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1)

- 第2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2)

- 第3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3)

- 第4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4)

- 第5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5)

- 第6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6)

- 第7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7)

- 第8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8)

- 第9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9)

- 第10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1)

- 第11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2)

- 第12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3)

- 第13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4)

- 第14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5)

- 第15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6)

- 第16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7)

- 第17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8)

- 第18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1)

- 第19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2)

- 第20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3)

- 第21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4)

- 第22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5)

- 第23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6)

- 第24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7)

- 第25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8)

- 第26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

- 第27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2)

- 第28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3)

- 第29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4)

- 第30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5)

- 第31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6)

- 第32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7)

- 第33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8)

- 第34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9)

- 第35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0)

- 第36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1)

- 第37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1)

- 第38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2)

- 第39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3)

- 第40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4)

- 第41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5)

- 第42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6)

- 第43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7)

- 第44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8)

- 第45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9)

- 第46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10)

第1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1)

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

历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赞扬罗斯福是能干的发明家，赞扬新政是处于衰退的国家迫切需要的且极有益处的一套政策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

1939年5月9日，财政部长、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亨利?摩根索，当着那些掌控着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大佬的面，做了番惊人的演说。在这之前，摩根索很可能已经仔细地考虑过自己的尴尬处境。

摩根索是当时主要的内阁成员，权倾一时。当然，他的权威来源于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亲密友谊。摩根索是罗斯福的老邻居和密友，也是罗斯福十多年来忠诚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了解总统，经常跟总统谈话，也常常忠实地为总统辩护——在这些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埃莉诺?罗斯福有一次说，世上只有两个人能坦率地指出她丈夫的失误，并说服其纠正，摩根索就是其中之一。在内阁会议上，总统和摩根索喜欢互相打趣，私下里互相传递纸条，定期聚餐，频繁地通电话。摩根索在一辆汽车里珍藏着他跟总统的一幅合影，合影中这对永远的朋友肩并肩站着，照片下面有总统的题签：“至交亨利惠存。”

但在1939年5月，摩根索遇到了麻烦。大萧条——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不只仍在持续，而且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严重了。比如，1939年4月的失业率再次突破了20%的大关。摩根索是财政部长、金融专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统计界的权威；他最好的朋友是美国总统、“新政”的开创者；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决定要通过他才能得以实施。即使如此，摩根索这位大权在握的人，也感觉无奈。在罗斯福的两个完整任期，即新政实施八年之后，摩根索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对民主党人们说出了下面这番惊人的话：

我们尝试过增加支出。我们现在的支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却不管用。我只关心一点：如果我错了，某个人能接替我的职务。我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我愿意看到人们找到工作。我愿意看到大家吃饱饭。可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兑现承诺。在这个政府当政八年之后，我们的失业率还跟八年前一样高，而且还有巨额的债务要偿还！

在这番话里，摩根索对十年间，尤其是罗斯福当政期间的灾难做了概括。的确，1939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将远远高于1931年——那是罗斯福从赫伯特?胡佛手里抢过总统宝座的前一年。1939年，全部美国人中的17?2%——也就是948万人——仍然处于失业状态，比1931年的16?3%——即802万人——还高。从积极方面看，1939年的失业状况比大萧条最严重的1932年和1933年要好一些，但仍然比美国历史上失业率最高的年份——1931年——还差。没有哪次经济萧条或者衰退持续的时间，超过这次大萧条时间的一半。

第2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2)

换句话说，如果把1931年的失业者分三行一个挨一个排成队，他们能从洛杉矶一直排到缅因州的边界。八年后的1939年，这三行失业美国人的队伍延长了，又从缅因州边界往南排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最后进入弗吉尼亚。从缅因州边界排到弗吉尼亚的失业队伍，绝大多数都是罗斯福当总统时增加的。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的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

我们能够想象出这条失业美国人排成的长长队伍的样子，但是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又能知道多少？我们能不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在芝加哥的失业者中，有一个名叫本?伊萨克的推销员。“我跑遍各地去找工作，可就是找不到。” 提起持续的大萧条时伊萨克讲，“我沿街叫卖刀片和鞋带。有一天我走遍大街小巷，到晚上只做成一笔交易，挣到五毛钱。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40年。”在失业者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还有其他故事。比如在芝加哥，一个12岁的男孩子给总统去信说：“我们有三个月没付煤气费、电费了，而且还欠着蔬菜店的账……我爸爸一直待在家里，他不停地哭，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我问他在哭什么？爸爸说，家里要啥没啥，能不哭吗？”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比的失业大军里，有个人于1934年给总统写信说：“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钱。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停止供水。没有任何卫生保障，我们无法把孩子们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1935年有人给总统写了这样一封信：“我一直在吃面团子、喝白水，没有黄油，面团子里什么都没有……我甚至连张睡觉的床都没有……”但比起弗吉尼亚州名叫比弗?达姆的那个人来，奥古斯塔的情况要强得多。比弗?达姆给总统写信说：“我们这会儿没有工作，没有过冬的棉被……妻子连冬装都没有。我们可怎么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呢？看来我们得一起冻饿而死了。”斯塔德斯?特科尔，《艰难岁月》

之所以说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十年，高失业率的存在只是一个原因。人口统计局编辑的《美国历史统计》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其他特征。3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的股票市场，后期又崩盘了。1937年到1939年，所有股票的价值几乎都贬了一半。同期的汽车销售量锐减三分之一，1939年的销售量比20年代后七年任何一年都低。1937年到1939年间，企业破产率上升了50%。1939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比20年代的任何一年都少。不动产抵押赎回权取消的数量在30年代虽然是稳步减少的，可在1939年，这个数字也比此后20年里的任何一年都高。

第3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3)

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另一个表现是国债的飙升。在1930年和1931年，美国还有预算盈余，但政府支出很快就膨胀起来，远远超过了税收收入。1931年的国债是160亿，到了30年代末，国债额度翻了一番还多，达到400亿。换句话说，20世纪30年代后八年里产生的国债，比此前150年国债的总和还要多。从1776年到1931年，美国打过七个大仗，经历过至少五次经济衰退，可是所有这些的花费，都抵不过20世纪30年代积攒的债务。说得更形象一些，假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他发现新大陆的那个10月开始，每分钟向一个特定的账户存入100美元，用于清偿美国的国债，到1939年，他所能积累的现金仍不足以支付30年代美国欠下的债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每分钟向一个为清偿30年代债务而设立的特定账户存入100美元（按照30年代美元的价值），为了还清债务，至少需要450年的时间。

新政期间经济所遭受的损害，从1934年到1940年连续七年的贸易不平衡也能看出来。这十年间，政府支出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小麦、成衣、钢铁和其他货物的出口，使得这些产品在出口到别国时因为价格太高而不受欢迎。1870年到1970年间，只有在大萧条期间和1888年，美国出现过贸易逆差。

