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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 写在书前

- 1.我住南台湾

- 2.大陆热今昔谈

- 3.对对子

- 4.想当年尼克松的登陆

- 5.忘掉与忘不掉

- 6.说声抱歉太沉重

- 7.说自杀

- 8.想当然耳

- 9.有朋自牛津来

- 10.随便说说

- 11.糖炒栗子

- 12.永远的傅教授

- 13.在台湾开车

- 14.谁说的？

- 15.小友Billy

- 16.小S冠夫姓

- 17.3C关系

- 18.海行忆语

- 19.马屁经

- 20.说初恋

- 21.李敖返乡记

- 22.西雅图之恋

- 23.诺贝尔遗憾

- 24.大学之道

- 25.宁静湖畔一夕谈

- 26.上海上海

- 27.郎兄与湖畔咖啡

- 28.汉学与汉学家

- 29.史景迁论

- 30.史景迁写康熙

- 31.胡若望疑问的疑问

- 32.说诅咒

- 33.说痴

- 34.钱锺书评《吴宓诗集》

- 35.八只茶杯的故事

- 36.印刷术的发明

- 37.科学与宗教

- 38.韩国人的激情

- 39.后院的消逝

- 40.逃避自由

- 41.说屠城

- 42.陪美食家吃简餐

- 43.徒看绝艳连根尽

- 44.我的《渔洋精华录》

- 45.昙花一现的《观察》

- 46.祝枝山草书《秋兴八首》叙

- 47.说简体字

- 48.厦门去回

- 49.说模仿

- 50.文明在哪里？

- 51.丘翁毒舌

- 52.说友情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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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书前1

1.我住南台湾1

2.大陆热今昔谈4

3.对对子8

4.想当年尼克松的登陆11

5.忘掉与忘不掉15

6.说声抱歉太沉重19

7.说自杀23

8.想当然耳26

9.有朋自牛津来29

10.随便说说32

11.糖炒栗子36

12.永远的傅教授40

13.在台湾开车43

14.谁说的？46

15.小友Billy50

16.小S冠夫姓54

17.3C关系58

18.海行忆语62

19.马屁经65

20.说初恋68

21.李敖返乡记71

22.西雅图之恋73

23.诺贝尔遗憾77

24.大学之道81

25.宁静湖畔一夕谈85

26.上海上海88

27.郎兄与湖畔咖啡92

28.汉学与汉学家96

29.史景迁论100

30.史景迁写康熙103

31.胡若望疑问的疑问107

32.说诅咒110

33.说痴113

34.钱锺书评《吴宓诗集》116

35.八只茶杯的故事120

36.印刷术的发明124

37.科学与宗教127

38.韩国人的激情130

39.后院的消逝133

40.逃避自由137

41.说屠城140

42.陪美食家吃简餐143

43.徒看绝艳连根尽146

44.我的《渔洋精华录》149

45.昙花一现的《观察》152

46.祝枝山草书《秋兴八首》叙155

47.说简体字158

48.厦门去回161

49.说模仿164

50.文明在哪里？167

51.丘翁毒舌170

52.说友情174

写在书前

写在书前

2005年的4月里，我在研究室里忽然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国时报&#8226;人间副刊》编辑的电话，希望我为该刊写专栏，每周一篇。当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二十多年前我曾为高信疆所编《人间副刊》写“学林漫步”专栏的往事。那是我个人的专栏，用的是“庸椽楼主”笔名，不定期刊出，一连写了好几年。后来于1983年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成书；多年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出了简体版。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订本，印行五千五百本。

二十余年前的旧专栏似乎已不在年轻一辈“人间”编者的记忆里，但电话相邀立即引发我重操秃笔的兴趣，便一口答应了。我于去年5月4日那天写就第一篇之后，整整一年，每周一在《人间副刊》的“三少四壮”专栏中亮相。我很快发现其余六位不相识的笔阵伙伴，果然是非“少”即“壮”；相形之下，唯我一老，未免有负少壮之美名。记得当年许多人见到“庸椽楼主”笔名，文章又有点老气横秋，以为此人必已七十开外；二十余年岁月流逝，望不至于再误认鄙人已是人瑞之属。

回顾一年，每周一篇有点像中学时写周记，在课堂上作作文；有空时想想题目，到星期天下午在计算机上成篇，翌日由计算机传出，成为例行功课，居然未脱一篇，一共写了五十二篇，成为我“课外活动”的一点成绩。每篇千余字，似不经意，然无意中积少成多，竟可成册。麦田出版社的老总涂玉云小姐是我忠实的读者，每写一篇，皆蒙过目，且早已约定由其出版社出书，盛情可感！我不知道过去一年有多少不相识的读者，却知有不少相识的朋友因订其他的报纸，而不得见我涂鸦。南艺大的冯幼衡教授最近才习惯于周一看“三少四壮”，但已近尾声，随即“换了人间”，令她失笑。现在将这一年来所写的简短片言，照原来的顺序，全部收录在这本书里，虽未必能片言折狱，聊供有兴趣的读者随便翻翻。

汪荣祖

2006年9月9日，于嘉南平原

1.我住南台湾

我住南台湾

两年前，在朋友的邀约下，我提早退休，离开居住了四十年的北美洲，回到台湾长住，卜居于南台湾嘉义县民雄乡的中正大学。海外亲友看到我的新址，以为我到乡下“插队落户”去了。其实民雄乡已非旧时的乡村景色，宽阔的省道，贯穿其间；在散落的田野间，楼房林立，市镇上满街商店，车水马龙，热闹得很，还有一个民雄工业区呢。

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工业化了，南台湾的一个乡村也不例外。不过，从民雄亦可一叶知秋，看到台湾工业化的物质层面走在精神层面之前，软件建设远远落后于硬件设施，人们仍然不守秩序，交通仍然混乱，马路仍如虎口，机车横行，下水道蒸发臭味，医院拥挤，更不用说最近在桃园国际机场的大厅里大打群架的丑事了。法制虽尚未健全而法令却已到自缚的地步，工业化的台湾仍然让人闻到第三世界的气味。

民雄乡里的中正大学规模大得很，占地约一百四十公顷，那是台湾钱淹脚目时代兴建的一所“国立”大学，在财源滚滚下，硬件建设不惜工本，再经过十五年的经营，树木茂密，林阴道宽阔，校舍整齐宏伟，与美国的一般州立大学相比，并不逊色。然而细察栋栋宏伟的建筑，虽由名家设计，但是并不实用；所谓实用者，乃建筑物除美观之外，必须要满足以及配合需求。因而建筑师除其专业外，尚须具有其他领域的知识，例如盖一家医院，必须要充分理解整个医院的运作，牵涉医疗过程中的需求、方便与管理；除了美观之外，还要符合实际的效用。

中正各学院的校舍宽敞高耸，望之俨然，但当狂风豪雨来袭时，不仅走廊积水，而且渗入研究室，令人狼狈不堪，而墙壁太高，使最基本的粉刷，必须搭起高架，所费不赀，难以维修，结果是再漂亮的校舍也会日渐斑驳脱落，像迟暮的美人，不再令人赏心悦目。设计者似乎也没有估计到，宽大的空间造成惊人的耗电量；为了节省用电，夜间不免灯火黯淡，皇皇大楼，鬼影幢幢，犹如古墓般的深沉。至于大楼里面的厕所，臭味难消，虽外包清理，仍然改善维艰，那就不仅仅是建筑师的问题，也是使用者的问题了。

台湾早年的开发，无论是荷兰人还是郑成功，都从南台湾开始，然而曾几何时，台北成为大都会区的中心，而南台湾竟成为“偏远地区”了，作为“大学城”的民雄虽汇聚了好几百名博士老师，配给欧式别墅或高楼公寓，但仍有不少教研俱佳的老师被北台湾的大都会区所“吸”走，中正大学的校长曾经感叹地说：“就像我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孩子，最后送给了别人。”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中正大学，南台湾的其他院校，亦复如此。其实，台湾那么小，不应像中国大陆有真正的偏远地区。台湾仍有所谓“偏远地区”，正说明这个海岛尚未整合得很好，高速公路连贯了全岛，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但是在广义的文化上仍有区隔。显然地，第一流的人才与设备，甚至第一流的江浙馆子，都没有随着高速路“疏散”到各地。这不是贫富差距，也不是城乡差距，而是形成了南北差距。

2.大陆热今昔谈

大陆热今昔谈

最近一个多月来，连战与宋楚瑜先后到大陆访问；那种场面与令人瞩目，很容易想起三十三年前美国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大陆的破冰之旅。当时华府与北京相互视同仇寇，不相往来二十年，1969年有人说美国公民到过月球的要比到过中国大陆的还多。尼克松经过秘密沟通后，一旦现身大陆，当然引起全球瞩目。尼克松声称他的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从长远看也许确实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但却一时改变不了中美之间的僵局，又花了七年时间，又经过两任总统，北京与华府才关系正常化，于1979年建交，而僵局的核心就是所谓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至今仍然是中美之间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台湾一直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大陆，但当美国不再与中国搞对抗，甚至认为台湾会造成美中之间不乐见的对抗时，华府的压力自然就会绵绵而来，台湾也就不得不主动来面对与处理两岸问题。当年极端反共的尼克松在苏联压力与越战困局下，很现实地力求与中国大陆打交道，而尼克松极右意识形态的背景，正可作为不会向中国大陆出卖“灵魂”的保证。台湾的“尼克松”似乎非阿扁莫属，与大陆打交道最不会被骂“卖台”，也应该非他莫属，但是访问大陆的台湾“尼克松”不是阿扁，却是连、宋。我们不能全怪阿扁缺乏尼克松的国际观、胆识与谋略，因为美中之间再敌对，并无主权与身份的纠葛，故虽无外交关系，照样军礼相迎。但是“一中”与台独之间毫无交集，无从异中求同；受制于台独党纲的阿扁，若欲当台湾的“尼克松”，只有先请人铺路搭桥了。

连战是不待阿扁之请，自行登陆铺路，大陆接待之盛大，除了没有军礼外，比接待美国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必说，那种内外有别的亲切感。宋楚瑜虽然晚了一步，却有“扁宋十点”作支撑，阿扁又放话要宋传话，胡锦涛接见时，宋夫人还穿了象征亲民党的橘衫与象征民进党的绿色裙子，好像宋搭桥要比连铺路更具权威性。宋启程前后也一再要与“先行者”连战较劲、争胜，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拼命要与当地的同胞博感情，说好听的话，临别还要鞠躬答谢。大陆方面也真是接待的能手，提供令人飘飘然的排场，给予热烈的掌声与喝彩，而且连、宋平分秋色，毫不偏爱，即媒体所谓的“元首级待遇”。但连、宋毕竟不是元首，犹如素鸡，绝无可能荤起来。可以荤起来的阿扁对连固然是有点“前倨后恭”，对宋则是有点“前恭后倨”，最后是一体否定。看样子，铺的路如蜀道之难行，搭起来的桥，好像是天边的彩虹，“一中”与台独之间仍然是无解，至今仍然无法确定阿扁是否愿意或当得起台湾的“尼克松”。

宋楚瑜于前往大陆访问前的记者会上，展露了一幅用毛笔字写的中堂对联送给大陆国台办陈云林，上联说：“炎黄子孙不忘本”，下联则是：“两岸兄弟一家亲”。连战在南京即席所题的毛笔字“中山美陵”，虽不成格局，但老宋在众目睽睽下所展示的对联，也并不高明：“子孙”固然可以对“兄弟”，然而“炎黄”如何对“两岸”？“不忘本”又如何来对“一家亲”？只是凑两个字或三个字一句而已，例如“忘”是动词，而“家”是名词，根本违反对联的基本规律。更何况上下联意思重复，“不忘本”、“一家亲”云云，送给陈云林，又令人有向对方过于殷勤“表态”的感觉。这幅对联不妨改写如下：

炎黄子孙分两岸

连宋兄弟共一中

炎、黄两帝，正好对连宋两姓，两岸的中国人虽然都是炎黄子孙，但仍然分隔在两岸，民进党与台独派反对“一中”，希望分为两国，但连宋哥俩共同坚持“一中”，“两岸”正好对上“一中”。而“两岸一中”正是宋楚瑜带回来的“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野的连、宋可以登岸，而执政的阿扁却不能。这样才合乎对联格调的要求，以及作者所欲表明的意图。

3.对对子

对对子

宋楚瑜送给大陆国台办陈云林的对联：“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因其不成对，所以我冒昧地替他改作：“炎黄子孙分两岸，连宋兄弟共一中。”这样“炎黄”对“连宋”，“子孙”对“兄弟”，“分两岸”对“共一中”，才合乎对联格调的基本要求，至少上下联有正有反，亦不至于意思重复。

说到作对子，就像唱京戏一样，早被年轻人视为老古董，不待“去中国化”，已经逐渐凋零。其实，对对子蛮好玩的，也是中国文字独具的一种特性，不应该任其随风而逝，希望有心人能像白先勇振兴昆曲那样来提倡对对子。

将对联雕刻或书写在楹柱上的，称为楹帖，亦称楹联，最常见的是春联。联指对偶，也就是文句必须在声韵与意思上对仗工整，如“刮风”（平平）对“下雨”（仄仄），“刮”与“下”、“风”与“雨”各属于同一类语词，但声律必须相反。偶句若出现在诗文中，也称之为联；律诗八句的中间四句必须对仗工整，前两句是颔联，后两句叫颈联，如汪精卫的联句：“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良友”对“神州”；“渐随”对“重见”；“千劫尽”对“百年沉”，无论在词句、音律，以及词义呼应上，都对得很好，从好朋友的牺牲联系到国家的蒙难。如果上下联意义重复，像“不忘本”、“一家亲”云云，就不禁会使人想起“斯为美矣，岂不妙哉”之类，殊不足取。

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题目时，曾以对对子来测验学生们的国文程度。当时议论纷纷，但陈教授认为，会作对子最能分别中文里的虚实字、平仄声；若不能将中文应用自如，便不能作对子；同时，对联之优劣，也最能测知读书的多少与语藏之贫富；对联也最能测验思想有无条理。陈氏并指出：上乘的对联不仅意义贯通，而且综合之余，又能别生新意，颇符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正反合的思维，中等的联句不能综合，至少也要有正有反，若有正而无反，那就不及格了。陈寅恪提到苏东坡的名联：“前生恐有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与卢连起来为犬名，而“行”与“退”为正反的动词，“者”与“之”皆为虚词，何其对称，诚如陈教授所说：“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句。”陈寅恪利用此一典故，所出的试题就是“孙行者”，正确答案是“胡适之”，胡孙为猴，犹如韩卢为犬，而“行者”与“适之”之妥贴，不让“行者”与“退之”。不知当年入学考试的学子之中有无此等学问，对上“胡适之”者，只知考生中后来成为著名音韵文字学家的周祖谟对的是“祖冲之”，已属难得。

4.想当年尼克松的登陆

想当年尼克松的登陆

那是1972年的2月里，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Nixon）经过智囊兼密使基辛格（HenryKissinger）博士的穿针引线之后，踏上没有邦交的中国大陆，而当时美国的大使馆仍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美国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但事前保密到家，令人叹为观止；基辛格偷偷从巴基斯坦飞进大陆，竟无人警觉，大批的记者都相信基辛格是因感冒而闭门休息，直到基辛格来到总统的加州白宫，尼克松才宣布他将访问中国大陆，于是震惊世界；因大家都知道华府与北京二十年不相往来，相互视为敌国。1969年有人戏说，美国公民到过月球的要比到过中国大陆的还多。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震撼”，因为日本自战后一直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一旦急转弯，顿感不知所措，遂亦积极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声称他的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其自鸣得意之状，令人印象深刻。尼克松原是极端反共的极右派，然而他也是一个冷酷计算的权谋家。他于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胜出后，有鉴于苏联的压力与越战的困局，即与基辛格博士谋求与中国大陆打交道，但是如何找上门，连门都没有；我们从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回忆录可知，他们上台后发现与北京高层几乎全无管道，于是到处找关系，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华府与北京建交后，我于1981年成为自美国前往中国大陆做学术活动的二十二位学者之一，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结识了前辈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周教授是毛泽东的小同乡，两人年轻时就相识，由于周教授熟悉西方历史，毛特别请周到家里来征询意见，问尼克松会不会来。我听后感到真有趣，一方急着要来，另一方怕他不来，两方真是隔阂太久，相互太不了解了。

双方相互试探、隔空“喊话”期间也很有趣，诸如尼克松在公开演说里首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用“共产中国”或“红色中国”。最实际的，当然是经济制裁的中止，我们终于可以将在加拿大温哥华买的中国食物带入西雅图，先是限一百美元以内的消费，随即毫无限制。中国大陆自然也有响应，除释放被俘多年的美国特务外，最具戏剧性的是突然在日本名古屋举办世界乒乓球比赛后，邀请美国队访华。当时美国国务院虽仍然禁止美国公民登陆，但得悉后却颇为惊喜，破例批准，为尼克松登陆搭了桥、铺了路。

尼克松登陆之后，引发美国的中国热，访客络绎于途，学校在学生们的要求下，要我开一门“中美外交史”课程，教室爆满。但也有些负面的影响，1978年承李国祁与张朋园两兄之邀，我到台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一年，结果聘书迟迟未到，我并不以为意，因在美国并没有这一套，后来才知道在我执教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有留学生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一句玩笑话，我也是当年大陆热的“受害者”之一啊。

5.忘掉与忘不掉

忘掉与忘不掉

美国文豪爱默生（RalphW.Emerson）晚年颇患失忆之苦，他忘掉了“锄头”这个词儿，只能说“那个挖土用的东西”，大家还可以猜得到。但当他忘了“雨伞”怎么说，只能说“那个被陌生人拿走的玩意儿”，就有点令人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了。最窘的是，当他参加诗人朗费罗（HenryW.Longfellow）的葬礼时，硬是想不起诗人的名字，只能说“那个美丽的灵魂”。所以，对爱默生而言，遗忘绝不是一种记忆，而是无可奈何而恼人的失忆。

遗忘是想要记住而记不住，然而也有人想要忘记而忘不掉。英国最伟大的业余史学家麦考雷（ThomasMacaulay）天生异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客人来访，见到他来回踱方步，口里念念有词，客人等得不耐烦，问道你在背诵些什么枯燥的东西？麦考雷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正在尽我全力想要忘掉所记的东西！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也曾在记事本上写道：“记住，从现在开始Lampe这个姓名，必须要彻底遗忘。”康德必须在记事本上时时提醒自己忘掉一个姓名，足见遗忘维艰，是否真能忘掉，恐亦未必。

无论是忘掉还是忘不掉似乎都是难以掌控的生理现象，特别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是天生的；老年痴呆，则是生理上的病症，就是忘却了过去所发生的。以一般常人而言，为什么有的记忆犹新，有的会忘光光，就不完全是生理因素了。常人遭遇到惨痛的经验，例如失恋、被强奸或被陷害，往往刻骨铭心，难以遗忘。想要慢慢忘掉惨痛的经验，除了需要时间来淡化之外，须靠多方面人为的努力，如加害者真诚的道歉，或得到应有的惩罚，或真心悔过，或充分地补偿受害的一方，然后受害者才能以宽恕的道德力量，来疗伤止痛，渐渐忘掉惨痛的经验。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闯了滔天大祸，包括惨绝人寰地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然而战后德国总理彻底道歉，不惜下跪悔过，主动赔偿，抚平了欧洲的伤痛，使旧仇变成新友。日本在二战期间同样闯了滔天大祸，包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蹂躏中国大陆精华地区八年之久，既无赔偿，更不心甘情愿地正式道歉，只肯说“遗憾”或“深切反省”的空话，还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参拜包括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好像不仅不努力抚平伤痛，反而在伤口撒盐，又如何能使受害者忘掉过去的惨痛经验呢？

最妙的是，有不少人（包括患有历史失忆症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去责怪加害者之不肯悔过，反而去责怪被害者之不肯遗忘，使我想起近代著名笑匠约翰&#8226;德鲁（JohnDrew），八字胡是他的招牌，有一次他将八字胡剃掉后，容貌大变，见到英国大散文家比尔博姆（MaxBeerbohm）却认不出来，比尔邦反而认出改了容貌的笑匠，幽默地笑称：“你认不出我，因为你剃了你的八字胡！”日本人以为已经洗心革面，不认得他们的被害人了；但是被害人却仍然认得出“剃掉八字胡”的军国主义者。

