的另有几个老头，我自己在边上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微笑着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道。称自己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开得最简单、又最容易让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词语来称呼我自己，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想要说服我换用别的什么词语来称呼自己。但我总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们说上几句“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者“我们洋鬼子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话语。

在这家茶馆，我和里面的小姐——也就是服务员——经常开这个玩笑。她总是抿嘴一笑，然后给我端来一杯热茶。我之前已经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现在正好坐下来边看报，边等着茶凉。

在茶馆打发时光总是大同小异，很多人会走上前来，跟我聊上几句。快近中午的时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女子坐到了我的桌子边上。我们交谈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年轻女子跟我坐在一起略有一点不太寻常，但又不是太不寻常，所以我没有多想。她的名字叫做李佳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这也很平常——涪陵人总会问我要电话号码。唯一的麻烦在于，有些人喜欢在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总是在睡觉的时候把电话的听筒提起来放在一边。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什么。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茶馆，她又跟我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她穿着短裙和紧身衣，脸上化着浓妆。她说不上漂亮，但你在某些小姐身上看到的做派，她都成功地学到了手。她很爱笑，说话有些忸怩作态，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茶馆工作的那位女子跟她完全不同，当李佳丽在我的桌子边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摇了摇头。几个老头正在盯着我们看，他们的鸟儿似乎也吃惊不小，全都住了声。我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而我却全然不知。于是，我找了个借口，付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李佳丽尾随我走出了茶馆。“你去哪里？”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回答道，“先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从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面馆门前走了过去。突然，我很害怕，害怕这个女子跟着我回家，还被校园里的人看个一清二楚。“我得走了，”我说道，“我就在这家面馆吃饭。再见。”

“那，我跟你一起吃吧，”李佳丽说道。

面馆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和那个女子坐了下来。在涪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总是麻烦自己找上门来。一般来说，我很喜欢我既不能左右、也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然而，今天我对她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可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那里，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我问她在哪里上班。

“那并不重要，”她说道。可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是在涪陵上班吗？”

“我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她耸耸肩说道，“但我叔叔正在重庆给我找一个更好点的工作。他开了一家很大的餐馆——他很有钱！我要去他那里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那些小姐穿的尽是好衣服——我也要穿旗袍，就是这样子的”——她摆了摆样子，让我知道旗袍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袖子，颈部收紧，在大腿上开叉。

“哦，是嘛，”我说道。

“不过，很贵的，”她说道，“旗袍得自己出钱。”

“那很不爽啊，”我说道。

“你喜不喜欢唱卡拉OK？”

“不喜欢，”我回答道，“我不喜欢唱卡拉OK，美国人大都不喜欢唱卡拉OK。”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卡拉OK唱唱歌，我可以教你啊。”

“抱歉，我对卡拉OK不感兴趣。”

“算了算了，”她笑着说道，“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们美国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呢？”

“我什么都感兴趣啊。你把我带过去嘛。”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很难啊，”我说道。

“我喜欢去你们美国生活，”她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比我们有钱。”

“我们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啊。”

“总不会有我们的穷人多吧。”

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也换了个话题。我告诉她，去美国的签证很难办。接着，我们的面条也上来了。我很快地吃着面条，同时拼命地想着该怎么办。

“霍伟，”她说道，“你好可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小姐那种娇柔的腔调，我敢肯定，面馆里的其他人一定也听到了这句话。

“你的眼睛好好看哦，”她说道，“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的眼睛好看多了。”

“不一定啊，”我低声说道，“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多了。外国人好难看的。”她把这话当成是我的恭维，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心想：霍伟，你真是傻瓜一个。

“霍伟，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她说道，“你说得好好玩哦。”

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男生们曾经偶遇来自瑞典的换工住宿女孩，那些女孩口音浓重，头脑笨拙。这样的比较很不好，我试着不去想它。

我付了钱。我们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老板好像心领神会似的笑了笑。大街上，李佳丽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敢相信这一切。这位女子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那样站在南门山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对着我们揿喇叭，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得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舌头好像打了结，“你不要跟着我。今天我很忙。”

“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道。

“很好啊，”我说道。

“下周再见，”她说道。

一辆出租车大声鸣着喇叭疾驶而过，我甚至闻到了它排出的热烘烘的尾气。太阳很暖和，我开始出汗了。“再见，”我说道。她终于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霍伟接了电话。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馆，他回答说要去茶馆。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茶馆，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撒谎。

放下电话，我又开始想起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我还对霍伟无法应对这些可能性的诸多法子进行了一番拿捏。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不去那家茶馆，但她已经知道我是在学校上班，而我又不想她为这事追到学校来。

我知道李佳丽很棘手——对于一名中国妇女而言，她太过于冒失，要么是想钱，要么是个疯子。头一年，我和亚当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大一女生在亚当的公寓门口一连守了几个星期；我在涪陵期间，一个名为欧小姐的中年妇女差不多一直围着我转。这两个女人很明显都有些神经错乱，她们之所以盯上我们，无疑是我们跟她们一样，同属于圈外之人。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成了我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最饶有兴趣，也最令人心烦的一个方面——就因为你是外国人，竟容易引起边缘人士的关注。这也算是中国生活，但肯定算不上是正常生活。

头一年，发生这样的复杂状况时至少还有英语这个条件，我们对于互动过程还能有所掌控。可现在只有了中文——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有利条件全都让他们给占尽了。我知道，李佳丽的事情最难应付，我得想法让她知道，她不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全都需要霍伟出面应对，我对他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信心。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我尽量推迟了去茶馆的时间。我先跟李神甫闲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往下去到那家铁匠铺，看他们怎么制作錾子。临近中午时分，我才往茶馆的方向走去。

茶馆里的小姐给我斟上了茶水，我心里非常紧张，早没了心思跟她开“洋鬼子”的玩笑。她笑了笑说，李佳丽一直在找我。我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女人。

“我认识她，但跟她不是朋友。”

“她在哪里上班呢？”

“她就在街对面那家美发厅上班。”她说的美发厅实际上是一家美容院，但也有别的含义，这位小姐说起这个词语的口吻跟涪陵的每一个人一样，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城里的娼妓多在美容院上班，我终于明白了，李佳丽靠什么为生。

我坐下来，等着她的到来。茶馆的一个常客坐过来，跟我聊了起来。这个人一直很令我讨厌，因为他是个狂热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东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气功等好几种吐纳健身术。一开始，我对他有关法轮功的谈论还很有些兴趣，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而当地有人对它充满了宗教般的信奉，这样的热情在涪陵很难见到。然而没过多久，这个人觉得可以做我的转化工作，所以经常给我打电话，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好处。他尤其喜欢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想让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轮功，就几乎不再需要什么睡眠了。

这是霍伟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儿。我对各种各样的气功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跑步，不喜欢任何极尽缓慢的健身方式。当然，我当时要是能够料到政府会在1999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可能跟这个人闲聊的兴趣还会稍微多一点。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在某一天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场政治事件，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觉得其中包含着重重威胁。就我而言，法轮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把我给吵醒了。

但在那一天，对于任何分散精力的事情我都乐于接受，我于是认真地听起了那个人的宣讲。酒精是我跟他之间的主要结点——他个人对法轮功的理解就是强调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无望之下，我也抓住了这颗砝码来泄他的气，说要我禁绝喝啤酒连门都没有。跟霍伟曾经采取的很多解决之道一样，这一次仍然是严重失算，我的一番解释招致这个人一连数个星期对我进行了有备而来而又枯燥无聊的软磨硬泡，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酒精所具有的种种危险。他的讲解一开始总是说酒精会如何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中，而法轮功所追求的正是各种物质在细胞水平上的平衡状态。针对这样的说辞还有一大堆，但我总是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好像什么都听懂了。

那个人正在讲解的时候，李佳丽来了。她笑了笑，就在我们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我没有搭理她，那个人也继续发表着关于酒精和法轮功的高谈阔论。所有玩鸟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

她还是穿得很艳丽，就着我们喝茶的桌子化起妆来。她在双颊上抹了些胭脂，对着一块小镜子看了看，然后又画上了眼影。在涪陵，很少有女人化浓妆，更少有人在公共场合对着自己的脸部抹上一通，因为这样的做法被视为缺乏教养。同样的做法还有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某位小姐当众吸烟，如果涪陵的某个女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基本上可以确信她是个妓女。李佳丽没有当众吸烟，但她当众化妆的行为也算够坏的了。

她试了好几次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最后，我终于看了看她。

“霍伟，”她说道，“你的美国名字是叫彼得，对吗？”

“是的。”她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把这个也告诉了她。

“彼得，”她说道。但她把“彼得”读成了“彼—夺”，我很不喜欢她把我的名字念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读音又给霍伟添什么乱子。“彼—夺，”她又叫了一遍，“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没有。”

“我给你讲过这周我过生日哟！”她这次使用的还是那种轻浮挑逗的小姐腔调，我的怒火在一点点地升腾着。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习惯，”我说道。

“你们过生日不给礼物呀？”

“我们不会要求人家给礼物。”

这是霍伟说过的最尖刻的话语之一，但这丝毫没有让她感到狼狈。她说，我可以在下个星期把礼物给她带来。她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吃午饭，我觉得我受够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撒了个谎，“我在学校有女朋友，是个外国人——她个子很高，红头发。”我琢磨着，诺林是最佳人选，因为个子高大，她的身高有时候会对中国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那位法轮功练习者也在仔细地听我们说话。

“没关系，”李佳丽说道，“你有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嘛。”

“我得走了，”我说道，“我今天不想吃午饭了。”

“我跟你一起走，”那个人说道。

我们站起身来，李佳丽对着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得很快，用的还是当地土话，我则走出了茶馆。他们在街上追到我。法轮功练习者走在我的左手边，李佳丽想来抓住我的右手胳膊。“彼—夺，”她说道，“你们要去哪里？”

“放开我，”我说道。

我抽出身来，挤到了人群之中，法轮功练习者凑到我的耳朵边上问道：“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老是来烦我。”

“你真的对她没有兴趣？”

“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李佳丽又追上了我们，她挤到了我和那个人之间。他对她说了些什么，而她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回击，于是他转过身去对着她。他对着那个女人吼叫，她也对着他大喊大叫，用四川人的下流话“龟儿子”来称呼他。小姐的风采荡然无存，那层面具也仿佛被揭了下来。她朝他吐着口水，像个泼妇似的对他骂街。周围的人们驻足观看。那个人站在那里回骂着。没多大工夫，这场争吵就结束了。李佳丽扬了扬头，气冲冲地沿街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我跟着法轮功练习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头望了一下，依然能够感觉到心在怦怦跳动。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个人打给我的一个个电话，以及他关于酒精的一次次高谈阔论。我对自己发誓，今后要永远对他彬彬有礼，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试上一次。

“她叫我不要妨碍你们在一起，”他说道。

“她是个妓女吗？”

“也许吧，”他说道，但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肯定无疑”。

我们走到了公交站，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你要多加小心，”他说道，“他们这种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钱，或者因为你是外国人吧。你不应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给每一个人。你要记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想教你练法轮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样。”

我点着头上了公共汽车。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不断地调整我的生活日程，以避开那家茶馆。李佳丽去了重庆，那年秋天，她给我寄来了一连串的情书，我都置之不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直也没有练习过法轮功。清晨，我还是把电话机的听筒取下来放在一边。我认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是我在中国生活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认识到，哪怕再糟糕，霍伟也能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我一直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到头来，这犹如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至于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无可预见性呢，虽然有些冒险，但也自有它的乐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霍伟走他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的人——中巴车司机、水果摊贩、陶瓷厂[2]的工人、商店老板、学生和卡拉OK厅的小姐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巴车的发班时间、工厂的交接班时间、学生们的班会时间，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东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节奏。面馆的生活节奏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打烊。“很辛苦，”黄小强经常这样说道。但他这话只有一半可以当真，因为帮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岁的漂亮老婆冯小琴都是很好的帮手。有时候，他就在一条街上的陶瓷厂上班的大姐也会过来帮忙。平时，总有帮工、亲戚朋友从涪陵南边的白涛乡下老家赶来面馆帮忙。其实，在所有劳动力中间，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亲才是面馆的顶梁柱，因为黄小强一天到晚没事就在抽宏声烟，说是要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他二十六岁，五年前从成都坐了一趟长途列车去过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说，“工作是有，工作还不错，就是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气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对路。

这样的生活模式对四川的年轻人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数量达到了一亿二千万。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县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域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三峡工程的配套举措。但是拆分的决定刚刚才定下来，还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对于四川这个概念的认识，涪陵人还称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里都有来自这个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

这里的人总在去往别处。长期以来，这里的山峦峡谷蕴含着艰辛和困苦，年轻的人们因此远走他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可能会遇见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口。尤其在餐馆、建筑工地和发廊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城里人总是不太喜欢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员，说他们很勤快但没文化，很聪明但不可靠。有些人还说四川的女人水性杨花，说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这也是四川人名声在外的原因，他们吃苦耐劳。他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这样，他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黄小强回到了家乡。他结了婚，盘下了这家面馆，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上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们为吃饭高峰而忙碌着；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线送来之后，他们要捆成三两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在面馆里，黄小强极少谈论政治。一天晚上，有人问他对政府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中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江泽民好大哟，”他说道，“我好小哦。”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英文书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像之后，把那题目琢磨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图片，他自己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道，“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后来……”接着他就摇了摇头。后来就是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几乎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那只能算是个短故事。黄小强的爷爷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了。黄小强比划了一下他被镇压的动作——就在后脑勺部位——然后他笑了笑。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这样的笑容取代的是纯粹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然而，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疯狂而匆忙的脚步看来，土改运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是类似的故事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故事发生了，又结束了。

“如今的情况好多了，”黄小强紧接着说道，“在过去，都没有说话的自由。不管说什么，总得担心那算不算资本主义或者反革命。现在不同了。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还可以做生意。我们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几个顾客跟黄小强争论起来，他这番话在餐馆里引起人们又辩论了一小会儿。“地主”这个词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点轻率。但那场辩论持续的时间不久，其他人也明白过来，他那句话指的是机会而不是剥削。再说，那些人谁都不关心政治。跟黄小强一样，他们多是些独立职业者：中巴车司机[3]、小摊小贩、商店老板。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那意味着他们赚钱全凭头脑、努力加运气。

没有单位也意味着相当自由。黄小强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没有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他上的税是最低的，实际上和他的赚头没有任何关系。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前来估算他这家面馆的月平均利润，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税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润是一千元。相应地，他每个月要交的税是一百元。实际上，面馆现在每月的纯利润在两到三千元之间，但不管那么多，上的税还是那个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小企业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场经济模式，这对黄小强的家庭来说十分有利。

不过，另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不给没有单位的人提供保险。因此，面馆要把营业时间拉长至十七个小时，黄小强同时还想着别的法子赚钱。不过，他对于经营面馆也很满足。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既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有宽广的视野。他那些同样没有单位的顾客也大抵如此。他们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好好地过日子。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会翻个倍。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们哪里也不想去。“我们就在这里住一辈子，”黄小强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黄小强的父亲黄能经常问，到美国一张机票要多少钱，要飞多久。“十五个小时呀！”有一次，他很诧异地问道，“飞机上有茅厕吗？”

“当然有啦！”他的儿媳冯小琴笑着说道。一个商店老板正在面馆里吃东西，他也加入进来。“从重庆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厕，”他很懂行地说道，“还有电话。走高速路，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没想过要出门旅行。“好贵呀，”冯小琴说。如果她有钱了呢？“我要是有了一万块，会还想要四万，”她笑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哪有够的时候哟。你们美国人太爱旅游了。好多麻烦哦：把包一会儿拖到这里，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我才不去美国，我才不学英语哟。麻烦得很。”

面馆世界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秋季，拥有那栋房子的师专突然把租金从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黄家人只好节省开支。他们还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以增加收入。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没搞懂长途电话的资费标准。第二个月，他们把资费调整过来，才开始盈利。黄小强拿出三千元，花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课程，拿到了驾驶证。驾驶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财富，学会开车在中国是一种殊荣，既不容易获得，花费还很巨大。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要看你的能力，还要运气好才行。”

所以，他还是没找到工作，但他有驾驶证，那就是机会。当然，他家经营着面馆和公用电话。他家还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标准来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学生和江东居民的惠顾，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觉得黄家人慷慨、善良。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精心地呵护着。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

第九章 钱

在涪陵，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兑换率一美元兑换八点几元的话，只相当于五十多美元。在农村地区，每个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农民们可以省下不少钱，因为他们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种植的。

我的薪水相对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游，这点钱用起来还是相当舒服的。到重庆的水翼飞船船票售价八十元一张，不过，你也可以只花费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而这也是当地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总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只老鼠趁我睡觉的时候跑过我的头上。

我醒过来，打开了电灯。整个船舱里全是老鼠——长江上的老鼠个头肥大，呈深褐色，拖着长长的尾巴。它们在地上到处乱窜，在人们的行李包里钻进钻出。其中一只爬到了下铺一位熟睡的妇女身上，这位盖着被子的妇女翻了个身，并没有醒来。我对着这群老鼠看了一会儿，最终离开了那间船舱。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听着江水流过的哗啦声。我想到了坐这趟船省下的钱，总共只有五十多块，相当于七美元。从那之后，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多花一点钱乘坐水翼飞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重庆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怎么出行。

如果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个月的钱用完还很有难度，而那正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存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精打细算一点，我每个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当于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服务有个最大的好处，薪水本来就不多，存钱毫无意义，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简单又便宜，完全无需为开销而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些钱如同玩具钞票，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在城里闲逛的时候，我浪费了不少钱，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买——书籍、图画、小饰品、仿冒磁带。我曾经无缘无故地买过一根竹制钓鱼竿，一直扔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直到上面布满了灰尘。在军需品商店里，我给自己购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军服，以及配套用品。这样的商店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装备。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铐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装着三百块钱，就可以走进去搞到一支高能电击枪。如果有单位开的证明，你还可以用不到两百元的价格买一根人见人怕的狼牙棒。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手枪皮套。

我在几家不同的商店里一件一件地买齐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几条裤缝上镶着红黄色条纹的老式军裤，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衬垫的夹克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窄边红军帽。当我花十五元钱买下一副肩章的时候，那个女售货员很认真地告诉我，那副肩章不适合我——很显然，如果外国人要穿戴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话，应该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还是买了，因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裤缝上的镶边十分相配。

每当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会穿着军装前去上课，这总会令学生们兴奋不已，有学生甚至劝说我，要我每天都穿着军装。我从来没有穿上所有的行头进过城，但我会经常穿那几条裤子，因为感觉非常舒服。很多农民和棒棒军都穿这种。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

除了浪费掉的钱，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来吃饭了，因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馆是城里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馆老板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饭菜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没必要自己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到“学生食家”这家小面馆吃一顿饭。我一般是一个人前往就餐，不过每一个星期，我们四个志愿者总会在这里一起吃一顿午餐。我们教冯小琴做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亚当甚至把这道菜的外文名称写到了他们的菜单上。从来没有其他人点过意大利面条。他们安上电话之后，我和亚当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打电话，提前订好我们要吃的饭菜。这样的专业手法让店里的几个人感到很高兴，他们甚至转而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公寓，主动邀请我们前去用餐。我接到电话之后，黄小强会问：要不要下来吃午饭？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如果在一起，我们会说要一碗普通面条、一碗意大利面条，然后就顺着山坡快步下去，吃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面条。

我最喜欢在星期天的晚上来这家餐馆，那个时候的餐馆里坐满了学生，街上也到处是学生，大家纷纷走出来享受一周里最后的时光。不过，傍晚时分也很不错，因为餐馆这个时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地看报纸。我会跟这家人聊聊天，谈论的总是钱的问题，涪陵的每一个人都在谈钱。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尽管所谈论的金钱对我而言犹如虚拟，我每个月都把它大手大脚地花个精光。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看着黄凯在餐馆门前的台阶上玩耍。跟中国所有过冬的小孩子一样，他那一身衣服已经有些肮脏。他身上的帽子和裤子都是他妈妈自己手工缝制的。他的裤子裆部开衩，因为他还没有学会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冻得通红。他就快到两岁了。他身上裹了好几件内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夹克，这是他妈妈在城里给他买的。“质量不好，”当我恭维她买的这件夹克时，她如此不屑一顾地说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块钱。”她总是会把黄凯的衣服和玩具的价钱讲给我听。

我当时正在吃面条，并用我那只美国制造的“牢而紧”（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国，这样的野营用水瓶是无价之宝，瓶身用硬质塑料制成，可以盛装开水，而开水一般旅馆、餐厅、火车和轮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刚到四川的时候，这样的水瓶还非常罕见，只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偶尔会看见出租车司机使用。而这通常也是由亲戚或朋友在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购买过来的。

1997年初春的时候，成都的很多商店开始大量出售仿制的“牢而紧”水瓶，到6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这玩意儿了。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贴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对仿制“牢而紧”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这个喜欢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这种水瓶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迅速流行开来。首批购买使用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类似潮流的急先锋——出租车司机多少带有标新立异的品格，也有比较多的收入。之后，生意人赶起了潮流。接下来的是小姐们。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大小小茶馆里的老人们甚至都用仿制“牢而紧”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后来，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镇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钱买到这样的水瓶了。

这些水瓶上有一张标签，说这是美国研发的太空瓶。是来自外太空的水瓶吗？可毫无疑问，这样的产品是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因为做工很不标准，标签上往往还印着错别字。从这一点来看，很多事情从17世纪以来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当时，一位名叫多明戈·纳瓦莱的西班牙修士对中国的为商之道进行了描述。“中国人非常精于模仿，”他写道，“他们只要看见过来自欧洲的任何物品，均能进行完美仿制。在广东省，他们对许多物品的仿制如此精准，以至于他们把这些物品当成欧洲原产货卖到了内地。”

即便这样的水瓶在涪陵变得十分常见之后，黄凯对于我和亚当携带的这两只水瓶依然迷恋不减。其一，这跟瓶身那亮闪闪的塑料有关；其二，跟它紧密相关的是两个外国人，是黄凯一直不太信得过的两个外国人。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只塑料水瓶摇了几下，然后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蹒跚着走了过去，心头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股票，”他的嘴里说着，“股票。”

这个东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于是问他的妈妈。“他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电视上的股市行情，”她笑着回答道。她随即指了指瓶身的一侧，那上面印着容量刻度线，这些刻度线从一百毫升开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只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点点。

黄凯很快就忘记了我的水瓶，自个儿又回到了门前的台阶上。他蹲下身去，裤子叉开着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喃喃自语：“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词语。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他也许想到了这幅画像吧。他还不到两岁，但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填进了很多东西。

毛主席不喜欢钱。他的父亲是一位狡猾而又贪婪的地主，攫取了不少的钱财。部分出于叛逆的原因，毛泽东对任何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加以蔑视。身为贫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对钱财嗤之以鼻，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他更是拒绝接触钱财。

毛主席是新中国之父，也许是出于对他的逆反，中国人现在花很多时间谈论钱。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钱财，挣钱和花钱的门道都多了起来，而且尽管新增了不少钱财，可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在涪陵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钱。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说到钱的时候，完全没有理由显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如果某个朋友新买了什么东西——比如衬衫、收音机、钢笔，你完全可以问他花了多少钱，而他也会如实地讲给你听。提到钱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习惯得如同涪陵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长久以来见面问候的方式：吃了没有？举国皆穷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吃饭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一如他们乐意把能够挣到手的钱都要挣到兜里。

我喜欢这样的开诚布公，这有助于我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因为我可以打听他们的收入和开销，而完全不会冒犯到他们。我一般也会告诉别人我的收入状况——这通常是他们问我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这样的财务公开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看起来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南门上的一张石凳上，跟围过来的几个人闲聊着，其中一个人问我每个月能够挣到多少钱。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脱口而出：“他每个月挣一千块！跟师专其他那几个外教的工资一样多。”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贪婪：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极其豪爽真诚。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付钱的总是对方。事情总是这个样子，而我总是对此无可奈何。我们的学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碰巧跟我和亚当在“学生食家”吃饭，他们总会替我们付钱，哪怕他们囊中羞涩。一般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百块钱，相当于二十四美元，而这点钱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因为这些大学生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给他们每人每个月五十元的生活补助。

在这家餐馆，一旦另有学生在场，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尽管几个老板并不赞同我们的做法。“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琴有一次跟我这么说道，“他们应该尊重你们，应该给你们拿饭钱。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噻。”她也一样十分的大度，我经常在她的馆子里吃饭不用付钱。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纯粹是“外国友人”综合征，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大度——如果某位近亲需要用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而且不会想着要人归还。我头一年教的一个毕业生奥穆尔被分到了西藏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那里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元——这是在四川干同样工作的两倍多。可奥穆尔把他在西藏挣到的薪水的一半寄给了在家务农的父母，而他丝毫没有觉得那是负担，也没有对自己的大度行为感到后悔。“这是责任，”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回答。他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小弟弟的学费问题。奥穆尔在西藏的服务期限是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赔偿金将会高达两万元，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抱怨为了支持父母和小弟弟而在西藏从事的这份工作。

在涪陵，什么东西都有价码，罚款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学生每门课程考试不及格会被罚款十元，教室清洁卫生不合格罚款两元，旷早操罚款一元五角。在四川的另一所大学有我认识的志愿者教师，他们的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学生两个月的生活开销，起因是他在校园里公然拉了女朋友的手，而当时正好城里来了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切都让他们为长大成人之后的生活做足了准备，因为成年后免不了也有罚款之虞。有时候，你甚至要交了罚款才能调换新工作——这样的奖金真是搞反了方向啊。廖老师原本在她的老家自贡的一所大学教书，可她的丈夫在涪陵教书，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想着要调动工作。她在涪陵这边提交了申请，学校也同意接收，可麻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了。自贡那边的单位需要她先交五千元钱，然后才能允许她调离。同时，涪陵师专也要她先交同样数量的一笔钱，然后才能开始上班。不过，涪陵这边给她免了这笔钱——这说明中文系急需廖老师前来工作。她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涪陵师专一分钱也没要，还照样给了她一份工作。只有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那样的工作。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罚款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学校周边的农村是这个数。在城里，很少有人愿意缴纳这笔罚款——如果谁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立马就会面临失掉工作的威胁。如果她不是在国营单位，也会有其他办法向她施压。而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会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

城镇居民好像大都已经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无怨无悔地认可了其中的含义。毕竟，他们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这让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乡下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乡下，你可以躲着政府，中国人对这样的躲避行为有一个词语——超生游击队。怀孕的妇女可以投靠某个亲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后再回到家里补交罚款。在城镇周边，这样的事情不大发生，因为当局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区，那里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会高出很多。

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赶集之后回家的农村妇女，我们之间展开了一次简短的交谈，这样的交谈我跟操本地口音的人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她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来涪陵这样差劲的地方。这是我与人们进行的无数次交谈的一致主题——人们总也搞不明白，如此自尊的外国人怎么会来到涪陵这个地方生活，而且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对此，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明真相，说有诸多缺点的涪陵正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还说我感到相当的充实，因为我挣的少，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存钱这样的事儿。

我告诉这位妇女，我是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派才来到涪陵的，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如果政府决定你去什么地方工作，那意味着什么。我向这位妇女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女各一。

“你生两个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问道。

“有麻烦，不过不大。我们交了罚款的。”

“生儿子交了多少钱？”

“四千块。”

“比现在交的少多了，对吗？”

“对。现在要交一万多块。我们当时交的不算多。”

“那就好，”我说道。

“以前要便宜些，”她有些怀旧地说道，“那个时候交点罚款不算个事儿。”

“你一年存得下四千块吗？”

“除非收成不好。”

“那倒是不算太多。”

“对，”她说道，“不算多。”

那位妇女坐在那里，面带笑容，想着正在家里等着她回去的价值四千元的儿子。她把竹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又转过身来。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吗？”

“没有。”

“那你们可以生几个小孩呢？”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生十个孩子，就可以生十个。没有限制。但大多数都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这么多。”

那位妇女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摇了摇头。我知道是什么更让她感到吃惊——竟然有国家不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美国人真是笨，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我遇到的很多农民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有时候对于美国的农耕方法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四川的农民们看来，那简直是好运气和没本事这两样东西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密苏里州的普通农夫拥有一百多公顷土地，成套的机器设备，偶尔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可竟然还有入不敷出的时候。在这里的农民们看来，只有相当不够格的农夫才会浪费这么好的条件，就好像笨到面对完全自由的生育政策时，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

我的学生也算是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罚款交得很少。我第二年教口语课的班上一共有三十五个学生，只有两个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学生没交一分钱的罚款，其他的学生如果交过的话，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戴安娜交过一百元的罚款。戴维的弟弟交过三百元的罚款。瑞克斯有个妹妹交过六百五十元，而茱莉亚的弟弟只交过一百九十元。杰瑞米交过一百元。他在家里排行老六，比他大的全是女孩。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一百元钱花得真值。

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大致相同——前面是一连串的女孩，直到生了个男孩才踩住刹车。在以往那个年代，罚款交得很少，而农民们依旧抱着传统的生育观念，非要生个儿子才算完事。跟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一样，罚款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我有时候会揶揄杰瑞米，说他只值一百元。我说愿意出价五百元购买茱莉亚的弟弟，因为这样子的话，她父母原来的投入就翻了一番，可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教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到乡下去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在四百元上下，换成美元还不到五十。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很稳定，而且还不用自己去四处寻找。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没有自己单独找工作的传统，一想到要靠自己找工作就让我的大多数学生惊恐不已，他们因而一般都接受了分配好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还因为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会受到处罚。如果选择自主择业，他们需要赔付读大学期间领取的各项奖学金，总额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里的第二年，当局开始着手改变这样的规定，逐渐废止了非自主择业，但我头一年教的学生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分配方法。

更为进取的学生通常愿意缴纳这样的罚款，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逃避分配到头上的工作。五个男生到西藏去教书——全都是党员，去那里既是爱国，也是为了钱。诺斯曾经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到乌江榨菜厂干起了销售工作。两个最优秀的女生到东部的浙江省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安妮，也就是跟我们同住一栋楼的那个女孩，跑到了南方——先在云南省昆明市当文秘，随后又去了临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

对四川的流动大军来说，深圳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土地。在那里，人们挣钱的速度很快，有时候甚至不靠关系，不靠读书多少，一切全凭脑子聪明，再加点运气。我的几个志愿者朋友在四川的几所师专教书，那里竟然流传着一个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私下里对某些同学议论纷纷，这些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考试作弊被学校赶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去了南方的深圳，并在一年之内成了富翁，他们对学校当初将自己扫地出门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第一年的任教期内，英语系一个名叫多恩的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逐出了校门。之后，他因循着被开除学生的传统老路，径直去了深圳。可在这个快速崛起的城市里，他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到了第二年，多恩连面子也没有了。他只好交了一笔罚款，又回到师专恢复学业。那是深圳的另一面——只不过那么多失败者的经历没有被编成传奇故事而已。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说起挺不错的四川女孩用光了身上的钱之后，当起了妓女，但人们听到的大都是某人某人大获成功的故事。

安妮给我和亚当写了好多信，对那里的“人才市场”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说她得先交上十元钱，然后才能和未来的雇主说上话。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不光压力大，开销也不小，跟着姐姐一起过去的安妮很快就在这样的市场里花光了她们所有的积蓄。到后来，她们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派出安妮的姐姐一个人去了人才市场。她在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要求面试者英语说得流利。安妮前去参加面试，并得到了那份工作。她开价一千二百元，可老板还到九百元，已经遭受了多次拒绝的安妮只好认可了这份工资。

大学毕业前，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涪陵，可她现在突然之间在中国也许算是最激动人心的城市里独自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刚坐办公室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头两天，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孩表现出了善意，其他的人好像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感到非常孤单。我想到了你们——你们刚来涪陵的时候，一定也非常的孤单。我给自己打气，要尽量表现出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渴望之情。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我。

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儿），其他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来自不同的省份。露露、陆云、徐丽、莉莉来自江西省；易晓莹来自湖南省，林娜是四川人。露露最漂亮、最能干、长得最矮，大家都很喜欢她。陆云很善良，她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在涪陵的同学］爱瑞恩。徐丽是个古典美人，男孩子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候十分伤人。莉莉是另一个文员，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人欢迎。晓莹最胖，老是想着减肥。她的计算机很好，但英语很差。我们订了个口头协议，她教我学电脑，我教她学英语。我跟林娜可以讲四川话。但四川话大家都听得懂，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公司是几个月前才从台湾迁到这里来的。主要经营时装、服装及贝壳类饰品出口业务。我的工作就是通过信件或者传真跟客户进行联系，接收订单、向有关的工厂派发订单，并寻找最好的派送公司将产品送到客户手里。因为我对业务还不太熟悉，露露这几天帮了我不少的忙。

如果没有去深圳，你通过股票市场也能很快赚到钱。涪陵的交易大厅设置在南门山附近，一个大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椅子，人们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股票行情。我有一阵子常去那个地方，希望能跟那里的人学点汉语，但那里的人不太说话。他们只是双眼紧盯着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每一笔钱。

我的朋友大都投过资，尽管登记注册费用高达三万元。这笔钱经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可以退出来，但是个大数目，人们通常把各自的资金凑在一起，以群体的名义进行登记。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经营“学生食家”的这一家子则通过黄小强的姐姐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着黄凯去了交易大厅，因为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上一报道股市行情，这个小孩子就变得十分激动，口里不停地大喊着“股票”。可真正面对股市的现状——人群嘈杂、屏幕闪动、声光交错——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谁也安抚不了他。他们只好回家，回到他熟悉的、堂屋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家。

1998年1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姆从纽约打来电话提醒我，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了。他在华尔街上班，专门研究新兴市场，因为我的缘故，他对中国一直有所留意。

廖老师那天正好跟我上课，我告诉她，现在正是把钱从股市退出来的好时机。她耸了耸肩——我懂个什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证指数跌了百分之九点一，而深证成指跌了百分之七点八。那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天，廖老师亏了整整一千块钱。“学生食家”那家人也差不多亏了这么多。我下去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黄凯又学到了一个词，反复地念叨着：“跌了，跌了。”一周之内，这家人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后来再上课的时候，廖老师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是对的，”她说道，“直到星期一，我回到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才想起你跟我说的事儿。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休市了。后来我跟我丈夫说，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道，“只是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那是他的工作，他应该很清楚。”

“我们要是听他的话就好了。”

我问她亏了多少钱，她如实告诉了我。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市一直不停地涨，可现在呢，一年之内难得有一个月的上涨行情。我告诉她，我会随时把克莱姆的消息透露给她。

远在深圳的安妮可以使用公司的电话，她有时候会在晚上给我和亚当打来电话。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工资升到了一千元，我向她表示了祝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多以钱为参照点：涨工资啦、分新房啦、新买传呼机啦。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讲这部手机，随后才仿佛顺便说一声似的告诉我，他还订了婚。

我告诉安妮，她的工资终于跟我一样多了，这让她哈哈大笑起来。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我终于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一个代理人，”她不急不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儿，有点喜欢我。”

“这话什么意思？”

一阵沉默。我又问了一句。“他喜欢你什么？”

“因为我比较胖。”她在电话里有些焦急地笑着说道。她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孩，我知道，自从毕业以后，她的体重增加了一点点。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漂亮动人了。

“你说他因为你比较胖而喜欢你，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

沉默。

“他是想让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可能吧。”

“他结婚了吗？”

“他已经离婚了。他是个台湾人，在台湾有好几个孩子。但他一般在香港上班。”

“他一般多久来深圳一趟？”

“一个月来两次。”

“麻烦大吗？”

“他总是想法子跟我待在一起。”

“你会辞职吗？”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你知道，那边的薪水比这边高很多。他说如果我愿意去香港的话，我可以挣到好多钱。”

我深吸一口气，想着该怎样应对这件事儿。“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道，“如果你想换工作，不用找他帮忙。那只会给以后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我想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你应该想法避开他。”

“我会的，”她说道，“我跟同事们说过，如果他来了，她们一定要随时陪着我。”

“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吗？”

“没有了。”

“好吧，如果问题很大，你应该辞掉这份工作。那种情况可能会很糟。”

“我知道，”她说道，“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得不辞职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亲被强行卖到安徽省跟别人结了婚。那个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跟孔老师是一个姓。在一次关于人口贩卖的讨论课上，我们谈到了她。

我问孔老师，那位妇女是否可以逃离她的丈夫，他说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贩卖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觉得很满意，”孔老师说，“因为她的丈夫很有钱。”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她是他花钱买来的。可除了钱的问题，她对这种暴力手段难道不感到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她，”孔老师说道，“但我觉得她是想离开丰都的。她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你知道，女人要想离开那样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她们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骗走的。某人可能给她们许诺，说在某处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们去了那儿，就被卖给别人当了老婆。她们远离家乡，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堂姐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她从来没有回来过吗？”

“出去五年之后回来过。一开始，她还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写信。过了一阵，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就回了一趟家。现在呀，她都回来过好几次了。她很爱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从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样贫穷的地方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那些妇女可能会被卖给傻子、跛子，或者老头儿。当然，如果嫁给那样的人做老婆，她们肯定幸福不起来。那会很麻烦，可只要有钱，很多女人是不会觉得太难受的。”

“通常会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

“对，那有时候就是个大问题——她可能被卖到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会对她严加看管，让她无法脱身。有些是文盲，没法给家里人写信，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哪儿有过人口买卖。”

“现在在中国也不常见了。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比较普遍。现在不大发生了。可在偏远的地方，我听说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每个学年刚开始上文学课讲到美国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课本里印着的《独立宣言》。中国的出版社之所以把《独立宣言》印到了课本上，是因为这多少带有一点革命的意味。于是，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内容。当然，他们从没在书里印过《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

针对这一章，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宣称跟限制他们的某种东西脱钩。尽管也有好几个学生写了些别的东西，但所有的男生几乎都宣称要跟学校脱钩。马克思——一个人如其名的学生，宣称要跟金钱决裂：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全都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都明白，金钱只是人类创造的物品而已。我们需要食物、衣物、汽车等不受金钱控制的东西。我们无须跟金钱作对，因为金钱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它的危害远甚于好处。我们一定要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君。我们一定要废弃它。

没有一个女生写到钱的问题，她们也很少宣称要与学校决裂。许多人是想要从父母那里获得自由——她们写到了自己的日记曾经被妈妈偷看，父母不让她们自由交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些女生宣称要彻底独立于男性。一个学生写到：

法律和上帝赋予人类以平等。我们享有了欲望的自由、恐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几乎剥夺了我的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和恋爱自由。

他是个什么都想管的人。我和他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可以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他可以跟他那些“小妹妹”一起玩。他可以和她们嘻哈打闹。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小妹妹”。可他不喜欢我也那样做。恋爱之前，我有好多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外出、开玩笑等等。那时候，我不知道神经病是什么意思。我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现在，如果他看见我跟别的男生说话，他会揍我。更过分的是，他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感情。我没有了朋友。我很孤单，我的性格也变了。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我也会勃然大怒。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粗鲁。所以，我决定要永远地离开他。当他得知我的想法之后，他威胁过我。他说：“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杀了你。”天啊！我该怎么办？

我仍旧相信法律和上帝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要大声地宣布，我一定要独立！独立和自由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重要，包括爱情！

安妮上次跟我电话交谈之后没多久，她就写信告诉我，那个香港老头儿对她的追求冷了许多。她对那份工作甚为满意。从前的一个同学也从涪陵来到深圳碰运气。她们跟安妮的姐姐住在一起。

安妮总是为她的姐姐担心，因为她的姐姐老是调换工作。她上次跟亚当交谈的时候，她对她姐姐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类似的骗局在深圳司空见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金字塔传销组织的底层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和亚当都极尽委婉地建议安妮，她应该鼓励她的姐姐从事别的工作——政府正在严加打击，金字塔式传销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安妮在写给我的信里提到了最新的情况：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实话实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少的只是机遇而已。前些日子，她挣钱很辛苦，但她交了很多朋友，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认为，不管她今后干什么工作，这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妈妈，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为她担心，因为她都二十五岁了，可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男朋友。这样的情况真是好笑——得知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他们很不高兴，甚至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还只是个小女孩——年龄相差只有三四岁，可差别竟是那么大。

你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只有两封）我都看了好几遍。能够跟智慧的长者“对话”，真是件乐事。我父亲可能算得上是个智者，但我在他面前总像个被惯坏的孩子。我们很少认真地交谈过。

几个星期后，安妮在上班期间打来了电话。我问起那个香港老头儿的情况，她大笑起来。

“所有他看见的女人他都喜欢，”她说道，“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干得不错。我问她，她姐姐的情况怎样了。

“她很好。”

“她重新找工作了吗？”

“是的，她现在负责接听电话。”

“怎么讲？”

“人们打电话给她，”安妮解释说，“她就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交谈吗？”

“是的。”

“给她打电话的人多吗？”

“是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

“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

“感情上的困惑！”说完这个，她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做声了。

“你姐姐喜欢那份工作吗？”

“我觉得她很喜欢。”

“薪水怎么样？”

“每个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电话的人很多，她的工资会高一些。”

“谁打电话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男女各占一半吧。打电话的人很多的。”

“他们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儿呢？”

“深圳这儿很多人都有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人们要忙于赚钱求生存啊。”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里，亚当所教的新生中有一个女生的成绩最好，名叫简奈尔。她远超其他学生，无可匹敌。由于她的聪颖，她跟其他同学的交往也有些疏远。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打发时间，常常通过跟我和亚当交谈来练习她的口语。那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显得有些忧郁。然后，不知何故，她早早就回到了家，没能参加期末考试。

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亚当第一次上课就点了名。所有学生都到齐了，就差简奈尔。亚当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几个学生只是摇了摇头，大家什么也没有说。

“她会不会晚一点才来？”亚当又问。

“不会，”班长香农回答道，“这一年她都不回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香农答道，然后他笑了笑。他的笑声里只有焦虑，没有玩笑，是中国人在极为不爽的情况下一种简单的反应而已。要把这类笑声跟一般的笑声区别开来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它还是时常让外国人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学生们埋下了头，亚当只好换了个话题。那一堂课真是漫长的两个小时啊。

这个话题很难讨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简奈尔的消息，因为学生们对她也不太了解。他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暑假，她从家乡的一座小桥上一跃而下。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桥上、楼顶上、悬崖上。在乡下，人们有时也会服食农药。在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上，他们比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女人——做得更加彻底。美国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药片，然后通过洗胃的方式让别人给救回来。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涪陵有诸多迹象表明，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亚当和我都经历过一些事情，其中的女性多少有些不正常。我们来到涪陵的第一年，一个大一女生总是徘徊在亚当的公寓门外，声称亚当爱上了她。亚当试图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则说她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就是这么跟她说的。有几次，她还编了个故事，说傅主任召开过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告诉所有的参会学生，亚当对她很感兴趣。还有一次，她很生气地指责了亚当，说他太胆小，不敢追求她。她还说，亚当跟所有美国人一样，是个懦夫、骗子。

我跟一个叫欧小姐的女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欧小姐在城区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四十多岁，没有结婚。她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清晨六点，她会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看看她。她给我买过一些礼物，有筷子、书籍、手工编织的毛衣。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没有坏心。一开始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对她报以友善，但她的孤僻绝望很快就让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个星期，她就会送我一首诗，或几句短小的格言警句。这些诗句要么是从英语课本里摘抄下来的，要么是她自己翻译的。“我们一起开启未来之梦，”她曾经这么写道，“和睦的家庭才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偶尔，她也会给我写来长信，其中一封名叫“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知道，女人是男人力量的不竭之源。她能够影响他、让他自信、勇往直前、令他兴奋，她能给懦夫以勇气，给弱者以力量。这全都看女人如何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会用她自己的魔力去影响、鼓舞和塑造你们男人，让你们终身受益。为了自我完善，男人应该进入这所学校。有理想的男人才是男人的最强者。

尽管涪陵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挫败的状态，我却无法解析这种不幸福感背后的各种原因。要非常全面地理解两性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关系非常敏感，纯属私事儿，而我又只是个外来旁观者。不过，尽管我跟他们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我仍旧感受到了当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尤其注意到，他们跟金钱的关系差异巨大。在我的印象中，金钱在涪陵具有男性特征——我自然而然地会把金钱跟男人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当地的男子汉气概，跟他们的穿着打扮紧密相连。城里的男人几乎从不穿短裤，不管天有多热，还是多冷，他们总是周周正正地穿着西装，袖口上的标牌十分惹眼。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穿着亮晶晶的丝质衬衫和薄薄的涤纶长裤。他们细细的腰上扎着的皮带绕了一圈半，腰带上还显眼地别着手机或者传呼机。他们把钱鼓鼓地装在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十分讲究——男人大多穿着黑色皮鞋，随时保持得锃锃发亮。当我进城去跟几个混得不错的男性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这通常是必须例行的公事之一：几个人在人行道上的一排凳子上依次坐下，先把鞋子打磨一番，然后再找馆子吃饭。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我有好几个男学生都留着这么长的指甲，在他们那双明显曾经被农活儿打磨得十分粗糙的手上，这样的指甲看上去十分媚气，十分滑稽。不过，这些男学生谁也没有再回去做农活儿的打算。因此，他们那长长的指甲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活正在往前迈进。留长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属于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阶层：曾经一度做过农民，靠着开出租、当职员、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留着这样长的指甲，因为他们身上昂贵的服饰和手机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了。

跟男人身上的衣饰一样，他们小指上那长长的指甲也代表着金钱——事实上，坐在银行或者商场里清点钞票的人往往都会蓄着长长的指甲。涪陵的女人身上自有她们的衣饰，表明她们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但总体而言，她们身上的标志不如男人那么显眼、那么物化。上流男性就连使用钱包的方式也比女人更多一层炫耀之意。他们付钱的时候，会炫耀性地打开钱包，好让旁边的人看见那里面有一大沓钞票。

很显然，金钱大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挣得快、花得快、谈论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要多，女人进入商界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找得到开出租那样独自赚大钱的工作。这样一来，金钱对男性显得更加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涪陵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金钱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象征。

而这样的身份象征极其无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后，我感觉自己最不喜欢跟某个社会的、经济的群体——有那么几个钱儿的年轻男性——扯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力图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下一个定论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配带手机或者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不太公平。我在涪陵工作的第二年，跟当地的好几个有钱年轻男子交上了朋友，他们身上就不存在我曾经抱有的这种偏见。不过，我也认为跟中下阶层的人士最容易交朋友。我跟孔老师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会感到非常舒坦，因为他有思想，兴趣广泛，毫不市侩。当然，我的男学生大多也不像涪陵的有钱人那样目中无人。黄小强尽管时刻都在想着挣钱，但他丝毫不会表现出有钱人专属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实际上，这样的派头非常肤浅，只需假以时日就能看个对穿。不过，我没有这样的耐心。除了个别例外，我这一竿子打倒的是整一个阶层。

审视自己身为男人在涪陵的行为举止，尤其当我参加在当地上层男人群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日常活动时，我也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在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亚当和我都厌倦了宴请吃喝——那无非就是毫无意义的酒量比拼、仗势欺人、劝酒花招。头一年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好玩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交门路不广，出席过的一些宴会也因此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宴会却非常令人难堪。第二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场宴请。不巧的是，重庆的一个干部考察团跟这事儿赶巧碰在了一起。随着一杯杯白酒下肚，我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比领导干部的来访跟圣诞节赶巧更加吉祥如意——这无异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同时排成了一条直线。从听到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丑态百出。

出席宴会的有三十多位干部，等到一轮轮节日敬酒结束的时候，我和亚当用四川话大声地说着脏话，隔着餐桌用塑胶玩具枪相互对射了起来。至少后来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对宴会的后两个小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桑尼和诺林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天晚上，尽管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和亚当身上，她们两人也挡了不少的敬酒）。

如果换成别的什么地方，我清醒过来后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我第二天醒来之后，丝毫没有任何担心。我觉得头晕脑胀，到处是瘀伤，但我知道根本不用道歉，因为没有人需要我去为此道歉。倒推回去不出一年，每个干部也许都曾在某次宴会上让自己出过洋相。毫无疑问的是，我和亚当那一晚的失控把他们的欢乐推向了新的高度。毕竟，那几把塑胶玩具枪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来此看望我们的一个外国朋友提议购买这么一件礼物，几个干部当即发现了这件圣诞礼物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于是，有人从街上买来了玩具枪，装上塑料弹丸，交到了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酒精常常是男人干了坏事之后说得过去的一种借口。头一年的有一次，我正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体育系三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走到我的桌子边上，对着我进行了一番嘲笑和辱骂。我尽力不去理睬他们，可他们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叫骂声也越来越大。我只好站了起来，一场打斗眼看就要发生。几个餐厅员工走过来，把那几个学生赶了出去。但那几位员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他们没有问那几个学生的姓名，也没有报告学校当局。看着学生走远了之后，他们才向我道了歉，说那三个年轻人其实是喝醉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只能说这么多——学生喝醉了酒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男人喝了酒往往会引起暴力行为，但我最讨厌的还是其中的冗长乏味。当我回顾第一年最生动活泼的一次宴会时，也就是那家文学刊物约请我写一篇有关狄更斯的论文那一次，我一方面觉得那很好玩儿，但同时也觉得那一次丧失了很多良机。一桌子坐的都是些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那个晚上大家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给已经不能再喝的赛先生灌酒这件事情上。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高中时的一次次聚会，区别仅在于那天晚上的那些人全都四五十岁。第二年的圣诞晚宴之后，我和亚当终于又采纳了“美中友好志愿者”当初为我们定下的建议，拒绝出席任何带有斗酒性质的宴请活动。

但这个决定只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出的，因为没有人要求我们中规中矩，不要喝得像个醉鬼。到头来，这可能算是我对涪陵男人——尤其是上流男人——这个群体最强烈的偏见。总体而言，我没有发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什么过高的期望值。任何极度男权为主的社会均是如此，男人享有的灵活性超过了正常水平。而在涪陵呢，由于男人们财大气粗，他们的傲慢愈发膨胀，愈发明显。

我尽量避免跟有钱的男人发生纠葛，但我有时候又忍不住把这样的偏见扩展到了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我仍旧力图克制着这样的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对涪陵那些排外骚扰——无一例外全都由年轻男子首先引起——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我每次一个人到城里闲逛的时候，总有人对着我大声吼叫。但在这一片片嘘声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来自女性。总体而言，这都是男人们想要表现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如果看见三个年轻男子朝我走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他们会对着我来一番吼叫，目的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长长脸。从那个意义上说，这样的骚扰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一般也是由年轻男子引起，但这在涪陵实在是太常见了。

没过多久，我就得出了结论，跟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找我的麻烦，我于是据此调整了我的生活轨迹。如果我前去购物，看见有两个人出售同样的物品，我会无一例外地首先走向女性，因为她欺骗我嘲弄我的机会可能会小一些。我知道，其他志愿者遵循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的确是一种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

正由于这样的反应和偏见，我更难以理清涪陵这个地方的两性关系。我自己的生活就充满了矛盾：我本能地学习着对男性保持更多的戒心，但我最密切的朋友又全都是男性，而且我对跟女性保持一对一的交往方式颇感不爽。身为男性，且是外国人，又处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你和女性之间肯定会存在着一道不言而喻的障碍，我则尽量避免跨越这一道分界线，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下任何麻烦。“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几乎是很正式地建议过我们，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小城市与人约会，因为这儿的人在外国人面前很容易大惊小怪。不过，即便没有这样的建议，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棘手。因而，我们那一批志愿队员中的男性全都非常严谨。我们一共有七个单身男性，在两年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与中国的女性闹出过什么绯闻。

这样一来，我对当地的女性始终感到神秘而陌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亚当最先把“小姐”这个词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英语中。“小姐”这个词对应的是“年轻女子”，但在涪陵它还包含了我对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横挡在我们和她们之间的那一道屏障。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使用过这个词语，部分原因在于有些行业里的年轻女性员工比比皆是，比如餐馆服务员、百货店员、火车乘务员，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均是“小姐”。但这个词同时也有非常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指称在卡拉OK歌厅或者令人生疑的发廊才能见到的那些年轻女性。涪陵人把在卡拉OK歌厅上班的年轻女子说成是“三陪小姐”。她们陪喝、陪唱，还陪舞。只要你有钱，三陪小姐还可以“第四陪”，也就是陪客人睡觉。

要讲清“小姐”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可能，因为它的词义延展太宽。安妮是小姐，在茶馆里对我展开追求的李佳丽也是小姐。“小姐”这个词的词义含混模糊，但又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为在涪陵这个地方，对于年轻女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们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轻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而我对涪陵的年轻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和概念。她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结了婚，婚后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可能比美国更甚。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女性们的生活预期非常复杂，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她们来说尤其显得沉重。很多乡下男人离开农村进了城，对城市里面的每一个棒棒军和建筑工人而言，他们都把妻子留在家里继续务农，让她们一个人侍弄着那些田地。总体上说，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失衡现象正是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原因之一。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乡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可能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糟糕。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女性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再者，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解放后推行的变革政策使妇女可以更容易地出门干活儿，政府还一直在强力禁止买卖妇女，坚持妇女离婚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女性来说，集体思维似乎尤其麻烦，因为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严格和不确定性这两者的奇怪结合体。跟男性相比，一直以来她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狭窄得多，而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却又极度地模糊不清。总体而言，这样的变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来得过于迅猛，对于身处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变革所带来的自由很容易显得势不可挡。

而且，他们往往求助无门。我在我的班上一次次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或多或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话，他们会非常残忍地对其形成孤立之势。没有一个人对简奈尔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关注，而每个班级至少有一两个学生处于类似的孤立状态，无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并不是一种解放，对于具有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们不可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开辟自己的新生活领地。这样一来，她们就变成了局外人，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助，这自然而然地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安妮跟这有点类似。她一直跟其他人不太合群，但她相当聪明，具有社交天赋，也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因此，这样的素质给她带来了足够的自信，她可以对群体中的某些方面置之不理。然而，简奈尔只是非常聪明，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这些压力的核心，总是跟钱有关。农妇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安全感，却把自己的配偶们晾在一边，这种孤独感有时候就会把她们彻底地毁掉。女人自己也能够挣钱，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职业却可能给女人带来性别方面的挫败感，同时还会招致别人的批评指责，说女人不应该如此费心。像安妮这样的女子就可以到深圳挣钱，但到深圳挣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做文秘，有的可以当“三陪女”：有的女子像李佳丽，有的女子像安妮。她们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去挣钱。围在她们身边的男人真不少，但有的男人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于是，这些女性只能孤身一人时不时地跟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着各种协调和沟通。

那个学期末，也就是春节之前，欧小姐把一个信封从我的门缝里塞了进来。里面有一封信、她的一份体检报告单，以及五百元钱。信是用英文写的，写得有些支离破碎：

亲爱的彼得：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最近去了哪里？

请记住：“当务之急。”你能告诉我吗？我能帮帮你吗？

“要冒险，就要赶早。”

“机不可失！男人的一生之机，胆子越大，走得越远。”

“虽然语言不连贯，但示爱之语总能看明白。”

“最好的关系，要用我们的真诚和理解共同创造。”

因为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纵然有奇迹，也应该努力追求。”

“愿神力助你一臂之力。”

“贤妻和健康是男人最好的财富。”“健康才是终身伴你的好朋友。”

“三思才能明智。”你够棒的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肯定能帮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但我感谢你的善意之助。请来我家吃饭，一起过春节，好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附上我的体检报告单。

体检报告单上注明，她的身高为一米七十，体重为六十七公斤。她的心脏、胸部和肺部没有任何问题。她的牙齿、鼻子和双耳也都正常。标示的年龄为三十岁，并不属实。报告单经过了复印，年龄这一细节很明显被做过手脚。

体检报告单的右上角贴着欧小姐的照片。这张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张黑白照片，尚显年轻的欧小姐戴着宽边眼镜，卷曲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照片上的这个年轻女子面带微笑，满脸自信。

那几张百元大钞对折着重叠在一起。那差不多是欧小姐月工资的一半多。换成美元有六十多，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五百元钱在涪陵可以吃上两个月了。如果把这笔钱翻上二十番，就足够生第二个孩子的开销了。

我很害怕欧小姐，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头一年，我已经知道，直截了当只会让她更加来劲。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要在夜间到公寓里来拜访我。她一听到这番话，立马兴奋不已，在接下来那一周的时间里甚至每晚都来登门拜访。跟我遭遇的所有欧小姐故事一样，这事儿如果不明就里，听起来会非常好玩儿。但当事情真的摆在面前时，看着欧小姐如此的绝望、不开心，我心里想到的只有烦恼和沮丧。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跟欧小姐同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但工作部门不同的费晓云。费晓云也许算得上是我在城里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同时心地也最为善良。当我们的汉语还说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敢于跟我和亚当说话的人。每次进城，我总会跟她闲聊一番。我因此知道，她一定明白欧小姐的问题所在。我把钱交给她的时候，对其中的原委做了一番交代。

“你知道，春节就要来了，”费晓云说道，“这个时候，中国人有很多习俗，其中就有送钱这个习俗。所以，她才要给你这些钱——她可能只不过想表达一下善意而已吧。”

几年前，费晓云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因此，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动听。我听着她那清晰的嗓音，不住地摇头。

“人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是把钱送给小孩子，”我说道，“我知道这个习俗。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钱送给大人吧。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便送给你五百元钱，这合适吗？”

“不合适，”她回答道，“不合适。”

“那么这笔钱也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令我难堪。”

“是呀，”她叹了口气，又说道，“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喜欢费晓云的这个性格——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去撒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尽力地维护她，但她同时又明白我的难处。她很为难地看了看信封里的钞票。

“拜托你，能不能请你把它还给欧小姐？”我说道。

“好吧，我一定做到。”

“你可以告诉她，我不能接受这笔钱，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请你不要怂恿她——我不希望她再来打搅我。我不想没礼貌，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公寓看望我。”

“我懂。我一定尽量跟她讲。”但我也看得出来，费晓云明白这事儿有些无望。欧小姐属于那种举止出格的人，像她这样的人你多少有些无可奈何。我估计，等我永远地离开涪陵的时候，我跟欧小姐肯定会有一番小小的吵闹，后来真是果不其然。不过，当我站在百货公司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劳心去想今后的事情。在涪陵，我总是要应付很多麻烦事，但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把钱还给欧小姐。

我谢过费晓云，并预祝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就把信封放在了跟前的柜台上。几个星期之后，她告诉我，那笔钱已经成功地转交回去了。我把欧小姐的体检报告单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后来就忘记了。但有时候我会回想起那张旧照片，禁不住纳闷，这个年轻的女子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是什么使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知何故，那张照片我一直没有扔掉。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信仰，”孔明说道，“要么是宗教、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共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信点什么。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第一次想到入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但当时没被批准。”

孔老师是党员，从前是农民，现在是涪陵师专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老师。他三十三岁，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脸上时常带着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绺淡淡的髭须。他对汉代诗歌了解颇多，他那三岁的儿子取名松涛，意为“松林之涛”：风儿吹过，松林便会发出呼呼涛声。

“在中国的诗词中，这个用语非常普遍，”孔老师解释道，“雪莱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词语——我读的是译文。他写过一首诗，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发出的声音。我觉得那片松林在意大利境内，但不太确定。”

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间，孔老师入党的兴趣一直不减，但在经历了正式申请、持续数月的一轮轮谈话和衡量之后，直到去年才终获批准。“在过去，他们会仔细审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说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看你的思想如何，这样好多了。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帮穷人，求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定得很好。当然，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入党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为了要权力，这样的人入了党就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很不好——所以我们存在着那么多腐败现象，因为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当然不再相信它呀。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支持共产党，我肯定会同意它的许多主张。问题总会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赋予每个公民稳定，这种稳定一向是通过国有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归学校所有，也由学校完成维护，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十元——这点钱不算什么，基本上就是个形式而已。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给他带来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变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将会变为私有财产。他再也不能享受每个月象征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这个价格并不高——但考虑到他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老婆做自由摄影师赚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笔钱。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公寓可能会升值，从长远来讲，这就给孔老师带来了收益——但以往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把居住的公寓当成投资品来看待。涪陵人从来没有谈论过按揭或者再融资，普通人从银行贷款更是闻所未闻。要买下这么大件商品，你要么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要么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支付——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笔钱，不买就是了。

铁饭碗上还蔓延了其他的裂纹。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各单位的保险制度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涪陵师专的老师们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样才在蹒跚学步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师和他的老婆徐莉佳还得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按照标准收取费用——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另外收取。这笔费用倒是不难承受，但涪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多收费，给好老师支付高工资。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滑到了后面，师专的老师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内的学校读书。但跨区就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前几年的费用是八千元，现在的一次性收费涨到了一万两千元。三年之后，等到孔松涛开始上学的时候，还会涨到什么地步？交这笔钱值得吗？一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还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特色来，让每个家庭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这样的变革叠加起来，会不会达到一个点，令孔老师不再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不过，即便面临如此种种变革，孔老师依然不太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决定自然会做出。同时，他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这样的平和心态跟孔老师的党员身份、严格遵循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我小的时候，肚子吃不饱，”孔老师说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两年艰苦得很。我们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有关系，那时的生产有问题，农耕方法也有问题。70年代后期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很少吃肉，总是觉得肚子很饿。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稀饭，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少放盐。我们吃过野草、野花、松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我的妹妹之后就去世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之类的东西喂给小婴儿吃，她也死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岁大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情况更糟糕。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没法劳动，我太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生产队不行，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情况有了好转，生产队才能够给我们一点照顾。但一连多年，情况都非常糟糕。”

孔明老师的早年生活在丰都县的大山深处度过，镇上的人口现在可能有三万。从他的老家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公路边，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颠簸到丰都县城，因此，孔明在十四岁之前从没有去过县城。他在家里帮着大伯种地，到山坡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到水田里种植水稻，还得到处种上蔬菜。“回想起来，那时的劳动并不算苦，”他说道，“可现在就算很苦了，因为我都做不来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教师的手了——沾着墨汁，柔软细腻，灰尘和老茧早就不见了。

“我现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农活有那么艰苦，即便在涪陵周边的郊区，农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农活依然十分艰苦。我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我要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活儿有多艰苦。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出去，浪费了不少的钱。”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

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当被问及政治方面的麻烦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家太穷了。地主之后，农民分成三个类型：富农、中农和贫农。我们家很穷啊——当你穷得像我们家的时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盗，不去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罪行，就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家谁都没有受过迫害。

“我还记得生产队召开的几次大会，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时候。当然，我什么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把某个地主，也有可能是某个走资派——通常就是想方设法卖点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来，然后开个大会把他批斗一番。他要这样站着。”

孔老师做了个示范：双脚并拢，上身微倾，头要低垂，下巴抵着胸部。前后有几秒钟的样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笑了笑，接着讲述起来。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多数是站成这个样子，如果头低得不够，其他人会把他的头给按下去。我还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头儿，他是个地主，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站上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子，头要低下去。他总要把头歪向一边，因为那样会舒服一些。长久以后，他的头就一直这样子歪着……‘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了，但他在生产队走动的时候，头依旧歪向一边。”

孔老师依旧站着，这下子，他把头向左边歪着，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第十章 农历新年

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我们教的三年级学生外出实习了。12月，我和亚当往南边走了一趟，去看望我们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武隆县的几所中学实习，需要沿乌江往上游走，跟贵州省挨得很近。那个地方十分偏僻，我们几个外教的抵达，令当地的学校倍感荣幸。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做演讲，出席宴会，还参加了一场篮球观摩赛。

我和亚当待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联合起来做一场演讲。我们知道怎样拿对方来搞笑，一切都进展得顺顺当当。我们在武隆做的演讲英语和汉语各占一半，主要是要把学生们的兴趣吊起来，这一点也不难。每次演讲之后，上百个学生围了过来，争着要签名。我们不停地签名留念，直到干部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着前去参加其他的活动。在武隆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被安排了演讲和会议。

两天之后，我们彻底累垮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作为外国人，则意味着你更容易惹上种种麻烦。一直以来，总有一些小的危机或者问题，需要我去加以关注——要么是欧小姐、要么是茶馆的某个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要么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教学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之所以老往城里跑，是因为我觉得城里的生活精彩纷呈。

旅行通常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武隆这个小小的江城打发时间更苦更累，它把我们在涪陵遭受的种种压力全都压缩得更加密实。不过，收获也很大，因为那里的人们看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真是兴奋不已。不过，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今后有外国人在武隆这样的地方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但我不敢想象，因为在我看来，外国人在这里恐怕待不了三个月就会走掉。当地人的意图很好，但他们的善良——无休止的宴请、无休止的专题活动——会要了你的命。在武隆待了两天之后，我和亚当都生病了，三四天后方才恢复过来。

春节临近，我们有五个礼拜的假期，从1月中旬开始。桑尼去了泰国，诺林去了华南和越南。亚当打算坐船到上海，然后折返到南方的深圳去看望安妮。我打算一个人到贵州的群山之间做一番徒步旅行，但我越考虑在中国旅游的事情，就越清晰地回忆起上次到新疆的火车之旅。我也想到了武隆之旅的精疲力竭，我在涪陵的生活因此被映衬得越发称心如意。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寒假刚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在涪陵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也明白过来，春节临近，除了涪陵，我哪里也不想去。这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是举家团聚的日子，涪陵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了下来。

我早上起得很早，然后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写作。这是我一天中的英语时间，通常会在上午的十点或者十一点结束。为了清除脑子里的英语残渣，我会在公寓里再学上一个小时的汉语，学习的方式是看报或听磁带，然后再去“学生食家”吃午饭。下午和晚上，我会去城里溜达，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廖老师和她的丈夫一起吃过几次，跟孔老师也是，城里面也有好些人经常请我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吃饭，我就自己在城里面吃，或者会回到“学生食家”，在这里吃饭，同朋友一起吃饭没什么两样。

英语已经变成了我仅用于写作的语言，整整一个月，我嘴巴里说出来的全都是汉语。后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才觉得那是我在中国过得最舒心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这一切全都是霍伟自己的事儿——整个寒假期间，没有一个英语系的同事邀请我一起吃饭，也没有谁来打搅过我。那个春节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全都是明确指令使然，从我和亚当到达涪陵开始，有关当局就告诫英语系的老师们，不要和外教走得太近。跟干部们制定的很多政策一样，这事儿同样根源于一种模棱两可而又毫无意义的偏执，但最为悲哀之处也许在于它的极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没有受过教育的面馆人家的关系竟然比我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的关系还要密切。然而，有关当局孤立我们的这种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结局，就算他们现在改弦更张，我也不会拿那种生活去换取能说英语的友谊。整个寒假，我是城里面唯一的外国人，但我头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孤独。

几群当地的孩子经常会跑到我的公寓来玩，因为我的阳台上挂了几串节日彩灯，高居于乌江之上，在夜晚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十一岁的何丽会带着几个小女孩上来玩耍，她跟我同姓，常常叫我哥哥。有时候，一帮野孩子会跟在王雪松的后面跑到我的公寓来玩。王雪松刚好九岁，就住我对面，跟他同住的还有他的外公和离了婚的母亲。他家里的大人们都曾经非常严厉地警告过他，千万不要打搅我这位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都学会了怎样哄骗他们，他要么跟一大帮孩子跑到我家，要么走出家门，大声地下几步楼梯，然后再悄悄地折回来，轻轻地敲我的公寓门。我很喜欢跟他说话，他会给我讲他在校园里遇到的事情，讲述他的校园生活，讲述他班上那个小胖墩的故事。那个小胖墩谁都看不起，大家戏谑地称他为蒋介石。小王很喜欢到我家来看电视、翻相册，还喜欢在阳台上对着下面的过路人大喊大叫。他喜欢怎么做，我就让他怎么做。我非常想念远在密苏里老家的侄儿和侄女们，有这么个小孩在我的公寓里跑来跑去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小王和我一起串了差不多一百多只节日彩灯，我把它挂在了阳台上，到了夜晚，你从长江上也能看得见这些彩灯。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大功告成，然后，为了奖赏他，我让小王把所有烧毁的灯泡逐一扔到六楼下的人行道上，一个个灯泡发出了清脆的砰砰声。对于鼓励他这样的失范行为，我并不感到特别内疚，因为师专的修理工每每来我的公寓里更换完灯泡之后，都会干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跟小王一样享受，随着玻璃灯泡在人行道上砰砰爆开，修理工们会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每到晚上，河对岸的涪陵城区流光溢彩。街道两旁全都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一连串的彩灯，所有的树都进行了装饰。南门山附近的那个小园子现在变成了色彩的海洋——煤尘满布的小树和灌木全都布满了电灯泡，在城市的中心区域闪闪发光。人群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小园子，拍下一张张照片。随着节日的临近，城里面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夜间走了出来，举家出动，携妻带小，全都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有的在买零食，有的在看商店橱窗，有的对着人群打望。士兵们也请了假回到家里来，他们穿着制服逛街，一边显露出自豪的神情，一边留意着人群中的小姐。大街两旁，梯道两边，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食摊点——有的经营烧烤，有的在油炸土豆，有的在炸臭豆腐，还有小火锅——一时之间，仿佛所有的人都把就餐地点改到了人行道上。我也一样。我一直很喜欢涪陵的夜晚，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密集强化起来，现在这个地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激情。就连主干道两旁那些可怜的树都好像充满了生命力，闪耀着明晃晃的白色光芒。那些灯泡很随意地缠绕在树干上，有时候会爆裂开来，把树引燃。每当此时，那些树会在一瞬之间释放出火焰和烟雾，发出耀眼而又自豪的光芒。行人们会驻足观看，哇哇尖叫，高声大笑。随即，火焰熄灭，树在那里轻轻地嘶响，阵阵烟雾升上天空，行人们继续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之中。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抽烟。电视屏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的方队齐步走过。我能听见黄凯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但随即又安静下来。他的妈妈轻言细语地跟他讲着什么，我偶尔听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军队齐步走的方式跟我们中国军队的不一样，对吗？”黄小强问道。

“不一样。”

“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道，“那上面的是你们美国兵吗？”

他的儿子替他更正了过来：“人家那是英国士兵！”

“反正，他们走正步跟我们中国兵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走的。”黄能站起身来，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他四十九岁，是个小个子，长着农民那种精瘦而结实的身板。他把双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里来回走了两圈。“你们美国兵也是这样走正步的吗？”

“差不多吧。”

“我们觉得好难看哦——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难看死了！”

“我们西方国家走正步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种姿势才难看呢。你们那种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喜欢，是因为那场战争的关系，对吗？”

“对。这就像你们中国人看待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也轰炸过你们美国嘛。”

“对，他们轰炸过夏威夷。”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美国人怎么称呼他们？”

“打仗的时候，人们称他们‘日本佬’（Japs）。”

黄能很喜欢这个词，在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这是不是骂人的话？”他问道。

“是的。就跟你们中国人说‘小鬼子’差不多。”

“那么说来，你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或者说至少不再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称他们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美国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是因为他们轰炸过你们美国。”

“对。”

“但你们后来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我们丢了两颗。”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对。”

“论科学，你们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说，你们是超级大国！”黄能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愉悦的交谈，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是全家的长者，他的责任就是带给我宾至如归的感觉。电视上的部队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放起了五颜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这个节目的小姐们全都穿着紧身衣。冯小琴领着黄凯走了出来。他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倒腾起玩具车。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把玩具车推到了我的脚底下。我把玩具车捡了起来，只见那孩子吓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车又推回给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开了。

黄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经做好了晚饭，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当然，也有米饭，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她大声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

王朝素跟我说什么嗓门都比较大，这跟美国人遇到英语蹩脚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欢她，她是个朴实的人，没有读过书，只会讲涪陵方言，还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欢我自称为“洋鬼子”，对于我和亚当相互撒谎，并对其他新来的志愿者撒谎这事儿觉得非常好玩儿。几个月之前的秋天，我们曾经告诉过王朝素，她可以按正价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诺林的面条钱，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让那两个人知道被骗的事儿。

“那多不礼貌哦，”她非常惊讶地说道，“她们刚刚来，我们不应该欺负人家。”

“谁知道呢？”我说道，“就两个洋鬼子！她们有的是钱——她们两个家里都很有钱。”

“你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下次我也要骗你一下！”我们之间总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她会如何狠狠地骗一骗我们这些洋鬼子。

她的厨艺很好，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间或，王朝素会大声说道：“难吃死了！”而我总会让她确信，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并大声说道：“慢慢吃！”

吃过年饭，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他的爸爸在看电视，而他的爷爷正坐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把几张红色和白色的薄纸认认真真地剪成长条，再把它做成坟飘。这种坟飘先用白纸做一个细长的圆筒，中间扎一圈红纸条，底下垂着细细的白色纸飘。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们一家人要赶回远在白涛的老家，把这些坟飘挂到先人的坟头上。

“我们要去给我父亲挂坟飘，”黄能说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过世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应该时时地挂在黄能他们嘴边，因为共产党镇压了他的父亲，他们才获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个人一样，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嘲讽语气。我问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多大。

“我十岁。”

“很小啊。”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他说道，“十岁的人啊，什么都不懂。”

他裁切白纸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车从他孙子的脚边溜过，小孩一边追逐着玩具车，一边尖声大笑。

“你们的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对吧？”黄能问道。

“差不多吧。圣诞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给先人扫墓？”

“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人多数都不知道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坟墓就不在我的家乡，而是远在加利福尼亚，路程相当于从这里走到上海那么远。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德国，还有些远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那么多国家呀！”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情况。”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坟墓都祭扫一遍。那要花好多钱哦！”

“肯定要花很多钱。我的老家离欧洲很远。”

“哦，”他说道，“明天我们就只去白涛，坐公共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看电视。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我们坐在那里聊了一阵天、开了一阵玩笑，冯小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她问道，“是不是很讨厌中国人？”

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之间，我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于是，我问她，她那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经常嘲笑你？”

我还是不知道从何作答——他们邀我到家里做客，已经善良至极。在我们看来，那些曾经的不愉快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我觉得最好说点别的什么。

“没有，”我回答道，“我觉得这儿的人对我非常友好。”

“不，不，不，”她急不可耐地说道，“就像那一次，你和梅致远在我们的馆子吃饭，有一个女人就把你们两个嘲笑了一番。”

梅致远是亚当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我想起了那件事，实际上那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一个月以前，楼上卡拉OK厅的一个小姐取笑过我们，她不光嘲笑我们讲的普通话，还把我们吃饭的方式也嘲笑了一番。她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则要她赶紧住嘴，少管闲事。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取笑我们的人置之不理，但我们觉得那家餐馆应该是我们的地盘儿，其他人没有权利在那里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是卡厅小姐更没有这个权利。

看得出来，冯小琴希望我如实回答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她既了解我，也了解涪陵人——她基本上一直都在餐馆干活儿，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她都看在眼里。跟所有人一样，她对我的观察非常细致。但也有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她在观察我的时候多少带着一点同情心。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那个女人很不讲道理。她当时在取笑我，所以我才叫她不要嘲笑我们。不过，这事儿对我的影响不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嘛。”

“她没有文化，”冯小琴说道。“没有文化”就是说没有读过书。冯小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所以才那样对待你们，因为她没有文化嘛。涪陵像她那样的人太多了。”

“不是的，很多人都不像她那样。现在比我们刚来那阵好多了。”

“反正她就不该嘲笑你们，我认为那很没礼貌。”

她定定地看着我，黝黑的眼睛里包含着某种东西，我把视线转向了别处，看着那正在一边玩耍一边自顾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

“不要紧，”我说道，“你们对我很友善，所以今晚上才请我过来吃饭——这一点重要得多。黄凯这个小主人也很懂礼貌。”

她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又谈起他长大了多少，他已经学会了说多少话。我们没有提到天刚黑时他对我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

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冯小琴能够理解我，但这样的理解程度并不深入，她无法明白我从黄凯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么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午夜的鞭炮声宣示了新年的到来。我早早就离开了黄凯的家，因为我觉得有点儿累了。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一阵阵低沉而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宛如滚过群山的一阵惊雷。鞭炮声越来越响亮，在河谷里不断地回响着，于是我来到后阳台上一看究竟。

夜色中的乌江看上去十分沉郁。城区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随着午夜临近，鞭炮声逐渐密集了起来，只看见街道和梯道上光电摇曳。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插旗山上响起了爆鸣声，长江对岸那遥远的白山坪上也出现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乌江的江面上来回地震荡着。随着曳光闪起、爆鸣声响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断地咔嚓作响。旧岁已逝，鬼怪逃离。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乌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斓，不断地摇曳流淌着。午夜终于过去，鞭炮声逐渐减弱。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静静淌过的乌江水。

第二天早上，我进了城，满大街的人们都穿上了新衣服。一直以来有个习惯，人们在大年初一这天不可以穿旧衣服，尤其是小孩子更要穿得光彩照人。很多小女孩都化了妆，所有的男孩手里都拿着枪。那好像也是新年的习惯之一：街边摆着的小摊上，到处都在卖塑胶玩具枪，男孩子手里要么拿着步枪，要么拿着手枪，或者兼而有之。这些玩具枪做得十分逼真，威力强大。若是在美国，出售两把这样的枪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当然，美国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枪来射杀鸟儿、小狗或者小猫，但涪陵很少有这样的小动物，反而是人很多。满城都是相互追逐的小男孩，他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手里的武器相互对射着。

新年还有一种潮流，那就是上街乞讨的学生。南门山一带一直都有乞丐，一般是身带残疾的人，时而也有少数民族妇女带着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个个争相拉扯着你的衣袖祈求施舍。可现在，我每次进城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两三个学生，他们穿着校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面前摆放着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往往是“筹集学费”。他们的故事大体相同——付不起大学高昂的学杂费，一般是因为家里死了人，从而希望路人能够慷慨解囊。通常情况下，乞讨者会摆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他们的学生证。乞讨者没有一个是涪陵人，他们都是坐长江上的船路过此地。

他们讨到的钱可不少——面前堆了一大堆五元、十元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因而才有人能够以此挣钱。我无法想象，美国人面对这样的花招会如何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那称得上是花招：一连数个星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明显属于一个团伙，他们共用一件校服，共用一个学生证。他们每天轮流上阵，其中一个人进行乞讨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负责望风。寒假正中间那一天，我感觉他们轻而易举就挣到了一百多块钱。跟坐在家里看电视相比，这项活动肯定效益更好。

我坐上公共汽车来到长江边的佛教寺庙，观看这里的和尚替人算命。那是涪陵唯一的正儿八经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之前，当地有三百多处寺庙和神龛，但现在仅存三处，有和尚的仅此一处。这座寺庙平时只有零零星星的朝觐者，但在大年初一这天来到这里算命的就有好几百人。寺庙之下的大街上，摆着几个向小孩子出售气球的小摊，其他的小孩子则用手中的玩具枪对着气球一阵胡乱射击。我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小孩子在那里发脾气，哇哇大哭，要么就是孩子想买什么，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什么。跟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春节好像照例也是全民庆祝独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那天阳光明媚，但依然十分寒冷。我爬上了河边的山峦之中，不少人正在燃放鞭炮，清扫破旧的坟墓。下山的小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男孩子七岁的样子，腿上放了一把玩具来复枪。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了他好一阵子，意思是说：别来那一套。然后，我顺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行走。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后背。之前，我一直在留意子弹上膛的咔嚓声，可他的玩具枪早就上了膛，他冷不防就向我开了枪。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坐在那里，只等着有人从边上走过。

我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了回去。要是他推一颗子弹上膛，再朝我的胸部开上一枪，我出于对他的莽撞行为的一种尊重，有可能一反常态地放他一马。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着我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我早就受够了这样的过年习俗，因而趁他没来得及反抗之前，一把抓过了他手中的玩具枪。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哇哇大哭。我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行走。到了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喊，压过了鞭炮声，在远处久久地回响着。

几天过后，几个邻居的小孩跑到我的公寓里来，我让他们用那把玩具枪对着屋内的物品进行了一番射击。他们相互攀比着，春节期间收到了多少压岁钱——这是过年的又一种习俗，亲戚和朋友都要给小孩子装了现金的“红包”。

小王收到了一千两百五十元压岁钱，差不多是中国城镇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三倍。其他小孩子得到的压岁钱都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间，只有方思洋有些例外，她只得到了七百元压岁钱。方思洋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梳着马尾辫，我看得出来，她因为过节只得到这么一点钱感到沮丧不已。一次，我问小王，方思洋的情况如何，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她的社会等级：“她家是喂鸡的。”

我向方思洋和其他几个孩子分发了一些美元硬币和新年贺卡，他们便出门离去了。小王落在后边，依旧玩着那把玩具枪。

“可以借给我玩一玩吗？”他问道。

我上次看见小王的时候，他堪称全副武装，于是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把所有的枪都搞丢了，”他回答道，“全都找不到了。”

我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觉得他在说谎。“是不是家里人把你的枪没收了？给我说实话。”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脚下的地板。

“你是不是把人射伤了？”

“不是，”他回答道，但他的回答显得不够坚定。他依旧耷拉着脑袋，用手指把玩着玩具枪的弹夹。

“如果我把这把玩具枪借给你，”我说道，“你能保证不对着人开枪吗？”

“我保证。”

我把玩具枪给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而且在孩子面前，我跟中国的父母一样，心肠同样无法硬得起来。还有，实话实说，我对他家的大人确实没有什么好感。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非常和善，但从来没有请我进去坐一下。还有，每次在楼道里碰到我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话总是很慢很简单，好像我是个傻子或是一条狗。我知道，他们的心肠不坏。再说，用玩具枪武装一个孩子也说不过去。我在涪陵无法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当地人拿我不当人看。霍伟是有点笨，但也没有笨到那个地步。

小王把枪塞进棉衣里面，我便让他出了大门。他朝我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我轻轻地关上了门。几秒钟之后，我听见他大步冲上楼梯，使劲地敲着他家的门，那架势好像他刚从外面玩耍归来。

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顺江而下去了丰都，见到了孔老师和他妻子的娘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他因此总是跟居住在城里的岳父母一家人共度春节。

为了看清县城的周边地区，我们沿着石阶一起爬上了双桂山。几分钟之后，我们就经过了一百七十五米的水位标志。我们停下脚步，俯视着县城。那天早上一片白雾，丰都县城就在我们的脚下，沿着长江北岸铺展开去。三峡水库修好之后，这一片整个都会被淹没。我问孔老师，大坝修好之后，他妻子的娘家人将会搬到什么地方。

“他们会搬到河对岸的移民新城，”他回答道，“你要是想了解那儿的情况的话，我们吃了午饭可以去看看。”

“什么时候搬迁？”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也许更久。很多细节都还不太清楚。”

“他们要不要出钱？”

“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但不会完全免费。房子要付一点钱，但我想不会付得太多。也许就两千多吧。”

“他们会顶着不搬吗？”

“不会，”他说，“他们想搬。你看看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会好很多。还有，丰都县城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更大，交通上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和麻烦。这里的人很少会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大好处，也是土建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面临的天赐良机，他们终于可以在新修的城市里铺上足够的道路，挖出通畅的下水道了。我还看得出来，徐家人为什么对于搬家丝毫没有介意，他们目前居住的公寓过于促狭，所在的小巷子污秽不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丰都这个地方，尽管这种喜欢是出于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我喜欢它那煤尘满布、式样古旧的一幢幢房屋，以及狭窄而又交通拥挤的卵石街道。这是一座古老的江城，它的肮脏和不便也饱含着别样的风情。

徐莉佳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为了给她庆生，她的两个妹妹也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公寓。她的小妹妹二十出头，就在丰都工作。她的大妹妹名叫徐华，在东海之滨的新兴城市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她的这两个妹妹都还没有结婚。

徐华带了一部手机和三瓶法国进口酒前来祝贺生日。我们一边吃着徐太太包的抄手，一边用其中的一瓶法国酒相互敬酒。那瓶酒不太好喝，年届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工作的徐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皱着眉头。不过，那酒毕竟是进口的，徐华拿它来给姐姐庆生可是自豪无比呢。

我一直比较喜欢孔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这个人，她比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都令我感觉更自在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隶属学校这个单位。很多生意人与她类似——跟一般人相比较而言，他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得心应手。大妹妹徐华同样如此，她的身上也透着东部沿海人的成熟与世故。她对我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住，因为那儿有很多外国人，那儿的人不像丰都和涪陵的人那样闭塞落后。她还说，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餐厅——这一发达城市的标志倒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年半以来，我竟没有看见过一家麦当劳餐厅。徐华蓄着短发，穿着白色紧身裤子和亮黄色垫肩式夹克衫。我问她，会不会有兴趣再回四川生活。

“我为什么要回来？”她笑着回答道，“丰都、涪陵——又小又偏僻，工作也不舒服。我可以每年回来过春节，这就够了吧。”

吃饭的过程中，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弟弟生活在美国。这令我非常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的小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正在纽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丰都这个小地方的小男孩竟然在美国端起了学术饭碗。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的学。

“不，不，不，”他回答道，“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跟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妹妹。我们这个家当时被拆散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午饭之后，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大摞信件。

“这全都是我弟弟从美国寄回来的，”他说道，“他一般半年给我写一封信。”

那一摞信件用绳子捆成一捆。徐先生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然后把信件递到了我的手里。信件还都装在原来的信封里，尽管由于徐先生收藏的缘故，大多数邮票已经被揭掉。我慢慢地翻看着那些信件。有的寄自中国台湾，有的寄自美国。徐先生的弟弟使用的是香港和台湾那边常用的繁体字，即便我有胆把信件从信封里抽出来，要阅读下去也会困难重重。但我跟徐先生见面才刚一会儿，所以我只是看了看那些信封，以及原来粘贴邮票的位置。

因为多种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去阅读那些信件，这就好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徐先生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仔细的挖掘和推敲。单是那一摞信件已经足以令人心酸——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诚而崇敬地好好保留着，我知道，其中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伤。更加主要的，是它清晰地昭示出，生于台湾的小弟弟和生于丰都的徐先生所过的生活差别究竟有多大。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国人，穿着毕业礼服，背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红砖楼房。照片上的这个人比徐先生年轻许多，脸上带着笑容。他的手臂里揽着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子。那天风和日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看上去明亮而洁净。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拍的，”徐先生自豪地说道，“那是他的太太——也是个中国人，但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们来这儿看过你们吗？”

“没有，”他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弟。”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一摞信封又沉重了许多。我正要问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被拆散的，他的女儿进来打了岔问我，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可以挣到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但那所大学相当不错，也许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五万美元吧。”

“他也买了车，”徐先生又说。

“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我回答道。

“买一辆车要多少钱？”

“看情况，一般也就一万多美元。”

“那他的工资要剩好多呢，尤其是她也有工作。他在信上很少说到钱的事情。”

“不过，我猜想他们可能支付的房租很贵。美国的生活开销也很大，尤其在纽约更大。”

“他的岳父已经给他们买了房子。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可以存很多钱了，对吧？”

我不太明白他们究竟想说明什么，不过好像也就是十分好奇，想要弄明白这个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还问，怎样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教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聊起了政治，徐先生问我怎么看待台湾问题。

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一摞信封，没有比回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事情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去过台湾，因此对台湾问题没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大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追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弄不太明白。我觉得，他们大多还是希望看到和平吧。”

“他们觉得台湾跟大陆是不同的，对吗？”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至少已经换用了人称代词——每当我拿不太准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用“他们美国人”，而不是说“我们美国人”。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却非常关键。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但美国人也知道，它跟大陆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它应该回归大陆，但只有在老百姓愿意的情况下才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我考虑要不要再问问他小弟弟的情况，但觉得还是另找时间向孔老师打听更为妥当。于是，我问徐先生，过去的丰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回答道，“日子要难过多了。我们不能像这样子跟外国人说话。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好多了。”

这样的回答，跟我在四川的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没有两样，尽管徐先生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直白。他家里挂着邓小平的画像，挂在电视机上方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过江的路上，徐华说她会开车。我们当时坐在一艘破旧的过江渡船上，正要前往南岸，去看一看正在修建的“丰都移民新城”。我们当时正在说着别的什么话题，徐华突然说她会开车。

我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于是我问她：“开车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她回答道，“我自己抽时间学会的。”

“开着玩儿？”

“对，我有这方面的爱好。”

“一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学车很贵。”

“厦门学车更贵——花了我六千块钱。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买车的，所以当时就想要学会开车。很像你们美国——美国不是很多人都有车吗？”

“对，就连学生都有车——我读高中的时候就买了一辆车。”

“看见没？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人们早晚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轿车。”

渡船颠簸着缓慢地驶过了江心。一瞬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之后，涪陵城可怕的交通拥堵场景。徐华继续说着话。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道，“尤其想去纽约。也许有一天，公司会派我去那里出差。”

渡船驶近岸边，我看见了一大块吸引投资者的广告牌：

大江就要截流，你还在等什么？

新城开发区欢迎你

早在三个月之前，在宜昌，在即将修建拦河大坝的地方，这条河流已经被截流进边上的人工导流渠。截流是整个大坝工程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有形项目，全国上下都进行了电视直播。我观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视直播将新开挖的导流渠搞成了民族精神的庆典活动：建筑工人们一边挥舞手中的安全帽，一边不停地欢呼雀跃，军乐队适时奏响了“歌唱祖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其他政要都发表讲话，谈到了伟大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一天大雾弥漫，鞭炮声回荡在雾气缭绕的群山之间。

不过，11月的那场庆典好像离丰都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下了船，上了沙滩，在青菜地和垃圾堆之间穿行着。我们往上走到了一排农家屋舍。这一排农家屋舍十分贫穷，我们走过的时候，闻到了浓浓的粪便味儿。越往上走，小路越陡斜，在更加简陋的棚屋之间蜿蜒着。徐华和其他几个女人都穿了高跟鞋，衣裤也很光鲜，在一片泥泞之间缓慢地行走着。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坡，走过了最后一排农家屋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的丰都新城，刚建了一半的样子，正静静地躺卧在雾霭之间。

从我来到中国开始，这样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就连陕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满是脚手架和建筑工人们。涪陵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镶嵌着白瓷砖蓝玻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随着煤尘自屋顶缓缓流下，这些新房子又纷纷未老先衰。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比乡下更富有生机；我禁不住会想，突然间举国林立又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在丰都，这样的意向终于变成了现实：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正在修建的一座城市。大马路、人行道、公寓楼、商业区——一切都才开始，全都还没完工。丰都新城将会修到哪里，你只能隐隐约约地猜测。但你可以十拿九稳地知道，新城发展得很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的进程。实际上，就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阻挡了它的进程，那也毫无意义。在中国这个被人遗忘的心脏地带，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举国大发展的隐喻，完美无缺。

那一天，没怎么施工，工地上比较安静。但没有闲着——从丰都老城过江来参观新城的人群蜂拥而至。人们大多打扮一新，宛如要去公园玩上一天。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在崎岖泥泞的街道上跌撞前行，时而高声谈笑，时而溅起泥浆沾到了袜子上。他们凝视着那一片片脚手架，以及十字路口边上一个个巨大的沙土堆。修了一半的街道上到处都悬挂着宣传标语：

发展靠移民，移民靠发展！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我们在未来的主干道——平都大道——上停下了脚步，徐华用手机给远在厦门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在一幢幢新耸立起的楼房之间，还有好几栋农家屋舍，紧挨着拔地而起的近邻，这些农家屋舍显得矮小而落寞。小巷子里溜达着几只小鸡。一个个工地之间密密麻麻地种植着马铃薯。几座坟头依旧兀立着，白色的坟飘在薄雾之间无力地飘荡着，似在向长眠于这座崛地而起的新城地下的先人们致以敬意。

农家屋舍大多已经腾空，人们住进了早已完工的几栋居民楼里。建筑工地之间的空地上，曾经的农民们围桌而坐，喝着茶水，打着麻将。我问孔老师，这些农民现在干什么事情，他说那些人目前多在建筑工地上帮忙打杂，一俟新城修好，他们只等着分配到厂里工作。跟我在涪陵师专后面的移民点看到的一样，这些人显得非常满足，一边喝茶玩麻将，一边看着新城在自己的身边慢慢崛起。

在一大块新城街道分布图前，我们照了几张相。两个年轻的女人喜欢我头上戴着的棒球帽，轮流戴着它照了相。徐莉佳用了整整一卷胶卷，主要是给她的姐妹们拍小姐照：肩部后收，头部歪斜略带诱惑，面带微笑眼含风情。所有的照片上，她们都戴上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戴过的破帽子。背景中间，有标语、脚手架，还有一个个垃圾堆。薄雾之间，我们穿过一片片洋芋地，又回到了渡船上。孔老师问道：“那么，你觉得丰都新城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几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玩着麻将，就要被淹没的人们好似逛公园那样在建筑工地上溜达着。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于是像回答类似问题那样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很不错，”我说道。

回到丰都，我们在码头上坐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车站，几个女人顺路就可以下车。

长江上刚刚停泊了一艘轮船，长长的一串出租车排在那里，等着拉客进城。小雨慢慢地下了起来，泥泞的道路十分湿滑。出租车发了疯似的摁着喇叭。街上的人们头顶一张报纸，一路小跑着。

进城的道路十分陡峭，最后那一段路出租车走起来都十分打滑。有四辆出租车试图加速冲到坡顶，但轮胎只是无用地空转着。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折了回去。我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把马达轰得震山响，冲到半山坡还是退了回来。他又试了一次。

试了三次之后，几位女人下了车，步行爬到坡顶，走到了城里。这一下，我们的驾驶员从更远的地方开始加速往上冲，可车胎还是在快到坡顶的地方打了滑。那个山坡又陡又滑，面对此景，我理性地分析起来，有哪些简单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境况。这种习惯很不好，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哪怕我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这个习惯仍旧岿然不动。

我思量着，可以把这个陡坡重做一下，减小它的坡度，难度并不大，或者沿着岸边修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也可以。也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边上凿出齿槽，即使遇到下雨，轮胎也就有了咬合之处。我不断地思量着，正要选出最佳方案时，突然之间又想到：算了吧。整座城市没几年就要没入水底，谁还管这事儿？在崭新的江流对岸，他们可以修一座崭新的城市，也可以修一条崭新的道路。

试到第五次，我们终于成功了。出租车飞奔进城的过程中，我闻到了轮胎摩擦发出的气味儿。到了车站，我跟孔老师握手告别，感谢了他的盛情款待，然后便坐车回了涪陵。回来的那条道路离河面很近，雨越下越大，沿途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上涨的江水。

几个星期后，孔老师来给我上课，我问起了关于他岳父，也就是徐先生的有关情况。他告诉我，徐先生的父亲毕业于武汉的一所大学，之后奉国民党之命到成都从事无线电工作。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就辗转去了台北。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留在了丰都，委托给亲戚照管。那样的迁徙并不是一去不返，徐先生的父亲时常想着，他早晚会回到四川看望家人。

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这个家庭就永远地拆散了。他们甚至无法通过书信联系，徐先生——也就是被留在丰都的小男孩——开始了一生的厄运连连。

“解放后，他们过的日子非常艰苦，”孔老师说道，“他的母亲很早就饿死了，因为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两个孩子勉强活了下来，但一进学堂，就遭到了一连串的迫害，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台湾。‘文革’期间，他们成了‘叛徒’、‘特务’。当时有个‘黑九类’的说法——你听说过吗？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你、我都是臭老九——现在还有你、我这样的老师互相戏称对方为臭老九。

“两个孩子没怎么受皮肉之苦，但还是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说很多机会都不给他们。比如中学毕业了还想读书，或者想找个好工作，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一遇到政治活动，大家都会批斗他们，尽管他们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改革开放以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寄信，看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健在。大概是1980年之后，他才联系上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往来，他的父亲在1988年第一次回祖国大陆看望了一趟。他在台北一家电报公司工作，工作还不错——差不多相当于大陆这边的一个大官儿。台湾分隔之后，他又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就包括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孩子。

“大陆和台湾改善关系之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安排工作，因为他们之前受到过迫害嘛。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1988年，徐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厂工作。当然，那之前他也过够了苦日子。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愿意谈‘文革’的事情。”

我想起了手里拿着一大摞信封的丰都老人。我在四川的经历总是这样——我跟他们这样的人擦肩而过，对于他们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只有些许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铸就了今天的他们。我根本无法掌握曾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种力量——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

然而，我也记起了他们家电视机上方贴着的邓小平画像，同时还记起了他喝着女儿从厦门带回来的、味道并不太好的法国进口酒时的苦脸。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明白，那玩意儿很贵，是很有面子的生日贺礼。这样一来，他还是奉命一饮而尽了。然后，他的女儿给他斟满了酒杯。他又一饮而尽。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高笋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发突然，这是迄今为止我跟别人最为厉害的一次争吵。

整个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时分去那里吃饭，因为我跟在那一带人行道上谋生的几个人早就熟识了。张龙华是我经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时候经营着一部公用电话，顺带买卖香烟，晚上摆摊儿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气温和，十分友善，我发现其他人对他都比较尊重。到了晚上，那个地段偶尔会发生争执——有时是摊主和顾客发生争吵，但更常见的则是摊主之间的争吵，因为他们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经营地块。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拥挤，像张先生这样的烧烤摊儿遇到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到五十块钱的净利润。他头一年在深圳卖过羊肉串，但他后来回了涪陵，因为这边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我曾经见过经营烧烤的两个年轻女子发生了一次恶性争吵，一开始是互相对骂，接着抓扯头发，继而愈发暴力十足，直至最后高声吼叫，在人群围观之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这样——经营着烧烤摊，但两个大男人在两个女人争吵的过程中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们看上去很是尴尬，也可能是吓傻了，其中一个男人专心致志地照看着烧烤摊，不住地扇动炭火，仿佛身边不曾有事情发生似的。另外一个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观望。最终，张先生介入进来，平息了那一场争吵，但其中一个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个粉碎，穿着胸罩在那里不停地叫骂、吐着口水，随即才有人把她拉进了屋。她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地照料着烧烤摊。

那样的争吵并不常见，他们这些人在傍晚时分多半能够和平相处，谁有难处都会彼此帮扶一把。高笋塘的这种氛围我很喜欢——这多少有点社区的味道，张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认识了他，也就跟其他摊主慢慢熟悉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十岁的擦鞋女孩，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她读到小学就半途而废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皮鞋穿到城里让人擦一擦，有时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这份业务交给这个小女孩来做。但有时到了傍晚时分，我又觉得让一个辍学的十岁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于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恰当。

春节就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张先生的烧烤摊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样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几个摊主围过来跟我闲聊起来，几个路人也停下脚步对着我这个外国人围观。

不多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里看《重庆晚报》。我感觉到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凑上前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叫道：“哈——罗——！”那一阵叫喊声非常之大，叫完之后他就大笑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对他这样的人，我完全不必理会。

我感觉到他退后了一步，于是我以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对骚扰我的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置之不理。但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在张先生的烧烤摊上抓了一根香肠。他一边把那根香肠从报缝里推到我的脸上，一边大声叫着：“吃！吃！吃！”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体上的冒犯——受到别人的推挤、抓扯，或者粗鲁地从旁推搡而过。另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拿我当动物看待，他们以为外国人领悟力低下，说不来汉语，从而在外国人面前低声咕哝或者指手画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肠，轻而易举就触动了这两根敏感的神经，我积习已久的消极被动顿时烟消云散。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挥手打掉了他拿在手里的香肠。那人三十好几，个子矮小，顿时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为啥子要骚扰我？”我问道。他一下子结巴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伸出一只手，放到他头顶的位置上，然后平着抽了回来。他只够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很多，”我说道，“不应该骚扰比你个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骚扰我的话，我会好好修理你。”

他又退后一步，我便坐了下来。围观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我把这个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觉得麻烦来了。他的眼里露着卑琐的神态，明显是个穷人。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他说道。

“我倒是想会一会他们，”我回敬道。

“他们就在这条街上。”

“去把你的朋友叫来吧，”我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去——快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侮辱用语，有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那小个子一动不动。

他带着怒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张先生走了过来，我问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张先生回答道，“他是个擦鞋的，没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侮辱用语。我本来不应该进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来。理智地看待这样的场面，会觉得非常滑稽——参与争吵的大个子体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仅一米五的小个子还在威胁着要去找他的大个子朋友来帮忙。

然而，在我与他的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严肃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过来，对我们双方而言，事情不仅仅是你骂一句我骂一句那么简单。这个人非常可怜，从我的悠闲神态中，他分明看到了金钱与由此产生的蔑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早已今非昔比，从他的小肚鸡肠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面临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惧。真是不幸得很，这两样敏感的东西碰在了一起。但麻烦事既然都已经开了头，我也不愿意就此退让。“去吧，小朋友，”我说道，“去把你的大朋友找来。”

围观的人群又发出一阵笑声，这让他更加恼怒。张先生很是着急，要那个人赶紧离开，但他待在那里就是不走。他站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对我怒目相向。

我转身找到张先生，仿佛没事儿一般跟他聊了起来。过了一阵，围观的人纷纷干起了各自的事情。那小个子仍旧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其中一个经营火锅的女子把手里的男婴交给我，跟我闲聊了起来。那个十岁的擦鞋女也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男婴，她回去的时候对着那个人羞辱了一番。

“神经病！”她对着他大声说道。“神经病！神经病！不要去惹外国人！”

我看了看那小个子，只见他变得愈加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他人对我关怀备至——又是给我让座，又是把婴儿交给我抱——惹恼了他。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他一个人经营着擦鞋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个外国人拿着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吃着美味的烧烤，又跟周围的人聊得火热。

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刚才一直在思虑的东西此时在他的眼里化成了一连串的仇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他大声说道，“为什么要让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你们看看，他好粗鲁，竟然那样侮辱我。我们这里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

“你们中国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中国人吧，”我说道，“这样的人只会败坏你们的名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中国人基本上都像你们这样友善。但我也会对美国人说，也有这样的人，他仇恨外国人。这样的人十分粗鲁，无缘无故地骚扰我。麻烦就是他惹起的。”

除了我的说话声，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如此静默的场面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很愤怒，但我得压制住我的感情才能语气平和地说出话来。“小朋友，是你先来惹我的，”我说道，“我早就叫你住手。如果你想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找点麻烦吧。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个人往前跨了一步，张先生站到了我们的中间。经营火锅的女子也对他一阵吼叫：“人家那个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可以那样对他呢？”十分明显，谁都不支持那小个子男人。眼看孤立无援，他只好另作计谋。他的大个子朋友并没有现身。他在自己的擦鞋摊跟前坐了下来，远远地瞪着我。

我很想起身离开，但我明白，我应该再等等，好让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并没有被吓着。我跟周围的人闲聊了一阵，又看了一会儿报纸。空气依然十分紧张，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观望着，看那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我不知道那小个子此时在想些什么。他坐在自己的擦鞋摊前，依旧直视着我。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请他擦鞋。过了一阵，开始下起雨来。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道。

“你得注意钱包，”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小个子那边点了点头。

“没事儿，”我说道。我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就离开了。我故意从小个子的擦鞋摊前走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土地

4月15日

现在有了一种新式的插秧方法，插旗山上差不多一半的农民都在采用这种方法。以往，秧苗要用手工一行一行地移栽，但很多农民现在都在学“抛秧”——也就是把秧苗抛撒出去。

先把种子培植在塑料育苗盘里，每个育苗盘可以培植五百粒种子。到了移栽的时候，每一株秧苗的根部都带上了一小块泥土，这样的秧苗一抛撒出去，就会借助小土块的重力沉入田中的稀泥。抛秧比较省时——因为农民们可以站在田埂上抛秧，而不必一株株手工栽插。

半山腰上有一个人，他采用这种技术已经有两年了。他昨天已经抛完了全部秧苗，今天正行走在稻田里，把那些从稀泥中脱落的秧苗扶正。他今年三十五岁，蓄着八字胡，腿上沾满了泥浆。他蓝色的裤腰上别了个粗劣的传呼机。他总共有一亩半土地，但比山上农民的人均土地还是多了一些。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数字在这里十分重要。在他的四块土地之中，这一块稻田的面积是两百平方米。这位农民估算了一下，这一块稻田需要十二个育苗盘，也就是六千株秧苗。这么多秧苗的产量大约是三百斤水稻，可以卖到三百元钱。

附近一座农舍的街檐坎上，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桌子旁写家庭作业。小女孩的身后，是涪陵这座城市，橘红色的太阳即将消失在灰色的楼房后面。农舍边上，两个年轻人正在给一块刚平整好的稻田抛秧。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秧苗朝各个方向抛撒出去。尽管他们说至少可以进城去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这比擦鞋和当棒棒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是对生活在农村埋怨不停。“只有住得很偏的农民进城才干这些活儿，”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住在城边上的农民是不会干这些活儿的。”

当我要求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做一番比较时，他认真地想了一下。

“农民，工人，”他说道，“都没有区别，工作都不好做。”

4月28日

太阳烤得让人难受。过去两个星期只下了一场雨，干旱的势头正在逐渐显现。玉米苗已经长到了六十厘米高，由于烈日的炙烤，它根部的土壤已经干成了齑粉。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奇怪的气候，人们把它归咎为厄尔尼诺现象。但这里的农民们不知道厄尔尼诺现象为何物，他们对这样的高温天气自有一套理由。根据中国传统的农历历法，每四个年头就要多出一个月来——有时候多出来的是9月，有时候多出来的又是2月。今年多出来的这一个月是5月。只要多出来的是5月，你就可以预计，春旱之后会是洪水多发的夏季。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农民们因此对于当下的高温和干旱毫不为奇。在乡下，人们到处都在无声地埋怨，今年多出来的是一个5月。

5月5日

小麦已经收割了一大半。上周末下了一场雨，等土干了之后，农民们把插旗山上所有的庄稼差不多都收完了。这些庄稼全都是农民们用短镰刀收割完的。麦秆要在靠近泥土的高度割断，只剩下一茬茬麦桩子，等到下一季播种的时候，这些麦桩子才会被翻犁埋进土里。

小麦收割之后，山峦的纹理有了细微的变化。上一个星期，山坡上还密布着黄澄澄的小麦苗。到了现在，所有的田地都裸露在那里。玉米苗即将把这些裸露的土地填满，移栽的秧苗也将会在稻田的淤泥里越长越浓密。过不了多久，靠近山脚的山坡就会铺上一层翠绿色的毯子。

农民们正在自家的街檐坎用棍子击打小麦垛子。这种活计发出的声音——有规律的嗖—嗖—嗖——在乡村里四处回荡。稻田里有蛙鸣声，小水塘里的鸭子呱呱乱叫，微风吹拂着正在生长的玉米苗发出一阵阵沙沙声。

南边的山腰上，有人正在一块狭长的田地里忙收割，人们把麦秸堆成垛，再用麦秆捆成捆。一捆麦秸重达四十多斤，需要挑到淋不着雨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根结实的长担子，一头刺进了麦捆的中间，挑到肩上。随即，他借着麦捆的重量把担子的另一头深深地扎进另一个麦捆。然后，他挑起两个麦捆，在肩上调整了一下平衡。他的脚步很快，姿态轻盈地往家里走去。

5月11日

过了六天，割了麦子的田地就变得认不出原样了。水早已灌满，稻秧也早已插上，宛如被淹没的野草，只剩个嫩绿的秧尖儿挺出水面。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块麦田就变成了稻田。

稻田里有一个人，正在用手栽插着一株株秧苗。他把袖子和裤管都卷得高高的。干活儿的时候，他把腰弯得很低，一点一点地往后移动。稻秧在水田里一行行地铺展开来。这个农民不相信所谓的“抛秧”，他完全采用手工的方式栽插秧苗。

整座山上都在侍弄水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多数都已插上了秧苗，但刚收了麦子的稻田侍弄得稍微晚一点。顺着山坡往下，有几个农民还正在犁田。在比较陡峭的坡上，无法种植水稻，农民们连麦子都还没有收割完毕。与此同时，农民们还在给玉米锄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玉米也就长得差不多了。目前，这些玉米秆还没有长出顶穗，但差不多也长到了一人的高度。

今天，天气凉爽，轻雾弥漫，阳光在傍晚时分穿透了云层。西边的群山之间，流淌的长江宛如一条银色的链子。河面依然很低，因为上个月一直干旱未雨。不过，在闰5月的年头里，春季往往都是这样。即便正在插秧，正在收割小麦，正在给玉米锄草，农民们仍旧在盼望着夏季的大雨来临，他们知道这迟早要来。

6月10日

就要下雨了。河谷之上，沉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黑云聚了过来，白山坪那边隐隐响起了闷雷声。

今天晚上的雨不会下得很大，但等到月底的时候，大雨会连续下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且会一直持续到7月底。到了8月，倾盆大雨还是不会结束。河水会暴涨狂奔。在东边，长江奔出三峡大峡谷，一泻进入华中平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公顷的耕地将会被洪水淹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因为闰5月，这一切注定会发生。对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插旗山上的农民们觉得不足为奇。

然而，现在——就在这些湿漉漉的稻田里，覆盖着层层黑云的稻田里——仍然还是春天。在这座生机盎然的山坡上，它的纹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玉米已经长到了近两米高，就快要开始成熟了。玉米秆依然保持着春天的绿色，但它的花穗已经变成了粉色。在密植的农田里，这些粉色的花穗淡淡地点缀着墨绿色的玉米地。

稻秧已经长到了齐腰的高度，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里疯长的水草。稻田里的水降到了两三厘米的深度，被墨绿色的稻叶遮了个严严实实。远远望去，这一片稻田舒展平缓，仿若一块草坪刚被修剪过。

插旗山上的每一个季节都十分美丽，但在这个因为闰5月而被拉长的春季最为美丽。此时此刻——玉米即将成熟，水稻正在生长——则是最美的季节里最为美丽的日子。到了下个月，玉米会被收割掉，稻田将会变成一片鹅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变化为时尚早。一切都美到了极点：山坡上的纹理犹如名画佳作那样色彩均衡——狭长的稻田有如平缓的运笔，高低起伏的玉米地好似几种色彩的混合搭配。置身这样的乡野，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世间万物都在生长变化着，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这样的美景不会长久。这就像农民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等待着雨季的来临。

第十一章 又一春

春季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了。自从来到中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给我父亲打气，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来中国走一趟。我的妈妈决定待在家里。

我去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在码头附近一家对中国人开放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多花四倍的价钱去住专为外国人开放的宾馆。那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往房间里打了两次电话，来房间里看了两次，每次都说是要查验我们的护照。每骚扰一次，我本已深受时差之苦的父亲就害怕一次，我则尽量给他解释，服务员也许只是好奇而已。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坐慢船顺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结果，跟住旅馆一样，这成了我的严重失算，我们本该乘坐水翼飞船，这样就能把乘船时间缩短一半。我本以为父亲想体会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个半小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九点钟的慢船挤满了到武汉找工作的四川人，他们像伤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要么抽烟，要么睡觉，要么随地吐痰。船上十分拥挤，根本没办法走动。江面上大雾笼罩，根本无法欣赏风景。我的父亲坐在船舱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到了码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他愿意以十五元的价格把我们送到师专。出租车上弥漫着宏声香烟的气味。跟往常一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因为意想不到地搭载了外国人而大受鼓舞。他开着出租车从市中心疾驶而过，两边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后边。我们好不容易开上了乌江大桥，深深的河谷里流淌着碧绿的江水。父亲将座位边上的门扶手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大桥的护栏一闪而过。出租车的马达吼得震天响。

“他为什么——”父亲问道，“老是要摁喇叭？”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父亲在涪陵怎么也睡不着。噪音、灰尘、语言、无尽的人潮、街上的喧闹——这全都让他无法承受。夜晚，他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满是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现在却只有十天的时间。

他总要在大负荷的体育锻炼中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身为五十六岁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进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练习，我也觉得这是他缓解失眠症状的最好办法。毕竟，我刚来涪陵的时候，跑步这项十分单调的活动对我具有很好的镇静作用。于是，那两天，我带着他长跑到了插旗山顶上，然后再进入崎岖的山峦之中。我们一跑而过的时候，农民们总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上好一阵子。我们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要确保自己的步伐够快。

还真管用——两天之后，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个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干燥，他往水槽里咳出来的尽是煤尘。在涪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窦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比较适应外面的噪音和空气了。那之后，我们在城里一连步行了数个小时。我们观看了街头郎中替一位农民施行脚部手术，观看了几位铁匠在铁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镰刀，还观看了正在观看我们的几位棒棒军。我们去兰州拉面馆观看了那个人用手工拉出面条。我们到市场里闲逛了一圈，看人们剖划刚从农民的水塘里捞起来的一条条黄鳝。一天早上，我们无意中来到了老城区的一个小铺子门前，有人正在用肮脏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停下脚步观看了一阵子。

“这都是医院要用的，”当我问他那么干有何用处时，那人朗声说道。

“大医院用吗？”

“对呀，大医院要用！”

那正是我遇到医疗急救时必须要去的地方啊。“他们会重复使用这些针头吗？”我问道。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给他讲了那些宣传标语的意思，还介绍他认识我在城里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黄小强，以及“学生食家”那一帮人见了一面，跟公园里的服务员们见了一面，也跟经营烧烤的摊主们和那位十岁的擦鞋女见了一面。我把他介绍给了我在茶馆里结识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街对面的发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对着我大声喊叫：“霍伟！霍伟！霍伟！”

“她们在喊什么？”我爸爸问道。

“她们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几个小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叫着我的中文名字。她们的脸上画着浓妆，头发也染了色。其中一个正在抽烟。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们说道。

“我们在喊你嘛。”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做啥子嘛？”

“我们要你过来一下。”

“你们怎么晓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李佳丽告诉我们的，她是我们的朋友。”这位小姐说完，她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走了。”我说道。

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她们又大笑起来。我爸爸回头看了一眼，问道：“她们是些什么人？”

我估摸着，要冲淡对茶馆的这次拜访，去一趟教堂不失为好主意。我们见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跟我爸爸说话的语气十分恭敬，我则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语做弥撒。

“告诉他，我曾经在别人用拉丁语做弥撒时当过圣坛侍者。”我父亲吩咐道。李神甫点点头，说涪陵再也没有人听得懂拉丁语了。我问父亲，他是否还记得弥撒的传统仪式，他点了点头。

“以圣父，”他用拉丁语说道，“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圣坛，”神甫用拉丁语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道。

其后的几分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着弥撒仪式。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翻译，一时很不适应哑口无言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个不停。两个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神甫讲的拉丁语带有四川口音，我父亲讲的拉丁语则带有美国腔。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刻板，极其正式，但又十分明显，这样的对话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毕，李神甫依然处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话直接跟我父亲说起话来，就好像他听得明白似的。不过，就在我们出门离去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拉丁语：“愿主与你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道。

我们到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其中包括海拔两千多米的金佛山。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亚当之前曾经去过那里。除了“三线建设”——也就是毛泽东为了防御美国的核威慑而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时期搬迁至此的几座老军工厂和基地之外，这一地区根本没有人开发利用过。邓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这一工程计划，涪陵等地的较大型工厂已经转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厂只能一弃了之。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转民用很划不来。再说，修在这些地方的工厂质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该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工厂也是快干加蛮干，要不了几年又得推倒重建。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亲在一条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处都是空置的仓库和厂房，只剩一片片断垣残壁，斑驳的墙壁上那些二十年前涂刷的标语依稀可见：

备战备荒为人民！

寂静的山谷里，残破的墙壁足以昭示，当初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何仓促。然而，再也没有人来朗读这条标语了，建筑工人们要么回了重庆，要么回了涪陵，反正是来自哪里就回到了哪里。整个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亲行走在为了应对美国的原子弹而匆忙建起来的断垣残瓦之间。

我们露营了两个晚上，还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个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军事用途——也许是军需库，也许是弹药仓，有人把它又扩大了许多，还修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体的最深处。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借着手电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长度，又从大山的另外一面钻了出来。顺着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条道路返回涪陵。

我们回到校园才发现，就在我们露营期间，英语系一个名叫贝琳达的学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觉到头痛，晚上被人送到医院，星期六就去世了。医生们都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英语系在一年之内去世的第二个学生。此外，傅主任的一个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原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学生，也在秋季的上课途中去世了。从好几个方面看来，就算不是期待如此，这个孩子的去世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在一年前接受过脑部手术，然后还重新起了名字。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张书记获准生育第二个孩子。改名字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名字改掉，健康改观。

涪陵总有人死去。当然，哪里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发生的死亡事件频率和突发性双双超常。而且，事情总是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时候，天主堂的屋顶突然坍陷，一个妇女被活活压死。我离开的那一年，在涪陵无疑是最无意义却又最可怜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语系又有一名学生在盥洗室滑倒，因头部受撞击而死去。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时候竟会以惨剧收场，因为相应的医疗条件十分缺乏。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给我的学生形成的冲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一阵子悲伤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如常进行。

我的父亲也见证了这一点。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那十天的时间有如旋风一般很快就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停留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步行爬到了插旗山的半山腰。那一天十分暖和，太阳明晃晃地悬挂在涪陵城的上空，山上吹拂着一阵阵凉风。一个农民正在侍弄稻田，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屋里去坐一坐。我们走进内院，在粗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吵闹，没有汽车奔跑，没有人潮涌动，也没有悬挂标语。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呼吸着乡下清新而洁净的空气。

农民的母亲走出来跟我们聊天。这位老太太八十一岁高龄，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在这所房子里长大的，她禁不住笑了起来。“这里原来是地主的房子！”她这样说道，“我家里穷得不得了，哪里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哟！”

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很宽，老太太告诉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现在住了好几家人。房顶上盖着青瓦，屋檐上还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乡下，这样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我问她，那个地主和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老太太说道，“被赶到了北边，就在白山坪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结果如何。”

她的儿媳妇也一直在听我们闲聊，她这时转身过来问道：“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回答道。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替我父亲做了翻译，他却并不认同。“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啦，”他说道。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离开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那个不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杀害或者流放的国家竟然恍如异国他乡。

“我记错了，”我对她说道，“我们国家确实有地主。”

“我听说也是这样，”她说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都被消灭了。”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

我父亲离开涪陵没有多久，亚当的父母又来了。他吸取了我的一些教训，也走了我的一些老路。他们在重庆住进了“假日酒店”，但同样乘坐的是慢船，出租车同样惊心动魄。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脸上也有我父亲当初的那种疲倦不堪。

几天之后，亚当准备在晚上给学生们做一场讲座。他的父母曾经在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居住过，可以放一点幻灯片，同时给学生讲一讲美国的农业问题。亚当去了“外办”，把这事儿给外办的主任王先生讲了一下。我父亲做讲座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干——依我个人的想法，什么都不要告诉外办，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惹来无法预料的麻烦。但亚当觉得王先生没准儿也想顺便听听讲座，于是就跑去跟他说了这件事儿。结果，王先生说，不巧得很，学生在星期三的晚上没空。

“他们是要上课吗？”亚当问道。

“他们已经安排了别的事情。非常抱歉。”

“没事儿，”亚当说，“我们可以改到星期四。”

王先生笑了笑。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他总会这样淡淡地笑一下。如果你对王先生不太了解，这样的笑容会令你觉得他不太可信，可一旦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觉得他更不可信。

“恐怕不行，”他说道，“学生们星期四也不会有空。”

“晚上都有事儿吗？”

“是的。”

“那么，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间合适，然后我再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这场讲座。”

“其实，”王先生乐呵呵地说，“你的父母不可以跟学生做这场讲座。”

“为什么不可以？”

“学校的人觉得不合适。”他又笑了笑。

“怎么不合适？学生们是来学英语的，对吧？这是他们练习英语的好机会呀，再说，不就是讲讲农业问题吗——又不涉及什么政治。他们只不过讲一讲我们曾经居住过的乡村的情况而已。”

“那倒是，但课一定要你自己来上。”

“我父母在美国的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教得比我好。如果那也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另外加课。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学生们可以借此听到不同的人说的英语。”

“相信我好了，我是懂这个道理的，”王先生说，“我也很想听听他们做的讲座，但谭先生不允许嘛。我很抱歉。”

这是王先生钟爱的招数之一——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分管外办的高层领导，他在王先生的眼里总是一个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是师专最和蔼的领导，他为人友善，对我们非常坦诚。如果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他，也许会简单得多，但让谭先生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有用得多，谁让他是坏干部呢。

“你看这样做怎么样？”亚当说道，“我先上课，课上完之后，学生们可以向我的父母提问。这样行吗？”

“恐怕不行。”

“那么，我的父母就不能跟学生们说话吗？”

“噢，他们当然可以跟学生们说话呀！”

“可如果是我在上课，他们就没法说话了呀。”

“正确。”

第二天，亚当点完名，然后就宣布解散了。他说，学生们可以离开了，但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听一听梅先生和梅太太的讲座，非常欢迎。一个学生也没有走开。他的父母播放了幻灯片，讲了讲美国农业的有关问题。学生们提了问，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干部们都没有到场，可他们后来肯定听说了这件事儿。

到那个学期，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没头没脑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会尽量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不难做到。若非万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办。我也尽可能少跟管理人员说话。我的公寓里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外线直拨，一部是校园内线。这很好，因为只有干部才会使用校园内线，所以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是我唯一觉得很讨厌的人——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油滑的人，很不坦诚。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但其他人身上也有些东西令我觉得沮丧不已。傅主任也许是最可悲的例子，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状况，但上头给他的压力似乎很大。曾经有好几次，这种压力使他无法在我们面前开诚布公。事情总是这样——随时都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坏干部推着好干部走。好干部随处可见，坏干部我们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然而他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决定着事情的具体走向。

还是在12月份的时候，桑尼、亚当和我根据《圣诞颂歌》写了一个剧本，打算在口语课上让学生们表演狄更斯的这出戏剧。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被叫到了傅主任的办公室，他神情紧张地对我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教学生唱圣诞歌曲。

“你知道，共产党对于传播宗教是非常敏感的，”他说道，“我也感到很抱歉，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不能学习圣诞歌曲。”

“我们可以说一说圣诞节这个话题吧。他们学习的毕竟是美国文化啊。”

“可以，这个没问题。但他们不能唱圣诞歌曲。”

“如果不是宗教歌曲呢？剧本中确实有一个情节，需要唱到圣诞歌曲，但我可以让他们唱一首跟宗教无关的歌曲。你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再认为圣诞节仅仅是宗教节日。比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啊！’”

“不行，”傅主任还是绷紧了脸笑着说道，“恐怕还是不能唱圣诞歌曲。很抱歉，但你要明白，这也不是我的决定。”

我本想提醒他，就在春季，学校的校园广播在午间娱乐节目中还播放了《这个圣婴是谁》这首圣诞歌曲。但我也明白，跟他争这个没什么希望，因为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让学生们用爱国歌曲取代了其中的圣诞颂歌。如果这也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把狄更斯的戏剧演得更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愤怒的斯克鲁奇面对着圣诞颂歌表演队挥舞着手中的拐杖，这群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演唱着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那个愤怒的老头却急得大喊大叫：“汉堡包！”

我们跟管理层之间的麻烦大多十分荒谬，很少是正儿八经的大事：对于教唱圣诞歌曲的事儿，我也很不在乎。但经历了一年半之后，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我们本应该成为好朋友，可以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畅所欲言。

然而，其他诸种限制却不是这样的可有可无。桑尼和诺林的中文老师都是英语系的年轻女教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们结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邀请桑尼和诺林去她家里玩，结果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邀请，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事儿显得非常奇怪——春雨还没有来，那条路没有理由会被冲毁。我们后来才知道，系领导告诫了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可以邀请外国人去她的家里做客。表面看来，他们是担心桑尼和诺林出事儿，而那位老师可能因此担责。但这样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样源自一开始就无形地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多疑症——外国人具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

类似的指令总是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才是最为糟糕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转移了多疑症，以致我们后来都会把每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以及每一次细微的计划调整反复分析，寻找其中被人为操控的种种蛛丝马迹。当桑尼和诺林告诉我她们的邀请被取消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车站，车站驾驶员所讲的跟我预先的推测完全吻合——那条路根本没被冲毁，这就意味着，学校里有人对桑尼和诺林说了谎话。

不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

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操控是多么反复无常，因为在很多方面，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总体而言，他们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考虑到涪陵地处偏僻，缺乏外教，他们对我们还算不乏信任。然而，最后那小小的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因为那么多重大的壁垒和障碍都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到春季的时候，我意识到，以我在涪陵的时间来看，这最后的壁垒和障碍是永远也不会被拆除了，于是我尽量地不去考虑这些。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倒是越来越好了。

第二年，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尤其好。这有亚当的部分功劳。他这个老师一直比我敬业，花了很多课外时间跟学生相处，还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学生建了一个图书室。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学生信任的外籍教师，同时又因为学生觉得我们两人相差无几，也就很自然地把对他的信任扩大到了我身上来。

不过，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时间——他们毕竟认识我们有两年了。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慢慢地接受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改变了很多，我们现在更懂得，该怎样去跟他们相处。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比较随和，这一点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跟学校的其他老师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不过，他们也明白，我们有时候会非常严肃，但即便严肃，我们也不是宣教者。尤其是讨论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直言相告。那一学期，我给学生讲述了《德西雷的儿子》以及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亚当的美国文化课则重点学习了美国民权运动。讲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他没有心慈手软，播放了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被种族主义狙击手射杀，倒在了公路边。学生们明白，没有谁逼着亚当播放这样的录像——他完全可以积极正面地向学生们宣传美国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让学生们愿意更为坦诚地面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我们现在能说汉语。秋季，我开始在课外碰到学生时跟他们用汉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也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东西。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那不仅仅是新奇。当他们说起普通话的时候，跟我一样，也都跟原来大不相同。他们显得轻松自在得多，因此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因素。

亚当的父母回去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学生食家”吃饭，吉米、莫和乔治碰巧经过那里。他们读三年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学生，我们用英语随便地闲聊着。他们问我，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还行，就是对干部们的印象特别不好。

围桌而坐的三个人把头凑了过来。“为什么？”吉米用汉语小声地问道。我用英语回答说：“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很没礼貌，他们不明白原因何在。”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这时，我用汉语给他们讲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国，如果让某人的父母觉得不受欢迎，那是相当的不尊重，几个学生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如实地对他们讲，我是如何看待英语系的，类似的小摩擦又是如何地一再重演的。莫和乔治都是党员，我在一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对他们实话实说的。但现在用上了汉语，大家都觉得自在多了，我也如此。

随着我在课外越来越多地接触学生，我逐渐地注意到这种方式多么有用。只要发生了敏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汉语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英语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用语——一旦出了校门，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这种语言，要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不被别人听见，最安全的莫过于使用英语。然而，即便是在“学生食家”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

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一旦认识到这样的限制已经内化到他们头脑里之后，我就开始想，坏干部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限制也许仅存于好干部们头脑中很小的一个角落，这样的恐惧十分纠结，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总是甘拜下风。

那个春季，几个男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起个英文的姓。外教们都有中文姓氏，学生们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一天，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当时我在想：乔治·贝克·弗罗斯特是哪个家伙啊？之前从没听说过谁叫这个名字，可他在课外作业的上方用特大字号颇感得意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我看了作业才明白，那几个字是乔治写的——他是全班最为自负的学生，长得很帅，也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此外，他还是个潮流主导者，我因此很快就收到了威廉·福斯特的作业，他原来名叫威利，现在则自豪地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没过多久，威廉·杰斐逊·福斯特说服他的女友改成了南希·德鲁（这是亚当的提议）。接下来，班长莫觉得自己的权威容不得任何想象中的缺陷的玷污，也开始在姓氏上挖空心思起来。他要我给点建议，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签下了莫·钱这个名字。

有几个男生担起了教亚当和我把方言说好的重任。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用上新词新语的时候，“学生食家”那些人会觉得十分开心。“现在你成了正儿八经的中国通！”黄能说道。

英语系察觉到这样的动向只是早晚的事。一天，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课间把我拉到了一边。作为学生党员，他跟上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系上叫我们不要教你们学那些词语，”他说道。

“那些龟儿子，”我用汉语说道，“太牙刷了。”

乔治笑了笑，然后又看了看身后。在重庆方言中，说某人很牙刷是十分过头的侮辱用词。在四川的其他地方，这种用法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知何故，它在川东的峡江地区被用作形容词，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那差不多相当于说某人毫无用处。

“我们一定要小心，”乔治说道。

我本想说：隔墙有耳。但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也许你们不应该在学校附近说那些词，”他说道，“不然的话，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同意把教学楼周围设为安全区，但这些警戒线无一例外都失灵了。这是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战场——说某人很牙刷比唱圣诞颂歌更为背信弃义——很快，这种共有的离经叛道把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拉得更加紧密了。到此，语言的流动具有了双向性，谁也控制不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便被“雅虎”[4]这个词语冲昏了头脑。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文词汇，但实际上它跟“牙刷”这个词的意思颇为相近。不管出于什么由头，学生们总是“雅虎”、“雅虎”地说个不停。更好玩的是，很多学生说的是四川方言，习惯上“h”、“f”不分，纷纷念成了“雅蝮”。黄凯也念成了这样，这也标志着他的第一堂英语课开课了。当我来到“学生食家”吃午饭的时候，他总会仰起头看着我，认真其事地说：“雅蝮！”身为文学老师，我觉得那也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我也知道，如果斯威夫特亲眼看见这个两岁的中国小男孩穿着开裆裤屁颠屁颠乱跑，把他遇到的外国人都叫做“雅虎”的话，不知道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秋季那一学期，亚当开始上西班牙语课，这把事情弄得更为复杂了。很快，意为“傻帽”的西班牙语“tonto”也开始大行其道起来，跟“牙刷”和“雅虎”这两个词一道，在上自教学楼顶楼，下至“学生食家”这个地段内无处不在。我差一点就为英语系的干部们感到内疚了——我想象得到，他们的脑瓜被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弄昏成了什么样，坏干部们又是如何正在加班加点地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语“傻帽”具有怎样的政治风险。也许他们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早一天带着这些词一走了之就好。但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三种语言，一种方言，足够我们胡乱地用上一阵了。

从老师的身份来看，我再也没有第一个春期那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那种感觉——这个年级的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害羞而集体埋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说话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学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经在我看来虽然聪颖却不幸沦为走卒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

琳达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取一个英文姓氏。在三年级所有学生中，她也许是最聪明的，一年前被提名保送至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涪陵到重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尖子生被选中保送，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局限于回到乡下当老师。不过，这个挑选过程既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也存在着徇私偏袒。琳达在之前一次走过场的体育考试中吃了败仗，因为体育系的某个老师从琳达进校开始就一直跟她过不去。实际上，在所有的女生中，琳达的体育算是比较好的，这种不公现象在英语系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体育系那位老师说了才算。这种对学生不留情面的欺侮行为在校园里十分典型，尤其当它来自体育系的时候，大家普遍选择了忍让。

琳达自己的处理方式，跟大家期待的如出一辙。一面是无助，一面是力量，她已经见惯了这两者交织的情形——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父亲从春季开始跟癌症做起了抗争。春季，琳达和她的妹妹都去看过算命先生，两人的命运大抵相同：父亲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亚当和我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该再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于是我们跟琳达做了很多交流。但她始终觉得她的命运已经注定，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那个学期，她利用周末回了好几趟家，但她一直保持着常态。即便在她父亲病重的过程中，她依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她在图书馆给我看了她的相册。翻看学生的相册往往令我很不自在，因为中国人在拍下毫无自我特色的照片的时候，不会存在任何别的意图。作为以谦逊著称的民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既是外强里的中干，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孤芳自赏——相册主人可能从不同角度给自己狂拍五十张照片，然后装进了相册。我一直没搞明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一眼看过某位年轻女子五十张不同的脸部特写照片之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亚当的做法是看到每一张照片都会稍作停顿，然后问：“这是谁？”

“这是我！”相册的主人会这样回答。

亚当又翻到下一页。“这是谁？”

“这是我！”

亚当觉得这样的过程无休无止，十分有趣。有时候，当他刚开始翻看相册的时候，我只好走出办公室，为的就是不至于听他把那个问题重复二十遍，否则难保不会跟他干上一架。因为没有这样的耐心，所以我尽量迅速而又不失礼节地把琳达的相册翻看了一遍。里边的照片全是标准的“小姐照”——照相地点通常在公园，很少微笑；有时戴有草帽，化着浓妆，使用了柔光镜；手里拿着一朵花，下巴微微仰着似在遐思，背部微弓。一共有两本相册，我只看了五分钟。看完之后，我把相册还给了琳达，说了句“很漂亮！”

“哪里哟，一点都不漂亮，”她应声说道，接着又笑了笑说，“不过也够了。”

我明白，她说得很准确——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孩，但又没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宾夺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这是我在涪陵经常看到的又一种实用主义，人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比美国人冷静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是什么。琳达一直以来厄运连连，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赋，因此，她一定会尽其所长。

还有一天晚上，亚当和我正在跟她，还有莫·钱一起吃饭，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开始用中文说起一些严肃的事情。话题逐渐转到了曾经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这也是涪陵人很少谈起的话题，因为大多数人对于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感觉。当时涪陵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大的抗议活动，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南门山。人们模模糊糊地听说成都和北京发生的事件，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摄影师朋友柯贤龙是个罕见的例外，他认真地听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从而知道外媒估计的死亡人数至少有好几百人。

在涪陵认识的人中间，他是最不爱国的一个。我在的第一年，他曾经对学生在香港回归这事儿上表现出的激动心情不屑一顾，觉得那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运动持有相似的看法。

“愚蠢啊，”有一次，当我们谈起1989年的运动时，他这样对我说道，“当然，学生们批评的那些问题很多都是准确的，但他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呢？学生就是学生，他们根本不懂现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成熟，没有像老百姓那样劳动过，所以经常会对那些他们弄不明白的东西说三道四。”

我认真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如果想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身上寻求道义之音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迹象。可中国目前二十多岁的这个群体对于不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我在席间跟琳达和莫·钱说起这事儿，原因之一就是想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莫·钱是一位学生党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让他产生戒备心理。对于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并没有加以否认，这跟政府的立场一模一样。他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也许比官方渠道来得更准确，因而没有必要跟我争论过多。

“但你要知道，”他说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我不关心——我也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行动。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唯一做得到的就是当个好学生，毕业之后当个好老师。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多。”

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他都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个党员，同样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俩仍旧相信，这样的制度终究会好起来，因此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谅解、耐心和支持。从党的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信念还不够坚定，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奉献于社会，哪怕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想在现行制度某个角落里找到被尘土掩盖的民主精神。如果彻底拒绝加入这样的寻找，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敢肯定，像她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话应该早就加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没兴趣，”她回答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会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做点什么。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我看得出来，她和莫·钱的回答都十分坦诚。他们俩都不受这些问题的束缚，这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基本相似，尽管琳达和莫·钱的理由稍有不同。在莫·钱看来，对政治保持着最基本的参与度，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好歹有助于克服那种渺小和无能为力，而琳达纯粹是因为要操心另外的事情。琳达手里等着要出的牌够多的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缓一缓。像这样的涪陵人有很多很多，两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天干物燥、沙尘弥漫的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逆乌江而上做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去年所做的徒步游也是在这个周末，路线也都一样。我一直喜欢乡村生活的周而复始，这已成了我个人的一种仪式——在3月底，到春意盎然的河边扎寨露营。

我穿过两个小山谷之后，就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去年我还不太认识的两条宣传标语现在也能够念出声来了：

勤奋——友好——服从

遵章守纪光荣，

违章操作可耻。

三辆矿石车顺索道飞驰而下，坐在白色矿石上的几个工人满脸欢笑，大喊大叫着。我从去年看到的那条标语边上走了过去：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我下定决心以此作为我全天的颂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横越过满目疮痍的山坡时，我不停地念叨着这几句真言。然后，我下到深绿色的山谷，那儿流淌着的一条条小溪全都往西注入了乌江。

山谷里，春意无处不在——泡桐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飘舞，一畦畦胡萝卜、莴笋、洋葱、扁豆正在疯长。竹弓撑着的塑料大棚之下，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绿，色彩艳丽。

我进入了第四个山谷，一位农民正赶着水牛犁田。他把裤管挽到了膝盖之上，在水田的淤泥里来回行走着。旁边是一块油菜地，散发出浓浓的清香味。老农的妻子和孙子正坐在田边上，我停下脚步，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老妇人把我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去年见过你的，对不对？”她问道。

“对，我去年来过，我就住在涪陵。”

老农停下犁田的活儿，笑了起来。“我想起来了，”他说道，“你当时拿着一张地图，还问了路。但你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结果走错了路。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敢打包票，今年我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他们问我在涪陵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是当老师的。

“他也是老师！”老妇人指着她的丈夫说道，“他教小学，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干活。”

他解开水牛，放它到油菜地里吃草。那老农五十四岁，个子瘦小，但跟他用来犁田的那头水牛一样身板结实。他满头的黑发剪得很短。依我看，如果他梳洗一下，看起来还真像个当老师的。但今天这个周末属于农民，所以他的双腿上沾满了稀泥，从衣服到头顶的黄色泥点依稀可见。

他给我递了一根香烟，然后自己点了一根，就在石头上坐了下来。我放下背包，坐在太阳底下歇息起来。老农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美国人。”

“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我们这里。”

“是吗？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太清楚。他可能在研究什么东西。他走得很快——走山路比我们当地人还要快！他带了个翻译。他肯定是个富翁，所以才拿得出那么多钱跑到中国来。你的工资有多少？”

听了我的回答，他点了点头。“比大多数人都多啊。我们农村老师的工资要低得多。但我看那德国人挣的比你高得多。”

他的孙子五岁，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时而大笑，时而拉拉我的衬衫。老农微微一笑，轻声地责骂他几句。“太调皮了，”他自豪地说道。我点点头，摸了摸孩子的前额。我一直在想那德国人——令我十分惊讶，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又来了一个外国人。老实说，这有点令我不爽，我一直乐于想象，我是唯一曾经穿越过这一片乡村的外国人。

还是在去年秋天，我以为我在涪陵看到了其他外国人，尽管我不太有把握——我只是瞥见一个男子进入了一家餐馆，但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外国人。过去两年时间里，我唯一明确无误地看见外国人是在1月份的时候，两个丹麦游客乘坐的游船在前往重庆的途中搁了浅，停靠在涪陵等待修理。我在“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店遇见了他们，那也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地方。那家餐馆的面条做得很麻辣，我每周总会去那儿光顾两三次。那里的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牛肉面有没有加州味儿。我总是很肯定地回答她，就算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要吃牛肉面，期望的味道肯定跟她这儿不会相差一分一毫。她听了这个总是高兴不已。他们甚至在餐馆大门上方悬挂了英文标识，这大概也是那两个丹麦女子得以走进门去的原因吧。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她们俩对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根本不曾看见过一样。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但我不是来涪陵旅游的游客，如果有其他外国人觉得我冒犯了他们的独占鳌头，我会觉得非常不爽。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离那两个丹麦人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她们没说中文，应该是刚来中国没多久。她们点菜的时候，对着墙壁上的图片一通乱比乱划。服务员问她们面条里要不要放辣椒，她们俩谁也听不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气来看，她们又觉得那东西肯定非常重要，于是赶紧翻起了手中的词汇手册。除非她们想起了我的存在，我是打定主意不出手相救的。

她们就这样不停地翻着词汇手册，还是服务员想了起来，问我可不可以帮着翻译一下。看到我坐在那里，那两个丹麦人做出很是惊讶的样子来。她们说，她们并不想要什么辣椒。我当时真想告诉服务员，这两个丹麦人要吃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根本没放在眼里，因为她们说在伟大的丹麦王国，这样不够劲的辣椒不过是小孩子的糖果而已。但我还是做了如实的翻译。我明白，她们的做法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和我自己在彼时彼地的做法如出一辙。

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于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她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涪陵人对她们的关注程度令她们惊恐不已。

“这儿的人，”其中一个人说道，“只会盯着我们看。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也会盯着你看吗？”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没像他们盯着你们看那样的。”

我丝毫没有侮辱之意，可那两个丹麦女子好像往那个方向去想了。我懒得跟她们多费口舌，说什么涪陵的人对我已经习见为常。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把电话号码给了那两个丹麦人，以防她们有麻烦的时候用得着。然后，我就走了，让她们去跟那些棒棒军打交道吧。

就在这乌江边的乡村，我琢磨着德国人的事儿。我在想，这个地方莫非到了外国人随处可见的地步么。老太太见我正出神地望着远处的风景，便问我的老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大山。

“有的地方有，”我回答道，“但我家附近很平坦，比涪陵平坦得多。”

“你们那儿的农村什么样？”

“农民很少，土地很多。一个农民种上百亩地。在我们国家，种地要用机器。”

老农点了点头。“跟新疆差不多，”他说道，“北方的土地很多，也很平坦。那些地方会用机器种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起了农活，他问我美国的农民是不是真用飞机来播种。涪陵周边的很多农民好像都听到过这个说法：当我在田间地头行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一般会对他们说，加州的水稻有时候会用飞机来播种。看得出来，这些四川农民一边打量着周围的景象——爬犁、水牛、牛粪，一边脑子飞转，看还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放得进一架播种的飞机。

今天，这位农民摇了摇头，微笑着低头看了看他腿上早已干成黄褐色的泥浆。那一层泥浆之下，是紧绷而有力的一块块肌肉。

“你去年也是这时候来的，对吧？”他问道。

“是的，我去年也是3月份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跟去年很不一样？去年你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田里都灌满了水，但今年还没下雨，什么东西都比往年晚了点。天太干了。”

有那么一阵，他轻声地抱怨着雨水不够，说这会把春耕的所有安排往后推迟。但农民们只有等待，期待着能够熬过闰5月的春旱时节。

天气十分暖和，背包压得我汗流浃背。我在去年那个地方停了下来，还是在俯视乌江的那个峭壁上吃午饭。低头看着脚下的江水，我心想：高高兴兴、平平安安。迷雾已经散去，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乌江水面。

整个山里的人都还记得我。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看来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下来休息，人们告诉我，他跟我穿着同样的长筒靴。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道，“我猜想他是来这里研究树木的。因为这里穷，他才来这里的。”

老人姓杨。他给我端来一碗放了白糖的开水，我跟他坐在街檐坎聊了起来。他家除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电已经通上十多年了。塑料大棚之下，他们育的稻秧长得很好。他们家养了六头猪。他家还有一只猫，用一根绳子套住，另一头拴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塑料瓶。瓶子里装了些水，猫咪拖着它不会跑得太远。我一直不太喜欢猫，那个百事可乐瓶倒是个不错的点子。

老人的妻子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七十三岁，不住地抱怨着她家的农田，也就是我今天经过的最美的山谷里的那些田地。“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道，“去年这个时候，水田全都灌满水了——你看现在！恼火哦！我们这儿太穷了！”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

跟我第一站停歇遇到的那位民办教师一样，老人的妻子邀我吃了饭再走，我则推说还得继续赶路。在乡下，这样的邀请十分平常——实际上，我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跋涉，总有人邀请我一起吃饭。似乎完全可以分文不带也能够到四川的乡间旅行一圈，因为那里的人们非常豪爽，如果不请你吃饭留宿，他们会觉得失了礼数。

又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他一起的是他的小弟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校服，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是去年在涪陵长跑拿奖的那个外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

“我在师专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读书。”

这一带的农村没有中学，如果他们要继续学业，只能到涪陵住读。小男孩每个月要拿出一百七十元钱来支付房租和伙食，他的哥哥估计，当地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能够继续读到中学。他们一般坐船下到涪陵，每两周回家一次。

几个孩子围了过来，盯着我看个不停。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赢得涪陵长跑比赛冠军的外国人。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活灵活现，尤其强调我领先其他选手很多。尽管我已经习以为常，但他的描述还是不免令我尴尬；哪怕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多涪陵人还是因为这事儿记住了我是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远的地方有这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教授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学生。于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每当我拿不准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我都径直向人们打听，我去年走的是哪里。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记不得我的人好像一个都没有。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我真想见见他，因为我越来越好奇，他来这里究竟研究了什么东西。这真像追寻着库尔茨的足迹游览刚果河，我不断地听到有关的只言片语，全都是他走路的架势、如何有钱、穿了什么靴子。至此，我意识到，他一定也听说了我的情况，而他也很可能觉得自己是追寻着某个陌生外国人的足迹在乌江峡谷的崎岖山岭之中艰难跋涉。

傍晚时分，我开始顺坡往河边走了下去。我穿过了一条阳光明媚的开阔峡谷，尽头是一块大田，田角边上有几座房子。我停下来歇息，几个农村妇女围了过来。她们大多六十多岁，穿着蓝布衣裤。我跟她们说，她们这里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的，”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我们这里是穷山区。经济上糟糕得很。”

我总是跟农民们说恭维话，因而又总是听到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贬得一塌糊涂。站在明媚的阳光底下，身旁是盛开的油菜花，小麦、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艰苦，脸上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快乐表情。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走上前来，问道：“你是在涪陵参加长跑的那个外国人吗？”

“是的。”

她回过头去对那几位老太太说道：“涪陵有个长跑比赛，他跑得最快。”

“所以他跑到这里来了哦，”其中一个老太太说道，“你看他身体多好嘛！穿的衣服好少嘛！”

“你看他那个背包好大嘛！”另一个人说道，“好重嘛！”

“他那双脚也大得很嘛！你看他穿的是好大一双鞋哟！”

她们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等着有人来问我的薪水。可其中一个女人转身问道：“你们国家搞计划生育吗？”

“不搞，人们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她们十分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告诉她们，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各种规定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一个人问道。

“四个，三个姐妹，还有我。”

“在我们这里就不行，”她说道，“只准生一个——如果多生，就要交罚款。”

“一万多块呢！”另一个妇女插嘴说道。

几个孩子也围过来看我，我注意到有两个小孩子站得很近。

“他们是谁？”我问道，“看上去像是两兄弟。”

“对头，”那位妇女说道，“他们爹妈交了罚款的。”

其中一个小男孩四岁大小，他的哥哥有六岁或者七岁的样子。兄弟俩身上很脏，因为害怕外国人，只站在坎上的麦田里专注地看着我。又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个儿矮小，黑发蓬乱，脸上污迹斑斑。这个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很像我妹妹贝吉塔小的时候。我对着她笑了笑，她也对着我笑了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说道。

“是吗，”我回答道，“她的爹妈一定交了很多罚款吧。”

“没交，”那位妇女说道，“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什么？”

“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推了？”

“对头！”

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字。“是这个‘推’吗？”

“对头。”

那个字有好几层意思：推动、推转、推拒、推论、推移、推迟、推选。但如果说“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着房子被推倒了。仅仅因为这个小女孩是第三个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给推倒了。

我曾在国外的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会发生。不过，我随即意识到，我已经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为偏僻的话，这个小山谷不会显得如此美丽。

几位老太太看着那小女孩，不禁摇了摇头。听到这样的对话，她显得很不自在，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几位老太太也看出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老太太抚弄了小女孩凌乱的头发，然后她就跑过去和其他孩子在没有经过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来。

我没有走到去年的宿营地。我跟人们聊天的时间太多，最后只好缩短了行程。不过，我在高踞于乌江之上的山坡上找了个好地方，我吃了晚饭，读了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小说。我下定决心，在我余生的每一个春天，都要读一读这本小说。他每次去红袜队工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高高兴兴”，我就佩服他这一点。他带有明显的美国味儿——狂妄，滥用俚语，文章铿锵有力。我尤其喜欢小说刚开头的那几句话：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击球手……”

第二天，我很早就收了帐篷，坐上了往下游的轮船。江水的水位很低，岸边的白色石灰岩悬崖棱角清晰，靠近乌江碧绿江水处，是一道道的条形蚀痕。江面上四五米高的地方，夏季的洪水会涨到这里，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黑黑的水位线。那天是星期天，船上挤满了返回学校的农家孩子。站在船尾，看着灰白色的悬崖在雾霭中向后掠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块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江

这条大江是走出重庆最快捷的通道。这座城市新修了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完工于1952年的铁路尽管日渐老化，在当时却是技术革新的产物——也是解放后，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但长江上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火车很慢，道路交通糟糕透顶。因为污染严重，河谷里总是大雾弥漫，飞机经常晚点。长江航运的便捷由此显现，不管方式如何，这种便捷今后仍将存在。

今天，六点整的慢船“中华号”即将驶离重庆港，乘客们早已等不及了。时值6月，天气闷热，阳光透过城市上空弥漫着煤尘的雾霭，热烘烘地炙烤着大地，让人浑身上下直冒汗。一个个乘客显得疲惫不堪，肝火升腾。乘船的大多是游客，来自全国各地，要么刚走下拥挤不堪的火车，要么刚下令人伤心欲绝的破旧公车。他们的脾气早已融进了四川的燥热之中。开船之前十分钟，一位乘客跟乘务员刚在顶层甲板上大吵了一架。

那位乘客身材魁梧，脖子粗短，蓄着小平头，双手粗大有力。他那汗珠直淌的圆脸上，黝黑的双眼里怒火中烧。他是个有钱的主——从他的衣着、锃亮的皮鞋、丝绸衬衫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最直观的还是他游客的身份。近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旅游蓬勃发展，但一般的老百姓还远远达不到为玩乐而出游的地步。这位游客属于新兴阶层，他们全身上下基本上都用金钱进行了武装：衣着光鲜，腰上别着个BP机或者大哥大，而且总是大腹便便。

今天的问题正是钱引起的。那位乘客对三等舱室的服务质量十分不满。他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那里买的票，票贩子给他打包票，说船的条件很好。而“中华号”呢，虽可将就，却也着实破旧，甲板上污物遍地，实在不算“条件很好”。那位乘客说，他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为的是看一看三峡风光，船票买得还不便宜。他怒气冲冲，说话很快，一只肉乎乎的大手紧紧攥住乘务员的肩章，一把拖到跟前，冲着他大吼一通。

乘务员个子矮小，只有二十几岁，身体瘦弱，无法挣脱开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纹制式衬衫，语气急促地为自己辩解起来：他不是出售船票的人，他跟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游客也不能不讲道理。然而，一大堆乘客已经围拢过来，大家开始提高嗓门一起抱怨起来，最后还是乘务员的上级出面救他。

乘客转而向领导吐起了自己的苦水，但依旧抓着乘务员的衣服没有放手，领导又把大家已经听过的理由重申了一遍，只是他讲起来更加底气充足。僵局维持了几分钟的样子，但围观的乘客觉得好戏就要演完，开始纷乱地散开了。

僵持到最后，大个子乘客问道：“还有二等舱吗？”这一场争议就这样极其简单地化解了。补了差价之后，乘客和那位干部握了握手。大个子给周围的人都发了香烟，大家就离开了。自尊心受了伤害的小个子抚了抚弄皱的肩章，叼着不值几钱的香烟，远远地躲到了栏杆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随即，“中华号”汽笛鸣响，驶离了码头。乘客们看着重庆这座城市向后掠去，早已忘掉了刚才那一场口水仗。轮船朝着浩瀚长江的江心摇摇摆摆地驶了过去。

重庆以北五公里，长江急转向东，拐弯处有一座佛龛，一座历经风雨的宝塔高高地俯瞰着江面。山峦越来越高——绿色的山峰崎岖不平，往下是一片片灰白的石灰岩层，去年的洪水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线。这一带的山坡大多十分陡斜，无法修建工厂或者公寓楼。随着轮船往东驶去，小块农地逐渐多了起来。农民们的住房十分简陋：要么是土墙，要么是砖墙，屋顶全都盖着青瓦。房前屋后，总有几丛芭蕉树。沿江的坡地上，工厂没有立锥之地，全被改成台地，种上了庄稼。

沿途的风景有一种无言的美——没有惊险的场景，但略显粗犷的山峦、间或出现的梯状耕地依然魅力十足。一如重庆城刚被无言地抛在了身后，霎时之间便一目了然，沿途的风景也是由长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点一点造就而成。

这里的长江气势磅礴。江面时而宽达数百米，时而被两岸的陡坡紧紧锁住，但它的水流总也势不可挡。长江裹挟着西部的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纳了七百多条大小支流，奔腾激荡在崇山峻岭之间。在世界上的大型江河中，经由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日头西下，江面上凉风习习。乘客大多来到了甲板上，观看着群山慢慢掠过。几个广东生意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用广东话大声地聊着天。一个年轻姑娘斜靠在栏杆上，黑色长发和紫色短裙随风飘舞。