艰难时世常常会带来社会问题，30年代的美国也不例外。比如，这一时期美国的出生率锐减，十年间全国人口只增加了7%。在比较繁荣的20年代，出生率则要高得多，全国人口增加了16%。

许多美国人在30年代持续的大萧条时期选择了死亡。正如一个80岁的老人所说：“现在（1934年12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宁愿自杀也不愿被赶到贫民收容所。”显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同意她的话，因为1929年到1930年间自杀的人数增加了，而且在整个30年代，自杀率都很高。同样令人悲伤的是，不少人在经历了持久的绝望后，选择用比较缓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意外跌落、鲁莽驾驶或者被火车轧死。在新政施行那些年，采取这三种方式自杀的人数都破了历史纪录。

人们生存意愿的丧失，从30年代的平均寿命也能看出来。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时，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3?3岁。从1900年起，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持续增长了16年——在20世纪的前30多年，几乎每年要增加半岁。到1940年，经过七年的新政以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反而降到了62?9岁。当然，这些年平均寿命并不总是持续降低，七年里有两年是高于1933年水平的。但是，1900年到1933年以及1940年到20世纪末，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都是持续增高的，只有在新政期间是降低了。

平均寿命增长过程的停滞，对黑人的打击要比白人大得多。1933年，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有54?7岁，可是到了1940年，黑人的平均寿命降到了53?1岁。大萧条之前和之后，黑人与白人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都是不断缩小的，唯独在1933年到1940年间差距扩大了。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罗斯福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黑人比白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第4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4)

有人可能在考察了30年代的烂摊子后说：“好吧，也许30年代这十年的确是个灾难，但因为大萧条是个世界性的灾难，美国表现不好，也在所难免吧？”大萧条当然席卷了世界，但有些国家还是在减少损失和恢复经济增长方面比另外一些国家做得好。幸好国际联盟收集了许多国家在30年代工业生产、失业、国债和税收等方面的数据。跟别的国家比较，美国表现如何？答案是：在所有上述四个指标中，美国的表现极为差劲，比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几个国家都差。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应对大萧条的表现也都好于美国。

在经济危机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道德沦丧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空前数量的人吃不饱肚子，失去工作，如果税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那么，维系社会所需要的一些美德，如慈善、诚实和正直等是否也会随之消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历史统计》是有帮助的。在30年代，杀人案件的数量上升了，1900年至1960年间，每年的谋杀案数量超过10 000件的，只有七年，这七年都在3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的十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大约翻了一番，仅在1932年就逮捕了300 000人。这个数字不断攀升，到193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600 000人。离婚率也提高了，尤其是在30年代末期。医院收治的梅毒病人也几乎翻了一番，尽管淋病患者的数量没有变化。

我们可以藉由统计数字看出30年代人们道德水准变化的总体情况。大萧条期间，许多人公开声称要去偷窃，以便补贴家用。失业使逃票的人数增加了，因为人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或者是去随便走走。密苏里州太平洋铁路公司的R?S?米切尔在参议院作证说，逃票蹭坐火车的年轻人常常会遇到惯犯，这些惯犯对年轻人来说会有“坏的影响”。

罗斯福与历史学家

那么，能不能说新政不仅没有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反而在实际上延长了大萧条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提出来认真思考。几乎所有研究新政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罗斯福是一位非常好的，甚至是伟大的总统，都认为新政的方向是对的。历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赞扬罗斯福是能干的发明家，赞扬新政是处于衰退的国家所迫切需要且极有益处的一套政策方案。

亨利?斯蒂勒?康马杰和理查德?B?莫里斯，这两位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就是上述看法的代表者。康马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姆赫斯特学院任教期间，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撰写了40多本书，并成了20世纪畅销历史读物作者。从罗斯福任总统的第一天起，康马杰就通过演讲和写作拥护新政。理查德?莫里斯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合作者，也是个多产的作家，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下面是他们两个人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的评价：

第5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5)

20年代共和党的得势在性质上完全是消极的，新政的性质全然是积极的。“这个国家需要的是行动，行动，立即行动”，罗斯福在其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这么说，他还要求获得“与紧急事态作斗争的权力”……

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素材——一个雄心勃勃而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一个庞大的、旨在使政府加快发展步伐，并得以解决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的计划；一个有决断力和自信心的民族；一个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潜能的国家。多么波澜壮阔的画面！太阳在贫瘠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新的领导人高举旗帜，朝着敌人无畏地挥舞；他的追随者聚集在他的周围，四面八方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力量，加入他的队伍；军乐队在演奏，旗帜在飞扬，军队在前进，很快，战斗就要打响，胜利的欢呼声就会在不远处响起。实际说来，情形并非如此，但当时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康马杰和莫里斯的上述评价，提出了为罗斯福及其新政辩护的四个主要论据（这些论据在过去70年里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同）：一，从经济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也是灾难；二，新政计划是对20年代的拨乱反正，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三，罗斯福（还有新政）是很得人心的；四，罗斯福是个好总统，也是道德楷模。

这四点构成了许多历史学家口中所谓的“罗斯福传奇”。由于小阿瑟?M?施莱辛格和威廉?洛伊希腾贝格的著作，在人们关于罗斯福的这种认识之形成和发展上起过主要的作用，因此我将逐字逐句地引述他们的话。施莱辛格两度荣获普利策奖，可能是美国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所撰写的关于罗斯福之崛起及其新政的三卷本著作，成了里程碑式的经典。洛伊希腾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写过一卷有关新政的历史书。洛伊希腾贝格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康马杰的指导下完成的。因为康马杰让洛伊希腾贝格为其著名的《新美国》丛书撰写有关新政历史的部分，所以洛伊希腾贝格决定投身于罗斯福研究，对此康马杰非常高兴。洛伊希腾贝格在其职业生涯中培养了不少专攻新政的历史学家，这些人后来都出版了有关新政的著作和论文，但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谁能超过威廉?洛伊希腾贝格的成就。这里只举了洛伊希腾贝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他的《罗斯福岁月：罗斯福及其遗产研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中，洛伊希腾贝格将该书献给“我的那些写过有关新政时期的研究文章并且给我颇多教益的学生们。”光这份学生名单就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列举了89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写过研究新政的书或者论文。

第6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6)

第一个神话是，如康马杰和莫里斯所说，“20年代共和党的得势在性质上完全是消极的，新政的性质全然是积极的”。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在经济上是个大灾难，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而罗斯福用他的新政提供了缓解、部分复苏和改革经济的有效手段，从而摆脱了大萧条。

为宣扬这一观点，施莱辛格和洛伊希腾贝格支持所谓消费不足的说法，认为大萧条之所以加剧，是由于工人们在20年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购买美国的工业品。施莱辛格说：“（20世纪20年代）管理层维持价格水平的措施……意味着不允许工人和农场主享受他们自己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实惠，其结果是大众购买力的相对下降。”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更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施莱辛格说：“梅隆税收政策的重点是要救济富人，而不是救济消费者，这使得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和过度储蓄变得更严重了。”洛伊希腾贝格也用同样的口吻说过：“如果你跟我一样，认可消费不足就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那么你会同意，在20世纪20年代当过总统的那些人难辞其咎。”