6.说声抱歉太沉重

说声抱歉太沉重

当年我初到美国，觉得美国人很有礼貌，到处听人说：“原谅我”（Excuseme）；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不一定因为做错事感到歉意。不慎踩人一脚，当然会立即说“原谅我”；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你也会本能地说出“原谅我”，则有一点抗议的意思了。挤在人群里说一声“原谅我”，意在要人让路；与人争论前，先说一声“原谅我”，则有点先礼后兵的味道了。美国人挂在嘴边的“原谅我”有点像我们的口头禅：“不好意思！”

“对不起”（sorry）通常是针对做了错事而发，相传18世纪有一个死囚，在上断头台时把头放错了方向，他为此错误说“对不起”，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上断头台，所以搞错了方向！真对不起，他已没有下次不犯错的机会了。不过，英文里的“对不起”并不一定是做了错事或对不起别人，当知道别人有不幸的遭遇，你也会感到“对不起”，那是同情与遗憾多于歉意了。

货真价实的“道歉”（apology）就非同小可了，不仅不会挂在嘴边，而且往往在各种压力下，不论是良心道义还是政治法律的压力下，才会“道歉”。伏尔泰（Voltaire）在18世纪，因讽刺当时的法国执政者奥连氏（Phillipped誒rl巃ns）被关在巴士底监狱将近一年。执政者在释放他时，感受到这位大哲学家言词犀利的压力，刻意向他“道歉”，伏尔泰的回话是：“感谢你慷慨地免费供食，但请你不要再免费提供住宿。”仍不失犀利与幽默，不过并没有像李敖那样发表“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来“投桃报李”。英国前首相希斯（EdwardHeath）还是年轻国会议员时，被著名报人比弗布鲁克（WilliamBeaverbrook）在报纸的社论里羞辱，不久两人不期在洗手间相遇，报人顿感不好意思，即刻表示“道歉”，希斯也即刻回答说：“下次请你在洗手间羞辱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也不失犀利与幽默。

人与人之间的“道歉”固然需要压力，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彻底悔过，真诚道歉，并非无故，端因德国败亡后，联军全面清除纳粹势力，新政府亦因而没有旧日的包袱，全心全意地洗心革面。反观日本投降时，美苏冷战之态势已成，老美不仅不彻底清除右派势力，反而扶而助之，以为己用，所谓民主与改革皆半途而废。日本至今不肯正式“道歉”，说一声“道歉”如此沉重，压力不足之故也。

战后美国富强甲天下，要放下身段向别国“道歉”更不容易。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失踪，白宫相信CIA的情报，以为在高空爆炸，所以坚不“道歉”，最后在飞行员被俘曝光的压力下，只好郑重“道歉”。2000年，中美军机在南海擦撞，刚上台不久的小布什把调子放得很高，迫使江泽民要求“道歉”才谈释放滞留在海南岛的人机，造成僵局，幸赖中英文之间表示歉意用语的灵活性解了套。在英文里用“对不起”（sorry），避免了挂不住颜面的“道歉”，而在中文里尽管可以将“对不起”译作“道歉”（apology）。

7.说自杀

说自杀

媒体最近不断报道凄惨的自杀新闻，这些自杀大都是因贫困而死，活不了，并不是不想活，至于那些跟着父母去死的无辜孩子，更不会想死；如果是这样，那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他杀，社会的漠视以及不公不义，杀了他们。至于因忧郁症而厌世自杀，也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因病而死。相反地，有些他杀与自杀无异，像谭嗣同被慈禧太后在菜市口斩首，事实上他可以逃走而不走，情愿留下受死，为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理想。

在古时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赐死，虽说是自尽，其实是一种带有所谓恩典的死刑，自尽前还得谢恩，根本是他杀。皇帝赐臣子死在传统中国例子很多，在西方也有。古罗马参议员派特斯（CeciraPaetus）因参与谋反，被皇帝赐死，然临死犹豫不决，他的妻子阿丽雅（Arria）看不过去，拿起斧头自砍，然后将斧头交还给丈夫说：“一点都不痛！”（Paete，nondolet.）女比男强，使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柳女嫁给文坛巨子钱牧斋之后，适逢国变，许许多多的士大夫不愿做满清的顺民，纷纷自尽殉国。柳也要与钱一起投河，牧斋嫌水冷，跳不下去，柳虽不觉水冷跳了下去，仍被救起，在没有“必死”的压力下，自己还是杀不了自己。

自杀无论是殉道、殉国、殉情，都需要高度的自我意志。古希腊立法委员查忍达斯（Charondas）立法禁止公民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有一天他忘了自己订立的法律，公然带剑入场，当有人提醒他违反了他自己订立的法律时，他居然拔剑自裁，可谓殉其道。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长发掩面，因无脸见其先君于地下。罗马昏君尼禄（Nero）自认为是杰出的演员、诗人、歌唱家；于亡国之际，在群臣劝说下才泪流满面地自尽，还要求大家不忘记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相比之下，同样是殉国，崇祯皇帝显得较为坚决而有格调。为了不能完成任务以自杀来尽职，所谓杀身成仁，并不限于军人，有个名叫法泰（Vatel）的法国厨子，因买不到足够的海鲜，无从完成路易十四皇家宴会的任务，居然伏剑而死。

说到殉情之烈，莫过于19世纪法国将军乔治&#8226;布朗热（GeorgesBoulanger）。将军之妻，死于肺癌，伤心欲绝之余，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写道：“玛格丽塔，九泉稍候！”（Marguerite，seeyousoons.）将军于两个半月后回到墓地，举枪自尽。后人以其妻之名，在墓碑上写道：“乔治，我怎能两个半月没有你？”好事者固然是踵事增华，但两个半月之后，殉情之志，未尝稍移，绝非空谈山盟海誓者可比，也为“殉妻”提供了范例。在传统中国，妻为夫殉，屡见不鲜，但不是殉情而是“殉节”。

除了殉情、殉国、殉道之外，最令人惊异的是，居然有人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言而自杀。卡尔达诺（GirolamoCardano）是16世纪意大利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因喜欢赌博而想出“概率”（theoryofchance）。他也嗜好星象，对自己的预测极具信心，最后他预言自己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小时死亡。当那一天到来时，他仍然健康如昔，丝毫没有行将就木的迹象，于是他就自行了断。

8.想当然耳

想当然耳

展读今年（2005）6月22日《联副》上龙应台小姐的大文，见她引梁启超的话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真感到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可怕。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由于哈佛同学吴宓的推荐，早已成定论；梁启超虽与陈家有旧，但当时陈寅恪尚无学术著作发表，何来比他等身的著作更有价值的“寥寥数百字”？梁启超会如此自贬身价来“推荐”一个初出茅庐、学术尚不见经传的后生晚辈吗？至于龙小姐又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过去我也听说过这个离奇的传闻，故曾求证于陈门弟子蒋秉南先生，他说闻所未闻，真是天方夜谭！有人文素养者应知：斯大林学问再好，也不可能知道象牙塔里的学者陈寅恪，陈寅恪对政治再有兴趣，也不可能去写有关革命问题的文章。陈寅恪生前不像胡适，没有俗世的名声。“文化大革命”之后，陈寅恪热才把这位学院里的史学家捧得连斯大林都要关心，连梁启超都要顶礼膜拜了。

其实，将想当然耳的传闻当做真事实语来流传，相当普遍，再因其内容往往耸人听闻，流传之余，竟可成为真假莫辨的垂世名言。在冷战期间的西方，就出现了不少查无实据的名言，但颇收“妖魔化”敌人之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句列宁名言：“到巴黎之路经由北京”（TheroadtoParisleadsthroughPeking），以证实共产国际侵略世界之野心，美国加州亲台反共参议员诺蓝（WilliamKnowland），尤喜引用，并以围堵这条路为其终生志业。但是遍检列宁的言论集，绝无此言可查，显然是根据列宁反帝言论编造出来的假话；然而编造之言，却能长期以来被人引用，著书立说之外，还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

我们经常引用路易十四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朕即国家。”（L諑tatc誩stmoi.）据说这个法国皇帝年轻时曾穿着骑马装，走进巴黎议会，打断正在进行的辩论，而后宣称他就是国家。但是根据艾旭雷（MauriceAshley）与卢尔（JohnRule）等专家学者的研究，这则有关路易十四的故事全属虚构，当然他也不曾说过“朕即国家”的话，显然是后人根据路易十四的言行渲染而成。不过，这个虚构出来的名言，今日已成为描述独裁者的成语了。

稍知法国史的人，常会引法后安东尼讷（MarieAntoninette）所说：假如农民们没有面包吃，“让他们去吃蛋糕”（Qu読lsmangentdelabrioche）。但是据著名史家巴曾（JacquesBarzun）的考证，“让他们去吃蛋糕”是句古老的法国玩笑话，在那位皇后出生前很久就有了，绝无可能是她说的。无独有偶，我们的晋惠帝听说老百姓没饭吃，亦曾问：“何不食肉糜？”我不禁要怀疑，这个皇帝真的笨到会说这句话，还是写历史的人把这句蠢话塞进晋惠帝的嘴巴里，像丑化法后一样来丑化他，硬让他吃这一块坏蛋糕？

9.有朋自牛津来

有朋自牛津来

1976年是我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的第五年，那年秋天来了一位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叫迈克尔&#8226;赫斯特（MichaelHurst）。此后好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来一学期，然而他一学期的薪水比我们一年的还高。美国教授们的薪俸原无定数，而是因人而异，端视你值多少钱。我们有一位从剑桥大学挖来的统计系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破解德国密码而闻名，他的年薪全校第一，比校长还高。

迈克尔也是欧洲名校名师来美国“淘金”之一人，他一人前来“跑单帮”，家小都留在牛津，孤家寡人住在公寓里，有时不免寂寞，于是我成为他一起吃午餐、喝咖啡、逛书店时聊天的对象。熟了之后，我也请他到家里用餐闲聊，成为好朋友；孩子们有时候也跟他谈笑，背后称他为“老鹰（英）”。

美国的国力早已超过英国，但一般美国人在文化上仍觉得比英国人矮一截。有一次，我与迈克尔正在麦当劳用餐，忽然走进来一个奇胖无比的汉子，迈克尔笑着连呼：“Amazing！”一位金发女侍刚好走过，对着迈克尔讨好地说：“你有极为好听的英国口音！”面带景慕之色，但我们的迈克尔全不领情，本能地回她：“我没有口音，我说我自己的语言。”（Idon誸haveaccent，Ispeakmyownlanguage.）”换言之，你们说我们的英语，是你们有口音，而不是我有，他在语言上的傲慢，尽在不言中。

说到傲慢，哈佛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曾任肯尼迪（JohnKennedy）总统的驻印度大使；有一次在白宫早餐时，肯尼迪总统提到当天的《纽约时报》对这位学者大使颇多讥评，问他感想如何？回答说：“没怎么样，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说我傲慢。”肯尼迪认为：“为什么不傲慢？人人都会傲慢。”也许如此，但傲慢似乎也有雅俗之别，拳王阿里乘飞机时，空中小姐要他把安全带系好，拳王说：“超人用不着系安全带。”小姐回他：“超人根本用不着乘飞机！”阿里只好乖乖地将安全带系好。这种傲慢不仅自讨没趣，而且有点俗气。迈克尔到底是读书人，他的傲慢尚不失于雅。

我与迈克尔研究的领域不同，但都爱买书。他很喜欢在我的地下室图书馆浏览，称赞我藏有许多好书；他说他闭着眼闻书香，就可以判断是哪家出版；我取出一些厚重的西文书让他试试，居然屡试不爽。我开玩笑说：“我还有更好的书，要不要试试？”他睁大眼睛好奇地问：“什么书？”我拿出一函线装书，康熙初年版《渔洋精华录》，打开后香气扑鼻，他不仅说不上由哪家刻印，甚至从来未见过如此善本，不免咄咄称奇。他很欣赏线装旧籍，特别是函装分册的安排，每一卷有如洋书中的章节，可分可合，比厚重的洋书既轻便而又易于阅读。我也很欣赏迈克尔，他能够见中华精刻而思贤。

迈克尔为名史家泰勒（A.J.P.Taylor）的及门弟子，像他的老师一样，所写英文精简可读，当他听到我说，中文讲求声调，他说极是、极是！接着说：“英文写得好，读起来会像听音乐一样的感觉！”他没有博士学位，他说牛津的博、硕士不如大学头等毕业（FirstClass）值钱，博、硕士头衔多半授予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不虚他们游学之劳。今日我们学美国，讲究博士学位，其流弊成为形式。学院里百分百博士，并不等于百分百人才。

10.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

西洋人像我们一样，喜欢引经据典；然而，也像我们一样，所引未必正确，所谓传闻异词，亦即所流传的版本与原文有异；异词若人云亦云，便会以讹传讹，随便翻翻，例子一箩筐。

记得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10点56分，航天员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踏上月球土地的一刻时，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个人的一小步是全人类的大跃进。”（That誷onesmallstepforaman，onegiantleapformankind.）此言随着电视网络，立即传诵全球。但当阿姆斯特朗一返回地球，就发现他的话被引错了，虽仅仅少了一个英文冠词“a”，意义却很不一样，模糊了他个人的一小步与人类大跃进的对比；一字之谬，按太空里程而言，可能还不止千里呢。《纽约时报》于7月31日刊登了以“阿姆斯特朗给历史问题加了一个A”（Armstrongaddsan“A”toHistoricalQuestion）为标题的订正文字，但是此后仍然有不少人引用少了一个“A”的错误版本。

大家传诵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于二战爆发后出任英国首相时，所说掷地有声的豪语：“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汗与泪。”（Ihavenothingtoofferbutblood，sweat，andtears.）这也不是原来的版本，原文是他要奉献“鲜血与打拼，泪水与汗水”（bloodandtoil，tearsandsweat）；不过，流传的错误版本读起来反而比较简洁有力，自然更加通用，原文反而被淘汰了。后来有人指出，丘吉尔此话原有所本，可见之于19世纪詹姆斯（HenryJames）所写《波士顿人》（TheBostonians）的小说书中。丘吉尔说他从未看过这本书，以免有抄袭之嫌。

大史学家吉本（EdwardGibbon）修辞华丽，用句冷峻，一再被引用嘲弄宗教的名句如：“所有的宗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同样的真，对哲学家来说同样的假，对地方官来说同样的有用。”（Allreligionsseemtothepeopleequallytrue，tothephilosopherequallyfalse，andtothemagistrateequallyuseful.）其实，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巨著里仅仅描述罗马世界中的这些实况，并非表达他个人的意见。

政治家兼大哲学家的柏克（EdmundBurke）常被引用的话是“你不能起诉整个人民”（Youcannotindictawholepeople），好像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其实，柏克将民主等同暴民政治，他喜欢的是贵族政治，他原文的意思是“我想不出要起诉整个人民的方法”，并不是不能，而是想不出方法，用意全然不同。

许多人所引用爱默生（RalphEmerson）的“一致是小人物的错误”（Consistencyisthehobgoblinoflittleminds），也不完整；完整的是“愚蠢的一致是小人物的错误而被小政客、小哲学家、小教士们所欣赏”。一致有了形容词之后，意义就很不一样。更为离谱的是说，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称自己的批判哲学是“一种哥白尼革命”（aCopernicanrevolution），而常被引用；事实上，康德并不曾说过这句话，只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多处提到哥白尼而已。照罗素（BertrandRussell）的看法，康德哲学与哥白尼要推翻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根本背道而驰。

我们无论写作还是演讲，看到名言佳句，自然会见猎心喜，但引为己用时，不妨多查查书，切莫随便说说。

11.糖炒栗子

糖炒栗子

记得儿时在上海居住时最喜欢吃糖炒栗子，每次跟父母亲路过，一定吵着要吃。至今闭着眼睛，仍可想见那个汗流浃背的汉子，用大铲子在大黑沙锅里炒栗子。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又热，又香，又甜，口感真好。但是有时候想吃过头，吵闹不休，结果被大人打骂，头上要吃“毛栗子”！

七岁渡海来台后，糖炒栗子就像大陆的亲友，两岸隔绝，只有望海兴叹，梦里相会了。直到定居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时，才在寒斋后院，看到一对高达15米的栗子大树，原来弗州的纬度与辽西、华北略同，故也多栗子树（chestnuttree），盛产栗子。栗子亦称板栗，属于落叶乔木，雌雄同株，树根很深，无论碱、酸土质均可生长，喜欢阳光，初夏开花。栗子树的用处可多呢，其木材坚实耐久，足可供地板、枕木、船舵、车辆之需；叶子呈椭圆状、矩圆形，可以喂蚕宝宝；所结的果子坚实呈球形，就是我爱吃的栗子。不过，在美国虽有栗子，不知如何糖炒，只好做栗子鸡吃。

1981年的夏天，我首次重履大陆故土，先到阔别二十四年的上海，当年上海“文革”伤痕犹在，看起来像一个大贫民窟，商店都是国营，哪里还有卖糖炒栗子的？那年秋天来到北京的十三陵去看定陵，当时秋山红叶正鲜艳动人，忽闻有人吆喝：“糖炒栗子！天津良乡糖炒栗子要买吗？”顿时唤醒儿时美梦，得尝久别的美味，真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不禁挥涕！

挥涕！想起著名散文作家周作人的一首诗：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别家国一垂泪；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李和是北宋汴京（开封）的糖炒栗子大王，据说别人再绞尽脑汁，也赶不上他的手艺。靖康之难，女真人占领了汴京，宋室南迁，建都临安。宋高宗绍兴年间，曾派两位大臣出使金国；抵达燕京时，忽有两人送来二十包糖炒栗子，每一位大臣十包，随员则每人另外各得一包，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李和儿炒的啊！就挥涕而去。

周作人所引陆放翁《老学庵笔记》的典故，颇见从糖炒栗子中寄故国之思；周作人又借李和儿来寄他自己的故国之思，他于抗战后因留在故都北平，胜利后被骂作汉奸，与他哥哥鲁迅的命运截然不同。令我遗憾的是，李和儿的手艺到底如何？他的糖炒栗子与我们吃到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只有去想象了。

两年前到民雄的中正大学教书，有一天搭钢琴家杨鸣莺小姐的便车前往嘉义市，在省道路边忽然发现一家挂着“天津糖炒栗子”牌子的小铺子，令我惊喜万分。这家铺子不是炒，而是在机器里滚，然后装在长方形印有商标的精致盒子里，并配矿泉水一小杯，定价百元，打八折，而且从秋天可以吃到夏天，永不缺货，可说是糖炒栗子生意的“现代化”。最主要的是，盒子里的糖炒栗子仍然是原来风味，没打任何折扣，所谓炒、滚有异，风味犹存者也。

12.永远的傅教授

永远的傅教授

从中正大学远眺，可以望见佛教办的南华大学；南大的一座楼房里，藏有已故傅伟勋教授的藏书，好几十个书架，整齐地排列着。当年我还不知道民雄是什么样的地方时，就听说他已接受南华千万元高薪礼聘，即将回台湾长住执教。他在佛学上的造诣，是任何高价都买不到的，更何况他是一个颇为全面的哲学家，除佛、儒、道之外，对西方以及日本的宗教与哲学也钻研颇深。可惜他还没有正式走马上任，就不幸因癌症逝世；今日书在人亡，令我不胜欷！当我轻轻拂去书上的尘埃时，老傅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脑际。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美东华人家营每年暑假在宾州的一个山上举办，那年我一家人第一次参加，亲眼看到数十家大大小小聚会的盛况，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大家还得轮流打扫卫生和烧饭。当轮到我与老婆走进厨房时，乖乖！好大的一间，见到一大块一大块的肉，一大篮子一大篮子的白菜。我建议做扬州狮子头，在搅和新鲜精美的猪肉时，我无意中加了一大罐子的蟹粉，结果从美式大烤箱出炉时，不仅香味四溢，而且一尝之下，鲜美无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别人更是赞不绝口。爽朗率真的老傅就跑过来问：“你是谁？是开中国餐馆的吗？”旁边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是副教授，永远的副教授！”原来傅、副谐音，所以朋友们用来开他的玩笑。相互报名之后，原是神交多年；而家营之中，学理工的人远远多于学文史者，跟他亦更觉得谈得来。算起来，他在台大比我高好几班；他的年纪使他有机会从小就把日文学好，所以进入台大哲学系后，能够随意阅览丰富的日文书籍。他又勤学德文，后来他的英、德文也都能读写，奠定了做学问的坚实基础。他在台大研究所念书时，就已写成《西方哲学史》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数十年来一再重印，销路不衰。在宾州家营初识他时，他已经是费城天普大学的资深教授，为该校建立了颇具声誉的佛学研究博士班。