空气逐渐清新起来，颜色渐淡的蓝色苍穹上，还飘散着几朵絮状白云。一艘艘小舢板纷纷进港准备过夜，几个小孩子在浅水湾里赤身戏水，“中华号”从他们的身边径直驶过。高高的山坡上种着玉米，这些玉米已经种下了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成熟了。玉米秆依旧像春天那样通体翠绿，但顶穗很快就会褪色变黄。

河岸的山坡太陡，无法种植水稻。有的陡坡上石头太多，玉米也没法种植。不过，即便是在最为嶙峋的土地上，也总能发现耕种的迹象——石缝之间那一点点泥土里起码也种植了一排玉米。农作物都成竖行栽种，顺坡而下。每一块坡地上都有坎子横过，从而尽量减缓坡度。

这真是艰难的求生之地。就连种植庄稼最成功的农户——两层的正屋，宽大的猪舍，宽大的水泥街檐坎，屋后的山坡上斜躺着几块玉米地——无不都在昭示着，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种植庄稼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每一块台地都靠人力垒成，也许经过了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几十年、几百年的艰苦劳动。这一切全都有赖于手工劳作、肩挑背扛、工具简陋，但极其缓慢的地形变化正说明，农民们的劳动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早已注定——一如门前那条大江，毅然决然，力量无限。人类历史深深地植根在了土地之上，中国的东西南北莫不如此。

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群山变成了藏青色，圆圆的太阳投射出最后一束光芒，在轮船的尾浪里时隐时现。紧接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群山之后。

三等舱室里，一对青年男女安放好了行李。他们可能才十八岁，也可能已经三十多岁，跟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看上去都显得年轻。舱室里一共有八个铺位，上下两层。下铺的一个老太太问这对青年男女，剩下的两个铺位是不是他们的。

“我们只有一个铺位，”年轻女子说道，“我们刚结了婚。”

乘客共用铺位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年轻女子的丈夫还是窘红了脸。女子长得很漂亮，蓄着短辫，微笑着抚了抚丈夫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节性地交谈了一会儿。她们问对方是否已经吃了饭，要到哪里去，在重庆做什么事。年轻夫妇要回远在宜昌的家，老太太要去的地方是武汉。说起重庆，她们几个没一句好话。

“太落后了，”老太太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人们的工资那么低，生活费还那么高。”

年轻女子点头表示认同，还说重庆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一点都没有宜昌好。

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说。他帮他的妻子脱了鞋，然后就爬上床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就着舱室的灯光，他看起了杂志，她则早已打起了盹儿。铺位不到三尺宽，但他们躺在那里显得非常惬意。

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静谧。夏夜的星星钻了出来，北斗七星在略显颠簸的轮船顶上泛着微光，一轮弦月明晃晃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江面上一片漆黑。岸上的房屋越来越稀少，亮灯的房屋就更少了。光线多来自河面——来自岸边依稀可辨的砂石梁子、无篷的小艇，以及航标的灯塔。江面的南边闪着红光，北边闪着绿光。夜班船在航标灯之间缓缓前行，船顶的探照灯在水面上平静地一扫而过。

晚上没有水翼飞船，没有打渔船，也没有仅容得下两个人的小舢板。“中华号”偶尔会驶过一段长长的浅滩，小船靠了岸准备过夜，紧挨着竹木棚屋，棚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线——要么是临时搭建的餐馆或者旅馆，要么是麻将馆。驳船全都停歇下来了。

江上的船只多是大型客轮，犹如一座座灯光的小岛，在江面上静静地漂过。有的是逆水从上海远道而来，经过了安徽的平原地带，经过了湖北的大小湖泊，驶过了工业重镇武汉，驶过了三峡的道道悬崖。现在，他们即将到家，离重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

没过多久，年轻女子睡醒了。她在铺位上翻了个身，跟她丈夫挨得更近了。“你是谁？”她玩笑一般轻声问道，“你是谁？”

她的丈夫咕哝了一句什么，她吃吃地笑了笑。舱室的门打开了，外面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以及江水在船舷上的拍打声。“你是谁？”女子又低语了一声。

在涪陵下船的乘客不多。大多数乘客还要坐上两天的时间，穿越三峡抵达宜昌，或者坐上三个晚上才能到达武汉。所以，涪陵更像是美梦中断之处——静谧的长江，舱室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城市的灯光从黑黢黢的长江上顺势而起。

轮船从重庆出来走了四个小时。河岸上灯光点点：那是一座座房屋，一间间厂房，一辆辆汽车。一座正在修建的桥梁从头顶掠过。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宣布下一站即将停靠涪陵。紧接着，江上的美梦中断，城市进入了眼帘。

涪陵的城中心围着回水沱而建。围着这个回水沱的巨大弧线，城市在陡峭的斜坡上顺山而建，宛如一块缀着灯光的百衲帘——小店透着微光，车灯闪着光柱，方形的窗户泛着黄光——这一大块亮闪闪的百衲帘悬挂在长江黑黢黢的水面上，摇曳闪烁。“中华号”驶向岸边，鸣着汽笛，一点点地靠近码头。轮船缓缓向南，慢慢地驶出了主航道。终于，轮船摆脱长江水流的巨大牵掣，靠岸了。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埃德加·艾伦·坡、马克·吐温、凯特·肖邦、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以及兰斯顿·休斯的文学作品。学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我布置他们在课外阅读谭恩美以及其他几位美籍华裔诗人的作品。对学生来说，文学课的主题一开始显得遥不可及——瑞普·范·温克尔、跳跳蛙[5]，以及兰斯顿·休斯笔下那些遥远的大江大河。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影片《喜福会》的结局，美籍华裔作者谭恩美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她的姐妹们。这是中国这个元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表演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改写过罗宾汉来到中国的故事，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下硬生生地学习外国文学课程。至此，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阶段：故事的叙述者紧紧地拥抱着她失散多年的姐妹们。所有女生都哭了，男生则大多在强忍着泪水。

然后，我让学生们写写自己的家庭，描述一下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名叫蒂娜的女学生写了一首诗：

回望我的祖先

一个孱弱女子，

坐在破檐下

不停地纺着纱

她走不出去

因为封建制度给了她太多的扼杀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外祖母投奔革命

到了上海，到了重庆

全国各地都有她的脚印

我的妈妈，一个年轻女子

正值文化大革命

当起了红卫兵

打倒先进事物

高喊毛主席万岁。

很多学生都像琳达那样，写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

我的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她只得给地主当丫鬟，受了不少的苦，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主人对她十分苛刻。

我外祖母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她经历了痛苦的缠脚过程。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饿死了三个，令我的外祖母十分伤心，她连哭了三天三夜。更加不幸的是，她的丈夫生病死了，她含辛茹苦守了三十年的寡。

我妈妈的生活比她们好一点，因为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她对我们很温柔。当然，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如意。她得靠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天气再冷也要出去割猪草，背煤取暖，熬更守夜为我们缝缝补补。她为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基本上所有的作文都是这样，我发现我没办法给他们打分——哪怕在作文本的某个角落里做个记号都不行。其中的东西我丝毫不能触碰，有的甚至不忍卒读，因为都太心酸。最后，我决定不下发他们写的作文。我保留了作文本，只是跟他们说，每个人都写得不错。

他们的作文，既让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无言的奋斗历程，正是这样的奋斗使学生们成就了今天。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也许还会如此。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也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也许会成为大学生，生活得比她妈妈更好一点。我想象着，她会在自己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课后，我常去学校后面的乡间散散步。我已经不再跑步，散步其实也很惬意——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可以跟着农民们走上一段路，看他们干农活。通常，他们都会问我是否认识曾经在山上跑步的那个外国人，我则告诉他们，那个人就是我，只是我现在再也不跑了，这感觉像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似的。老往插旗山上面跑，那有什么意思啊。

到了傍晚，或是周末，我会继续遵循我在城里的生活轨迹。星期天上午的路线经过了精挑细选——天主堂、神甫、铁匠铺、茶馆。然后，我会在跟南门山一街之隔的那家餐馆里要上一碗抄手。这家馆子的抄手是全涪陵城做得最好的，我一般会在十一点整准时动筷，小园子里那支十二个人的铜管乐队也会准时开奏。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人雇请这支乐队为婚礼进行演奏，因为婚礼要办得好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很有面子。乐队演奏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和《来吧，忠实的信徒》，而棒棒军们一般都会准时到来，充当起忠实的看客，呆呆地看着化了浓妆、披着婚纱的新娘的到来。

在这家餐馆里，我总是会选择一个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着墙壁，又可以看得见大街和对面的小园子。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芸芸众生比乐队更加耐看——挑着箩筐的农民们、带着小孩的一大家人、出来溜达的年轻夫妇们、撑伞遮阳的老太太们。

平日里，我总会去看望一下春节期间我在小园子里认识的两个朋友：高明和马福来。高明是一位艺术家，二十六岁，几年前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他很有天赋——他的公寓里总是摆满了读大学时画下的一张张油画作品，大多是欧式风格。他在涪陵开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绘有或蚀刻有花、竹、熊猫，以及其他中式图案的磨砂玻璃。一般而言，这样的磨砂玻璃都被豪华餐厅或豪华公寓用作隔断墙，高明十分精于此道，那也就意味着他画出来的磨砂玻璃非常的俗气。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人们要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而人们总是会叫他在一块磨砂玻璃上尽可能多地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还要尽可能多地用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的客户主要是涪陵的有钱人家，他上门送货或者揽收订单的时候，我偶尔也会跟他一同前往。城里的每个有钱人好像都把房子装饰成了同一个模式，普遍选用了在涪陵被认为能够象征财富的那些东西：高明版的磨砂玻璃、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空洞里吊着华丽顶灯、奇形怪状的木头格子覆盖着塑料葡萄枝蔓。还有一种常见的装饰品，就是墙壁上挂着个大大的木框石英钟。当然，顶级电视机、VCD播放机、卡拉OK设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人被称作“新贵”，但在涪陵，除非你以分钟为单位来跟踪他们的发展过程，否则这个用词就没有任何意义。涪陵没有“老贵”这样的群体，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炫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而求全责备。

我喜欢跟着高明来回跑，那些有钱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出现，因为你的公寓楼里出现个外国人，总比铺满葡萄枝蔓的木格子时髦得多。但有钱人本身就是他们的公寓里最好的装饰。这些有钱人无一例外地梳着大背头，喷着发胶，穿着亮闪闪的丝绸衬衫，他们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透明衣衫，舒舒服服地躺在松软的沙发里。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尤其是那些女人们——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么。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要么仿佛刚刚到家，要么好像马上就要离家出门似的。然而，他们总是躺在那样的沙发里一动不动。

高明每个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但他跟手下人的矛盾总也理不清，他自己的生活尤其一团乱麻。他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那以重庆为根据地的艺术家妻子一起生活，高明本人则利用这种工作造成的分居，在涪陵另找了一位女朋友。他老婆听说了他在涪陵的这档子事儿之后，带着女儿去河南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她威胁说要跟高明离婚，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都不担心，因为他很有把握，妻子早晚还会回来，哪怕他丝毫没有抛弃现任女友的意思，因为这个说话很嗲的四川小姐头脑十分精明。高明可不是那种为未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既会赌钱，也会光顾卡拉OK歌厅，我怀疑，他还会找小姐——因为他说起这事儿来显得头头是道。有些时日，他一场麻将下来就要输掉八百块钱。他的麻将水平着实还差了一点。

他很喜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太开放，”他有一次这样跟我说道，“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当朋友看待，但在这里就不行。我老婆就是那样的人，因为她的思想一点都不开化。”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因为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好处肯定不是指搞婚外情。所以，我通常什么都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洗耳恭听。

气候宜人的夜晚，就着川东人最爱吃的火锅，高明会跟我诉说他的种种烦恼。光说火锅很辣没有任何意义——四川人吃的东西都很辣，上至早餐就着辣椒享用的花卷，下到宫保鸡丁。仅仅因为吃的麻辣食品太多，有些志愿队员都得了溃疡。

即使美食林立，火锅还是因为其独有的麻辣而声名鹊起：热辣的油锅就在眼前，蔬菜、肉食、粉丝轮番烹煮。这样的吃法长年累月，在夏季尤为常见。其中的道理，是火锅吃得大汗淋漓，出汗方才让人觉得清爽不已。

夏夜，涪陵的人行道上摆满了火锅，人们既在吃饭，也在社交——眼前的火锅热气腾腾，边上的行人熙来攘往。高明和我一边慢慢地烫着火锅，一边打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儿。如果他的心情够好，他还会跟我说起他想买的种种物品。有一两次，他还说到可能要跟老婆离婚。不过，他总把事情往好处想。他不止一次说起了举办婚礼的事情，说如果不离婚的话，他会好好跟老婆办一场婚礼。他们结婚已有五年，但跟涪陵的很多人一样，他们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说要等攒够了钱好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就目前来说，高明不缺钱，缺的是老婆。还好，他是个乐天派，常常可以将不好的事情置之脑后，从而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头脑中盛大的婚礼场面。“我要租十辆车，”有一天晚上，他这样跟我说道，“十辆车哦——至少要租十辆车。先在南门山转一圈，然后经过高笋塘，再开到江东溜达一圈，再开回来。街上的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十分相似：他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了个错，把这一切全都汇集到了涪陵，他的灵魂因此备受煎熬，丝毫没有高明那种前景美好的无忧无虑。马福来常常向我寻求对策，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这个美国人懂得如何化解类似僵局。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城里的不少朋友都对我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我跟当地人的飞短流长扯不上边，所以愿意跟我透露秘密，寻求建议。

4月末的一天晚上，马福来来到我的公寓，坐在客厅里抽起了香烟。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但就是不说什么事情不对劲。聊了一阵之后，我决定单刀直入了。

“是不是跟老婆有麻烦了？”

他点点头，随即吐了一口烟雾。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她是不是另找男人了？”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令他敞开心扉。他马上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他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合不来。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既缺乏共同的爱好，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老是吵架。从结婚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还不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她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压力呢？”

“可能你不懂。这里是中国，跟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跟某个女孩儿有了某种关系，那你们就得结婚。”他叹了口气，又抽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我当时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根本合不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坐在逐渐变暗的客厅里想了一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问道，“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很复杂呀，也许解决起来很困难。”

“我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头都大了。一整天啊，我想的全都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问道，“你也有吗？”

过了一阵，他点了点头。

“谁？”

“她是你们师专的一个学生，还记得我有时候来学校看的那个女孩儿吗？我以前说她是我的表妹，其实不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她。”

我已经猜到那个女孩儿就是他的女朋友，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亚当在城里有几个年轻的男性朋友，他们的情形大致相同——要么离了婚，要么即将离婚，带着小孩，不停地变换女友。对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样的事情好像还不太常见，也许在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也是如此，但经商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钱，又不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单位的束缚，单位对他们没有影响，更无从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仍旧遵循了传统的涪陵人的生活模式，早结婚早生子。我问马福来，他老婆是否知道他另找女友。

“不，”他回答道，“她一点都不知道。”

“你确信吗？高明的老婆远在重庆，但她还是察觉了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老婆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要带那个女孩儿出去，我们也是去那些人不太多的地方。”

我在想，涪陵哪有这样的地方。我还想，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什么时候也想去一下。马福来又叹了一口气。

“我的婚姻糟透了，”他说道，“唯一好说的就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还分床睡。你看到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个房间，我睡小的那一间。她的父母和兄弟跟我形同陌路。他们知道我不喜欢她。”

“她想怎么办？”

“她什么都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很喜欢我。也许她觉得，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说道，“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嘛？你们国家那些人是怎么办的？”

“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对小孩子来说，离婚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当然，如果没有小孩，他们也会马上离婚的。”

“我们这里不一样，”他说，“婚不好离，哪怕你们之间没有小孩。因为我们这里的思想还很传统，还不开化。可能有点像你们国家的40或者50年代吧。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还没有完全的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如果女人离了婚，会觉得很没面子。”

“男人呢？”

“也不太好，有人会说你是个坏男人。不过，对男人的坏处没有女人那么厉害。我们这里的观念还很落后，就像人们对性的看法一样——你一旦跟某人上了床，就得跟那个人结婚。你们国家就好多了。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欢，但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离婚太普遍了，”我说，“人们觉得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两个地方都不太好。”

一时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天就快黑了，我也替他出不了什么主意。我把经常说的那些话跟他又说了一遍——慢慢来，多一点耐心，多替孩子着想。他之前已经听过了这样的说辞，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他说道，“年轻人，老年人——大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因为年轻人早晚都要结婚，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跟我一样，感觉不到什么幸福。我所有的朋友对婚姻都觉得不如意，不过他们也知道，离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许你不明白，但这个问题很恼火。”

他问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公寓里再坐一会儿，我说没有问题。我随后要给学生上文学复习课，所以只好一边备课，一边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这样的朋友们的事情。我很怀疑，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以后，性的自由可能还会更多，但这也不会在涪陵人的身上产生任何奇迹。常常，我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你在哪里生活，有些事情总是难以应付。

说实话，我唯一可以给出的主意是：千万不要结婚。然而，这非常不现实，对我说起来倒是轻松得很。身为外国人，这是我可以超脱的又一件事，反正我不会在涪陵跟人结婚。我从来没有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就像我观看其他很多事情那样。就像我到那些有钱人的家里溜达上一圈，阅读我自己的学生写的那些作文，或者站在阳台上远眺长江里的轮船静静地漂向某个无名的目的地。那其中当然存在着某种力量，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没有亲身接触，可哪怕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体会到了那样的时刻——不管是顺江而下的某次旅行，还是在偏僻乡村度过的某一天——其中的美感鲜活生动地陪伴着我。不过，也总会有无助和悲伤的时刻。我坐在那里陪着马福来，心里在想，我这部分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件好事。我看着他又抽了一支烟，然后他就走了。

那个春天，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全国上下共同庆祝五四运动七十九周年。电视上播放了一个特别节目，会说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说了一段笑话，介绍带出了在北大校园举行的舞台文艺表演。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中国对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功不可没，但该条约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原来的德国租借地如青岛转让给日本，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激怒了中国人。学生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这一场运动，随后迅速扩展，具有改革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向西方学习，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是它自身得以崛起的先驱动力，这真是最厚颜无耻的篡改历史的例证之一。诚然，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有一些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后来改信了共产主义，但如果把他们当初的理想和共产党当今时代的观念硬扯在一起，还是有点牵强附会。这样一来，电视上播放的专题文艺节目就变成了各种矛盾体的超现实主义大杂烩：共产党的官员对学生活动家们有关当时事件的回忆赞赏不已，盛赞“科学”和“民主”的演讲活动层出不穷，北京大学在它的校园里隆重庆祝1919年那一场运动，同时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巧妙地避而不谈。大山把他惯常讲的几个笑话又讲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件事情竟然充斥了整个荧屏。

涪陵师专也加入庆祝行列，为五四运动的周年庆典举行了一次短剧表演大赛。各系先进行一轮初赛，胜出的节目将会在学校的大礼堂再集中表演一次。我上文学课的一个班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准备了几场戏，另一个班把凯特·肖邦的《德西雷的儿子》进行了一番改编。琳达扮演德西雷，莫·钱扮演铁石心肠的阿曼德。我对这两个小组的排练都提供了一些帮助。

由亚当上西班牙语课的学生忙着准备《堂·吉诃德》。这个班人数很少——总数不到十二，于是从三年级请了几个活跃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以涪陵为场景，根据塞万提斯的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堂·吉诃德变成了江东的面馆老板，平时喜欢阅读雷锋的先进事迹。这位革命先烈对毛主席充满了无私的忠诚，从1963年起就成为宣传对象。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对平凡人的一种礼赞：他身为普通士兵，一直淡泊名利，从来就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劳动，直至战友倒车不小心挂倒晾衣竿把他砸死为止（那位驾驶员等了二十五年才最终被批准入党）。

改革开放使雷锋精神沉寂下来，尽管时而还能听见往事回响。在涪陵股票交易大厅的旁边有一座楼，白色墙壁上的那一幅宣传标语虽年久日深，却还能依稀辨别：“学习雷锋精神。”3月是官方规定的学雷锋月，师专非常在乎这件事，专门给学生安排了纪念雷锋同志的义务劳动。我在那里的第二年，3月的活动之一是由干部带头清扫江东的大街小巷。一边是师专的干部和学生把街道上的垃圾从这一面扫到那一面，一边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忙个不停地拍摄录像。

江东街道上的大扫除只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亚当和我坐在“学生食家”目睹了全过程。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正一边享用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喝着当地牌子的啤酒。我们教的几个学生跑过来，希望我们也能加入义务大扫除的行列，说不定陪着干部扫地的情景还能被录像呢。我们婉言谢绝了，几个学生看起来还有点失望。

“我们正在吃饭，”亚当呷了一口啤酒说道。

“再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做义务劳动吗？”我说，“我们本身就是和平队派来的志愿者啊。”

这样的场面肯定没写进和平队的小册子，但我们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回应这种活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最终促使西班牙语课的学生排演了《堂·吉诃德》这出戏。但到头来，却无法说明这一出戏到底因何而起，因为是亚当给学生提供了最初的命题——身为江东某面馆老板的堂·吉诃德无比崇敬雷锋。接下来，学生就领会了这一精神，写好了对白，按自己所好加进了一些细节。

英语系进行选拔赛的那天，这个小组最后上场。表演一开始，莫·钱就坐在面馆里看书。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突然朗声说道：

“太好了！看，雷锋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每天帮了那么多人！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也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啊！”

他翻了一页，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站起身来，一边清扫着面馆的地板，一边这样想着：

“我怎么会把时间拿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生活多没趣啊！我也可以成为雷锋一样的大英雄啊，就这样把面馆扫过来扫过去有什么意义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周游全国，为人们做好事啊。他把拖把倒了过来，仿佛骑马似的夹在胯下，头上顶了一只旧水桶算是他的头盔。面馆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日本美女身着无袖衫的图片（在涪陵城区，花不到五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堆这样的图片），莫·钱无限神往地看着她：

“我亲爱的杜西尼娅！我一定要去周游各地，直至找到你的踪迹！”

他把这幅图片举起来当做标语，然后直奔乡下而去。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正在田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扮演者是那个名叫罗杰的男生。

“桑丘·潘莎！”莫·钱大声喊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冒险啊？”

但桑丘·潘莎只顾着干活：“不去，我有事儿！”

“哎，真傻帽得很！”堂·吉诃德说道，“跟我一起去冒险吧。我们像雷锋那样去跟不道义的事情作斗争，去英雄救美。来吧，别犯傻了，我要介绍你认识我的头号美女杜西尼娅！”

“你才雅虎呢！我忙得很，哪有空跟你一起乱跑！”

“傻帽得很啊！”堂·吉诃德咕哝道。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着该拿点什么甜头给这位农民尝尝。在原著小说中，堂·吉诃德许了一个诺言，他会让桑丘·潘莎到某座小岛担任总督，亚当给学生的建议是在表演中使用南部的海南岛作为奖赏。但对于用什么来奖赏桑丘·潘莎，学生们自有主张。

“我必须得有个仆人，”莫·钱说道，“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可以答应把……台湾岛……奖赏给你！我可以让你担任台湾岛的总督！”

听到这话，桑丘·潘莎立马抓起一只拖把，两个人就一起骑马走远了。他们俩策马前行的脚步非常合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两人间立马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是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子，眼眶很大，体重可能只有八十多斤。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副手，一直对堂·吉诃德的吩咐听得专心致志。莫·钱好像是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起在四川的乡村到处溜达，战风车、打老虎、到小酒馆惹麻烦。有一阵子，他们停下来休息，堂·吉诃德吩咐他的仆人给杜西尼娅写一首歌。于是，桑丘·潘莎抱着吉他，站在日本美女图片下唱了起来：

杜西尼娅！

杜西尼——娅——！

你是如此的美丽……

哪里才是我的小岛？

我的台湾……

等他们来到重庆的时候，人们早已经听说了他们的英雄行为。路易斯扮演的重庆市长给他们奖励了几把牙刷，同时在他们的背上悄悄地贴上了几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傻帽”、“雅虎”和“牙刷”。两位大英雄非常自豪地把牙刷挂在了脖子上，堂·吉诃德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

“我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了美丽的杜西尼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雷锋那样多做好事！”

观看至此，观众席上的学生们早就已经乐疯了。系里的老师们本来坐在前排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此时也都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观众的热情使演员们更加热情迸发，他们在舞台上一头冲过去又一头冲回来，不断地经历着一次次冒险。毫无疑问，这是全系表演得最好的一出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也踏入了危险的政治领地。部分观众的反应仿佛是在说：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玩意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表演结束之后，我看了看张书记。很难看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脸上似笑非笑，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最后，只有他这位评委才能做出真正管用的评判。

英语系过了一天才做出官方反应，取消了《堂·吉诃德》这一剧目，选中了五出戏到大礼堂上演，其中包括《德西雷的儿子》。对于这样的决定，没有谁提出过任何上诉，系上的态度很明确，政治问题一概不能涉及。

学生们一直都只能私下嘀咕，不知何故，他们这一次公然表示了愤慨之情。就连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一帮学生也在暗自咕哝，他们的剧目被取消是因为两位领衔主演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严重违反了学校禁止学生恋爱的有关规章制度（也是校园里最无人理睬的制度）。不过，上西班牙语课那几个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指令。莫·钱跟政治辅导员大吵了一架，威胁说如果《堂·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同时将会退出《德西雷的儿子》。很快，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头头们不愿意看着这一次比赛泡了汤，他们同时也很中意凯特·肖邦在这个故事中批评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

五四运动的庆祝活动就这样持续着。从很多方面看来，英语系——以及作为它代言人的党支部——纯粹是咎由自取。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拿来为自己服务，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结局只能是适得其反。

不过，亚当却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没有上那个班的课，但我的心情跟他差不多，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受了我们的影响，学生们才惹下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没有我们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排演《堂·吉诃德》和《德西雷的儿子》（如果不是受了我们的影响，一个学生党员也肯定不会给自己起莫·钱这样的英文名字）。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跟这很不一样，我们是隔着一段距离来观察涪陵这座城市，对学生们却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经常鼓励他们思想要开放，要敢于质问，要不惧权威。这其中有一些是有意为之——比如关于罗宾汉的种种争论，用汉语进行的种种对话——但总体而言，那是我们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我们是外国人，头脑里没有这样的警示声音，提醒我们哪些界限不能跨越。我们在涪陵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有些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到已经把各种规则内化于心的地步，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很容易招致政治风险。

似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这个剧目涉及的是些不能一笑置之的主题，学生们却没有通过一本正经的方式来把它演砸。莫·钱毕竟既是党员又是班长，他如果违反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每个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那一部戏所造成的。一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主张汇集成了这部戏的主题：亚当提出要拿雷锋来说事儿，学生们自己想到了台湾，他们喜爱不已的那些傻气台词则来自过去一年在各种环境中接触到的各种东西。他们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过分强调堂·吉诃德精神。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观众。然而，在中国，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具有风险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毫无疑问，这场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书读得更多、头脑更聪明的张书记他们却时时刻刻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我应该大笑吗？真就那么好笑吗？是不是有违规又危险的因素存在？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才是我对这一切感到越来越困惑的地方。别的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我和亚当给莫·钱和其他学生打气，希望他们做一些修改，不至于引起更多的麻烦。但我们仅限于此，决不会参与学生们的协商过程。那一周，学生们定期把他们开会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汇报，我至此方才明白，张书记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尽其所能地坚守原则而已，他自己也许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任务。那一学期的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他妻子刚刚又生了个儿子。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但监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工作，他也只能这么做。尽管每一个人都在责难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但我真的没法责怪他们。

几天之后，他们做出了让步。《堂·吉诃德》将安排一次专场演出，仅限于英语系，其中敏感的政治素材全部经过了审查和剔除。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德西雷的儿子》可以按照计划继续参赛，学习西班牙语的那一帮学生尽管无法到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决赛，但好歹总可以在自己的朋友们面前表演一番。亚当又帮着学生忙起了重排和修改台词的工作。

那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全都坐到一起，观看了《堂·吉诃德》剧组的第二次演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一次演出差强人意，既没了原著的激情，有好几次演员们还变得十分紧张，台词也说得结结巴巴。问题不在于重要的东西已经丧失殆尽，而是太多的东西被加了进去：一周的过程中，这个剧目增加的影射分量简直超出想象。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没有人会多想雷锋和台湾有什么含义。可现在呢，使其成为一场精彩演出的轻装上阵已经荡然无存，禁用字眼因为其缺乏反而变得一目了然。再说，几个学生跟头头们协商了一个星期，早已疲惫不堪。

还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毁坏两个大英雄的这一场插科打诨，这令观众们立刻又喜欢起了他们的表演。表演在忧伤气氛中结束，因为堂·吉诃德决定回去继续经营面馆生意，两人组合终于解散了。莫·钱耷拉着脑袋，骑着他的拖把慢慢地回到了家，作为背景音乐的《泰坦尼克号》忧伤主题曲响了起来。

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担任的是旁白。最后一幕表演结束之后，他站起来朗诵了一段后记。可他一开口，我和亚当立马意识到，他偏离了预先备好的原稿，说了一些他早已想好的话。他总是这样自作主张。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在埋头翻查词典。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字正腔圆地用英语问我：“你早泄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课外学习大致如此，总是想把刚学到的某个下流词语试用一番。这样的行为当然十分幼稚，但他同时也是班上的优秀学生之一。我发现，他在英语方面的技能正来源于他能够如此玩弄所产生的种种乐趣。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很喜欢这一点。他让我喜欢的另一点是，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跟邓小平的家乡广安离得不远，现在却给自己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

《堂·吉诃德》表演接近尾声，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又一次改变了航向。站在全系师生面前，他大声地朗诵起他自己写的总结陈词：

堂·吉诃德回到了小面馆，桑丘回到农村养猪筹集学费，满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牛津大学的学位。与此同时，堂·吉诃德自学成才，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来到中国当上了英语教师，同时也成为涪陵名号最响亮的“雅虎”。

他朗诵的语速很快，干部们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看了我和亚当一眼，看我们是否听清他说了些什么，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这样，那场戏演完了。

第二天，我和亚当很早就起床进城去拍点片子。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官员来项目院校考察，她便把办公室的摄像设备带了过来，我们有三天的使用时间。医疗官的这次考察，是我们抵达该市那一周以来，志愿者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来到涪陵。

整整三天，我们尽量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表演的《堂·吉诃德》，乡下，以及我们很喜欢的老城区。录像带上拍的主要是我们跟各位朋友——“学生食家”一大家子人、神甫、各餐馆茶楼的员工——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拍了曾经打发过不少时光的南门山小园子。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一边叫司机能开多快就多快，一边把摄像机对着窗外，拍下那些喇叭齐鸣、飞速掠过的各式车辆。

就在医疗官离开涪陵的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在把录像机归还之前再出去拍点什么。七点钟不到，我们来到涪陵城区，在南门山小园子拍摄了一帮老头老太打太极拳。然后，我们顺着石阶而下来到了码头，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街景画面。

很难拍到通常的街景生活画面，因为我们只要走到哪里，哪里的街景就会立马静止不动。摄像机不光笨拙而且贵重，跟电视台记者可能用到的设备差不多一样大小，因此，总有停下脚步对着我们围观的人群。除了跟朋友之间的交谈，我们在涪陵拍摄的画面主要就是对着摄像机目不转睛围观的当地市民和棒棒军。

快要走到码头的时候，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住了我们。我和亚当之前很少来这一带，茶馆、餐馆的员工一个都不认识。围过来的人群之前没有见过我们，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当地的教师，业余时间喜欢拍摄录像。

亚当决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在一个街边小摊跟前停下来买馒头。他跟摊主砍价，围观人群把注意力慢慢地转向了小摊跟前。随即，亚当跟摊主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女人捂住嘴巴笑了起来。我慢慢地往后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人群的围观。亚当的身边先是围了二十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三十多个、四十多个。几辆出租车也停下来一看究竟，交通随即被堵塞，大家使劲地摁着喇叭。我一个人迅速走到街对面，对着被人群围在中间的亚当拍了起来。大家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样的场景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害怕——头一年，最为恐怖的事情莫过于身边围着一大群人，被他们从头到脚瞧了个究竟。不过，围观的人群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亚当跟曾在四川偏远地区居住过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了如何把这样的人群搞定。通常情况下，我会面带微笑，保持镇定，把重心放在某个固定的路人身上：他提问，我回答，其他人旁听。我一般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是多少，干什么工作，同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的各种问题。为了逗笑众人，我会讲讲当地的土话，或者称自己为洋鬼子。这种情形跟参加慈善活动的政客差不多，记者招待会的主题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已。

当然，这样的时刻意味着某种权力，因为你要抓住这三四十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专门跑来一睹你的风采。那天早上，亚当身边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五十多个人紧紧地站在他的四周，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把一只馒头递给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他又从小食摊上买了两个馒头，拿在手里玩起了抛接把戏。几个棒棒军又快速跨过街道，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变了焦，把摄像机对准了一张张脸——挂着笑容的小食摊贩、从商店里走出来的年轻店员、面带疲态但看到外国人后依然咧嘴大笑的棒棒军。

亚当把一个馒头扔到地上，然后又捡了起来，隔着大街朝我扔了过来。他指了指我。接着，他又开了一个玩笑，人们又转身对着他大笑了起来。我正在把镜头从一张张脸孔上慢慢扫过，取景器突然一片漆黑。

有什么东西把我往后推了一下，我只好退后一步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我的眼睛仍旧对着取景器，眼前突然又暗了下来，这一次又有什么东西更重地推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个皮包正在对我挥舞。

“不行，”他说道，“这里不能拍照。”

“你是谁？”我反问了一句。

他把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把我的问题也重复了一遍。我的摄像机还在肩头，仍在继续拍。

“我是一个市民，”他说道，“你不能在这里拍摄，这是违法的。”

他又对着我挥舞起了手中的皮包，这次拍打的力气更大，把我惹怒了。

“不要碰摄像机，”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一个市民，”他重复了一句。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他挑衅地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腆着个大肚子，头发梳得溜光，一张圆脸带着冲冲怒气。在他的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很多东西——从口音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从穿着和举止看，可能有个一官半职，也许是个小干部，或者是个小老板。他四十好几的样子——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被称作“迷茫的一代”，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

“我是一个市民，”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我也是一个市民，”我说道，“我在涪陵住，我在师专教书。我在这里拍摄不违法。”

他又拍打了一下我手里的摄像机。我也往前迈了一步。

“少管我，”我说道，“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

最后那个字激怒了他，他随即怒目圆睁。

“你说啥子？”

“我叫你滚蛋，”我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走上来无缘无故地打人吧，你怎么那么粗鲁？”

我用了个很不好听的字眼：粗鲁，这又激怒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高声说道，“你们不是老师——你们是记者。你不可以像他那样把东西扔得满街都是。你们放尊重点，你们不可以来这里。”

“我都来两年了，”我说道，“我们就是老师，我们来拍点东西是想给涪陵留个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此刻，我们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不断地嘀咕着什么，不断地往里推挤。跟这人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她也开始对着我吼叫起来，手指在空中不停地指指点点。摄像机仍在工作，但我把它放下来提在了手里。亚当赶紧从街道对面跑了过来，竭力说明我们俩都是师专的老师。但那一对男女此时正在愤怒地吼叫着，围观人群的嘀咕声也越来越大，我这才意识到，我们遇到麻烦了。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我关了摄像机。身边的人越围越多。

回顾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时，我在这一次小插曲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这在所难免，这是我在涪陵城里遭遇的最麻烦的事情之一，而且还被记录在了录像带上。

我并不喜欢看这一段录像。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感到胃部一阵阵发紧，心跳加快。亚当说笑耍把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看得出来，那些人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回想起了我在城里打发的每一个日子，我遇到过的围观人群，以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每一次经历。我的记忆跳出这一段小插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擦鞋匠找我麻烦的事情，那一次人们全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不过，每次观看这段录像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暗暗希望画面快进，等待那个人出现在画面上。他是在亚当成功引来人群围观一阵之后才从左边进入镜头的，但这个人和他老婆跟其他人不同，他们各自站在了人群开外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打量了亚当半分钟，然后那个男子才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跨过街道，向我走了过来。但他故意站在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之外，然后，画面上一片漆黑。

录像带上看见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最令人痛苦的是，它清楚地记录了我们铸成的种种错误，而这一切都发端于我们到不太熟悉的地段招来了一大堆围观的人群。录像还显示，亚当太过于吊儿郎当，不断地发酵着人们的注意力。录像上同时还能看出，他隔着街道把馒头扔了过来，显得非常不敬。从录像上看，我过早发怒，而且说话过重。根据录像显示，如果我不用言辞侮辱那个人，他也许会一走了之。

不过，有很多东西是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看这段录像的过程中最令人不快的因素。事情的渊源当然看不见——从录像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曾经跟太多的人堆堆打过交道，以致我们自觉得信心满满。录像带上也看不出来，要在涪陵应对这方面的问题，信心和镇定自若才是不二法门。惧怕人堆堆，或者指望他们根本不围过来，都是最糟糕的反应。你得接受你是异类、你跟他们不是同类这个事实，那么，他们肯定会围过来打量你，听你说话。如果这都令你心烦，那你真的很可怜，这就跟噪音和污染一样，如果你为这些东西操心，不会有任何意义。

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想成功面对，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称“我们洋鬼子”，还得把当地的土话半生不熟地说上几句，这样才能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你觉得有耍把戏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这就像亚当每次为了操练汉语而进城之前说的那样：“哎，又要进城让人当成猴耍上两个小时。”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关了摄像机。亚当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都力图跟大家解释。那个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群的中央，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过，此时开口说话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人争着往前挤，生气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划手势，我很难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人群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吵闹。

我感到自己的愤怒正在逐渐被恐惧所取代，我和亚当试图安抚围观人群，一边道歉，一边反复申明，我们两人都是师专的老师，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晚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而路人还在铆足了劲往前推挤，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双手把摄像机紧紧地抱在怀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尖声吼叫，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对亚当说道。于是我低着头，紧紧地护着摄像机，打算往外走，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那个人的老婆径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我用汉语说道。那女人没有反应。她不但没有挪动的意思，脸上反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里既有愤怒，也有看我们落得如此下场而产生的幸灾乐祸。

“天呀，”我说道，“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道。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笨重的摄像机金属盒子，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开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他魁梧的身躯，还有那个笨重的金属盒子迫使围观人群让出了一条路。有人又来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紧抱着摄像机，一面紧跟在亚当身后。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后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挣脱围观的人群之后，我们就迅速地跑了起来。我快速地扭头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谁踢打了我，但我看见的，只有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我们沿着街道迅速往前奔跑着。我再也没有回头。

那一次插曲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有人把电话打到了师专，要他们汇报一下我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师专外办于是又给“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了电话。对于我和亚当是否有错，外办只字未提，他们只是问了摄像机是否还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说摄像机没什么问题。医疗官离开涪陵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事告诉了她。

我和亚当把这事儿告诉了诺林和桑尼，但我们没有讲给涪陵的其他任何人听。我们一起反复观看了那一盒录像带。基本上所有镜头描绘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江、乌江、农村的风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朋友们——但我们主要看的是遭遇围观的那一段。我们仿佛是在其中寻找某些领悟，或是找到能够说明那一次不愉快经历的种种根由，但这一切都显得模棱两可。看得出来的，只有一条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价值不大：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现在，我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在我们要离开涪陵好几天，因为我们要回到成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完成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回到涪陵之后，我仍旧尽量不去想那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件事避而不想并没有比我早先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江城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只要不去过多地想着它就行了。

傍晚时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涪陵城。当人们围过来看我的时候，我仍旧觉得心满意足，他们对我毕竟还是友好如初嘛。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6月非常繁忙，我尽量提前开始跟人们告别，以免事到临头忙不过来。

钱曼丽和王冬梅这两位年轻女子在当地的一家中国银行工作，她们俩一直在帮助我们，于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亚当请她们一起出去吃火锅。那算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的第一次约会吧。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碰了面。她俩都经过了精心打扮——穿了很短的短裙，化了很亮的妆容，穿了丝质的短衫，头发更是做得别出心裁。我和亚当没有预想到这一点，我们都一身T恤打扮，戴了顶棒球帽。

最好的火锅馆位于兴华路上，往下蜿蜒到了市中心。我们四个人从人行道上那一排排露天餐馆的边上往前走着。那天晚上有些温热，在外吃饭的食客估计有好几百人，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都盯着我们看个不停。钱曼丽和王冬梅都是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子，好像很享受跟外国人一起出行而受到的关注。实际上，似乎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们才打扮得如此精心。

我们挑了一家馆子，然后在人行道上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静了下来。两个女子点好了菜，亚当和我便开始操练起惯常的中式套路，互称对方为“洋鬼子”、“走狗”、“走资派”。当我们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侮辱用语和排外词汇插科打诨的时候，王冬梅和钱曼丽跟其他人一样哈哈大笑。我们要了一些当地产的啤酒，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张望，真是美妙极了。

摄像机事件好像已经飘远了。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锅馆，我对人们的语言、来往的人群、席间的两个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满意足。在我家乡的星期五晚上，邀约朋友外出，相互打闹一番，跟这完全没有两样。亚当和我对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觉舒适自在，或者说霍伟和梅致远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是如此习气相投，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从第一学期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还会为了避免麻烦翻倍而决定尽量不一起进城。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亚当和王冬梅在高谈阔论着。

“你没结婚！”亚当说。

“不，我结了，”她笑着说道，“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说过你结婚的事情！”

“你也没问过我呀。”

“别那么认真了，你肯定在撒谎。”

但她看起来是很真诚的样子。我问钱曼丽：“你结婚了吗？”

“结了。”

“我不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很甜美，一双黑眼睛十分漂亮。我终于明白，这样的女子在涪陵绝不会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这一点，真是傻瓜一个。

“你丈夫在哪里？”

“在家里。”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在看电视吧。”

王冬梅同样如此。她俩都是新婚燕尔，却在周五的晚上把自己的丈夫扔在家里，跟着外国人出门。

我看了亚当一眼。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俩答应她们，一句英语也不说，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俩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我们有时怎样地舒适惬意过，但始终没有走上过正轨，今后也永远不会。那一直就是涪陵的部分魅力所在，至此已经不足为奇。

我们又待了两个多小时。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很久——这样慵懒而节奏缓慢的饮食方式，很适合天气晴好的夜晚坐在人行道上慢慢享用。餐馆供应冰啤酒，我们喝了不少。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吃完了饭，我们把两位女子送到了楼下。我期待着她们会邀请我们上楼去坐一坐，这样我们就能见见她们的丈夫——就像高中时，约女孩出门总免不了要跟她的父母打个照面。但她们只是笑着跟我们挥手道了再见，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回到了师专。

廖老师怀孕了，预计在7月份生产。6月，她邀请我和亚当吃了一顿告别饭。她向我们赠送了她公公——毛笔字写得很出名——的书法作品，我们则给她买了几套婴儿服。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师专的领导们请我们四个外籍教师和我们的辅导老师一起出席晚宴。外办的负责人王先生一直喜欢拿我和亚当说的汉语取乐，故意要人领情似的说得很慢，还怪我们听不懂。整个宴会期间，他挨着我坐，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奚落，最后还是廖老师厉声斥责了他。

“霍伟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她说道，“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没必要跟他那样说话！”

跟往常一样，王老师悻悻地笑了笑。但目的已经达到，眼见着这位有孕在身的小个子女人给干部挑刺，让我快活万分。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我在春期的时候就我对外办和英语系的看法跟她做了坦诚的交流。廖老师最后一次布置的课外作业是要我总结一下在涪陵的生活经历，我最后两堂课就在做这个。我很直率——我跟她讲了哪些事情我不喜欢，比如学校管理层的小气，城里人的大呼小叫，而这一次她丝毫没有想要维护什么。不过，我主要还是谈了我在涪陵经历的种种好事情。我告诉她，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学会了汉语，在城里认识了很多人。我还说，我尤其感谢她和孔老师对我们表现出的友谊和耐心。换了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于她的怀孕，我们的课在5月份就上完了。因为我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的六楼，我于是向她强烈建议，把最后几节课改在她的家里，或者其他更为方便一些的地方。她的身体并不强壮，让她一路顺着楼梯爬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很累人的。

不过，直到最后一节课，她始终非常中国——还是在办公室上课比较合适，于是，我们的课一直在那里上到了最后。这跟楼梯和怀孕无关，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5月初，我们上了最后一次课。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完了楼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给了她几分钟的时间才缓过劲来。跟许多的中国女性一样，她的身体在怀孕期间依然单薄得很——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绑了个包裹。她终于不再喘息，我们便开始上课了。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坐直了身体，双颊突鼓，然后夺门而出。我听见她在办公室门外对着痰盂呕吐，然后又顺着走廊走进了卫生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

五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羞涩，笑着说道：“对不起。”

“要不要停课？”我问道。

“不用。没事儿——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真的可以不用继续上课。”

“没事儿，”她语气坚定地说道，“现在——请接着刚才中断的地方往下说。”

我照着做了。

我为《洛杉矶时报》写了一篇稿子，得了些稿费，我把它捐给了涪陵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甫一直盼望着能够有点额外收入，好在院子里那面崭新的墙壁上画一幅大的壁画。当我把那笔钱捐献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感谢。

“感谢你一直对我的仁爱宽厚，”我一边握着老人的手，一边说道。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坐着，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画像。李神甫轻轻地抓着我的手。

“你走了之后，我们会想你的，”他说道，“我给你做一场弥撒吧。”

“谢谢，”我说，随即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你能不能为我的外祖父也做一场弥撒？”

“当然可以，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吧。”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在上面写下了我外祖父的名字：弗兰克·安瑟蒙·迭兹。安瑟蒙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的时候选取的圣名。我认真地写好名字之后，就把纸片还给了神甫。

“我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道，“他一直很想来中国。”我之前跟李神甫说过这件事儿，但不知何故，我觉得再讲一遍非常重要。

“罗马这个城市很漂亮，”神甫说道。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里。”

“我从来没去过，”他说道，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我的外祖父没能当上神甫。但如果你能在涪陵替他做一场弥撒的话，我想他会非常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甫点了点头说道。

“非常感谢你，”我说道，“我会抽时间回来看你们新做的壁画。”

“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跟着我走到了院子里，几面高大的院墙挡住了城市的喧嚣。“四化”标语的四周开满了鲜花。当时已是炎热的下午时分。我一直在思索着我的外祖父和眼前的这位老神甫，突然感到十分悲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默默地握了握神甫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喊道，“慢慢走。”但我很快就走出院子，融入了喧闹的城市之中。

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让学生进行了文学课的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病得很重，她提前几个小时进行了考试，这样她就能够赶得上中午时分的客车回家。我让她推迟考试，或者干脆不考算了。她反正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再说，她父亲的病情听说很不好。但她坚持要先考试，然后再离开涪陵。

那天下午，按照早先的安排，我监考了其他学生的考试。跟平常一样，他们非常紧张，做得也很认真。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女生，也就是苏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她脸色苍白，两小时考试的后半程她基本都把头靠在了桌子上。

起先我没多想。那天是亚当的生日，考试完了之后，我们请所有学生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在“学生食家”吐了个底朝天，冯小琴却又给我们拿来了更多的啤酒。

那天晚上，莫·钱告诉我，就在琳达考试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去世了。算命先生说准了，我当时多么希望可以再劝劝她，让她过后再考啊。

第二天，苏珊在师专失踪了。这事儿是一点一点传出来的。四天前，她接受了人工流产，考试前一晚，她因为并发症被送进了急诊室。然而，这件事一直捂得很紧，直到事发。我有一种感觉，她一定是看了非法的个体医生，尽管这事儿一直不清不楚。我们只知道，她被送到急诊室这件事惊动了师专的领导，他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因此也就不见了踪影。学生只要被逮住跟谁发生过性行为，肯定会被开除出校，更不要说还因此怀了孕。他们的档案里还会记上这么一笔——只要身在中国，他们走到哪里，这个材料就会跟到哪里。如果苏珊要到单位谋职——不管哪种单位，只要是单位，她的上级就会知道她曾经干过些什么。

几个女生在走廊上悄声议论，一个个显得脸色憔悴。苏珊离校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外面碰见了萨拉和丽萨两个人。她俩神色严峻，我们就站在可以远眺涪陵主城的楼台上说着中文。我向她们问起苏珊的事儿，丽萨把我认真地打量了一番。

“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儿吗？”她问道。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学生告诉我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惨。我觉得应该让她读到毕业。”

“那是不可能的，”丽萨脱口而出。她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也喜欢思考问题。我问丽萨，苏珊是不是回家了，她摇了摇头。

“她不敢回家，”她说，“她爸爸生气得很。”

“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学校通知了他。学校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一开始答应不告诉她的家里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还是说了。几年前，苏珊的姐姐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她爸爸知道后，把她姐姐狠狠地揍了一顿。所以，苏珊现在不敢回家。她爸爸很生气——那毕竟是让家里人十分丢脸的事情嘛。再说，这是她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觉得系里应不应该告诉她的家人？”我问道。

“我觉得这不关系里什么事，这毕竟是个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又问，苏珊的男朋友对她怎么样。

“他还行。她跟他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应该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要明白，她花了几千块钱，在自己的老家找到了当老师的工作，但她现在无法毕业，工作也就搞丢了。当然，钱也要不回来了。”

那似乎不是最大的担忧——实话实说，我最担心苏珊会不会去跳桥。但我什么也没说。

“这种事儿哪儿都有，”我说道，“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很常见。”

“他们一般怎么处理？”

“跟这里一样，麻烦得很，但一般都会悄悄处理。这也许是最大的差异。”

“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但在我们这里，人尽皆知——全校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多数人怎么看呢？”

“有些人觉得好玩，还有一些人觉得她很坏，但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替她感到十分惋惜，尽管我们无能为力。”她远眺着江面，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没办法。”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以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要过生日了——又长大了一岁呢，我曾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就要年满二十九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更加成熟了。漫长的两年过去了，我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西部。

上午，我和亚当，跟着莫·钱一起去了车站，因为琳达让我们去车站接她。她戴着黑纱，眼圈红红的。下了车之后，她竭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也就是中国人那种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也或许是眉头一皱。然而，今天的忧伤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着别处，嘴角颤抖着。

那天晚上，我批阅了学生的文学试卷。我想起监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踱着步，一排排的学生全都低着头，拼命地答着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我喜欢被他们这样无声而专注的神情包围着，我喜欢看着他们那一个个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这场景里有一种质朴，他们的考试同样有一种质朴，这样的质朴跟涪陵的生活无关，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无关，跟全国上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无关。这纯粹就是一次文学课的考试。

我在试题的最后一部分让学生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美景易逝》：

自然的新绿是金，

鲜美色彩难保存。

初发叶芽即是花；

仅能持续一刹那。

遂而新芽长成叶。

伊甸顿然陷悲切，

曙晓瞬已大白天。

黄金之物不久全。[6]

我们在5月份学过这首诗。我当时对它的节奏做了详细的讲解——我总是这样做，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诗句的朗读节奏。我把诗歌这样分拆开讲解，还能够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大多数学生听懂了我对弗罗斯特所作的分析和讲解，这也是我在涪陵所上的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文学课之一。考试的过程中，我一边在课桌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一边看着他们埋头作答，感受相同。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生活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

不过，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许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当然，现实相关性的问题永远存在，在涪陵这样的地方，面对着种种严峻的现实困境，《美景易逝》这样的诗歌有时候也许会显得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批阅考试试卷。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答案，因而只能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他们大多会没事儿，我就是这样想的。琳达肯定会没事儿，莫·钱肯定会没事儿，威廉·杰斐逊·福斯特会没事儿，远在深圳打工的安妮也会没事儿。城里面的很多事情终究会没事儿的。神甫会没事儿，我的两位辅导老师会没事儿，“学生食家”那一大家子人也会没事儿。大多数人会一如既往地随遇而安，小孩子们大多会过上比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真的，你只能有这样的期待。也许苏珊不会没事儿，但对此谁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于简奈尔和瑞贝卡，以及其他诸位迷途之人，谁都无能为力一样。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盒录音带，问我是否可以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跃的男生之一，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优秀。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后排，只要别人说点什么，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哝着“雅虎”、“牙刷”这几个词。不过，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此，他的这一请求打动了我。

“我尤其想你把爱伦·坡的《乌鸦》，还有莎士比亚的诗录进去，”他说道，“这样，我就会记得我们在文学课上学过的东西了。”

我对他说，我当天晚上就为他读录。

“还有，录完诗歌之后，”他笑着说道，“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英语脏话都录进去。有些词你没有教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录进去。我很喜欢学这些脏话，也许其他学生还可以来我这里转录过去。”

我坐了两个小时才录完了我们学习过的全部诗歌。录完之后，我和亚当又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声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还给了吉米。他也会没事儿。他们大多如此。他们坚韧、可爱、有趣、忧伤，像他们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没事儿的。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我乘坐快船，逆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是6月末的一个早晨，天气温暖，下着濛濛细雨——江面上浓雾弥漫，仿佛铺了一条肮脏的灰色丝带。师专派出的轿车把我和亚当送到了码头上。小雨中，灰色的、熟悉的城市一闪而过。

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学生食家”吃了最后一顿饭。就为了我们两个，他们很晚才打烊，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东奔西跑，跟每一个人说再见。终于坐在这里吃上了面条，感觉好极了。我们跟几个女服务员开起玩笑，说秋期就有新的洋鬼子将要取代我们的位置，他们应该很好骗。

几天前，黄能，那家的祖父，跟我说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你回到你们美国之后，就不像在我们这里了。你不可能走进别人的餐馆，说：‘来一碗抄手。’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是的，”我说道，“再说，我们美国也不卖抄手。”

“你得用英语点菜吧，”他说，“你不可能跟那些人用我们的中文交谈吧。”然后，他笑了笑——一想到这就真觉得滑稽，还有这样的国家，既不讲中文，也不卖抄手。我们吃完最后一顿饭之后，一大家子人在门口站成一排，依次跟我们道别。他们全都直直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中国人那种忐忑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来估计也是那副模样——两年的友谊多少掩藏在了我的嘴角边。

桑尼和诺林上午都有课，我们一大早就跟她们道了别，然后来到了码头。不少学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们便跟着傅主任来码头给我们送行。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水翼飞船十分拥挤。我们在趸船上等了三十分钟，电视屏幕上一直在播放着卡拉OK。趸船外面正下着雨，但学生们依旧在那里等待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气如何，作别的时候你应该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莫·钱蹲在船舷边的一只黑色缆绳塔架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凝望着白山坪，罗杰蹲在一圈缆绳边上。卢克靠着一面墙。其他人也来了——查克、迪亚兹、路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圈红红的，可他们都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着平静。

我看着他们在雨水里站立着，想着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将到东部浙江省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莫·钱会在涪陵寻找从商的工作，路易斯即将回到偏僻的乡下任教。卢克会在10月份的国庆节这一天结婚。婚姻是包办的，他跟自己未婚妻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是个孝顺的农家儿子，绝不会违背父母的任何意愿。

飞船驶出了港口。学生们仍旧站在码头上。在他们的身后，灰蒙蒙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雾中看起来脏乱不堪。跟以往一样，我在江上总是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涪陵：宏伟、冷淡、难以理解。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两年来竟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她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飞船迎着水流，驶向了长江的江心。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们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

[1]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之一，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减税便于富人花钱，使富人手中的财富可以垂滴进入社会。——译者

[2] 原涪陵建筑陶瓷厂。——译者

[3] 当时在附近经营的公交车系私人投资购买。——译者

[4] yahoo，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又有粗汉、不文明的人、蠢货、野蛮人的释义。——译者

[5]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卡县名蛙》中的一只青蛙。——译者

[6] 此处采用宋颖豪的译文。——译者

致谢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家人，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在四川的两年时间里，我非常感谢海斯勒家族和甘迪斯家族与我保持联系的那些亲人，我感谢你们在写作上给我的鼓舞和支持。我向你们允诺，今后我肯定会找到跟家更接近的写作主题。

从第一次顺江而下，到最后一次浏览手稿，亚当这个哥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做到了有求必应。尤其要感谢的，是你在涪陵给了我如此深远的影响。同时要感谢的，是你在编辑方面给我提供的巨大帮助——有时候这真是非常艰辛、非常细致的活计。我们有如跟风车作战的两个骑士，换了别人，我在那里恐怕一刻也待不下去。

我还感到幸运的是，我跟桑尼和诺林一起在涪陵共同面对了乐趣和挑战，她们俩真是很棒的志愿队员。我能够在四川开始一段生活，实在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三批中国队员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们是：泰米·恰普曼、希恩·科迪、麦克·高提格、罗斯·卡科斯基、凯琳·洛克、丽萨·麦凯莱姆、罗伯·施密茨、克莱格·西蒙斯、萨拉·忒福德、瑞贝卡·斯坦勒·瓦里汉、安德鲁·瓦特金斯、茉莉·瓦特金斯，以及亚当·维斯等。我还要感谢特拉维斯·克林伯格、克里斯托弗·马卡迪特、麦克·迈尔，以及沃尔肯一家人，我在四川期间，以及其后的日子里，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在涪陵期间，“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享有自由的空间，我因此尤其要感谢威廉·斯拜德尔、坎黛丝·克里斯蒂安、多恩·麦凯，以及詹义美女士。

好几位编辑帮助我作了修改工作。我尤其幸运地结识了密苏里大学的道格·亨特先生，他不吝时日，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感谢《华尔街日报》的斯科特·克莱默、马特·梅茨格、安吉拉·海斯勒、特尔扎·伊文，以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的易安·约翰逊提供的评论和推荐。我尤其获益的是，我在涪陵教过的一个学生读过手稿之后，以当地人的眼光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这里我不能提及你的名字，但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我也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迈克菲，你既给了我指导，也给了我友谊。我还在涪陵的时候，是你的鼓励才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给我安排的编辑提姆·达甘，以及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在本项目上给予的热情支持。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在涪陵结识的那些朋友们。我希望我的故事映射出了你们的豪爽、耐心和理解。我尤其要感谢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他们现在分散在全中国，上至青藏高原，下至新兴城市深圳。你们现在大多当了老师，很多人依旧居住在川东大大小小的江城里，门前可能就是长江、乌江、龙溪河、场头河、梅溪河、盐仓河、瞿溪河、大溪河。你们的学校简陋，教室拥挤，但老师们一直尽心尽力。我祝愿你们教的学生跟我当初教到的你们一样优秀。

回到涪陵

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江城》的初稿。我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因为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交稿期限约束我。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再回到美国，我本应该好好享受一番的，但我每天都很早就动笔，很晚才收工。我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我加快动作，因为我担心我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同时，未来也驱使着我：对于这样一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我希望能够把我对她的印象记录下来。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一种模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说，中国人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时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确切的描述了。作为一个作家，他手里的笔头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战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页，我这样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着，而来自即将被三峡工程淹没的低水位城镇的移民们是其中的诱因。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曾经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这些都没有写进《江城》——永远停滞的正是这本书。

1999年春天回到中国之后，我至少每年回一次涪陵。这几次旅程比以往容易多了，既因为有了高速公路，也因为我在北京从事写作的新生活给了我更多自由旅行的空间。通常，我会先拜访涪陵，然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三峡的腹心地带。

我在“和平队”服役的那几年，三峡大坝一直显得十分抽象——既像一个模糊的承诺，又像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它都一点点地显得可以捉摸了。到2002年，移民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片土地上已经截然地形成了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靠近河岸的地方，古老的江边村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哪怕全中国上下都在进行着疯狂的建设工作，在这些水位上升注定要淹没的地方修建什么东西都不会具有丝毫意义。这些低水位的移民区域任由破损衰败，直至所有东西都无人理睬：残破的砖头、肮脏的瓦片、污浊的街道。跟这些注定要消亡的城镇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崭新的城镇，雄踞在俯瞰长江的山坡上，镶着白色瓷砖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只要乘船顺长江而下，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片土地演进的历史，呈一连串的水平带状分布：黑色的沿江移民区属于过去，一溜溜绿色的农田即将沉入水底，一连串高踞的白色建筑物展望着未来。

2002年，我做了大坝建成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我跟一个朋友带着帐篷和睡袋，沿着长江岸边一百多年前开凿出来的古老栈道上了路。天气很好，而那些栈道更是扣人心弦。它们时而高踞于长江之上，垂直俯瞰三十多米之下的江水。每走过一米，我都这样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栈道。

我们溯江而上悠闲而从容地旅行着。沿着栈道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进入了正在被拆除的沿江移民区。巫山的旧城区刚刚被拆除，我在一片瓦砾之间穿行，拾荒者们捡拾着一切可以用于变卖的物件——砖头、电线、玻璃、木头、钉子、窗框。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栋大楼的断垣残壁。随即，我认出了毁灭殆尽的一个标牌。他们烤火的地方原来是红旗旅馆的接待大厅，我在1997年第一次顺江而下的时候，曾经下榻于此。

所有我喜欢的沿江小城都已经处于不同程度的拆毁阶段。大昌拆了四分之一、培石已经成了过去、大溪拆迁完毕。有时候，我会从拾荒者们曾扫荡过的村子里穿行而过。这时，我会默默地琢磨着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在大溪，我发现了一幅带框的富士山风景照，前景中满是盛开的樱花。在青石，我步行途中经过了一张堆满物品的红色椅子、一个废旧的篮板圈，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其上的题刻竟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有一座房子——屋顶和窗子都已经拆除了——依旧大门紧锁。在培石，我从一对夫妇那里买了些矿泉水，他们那临时性的窝棚全是用捡拾来的门窗框搭建而成。那可能就是道家思想的一道谜题：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等我来到涪陵，她的老城区就要拆毁殆尽了。山坡上到处密布着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绕城而建的巨型堤坝也快要完工。在乌江的对岸，涪陵师院也在经历着扩展和变化。老干部们纷纷退休，新聘请的门卫对老外也开明了许多。阿尔伯特——也就是迎接我和亚当到来的那个友善的年轻人，现在当上了英语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年前我送给学校的《江城》的精装本。

“你看，好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了，”他说道。书的封套已经撕破，还沾上了茶渍，边角也已经磨平。几个页面上脏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书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一件老古董啊。我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啊？

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步调似乎令当地人对这本书感觉自在了许多，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仿佛已经远去。我的辅导老师孔老师花一个暑假读完了这本书——借助词典、一字一句，因为他几乎不会英语。他告诉我，读到很多章节的时候，他都笑个不停，因为那让他想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拜访期间，师院的干部在当地一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他们对我关于昔日宴会的描述揶揄不已。“我们现在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其中一个干部说道，“你在书里说我们经常劝你们喝酒。”

“没事儿，”我说道。

“我们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另一个干部说道。这时，不知谁冒了一句：“还要不要来点白酒？”

一连几天，我在城里穿行着，不停地拜访旧时老友。在银行，我看见了钱曼丽，我在涪陵的两年期间，跟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曾有过唯一的一次“约会”。那实际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而已：见面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我每次回涪陵的时候，她都会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

“你都认不出我了，是吧？”她问道，“我比原来胖了。”

我回答道：“你还是原来那样啊。”

“要说实话，”她问道，“我胖了，对不对？”

笔下的人物变胖了，作者有什么办法呢？“你看起来不错，”我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完工，船闸终于关上之后，我回到了巫山。当时是2003年6月。在《纽约客》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家庭面对江水上涨时的种种反应。他们一直等待着，终于在江水上涨之前把地里的蔬菜收割回来：

2003年6月7日

早上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台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餐桌、五把椅子全部搬到路边的一块南瓜地里之后，我在江边竖起了一块砖头。在新绘制的巫山城区图上，这一片水域叫做滴翠湖。但湖还没有出现，地图就已经画好了。实际上，这里的水域一片浑黄，所谓的湖也就是长江上的一个小水湾，数个星期以来，它的水位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着。周继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出来的时候，背上背了一只木柜子。他个子矮小，但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直以来都居住在龙门村。新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没有了龙门村。紧接着，周家的一个朋友背着东西走了出来，其中的物品有他们家那一只电池闹钟。闹钟上的时间跟我的腕表一致，大约是六点三十五分。砖头四周的江水已经上升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就如同看着闹钟时针的走动：几乎察觉不出来。既没有明显的水浪，也没有奔流的水声——但每过一个小时，江水就会上涨十五厘米。这样的运动和变化似乎来自江水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在不断后退的岸上那些生物而言，这成了一个谜。甲虫、蚂蚁、蜈蚣纷纷从江岸边四散逃窜。江水快要淹没那块砖头的时候，几只昆虫疯狂地爬上了干燥的顶部。眼看着它们的小岛就要没入水中，昆虫们不顾一切地逃离了。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江水以每小时接近六英寸的速度不停地上涨着。那个过程引人入胜，直至相机焦点越来越清晰，镜头越拉越近，出现了分针、秒针、砖头、昆虫。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坐船离开了巫山，长江已经变成了一座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没有故意计划成那样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想写完手里的第二本书，而我担心重回故地会令我分神。也或许三峡大坝的最终建成多少令我感到有些伤感。

不过，我也认识到了身在异乡——尤其在被称作“永远停滞的民族”之乡——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种种危险。如果眼看着一片土地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会令人悲伤，那么去那些丝毫未曾改变的地方打发时日则会更加让人感到难过。我曾经的学生之一，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毕业之后就离开了自己偏僻的老家。跟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一样，他也成了流动人口的一员。他去东海岸的新兴城镇，在一所私立学校成功地谋到了英语老师的职位。有一年，他在假期回乡看望父母之后，给我写信描述了自己的老家。跟威廉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离开了，整个村子仿佛就要老去：

我回家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变，道路依旧崎岖不平，村里的人越来越老了。我感到很伤心，我小时候熟悉的人和朋友一个也找不到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身为外国人，我在1996年至19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令我心怀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记录了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2005年10月写于北京

译后记

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最后的译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数现在流落到了民间的哪个角落也完全没有人说得明白。后来，我跟何伟很正儿八经地提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还有别的什么考虑，总是显得那么不紧不慢。实在推不掉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卖给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出版社的领导们寄去过《江城》头几章的译文样稿，只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读者们对何伟深邃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读者把这本书的畅销和火爆部分地归功于译者的认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我沾了一点点跟何伟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广大读者朋友对我的抬爱，同时也是对我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种认可。翻译《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查证过很多资料，跟魏子淇通过电话，跟郭眯眯电邮沟通过，访问过“格雷电气”的网站，等等。有读者说，《寻路中国》的人物之一魏子淇应该吃的是“榆钱面”，因而怪我把它译成了“榆树面”，显得不够严谨。实际上，魏子淇告诉我，他们吃的就是榆树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榆皮面”，因为那实际上是把榆树的树皮剥下来捣碎，再掺合着玉米面做成粉条，是艰苦年代里难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鹤梁”那一章，何伟记述了数段题刻的具体内容。但因为年代久远，涪陵本地编辑出版的好几种资料中，那些题刻都显得模糊难辨。我把电话打到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黄馆长的手机上，他一听我要求证白鹤梁上的题刻，当即问我是哪一段。我说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那一段，他立马脱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继而向他求证公元1333年，即元至顺癸酉那一段，他同样十分熟练地背诵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同时跟我详细地解释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么性质的官衔，其中的专业和敬业不言自明。正是何伟描述到的人物角色们这种耐心、细致而又极为严谨的解释带给我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我没有理由把何伟精细的观察和雅致的叙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们郑重其事的解疑释惑、还有读者们的满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轻慢。说到《江城》的写作过程时，何伟说他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但他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他加快动作，因为他担心他“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何伟这个“江城过客”尚有如此“觉悟”，我这个“江城常住民”自当出于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涪陵，特意到何伟曾经任教的“涪陵师专”（这总会让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详的椒盐普通话在“师专”这个名称后面加上很重的儿化音）来寻访一番。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外的大小书报摊上依然能够买到《江城》不同时期的英文版，总也有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洋面孔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何伟当初在涪陵工作时的点点滴滴。而国内的读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够被译成简体中文，以满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阅读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时引进版权，终于了却许多人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何伟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他送给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传阅过，以致上面布满了茶渍、手印，连封皮也都起毛了。十余年间，他没有看到当初那本书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阅过，谈论过。但是当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时候（也许是在未来的五年间，也可能是在五年后他携着夫人——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长住的时候），希望他会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也许，何伟会停下脚步，就他们提出的诸如“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之类的问题进行一番“外交使命式”的交流和探讨。这期间，他的脸上依然会带着那样的笑容，而涪陵人也一定能够读懂。

李雪顺

2011年12月写于长江师范学院李渡校区

版权信息

- 书名：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64952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献给约翰·迈克菲

作者说明

“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关于这四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terhessler.net。

前言

小时候，父亲偶尔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参加访谈活动。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他前往的工作地点在我和我的姐妹们看来非同寻常：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有一次，他去见居住在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园区里一个大家族的后代子孙，这个家族深居于欧萨克湖区，因对周边的小村子实行严格的管控而闻名。见面的老头名叫伊莱贾，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坐在开着的窗户边，腿上放着一把点22型来复枪，生怕有松鼠前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一年他正好八十岁。我父亲询问当地是否有“毒品问题”（drug problem），伊莱贾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有的，药是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药店，不管买什么都得开车到萨莱姆。”

伊莱贾特别提到，他的喉咙不久前疼得十分厉害，连本地生长的西瓜都咽不下去。后来，他去附近的小镇找到一位兽医，兽医三下五除二做完检查，诊断结果是咽喉息肉。伊莱贾请他割除赘生物。

“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兽医告诉他。“这个我可不能做。”

“嗯，也许你不能做，”伊莱贾说，“但也许你可以做。”

事情就是这样——也许谁也没有直接威胁过谁，可如果不做手术，伊莱贾也许就赖着不走了。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他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不过对沉默寡言的人，那些日复一日例行公事、中规中矩的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和我母亲看来，密苏里就像是异国他乡。他俩从小在洛杉矶长大，从未料到会在中西部度过大半辈子。但他们在此定居，父亲花费多年对农村社区的医疗保健开展研究，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她的学位论文写的是密苏里的犹太移民。

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若指掌。有一次，一位管子工来我家维修浴室，与父亲相谈甚欢，直到现在他们还一起去北密苏里地区猎鹿。在我的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车站、旅馆大堂，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他的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种玩法是父亲读研究生时从一个名叫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的社会学老师那里学来的。牛康民生长于上海，来美国念了大学；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我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后来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与我父亲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Peter取自于他，尽管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父母有很多亲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们确实也没有想过要打消他的这种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牛康民嗓门洪亮，很喜欢讲故事；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那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只要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

尽管很早就有这样的熏陶，我却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作家。除了牛康民，我跟这个国度没有别的联系，即使大学期间也没有修读过跟亚洲主题相关的课程。我的父母不太干涉孩子们的职业选择。父亲之所以在访谈时带上我和姐妹们，并不是希望我们继承他的衣钵，而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能偶尔涉足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生活会有趣得多。我的姐妹们都被鼓励要尊重自己的兴趣。两个姐妹嫁给了警察；其中一个跟母亲一样教书为生，另一个曾修读社会学专业，现在成了全职母亲。还有一个当上了沉积地质学家。

有很多年，我希望做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份比新闻记者更高级的事业；我热爱文学名著中的语言和作家们的叙事口吻。上了大学，我主修创造性写作，专攻短篇小说，但在大三下学期末参加了由约翰·迈克菲讲授的非虚构研讨班。他是我遇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师——在我文章的边角处，密密麻麻的满是他用左手写下的批语。“这种东西绣不出锦囊，”他在我写得很烂的一个句子边上批注道。我用了几个形容词和从句来组织一个短语，他这样回应道：“吐掉嘴里的石子儿，把这事说清楚。”在一段人物描写中，我在两个句子中四次提到了被描述者的名字，迈克菲写道：“主人公的名字如马蹄一样踢踏作响。换个方式。用用代词。”他很直接：“这样的重复叫人吃不消。”另一句评语则简单明了：“弄巧成拙。”

不过也有赞扬——“对”“哦”“不错”。我意识到，写作有可能良莠并存，一个好作家不必天资过人，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加以提高。在研讨班行将结束时，我明白了一点，非虚构写作跟小说家们的作品一样，同样要求很高。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感觉到，小说家的工作对我而言过于内向，尤其我的个性又偏羞涩。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别的生活，别的世界。这样的冲动激励我去和平队报名，并被派往了中国。不过，地点本身几乎是随机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远离家乡。

这本书里的故事写于2000年至2012年。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三十岁，其后十余年生活历经变数。我先是单身多年，随后结了婚，后来（一下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我和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在三个国家安了十二个家。有好几个故事还是在旅馆里写成的。

不过，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写作是一只锚。不管身在何处，我总能感受到这一点，新闻报道的根本——好奇、耐心、与不同的人交往的意愿——我在童年时期已经有所见识。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学习外语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之后，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这些故事的素材多来自中国，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不过也有几个故事跟美国、日本和尼泊尔相关。其中有一篇“去西部”，探讨“半土不洋”这个话题，讲的是回到美国的故事。

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这些故事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论及历史事件：三峡大坝关闸蓄水、北京奥运会、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之所以按照现在的顺序编排，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就是喜欢把石彬伦同纳吉夫·戈亚尔放在一起，同时觉得帕拉多克斯镇上的人兴许对巫山的人有话想说。以上篇章几乎都在《纽约客》上刊载过，但又都为本书专门做了实质性的改写。在这段时期，这本杂志是另一只锚。有幸的是，在编辑和事实核查方面我得到了出色的支持，但最令我感激的，还是这本杂志愿意发表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声音。置身大千世界，来自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在“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有时候，可以写的似乎只剩下两个话题：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间，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属于这两种类型。

幸好，《纽约客》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描写他们。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给涵盖进去：如果故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记。目前的普遍趋势是减少作者现身，作者常常是隐而不见的。这就是报纸的标准做法，说是能保持焦点和不偏不倚。不过，这也使主题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我在写到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对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中国道路上的驾车行驶、搬到科罗拉多的偏僻小镇。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

不过，那就够了。现在，中国和科罗拉多已同样遥远；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有时，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它又让我如归故里。

2012年9月

埃及开罗

◆◆◆◆ ◆◆◆◆

“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女服务员问道。

在萝岗，我已经习惯于做出艰难的抉择。萝岗是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子，我之所以心血来潮光顾此地，是因为听说这里的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不过，我一到才发现，这里实际上有两家餐馆名气非凡——“一品居野味餐馆”和“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这两家餐馆都专营鼠肉，具有相同的竹木装饰。它们比邻而居，老板都姓钟。实际上，萝岗的每一个人都姓钟。

开餐馆的两个钟姓人家互不相关，竞争十分激烈。他们把我这个外国记者哄得团团转，以至于我答应吃两顿午餐，以取悦两个钟老板。不过，在一品居野味餐馆初尝美味之前，我首先得回答女服务员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服务员同样姓钟。“钟”这个汉字有“铃铛”的意思。她又问了一遍：“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

“有什么差别？”我问道。

“大老鼠吃草，小老鼠吃水果。”

这样的解答于事无补。我试着更直白地问道：“哪个味道好一些？”

“两个味道都好。”

“你推荐哪一个？”

“都可以。”

我瞥了瞥边上的餐桌。一对父母，一个奶奶和一个小男孩正在吃午饭。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条腿是大老鼠还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动作很麻利。午后很暖和。阳光明媚。我拿定了主意。

“小的，”我回答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

“防止秃顶，”一品居野味餐馆老板的女儿钟少聪说道。

“如果长了白头发，只要经常吃鼠肉，头发会由白变黑，”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老板钟庆江说。“如果秃了顶，只要每天吃鼠肉，掉发便会停止。我们这里所有的家长都给头发稀疏的小孩子吃鼠肉，他们的头发都长好了。”

那年早些时候，萝岗为了吸引附近的广州市民，在新批准的萝岗经济开发区建了一条“美食街”。政府在该项目上投资一百二十万美元，把这两家鼠肉餐馆从当地一家公园拥挤的角落搬到了这里。3月18日，一品居野味餐馆在耗资四万二千美元、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场所开门迎客。六天之后，耗资五万四千美元的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跟着开业。第三家餐馆很快就要开张，占地大，全空调设备，预计投资将高达七万二千美元。第四家正在筹划之中。

“他们的投资没有我多，”第三家餐馆的老板邓喜明告诉我。“你应该看得出来，我这个地方要好得多。我们有空调，其他几家都没有。”

正是上午时分，我们观看着工人们在这家新建的餐馆里浇筑混凝土地板。邓喜明是唯一在当地开餐馆的外姓人，不过也娶了钟姓人当老婆。他四十五六的样子，一说起自己的创业成功就显得十分自信，快言快语。我还注意到，他的头发十分浓密。说起萝岗村的烹饪传统时，他感到非常自豪。

“有一千多年了，”他说。“都是山上的老鼠——城里的老鼠我们不吃。山鼠干净，因为山上吃不到脏东西。老鼠主要吃水果——橘子、李子、菠萝蜜。卫生部门来人检测过我们这里的老鼠。他们把老鼠带回实验室彻底检查，看老鼠是否有疾病，结果什么都没有。一点小问题都没有。”

萝岗美食街大获成功。报纸和电视台对这种当地特产的各种好处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愿意花上半个小时赶来这里的广州人越来越多。每到周末，无论一品居野味餐馆还是新八景野味美食城，每天供应的老鼠平均都在三千只左右。“很多人大老远的赶过来，”钟庆江告诉我。“有广州的、深圳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一个顾客带着儿子从美国大老远的赶过来。他们来萝岗走亲戚，亲戚就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她说美国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菜品。”

在美国，如果要在某个周末找到一万二千只吃水果的老鼠，你恐怕会感受到重重压力，但在萝岗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抵达村子的第一天上午就发现，几十个村民顺山而下，指望着在老鼠生意中分一杯羹。他们要么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要么徒步，全都拎着麻布袋子，袋子因为装满了在自家田地里逮到的老鼠而不停地蠕动。

“去年我种的橘子卖十五美分一磅，”一位名叫钟森吉的农民告诉我。“今年的价格降到了不足十美分。”跟很多村民一样，钟森吉觉得做老鼠生意比做橘子生意划算得多。今天，他的袋子里装了九只老鼠，要交给一品居野味餐馆的员工称重。袋子在秤盘上吱吱乱动。勉强算三磅，按照一点四五美元一磅计算，钟森吉拿到了三点八七美元。萝岗的老鼠比猪和鸡都贵。买一磅老鼠肉的钱几乎相当于买两磅牛肉。

我在一品居野味餐馆享用的第一道菜叫做“黑豆炖山鼠”。菜单上还有山鼠汤、蒸山鼠、炖山鼠、烤山鼠、咖喱山鼠、椒盐山鼠。不过，服务员向我热情推荐的是黑豆炖山鼠，盛在瓦罐里端了上来。

我先吃了豆子。味道不错。我戳了戳鼠肉。炖得很烂，配料有洋葱、青蒜、姜。不算黏稠的汤汁里，依稀可见细长的老鼠腿、短条状的老鼠肋间肉，以及细小如玩具的鼠肋骨。从老鼠腿开始吧，我夹起一根放进嘴里，手伸向了啤酒杯。多亏有啤酒。

餐馆老板钟迭勤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怎么样？”她问道。

“我觉得味道不错。”

“你要知道，这东西对身体有好处。”

“我听说了。”

“对头发和皮肤都好，”她说。“对肾也有好处。”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碰到一位农民，他说如果多吃鼠肉，我那一头棕发都有可能变成黑发。他想了一下又说，他不敢确定外国人吃鼠肉会不会有跟中国人一样的功效——也许在我身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可能性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餐桌旁的钟迭勤紧紧盯着我。餐馆的数位员工都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是不是真的喜欢哦？”老板问道。

“是的，”我踌躇着回答道。实际上，味道不赖。鼠肉很瘦很白，不带半点腥味。也没什么余味。渐渐地，我不再吹毛求疵，转而想弄明白这肉让我想起了什么，但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鼠肉的味道。

过了一会儿，钟迭勤起身走了，其他服务员也散去了。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自报是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问我给谁写稿件，问我来萝岗是否专为报道他们的餐馆。似乎我的回答没有一句令他满意，于是他的问话带上了警觉。我意识到，这种综合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依然十分盛行：害怕外国记者。

“你来这里之前在政府登记过吗？”他问道。

“没有。”

“为什么？”

“太麻烦了。”

“你应该登记，”他说道。“这是规矩。”

“我不认为政府会介意我报道一家餐馆。”

“他们可以帮助你，”他说。“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帮你安排采访。”

“采访我可以自己做。如果去政府登记，恐怕我要请他们一起出来吃午饭。”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群干部，穿着廉价服装的中年男子，一起对着鼠肉大快朵颐。我放下了筷子。副经理继续说着。

“很多外国记者来我们中国报道人权，”他说。

“是的。”

他瞪了我一眼。“你是不是来报道人权的？”

“我问过你有关人权的问题吗？”

“没有。”

“那么，嗯，要我写人权的报道就太难了。”

他想了一下，依旧觉得不太满意。

“我就想写一写萝岗的老鼠餐馆，”我说道。“这一点都不敏感。”

“你应该先到政府登个记，”他又说了一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他不知会把这个句子重复多少遍，先入为主的偏执决定了我们的对话中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即便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搅得乱七八糟。

我耸耸肩，收拾东西打算离开，副经理要求我在文章中不要提到他的真实姓名。我问，能否提到他的姓。

“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有什么风险吗？”我问道。“萝岗的每个人都是同一个姓。”

但偏执早已深入骨髓，他还是拒绝了。我向他道了谢，并答应不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姓。我没有做到。

隔壁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钟姓人家显然对于媒体更有经验。他们问我是否带了电视摄像团队。

“没有，”我回答道。“我跟电视没有任何关系。”

老板钟庆江明显有些失望。她告诉我，上个月来了一家香港电视台。她把我领到一张餐桌旁，大堂经理挨着我坐了下来。她问道：“刚才那家餐馆怎么样？”

“还行，”我回答道。

“你吃了些什么东西？”

“黑豆炖鼠肉。”

“你会更喜欢我们的菜品，”她说道。“我们的厨师比他们好，服务也比他们好，服务员比他们更懂礼节。”

我打算点一份椒盐山鼠。这一次，服务员一问到老鼠的大小，我立马做出了回应。“大的，”我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满意。

“你去选一下。”

“什么？”

“挑一只你自己喜欢的老鼠。”

在中国，鱼和其他海味一般会事先用活物展示，以获得顾客认可，表示新鲜。我没想到老鼠也是这样，但既然都被邀请了，再推辞也没有用。我跟着厨工来到餐馆后面的棚架区，只见若干笼子叠在一起。每个笼子里都装了三十多只老鼠。棚架的味道一点都不好闻。厨工指了指其中一只老鼠。

“这只怎么样？”他问道。

“嗯，还行。”

他戴上皮手套，打开笼子，抓住了挑中的老鼠。差不多有一只垒球那么大。老鼠很平静，蜷在厨工的手里，厨工抓住了它的尾巴。

“这只行吗？”厨工问道。

“行。”

“确定吗？”

亮晶晶的老鼠眼直视着我。我巴不得赶快离开棚架区。

“行，”我回答道。“没问题。”

还没等我走，厨工立马行动起来。他仍旧抓着老鼠尾巴，手腕轻轻一抖，只见手臂快速地挥动了一下。老鼠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头在水泥地上发出了一声闷响。没多少血。厨工笑了笑。

“咦，”我叫了一声。

“你进去坐着等一下，”厨工说。“我们很快就给你做好。”

不到十五分钟，菜就端到了我的餐桌上。这一次的老鼠肉配上了胡萝卜和韭菜。厨师走出厨房，跟老板、大堂经理和老板的一个表亲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咬了一口。

“怎么样？”厨师问道。

“行。”

“是不是有点硬？”

“不，”我回答道。“很好。”

实际上，我在尽力地不吃出任何味道。刚才的棚架区让我胃口全无，这一刻我大口地吞咽着，每咬一口，都要伴一口啤酒。我全力表演着，尽可能起劲地撕扯那一堆骨头。我吃完了，仰起头，挤出一丝笑容。厨师和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许。

老板的表亲说道：“下次你再尝尝龙虎汤，里面有老虎、龙和凤凰。”

“你是说有‘老虎、龙和凤凰’？”我谨慎地问道。我可不想再去棚架区。

“并不是真有老虎、龙和凤凰，”他回答道。“是用其他动物来代表的——猫代表老虎、蛇代表龙，凤凰就是鸡。把它们一起煮，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他笑了笑接着说道：“味道也不错。”

◆◆◆◆ ◆◆◆◆

过去五年间，我一直住在北京城中心区域紫禁城以北一英里的地方，所栖身的公寓楼位于一条小巷的尽头。那条巷子没有正式的名称，起于西边，经过三个九十度的转弯，止于南边。从地图上看，巷子的形状非常明显：有点像一个大大的问号，或是半个佛家万字号。这条小巷还因其处于幸存的北京老城区而声名鹊起。跟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首都的变化非常迅速——本地最大的地图出版社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图表，以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不过，我所居住的区域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原貌。北京最早的详图完成于1750年时的乾隆年间，在这份地图上，这条巷子的形状跟今天一模一样。北京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告诉我，我所走过的那条巷子完全可以追溯至14世纪，当时的元朝第一次为北京的众多区域确定了布局。元朝还给世人留下了“胡同”一词，蒙古人所采用的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巷子”。当地人把我所走过的巷子叫做“小菊儿”，因为它连接着更宽大的菊儿胡同。

我住的是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但周围的房屋全是一层的砖木青瓦结构，这在胡同区十分典型。建筑物矗立在灰墙砖后，前来北京老城参观的游客时常对这种层次分明印象深刻：一垛接一垛的墙壁，一块垒一块的灰色方砖。然而，胡同住宅区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是它的连接与运动。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出入口，尽管老宅区安有自来水，但很少有私人卫生间，因此公共厕所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胡同区，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就连巷子也是如此。即便在冬天，居民们也会找几个邻居在路边扎堆围坐。街头小贩定期路过，因为胡同太小，开不了大超市。

汽车很少。像我所居住的小巷大多狭窄，走不了汽车，人们日常所听到的跟这个七百万大城市里其他人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一般而言，天一亮我就会醒来，坐在桌子跟前就能听到居民们拎着夜壶一边闲聊一边去紧挨着我楼房的公用卫生间。一大早，小贩们就出动了。他们蹬着三轮车穿行于巷子之间，售卖物品的商标就是各自的吆喝声。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卖——啤——酒——！”早上八点就能听到“卖——啤——酒——！”这样的吆喝声的确很分散注意力——但我已经在多年的时光中学会了欣赏这种叫卖声中蕴含的乐感。卖大米的贩子居于高音区，醋贩子则把持着低声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击乐——几块金属片子碰撞出有规律的叮当声。各种声音叫人气闲神定，我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略知一二，即便偶有失衡之处，生活仍将一如既往。我可以买到一些调和油、酱油、时令蔬菜和水果。到了冬天，我会买回一串大蒜。卖卫生纸的小贩每天都会穿巷而过。煤炭永远不缺。偶尔还能吃到蜜渍的山楂果。

我甚至能从自由经营的废品回收者身上挣点钱用。每天，隔半小时就有废品回收者骑着三轮板车穿巷而过。他们收购纸板、纸张、聚苯乙烯泡沫、破旧的家电。他们论公斤回收旧书本，按平方英寸回收旧电视。旧家电既能维修也可以大卸八块，纸张和塑料则销往回收中心，以获取些微的利润：这就是垃圾盈利。不久前，我把一些无用的私人物品堆在了楼房的出入口，然后邀请每一位废品回收者进屋，查看每样东西都值什么价。一堆旧杂志卖了六十二美分，一根烧焦的计算机电源线卖了五美分。两个用坏的灯泡价值七美分。一双穿旧的鞋子十二美分。两只坏掉的掌上电脑三十七美分。我把一直在写的一本书的手稿（布满圈划痕迹）递给其中一个人，他取出一把秤，称了称那堆纸，给了我十五美分。

4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桌子跟前，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长——头——发——！长——头——发——！”那是一段全新的音乐，于是我来到巷子里，有一个人已经停妥了推车。他来自河南省，在一家生产假发和接发产品的工厂做工。我向他了解业务状况，他把手伸进一只蛇皮袋子，取出了一大把黑色发辫。他说他刚在另一位胡同居民手里花了十美元买到手。他之所以来北京是因为天气正在转暖——到了理发的季节——他还希望收齐一百磅优质头发再回河南。他说，这些发制品大都会销往美国或日本。

我们正在交谈，旁边一栋房子里匆匆走出一个女人，手里拿着的紫色手绢裹着一件物品。她小心翼翼地铺展开：两大绺头发。

“是我女儿的，”她说道，还说那是她上一次理发留下来的。

每根辫子都有二十厘米长。男人提起了一根，发辫像鱼线上的鱼一样晃荡起来。他眯缝着眼打量了一下说道：“太短了。”

“啥意思？”

“我用不上，”他回答道。“要再长一点。”

女人试着讨价，但优势不在她这一边；末了，她只得拿着发辫回了屋。男人离开了胡同，叫声回荡着：“长——头——发——！长——头——发——！”

我搬到小菊儿没多久，北京就步入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战役之中，奥运的光辉印迹也触动了这条胡同。为了提升每一位北京市民的运动天赋和身体素质，政府修建了数百个户外健身站。喷漆的合金设施用意良好，但显得十分古怪，设计者仿佛在某个体操馆匆匆瞥过，然后便凭着记忆投入了工作。在各大健身站，人们用双手旋转巨大的轮盘，推动着没有任何阻力的大杠杆，像公园里的孩子一样在大摆上甩动。就大北京地区而言，这样的健身站无处不在，连长城边上的小村寨也概莫能外。这样的体育设施给这些地方的农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捡拾了十二个小时的板栗之后，还可以来此一遍遍地转动大轮盘以增强体质。

不过，对这样的健身站最为看重的还是胡同的住户们。老城区的各个地方都安装着这样的体育器材，它们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每一条狭窄的胡同。清晨和傍晚，这些器材都没得空——上了年纪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边闲聊一边轮流踏上大摆。温暖的傍晚，男人们坐在器材上，悠闲地抽着香烟。这些健身站非常适合胡同里的终极体育运动：跟着邻居满大街遛弯。

2000年年底，作为全市改善卫生设施以支持奥运的一项行动，政府对菊儿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进行了修缮。改变太戏剧化了，仿佛是一道光从奥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这条窄小的巷子，随后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厕所通了自来水，安上了红外自动冲水马桶，还标上了中文、英文和盲文。只有灰瓦屋顶还能让人回想起传统的胡同建筑。不锈钢上印着几条细则：“第三条：每一位使用者免费使用一张普通卫生纸（长八十厘米，宽十厘米）。”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一对夫妻，算是全职的服务员。政府意识到好面子的北京市民不愿意在公共厕所做工，专门从内地引入了几十对夫妻，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安徽省。其逻辑合情合理：丈夫打理男厕，妻子打理女厕。

菊儿胡同的这对夫妻带来了年幼的儿子，他在公共厕所的边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样的场景在首都比比皆是，这些小孩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奥运会结束十年后，在公共厕所边上蹒跚学步的新一代人不久将进入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增光添彩的年纪。与此同时，菊儿胡同的居民们依然充分地利用着新建厕所前妥善维持的公共空间。老杨是一位修自行车的师傅，把那儿当成了维修工具和备车的仓库，秋天，白菜贩子就睡在作为厕所边界的草坪上。隔壁经营烟摊的王肇新，把撕得稀烂的长沙发摆在厕所的出入口。有人贡献了一副棋盘。还有折叠椅，跟着出现的是一只装着啤酒杯的木柜子。

没过多久，那儿的家具很多，每天晚上的人也很多，于是王肇新宣布“WC俱乐部”正式开张。会员资格全面开放，尽管曾发生过几次谁当政治局主席或是委员的争执。我这个外国人的水平是加入少先队。周末的夜晚，俱乐部时常在厕所前面举行烧烤晚会。王肇新提供香烟、啤酒和米酒，还跟一位替新华社开车的曹姓驾驶员讨论起近几天报纸刊载的内容。炭火烧烤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摆弄。因为身体不便，楚先生有资格驾驶小型电动推车，这便于他载着烤羊肉串穿行于胡同之间。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了世界杯的第一轮，WC俱乐部找来一台电视机，插上厕所里的插座，把整个锦标赛期间一球未进的国家队无情地奚落了一番。

王肇新谦逊地拒绝了主席这个头衔，尽管他是明摆着的首选，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见证了这一片住宅区如此众多的变化。王肇新的父母于1951年，也就是共产党执政两年后搬入菊儿胡同。那时候，北京早至15世纪初的城市布局依旧完好无损，在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座丝毫没有受到战争或现代化影响的古城。

北京曾有一千多座庙宇，但几乎全让共产党取缔或转作他用了。菊儿胡同的和尚被赶出了名为圆通寺的喇嘛庙，随后数十个家庭搬了进来，其中就有王肇新的父母。与此同时，其他无产阶级分子受到鼓舞，占领了富人们的宅院。之前，胡同里的私人住宅一般围着宽大的露天庭院而建，但在1950、1960年代加入了拥挤不堪的临时性建筑。以前的宅院由一个家族居住，现在则可能住了二三十家人，城市人口随新来者的增加而不断膨胀。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政府推倒了北京的绝大多数牌楼和雄伟的城墙，有些地段的城墙高达十二米。1966年，王肇新还是个六岁的小学生，也跟着参加儿童志愿队，前去帮忙捣毁距离菊儿胡同不远处的一段明代城墙。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附近的安定门被拆毁，腾出地方以修建地铁站。至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老北京已经被拆除了近五分之一。

1987年，王肇新的弟弟在北京市面条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刚工作没几个月，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让面粉搅拌机夺去了右臂。不久前，王肇新正打算从事零售业，以期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大干一场。可这样一来，他选择经营产品时不得不考虑弟弟的残疾问题。在他看来，水果和蔬菜太重，经营服装则需要双手丈量和折叠。卖香烟轻便，王肇新两兄弟于是选择了这个行当。

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也就是王肇新两兄弟沿着菊儿胡同兜售香烟期间，开发商已经转卖了老北京城的大多数地方。保留下来的地块不多，其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能从开发中获利。某条胡同只要气数将尽，两旁的楼房就会被画上圆圈，再涂上大大的汉字，活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手涂鸦：

拆：“推倒、拆卸。”随着开发商在全市大行其道，这个汉字成了一道护身符——北京的艺术家们反复揣摩这个字的形状，居民们拿“拆”字大开玩笑。WC俱乐部的王肇新经常说：“我住在‘拆’那儿。”“拆那儿”的读音跟“中国”的英文单词China的读音非常相近，只不过所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

跟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肇新务实、幽默、讲求理智。他的豪爽尽人皆知——当地人都叫他王老善。他为WC俱乐部烧烤晚会贡献的物品往往多于其他人，又总是待到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还会拆掉我们周围更多的房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操心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他早已明白，凡事没有永远。

WC俱乐部靠近胡同的尽头，再过去就是交道口南大街。这一条林荫道十分繁忙，小轿车和公交车川流不息；离得最近的十字路口新建了一大片住宅区、两家超市和一家麦当劳。交道口相当于一条分界线：一脚跨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都市。

每一天，住在胡同里的劳动者都要跨过这条分界线。他们要经过老杨的自行车修理摊，这个与奥林匹克卫生间毗邻的修理摊上总会摆放着打气筒和工具箱。在胡同居民区，没有什么关系网能够超越自行车和厕所的紧密结合，因此老杨认识每一个人。他偶尔会给我捎一些同一社区其他人的口信；他曾经转给我一张名片，原来是另一个外国人正在想方设法找我。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地一位媒婆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

“大学学历，一米六三，”他简短地说道。情况他也就知道这么多。就中国的女性而言，一米六是个神奇的数字——招工简章和相亲广告上经常能看见这个数字。我告诉老杨，很感谢给我这份优待，但我并不想跟任何人见面。

“为什么不呢？反正你没结婚。”

“我不着急。我们国家的人结婚都很晚。”

我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媒婆。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问道。“你应该告诉她，我现在没有兴趣。”

老杨六十多了，个子很高，面庞刚毅，留着光头。眼见我要回绝这份提议，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严肃。他告诉我，来不及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不去，他会很难做。那一个星期，媒婆给我打了四个电话。她自称是“彭老师”，并把日期定在了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胡同区的对面，也就是在交道口麦当劳那里见了面。约会对象会在几分钟后到达，不过彭老师先要确认几件事情。

“这是地下约会哦，”我们在餐厅的楼上找到座位之后，她如此说道。

“为什么？”

“就是非正式的。我们不能为外国人服务。”

“为什么不能？”

“政府不允许，”她说。“他们担心老外欺骗中国妇女。”

顿了一下，以此为起点，我们的交谈本可以朝着诸多大家感兴趣的方向推进下去。但彭老师似乎早已习惯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当然，我并不担心你，”她笑了笑，很快又说道。“老杨说了，你是个好人。”

彭老师四十好几，眼睛四周的皮肤因为笑得过多而皱在一起，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倒是难得一见。她并不是真正的老师，那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媒婆的一种称谓。职业媒婆在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小城市仍有用武之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是偶尔看到他们打出的广告，在老式的居民区更是如此。彭老师在菊儿胡同有一间经过政府核准的办公室。

在麦当劳坐定之后，我问彭老师收了多少钱，她说跟人见面一般收费两百元。

“不过，跟外国人见面要多收一些，”她说。“五百、一千、两千都有。”

我尽可能小心地问她，假如今天的事情有了眉目，那位客户应该付多少钱。

“一千。”这相当于一百二十多美元。即便还有其他外国人是这个价格的两倍，但能高于基准价的两倍也足以让人欣慰了。

“今天见一次面她就要交这个钱吗？”我问道。

“不，除非你们两个相处下去。”

“以结婚为标准？”

“不，以多约会为标准。”

“多少次？”

“那要看情况。”

她不给我个准数，我便不停地问她问题，试图弄清这个行当的一些套路。末了，她倾过头来问我：“你是想赶快结婚呢，还是想找个女人打发打发时间？”

见鬼了，这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第一次约会时遇到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我当初只是不想让自行车修理工没面子。“我真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我想确认一点，她不需要为今天跟我见面交纳任何费用。”

彭老师又笑了笑。“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她说道。

刚搬到这个小区来住的时候，我把麦当劳看作是碍眼和威胁：它代表着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后者已经毁掉了老北京的绝大部分。不过，随着我在胡同里居住时间的增加，我对这一家特许经营店产生了全新的看法。首先，完全不必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麦当劳享受它能提供的所有条件。在交道口餐厅，人们占着桌子却什么东西也不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很多人总是在看书；下午，可以看见一大帮孩子在里边做作业。我曾经看见附近商铺的经理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摆弄着账本。并且总是、总是、总是有人在睡觉。麦当劳是胡同生活方式的反面，既有好又有坏：冬暖夏凉，还有单独的卫生间。

而且匿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四处逡巡，快餐连锁的员工与之不同，对顾客不闻不问。有好几次，异议分子都约我在麦当劳或肯德基跟他们见面，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彭老师一说我们的约会属于“地下约会”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很显然，其他人的看法与之相同。有一对坐在靠窗的位置，挨得很近，正在悄悄耳语。另一张餐桌旁，两个穿着不俗的女子像是在等着约会。越过彭老师的左肩，我瞥见一对夫妻，仿佛正在闹什么矛盾。女的大约二十五岁，男的偏大，有四十多。他们的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红色，中国人只有在喝了不少酒之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静静地坐着，打量着对方。边上的麦当劳游乐区已经废弃不用。彭老师的传呼机响了。

“是她，”她边说边向我借了手机。

“我在麦当劳，”她对着手机说道。“人家意大利人已经到了，你快点。”

彭老师挂了电话后，我刚想说点什么，可她马上又快言快语起来。“她在中学教音乐，”她说道。“她这个人很好——要不我也不会把她介绍给你。好。你看。她二十四。人长得漂亮，身高一米六四。受过教育。不过，她有点瘦。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她肯定没有你们意大利女人那么性感。”

我需要弄明白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我的约会对象似乎还在长高——不过，还没来得及开口，彭老师的连珠炮又开火了：“好的。你看。你的工作好，又会讲中文。还有，你以前当过老师，那你们算是有共同语言吧。”

她终于停下来喘了口气。我说：“我不是意大利人。”

“啊？”

“我是美国人。不是意大利人。”

“怎么老杨跟我说你是意大利人？”

“我也搞不懂，”我说道。“我的祖母是意大利人。但我觉得老杨并不知道这一点。”

彭老师这下完全给弄糊涂了。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开了口，可随即又觉得就那样算了吧。

她恢复了镇定。“好，”她笑着说道。“美国是个好国家。不错，你是美国人。”

那个女人到的时候戴着耳机。她新潮的夹克上装饰着日文，穿了条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师替我们做了介绍，不失时机地再度眯了眯眼之后就知趣地离开了。那个女人慢慢地依次取下了两只耳机。她看起来很年轻。CD播放机就摆放在我和她之间。

我问：“你听的是什么呢？”

“王菲”——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手和女演员。

“好听吗？”

“还行。”

我问她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摇了摇头。我对此肃然起敬——怎么能让吃饭搅和了在麦当劳餐厅进行的这次约会呢？她告诉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钟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她教书的学校就在附近。她说话的时候，我又瞥见了她身后那对喝醉了的夫妻。此刻，他们互不理睬，女人怒气冲冲地打开了一张报纸。

音乐教师问道：“你就住在这附近吗？”

“我住在菊儿胡同。”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外国人居住，”她问道。“租金是多少？”

这是在中国，我告诉了她。

“不少，”她说道。“怎么要那么多租金？”

“不知道。我猜他们对外国人收的多吧。”

“你当过老师，是吧？”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四川省的一座小城市教过英语。

“那一定很没劲吧，”她说道。“你现在在哪儿上班？”

我说我是个作家，就在家里上班。

“那更没劲了，”她说道。“我要是在家里上班，不疯掉才怪。”

醉酒夫妻开始大声吵了起来。突然，女的站起身，挥舞着报纸，打在男人的头上。接着，她转过身来，急匆匆地走过了游乐区。男的抱着手臂，一言不发，把头支在桌子上，睡着了。

音乐老师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你经常回你们意大利吗？”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媒婆打来电话，问有没有机会见第二次面，但并不催促。她的精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为还有比在麦当劳约会更好的方式可以利用我的笨拙。我后来在胡同里遇到她，她问我有没有投资卡拉OK歌厅的想法。从那之后，我一直避免经过她的办公室附近。

我问过老杨国籍的事情，他耸耸肩，说我曾经提过自己的外祖母是意大利后裔。我对这样的谈话毫无记忆，不过总算学到了一条十分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能知道多少事情。

王老善对于“拆那儿”的说法是对的。数年来，他早就料到会被拆迁，所以，当政府在2005年9月终于宣布他家的楼房即将寿终正寝时，他毫无反抗地搬走了。他早就卖掉了烟摊，因为利润下滑得十分厉害。这样一来，没有人再会质疑谁才是真正的主席，因为在他搬离胡同之后，WC俱乐部也就解散了。

到此，老北京被推倒了四分之三。剩下的主要是公园和紫禁城。数年间，一直有大大小小的抗议和针对腐败的诉讼，但这样的争议一般都比较局部：人们抱怨政府的腐败行为导致他们的补偿款大为减少，大家也不想被安置到过于偏远的郊区。但很少听到北京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总体有什么担忧。几乎没有人说到建筑保护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不像西方社会，把建筑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百年来，中国人在建造中不大使用石头，而是定期更换易腐的建筑材料。

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

2005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启动了一项全新的计划，以保护仅存的散居于中心城区北边和西边的老旧居民区，菊儿胡同就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胡同不得放到市场上任由开发商建设，而这正是过去以来一直的做法。计划写得很清楚，要优先“保护旧城的生活方式”，于是政府组建了一个十人顾问小组，对大型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小组的成员有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其中有人对于破坏行为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一位成员告诉我，做得太晚了，不过的确应该有新的规划，至少要对很多幸存下来的胡同的基本格局进行保护。不过，在这种格局之下，贵族化在所难免——胡同已经如此稀有，早就在新经济体系中变得尊贵非凡。

我所居住的社区变化得很快。与菊儿胡同交叉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很安静的街道，2004年时先后开设了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当地的住户很乐意自家的房屋租个好价钱，商业模式也依循传统的建筑格局，但又把一种全新的人情世故带到了老城区。现在，我无须走出社区便能通过WiFi上网、购买民间手工艺品，以及各种各样想得到的混合饮料。有人开设了文身廊。街头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但三轮车大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提供所谓的“胡同旅游”。参加这种旅游的大多是中国人。

最近一个周末，王老善回来了一趟，我们顺着菊儿胡同走了一遭。他指给我看他出生的地方。“这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名叫金菊园宾馆的现代化大楼。“那里原来是一座庙。我父母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喇嘛。”

我们继续往东走，经过了一道红色的大门，大门很陈旧，悬空于胡同的墙壁上，距离街面有一米的距离。“那里原来有一道石阶，”他解释道。“我小的时候，那里是使馆。”

19世纪，这个院子属于一位满族公主；1940年代，蒋介石把这里作为他在北京的行辕；革命胜利之后，董必武接管了这里。60年代，这里被改作南斯拉夫大使馆。既然所有的一切——满人、国民党人、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都已成为过去，这个院子就被恰如其分地取名为友谊宾馆。

那就是胡同情缘——各种遗址经历了无数的轮回，大能者往往伺机而动。几个街区外，末代君王的皇后——婉容的住所早已被改成了糖尿病诊所。清朝的兵部尚书荣禄在菊儿胡同有一处漂亮的西式大宅，曾经用作阿富汗大使馆，现在则变成了童趣出版有限公司。门上张贴着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画像。

王老善走过奥林匹克卫生间（“没有我在的时候那么嘈杂”），随后我们来到了一栋没有任何特征的三层楼房跟前，他自1969年以来就居住在里面。这栋楼算不上历史建筑，所以被批准拆除了。电和暖气都已经切断；我们顺着楼梯进入了一条废弃的廊道。“这是我刚结婚时住过的房间，”他站在一道门前说道。“1987年。”

他的弟弟在那一年失去了手臂。我们顺着走廊往前，来到了王肇新和他的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前不久还在居住的房间。女孩画的图画还挂在墙面上：一匹马、一个祝福“圣诞快乐”的英文句子。“这里原来是电视，”他说道。“我父亲睡那儿。我弟弟也睡那儿。”

自此以后，这一家人就分居了。父亲和弟弟现在居住在城北的一条胡同；王老善和他的妻子、女儿借用了一位不在城里居住的亲戚的房子。作为被拆迁楼房的补贴，王老善在靠近鼓楼的一栋破旧楼房里分到了一个小间。他打算在春天到来时装修一下。

来到门外，我问他在胡同里生活了半个世纪，搬走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他想了一下。“你知道，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说道。“也许伤心多过快乐。”

我们向西走出了胡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北京历嘉年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块广告牌。那天晚些时候，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一溜三轮车：中国游客挤在一起抵御严寒，手拿相机巡游着古街。

◆◆◆◆ ◆◆◆◆

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厌倦了与七百万人为邻的时候，我会驾着车从北京市的中心区往北开去。开上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三岔，我在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租了一套农家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到村子后成了断头路，不过还有一条步道继续通往山上。步道有两处分岔，在一片长满栗树和核桃树的山坡上陡直攀爬一千多米之后，终于抵达中国的万里长城。

有一次，我背着帐篷和睡袋，以村子为起点往东整整步行了两天，结果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旅行者很少来这一地区，长城雄踞于山脊之上，显得有些孤寂落寞。长城用砖块和砂浆砌成，建有垛口、弓箭口和高达六米的瞭望塔。最高的一段在当地被称作大东塔，其所雄踞的城墙之上有一块镌刻着文字的大理石牌匾。原本有很多这样的牌匾，但在北京地区现存数量已经不足十块，这是仅存的而且还保留在城墙上的一块。牌匾上的文字说，一支由两千四百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公元1615年建成的这一段城墙刚好为五十八丈五寸长。一丈有一百寸，一寸约为一点五英寸，因此这一段城墙的长度相当于六百五十英尺。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官僚式的精确刻度跟这些文字本身一样，显得孤寂落寞。

11月，我带着从纽约前来拜访的两个朋友步行来到了大东塔。到了大东塔之后，我们又开始顺着南坡往下走。这一段路实在危险难行，有很多砖墙坍塌。我正在挑选下坡的路径时，断垣中的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很白——白得不像是砖，大得不像是砂浆。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上面刻着四行清晰可见的文字。

这又是一块大理石牌匾。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些文字：什么什么有六尺高，什么什么又有两丈。但那些文字全是古汉语，我从来没有学过，而且牌匾的表面被划伤得非常厉害。

“你猜这东西在这里埋了多久？”其中一位朋友问我。

“不知道，”我回答道。“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好把它给藏起来。”

我用几块松动的砖块盖住了牌匾。我记下了周围的细节，以便能够再次找到。一个月后，我带着石彬伦（David Spindler）回来了。

石彬伦身高二米零四，跟很多又高又瘦的人一样显得十分矜持。他曾经告诉我，身高是美国人唯一可以公开评论的身体特征，不但可以调侃，而且可以开粗鲁的玩笑。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石彬伦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坐下来。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往往刻意显出造作之势，但石彬伦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避开人们的关注。他从不详谈自己的研究，也不自夸为专家。他总是字斟句酌。他三十九岁，蓄褐色短发，长脸，目光柔和。对那些在城市里与他偶遇的人来说，一如我多年来的感觉，常常惊诧于他登山时所表现出来的转变。

12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石彬伦开车来到三岔，然后步行去寻找那一块大理石牌匾。他穿着红格子羊毛猎衫，戴着白色的蒂利牌软猎帽，脚上蹬着高档的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至于面罩，他裁下运动裤的一条裤腿，剪出一个圆形大洞，套在了头上。他穿的里昂比恩牌猎裤带有聚氨酯涂层，并找当地的一位裁缝进行了强化处理——在昂贵的裤子外面覆了一层廉价的斜纹棉布片，颇像是连接弗里波特和北京的友谊棉被。他的双手有巨大的麋鹿皮手套保护，这样的麋鹿皮手套是芝加哥的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设计的。石彬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装了专用发动机的稻草人——有的手脚用来从事艰苦劳动，有的手脚用来积极投入消遣。多年以来，他断定这才是在荆棘丛生、枝干交错的长城地区的正确行头。

我们沿着城墙往东走。每走过一百码左右，都会有一座瞭望塔。这些建筑段落已经变得松脆，但看上去依然十分雄伟，穹隆形的天花板高高在上，瞭望窗被建成了弧形。间或，石彬伦指给我看一些细节：这里的门本来是闩着的，那里的砖框原来安放着刻字的牌匾。

“瞭望塔和城墙属于完全不同的工程项目，”他说。“首先，瞭望塔是砖砌的，而城墙是用就近的石头所砌。后来，有人对城墙进行了改建，所以这些瞭望塔看起来才显得如此滑稽。”

他指着墙上的一处垛口，这个垛口完全被修进了瞭望塔的瞭望窗——这种事情只有在你用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包工队时才会发生。大东塔附近的一段城墙已经完全坍塌。石彬伦相信，1615年所建造的段落就在这里止于一段短崖边上。根据塔边一块大理石牌匾上的数据，他又进行了一次测量。“这些家伙给下一拨承建者出了一道难题，”他看着下边的短崖说道。“他们该怎么办？从这里开始施工实在太困难了。”

这段城墙我可能已经来过五十次，但从来没有注意到施工时的这些细节。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长城而已——早已完工，而且一直没有变化。不过，在石彬伦看来，那却是分段和分季节修建的一项工程。修建一般在春季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比较适宜，蒙古的袭扰者又不怎么活跃。“蒙古人世界的旺盛气力来自肥膘马，所以春季不适合袭扰。夏季太热。他们不喜欢炎热的天气，也很讨厌各种昆虫。蒙古人的弓弦用兽皮做成，会因为潮湿而松弛——这在明朝的文献中提到过。袭扰多发生在秋季。”

我们来到了我埋藏那块破损牌匾的地方。寒风中，石彬伦蹲下身子，用手指抚摸着那些刻出来的文字。他一下就认出，那是1614年完成的一块牌匾的一部分。县文物局曾在1988年对上面的刻字进行过登记，但在城墙上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自此以后它便不见踪影。也许是哪一位劫掠者把它打破了。

“说的是城墙，以及垛口的高度，”石彬伦向我解释道。“还提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老天，太好了，幸好有人把它取下来了，否则就全毁了。”

他从背包里取出皮尺。对刻线之间的宽度进行测量之后，他很快就算出了原物的尺寸。他沿着城墙慢慢往回走，查找着这块牌匾原先所安放的位置。他找到一处砖块包边的方框进行了测量：正好合适。就这一小段城墙而言，他已经掌握了大致的梗概：1610年代，两场修筑运动。离开之前，我们把破碎的大理石牌匾放回了我最先发现它的地方，然后用破砖块盖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本地农民顺着南边爬了上来。他正在捕猎：肩上挎着几圈钢丝套。就算遇见身高二米零四、戴着蒂利牌猎帽和高架电杆工人专用麋鹿皮手套的外国人让这位农民吃惊不已，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问我们是否多带了水，于是石彬伦给了他一瓶。之后那一年，我和石彬伦穿行过好几个村子，当地人好像从来没有把我们两个分清过。石彬伦有一位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朋友名叫费嘉炯（Andrew Field），他曾经对我说，个子特别高的人站在长城上很可能比待在美国感觉好。“的确，他在中国就是个怪物，”费嘉炯说。“可我们不都一样吗？”

就我们所知的长城而言，最早的已知历史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656年的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用夯土修建的防御性障碍物。四个世纪之后，秦王朝征服所有对手，由此巩固了它在当今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取得权力之后，他下令修建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的长城。

“长城”的字面意思是“长长的墙壁”或“众多长长的墙壁”，因为汉语并不区分单复数。跟楚国的防御工程一样，秦朝的防御工程也用夯土构筑而成。几百年间，许多朝代都面临同样的根本问题：广袤的北方平原居住着游牧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是帝国最易招致攻击的前线地区。有时候，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十分巨大，不同的朝代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统治期从公元618年至907年的唐朝几乎没有修筑城墙，因为唐朝的皇族具有部分的突厥血统，而且精于中亚战事和外交。即便那些修筑了城墙的朝代也未必都称之为“长城”——数千年间，用来表述这一防御工事的词汇超过十个。

明朝称之为“边墙”——边境上的城墙，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墙建造者。忽必烈率领蒙古人建立的短命元朝垮台之后，明朝于1368年夺取政权。即便蒙古人在中原地区失去了统治，但他们继续在北方地区形成威胁，于是16世纪的明朝在北京地区开始用条石和砖块大肆修建防御工事。这些都是经典建筑（有的经过重建，有的经过修缮），似乎会永无止境地出现在游客的影集当中。明朝是唯一大规模使用这种耐用材料的朝代，所修筑的很多段城墙延绵数公里。不过，“边墙”是一张网络，而不是单体建筑，有些地区可以发现多达四道的防御工事。

1644年，国内的叛逆者攻入都城，明朝皇帝自杀身亡。无奈之下，东北的一位军事将领在“边墙”上为北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满人打开了一道口子，以期待满人会帮着复兴统治者的家族。然而，满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并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很少使用城墙——毕竟，这些人原本就来自边境外的另一边——并且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一防御系统。

不过，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于18世纪开始深入探寻中国，当他们游历明城墙遗址之后，总困惑于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种种传闻。外国人以为，北京地区格子状的砖块防御工事是整个防御线的一部分，横跨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任何中断之处。1793年，后来成立了皇家伦敦地理学会的英国人约翰·巴罗爵士在北京附近发现一段城墙，并进行了测量和推算，由此宣称整个工程所使用的石头数量足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尺寸稍小的城墙。（西方人几乎没去过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城墙多由夯土筑成。）当时，外国人总是称之为“中国城墙”（the Chinese wall），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夸张越来越厉害，其称谓终于变成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23年2月，《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如此开篇：“天文学家认为，唯一能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见的人造工程是中国长城。”（1923年从月球上看不见，现在从月球上仍然看不见。）

这一误解终于传回了中国。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落入外国人之手，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道连成一体的障碍物所具有的宣传价值。“长城”变成了“the Great Wall”的对应词，涵盖了北方地区所有的防御工事，而不管其地点和修建朝代。这个词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道想象中的建筑物——一道数千年之久的城墙。

现在，长城这个概念十分宽泛，已无法根据它做出正式的定义。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些学者和文物保护者，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定义“长城”，得到的答案从来没有相同过。有人说，建筑物至少要有一百公里的长度才符合长城的标准；也有人说只要是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都可以包含在内。有人强调一定要是汉人修建，也有人把非汉人部落修建的城墙都算了进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长度估量数，因为至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测量。2006年，《中国日报》刊发多篇文章，将长城的长度表述为六千三百公里、七千三百公里和五千公里。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有学者对长城进行过专门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开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防御工事的保护非常薄弱，很多低矮地段的城墙曾经被人偷取下来用作建筑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198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蔚（Arthur Waldron）对于汉人和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于是，我来到图书馆，满以为会找到大量用中文或日文写成的有关长城的书籍，”他最近告诉我。“但我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着手编撰一份文献摘要，可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自己：‘这跟我们对它现有的印象不符合。’”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以明代文献为依据——他没做过大的田野考察——林蔚对那一时代城墙修筑工程的几个重大方面进行了描述。他还指出了当代有关长城的几个错误概念，其中就有单体结构这个概念。这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本应为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考古研究或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只有一支考察队写过一本中文著作，对东端总长度为一千公里的多段明代城墙进行了描述。（还有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长城：中国面对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作者茱莉亚·洛威尔是剑桥大学的学者，主要探寻城墙在中国人世界观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比如，她将古城墙和当代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等同看待。）

在中国，最有名的专家程大林并没有学术背景，只是一位退休的摄影师。二十多年来，程大林专为新华社拍摄长城的图片。他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并出版了八本著作，从而将摄影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长城涉及的学科太多了——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就每一个专业而言，这个东西都显得很渺小。但放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得去很多不同的书里面一点一点地找东西；它不可能集中写在某一个地方。而且没有人给你钱！你拿什么来吃饭？一个人怎么可能用十年时间来看完这么多书？”

1994年石彬伦第一次开始徒步行走长城，他当时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美国人。他一直喜欢运动——曾经在达特茅斯参加过大学划艇队，也参加过越野滑雪队——并把徒步当成对城市生活最好的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用中文撰写了关于东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2世纪）的硕士论文。拿到学位之后，石彬伦决定继续从事学术事业。他一度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办事处的助理，后来又做过特纳广播公司的中国市场分析师。然而，新闻和商业这两个职业对他而言都没有做学问更吸引人。住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中断的就是沿着长城徒步行走。

1997年，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虽然回归故里——他本来就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但他怀念北京，常常做一些令自己分心的事情。（“我劈了很多木柴。”）第一个假期，石彬伦回到中国继续徒步之旅。到此，他打定主意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有关明代长城的著作。于是他开始阅读历史书籍。毕业之后，他接受了麦肯锡公司北京办事处咨询师的工作；每个空闲的周末，他都会徒步出游，或者琢磨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一年多后，他终于放弃这份工作，转而全职做起了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徒步走完北京地区所有的长城段落，读到明朝时期刻在墙上的每一个文字。

石彬伦付清了法学院的学费，还剩下六万美元的积蓄。他指望靠这点钱能够完成一至两年的田野考察。他徒步走过每一段城墙，一边做笔记，一边用电子数据表记录下所有的细节。他常常会发现远处有多道城墙，于是用另外的数据库标出位置，用于下一次徒步之旅。每出行一次，“欲考察”清单似乎愈来愈长。1985年，中国的一颗卫星开展测量，测得北京地区的城墙总长度为六百二十七公里，但石彬伦发现很多段城墙并未包含在总数之中。

他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明朝的历史日志《明实录》，并追踪了多位明朝官员的有关记录。间或，他还会发现一些关于城墙防御的专著。有些著作只存放于某个地方，于是他会在路上花费数个星期。在广州一家冰冷的图书馆里，他查到了明朝关于某几段重点防御城墙的详细介绍；这本书撰写得如此晦涩，以至于自1707年以来从未被人直接引用过。为了阅读16世纪中叶兵部职方司郎中官员尹耕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稀有文献，他飞到了日本。在日本，石彬伦一头扎进这本书里三个月。期间，他只在餐馆吃两顿饭。晚饭是自做的面团、白菜和番茄酱，然后浇上一杯酸奶。（“比奶酪便宜。”）他在北京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以每月二百二十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对于蒂利牌猎帽的无条件退货政策了若指掌。（“你得自付邮费。”）在靠近多段城墙的密云汽车站，中巴车驾驶员一见他就会高声喊叫：“北甸子，六块！”北甸子是一个村庄，六块则是石彬伦经过激烈砍价之后达成的价格，这已经成为了密云中巴司机的口头禅。

四年间，他间或靠从事咨询或讲解工作挣到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国家人文基金会提出申请，因为后者经常给独立学者提供项目资助。一群匿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对他的申报书进行了评估，结论简直令人难堪。其中一位学者写道：“申请人没有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任何记录。”另一位学者这样评论：“完成的可能性：不清楚。”第二年，在他一位已经担任教授的老同学的指导下，他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的评价积极了很多，至少使用了跟中国古汉语一样几近正规的专业术语。（小组成员一：“余以为［申请之著作］具备阐释人文学之素质。”）不过，申请还是被拒绝了。

在北京，石彬伦跟一位女士约会，他们在法学院就已相识，她当时还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她非常支持，”石彬伦告诉我。“我别无所求。”不过，他继续发现更多的城墙段落，阅读到更多的明代文献。2005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这确实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他说。“她看不到尽头。”

我第一次和石彬伦一起徒步考察的时候，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九年之久，而且过去四年他完全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不过，关于长城他一个字也没有出版过，跟学术圈也没什么正式的接触。他相当慎重，部分原因是他早已习惯独自开展工作。没有人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进行过如此深度的结合——即便美国和欧洲的学界人士也完全做不到这一点——而他的方法也跟他徒步考察的行头一样苛刻而古怪。在他看来，既然“欲考察”的电子清单上还列着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徒步走完的长城段落，此时动笔显然毫无意义。

这一串数字让他耗尽一切。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大东塔的路上，他说那是当年他花在长城上的第八十天。从2005年开始，他跟长住北京的一位美籍自由新闻记者K·C·斯旺森约会。“石彬伦总能记住跟他徒步考察相关的日子，”她告诉我。“有一天他说道：‘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他继续说道——他真不该干这一行！——他还说我们的约会始于他某次徒步考察的两天后。就像原始文化，人们用火山喷发的日子来标记事物。”

2006年，石彬伦开始从事更多的讲解工作——他的主要客户是高端的A＆K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了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可以谈及的爱好，他的书架上几乎全是研究长城的书籍。他有五张CD。他相当善于交际——他在城里有很多至交，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出席城里的各种聚会。不过，很少有人明白他的执着。“我有好多次都想问他，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斯旺森说。“石彬伦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也许以感性的方式更能说清那一切，但石彬伦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却做着根本不理性的事情。”

10月，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三十一次田野考察。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和租赁的小巴来到了一个名叫水头的偏远村子。2003年，石彬伦在考察这里的城墙时，曾经发现过几段高耸的山脊，并推测其中可能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进村之后，他还研究了一块明城墙牌匾，这块牌匾保存在一位村民的家里。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明代工艺品不能再进行买卖，但很多地方十分偏僻，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在水头村，我们一问到牌匾，一位妇女就告诉我们主人不在家。

“你要买吗？”她问道。

石彬伦给了否定的回答，随后他告诉我：“他们上次也提出要卖给我。”

庄稼就要收割了，微风吹拂着地里早已干枯的玉米秆。走出村子，我们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墙，数千名蒙古人曾于1555年在此发动过一次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块。“有很多规则，一次带多少石块，遇到袭击应该如何把石块运上瞭望塔的二楼。”他说道。随后，他指了指用石头在城墙上仔细摆出的一个并不紧密的圆圈。四百多年后，它们依旧在等待着下一次袭击的到来。

蒙古人喜欢夜袭。他们通常以小队形式策马而来。靠近敌方地盘之后，他们害怕落入埋伏，因而总会沿着山脊而行。他们不是占领者。他们深入汉人的地盘劫掠物品，然后尽快撤回。他们喜欢盗取牲畜、值钱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汉人。他们把汉人男女带回草原，并允许其组建家庭。然后，他们会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汉人的防务情报，其老婆和孩子则作为人质。

关于蒙古人最为形象的记述来自曾在北方地区为官的汉人苏志高，他在1540年代驻扎于长城的中心地带，跟蒙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昼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数作者一样，他把他们称为“虏”——也就是蛮人。（“［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虏饮如牛，不歇气。”）他的记载属于负面的人类学作品，以期读者既知晓也讨厌这样的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群颇有头脑的袭扰者，所以战事往往很复杂。双方都雇用探子，并扩散假情报。蒙古人以烟雾互通信号，汉人则采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墙进行联络。在对付北方袭扰者的问题上，林蔚认为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汉人常采取攻势，将蒙古人的定居点尽可能推后并远离边境地区。第二种方法是用礼物、官职或贸易机会收买主要的蒙古头领。不过，有些明朝皇帝拒绝与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进行协商。第三种选项是修建防御性的城墙——林蔚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并将其比作马其诺防线。他写道，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

石彬伦认为，晚明的应对之策并没有那么死板。他在文献中看到，汉人的策略在各地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受威胁的程度。城墙的修筑常常与防守策略和物资供应策略结合使用。无论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的矛盾，因为后者的内部权力争斗往往助长了袭扰的发生。在蒙古人的文化里，世袭的领导权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并且只传给每一代的长子。在这一条窄窄的线条之外，有抱负的蒙古人通常会觉得在南边才最容易得到机会，以增强其身份价值。

其中一个类似的争夺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排行老三。郁闷于其在家谱世袭中的角色，他于1540年代决定通过与汉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绝。1550年9月26日是一个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对北京的东北部发动了突袭。他们攻破粗陋的石头城墙，劫掠了两个星期，杀死和俘虏的汉人达数千人之多。那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砂浆来提高防御工事的质量。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长子——汉人称之为辛爱黄台吉——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为了巩固其联盟，迎娶了数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连串经济困境，但都轻而易举予以化解：把女人们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给白银和物品，以换取北方的安宁；此时，这群前妻开始现身于汉人的城墙要塞，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1576年，在他们的一次请求遭拒之后，一支突袭分队在防御工事的偏僻之处钻了空子。这一地区如此蛮荒，以至于明王朝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修筑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钻了进来，并杀死了二十一个汉人。明王朝的应对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墙修筑热潮，这一次使用了砖块，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势也能开展工程建筑。石彬伦把1576年这一次行动称之为“一群蒙古怨女引发的突袭事件”——遭人拒绝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砖块防御工事。

历史学家往往把长城说成是军事无能和资源浪费的结果。石彬伦并不赞同，他认为经过改建的城墙经受住了16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我们徒步考察过的水头村，汉人在一次重要战争中挫败了数千蒙古人的进攻。对明朝来说，城墙仅仅是其复杂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作为延续最久远的一道历史遗迹，它对于明朝的衰落承担了不相称的责难。

“有人问，当时真值得这样做吗？”石彬伦说。“但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可能听到一个国家这样说：‘这一面山坡我们让了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他们可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任何一个帝国总要尽力地保护自己。”

下午，我们披荆斩棘。徒步考察的过程中，石彬伦有时候会循着猎物的踪迹行进，而且总会沿着城墙的顶部行走，因为这个高度的灌木较为稀疏。不过，偶尔他也会无路可走，只能在荆棘丛中顺山脊而行。他把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对此我非常讨厌。我讨厌荆棘，我讨厌脚下不稳。我讨厌衣服被刮破，我讨厌石彬伦那古怪的城墙攀爬装备比我高级。我讨厌划脸庞的树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讨厌蒙古人害我以这种方式徒步行进。

爬到山脊上的一处石头城堡废墟之后，我感觉如同在水下长距离潜泳后突然钻出了水面。往东，视野开阔直达三十多公里之外。看得见的人类聚居地只有一处——镇边城村，四周依然环绕着明代守军修建的高高的石头围墙。俯瞰着被石头围绕的定居点，石彬伦说这样的岗位非常艰辛，因为长官们都要求用谷物而非白银支付士兵们的薪饷。“明朝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他说。“这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银矿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野营之后，我们发现了另一处石头要塞的迹象，以及由此通向山脊的一条视线。石彬伦推测，这些都被用于向镇边城传送信号。他仔细地记录下所有细节，回到北京后将它们加入计算机数据库。他很善于解构这些城墙——每次和他徒步考察的过程中，他都会发现那些反映军事策略的模棱两可的细节。不过，他早晚还需要依靠这一切细节做出点什么来。数年以来，他在高高的山脊上发现了它们，在被人遗忘的书籍里读到了它们，这样的细节有时候就像迎面而来的荆棘一样会分散注意力。“石彬伦因为不属于学术圈，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任意拓展自己的探寻路径，”他的朋友费嘉炯告诉我。不过，闭门造车也有一定的危险。“我一个劲地催促他早点解脱出来，”费嘉炯说。“但这就是他的思路，他对于细节有一种超凡的本领。”

披荆斩棘相当花费时间，而且非常危险。步行爬上镇边城的过程中，我问石彬伦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他说，1998年他一个朋友从烽火台上跌落下来，摔断了手腕。他们都很担心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还能不能继续徒步攀爬那段嶙峋的山坡，于是在城墙上过了一晚。回想起来，石彬伦承认那一次自己过于小心，并真希望他们当时立即下了山。

“他感觉疼吗？”我问道。

“是的，”石彬伦轻声回答道。“很疼。”

石彬伦总会告诉朋友自己在什么地方徒步考察，而且几乎未曾单独进行过彻夜旅行。最常和他同行的伙伴名叫李坚，是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珍本部工作。2000年她跟随石彬伦进行了第一次为时三天的徒步考察。“我之前经常失眠，”她告诉我。“但徒步考察回来之后，我真的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她和石彬伦一起在长城上度过的时间总共达到了一百八十五天。

渐渐地，李坚拥有了里昂比恩牌羊毛猎衫、白色的蒂利牌猎帽、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以及由芝加哥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制作的麋鹿皮手套。她把一条长运动裤从膝盖处裁下，再剪出一个大洞套在脸上。来到野外之后，她成为了身高一米五九的中国女版石彬伦，跟他一起穿越灌木丛。她告诉我，她从来没在前面带过路。

2003年6月，他们出发前往北京以西的门头沟进行一次三天的徒步考察。那一带的山峦形状怪异；高耸的山峰轻易就能翻过，但低矮的山坡常常意想不到地连接着悬崖。石彬伦像蒙古人一样徒步前行，可还是迷了路，无论朝哪个方向往下走都会遇到陡直的断崖。幸运的是，之前下过雨，这样他们才在岩石窝里喝到了存积的雨水。朋友们组成搜救小队，开着车从北京出发了。石彬伦和李坚出发五天后，终于找到一条小路并走了回来，跟之前已经上路的搜救小队迎面相遇。至今，李坚还把长城徒步当成治疗失眠的方法。

中国的大学可能没有培养出长城专家，但学术圈外早已形成了长城爱好者小群体。他们一般爱好体育——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种罕有的素质，因为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厌恶对于考古学而言有时候是一种麻烦。长城往往吸引着那些痴迷者。曾经当过电杆工人的董耀会在1984年辞去工作，一门心思对全中国上下数千公里的长城片段进行了徒步寻访。在写成一本书讲述其经历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出版两种期刊，并呼吁对长城废墟加以保护。新华社的退休摄影记者程大林毕业于体育院校。英国地理学家和马拉松健将威廉·林赛于1987年来到中国，并沿着长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出版了四本关于长城的书籍，建立了一直专注于长城保护工作的小型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北京大学最积极的长城研究者是一位名叫洪峰的警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一所体育学校录取了——他成了一名短跑运动员和跳远运动员——但他经常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阅读历史。在与大学失之交臂之后，他进入警察学院，并最终被安排到市属单位北京大学。1990年代中期，出于消遣他开始徒步行走，并对当时关于长城的各种书籍深感失望。“错误太多，”他告诉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原始文献。”

我在北京大学派出所见到了洪峰，他正在二十四小时值班。他是派出所所长，经常利用休假时间进行徒步之旅。洪峰四十五岁，高大而强壮，不过右胳膊肘时常疼痛，那是他在做研究时摔倒受的伤。他经常造访学校的图书馆，但从不跟教授们谈论自己的研究情况。“考古系和历史系的学者对长城不感兴趣，”他说。

洪峰在徒步考察期间，发现北京西北方向上的防御工事存在着一段令人迷惑的长达二十四公里的缺口。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个地段的地形如此崎岖，根本不需要防御，但洪峰不这样认为。他到访过更为陡峭的地区，但防御依然非常严密，于是他找到了《明实录》。他发现，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一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扰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洪峰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www.thegreatwall.com.cn上，如今这个网站已成为最活跃的长城爱好者们的家园。网站由软件工程师张俊发起成立于1999年5月8日——也就是中国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的那一天。（北约说是误炸。）网站的成员定期在北京共进午餐，我在其中一次聚会上问张俊，他是怎么想到要在那一天建那么一个网站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网站有五千名成员，尽管也有少量正儿八经的研究者，但很多人对于长城产生兴趣都是出于爱国和消遣这样的双重原因。石彬伦于2000年加入了这家网站。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取了个网名——阿伦，这个网名是一位语言教师给他取的石彬伦这个中文名字的变体。他经常用中文跟其他人进行交流，但从没有参加过聚会，也一直没有说自己是外国人。去年秋季以来，他在网站上粘贴了两篇很长的文章，讲述某一段城墙的修筑过程。他告诉我，他终究会用英语来写书，但刚开始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在这家网站上有人会关注如此艰深的主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论‘猪嘴堡’长城的建设日期”。）

石彬伦从来不让我向长城网站的其他成员公布他的身份，我一直信守诺言，但大家很快就谈到了这个名叫阿伦的人。说起阿伦的研究成果，作为警察的洪峰敬仰不已，并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写的东西不长，但都很深刻，”洪峰说。“这人一定是个研究生。我不问，他也不说。”

石彬伦最终决定“亮相”他的外国人身份，但一直很担心网站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的情形。“我的老师告诉我：‘按照对外籍学生的规矩，我们一般会给予更多的灵活性，’”石彬伦对我说。“要是当时再沉着一点，我会这样回应他：‘行，我本来来这里就是为了获得经验，即使拿不到学位我也乐意走人。’”他继续说：“我想让自己的论文根据独立的标准来评价。谁写的，作者是不是外国人，这统统无关紧要。”

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石彬伦用化名发表文章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但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性格。他相当谨慎，却冒着所有的风险——不稳定的收入、与他人的关系、个人的安危——去从事研究工作。对于自己在长城方面的认识，他信心十足，而且能够描述得天衣无缝；很显然，他是想帮助大众根除对于长城的种种误解。然而，在做完“欲考察”清单上的项目之前，他不愿意动笔写书。他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痴迷的研究——这是他对于地球上最宏大的建筑结构所做的一门心思的探究。不过，在这种表象之下，是他对于理性的一种深切的使命感。石彬伦相信，修建这一道道城墙确实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他还相信，自己对于它们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对中国人而言，这一道城墙通常代表着荣耀，外国人则认为它象征着排外。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洪峰的观点最能让我联想到石彬伦。洪峰的网名是“穷诗书”，也就是“读完所有的书籍”。“中国人常常把长城当作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告诉我。“但这有些夸大其词。它跟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纪念碑不一样，不过是应对攻击行为的一种策略。”

12月底，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四十次城墙之旅。上一次去密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几条高大的山脊，并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用石头垒成的瞭望塔。我们慢慢爬上了山脊：一无所有。不过，这只是他的“欲考察”清单上又被划掉了一天而已。

尽管我讨厌披荆斩棘，但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规律性出游所具有的清晰的节律感。每一次旅途都如出一辙：好走的路，难走的路，浓密的刺，养眼的景。不管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总能看见石彬伦在前头步履稳当，蒂利牌猎帽在荆棘丛中一起一伏。

下坡的时候，我们在一处陷阱里发现了一头死去的獐鹿。绳圈还套在鹿的颈项上，它一定是窒息而死的。再往前，我们看到了一段长长的城墙，土墙的大部分碎成了粉末。我一脚踏上去，靴子踩进了一个孔洞。我掉进陷阱，在一道矮埂上绊了个跟头，紧接着一头栽到了三米高的高坎下。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又撞上了城墙。一头磕在城墙边上，我一下子停了下来。

“好险，”石彬伦一边高呼一边跑了过来。我慢慢地站起身，试着走了两步，立即知道自己的左膝盖伤得很厉害。然而，我们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才能得到救助，而气温已经远低于冰点；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前行。

只要是下坡路，我就需要石彬伦搀扶。一共走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告诉我，膝盖骨多处破损，我得拄上六个星期的拐杖；那是我最后一次徒步长城。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石彬伦来公寓里看我。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次事故感到很难过。他说他对电子清单进行了快速分析，在大约一千两百五十天/人次的徒步之旅中，我所遭遇的事故只是第二起。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确切的数字是一千两百四十五。

2月，前往台湾进行研究旅行之前，他又来看了我一次。他计划前去研究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张明代地图和几块纪念碑。他还是没用英语写东西，不过准备再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他似乎更多在为今后着想了。他计划大约一年后开始写书；写完以后，他会前往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研究长城。他也许会攻读博士学位，也许依然独立，靠讲解和写书维持生计。“万一有学者愿意跟我闲聊呢，所以我需要学一学其他的语言，”他说道。“如果说不来日语，如果说不来蒙古语，肯定会落伍。不过学点其他的一样有用。下一种语言也许是俄语，也可能是德语。我觉得学一点满语也有用。再学点藏语吧。不过，这都要往后排了。”

我拄着拐杖送他到了门口。他要坐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预订的机票要在澳门中转七个小时，也不能出机场。他觉得可以趁机读一点东西。我问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还剩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

◆◆◆◆ ◆◆◆◆

Jay-Z热爱和平队。他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一点。在他所演唱的二百二十四首歌曲，包括那首叫做《金钱、现金、锄头》的歌曲中，从来没有提及过“志愿服务”。但纳吉夫·戈亚尔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说唱达人的真实心情。“Jay-Z和碧昂斯对于帮助和平队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纳吉夫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纳吉夫说，他去年曾经跟一个人通电话，而这个人声称可以安排Jay-Z和碧昂斯来他在华盛顿组织的和平队集会上讲几句话。然而，他们最终没有露面，这也是纳吉夫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常见的结局。他曾经让Grateful Dead乐队的吉他手给佛蒙特州的议员打电话，最终石沉大海。他曾经想到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请他向美国国会写信，呼吁给和平队更多的预算，最终无功而返。有一次，他打算让莫林·沃思，也就是《名利场》的供稿人和蒂姆·鲁塞特的遗孀与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取得联系，但所采用的方式相当迂回，宛如从首都华盛顿开车出发，去美国南部绕一大圈最终到达巴尔的摩。“他让我找詹姆斯·卡维尔给比尔·克林顿打电话，再让克林顿打电话给米库尔斯基议员，”沃思告诉我。“我一天之内收到他四封电子邮件，这只是其中之一。”沃思没有给卡维尔打电话，但后来在一次开会的过程中用她的手机给一位议员打了电话。“这显得非常失礼，但我还是替纳吉夫打了电话，”她这样说道。跟大家一样，她提到他的时候都会直呼其名。沃思非常赞赏纳吉夫凡事都愿意尝试的精神，尤其是他来到华盛顿的过程，“仿佛从云端直接落地”。她说：“有谁愿意大老远地坐飞机去夏威夷看望奥巴马的妹妹？他做到了！真希望他能上一上真人秀节目。”

纳吉夫·戈亚尔三十一岁，但看起来就像个在校大学生。他身高仅有一米六八，皮肤黝黑，睫毛很长。身为移民的第二代，他的信心随处可见——不管身处何方，他总能找到作为外来者的种种便利。2001年至2003年纳吉夫在尼泊尔东部的某个地方从事和平队的志愿工作，有时候当地人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泪流满面。当地人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湿婆神。老人们一边扭开水龙头一边说道：“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在国会的各个大厅，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来到华盛顿，为小村子的水井琢磨出了一系列路线图——廊道、听证室、咖啡店，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徘徊，等着见到国会议员。“他一个个地筛选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告诉我。“我从未碰到过如此执着的游说者。”其他人则抱怨，说他的非正统方法太个人主义，但即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认可他所取得的种种成果。过去两年间，尽管国会内部存在党派之争，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和平队的经费增长创造了历史记录。“我进入国会有十七年时间，经常为和平队当说客，但从来没像过去两届这么奏效过，”菲尔说。“我把这一点归功于纳吉夫。”

2011年3月，和平队即将迎来五十周岁。这一年喜忧参半：尽管资金增加，志愿者人数可以大幅增长，但它派往海外的人数比1966年时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和平队依然存在。它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似乎变得微乎其微，近年尤其受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纳吉夫告诉我，如果以前的和平队员能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验教训应用到美国的政策上去，和平队的形象将会大为改善，这与很多人对和平队的看法刚好相反。非但不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引入某些摸黑前行的国家，纳吉夫还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原来组织这一运动的方式，是问谁加入过和平队，谁愿意关注它。那是血脉相连，那是你自己的种姓。你的地盘你自己做主。”他说道。“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纳吉夫·戈亚尔直到加入和平队才知道自己的种姓。他从小在长岛的曼哈塞特山长大，他的父母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于1970年代从印度拉贾斯坦邦移民来美国后定居在这里。他们养育的三个孩子都讲印度语，但一直没告诉他们属于吠舍阶层，这一种姓以经商而闻名。“在我们看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文德纳·戈亚尔对我说。他是一位心脏病专家，说自己很讨厌种姓制度。但在被和平队派往尼泊尔之后，因为这里有跟印度相似的种姓制度，纳吉夫给自己的母亲打来了电话。“他问我：‘我们是婆罗门、吠舍、首陀罗，还是别的什么？’”达姆扬迪告诉我。“他说：‘有人想知道我的种姓等级。’我就告诉他了。”

戈亚尔夫妇最开始反对儿子前往海外的念头。他们希望他当医生，于是他在布朗大学修读了医科大学的预科课程，后来又决定申请法学院。他们不明白，他怎么会为了去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念头而推迟上大学的时间。前不久，达姆扬迪因患乳腺癌正在接受化疗，非常担心远离家门的儿子，但他的理由最终让她松了口。“他说这个国家给了我们太多东西，”她告诉我。“我们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生活在上好的社区。我们应该有所回报。他这样一解释，我便开始喜欢他的想法了。”

纳吉夫被安排去不到六百人的纳木杰村的一所学校教英语。纳木杰位于尼泊尔东部，所在的德赖平原刚好处于喜马拉雅山山麓。纳木杰村的海拔高度为一千五百多米，村民们主要种植香菜、黄豆、萝卜等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取水。高山积雪给尼泊尔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但纳木杰这样的山区村镇往往远离河流。最近的水源在萨秋-科拉，在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一处泉眼。人们一般每天往返三趟，用铝罐取回总共十六升水。“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洗，”纳吉夫告诉我。“肥皂不是必需品。肥皂很费水。当然，我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生病了。”

他的疥疮很严重，手臂上布满了疤痕。前去加德满都看过医生之后，他回到了村子，接着便感受到用水短缺的其他后果。“一天，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没来上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去取水。我把所有的村民召集起来，问他们：‘如果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愿意投入劳力吗？’他们都愿意。”

纳吉夫找到加德满都的工程师进行交流，又阅读了有关电泵、管线、过滤系统的书籍。他利用医科大学预科课程上所学到的技能，学着计算水的摩擦力。他终于算出，最佳选项是要修建一个两级抽水系统才能把水垂直提升三百九十六米的高度。来到达兰市之后，他找到一个名叫基尚·艾格拉沃尔的水管经销商，因为他的祖辈跟纳吉夫来自印度的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闲聊一番家世之后，基尚答应赊销数百根直径为七十六毫米的镀锌铁管，免收利息。为筹措资金，纳吉夫回了一趟长岛，因为来自印度的移民家庭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举办载歌载舞的盛大晚宴。戈亚尔夫妇备好晚餐，请来了他的医生朋友，但并没有说那天晚上的娱乐节目要穿插纳吉夫的募捐活动。“我想过募捐的事儿，”达姆扬迪告诉我。“我知道，如果不搞募捐，所有的钱都要由我们来支付。”十分钟之内，纳吉夫筹集到了一万八千美元，和平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最终补齐了余额。

对二十二岁的纳吉夫来说，最令他感到气馁的挑战是组织劳力。村民们没有大型工具，全部建筑材料都需要人力通过山路搬运到工地。大量的活儿由妇女们承担，因为男人大都到了国外从事劳务。经过一番研究纳吉夫才知道，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做水锤的东西——也就是低端阀门关闭时水流在长长的管子里产生的压力。他咨询了多名工程师，大家都建议他修一道长达一点五公里的石阶，一来可以固定管子，二来便于检修。在对石阶和泵房进行设计时，纳吉夫主要依靠一位名叫卡纳·马嘉的村民，这位村民天资聪颖，但只上过九年学。学校的校长哈卡·拉玛把全体村民分成二十五个小组，大家一起协调整个工程的方方面面。

另一位名叫坦卡·布耶尔的老师负责村子里的政治事务。“我此时才明白，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纳吉夫最近告诉我。“我们一起出席会议，他会这样说：‘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抓在手里，其他什么人我们就都有了。’而那个人有三个老婆，事情往往非常复杂。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家族和血统。这跟华盛顿一样，靠的是身份。”坦卡在村子里也是个外来者，隶属于某个情况不明的亚种姓，喜欢玩点政治手腕。“坦卡跟某些人交谈的时候本来用的是尼泊尔语，但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改说起英语，‘政治是一种肮脏的游戏，’”纳吉夫模仿着尼泊尔语的腔调。“他不愿意做解释！他了解加德满都的意思，他了解激进分子的意思。对于军人政治和家族政治，他都了解。”

当时，尼泊尔因为政治动荡而四分五裂。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激进分子一直试图推翻君主政体，和平谈判于2002年遭遇失败之后，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到攻击。军队通常报之以血腥的暴力行动，派出士兵搜查村镇。数千人被杀，超过十万人被解除职务。人们主要的游击策略之一是引爆自制炸弹，这意味着任何带着管子的人都成了嫌疑对象。纳吉夫找当地武装的司令官签发了一份通告，说明村民们为什么需要搬运那么多管材设备，这份通告所有人每时每刻都随身携带。

有五百三十五人志愿参加工程建设。他们全凭手工劳动，修起了两个泵房、两个聚水池、三个蓄水池和一千两百三十六级台阶——据说是尼泊尔东部最长的一条石阶。所在县的工程办公室派来的人在走访时大吃一惊，纳吉夫这么一个美国人竟敢如此信赖卡纳·马嘉这么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纳吉夫先生，你来自发达国家，建这个项目都没找个工程师什么的吗？”派来的人难以置信地问道。纳吉夫回答说：“我们这帮人不比工程师差。”然而，开工十六个月之后，他们合上电闸，没有反应。

纳吉夫在和平队还剩下一个月的服务期。在一次次让水泵转起来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他变得非常泄气，连当地一位电工说问题可能出在电压上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这都怪印度那帮狗杂种，他们用电太厉害，”电工对他说。“我们得等到深夜，等全印度所有人都睡了再试。”

于是一帮人来到位置较低的那一间泵房，一边钓着火蝾螈，一边等印度人上床睡觉。纳吉夫心情沮丧，干脆待在了家里。凌晨三点，一个邻居把他叫了起来。“水来了！”他高喊道。“水来了！”纳吉夫跑到石阶那里，他听到了一种像是在下雨的声音：这是水在管子里一点点爬升的声音。他和其他人一起，一步一步地跟着声音往上爬。到了山顶，随着水流进容量近九十立方的蓄水池，声音更响了。坦卡·布耶尔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就应该做出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反应，他立马跑出门去宰了一头羊。

人们一般认为，和平队源于伟大的理想，但实际上它在开始阶段更多地跟村镇政治的感情有关。1960年10月，总统选举的第三轮辩论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对约翰·F·肯尼迪展开攻击，说民主党总统应该为过去半个世纪把美国人拖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之后不久，肯尼迪于凌晨两点钟飞到密执安州，在位于安阿伯的大学校园发表了一段事先没有计划的演讲。他问学生们：“在你们想当医生的人中间，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待一段时间？”正如斯坦利·梅斯勒在《当世界召唤时》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身为助理，后来做了议员的哈里斯·沃福德相信，肯尼迪之所以发表这番讲话，是因为他对尼克松的含沙射影非常生气。

数千名学生给肯尼迪寄来了意向信，这个主意同时也利用了大众的一种心理，即美国需要更多的草根做出努力，以应对共产主义。竞选后，肯尼迪成立了和平队，并指派其妹夫萨金特·施莱弗担任主任。施莱弗的动作很快——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第一批志愿者就被派往加纳，并对当地的教育体系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和平队，加纳约六分之一的小学会因为缺乏教师而被关闭。很快，单是派往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就接近五百名。截至1966年，全世界已有一万五千多名和平队志愿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而当年收到的申请书达到了四万两千份。扩展计划雄心勃勃：肯尼迪曾经说过，当志愿者人数达到十万时，和平队所具有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

结果1966年就是顶峰。越战期间，申请人数骤降，耽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跟政府机构产生任何瓜葛。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旧有大批年轻人前往海外服务，并对当地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个机构的美国身份在逐渐减弱。官方支持主要来自某位总统或者少数几个政客的一时兴起。尼克松力图完全扼杀和平队——他讨厌跟肯尼迪有关的任何东西。卡特任命了一个毫无能耐的人。里根于1983年与斐济总理举行会晤，后者对曾在该国服务的志愿者赞赏有加，于是里根对和平队采取了高度支持的态度。那次会晤后一个星期，一个工作人员向里根呈送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要求对联邦预算进行大幅度削减。“别减和平队的，”据报道，里根曾经这么说过。“这是我上个星期唯一一件受到别人感谢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队所得到的只是空洞的竞选承诺。很多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印象勉强算得上正面，但并不知晓志愿者们做了些什么，也不清楚活动经费有多少。克林顿声称要进一步壮大组织规模，让志愿者人数由不到七千人增加至一万；乔治·W·布什说，他还想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奥巴马承诺，到和平队成立五十周年时，其规模将会增加一倍。但他们谁也没有多给钱的意思，志愿者人数依旧只相当于1966年时的一半，尽管申请者人数在“9·11”事件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8年，和平队的预算经费是三亿四千二百万美元——低于联邦政府拨付给军乐队的预算。

在原来的志愿者看来，这有点像是在浪费资源。十七年来，和平队向阿富汗派去了美国人，在伊斯兰主要国家服务的志愿者超过了四万五千人，但这样的举动似乎对“9·11”事件之后的政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是为结束服务期的和平队员提供服务的机构，其主席凯文·奎格利认为，扩大组织规模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这项运动必须独立于和平队本身——根据法律规定，政府机构不能进行游说活动。奎格利告诉我，从前的和平队队员一直比较被动。“一定要组织起来，”他说道。“形成一种机制，这样才能让立法者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奎格利在尼日利亚见到了前和平队志愿者罗纳德·罗斯，他曾经替拉尔夫·纳达尔和其他人组织过几次公开活动。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他们雇用了纳吉夫·戈亚尔。离开尼泊尔后，纳吉夫·戈亚尔进入了纽约大学的法学院。纳吉夫继续为纳木杰村的发展做工作，但从未跟国会山有过半点联系。一开始，他试图了解立法程序。“他们不是有很多书吗？《我们的政府如何运作》等等，”纳吉夫告诉我。“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他这才认识到，其中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民主成分——向和平队这类机构拨款是由一个预算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在宪法中只字未提。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如何做出个人的决定，并且他们会受到选民、同事和其他人什么样的影响。