第二个神话是，“新政的性质全然是积极的”。新政的意图是美好的，因此其结果也是积极的。历史学家援引统计数字来支持这一观点：罗斯福就任总统的头一年，即1933年，失业率是25%，到1937年初他卸任的时候，失业率已稳步下降到15%左右。所以说，新政虽然没有在根本上消除大萧条，却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威廉?洛伊希腾贝格写道：“通过承认那些以前多半被忽视的群体——农业工人、工业工人、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即行政管理阶层，新政的施行使社会更加公平了。”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也同意这个说法：“新政恰如其名——它是旧牌新洗，不再为欺骗普通人而作弊了。”教科书的作者们经常会提到这个说法。历史学家约瑟夫?科林总结说：“新政最重大的积极成果，是缓解了上百万美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

第三个神话是，罗斯福乃深得人心并且受人爱戴的总统。他收到过数量空前的支持者的来信，在大选时，以压倒性的523票对8票赢得了连任——之后还赢得了两次连任。他在电台里做的炉边谈话使美国人感到振奋，并积极支持新政。施莱辛格写道：“他赢得了民心，因为人民能够感觉到，他喜欢他们，惦记着他们。”科林写道：“如果说特迪（罗斯福）受人喜欢和喜爱的话，那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当然，反对罗斯福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厌恶新政的管制措施和税收政策的自私而贪婪的企业家们。洛伊希腾贝格写道：“罗斯福还决心要管制金融高层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他失去了企业界的支持。”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高高兴兴地支持罗斯福。实际上，在1934年举行的第一个届中选举中，民主党在众参两院都赢得了席位——自1902年至1998年，只有罗斯福做到了这一点。到1936年，民主党牢牢地控制了国会，为过去150年来所仅见。

第7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7)

第四个神话是，罗斯福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首长和优秀的道德领袖。跟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施莱辛格承认罗斯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政策上都犯过错误”，但罗斯福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拥有超人的领导才干，对时代面临的问题有着超人的直觉，在选择和管理下属方面具有超人的能力，在教育公众方面有着非凡的技巧，在激扬国民士气、鼓动民族的战斗力方面具有高超的艺术。”莫里斯说，“罗斯福恢复了其三位前任所丧失的总统的领导地位，强化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举步维艰的联邦政府权力。”洛伊希腾贝格得出结论说：“如果评价一个好政府的标准不是完美无缺的组织机构图，而是创新精神，那么罗斯福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行政首长，而且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发明家。”“富兰克林?罗斯福还重塑了现代的总统。他就任的时候，总统这一职位在过去的12年里已经失去往日的荣耀和权力，是罗斯福使它……重发光芒。”道德领袖的地位是重要的，洛伊希腾贝格也写道：“本质上讲，罗斯福是个道德家，他想实现人性的改良，并按照政府的原则去教导公众。”罗斯福自己也说：“总统职位不仅仅是个行政首脑……它首先应该是个道德领袖。”

罗斯福传奇的这四个方面的累积效应很强，历史学家们也习惯于认罗斯福为美国历史上三位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施莱辛格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1996）把罗斯福和林肯并列为美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总统。他跟他的新政一道，成了美国人崇拜的对象。正如科林所说：“在罗斯福发表其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那一刻，华盛顿上空的乌云就立时开始消散，三月的阳光普照大地。显然，他是个天然的领袖。”还在罗斯福去世之前，科林就说：“历史学家们视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首脑之一……没有人能贬低他的地位。”洛伊希腾贝格总结说：“几乎没有人否认，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现在并将一直为其所有继任者的一个标杆。”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爱找茬子，所有研究罗斯福及其作为总统之功过的学生对他也啧有烦言。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牢骚和抱怨，都是说罗斯福本该做得更多，而没有人说他本该做得再少点。洛伊希腾贝格争辩说：“罗斯福前任留下的烂摊子是如此不堪收拾，以至于用新政这样前所未有的措施都不足以修复。”因此，在洛伊希腾贝格和其他人看来，新政只是个“半截子革命”，它本应该走得更远。一些历史学家说，在1937年衰退期间，罗斯福本该实施更大胆的赤字支出；有一些人则责怪他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力度不够；还有些人指出了新政的某些项目中存在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更有人说他本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去缩小贫富差距。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新政是一场保守的革命，它挽救了资本主义，维护了现存的秩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一些研究新政的历史学家——笼统地被称为“限制学派”——争辩说，尽管新政客观上推动了许多必需的改革，可是由于罗斯福受到种种限制，以致他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洛伊希腾贝格，

第8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8)

新近出现的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的这些批评，稍微改变了罗斯福传奇的面貌，但是并没有削弱它。前面所述的四个方面的神话基本没受到任何冲击，它们在今天有关新政的历史著作以及所有关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很常见。

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戴维?肯尼迪和乔治?麦克吉姆希这两位大致都属于“限制学派”的学者，最近撰写了关于罗斯福总统的研究专著。肯尼迪的书属于历史类图书，他本人也由此获得普利策奖，麦克吉姆希的书则是关于美国杰出总统丛书中的一种。肯尼迪赞扬了“对新政时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的那一代优秀学者，他援引了洛伊希腾贝格、施莱辛格和其他四位类似的历史学家的话，写道：“尽管我有时候不赞成他们的侧重点和评价，但他们毕竟打下了一个基础。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者包括我自己，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研究。”肯尼迪跟这些前辈一样，得出结论说：“罗斯福的新政就像一幢有好多房间的大厦，随时准备欢迎到访的客人，让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安全感。” 麦克吉姆希也跟其前辈一样，这样颂扬罗斯福：“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罗斯福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远见和毅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望尘莫及的。” “罗斯福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为现代福利国家创立了一个制度框架……” 麦克吉姆希总结说，“后来的总统们在创造性地发挥政府功能方面，就比以往更自由了。”

小阿瑟?施莱辛格所写的关于罗斯福的书，有时也会被批评。他注意到了罗斯福在历史学家中间这种持久不衰的好名声。施莱辛格在1988年指出，迅速增加的历史学著作让更多人熟知乃至认可，而不是玷污了罗斯福传奇。1988年，也就是施莱辛格关于罗斯福的重要著作出版几近30年后，他概览了诸多有关新政的研究成果，指出：“对罗斯福时期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多的研究。我不相信这些新近出现的研究专著改变了我在这些书里讲述故事的主要框架，只是增加了一些富有创意的理论和有价值的细节罢了。”