此后，在美国各地以及台湾的学术场合不时有机会与他把晤聚谈。他为三民书局写了好几部书，所以刘老板常常请他吃饭，当我在台北时，他总是拉我一块去打牙祭。席间酒酣饭饱之余，他更是谈笑风生；我发觉他那一代台大同学真有不少人迷林文月，那天他提到不久前偶然巧遇多年不见的她，见到时大家虽都已进入老年，但他仍然紧张得手直发抖；他说发抖时，他的手不断抖动的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傅教授也常常到大陆作学术之旅，颇受欢迎，也结交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有一次，他去北京的社会科学院讲马克思主义，居然去“马”门弄斧，然而斧声霍霍，甚是叫座。傅兄晚年面对重症，以哲学家的素养与胸怀讨论死亡的尊严问题，并撰有专书，一纸风行。据说，他一度好转时，算命先生说他可以活到八十岁，又燃起他著书立说的热情。可惜天不假年，朋友们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声音，看不到他再写健笔如飞的文章了。

13.在台湾开车

在台湾开车

我已在台湾开车了，不仅大开特开，而且融入了台湾的开车文化。

四十多年前尚在大学念书时，就想学开车，但是在检查眼睛时，庸医以其不干净的手翻我的眼皮，使我染上严重的睫膜炎，幸赖眼科名家吴基福大夫治愈，然开车的意兴大减。直到当完兵出国留学后，因暑期打工之需，不得不买一辆旧车。我还开着老旧破车到机场去接相恋多年的情人，但情人一上车就说，她于半年前就已移情别恋了，她就这样把我当破车丢了。

不到一年，真该把中古车丢掉的时候了，当时只要把车开到“废车场”（junkyard）就可拿到二十五美元，但是我的破车，老板只肯给十三块。我为了多争取一点，信口说十三这个数目太不吉利了，就给十五块吧！老板听后，便坚持只给十二块半，连十三块都不肯了。多年之后我才有能力买了当年的新车，还是别克名牌呢！于是我从小镇开到大城，从州府开到华府，曾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圈子，也曾横穿美国大陆来回；几十年下来，没有拿到过一张罚单，可说开车经验十足，技术一流。然而偶尔回台北，看到车辆拥挤，机车穿梭其间，停车无处，想此生绝不敢在台湾开车也。

哪知两年前回南台湾定居，车子又成了必需品，得到崭新的开车经验。先是买车就很另类，丰田业务员庄先生，他的姓名读如“撞不坏”，生来就是要卖车的，故生意兴隆。他将新车开来，载我到邮局取钱，我抱了一大包千元大钞交给他，他才把钥匙给我，与在美国买车时看不到钞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有了车，最初开得有点胆怯，开到民雄市场在车阵与人群里蛇行，能不戒慎恐惧？又听说红绿灯在南部仅供参考，能不左顾右盼？有一次在台北等红绿灯，后面有一部车忽然超前，一溜烟疾驰而去，其实台北亦以红灯为参考也。有一次等红灯时，忽然间被一大群戴头盔的男女机车骑士团团围住，坐在旁边的洋媳妇高兴地大喊：“Wonderful！”她未曾有过之新鲜经验也。

李敖曾告诉我一则笑话，有人闯红灯被警察逮到，警察质问他为什么闯红灯？他的回答是：“因为没看到警察！”当时我心想，他有两只眼睛啊，可以一只看红绿灯，另一只看警察啊！因为当年以色列六日战争的独眼龙英雄戴安（MosheDayan）将军，有一次超速被宪兵拦住，戴着招牌黑眼罩的将军说：“我只有一只眼，你要我看路呢，还是看速度表？”

胡适曾提到，有一次半夜在纽约坐出租车，几无车踪，但司机每遇红灯就停，等灯绿了，才继续行驶。胡博士因而大赞美国人的国民性，其实是严格执法下所养成的习惯。守法似乎尚不是所有台湾乡亲的习惯，我们的高速公路修得很好，尤其是二高，质量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高速路上，常常有车在快车道上慢慢行驶，非常可恶，迫使慢车道变成超车道。开进台北市区，驶入单行道小巷，不仅处处违规停车，而且往往迎面来车，有时还对峙不退。酒醉驾车害人害己，更是屡见不鲜，至于在黄线超车、红线停车，更若家常便饭！所谓罚不胜罚，积习难改者也。

14.谁说的？

谁说的？

我的小朋友潘光哲博士在天津召开的“梁启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其中引用了一句名言：“假如我看得远，因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Ihaveseenfarther，itisbystandingontheshouldersofgiants.）在光哲之前，牛顿（SirIsaacNewton）在给一位物理学家的私函里，已曾用过这句话；几百年来，大家都认为是牛顿的名言，并赞美他的谦虚。但是17世纪的伯顿（RichardBurton）在其《伤感剖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一书中早已有类似的句子：“矮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会比巨人看得更远。”（Pigmiesplacedontheshouldersofgiantsseemorethanthegiantsthemselves.）这句话从波顿又可追溯到12世纪初的查特斯（BernardofCharters），甚至可以更上推六百年到罗马时代的一位文法学家普里西安（Priscian）。难怪1965年有人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OntheShouldersofGiants）为题，出版了整整一本书。

此外，我们耳熟能详、琅琅上口的引言，如“管得少是最好的政府”（Thatgovernmentisbestwhichgovernsless），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奉之为金科玉律，并将此语归属于美国历史上的民主先生杰斐逊，但是无人能查到杰斐逊说过此话的记录。梭罗（HenryThoreau）于1849年发表一篇有关公民抗争的文章里也有这句话，但有引号，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话。然则到底谁最先说的这句金玉良言，仍然雾煞煞！

我们读美国史，都知道英国在殖民地抽税而不允许十三州有代表权是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人常骄傲地引用殖民地律师奥蒂斯（JamesOtis）在波士顿法庭慷慨陈词之名言：“抽税而无代表权就是暴政。”（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istyranny.）事实上，这句话直到19世纪的20年代才出现。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布尔斯廷（DanielBoorstin）的考证，认为很可能是后人综合奥蒂斯在法庭的陈词而杜撰的代言，绝不是奥蒂斯本人所说。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但我会以生命来维护你说话的权利！”（Idisapproveofwhatyousay，butIwilldefendtothedeathyourrighttosayit.）何其壮也，但却并不真正出自伏尔泰之口，而出自《伏尔泰的友人们》（TheFriendsofVoltaire）一书的作者霍尔（EvelynBeatriceHall）女士。霍女士提到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Helvétius）出版了一本“心论”（Del誩sprit）的书，强调私利与情欲乃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无所谓道德或罪恶。伏尔泰并不很欣赏这本书，但当时的政府与教会人士群起而攻之，甚至将其书公开焚烧之。伏尔泰当然不以焚书为然，所以霍女士就替伏尔泰以这句壮语作为结论，但并没说就是伏尔泰的话，而是她总结伏尔泰的想法，加上引号而已。

达尔文的演化论，说人类由猿猴演化而来，引起教会的强力反弹，而且持久不衰。达尔文逝世不久，就有教会人士引达尔文临终前的话说：“我情愿没有发表过演化论。”（IwishIhadnotexpressedmytheoryofevolutionasIhavedone.）但是达尔文的女儿强烈否认，说他父亲死前没有见过教会人士，更没有对他发表科学成果后悔过。“我一点都不怕死”（Iamnottheleastafraidtodie），才是达尔文最后说的话。

15.小友Billy

小友Billy

Billy不是洋孩子，而是台湾之孙陈博安的洋名。他今年才十岁，住在中正大学学人宿舍区，两年前曾随父母去了美国的密歇根州，停留半年，学到字正腔圆的英语。他见到我与老妻自美国搬来宿舍区居住，毫不腼腆地前来用英语搭讪，交了朋友。

十岁的Billy属猪，约高135公分，体重看起来有42公斤吧，圆胖的脸有点像小冬瓜。脸上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搭配得可爱极了，站在我面前，十足一个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的小胖子。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他的食量很大。最初还以为他爱吃那容易致胖的麦当劳汉堡；错了，他在早上最爱吃蛋饼，中午爱吃牛肉面，晚上要吃米饭，但都须吃双份才饱。有一天，一大早他骑了小脚踏车引领我老妻去吃蛋饼；吃完后，他一定要替她付账，店老板娘有异样的眼光，好像在说：“孙子怎么要替阿妈付账？”她当然不好意思要他付，正僵持不下，突然他将胖嘟嘟的小手一挥说：“LetusgoDutch！”于是，他们各付各的账，他的埋单比老妻的贵一倍。

他的英语说得很溜，还会唱英语歌，但他的妈妈每周仍然要送他到嘉义去补习英文。他在去年已考过初级英检，以后中、高级英检必然是举手之劳；然而今日中正大学的大学生只有百分之四通过英检。Billy除了补习英文之外，工程博士的爸爸教他数学，音乐家的妈妈送他去拉小提琴，并在家自学钢琴。他读三兴国小，虽是乡下学校，但由于高学历家长督促，所受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而是精英教育，也就是李家同所谓属于少数幸运的一群。

这少数幸运的一群包括Billy的弟弟Andy以及宿舍区内其他许多小朋友。Andy是一个饶富数学天才的八岁孩子，去年老友物理学教授励名强自美来访，见面时，考Andy一个数学难题，但见他眼珠子骨碌碌在转，嘴里念念有词，不一会儿就把答案说了出来，令励教授大为惊叹！因他在美国州立大学教书时，居然有将三分之二加二分之一算成五分之三的大学生。

资优生在大陆叫“尖子”，洋人称之为“天才儿童”（childprodigies），如德国数学家高斯（KarlFriedrichGauss）九岁初入算术班，老师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算题，高斯虽然没有学过，但几秒钟内就交上试卷，在剩下的一小时内，这个全班年龄最小的孩子，无聊地等同学们慢慢交卷。当老师阅毕一大堆卷子，发现只有最先交卷压在最后的那份答对。又如天才音乐家莫扎特（WolfgangAmadeusMozart）十岁就会写交响乐，大文豪约翰逊（SamuelJohnson）四岁时已满腹经纶，出言雅驯。

资优生具有天赋，但没有后天环境的培养，也成不了才。这些幸运的少数未必出自富豪之家，也不太可能出自没有资源的贫困之家，多半出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或旧时代所谓“书香之家”的熏陶。在美国学校里的资优生有太多的来自华裔和犹太裔，就是家庭背景之故。有一位美国教师到中国大陆去教了一年书，才发现华裔并非人人聪明，也像美国学生一样，有不少笨蛋。

十岁上下的孩子仍属童年，童年是稚嫩的年华，就像嫩枝一样，不小心就容易折断受伤，若受到好好保护，则枝繁可期。童年也是成长过程的瞬间，稍纵即逝。三四十年后，台湾之孙成为台湾的领导人时，我们这些所谓“三少四壮”之辈，都将成为人瑞了。

16.小S冠夫姓

小S冠夫姓

小S谈性自若，举止前卫，未婚先孕，大家视为寻常。不料传出：她奉儿女之命结婚之后，将冠夫姓，大家蓦然引以为异，议论纷纷，认为这样“前进”的女性，怎么如此“保守”？

其实冠夫姓是洋玩意儿，蒋宋美龄岂不是现代中国最洋派的女人？当代铁娘子、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冠的也是夫姓。当她的丈夫DenisThatcher跟着老婆搬进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时，有记者问他：“谁是此屋中穿裤子的人？”（Whowearsthepantsinthishouse?）西洋旧习男人穿裤，女子穿裙，穿裤子的当家，故此话乃问，谁是当家的意思。Denis的回答很有智能：“我是穿裤子当家的，也是洗裤子与烫裤子的！”

西洋人习惯，一家一姓，史密斯之女玛丽嫁给约翰逊，立刻去本姓，变成玛丽&#8226;约翰逊。近代英国交响乐名指挥SirThomasBeecham有一天与他妹妹的同学UticaWelles小姐散步，说他不喜欢Utica这个名字，要她改名，她回答说：“你不可能要我改名，但你可以要我改姓。”不久他们就结了婚，果然改了姓，冠了夫姓。

冠夫姓有时很麻烦，美国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做女人的往往需要不断改姓。我在美国教书时，班上女生经常在这学期叫玛丽&#8226;约翰逊，下学期就变成玛丽&#8226;罗伯逊，有时不仅一改再改，甚至三改。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高涨，不愿意做男人的附属品，开始有不冠夫姓者，我的女同事中就有一位，但被视为“极端分子”。有比较温和者，则将本姓与夫姓连在一起，犹如双姓。但冠夫姓仍然是西洋社会的主流。

传统中国许多女子有姓无名，王女嫁给李男后，就成为李王氏，但有姓有名者并不冠夫姓，武则天不叫李武则天，杨玉环也不叫李杨玉环，柳如是也不叫钱柳如是。五四之后，更是如此。女权发达的西洋妇女看到中国女子大都不冠夫姓，感到惊奇。其实，中国女子不冠夫姓，原是习以为常，并不一定是伸张女权；学洋派，冠夫姓，原是摩登先进的太太，曾几何时反而显得落后保守。

小S冠夫姓并不是要学已经落伍的洋派，自谓是为了爱丈夫，深情溢于言表。不过，若以爱为冠姓之准则，则小S的丈夫应该赶快冠妻姓，双方来竞争，看谁爱谁多一点。再推而广之，爱妈妈可冠母姓，毛泽东的女儿就是不姓毛，而从母姓。当然若爱祖母，也可冠祖母的姓。事实上，姓赵的只有一半姓赵，另一半血，是母亲姓钱的血，亦有四分之一祖母姓孙的血液。若再往上推，每人身上不知有多少姓氏的血？冠夫姓很可能冠到本家的姓。

小S以艺名行，她本姓徐名熙娣，要嫁给姓许的。徐许音近，汉语拼音都是“xu”，若冠了夫姓，叫起来犹如“xu－xuxi－di”，好像有点口吃，也不甚顺口，更何况大家都叫她小S，很少叫她原来的姓名，冠不冠夫姓，几无影响。小S何不于正式结婚之后，就叫“许小S”！这样才算动真格的。不过，我猜想小S必定希望是大家的小S，而不仅仅是姓许的小S！

17.3C关系

3C关系

《中国时报》在华府有一《联合报》所没有的“秘密武器”，就是熟悉美国政坛，中英文俱佳的傅建中。我与他在华府有同席之雅，听到他一口宏亮清晰的美语，印象深刻。

在台湾欲知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傅建中的《华府望》应该是必看的。最近他“望”到中美之间原来“坦率（candid）、建设性（constructive）、合作（cooperative）”的3C关系开始变调了，变成一种新的3C关系：“复杂”（complex）、“纠缠”（complicated）、“全面”（comprehensive）。足见傅兄观察之细微，然而变调初弹，白宫在宣布胡锦涛9月7日访美时，又弹老调要“营造”（build）老3C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老3C没有变调，诚如傅兄于后续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所谓要“营造”，正见老3C有了问题，“不得不重建”，并论证老3C之不可能恢复旧观，因无法摆脱新3C的纠缠。

中美关系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正常化”就花了七年之久，卡特总统（JimmyCarter）好不容易与北京建交，若非中越战争大陆需要美国的道义支持，《与台湾关系法》足以使建交流产。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哈定（HarryHarding）曾以“脆弱的关系”（thefragilerelationship）来形容中美关系，任何脆弱的东西都是容易破碎的，然而脆弱的中美关系虽历经风波与危机，却并未破裂，甚至呈现不能破裂的趋势。老3C所揭示的坦率、建设、合作，多少可见维系双方关系于不绝的用心。傅兄未及道出的是，今日所谓变调，并未变得面目全非，新旧两C亦非两个完全不同的调子，而是坦率、建设、合作的关系变得更加全面、复杂与难缠罢了。

当年中美二十年不相往来而杯酒言欢，为的是共同的对手苏联，所以很简单，最主要的是政治与战略上的考量。一旦政略因素消失，如苏联解体，两国关系就会出问题；一旦新的政略因素出现，如打击恐怖主义，关系又会恢复平稳。但是近十来年的发展，在不知不觉间，使爱恨交织、时好时坏的中美关系起了质变，变成愈来愈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纠缠得愈来愈深而又全面，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翻脸。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全球化使中美经贸关系形成一种紧密而复杂的网络关系，触及两国社会里的生活面；固然贸易磨擦或许更甚于前，但相互利益纠缠之深，使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正常关系。从经贸获致的丰厚利润早已经在两国产生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绝不会容许破坏获益的经贸关系，特别在民主的美国，利益集团对其国内政策已产生了影响。为了可图的庞大利益，双方有维护和平的最大意愿，雅不欲摩擦到决裂。美国作为世界的超强，需要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而中国为了完成百年难遇的经济建设，更衷心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在经贸基础上所建立的高度一致而和谐的和平战略，使所谓“遏阻中国”、“中国威胁”、“军事对抗”，都不免流于不切实际的空谈。

其实，全球化的经济关系也早已使两岸关系复杂化了，纠缠之甚不仅全面，而且不可能用简单的对抗来解决任何问题。傅建中的新3C关系又何尝不是两岸关系的写照？而在我们的电视上，看不到3C，只看到4F。

18.海行忆语

海行忆语

儿时住在高雄的西子湾边，日日看大轮船进进出出；记得有一年夏天，一艘美国大油轮在高雄港修理后出海试航，当领港的父亲带我一起去，在台湾海峡航行了整整一天，看到波涛万里的浩瀚大洋和落日与海鸥齐飞的美丽海景，幼稚的心胸为之开阔。也难以忘记的是，那天在船上大餐间吃午饭，十二岁的我坐在船长的座位上，因肥胖的船长不吃午餐。

此后，大学毕业后当预官的那一年，调防马祖，再度出海，坐的是平底登陆艇，摇晃得很厉害，直到天亮，才敢走出闷热的船舱，见到水鸟低飞，海风徐徐，顿感满面清凉。一年后，出国留学，虽然横渡太平洋，但坐的是飞机，毫无“出洋”的感觉。

1981年的秋天，我们一家四口在香港选择海轮前往大陆。上船之后，才知道可以在海上过中秋佳节，甚是兴奋。海轮驶出香港后，夕阳西下，明月当空，万里无云，正是月色满天的中秋之夜，想到张九龄的佳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驶经台湾海峡时，台湾在右，大陆在左，都有思念家乡的人，即兴写了一首七绝：

月明风静大洋驯，点点粼光入水匀；

举首清秋天一色，低回两岸异乡人。

后来老同学声乐家李安和为此诗谱曲，作为吟唱的教材。安和兄歌声嘹亮淳厚，真可称之为台湾的帕瓦罗蒂（LucianoPavarotti），可惜他很不得志，郁郁以终，念之喟然！