基层动员相对比较容易。前志愿者超过二十万人，纳吉夫最终列出的电子邮件清单有三万三千个。他安装了一个电脑软件，以侦测某一条信息是否被打开，由此知道什么样的电子邮件才能够激发人们阅读和转发的欲望。他还会追踪各个目标。我有一次去华盛顿拜访他的时候，他在对电脑进行一番查验之后告诉我，他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被某个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百三十三次。“也就是说，我的做法没错，”他说道。依据那份电子邮件清单，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前志愿者的大量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做出关键性预算决定的那个星期，很多人把电话打到众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负责人尼塔·罗伊的办公室，直至罗伊的电话完全陷入瘫痪。一位助理终于找到一个中间人，并求他去说服纳吉夫立即停手。“别打电话了，”中间人请求道。“实习生也要去吃午饭的。”

与此同时，纳吉夫联系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因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被大家称为“草根领袖”。他为和平队四处找关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曾经在斯威士兰担任志愿者，芝加哥熊队的主席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担任志愿者，吉米·卡特的母亲和孙子曾经分别在印度和南非担任志愿者。说到找人帮忙，纳吉夫毫不畏惧——他曾经尝试过让四位健在的前总统联合签发一封信给奥巴马，这激发吉米·卡特写了一封回信：“这么找美国前总统不合适。”不过，卡特还是替这场运动打了一个电话。（我第一次见到纳吉夫的时候，他要求我写封信，谈一谈我在中国担任志愿者的事情。）听说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曾经考虑过加入和平队，他从另一位前志愿者那里要来了航空公司的里程兑换积分，飞去檀香山，然后穿上夏威夷衬衫，面见了玛雅·苏托洛-吴。离开夏威夷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她和奥巴马从前的一位高中老师写好的信件。作为额外收获，他还拜访了总统十分喜爱的刨冰店，并让店主写了几句支持和平队的留言。

玛雅·苏托洛-吴告诉我，她从来没给这样的活动签过名。但作为一个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教育者，她支持海外服务项目，而且纳吉夫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显得很专业，很友善，”她这样说道。“但还不够老练。他很自然，也很开朗。”她尤其强调，她不能代表自己的哥哥和政府，因为政府至今都没有发布过有关和平队的声明。但在纳吉夫的夏威夷之行一周后，米歇尔·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的丈夫将致力于大幅增加进入和平队服务的机会。”

还是在纳木杰村的时候，坦卡·布耶尔就让纳吉夫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往往大于系统的力量。“他的风格就是直接找到某位权势人物，并开口陈述其需要，”纳吉夫告诉我。一开始，他发现在华盛顿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关系的人很难被写进国会要员的日程表。不过，这时候纳吉夫已经在研究一本包含参众两院每一位成员的彩色影集。“一旦知道了某个人的名字，你就能跟他搭上话了，”他这样解释道。随着时间推移，每一张脸都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这样，华盛顿也就变成了一个小村子。他在里根国际机场认出了鲍勃·柯克尔和克里斯托弗·多德这两位参议员。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星巴克咖啡厅与卢斯·卡纳汉议员搭上了话。一天深夜，他在科斯餐馆外碰到了彼得·韦尔奇议员，在每日面包店里碰见了丹尼斯·库琴尼科议员。每个人都有可能来参议院廊道转两圈——出入连身份证都不需要——于是纳吉夫在那里一连逗留了好几天。他参加了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便中途休息的时候能够与重要的官员见上一面。他知道众议院里最好的位置是连接伽侬办公大厦和朗沃斯办公大厦的地下圆形大厅，便来到这里见到了好几个委员。他接受这份工作后的第二年，一百二十四位众议员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一封抬头为“亲爱的同事”的信件上，以支持增加对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这样的签名数字超过了其他任何议题。

有人告诉他，这种套路叫作“贴身游说”。游说者很少这样做，因为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愿意被公众看见跟任何特殊利益有所瓜葛，但和平队的威胁没有这么严重，尤其是它的代言人是纳吉夫。“很新鲜，大家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又小又黑的人，”他说。8月份，我陪着他在国会山待了一段时间。两天半的时间内，他未经邀约就和十五位参议员进行了交谈。政治圈仿佛突然间变得非常小，不过依旧具有明显的外来倾向——为了打开话题，纳吉夫总能找到跟尼泊尔有关的各种联系。他走到科罗拉多州参议员马克·乌代尔跟前，提起了乌代尔的母亲也曾在尼泊尔当志愿者的事情。参议员立马双手合十，略一鞠躬，然后用印度语说道：“您好。”纳吉夫向参议员戴安妮·费恩斯坦做自我介绍时，提到她的丈夫曾经在尼泊尔做过荣誉总领事。在与衣阿华州选民共进早餐的过程中，纳吉夫因为提及某位中西部人从加德满都进口藏式毛毯引起了参议员汤姆·哈金的注意。当他说到和平队时，这位参议员说：“我想知道我们在海地有多少志愿者。”

“没有，”纳吉夫说道。“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哈金说道。“那真说不过去！”

“没有钱嘛，”纳吉夫说道。“因为动乱，海地项目在前几年就被砍掉了，但现在需要恢复。所以我们才会要求增加经费。我知道你最近去过越南，他们那里也需要志愿者。”

“我刚从越南回来，”参议员说道。“他们那里没有和平队吗？”他给就在对面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助理打了个电话。“汤姆！汤姆！橙剂与和平队！”助理赶紧跑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这个矮个子印度裔跟橙剂与和平队有什么关系。“我要你去查一下，”参议员一边吩咐，一边提到了帕特里克·莱希的名字，他就是给和平队提供资金预算的参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的负责人。“跟莱希说一说和平队和橙剂的事儿。”

我陪纳吉夫的那几天，他先后参加了一场派驻东帝汶大使的公开确认会、一次武装部队关于俄罗斯核武器的听证会，以及一次罕见和易忽视儿科疾病会议。在他看来，这都是背景音；他坐在会场后排，用iphone给选民们发送电子邮件，等着中场休息时跟谁来一个见缝插针的交流。不参加会议的时候，他给吉米·卡特的孙子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女儿各打了一个电话。他琢磨由众议院推出的预算提案，以确保自己理解其中的数据。他对一些事实胸有成竹：和平队的全部预算还不够买两架F-22喷气式飞机。他计算过，向海外派出一名志愿者一年的费用大约为二万五千美元，而一名外交官员的费用是一百万。根据2011年的预算提案，提供给外国军队的援助经费是和平队的十二倍之多。当他就此找到费恩斯坦参议员时，费恩斯坦回答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要有大的增长非常困难。

纳吉夫从口袋里掏出预算提案的复印件。“看一看外国军队的情况吧，”他说道。“差不多是五十五亿美元啊，其中竟然有十二亿美元的增幅。与之相比，我们的要求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区区四千六百万。”

参议员扬了扬眉毛。“九牛一毛？”她问道。

“正是这样。”

“嗯，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你看这笔钱，”纳吉夫继续说道。“外国军队有十二亿的增幅，巴基斯坦镇压暴乱有九亿美元。”

费恩斯坦准备抽身走人，但这一连串数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多少？”

纳吉夫取出复印件。“十二亿，九亿。”

“给我看一下，”她要求道，他把文件递了过去。她把一个助理叫了过来：“把这个拿给瑞奇过过目。”

纳吉夫告诉我，他有时候会因为过于大胆而引火上身。在给罗得岛退伍兵举行的一次军人招待会上，他本想趁机见见某位参议员，却被人家赶了出来。当被人问及身份时，他自称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一名“和平队退役者”。“有时候要耍点滑头才办得成事儿，”他告诉我。他并不认为政治上非得有肮脏的事儿，但坦卡·布耶尔关于游戏的说法他倒颇为赞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的游戏，”纳吉夫说。“跟所有的游戏一样，你得喜欢它，你得从中寻找乐趣。大家都觉得，只有变成政客，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可能是没有任何级别的村民，但仍旧可以参与其中。”

纳吉夫在纳木杰村的时候也经常遇到麻烦。水管即将铺设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会出现政治上的麻烦事，尤其有几个工人发现不知是谁在储水池里拉了一泡大便。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宣示：邻村有人不高兴了。纳木杰村开了一次会，最终同意赠送邻村价值一万美元的水管子。纳吉夫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继续筹集资金，村民在数年间逐步拓展工程项目，直至它能够满足七个小型社区。纳木杰村用收上来的水费雇了三名全日制维修工，并用剩余的收益给当地的学校请了一位支付薪水的教师。

纳吉夫还担心，一旦不必每天再花费六小时运水之后，纳木杰村的妇女们会干些什么。他在离开和平队之前建立了一个妇女合作组织，尽管他尚不清楚这个组织将来要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他走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送了他一件礼物，那是一顶用传统手工编织的羊毛帽子。精细的做工给纳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敢保证，这东西在纽约肯定能卖到十五美元的价格。”

法学院开学的时候，他收到了第一箱帽子。箱子有一米多高，直接送到了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位于长岛的家里。没过多久，又运来了第二个箱子。这个箱子包装不太好，散发出被喜马拉雅季风吹干的一阵阵羊毛味儿。戈亚尔夫妇提出要求，今后的货物直接发往西村，也就是纳吉夫和他早已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哥哥瑞希的共同住址。他们居住的公寓有七十多平米，起居室很快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每到周末，纳吉夫都会站在胡斯顿大街卖帽子。离这里不远就是法学院，他总会遇见同学和教授，大家都会问：“纳吉夫，你这是在做什么？”瑞希告诉我，他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寓堆满发出一阵阵臭味的帽子，但看着自己的弟弟摆摊叫卖也就多少觉得有一些欣慰。“他没有许可证，”瑞希说道。“不知道他从什么鬼地方搬来几张桌子，然后就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开始打起了嘴仗。他喜欢跟人拌嘴，他觉得那才是生活。这样的场景很有趣。我会买一杯咖啡。他站在冰冷的寒风中，盯着成双成对的男女大打感情牌。”

纳木杰村却再也买不到帽子了，因为价格涨到了曼哈顿的水平。妇女合作组织的成员迅速增加，因为其他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一起制作帽子。最终，纳吉夫卖出的帽子总价值有五千美元——他还在纽约大学税收法课堂的后排摆过摊——坦卡·布耶尔为此画上了休止符。他在村子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这样说道：“这件事儿不可能持久。”五年后，我前往长岛拜访戈亚尔夫妇，他们家里还摆放着六百多顶尼泊尔帽子。

纳吉夫不喜欢法学院。他觉得很多课程非常无聊，只在刑事犯罪程序课程上得了一个D。但他还是毕了业，并轻而易举通过了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然而，他还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筹款方面，并经常回访纳木杰村。到2004年时，激进分子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和平队撤出了全部志愿者，但纳吉夫却开始了一系列的校舍建设项目。当地一些社区的设施破败不堪，而纳木杰村的人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便能修起一栋七间房的教学楼。他们总能把哈卡·拉玛策略发扬光大，将全体村民分为志愿工作小组——尼泊尔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自此以后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卡纳·马嘉现在被当地人称作“工程师”，帮着大家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加拿大籍尼泊尔裔建筑专业学生普丽扬卡·比斯塔跟他一起设计了两所学校的图纸。通过这些项目，她结识纳吉夫并坠入爱河，之后他们在皇后大学举行婚礼，婚礼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牧师共同主持。

纳吉夫的老乡水管经销商基尚·艾格拉沃尔对工程建设更加积极。基尚是达兰市的扶轮俱乐部成员，而纳吉夫的一个舅舅为新泽西州平原市的扶轮社员。新泽西州的某个人建议举行一次筹款会，并与扶轮基金会配套结对。唯一的问题是，扶轮国际有一项规定，反对将配套资金用于建筑工程，部分原因是出于法律和责任问题的考虑。但扶轮社成员都向纳吉夫保证，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仍旧可以修建各种设施，只要把名字改作“学校设备”即可。除非扶轮国际不远万里派人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举行听证会，否则没有人会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纳吉夫在纽约大学筹集到两万八千美元，扶轮社捐助两万美元，两所学校就建好了。坦卡·布耶尔购买了价值四十美元的校服、钢笔和笔记本，跟拿到这些东西的孩子们照了一张相，并将这些照片邮寄了出去，让人相信全部资金都用于了设备购买。

扶轮国际宣布，它将委派来自南印度的成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一个炎热的日子，打着领带、穿着纽扣领衬衫和白色缠腰布的他来到了这里。我问基尚，审计员长得怎么样，他这样说：“身体很好。”这在尼泊尔人听来就是“极度肥胖”的意思。在卡基恰普镇，从新修的教学楼里鱼贯而出的孩子们给他戴上装饰性的花环，这让他大为感动。他勉力步行至扶轮社出资修建的第二所学校，但走了几分钟就因为身体太好而无能为力，不得不坐下来休息。那所学校的老师只好走到这里来看望他。“你真了不起，”基尚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都好吗？”基尚问道。

“不，我想你摊上麻烦事儿了，”扶轮社成员说道。“你们真不应该修建学校。”

第二年，想把资金要回去的扶轮国际跟纳吉夫进行了几轮含糊其辞的通信往来。他的舅舅不再出席平原市举行的各种会议，一同被暂停的还有达兰分会，直至争端得以解决。后来，纳吉夫和坦卡决定把这一切都推到激进分子身上。他们写了几封信，声称自己本想全部购买设备，但激进分子来到村子后，强迫他们修建一所学校。纳吉夫动用了法学院的贷款，连同舅舅和其他扶轮社成员一共给扶轮国际寄回了七千美元，扶轮国际终于了结此事。“我给整惨了，”纳吉夫说道。

我在尼泊尔见到基尚的时候，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不用再参加扶轮社的任何会议。“我原来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并不是遵照扶轮社的制度，”他说道。“而是遵照纳吉夫的制度。”他说，即使形势相当糟糕，纳木杰和周边的村子都一直没发生过暴力，因为大家都忙于发展。基尚说，是纳吉夫改变了他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他说道。“你得为其他人做点事儿。”

我拜访了卡基恰普镇的学校，学校看上去相当宁静，谁能料想它曾冲击到从达兰市到平原市的扶轮社呢。在碧蓝色的屋顶上，有人涂上了巨大的扶轮社标志，从低飞的飞机上就可以欣赏一番。校长告诉我，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扶轮社成员有时候会大老远的跑来参观校舍。图书馆的门用黄檀木做成，看上去非常漂亮，比红木的价值更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莲花、佛教万字符、尼泊尔旗帜、扶轮社的轮子。

纳吉夫来到山上的第一年就认识到，说到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连总统的权力都不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总统向众议院提出预算建议案，真正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参议院委员会。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参议员莱希就已经对和平队的官僚体系深感失望。有人告诉我，和平队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管理非常混乱，工作人员连莱希是谁都不知道。“他把电话打到和平队说：‘我是帕特里克·莱希，’对方竟然叫他把名字拼写出来，”纳吉夫说。“这个人还管着他们的预算呢。”

蒂姆·瑞舍是替莱希负责拨款事务的高级助理，纳吉夫听说这个人特别挑剔。瑞舍告诉我，和平队这个机构急需进行改革，尤其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几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这么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位于何方，可那里的志愿者人数只比中国少二十五人，”瑞舍说道。“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有意思吗？”他尤其强调，拨款委员会运作的预算极为有限。“拨给和平队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他说。“从水资源项目中挤，从食品援助项目中挤，从难民安置项目中挤。”纳吉夫告诉我，瑞舍关于和平队需要改革的说法一点儿也没错，但他认为2009年夏季任命的新主任阿龙·威廉姆斯将会致力于做出一点变化。威廉姆斯之前成功担任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执行官，他告诉我，他的优先任务之一是要对接受志愿者的地方进行评估。无论如何，纳吉夫觉得莱希如果愿意在这个行当多花一点时间，他的观点将会有所改变。“大家不能仅凭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来评判和平队，”纳吉夫说。他希望预算资金是从军费，而不是从援助经费中挤出来。“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外国军队，你能想象这中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官僚浪费吗？”他问道。

但是，纳吉夫想不出办法来搞定莱希。他知道这位参议员喜欢Grateful Dead乐队，还是铁杆的蝙蝠侠迷，曾在电影《黑暗骑士》中客串露过一面。“我同一位跟随肯尼迪参议员很长时间的助理交谈过，我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莱希说服，”纳吉夫告诉我。“她说：‘穿成蝙蝠侠，站在参议院的大门口。’她是认真的。我考虑过。”纳吉夫能够说服吉米·卡特给莱希打电话，却无法从Grateful Dead那里弄到一纸声明。他依次给两百多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前志愿者打电话，请他们给这位参议员打一个电话。其中一位碰巧是给莱希的父亲提供临终关怀的托老院的首席执行官，她答应给他打电话。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每当人们谈论和平队所发起的这场运动时，大家总会不怀好意地这样说：“你们都听说过冰淇淋联谊会，对吧？”这样的说辞我听到过无数次，直至“冰淇淋联谊会”这几个字听起来让人想起“猪湾”。每年夏天，都会在华盛顿以帕特里克·莱希的名义举办募捐活动，特征便是本杰瑞冰淇淋和佛蒙特州特产。2009年那一次，和平队的财政预算到了关键时刻。奥巴马要求做到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比现行的三亿四千万美元略有增加，但众议院响应和平队发起的运动，要求做到四亿五千万美元。纳吉夫和另一位曾在尼泊尔服务、当时已经是作家的前志愿者劳伦斯·赖默参加了冰淇淋联谊会。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赖默向莱希做了自我介绍。

“参议员，我恐怕得向你说点惹你不高兴的事情，”他这样说道，接着他拿出一份声明大声地读了起来，“你应该听从内心，真正进步的内心，而不是那些专唱反调的助理们。”莱希非常恼怒，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讨厌受到别人的干扰。但赖默并不罢休。他又说道：“参议员，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

一位助理站到两人中间，结束了他们的争执。赖默做了书面致歉，但参与运动的人都觉得跨过了某一条界线。正如瑞舍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以这样的方式跟一个负责财政拨款的人对话，肯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联谊会之后没多久，预算下来了，四亿美元——年均增幅最大的一次，但还是比众议院批准的四亿五千万美元少了很多。一位众议院的议员告诉我，莱希曾向他抱怨过前志愿者的粗鲁无礼，他说：“要让和平队付出五千万美元的代价。”莱希否认了这一说法。

人们大都觉得这一次运动大获成功，但纳吉夫的心情很复杂。冰淇淋联谊会之后，他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完全闹僵，竟然离开了这个组织。第二年，他独立开展工作，所需资金由前纳达尔的活动家唐纳德·罗斯领导的一个顾问小组提供。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活动的结果是参议院将2011年的经费预算增加了两千万美元。但纳吉夫认为，重要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之前一直希望对改革步伐比较保守的和平队施加更多的影响。

纳吉夫告诉我，他采用个性化的办法有点过了头。村庄政治可以不讲民主：关键在于，某一具有权势的个体在听到那么多整齐划一的声音之后，会本能地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给莱希打电话的人，下至他爸爸所住托老院的管理者，上至前任总统。他还在本杰瑞冰淇淋联谊会上有过上述遭遇。那好像还不够，他又接到了本和杰瑞分别打来的电话。本·科恩告诉我，在纳吉夫联系他之后，他给莱希打去电话，建议给和平队而不是五角大楼更多的财政拨款。我问科恩，参议员的反应如何。“他的反应是‘够了！连同他的哥哥，每个人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

9月，我陪纳吉夫去了一趟尼泊尔。去纳木杰村的路上，我们在附近一个名叫贝德塔的小镇停下脚步，玛尼·塔芒迎接了我们。玛尼的眼神很犀利，黝黑的脸庞十分瘦削。他自我介绍说，在动乱年代，他是当地激进分子游击队的司令。2008年，君主政体被废除，联合国一直控制着全国的和平进程。激进分子现在变成了合法的政党，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抛头露面，所以玛尼显得有些神经质。他穿着肮脏的T恤，上面用英文印着“休闲风格”这两个词。

“你是不是多少对我感到有点失望？”纳吉夫问道。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谢谢你’，再多说一句‘谢谢你’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玛尼说道。“像你给我们修的学校那种房子，全县找不出第二处。”

“有没有什么意见？”

玛尼觉得，激进分子一直被排除在发展之外。“你第一次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见见面，”他说道。“但纳木杰村的人一直拦着我。”他问纳吉夫会不会在附近的社区再修建一个水利工程，纳吉夫说自己再也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了。“我可以把这个想法跟本县主管灌溉的官员交代一下，”他说道。

纳吉夫不想再协调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社区正在修建水利系统，他觉得这更好一些。“你把某件事情做好了，别人就会跟样学样，”他说道。“做这种事儿根本不需要大包大揽。”他也不再修建学校。他觉得自己的角色一直在变换之中，对自己非常挑剔。有些项目完全失败，比如羊毛帽子，妇女合作组织的生产能力也尚未得到展现。纳吉夫相信，学校的楼房太过于功利主义；他在一次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那些楼房“看起来像监狱”。他告诉村民们，楼房应该漆成亮色。即便水利工程也有副作用。有了水，人们可以用水泥搞建设，而村民们已经踏入了无序建筑的阶段。外面的投资者进了村，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躲避德赖平原的高温炙烤，纳木杰村有可能成为大家的避暑胜地。他们置买了很多地块，价格在一年之间翻了十倍，当地人非常担心凝聚力正在一点点丢失。

就慈善事业而言，可复制性是至关重要的目标，但在纳吉夫看来，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很多地方重复同一件事儿，从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建筑工程项目的价值往往被夸大其词，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花时间让某个社区能往前迈步。他说，纳木杰村的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但跟村民们学会共同劳动相比，前者并不特别重要。“人们总会这样问我：‘和平队修建了多少所学校？多少家医院？’”他说道。“和平队很不善于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它的机构规模依旧比较小，人们对它也不怎么了解。”进了和平队，二十七个月的服务期比其他服务机构都要长，志愿者们对于传统的开发工作往往犹豫不决。他们乐于看见复杂的变化过程，却不乐于为大型项目和全面计划加油喝彩。小说家保罗·泰鲁曾于1960年代在马拉维担任志愿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开展工作有过至关重要的描述。他告诉我，宏大的计划往往具有破坏性。他对自己在哥斯达黎加所见到的，由村镇组织的小型项目所持的态度更为积极。“我们需要鼓舞人，而不是吓着他们，”他说道。“带有破坏性的援助项目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我跟曾经的志愿者们交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说：“我在从事志愿者过程中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还有一种说法也很普遍，和平队带给美国的益处远大于它带给全世界的益处。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情绪性的说法——那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卑微和尊敬。我一直喜欢和平队略带颠覆性的元素，因为这往往寂静无声、富于个性。不过，和平队的失利似乎正在于前志愿者们回到国内之后很少——至少在政治方面——再打外来者这张牌。像纳吉夫这样的人能从纳木杰村来到国会大厦，用全新的视角打量这个地方，这使他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颠覆性。不过，他不是等闲之辈。美国极其善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搅起波澜，而对引发至反效果的事情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在纳木杰的最后一天，我们出席了农业培训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一年以前，纳吉夫筹集到资金，在位置最好的山头购买了五英亩土地，村民们希望在上面修建一个中心，全尼泊尔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有机农业。纳木杰村有了足够的水源，可以满足这样的发展需要，村民们因此满怀雄心。他们最近在达兰市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的款项竟然达到十五万美元。然而，人们的计划似乎更宏大：他们想从尼泊尔政府那里得到一百万美元，以把培训中心扩展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坦卡·布耶尔为典礼事项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是硕大的帐篷和彩旗，全县的官员都赶了过来。他们拿到了精心准备的庆典礼物：佛像和廓尔喀刀。纳吉夫发表了关于发展的讲话，只要他一提到钱，人群就会欢呼不已。

第二天，我们来到加德满都，拜访了和平与重建部长拉卡姆·泽姆琼的办公室。坦卡·布耶尔提前写好了三封信，要求政府支持新建一所大学，并让纳吉夫转交上去。但纳吉夫似乎心神不定；他告诉我，头一天的庆典仪式太过奢侈，他惹了麻烦，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部长开口了。

我们在一间高大的房间里见了面，部长跟纳吉夫热情地打了招呼。陪着他的是两位助理，用尼泊尔语里更令人满意的外来词说，也就是两位“雇员”。还有一位激进分子官员，他正在帮着起草尼泊尔宪法。纳吉夫先讲了一段话，但没有开口要援助，反而说在纳木杰建一所全日制大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村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不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听取，”他说道。

“我会提醒他们务必谨慎，缓慢推进，”部长说道。

“村里现在面临着很多危险，”纳吉夫说道。“我还是个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一英亩土地只值三百美元。现在呢，一千美元。这有点像狂野西部。”

“我明白，”部长说道。激进分子的手机响起了铃声——《国际歌》。乐曲就要演奏到“全世界受苦的人”时，他摁断了电话。

“我们需要在纳木杰村做点别的什么事情，”纳吉夫说。“不一般的事情。”

部长答应关注这一项目，然后大家握手道别。我和纳吉夫走到外面，坐上了出租车。他还有三封信没有转交，我问坦卡和其他人会不会感到失望。

“他们了解我，”他说道。“坦卡先生常被这样的事情逗乐。他会这样说：‘我们让纳吉夫去那里转交信件，他却兜了一圈，还说我们的坏话！’”出租车摁响了喇叭；我们在车流中蜿蜒前行，纳吉夫笑了笑：“说政治是肮脏的游戏的人就是他。”

◆◆◆◆ ◆◆◆◆

我跟警察的麻烦始于从前的林彪楼。这个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房子空无一人，北戴河又没有发生什么官场大事儿。但大家都知道，镇上进驻了政府的人。北戴河是位于渤海湾的海滩胜地，在北京以东三百多公里，官员们经常来这里度假。有时候，他们也会来这里工作——每年夏天，政府的高级官员相聚北戴河，举行机密会议，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在会议结束之前，国内的媒体不进行报道，但我从一些迹象看出，镇里来了大人物。重量级干部的消夏别墅所在的地段——海滩路已实行交通管制。差不多每一个街角都站上了警察。间或，几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在镇上呼啸而过，由警察鸣笛开道；护卫队离去之后，满大街寂静一片，宛如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2002年的会议比往年早了一点，放在了7月末而不是8月。有分析家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北戴河会议很少公开，所以大家都习惯于从种种模糊的细节中寻找其中的意义。毫无疑问，那个夏天的风险高于以往。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将会退出的职务至少有三个：党的总书记、军队的最高领袖和共和国的主席。但也有报道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专家指出，北戴河会议将会是权力交接的第一现场。[但也有报道说，江泽民和其他的保守派成员不愿意退休。有专家指出，北戴河会议将会是政权交接的第一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未正常进行权力传承——半个世纪以来，每一次权力的过渡都会牵涉到政变或斗争。

林彪楼坐落于联峰山公园的山顶，就像中国权力之殇的纪念碑。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早期，林彪元帅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避暑胜地反映了这样的身份地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里面有一个温水游泳池。但到了1971年9月，据传在策划政变败露之后，林彪想方设法要逃离中国。绝望之下，他驾车离开北戴河——一个士兵还朝开走的汽车打了一枪——并在不远处的山海关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大家一致认为，林彪在飞往苏联的途中于蒙古境内遭遇飞机坠毁，不过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仍然不太清楚。林彪在死后被描述为中国最大的叛徒，同时被说成是非常怪异的人。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说，林彪怕风、怕光、怕水。林彪拒绝喝任何东西，他的妻子为防止他脱水，要拿花卷蘸水喂他。那样的细节让我不禁怀疑温水游泳池的说法。医生还报告，只有把便盆放在床上，林彪才能用帐篷样的毯子盖着蹲下方便。我在北戴河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应该看一看林彪原来的住所。

一字排开的灰色砖砌公馆已经腐朽失修。联峰山公园是一个公众公园，但公馆的四周有一道两米多高的围墙，参观者禁止入内。窗户周围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阳光把屋顶的瓦片映照成了金黄色。旁边的两棵松树上竖着两根避雷针。我从边上走过的时候，一群中国游客也正好走到那里。他们的导游正在讲解温水游泳池的故事。

下山的路上，我在一处树荫下休息，同时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句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问我都写了些什么。

“记日记，”我回答道。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更急迫地问道，我从他的举动中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我把笔记本放回了口袋。“没写什么，”我说道。“我只是歇一歇，我要走了。”

我走了不到十五米，他便掏出了一块徽章——便衣警察。

“我要看看你的笔记本，”他说道。

“这里是公共场所，”我说道。“我没干坏事。我的签证也没有问题。”

我向他出示了护照，然后朝着出口走了过去。我真气我自己——我知道不应该在敏感地点做笔记。但我之前从未在公共场合跟警察惹过事儿，一看见旅行团就让我放松了警觉。警察一边紧紧地跟着我，一边冲手机说着话。我低着头走出了大门；我听到左边有人跑了过来，紧接着，三个着装的士兵挡住了我的去路。停车场里，我们面对面地站立着。几个二十多岁的士兵骨瘦如柴，因为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而显得紧张不已。从对面停车场又钻出来三个人切断了我的退路。早先那个便衣警察带着同伴出现了。

“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他又说了一遍。

“我不会交给你，”我说道。“你没有必要检查。”笔记本里面没有敏感内容，但是记了我那天早些时候认识的几个中国人的联系信息。他们没有做给自己惹麻烦的事情，但我知道警察会顺藤摸瓜，用一堆问题去吓唬他们。

十分钟不到，当地外办的三位官员坐着中国制造的、窗子挂着黑布帘的黑色奥迪轿车赶来了。负责的官员晃了晃他的证件。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认出了签证上的“J”字样，说明我是经过登记的新闻记者。我告诉这位官员，这里是公共场所，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我们不是要逮捕你，”他说道。“只是要耽误你几分钟。”

“如果你们要搜我的身，那你们必须先逮捕我，”我说道。“我会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报告美国公民被逮捕的事情。”

我掏出了手机。那只是装装样子；大使馆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再说，我的笔记本也不会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头等要务。几位官员离我有十来米的距离，低声地交谈着什么。也有人打了几个电话。几分钟之后，外办负责的官员走了过来。

“这是你的选择，”他说道。“他们只想看看你的笔记本而已。不是多大个事儿。你可以给他们看，也可以不给他们看。”

我告诉他，我的笔记本我要自己保管。

“行，”他说道。“你可以走了。”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琢磨着，我还会遇见他们。

北戴河看上去是一座平静的小镇。灰蒙蒙的大海十分静谧，在北方的阳光映照下低沉地泛着波光，街道两旁栽种着柳树和李树。西边的海滩进行了分区：一块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休假区；一块属于国务院；还有一块属于外交服务局的私用海滩。过了这儿，是大家交完十元钱之后可以任意使用的楔形公共沙滩，再过去才是吵闹不堪的免费公共沙滩：照相摊、饮料贩、出租遮阳竹制沙滩椅的人随处可见。穿着裙边游泳装的女人们在水里一边摸索一边移动着脚步；男人们把香烟盒子塞在速比涛牌游泳裤的腰带下面。公共沙滩有八百多米长，在用绳子隔断、并有制服保安守卫的地方戛然而止。

在绳子和保安的另一边，沙滩被留给了政府的领导们。每天早晨，我都会踱过去看一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那一片海滩总是空无一人。领导们已经到来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7月的最后一周，有报纸报道说立法机构的领袖李鹏来到了北戴河，并会见了马耳他众议院的发言人。但报道没有提及李鹏是否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会议。报道只说中马双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一个世纪以前，外国人形成了把北戴河当做夏季避暑胜地的习惯，在小镇上建起了第一批海滩房屋。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把北戴河变成了政府领导下的度假胜地。从一开始，这个度假胜地就被用于政府官员和国有单位的普通员工。这样的做法依照了革命的核心理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应该缩小到最小。数十年来，劳动模范可以到北戴河免费休假——无论车床工人还是挖沟工人都可以来这里晒一个星期的太阳。小镇现在每年都会迎来两百多万游客，其中大多数是自发的度假者，不过海岸线一带仍旧有许多政府经办的休闲健身场所，这些场所的名字依然回响着早年的情境：天津教师疗养院、铁路干部度假村。

我在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登记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这家疗养院开业于1950年，向煤矿工人提供招待和度假之需，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半个世纪后，这样的英雄人物还在不断地来到这里——每天早上，我都会看见一群群人步出疗养院，大睁着眼睛眺望大海；他们大都来自内地的产煤小镇。也有来自其他行业的散客，他们要在疗养诊所自己支付接待费，诊所的特长是治疗髋关节坏疽。病人中有来自黑龙江的一位税务官员，来自大庆的两位油田工人，以及来自《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的一位女记者。一位退了休的邮电工人告诉我，他随林彪的三十九军赴朝鲜战场参加过战斗。他说，那是1950年，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地方，他们遭遇了重大伤亡，但还是顶住了麦克阿瑟的部队。他还讲了我从其他朝鲜战争老兵那儿听到的一些说法：“美国人吃不得苦，没有我们中国人顽强。”

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听这些病人聊天。他们坐在诊所门前的树荫下，享受着海风，旁边支着他们的拐杖。家常话有一搭没一搭，应和着银杏树上的蝉鸣声。偶尔，他们会谈论政治；有一次，我问起镇上正在召开的会议。“会开完了，报纸上自然会报道，”税务官员说道。“不过到了那时，还是没我们什么事儿。”

我住进疗养院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位七十二岁的俄罗斯人，名叫谢尔盖，他因为中风前来这里疗养。他的左半身部分瘫痪——左手绑着一块木板，以防拳头紧握。他坐着轮椅。他告诉我，他的家人于1938年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自此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五十二年时间。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时，他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他说道，随即陷入了沉默。

几天后，另一个病人向谢尔盖问起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坦然了许多。他说，那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日本向西伯利亚派出间谍的时候，斯大林命令将所有该区域的亚洲人驱逐出境。谢尔盖的父母是穷苦的苏联农民，却跟一帮来西伯利亚做生意的中国人交上了朋友。1938年，在驱逐外国人的活动中，那几个中国人劝说谢尔盖一家跟他们去南边算了，因为西伯利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犯了一些错误，”谢尔盖解释道。

“我喜欢毛泽东，”《人民日报》记者说道。

“列宁比斯大林好一点，”另一个人说道。“列宁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

“列宁不是犹太人吗？”又一个人问道。

“列宁是苏联人，不是犹太人。”

“为什么俄罗斯妇女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上了年纪却长得那么胖？”

“我以为列宁是犹太人。”

“那是吃出来的。”

“他们饭前喝汤，而不是饭后喝汤。”

“俄罗斯女人长胖是因为她们不在意，”谢尔盖以权威的口吻说道。他身高一米八三，瘦得像桦树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在他们结识以前，她一直在一家歌舞团上班，这家歌舞团专为朝鲜战争靠近前线的士兵们提供文娱活动。战斗中的一次爆炸让她的左耳失去了部分听力。“俄罗斯女人根本不在乎胖不胖，”谢尔盖说道。

跟便衣警察发生过小插曲之后，我在距离林彪楼不远处的一家面馆吃了个午饭。我不紧不慢地吃着午饭，以让那一场麻烦事自行烟消云散，但没过多久我还是发现街道对面有一个年轻人在观察我。我走出餐馆，他立即站起身来，用手机打起了电话。我本想坐一辆出租车兜一圈出城，让别人难以跟踪，但我随即觉得这可能完全没有必要。我住进宾馆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他们肯定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因为中国所有的宾馆都要将外国宾客上报给当地的公安局。几乎可以肯定，之前在停车场遇到的那一位官员已经知道了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宾馆。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很宽敞，树木蔽日，有二十多栋楼，我住在老式的VIP区。他们前几年才向外国人开放，套房的价格是每晚四十美元含早餐。但我一直没看见其他外国人；宽敞的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外面是一大块草坪，上面有几座陈旧的大理石山羊雕塑，因为年久日深和海风吹拂，早已发灰变暗。我走近一些才发现，其中一只山羊的边上站了一个人。我一出现他就掏出了手机，随后在我之前回到了大厅。

我的房间在二楼。上楼的过程中，我转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平头、黑色涤纶宽松裤。他一边盯着我，一边对着手机小声地说着话。

我在房间里等待着。在中国的城市里，每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被外办官员赶走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按规定，外国记者应该在外出之前提出申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遵守这样的规定，而我通常不想让自己的旅途受到他人的打扰。不过，我偶尔也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时的反应一般都比较迅速。先是敲门，紧接着一位绷着脸的官员会礼节性地告诉我，他们乐于让我下次再来，假如我向他的办公室提出申请的话。与此同时，我还应该回到北京。

我的两房套间散发着霉味，不过光线很好，还带了个阳台。电话机的边上，“提供的服务”手册上列出了房间里每一件物品损坏后的赔偿价格。烟灰缸一元[1]。茶杯五元。毛巾十五元。毁坏地毯每平方米五十元。要是打坏了镜子，我得赔偿一百元。房间里最贵的东西是马桶，价值五百元。

我一直等着敲门声响起，半个小时后，我睡着了。因为笔记本而发生的遭遇令我精疲力尽，我竟然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之后，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随后才记起我究竟在哪里：三十元的枕头，四十元的床单。不知为什么，没有标明床的价格。我走下楼去，平头男子还在大厅里，摇着一把扇子给自己扇凉。看见我之后，他一下子惊呆了，竟忘记了摇扇子。

我在北戴河没怎么听见人们谈论接班的事情。有好几次，我跟一个读书人聊天，他提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专家们大多认为，如果江泽民退休，胡锦涛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选。但在北戴河很少听人谈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题并不会令他们感到紧张或者戒备；大家只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且也不希望领导人的更替改变自己的生活。每次说起这事的时候，大家总是话里有话，似乎这样的方式会让这个话题更有关联。谢尔盖将国家权力的交接比喻成家事。“比如，父亲老了之后，会让老大来负责，”他说道。“小儿子们要反对就不应该了。除非他犯了大错，否则他会继续负责。”谢尔盖当过小干部——他在西部乌鲁木齐的党委里干过三年——因此他才说中国应该从苏联改革重建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戈尔巴乔夫太急躁，”他说道。“他们应该先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慢慢来。”

跟谢尔盖不同，疗养院里最坦诚的病人要数姚拥军和邹云军。他们来自东北的油城大庆，都是髋部患病。1960年代，大庆成了中国工业的典型，但它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子却很崎岖。最近，国有石油公司的工人大量下岗，有的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姚拥军和邹云军说，他们所在的单位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这算不错的了。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姚拥军有点胖，三十二岁，一说话就笑；他为期两个月的治疗即将结束，治疗措施包括传统中医、打针、超声。他告诉我，髋部坏疽由三种原因引起：内分泌失调、过量饮酒和损伤。他觉得自己的髋部问题是由头两个原因引起的。

邹云军说，三个病因他都占。他三十九岁，原来在油田从事体力劳动。邹云军蓄着平头，发际线下有一道疤痕，直通额头，止于眉梢之间，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据他自己说，他的名字，也就是“云”和“军”合起来是“天军”的意思。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自己的从军经历——他也是个老兵，曾在鸭绿江一带参加过战斗。邹云军的身体很结实，常常光着上身在疗养院里溜达。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项链。他还戴了一块仿冒的劳力士手表。他不时地跟护士们打情骂俏，而她们似乎也乐于接受。

一天下午，我跟邹云军正坐在树荫下，一位护士告诉他第二天八点钟要去做治疗。

“太早了，”邹云军笑着说道。“再说，我喜欢八点钟的时候上厕所。”

护士用手掩着嘴笑了笑。“好吧，”她说道。“九点钟。”

“十点，”邹云军说。

护士笑不可支地转身走了。那天晚些时候，我跟邹云军聊起政治，他说他最崇敬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

“可他是个蒙古人，”我说道。

“蒙古族是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邹云军说道。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崇拜成吉思汗，是因为他把中国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莫斯科。我知道，很少有蒙古人会觉得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汉人，但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十分普遍。我问邹云军，他怎么看待江泽民。

“不错，”他耸了耸肩说道。“但他没法跟历史上这些著名的领导人相比。”

邹云军和其他病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那几个便衣警察。VIP楼的大厅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晃悠，只要我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总会有人跟我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以便能够随时紧盯着我。出了大门，守着的人多达四个。只要我一离开楼房，他们就会启动自己的手机。我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一般来说，如果当局想让某个人离开，他们会直言相告。但守在这里的几个人似乎乐意让我自由溜达，只要我停留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就行。一天早晨，我终于朝着守在门口的两个警察走了过去。

他们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是我第一天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衫。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他的皮肤很不好。我问他来自什么地方。

“长春，”“花花公子”随口说了一个东北城市的名字。他说自己来北戴河是为了治病，我问他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他脱口而出。“就是休息休息。我来休假。”

“我记得你刚才说是来治病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来休假的。”他笨嘴笨舌地评论着北戴河宜人的天气和舒适的海滩，接着就说自己要走了。他们俩——“花花公子”和小平头——于是走开了；他们偷偷地打量着身后。那是我跟中国人少有的一次谈话，期间一个问题也没有人向我提出。

在北戴河，人们总想看到对政治毫不敏感的人。每年夏天，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到小镇，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决定就在这里拍板定案。北戴河是林彪演出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幕的舞台，其时最高领导人正面临着政变的危险。可这一切跟大街上的人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林彪的房子被围了起来，除了那个温水游泳池，他的小楼提不起人们聊天的欲望。同样，人们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或者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没有表现出半点好奇心。

不过，普通的中国公民对这些人知之甚少，这也是实情。胡锦涛属于后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种传统，即将升任的领导人应该保持低调。胡锦涛五十九岁，一辈子大多在内陆地区从政。他从未接受过采访。他最重要的政治经历发生在西藏，1988年他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是这里的最高级官员。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该地区一直存在民族不稳定，上一届领导班子刚刚卸任。胡锦涛的第一波重大行动是在西藏地区继达赖喇嘛之后最重要的僧人班禅喇嘛的葬礼上致悼词。有的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派人杀害了班禅喇嘛，导致关系极度紧张，仅用几句悼词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胡锦涛引述邓小平的话，高度赞扬班禅喇嘛是忠诚的爱国者。一个月之内， 在数十名西藏人与警察的冲突中死去之后，西藏施行戒严令，并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这期间，胡锦涛既没表现出特别的铁腕，也没表现出特别的技巧。他只不过执行北京的命令，平息了骚乱。

同胡锦涛一样，江泽民也因为渡过难关而声名鹊起。1989年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在动乱中，他成功地让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江泽民缺乏超凡的魅力，一直未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人，他既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穷苦农民出生。江泽民戴一副老式的厚重眼镜，有时会引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几位颇受尊敬的前任曾经的话语。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贡献，是那长达两万字的有关发展的讲话内容，人称“三个代表”。数百万中国人要在学校和单位学习这份文件，但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它的具体内容。[这一段讲话稿大多是同义重复]讲稿内容大多是这样的：“所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其本质如何，始终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至于事物在将来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来自未来的实践。”在描述某种否定的时候，其中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如多党制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所带来的影响。”

同理，只有在确定他们不是谁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江泽民和胡锦涛做出定义。他们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摆脱个人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上的平淡无奇也许正是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戴河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官方便宣布江泽民将卸掉三个领导职务。胡锦涛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废止了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的习惯。海滩峰会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领导者个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临着解职和政变的危险。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有序，治理方式早已演化成了别的东西：一党执政，经济高度自由。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想一想政治之外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解脱。

姚拥军结束髋部治疗那一天，他打电话邀请我出去喝点酒庆祝一下。我拿不准要不要去——石油工人好像都是些朴实的人，我担心自己跟警察惹下的麻烦会多多少少连累他们。我在疗养院跟病人们的交往都局限于公开场所。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姚拥军，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

不过，就在我穿过疗养院去跟他会面的时候，“花花公子”出现了，而且挨着几个病人坐了下来。小平头也从另外一边走出来，站在边上。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病人们照常闲聊着。最近几天，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奇怪的个人世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方面，可周围的生活依旧如昨。

姚拥军跛着脚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跟我握了握手。从轿车上下来两个人，催我们动作快一点，因为其他人都在等我们。我很勉强地坐上了轿车。就在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小平头把电话凑到了耳朵上。我想着，这趟差事也不算太难：盯着一个外国人和三个拄拐杖的人。

我们在一家餐馆的二楼要了一个雅间。我们一共四个人，靠在墙壁上的拐杖一字排开。天气很炎热，几个人先后脱了衣服，准备好好地喝一杯。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冒着热气的啤酒，还有几碗冰块。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各种收获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我逐渐喜欢上了把冰块放进玻璃杯时，啤酒嘶嘶作响的样子。有一位点了一瓶帝王酒，这种葡萄酒的产地就在附近。他把冰块放进去的时候，帝王酒没有嘶嘶作响。

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人抽的是大重九香烟。“那是蒋介石最喜欢的牌子，”姚拥军说。

“你知道毛泽东喜欢抽什么牌子吗？”姚拥军问我。

我猜他抽的牌子是根据中央政府在北京的所在地来命名的。“中南海吗？”

“中华，”姚拥军替我做了更正。

“邓小平抽的是熊猫，”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我问大家，江泽民喜欢抽什么。

“他不抽烟。领导们如今关注身体健康了。”

邹云军换了个话题。“中国女人跟外国女人有什么不一样？”他问道。

过了一会，我来到楼下，看看“花花公子”和小平头是否还在上岗，两个人我一个也没有看见。上楼之后，姚拥军问我是否喜欢北戴河。我们已经不慌不忙地喝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挨个敬酒，他早已满脸通红。我认真地想着该怎么回答。

“实话实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我回答道。“平时都不这样，但这次跟踪我的警察太多了。实际上，在我们出门来这里的时候，门口就有两个便衣警察。”

“我知道，”姚拥军说道。

“你认识他们？”

他点了点头。他的眼神非常平静，我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

“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是什么麻烦，”他说道。“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他向自己的家乡——位于通往西伯利亚的半路上——敬了一杯酒。房间里鸦雀无声：没有低语，没有蝉鸣。唯一的声音是我们为大庆油田举起酒杯时冰块碰撞的叮当声。

[1] 原文以美元为单位，此处以当时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八元人民币计算。——译者

◆◆◆◆ ◆◆◆◆

艾米莉没有确切地告诉我，她为什么从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要离开家乡。“我的内心有一种东西，”她说道。“母亲说我就是不满足于过好日子。她说我注定要吃苦。”不管怎么说，她不满足于在当地做老师的日子。“教书这个工作对女人来说相当不错，找丈夫也很容易，因为很多男人都喜欢找老师当老婆，”她说道。“那本来应该是非常舒适的生活，可太舒服了，我会觉得跟死了似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有意要离开了。那是1996年，我在四川省位于长江边上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英语。学生们经过学习之后会成为中学英语老师。有一天我要他们回答这样一个假定的问题：你是愿意像正常人那样有起有落地长命百岁，还是愿意极度欢乐地只活上二十年？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了第一种答案。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的乡下农家，好几个学生甚至提出，自己的家庭非常贫困，二十年后他们不能一死了之。然而，艾米莉选择了后者。十九岁的她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她这样写道：

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感受到快乐了。我有时候将自己的灰心丧气怪罪于环境，我们学校的气氛尤其压抑。但是我发现，当我一个人在不停抱怨的时候，其他同学却活得十分开心，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我自己。

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说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样。她跟班上的同学们对着干，她对党的路线绕道而行，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写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数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一座煤矿；她写到了自己的姐姐，她早就千里迢迢去深圳找工作。我让学生们给美国的各种机构写一封商业信函，艾米莉选择了位于纳什维尔的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她说她很想听一听真正的乡村音乐。还有一次，她问我有没有黑人朋友，因为除了在电视上，她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黑人。我在文学课上要求学生们排演《仲夏夜之梦》，她扮演的是泰坦尼亚。她演得很出色，尽管她扮演每个角色的时候都喜欢笑，仿佛在远远地观看自己的表演。她有一张圆脸，高颧骨，厚嘴唇。她的眼睛很细很眯，很像中国古画中的女子。艾米莉曾经对我说，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很漂亮，但现在大家都钟爱大眼睛，因为那看上去更像西方人。她从不化妆。她的衣着很简朴，跟其他许多中国女性不一样，她从不染头发。为了表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崇敬，她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英文名字。

毕业后，我的学生大都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上了老师。可艾米莉跟着男朋友去了云南的省会昆明找工作。他是个方脸的年轻人，头发浓密，眼珠黝黑，脾气暴躁，想着继续前往上海。“我当时没打算跟他分手，”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但我心里清楚，自己一点也不想去上海。”于是1997年11月，她去了深圳。几个月后，他们彻底分了手。来到深圳之后，她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一家服饰出口加工厂找到了文秘工作。她的起薪是每个月八百七十元。她原来的同学大都留在四川当老师，工资普遍为三百多元。

通常，我教过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信或是打电话，报告他们各自独立过程中的每一座里程碑。报告通常跟钱和财产有关——涨工资啦，买新房啦。有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先跟我聊了几分钟有关手机的事情，随后才漫不经心地说自己订婚了。进入工厂五个月之后，艾米莉打电话向我报告，她的工资刚刚涨到了九百九十元。

我说她现在挣的钱都跟我一样多了，她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她的笑声有点怪怪的，于是我问她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缓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子，有点喜欢我。”

“你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因为我长得胖，”她很忐忑地笑出了声。我知道她最近体重增加了一点点，在一定程度上这让她更耐看了。

“他是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很轻。

“他结婚了吗？”

“离了。他在台湾的孩子都还小。不过他主要在香港上班。”

“他多久来一次深圳？”

“两个月。”

“很棘手吗？”

“他总是找借口跟我在一起，”她说道。“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香港找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你是知道的。”

“这样很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说道。“如果要换工作，你不应该找他帮忙。那样做只会给将来留下更大的麻烦。你应该避开他。”

“我会的，”她回答道。“只要他在这里，我就让同事跟我形影不离。”

“对，如果麻烦太大，你应该辞掉那份工作。”

“我知道，”她说道。“反正现在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该离开的时候我自然会离开。”

当时，深圳四周围绕着一道一百多公里长的链环铁丝网。这道围墙高达三米，有些网段装有铁丝倒钩。如果从北边进入城市，需要经过这道围墙上的一个检查点，随后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几座低矮的绿色山丘。越进入市区，新建的楼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会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明这里至少是精神层面的市中心。广告牌上是邓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的巨幅画像，以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当地人和外来者经常在这里拍照。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成千上万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巨幅画像前，敬献鲜花和挽句。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历史，但深圳的起源是一个神话——奇迹般的诞生，神一样的贵人相助。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登上权力宝座，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创举几乎结束了三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邓小平避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尝试激进的改革，因为在这些地方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将具有政治风险。于是，他和他的顾问团队在欠发达地区搞起了试验，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作“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政府鼓励外国公司来这样的特区开设工厂。1980年，他们把这一项荣誉赋予了深圳这座昏睡于南国边陲、经济严重依赖渔业和农业的小城市。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对外开放窗口”的代名词之一。很快，国际大公司纷纷进入这座城市开办工厂，其中就有IBM、康柏、百事可乐和杜邦。

1990年，政府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主板市场。（同年的晚些时候，上海开设了第二家。）二十多年来，深圳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三十，其居民享受的是全中国最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这座城市出奇的绿——城区里的公园星罗棋布，街道的两旁栽种着大榕树、棕榈和生机盎然的绿化带。城里很少看见自行车，人们大多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交通很顺畅。深南路横穿城市的中心区，九车道宽的街道两旁依次并排着深圳颇有名气的建筑物：证券市场是亮闪闪的绿色玻璃幕墙，带有瘦削双塔的地王大厦高达六十九层，毗连的公寓楼正立面上所开的七层楼高的大孔已经成为深圳市最富创意的建筑物。

在崛起的过程中，深圳所承受的社会试验远比经济探险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城市人口由1980年的三十万增至2001年的四百万。至此，深圳市民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在一个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让各大城市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这个数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因为众多工厂依靠的是缺乏技术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新来者大多是女性。尽管找不到可靠的官方数据，但当地人说深圳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这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种基本趋势。人们有时候把这座城市称为“女人的天堂”，因为它为年轻的女性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不过，这个称谓很难描述这座新兴城市的阴暗面。同样为人所知的，是这里的工厂管理混乱，工人们时常因为工伤事故而造成肢体伤残。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刺激了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但哪里都没有深圳的市中心那样突出，只要在夜晚出行，总会碰到人称“街头天使”的年轻妓女们的搭讪。

只要政局面临不确定性，深圳就如同一座围城。当地的人都知道自己享受了政府不一般的恩惠，因此总担心深圳的特殊地位会被一笔勾销。1997年人们面对邓小平巨幅画像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在1980年代中期，当经济特区爆出一连串走私丑闻时，一些保守的官员立刻把矛头对准了深圳。他们抱怨，对外商投资放松限制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和新殖民主义的形成。

这样的担忧终于让政府在城市周围竖起了围墙。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修筑长城是为了牵制外来者一样，深圳的围墙也是为了对市场经济改革有所管控。中国公民进入市区必须经由检查站，并出示身份证和在各自省市办理的边境通行证。但1984年完工的这一道围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区内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纷纷迁至围墙的另一侧，以享受廉价的租金和宽松的管理。后来，深圳被分成了两个天地，当地人称之为“关内”和“关外”。围墙外面的卫星城镇迅速崛起，但大都杂乱无序。在这一片廉价的厂房和宿舍区，薪水偏低，工人们主要靠大量的加班来获取收入。每周工作六天是常态，而深圳市内严格执行五天工作制。在围墙的另一面，工伤事故更多，宿舍火灾事故更多。

正是在这里，艾米莉第一次进入工厂找到了工作。在龙华这座卫星城镇，她当上了秘书，工作任务是整理财产清单、跟踪订单，同时做一点英文翻译。她所在的工厂出口服装饰品——一片片的白镴和黄铜合着廉价的塑料珠子被涂画、喷绘或镶嵌在拉链袋上，然后再送往香港、东南亚、旧金山和芝加哥。

她的故事从南方一点点地飘来。每两到三个星期，艾米莉会给我打一次电话或写一封信，在我的头脑里一点点地勾勒出这座城市。有些故事戛然而止，比如曾经追求过她的香港商人。有些故事延续得久一点，比如她自己的姐姐，先做旅游销售，最近被一家从事传销的公司录取了。她带艾米莉去过招聘会。“很多销售人员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学会了如何说话，”艾米莉回忆道。“我并不认为这是挣钱的好门道，但我觉得这是提升自己、增加信心的好法子。”她的姐姐早就知道那是一场骗局——政府当时正在对肆虐于华南的传销活动施以重拳打击——她说自己去参加招聘会只是出于好奇心。随后，她在一家叫做“孤独之心热线”的单位找到了工作，与那些自感失落的深圳人进行电话交流。“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当我问起怎么会有这样的热线电话时，艾米莉如是说道。“人们太忙于挣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所以，才有了一个名叫朱云峰的年轻人让她大吃一惊。他之前接受过铸模的训练，但进入饰品厂的时候是一位采购代理，因为他想做点非体力的活儿。在之前的岗位上，朱云峰算错了一块金属件的重量，就在他和另外两名工人试图上举的时候，那块金属件滑落了。朱云峰松了手。另外两名工人没有松手，结果断了几根手指。厂里答应赔偿工人损失，朱云峰并没有责任，这在围墙另一边的工厂里是常见事故。然而，他还是决定辞职。看着受伤的工人们成天在厂区晃悠让他感到十分难受。

1998年3月朱云峰来到厂里，艾米莉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他中等身材，头发浓密，因为干过铸模，所以膀大腰圆。他不算英俊。他喜欢独处，同在厂里工作的其他女子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魅力。可过了些日子，艾米莉发现自己越来越注意他。她喜欢他走路的样子——步态中透着一股自信。

两个月之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玩偶和一只绵羊小雕像。她没有问是谁放进去的。

9月的一天，朱云峰和艾米莉跟着几个同事外出，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之后，只剩下他们两个。艾米莉不知道是怎么跟大伙儿走散的。突然，她感到很害怕——事情来得太快了。她才二十二岁。他二十六。

“我不想跟你走了，”她说道。

“那你想跟谁走？”朱云峰问道。

“跟谁走我都不想！”

他们转身回到了工厂。几个月之后他才告诉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已经有成功的机会了。他看得出来，她没有下定决心拒绝他。

饰品厂有五十个员工。跟关外经营厂子的很多人一样，老板也是台湾人。他公开对工人们说，他讨厌大陆，之所以来这边办厂，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工人们很不喜欢自己的台湾老板。有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仅有一元钱，那意味着为了挣到一份像样的薪水，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劳动。只要说起老板，他们就会跟深圳人一样用到这几个词：吝啬、好色。不过，饰品厂这位老板没有其他人那么坏，厂里的条件也远超过关外的大多数工厂。工人们星期天放假，每天下班后可以离厂外出，不过务必要在夜里十一点或者午夜回到宿舍，一切全看老板的兴致。

艾米莉的宿舍位于一栋六层楼房的顶部第二层。六个工人住一间房。这是一家“三合一”工厂——生产、仓库和生活全都在一栋楼里面。这种布局在中国是违法的，工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一如他们知道堆放在底楼的一些原材料是易燃物。他们还知道，楼房的电线线路有问题。一位电工曾经来维修过，他事不关己地告诉艾米莉，这栋大楼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片火海。从此以后，她给自己画了一张逃生路线图。如果夜里发生火灾，她会爬到六楼的阳台，然后跳到隔壁一栋的楼顶。她的逃生计划仅止于此——既没有兴趣向政府投诉违法建筑，也懒得告诉其他工人。大家都远离家乡，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关外的工厂比比皆是。

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云峰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了艾米莉的手。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朱云峰紧紧地拉着。他们走到了街上。

“我太紧张了，”一走到马路对面，艾米莉就说道。

“怎么啦？”朱云峰问道。“你以前没这样过？”

“有过，”她回答道。“但我还是怕得很。”

“以后都会这样的，”朱云峰说道。“你要适应。”

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艾米莉跟我一讲起这事儿就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有一个动作——用手掩着嘴巴，同时闭上眼睛。很多中国女性都喜欢这样笑，不过不知为什么，艾米莉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更自然一些。

她跟我对她学生时代的记忆几无二致。我到的那天早上，她穿了一身朴素的蓝衣服，我们俩在深圳市中心沿街溜达。我们参观了证交所和最高的大楼地王大厦，我在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替艾米莉照了一张相。天黑了，我们坐上了北上的公交车：经过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和住宅小区之后，每远离市中心一步，两旁的楼房便破落一分。驶过几座山丘，我们接近边界到了检查站，随后来到了长长的链环状铁丝网围墙。检查站有一块告示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俱乐部：中国第一家72孔高尔夫球俱乐部。”

过了围墙便是一连串十分粗糙的、未完工的水泥建筑。巨大的桩孔旁码放着一堆堆泥土，推土机和重载卡车停放在临时搭建供建筑工人居住的棚屋边上。我们继续往北，厂房小镇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宿舍四周围着围墙，高大的烟囱喷吐着黑烟。大门上悬挂的标识说明了里面生产的产品：鞋子、家具、玩具、计算机零部件。走了三十多公里后，我们进入了龙华，一帮台湾老板在这里开设了五六家饰品厂。厂房小堆小堆地挤在一起，仿佛是城市的扩展把它们挤压得紧挨在了一起。艾米莉的工厂跟隔壁的工厂之间只有几米的距离——所以她才估算着遇到火灾时可以跳到对面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主路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饭。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爱中国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隐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卫星城镇更是如此，白天人们大多要在流水线上劳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无一人——仿佛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市。但当工人们在傍晚时分涌出厂门之后，情况立马有了改变。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但大多数设法另换了衣服。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露天大排档和台球室，往往是同性结伴而行：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

艾米莉把工资的一部分寄给父母，以帮助弟弟支付学费，这份责任让她多了一种成熟感。二十三岁的她已经是工厂办公室年龄最大的员工，办公室的员工全是女性。吃饭的时候，她讲了几位台湾老板的事情逗我发笑。他们让她摸不着头脑——她不敢相信他们的生活（无论经济抑或道德）竟如此随意，可她却把他们看成了中国大陆以外的生活象征。她讲了老板一个同事的故事，这是一位美籍华人，正好从旧金山来这里出差，刚一到达就在艾米莉的办公室给自己的老婆电传了一封情书，随即就出去找了一位小姐。艾米莉的老板经常跟厂里的女工们打情骂俏；附近一家工厂的台湾老板不堪四川情妇的干扰，竟然关门大吉。在艾米莉看来，他们都一样。“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输家，”她一边取笑，一边解释说自己的老板几年前也在台湾办砸过一家公司。我问她，深圳的政治限制是不是比涪陵少得多，她说的确如此，但又说劳资关系一样限制人。“这里不是政府，而是老板说了算，”她说道。“也许都是一回事儿。”

她提到邻近的镇上一家臭名昭著的台资钱包工厂。这家厂一连六天大门紧闭——只在星期天才开放，其余时间工人根本不能离开厂区半步。

“那可不合法，”我说道。

“很多工厂都这样，”她耸了耸肩说道。“他们都跟政府有关系。”

她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就在这家钱包厂上班，台湾老板常常命令大家加班到深更半夜，工人累了就招来一顿呵斥。一个工人因为告状被开除了。他前去讨要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却被老板叫人把他揍了一顿。艾米莉觉得应该有所行动，于是给老板写了一封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我还画了一个——”她说的是英语，一时想不起来对应的词。她把碗碟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起来——寥寥几笔画出了一个头部，以及窄窄的躯干。

“骷髅？”我问道。

“是的，”她回答道。“就是骷髅。但我没写名字。我写的是‘一个不高兴的工人’。”

我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反应——我在涪陵教的课程里可没有涵盖死亡威胁信。我过了一会儿才问道：“管用吗？”

“我想管用，”她说道。“厂里的工人说，老板特别担心。之后，他收敛了一些。”

“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

“没有用的，”她说道。“他们都有关系。在深圳，什么都得靠自己。”

我们吃完了饭，艾米莉看了看我问道：“想不想看点有趣的事情？”

她带着我来到镇中心的一条小街。黑黢黢的道路下面有一条小水沟。几十个人倚着栏杆正在抽烟。街上没有路灯，清一色的男人。我问她究竟有什么可看的。

“他们都是来招妓的，”艾米莉说道。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出现了——步子缓慢，左顾右盼，一个男人走上去搭讪。他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男的走到了暗处，女的继续往前。艾米莉问：“想不想看看我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会怎么样？”

“不用，”我说道。“我们走吧。”

那天晚上我住在朱云峰的单人公寓。他最近离开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另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他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他所在的小区贴满了黑体字的性病诊所广告，顺着楼梯间经过了几家这样的诊所之后，我们上四楼来到朱云峰的住处。整栋楼只完成了一半——墙壁还没有粉刷，灰泥斑斑驳驳，连水管都没有装好。他们没有热水可用，估计永远也用不上了。关外的发展都是这样——还未建好便废弃不用。要做的工作太多，要建的工厂和公寓太多，刚打好地基，承建商就拔营而去。在我看来，这地方如果有什么成品的话，多半都立即用来出口了。

朱云峰的公寓里有两张简单的木床，上面铺着藤条席。墙上空无一物，除了一个热水瓶和几本书，他没有任何家当。他目前的工作是给家具配件做模。

我知道朱云峰身上有让艾米莉感到放心的东西。有一次，她对我坦言，他长得不帅，这是真话——他的脸上长满了粉刺。但正是这样的平实吸引了她。她有一套理论，英俊的男人不靠谱。

接下来的一年，艾米莉的来信和电话不再那么兴高采烈。她时常抱怨头疼、工作太枯燥、老板叫人无法忍受。她的姐姐在跟一个福建人结婚后就搬走了。艾米莉的同事来了又去，她仍旧是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员工。现在，她承担起了保护任务，保护新来的女雇员免遭老板的染指。圣诞节的时候，她给我寄来了厂里生产的样品：用红色和紫色塑料珠子串成的手镯。她说，我可以寄给我远在美国的姐妹们。

我把关于她和她的同学们的一篇故事寄给了她，她是这样反应的：“我不敢确定自己真有你眼中那么令人称许。我的确喜欢独处。原因之一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与人相处，我没法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尽管我真的很想。”还有一次，她写到了自己的工作：“我时常头疼。经常出错……你知道什么工作既有趣又能造福社会吗？”

我鼓励她找点需要用到英语的事情做一做，但我也知道自己的建议帮不上多大的忙。她的不开心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在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身上（大多为女生），我曾经瞥见过这样的特征。英语系最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一直远离自己的同学。下了课，她总是找外籍教师操练她本已相当优秀的英语口语。暑假期间，她回到家乡，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她的死，我一直没听到任何说法，班上谁都不跟她亲近。在中国，自杀的女性多于男性，女性的自杀率接近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位居全世界之首。自杀的女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她们处于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有望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深圳这样的地方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其中的转变过程也充满了痛苦。

深圳的经济首创之一是建立了“人才市场”，以取代计划经济下政府安排工作的做法。尽管这些市场鼓励独立，但它们在评价女人的长相时仍旧采用了传统的观念。艾米莉抱怨过，潜在的雇主总觉得她的身材过于矮小。她的身高是一米五三，而人才市场普遍要求女性在一米六以上，尤其是如果想受聘为接待、文秘或高档餐馆的服务员。艾米莉还说，她的小眼睛和厚嘴唇让她找工作有困难，因为这些工作都要求女性求职者“五官端正”。在服饰厂工作一个月之后，她在给我写来的第一封信里对同事们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李佳最漂亮、最能干、个子最矮，也最受大家的喜欢。华慧是个古典美人，男人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但我对她不太了解，因为她有时说话很伤人。还有一个秘书叫丽丽，她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不怎么受欢迎。邢皓最胖，最关心减肥。

尽管深圳的人才市场对于容貌的传统观念让女人们感觉不舒服，但也给她们提供了内地城市无法提供的自由度。在深圳，年轻人婚前同居并不鲜见。对离婚的接受度更高，许多女人并不急于结婚。我在城市里闲逛的时候，捡到了两本名为《特区之窗》的女性杂志，内文的标题有“一夜情”“我不是处女”“一个老头设下的陷阱”和“为什么要流产”。

艾米莉只要一说起个人的种种难事儿，就会提到“夜空不寂寞”这档广播谈话节目，和那位已成为深圳年轻女孩们偶像的主持人胡晓梅。1992年，二十岁的胡晓梅离开偏远内地的煤炭小镇来到深圳，在一家矿泉水厂干起了工资五百多元的工作。一天晚上，她给谈话节目打去电话。不同于其他的来电者，她没有寻求建议——她只想告诉听众，自己久已渴望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电台主持人。胡晓梅是个健谈的人，她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把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留给了听众。

“接下来那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一百多个电话，”我在一次深圳之旅时拜访了她，她对我这样说道。“但矿泉水厂把我解雇了，因为我把他们的电话用于私事，所以我就没有了工作。我收拾好所有信件，捆扎在一起，带着它们来到了电台。”

胡晓梅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碧牌薄荷香烟。我们坐在深圳市中心一家餐馆的包间里。她漂亮，娇小，身材修长，一头长发，属于中国吸烟者里那种边吃边能抽烟的类型。她吐出一股薄荷烟雾，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太年轻——我只有二十岁，又没有经验。但其中一个负责人决定给我个机会。我告诉他，我只有二十岁，懂的不多，但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

十年之后，一百多万人每天晚上都要调到胡晓梅的节目，他们大多是在关外打工的年轻女孩。即便深圳电台跟其他媒体一样由官方主办，但胡晓梅经常给出大胆的建议，令观念传统的官员们大伤脑筋——例如，规劝年轻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写了一本书，正在写第二本。她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给人一种老练的架势。当我问她崇拜哪一位作家时，她提到了雷蒙·卡佛的作品。（“从微小的细节中能品味出很多东西。”）跟我在深圳见到的很多女性一样，她也很世故，白手起家，充满自信。她曾经终止了一段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感情，原因之一正如她所说的：“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艾米莉厂里的所有女人都虔诚地收听胡晓梅的节目，第二天她们会讨论前一晚打进电话的那些人：有了婚外情的妻子们、想找到出路的情人们、拿不定主意是否搬去跟男友同住的女人们。胡晓梅的解答充满个性，这给艾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做空泛的评论，”艾米莉告诉我。“她审视每一个致电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加以判断。”

不过，即便有了胡晓梅的帮助，艾米莉仍旧无法适应深圳的自由。她说，她觉得年轻人婚前同居的行为可以接受，但不应该告诉任何人。胡晓梅有一次给致电者说过同样的话，艾米莉赞同这样的决定应该绝对保密。“这会影响人们对你的看法，尤其如果后来中断了关系，”她说道。“最好什么也别说。”一天，她说性在深圳比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开放，我问她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她想了想，回答道：“比过去好多了。但不应该越过一定的界线。”

“什么样的界线？”

“跟传统道德有关。”

我问她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用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了想。“传统道德，”她重复了一遍。但她没有给出解释。

一天，我把深圳非常流行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送给了艾米莉。出版于1998年的这本书以一位外地来深圳的移民作为女主角，讲述了她从最初的文秘到给香港富商做情人并过上奢华生活的命运沉浮。作者缪永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女子，出生在偏远的甘肃省，从当地一所师专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她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因为第一部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火热畅销，她很快就富了起来。图书因为描写毒品、赌博、滥交而被政府列为禁书。跟中国的其他禁书一样，该书被禁反而促进了销售——尽管都是盗版。深圳市中心到处都有小贩兜售盗版书。在证券市场门前，我看见一个人正在兜售《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同出售的还有《我的奋斗》的中文版。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整个社会，”当我问起书名的时候，缪永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她承认，物质主义是这本小说的主要驱动力。“一切都跟金钱有关；对每个人而言，这都是首当其冲的东西。在深圳，处处都存在交易——金钱和爱情的交易、金钱和性的交易、金钱和感情的交易。”

我与缪永见面的地点在深圳一个豪华的高层小区，也就是她公寓附近的一家时尚西式咖啡厅。吃饭的过程中，她一个劲地抽着卡碧薄荷香烟，同时说自己的写作受到过亨利·米勒的影响。（“他的书也被禁过。”）尽管被列为禁书，尽管盗版很猖獗，但缪永还是通过写作致富了，因为她把小说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为了通过审查，她剔除了书里面最敏感的部分，还外带取了一个更令人愉悦的剧名。至于今后的打算，她不会再那么直言不讳地突出深圳是故事的发生地。她觉得，政府之所以取缔她的书，是因为它给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抹了黑。

缪永在作者简介里给出的第一项细节是她的血型。跟其他赶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她认为血型决定性格。她二十九岁，最近刚买了一部车。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叫做《这里没有冬天》，没有了政治性错误。缪永是O型血。她告诉我，深圳最令她感兴趣的是个人主义。“在过去，中国很讲集体，”她说道。“全都是集体思维。可是现在在深圳这个地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自我创造是深圳的核心原则，因为自身的改变创造出很多传奇故事：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了电台明星，来自甘肃的小秘书因为写作而一夜致富。随处可见英语类的培训课程，因为大家都想在这个工厂地区出人头地，捷径也有很多。在沃尔玛超市门前，小贩以八九百元的价格兜售假文凭和假成绩单。有些外来者以其他非法的方式快速捞钱。我采访过一位来自四川的妓女，她把这份工作的期限设定为十八个月；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元，她琢磨着不久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这样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做过什么。她刚来深圳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她二十岁，一心想找回逝去的时光。我还采访过一位正在从事“三陪”的年轻女孩，她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吃饭、喝酒、到卡拉OK厅唱歌。人人都知道，这是个灰色的职业，许多三陪小姐心甘情愿地提供额外的服务。我遇到的这位姑娘声称自己陪人睡觉从不收钱，但说到原来在鞋厂的工作时显得恋恋不舍，当时的工资只有八九百元，七八个工人挤住一个房间。“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敞亮得多，”她说道。她现在每天能挣一百元，白天睡大觉；她跟原来的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不用上班的夜晚，她喜欢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去夜总会尽情跳舞。

读了缪永的小说，艾米莉说她跟书中所描述的世界感觉不到一点联系。女主人公没有内心——她所关注的只有金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道。“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控制。”

我问她，这些新的道德观念来自何处。她耸了耸肩：“大多数人认为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东西来自西方社会。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你觉得这本书是在说什么？”

“它在说深圳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她回答道。“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焦虑——无法找到平静。”

经过一年的相处，艾米莉和朱云峰住在了一起。他们在深圳关外五十公里的工业小镇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为这里靠近朱云峰工作的家用产品厂。这栋房子比其他楼房更接近于完工。水泥浇筑的楼梯间开裂了，不过一切都还完好，厨房的设施也很好。这是艾米莉来到深圳后住的第一套像样的房子。

房间里还住了一对四川男女。两对男女各有一间卧室，客厅共用，里面有一台彩电、一部影碟播放机、一张矮桌子、一张沙发床。四个人相安无事。其中一间卧室挂了一张覆膜的画报，上面是一对正在互相爱抚的裸体的外国男女。这样的画报在中国比比皆是；大家觉得那才叫浪漫，之所以不犯法是因为人家画的不是中国人。

如果换成涪陵，艾米莉绝对不会与哪个男人未婚同居，所以她也没有跟父母说起租房的事情。不过有一天在打电话的时候，她母亲问她是否跟朱云峰住在一起。“我什么也没有说，”艾米莉告诉我。“我一不说话她就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之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

艾米莉每个工作日还得在饰品厂的宿舍睡觉，只是在周末才回到新租的公寓房。朱云峰已经升任主管，每月的工资超过了一千元，拿到的奖金也很不错。艾米莉的薪水升到了七百元，却越来越讨厌现在的工作。她不喜欢老板总是安排她加班，不喜欢每天晚上只能住工厂的宿舍。

工作日的一天晚上，艾米莉破例跟朱云峰住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头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艾米莉跟我说。“他那个人就是这样——从不直截了当。他没问我有没有回宿舍——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今天早晨才回来。’我既没有解释，也没找借口。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觉得他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好笑。他盯着我看了一阵，就让我走了。”

几个星期之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女工也开始破例。

之后不久，老板将生产线上的一位漂亮女孩调去做了他的私人秘书。这个女孩来自河南，刚满十八岁。艾米莉抽时间给这个女孩讲了老板的很多事情。一天老板碰到艾米莉，他问，人们都在背后说了他什么，最后点到了正题。

“你跟其他工人说我好色？”他问道。

艾米莉回答道：“是的。”

他一笑置之，但看得出来他再也不想留用她。艾米莉开始抽空四处找工作。几个星期后，她找到了一份幼儿教师的工作。跟饰品厂一样，这所学校也在深圳的关外，不过这一次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薪水跟艾米莉一直做工的那家厂大体相当。她就要教英语了。

当她向老板提出辞职的时候，他想借机训斥她一番。

“你变了，”他说道。“你一直很听话。你交了男朋友之后，一切都变了。”

“我没变，”艾米莉回答道。“我只是把你看得更透了。”

在深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陪着艾米莉出门听广播。她觉得我们最好走出公寓，因为朱云峰回家很晚，而且脾气会不好。那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夜晚。一座座亮着灯的工厂宿舍楼顶上，闪烁着满天星斗。

那天早些时候，朱云峰主管的一位工人在做工时受了伤。朱云峰没有跟艾米莉多说，只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为了在新的产品线上赶制一批订单，厂里一直在加班。既要赶时间，又对设备不熟悉，往往会引发事故。新产品是金属热水杯。

我和艾米莉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丘，可以俯瞰整个小镇。这里是关外典型的工业小镇：山丘上开出的一道道豁口尘土蔽日，商店和公寓楼房鳞次栉比，两条主路的两侧是一字排开的厂房和宿舍。有制鞋厂、制衣厂、计算机配件厂——配件厂的顶层在最近的一次火灾中被烧成了光架子。浓烟在厂房的白瓷砖上留下了印迹。艾米莉说没有人受伤，但同一条街道上的另一家工厂在数年前发生大火，烧死了好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是圣诞饰品和剪草设备。

艾米莉就要开始教学工作，不禁有点惶惑不安。她担心在工厂干了这么多年，自己的英语早已忘了个一干二净，她还担心管不住孩子们。不过她很喜欢校园环境，一说到新的工作就会开心一笑。她剪短头发，用塑料发卡夹住了后撇的刘海。她的脖子上戴了一条简朴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的——玉雕龙，她的生肖。

我们坐在山顶听起了“夜空不寂寞”。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收音机的音量调节钮已经损坏，胡晓梅的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沙哑而单薄。十一点过了，远处还能看见一座座厂区宿舍，水平线上是窗户里透出来的一大片灯光。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不住地哭泣，因为她很后悔以那样的方式对待早已分手的男友。胡晓梅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对她有好处，也许她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他很想念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可她现在工作的地方离他很遥远。胡晓梅叫他不要以为每一段感情都是爱情。胡晓梅告诉第三个打进电话的人（她只有二十三岁），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结婚的想法是错误的。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盏盏灯已经熄灭。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受伤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外来者在处理新获得的个人自由方面有什么应对之道，艾米莉说她欣赏的是人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在过去经常做出这样的评判，可她现在又说，有时候孤独也会让她感到恐惧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她说道。“人们分群而居。这样的群体最终演化成了家庭，现在呢，这样的群体却又要解散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他们终究会变成独自一个人。”早在几天前她就说过，深圳的变化来得太快——年轻人学会了独立，由政府统管变成老板说了算。“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她说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罢了。”

我们下到了山坡，我问她想不想离开深圳。她立即摇了摇头。我又问她，她觉得城市里全新的压力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

“结果是人们的能力更强，”她说道。“创造力更强。然后，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样。”

我问道：“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她陷入了沉默。远处的宿舍大多已经熄灭了灯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乐观地认为只要每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体制就将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做出调整。不过，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围墙的城市、大门紧锁的工厂、独自生活的人们、远离家乡——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如何被归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并不重要。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部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饭桌和五把椅子搬到了路边的一块南瓜地，我把一块砖头竖直地立在了水边。在巫山县城的最新地图上，这一片水域被称作滴翠湖。但地图印好的时候，这个湖泊还没有出现，它现在的颜色是黄褐色而不是翠绿色。这个湖泊实际是长江边的一个回水湾，位于三峡大坝的上游，水位在过去一周时间里一点点地升了上来。周吉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背了一个木柜子走上坡来。他个子矮小，笑容灿烂，老婆漂亮，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及至最近，他们还是龙门村的村民。新地图上没有了这个村子。周家的一个朋友又扛了一趟上来，其中有他家的电池闹钟。闹钟跟我的腕表一样，读数接近六点三十五分。水位又上涨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如同追循闹钟的时针：根本无法察觉。看不见水流，也听不见声音——但每过一小时，水位就上升十五厘米。水流的上升仿佛来自深深的江底，向生活在越来越小的堤岸上的每一种生物发出了警告。甲壳虫、蚂蚁、蜈蚣成群结队地从江边四散逃走。江水淹没砖头的时候，一大群昆虫抢在“小岛”被吞没之前急于逃命，在尚未浸水的顶部疯狂爬动。龙门村的村民大多在去年已经搬走，政府把他们安置到了南方的广东省。可有几户周家这样的人家留下来，种了最后一季庄稼。他们知道江水要上涨，但不知道涨得这么快。前天，周家的大女儿周淑荣读完了一年级。昨天，她的母亲欧云珍采摘了最后一茬空心菜。今天，那些地块已经被淹到了江底。剩下的只有南瓜、茄子和红辣椒。

在南瓜地上面十米左右的地方，一位名叫黄宗明的邻居正在制作一艘打渔船。黄宗明告诉我，再过“两三天”江水就会淹到他的渔船。即便到了现在，江水的上涨比原定计划整整提前了两天半，中国的农民们说到时间时仍然习惯性地只说个大概的数字。政府说，江水总共将会上升六十多米。

周家人在高处的半山坡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们之所以今天要转移物品，是因为通往山上的唯一道路被几厘米深的水淹了。傍晚七点零八分，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周淑荣搬出了自己的物品——一把雨伞、一只打了气的内胎、一个装着铅笔盒和作业本的流氓兔背包。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具，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上静静地抄写着课文：

春雨绵绵下，

出门看桃花。

七点二十分，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赶来，逮了几只从上涨的江水里逃出来的黑蝎子。“平时很难抓到，”他告诉我。“这东西有毒，但可以入药。我在湖南看到有人卖过，一百元钱一斤。”

七点五十五分，一辆卡车装来了两位搬运工，砖头已经消失了。还有一小段道路是干的，卡车就停在这里。傍晚八点零七分，江水淹到了汽车的左前轮。“快点啊！”欧云珍喊道。“再不赶快的话，车就开不出去了！”周淑荣和她五岁大的妹妹周雅站在一边，好像感受到了大人们的心神不定：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双臂下垂。八点二十三分，水淹到了左后轮。电视机最后被装上了车，孤零零地摆放在前座上，紧挨着两个小女孩。八点三十四分，驾驶员发动了引擎。水淹到了轮毂罩上沿，卡车呼啸着开走了。车开走之后，欧云珍继续留下来摸黑收完所有的辣椒。

第二天，午后的烈日下，我回到残存的竹棚屋，查看周家人把哪些东西留给了滴翠湖。一只男士左靴、一个摔坏的金属手电筒、半块摔破的乒乓球拍、一只印着“女士短袜”的空盒子、一张数学试卷（小女孩的字迹，顶端用红笔批着分数：62）。

1996年至1998年，我在涪陵的一所学校给大学生教授英语，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长江边上，在巫山上游三百来公里远的地方。每一年冬天，长江的江水也会像其他事物一样随季节而枯竭。雨水稀少，西边的雪水停止了补充，直到长江露出那道被称作“白鹤梁”的砂石梁子。这道石梁狭长，呈白色，跟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仿佛一艘搁浅的狭长平底船。上面覆盖着几千道题刻——数百年来，当地的官员一直用它来记录水位线。我于1998年1月前去参观这道石梁的时候，江水的水位只比最早记录题刻的时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时候低了五十毫米。上面的题刻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地方，长江自身的循环周期远比官家的时刻表更加重要。为纪念北宋神宗元丰九年时的石梁出露，留下了一段完工于公元1086年的题刻。实际上，神宗皇帝已经在头一年驾崩，但他的死讯——以及新帝即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江流域。

我住在涪陵的时候，涪陵还非常偏僻。这座城市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城里只有一部自动扶梯，人们往往凝神静气好半天才敢向它迈出一条腿。唯一的快餐店取了个神奇的名字叫做“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这个地方很贫穷，越往下游的巫山越加贫穷。巫山位于三峡的腹心地带，三峡是一道两百余公里的狭长河道，两岸高山耸峙，悬崖壁立，风景绝美，难以农耕，水流湍急。

我教写作课的教室就能看见这条江。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有一个单元叫做“论说文”，用于佐证的是一篇名为“三峡工程好处多”的文章。文章引述了诸多不利因素——风景消失、百姓安置、文物被淹——但作者接着肯定地指出，这些不利因素很容易因为种种益处——控制洪水、更多发电、改善航运——而相形见绌。考虑到政府严格限制公开批评三峡工程，我们在“论说文”这个单元只能到此为止。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教授学生应该怎样正确地写作美式商业信函。

在三峡上修筑大坝的构想已经提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孙中山在1919年就提了出来，这一构想在他去世之后继续为独裁者和革命者、占领者和开发者常谈常新。蒋介石倡导过这一想法，毛泽东同样如此。1940年代的日本人于占领时期对坝址进行过测量。来自美国开垦局的工程师们帮助过国民党；苏联专家向共产党建议过。但等到建设工程在1994年最终开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已跨过了修筑大坝的年代。出于对环境的担忧，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均拒绝为工程提供贷款。很多批评大坝的人认为，其主要目的——预防周期性肆虐华东地区的洪水——可以通过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众多小型水坝的方式予以实现。工程师们担心，江水裹挟的大量泥沙有可能淤积在大坝后方，从而降低功效。社会成本十分高昂：需要搬迁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水位线以下的众多城镇需要搬到高处重建。建成之后的大坝将是世界之最——高度相当于六十层楼，宽度相当于五个胡佛大坝。官方的报价超过了两百一十亿美元，数额接近全国电力税收的一半。

不过，我在涪陵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切。我在1998年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建设工程唯一可见的迹象是城市低处的建筑物描上了许多高度标记。标记是用耀眼的红色油漆描出来的“177M”——这就是水库未来的高度。这个高度比白鹤梁上公元1086年那一段题刻正好高出了四十米。之后五年间，我时常回到三峡地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红色标记。大多标的是“135”或“175”，因为水库需要按计划分阶段蓄水，2003年为第一阶段，2009年达到更高水位。不过，也能看到其他数字：145、146、172。有些数字的特异性让人摸不着头脑：141.9、143.2、146.7。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白鹤梁——整个峡谷全都打上了标记和题刻，只等着洪水的到来。

靠近江岸的地方，老城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即便中国的其他地区处于建筑的热潮，在江水注定要上涨的地段建设任何新东西都不会有意义。有一阵子，这样的居民区让我们罕有地瞥见了过去的情景：灰砖黑瓦的静物写生图。往上走可见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或是空无一物的山坡，或是间或打着红色标记的庄稼地。再往上走，越过未来的水位线，新城镇正在用水泥和瓷砖大搞建设。这些水平状的地带颇像地质学家眼中的岩层，只不过一个看到的是未来，另一个看到的是过去。你一眼就能看出：黑色线条是滨江居民区、绿色长带是即将被江水淹没的庄稼地，白色长链则展望着未来。

新城镇的修建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一开始大多是男人：建筑工人、推土机操作员、大卡车司机。很快就有了商店，但出售的东西大多不能用于吃喝穿戴。这里的必需品大不一样：工具、门窗、灯具、浴具。有一次，我在丰都新城沿着即将完工的街道走了一遭，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出售房门。灯和插座安好之后很长时间才能正常供电。我到访过的地方还是土路，人们只能掘地为茅坑，可用于装饰现代化卫生间的东西商店里一样也不缺。新城镇出现女人通常是一个好迹象——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毕。只要看见孩子，你就知道新城镇已经具有了活力。

破坏的过程却更加捉摸不透。政府于2002年开始旧城拆迁，大多数居民都得到了补偿，再用这笔补偿款到新城镇购买住房。但预计有几十万农村居民被安置到了全国的其他地方。一般而言，是成批安置的；有时候一个村子被装上一条船，送往下游的其他省份，再由政府提供少量的土地补偿。我认识一个警察，他要护送整个村子的人坐火车去广东省。他陪着村民们坐了两天的火车，把他们送出广州火车站坐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然后转身又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在拆迁的最后一个阶段，商店里出售的东西人们只能用于吃喝及穿戴。老年人随处可见——有的人不愿意离开，有的人没有子女或亲戚帮着搬迁。在周围晃荡的年轻人往往是想在村子里捞取最后的油水。拾荒者从建筑物上撕扯下废旧金属残片，农民们想方设法在即将淹没的土地上侍弄出最后一季庄稼。断垣残壁之间整齐地栽种着一行行蔬菜，宛如一座座战区花园。我抵达大昌村的时候，第一排房子已经被拆倒在地。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他家被拆毁房屋的木制窗框上喝着白酒。时间是上午十点钟，他已经醉意朦胧。“我就像一个挂在钉子上的人，”他说道。

有些散居者的确如此——他们游离于峡谷的发展之外。这些人通常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是农民却又没有多少土地，或者是登记在其他地方的居民，这都意味着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偿。楼房拆除一多半之后，我在2002年拜访了巫山老城，几家发廊涂成蓝色的玻璃窗后面依旧有按摩女在耐心地等待。我突发奇想，九个月之后，这群妇女依旧坐等洪水淹到她们的脖子。在大溪这个新村子，一位老年人当着我的面抽出了一张张单子——一共有两万元整——那是他在一家煤矿的投资坏账。大昌拥有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黄俊带着我到各处看看。在老码头，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他指了指通往河边的石梯上守着的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面部斑驳残缺，几十年间行人已经坐平了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即将沉入江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这两只狮子扔到了河里，”黄俊说道。“当时很乱，没有人知道石雕的下落。几年之后，一个老头梦到狮子出现在河里。他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在河里找了出来。那是1982年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事儿很奇怪，但也很真实。”

2003年6月8日

上午九点四十分，河里几乎空无一人。游船已经取消了几个星期——首先是因为“非典”的爆发，同时因为大坝最近已经蓄满了水。今天，江水继续以每小时十五厘米的速度上升。我和几个朋友坐上一艘舷外马达驱动的小船，朝着原来的下游方向开去。这条江现在已经失去了魂，死寂地置身于巫峡壁立的两岸之间。江水在弯道处才能获得新生，天空开朗，江风卷起一阵阵波浪。

八个月前，我沿着一条条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山间小道走过这条线路。这些小道硬生生地凿进石灰崖壁，高居于江面之上六十多米。我与一个朋友同行，沿路靠帐篷过夜，走到峡谷中段时拐进了神女溪。神女溪发源于南岸的崇山峻岭，因为水浅无法行船。我们沿溪流而上，在卵石上跳跃穿行，我们脚下的峡谷越来越幽深，直至进入深深的大峡谷。悬崖上长满了蕨类植物，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再也没有了红色标记。我们站在一缕阳光下，猜测着上涨的水位将会淹到悬崖的什么位置。

今天早上，我让船夫径直驶向神女溪。小船沿着巫峡向东行驶，我在悬崖上辨识着路径，但它们几乎全被淹到了江底。神女溪的入口宽阔而平静，岸边漂浮着树枝。越往上走，随着水的流动，残枝败叶逐渐稀少，水的颜色产生了变化。先是墨绿，继而蓝绿。长柄蕨类植物直接倒悬进水里——即便激流也无法把它们从悬崖上扯下来。我们转过了一个又一个急弯。这一段峡谷的特征表明，它仍旧由较小的溪流冲刷形成——多急弯的溪水蜿蜒而行——迷人的浪花扑打着飞快行驶的小船。小船不属于这里；溪水也不属于这里：这是一个刚刚形成才一天的峡谷。溪水的颜色变成了蓝色，滩底有声音传了上来。谁也没有看见岩石，我们一下子撞了上去。

传来一阵可怕的刮擦声，小船颠簸着停了下来；船上的人纷纷抓紧了船舷。发动机熄火了。我们惊惧得一言不发，船老大查看起受损情况。小船往后漂去，水流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我们看见了巨石，它的尖角就在水面以下半米深的地方熠熠反光。有人说了一句，明天的水深就可以安全通行了。看着那淹没在水下的岩石——又光又圆，仿佛藏在浅水里的一只弓背动物——我想到了石狮子和老人的梦。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回到了滴翠湖。昨天，我是沿着小路走进去的；今天，我却要坐船才进得去。我带着隔壁打鱼人家九岁的小男孩黄珀回访了周家原来的住处。黄珀一看见躺在瓦砾堆里的62分的数学试卷，立马捡起来，小心折叠好装进了衣袋。

“你要它作啥？”我问道。

“如果遇到她，我要还给她，”黄珀回答道。

“我认为她不会要了，”我说道。

小男孩俏皮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衣袋。

他的父亲黄宗明做好渔船的时间比自己的预想早了一天。这条渔船长十三米，用香椿树做成，船板手工砍制，用沉沉的铁铆钉固定在一起。这份活儿需要几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二十多天；最近，他们在缝隙里填进了用石灰、大麻和桐油做成的混合物。今天早上，他们又在外面涂了一层油。桐油是一种天然密封剂，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涂料稀释剂——早在1930年代，它就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外贸产品。桐油使木料略带红色光泽，船的外形透出一股粗犷而朴素的美。渔船支在木桩上。还没有碰过水。我问黄宗明，渔船打算什么时候启动。

“只要水淹到了这里，”他回答道。黄宗明没有穿上衣，显得精瘦，下巴很宽，一股股的肌肉像麻绳。我后来问他，是否担心水涨上来的时候，渔船还没有来得及测试，他略微不快地看了我一眼，仿佛一个造船人受到了来自报道蓄水的记者的骚扰。黄宗明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船一定浮得起来。

我在头一年的9月第一次见到黄家人，当时的地图上还有龙门村。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这个地方相当繁华，住户们靠在大宁河（在巫山注入长江）里打鱼为生，同时在肥沃的冲积平地上种植庄稼。大部分村民都被迁到广东的时候，黄宗明和他的两位兄弟，也就是黄宗国和黄宗德留了下来。政府组织了龙门村的移民搬迁，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如实前往。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要进行正式登记，但铁了心要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总能想出自己的办法。

黄宗国在10月份的时候告诉我，搬迁到广东的移民们抱怨农地太少。他还说，因为听不懂广东话，大家过得很不容易。黄宗国对自家得到的安置补偿深感失望，每个人大约只有一万元。我们坐在他家简陋的砖房里交谈着，房里的水和电都已经切断。外面的村子安静得有些可怕。黄宗国说，拆迁队再过两个星期就要来了。

自从那次拜访之后，黄宗国和黄宗明在滴翠湖之上很远的地方修好了一栋二层楼房。楼房就要完工，可黄宗明告诉我，他要晚点才搬进去住；夏天的时候，他喜欢住在靠近水的地方。他现在的住处是用旧的玻璃纤维船罩搭成的棚屋，同住里面的是他的妻子陈嗣荒，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黄珀和十二岁大的女儿黄丹。黄宗明三十五岁，从十岁开始一直在渔船上劳作。跟原来的邻居周家人不一样，黄宗明对水显得自由自在。他对于江水上涨的应对之策是把临时棚屋顺着山坡上移十来米。然而，不到最后一刻，他仍旧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下午五点十五分，水位到了棚屋以下二点五米处。我问黄宗明，江水估计什么时候淹到他新做的渔船。“也许明天中午，”他回答道。

在旧址上方山坡上修建的巫山新县城，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做平湖路和广东路。平湖路指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横渡长江、预想修建大坝时写的一句诗：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沿江的人们对这几句诗词非常熟悉，经常用国家的富强和建设的成就来说明这一宏伟的工程。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

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广东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78年实行自由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个得到蓬勃发展的南方省份。来自该地区的资金援助部分地支持了三峡库区的发展，因此新建城镇往往藉道路名向南方致敬。巫山有一所小学名叫深圳宝安希望中学。深圳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特区推动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巫山的校名上看见这两个字宛如在阿巴拉契亚的荒凉小道中看见“硅谷中学”这样的文字。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新城的中心广场有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成群结队的人一到晚间就聚集在它的跟前观看功夫片。广东路的两旁“栽种”着很多塑料棕榈树，天黑之后通体发亮。有一家山寨星巴克。有的店铺写上了英文名：富裕餐馆、黄金理发店和流行浴室。还有一家精品服装店叫做“心智健康”[1]。

我在新城很少听到有人对三峡大坝持批评态度。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大家的抱怨也往往比较温和，而且只针对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拿到的安置费杯水车薪，纷纷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不过，这样的抱怨几乎从未触及三峡大坝的核心问题。我问黄宗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干什么，他说懒得管，只要他们用得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再打鱼就行。他告诉我，修建三峡大坝很好，因为可以为国家多发电。巫山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诉我，他的老家一下子就飞越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大坝，我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他说道。

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告诉我，那个小镇会由于滑坡而无需再等上五十年了。巫山新城十分拥挤，城区人口达到了五万，它还是一座垂直的城镇：一直没怎么住人的陡坡挤满了高楼大厦。很多小区都由水泥抗滑桩支撑着。出租车把我拉到金坛路，这里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一栋居民楼疏散了住户；大街上还堆着几大摊淤泥。我问出租车驾驶员是否担心过五十年的期限。“为什么要担心？”他回答道。“那时候我都八十了！”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里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我曾经跟出生于中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地理学家江红（音译）讨论过这种只顾眼前的现象。她一直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从事社区研究，历届政府的政策都致力于把上述地区改造成耕地。很多做法对环境的危害非常之大，当地居民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耕种有利。但是她也注意到，近年来已经很少有针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改革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动机，以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过去，政府的种种运动往往要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比如1950年代末期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这样的目标只能激励农民一阵子——但现在大家想要的是电视机、电冰箱。

政策缺乏稳定性教会了人们尽量避免长远规划。“自1949年以来，政策经常在变，”江红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1980年代末期，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

每一次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我总觉得修建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修建大坝的梦想吸引着共产党的领导人，但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的时代，在毛泽东孤立无援和政治动乱的时代一直无法变成现实。如果经济改革的时间再久一些，让当地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满足今天的及时之需，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建设项目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反对。将来，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地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久远的纪念碑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国中部这一潭巨大的死水。

2003年6月9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黄宗明喝完了一大杯白酒，滴翠湖的水已经上涨到了渔船木支架的一个角。家里的物品大都还没有搬上山。一条蛇在水里爬行，露出的头部像一只潜望镜。

巫山的一位居民委托黄宗明和他的侄子再做一条小划艇，陈嗣荒留在家里收拾行李。她穿了一件印有“2008北京奥运会”字样的T恤，裤子上印着仿Burberry的图案。九点四十六分，江水淹到了支架的另一个角。一家人搬了一些东西装到船上：一只电钻、一只装着渔具的篮子、一条宏声香烟。备用的木材装到了船尾。原来的房子被淹了二十五毫米；陈嗣荒、她的嫂子，还有几个孩子搬着物品涉水走了出来。只要有可能，黄珀总会溅他姐姐一身水。

十点四十七分，惹够麻烦的黄珀终于被大人规定不再帮着搬东西。他脱光衣服，玩起了水。

十点五十九分，一艘小舢板划过，船老大扯着嗓子问：“船卖不卖？”

陈嗣荒高声回答道：“我们这么忙，你就以为在卖船嗦？”

十一点四十分，支架的四个角都淹到了水里。十六分钟后，又一艘小舢板滑了过去；有人在卖煤炭。搬完东西之后，黄宗国跟几个女人一起拆下了旧屋顶。黄珀赤条条地躺在船首晒太阳。

下午一点三十四分，一艘轮船驶过，尾浪晃动了渔船，渔船咔嚓作响，终于脱离了支架，浮在了水面。

[1] 这几家店铺的英文名称分别是：Well-Off Restaurant，Gold Haircut，Current Bathroom和Sanity。——译者

◆◆◆◆ ◆◆◆◆

科罗拉多州西南部有很多铀寡妇，不少人的房前屋后摆放着具有放射性的岩石，但也许只有一个人留下了开采矿石的照片，手执铁镐，除了拖鞋、牛仔短裤和胸罩，全身一丝不挂。她的名字叫做帕特·曼，八十一岁。“你得原谅我这样的穿着，”她把照片递过来的时候，笑着对我说道。曼解释说，她穿成那样是因为天热。那是1950年代，她加入了第一任丈夫的采矿队伍。“那真是肮脏的活计，”她说道。“有人说：‘铀矿会弄死你！’对，我们得钻到矿脉进行爆破，就那样。我们曾被困在里面。”我就附近建设提炼厂的事情向她进行了解，这个提炼厂所加工的铀用于核能发电的生产。“我知道总有环境保护狂，”曼说道。“他们好像在反对修建提炼厂。很多人没有跟这玩意儿一起生活过。我跟这玩意儿一起生活过，它并没有给我添麻烦。”

曼住在偏远的帕拉多克斯镇上一部双厢式拖车活动屋里。附近的地名总透出一种寓意：灾难山、失望溪、饥饿点。当地的铀矿开采历史悠久，麻烦不断，地方经济自1979年发生三里岛事件——也就是美国人反对核能以来持续恶化。科罗拉多州的很多老矿工罹患肺病，曾经有一家名叫铀旯湾的提炼厂区被认为放射性过强，以致镇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房屋、街道，就连树木都被捣成碎片加以掩埋。但是自2007年以来，也就是三十年后，“能源燃料”公司来此修建美国的第一家新型铀矿提炼厂，帕拉多克斯地区的反应竟是前所未有的积极。

对外人而言，这样的反应令人迷惑不解。“怎么会有人要这种杀人不眨眼的东西？”一位新来者问道。环保组织提起诉讼以阻止这一重新开启采矿的项目，同时对全国在核能上越来越多持开放态度的迹象深表疑惑。美国的核工厂提供的电能依然占到了全国用电量的百分之二十，但自1996年以来没有一座核反应堆获得批准，用作燃料的铀有百分之八十六依赖于进口。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兆吨换兆瓦计划”的实施，苏联的核弹头被转换成核燃料，美国国内的铀矿开采和提炼一直摇摆不定。不过，该计划将于2013年到期，气候变化的前景也导致对于这种结合了高产出和低碳排放的能源进行重新评估。2010年，奥巴马总统批准了八十多亿美元作为有条件贷款担保，用于修建新的核反应堆。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这样的老工业中心区，曾经的争论被重新点燃。有人说这个州的癌症发病率偏高，也有人说全科罗拉多就数这里的人最健康。当地人告诉我，从前的提炼厂区没有危害，环保人士则建议我们关上车窗，疾驶而过。我还没有见过一位铀矿寡妇因为丈夫丧命而反对这个行业。

帕特·曼死了两任丈夫。最后一位，乔治于2000年因肺癌去世。“死于肺癌的矿工有很多，但他们都曾是烟民，”她说道。“乔治是个大烟鬼。”我们刚聊了一会儿，曼就领着我来到后院参观了他们收集的矿石。她捡起一块石头，上面的黄色条纹十分明亮，仿佛是画上去的。她说自己真的不相信铀矿会致癌。她的手很粗大，一个指头在几年前被五十加仑重的油桶压断，经过手术又接了回去。她放下矿石，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在告别的时候跟我使劲地握了握手。

科罗拉多州的原子能开发历史充满了矛盾，最早修建的处理放射性元素的大型提炼厂竟然是为了治疗癌症。20世纪伊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首创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镭。镭很快被实验性地用于对恶性肿瘤的治疗，这就是放射疗法的雏形。1900年代初，匹兹堡一位名叫约瑟夫·M·弗兰纳的实业家因为癌症失去了一个妹妹，他把妹妹的死归咎为镭的缺乏。身为财团大佬的他在悲痛中做出决定：1912年他的公司“标准化学”在距离帕拉多克斯峡谷不到十六公里的地方开办提炼厂以进行矿石加工。

镭高度稀缺并具有高度放射性。它是铀的一种衰变物质，释放出氡气。1919年它的最高价达到了三百万美元一盎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物质。有一次，玛丽·居里大老远地跑来美国，就为得到一克产自科罗拉多的镭物质。不过，后来它的价格急转直下，在放射治疗和其他用途方面最终被更为有效的物质所取代。科罗拉多人转而开采钒矿，这是在当地的岩石中发现的第二种成分，可以用于强化钢铁。原来的“标准化学”被“联合碳化物公司”收购改造，并在矿址附近形成了一个小镇。

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铀旯湾，以纪念当地的特有元素。这又是一个具有寓意的地名，因为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具有何等价值。直到1940年代，铀矿仍不具有太多的商业利用价值，钒矿提炼厂将它当成残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意识到，科罗拉多大堆大堆的废料可以帮助他们尽早结束战争。1943年，曼哈顿计划在铀旯湾新建了一座提炼厂，专门将钒矿渣加工成氧化铀，或称“黄饼”。“黄饼”被送到其他地方，跟来自比属刚果的铀物质一起被浓缩进原子弹。

这一切都高度保密。“铀矿”这个词在官方的报道中被剔除，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为原子弹作贡献，直到它们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差不多是那之后消息才泄露出来，”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慢吞吞地告诉我。）战后出现核军备竞赛，政府鼓励公民个人进行铀矿的勘探和开采。联邦机构在偏僻的地方修建道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矿石实行保护价。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开矿热潮——科罗拉多高原建起了大约九百座矿井。在这个地名粗犷的地方[1]，他们都成了追梦人：暗藏荣耀矿、所罗门王矿、银钟矿。

规范管理几乎谈不上。矿井大多缺乏应有的通风条件，1950年代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发现，氡气的聚集浓度几乎是可接受的安全值的一千倍。矿工们喜欢在井下抽烟，放射性物质被烟雾附着，再被深吸入肺部。同时，铀旯湾的人口增长到八百多，而提炼厂就在小镇的中心位置。一位本地居民告诉我，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带着儿子去上班”这一天，跟父亲下过铀矿，并在里面共用了午餐。如果大家听到某座矿井“发热”——具有高度的放射性——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前去那里工作。在核料循环过程中，公共污染的主要风险是废渣处理不当，因为它含有镭和氡气挥发物。在铀旯湾，沙质废渣被用于建筑的地基工程。人们把水管埋入废渣之内。园艺工用它来松动黏土。遭到污染的提炼设备被胡乱丢弃在小镇后边的山坡上；小孩子和拾荒者喜爱这样的垃圾，称之为“金银岛”。

偏远社区一旦遭遇健康危机，就仿佛有一道帘子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一般而言，当地人会因为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而深感沮丧，但生活在铀矿小镇的人们的反应刚好相反。“他不怪任何人，”当我和盖兰德·汤普森谈论起他的矿工父亲死于肺癌的时候，他如此说道。“他自己想去那里干活儿。”跟铀旯湾的其他人一样，盖兰德也抱怨来自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打着他们镇子的旗号，大肆夸张当地的健康问题。在当地人看来，这一道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的帘子同时也相当于一块屏幕，其他人趁机把自己关于这个偏僻之地的看法投射其上。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很多矿工死于小细胞肺癌。这种疾病首发于1956年，当时的健康官员对五十一岁的矿工汤姆·范·阿斯戴尔进行了尸检。专家建议，矿井内应该禁止吸烟，改善通风，并安装其他安全设施。但由于战争年代所遗留下来的保密文化，有关部门隐藏了这份报告。在科罗拉多，整整十年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规范措施，受害者及其家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获得了物质补偿。1970年代，斯图尔特·乌代尔接过了这一场战役，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内政部长。乌代尔是纳瓦霍印第安人家庭的代表，后者在新墨西哥州因工作条件恶劣而丧命；用乌代尔的话来说，政府“长期以来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牺牲纳瓦霍矿工们的生命”。1990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放射暴露赔偿法案”，向矿工和其他患病的铀矿工作者支付医疗费用和十五万美元的现金。

然而，遮掩之举似乎没有在科罗拉多州众多的矿工中引起不满。在纳彻里塔镇，我见到了玛丽·滕普顿，她是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汤姆·范·阿斯戴尔的女儿。滕普顿的丈夫也死于小细胞癌症，但她并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她告诉我，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一份高风险和高收入的职业，并在很久前就已经注意到同事中出现了健康问题的倾向。“他们都知道，”她说道。“这是公认的危险，因为他们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跟我遇到的所有经历家庭成员去世的人一样，滕普顿支持新建提炼厂。跟当地人一样，有时候她甚至也收藏铀矿石。她希望该行业能够全面恢复。“现在都装上了安全设施，”她说道。“再说，假如地上有一大堆高品质的铀矿石，就算你跑去在堆里打个滚，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这是事实。你自己去验证吧。我就有一块矿石，四十多年了。我就放在家里每天近距离接触，我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吗？”

即便是生了病的矿工也会这么说。比利·克拉克罹患肺纤维化，他说自己乐见这种产业的回归，因为现在的监管措施更严格。不过，当我问到他原来的工友时，他摇了摇头。“他妈的多数都死了，”他说道。“那些活着的，比我还糟。都要靠吸氧。”

他的妻子德比插了一句：“就是肺部钙化了。我舅舅去年去世，他的肺部也钙化了，吐出来的都是血糊糊的玩意儿。有人说吐出来的就是肺组织。”

比利只在夜间需要吸氧。在从前的矿工中，这似乎是一件挺荣耀的事儿，因为他们会尽可能地减少对氧气的依赖。他们总觉得吸气容易一些——难的是往外呼气。这点差异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仿佛一下子把这种不受欢迎的同情减去了一半。他们在交谈中时常从健康话题转而追忆起曾经的采矿时代，那些矿井的名字仿佛是他们失去的旧爱。“那个金色循环矿井啊，”比利微笑着说道。“矿井那个热啊，饼块自己就在井壁上长出来了。热到那个地步，矿石就有了黏性。”他六十出头，十六岁下井干活；镇上的人仍旧叫他当年采矿时的绰号“石头疙瘩”。他说那时的收入一直很不错。我问他有没有省下点钱。

“没有哇，”他回答道。“没有人来约束我，钱大都花在乐子上了。嗨，真是的，及时行乐呀。”

这样的交谈从未出现过紧张气氛。家里的景象具有一定的模式：丈夫无法呼吸，妻子帮着回忆往事，两个人谈论着生病和死亡一类的话题，平静得如同在谈论明天的天气。他们一般住房子或拖车，买房或买车的钱来源于政府补偿。帕特·曼的丈夫去世之后，她新加了个房顶；比利·克拉克用来购买双厢式拖车的费用被他的妻子戏称为“血汗钱”。人们普遍对“联合碳化物公司”心怀感激。

“我是这么看的，我需要一份工作，”拉里·库珀告诉我。他在铀旯湾工作了很多年，人称“库普”。“人家给了我工作。我并没有问人家我会不会得癌症——当然我也摊上了。事情就是那样。我觉得自己的日子还不算太糟，你说呢，老娘们？”

“的确不算，”他的妻子阿维斯回答道。他们在离开铀旯湾后搬到了纽克拉，我们此时就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阿维斯正在编织一件羊毛外套，颜色像美国国旗那样花花绿绿。库普告诉我，他右肺的一半已经被切除。“不过我抽了六年的烟，”他说道。“所以我也不敢说癌症是人家碳化物公司造成的。”

库普八十出头，身材魁梧，穿着背带和威格牌牛仔裤。他往外吐气的时候呼呼直喘，噘起双唇，给人一种正在沉思的印象。他坚决支持新建提炼厂。“毕竟跟原来的提炼厂大不一样啊，”他说道。

阿维斯说：“我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绿色玩意儿有个鸟用。”

“我觉得环保分子在祸国殃民，”库普接过话头。

阿维斯又说：“不是也有那么多癌症患者从来没在碳化物公司工作过吗？”

“我告诉你，自从前一次手术之后，我就废了，”库普说道。“问题在于，我可以吸气，却呼不出来。”他继续说道：“那几个牌子的香烟我都吸过。多米诺、阿华龙、直觉、双翅。我干的都是采矿。我敢说，吸烟和采矿让我得了癌，你说呢，老娘们？”

“你说放射性会导致肺癌，”阿维斯说道。“患肺癌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不是也从来没住过铀旯湾吗。”

“对碳化物公司我可不想泼它的脏水，采矿这个行当我也不想泼脏水，”库普说道。他噘了噘双唇，然后若有所思地呼呼直喘。“咱们这样说得了吧，”他接着说道。“该活就活，该死就死。谁拿这事儿都没有法子。”

每当社区小学张贴“出售”的告示，就不是什么好兆头。距离提炼厂选定的厂址仅二十多公里的纽克拉镇，终于在2009年把校舍推向了市场，因为所剩的孩子已经寥寥无几。当地的高中原来每年毕业八十多个学生，去年却只有十一个学生毕业。周边地区的人口原来是六千到八千，现在只剩下一千六。当地居民多在特鲁莱德镇从事建筑和清洁工作，这个以滑雪为业的小镇十分繁华，距离帕拉多克斯提炼厂选定的厂址大约一百来公里。

反对的呼声相当一部分来自特鲁莱德镇。环保组织“绵羊山联合会”已经提起法律诉讼以阻止该项目，不过很多活动家也承认，来自经济繁华小镇的人如果对发展项目提出反对意见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家长作风似乎很强烈，”“绵羊山联合会”的主任希拉里·怀特告诉我。她认为正是经济问题才导致人们认可和接受铀矿产业，这一点她认为是没办法进行监管的。“当你陷入绝路的时候，当你吃不起饭的时候，你自然会欢迎他们这样的人，即使人家没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外人看来，当地人和过往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和铀旯湾的关系令人大感迷惑。“我们觉得以铀旯湾为典型进行斗争，是再明显不过的方法，”怀特说。“这些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应该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也只知道这么一丁点。”在蒙特罗斯县政府所在地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家住在特鲁莱德和帕拉多克斯之间的演员达里尔·汉娜对提炼厂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觉得难以置信，竟然有人这样说：‘我在铀旯湾提炼厂工作过，原来的经济多繁荣啊，我巴不得再回到那个年代。’”汉娜对一位记者说道。“可你看看现在的铀旯湾，四周贴上了这样的封条：‘放射性，不得进入，危险，注意安全！’”

铀旯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红极一时，因为当时的美国铀矿产业由防卫转向了能源生产。然而，该镇于1980年代大批削减工人，在三里岛事件之后公众对于放射性工厂的选址愈加关心。科罗拉多州政府成功控告联合碳化物公司，迫使其运用美国政府的“有毒废物堆场污染清除基金”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导致了全镇衰败。剩下的所有居民全部撤离——最后一个离开的居民是邮政所女所长——1986年新年来临的前夜，铀旯湾被正式关闭。

此后的二十年间，于2001年被“陶氏化学”收购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协助联邦政府，试图全面消除原厂所在地的辐射污染痕迹。由一百个工人组成的团队拆除了磨坊、学校和民居，总共是两百六十幢建筑物。当地的道路全被毁掉。之后，清理工作转入土壤，俨然是原子时代的考古活动。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小瓶子，后来被认为里面装的是世界上一度最为昂贵的物质镭。他们还发现，一百四十一号州级高速公路的一段从曼哈顿计划的铀矿提炼厂厂区径直通过，只好拆除这一路段并另选线路。工人们挖掉了第一座镭提炼厂的地基。该厂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治疗癌症，现在也只好拆毁了事。

相关条例规定，所有物品都得粉碎并填埋进边上一座小山包里的四个储藏室。铀旯湾有许多推土机、重载卡车和履带式装载机，全都被液压剪撕成了碎片。储藏室里堆满了尚未开封的各种设备——洗涤槽、马桶、试管、灯泡，全被捣成了碎片。一个工人告诉我，他粉碎了一根全新的不锈钢棒，至少价值五千美元。他们捣毁水管，把整个花园连根拔起，砍倒了镇上所有的树苗。设备无论何时离开厂区，均需要清洗并用盖革计数器加以检测。只要清洗程度达不到十分严格的低放射水平，无论推土机还是液压剪都会被现场销毁。有时候，轮胎都要被取下来捣成碎片。

在设计储藏室的时候用到了计算机，以模拟未来一千年间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暴风雨。铀旯湾的提炼厂现在已经完全封闭，上面写着警示语：“此处的任何区域或容器均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质。”没过多久，这片地方被划归能源部，以实行永久封闭。捣毁铀旯湾的过程持续了二十年，耗资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其中约有五千万美元来自联邦基金。在地球的另一边，广岛和长崎兴旺发达，而帮着制造原子弹的小镇已经从地球上彻底被抹去了。

现在，原本位于两座悬崖间的一块狭长平地上的提炼厂，十五公里范围内无人居住。每年夏天，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们会在附近举行野餐聚会，偶尔也有人过来拜访一下，仿佛这里是一座墓园。我每次陪着访客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一股怀旧情绪：人们倚靠着贴满警示语的围栏，用手指着自己原来结婚的地方，孩子出生的地方，懵懂少年时率性而为的地方。“万圣节那天我在那座桥上跟一个男孩子接吻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咯咯地笑着说道。“那个地方原来是废料堆，”一个男子指着悬崖边上的一块空地乐呵呵地说道。“我们找来个旧车轱辘，爬到上面溜下来。”

那一带居民坚毅能吃苦，而这荒芜且已遭到毁灭的地方仿佛成了他们寄托怀旧情绪的唯一场所。有两次，从前的居民一说起铀旯湾的事情就泣不成声，而在说到家人死于癌症的时候都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很大程度反映了一种心态：当地人觉得在铀矿厂或提炼厂工作很有尊严，这是他们的个人决定，离开铀旯湾实属迫不得已。不过，也有很多人强烈地感觉到浪费和不公。大家都热爱这个小镇，并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加以清理；对于外界有关铀旯湾的原住民罹患生殖缺陷和其他疾病现象的猜测，他们深感厌恶。“U3O8刚开采出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烫手，”曾经共同监督清理工作的铀旯湾镇前居民基恩·格林伍德跟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用化学缩写代替了“黄饼”这个词。他指出，人们往往把铀的各种形态混为一谈，如黄饼、浓缩燃料、炸弹材料，而实际上每一种物质都有各自的提炼程序和不同的辐射水平。他说清理铀旯湾并非出于对健康的担忧，就目前来说，厂区所在地的辐射水平并不超过周边的土地。“这是责任问题，”他说道，“而不是健康问题。”

当地人说起铀矿和核能的时候总是满口术语。他们说“热释发光剂量计”，对于α辐射和γ辐射的差异一清二楚。“肺纤维化”这样的词时常脱口而出。他们突如其来的精明和老练颇让人感觉很不自在；一次，一位妇女将奥巴马总统和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随即还提到了关于粒子辐射效应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这个地方接受过大量正规教育的人很少，出了名的孤立保守；当地人对于外界和陌生的事物常常会觉得不安。不过，跟原子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令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怕辐射，时常语出惊人。有好几个人当着我的面坚称，未经浓缩的铀物质不具有致癌性；他们还说，没有证据表明管理良好的铀矿和提炼厂所具有的低辐射水平对健康具有副作用。曾经在铀旯湾提炼厂工作过的霍华德·斯蒂芬斯告诉我，他在那里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水平，与在纽约中央车站工作的人不相上下。有人说，航空工业给其雇员带来的辐射甚至超过核工业。县级专员罗恩·亨德森告诉我，黄饼其实无害，甚至可以交给美国邮政系统进行邮寄。“就像邮寄糖粉，”他说道。“你只需把它放进密封塑料袋。只不过你得注意让拉链一直密封着。”

他们跟反对新建提炼厂的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环保主义者受过更好的教育，显得更加老成，他们的观点不受预期财政收入的影响。不过我注意到，一说到科学问题就会有一种模糊性。“经常有人说这个地方的白血病和癌症率如何如何，”曾经两度参与反对提炼厂诉讼案的特拉维斯·斯蒂尔斯律师如是告诉我。当我问及证据时，他说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根本不可靠。活动家们经常援引位于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拉瑞莫县医学会曾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铀矿采矿社区已经在白血病、儿童骨癌、早产、遗传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方面表现出证据充足的上升势头。不过，当我联系发布这份声明的医生时，他们却无法提供可靠的来源。（一位医生告诉我，他的材料因为受潮而损毁了。）

然而，我在铀矿区听到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显得证据充足。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把铀列为人类致癌物质。纽约中央车站的墙壁贴着花岗石，其中便含有释放出氡气的元素；在此工作的人员所承受的辐射量远高于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允许铀矿提炼厂向邻近地区排放的剂量。离太阳越近——生活在高山，或乘坐飞机——也意味着面临更强的辐射。根据美国全国辐射防护委员会的资料，飞机空乘人员每年所接受的与工作相关的平均辐射量，比核电站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平均辐射量高出一点五倍。（以上两种都没有超过普通美国人从自然环境中接受到的辐射量。）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水平的辐射会引起健康问题。后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否真实可信，于是给该地区的美国邮政发言人打了电话。他十分明确地告诉我，黄饼被划归为UN2912类放射性物质，严格禁止邮寄，不管袋子的拉链是否一直处于密封状态。

全国癌症研究所下设的辐射流行病学分支机构的约翰·博伊斯博士对铀旯湾进行过研究。他现在执教于范德比尔特医学院，也是独立的研究组织“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学指导。当我在马里兰州罗克韦尔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说铀旯湾跟其他很多公司形成的小镇一样，其实保留着相当不错的档案记录。这才使得博伊斯和其他研究者能够找到哪些人在镇上生活过，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干活儿。对1936年至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追查到了相当广泛的疾病种类所导致的死亡。“我们确实发现肺癌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说。“不过仅针对男性。且集中在矿工身上。跟生活在镇上的女性无关。如果考虑到环境暴露问题，那么应该是男女一致。即便都是提炼厂的工人也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铀旯湾镇的总体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百分之十。心脏病发病率较低，这也许反映了人们无失业之虞时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普遍喜欢从事户外活动。博伊斯之前在其他铀矿地区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唯一的高风险来自在通风条件差的矿井从事采矿且喜欢抽烟的那些矿工们。他指出，各项安全措施使之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现在的氡气含量极低，”他说道。“但在早期，连可以遵循的标准都没有。”

活动家们告诉我，博伊斯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因为他接受了来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资金支持。当我把相关材料交由独立专家进行评估时，他们说方法没问题，研究结果也与美国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基本一致，该机构尚未发现显著的数据差异，以证明提炼厂工人因为铀矿的辐射或者化学毒性而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在新墨西哥州，DiNEH项目正在对曾经具有未经监管矿井的纳瓦霍部分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认为结果跟肾病和其他疾病有一定关联，但他们同时很谨慎地说明这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

科学家认为，尽管公众有这样的认识，但辐射实际上只具有很低的致癌性。1980年代，全国癌症研究所在全美一百零七个建有核电厂和具有能源部核设施的县开展过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癌症患者超量。最近，该研究所参与了一项针对十五个国家的研究项目，牵涉四十万名核工业雇员，他们全都佩戴放射量剂量计以测定多年工作期间所接受到的辐射量。该研究所的埃舍尔·S·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他们在接受辐射量不足0.1西韦特的雇员中并未发现有死亡率增高的现象，而这是美国核电厂雇员接受辐射量年平均值的五十多倍。她谈到要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人们往往对辐射量的高低不加区别。“他们认为只要遭受了辐射就不是好事，”她说道。“他们很难理解，辐射量其实很关键。”吉尔伯特描述了研究人员对0.1西韦特放射剂量的理解，这样的辐射量仅在百分之五的研究对象身上被检测到，大多来自他们早年在核电厂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从工业的角度看，这样的剂量很高，但从影响健康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接受辐射量为0.1西韦特的一百人中，我们发现仅有一人因为辐射暴露而罹患癌症，”吉尔伯特说。“不过，也有四十二人因为其他原因罹患癌症。这样低比例的患病率很难加以研究，因为人们罹患癌症的其他原因多种多样。”

高辐射量的后果均有很好的文献记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遭受核爆炸的近十万名日本幸存者进行了长达六十年的研究。随着辐射量增高，呈现出显著的线性模式——辐射量增加意味着风险增加。不过，尚不清楚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低剂量辐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内的健康影响相当细微，根本没办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得以显现。包括法国科学院在内的专家和科学组织已经对低剂量辐射的线性模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辐射量符合一定阈值时便不再具有危害性。对很多元素和环境因素，比如铁和锌来说，在一定的阈值内对身体有益，高剂量时则具有毒性。不过，将这样的模式应用到铀物质的做法具有争议性，因为这会彻底地改变风险评估，以及储存核废料方面的可能性解决方案。

美国的监管将继续遵照线性无阈值理论。这样做既简单又安全，不过也有可能被误读。由于科罗拉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住在这里的居民从自然环境中接收到的辐射量是新泽西州居民的二到三倍，从严格意义上讲，罹患癌症的风险因此而增加。（实际上，科罗拉多州罹患癌症的比例很低。）经历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反核组织和反核科学家根据日本核爆炸幸存者的研究成果推算（欧洲的核辐射水平呈下行趋势），预言会有数十万人死于癌症。批评家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把驾驶摩托车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弯道行驶时所造成的死亡数字拿来做假设，如果大家把速度降到每小时十多公里，死亡率会随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才要花费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的巨资强行清理一座废弃的小镇，而这个小镇的居民在此居住的时间比一般美国人都要长久。从比喻的角度来讲，铀旯湾镇的限速是每小时一公里多。

即便死伤最为惨重的灾难表现出来的后果也轻微到让人惊讶。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数十名紧急救援人员死于参与反应堆灭火工作，但事故之后对于毗邻社区的健康影响似乎十分有限。经过二十年的大规模研究，并没有找到一致的证据证明在出生缺陷、白血病或其他与辐射有关的疾病方面出现上升的现象。唯一的公众流行病是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他们的腺体对辐射尤其敏感。死去的人不到十个——甲状腺癌很容易治愈，只是很多人需要接受手术，此种流行病的全部影响尚需等待数年才能为人知晓。

跟事故本身一样，即便这种流行病也可以完全避免。苏联的反应堆缺乏密封设备，这样的设计缺陷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苏联政府还推迟了事故消息的发布时间。“苏联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措施，以消除流行性甲状腺癌，”博伊斯告诉我。“他们本应该告诉大家：‘别喝牛奶。’”周边地区的奶牛吃了被辐射沉降物污染的草料，而家长们又把牛奶喂给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开明的政府会做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早在1957年，英国位于文德斯盖尔的一处核装置因为设计严重不合理而发生火灾并发生泄漏，当地所有的牛奶都被倒进了大海。2011年，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的两座核反应堆发生部分熔毁，但没有引发公众流行病，因为居民早已疏散，食品的污染都受到了监测。尽管日本的反应堆管理和维护严重不善，其所泄漏的辐射量仅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的六分之一——密封设备起到了防止灾难发生的作用。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民众遭受了危险的辐射，在灾难发生后工作于此的四千多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一百零三人被检测出受到的辐射量超过0.1西韦特。科学家们预测，这个水平的辐射量导致罹患癌症的比例仅比正常水平高出百分之一。这样的影响相当轻微，尤其考虑到光是海啸就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性命——但人们只记住了核设施熔毁这件事儿。

博伊斯告诉我，高关注度的事故所带来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常常跟心理有关。一项为期二十年的研究表明，缺乏一致的证据说明三里岛事件所释放出的低剂量辐射给反应堆周边社区的死亡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人们高度紧张，酒精消费大增。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的烟酒消费量和抑郁现象激增。乌克兰发生事故之后，遥远的欧洲国家如希腊，据报道选择堕胎的人数急剧增加，因为人们害怕婴儿先天缺陷。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急剧缩减核电厂，意大利关闭了境内的所有核反应堆。二十年后，意大利从法国购买电能，其中百分之八十来源于核电，并在绝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二十七个欧盟国家中名列第二十四位。

与我交谈过的癌症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出于健康原因对核电提出反对意见。无一例外，他们最大的忧虑是核废料的储存，尽管很多人指出这是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好几位科学家告诉我，公众应该更关注医学辐射，因为CT扫描往往存在辐射超标，而对它的监管与核电产业相比要宽松得多。（从1996年至2006年，美国实施的CT扫描总量增加了近三倍。）

博伊斯还表达了对于恐怖主义的忧虑，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对于辐射的认知严重跟不上。把黄饼甚或浓缩反应堆燃料转化成真正的炸弹十分复杂，也许对恐怖分子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即便低放射性的材料——如人们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花园或者起居室里看到的那种玩意儿——也会让大多数人胆战心惊。“我们对放射性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博伊斯告诉我。“我们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这玩意儿终归看不见。我一个同事说过：‘你要是能把它涂成蓝色让我眼见为实，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草根环保主义者继续高举反核大旗时，气候变化的迹象令一些知名的环保人士公开发出了支持的声音。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帕特里克·穆尔已经从该组织退出，并认为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持有非科学的观点。盖亚理论家詹姆士·拉夫拉克尤其公开抱以支持态度，同样如此的还有《全球概览》的创立者斯图尔特·布兰德。2009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乌代尔在参议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有些人看来，”他讲道。“乌代尔家族有人对核能持赞同态度的消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不快。”乌代尔来自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家庭，他的叔叔斯图尔特·乌代尔去世于2010年，曾经在讼案中做过纳瓦霍铀矿矿工的代理人。乌代尔参议员告诉我，他高度敬重叔叔留下来的遗产，但现在的监管已经大为完善，气候变化的威胁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来自核能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他说道。“这就像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同样具有风险，实话实说，可再生资源也会具有同样的风险。”

乌代尔更钟爱风能和太阳能，不过他承认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有效取代煤炭。他相信，人们会找到储存核废料的办法。当我提到他的家乡提议新建提炼厂时，他说道：“只要符合必须的法律和监管，我可以支持这样的项目。”他继续说道：“我叔叔对于冷战的本质，以及我们是如何形成非得在此偷偷摸摸的思维等问题曾经表达得一针见血，我们不需要任何监管措施，因为那终究会威胁到美国的存在。可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呀。”

我问他，对于气候变化的害怕会不会像对苏联人的害怕那样导致草率决定和粗枝大叶。“考虑到我们在华盛顿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说服参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相信，大家必须对气候变化提出应对之策，”乌代尔说道。“我并不担心那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教训。”

科罗拉多州的偏僻一隅有一种时间停止的架势，这里位置太偏无法吸引全国连锁，旅游者只能落脚在位于纳彻里塔的瑞伊汽车旅馆。旅馆仍旧使用钥匙，钥匙链上仍旧镌刻着1970年代的一条提示信息，只要把它投进美国的任意一个邮筒，都能够免费寄回旅馆。我在1月份登记入住的时候，一位名叫谢丽·罗斯的前台接待员问我是否前来参加“能源公司”提炼厂的听证会。罗斯解释说，她曾经是铀旯湾镇的居民，她的父亲和几位叔叔均死于跟采矿有关的肺癌。到此，这条信息足以让我猜想，她会对该产业持全力支持的态度。“你看，我们遭受过最为巨大的损失，而我们对提炼厂并不持反对态度，”她说道。一位路过的清洁工说，她的父亲也死于肺癌，她同样欢迎采矿业能够尽快回归。

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和环境局正在举行听证会。人们大多预言，卫生局最终一定会颁发许可证，不过几起官司悬而未决，还有其他人可能会被送上法庭。然而，真正的问题似乎跟经济有关。“能源公司”已经在多伦多上市交易，股价在过去一年间大幅跌落。已有数种迹象表明核能将会得以重振，但美国的道路仍不明晰。需求可能更多地来自海外，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尽管这两个国家已经各自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核电站建设计划。当前，中国严重依赖煤电和水电，其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南部和东部，利用风能和太阳能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能源公司”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相信一定会存在需求。他曾经在铀矿公司当律师，直到其在1980年代突然破产，他随即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购买了一片大农场。跟许多实业公司的执行官一样，他对于追赶经济潮流显得颇为内行。数年前，他在自己的农场上开了一个砂石坑，出售岩石以用于掩埋铀旯湾镇的残余物。他还出售了七万多立方米的表层土，用来喷洒在另一处遭受污染的提炼厂厂区。既然该产业已然从强制性的清理转向了真正的生产过程，格拉希尔打算回归自己的本行。他的家里仍旧保留着一块矿石和一大罐黄饼。“这玩意的档次相当高，”他一边把矿石递到我手里，一边说道。我没有打开罐子。

因为品牌的缘故，“能源公司”把自己的项目命名为“皮农山提炼厂”。“我们可不想再用‘帕拉多克斯’这几个字，”格拉希尔说道。他拿出从核能研究所弄来的宣传展示品：一个塑料小球。如果这个小球真的是浓缩铀，那么它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吨煤炭。展示品上印着：“核能，清洁能源。”这玩意儿可追溯至1970年代，人们当时担心的是烟尘而非气候变化；其正面跟瑞伊汽车旅馆的钥匙链一样老套。“我可以给你，但我就一个也没有了，”格拉希尔说道。

听证会的举行地点就在纽克拉镇，距离提炼厂厂址仅有二十多公里。会议按计划一直在整个地区轮流举行，人们的反应有规律可循：越远离提炼厂，人们似乎越感到害怕。没有人说得清，如果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公开举行会议，大家会说些什么。在县政府所在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人指责卫生局意图谋杀所有公民。还有一次，有一位发言人追忆，具有辐射性的铀旯湾镇种出来的西红柿如何的美味可口。另一个人紧随其后并无实质内容地宣布：“对有色人种担任总统我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环境保护主义者说，他们参加这样的会议总是感觉很不畅快，因为当地人有时候会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对立者身上。我对外人的看法深感同情——作为一名作家，我总是激起他人同样的反应。不过，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怒火中烧的原因。本地人对于屈尊俯就早就习以为常，事关健康问题时更是如此，虽然实际上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当地人的很多观点我都半信半疑，不过当他们谈起铀矿时，我学会了倾听。

两百多位居民参加了纽克拉会议，绝大多数人都佩戴着橘色纽扣，上面印着“支持提炼厂”的字样。“对于铀物质我们并不害怕，”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乔伊斯·谢菲尔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不喜欢滑雪。我怕滑雪。我学不会。但我了解铀物质，我不怕它。”另一位妇女说自己是当地的第四代居民。“我家有好几位亲人在核工厂干活时丢了性命，”她说道。“但我无怨无悔。”一位商会会员做了一个声明，这样的声明只在那个叫做帕拉多克斯的地方才能听到：“铀矿和旅游可以共存。”

直到第三十位发言者才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只有五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提到了健康风险、野生动物和核废料的储存问题。来自帕拉多克斯镇的居民克瑞格·皮瑞兹批评了这个产业的不稳定性。“他们提供的工作很不稳定，”他说道。“大家应该得到的可不止这些呀。”

每年8月，铀旯湾镇的老居民们都要回来举行野餐活动。厂区被围拦之后，他们聚集在东南方一点六公里外从前的棒球场上。建筑掩体已经荡然无存，柳枝灌木丛封住了跑垒道，不过这里从未进行过清洗——既没有铁丝网围栏，也看不见警示语。幸免于难的硕大白杨树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令人愉悦的树荫。

2010年的野餐会上，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全身心地经营他的大牧场。几个月前，他宣布公司需要重新定位，并从“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起初，股价跌至十二美分才得以反弹。很多人都以为公司能够拿到许可证，然后把它卖给能够化解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公司。这是众多铀矿厂镇又一种超越时间的品质：他们可能落后了三十年，但也可能超前了十年。

前来参加野餐会的有两百多人。他们大老远地从休斯敦和洛杉矶赶过来，还有几个家庭从新墨西哥州一路开车回到了这里。两位铀旯湾镇曾经的医生也来了，1969届高中毕业班举行了他们的第四十次聚会。很多人穿的T恤上印有这样的文字：“危险：放射性材料：我居住在科罗拉多州铀旯湾镇！”一个叫做“专业个案管理”的组织散发了政府将为曾经的铀矿工人提供援助的信息。

在一棵杨树的树荫下，人们摆出了铀旯湾镇原来的铁制道路牌：燧石大道、提炼厂车道、方解石大道。这些东西本来应该跟别的物品一起被捣成一堆碎片，但工人们把它们偷了出来。一位从小在镇上长大、名叫斯坦·凯德曼的男子拿出了一块巨大的“铀旯湾”牌子，这原来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标识牌。凯德曼目前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跑运输，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车开到自己的老家来。

“它总萦绕在我心头，”他对我说。“我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想起了萦绕于此的各种东西——提炼厂的声音、咳嗽不止的老矿工，甚至还有那些遭到轰炸的日本人——我问凯德曼听到了什么。他身材魁梧，戴着一顶哈雷-戴维森帽子，小臂文着刺青，蓄一把络腮胡。他笑着回答道：“孩子们的嬉闹声。”

[1] 科罗拉多州州名来自西班牙语，意为“红色”，意指落基山脉色彩斑斓的岩石。——译者

◆◆◆◆ ◆◆◆◆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荒凉偏僻，唯一的色彩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能看见等在前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俩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出于忆旧情怀。一路上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这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它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自然形成的石块。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是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入口边上。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高提格跟在后面，我随即听到了巨大的碎裂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儿；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把它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商人们喜欢摆在办公桌上求取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整艘帆船已经摔散了——地上竟有五十多块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成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我听说，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连所在地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随之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意义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国内并没有什么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分量的大事件发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想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有时候人们觉得提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一段恋爱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也让我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避的因素。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前往心存疑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这些疑虑从未公开表述，但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他们一定想琢磨明白，这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派他们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全身而退，总有几个通用的选择标准。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T恤，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行；这个不行。”最后，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这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了是谁并且为什么把我们派到这里来。我们大多在偏僻地区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乱丢垃圾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被有效地结束外，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结果。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懂得灵活变通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开朗。他们会取笑很多东西，也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的难民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一样的奇石。在中国这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早有名气的：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两百五十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他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看了往往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们俩乖乖地往大门口挪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在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处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仿：张家口的这只鹰比它的美国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臃肿，脖子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宾馆的名字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一次计划好的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简直对什么都没意见。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跑得最远，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他们家先后住过拖车活动屋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痴迷的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是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项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英语，随后进入曼卡托校区攻读研究生。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看过这类广告，觉得这是免费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随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很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演出，曾经一天在中学里进行了三场表演。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故乡的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嚼新鲜的甘蔗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长的十天。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到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培训，之后便根据个人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好手。像四川的乡民一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有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此时，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蛇毒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院。

他向过路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女子主动站出来帮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太多显然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被蛇咬破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手臂关节变成了紫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的正式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疼痛非常剧烈，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里住了一周；他身无分文，和平队的医疗官不得不汇款缴纳那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可以像芬威公园的棒球赛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我们从一辆辆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燃油油路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车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在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他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大家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外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人们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烘烤冻住的油路。这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在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110国道，这就跟7月4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没什么危害性。

有人说，在和平队服务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回家。两年的服务期即将结束，和平队举行了一次预告别会议。他们散发了求职材料，谈起我们回家后听见别人说“我不知道和平队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话时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有几位志愿者参加了外交服务考试。有个人只考了一半，感觉再也没法子认真对待；他在作文部分写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如何受到了影片《空军一号》的影响。有几位通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败下阵来。此后几年间，我陆续得知更多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考试，不过他们一半都被繁琐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在实际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与此没有任何关联。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这样做的意图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的激励，因为该书对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队时还抱有真诚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头换面的力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番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会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开始往往个人主义十足，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雄心抱负。一旦去到海外，他们便学会了在混乱中过日子，这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什么改变的可能。绝大多数前志愿者都会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得知，哪怕最为简单的事情，到头来也可能错误百出。然而，他们的意见对于国家政策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没什么影响力。

我在中国的很多同伴后来都当上了老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教育性质的志愿工作，不过同时也跟我们所锻炼到的种种技能有关——灵活变通、幽默感、愿意解决学生抛给你的各种难题。当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也不少；有的人进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继续游荡，高提格在中国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为和平队工作，培训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时间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为报纸撰写专栏故事、临时性地充当翻译或研究人员。偶尔，他会来北京，在我那张沙发上一睡便是一个星期。说到待客，我可算是终身在为和平队服务。有时候，我的公寓里会住着三四个客人，全是中西部的大个子，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高声笑谈旧时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个中国人合伙开了一家酒吧。他们找到一个废弃的防空洞；租约明确提出，如果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必须交还经营场地。酒吧有两张台球桌，一个乐队表演台。开张没多久，酒吧里就发生了一次持刀斗殴——其中一位酒吧招待员身中数刀，只好切除单侧肺叶的一部分。酒吧没什么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伙人几乎无力支付那笔医疗费。他们的酒吧就取名为“地下酒吧”。

我们驾车横穿中国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国。他三十岁，几乎身无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没想过还要在那里生活；一个月之后，他坐上灰狗长途大巴去了南方。有几个从前的志愿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他们收留了高提格，并给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工作。一学年的薪水有两万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读教师资格课程，却发现所花费的时间与读法学不相上下。他买回一大摞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书开始自学，结果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入住了滨江大道。他利用空余时间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从事中文研究工作。后来，他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亚洲法律》的总编辑。看得出来，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源于中国的表情——略显震惊、不知所措、难以适应。他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何种地步，不过依然乐于搭上我的顺风车。

那次驾车出游的后半程，我们沿着215国道开到了青藏高原。双车道公路的两侧是高海拔的沙漠风景画，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沙，间或点缀着公路安全宣传标语。有一个路段，政府部门在路边一根高达三米的纤细柱子上搁了一辆撞坏的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部挤压成了平头，摇摇晃晃的一扇门只剩几根铁丝连接着。车尾涂着几个大字：四人死亡。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车冰棍。还有一处关于速度的标识语，看上去颇像菜单的选项：

40码最安全

80码有危险

100码进医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边上。我们超过了一辆辆马达震天响、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的高度计显示到了海拔三千六百多米。整整两百多公里的路段，我们没看见有人居住的痕迹。没有加油站，也没有餐馆或商店；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小镇前不久才被夷为平地。没有了屋顶的墙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仿佛是某个失落王国的遗迹。

进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病了。先是流泪，接着疼痛；他坐在副驾驶座，不停地用拳头擦脸。我们又经过一处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湖。那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周长三百多公里，蓝得像宝石。我们在含盐的湖边扎下营寨，在一处狭长的地上支起了帐篷。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提格此时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帐篷里嚎啕大哭。他已经取下了隐形眼镜，但疼痛有增无减；他问我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省城西宁。“疼得要命啊，”他说道。“一阵阵的刺痛。”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也许到了西宁要去找个眼科医生，”他说道。走了整整一万公里，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话。眼睛最终痊愈了，他后来才知道，隐形眼镜是罪魁祸首。在昆明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可以半价买到强生牌隐形眼镜——很划算啊，于是高提格一下买了好几副。结果呢，全是假货。那又成了一条新规矩：在昆明千万别批量购买隐形眼镜。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沿着湖边，我们又经过了一根汽车冰棍，尽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泪流不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青海境内，他一直在流泪——他流着泪走过盐湖的荒寂湖岸，流着泪走过纹丝不动的汽车冰棍，又流着泪走过世界屋脊长长的下坡路。

◆◆◆◆ ◆◆◆◆

杰克·阿德尔斯坦是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顶级专家。他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长大成人，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报纸唯一专事犯罪报道的美国人，目前靠着警方的保护居住在东京。日本警察每天都要到阿德尔斯坦的住所进行巡访，并在大门上留下写着“一切正常”的黄色纸条。纸条上印着东京警察的吉祥物Pipo君，这个面带微笑的卡通人物长着大大的老鼠耳朵，前额上伸出一根天线。城里的有些人不太把阿德尔斯坦当一回事儿。他们不理会他，以为他不过是个脾气乖戾而偏执的外国人，只会大谈来自黑帮的死亡威胁。有些人的反应则充满了怀疑；不少日本人声称，他的新闻职业不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的幌子而已。好几家网站都说他是摩萨德的特工人员。阿德尔斯坦对这样的风言风语很少理会，依旧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形象，足以让真正的特工人员自愧不如。他四十出头，穿一件军用短衫，戴一顶窄边圆顶帽，不停地抽着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丁香香烟。有一阵子，他把头发染成大红色，声称这样的装束能够挫败可能存在的暗杀。他雇了一位保镖兼做司机，这个人曾经是黑社会成员，几年前活活被砍掉了一根小手指，以向帮派头目谢罪。阿德尔斯坦说，他之所以有一辆由九指司机驾驶的奔驰车，是为了避免乘坐地铁的时候被职业杀手推下站台。

日本这个国家并不危险。每年近二十万人中才有一起谋杀案。这属于全世界的最低水平，仅高于冰岛和瑞士；在美国，被谋杀的几率要高出十倍以上。在日本，拥有枪支是犯罪，拥有子弹是犯罪，扣动扳机也是犯罪：你还没找好目标下手，就已经拥有了三项罪名。黑帮的射击准度之差众人皆知，因为很难有实弹操作的机会，不过他们还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警方估计，黑帮组织有近八万名成员，而美国的黑手党鼎盛时期也仅有五千人。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因为有组织犯罪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很难想象还有类似的文明国家，犯罪竟有如此的影响力，”替一家大型金融公司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位美国律师最近在东京告诉我。他有从事情报工作的背景，并有充足的经验对拟投资的项目进行审核，以确保这些项目跟有组织犯罪没有任何牵连。“我们每个月都要拒绝五六家想跟我们做生意的公司，因为它们跟黑社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他说道。他告诉我，在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雷曼兄弟公司因为黑帮幌子公司的坏账损失了三亿五千万美元，花旗银行的损失超过了七亿美元。

这位律师要我别使用他的姓名或公司名。“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差错，而且你能够识别出坏人，不跟他们进行生意往来，你就会面临一定的危险，”他说道。他对阿德尔斯坦的工作十分熟悉，并认为他采用了迥然相异的工作方法。“杰克很高调，”他说。“那是他的风格。”对丁香香烟和窄边圆顶帽调侃一番之后，他又说道：“我要是今晚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准保一点也不会吃惊。”

我和阿德尔斯坦都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长大，尽管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这样的人往往让你过目不忘。他早年的名字叫乔西，又高又瘦，长脸，略显不对称。他的双眼斜视非常厉害，只好接受了一次矫正手术。手术后，他的神情依然模棱两可，永远无法叫人准确判断他的视线集中在什么上面。数年之后，他被诊断出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失调症，常常会引起严重的眼部、心脏，以及其他主要器官的病变。不过，他在小时候只是显得比较特别而已。他的视力和协调性很差，甚至考不出驾照（这对于密苏里州中部的高中生来说是必备品），因此他去镇上的什么地方都只能让班上的同学替他开车。他很喜欢戏剧，这在体育运动受到热捧的中学里也算是一种罕见的失调症；他是那个自称为“戏剧苦工”圈子的成员。女孩子对他没什么指望。体格健壮的同学老是揶揄他，于是一位老师建议他练习武术。他先练习空手道，然后进入密苏里大学开始了一年级日语课程的学习。一切都做得顺风顺水，直至乔西在当地一家书店干活儿的时候从电梯轴上跌落下来。这事也非常邪门——那样的电梯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并没有多少部。乔西因为头部受到重创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尽管康复得不错，但学过的日语一句也想不起来。不过，头部的创伤也抹去了很多高中生活的记忆，所以也还划算。至于日语，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

他大学二年级时来了东京，却再也没有回过美国。他转到一所日本大学，并以学生的身份在一所禅宗寺院居住了三年。此间，他放弃了当演员的计划，并改名为杰克，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全看你什么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日语学得很快，经过五年的学习就通过三个阶段的考试，成为了东京《读卖新闻》的警情记者。据说阿德尔斯坦是通过这家报纸严苛考试体系的第一个美国人。

《读卖新闻》是全世界最大的日报。每天印行两版，总发行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万份，是《纽约时报》的十倍之多。互联网对《读卖新闻》几乎没什么影响，所以它对自己的网站也不怎么看重。它发表的文章很少署名，大都由记者团队创作而成。《读卖新闻》安排新来的警情记者报道高中的棒球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这项体育活动有助于专事犯罪报道的记者的培训和成长——团队精神、统计数据、关注细节。阿德尔斯坦刚进入这家报社的时候，同事们发现这个美国人对于棒球运动一无所知，不免感到吃惊。他不知道得分和出局的差异，看成绩表更是如同辨认日本汉字。他告诉我，他在培训期间一直期待着发生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高中棒球赛季期间，我们获得了拯救，一个漂亮的女孩被杀害，尸体被人装进了油桶，”他说道。“这事儿很难说出口，不过我却乐意做这种特别的工作。”

2004年，我居住在中国期间，专门赶往东京联系了阿德尔斯坦。一天晚上，他带着我参观了歌舞伎町的红灯区，大讲黑帮男妓们的离奇故事。《读卖新闻》除了提供职位，还给他提供了一辆轿车和一名专职驾驶员。穿西装系领带的阿德尔斯坦坐在后座，时不时要求驾驶员停下轿车，以便他前往弹珠游戏厅或者隐蔽的按摩场所会见线人。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个高中密友正开车带着他在密苏里州中部四处转悠，因为他的视力相当糟糕，可如今他竟然把后排座位看成了身份的象征。密苏里州一位名叫威洛比·约翰逊的朋友曾经说过，阿德尔斯坦本质上仍是一名演员。“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有点名的人都会这种自我塑造，”约翰逊最近告诉我。他读高中的时候一直是最受阿德尔斯坦信赖的驾驶员，现在依旧称他为乔西。“我觉得乔西就是这样的人，”他说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大牌的国际特工。”

日本的黑帮有时候说他们从事的就是表演行当。“就是一种氛围和仪态，”一位前帮派成员曾经这样对我讲。作为年轻的刑事罪犯，他的大佬——就是他在帮派内部的“养父母”——曾经给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建议。“我的大佬告诉我，一旦你加入黑帮，就会受到很多双眼睛的注视，”他告诉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这就是一场演出。如果黑帮成员的角色没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没法活下去。”

黑帮的一贯形象都是失败者，靠着粗暴和背信弃义才能活下来。这个名字原指纸牌游戏中的一手烂牌——其日文名yakuza的意思是“8-9-3”，因为虚张声势是常有的事儿。帮派成员多为日籍韩裔，或是其他长期遭受歧视的族群。这些局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显示出灵活、有头脑的特质，他们的故事由罗伯特·怀汀在《东京黑社会》一书中探讨过。这一时期，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黑市，以供大家购买生活日用品，并善于跟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在日本重建经济的过程中，黑帮介入了房地产和公共建设项目。

最重要的是，他们避免对平民诉诸武力，因为在一个讲求秩序的社会，犯罪形象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帮派成员在各自的背部和手臂刺上十分复杂的文身图案，并尽可能把头发梳理得卷曲，以区别于普通的日本人。如果某位成员惹大佬不高兴了，他得剁下自己的小手指以示道歉。帮派成员善于放高利贷、恐吓和敲诈勒索。他们想出各种奇妙点子恫吓银行。我在东京陪阿德尔斯坦去拜访了一位中年黑帮成员的家，这位成员跟他过去的同伙一起饶有兴致地回忆了1980年代他们敲诈各大银行的事情。

“他们有时候会派三个家伙带着几只猫赶过去，他们在银行的大门口揪着猫的尾巴在空中画圈，”那个人一边回忆，阿德尔斯坦一边进行着翻译。“他们没有停手的意思，直到银行答应提供贷款。或者，我们会召集一百来号帮派成员在银行的门口排成一排。大家轮流进去开户并存入一块钱，这对新开户头来说是最低的存款金额。整个过程会持续一整天，直到银行为了摆脱我们而最终答应放款。”他说，这种贷款他们根本不会归还。“不过，我们会给银行提供保护，同时帮助他们催收欠款，”他说道。“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亏本买卖。”

两个人都因为轻罪入过狱。他们俩体格魁梧，鼻头硕大，鼻梁看上去都曾经断过。两个人说起话来不冷不热，轻描淡写，眼睛的表情却相当丰富——弓形眉，好似漫画作品里精巧的一笔；只要一激动，那眉毛就颤动不已。其中一个的肩膀和手臂纹着日本皇室的爱国标志菊花。两个人都说自己知道有一百来个同伙死于帮派争斗。“这是帮派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说道。“你杀别人，最终你又被别人杀掉。”不过，他们都强调一点，从不针对无辜的平民。他们觉得，帮派从事的工作都很高尚：跟踪欠债不还的赖账者，让大家不花钱请律师也能够解决问题。黑帮帮派还涉足慈善事业，尤其是在遭受地震或者灾难之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很多黑帮趁着经济泡沫发了财，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公司组织。（只要登记手续完善，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要取缔这样的黑帮组织。）目前，黑帮经营对冲基金。他们投资房产市场。三大黑帮组织之一的稻川会设在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跟丽思卡尔顿酒店隔街相望。至少有一位日本首相拥有跟黑帮的交往记录，政客们跟犯罪组织也都有往来，在其他的地方这肯定会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1990年代中期，时任运输大臣的龟井静香承认，自己接受过来自黑帮幌子公司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不过他矢口否认知道这些公司跟犯罪组织有任何牵连。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声誉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后来担任金融大臣，专管日本的金融业。