施莱辛格1996年对美国总统作过民意调查之后，对罗斯福的信心比以往更大了。在受访的32位专家里，有31位给罗斯福打了最高分，认为他“伟大”，有一位给罗斯福打了次高分，认为他“接近于伟大”。施莱辛格写道：“长期以来，罗斯福位居历任总统榜首，这使那些反对他新政的人深感不快，可是现在就连纽特?金里奇也宣称罗斯福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保守派都平静地接受了罗斯福位居历任美国总统之榜首这一事实。”编辑过关于新政研究文集的历史学家戴维?汉密尔顿也说：“最近这些年里，保守派对新政的批评没有太多人关注……”换句话说，在施莱辛格和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看来，因为即使在保守派历史学家中间，罗斯福传奇的地位也已经牢固地确立，所以争论也就结束了。阿瑟?M?小施莱辛格，“历任总统评价：从华盛顿到克林顿”，《政治学季刊》第112期（1997），第182页；戴维?E?汉密尔顿编著，《新政》（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99），第231页。施莱辛格的民意测验是最古老的总统民意调查，由阿瑟?老施莱辛格开始于1948年，1962年由施莱辛格继续，1996年由其子开展。调查问卷的问题包括哪位总统是伟大的、接近于伟大的、一般的、低于一般水平的和失败的问题，问卷发给知名的历史学家。

第9节：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9)

历史著作一般也支持施莱辛格的观点。有关罗斯福及其新政的著作是如此之多，要全部阅读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安东尼?班吉是当代历史学家中对有关新政的著作涉猎最广的，他的著作《新政：大萧条的岁月，1933—1940》是试图挖掘所有有关新政之要义的当代历史学家的必备参考书。班吉如此评价施莱辛格和洛伊希腾贝格这两位专门研究新政的重要历史学家：

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专著的时期，两位学者（施莱辛格和洛伊希腾贝格）在识别饱受争议的新政活动的关键问题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洞察力。两位都展示出让人羡慕的把握浩瀚档案材料的能力。施莱辛格生动而丰富的叙述才能无人可比。洛伊希腾贝格对新政的研究著作，没有谁能够超越。

这样，罗斯福传奇似乎就是不可攻破的。而只要它是不可攻破的，由新政而演绎出来的公共政策原则，就将继续主宰美国的政治。正如历史学家拉伊?阿伦?比灵顿所说，新政“为后世确立了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复兴和维持国家人力资源的原则。”雷?A?比林顿，《1865年以后的美国历史》（新泽西托托瓦：利特菲尔德亚当，1968）第193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有财政部长、罗斯福的朋友和位处风暴中心的人——亨利?摩根索在1939年所说的那样的牢骚话。他极度伤心地承认：“我们现在的支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却不管用……我们没有很好地兑现承诺。”

因为1939年3月全国的失业率高达20?7%，所以，摩根索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罗斯福传奇真是不可打破的神话吗？

第10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1)

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

罗斯福之所以能成为美国总统，正如他能战胜脊髓灰质炎一样，是因为他有极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巧。

直到今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仍然是一个偶像。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关他的个人基本信息是很清楚的。他出生于纽约州海德公园一个富裕的民主党人家庭，是个独子。他娶了远房表亲埃莉诺?罗斯福为妻，她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最喜爱的侄女。富兰克林跟他这位最有名的远房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是这样的，前者是后者精心培育的结果，也正是后者激发了前者对政治的兴趣。罗斯福很有魅力，口才极好，是个聪明的政客，还有那么著名的亲戚——他运用所有这些来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他两次当选纽约州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代理过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从政期间遭遇过两次失败——一次是1914年参加美国参议员竞选时，初选失败；一次是1920年竞争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失利。1921年，他患了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瘫痪。但他坐着轮椅继续其政治生涯，此后赢得了六次选举：两次竞选纽约州州长，四次竞选美国总统。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但细说起来，还有更多的故事。比较好的罗斯福传记包括：弗兰克?弗雷德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命运的约会》（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90）；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出版社，1956）；阿瑟?M?小施莱辛格，《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57），第273-485页；特德?摩根，《罗斯福传记》（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5）；康拉德?布莱克，《富兰克林?D?罗斯福：自由的旗手》（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3）。

罗斯福之所以能成为美国总统，正如他能战胜脊髓灰质炎一样，是因为他有极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巧。老师和同事都认为他智商不高，但他学得很快，既善于向别人学习，也善于总结经验。他的记忆力强，而且涉猎范围很广，他还是个一直热切地寻找听众的演说家。他喜欢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为了吸引并说服听众，他不惜夸大和编造事实。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而且跟许多政治家一样，富有魅力。他吸引着大家，大家也愿意跟他在一起。

鉴于罗斯福拥有的财富和机遇，要说他对经济学（总的方面）和生意经（具体的方面）一窍不通，大家一定会感到诧异。这也许是因为他家资万贯，用不着费劲地去了解生意经和赚钱之道。他母亲莎拉有一次说：“家里从来不谈钱……在我们生活的乡下，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他所有的书籍和玩具都是提前给他买好的。”她还说：“我们很少拒绝孩子的要求。”

即便他的父母曾经想教导儿子学习金融业务，也不清楚他们到底能传授给他些什么。他父亲詹姆斯在继承了遗产之后，由于一系列在南方铁路和穿越尼加拉瓜的运河上的糟糕投资，差点将那笔遗产损失殆尽。他母亲这边，外祖父沃伦?德拉诺靠向中国瘾君子非法出售鸦片，赚了点钱。“我不能死乞白赖地说鸦片生意是合乎道德的，或者是慈善性质的。”德拉诺这样说道，但他坚持做这个生意，即便在中国政府为阻止鸦片生意而宣战以后。德拉诺最终退隐到纽约的公寓以后，他那些所谓合法的投资看来并不比詹姆斯?罗斯福的投资强多少。因为现金短缺，德拉诺重操旧业，又贩卖起鸦片，在这期间，年轻的莎拉跟家人一道在中国待了好几年。

1865年到1910年，美国成了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但尽管罗斯福一家继承了大笔财富，他们在这期间的财产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而其他人(常常是穷人，有时甚至是移民)却甘冒风险，使美国的铁路、石油和钢铁产业独步天下。比如，纽约的一个荷移民兰家庭就出现了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他后来控制了极红火的纽约中部铁路的生意，成为全国首富。移民托马斯?迪克松，开始只是个赶骡人，后来成了制造业大王和特拉华与哈得孙铁路公司的总裁。詹姆斯?罗斯福做过特拉华与哈得孙铁路公司的副总裁，跟上述两个人都共过事，更准确地说，在这两人手下都干过。托马斯?迪克松是老板，文质彬彬的罗斯福从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移民老板那里接受指令时，一定非常恼火。范德比尔特的孙子搬到附近以后，曾经邀请罗斯福到家里共进晚餐，却遭到了拒绝。罗斯福对其妻子解释说：“如果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就得回请他们。”

第11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2)

年轻的富兰克林很喜欢这个故事，常常兴致勃勃地讲给别人听，但他不像自己父亲那样势利。虽然正如埃莉诺?罗斯福所说：“富兰克林跟与自己社会地位有悬殊的人在一起时，很难放松。”但在政治上，他逐渐掌握了一套说服并领导那些生于贫贱家庭的人的高超技巧。