我直到去年才有机会搭乘大邮轮旅游，邮轮海上之旅早已是退休朋友们的最爱，友人核潜艇专家陈定炎（陈炯明之子）夫妇不知游过多少回，连南极都去过了。我们一行六人，都是四十年前台大的老同学。我们选择的是波罗的海（BalticSea）之游。我们于8月16日清晨抵达丹麦京城，旭阳初升，凉风徐徐，暑气顿消。翌日登上停泊在岸边、耸立如高楼的巨轮，俨然若一城镇，晚九时起碇，驶向波罗的海的茫茫夜色。巨轮在薄雾迷蒙里，破浪行进，楼船灯火通明，犹如不夜城。19日清晨抵瑞典京城游览后，东驶芬兰，波涛微起，其柔无比，前浪推后浪，好像山峰在移动，回头忽见夕阳一轮，其红如血，缓缓下沉，最后只见半轮，迅即全没于海平线下，然西天上彩霞数抹，久久始散。20日清晨驶抵芬兰京城游览后，邮轮缓缓驶入俄罗斯圣彼得堡港，作二日之游。离开俄罗斯后，再作波海三国游、波兰旦泽港（Gdansk）一日游。驶离旦泽港出海，巨轮通过横跨Fyn与Sjelland两岛之间极为壮观的大桥（OsterrendenBridge），我随兴得句曰：“跨海长桥一线牵，轮舟穿越水天间；岛群左右横斜出，起伏山峰在眼前”。26日晨起已在奥斯陆（Oslo）港内，天气清朗，山岛环峙，房舍散落于林木间。当日午后启航，淼淼海面在山峰白云蓝天间，一舟独行。驶出海湾后，四顾大洋浩瀚，忽见浓云散布，夕阳再度西下，半壁层云，染出一片彩霞，夜幕渐垂，云层更由淡墨而深黑，大似在天际挥洒的泼墨；霞光既已消逝，但见远处渔灯点点，在水之涯。26日，行将赋别，船长以酒会招待游客，拍照留念，以志别意，翌晨已返抵丹麦矣。

19.马屁经

马屁经

十三经之中没有马屁经，然而十三经早已成为博物馆与图书馆内冷藏的老古董，而马屁经仍然欣欣向荣，于今为烈，真所谓千穿万穿，而马屁不穿。所谓于今为烈，并不为过，数千年来科举考试，只见从儒家经典出题，未尝闻引皇帝的谕旨为题。马屁不仅是中华国粹，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价值”，盖人性如此，马屁难绝也。19世纪哈佛大学医学名师霍姆斯（OliverW.Holmes，Jr.）一辈子爱听马屁话，至老年更加变本加厉，当听到受用话的时候，佯装耳背，要人家大声再说一遍，才过瘾。

拍马屁之所以令人不齿，要因奉迎主子或权贵，如喊万岁、跳忠字舞、戴扁帽之类，以为晋身之阶。在古时候，皇帝的权力最大，自然成为拍马最主要的对象。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自称与月神有约，每当月满之夜，月中女神会光临他的龙床相会。他问在身旁的AulusVitellius有没有看到她？回答是“没有”，接着是马屁：“唯有你们神仙才能看见神仙！”后来AulusVitellius继任了大位，当上了皇帝。无独有偶，宋开宝九年，晋王赵光义带领群臣要为皇帝赵匡胤上尊号；所谓尊号，就是一连串的马屁话，虽未被赵匡胤接受，晋王最后还是以不平常的弟弟身份继承了皇位，他就是后来的宋太宗。

无论为权或为利而拍马逢迎，固不足取，然男人为了讨好美眉而拍拍女人的马屁，倒也“文明”，无伤大雅。美国南北战争后，大法官蔡斯（S.P.Chase）遇到一位艳光四照的南方佳丽，但这位佳丽是位“独派”，警告大法官说，她仍然是死不悔改的南国叛徒。大法官回答说：“小姐，就你而言，任何一点点的改变，都是对你的一种亵渎。”不知佳丽是否听了这句受用的马屁话而改变政见？但最有女人缘的埃及巨星、电影《日瓦格医生》男主角夏瑞夫（OmarSharif）认为，女人最爱听的马屁话就是她的美丽。当被问到如果她很丑呢？答案是：那就去说别的女人很丑！

马屁拍到马腿上，只好自讨没趣，舞蹈家邓肯（IsadoraDuncan）写信给大文豪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说：根据优生学，他俩如果有孩子，结合她美丽的身材和他聪明的脑袋，该是多美妙啊！但萧伯纳却回话说：“假如那孩子有我的身材，你的脑袋又如何？”真是扫兴之至。但是有傲人身材的漂亮女孩并不一定头脑简单。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击败拿破仑后，来到巴黎，有绝色美女拿着盘子为医院向他募款，沙皇丢下一把金子在她的盘子里，然后轻声向美女说：“这些钱是为了你那双美丽而又明亮的眼睛而给。”美女谢过后，立即又将盘子伸出来，沙皇见状说：“什么？还不够？”美女说：“这一次请先生你为穷人捐献！”这位美眉的身材应该胜过邓肯，脑袋瓜子的灵活也未必不如萧伯纳。

至于儿女拍父母的马屁，还可称之为孝道，无非要老爸老妈开心，法国女画家基洛（FrancoiseGilot）有个乖巧的儿子，不仅会说：“妈妈我爱你！”而且还会说：“妈妈的画画得真好，甚至比爸爸的更好！”使母心大悦。好朋友之间互相拍拍马屁增进友谊，也无伤大雅。所以马屁文化未必全是那臭东西，应该丢进茅坑里，端要看看拍谁的马屁。

20.说初恋

说初恋

初恋美得像花朵，年轻男女初尝恋爱的滋味，爱得艳，爱得丽，精神多于肉欲，理想多于现实，飘飘然于神仙般的境界。然而初恋又老是像鲜花般易谢，像美玉般易碎；“永远是你的”山盟海誓往往经不起短暂的现实诱惑与压力。不变往往只是崇高的理想，变才是不可逆转的现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变心更何患无辞，即使是天主圣母也挽回不了。

初恋情人即使短暂的别离，眼泪汪汪，难分难舍，更不会去想别后相思如何之苦。但一旦天涯相隔，天涯路赊，“艰苦”莫人知矣！北国的严寒更加遥念南国的温暖，然相思里找不到跨越银河之桥，只带来场场空欢；雁递鱼书，虽字字珠玑，紧扣心弦，也是空欢一场。但当暂别不幸成为久别，相思再深，鱼书再多，也难保长期紧绷的心弦不会断裂。

失去初恋的苦涩，刻骨铭心，即使是东北铁汉也会哭湿半边枕头，绵绵长夜，难以入眠。诗人周弃子是过来人，所以会写出“摇魂灯影穿窗暗，夺夜虫声绕砌池”的感受，并警觉到“一念太痴容有悔，万缘前定料难移”的观空哲学。然而，观空割爱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哪能轻了，所谓“慧剑斩情丝”，则勇气之外，尚需智能，才能降伏如影随形的情魔。更有人爱恨交织，怨愤填膺，抑郁多时后，夜阑人静，斗室独处，突然悲从中来，不禁号啕大哭，连他自己也都吓了一跳。殊不知哭与笑都是人体应对调适的机制，笑使你舒畅开怀，美国林肯总统就说过，在日日夜夜的压力下，“若不笑，活不了”（IfIdidnotlaugh，Ishalldie）；哭则使你排解痛苦哀伤，让凄苦化作眼泪，流个干净。古时候阮籍穷途之哭，因路走不通了；痛哭之后，心情才会舒畅，散去心中郁闷。所以，在维护人们情绪的平衡而言，哭与笑可说是异曲而同工啊！

岁月不饶人，岁月不仅老化了人的身体，清丽甜美的脸庞会变得臃肿厚重，天真烂漫会变得风尘世故；岁月也淡化了人的记忆，初恋之情再刻骨铭心，也经不起长年风雨的侵蚀而显得漫涣难以辨识。但是保存在情书里的记忆，白纸黑字，话里真真，只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尘埃，偶尔碰触残简，拂去数十年的灰尘，仍会唤起旧梦，但底事已经成灰，只堪胡僧闲话了。旧踪已经没有旧痕，萤桥水流如故，钟声依旧，但桥畔人影一如寒潭雁影，渺难追寻。当年碧潭石旁曾经留影，舟边戏水，虽仍巧笑倩兮，但照片既无彩色，历久早已苍黄黯淡，唯有欷！旧梦残影毕竟是虚境而非实有，然已非实有之“虚”，即使虚情假意，也是曾经发生过的“真”，既非岁月，也非尘埃，更非主观意愿能使它化为乌有。

初恋之为贵，就像初吻一样，贵在人生第一遭，充满天真无邪，既乐观又无奈，以为人间唯有你与我。然而天地间却有一对初恋情人，因她变心而劳雁分飞，经过四十年风霜之后，他临老才发现：那遥远的初恋，只是他的而不是她的。

21.李敖返乡记

李敖返乡记

李敖操着纯正的北京腔回到北京，并与离别五十六年的小学同学重聚，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李敖乡音未改，却指当地的乡音已改。口音本来就会与时渐变，唯有长期离乡，才能保持原来的乡音。何止口音变了，景观与人事也都变了。李敖返乡实际上是做客，他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早把他乡作故乡了。

李敖返乡的重头戏是三场演讲，第一场于9月21日在北大讲，我看直播，看得惊心动魄，高潮迭起。李敖就是李敖，并未因到彼岸而改其直言无忌的本色。

其实，李敖的劲爆不仅惊动了中共，也惊动了《纽约时报》，跃登该报重要版面的headline，陈水扁虽正过境美国也挤不进这样的版面。李敖确曾是《纽约时报》的“宠儿”，当年大篇幅报道过他的坐牢与入狱；不过，当年老美“宠爱”李敖，主要误以为李敖是台独，后来发觉他不独而统，而且反美，就不太“宠爱”了。这次重拾旧欢，显然被李敖在中共政治中枢如此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说教”，感到惊奇。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认为“中国最好的盟友”一定会说好听的话，怎会来摸老虎的屁股呢？结果不仅摸，而且大摸特摸，于是成了新闻。

李敖虽然惊动了中共与《纽约时报》，但对海峡这一边的许多人来说，仍然不过瘾。有些人“心怀叵测”希望他充当火牛，撞个头破血流，另有些“悻悻然小丈夫”品头论足，结论是李敖落伍了，老矣！更有些“假道学”祭出不严肃的帽子，这顶帽子李敖刚出道时就被戴上了，真是始终如一啊。虽然天下无人不识君，但天下知君有几人？

22.西雅图之恋

西雅图之恋

1965年初夏，心情低落到不行，我独自一人带着一破车的书，离开俄勒冈大学所在地的幽静（Eugene）镇，北上西雅图（Seattle）。我在美西五号高速公路上，翻山越岭，开了六小时的车，于夕阳西下之际抵达，时值雨霁初晴，山城如洗，欧式房屋起落有序，低落的心情忽然为之开朗。

我到西雅图是想进华盛顿大学，但申请入学截止日期已过，幸赖台大同班同学陆善仪的介绍，得见远东学院的卫德明（HelmutWelhelm）教授，卫教授是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elhelm）的儿子。卫礼贤在山东传教并将《易经》译为德文，后来的许多英译本大都参照卫氏的德文本。卫德明就在青岛出生，所以他流利的汉语略带山东口音。相谈之后，他立即推荐我入学，足见美国大学里教授的权威，不为所谓法规的条条框框所限。

入学之后，方知“远东学院与俄罗斯研究”（FarEasternInstituteandRussianStudies）与“森林系”（Forest）、“渔业系”（Fishery）乃华盛顿大学的三大名系。森林与渔业显然得华盛顿州的天时与地利，而远东学院则得天时与人和。卫德明教授不过是二战后从社会主义国家移民来美的学术贵族之一，其他来自远东与苏俄的名师如云，作为美国西北门户的西雅图把他们留住了，并因人设施，成立了规模宏大的远东与俄罗斯研究学院。

来自中国的著名大师有萧公权、李方桂，都是由全中国选出来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我决定跟仰慕已久的萧公权先生读书，但远东学院不设博士学位，所以我继续攻读历史系的博士学位，以萧先生专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主修，俄国与日本史为副修，并有幸担任俄国史名师屈莱果（DonaldW.Treadgold）教授的助教多年。屈教授曾在台大客座一年，与信奉自由主义的殷海光惺惺相惜，成为好朋友。他为了写作《西方对俄国与中国的冲击》一书，自修中国语文与历史，完成上下两巨册，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我在西雅图一住六年，名师教读，书窗自娱，结婚生子，怡然自得。西雅图给了我新生命与新天地，真正感到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课余之暇，游观之乐亦多，西雅图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我的俄国史同学尼克司（BobNichols）在奥林匹克半岛上有祖传农庄一座，他曾邀我与善仪往访，我们搭渡轮跨海至半岛，游“雨林”（RainForest），雨林森郁，长年多雨，时雨时晴，偶见阳光，亦感蒙蒙然，但行走其间，不觉霉湿，却有爽意。黄昏时分，海滩散步，沙上偶见气孔，挖而掘之，必得“牛蛤蜊”（horseclaim），洗涤干净，切片之后，炒而食之，鲜美无比。尼克司夫妇即以此美食以及烤肉与玉米款待，农舍烛光，笑语不辍，年少不知愁滋味也。一宿酣睡未醒，忽闻汽船笛声，方知东方既白。

西雅图值得留恋，不仅是它美丽的景观，且多回味的往事。在特定的时空下聚集了许多大师，使我有幸从萧公权先生游。今日大师云亡，东林怀想，盛况不再。萧先生《画梦词》有云：“天涯亦有弯环月”，今晚举首，弯环月如故，然而飘去的时空，鸿飞冥冥，唯有低回不已。

23.诺贝尔遗憾

诺贝尔遗憾

每年金秋十月是公布诺贝尔奖的时间，台湾虽不见金秋，但诺贝尔奖的公布，媒体报道之显著，较欧美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华人而言，更是高不可攀的荣誉。至今只有海外华人以外国籍得奖，尚无像日本或印度土生土长的本国得奖人。

得奖总要经过评审，诺贝尔奖评审之严谨固不容置疑，但遗憾仍然不可能避免，以文学奖而言，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与奖失之交臂，足以令人扼腕；而美国作家赛珍珠因写有关中国的小说而得奖，则令人有此奖不得也罢之叹。

在华裔之中，得诺贝尔物理奖者一共有五位；擦肩而过未能得奖者，我知道的就有两位，其中励名强是我的好朋友，与今年之奖有关。20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由两位美国人R.J.Glauber与J.L.Hall以及德国人T.W.Haench分享。他们的贡献一是量子光学，另一是高精密原子光谱学，导致在激光、全球定位、光学钟等方面有重大的改善。

量子光学（quantumoptics）源自1956年Brown-Twiss之实验，但此一实验在当时并未被接受，至1959年另一组人用不同方法证实了1956年的实验，因而在物理学界造成如何看待Brown-Twiss实验的危机。此次得奖的Glauber解决了此一危机，发展了量子光学，四十年后之今日终于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但量子光学最原创的Brown与Twiss就没赶上迟来的荣誉，Brown与Twiss先后于2002年与2005年的5月过世。

至于第二部分“高精密原子光谱学”（highprecisionatomicspectroscopy），来自“分离光束原子饱和吸收”以及“相干光束原子吸收”。Hall即在“饱和吸收”上的成就，得以分享此次物理奖。

励名强告诉我说，他在1975年就写过一篇有关相干光束原子吸收的论文，但此论文最初未被《物理学报》（Phys.Rev.）接受，两年后1977年才在NuovoCimento学报上发表。论文中探讨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量子现象。由于原子的杂乱分布和运动，从经典和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一论文在实验上能得到证实，则将是物理学上的新突破。励很想能在实验上得到证实，就向哈佛大学Bloembergen教授请教。Bloembergen说这一实验是可以做的，他的博士生Salour对此会有兴趣。因此励就同Salour合作起来。可是Salour把这一新量子现象告诉了他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之一就是此次得奖的Haench。有一次Salour要励与正在哈佛访问的Cohen-Tannoudji一谈，然而此公竟然藐视之，唯Salour告诉励，他会按原定计划进行实验。但Salour却完全不顾与励合作的承诺，竟与Cohen-Tannoudji于1977年将此一实验在《物理学报通讯》（Phys.Rev.Let.）上发表，而Cohen-Tannoudji并未作出正确的理论分析，令励大为错愕。励请他的老师杨振宁相助，经杨之介绍，励文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励与他任教的物理系数度写信给哈佛的Bloembergen教授，说明此一事件，Bloembergen承认此一实验之首创不能归功于哈佛，但励写信给Cohen-Tannoudji，却不见回复。Cohen-Tannoudji在理论分析上有不少错误，励名强在1980年的《物理学报》又发表一文驳之。然而Cohen-Tannoudji竟于199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Haench的奖是来自相干光束的原子吸收，这是励名强所发现的新量子现象。励曾于1979年与此次得奖的Hall博士见面，并告知此一事件，Hall听后才恍然大悟，为何Haench突然改变他长期的兴趣。励名强并不认为Haench不配得诺贝尔奖，不配的是他因高精密原子光谱学而得奖。

24.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台湾大学的大门口对着罗斯福路，所以当年许多台大同学所知的大学之道，不再是“明明德”，而是“罗斯福路”。最近的大学之道则是“迈向顶尖”，这条路不像罗斯福路是由柏油铺的，而是一条由500亿新台币铺成的黄金路。

我的老朋友沈约翰的老同学李家同对用银子打造顶尖一流大学，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流大学要靠大师，而非银子，但是有人会问：没有大把银子又如何请得到大师？不过，用特别预算来提升大学的水准，确如打强心针，绝非长久之计。

欧洲原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当学者们汇聚巴黎时，美国尚未在地图上出现。剑桥、牛津首先成为学者们切磋的学术社区，德国则最先发展出研究型大学。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大学日渐落后于美国。当今世界前20名大学有17个在美国，美国大学拥有70％的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上30％的科技论文，以及44％最常引用的论文。美国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异了。

欧洲大学之所以在近数十年来落后于美国，最主要的是大学的预算由政府掌控，学校行政处处受政府掣肘，教授事实上像公务员一样，领取固定的薪水。然而美国大学却有许许多多的财源，除了来自政府的经费外，也来自企业与校友诸方面的捐助，可以灵活运用。美国那么大，学校那么多，却没有一个教育部来管，也就没有任何的干预，因而具有充分自主性，得以形成真正独立自由的学风。

2000年时，欧洲各国官员曾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聚会，发出要使欧洲“知识产业”于十年后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豪语，以便欧洲人在智能上，而非劳力上胜过竞争者，永远维持高水平生活。殊不知要在智能上争胜，有赖于成功的大学，而欧洲的大学在竞争上已落后于美国，将来也可能会输给亚洲某些大学。欧洲已敲响警钟。

对台湾而言，欧洲警钟岂不感同身受？五年500亿高等教育预算未尝不是对警钟的回响，但撒钱只能治标，并不能治本，或可济一时之急，难成百年树人大业。我们以欧美为鉴镜，固不必刻意模仿，但至少须知问题之所在。目前台湾各大学的预算，可说是仅供“活口”的维持费，而各级教授的薪额，不论贤、愚、勤、惰，几无区别。升等貌似严谨，水准实在一般；即使一般之水准，未过关者，往往纠缠诉讼不辍，而教育部动辄以程序干预，不胜其扰。如此大学，如何能够精益求精，不断进步发展？比诸欧洲，犹难望其项背，何况美国！

每年100亿特别预算只给十二所大学，固然希望此十二所大学“迈向顶尖”；是否真能攀登高峰，仍然是未定之天，但其余极大多数的大学未得“救济金”而每况愈下，却是必然的。李远哲说，这十二所大学得到可观的额外经费，同时必须增加大学部招生名额，可以舒解升学压力，因现在学生压力来自进不了好大学。若然，台湾只有十二所“好大学”。这十二所就能满足所有想进“好大学”的学生吗？恐怕未必。按此逻辑，不如将所有高等教育的经费全部集中到这十二所，接收那八十来所“不好的大学”的大学生，不仅可以舒解升学压力，而且人人都是名校毕业生，岂不快哉！

我的好朋友钱致榕教授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现在美国名校约翰&#8226;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他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为该校创校元老之一。他是脑筋清晰的科学家，也是眼光远大的教育家。今年小别重聚，于中正大学宁静湖畔，谈大学教育，深感其语重心长，愿与读者分享。