身为外国人的阿德尔斯坦轻松地周旋于黑帮和警察之间，在双方面前都高调地充当着外来者的角色。不过他遵循一套严格的规则：从警察那里弄来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却绝不能传递给帮派成员。相反，如果某个帮派向阿德尔斯坦提供了什么信息，而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揭露某个敌对的帮派，那么信息就可以报告给警察。阿德尔斯坦对于情报的来源守口如瓶。他说，自己这个行当的关键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互惠性”。他通常的做法是向线人提供小恩小惠，然后把收集到的各种情报拿到其他地方进行交易。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陪着阿德尔斯坦来到位于六本木的一家墨西哥餐馆，与需要帮助的一位黑帮成员见面。他四十来岁——我就叫他宫本吧——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非常好。在进入黑帮之前，他在东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当时，公司的一个客户，也就是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经常委派高层管理人员前来日本。晚上，宫本的职责就是领着一帮外国人前往被称为“泡泡浴”的按摩房，客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洗浴、按摩和性。后来，公司遇到一个黑帮的敲诈，威胁说要把美国汽车公司管理人员洗泡泡浴的事情透露给低俗小报。支付款项的事情交由宫本处理，后来又发生一次敲诈，他很快便成为了公司和黑帮事实上的中间人。黑帮随即把他从公关公司挖了过来。

自此以后，宫本就成为了全职的帮派成员，尽管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大佬叫他别去文身，因为这对他们在商界活动是一种负累。同样，他所有的手指也都完好无损。现在他帮自己的公司打理三种对冲基金。在餐馆里，他给了阿德尔斯坦一张新的名片。“这张名片一定要保管好，因为这是我现在从事的真正的行当，”他用英语说道。“如果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在股票市场上市了。”

他有点私事需要帮忙。加入帮派之后，妻子就离开了他，所以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2011年，由于不到两个月前发生的大海啸，他很想跟妻子取得联系。他请求阿德尔斯坦跟他早已疏远的妻子取得联系。“告诉她，我是清白的，我不再是帮派成员了，”他说道。

“我可以向她撒谎，”阿德尔斯坦说道。“我可以告诉她，你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但我不会说你现在不是帮派成员。”

“好吧，我理解。反正就是想办法劝她跟我见一次面。”

宫本谈起了其他的公司化帮派，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帮派。“他们现在安排了一个人替德意志银行做事，”他说道。

阿德尔斯坦说，宫本把他的帮派标志放到了网上，他提醒后者一定多加小心。“在推特上你得有所保留。”

“老天，我已经有了一千个支持者。”

“在推特上你就不能说他妈的是谁给你的钱。”

“警察又不会看。大家都觉得那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好吧，10月份将生效一项新的法规，如果公开谈论收取保护费，你会锒铛入狱，”阿德尔斯坦说道。

“是的，我知道。”

他们一直没提，阿德尔斯坦帮宫本联系老婆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不过，过了一会儿之后，帮派成员倾过身来，低声地提到了东京电力公司，也就是在海啸中遭到毁坏的福岛核反应堆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管理不善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因此宫本建议阿德尔斯坦对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松叶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往来展开调查。“你知道什么东西才能勾起人们的兴趣吗？”他说道。“松叶会的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核废料处理人员一起打高尔夫。这事儿你可以查一查。”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帮派成员的名字，这个人向核反应堆提供员工和建筑材料，由此获利一百万美元。

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阿德尔斯坦带着有关核反应堆的数条信息联系了不同的线人。整整一个夏天，他先后在《大西洋月报》网络版、伦敦《独立报》和数家日本出版物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关联。他提到是黑帮组织的幌子公司提供了设备和合同工，并引述一位工程师的话，说他早在核处理人员换衣服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奇怪的事情：穿着防护服的他们全身布满文身。

还在替《读卖新闻》工作期间，阿德尔斯坦就说过，大家实际上心照不宣，对帮派组织开展调查性报道的做法并不会走得很远。一如众多的日本大公司，诸多媒体公司跟犯罪组织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就连警察也尽量不跟他们发生冲突。首先，手段有限：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辩诉交易或者证人保护，非法窃听更是不被允许。在以往，黑帮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但这算不上大问题。有组织犯罪预防单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早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会向警方自首。“罪犯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到警察述说：‘这事儿是我做的，’”那位警察说道。“他大不了蹲两到三年的监狱。就好像没有真的杀人。”

就连警察都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社会没有少年犯的容身空间，”他说道。“那正是黑帮扮演的角色。就传统而言，少年犯都被人们送进了黑帮组织。”少年犯长大后成为黑帮成员的事实，并没有让这名警察觉得有多难堪。我问他是否开过枪，他说自己连警棍都没有使用过。他的名片上印着的专业是“暴力犯罪调查”，同时还印着微笑的东京警察标志物Pipo君，大大的老鼠耳朵，头上配着天线，这说明警察能够察觉到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事情。那位警官解释说，警方原来在进行突击搜查前都会提前通知黑帮组织，既是出于尊敬，也是给帮派成员留出时间收拾好犯罪证据。“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他说道。

新一代帮派成员不那么讲文明，他对此唏嘘不已。“他们原来是不会偷摸扒窃的，”他说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光彩。但现在完全变样了。”他把这归咎为贪婪：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轰然破灭后，很多富极一时的帮派组织显得无所适从。多年来，他们吸纳了危险的反社会人员的虚假表象，有些人的行为就开始吻合这样的形象。那位警官列举的一个名叫后藤忠政的黑帮分子就属于这一新的类型。“他比原来的帮派成员冷酷得多，”他说道。“他会把平民作为目标。不幸的是，这样的帮派成员越来越多。”

在我们进行谈话的六天前，后藤忠政过去的一个下属在泰国被人枪杀。数年来，这个人因为涉嫌谋杀一个妨碍后藤忠政介入房地产项目的人而一直逃亡在外。警察说，后藤忠政已经清除了所有的证人。他还提醒我，这个坏蛋也向阿德尔斯坦发出过死亡威胁。最近一次的死亡威胁发生在上一年，也就是后藤忠政出版其自传的时候。“我们怀疑后藤忠政涉嫌参与了对十七个人的谋杀，”那位警察说道。“泰国谋杀案说明，他还能把手伸到海外。”

罪犯的自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算是一种有悖常情的类型，在日本尤其如此，后藤忠政的自传取名为Habakarinagara，这是一种敬语，意为“恕我直言”。自传出版的时候，作者发表声明，所有的稿费都将捐给柬埔寨的残疾人和缅甸的一座寺庙。作品一开始就透着大卫·科波菲尔的语气：后藤忠政从小没鞋子穿，他吃的是大麦而不是稻米。（“那些年尤其艰难，我还有一个酒鬼爸爸。”）他以棒球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从少年犯成长为黑帮成员的过程。（“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芦苇坝里玩棒球，一夜之间被人发现，从而参加了重要的联盟赛事。”）细节并不丰富的犯罪过程讲述得轻松活泼，就连一次次漫不经心的过程也都值得追忆。（“我家老三，也就是康孝，曾经在骏河银行门前散发传单，抛洒大便，因此进了监狱。”）后藤忠政尤其强调自己的幽默感；哪怕没有别的，他至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会道歉以求原谅。我天生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剁掉自己的小指头，并交给了川内。”）

数年来，这位自动切手指的人一直是日本航空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据警方估计，后藤忠政的总资产将近十亿美元，他在日本第一大犯罪组织山口组内部掌控着自己的小团体。令他臭名昭著的是对于日本最负盛名的电影制作人伊丹十三的袭击。1992年5月，伊丹十三推出电影《民暴：勒索的温柔艺术》，将黑帮成员描述为与硬汉形象不相符合的冒牌货。数日后，后藤忠政所在帮派的五名成员在这位电影制作人的家门口展开袭击，用刀子对着他的脸部和颈部一通乱划。后藤忠政声称自己对此次袭击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他在书里说起这事的时候既惊讶又傲慢，就像是老板度假归来，却发现自己的下属已经先声夺人。（“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手下做了这件事儿，我会送他点小礼物聊表敬意。’”）

之后，伊丹十三愈加直言坦率。五年后，他从自己的办公室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他留下纸条，说自己因为陷入绯闻猜测而心智错乱。不过，阿德尔斯坦在引述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帮派成员提供的资料之后，撰写报道说该电影制作人是被迫在那张纸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跳楼自杀的，警方很可能把这件案子认定为故意杀人。那位研究有组织犯罪的美国律师告诉我，有些帮派组织的专长便是把杀人案伪装成自杀案。“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爱面子而自杀，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日本人都这么做，”他说道。“但现在一听见有人自杀，我就会怀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读卖新闻》工作的阿德尔斯坦开始对后藤忠政展开调查。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他的线人——一位外国妓女——突然失踪。阿德尔斯坦确信她已经被人谋杀，并随即被这起案件弄得心神不宁。他此前娶了一位名叫直的日本记者，并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过，阿德尔斯坦很少在半夜之前回家，因为大家认为日本的犯罪报道记者应该跟警察和其他线人一起抽烟喝酒。有时候，他受到来自帮派的威胁；有一次他受到毒打，被打坏了膝盖和脊柱。跟许多罹患马凡氏综合征的人一样，他的心脏每天都要接受注射治疗。有迹象表明，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我摧残。他一直喜欢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戏剧化——这是他一贯的形象——而他现在似乎已经真的做起了演员，扮演的角色是个麻烦缠身的犯罪报道记者。

几年之后，阿德尔斯坦和他的妻子都说，这段时间毁了他们的婚姻，也结束了他在《读卖新闻》的记者生涯。他说，这家报纸在跨越了某个阶段之后，便在关于后藤忠政的报道上畏手畏脚，因此阿德尔斯坦才要辞掉这份工作。直至今天，报社没有人愿意谈及他的任职经历；有些记者说他是个大骗子，还有一些人则说《读卖新闻》对于他的执着痴迷颇感不爽。不少人猜测，他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做事。来自具有竞争关系的报社的记者更愿意对他的工作褒奖有加，很多人指出，日本媒体对于惹恼后藤忠政这样的黑帮大佬的文章向来秉持回避态度。他们还说，《读卖新闻》对于阿德尔斯坦的离去非常生气，因为这违反了一贯的社团忠诚理念。

离开《读卖新闻》后，阿德尔斯坦继续开展调查，直至锁定后藤忠政的肝脏。对帮派而言，肝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是与小指不相上下的自残对象。很多帮派成员以注射方式服食甲基苯丙胺，污染的针头和文身都会传播丙型肝炎。此外，他们还抽烟酗酒。在帮派圈子内部，受损的肝脏是一块光荣勋章，像后藤忠政这样狂傲的武士当然要在回忆录里面吹嘘一番。（“我喝了太多的酒，足够毁坏三对肝脏。”）不过，这也意味着帮派成员经常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警事信息渠道让阿德尔斯坦得知，后藤忠政在美国新换了一只肝脏，但他那包罗万象的犯罪记录本应让他没有资格获取美国的签证。阿德尔斯坦经过数月的调查后发现，后藤忠政和另外三名帮派成员早就是全美顶尖器官移植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病人。后藤忠政之所以取得签证，是因为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了一笔交易——他答应供出其他帮派的内情。

阿德尔斯坦于2008年5月在《华盛顿邮报》首先发表这篇文章，随后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提供了细节。吉姆·斯特恩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亚洲刑事犯罪企业调查小组的退休主任，他对这样的交易进行了证实，尽管他说这事后来功亏一篑。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并不认为后藤忠政给了警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斯特恩没有参与这项交易。）根据阿德尔斯坦在日本的警事信息来源，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收到过来自黑帮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调查发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并没有不当行为，而医疗中心报告的捐款数目只有二十万美元，尽管它承认收到过其他礼物——后藤忠政给自己的主刀医生送了一箱酒、一块手表和一万美元。就在他接受肝移植的那一年，洛杉矶地区有一百八十六个美国人死于等待肝脏移植的过程中。文章见报前很久一段时间，后藤忠政的手下一直在联系阿德尔斯坦。他说自己受到过他们的死亡威胁，而另一个帮派的负责人提出给他一百万美元，要他撤下那篇文章。之后，阿德尔斯坦就处于东京警方的保护之下，而联邦调查局负责监护他早已移居美国的妻子和孩子们。

2008年，山口组正式开除后藤忠政。他接受必要的训练，成了一名注册的佛教禅师，这对于担心遭到过去同伙报复的前帮派成员而言并不鲜见。谋害禅师是一种造孽，哪怕他曾经指使过犯罪行为，并且据说至今仍掌控诸多忠实的追随者。后藤忠政禅师利用自传来讲述自己间接感受到的各种威胁。“我刚从生意场退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时间去追查那个美国小说家，”他以“恕我直言”的语气说道。“要是我和他相遇，那一定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估计要写‘后藤忠政正在追杀我’而不是‘后藤忠政可能会追杀我。’”

2010年，阿德尔斯坦雇了一位名叫猪狩俊朗的律师，以起诉后藤忠政的出版商并要求收回这一死亡威胁。猪狩俊朗参与了诸多针对黑帮的案子，其中包括对相扑比赛和职业棒球比赛的调查。2011年8月，这位律师前往菲律宾度假，结果被发现陈尸于房间，身边有一瓶安眠药、一套开箱刀和一瓶酒，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割痕。菲律宾警方的报告语焉不详，但日本的报纸多将死因报道为谋杀。在日本，后藤忠政的自传销量超过二十万册。2011年春季之后，所有的稿费都捐献给了海啸救援工作。

那一年春天，我去东京拜会阿德尔斯坦。他告诉我，他在此前一周已经被诊断患了肝癌。他参加的佛教禅师训练即将结束。阿德尔斯坦觉得，如果后藤忠政能够以此作为保护，他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把自己当成佛教徒看待，喜欢“因缘”这个说法，尽管他对训练他的禅师说，他并不相信转世轮回的说法。“他说你不一定要相信，”阿德尔斯坦说道。“佛教看重的不是信或不信，它看重的是怎么做。”

他对癌症这一诊断结果既不惊讶，也不沮丧。他的癌症属于初期，东京一家诊所的医生正在对他进行乙醇注射治疗。他们告诉阿德尔斯坦，癌症可能与他的膳食有关，也可能与他多年抽烟喝酒有关，甚至可能与他自身的马凡氏综合征有关。然而，他的平和心态与其说是与他信奉的禅宗有关，还不如说与他所处的环境更有关系，因为每个人对肝脏问题都略知一二。一天下午，我们前往所在社区的警察所，阿德尔斯坦将诊断结果告诉了一个侦探朋友。“喔，你都快赶上帮派成员了！”那位警察说道。“你的身上是不是真有文身哦？”当我们见到阿德尔斯坦的一位刑事犯罪线人时，他说自己的帮派头领原本指望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换一个肝脏，但在阿德尔斯坦做了披露之后，只能前往澳大利亚寻找器官。（他后来从澳洲人那里获得了两个肝脏，但还是死了。）阿德尔斯坦的驾驶员偶尔会谈及他俩都认识的熟人的近况，说这个人的肝脏对乙醇没有任何反应，目前只能进行电波治疗。那位驾驶员自己的肝脏非常幸运——他曾经患有丙型肝炎，但采用的干扰素治疗非常成功。

这位驾驶员的名字叫做望月照雄，具有很长时间的刑事犯罪史。他十来岁的时候成为少年犯，直至被深感失望的父母送进当地的帮派组织。望月照雄加入稻川会，变成了吸食冰毒的瘾君子。他因为毒品犯罪四次被判入狱。现年五十多岁的他说，自己金盆洗手已经有二十多年。他身材魁梧，看不见脖子，脑袋尖得像颗子弹。跟我遇到的其他帮派成员一样，他的眼睛表情丰富，尽管我问起他的左手时，那充满喜感的眉毛一动不动。他平静地回答道：“遇到过一点小麻烦，我必须得失去一个小指头。”他在帮会办公室当着上司的面采取了行动。一位医生帮他止了血，但望月照雄拒绝接受末端神经治疗。“修复手指相当于收回自己的道歉，”他解释道。他说，帮派的这一传统跟古时候的武士仪式性地切腹紧密相关。他还说，日本的法律赋予九指者残疾人的身份，不过望月照雄同样拒绝申请——出于对自己断指道歉的敬意。

他认识阿德尔斯坦已经有十五年时间。我问他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他漫不经心地给我讲起来龙去脉，其中的细节仿佛是一个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1993年，望月照雄的一个手下前去敲诈一家宠物店具有刑事犯罪记录的老板，于是老板杀害了这位帮派成员。据谣传，老板把这位帮派成员的尸体肢解并喂了狗。当时还是单身一人的阿德尔斯坦负责采访这起案件，他前去采访已故帮派成员服食安非他命成瘾的女朋友；当天他们就睡在了一起。一天，望月照雄前往这个女人的住处以示慰问，开门的是刚刚享受完床笫之欢的阿德尔斯坦。

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但还是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吧：“你对杰克先生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他妈的白痴！’”望月照雄回答道。“你就算找遍全日本，也找不到肯干这种事情的记者来。让我觉得惊诧的是，他显得无所畏惧。这个人太奇怪了。”

随后几年间，阿德尔斯坦和望月照雄成为了朋友。2007年，望月照雄被稻川会逐出帮派，起因是一件他不愿意谈论的内部冲突。第二年，阿德尔斯坦提出让望月照雄做自己的保镖兼驾驶员。“我并不想答应，”望月照雄告诉我。“后藤忠政是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家伙，谁愿意接手这样的活。不过，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解释说，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文饰的中年男人而言，东京的就业前景非常暗淡。他现在开着黑色的奔驰S600轿车——这是帮派的常用车型——带着阿德尔斯坦满东京转悠，每个月能挣到三千五百美元。这辆轿车是阿德尔斯坦从另一个帮派线人那里便宜买来的。

望月照雄没有携带武器。他说自己对于麻烦会尽量有所预见，他还操控着几个黑社会线人，随时掌握后藤忠政的情况。他告诉我，阿德尔斯坦的举止跟一般的日本记者迥然相异，后者非常小心，往往不愿意越过某些界线。“他不用考虑那样的禁忌或者界线，”望月照雄说道。“如果他是日本人，现在早就没命了。”望月照雄解释说，有些帮派很不喜欢阿德尔斯坦写的文章，但大家又觉得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讲良心，”望月照雄说道。“人们就欣赏他这一点。对于一个非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责任感十分罕见。”

阿德尔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东京之恶》，讲述自己参与警方行动的各次冒险经历，目前正在着手写作另外两本书。几年前，他替美国国务院开展过关于人口买卖的研究项目，现在是打击性交易的非营利项目“日本北极星”的董事会成员。间或，他会替有关公司做一些调查工作。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那位美国记者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阿德尔斯坦的时候，他的形象十分令人反感。不过，他对他的工作倒是印象深刻。“他是个手艺人，”他说。“他对于自己做得正确的研究项目感到十分自豪。”他继续说道：“正是在这些奇怪的事情上，大家发现这个白人已经尽可能地深入了日本社会。”

阿德尔斯坦严格地坚守互惠性和信息来源保护的规则，不过他也愿意尽一切办法来收集事实。他说，在自己的婚姻破灭之后，一位独身的女警曾经主动向他提供有关后藤忠政的文件资料，条件是要陪她睡觉，他答应了。在红灯区，他靠外国脱衣舞女收集信息，有几次当这些人遇到签证问题时，他把她们介绍给男同性恋的工薪族，后者需要老婆来提升自己在保守的日本企业内部的社会地位。阿德尔斯坦说自己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他只是让这些人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申请配偶签证，并在社团活动上出双入对。不过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吓到美国记者。“我陪线人睡过觉，”他告诉我。“我还做过几件与敲诈有关的艰难谈判。为了获取信息，我翻过垃圾桶。我愿意从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反社会力量那里获取信息，只要这样的信息对我有用。”

至此，他扮演犯罪报道记者的角色已经太久，以致很难动摇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要我陪他出门，我们似乎总会伴着某位时尚漂亮的女人推杯换盏。整整五年时间，他在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不过总像是刚搬进去的样子：一到晚上，他就从壁橱里搬出一张床垫，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席地而睡。他用微波炉烹煮从便利店买来的速食当早餐，吃饭用的是纸质餐盘。我在厨房里数到了五瓶威士忌、四瓶伏特加和三只汤匙。没有餐桌；他坐在沙发上吃着外卖食品。他每点燃一支丁香香烟都要用笔在自己的手上做个记号，应该是为了减少抽烟的数量吧，尽管我有一次发现他在跟我前往接受癌症治疗的路上，一连做了六个记号。就在那一天，医生决定推迟乙醇注射，不过我不太确信阿德尔斯坦的身体注意到了这一天的差异。我们从医院径直赶往日式涮锅店吃饭，他要来两瓶日本米酒，在等待一位优雅的日籍美国女子的过程中喝了个精光。之后，他又在三家不同的酒吧喝了五种酒，凌晨两点的时候他还兴致高涨。

布恩县的一处农庄里，在俯瞰密苏里河的最后一道山梁上，矗立着一座六边形塔楼。这座塔楼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上翘的屋檐。“我印象中的日本房屋就是这个样子，”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艾迪·阿德尔斯坦这样说道。他说自己只去日本看过儿子一次，所以对日本不太了解，不过他一直很欣赏修一座亚洲式房屋的想法。他在堪萨斯有一位专门从事六边形建筑设计的朋友，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兴趣组合了起来。自2005年以来，这座塔楼一直是直·阿德尔斯坦和她的两个孩子的家。艾迪和他的妻子维拉居住在同一块地头的另一所房子里。

邻居大多是农民和搬来乡下寻求安宁的人，不过大家对于日本黑帮和后藤忠政的事情还是有所耳闻。“一开始，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这里，跟每个人都做了交流，”居住在附近农庄一位名叫海蒂·布乃纳的护士告诉我。“这太奇怪了。第一天晚上我在场，治安官来过之后，头顶上还出现了直升机。”布乃纳养了一头驴、四十只小鸡、十只山羊和一只名叫贝西的小狗。她说整整一年的时间，只要每天晚上治安官的人把车停在塔楼附近，贝西都要狂吠一番。“他们就坐在车上守着。有一次他们还赶跑了好几个四处挖蘑菇的小家伙。”还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的邻居问我能不能讲一讲后藤忠政发出死亡威胁的最新情况。“现在安全了，对吗？”他问道。杰克和直的十一岁女儿本妮·阿德尔斯坦试图确信我弄明白了日本黑帮和密苏里刑事犯罪的差异性。“那跟杰西·詹姆士抢劫火车不是一回事儿，”她说道。

直·阿德尔斯坦告诉我，她一想起后藤忠政就厌烦不已。2008年，联邦调查局建议她家安装报警系统并购买枪支，因为一个职业杀手要在密苏里河的沿岸找到唯一的塔楼建筑并非难事。之后，当局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不过到我前去拜访的时候，她已经有两年时间没回过日本，因为东京警方对于后藤忠政“恕我直言”式的死亡威胁仍然十分担心。直曾经在东京做过商业记者，但她现在正在学习会计，努力地适应密苏里的乡下生活。她非常喜欢这座塔楼，尽管不时抱怨塔楼里面几乎找不到壁橱空间，因为设计者当初醉心的是塔楼的日本样式。谁会想到塔楼里要有壁橱呢？“我总在想，自己怎么会生活在这个地方？”她说道。“我生长在琦玉县。虽说那不是什么大都市，但好歹也算是东京的郊区。我从来没有对付过蜱虫和臭虫。蜱虫真讨厌！”

直是一位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领着孩子陪我到乡下散步。她穿着红色短裙和黑色紧身长袜，偶尔会停下脚步清除蜱虫。经过几年的分居，她和杰克终于决定正式分手。他们的关系仍然较好，不过一说起这桩婚姻她就哀伤不已。在她看来，丈夫对于黑社会犯罪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这种深入改变了他自己。“他受过别人的殴打，所以总是谨小慎微。他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笨杰克，”她说道。“说话带有帮派习气。”她继续道：“这跟他们的说话方式和面部表情有关。他生气的时候说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次吵架，他脱口而出：‘关你屁事！笨蛋！’我当时想，哦，他都会用日语讲粗话了。”

她说自己曾经希望他重新选择职业，可她现在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阿德尔斯坦的家人和朋友告诉我，他痴迷于这种充满刺激的生活，另一些人则说他已经附身于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角色。不过，在混乱的私生活表象之下，他的人生观仍然不乏道德的成分。他对于“义理”的信奉超过任何法律制度，他可以尊重罪犯，只要这个人仍旧恪守信用。“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公平而正直，”他的父亲告诉我。

艾迪·阿德尔斯坦说，他和犯罪打交道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儿子。他曾经在位于哥伦比亚的弗吉尼亚医院担任病理学家，并担任县级医疗检查官二十年。1990年代早期，弗吉尼亚医院的病人突然出现高死亡率，并出现了关于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斯的护士的谣言。后来，阿德尔斯坦博士委托一名流行病学专家展开调查。“三天之后，他告诉我：‘你知道，这个家伙在杀人，’”阿德尔斯坦博士对我说道。“病人多死在凌晨一到三点之间，正是这位护士当班的时间。研究工作针对十三位死者展开，其中十一位由他看护。”调查表明，只要威廉姆斯当班，其病人的死亡率是其他护士看护的病人死亡率的十倍。

一些人相信，这位护士可能通过注射可待因的方式谋杀病人，但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当阿德尔斯坦找到医院管理层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遮掩调查结果。“凡是参与掩盖调查结果的人都升了职，而试图揭露这件事情的都受到了处罚，”他说道。威廉姆斯后来离开了医院，不过院长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藉此在一家偏远的疗养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姆斯进入这家疗养院的头一年，死了三十三位病人，而在此前的十个月里只死了六位病人。阿德尔斯坦和其他人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国会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联邦调查局进行了调查，但法医的检验结果并不完整，原因之一是实验室正忙于处理跟辛普森案有关的各种检验。威廉姆斯被提起诉讼，但因为检察官无法断定死因，诉讼被驳回。根据上一次的报告来看，他目前平静地生活在圣路易斯的郊区。人们怀疑被他杀害的人多达四十二个，其中多为退伍老兵——相比特德·邦迪、约翰·维恩·盖西或是后藤忠政手上的遇害者还要多。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杰克正好在日本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让我对谁都无法信任，”他说道。“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你是对的，哪怕你做的事情很有好处，但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在我看来，阿德尔斯坦生命中最阴暗的部分不是他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堪的记者形象，甚至也不是那些疯狂的帮派报道。在他的异域风味下，最令人心烦的其实是犯罪的常态化。无论身处密苏里或者东京，事情往往不同于表面——护士可能是杀人犯，帮派恶棍可能管理着对冲基金。

我在日本出差期间，曾经联系过后藤忠政的宣传代理人，他说自己的客户不愿意接受采访。于是我联系到了曾为黑帮的粉丝刊物写过稿件的新闻记者铃木智彦，这本刊物把刑事罪犯们描写成了社会名流。最近有谣言说铃木在为后藤忠政传递信息。

我们见面的地点位于东京的一家咖啡屋。铃木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和厚重的靴子，因为他刚从仍在遭受海啸影响的南相马镇的一项慈善活动归来。最近几周，各黑帮一直在提供援助，后藤忠政资助了当天的慈善活动，活动的名称就叫做“恕我直言”。我问有没有知名的帮派成员参加，铃木提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说道：“他就是当着媒体的面戳伤邪教成员的那个家伙。”我没有追问细节；至此我已经明白，此类断语中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才是问题的关键。

铃木说，阿德尔斯坦的外国人身份是使其免遭后藤忠政威胁的挡箭牌。执法部门和外交界的人士曾经对我说过，他们仍旧把死亡威胁当一回事儿，不过铃木说他们的戒备完全没有必要。“类似的话帮派成员经常挂在嘴边，”他说道。“这跟他们对另一个帮派成员说的‘你好’大同小异。”

不过，几个月后有报道说，后藤忠政再一次正式地活跃于有组织犯罪。没多久，几项新的法律生效，规定清偿帮派成员债务的行为属于非法。尚不清楚这样的规定将会得到怎样的执行，不过它反映了人们打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想法正变得日益强烈。在我们会面的过程中，铃木对后藤忠政的计划只字未提。他前一个星期才拜访了这位犯罪头目。“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看起来十分健康，”铃木说道。“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得很棒。”

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望月照雄载着阿德尔斯坦和我前往成田机场。阿德尔斯坦听说最近有人通过海关走私了一把专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步枪。“我在海关有线人，我想跟他谈一谈，”他说道。“也许有戏。”然后，他打算进城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穿着黑色西裤、条纹衬衫，和一件带有红色丝绸衬里的黑色军用雨衣。他戴上了窄边圆顶帽。我们出门几分钟之后，他想起忘了换鞋。他对脚上穿着的蓬松家居拖鞋笑得乐不可支，说非得到机场的商店买一双便鞋不可。

那个星期他应该进行化疗。七点二十五分，他点燃一天中的第一支丁香香烟，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一路上，望月照雄问阿德尔斯坦是否愿意跟他去海滨度一次假。“我们应该趁大家的身体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度一次假，”驾驶员说道。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坐在车上，阿德尔斯坦问望月照雄有没有杀过人。驾驶员沉默不语，仿佛在仔细斟酌该怎么回答。“我从没杀过不是帮派成员的人，”他最后笑着回答道。

阿德尔斯坦讲故事时好像总是脱口而出，而且不可思议地充满着帮派元素，他今天又讲了一个新故事。他说，自己醉心于调查工作期间曾经与后藤忠政的一个情妇有染。这个混蛋据说在东京和其他地方供养着十多个女人，阿德尔斯坦和给他提供有用信息的那一位睡了一觉。后来，他把她介绍给一位需要娶妻并将被派往海外的同性恋工薪族，目的是帮她摆脱后藤忠政。他说，两口子给过他自己在欧洲的地址，现在相处得非常和睦。我问那一位情妇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曾经在床上谈论过这个有趣的问题，”阿德尔斯坦说道。“她问：‘你爱我吗？’我回答说：‘不，但我喜欢你。’她又说：‘我也喜欢你，你很风趣。’她接着又说：‘你跟我睡觉是为了了解后藤忠政的情况吗？’我回答说：‘是的。那你呢？’她回答道：‘嗨，我恨死他了，我每次跟你睡觉就等于是抽他的耳光。’她很喜欢天文学。我们有一次去太阳城参观天文馆。我记得那是我们唯一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一次。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他继续说道：“美妙极了。还有一次我给了她一件礼物——我给她买了一只世嘉生产的天象仪，很贵，她哭了。”

他又点了一支烟。他曾经告诉我，不指望自己长命百岁，但他在东京好像活得十分开心而且精力充沛。我欣赏他这个故事里的意象：天文馆里并不般配的男女、日本恶棍的情妇和眼睛斜视的密苏里男人，两个人凝望着满天星斗。我思忖着，直到机场出现在眼前，他下车去买鞋子。

◆◆◆◆ ◆◆◆◆

小陆、小张和小刘在桥头等我。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来自四川北部的同一个村子。他们说，他们辍学后来到南方，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我三天前在深圳市区见到他们，他们想让我买黄色光碟。

他们告诉我，一开始有个男人雇他们卖黄色光碟，因为他们年龄小，不担心会被关起来。这个男人每月给每个小孩子三百元钱。不过，几个孩子说没过多久他们就单干了。我最初很难相信这一切——这么年轻的小孩似乎根本不可能自个儿从事违法的营生。不过整整一个月，我经常去看望他们，都没有发现有大人管束的迹象。我终于慢慢地相信，他们跟我说的大多是实情。他们还说，有两次被逮住并被送出深圳经济特区的关外，不过他们又都翻过绕城的链状铁丝网跑了回来。他们租了一套房子，自己煮饭吃。他们睡在一张床上。他们以四元的价格买进黄色光碟，再以十元的价格卖出去。他们把钱凑在一起，每个孩子每个月至少能往家里寄回三百元。

我答应今天带他们一起吃午饭。我们找到一家广东菜馆，几个孩子一坐下来就点了冰镇咖啡和热气腾腾的火锅，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组合。火锅端上来之后，几个孩子拿起桌上的调料盒，全倒进了锅里。火锅油混合着盐块、味精和辣椒扑扑扑地沸腾起来。几天前我带他们去吃肯德基的时候，他们对炸鸡已经如法炮制过一次。

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喝光了冰镇咖啡。

“我想喝啤酒，”小陆说。他在哥仨中年龄最小，但总能起带头作用。我告诉他，他还小，不能喝啤酒，应该喝茶。

他们狼吞虎咽了一会儿，小陆叫来了服务员。我从未见过十岁的小孩以如此威严的语气跟一个大人说话。

“来一瓶啤酒，”他吩咐道。

“别给他啤酒，”我说道。“我们喝茶。”

“我想喝啤酒，”小陆说道。服务员有点拿不准，到底谁说了算。

“啤酒不行，”我语气坚定地说道。

“吃火锅就应该喝啤酒，”小陆说道。“我们老家都这样。”

“他爸爸酒量大，”小张指了指小陆说道。

这事我信，尽管当时并不想深究。我换了个话题，问他们怎样躲过警察。小刘和小张说，他们尽量蓄短发，让警察无从下手，同样，他们还尽量避免穿长袖衬衫。跟其他人一样，小陆穿着紧身短袖衫，不过头发比较长。他的头发中分，对此他似乎颇感得意。吃饭的过程中，他起身上了一趟厕所；出来后，又变成了溜光的大背头。我一直仔细地观察着他，那是他唯一在我视线中消失的时段。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服务员走了过来。

“要青岛还是燕京？”她问道。

“我们不要啤酒。”

“可他已经点了！”

“别听他的。”

吃光了锅里的肉和菜，几个小孩子又喝起了油汤，汤里全是调料，变成了亮晶晶的化学品。他们的肚子好像还没有填满。我问他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开车，”小陆说道。

“保安，”小刘说道。

小张笑了笑回答道：“我想回家。”

◆◆◆◆ ◆◆◆◆

第一起事故不是我的错。我租了一辆大众捷达轿车，前往位于北京北边三岔村的周末度假屋。人们把路的尽头铺成一块空坝子，我就把车停在这里。要在三岔村里面开车完全不可能，跟全国几乎所有的村子一样，建村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汽车，连接每家每户的都是窄窄的步行小道。

进村一个小时之后，邻居要我把车挪一下，因为有村民要给那块空地铺水泥。那一天，我和妻子彤禾都带了电脑，想写点什么。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来帮你挪车吧，”我的邻居说道。他叫魏子淇，最近刚学完驾驶课程拿到了驾照。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他属于全村最早学开车的一批人。我把钥匙交给他，坐回电脑跟前。半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出了点问题，”他慢吞吞地回答道。他的脸上带着笑容，不过是中国人遭遇难堪时那种紧绷的笑容，这样的表情让人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道。

“我想还是你自己去看看吧。”

已经有几位村民来到空坝子上打量着轿车，也正咧嘴乐呵着。车的前保险杠完全被撞掉，躺在路上，隔栅敞开着，仿佛是小孩子掉了三颗门牙，正在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他妈的这么高兴呢？

“我忘了前面还有一截，”魏子淇说道。

“什么意思？”我问道。

“我还不太适应开前面有一截的车子，”他回答道。“我们学车的时候开的是解放牌大客车，前面是平的。”

我早先把捷达轿车同一段墙平行停放着，刚才他往后倒车的时候猛打方向盘，根本没意识到车的前端会朝相反的方向猛扫过去。我蹲下来查看了一下保险杠——弯到无可救药。

“你觉得这要花多少钱？”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他找来铁丝，把保险杠系回了车子的前端。他几次提出赔钱，我叫他不用多想；我自己会跟租车公司交涉。第二天，我前去归还车辆。

开车这件事儿我一直认真对待。十六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开车是一种荣耀和责任。现在，每当回想起母亲开车送我去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参加第一次驾驶考试，我都感到紧张不已。州机动车管理部门在大楼里租用了办公室，考试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教堂的停车场。密苏里州中部的人都知道，机动车管理部门评判十六岁男孩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卫理公会。如果男孩子不看盲区、冲黄灯、顺向停车时有细微的矫正动作，都会被判为不合格。有谣传说，凡是流露出自信满满的男孩都会被判不合格——如果你自认一定会拿到驾照，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那帮人就肯定会证明你的想法是错的。我参加考试用的是自家的道奇拖车，之后考官对我讲了一段严厉的话。一开头就是一句断语“你应该感到幸运，我们不会用专业的眼光评判你”，结尾是“我不希望自己某天在医院碰见你”。在话语中间，考官确认我勉强通过了考试，而要紧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机动车管理部门并不是炼狱。要么通过要么不通过，通过考试意味着只要不出纰漏、遵守规定，你就无需再来密苏里州参加驾驶考试。

搬到北京之后，我很惊诧自己的密苏里州驾照竟能通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这个国家正处在汽车大发展的初级阶段，北京一地每天要颁发近一千张驾照。所有的中国申请者都要接受体检，参加笔试，修读为期一个月的技术性课程，然后参加两场驾驶技术考试。不过，这一整套程序对于已经在本国取得驾照的外国人都进行了精简，我只需要参加专为外国人设立的道路考试即可。考官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着驾驶员专用的白色棉手套，手指部位留着香烟熏烤的颜色。我刚上车他就点了一支红塔山。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是当时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

“发动车子，”他吩咐道，我转动了钥匙。“往前开，”他又吩咐道。

我们位于城北，所在的区域已经实行交通封闭——没有轿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行人。那是我在首都见过的最安静的一条街道，我真希望我能够好好地享受一番。然而，我只开了几十米，考官又说话了。“靠边，”他说道。“熄火。”

桑塔纳没有了声音，那个人龙飞凤舞地填写着表格。红塔山只抽了一小点。“结束了吗？”我问道。

“对，结束了，”那个人回答道。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于是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开得不错。”

那年夏天，我开始在一家叫做“首都汽车”的公司租车。租车是个新兴产业；早在五年前，北京几乎没有人想过租车外出度周末。可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购买了五十来辆汽车，大多是中国生产的捷达和桑塔纳。我一般租用捷达车，每天的费用为两百元，外加填写一大堆表格。最为复杂的过程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验视轿车的外观，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张示意图上标示出剐蹭的部位。整个过程通常需要费一点功夫——捷达轿车只是小型车辆，但作为北京交通的标志，它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记录下损耗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转动点火钥匙，让我查看了油量。有时候是半箱，有时候是四分之一箱。有时，他经过一番查看后宣布：“一小半箱。”我有责任在归还轿车的时候让油箱里装着同样多的油。一天，我决定向这个蹒跚起步的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们租出去的时候应该加满油，然后要求客人还回来的时候也加满油，”我说道。“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这里做不到，”经常给我办理租车事务的王先生说道。他是个大个子，稀疏的头发耷拉在宽宽的额头上，好像永远都是好心情。“首都汽车”的前台办公室坐着他和另外两个人，大家像是比赛似的抽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我只能依稀辨认出挂在公司墙壁上的评价表：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这种做法可能在美国行得通，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继续说道。“中国人还回来的时候油箱是空的。”

“那么你就另外收钱来加油，”我说道。“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如果有人不遵守，那就多收钱，大家总会遵守吧。”

“中国人才不吃这一套！”王先生大笑着说道，其他人跟着点了点头。作为外国人，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丝绸、纸张、火药和地动仪，在15世纪就能航行到非洲，修建万里长城，在过去十年间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能做到在交还租来的车辆时让油箱里还有一小半箱燃油，但却做不到还车时加满油。我们就此问题又进行过几次讨论，不过我到后来只得放弃这一话题。我怎么也不可能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

当我把损坏了保险杠的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他好像显得尤其开心。以往，我交还的车辆会带有新的剐蹭痕迹，这在拥有两百多万辆汽车、而且多由新手驾驶的城市在所难免。不过，之前遭遇的损失都不严重，王先生一看见捷达轿车立马瞪圆了双眼。“哇！”他惊叹道。“怎么弄的？”

“不是我弄的，”我回答道。我讲了魏子淇的事儿，说他不熟悉这种带引擎盖的轿车，王先生的表情很是疑惑，我越解释，他的表情越发茫然。最后，我只好不再提轿车前端的事儿——我提出要赔偿一个保险杠。

“没问题！”王先生微笑着说。“没问题！我们有保险！你只需填写一下事故报告。带公章了吗？”

我告诉王先生，我所在单位——也就是经过登记的《纽约客》的官方大印放在了家里。

“没问题！下次带来也行。”他拉开抽屉，抽出一摞表格。除了鲜红的印章，全是空白表格。王先生翻出一张纸，摆在了我面前。上面的公章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什么？”我问道。

“不要紧，”他回答道。“他们出过交通事故，也没带公章，所以就用了别人的。后来，他们拿来这张表格作为替换。你现在就可以把事故报告写在这张纸上，下次找一张纸盖上章再带过来，下一个人还可以用。明白没？”

我没明白——他把这样的安排解释了三遍。最后，我恍然大悟，这个被毁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魏子淇的错，因为他没想到轿车还有个前厢——要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事故的发生地点在乡下，”王先生吩咐我。“那太复杂。就说你在我们停车场出的事儿。”

他写了个样板，彤禾照抄了一遍，因为她写的中文字比我好得多。我在拖拉机协会的印章上签了名。我又去租车的时候，王先生说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他没有就盖章的纸找我的麻烦，我决定到此为止——正如王先生所说，我是他们的老顾客。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

一旦上路，只会更让人毛骨悚然。中国的驾驶员还不太多——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八个机动车驾驶员，跟美国在1915年时的水平大致相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尽管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只占全世界机动车总量的百分之三，其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比例却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这是一个路上新手辈出的国家，其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人们习惯了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所以车辆也会扎堆行驶。他们很少使用转向灯。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他们会径直把车停在路肩上，然后挂倒挡，回到出口处。排了这么多年的长队，中国人对于插队早已学会了一身狠劲，这样的本能在交通拥堵的时候简直是一种灾难。同样，收费站也是一种危害。驾驶员很少察看后视镜，也许因为他们在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未用过这种玩意吧。雨刮器被视为干扰了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车头灯。

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中期北京还禁止使用车头灯。当时去过海外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欧洲和美国政府鼓励这样的出国访问，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窥见西方的民主之后，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各项政策。1983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纽约市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陈希同在与郭德华（Ed Koch）市长会面期间有了一项重要发现：曼哈顿的司机们一到晚上便会打开车灯。陈希同回国后，规定北京的司机们如法炮制。不知道这位市长在美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民主理念——他后来因贪腐而锒铛入狱——但至少为交通安全出了一份力。不过，对于车灯的使用仍有不少争议，为此驾驶员笔试考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278题.夜间行车，驾驶员应该：

A）开大灯。

B）开小灯。

C）关小灯。

我最近弄到了一份备考资料。这份资料一共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和两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其中的任何一道题都可能出现在考卷中。这些练习题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道路使用的实质精神（“对或错：乘坐出租车可以携带少量爆炸物品。”），但我不敢保证这能教会人们正确地驾驶车辆。经过仔细研究后我才明白，这份资料与其说是规定性的，不如说是描述性。它不是教你怎么开车，而是让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开车的。

77题.超车的时候，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超车，视情况而定。

354题.驾车经过大水坑，且水坑边上有行人时，驾驶员应该：

A）加速通过。

B）减速，确保水花不会溅到行人。

C）以原速度径直通过水坑。

80题.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掉头，或者超越前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停止超车。

C）鸣笛、加速，并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汽车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连接着驾驶员的反射系统。人们不停地按喇叭，所有的喇叭一开始听起来大同小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学会了区分其中的细微差异，并能够加以正确诠释。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复杂性跟汉语不相上下。汉语的读音有声调，一个简单的音节会随着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而表达不同的意思。相应地，汽车喇叭声也能够表达至少十种迥然相异的意思。一下短促的“毕—”意在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特别悠长的“毕——”显示驾驶员受困于交通拥堵，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其他的“毕——”回应，说明大家都已经无路可走。另一种是略带结巴的“毕—毕—毕—”，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没有别的感觉。还有一种马后炮似的“—毕”，这一般是新手驾驶员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而简单的“毕”，相当于在说：“没事儿，只不过我的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喇叭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试题还涉及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提醒人们注意。

269题.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经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正常鸣笛。

B）比正常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尽量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正驾驶在乡间道路上，一条狗突然从房子后面蹿出来，扑向我的捷达轿车。这种问题很常见——跟人一样，中国的狗对于汽车的出现还不太适应。我急打方向，但还是晚了一步，狗一下子撞到了汽车前方。当我和彤禾把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那三个人正坐在公司的评价表边上一起抽烟。“首都汽车”的每个人工作都非常棒：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验收捷达轿车的时候，王先生乐呵呵地注意到右转向灯的塑料罩子破损了。他问我撞到了什么东西。

“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他问道。

“狗有问题，”我回答道。“死了。”

王先生笑得更欢了：“你吃了？”

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他自己就养狗，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逗自己的宠物狗。“不是那种狗，”我说道。“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驾驶员有时撞死大狗之后，直接扔进后备厢拿回家煮了，”他说道。他收了我们两百元，以便买一只新的转向灯罩子——这点钱太少，没必要用保险，也没必要给美中拖拉机协会打电话。

申请驾照的中国人必须自费报读专业认定课程，而且至少要接受五十八个小时的训练。这意味着标准化的程度相当高，但大多其实取决于教练。教练通常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套路，颇像旧时的武术师傅。魏子淇的教练不屑于带前厢的车辆，还强迫学员们每一次操作都从二挡开始。据他说，这更具挑战性；一挡只会把他们训练成懒人。我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教练不允许她使用转向灯，因为这会干扰其他驾驶员。我妻子彤禾决定学习驾驶手动挡汽车，便在北京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深表怀疑，但我知道谁才是明摆着的最佳备选教练，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彤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后视镜调向他自己。

“我怎么看见后面的东西呢？”彤禾问道。

“我会告诉你后面有什么东西，”教练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俨然是蒙住徒弟双眼的武术权威：信任是迈向熟练的第一步。

我最近前往南方的丽水市公安驾校观摩驾驶课程。当地的汽车拥有量依然很低——过去六个月每一千户家庭只有二十户购置了汽车。不过，这一水平已经是头一年的两倍多，该市的工业经济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这家驾校一派忙碌，驾驶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停车场、驾训场和上路行驶。

一天下午，我观察六名学员开始第一天的学习。唐教练首先掀开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引擎盖。他一一指出这是发动机、散热器、电池。他给大家演示了如何拧下油箱盖。之后是车门——学员们一一练习开关车门。接着，他教大家识别仪表盘和脚踏板。学员们小心翼翼地围在桑塔纳边上捣鼓着各个零部件，那样子像极了盲人摸象。一小时后，学员们才被允许坐上汽车。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把没有点燃发动机的汽车从一挡拨到五挡。看到这一切，我不禁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我问唐教练：“这不是很伤车子吗？”

“不会，”他回答道。“没问题。”

“我认为如果不启动发动机的话，对汽车会有损伤，”我说道。

“完全不会有问题，”唐教练说道。“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不管哪种类型的教练都应该毫无疑问地受到尊重，这是一种传统，于是我决定不再开口。但这并不容易。学员们的第二步是在固定手刹的情况下练习使用离合器。汽车发动之后，他们挂上一挡，一边踩油门一边松离合。发动机在刹车的牵阻之下发出一阵阵怒吼，引擎盖跟着上下抖动。一天下来，桑塔纳的引擎盖上甚至可以煎鸡蛋，每当一位驾驶员踩一下油门，我的手心禁不住浸湿了汗水。我甚至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机械师，很少有什么事情会像漫不经心地糟蹋汽车那样惹他生气。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被允许驾驶车辆。学员一共有四男两女，全都不到四十岁。每个人都交了二千五百元的培训费——在一个最低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的小城市，这可是不小的数字。学员中只有一个人家里买了车。其他人告诉我，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买车。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认为，驾照会令自己的求职简历增色不少。“就像游泳，人人都应该学会，”一位名叫王燕珩的学生告诉我。“今后的中国将会有很多人购买汽车。”他是高年级学生，修读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唯一家里有车（三辆）的那个人十九岁，主修社会学，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厂。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她用手指抚弄了一下桑塔纳轿车的车窗边框。“我家做的就是这种东西，”她回答道。

学员们在停车场待了十天，期间他们纯粹只操练三个动作：直角弯倒车入库，再反向操作一次，然后顺向停车。每天六个小时，他们就反复练习这三个动作。跟优秀的武术师傅一样，唐教练十分严厉。“怎么搞的？”一位学员撞杆之后，他厉声吼道。“今天脑子进水了吧！”“握排挡的手别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位男学员大声说道。“再这样的话，你父亲不骂你才怪！”他有时候要拍打学员的手。严格禁止回头——哪怕倒车的时候，你也只能靠后视镜。

第二阶段是场地驾驶，这一环节的技能要求更加严苛。学员们需要在距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地方停下车，并要在急弯路段通过障碍车道。最后一项技能是“单边桥”——一道高约三十厘米、仅比车胎稍宽的水泥埂子。学员们需要准确地校正车头，让两侧的轮子驶上水泥埂子——先左轮，再右轮。只要有一个车轮掉下，就算失利。十天时间里，学员们大多在练习单边桥，我问教练，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难，”他回答道。

“对，我明白，”我追问道。“可在路上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

“哦，比如通过有洞的桥面，轮子只能从一个地方通过的时候，那么这种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中国人对于驾驶的想象力异常丰富——驾驶考试笔试题里全是这类情形。这些不太可能的情形显得十分可笑，但其详细程度让我不禁怀疑是否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身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79题.如果驾驶的车辆在铁路道口发生故障，你应该：

A）弃车于此。

B）想办法立即移开车辆。

C）暂时离开车辆，并找人修理。

经过十来天的道路训练之后，驾驶课程即将结束，我在最后一天又陪着他们上了一课。教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学员们在一条双车道的乡村道路上轮流驾驶汽车。有几项规定动作他们必须要操练：从一挡换到五挡再换回一挡、原地掉头、红绿灯停车。他们之前已经学会，无论起步，转向，或发现道路上有任何物体，都要摁喇叭。他们看见汽车、拖拉机、驴车要摁喇叭，哪怕看见一个行人也要摁喇叭。有时候，同一驾校的两辆车相对驶过，他们更是欢快地摁着喇叭，仿佛在跟老朋友打招呼。到了中午，全班学员在一家餐馆吃饭，包括教练在内的每个人都喝了啤酒，接着继续开车。一位学员告诉我，他们头一天喝醉了，只好取消当天下午的训练。

整个训练过程中，没有多变的情景，不强调对于各种情况的应变能力。相反，学员们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并随后组合应用到城市道路的实际驾驶过程中。这让我想起中国孩子练习写字的过程：一开始总是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特定的笔画，然后把这些笔画组合成汉字，再加以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

这也解释了中国人在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位学员恳求我，让我把租来的车交给他开回驾训场地，说是为了多一点练习。经过一番相当愚蠢的思考之后，我答应了，结果证明那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十来公里。我两次大吼大叫，让他顺利通过盲弯；还有一次，我一把抓住方向盘，他才没撞上另一辆小轿车。他从不察看后视镜；只要看见移动的物体，他就摁喇叭。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使用转向信号灯。他差一点儿撞上一辆停着的拖拉机，又差一点儿撞上一堵水泥墙壁。最后好不容易回到驾训场地，我真想跪下去亲吻那道单边桥。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的回答是：“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驾驶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你们也敢坐。”一旦上了路，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无法开车——我在长城徒步考察的时候摔伤了膝盖骨，我们经常租用的捷达轿车按照规定办理了移交手续。尽管跟着一位本地汽车教练做了一段时间的蒙眼弟子，彤禾对于自己开车还是底气不足。一天下午，她要我陪她出去办点杂事。我架着伤腿坐在后座，她每熄火一次我就要给一次建议。（“多给油！”）天上下着雪；路上的车很多；我们在各大商店进进出出了两个小时。最后一站，我妻子刚转动钥匙，捷达车径直撞向了一堵砖墙。

我赶紧说道：“踩离合。”

传来了一阵嘎吱声，但我们没有检查车辆；此刻我们都急于回家。来到雍和宫附近，我们正等着进行当天的最后一次左转弯，一辆小轿车撞了上来。小轿车的驾驶员往我们边上倒了一下便开走了。我根本顾不上摸拐杖，靠一条腿跳到了车外。还好，交通完全堵死，我只跳了七步就逮住了他。我使劲地拍打着玻璃：“你把我的车撞了！”

驾驶员抬起头来，满脸诧异：一个独腿老外一边上蹿下跳，一边使劲地拍打玻璃。他钻出车来一个劲地道歉，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撞击。我跟他一起查看了捷达车——左后轮上方有新鲜的剐蹭痕迹。他说道：“我赔一百。”

在中国，人们遇到小事故的时候，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这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标准程序——我曾经见过两个小孩子玩游戏，他们用自行车相互猛撞，并大声喊道：“赔钱！赔钱！”

彤禾用手机拨通了“首都汽车”。听说我们又出了事故，王先生的声音听上去一点儿都不惊讶。他只说了一句话：“要他赔两百。”

“太多了，”那个驾驶员说道。“这只是小剐蹭。”

“这又不是我们定的。”

“那么，我们只有通知交警了，”他说道，但很明显他并不想真的这么做。十几个路人围住了布满积雪的大街上停着的这两辆轿车。就中国的交通事故而言，围观者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陪审团，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查看了剐蹭的痕迹。她直起身来说道：“一百元够了。”

“这关你什么事儿？”彤禾大声问道。“你会开车吗？”

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老婆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不过，那位驾驶员还是不愿赔两百。“要不要一百五算了？”彤禾用英语问我。老子说得对：一个在雪地里拄拐的人不可能为了租来的捷达车有一点剐痕就长时间地讨价还价。那天晚些时候，彤禾带着钱去还车。王先生发现又破了一只灯罩，那是她在砖墙上撞的。他乐呵呵地问道：“这次又撞到什么了？”撞到小狗那一次，我赔了二百元；这一次他只要了五十。一定是我们在雍和宫附近干得漂亮，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特价。

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过错。那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驾驶捷达轿车——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飞往檀香山的单程机票。前去还车的路上，我遇到了交通拥堵，尖利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这样的喇叭声意味着：“让我离开这里吧！”停在我前面的出租车瞅准一个缝隙，径直挤了出去；我跟着挤了过去；他一下停住了；我没停住。

我们都下了车。我看一眼就皱起了眉：两辆车都有剐痕。“一百元，”我说道。

“开玩笑？”那个人大声吼道。“至少两百！”

突然间，我觉得厌倦透顶。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开了六年的车，听到的喇叭声比巴别塔还要多——“让我离开这里吧！”那个人愤怒得口齿都不利索，说修补被剐蹭过的保险杠要花很长时间，但我想不出应该如何回答他。“就一百，”我又说了一遍。

一群人围了过来，出租车驾驶员充当起了陪审员的角色——剐蹭很明显；他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修车要花时间。接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臂。“收下吧，”她轻声说道。驾驶员低头看了看她——她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然后便不再说话。我把钱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还是一言不发。

来到“首都汽车”的停车场，王先生用手指摸了摸剐痕。“没问题！”他说道。

“你看，我赔钱没问题的，”我说道。

“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他说道。“算了吧。”我们握了握手，我在前台跟他告了别，他在那幅永恒的告示牌下面抽起了香烟：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 ◆◆◆◆

小胖子老是够不着。他两次半途把球掉到了地上，第三次，姚明终于把他举过篮筐，但他持球还是过低。他名叫孙浩轩，四岁，体重五十二斤。最近一家广告公司为征集眼睛又大又黑的圆脸小胖墩遍寻北京的各大幼儿园，终于选中了他。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执行，不禁让人回想起质量守恒定律：孩子越少，稚气越多。大人们往往把这样的小孩称作小胖子。“小胖子，准备！”无论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孙浩轩，导演都会大声吆喝。“让小胖子退后两步！”

我们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姚明正在这里为中国联通拍一部宣传片。脚本很简单：小胖子遇到身高二米二六的篮球运动员，运动员举起小胖子，小胖子灌篮成功。脚本里没有的是小胖子的行为。他一有机会就四处乱动，有时候直接指着姚明，并以发现新大陆的口吻叫道：“姚明！”整整半个小时，片场里的大人们——摄影师、助理、技术人员——全都心照不宣地动起了针对他的歪点子，在第四次重拍的时候，姚明一个趔趄，不经意地让小胖子的鼻子撞上了篮筐。

接连传来几下响声：篮球轻轻地落下——嘭，嘭，嘭——接着是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

小胖子的妈妈急忙跑了过来，姚明耷拉着肩膀无助地站起身来。他大口地喘着气。有人擦了擦小胖子的脸——没有出血，没有犯规。再次重拍的时候，他终于灌篮成功，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姚明踱步来到我所站立的场地边上，用英语说道：“举重训练。”

他刚在休斯敦火箭队完成了激动人心的新秀赛季。现在正值夏季，这位二十二岁的中锋队员回到中国只有一个目标：带领国家队取得奥运会区域资格赛，也就是获得亚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中国通常主宰亚洲篮球，但今年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第二号球员王治郅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从美国赶回来。姚明则高调地卷入一起官司，中国新闻界对此的理解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姚明的世界慢慢地一分为二：运动固然神圣，但球场外却是旋风一般的干扰，既让人烦恼又难以捉摸。我上一次在7月份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跟中国队一起住在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家宾馆，该市正在主办对阵美国篮球学院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姚明没有参赛——训练的时候，他的眉骨因为被队友撞伤而缝了八针。赛前，中国联通的代表正拿着数码录音机指导姚明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将被作为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出售给联通的用户们。“起床了，懒虫！”姚明顺从地说道，就在这位女代表要他重复一遍的时候（“再着重一点！”），他包着纱布的眉头渗出了血液。

那天晚上，中国人差点就输掉了比赛——他们在最后一节未能抵御住这个美国草台班子的全场紧逼。“我认为中锋应该跑回半场来抵御对方的进攻，”比赛结束之后，姚明在宾馆房间里对我说道。刘炜是中国的控球后卫，也是姚明最好的朋友，此时正四仰八叉地摊倒在床上。姚明坐在另一张床上，床草草地进行了加长：床头有一个铺着毯子的木柜子。我们都讲英语；他谈起了网上看到的NBA季后赛新闻。回到中国之后，他还一次也没跟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们通过话。“你听说过罗德曼的事儿吗？”姚明问道。“他可能会回来。我不相信湖人队居然挖来了佩顿和马龙。我不相信他们只拿出了四百万美元。如果科比状态没问题的话，那就有点像梦之队了。”这些名字让我听起来有点怪异而且恍若隔世——马克·库班、大鲨鱼奥尼尔、基里连科。“AK-47，”说起这位在犹他爵士队担任前锋的俄国人安德烈·基里连科，姚明用到了体育资讯中的绰号。一听到这个词语，姚明就像孩子般笑了起来。“AK-47，”他又说了一遍。

姚明刚出生的时候有九斤多。他的母亲方凤娣身高一米八八；他的父亲姚志源身高二米零八。他们俩都打过中锋：他为上海市篮球队打球，她则效力于国家队。中国的运动型夫妻并不鲜见——正与姚明约会的叶莉身高一米九零，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前锋。姚明小的时候，他家楼上住着姓沙的一家，父母均是上海市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通过篮球组织介绍认识的，”姚明儿时的朋友沙一峰告诉我。“在过去，组织就是这样来关心你的生活。”

目前，姚明的父母都已经五十出头，身材修长、满头黑发，举手投足间无不显露出运动员曾经的体魄与自信。不过，他们说起篮球的时候却明显地透出超然和冷静。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没打过篮球，体育运动在196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属于次要行业。随后，官员们逐渐恢复国家的体育运动体系，挑选符合身高要求的人来填满篮球运动员的花名册。姚志源十九岁才开始打篮球。方凤娣被发掘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实话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篮球，”我在上海拜会他们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说道。“我想当舞蹈家，或者是演员。”到1970年，她跟随国家队满世界地参加比赛。“我从没想过自己想要这样或者不想要这样，”她告诉我。“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这是我的工作。”

在中国，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属于舶来品。像武术和气功之类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具有运动性的同时，也具有美学性和精神性，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体育”始于1839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此后的数十年间，随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学校和慈善机构引进了西式的竞技性体育项目。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把篮球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正致力于抗击外国统治，随后他们便把体育项目作为一种反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公正待遇的象征手段。目的就是要用外国人的体育项目战胜外国人。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依据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国性的体育运动训练体系。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被录取到专门的“体育运动学校”。

姚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比自己的老师还高。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一米七，上海市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挑选他参加了课余篮球项目的训练。我最近拜访了姚明的第一任教练李章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育者一样，说起自己曾经的徒弟时丝毫不带感情。（“他不喜欢篮球。他个子高，但动作慢，不协调。”）交谈结束，我到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经常进行训练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篮球场溜达了一圈。我发现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练习篮球；过了一会儿，我向名叫陶艳萍的高个子教练做了自我介绍。

“我跟姚明的母亲是队友，”陶艳萍说。“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记得送了他们毛巾和热水瓶——那个时候送新婚夫妇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看见那个女孩了吗？”——球场上个子最高的小女孩，满脸通红——“她的母亲也是我的队友。她现在上三年级。她的母亲身高一米八三，进过国家队。”

我问陶艳萍，她怎么录取学生。“我们一般去学校，首先看孩子们的身高，然后看他父母的身高。”

两个小时的训练主要是控球练习。陶艳萍看得很仔细，不时向队员们大声地发出指令。（“小燕子，你这是在带球走！谁教你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父母们突然出现在了球场边。“我之所以让她参加训练，是为了她的身体好，”身高近一米八三、名叫张建荣的女子告诉我。她说女儿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打打篮球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家庭作业更重要。跟我遇到的其他父母一样，张建荣是个中产阶级，他们谁也没表达过让自己的孩子今后从事体育运动的愿望。她们是一群篮球妈妈，生长在凭身高挑选篮球妈妈的国度——中国还没有财力为每一所公立学校都配备教练和体育器材。

相反，国家体育运动策略的关键在于提前选拔，并集中训练相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少数人群。这样的制度在体操和跳水之类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如果说到篮球，那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美国的社区联盟十分普遍，学校教练非常充足，运动员可以从众多参加者中像金字塔那样层层筛选。以阿伦·艾弗森为例，他凭着超人的热情和创造力一路升至巅峰，可如果阿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来他的家乡进行选拔，选拔者只会发现他没有父亲，母亲个子矮小，十五岁就生下了他。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培养出伟大的男后卫——这个位置要求的不是身高，而是技巧和热情。目前在NBA打球的三大中国球员都是中锋，其中有两人还属于第二代。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比赛中掉链子，这一点尽人皆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控球很不流畅。球员们似乎很少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其个性也并非是在真正的竞技中形成。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安排周密，职业稳定。有一次我问姚明，十年后有多少中国人会进入NBA，他说只会有三到四个。

姚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始终强调，篮球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职业。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地理和考古。“我小时候总想着出名，”姚明曾经告诉我。“我想当科学家，或者政治家。这都没关系，只要出名就行。”到了六年级，他长得比母亲还要高。他读初三的时候身高超过了父亲。此时，他已经跟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签了约。长到十七岁，身高达到二米一九的时候，姚明加入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亲直到此时才认可了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

有一次我问方凤娣，她是否记得有什么场合，让自己第一次感觉到篮球激发了姚明。只有这次，她在谈论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露出了笑容。我觉得她是在谈论她自己——这个女人曾经梦想当舞蹈家或演员——而不仅在谈论自己的儿子。她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哈林篮球队来上海表演。票很不好弄——我只找到两张。他们打球既不为竞技，也不为工作。我记得当时这样想过，美国人很善于从中寻找乐趣！那些队员从事的是普通的运动项目，但他们把它变成了别的东西——表演。之后，我看得出来，姚明受到了激励。那一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中国大陆转到美国高水平篮球队的第一位男子运动员是马健，1990年代他在犹他大学打了两年的前锋。马健发现，犹他大学队举行的赛前会议上，一位助理教练在使用战术板的时候，有时会在对方球员的名字旁写上“W”或“B”。“白人球员都是投手，”我最近跟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马健这样向我解释道。“如果他写的是‘B’，我们就知道那些人是身强力壮的家伙。”马健从未看见板子上写过“C”。1995年，他参加了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我在季前赛一登上球队的飞机就发现，黑人和白人各坐一边。我看了看自己——我应该坐黑人兄弟这一边，还是白人那一边？终于我下定决心，只管打球。”

2002年，姚明以NBA选秀状元的成绩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此后不到一周，联盟里便有人发表了颇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讲话。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NBA的主力中锋沙奎尔·奥尼尔说：“告诉姚明：‘Ching chong yang wah ah so[1]。’”奥尼尔的这句玩笑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在次年的1月被人旧事重提，《亚洲周刊》的一位专栏作者为此对奥尼尔进行了抨击。

奥尼尔和姚明还没来得及在球场上见面，这篇专栏文章已经在媒体中掀起一阵狂怒。不过，姚明平息了这场争议。“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说道。“中文很难。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老学不好。”NBA随后发布公告指出，联盟球员来自三十四个不同的国家。等到比赛开始，问题也不再是问题。火箭队凭着加时赛的四分取得胜利；奥尼尔的表现优于姚明，但这位来自中国的中锋一开始便表现出色，不亚于其他人。事后，奥尼尔告诉媒体记者：“姚明是我的兄弟。亚洲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那个赛季，我抽出一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追随着姚明的比赛，有人不厌其烦地拿奥尼尔的事情老话重提。我采访到的黑人球迷没有一个人说姚明的坏话——很多人觉得他给美国的体育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成分。“跟以往不同，人们总是这样说，啊，那个运动员是黑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步伐，或者那是个白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投篮姿势，”正在亚特兰大全明星赛担任理疗师的达利斯·胡珀对我说。“我们好像多了一种选择。”

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华金·霍金斯对这样的说法深表赞同。“不同于人们原来的想法，支持某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是黑人，或者是白人，”霍金斯告诉我。“大家之所以支持他，只因为他是个人。”

霍金斯对这种外来者角色并不陌生。这位加利福尼亚州林伍德土著在1997年时被NBA拒之门外，他于次年辗转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重庆参加职业篮球赛。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地方，当我提及那里的篮球土话时，霍金斯不禁哈哈大笑。如果某位球员投篮“三不沾”，球迷会用四川方言高喊“阳痿”。如果要鼓励自己的主场球队，他们会齐声高呼“雄起”。

重庆很少有外国人，黑人更为少见。我问霍金斯当时如何应对这样的差异。“我一直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他说道。“林伍德很靠近康普顿——我也算是正宗的康普顿人。关于那个地方有很多负面说法，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这些负面说法总是如影随形。不过，我的童年很快乐。我妈妈把我养大成人。我要竭力表现出这一点。”

霍金斯小的时候，他一个叔叔把他引进了篮球世界。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不想跟我的家庭有任何牵连，”霍金斯说。“这样的经历确实悲惨，但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动力。”他通过篮球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曾经参加过林伍德中学的篮球队，后来又一同加入“长滩州大”。

霍金斯说，重庆是他曾经居住过的最为崎岖不平的城市。他在中国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打过职业赛。他曾经随哈林篮球队出征各地。（“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他曾经两次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结果都被淘汰出局。2002年夏天，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引起NBA关注，霍金斯买来一架双头录像机，把自己在各地打球的经历制作成一盘集锦。休斯敦火箭队邀他加入训练营，在此他成为一名专司防守的球员，并击败其他球员，从而让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花名册。二十九岁的他成了联盟开幕阵容里年龄最大的新人。得知自己被球队选中的那一天，霍金斯一打通母亲的电话就嚎啕大哭。

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霍金斯带给球场的很多东西重庆球迷们是看不见的，无论是康普顿还是黑人单亲家庭，他们对此都知之甚少。霍金斯不过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跟那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迥然相异。我在附近的一座城市生活期间，总会在大街上遭遇二十甚至是更多人的围观。当地的一家夜总会曾经雇用过一位非洲的舞蹈演员，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与众不同能够招徕顾客。

姚明在首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种种迹象表明，他终将成为主力中锋。但火箭队只给他安排了三十场比赛；起初他在美国的声誉主要来自其身高和场外形象。他对于公众的关注总是抱以幽默和优雅，并避开了美国体育界暗流涌动的种族紧张关系。他还满足了国家的说教冲动：美国人就算无法让中国人信仰上帝和民主，至少也把他们变成了NBA球迷。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一位不带有威胁的、温和的巨人。

不过，他在跟中国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姚明自加入NBA以来首次被罚下场的洛杉矶之战惜败后，一位中国记者问他被科比在头顶上灌篮的感觉如何。姚明平静地回答道：“不要拿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来问我。”在一次全明星赛的记者招待会上，姚明穿着一件旧的中国国家队运动衫出场亮相，一位中国记者询问原因。“舒服一点，仅此而已，”他说道。另一位记者又问：“如果向所有年轻的中国球员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姚明这样回答：“如果就一句话的话，我说不了什么。”

即便姚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偶像，但很少有中国人觉得他跟别的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一样。他打球的时候，脸上带着明显的快乐。他能在关键时刻罚篮得分，火箭队也慢慢学会了让他在咬住比分的关键时刻上场发挥作用。他时不时需要巧妙地引开中国媒体的爱国主义问题，仿佛觉得类似问题在球场上显得过于沉重。

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动机如此具体、有限——民族主义、体校——以至于运动员很难征战海外。对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体育显得可有可无，即便他们生活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休斯敦。这座城市估计生活着五万名中国人，加上相当多的越南华裔。休斯敦的中国人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年平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高于该市的平均水平。

休斯敦的亚洲社区位于贝莱尔林荫道一带——这是一个长十余公里的中国城购物中心。2月，我花了两个下午沿着贝莱尔林荫道开车闲逛，一些标牌让我想起居于此间的人们正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全明星防守型驾驶），另一些标牌折射着当地人取得的成功（中文书写的“嘉信理财”），还有一些让人立即联想到中国人（发廊林立——中国人对头发的态度总是一丝不苟）。但我一个篮球也没有看见。尽管大家都很热爱姚明，但他们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孩子很少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全都忙于学习。我逛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位于“王朝广场”购物中心，名叫“国际体育网络”——店里却只出售网球用品。“中国人因为身材的关系，对于篮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店老板戴维·张对我说道。“不过，你如果对姚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安娜美容设计’的人问。他在那里剪头发。”

那并不完全是我要寻找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说。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台湾女子。我问姚明是不是在他们这里剪头发。

她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我。“不，”她说道。“姚明不在我们这里剪头发。”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安娜美容设计’有没有人去姚明的家里给他理发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她含糊其辞道。过了一会儿，经理走了进来。“这人是个记者，”她对他说道。“他想知道姚明的头发是不是我们剪的。”

经理瞪了我一眼。“别跟他说是我们剪的，”他说道。

接待员又说了一句，不过晚了整整五秒钟：“他会讲中文。”

我总共调查了三所防守型驾驶学校、三家书店、六家银行和十四家美容店——没有一家篮球店。在休斯敦的中国城，找姚明的理发师比篮球还要容易。

2月底，休斯敦火箭队踏上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海岸比赛之旅。他们此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对阵华盛顿奇才队；两个队都开了会，力争打进季后赛，姚明有望获得“年度最佳新秀”提名。这是姚明和迈克尔·乔丹最后对阵的机会，因为乔丹即将退役并担任奇才队总管。

跟华盛顿奇才队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为姚明安排了专门的招待会。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我坐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大使馆。出租车驾驶员是个七十五岁的黑人男子，名叫威拉德·库珀，问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我能想到中国人怎么看待他，”我一提到姚明，库珀便接过话头。“多年前，当杰克·罗宾逊还在打球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来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美食和燕京啤酒早就摆好了——姚明签约之后，这家位于北京的酿酒厂就成了休斯敦火箭队的赞助商。偌大的会议厅挤满了人：外交官员和海外移民，亲华人士和市场专家。空气里飘荡着大家的交谈声。

“燕京啤酒付了六百万美元。他们的分销商是哈布鲁。”

“谁给签的六十年分销合约呀？不过，你知道，在中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产品流转。他们可没有什么品牌概念。”

“他在中国当了十五年的增值型球员。”

“实际上，我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

“你知道，安海斯-布希公司拥有青岛啤酒百分之二十七的股份。”

“他来了！你拍到照片了吗？”

“真难以想象，他竟然那么高！”

姚明伴随着掌声进入了会场。大使馆的兰立俊公使发表了简短讲话。他提到了乒乓外交，以及“体育运动在拉近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身着灰色西服的姚明弯下腰来将就麦克风。他身后的展示台上摆放着来自唐代的陶马。一盏盏红色的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姚明的讲话不到一分钟，根本没有提及中美关系。“这些红色的灯笼让我想起家乡，”他低声说道。“我从小对中国大使馆的印象就很虚幻，只在电影和电视里才看见过。”大家争着拍照，工作人员簇拥着姚明进入了里间。角落里，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漂亮的欧亚混血儿正在哇哇大哭。她的父母说，姚明就从她身边走过，却没给她的请柬签名。“他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员，”她的母亲告诉我，还说这个收养的女孩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工作人员拿过她的请柬，答应给她弄到签名。

姚明在大使馆待了近两个小时。他离开之后，人们三五成群地徘徊着，一边聊天一边喝着燕京啤酒。等到深夜，我们见证了中美作风的差异分明——雷厉风行的中国客人们已经离去，美国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我不知不觉站到了武官随员陈小工的边上。陈小工眼神呆呆的，不住地抚弄自己的手表。“那么多美国人知道姚明，真是奇了怪了，”他低声咕哝道。

第二天晚上，卡·沃高唱着弗朗西斯·司各特·基的歌曲，迈克尔·乔丹显得兴奋不已。第一节四次上篮：转身，跳投，跳投，转身。十天前，乔丹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之后他每场平均得分接近三十分。奇才队派出身高二米一三的中锋布兰登·海伍德防守姚明。海伍德今天晚上看上去成了个矮子。姚明第一节拿到六分，火箭队落后对方九分。球票全部卖完：一共二万多张。亚洲人不少——楼上摇晃着的全是红色旗帜。

第二节：火箭队主教练鲁迪·汤姆贾诺维奇凭直觉启用了很少上场的华金·霍金斯。霍金斯先在六米开外投了一个篮，随后投了一个三分球。他带球往前，避过阻拦。霍金斯急不可耐，仿佛刚从重庆脱身：他已经连续九天没有得分了。穆奇·诺里斯为火箭队投中一分。穆奇蓄着玉米辫，胸部粗壮，手腕上纹着四个汉字：患得患失。（“永不满足，”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何意，他这样回答道，我随即来到了更衣室的另一边。“其实那几个字的意思一点都不好，”姚明用中文对我说道。“大意是说你只会尽自己所能去维护自己。”）姚明在第二节一分未得。乔丹拿到了十八分。火箭队落后二十分。半场表演：先是中国舞狮表演，接着是关于“黑人历史月”的广播节目。

休斯敦火箭队在第三节显得昏昏欲睡。他们一度分差被拉大到二十四分。到了最后一节，火箭队的前锋莫里斯·泰勒开始跳投得分。六分钟之后，休斯敦把分差缩小到十四分，汤姆贾诺维奇换上了姚明，赛况开始逆转。霍金斯灌进一个三分球，随后又把球从泰伦·卢的手里夺了下来。两位球员撞在一起，卢倒了下去，痛苦地扭动着。肩部错位、眼角撞破：晚安，泰伦。火箭队四次直接上篮。最后三分钟，姚明四次站到罚球线跟前，每投必中。海伍德犯规被罚下。进入加时赛。

霍金斯防守乔丹，一开始互有进账。姚明小勾手投篮，火箭队一下领先了两分。乔丹每次一上场，奇才队的队员就会把球传到他手里，打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转身，越过霍金斯，跳投。又一次控球：乔丹斜线运球左路突进；霍金斯僵在那里——扣篮。再次控球：乔丹强行突破；霍金斯倒地，没有吹哨——跳投。再一次控球：乔丹突破；霍金斯被摆脱，姚明阻拦——干扰投篮得分。乔丹在加时赛获得十分，全场获三十五分和十一个篮板球。姚明获十六分和十一个篮板球；霍金斯获十分。最后几秒，火箭队落后两分，姚明抢得一个防守篮板球，但未叫暂停，而是一次跨场长传。投篮未中。火箭队失利。

比赛结束，霍金斯一个人坐在火箭队更衣室的凳子上。“真泄气，”他对我说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休斯敦火箭队将继续比赛，汤姆贾诺维奇刚才已经在外面表扬了他的后卫。“霍金斯的到来使我们加强了防御力，”他说道。“今天属于霍金斯和莫·泰勒。”

姚明的腰间围着毛巾，正坐在储物柜跟前。中国媒体追得很紧，他告诉他们，他应该叫暂停。

奇才队的更衣间，我跟一帮记者等待着乔丹。跟其他球员不一样，他从不在沐浴和换衣服的时候跟媒体打照面，而球队通常会给自己的明星安排专门的讲台。乔丹穿着灰色条纹西服，走到了麦克风跟前。有人问，奇才队有没有可能进入季后赛。“肯定会，对此我从未怀疑过，”乔丹回答道。

另一个记者问起了加时赛，乔丹对霍金斯不屑一顾：“我在跟一个还不懂真正比赛的小年轻对抗，他还想假摔骗犯规。”

有人问到了姚明。“你可以坐在这里一直谈他今后的球会打得多好，”乔丹说道。“不过他迟早得展现出大家希望看见的东西。他必须越打越好，我相信他肯定会。”

科比·布莱恩特在本赛季的表现相当出色，有记者问处于巅峰时期的乔丹会如何面对湖人队的这位后卫。乔丹把布莱恩特夸奖了一番，但随后笑着说道：“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好好展现一番了。”

乔丹说话很直白，他对比赛的看法带有运动员的局限性：球场上的运动员来自何处和去往何处都不重要。整整五十三分钟的时间内，竞技本身远比周围的一切事物更重要。不过跟其他比赛一样，很快一切就会归于统计数字——分数没有意义，时间也没有意义。最终，奇才队和火箭队都没能打进季后赛。迈克尔·乔丹再没在一场球赛里拿过三十分和十个篮板球，退役之后，他还是在5月份被迫离开了奇才队。华盛顿那场球赛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鲁迪·汤姆贾诺维奇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从此结束了教练生涯。姚明也没能获得那一年的“年度最佳新秀”。第二个赛季来临，华金·霍金斯未能进入NBA，又回到了哈林篮球队。

尽管中国运动员很难进入美国，但要回到家乡却可能更加困难。马健曾经参加过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但因为某些运动场外的原因，一直未能重返国家队。中锋王治郅，身高二米一四，是1990年代晚期中国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他遇到的麻烦更多。在王治郅作为运动员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体育机构改制重组成了营利实体。中国篮球协会希望实现自负盈亏，手段是通过职业联盟CBA获取企业赞助和收益。在这种氛围之下，CBA变成了混杂的庞然大物：其赞助方包括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和管理八一火箭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一队打球的王治郅于1999年被达拉斯小牛队第二轮选中，成为了NBA球员。达拉斯小牛队跟王治郅的老板们举行过数次谈判，试图说服他们放手这名球员。当时，王治郅名义上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级干部。

2001年春，达拉斯和八一队终于达成一致，王治郅成了进入NBA打球的第一个中国人。那一年他二十三岁。他在季后赛期间回到国内，并履行诺言代表国家队和八一队参加了比赛。王治郅在NBA第二季每场球赛平均得分只有五分，之后，他提出希望推迟回国的申请，以便能够参加NBA的夏季联赛。他答应8月份的时候加入中国国家队，征战世界锦标赛。

中国国家队训练日程的苦和累尽人皆知——每天两次，每周六天。整个过程充满了焦虑：教练们知道，如果代表队因为缺乏大量的训练而输了球，最终受到责怪的是他们自己。任何创新都会受到抵制。比赛前夕，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热身方法是进行基本的传球训练，这跟我在上海看到的三年级女孩们的训练方法一模一样。

2002年夏季，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了王治郅的申请，不过他还是留在了美国。达拉斯没有与他签订合同，据说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想影响与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10月，王治郅与洛杉矶快船队签订为期三年、金额六百万美元的合同。之后，快船队的所有比赛都在中国遭到禁播（NBA转播在中国往往能吸引到超过一千万的观众）。这让王治郅变成了拖油瓶——NBA一位总经理告诉我，以后各个队跟他签约时都得倍加谨慎。

王治郅的军人护照已经过期，据说他拿到了美国绿卡。整个夏季，他都在努力地协商回国事宜，以重新办理普通护照，并取得在亚洲锦标赛后还能回到NBA的承诺。一连串的沟通过程非常复杂，王治郅主要通过一位名叫苏群的体育记者跟军队领导和篮协官员进行协调。“我知道，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不应该掺和这件事儿，”供职于北京《体坛周报》的苏群告诉我。“但我碰巧跟王治郅走得很近。我们得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拯救他。”

王治郅未能回到中国，也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我跟中国篮球协会的秘书长李元伟谈起了王治郅。“王治郅过于强调个人得失，”李元伟告诉我。“我向他保证过，不会有风险。部队也向他保证过。但他就是不相信我们，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必要的条件。非常遗憾。”

王治郅遇到的麻烦为姚明加入NBA敲了一记警钟。离开中国之前，姚明承诺在季后赛期间履行其在国家队的义务，据称他还答应向中国篮球协会支付其在NBA打球期间百分之五到八的总收入。他还得付钱给所在的球队上海大鲨鱼，这笔赎身费估计在八百万至一千五百万美元之间，视其广告收入和职业年限而定。姚明与火箭队的四年期合同总价值为一千七百八十万美元，仅一个赛季后，他的广告代言收入就超过了工资。

不过，即便姚明获得赞助费的可能也受到了中国体育界不规范行为的威胁。5月，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一款专门的罐装饮料，上面印着三位国家队队员的头像，其中就有已经与百事可乐公司签约的姚明。在未经运动员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篮球协会把姚明的形象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依据的是体委模棱两可的规章，即国家对于国家队队员的各种“无形资产”均享有权利。这一规定跟中国的民法制度明显存在冲突。姚明在上海提出针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诉讼，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这一诉讼行为解读为向国家传统的运动员控制模式提出直接挑战。

当我与中国篮协的李元伟说起这事的时候，他强调可口可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资金来源，他希望姚明和公司能够达成庭外和解。李元伟告诉我，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的运动员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这些运动员还是孩子的时候，国家就一直在资助他们。我问他，这一逻辑能否运用于考上北京大学、独自经商成为百万富翁的公立学校的学生。“这有所不同，”李元伟说。“当运动员是一种使命。他们对于普通人和孩子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他们的责任。”

我在前往东北的哈尔滨参加亚洲锦标赛之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杨立新见了一面。杨立新正在就可口可乐诉讼案准备一场研讨会。“接触美国社会之后，姚明也许获得了一些新的思想，”杨立新告诉我。“这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发展不可能平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权利也就不可能平均。当然，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可能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另外一个人则不会。这是个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姚明算是开路者。”

离乡背井的人总会来哈尔滨溜达溜达。20世纪，这样的人来了又去：白俄罗斯人、日本军国分子、苏联军队。即便到了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很多俄式建筑物。哈尔滨的标志便是从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色的十字架、绿色的洋葱头穹顶、环绕着白色圣像的黄色光晕。这座城市还有全国仅存的一处斯大林公园。

2003年9月底，十六支代表队前来参加亚洲锦标赛，胜者将获得参加奥运会的入场券。各代表队绝非单一民族或者疆域能够界定。哈萨克斯坦队的大多数队员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仍旧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马来西亚队囊括了整个半岛：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卡塔尔队里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有对手私下嘀咕，卡塔尔对卡塔尔人的定义过于宽松。叙利亚队的教练是来自密苏里州的黑人男子，卡塔尔队的教练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男子。伊朗队的教练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个人告诉我，他的篮球生涯已经被画上了句号；他挽起袖子让我看了看那道瘆人的伤疤。（“之后没多久，我就当上了教练。”）

除了中国队，所有的球队都下榻在新加坡大酒店。大堂里进进出出的全是穿着汗衫的高个子；二楼的餐厅被改成了清真餐厅。韩国队有一个队员名叫河升镇，十八岁，二米二一，一百四十三公斤，具有篮球家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韩国国家队的中锋。大家都希望河升镇参加次年的NBA首轮选秀，由此成为打进NBA联赛的首位韩国人。“我想成为韩国的姚明，”他通过翻译人员（这个人补充道，眼前这个年轻球员的绰号就叫河奎尔·奥尼尔）告诉我。河升镇急于跟姚明同场竞技，但大家都希望中国队和韩国队相逢于决赛。头一年的亚运会上，韩国队让中国队吃了苦头。河升镇指望着姚明犯规。“姚明喜欢右转身，”河升镇说道。“我会守在那个位置，引他犯规。”

锦标赛上另一位身高二米二一的运动员是伊朗人，名叫贾贝尔·鲁兹邦哈尼·达仁哈萨里。在其父亲靠出售水果和蔬菜为生的伊斯法罕被人发现以来，达仁哈萨里只打了三年的篮球。达仁哈萨里的臂展超过二米四。有一次，当他打完比赛离开球场时，我请他跳起来摸一摸篮筐。他轻轻一跳，随后站着不动：手指勾着金属架，两个大脚趾稳稳地站在坚硬的地板上。他十七岁，皮肤黝黑，睫毛修长，还没长胡须——仿佛一颗小孩的头颅长在了颀长的身体上，两只长臂前后晃荡。在伊朗队的前两场比赛中，达仁哈萨里只打了几分钟；对方个子矮小的队员毫不留情地推搡他。他在球场上显得非常惊恐。坐在凳子上的他几乎不苟言笑。

中国队下榻在花园村宾馆，这一处高墙环绕的院落专事接待中央领导。整整一个夏天，只要姚明出现在公共场合，无不受到大家的围观。中国媒体在8月的时候报道，姚明在体检中发现患有高血压。他的经纪人说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不过大家还是担心偏高的血压和过度的练习会缩短姚明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个人网站发了一条信息，表达他在国家队的种种无力：“我深感疲倦，比赛的安保不好……国家队安排了太多的公开露面和任务，球迷在球队宾馆的干扰无休无止。”

中国队跟伊朗队对阵前的几小时，姚明的一个经纪人告诉我，我可以面见他的客户。姚明的团队名叫“姚之队”，由三个美国人、两个中国人和一个美籍华人组成。姚之队一半的人马都来到了哈尔滨——姚明的远亲兼队长章明基、章明基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约翰·海金格，以及BDA体育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比尔·A·达菲。跟他们同行的还有ESPN杂志的高级记者里克·布彻，他已经签下为姚明正式写作传记的合约。一天前，姚明同意与锐步公司签订多年的赞助合同，只是这一消息尚未对外公布。一位接近谈判小组的人士告诉我，双方对这一笔交易的意向都很强烈，合同总额会超过一亿美元——这可能是单个运动员能够拿到的最大一笔运动鞋合同。

一位安保人员领着我进入了院落。我穿行在一排排柳树之间，两旁有精心护理的草坪，间或点缀着水泥制作的小鹿。雨下得很大。尽管比头一天又增加了一亿美元的财富，姚明还是没有睡上合体的床铺。这一次，宾馆在他的床尾摆了一只搁脚的木箱子。百叶窗已经拉上；满地都是穿过的衣服。控球后卫刘炜四仰八叉，躺在另一张床的毯子上。

头天晚上，他们以六十一分的成绩击败了中华台北队，姚明在登上随队巴士的时候扭伤了左脚踝。现年四十多岁、曾经打过篮球的达菲正在给他做检查。脚踝轻微红肿。达菲吩咐姚明，今晚的比赛一结束就要用冰块冷敷。姚明说场上没有冰块。

达菲神情惊诧地抬起头来：“没有冰块？”

比赛场地由多功能体育场内的一块溜冰场改建而成，距离西伯利亚边境只有三百来公里。

“没有冰块，”姚明回了一句，随后改用中文跟章明基说了一句。“我一直在针灸。”

几分钟后，姚之队陆续离开了房间。我和姚明用中文先聊了一会儿锦标赛，随后我提到他的第一位教练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并不喜欢篮球。“是真的，”姚明说道。“我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才真正喜欢篮球。”

我问起姚明1998年第一次前往美国时的情形，当时的耐克公司替他安排了夏季训练和篮球营。“在那之前，我一直跟比我大两三岁的人打球，”他说道。“他们发育得比我好，我一点也感受不到自己的长处。到了美国，我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同龄人打球，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棒。这给了我很多信心。”

他谈到了刚进火箭队的时候有多么艰难（“周围的环境很陌生”），我问他中国体育和美国体育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搞体育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姚明回答道。“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那就是体育运动的全部目的。我打球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爱国主义，但我觉得体育运动的意义应该变一变。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输了，那就是我输了，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对中国人而言，如果我输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

我问到了压力问题。“这就像一把剑，”他说道。“你既可以让剑锋朝外，也可以让剑锋朝向自己。”接着，我问起了王治郅的处境。

“有些问题我没法说，”姚明慢慢地说道。“我还是只说篮球吧。如果王治郅也在，我会感觉好很多。我只知道，他如果来这里打球的话，我就不会感觉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压力。”

我问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诉讼案。“我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我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姚明说。“但我也不能就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就这次官司而言，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嗨，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你为什么要告状啊？’”

亚洲锦标赛开赛前没有演奏国歌。今晚的比赛之前，大喇叭里传出了《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伊朗人看上去很紧张。票已经全部卖出：四千多张。观众席里满是充气棒——都是中国生产的——只是好像不大有人会用。没有喧哗声，这让人感觉高度紧张。两个队都拥有观众的欢呼声——中国队得分时热情的欢呼，伊朗队进球时礼貌的欢呼。

教练大胆派出了脸上带着惊恐的达仁哈萨里。每次拿到球，这位伊朗人都会避开姚明，沿着边线东绕西拐：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马什哈德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埃斯拉米。有六分钟的时间姚明一分未得。终于，他甩掉达仁哈萨里，抢到进攻篮板，来了一记双手扣篮。比分追平。又一次控球：中国队领先。再一次控球：领先更多。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有人从五米外把球传向达仁哈萨里，姚明根本没想去阻挡，达仁哈萨里二米二一的身体仿佛开启了连锁反应：屈膝、沉腰、弯肘、颀长的双手猛然弹出——嗖。他跑回后场时，尽量憋着脸上的微笑。几次控球之后，他对姚明有一次严重犯规。达仁哈萨里肘膝齐下，不过也第一次在赛场上显示出气势。教练安排他打完了整个半场。他得到四分，为伊朗队抢到四个篮板球。半场哨响，队友们拍了拍他的肩膀。

姚明只打了一半的时间：十五分、十个篮板球。他看起来有些无聊。中国队以二十四分的分差获胜。事后，姚明以外交口吻对我说，达仁哈萨里很有潜力。“这要看环境，”他说道。“教练、队友和训练。”锦标赛的其余场次上，达仁哈萨里上场的时间并不多。那天跟中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道：“跟姚明对阵是一种荣幸。”

决赛前，中国联通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新的商业广告，有一百多位中国记者参加。大屏幕上闪动着各种场景：篮球、小男孩、巨人、灌篮。小胖子看起来很可爱。中国联通的营销总经理李为冲发表了讲话。“在美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明王朝’，”他说道。“意思是什么呢？既然迈克尔·乔丹退役了，那么NBA就需要另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我们的姚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记者招待会在《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中画上了句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国庆那天，韩国队和中国队进行了冠军争夺战。十八岁的河升镇一出场就显得兴奋异常：跳球抢跳之后，他一鼓作气得到了四分、两个篮板球、一次盖帽、一次双手大力灌篮。他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有四次犯规。之后的比赛，河升镇一直耷拉着肩膀坐在凳子上。

中国队的首发控球后卫打到第三节时犯规被罚下，之后后场便开始溃不成军。韩国队采用紧逼防守，迫使对手失误并直接远投三分球：方成允、梁东根、文弘秀（音译）。方成允三分，方成允三分，直接上篮——比赛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的比分优势缩小至一分。

每次控球后，姚明都会运球进入半场，依靠其身高和双手突破围堵。有一次，他俯身争抢一个自由球——二米二六的身体差不多全展开在地板上。比分优势重回五分，剩下不到两分钟，姚明抢到前场篮板，扣篮得分。三十分、十五个篮板球、六次助攻、五个盖帽。哨声响起，两支球队跑到中场相会，姚明握住河升镇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NBA见。”

第二天早上，姚明乘坐第一个航班离开哈尔滨。他坐在头等舱的中部，头上戴着耳机。首先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深黑色羊毛运动装的印度队，然后是穿着三色运动衫的菲律宾队。最后登机的是伊朗队，达仁哈萨里的头在机舱顶蹭了一下。每个运动员从姚明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对着他点头微笑。整个航程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旅客都拿着机票要到了姚明的签名。三天后，姚明将前往美国。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将接受可口可乐公司的道歉，并就诉讼案达成庭外和解。

我坐在姚明的后排，边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名叫张国军。他专门飞到哈尔滨观看比赛，那张转手票花了他两千多块。张国军对自己的财富颇为得意——他给我看了他使用的手机，中国联通号码，内置数码相机。张国军告诉我，他在内蒙古修路。他在头枕上勾画着地图：“这是俄罗斯。这是外蒙古。这是内蒙古。这是”——他指着的不知是什么地方——“我的家。”

我们谈起了篮球。“姚明在我们的心目中很重要，”张国军庄严地说道。“他去了美国，又回到了中国。”飞到半途的时候，这个人举起手机，仔细对焦，拍下了姚明的后脑勺。

[1] 此处为奥尼尔以戏谑的语气模仿姚明用中文说话的腔调，并无实际意义。——译者

◆◆◆◆ ◆◆◆◆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夜，魏子淇跟另外两个邻居一道在当地设起了路障。路障是一条横跨道路的绳子，村民们还带来两块木板，用中英文写上了“停”和“Stop”。两位村民穿着蓝白条的圆领套头汗衫，胸部印着“Beijing 2008”字样。他们的村子三岔离首都只有九十分钟车程，在此万里长城向华北平原的两端蜿蜒伸展。路障边还有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请支持我们保护万里长城。本段长城不对外开放。”

根据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BOCOG）的说法，该地区一共活跃着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最容易找到志愿者的地方莫过于奥运项目举办场所和机场、城区的十字路口，这些地点的志愿者由会讲英语的大学生担任。城区的志愿者们身着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阿迪达斯提供的服装，该公司提供灰色的裤子、全新的跑鞋和天蓝色T恤衫，全都由一种叫做ClimaLite的高科技材料制作而成。不过，在农村见不到ClimaLite和企业赞助。这是丈量差距的一种方式——首都以北，发展的势头逐渐弱化，志愿者们的行头也随着越显破败。ClimaLite被廉价棉取代，运动鞋不再是标准配置，阿迪达斯商标更是难觅踪影。很多农民只戴了一个红袖章，他们得把那件新衬衫省下来，用到比奥运会更为重要的场合。

不过，农村地区的志愿者们也十分勤快。三岔的人口不到两百，但全村挑选了三十位村民到路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魏子淇开车载着我回到村子，一路上经过了另外两个检查站。我们还经过了一处快要风化成齑粉的明长城瞭望塔，一个孤独的哨兵守在这里，手臂上戴着绿色的袖章，上面写着“长城保洁员”。在距离村子十公里远的渤海镇，我去派出所进行了登记。奥运会期间，政府禁止外国人在这里的乡下过夜，不过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自2001年起就在村子里租了一套房子。“别去爬长城就行，”警察这样告诫我。他说大型的旅游景点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余地区一律不得入内。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警察手册，名叫《恐怖预防手册》。就在闲聊的时候，我随手翻到一个章节：“如果卡拉OK歌厅遇到恐怖袭击怎么办？”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自1989年以来最为多事的一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海外的民运人士干扰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引发国内爱国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弹。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导致六万多人丧生。最近，新疆的武警又遭到严重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奥运年的紧张气氛，不过我不太明白，长城怎么会引起大家的担心。“他们担心外国人，这些人可能想鼓吹西藏独立，”魏子淇告诉我。“他们不允许外国人拿着标语或其他东西上长城。”

原来是担心拍照——担心有人在中国最为独特的建筑物上打出政治标语并拍照留念。政府还担心外国人到偏远地方攀爬长城，万一受伤就成了媒体上的负面消息。为此，政府在当地动员了五千多人，当然，中国农村有的是劳动力。这些志愿者都有报酬。这是农村和城市的第二个区别，因为城市里的爱国学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祖国的奥运工作。农民们对此的态度实际得多；除了免费的T恤，农村的志愿者每个月还能拿到五百元钱。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来块的三岔村，这是一大笔钱。

不过，魏子淇并不觉得奥运会代表了意外之财。他和他老婆是村里少有的经营户，开着一家小餐馆和几间客房，目前他们失去了从城里开车到乡下度周末的消费者。自7月20日以来，政府开始限制轿车的使用，目的在于改善首都为人所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一制度通过号牌加以实施：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只能单日出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只限双日上路。这极为有效地限制了隔夜出行——如果有人开车来村子并停留超过当日午夜，他就得在这里多待二十四个小时。

我从来没听见魏子淇对奥运会有过任何抱怨，他也没对据认为会对长城形成威胁的抗议分子表现出任何恨意。但对北京的中层或上层居民而言，他们的反应要有感情得多——他们对于奥运会的举办颇感自豪，很多中国人对于破坏火炬传递的行为深感厌恶。不过，农村人深知自己能够掌控的十分有限，尽管这会对村子带来一定的影响。三岔村没有一个成年人计划观看奥运会。我问魏子淇和他的家人是否愿意陪我去看几场比赛，他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

“我们不能去城里，”他回答道。“他们现在不希望很多人拥到那里去。”

我让他放心，持票观赛的人都会受到欢迎。

“没有必要，”他说道。“我们可以看电视。”

开幕式的前一夜，我跟他和其他几个村民看守路障。魏子淇的值守时间是晚九点至次日清晨六点。一共只过了两辆车，全都是本地村民。之后，两辆车都掉头朝着进城的方向开走了，因为号牌是单号。简直就像是“灰姑娘”——午夜钟声一旦敲响，谁都不愿意还在路上奔忙。

在路障值守的另一位志愿者名叫高永福。“布什总统刚刚到了，”他一边捣鼓着小收音机一边大声说道。“他已经到北京了。普京也到了。”他继续说道：“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奥运电视转播权。全世界的转播权哦！就算中国想转播，也得找这家美国公司。”

第三位志愿者是一位名叫薛金莲的女子，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妥。“中国转播什么它怎么管得了，”她说道。

“对，人家肯定管得了。”

“我觉得不行。这是在中国！”薛金莲沉默了一会儿。“中国人天生聪明，”她终于又说道。“问题是没有钱。你看人家美国，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这里聪明人不少，可如果钱不够，人家终究要走的。”

村民们的闲聊似乎戛然转了方向，颇像老鹰遇到了看不见的气流，不过他们终究会回到某些话题上来：食物、天气、金钱。高永福跟我们说起了天气——云层很厚，但他说政府不允许明天晚上有雨。“他们可以让其他地方下雨，”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是高科技。”

眼看临近午夜，他们还在说天气的事儿，于是我起身回屋子睡了。后来，我听说8月8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有第一辆车驶过了路障。车牌尾号是“2”——驾车的北京市民决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二十四小时。同一天，政府向天空中发射了碘化银弹，以保证开幕式期间绝不下雨。凌晨五点，我因为时差醒了过来，又回到了路障。路障边上，魏子淇正坐在自己的车里呼呼大睡，晨光洒在了军都山上，如此宁静的场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那一天不同寻常。

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889号航班从旧金山飞到了北京。该航空公司是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赞助商，旧金山的登机闸门已经有了赛前氛围：大家在出发线前挤作一团，随即自然而然地分散成各个小组。美国女子垒球队来了，花样游泳队也来了。美国场地自行车选手集中在了可以俯瞰停机坪的窗子边上。两位伯利兹选手穿着相同的黑绿相间运动服。委内瑞拉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位老者，打着蝴蝶领结，拄着一根拐杖。电视台的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个子高大的金发女子皮肤光洁，手里拿着黑莓手机。著名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吉姆·格雷将为全美广播公司全程主持奥运节目，此时正在航站楼里来回地踱步，避免跟任何认出他的人进行眼神交流。

一旦登机，团队立马土崩瓦解。电视工作者们跟着委内瑞拉奥委会委员一同消失在头等舱和商务舱。坐在经济舱里的两位伯利兹运动员一言不发。美国运动员绝大多数乘坐的是豪华经济舱。垒球队坐左侧，自行车队和花样游泳队坐右侧；如果这不算是压舱石，至少也很类似。“联合航空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所有运动员登机，”飞机一起飞，机上广播就传来了飞行员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我在此转达女子垒球队的意思，”他说道。“她们想说的是：‘祝所有穿着紧身衣的男同胞们好运！’”

自行车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穿着白色压缩式贴身紧身衣，外面套着T恤和热身服，每过一会儿便有人站起身来，到过道上踱几步或者伸伸腿。889航班成了他们的室内自行车赛场：走到卫生间，在舱门处掉头，低头从垒球队边上走过，再折回伯利兹队座位处。就在这一来一回走动中，迈克尔·弗里德曼与我迎头相遇，他计划参加两星期之后的男子场地自行车赛。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二十五岁，蓄着棕红色头发，胸部粗壮。“这样可以防止淤血，”当我问起压缩式紧身衣和来回踱步时，他这样解释道。“我们不可以坐得太久。”

飞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在北京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受到了身着ClimaLite的志愿者们的欢迎。同时还有美联航的代表向所有的美国运动员分发信息单。除了其他事项，信息单就奥运志愿服务进行了专门提醒：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与各自的代表队或本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走散，因为我们发现，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身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有心帮忙，但却带着部分运动员走散了。

其他的要点性提示略带不祥的语气：

请注意：边检人员通常会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拿走你的护照和奥运会身份与注册卡。

运动员们默不作声，全都聚成一堆，活像暴风雨来临前待在空旷地带的牛群。四位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鼻子和嘴巴都被遮了起来，仿佛穿了一副盔甲。迈克尔·弗里德曼说，口罩是运动队发放的，主要是考虑到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有人说我们应该戴口罩，”他说道。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其他运动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不过，他们也没穿压缩式紧身衣。“我想，没有必要冒风险吧，”弗里德曼一边耸肩，一边对我说道。

自行车运动员们通过行李检查和海关的时候仍旧戴着口罩。电视工作者们早就守在出口处，他们这番模样一出现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不到一天，这帮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了致歉信。致歉信上写着：“我们并不想侮辱北京奥组委，以及众多竭尽全力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其他人士。”我来到三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京城传递火炬，市民热情高涨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美国自行车选手就戴口罩行为作出道歉

开幕式后举行的第一项比赛是公路自行车男子组的比赛，这也是少有的不要入场券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起点设在城区，蜿蜒向北出城后，一路向长城进发。雍和宫门前的整条街道和人行道之间设置了金属路障。工作人员穿着ClimaLite，相互间隔十余米。还有T恤上印着“首都公共秩序维护者”的本地志愿者。围观的人群里充斥着便衣警察。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

有两个人在人行道上下着象棋。他们围着一块木板相对坐在小凳子上，对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毫不在意。两位棋手即便注意到了便衣也没有表露出任何神情——对此，北京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从容面对。这里是棋手的地盘：上有大槐树，后有八达岭皮鞋店。其中一位棋手张永林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的对手是一位退休的汽车机械师，名叫张有志。两位棋手并不沾亲，当地人称他们小张和老张。自行车赛开赛前四十分钟，一位志愿者要他们赶快搬走。

“等我们下完这一盘，”老张说道。

他手里有一把印着黄色题字的扇子，他握着扇子打着手势，轻轻一挥表示这盘棋很快就要下完。这位志愿者的等级不高——没穿ClimaLite——只是耸耸肩便走开了。几分钟后，北京奥运会的正规志愿者走了过来。“你们要搬走，”他说道。“这里要举行自行车比赛。”

“我们知道，”老张说道。“这一盘马上就下完。”

这一次挥动的扇子更带有藐视。年轻的志愿者似乎并不愿意招惹这样的老人，于是棋赛继续进行。至此，棋盘周围聚拢了七个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老张是附近一带下得最好的棋手。在中国，象棋也是一个体育项目：跟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一样，中国象棋协会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和管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管理桥牌、围棋、飞镖和中国拔河协会。也许这样的体育运动观含混不清，但有助于人们把体育总会想象成广义的竞技性娱乐活动的组织单位。在这个伞状组织的领导之下，有些协会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到奥运会上跟外国人较量。所以，中国人在某些非普及项目上的成绩出类拔萃，并于2008年在普通民众很少接触的项目上取得了那么多块金牌：射箭（一块金牌）、帆船（一块金牌）、射击（五块金牌）、举重（八块金牌）。他们在皮划艇项目得到一块金牌，对于中国人这种水上运输方式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战斧。这是官僚体制的胜利，谁都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至长城脚下的范围内组织起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并根据其阶层和身份的细微差异用服饰加以区分，那么他们肯定能挑选出一名女子，并培养她夺得RS：X级的帆船帆板冠军。（她名叫殷剑。）

不过，跟官僚体制一样，象棋在中国的出现远早于奖牌举足轻重的时代。中国象棋确实有体育运动的感觉，观棋同样如此。这项运动甚至有固定的角色定位。一般至少有一位观棋者，每走一步他都要给出建议。另一位观棋者则会等着这一步走出后再下评论。这对观棋者而言是一种双人比赛——教练员和评论员——这样的双人比赛有时甚至能让两位棋手诉诸武力。不过，即便有武力，也直冲着棋盘而去。雍和宫前，老张和小张每走一步，都要把木质棋子砸得啪啪直响。

啪！

“我就喂你的马吧！”

啪！

“我要突围！突围！”

“对，对！这一步走得很对！”

啪！

“我让你捡个便宜！”

离自行车项目开赛还有二十四分钟，在三拨人先后吩咐两位棋手收手之后，小张终于举手认输。他耍起了北京范儿：把棋子狠狠地扔到地上，然后大声说道：“老张耍赖！”不过，他们随即又开始了第二盘。至此，已经有了十五名观棋者，其中包括四名身着制服的治安志愿者。间或，一个手拿国旗贴近臀部的便衣踱过身来围观上三五分钟。

老张下棋的时候，使用扇子的模样活像一位大师。他收拢扇子陷入沉思，每走一步便会得意地展开扇子。下至尾盘，眼看自己大势已去，他手中的扇子仿佛发怒似的不停扇动；不过，老人依旧一言不发。终于，他微笑着认输了。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他们终于撤掉了棋盘。

这时，人群朝着路障拥了过去，大街上已经空了好长时间。“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来的是轿车！”

“全是大众，”另一个人仔细辨认着。走在前头的，是车窗贴膜的黑色大众轿车。后面跟着驶来一辆警用摩托和一辆警用轿车，其后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的巨大平台可以像机关枪一样随意转动。

“那是电视摄像机！”

领头的两位自行车手呼啸而过，一位是智利人，另一位是玻利维亚人。半分钟之后，车手群一闪而过，围观的人群甚至来不及反应。没有人知道走在前面的是哪国运动员；运动服上没有汉字；车手们的脸模糊不清。刹那间，围观的人群出奇地安静，随后，大家看见一长串保障车开了过来，不禁欢呼雀跃。

“顶上怎么放着自行车？”

“用来维修呗。”

“每一辆车都插着旗帜——你看！”

“那不是大众。”

“我觉得是斯柯达。”

“绝对是斯柯达。”

“还有救护车呢！”

大家对走在最后的救护车行了好一阵注目礼。一连数分钟，大街上空无一物，随即仿佛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打头的是一辆破旧的人力脚踏车，拉着一大捆碎木片。一辆普通自行车紧随其后，再其后是一辆本田出租车。然后是一辆拉着桶装水的大卡车。一连串单数号牌：1、7、5、9。围观的人群散开；志愿者们拆除路障；老张迈开脚步去吃午饭。“还不错，”他说的是自行车赛。之前，他向我展示了扇子上印着的题字，那是一首名为“莫生气”的诗歌。

“它提醒我，下棋要保持心态平和，”他说道。诗句的开篇这样写道：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

当我告诉魏嘉我有多余的击剑比赛门票时，他问我是哪一类击剑。十一岁的魏嘉是魏子淇的儿子，是三岔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佩剑、重剑和花剑，”他十分内行地说道。“不同的剑有不同的规格和形状。”

跟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一样，魏嘉也领到了一本《小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的课本。课本一开始讲的是奥林匹亚（“草绿花香”），接着是希腊人裸体摔跤的漫画场景，一直到巴伦·顾拜旦。其中一章专述芬兰长跑选手帕沃·鲁米；另一章则讲述约翰·阿赫瓦里，这位坦桑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1968年因为最后一个跑完全程而显现出伟大的体育风范。关于中国著名的跨栏跑选手刘翔的那一章不禁令你希望本书的发行会给他带来好运：

刘翔身体健康，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很少受伤，这一点对运动员来说很不容易。

魏嘉的父亲接受了我请他们观看比赛的提议，儿子感兴趣是原因之一。我们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赛艇，魏子淇在比赛的头一晚给我打电话探讨了雨衣的问题。“他们会不会免费发放？”他问道。

“我想不会吧，”我回答道。“人家为什么要免费发放？”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说道。“看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披着同样颜色的雨衣。”

尽管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报道，我还是错过了这一细节。我说也许哪里都可以买到雨衣，但魏子淇更敏锐。“不能打雨伞，对吧？”

这倒是真的，因为安全的原因。

“那么，既然不让大家打伞，”他说道。“也许他们会发放雨衣。”

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们第二天在北京城外三十来公里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经过安检之后，碰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女子正在派发廉价的塑料雨披。每场比赛都会这样——组织者对自己的观众了若指掌。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扇子。他们也分发小册子，讲解各个项目的比赛规则和观赛礼仪。（观看排球赛：“提倡在比赛的适当时间鼓掌。不许发出嘘声和倒彩声。”）特许商品的价格便宜得出奇。中国人喜欢干吃的方便面只卖两元钱。一听冰冻啤酒五元。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来到击剑馆，花三十元能买到半打百威啤酒。不过，没有一个中国人购买啤酒。中国人很少花时间观看比赛，也没有在球场喝啤酒的习惯。购买啤酒的似乎多为外国人。

中国人看得很专注。他们一改大街上的松懈和拖沓，毕竟都花钱买了票，而且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大家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往往沉默不语，仿佛在紧张不安地琢磨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随即，尤其如果出场的是中国运动员，他们会高声尖叫。在男子佩剑的预赛阶段，比赛开始了一个小时，在我和魏嘉前三排的地方有人打了一架。一场戏中戏啊：作为背景的赛场上，巴西选手伦佐·阿格里斯塔正在对着意大利选手路易吉·塔朗迪诺狂劈猛砍，两个中国人站起来互朝对方大打出手。他们看起来都是中产阶级，其中一位还带着孩子。在中国，公共场所发生纷争司空见惯，而且往往伴有不知所云的破口大骂。但击剑馆发生的这一场斗殴没有序曲，也没有重唱，只相互对打了十来秒钟。等到ClimaLite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言不发，志愿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因为怕被赶出去而沉默不语。我从邻座那里知道，两个人的争端是因为视线问题。

坐我边上的女子名叫王萌，是个农学研究生。她的门票是一个朋友一年前在网上购买的。门票的票面价值是三十元；我问她愿不愿意以两千元的价格把票卖掉，她摇了摇头。“观看奥运会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她说道。前半个小时她几乎都在和邻座耳语，试图弄清楚击剑手的头盔发亮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以往一直不喜欢在中国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民族主义有时显得非常狭隘。很少有人关心运动本身；胜负才是关键，运动过程中很少能体会到乐趣。但奥运会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魏嘉的妈妈曹春梅说的都是比赛项目带给她的种种感受。“很平和，”这是双人跳水项目给她的感觉，而摔跤项目让她紧张不已。她觉得“鸟巢”，也就是北京国家体育场很“乱”。“就应该是这样，”她说道。“真正的鸟巢也是这么乱。”她最喜欢的还是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我告诉她，水立方整齐划一的外墙装饰酷似水泡，她并不赞同：“没有那么大的水泡。”她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儿给她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崭新的顺义水上公园开始也让她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她既不会游泳，也不喜欢坐船。（我问魏子淇会不会游泳，他回答说：“一点点。”）突然下了一会儿小雨，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乡下人出门喜欢一身轻——魏家人进城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连计划住在城里陪我多看几个项目的魏嘉也两手空空。观看完比赛，我们跟他的父母亲分手后坐上了出租车。我让驾驶员推荐一下顺义的餐馆。

“金百万不错啊，”他说道。顺义离北京三十来公里，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特大城市周边，这样的小城市比比皆是。顺义的居民从前是农民，现在正告别农民身份，即将获得别的身份。当地官员对于主办赛艇、独木舟和皮划艇等奥运项目感到十分自豪。满大街都拉着标语，上面写着“文明顺义/奥运顺义”等词句。位于市中心的金百万餐馆在入口处镶嵌着玻璃，摆放着四百九十三瓶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餐馆中央有一只巨大的水箱，里面养着十多条鲨鱼、两条甲鱼，还有一位穿得像美人鱼的女子。除了一条长长的鱼鳍，这个女子还穿着比基尼上衣，戴着面罩和鼻夹。边上的标语写着：“首都顶级美人鱼秀！”水箱呈圆形，那个女子跟着鲨鱼和甲鱼不停地游动转圈。跟魏嘉一起出门的好处，是他总能够提出我想问而不敢问的各种问题。

“那个女的在水里做什么？”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魏嘉十分关切地问道。

“她在表演啊，”服务员回答道。

“鲨鱼怎么不咬她？”

“因为它们吃饱了，”她微笑着很有把握地说道。“你只要把它们喂饱了，它们就不会咬人。”

魏子淇后来告诉我，我跟魏嘉在水上公园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们身后的出租车拒绝他们两口子上车。当时的出租车排了一长溜，但驾驶员们早就被要求，只能拉外国人：中国观众只能等着坐公共汽车。魏子淇跟我讲的时候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2001年2月，北京正在申请奥运会主办资格，我跟随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对首都进行了最后一次巡察。整整三个小时，我们的车队穿城而过，对可能修建奥运场馆的地方进行了考察，每到一处，交通信号灯犹如神助一般变成了绿色。（中国人在前一天已经演示过，所有交通信号灯都可以在该市的交通控制中心实现远程控制。）考察线路两侧成百栋房屋的立面刚刚被涂成了鲜艳的颜色。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工人们的粉刷面积达到二千六百万平方米，相当于把半个曼哈顿粉刷了一遍。

即便是异议分子在那个时候也支持申奥，以期待奥运会带来政治变革。据报道，国际奥委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国际奥委会多名委员认为，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的改革步伐。“他们的政府究竟会怎么做？”曾经担任国际奥委会顾问的一个美国人在2001年时这样问我。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告诉我，主办方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放弃了“伟大长城，伟大奥运”这样的口号。七年后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也能举办奥运会。考虑到现在安排了五千多位农民防止外国人登上长城，当时关于那句口号的决定似乎也是非常明智的。

自邓小平上台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外部世界，不过仍然存在害怕和担心。奥运会无疑有助于增加开放程度，但举办体育比赛并不会开启任何政治变革，正如它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很久以前，中国人便已经学会从容冷静地面对重大事件，所以他们才能在“文革”时代幸免于难，并熬过四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这种顽强的精神在各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你得首先弄明白究竟往哪里去看。在安之若素的跳水选手身上，在坚毅顽强的举重选手身上，在步调一致的体操选手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从小就被录取到体育运动学校。三岔村足够繁荣，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孩子就读过体育运动学校，魏子淇告诉我，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走这条路。不过，其他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体系完善的体育运动机构已经心满意足。

农民们至少以间接的方式在体育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我重读北京奥组委在申奥期间发放的宣传资料时才发现，场馆的规划方案与实际建成效果相比显得非常普通。这与申奥城市的一般情形相反——奥运会申办城市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往往说得天花乱坠。中国政府在2001年宣布，将建设六条总长为一百四十公里的地铁线路，后来实际修建了八条总长为二百公里的地铁线路。比赛场馆的规划方案看起来矮小平淡，富于实用。既没有鸟巢，也没有水立方，没有一点有特色的东西。但自此以后，农村人不断地拥进城市，他们不光刺激经济，还为修建各种综合性场馆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不是刷刷油漆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适合举办奥运会的绝佳时期：劳动力依然廉价，政治责任依然微不足道，不断崛起的中产和上层人士愿意观看比赛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对于奥运会的反应才最为热烈——主要是年轻人和富裕群体。坐上看台，你很容易就会忽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来自农村。

观看比赛的时候，我喜欢到场馆的偏僻角落闲逛。最次的位置一般作为赠品：在男子佩剑比赛时，最偏僻的区域坐着一百五十位北京市的林业职工，他们手拿充气棒，露出略显迷茫的眼神。在古典式摔跤的预赛现场，坐着一群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他们的老师站起身来大声提醒：参赛者的父亲就坐在他们的身后！

那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他名叫常艾美（音译），五十二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皮肤黝黑，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随身带着农民常用的白色毛巾。他的大腿上堆放着那一天领到的免费物品：一面中国国旗、一面印着奥运吉祥物的小旗、一本英文的观赛手册。他还拿着一本小册子，指导大家如何观看古典式摔跤：“当摔跤手表现出高超技艺，或者得到高分时，观众应当热烈鼓掌。”

常艾美的儿子名叫常永祥，之前刚刚击败了雄霸跤坛的保加利亚籍世界冠军。常艾美正在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跟众多的农村人一样，他一拿起手机就扯开了大嗓门。“老大刚刚比完！”他大声说道。“赢了！什么？我说他赢了！”

此后一小时，他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家乡的亲戚、朋友和记者。常艾美住在汉霸，这是河北省一个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子。他们在自己那四亩多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1980年代，常艾美的一个侄子被选中参加摔跤比赛，最终成了全国冠军。之后，常艾美相信，自己天生一副大块头的儿子也应该有机会。十三岁时，他的儿子离开家乡，进入了县体育运动学校。他现在参加的是七十四公斤组别的摔跤比赛。我问常艾美怎么坐在了最后一排。

“教练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看比赛，”他说道。“他们不想让他受到任何干扰，所以让我坐在最后面。”

他这是第二次观看儿子的摔跤比赛。观看奥运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天前，当地的干部告诉他，他们有几张票，他可以拿到一张。其他的票分给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体育局局长，两个人都拿到了前面的好位置。常艾美的女儿在体育馆的外面等着；她没有拿到票。

手机又响了。“一个美国记者正在采访我！”他高声说道。“现在！美国人！”

两年前，他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参加过摔跤比赛。“他说你们美国人很好，”常艾美告诉我。“他还说你们那里很干净。”

当时正值上午，运动员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比赛。中国摔跤选手在奥运会上只拿过铜牌；没有一个人闯进过决赛。常永祥那天早上参加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击败秘鲁选手取得了半决赛资格。当轮到他进行下一轮比赛的时候，我来到了看台的最边上。他的父亲还一个人坐在那里。

常永祥将对阵名叫奥列格·米哈洛维奇的白俄罗斯选手。整整一个上午，观众们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他们终于齐声呼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几乎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人把常永祥摔出圈外获得四分，由此赢了第一局。但随后常永祥似乎精神大振。他体格强健，大腿粗壮，方形下巴。他黑发林立，每完成一次抱摔都像野牛一般猛甩头发。第二局，他扳平比分，全体观众站了起来。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高声喊叫，使劲拍打着充气棒。

他们身后的常艾美仍旧坐着。他跷着二郎腿，仿佛经过一天的劳动正在藉此放松，那一堆物品依旧整齐地码放在大腿上：毛巾、旗帜、小册子。自比赛开始以来，他没有挪动过半块肌肉。他的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第三局，白俄罗斯人率先得分。深呼吸，深呼吸。比赛继续，常永祥被压倒在身下；他挣脱出来，得了一分。吸气——差不多是倒抽一口凉气。又得一分，比赛结束，裁判举起了常永祥的手臂。

之后，常永祥输给格鲁吉亚人，拿到了银牌。不过，他在半决赛那天骄傲地离场，因为他是中国古典摔跤史上成绩最好的选手。人群中一片欢腾——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看台的顶端，常艾美安全地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依旧表情轻松。他一言不发，直到掏出手机。“喂！”他大声说道。“他刚刚又赢了！”

◆◆◆◆ ◆◆◆◆

每天，这几个美国人都要前往位于芜湖的汽车生产厂。一共有二十个：工程师、公司经理、市场专家、技术顾问。一个律师。汽车生产商名叫奇瑞，是过去两年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家新公司。多数在上午，美国工程师们都要到奇瑞组装厂外面的一条小路上试驾原型车。试车道上有中文提示；工程师们讲的是底特律英语。

“我打六分。”

凹凸路

“注意离合器接合。”

制动检测

“你还记得那辆林肯凡尔赛吗？”

“当然记得。”

“那辆车真让人汗颜。”

请保持车距40米

“我只给林肯大侯爵的怠速打过九分。”

毛石路

“你要调头吗？要调头的话，提醒我一下。”

美国人的领队是马尔科姆·布里克林，他之前建立了一家名为“幻想汽车”的公司，并以此与奇瑞展开合作。当我在芜湖见到他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即将成为第一家向美国引进中国制造汽车的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儿子担任录音师。乔纳森·布里克林二十多岁，父亲走到哪里，他就拿着录音机跟到哪里。

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六十六岁，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汽车生产领域寻求突破。1960年代晚期，他把斯巴鲁汽车介绍给美国消费者，为此小赚了一笔。1970年代初，他把赚到的钱悉数投入，在加拿大新布伦斯维克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他委托设计了一款前卫的翼型门跑车，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没过多久就亏得血本无归。

1980年代，布里克林把雨果轿车从大西洋对岸搬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便宣布个人破产。后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尝试生产电动自行车，但美国人对自行车的爱好远远不及小轿车。

2002年，他开始寻求重返汽车制造业之路。他知道，还是要先找国外的汽车制造厂，再把汽车出口到美国。他寻访过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印度。来到芜湖之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这是“幻想汽车”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他们下榻在国信大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行政酒廊用早餐，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开始大谈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一双蓝灰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嗓音低沉而柔和。他从不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他说自己一来芜湖就碰上了这家非常完美的汽车制造厂。跟他一起吃早餐的，通常有“幻想汽车”执行副董事长托尼·西米内拉，以及公司的律师罗纳德·E·沃尼克。沃尼克是布里克林的老朋友，他的专长是破产法。他远在亚利桑那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型号为布里克林SV-1的双翼门车。

“人们谈论雨果汽车的时候，总把它当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布里克林说。“托尼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寻找最便宜的汽车。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对西方很友好。我们找到一款已经投产十五年、但从不需要满足各项规定的汽车。这就是菲亚特128。”

托尼·西米内拉接过话头：“一箱箱的卫生纸，还有传真机墨粉。我们都得自己带。为了把车子开起来，我们还得自带无铅汽油。”

布里克林说：“亨利·基辛格担任我们的顾问。托尼在十四个月里进行了五百二十八处改动，只用了十四个月，我们就把车子交到了经销商的手上。”

托尼说：“我们就在他们的工厂边上建了一间厂房，调整刚下线的每一辆汽车。这款车在美国卖得很快，经销商每辆车加价三千美元，卖到了三千九百美元。”

布里克林说：“通用汽车公司把土星汽车提高到价格更昂贵的细分市场，完全是因为雨果的缘故。质量越来越好。我们卖出了很多辆，也得到了很多赞扬。三年后，我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随即，战争开始了。现在，大家都说雨果汽车很失败。”

跟芜湖的其他事物一样，国信大酒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行政酒廊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白手起家。一共有十二本中文版的《哈佛营销管理》、十本《哈佛商学院MBA管理百科全书》。

布里克林说：“我们不是要引进廉价的中国汽车。我们引进的汽车物有所值，价格低廉。两万美元的汽车我们只卖一万四；三万的我们只卖两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他略显不安地眨了眨眼睛，随即变换了话题。“我发觉跟日本很像，”他说道。“1968年是他们的转折点，人们对日本产品的看法从廉价变成了高质量。”他继续说道：“日本人花了二十年才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只要五年就能完成。”

在布里克林一行抵达芜湖前的好几天，我开着车从北京赶了过来。这趟旅程接近一千三百公里；我租了一辆中国制造的大众捷达轿车，不慌不忙一路走来。我既经过了孔子的故里，也与南皮石金刚、沧州铁狮子、金牛苜蓿园擦肩而过。我还经过了东光铁菩萨和吴桥杂技之乡。一路上都能看见地方名产的大幅广告。金乡县的农村地区竖立着一大块告示牌，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大蒜数金乡。”

高速公路的路况好得出奇——四车道、精心打理的隔离带、出口标示清晰明了。有些路段刚刚修好，在我的地图上依然保持着虚线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在过去四年间翻了一番，交通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计划再建三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当问及新建道路的目的时，交通部长张春贤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头一年对中国的访问经过。很显然，赖斯跟中国的官员说过自己带着一家人在夏季度假时的美好回忆。“她说那几次度假加深了她对美国的热爱，”张春贤解释道。“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刺激汽车产业，但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去芜湖的路上，我开着车从很多崭新的告示牌边一驶而过；这些告示牌犹如拔掉插头的电视机，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正等着广告商们琢磨，什么样的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从这条路上开车经过。近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买了汽车，但他们很少做长途旅行，一是因为收费高，二是因为驾驶员还欠缺经验。路上的多是货运大卡车。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阶段：先运送物资，随后人才会到达。

卡车司机三两个人一起出行，以便昼夜轮换驾驶。他们遵循固定的线路，大卡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稍有延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他们在路边餐馆吃饭的速度很快。每天晚上，我都要停车吃饭，不管遇上什么人都要交谈一番。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卡车驾驶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我们通常只来得及礼节性地寒暄，紧接着他们便要匆忙地返回停车场。一辆卡车的两个驾驶员告诉我，他们刚卸下满满一车有色金属材料，车上现在装满的是竹枝扫把。另一辆卡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现在装的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小麦。这些人都是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电脑化的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还有一队人马从杭州拉着散热器，来到石家庄换回一车化工原料。温州的鞋子；长春的发电机。大同的煤炭；温州的火车组件。谁都没有开着空车乱跑。

来到曲阜，我把车开到了孔子家族的墓地。当地政府把这块墓地改成了旅游景点，在高速公路出口设置了告示牌，不过停车场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墓地在一大片林地里延伸出去；两千多年以来，当地凡是姓孔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葬在了这里。数字惊人：柏树林里一共长眠着十多万人。

我漫无目的地一边闲逛，一边察看那些墓碑。我先是看见一块墓碑标着明朝晚期和孔家第六十二代；刚走几步我就看见边上一块墓碑一下穿越了三百年：2001年，第七十四代。我正要察看边上的墓碑，突然听到了哀号。我顺着哭声穿过一片坟墓。

一个新土堆旁，几个妇女正在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把他们拉到这里来的，是一辆三轮二冲程泰山200型拖拉机。坟头的供品很简单：橘子、苹果、炖鸡。几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我递了一支烟。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安葬的是一位妇女，生前嫁给了孔家的第七十二代。哀号声又持续了十来分钟，随即仿佛油料耗尽一般戛然而止。两个女人走过来跟我闲聊，向我打听美国人如何举行葬礼，我的薪水有多少，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是美国海斯勒家的第五代子孙。一个人用曲柄发动拖拉机之后，他们突突地绝尘而去。他们留下炖鸡，带走了橘子。

就在不远处，孔子的墓碑上依然有“文革”破坏形成的裂痕。一个导游说，红卫兵掏空墓穴，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带着微笑；我无法断定他的意思是小闯将们扫了兴，还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埋在这里。我离开的时候，停车场上依旧看不见任何车辆，高速公路同样如此。一路上唯一的障碍出现在天津以南，车流到此突然减慢，车辆纷纷变道行驶，因为几百本小册子如死鸟一般散落在路上，妨碍了大家的正常驾驶。我停下车来捡了一本。全是英文：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一家名为伍尔维奇的金融服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申请书。很显然，一辆满载进口回收废料的大卡车忘了闩上车门。表格有数千份之多，飘散在空中，飘落到车轮下，跟那些告示牌一样全是空白。

世界各地都散落着汽车零部件生产厂，马尔科姆·布里克林曾经想方设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到处打听已经破产或位置偏远的汽车厂，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总能找到机会。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详细地说一说来到芜湖的经过。

“三年前，我接到南斯拉夫一个熟人的电话，”他开始讲了起来。“他问我能不能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他们想把工厂卖给我。这家工厂被北约扔了五枚导弹。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问题是，那家工厂有那么多工人，你复建厂房的这段时间怎么安置这么多老雇员？随即，他们的总理遭到暗杀，于是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不适合干这件事儿。

“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大宇在这里建过一家工厂。还是那个问题——你拿那些老雇员怎么办？我们又到了波兰，地方很不错，大宇修建的工厂也很不错。这家厂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了乌克兰。别问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老雇员。不过，这家工厂把我们引荐给了罗孚汽车，这家公司有意与波兰方面展开合作。然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又来到了印度的塔塔。那些人真的不错。”

“确实不错，”托尼·西米内拉说道。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工厂，工厂没问题，”布里克林说道。“技术不算最先进。他们只生产一个车型，而且有点吹过了头。我们正琢磨，怎样组合才有意义。我们遇到一个俄国人，来找我们商量把发动机卖到中美洲的事情。他问道，你们干吗不去中国看看？我回答说，我再也不想走下去了。他又说，你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儿的人很精明，也有冒险精神。他后来又说，就在上海，你们干吗不去看看呢？于是我们决定来一趟。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说，对了，还得坐一程火车才到。幸亏他撒了个谎。于是，我们坐着火车来到了芜湖，火车真是挤呀；我们就这样坐了整整五个小时。”

整整一个早上，布里克林一动不动，这下他头一次把双臂紧紧抱在一起，身体收缩，仿佛挤在了几个乘客中间。随即，他又猛然回过神来：“他们领着我们参观了厂房，我们印象很深。我掏出意向书交给了他们。接着，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探讨意向书。他们说想跟我们发展关系；我说我可不想飞来飞去地发展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的总裁一起吃了饭。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家所期待的。于是，我们签订了意向书。这是一份四十八小时搞定的意向书。”

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对经商持鄙夷态度。根据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任何读书人都应该鄙视商人，皇帝们对西方人首次提出通商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不过，英国人铁了心也要购买茶叶推销鸦片，并不惜为此打上一仗。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口岸与英国通商。这成了套路：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1858年，经过几次战争之后，中国答应向外国人再开放十个口岸。1876年，一位英国领事在中国西部为宗族成员杀害（他当时正在侦察连接缅甸的通商线路），清政府同意再开放四个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

这座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安徽，坐落在长江的东岸。1870年代晚期，英国人在俯瞰城市的山坡上修建立柱式领事馆，并在江边建起海关大楼，专门进行鸦片加工。法国耶稣会会士建了一所教堂；西班牙人开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美国新教徒传教士建了一所医院。随即，20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王朝的倒台、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外国人从此在芜湖消失了踪影。在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建设出口加工区，即指定的地区通过特别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碰巧多设立在之前的通商口岸，一如从前像潮水般地先后涌现。1992年和1993年，在深圳这样的早期出口加工区已经繁荣十多年之后，中央政府又批准了三十二个城市。芜湖是其中之一。

芜湖市是新经济的后来者，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当地有价值的特产并不多见。1980年代，芜湖因为生产一种名为“傻子瓜子”的葵花籽闻名过一段时间，但这比“苜蓿园”或“中国第一大蒜”这样的招牌还要糟糕。芜湖的领导人想建立真正的核心产业，他们觉得在管控严格的汽车生产领域，本地的寂寂无名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优势。自1980年代以来，外国汽车生产商已经可以与中国国有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条件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在中国，谁都不会忘记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屈辱。）大众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人展开合作，一方面给生产出来的汽车打上外国品牌，另一方面则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价格低廉的中国供应商。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策略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严格管控有效限制了竞争的存在。

然而，芜湖的官员们悄无声息地打起了管控制度的擦边球。他们请来了尹同耀，他既是安徽人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且在合资新建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冉冉上升的明星人物。尹同耀帮着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一家倒闭的大众汽车制造厂的部分工具和设备搬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位于威斯特摩兰的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高尔夫轿车和捷达轿车。搬到长春之后，他们用同样的平台——汽车的框架和主要部件——生产出中国版的捷达轿车，并最终使之成为了全国最畅销的车型。

尹同耀离开长春，来到芜湖这家新建的工厂当上了副总经理。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他到英国一家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厂购买生产设备，并运回了芜湖。接着，他来到西班牙买到了一款名叫托莱多的轿车生产图纸，托莱多这款轿车的生产商是正在勉力挣扎的大众子公司西雅特。这款西班牙轿车跟捷达轿车采用的是同一个生产平台。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自己的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1999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汽车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官员们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最终于2001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据报道，大众汽车接受经济调解方案，并决定不提起诉讼。）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ery的发音跟具有“欢乐”之意的cheery十分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e，意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2004年，奇瑞公司一年的汽车销量差不多达到了九万辆。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正在这时，副主任何学东加入了谈话，他补充道：“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去申请，那你可能得等上很多年。在当时，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开发区新建的投资服务中心，大理石装饰的门厅宽敞得足够并排拉上两张羽毛球网。当我在午间休息前往拜访的时候，很多干部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昌俊和何学东递给我一大摞用英语编写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资者的绿洲”和“投资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名言警句。一个句子写道：“芜湖有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其后的句子谈到了电力、水资源和下水道。

开发区位于城北的长江边上。继奇瑞这家主力租客之后，芜湖已经吸引到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随时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很多工厂搬迁自南部沿海，过去二十年间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资大幅增加。

一天下午，我来到芜湖第二大厂区的保顺路，马路两侧的工厂正处于不同的建设时期。帝国希尔计划于下月开始生产（空调电气部件），顺城电子计划再招聘一百名工人（空调配线工）。世纪厂每天生产四千个空调器塑料外壳。来到芜湖世界硬件公司，我向门卫咨询他们的产品，他打开抽屉，抓起一大把崭新发亮的钉子，像抛骰子一样把玩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走出来，递给我一张印着“国际业务部经理叶美丽”（Merry Yeh）的名片。我们来到楼上的办公室，叶美丽给我倒了茶水，墙上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家工厂与美国全国钉子集团公司的合作成功（“不仅仅是钉子”）。芜湖世界每天生产六十吨钉子。三百四十名工人。一万八千平方米。还有问题吗？

“你怎么取了这个英文名字？”

“我是根据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取的！”

位于主城区的英国旧领事馆已经被改造成党委所在地，西班牙教会学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原来负责鸦片加工的旧海关大楼曾经多年被用作幼儿园，现在已经弃之不用。在这遭人痛恨的英帝国炮舰外交的标志物上，纵向涂写的“文革”标语虽日渐模糊，但依旧能够辨认。不过，小摊贩们围着大楼底部搭建的木质棚架挡住了标语的部分词句：

毛主席语录

在斗争中学习

一天下午，一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人开着奇瑞T-11原型车来到了芜湖经济开发区。“幻想汽车”雇用丁克尔担任技术顾问，他的专长是道路测试。“你通过做坏事便能知道一辆汽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驶出厂房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后排坐着三个中国的道路测试工程师。他们谁都没系安全带。

T-11是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后来被冠名为“瑞虎”投放到中国市场。其外形与丰田RAV4极为相似。丁克尔还打算测试一款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投放中国市场的新型跨界车B-14。奇瑞正在提升其国内生产线，原因之一是为进入更加严苛的国际市场做好准备。计划打进美国市场的车型尚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最大的阻碍之一是如何满足美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尽管T-11和B-14都不会用于出口，但丁克尔还是计划对两者的质量进行评价，并借机向奇瑞的工程人员展示美国人是如何进行汽车道路测试的。他之前要求我一同前往，并帮着做一些翻译工作。

在开发区的一条街道上，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一个轮子抬起来了，”他在转一个急弯的时候说道。“这个轮子在空转，需要增加限滑差速器。”我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底特律汽车英语翻译成中文。我们沿途经过一辆装满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以及一个在草丛里撒尿的小男孩。丁克尔加速转向；一辆公共汽车正使劲摁着喇叭。坐在后排的三位工程人员用手使劲地撑着车顶棚。其中一位终于通过我表达了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其他车辆的地方？”

那还不简单：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我们往北驶去，先后经过一辆辆推土机、运土车，以及一处处未来房产的雏形骨架，来到了保顺路。丁克尔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的顿挫感很明显。”

丁克尔很敏锐，说话轻言细语，身材十分瘦小。作为1960年代晚期密执安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毕业生，他是排放实验室唯一适合操作马自达Cosmos车型的人选。我问他为什么原本学习的是工程技术，他回答道：“我遇到的辅导员不怎么聪明。”在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数学成绩好的人就应该当工程师。在克莱斯勒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转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测试》杂志工作了二十年，其中包括两年时间的总编辑。“我测试了三十年的汽车，”他说道。“路上跑的车我几乎都测试过。”他告诉我，芜湖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旧时岁月，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测试车辆的那段时光。

在厂区的西头，位于钉子厂和空调外壳厂之间，有一段空荡荡的环形路。在丁克尔的眼里，这很像一个试车场。他把车速提到每小时六十多公里，从一堆支成塔形的竹竿旁一驶而过，这堆竹竿即将被用作下一个建筑工程的脚手架。他持续绕着弯路，轮胎吱吱作响，环形路一次次被甩在身后：钉子、竹子、空调罩子。钉子、竹子、空调罩子。三位中国工程人员被甩到右侧挤作一团。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他本可以拎着杂物袋坐上马自达Cosmos汽车的驾驶座。二十二岁的他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上长大成人。他的祖父从陕西省迁到了那里（“要么因为饥荒，要么因为战争”）。齐海波的父亲读到五年级，他的母亲只读过一年级。他们种植小麦、玉米和葵花。

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对于工程技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还是考入了武汉工业学院。“我想考一所好大学，我还听说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是当今最好就业的两个专业，”他说道。“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填报了这两个专业。”

一年前他还在大学里就读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时候遇到了奇瑞的招聘人员。“他们可以录用我，学校的人都说这是一家新建的公司，发展很迅速。于是我在第二天签订了合同。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奇瑞的标准来看，他并不算特别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齐海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两千元。他跟另外三位工程人员同住一间宿舍。他希望拥有独立的空间，但宿舍的条件比他所知的内蒙古的条件好多了。他希望在奇瑞公司拥有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这一点我很喜欢，”他说道。“它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道路测试结束之后，我问齐海波从丁克尔身上学到了什么。齐海波说T-11的传动轴有点小问题，也就是急转弯时其外轮略微打滑。B-14的尾部在高速行驶时容易飘浮。齐海波尤其羡慕丁克尔操纵汽车的能耐。这位中国工程人员的工作既涉及质量控制，又涉及汽车试驾，一个月前他才刚刚拿到驾照。

奇瑞的早期策略，是到全世界遭遇滑铁卢的汽车厂收集有用信息，这在一款名叫QQ的微型车上达到了极致。1990年代，位于韩国的大宇汽车试图在全世界拓展业务，并在越南、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大肆投资建厂。没过多久，大宇汽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度扩张——后来证明，乌兹别克斯坦根本不是建立汽车制造厂的理想之地——于是不得不宣布破产。几家大的美国公司一面看着价格不断下跌，一面抓紧时间在这家破产的公司上挑挑拣拣。2002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经过一年多的研判之后，终于获得对大宇汽车的控股权。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大宇一款名为马蒂兹的微型车的生产平台，重新包装为雪佛兰Spark （乐驰），并打算在中国开始投产。

2003年6月，距离Spark上市还有半年，奇瑞揭开了QQ的面纱。这款车与通用的车型看上去几乎如出一辙，但售价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五万多元。奇瑞还开发了一款与大宇Magnus十分相近的车型，并取名为东方之子。

中国消费者一直不喜欢东方之子，但QQ轿车很快大获成功。这款车长度不到三米七，搭载0.8升发动机，甚至比MiniCooper还要小。这款车对于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完美之选，他们以往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合资品牌。2003年，全国的乘用汽车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奇瑞和其他小型汽车生产商在低端市场占据了牢固的地位。2004年，奇瑞QQ轿车的销量是通用Spark轿车销量的五倍。

2004年12月，通用大宇在上海提起诉讼，状告奇瑞公司“通过抄袭和未经授权使用通用大宇商业机密的方式”研制出QQ轿车。一般的侵权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起案子要复杂得多：奇瑞公司推出仿制品的时候，原型还没来得及上市。这意味着就在通用汽车公司与那家破产公司进行磋商的那一年，韩国的设计机密已经被泄露。

当我前往上海拜访通用中国公司时，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夏尊恩（Timothy P.Stratford）递给我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并排摆放着两辆轿车：绿色的QQ轿车和原产于韩国的黑色马蒂兹轿车。第二张照片上，两辆轿车的车门做了对调：绿色轿车装着黑色车门，黑色轿车装着绿色车门。

“从来没有两家竞争对手的轿车，车门是可以对调的，”夏尊恩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抄袭车门，还抄袭了车门的门框。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奇瑞的管理层除了说明QQ轿车已经取得中国专利（如果设计方案的获取途径非法，这将不具有实际意义），并未对这一案件发表过公开声明。当我与奇瑞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张林谈及此事时，他强调自己进入公司的时候QQ轿车已经上市销售。不过，他否认有什么违规之举，并说像奇瑞这样的年轻公司自然会以合法的手段开发与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成功的车型相类似的车型。

“这就是初始阶段的创业模式，随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道。“就像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任何产业都有这样的本质。索尼、现代和丰田都是这样起家的。它们以某样东西起家，很快又弃之不用。”

一年前张林进入奇瑞公司。他出生于上海，在密执安大学安娜堡分校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他在位于底特律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工作过九年时间。他有两个孩子，分别为八岁和十岁，在美国的求学时光十分愉快。不过，张林每年回到上海的时候，这里总有他认识的新城区涌现，这让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在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工程人员——接受奇瑞公司提供的职位之后，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预见五年或十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这样的生活容易得多，但也会错失很多精彩。我觉得风险和回报往往相伴而行。”

风险是奇瑞的文化之一，即便QQ轿车也可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赌博。多位独立分析家告诉我，他们质疑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足够完善，能处理好这一案子。再说，奇瑞是国有企业，中国人一直梦想拥有真正的国产品牌。通用大宇希望迎来开庭，但谁都不敢保证这家外国公司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因为奇瑞无意向美国出口QQ轿车，也不存在诉诸美国法律体系的可能性。

奇瑞的规模依然很小——八千名雇员——但在不怎么花钱投入设计和工程技术的情况下，一年竟然可以制造十多万辆汽车。管理层开始转变策略；庞大的研发中心刚刚建成，并雇用了三十来位像张林这样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工程人员。最近该公司开始强调质量控制，其规模和精密程度给每一位到访的专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事汽车生产的美国顾问罗纳德·E·哈勃尔告诉我，奇瑞公司的铝棚厂房十分巨大，目前只利用到十分之一的空间。“在中国，人们喜欢先于需求建设庞大的生产能力，”他说道。“他们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渠道。我不知道这样的资金从何而来。大多数西方公司不可能把钱投到这种对未来的假设上。”

作为一家国有公司，奇瑞并不需要对股东们负责，也没有人说得清投入了多少资金。一天，我前往QQ轿车和东方之子轿车庞大的总装厂房。门口立着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标语牌：

我们不仅要努力工作，

还必须勤奋，

更要有国家使命感。

边上的电子屏显示，他们当天已经制造出二百五十三辆QQ轿车。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正在组装线上移动着崭新的轿车。一位名叫胡斌的经理告诉我，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他们在过去几年间逐渐加快了生产步伐。胡斌所在部门的各个装配站一开始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现在只要两分零五秒。胡斌说，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车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标准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他问我，美国的汽车制造厂是否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增加产量，我说不会，并提到了“工会”这个词。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门到年底时把时间再减少十八秒。

在国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时候，马尔科姆·布里克林说芜湖需要在长江上再修建一个港口。

“港口还要深挖，街道还要铺宽，灯光要更明亮，以确保安全和查看损耗，”他说道。“要能在五个小时内装载五千辆汽车。”

布里克林在美国寻找着愿意出资四百万美元获得中国汽车销售权的代理商。“幻想汽车”也需要起一个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龙’，”他说道。“我碰巧又喜欢Chery这个名字。”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多久，通用汽车公司的律师给布里克林发来警示函，说Chery不仅跟Cheery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跟雪佛兰的英文名称Chevy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之后没有多久，通用汽车公司和奇瑞最终就Spark—QQ之争达成庭外和解，双方都未公开置评过和解条款。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一家名为亚洲汽车资源的咨询公司的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突然之间更显衰老：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过百万富翁，也经历过破产潦倒；他因为幻想受过赞扬，也因为仿冒受过谴责。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这样的往事。

2006年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公司的关系戛然破裂。两年后，“幻想汽车”状告奇瑞公司，提出大约四百万美元的赔偿。布里克林转向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奇瑞公司继续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随后几年间，奇瑞公司跟菲亚特和捷豹路虎成为合作伙伴。不过，他们出口的汽车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截至2012年，他们还没有为美国市场生产出一辆汽车。

在芜湖期间，我会见了曾经身为大众公司雇员、现已升任奇瑞公司总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闻媒体，但他还是答应于傍晚时分在国信大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见我和另外几位记者。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仿佛刚刚离开办公室。他四十出头，面相更显年轻。不过，当我问起他的教育背景时，他的回答仿佛在描述一段远古的历史。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说道。“还没有坐过小轿车。”他解释说，那个年代的好学生都分配到了卡车制造厂，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乘用轿车市场。他属于差生——他一边说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所以被分配到了东北。我问到了公司的优势。

“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他说道。“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

在芜湖的最后一晚，我无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驾车之旅正等待着我，灯光和噪音也钻进了我的房间。早上四点三十分，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对面，海螺工厂因为连夜赶工而轰鸣不已，里面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着PVC窗框。“幻想汽车”的人马已在头一天离去。我是继续住在国信大酒店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我走到外面，发动了捷达轿车。开发区笼罩着一层薄雾，车头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扫而过。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很多工厂都在为节日的到来连夜赶工。低矮的厂房透出缕缕光线，宛如一个个纸糊的灯笼。

天刚亮，我驶过新建的长江大桥，进入了高速公路。在芜湖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驶过了一个标示为“无为”的出口。“无为”是一个远古的道家用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无锡”。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车时经过了“石棉”。对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名字颇有些生硬，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很多。

◆◆◆◆ ◆◆◆◆

在丽水西南部的农村地区，大溪从建于公元6世纪的一条石堰穿流而过，当地政府宣布，这里正在形成中国版的巴比松。法国的巴比松画派肇始于19世纪上半叶，是在枫丹白露森林边作画的画家们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回应。当时的法国艺术家们极力颂扬乡村景色和农业主题。这种氛围与丽水格格不入——跟浙江省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强调的是城市发展；新的工业区已经建成，出口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过，当地的干部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具有开放的面貌，而他们又很喜欢巴比松这个颇具优越感的外国名词。他们还觉得，这可以成为一种不错的产业：画画不需要多少原材料，而且在国外广受欢迎。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作丽水巴比松，正式的名称是古堰画乡。当地政府的一幅宣传标语说它是“艺术之乡、浪漫之都、休闲胜地”。

为了吸引艺术家，政府对位于溪边的几座旧时建筑加以修缮，并提供一年租金减免、之后租金优惠的政策。艺术家们趋之若鹜，全乡很快便建起了十来家私人画廊。艺术家大多来自更远的南方——这些地方针对外国市场的艺术产业早已十分繁荣兴盛。买家们想要廉价的油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被卖到遥远国度的旅游商店、餐厅和宾馆。不知何故，在丽水巴比松落脚的艺术家们专画威尼斯的城市风景。新开业的最大一家画廊红叶画廊的经理告诉我，他们有三十位画师，主顾是欧洲的一家进口商，这家进口商对于威尼斯风景画有着贪得无厌的喜好。他每个月都要中国画师们把这座意大利城市画上一千多遍。

另一家小型画廊名叫波米亚，创办者是一位名叫陈美子的女子和她的男朋友胡建辉。我第一次见到陈美子的时候，她刚刚画完一幅威尼斯风景画，正在画一幅看起来像是18世纪的荷兰街景画。一位俄罗斯客户送来一张明信片，要她临摹。画作的尺寸为五十厘米×六十厘米，陈美子告诉我，这样尺寸的画一般可以卖到二百元。跟古堰画乡的所有人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把荷兰风景画称作荷兰街。她说过去半年间自己画荷兰街至少有三十遍。“每一幅画上面都有一座很大的塔，”她说道。

我告诉她，那是教堂——红瓦屋顶的砖房沿边是一条小路，小路延伸到远方，尽头处耸起一座尖塔。

“我也觉得那可能是教堂，但不敢确定，”她说道。“我知道那座房子很重要，因为只要一有差错，画就会被退回来。”

通过尝试和犯错，她认识了欧洲的很多地标性建筑。她叫不出圣马可大教堂和威尼斯总督宫，但她知道这些地方十分重要，因为哪怕非常细微的差错也会招致退货。对于标志性不强的风景她画得很快，因为顾客一般不会注意到细微的差错。平均而言，她不到两天便能完成一幅画作。

陈美子二十出头，生长于丽水附近的农村地区；十来岁的时候，她在一所美术学校学会了画画。她现在还保有一种农民的率直——嗓音略微沙哑，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要发笑。我问她最中意自己的哪些画作，她回答道：“一张也不喜欢。”她没有钟爱的画家，也不受哪一个艺术时期的影响。“那种艺术跟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没有丝毫关系，”她说道。巴比松这个概念给她的印象并不深刻。政府委托他们以欧洲风格对当地的风景进行创作，陈美子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跟来自乡下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的头脑里早已充满了田园风味。她之所以选择入住古堰画乡，仅仅是因为租金减免，所以她十分怀念曾经生活过的广州所具有的繁忙景象。她留着一头卷发，衣服的颜色十分惹眼，似乎只要醒着就会穿上高跟鞋。周一到周五，她穿着细高跟鞋在画架跟前驻足或徘徊，画着刚朵拉和大教堂。

陈美子的男友胡建辉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戴着一副眼镜，上唇淡淡地蓄着形状并不规则的胡须，好似书法家漫不经心地涂了一笔。每个月，他都会卷起已经完成的画作，坐上南下广州的列车，来到一处巨大的艺术品市场。他们就在这里与那些没有来过古堰画乡的买家们碰头。总体而言，外国人想要的是荷兰街和水城，不过偶尔也会送来其他的风景照片，让他们转画成美术作品。胡建辉有一本样品册，顾客可以随意挑选图画，报上编号，订制全尺寸的帆布油画。HF-3127是埃菲尔铁塔。HF-3087是狂暴大海中的一艘快速帆船。HF-3199是围成一圈正在抽烟的美洲印第安人。陈美子和胡建辉对于自己绘画的外国场景几乎叫不出名字，但通过一次次的委托任务逐渐了解了各个国家的艺术品位。

“美国人喜欢明亮的图画，”胡建辉告诉我。“他们喜欢明亮的风景。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颜色。韩国人喜欢柔和一点的，德国人喜欢灰暗的色彩。法国人也是。”

陈美子翻到HF-3075：一所色彩亮丽、大雪盖顶的房屋。“中国人喜欢这一类，”她说道。“丑死了！他们竟然喜欢这种东西。”HF-3068：海滩棕榈树。“蠢啊，只有小孩子才喜欢这种东西。中国人最没有品位。法国人最有品位，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欧洲的其他国家。美国人次之。我们画出来的作品欧洲顾客可能根本不买，但如果拿给中国人看，他们通常会说：‘好极了！’”