在海德公园的豪宅里那种受庇护而且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罗斯福，被送到格罗顿的预科学校，后来上了哈佛大学。他在这两个学校都曾苦苦挣扎，有过诸多的不快。从格罗顿毕业数年以后，他自己说：“我总觉得与那格格不入。”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并“不优秀”（校长的评语）。体育方面，他并没有太用功，所以也没有赢得同学们多少尊敬。他告诉埃莉诺，在那里他多少“有点像个局外人”。他没能加入足球队；他加入了一个“新组建的名叫BBBB的棒球队（意为‘蹩脚男孩棒球队’）”，据罗斯福讲，该队吸收的“大约都是学校最差劲的球员”。后来他选修了拳击课，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拳击比赛中，当着同学的面，罗斯福不到两个回合就被击倒在地，颜面尽失。胜者富勒?波特后来说：“我不明白富兰克林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学校里的表现一贯不好。”

罗斯福在哈佛的表现，一如在格罗顿。他还是没能加入足球队，而是被分配到拉拉队。他的成绩平平，一般是C或者C+。他试图不写家庭作业，远离做研究的学术圈子，而是专注于俱乐部、政治辩论和新闻业相关的社交和政治圈子。他的成绩同样也是优劣参半。他被有名的社交俱乐部“飞翔”接收为会员，还做过校报《红色校旗报》的编辑。但当他申请加入哈佛最古老、最精英化的坡斯廉俱乐部时，遭到了拒绝。由于他父亲曾经是该俱乐部的会员（泰德?罗斯福及其两个儿子也是），所以这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15年后，他对一个亲戚说，被坡斯廉俱乐部拒之门外，是“我生活中最重大的挫折”。沃德，《号声之前》，第215、236页；戴维斯，《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129-167页。不过，该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未来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公司律师，而罗斯福却是未来的政治家。

罗斯福年轻时就野心勃勃，他对自己的期望与在学校的表现之间的差距也十分在意。有时候，他用含糊其辞、夸张和小谎言等手段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他胡编乱造的习惯是何时形成的，已经无从考证，但在格罗顿上学时，这个习惯就已经很严重了。比如，有一次他参加100名同学的赛跑，成绩很差，他就对父母说自己排名第四——他知道自己的谎言不会被戳穿，因为校报（他父母会看校报的）只刊登前三名的名字。杰弗里?沃德极为仔细地研究过罗斯福的早期经历，他说罗斯福惯于歪曲事实而为自己的缺点辩解：“那些跑得比他快、拳击比他厉害、踢腿比他麻利的孩子，(用罗斯福的话说)不是太有经验，就是块头太大，所以比赛不能称之为公平竞争。如果他的学习成绩排名下降了，那是因为新来了两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而且如果他觉得撒谎不会被发觉，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那么做。”

第12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3)

从哈佛毕业以后，罗斯福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继续读书，表现仍然平平。曾教过他的一位教授杰克逊?雷诺兹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不是个好学生，毕业后也不是个好律师……他对法律似乎缺少天分，也没有用功去弥补这个不足。他不用功，常逃课。”虽然罗斯福勉强通过了杰克逊所讲授课程的测验，其他两门课程的考试却不及格。他从没有修完法学院的课程，但是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可以在纽约随便哪家律师事务所找工作。其间，罗斯福跟表亲埃莉诺结了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婚礼上将新娘交给了新郎——但这桩婚姻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在罗斯福那一代，格罗顿和哈佛的毕业生都会进银行界、律师界或者商界。当然，问题是罗斯福对这些领域都缺少天分。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他在纽约的卡特、莱迪亚德和米尔本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做法律职员。该所的高级合伙人刘易斯?莱迪亚德对罗斯福的评价是“百无一用”，对他的工作质量（和数量）也颇有怨言。但年轻的罗斯福志不在此。他不喜欢法律，也不喜欢商界，他家有足够的钱，所以，除了讨好他的新近守寡的母亲，他用不着去取悦刘易斯?莱迪亚德、杰克逊?雷诺兹或者别的任何人。比罗斯福大很多的继兄小詹姆斯?R?罗斯福是个“绅士”，从来就没有干过全职的工作。富兰克林很有可能也那么做，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母亲可能也会资助和鼓励他。

但是，年轻的罗斯福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了。他虽然缺少经商或者做律师的天分和欲望，却逐渐地掌握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慢慢学会了如何去影响他人。在只有25岁、尚没有形成自己见解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将目光瞄准了总统宝座。在莱迪亚德律师事务所，富兰克林和其他职员曾谈论过各自的前程，他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他将以何种途径在未来某一天竞选总统成功。罗斯福以他独有的说服技巧，向大家描述了他的战略，那就是遵循他那位著名堂叔的道路：先竞选州议员，然后谋取海军部副部长，再争取当选纽约州州长。以美国最大州的州长作为基础，他将成功地谋取总统职位。在此后的25年间，他实际就是这么一步步地走过来的。

在同事看来，罗斯福的野心也许太离谱了。不过，从政的确非常适合他。当他将心思从如何赚钱转到如何影响选民上来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如鱼得水的境界。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后来谈到了罗斯福，说他具备“二流的智商，一流的气质”。基于罗斯福的这种特点，对他来说，欢笑、握手和演说的世界就比分类账、诉讼和投资的世界更为适合他。他宁愿动用母亲的钱——她也定期而且慷慨地给他送钱——去谋取公职，也不愿意投资办一个企业。综其一生，他都是靠着母亲的慷慨资助而过活。

第13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4)

1910年，年仅28岁而且拥有雄厚资金的罗斯福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跟他在课堂上的平庸表现大相径庭的是，他发现自己能够通过演讲和谈话来倾倒选民。他一个镇一个镇地拉选票，在整个海德公园地区整整干了五个礼拜。人群、演说和竞选活动都听命于他，他也乐得借此从商界脱身。而且他的确善于此道——他成了几十年间从这一地区当选纽约州参议员的第一个民主党人。两年以后，他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赢得连任。凭借着磁石般的魅力和路人皆知的名字，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能拉来选票的人，而这又反过来使他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赢得了更多的听众。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是将他提拔进入内阁，任海军部副部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一直担任此职。罗斯福终于出名了，而且正沿着自己设计的通往白宫的道路顺利前行。罗斯福的同学里面，有不少人的经济学考试成绩为优，也有不少人成为成功的律师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但是，只有罗斯福赢得了一次次艰难的政治竞争，并得以与总统商讨国事。

许多研究过罗斯福在政坛崛起之路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他在政坛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在通往白宫的路途上，还要克服致瘫的脊髓灰质炎。罗斯福39岁时，因在其加拿大的夏季别墅游泳受寒，患上这种病症，当时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就要结束了。他必须以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取胜，让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觉得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候选人。