钱教授认为，人类突飞猛进靠知识的累积。然而知识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带来灾难。福兮？祸兮？就要看价值观的抉择。21世纪大学教育的最基本要求是传授知识技能、判断能力、社会良知以及审美观念。大学传授最新的知识，以应付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大学教师就必须做知识创新的科研工作，才能传授比较复杂而又高深的知识；若要满足二三十年后所需的知识，以保证五十年不落伍，则毕业后必须不断自学，因而也必须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还要训练独立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全民的生活素质；不过，知识在高度科技化的现代社会里，是一把双刃之剑，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与富裕和谐，也可以谋取私利，造成贫富悬殊、破坏生态。抉择之际，在乎良知。所以大学之成败，取决于学生是否有关怀社会的良知。大学也要培养学生审美的观念与创造美的能力，否则知识与财富只会带来更多的丑恶。

今日文理分科，壁垒森严，不但严重阻碍科研的发展，也限制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当代许多重要课题，都是跨学科的。近半个世纪来各个学科都有飞跃性的进展，知识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学科开始重叠，文理不可能再泾渭分明，互不相干。不论学文还是学理，如果没有审美观或社会良知，判断上就会出问题，专业知识?及因知识所得到的权力，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可能危害社会。

当下我们既缺乏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掌握，也缺乏社会良知和伦理的训练，所以很多科技的决定，不一定符合社会长期的利益。现代知识结构的变化要求贯通文理，才能使学术有大的进展。社会也需要文理贯通，才能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又如何贯通文理呢？基本上可采取核心课程的方式，强调讨论与思考的教学方法。领域并不是绝对重要，重要在贯通，需要学识与使命感兼备的资深教师，从设计发展文理贯通的课程出发。目前大学文理分科的限制，使人人具备的多方面潜能无从发挥，乃是人才的大浪费。人类知识既然有了结构性的变化，文理贯通必然是21世纪大学教育的新挑战。

一个大学的社会声望，最终还是决定于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大学排名的先后，迟早也将取决于他们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文理贯通是不可避免的趋向，这将是一场公平的竞赛，不但不需要上亿的经费，而且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也不一定要院士、平台，只需要有学识、有使命感的资深教授，以及有能力、有求知欲的学生，再加上有眼光的行政人员。有钱的学校不一定成功，因为他们都忙于建造科研平台去了。

25.宁静湖畔一夕谈

宁静湖畔一夕谈

今年（2005）10月28日傍晚于秋雨霏霏中到达上海，因飞机在北京延误了好几个钟头，飞抵虹桥机场时，拥挤不堪；取行李时，又听到两个上海人，一男一女在大声吵架，本来颇为悦耳的吴侬软语，变得极为尖锐刺耳。出得门来，等出租车的长龙，望不见尽头，只好挤公共汽车，过几站后再下车打的。坐上出租车，也只能在车阵里龟行，而喇叭声此起彼伏。大凡交通略有秩序的城市，都已听不到喇叭声；不绝于耳的喇叭声，真像是对混乱交通的抗议声。不愉快的事还没了，车子好不容易穿过绿灯，一辆救护车迎面而来，警察招手示停，但司机没有看到，被拦下后要开罚单，司机与警察争吵，闹了半个小时才放行。到达宾馆时，早已饥肠辘辘。

一向对上海的良好印象，顷刻之际，蒙上阴影，感觉到近千栋高楼大厦的大都市仍有太多不文明的现象。一年前站在浦东西眺，黄浦江在陆家嘴蜿蜒东流，外滩洋楼灯火通明，五光十色，在夜空里显得特别柔美。江上舟舶，或泊或驶，偶尔短笛一声，划破夜空，响出沪滨特有的意象。回顾，则见金茂大厦高耸入云，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饭店俯瞰着已从乡村变成都会的浦西。大上海虽已跨江而起，但毕竟“硬件”比“软件”易造。

26.上海上海

上海 上海

我于战时出生在上海，虽七岁时就随父母到台湾，口音已经难以完全抹去上海腔。我直到1981年的不惑之年，才得重履故土；当泛美巨型747客机降落在虹桥机场后，听到久违的沪语，入耳清朗，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曾口占《辛酉夏初抵虹桥机场》曰：“居然此日得归来，处处乡音灌耳雷；不尽桑田沧海感，潸然泪点落尘埃。”

其实，1981年的上海，至少在外观上，完全谈不上沧海桑田之变，由于美国的长期封锁，以及支持贫穷省市，上海市所有的收入几乎全数上缴中央，好像一个老妈妈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牺牲了自己，不仅满脸皱纹，而且衣衫褴褛。那年在锦江巧遇唐德刚教授，我们异口同声说，昔日的十里洋场好像变成一个大贫民窟了。

不过，正因为当年的上海旧貌未变，我找到了童年故居；愈近故居，愈感到熟悉，童年的回忆如电影倒放，一一浮现眼前。记得家门前隔街有一排矮墙，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携带装备侵入租界，就在矮墙前一字排开，两个日本兵走过来，我仍记得他们所配的刺刀。

上海人的能力毕竟不能低估，乘大陆改革开放而再度崛起；经过二十年的建设，现代科技将黄浦江两岸统合在一起，乡村浦东顿时换了人间，大上海的旧貌今日展现了新颜，又容光焕发地耸立于东海之滨。市民的生活水准也显著地提高，中产之家不再局促于配给的弄堂斗室，而迁居自购的高楼公寓之中。此行曾赴小朱教授家宴，室内地板光洁，装潢明亮，书柜美观，音响齐备，怡然是三口舒适之家。

上海的财富大大地增加了，车辆也大大地增加了，堵车成了必须忍受的常态；摩天楼大大地增多了，却传出上海滩正在逐渐下沉的警讯。希望今日的大上海、夜上海终究能够负荷起沉重的人口与现代文明。

27.郎兄与湖畔咖啡

郎兄与湖畔咖啡

民雄乡周围十公里内，找不到一家既可口又有品位的“顶尖”餐厅，但民雄乡尚未拿到“顶尖”头衔的中正大学校园内，却有一家首屈一指的咖啡馆，坐落在宁静湖畔活动中心的二楼，故称湖畔咖啡。

湖畔咖啡的主人郎毓彬美须飘荡，望之仙风道骨，颇有艺术家的气质。他原本是摄影大师郎静山的幺儿，先天就带有艺术细胞，而后天又以音乐为专业，会弹奏好几种乐器，浑身艺术，势所必然。他开咖啡馆有点偶然，但到大正至中的中正大学来开，却不很偶然。当年他的一群大学时代的好朋友，王伯、廖妈、财爷、朱姐、耿妹，在毛汉光教授的号召下，来此草创的大学任教；然而，中正科系虽多，就是没有音乐系。但这难不倒郎兄，他还是跟好朋友一起下乡落户，并不惜工本地开了一家一流咖啡馆，为好朋友们服务。

说“不惜工本”，一点也不夸张，郎兄以不计利润回收的艺术家手法，来经营他的湖畔咖啡。他讲究咖啡原料的质量、新鲜度与设备的精致，以及装潢、灯光与音响的完美，室内只闻到香喷喷的咖啡，任何熟食是不准带进来吃的，以免坏了咖啡的味觉与氛围。当新鲜美味可口的咖啡一杯在手，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唇上所感，顿觉色、香、味俱至，神魂与咖啡交融矣。

郎兄的咖啡无论是普通的意式淡咖啡，还是高级的蓝山咖啡，以及最近自非洲引进的“装疯”（Geisha闽南语译音）咖啡；都是上品。上品需要行家才能真正品尝，包括在下在内的许多来喝咖啡的人，偷偷地加糖加奶，意欲冲淡原汁原味，真有点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令郎兄徒叹奈何，“感冒”不已。咖啡原本要黑、要强、要苦，同时搭配精致的西式糕点，以享受“苦尽甘来”的经验，亦即英国诗人崔登（JohnDreyden）所谓“甜之甘美，唯苦后方知”（sweetispleasureafterpain）。不过，郎兄很有耐心，有意训练不会喝咖啡的人，以二流的价格来卖一流的咖啡，使更多的人来喝咖啡，以培养喝咖啡的品位。他不会因亏本而心痛，却因咖啡文化的提升而感欣慰。

咖啡的发祥地在非洲，大约在16世纪传到开罗；不过直到17世纪传到花都巴黎之后，才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闻名遐迩的“雷津咖啡”（CafedelaRegence）带起如雨后春笋般的咖啡馆，以及整个欧洲的咖啡文化，18世纪的法国中产阶级几已无不享用咖啡。今日之美国，几乎人人都喝咖啡，但大众化的咖啡品质等而下之，像麦当劳的咖啡只能称做“乌水”，郎兄必嗤之以鼻。

当流行喝咖啡之初，有不少谣言，若谓咖啡有碍性欲，说是“太监的饮料”，当然是无稽之谈。也有人说，孕妇不宜喝咖啡，因会刺激胎儿；然而中正电机系一位年轻教授太太，怀孕期间几乎天天来湖畔喝一杯咖啡，却生了一个健康、活泼、常带微笑的女娃儿，皮肤尤其晶莹剔透。郎兄认为是上品咖啡浸润之故，乃请这位芳龄周岁的婷宇小姐当湖畔咖啡的代言人。

咖啡可以提神是千真万确的事，但我垂垂老矣，就怕晚上睡不着觉，来到湖畔咖啡只有临渊羡鱼的份，郎兄于心不忍，特泡清茶一壶相待，但拒绝收费，因他只卖咖啡，不卖茶也！

28.汉学与汉学家

汉学与汉学家

洋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Sinology），就像他们称中国人为“汉人”（Chinese）；问题是他们认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所谓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五十五个都不是中国人。我有一个在政学之间的美国朋友，有一次他从新疆回来，告诉我说：“那里的人长得像我，不像你！”我回他的话：“你们黑黝黝的赖斯国务卿像你呢，还是像非洲国家的人？”

既然认定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所谓汉学也只能是汉人的学问，学满文、搞藏学，就不在汉学的范围之内了；元朝或清朝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了。洋人玩汉学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范畴，我们玩自己的学问大可不拘一格地玩汉学、宋学、清学、红学、藏学、陈学、钱学，等等，又何必要玩洋人那套的汉学，既没有必要将其汉学正名为华学，更不必将其汉学中心搬到中国来。

“汉学家”（Sinologist）就是研究中国学问的洋人，最早的汉学家大都是业余人士，其中包括不少传教士在内，利玛窦很可能是第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他能用地道的文言写《天主实义》，翻译《几何原理》。至20世纪，汉学家仍颇通汉文，走乾嘉学者“读书必先识字”的途径，像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德国的卫礼贤，以及美国的牟复礼，多少都有些我们所说的“国学根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研究在西方逐渐学院化，美国挟其丰沛资源发展得最快。不过，进学院以后，甚至进研究所以后才开始学汉语，未免太迟，反而不如老一辈业余汉学家在文字上的功夫。五六十年代学院派中国学偏重社会科学方法，有意摆脱重视语文能力的汉学传统；包罗万象的汉学，反而被视为缺乏学科专精的“杂货店”。然而，中国学问一时也难以融入西洋学科，中国到底有没有所谓哲学，至今仍有人在辩论，当然进不了哲学系；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不被认为有史学，因而也不能堂堂正正进入历史系；中国文学一直要到有了所谓比较文学，才勉强与西洋文学挂钩。因而要到哈佛大学去读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科目的博士，只能进东亚文明系。中国学问在学院里虽然专业化了，但多少有点像二等公民的处境。

学院出身的中国专家几乎都不再以汉学家自称，他们既无杂货店的能耐，也瞧不起杂货店。史学方面的名家，诸如费正清、施华滋、魏斐德以及最近红得发紫的史景迁，都不能用汉语演讲（当然会说几句，但正式场合最好不说，以免有损尊严），更不会也无必要写汉文，至于阅读，时而也需要帮助，因此有笑话说：“许多中国通的衣柜里都藏有‘侵客一名’（aChinamaninthecloset）。”上述几位名家莫不是靠他们的西方学术背景、英文写作能力，把研究中国历史所得呈现给西方读者而获得肯定。费、魏、史三人先后以中国史专家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多少象征中国历史终于进入了美国史学的主流。

这个月来台访问受到国宾级待遇的史景迁，以文学手法写中国历史故事著名，原不属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主流，但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叙事的重生，后现代理论的激荡，使精于用英文书写中国历史的史景迁，不再被视为写小说，而成为新潮流的英雄。

29.史景迁论

史景迁论

史景迁（Jonathan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

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至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8226;波罗以来四十八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

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of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吾师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

史景迁的书在英语世界畅销后，中文译本亦如雨后春笋，虽然译文味同嚼蜡，但几乎每一本都有中译本，《近代中国之追寻》原来是给美国大学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并无译成中文之必要。史景迁在这本教科书里，误将“西洋楼”当做园明园，所以说这座御园是传教士兴建的。《天安门》一书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中文读者而言，既乏新材料，又少新意，而且漏了一条大鱼──章太炎，故就学术价值而言，也不值得译成中文。不过，当一个外国作者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义务翻译他每一本书，因为有市场啊！

30.史景迁写康熙

史景迁写康熙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誥ng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是在保持满洲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了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做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frommy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responsibilityforit——forallofitwas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了。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atcourtallsayyouareboundtorebelwhenyoureachTaiwan.It誷myopinionthatunlessyouaresenttoTaiwanitwillneverbepacified.Youwon誸rebel，Iguaranteeit.）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六章，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皮底下，终究显得保守，以至于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

31.胡若望疑问的疑问

胡若望疑问的疑问

史景迁于1988年，出版了一本很有趣味的小书，书名是《胡若望的疑问》（TheQuestionofHu）。胡若望（JohnHu）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广州的圣心会教堂里当门房，于1622年被携带大批中国古籍回国的耶稣会教士FatherJean-Fran峯isFoucquet带去法国作为助手。但胡在途中以及到达之后，未按契约做抄写与翻译工作，反而伸手要钱，又偷别人的马骑，把光鲜的衣服送给乞丐，坚持要到乡间去当行脚僧。他喜欢巴黎，但讨厌妇女在教堂里做礼拜或在大街上行走，更敲锣打鼓用汉字宣扬男女有别，在圣保罗大教堂门前用汉语来传教，等等。Foucquet强制阻挡这些“恶行”，并认定胡犯了疯癫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胡若望去法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后，都没有疯癫的迹象。他语言不通，在陌生的环境里，完全被孤立，更不要说在难受的精神病院里居住长达两年半之久（他在法国一共只有三年多），其所受文化震撼之强烈，可想而知。按心理分析理论而言，在这种环境里，他的“不正常形迹”也许是他没有完全崩溃的“保护措施”。《文明与疯癫》（CivilizationandMadness）一书的作者福柯（M.Foucault）曾说过，疯癫是文化诊断，而非医药诊断。然而史景迁并不能确定胡若望是否真的发了疯，所以称之为“疑问”，胡与英文who谐音，一方面固然指“胡的问题”，另一方面似乎在问到底是“谁的问题”，可见其题目颇含巧思。不过，麻省理工著名史家马思利煦（BruceMazlish）却对这本书提出了不少疑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史景迁在序言中虽然承认主要还是无可奈何地依赖Foucquet的一面之词，但又言不厌其烦地搜寻史料之经过。不过，就算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巴黎、伦敦、教廷等地档案，以及中国文献，也不一定就是历史书写。

无论写历史还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限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锺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各特（SirWalterScott），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所以马思利煦认为，《胡若望的疑问》写得再美妙，史料再丰富，“并没反映出一个追问问题的历史心”（doesnotreflectaquestioninghistoricalmind）。史景迁仅仅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胡若望是不是疯子，但并无答案。照马思利煦的分析，胡若望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坏脾气，不合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令人讨厌的边缘人而已。马氏也遗憾史景迁未能从他所知的中国文化来论断胡若望之狂，也无意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来探讨书中其他的人物。所以这本书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并不是一篇上乘的历史叙事。

32.说诅咒

说诅咒

当年美国里根（RonaldReagan）总统遭遇枪击，子弹离心脏近不及寸，幸而不死，却有人公开诅咒其死；第一夫人南希闻之愤怒，欲讼诅咒者于法庭。然而仅仅诅咒并不构成刑责，因为法律的要求不能如道德之高。若就道德标准而言，诅咒别人去死，绝对难以接受，为人不齿。如果当年是里根总统诅咒中枪未死的人，虽也不必上法庭，然而占据总统大位者，品德如此，迟早会被判政治生命的死刑。

诅咒在古代更为严重，无论中外之古人，总要比今人迷信，相信咒是会成真的魔咒。古希腊子民就相信，巨祸来临必定是神的魔咒，无从逃脱，也是希腊悲剧的一个渊源；诅咒别人死，也就是希望神明嫁祸于别人，该是何等严重的事！在我国西汉时，就有著名的巫蛊之祸。所谓蛊毒，按照孔颖达的解释，乃是用毒害人而令人不自觉者之谓；所谓巫蛊，则是一种迷信，相信若用巫术诅咒以及埋木人于地下，可以害人。汉武帝刘彻晚年多病，怀疑由巫蛊所致，至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有人告发说，丞相公孙贺用巫术诅咒皇帝，并在驰道埋木偶人，于是丞相被捕，死于狱中。第二年，又有一个叫江统的人上书说，太子刘据在宫中也埋有木人。太子得知后大惧，怒杀江统；武帝发兵追捕，太子抗拒，双方血战五天之久，死了好几万人。太子兵败后，自杀于湖县，太子生母卫夫人也因而自裁。汉武帝于事后才知道是佞人进谗，太子蒙冤，遂灭江统全族，筑思子台，并追谥刘据为戾太子。唐代写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佳句的诗人许浑有七绝曰：

佞臣巫蛊已相疑，身没湖边筑望思；

今日更归何处是？年年芳草上台基。

诗人感叹“巫蛊之祸”造成皇家的人伦悲剧，却忽略了因为或真或假的诅咒，不知多少颗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啊！

其实，诅咒也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wishfulthinking）而已，不是希望别人好，而是希望别人倒霉。然而如果碰到不迷信、不信邪的人像李敖，他欢迎恨他的人雕他的小木像，并在要害处插针，甚至有人送血袋来咒他，他说：“何不送大炮来？”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不迷信、不信邪，那么任何的诅咒戏码都唱不起来了。事实上，手握权柄的人，用不着诅咒所痛恨之人，像苏联强人斯大林（JosephStalin）不会去诅咒恨之入骨的托洛茨基（LeonTrotsky），而是派特务万里追杀之于南美。民选出来的阿扁“总统”脱口而出说：胡市长健康有问题，会“挫”起来。挫者，挂也，死也，虽未必诅咒其死，实诅咒其落选，以结束其政治生命，然毕竟一语既出，驷马难追，“死”咎难辞。幸而“挫起来”一咒并不灵光，胡市长高票当选，政治生命旺盛；诅咒别人者的政治生命反而岌岌乎危哉！诅出去的咒反弹回来，力道可也不轻啊！

诅咒也许只能作为无权无势者对有权有势者的“精神胜利法”，无权无势奈何不了倒行逆施的有权有势，唯有诅之、咒之，未必欲其死，至少望其交出权力，鞠躬下台。平民百姓诅咒当权者贪污腐化的“恶言”，倒是可能成为“心想事成”的祝福话。

33.说痴

说痴

老年人都怕痴呆，但毛病出在呆，呆起来六亲不认，与植物人何异？痴却不一定呆，而是“外呆中慧”，外表上看起来呆里呆气，有点疯癫，其实内在聪慧得很。在15世纪后半叶明朝的宪宗、孝宗年间，南京有个叫史忠的人，字端本，一字廷直，一生言行似乎为“痴”下了一个生动的定义。

史忠到十七岁才会讲话，性情全不受世俗的拘束，喜欢身披白色布袍，头戴方形斗笠，鬓发旁边还插朵鲜花，然后骑在牛背上鼓掌吟唱，招摇过市，旁若无人。他喜欢一边画画，一边喝酒，酒醉之际，画兴愈高，甚至发狂大叫以自快。这样的人岂不是有点神经病吗？但神经与天才之间的界线，本来其薄如纸，大天才也自有其痴气。19世纪的英国文豪王尔德（OscarWilde）赴纽约演讲，进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报关的，他回话说：“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没有什么要报的。”神经兮兮的史忠就有写诗作画的天才，他的诗自写胸次，不讲究声律，但是他的画空灵高妙，好像是略不假思索的乘兴之作，有“云行水涌”的趣味，无法学而致之。他的自负不羁、目中无人在题画诗中也一览无遗：