丽水属于三线工业城市，在这样的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存在。在新建的开发区，组装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但极少有直接的外国投资。这里找不到耐克工厂、英特尔车间，也看不到杜邦的标志——大品牌都把自己的根基扎在了大城市。丽水的城区人口约为二十五万，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座小城市，当地的工厂主要生产零部件：拉链、铜线、电器插座盒子。这里的产品寂寂无名，以致你根本无法从厂门口的标牌上得到什么信息：金潮实业有限公司、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丽水三星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做了一块英文标牌，但字母顺序像中文的古汉字那样从右到左排列：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在丽水很难看到外国面孔。过去三年间，我经常到访这座城市，但一个外国买家也没遇见过。这里的产品会送到其他地方的组装线上，有些经过两三次倒手才会出口海外；欧洲或者美国的商人根本没有必要造访这里。不过，尽管这里没有外国面孔，城内的国际化面貌却比比皆是，外部世界的踪迹也随处可见。在一家叫做“格雷”的工厂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价值二十来元的塑料电灯开关，上市后取了个得意的名字叫做“简爱系列”。丽水的第一家健身馆名叫“闻香识女人”，完全受了阿尔·帕西诺同名电影的影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拆迁工人，他的左臂上文着一个英文单词KENT。他告诉我，这个文身他自小就有，因为他当时发现美国电影里的匪徒都有文身。我问他为什么专门选了那个单词，他回答说：“这不就是你们国家产的一种香烟吗？”还有一次，我面见一家工厂的年轻老板，他戴了一只K形的钻石耳环。他女朋友佩戴的则是O形耳环：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字母就串了起来：万事大吉。

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部世界虽然很遥远，但不一定非得模棱两可；人们可以断断续续地窥见来自海外的东西。很多情况下，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印象看上去多少有些扭曲——既有聚焦，又有折射，就像光线遇到角度会弯折。这也许跟专业化有关。丽水的居民们学会了以局部看待世界，而这样的局部有着奇特的清晰度，尽管他们对此尚不完全理解。一个从未正式学习过英语的工厂技师给我翻看了他记住的术语表：

PADOMIDE BR.YELLOW 8GMX

SELLANYL YELLOW N-5GL

PADOCID VIOLET NWL

SELLAN BORDEAUX G-P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就这种迷宫一样的外语而言，他跳过所有一般性的入门程序——简单的招呼用语和基本的词汇学习——直接进入了对自己有用的一堆堆词汇积累。他从事的专业工作是染色，需要混合不同的化学物质，以调出不同的颜色。他名叫龙春明，同事们都叫他小龙。他所在的工厂名叫“娅顺”，专门生产胸罩调节带上需要用到的细小调节环。这也是丽水寂寂无名的典型产品：一个覆上尼龙的细小钢环，重量不到半克。一般胸罩有四个这样的调节环，调节环的颜色与胸罩的其他部件应当匹配。只要胸罩组装厂给娅顺发来订单，通常都会送来一根肩带样品，小龙就要琢磨肩带的颜色。他翻查笔记本，琢磨着恰当的化学配方，以调出Sellanyl黄或是Padocid Turquoise蓝来。

他生长在贵州的农村地区，是中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他的父母种植茶叶、烟叶和蔬菜，小龙跟他那两个兄弟姐妹一样，中学一毕业便离开了家乡。在中国这是一条十分常见的路径，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农村务工人员进城寻找工作。小龙在一家胸罩制造厂找到了他的第一份装配工活计，自此一直待在这个行当，变换着不同的工种。后来，他终于当上调节环着色工的助手，从他那里学会了所有的门道。在我遇到小龙之前，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围着胸罩打转，这使他可以非常老道地谈论某一个十分具体的主题。“日本人喜欢印着小花的胸罩，”他曾经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但俄罗斯人不喜欢这种，他们喜欢色彩朴素而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在工业区内，他算是相对成功的，每个月的薪水足足有两千多元。不过，他决心进一步提升自己，所以又研读了外国的自助书籍。在他的意识里，这跟自己的工作毫不沾边。他没有自命不凡，也从不谈论使他与外部世界产生特别关联的胸罩产业。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各种技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我还不够成熟，”他曾经这样对我说。他还收集了很多据说能够提高道德修养的书籍。其中一本叫《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自己进入社会》，还有一本叫《正直做人，正确处事，当上老板》。在这本书的引言中，作者对劳动者的处境进行了分类：“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而言，他必须面对两个世界：无边无际的外部世界，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小龙双唇饱满，颧骨很高，略显自负，对他的齐肩长发更是如此。他到附近一家发廊把头发染成暗红色，显得十分惹眼，如果用专业术语，那最好叫做：Sellan红。不过，他对那些书籍十分认真。这些书遵循的是中国工业城镇流行的自助图书十分常见的模式：以简短的章节讲述某位外国名人的逸闻趣事，并辅之以道德教义。在《经典故事集》中，关于闲暇时间的效用这一章节便列举了查尔斯·达尔文的故事。（本书介绍说，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发端于闲暇爱好。）还有一个章节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位餐厅服务员曾经因为石油大佬约翰·D·洛克菲勒每次用餐后只给可怜巴巴的一美元小费而大动肝火。（“就因为这样想问题，所以你只能做一个服务员，”据这本颂扬洛克菲勒斤斤计较的中文书籍所述，他对服务员进行了反唇相讥。）

小龙尤其喜欢《经典故事集》，因为其中介绍了外国的宗教信仰。他对基督教很感兴趣，当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给我翻看了专述耶稣预言的章节。在这个故事里，一位谦逊的看门人替供奉着耶稣受难像的一家教堂看守大门。这位看门人每天都要祈祷，希望自己能够代上帝之子承受苦难。令他惊讶的是，耶稣终于发话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不过需要满足一个条件：看门人一旦登上十字架，就一句话也不能说。

协议达成之后没多久，便有一位富商前来祈祷。富商不小心弄丢了钱袋子；看门人正要开口提醒，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接着前来的祈祷者是一位穷人。他十分虔诚地完成祈祷后，一睁开眼睛便发现了钱袋子：他满心欢喜地向耶稣表达了谢意。这一次，看门人还是一言不发。接着，又来了一个年轻的旅行者，他正要踏上漫漫的海上之旅。就在他进行祈祷的时候，返回的富商指责旅行者捡拾了自己的钱袋子。一场争吵随之而来；富商威胁说要诉诸法律；旅行者害怕自己误了登船。看门人终于开了口——只三言两语，他便解决了纷争。旅行者踏上旅途，富商找到穷人要回了自己的金钱。

但是，耶稣因为看门人违背承诺而怒气冲冲地把他从十字架上叫了下来。当这个人表示抗议的时候（“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耶稣对他进行了教训：

你懂什么？富商并不缺那一笔钱，他只会用来招妓，而穷人急需那一笔钱。不过，最不幸的还是那位旅行者。如果富商拖住不让他登船，那实际上是在拯救他，现在呢，他乘坐的船只已经沉没。

我翻阅小龙的自助书籍和他那一摞化学色彩词汇表时，不禁感到一阵晕眩。这样的感觉在丽水十分普遍；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如此奇特而零散，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能够形成条理分明的世界观。不过，我来自地球的另一面，印象深刻的不是我的零碎所见，而是其中的种种差异。对小龙而言，这样的零碎所见本身似乎已经足够，它们不一定非得聚合成完美的整体。他告诉我，在读完达尔文对于闲暇时间的利用之后，他决定不再抱怨工作繁忙，所以他现在的心情平静了很多。约翰·D·洛克菲勒的故事让小龙相信，他应该改换香烟的品牌。他以前抽的是常见于中产阶级的“利群”烟，在读了美国石油大佬和餐馆服务员的故事之后，他转而抽起了更为廉价的“芙蓉”香烟。“芙蓉”烟很难抽，一盒也就一元多一点，这样的牌子几乎立马就能把抽烟者划定为吝啬鬼。不过，小龙决心像洛克菲勒那样从这类小气的想法中升华而出。

耶稣的训示最为简单：不要力图改变世界。这是道家的基本要义，更强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古训。在小龙的自助书籍中，耶稣受难像的道德寓意是这样说的：

我们时常想着最好的行事方式，但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去甚远，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意愿。我们务必相信，已经拥有的便是最好的。

某月，波米亚画廊接到一项委托，把美国一个小镇的几幅照片转画成美术作品。华南的中间人送来照片的时候，要求每一张照片都画成六十厘米×五十厘米的油画作品。中间人强调，油画的质量必须上乘，因为这几幅风景画全都要卖到国外市场。此外，他没给出任何细节。中间人对于订单详情一般都会守口如瓶，以此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我在那个月晚些时候前往拜访时，陈美子和胡建辉已经完成了委托任务的一大半。陈美子正要着手画最后一张快照：有两个筒仓的白色大谷仓。我问她想到了什么。

“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这么宽大的农场？”她问道。“那么这又是什么？”

我告诉她，筒仓用来盛放谷物。

“装谷物的东西有那么大？”她笑着问了问。“我还以为装的是化学品呢！”

这下，她重新审视了风景画。“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庞大！”她问道。“村里的其他人呢？”

我向她解释说，美国的农民一般居住在城外十来公里远的地方。

“那他们的邻居呢？”她问道。

“邻居也住得很远。”

“他们不觉得孤独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的农民一直这样。”

我知道，要是我不发问，陈美子对这一处风景也许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在她看来，对自己不必了解的东西大费周章没有任何意义；她也不认为有必要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层次的关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和小龙有所不同。小龙是探寻者——我在丽水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总希望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不过，像陈美子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更为常见。她有一技之长，也有工作要做，画什么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她所从事的行当如此特别而细致，令我不禁暗生好奇。我经常琢磨她的画作，试图弄明白这些风景画来自何方，来自美国的委托任务尤其让我觉得与众不同。除了那一处农庄，照片大多显示的是某个美国小镇某条干道的风景。上面有装饰精美的店面和爱护有加的人行道，所在的地点看上去十分繁华。在所有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中，最漂亮的一幅画作是一座十分显眼的红砖楼房。楼房有尖尖的屋顶、高大的旧式窗户和白色的带栏门廊。旗杆上悬挂着美国国旗，门前还有一簇簇鲜花。二楼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

这座楼房显得十分重要，但我找不到别的线索或者细节。这幅风景画挂在中国人开设的画廊里，显得平淡无奇：我和陈美子都看不出她花了两天时间究竟画的是什么东西。我提出要看一下作为蓝本的照片，这才发现墙上悬挂的牌子写的是“Miners Hospital”（矿工医院）。其他已经完成的画作中也有拼写错误的标牌，因为陈美子和胡建辉对英语一窍不通。一家名为“横跨大陆”的商店悬挂的标牌是“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始于1973的精致绵羊皮），画家把它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一块标牌上的“Bar”（酒吧）被写成了“Dah”（大刀）。有一家名为“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的店铺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董”）和“Residentlal Bboker”（正确的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改编后的版本——谁不愿意去那个叫做“大刀”的地方喝上一杯呢？但我还是帮着两位画家进行了更正，那之后整个画作看起来便显得完美无缺了。我告诉陈美子，她关于矿工医院的那一幅画作相当不错，但她对我的赞美之词不住地摇头。

有一次，在我们相识之后不久，我问她最初怎么会对油画产生兴趣。“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她回答道。“我成绩不好，进不了高中。上艺校比上技校容易，就这么回事儿。”

“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不。”

“那么，你很有天赋，对吧？”

“一点天赋也没有，”她笑着回答道。“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住！”

“你学画画的成绩好吗？”

“不好，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那么，你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她的回答在进城务工人员中间很有典型性，他们既有很强的谦逊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在工业小镇，人们通常把自己说得既无知又无能，尽管他们实际上都具有一技之长。这正是陈美子对于自己描画的风景少有兴趣的另一个原因：这样的地方不值得她为之大费周章，任何矫揉造作之物都会被她嗤之以鼻。作为巴比松项目的内容之一，地方干部给大家分发了宣传丽水的DVD光盘，以此强调这个小镇和世界艺术的各种关联。但陈美子懒得观看。（“我敢保证，说的都是废话！”）相反，她把DVD光盘挂在画架边的一颗钉子上，把发光的一面作为作画时需要用到的镜子。她拿起光盘，对照自己的画作与原作，反着看更能发现差错。“是艺校老师教我们这样做的，”她说道。

陈美子和男友每个月能挣到一千美元，这样的收入在小城镇生活绰绰有余。在我看来，她的经历令人惊叹：我很难想象，一个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学会了画画，并通过描绘纯粹陌生的东西而获得成功。不过，陈美子对于自己的成就并不感到特别自豪，她对于艺术生产的说法与小龙对于胸罩调节环着色的说法如出一辙。至少在涉及其中的劳动者看来，他们的种种努力如此专门和具体，以至于基本无需更为宏大的背景。这就像他们第一次透过显微镜来观察另一个国家。

丽水的经验似乎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公认的好处之一——经济交流会自然而然地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背道而驰。不过，还有一种批评声也与丽水经验相矛盾——他们认为全球化网络会让位于最远端的劳动者迷失方向并遭到伤害。我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铭记人们对于各自所从事的工作感受到多么的舒心。他们无需关注自己生产的商品被谁消费，自我价值也几乎不与这些商品的买卖有什么牵连。没有控制的幻想——丽水这样的地方虽然偏僻，但瞬间便能感知世界市场的需求，人们普遍接受其中非理性的要素。如果没有了工作，或者丧失了机会，人们不会浪费时间去琢磨其中的原因，而是径直前进。谦逊将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陈美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指望找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反而指望拥有与工作相匹配的新能力。她的职业与个人性格和过往经历毫不沾边，这和她描画的风景一样，并没有让她觉得不知所措——如果有的话，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她分不清外国的工厂和农场，但这无关紧要。镜子里的倒影让她专注于细节；在更大的风景面前，她从未觉得无所适从。

我每次来到丽水，总要穿行于各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拜访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先在堆满胸罩调节环的地方停留数小时，然后是威尼斯画作、窨井盖、廉价棉质手套衬垫。有一次，我穿过一片空旷地带的时候，发现了一堆被倾倒在杂草丛中的大红色高跟鞋鞋跟。这些鞋跟一定是某个工厂的退货；没有鞋子，只有几十只孤零零的鞋跟。空旷的地势映得这些鞋跟粗短而忧伤，好似一场晚会失败后留下的残羹冷炙——这不禁让我想到未醒的酒意、堆满的烟灰缸，以及耗时太久的闲聊。

如果你是外人，联想肯定会有差异。有很多产品我从未想到过，比如仿皮，也就是合成皮革，一夜之间这种东西就在丽水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生产这玩意儿的大型工厂有二十多家，大批量地运往全国各地之后，被用于汽车坐垫、钱包，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产品。在城里，仿皮无处不在，竟成了当地的一门独特的学问。工人们认为，这种产品需要用到有毒的化学品，会对人的肝脏产生危害。他们说，打算生孩子的女人不应该站到这样的生产线上。

这样的认识非常标准化，农村青年似乎刚来到城市也能马上掌握。不过，谁也说不清这样的谣传来自何处。工厂的墙壁上看不到任何警示语，我在丽水的报纸上也没有见过介绍仿皮的文章。再说，流水线工人也很少看报纸。他们不知道有谁因此生过病，也无法告诉我是否对其风险进行过科学研究。他们把认为有害的化学品称之为“毒”。然而，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塑造了这个行业。事实上，年轻女子都不愿意到仿皮车间工作，各大公司为了招到员工只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在这样的工厂看到的多是老年男性——这样的人群在其他工厂很难找到工作。

在我看来，这样的信息流十分神秘。很少有人受过正规教育，流水线工人鲜有时间使用互联网。他们不看新闻，也没有兴趣关心时政。他们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缺乏爱国主义的人群——他们看不到国家事务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丽水这样的小城市，根本找不到为普通工人服务的重要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他们主要靠自己，与外界接触的范围似乎也很狭窄，但还算不上封闭。各种来自外部世界的说法，哪怕模棱两可的谣传或十分琐碎的传闻，都会让他们毅然地付诸行动。这才是关键：信息也许有限，但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并确信自己的抉择更为管用。这给予他们一种能动力，尽管在外国人看来这使这个地方更显奇特。我熟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世界——人们偏爱稳定，乐于拥有巨量可支配的信息和时间以做出决定。

丽水人面临新机遇时采取行动的步伐快得出人意料。这种特质处于该市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核心位置：丽水既是实用主义者的家园，也有数量不菲的探寻者，但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以市场为师——工人时常变换工作，创业者瞬间改换产品线。丽水城外有一个名为石帆的社区，人们似乎每个月都能找到不同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新兴城镇，所有居民都迁自山间小村北山——为了给工厂提供电力，政府要在此筑坝修电站。石帆没有重要产业，但自从有人居住，这个社区的零散活计似乎就汩汩地冒了出来。一般而言，这类活儿按件计酬，并由城内的工厂委托加工。

每个月我都会拜访一户吴姓人家，他们几乎每次都要向我介绍一种新颖而不知名的行当。有一阵子，他们会跟着邻居往童鞋上织彩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往发带上粘贴装饰条。之后，他们又会组装小型灯泡。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在临时搭建的一条组装线上编织棉布手套。（他们告诉我，那份活儿已经停止，因为异常暖和的冬天扼杀了市场。）

我有一次前往石帆拜访，发现吴家的儿子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买回了五台二手电脑，开通宽带做起了电脑游戏《魔兽世界》的职业玩家。这是一款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在线游戏，用户已经达到七百多万。玩家耗费时间提升角色，提升的手段包括积累技能、装备和财富。在线游戏市场不断涌现，人们可以在此购买虚拟财富，一些中国人以之作为全职工作，并在最近传到了丽水。这被称为“种田”。

吴增荣之前对于电子游戏没有兴趣。他很少上网，家里原来也没有使用互联网。他接受过烹饪培训，先后在工业城镇的多家小餐馆做过活计。他间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他有一个妹夫在宁波当厨师，不光知道《魔兽世界》，而且意识到这款电脑游戏的收入远高于捣鼓锅碗瓢盆。他给几个伙伴打了电话，于是三个人丢下工作，筹集资金在石帆开了一家店。其他人随后跟进，不分昼夜地玩起了游戏。星期三，所有人放假一天。就《魔兽世界》而言，这一天十分特别：位于欧洲的服务器将于巴黎时间凌晨五点至上午十一点关闭，以进行例行维护。我每次在星期三这一天前往石帆的时候都会发现，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要么抽烟要么闲逛，尽情享受《魔兽世界》给他们定下的周末时光。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极度认真。他们担心被逮住，因为拥有《魔兽世界》的暴雪娱乐公司认为，“种田”行为威胁了该游戏的公正性。暴雪娱乐公司监控着各个站点，随时关闭那些游戏模式显示出商业行为的玩家账号。吴增荣一开始玩的是美国版，但在被逮住几次之后转而玩起了德国版。光景不错的日子里，他每天能够赚到两百来元。如果账号被封，三百多元的投资就算打了水漂。他把自己挣来的在线积分卖给一个网名为菲菲的福建籍中间商。

我在某个星期六看吴增荣玩了一下午的游戏。他身材瘦削，略显神经质，瘦长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翻飞。他的妻子丽丽间或会走进房间看一阵子。她的右手戴着一只用欧元硬币打造的黄色戒指。这在浙江南部十分盛行，有专门的店铺把欧元熔铸成首饰品。这是当地又一种匠心独运的产业：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戒指既是货真价实的外国货，又因为生产于浙江本地而花钱不多。

吴增荣用来工作的电脑有两台，他来回奔忙于三个不同的账号。他那些名为卡利姆多、塔纳利斯和巨槌岩石的角色穿行于各个角落，与火胆沃吉思和怒沙剥皮工这样的角色展开厮杀。屏幕上偶尔会弹出几行英文句子，大意是：“你抢得了7个银币和75个铜币。”吴增荣一句也看不懂，他的妹夫靠着死记形状和标志的方式教他学会了电脑游戏。有一会儿，吴增荣的角色接连遭遇了怒沙刀斧手和剥皮工，于是他对我说：“附近还有一个玩家，我猜他也是个中国人。你从他一见面就杀人夺宝的方式便能判断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了那个玩家，他的角色是一个矮人。我用英文打出一条信息：“你好！”吴增荣不让我写中文，因为他担心管理员会认出他的种田人身份。

没有反应，于是我又发了一条。矮人终于接话了：“？？？”

我又打出一行英文：“你来自哪里？”

这一次，他用英语回应了：“抱歉。”根据我在中国教授英文的经历，这是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一致的答语。就这样，矮人不言不语地又恢复了惯常的杀戮行为。“看见没？”我们都笑了。“我就跟你说他是个中国人！”

两个月之后，我再次造访石帆，吴增荣卖了三台电脑，正打算把其余的电脑也一起卖掉。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觉得，玩德国版照样无利可图，暴雪娱乐公司还是要关闭他们的账号。吴增荣给我看了暴雪娱乐公司最近发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谨致问候，

我们特此发函告知，我们不得已取消您的《魔兽世界》账号……采取此种行为，我们深感抱歉；然而，此举符合《魔兽世界》社区的最广大利益。

这封电子邮件一共采用了四种语言，吴增荣一种也不认识。这无关紧要：在工业城镇奔忙于各个工种二十多年后，在全家因为电站大坝而异地搬迁后，他觉得被《魔兽世界》社区扫地出门不过是短时阵痛而已。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申请护照。他在意大利有几个亲戚，他早就听说去意大利可以挣钱。我问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他这样回答：“可能是罗马，也可能是水城。”我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陪着他一起排队，注意到他的文件材料上使用的名字是“吴增雄”。他说之前申请护照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的名字写错了，这一次将错就错反而更简单。就在即将前往未知国度、打算从事全新的职业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问他到了那边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希望拿多少报酬，他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我不是没有去过吗？”跟我们一起排队的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打算前往阿塞拜疆，因为他在那里的亲戚可以帮他经商做买卖。我问这个年轻人，阿塞拜疆是不是伊斯兰国家，他这样回答：“不知道。我没去过。”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一位玩过《魔兽世界》的表亲交流。他说他一般从玩家的虚拟外表就能判断出谁是中国籍种田人，因为这些人在游戏中的装备十分蹩脚。他们获得装备或武器后立刻就会卖掉，所以基本上两手空空。我喜欢这样的形象——中国人即便到网上也还是轻装出行。与此同时，我对合成革进行一番调查后才知道，制作这种物品需要用到的溶剂叫做二甲基甲酰胺，简称DMF。美国的研究表明，接触DMF往往面临肝脏损害的风险。有证据显示，女工发生死胎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针对老鼠的实验室检测中，过量接触DMF被证明会造成发育缺陷。换句话说，我从丽水的进城务工人员那里听来的每一种说法——尽管缺乏事实依据——都被证明是真的。

这便是这个三线工业城市的第二点效能。人们所生产的产品微小无名，所具有的知识同样细碎零散。不过，这些知识足以让他们自由流动并做出决定，并且他们的判断力好得惊人。流水线工人能感知DMF的危险，画师能逐渐知道哪一栋楼房重要，调节环着色工可以调出Sellanyl黄。即便错误的信息也有它的用处——如果耶稣基督与道家圣贤更相关，那正是他的本来面目。工人们知道，他们需要知道什么。

回到美国后，我对陈美子和胡建辉花费那么多时间绘制的小城市心生好奇。我在古堰画乡的时候替站在画架前工作的艺术家们拍过照，现在开始探寻那些被拼错的标牌。所有的标牌似乎都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那里离我居住的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近在咫尺，于是我踏上了旅途。

我跟丽水的很多熟人依然保持着联系。陈美子偶尔会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当我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她说现在绘制的仍旧以水城为主。经济衰退对她的影响不大；看得出来，中国产的威尼斯绘画的市场对于经济衰退基本免疫。其他产业就没有这么幸运。2008年下半年，随着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弱，数百万工厂员工失去了工作。在老板削减技术人员的薪水、并解雇一半的流水线工人之后，小龙离开了工厂。

不过，与我有过交谈的丽水人大多能够从容应对这样的情形。他们既没有抵押物品，也没有债券投资，并早就学会了随机应变。他们已经习惯于变换工种——很多下岗工人径直回到老家，等着时日好转。再说，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国际经济充满理性、可以预测。如果大家对仿皮的购买量突然减少，这就跟大家最初对它的需求一样，不必感到奇怪。2009年，中国经济获得动力，工人们重新回到了流水线上。

我在帕克市轻而易举就找到了画家们绘制了多时的各个地方。他们绘制的商店主要位于主大街，我一边向店主们展示照片，一边与他们交谈。谁都不知道委托来自何处，当发现自己的店面被远在一万公里外某个无名的中国城市的画家们绘制之后，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在那家叫做“横跨大陆”的商店里（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经理显得紧张不已。“你得联系我们的公司总部，”她说道。“对此我无可奉告。”有一家店主问我，我是不是觉得有摩门教徒牵涉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位可疑的阿拉伯男子不久前造访过当地的一家美术馆，并提出向他们出售廉价画作。有人担心这是竞争作祟。“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得知中国画家们的售价之后，一位画家酸溜溜地说道。还有人发现照片中的陈美子像众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不苟言笑，不禁表示了怜悯之情。一位女士盯着“矿工医院”画作旁表情阴郁的陈美子看了半天，终于说道：“你看，这就是忧郁。”

每个人对那幅画都有话要说。那栋建筑物勾起了他们无尽的回忆；顷刻间，那幅画不再显得平淡无奇。那所医院最先由落脚于帕克市的银矿矿工们修建，后来变成了市政图书馆。1979年，政府为了给滑雪度假村腾地方，把图书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全城居民倾巢而出转运书籍。“我们排成长队，一本一本地传递书籍，”一位老太太回忆道。一位餐厅经理看到我手里的照片之后，一边开心地大笑一边告诉我，《阿呆与阿瓜》的关键场景就取自矿工医院。“你知道他们参加猫头鹰慈善晚宴那一场戏吗，他们穿着滑稽的服装，一个人用手中的棍子敲打着另一个人的小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说，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场景就是在这栋大楼里拍摄的！”

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帕克市市长的办公室仍旧位于矿工医院的一楼。市长名叫达纳·威廉姆斯，看见陈美子绘制的画作时禁不住十分兴奋。“太棒了！”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竟然有人在绘制我们的建筑物！她做得太好了！”

跟我在帕克市交谈过的每个人一样，威廉姆斯市长也无法告诉我，那栋楼房怎么会被人委托到海外进行画像。这便是中国巴比松和美国帕克市的一种对称：无论绘制景物的人，还是切切实实居住在景物中的人，都对美术作品的目的感到神秘莫测。

威廉姆斯市长给我斟上绿茶，我们交谈起来。他很爱笑，也有年轻人的气质；他是当地一家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是当市长所需要的阳气，”他解释道。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交谈中时不时蹦出中文词语：“有没有啤酒？”他用中文问道。他记起了2007年陪同当地的学校代表团造访北京（一个互访项目）的旅途中学到的这个句子。他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书法卷轴，上面的文字是：“团结、文化、美德。”他告诉我，他最先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安吉拉·戴维斯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讲座。他的办公室藏书中有一本《红宝书》。帕克市的媒体发现之后，专门刊发一篇文章，暗示市长的决策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威廉姆斯市长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滑稽；他告诉我，他只不过选取了书中的有用部分。“为人民服务，”当我问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他这样回答道。“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责任。我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我小时候读过《红宝书》。政府工作就是一种平衡。我觉得这跟道教有关。”

◆◆◆◆ ◆◆◆◆

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维恩在我们位于北京的寓所忙活了两天，以指导那帮搬运工人。一共有十来个搬运工，全都穿着洁净的蓝色制服，带着金属开箱器。对于每一件家具，他们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块硬纸板划成同样大小的小片。他们先是划下一块纸板，裹住椅子的前腿，接着依次是后腿和侧面。所有的纸板粘贴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像一个椅子状的盒子。他们据此做出餐桌状、书桌状、书架状、条凳状和沙发状的纸盒。他们做了一张巨大的纸板床。一个三层的古董鸦片桌被一层层严丝合缝地裹了起来。那情形如同看着一队雕塑家逆序创作，直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被转换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数次想与工人们交谈几句，但他们的反应简短而且乏味。他们不让我们帮忙。每当我捡起某个物件，立马有人一个劲微笑着向我道谢，同时把东西拿了回去。“还是留给他们做吧，”维恩说道。他说得没错。他们把集装箱塞得像积木那样密实，一辆卡车拉着它进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的财物消失了；我们没有地址；我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

我们俩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我大学一毕业就前往英国进入研究生院，随后旅行到了中国；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开了十五六年时间。我从未在美国找过工作，既没有买过房子，也没有租过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加的还是含铅汽油。我的父母亲仍旧居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此外便找不到任何把我维系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其他东西。彤禾跟美国的维系更少：她是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从事写作。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很少回美国，但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个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深感好奇，总喜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你们那里几点了？你们可以生几个孩子？回去的机票要多少钱？人们对于美国的观点往往位于两个极端，既积极又消极。他们总是沉迷于之前听来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细节。美国农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飞机来播种？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饭，孩子们会让父母自付饭钱，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像中国家庭那么亲密，这是真的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它往往形成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去。当我和彤禾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俩都已经完成了写书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工作上路。我们没有职业，也没有孩子，并不需要长久的家；最终，我们可能还会前往海外。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欢乡下的幽静和平淡无奇。落基山脉的小镇上没有人认识我们——那里便是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车，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着两车道公路在科罗拉多州四处转悠。时值3月下旬，山上的积雪依旧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闭着。夜幕降临，我们住廉价旅馆，白天，跟房产中介们交谈，他们手头很少有房源。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不租房子来住；当时正值房地产次贷崩溃的前夜，买房很容易。在一个不到三千人的银矿社区里德威尔小镇，我问房产中介是否有物业可供出租。“你有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颁发的HUD证书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们俩都没有那样的证书；于是她建议我们租一套活动屋。我们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动屋，坐落在距离24号公路六米远的地方。活动屋里正居住着一群钼矿矿工，但房产中介向我们保证，那帮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们列入待租名单。里德威尔镇打算开掘更多的矿洞，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激增。我们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继续开车上路。

我喜欢宽广而色彩亮丽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峦，以及坐落于山谷间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镇：花岗石镇、基岩镇、锯坑镇、鸡冠丘镇。我们沿着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连开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见的标牌就让我心情舒畅。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坐落在盐碱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犹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这样的地方写书就让我感到头痛。我们找到的出租房，总是不太称心。要么地毯破旧、墙板损坏，要么建在背阴的山谷里，积雪难融。我时常感觉，在我们来之前，这里一定遭遇过大灾大难。离婚、死亡、破产——以我的想象，这是小镇上的大房屋纷纷落入租赁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们先给一个房产中介打了电话，随即又偶遇一位刚与男友分手的年轻的办公室经理。男友离去，留下她和一纸新屋租约，她打算搬到丹佛从头再来。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没有一栋房子；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大，于是决定就此落脚，并签订了一年租约。

我们买了一张床垫和几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帐篷等着船运集装箱的送达。一天下午，我们驾车来到蒙特罗斯镇，在一处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对木质书架。售卖者答应与我分担送货费：我们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负责。她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有一辆皮卡。“二十五美元吗？”我听到她对儿子说。“太贵了，二十美元怎么样？”中国人就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已经亲眼见证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成年儿子就金钱问题讨价还价。

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签订了电话服务协议。当我提出电话号码不要列入黄页簿时，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说那得每个月加收两美元的服务费。瞬间，省钱的心态压过了我期待隐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说道。“她的名字是莱斯利·张（张彤禾）。”

我当时觉得，她的名字相对来说更为普通，但没有想到最后电话黄页簿会把我附带列出：“彼得/莱斯利·张。”紧接着，邮件就来了。

尊敬的彼得·张先生，

你喜欢省钱。还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钱，又能得到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干吗不换一家电话公司呢？

我和彤禾几乎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收到邮件的是彼得·张，头几个月我们的邮件几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电话公司会像汽车经销商一样给我们派发宣传单。彼得·张收到过用韩文和繁体中文印制的广告单。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操着莫名其妙的语言。韩国人一看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立马挂断电话，但我们通常会跟讲中文的电话推销员纠缠一番，以弄清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是谁在翻阅科罗拉多州农村地区的电话黄页簿，专门搜寻亚洲人的名字？

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似乎都是推销长途电话卡的个人。不过偶尔也有中文电话推销员向我们推销其他东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一个女人起劲地推销位于怀尔明的某处旅游景点。我把耳朵凑了过去，尽管我们俩一开始谁也弄不懂那是个什么名字。“怀尔明？”彤禾问道。“在哪里？”

来电者解释说，怀尔明位于美国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没的山地，空气清新。那情形如同盯着拼图看了好半天，图案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并且绝无差错：怀—俄—明。

“你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彤禾问道。“中国大陆吗？”

一阵沉默。“我们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们做怀尔明的旅游项目。”

“我不相信你们是香港公司，”彤禾说道。“香港公司不可能这样随机拨打电话。还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打电话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我们是香港公司，”她说道。“其他的我没法告诉你。”之后，我会不时地重复那个地名，只是想听听它的读音。有点像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怀—尔—明，怀—尔—明，怀—尔—明。

货运集装箱晚到了。丹佛的搬运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货，但他们的卡车走到莫纳克山口时陷进了积雪，随后又遭遇了机械失灵。驶上我家车道后，他们往后倒车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几根枝条。驾驶员发现自己没有钥匙打开集装箱上的中国海关关锁，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笑道：“找个乡下佬用这个东西使劲敲打，多半能搞定。”

从北京回美国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们，行李送达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如同将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里：转瞬之间全靠你自己。来到瑞奇威，维恩的十多个中国搬运工变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两个美国人。他们没穿制服，搬运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帮手，他们毫无怨言。他们一到我家就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詹姆斯成功地捣毁了海关关锁之后，他俩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詹姆斯终于说道。“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的手工活儿。有一阵，我看见他们两个蹲在车道上，正琢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和标签，詹姆斯每跑一趟都会读一遍号码，以方便拿着表单的彤禾进行对照。搬运盒子的过程中，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长经历，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个孩子，以及他曾经当长途卡车司机时听来的逸闻趣事。他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因为油价涨得太高。“卖给了一个想挣上千儿八百的家伙，”他说道。“千儿八百个麻烦还差不多。”詹姆斯说，他每年都要拿出几千美元购买书籍，所以讲的逸闻趣事各不相同：卡车司机的加油策略、植物护理、养鸡场心得。“那些家伙现在用药太多，”他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鸡场干活，从小鸡孵出到加工处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来可是要好几个月。还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鸡场给小鸡打针，偶尔不小心会把针扎到自己身上。她后来得了狼疮，脸上还长出了毛发。所以我再也不吃鸡肉了。这个盒子的编号是九十四——办公室文件夹。”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彤禾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为花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边，直至整件物品完美合成。夜幕降临，黑暗让这样的场景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高大的顶篷竖起来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琢磨其中的卯榫。“设计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叹道。他们还得开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兴能坚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别，并祝我好运；他的行车经历又有了新的逸闻趣事，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在小镇上。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那么正，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能四人一排齐步走向大海，直到永远。”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激烈的观点。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彼此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有选择权的中国人，决不会选择住到科罗拉多西南部这样的地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样的独居让大家的闲谈变得无拘无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个人，他跟我交谈不到五分钟就解释说，自己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另一位酒客告诉我，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他最近又心脏病发作，所以预料自己活不过当年。我知道，美国人的闲扯多半不靠谱；任何时候人们都可能扯到私人话题。当我申请安装“DIRECTV”时，一位技术人员来我家的侧墙上开洞。他说自己刚搬到一个叫做三角的小镇，于是我问他对那个小镇的看法如何。

“安静，”他回答道。“三角镇很少有事儿。”

“你怎么会搬到哪儿去住呢？”

他从开凿的孔洞上抬起头。他是个二十来岁的精瘦男子，一双手臂上刺着蓝色线条的文身，活像恣意分布的一条条血管。“我两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去世，”他缓慢地回答道。“就在丹佛，所以我不得不搬走。在那里我再也住不下去。所以，我搬到了三角镇。”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我真的非常遗憾，”我说道。“太糟了。”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在美国，我总觉得很难对这种私人的故事做出回应。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其实我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我和彤禾逐渐明白，中断闲扯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告诉大家我们是作家，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刚刚服完的有期徒刑。

有时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镇的人们很少向外来者发问——的确，你所要做的就是聆听。

有时候，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或是假冒顶替的，不过，会说话也有好处。它让我从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们故事里的角色，我还是听得懂人们说了些什么。我喜欢聆听，静坐在人群之中，被当地的社区事务所吸引。我和彤禾前去观看牛仔表演和赛马会，当地的农场主与专业人士展开比拼。秋天，我们到附近的一所高中观看橄榄球比赛。我们跟随名不见经传的奥拉西高中队一起度过了州锦标赛赛季，并前往奥拉西镇的主大街参加庆功大游行。球员们坐在消防车的车顶上，一直开到大街尽头，原地掉头再回到出发点，这样，全镇的每个人都有了两次喝彩的机会。

6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参加一个名叫“牛仔皈依基督”的宗教聚会。这次聚会恰逢牛仔表演季的开始，主办方免费派发了《牛仔之路》，专述牛仔表演者的基督主题故事。一位发言者是乡村音乐师，名叫莫里斯·莫特，大谈自己小时候家庭生活的支离破碎。“十六岁时，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他的故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说道。他详细讲述自己如何开启了一种别样的生活，还说信仰帮他熬过了孩子病危时的艰难时光。莫特的语速很慢，充满着自信，两百多名听众一片静默。“有故事的人比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更高明，”莫特说道。“你的故事是你可资利用的武器，它不但帮你战胜敌人，还能给他人带来光明。”

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多年前，我就是个好胜心强的长跑好手，但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我只好放弃了这一爱好。在瑞奇威我重拾旧好，我家的海拔为二千四百多米，走哪条路都能翻过小山包。跑步的过程中，我四处察看野鹿、麋鹿和火鸡；我两次看见过美洲狮。我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一口气跑上十二三公里。没多久，我的双腿重新变得轻盈无比。

我逐渐把这看成是彼得·张的康复期。现在，他的邮件主要是闪闪发光的人参产品中文广告单——太子金心配方、纯正美国人参粉——全都来自威斯康星沃沙市一家名为“太子行”的公司。一家名为“赫尔曼机动车”的公司寄来了一张两千零七十八美元的支票，随附信件的内容是：

敬呈彼得·张：

此乃正式通知函，以确认您已经在鄙机动车公司的市场推广测试中被抽中为获奖者。这不是玩笑、骗局或者恶作剧。

我很高兴，有人求彼得·张收下他们的钱。我把他想象成一头孤狼，一个令全世界摸不着头脑的角色，我喜欢代他接听电话。一天晚上，我和彤禾刚从镇上吃完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起来。

“找彼得·张，”彤禾拿起听筒后说道。“是个女人。她说她来自全国灯泡协会。”

“全国灯泡协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挂电话？”

我决定听完这通电话。通话状况不太好，那个女人提到，听完协会副主席维恩·拉皮埃尔的电话录音后，会有一个民意调查，只问一个问题。录音一开始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我不禁想：老天，这个法国佬看来真是让灯泡烦透了！随即，我明白过来，我们把“灯泡”和“步枪”这两个词搞混了[1]。全国步枪协会正在科罗拉多西南部的荒野里进行导向性的电话民意调查。

拉皮埃尔解释说，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一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枪械管控条约。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正在力推该项法案，美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媒体精英也大力表示支持。这段录音后，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张先生，”他问道。“对于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在美国取缔枪支的行为，你怎么看？”

“我支持。”

“你支持什么？”

“我支持他们取缔枪支，”我回答道。“你得明白，我就来自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我来自中国。我并不认为大家应该拥有过度的自由。”

长时间的沉默。“那么，”他说道。“我感谢你的坦诚。”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只要你打给姓张的人，他会跟我说一样的话。我们对此看法相同。我们都来自中国，我们不需要枪支。”

“好的，”他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这里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就像中国那样。”

“好吧，”他说道。“谢谢你的答案。”他显得彬彬有礼，也没有跟我争辩什么，不过他似乎无法令自己从这通电话中满意地抽身而出——看来还不是协会里最亮的灯泡啊。最后，我跟他道别，挂上了电话，那一晚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彼得·张了。

在美国生活将近九个月之后，我和彤禾开着车踏上了拉斯维加斯之旅。我们抵达的时候恰逢该市举办混合马拉松赛和半程马拉松赛，那仿佛成了我们回家之旅的最后一个动作。既然已经观看过这么多牛仔表演和橄榄球比赛，我决定回归体育竞技，于是报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赛。

比赛开始于黎明之前，出发点设在曼德勒海湾度假区，一万七千多人拥上了拉斯维加斯大道。我们推搡着跑过了亮着霓虹灯的卢克索酒店、热带天堂大饭店和米高梅大酒店。有些通宵赌客跑出门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几公里之后，我加快了节奏；感觉越来越轻松，因为我在高海拔地区一直训练不辍。很快，比赛的队伍越来越稀疏，跑到十公里的时候，我身后只跟着为数不多的选手，跑在前面的选手领先我不过四五十米。

参加马拉松赛的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是前来争夺四万五千美元大奖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一出发便跑得飞快。我知道，半程马拉松选手跑到十公里的地方应该转向而行，但我看不到前方有人改变线路。不得已，我只好冲边上身着志愿者服装的旁观者大声发问：“半程在什么地方转弯？”

“就在这里，”他回答道。

我猛然收住脚步：“确定吗？”

“确定，”他回答道。“跑上那条街就行了。”

志愿者一直没有留意，他只是看着一个个选手疾跑而过。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指示，前方不远处，一名警察慢慢开动警车，打开了警灯。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一辆安保车，我成了领跑者，身后跟着八千多名参赛者。

即便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优秀到领跑大赛的地步。偶尔，我会在有数百人参加的赛事中夺得桂冠，但超过这个人数的比赛往往注定由比我更优秀的选手把持。我知道，今天比我优秀的好手都去了别处；他们跑过了分道处。如果他们很快明白过来重回赛道的话，追上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诫自己，跑到十六公里之前千万别回头看。

在中国，我时常梦想着宁静和孤独，但那完全不同于领跑比赛的感觉。一般而言，体育比赛是一种视觉活动；你挑选位于前方的地标和选手，设定为目标。可当你跑到前方之后，剩下的只有声音：你的呼吸逐渐清晰可辨，跨步的节奏同样如此。你聆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偶有观赛者发出欢呼声，随即陷入沉默，你会读秒，直至他为下一位选手发出欢呼声。

我从没想到拉斯维加斯会这样宁静。赛道沿着大道西部过了好几个街区，明亮的灯光逐渐暗淡，两边的建筑愈显破败；我跑过了拉斯维加斯犯人感化中心和情色遗产博物馆。我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推着一辆商店购物车。他大笑着高喊道：“嗨，老兄，你赢了！”摇滚乐队在赛道旁支起了舞台，乐师们还在调试各自的乐器。时常，我从他们身边跑过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我，于是赶紧替我弹点什么作为安慰。我听着身后传来的音乐声，越来越微弱，直至耳畔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跑到十六公里的地方，我回过头去，一个人也没有。经过大赌场的服务台入口处后，我很快跑上法兰克·辛纳屈大街，接着就来到了设在曼德勒海湾的终点线。我冲线之后，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赛事指导与我握了握手。十五分钟后，拉斯维加斯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同时受访的还有女子项目的冠军和首位跑完比赛的猫王模仿者——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猫王模仿者参加了比赛。跑得最快的那位满脸自豪地与我同台亮相，这个人穿着白色莱卡紧身衣，贴着鬓角，正像音乐会的猫王本人一般汗流满面。

我和彤禾被引进专为顶尖选手设立的VIP帐篷，一边等着专业选手结束比赛，一边吃了些自助早餐。专业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跛着腿走了进来，多是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大腿壮实，腿肚瘦削。他们的脸上带着长距离赛事结束后特有的疲态：脸色憔悴，眼神空洞。排队取餐的队伍里，一位俄罗斯选手满腹疑惑地打量着我。“你刚跑完比赛吗？”她问道。

我告诉她，我是半程比赛的第一名。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累啊，”她说道。“完全不像刚跑过步的样子。”

她说得没错——我显得跟其他运动员格格不入。我的成绩是该赛事过去十四年以来最慢的记录，我了解到，走错道的领跑者直到跑出赛道数公里后方才如梦初醒。（就拉斯维加斯的一贯做派而言，通常会有豪华轿车带着他们来到终点线。）赛事指导向我确认，肯定会有颁奖仪式，但随着晨光逝去，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如同坐在VIP帐篷里的冒牌货。终于，我和彤禾抓起几块羊角面包，匆匆地溜了出来。

我一直没去领取这次比赛的奖品。这就是彼得·张的精神——面对奖品和意外之财他抽身而退，他还知道，像所有外国人那样，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问路。不管怎么说，过程本身才最为重要。我独自一人跑过法兰克·辛纳屈大街，还登上了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屏幕。我与汗流满面、扮相酷似猫王的参赛者握过手。终于，我回家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在美国，这就够了。

[1] 据作者解释，表示“全国”的National和“协会”的Association这两个单词音节较多，lightbulb和rifle位于它们之间，来电者深夜致电，且略带口音，加之语速较快，很容易让接听电话的人误听中间的音节和单词。——译者

◆◆◆◆ ◆◆◆◆

在科罗拉多西南角，安肯帕格里高原顺着一片云杉林和灌木林逐渐降至犹他州的边界，在这里有一片宽达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没有医院也没有百货商场，只有一家小药店。店主是多恩·科尔柯德，他居住的小镇名叫纽克拉。一个多世纪前，纽克拉镇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一批理想主义者希望，他们居住的社区将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中心”。不过，这里现在更像是地球的边缘。97号公路走到主大街的顶端便断头了；总人口七百左右，并在日渐减少。开上一个半小时才能看到距离最近的交通信号灯。农场主老夫妇开着皮卡前往纽克拉镇的时候，妻子们往往会从靠门的位置挪到前座中间，近得足可以触碰开车的丈夫们。仿佛此地的地形——群山无尽、四野辽阔——让人更珍惜福特F-150狭小驾驶室给人的亲密感。

多恩·科尔柯德在纽克拉镇经营药剂师商店已有三十年。以往，这样的商店在美国的农村卫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曾经有过另外三家药店，但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有些人开车行驶一百三十来公里的路程，只是为了光顾这家药剂师商店。店铺里有几排货架、一个明信片支架、一个百事可乐饮料机，以及一个标着“糖尿病用品”的区域——这个区域挂着几颗装饰用的动物头颅，分别是两只长耳鹿和一只羚羊。头颅边上便是药剂师的工作台。顾客们不像城里人排队时那样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纽克拉镇的人们挤在柜台跟前，大声地谈论着各种健康问题，或许是基于人们乘坐皮卡时紧挨在一起的本能，也或许因为多恩（当地人通常这样直呼其名）似乎总能做到有问必答。

“把脑袋伸进蜂窝，你觉得怎么样？”当时是星期二下午，问话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因为罹患关节炎而急于找到费用低廉的治疗方法。

“这个法子有人用过，叫做蜜蜂蜇刺渐进疗法，”多恩回答道。“被蜜蜂蜇刺之后，人的身体会产生可的松。可的松能够消肿，但不会留在体内。不过，你不知道人体什么时候作出这样的反应，也可能因为过敏性休克倒地而死。风险很大。你不知道蜇你的蜜蜂去过什么地方。你也就不知道它采到的是哪一种蛋白质。”

“你真行，谢谢。”

“我给你推荐一种玻尿酸吧。这东西有点贵，每个月要花二十五美元。但有些人服了很管用。是从公鸡鸡冠中提取的。”

接着，一位妇女聊起了自己的儿子。她儿子是一名空军军官，负责从伊拉克护送阵亡士兵的遗体回国。另一位妇女咨询解充血剂。第三位妇女问，服用胶原蛋白促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生育缺陷风险。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充实生命教堂的一位布道者前来咨询治疗声带麻痹的药物。（“每次布道，我都要说上三十分钟的话。”）还有一个人给多恩医生扔下一盒重新装上弹药的点222弹壳。“这是新的铜质弹壳，”那个人一边说，一边把子弹放在了柜台上——这药还真够厉害的。

其他人只是顺道进来闲聊而已。作为唯一的药剂师，多恩也许是方圆一万平方公里内最健谈最友善的人。我第一次前往他的店铺拜访时，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向他提到了自己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他用一只小杯子装了些他最近配制的药膏。“这是安息香酊剂，”他说道。“参加竞技的牛仔无论骑牛还是骑野马都会用这个东西。用来涂在手上，手才不会起皮。这是一种呼吸促进剂，主要用于创伤治疗。治疗尿布皮疹，这东西最管用。”

多恩·科尔柯德出生在纽克拉镇，在科罗拉多度过了整整五十九年时光，这个地区浓厚的社区意识所形成的一些品质，往往让外来者感到自相矛盾。多恩的店铺有香烟出售，因为他认为大家有权利做一些并不符合健康的事情。他投票支持在该地区属于少数派的民主党。他喜欢波切利的音乐，开一辆雷克萨斯。复活节的时候，科尔柯德家族有涂彩蛋的传统，涂好的彩蛋依次摆放在草场上，再用25-06型雷明顿步枪挨个打爆。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的忠实成员，多恩说起射击活动时显得语气平静。“呼吸的时候，手臂会一上一下移动，所以你得控制自己的呼吸，”他说道。“跟打坐差不多吧。”他曾经获得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步枪队神枪手的称号，在美国空军学院保持了多年的立射射程记录。

沉着冷静是他在该社区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他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无论男女，跟谁说起话来都十分自如。“只要多恩看着你的眼睛，世上的烦恼就仿佛消失了，”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大家对多恩绝对信任。人们有时候会在深夜两点钟给他打电话描述症状，询问应该前往位于纳彻里塔的小诊所，还是应该叫救护车把自己送到最近也要两小时车程才能到达的大医院。人们有时会到他的家里拜访。几年前，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八岁大的儿子生了病；全家人两次前往邻近社区的小诊所，均诊断小男孩为身体脱水。但孩子的病情没有起色，于是一天夜里，一家大小八口人全出现在了多恩家的车道上。他快速进行了诊断——小男孩的肚子肿胀，伴有热感。他告诉父母亲，孩子需要急救。于是他们赶到了离得最近的蒙特罗斯的医院，医务人员确诊为布鲁氏菌病，并立即用飞机把孩子送到了丹佛市。孩子在ICU病房住了两个星期才彻底恢复。丹佛市的一位医生告诉多恩，如果再晚一点送医院，孩子必死无疑。

多恩在药剂师店铺里从不穿白大褂。他经常给人们量血压和注射；如果需要臀部注射，他会把病人带到浴室以保障私密。上了年纪的人称他为“多恩医生”，尽管他并没有医学学位，并劝阻大家不要使用这样的称谓。他也没戴工作牌。“我喜欢穿老式的李维斯牌牛仔裤，”他说道。“人们希望跟自己说话的人穿戴相似、说话相似、住在同一个社区。我知道，很多医生都要穿白大褂，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专业。但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更愿意大家称他为药店老板。“药店老板嘛，既可以帮你修钟表也可以修眼镜，”他解释道。“药剂师呢，就是沃尔玛里面那些家伙。”

他的柜台后面放着维修工具。他经常用到这些工具，一如他经常抱怨沃尔玛、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D项目。自2006年以来，该项目开始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处方药物，以确保数百万人能获得药物治疗。不过，该项目也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让乡村药店无事可干。美国政府未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建立标准药价的国家处方集，而是允许私有保险公司自行与药物供应商进行协商。大型连锁企业和邮购药房因为订货量大，所拿到的价格远优于个体药店。该项目实施的两年之内，超过五百家的乡村药店停业。多恩举了一位本地顾客的例子，这个人因为类风湿关节炎需要用到阿达木单抗。保险公司每个月报销1721.83美元，而多恩的进价为1765.23美元。“我每个月损失43.40美元，”他说道。邮购药房的价格更加优惠，但多恩的这位顾客不喜欢；他担心送货延误，并喜欢与药剂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这个人我很喜欢，”多恩说道。“所以我一直替他做这样的事情。”自从D项目生效之后，多恩的盈利变得十分微薄，他先后三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才能让药剂师商店照常营业。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是个不合格的商人。商店的电话响起，他语气友善地交流了五分钟，挂上电话之后说道：“她甜言蜜语了一番，还让我给她赊账。”打电话的人来要尿片，多恩的回答是可以。每次遇到有人赊账，他就把收据粘贴在柜台里侧的墙壁上。“这个人说他的花费可以用保险支付，但这一部分保险支付不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张收据解释道。“这个人说他星期二要过来一趟。这个病人外出度假了，需要延期。”他数了数：二十三张收据。“大多拿不出钱，”他说道。每年他都要勾掉一两万美元的坏账，这么多年的坏账，估计总共有三十万美元。他每年的收入为六万五千美元。我在药剂师商店驻留的几天时间里，从没看过走进店里而多恩叫不出名字的顾客。

“这就是在小城镇做生意的代价，”他说道。“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看着他邻居的眼睛这样说：‘我知道你有麻烦，但我帮不了你，你的孩子也无法好转。’这是药店生意衰败的首要原因，也是我读大学时，会计学第一课的内容。”

当初定居者之所以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期望在此实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品。1890年代，一个名为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的团体打算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乌托邦社区。其颁布的《原则宣言》大肆抨击以市场为导向的激烈竞争：“［我们］相信，在现行竞争制度下，只有强大者和狡诈者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无论男女，正直者均无法过上舒心的生活；如果妥善实施，该合作制度能创造最好的机遇，释放人性的优良和高贵。”（怀俄明大学的帕梅拉·J·克拉克曾经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对该团体的历史和作用进行过描述。）

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区在美国西部并不鲜见。卡尔·马克思认为城市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最大的希望所在，但在美国，常常是偏远地区成为了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的试验田。1877年颁布的《沙漠土地法案》是原因之一，它规定定居者只要有办法实行灌溉，便能以低价获得土地。为了修建水利设施，集体力量势在必行，很多早期社区都以共同劳动的原则得以成立。摩门教尤其成功——他们在犹他州所实施的一些项目为美国西部其他各州树立了榜样。不过，多数社区并不具备宗教特性，更多是受了马克思或者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加利福尼亚阿纳海姆市的人们因为合作修建水利项目而定居于此，离它不远的河滨市同样如此。其他地方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地名：平等镇、自由地镇、利他镇。

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选了一处蛮荒之地，取名为太比瓜彻公园。这个地方极度干旱，但不到九十多米之下的山谷里就有圣米格尔河汩汩流过，定居者们经过线路勘察，决定修一条近三十公里的灌溉水渠。全体成员于1895年开始挖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出售股份，还在布鲁克林、芝加哥、圣保罗和丹佛等地成立了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俱乐部。他们出版了一份名为《利他主义者》的报纸，报纸上经常用到“同志”这个词，并对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等内容进行理论阐述。他们计划废除债务、利息和租金，并禁止赌博和售酒行为。他们梦想着灿烂的未来：“如果一个由逃犯和难民组成的微小团体都能够建成罗马并维持国家状态长达十二个世纪，谁又能料想到由美国知识分子精心组织的拓荒团体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他们在一年时间内进行了第一轮整肃。有十名成员因为共产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而被逐出团体；《利他主义者》报道，水渠将实行股份制，其他财产继续保持私有。无论头一阶段的情形多么不如人意，该报纸一如既往地坚持使用格言警句。（“共产主义可能实行合作制度，但合作制度未必就是共产主义。”）到1898年冬季，定居者们耗尽了所有的食物。次年，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提出辞职。（“竞争是地狱的产物，合作将创造人间天堂。”）1901年，秘书宣布该团体破产。一位前董事会主席自杀身亡。（“只要你只顾着自己，那你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合作者。”）

最终，他们放弃共同劳动的原则，并将工程外包给私人工作队。1904年，渠水终于从完工的水渠里哗哗流过；六年后，他们重新取名纽克拉（Nucla），意为“中心之城”。社会主义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不过那条水渠直至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科罗拉多合作公司至今仍然存在，由它雇用的全职“渠道员”负责这一水利设施的运行。渠道员名叫迪恩·纳斯朗德，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参与过水渠的开凿。跟纽克拉镇的大多数居民一样，纳斯朗德谈论父辈时从不涉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人们叫他乔伊老爹。他算是个牛仔。他喜欢四处闲逛。可能玩上一个星期的纸牌，然后又开始找点活儿干。”）当地一家董事会负责监管水利系统的运行，但股份仍为私有制，争执往往令人恼怒，创立之初的合作精神似乎早已在这干燥的气候里蒸发殆尽。“威士忌是用来喝的，水是用来挑起争斗的，”纳斯朗德告诉我。“我曾经见过好多人用铲子相互殴打。”

纽克拉镇的粗野远近闻名。这样的粗野兴起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当时的铀矿开采及加工迅猛发展。不过，1979年发生三里岛事件后，铀矿市场迅速萎缩，前来投奔纽克拉镇以及六公里外的姊妹小镇纳彻里塔的人口持续减少。除了放牧，唯一稳定的工作就来源于当地一家毗邻煤矿的发电厂和教育系统，此外很少能找到工作机会。这两个小镇的人均年收入都低于一万四千美元，只比全州水平的一半略高一点，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仅有百分之八。由于资金匮乏，学校董事会最近决定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纽克拉镇只有一家餐馆，纳彻里塔镇有一家汉堡店，两个镇共有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名叫“141沙龙”，取自从纳彻里塔穿城而过的141号高速公路。星期四晚上，我是酒吧里唯一的顾客，酒吧招待员告诉我，她刚以五万三千美元的价格在纽克拉镇买了一套三居室。每个月归还按揭贷款二百五十美元。她叫凯西。

“唯一的问题是，房屋的壁板是石棉瓦，”她说道。

“问题严重吗？”

“只要你不碰它，问题不算严重。石棉很耐用。”她靠在木质吧台上说道。“你要喝点什么？”

“你们这里有什么？”

她笑着说道：“我们只有野格利口酒。”

多恩·科尔柯德八岁的时候便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药剂师。他出生在距离纽克拉镇并不算远的铀旯湾镇，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药房的职员。放学后，多恩会在药房一连待上数个小时，心满意足地看着药剂师们忙前忙后。十多岁的时候，他悄悄潜入了药店。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偷了啤酒、《花花公子》杂志和避孕套。（“避孕套被当做废物扔掉了。”）铀旯湾镇是个小型社区，没过多久几个孩子就被逮住了。他们不能用钱赔付损失，而是以每小时二十五美分的报酬替店铺做事，直至偿清债务。“我们要做清洁、整理货架。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对于我而言，那也许是件好事。”

当时，多恩在他和哥哥吉姆合住的房间里找东西，碰巧找到一本藏在床底下的杂志。杂志上全是裸体男人的图片。多年后，多恩仍旧感到惊奇，1960年代中期居住在科罗拉多偏僻之地的小孩子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杂志，但他当时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觉得这是自己见过的最怪的东西。

“这本杂志是你的吗？”哥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这样问道。

“是的，”吉姆回答道，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得难堪。他收回了杂志，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吉姆比多恩年长三岁，在家里个子最高。他身高一米九，体格魁梧，但对于运动和打猎丝毫没有兴趣。多恩学打棒球和步枪射击，吉姆则喜欢钓鱼。他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上中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喜欢参加辩论队的活动。他常常令自己的父亲深感失望，后者教训他举止要像个正常的男孩子。1972年，也就是吉姆离家前往大学两三年后，他给家里人写来一封信，说自己是同性恋，还说他知道父亲永远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他叫家人不要去找他，他将永远离开科罗拉多。接下来的十二年，谁也没有收到过吉姆的只言片语。

十八岁时，多恩跟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克瑞莎结了婚，并同住于他正在念书的博尔德。后来，他们定居在纽克拉，经营这家药剂师商店。1983年，多恩的父亲去世，他的遗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请一名私人侦探。这位侦探在芝加哥找到了吉姆，他是县法院的职员。他说自己之前有预感，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情。

次年，吉姆回到纽克拉住了四天。他陪着母亲开了好长一段距离的车，母亲告诉他，她老早就知道他是个同性恋，她深感抱歉的是一直没能改变他父亲的态度。那几天，吉姆和多恩聊到很晚才睡。一天晚上，吉姆告诉多恩，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还说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很可能已经恶化了。吉姆告诉多恩他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他还请求多恩前去芝加哥，看望他和他长期共同生活的男友。

那一年，他们每个星期都在电话里长谈。可一说到芝加哥之行，多恩总有脱不开身的理由。店里太忙，儿子和女儿的学校活动太多。克瑞莎一直劝说他踏上旅程，但他总是无法成行。

吉姆死后，他的一位同事打来了电话。她寄来了骨灰盒，同时附带有他的一份遗嘱、工作奖金，以及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瑞格里球场，照片上的吉姆和自己的男友站在一块写着“小熊队，加油”的牌子跟前。多恩细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才明白，他实际上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哥哥。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跟吉姆只有四天的时间相处，他甚至不知道哥哥的男友叫什么名字。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未能前往芝加哥的真正原因。“我是在生自己的气，一想到两个大男人同处一室我就自在不起来，”他这样说道。“我不愿意看见两个大男人接吻。我现在倒没什么，可当时真的无法接受。我真后悔。”

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多恩把吉姆的骨灰撒在了圣米格尔河和多洛莱斯河的汇流处。多洛莱斯河自南向北流淌，从帕拉多克斯峡谷一个充满盐碱的小山包中间穿过，河水含盐发涩，没有鱼儿。去那里游泳的人会浮在水面上，仿佛到了一千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太平洋。

纳彻里塔最后一位医生死于十五年前。镇上只有一间小诊所，最近与科罗拉多其他地方的一个医生签订合同，让他每个星期来镇上出诊两天。不过，打主力的还是肯·金克斯，他是一位内科医生的助理，每天二十四小时应诊。金克斯在科罗拉多的乡下生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他知道，撕开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比一般的胶带更难。有两次他遇到病人颈椎骨折之后，自己开着车来到诊所，并走了进来，实际上这些病人应该在受伤地点就地固定。“如果移动的方式不对，他们很可能送命，或者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他说道。违背医嘱强行出院的人并不罕见。有好几次，金克斯告诉心脏病人需要用直升机转院，结果病人们纷纷表示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更便宜的转院方式。金克斯签好表格，取下静脉输液器，病人们钻进自己的皮卡，开上两个小时转到其他医院。“他们竟然做到了，”金克斯说。“所以他们是对的！”

金克斯在盐湖城长大，可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在小城镇度过。“也许应该这么说，”他说道。“我喜欢下象棋。我搬到小城镇之后，当地没有人下象棋，可有一个家伙提出与我下跳棋。我总觉得那是小菜一碟，不过还是接受了挑战。可他一连赢了我八九盘。这就像小镇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水平更高。”金克斯说，他被迫与当地的冰毒吸食者建立一种“工作关系”，以提高他们戒掉毒瘾的信心。他说，人们也许觉得小镇上的人思想保守，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不会以个人的好恶妄下评判，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接触十分紧密。“也许某天我正走在路边，让我搭车的人碰巧就是一个冰毒吸食者，”金克斯说。“这里的圈子紧密得多。”他相信，小镇上的流言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因为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

一天上午，一位在看守所度过周末的年轻妇女来到了药剂师商店。她与自己的丈夫发生争执，后者报了警；科罗拉多州的法律要求，只要出面协调家庭纠纷，警察就应该逮捕肇事者。该法律意在保护妇女免于被迫撤诉，但本案中的丈夫声明，受到攻击的人恰恰是他。在药剂师商店，在本地报纸上看过逮捕案报道的五六个人围在了那位妇女身边。

“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冲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道。“他纯粹是在撒谎，他会因此惹来更大的麻烦。”

“你要跟他分手吗？”

“是的。”

他们围着柜台站在一起。“我的店里有犯罪分子，好可怕，”多恩开着玩笑。那位年轻妇女在商店的前厅拿到一份报纸，读起了警事报道。“还有比这更胡扯的吗？”她说道。“报纸上说是二级攻击，算是重罪。但他们把它降格为轻罪。”

“我跟朋友们说，你没有出手伤人。”

“他说我用煎锅袭击他。他说我打到了他的手臂。我如果用煎锅打他，应该打在他的头部啊。”

“让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位老太太说道。她七十多岁，留着一头卷曲的白发，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你去找一瓶黄蜂喷雾剂，”她说道。“不弄瞎他的眼睛才怪。”

“我连球棒都不能用，因为那是武器啊。”

还是老太太年高智长，她解释说，黄蜂喷雾剂不算是武器，所以即便是取保候审的人也可以买到。“比辣椒喷雾剂好多了，”她说道。“保准弄瞎他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位年轻的女子用一把剪刀剪下了逮捕名单。当我问她怎么会剪下这个时，她丝毫没有显得难堪。“假如我傻到想让他重返家门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这个玩意儿，”她说道。“我会把它保留在剪贴簿里。”（后来，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回，他们离了婚。）

多恩从不在商店与他人谈论某个人的病情，却会时不时地提起自己的健康问题。二十年前，克瑞莎被诊断患有罕见的脊柱裂，病情不断恶化，已经到了很少离家出门的地步。曾经有一年，因为这种病，全家人都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他们的大儿子在空军部队驾驶F-16战斗机，女儿却因为酗酒一直在勉力寻找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她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子盖文，多恩和克瑞莎只得接过了孩子的监护权。多恩经常向一个顾客提起这件事儿。“如果我治疗的病人家里有酗酒者，让他们知道我女儿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他说道。“在小镇上，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一个人无法假装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我的女儿不完美，但她一直在努力。”他接着说：“小镇上差不多所有的瘾君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没有谁更好些，也没有谁更坏些。我们全都一样。”

星期三是纽克拉镇的保龄球协会之夜。本地的保龄球道早已不对公众开放，因为镇上留下来的人不多，不过每周会向本地的社区协会开放两次。球道建于1962年，所有设备至今保持原样，钢材的大量使用现在绝无仅有：修长而闪亮的布伦瑞克回球架、桌腿厚重而外展的餐桌。墙上是有着五十年历史的可口可乐挂钟，指针凝固在六点零几分。记分牌上显示着退出历史舞台十余年的企业广告：神奇屋顶及通风公司、快速先生及时打印中心。（“无论份数，立等可取！”）多恩是该协会的主席，他每年都要对球道进行质量认证。为了有资格使用保龄球道千分尺，他专门去蒙特罗斯培训过。

为了满足当地的某些需要，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证书。他修读过心脑复苏课程CPR，有资格使用电击除颤器。他拥有烟花表演证书。他负责对一百六十公里半径内多家小诊所的配药室定期行使州级检查。他有飞行执照，驾驶的是一架已有五十年历史的塞斯纳飞机，经常外出检查工作。他听说加利福尼亚有人开办激素疗法的培训课程，径直飞过去上了两天的课；他现在为分散居住于西部各地的四位变性人配置药方。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病人们每三个月给他打一次药品预订电话；他很同情他们，陪他们在电话里聊医疗保险方面的烦心事儿，因为变性人几乎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秋季的星期五晚上，他会宣布纽克拉高中橄榄球赛开幕。橄榄球赛实行八人制，不过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学校前来比赛，他们会在每次控球时转换规则：逢纽克拉进攻，实行八人制，如果另一方球队获得球权，又转回十一人制。这样双方都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发起进攻。偶尔有人会犯迷糊，扬声器里响彻了多恩的声音：“场上有十一名白衣队员，只有八名蓝衣队员。这不算数。”橄榄球比赛可能算不上一流，但队员们的名字却是小说家笔下的梦之队。纽克拉队有门把手赛斯、投石器查德和谜语谢尔顿。鸽子溪队有一个队员名叫狂怒的汤米。布兰丁队有利爪杰克、黑色英镑、铁疙瘩汤姆和癞蛤蟆赫舍尔。斯洛·斯坦利、泰伦斯·泰特、戴伦·戴维斯：如果有球队需要姓名首字母押韵的进攻队员，挑选工作应该首先从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边界地区做起。

纽克拉队的教练名叫吉姆·艾普莱特，他也是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前往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与我闲聊了一会儿便告诉我，他生长在纽克拉，在外地住过几年，随后又搬了回来。“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这个小镇养育了我，”他说道。“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很多人看着我挺了过来。只要还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我就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我问他，“困难”是指什么。他个头很大，友善的红脸上闪着一双冷峻的蓝眼睛。犹豫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母亲近距离击中了我的父亲，”他说道。“他回家的时候烂醉如泥，母亲不让他进屋，他硬要闯进去。他破门而入，她朝他开了枪。我站在三米开外。两个弟弟都在另外的房间。爸爸被抬上了救生直升机，妈妈进了监狱。在这里没有社工服务。我带着两个弟弟住进了锐意汽车旅馆，一个星期还没住满钱就用光了。”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都是孩子们的画作和诗句。他又讲了一个故事：十四岁时，他搬到了一位“帮助其他迷途者的好太太”家里，这位太太资助他读完了高中。每逢周末，他都会到加油站干活。也许他是纽克拉镇有史以来最好的棒球球员，获得过一等奖学金。他进了大学，但只坚持了不到半年：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吃喝玩乐上。“很多人对我失望透顶，”他说道。

他回到家乡的矿上工作，后来又成为了学校设备的维护人员。三十岁那年，他的上司鼓励他再试一试大学生活，于是他举家搬到新墨西哥州，终于获得了教育学方面的学位。他先后在纽克拉和纳彻里塔教了十五年书。这所小学有七个年级，共有一百五十名学生，每年差不多流失十五个学生。每流失一名学生，来自州政府的预算就减少大约一万美元。学校最近削减了约百分之八的经费预算。教师的起薪不足二万九千美元。

“我想到了‘命悬一线’这个词，”艾普莱特说。他上一次对学生进行家访时发现，四分之一的孩子没有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很多孩子像多恩的外孙那样与祖辈同住，还有的孩子与亲戚朋友同住。不过，艾普莱特说，人们有的是办法，孩子们自我照顾的效果令他铭记在心。“在我们看来，非传统的方法反而成了传统，”他说道。“我们可没有你们大城市那么优越的看护体系。”

上暑期课程时，艾普莱特往往没有报酬。他经常修剪学校的草坪，如果哪里需要油漆粉刷，他也会拿起刷子。去年，校园内的一批树木需要砍伐，招标价为一万美元，艾普莱特租来一辆斗式铲车，带着自己的女儿干了起来。当地有一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勉力维护社区的完整，他是二十个群体成员之一。很少听到有人提及作用并不明显的当地政府，纽克拉甚至找不到足够的成员组成市议会。艾普莱特告诉我，至关重要的是学校老师、校董会成员，以及多恩这样的本地经商人士。“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让一切得以苟延残喘，”他说道。

当离群索居者和流浪者来到小镇之后，他们总会循路找到多恩。多年前，一个名为蒂姆·布瑞克的七十岁老人搬到纳彻里塔租了一套活动屋。他在药剂师商店提交了一份特别订单：紫锥菊、白毛茛、甘菊茶。他信不过医生，时常让多恩替他量血压。他的血压很高，多恩终于说服他定期接受药物治疗。没过多久，他便每隔四五天拜访多恩一次，主要目的是找他闲聊。

多恩称他为布瑞克先生。他在本地没有其他朋友，他对自己的过去闪烁其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总有诸多细节不时出现。他出生时名为彭罗斯·布瑞克——是来自费城、并靠着跛子溪的矿业所有权大发其财的彭罗斯家族的后裔。不过，不知何故，布瑞克先生已有十余年疏远于家人和亲戚。他改了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从事汽车修理。

一天，他的活动屋被人破门而入，盗贼们拿走了一摞股票证书。布瑞克先生从不雇用经纪人——在他看来，股票经纪人跟医生一样不值得信任——于是他来到药剂师商店求助。多恩便数次开车穿行于失望峡谷，来去一趟要两个小时，只为前往科特斯的银行对某些文件进行认证。后来，他整理出了布瑞克先生的财务报表，但老人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多恩负责照料工作，在不同的住处把他搬进搬出；有好几次，布瑞克先生在多恩的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九十一岁时，布瑞克先生病情严重，前往蒙特罗斯看了一次医生。医生说他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胃部，如果接受手术，他还能再活六个月。布瑞克先生说，自己从没做过手术，现在也不想做。

第二天，多恩在老人的病床前过了一夜。夜晚的某个时刻，布瑞克先生突然神志清醒，能聊天了。“我觉得你就要死了，”多恩说道。

“我死不了，”布瑞克先生说。“但我想做个祷告。”

“好的，你最好用心祷告，”多恩说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就要死了。”他问布瑞克先生要不要见律师。老人拒绝了，他说自己的后事早已做了安排。

多恩找了一位临终关怀护士，不到两天，布瑞克先生去世了。多恩替他安排了葬礼弥撒，接着开始整理他那几大箱财产。有一堆高速公路旧地图、一部古董摇椅电话机，以及一只天主教祷告支架。也有很多裸体男人的照片。多恩找到一本有四个化名的支票簿。还有几封信，签名人是布瑞克先生，他请求朋友们给他介绍“与我同类的”男人。不过，他一定缺乏勇气，因为这些信全都不曾邮寄出去。多恩还发现了布瑞克的母亲半个多世纪前寄来的几封一直未曾拆开的信。其中一封装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信件内容是要求自己的儿子跟她取得联系。钞票的年份回溯至1940年代，看上去依然崭新如初，这张柔软的钞票不禁让多恩感到一丝悲哀。多年以前，他就感觉布瑞克先生是个同性恋，并觉得那是他与家人们疏远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未提及。多恩琢磨，如果他愿意聊一聊，老人可能会有所提及。

布瑞克先生在遗嘱中给药剂师留下了五十来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除去税收和其他开支，总额还有三十万美元，差不多正好是社区赊欠多恩·科尔柯德的数字。不过，多恩似乎并不觉得这一连串事情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所谈过的三个主题——对自己垂死的哥哥置若罔闻、赊账给小镇居民、帮助布瑞克先生并获得馈赠——出现在长达一年的不同谈话中。他自己也许不会提及别人赊欠他的钱财，但纽克拉镇有人告诉我，我便过问了。在我看来，很有必要用到道德的微积分不断累加出一个在前乌托邦社区的关于救赎和回报的美好故事。他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联系：这些人和事更像是轮子上的辐条。它们互不接触，但总跟更大的事物相关联，而他的角色便是让所有事物以最好的方式不断运转。

7月4日是多恩·科尔柯德的生日。这也是纽克拉镇一年一度的“水节”，以纪念该镇终于建成水利工程。每一年都会在主大街举行游行活动，多恩通过大喇叭宣布彩车仪式开始，并评出最佳彩车装饰。获胜者能得到七十五美元。人们用消防水龙带打水仗，在当地一家公园举行烧烤会，这个公园还有一项习俗，那就是请一位女士走上舞台，为多恩高唱“祝你生日快乐！”夜幕降临，他开始忙活焰火晚会，因为他是镇上唯一取得过执照的人。

今年的天气很好。傍晚时分，我和多恩把车开到了纽克拉镇背后的山顶。面向小镇的石壁刷成了白色，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个歪扭的字母N。我们身后，太阳正下落到黛青色的拉萨拉山后。多恩带上了他的外孙盖文，他说今年的游行活动规模最小。今年的主题是“过去与未来交汇”，焰火晚会跟其他项目一样由“狮子俱乐部”负责。1978年加入该俱乐部时，多恩是最年轻的成员；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是最年轻的成员。本周末，他即将年满五十九岁。只剩下六头狮子，他们决定于明年解散本地的分会。

几个志愿消防员坐着卡车跟了上来，两个农场主随意地说起了干草收成。

“今年你的灌溉用水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干草已经割过第一轮了吗？”

“对。”

他们指了指远方的纽克拉水渠——一根细长的线条，略微上翘，沿途覆盖着荫翳蔽日的杨树。其中一位消防员名叫马特·魏玛，他的祖先是纽克拉最早的定居者，现在还经营着一片农场。他说，有人不久前在水渠边发现了一把老式的火帽弹头手枪，手枪位于壁架上，仿佛是某位开路先锋昨天才遗忘在那里的。

卡车和轿车纷纷驶出小镇，停在山脚观看焰火表演。随着夜幕降临，狮子们把焰火装进金属管。紧接着，多恩挨个点燃。他们为今年的焰火晚会筹集到一千七百美元，算是很少的金额。不过，周围的地势令焰火的效果非常耐看：红色、蓝色、绿色，纷纷爆开在高高的山顶之上。焰火结束，我看着成对的车头灯有序地返回主大街，接着纷纷散开，转入各自的回家路。我们抬头仰望——爆开的焰火和车头灯已经散去，成串的星星显得更加璀璨，仿佛某座城市遥远的街灯。多恩取出几瓶啤酒。“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小城镇，焰火很好看，”多恩说道。他呷了一口啤酒，仰头凝视着银河。“从这里看，星星们好像离得很近，”他说道。“很难相信，它们彼此相距数百万公里。”

◆◆◆◆ ◆◆◆◆

在温州的多家影碟店，我先后找到了三张有关美国遭到攻击的碟片。其中一张是DVD，片名叫做《世纪大灾难》，另两张是普通影碟，分别取名为《突袭美国》和《美国的灾难：21世纪的珍珠港》。世贸中心大厦双子塔和国防部遇袭后三天，这两张影碟在市场上出现。差不多两个星期后，那张DVD问世，我只在一家影碟店找到了它，摆放在《侏罗纪公园》和《决战猩球》之间。店员说，《世纪大灾难》卖得相当好。

温州人都懂生意经。温州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因为靠山面海，所以这里的人们一直眼光向外。全世界的唐人街都能找到出门在外的温州人——或开餐馆、或经营店铺。留在家乡的温州人则生产出口商品。附近一个叫做白石的卫星城镇专做塑料鞋底，另一个城镇白象做的是男装。丽水以生产低压电子产品小有名气。1988年，随着中国加速推进经济改革，温州开始生产打火机，现在负责向全世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市场供货。温州人对自己生产的打火机非常自豪。住在这里的一个朋友曾经送我一只豪华的防风打火机，附带瑞士军刀、剪子和指甲钳。

任何人无需离开大陆，便能在温州发现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诸多东西。当地经济的私有化超过百分之九十，失业率非常低（据官方数据，约为百分之一）。在国家没有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当地人自豪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远近闻名——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我不禁好奇，在这座充满朝气的城市，人们不光有务实而国际化的眼光，还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他们会对“9·11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如中国的所有城市，温州的大街小巷充斥着私自刻录的美国电影碟片，这些廉价的碟片多由位于广东的翻录工厂加工而成。除了各种时令大片，温州的影碟店所出售的很多美国电影我闻所未闻，演职人员没什么名气，封面简介耸人听闻，大肆宣扬性和暴力。在一家影碟店沿着货架浏览的过程中，我取出了一张《真情难舍》。封面简介极尽诱惑之能事：“他凭着多位迷人女郎，找到了挣大钱的法子。”边上还有一张《受雇英雄》，写着这么几句话：“她：一个心地善良、迷人而可爱的天生尤物；他：一位充满威胁的变态杀手。”《哥斯拉复活》（又名《爬虫大战》）的提示语是“小小爬虫引发人类暴行”。有关世贸大厦遭受攻击的一张影碟上，一个大大的橘色星形符号中央印着这么几句话：

数架飞机攻击美国！

世贸中心完全摧毁。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遭遇多架飞机撞击。

白宫国会山爆炸声响成一片。

谁是凶手？尚不知晓。

我把有关世贸大厦遭受攻击的几张碟片都看了一遍。DVD由政府主办的新华出版社在北京草草制作而成，封面上印着奥萨马·本·拉登和乔治·W·布什的照片，以及双子塔燃烧的画面。一如中国的诸多盗版产品，碟片背面试图摆出非常权威的架势，煞有介事地印着好莱坞演员和制片厂的名字：汤姆·汉克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杰瑞·布鲁克海默、文·瑞姆斯、试金石影片公司。上面有一个小方格，标注该影碟的级别为“R”，意即其中充满了暴力和污言秽语。画面主要是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新闻片，外带中文解说，以及在关键时刻混录进去的美国电影配音。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的时候，响起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大白鲨》的主题曲响起，北塔呈慢动作缓缓坍塌。

《突袭美国》的制作者一开始采用的手法更像是在拍纪录片。影片一开始是纽约市的日常生活场景——有人在过马路，有人在坐办公室——解说员同时讲述曼哈顿和世贸大厦的背景信息。办公室的一个场景引起我的注意，我回放了一下——一个仅有五秒钟的镜头——一位银行职员抱着一摞材料从一张办公桌走到另一张办公桌跟前。这个人看上去很面熟，我顿时琢磨，他是不是我读大学时的某个熟人。我又回放一遍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个画面剪切自电影《华尔街》。

《突袭美国》不时冒出好莱坞的电影画面。画面通常十分短暂，根本看不出剪切自何处。但效果却使人坐立不安：介于事实和虚构之间的摇摆不定。双子塔坍塌之后接着是电影《哥斯拉》的画面，只见怪物哥斯拉把整个曼哈顿夷为平地；场景突然切换为神情郁闷的布什总统参加新闻发布会，随即融入电影《珍珠港》的爆破场面。接着，解说员一一详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恐怖袭击事件，上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塞尔维亚遇刺，下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系列活动。“恐怖分子们很不满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解说员这样说道。“他们的不满有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这些超级大国把自己的准则强加于别国之上。”碟片继续讲述了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在1998年遭遇袭击的后续影响。与美国的报复行动——在阿富汗并不成功的轰炸行动——配套的画面来自影片《勇闯夺命岛》，嘶嘶作响的导弹在旧金山湾的上空一闪而过。

我来到街上，问大家对9月11日的袭击事件有什么感想。有人把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遇袭事件，与北约在1999年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实施的造成三人死亡的轰炸事件相提并论。他们说，美国想做“世界警察”，在这件事情上罪有应得。说来奇怪，他们对纽约和华盛顿的受害者所表达的同情听起来冷酷无情。“恐怖分子为什么非要夺去那些无辜者的生命？”一个人说道。“如果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应该直接飞向白宫嘛。”

我跟在温州一所私立学校当英语老师的中国朋友谈起了人们的这种反应。他说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袭击场面的时候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当天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太兴奋太高兴了，”我的朋友说道。

我们谈论了中国媒体在这样的反应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文化和帝国主义大肆批评，但这样的批判在“9·11事件”后明显地少了下来。中国政府表达了与华盛顿团结一心的意愿，不仅在于他们视这次袭击事件为良机，有助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还在于他们担心国内的恐怖活动。

不过，这些事情不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之列，普通民众并未意识到来自边疆地区的不满情绪有多严重。与阿富汗接壤的新疆居住着维吾尔人。自中国政府于1949年在这一地区强化统治之后，住在这里的伊斯兰少数民族便对共产党的统治心怀不满。维吾尔分裂分子在近年间转向暴力，有报道指出他们有人接受过塔利班的训练。与我交谈过的温州人几乎没人把美国所遭受的袭击当做一种警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中国人都在忍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现代的恐怖主义对他们来说非常抽象。当我和那个朋友谈起人们在看到美国遭受痛苦时所持的幸灾乐祸态度时，他这样说道：“这跟鲁迅的描述一模一样。”他所提及的这位20世纪的伟大作家，经常批判国人不具同情心。在名为《阿Q正传》的中篇小说和其他作品中，鲁迅把中国人冷漠围观和恃强凌弱的习惯定性为严重的国民劣根性。

不过，我感觉到还有一股力量在发挥作用。过去十年间，政府的反美宣传达到了新的高度，这要归功于好莱坞影碟的大行其道。一向以来，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描述大而化之，要么是极贫极穷，要么是持证卖淫和暴力泛滥，现在的刻画一下子前所未有地生动起来。对普通中国人而言，“9·11事件”不过是迄今为止最为暴力恐怖的美国电影场景而已。在《美国的灾难》中，一位名叫陈晓楠的解说员说道：“我们深感震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毫不震惊。”陈晓楠是鲁珀特·默多克所属的新闻集团旗下的凤凰卫视的播音员。该电视台的基地设在香港，一直渴望成为中国的CNN，并针对大陆的卫星用户提供服务。恐怖袭击成了凤凰卫视的得力助手，它向中国观众提供的报道远比国有新闻网来得更加广泛——甚至更加耸人听闻。在陈晓楠和其他人员的播报中，他们不遗余力地把“9·11事件”与《珍珠港》和《空军一号》里的相关电影场景做对比，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比，中国观众就无法感知袭击场面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随着布什总统在向美国公众所做的报告中借用电影海报的行话——誓言“无论死活”也要抓获本·拉登，并引用好莱坞电影的片名比如《无限正义》，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位全世界头号通缉的恐怖分子所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DVD盒套的脊背处印上了本·拉登的头像，以往这个位置一直由阿诺德·施瓦辛格或汤姆·克鲁斯所占据。“我听别人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名，”那位英语老师这样对我说道。

在温州期间，我前往大虎打火机公司看望在外销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她叫雪莉，以温州的标准看，她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成功人士。她二十八岁，月薪二百五十美元，主要利用自身的英语技能与国外买家进行业务联系。

她领着我参观了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男性员工正在使用冲切机将锌合金板冲压成点火按钮，女性员工则在用塑料焊接台浇铸小型缸体。这是一家管理规范的工厂，偌大的办公室摆放着许多陈列着高端产品的展柜。陈列品里有镶嵌着仿钻的金色打火机，也有可以伸进犄角旮旯的烧烤专用打火机。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图上显示的是公司从温州走向世界各地的辐射状出口地点，有美国、英国、巴西、印度，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图上还有一句用英语写成的大幅标语：“让‘虎’牌创世界名牌。让世界更了解‘虎’牌。”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和雪莉以及她为温州一家计算机公司开发软件的丈夫共进晚餐。他们俩都说，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对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很少有认同感。雪莉自己承认，她最初在观看电视报道时并没有感到特别被触动。“我并不感觉悲伤，”她说道。“我得承认，我一直对美国存有偏见，因为它过于强大，总喜欢在其他地方使用自己的武力。不过，我越琢磨整件事情，就越对那些无辜的人感到同情。”

美国的全球化政策一直基于一种前提，即美国文化和美国产品的扩张，连同各国之间日益增加的贸易联系，必将增进国与国之间的认识和了解。雪莉的英语很熟练，收入不断增加，所在公司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她似乎可以成为这一前提的佐证。不过，她似乎也并不担心，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会对她在温州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尽管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无处不在。中国的股市在“9·11事件”之后急转直下，我离开温州那天，市政府对防空警报系统进行了测试——这样的情形通常只发生在台海关系紧张期间。“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恐怖袭击会对我们的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目前面向美国的出口数量不算太大，”雪莉说道。“实际上，大家一直在说，美元贬值有利于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她的丈夫补充说，即便可能遭遇经济衰退，他们或他们的邻居也不会感到害怕。“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说道。“中国人经常说，只有当你和不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自己有多穷。如果全世界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过是跟着走下坡路而已，那么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思路跟美国及其贸易伙伴所大力倡导的背道而驰，不禁让我大吃一惊。不过，我想，如果大家所做的不过是用打火机换回好莱坞影片，那么世界为什么要变得更小、更能让人理解呢？

◆◆◆◆ ◆◆◆◆

在丹东的第三天，凌晨两点，我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了。这是一家中档的中国旅馆，一百元一晚，丹东也属于中档的中国城市，要不是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谁也不会对它有太多留意。不过，一切都因为与朝鲜相隔五百米远而发生了改变。丹东宣传自己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江岸上排列着供游客租用的望远镜，游客多为中国人，希望第一时间一睹境外之国的风采。望远镜上印着广告语：“只花一元，即可出国！”遇到大热天，再多花九元还可以坐快艇近距离观察在浅滩游泳的朝鲜人。在适宜婚嫁的黄道吉日，丹东的新婚夫妇习惯租一艘船，在婚服外套上救生衣，到江边朝鲜的那侧兜上一圈。

在丹东，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在那天晚上忘了关窗。宾馆房间位于二楼，我觉得不会有人闯入，不过我没有注意到窗户下面有一块三十公分宽的突出物。之前我懒得把装钱的腰带和护照压在枕头下面，而是跟相机、钱包、笔记本和一条短裤一起放在了梳妆桌上。就在小偷一通乱翻的时候，我醒了过来。霎时间，我们两个一动不动。

我坐起来大声喊叫，他转过身夺门而出。我只穿了一条短裤，沿廊道紧追不舍。在一个拐角处，我们俩都滑倒了。追到廊道尽头，我在楼梯间抓住了他。

我使劲地揍他。他手里满是我的东西，我每揍一下，他就扔出一件。一个重击，相机掉了下来；再一个重击，是我装钱的腰带；又一次重击，我的短裤飞到了空中。他扔完手里的东西，顺着楼梯跑进大厅，试图找到一扇开着的门，我继续大喊大叫，朝他挥舞着拳头。终于，他通过一扇没上锁的门，进到一个空房间，房间的窗户大开着。他一跃而出。我跑到窗户前，探头查看。小偷很幸运——窗台下面有一块突起的边沿。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跑过了房子的拐角。他还在狂奔。

和他打斗的过程中，我扭到了左手的中指，宾馆的夜班经理陪着我来到丹东医院。花了一阵工夫我们才把值班的医生叫醒。他打着哈欠复位我的手指，并做了X光检查。手指歪向一边，医生把它猛地移出关节窝，再次复位。这时，X光机出现故障，医生说只有等天亮后再去找技工修理机器。我到派出所报了案，回答了几个问题，填写了一摞表格。凌晨五点，我回到床上。我睡得很不好。

几个小时后，宾馆老板把我送到了医院。老板长得很帅，抹了很多发胶的深黑色头发耷拉在脑门上。他上身穿一件崭新的白色纽扣领衬衫，下身是一条熨烫平整的宽松裤。他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就盗窃事件不住地道歉。

“我叫李鹏，”他说道。

“跟原来的总理一个名字啊？”我问道。

“对，”他回答道。他神色倦怠地笑了笑，看得出来，我不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李鹏强硬主张对1989年北京的学生和工人抗议活动施以武力镇压，是最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一家香港报纸报道，义愤填膺的市民至少骚扰了二十位名叫李鹏的北京市民。其中至少一个人正式申请更改姓名。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宾馆老板。

“不，”他用英语加重语气回答道。很显然，他不想跟我讨论这件事。他问起了盗窃的事儿。

我把能够回忆起来的关于小偷的细节都报告了警察：黑头发，二十至四十岁。比我瘦小。我告诉警察，就算再看到他，我也认不出来。

如此模糊的描述令警察大伤脑筋：你怎么可能打了一个人，弄伤了手指，却一点也不记得他的样子？这同样令我大伤脑筋。追逐的细节我感觉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已。那个人本身在我的头脑里反倒非常模糊。看得出来，这也让李鹏迷惑不已，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会是小孩吗？”他问道。

“不会，”我回答道。“肯定不是小孩。”

“可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也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通常带着枪，谁都不会去追他们。

“中国的小偷大都带刀，”他说道。“什么样的小偷才会不带刀呢？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小孩。我敢肯定。”

“不过，他为什么不还手呢？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呢？”他的语气几近失望。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警察问话遵循的是同一路线，这不禁让我感到心烦意乱。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只有笨到极点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老外抓住一通猛揍，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警察给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他多半是个醉汉。或者是个瘸子。又或者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笨蛋。警察们着重强调一点，旅游业不断发展的丹东秩序井然。在这样的地方，半夜三更窜到宾馆房间惊醒外国人的肯定不是普通蟊贼。

谁都没有提及过我的猜疑——这个人可能是朝鲜难民。警察一个劲地向我保证，这一段边境线上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根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丹东人说，那边的人每天吃两顿饭。不过我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逃入丹东的很有可能不在少数。这种可能让我十分难过。如果说当地人希望这位小偷身患残疾，我倒希望他身体健康，一如常人。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

一时间，我和李鹏都沉默不语。随即，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也许是个瘾君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弱不禁风。”

“你们这里的瘾君子多吗？”我问道。

“哦，不多不多，”李鹏立即回答道。“我不觉得丹东有瘾君子。”

除了朝鲜的游泳者，城里的主要景点还有曾经连接丹东和新义州的鸭绿江断桥。195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向中国边境推进，美国人的炸弹炸毁了这座桥梁的大部分结构。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抗美援朝”。据估计有一百万中国人战死沙场。

现在，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桥依旧挺立着。游客可以走到断桥的尽头观看被炸遗迹，并花上一元钱通过望远镜眺望朝鲜。赶走小偷后的一天早上，我付了一元钱，眼睛凑近望远镜。一如往常，朝鲜人仍然在游泳。望远镜经营者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起来，你觉得谁会赢？”他问道。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起来。”

“可如果他们真的打起来，”他继续问道。“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回答道。我觉得还是问问他的生意为妙。他说生意还行，还说自己同时经营着一个照相摊位，供游客们穿着服装以大桥遗迹为背景照相留念。游客们既可以穿朝鲜民族服装，也可以配中式军装，包括钢盔和塑料步枪。

大桥上的另一位摊主经营着一家咖啡屋，游客可以买到“泰坦尼克”牌棒冰，包装纸上印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的图片。这家咖啡屋的老板解释说，尽管断桥属于国有，但私营企业可以租用空间，摆放望远镜或开办软饮料店。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咖啡屋老板每个月支付五百元。夏夜，他睡在吹拂着清凉江风的大桥上。

大桥位于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称之为开发区。他们对开发区颇感自豪，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一地区深入人心十年后，它向世人展示丹东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们告诉我，十年前的开发区一无所有，只有农家棚屋和临时码头。现在，这里有了餐馆、咖啡店、冰淇淋摊档和卡拉OK歌厅。在开发区的西头，一片带有西式别墅风味的豪华住宅楼群正在建设之中。这里被称作欧洲花园。开发区的东头是被炸毁的断桥和通向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在断桥和豪华住宅楼群之间，开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家按摩院，大门入口挂着一幅大大的图片，一个上身赤裸的外国女人正在淋浴。

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处有一项游客娱乐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猎杀“野生的”鹌鹑、鸽子、雉鸡和兔子。鸟儿被拴在地上，游客花一元钱便可以用点22口径步枪或者弓箭射杀它们。如果花上三元，游客还可以对着同样被拴在地上的兔子进行扫射。人们可以吃自己射杀的猎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射兔子。太贵了。

一天，我看着来自广东的两位游客射杀了鹌鹑。这两个人二十出头，穿戴光鲜，男的醉得很厉害。他射偏得厉害，被拴住的鹌鹑一动不动，就那样蹲在阳光下。那是我见过的神情最无聊的鹌鹑。

“我喝多了，”广东人对他的女朋友说道。“你来打？”

“我才不想打鸟呢，”那女孩说道。“太吵了。”

“拿着，”他又说道。“你来打。我喝太多了，打不着。”

“我不想打。”

“试试吧，很简单的。”

男人向她演示着，应该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才容易瞄准。一般来说，游客不可以这么做，但公园管理员乐于破例，谁叫这两人大老远的来自广东呢。我坐在不远处，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竭力回忆着海明威写的类似的故事。他在故事里通常会提到枪支、动物、女人和喋喋不休的醉汉。唯一不同的是，海明威笔下的动物们永远不会被拴在地上。

男人好不容易说服女友拿起了点22，管理员帮她把枪架在了围栏上。她打了三发子弹，每打一发，她都要捂着耳朵尖叫一声。她也射偏了。鹌鹑们貌似已经睡着了。时间已是傍晚。接着，天黑了，开发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餐馆、卡拉OK歌厅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纷纷亮起了霓虹灯和荧光灯。与此同时，朝鲜那一侧的鸭绿江一片漆黑。没有朝鲜人在夜里游泳。

我在当地认识了两位船主，他们数次开船带我兜到朝鲜岸边。我们驶过一艘艘空无一物的废弃游船，舱壁上还留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以及一座座看上去荒废了的工厂。一处处沙滩上，数百名朝鲜人正在游泳。我们的船只经过，孩子们大笑着挥舞双手。再往上游，河道变窄，时常见到敢于冒险的年轻中国人横跨鸭绿江，游到最远处，然后折回。没有朝鲜人游到中国这一边。新义州一侧的江岸上，哨所里笔直地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密切注视游泳的人。就像是带枪的救生员。

一天，我们从一艘驳船边上驶过，几个士兵正在搬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粮食袋，上面标着美国的英文名“USA”。我让船主开得再近一点。我们来到距离驳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随即做了一个下流的朝鲜手势：拳头紧握，大拇指从手指间向外伸出。我们赶紧离开。

“那些粮食会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船主说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我在丹东询问人们对于邻居的看法时，他们全是这样的反应。人们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朝鲜很穷，领导人不行，接着一边耸肩一边说：“没意思。”他们不关心朝鲜的贫穷和孤立无援；每一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看惯了这样的事情。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一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每天早晨，有钱人组成的旅游团都会在我住宿的宾馆门前集合准备前往朝鲜。一天，我看着一位导游简要地交代了一番。导游告诉大家，在参观朝鲜领导人纪念碑时务必显示尊重，他还叫游客们不要对着干活的朝鲜人拍照，这种聚焦于贫困的行为有可能招致朝鲜人的指责。他说，朝鲜人讲究自尊，中国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参观“三八线”时，中国游客千万不能对另一侧的美国士兵说“Hello”！

“大家会发现，那边没有我们发达，”导游继续讲解。“你们千万别对朝鲜人说，他们应该实行改革开放，或者向中国学习。记住，他们有很多导游会说中文，所以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一天，我遇到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国老兵。他加入的是海军，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多少战役，不过在1964年的时候还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他六十四岁，是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走起路来腿脚有点儿跛。打伤他的是台湾人，武器却来自美国。这位老兵特意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去世后，很多东西都走了下坡路。“现在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他说道。“有些人退了休却拿不到退休金。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他不认同年轻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他二十六岁的儿子，后者先是辞掉舒舒服服的政府工作，接着又加入一家私营企业。企业给的薪水倒是多，但并不那么安稳。他问我，美国人也这样过日子吗？他儿子是不是读大学时从外教身上学到了这种思路？

我向老兵问起对岸的情形，他说朝鲜的领导有问题。“金日成在的时候，他就像毛主席——每个人都崇拜他。但金日成的儿子没有他父亲那么伟大。他太年轻，没有受过战争的磨练。你看看金日成的一生，他从小就体验过战争。所以他才成了那样的伟人。”

我的房间里能看到朝鲜的电视节目，这是我在遭遇小偷之后依然选择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李鹏在门前的啤酒园招待我免费吃饭喝啤酒。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与小偷搏斗时弄断手指的外国人。

下雨天，我坐在房间里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朝鲜的电视节目。我觉得有趣的中国电视内容在朝鲜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甚至更多。更多的军队汇演、更多的爱国乐团、更多的英雄领导。歌曲更加腻味。笑容更加夸张。制服更加统一。小孩子化着浓妆又唱又跳的节目更多。

我慢慢进步，已经可以一气呵成地观看近一个小时的朝鲜电视节目。有新闻报道，一边展示报纸头版，一边由一位播音员加以朗读。有伟大的领导人，戴着眼镜对着地图指指点点的金正日。一支由小提琴手和歌唱家组成的军队合唱团，全都佩戴着勋章。金正日视察工厂。化了妆的小孩子在舞台上活蹦乱跳。金正日登上太白山。平壤夜景。矿工们幸福地劳动。孩子们歌唱。金正日。

入夜，我梦见自己遭遇了偷窃。醒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躺在那里，使劲地回忆着小偷的模样。我记得一拳就把他打了个趔趄，然后我又打了一拳。我回想着自己的愤怒和害怕——这两种情绪在我的头脑里不安地交替出现。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我为什么还会对着他一顿猛揍？他又为什么丝毫没有反抗？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江面上满是中国人的婚船。无论什么时候，江面上总会漂着十几艘婚船，随着船只划过朝鲜一侧，新人们站在船首摆出各种姿势。有钱人租用双层观光艇，其他人租用机动小艇。他们全都遵循同一线路——快速驶到断桥附近；停留照相；沿着朝鲜的岸边缓慢巡游。中国的新娘们穿得五颜六色——白色、粉色、橘色、紫色——一个个犹如站在船首的傀儡。下午的天气很炎热，朝鲜人又出来游泳了。

我跟着一位名叫倪世超的船主驾船出发，穿行于一艘艘婚船之间。倪世超解释道，当天是农历中的吉日——第六个月的第六天——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结婚。不过他说，今年结婚的人总体少于往年。

“人们觉得以九为尾数的年份是灾年，”他解释道。“我自己也不相信，但很多人都这样认为。89年有动乱。79年审判‘四人帮’。69年有‘文化大革命’。59年，你们美国人炸了这座桥。”

他停下来想了一下。“不对，那是1950年的事儿，”他摇了摇头说道。“反正59年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一如许多中国人，倪世超对近代史的了解似是而非；他还记错了对“四人帮”的审判，那是在1980年和1981年间。

“1949年呢？”我问道。

“新中国成立，”他说道。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我们又回到了断桥附近的浅水区，水流缓慢的鸭绿江清澈见底。“那一年不一样，”他继续说道。“当然是个好年。”

离开丹东之后，我向东来到了与朝鲜北部接壤的图们市。图们更穷，全然没有丹东的活力与发展，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朝鲜难民。图们江在这里变得很窄，据报道，朝鲜自1995年以来遭受的历次大饥荒中，这一地区多次榜上有名。浑浊的图们江里几乎没有人游泳。两岸的边境线都加以重重防御。中方一侧的河岸上有几处礼品摊和几架望远镜，但游客的数量并不多。河对岸什么也看不见。

我沿着河岸走，经过一个坐在树荫下的孩子。我从他的身后走过，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当地小孩，可随即我看见他的脸，停下了脚步。我从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他有着小孩子的身躯，但从脸部看，年纪更大，也许十四岁，也许十五岁。他的眼角长着皱纹，皮肤皱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无神地凝视着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才意识到他是来此乞讨的朝鲜人。在那一霎，我对这个闭锁之国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电视节目——烟消云散。小男孩同样盯着我。我翻出钱包，抽出一点钱。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一步步走远，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

◆◆◆◆ ◆◆◆◆

抗议活动的第三天，他们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当场逮到一名小偷。时值正午祷告，人们大都排成横排面朝前方。这座清真寺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东南角，从敞开的门窗便能听到外面的喧闹声。喧闹声的节奏有如海浪，连绵不断，却又变化多端，时不时汇成一阵巨响，仿佛一道大浪拍到了沙滩上。此前一天，警察在试图将抗议者驱离广场的时候发生了暴力。自此，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抗议者强烈要求结束埃及的军人政权。傍晚时分，已经有了暴力冲突导致死亡的相关报道，同时有消息说，一千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医务志愿者在清真寺的里里外外搭建了若干临时急救所，每隔数分钟便会响起警笛声，随即就有救护车送来受伤的抗议者。面对如此紧张的场面，小偷肯定以为清真寺内不会有人留意那部正连接在充电器上的手机。就在机主祷告的过程中，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但站在后排的一位老人碰巧看见了这一切。他蓄着长长的白胡须，走起路来跟那个小偷一样悄无声息。他一直等到祷告结束，之后，几句耳语，他召集了一帮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热梅尔的大学生。第二轮祷告刚大声响起——“安拉乎埃克拜尔！安拉乎埃克拜尔！”[1]——一帮人已经把小偷堵在了墙壁跟前。

他毫无反抗地交出了手机。

“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那位老人问道。

“对不起。我本来有一部手机，可不知让谁给偷了。”

“你的身份证呢？”穆罕默德问道。

小偷说自己年龄还小，没法到政府办身份证。他个子矮小，面黄肌瘦，穿的衣服也很褴褛。他的左眼有些发红——或许最近挨过某人的一顿狠揍，或许是让广场上的催泪瓦斯给熏的。那一天的解放广场上有很多人双眼通红。

“你之前偷过东西吗？”穆罕默德问道。

“没有，我这是第一次。”

“这是教法严禁的行为！”那位老人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叫警察把你给抓起来。”

事实上，那一天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附近根本看不见警察的影子。执法的就是这群人，小偷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看上去很害怕，当穆罕默德提出要搜身的时候，他全身瘫软无力，双臂像木偶一般举了起来。穆罕默德在他的一只口袋里搜出一个打火机和一盒喘乐宁，这是医生开给瓦斯吸入者的治哮喘药。穆罕默德从小偷的脖子上扯下一串用来祈祷的念珠。“我就知道，这个也不是你的，”他说道。他把搜到的物品悉数交给老人，老人只留下念珠，其余的都还给了小偷。老人探过身体，用平静的语气把小偷数落了一分多钟。当小偷终于明白自己可以离开之后，一时间如释重负，僵持在那里，脸上羞得通红。接着，他消失在了广场上混乱的人群之中。

几个小时前，我在连接广场和内政部那条小街的街角结识了穆罕默德·热梅尔。当时，发生在内政部大楼跟前的冲突十分激烈，抗议者手中的木棍和石块满天飞，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鸟枪子弹。广场上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但广场上的人群很容易受惊失控。时不时可以看见，一群人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并夺路奔跑，这种惊恐扩散开去，直至数百人跟着一起狂奔。紧接着，奔跑的人群如开始一般突然停下脚步。这样的奔跑发生过几轮之后，我注意到了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外的穆罕默德。他脸上的表情温和而沉重——在这样的人群中，很难看到有人如此平静。

我们交谈了起来，一开始用的是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接着便用起了他好得多的英语。他告诉我，他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主修药物学专业。他那天放弃一场期中考试，来到了广场。他说，自己一直是个优等生，只是在头一年春期才有几门课程考试不及格，只因为他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参与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在2月份迫使胡斯尼·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埃及进入了军人执政的状态。国家目前还没有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各级选举也被往后推迟。埃及人民原计划于11月底通过一系列选举选出新的议会，但有报道指出，总统大选可能要推迟到2013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军方希望赋予自己某些永久性的政治权力，正是这样的举动引发了目前这一轮抗议浪潮。

这一系列示威游行一开始便处于各个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之下。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译者）是其中最大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十分被看好。在激进分子们看来，军方的上述举动似乎是为了预谋阻止穆兄会即将赢得的胜利，而该党派在穆巴拉克统治埃及的数十年间曾遭到禁止（但被高度容忍）。解放广场上长达一天的抗议活动一直很平静，但在次日酿成了暴力冲突，原因是警察试图驱离打算举行静坐活动的示威者。

之后，人们把目标转向了位于广场外几个街区、并扮演着埃及法律执行首脑机关的内政部。新一轮抗议浪潮爆发以来的第三天，数十万人拥向解放广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之前从未参加过宗教激进分子的抗议游行。年轻人们高喊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而这个最大的政党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穆罕默德·热梅尔告诉我，他对于加入政党丝毫没有兴趣。“我是独立的，”他说道。“最好是依靠你自己。”他说，他之所以来到广场，是因为他担心“阿拉伯之春”[2]会遭到军人政治的破坏。不过，他也希望穆兄会在大选中有良好的表现。“他们很勤劳，也很自律，”他说道。“如果他们获胜，这个国家会有所改善。”临近正午祷告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我欣然答应。

这座清真寺是广场上继续向革命者开放的唯一场所。所有的店铺和餐馆都已经关门，一起关闭的还有埃及文物博物馆和开罗美国大学。面向广场的政府大楼内驻有多个政府机构，名义上依然开放，但都心照不宣地禁止抗议者进入。不过，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这座清真寺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传统，因其与多个政府部门和国家部委走得很近，它的名字便取自19世纪初期一位抵抗法国和英国统治的埃及指挥官。

不过，对广场上的很多人来说，这座清真寺的吸引力与其说具有象征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实用价值。这座石质建筑物十分宏大，足够设立多个临时性医疗所、药品室和储藏室。整个广场只有这一处有公用卫生间和电源插座，时常有人跑进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每天晚上有数百人在这里睡觉。有时候，甚至有人在这里吃饭。这不是清真寺的常规做派，但就目前而言，某些规定已被暂停执行，包括禁止女性进入男性祷告室。女性祷告室的入口搭建了一间小型诊疗室，这意味着女性必须穿过男性祷告室才能进入自己的区域。一般而言，祷告时间只限信徒进入，但穆罕默德·热梅尔一个劲地让我放心，只要我在祷告的过程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就不会有人介意我的进入。他和那几个人处理小偷事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着，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很温和，因为他们对于外面正在发生的革命很有信心。

抗议行动的第五天，一位抗议者的尸体被抬进了清真寺。一开始，外面响起一阵哄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一群人抬着一口没有盖子的棺材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把尸体放在了壁龛跟前，壁龛位于清真寺的前部，标示着麦加的方向。几个身着黑色服饰的女子跟在他们后面进入了清真寺，其中一个正是死者的母亲。她手里攥着儿子的一张小照片，一进入清真寺便嚎啕大哭。她在另外几个女人的簇拥之下，试图挤到壁龛跟前。几个男人一边阻拦她们，一边大声地劝导说这样的行为是犯禁的，直到女人收住了脚步。不过，她们并不愿意离开——她们站到一边，在简短的葬礼过程中嚎啕大哭。

抬棺材进来的一个人告诉我，死者二十五岁，是旅游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死于前一天晚上。当我问起他的死因时，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空弹壳。人们在内务部大楼附近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能看见受伤的抗议者颈上挂着用空弹壳和催泪弹壳做成的项链。前两天，警察使用真枪实弹的事例日渐增多。

尽管缺乏政治组织，抗议者们在斗争的后勤保障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广场上一夜之间设立起若干个医疗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头一波抗议活动中，很多医生和药剂师已经学会了搭建临时救护站。志愿者取代警察的位置，在街上设置路障，并检查行人的身份证和随身提包。举行葬礼那一天的上午，广场上的抗议人群估计接近十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埃及女性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大多停留在仍旧安全的解放广场，只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防护面罩向政府部委发动进攻。救护车和摩托车专用的通道已被清理出来——抗议者建立了有效的运输系统，以便从前方将死伤者运送回后方。各种车辆呼啸而过，警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解放广场上的人们伸长了脖子，争相一睹伤者的面容。小贩们出售着爆米花、小扁豆和烤红薯，他们甚至用丙烷炉煮起了茶和咖啡。有两位棉花糖小贩背着一摞四五米高的粉色袋子挤进了人群。

位于开罗的这个广场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人们只来这里参加抗议活动，而从不占据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我住在距离广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从我所居住的小区根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同样也很难猜测，国家的领导者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的内阁就在抗议活动的第四天主动提出集体辞职。与此同时，穆兄会呼吁大家保持克制，它正在与自己发动的这场抗议活动渐渐疏远。穆兄会领导人呼吁下属成员不要前往解放广场，因为他们担心日渐加剧的动荡局势有可能使议会选举拖延。不过，对那些正在参加斗争的年轻人而言，以上诸方的努力似乎不会有什么效果。这些年轻人多数只有十几岁——有超过一半的埃及人口只有或不到二十五岁。在斗争的最前线，最忠诚的斗士们看上去略显贫弱，他们如此专注于这一场奇怪的战斗，以至于使之变成了一种例行仪式：冲向前沿，吸入催泪瓦斯，被救护车辆拉走，回头再来。

清真寺那口棺材里躺着的年轻人，只是迄今死去的三十多人中的一个。一位蓄着胡须的教长面向年轻人的遗体，讲起了先知的叔叔哈姆扎的故事，他曾在与麦加人的早期冲突中受尽折磨。接着，这位教长提高声调说到了解放广场上的抗议活动。“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所有的失望和不公大声说‘不’！要知道，我们会把这个人看做为真主乐园殉道的烈士！”他大声说道。“我们向真主发誓，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的血是英勇的鲜血！他的血为正义世界而流！真主的子民们，听我说吧！我们要游行，我们要在此坚守，直到烈士们的死得以昭雪！”

人群中有一个人应和道：“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

“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伟大的主！”

这下子，所有的人都高声呼喊起来，接着戴上面罩，争相出门投入了战斗。几个人抬起棺材，把它移到了别处。死者的母亲嚎啕大哭，她边上的另一个女人大骂着残忍的警察。“犯罪！犯罪！”她大声说道。“这简直是犯罪！”

“女士，这就是军人政治，”一个男人说道。“这全是军人统治所加给我们的。”

这几个人出去之后，房间里似乎安静了许多。整个祷告仪式中，后排有几个人裹着羊毛毯子呼呼大睡。一位年轻的药剂师志愿者在壁龛边上打理着一个小型诊所，我向他询问葬礼的事情，他眨了眨眼睛说自己太忙，无暇顾及葬礼的事儿。患者大多是因为接触了催泪瓦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中途几乎没有合过眼。地板上满是包装纸、小药瓶和各种罐子。就在我们说话当中，药剂师踩到一支注射器，伤到了脚掌。他蹲下身去，慢慢地贴上一块胶布，脸上带着挠痒痒般的无畏神情。他赤着脚。这条规矩没变，没有人在清真寺里穿鞋。

抗议活动的第六天，一个名叫萨利姆·阿卜德-艾尔萨利姆的人在清真寺里祷告的时候被人偷走了耐克凉鞋。“一切赞颂——”我在祷告室的后排遇见他，问他感觉如何时，他语气热烈地回答道，“全归真主！”我们闲聊了几分钟后，他才提及凉鞋被盗的事情。我想象不出光着脚被困在解放广场边上，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示威人群，不过，萨利姆似乎并不缺乏幽默感。清真寺一位做志愿者的看门人终于给他找来了一双备用凉鞋。

十几个年轻的革命者主动来到清真寺帮忙。跟我交谈的主要是瓦利德，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有些瘦削，但一双眼睛十分机灵。他每天都穿一件白色的汗衫，一如其他大多数人，他来清真寺的时候似乎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他不时在祷告室忙碌着，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瓦利德跟其他人一起向身心疲惫的人们分发毯子，以及募捐得来的食物和其他物品。这座清真寺也是整个广场伸张正义的主要场所。只要有人因为犯事而被抓获，他就会被带进清真寺。如果罪行严重，他会被捆住双手关进楼上的一个房间。此外，志愿者们还设立了失物招领台。我问瓦利德，广场上的扒窃是否很猖獗，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拎起两个大塑料袋倒出了里面的东西，那都是查抄得来的物品，钱包、家庭照片、身份证，在人们用来祷告的毯子上撒了一地。

大多数日子里，我独自来到广场上闲逛一圈，然后走到清真寺的后面坐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带了个随身翻译，以便了解更多。这座清真寺是开启对话的好地方，人们总想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一旦他们得知我不是穆斯林，就会立马强调清真寺向每一个人开放。好几次，有人紧紧拉着我的手，以非常慎重的口吻宣布，如果发生暴力冲突，他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我的安危。事实上，我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感觉到非常安全，尽管实际上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暴力活动仅局限于本地人，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什么排外情绪。广场上的人们对我再友好不过了。

然而，当斗争停止时，气氛骤然改变。经过一个星期的抗议，埃及最受敬重的伊斯兰组织阿兹哈的教长们在内政部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休战期间，军方在通往内政部的各条道路上竖起了水泥墙和倒刺网。现实的隔离和休战状态使差异显现出来——中断的进攻节奏犹如催眠大师捻响手指，抗议者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我开始发现，解放广场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人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打架斗殴变得稀松平常。突然间，半数的年轻人似乎都成为了志愿安保——好几个傍晚，我不得不在一个小时之内多次出示自己的护照。在此期间，媒体的标题似乎温和了下来——再也没有了死伤者的报道——但广场上的麻烦事与日俱增。

清真寺里明显没了负责人。寺里的阿訇名叫谢赫·马兹哈·沙辛，这个长相英俊的人经常上电视台的宗教节目。作为埃及的名人，他在抗议活动一开始就高调地力主和平，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在此期间他从未去过清真寺。即便在日落和傍晚祷告之间，我一连去了十次都没有见过他的身影，而按照规定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如埃及的诸多清真寺，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同样由政府掌管。）关于谢赫的去向一时间谣言满天。有人说他不想与革命者过从甚密，因为他的擢升得益于旧政府。也有人说他不愿意跟激进的教长们扯上关系，因为这些人自抗议爆发以来就一直待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

的确，埃及最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成员一到解放广场就把这座清真寺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支持这场革命，因为他相信这场革命代表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伊斯兰教教法的第一步。（他用手指拂过我的面颊，然后摇了摇头，意指我接下来不应该再剃胡须。萨拉菲派成员因为模仿先知的模样留长胡须而闻名。）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样的观点怎么就能逼谢赫·马兹哈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清真寺。他的改革态度同样人人皆知——他总是公开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只是他这个人也非常理智，无疑跟许多宗教激进分子打过交道。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谢赫·马兹哈醉心于宣传革命理想，却缺乏参与广场上乱糟糟的具体事务的兴趣。其他的政治人物和政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穆兄会与解放广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一心指望通过选举实现和平。与此同时，军方似乎也故意淡化人们的回应。它接受了内阁的辞职，并重新承诺将不晚于2012年6月完成总统选举。它更换了总理——不到一年的时间轮换了三位总理。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作“民族拯救政府”，这名字显然无法唤起人们的信任。目前尚不清楚军方是否会放弃控制权。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很少提及人们的抗议活动，尽管有示威者呼吁他辞职走人。

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人们时不时会谈论不见踪影的谢赫·马兹哈。“我一直在打他的电话，但他就是不接，”临时借住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谢赫·萨米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说他并不清楚阿訇为什么不见踪影，不过那不关他的事儿。他还说，现在这场革命跟上次推翻穆巴拉克那一场有明显的差异。“1月份那次是中上阶层，”谢赫说道。“他们要求得到社会正义和自由。现在这场革命纯粹是为了穷人。他们一无所有。”他说这些人的想法很混乱，但仍值得同情和尊重。“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惹麻烦，”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时常忍饥挨饿。”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帮年轻人牢骚满腹地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告诉谢赫·萨米，一位埃及女基督徒在广场上对清真寺口出秽语，说清真寺的卫生间很脏，还说女性祷告室因为有人睡觉而恶臭不堪。“她说他们的教堂比我们的清真寺干净得多，”其中一个年轻人数落道。他对谢赫说，对于进入清真寺的人穆斯林应该更严加筛选。

“在清真寺睡觉的女孩子一半以上是离家出走，”谢赫争辩道。“是把她们留在广场上跟坏人为伍，还是让她们住在这里？”他又说：“清真寺是真主的居所，而不是睡觉的地方。不过，如果这种时候有人进入清真寺，我肯定不能把她们赶走。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是阿訇。再说，广场上半数都是坏人。我要是把她们赶出去，那些人会等在外面把她们揍个半死。”

“我也在广场上，我就不是坏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咕哝道。

“我说的是‘半数’，”谢赫·萨米接过话头。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的身份证不下一百来个。“这都是我们从被偷的钱包里找到的，”他抓起一摞身份证问道。“你们还敢跟我说广场上没有坏蛋？”

抗议活动的第十天，一个人因为在其携带的行李中搜出剪刀而被带进了清真寺。几个人押着他穿过祷告室，一进入后边的盥洗室就开始揍他，而这里一直是祷告仪式前的净身场所。我坐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正通过翻译与瓦利德交谈，因为那个人的哀嚎，我们只得不时停下话头。边上跪着几个人，正试图继续自己的祷告。现如今，瓦利德身上的白色汗衫已经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色。所有志愿者看上去都一个样：日复一日，衣衫变脏，神经紧绷，眼神疲惫。从我在清真寺看见人们对第一个小偷宽宏大量之后，仿佛过去了漫长的岁月。

剪刀被视作违禁品，因为小偷们可以用它来划开人们的衣袋。瓦利德说，这个人的双手会一直被绑着，直至人们打定主意究竟拿他怎么办。人们通常把小偷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揍他一顿算是给点教训，有时候也会交给广场上的某位检察官。断定罪行等级的方法通常是清点这个人身上的手机数。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曾经对一位试图从他身上打探消息的政府特工用刑。（他说用刑十分奏效，尽管他不愿意透露最终成果。）广场上的人疑心越来越重，清真寺里也不时发生斗殴现象。自封的安保人员穿着武术家的拳服，时常进入清真寺四处闲逛。他们的拳服多印有旭日东升的图案，当他们赤脚来到壁龛跟前，清真寺仿佛变成了跆拳道武馆。

不过，频繁发生财物失窃倒是事实，有些盗窃案还显得稀奇古怪。有个人因为假扮医生进入清真寺而被人们逮了起来。几位志愿医务人员告诉我，大量的捐赠药品未经许可就被人拿走，也许正在黑市上叫卖呢。我来到清真寺后方入口处的药品储藏室查看，有几个不知是谁派来的守卫，手里拿着临时性的武器。他们刚拘押了一名警察，按他们的说法，这名警察捅伤了人。他们说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他正蹲在地上，玩着扑克牌。清真寺前门附近有人向我兜售大麻。剪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对男女在广场上的帐篷里做爱，被逮了个正着。一群人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女人被送去了医院，男人则像垃圾一样被直接丢进了清真寺。“当人们把他拖进来的时候，他只能靠四肢勉强爬行，”瓦利德告诉我。“过了一会他感觉好点了。我喂他喝了一点牛奶和果汁。”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伊斯兰教教法心生好奇。不过我注意到，萨拉菲派成员大都很少露面，曾经告诉我这场革命将会导致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的那位教长似乎也回家了。（我还注意到，此间没有人介意我是否剃了胡须。）曾经满怀虔诚和同情地谈论广场上那帮年轻人的谢赫·萨米因为劝架受了伤。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开罗，去另一个城市重操教师职业。

很难想象，解放广场上的这些年轻人将会从革命的这个阶段学到什么教训。事实上，拥有一定权力的每一个人——阿訇和政治家们，进步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都已经和示威者们摆脱了干系。清真寺的志愿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目前暂管的这个机构比整个国家更没有方向。然而，从旁观的角度看，抗议者已经达成了有价值的目的。他们提醒埃及人民不要忘了“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标，同时向军队和各个政党表明，愤怒的源泉依然深不可测。考虑到局势如此动荡不安，抗议活动爆发后第十一天所举行的首轮选举相当引人注目，它实现了民选，而且组织良好。当我前往投票站和人们交谈时，很多人都说他们感谢那些游行示威的人。我同时听到人们以十分平静的口吻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投票而认真费心。在开罗市郊马迪区的一个投票站，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投票。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穆兄会在首轮选举中如愿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过，萨拉菲派的成绩也好得出奇，初步结果表明，其下属党派光明党将名列第二。考虑到以上结果已涵盖埃及相对进步的很多区域，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在1月份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获得多数席位。不过，很难断定，由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政府将会带有怎样的宗教色彩。该党的官方平台强调自由市场政策，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而不管其信仰和性别，尽管妇女和年轻人在这个党派的领导层并没有多少地位。我在开罗跟许多看重稳定而非宗教的支持者交谈过，他们均认为该组织一向强调的纪律性使之不太可能屈从于穆巴拉克当政时的腐败和残暴。参选者们小心翼翼地弱化着宗教的角色。“我们并不关心是否谈论伊斯兰教，或者强拉大家进清真寺，”来自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告诉我。“这都不是政党要做的事情。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我提到包括海外观察家在内的观察人士表示过担心，穆兄会很有可能按其多年遭禁期间赖以成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精神行事。“你这样认为一点都没错，”曼苏尔回答说。他原本是一位口腔医生，今后仍将重操医疗行当。“我们在地下活动了八十年，”他说道。“我现在跟你说话，终于站到了阳光底下，这样你才能更加了解我。我来到阳光底下的时间只有六到八个月。”他着重指出，过去所遭受的压制把大家推向了极端主义。这样说固然没错，但同样属实的是，没有人知道当这样的组织初尝权力的滋味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广场上有很多人抵制选举，并拒绝结束自己的静坐活动。解放广场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随着时光流逝，上一代人陆续孤独地离开广场，而年轻人、穷人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去往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之前，似乎总能在这里初尝权力的滋味。这种本能里总有让人失望的东西——志愿者岗哨、公民逮捕、暴民的正义。同时，尽管从长远来看，你总能找到连续一致的内在逻辑，但广场上的情形总是令人迷糊而沮丧。清真寺的人们似乎是孤立的，我从未听见他们谈论Facebook和Twitter，这可都是他们革命之初的热门社交媒体。实际上，我要电话联系那些见过面的人都困难重重，因为被偷的手机实在太多了。

大选之后，抗议者们在解放广场上为最近的死难者举行了纪念活动，但到场者寥寥无几。埃及的中产阶级在活动的头几天确实愿意现身，看抗议者们展开战斗，并随时有人倒下——死难者最终超过了四十——但他们似乎没有纪念死难者的兴趣。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时候该走下一步了；示威者和死难者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

抗议活动的第十五天，我终于看见谢赫·马兹哈·沙辛出现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这位阿訇在解放广场主持了一场露天祷告，他在布道时对那些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加赞赏。“这个国家应该由那些参加过这一场革命，并为之战斗到底的人来领导！”他说道。“我们都是殉道者，那些指望我们撤离广场的人，首先必须尝一尝我们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祷告结束之后，谢赫走进了清真寺，几个保镖簇拥着他，把他与崇拜者隔离开来。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没法和我交谈，因为他马上要赶去开罗的其他地方拍摄电视节目。后来，一位翻译代表我给他打电话，询问抗议期间他离开清真寺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每天都在清真寺，”这位教长回答道。“我必须留在清真寺，主持日落祷告和晚间祷告。”我告诉这位教长的助手，我观察到的情形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可以隔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想再去出席一次日落祷告。一如既往，主持祷告的另有其人，教长依旧不见身影。长达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在清真寺只见过这位教长一次。

那一天，他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祷告室。我只好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苏尔坦的志愿者交谈了几句。我问起瓦利德的情况，穆罕默德这样回答我：“瓦利德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瓦利德从在清真寺睡觉的人身上搜罗了十多部手机和三百美元，理由是他会替他们妥善保管这些财物。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看见瓦利德。“你应该在文章中称为他‘骗子瓦利德’，”穆罕默德对我说。后来，我打通了瓦利德的电话，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不过他并没有再回到清真寺，同时，也有多位其他人员肯定了穆罕默德的说法。

穆罕默德是一位严谨的信徒，也是一名四平八稳的志愿者。他很少微笑，我也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他对瓦利德的罪行泰然处之：来到解放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前辈们曾经用弹壳做成项链，现在他们把战斗的故事换成了小偷小摸。不过，穆罕默德说自己非常乐于放下开车的活计，抽出时间来参加这场革命。“这样做很有意义，”他说。“一开始上阵的是热血男儿，现在则要由其他人来结束这场革命。”

这时，一位在清真寺药房做志愿工作，名叫艾哈迈迪·萨利姆的年轻人加入了谈话。“我们与1月的革命者还是同一个圈子，”艾哈迈迪告诉我。“也许我们不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只是一帮年轻人。老一辈革命者还在给我们提供指导，他们好比是棋手。我们现在只是棋子。”

我问穆罕默德，他打算在清真寺干多久。

“直到革命成功，”他表情严肃地回答道。不过，当我问他要手机号码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手机被偷了，”他说道。接着，他解释说，他在清真寺睡觉的时候，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你呢？”他问道。

我蹙了蹙眉头回答道：“我的钱包第一天就被人偷走了。”

[1] 意为“真主至大”。——译者

[2]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译者

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骨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2000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信

我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认识陈梦家的人。有时候我来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人已经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时赶到，关于陈梦家的各种故事版本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台湾一位九十九岁高龄的考古学家说，他曾经听到谣传，说陈梦家死于共产党之手。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说他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她实际上是一位京剧演员。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睡着了。等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像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陈梦家生前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张照片和一沓书信。上海博物馆专门腾出一个小房间，以陈放他曾经收藏的明代家具，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把刻着“寿”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馆退休馆长马承源是陈梦家的生前好友。马承源告诉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陈梦家当时给了他一本《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马承源笑了笑说：“你得明白，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取的。”

陈梦家的遗孀去世之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从赵景心的手里购得了这一批家具。（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八十五岁[1]的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陈梦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献自己的家具。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话：“那把黄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应该捐给上海博物馆。”[2]我问马承源，陈梦家做出捐献决定是不是因为担心家具会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他在1963年告诉我，他对这批家具的保护很有些担心，”马承源说。“不过他从未提过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只能猜测。”

我到处寻找着有可能串起陈梦家生前故事的相关物品。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完整传记，也没有对他的死因的细节描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陈梦家的早年岁月比较容易追溯，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发表作品。他于1911年出生在东部的南京市，他的父亲既是教师也是长老会牧师。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个——五男五女，全都大学毕业。最为聪明伶俐的陈梦家排行第七。他十多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到二十岁出版诗集时，他已经名声大振。按照中国诗人的传统做法，他给自己取了笔名：漫哉。他成了最年轻的新月派诗人，这一派的浪漫诗人刻意规避中国古典诗词的死板规则。

陈梦家的诗词风格简单而规整，评论家往往将他与豪斯曼和哈代相提并论。童年之后他就没再信过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似乎总怀着一种宗教情结。在早期的一首诗作中，他凝望着一尊有着千年历史的女子面部雕像，注意到了她那“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希微”。1932年，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是学习宗教学，随即又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历史越来越近，诗性却日渐远去。陈梦家在《自己之歌》中写到了创作的痛苦：“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他后来又写道：“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链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等到三十出头，他基本不再写诗，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

他的妻子赵萝蕤也是奇才。她二十五岁便出版了《荒原》的首个中文译本。日本人在1937年入侵南京之后，陈梦家和赵萝蕤跟着许多中国学者一起搬到了西南部的云南省。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他们提供人文科学奖学金，以资助他们前往美国。来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题写了一篇论文，陈梦家则四处搜寻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漫哉”先生人如其名，他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檀香山、多伦多、巴黎、伦敦、牛津等城市遍访博物馆和私人藏品。1947年拜访过斯德哥尔摩之后，陈梦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见我，并带着我参观了他的私人藏品。我深感荣幸地与他交流和探讨了两个小时。”

尤其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有很多古代青铜器被劫掠出中国，但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陈梦家计划以此为题写一本权威性的著作，配套提供照片和类型学分析。1947年，他回到中国，同时把一大摞手稿寄给了哈佛大学。编辑工作通过来往邮件进行。但是，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1950年旋即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联系霎时中断。

芝加哥美术馆的一位部长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近年一直致力于追寻陈梦家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书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陈梦家历次旅行的线路信息，但她告诉我他寄给哈佛的书稿已经遗失。有证据显示，这部手稿交给了哈佛的一位研究生进行编辑，但这位学生在1967年自杀身亡。这本书一直没在美国出版。（我看到的带有反美标题的中文版本编辑粗糙，是一本缩编本。）

1956年，陈梦家就甲骨文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名叫《殷墟卜辞综述》。全书包含商代文法、天文、祭祀、战争、地理等重要话题。我碰到的每一个古汉语学者都说这是一本旷世之作。

不过，陈梦家的个性总与红色中国的政治走向背道而驰。“陈梦家具有诗人的敏感，”同为陈梦家朋友的考古学家王世民告诉我。“他总是言由心生，心直口快。”

字母

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19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九十七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九十二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1940年代，他曾在纽约当过银行家。“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错字

陈梦家有个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岁的退休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陈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个“梦”字。）12月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陈梦熊位于北京的家中拜访；他满头白发的妻子带着不自然的笑容给我们斟上了茶水。

陈梦熊似乎并不愿意开口——他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他给我看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家族合照之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被划成“右派”之后，下放到河南从事了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他一直很外向，但回来之后很少说话，”陈梦熊说。他还说自己对陈梦家的妻弟赵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馆的钱。“梦家希望是捐献，而不是出卖，”老人很生气地说道。“我从此再没和他说过话。”

我拿出陈梦家在1966年写给博物馆馆长的信件复印件，递给了陈梦熊。他默默地读着。“我之前从没看见过，”他说道。“你从哪里得到的？”

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那一年8月，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陈梦熊说道。“我正在挨批斗。我大儿子那时候九岁，我叫他溜到梦家的家里给他提个醒。他家里有很多旧书旧画之类的东西，我叫他要么扔了，要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陈梦家头一次想到了自杀。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不过没有死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场，红卫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位，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叫她赶快回家。

“梦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又让医院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自杀了。他们有一个住家保姆，我觉得是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没法去他家，因为我正在接受批斗。没有举行葬礼。”

陈梦熊停了下来。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老人随即又讲了起来：“我妻子那一年同样麻烦不断。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她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50年代的‘反右’运动把她吓疯了。1966年，陈梦家去世后不久，她单位叫她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陈梦熊停下来，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字：万岁。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妻子曾经写的错字：无岁。“她马上被逮捕了。”他说道。“有大概五年的样子吧，她一直被关在河北省。有一阵子，她还被关过猪圈。70年代初她被释放回家，可从此变了个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调查过程中只采访过一个年轻人。我在有关汉字的一家网站找到了一句陈梦家的引文，这家网站的编辑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高奕睿的博士论文以汉字演变为题，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者们一直认为，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问高奕睿，他怎么会去研究汉字。他说自己年轻时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学，那么可以减少六个月的强制性兵役期。怀着这样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学提出申请，但全都错过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还可以申请。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汉字世界入了迷，”他说道。

一天晚上，我们约在北京城中心的后海附近喝酒。当时正是气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诗歌

陈梦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斗、毒打和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后来有所康复，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1980年代，她译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草叶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次年，她被该大学授予杰出成就奖。她死于1998年。

不久前，我结识了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同学巫宁坤，他现已八十三岁。1951年，巫宁坤在赵萝蕤的邀请之下，放弃正在写作的有关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从事教学工作。巫宁坤先被划为右派，随后于1958年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时而蹲监狱，时而被下放到农村。他于1990年携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国，并定居于弗吉尼亚州赖斯顿。1993年，他出版了有关共产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一滴泪》。

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

“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3]）

[1] 原文如此。根据资料，马承源出生于1927年。——译者

[2] 此处文字为英文译文。——译者

[3] 此处采用赵萝蕤的译文。——译者

◆◆◆◆ ◆◆◆◆

我坐上车后，出租车驾驶员微笑着用英语说了一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当他一开口，英语就变成了肢体语言：身体前倾，一边抓着方向盘一边噘起嘴巴，同时提高了声调。他还会说“Hello”和“OK”。他用英语说了两遍“早上好”，接着就说起了中文。我们往北驶去，寻找着奥运的迹象。

2月末的这个星期，对北京的外国人乘坐出租车很有利。出租车上的短波节目每天都会做出特别提醒，要求驾驶员对外国客人以礼相待，因为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正在北京对该市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进行为期四天的评估考察。出租车配备了两盒英语学习磁带，教司机们学习有助于申奥的词汇短语，其中包括了“阳光明媚”，“若能办奥运，城市更漂亮”和“漆器于唐代由中国传往日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师傅，他去年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谈论了中国申奥的事情。据此写成的文章只有三百三十五个字，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也许因为文章引述了孟景山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用来讨论人权的。”为表彰孟景山出色的外交才能，政府向他授予首都“百佳出租车司机”的荣誉称号和几千块的奖金，北京的报纸纷纷把他作为普通人的楷模加以报道。

我告诉驾驶员，我是新闻记者，想去察看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所在地，他仿佛一下子觉得载我的责任沉重了许多。他向我打包票，在我们通往长城的高速公路沿线肯定能找到修建场馆的地方。我掏出记录本时，发现他开始冥思苦想。“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利，”他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反正就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我们上了二环，两旁飘扬着迎接考察团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奥运”，对应的英文却是“New Beijing，Great Olympics”。我很好奇，怎么单单就一个形容词进行了改译。几个星期后，我采访北京的刘敬民副市长，他说中文的“新”字含义更丰富，不太好翻译。“我们决定把这个字改译成英文的‘Great’，因为奥运会本身就具有古典意义，”他说道。“用‘New’来描述，似乎不太妥当。”不过，当我和另一位体育官员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的解释似乎更为直接。“如果翻译成‘New Olympics’，那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想改变奥运会，”他说道。“国际奥委会可不喜欢这一点。他们会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莫非想夺奥运会的权。”

出租车司机是申奥活动的排头兵，不过其他的参与者也数量众多：被动员起来清洁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就有数十万。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字楼上班，那里曾发布过如下告示：“因为奥委会代表团将于下周考察北京，三环路沿线的建筑物将被要求停止供热，以免产生烟雾和粉尘。因此，请大家下周上班时穿上厚衣服！”对北京的空气，大家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谁叫这座城市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呢。不过政府已经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工程，其中包括大量使用油漆：根据官方数字，油漆覆盖的总面积为二千六百万平方米。工人们把高速公路的护栏刷成白色，天安门广场的草皮也被刷成了绿色。他们把旧世界的色彩泼到了华丽新世界的建筑物上。突然间，全城的工人居民楼仿佛集体用上了热腾腾的意大利调色板：亮绿、黄赭、淡蓝。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工体路上，一溜灰色的陈旧楼房呈现出红赭色。沿街走下去，一栋六层楼高的公寓正立面被浇成了明亮的威尼斯粉紫色。其他三面依旧灰白，不过从路上根本看不见。

针对城市的这些改进措施代价不菲：北京做出的预算相当于二千万美元，据政府主办的通讯社报道，如果申办成功，该市还将另外拿出二百亿用于治理污染、改进基础设施和修建比赛场馆。参与竞争的城市有巴黎、大阪、多伦多和伊斯坦布尔，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13日在莫斯科做出最终决定。1993年，北京提出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一说起这样的结果，有些中国人依然愤愤不平，一如他们对于国家男子足球队屡次无缘世界杯时的怨声载道。今年，大家都认为申办路上不会再有绊脚石。在撞机事件导致的最紧张氛围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特别指出，两件事情应该区别看待，着重强调了中国人民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不会因为与美国的冲突而削弱。实际上，北京申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正是来自公众的高度支持。

这样的热情让我感到吃惊，因为在文化上奥运会没有一样东西和中国有关。除了柔道和跆拳道跟中国有着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奥运会的体育项目。中国古代的贵族玩一种与足球略微相似的“蹴鞠”和类似于高尔夫的“捶丸”。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画，画中的唐明皇正与宫女们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不过，古老中国传统体育的核心，也就是普通大众更能接触的部分莫过于搏击之术“武术”，以及“气功”这种冥想性吐纳的练习方式。中国古人没有修建过体育馆，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运动原本就不是为了吸引愿意交钱的观众。中国古代语言中没有“运动”一词，直至19世纪外国人方才引入了更为系统的体育运动方法。

中国历史学家将1840年作为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分界线。那一年夏天，第一支荷枪实弹的英国舰队开进广州，催生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最为痛苦的历史纪元。19世纪到来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中国体育引入了西方的竞争观念。20世纪初叶，中国人开始对奥运会萌生兴趣，1932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一位短跑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六十九人的代表队，其中男女混合武术队在希特勒面前进行了表演。至此，中国人全力投入奥运会，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体育运动可以帮他们洗刷过去一百年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大家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并急于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并不弱小，”萨利大学致力于研究苏联和中国体育的詹姆斯·里奥丹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

1949年之后，中国人的体育运动与政治更为纠葛。中国大陆参加了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但之后一直缺席，因为国际奥委会继续认可来自台湾的运动员。直至1979年，中国终于同意回归奥运会——不过，随即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他们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活动。1984年中国人重返洛杉矶奥运会，并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六。然而，那一年的竞争因为苏联人发起的抵制活动而受到削弱，中国运动员在游泳和田径等热门赛事上技不如人。

“他们发现，西方人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占有了先机，因为后者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兴奋剂，”里奥丹教授说。“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想在奥运会上有所斩获，你就得服药。”

东方阵营的运动体系解体之后，据说来自欧洲的教练和兴奋剂行家把自己的技艺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投入重金建设体校体系，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止，据估计中国为构建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体系投入了二亿六千万美元。那一年，中国队只夺得五枚金牌，但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培养出了多位世界一流的女子游泳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

自古以来，中国女子就在体育运动中比西方女子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侠女英豪是武侠小说中的典型角色。不过，中国女子在耐力和力量型运动项目中的突然崛起还是不免让人讶异。1994年，十一位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上检测呈阳性；1998年，澳大利亚海关官员在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行李中发现装有人体生长激素的小瓶子，更让参加锦标赛的中国队经历了最为尴尬的时刻。2000年夏季奥运会之前不到两个星期，有二十七名运动员被剔除出中国代表队——大多因为兴奋剂检测呈阳性。

然而，中国人已经在一些西方人的体育项目方面展示出过人的能力。中国在女子垒球上相当成功，这个项目在1996年正式被引入亚特兰大奥运会。那一年，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一枚银牌，之后在2000年的奥运赛事中名列第四。然而，在我生活于中国的四年期间，我从未见过有人从事这样的运动，同样也没有听见人们提起过它。中国国家队在训练和谈论这个项目时所使用的术语——局数、出局、坏球、几振球——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跟中国的许多奥运会运动员一样，垒球运动员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运动项目，但他们仍旧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队居于奖牌榜第四位。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位列第三。

不过，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看，中国仍旧在宣扬非竞技性的体育传统。在我们前往长城的路上，彩旗上印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交织的五环变换为操练太极的人形，这样的自我修炼与奥运会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出发的第一个小时内，出租车停下来问了两个警察、两个司机和五六个路人，他曾试图用手机拨打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但号码一直占线。

大家似乎都十分关心，很想帮外国记者找到奥运场地，但对于城北的具体地址谁也说不清。出租车司机叫我别担心，肯定能够找到。可他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至我们来到城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沙河，仍然没有发现未来奥运的任何迹象。我们开过一家炼油厂后，驾驶员对着沙地撒了一泡尿，接着抽起了都宝香烟。抽完香烟，他似乎平静了许多。回到出租车，他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吧？”他说道。

“对，”我回应道。

他介绍自己叫杨树林，我可以叫他杨师傅。他五十二岁，每个月能挣五千块。他穿着一件橄榄绿聚酯材料的军人制服，厚重的制服上钉着铜扣。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内蒙古当过兵。他的出租车有一种复古风格：司机专用的白色棉质手套，老式的布鞋，后视镜上挂着带毛泽东像的垂饰。毛泽东像下方有两句话：“一帆风顺”，“百毒不侵”。

我们在一个警察跟前停下，他告诉我们说奥运场地应该往回走，在大屯社区。我们调转方向，在安立路和慧中路交会处停下了车，两个警察正在给另外一辆出租车开罚单。杨师傅深吸了一口气。“这位是正在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们正在找寻2008年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地方。”

一切都停止了。其中一位警察正在填写罚单，他的笔一下僵在了空中；被开罚单的人抬头看着，脸上充满了期待。他个子瘦小，穿着有些肮脏的尼龙外套，因为在禁停区拉客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奥委会检查团进城之后，所有的交通规则都得以热情执行。那位警察朝我微笑。

“请等一下，”他彬彬有礼地说道。他拿起对讲机一番交谈后，转向了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又对着对讲机大声嚷嚷道：“我们这里有个美国记者，他正在报道申奥活动，他要来大屯这里看看奥运场馆。”

稍稍停顿之后，他抬起头来：“他们正在给上级打电话。”

大家都等着。被开罚单的家伙建议我们往西开几个街区，那里有一块地刚被清理出来。警察叫他不要乱说。对讲机响了。

“往西开，那儿有一片插着彩旗的场地，”警察对杨师傅说道，随即又转向了我。“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很适合修建体育场，”他中气十足地说道。“在那个地方可以踢足球、打羽毛球和网球。”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喜欢用宽泛的哲学术语谈论奥运会，特别是当他们面对那些一直无法在重大的奥运项目上具有过人表现的国家代表队时。有人把他们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天生的能力，也就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块头更大，肌肉更结实，还有人指出了心理方面的差异。我遇到过很多中国人，他们深深迷恋一种网论：中国人在乒乓球、羽毛球和排球上的表现出类拔萃，因为这些项目的参与双方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中国人不善于直接对抗，”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告诉我。“我们更擅长比赛者中间隔着一张网的体育项目。”跟我交谈过的很多人一样，何慧娴也用“小巧”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人——巧妙灵活，而非强壮。她还说，尽管中国人天生善于团队项目，但传统文化妨碍了造就伟大运动员的那种个性特征。“儒家思想要求大家有所收敛，”她说道。“你看美国——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独立和创造的教育。中国呢，强调的是纪律。”

就连中国人最为根深蒂固的爱国体育热情都受到这种不自信的驱使，1993年国际奥委会把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悉尼狠狠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他们推论做出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有观察家相信，对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使投票结果发生摇摆；另一些人则指出，媒体上报道了诸多流言蜚语，说澳大利亚成功贿赂了多位奥委会成员。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失败的结局恰好印证了他们并不陌生的来自外国人的不公正对待。投票次日，一份《中国日报》的社论提醒读者，中国“所遭受的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长达一个世纪。对那些无意于反殖民论调的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仍然突出反映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显著差异。

“发达国家视奥运会为商业活动，”自1988年便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过历次夏季奥运会、高大而帅气的电视解说员徐济成说。“正如他们所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摆设，所以我想办一场招待会，你们大家都来吧。’还要买票。但发展中国家根本不这样认为。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面貌，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我问徐济成，他对中国采用西方的体育运动理论是否持保留态度，他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只说这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我在1988年参加过汉城奥运会，”他说。“韩国人告诉我，如果不是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什么样子。举办汉城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仿西方人把体育当做商业的做法。他指出，政府今年已经把很多体育项目由国家支持转向了企业赞助。希尔顿香烟资助过全国篮球比赛，可口可乐现在资助的是中国足球。“五十年之后，我们会跟西方一模一样，”徐济成信心满满地预测道。“我们会觉得奥运会就是一种商业活动。我们会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想把大家请过来，为的就是好好炫耀一番。’”

杨师傅终于在五点半找到了一处奥运场馆所在地。我们钻出出租车，走到了一片空旷的场地。这里有四个街区那么大，位于北京北边的正中央；原先耸立于其上的建筑物都已经被连根拆除。周围插上了粉色的旗帜。

“这里将举行足球和网球比赛，”杨师傅告诉我。他一边笑，一边在空中做了个挥拍的动作。

“还有羽毛球，对吗？”我问道。

“对。”

我们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场地。

“好，”我说道。“也许我们该回家吃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到了交通拥堵。里程表显示，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情绪也明显进入了低潮。我感觉到，杨师傅十分担心。他终于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还没有打算，”我回答道。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吧。”

他说，这里离他位于北京东郊通州的家并不远。他又开始谈论起体育运动。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是麦克·泰森，因为这位拳击手在手臂上刺着毛泽东头像。

“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泰森呢？”杨师傅发出疑问。“因为他喜欢中国。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道。

“如果不了解中国，他怎么会在手臂上留下那样的纹身？”

关于美国的体育运动的成功，杨师傅给我讲了他的理论。“美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身体素质好，”他说道。“美国人块头很大。他们一生下来就有好东西吃，还有，美国的科学更发达。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办法跟美国竞争。健康很重要。你看人家泰森。他要不是长得那么壮，怎么打得赢？”

我们到达通州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公路沿线的霓虹灯闪烁着“北京2008”和“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的字样，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和一家自称“乌尔玛”的超市。杨师傅家是简陋的平房，宽大但却很冷。他向他的妻子杨雪玲介绍了我，她个子矮胖，面颊红润，蓄着一头黑色短发。“他是采访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陪了他一整天，所以请他来家里吃顿饭。”

她把我们让进饭厅，接着便进入了厨房。杨师傅说，她在给我们准备蒙古火锅。

他给我倒了茶，于是我们坐到了正屋，端着茶杯暖手。杨师傅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女儿会讲英语，他一说起来就显得非常自豪。我问起北京奥申委发给他们的英语教程，他找出一本课本，打开了录音机。

一男一女两个声音非常细致地朗读着。Hello！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杨师傅一边跟读，一边倾身向前紧张地聆听着，他的声音因为太用力而有些颤抖。我翻看着书本，在“更多常用语句”一章停了下来：

33.城市的交通正在改善。

34.我喜欢北京的风景。

35.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

36.我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杨雪玲又走出来，说火锅已经弄好。她端了出来：一只盛满了油和辣椒的圆形铜制容器，安放在燃着酒精灯的三脚架上面。我们坐了下来，随着一卷卷粉色的羊肉放进热腾腾的油锅，房间里暖和了起来。那顿饭十分可口。我们对奥运会只字未提。

三天后，我跟着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们踏上了他们最后的北京考察之旅。奥委会是个相当奇怪的组织。委员由它自己挑选，权力高度集中在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手里。尽管国际奥委会接近百分之七十的运作经费来源于美国的赞助商和电视网，但它的政治主要由欧洲人把持：在具有表决权的一百二十三个席位中，欧洲人占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三个委员。从投票权来看，这意味着十三亿中国人所占的份额跟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洛哥几个王国相当，因为他们现在各有一个委员。国际奥委会只有十三个女性委员，其中有两位王妃和一位西班牙公主。

因为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俱乐部，国际奥委会和只在1968年举办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历来不畅。那届奥运会之前，数千名学生举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把钱花在数百万贫困墨西哥人无法受益的体育比赛上。墨西哥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如期举行，但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不再挑选发展中国家——由于西方媒体很少提及，墨西哥城大屠杀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众熟知的奥运历史。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竭力改善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资助其修建运动中心，并提供差旅费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奥运比赛。国际奥委会还增加委员名额，以更多地吸纳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体育代表。但是，这一进展很可能因为1998年盐湖城爆出丑闻而放缓，该城市当年为提高2002年冬奥会落地的几率，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提供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礼品。贫穷国家的代表更容易成为目标：在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的十名委员中，有九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丑闻发生后，国际奥委会取消了申办程序中的礼品发放环节，并禁止委员以私人身份前往候选城市。今年是全面执行诸项规定的第一年，碰巧中国的申办活动还受到了政治责难。3月28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宣布中国的申奥活动应该遭到抵制，原因是人权问题。

国际奥委会可能持这样的想法，奥运会将为中国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推动力。在中国内部，相当一部分人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我跟大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交谈过，他们支持申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与外界的交往。3月30日，《天安门报告》的匿名作者对《 时代》一篇名为“奥运会有助于改革”的署名评论文章发出的类似调子进行了回应。奥委会委员考察北京期间，作为共产党死对头的“法轮功”分子们刻意避免进行公开抗议活动。在国际奥委会考察北京期间，即便是异议团体也刻意避免进行公开的抗议活动。

在我跟随考察团出行的那一天，北京的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称心如意。考察之行一路顺畅，没有重大的抗议活动，连城市上空的苍穹都很特别：阴冷，湛蓝，无云，呼呼刮着北风。奥委会委员被分成两组，我跟着五个人一起考察未来的比赛场址。考察团中，四人来自欧洲，一人来自澳大利亚，全都穿着崭新的美津浓夹克衫，左胸绣着“评估委员会”字样。对于记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奥委会提出了规定：奥委会委员和中国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可以记录，但不允许提问。

我们坐上了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警车闪着警灯在前面开道。两条车道已经清理出来，沿途数百名警察向我们行着注目礼。交通停止了，骑自行车的人昂首张望，每一盏交通信号灯有如魔力般都是绿色。（此前一天，中国人领着奥委会考察团参观过他们的交通控制中心，并演示如何远程操控交通信号。）顺着长安街往东，我们突然遇上一盏红灯，这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们的车队一头冲了过去。