当然，罗斯福也的确有一些好运气。首先，在他还只是个州参议员的时候，一家报纸的记者路易斯?豪就被罗斯福的魅力迷住了，并因此辞去工作加入了罗斯福的团队，终生致力于把罗斯福推到总统宝座上。豪常常称罗斯福为“我们未来的、可爱的总统”。罗斯福罹患脊髓灰质炎以后，豪总是陪在他的身边，仍然称他为“未来的总统”，并且亲自培育罗斯福在纽约州的政治关系。其次，玛格丽特?米西?莱汉德在罗斯福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前一年加入了他的团队，她跟豪一样，为罗斯福所吸引。她全部的生活重心都在罗斯福身上，成了罗斯福忠实的私人秘书、能干的女管家和终生的伙伴，并且（跟豪一样）是罗斯福最热切的崇拜者。她跟豪一道照顾罗斯福，为他的梦想而努力，不断地帮助他适应轮椅上的生活。再次，罗斯福还能够得到母亲的钱（尽管她试图使他脱离政界）。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有路易斯?豪和米西帮助照料他的生活，有他母亲和埃莉诺在海德公园地区和纽约市的家中尽心抚养他的五个孩子，罗斯福就能够全身心地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庭以外的地方。

第14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5)

罗斯福的最后一个好运气是他患脊髓灰质炎的“时机”。其时正处于共和党统治的十年，民主党人在纽约州和其他地方获胜的情况极其少见。如果罗斯福是个完全健康的人，他多半会想在纽约州寻求获得民主党提名，那样的话，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会遭受重创，从而一下子毁掉他的政治野心。因为患了脊髓灰质炎，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指望他再去竞选公职了，他也就有七年的时间去适应轮椅上的生活，从容地筹划自己下一步的政治活动。同时，豪和莱汉德两个人替罗斯福回复了成百上千封来信，使他的名字定期出现在公众面前。罗斯福自己——带着腿箍和一个护卫——则于1924年和192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作提名演讲。

即使这样，罗斯福依然用了好多年时间才适应了脊髓灰质炎，并且找到自我安慰的解脱办法。他买了一艘二手船屋，取名为“拉鲁克”，2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船屋里度过——游泳、谋划、享受与老朋友共度的时光。他不许埃莉诺和孩子们上船来，很少允许他们参加他的活动，船上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是和路易斯?豪和密西?莱汉德以及大学同学和政界的朋友在一起。埃莉诺写信给他说：“我看，让你远离家庭纷扰也好。”可是他的孩子们不这么看。他的大儿子詹姆斯抱怨道：“那些年真是孤独啊。在父亲患病和康复的那段岁月，有很长时间我们看不到真实的爸爸，看不到可以触摸和交谈的父亲——他只是个抽象的符号，一个快活的来信人，在远在天边的一艘船屋上……”

这样的家庭生活安排，是非常奇特的，但这样的安排自有其道理。由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秘书露西?默赛尔私会已达三年多，所以罗斯福夫妇在感情上已经疏远。埃莉诺在发现了露西写给罗斯福的一打示爱信件后，曾经质问过他。埃莉诺对朋友说过：“我的世界崩塌了。”同时，富兰克林发现自己也左右为难：正像路易斯?豪很快就给他指出的那样，如果休了埃莉诺，他也就甭想竞逐总统了；而且他母亲莎拉也出面干预，显然威胁过他：如果他胆敢因离婚而给家族抹黑，她就不再给儿子资助。这样，罗斯福决定维持与埃莉诺的婚姻，并且答应不再见露西。但无奈露西深受罗斯福魅力的诱惑——25年以后，她还在回味“他那可爱的身影”。即便在她嫁给另一个人以后，她还时不时地去看他。露西出席了罗斯福的历次总统就职仪式，他临终的时候，是露西而不是埃莉诺守在身旁。

因此，富兰克林与埃莉诺虽然由于政治需要结为了夫妻，实际上是聚少离多。在拉鲁克船屋上，罗斯福有时几个月里都在梦想着做总统，然后再看看两条不中用的腿。密西?莱汉德在那里守伴着他，她注意到：“在拉鲁克船屋上，有时连着好几天，他在中午之前都抑郁不振，中午以后才勉强带上轻松的面具，去迎接客人”。但在其他日子里，他的乐观精神会占上风，这时他就是谈话的中心。他跟路易斯?豪一连几个钟头谈论政治，为了不闲着，他还在各种企业里投资。不过，这种从政治到生意的转变是失败的。这意味着他又不明智地将自己置身于自己既无耐心也无天分的领域。

第15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6)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企业腾飞的年代，但不是罗斯福飞黄腾达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拥有经营才干的人，通过制造收音机、空调、拉链、吸尘器和苏格兰黏胶带而改变了国人的习惯，其中一些人就住在罗斯福家附近。但这一切都没有罗斯福的份。他错过了这些投资。他尽干些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比如在怀俄明州钻探石油啦，购买船只以跨越大西洋啦，出售黏性邮票啦，等等。他和豪曾经试图垄断龙虾市场，却吃了大亏，罗斯福损失了26 000美元后才得以脱身。他的主意常常是心血来潮的产物，稀奇古怪。比如，他以为飞机不过是暂时的时尚，于是投资于一条从纽约飞到芝加哥的飞艇航线。“我希望在我的飞艇飞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能远离飞机……”他这样写道。但它们从未能飞起来。同时，在不远的地方，伊戈尔?斯科尔斯基正投资于直升机，罗斯福并未参与其中。当时罗斯福正忙着在买卖德国马克，种植几千株树，经营售货机，但这些生意都没有让他发大财。到20年代末，他在佐治亚州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开办的疗养地也赔了钱——后来又因为复垦附近的土地损失了更多。

对于罗斯福在生意上一连串的失利，那些了解他的人并不觉得意外。一个名叫富兰克林?莱恩的朋友（曾任威尔逊总统的内政部长）总结说：“罗斯福对金融一窍不通，但是他对自己的无知也是一无所知。”因此，他尝试了一个又一个项目，跟着奇思妙想而不是理性分析走，总是想着下一个项目定能成功。在罗斯福任期内一直担任他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也认为他这位老板在政治方面的表现远远优于商界的表现。华莱士在爱荷华州办过报纸，知道要想获利必须得有耐心和韧性。在观察过罗斯福做决定的情形之后，华莱士说：“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跟他做任何生意。”

也许，当罗斯福盘算其分类账上的赤字时，他会对当初没有在经济学课程上下苦功而感觉遗憾。但是，莱恩和华莱士可能会争辩说，罗斯福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他不会耐心地去琢磨产出和市场。他任性而冲动，缺乏系统性思考和审慎办事的习惯。目睹罗斯福做律师时出洋相的阿尔伯特?德?鲁德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他那么快就作出了决定。他没有仔细考虑事情的耐心。”著名的新闻记者马奎斯?蔡尔兹对罗斯福总统颇有研究，他也同意鲁德的看法：“他的结论似乎不是理性地作出的……”