名画法书无识者，良金美玉恍精神；

世间纵有空青卖，百斛难医眼内尘。

他的老婆姓朱，人称朱姐，比他小三岁，夫妻俩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准女婿贫穷不能娶；他便与女婿约好，晚上要到婿家吃饭，吩咐略备一只鸡、一斗酒即可，然后骗妻女出去，走桥看灯，最后把女儿送到婿家完婚，取笑而归，后来他以平生的书画作为女儿的嫁妆。如此嫁女，不禁想到章太炎流亡日本时将大女儿与准女婿带到馆子小吃，就算成了婚。史痴与章痴，真是无独有偶，一对痴人，太炎本来就有“章疯子”的称号。试看今日寰宇之中，雅不愿打肿脸充胖子、不屑讲排场的洒脱痴人，似乎已经难得一见了。

史痴的家境原来尚称富裕，但因不问生产，又乐善好施，到头来不免困乏，但当小舅子的寡妇带着四男二女从徐州来投奔他，他欣然接纳收养。他为了补贴生活费用，毫不介意将钟爱的书画器物卖掉，以供突然增加的日常开销之需。这种痴人现在打灯笼也难找了。我们实在很想知道史痴长得什么样子，可惜没有照片可看。当时住在南京的武昌人吴伟，号小仙，曾替痴翁画过一幅肖像，但肖像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所幸有一个叫沈石田的人留下一则像赞：“眼角低垂，鼻孔仰露，旁若无人，高歌阔步，玩世滑稽，风颠月痴，洒墨淋漓，水走山飞，狂耶怪耶！”虽不得其像，多少窥得其神情一二。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十月十三日是痴翁六十岁的生日，他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仍然甚好，整天高卧痴楼，蒸香煮茗，四望但见苍翠的远山，但闻悦耳的鸟声，静观自得，外面繁杂的俗事全不挂在心上，有如颜回，虽在穷巷而不改其乐。平常仅与诗人文士来往，以诗酒为谈笑，以风月为戏谑。如此快活之人，活到八十几岁，身体仍然健康，饮酒走路与年轻人没有两样。相传他预知死期，在某年某月某日，他笑呼：“痴翁去也！”就这样地无疾而终。

34.钱锺书评《吴宓诗集》

钱锺书评《吴宓诗集》

60年代末，萧公权老师退休后开始写自传《问学谏往录》，在台北的《传记文学》上连载。当他写到与吴宓交往的一段时，曾跟我提到他老友为情所苦的往事。吴宓狂热地追求毛彦文，但当毛催促吴立刻到沪相会时，吴仍在清华忙着编书，坐失时机，果然毛很快就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上海宣布结婚。

吴宓忙着编的书就是他的诗集，他全心投入自己心爱的诗，误了约会，失了恋，可见《吴宓诗集》代价之高。这本诗集我曾在50年代的台北买到地平线出版的影印本，去年（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出了经过吴宓女儿吴学昭女士整理的新版，版式美观大方。

《吴宓诗集》由抗战前的中华书局初版，定价国币二元四角。当时著名的英文《天下月刊》（T読enHsiaMonthly）编者将这本诗集寄给在英国留学的钱锺书写篇书评。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钱锺书先写了一封回信，答应为这本诗集写一“完整的评论”（afull-dressarticle）；不过，他在回信中已作了要点评论，编者并将之刊登。所以，当完整的评论寄达时，有些重复，编者觉得没有必要再登。钱先生晚年偶得手写残稿，略作修改，钱夫人杨绛女士将此一信一文都收录在今年在北京出版的《钱锺书英文文集》里，承杨先生亲笔题赠一册，不仅得窥一信一文的全豹，并充分享受钱先生风趣而典雅的英文书写。

钱锺书推崇吴宓是一位好老师，他拥有的欧洲文学史的知识，足使年轻学子受益匪浅。但吴宓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按中国旧诗所必须的严格声律而论，他的佳作无多。钱评更一语道破：吴书中“太多自己”（copiouslyandembarrassinglyautobiographic），简直是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尔当众外扬家丑”（washoccasionallyhisdirtylineninpublic），令读过《吴宓诗集》者莞尔。

论者皆知，吴宓及其《学衡》诸君子“膜拜”（licktheshoes）哈佛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IrvingBabbitt）。白氏以人文主义力拒浪漫主义，故吴宓在哈佛圣人的旗帜下，也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然而吴宓根本不是白璧德的好学生，因为吴宓“在理智上所痛恨的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喜爱的”（abhorsintellectuallywhathelovestemperamentally），正如温源宁所说：吴宓“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但是在性格与癖好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此话令我想起60年代初美国汉学家李文孙（JosephLevenson）对梁启超的论断：梁在理智上接受西方，而在情感上迷恋传统。李氏似乎不可能看到钱评，不会受到钱氏的启发，但李论梁的简单二分法，不免“捕风捉影”，而钱评却洞见吴之复杂性格。吴宓无论在言在行，都是“永不悔改”的浪漫主义者，并将其浪漫行径记录在诗集里。他肆无忌惮地追求爱情，然而“他失去了乐园，并没有得到夏娃”（hehaslostParadisewithoutgaininganEve）；他实在无法驱除那挥之不去的浪漫恶魔。吴宓的悲剧与苦恼，岂不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splittingheadache）?

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诗集中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好像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scatter-brainedflappers），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superannuatedcoquettes）。我们在《吴宓日记》里才知道，“风骚妇人”一语真正刺痛了吴宓，钱锺书见到日记后为之歉然，并公开告罪，但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青年钱锺书有如此功力与识力。

35.八只茶杯的故事

八只茶杯的故事

定炎兄是我的老朋友，久居华府。他是陈炯明的儿子，是出身哈佛的核子动力潜艇专家。他住的公寓很朴素，显然他老子并没有留给他什么财产。

在他心目中清廉而有骨气的父亲，怎么会是无恶不作的军阀呢？他初步得到的结论是：陈炯明得罪了孙中山，因而在历史上永远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压得抬不起头来。陈定炎为了替父亲的历史平反，放弃美国海军部门的优沃职务，提早退休，改研中国现代史，经常泡在华府的国会图书馆内，十年寒窗完成了好几本书，包括陈炯明年谱与英文版《陈炯明与联省自治运动》（ChenJiongmingandtheFederalistMovement:RegionalLeadershipandNationBuildinginEarlyRepublicanChina），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像一般的历史学家一样，到处参加学术会议，宣读并发表论文。

1993年的8月里，香港大学主办国际东方学会议，陈定炎夫妇自费前往参加，并宣读论文。他在香港没有料到当年陈炯明参谋长邓铿的女儿来宾馆拜访，并交给他八只特制的茶杯。我看到他带回华府的这八只精致的茶杯，每只杯子虽然花式不一，但都有“竞存省长雅玩，庚申冬月，夏同持赠”字样，杯底表明是“江西瓷业公司”制造，无疑是特制的“唯此一套”礼品。礼品是送给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字竞存），送礼的人则是曾为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的总监，陈炯明的老师夏同。老师为什么要送礼给学生呢？显然与政治有关。

夏同身处盛产瓷器的江西，当时是吴佩孚与陈光远的地盘。吴、陈显然想利用夏同与陈炯明的师生关系，博取友情。茶杯制造于庚申冬月，乃1920年与1921年之际，而陈炯明正于1920年11月1日就任广东省省长，是庚申年的秋月，所以是陈就职一月后准备送的礼。此时孙中山与陈炯明不和已趋表面化，孙重组军政府，而陈通电反对；孙一心想北伐，而陈一意要建设广东。江西方面的政治意愿，显然是想要联陈制孙。

然而1920年特制的八只茶杯，直到1922年3月才有机会托周善培顺便自上海带到广州。周字孝怀，曾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得力助手，曾在广东创办以及主持将弁学堂，后来易名为陆军学堂，邓铿即为军校学生，为周赏识。在讨袁战争中，孙中山手中无兵，周凭其在广东的关系，弄到三十营兵力，并要邓铿统领，组成粤军，故孙于1920年4月15日致周函有云：“粤军能返梓里，由先生为之爱护，苦心伟力，弟实念之。”不过，邓推陈炯明为粤军统领，自居参谋长。当周乘轮船自沪抵港时，邓亲赴香港迎接，同乘火车返广州，邓就在广州车站被刺，时为3月21日。枪击后混乱之余，没有人会注意到周善培带来的八只茶杯；七十年悠长岁月之后，邓女畹环才有机会将深藏的旧物，完璧归赵，归还给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

八只茶杯的故事，说明邓家与陈家关系一直融洽，绝不信官书所写：陈炯明派人杀了邓铿。陈视邓为心腹，而邓于致周函中，言必称“竞公”。周善培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他更认为若邓铿不枉死，以其军事才能以及在粤军中的地位，蒋介石恐无出头之日，则民国史就会有不同的景象了。

36.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报能够大量印制与流通，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大矣哉。法国著名史家费夫贺（LucienFebvre）与马丁（Henri-JeanMartin）合写的名著《印书的诞生》（L誂pparitiondulivre）一书中，很明确地说：“中国人用活字印书，比古腾堡早了将近五百年，完全是事实。”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其来有自，并不是偶然的。想要印刷，先要有纸；中国最早发明造纸术，很多人说东汉蔡伦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发明造纸术；不过，蔡伦只是上书言造纸事，乃陈述既成的事实，纸之发明显然还在蔡伦之前的中国人。

有纸作为书写工具之后，始有抄本。敦煌石窟所出土的一万五千余抄本，即属5—10世纪的纸面手卷。然纸卷过长，有所不便，于是将纸卷折合成册，最初折合之书页，仍连在一起，展览时如折扇开屏，复可迅速翻阅，故有“旋风装”之称；然此装易裂，于是将书页对折，黏合折缝处，纸页外缘不复相连，每六至八帖，合成一册，并以薄木片制作封面与封底，存放于锦盒之中，展览时则如蝴蝶振翅，故有“蝴蝶装”之称。无论“旋风装”还是“蝴蝶装”，都是手抄本。

印刷术的发明是为了能够复制手抄本之需，复制方法最初借用拓碑技术，将纸张覆盖于碑文之上，敲打压揉之后，使纸面濡湿，而后陷入碑文刻痕，最后才上墨。当将纸面撕离碑文时，染黑之纸面，即浮现白色文字。若复制成书页文字，则必须先有浮刻阳文的雕刻印章之术，由工匠雕刻木版，而后才有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也始于中国，史载由于冯道的上奏，五代的后唐于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雕印刷儒家经典，翌年完成。此后木版之外，尚有铜版。活字版至北宋毕尝试成功，以胶泥刻字，用火烤，使活字硬化，然后置字于铁板之上，用铁框固定，加热冷却后，活字即附着于版面。若需取换活字，只须将铁板加热即可。所以活字印刷不是印刷术的开始，而是印刷术的一个大跃进。今日哪里还有“谁发明印刷术的问题”呢？

到元代，安徽旌德人王祯用木活字印成《大德县志》（大德就是我的祖籍旌德），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完了一百部。他另发明了“韵字轮盘”和“杂字轮盘”，便于检字排版，使活字印刷术更上层楼。《红楼梦》著名的“程甲本”与“程乙本”就是皖人程伟元用木活字排印而成。再进一步，就是用金属如铅或铜作活字，或直接铸字于铜。明朝中叶，苏、浙、闽三地已有铜版活字印刷，同时也已有铅活字与锡活字印刷。乾隆时代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即由铜质活字印成。而自“明以来，活字版盛行，明孝宗弘治年间，锡山华氏蓝雪堂、会通馆印书尤多”。至19世纪道光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按毕泥活字之法，成功制成十万余活字，大大地方便了检字与排印。

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与进展有一定的过程以及配套措施，古代虽无专利权保护所发明的技术，但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37.科学与宗教

科学与宗教

近代以来，科学突飞猛进，宗教式微。“科学万能”好像取代了“上帝万能”，但事实上科学虽更加发达，宗教却并未被取代。不仅未被取代，而且相互需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向宗教唱和说：“科学无宗教如跛子，宗教无科学如瞎子。”宗教亦引科学以自重，号称“基督科学”（Christianscience）。话虽如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真能水乳交融，却也未必。

达尔文的演化论就触发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剧烈的冲突，在美国甚至对簿公堂。最令人瞩目的是：在1860年的6月里，牛津有一场座无虚席而惊心动魄的辩论，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Wilberforce）站在教会的立场，猛烈抨击达尔文之余，责问替达尔文辩论的赫胥黎（ThomasHuxley）：若有人愿意上追猿猴认做祖父，他是否也愿意同样地去找什么东西，作为他的祖母？引起轰堂喝彩。主教的傲慢无礼使赫胥黎忍不住反唇相讥：人没有理由以猿猴为祖感到羞耻，使我感到羞耻的是，有人对不甚解的科学问题大放厥词。至此，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已非井水、河水，而是水火不容了。

科学有两把火，一把火造福，一把火肇祸。科学造福者多矣；衣有“尼龙”，食有“维生素”，住有“空调”，行有“轿车”，抄书有“全录”。可是科学肇祸也不轻：车祸坠机、酸雨毒水、破坏生态环境、核武威胁，等等！当然祸福相较，没有人会因噎废食。但从大处着眼，祸福的比例，不能不正视。科学到今天已经可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灵，却仍制造不出一个生命。谁知道哪一天，科学会造出一种怪物妖魔，把全世界的人弄得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时候只见弥天大祸，没有一点幸福。科学自将成为妖怪的同义词。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胆小，老早就把科学视为淫器，处处设限，使它像三寸金莲一般，发达不起来。

宗教也有两把火，一把火点燃道德，一把火点燃迷信。宗教是信仰，或是一种智能，却不是知识，不“迷”焉能“信”？何况“迷信是人人都具有的一个阴暗面”（Allpeoplehavetheirblindside─theirsuperstition），此乃19世纪英国散文家兰姆（CharlesLamb）之言，宗教不过助长其焰而已。80年代的美国，医药之精，寰宇无敌，然在其联邦中的印第安纳州有许多人因信教而拒绝求医之事，甚至情愿提早“蒙主宠召”。至于数百教徒遵琼斯教主之命，集体自杀，更是骇人听闻，宗教迷信之害，岂不烈哉！

在另一方面，宗教莫不劝人为善，自有其较高的道德层次。所以许多有心人只想要宗教的道德面，甚至想以道德来代替宗教。美国已故女作家赛珍珠就说过：“如果宗教已亡，最好尽早知之，以便及时发现另一道德力量的源头。”蔡元培拟以美学来代替宗教，章太炎倡导建立无神的宗教，更是只要道德，不要宗教了。可是道德仅是宗教之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皮”的道德，像孔老二的仁义，早已被清算过好几次了。

最理想的是，把科学和宗教融合在神棒之下，只放出两把好火，一把烧出幸福，一把点燃道德。但是只怕太美的理想，终究不过是镜中之月、锦上之花，好看而捞不着、采不到，更怕的是魔棍代替了神棒，放出另两把坏火，那真的要命了。

38.韩国人的激情

韩国人的激情

记得当年初抵美国读书时，我选了一门东亚史；一位年轻白人教授侃侃而谈，忽然他将中国与韩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比喻作父子关系，不料立刻遭遇到一个韩国学生的抗议。那位教授笑着回答说：“那么比喻作兄弟关系如何？”那位韩国同学还是不满意，甚至愤而退选。争取国家平等是现在或未来的事情，总不能将过去的不平等关系，说成平等吧！否则岂不是扭曲历史？能将1910—1945年之间日韩的主奴关系，说成平等关系吗？

韩国人的激情有令人敬畏的一面，所谓燕赵慷慨悲歌人士之中，应有不少朝鲜族在内。在近代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之中，朝鲜族尤其表现出持久不衰的坚毅与激越，比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更能冒险犯难，勇猛壮烈，不愧有“高丽棒子”的称号。像安重根之刺杀伊藤博文，又何让荆轲之刺秦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终于独立成国，但由于意识形态以及美苏超强的干预，朝鲜半岛分成南北，三十八度线就是强权武断所划，绝非韩国人之所欲。今日南北早已是法理上的两国，然而几乎所有的朝鲜人，不分南北，莫不盼望与追求国家的统一。国家认同如此坚定，动力就是来自于民族激情。韩国人对其政治人物滥权腐败，毫不假借，独裁者自李成晚以下，永禄不保，好几位卸任总统锒铛入狱，动力也来自民族激情。

但是激情过激，难免没有负面效果。朝鲜仍在专政之下，表面上显得威武不曲，但民族激情已走火入魔。韩国将青瓦台的日本总督府夷为平地，固然展现了“高丽棒子”的气魄，然多少也透露了缺乏自信，自尊之中又难掩自卑。被日本殖民的有形耻辱，可以将之摧毁，但无形的耻辱史又如何抹杀？还不如将之改建为纪念馆，永志“勿忘在莒”的微意。

韩国于战后为了民族“自尊”，尽去汉字，造成不便，更无必要；日本至今仍用汉字，并未有损尊严，美国佬以英语为国语，也无损国格。将汉城易为“首尔”，其动机亦令人莞尔。至于说，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更见激情逾恒，难道就不怕窃盗知识产权之讥？韩国教科书里说，中国东北一半原来属于韩国，难道不怕中国会说，整个朝鲜半岛原来属于中国？即在现代，尚有章太炎、傅斯年等人欲将朝鲜“郡县之”！韩国要与中国争历史领土，哪能占到便宜？

最近震惊世界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论文假造事件，又何尝不是民族激情下的产物？在全国“疯狂”地追求“卓越”的氛围里，想要世界第一，想得诺贝尔奖，于是政府提供大量经费，民间尊为英雄，韩航给予免费头等舱的优待。黄禹锡在极端尊荣之下，压力该是如何之大！因而埋下蒙混过关、投机取巧的不切实际心理，以至于身败名裂，举国蒙羞。然而黄禹锡所犯的弥天大错，韩国的民族激情实亦难辞“共犯结构”之咎！

39.后院的消逝

后院的消逝

今年（2006年）寒假，回到华府，打开电视机，美国总统全面监听美国公民的风暴，仍然沸沸扬扬，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自由民主楷模的美国，侵犯到包括七十岁老太婆在内的个人最基本自由时，居然没有成为一面倒的丑闻案，更无弹劾总统案，而只是一个辩论的议题，或是辩论一个老掉牙的议题：国家安全vs个人自由。

自近代以来，欧美国家最引以为傲的是争取自由有成，他们是进步繁荣的自由国家或地区。所谓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而是多数人的自由，甚至如约翰&#8226;穆勒（JohnStuartMill）所期盼的所有人的自由。英国史家希尔（ChristopherHill）说得好：“自由若非普及所有人，只是扩大特权而已。”（Unlessfreedomisuniversalitisonlyextendedprivilege.）拥有特权的人，最容易成为保守派，他们要维护既得利益的自由，所以保守的奥地利名相梅特涅（PrinceMetternich）强调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要搞革命来争取自由就免谈了。然而少数人的自由容易，多数人的自由就难得多，所有人的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由最基本的是个人自由，一个人维护他私密空间的自由，早在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MichelEyquemdeMontaigne），就已经说过：“一个人要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后院，在那里可以建立自己真正的自由，享受宁静的独居。”（Ilsefautreserverunearriereboutiquetoutenotre，toutefranche，enlaquellenoustablissonsnotrevraielibertetprincipaleretraiteetsolitude.）最容易侵犯个人“后院”的莫过于国家，个人在国家掌控之中，而国家是一部权力无比的大机器，国家有能力使你心甘情愿地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去牺牲个人的自由，甚至还使你引以为荣。共产极权的祖师爷列宁就看得很清楚，他说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了自由将无国家；他创建的苏联，当然没有自由之可言。然而，自由民主的美国，也会侵犯到个人的后院，似乎有点奇怪。其实，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恐怖主义威胁到整个美国的国家安全，你个人的后院难道不能让出来吗?