之后的三个小时，五位委员在中国官员和记者的陪同下查看了沙滩排球、水球、垒球、网球和举重场馆的所在位置。时间短暂，我们在每一个选址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考察的其中一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巨大的体育馆正在兴建之中。一开始，这座场馆被设计用于排球比赛，但等到2008年，它又将被改用于奥运举重比赛。在这里，我们全都戴上了硬质安全帽，一位名叫刘列励的经济学家领着我们开始了考察。跟记者群的每个成员一样，我尽可能贴近奥委会委员们，以听清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在将会成为观众席的地方停下来，凝望着伸向远方的一个大土堆。刘列励指着未来的举重比赛台，两个工人正在那里捣鼓着防水布。澳大利亚籍委员有话要说。“那里是运动员的热身区吗？”他指着一个土堆问道。我和其他记者蜂拥靠前。

“那里才是热身区，”刘列励指着另一个土堆说道。

澳大利亚人指着一处阴影问道：“运动员从这里直接走上比赛台吗？”

记者群里响起一阵低语声。刘列励笑了笑。他回答道，如果北京获准举办2008年奥运会，举重运动员从热身区直接走上比赛台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澳大利亚籍委员满意地点了点头。刘教授转身对考察团进行了说明。他说，这座崭新的体育馆将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就在我们做着记录的时候，他又说道：“完工之后，它看起来像是一只漂亮的蝴蝶，或是可爱的外星飞碟。”

◆◆◆◆ ◆◆◆◆

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人民议会大厦内部的法老大厅，自1964年以来，一个叫做里法特的人便在这里为埃及的政治家们擦皮鞋。议会议员们打发空闲时间的这个大厅铺着大理石地板，竖着几根被粉刷成松树样的立柱，以及被视为古埃及民族之神的荷鲁斯鹰头人身铜像。铜像的后边摆放着里法特用来擦鞋的鞋油盒子。他把布条和拖鞋放在边上不易让人看见的地方。他个子瘦小，穿着拖鞋，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我在3月中旬来到这个大厅看见他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政治家们一样舒适惬意。

新议会成立即将满两个月。我等的人名叫苏比·萨利赫，他是穆兄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立法委员。这一届立法机构组建于革命之后，这是埃及六十年来首次通过自由选举组建而成的立法机构，也是激进派第一次在该机构赢得多数席位。作为愿意与其他政党开展合作的信号，穆兄会做出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不安排任何人参选——但这一承诺在萨利赫与我会见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打破。上个月，穆兄会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首轮投票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进入本月举行的最终投票。不过，当我拜访法老大厅的时候，尚不清楚穆兄会如何构想自己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萨利赫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立法委员之一。

我一边等待，一边通过翻译与里法特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曾经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议会议员们擦过皮鞋。里法特向我讲起了前一届议会的故事，当时的主导者是民族民主党。数十年来，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政坛无可匹敌，服务于穆巴拉克政权。革命后，这个政党被法院命令解散。

“那一届议会只有八十八个穆兄会成员，但他们全都会出席会议，”他说道。“民族民主党的议员有时候不参加投票，所以没办法占到多数。有一天，又发生了这种事情，艾哈迈德·埃兹跑到大厅里来，叫所有的民族民主党议员赶快回到会场参加投票。他还这样吼我：‘还有你，里法特！如果你给议员们擦鞋的时候老这样拖拖拉拉，我就向议长告你的状！’我回敬他：‘无所谓，我又不怕你。’”

他挑衅地挥动着手指，仿佛艾哈迈德·埃兹还站在他跟前。埃兹是民族民主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革命之后因为贪腐罪名被判刑十年，现已被关进开罗的托拉监狱。

“于是他跑去法特希·苏鲁尔面前告状，”他继续讲述道，这位前议长现在也已锒铛入狱。“不过议长这样回答他：‘里法特是个好人，由他去吧。’法特希·苏鲁尔跟艾哈迈德·埃兹不一样。我当着真主的面都敢说，他是无辜的。不过，遇到穆巴拉克这样的总统，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里法特说，他对那一场革命早有预料——他之前就有种感觉，上一届议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寿终正寝。他不停地闲聊着，直至苏比·萨利赫出现才完全改变了体态。他低下头，谦卑地微笑着，退后一步把萨利赫让到座位上。作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萨利赫被委以起草新宪法的重任，他说大家所遭受的压力十分沉重。“人们没有耐心，因为他们始终怀着革命一般的热情，”萨利赫说。“他们的这种热情没有节制。革命靠的就是热情。”

里法特依旧站在一边，萨利赫示意他过来脱鞋。

“这才是议会里最好的人，”里法特说。“他为人正直，发言清晰。讲诚信，是个好人。”

萨利赫微笑着挥挥手，打断了这一连串的恭维。

“他这样的人议会里找不出第二个，”里法特继续说道。他跪下身子，脱掉立法委员的鞋子，退到了荷鲁斯铜像的后边。萨利赫就自己对埃及新宪法的种种抱负侃侃而谈。他说可能会借鉴法国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议会和总统之间实行了分权。“普林斯顿大学为我们准备了一百九十四个国家的宪法，我们都进行了研究，”他说道。再过两天，他将出差到墨西哥进行实地调查。

皮肤黝黑的萨利赫蓄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年届六旬。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穆兄会成员都更易露出笑容。穆兄会成员言谈比较正规拘谨，喜欢拿腔拿调——或者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自高自大。我曾经听见有人夸下海口，说他仅凭走路的架势就能在人群中发现穆兄会成员。不过，要找出一个模式并不简单，因为这正是该机构神秘性的一种体现。埃及社会有许多身体性的标记——你从妇女披戴的面纱，或者是否把头发显露在外，便能读出很多信息，你还能根据额头上的祷告磕痕断定某个信徒的虔诚程度。最为保守的当属萨拉菲派，通过其浓密的络腮胡和修光的上唇须便能轻易辨认。埃及的基督徒多在右手腕下端刻有十字架形小纹饰。但穆兄会成员身上找不到明显的标记，有的人蓄着络腮胡，有的人则像萨利赫那样把胡须剃得一干二净。他的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屏保图片是他自己的大头照，只要有来电，照片就会不停闪烁。照片中的他依然带着微笑。

我问他们是否打算强化埃及临时宪法的第二条。这一条把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制体系的“首要来源”，尽管这一教法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过严格执行。“第二条不会改动，”萨利赫回答道。“萨拉菲派想修改这一条，但我们不会。”

里法特拎着擦好的鞋子走过来，把它穿到了萨利赫的脚上。我继续问，穆兄会有没有打算提名总统候选人。

“永远不会，”萨利赫回答道。“永远不会。我们不会提名任何一个人。”该组织的其他人在我面前坚持同样的说辞，这一承诺一直是议会选举的重头戏——它经常被援引，以表明穆兄会无意获取国家政权。萨利赫继续说：“我们要向所有的党派传递信息，从而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想独占权力宝座。我们有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参与，而不独占。’”

穆兄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曾经警告其信众，过于坦诚是一种错误，所以秘而不宣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明显特征。时至今日，诸如会员资格和资金来源这样的基本细节依旧成谜。一位发言人告诉我，穆兄会有四十万成员，另一个人则说有七十万之众，其高层领导人拉沙德·巴尤米则说，有人估计这一数量可能高达二百万，不过他说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

穆兄会在西方人面前尤其讳莫如深，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反殖民根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该组织于1928年成立于苏伊士运河畔的伊斯梅利亚，巴纳曾经是该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对当地的英军营地和苏伊士运河外资公司深感厌恶，希望组建的社团有助于结束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状态。他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并主张巴勒斯坦人有权使用武力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1930年代，穆兄会对巴勒斯坦事务表现得尤其积极，不但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且帮他们训练战斗人员。不过，巴纳拒绝在埃及本土使用武力，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了穆兄会所有领导成员的共识。他们甚至对和平示威这样的行为都十分谨慎——对革命组织而言，这样的品质令人感到非常好奇。

穆兄会对于政治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该组织的核心高度宗教化：在穆兄会成员看来，伊斯兰教奠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和世俗不应该存在差异。巴纳认为，埃及应该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化，以便于政治工作的开展。不过，尽管目标如此雄心勃勃，他的行事本能却极度本土化和实用化。理论从来就不是力量所在。在《穆斯林兄弟会》一书中对该组织早期历史做详述的理查德·P·米切尔指出，“无论巴纳还是这个组织都未能提出能被勉强称为宗教观念或者哲学观念的东西。”

正是由于穆兄会从不强调理论层面的东西，它反而包容了诸多思想观念。赛义德·库特布是该组织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1950年代时执掌其宣传部门，他鼓吹以“圣战”手段对抗非伊斯兰统治者，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圣战战士。哈马斯是穆兄会的直接产物，这两个组织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穆兄会长期以来强调和平变革，该组织成员最近一次为人所知的恐怖行动也发生于五十多年以前，但其成员一直催生着一种另类的世界观，从而鼓励了扩及全世界的恐怖活动。

数十年来，穆兄会一直未能获准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确立稳定的地位。巴纳于1949年遭到暗杀，三年后，穆兄会在驱逐英国殖民者的抗议活动中功不可没，从而把自由军官组织和阿卜杜尔·纳赛尔扶上了权力宝座。但纳赛尔和军方很快就向自己的同盟反戈一击，对穆兄会展开了残酷的镇压。自此以后，政府对于该组织的态度一直介于勉强容忍和彻底压制之间。该组织的领导人大都被关进过监狱，从技术角度而言，该组织至今仍是非法团体。不过，从一开始它便有效地开展着草根运动，上至推行伊斯兰教育，下至协助脱贫和赈灾。1990年代，它在影响埃及发展的诸多辛迪加组织和专业联合会中成功地谋得一席之地。穆兄会对这些辛迪加组织的经营大获成功。尽管西方人把激进主义和穆兄会联系起来看待，但它在最近数十年间已经演变为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占绝对主体的组织——当前的领导地位主要由医生、工程师、牙医和药剂师把持。

在去年的革命中，穆兄会成员没有冲锋在最前线。当解放广场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穆兄会最开始的态度是拒绝参与。但三天后，随着政府进一步诉诸武力行动，穆兄会成员终于加入了抗议的人群。2月15日，也就是穆巴拉克辞职四天后，穆兄会宣布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去年11月，就在国家准备议会选举的时候，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占领了解放广场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大街[1]。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试图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由此造成四十多名示威者丧生。面临此景，穆兄会要求其下属成员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相当数量的穆兄会成员对这一决定深感不快。近一个月后，我见到了正在参加议会选举的穆罕默德·贝勒塔吉，他这样对我说：“流了太多的血。这么多年轻人，总应该有个人站出来给他们提供指导。”开罗的很多人视穆兄会为机会主义者，有意避开解放广场，一心专注于竞选活动。不过，它的选举机器运作良好，自由与正义党的组织工作迄今看来最为完善，其候选人大肆强调与基督徒和世俗分子的合作意愿。我参加了贝勒塔吉的一场竞选集会，主持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对着麦克风大声叫嚷：“拥抱伊斯兰的第一个人是女性，第一位殉道者也是女性！”

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博士是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他在投票的前一天告诉我：“我们要以新人和中东地区温和派的面貌示人。”贝勒塔吉和曼苏尔在选举中轻松获胜，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全国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七。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非去议会不可了。

完全改头换面的立法机构也许永远找不到电视直播的最佳时机。不过革命之后一定是最坏的时机，不光面临总统大选延期，而且国家经济急剧衰退，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不时浮现着军方背景、躲避媒体如瘟疫的委员会手里。在埃及，这档节目被称为“议会之声”。该节目现场直播，不带评论，议员可以在节目间隙接受采访：

问：我们早先曾听说，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比如伯纳德·路易斯[2]已经制定出各种计划，要把埃及瓜分成若干小国家。作为努比亚人[3]，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的文化有七千年之久。

无论什么时间打开“议会之声”节目，总能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在谈论，说旧政府的人已经被关进托拉监狱，但仍在操纵和掌控着一切。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否属实？”他们也会讨论各种危机——这一周是面包补贴短缺，下一周可能是汽油供应问题。是谁在制造这一系列恐慌？乱象背后有没有阴谋？议会里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位成员想拿政府提供的面包喂一只饥饿的小猫，结果遭到拒绝。偶尔有人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圣城仍被犹太人把持着，这简直是犯罪。议会议长名叫萨阿德·卡特尼，他很有能力，曾经长期遭受苦难，脸上的表情有时让人觉得他额头上的祷告痕印是因为撞到了墙壁，他不时提醒大家要言归正传。议员们提出了各种议案，有的好，有的不那么好。（“我们埃及有八千五百万人口，如果每个人拿出十英镑，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最能言善辩的立法委员来自穆兄会，尽管占据总席位百分之二十五的萨拉菲派也显得巧舌如簧。为数不多的自由派人士和世俗分子十分克制。我一连看了九个小时，没有一位妇女发言。

大家都知道，这没什么好处。一天，一位委员恳请大家：“别再直播了吧。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以及打斗，他们会对我们失去信任。”不过，为时已晚。头几个星期，数百万埃及人真切地看到，此时的议会仿佛代表着革命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果实。然而，由于未能组建新的执行机构，也未能制定出新的宪法，议会的权力少之又少，而且军方对议会试图取代临时政府的设想不置可否。所以，“议会之声”节目才显得如此让人心酸：议员们距离革命的最终结果始终具有一步之遥。“你知道这样的政府让我想起什么了吗？”一位议员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捉迷藏游戏吗？我们十、九、八这样倒着数数，对吧？有警察吗？没有。有面包吗？没有。有学校吗？也没有。”

穆兄会似乎加剧了这一系列问题。就新宪法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法国获取灵感、前往墨西哥实地考察——之后，穆兄会试图倚靠人多的优势把持委员会，结果引发其他委员退场，从而导致整个计划轰然失败。尚不清楚，新的委员会什么时候组建完成。当我和退出该委员会的自由派议员艾姆尔·哈姆扎维谈及此事时，他说类似情形已经多次出现，穆兄会一直具有合作诚意，在一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导的新法规草案的制定方面尤其如此。不过，他更多地觉得，跟穆兄会成员打交道存在不少困惑。“大家一直感到模棱两可，他们究竟想秉持温和态度，致力于加入多元体系，”他说。“还是更多地在谋求独揽国家大权。”

他们在4月份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让很多人方寸大乱。第一位候选人因为技术细节丧失资格后，自由与正义党把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穆罕默德·穆尔西推了出来。这个人缺乏领袖魅力，只是因为支持穆兄会的多位强势人物而声名鹊起，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备用轮胎”。开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赛义夫·戴恩·阿卜杜尔·法塔赫因为同情激进派而闻名，他大力抨击了穆兄会的所作所为。“我认为穆兄会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度参与目前的形势，而地下组织的理念与政治组织的理念又存在天渊之别，”他对我如是说道。他还指出，爆发革命以来，已有不少年轻成员投降变节，这样的模式历史上早已存在。“穆兄会面临压力的时候，成员之间往往很团结，”阿卜杜尔·法塔赫说道。“不过，他们一旦拥有各自运作的自由，大家就会分道扬镳。1月25日爆发革命以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革命之前，大家还住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就是穆兄会，”最近刚从穆兄会退出的年轻牙医穆罕默德·努尔告诉我。“可在革命之后，这个盒子被打开了。”穆兄会的等级十分森严，每个成员都被划入一个五人“家庭”（usra），定期举行聚会。穆兄会成员每个月都要把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给“家长”。这是唯一为外界所知晓的筹资渠道，而且不设立公共会计。“革命之后，我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家长’，如果再不给收据，我就不给钱，”努尔说道。“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他最终退出了这个团体，因为他不觉得这个团体应该如此直接地介入政治事务。

要退出穆兄会很简单——一位发言人给我的说法是“这并非天主教徒的婚姻”[4]。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的组织学博士穆罕默德·阿凡告诉我，他还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年纪时就加入了组织。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了萨拉菲派，但觉得萨拉菲过于简单化。“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现实，逃避混沌不堪的真实世界，”他说。“他们需要洁净和黑白分明。”传统而言，萨拉菲派的宗教意味多于社会和政治意味，不像穆兄会那样存在森严的等级。阿凡之所以觉得穆兄会具有吸引力，是因为穆兄会参与的事务具有现实意义。“他们是英雄，反对过旧政府，蹲过监狱，受过苦，”他说道。跟所有新成员一样，他经历过几个月的培训和测试。有时被迫上街步行数小时，时常经受“家长”为综合测试其忠诚度而精心策划的假警察袭扰。（该“家长”后来受到了穆兄会的训诫。）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十分深刻。

不过，他最终经受住了穆兄会的考验。“他们并不像常人认为的那样狡诈多端，”他说道。“他们实际上不谙世故。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对选举倒是非常在行——但他们只知道如何让别人为自己投上一票，仅此而已。至于其他事情——推举候选人、选择政治平台、管理政党——丝毫不具有专业性。”现年三十二岁的阿凡曾经活跃于穆兄会的下属政治派别，后来决定回到学校从事政治学研究，令其“家长们”深感迷惑。他们觉得他这个人过于理论化，还说真正的穆兄会成员应该着重关注草根阶层。阿凡告诉我，正是因为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数量众多，才导致该组织缺乏创造性和战略思考。“2007年，我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考虑为影子政府设立一个部委，”他说。“这位领导这样回答我：‘不急。’我这样回答他：‘我们是埃及的主要反对派，应该着手准备成立这样的政府机构以防事态有变。’现在好了，四年过去，穆兄会就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真希望他们不会拖后腿。”

离开穆兄会之后，阿凡协助新成立了埃及当前党。他认为，穆兄会如果专注于宗教和社会事务，可能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处理政治事务时，用的是社会改革家的方法，”他说道。“社会改革家们力图通过教育和媒体改变人民。政治改革家们则考虑如何建立制度、管控国家、协调政治力量。这些问题在穆兄会内部显得十分模糊。”

穆兄会从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基础，在现有体制下似乎更不可能形成类似的理论，因为它把自己主要界定为政府的反对力量。一旦政府解体，人们很难准确判断穆兄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其他的机构短板——秘而不宣、不愿与他人合作——在经受压制的几十年间愈发变本加厉。不过，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该组织在面临政治事务和私人事务时的表现却迥然相异。去年8月份，一群穆兄会商人新建了一个电视频道，并命名为“埃及25”。穆兄会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媒体的歪曲，“埃及25”正是为反击这样的趋势而设立。不过，它播出的节目却显得格调轻松，令人吃惊地少有或根本没有政治内容。一档工艺品节目取名为“亲自动手”，一档运动节目取名为“奇多[5]足球”，还有一档每日脱口秀节目取名为“我们的日子更美好”。只有一档节目具有明确的宗教性质，每周播出两个小时，既涉及伊斯兰教也涉及基督教。白天中的很多时段，“埃及25”代表的是保守的妇女频道，因为她们是白天观看电视的收视群。

该电视频道的雇员大多不是穆兄会成员，作为在独裁国家求存的新闻记者，他们的来历普遍比较宽泛，略显折中。管理记者部门的阿萨姆·阿布尔加从美国出资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跳槽来到“埃及25”。在那之前，他供职于数十年来为穆巴拉克摇旗呐喊的国营电视台“埃及广播电视联盟”。我让阿布尔加描述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这样说道：“我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上司，也就是“埃及25”的总经理哈西姆·戈瑞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职业生涯肇始于宣传：“萨达特时代，我供职于新闻部。我把这个部叫做萨达特肮脏的厨房。我就在这个肮脏的厨房烹煮着种种糟糕的食物。这个要审查，那个也要审查。”

我在新闻记者联合组织楼上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戈瑞博，他正在这里和其他电视雇员共同策划针对“埃及25”五名新闻记者遭逮捕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毗邻开罗的阿巴西耶所发生的游行示威，这场游行示威转为暴力冲突，数名记者被军方连夜逮捕，并受到虐待。戈瑞博有一只塞满换洗衣服的皮尔卡丹手提箱，他不时接到顾问、律师和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他也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和富士电视台工作过。他不是穆兄会成员。“我这样告诉员工：‘我不在乎你的身份，我只在乎你的职业水准。’”

有人给戈瑞博打来电话，告诉他几位记者已经被释放了。“太好了！”他说道。“你是吉人天相！”房间里有几个穆兄会成员，大家先后离开房间前去祷告。不过，戈瑞博没有离开。我们聊起了萨拉菲派新近成立的一家电视台（他们的口号是“本频道带你上天堂”），戈瑞博说这个频道非常无聊。“就那么几个人，坐在那里喋喋不休，跟广播电台没有什么两样，”他说道。我问，“埃及25”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宗教节目。“谁都不需要随时保持那么强的宗教性，”他说道。“一个人即便每次祷告都不落下，每天也只有三十分钟。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吃饭工作、谈情说爱。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电视台随时都是宗教、宗教、宗教呢？”

整整一个春天，开罗人对于穆兄会成员的言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去年秋天，大家还把他们描述成正直和勤劳的，但到了4月末，当总统竞选活动正式开始之后，很难再听到有人公开支持穆尔西。抨击之声毫不留情：穆兄会是骗子；把议会搅得一团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艾哈奈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次十分惹眼的民调显示，仅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穆尔西。他在六位候选人中排名最末。

不过，埃及从未实行过自由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也并不可靠，在开罗以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根本无法预料人们会如何面对民意调查。大多数日子里，这个国家还能够抱成一团，仿佛就是奇事一桩。阴谋论四处蔓延，关于石油和其他日用品的传言更是滔滔不绝。大街上的警察明显地少了许多。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聊起城里的安全形势，他们的反应是把手伸到座位底下，拿出一根大棒或是一把刀子。

不过，很少有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和妻子花了大量时间在城里转悠，通常是各自行动，却很少遇到麻烦。我们所有的朋友也大都如此。我乐见形势慢慢恢复正常的细微迹象——政府在我家门前设立了面包站，大白天总有人来这里闲聊一通，几家户外咖啡店又开始忙碌起来。市民们对待彼此的耐心与日俱增。开罗街头最让我感到惬意的场景，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停下车来，向着窗外大声指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也许是因为众多社会支柱总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外。所以，你仍能听到祷告的召唤声，看见教堂的繁忙景象，或至少继续拥有穆兄会这样的平民组织，尽管它在旧政府的统治之下发育畸形。

偶尔也能瞥见，一旦这一切支柱坍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5月初，阿巴西耶的示威游行演化成街头械斗，十一名抗议者丧生，数百人受伤。最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是军方雇用恶棍搅起事端。一天晚上，我跟随翻译穆罕默德前往抗议现场。街上没有汽车，两侧的建筑物多已拉上了窗帘。间或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几个人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衬衫上沾满了鲜血。我们向街上的一个人打听前方的情形怎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空弹壳。

市民们在街上设立了路障。路障多由拿着棍棒的年轻人把守，我们经过交涉才能通行。我们在一个检查站停下了脚步，一群人正抓住一个人，声称他是受人雇佣的暴徒。这人的衬衫撕破，被一个挥舞刀子的人往前拽着。一位自封的安保人员先是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接着就向我们兜售起了大麻。他看上去只有十六岁。下一处路障跟前的几个年轻人发怒了。“你他妈是不是拍了我们的照片，然后交给军方？你们是不是他妈的示威者？”这两个群体都遭受嫉恨，他们只想把所有人都赶出自己的地盘。穆罕默德讲明了我们的记者身份，一个人突然照着他的胸部狠狠一拳。他们争执了好一阵，终于让我们通过了。我们遇到了身着防爆装备的警察排成的人墙，抗议者四散逃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当地人，他们高喊着：“军队和人民一条心！”革命早期，人们以为军队与自己站在一边，但之后很少再听到这样的口号。不过，在阿巴西耶这起不到任何作用。

穆罕默德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赶紧离开。我们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注意到他正蹙着眉头。“我肚子疼，”他说道。“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肚子疼。你们管这叫什么？”

“溃疡。”

“对，我这就是溃疡。好疼。”

我们找到一家户外餐馆，供应埃及米饭、小扁豆和西红柿酱。店铺多已关门，唯有这个地方挤满了年轻人。有人把临时性武器扔在了脚边，有棍，有棒，也有建筑用的木板。他们蹲在地上，对着饭碗狼吞虎咽。只吃了几口，穆罕默德就说自己的肚子舒服多了。

我在参加开罗市以外的集会之前，一直不相信穆兄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人们很容易认为首都的局势至关重要——开罗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它的文化影响着中东的大片区域。穆巴拉克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此，这场革命依循这种模式，把解放广场变成了全埃及最重要的场所。不过，随着自由选举逐步展开，这个国家迅速随之扩展。在开罗以外的地方还有六千五百多万人口，没有哪个组织能像穆兄会那样把触角延伸到这么多地方。

如果来到城里的集会现场，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人们在路边排成一长串，高举着穆尔西的标牌。穆兄会称之为“人链”，人链往往可以从高速路口一直延伸到集会地点。苏伊士的穆兄会在一顶大帐篷底下摆放了五千把椅子，几乎被一抢而空。在伊斯梅利亚，集会人群如此之多，根本看不到尽头。组织者告诉我，人群总数接近两万。这样的活动大都至少持续三个小时，不过人们很少表现出厌倦。有人高声祷告，也有人高呼口号，偶尔还有人为媒体赋诗作对（“媒体是蛆虫，真相把脑子装满……/如果媒体掉进大海，大海将被污染”）。当地一位足球明星发了言，三五位演员跟着上台，几位神职人员也诵读了经文。在我参加的每一次集会上，也许是为了赞许穆兄会独具的伊斯兰文化，总有一位名叫拉额布·瑟尔哲尼的泌尿科医生虔诚地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穆尔西自己很少讲话。其他参选者都以强烈的个人身份竞选，但他似乎乐于突出自由与正义党。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都看不到妇女发表演讲。在伊斯梅利亚，一共有十七人登台演讲，示威人群的前排站着一百七十位神职人员和政界要人，无一是女性。那场集会以当地穆兄会成员的三场婚礼作为开场白，可即便在婚礼上也看不见女性的身影——大家遵循的是保守的婚礼仪式，由新娘的父亲与新郎宣读结婚誓言。

穆兄会的多位发言人都喜欢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但很难把他们的话当真。高层领导全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以加入穆兄会，但仍然无法取得完全的会员资格。曼纳尔·阿布尔·哈桑既是议员，也是开罗自由与正义党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她告诉我这只是技术问题。过去，女性曾被当做会员对待，只是没有进行正式的登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方便她们照看家庭。革命之后，已经有人提出动议，要改变这一做法。一年多后，她告诉我这事仍在“研究之中”。“不在管理层现身绝不意味着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她说道。“女性成员的丈夫多为穆兄会成员，所以她们的心声可以通过她们的丈夫来表达。”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地方游行示威人群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开罗市。与议会选举期间我参加穆兄会集会所听到的相比，人们现在传达出的信息更为保守。这个组织尤其擅长以迥然相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因此根本无法断定，究竟有多少纯粹夸张的成分。似乎也没有人在意其是否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向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亚赫亚·哈米德问及违背不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承诺一事，他说政治事务如流水，随即甚至引述了《先知》一书中的名言。“即便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能从穆罕默德言行录里找到这么一段话：‘如果我立下了誓言，但随后发现比这更好的东西，我当然选择更好的，并为此做出弥补。’”

竞选期间，穆尔西似乎很能得到没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菲派的欢心。每次活动都有一位常客，名叫萨夫瓦特·阿加齐，这位萨拉菲派神职人员大力支持穆尔西。“至于有人担心穆兄会很可能独揽政府大权，”阿加齐在伊斯梅利亚的集会舞台上大声说道。为收到更好的演讲效果，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是的，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要议会！我们要总统！我们也要内阁和部长！”他接着又大声说道：“我们要把一切伊斯兰化！就连下水道也要伊斯兰化！”压倒性的主题还是伊斯兰教法，我在开罗参加集会的时候听见穆尔西这样高声呼喊：“伊斯兰教法！除了伊斯兰教法别无他物，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此外再没有什么适合这个国家的。我向真主起誓，我当着你们大家起誓，不管宪法的内容怎么写，伊斯兰教法一定要执行！”

第一轮选举结束，穆尔西名列榜首，总共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埃及前空军司令员艾哈迈德·沙菲克位居第二。沙菲克也是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最后一任总理，他是唯一与旧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候选人。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对选举结果大感意外，在他们看来，这些候选人基本上都不太令人满意，要么处于这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关联——每一位候选人都代表着一种极为保守的选择。对很多埃及人来说，革命结束了。

首轮选举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之一纳达尔·奥姆兰。他的办公室位于距离开罗市中心并不遥远的自由与正义党总部大楼，整个地方人头攒动。穆兄会正在举行协调会，以期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支持——正在与之会面的有两个革命同盟党和支持者，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已经败下阵来。

奥姆兰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里间进行交谈。我问他，他是否认为，即便自由与正义党获胜，同样也会有军事委员会的麻烦。我提到了1952年的事件，穆兄会支持了阿卜杜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却在两年后遭到血腥镇压。“那不是革命，”奥姆兰说。“那是军事政变。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他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军事委员会相信，穆兄会能够为他们找到“安全出口”。“他们要我们做出保证，但他们自己首先要下台，”他说道。“此外别无选择。”

我提到了选举过程中的保守声音。“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套路，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伊斯兰激进派，唯一真正的激进派，”奥姆兰说道。他提到了另一位候选人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赫，这个人是前穆兄会成员，一开始颇受青睐，后来却令人遗憾地排名第四。奥姆兰说，福图赫过于“模棱两可”，竭力把自己置身于中间位置，以同时讨好激进派和自由派。“那是他的弱点之一，”奥姆兰说。“当然不可以那样做。谁都没办法取悦所有人。”

他解释说，为了迎接6月底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轮投票，穆兄会的主张将会有所改变。“竞选活动的主题将更强调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说道。“不仅仅是穆兄会。穆尔西是革命派的候选人，沙菲克代表的是旧政府，大家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在部分竞选材料上不再使用自由与正义党的徽标。

一个年轻人走进屋子，面朝墙壁进行祷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响起了一阵呼喊声，奥姆兰说一定是有人达成了某种一致。“人民依旧信任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能证明我们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微笑着说道，“我们犯的错误最少。”

[1] 埃及内政部所在的大街。——译者

[2]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年—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荣誉教授，犹太历史学者、东方研究家及政治评论家，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史及伊斯兰教跟西方的互动。——译者

[3] 努比亚人，从古埃及时代就生活在现今埃及与苏丹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译者

[4] 天主教视婚姻为七件圣事之一，认为婚姻单一而不可拆散。——译者

[5] Cheetos，一种流行的膨化食品。——译者

致谢

本书缘起于我在华南吃老鼠肉时给约翰·迈克菲写的一份电子邮件，他把这封电子邮件转发给了戴维·雷蒙尼克。我衷心感谢约翰转发了这封邮件，也要感谢戴维读了它。

我先后与《纽约客》的五位编辑合作过：查尔斯·米切纳、尼克·鲍姆加滕、戴纳·古德耶、艾米·戴维森和威灵·戴维森。我刚离开长江边从事写作的时候，一些想法往往非常粗略，因此我感谢每一个人对我所表现出的耐心。我也要感谢多萝西·威肯登的大力支持，感谢杂志社在长距离事实查证方面的出色表现。

如果有人从我父母位于密苏里的住家开始搜寻邻近的两个街区，他不可能找到比道格·亨特更出色的编辑。还需要舍近求远吗？跟我的其他几本书一样，这一本故事集得益于道格的建议。如此天才，离家还如此近便。

十四年，一个出版商，一个编辑，一个发行商：现在还会有这种事吗？我要感谢威廉·克拉克、提姆·杜根和简·伯恩，在这个变化多端的行业里，你们是我最稳定的支持。

张彦（Ian Johnson）和梅英东（Michael Meyer）阅读过其中多个故事的手稿，他们是我所熟知的生活在中国的作家和摄影家的代表，其他还包括：郭咪咪、特拉维斯·克林伯格、麦克·高提格、马特·福尼、马克·梁、林留清怡、赛星浩（Craig Simons）、戴维·墨菲。张永静（Kersten Zhang）、苏菲·孙和崔融都在研究和事实查证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跟李雪顺相识是在1996年，当时我们俩都是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年轻教师，我非常感谢他为《江城》、《寻路中国》和这本书所做的优秀翻译。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和我的中文图书代理，黄家坤，以及我的岳母，张象容，她在校订译文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在我的童年时期在家里接待了那么多有趣的人物，感谢你们在好奇和同情上给我树立的榜样。感谢彤禾——永永远远地感谢你的理解。感谢张兴采和张兴柔——有一天你们终会读到这本书，你们会明白我在给你们换尿片和半夜喂奶瓶的过程中还完成了那么多工作，你们会在我老去的时候给我以关怀。对此我感激不尽。

曾经有一位电视新闻人问过我：“你真的吃过老鼠吗？”对此我只能说，作家总需要有个切入点。

目录

翻译简介

献词

作者前言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1　中间人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2　美国之音

3　断桥

记录C　城墙

4　一夜之城

第二部

5　淀粉

6　好莱坞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8　移民

9　四合院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10　周年纪念

11　四川人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12　政治避难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13　运动会

14　沙子

记录H　一个字

15　翻译

16　旗帜

17　直达影像

记录I　那匹马

18　混沌的西部

19　选举

第四部

20　唐人街

记录J　自我批评

21　国事访问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23　巴顿之墓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24　茶

译后记

制作信息

翻译简介

x2zhao

即日起开始翻译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96年随美国和平队来到中国，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支教，是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1999年，何伟来到北京，开始独立写作生涯，同时成为《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的助理记者，并为《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客》等媒体供稿。此后作为职业作家长居北京。

从1996年开始，他陆续完成了三部书写中国的纪实作品，并称为“中国三部曲”。第一部曲是讲述涪陵生活的《江城》（River Town）,此书获得了国际著名的桐山环太平洋书卷奖；第二部是以普通人的生活变化为基点、描述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最后一部是何伟花了7年时间游历和写作而成的《开车游历中国：从农场到工厂》（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此书在2010年2月荣登亚马逊英文网站销售书榜的第一位。此外，前两部书都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作为一名攻读文学的学生，作为一名曾经身在中国的中文教师和记者，我读过无数描写现代中国的小说和传记文学；然而，很久以来，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何伟的文字——一个外国人描写他眼里的中国的文字，更为打动我。在看完《江城》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人是真正愿意去了解这个国家,愿意实在地爱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何伟，我会说出你的名字。我要大声地说：那些总是像神一样伟大的天朝领导，那些动不动就谩骂“美国霸权、韩国棒子、日本鬼子”的爱国青年，还有那些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过着舒适生活、为自己的小成功洋洋得意的人们，都没有资格与你相比。

你把你的智慧、学识和青春岁月，献给一片你曾经全无了解的土地。你把你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学到的英美文学，教给西川涪陵师范大专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将回到他们出生的四川边远村落，在那儿的中小学担任英文教师。你走进深山，面对着长江扎营，听着它奔腾不息的密语。你走进那个严重污染的城市，与面馆老板一家及各式各样的普通人成为朋友，你写下你和他们的交往，写下那些普通中国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烦恼、挣扎和坚强。你喜欢沿着农田奔跑，又时不时走进贫穷农户的家里，用你刚学会的中文与他们交谈。你记录即将消失的三峡，那些注定被淹没的古老村镇，那些从此迁出祖祖辈辈生活之地的平凡人家。

你，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走到这个陌生国家被遗忘的角落里，忠实地记录着普通人的挣扎于奋斗，忠实地记录了这个社会的变迁。”

而在看完《甲骨文》以后，我决定开始翻译这一本书。这本书已经有台湾译本，但内地没有发行，网络上也看不到译本。我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能读到它。我将避开书中一些敏感的政治内容，对另外一些不涉及敏感词的篇章进行翻译。另外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本书在台湾发行的版本与在英美发行的版本名字不同，因为我没有看过台湾版，所以不知道书的内容是否也有出入。台湾版名字是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卢秋莹女士的译本译为《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而我的译本依据的是英美版的名字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摘录一段网上介绍此书的内容：“《甲骨文》全书从1999年5月写到2002年6月，作者穿行于北京、上海、新疆、台湾、南京、安阳、丹东、涪陵、武威等地，穿插记录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使用‘甲骨’作为书名，是因为甲骨曾经被中国人用来记录远古、占卜未来，具有连接过去与将来的寓意。”

最后在此记录一名中国记者对何伟的评论：“他不只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就是故事本身。”

献词

献给我的姐妹们：

艾米

安吉拉

和　比吉塔

作者前言

本书是一本纪实著作，文中使用的都是真名，只有波拉特（Polat）是个例外，他本人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敏感问题而要求使用化名。

本书是从1999年到2004年进行调查的，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仍在今天回荡。我期待我们未来能对这些事件有更多了解，我并不期望我的叙述是全面的和最终的。我的目的一直是追踪这一时期的某些人士，记录下变化的世界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的。

这些人士将我带到许多地方——中国的、美国的、还有像新疆、台湾这样有争议的地方。边界、定义常常看上去是变化流动的，就像时间一样。这本书的主要章节是按年代排列的，那些标以“记录”的较短章节则不是。它们反映了更深重的时间感——当历史远逝于过去后，人们用以理解历史的方式。

波拉特在维语中是钢铁的意思，他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人所必须拥有的品质。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不过，除了历史起源以外，造访此地的人们对别的事物更为好奇。再次回溯时间到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真实的中国印象》（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是一本西方人写中国的游记分析，作者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笔下，呈现了19世纪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

在安阳一个叫“洹北”的考古遗址里，一队男人正在地里工作，为安阳的地下之城绘制地图。这座地下之城出现的时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4和13世纪，那时候，商朝文明大概是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如今，商朝的遗迹埋在土地下面，通常有5英尺到8英尺深。当地的农民世代耕种庄稼，好些世纪过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有整整一座城市在地下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层也在慢慢地加厚。这个地方与洹河接壤，周期性的洪水把大量的泥土冲积到这片土地上。这儿还有黄土；黄土产生于戈壁或西北的其他沙漠，是一种细而干的颗粒，很容易被风吹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层层黄土被风带往南方，最后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重新沉积起来。在中国北方，有深达600英尺的黄土地。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山脊和土丘，它们是肉眼能看见的标志，标志着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掩埋的古建筑。然而，在这里，肉眼的观察是不够的；放眼望去，安阳的土地只有一片平坦。在地里工作的这一队男人，由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领，他的名字叫荊志淳。荊志淳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查研究工作会有怎样的挑战。

“你必须要用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里的景象，”他说：“你必须要看到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天天演变的。这个地方和3000年前的景象应该截然不同。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必须有三个维度；不能光靠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你可能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实际上此地就是这片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勘查队雇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用洛阳铲进行挖掘工作；洛阳铲是中国考古的特色工具。洛阳是古代中国许多的旧都之一，那儿的盗墓行业发兴盛，盗墓者不断在实战中改进，以致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发明了洛阳铲：把管状的刀刃切成一半，呈汤匙状，安在一根长竿上。如果你把铲子垂直插入地里，轻轻地转动它，你就会挖出一堆果核状的泥土，直径不到两英寸，大概有半英尺深。继续把铲子插回原处，转动它；重复这个动作10几次以后，原来的洞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通道，大概有6英尺深，甚至可能会挖得更深，带来了地下更深的一堆堆果核状泥土。当这个小通道足够深入的时候，挖出来的泥土可能会看到一些瓷器、骨头或青铜器的碎片，或者是一些捣实的土，是古时候建造房屋使用的。

盗贼们造出了洛阳铲，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由于其他目的而用了这个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可以从土地深处挖出一铲泥，细细检查泥土里的成分，从而判断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面掩埋的古城墙，还是一座陵墓，还是一个垃圾坑。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挖出来的泥土反映了地下深埋的内容，就像看一眼就认得的文字一样。

好些年来，荊志淳和其他人一直在读着洹北的泥土。开始他们是做分类的勘探调查，在这片土地上挖下一个个洞，察看有没有古建筑的痕迹。一连串的随机挖掘，却发现了一整个庞然大物： 宽20英尺的捣实的泥土，就埋在地下6英尺的地方。他们勘测了这个地下建筑，发现它像箭一般的笔直。他们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种大豆的田野，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小洞和果核状的土堆。300码，3000码，更多的洞，更多的土堆。忽然，延伸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一个90度的拐弯：这是个转角。此时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处定居点的城墙，于是他们继续追踪城墙的边界和城内的其他建筑。他们要绘制地图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亲眼见过。

这是考古的初始阶段；结束一路的挖洞以后，他们就要开展更为广泛的挖掘工作。不过，荊志淳从来不急于求成。他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荊志淳今年37岁，待人友善，不时飞快一笑。他的脸呈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他在南京长大，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考古。他的学养广博，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常踏着地下之城漫步，有一回，他告诉我，不要以政治的眼光把商作为一个朝代来看待。

“很多人说起商朝时，总给人留下商朝是个庞大帝国的印象。”他说：“他们把那个古代的国家看成了现代的国家。到处都发现了商朝的遗迹；每发现一处，人们就想，嗯，这儿也是商的一部分。然而，你必须要把文化影响和政治控制区分开来。我认为，从政治实体而言，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国家，不会超过三个河谷的范围。不过，它的文化影响则大得多。这就好比说，我在这儿买了麦当劳，你不会说我是在美国。这就是文化。”

在秋日的阳光中，地里的农民们汗流浃背。他们追踪着那面看不见的地下城墙，手中的铲子上下挥动，连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们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如果你并不知道地下之城的存在，而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手拿铲子的农民列队走过干旱的土地。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

1　中间人

1999年5月8日

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

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

民主（Democracy）

民主党（Democracy Party）

游行（Demonstrations）

残疾人（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者（Dissidents）

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

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

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密和间谍（Secrets and Spies）

安全（Security）

性（Sex）

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

政党（Party）

爱国主义（Patriotism）

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人口（Population）

贫穷（Poverty）

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

学生（Student）

风格（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Superstition）

茶（Tea）

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

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

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

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长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处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人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

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

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

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

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

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意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

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

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

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

“你是哪国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

“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

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

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

“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

“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

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国主义！”

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

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

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

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

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

不要忘记历史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一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

请勿捕捉和惊吓鸽子，请勿大声喧哗。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他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这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

“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

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前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

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

“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

我承认我对这些事情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然后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饺上去。那个男人再次重复他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说：“有这样先进的科技，怎么可能搞错了轰炸的地点？”

我双眼盯着眼前的水饺，希望这个人会感到问下去很无聊。他还要说什么，那个我认得的维族人开口了。

“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他说：“美国怎么可能只杀掉三个中国人？”

餐馆里变得十分安静。这人问维族人他是什么意思，维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杀掉不只三个中国人。”

“废话！”其中一个中国人嚷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

然而维族人还在继续说。“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痴一样，还相信电视上所讲的一切。”他说。“如果美国人想杀中国人，你现在就已经死掉了。”

其他人纷纷反驳他，争吵持续了10分钟。被遗忘在一边的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我的水饺，付了帐单。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维族人走过来，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了名字和手机，并邀请我有时间和他一起来吃晚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走出饭店、踏进夜色的时候，饭店里的争吵声再次响起。

那一个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会面。我会打他的手机，和他约时间一起在雅宝路吃晚饭。我俩从来都没有去过彼此住的地方。对于住所，我们都太“骄傲”了。他就在那个饺子馆旁边租了个房间，相当简陋，他要到街对面去上洗手间。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间堵塞的时候，我就要走去街那头的瑞士酒店。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很多，但我们的交情来自于一个事实：我们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

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像很多维族人一样，他语言能力很强；新疆是这个国家种族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地区，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有13个民族聚居，维族人有8百万左右，是那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维吾尔”，在英文里，有时会写作“Uyghur”。）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他靠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批发商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替他们谈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兑换美金。有时，他一次就兑换好几万美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过，私下的现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转移如此大笔的现金也是危险的事情。1999年，有两个维族钱商就在雅宝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愿做一些名牌服装的生意。

他四十五岁左右，从199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处跑，常常是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些年头，一般的中国人要拿到护照和签证是很困难的事，不过波拉特学会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贿赂拿到他适当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的语言与维语很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儿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试图把新疆葡萄从西藏运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去，然而在尼泊尔边境他被季节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坏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德黑兰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和波拉特说，他可以靠卖伊朗发现的古代中国画赚很多钱，波拉特被他说服了；然而后来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画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次买卖波拉特损失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服装贸易了；但要牵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总是会有风险。1993年，在存款已经累积到1万美金的时候，他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押到了一次陆运的货物贸易中，那次所运载的货物是中国制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他的钱都没了。有虫子钻进了装货的木板箱。

1997年，波拉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雅宝路上做一名中间商。这一带已经成了黑市服装批发商的交易中心地带，那些衣服都是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外国牌子在里面最受欢迎：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发商们卖的是冒牌货或者工厂的废品，然而只要标签看上去像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诺蒂卡（Nautica）、阿迪达斯（Adidas）、天伯伦（Timberland）。这些牌子的便宜货在俄罗斯和东欧卖得很好——只要中亚广阔的地带边界之间总是模糊不定，而外来者永远都分不清那儿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儿人——他们全都到雅宝路来了。雅宝路一带基本没什么女性出没。街头瞩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罗斯人、蒙古人、汉人；当商人们快谈好一场生意时，她们就在餐馆外头慢慢地踱过去。

波拉特几乎什么都卖。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笔生意，把两卡车假的555牌鞋子卖到一个商人协会去，那个协会的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赚了两千美金。还有一次，他帮一些俄罗斯的商人，买到了一批冒牌的诺迪卡服装，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厂生产的。那一次他也赚了不少钱。对他来说，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还游说了一些俄罗斯商人，让他们买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广东的工厂生产的，胸罩上面贴着“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时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赚0.25美金。

照我看来，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钱生意人的样子。他穿着简单，谈妥了一单生意以后，他也不会像雅宝路上的其他中间商一样，开始向大家吹牛。那一类人属于最纯粹的商人，做冒牌货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不过波拉特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有一头黑中带白的卷发，眼睛是棕色的，看起来有些忧伤。他不常笑。他的肤色是深棕色，下颚有着硬朗的轮廓，还有一个中东人的高鼻子。当他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脸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经常用一个中文词“假的”，他对他贩卖的那些东西鄙视至极。按他的话来说，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废物，是粪便——都是“假的”。我们认识后不久，他有一回闲聊中提到，本来他是在新疆的中学教维语和维族文学。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做老师。他有一种粗犷的帅气，然而它的双颊线条如此分明，像被刀削过一般。他稍有一点发胖。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他赚的钱怎么用。

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请我和另一个商人吃饭。我们在北日坛路一家小小的维族餐馆碰面，那儿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餐馆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吃饭，看着商人和妓女在街头走过。通常，我们会喝燕京啤酒。餐厅老板会从露台下来，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个井盖打开，拿出两瓶啤酒。井里的凉水相当于餐厅的饮品冷藏设备。在那儿吃饭很便宜。

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脸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长长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细细的胡须，身上穿着廉价的灰色西服。他来雅宝路买批发衣服，波拉特给他介绍中国的卖主。

“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语或汉语和你交谈，”我们握手后，波拉特说。“他还想问问你，我们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

白酒是中国的一种谷物的酒类，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餐馆老板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们桌上。我猜这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过绝大多数的中亚商人都很会喝酒。他们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乡了。

在我们这一桌，语言不停地转换着，波拉特是中间人。他和那个年轻男人说土耳其语，当他转过来和我说话时，他用汉语和我谈论大使馆轰炸事件。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游行抗议都将近过去两周了，但他还是不断地说起，还经常是和陌生人讨论这个话题。早先他在饺子馆的忽然爆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喜欢激怒汉人。

“他们脑子有问题，”在给我们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后，他说。“那些学生全都很蠢，他们什么都不懂。”

“北约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吗？”我问他。

“我当然同意。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就被杀掉了。我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新疆的维族人。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明白了吗？”他说。

“我明白。”我回答。

“很多事情，要公开地在北京这个地方说，是很困难的。”他说：“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回答。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然后笑了，向我举杯。我们三人都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像所有刚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样做了个怪脸。那个阿塞拜疆人通过波拉特问我，美国人通常喝不喝这种酒。我摇摇头，然后波拉特说起了俄罗斯人喝酒的习惯。这是“国际对话”间最容易谈论的话题，我们三个人都有俄罗斯人醉酒的故事，结果虽然我们分别从维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国人的角度讲，讲出来的故事相似度却惊人地高。波拉特负责在我们之间翻译故事。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评论说，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没有俄罗斯人厉害，但最擅长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长喝酒的俄罗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骄傲地说明了这一点。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着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盖。

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维族人身上，波拉特说有一些维族人长得像欧洲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金发的，”他告诉我。“他看起来比你更像外国人。他看起来太像外国人了，有时他甚至在中国的电影里扮演外国人。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鸦片战争》？”

我点头。这部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1997年公映，那时正好快到香港回归的日子。那一年爱国主义大行其道，整整两小时，那部电影充斥着邪恶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国人。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割断了喉咙？”

“不太记得。”我说：“不过我应该看过的。”

他说我不可能错过那个镜头——就在荧幕的正中间，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咙割断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后来还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资的电影，主题是庆祝澳门回归的。

“在那些爱国影片里，有一些维族人和哈萨克人经常负责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释道。“戏分比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国人来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维族人和哈萨克人扮演。”

“他们的酬劳高吗？”

“不是特别高。我的朋友赚了3000块钱。不过那也不是什么辛苦活。”

3000元相当于不到400美金。当我问到波拉特喜不喜欢看那些电影时，他大笑起来。

“当然不喜欢。”他说：“你知道他们拍的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全都是假的。事实并不是那样。”

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看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

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

“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

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

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1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44年，正当国民党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削弱了力量时，北疆的一群维吾尔、哈萨克和白俄人进攻并打败了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叛乱者宣布成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名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基本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苏联人从未给予他们公开支持，苏联人很可能是将新生的共和国看作未来与中国内战胜利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在边缘求生存的风险：强大的邻国总会拿你当棋子利用。1949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后，他们邀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具魅力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开会。这些领导人离开新疆赴苏联阿尔玛.阿尔塔搭乘飞机，从此再无音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新疆，中国人宣布那架飞机坠毁了。许多维吾尔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处决了，成了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秘密协议的牺牲者。

新疆从此一直处于中国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

在我与波拉特混熟了以后，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亲加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像军队里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父亲的左肩上有一个步枪图案的纹身。带着那样的纹身进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险的；“文革”结束时，他的父亲成了跛子。波拉特说他希望在真实的维族历史中，能记下这一段事情。他也想写下自身的经历，其中包括1985年因为抗议中国法律而入狱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不能继续在新疆教书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离开了那里。他还说，他存了有4万美金；他发誓，在不远的将来，当存够了钱而时间上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想法子逃到美国去。

我试着写下那篇关于南京的旅行日记，然而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自己承担了那次旅途的费用，把我的失败归结于去的时间不对，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东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馆轰炸事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有时，中国人会在交谈中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们极少会为此展开讨论。当他们果真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失望的情绪似乎比愤怒要浓，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国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们为大使馆的损毁所做出的赔偿。我碰到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认为那次袭击是偶然事件的。

在记者站剪报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踪报道。7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承认，北约轰炸行动有900个目标点，其中只有1个地点是由美国中情局负责调查研究并决定的：中国大使馆。特贝特强调说是因为那份过期的地图导致的错误。

3个月以后，伦敦的一家报纸《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宣称实际上那次轰炸是蓄意的。那个新闻故事的依据是对三名在欧洲的北约官员的采访，三人接受采访的条件都是报道时必须匿名。他们说，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

《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像许多其他的国外媒体一样，《观察家报》宣称，丧失的三名中国“记者”中有两个其实是情报人员，在国有媒体中这是很常见的角色。

但仅此而已——没有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没有证据。北约否认了这些指控，没什么美国的报纸再提这件事情。在记者站，我剪下这个故事，把它放入档案里：

中美——大使馆爆炸（U.S.-CHINA——embassy bombing）

中美——汇率（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秦始皇焚烧书籍。公元前221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开凿运河，并建造了最初的万里长城。他毁掉一切的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他活埋知识分子。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种书写文字。

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议，不仅要毁掉书籍，更要毁掉书中传达的思想：“如果谁敢在私人谈话中谈及古诗或文献，就把他处死。谁要维护旧的一套，拒绝新的事物，就要他满门抄斩。”

所有这一切，都在100多年后，被一个汉朝的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汉朝是秦朝覆灭后诞生的新朝代。这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叫《史记》，这本书成了往后两千年的经典。

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古文的学者来说，依姆雷·加兰博斯（译者注：中文名为高奕睿）的出身可谓不同寻常。如果依照他母亲那边的血统，他是个中亚人：他的外公是塔塔尔人，他的外婆是哈萨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长大以后，她往西部迁徙。在乌拉尔山区，她生下了加兰博斯的母亲。这个女孩往西走得更远，她在莫斯科读大学，并与一个匈牙利人相爱。接下去的故事还是往西发展：依姆雷·加兰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统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尔族，四分之一是哈萨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有黑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他很腼腆。在电话里，他寡言少语，甚至只挤出一个字来回答。第一次与他会面会很尴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会惊叹他思维的敏捷；而且你会知道，作为一名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兰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文字的发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汉字的竹简，这些竹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绝大多数的竹简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掘出来。过去，学者们无法接触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只是研究像《史记》一样的经典，这些经典被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抄写复制，流传了下来。

这些竹简刻于秦始皇统治结束后的几个世纪，然而刻下的汉字依然不是统一的字体。同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如原始的文化总是缺乏明确的标准。通过这些证据，加兰博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的夸大，很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他各种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兰博斯的论文里，他记录到，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焚书坑儒的故事里，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安静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复制的过程”。

加兰博斯的观点很简单：审查制度制约了想象力，但创造、篡改的过程可能更具破坏性。 为了完成一个故事，为了在历史事件中找出意义，你否决了诠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像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在书写下来的历史背后，许多故事仍然无法被言说。

在加兰博斯看来，中国的文字统一过程其实主要是在汉朝完成的。汉朝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书籍，还完成了汉字的第一本字典；汉朝对书写文字的重视，为为日后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打下了根基。“人们谈论的是书面文字的世界，”他说：“像拜占庭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比真实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负责管理古代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背诵经典。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文字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外来者，最终都会被这种文明所征服，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终都演变成了‘元朝’——老天，他们原来可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变得像汉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我想，这种书面文字的世界是时间长河的纽带，它使这种被我们叫做‘中国历史’的东西成为可能。”

“中国历史，并非是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的什么；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极其庞大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没了创造它的人们，吞没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加兰博斯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对整洁、规则、或是谋划的事物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后，通常都是一团混乱的事实。这种看问题的视角也许是遗传的——他有塔塔尔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无法说清。除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他的家族历史不详。他不知道为何他的哈萨克族外婆会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她后来为何迁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尔族外公相遇，以及他们前往乌拉尔山的路线。

加兰博斯甚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他最初进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匈牙利长大，此时的匈牙利规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须服兵役。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服兵役，并且很快地发现，部队这样的地方容不下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在部队里受到了处罚：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区，进行额外的六个月集训。那段时间里，加兰博斯主要担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装自己患了疝气，还做了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养时间。那时手术是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时不时仍能感到肠子里一阵刺痛。

在疝气手术之后，他凭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脱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士兵考取了大学，他强制服兵役的时间就会缩短半年。加兰博斯申请了多个高校，然而他的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一个在中国做研究的项目，外加奖学金。他接受了这个项目，觉得这总比在部队里再呆六个月强。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这么卷入到这一整个中文世界来。”他解释到。

有一天晚上，我和加兰博斯在北京见面，去喝了一杯。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历史内容。他告诉我，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时间，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整合到叙事里。

“这就是历史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他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和时间构建了历史。然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当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说，每500或6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人。而实际的情况，要我说可变性更大，也更为复杂；历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显而易见，讲授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总不能就说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无可避免的，你总要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选出一些事物。”

我们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靠近后海——后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湖。这儿是中国首都最后仅存的几个完好的古老城区之一，而我们身处的酒吧开着一排正对湖面的窗户。这是个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闪现着岸边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加兰博斯说着观念的力量，然后他指向了我。

“这就是中国人对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个记者。”他说。“对于西方来说，你们所创作的任何东西，就是中国。否则的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随意抽取的数字——可能媒体上会公布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人们看到了或许会想：‘哇，这个数据很低嘛。’又或者大家会觉得它很高。但是，你们这些记者对数据做出了解释，又添油加醋地写成了新闻报道。如果你写道我们今晚坐在后海边上的事情，人们会想：‘哇，中国是个很酷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然而，你书写下来的那些，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2　美国之音

北京是我做全职作家以后第一个住下来的地方。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两者都是。从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讲师，同时我在那儿学习中文。

在涪陵师范学院，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把他们培养成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就去边远的中学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国人那儿，英语这个科目还是禁区：在文革的种种政治运动中，接触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英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轻的一代人对英语学习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我第一年在中国教英语时，有时会怀疑，这门语言对学生究竟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在涪陵，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绝大部分学生，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去更为边远的地方教书。尽管如此，他们学习非常刻苦，尽一切办法搜寻所能获得的英语资料。晚上的时候，他们拿着短波收音机在校园里漫步，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或者美国之音（VOA）。

D.J.说：“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学生”

在我搬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里一片混乱的游行、自由职业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华尔街日报的那些放档案的柜子。然而，当我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快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电话，他如今在长江边上的一条村子里教书。吉米的声音听起来激动不已；他交了个女朋友，他也很喜欢他的新工作。我问他教多少个学生。

“94个。”他说。

“多少个班？”

“1个。”

“你一个班有94个学生？”

“是啊，”他说：“教室里挤着呢。”

和吉米聊天过后，我试着去想象他工作的情形：在长江流域的边远村落教94个中学生英文。在我的办公室里，这看起来是件多么抽象的事——我对着的只是那些贴了标签的档案：

学生

风格

超级大国（新威胁）

迷信

茶

（译者注：作者此时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担任助理记者和剪报员，里面存放的档案按照首字母顺序贴了标签，以上五个词分别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

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电话。D.J.和我从前的许多学生一样，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没人搞得清他们取名的原因；现在他正在四川最穷困的地方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0美金。D.J.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当D.J.收到他人生里的第一张工资单时，他兴奋得立即去买了个新的足球，然后自个儿踢了一整个下午。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译者注：作者本名为Peter Hessler）

亚当·迈耶（Adam Meier）是美国和平队的另外一名讲师，1996年时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弗里曼的相亲历程

像多数来自农村的中国人一样，我以前的学生都打算很早就结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学生来信，信里描述了他们的求婚过程。弗里曼（Freeman）寄给我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这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可是件稀奇的事。弗里曼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照片，从此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里曼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做媒的亲戚去找到一个老婆的：

从涪陵师范学院毕业以来，我的父母和亲戚全都急着给我找女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女孩给我，但这一个个女孩从我旁边走过，全都没有成为我的老婆。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大概已经认识了3打的女孩。有些女孩胖得跟猪一样；有些女孩瘦得要死，跟旗杆和鱼竿没什么两样；有些也是很漂亮的，但当她们看了我一眼，就马上走开，只留下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我家里人为给我介绍这些女朋友，银子和财物可都是哗哗往外流。

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女朋友了，2000年后她就会成为我的老婆。她并不好看，脸上还有许多麻子；不过我爱她，因为她比我更有钱，或者我更爱她的钱……

我现在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英语。我觉得在这儿教书是件困难的事。这儿很穷，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电脑写的。我会再写一封给你。

你的：弗里曼

农民的儿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过去，绝少中国人会离开家乡，而且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都是农民。然而，这种情况在1978年后发生了改变，当时邓小平决定开始进行自由市场的改革。最终，这个政策广为人知，它的名字叫“改革开放”。在80年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崭露头角，

大片的工厂区崛起，为新兴的国外贸易服务。中国内地涌来了大批的移民，他们在建筑业或装配线上工作。到90年代，平均11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正在迁移中的。

离开家乡需要的是胆量和魄力。比起留在农村的人来说，迁移者一般更有能力。通常，农村里学习最出色的学生完成学业后，就会来到沿海城市。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做出离开的决定尤其艰难，因为他们如果是留在家乡，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教职。每一年春天，教室里都充斥着兴奋的谈话，说着往南方或是往东部去的话题，那儿的收入较高，但迁移过去的人就没有了传统单位的保障。我的许多学生都说过这个话题，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最后选择离开家乡的学生有些共同之处：他们的学业非常优秀；他们的性格开朗活泼；他们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们的观点与众不同——他们的作文常常脱颖而出。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起初，他的英文名叫威利（Willy）；但在他毕业的那年春天，他忽然把英文名改作“威廉·福斯特”。我还没适应在他的作文上看到这样的签名，“杰佛逊”又加了上去。在作业中，他常常把签名连在一起写，3个巨大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占据了第1页上方整片的空白。对于改英文名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但他曾经提过他崇拜威廉·杰佛逊·克林顿，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和他威利一样，来自一个大国的穷困地区。1998年，大学毕业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去东部寻找他的机遇，对此我毫不感到意外。那一年他23岁。

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他的英语口语是全班说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学生跟我打电话时，都宁愿用中文；只有威利坚持要用英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门语言。然而，我不能说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寻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多。毕竟，他只是中国1亿迁移者的其中一个。

邓小平与广安镇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于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那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大事。10号村没有出过名人，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儿最古老的建筑是横跨蜗牛河的胜利桥。这座石桥是在40年代建造的，刚建好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了，后来整修了一半，桥身的宽度刚好能容一人通过。桥上并没有打过什么胜利的仗，然而“胜利”是新中国一个很流行的地名。为简单起见，共产党人用数字为当地的农村和管理单位重新命名。10号村的人口数量少于1千。

50英里以外，在四川东北部，横越那些低低的绿色山麓和太阳下闪着光芒的稻田，是一个叫“广安镇”的地方，邓小平在那儿出生和长大。1975年，广安镇只是中国其中一个偏僻的农村；而邓小平也只是其中一个曾经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两次政治清洗。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他迅速爬升，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广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发扬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故乡已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从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

双龙镇比广安镇要穷，而10号村还是双龙镇里面较穷的地方。这儿没有正式记载的历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双亲一样，是不识字的。当地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被人们记住了，有些就留在过去，不被言说。威利的父亲生于1941年，他告诉他的儿子们，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是大跃进时期。那一场政治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当时毛泽东疯狂推进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大灾荒，有几百万的中国农民死去。那时候，威利父亲的好些亲戚以及儿时玩伴都饿死了，但是现在的威利父亲拒绝谈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应该被逐渐遗忘。

他把儿子取名为：李毛，李泽，李东

威利父亲愿意记得大跃进过后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和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这也是如今文革这段历史比大跃进更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文革的政治斗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当运动波及到农村时，往往减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就像一串从远方传来的编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小段，村民们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有一个姓李的10号村村民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他骄傲地把三个儿子依次命名为李毛、李泽、李东。每当他在田里干活，叫他三个儿子来帮忙时，他就会大喊：“毛，泽，东，马上到这儿来！”他宣称，这是他表达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农民们从村里的宣传大喇叭中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儿，并开始进行模仿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在10号村，农民们绑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来，斥责他乱用主席的名字，并且强迫他在公共厕所里喝尿。

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穷，也没有文化，难以变成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对这对夫妇来说，那段日子还是挺幸运的——威利的母亲生下了三个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个，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两年后出生。1975年，他们的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小红”，因为他身形很小，肤色又发红。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确实，这个小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利还不到10个月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

“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

当毛主席的死讯公布时，威利的父亲正在双龙镇另一头的一个化肥厂里帮忙盖房子。那儿一共有三个工人，当大喇叭里传出这个消息时，他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听完了广播，没有一个工人说出一句话。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如今，他的死讯听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

那一晚他们没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简陋木棚里，三个工人一起躺在一张宽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过了一晚。威利的父亲没有睡着；他知道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断来来去去的政治运动，这一次非比寻常。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期；然而他敢确定，一切都即将改变。

那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悄悄的流泪。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两个工人也和他一样，整晚都没有睡着，静静躺着流泪。

10号村的毛主席追悼仪式在当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那操场灰尘满天，拥挤不堪。整整7天，没有一个人工作；他们都在赶做悼念用的白色纸花圈，并且在一幅逝去领袖的画报面前不断磕头。追悼仪式的的头1天，有个叫刘玉清的女人在10号村的群众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的哭声最响。第2天，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到了那一年年末，这女人总是在稻田里漫无目的地奔跑，到处跟人说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声称，她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设计了村里的胜利桥。她常常说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诉别人她要赶紧去参加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威利小的时候，刘玉清总是在蜗牛河附近偷偷出没，在河里洗她那缠绕成团的头发，唱着关于毛主席的歌曲，还把那些歌的歌词改掉，换成自己编的一些充满性暗示的歌词。她用直白的当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们听到了就会大笑，并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吗？”当刘玉清的儿子们长大后，要去农田干活时就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农民工的诗歌

关于“一切都将改变”的预测，威利的父亲是对的。虽然他不识字——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聪明，当经济改革逐渐渗透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80年代末，他在双龙镇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做私人的建筑工作。到了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威利一家在第3生产队中成了较为富裕的人家。

还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他们的世界正走向开放。1980年，威利的叔叔成了村里第一个离开家乡出去工作的人。他去了甘肃省，在很远的西部，在那儿的劳工市场呆了好几个月。不久，其他的村民开始离开，但他们大部分走的是跟威利的叔叔相反的路线，他们去东部。另一个最早一批的迁移者是威利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在村里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他在黑龙江省的一家造鞋厂找到了工作。后来他回到了村子里，告诉别人他在外头那段时间发生的故事，还写成了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崇拜这个男人，还很喜欢听他念自己的诗歌。

100多个人聚在威利家看电视

当地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第4生产队。每天晚上，威利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走半个小时的路，来到第4生产队。电视机的主人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晚上，他就把电视机放在二楼的露台上，以便让下面所有的人看到。有一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们一直仰头看着那个楼台上的电视机，看了四个多小时，完全被它所迷住了。看完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脖子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威利的父亲决定要采取行动。

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往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1982年的那一天，他家成了第3生产队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一户。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非常骄傲，非常开心。大家把电视机搬进家里，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的。所有人都试了一遍，但就是没有图像出来；这过程可能有5到6个小时。那天有100多个人聚集在我家里，绝大多数人都呆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里。那间房和大厅没什么两样，人们一行行排队坐着。后来终于把电视打开了，能看到的只有一个频道：四川电视台。香港电视剧在那时很流行，我们总是看一个关于霍元甲的电视剧，霍元甲是个历史人物。他是清朝的一个功夫大师，并与很多擅长日本功夫的日本人决斗。那些日本人来到中国，向霍元甲挑战，霍元甲一个个击败了他们。这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我现在还记得电视的主题曲：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哪个愿臣虏自认？……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译者注：此歌词为粤语。威利在他的英文写作里写到了上面这一段话，并把歌词译为英文）

电视剧《霍元甲》结束后，接着放映的是一个墨西哥的肥皂剧；对于第3生产队的村民来说，这个电视剧也非常好看。这个墨西哥肥皂剧中文叫做《诽谤》，剧情发展飞速，里面的人物纷纷卷入了婚外情。按照惯例，那些情妇都是心肠恶毒、阴险狡猾的，而那些妻子就那么的纯洁无知，让看的人都为她揪心。在威利的家里，村民们经常一边看一边大声嚷嚷着他们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对妻子的同情，对情妇的轻蔑。《诽谤》第一次给第3生产队的人们介绍了外国人的私生活。

四川经常会下雨。当天下起雨，那些威利家里坐不下的电视观众就会站到外头，隔着窗户看，手里撑着雨伞。威利家那台电视的屏幕是14英寸。不久，电视可以收看到另一个频道：

“人们大声地叫着：‘换台！’我就说：‘不换，你们得听我的！’我就像个老板一样，可傲慢了。由我决定大家看哪一个频道。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剧，忽然听不见对话了。电视机没有声音了。有些人觉得很失望，离开了我们家。我走到电视机前，把它关掉。还在看的人们大叫：‘你不要这样！’但当我再次把电视机打开时，又有声音了。不久，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我如法炮制。有时候，只关掉一次是不管用的，我必须不停地把电视机开关20次，30次。我们都快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候电视图像不清晰，我就去举着天线。很多人轮流去举天线，以便让大家看上电视。”

威利眼中的学校：哥哥和板凳

威利小的时候，他天天看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一大早，戴建民和戴和平沿着土路往南走，两个人一起抬着一张板凳。威利看着他们走出去，消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又带着那张板凳回来。在威利看来，这就是学校：一个和哥哥及板凳有关的仪式。

村里的学校搭的是土墙，老师们是当地简单培训过的农民，他们的职业仍然是种地为主。如果讲课的老师今天田里有活要干，学生们就自由活动；而农忙时节，学校干脆关闭。威利的两个哥哥上完五年级都没有再念书了，他们都成了农民和劳工。

当威利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赶不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新的经济变幻莫测，一个机遇敲门的时间非常短暂：有时候，一件产品或一种技能过了一两年就没什么价值了。在1980年代初期，本地人的智慧和勤奋足够胜任小规模的建筑工作，那也是威利的父亲发迹的时间。然而过了不久，竞争越来越多，为项目出价投标则需要精明的头脑和计算。有时威利的父亲组织了一项历时很久的建筑工作，最后自己却亏本了。他经常提醒威利没有读书的坏处：威利说：“我父亲说了，没有读过书就出去干活，真是太亏了。他说这样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欺骗你。如果你不学习，你就只能做苦力。”

威利的两次“奇迹”

这个男人决定，在对待小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他交了更多的学费，把威利送到镇上的小学去，那所学校声誉要好一些。不过，威利读书生涯转折点是纯粹的“奇迹”——至少多年以后威利回忆起来，他觉得那是个奇迹：

“当我读小学时，四年级以前我都不是个好学生。我觉得要学的那些科目都很难。但我想后来是发生了奇迹——到我读五年级时，我的数学忽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数学问题，叫我们以最快速度计算出来，而我总是第一个完成的人。后来在中学入学考试中，我在70个学生中考了第二名。”

很快，威利的父母就不再让他帮忙去田里干活。他们家的田地大概是四分之一英亩。他的哥哥们都抱怨父母的这个决定，但威利的父亲觉得这个小儿子会有更大的出息。威利经常帮助父亲的建筑生意做些计算的工作，然而到中学时，这个男孩发现他对数学不再感兴趣了。幸运的是，另外一道光照进了他的学习生涯：

“到六年级时，老师发给我们英文课本。另外一个奇迹就此发生。开始我的英语学得非常非常糟糕。我们的老师来自农村，他自己也刚刚高中毕业，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的名字叫‘谭兴国’，‘振兴祖国’的意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英语考试常常不及格。我从来没得过60分。然而到了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我开始自学。我偷了些粉笔，在我家的门上写单词。我想象那扇门就是黑板。我把单词写下来，然后朗读。我喜欢这样：我自己做老师，我自己做学生。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发下来英语期末考的试卷；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上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次考试我得了80分。从那时候起，我对自己学英语有了信心。”

1995年春天，威利的中学生涯到了尽头。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涪陵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和另外两个男孩是第3生产队里头回出现的大学生。

威利说：“你的早泄怎样了？”

威利是我班上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桌面上总是有本摊开的字典。在我的考试中，他总是能得到高分；如果我上课时叫到他的名字，他能很快地答出问题。然而他不是那种积极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对他来说，课上得太慢了；如果我在上课时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会飞快地移开一沓纸，以免我看到他正用那本字典学些什么。他个头很小，但很壮实，皮肤黝黑。他戴着眼镜。他穿着整洁，然而他的着装往往如是：褪色的衬衫，大衣的袖子上还贴着商标——这些衣服都是便宜货。像我的很多学生一样，他的外表可以用一个中文字形容：“土”。“土”是“粗俗、俗气”的意思。他看起来像个农民，他也具有农民那种粗鲁的幽默感。有一次，刚上完课，其他学生都走出去了，威利悄悄地流到我旁边，用仔细研究过的英文发音对我说：“你的早泄怎么样啦？”（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

他总是尝试说一些新的短语，通常都是下流话。语言把他给迷住了。他喜欢“土人”（yahoo）这个词，他是在《格列佛游记》里看到这个词的。从亚当。迈耶的西班牙语课上学到“唐托”（Tonto）后，他就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我有一节课讲到英文吸收的外来词时，他听得如痴如醉，然后他的字典里就多了个经常使用的词：“苦力”（coolie）。他也喜欢“所谓”（so-called）这个短语所含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中国那“所谓的爱国主义”，学院那“所谓的早操”。他对四川当地的方音更是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里，威利和班上的几个学生一起，教了我许多“土话”——“土话”在中文里是“当地俚语”的意思。在四川，你要侮辱一个人的话，可以叫他“瓜儿子”或是“龟儿子”。当地人“锤子”的发音和“阴茎”的发音相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牙刷”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低人的词：“你这个人真牙刷！”在篮球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没有投中，或是表现不佳，四川球迷就会高喊：“阳痿，阳痿，阳痿”。当我与威利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时，他常常会假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有严重的阳痿问题。”

威利爱上了南希

但威利表现出来的这种粗鲁很大程度只是虚张声势，至少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他在师范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另一个叫南希的英文系女生。南希是个很小巧的女孩子，有一双黑亮的眼睛，长相清秀。南希很害羞，如果有男生在课外和她搭讪，她就整个人吓呆了，什么也不会说。威利一直犹疑不定，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用中文给南希写了一封信，信里赞美了她的美丽、文静和品德。在信里，他请求南希给他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师范学院由一些保守的干部领导，他们批评学生谈恋爱是分散学习注意力的举动。谈恋爱的那些年轻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学校记过，这个处分会记在他们个人的政治档案里，以后会发给他们的雇主。南希没有给威利回信，但第二个周末，她静静地跟随着威利，在校园里逛了一圈：

“后来我们去了电影院。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这真是尴尬，我觉得尴尬极了。我现在不记得电影演的是什么了。好像是个美国大片。电影结束后我把她送回宿舍。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她话很少。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运动场。我们只是坐在台阶上，天很黑。我们在那儿开始交谈，我们说了很多话，很开心。忽然，门卫过来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在那里。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南希很害怕，她说她命该如此。从那以后，她就变得非常忧伤。我试着再约她出去，但她拒绝了我。好像有一两个月的样子。”

和威利不同，南希是个悲观的人。她的悲观继承自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农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他总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南希的父亲梦想着赚大钱，总是做出层出不穷的计划，想搭上经济改革的顺风车。1990年代中期，四川的养猪产业兴旺起来，全省各处纷纷建起了猪饲料厂。有一个广安旁边的小镇——就是邓小平故乡的那个广安，那小镇以猪饲料出名，南希的父亲决定他要成为村里第一个使用新品牌猪饲料的人。他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专门去那儿买回了猪饲料。随后的几周里，他的20头小猪一只一只地全死了。他很可能被人骗了，买了冒牌货。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里，所有东西都有冒牌货；有冒牌的手机，冒牌的皮尔卡丹胸罩，甚至还有冒牌的猪饲料。做冒牌猪饲料最普遍的方法是：在真正的饲料中混入猪无法消化的油菜籽壳。

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奇迹保佑了威利；命运诅咒了南希的父亲。有一年，南希的父亲买了辆摩托车运货，然而他把摩托车撞毁了。然后他尝试养兔子，但兔子得了瘟疫，全都死掉了。到处碰壁。

档案调动：威利的第一次贿赂

到威利他们毕业那一年，威利终于让南希摆脱了对那条“禁止约会规定”的恐惧。但毕业的到来却成了他们更大的威胁。如果他们接受政府安排的教职，他们就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教书，彼此分隔几百英里。

那一年春天，浙江省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来到涪陵招收新老师。这是每年的规矩：招聘人员总是在4月出现在这儿，希望能利用沿海地区和内地收入的差距招工。像涪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开出的工资可以吸引到当地最优秀的人才，而要在东部招人，工资是几倍都不止。

人们管那个来招聘的校长叫“王先生”。他穿着一件传统的中山装，上面有两排铜纽扣，还有硬短领；外国人有时候把这称为“毛装”（Mao Suit）。王先生告诉学生们说，他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几年他在浙江省玉环岛上创办了“百才高中”。根据王先生的说法，玉环岛上经济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岛上，在当地的工厂和贸易公司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对于新来的老师，王先生承诺会提供免费的住处，每个月给800元工资——大概相当于100美金。如果威利和南希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教书，工资还不到这的一半。不过，如果他们要走，就要得到涪陵师范英语系的党干部的同意，同意这对年轻情侣的档案迁出。

威利和南希提交了申请。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的申请没有什么说服力：两人都没有入党，他们也不是党干部特别宠爱的学生。他们都因为谈恋爱和其他违反规律的行为受过批评。当毕业临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档案的消息。

最后，威利采取了行动。他并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好几年后，他说当时他只是听从自己的“第六感”。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南希，来到了英语系党书记的家里。那个党书记不是很友善的人，威利对他也从来没有好感；但那天晚上书记笑着请这对年轻人进门。他说，听上去玉环是个好地方，经济发达。但浙江省很远，转移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威利解释道，全世界的一切如今对他都不重要，他只想到东部去。他拿出一个信封，把他放在身前的一个茶几上，说道：“请帮我一个忙。”

“我会试试，”党书记说，然后他把这对年轻人送出了家门。没人提到那个信封半个字。

还有另外一个干部，是负责处理毕业生工作分配的。威利和南希也去他家拜访了，做了同样的事。两个信封各放了500元；加起来相当于威利父亲半年的总收入。这是威利人生里第一次贿赂官员。

毕业前不久，学院通知威利和南希，他们的档案被送往东部。

彼得·海斯勒

华尔街日报

建国门外外交楼7263号

1999年12月3日

亲爱的彼得，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外国“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在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这学校的工作并不是很好。我觉得筋疲力尽，实际上我们在学校是被当“苦力”使用。我们还饱受歧视。这儿有个老贱货负责发工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没有性欲的女人，一脸刻薄相，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钱以外。半年过去了。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点。无论如何，我庆幸我来了浙江省。毕竟，这儿有更多的机会。我仍然极度狂热地学习英语，我对自己有信心，有一天，我会成为大人物，而不再是个“牙刷”。同时，我在这儿教书非常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亚当是我教学的偶像……

彼得，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玉环来看我。我那些“土人”学生想见你想得发狂。

另外，我有好些问题要问你。

1.“KTV”代表什么？

2.什么英语词汇可以描述去另一个城市谋生的人（特别是从四川出来的农民）？

3.“DVD”和“VCD”的完整拼法是什么？

4.你想做一个美籍华人吗？

5.你想要有几个老婆？

6.你仍然阳痿吗？（你的小鸟还直不起来吗）？

你的：威利

王先生的《世界名人选》

威利和南希来到玉环时，他们发觉王先生对这个岛的描述并不怎么符合事实。首先，这儿属于相对落后的地方；乌河上30英里以外的温州，才是这个地区的新兴都市。其次，威利和南希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那份“高工资”的工作并不存在。王先生为双方之间的误解而道歉，他给威利和南希提供的教职只有当初承诺工资的一半。他所说的免费住宿也没有实现。威利和南希只好去租了间房，那儿条件很差，威利提到它时称它为“我那所谓的房子”。

王先生每天穿着他的中山装，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底下。他大概六十五岁左右，一头花白短发，一张油亮的红脸；他是个跛子，且跛得很厉害。他自己透露，他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时把腿弄伤的。他的太太穿着老式的服装和解放鞋，总是死死抓住一个丝绸钱袋，那个钱袋已经被她的手弄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这个女人负责管理学校的财务；每当她付工资给威利和南希时，她总要扣掉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和罚款。她是威利见过的最讨厌的贱货。

百才高中也并不存在，至少从校址来说是如此。学校办学地点每年都不同。王先生会弄一些短期租约，租的地方要不就在还没有完工的楼房里，要不就在以前公立学校废弃的建筑物里。大部分的学生来自边远的海岛；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父母在绝望中把私立学校当作了救命稻草，把他们送了过来。在中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只有9年，高中不在其中。

王先生的生意王国变化无常，但种类可是五花八门：王先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在附近做的生意，是为当地警察局养猎犬。王先生的办公室就像学校的其他部分一样，是还未完工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书。最大部头的一册书的书名叫“世界名人”，介绍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王先生把这册书摆放在书桌上最显要的位置，有访客来到办公室时，他就叫人随便翻阅。当威利翻看那本书的时候，整本书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王先生。关于王先生的介绍里，详细地描写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名党员，如何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那本书还介绍说，王先生常常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不到两个月，南希就辞职了，回到了四川。她在自己的村里找了一份教职。而她的一个邻居，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耐性和坚定，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第一年工作，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瘦了一圈。他想念南希，对百才高中的憎恨则与日俱增。这个学校主要招的都是外地老师，他们的工资只是当地老师的三分之一，因为王先生知道外地人要在这儿找一份新工作很不容易。同时，很多学生意识到这学校是个骗局时，就会退学；每当有学生退学，威利的工资就要扣掉一点。威利基本存不下钱来。

美国之音不能在美国境内广播

每天夜幕降临之时，威利就用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以作消遣。这个电台原本是美国政府二战时创建的；首次广播是在1942年的德国，当时珍珠港轰炸刚发生不久。从那时起，这个电台不断扩展，如今用55种语言进行广播。根据电台的性质，它致力于提供可靠而权威的新闻消息；它自称是“美国的”，而这个“美国”只是一般化的概念，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不过，事实上听这个电台的美国人少得可怜。美国法律严禁“美国之音”在国内广播，担心任何政府资助的新闻消息来源都可能变成政治宣传。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悖论：成立一个电台，提供一种声音，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众而不让他们收听。

然而在美国境外，每周收听这个电台的人数据统计有九千万。在中国，“美国之音”总是非常流行，在1989年民主游行的时候，电台方面声称有六千万中国人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城市通常都能上网，也能看有线电视，但在像玉环这样的小地方，“美国之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它用普通话、粤语和藏语进行广播。

“美国之音”也提供英语节目，其中有一种节目的语言是所谓的“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在电台网站上，可以看到对“特别英语”最贴切的描述，而这描述本身就是“特别英语”：

“特别英语”有三点独特之处。它的词汇量只有1500个。这些词大多数是描述物体、动作和感情的。其他的词更难一些。它们用来报道世界大事以及介绍医药和科技的新发展。“特别英语”的书面形式是短小简单的句子。每个句子只传达一个信息。“特别英语”中不使用英文习语。它在口头表达中语速较慢，大概比标准英语的语速慢三分之一。

“特别英语”是冷战时期的产物。1950年代末期，当苏维埃政府频繁阻断“美国之音”的广播，广播员决定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语言形式，在电流干扰中这种语言形式更容易被听众接收。他们发明这种语言时，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教学工具；但它很快就被运用在教学中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种特别语言的广播来学习英语。

“特别英语”：语言中的麦当劳快餐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来收听这种广播节目，模仿广播员说话的语音节奏。很快，亚当和我也学会了这种说话方式，因为只有我们说“特别英语”时，别人才能听明白我们的话。我俩是那座城市里唯一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涪陵呆了几个月后，我俩的日常对话已经全都是使用“特别英语”了，但自己是浑然不觉。我第一年在那儿，有个纽约的朋友来探访我，他怀疑我和亚当开始忘记怎么说母语了。他总是提醒我们，拜托说话时别用对待小孩子的口气。

有时我会想，“特别英语”是不是相当于语言里的麦当劳——一种慢节奏的快餐语言。不过，我自己也正在学中文，不久我就意识到，我正逐渐建立一套自己的“特别中文”。对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这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首先，你要有一套基本的句子结构和简单词汇，就像画家开始画一幅肖像画时，要做基本的构图；随着时间推移，你学会了一些更复杂的词汇和短语，并把它们整合到你已有的知识结构中。感觉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粗略地勾了轮廓的世界里，而新的具体细节一天天地出现。

在玉环，威利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特别英语”的广播。他有一个划了横隔线的笔记本，当他收听用“特别英语”播出的各种节目时，就把一些单词和短语简略地记在本子上。那些单词和短语都没有分类，全部混杂在一起：

大部分美国人周六早上很晚起床

特别英语

美国之音

华盛顿

总统停止科索沃

总统可能会飞往布尔格莱德

取决于这次会议

通常，被记录的话题都是新闻。偶尔，里面会掺杂一些来自美国文化、政治和历史节目的内容：

一楼：国会图书馆

火炉旁边：乔治·华盛顿

132间房20间卧室

34间浴室

私人=远离公众

总统及其家人的房间禁止参观，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房间当做自己的，这些房间不属于他们

白宫属于美国人民

“美国之音”的电台节目中，威利最喜欢的一个叫做“美国习语”，里面介绍的短语按照“特别英语”的标准，其含义过于隐晦或是过于复杂。在威利的本子里，他列了个这些短语的单子：

改过自新

先见之明

嗤之以鼻

坐立不安

（译者注：威利记下来的以上四个短语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后一个应该是威利的笔误，正确写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

不幸的是，“美国习语”这个节目不介绍下流话，但威利找到一些别的资料来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国俗语”；但他最宝贵的一部字典是从杭州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语字典”。那本字典收纳的词汇几乎全是关于性和色情的，还有绘图。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书随便翻开了一页，第一个跳入我眼帘的单词是：

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名词。1.一个女性独裁者。2.一个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为中作为施虐的那一方。

威利把南希“骗”上去东部的火车

1999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号村，他大多数的小学同学如今也都迁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里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应该比这些同龄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这一年赚的钱还差点不够回家的路费。在四川省的另一边，南希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在那所村里的学校，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个农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达爱意了。

南希关于命运的看法在她回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可以预期到留在村里的命运是什么：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段了无趣味的婚姻。在春节的假期里，她穿过整个四川来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强迫她保证了假期结束后就回到村里，这样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认为，对这一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稳定了。

但南希与威利重聚之后，威利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南希劝上了往东部去的火车。他向南希保证，他们不会留在玉环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这个学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星期以后，南希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电话打到威利那“所谓的房子”里，大声责骂他；如果南希接了电话，他们就边哭边问南希，到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招来了好些亲戚，让他们打电话去恫吓这对情侣。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执的一个——这女人有超过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每一次，她都对着威利愤怒地高声尖叫，然后又忽然冷静下来。“你要负责的，”她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

1999年4月18日

亲爱的彼得，

你现在怎样了？

我希望你在北京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中国小姐肯定能让你火热起来。但你最好小心一点，有些中国女孩会吹得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这些天来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事实上，我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点儿无趣和厌烦。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心思上课。我一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就希望下课铃赶快响起。所有的学生都是土人。他们有一些极为野蛮，又没有教养。很多学生想要退学，有一些我没办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觉到学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学生会逃离这所学校……

我最有兴致的事情，是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和一本叫“美国俗语”的字典学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语运用自如。我害怕这儿的一切会摧毁我的坚强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排解……

玉环是个很小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有点与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绝了。我担心继续留在这里，我的英语能力会退步。你知道，我对英语非常狂热，它就是我生命中较美好的那一半……

顺便问问，你报社的电话是64911166-56599吗？我要在前面加区号010吗？你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看法？

保重！

你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打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手写签名）

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

在“五一”劳动节的开始，威利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称：听力日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配偶：南希·德鲁

1999年5月1日

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毕业那一年取的，亚当·迈耶给她出的主意。实际上，这对情侣并没有结婚，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计划要结婚。要在以前的中国，他们这种情况算是一桩丑闻：一对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他们会遇上麻烦。有一次，他们去一家温州的宾馆时，那儿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因为他们拿不出结婚证。不过这种问题算是很少会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没人会就此小题大做。外地人在这儿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人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那个春天，威利继续每晚学英语，写着他的“美国之音日记”：

北约峰会

（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称为希特勒

（2）日本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反对对内政问题的干涉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表示同性恋并不是由基因所引起

比尔·克林顿　科罗拉州　丹佛

在北约轰炸事件过后，威利的日记条目变得更为混乱了：

1999年5月8日

我们没有其他的企图

军事基地

表达深深的歉意

战争罪犯

向中国驻科索沃大使馆发射的导弹袭击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1999年5月9日

据说贝尔格莱德把武器运到中国大使馆

中国给予贝尔格莱德-情报

联盟

人类社会

完成任务——合作

中央情报局

“打倒美国！”“打倒北约！”

威利悄悄离开玉环

那个星期威利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渐冷却下来后，我们仍然定期通电话。有一回，他提到说有可能来北京找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他。

但是他决定去温州再试试运气。他在那个城市里参加了一些招聘会，但是没有人愿意聘任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老师，文凭还是来自长江边上一所没听过的学校。有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玉庆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老师；玉庆是温州边上的卫星城。他去了那所学校，学校的一个女校长接见了他，然后让他试教一节课。威利总是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色：他英文说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说话对他来说很轻松。在他试教以后，那个女人决定雇用他，让他9月份开始来上班。

威利对这个女校长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承诺。不管怎样，至少那所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在那儿，校址每年都不变。威利觉得这就是个好的标志。

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为新学期他们会继续在那儿教书，而威利喜欢这个主意：到最后一刻，校长才发现要找两个替补的老师。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两个书包、一部电视、一堆旧毯子、还有一共200美元的积蓄。他们离开了玉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下。

（注：所有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3　断桥

1999年6月4日

那个夏天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十周年。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国外报纸刊载了一系列纪念文章。我在局里把文章剪下来，将它们归类在T字母下：

茶叶

智库

天安门广场

贸易展

运输

周年纪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无法公开谈论的这个事件，很难给它命名。剪报时，我把外国媒体使用的名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门广场镇压

天安门广场屠杀

天安门广场取缔行动

对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

六四镇压

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军队对示威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学生抗议者的镇压

北京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从1989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承认这个事件。中国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对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时，我的几个好朋友认真地问我是否真有学生在镇压中死亡。在当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的北京，对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觉。人们清晰地记得具体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个谜。没人准确知道镇压是怎样进行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国媒体估计至少有数百人丧生。

已有充分信息证明，事件最广为使用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太准确的。大部分伤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环绕城市的街道，特别是城西。镇压实际开始于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发生后，一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通过国家媒体官方英文广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是北京国际广播。请牢记1989年6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剧的事件。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枪杀…”

十年后，大部分追悼仪式的时间都稍稍做了调整，地点也集中到广场上。尽管细节已经模糊，但基本的回忆与当年那名记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据说，他受到处罚，在外地接受了几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轮流出发去天安门，看是否有纪念活动发生。我们错过了两起最显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参与者，各持续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子打开了手写着标语的白伞：

记住学生运动

将国家财产分给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围过去将他带走，不过美联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刻。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大学生向空中撒传单，并立即被捕。传单上写着反政府标语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值下午晚些时候的班。广场本身已经被隔离起来——给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为了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正在进行整修。不过，天安门——“上天平安之门”前面，仍有一块开放区域。那天阳光灿烂，外地游客们聊着天，与背景中的毛主席画像合影留念。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游客。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子，许多人理着平头。他们穿的不怎么样：旧裤子，便宜夹克。他们看上去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不笑、不拍照、不买纪念品。他们东走西逛，东张西望，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一名男子会站在一群正在谈话的游客背后，似乎试图偷听对话。每隔一段时间，一名平头男子会溜达到另一名平头男子跟前，说了句什么，然后溜达着离开。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着的报纸。我看见一名男子举起报纸，拿到脸旁边，对着报纸说话。我处于好奇，走过他身边，偷看了一眼。在卷着的报纸里，我瞥见了黑色塑料——对讲机。

我看着便衣警察们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是唯一可见的周年纪念了。然后，我骑车去雅宝路的穆斯林饺子馆，准备早点吃晚饭。我吃饭时，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停下车子，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边的餐桌，这样他吃饭时可以盯着三轮车。他点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着花生，边喝酒边吃。他喝酒很快，不过从脸上看不出来。他露着的双腿粗糙多节，好像是从陈年硬木板上雕刻出来似的。

离晚饭时间还有点早，我们是仅有的顾客。饭馆老板——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边打盹，两条胳膊搭在脏桌面上。三轮车师傅告诉我，他夏天一天能挣10美元以上。他是满族，他为此骄傲。他告诉我满族是怎样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满族是尚武的民族，汉族没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练武。当满族人可真是牛极了。

吃完花生后，三轮车师傅叫醒老板，要了一大碗饺子。和花生一样，他把饺子也浸到醋里。很长时间里，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出于好奇，我问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于是他去问饭馆老板。

“六四，”老板立刻回答。他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汉字“十”。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十周年。”

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

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

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

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

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

“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

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通道”。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做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四角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到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

“在中国，大多数小偷随身带着刀，”他沉思着，说道：“不带刀的算哪门子小偷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个小孩。这点我可以确定。”

“那他怎么不还手呢？你怎么那么轻易就抓住了他？”李鹏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说。

警察对我的问话也是大同小异，我开始感到厌烦了。当我们重新回顾昨晚的事件时，局促不安的感觉层层传了出来：首先，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偷窃事件感到羞愧。接着，在承认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以后，这个外国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更为羞愧。除非是一个特别蠢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外国人追打；所以这个小偷必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警察们提出了种种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个残疾人；或者是个特别穷的外来移民。警察们强调，丹东是个现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半夜醒来发现有个小偷在他的房间里——丹东可不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属于中国的那半座桥上，问那个出租望远镜的人，对面的北朝鲜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游泳。”他说。

我给了他一块钱，透过窥视孔望过去。在遥远的对岸，站着一个漂亮的北朝鲜女孩，她穿着旧式的有裙摆的游泳衣，上面布满红白的条纹。当她走到河里时，身体不由得冷得颤抖起来。在她身后，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大人周围，那个大人也许是个老师。我选了个淘气的小男孩，透过望远镜跟着他。他打了另一个男孩一拳，离开了人群乱跑，又向一个女孩扔沙子。老师在斥骂他。不远处站了个士兵，他背着一支步枪。望远镜的圆形镜头里装下了所有这些人，有那么一刻我迷失在这小小的世界里。这时出租望远镜的人问我我的国籍。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镜头，然后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仗，你觉得谁会赢？”

“我想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仗了。”

“假设他们真的打起仗来，”他说：“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看起来是时候问他生意怎样了。他说“还可以”；在出租望远镜的地方旁边，他还摆了个摄影摊，游客可以在那儿好好打扮一番，然后以身后的断桥为背景照张相。他们可以穿传统的朝鲜族服装或是全套的中国军装，那套军装还配有头盔和塑料做的步枪。

另一个小贩在桥上弄了个冷饮店，游客们可以在那儿买到“泰坦尼克号雪糕”吃，那个雪糕的包装上有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的照片。冷饮店的主人说，这座桥是国有的，私人商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远镜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桥旁边，我停下来和另一个为游客照相的摄影师聊天。“你觉得中国能加入世贸吗？”他问我。“四月的时候，朱镕基出访美国，所有报纸都说中国很快就会加入世贸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太妙。”

我们聊了一会儿。摄影师老是提起世贸。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感兴趣。“报纸上说，如果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解释道：“当然，如果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这事会对我有影响的。”

我总是喜欢去丹东这样的小城市旅行，这些地方没什么外国人。当地人都急于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和一个美国人说会儿话，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们聊天，会让我联想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通常，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说到曾经的战争与冲突，他们也全然相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故意欺压中国。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却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总是热切地讨论着国际贸易关系的话题。

起初，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不解；我觉得始终有一天我会弄懂人们的真实想法的。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同时存在。远方的一个爆炸事件可能引发人们的一种反应；和一个说中文的美国人交谈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种想法。如同如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你来参观一座桥，它被美国人炸毁、由中国人重建，又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在桥上卖泰坦尼克号雪糕；那么当地人对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逻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鸭绿江上的断桥座落在“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骄傲地称这儿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国家的角落以后，丹东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开发区正展示了发展的成果。人们告诉我说，十年前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农民搭的棚屋和临时的小码头。现在这儿餐馆林立，有冷饮店、卡拉OK厅，还有一个叫“欧洲花园”的高级商场。

开发区东边的边界处有一个通往清代皇家猎苑的大门；还有一座新桥，桥对岸就是北朝鲜，桥上架着铁轨，能走火车和汽车。在这座桥和高级商场之间，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还有一个芬兰浴洗浴中心，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广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着上身洗澡的外国女人。

在通往皇家猎苑的大门处，游客们可以追捕“野生的”云雀、白鸽、山鸡和兔子。这些动物都用绳子拴绑在地，游客们可以花上一块钱，用0.22口径的猎枪或一把弓箭射杀它们。花上三块钱，他们就可以任意射杀拴绑的兔子。游客们可以把杀死的动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那儿猎杀云雀。那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穿着时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样子。他射得太偏，云雀们甚至都没有挣扎，拴绑的绳子一动不动。它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这是我看过的最愁眉苦脸的云雀。

“我喝得太醉了，”这男人说：“你来射吧。”这人是在丹东长大的，现在带着女朋友回家乡来玩。

“我不想开枪，”她说：“它太响了。”

“拿着，”他说：“你来射。我太醉了，都没法看清目标。”

“我不愿意。”

“来吧。很容易的。”

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就更容易瞄准了。猎苑老板通常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因为这就不是打猎了；但他这次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想着这与海明威的哪个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里，总是有着枪、动物、女人和争吵的醉汉。和眼前的场景唯一的区别是，海明威故事里的动物从未被拴在地上。

终于，这男人说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径的步枪，猎苑的老板帮她把枪架到围栏上。她射了三发子弹，每次枪一响，她就大声尖叫，双手捂着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云雀看起来像睡着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开发区灯火通明：餐馆、卡拉OK厅和洗浴中心外头，荧光灯和霓虹灯不停闪烁着。而在鸭绿江对面，北朝鲜的河岸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用电的迹象，也没有北朝鲜人晚上来游泳。

在丹东，我在鸭绿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认识了两个开快艇的当地人，一天里好几回，他们会开船载我去看北朝鲜的河岸。我们会经过一些撞毁的游船，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了的工厂。在北朝鲜人下海游泳的沙滩上，有些小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微笑。全副武装的士兵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游泳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像拿着手枪的救生员。

中国和北朝鲜有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丹东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邻居领导无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耸耸肩。“没有意思。”他们说。即使是那个对世贸组织热情高涨的摄影师，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朝鲜旅游时，他看起来也是一脸不耐烦。“我可以从他们那儿学些什么？”他问我。丹东人没有一个为他们邻居的贫穷或孤立状态感到不安，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前30年里，他们自己已经饱尝个中滋味。

对我来说，北朝鲜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国家竟然对外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思议。船沿着河岸航行，我留意着那些小小的细节：一艘空空的游船，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游泳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义，就如丹东人觉得与我的简单交谈非比寻常。

不过，虽然中国人和我一样都望向对岸，我们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要看到里面去，他们想看到外面去。中国游客们纷纷涌向北朝鲜的河岸，只是因为这儿是他们离出国旅游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钱，就可以越过边境。我住的旅馆有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最低的价钱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护照，只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中国公民来说，去北朝鲜比去香港容易，香港在两年之前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丹东边境有如此宽松的政策，因为他们确定任何跨过鸭绿江的人都是想要回来的。

每天早上，普通团和豪华团的旅客都会在我住的旅馆门口集中，准备出发前往北朝鲜；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人向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旅游介绍。他所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我随和平团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所听到的话。那个导游说，中国游客参观北朝鲜的纪念碑时，应该有尊重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要给那些正在劳作的人照相。中国游客要谨记：北朝鲜是骄傲的民族。此外，当经过非军事区时，要注意不能向另一边驻守的美国士兵喊“hello”。

“你会注意到，那儿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导游说：“你不能跟北朝鲜人说，他们需要改革开放；或者告诉他们要以中国为榜样。请记住，很多北朝鲜导游中文说得很好，你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唯一一次要直接开战的冲突。这场战争从1950年6月开始，当时北朝鲜向南部进犯。美国与其它联合国的国家一起，很快对南韩进行援助；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中国的边境。那一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号召“志愿军”去帮助北方的邻居。这场战打了三年，有5万4000名美军丧生。外国的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90万之高。不过准确数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国对历次战争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东当地的纪念馆宣称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1万1千人。

当我在鸭绿江的码头之间闲逛时，我曾告诉其中一个开快艇的船员，说我希望能与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会面。那船员认识这样一个老兵，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约了那个老兵，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我们在餐馆门口见面时，那个老人的双眼睁圆了。“我以为你说他是个从美国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他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就走。船员赶紧追上了老人，试着跟他说明白，安抚他的情绪。他们说了很久，终于回来了。我向老人解释道，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向他保证不会公开他的名字。最后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到餐馆里的包间就餐。

老人以前参加的是中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他并没有目睹什么直接的军事行动，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了。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沿岸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伤。他今年6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40年了。他走路时有些跛脚。打伤他的敌人是台湾人，但所用的枪是美国制造的。老兵把这个细节告诉我，并确认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叫了菜和当地的啤酒，过了一会儿老人开始放松下来。他问我那根包扎的手指是怎么回事，听完我的回答后要了摇头。“如今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把握的了。”他说：“比如说，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还有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地方，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穷。不像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没有人犯罪。你在旅馆里被打劫的事情，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问他河对岸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他就像毛泽东一样，”他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日成的儿子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好。他太年轻，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没有受过磨难。金日成小时候就参加了战争，所以他成了个伟大的人。”

一小时后以后，采访整个儿颠倒了过来。桌对面的老人不断向我发问：美国的工资水平怎样？美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他们对北约轰炸事件有什么想法？

这老兵告诉我，他有个儿子，拿了大学毕业的文凭，却拒绝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个年轻人去了一家私人企业，那儿给的工资更高，但他的职位不是铁饭碗。他已经26岁了，却还没结婚！他怎么想的？这是他在大学里向他的美国老师学来的吗？美国人觉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长期稳定的职业更重要吗？

我向老人解释，某种程度而言，他儿子的想法和美国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话题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中国还需要一个毛泽东。他喝了很多酒，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并且大声抱怨起来。他骂着他的儿子，又嚷嚷说餐馆的服务太差。他说外国人来到丹东不应该遇到抢劫的事。

带我来的那个船员礼貌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那个老人忽然生气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他提高嗓门说：“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差点被椅子绊倒了；那个船员及时扶了他一把。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人大声说：“买单！”

我已经付过账了，女服务员就向老人解释了一番。“我有钱！”老人嚷嚷：“让我来付钱！”那个船员试图扶着他往外走。“我来付钱！”老人又嚷嚷起来，手里挥舞着一叠人民币。

最后，我们把他拉出了门外，夜晚清凉的空气让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谢，谢谢他来和我见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让我们送。

那个船员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这个33岁的男人说：“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国现在的事情。”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鸭绿江里满是中国人结婚的游船。有钱的新人雇了两层的大游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们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游船飞速地开到断桥下，停下来照些照片，然后沿着北朝鲜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粉红或橙或紫；她们站在船头，像装饰的鲜花。这天天气炎热，北朝鲜人也在河里游泳。

一个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员开船载我到河上，我们穿行在一队队结婚的游船之中。倪士超告诉我，今天是农历第6个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过总的来说，结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们觉得以9结尾的年份兆头不好。”他解释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暴动；79年的时候，是‘四人帮’的审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们美国人来炸了这座桥。”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说：“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总而言之，59年也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泽东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关键时期，但历史书上抹除了那一段灾难。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倪士超对近代发生的事情印象摇摆不清；他对审判四人帮的事情也记错了，事实上那是1980年才开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问道。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船在那座断桥的阴影里开着，船下是缓缓流淌的鸭绿江。“那一年不同。”他说：“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从丹东出发，我向着日本海，沿着国界一直走。沿路经过的地方有轻微的污染情况，一辆辆汽车从白桦林中开过。我随身带着帐篷和睡袋，到了长白山就露营。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现在里面满是湛蓝清冽的湖水，中朝的边界把湖水从中间切断，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裂的蓝宝石。晚上南边吹来凛冽的风，我在帐篷里总是以为外面有脚步声。

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儿的国界没有围起来。湖边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长满了青草，白天；我就沿着那儿一直走。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绿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没有楼房，没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几十公里之外，那一带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这儿是我所见过的最空旷的地方了。

那一块石头一面写着中文，另一面写着朝鲜文。我习惯看见的都是线状的边界——河流，栅栏；现在面对这空荡荡的旷野中孤立的石头，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边界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在这无人的旷野上毫无意义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北朝鲜走了几步，然后把相机放在一块石头上，调好了拍照时间。在那张照片上，天空湛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我跪在那儿，影子落在那块标志边界的石头上。我的左手上缠着脏脏的白色绷带。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山。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记录C　城墙

地下之城和地上的那一部分岁月累积而成的安阳，两者无法截然分离。人们也许把商朝的遗址想象成一个静静躺在地下的整体：有城墙，还有城墙内的各种建筑。是的，有可能那些甲骨就埋在这儿，耐心地等待了3000年以后，才来诉说它们的历史。然而，在地面以上，是一整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现代的建筑，有各种的机构，还有土地使用的权限。如果考古学家想要挖掘一片土地，他们必须首先和现在占据这片土地的主人进行协商。

幸运的是，这儿大部分地区都是农田，种的是大豆、玉米或大麻；对考古学家来说，与当地农民谈妥通常比较容易。然而当代以来，许多新的权威机构也在这儿留下了足迹。1930年代后期，这儿仍然被日本人占领，这些入侵者建了个机场，水泥的飞机跑道如今仍然横穿过这片土地。后来，在共产党人掌控了中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机场旁边建了个军事基地。再后来，“改革开放”开始了，原来那条旧的飞机跑道被改做了私人飞行训练学校。讽刺的是，如今这个私人飞行训练学校的客户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跑来这里学开飞机的原因，是因为这儿收费比日本国内便宜得多。不过，对日本飞机师来说的“便宜收费”，对考古学家而言却不然。当地的勘探队要避免在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工作，谁要用洛阳铲在这上面挖洞，就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取得飞行学校的同意。

在安阳，在中国任何的地方，今天的控制权与过去紧紧相连。当考古学家刚发现地下之城的城墙时，他们随着城墙延伸的方向一路搜寻，径直来到了解放军军事基地的外墙前。这是两道城墙：一道来自古代，一道建于现代；一道横穿地下，一道屹立地面。此时，现代的城墙占据了上风。考古学家暂停了勘探工作，向军方递交了申请和各种文件，还有绘制的地图。

大概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考古学家们才取得了进入军事基地的许可。他们终于走进军事基地以后，便继续耐心地用洛阳铲挖洞。商朝的城墙斜斜地横穿军事基地，仍然像箭一样笔直。考古学家们随着它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另一面外墙之前，商朝的古老城墙继续笔直向前延伸，坚定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的管辖范围。

地下之城的城墙呈长方形，它围起来的区域占地面积将近两平方公里。荊志淳和其他的考古学家们仔细考察了整个建筑，发现这座城墙是没有建完的；很多地方只是建起了一部分而已。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可能是被人们所抛弃了；可能居民们又搬去了别的地方。

“最终，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会留下各种线索，帮助我们找到事物的起因：为什么在这儿建城？为什么没有建完？”荊志淳说：“为这座城墙，我们画出了六幅不同的剖面图，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段城墙是完全建好的。他们只是刚刚建好了城墙的基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大概是座未完工的城市。”

4　一夜之城

1999年10月1日

深圳总是生气勃勃的。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飞快，人们有时会把建造高楼大厦比作雨后纷纷冒出的春笋，因此它又被称为“一夜之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会对深圳冷嘲热讽，而他们的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品味。然而对于从内地移民来深圳的人们来说，这座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坏共存，一面是残酷，一面是成功。在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个。

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听过许多关于深圳的冒险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学生们喜欢写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时候深圳是他们小说中的背景；有时候他们会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经历。在一节写作课上，我教完了一个关于对话的单元，就叫学生们写一下他们最近的谈话。一个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对话，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里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说。

“妈妈不会让你去的。”

“我会试着去说服她。”

“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确定你已经考虑周全了吗？”

“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份铁饭碗似的稳定工作。我可能会被开除，或者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不过我还这么年轻，精力有得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嗯，我觉得你是对的。在那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运。”我加了一句。

“谢谢你。晚安。”

“晚安。”

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座繁荣的城市五个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不是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时候整个班的学生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写满了求知的欲望；而艾米莉则是我最早记住的学生之一。我呆在中国教书的第一个学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布置作业；我经常随意地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然后要学生在10分钟之内围绕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有一天，我提的问题是：“有两种生活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会有很长的寿命；另一种是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但你的寿命只剩下20年。你会选择哪一种？”

几乎每个人都选了第一种。在中国农村地区，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学生指出，无论生活有多幸福多开心，20年的寿命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庭太贫穷了，他们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课堂作业中学到最多东西的人。那以后，面对着四川的学生们，我在传达“追求快乐”这样的美国观念时，就会更加小心。不过那次作业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选择是寿命很短的那一种生活。她那一年19岁，是我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写道：

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的生活都谈不上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会把我的颓废归咎于我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我们这所学校里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都过得很快乐，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从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所有作业来看，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她与他的同学成为鲜明对比；她回避党的路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我的学生之中是很少见的；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教授。她写过一些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矿井里工作。有一个单元是学习“商业写作”的，当时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让他们给一个美国机构写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选的机构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德乡村音乐协会。她告诉我说，她很好奇乡村音乐听起来是怎样的。还有一回，在一篇日志的开头，她问我有没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除了在电视上。当我的文学课上演《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时，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娅。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演每个角色时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她有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宽宽的脸上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眨动。她取的英文名来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毕业之后，她马上离开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这是我们英语系里几个更神秘莫测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体育算是很好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帅小伙。黯逆的脸方方正正的，一头硬硬的短发直竖着，黑黑的眼睛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很容易发脾气，他的英文名（Anry）与单词“生气”（Angry）只差了一个字母，看来不仅仅是巧合。几年以后，艾米莉告诉我说，黯逆以前经常挑剔她的言行举止。

“他曾经跟我说，我和别的男人讲话时不应该面带笑容。”艾米莉回忆到：“我应该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经常因为这个骂我，说我笑得太多。他还说我和男人说话时老眨眼，很不像样。我曾经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让自己变得举止正常起来。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大错特错。”

他们俩离开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钱；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药捉鱼，因为引线太短，炸伤了自己。那场事故以后，他哥哥就几乎全盲了，也不能用双手干活。他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要养。用炸药捉鱼是犯法的，但在边远的农村，农民们还是会这样做。

对艾米莉来说，她的父亲在学校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从来都说不上到底为什么她要离开涪陵。“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召唤我。”有一次她这样说。“我妈说我总是不满意开开心心的人生。她说我注定要吃苦的。”无论怎么说，她都难以想象，在涪陵做个学校老师这样的生活，如何能让她感到满意。“教书对女人来说是个好职业，也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男人都喜欢娶老师做妻子。这样生活会过得很舒适。但是这种生活太舒适了，我觉得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云南省省会昆明，他俩在那儿各找了一处住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新的经济环境下兴起了好些“人才市场”，或者叫“就业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场和就业中心。他们都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学历。很多招聘广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职者身高必须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头；事实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长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对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说，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月以后，她只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工资很低。她决定去另一个城市闯闯。

深圳自然成为了她的选择。从四川出来的年轻人是听着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去那儿打工的人成了百万富翁，一个年轻的秘书步步晋升至贸易公司的高层。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经常听见邻居们的议论，说一个当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经常寄钱回家给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妈妈常称赞那位女孩，说她是独立自主的典范；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选择了南下。

然而黯逆却决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黯逆去了东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刚刚辞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不停往当地的人才市场跑。在人才市场，来自工厂的招聘人员摆好了摊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人才市场的门票一张10元，相当于1美元多一点儿。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积蓄了，于是一周以后，她们就开始只买1张门票。她们也把其他的资源结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学历较有优势，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于是通常是由姐姐带着艾米莉的简历到人才市场里去。她为艾米莉排队，最后替她获得了一间台湾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机会。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试，公司的老板似乎对艾米莉的英语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资是每个月870元——相当于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头两天里，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当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到了你，你刚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吧。我鼓励自己要表现得热情，要主动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终见效了，我很快成为融入了这个群体。

在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只有8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其他全是年轻女孩子。这些年轻女孩来自三个不同的省份。露露（注：人名均为音译）、陆云、徐丽、莉莉是从江西来的，奕小英来自湖南，林娜来自四川。露露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但她是我们中间最矮的一个。陆云心地很好，让我想起以前的同学艾尔安。徐丽属于那种古典美女，男孩打来办公室的私人电话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有时候挺恶毒的。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迟钝、不负责任。她在办公室里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小英是我们中间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着怎么减肥。她的电脑操作很熟练，但英语很差。我和她有个口头协定：她教我怎么用电脑，我教她英语。林娜是老乡，我可以和她说四川话。但四川话几乎人人都听得懂，所以我们说四川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你我们公司是干嘛的。我们公司是从台湾搬过来的，不过几个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时装和贝壳首饰的生意。我负责发邮件或传真给客户，和他们沟通，接受订单，把订单交给工厂，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公司，把我们的货物送到客户那儿去。露露这些天帮了我许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断从南方漂移过来。她给我写信，偶尔晚上她的老板回家了以后，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常说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换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间做塑料家具的工厂里当会计，然后她又找了一份做旅游销售的工作。后来，她又进了一家金字塔式的传销公司。她知道这公司就是骗钱的：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销骗术在中国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然而她还是去了这公司的招聘会，还把艾米莉带去了。“那儿很多的销售人员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很会说话。”艾米莉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但对于提升自我、增强自信来说，倒是很不错。”

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相当于120多美元。我祝贺了她。然而电话那头的她听起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后，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迟疑地说道。“他经常到深圳来。他是个老头，他喜欢我。”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沉默。

我换了个角度。“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长得胖。”她在电话那头紧张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后胖了一些，这样她看起来应该更好看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

“他结婚了吗？”

“他离过婚。他是台湾人，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吗？”

“他常常想方设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说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帮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资要高得多。他说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小心地斟酌词句。“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找别的工作，也不该叫他帮忙。否则以后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避开他。”

“我是这么干的。”她说：“他来深圳的时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应该辞职。可能会出现很糟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暂时还不用。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好，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辞职的。”

深圳是中国境内唯一建了现代城墙的城市。城墙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铁丝网制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铁刺。整座城墙有67公里长。如果从北面进入深圳，就会走进城墙间的其中一个关卡，然后经过一条穿行在绿色小山坡之间的高速公路。离市中心越近，路两旁的新楼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红岭路交界，竖着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告示牌上面是一张邓小平在深圳的特写，同时还写着一句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地人和游客都经常在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几千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献上鲜花和挽联，还举行了其他的纪念活动。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可纪念的历史，深圳的突然崛起却包裹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

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艾米莉边笑边说。“所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说，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独的心”电话热线里接听电话，那些在深圳离感到失落伤感的人会打电话过去，跟接线员聊天。她这份工作的收入没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轻松。依照电话数量的多少，她还会得到相应的奖金；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问艾米莉，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打去电话热线。

“每个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烦恼。”她说。

“为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些人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了生存，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学生时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电话聊天过后，我常常会想，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兴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的人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默默无闻、你从来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们南下。身在其中，一个像艾米莉这样的年轻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来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朱云峰（音）的男人来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饰厂工作。他学过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里，他估算错了一个金属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个男人本来要合力搬起那个金属部件，然而那部件滑开了。朱云峰放了手。其他三个男人来不及反应，都压断了几根手指。公司承诺会付给受伤的工人赔偿金，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处罚朱云峰，但他还是决定不干了。面对那些伤残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云峰来到首饰厂上班的时候，艾米莉并没有留意到他。他是个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个子，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由于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宽。他长得不算英俊。不过，后来艾米莉开始渐渐注意他。艾米莉喜欢他走路的样子——里头有一种自信。

两个月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洋娃娃，还有一个羊的小雕像。她没有问大家是谁送的。

6月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后来到了当地的公园，不知为何却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和大家分开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来；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她那时候22岁。他是26岁。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何伟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袋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说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来越来偏激了。我告诉她，鳄鱼是一种稀有动物，现在都快要濒临灭绝了，如果不喂这些鳄鱼，它们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驳我说，这些鳄鱼看起来最近都不会挨饿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艾米莉说的话，但很明显她是对的。眼前的鳄鱼们看起来像快要膨胀得爆炸了。倒数第二只鸭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并没有被吃掉；它的一块块肉在岸边漂浮着。

最后，我的辩驳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层面，这道德感又简直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把鸭子扔到鳄鱼池，其他人也会这么干。我们不比别人道德感强，也不比别人道德感弱，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人，欣赏一池鳄鱼和一只修剪过翅膀的鸭子恶斗，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么说，这只鸭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凭什么要区别对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表态上一样，艾米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们还是让那只鸭子留在了笼子里。

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之旅以“百兽盛会”结束；这场游行每天都在园内的舞台上演。

表演延续了“互动”这一主题，动物和人一起登台。一个身着天鹅服的年轻女人，领着一队边走边拉屎的天鹅，摇摇摆摆地走过舞台上那条肮脏的小路。随后出场的是一群穿得像鹦鹉一样的女人，肩膀上站着真正的鹦鹉。然后是男人们骑着大象和鸵鸟来了。有只鸵鸟把他身上的骑手甩了下来，这只狂怒的鸵鸟追赶着骑手，那男人拼命地往前跑，围观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

表演在熊的游行中达到了高潮。有些熊穿着戏服，有些熊骑在单车上，有些熊用后腿支撑着身体，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走路。最早出现的来做客的熊，它们推着小车，小车上堆满了巨大的结婚礼物，那些礼物是用木头做的，还漆上了颜色，包括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大支长城葡萄酒。那一对幸福的新人最后出场。一只熊穿着西装，另一只穿着裙子；它们和一个驯兽师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们进行了个简短的仪式，两只熊用后腿站起来，鞠了几个躬，然后驯兽师就把它们推进展台上的新房里。那个驯兽师拿着一条鞭子。这婚礼看起来是胁迫的。那新房的红色大门上贴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双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场的观众几乎全是来自中国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有人告诉我说，晚上这儿有灰狗的竞跑看。

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在邓小平的布告牌前停留了一会儿。野生动物园让我目瞪口呆，脑海里还是一片混沌，参观布告牌则像是在净化头脑——这是我们关内之旅的忏悔仪式。这是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在那儿给艾米莉照了张相。像传统中国人一样，照相时她没有笑，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背景是那个伟大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的回程显得很漫长。我们坐的巴士在市区的摩天大楼中穿梭：蓝绿色玻璃闪着光的证券交易所，双塔的地王大厦。车往北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崭新的住宅区；几英里后，房屋逐渐稀少。车行的路穿过了空空如也的绿色山丘，来到了深圳的边界：那是一条长长的、低低的线，由铁链连接而成。在关口的检查站旁边，竖了个广告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个72洞的高尔夫会。

车出了关，路旁都是一堆堆还未完工的水泥建筑，还有打地基时形成的巨大的基桩孔，旁边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经过了一家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它的牌子上写着：第二劳改所。我们坐的巴士继续往北走，工厂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一栋栋围着栅栏的宿舍，一个个烟囱往外喷着一团团浓烟。这样的城市景观表明这个城市还未到发展成熟的年龄，也是中国新兴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堆堆杂草；还未完工的住宅区粗制滥造，那些房子的墙壁已经污迹斑斑，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未完工的，质量又那么差强人意，以至才刚建的看起来却那么破旧。

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工厂的产品，这些广告的目标客户几乎都是采购大量批发零部件的批发商，产品包括有交流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和热泵。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即使对于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来说，宣传这些产品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如同这儿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这些广告上都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个机械零件，或是一个刀刃状的部件，印在一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链齿轮下，印着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专业制造液压机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属工作润滑剂（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运纸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户外的饭店吃饭，那家饭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附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夜晚通常是一天里最令人愉悦的时候；而关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终于让这儿的一切具有了亲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厂区看起来如此单调、缺乏人性，上班时间一到，一条条街道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就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从工厂的围墙内忽然涌出了一群群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开心，就像是听到最后一声下课铃响的学生。我在饭店里坐着，看着那些年轻人从人行道上走过，他们说着闹着，互相调笑。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别的职责——没有家庭，没有传统风俗。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自由的。

吃饭的时候，艾米莉告诉了我他们工厂老板的一些奇闻轶事，逗我开心。她老伴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美籍华人，最近为了谈生意从三藩市飞到深圳来，他去了艾米莉的办公室，用传真给他老婆发了封充满爱意的信，然后马上到外面找了个小姐。艾米莉的老板常常对他工厂里的年轻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现如出一辙。旁边的一家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为周旋在他那两个四川二奶之间，他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最后连工厂都倒闭了。

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大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不想。”我说：“我们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云峰的公寓里，那公寓就只有一个房间。他现在的工作允许工人独自租房子住，这也是朱云峰离开那家首饰厂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赚的钱比艾米莉多，但他很节省，那公寓也是很简陋的。附近的房子贴满了写着黑体字的传单，那是私人性病诊所的广告。他住的那栋楼里楼道的墙上也贴着那样的传单，我们跟着那些传单一路走到4楼，就到了朱云峰的公寓。墙是还没上完漆的，天花板剥落，水管还没造好。热水器还未安装好。像关外无数的东西一样，这栋楼还未完工，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太多东西等着要兴建，承包商们在一个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马上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发现，这地方只有一种东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厂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一做完就马上要出口到国外。

朱云峰的公寓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两张铺着藤席的木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热水瓶和一堆书。他如今的工作是为工厂做模具，那家工厂生产一些销往国外的家用工具。

夜里，艾米莉走了以后，朱云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说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有学过英语。我看得出来，他对艾米莉很是钦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让艾米莉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诉我说，朱云峰长得不帅。她说的是实话：朱云峰的脸上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朴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关于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帅哥不可靠”的理论。

我的第2次中国签证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月：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按照传统，每逢重大的周年庆典，中国就要在首都举行阅兵式，由国家主席现场检阅：15周年庆典是毛泽东，35周年庆典是邓小平。40周年的时候没有举行这样的游行庆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时候看了太多军人了。不过，如今风平浪静的十年已经过去，轮到江泽民来检阅他的部队了。

首都为此整个夏天都在紧张筹备。天安门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要重新粉刷，长安街上的好些建筑也重新装修了门面。8月16日的夜晚10点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过晚饭，乘坐出租车回记者站，途经长安街时，忽然整条街道上都响起“圣母颂”的甜美乐音。交通全慢了下来：汽车司机摇下了窗户，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路边。每个人看上去都一脸迷惑的样子。第二首歌响起了，是“圣诞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有人在测试阅兵式使用的新的扬声系统。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现在街头的，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运送部队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的导弹发射器，它们经过长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门广场开去。事先没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报上发布了不起眼的声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区将进行交通封锁，时间是下午4点30分至凌晨2点，但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些部队的武器设备。当时我正在记者站剪报纸，当我听到外面巨大的轰鸣声时，我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着一列的军人，把目瞪口呆围观的群众挡在身后。父母们让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宝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饭。他咧开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现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问他，他会如何庆祝这个周年庆典，他说那个星期他会尽量不出门。他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警察正在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因为当局担心一些分离主义者会安放炸弹，或者在庆典上捣乱。

在北京，为了缓解污染的情况，当局下令工厂暂时关闭，还在典礼前安排飞机投放了一些播云催化剂。9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来时，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蓝，当天的阅兵式进行得异常顺利。江泽民穿一件中山装，钮扣扣到脖子低下，检阅部队时他喊道：“同志们辛苦了！”没什么新鲜事——“皇上”的服装和从前一样，那句呆板的口号以前的诸位领导人也喊过。阅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国歌，取代了我们那天听到的“圣母颂”。我对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的阅兵式，感到很无聊，就出门去雅宝路吃饭了。波拉特遵守诺言，到处都看不到他的踪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维族餐馆一个客人也没有。

当局宣布，为欢度国庆，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由于积蓄不多，并没有出外旅游，他们俩在玉庆度过了平静的一周。在建国50周年当天，他们去了威利的四个学生家里做客。对于外来的老师来说，这是在当地建立人脉关系的好方法。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开皮鞋厂的，那学生的父亲给了威利一双新的皮鞋。后来威利给我写信，信里半开玩笑地说：“有趣的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家里受贿。”

在更远的南部，深圳关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只放一天假。深圳关内的大部分公司都给了员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围墙之外的工厂生产计划更为繁重。艾米莉工厂的员工认为，他们的老板对国庆假期如此吝啬，是因为他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台湾人。

那一周周末，我的签证就到期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过关去了香港，买了我那张新的签证。

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关内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选择的景点是地王大厦。我们的行程依旧：麦当劳里碰头，去关口的巴士，深圳边境上的检查。路两旁一直是低低的绿色山丘，还有一片片的住宅区，忽然市中心就出现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楼：栋栋高楼耸立，钢和玻璃的材质闪着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栋俨然在其中伸出了头，那就是地王大厦。

我们买了去地王大厦顶楼的票。玻璃做成的观光电梯带着我们飞速上升，来到了第69层。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经济特区跃入眼帘。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种挨挤的状况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后你发现自己脚下是一大片乱糟糟的钢筋水泥的海洋：那么多的楼房，那么多年的忙乱发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道路是宽阔笔直的，市中心随处可见一片片的绿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区那些涨水的鱼池反射着光芒，像一面面镜子。这座城是经过规划的；它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互相堆积的成果。

那座摩天大楼里有一个展览，内容是颂扬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深圳的展区不大，门前挂着条标语：“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区里有一人高的邓小平像和撒切尔夫人像，这两位领导人对殖民地回归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展览到1997年的政权交接结束。那儿有一张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的照片，共产党当局非常鄙视他，因为他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最后几年尝试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厦的展览压根儿没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连彭定康的名字都没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说明：“殖民统治结束”。

第二部

5　淀粉

2000年3月

我第一年做自由撰稿人，过了几个月紧巴巴的日子以后，开始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这些媒体包括有《香港英文虎报》、《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芝加哥论坛报》、《纽沃克星报》（the Newark Star-Ledger）、《西雅图情报家邮报》（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少年学术杂志》（Junior Scholastic Magazine）和一家叫“现代中国”（Chinanow）的网站。那一年世界经贸组织那些英才们从日内瓦飞抵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会议；而我撰写了用于宣传册上的讨论会纪要。每个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有一套发放酬金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要我必须穿西装、打领带，不过他们会给我300美金一天。报纸通常是一则新闻报道付我300到400美金，如果我能提供一张能见报的相关照片，还能获得更高的报酬。没有人会为我的开销买单。无论谁给我一份稿件的合约，我都来者不拒。

在我发表稿件的这些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声望最高的，不过它们给的酬劳都没有《少年学术杂志》多。那家杂志一篇专题报道就给我900美金。《少年学术杂志》让我做一个关于三个北京的学龄儿童的报道，这报道里要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这家杂志的受众是美国中学的青少年；编辑要我把每个句子的长度限制在18个字以内。我写完了草稿，自己读了一遍，忽然发现我用的是“特别英语”（译者注：Special English是词汇量较少、语速比地道英语平均语速慢1/3的英语，由于“美国之音”的广播而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的历史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过往的岁月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比西方各国发达得多。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铸铁、丝绸和指南针。

然而过去的两个世纪对中国而言，大致是可叹可悲的；尤其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有很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要做好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关键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离开来。你要远远地注视着你的文章，如同一个忽然晕眩的人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趴在地面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无论哪一类的写作都是如此；但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自由撰稿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为那些远在天边的媒体写稿感觉很奇怪，那些媒体的编辑对我来说就只是电话里的一把声音而已。而且这也算得上是不合法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任何记者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然而北京和上海仍然有一小群年轻的写作者，持有的是买来的6个月的商务签证，希望有一天被某个记者站选上，成为一名全职的记者。这些人惹上麻烦的机率不高，但偶尔会出点事。我来北京前不久，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敏感新闻，中国警方对此的反应是不断去骚扰一批ABC驻中国记者站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外国人，也没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最后他们都不得不放弃工作。

无论如何，我还是尽可能去发表我的文章。这么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我的报道可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但也可能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我每周都发信投稿，也学会把一段经历写成好几个故事，就像那回我在北朝鲜边境的旅程一样。（那段旅程一共发表了五篇不同的文章。）同时，我也留意着那些不同种类的固定工作。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麦特。福尼把他以前的一份差事转给了我，就是为《香港英文虎报》写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每周二我就交过去一篇600字的文章，然后我就能收到150美元，还有那篇从样报上剪下来的发表文章。我每次为了护照的事情去香港时，从来没上过虎报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看过我在上面发表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写作方式更为轻松。我常常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旅行，等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就是在北京城里闲逛，找一个人或一处地方来写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都北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儿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兴盛起来，然而还未达到完全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经济模式。小规模的生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一桩都值得拿出来写成故事。雅宝路那边的一条小胡同里专门做卖给俄罗斯人的皮大衣生意；新街口有好些很棒的走私CD和DVD店。人们都知道地铁天安门那一站有很多卖伪造发票的人，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从内地来为党公干的腐败官员。他们就在地铁站的出口那儿转悠，嘴里小声地说着：“发票，发票，发票。”那些人总是站在阴暗的角落，眼神飘忽不定，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抽出一叠报销单。

玉蜓桥的市场全部是卖没有许可的电子商品的：用过的产品，厂商用于摆设的模型，试验的装置，工厂里流出的零部件，还有就是假货。每件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可以打消你疑虑的故事，一个口头上的信心保证。有天早上，我在市场里闲逛，和一个卖主聊天，他是卖台湾制造的松下音响的。他向我解释到，他卖的产品这么便宜，是因为他不用交税——他有个朋友在厦门做海关。另外一个卖主告诉我，他卖的扬子牌洗衣机是在安徽省的工厂里直接提货的，这批产品没有通过厂家的质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表面有些小小的刮痕。这个卖主旁边的男人在卖CR2型号的锂电池，这些电池在高档商场专柜的电子产品中已经使用过了。但这男人指天发誓说，这些电池还有一半的电，价钱则是原来零售价的六分之一。

我对兜售故事的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一次我在山西省省会太原旅游时，遇到了一个街头集市。那儿全是这种东西：手表，打火机，佛教的护身符，还有手工做的鞋垫。每个卖主都是把席子往地上一铺，上面摆上他卖的东西，就可以叫卖了。

有个卖小册子的摊子前聚集了一群人。卖小册子的男人二十岁出头，你可以从他外表就看出他是从外地来的：黝黑的肤色，肮脏的衣领，廉价的蓝色西装。但是他口才很好，人们都被他的言语吸引住了。在这儿演讲的关键在于语速：决不能太快，不能显出很急切地样子。他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好像他正等着享受这一整天似的；他的话听起来不会太生硬，也不像有预先排练过。他卖这些小册子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这些小册子确实值得一卖。

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他在地上摆了一张白色的布单，上面手写了一系列的问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谁更好一些？

一则从未公布的重要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中国在20年后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会得到答案。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这个男人说：“只要一块钱而已。”

他瞥了一眼围观的人，显然留意到人群里有个不太寻常的身影，但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是外国人也好，当地人也好，这都没关系的。价钱就是这个价：只要一块钱。我不会骗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你会得全部答案。”

那些小册子印刷质量很差，纸做的蓝色封皮里钉了有20页，封面上写着：

科学新闻、奇闻和秘密疗法

张宏（经济学家）

深圳科学新闻出版社

毋庸置疑，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经济学家很可能是“查无此人”。在北京这种政治监控比较严密的城市，这个卖小册子的男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城，或者是被抓到派出所去，他卖的东西要全部没收。但在乡下，时不时可以看见卖这种小册子的人，这个国家的媒体都由当局掌控，这些人就在边缘地带活动。他们贩卖谣言、秘闻、民间传说、阴谋论——那些都是在人们头脑里悄悄回响的声音。我总是对他们卖的东西感到好奇。一块钱真不算多。你在报纸上可从来看不到那样的消息。

那本小册子里有21篇文章，按照一种神秘的逻辑排列。“为什么毛泽东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是“如何看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中国需要迅速解决的十大问题”的前一篇文章是“十种人会短命”。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89年民运的工人领袖，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另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刘少奇的那些妻子们，刘少奇是前任的中共副主席。这些文章里有丑闻：“500个怀孕的女空姐。”也有建议：“如何治疗脱发和白发。”有欺诈：“打麻将的作弊手法。”还有祖传秘方：“如何避孕”（用小苏打和棉花）；“如何流产”（用发酵过的发酵粉和烧酒）。

那些文章都很短；里面的句子简洁明了。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原因：1.他被刘少奇所威胁；2.他想继续阶级斗争；3.他希望全面发展马克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孕妇右侧的乳头颜色比左侧的乳头深，她就会生儿子。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好。如果你有规律地做运动，就不会秃顶。中国20年以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左侧乳头颜色更深，你就会生女儿。

2000年3月，我接了个活儿，是写一篇关于“淀粉”的报道。有家叫多尔·奥利弗的荷兰公司要发行一本公司内部刊物，他们想报道一下他们公司在中国东北部的工作情况，那个地方以前叫做“满洲”。奥利弗公司给这个地区最早的两家玉米淀粉加工厂供应离心机，工厂名字一家叫黄龙，另一家叫大成。我的任务是去报道一下这两家企业的成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此处的“报道”该叫做“宣传”。报道和宣传除了叫法不同，在这儿意思可没什么两样。1997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把“宣传部”的英文翻译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但中文名称可是一点儿也没变。

这篇报道多尔·奥利弗公司付给我900美金。我的摄影师朋友马可·梁的酬劳是1000美金，公司付给他更多钱的原因是他承诺说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们动身前一晚，多尔·奥利弗公司寄给我另一篇内部刊物的样稿，让我作参考。那篇文章是用简单的“特别英语”写成的，它的开头是这样：“没有什么原料能像淀粉一样，用途如此广泛。”往下的内容就是说从唇膏到纸张到干粉，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淀粉。每一年，全球的淀粉产量一共是5千5百万至6千万之间。大量的淀粉用于提取糖分，这个传统是从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英国人切断了法国进口糖的途径，法国人不得不从淀粉中提取糖分。也许你要说法国人输了那几场战争，但他们可从淀粉上尝到了甜头。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像‘汉堡王’这样的快餐店会用淀粉让薯条变得更脆。”

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穿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

1970年初，当“文革”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长春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

“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

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毛笔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

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相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

6　好莱坞

2000年4月25日

到了冬天的时候，波拉特替我弄来了一张“好莱坞贵宾卡”。天气冷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法再去那家小维族旅馆外面的露台坐着吃饭了，于是我俩每天的“雅宝路行程”有了变动。有时我们改去“好莱坞”吃饭，那是一家夜总会兼餐厅，一张贵宾卡意味着你在那儿可以免掉服务费。波拉特认识“好莱坞”的老板，似乎雅宝路上所有夜店的老板他都认识。

“好莱坞”的餐牌上面印着俄文和中文，我们每次去都点一样的食物：我要俄式鸡肉，波拉特要牛排。周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欢早早地就到“好莱坞”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享用晚餐，随着时间推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每个走进这家夜总会的人，都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金刚（King Kong）塑像，它的庞大身躯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儿。夜总会里装修成好莱坞星球餐厅连锁店的样子。玻璃柜里展示着仿造的电影道具，上面还贴着详细的标签：一枚《无敌战将》里用的银色的警长徽章（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红色衬里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电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条皮鞭（《牛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8年出品）。门内侧的地方嵌入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管，里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装是“终结者”里的模样。施瓦辛格的雕像与这儿的电影道具一样，过于粗制滥造，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原型。这像一个主题为“假的”博物馆：展览里的艺术品会提醒你，你已经溜到真实之外，并且与它有一段距离了。在一个以卖冒牌货闻名的街区，“好莱坞”似乎算得上里面最为巨型的假货。

这儿也是雅宝路的俄罗斯妓女们出没的大本营。每次波拉特和我在这儿吃饭，我就会边吃边留意那些“夜间生意”的进程。8点，那些女士开始陆续进场；1小时以后，潜在客户走了进来。潜在客户们绝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国人，这类人可能兜里有些钱，但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手腕上戴着象征着好运气的廉价佛珠；而且无一例外地，手里都拿着商贩的招牌物：一个假的皮革钱包。在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这些人通常都嗓门很大：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冲着服务员大声说话、下达命令。然而“好莱坞”里出现的这些白种女人，却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些中国男人三五成群地，低声说着话，不时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每当一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走过，他们就显得更加蠢蠢欲动。有时，我会看到一个男人如何热身，准备采取行动：他拿起了手机，又放下；点了支烟，又把打火机放下。这些动作不断循环加速：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一个女人直接对话。这时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机，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对话里——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偷窥癖。

波拉特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去美国的事了。他提到出国去读书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对岸找个工作。有一阵子，他觉得去加拿大不错，因为有人告诉他说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过后来他决定不要学法语（注：魁北克是英法双语通行的城市）。我们在好莱坞的聊天总是回到同一个地点：美国。

波拉特如此热切地期盼能去美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会说英语，我也无法想象他会取得去美国读书或经商的资格，而且美国大使馆可绝不会给一个在雅宝路上当中间商的人发旅行签证。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妻子，但他确实有个妻子还在新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系有些复杂。他和妻子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俩能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迁移问题的时候。

我猜测波拉特关于美国的言谈，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我也担心，他可能对美国的认识有些偏差。在中国，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有两种极端，而两种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它们相信美国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我也见过其它的中国人，他们对美国的财富、机会和自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谈的时候，无论他是哪种极端，我常试着委婉地改变他的想法，让他接近真实的情况，然而这么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

中国的一些地区，一些关于美国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移民过去。今年1月份，有3个中国男人藏在一条去西雅图的货船上，死在了集装箱里。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来自东南部的福建省，那个地方以“蛇头”出名——“蛇头”是帮助人偷渡的走私贩，他们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径。

这桩死亡事件发生后，《西雅图情报家邮报》雇了我写几篇关于蛇头的稿子。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福州附近沿岸四处走动。在一个叫琅歧的海岛上，我找到了西雅图事件中1个生还者的家人；而这个生还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国当局拘留，等待美国移民局开审。不出意料，这种移民者都要求获得政治避难，但实际上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福建人的村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州的牙买加拘留中心呆了4个月，后来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蛇头”给这些偷渡的人弄来护照，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这些人为此背负债务，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厅或血汗工厂里工作数年，才能悉数还清。

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地区，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满足于这种符合中国标准的舒适生活。为支持福建当地版的“美国梦”，兴起了一整个行业：蛇头、欺骗性质的签证服务、为移民作准备的英语课程。在一个叫“谭头”的村子里，有三个私人英语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餐馆英语”、“生活英语”和“出国英语”。我看到一个开课的广告，名字很简单，叫“餐牌”。另有一个广告招牌是这样承诺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国工作1天半的工资，就可以学一整个学期的“餐馆英语”。有一家学校开设了粤语课程，因为在美国好些中餐馆区里，粤语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学习另一门中国的语言，为的是非法在美国工作。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过话来，他说他曾经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扮演法帝国主义者。“我处决了一个中国革命者。”那个男人骄傲地说。他也是一个教授。“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纷纷举起了手里装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摆满了维族人的菜肴：烤羊腿，囊饼，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渐渐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谈的语言不再限于中文；后来他们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我静静地坐着，观察着他们，听着他们说的话。我喜欢那种土耳其语系的发音，他们说着这样的语言，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波拉特站了起来，慢慢地绕着长桌，依次向客人一个个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宝路的心脏地带，他看起来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对这个城市的作息更为熟悉了。北京时间并非稳定不变的：偶尔，会有那么一星期，长得像不会结束似的；或者只为了一个短短的早晨，就动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的筹备——例如1999年的国庆日纪念。有些日子，党想要人们铭记；有些日子，党希望大家遗忘。有些日子，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有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偶尔又会有那么几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刻，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纪念。

通常，日历上出现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邻近地区搜寻一番。那个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周年纪念，也可能是举行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无论是哪一个，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检查居住证。这段日子对北漂的人来说是很煎熬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关的文件；维族人此时也会遇到麻烦。每次北京的某个重要日子来临，波拉特总是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低调些。

不过，对北京城里的大多人人来说，这只是一件无可奈何的麻烦事；那些警察也这么认为。毋庸置疑，是最高层下达了命令：某政府机构告诉下一级的政府机构，某日要特别警觉云云，接着这些话又逐层传递到下面的有关部门里。最后，命令传达到负责社区事务的警察里，他们就奉命来到处搜寻一番。不过，他们执行这种任务时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后就走到别处去了。每次他们来敲我的门，我都保持沉默，装作没听见。我从来没有在我所住的公寓里办过什么登记手续，因为这地方严格来说是不准记者居住的。

当然，每个北京的记者都会对这座城市的日历了熟于心。对于某些事件，媒体已经有事先写好的稿件（译者注：此处指境外媒体）；到了那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时间就被分割成小时计算，记者们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蹲点，观察是否会有游行示威。通常来说，那天都过得很无聊，甚至会让人很不愉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历上圈起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无法拼凑成型，很难找出什么特定意义：这儿一场示威，那儿一个周年纪念。这种状态符合党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去广场上纪念六月四日，另一个人是去纪念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个人永远都不会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没有重叠；岁月步履蹒跚地前行，没有留下任何的诉说。

不过，如果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它再度发生；那感觉就非比寻常了。那种情形，像有一条穿过了好些年头的细线，把时间长河里的两点连接到了一起。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能触摸到大街小巷的脉搏。今天，我快要骑到市中心的时候，传呼机响了，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按传呼机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伊恩·约翰逊，我《华尔街日报》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边。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筑群落的统称，位置在紫禁城旁边。有谣言说那儿有些人在抗议。

我骑着车子，从文锦路往西去，经过北海公园，随后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里外站了有三四层。大部分是中年人，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算一下人数：100，500，1000，2000。只是文锦路一带，据我目测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妇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么一会儿，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统计人数上，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但随后，我突然发现了四周的安静。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大叫，没有人唱歌。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儿，平静地凝视着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着头脑。有几个北京当地人刹住自行车，问那些聚集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人回答。有个男人开始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麻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我下了车，走到人群里，希望找到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试着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沉默。一个老者。沉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一个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为体面一些，说的普通话带着口音，我听不出是哪儿的方言。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首领之类的人物。“我们练习Falun功，”她告诉我说：“我们只想得到官方的认可。大家都指责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要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好的组织，否则就会持续集会。”

我们的交谈很短，接着就来了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摇了下来。那个女人急急地走过去，车门打开了，她低头钻进车里。几分钟后，她从车里出来，然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摇摇头。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挤进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会过后，时间加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自从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宗教气候经历了剧烈的改变。起初，共产党人对宗教持批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他们蓄意要毁掉所有宗教。毛泽东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信念；不过，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不过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复苏了，教堂来了新的信徒，被毁坏的寺庙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这些信仰有着严格的限制，共产党只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国人开始沉迷于气功。气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练习和沉思冥想。从来没人把这些锻炼方法称为“宗教信仰”，任何一个宣称有新信仰的行为，都无异于向党挑衅。气功的练习者们把他们那一套注册为“锻炼身体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个来自东北的男人创了一套新的气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称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气功派别，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锻炼，但它分明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它的书籍里强调信念和锻炼并行；它所用的很多符号和术语源自佛家和道家。无论它注册时填的是什么，它看上去更像是个宗教组织。

它的传播也像是宗教的方式。Falun功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对身处改革开放巨变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这些简单的道德准则，迎合了他们的心理。1990年代，Falun功获得了好几百万的信徒，很多人在早晨的公园里一起锻炼。我在涪陵住的时候，在茶馆遇到了一群Falun功练习者，他们想要说服我一起加入。他们给了我李洪志的书，还整天往我住的地方打电话。这些人的狂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们并无恶意。我很烦那些一大早就扰人清梦的电话，不过那些信徒说话总是很有礼貌。他们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锻炼Falun功让他们的生活富有规律。

1990年代后期，开始有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Falun功，说它是一种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如果有一篇关于Falun功的负面报道出现，信徒们就聚集在这个媒体的所在地，举行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要求这家媒体撤回报道。很多的媒体所属级别不高，他们通常会选择让步，因为怕被上头指责惹来麻烦。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了一段采访，有个教授批评了Falun功；随后2000多个抗议者出现在电视台门口。这时候刚好是北京日历上某个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电视台迅速播放了另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达了对Fa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议的人陆续离开了。

那一次，信徒们领悟到和平抗议是个有效的途径；他们也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学的一份学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李洪志的评论，是批评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经移民去了美国。几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然而这一回学报拒绝撤回文章。最后，这些抗议者们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意见，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会事件。那一天，当局的高层领导人最终同意会见Falun功代表，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让集会的群众和平地离开。

这次集会抗议活动没有出现任何冲突，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只是集会时关闭了其中一条车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意识到，Falun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此训练有素的组织。随后的几星期，当局对此事保持着沉默，这在中国通常是个坏的预兆。北京的报纸没有发表关于这次抗议的只言片语；电视台的新闻也没有任何报道。没有辩论，没有公众演讲，没有任何形式的评论。好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一场风暴爆发了：7月22日，当局下令取缔Falun功。更多的抗议者出现了，等待他们的是随后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头目们被审判，然后送到了劳改所。10月26日，共产党人加快了进攻步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宣称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练习者继续抗议活动。他们常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横幅，打莲花坐，或者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这是Falun功练习的开始动作。便衣警察监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外国记者们静静观察。不久，一些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报告说，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间被毒打至死。

2月，一个叫陈子秀的老奶奶死了，当时她正被山东省一个小城镇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试图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练习者对他们的信仰是不会撒谎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门一带巡逻，问经过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陈子秀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想找人报道这件事情；通过层层关系，她最终联系上了伊恩·约翰逊。约翰逊与这位女士会面，并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报道。文章见报以后，约翰逊继续追踪调查Falun功组织的构成，这和警方的反应可谓如出一辙。他发现，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个例证：在各个地区，每出现一个从当地逃脱至北京参加抗议的信徒，当地警察局就要被罚款一次。“取缔Falun功”是上头启动的一个想法，最后被具体化成十足的残暴，其中原因至为愚蠢、又至为实用：为了钱。

然后，在你意识到以前，又一个4月25日来临了。北京的日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周年纪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

广场上，便衣警察无处不在——有些扮作卖纪念品的小贩；有些假装是游客。像以往一样，这些男人大部分理着平头，穿着磨破的裤子和廉价的风衣。他们的穿着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们走来走去，一会儿又站着，盯着某个目标。他们总像要伸出手来指认某个人似的。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男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恐吓威胁，而非潜入敌人身边。看起来，他们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一旦发现抗议者就马上弄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他们留意着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同时也注意着外国记者。摄影师注定是悲惨的下场——保证拘留，鲜有例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张照片，并藏好胶卷。对于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来说，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相对来说情况还是好一些。这些规则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拿笔出来写；不要拿出笔记本；避免用中文和别人交谈。试着混到游客里头。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坚持说自己只是去广场参观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国游客里。这个幌子很好——游客里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样，戴着顶棒球帽。我还认出了他们的口音：元音很扁，辅音R很重，是美国中西部来的。有个男人告诉我，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说是从爱荷华州来的。我们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游，他把我们带到广场北面的旗杆下面。讲座开始了：

“红色是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色。在中国，红色也有传统的寓意，代表着幸福快乐。大的那颗黄色星星代表共产党。小的那几颗代表着四个阶级，分别是士兵、农民、工人和科学家。”

然后讲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导游说，他有个表哥，曾经是这广场上国旗班的一员。他的表哥总是笔直地站在旗杆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光荣感让他忘记了疲累。我心想：“这是个假的故事”；紧接着，我们前面就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莲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她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干部　　　（Cadres）

审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宪法　　　（Constitution）

消费者　　（Consumer）

中国政协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15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

亲爱的新闻专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显著加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不能错过今日中国的种种故事。《波士顿环球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规模的日报社之一，我们报社认为，增加中国的报道，对于其环球视野是极为重要的……

五月的时候，现今黑市的汇率掉到了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闲，我和他常常坐在维族餐馆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儿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里了，餐馆老板终于买了台冰箱。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又一“巨变”，不过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让你怀旧伤感的事情，可能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前。

这个城市平静地度过了北约轰炸事件的一周年。没有任何的抗议活动或者公开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如此而已。夜晚渐渐暖和起来，我们俩在餐馆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着商贩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也已经成为往事了：坐在黑色奥迪车里的钱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烟头的维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们的踪迹。

有一天，从北朝鲜大使馆出来了一伙男人，他们的车停在餐馆门前，是来吃午饭的。波拉特和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正在吃饭，他们都抬起头看着那些人。过了好一会儿，波拉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旁边北朝鲜人的那张桌子去。“我喜欢那个徽章，”他指着其中一个的大衣翻领说：“我给你1美元，你把它给我吧。”那个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鲜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说：“两美元。”

北朝鲜人站起来，往餐馆外头走去，桌上的面还没有吃完。我们再也没在维族餐馆里碰见他们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买到了新的身分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服装市场里转悠，碰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个“签证顾问”。他们攀谈起来，那人给了波拉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间公司就在雅宝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说只要8千8百美元，就会安排好一切，包括签证材料、签证申请和机票。波拉特又去了几趟，考察这个公司是否可靠，最后他同意了这笔买卖。

第一步，是要给波拉特捏造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护照，草草记下了他之前出国做生意的经历，然后比对着替他设计了个没有瑕疵的身分。那人决定，波拉特应该有一个中国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与好些国际公司做生意，参与了高层次的贸易活动。重要的一点，波拉特要是个有钱人。

通过关系，那人给波拉特弄来了新的文件。有个政府盖章的文件证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学位，另一份文件让他成了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老板。一份银行帐单证明了波拉特有将近300万美金的财产。他还获得了一张新的中国公民身份证，证实他有4个孩子。波拉特要抚养这么多孩子，银行里又有巨额的存款，签证官会认为，他只是要出国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来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诉了我。他向我解释整个申请计划，并且强调，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并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是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这些文件一样真实。

美国这边的手续更为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银行证明。那间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矶有一个联系人，他会弄来一个公司的信笺抬头——当然这个公司并不存在，准备好一封邀请信。那封信很短，语焉不详，是用“特别英语”写成的：

亲爱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诚意邀请你2000年10月出访美国，为期两周。

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请你检查我们的产品，并与一些美国公司展开会谈。有些美国公司批发出售此类产品。不过，你需要亲自来查看货物，并谈妥交易价格。

波拉特去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谈的前一天，那个顾问仔细盘问了他5个小时，确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这个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经去其他国家做生意的经历，这些经历证实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亏本买卖——烂在尼泊尔境内的葡萄，哈萨卡斯坦那一大堆虫蛀的衣服，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商人成功的商业之旅。他在人生之路里踏出的一步步脚印，自然而然地带领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个腰缠万贯的男人，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名即将出访洛杉矶两周的企业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馆做签证面谈。真正的面谈时间不到5分钟。签证官问波拉特的问题只有两个：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你的护照上说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这样吗？波拉特回答：两周。是的。签证官往他的护照上盖了个章，说道：“欢迎到美国来。”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0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帝不会中止这份协议（帝弗终兹邑）。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禳祓，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

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2000年12月26日

每天夜里，工厂宵禁以后，艾米莉都会听着收音机逐渐入睡。在那家首饰厂，她和其他三个女人同住一间宿舍；晚上，她们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的节目。她们在工厂里做的是文书工作，比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条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个人一间宿舍。不过，她们晚上收听的都是电台的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据说每天晚上收听“夜空不寂寞”的听众有1百万。女主播胡晓梅可能是深圳这座一夜之城里最出名的女人了。

对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来说，胡晓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年近30岁，起初来深圳也是做工厂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众。她很少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说到的时候，也是含糊带过。不过，对于像艾米莉这样认真的听众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得出一些结论了。“我知道，肯定有个有钱人曾经爱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可能考虑过要不要接受，不过最后她没有选择和这个有钱人在一起。虽然，和有钱人一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得多，但她还是决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她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了。”