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似乎也对父亲在经商方面的低能感到吃惊。跟鲁德和蔡尔兹一样，艾略特注意到了父亲想当然和不耐烦的作风。“他处理自己资金的方式，就好像是玩他爱玩的抽牌游戏一样。他太相信自己的运气。他某种程度上是‘迷信’的。”他有“幸运数字、幸运日期、幸运服装，”甚至还有幸运帽子和幸运鞋。

第16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7)

艾略特接着评论父亲说：“希望有所成就的人都受他吸引，就好像蜜蜂被花粉吸引一样……”他是那么讨人喜欢，那么富于魅力，那么乐观，他使大家相信，只要他想，就什么都能干成功。亨利?华莱士就相信，罗斯福这种生性敢作敢为的特质，虽然使他在生意场上一败再败，却能确保他在政界成功。他那迷人的笑容，自信的话音，坦诚的态度，以及爱热闹的脾气，也许不能帮助他卖出从缅因州批发来的龙虾、从德国买来的马克和从南美运来的咖啡，但能吸引成千上万的选民。即使在罗斯福被困在轮椅上以后，诚信与储蓄公司（一家曾经聘用过罗斯福的担保企业）的总裁凡?利尔?布莱克还继续给罗斯福支付25 000美元的薪水，因为罗斯福那深得人心的做事方式还在为公司拉来客户。在20世纪20年代长期担任纽约州州长的阿尔?史密斯，也曾经公开征求过罗斯福的意见，想任命他为1924年和19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

在考察罗斯福1928年竞选纽约州州长这一关键战役之前，先来看看1920年的总统竞选，也许有益于我们对罗斯福的了解。在192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是罗斯福头一回参加全国性的竞选。在那次竞选中，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暴露无遗。因为民主党被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中不能自拔，他和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联手，为接任威尔逊的总统职务展开了一场毫无希望的竞逐。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沃伦?G?哈丁和卡尔文?柯立芝，与选民的要求颇为合拍，许多民主党人因此干脆就不参与竞选。

但罗斯福没有那么干。他动用了自己的一部分钱和母亲的许多钱，穿梭于20多个州，作了数百场讲演，最多时达到每天26场。“（罗斯福）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具有说服力。”《纽约邮报》一位记者这么写道。“他是个理想的大学足球队的核心球员，是公共生活中的标杆型人物。”那位记者补充说，“罗斯福讲话清楚有力，他那优美的男高音与演讲内容那无形的、极诱人的、能拉选票的特质配合得天衣无缝。”他是那种看一眼就难以忘记的人。阿尔?史密斯州长的女儿艾米丽?史密斯在遇到罗斯福之后，立即迷上了他，说他“那么帅气，那么殷勤有礼貌，出身又是如此显赫”。

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热烈，新闻报道是这样友好，罗斯福很快就开始夸大事实。8月18日，在蒙大拿州的鹿港，罗斯福当着一群农民的面，为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辩护起来。他说，美国对拟议中的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必定很大，中美洲各国都会效仿它们的北方邻国，“有谁会以为古巴、海地、圣多明戈、巴拿马、尼加拉瓜以及其他中美洲国家的选票将投给予美国意见相左的人？我们的的确确是这些小国家的老大哥……”之后，他吹牛说：“你们知道，我参与过这些小国家的管理事务。事实上，是我本人起草了海地宪法，如果要我说，我想那是一部不错的宪法。”因为那些农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当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罗斯福在比尤特和海伦娜的演讲中，又扯起了他起草海地宪法的事。问题是罗斯福跟海地宪法的起草连一丁点关系也没有，也从来没有管理过类似哪个小国家（尽管在海军部副部长任上他访问过海地）。

第17节：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8)

共和党人听到了罗斯福编造的假话以后，哈丁称之为（也用他自己那夸张的口吻）“从美国政府一位负责官员嘴里说出的最让人震惊的言论”。共和党人抓住这句假话不放。罗斯福对自己假话曝光的反应很有趣：他否认曾经说过那句话，而且几年以后，每当人们提起那句话，他都矢口否认。他特别责怪美联社误引了他的话。后来比尤特的31位公民签署了一份声明，发誓说他们亲耳听到罗斯福说他起草过海地宪法。但罗斯福还是一味不承认，顾左右而言他。

1920年的总统竞选，标志着罗斯福开始登上了国家政治舞台。在次年染上脊髓灰质炎以后，在2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靠边站的。到1928年，罗斯福虽然准备好了，却并不急于出动。曾经连任四届纽约州州长的阿尔?史密斯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想让罗斯福接替他的州长职位。史密斯和罗斯福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后代，两人的关系很微妙。史密斯成长于下曼哈顿的穷人家庭，赢得了民主党在纽约城区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厅的支持，1912年当上纽约州议长，那年罗斯福作为新晋议员，做了他的同事。

史密斯总能回忆起他第一次到罗斯福家拜访的情形。史密斯按着罗斯福家大房子的门铃（房子是罗斯福母亲为他租的），一个管家跑到门口迎接史密斯，领着他去见罗斯福。因为房子的租金是州议员薪水的三倍多，史密斯马上意识到，自己会见的是一个不同一般的民主党人。两人的私交一直不冷不热，但政治关系却很好，因为他们需要彼此利用对方。两人各自拥有不同类型的政治追随者，他们联手后，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

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希望罗斯福接任他纽约州州长一职，因为罗斯福能够拉到北部地区的清教徒选票，这跟史密斯希望在纽约市争取到的市区天主教徒的选票结合起来，对史密斯竞选的推动力量非同一般。工于心计的罗斯福对强大的共和党势力也很担心，但他答应去竞选州长，并且确实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技巧，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州检察长阿尔伯特?奥廷格。由于史密斯在总统选举中输给了赫伯特?胡佛，罗斯福作为美国最大州的州长，就处于冲击白宫的最有利的位置。他的政治计划的下一步的确就要开始了。

罗斯福任州长期间，大萧条袭击了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了，投资资本迅速撤离。工厂纷纷倒闭，失业率飙升到20%——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了。胡佛总统尝试了各种办法，都不管用。他的总统地位摇摇欲坠。觊觎着胡佛职位的罗斯福，必须拿出自己的一套经济计划。这就使他处于两难境地：罗斯福当初为了学好政治学而忽视了经济学，现在，当他的总统梦就要实现的时候，却处在一个需要对经济有透彻了解的危机时刻。他在纽约组建了一个智囊团。他需要意见和建议：造成这一日趋严峻的经济萧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行动方案？

第18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1)