小布什是共和党的保守派，他上台后，极端右派当政；虽然最右的保守派也高谈自由，但他们的自由，诚如英国藏书家马丹（GeoffreyMadan）所谓：“保守派理想中的自由”（theconservativeidealoffreedom），不过是要保守住一部分人的现状。美国的政党政治，不像英国，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哲学，目的端在胜选。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逐渐衰微，以及保守主义的勃兴，对政党之冲击不能说不大，评论家菲力浦斯（KevinPhilips）称之为美国史上罕见的“政治地震”。今日回看，里根以来，除了克林顿之外，都是共和党总统，余震显然仍在持续之中。

美国以进步与改革开放为目标的自由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初，达到高峰；由于二战后空前的繁荣，使自由派深信可以迈向均富与人人自由的富足社会，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60年代以后的种族冲突、能源危机、越战泥淖、通货膨胀、贫富悬殊、吸毒犯罪等严重问题，暴露了自由主义之过度乐观，而导致其式微。哈兹（LouisHartz）在其《美国自由传统》（LiberalTraditioninAmerica）一书中说，美国因无贵族大地主，故保守主义因不够保守而无足轻重，却乘六七十年代的变局而兴，所谓“新保守主义派”与“新右派”遂风起云涌，抨击自由主义道德观，变成取自由主义而代之的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势力，一直到今日极右的小布什政权。

40.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

我们习惯说：“追求自由”或“奔向自由”，很少听说“逃避自由”。其实，1980年去世的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Fromm），早在1941年就出版了一本以《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为书名的书。该书至1965年就已发行了二十四版之多，我就在那一年才读到这本书，甚受启发，单行道的思维，忽然变成双向大道。

我们不是老记得“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动人的话，怎么会逃避自由呢?人类终于走出了中世纪，但中世纪虽然落后，却比较有安全感；当走进现代之后，财富多了，独裁者倒了，民主社会出现了，虽往往不愁衣食，却变得很不自由，不是心甘情愿地献出自由，就是无可奈何地成为没有主见的机器人。现代的焦虑与恐惧也是前所未有的，核武器可以导致全球毁灭；自动化系统取代人的智能与体力，工业愈发达失业率愈高，物质生产的速度远不及人口爆炸之快。照弗洛姆的说法，来势汹汹的社会力量以及生存危机，使人逃避自由，因为人之头脑与智能活在20世纪，而人之心灵与情绪，仍然活在石器时代，所以极大部分的人尚不能真正独立自主，无论在理性思考还是客观论断上，都有所不足；换言之，科技超前，人心落后。

照弗洛姆的说法，个人在现代社会的不安全感、孤独感，迫使许多个人逃避自由。一方面因自感自我的渺小与无助而必须依靠威权，以致放弃个性与自由；另一方面因放弃个人自由而成为没有个性的机器人，以致丧失自由思想、自由感觉、自由行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机器人化”，大大增加了一般人的无助与不安全，亦因而更容易把自己交给能给予安全与解惑的任何威权。机器人之沮丧，曾是二战前法西斯的温床。

弗氏扎根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有其科学性，不难有普遍的适用性，有一位叫ArimaTatsuo的日本学者，于1969年出版了一本以《自由之失败》（TheFailureofFreedom）为书名的英文著作，来写战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他说大正日本的知识分子，上承明治文化遗产，受制于传统，故虽有心追求自由与独立，却不能够将他们的思想贯彻到政治行动，以至于民主宪政无从落实。这位日本学者的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弗洛姆；其实大正日本“自由的失败”岂不就是因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感到“可怕的孤独无助”而逃避了自由，最终依靠军事强人，走向集权、扩张、侵略以及毁灭之路。

即使在民主社会，自由也并非相随而来。民主离不开选举，即以台湾而言，不知有多少选举人，凭自己自由意志与理性客观，投下神圣一票，恐怕太多的人将自由意志奉献给金钱、颜色、党派、派系、桩脚。陈寅恪《庚午（1930年）阅报戏笔》有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向权力倾斜，丧失了自由意志，但丧失自由意志者，岂仅文人而已?

41.说屠城

说屠城

“衣冠禽兽”，或“禽兽不如”，都是不堪入耳的、恶毒的骂人话。但想想看，在禽兽的眼里，也许人比禽兽恶毒得多，不仅随心斩杀，而且愈文明的地区，愈没有禽兽自由生存的空间，遭遇到灭种或濒临灭种的惨境。人类对禽兽而言，该是多么恐怖啊！谢天谢地，禽兽没有语言，否则“不是人”或“不像人”，将成为它们的赞美话。

人类不仅虐杀动物，食其肉、寝其皮，而且同类相残，谋杀案件全世界每天不知有多少，最残酷的莫过于大量杀伤有辜或无辜的当地居民，是谓屠城。翻翻中外历史，真是史不绝书。如史前的木马屠城记，大家耳熟能详；15世纪的1417年巴黎暴动，暴民将Armagnacs一派贵族全部送入监狱，又攻入监狱，将所有在押的贵族屠杀得一个不留。16世纪的1572年又是在巴黎，法皇查理九世懦弱无能，母后CatherinedeMedici掌权，有计划地屠杀法国的新教徒Huguenots，即使妇孺与仆人也不放过，街道上横尸遍地。暴力完全失控之后，盗贼与乞丐混迹其中，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掠，几天下来，万余人丧命。史称“恐怖伊凡”的俄国沙皇于1570年元月2日带着军队来到Novgorod城，目的无他，就是为了屠杀，动机无非是以为该城市民反对他。他先命令军队用木墙围住全城，以免城内的人外逃，又封锁教堂寺院，以防躲藏隐匿。然后捕捉官员教士，将市民锁于家中。最后于屠杀之前，由于沙皇的军队需饷，要求每位教士付罚款二十卢布，否则就在广场仗毙。到同月9日，开始屠城，军队每天要抓一千人，在沙皇及其幼子面前凌迟处死；在其他地方，父母看子女被杀，妇女被活活烧死，上百人被推入冰冻的河流里淹死。前后虐杀五周，估计六万人死于非命之后，名副其实的“恐怖伊凡”，才宣布赦免城里其余的人。到18世纪的1738年，波斯王Nadir在德里城外击败印度大军，印人伤亡两万。波斯王于接受投降后入城，需索无厌，引起愤怒市民的反抗，但镇压极其血腥，传闻一共屠杀了十五万人之多。

与西方历史一样悠久的中国历史里，屠城以及类似屠城的惨剧，也是史不绝书，古代的项羽与白起辈坑杀降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到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血流成渠，好不残忍！近代太平天国时期，许多繁华的江南城市，被烧杀得几无人烟。日寇南京大屠杀，坑杀约三十万生灵。

20世纪已进入辉煌的现代文明，但杀戮似乎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由于杀人利器之日进，伤亡更重，美国所投两颗原子弹，固然是日本鬼子罪有应得，但毕竟广岛、长崎两个城市被屠得伤亡殆尽，几同废墟。足见文明的进步与科学的大跃进，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杀戮之心。道德未必与智能俱进，可能还会倒退。倒退的道德加上日见精锐的武器，未来的屠城记，岂不是要愈写愈惊心动魄吗？

42.陪美食家吃简餐

陪美食家吃简餐

逯耀东是我们同学中的老大哥，他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第一位博士，专攻魏晋南北朝史，撰有名著《从平城到洛阳》等学术专著。但他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也是写作散文的能手；对他而言，徐夫人匕首与关云长大刀，无所不能。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虽谦称不是美食家，只是嘴馋；其实，他的口感境界远超过一般的美食家，不仅会吃喝、懂吃喝，而且将之升华到精神与文化的层面，更将饮食文化搬上大学课堂，讲解历史上文人的饮食生活与情趣。近年以来，西方史学界热衷于物质生活史的研究，饮食正是物质生活重要的一环。

耀东兄对台北哪一家餐馆有什么好吃的，如数家珍，所以跟耀东兄一起上馆子，最感轻松愉快，既不必伤脑筋点菜，又可期待美味之将至，吃到“实副其名”的那个味。那个味，会使他梦魂相牵。大陆开放后，他曾返苏州一住三个月，就是为了吃少年时每天要吃的闷肉面，九十天内一共吃了四十多碗才过足“咸中带甜，甜中蕴鲜”的苏州味儿！真是“一碗闷肉面，缠绵一辈子”。儿时爱吃的东西，经过数十年之后，寰宇归来，其味仍然无穷，足见确有不少“感情”因素在。不过，他讲究美食，并不挑食，便当照吃。那是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一起吃简餐，看起来他还是吃得蛮香的。

英国文豪萧伯纳曾说过：“天下的爱好，没有比爱吃更真诚。”（Thereisnolovesincererthantheloveoffood.）但爱吃有其遗患，人不可不吃，但病又从口入，耀东兄致命的病与他好吃、烟酒不戒，不无关系。记得活到九十几岁的芮逸夫老师经常说“吃饭要吃七分饱”，固然是经验之谈，无意间也呼应了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的名言：“吃得愈少，活得愈长。”（Tolengthenthylife，lessenthymeals.）当今之医师，亦莫不要我们吃得健康；所谓吃得健康，不仅吃得少，而且吃得淡、吃得素，也就谈不上美食了。然而人到底要“为了生活而吃”（eattolive）呢，还是“为了吃而生活”（livetoeat）呢？那就要看各人的人生哲学了。耀东兄显然选择了后者，他不会忍受粗菜淡饭、无酒无烟的生活；他情愿享尽食欲，余事何足挂齿？印证了大文豪约翰逊（SamuelJohnson）所说的，“若不在乎鲔鱼肚，也不会在乎任何其他事”（hewhodoesnotmindhisbellywillhardlymindanythingelse），当然也不会在乎生死。耀东兄尝尽天下美味，大快朵颐，年逾古稀，著作等身，可以无憾。只是人间少了一位美食家，一位老朋友；多年来我不时与他萍踪相逢，如今天人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畅谈食经，见不到他壮硕的身影、胖嘟嘟的脸庞，令人不胜欷，感而悼之曰：

斯人今已脱嚣烦，美酒珍馐谁与论？

尝尽酸甜苦辣味，唯留寂寞照精魂！

43.徒看绝艳连根尽

徒看绝艳连根尽

时至今日，文言与白话之争居然又起，令人好像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其实，文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以至于后遗症每况愈下。自五四以来，主教育大计者的脑袋的确一直没有转过来，转不过来的一个大弯是搞不清楚语与文的功能不同，语是“说的话”（spokenlanguage），文是“书写的文”（writtenlanguage），也就是富兰克林所说的“写要写得有学问，说要说得通俗”（Writewiththelearned，pronouncewiththevulgar），不论哪一种的语文都不能例外。所谓文言，乃中国数千年通行之文，而所谓白话，并不是胡适之的发明，而是古人通用的话。不过，古代白话多方言，在《世说新语》里最难懂的，反而是书中所引录的白话。文言文倒是稳定得很，能读懂晚清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能读懂《史记》、《汉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旧文化，连传统文化浴缸里的文言婴儿也丢掉了。文言是开启数千年文献载籍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从先秦到晚清的书籍，无异会变成尘封的无字天书。陈寅恪曾有句曰：“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长久累积下来的根基，可能一下子就被掏空了。为了民族文化之延续，文言实不可废；至今文言文虽未尽废，但早已为白话文所取代。白话文固然为现代所需，但白话文不等于白话，目不识丁的人也会说流利的白话，但不是人人能写清通的白话文。今日大概已无人会否认文言文的根基有助于白话文的写作，余光中是过来人，才会忧虑文言文教学愈来愈不受重视。有人说，现代学子要学的东西太多，古老的文言不可能占去他们太多的时间；然而不趁年幼记性好的黄金学习时期，多读些文言美文打好基础，而去朗诵小狗叫、小猫跳，才是浪费宝贵的光阴与精力。更何况学习任何一种文字，愈早愈好，若没抓住中小学的学习时机，必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遗憾。

另一个转不过来的大弯，是盲目追求普及教育，而忽略了专精。学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当年章太炎就担心过，未来人人读书，却无人真识字。的确，按照乾嘉学者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标准，试问今日之域中，不论海峡的哪一端，真正识字者几希？今日博士多，硕士多，大学生更多，聪敏的人不少，用功的人也不少，但注定再也培养不出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文史人才。原因无他，我们的教育工厂是量产而不讲质量。最近五年五百亿推动大学迈向顶尖，岂不正好说明离顶尖日远，所以要额外巨款来救济；然而是否来得及迎头赶上，尚是未知之天。即使攀登到顶尖，然中国文史之学，虽如绝艳之花，因已无根，盛景不再，唯有徒叹奈何了。

44.我的《渔洋精华录》

我的《渔洋精华录》

《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清初诗人王士祯晚年精选的诗集，自谓：“予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门人盛侍御诚斋、曹祭酒峨眉为撰《精华录》，意存简贵。”盛、曹两氏姓名俱见于卷末，卷首则署门人林佶编。林佶乃当年著名的书法家，亲为老师写版，字体极为秀逸雅致，梓版更由巧匠鲍文野操刀，既精且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此编虽托名门人，实由渔洋本人编录，极有可能，盖删芜存菁，绝非门人所能为、所肯为。

王士祯字子真，山东人，顺治朝进士，官至尚书，渔洋山人是他的号，被认为是神韵派大诗人，少年时曾受到文坛巨子钱牧斋的赏识，至老感念，有句曰：“少年薄技悔雕虫，拂拭当年荷钜公；红豆庄前人去久，花开花落几春风。”所谓“钜公”与“红豆庄”者，皆指牧斋也。但渔洋诗未必甚佳，如钱锺书就认为：“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但此编既系精选，印制又精美，足以令人艳羡。更何况渔洋尚书，在当时声誉甚隆，纪晓岚曾说，康熙年间“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如此声名，再加上如此妙品，遂成为当年书香之家竞相收藏的精品。但是到了现代，线装书没落，古籍都成了绝版书，善本更成为稀世之宝。我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检阅了整整一个月的善本书，曾看到一函《渔洋精华录》，十分悦目，难怪图书馆将此书扉页影印，制成明信片，作为赠送访客的礼物。

当年在图书馆里，赏此善本，初不知有朝一日也能拥此善本。事缘1981年我获得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协会的资助，赴中国大陆做半年的学术研究。我走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到处访书、买书，有一日由朋友带领，来到一家书店的楼上，看到一整排的线装书；眼花缭乱之余，忽见书架上一函，由木板夹持，特别引人注目；打开一看，赫然就是《渔洋山人精华录》，标价一百元人民币。当时1美元换1.45元人民币，一碗可口的雪菜肉丝面只要几毛钱，其他普通的线装书也只售几块或十几块人民币而已，足见此书价值之高。我觉得机会难得，当即买下，而且有点喜不自胜。

从此我的书斋里有了镇斋之宝，其乐也融融；我将之“供奉”在一大架线装书的正中央，不时取阅，其乐也泄泄。有一年夏天，将之携至地下室观览，未久远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三个月，回来后发现地下室墙角漏水，正好滴在这部宝贝书上，水渍斑斑，悔恨不已。钱牧斋有言，图书与美人乃人间两大尤物，而今图书如美人之遭毁容，情何以堪！此后数年，郁郁寡欢，后幸赖本家汪雁秋女士之介，得一老师傅修补，装裱成册，居然焕然一新，高雅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师傅的本领真不下于美容师！然美容师常有，而老师傅自多年前退休后，几成绝响矣！

45.昙花一现的《观察》

昙花一现的《观察》

1982年元月下旬，我在上海正准备打包回美，偶闻在旧四马路附近开了一家专卖旧期刊杂志的新书店。我兴冲冲地前往，果然名不虚传，一家门面颇大的书店内，自晚清以来各类刊物几乎应有尽有，凡能成套者自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捆在一起，不分售；凑不成套者，则可零售。哪来的这许多旧期刊杂志呢？说起来倒要感谢“文革”，原来“文革”抄家，连书报杂志都不能幸免，抄来之后封存在仓库里，堆积如山；“文革”之后，被抄之家的后人，谁还稀罕旧破烂？少有人会去领回被抄走的期刊杂志。为了清仓，有心人居然将之整理后，成为有价的商品，真有点化腐朽为神奇呢！

记得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成套者较贵，历史悠久的期刊由于卷帙庞大，特贵。我买了一些零售的创刊号，如《新月》、《古今》、《青鹤》、《文学杂志》、《清华学报》等，然而仍然忍不住要买一套全的。我选中《观察》，由于它的短命，前后不到四五年，合订起来，册数不多，不仅具购买力，而且容易携带，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这套周刊当时在海外罕见，我曾查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根本没有几期，不要说是全套了。

《观察》周刊的灵魂人物是江苏宜兴人储安平，生于1909年，曾留学英国，信服英国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他于二战后先在重庆办《客观》，继在上海办《观察》，固有其言论报国之志，也未尝不无要为国共之外寻找第三条出路的企图。国共各有军队，而无拳无勇的第三势力想要出头，似乎太不切实际。然而德、日、意集权帝国崩溃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自由阵营获得全面胜利；就整个时代潮流而言，中国自由主义理应有其勃兴的机会。储安平集合一大批教授级自由主义者，以《观察》为园地，打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旗号，虽声称止于言论，无意参政，但《观察》争取民主政治企图心之强，盼望自由平等之切，批判执政党集权弊政之犀利，殊非其先驱期刊如《现代评论》、《新月》等可望项背，销行量最高达十余万份，更创纪录，激活风潮，应不在话下。不过，《观察》所渴望的民主自由不可能在国共两党火并后，尚有生存的空间，因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是一党专政的后果；唯有避免内战，在和平竞争之中，自由派始能略扮制衡折中的角色，开拓第三势力的机运。

但是国共内战终不可免，而美国有鉴于冷战之势已成，为了其国家利益，防堵共产扩张，不惜辅蒋制毛，视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如弃儿。《观察》于严厉批判执政的国民党，以及抱怨偏袒的美国佬之余，惨遭封禁，迫使包括储安平在内的许多自由民主派人士，投向中共的怀抱，终止了战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点机会。最后章伯钧请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当总编，竟以《党天下》一文的惊人之语，成为永远翻不了身的“大右派”。“文革”一起，在红卫兵的阴影下，不知所终；“文革”之后，一直在“寻找储安平”，不得要领，他的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46.祝枝山草书《秋兴八首》叙

祝枝山草书《秋兴八首》叙

祝允明枝山与唐伯虎相知，为明朝中叶四大家之一，祝字唐画，为时并重，天下闻名。我所藏祝允明草书老杜《秋兴八首》纸本长卷，为明南笺所书，双指纹，五百年物，但纸墨仍然完好。卷尾有清初康熙间崇修学士长跋，曾是西湖昭庆寺旧物，有闻何上人同赏以及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的鉴章。乾隆后归修宁汪由敦尚书所有，钤有师古斋一印。清同光间，汪氏后人石田村人复钤有石心铁汉一章。民国以后为安徽吴家所得，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书画大师黄宾虹在上海审定此卷为真迹，翌年曾在南京国民画苑展览。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吴博老携之渡海来台，因急需现款而出让，复归我汪氏所有。

大约在二十五年前，此长卷为我所拥有，此后慢慢才知道祝枝山所书老杜《秋兴八首》，仍存于天壤间者，至少还有二本。其中一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据刘九庵考订，乃枝山外甥吴应卯所书，非祝氏亲笔。另一本据日人中田勇次郎《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所记，为一美国人所收藏，仅残存二首，其余六首由文徵明补写而成。此外，书法家启功《题祝枝山草书杜诗秋兴八首书后》，提示至少尚有第三本。若此第三本非我藏之本，则还有第四本。

三年前（2003年），有位年轻的艺术史怪才王裕民考辨怀素《自叙帖》之伪，论及湖南省永州零陵绿天庵的五种刻帖：《自叙帖》、《圣母帖》、《大草千文》、《论书帖》，以及杜诗《秋兴八首》，认为都是伪刻。存放在绿天庵的《秋兴八首》石刻，若非怀素所书，则又出自何人之手？有趣的是，《永州府志》提到此书与所见祝允明《秋兴八首》墨迹，十分相似。王裕民将之与美国人所藏祝允明残本比照，认为绿天庵本极可能是临摹枝山墨迹而托名怀素。当王君看到我所藏《秋兴八首》长卷照片后，确定绿天庵石刻怀素书杜诗《秋兴八首》，乃临摹我所藏之本而成，经他比对，绿天庵所刻乃随心临书之作，与我卷大致相符而略有出入，唯刻帖者于卷尾易“枝山祝允明”为“唐怀素书”，以欺人耳目。经我再比对原件发现，长卷所书“信宿渔人还泛泛”，不作今本杜集之“”；“五陵裘马自轻肥”，不作“衣马”；“闻道长安似奕棋”，不作“弈”（石刻本作奕，棋之俗字）；“秦中自古帝王洲”，不作“帝王州”，类此异文皆与绿天庵石刻所临摹者同，不应如此巧合，可进一步证明王裕民所说不误。可惜他这个“愤怒青年”，郁郁不得志，竟于三十岁盛年自杀身亡，商榷无从，遗憾何似！至于我所藏之本与今本杜诗之若干异文，并不影响此卷狂草之美，笔走龙蛇，气势万千，若一气呵成然。迩来《人间副刊》刊登今人书法，大都不成章法，或蚕头蜂腰，或非隶非篆，而皆有气无力，无奇不有，或亦有意一窥此人间尚存之神品否?