虽然胡晓梅极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却有一种天赋，能把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夜空不寂寞”是一个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地来深圳的移民，用工厂宿舍的电话打给电台。有些人打电话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有些人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讲述自己的情感问题。这个打电话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外一个她讲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过程。有时候，有人反复地打进热线电话，他的故事就不断展开，可能会持续一整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宿舍看起来一模一样，工人们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极为紧张，而电台里的故事听起来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个最为离经叛道的故事，给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打电话过去，说她有许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个男人，然后跟他回家。她不想再这么干了，她想找一段稳定可靠的恋情。不过她仍然没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晓梅没有批评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倾听这女人的话。”

艾米莉认为，这正是女主播胡晓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会贸然下结论。她会细细的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做出判断。”胡晓梅有时说的话会非常尖锐、不留情面，她还会及时地给出具体建议，不过她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倾听。女主播的声音低沉而沙哑，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她从来不会表现出生气或沮丧的样子。很多打电话去的人属于同一类；那些年轻女人为婚前是否应该和男朋友同居举棋不定，想听取她的建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被做工工厂的宵禁所限，他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会说，年轻人不应该同居。不过，如果打电话的年轻女人听起来足够成熟，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胡晓梅会说两个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经在首饰厂上了两年班。那一年她23岁，已经是她所属部门年纪最长的女性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莉逐渐弄清了工厂里的社交动态，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台湾老板这个人的本质。台湾老板仍然追逐着厂里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叫鸡。不过艾米莉看穿了他，这只是个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点儿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时，工厂里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老板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在工厂的世界里，地域性的关系是很有力量的；工人会为新来的同乡们介绍各种工作生活的情况。有时候一整条生产线的员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条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们说着自己的家乡话，其他人都听不懂。有些管理者会避免请来太多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做工。当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会在招工点看到这样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有20个湖南籍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好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在生产线那一层工作，还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儿一小时赚12美分。他们只有在紧急订单下来、要超时工作的时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静静筹划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在一天之内同时请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家里出了急事。他们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办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湾老板的手里；此时的老板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请假离开，工厂的生产就会立即陷入停顿状态。

老板到隔壁的工厂去取经。隔壁也是一家首饰厂，那儿的台湾老板要更为能干，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来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厂，与湖南籍的工人交谈。首先，他倾听工人们抱怨的情况，从中认定这次“罢工”事件的几个带头人。随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了工人们这种鲁莽的做法。最后，他私下向那几个带头人承诺，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每个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些人仍然是拿着1小时12美分的薪水。下一年，老板逐渐地裁掉一些工人；有些工人自己辞职不干，老板选择替代人选时也很谨慎——最后，工厂里再没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工人了。

文书这个职位的流动性也很大。做这份工作的人都受过一定教育，这些20多岁的女子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究竟要不要结婚生子？究竟要不要回家乡去？她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甚至自立门户做起生意来。艾米莉写给我的信里常常说起这些人事变动和新的机遇：

露露可能要辞职了，之后她要自己做生意。她的公司只有她一个，公司名字会叫作“芊芊首饰”。陆云等待着她变为我们公司第二把手的那一天，到时候除了老板以外所有人都要听她的。等到所有的老员工——包括我和露露都走了以后，陆云等待的那一天就会到来。除了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叫何金花（音译）的女生也在这儿干活，做会计。不过她应该干不长，她家里人要帮她在湖南老家找工作，还有找老公。

对艾米莉来说，陆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开始艾米莉给我写的信里，形容陆云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过渐渐地艾米莉改变了想法。她发觉，陆云会在同事背后捣鬼，暗地破坏大家的关系；还常常在老板面前谄媚地说好话，背地里却狠狠地骂他。工作一年以后，艾米莉很想知道陆云到底关心什么。那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听着胡晓梅的电台节目，一个打通热线电话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个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几回热线电话，慢慢地，艾米莉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为何对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讲的故事让艾米莉联想起陆云：

“她说她受过小学教育，刚来深圳时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她又去别人家里做佣人。那时候她觉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她开始自学。最后，她为了拿到一个专科学院的文凭，参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学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于是她用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假文凭这种东西如今你上街就能买到。她确实买了假文凭，不过她也确实学习很刻苦。她本来就有那张文凭的水平。

有了新的学历，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认真，职位也越升越高。不过，她时不时会做些事情，确保其他同事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低级员工升了职，她就会想法子使些招数，让她没办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说出这些事情。她说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别人威胁时，才会这么干。其他时候她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她。他们并不知道她藏了什么心眼。

她也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说她常寄钱回家给父母，也写信给他们。该做的她都做了，不过她心里并不爱她的父母。她一点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

她打热线电话去电台，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寻求建议，只是因为她有倾诉的欲望。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后，胡晓梅问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回答说，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于隐藏自己了。她还说，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来都不后悔。

她挂了电话以后，胡晓梅评论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说这个女人的心肠太坏、冷漠无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拯救她。”

实际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在涪陵教师学院是拿最高等级工资的教授。他去过两次美国，为学术会议做论文报告，这种经历在涪陵这种小地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成功的往事，在中国的过去，可能也只变成惨淡的阴影罢了。艾米莉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她父亲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为先，知识分子被认为有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了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邻贵州省的边界。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绝望；不过艾米莉的父亲是在农村长大，他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在煤矿的时候，不断向组织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是遭到拒绝。和艾米莉一样，他的脸宽宽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安静、沉着的气质；无论人们是否受过教育，与他相处都会感到舒适而自在：

“我觉得，他在煤矿工作的那些年，生活过得并不是太苦。那儿的人们都很尊敬他，给他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做会计。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故事还被当作奇迹在当地的工人中流传：人们说他只是看看账簿就能算出余额。”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矿上工作。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政府允许她们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挂了很多毛主席的画像，还摆着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还有比艾米莉小两岁的弟弟，都在那儿长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国9个合法的政党之一。在涪陵，知识分子似乎都愿意加入民盟；不过这个组织像中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都得服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些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一回，艾米莉对我说：“我父亲说，每次共产党说了什么话，民盟马上就会附和。不过，在民盟自己的会议上，他们会说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能公开地说这些话，不过至少可以在内部说一说。”

当艾米莉还没长大的时候，她的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句话。她相信共产党版本的历史、政治和时事。而她在学校用的空白练习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练习本的封底，都印了两句话：

台湾、苏联和越南通过电台散布谣言和假话。

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敌人的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都从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尔，艾米莉的父亲会说出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并不同意当局的态度，但他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对于艾米莉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大学时期。她对于英语系里某些官员的受贿行为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她还觉得，学校制定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学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问。她不喜欢刻板的宿舍生活；读大学的头一年，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不住宿的学生。毕业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讨厌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因为我曾经对那些话信以为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父亲在五十几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他应该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不同的时代，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艾米莉父母年轻的时候，变革推广到农村，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试验。20年以后，艾米莉和她的姐姐迁徙到了城市；她们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这一个“经济试验室”。两代人参加的试验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试验，而这一代人是经济上的试验；第一代的试验是全国性的，而第二代的试验实质上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个私人决定开始的。

于是，父母自身的经历无法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指导。艾米莉想起父亲的事，就会意识到，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基本是由别人的决定掌控的。“我想父亲会有遗憾。他有些同班同学出了国，或者做了一番很成功的事业。父亲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而艾米莉的父母却觉得，艾米莉和她的姐姐常常很任性。艾米莉读大学时和黯逆（Arny）拍拖，开始她妈妈是不同意的。“我妈说，我年纪太小，不应该交男朋友。我对她说，你结婚时岁数比我现在还小呢！她就说这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种代沟对艾米莉的弟弟而言，似乎是最难适应的。艾米莉的弟弟极其聪明，他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但他的性格非常害羞内向。这个年轻人进了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但他后来退了学。他更喜欢读哲学和宗教的书籍，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法轮功。他常常说，他讨厌钱这个东西。他到21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下象棋，他的棋艺非常棒，简直出神入化——在格子棋盘上，他找到了一种符合逻辑的和谐。有一次，他跟艾米莉说，如果她读一些孟子的书，她就会变得更漂亮；因为真理会在她脸上散发光芒。艾米莉不知道如何回应。家里人考虑过，要不要送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当我问起艾米莉的弟弟时，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弟弟是现代化的牺牲品。”

艾米莉呆在深圳的头一年，她的姐姐继续迁徙，在浙江省找到了工作。很快她的姐姐就结了婚，然后父母开始为艾米莉担忧起来。艾米莉觉得这很可笑：“当我和黯逆在一起时，他们觉得我年纪太小了。现在，他们却觉得我年纪太大了！”1999年8月，艾米莉的父亲去了一趟深圳，头一回与艾米莉的新男友朱云峰见面。朱云峰只上过一年贸易学校，如今在一家生产电炉、高压锅、电饭锅和其他厨房电器的工厂里工作，是生产线上的主管。

父亲的态度让艾米莉知道，父亲原本期待她会找到更相称的对象。不过，父亲并没有试图让她改变主意。艾米莉的父亲不是那种霸道的角色，生活也教会了他如何接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其实他的女儿也还未决定要不要嫁给朱云峰，甚至根本还未决定“结婚”这件事。“我不喜欢举行婚礼。婚礼上总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你怎么样。他们只是要来看看，和你结婚的那个傻子是谁，婚礼的各个细节准备得怎么样。他们来参加婚礼，只是来看看你有一个怎样的婚礼罢了。”她从来未打算就这些事情征求父母的意见。当她考虑到这些私人问题时，更多的是打开收音机听取胡晓梅的建议。

这个电台主播成了艾米莉在深圳的守护神。每当艾米莉谈起道德问题时，她都会提及胡晓梅的建议，似乎女主播开的是万无一失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深圳未婚同居的情况，艾米莉委婉地提醒我，不要直接地向人们提出这种问题。“在这儿，我们不会公开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比如说，胡晓梅就建议，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你不应该告诉别人。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你的看法，特别是以后你要和这男人分了手。绝口不提是最明智的。”

在我和艾米莉的几十次谈话中，反复出现的词就是“胡晓梅、胡晓梅、胡晓梅”。最后，我终于和电台取得了联系，约了一次对胡晓梅的访问。访问之前，艾米莉给我做足了功课，她向我描述了那些热线电话中最为有趣的人物，那些让她在宿舍感动至深的故事。她还再次提醒我，胡晓梅喜欢过一个有钱人，不过他们在交往中出现了问题。

这个电台女主播个子娇小，五官小巧，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她不停地抽着卡普里的薄荷烟。我们在深圳市中心一间四川饭店见面，约在一个单独的包房内。她带了另一个客人来，她介绍说这是她的朋友，对美国记者很感兴趣。那个年轻男人有一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在中国，这是艺术气质的明显标志。那男人安静地坐着，听我们的谈话。

胡晓梅说她自己是“夜猫子”。我们那天吃晚饭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而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的电台节目安排在11点直播。胡晓梅告诉我，她对美国文化很感兴趣，不过她并不会说英文。她喜欢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她读的是中文译本。（“可以从这么个微小的细节里展开这么多的故事！”）在饭店里，胡晓梅讲述了她来到这个一夜之城的故事。

她在江西的一个小镇长大，那儿以开采煤矿著称。她的父母是初级的采矿工程师。他们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赚的钱也不多。她从小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习惯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想象自己是在做电台节目。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真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说。”

1992年，胡晓梅20岁，移居了深圳。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矿泉水厂干活，那时候她每月的工资是70美元。晚上，她经常收听电台的热线电话节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节目逐渐在全中国风行。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打进了热线电话。她没有像绝大多数打电话的人那样，是要征求别人的建议，她只是想和听众说话，说自己那个要成为电台主播的梦想。她是个很善于讲话的人，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她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打过电话的第二周，就收到了好几摞的信件，还接到了100多个电话。”胡晓梅回忆道：“不过那家矿泉水厂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偷用了公家的电话。所以我失业了。我把所有的信件捆成一堆，拿着它们去了电台。电台的人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像成为这个热线电话节目的主播。他们说我年纪太小了。那年我只有20岁，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不过，其中一个电台的长官决定给我一个机会试试。当时我跟他说，我只有20岁，还不了解很多事情，但是很多听众却都跟我一样，所以可能我能够了解他们，能和他们沟通。”

她记得她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的日子：1992年12月22日。不到8年之后，“夜空不寂寞”成了深圳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胡晓梅本人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她说，每晚听了那么多的故事，这个节目让她逐渐成熟了起来。她认为深圳对女人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地方。这儿的离婚率要比内陆高，生活也没那么稳定。“这儿的压力更大，因为拥有了自由。”胡晓梅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也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私人生活。这跟内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那儿，你的父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儿你拥有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带给你压力。”

她提到自己的婚期，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她结婚算晚了。她打算明年结婚，到时候她就30岁了。她提到结婚的事以后，我就问起了关于她未婚夫的问题，这时她忽然沉默了下来。“他喜欢写作。”过了一会，她温柔地说：“他现在可能还不算成功，不过他是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关心彼此。”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我不喜欢用这个社会的标准来作为我自己的标准。我曾经和一个很有钱的人拍拖，他是深圳的一个大开发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他的生意。有一次，他在一栋新楼前安了几只巨大的石狮子，然后用80万元的价钱卖给人家；本来那些石狮子就值20万元。用四倍的价格把一个东西卖出去，这就算得上成功了吗？”

她点上了另一根薄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管怎么说，”胡晓梅说道：“他也不喜欢有些人知道他，只是因为他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过了一年，当我再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和胡晓梅又吃了一顿晚饭。我们是打电话约的，当时她跟我说，她会带着新婚的老公赴晚餐。

我走进餐厅，看见一个男人陪伴着她——那个人稍稍有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就是第一次采访时陪她来的那一个。胡晓梅看着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想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

1999年冬天，艾米莉经常打电话和写信给我。圣诞节前，她寄了一些她工厂的样品给我，是一些白、蓝、粉红颜色的塑料珠子做成的手镯，装在密封的袋子里。艾米莉说，我可以送给美国的姐姐。

不过，她的来信则要阴暗得多：“我恐怕不能再写信给你了，最近我的睡眠很差，常常头痛。”

她埋怨工作每天都是例行公事，让人麻木。她也担心自己的不快乐会让朱云峰伤心。她在信里写道：“坦白说，我的男朋友很聪明，对我也很好。他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这种莫名的消沉情绪中恢复过来。我正在努力。”

艾米莉总是对自己很苛刻。我写了一些涪陵教书时候的事，其中有些是关于艾米莉她们班的，我把那些文章发给了艾米莉。她回信说：

要谈到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个最难以说清楚的话题。你似乎比我的大多数朋友要更为了解我。在那些朋友眼中，我只是一个温柔可亲的女孩。不过，对于自己是不是你笔下的那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尚没有什么自信。是的，我喜欢独来独往。不过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擅于和别人交往；我不会分享他们的欢乐、悲伤，也不会彼此关怀。

我做老师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优秀的女生常常会被一种孤独感所困扰，而男生中基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男生都没有女生那么成熟，即使是最为出色的男学生，也喜欢和别人一起胡闹和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像威利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会迅速成长，然而很多女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了。

在我当初教书的地方，英语系大一最优秀的学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和同龄人格格不入。亚当教过她一些课，她常常在课后去找亚当交谈，锻炼她的英语能力。那一年暑假，她回到了家乡，从一栋桥上跳了下去。亚当和我对她的死所知不多；她班上也没有一个和她亲近一些的同学。在中国，女性比男性自杀的数量更多，而自杀女性占女性人口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据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很多这样的自杀案例发生在农村地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身上。她们并不属于贫穷的人；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原因，大概是她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那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们绝望。

艾米莉读书的时候，她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尽管她自己常常有一种孤独感，但她却是受人欢迎的。不过，她去了深圳以后，我就有些为她担心。2000年初，她已经变得满腹怨言了。有一阵子，她跟我说想和朱云峰一起做生意，卖车床车削，不过由于要很多的投资，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觉得自己被工厂和宿舍之间的生活困住了。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说，她如今每个月挣230美元，是刚工作时工资的一倍。不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有时候会头疼，工作时常常犯错误。虽然我的工资一直在涨，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兴趣了……

你知道有哪些工作既有趣、又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的吗？我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每次到深圳去，都尽量在关内和关外都呆一段时间。围墙的建立是一种政治上的分界，不过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过关卡，就会发现人们谈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关外的世界里，艾米莉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说起胡晓梅，不过深圳市区内的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却极少会提起那个电台节目。他们中的好些人跟我说，有个叫缪永的小说家更为精妙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她引起了政府审查官员的注意，最近出版的书大多都被禁了。

我给那个作家打了电话，她说我们可以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的西式咖啡厅里见面，那家咖啡馆很流行，而且离她家很近。她今年29岁，还没有结婚。她总是不停地抽着卡普尔薄荷烟。她个子娇小，留一头中长的黑发，眼睛和嘴唇化了浓妆。她告诉我，她喜欢看亨利·米勒小说的中文译本（“他的书也被禁了呢。”）。

缪永在中国的西面——甘肃省长大。她的父母是医生，1960年代中共进行开发西部的运动，她的父母就从东部沿海地区发配到了甘肃。缪永在甘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就搬到了深圳，找了一份当秘书的工作，业余写些小说。19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名字叫做《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很快上了畅销书榜。书中故事以深圳为背景，主角是一个移民到深圳的女人，书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从一个普通女秘书逐渐变成有钱港商的情人，一度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最后却和港商分道扬镳。这本书卖出7万本以后，就被当局禁售，主要是因为里面出现了关于毒品、赌博和性滥交的描写。如同许多在中国国内被禁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被禁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书的销量也直线上升——不过此时所有的售书都是盗版货。在深圳市中心的街头和人行天桥上，小贩们出售这些书籍的黑市版。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个街头小贩正在卖《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翻译版旁边。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这个社会。”当我问起缪永这本书的标题时，她这么告诉我。“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应该由我来掌控，别人无权干涉。”她解释道，物质主义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关键力量。“每件事情都和钱有关；每个人想的第一件事都是钱。在深圳，这总是变成一个交换的问题：你可以用爱换钱，用性换钱，用各种感情来换钱。”

虽然这本书被禁了，但作者缪永却因为它而致富。这本书的版税付清了以后，缪永就把她的小说删去了敏感的内容，然后改编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很快就流行起来。为了让连续剧更好地通过审查，她把书名“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改了，改成看起来更积极一点的标题：“这里没有冬季”。最近，她正在写其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她打算写下一本小说，这次小说的背景设置会更加小心，她不会再指出故事是发生在深圳或其他什么具体的地方。她认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官员们担心小说给这座试验城市带来了不好的名声。

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作者的个人简介，上面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缪永的血型。缪永和中国许多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相信血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缪永告诉我，深圳这座城市让她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过去，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所有事情都是群体思维的。但现在，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自主决定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缪永的血型是O。当我问起她深圳那些臭名昭著的舞女酒吧时，她向我介绍了她最近的男友。这个男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非常勇敢地陪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机构；在那些地方，男人们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租一间包间唱卡拉OK，叫来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小姐们陪着聊天、喝酒，并把水果放进小姐们的嘴里。

艾米莉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了她一本《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为那些生活在关内市中心的“白领”阶层所写的。对于艾米莉而言，书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没有灵魂，她关心的只是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你必须能掌控自己这方面的生活。”

艾米莉的评价与胡晓梅如出一辙。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认为自己是属于工厂领域的人。她生活在关外，住在宿舍里，工厂的日程控制着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让她反感，但同时也吸引着她。虽然她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但她还是常常谈论道德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情节让她非常困扰，因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深圳的开放和她家乡的闭塞，她说这个新城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儿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她说：“不过，我们不应该越过一些界限。”

“什么样的界限？”

“和道德有关的。”

我问艾米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手托着腮，专注地思索了好一会儿。“就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她说：“好比两个人结婚了，就应该对彼此忠诚。”

我们说起了那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问艾米莉，她觉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源自哪里。“很多人说，这种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她说：“我觉得这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很多深圳人觉得，西方国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很落后。”不过，在艾米莉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太灰暗了。“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这所新城根本没有灵魂。书中的每一个角色生活都是一团糟，他们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

过完了农历新年，2月份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离深圳关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地方离朱云峰上班的工厂很近。由于他们住的那栋楼房造的时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楼梯到处都是裂缝，不过他们住的房子还过得去，厨房里也有一些基本设备。从艾米莉来到深圳后，这地方成为了她第一个不称之为“宿舍”的家。

还有另外一对四川籍的情侣住在他们那一套居室里。两对情侣各住一间房间，客厅则共用。客厅里有一台彩电，一架VCD机，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张做沙发用的床。有一间房间里挂着张海报，上面是一对没穿上衣的外国男女亲热的画面。海报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懒得把它撕下来。在中国，这种照片很常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是外国人，人们似乎就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反而会感到一种浪漫的情怀。

艾米莉没告诉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时上班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宿舍里；到了周末，她就和朱云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艾米莉的妈妈和她打电话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她从我的沉默里知道，我们是同居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

朱云峰又获得了一次升职，如今他每个月赚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资，他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赚600美元，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省下来一半的钱。

4月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违反了工厂的宵禁。她下班以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回到工厂。工厂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昨晚几点回来的。”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他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不是问我昨晚回来了没有，他只是问我几点回来的。”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我没有找借口骗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觉得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表现得很生气呢还是大笑两声。他直直地瞪着我，最后他终于走开了。

几周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开始违反宵禁的规定。

不久以后，工厂老板把生产线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边，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那个女工来自湖南，只有18岁。艾米莉告诉那个女工要小心她的老板，还把老板那些风流逸事都告诉了她。最后，工厂老板把艾米莉找来，为此事和她对质。起初，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说话，问艾米莉说其他人都怎么评论他。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他进入了正题。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说，我很好色？”老板问道。

艾米莉回答：“对啊。”

老板干笑两声，假装在开玩笑；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想再让艾米莉留在自己身边了。艾米莉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那家托儿所还是在关外，不过那儿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会在托儿所里教英文。

6月，她辞了职。工厂老板批评了她。“你变了。”老板说：“你曾经是个温顺的女孩。自从你找了个男朋友以后，你就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艾米莉说：“我只是认清了你这个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岁了。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如今它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这意味着，对深圳工厂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要结束了。而中央政府里总是不缺反对经济特区的声音，有好些手握大权的官员认为，特区的特殊优惠带来了贪污行贿的现象。2000年，深圳副市长由于涉及一宗房产诈骗案而被捕。

深圳当地的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不过近年来发展速度有些放缓。过去，一些亚洲国家如南韩、台湾，都曾经发展过类似的“特区”或“特别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业闻名。这些地方自有一套发展的规律：起初，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兴起，随后大量的工厂迁至内陆，因为内陆的工资水平更低。最终，这些地方转变为高科技工业区，昔日“国家经济引擎”的地位不再。从规划之初，这些城市就注定是兴旺一时、随后衰落，就如同只盛开一回就凋谢的鲜花。

不过，深圳的试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周年生日之前，我去了当地，针对这座一夜之城的历史和文化，访问了一些市民。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国人通常会对新事物怀有疑惧，但深圳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冒险。”

“深圳是个没文化的地方。这儿的人只关心钱。”

“这儿的年轻人都很乐观积极，不过中年人就显得有些消极的样子。这是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遇，深圳也是这样。在深圳，你会有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人们不会对你的私生活指指点点。我来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像被解放了一样，过得很开心。如果我还留在内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婚。”

“人们说深圳像美国的西部，不过这话并不是很准确。美国的西部原来只是缺乏人力去开发，后来它发展兴旺起来的原因是由于铁路的缘故。深圳的成功则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邓小平的关系。如果当时邓小平是希望云南做”经济特区“，那么云南也会一下子发达起来的。”

“我跟深圳一样，也是个试验对象。你看我年纪这么小，就自己挣钱生活了！”

“在深圳，没人在意你的过往和你的背景。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我去过好些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像深圳一样，给我如此分裂的感觉。围墙分割了工厂的世界，而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更为鲜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交集，这儿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内陆。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样，常常说起“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属于“蓝领”）。胡晓梅是“蓝领”女性中的佼佼者，缪永则属于“白领”。这是个由一个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在深圳这个城市，却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族群；在短短20年内社会能变得如此隔阂，是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不过，好些隔阂之处就如同深圳的围墙一样，是人为造成的，实质却不乏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改变，社会呈现一种上升的流动趋势，然而整个制度仍然让人感觉是未完备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地方，仍然会有老式的家庭和学校，也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环境下，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难去定义个人的教育程度、经验和决断力如何与成功挂钩；“成功”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骗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最是如鱼得水，甚至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当数量专门卖假身份证的人。在深圳，这种特殊的交易成了产业链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负责处理工人入职登记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门前，小贩们叫卖着假的大学文凭，价格不到100美元。一个在深圳卖假身份证的商贩告诉我，他在过去5年用过5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城市看上去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线，隔开关内关外的城墙，社会阶层的分裂……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来到这儿的人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座一夜之城意味着很多的机遇，然而很多外来的人离开家乡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说的那样：“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厂打工，做一些廉价的珠宝；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外来的女工顶替了她原来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工厂仍然不断地生产着廉价首饰。不过，你完全没有办法凭此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是如何改变的。

同样，你也很难判断，究竟20年的历史对这座城市有何意义。20周年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庆祝或纪念的意思，领导们没有要审阅部队，工人们也没有假期。中央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此发表讲话。据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指令是，官员们要尽量淡化深圳20周年的事情。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

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

初恋的结束

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

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

一个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它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

我看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自从她来到深圳以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职，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宵禁。她给一家工厂老板发过死亡恐吓信，还和自己的老板据理力争。她今年24岁，一切都挺好。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

8　移民

2000年10月

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

还有两天波拉特就要离开北京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餐馆见面。我给他写了张两千美元的支票。帮波拉特办下签证的那家顾问公司警告过他，身上不能带太多的现金，否则在北京机场出境的时候会引起怀疑。我的支票开给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他在美国有银行户口。波拉特在餐馆里数了一沓美元，递给我。我和波拉特交换过多次货币，这还是头一回我换到的是满满一口袋美元。

“你觉得我坐飞机时应该穿什么？”他问我。

“嗯，你的那封邀请信上说你是个生意人，”我说：“那么你就要穿得像个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会穿一套西装。”

“我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波拉特问道。“我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不？”

那套西装是深蓝色的，裁剪很糟糕，由于穿了很久，边口都有些磨损了。这套西装让波拉特一看起来就是维吾尔族的黑市钱商。

“你还有另外一套吗？”我尽量委婉地问。

“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与他告别。这女人将近30岁，在学校当老师；我和她说不上什么话，因为她不太懂中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来很是焦虑，吃饭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来却比他还要紧张。

最后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妇共进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来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签证顾问替他订了周六飞往美国的机票，据说美国机场的移民局出境检查在周末的时候会宽松一些。吃饭的时候，波拉特没有喝太多酒，不过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最后，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逐个告别。当他走过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下次我们见面时，就是在美国了。”话说出了口，连我自己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波拉特在飞机上一直没有睡觉。他只带了一件小行李，所有东西都装在那个假的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里，那个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从雅宝路上买来的。箱子里装着波拉特那套西装，两件衬衣，几条裤子，还有一些书。签证顾问叫波拉特带少一点行李，还建议他不要穿那套西装。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裤，一件全新“老人头”衬衣——当然，也是冒牌货。

他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着陆。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队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最终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强作镇定，把他的护照递给检查的官员。那个官员只看了他的护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边，做进一步的问讯。

那个官员把波拉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6个移民局的人，包括一个会讲中文的翻译。他们问波拉特此次来美国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介绍了一遍，说了预先准备好的故事，还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请信。一个移民局的人离开了房间，他要去拨打邀请信上列明的电话。

波拉特在小房间里等着。此时另外一个官员带着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也是刚刚那趟飞机上的乘客。他大概40岁左右，看起来不是很紧张的样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来全都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用英语和翻译对话，打着很激动的手势。最后，翻译用中文问那个中国男人，他的护照到底怎么了。

“我把它撕烂了，然后冲到厕所里去了。”那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个男人很平静地说。“我现在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这是我的证明。”

移民局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商讨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回到了房间。

“波拉特先生，”他说：“你可以走了。”

签证顾问公司的两个联系人正等在机场外面，那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告诉波拉特，他们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员打来的电话。波拉特给了他们500美元现金，这是他付给签证顾问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这两个人开车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的长途汽车站。正是10月，天气却热得出奇。

波拉特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俄克拉荷马市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在候车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波拉特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中国长大的，已经习惯自去分辨少数民族外表的差异，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后，他对这种差异更是了熟于心。在美国的长途汽车站，波拉特发现有一些人长得和维吾尔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计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长途汽车人并不多。他发现这车比中国的巴士先进很多。

波拉特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过他并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市。那儿很热，风很大。他与那个“美国之音”的维吾尔族记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见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时间。有些维族人在肖尼定居，他们接受了俄克拉荷马教会大学的奖学金，在那儿学习生活。他们没有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当地一间小工厂干活，那家工厂是生产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觉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几个月以后，他会很坦率地向我解释：“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给他们房子住。他们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什么活都不干。”

在俄克拉荷马市呆了10天以后，波拉特买了另一张长途汽车票。那辆车往东开，穿过了阿肯色州。途经田纳西州时，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树，多得他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机响了。

“我在华盛顿。”波拉特说。他告诉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国的首都，下周开始，他就要上英语课了。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他说：“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过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些事。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他说过几周会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一月份会回美国去看他。挂电话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宝路上的维吾尔族朋友们问好。

9　四合院

2000年10月26日早上8点20分

在北京呆了一年后，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租来的旧公寓。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住所一样，给了我一种如此“名不副实”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厨房里煮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在房子里看着电视度过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请任何北京的朋友来过我家做客。我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往墙上挂哪怕一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地址收到过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确切地址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帐篷和睡袋，去别的城市旅行。有时候我一走就是两个星期。这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游荡，写作。

我每次都回到了一个改变了的城市。有一次，我因为采访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爱吃的面条餐馆吃饭，却发现那一片地方整个拆空了，说是要建新的住宅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震惊，有时一个月的出外旅行归来，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注：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里的男主角，此人打猎误入森林深处，重新出来时发现世上已经过了20年）。整座首都的旧街区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过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并以此闻名。这个词起源于蒙古语里的“水井”，后来用于形容两侧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然而关于用什么来取代胡同这种特色建筑，人们却只字未提。北京的城市发展争分夺秒，发展的速度成了头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楼房没有任何特色，无非是草草设计、廉价建造、粗糙完工。这些楼房看起来像临时的建筑，一大片连起来就是古怪的新小区，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快就会被别的什么取代。

在一座流动的城市里，我过着流动的生活。我住的公寓里什么也没有动过，我安身的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在过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决定找一个像家一样的住所，给自己一种稳定感。我在菊儿胡同里找了一间房子。对于外国记者来说，那儿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住所，不过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么周年纪念日之前避开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还未拆掉的旧北京城区里，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旧时的北京城墙，座落着一串的公园和胡同，菊儿胡同就靠在它们边上。这一带很安静，街道很窄，汽车无法通过；并且禁止大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人喊：“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是从河南到北京来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发和驳发的工厂工作，那家工厂主要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意。那个贩卖头发的人在胡同里游荡，用15美金买一条漂亮的马尾辫。有个女人从家里出来，手里捧着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用丝绸手绢包着。这是她女儿上回剪头发时剪下来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顶上弄了些临时的鸽子笼，还把哨子拴在鸽子的脚上；于是每次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时，都会听到哨子的声响。在北京的旧城区，如果听见那些低低的嗡嗡声随着鸽子的翱翔时而升高，时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傍晚时分，负责收垃圾的男人推着车子，吹着口哨，走过整条胡同。口哨声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通常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太阳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宁静的。菊儿胡同里面一张对着窗户的书桌——这就是我在这喧嚣都市里的绿洲。

然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宁静总是转瞬即逝。我搬到菊儿胡同不久，一个邻居跟我说，有件事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隔几条街那边，就不属于这一片的建筑保护地带了；那儿有个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为此与当局奋力抗争。那间四合院大概有400年历史，住在里面的那个老人也已经82岁了。他向法院提交了两起诉讼，矛头指向政府。那个邻居提醒我说，这种事情会变化很快；他无疑是对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驻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驻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他们的家占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英亩。家里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间间一层的住房，房顶搭的是一排排整齐交错的砖瓦。木头做的大红柱子耸立在主房门口的两侧。房子的一些细节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以前用来糊窗户的纸现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赵老还在房子里安装了下水道。不过，家里的整体布局仍然遵循传统的简洁路线。整个西合院的中轴线是南北朝向，四间房围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这一户外空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时候，住户要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就总是脚步匆匆地踏过院子；而到了天气温暖的季节，他们每天都在院子里度过一段时光，享受这四合院落里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连接着周围的四间房子，同时也隔开了它们。在传统的北京住家，一间四合院里住着一个大家庭，随着大家庭的人口逐渐增加，院子就划分了各人的居住范围。赵老先生告诉我们，过去他的父亲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则住东面那一间。他的姐姐已经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赵露西（Lucy Chao）。赵露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这座院子的东侧一隅，花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全本。那本书在1991年出版，7年后，赵露西去世。

据赵老先生说，虽然他家房子的确切房龄并不知道，不过肯定有超过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当局从未把这个建筑划定为历史文物，到了1998年，当局通知赵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赵老先生对当地文物局提起了诉讼，他控告文物局没有把这个四合院列到受保护文物古迹的名单中。对于赵老先生来说，有件事情格外让他愤怒：当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建设银行的一间分行。

“有一年多时间，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当局对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谨慎小心，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临近，他们不想惹什么麻烦。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对付这儿的一些居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家的水电切断，逼他们离开。”

2000年8月，赵老先生的诉讼案在法院开庭。赵老先生的律师控告文物局草草应付研究调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员两次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去，每次都只是走马观花，在四合院里走一圈，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宣布这个四合院不属于文物古迹。做中立调查的专家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四合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还是明朝的遗迹（明朝在1644年结束）。18世纪的一份地图上甚至还表明了这个四合院的位置。不过这些证据都没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遗迹的界定只能严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认为可以拆了它，那么其他东西都不管用。

不过，老人家拒绝就此认输。他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他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的一个原因。他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这次的目标是当地的物业管理处。按照拆迁的相关规定，因拆毁住宅而补偿给赵老先生的金额，按照住宅的质量和大小决定。这样算出的补偿金将近3百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0多万美元。赵老先生的诉讼里声称，这个金额太低；不过他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伎俩。

“这件事情和钱无关。”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的父亲买下了这栋房子，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了。听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的话吧：北京已经毁掉太多的四合院了！问问任何一个来过北京的外国人，他记得北京的什么，他肯定会说是‘胡同’。如今，连外国人都希望保存好这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现在，整个中国只剩下两座古城是完好的——平遥和丽江。5000年的历史过去，这就是我们剩下的所有！”

他所说的那两个小城市，一个在中国的北面，一个在中国的西南面。现在老人又转用英语说话了，一个个词说得很清晰。他的头向后仰，下巴向外突出，眼里闪着火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保护这种地方。我不会自愿离开。法庭的人可以来，警察可以来，救护车也可以来。他们可以强迫我搬走，不过我不会签上我的名字，也不会同意。对他们，我只有两个字可说：不走。”

在中国，有些朝代的首都比北京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不过没有一座首都能像北京一样，经过了刻意的规划和精心的建造。这个城市曾经给明朝的君主永乐大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决定对其进行改造。永乐大帝天资过人，总是有很多惊天动地的想法。他曾派出船队，一路航行至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非洲的最南端。明朝原本定都南京，就是永乐大帝，试图在那儿让人建造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他关于北京城的计划更为野心勃勃。1421年，永乐从南京往北，迁都至北京，新的首都从前是蒙古族等北方人民的中心城市。过去，这儿还有好些城市，不过永乐把这个地方当作一块空空如也的大石板来规划。他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规划这座新的都城，所有建筑都严格按照南北轴线的走向，帝王的宫殿面朝正南方。整座城市就是神的化身：一座座庙宇和地标分别对应着道教的保护神——哪吒的头、手、脚和其他的器官，几个世纪过去了，这座城市不断扩张，但基本的布局仍然不变。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改变了世界上众多的都市，而旧的北京城依然大致保存完好。政局的不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随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南京再次成为国家的首都。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北京的城市布局也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日本人打算保留这座古城，把所有新的开发项目集中在附近的卫星城里。日本人的计划后来并未实施；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定都北京。全世界也少有这样的地方：一个建造于14至15世纪的都城，却几乎未被现代化或战争改变原貌。

但毛泽东就像永乐大帝一样，是一个有着很多伟大想法的统治者。他把北京规划成工业中心，并且认为这座城市的古老城门和城墙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老的城门和城墙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为了需要建筑所用的砖块，西便门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为了修路，地安门被拆除。朝阳门，1956年由于年久失修倒塌。东直门，1965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崇文门，1966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门，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墙和城门几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

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泽东时期幸存了下来。毛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停留于规划阶段，在他的理论背后，没有基本的经济现实作依据。

他可以拆掉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但他从来未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繁荣条件，让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中心大部分居民的房子布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然而在经济改革取得突破以后，市场的破坏力比毛更为深远。北京城发展迅速，人口激增：1949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70万左右，到了1990年代末，人口已经突破了1千两百万。道路需要扩建，用住宅区取代胡同显然更符合经济利益。银行也比四合院更有实际意义。在古老北京那长长的岁月之中，过去的十年——那跨入新世纪的十年，给它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尽管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古老的名称存活了下来。在二环路沿线，有不少地铁站和十字街口，它们的名字叫做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等。这些门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然而代表那些重要地标的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如果你去地安门，你就会看见红绿灯、人行道和一辆接一辆的红色出租车，车流正在穿过一个只留存在记忆中的地标，那个地方曾经是北京城东南轴线的标志。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红庙”去，然而那里已经没有“红庙”这个建筑了。复兴门不复存在，安定门也只是个名字。古老的北京成了一座“词语之城”：居民们从一处现代化的地方来到另一处现代化的地方，久远的想象只存在于称谓之中。

一锤定音的那个词总是“拆”，这个字的意思是“摧毁，去除”。在北京，一座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建筑上面会涂上这个字，你可以在这个城市所有古老的角落看到这个字眼。通常，你会看到这个字大概有4英尺高，字的外面画了个圆圈，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画在墙上的涂鸦。

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字获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北京的居民们纷纷说起了关于“拆”的笑话，本地的艺术家反复使用着这个字眼。有一家商店出售一种棒球帽，帽子前面就绣着画了圆圈的“拆”字。我在菊儿胡同闲逛时，碰到一个叫老黄的邻居，他喜欢说关于“拆”的双关语。“我们住在‘拆哪’。”他常这么说。这个词听起来像英语的“中国”（China），不过它实际的含义是“拆毁哪个地方”。老王说，从他记事时候起，北京的人们就开始不停地拆毁这儿的古建筑。1966年，他和学校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参与了一个志愿者行动，帮助拆除安定门附近的城墙。

2000年9月21日

整个秋天，陆续有国内的记者来采访赵老先生。他的官司反应了国内的一种新趋势：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不少控告政府的私人诉讼案，包括一些是团体起诉的。如果有一起这样的官司是私人胜诉了，国内的媒体就纷纷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以此显示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不过，这样的官司绝大多数都是私人败诉，你也永远不会听到那些故事。这些官司属于改革过程中被悄悄清洗的罪恶，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永远不会打赢官司；记者们可以来调查事件，但永远不会报道。有些地方报纸报道了赵老先生的官司，但在首都北京，对这种新闻的封锁非常严格，媒体上不会出现此事的只言片语。北京的记者们就像完成既定仪式一般，来到四合院采访：虽然他们无法报道，但仍然对赵老先生的举动表示敬意。

几乎没什么北京居民，对古城的拆除表示担忧并有所行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媒体严格的审查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消极情绪。胡同里的很多住户家里是没有下水道的，他们必须要用公共厕所；对于要搬到新的住宅区里去，这些居民通常都感到很高兴。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去想到还有其他的选择：像欧洲城市一样，在不毁坏古建筑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很难才能找到一栋建筑，像赵老先生家的四合院一样，其中蕴含的个人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当局鼓励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去霸占有钱人的住宅，很多四合院里搭起了临时的住房，细分成多户的人家。改革开放以后，开放商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把这些人赶走，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住宅的合法业主。

就算是像赵老先生的情况那样，有足够的法律文件证明，法律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在赵先生的家庭已经合法拥有了他们的住宅30多年以后，1982年实施了新的宪法条例，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所有的土地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但是政府可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任何一片土地实行强制买卖。不过，在“拆哪”这个国家里，权力分散于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利益”成了很模糊的概念。通常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管事的人，他们可以扭曲“国家利益”的概念，把其变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按照赵老先生聘请的律师的说法，如果四合院被拆掉了，那么其土地使用权一共要被卖掉三次。首先，地方政府要从老人家手里买回这块地的使用权，然后再立即把它加价转卖给国有的土地开发商，以获得利润。最后，开发商再次提价，把它卖给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银行。换句话说，在这块地还未有任何工程动工以前，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要先在他们之间买卖一番其土地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付给赵老先生的土地使用权的金额，会大约翻上10倍。

赵老先生的第二起诉讼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控告政府没有向他提供土地使用权真正的市场价格。9月21日早上，这起案件在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结果。9点15分，法官走进法庭，叫所有人起立，并读出了判词：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必须在5天之内离开四合院。如果他们拒绝，当局有关部门有权强制他们夫妇离开，并拆毁四合院。

在法庭外面，有个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等候宣判结果时，看到老人家的律师和政府代表吵了起来。律师发誓他会找到途径继续上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个电视台的人拍下了吵架的过程。但是这些画面并没有出现在晚上的电视新闻里。

2000年9月25日

赵老先生和夫人黄哲依然没有离开。老夫人看起来很紧张，她告诉我说，外面有传言说警察随时会到。但赵老先生看起来是精神炯炯的样子。“他们得把我抬走。”他说。“否则，我不会离开的。”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气很好的时候，白天的温度简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妇在中心庭园中相会，午后的阳光开始西斜，洒在赵露西翻译惠特曼诗集的那间房子上。屋前种的几丛玫瑰仍是光秃秃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远处，一架黄色的起重机伸过来，就架在我们的头顶：隔壁的工程已经开始，其中一栋银行大楼正在兴建。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

这天早上，赵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打了一场网球赛，对手也是退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最后赢了，场数是6比2。他看起来很乐观，还给我看了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门的信箱里的，内容都是支持赵老先生的举动。有一封信的签名是“一个首都的市民”。

赵老先生夫妇没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赵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细说那一段经历，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又说起了别的。我问他那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一个是个专栏作家，如今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也退休了，原来是地质学家，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名字叫做爱德华·C·T·赵。

“你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赵老先生说：“他们带回了月球上的石头，有很多地质学家想参与到研究这些石头的工作。地质调查局选了四个地质学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个。研究工作完成以后，他被隔离了两周。这是因为那些石头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细菌。”

阳光慢慢掠过了院子，留下一片阴影。我们回到了屋内的客厅。我问赵老先生，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回来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曾后悔。”他说：“我的弟弟们选择了他们的路，我选择了我的路。当然，1998年当局第一次说要拆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不过我并不想去。我是个中国人，即使我去了美国，我还是个中国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赵老先生都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弟弟。1972年，他那个做地质学家的弟弟首次回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美国陆续派出了一些代表团来到中国，他的弟弟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赵老先生指着一件他的美国外甥送的礼物给我看：那是一个纪念版的盘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盘子中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图像。

每次我走过四合院的时候，看着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这样的匀称，总给我带来一种宁静和谐之感。我想象着这个家庭从前的样子：老父亲住在西屋，女儿住在东屋，儿子住在南屋。不过，一旦走入客厅，这种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厅墙壁上的装饰，反应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户人家。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盘子旁边，挂着北京网球中心颁发的一个奖状；不远处的电视机天线上，吊着一个惠姆·奥公司生产的橘色飞盘。在飞盘上方，有两幅毛笔字，是为纪念赵老先生的父亲所写的。一张老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的油画。一张中国风景照。一座塑料的圣诞老人像。更多的毛笔字帖。另一个网球比赛的奖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临。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说着，在两个语言世界里不停地转换：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无比自豪，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文明是延续不断的，这一度带给我一种错觉；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古代的建筑都被拆毁了。20世纪充满了破坏性，中国文化饱经磨难，建筑是只是其中一个受损的方面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

读过梁思成的这段评论以后，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书时的学生。虽然我教的学生是英语系的，但学校规定他们仍然要花不少时间去练习中国传统书法；每次我走进教室，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几十个学生拿着毛笔，反复地写着同一个中文字。他们能马上告诉我，谁是班上写毛笔字最好的，谁第二，第三、第四。当他们看到我的英文书写这么差劲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拥有我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在两间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的人，字还写得如此不像样。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在书写的文字里找到了某种美感，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这种美感是很难察觉的。在北京，我感觉到我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东西，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都没有察觉。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从幼年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过去蕴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筑中，像金字塔、宫殿、大剧场、大教堂等等。爱奥尼亚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这些中学课堂上的词语。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国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们的过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来很暴躁。他穿戴整齐，里面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不过他总是不耐烦地到处看，也拒绝我想要聊天的尝试。他早上赢了一场网球联赛，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没什么好玩的了。”他摆摆手说：“他们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是，这个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层官员的兴趣，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赵老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朋友帮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一旦当局有人来拆房，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在他们家四合院的周围，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砖块和尘土；今天早些时候，最后一位邻居离开了。这对老夫妇是胡同里最后坚守的居民。

他带我看了看房子，告诉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够保存下来的。主房的门属于古物，赵老先生要把它捐赠给现代文学博物馆，一同拿去捐赠的还有一块装饰用的砖头，上面刻了图案，人们管这种砖叫“象眼”。我们走到了院子里，老人家领着我穿过已经黑下来的院子。下午的时光是越来越短了，天气清凉。他指着院子的一个角落告诉我，几十年前，从那儿挖出了一个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他说。“那时候毛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防空洞。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他仍然坚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来强迫他离开。“法庭的人会来，警察会来，救护车也会来。”他冷冷地说。“这可真刺激。”

一个中国国内的报社记者来了，我们三人回到了客厅。那个记者很年轻，面对着老人家和外国人，她看起来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为自己的状况苦恼：她是来记录一个无法报道的故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您把自己的东西搬走了吗？”

“你说呢？”老人反问道。“我的东西全在这儿，你没看见吗？”

那个女人看看墙壁：毛笔字、奖状、亚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稣。她勉强地笑了一笑，试着问第二个问题：“您不高兴是吗？”

“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你遇到这种事难道能高兴起来吗？他们为此事威胁了我们两年半，现在我们俩都80多岁人了！”

我委婉地说声“抱歉”，离开了四合院。他们家的保姆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往北走去，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界限的那一边，就是建筑受保护的地区。在菊儿胡同的家里，一切都很安静。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他们周二下午来拆房子。”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告诉我，他们会搬到朋友的家里暂住。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谈，然后又转回了英文。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打电话来没有别的事。”

没等我回答，他就挂了电话。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来的那一刻意识到，这将是漫长而令人沮丧的一天。今天刚好是法轮功的周年纪念。下午一点，信众们计划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但在早晨，离开菊儿胡同去天安门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听着刚刚苏醒的胡同里传出了各种声响。小贩们来了，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树上传出了鸟叫声，在秋天的气息中，鸟儿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

那个四合院就在宽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东边。一张迁出通知贴在四合院的前门上。不远处，在一栋建筑老旧的灰色外墙上，有人贴了张“北京经济犯罪案展览会”的广告；也许这是一个对“拆哪”的故意讽刺吧。

赵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们是安静地离开的：没有警察，也没有救护车。不过，虽然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四合院内，今天的拆除行动也成了一桩令人关注的事件。几十个中外记者，早上8点前就聚集到这儿来了。8点20分整，15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白衬衣，黑色西服，黑色领带；胸前戴着红色的徽章。他们四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还留在四合院里。

8点30分，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警车到场。50多个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帮助下，包围了四合院。他们把人行道清空了，竖起了黄色的警用路障。他们威胁路过的行人，还斥骂记者。好些摄影师的胶卷被没收了；一些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拘留。在一场混战中，一个中国记者受了些轻伤。

工人们是最后出现的。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民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他的工资一天不到2.5美元。每个工人都拿着一个镐子。这些四川人先从屋顶开始拆：瓦片一块块被凿下来，溅起一地尘土。随后是墙：塑料，灰泥，砖块。尘土，尘土，尘土。拆，拆，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从南面的门驶了进来。随后是一辆泥头车。这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望不见一片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四合院成为了历史。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过去正在修建之中；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通常，过去的重现纯属意外：某人挖着坑，土里出现了某个东西。最后，是运气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物。

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发现过去的模式都是过于简易的；甚至最伟大的发现也不过是从世俗生活中派生的。有人生病了，买了些龟壳作药；那些龟壳恰巧就是甲骨。1974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旱灾，西安城外的农民们挖了一口井，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模范公社“大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安阳的居民得到命令，要夷平所有的山地，以便获得更利于耕作的农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农业价值。不过，由此在安阳展开的挖掘工作，导致了富浩夫人墓的出土，里面藏有的商朝青铜器和玉器，是迄今为止发掘数量最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发现过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今，推动考古工作的力量是经济而非政治；不会再有“学习大寨”的运动了。市场已经证明了其擅长毁坏古城的一面，但在发掘古迹的一面，它也具有同样的高效率。这是与推土机的“阳”相对而言的“阴”：像北京这样的古城消失了，像赵老先生这样的四合院住宅被拆掉了；但正在施工的工程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一座座古墓和地下的城池。“拆哪”的经济开发着过去，尽管同时也在摧毁着它。

在金沙，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兴建一条商业街，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陵墓。西安城外，修建公路的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坑，坑里有汉景帝的兵马俑；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洛阳，开发者们为修建一座商场挖掘地基，结果发现了一座东周的皇家陵墓。考古学家就像抢险队的人一样工作：每当建筑工程发掘了一处古迹，专家们就被召来善后，把活儿做完。

1986年7月23日早上8点，在四川省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子里，一群村民正挖着用来造砖块的硬土，忽然发现了一堆贮藏的漂亮玉器。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夏天，他们挖出了两座大型墓坑；两座陵墓都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朝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80副象牙，4000多个贝壳，还有金、玉、石、琥珀和陶土做出的各种手工艺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显示，它们明显出自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些青铜的雕像里，包括一棵高达13英尺的树，以及一座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纽约客》上的那副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书写记录当然有助于凸显安阳的重要性。”贝格利说到：“因为它是中文书写系统的原型，而人们今天依然使用着这个书写系统。但事实上，安阳有书写记录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你可以设想，安阳的那些商朝皇帝总是有保留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都记在易腐烂的材料上。然后，一个大约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国王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些用于占卜的材料上刻写文字呢？这就是考古记录的源头。可能就是某个国王一时兴起的念头而已。”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以北方为中心，传统看法总认为南方是落后的地区。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南部地区的农业早期就有所发展，例如四川。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长江中部流域，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水稻文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贝格利说。“一般中国人都认为，长江流域以前尽是沼泽地，从来没有文明的产生，直到北方人的到来，才把文明传播到那儿去。我怀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继续说道：“在考古中，你就是按照所发现的事物，不断重构过去的图景。然而，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选择。是修路工、制砖厂和犁地的农民发现了它们。你知道的只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不知道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

视角2

距离：943英里

地点：北京市霄云路第26号鹏润大厦B1509号办公室

解说者：徐朝龙

徐朝龙是一个过气的考古学家。他还没有被免去职务，他对自己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念，然而他已经悄然退出了学术界。不久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在四川省长大，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后在198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的研究工作里有涉及印度河谷的内容；随后，他开始做起家乡的考古学研究。就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日本奖项和奖学金。1990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接受日本国立茨城大学的聘请，去该校任教。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黄河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古老文明，而且他们需要去发现它，去探索它。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

视角3

距离：几百英尺

地点：四川省三星堆的一户农舍

解说人：许文秋（音译）

许文秋身高不到5英尺，但她有一种中年农妇常见的硬朗之气。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两条腿粗壮，脚很大。她脚上穿着一双廉价的网球鞋，上面印着美国国旗。我向她解释，我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稿子做调查；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本杂志。我向她问起1986年那个早晨，她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硬土的事。

“那是农历六月的18号。”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挖着，到了早上8点，就发现了玉。一转眼，我就看见人都跑了。他们都不见了，那些玉也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群住在附近的人围拢了过来，加入了谈话。在像三星堆这样的村子里，室外的采访从来不会有“私密”这一说。那是个天气凉爽的早晨，正是当地盛产油菜籽的时节，我们周围都是大片的田野，闪着灿烂的金光。这个女人的家很简陋，土砌的墙，瓦盖的顶。不远处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其现代化的造型在田野中拔地而起，如同海市蜃楼。这个女人告诉我说早在1986年的夏天，所有的玉都被立即退还回去了。

“一些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查看，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金面具。”她说：“但陈老师告诉我们，那是铜做的。陈老师骗了我们。他叫我们把那个坑盖好，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就来了。真的，那个面具确实是金子做的。陈老师原来是担心会有什么差错发生。那是第二天的事情。”

“那一年夏天，我们都在帮他们挖东西。那都是我们做的活儿。有时我们挖土，有时我们用刷子把东西清理干净。他们付给我们不到100元钱一个月，不过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吃的。唔，我想那些东西不该叫食物吧。就是饼干之类的。很便宜的东西。”

我问她，她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文物被埋在地下面。

“这很难说。”

“嗯，你认为地下面还会有哪一类的文物呢？”

她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些时刻，记者会发现自己在设法套出被采访者的原话，好做引用：诱导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圈套。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个农民会发现记者正在套她的话。这女人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不如自己开始挖挖看。”她说。“我不会阻止你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结巴起来，试图换个话题。我问起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最初参加挖掘工作的人之一，现在在博物馆里干些维修一类的零活。

“他今天出去了。”女人说。“你知道，他的照片在博物馆里挂着呢。那张照片照的是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挖坑的情形。那张照片可去过世界上好些国家做展览了。但是现在博物馆只给他一个月200块钱。”

“哦，这也不是很差嘛，如果按照零工算的话。”

“你说‘不是很差’的意思是什么？”她说。“你很可能一小时就赚那么些钱啦！”

笑声更响了。我问起他们家种田的事：他们家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地，夏天种稻子，冬天种小麦和油菜籽，那么蔬菜是——

“你的收入多少？”她忽然问道。

“嗯，这要看情况。每个月不一样。”

“我打赌肯定很多。”她说。“你住在北京，是不是？”

我点点头。

“我可以做好多天白日梦，但我还是想象不了北京长什么样！”

笑声。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重庆。”她说。“北京肯定很好。我敢打赌，你从来不用为什么东西花自己的钱。吃饭，旅游，坐着小汽车到处去——这些你的工作单位都会报销，不是吗？”

我承认这基本属实。

“你的收入多少？”

我把转移话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数码相机上。我给这个女人照了张相，把相机屏幕给她看。“这是电脑的一种。”我解释道。

“我的脑袋也是电脑的一种。”这女人说道。她玩起了电脑的文字游戏，电脑——“电动的脑袋”。她瞥了一眼她的听众，才说出她的妙语：“不过它如今不管用啦。”

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与陈显丹见了面。陈显丹是四川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就是农民们口中的“陈老师”。当我说起许文秋对金面具一事的评论时，这男人咧开嘴笑了。“我们一发现了金面具，就停止了挖掘工作。”他说。“那时候我很担心。”他告诉我，他们在下午2点30分发现了那副面具，然而警察直到5点才来。他担心的就是那两个半小时的空档。

视角4

距离：一层薄棉布之隔

地点：三星堆博物馆的贮藏室

地方博物馆总是我的最爱。无一例外的，这些博物馆的馆长看到有外国记者来访，都会喜出望外；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获得想要的资料。看来他们认为作家的工作最好是通过直接接触。有时，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一件接一件地不断拿文物给我看，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都担心手里的东西要满得掉下来了。感受一下这把剑的锋刃；掂掂这把有多重。看这个碗。仔细看看这个酒杯。这就像作为一场晚宴的贵宾喝起白酒时一样：一次次地敬酒、干杯，到最后我不得不杀出重围，逃离那张桌子。恐怕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的酒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谢谢你的热情。

在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人员不让我直接用手接触文物。他们给了我一副白色的棉布手套，但手套薄得跟麻线纱一般，透过它我还能感觉到青铜器的质地。经过好些世纪的磨砺，这种金属摸起来冰凉而粗糙；表面的凹起和不规则是古青铜器的特色。

管理人员向着自己的方向，往桌上摆了6个头像；我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一个个头像拿起来看。两个管理人员看着我；偶尔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上等的珠宝店里：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观赏，没有人急着向我推销。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后，我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头像。这个头像有长一英尺多一点，刚好铸造到下颚的位置；重约有20磅。青铜做的表面有些地方仍是铮亮的，那种发亮的颜色甚至比玉石还要深一些。头像的脸部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几乎是现代式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耳朵：伸长并向外突出。鼻子：中间起皱褶，鼻翼向外张开，延伸至两边的高颧骨处。嘴巴：抿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这个头像看起来瘦长，其夸张的形状，自然会把你的视线吸引到它的双眼上。只见它眼眶成清晰的形状，眼睛的中央没有瞳孔，只有一道长长的水平褶线。这条褶线让头像看起来具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味：可能它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两只眼睛可能是空白无物，也可能是睁得大大。这种金属是3000多年以前锻造出来的。我双手捧着这个青铜的头像，房间里一片全然的寂静。

（注：1英寸相当于约1.54厘米，1英里相当于约1.6公里，1英尺相当于约30.48厘米。）

10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

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点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

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

还我们信徒同胞

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

“请你离开。”他用地道的英语发音对我说：“这些人违反了法律。”

就在我们旁边，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忽然打开了一条横幅。那个小孩大概两岁左右。那条横幅是黄色的，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它只出现了一刹那，我还没看清上面写着什么：XXXXXXX。一个便衣警察打了这女人。第二个警察一把夺过了横幅。第三个抢走了那个孩子。女人倒下了，孩子尖叫起来。一个警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都使劲踢着她。那个受过教育的警察又发话了，用英语：“请你离开。”

1点时一切结束了。警察成功地把游客和记者都赶到了天安门的外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死寂；估计有300个人被逮捕。然而，你很难数清楚数目——你的手要插在口袋里。

最后出现的车辆是清洁车。这些车往转动刷子上喷着水，把传单和血迹都清理干净。一个英文品牌的名字用蓝色字体印在钢制的车身上：中国天津扫地王专用汽车有限公司（China Tianjin Sweeper Automobile Compnay,Ltd.）。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不见一片云彩。这是中国颁布“打击邪教法”的第一个纪念日。

11　四川人

2000年11月

每当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想家的时候，就会一起听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里描述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间他住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为他们做当地的向导，但男孩把敌人直接引到了埋伏点。共产党的八路军消灭了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这首歌的歌词使他永垂不朽，千百万中国少年儿童都传唱着它。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叫迟志强的流行歌手根据新的经济形势重写了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战争也不见了；原来的英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这首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离开家乡

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

两天两夜的坐火车

要去广州闯一闯

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

他在一个玩具厂……

第三个月，叙述者听说了一个打工者变成有钱人的事情：

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

想当初他也是这样

第四个月，他和哥们儿李志强失去了联系；第五个月，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顶着大太阳汗流如雨。第六个月，他领到了薪水：

六月我薪水才领上

领钱时候心都在发慌

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看见曙光

七月我写信给爹娘

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

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

威利和南希离开四川时并没有告诉各自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不想回去和长辈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学校里，不可能有什么“成功”而言。幸运的是，威利在乐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乐清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以发展飞速闻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学校运作良好，后来学校的管理人员也雇用了南希；每个月，这对年轻人都能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积攒下来。不过，远离家乡过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别是到了节日的时候：

八月十五明月挂天上

胖工头送来啤酒一箱

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

说这里就和家一样……

第二年暑假，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来工作的第18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

九月我大祸临头上

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

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

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有利于人口大量繁衍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忽然增长起来。当地人天生的生意头脑已经压抑了近30年。

人们开始做生意时并没有投入很多的钱，政府也没有从来没有像对待深圳这样的城市一样，给予当地什么特别的经济优惠政策。不过在温州，政府优待并不必要，这儿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们的直觉和海外关系。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开起了小规模的工厂，里面通常只有不到10个工人。他们做一些小东西：鞋子的某个部分，衣服的某个部分，还有小塑料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扩大规模，不过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小的东西。温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产地。低电压产品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他们做鞋底，也做活塞。他们做打火机，然后继续做更多的打火机。到2000年时，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

这个城市几乎全是私人经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样，都需要劳工、装配线工人、秘书和老师。对此四川省便是绝配，浙江的企业常去涪陵这样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之中，好些都去了东部，他们在异乡首先意识到的事情便是地区差异。我有个叫雪莉的学生去了玉环工作，玉环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她在一封来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环的旅程：

这是我过去的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旅程。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一个“发达地区”，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来说，我们是应该非常兴奋的。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去玉环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静。

我们在7月5日下午坐火车离开了重庆。火车开了快一天之后，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时，我大吃了一惊。是那个婴儿的缘故——那个如此瘦小的小东西。他的父亲告诉我说，婴儿生下来70天了。我以为他不到10天大。他那么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国家族里就见过这么个小孩。我敢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有些热心人向这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方设法想让婴儿安静下来。不过那些办法都不见效。同时这个孩子引来了人们诸多猜测：“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的妈妈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测是这个父亲和孩子母亲吵嘴了。最后人们认定这个孩子是非法生下来了。火车高速行驶着。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还在继续。孩子的哭声回响在火车上。

雪莉的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车、再做汽车。在最后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男人是岛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写给亚当（注：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师）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内心的惶恐——惶恐人们把她看作是另一个贫穷的移民打工者：

随后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跟他说实话，因为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玉环的人对外来者很有偏见。我为我的出身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我是在玉环出生的，不过童年时在四川长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对浙江并不太熟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实上我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出生在哪条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当地的方言。看见我无法解释的样子，他还帮我说：“你住在四川这么多年了。不记得这么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玉环的很多东西，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告诉我怎样适应玉环的生活，还有怎么在这里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我很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人说了谎。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玉环当地人。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听说的当地人的种种毛病。我记得，以前人们告诉我说，不能相信这儿的人；但事实证明，我才是那个不可相信的人。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忙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空回想这件事。但随后，当我安顿下来，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并为此责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电话给这个男生，告诉他真相（他给了我他的电话）。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够勇敢。我是个胆小鬼。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开始新工作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觉不太妙。我现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亚当跟我们说的话了。你说你是个外国人，这让人们的内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于当地人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让你感到受伤，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归入他们的群体里。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想家的感觉自然缠绕着你的心。

在这里，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什么。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语调和节奏跟我们的方言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普通话，但有些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特别是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似乎每个离开家乡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一封类似的信。适应新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有外国人一样的感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像是一个大洲而非一个国家才会出现的情况。官方用语是“普通话”，英语里面也叫做“中国官话”（Mandarin）。“中国官话”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所说的方言，也是学校、政府机关、大部分电视台和电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语。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由出生到长大，都说着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语言。中国人管这些不同的语言叫“方言”：通常英语会把这个词翻译为“dialect”（注：dalect强调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的不同），而准确地说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语。例如，北京和广东两地的方言，其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那么大。语言学家有时候会把中国人口语的多样化和一些主要的罗曼语作比较（注：罗曼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等）。此外，中国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维吾尔族语、藏语、蒙古族语。

在中国人之中，温州以拥有一些最难懂的方言而著称。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这些次方言没有一点和普通话相似之处。即使像雪莉这样的人——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年轻女子，也只是能掌握当地方言的一点皮毛。在搬去温州半年以后，她的信上写道：

来到浙江好几个月了，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习惯了。我可以听懂当地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去市场买菜时，我基本上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国的大省。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离东海很近，人们喜欢吃海鲜。他们觉得海鲜很新鲜。我不喜欢吃海产的食物，尽管我知道海产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我觉得海鲜味道很怪。这儿的人不喜欢吃辣，所以我经常吃我们自己做的饭。

这儿的人和我们这些内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钱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经济是比四川发达很多。但他们常常为此觉得骄傲，还在我们面前故意卖弄。我为此很气愤，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四川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在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普通中国人很少有出门旅游的，也很少人有亲身的个人经历，能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汉族人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些看起来都是基本的事实。然而当人们有了流动的空间，他们就开始体验到国家统一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同。对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来说，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艰难的，因为他要体验到温州和家乡之间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有一年，在寒假过后，他的信上写道：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往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

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鼻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

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

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

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

家庭稳定

1997年 50000美元

理由：保持互动

满足孩子需要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教育的相关问题

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

酩酊——喝醉 boozy-drunk

粗野的 boorish

书报摊 bookstall

书柜 bookrack

书签 bookmark

末名奖 booby-prize

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

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

“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

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乡

爸爸妈妈哭了一场

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

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

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

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

吾乡河宁静，吾心波未平。

（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 but my heart is not.）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

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璋（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书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

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

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

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

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

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人生里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种原因，让赵老先生还保存着故居的那把钥匙。

12　政治避难

2001年1月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币吧。”我绝望地说。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说。“他们大概看你是外国人，就朝你开高价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转转。我让他先带我在这儿附近看看，他就带我走到了罗得岛大街上。沿街的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为这个月的总统就职演讲做准备：

出离愤怒的一天！

反对乔治·W·布什的黑人统一集会

1月20日周六早上11点

由反对布什日程的黑人联盟和新自卫黑豹党赞助

美国印地安人运动、其他肤色的人民

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其中一张传单的内容，波拉特问我传单的内容是什么。“Peoples of Color”直译为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于是我用了中文里对这种人的习惯称谓：少数民族。当然，这样的中文直译为英语也很奇怪：“少数的种族群体”（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这世界上有某一种语言能把文雅地处理这样的词语，不过英语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问波拉特，一般的美国人有没有把他归类到哪个种族里去。

“他们觉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说。

“有没有人和你说西班牙语？”

“有时候吧，”他说：“不过在这一带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了罗得岛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说，晚上在这个街角，毒贩公开地在这儿买卖毒品。他觉得他住的那栋公寓楼里，有好些人也是毒贩。那些人出没的时间很奇怪，波拉特意识到，他的邻居们几乎都没有工作。他留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一些纸片而不是钱去买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来了这个国家三个月，但他已经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说起黑人就压低声音。虽然我们说的是中文，波拉特还是如此。有时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称呼他们。他听到人们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称呼他们，他只采用了这个称呼的前半段。有时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国人。

“所有维吾尔族人都会说，住在一个非洲人聚居的区域很糟糕。”他告诉我。“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印象。可能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好一些；不过在这儿，他们无非就是酗酒和做买卖毒品的事。我敢说，这一带有工作的人不超过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继续在罗得岛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废弃物；除了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么有人生活的迹象。楼房破败不堪，店铺全都关着门，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样一座安静的城市，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中国，都市里的每处风景都充满了各种活动，热闹非常：沿街叫卖的小贩，修理工，卖面条的小摊，路边的小店和发廊。甚至在那些由于国企改革重组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当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总是会有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凿子发出的叮当声和手提钻机发出的咯咯声日夜不停。

然而在这条罗得岛大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驶过的声音，而且没有车辆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数的本地企业里，有些也称不上什么企业：“一查就走”的快捷银行（Check'n Go），一间明星典当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诉我，这里的企业好些是移民者经营的，尽管很少有外国人住在这一带。他的车是在“地铁汽车店”里修的，那家店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经营。韩国人开了“名炸鱼屋”和“邻里食品杂货商场”，商场里卖的酒比食物多，收银员那儿有厚厚的树脂玻璃做挡护。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赖美酒商店”旁边，是由福建移民所开的华美餐馆。那个中国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华美”的亲戚们很可能正等着修建一栋镶上绿玻璃的大房子。在罗得岛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招牌正对着这条阴森的大街：

华美餐馆

美籍华人餐馆

波利尼西亚鸡尾酒

外卖

“黑人欺负他们。”波拉特说。“黑人在那儿吃饭不给钱。”

地铁载着我们呼啸而过，穿行在这个城市的网络之下：转头穿过第一串字母表，经过国会大厦，来到史密森尼安地铁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们走出站台，来到商场外面色泽黯淡的草坪上。华盛顿纪念碑因维修而不对外开放；纪念碑的基部一层层搭着脚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属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当我们往纪念碑上面看时，两个亚洲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穿得一模一样：黑色西装，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们走远了，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才开口。

“那是北朝鲜人。”他说。

“我觉得他们只是亚裔美国人而已。”我说。

那两个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肯定不是亚裔美国人。”他说：“从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了。他们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是北朝鲜的外交人员。他们看起来和雅宝路上那些北朝鲜大使馆官员一个样。”

“他们也戴着金日成像的别针吗？”

“我没看见。”他说：“不过在美国，他们可能把那些别针取下来了。”

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走，向着倒映池沿岸所种的那一列橡树走去。我放慢了脚步，期待着那两个亚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今天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破败的社区，关于北朝鲜人的谈论——就像在雅宝路时一样。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在中国，人们无数次地让我谈谈美国：上课的时候，回答人们问题的时候，和好奇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在和平队，这实际上成了我的职位名称：“外国专家”。

然而，现在，当我终于和一个来自中国的人站在这儿，眼前我祖国的一切，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纪念碑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在冬天中一副荒弃的模样。在脚手架围起来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来就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板。几只白色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懒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们在池边站了一会儿，波拉特说他想去看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两个亚裔男人的身影终于消失了。

我们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纪念馆前。孩子们的笑声从大理石墙那边传来，这地方全是一队队学校的学生。我不记得我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了，大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吧。在纪念堂内，墙上刻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词：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

“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

战俘、战争失踪者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

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

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国或任何你返回的国家里遭受酷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侵犯）吗？

“我有些维吾尔族客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梅茨格告诉我。“他们想表现得很坚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是问在中国的监狱里，有没有发生酷刑的可能性。”

2001年，大约500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里面，有将近100人通过梅茨格的帮助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他告诉我，即使申请成功，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客户的将来。

“我有时会想，我帮助这些人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我实际上也是在帮忙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他说：“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适应美国的文化。到了孙子那一辈人，他们只是觉得‘爷爷是维吾尔族人’这件事很奇怪。不过在美国，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这儿来的德国革命者，他们的后代就不太热衷于革命了。狩猎的少数族群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

每一年的11月2日，华盛顿市的维吾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周年纪念。有一年，我刚好在华盛顿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参加了宴会；波拉特的父亲曾为东土耳其军效力。那次的宴会在乔治梅森大学一个租来的大厅举行。有大概80个维吾尔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专门从海外来纪念立国周年的。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从哈萨克斯坦坐飞机来。如今仍然活着的维吾尔族人中，亲身经历过那个独立的共和国时期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共和国于1949年被摧毁。

在宴会上，人们用维吾尔族语做演讲，随后这个群体里的年轻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他们的舞蹈。其中一个跳舞的年轻人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来的，读八年级；她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告诉我，她同意来跳舞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来跳。我问这个女孩，她在佛吉尼亚州的同学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维吾尔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来自中国。”她说。跳舞结束了以后，四个成年的维吾尔族人穿着东土耳其共和国的橄榄绿军服，列队走进大厅。他们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礼，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1点整，喇叭响了，一个保安宣布大厅将立即关闭；于是在场的维吾尔族人走出了乔治梅森大学，在外面纷纷握手，边说着“再见”，边流下了眼泪。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遭遇抢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后，一个我和波拉特都认识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我问波拉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他说那个司机和持枪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吓住了，不过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他说。“那一刻，他对我开枪或者不开枪，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不会开枪。那个人很瘦，我觉得他是个瘾君子。”

“我没有报警，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没必要那么麻烦。那个景象太难看了——就那么趴在地上。”

波拉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先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被抢劫这件事让他感到屈辱。他说了好几遍，在罗德岛大街旁被迫对着地面看，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说他做得对；没必要反抗一个持枪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有个朋友，他给多米诺餐厅送外卖，遇到有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波拉特说。“那男人也是个非洲人。他用枪指着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枪，把枪弄到一边。枪里没有子弹。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很快来了辆警车，把他们俩都带走了。警察给他们俩都上了手铐，把他们带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个翻译，翻译来了以后，警察马上就让我朋友离开了。”

我跟波拉特说，那个维吾尔族人很幸运；遇到有人用枪指着你，总是应该假设枪里是有子弹的。波拉特摇摇头。

“这要视情况而定。”他说。“如果那些人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宝路遇过一次这种情况。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个钱商那一年被干掉了。那三个男人肯定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企图打劫我。领头那个人在街上把我给拦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飞快地挥了挥那把刀说：‘朋友，你能借点钱给我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话的——‘朋友这样，朋友那样’。他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骄傲地微笑起来。“我什么也没给他。”他说。“我告诉他，‘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那儿的人知道怎么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没什么特别的。我在这附近有些朋友。’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来烦我了。”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和赵老先生交谈过后，我开始调查陈梦家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绝版。他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部分完全是个谜；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细节记录。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阴影笼罩的记忆。对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写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过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调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没什么人会保留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日记和书信。

陈梦家早年的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发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也是长老会的牧师。陈家有10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5个是男的，5个是女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这样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寻常。陈梦家在家里排行第7，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18岁发表了第一首诗，2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他就出名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按照传统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里最年轻的诗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诗人成立的，他们不再遵守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1932年，当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城外激战，陈梦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这个年轻的诗人从战场上发回了他的诗句：

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

他的诗歌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律；评论家把他和阿尔佛来德·爱德华·霍斯曼以及托马斯·哈代相提并论。陈梦家长大以后不再信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他有一种神秘感，他对此的描述几乎接近宗教体验。他有一首早期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

在她高贵的外表下

我窥见了她的侧脸

冷淡的，沉默着

一抹笑角的细微

艺术品自有其能量；书写的文字嗅到了远古的生命气息。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城堡：

高高的塔楼庄严，傲然耸立。

谛听着流水声，

谛听着风声，

而塔楼在一片云上，

划下了3000年的笔迹。

它们让我懂得，

对古物心存欢喜、满怀尊敬。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陈梦家在南京上大学时，所学的是法律；但毕业以后，他就转了方向。1932年，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随后致力于宗教，最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过去越来越近；诗歌渐行渐远。对陈梦家来说，写诗似乎总是满怀痛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提到自己在23岁时就已经不再迷恋诗歌了。后来，他写道：

“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约束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都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

（注：节选自《梦家存诗自序》）

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写诗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甲骨和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他渐渐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诗歌似乎成了一种回忆，提醒他已经逝去的一段人生：

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个人吗？

尴尬而脸红的，

我轻轻翻过了20页的空白。

我只想写下一行字：

我是牧师的好儿子。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赵露西也是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奇才。25岁的时候，她发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学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逃离了北京。很多年以后，露西在自传里回忆道：

我们去了南方，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赵景心（也就是赵老先生）留在了北京……我们搬到了浙江省德清县的一栋老房子里。我和陈梦家就在那时候结婚了。那个地方的东西很便宜，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每天都吃鱼和虾。那时我们不需要学习，于是我们常常去看鸭子，看它们慢慢游过水面……

这对夫妇和许多其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最后搬到了昆明，昆明位于云南省——中国边远的西南一角。几所主要的中国大学在昆明重组，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梦家就在那儿教书。由于大学有规定，禁止一对夫妇同时在学校里任教，露西无法成为教员。

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妇。我还是传统观念，认为妻子该为丈夫做出牺牲。不过我确实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做饭的时候，膝头上总摊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给了这对夫妇一笔联合的人文学科奖学金，资助他们去美国做研究。他们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代人：尽管国家遭遇了日本侵略和国内混战，一群很有潜质的年轻中国人却和西方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很多人去了美国和欧洲学习，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打算学成后带着新的技能回国。

陈梦家和赵露西出发了，首先是从昆明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市。这段“最困难的旅程”激发了陈梦家的创作灵感，几年来他头一回写下了诗篇：

我看不见喜马拉雅山脉

云朵垒得山一般高……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孤独

这是天堂的沙漠。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在芝加哥大学，露西做起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好些年来，她都在遥远的地方学习着英文；如今，英语世界的文学忽然就近在咫尺。她去了哈佛一趟，期间和T.S.艾略特见了面，艾略特把自己的一本题了字诗集送给了她。

露西研究文学，而陈梦家则到处搜寻青铜器。在乱糟糟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带到了国外，其中极少数有经过人们细致的研究。陈梦家想就这个主题，写出一部权威著作，用中西方结合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研究。除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以外，他还接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1945年5月28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这周或者下周末我会到堪萨斯城来。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方便去参观博物馆……

这个笔名叫“漫哉”的漫游者名副其实。他游历了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纽黑文市、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普林斯顿和三藩市。他甚至去了檀香山。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当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研究他们的中国文物。有两年时间，他不断徘徊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美国现代文明之间。

1945年6月14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我在堪萨斯城过得很愉快。再次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之前与我的妻子一道再去拜访你……我在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晚去了市中心，终于看了一场电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旅程都非常愉快……

在美国以外，陈梦家游历了多伦多、巴黎、伦敦和牛津。1947年，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就给洛克菲勒组织发了一封信：

已加冕的瑞典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到了我，让我看了他的收藏。我很荣幸地和他交谈了两个小时。

那一年，陈梦家完成了那本书的草稿，里面有850件青铜器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他回中国以前，把手稿和照片都寄给了哈佛；以后他要通过邮寄来编辑他的书了。一个哈佛的教授兰登·华纳写了封信给陈梦家：“今日，一个来自亚洲男人需有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来自政治和财政双方的困难。你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我对此表示崇敬。”

露西则继续留在芝加哥，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当她终于踏上横渡太平洋的旅途时，已经是1948年末了，中国的内战此时正是转折点：

当我乘船前往上海时，我从广播里听到清华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军队遇到了麻烦……

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了，我必须想法子到北京去……幸运的是，有一架替傅作义运输粮食的飞机要飞往北京，于是我坐了那趟飞机。当飞机途经天津时，人民解放军从地面朝我们开火。没有梯子让我们走下去……我们只好跳到地上的一叠棉被上……

首都被分隔了，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地区，其他部分则仍然掌控在国民党手中。陈梦家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叫人给我的丈夫捎信，告诉他我回到中国来了，我想叫他在城门打开的时候来见我。3周以后，城门打开了。北京解放。

城门又几乎马上关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的交流结束。在剑桥，哈佛的教授们等待着陈梦家的消息，等待着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在北京，陈梦家等待着政治气氛的缓和。他一直忙于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殷墟”指的是安阳地区，这些年来，安阳出土了许多件甲骨和龟壳。从这些碎片里，陈梦家重构了商朝的世界，书法、文理、地理、天文。战争和祭祀，神怪和皇族。北京出版社付了版税给陈梦家，他用这笔钱在市中心附近买了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大门上方，他挂了个牌匾，上面写着“一书院”。这个题字成了令人伤感的预言：不到两年，中国国内就禁止陈梦家出版书籍了。而在美国，他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也从此没了下文。

尽管禁止陈梦家出书，考古研究所还是印了这本书，这一版本用的是陈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书的编辑很马虎，有不少的错漏之处；很多照片仍留在哈佛，无法收入书中。此外，这个中文版本里还包括了一个书的简介，内容是专门批评陈梦家的。陈梦家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下面，由洛克菲勒基金赞助而写成的书里面，没有一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实录

如今，全世界仅有约30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在美国，最德高望重的专家是戴维·N·凯特利，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教授。凯特利从来没有见过陈梦家，对于陈个人的经历也所知甚少。但这个美国人却是沿着那个中国学者的轨迹进行研究，而且他仍然用着陈梦家那本侥幸出版的书——书里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朝世界。凯特利的家在伯克利山上，我去拜访过他好几次；有一回，他对我说：“这本书极其重要。这是本了不起的书。他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种种的仪式和祭祀，还有时间的范围。这是本很旧的书，但仍然是着手研究甲骨文的好助手。”

像陈梦家一样，凯特利的学术研究生涯，也是着力于拼凑碎片。凯特利把甲骨上刻的文字比作乐谱上的音符：这是一种密码，用适当的方式解读，就变成了音乐。这儿有不同的乐段，还有各种的旋律。主旋律：一定的主题不停重复，产生了一种和谐感。凯特利仔细研究了1千300次关于下雨的占卜，这些占卜记录全部出自商朝皇帝武丁统治的时期，大约是公园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这一段时期。

本月有大雨。

今日国王狩猎，整日无雨。

我们没有降雨；意味此次协议让商朝某些力量正形成灾难。

甲骨形成了音乐，也讲述着故事。商朝沉迷于死者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逝去的祖先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受到了怠慢，祖先们就会通过疾病、厄运和自然灾难惩罚活着的人。如果某个皇帝生了病，或者天气出了什么问题，朝廷就会进行占卜，希望从中发现是哪个生气的祖先需要祭祀。有时候，朝廷会和死者讨价还价：一片出土甲骨的刻文显示，朝廷提议为某个祖先献上3个人犯。但那一次的占卜肯定结果不好，因为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二行的刻文：5个人犯。然后占卜记录就结束了。那位祖先应该对5个死者表示满意。

“另一个范例就是关于牙痛的占卜。”凯特利边说着，边打开了他自己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商朝历史起源》。他翻开了其中一页，上面是一片甲骨的黑白拓印，那片甲骨也出自武丁统治时期。拓印上展示了一片龟腹甲的背面，椭圆形的表面布满裂痕，有很多钻出来的小坑和刻文。有些商朝的文字很难理解，凯特利的书重造了这片龟腹甲，用更为清晰的现代文字取代了商朝文字：

凯特利翻开了这一页，然后向我介绍里面的内容。“国王要参加一场战役，但他的一颗牙坏了。”他解释道。“他想知道该拿这只坏牙怎么办，还有是哪个祖先造成的。”

龟腹甲上刻了四个名字：甲父、庚父、辛父、乙父。他们都是一代人，是皇帝武丁的父亲和三个叔叔，占卜时他们都已经去世。

“是甲父，不是甲父，”凯特利手指着那些文字，用中文大声地念出来：“是庚父，不是庚父。是辛父，不是辛父。是乙父，不是乙父。”

朝廷为每个祖先都做了多次的占卜，龟腹甲上满是裂痕。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3000年历史的侦探笔记，把各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地排除掉。

“随后我们看到了另一条刻文：‘向庚父献上一条狗，劈开一只羊。’凯特利说。“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这次牙痛。”

凯特利停下来，从书中抬起头。他今年69岁，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眼神敏锐。“那就是音符，”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国，似乎总有人安排好一个个音符。次序，规律，系统——这些特征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现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着令人吃惊的规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种叫做“二次葬礼”的习惯。死的人被埋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骨头被重新挖掘出来，清洗干净，然后按照某种形式摆放起来。有时候，这些骨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头骨摆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坟墓里，则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头骨全都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次序，规律，系统。

凯特利看着那些坟墓组成的图案，对他来说，那是艺术和文字。他认为一切都有关联：本能就是劳作，还有掌控世界的欲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这些不是自然图景，而是高度结构化、经过编排的设计。图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来这像蕴含了某种密码。里头有一种文化共识，对该做的事情和思维的方式，人们达成一致。我的印象是，这一点是中国特色。你什么时候看过第一幅中国皇帝的画像？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回答这问题。在埃及，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国王以及高级官员的画像。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铜器则不一样；虽然它们有自己固定的风格，但它们仍然描绘是描绘人的形式。凯特利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中国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寻根之处。这片地区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凯特利看来，祖先崇拜对官僚组织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

“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说。“我相信中国古代气候的非常优越，这刺激了我们在中国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种乐观因子。是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不过祖先禹成功处理了它。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干的祖先，他解决了问题。而且，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邪恶的行为。没有原罪意识的存在。没有人对自然神学感兴趣，没有人想要解释邪恶在世间的存在。”

“你看看地中海、中东和苏美尔，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种灾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读读《吉尔伽美什》；那就是一个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想要一个对死亡的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死了，你成了一个祖先。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一样的：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你就永远是一个国王；你曾经是一个农奴，你就永远是一个农奴。我认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会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因为新事物对祖先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文明里，容不得怀疑论者的存在。”

我问凯特利，为什么这种乐观的观念和我们所认识的现代中国如此不同，这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有的是饥荒、洪水、自然灾难和战争。如今，则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迁徙。

“这属于一种高度平衡制约。”他说道。“高度平衡制约”这个短语出自历史学家马可。艾文的经典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后期的衰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地域是较为与世隔绝的。中国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围，相对来说外来威胁较少，不过这也限制了其与外来新鲜事物的接触。同时，政治上的稳定性与早期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让人口增长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几百年一直在榨取其自然资源。”凯特利说。“他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把事物推到了临界点。在我看来，那片土地已经被耗尽了。”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启蒙运动时期，政治体系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欧洲人颂扬的是古希腊的民主。1800年代后期，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则反映了帝制的价值观，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过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例如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凯特利认为，1993年中国人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灰心失望，试图融入西方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一文中，凯特利写道：

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学生异见分子呼唤民主的时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希腊和罗马。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如同中国人希望能争得主办权的奥运会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所举办的运动会……这就是其中一些例证， 证明中国试图在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经典，这些西方经典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遗产。

像陈梦家一样，大卫·N·凯特利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成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

“那时我签了个合同，写一本关于股票市场的书。最后我放弃了，当时还特别开心。我写了一本小说，幸好它没有出版。不过我钻研了一下小说杂志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写作敲门，就坐下来写了个短篇，寄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小说果然发表了，他们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我，我觉得我可以每周都这么做。但那个杂志社还没发表我的小说，就倒闭掉了。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那时候感到有点心力交瘁。我靠给《时代》杂志写书评支付房租，《时代》付给我的稿费很不错，不过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只干这些。我想让自己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新领域。我想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自由作家，于是我觉得该去学中文，所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被博士研究项目困住了。读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纪。我想做些关于抽鸦片烟的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沉迷上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恶习？后来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遥远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研究领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这是个新领域。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人们去做。那是1962年，我30岁；这时开始做研究岁数是有点大了。不过这是个很新的研究领域，你不用担心什么结构主义或者新批评主义——真是感谢上帝。”

“我去了台湾两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国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进了东京的一家书店。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甲骨文拓印的书。第一页上面是符号，看起来像举高的两只手：

“举起手的两个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关于调动劳动力的。国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应该增加人数吗？增加人数，3000；增加人数，5000。攻击这儿；攻击那儿。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书。书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他用了十年写这本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次偶然的发现，一本寻获的书；然后是35年时间研读那些甲骨。凯特利发表了两本关于商朝的书，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荣誉。1986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奖。回溯过往，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合理。

当然，故事总是在结尾的时候更容易讲。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一样：次序，规律，系统。凯特利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那些“肮脏”的细节，那些日常生活的杂乱和缺点。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

在和凯特利的另一次对话中，他告诉我，他仍然想要写小说。“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商朝的小说。”他说。“但我有的只是这些结构化的指南，这些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我必须自己去编造那些‘肮脏’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整体的构造和框架；有书写的文字。但我们缺乏那些情感上的冲击力。我们必须自行想象。”

凯特利在伯克利山庄的家里存放了两块牛的肩胛骨。其中一块骨头不到两英尺长，却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骨头表面刻了十个字：

归海烧裂占卜：王十日无灾。

一个叫彼得·布伯的人把这块甲骨给了凯特利·布伯是从俄罗斯流亡来美的，他也在伯克利任教。在中国，这些文物仍然可以自由买卖的年代里，布伯从一个古董商手里买了这块甲骨。无疑，这成了伯克利山庄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凯特利用棉布包着这块甲骨，把它存放在一个胶卷筒里。他打算以后把这块甲骨捐赠给大学。

他的第二块骨头大约源自1978年。那时候，凯特利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他打算以商朝的方式烧裂一块骨头。据他所说，现代学者还没有谁成功进行过这个实验的。他去了一家卖肉的店，买了一个东西，如今人们大概只知道这东西叫T骨牛排。

“一个材料科学系的教授说，这个实验很容易做。“凯特利说。“他叫我把骨头带过去，然后我们煮了它。两个小时后，房间里臭气熏天。这次比赛的得分：商朝1分，现代科学0分。”

今天，这个数字仍然保持着。学者破译了那么多的商朝“音乐”，包括皇族家庭、战争的模式、还有对天气的恐惧；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其中最简单的问题：怎么用传统的办法烧裂一块甲骨。

“高岛（Ken Takashima）和一些研究生也试过，”凯特利说道，他提及的高岛是任教于温哥华大学的一个学者。“他们想用烙铁重现商朝的烧裂占卜，但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烧热的火钳放到骨头上，骨头却会那些热量都吸收了。可能商朝的人是直接把骨头扔到炉子里加热。我搞不清楚。”

凯特利收藏的第二块骨头是白色的，比旧象牙的颜色还白。骨头的表面有三处烧焦的痕迹，但并没有裂纹。它的表面什么也没有写下。

13　运动会

2001年2月21日

我坐进这辆出租车时，司机朝我微笑了一下，并用英语对我说了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3时30分。他那张窄窄的黑脸上长了双小眼睛，一笑起来就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还知道怎么说“Hello”和“OK”。每次他说英语时，这门语言就具备了有形的维度：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握方向盘，噘起嘴，说话的音调提高了，还有些颤抖。他用英语说了两次“早上好”，然后继续说中文。我们一路往北去，寻找“奥运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北京，要在这儿呆4天参观考察，评估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这是奥委会最后一次评估；半年以后，他们会在北京和另外几个候选城市中选出举办地点，另外几个城市包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每一天，出租车里的电台都会收到特别公告广播，提醒司机们要礼貌对待外国乘客。司机们还得到了两盘免费的卡带，里面是特别为了这次考察而设计的英语课程。课程的内容里有一些英语的实际用语，包括“现在阳光灿烂”，“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时，会变得更加漂亮”，还有“漆工艺品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去年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跟记者说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那篇见报的文章只有335个字，不过他却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里引用了孟说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来谈论人权问题的体育场。”孟景山还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请成功的话，他家那一带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体育场所。那家美国报纸引用了他说的话：“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们申请失败时，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国记者都很关注人权问题和保护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奖了孟景山，授予他为首都的“百佳出租车司机”之一。他获得了几百美元的奖金，北京的报纸把他描述成一个模范的普通人（据报道，他把一些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当局的信息很明确：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奥运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随波逐流吧。整个星期，我都告诉每一个碰到的人，我正在写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而此时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笼罩在柔光之中了。人们的对话更为亲切友好；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当我请求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同意了，而且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学会了要极为谨慎地使用笔记本，然而现在我却肆无忌惮地在上面书写记录。

我坐到这辆出租车里，拿出笔和便笺本，告诉司机我是个记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奥运会的举办地。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会在通往长城的公路边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断地瞥着我空白的便笺纸。“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妥当，不过显然奥运会将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杨书林（音），他说我可以管他叫杨司机。他告诉我，两天之前他在机场接了个乘客，那是个空姐，她亲眼看到了奥委会考察团的到来。

“她看着那些人走下了飞机。”杨司机说。“她当时就在机场的大门那里。”

“他们长什么样？”

“她没有告诉我别的。”杨司机说。“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诉杨司机，我计划大后天去陪同奥委会考察团，做最后一站的参观考察，杨司机赞许地点点头。这男人还是老一辈的形象：他穿着布鞋，戴着驾车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着橄榄绿的涤纶军装，军装上还有黄铜的扣子。他今年53岁。一个毛泽东像的小装饰挂在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毛泽东的照片底下有两行字：

一路顺风

百无禁忌

我们的车缓缓行驶在二环路上，以前旧北京的城墙就屹立在这儿。人行道上竖着一排颜色鲜艳的旗子，专门向来访的考察团致敬。根据北京奥申委的数据，首都内已经竖起了两万面这样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着：新的北京，伟大的奥运（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中文则这样宣告：

新北京，新奥运

翻译中稍稍改动了一个形容词。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刘敬民，他向我解释，中文的“新”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很难翻译出来。“我们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的‘伟大’（great），因为奥运会有其传统的内涵，”他说：“翻译成‘新’（new）不太合适。”但当我和另一位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起这个问题时，他的解释则更为坦率，不过他叫我报道时隐去他的姓名。“如果他们把英文说成是‘新奥运’，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想要改变这个运动会一样。”他说。“国际奥委会肯定不喜欢。他们会这么想：这个共产党人的国家想要控制奥运会。”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方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北京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慧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围都竖着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杨司机说，然后他转向了我。“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建体育场再合适不过了。足球赛、羽毛球赛和网球赛都会在那儿举行。”

他举起手向我们俩敬礼，先是朝我敬的，然后向杨司机也敬了一个。被开罚单的司机祝我们好运，这次警察倒没有叫他闭嘴。我们上车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国的贵族会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游戏和足球有那么一点相似。明朝的古籍里描画了妇女们在玩捶丸的游戏——有棍子，有球，还有洞。中国的历史学家形容捶丸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还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游戏。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画像里，角落里画着三个男孩，正在玩一种类似手球的游戏。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唐明皇的画像，画着他和一些宫女正在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

不过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实在只是游戏而已。古代中国运动传统的核心，应该是武术——“尚武的艺术”。19世纪时，武术中的一些因素推动了调整呼吸练习的发展，人们管这种练习叫气功。武术和气功的活动，既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是精神和审美范畴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武术和气功的要旨是艺术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获胜。传统的中国运动所具备的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会形容为哲学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当然，气功后来引发了法轮功的产生。）竞技比赛不是中国传统运动的主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过大型体育场。

“运动”的现代措辞“体育”，直到19世纪才产生。和那段时期引进的其他词汇一样，“体育”是从日文来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国的文字，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和西方的往来更为密切频繁，日文里发展出很多新的词汇。中国后来试图要赶上日本，于是中文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发明的词汇：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时，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中文词汇重新出现时，却增加了崭新的含义。考古原来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纪，它重新从日本传入时就有了“考古学”这一新定义。词还是原来的词，但却用新的方式定义了原来的事物。从古代起，人们总是会收藏文物，但从没有用过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国人里头总是有着不同的少数民族，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体育也从未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

语言在变，因为世界在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和其他的外国人引入了体育竞赛这一西方观念，引入的场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学校里。20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兴趣，1932年的奥运会，中国派出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参加男子短跑项目。4年以后，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武术表演队的成员，这些成员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术。

那时，中国人已经成了奥运会的忠实成员，他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了一种复仇手段：这个国家在过去那一个世纪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复仇。中国的目标是在外国人的运动中把他们打败。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他们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了体育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1952年夏季的奥运会，但下一届的奥运会他们却拒绝参加，因为奥委会承认了来自台湾的运动员。

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才终于重返奥运会的赛场。奥委会仍然允许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是禁止台湾国旗的出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代表队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在了赛场上。最后他们取得了奖牌总数排名第六的成绩。不过那一年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奥运，从而削弱了比赛的竞争性；而中国队在好些比赛中大大落后于其他的对手，例如游泳和田径。

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急剧增长，这些奖牌主要是通过赢得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比赛而获得的。中国的女运动员表现出色；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些以常规训练为基础的运动，例如跳水、体操和花样滑冰。这些运动由政府出钱培养人才：运动员通过精心的组织训练培养而成，而不像西方运动员一样，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参与一系列的重要比赛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药品。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总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奥运会，他们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国之后。

尽管中国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运动员的主要内驱力仍然是耻辱感。表面上看来，他们有足够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这样的骄傲就如同涂在那栋旧楼上的粉红色一样浅显，经不起推敲。

1993年，奥委会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国日报》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把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和西方历史那“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联系起来。

在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月里，我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那儿的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起源于1840年，那一年英国人派了一支完备的海军舰队来到中国，标志着鸦片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奥委会准备了一本书，书里这样用英文描绘这个中国体育史上的重大时刻：

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社会暴动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体育就在此时引入中国；此后体育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与国家动荡不安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运动是残酷的。这一点常常能体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脸上：很多人看起来表情僵硬而紧张。在向足球和篮球这样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目中，到了比赛关键时刻，他们就几乎要窒息过去。绝少看见一个中国运动员真正快乐地享受着比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都是从幼时起，就在流水线般的体育学校进行训练。他们的粉丝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看中国体育比赛的一般观众并不在意是否了解一项运动，也不会尊重个人的努力；胜利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粉丝对失败者残酷无情；他们的体育精神向来很糟糕，当外国运动员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他们甚至会暴力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己的运动传统到西方体育的大幅度转变，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论从自身传统还是从西方观点而言。他们从西方接受了竞技精神和爱国主义，这是西方体育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但却错过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些微妙之处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与我的父亲有关，和体育学校无关；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与直觉相悖的：例如宁愿输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例如最终的目标并非胜利，而是自我提升。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体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观念不会出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或者公共运动项目中，那些活动注重的是竞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体育的这一因素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中国人如同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自身的传统。像武术这种体育运动，其精神性、非竞技性的特色，对于竞技性过分激烈的西方运动来说，本应被看作一种健康的替代之选；然而它却被看成是中国迈向奥运荣耀之路的早期阶段。北京奥申委的标志是五个相互连接的环，五环形成一个人在练习太极的样子，而太极这项运动是特别没有竞技性的。与奥运会相比，法轮功与太极接近多了。

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这种民族体育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找问题的阶段。比赛的失败困扰着他们，有时人们会把它归咎于哲学或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我的奥运会调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国人，他们被一套有关球网的理论所迷惑：中国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和对手直接的身体接触。

“中国人在直接竞技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娴对我说。“那些有网把运动员相隔开的比赛，我们更为擅长。”她用“小巧”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灵巧而动作协调，而不是身体强壮的。不过，她还补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让人们变得更为保守。”她说。“看看美国吧，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独立、要有创造力。在中国就都围着纪律性打转。人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就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只是按照旧有的模式去做事，没有任何改进。在体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相信，奥运会凸显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北京和徐济成见了面，徐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现在成了一名电视节目的评论员。从1988年开始，徐济成就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了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发达国家把奥运会看成是一种生意。”他说：“好像他们说，‘我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极好的家具摆设，我想在里面办个派对，叫大伙儿一起来参加。’他们还卖门票。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外观，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我问徐济成，关于中国接受西方的体育观念这一点，他有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向我解释，这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文化范畴。“1988年我去了汉城。”他说。“韩国人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在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法西方，把体育做成一项生意。他说，中国体育实际上要比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为体育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目前它还未能转向市场化，其处境就像一家发展迟缓的国有企业。不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最近，希尔顿香烟资助了中国国家篮球队，而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中国足球队。“50年以后，我们就会和西方国家一样了。”徐济成预言说：“到时奥运会也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意。大家会这么说，‘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想请你们过来玩，也好趁机卖弄一下。’”

下午5时30分，杨司机终于找到了一处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我们下了车，走到了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这片地大概有四条街那么大，恰好位于北京城北部的中间地带；所有房子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在“拆那”，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刚刚被拆毁掉了。土地的周围都插着旗杆，上面飘着粉红色的旗帜；这些旗划出了这片土地的范围。

“他们会在这儿举办足球比赛和网球赛。”杨司机说。

“还有羽毛球赛，是吗？”我说。

“是的。”

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空荡荡的土地。

“嗯，”我说：“我该回去吃晚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上了堵车。出租车里的计程表走了有三个小时，而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正好计算出此刻的扫兴心情。杨司机再次感到了压力。最后，他问我晚饭有什么安排。

“我还没计划呢。”我说。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说这里离他通州的家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东面的郊区。我们在四环路上往东走，杨司机又说起了体育。他告诉我，迈克·泰森是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纹上了毛主席的脸。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泰森呢？”杨司机语气夸张地问。“因为他喜欢中国。如果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

杨司机说：“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他会弄一个这样的纹身在手臂上呢？”

这问题问得真妙，让我哑口无言。杨司机笑了。“泰森在监狱的时候，读了四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关于美国运动员为何在赛场上占优势，杨司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人都是大块头。”他说。“从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国人更讲究科学。如果你把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出来，那就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没有那么壮，怎么会赢得比赛呢？”

杨司机还欣赏网球运动员张德培。“张德培在美国长大，不过他是中国血统。”他说。“很明显，中国血统对他没什么害处。这表示是我们这儿的制度有问题。”

我们7点到了通州。杨司机说他想吃蒙古火锅。公路旁的霓虹灯宣告：“北京2008，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家叫“物美大卖场”的大型百货公司。

奥委会考察团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媒体记者团，跟随考察团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外媒：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个摄影师，还有我。我提交的新闻报告会发给北京城里的其他记者，他们会用在对考察团的相关报道里。

为了加入媒体记者团， 我必须同意三条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奥委会指定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不能问问题。我可以跟着考察团的成员到处去，我可以引用他们在考察期间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有考察团的成员跟我说话，我可以回应。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能采取主动，不能向任何一个考察团成员直接发问。如果我被发现问了问题，就会立即从记者团中开除。奥委会还通知我们，有些会议只允许我们参加开始的部分。

这些规则很见效，至少从创造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无论考察人员走到哪里，记者们都紧紧跟随着，笔记本和摄像机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一片沉默中移动，似乎被这重大的时刻吓住了，一时哑口无言。早上的行程结束后，我发送了第一份新闻简讯：

联合新闻报告：中国代表和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今天早上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媒体成员被带到大厅后排位置，一条红色的天鹅绒绳子把我们和前排分隔开。穿着旗袍的小姐在大厅门口欢迎考察团代表。代表们鱼贯而入。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彼此之间亲切地问候。奥委会考察团的成员们互相飞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红色丝绸做的。

一位媒体公关说，今天早上的采访机会非常有限。“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她说。“我们走了，他们就会说话了。”

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她叫我不要写她的名字。

这天早上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奥委会其中一名代表罗伯特·麦库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请中国体操运动员刘璇在她的照片上签名，那张照片登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后一页是刘璇跳下鞍马那一瞬间的照片，刘璇就在那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媒体记者团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摄影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但麦库洛夫没有叫这个摄影记者签名，他仍然和其他记者一起，呆在红绳子后面。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北京的酒店和医疗服务，第一位发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卫生局局长，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当他开始发言时，媒体人员就全部被护送离开了。

饭店外面，一些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这是“1000名自行车手支持北京申奥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红、白、黑相间的运动服，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自行车挂着旗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申办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蓝，北方刮来了猛烈的风。

国际奥委会是个奇怪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自身选举产生；过去，这个组织很少会考虑成员多样化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考察的时候，奥委会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员，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欧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名成员。这和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纳哥的皇室家族成员加起来一样多，这三个国家各有1名奥委会成员。在123名奥委会成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两名女性是王妃，还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国或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政治权力的，可谓寥寥可数；而奥委会是其中一个。奥委会有将近70%的运作资金由美国的赞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员只有4名美国人。

北京申奥期间，我和人类学家约翰·马卡农（John MacAloon）说过话，他擅长体育方面的研究。我问他，美国对哪个城市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奥委会的人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进来了，这时所有人都微笑着说：‘啊，有你的帮助太棒了’；然后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后嘲笑他。这就跟殖民关系一样。欧洲人拿走了美国人的钱。而美国人在组织里却几乎没什么份量。”

奥委会的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也有过不少麻烦。196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奥运会，名叫“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组织者为他们的运动做出如下说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次运动会的大部分基金。奥委会的反应是禁止所有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国家参加以后举办的奥运会，而这场初出茅庐的运动会再没有举办过第二届。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在墨西哥城正要开始各项比赛之前，几千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他们抗议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样的运动会上，这种活动对几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没什么帮助。当局政府派出了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按计划举行。人们并不知道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且从那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奥林匹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西方媒体上绝少提到这次事件，而此后的三十年，奥运会都没有再回到发展中国家举办。

然而到了2001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国际奥委会正试图改善和相对比较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委会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他们建立体育中心；并且增加了成员的人数，让组织里有了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代表。不过，奥委会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于1998年盐湖城的丑闻事件而延缓了进展。1998年，盐湖城为取得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费了超过1百万美元，用现金和礼物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自贫困国家的代表轻易就成了贿赂的目标：10个由于收受贿赂而辞职或被开除的奥委会成员里面，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这9个人中大部分来自几乎没有冬天的国家：马里、苏丹、刚果、斯威士兰、利比亚、 喀麦隆。你很容易就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来自刚果的代表，你真的会在乎谁赢得大型障碍滑雪比赛的主办权吗？这次丑闻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尽管奥运会宣称自己是国际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了申请城市向代表赠送礼物。第一次落实这个新规则，就是这次寻找2008年主办城市的过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国际委会献殷勤，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后一次，我和阿尔佛雷德·森交谈过，他是一个历史教授，曾经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了国际奥委会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国际奥委会和列宁的共产党有相似的组织规则。”森教授说。“列宁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团组织共产党；而顾拜旦（现代奥运会的创办者）则说，这有培育人们的沃土，以便他们最终可以加入到组织内部的核心。两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人们并非从外围边缘开始民主投票，并开始各党派之争；你必须先进入内部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先加入执行委员会里去，才有投票资格。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不会有黑马的产生。”

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好极了。蓝蓝的天，明媚的阳光，“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子迎风飘扬。我们一共五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由警察护送着，穿过这个城市。清洁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里拿着扫帚；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着我们。一天之前，代表们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挥中心，那儿的中国人演示了如何远程控制交通信号。今天，我们每遇到一处红绿灯，灯就马上变成了绿色，就像变魔术一样。

“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庄严的场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静默中，一国之君缓缓走来，献上他的祭品。为避免一列远处驶来的火车破坏了这样威严的寂静，从而亵渎了整个仪式，甚至在皇上离开宫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车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宫中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书中，裴丽珠描绘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坛拜祭的情形。81年后，我们的队伍几乎具备了同样的庄严气氛，而从这个仪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处则更为实在。北京奥申委承诺，如果北京赢得了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会花20亿美元进行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的建设。最近的一次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奥；而这一次，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异见分子也宣布支持主办奥运会。在香港，法轮功的践行者告诉媒体，北京的信徒不会在考察团在北京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穿行在这座城市里，逐一查看奥运会场馆的选址：足球、垒球、举重、水球、现代五项全能运动。在每个地方，我们平均花费5分钟的时间，奥委会成员会问一两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细节如今并不存在，还在设想之中。现代五项的游泳池会有至少2.2米深吗？是的，会有3米深。你可以从水球馆走到打垒球的地点吗？当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崭新的大型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这项体育设施原来计划用做排球馆，不过如果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它就会转做举重的场馆。我们戴上了安全帽，经济学者刘列励带着大家参观。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疾步走着，到处寻找可以引用到新闻里的信息。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个可爱的飞碟。”我们站在体育馆外面时，刘教授说。他的英语口语很糟糕，但这句话却说得很好，他把最后一个词的尾音拖得很长，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刚把杠铃举过头顶。另一名官员把新体育馆的宣传册发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一个可爱的飞碟正飞过天空。”

我们走到体育馆里，站在未来的观众席上。下面有两个工人，正在摆弄着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来的举重赛台。一个澳大利亚的考察团代表说话了，他的名字叫鲍勃·埃费斯通。

“那是热身的地方吗？”他指着另一堆土问道。我和其他记者都拥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儿才是热身的地方。”刘教授指着又一堆土说。

埃费斯通凝视着那片阴影，问道：“运动员可以直接从那儿走到赛台上吗？”

刘教授笑了。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毫无疑问，举重运动员可以直接从热身的地方走到赛台上。埃费斯通点点头，感到满意。刘教授向考察团说了一番话。这座新的体育馆，他说，将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特色。他话锋一转，抖擞精神做言语上的最后一次挺举。他说：“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只可爱的飞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华世纪坛。世纪坛位于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为了歌颂中国历史的辉煌和迎接新世纪而建的。入口处是长明不熄的圣火台，上面有一行说明：

“广场中央这永久不灭的火焰是‘中华圣火’。火种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圣火采用天然气。它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圣火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青铜甬道，由几百块镌刻了文字的青铜板组成。这些青铜板构建了长长的时间轴，第一块的年份是“3百万年以前”，上面的注解是：“中国的古人开始使用火。”

250万年过去以后，事物开始成形：“人们开始具备黄种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于河南郑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汉。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1912年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1937年日本屠杀了3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时间轴到达了2000年，历史在这儿分解成一串随机的数字：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人类三号染色体……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国家统计局宣布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7届亚运会上获得了28枚金牌。

国际奥委会的考察成员们走过时间轴，进入世纪坛里。整个世纪坛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日晷仪。这些外国人在里面看了8分钟的申奥宣传片，这部片子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拍的。现代化的场景一幕幕掠过：飞机、地铁、汽车。电脑模拟的画面展示了拟建的体育场和新的公路；立体交叉的道路环绕着一片片鲜亮的绿地。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

杨司机的家在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内，房子只有一层。除了一个烧煤的炉子以外，屋子里没有暖气，大门旁边搭建了一个厕所。我和杨司机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太太在里面准备火锅。杨司机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并很骄傲地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英语说得很好。

我问起了那些出租车司机的语言培训课程，杨司机把申奥教材递给我。我翻了翻那本书，杨司机放了那盒录音带。录音机里传出了“特别英语”的声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杨司机让我坐在主宾席上——在乡下，这个位子就是看电视最清楚的地方。今晚，电视上放的是一场中国职业篮球赛，比赛双方是北京奥神队和上海大鲨鱼队。大鲨鱼队里有一个22岁的中锋，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个环状的大铜锅，由燃烧的酒精加热，锅里倒了食用油。当锅里的液体沸腾开来时，我们就把一卷卷粉红色的羊肉放进去。杨司机说，这样的火锅让他想起了部队。他参军的时间是1969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的边境地区。由苏联控制的蒙古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儿的局势有时会变得很紧张。

“你没法想象那儿有多冷。”杨司机说。“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难受的是我们要在户外扎营的时候。当地人会把一整只羊串在烤扦上烧。那种烤羊吃起来味道没有这火锅好，不过总比他们那边的谷类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羊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14　沙子

2001年3月21日

第一个迹象总是风。风来了以后，天色就变得暗沉，如果你刚好在户外，你的眼睛就开始灼痛起来。一旦你回到室内，就时不时能听到细小的颗粒轻轻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北京人把这叫做“沙尘暴”——“夹杂沙和尘土的风暴”。晚上，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漫天的沙尘映出了城市的灯光，天空变成了金红色，就像要着火了一般。

3月还不是一个露营的好月份，不过我已经不耐烦等到4月了。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没去过的长城。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开了3小时以后，司机停下了车，我告诉他不用回来接我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渴望着逃离城市。

群山仍然呈现出冬季的模样，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种的季节才开始。我背着一个大背包走着，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好。我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一个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长城。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长城上面。风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来。我走到第一座塔楼，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儿停留一晚了。

这座塔楼有4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砖块和石头搭建而成的，设计简单：方方正正的形状，围住一个封闭的空间。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砖块铺成的。墙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整个山谷。往下望去，路那边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屋顶。往北望去，过了那些石墙围起来的果园，就是一大片险峻的山峰。那些弯曲的、通往高处的小道，已经在风暴里不见了踪迹。

我在塔楼里看着沙尘暴的来临。一团团的褐色低低地压向地面，就像某种生物的卷发蔓延到了山谷里。随着风的呼啸，它忽然地加速，湮没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处的小道，接着是果园，最后是整个村庄。我的双眼灼痛起来，我离开了窗户。随后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儿很难睡着。时不时地，我因为干渴而醒来，随后怒号的风声就让我难以入睡。我想起安阳地下之城的绘图。有个地质学家曾经告诉我，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冲击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土层是风吹来的黄土，经过好些世纪堆积而成。我躺在睡袋里，臆想着一些文学意象。在中国，黄土到处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秃秃的山上；它轻柔地盖过安阳的土地和北京这座城市。凌晨两点左右，我在脸上裹了一件衬衣，终于睡着了几个小时。残缺的梦纷至沓来。黄土侵袭着这座塔楼，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么美丽。那场风暴犹如一个已经过去的噩梦，只有砖块上一层薄薄的痕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光。我在脸上盖了一块湿棉布，而它已经变成黑色了。我的牙齿之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甩甩头，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轻轻回荡在睡袋里。沙子的天下。

我本来计划在长城边上呆两晚，但现在我决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里的沙子倒出来，打点好所有随身物品，然后下了塔楼。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条小路，它把我领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子就建在悬崖边上，这儿的树都很矮，枝干瘦弱。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石头造的：石头围栏，石头铺的路，房子的墙也是用石头垒的。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它们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见空空如也的房子。这些年来，山上的人们不断地迁徙到山下，有时他们留下了荒弃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经济环境里的幽灵小镇。

有些房子里堆着垃圾。烟头，食物的包装袋：大部分东西的品牌都没有听说过。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房子里只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另一间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顶还是完好无缺的。房子里的墙上都糊上了旧报纸；这就人们在乡下一直以来所用的“墙纸”。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游荡，读着墙上那些报纸的标题：

1976年3月9日

苏联向美国表示第二次抗议

1976年6月23日

美国准备和日本签订针对苏联的军事条约

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们剪裁自《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党报，里面的文章是从境外的报刊有选择地翻译过来的。过去，《参考消息》只能由官员订阅，报摊上不能出售，外国人也买不到。也许这座废弃的房子过去属于某个党委书记或是某个当地的官员吧。有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报纸上重印的美国漫画。画图已经被撕掉了，不过两句英文对白还留在墙上：

“打扰一下，那些失业者在哪里？”

“你就在他们中间。”

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了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栋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于经年未用而斑驳处处。房子里面糊墙的纸是《人民日报》。标题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们应该为人民创造更多现代化的图景

中国即将举办1983年全国机械产品大会

1983年4月14日

八种谷类产品产量超过10亿磅

我闲逛着，漫不经心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从前的村庄：1976年，村子的支部书记装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订阅的《参考消息》糊了墙——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权威地位。房子装修好以后，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开始。七年以后，其他的村民开始装修他们的家，糊墙的报纸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标题。有些农民开始在农闲季节时到城里去，到工地上干活挣钱；种地变得没那么要紧了。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先是年轻人，随后是中年人。最后离开的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村子里曾经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哪个当地官员掌握权力，哪些人有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这儿最久。所有这些细节都顺着山坡滑了下去，吞没它们的是更大的村庄，是小镇，是县城，是城市，是整个国家。最后，老人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这小小的村子也永远地落入寂静之中。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

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

“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

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着人们如何一步步地认清事实。起初，警察们通常会很兴奋，审问进行得很快。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逐渐意识到，这外国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已。有时，我最后会从他们眼中读到同情。

同时，我通常会在被拘留以后，对当地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西坨古，村民们在消费者中心随意出入，还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员也不管。村民们告诉我说，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当地最能赚钱的庄稼。四月是一年里最好看的月份，两周之内，杏树就全都开花了。人们唯一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投票选了谁。每次我问一个村民这个问题，他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这是个秘密。”

有个老人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西坨古的报道。“如果你把这儿形容得很美丽，游客就会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旅游景点。”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拿出了麦克风。他的声音透过村子的扩音器嗡嗡作响：“现在离12点还有10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请抓紧时间！过了12点就截至投票了！”

阳光正灿烂，此时把一个外国人关在消费者中心，看起来是一件毫无必要而又残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个官员跟着我。

“请你回来。”他说。

“我不想回去。”我说。“这儿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个正在处理投票箱的官员；那个人耸了耸肩，没有管我。我就走到阳光底下，和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费者中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她。

她说：“如果你买东西受骗上当，你可以去那儿投诉。”

12点整，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员和他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同意让他投下选票。一辆警车驶来，在烟尘中停下。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

“他们来干什么？”

“怎么回事？”

“是那个外国人！”

人群往前涌。四个人从警车上下来。我转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个朝我大吼：“别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说。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惫，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浑身发痒。车开走的时候，村民们看起来全都非常严肃。

沿着土路是一列细细的白杨树，土路旁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一直穿过山谷。其他的村庄看起来一片死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辆车是另一辆警车。两辆车都停了一会儿，然后第二辆警车掉了个头，跟着我们走。我想知道为处理这个满身沙尘的外国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岖不平，我们有三个人坐在车后面，被颠得左摇右晃。他们让我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前面的警察转过头来。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

“你自己一个人露营？”

“是的。”

“风不是很大吗？”

“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记者。”

“你的护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你怎么到那儿去的？”

“我做出租车去的。”

“你有带相机吗？”

“没有。”

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

“带了。”

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

“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

“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

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

“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儿没有狼。”

“有，那里有狼。”

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

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

“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

“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没有带相机。”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

“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

“太麻烦了。”

“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

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

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

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

“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

“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

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

“哪个地方更安全？”他问道。“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我说。我刚去完纽约罗德岛大街不久。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呢？”他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政府给穷人一定的补贴。”我说。“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些。通常流落街头的人精神都有点问题。”

“没有，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穷。”

我耸耸肩。那人又开口了：“为什么美国人有枪？”

“这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我说。“宪法里规定的。”

“这说不过去。”他说。“你知道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我说。“长城上没有这样的警告标示，当地人说最近都有人在那儿露营。”

“他们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说。“你要读一下法律条文。这就是你有麻烦的原因。你违反了好些中国的法律。没有获得允许之前，你不能进行采访；你还没有带护照。你不带护照，为此我们可以要你交50元罚款。”

“我现在就交。”我说。50元相当于6美元左右。警察摇了摇头，在他问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间。

他在小便池旁边站着，等着我。我们回到审讯室时，他的提问更苛刻了。

“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那天，我是头一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我想你说的是高中生。”我终于说道。“他们不会给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不知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龄群体对我显得特别重要。

“就是初中。”他说。“我看过相关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了。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说：“在美国，人们更加开放。女人更加开放。”

到了最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尽量简洁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终于，他看了看他的表。

“你违反了法律。”他说。“你应该随身带着护照，你采访前必须获得政府允许。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迹上。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应该罚你的款，不过今天就算了。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做。你知道了吗？”

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门口。从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带走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我没有见到其他的警察，他们肯定叫这个年轻警察再把我留一会儿，要给我一个教训。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车带着我离开不老屯，我感到肮脏、疲惫、愤怒而沮丧：我意识到，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上学时某些糟糕的日子。

记录H　一个字

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采访了一个中文教授，谈话间他提到，高岛先生刚刚来到他们大学，准备教夏季课程。高岛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然后我就想起了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说的事情：高岛教授曾经试图用烙铁去烧裂一块甲骨。

我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找到了高岛教授，他正在那儿打开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个子矮小，唇上方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的英语略带口音，但说得很流利；他的学术生涯总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学读的本科，这所大学属耶稣会管理；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但他跟随保罗·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后，就对商朝的文字产生了兴趣；保罗·塞瑞是一个比利时神父，也是一个有造诣的甲骨文学者。

像凯特利一样，高岛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运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学者发现，在商朝的刻字里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语法模式。这可能是多种方言或多种语言的体现：也许意味着商朝皇族的多样化比之前所预想的要更丰富。

高岛教授和握了握手，当我提到我正在搜寻陈梦家的故事时，他马上面露喜色。

“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高岛教授说。“他那本1956年的介绍甲骨文的书，仍然是做研究的范本（chrestomathy）。”

从他口中到我的笔下，这个词变了个样：“cremathy”。我盯着我写下的东西，随即坦白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杰作’。”他说。“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教授打开了一本字典，接着沉下了脸。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喃喃自语道：“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释：

用于学习文学或语言的文学著作选本。

他从书架上拿下来另一本字典。“一样的解释。”他说。“‘文学文章的选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谱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错了这个词。通常我依据的都是《牛津英语大辞典》。”

他开始摆弄电脑，想从电脑上查这个词。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刚搬进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记者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在这一刻，chrestomaty这个词最让他分心。他试着上网搜寻，又在办公室里翻找有没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没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有深入的接触，不过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些人和语言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高岛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英语和汉语，他靠研究中国的古文书为生。语言对他很重要。我试图礼貌地把采访拉回正题：“那么，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

“是的，那是本杰作。”他抬起了头。“人们还在用那本书。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我要研究某个东西时，总会去翻找陈梦家的书。”

终于，那个词的话题过去了，他的谈话拾起了另一条线索：

“我在东京大学时，听过一些关于陈梦家的传言。有些教授说，陈梦家死的时候很年轻，他们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传言的真假。不过日本人通常精于此道；假的传言他们是不会说的。”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偷去的中国青铜器”之类。这本书很难找了。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印了那本书，还是用的原来的名字。陈梦家把美国叫做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我说了我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事，并告诉高岛教授，陈梦家1966年自杀了。我提到，我才开始研究陈梦家的事情，不过已经有些人告诉我，陈梦家是在反对中国文字改革时就开始惹上了麻烦。

“对他是好事。”高岛教授说。这句话冲口而出时，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快说道：“我明白，由于他反对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简化。”

当我提起烧裂骨头的事，高岛教授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利书里讲了这个事！”他说。“真不敢相信。”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6月，那时高岛教授还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烧出一块甲骨。他去了西雅图的肉店，买了一些牛排，又让肉贩给了他一些没肉的肩胛骨。（他们问我：“你要肩胛骨干嘛？”我说：“我想把它烧裂。”他们把肩胛骨免费给了我。）高岛和其他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保罗·塞瑞神父充当了商朝的“主领大祭司”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岛是技术人员。

“起初我试着用烙铁。”高岛回忆道。“那东西是电动的，热度不够高，骨头上只有一丁点儿烧焦的痕迹——只是如此而已。于是我就用烙铁加上烧着的木炭，这时骨头变得非常烫，还发出一股恶臭。”

他继续说道：“很明显，对于烧制甲骨之前要做的准备，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里泡上一会儿，或是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在实验之前，先把那块骨头放到烤箱里烤干了。但是骨头并没有裂开。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学生对此都很失望，于是我们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弃了实验，把那块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们都忘了骨头的事，后来它却开始疯狂地爆裂开来。卟卟卟！历史语言学总是试图还原古代的声音，而这就真正重现了古代的语音系统！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过一张纸，把这个字写了下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状就像骨头裂开的样子：

卜

“在现代汉语里，这个字的发音是‘bu’，”他解释道：“但在古汉语里，它的发音是‘buk’。骨头爆裂时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更像是‘p’开头的发音，骨头爆裂时，我听到一阵‘pok pok pok pok’的响声。那声音可尖锐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特利，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而凯特利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书《商史的渊源》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写说，高岛用新石器时代的方式，重现了烧裂甲骨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逻辑的假说——从动物的痕迹推演到文字；不过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人类第一次学会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岛说。“在几千年的口头交流以后，这样的飞跃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你知道，文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文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妙发动机。过去的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基本能持续地发展；而人类的历史则长达5万、甚至是7万年——在那些漫长的的岁月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远的发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是什么让人们觉得有必要把事物记下来呢？”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文字的话题，高岛教授提到，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汉字所呈现的四方形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汉字的形状不断地改变：商朝时字体稍显细长，然而到了汉朝，文字就压缩成了正方形，现在人们管它叫“方块字”。

“我对其中展现的宇宙观感兴趣。”高岛教授说。“我想知道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宇宙观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里，总是会用四个基本方向来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们四周的城墙，也是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构建的。搞到教授写下了现代汉语里的“城”字。这个字常常用于“城市”和“城墙”这两个词里：

城

他强调说，这个汉字在古汉语里有不同的写法，其字体包含了一个盒子的形状：口。单独写“口”这个字时，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区域”或一片“划定界限的区域”：大概就是一处定居地的样子。在古汉语里，“口”和“城”的发音听起来差不多。

“这就像古希腊时候的野蛮人，”他说：“住在城里的是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则是野蛮人。在中国，‘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的城墙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时城墙是长方形的，但其实形状差不了多少。从来没有出现过环形或其他形状的城墙。对于整个世界的样子，中国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继续说道：“大概20还是30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曾说过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评论。他说，中国音乐听起来就像中国文字一样。他的意思是，那些乐音是块状组合的。他说，西方音乐就不是这样。”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暗地里想，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然而，当我开始研究汉字的方形结构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国音乐形容成块状，而不是说它像流水。这是印象派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深入触及到了意识领域里最根本的层面。”

一年以后，我正在读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的书《商史的渊源》，刚好翻到了66页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很长，有很多逗号，就像一条文字组成的虫爬过了书页。其中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本关于甲骨文的标准介绍，尽管没有系统性，也已经略显陈旧，但仍然是陈梦家的经典著作，它引领学生了解古文的词序、副词、时间词、代词、动词、修饰语、数词、连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省略词、缩写词，以及各种的句式。

后来，我再次见到了高岛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叫大卫·塞纳尔的捷克学者成功地烧裂了一块牛肩胛骨。秘诀是要把燃着的木炭放在骨头旁边，把热气喷吹到骨头上，让温度变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国，那块骨头发出了它在西雅图爆裂时一模一样的声响：Pok pok pok pok！

15　翻译

2001年4月1日

在中美关系的世界里，一架失事的飞机可能会引起纷争，而过了12天以后，这场纷争就只剩下了一个副词和一个名词而已。这个事件成了一次语言练习，或者可以说是个寓言，如同那段道家经典里庄周的话：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从前，2001年4月1日早晨，两架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面的国际领空相撞。一架飞机属于美国，另一架属于中国。中国的飞机是一架F8战机，损毁很严重。美国的飞机更大一些，那是一架海军的EP-3E白羊二型侦察机，用于收集外国军队的电子通讯。相撞之后，美国海军的飞机急坠了8000英尺，随后恢复了控制，并请求在中国的海南岛上紧急降落。海南的机场控制塔方面没有回应，但美国的飞机还是降落在了上面。美国的飞机上共有24名男女机员，他们立即被人民解放军拘留。

中国的F8战机由一位叫王伟的32岁少校驾驶。他的飞机沉入了海里。

这些事件都缺乏中立的、非军方的目击者。

在几个小时之内，两国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讲话。

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表声明。

4月2日，乔治·布什总统说话了。这是他上任总统以来外交政策的首次考验。美国媒体推断，此次事件将为布什政府日后处理外交事务定下基调。

布什总统站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并没有为撞机事件道歉，也没有向王伟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优先考虑是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

对中方不允许美国大使馆职员与美军的机组成员见面，布什总统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没有对我们的请求即时做出回应，这违反了一般的外交惯例，可能破坏两国建立卓有成效关系的期望。”

早前，担任美军太平洋指挥部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曾在檀香山告诉记者，中国飞行员在南海上方的“不安全行为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起初，没有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此发表公众讲话。这就是“特色”：美国的价值观要求其领导人做出迅速反应，而中国人一般都是等着其官僚制度慢慢运作。这次的撞机事件发生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刻。北京仍然在等待着申奥的结果。这次不像1999年的时候，如今当局并不鼓励、也不允许学生的抗议游行活动。

4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江泽民总书记的第一次声明：“美国应该做些对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有利的事情，而非发表一些是非不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评论。”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发布官方声明，要求美方道歉。当天稍后，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发言中首次用到了“遗憾”这个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说：“我们对中方的飞机没有安全着陆表示遗憾，也对那位中国飞行员的丧生表示遗憾；但我们需要搁置争议朝前看，共同解决眼前的问题。”

4月4日，《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出现了这么一条新闻：

《恃强凌弱的证据》

4月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有这么一条新闻：

《北京为撞机事件展开舌战》

4月6日，美方官员宣布，中美双方正在起草一份结束此次危机事件的正式信函。

庄周：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4月9日，布什总统说：“外交需要时间。”

中国外交部长说：“美方必须向中国道歉，并采取相关措施，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两国的媒体继续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报道此次事件。中方声称是美国的飞机突然转向，撞向他们的F8战机；而美军官员声称是体型更小一些的中方战机撞向他们的飞机。几个月以来美方都宣称，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不断靠近他们的侦察机，明显有威胁他们的意图。

中国派出的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继续在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踪影。

据报道，那封正式信函仍在酝酿之中。

4月10日，杰西·杰克逊牧师主动提出飞往中国，帮助谈判。

这场危机之中，两国政府都没有说出多少实质性的信息，于是两国媒体都是用数据来充实他们的报道。美方进行民意测验，而中方则累计数据。一份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赞助的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美方应该道歉吗？”

%应该 %不应该

男人 33 61

女人 46 47

18岁-30岁 44 54

61岁以上 31 62

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出动了115架飞机和1000多艘巡逻舰来搜寻王伟，搜寻的海域超过30万平方公里——这比北京为申奥所油漆翻新的总面积的11倍还要大。

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是书店老板。我应该要认识更多叫Wang Wei的人。那个身为艺术家的Wang Wei认识5个也叫Wang Wei的人，那些Wang Wei每个都大概会认识另外5个Wang Wei。叫Wang Wei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可能是城市人，也可能是农村人；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是穷人。Wei这个汉字可以是“伟”、“为”、“卫”、“未”、“唯”、“威”、“委”、“纬”、“尉”、“韦”、“微”、“炜”、“苇”或者“玮”。

庄周：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4月11日，中美双方终于为那封信函达成协议。236个英文单词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据报道，这封信有四个版本的草稿；谈判最后一天的结果是，增加了唯一一个副词“非常”。私底下，美方官员把这封信形容成“两个非常抱歉”。

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签署了这封信。它的部分内容如下：

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

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非常惋惜。

此次事件的完整情形仍不清楚，根据我方的信息，我们有一架严重损毁的飞机依据国际紧急程序，采取了紧急降落。

对于我们的飞机未经中方口头允许就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机组人员安全着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对“very sorry”这个短语，美国驻华大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文译法。对于王伟的家属，美方用的是“非常惋惜”；对于进入中国领空，美方用的是程度更重一些的“非常抱歉”。但中国外交部长发布的信却是自己的中文翻译版本。“very sorry”变成了“深表歉意”，意为“深深地表示非常抱歉”。

这封信函发布以后，柯林·鲍威尔告诉记者：“这件事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道歉就表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要承担做错事情的责任。而我们没有错。因此，道歉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天，《北京晨报》头版的新闻标题是：

“美国终于道歉了。”

美方机组成员乘坐包机飞往关岛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报道说，新总统巧妙地处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灵活性。分析家们同时注意到，主导政府的声音似乎来自柯林·鲍威尔，而非国防部长唐纳德·纳姆斯菲尔德。这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将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所主导。

《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般中国人对此事的反应。第一篇报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笔，她是报社亚洲分社的总编，分社总部位于香港，但现在她已经飞往北京报道此次事件。信函发表的当天夜里，她走进了北京城，给人们看官方的信件——美国使馆翻译版本。她有一个中国助手替她翻译人们的回应。拉克拉曼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29年里，政府在人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此替代逐渐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年轻的居民们盲目地吸收了这种由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年老的居民们则充满怀念地回忆起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统治……吴国英（音译）是一个45岁的下岗工人，他大声怒吼：“看看现在这些懦弱的领导人！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了。然后我们的飞机又被撞了。他们能做些什么？如果由我决定，我就把那24个美国机组成员埋到地里，把他们那架间谍机藏起来，美国人来问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飞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同一天夜里，我做了《波士顿环球报》关于此事的第二篇报道。我独自去了雅宝路那间我常去的饺子馆，叫了晚饭，和那里的人们聊天。我没有把那封美国人写的信带去。我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应该向美国发动进攻。”24岁的餐馆老板高明（音译）听到信函发布的消息后说。

不过，当我问起这样报复的理由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钟，他说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他耸耸肩：“美国人挺好的，这点就跟中国人一样。但美国政府就很傲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迟才肯道歉？”

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

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

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

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

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

民主 （Democracy）

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游行 （Demonstration）

残疾 （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分子 （Dissidents）

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我不想写这样的专栏，这些专栏意味着在报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闻而已。而新闻在中国似乎毫无意义：这个国家每年都在改变，然而步伐稳健，变化微妙。这儿没有什么卓越的领袖，像“撞机舌战”这种看似重要的大事会迅速被人遗忘，就像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们有故意遗忘的历史；新闻不再重要。勇敢的新世界。

在我的电脑里，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

亲爱的新闻参赞：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他的经验与外国记者的工作要求相称……《纽约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职我们杂志的驻京记者。我们感谢您考虑此份申请。

我更适合为杂志工作。杂志的故事更长；你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编辑并不太关心时效性。杂志的文章按字数付稿酬，与报纸专栏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这可好多了。杂志社报销工作的开销。因为杂志运作更慢，我有时采访调查就可以不需要用电话。

“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译者注：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作者为《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之初曾经以报社记者名义向新闻参赞递交过一封同样的信件）

这就像那些题刻的甲骨文一样仪式化：同样的陈词滥调，同样的信和文件。《纽约客》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派驻一个全职的记者，于是我自己造了一个《纽约客》官方的驻华记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在同一个地方，又恰巧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站也在同一个地方。那些申请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

申请进展顺利，直到进展到了翻译那一步。外交部宣称，杂志的中文名应该“纽约人”，这是New Yorker的直译。我的名片上将要这么写着：

纽约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这张名片给中国朋友看，他都会禁不住大笑起来。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说中文的社区，人们已经管这本杂志叫《纽约客》了。“ 纽约客”是一种音译，听起来和英文原名有差异，但比翻译成什么“纽约人”可好太多了。

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孙苏菲，她是《华尔街日报》里的中国助手。苏菲自告奋勇要帮我。她觉得由一个本国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会好办些；但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她就气得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爷们，头脑顽固。

最后，我自己给那个负责官员打电话。他的名字叫石江涛（音译），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我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冷淡起来。我们用中文通话。

“我和外交部的其他人讨论过了，”他说。“我们觉得‘纽约人’译得更好。更准确。”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见一面吗？”我说。“你去哪里方便？我都可以去。我觉得我们当面谈一下会好一些。”

外交部在二环路。主建筑楼外墙镶着灰色玻璃，往外凸出，就好像这地方堆积了太多假的文件，快要炸开了一样。石江涛的声音没有变化。

“今天不行，这周应该都不行。”他说。“可能下周会有时间吧，但我不确定。不过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嗯，这个名称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名字，这会让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他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本杂志以前就没往中国派驻过记者。

“这不对。”我说。“1940年代这里有他们的记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会记得。”

“我看到很多网站和出版物都用‘纽约客’这个名字。”我说。“海外华人也用这个名字。”

“大陆以外的人用什么名称，我们管不着。”他说。“他们在美国的中文社区里做什么，或者在其他别的地方做什么，这都不重要。这件事由我们决定。”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纽约客’的翻译并不是从台湾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这人迅速回应：“谁提到台湾了？我没说什么台湾。”

“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纽约客是更为标准的译法。我没有说这跟台湾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当然跟台湾问题没有关系。”他生气地说。“怎么会有关系呢？”

最终，这是他们的语言，由他们做决定。我尝试着达观一些：“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我拿到了我的新签证、新记者证、新办公处登记卡和新图章。图章印出鲜亮的红色墨水字：

美国纽约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

每次我往一份官方文件上盖章，我都告诉我自己，这上面写的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是个骄傲的密苏里人，这些鲜红的字体永远也不能改变我的身份。

16　旗帜

2001年9月11日

这辆车是波拉特最值钱的财产。有时，当他感到烦躁不安时，他就开着这辆本田雅阁，一直开到马里兰或维吉尼亚州去。他的英语仍然很糟糕，但他开车上路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车前面挂了两面旗子作装饰用，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东土耳其共和国国旗。东土耳其的旗子上是蓝色的，上面画了伊斯兰教的白星和新月。中国国内禁止悬挂这面旗帜。

波拉特想要永远逃离富兰克林大街和罗得岛的那个角落，这辆车也是他最大的希望。他想要搬出那一带，还想开始工作；这辆本田车让两件事都变得更容易，只要他把文件都准备好就行。2001年5月，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一位代表和他进行了面谈。布莱恩·梅茨格尔律师陪着波拉特，面谈进行得很顺利。下一个月，美国就给了波拉特政治避难的身份。

波拉特马上替他的妻子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要更久；而对于要离开新疆这件事，波拉特的妻子变得越来越紧张。晚上，波拉特经常打电话给她，试着说服她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但她总是担心中国会撤销她的护照，或者即使她能顺利来到美国，却很难去适应美国的生活。波拉特避免告诉她自己住的那一区的情况。

波拉特处在两种护照之间：他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还未成为一个美国人。所以美国政府给了他一个难民旅行证，这个证件让他可以跨越国境。他开始计划短途旅行，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去。他在那两个地方有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经商机会；他原来在雅宝路上赚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那一年的夏天，他终于搬家了，搬到了那一区的唐人街里。对于一个逃离中国不到一年的人来说，给来自中国广东的房东付房租似乎不太对劲，但中文还是波拉特最管用的语言。

8月，美国政府允许波拉特工作了。在那一区，不太会说英语的维吾尔族人通常会做送外卖或者厨房伙计的工作。波拉特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别的工作，我让他和我以前读大学时的室友鲍勃·布拉希尔联系。鲍勃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市开了一家做罐头的工厂，偶尔他们会聘请一些不是说英语的人。薪水很低，那份工要搬运箱子；但他们为员工提供基本福利，包括买健康保险。

我还介绍波拉特认识了亚当·迈耶，亚当以前和我一起在和平队里教书。如今，亚当在政府部门工作，是科林·鲍威尔发言人办公室的一员。8月末的一个晚上，亚当安排了波拉特和鲍勃的会面。波拉特带了另一个朋友去，那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2年的维吾尔族人。这是个混杂的组合：两个维吾尔族的政治异议分子，两个常青藤名校培养的美国白人。很自然地，他们选择了墨西哥餐厅。第二天，亚当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这是一次“商务”晚餐，一个45岁、受过大学教育、会说多种语言的前教师带着两个随行人员，讨论着他的工作前景：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大仓库里搬运沉重的箱子，每小时得到7或8美元的报酬。总的来说，这场面有些奇怪。餐厅里的招待很热心，不停地问我们“是否熟悉他们的食物”。其实波拉特并不熟悉，他叫了一种辣椒肉馅玉米卷饼还是煎饼，说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我问他觉得怎样。他再次表明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觉得味道不是很好。

我们参观了工厂以后，就回到了华盛顿。我问波拉特他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他说这工作可能很艰苦，也很累人，不过他会接受。他说了好几遍，他并不怕干这个活，虽然他之前并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只剩下1000美元的储蓄了，因此他需要这份工作。他准备在巴尔的摩港市找一个地方住，或者鲍勃会问问工厂里的人，让他们租一个房间给波拉特……

他不喜欢华盛顿。他刚刚搬出了原来的公寓，他讨厌那儿，因为他在那儿看见了吸毒、犯罪和带枪的人。他到巴尔的摩港市后情况很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在他花销预算这么低的情况下。

9月11日早上，波拉特开车回到巴尔的摩港市，又去了看那家罐头工厂。他已经换了个汽车收音机，是花了40美元买的二手货，不过那个星期二的早上他并没有听新闻。后来他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他肯定他到达工厂是在早上9点37分之前。天空高远而蔚蓝，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片白云。

波拉特为工厂的地址而烦恼。他愿意去干苦力活，起码是干到他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但他不想和当地的维吾尔族人社区隔绝开来。他大部分的维吾尔族朋友都住在华盛顿区，而从他新搬过去的公寓到这家巴尔的摩港市的工厂，开车要1个小时。9月11日这趟察看以后，波拉特觉得工厂还是太远了。他决定去找一份更近首都的工作。

那天早上，他继续开车往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去，那儿住了一些土耳其移民。1990年代，波拉特在土耳其呆了好几个月；由于土耳其语和维吾尔族语很接近，他总觉得和土耳其移民相处很自在。到了纽瓦克，波拉特像以往那样，打电话去那些土耳其人的家。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接电话。

到了早上11点，波拉特终于放弃了，掉头开车回家。在95号州际公路，他遇到了来美以来最严重的塞车。好几个小时，车龙只是缓慢地移动着，波拉特留意到，其它的司机看起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开了收音机。从新闻广播里他听懂了两个词：“烟”和“五角大楼”。他开车在首都附近转时学会了“五角大楼”这个词，万宝路香烟（Marlboro Light）则教会了他“烟”这个词。

他在马里兰州的陶森停了车。在那座城市里，他认识一个朝鲜族的移民，那人以前是中国的公民。这个朝鲜人小时候家庭背景复杂，不知为何他出生在中亚：他在新疆西部城市喀什葛尔长大，母语是中文。大概10年前，他拿到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这些年来，他积攒了足够的钱，终于做起了生意。很自然，他开了一家寿司店。

这个朝鲜人告诉波拉特恐怖袭击的事。他们一起坐在寿司店里看电视：倒塌的楼房，燃烧的五角大楼。新闻里说，这次恐怖袭击也许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组织的；据推测，他们随后还会有更多的暴力袭击行动。整个国家的飞机都停飞了，波拉特决定着在他的朝鲜朋友家里住几晚。他担心街上的美国人会误把他当成恐怖分子。

9月13日早上，他终于开车回到唐人街的家。95号州际公路上有很多警车，但其它的车辆却很少。五角大楼还在燃烧，几英里以外都可以看到黑烟。那一个月，波拉特摘下了车前头的两面旗帜。

17　直达影像

2001年9月12日

9.11恐怖袭击过后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阳的火车。这样的旅程很熟悉，路两旁的风景就像墙纸一样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与昨晚电视上的图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趟旅程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没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学家们总在初秋工作。他们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为地下之城绘制地图。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对恐怖袭击的最初报道，很难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馆里网络连接的信号也不太好。

过了好几天，我仍然没办法得到什么消息，最后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机。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不过他现在暂时放弃了找工作。他在中国还有些存款，他说他可能会叫一个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我些现金，让我帮他把现金转到支票里。我告诉波拉特，由于另一个采访计划，我大概很快就会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断地旅行；安阳之旅后，我打算到温州去。

我问波拉特华盛顿特区的气氛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么样了。”他说。“我不常出门，特别是晚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很难用英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

“你见过其他的维吾尔族人吗？”

“当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人们都说要小心为妙。”

我离开安阳，乘飞机前往温州。感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从考古学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兴的城市。在温州，经济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热带国度就感受到那种潮湿的高温一样。在温州机场，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间鞋厂的广告。我走出航站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幅巨型广告牌：嘉来顿活塞。我叫的出租车从一面英语标志牌下开过，那个标志是温州政府竖立的：

全力以赴建设轻工业城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我往乐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温州的卫星城里。一路上，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工业区：生产廉价西装的白象，低电压电器的产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广告牌：兄弟牌打包机，庭宇集团计量器，通达电线。很多广告牌设计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样，是新兴城市加上田园风光混合的风格：一片洒满阳光的绿地上，一个令人费解的商品。轮胎，变压器，减震器，电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奥德康（Odkon）、多尔康（Dorkan）——中国真皮鞋王。

乐清的音像店里出售9.11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几天，我就沉迷于此：每次经过一家店铺，我就进去搜寻相关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诉我，第一张关于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袭击发生后仅仅3天就上架了。

店家把这些关于9.11的影碟放在好莱坞电影那一排架子里。这些9.11影碟通常位于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一区，旁边是几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国电影。这些面目模糊的电影大部分肯定是没有上映而直接制成影碟的；其注明的出处很陌生，封面上的简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里，一部叫《初次相见》的电影用中文介绍了一件难事：“他找到一个途径和美女一起赚大钱”，旁边紧挨的那部电影是关于爬虫的：“小虫子引发了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然后就是9.11的影碟：

多家飞机袭击美国！

世界贸易中心完全倒塌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庄受到飞机袭击

白宫国会山庄持续爆炸

谁是凶手？答案仍然是谜。

包装的背面写道：

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活该！”

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制造了太多敌人

美国陷入全面恐慌

所有9/11影碟都包装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找到了一张标题为“本世纪最大灾难”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奥萨玛·本·拉登和乔治·布什，还有燃烧的双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个小标志，表明影碟的暴力级别和语言级别为R级。用英语写的片子出处乱七八糟的：

试金石影业 呈现 杰里

布鲁克埃梅

出演 大卫 汤姆 汉克斯 丝林 蘈尼斯 大卫

莫尔斯 培

布谢米 文 让斯

中国的盗版碟总是把出处写得很混乱，其他的文字和标志不知所云。他们只注重影片标题和照片，只要这些基本元素是准确的，其他的英文介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而已。我发现有两张不同的9.11碟片抄袭了《巴顿将军》这部电影的出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上演乔治·C·斯科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介绍成了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种盗版影碟上都会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一次，我在一部关于高中拉拉队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顿将军》的这几句介绍。

9.11影碟的盒子上还复制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简介片断。那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第二架冲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爆炸的场景，随后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

在BOOTMEN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里，两兄弟性格坚强，是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那儿的钢铁厂工人；影片展示了他们最终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兄弟中的肖恩离开了家乡，追寻踢踏舞的职业生涯……

另一个9.11影片的包装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惊恐的妇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张是冒着黑烟的曼哈顿景观；然后就是这么一段话：

此外，尽管经济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古老的规范和习俗，但它并没有真正“解放”男女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也没能摆脱忠诚和背叛这种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

9.11袭击以后，中国政府比平常要反应迅速。几个小时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就给布什总统发去了慰问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已经加派了中国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国的态度，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国本身对待新疆的态度。就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在袭击过后最初的几天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点儿也没透露出“美国人活该”这种信息。

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会这么说，甚至就当着你的面。在安阳，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现在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时中国人是什么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个以前偶然认识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这儿！”他说，然后就开起了玩笑：“我以为你被杀掉了。”这样的坦白让我吓了一跳，我可以想象没有外国人时人们会怎么说。

在温州的卫星城乐清，我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起去买9.11的影碟。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为这次袭击感到开心。

“有一个老师特别的高兴。”威利说。“9.11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太兴奋、太高兴了。”

“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

“他不喜欢美国。”威利说。“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看这种画面。”

“喜欢看什么？”

“大楼倒塌的情形。”威利说。“他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说这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个老师对我说：‘美国总是制造出这么多电影，但现在他们终于弄了一部特别棒的了！’”

我问威利，听了那些话他作何反应。

“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9.11发生第二天，我在学校里就很不开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哈哈大笑。事实上，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都避免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个老师告诉我他高兴得睡不着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很恶心。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们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迈耶先生，因为他就住在华盛顿特区，又为政府工作。我很担心他，直到你告诉我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

我们来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张9.11的影碟。 店主告诉我说，和普通的电影相比，对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严。他说，像《珍珠港》这样的大片，通常在美国发行两天以后就有盗版卖了，然后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但9.11的影碟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了。他觉得政府正在切断分销的渠道。

我们离开了音像店，我问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确——国有的新闻业并没有趁这次袭击借机批评美国。

“是的，你说得对。”威利说。“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实对这次美国遭受袭击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人们说江泽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他们说，现在有太多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了，中国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

“不然他们觉得中国该怎么做呢？”我说。“支持恐怖份子吗？”

“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威利说。“人们就是那么说说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大概成了个习惯；政府那么多年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不过，这种反应也和新闻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联。过去，中国媒体上绝少报道新疆的紧张局势。就像西藏一样，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地方，那儿住着勤劳的人民，他们很满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少中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正为伊斯兰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担心。我问威利，人们怎么看本·拉登。

“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威利说：“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却给美国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听到人们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更出名了。”

“那么，他们喜欢本·拉登？”

“也不是。”威利说。“他们只是说本·拉登很出名。”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怎么用“厉害”这个词，厉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凶猛的”。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厉害”：一次洪水、一场战争、一个英雄、一个罪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并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形容成“伟大”：毛泽东、圣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华盛顿——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伟大这个词完全与道德无关，如同这个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动前进，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么遥远而陌生，以致普通人无法评价它们。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退到一边，静静观看。

我们走进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吗，”我说：“本·拉登其实并非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里很有钱。”

威利站住了。“我以为他来自阿富汗。”

“他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我不知道这个。”威利说：“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印象如此。他们相信他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如今他让美国注意到他了。”

这家店里没有9.11的影碟，但他们有一套海湾战争的影碟，里面有八张光盘。包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一张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简介：

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现代战争！

海湾地区会再起冲突吗？

“这不是新出的。”威利说。“它们上架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想买，我对这个感兴趣。但南希不让。”

“为什么呢？”

“太贵了。”他说。

我拿了一套——8块美金。那天晚上，我们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

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栋公寓的4楼。那座楼是新建的，但还没有完工，这是新兴城市的风格：楼梯还没有扶手，水泥地上布满了干了的油漆斑点。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间房，漆成了白色；里面的家具有一张床，一台彩电和一张书桌。几十本书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语语法辞典》、《英美历史选读》、《英语委婉语辞典》。一册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摆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装的旧书旁边，那本书是亚当·麦耶送给南希的，书名是《南希·德鲁和哈代男孩：超级侦探》。威利那三部已经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间，就像骄傲的老兵一样。

在涪陵，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的课堂里听课，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后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里；南希认真地听着课，希望我不会叫她回答问题。在涪陵的时候，她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这些年离开家乡的经历改变了她。现在我们说话时，她直视我的眼睛。她管着威利——这是最大的变化。在涪陵，南希看起来总像是被威利的聪明吓着了，活在他的阴影里，然而如今他们成了一对轻松的、爱开玩笑的情侣，亲密的玩笑让两人的差距缩短了。

威利说南希批评他太傲慢，我问南希是不是这样。

“当然。”南希说，黑色的眼睛闪着光。“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这样。”

南希试着忍受威利对英语的痴迷。那一年初，温州电视台开始放中央九台的节目，这个台的节目都是英语。每天晚上，威利总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电视机前，记下新的单词。南希的睡眠质量恶化，成了一片朦胧的闪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语”。后来，她考虑两人可能需要另一个房间时，电视台就停止播放这些节目了。

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

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

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

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

“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

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

另一张照片上，威廉·杰佛逊·佛斯特穿得像个明朝的君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宝贝，我想告诉你我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一张照片上，南希·德鲁穿着一件美丽的丝质旗袍。想着你念着你。有一张照片是田园风格的，这对年轻人穿着现代的礼服，伸开四肢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边。

那些9.11的影碟很难看懂。它们是匆忙中编制出来的，也不可能找到发行者；所有用中文写的出处都是假的。那张叫《世纪大灾难》的影碟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ABC的新闻。影碟里面间或会混入了一些美国电影的配音；有一个地方，配音是《夺宝奇兵》的主题曲。电影的枪声和爆炸声，伴随着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形出现。北塔缓缓倒塌，背景音乐来自电影《大白鲨》。

另一张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对美发动突然袭击”，片子的开头用的是一种纪录片的口吻。解说者介绍了曼哈顿和世界贸易中心，电视上出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场景。西装革履的生意人穿过马路；一排排商人紧盯着电脑屏幕。忽然，一个画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个银行家急匆匆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抱着一叠纸。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会不会是我大学里认识的某个同学呢？

我转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几下遥控器，那个银行家又出现。他只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5秒，不过我马上想起来了：这个镜头是从电影《华尔街》剪接过来的。

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出现在《对美发动忽然袭击》的影碟里。有时候剪接过来的电影片断很短，我看不出来是来自哪部影片，这让我不得安宁：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其他切入的镜头就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双子塔倒塌以后，出现了电影《哥斯拉》的一个短暂的画面，那个怪物正在摧毁曼哈顿。中国的评论员用庄重的语调说：“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我们才能看见这种毁灭性的场景……”突然，镜头切换：一脸严肃的布什总统正在召开新闻简报会。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在配音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评论员的声音：“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后，画面变成了电影《珍珠港》里一系列的爆炸镜头。

这张影碟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义的历史。解说员引述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从塞尔维亚人暗杀佛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种种场景一闪而过：一排排纳粹士兵齐步前进；俄克拉荷马市被炸毁的联邦办公大楼，台湾的某次游行。解说员声称，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恐怖分子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不满。”解说员说。“他们的不满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那些强国把自己的信条强加到其他国家那儿。”影片介绍了1998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后果。美国的报复是在阿富汗境内的爆炸袭击，那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影片里出现的是导弹嗖嗖飞过旧金山湾的场面：这是《绝地任务》的一幕。

9.11恐怖袭击后，凤凰卫视台删除了广告，连续36小时做直播节目。凤凰台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的中文新闻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关注和报道此次事件的广播公司。鲁波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凤凰台40%的股份，凤凰台的总部在香港，但目标受众是内地的有线电视用户。凤凰台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凭借的是它和共产党良好的关系，有时这家私营电视台的新闻报导甚至比政府电视台的更富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由于其更为优质的节目摄制，以及其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凤凰台已经在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覆盖了内地将近四千两百万的家庭用户。