47.说简体字

说简体字

近传联合国将于2008年全面采用中文简体字（其实联合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后就已采用简体中文），引起此地一阵危机感与无限忧虑，甚至有大学校长级的人物视简体与繁体为两种不同的文字，就像有些浑人将文言与白话视做两种语文一样，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实，在中共文字改革推广简体字之前，简笔字早已通行久矣！写正楷书法，固然不宜简笔，但草书、行书，不但用之甚多，而且凭添艺术美感。所谓繁简，原是相对而言；与简体相比，繁体难道不繁？然而与大篆、小篆相比，则今日所谓的繁体，却可称为简体。有人坚持要称“正体”，然汉字之体多矣，若谓唯此一体为“正”，难道篆、隶、简诸体皆“歪”？不免是一偏之谈。

汉字求简，乃五四以后，受到西化影响，认为古老的中国象形文字不适合现代，不仅需要改革，甚至有以拼音来取代汉字的必要。最后中共的文字改革并没有消灭汉字，只是简化而已，而且简化也没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得那样彻底，公布了第一批简字后，就此打住。而第一批简字中有许多久已为书写者所习用，如体（体）、台（台）、为（为）等，改革的幅度并不如想象之激烈，简则简矣，汉字依旧。

问题是汉字倒底能不能适应现代，犹忆1984年奥运在美国洛杉矶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唯有中国记者仍然忙着手写，不禁感到汉字使我们依然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澳洲有一位中文教授因而出了一本专书说，汉字是落后的古老文字，甚至认为将导致中国的彻底灭亡。危言耸听，莫此为甚！但曾几何时，计算机解决了汉字的书写问题；一旦解决，繁体、简体就无关紧要，更何况繁简转换便捷。事后看来，当年去繁就简的理由便大大地降低，印刷体用简更无必要。然而简体在大陆行之已久，并已在联合国运作，已经积“简”难返，我们何去何从呢？

繁体既能适应现代社会，自无跟着简化的必要；然简体字不可不识，亦不妨于平常书写时用之，以求其便。幸亏繁、简不仅关系密切，而且由繁识简易，由简识繁难，我们只需花很少的时间教国中生对照繁简辨识，即能学会。如此繁简并用，一方面，可得简体之便，阅读大陆出版品无碍;另一方面，繁体使我们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更能掌握自先秦到明清的文献（当然不能不读文言文），遂能据于文化中原的位置。同时也不妨要求大陆官方将不好看或不必要的简体字改回来，如国家的国字，疆域之内有一定人口的口字，有防卫人民的戈字，又有团结统一的一字，何其妙也？远远胜过简体字“国”，疆域内只有一块玉！又如厂字简体作厂，里头什么都没有，还成什么工厂？再如吃的字，简作面孔的面字，汉字同音字已经够多，何必又增同形字来扰乱视觉？现在姓萧的萧字，简体已经不作不肖的肖字，足见掌管文字的大陆官方，能够从善如流也。

48.厦门去回

厦门去回

丙戌清明，我应邀出席厦门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为期五天。到后始知盛况空前，共有七位诺贝尔奖得主开讲，其中两位经济学家、四位化学家、一位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亦参与讲座，唯他不讲其专业，而谈重要的“21世纪人类的觉醒”（AwakeningoftheHumanityinthe21stCentury），主要针对环保与资源问题。另有数十位中外大学校长参加校长论坛，我见到从台湾去的校长，包括中正大学的罗校长在内，至少有六位。

开幕式时，诺贝尔奖得主、大学校长与官员们密集坐在台上。讲话的中外贵宾，风格各异，然一再提到创办厦门大学的华侨陈嘉庚，赞美他倾囊办学，遗泽深厚。他的铜像耸立在依山面海的校园内，可谓永垂不朽。坐在主席台首排的成功大学高校长，风头甚健，上台讲话时，简明生动而有趣。他说，与厦门最近的城市不是福州而是台南，拉近了地理上的距离；他说成功大学因延平王而命名，而延平王与厦门关系密切，道破两校的历史渊源；最后以成功校名为厦门大学庆，引起热烈的掌声。

此外，尚有微笑老萧主讲海峡两岸经贸论坛，以及诗人余光中唱独脚戏的海峡两岸文化论坛。余氏以诗、画、音乐之间的关系作为导言，接着朗诵他所作的好几首新诗，两首英诗，以及一联旧诗。诗体有异，朗诵的腔调不同，而皆铿锵有致，韵味十足。挤满建南大会堂听讲的厦大师生，对他们的老校友尊崇有加，报以雷动掌声。等到散场时，大批学生挤在门口等候签名，白头诗翁像明星般地被追逐。鄙人敬陪末坐，聆听大师讲坛之余，与老庄学者陈鼓应教授、明史专家徐泓教授，先后在人文学院作了学术报告，聊报主人的雅意。

厦大举办如此庞大的庆典，气魄可佩，但接待不免忙乱，不得不动员在校同学们来充当“志愿者”，应是volunteer的直译，实际上是服务性质，犹如来宾的“随从”，照料备至。帮我忙的两位小朋友，一是中文系的陈成祝，另一是新闻系的戴懿，接机之外又送机，情意可感。厦门大学像其他大陆单位一样，第一把手仍是党委书记，位在校长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党委书记”（Partysecretary）的英译居然是“校委会主席”（chairmanofuniversitycouncil）。也许，改革开放之后，“书记”那旧瓶，已装满了新酒。名与实似乎愈来愈难副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到厦门，厦门作为最早开放的特区之一，发展颇快，与几年前相比，更令人有日新月异之感。滨海公路宽敞平直，林立的高楼傍山而建；我们住的别墅式宾馆，花木扶疏，清风迎面，好像住在皇家林园一般。不过，物质建设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管理上的不足，也难以视而不见，浴室漏水有之，地毯上污垢亦有之。所谓五星级，仅就外貌而言吧。

最有趣的是，“无产阶级祖国”在接待来宾上，阶级俨然有别：诺贝尔奖得主、国外大学校长、各国使节住最高级的假日海景酒店；政府官员、国内大学校长、台湾各大学校长、两岸高层论坛嘉宾，住稍逊风骚的亚洲海湾大酒店；各界校友则住颇为一般的校内各宾馆或附近国家会计学院的宾馆。

49.说模仿

说模仿

偶尔遇见参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教师们，几无不感叹当今通识教学之形同虚设，课目引不起老师的热情与学生的兴趣，于是大家敷衍了事，视为“营养学分”。最近又听到一位通识主任抱怨道，欧洲国家根本没有这种玩意儿；言下之意，何必多此一举。然而我们的现代教育制度自始模仿美国，而非欧洲。即使中国大陆，虽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模仿苏联，大搞院系调整，但改革开放以后，又回头模仿美国。

美国是西欧文明移植到新大陆的国家，在新环境与边疆开拓的影响下，自有其新气象，但就人文素养而言，固不能与欧洲文明古国相提并论。而美国于20世纪又以庞大的科技实力称霸寰宇，缔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物质文明，成为全世界模仿的对象。然而科技的急速发展，专业愈来愈专，大学毕业生对音乐、艺术一无所知，有成为“机器人”的危险，遂有60年代哈佛大学倡导通识教育，给理工科学生多一点人文修养，于是“通识”在美国大学之间蔚然成风。草上之风必偃，通识教育之进入台湾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只是模仿美国的通识教学，像模仿美国的教改一样，都没模仿得像。

著名的美国黑人歌手阿姆斯特朗（LouisArmstrong），以其独特的沙哑低音风靡一时，模仿者多如野猫，自然会损及他的利益。然而他却十分洒脱，自我解嘲地说：蒙娜丽莎（MonaLisa）画像虽有许多复制品，但人们还是要看达&#8226;芬奇（LeonardodaVinci）的原作！所以他的原汁原味是不可取代的。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自以被世界各国模仿为荣、为傲，但如果损及其国家利益，则绝不含糊，立刻祭起知识产权的紧箍咒，必在查禁之列。老美欢迎模仿他的自由民主、通识教育，但绝不允许随便模仿他的名牌商品。

模仿其实并不容易，世界级笑匠卓别林（CharlieChaplin）无意间在赌城蒙特卡洛（MonteCarlo）参加模仿卓别林的比赛，结果这个本尊竟然只得到第三名，足见连自己都学不太像自己了。科技物质方面的模仿，也许总是较人文素养方面为易。有趣的是，如名牌古奇（Gucci）皮包、劳力士手表，可以仿造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然而通识教育、议会政治，任君随便模仿，悉听尊便，不花一个铜钱，却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模仿得一塌糊涂。原因何在？最简单的答案是，凡涉及思想文化与制度者，不可能像一套家具那样容易仿造。

未经仔细思量的模仿，谓之“盲目假借”（slavishborrowing），必定会碰壁，碰得鼻青脸肿。晚清仿造坚船利炮，然而甲午一役，全军覆没；清季模仿日本立宪，导致帝国之终结；民初仿建共和国，随之而来的是军阀乱政；五四全盘西化，结果使陈寅恪感到“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模仿美制的教改，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学子们的负担似乎更重；模仿美国式的通识教育，却成为聊备一格的虚应故事。我们一直期盼创新，然而却连模仿都不到家，不免令人“怆然而泪下”了！

50.文明在哪里？

文明在哪里？

四十多年前在大学念书时，徐子明老师曾在课堂上详细讲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今日仍依稀记得他说：文化乃是经过人类脑力激荡所耕耘出来的精神与物质成果，而文明多半指人类社会高度发展后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故与落后的野蛮社会（savage）作尖锐的对照。18世纪苏格兰大探险家帕克（MungoPark）在非洲荒原旅行时，无意间看到杀人示众的“绞架”（gibbet），使他感到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真有说不尽的喜悦。

高度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在19世纪冲击到东方，在日本有“文明开化”，在中国则有“文明戏”、“文明婚礼”等，文明几等同现代，代表理性、进步、礼貌，甚至高雅。今日在中国大陆上，更普遍宣扬文明，诸如“文明单位”、“文明餐厅”、“文明商店”、“文明开车”，不一而足。提倡文明，正也说明文明仍然不够，随地吐痰就很不文明，好像积习难改；马路加宽了，闯红灯的不文明表现，似乎也积习难改。走笔至此，电视播出上海人闯红灯被拦下后，还要吵闹，公然打警察的画面，真是回到与文明对立的野蛮去了。同样在电视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南草坪仪式进行时尖声叫嚣的场面，这种不顾“文明”的“野蛮”演出，也真教人扼腕。

在台湾不太宣传文明，并不证明文明音容宛在；事实上，我们的精神文明远远跟不上物质文明。埔里日籍夫妇抱怨脏乱，开车不守秩序，足为警讯。六七十年代，我在美国，每天吃晚饭时，电视将越战残酷的画面带进客厅；三年前回台湾定居后，如果不关电视，每夜都可看到岛内群贤的高声叫骂，吵闹不休。最初当笑话看，但愈看愈笑不出来，更有一丝悲凉。当一品大官、深宫贵妇在扶轮社演讲拍桌子叫骂，质疑别人的人格，已觉难以置信，而代表中产阶级民间各行业精英的扶轮社社员，居然跟着叫好，还要制作光盘广为流传，更令人诧异。当他们听到“良心安在”的吼声时，不知有没有想到扶轮精神安在？最基本的扶轮精神应该是“友好”（friendship）而不是“对抗”（confrontational）。接着有“立法委员”在“国会”殿堂上公然破口大骂有名有姓的工商界大佬是“一群狗”！如此信口雌黄，固不必说；工商大佬毕竟是民间人士，民意代表不去制衡当局，而对其选民恶言相向，骂人狗的“委员”成为当局的鹰犬，角色错乱，莫此为甚！

文明的西方也有不文明的政客，法国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因反对拿破仑进攻西班牙与葡萄牙而触怒当道，就在1809年1月28日那天，拿破仑当着其他官员的面，用最下流的字眼痛骂塔里蓝之余，吼道：“你是丝袜里的狗屎。”（Tenez，vous恡esdelamerdedansunbasdesoie.）令人想到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说：“文明是力求控制自己。”（Acivilizationisastruggletokeepself-control.）不能自制，必然会出现不文明的行为。塔列朗在受到语言暴力时虽没有反唇相讥，但当他离开会场时说：“好可惜啊！这样伟大的人物居然如此没有教养。”没有教养的拿破仑虽纵横披靡于一时，终不免做阶下囚，孑居孤岛；而有教养的塔列朗于拿破仑失败后，收拾残局，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使法国得到合理的和解。

51.丘翁毒舌

丘翁毒舌

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SirWinstonChurchill）乃击溃法西斯主义的盟邦巨头之一，他以坚毅与信心带领本国渡过难关，取得最后胜利，堪称是英伦三岛的救星。他的史笔与文才亦甚高超，曾以史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业余画家，尤其擅长风景画。

但是老丘难移的本性，使他成为永远的老牌帝国主义者，战后他是最顽固的旧帝国卫护者，终被英国选民所唾弃，但他仍向工党首相艾得利（ClementAttlee）抗议：“大英帝国似乎消失得跟美国贷款一样快！”（TheBritishEmpireseemstoberunningoffalmostasfastasAmericanLoan.）他作为帝国主义者，既机智又霸道，出言往往不逊，语带嘲讽。他对中国尤具偏见，瞧不起战时中国的作战能力，战后坚持不肯将殖民地香港归还中国，曾以“四亿二千五百万条辫子”（425millionpigtails）来形容中国。当他派欧战时失去一眼一手的将军AdrianCartondeWiart去重庆作为他私人代表时，他向独眼龙将军说：你到中国后会见到“一大堆风俗奇特、个子矮小的古怪人民”（fullofwhimsicallittlepeoplewithquaintcustoms）！

老丘的妈妈是美国人，他于1941年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如果他的父亲而不是母亲是美国人，“我也许能凭自己的本领进入国会”（Imighthavegotherebymyown），显然在与他有所求的美国人“博感情”。当他在白宫做客时，罗斯福总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走进他的卧室，丘吉尔正全身赤裸，但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好意思，抓住机会说：“总统先生！你瞧，我们英国人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Yousee，Mr.President!WeBritishhavenothingtohide.）一语双关，见识到老狐狸的机智。

他既然是半个美国人，常到美国访问，同文同种，完全有“在家的感觉”（feelathome）；当机会来到时，一定要耍耍嘴皮子。当一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女士问老丘将如何处理可鄙的印度人时，他毫不客气地回话说：“请问小姐，你是指哪个地方的印度人？指大英帝国统治下，仅次于英国的既进步又繁荣的印度人呢，还是在北美洲不幸的印度人（印第安人）？他们在贵政府统治下，几乎灭种！”语带机锋，只怪那位美国女士打狗不看主人。其实，印度人很不喜欢丘吉尔，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最戏谑的是，有一次他在美国应邀作为午宴的贵宾，主菜是炸鸡；当他再要一块“胸脯肉”（breast）时，女主人客气地说，在我们国家称之为“白色肉”（whitemeat）与“深色肉”（darkmeat），老丘立即警觉到在女士面前称“胸”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要白色的鸡肉，马上向她道歉。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就给女主人送去一朵精致的兰花，并附谢卡曰：“谨奉兰花一朵，请佩在你的白肉上！”你既然认为“白肉”比“胸”来得雅，那就请你领教一下“佩在胸前”换作“佩在白肉上”的滋味。老丘的舌够毒吧！

老丘虽然喜欢调侃别人，但也会自嘲，不失幽默。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画风景，他风趣地回答说，因为树木不会抱怨被画得不像。他也有自知之明，当有人恭维他有一万人听他精彩的演讲时，他说至少有“十倍的人想看到我被吊死”（tentimesasmanywouldcometoseemehanged）。不过，老丘作为政治人物，不会变来变去，更不会“自食其言”（eathisownwords），说话不算数。

52.说友情

说友情

常语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重要，大矣哉！英国文豪约翰逊（SamuelJohnson）也大谈朋友的重要，他认为人生若不经常交朋友，便会觉得孤单，所以“必须要不断地修补友谊”（shouldkeephisfriendshipinconstantrepair）。何谓友谊？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是“两身一魂”（asinglesouldwellingintwobodies），多么投缘啊！

然而真要“两身一魂”，却也不易；名家马克&#8226;吐温（MarkTwain）说得好，若不借钱，则友谊可久；如靠友情借钱，未免利用此情作为图利的工具矣。金钱自也能损害友情的纯洁，17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艾狄生（JosephAddison）曾借钱给一个好朋友，发现那朋友借了钱之后，嘴巴变软，不再和他斗嘴，而是一味顺从他所说的一切，最后艾狄生按捺不住，大声说：“老兄！你若再不说不，就马上还我的钱。”（Eithercontradictme，sir，orpaymemymoney.）至于借钱不还，往往是友情的终结，因为友情有价，即无友情之可言。事实上，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友情受金钱之累。

对于马基雅弗利式的政治人物而言，友情根本是多余的奢侈品，如钱锺书所谓，上帝只为“阿大”（Adam）造了夏娃，并没有造阿二为其友。美国内战时，有一次林肯总统讲南方敌人的好话，有一位爱国老妇，大大地不以为然，林肯的回答是：“请问夫人，我为什么不能与敌人交朋友时来歼灭敌人呢？”（WhydoInotdestroymyenemieswhenImakethemmyfriends?）当年法国强人戴高乐（deGaulle）对北非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强硬政策，使他在这个殖民地的总督JacquesSoustelle向他抱怨道：“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攻击我支持你的政策。”戴高乐的回话是：“换掉你的朋友！”（Changezvosamis!）这些都是不把友情放在眼里的话，如果有林肯或戴高乐那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

友情也许比爱情更能持久，但像爱情一样，会因理解而分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管宁与华歆两个好朋友同窗读书的故事，当华歆听到街上有贵人的车队路过，心猿意马，耐不住寂寞，立即跑去看热闹，管宁因而觉得华歆心存富贵，一心想追求名利，与他“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的清高性格有异，不再是他的朋友，遂断然割席绝交。然而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经得起富贵利禄的诱惑，甘于寂寞的考验，能视官位与黄金如粪土的人物？“渊雅高尚”如管宁者，苟欲求友，直如美国史学家亨利&#8226;亚当（HenryAdam）所说：“一生有一个朋友已经够多，两个甚多，三个几乎是不可能的。”（Onefriendinlifetimeismuch;twoaremany;threearehardlypossible.）

不过，史家亚当显然言过其实；笔者有幸，平生决不止三个朋友，然友情经得起时光磨洗而犹光洁，端赖一个“素”字。素者，“淡”也；淡者，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淡，尤以老同学们最“素”。我的同学少年们，乡音未改，鬓毛渐衰，吾独“流落”嘉南，余皆贵显，翩翩轻裘肥马于大台北间，李委员也、萧院士也、徐校长也、王教授也、刘顾问也、陈经理也、景和尚也、许老板也，唯独感叹老一辈师友的日渐凋零，犹如秋叶之“一日秋风一日疏”，更如冬叶之“萧萧四落稀”。有朝一日，人人都会有“访友半成鬼”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