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

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

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

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

“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

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

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

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

“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带我参观了那家工厂，我们从她平日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开始参观。展品柜里陈列着高级产品：镶嵌着假钻石的金色打火机。特制的烧烤用打火机，可以往很难够得着的地方点火。一个金属烟灰缸上镶了一个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钮，老虎嘴里就会喷出火来。墙上挂了一幅江泽民的书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参观了这家工厂。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线。这幅地图上，温州位于全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箭头成扇状往各个方向散开：美国、英国、印度、巴西、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生产车间的门口外面，一个英文标志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

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大虎

（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

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黄旭（音译）一起吃饭。黄旭也是四川人，他为一家浙江当地的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我们谈到了近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俩都同意威利的观察，认为温州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同情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不感到难过，”雪莉：“我承认，我总是对美国有偏见，因为美国这么强大，还总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权。不过，当我开始回想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对那些无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才开始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网络聊天室，那儿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这次袭击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联系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总是不停地联想到那些盗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场景触目惊心；看着我的祖国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惊。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戏剧性的镜头：洪水淹没的城市，尸横遍野的战场。现在我在中国，距离相同，而影像却从陌生的方向传来。我们安全地观看一切，而美国人死了。

而这些影像被当成电影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出售，是特别反常的。温州和外面的世界有着那么多的贸易关系。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美国文化和产品的传播，自然而然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国。不太需要美国人亲自出门旅行；产品传播更为容易。理论上说，这是成立的；然而现在看来，人性方面的缺乏显而易见。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接触到美国的牌子和商品，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有私交，却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威利是一个例外：他有国外的朋友，而他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则包裹在另一种语言里。

然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抽象的——如同当地工厂发出的那个想象中的箭头最终要抵达的地方。这次袭击只是变成了另一件美国式的产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个“布什对本·拉登”的电子游戏，一条奥萨马·本·拉登的钥匙链。我买了一些大楼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树枝般伸出来的尺寸过大的飞机。一家温州的打火机公司生产了一种打火机模型，火是从奥萨马·本·拉登的头上喷出来的。中国南部的一家公司生产了“怪物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本·拉登的头像，这些糖果是推销给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影碟，想要看懂里面的含义。在凤凰台新闻节目的剪辑里，一个叫陈鲁豫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大吃一惊，但我们也习以为常。”她就像其他评论员一样，反复地把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以及其他电影里的场景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美国人的表现没什么不同，美国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好莱坞式的语言里。有时，布什总统说话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报道美军反应的初期新闻标题就非常适合用在温州那些陈列盗版碟的架子上：无限正义，永久自由。

和雪莉、黄旭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这次事件对他们有没有影响。“现在我们对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说：“事实上人们都说，如果美元贬值，就会有利于我们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补充说，甚至可能遭遇经济衰退的情况，也没有把他的朋友们吓倒。“这都是比较而言。”他说。“中国人常说，只有你呆在富人身边，你才觉得自己很穷。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我们也跟着衰退，那么其实还是一样的。”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我很怀疑，温州的某个人会愿意减少他的收入，只要这意味着美国的人们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中国人目睹着这些遥远的、无法掌控的事件，设想了最糟糕的情况，并在其中寻找慰藉。这是一种消极的、疏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来自他们艰难的历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显缺失，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机，而收到好莱坞电影作为回报；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并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得更舒适。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雪莉，她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会怎么看她。雪莉26岁，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学生；但她现在回答我的话就像在描述另一个人一样。

“我敢肯定，他们会说我很穷，很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说：“我觉得美国人都会这么看中国人。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在他们眼中，温州只是中国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袭击过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更热衷于学英语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记本上作记录，追踪着事件的发展，编写着他的单词表：

里程碑 （Milestone）

虐打 （Maul）

休息室 （Lounge）

房客 （Lodger）

耳垂 （Lobe）

肾 （Kidney）

纪念品 （Keepsake）

骑师 （Jockey）

除了记录“美国之音”的节目内容以外，他还把温州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中东地区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城市重要的贸易伙伴。温州生产的服装、打火机、皮鞋、小型纪念章，通过海运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国际规定，温州出口的商品将要缴纳额外的战时费用。

当他翻译那些来自国家电报的内容时，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签字：

新华通讯社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10月11日深夜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萨达姆是个邪恶的人。原因是海湾战争以后，萨达姆就开始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表示，这些天来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但随后不久，这些反恐袭击就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

布什说，美国人知道萨达姆正集中精力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萨达姆是个恶魔。同时，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检查员进入伊拉克境内。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译

记录I　那匹马

那匹马的出现是旅途中临时改向的结果。在穿越中国西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决定在甘肃省一个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会儿。武威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这次停留也没有预先做计划，但这也属于我的常规路线。有时，如果经过一个由于某种重大考古发现而闻名的地方，我会停下来，问一些关于当地考古的问题。当然，我对那些文物的认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武威是飞马的发源地。飞马如今陈列在甘肃省省会兰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发现的。在武威的一个坟墓里，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铜器：38匹马，28个仆人，17个武士，14辆马车和推车，还有一只大公牛。那个坟墓的年代要追溯到3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之际。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两英尺高的马，造型却丰富动人：它正撒开四蹄飞奔，鼻孔张大，尾巴在飞中高高扬起。三蹄腾空，第四只蹄轻轻地踏在一只龙雀身上。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飞马(注:马踏飞燕)。《中国旅游报》把飞马作为其全国的标志；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象征。当我来到武威市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馆的馆长名叫田志诚（音译）。我们在博物馆里见面，那个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5世纪的巨型文庙里。它的宏伟体积证实，这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贸易繁荣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满灰尘，偏僻，遥远，被人遗忘。文庙内的建筑正在腐坏，木头上出现了裂痕，油漆剥落。田至诚伤感地解释道，武威市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些建筑。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起了飞马的故事。飞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发现的。

“他们在1969年9月13日发现了飞马。”他说。“那时候，林彪元帅告诉中国人民，叫他们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国被苏维埃或者美国攻击。”

田至诚说，当地农民在一座道庙底下铲土时，被那座坟墓绊了一跤。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基本是没有考古事业的，农民们自行展开挖掘工作。随后，他们把挖出来的青铜器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终于派人来收集文物。最后，这些文物被运到兰州省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田志诚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甘肃旅行。他们参观了省博物馆，后来郭沫若说想看看储藏室。他一看到飞马，就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博物馆内最好的藏品。飞马就是这么开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甲骨文学者，历史学家，投靠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被放逐的国王，中国的朋友，其喜怒多变的性格世人皆知。他们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组合，文革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里游荡。

和田至诚谈话后，我参观了那座空的坟墓，它已经重新修复，开放给旅客参观。我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原来参与挖掘的农民现在还住在这儿附近，那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姓：王。

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是挖开干燥的甘肃泥土而建的。实质上，那就是一个装有门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门口。

“他不能和你说话。”那太太说。

在农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实一样。在这些地方，一个外国人通常会引来一群人围观。越多的人围过来，王太太就变得越强硬。她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她说那次挖掘未经过正式许可的，她不想引来什么麻烦。我试着打消她的疑虑：这没有风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钟。

“他喝得太醉了，没法子和你说话。”最后那女人说。

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笑声。正是下午三点，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阳光就像铁锤般敲打下来。很明显，这女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逃避了，于是我继续恳求：我是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我不会逗留很久；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围观的人们低声讨论，表示对我的支持，最后那女人耸耸肩：“进去吧。”

屋子里面：像坟墓那样潮湿，像垃圾堆一样脏。一个敞开衣襟的男人伸开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悬挂着，垂着头，一头白发。王先生，这个业余考古人员、失落宝藏的发现者、青铜军队的解放者，现在正打着鼻鼾。窑洞里散发出浓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酿酒厂一样。当我离开武威时，这就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景象。

198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维托·H·麦尔带了一队史密斯森学会的人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自治区博物馆，麦尔偶然走进了一间密室，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三具人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他们的鼻子很长，眼窝深陷，头发是金色的。它们保存得非常好，是麦尔所见过的最完整的古尸。馆长告诉他，最近新疆发现了几十具这样的人体。

它们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环境而非技术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极少有降雨；冬季严寒。埋在盐碱地里的人体可以保存好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几具在新疆出土的尸体已经有3000多年了。他们的衣服完好得令人惊叹。他们穿着毛皮大衣、毡靴和长袜；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图案。他们有一头金色或红色的头发，胡须浓密，体型看起来像欧洲人。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些尸体和很多文物一样，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挖掘出来的。1980年代，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资。投资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官员们希望生活标准的提高能安抚维吾尔族人，与此同时当局也鼓励汉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大量移民涌入的原因是为了务农。有时，人们开垦一块新田，或是开展某项建筑工程时，一具古尸就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此地，就有越来越多外国人相貌的人体从地里挖掘出来。这背后的象征也许会让人不安：现代新疆越来越汉化的同时，它古老的过去却显得更为陌生。但起初没有人重视这些文物。外界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维托·H·麦尔参观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

在1990年代中期，麦尔陪同者国外的专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们和汉族及维吾尔族的考古学家们合作，收集了一些样品，结果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衣服传递了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斜纹的织物是设计成蓝、白、棕三色格子的图案，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的古墓里发现的纺织品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衣物似乎证明了麦尔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是印欧语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1994年，《发现》杂志（Discovery）里刊登了这些木乃伊的专题报道，随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转载了报道。其他的刊物随后也刊登了做了报道，并由此推断，这些尸体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证据。电视台的人来到了新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们的节目命名为“沙漠木乃伊的摇篮”。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拍摄的纪录片由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主持，阿尔达是电视剧《野战医院》（M*A*S*H）的演员之一。维吾尔族人开始把这些尸体叫做“维吾尔族木乃伊”；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是证明汉人没有权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证据。事实上，据麦尔和其他学者的推测，这些尸体可能是吐火罗人的祖先，他们消失于公元9世纪左右，而那正是维吾尔族人的土耳其语系祖先大量涌入新疆之时。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彻底消灭了吐火罗人，期间吸收了他们的一些遗传特质：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具有较为强壮的体格，这可以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理论都不受共产党的欢迎。随着这些木乃伊日渐出名，当局开始限制接触它们的途径；不久，麦尔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标本带到国外去了。外国记者被驱逐；摄影师受到种种限制。《野战医院》的演员阿伦·阿尔达表示，他的摄像人员在一家博物馆被逐。然而，中国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义已经太迟了，这时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着越多的想象。如今，有几千种关于木乃伊的理论，为几千种不同的政题服务。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喜爱这些古尸的程度跟维吾尔族人一样。你如果上网，就可以找到像博特兰·L·孔帕雷牧师这样的人，孔帕雷在写了一篇标题叫做“该隐发生了什么？”的文章里，揭示了这些木乃伊的由来。这个牧师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基督徒，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人，并坚信美国是宪政政府治理下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还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逃到伊甸园的东边，去了新疆；在阳光灿烂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两个男孩。

维托·H·麦尔：“马友友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又读了一些关于木乃伊的相关文章，然后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是他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还有谁为新疆木乃伊着迷吗？比尔·盖茨。他度蜜月时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来到北京，租用了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坐着它来到乌鲁木齐。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反正是一堆人。他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6个小时。你猜猜他们那6个小时用来做什么？他们和热比娅·卡德尔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又和木乃伊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研究，盖茨从那些文章里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们这次旅途有一张特别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箱子里有一个木乃伊。这是比尔·盖茨，正盯着木乃伊看。这是比尔·盖茨的父亲。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来她像是害怕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

维托·H·麦尔属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健谈者，他说起考古学总是滔滔不绝。这一段过去的报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马友友、比尔·盖茨，还有维吾尔族的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这女商人后来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国之音”的通讯记者，住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他，激励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维吾尔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来到美国。这一切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至少在和麦尔的交谈中是如此。

麦尔教授的专长是古汉语。他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还把《庄子》翻译成漂亮脱俗的英文（我在写中美撞机口水战那篇文章中，用了麦尔翻译《庄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庄子》是一篇特别的、“不成文”的文章，几个明显无关的部分凑在一起，有时候，麦尔的头脑似乎也是这么运转的。在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奇闻轶事上，又从奇闻轶事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他翻译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还编纂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共有12册，基本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麦尔编写的。其他学者有时会抱怨，说麦尔把网撒得太大；麦尔还很擅长宣扬一些不太学术的事物。不过，更为广阔的视野却让事物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如果麦尔没有对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馆之旅做出反应，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远不会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经过北京，我们就一起见面吃晚饭。他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和平队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坎顿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尔当和平队志愿者。在那以前，他是达特茅斯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如今他仍然有着篮球前锋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在我们谈及古代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狄龙体育馆比赛，他在中场从比尔·布拉德利手里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达和木乃伊以后，关于另一个比尔的即兴插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编写的第一部辞典出来后，微软公司曾和我们联系，问能不能把辞典买下来。辞典里有7万4千个词，全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微软给我的价格是4万美金。我说，低于20万我都不会考虑。

上一年，我们编写了汉语大辞典的音序索引，里面有37万个中文词汇。编这个索引我用了10年时间，还用了自己差不多5万美金。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现在，微软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拿到这个索引表。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微软却想不花一分钱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他们至少要给我1百万。一旦他们拿到这个音序索引表，他们的软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变革。索引表里一共有两万三千个不同的字体。现有的中文软件只有两万个字体，所以我们必须定制另外的三千个字体。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我回到美国时，有些学者开始来问：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张磁盘吗？我知道这些人和微软有联系。”

回到马的话题上吧。麦尔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史前中国的马：角力文化和‘野蛮人’的管理控制”。根据考古记录，中国中部平原的人们——也就是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人，他们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骑马。他们的邻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部落开始用骑马的弓箭手打仗。根据传统的历史观，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对中国中部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欧洲人大批涌入，中华帝国才遇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在安阳，考古挖掘发现了马最早出现在中部平原的证据：马的骨架，以及作为埋葬品的战车上的‘幽灵’。（译者注：根据前面的章节，此处的幽灵指驱马者的骨架。）他们找到的马和战车寥寥可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商朝在战争中确实使用过马车。它们可能只是用于展览而已，还有些蛛丝马迹显示，商朝曾经尝试用羊来拉车。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也不怎么擅长呆在马背上。统治者担心一旦吸收了这些中亚的发明——骑马作战、马裤的样式等，中国人就可能被这些“野蛮民族”同化而堕落。麦尔在他的论文里，形容中国人“不愿对马产生依赖之情”。

不过他相信，这种动物起到一个关键的文化作用，因为它们激发了中国人和其他部落交换物品。在麦尔看来，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北方“野蛮人”所造成的威胁：中国人以长城为荣，他们的记录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者。麦尔就是用这一点极为巧妙地打破了传统：也许防范没有贸易来得重要。可能中国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为和外来者的接触交流。他还写道，在20世纪，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变了，领导者们开始来自南方的地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南方成为新的对外交流点的反映？

某个在北京的晚上，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麦尔告诉了关于马的另一个理论：在汉字的起源中，马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品中，马的旁边几乎总是站了一个外国的马夫。你看看那些画作，那个马夫通常是古索格代亚纳人，或是个维吾尔族人，或是个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亚纳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中国人必须和所有这些部落进行贸易，以换取马匹。有一段时间他们和维吾尔族人进行贸易，有时用茶换取马匹。维吾尔族人疯狂地要买茶。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贸易量极大，由于不断地从维吾尔族人手里买马，宋朝开始走向破产。宋朝人用丝绸和茶换马。以后我要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会把标题定为‘茶的真正历史’。

我边听着，边翻起了剪报员的目录：

学生 （students）

风格 （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麦尔教授继续说道：“人们对茶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他说。“直到唐朝，中国人还认为茶是一种野蛮人的饮品，是南方的野蛮人所喝的东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统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时期，由于和维吾尔族人的贸易关系，茶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茶只是野蛮人的东西。那时候有中国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写完《中国文字起源》一书后，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中国文字是作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现的。马匹，战车，青铜技术，文字——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商朝，前后大约400年时间内。如果你再加以严格限制，只算这些事物开始有实际用途的时间，那就是200年左右。这其中有两种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外面传入的：马和战车。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正在写论文，说青铜技术有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在我和众多学者的所有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假设中国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我问麦尔，这个领域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反应。

“我甚至不愿意谈到这个。”他说。“文字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极容易引起争议，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写了300页的研究手稿，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写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学的背景来写。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于木乃伊和词典的事情而中断了。

我相信，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曾经有很多人往来。我认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赏识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亚纳人。我相信，我们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个就是古索格代亚纳人。一个高大的家伙，有六尺四呢。但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全都没有踪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中有那么多基本的元素，仍不为人所知。”

我写了一篇关于武威的青铜马的短文，《纽约客》杂志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他们深夜里往丝绸之路打了几通电话。在博物馆贮藏室里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亲王——那个偶然间重新发现飞马的故事，由兰州和武威的官员口中分别得到了证实。事事顺利，随后，杂志刚出版，却收到了来自泰国的消息：

亲爱的《纽约客》：

谢谢你的来信。

在我的研究调查中，我发现没有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和郭沫若见面的资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给陛下，他答复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事。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你忠诚的，

夏利奥·A·杰利斯 （Julio A.Jeldres）

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传记作者

18　混沌的西部

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在公园门口附近，我看到了一头金发，认出了他。我们曾在北京雅宝路见过一次面，他就是那个有时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的维吾尔族人。我们握了手，在公园后头找了张长凳子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的钞票。我把那些现金放到我的钱包里。

“我这个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到1月份。”我说：“那时候我就会见到波拉特。但我现在会先把支票寄到华盛顿的一个朋友那里。”

那人不断地环视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他问我，我上次去美国时波拉特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过他现在搬走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他的文件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他已经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了。他很幸运，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请。我敢肯定。现在获批可是难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紧张。”那人说。“我觉得她害怕去美国。”

我原来就决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会面，因为现在这段非常时期，她最好还是尽量减少和我的接触。一个呆在新疆的外国记者很容易让人起疑心，这次来拿现金已经足够冒险了。我问他现在的政治气氛如何。

“我们在公园里走走吧。”他说。“不要在这儿坐太久。”

他告诉我说，波拉特的家人虽然接受了审问，问他们波拉特为什么没回中国，不过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帮了他们一把。无论如何，当局现在关心的似乎是更大的问题。波拉特的朋友听说，一个在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政府认为这人的几个儿子在基地组织受训。我问他是不是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说：“但有一些。无论如何，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重新回到公园的大门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在什么电影里露个脸。

“没有。”他边笑边说。“这种钱总归没什么好赚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报道的是什么电影？”

我在新疆是要调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现在正在中国西部拍戏。

“这部电影在哪里拍？”

“在鄯善县外头的一个村子里。”我说。“是在沙漠里面。应该景色很好。”

我问他觉得姜文怎样。

“姜文比大多数的中国演员要演得好。”他说。“不过我不会看他们在这里拍的任何电影的。我敢肯定，电影内容只会是一派胡闹。”

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说不能请我去家里坐了。离开公园以后，我打开了手机。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开了五个小时。我们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边缘，看着周围景色逐渐变得荒寂，最后来到了火焰山脚。

我第二天在拍摄现场，他们拍到了最后一场戏的第五个镜头；当傍晚时分的太阳渐渐变成荒凉的金红色时，一个演员骑着马冲进了一个木架子里。那个木架子是片场大门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设计者犯了个危险的错误：对于一个骑在马上的人来说，木架子刚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个骑手最后一刻想要把手举起来。他和其它五个骑手一起并肩骑马，速度飞快；他们在电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为想要保护一处佛教的遗迹，正试图从一个叫大马营的绿洲里逃脱。

唐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延续到公元907年，那段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唐朝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篇。那个演员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到处飘荡着尘埃，空气渐渐凉下来；太阳很刺眼，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滩上。此时的光线再好不过了。

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没有树，只散布着道道山脊和沟壑，山的侧面是干燥的土地，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光变幻着颜色——从棕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积雪。在山下，越过大门入口，是戈壁滩上一片开阔的沙砾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视线消失之处，其中时不时出现一块块灰白的碱性土地。这空旷的景象总是拍电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停止了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制片人想要与众不同的取景时，有时就会来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区。它们成了外国电影的替代品：这是产自国内的异国情调。

如今电影人又回到了中国西部，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把这一片风景出口。一年之前，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时在沙漠里拍的，而现在，似乎电影业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投资了一部叫“天脉传奇”的动作片，最近正在甘肃省内拍摄。那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外国资助的武术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场景是在甘肃和内蒙古拍的。

而在这儿的火焰山脚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正在拍摄《天地英雄》，电影广告上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部电影预算很高——一共是6百万美元，而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由赵薇出演，她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贵一也加盟了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闻却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凭借《鬼子来了》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鬼子来了》是他导演的一部战争片。中国政府禁止了该片的公映，指责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这部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电影的主题是安全的，但那些马匹却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天早些时候拍逃亡的场景时，那个日本演员就因为骑马受伤了。几周之前，一个叫李不空的中国演员骑马时被马甩了出去，肩膀脱臼。另一个叫王学圻的演员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折断了几根肋骨。王学圻扮演的是一伙突厥土匪的头子，他戴了长长的假发和莱塞的隐形眼镜。有个特技替身演员现在还呆在哈萨卡斯坦边境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剧组乘员扭伤了脚踝。甚至制片协调人也被马甩了出去。38岁的姜文在拍摄用剑打斗的场景中，弄伤了膝盖和背，但他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还未从马上摔下来的演员。

他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最近带着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桑德琳是一个高挑的法国女子，美貌惊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他们拍逃亡那一场戏时，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边。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不会说法语；她也不习惯说英文。在镜头转换之间，我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导演宣布开始拍摄第五场的镜头，大家都安静下来。一阵轻柔的风吹过。最近的小镇要在沙漠上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拍摄现场没有医生。那个演员径直冲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尘弥漫，剧组人员飞快地跑了过去。有人喊“这是刘哈里森”(注:刘利年,海归导演、演员及国际职业设计师。)，他在姜文的匪帮中扮演其中一个士兵。这个摔下来的演员试着要站起来，却又跌倒在一片尘土里。他的手扶着脖子。

姜文让他的马猛地一转身，急急地停下；他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他的脸色发黑，非常生气——一整天，由于各种事故和拖延，挫败的情绪越来越浓。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

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来。起初，这人看起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他们两人和其他演员一起，围在了导演何平周围。他们看着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刚才出了什么差错。天冷了下来，阳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马侧身走过，得意洋洋地撒起尿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剧作人员动手把那个危险的木架子锯掉。哈里森还在揉着他的脖子。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溥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警察，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场逃亡的场景以后，演员们坐上了一辆面包车，在戈壁滩的沙石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里面，公司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做勘探工作。吃过晚饭以后，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厉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医院里看看医生。姜文的背和膝盖受伤了，他决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学圻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演员也不太舒服。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共有六个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有人叫来了综合诊疗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杰（音译）。演员们为这么晚来打扰他而道歉，那医生说没有关系。他说，他向来都很喜欢看姜文的电影。

姜文脱了衣服，曹医生一边按着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边问他疼不疼。在一天挫败的拍摄经历之后，姜文看起来终于放松了；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开着玩笑。他的膝盖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处伤痕，放了一个响屁。

“这很奇怪，医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我推一下这儿，我就会放屁。”他又按了按那个地方，但没反应。“好吧，算了。”他说。

曹医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伤的情况。好些天来，总有演员和剧组成员不断地来到医院就诊。那天下午就来了个脚踝骨折的男人。

“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来，导致伤势加重了。”曹医生说。“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部动作片。”姜文说。

曹医生打开了一本医书，把他脚踝的具体受伤位置指给我们看。“他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医生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呢？”

“我都说了，我们拍摄现场那里应该要有个医生。”姜文说。

“和马打交道很危险。”哈里森说。

“你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姜文说。“那些特技演员没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骑马镜头先浏览一遍，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是马术专家。他们只是武术专家。”

一个演员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问医生能不能在检查室里吸烟。曹医生也拿了一根烟，他们六个人都把抽起烟来。小小的房间很快变得烟雾弥漫。

“我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受伤的。”曹医生说。

“我想这是个人权问题。”姜文说。

曹医生给哈里森找了个合适的颈托。和姜文一样，哈里森是个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个金发的外国人——一个比利时姑娘。在中国艺术界，交了外国女朋友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通常，这些女人都是新进学者，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做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文研究。哈里森穿着牛仔靴。1989年镇压事件发生以后，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现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来自披头士乐队。偶尔，他会出演加拿大或美国的电影；1991年，他在电影《黑袍》里扮演一个休伦族印第安人，电影里讲述了第一个去魁北克的传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电影时非常仔细，你大概会发现那些休伦族人里面有一个长得像中国人。哈里森还记得他用休伦语说的一句台词。他告诉我那句台词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

医生安好了颈托，告诉姜文和哈里森他们俩需要做CT扫描。姜文瞥了一眼手表。

“看，今天是11月7号，”他说：“是俄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去X射线检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着“国际歌”。他给我看手机里刚收到的一条新信息，是北京一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发给他的：“我刚刚发现了《鬼子来了》的盗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这样的短信。”姜文骄傲地说。他的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戏院里播放，但两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现了。这个演员微笑了。“看看刚发生的事情吧。”他说：“我们受伤了，来到医院，做X光检查，今天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现在我收到了关于《鬼子来了》的信息。我们可以把这拍成电影了。”

一个技术员给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扫描，说看起来他的脖子该是扭伤了。曹医生检查了姜文的膝盖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医生认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节脊椎可能有问题，明天会有一位专家来给他做检查。我们走之前，曹医生请姜文在他女儿和侄女合照的三张照片上签了名。

这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国式照片：两个小小的女孩对着镜头，表情露出令人吃惊的敌意。每张照片的背面，这个演员写道：“姜文——第五和第六节脊椎”。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时，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拍摄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达，演员们还要在酷寒的环境里工作。当地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人分心：两个村民起了纠纷，一个村民提起了诉讼，争的是究竟谁有权利把那块土地出租给电影制作公司。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5百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片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即使它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大部分评论家仍然认为电影还需要另外一次剪辑。在国际上，只有九个国家公放了这部电影，而在中国国内，没人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当我采访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时，他们都会要求不要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来新疆之前，我去了电影《鬼子来了》在河北农村的拍摄地。从北京出发，开车5小时，再坐30分钟的船就到了，拍摄地就在潘家口水库的堤岸边上。那儿有十几间房子，周围是险峻的群山，还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长城。

这个村子只是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在中国，劳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没有布景设计这一专门的行业，导演们都用真的东西。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戏，其中一个马背上受伤的事故，是因为某个演员骑马时，一根圆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布景里，这种东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真正的圆木。在潘家口水库那儿，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石、砖块和瓦片建造的；里面还有真的火炉和炉灶。这个国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对古建筑的粗劣修复，旧楼表面新上的油漆；而电影布景却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布景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持久。

拍摄《鬼子来了》是两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住在这个电影布景的村子里，水库边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难耕种。不过，水库对面的那条村子里的农民正尝试着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

我问男孩，电影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文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文化局的审查，”男孩说：“就把电影拿去了法国，还获了奖。所以我国政府禁了这部电影。”男孩并没有看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不过他说他知道影片被审查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他说。“电影里没有红军，没有劳动者的军队，也没有游击队——这些都没有出现。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中国的媒体保持沉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对电影的禁令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

在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两次审查：第一次是审查剧本，第二次是电影拍完以后。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审查制度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在北京，我有时会在我住的那一带找到一些盗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写的广告：“中国国内禁止播映”。似乎没人能长久地控制盗版业；即使是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最终也出现在了街头。有的电影制片人本身不太关心审查制度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导演告诉我，广电总局的官员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长的权威找出他所要庇护的人。

半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的很多特色就变成了如此：党握有权力，但没有赢得尊重；人们对待它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忍受。广电总局的压制通常是消极性的打击：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电影被禁以后，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他说，审查制度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姜文总是树敌不少：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还有几分固执。现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电影制片人就担心当局可能会收紧相关政策。其中一个北京的制片人告诉我：“如果他坚持公开地宣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会让中国国内的整个电影业受损。”

有一段时间，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后来，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突破了限制，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后，他和这部中国西部的电影签了约。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很明显，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这是他必须做的。新疆是他“放逐”归来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过了漫长的拍电影的一天，某天夜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和他碰面。我问姜文，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鬼子来了》的历史观。小心翼翼地，他往后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然后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还有耐克的运动鞋；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会面也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只有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还提醒着我。

在拍片的时候，我们极少看到维吾尔族人。汉人经营着石油公司，而马背上的临时演员——那些“塔利班”，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关于大马营的场景是在一个小绿洲附近拍的，那儿住着一家维吾尔族人。不过他们避开了电影的拍摄地，而去照看着他们的200头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他喜欢姜文。不过他更喜欢看美国电影，像《龙卷风》、《终结者》——所有阿诺·施瓦辛格拍的电影他都喜欢。他说，他还喜欢《泰坦尼克号》里那艘船断成一半的镜头。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为了把电影拍得更“后现代主义”，他还让一个女演员剃了光头，扮演道姑。

他们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医生告诉哈里森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骑马；他需要好好恢复身体拍后面的场景：他的角色将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萨克人”杀掉。他死去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盖。好几个月以后，当我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个印第安休伦人。

我在拍摄地的最后一天，离开时坐了姜文私人的面包车，他也在车里。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领着一队骆驼穿过隔壁的场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员走在最后，这样一来观众就不会注意到他了。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这个演员，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

19　选举

12月1日，民国90年

最初到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今只有一个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贮藏地被发现，石璋如监督了那儿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占领南京，国民党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们被共产党人赶到了台湾。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个到处流浪的考古学家，由于战争不断地迁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后一次的挖掘中发现了甲骨，石璋如为此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

不过，事实上，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发现未知的实际乐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安阳的考古学家告诉了我石璋如的事，随后我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打了电话，是个助手接听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她说。“他这周都忙着开会。”

我告诉她，我正计划到台湾去。这样的旅程需要时间；台湾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到台湾去的旅客必须要在香港转机。我问她石教授下个月是否有空做个访问。

“噢，我敢肯定，他随时都可以做访问。”她说。“石教授每天都会在这儿的。”

我问道：“是那个1930年代就在安阳参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吗？”

“是的，没错。”

“他还去开会吗？”

“只有访问者来到台湾时，他才会去开。这一周有些人从内地来了。”

“他今年几岁？”

“他刚过完100岁生日。”

“他的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她说。“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问题，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其他身体情况都很好。和我们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可以说他是办公室里最老的员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应该是99岁；中国人认为刚出生时的胎儿就是1岁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儿以考古学家闻名，但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内地了。自从来到台湾以后，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发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记录。这是一种有效的考古：如果你无法再在安阳展开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发掘你那些来自安阳的记录。2001年，石教授99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18本书：《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10册。我来到石教授的办公室时，他骄傲地给了我一本，用颤巍巍的手在上面签名并写下日期。书里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调查出来的。

他的书桌看起来像某个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纪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现场笔记本摊开着，泛黄的页面上用墨水画着墓地的草图：两具俯卧的骨架，一个圆形的容器。笔记本上注明的时间是1936年。笔记本的旁边放着这位考古学家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马车研究》。（在安阳的时候，石教授参与挖掘并分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马车。）桌面上摆放着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镜、直尺和丁字尺。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老旧的，除了一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印着各种不同式样的数码相机模型。他的助手告诉我，石教授想要从这些数码相机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后做研究。

石教授的体重不到90磅。他两颊凹陷，一头纤细的白头发，瘦而细长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拐杖。由于患了白内障，他的右眼常常闭了起来，不过他兴奋起来的时候，那只眼睛就会颤动着半张开。他说话里仍然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时他的助手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一次我的问题，但老人家总是反应很快，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轻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忆起种种事物，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马上就能记起文物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1912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1936年。他说，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当我提到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患白内障的那只眼睛眼睑颤动了起来。

“我记得他。”石教授说。“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见过面。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别聪明。他的教职不在中央研究所，这可能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听说共产党人杀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想方设法，不让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敌手。他们整理了好几吨的物件，用火车、卡车和船把它们运走，总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加剧，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征价值。国民党有着一份引以为傲的遗产——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对中国过去的掌控就显得越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最终逃往台湾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转移这些古老的宝物。考古学家们有两个选择：或者跟随着最好的文物跨过海峡，或者留在大陆，那是所有遗址的所在地。

当时国民党声称，只是暂时住在岛上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国民党最终会胜利地反攻大陆，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也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几十年来，台湾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就像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人参加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运动员用中华民国的旗帜参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中国的图景越发显得别扭：这是一个据称由一些流亡者统治的大国，而这些流亡者实际却被困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岛屿里。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来到北京，迈出了美国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随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台湾政府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应当的，没有一个政权比台湾更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那一年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那份文件里，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场并没有争议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台湾和大陆是一体的。只是对谁来统治这个在想象中重新统一的国家，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则试图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时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确立了台湾的将来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美国人保留出兵护台的权力；且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装设备。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

“是民国44年。”她说。

“那就是你已经搬来台湾以后啰？”

“没错。”她说。

台湾岛的历史由不同的外来者分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岛上，到了17世纪，就有大量来自大陆的人来到岛上定居。17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对它的管理并不严密。这个岛屿变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从福建来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战争中输给日本后，就把台湾岛割让给了胜利者。（负责签订条约的清朝政治家解释说，这项损失并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湾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什么用，对什么事都缺乏热情”。）日本人此后开始统治这个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段时期台湾叫做福尔摩莎(译者注：Formosa，意为“美丽”)。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陆城市时，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表现得很残暴；但台湾却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湾修筑了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台湾本土的精英，为他们加入日本帝国做好准备。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湾人仍然说着日本人的好话——这种态度对一个大陆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国内战以后，国民党把另一个层次的殖民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的时候，外来者的人数并没有本土的人多，但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大权，实施严厉的统治。它维持着戒严令，媒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自由市场和美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美军支持对台湾的保护，彼此间的贸易让这座岛屿受益，但国民党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丁点儿美国所重视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国官员施加压力，逼迫台湾进行改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统治台湾后，逐渐形成了专制小国中罕见的领袖形象：他本是个独裁者，却一手为击败他的独裁制度铺平了道路。1987年，国民党取消了戒严令；两年以后，他们实现了反对党的合法化。在随后的10年内，民进党成了国民党最有威胁力的对手。支持民进党的主要是台湾本土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感兴趣；1999年，民进党的纲领开始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独立的国家。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随着政治向本土人士倾斜，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台湾人开始重视这座岛屿的本土历史，而非大陆传统的朝代更替；历史书也从台湾的角度重新编写。学校开始教闽南语，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母语，以前教育机构是禁止使用这种语言的。这座岛纪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国民党面对反政府游行，屠杀了数千个台湾平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

他们利用民主的方式也让美国领导人感到不安。随着民进党逐渐掌权——到2001年，他们赢得了总统选举，但仍未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大多数席位；他们越发坚持要台湾独立。民进党的领导人威胁说，要为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人明确表示，如果举行全民公投，就会以武力作为回应。而即使在独立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全民公投完全按照美国的形式来进行；美国也会迫于曾许下的诺言，表示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台湾人的煽动。

民进党开始熟练地运用支持独立的声明激怒共产党人，共产党对此的回应通常是压制性的行动，例如台湾选举前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这种举动无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只是让支持独立的候选人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很难说民进党的策略里到底有多少只是小花招而已。在台北，我拜访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负责人田欣（Wilson Tien）,他给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声明，标题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

（民进党）应如何应对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民进党是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

首先，我们明白，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转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出这样的事实很可笑；地球的构造板块均不可自由移动。但事实上，在制定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台湾和中国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台湾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由于台湾地理上与中国接近这一事实，留给台湾的就只有相对更少的选择。

“如果中国领导人更为自信，将有很大帮助。”田欣告诉我。“根本问题是，他们过去被人欺负，于是如今当他们审视自己时，当真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会担心台湾的离开；你也不会纠缠着日本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问题就是，中国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政党，他的岛屿。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后，台湾终于让自己脱颖而出：它是中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每一场的选举都会顾虑着海峡的对岸，而更深层的问题——做一个中国人和不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远比可以用来投票的事物复杂得多。你可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你也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构造板块一样，是不可转移的。

台湾大选前三天，我开车去了新竹市的民进党集会现场。从台北出发，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头一样笔直：这些高速公路设计时就加建了飞机的起降跑道，以防共产党炸掉台湾的机场。新竹看起来仍然繁荣兴旺，它的高科技园区非常大，但台湾的经济正陷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2001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而失业率则每个月都有所增加。工厂和工作机会都大批地移往大陆，那儿的劳动力更为便宜。

台湾人在大陆不断增长的投资给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特点。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联系成了共产党人要收复台湾的一个策略。（兴建经济特区的其中一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20年以后，这成了大陆对台策略中可能是唯一有所回报的。恐吓、胁迫一直都没有起作用，但台湾人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力。

参加完新竹市的集会以后，我和副市长林正介见了面。他让我叫他的英文名字Jacky Lin。和我在台湾见到的所有政治人物一样，他马上同意接受采访，说话也很坦率。台湾人很快就适应了新闻自由，大陆人那种对外国记者的本能恐惧，也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林正介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1956年，台湾政府命令他从香港边界潜入大陆，在江西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任务危险而艰巨，不到一周，他就被抓住了。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人把他关在南方的一个监狱里，随后又把他送到了遥远的青海省，让他呆在那儿的劳改营里。而在台湾，一点儿也没有他的消息，国民党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被杀害了。但他的妻子拒绝再嫁，还总是告诉林正介和另外三个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的。当父亲在大陆失踪时，林正介才四岁。

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时，林政介已经27岁了。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已经出了监狱，但他却困在了福建的乡村里，正想法子说服共产党人让他回家。1980年代初，共产党人同意让他回家，然而现在轮到国民党不同意了，怕他成了双重间谍。1983年，两个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林正介的父亲回到了台湾。

他回家之日，恰恰是他的儿子陷入政治麻烦之时。林正介成了民进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擅长组织街头抗议而出名。他在监狱度过了一些日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但也对他持同情的态度（林正介说：“父亲告诉我，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吧。”）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想着父亲过去的状况比这要糟得多，这年轻人就朝积极一面的看。（“不是很糟。我可以读书，而且我不用接电话。”）

尽管林正介早期信奉民进党，但1991年时他却宣布放弃了他的党籍。他不喜欢台湾政坛的明争暗斗：像许多刚刚踏入民主的地方一样，这座岛屿经历了政治的分裂，如今它一共有5个主要的政党，还有各种小的团体。人们常常会按照他们祖先到达台湾的时间进行投票；民进党受到台湾本土人的欢迎；而那些1948至1949年从大陆逃亡来的家庭后代，就倾向于选择国民党。

林正介也不同意民进党推行台独的策略。他和昔日的政党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没有再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他现在是一个二线城市的官员；一个小个子的秃顶男人，留着胡须，腆着肚子。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如果我的家庭已经在台湾繁衍到了第八代人，我就会更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林正介告诉我。“你在预测人们的反应之前，必须先看看他们的经历。中国人来到台湾是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有机会建设民主制度，并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其它部分来说，这是一个目标。看看那些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都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这些领导人最终全部都失败了。邓小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的事业还未完成。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台湾是一个试验区——是大陆的试验区。因此，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岛，但我们的民主制度对未来的中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说话温和；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谈及历史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但他一点儿也没有。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悠久的历史，但谈到当下时却非常谦逊：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几千年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他们还在尝试：一个个试验的城市；一座试验的岛屿。只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中国不是一日建成的。

“我觉得蒋经国就像邓小平一样。”林正介继续说道。“他们都有真正长远的目光。他们没有多少领袖的魅力，然而他们都很实际。你看，他们是有些相似的——都是讲求实用主义的小个子。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小个子。”

没有政党完全赢得大选。国民党首次在立法会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民进党赢得不少议席，但没有过半。四大党都要想法争取同盟。

结果公布的那天晚上，我参加了陈文茜举行的媒体发布会，陈文茜是独立议员，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个议席。她是台湾本土人，也是民进党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两年以前她离开了民进党。她非常自信，主持一个流行的谈话节目，是岛上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竞选海报上有四幅画像，把她的头分别加在四个不同的著名外国人身上。其中三个外国人是西方人的象征：蒙娜丽莎，伊丽莎白女皇，温斯顿·丘吉尔。第四幅竞选画像是陈文茜长了胡须、包着头巾的样子，她伸出右手的食指：这是奥萨马·本拉登。

她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如今已到中年，却坚决和她的年龄顽抗。在媒体发布会上，陈文茜穿了一条低胸的黑色裙子，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假睫毛差不多有两英寸长。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下，她的浓妆散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芒。

很难想象，一个刚赢得选举的人会如此不尊重这一场选举。媒体发布会后，她告诉我说，台湾宪法鼓励当选人建立自己狭小的支持者基地，因为这在碎片式的政坛里是已经够用了。在她看来，台湾只是模仿民主：他们有集会，有演讲；但缺乏价值观，也不能明晰事理。

“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她说。“立宪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但第三世界里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台湾，民主制变成了第三世界经历的又一个悲剧。一个接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果都是一样的。民主不是达成一致，而是变成了一个用来分裂国家的工具。这个国家只能买来选票，或者用低级的方法讨好选民。他们只管满足他们那三分之一的选民，而忽略其他的人。”

她继续说道：“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民主的传统。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基本理念是设计出一套宪法，而这个宪法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权力。在美国，宪法要比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重要得多。台湾就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菲律宾也不是这样。”

陈文茜的英语说得特别好。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的新学院大学就读。我问及她那些竞选海报时，她笑了。

“这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她说。“我喜欢伊拉莎白女皇，因为她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我把我的肖像画成蒙娜丽莎的模样，这是因为她虽然是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看起来仍然容光焕发，显出骄傲的样子。那个肖像时三年前画的，那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刚好四十岁了，而且越来越胖。我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拥有好身材了。”

“我喜欢丘吉尔，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男性领导者。我想看看如果我打扮成一个男人，人们会有什么反应。而奥萨马·本拉登呢——我只是好奇，我把脸弄到他的头上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不同。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同时也向西方政府表达了某种愤怒的情绪。”

“当然，我决不赞成他的做法，但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的。我讨厌这种行为，我希望这种恐怖行径的循环能够停止。然而另一方面，我对穆斯林又非常同情，我也不认同那种简单认为‘穆斯林就是坏人’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东西。爱德华·萨义德，那个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人们如何采取西方人的历史立场，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这样做只是传播了西方人的偏见而已。西方人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对此很不满。”

“我不是那种迅速对事物下判断的人。这是坏的！这是好的！不是这样。我是一个需要沉思的人。这儿的人们对纽约发生的事情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本·拉登是一个英雄。我想要说明的是，即使他做错了，他仍然具有被当作英雄的理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的语言也就是战争的语言。我们的记忆都由战争记录着。你说你是什么人——我在一战中长大，我在二战中长大，或者我在冷战时期长大。这就是我们。”

选举过后那天，我去和石教授告别。他的儿子石磊是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如今已经退休了；石磊陪着我一起来到石教授夫妇的家。路上他告诉我说，两位老人还是去投票了。

“就像以往那样，他们投给了国民党。”石磊说。“他们是很传统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是国家主义者。”

我问他是不是也一样。

“我属于‘中国主义’”。他笑着说。这是个生造的短语，他玩了个文字游戏。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支持中国。”他说。“不过我不会因为哪个政党大概是爱国的，就要盲目支持它。我支持中国，但我也支持民主制度。我觉得台湾最终应该回归大陆。这是我的政治观点。我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民进党。”

我们走进了石教授的家，这对老夫妇坐在客厅里。我带了我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给石教授看，那篇文章是关于西安考古的。石教授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坟墓图解。

“它们的朝向总是很有趣。”老人说。“在安阳，所有的皇家陵墓都是一个朝向，角度稍稍偏西。我觉得这是因为阳光的缘故：一天里某个固定的时间，物体的影子就是朝那个方向。”

我们谈了一会儿考古学，后来娟杏提到了选举的事。

“我们输了。”她说。“结果真糟糕。大部分人支持民进党。”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哪个候选人，我提到了陈文茜。

“她很有趣。”娟杏说。

石教授看起来像睡着了：他的双眼闭了起来，摊开的杂志就放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的儿子石磊说，他同意陈文茜的政治观点，随后老人的左眼忽然眨动了几下。

“杨凌墓是不是在长陵的西边？”老人问道。他说的墓在西安一带。

我说我不确定。

“我在民国31年的时候去过那儿。”他说。“我还去了武则天的墓。那儿的风景很好。你去过吗？”

我告诉他我去过了。

“我还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说。“当然，那地方还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兵马俑呢。”

这位瘦小的老人陷入了沉默。我说我应该走了，并和他握了握手——他的皮肤感觉像纸一样，凉而且薄。到了外面，他的儿子把我送到大街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民国23年。”

我算了一下：是1934年。我感到困惑，又算了一遍。然后我对他说：“但娟杏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才结婚的啊。”

“是这样的。”石磊说。“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父亲的第一个太太——也就是我的妈妈，十年前在内地去世了。她从来没有来过台湾。1949年的时候，她不在南京；因为她要照顾我爸爸的父亲。她留在内地，一直盼望我们会回去。”

街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现在我懂得了，为什么石教授能立即记得文物的发现日期，却记不起结婚的日子。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铭记，有些事情你想要遗忘。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石教授的儿子转向了我。

“我比我爸迟一些来到台湾。”他说：“我离开大陆以前，我妈让我捎个信给我爸。她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必须要永远分开，那么他就应该朝前看，而且应该再婚。我觉得她当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分裂了。”

第四部

20　唐人街

2002年1月

波拉特的第二任房东是个美籍华人。那男人在广东长大，“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坐着小船逃到了香港。最后，他父亲获得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并把他的几个儿子接了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儿子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家中餐馆。后来他把餐馆卖了，在第六大街西南投资，买了两排红砖房。房东和他的家人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其他的部分就租给移民住。

波拉特租了这个中国家庭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260美元。他的住所呈正方形，长宽都是9英尺；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房间里有一台彩电，一个电炉，一个煮水器，一台电暖器。还有五本书，全都是学英语的资料。桌子上放了一个中式的手撕台历，日期停留在某一个随意的日子上：2001年10月14日。房间里只有一扇窗，窗户就在两条细细的输电线之间。

这房间很小，波拉特也不愿意和一个中国家庭共用洗手间。他们极少交谈——事实上，波拉特和房东甚至没有交流过彼此的移民经历。波拉特避免和中国人讨论他的政治背景，而房东也没有兴趣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房东的事情是波拉特从别的租客口中听说的。

这样的关系很奇怪，但这地方的位置，比起富兰克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那个角落（注：波拉特刚到美国住的地方）可好得多了。在华盛顿特区网状分布的街道上，波拉特移向了中心：他如今住的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交界的附近。过去，这一带被称为肖姓区或芒特弗农区，但如今它逐渐变成了唐人街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在不断变化，新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就建在附近，而且政府准备把当地的一些补贴住房改造为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前这一带住的基本上是黑人和穷人，但如今来了不少新的居民。许多移民搬进了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有些年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离波拉特家几个路口之遥，一个同性恋团体建立了大都会社区教会。

种种早期迹象显示，这儿似乎要由破败社区改造成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可能第六街最后会延续这种繁荣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美国城市的社区里是很少见的。但如今，从波拉特的住所往南走，仍然可以看见黑人区和中国人区的旧分界。第六街没什么商业建筑，许多的连排式住宅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些传统的黑人教堂：斯普林菲尔德浸信会、上升锡安山第一浸信会、加尔布雷思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锡安教会。在L街的转角，是厄立特里亚文化娱乐中心；而在随后的I街，一座砖楼的墙上漆着一个旧标识：福建居民协会。

再往南走，就到了小小的唐人街的中心地带。沿街是一溜的餐馆和店铺：中国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场等等；几乎所有地方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这在黑人居住区是很罕见的。在H街，沿街的美国国旗挂得密密麻麻，一路都是双语的标志：China Doll Restaurant（麗華園）、Eat Fisrt Restaurant（食為先）、Wok N Roll Restaurant（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交界附近，竖立了一座中国式的牌楼，作为入口的大门。牌楼上的刻字标明，这栋建筑是1986年时由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共同出资所建，是一座“友谊牌楼”。这座牌楼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巧合：在“献给友谊”的牌楼建起后几年，两个市长都进了监狱。1990年，巴里因藏有强效纯可卡因而定罪；8年以后，北京的一家法院宣布陈希同犯了贪污罪。但这一条特别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在牌楼上注明，在美国首都整齐的网状街道下，这是又一条潜伏的岔道。

唐人街的标志在两个世界中转换，这种转换也并不均等。英文名字里那种玩笑似的种族主义，翻译成中文后就消失不见了：中国甜姐儿餐馆（the China Doll Restaurant）变成了美丽的中国花园——丽华园；而中国男孩熟食店（China Boy Delicatessen）则通过“中国孩子的新鲜面条”这个名字获得了某种尊严（当然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产品线）。炒锅和面卷餐馆(the Wok N Roll restaurant)把自己改造成了珍贵滋味的餐厅——珍味厅。在H街和第八街交界，竖着一个“唐人街礼品”的英文广告标志，但中文标志的意思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写的是：

“出国人员服务中心”。

“我觉得，这跟我在北京去的那家地方一样，就是些做假签证生意的公司。”有天晚上，当我们开车经过唐人街的这个标志时，波拉特说道。“那种公司必须要在美国有联系人，我想那家所谓礼品店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安排好各种信件，就像我从洛杉矶带来的那些信一样。那标志上的‘国’指的是‘中国’。谁离开美国会需要帮助呢？”

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我陪着波拉特去上班。上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给市中心一家叫“亚洲餐厅”的小餐馆送外卖。他已经有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在那儿工作了，对于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移民来说，这是一份相对容易的工作。送外卖是在晚上，这样波拉特白天就有时间学英语了。他最近刚上完两个月的课程，如今能懂得相当一部分的英语词汇了 ——他开车时常常听电台的新闻。不过他说英语还是不习惯，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愿意用中文。

但他的车技已经很精湛，一看就知道他属于“上班族移民”。他谙熟华盛顿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单行的道路，交通高峰期塞车的路段。他还知道如何紧贴着路边违法超车，或者假装无心地冲过停止标志。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掉头。他总是留意着警察；在送外卖的时候，他还是能立即找出停车位的老手。如果没有停车位，他随时能就地凑合：停车，打开危险信号灯，然后匆忙而去，暗自希望不会吃罚单。他开车的时候，总是用英语说着一个单词；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在祷告：“停车，停车，停车。”自从工作以来，他已经付了600多美元的罚款了。到目前为止，他一天最多的纪录是三张罚单：两张20块美元的违规停车罚单，一张50块钱的，是惩罚他在交通灯黄色转红色的时候没有停车。在亚洲餐店，他的酬劳是7美元一小时，另外再加上小费。

他出过一次车祸。上一年12月的时候，他出去送外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红灯路口前停下，后面有辆车撞了上来。那辆车的司机开得太快了。他们两人分别从车里下来以后，波拉特闻到那人的呼吸里有酒味。那人把波拉特本田车的后保险杠整个撞了下来。

“他开始和我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友善，但他一发现我是外国人，英语说得很糟糕，他就开始恐吓我了。他对我说，不要叫警察，会惹上很多麻烦的。他说我可以去把车修好，他出一半的钱。我同意了。不过我现在知道我应该要叫警察的。当时我想着，如果警察来了，我还要叫一个会讲英语的朋友过来，太麻烦那个朋友了。后来，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叫警察。我有买保险，有汽车执照，而且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我的朋友的都说，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非洲人。”

换一个新的保险杠要1000美元，开始那个司机说给波拉特500。但波拉特从来没有收到他的支票；波拉特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人就把价钱降到了300美元。波拉特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就是等待——还是什么也没收到。后来那人把钱降到了100美元，波拉特就威胁他说要请律师来解决。最后，那个人给了波拉特150美元。波拉特找了个中国的汽车修理工，用低价帮他把车修好了，花了300美元。

波拉特还留着那个司机的名片，上面写的地址在十三街西北面。

“我觉得那人在做一些骗人的生意。”波拉特对我说。“那个地址上只有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电话。他甚至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所有这些基础设备。我想他的生意应该和建筑业有关。”

不过，波拉特并不想从那人身上拿回更多的钱了。他开车开得棒极了，但只要一踏出车门，这种流畅就荡然无存。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驾驶记录并不完美。除了那些罚单以外，总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有人仔细察看了他弗吉尼亚州的驾驶执照，意识到这执照是用一份伪造的宣誓书获得的。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10天以后，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就被堵住了，因为19个劫机犯中有7个登机时用的身份证明，都是从弗吉尼亚州非法获取的。

亚洲餐厅前面的招牌写着“异国佳肴”。菜单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上面也有来自东方各个国家的菜式：新加坡炒面、泰式料理、槟城虾面汤、左宗棠鸡。厨房里的厨师有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南美洲人。墨西哥人负责洗碗。我们第一天出去送外卖的时候，做寿司的师傅是马拉西亚人和广东人。这些师傅穿着日式的宽松外衣，对着靠街的窗户，在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从我们站的地方看过去，里面很暖和。

那一晚上，给亚洲餐厅送外卖的全是维吾尔族人。温度只有华氏20度左右（注：摄氏零下6.6度），我们四个人缩成一团，等着客人下单。和波拉特一样，另外两个维吾尔族人也是最近才来美国的。一个的足迹从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在土耳其长大，他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在那儿定居。

“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军队服役。”他解释道。“在土耳其，每个男人都要服兵役。生活可不是那么容易。”

那个维吾尔族人轻轻地说，在寒冷中裂开嘴笑了。他是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头短短的黑发。我问他年龄是多少。

“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语法错误是无心犯的，但我喜欢这个句子的微妙转折：一个年轻移民的老年头。我问他

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

“两年老。”他说。

“服兵役有危险吗？”

“以前比现在更危险，因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现在情况没那么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无聊了。”

波拉特给大家派发了他的万宝路烟，这些维吾尔族人背着风，把烟点着了。餐厅里面一派忙碌的模样，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情侣们匆匆走过寒冷的街头，从我们这一群吸烟的维吾尔族人身边经过。旁边是另一家的亚洲餐馆“泰国之星”，再过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每个地方门口都挂着美国国旗：自从恐怖袭击以来，似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这样的旗子。

波拉特打电话叫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那人来了，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赛托夫，他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美国新闻学位的维吾尔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纳西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在那以前，他在田纳西读过基督复临学院）。他今年32岁，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副严肃的模样。他痛心地说起了国际社会对新疆情况的无知。

“在中国，我们比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烦。”他说。“比西藏人的麻烦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我爸爸认识一些被处决的人。”

一个白种女人从亚洲餐厅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外卖的盒子。她刚好听到阿林说的最后几个字，突然回了一下头。她琢磨了一下这群缩成一团的维吾尔族人，然后继续往街那头走，脚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没有留意。“几乎每个维吾尔族的家庭里，都有人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竟然仍旧保持沉默，这让我很惊讶。”

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送完一次外卖回来了。他20多岁，长着一个高鼻子，头上戴一顶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离开去给他的本田车加油时，“嘻哈潮牌”会意地笑笑说：“停车。”这是我听到他说的唯一一个英文词汇。波拉特告诉我，这个人5个月前从加拿大偷渡来美，他的家乡是新疆一个边远的地方，他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

过了一会儿，大家决定是时候吃晚饭了。他们可以在亚洲餐厅免费用餐，但大家都宁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够了。”波拉特说。）我们去了旁边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里面的伙计都是摩洛哥人。由于伊斯兰教移民之间的渊源，他们热情地招呼这些维吾尔族人，还给我们买比萨饼打折扣。比萨饼里没有猪肉，和芝加哥一样。我问阿林他对阿富汗战争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美国人更讨厌塔利班。如果他们不把塔利班干掉，大家也许会把那些人和维吾尔族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希望发生的事。他们搭上了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战争的顺风车。中国人回应总是很慢；起初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中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旧的问题起了个新名字。9.11恐怖袭击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国家掌控的媒体开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受训的“东突恐怖分子”。过去，他们通常把维吾尔族的异见分子叫做“新疆分离主义者”。这个新名词听起来更加像外来词，这样的称呼似乎打算要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更为同情：他们一边被外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威胁，一边要被迫要应付国内的一支不满现状的少数民族。200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报告恐怖主义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问题。

中国要求把维吾尔族的群体列为打击恐怖分子战争中的敌对名单。但美国国内有反对之声。一些维吾尔族人的忠实同盟者是保守党人。2001年10月，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华盛顿时报》的专栏版发表了一篇评论：

如果美国最后从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以默许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作为代价（再加上中方镇压西藏和孤立台湾的尝试）。

这将成为一场道德上的大灾难，把维吾尔族人和那些穷凶极恶、已经对我们造成危害的狂热分子混为一谈，毫无公正可言。维吾尔族人在北京当局的暴政之下合理地争取自由，他们的抗争大部分是和平的行为……

参议员赫尔姆斯也是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的主要支持者。这个电台和美国之音相似，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在1996年开始广播，播音语言有亚洲各国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了普通话。1998年，增加了维吾尔语的广播服务。每天，它会播出两个小时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短波电台都能收到。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有时则成了美国勉强接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砝码。2000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同时附上一个条款：增加对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资助。这安抚了国会里一些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人接受中国经济力量强大的事实，但他们通过支持独立的广播电台，表达了对其政治制度的鄙视。

问题就是，实际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了解，通过电波发送出去的到底是什么。（译者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为避免政府进行灌输性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消息，不能在美国国内传播。）一个进行中亚研究的学者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广播节目比普通话、藏语的广播要激进得多，他担心这种资讯服务只会带来激怒中国政府的后果。他也担心，维吾尔族人高估了像赫尔姆斯这种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在中亚，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美国的一个惯用策略，就是鼓励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对抗更为强大的力量——例如苏联或中国。一旦这种地缘政治有所转移，来自美国的支持就结束了，反抗的群体也随之被人遗忘。这种“鼓励——忽略”的美国模式，助长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

这就是寂寂无名的代价：像维吾尔族这样地处偏僻的小族群，几乎没人能从他们本身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中国人把他们看成是共和国里的一支少数民族；土耳其语系的族群把他们看成突厥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看成伊斯兰信徒；参议员赫尔姆斯把他们当作反对中国和支持美国的力量。他们就像是那些新疆出土的木乃伊一样：关于他们的信息少之又少，以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想象中重构这一个小民族。而又有那么多对当局不满的维吾尔族人，随时准备转向任何外来的支持。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梅赫梅特·欧麦·卡纳特见了面，他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报道了最近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卡纳特采访了6个维吾尔族的囚犯，他们是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以后被捉住的。据卡纳特估计，在某段时期，到阿富汗受训的维吾尔族人有几百个之多。他采访的6个囚犯都是年轻的男人，年龄在20岁到30岁出头，他们来自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有个囚犯曾在一所中国的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学位。他们最后都会被送往位于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审讯中心。

“他们不想别人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卡纳特告诉我说。“他们说，他们和阿拉伯人以及基地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和塔拉班一起作战，只是因为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那儿受训。他们说，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并不想牵涉其中。我们想要和中国开战。我们来到这儿，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问卡纳特，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如何。

“他们并不生美国的气；他们很高兴。”卡纳特说。“他们告诉我，可能美国会在阿富汗建立一些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成为中国的邻居了。他们满怀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人会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晚上7点30分过后，亚洲餐厅的外卖订单增加了。波拉特接到的第一个订单地址在K街的1900号，那是一座办公楼，前面的标志牌上列出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还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分部。波拉特把警告灯打开，在K街上违章停车。接过外卖的金发女人右手残缺不全。她给了两块多美元的小费。

“每次从她那儿拿小费，我都觉得很不好。”我们走回去停车的地方时，波拉特说道。“她总是非常友善。还是个残疾人。”

“我就不会为这个烦恼。”我说。“她应该是个律师。很可能赚很多的钱呢。”

“我知道。”他说。“但我仍然觉得很不好。”

第二份外卖订单把我们带到了L街。波拉特在十三街转了个弯，看了看倒后镜。

“我将要违反一条美国的法律了。”他宣布道。“这儿有双橙色线。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会罚我30美元。”

他很快地掉了头，在荷马大楼前违章停车。没有警察。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12层楼高的中庭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还摆放着一座青铜雕像，雕像的名字叫做“美国青年之精神”。上面的刻字显示，这座雕像最初是为奥马哈海滩纪念馆所设计的，那座纪念馆位于法国的诺曼底。当我们走进大楼时，警卫朝我们笑了笑。

“这个警卫人很好。”我们等着顾客取外卖时，波拉特说。“我常常到这儿来。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友善。”

这个中年警卫和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在聊天。这两个黑人说话时旁若无人，似乎我们并不站在他们旁边；很多美国人听到我们用别的语言交谈时，说起话来都会这样。在荷马大楼里，那年轻一些的男人谈起了一个女人，警卫在给他一些建议。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说。

“我这么做很酷。”年轻男人表示同意。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又说了一遍，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注：即KFC老爷爷），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最后一趟外卖把我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大街1701号。波拉特在一块写着“任何时候都不准停车”都牌子前面停了车，走进楼房的大厅，经过另一块“绝对禁止交付外卖”的标志牌。接过外卖的女人给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费。到了二十五号大街上，波拉特把车开到了专门给救火车用的防火道上。转回到十九街，一辆出租车超车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人开出租车。”波拉特说。“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那些出租车司机开车甚至比我还不守规矩。”

波拉特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今天是发薪日，在亚洲餐厅里，墨西哥洗碗工们排着队来领他们的支票。维吾尔族人拿出他们各自的小费，然后再把总数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两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领了薪水，我们就往外头走，到街对面打收费的公用电话。波拉特要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的手机帐单最近高得吓人，于是他就开始用电话卡打电话了。此时风寒刺骨，一个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

“你们要不要泰诺？（注：Tylenol,毒品的一种）。他说：“3块一盒。”

波拉特和我一起盯着他看。

“泰诺！”他大喊了一声。“3块一盒！”

“不要，谢谢。”我尽可能礼貌地回答他。那人蹒跚着向街那头走去，边走边愤怒地说着什么。

“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安全吗？”我问他。

“没事。”波拉特说。他按下了一串号码——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一台电话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们开车回到他连排式住宅里。波拉特让我在他的房间里过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维吾尔族朋友那儿睡一晚沙发。我们走进房子里，波拉特的中国房东正坐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朋友。”波拉特说。“他是美国人。”

那人观察着我，眼神里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边说边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个美国人。我来这儿看望他。”

“噢，你说中文。”房东说。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紧了——我在中国见过这种神情。他问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谈谈。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

“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

“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

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

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

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

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

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

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

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万事如意）。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

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

我问他是否为这个感到困扰。

“不是，”他说：“欣赏另一种文化是好事。可能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审美鉴赏很广泛。我在人们家里还看到过许多非洲的面具。”

我问波拉特怎么看，他皱起了眉头。这些年来，他总是把文化说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认为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基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症结所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自由的国家，但曾经的奴隶制度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和那些自由来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人总是努力想要从那样的创伤和损失中复原。

现在他深思着，字斟句酌地说了起来。“那些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那也是很伟大的。”他说。“但我没看见他们家里有很多欧洲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中国呢？我知道中国人说他们有五千年历史，但这确实是真的吗？还是他们一遍遍地这么说而已呢？”

他继续说道：“我看到那些中国画，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厅。那儿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儿的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样的马拉西亚人和中国人。我没有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儿吃过饭。来的全是美国人。”

“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厅可能不会做外卖。”另一个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很讲究食材的新鲜。我工作的那家餐厅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厅。其实那儿的老板是个越南人。”

“我觉得这和美国人的自由有关。”波拉特说。“如果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你就去做。赚钱才是要紧事，这没什么不对。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去那儿吃饭。但餐厅里的厨师穿成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感到烦心。这让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维吾尔族餐馆，里面的中国人穿成维吾尔族人的模样。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请了一天的假。早上，我们开车在城里转，办了一些事，然后去了趟农民集市。波拉特给我指了指他交违章停车罚款单的政府大楼。电台的广播员提及了《华盛顿邮报》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没几个人在外头。波拉特“46年老”了。

办完事后，我问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楼。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我去看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生活在中国让恐怖袭击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只有那些盗版碟，还有人们毫不同情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亲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围着五角大楼开车绕了好几圈，最后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车，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公路对面的五角大楼。我们停车时，电台广播里传出了美国国歌。波拉特告诉我，自从恐怖袭击以来，每天中午广播国歌成了惯例。

五角大楼被撞坏的一侧楼身已经用板围了起来，脚手架顶上挂着一幅幅美国国旗。头上有盘旋的巡逻直升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三个挪威旅客也找到了这个加油站。我们就站在这三个外国人旁边。波拉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的本田车。

“没事。”我说。“他们不会在加油站开罚单的。”

“这个加油站可能不一样。”他说。

我走到加油站里面，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的头版头条是：

美国搜寻数千个被驱逐出境的在逃犯

中东男人是重点搜寻对象

我把报道的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严厉打击那些违反驱逐令的人。

“我支持它这么做。”波拉特说。“总是有签证过了期的人还在这儿，政府却不管，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做坏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缓缓地说，接着又说起了中文。“种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来到这儿，又遵守法律，就应该让他们留在这儿。”

我问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家伊朗餐厅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样。我们开车经过了西蒙·玻利瓦尔德雕像，经过了世界银行，又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大道。找地方停车、停车、还是停车。找停车位的时候，波拉特对我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气。”他说。“我在北京时就很有勇气，这就是我在那儿赚了很多钱的原因。我当时需要勇气离开。”

他在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后面停了一会儿，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辆车没有动，我们继续往前开。“我看着这儿的人们，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聪明。”波拉特说。“有些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年纪更大。不是说美国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聪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们能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又过了几分钟，波拉特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我们下车往那家餐厅走去。餐厅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肉串屋”（Moby Dick House of Kabob）。我们走进餐厅时，波拉特微笑着挥手。另一个维吾尔族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烤肉串。

记录J　自我批评

陈梦家的故事似乎随着每一次的讲述而改变。关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事情，有关记录实在太少，我只好依靠采访、回忆录和道听途说去把它补充完整。我采访到的很多人已经年过7旬了。老杨告诉我，人们指责陈梦家有外遇；赵老先生告诉我，陈梦家由于为传统文字辩护而惹了麻烦；石璋如教授则听说是共产党人杀害了他。关于陈梦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版本，有些不过是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不断增加、却又相互矛盾：

“陈梦家让我大吃了一惊，他长得太帅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想法颇有点不合时宜：他可以去做电影明星。”

“我听认识他的人说，他和一个唱京剧的女戏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他们可能批评一些很私人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和任何人无关。如果他妻子不提出来，其他人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和你听到的是否一致。据说陈梦家是在和一个电影演员发生暧昧关系后自杀的。当然，这个说法的源头不是我，我也不想别人这么认为。我是听X说的，X是听Y说的，Y当时为了维护Z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他具有诗人气质。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人生，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马承源是博物馆里最老的一任馆长。他今年75岁，已经退休了，但仍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当我提出想要给他做一个采访时，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他是那个甲骨文学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陈梦家第一次见面是1955年。那时候，上海博物馆还是个很小的机构，如今这漂亮的复合建筑是在1996年才开放的。在1950年代，马承源和博物馆其他的管理人一起，从当地的古玩市场里买来甲骨，并常常会叫一些专家来察看它们。

“陈梦家来了博物馆几趟。”马承源说。“他很有教养的样子，不过说话很直接。他总是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最后给他惹上了麻烦。他认为中国文字很美，并反对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听别人说，在北京的某些会议上，他公开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做很危险，因为文字改革计划是由政府在背后推行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文字改革，但我从来没说出我的意见。那些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

马承源继续说道：“陈梦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他来看我们的收藏品。有时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我想陈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她不怎么说话。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种压力。我知道他们俩想要个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们一度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但这太复杂了；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想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感觉很孤独。有一回，陈梦家告诉我，他们俩生不了小孩，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细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

马承源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候陈梦家已经有政治问题了。”他说。“当时我去了北京，到他家里看了他的家具。他家里有很多件漂亮的家具，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黄花梨木椅。我们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你要明白，这本书的标题不是陈梦家给起的！”

“那时，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想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要如何保护这些家具。他从来没有特别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烦。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家具摆在家里。那么为什么他要送给博物馆呢？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关于捐赠家具的信，寄给了我。我还保留着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事情。”

马承源提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始于1950年代后期。“有些年轻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他。”老人说。“有些人对他展开激烈的攻击。”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任何一个批评者的姓名。

“李学勤。”他说。“李学勤写了些文章，说陈梦家关于甲骨的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批评对吗？”

“不对。”马承源说。“他不应该在那个非常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陈梦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李学勤是个怎么样的人？”

“李学勤——”马承源摇了摇头，思索了一会儿。“不好说。”他说道。“不过李学勤现在是考古学的领军人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陈梦家的助手。”

马承源没有再说更多的关于那些批评的事情。他只说了个名字就岔开了话题，虽然明知已经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

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斗争会议”上的事情，当时馆长和其他的馆员一起，被举到空中，然后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马承源说，他的身体擦伤了，但没什么大碍；而一个同事头先摔到地上，然后就断气了。这个故事很短，但很见效：我不打算再问“‘文革’是否对上海博物馆有利”这样的问题了。

我走之前，马承源影印了陈梦家最后一封来信给我。那封手写的信函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陈梦家就自杀了。信上的字迹很漂亮，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担忧或政治麻烦。 那些文字整整齐齐，就像上海博物馆里展览的家具一样，同时它们也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

上次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可惜我们没有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上次你来我家，时间太仓促了……

那把黄梨花木做的椅子，它的制作日期可能要追溯到明朝以前，当然，我要把它捐给上海博物馆。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家具，我也可以把它们捐出来。我希望博物馆能派人来，把它们整理打包……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评文章的副本。它是在1957年发表的，当时陈梦家刚被扣上“右派分子”和“党的敌人”的罪名。文章里有一段很长的评论，内容是针对陈梦家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那本被誉为“经典读本”的。评论里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随后，到了文章的结尾，就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不难找到更多关于李学勤的资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领域里，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发表的论文内容有甲骨文，有古代青铜器，还有竹简。他很有才气，而且十分多产；好些学者告诉我，李学勤有一种罕见的才华：学术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同时，还能巧妙地讨共产党的欢心。有个研究古文的学者直率地告诉我说，李学勤是个“马屁精”；很多人提到了他对陈梦家的批评攻击。

近几年来，李学勤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者。这个项目是1995年启动的，由中央政府资助，目的是要为中国的早期文明确立准确的日期。以前，中国历史最早的日期是公元前842年，这个时间是有足够考古和文字记录为证的。但断代工程却出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国际上，这个项目受到了猛烈的质疑；很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正试图构建他们的历史，其方法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有些学者说，做这个项目的主要动机，来自和西方竞争的意识，西方有时间更早的文明记录——比如古埃及。 在项目进行期间，关于古代日期的不同学术意见有时是用投票解决的：中国的学者们说出各自的意见，对多人投票的那一年取胜。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常常显得怪诞不经：

中国日报（1998年12月16日）：

一项填补中国古代史空白的工程在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以其5000的历史扬名于世界。 可惜的是，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一段长达两千年的空白，隐藏了它真正的历史年龄……“那缺失的两千年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及更早之前的日子，可追溯的时间比公元前2100年还要早得多。”李学勤说道。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历史专家。

李学勤说，中国古代史起源的确切日期将于明年年末公布。

研究了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以后，我就约了一个中国的记者朋友见面。他在共产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工作；不过业余时间他都花在研究历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接触了一些官方内部流通的文件，并调查了一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发表所有的这些调查成果。他喜欢说自己是“左手为新华社服务，右手为自己服务”。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都是30出头，龙年出生的人。

我让这个朋友提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接近李学勤。他叫我不要提陈梦家的名字。我应该以别的事情做借口，请求给他做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才提到他当年批评陈梦家的事。

我问：“如果他拒绝回答我怎么办？”

“嗯，他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出其不意地问他，可能他会回答。”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叫‘如日中天’。这就是李学勤现在的地位。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回头去看那篇评论，我很怀疑他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攻击我的老师’。反而，他很可能会想：‘看我那么年轻，学识就那么厉害了。’”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鼓励我追查整个事件，它说，在中国，太多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这种事情中国记者是做不了的。”他说。“我当然不能给新华社做这种报道。但你是外国人，你办得到。”

我去了李学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他快70岁了，前额很高，两只眼睛下面挂着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奋工作的学者模样。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穿着拖鞋。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我原来告诉他的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感兴趣。

“它是由一个叫宋健的人发起的。”李学勤说。“宋健是控制论的专家，但他向来对考古学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是在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他想：‘外国的纪年比中国清楚多了。’他回来以后，和我以及其他学者聊过，问我们能不能为中国的纪年做些什么。主要来说，我们决定让科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

李学勤教授解释说，天文学家帮助追踪了古代文献记录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指出，这项工程资助了安阳的工作：在安阳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地下之城的证据。

“我们的纪念和过去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败的时候。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事情发生的确切年份，过去一共有44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我们利用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把时间跨度缩短至30年之间：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们认为，最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时间最符合的。”

“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另一项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工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想要延长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和研究古希腊、埃及或以色列没什么不同。对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国深入。中华文明有一个特质：它流传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经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时，才转换了话题。我把那篇评论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当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应，他都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说。“我注意到这篇写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张光直对你的评论，他赞赏了你关于商朝祭祀名称的理论。”

“是的，那对我意义重大。”李教授笑着说。“不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论文时是在台湾，当然，那时候两岸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评论。”

我指向标题中出现的陈梦家的名字。“我对这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很感兴趣。”我说。“我在安阳和北京都听人说过他。你曾经是他的学生吗？”

“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学生。”李教授说，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学勤学的是数理逻辑，但共产党在大陆获胜以后，北京的大学就开始了重组。李学勤的正规学业由此被打断，在那段时间，这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开始追求他的业余爱好：研究甲骨文。

“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东西都会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么符号性的或复杂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会想把它弄明白。这就是逻辑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时候，我看不明白；这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

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采访结束以后，我独自在清华的校园里游荡。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满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园很美，清华大学除了拥有突出的学术名声以外，还是国家复苏的一个标记。1901年，外国的联军打垮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同意向它们赔款3亿3千万美元。美国人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赔款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创立了清华大学。

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附近，我来到一块古老的石碑前面，这块石碑是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立着一圈的松树。石碑上标注的日期用的是旧的国民党记法：民国18年。那是1929年，两年前，由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退位，王国维在绝望中投湖自杀。那时，他的一个朋友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

21　国事访问

2002年2月23日

乔治·W·布什总统在中国呆了30个小时。途中他在南韩稍作停留，通过双目望远镜看了对面的非军事区。前一个月，布什总统宣布北朝鲜和伊朗、伊拉克三国一起，组成了“邪恶轴心”。在非军事区，有人提到，边境那头的一座北朝鲜博物馆里展览了一些斧头，1976年的时候，他们用这些斧头伤害了两个美国军人。“难怪我会认为他们是邪恶之人。”布什说。

布什这次的访华之旅，时间上刚好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的30周年。布什访华期间，有两大事向记者敞开大门，并且在中国国内做电视直播：一件是与江泽民主席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件是布什总统在清华所做的演讲。在新闻发布会上，布什和江泽民面带笑容、亲切交谈——这些国家领导人总是这一套。布什总统提到了台湾：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会得到和平解决。我们极力主张不要挑拨两岸关系。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关系法”。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决定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人的尊严的需求。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和他们的工作方式。

当记者问江泽民主席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时，他回答道：

“我想，我刚刚在和布什总统的谈话中已经明确表示，应把和平置于首位……让我用一句中国的谚语来总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尽管有时候你有些问题，急需马上得到解决，但耐心有时候也是必要的。”

外国记者们都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合，当局在那儿提供了特派巴士，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我在美国国务院记者团的两个人后面找到了一个座位。像大多数的华盛顿特派记者一样，这两个人都是白人，头发很短，穿着深色的西装。他们不停地谈着政治和新闻业的事。我很容易就能听到两人的对话，因为他们对国务院记者团以外的任何人都视而不见。

“鲍威尔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向来认为他是个成熟的管理者。”

“但我觉得他没有基辛格那样的对全局的认识。”

现在是早晨8点25分，我们坐的巴士悠闲地停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门口。本来安排我们是8点出发的。

“布什的观点来自那些马维尔喜剧。什么撒旦、邪恶领导者之类。而鲍威尔能够全面地观察事物。”

“大致说来，布什想要每个人都像——都像我们这样。”

“如果你仔细想想谁在杀人的事，我就不会去操心奥萨马·本·拉登。我担心的是山德士上校（注：KFC创始人），超芽人（the Bud man）和万宝路牛仔。”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拉登？拉登有6.4英尺高，走路还有点跛。”

“可能他去的地方有很多个子高的人吧。”

“这是哪儿？怎么有这么多自行车？”

“这是个波特金村子（注：意为假象、形象工程），大得很。真的很大。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坐了这么久？”

“欢迎到中国来。你很快就会学会如何等待了。当白宫那些安保狂人和这里那些掌控一切的怪物现在聚在一起：这成了一座安保之城。”

从巴士的后排传来了噼里啪啦敲打手提电脑的声音，令人烦心。

“阿希克罗夫特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之间，已经有过多次争论。”

“人们常说奥尼尔要走了。”

“去年我在苏州报道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财长会议。”

“苏州在哪儿？”

“离上海90英里的地方。那儿很美。”

8点38分整，巴士离开了香格里拉酒店。

“我觉得记者们低估了布什，原因是记者看重的是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

我有一年时间都在采访戈尔。你可以图解他说的每句话，把它们作为教英语的材料。但我从来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一次，他们问了个关于圆顶露天体育场的问题。戈尔长篇大论：天文舱罩是第一个圆顶型的物体，国王球场有最大的封闭空间……他说了一堆这样的话。然后布什说道：‘我喜欢在户外看棒球比赛。’你说谁更聪明一点？”

“阿灵顿有圆顶球场吗？”

“没有。”

“我想我以前从未置身于这样的车队之中。”

一列黑色的轿车带我们往北走，过了二环路。穿着黑色大衣的警察站在路边，指挥着交通，确保我们的车辆畅通无阻。路过的人盯着看。天空非常明净。

“我去过尤卡山。我到了里面的山谷去。”

“拉斯维加斯真是座繁荣的城市。”

沿路的标志牌：

北京西郊汽配市场

北京农村信用合作社

中石化

“法国人把垃圾处理加工，弄到钚里头。”

“这儿有个叫杰斯珀·贝克尔德记者，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发现了3千万人口的误差。3千万啊！这让你想知道，其他的记者都干嘛去了。”

巴士经过四环路。一块巨大的英文标志上写着：

执行新商标法 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

“看看这些单车！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那个记者——汤姆·里克斯，他很了不起。”

“是他第一个意识到了卫星摄影技术能充当很有用的新闻工具。”

巴士开进了清华大学的后门。

“对于一家广播公司来说，一千美元一张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的。”

松树，草坪，古老的砖楼。雕像和纪念碑。

“他们用庚子赔款的钱建了这学校。”

“他是那个我们需要的合适人选吗？”

“我对他的跟踪报道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我坐飞机时正读着一本书，那本书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写的。克林顿回来了，他问我在读什么。他还可以谈论那本身的内容。他很有才华，但是……”

欢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来到清华大学

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而中国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过去，中国人总是要从外面的世界寻求着什么：别人的认同、贸易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前通常是美国手里掌握着关键牌，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美国人需要一些中国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和北朝鲜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而在后9·11时期，中国在中亚地区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打算把伊拉克的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去，取得中国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无法让人忽略。有时候，想起短短两年前，波拉特还在雅宝路的漫漫长夜里以高于银行9%的汇率和人兑换美元，真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候，人们都推测中国会让人民币贬值；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民币会不会升值。地产市场越来越兴旺；贸易顺差每年递增。很快美国人就想要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了，两国的贸易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布什总统访华期间，两国之间所有旧的矛盾冲突——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飞机相撞事件等，都似乎是隔了一个世纪般遥远了。联合媒体发布会上，布什的讲话在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这是另一个良好的信号：过去，有些话语总是会消失不见。1984年，里根总统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话：“没有人足够完美，以至可以未经别人同意就支配别人(no man is good enough to govern another man without the other's consent)。”这句话在随后的转播录音中被删掉了。2001年10月，布什来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电视广播的媒体发布会上，他说的好些重要词句被删掉了。其中一些失踪的语句是：“不应该利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来迫害少数民族。”

作为一个记者，你要追踪不起眼的琐事。 你埋头在那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故事里，日复一日；偶尔，你抬起头来，才意识到整个局面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在某些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其他同样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记者登上媒体专用巴士，你不禁会想知道：这就是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世界真的从布什这30个小时的停留中、从所有这些会议和演讲之中向前迈进了吗？

但这就是记者的职业所在。你要收集所有琐碎的片断——各种话题，事件的背景，还有颜色；然后你把这些片断组织成新闻故事。美国想要中国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中国想要美国停止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想要出口大豆。30周年是个很好的细节。由于外国记者几乎从未获得和江泽民主席交谈的机会，而江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之中又是最缺乏特色的一个；因而有必要在文章里提提他在国宴上唱歌的习惯。不断听说其他很好的细节。北京有18家pricesmart连锁超市。中国有600家肯德基连锁店。据报道，布什访华期间，有40多位中国的基督教活跃人士被软禁在家。《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一份调查显示，12岁以下的中国儿童有将近一半都认为麦当劳是本土的品牌。

几个月之前，布什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的“美国之音”记录里出现了一句长句，这是他用“特别英语”记录而成的最长的句子：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力量 有共同责任 只要双方坚持遵守共同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处理好双方关系 让中双方关系平稳发展 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台湾问题已经变成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 希望我们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反对恐怖主义 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支持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由副主席胡锦涛向大家介绍了布什总统。胡锦涛是清华的毕业生，不过由他来作介绍还有其他原因。按照计划，那一年江泽民主席就会退休，很多人都预测胡副主席将成为国家领导人。从1999年5月开始，外国的媒体就开始密切关注胡锦涛，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之后，他是第一个出现在电视上发言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胡锦涛喜欢跳交际舞。

副主席胡锦涛做了简短的介绍发言，提到了30周年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30年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他说。“然而在这30年里面，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将载入史册。”

布什总统对胡锦涛表示感谢，他说：“有趣的是，这所大学是由我的国家帮助建成的，这更加深了我们两国的渊源。”

小小的礼堂里暖气不足。台下的观众是300名学生。这些学生是共青团从清华大学的各个系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和其他记者们一起站在礼堂后面，草草记下布什总统的发言，稍后和美国国务院官方的笔录对照着看：

“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我担心中国人民并不是总能看清楚我的国家的全貌。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所了解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价值观常常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你游历美国这片土地——你没有去过那儿的话，我希望有一天你会这么做；你就会发现，那儿的人们来自很多不同的种族，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我们是两千三百万具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的家，你可以看到这些华裔在我们的公司里工作，在美国总统的内阁里任职，加入美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滑雪的比赛。每一个外来移民，在宣誓效忠我们的祖国之后，就成了一个和美国总统一样不折不扣的公民。”

“改变正在发生。中国已经在地方进行不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将近20年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希望你们都听到他的话。他说，中国最终会把民主选举扩展到国家一级。我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布什的演讲结束以后，这场“仪式”进入了解构语句的阶段。据报道，所有提问的问题都预先经过了党的审查。第一个发言的学生站了起来，用英语问道：“每次你提到台湾问题，你总是用到像‘和平解决’这样的短语。你从来没说过‘和平统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说‘和平解决’而不说‘和平统一’？”

布什总统的回答重复了一个词不同的形式：和平、和平的、和平地（peace, peaceful, peacefully）；这些词他说了有10遍。但他没有说“和平统一”。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

问：很遗憾你没有给我们——对不起——你在为何从来不说‘和平统一’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回答。很遗憾。

布什总统：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台下有笑声）；继续吧。

问：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非常非常地关心。

布什总统：是的，我知道。

问：三天前，你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说道，美国还记得它对台湾所做出的承诺。

布什总统：是的。

问：而我的问题是，美国还记得它对13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吗？（掌声）也就是是否会遵守三项联合公报和对台“三不”政策。谢谢。

布什总统又用了三次“和平”这个词。“和平解决”、“和平对话”、“和平对话”。仍然没有“和平统一”。他说：“其次，我国如果签订了协定，我们就会遵守到底。”学生们终于换了话题，继续发问。过了一会儿，有人向布什总统发问：1975年布什的父亲任驻华大使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如今再踏足中国，他是否注意到中国有什么变化。

“1975年的时候，人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布什总统说。“现在人们都穿自己选择的衣服。就看看这儿第一排的人吧，每个人都穿得不一样。你觉得你喜欢这么穿，所以才穿成这样。你决定穿一件漂亮的红色毛衣；你做出了这个决定时，别人也会做出他们的决定。”

“换句话说，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生产。 认识个人在市场中的需求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布什总统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我没有坐那辆特派给记者的巴士，自己走到清华大学外面，在其中一间小餐馆里吃了午饭。餐馆里人挤得满满的，我没有听到一个学生谈到一句布什访问的事。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了同一个细节。对陈梦家的自杀，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强调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暧昧事件、对陈展开的批评攻击、陈在美国的日子等等。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梦家卷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让我们跟随这条线索，回溯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返身经过眼前的老人、经过那位诗人式的学者、经过安阳的考古挖掘、经过一个又一个朝代，甚至经过了甲骨。这就到了那条线索的终点：一个全然的开始。

起初人们画图。古代，人们把图形简化，并设定大致统一的标准；一幅幅草图变成了一个个象形文字。这办法行得通，直到他们遇到了无法画出来的抽象概念，这时他们开始在声音上动脑筋了。

想象一下，一下这三幅简单的图画代表了三个英文单词：“叶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现在，重新组合一下这三个象形文字：

快速说出这三个词：“Eye-Bee-leaf；I believe.”（注：这三个英文词汇按照象形文字的声音组合，形成了新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用这个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象形文字的构字法则。）这个句子里处理了两个抽象的含义：第一人称I（“我”），以及动词believe（“相信”）。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记号，让读者能够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区分开来：

在这样一个文字体系中，书写者聆听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同音词、发音相近的词、押韵词；然后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词汇。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声音：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口语里的声音，而非一幅图画。这就是你可以严格定义文字的时候：文字即言语的图解式描绘。

没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文字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形成过程也不会有记录在案；但专家们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东亚已知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了。商朝的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虽然很多字体和早期阶段的象形文字有关联。商朝的“目”字是这么写的：

这种文字体系叫做语标。每个字表示一种音节，而声音相同、意义却不同的音节——也就是同音异义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号来表示。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伟”字写法和“萎”、“伪”都不一样，虽然这三个字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现的考古记录也是在语标的阶段。（苏美尔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出现约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文是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不过维托·H·麦尔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假设，认为商朝文字和近东文字有关联。

这些早期的文字体系都不简单。在语标体系中，读者必须记住几千个符号，而且不查字典的话，就经常会读不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时候，近东的闪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转换成世界首个字母体系。字母体系允许一个音节再细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语标体系相比，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在字母体系中，可以通过微妙的差别区分出同音异议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字。人们能读出不熟悉的词语，而且字母体系在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转换更加容易。举个例子，你听见美国南部的人说“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写出他说的每个音节的发音：“Ah bleeve”。

语标体系则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别。此外，字母体系只需要记住20到30个符号，而非几千个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原来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流传下来。苏美尔文字并没有直接传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启发首个字母体系的作用，以间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仍然书写着汉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文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语标体系，其基本原理在长达3000多年之间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惊讶地没有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写下“目”、“雨”和“牛”的时候，把这些现代文字和同样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来如同近亲：

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词语的复数、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

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却保持不变。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体系，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在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中国也有些白话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语标体系中，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不像字母体系，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

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花瓶上，在画作里，或者就贴在门口。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在中国的寺庙里，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19世纪，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

当然，书写是很困难的事。中国学生要认字，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由于没有字母顺序，分类变得很困难。（甚至时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渐渐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现在我们叫做“部首”；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还有9千多个汉字。

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17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

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依夫林·罗斯基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据他估计，18到19世纪，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间，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国差不多。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

对于外人来说，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学习中文就相同于“半殉难”的行动；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这不足为奇了。数百年来，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文化信念上的危机。中国多次在外国人手里吃了败仗，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一切，包括其珍贵的文字体系。在学者们重新发现甲骨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考虑要完全地废除汉字。191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者钱玄同建议，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都应转换为世界语。

其他大部分的建议方案都没有这么极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沿用原来的文字，但要从文言转为白话。1910年代末期，这种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最后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五四”运动呼唤中国的政治和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文言文。学校、政府机关、书本和报纸开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话的文字体系，普通话是北京地区的方言。这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欧洲，拉丁文是被多种方言所取代，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国，大半由于没有字母体系的缘故，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字的统一为代价。所有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着同一种书写方式。

改革者认为，文字改革还需要再前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语言来进行书写的。例如，一个温州本地人要学会识字的话，他就必须先学习普通话。这相当于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阅读和书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例外：香港人发明了一套体系，可以用中文来书写他们本地的语言——广东话。即便如此，传统的汉字很多都不适合广东话的发音，香港的文字体系必须要增加10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大部分符号都是特别为广东话所设计的。其他的中国方言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体系，仍然无法书写；假如要为每种方言建立文字体系，这将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体系，一切就好办多了——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圣经”证实了这一点。整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文字的字母化，认为汉字本身阻碍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发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大概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就主张改用拉丁字母体系。他写道（用汉字写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么中国文字就不行……汉字时我们祖先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们要不就牺牲这种遗产，要不就牺牲我们自己：那要牺牲哪一个呢？”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

汉德克教授已经91岁了，身子还很硬朗。虽然他已经从玛诺亚的夏威夷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从事着中国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栋漂亮的日本式房子里，那栋房子坐落在玛诺亚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头搭的花园，入门处是座小小的宝塔，叶子花的香气弥漫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往南面看去，钻石山棕绿色的山顶便映入眼帘。对于一个想在两块大陆中间度过余生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再理想不过了。

德汉克193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最初是打算来中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但来到北京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刚到第一天，就对美国商界丧失了所有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餐馆，吃完晚饭以后，一个美国商人掏出一张钞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国侍应生脚下当作小费。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在北京的时候，和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乔治·A·肯尼迪成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肯尼迪一笔研究经费，让他在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的项目，他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在上海买了中文打印机的一整套字体。肯尼迪打算把这些字体运回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去，把它们装配起来，为美国学生印出中文教科书。他请求约翰.德汉克的帮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汉克回忆道。“我们在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项目的研究点。那地方和这房间一样大，可能还大一些，里面堆满了V形的木质支架。我一站起来，它们就顶到了我的下巴。每个木架都分隔成多个格子，每格放着10英寸乘12英寸的托盘，每个托盘又分隔成2英寸乘2英寸的小格子。每个方形的小格子里面有一个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设置打印机。我会拿着一个排字盘，先选出一个单人旁的字，然后再找出另一个田字部的字。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把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拿到印刷工那儿，让他做出金属的字模。我们的字体非常有限，我必须不断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们从文言文里选取故事，然后用现代的白话文把故事重新组织起来。

每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要经历一个有关字体的构建过程——那种“半殉难”的体验；而约翰·德汉克的经历则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寻找着小小的、按照诸如“亻”或“田”的形状排列的金属片，经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同事乔治·A·肯尼迪则成了耶鲁拼音体系里中文拼音的主要设计者。）1950年，德汉克预言了汉字的灭亡之后，他在美国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改革的消息。那个夏天，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指示：

文字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文字来制定。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汉克和其他学者以为，共产党人只是要采用拉丁字母体系，但1950年的指示让文字改革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毛泽东要创造一个中文的字母体系。

毛主席的指示标志着文字改革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中国的语言学者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创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拼音体系。同时，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势头。在约翰·德汉克看来，那是错失良机，也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好几回，他对我说，他49年来都没回过中国，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败让他太伤心了。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像他的许多其他指示一样，其动机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德汉克，说起这个时期的事情，他推测说可能是朝鲜战争或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让他开始反对拉丁字母体系。德汉克催促我去当初采访参与这项工作的、还在生的语言学者；他特别提到，我应该和周有光会面，周已经将近百岁了。1982年，德汉克终于不太情愿地回了一次中国，那时候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德汉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纪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会愿意直言相告过去的事。

我从一楼开始。周有光和其他两个年迈的语言学家都住在北京城内，他们住的地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宿舍楼。三个人的家共用同一个出口。按工作单位分配宿舍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对于采访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楼梯，就可以见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几个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楼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时间和语言的塔楼：这个下午的时光悄然流逝，改革者们渐渐老去，他们的回忆不停地穿梭在那场失败的改革运动中。

尹斌庸72岁，是三个语言学家中最年轻的，他住在一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斗争，身体消耗得厉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毛长得就像道教里的神明，一大团白色覆盖着他黄黄的双眼。或许他正处在痛苦当中，但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热情地欢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给他的介绍信。另一个学者向我提过建议，叫我写张拼音的纸条和这些文字改革者联系，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体系。对于我没有用一个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个世纪以前，尹斌庸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一段时间在中学里做数学老师。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语言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后获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他的背景并不特别，很多语言学家都具备数学或逻辑学的专业技能。

“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一定有联系。”他说：“你常可以把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语言学中。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想动物——哪种动物和人类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范围缩小：牛，马，狗，猪。然而哪一种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么看？”

“狗。”我说。

尹斌庸笑了，眉毛抖动起来。“那是你猜的。”他说。“但你怎么能确定答案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统计学和研究频率分析文字。这就是1950年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仔细查看了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现代和古代的，找出哪种动物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所有的时代都一样：答案是马。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马和中国人的社会有最重要的关联。”

那些景象在我眼前闪过：一件青铜器，一辆埋藏在地里的战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径直冲过了木做的大门。尹斌庸继续说道：“1950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我还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和人类社会此为密切的第二种动物则不一样。英国人的是狗，而中国人的是马。”

讨论完马的话题以后，他谈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些人宣称，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异义字，很难用字母写出来；必须要用汉字才能区别那些发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认，文言文的情况确实如此，但现代汉语却不一样。这就和收听电台广播一样——中国人不用看着文字，只要收听广播就能明白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同样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体系。

“当然，只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践起来则很困难。”他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用汉字，很难叫他们做出改变。如果改用字母体系，看古代文本就会有麻烦，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书里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个部首的。如果把文字体系改掉，这些细节就要遗失。最主要的是，积习难改。看看你自己的语言吧，英文也同样需要改革。乔治·萧伯纳就认为英文需要改变。”（注：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英语口语里大概有40个不同的发音，对于拉丁字母来说是太多了，很难有效地处理不同发音的词，因而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拼法。乔治·萧伯纳写任何东西都是用速记法，他在遗嘱里特别声明，以后他作品的版税，要用于资助创立一个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种英语字母表被推荐去参加了一场公开比赛，其中有4种获胜。有一个字母表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在它的基础上制定了拥有48个字母的“萧伯纳式”字母表。只有一本书的一版用了这个新的字母系统，那就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特别版。标题的四个英语单词在这一版中是这样的：

凑巧的是，中国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正构建着字母表。但他们的计划要严肃得多；这是由国家主席发布的命令，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体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注：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里混用了日语的假名表。 尹斌庸记得,有一个体系还用了数字。另一个方法是结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体系下，汉字“法”可以写成：

语言学家还对拉丁字母进行了改造。有一个提案里建议，用四种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种特殊的中文发音：zh，ch，sh，和ng。在这个体系下，ng的写法近似国际音标里的一个符号：

“东德人听说了，”尹斌庸说：“他们很快就设计出一部囊括了这些新字母的打字机，寄到了我们单位。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体系，他们的工厂可以为我们生产打字机。那应该是1952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架打字机，在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还摆放在单位里。那是架很漂亮的机器，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改革委员会把范围缩窄至最后的6种方案中。其中一个体系用的是西里尔字母，还有一个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个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这几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而设计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了决定：中文字母体系还不适合使用。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体系——也就是被称为拼音的体系；拼音被用于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同时，几位领导人还决定要简化一部分中国汉字，减少它们的笔画。例如，例如，“國”字变成了“国”，“龍”变成了“龙”，“偉”变成了“伟”，夢变成了“梦”。最后一共简化了515个汉字和若干部首。对于汉字本身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但基础的文字体系则保持不变。中文仍然属于语标体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无法书写。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

最近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风波。我愿意挑起这样的麻烦，因为我想做出贡献……我预言，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内仍然会使用这些汉字，我们应该把汉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好好对待它。汉字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许多年后中国人仍然继续使用汉字——这一点他对了；这是坦率说出看法的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一点他错了。5周以后，毛泽东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很快它就被另一个新运动所取代：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年末的时候，有30万知识分子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其中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或送到了劳改营里。一家曾经发表过陈梦家意见的报纸，如今印着饱含愤怒的标题：

批评陈梦家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继续追捕和抨击右派人士：批评陈梦家和关锡

一篇文章里宣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株毒草……永远不能让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阴谋诡计”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化汉字呢？他们真的想回到古代吗？”有人写道：“陈梦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所说的只言片语当成宝贝。”就是在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李学勤发表了文章，批评了陈梦家的经典著作。

而陈梦家这一方则是沉默。当局把这位甲骨文学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摇篮——河南省，要他在那儿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随后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谈过话以后，我爬了3层楼梯，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龄则增加了8岁。王均今年80岁，我提到陈梦家时，他露出了笑容。“战争年间，他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昆明。”王均说。“他教的是青铜器上的刻文。那个班很小，只有三个学生。他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

在存放报纸的档案室里，我收集了好些关于陈梦家的批评文章。我把它们拿给王均，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报纸，告诉我好些人明显是用的笔名。随后他认出了其中两个作者的名字：一个是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是福建的语言学家。这两个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为这些批评报道费心。”王均说。“那些年代，人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都不能算。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评谁，那么人人都必须批评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评。百花齐放运动时，我发表了一个评论，后来我的单位为此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专门批评我。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必须要在会上发言。那些抨击我最厉害的人，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不恨他们。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是谁写了那些批评文章。”

我点了点头，随后我们谈了一会儿文字改革运动。在谈到反对改革的著名人物当中，我提到了袁晓园的名字。

王均的脸凝固了。他平静地说：“你了解她些什么？”

“不是很多。约翰·德汉克说他不喜欢这个人。他说袁晓园反对文字改革。”

德汉克形容袁晓园是老练的机会主义者。袁晓园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为国民党做外交工作；她是中国的首位女外交官，任驻印度加尔各答，但她后来转而投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感激，共产党人给予她一些有优惠的商业执照，让她大赚了一笔。她把一部分赚来的钱投入到一本反对文字改革的杂志中。1989年民运被镇压以后，袁晓园马上就出现在了电视上，谴责参加游行抗议的人士。

“那女人是个骗子。”王均说。“她什么事情都说谎，连年龄也是。她今年95岁，但她说自己是100岁。”

这男人的脸上有了某种变化。他仍然微笑着，但下颚收紧了，眼里不易察觉地闪过一道光。

“她以前比周有光年轻。”王均说。“现在她比周有光还要老。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不知道。

“很简单。”王均说：“她撒谎了。她什么事都要撒谎。”

这男人还是微笑着，我也向他微笑着。不到十分钟之前，他还在谈着“宽恕”呢。

“我有证据。”他说。他走到橱柜那儿，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有一捆复印文件和发黄的剪报。他的眼睛发亮了。

“首先，你看这个。”他把政府年鉴的其中一页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温和的笑容，波浪型的烫发，一副劣质的眼镜。她的生日被标注为1907年。

“现在，”王均得意地说：“你再看这个！”

这份剪报是2000年的。标题写着：

诗人、书法家袁晓园在北京庆祝百岁生日

下一张剪报是2001年的：

百岁老人袁晓园谈论她的健康状况

这些文章里的某些语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划线，是用红墨水笔划上去的。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表明袁晓园出生在1901年。另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注明她已经101岁了。在句子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紧凑地写下了“94”这个数字，像是在订正一份学校的作业。

“报纸上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王均说。“她什么事都要说谎。她就是这么变得比周有光还要老的。”

他指向了另一处划线的部分。

“她声称自己在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当过教授。”王均说。“谁有听说过‘西东大学’？这什么校名啊！她还说自己在‘旧金山大学’教过书。‘旧金山大学’根本不存在！”

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学术机构也加上了红色的下划线。我离开之前，王均把那些剪报交给了我，他建议我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里揭露袁晓园的谎话，他说这将是文章里很棒的细节。他最后告诉我的是：“袁晓园写文章很好。她是个好诗人，还很擅长书法。但她是个骗子。”

我来到三楼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岁了， 这是个弱不禁风的男人，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拖鞋。他光秃秃的头上皮肤特别光滑，就像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靠近他大声喊叫，而他的手就围着助听器，蜷出听筒的形状。但他的思维很敏捷，且仍然记得怎么说英语。1940年代，他在纽约是银行家。

“我以前在银行俱乐部里看你们那本杂志呢！”他说。

我冲着他喊：“从那以后，杂志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释这是外交部的翻译。“纽约人！”他用中文说着，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柳。“纽约人！多好笑呀！”（注：外交部把New Yorker杂志译为“纽约人”，何伟几次交涉要求改为约定俗成的“纽约客”，无果。）

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爱国青年一样，周有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回到了祖国。起初，他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起银行体系，但他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人的银行业并没多少前途可言。他转向他的兴趣——语言学，最后成为了拼音最主要的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1955年选出来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后怎么样了。他对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记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但显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记录都已经销毁了。“这种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没了。”他说。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归咎于毛泽东；有些人怪罪毛泽东的妻子和“四人帮”。但有一种观照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际上，如今在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论汉字的字母化了，除了住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一栋宿舍楼的几个老人以外。甚至连这些学者说起往事，也很是伤感。周有光告诉我，中国至少在百年以内都不会放弃使用汉字。像大多数的语言学家一样，他把简化汉字形容为“失败的举措”。没有证据显示，简化汉字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原因是文字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如果说简化汉字有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只能说它分隔了中国的文学世界。台湾、香港、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社区仍然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好些年以来，台湾人要带进一本有简体字的书进台湾都是犯法的。这个法律限制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到了今天，对简体字的厌恶则主要是审美上的。对于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写简体字就相当于“市场买货”一般（注：原文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是极不规范的英文写法，正规写法应为walking through the Kwik market to buy something，中文为“逛Kwik超市买东西”。作者在此讽刺了中文简体字的简陋。）

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1940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楼，2楼，1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2002年6月

9·11过后的几个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继续密切追踪着新闻的动向。有时他会给在北京的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常常会提及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或是问我反恐战争的其他情况。晚上，他听着“美国之音”，在他的日记里做着记录：

美国喷气式战斗机重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国出现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与反新教徒起冲突

纽约和柏林举行和平反战游行

上帝保佑乔治·W·布什

他还把当地媒体的评论翻译成英文：

有趣的是，宁波和温州这两座“兄弟城市”，目标都是想成为中国的米兰。这两座城市之间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希望成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温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穿在温州”。

偶尔，他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日记里写一些英语“新闻”：

上一年这所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学生考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今年，学校面临着外界的严重挑战——一所新建的公立学校扬言要挤垮我们学校……

到处都是竞争。威利和南希的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宁波竞争，中国和外面的世界竞争。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之一，便是看着他的父亲做建筑工作，从起初的发迹、到随后吃了没文化的亏而失败。这就是威利和南希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成长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学年开始的时候，威利的校长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师，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他鼓励大家要在三条战线上与那所公立学校展开斗争，就像内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开战一样。后来，威利把校长的演讲告诉了我，他不记得学校的“三条战线”具体是什么了。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带有数字的中国口号——三个这个，五个那个；它们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时间里。关键的一点是，两所学校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战争。威利写道：

你好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话，威利喜欢用俚语），

我这个春节肯定要留在浙江过了。学校要求我们给那些乡巴佬学生进行所谓的‘补课’……2002年，我们学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学校的严重挑战，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那所该死的学校会被奥萨马·本拉登炸掉。顺便问一下，你的家人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在这里和你说再见啦。我正在培训我的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财神爷，也是2002新年里我的希望所在。

几个月过后，此时威利和南希的银行存款已终于超过了10万元，而竞争的赌注更大了：

你好彼得，

你在北京过得怎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一年内，我很可能要成为一个乡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说，南希在温州怀孕了。

这些天来，我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今年对我非常重要，学校说，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学生考进这里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会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威利和南希最终决定要回四川了。他们还没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可能南希会先带着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时间。分居两地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抚养孩子更好，家乡有着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亲戚还可以来帮忙。威利和南希倾向于到一个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儿离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远。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们会带着一笔足够的积蓄回去，特别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笔丰厚奖金，带回去的钱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里的其中两天。考试前的最后几周里，威利不停地加课，训练着他的学生，并随时留意着关于考试内容的小道消息。毫无例外，他的学校再次贿赂了那个温州的教育官员，而那男人再次说了一番漫无边际的话，其他什么也没透露。威利憎恨这种惯例，泄露的考试内容无疑会先传到公立学校里，尤其是温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校。然而威利对此无计可施，只有变得对整个体制和国家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杯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中国足球队被哥斯达尼加队打败了，我很高兴。上下半场我都为哥斯达尼加队欢呼，这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学过西班牙语。中国足球运动员该为他们在场上的垃圾表现而羞愧。

考试第一天过后，有个学生的父亲走近威利身边。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请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谈。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贝多芬和比尔·盖茨会出现在明天的英语考卷上。

威利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一间复印店。他从学生的课本上复印了两段话的内容，这两段话分别对两个著名的外国人做了简单的介绍。那天下午，他给他的学生发布了严厉的指令：把这两段好好研读，并且绝对不要向其他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二天，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有从90课课文里直接摘录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看就是用“特别英语”的模式写成的：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大。按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比尔·盖茨取名为威廉·亨利（注：比尔·盖茨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三世）。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比尔13岁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了。那时候，电脑还是一种很大型的机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时间，用电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最后，他们用这种旧式的机器设计出了一种软件程序。比尔把它卖了4,200美元，那时候他才17岁……

比尔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达·法兰奇成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尔很喜欢阅读。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桥牌。

你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

那年夏天，当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威利的学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级的最高分。校长奖励了威利6千元的奖金，这大概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威利本来可能还可以让学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关于贝多芬的泄题其实是个假消息，并没有出现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决定离开深圳一个学期。她来到北京，在大学区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英语培训课程。到了周末，她有时会来中心城区看我，我们一起吃午饭，到处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来拿一份我给《纽约客》写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写她的。她曾经读过草稿，帮我核实了文章内容，但这是她第一次读到发表的版本。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人们不需要特殊的边境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讨拆毁城墙的可能性。这座“一夜之城”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

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

“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

很难相信，那个穿着宽松军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我问她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事情，她是这么回复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统里做的，因为这个系统的图表更稳定。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混合现实”的项目。这项目的意思要把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工作。房间的天花板上有追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出超声波，同时如果输入一个条码，系统就可以追踪你所在的位置。这是因为条码可以接受到超声波……

所以，在我的项目里，我就会和朋友一起从虚拟实境来到增强实境，救出我们的朋友。在虚拟世界里，我们会和敌人战斗一番。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把我们的朋友带回到增强实境来。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着迷。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2001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展开英语学习的计划。这门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变成强制性的学科；最终，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儿童学习英语，英语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国大学生修读了一门外语课程。）在中国新的教学大纲里，教育部强调了学习英语的常规理由，也就是为年轻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准备。但大纲里面也表示，教授外语可以“发展个性”。

在北京，我和一个叫张连中（音译）的教育部官员会面，谈到了这个计划。他曾经在英国读过研究生，谈到海外学习的经历，他非常自豪。我问他那个词——“个性”的含义，他承认，这在中国的教育里是个新的概念。“这和法国人的人道主义类似。”他说。“在文件里，我们从来不用‘个人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在中国有负面的含义。我们避开了这个词。我们这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培养独立的人。我们想要强调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这些年来，我从四川和重庆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学生给我写信，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我学生的学生给我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各个地方：一条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但每个孩子应用这门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的英语有些进步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惯用语和有用的表达方式很难学。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伤风”(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东西，而“伤风”是你做的东西。首先你必须伤风，然后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可以吗？

我的阿姨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英语，如果我学把英语学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奥陆斯（注：应为奥斯陆，孩子的信里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去奥陆斯了。但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学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注：应为帮助，help拼成了hepe）。还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在重庆秀山第一中学读书。你的学生曾冰（音译）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今年16岁，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学笑我，不过我并不因此生气。我会告诉他们，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encapsulate prime）。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我需要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2002年10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只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点25分于乐庆出生。我太兴奋了。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16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新华社的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课不多。我的女儿挺好的。南希和我终于决定了女儿的中文名：戴跃璨（音译）。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说她是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她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来看望了我的女儿。他们都称赞了我女儿。我感到很高兴。

总统布什正在前往波拉（注：应为布拉格，原文拼写错误）的路上，他将出席在那儿召开的北约峰会，此次峰会邀请一些东欧中部的国家加入联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们要给女儿打肝炎疫苗，坐三轮车去了当地的医院。但那些该死的医生周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儿出生的40天纪念日了。我们会去一家照相馆，给女儿照相。

这些照片很重要。这是跃璨出生以后第一次照相。

预料布什今日将就伊拉克的武器声明首次发表公开评论。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那一学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个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泄题信息。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从温州教育局泄漏出来的。它里面清楚地列出了试题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威利拿着那份文件，再次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这次他把文件传真给了温州有线电视台，那儿正在做一个揭露性的节目，名字叫做“零距离”。这种节目在整个中国越来越流行了。记者不能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是当局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常常会揭露当地的腐败问题。

威利发送传真以后，还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谨慎，用了公用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师”。他建议电视台派个记者，在考生离开考场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有了那份文件，他们就可以证实有试题泄漏了出去。

在“零距离”节目揭露了这起试题泄漏事件以后，好些当地的报纸都陆续展开了报道。《南京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温州高中入学考试试题泄漏调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温州有线电视台“零距离”节目接到了一个中学英语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真相……

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这个神秘的男人非常谨慎。传真和电话都来自公用电话。记者无法找到这个人。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威利才把他做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揭露了以后，安全局的官员出现在当地的各所学校里面，询问种种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追踪泄题的源头，而非那个匿名的传真；威利也并没有怎么为此而担忧。我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农村的学生。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只有城市里的学生才能获得消息。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陈梦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个还活着。出于某种原因，赵老先生从未提过还有一位这样的亲戚，但上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告诉我，陈还有一个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陈梦熊——陈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梦”字。

“梦熊”——“关于熊的梦”，是一名退休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长江三峡地区做地质调查；那时国民党在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准备在那儿建一座水库。当时它的英文叫做“长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来命名的。梦熊的工作就是沿着几个可能的水库选址估评那儿地震的风险。

陈梦熊今年85岁， 还是个大个子，他很高，头发全白了，说起话来一双厚实的手不停地摆动。他住在三环路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见面。他妻子端来了两杯茶，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走进了房间。梦熊说他得了伤风，正在和疾病斗争中。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颇有点小心谨慎的样子，我感觉到这次采访时间该不会很长。

他给我看了陈家的唯一一张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时间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张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在陈家的家族照片里，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丝绸长袍。父亲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其样式让人想起清朝的岁月。在他身前，梦熊和最小的妹妹穿着小孩的宽松袍子。排行第三的梦家（关于家庭和财富的梦）和排行第四的弟弟（梦学——关于学者的梦）穿着黑色长褂，这是传统中国学生的穿着。他们的长兄（梦英——关于英雄的梦）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他戴着墨镜，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而长姊则涂着唇膏，烫了头发，穿着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领——这副打扮即便在美国城市，也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变迁中的家庭，一个改变中的国家。还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梦熊告诉我，1957年他哥哥为中国传统汉字展开辩护后，就被划为了“右派”。共产党把他发配到河南省，让他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

“他在那儿呆了两三年。”梦熊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儿到底做什么劳动，但我知道他还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务在身，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给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吗？——把帽子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戴帽子’。”

他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梦家回来的确切日子了。不过他们一直没给梦家脱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脱掉的。那些年我们不是经常见面。过去他从来都是个外向的人，但从河南回来以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老人家咳嗽了几声，啜了一口茶。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话题大部分是关于陈家以及梦熊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政治。然而话题随即又转移了，他说他记得哥哥爱好很广，从甲骨到京剧，他都有涉猎。他说了一会儿那些明朝家具的事情，随后脸色一沉。

“我哥哥总是说，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家具捐献给国家。”他说。“但最后赵老先生把它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原来和赵老先生是朋友，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和他决裂了。梦家希望把家具捐献出去，而不是卖掉。后来我再没和赵老先生说过话。”

在上海时，那位馆长告诉我说，赵露西（注：中文名赵萝蕤）原来同意把家具都给了博物馆，换回一小笔钱。但她忽然不肯这么做了，馆长认为是赵老先生说服她不要把家具捐出去的。后来，在露西死后，赵老先生把家具给了博物馆，换来的那笔钱金额比原来高了很多。我问梦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很贪心。”梦熊直言不讳地说。他解释道，陈梦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园公然出售，潘家园是当地的一个古玩市场。赵老先生宣称，是一个女工从他们四合院的家里偷去了这些东西，但这件事情把梦熊激怒了。两人的纷争出现在了北京的媒体上。

上海博物馆的那位馆长曾经给了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封信是陈梦家写的，里面表明了他要捐赠家具的意图。我随身带了那封信，于是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梦熊。老人戴上了眼镜。房间里忽然变得十分安静。

“你从哪里得到这封信的？”他说。

“马承源给我的。”我说。

梦熊注视着他哥哥的笔迹；时间慢得像蜗牛爬。轻轻地，他读出了日期：1966年。是陈梦家自杀那一年。老人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封信。你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陈梦家被划分为‘右派’回来后，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写东西。”老人家说。“他一直在写着关于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他说露西那些年也在写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时候，用专注工作来躲避麻烦已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陈梦家的过去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攻击目标：他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还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

“那一年夏天，红卫兵开始了反对旧事物的运动。”梦熊回忆道。“他们展开了对我的批斗。我的长子那时9岁左右，我叫他去陈梦家家里，给他提个醒。梦家有很多古画、古书和古玩；我叫他把它们扔掉或藏起来。我儿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搓弄着那双厚实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他轻轻地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熊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

“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

23　巴顿之墓

2002年6月

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对于像维吾尔族这样的边缘化民族来说，即使我们看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他们也是寻常事情，只不过一瞥历史在他们眼中的真实模样而已。在波拉特看来，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专横霸道、无可预测的，以后也将一直是这样。那年夏天到8月份时，他将会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我，告诉我说他妻子要离婚。她已经厌倦了等待，而从中亚移民到美国，也远没有两年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将出访北京，并宣布美国已经把ETIM组织列为反恐战争的敌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评这个决策，认为它让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许可，可以去压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国需要为联合国中关于伊朗问题的争议做好准备，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诉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将有一个相当好的前景。”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这个6月的下午，那些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天天气极好，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云彩。波拉特开着本田车，经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阿林顿国家公墓。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里人很多，但人们看到那永恒不息的火焰时，就全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窃窃私语和阵阵踏在花岗岩上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肯尼迪墓时，波拉特的眼睛灼灼发亮。“20年前，我曾说过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看了关于肯尼迪的电影和书籍；我还记得看过那些关于他死因的种种假设。有些人说是克格勃（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杀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总是觉得，肯尼迪是一个笃信自由的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

我问他在阿林顿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东西。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想站在乔治·Ｓ·巴顿将军之墓旁边照张相。

“一部关于巴顿的电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译成了维吾尔族语，”波拉特解释道：“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电影里有一处，巴顿谈到他有多么讨厌共产主义。他说他很想要摧毁每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地方。这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我们对付共产主义已经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那部分的内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问他巴顿的墓怎么走。那个人盯着我们看。

“巴顿的墓不在这里。”他说。

“在哪呢？”

“巴顿埋葬在卢森堡。”

波拉特听着我们的对话，现在他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我不知道卢森堡中文怎么说。

“那是欧洲的一个小国。”我说。“在比利时附近。可能巴顿死在那儿——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耸耸肩，随后我们在墓地里闲逛了半个小时。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雪白得像骨头的颜色。随后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本田车，在影子开始拉长之前，开车回到了唐人街。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伊姆雷·加兰博斯（注：中文名高奕睿）小时候在莫斯科住了五年，他在那儿看了一系列关于苏联西部的电影。“那个系列的电影叫‘神出鬼没的复仇者’（The Uncatchable Avengers），”他回忆道。“有三部还是四部。里面有优秀西方电影所有的元素：一模一样的牛仔，全部都骑着马。但它的内容是关于俄国的内战，时间是1918年至1922年。里面有枪战，而好人总是能设法逃脱。那些都是孩子——一帮破坏白军行动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吉普赛人，一个女孩，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俄国里面政治正确的这一类人物原型。”

加兰博斯无法成为任何人物的原型：他有一半匈牙利血统，四分之一哈萨克族血统，四分之一塔塔尔血统。他在故乡匈牙利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那时候的匈牙利还是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学的时候，他去了中国学习，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他在那儿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演变。他现在在大英图书馆工作，管理敦煌的手稿，那是图书馆里收藏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佛教文献，是1900年代初期在中国西部发现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献存放于大英博物馆，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情。人们常常形容它们是被“掠夺”的，但加兰博斯认为，“掠夺”这个词不甚准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力量太弱，且贪污现象严重，那时的官员允许人们把文物贩卖并出口给外国人。无论人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有何感受，它们却是合法的：以手稿换钱这种事全都有完整的书面记录。现在，加兰博斯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协力合作，在网上创建了敦煌手稿的“虚拟图书馆”。真正的文献仍然留在伦敦，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获取它们的影像资料。

加兰博斯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物。他钻研所有种类的文章：过去的和现在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他精通计算机语言，并且在学着西夏文，这是一种已经灭亡的语言，只存在于中国西部发掘的碑铭之中。他还学习维吾尔族语。他去北京的时候，收集了好些餐馆的菜单，以研究普通人是怎么写汉字的。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名词的偏差——错误的应用与写错的字。有时他会买来盗版光碟，看那些翻译成了中文的英文字幕，中文常常叙述出一个与电影截然不同的故事。电影《西蒙妮》（Simone）在北京出了盗版碟，加兰博斯就曾经把它的中文字幕重新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和电影里所听到的英语作比较：

[声音]“我是主讲人，你必须记住我的话：‘谁会需要人类呢？’”

[字幕]“我是速度之王，你必须我的速度意味着人类。”

[声音]“西蒙妮有简·方达的声音，索非亚·罗兰的躯体，格蕾丝·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奥黛丽·赫本与天使的面孔。”

[字幕]“西蒙妮的有无性繁殖的嘲笑者的年轻声音，有萨法·拉林的躯体，有好看优雅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角度的阿提法潘的面孔。”

一切都有关联：菜单和盗版碟，历史和电影，语言和考古。文字创造了意义，不管其创造过程有多么随意。“什么是事实？”我们在北京的某次谈话中，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大量的数据。有一个叫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了一本书，名字是《语言和神话》。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本身创造了事实’。例如，你要有像名词这样的词，就要先有概念。你形成概念的时候，就是你创造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过程。你从环境中选出某些东西，赋予它们称号，你就在你的周围创造了这种事实。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学的不只是怎么说话，还学了如何去感知事实。这几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有一种内部代码让你可以进行思考。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了，而且如今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理论。但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也许如果你没有形容某种感觉的词，或者形容天空里某种颜色的词，你就不会注意到那种感觉或那种颜色。它没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这就是词语的功能：它们让事物凸显出来。否则，世界就只是一大团模糊不清的数据而已。计算机语言管这叫‘无解的数据’（uninterpreted data）。所以，语言就是你的浏览器。”

加兰博斯可以流利地说五种语言：匈牙利语、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他学习新语言的动机几乎都不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他学中文是为了要从匈牙利的军队里逃脱；他是在交日本女朋友的时候学会日语的。他和中国妻子移居美国后英语变得流利了。现在，那些女人都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但语言保存了下来。

加兰博斯在20岁到40岁之前全世界到处跑，学会了不少新的语言和新的技能；同时，他小时候呆过的国家也在改变之中。俄国的孩子不再看苏联西部片；匈牙利不再属于共产党；那儿也不再有强制性的兵役。近几年来，加兰博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了一个家，每当他的工作允许他离开伦敦时，他就呆在布达佩斯。在那儿，他和一个女人一起住，这女人20年前是他的高中同学。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匈牙利，他只是这么回答我：“我整个成年时期都不在家，所以我决定现在要呆在家里。”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这么些年以后，他已经很擅长比较不同的文化。他既教过中国学生，也教过美国学生，他告诉我，他发现中国人和文字之间有一种关系，是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字作品似乎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根源，但很多美国学生队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并不熟悉。我问他，美国文化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和中国文化里文字的作用大致相当的。

“那可能是电影吧。”他说。“我觉得在美国，电影显得异常重要。那时人们从世界获取信息的方式。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某个事物——比如说佛吧，他们给你的回答通常会涉及电影。他们就会谈论《小活佛》（The Little Buddha）或他们看过的其他电影。”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电影就如同传统的文字资料在中国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张‘网’。在中国的文字资料中，有一种对现实的见解，而所有文字资料都具有相同的见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一张‘网’。他们不是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他们也不是在谈论物质世界。这张网内都是历史和文字。电影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提及其他的电影。电影在美国构造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空间。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营造起来了，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很多人通过它体验事实。我在美国时，这是真实的体验。我在那儿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现实就是美国电影。你可能说了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噢，那让我想起了某出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这就像幻想与现实全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你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电影就是文字。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语言不同。在中国，人们写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这不是被动性的，这是创造。这不是记录，这是重新思考过去以及创造现在。这是要证明现在的合理性，创造思想意识。所以在美国有那样一些电影，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美国人。就像《珍珠港》。这和文字、和书本是相似的。但电影留在脑子里的时间更长，也许因为它是一种视觉语言的缘故。它还逐渐变成了人们决定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方式。通过电影，你有了这些随时可使用的例子和模式。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就像书一样。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让你解析你的个性，理解你的个性，展示或表达你的个性。”

我最初是在互联网上遇到加兰博斯的。有一天下午，我在谷歌上搜索到一条关于陈梦家的引文，它出现在www.logoi.com这个网址上。我联系了网站的编辑：伊姆雷·加兰博斯。我们交流后才发现，有个人我们都认识：加兰博斯在伯克利读时，跟随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做研究，凯特利就是那位我采访过的甲骨文学者。

加兰博斯建立这个网站，是为了出售语言学习的软件，他也在网站上登载一些关于中国文字体系的信息（所以才会出现关于陈梦家的引文）。然而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收到一些美国年轻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通常这些年轻人都有某种请求：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报告，报告里需要用到从A到Z的中文字母表。你若能给我一些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谢谢。

我在找中文字体的字母表，似乎网上特别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如果你可以给我指明方向，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

最近我有个朋友被杀害了，我要在身上弄一个纹身纪念他。我想知道一些纹身的字体、符号或字母。

“德安德拉，亲爱的天使。”我想纹上这些字的中文或符号。你可以帮我吗？

加兰博斯通过电邮回复了他们，也在网站上登载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他在上面解释道，中文没有字母表；这是个语标体系，有几千个汉字。但这么做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把“中文”和“字母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即使是否认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上下文，却弄得在网上搜索“中文字母表”的人肯定会搜索到他。于是各种各样的请求像潮水一般涌来：

有没有人能给我发一份中文字母表，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三个字母……我需要字母“C”、“D”、“E”的中文字母。谢谢。我的女儿想要这些中文字母，她要把它们纹在背上。

我真的很需要字母R的中文。如果你能告诉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它，那就太好了。非常感谢！

你可以在12点以前告诉我“生日快乐”的中文吗？谢啦。

我的猫斯默克（Smokey）最近死了。我想要“斯默”(smoke)或者“斯默克”(smokey)的中文符号，好印在他的骨灰盒上。你可以帮我吗

请你发给我中国军队的信息

你好，我正在“Hi and Low”网站上搜索一些用来纹身的中文字母。你可以帮我吗。“无惧任何人”，“强者生存”。请回信。

我觉得你网站上应该有些关于中国的人的信息。例如谁是第一任皇帝，还有类似的重要任务。我来这个网站是想找出谁是中国第一任皇帝。但我没有找到。而且我不觉得你网上的东西是“古代的”。

“房子音乐”（House Music）的符号是什么？？（注：House Music是电子音乐的一种）

加兰博斯试着耐心对待这一切——中国人没有字母表；中国文字是一个有几千个字体的语标体系；但人们拒绝“没有”这个回答。他们变得气愤：

你的网站太烂了！我现在就要中文字母表！

弄些中文名来 我觉得这糟透了

你的网站冒充一哥！！！

你好我想对你的网站提些意见。你给你的网站起名叫“中文字母表”，真是他妈太愚蠢了。人们不是要找没有中文字母表的原因，人们只是想要字母表，所以把字母表给他们吧。

加兰博斯的其中一个朋友认为那个意见很棒。“他说，为什么你不干脆给他们就是了？”加兰博斯回忆道。“于是我们坐下来，试着找出有什么可以被称为是中文字母表的。有人建议我们做一个汉字编码的页面给他们。这是一种万国码，每个汉字都有它的数值。或者给他们整套的1万三千个汉字，毁掉他们的内存。”

最后，加兰博斯还是克制了他的报复心。不管怎样，他对自己的反应还是有点尴尬；毕竟他是个严肃的学者，也是一个古老文献的管理者。但美国人不断地问他要中文字体：这是个明显的需求，由加兰博斯决定他可以提供什么。

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贴了一些英文名的中文——像塞斯利亚、杰里米等等，每个名字标价10美元。起初生意很少，大概1个月200美元。他重新设计了网站，加入了一些除名字以外的中文汉字。他还把网站构建得很有技巧，这样只要有人在谷歌上键入“中文符号”，就会出现他的网站。

“销售额上升到1个月600美元。”他说。“我觉得这样很棒。于是我又把网站重新设计了一遍，然后1个月就赚到了1万5千美元。到了8月，中文符号大概赚到了2000美元。那只是一些英语单词的翻译，有100多个。你选择你想要的词，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你就有了一个维持两周时间的网页，你可以下载网页的内容或拿去做别的事情。最流行的词语是‘爱’、‘信念’、‘命运’、‘朋友’、‘兄弟’、‘哥哥’、‘弟弟’、‘姐妹’——都是这一类的词。有时候‘上帝’和‘耶稣’也很受欢迎。我还把‘圣灵’放了上去，但没有人买，我就把它删掉了。我还放上了星座，结果那天人人都来买星座，我就觉得，真酷啊。于是随后我把这个网页译成了西班牙文，于是人们也可以用西班牙文来买中文符号了。我又有了一个主意，我把日文符号也放到了网上，现在网站利润有20%来自那儿。一个词是2.5美元，最少有四个日文符号。‘命运’要2.5美元。”

“我在匈牙利的姐姐日子过得不太好，于是我把网站给了她经营。赚来的钱我们俩分。随后我会在网站上放上埃及语的符号，还有马雅语的符号。何乐而不为呢？大部分人都是买来做纹身的，但也有一些顾客是设计师。”

他继续说道：“这个网站建立了大概一年，我开始看到有些中国人也在网上做同样的生意。但中国人自己不能把汉字卖出去。他们要把汉字印在杯子上、钢笔上、圆领运动衫或别的什么东西上。他们似乎没有把握其中的奥妙——人们并不需要哪个杯子或那件运动衫，他们只是要那些该死的汉字。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荒谬的事。这就像你想把字母B卖给蒙古人一样。”（注：蒙古语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

24　茶

2002年6月

老人的朋友给身在北京的我送来了一包裹的茶。里面有两袋干的茶叶，是在安徽省的黄山摘下来的。春末是最好的采茶季节，那一趟飞越太平洋的旅程，我的行李里面满是新香清冽的味道。

去华盛顿特区看波拉特的时候，我顺便去了一趟弗吉尼亚州的赖斯顿，到了当地的老人院。蓝色的地毯，白色的墙，轮椅专用的轨道……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千篇一律而单调，隔着一段距离来观照晚年，通常都有这种感觉。我沿着静悄悄的走廊一直走到823房间。房门上贴了张贴纸，上面画着一面美国国旗，还有一行字：“2001年9月11日”。

我敲了敲门，巫宁坤应声而来，当我把那两袋茶叶递给他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是以前宫廷所用的茶。”他说：“看看这种绿色——不是很美么？迟一些它会变成红色，但现在还新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茶是他想念中国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他对新的美国生活并没有什么抱怨。我坐了下来，他倒了两杯万事好法国白兰地（Raynal French Brandy）。

巫宁坤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发战争财的人”。1937年，日本入侵了他的家乡江苏省，在江苏省的省会城市，日本人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巫宁坤当年17岁，他向中国西部逃亡。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妈妈在他7岁的时候自杀了，而逃亡的生活让这个年轻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四川省念完高中以后，他在昆明上了大学，学习英语。他给美国“飞虎队”的志愿飞行员做翻译，这些飞行员在四川的基地与日本人开战。中日战争以后，巫宁昆获得了曼彻斯特学院的奖学金，这个学院位于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巫宁昆成了学校里唯一一名外国学生。1948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这些就是巫宁昆的“战争财”了——全是学术上的。

1949年后，如同很多身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巫宁昆面对着一个困难的抉择。好些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回到了新中国，包括赵露西（赵萝蕤）。身在北京的她敦促巫宁昆回国从教，最后巫宁坤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T.S.艾略特的重要传统”还未完成。他研究生院的其中一个朋友，一个叫李政道的物理学者来到了三藩市，送他离开。巫宁昆问他的朋友为什么决定留在美国。李政道说：“我不愿意被人洗脑。”

故事就这样继续。1955年，巫宁坤被称为“反革命”；1957年，他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送到劳改营里。随后的20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监狱，或是下放在农村。他有好多回都几乎饿死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他的妻子李怡恺也活了下来。李怡恺在无数的运动和惩罚当中，都没有改变她的天主教信仰。

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给予巫宁坤人文文学荣誉博士。巫宁坤获邀留在学校，用英文写了一部回忆录。回忆录的名字叫《一滴泪》，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部书出版以后，巫宁坤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撤销了他的养老金和住房。他和妻子决定留在美国，那时候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国外读完书，并在美国安顿了下来。1996年，巫宁坤和李怡恺入籍，成了美国公民。

时不时地，巫宁坤会为“美国之音”写一些报道（“他们付我的酒钱”）。在一篇广播稿里，他评论了我写的第一本书，随后他给我寄了一份打印的评论稿复印件。那次偶然的接触带我走向了过去：巫宁坤告诉我，他在研究生院和赵露西及陈梦家是朋友，随后我逐渐下了决心，要去追寻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故事。

巫宁坤今年82岁，一头浓密的白发，当他说起过去的时候，常常会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起来。那些年来经受的残酷迫害，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阴影。他喜欢说另一个关于李政道的故事，那个年轻的物理学者由于不想被洗脑，所以决定留在美国。1957年，巫宁坤被打为“右派分子”的时候，李政道成了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得者。

“让我们为陈梦家干杯，为我的大姐——赵露西干杯。”巫宁坤说。大姐是一个常用的中文词汇，用于形容一个感情亲密的女性朋友。我们举杯，然后巫宁坤站了起来，走到他的书桌旁边。他递给我两封信。“这些信是很私人的。”他说。

两封信都是露西在1990年代早期手写的。有一封信提到了巫宁坤的书，还提到了那个古老的四合院——我是看着它被拆毁的。她在信里写道：

你的书出版了，我现在仍然很兴奋……你和怡恺来北京的话，可以住在我这儿。现在我在四合院的西翼有了一间客人房，里面家具都齐全了。你们可以在我这儿吃饭。

“我总是很同情她。”巫宁坤说。“我觉得赵老先生对她不是很好。据露西说，她爸爸本来想把他们家的房子留给她，但那时候她和陈梦家在一起，于是她就把房子给了她的弟弟。后来陈梦家自杀了，她的家没有了，于是她只好搬回去和她弟弟及弟媳一起住。她弟弟和弟媳占了四合院里最好的房间，只给她一小块地方。他们对她不是很好，三个人甚至都不同桌吃饭的。一个刚刚经历了文革、又失去了丈夫的姐姐——他们应该多关心她的！她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而已。”

他继续说道：“露西和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赵老先生和他妻子喜欢打麻将。他还喜欢和万里及其他大人物打网球。他并不特别在乎教英语的事。他们忙着打麻将的时候，露西正在翻译惠特曼的作品！”

我们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他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两种文明的装饰品，书架上的书在两种语言之间变换：Joseph Brodsky（约瑟夫﹒布罗茨基），张紫葛，Vladimir Nabokov（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徐志摩，John Keats（约翰﹒济慈）。一面墙上挂着李怡恺和天主教教皇的照片，旁边是一幅合照，里面有这对夫妇和三个子女、以及子女各自的家庭。巫宁坤和李怡恺的其中两个孩子和美国人结的婚。（“他们是混血儿。”巫宁坤指着孙子孙女的照片说。）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诗人王曾祺写的毛笔字：

往事回思如细雨

旧书重读似春潮

我问巫宁坤，他什么时候听到陈梦家去世的消息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从小道消息里听说的。自杀的不只他一个。我不会这么做。他们要杀我很容易，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所有的生杀大权。他们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但我自己是不会自杀的。我妈妈是自杀死的，我不会再那么做。”

他说在那些政治斗争终于结束以后，他直到1980年才见到了露西。

“我们没有提到梦家的名字。”巫宁坤轻轻地说。“对我来说，如果要我说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难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话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很高兴露西没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没有哭。她意志很坚强。”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材料很残忍——在梦熊的回忆里，她坐在四合院中，让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巫宁坤说她拒绝谈论过去，但有那么一些时候，表面的坚强也会崩塌。埃莉诺﹒佩尔斯坦是芝加哥美术馆的馆长，在露西1990年来访美国时，他曾经陪同露西参观美术馆。佩尔斯坦说，露西那时候是个迷人而开朗的老太太，但当他们参观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铜器时，露西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一看见那些文物，就变得十分激动，以至说不出话来。她说她那本梦家写的书——《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商铜器》，已经在“文革”中被夺走了。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

李怡恺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喝白兰地。她刚参加完当地的一个天主教集会——16执事的任命仪式，脖子上戴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她听到她的丈夫正在谈论过去的事，就摇了摇头。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特别的健忘。”她说：“我老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了，也记不住新的事情。但所有过去的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还记得很多的细节，记得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我的女儿说，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细节的呢？”

巫宁坤笑了起来，抿了几口白兰地。

“例如我丈夫被逮捕的日子。”她说。“那是1958年4月17日下午两点。我总是记得那个时间。我也记得我三次去河北监狱看他的事情。”

我问巫宁坤，他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那些年，是怎么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的。

“那时候我会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兰·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兰·托马斯在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首诗歌吗？《而死亡也不得称霸》里头有一句‘在刑架辗转精疲力竭’。（注：此处采用的是北岛的译本）这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尽管我们遭遇不幸，尽管我们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称霸’。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听过迪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我记得是在1950年。他的朗诵非常令人感动。”

我问巫宁坤，他有没有和这个威尔士诗人说话。

“没有，我只是听众而已。”他说。“而且那时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他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他在受苦——我觉得，人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

轮椅专用的轨道，白色的墙，蓝色的地毯。我站在养老院外面，在午后的阳光中眯了眯眼。在我面前，是一连串经典的美国零售店：汉堡王(Burger King)、西夫韦(Safeway)、好莱坞影像(Hollywood Video)、里朵皮萨(Lido Pizza)、辛辛那提餐厅(Cincinnati Cafe)。我走到一间便利商店里，买了一杯饮料，然后回到养老院门前的长凳上。公交车几分钟后应该会来了。三个老妇人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看样子她们就等着和人聊天了。

“好喝吗？”其中一个老妇人问道。我点点头，放下手里的饮料。

“小心身材走样喔。”另一个老妇人干巴巴地说。她有很重的纽约口音。

“你来这儿看谁呀？”第三个老妇人问。

“巫宁坤。”我答道。“巫宁坤和他的太太。你们认识他们夫妇吗？”

“当然！”

“每个人都认识巫先生！”

我问她们为什么，结果三个老妇人一起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因为他的书啊，还有因为他上过芝加哥大学。”其中一个平静地说。她的话听起来耳熟，是中西部那种平平的口音。我问他们有没有读过《一滴泪》，话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又问了个蠢问题。在弗吉尼亚州莱斯顿的这个角落，巫宁坤简直就是家乡人引以为傲的作者。

我问她们对那本回忆录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那本书。”一个说。

“他有一段艰难的人生。”中西部口音的说。

“尤其是他被发配到劳改营的日子，很艰难。”纽约口音的说。

公交车开到了跟前，车门打开了，嗞嗞作响。一幅景象忽然清晰起来：三个年老的姊妹，在纺纱、织布、剪掉线头。我停住了，不知道要怎么结束我们的谈话。

“你快点上车吧。”纽约口音的说。我就照办了。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图书馆里,朋友帮我找到了两册《草叶集》的中文版。它是在1991年出版的，封面的显著位置标明了译者是赵露西。

1994年，一位研究惠特曼的美国学者肯尼思·M·普里斯，来到北京拜访了露西。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特·惠特曼季刊》里。在访问中，普里斯问露西，她怎么翻译诗歌《跨出永不止息的摇篮》(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的第一节，那一节前22行是一个很长的句子，而主语和谓语动词在22行之后才出现。

露西回答：“没有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我必须要说，虽然我想尽量忠实原文，但我也要考虑中文译文的流畅性。”

我重新读了一遍惠特曼的原诗，然后看了露西翻译的中文版。我用字典查了一些较为艰涩的字眼，然后尽我所能把她翻译的诗歌第一节的最后三行重译回英文：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生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快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s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一个甲骨文学者曾经说过：那些是音符。我们必须自己谱出歌曲。

（全书完）

附：惠特曼原诗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第一节最后三行：

I, chanter of pains and joys, uniter of here and hereafter,

Taking all hints to use them, but swiftly leaping beyond them,

A reminiscence sing.

译后记

x2zhao

关于感谢

开始翻译此书时适逢哥伦布的第一场雪，而如今结束此书时已在次年秋的洛杉矶了。

最近生活变得极简单。一个人，一张书桌，对窗外灰褐色八角亭，亭外一株桃花，开如艳艳新阳，甚合适加州的好天气。每天乱涂鸦乱翻书——唯翻译是不敢乱翻的，正正经经地下笔；傍晚散步看深蓝天空，有微月一钓，渐渐盈成满月一轮，又逐渐消瘦下去。如此循环反复几回，33万字中文的译稿《甲骨文：徘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终于完成了，算是对自己和对所有关心此书的读者有个交代。

此网上译本能够最终完成，便不得不感谢何伟先生和译言这个平台。何伟先生在北京为新书《寻路中国》宣传时，我曾托朋友带了我写的信当面交给他，告诉他我在网上翻译他的书，谈了一些我的感想，并为自己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表示歉意。虽说我译此书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但未经作者同意便私自翻译其书便是侵权行为，总归是我的不对。据朋友说，何伟先生并没有怪责我，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让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此外还要感谢《读品》的创办人李华芳老师，他与我素不相识，而我当初情急之下曾给他发信，询问何伟先生的联系方式，他人在华盛顿大学，却帮我联系上了国内《读品》的总编，总编也帮我联系，并专门就此事回复了我邮件。

至于译言，我感谢它在国内的环境和机制之下，给予了我的译文最大限度的发表空间。我开始译此书时，曾一度犹豫是发表在译言上，还是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译言。不为别的，只为它给我的尊重。33万字的译文，只有1300多字（内容与1989事件、新疆问题有关）经审核后删除，而且在仅有的要删改的两个章节中，网站编辑都专门在文后给我留言、做出解释。从最初建图书项目老赶给我的指导，到后来raymond、沈逸尘在阅读译文后与我的交流，都让我心生暖意。译言里头有一种互助的气氛，一种浓浓的人情味。我把译稿托付在此，感觉有一种安稳的放心。

在译言翻译此书，还曾收到台湾八旗出版社和国内一些出版社编辑的信，探讨出版的可能性，然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三部中文版都在国内出版了（虽然有删节），这第二部始终出不了，敏感话题太多也许是重要因素。至于海外华人世界，则已经有卢秋莹女士的中文译本了。我想我的译本留在译言上该是最好的选择。我翻译之初便没有严格遵照出版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译文——否则就该每个章节都和作者联系，就其中一些细节问题征询作者原意；放在译言上的译稿错漏由读者在文后指正后，我也只是采取在文后评论里探讨并修改的方式，而不更改译文原稿——我觉得这么做可以让读者看到一篇译文的成长过程，也符合译者互动交流的初衷。

关于“中国三部曲”

我最初知道何伟是在老罗的牛博网上。牛博首页有轮值编辑的推荐书目，一本本看下来，到《江城》时，开头的一段就把我打动了。

“我从重庆坐慢船顺流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八月末一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星星在扬子江上空闪烁，它们的光芒太微弱，无法倒映在漆黑的水面上。一辆从学校开出来的车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把我们送到码头。城市从身后掠过，在星光下看上去模糊而陌生。”

王国维说，诗词的最高境界是“不隔”，这段文字虽不是诗，道理原是一样的；我以为这样的文字就是“不隔”。文字浅易自然，然如涓涓流水，从容不迫，寥寥数笔勾勒出大画面，很有镜头感，同时透露着作者细腻、敏感的心绪。

再看简介，不由吃一惊：原作者何伟竟是个外国人。于是买来英文版的River Town来看，然后顺藤摸瓜，把“中国三部曲”的后两部也看了。 三部曲中，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国内目前都已经有了删节的中译本（《江城》、《寻路中国》。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Oracle Bones实则是一系列新闻纪实作品的合集，是何伟成为自由撰稿人及《纽约客》专栏作家后陆续发表的系列报道。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时间游历中国写成的，感觉上此书更像一个中国调查项目，更有完整性，内容和文字都已炉火纯青。我翻译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于是合集，内容则保罗万象，涉及层面最广：从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再到甲骨文、汉语、汉文明的追踪……每一个系列报道，都从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见证社会及文化的变迁。River Town是第一部，却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欢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作者初来中国，作为四川涪陵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在那儿教书两年遇到的种种故事。何伟在中国，作为作者来说，他既是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参与者”。

在River Town这本书里，由于初来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参与者”的感觉非常强烈，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作者的思绪，似乎那个表面严肃、实则敏感、善良的年轻人，就怀揣着梦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后两部书，随着何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写作的方向，“观察者”的身份日益凸显，作者本人也隐身在文字背后，只偶尔发出几句很有节制的评论。但这其实是符合新闻纪实作品的要求的。只是我本人更偏爱文学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来何伟会写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以他的文笔和文字布局，相信会有惊喜。

关于翻译

译者总是在一架天平上摇摆，天平的一端是“忠于原文”，天平的另一端是“译文地道”。我个人认为，不同体裁的译文侧重点差别很大。例如法律文件的翻译，天平无可避免地要向“忠于原文”倾斜，追求的就是精确。在英译中的法律文件里，由于英文是一种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而中文不具备这种特点，翻译时为了内容的精确，无可避免地要在译文中出现很多生硬的欧化长句，牺牲了中文的流畅。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是另一个极端，天平偏向于“译文地道”的一端。文学作品本身是对语言文字的美一种极致追求，对目标语言的要求很高。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进行再创造，以填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落差，把文学的美通过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

而作为Oracle Bones这种类似深度报道的新闻纪实作品，我认为翻译过程是处于天平的中间，至于更偏向哪一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要拿捏分寸、不断揣摩的。现在回头来看整部书的翻译，以满分为标准，我大概会给自己打70分。在“忠于原文”这个标准上，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内容的严谨，且对于不熟悉的人名、地名、俚语等等都在小心查证后才进行翻译。当然还是难免出现差错，且严格说来对译文的准确度要求还不够高，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系列，应该找出原文所引商朝文字的原始资料，这些专业性较高的章节业应该多阅读资料了解相关知识，并多和作者本人沟通，以确定内容的准确性。

以“译文地道”这个标准来看，最地道的中文译文，该是让读者读起来觉得文章本来就是中文写的，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篇翻译的文章。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最满意的是打工者的报道（以作者的学生威利、艾米莉为主角的系列故事）。不过从全书来看，我认为语言还是不够地道，有些地方太拘泥于英语原文，这大概也是新手译者的局限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叫dawei的网友，他曾多次在文后留言或给我发信，仔细探讨译文内的用词问题，无形之中督促我在下一章节的翻译中，对译文的要求更高。译完一个章节通篇校对的时候，总在某些拿捏不定的词句处停住，不由得会想“dawei对此处也许有异议？还有没有改进空间？”还有所有曾经给我译文提出种种修改意见的读者，借用一句土土的话说吧——“你们的批评促使了我的进步。”

关于翻译的理想

承蒙译言厚爱，有一段时间曾被编辑推举上“名人堂”，于是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碰到种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我逢有来信也必定回复。很多新手都问我发文和流量的问题，还有YP和RP的计算。这样积极的上进心是一件好事，但我仍有些忧虑，怕译者本末倒置，求新求快求吸引眼球，翻译的质量倒降到其次。

确实，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凡事求新求快，译文所传达的资讯稍晚便要淡出人们的视野，若是商业行为更是要痛失商机。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天平”似的问题，一端是翻译质量，一端是翻译速度，就看译者如何去把握分寸。新而快的资讯固然重要，但时间性不那么强的、深度和广度兼备的译作也很重要。毕竟真正能让人们思想受到影响、感情有所触动的文章，往往都不是那些大量的碎片式的资讯。

对于翻译，我接触的时间也只不到三年；在这里说翻译理想，恐怕是痴人说梦而已。每当拿起译笔，总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只时时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恩师的言传身教。记得荣休教授金圣华老师的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moon”，叫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说这个词中文可以怎么译。从争先恐后到寂寂无言，从现代文到古文，我们用了20分钟凑出50多个月亮的说法，总归是江郎才尽无人发音了；金老师便拿出两张纸，手写的，淡淡地说：“远不止。”然后开始给我们一一列举（顺便指出哪种文本、哪种情境可以用到哪类词），我们央求老师讲慢一些好做笔记，老师不理，只淡淡地说：“关键不是笔记，而是你们平时在翻译中要注重收集和积累。否则我今天叫你们译月亮，明天叫你们译《红楼梦》里那100多个不同的‘笑’，你要怎么译？”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P．S．题外：关于社会与政治

关于此题外一节，我一直犹豫不定。我希望把焦点集中在翻译和文学上，但从读者来信及文后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斟酌再三，还是在这里一并说出我的想法罢了。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

例如有读者在某篇译作后留言，支持我国官媒对新疆事件的报道，其间提到说“CNN、BBC等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如出一辙”(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国外的这些媒体，其运作方式、政治导向等等何止是千差万别，要讨论起来新闻系和翻译系简直都可以开一门课，专门讨论同一事件的不同媒体报道（记得以前口译课上就有学过）；而我国官媒本身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体制如何极有效率而极无自由，我以前工作时就有切身体验。只是恕我无能也无此精力，详细辩论一番。

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

我觉得咱们能来译言的都是上进有为的青年，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翻译本身就是接触新事物和获取新的视野的好机会，正如何伟在某篇报道中的评论：“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即使是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我的处世哲学是，与其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或者秉承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找人辩论，不如切切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这部书一点点地翻译出来。与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陈当今政府社会的堕落，不如提醒自己做个好人：我是学生便不要边说着国内学术体制的腐败边去抄袭论文；我是记者便不要边骂着媒体环境的不得自由边收着红包并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师便不要边痛斥国内教育制度的僵化、边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获取分数从而让我获取资历职称的一种东西……这些年来，为坚守原则吃过不少的苦头，但是值得。

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会”这样的题外话里想说的一切了：在务实主义席卷一切的今天，但愿我们从自己做起，保持一丝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点做人的良心。

制作信息

致谢：

感谢x2zhao女士的辛勤劳作，使得国内的读者有机会拜读这本好书……

感谢小乂，正是由于你的建议，才有这本ePub的诞生……

感谢锋哥（FranklinZhao）和雪糕，感谢你们积极地提供了相关制作资源……

感谢starship版主，你流畅的译文弥补了译者因躲避禁区而留下的缺憾……

感谢bbbtx3、genfeng，你们为译词的准确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感谢geka、小乂，你们精确的勘误使本书臻于完美……

最后，感谢“Hi!PDA”论坛上所有爱书的朋友们。

发布信息：

V1.00 (2011.11.06)，初版完成。

V1.10 (2011.11.26)，根据geka、小乂的勘误修正相关错误文字。

Table of Contents

- 何伟的中国纪实

- 版权信息

- 目录

-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版权信息

- 第一部 城墙

- 第二部 村庄

- 第三部 工厂

- 致谢

- 资料来源

- 译后记

- 江城

- 版权信息

- 中文版序

- 作者说明

- 第一部

- 第二部

- 致谢

- 回到涪陵

- 译后记

-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版权信息

- 献给约翰·迈克菲

- 作者说明

- 前言

- 野味

- 胡同情缘

- 徒步长城

- 肮脏的游戏

- 海滩峰会

- 新城姑娘

- 永沉江底

- 铀寡妇

- 奇石

- 恕我直言

- 当你长大

- 四重奏

- 离乡回乡

- 主队

- 汽车城

- 中国巴比松

- 去西部

- 多恩医生

- 突袭美国

- 桥上风景

- 广场上的清真寺

- 甲骨文

- 全力冲刺

- 阿拉伯之夏

- 致谢

- 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 目录

- 翻译简介

- 献词

- 作者前言

- 第一部

- 记录A 地下之城

- 1 中间人

-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 2 美国之音

- 3 断桥

- 记录C 城墙

- 4 一夜之城

- 第二部

- 5 淀粉

- 6 好莱坞

-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 8 移民

- 9 四合院

-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 10 周年纪念

- 11 四川人

- 第三部

- 记录F 一本书

- 12 政治避难

-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 13 运动会

- 14 沙子

- 记录H 一个字

- 15 翻译

- 16 旗帜

- 17 直达影像

- 记录I 那匹马

- 18 混沌的西部

- 19 选举

- 第四部

- 20 唐人街

- 记录J 自我批评

- 21 国事访问

-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 23 巴顿之墓

-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 24 茶

- 译后记

- 制作信息

Table of Contents

何伟的中国纪实

版权信息

目录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版权信息

第一部 城墙

第二部 村庄

第三部 工厂

致谢

资料来源

译后记

江城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作者说明

第一部

第二部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版权信息

献给约翰·迈克菲

作者说明

前言

野味

胡同情缘

徒步长城

肮脏的游戏

海滩峰会

新城姑娘

永沉江底

铀寡妇

奇石

恕我直言

当你长大

四重奏

离乡回乡

主队

汽车城

中国巴比松

去西部

多恩医生

突袭美国

桥上风景

广场上的清真寺

甲骨文

全力冲刺

阿拉伯之夏

致谢

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目录

翻译简介

献词

作者前言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1 中间人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2 美国之音

3 断桥

记录C 城墙

4 一夜之城

第二部

5 淀粉

6 好莱坞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8 移民

9 四合院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10 周年纪念

11 四川人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12 政治避难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13 运动会

14 沙子

记录H 一个字

15 翻译

16 旗帜

17 直达影像

记录I 那匹马

18 混沌的西部

19 选举

第四部

20 唐人街

记录J 自我批评

21 国事访问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23 巴顿之墓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24 茶

译后记

制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