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众多问题被认为是引发大萧条的原因。在诸多说法中，消费不足论为罗斯福所接受，并把这当成攻击胡佛政府、取得竞选胜利的砝码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这个问题不光困扰过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民众，也困扰着那个时代的专家。即使在今天，有关的争论也没有结束，不过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了三个可信的原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滑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第一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消极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金融和社会灾难。凡尔赛条约虽然终结了战争，但几乎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增加了本已残破不堪的欧洲各国的苦难。在美国国内，短短三年间，国债就从13亿美元增加到240亿美元，其中的一大块——几乎一半——是给同盟国的贷款。战争期间，美国借给欧洲国家共计100亿美元，那些国家理应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这些钱。在2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分期还款，这一“还款意愿”的确有助于稳定美国的金融。投资者算计着：美国是有大笔债务，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有办法一点点平账。但是，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芬兰是个例外）都拖延还款，不久又干脆拒绝偿还。这些国家的理由是美国的关税太高：如果美国人不跟欧洲人做生意，那欧洲从哪里弄钱来还美国？H?G?莫尔顿与利奥?帕斯沃尔斯基，《战争债务与世界繁荣》（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32）。关于同盟国债务问题的简要概述，见托马斯?A?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弗茨出版社，1964），第656-671页。这就引向第二个原因：关税。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确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这部新法律规定对3 218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887种商品的关税大幅度提高了。可以理解，这激怒了外国人。比如，瑞士的支柱产业是钟表制造业，而钟表的主要消费者在美国。关税的大幅提高使得瑞士钟表与低档的美国钟表相比，优势要减弱很多。美国拒绝进口瑞士名牌钟表而出售国产钟表，似乎要更加划算一些，因为哪怕瑞士通过征收报复性关税，拒绝进口美国汽车、打字机或者收音机，美国也不吃亏。美国对其他欧洲商品（如英国的羊毛、意大利的橄榄油）也征收了高关税，导致欧洲大陆普遍有反美情绪，并且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及拒绝偿还战争贷款。因此，美国的出口额也从1929年的70亿美元锐减到1932年的25亿美元。阿兰?雷诺兹，“关于大崩盘，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从另一个层面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也对美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当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来购买美国国产的且质量不如国外同类产品的钟表和羊毛毯时，用来买美国国产的收音机、汽车或者电话的钱自然会减少。但是问题尚不止此。我们在制造自己的工业产品时，需要进口外国的零件。因此，关税的提高就损害了我们的主导产业。比如，对进口钨征收高关税，损害了我们的钢铁工业；对亚麻籽油征收高关税，打击了我们的油漆业。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汽车生产商，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制造汽车所需的800多种商品的关税。这样，美国的汽车生产商就遭到双重打击：一方面，由于欧洲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使得美国汽车的出口量锐减；另一方面，汽车生产商不得不为进口制造汽车必需的数百种配件支付高额关税。所以，美国汽车的销售量从1929年的530万辆减少到1932年的180万辆，也就不足为奇了。雷诺兹，“关于大崩盘，我们都知道些什么？”；琼斯，《关税报复：〈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后果》；阿兰?内文思与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福特：衰退与重生：1933-1962》

第19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2)

一些学者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还有更坏的影响——它导致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崩盘。这种说法虽然是臆测，却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此值得一提。在参众两院就这部关税法展开辩论时，投资者忧心忡忡，非常关注。他们感觉到，这样的高关税，将影响他们的股票价值。那时当提高关税的提案可能被否决时，股票价格就会走高；当提高关税的提案似乎要被通过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1929年10月下旬，是股市最低迷的时候，参议院对关税法案进行表决，将所有商品而不仅仅是农产品都包括在里面。主张降低关税的议员团中，有16位关键的议员倒戈，致使这部法案极有可能被通过。胡佛总统收到了紧急信件，请他否决这部法案；1 000多名经济学家签名上书胡佛，要求他动用否决权。胡佛对这个法案的取舍似乎也拿不定主意，但他认为，只有签署它，才能兑现共和党的竞选承诺。1930年6月，他签署了该法案。当年7月，股票市场大跌，10个月里损失了市值的三分之一。居德?万尼斯基，《世界运行的方式》（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8）；道格拉斯?A?欧文，“关税：一个量化的考察”，《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88年5月号），第326-334页；拉里?施威卡特，“两种关税的故事”，《自由人》杂志第52期（2002年6月），第46-48页。

引发大萧条的第三个原因，是美联储行为失当。宪法授权政府铸造货币并调控其价值。1913年设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其职责是通过调整利率和向银行借款稳定货币体系。设立这一机构的意图是，通过授权它确定利率、向急需现金并且重要的银行借款，来预防银行倒闭。美联储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或者将会员银行单位的资产折旧来得到现金。当初的设想就是这样。米尔顿?弗雷德曼与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最近的论文，见克里斯蒂娜?D?罗默，“是什么终结了大萧条？”《经济史学刊》第52期（1992年12月），第757-784页。

事实上，1928年至1929年，美联储曾经四次提高利率，从3?5%提高到了6%。这使商人们很难借到投资所需的款项，因此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最终导致储户争相到银行提取现款造成多家银行的倒闭，也引发了1929年10月股市的崩盘。30年代早期，美联储犹豫不决，坐视抢兑风潮继续。银行一般将存款的3%～10%作为存款储备金，以备那些急需从账户中提取现金的储户使用。然后，银行将其余存款借给投资者、购房人或者其他银行。如果太多的储户选择提取存款，银行的现金就会提空，因而倒闭。或者，假如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银行也会倒闭。银行的倒闭具有传染性：一家倒闭了，其他银行的储户就会恐慌，一般也会去抢兑，想在银行倒闭之前把自己的存款取出来。

第20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3)

1930年12月11日，著名的美国银行倒闭了。这引发了对其他银行的抢兑风潮，美国各地数百家银行不是倒闭就是濒临倒闭。美联储本来是能够通过向急需现金的银行借款来减缓甚至制止这个危机的。可是，它坐视抢兑持续，眼看着数百家银行破产。到1932年，美国的货币数量在三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些钱，如同不能归还的贷款一样，就这样消失了。随着银行的倒闭，它们的资产也消失了。美联储系统的许多顾问督促美联储进行干预，但他们的建议没被采纳。本来是为了预防银行危机而设立的美联储，反而助长了危机。

大萧条的原因很复杂，上述三个原因虽不能解释一切，但很能说明问题。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银行会陷入危机、股市会下跌、出口会锐减、生意伙伴会生气、美国人对国债的可靠性会产生疑问，以及关键行业如汽车制造业会垮塌。此外，所有这三个原因都跟政府有关，而非跟自由市场有关。战争债务、高关税和失效的货币管理体系，全都是由于政府的愚蠢所致。

30年代的知识界的确流行过一种说法，那就是大萧条是自由市场制度所致。这种说法现在已经被摈弃。前面简述过的消费不足论也承认，20世纪20年代是工业增长的十年。但这种说法指出，经济繁荣之成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而梅隆和柯立芝倡导的税收减免政策使得更多的钱流向富人，更是加剧了这种阶级分化。由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享受不到经济繁荣的好处，许多人买不起本国所生产的东西。因此，很快就出现了生产过剩，产品太多而购买者太少。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大萧条。细致的政府计划和管制才是应对的良策。劳伦斯?W?里德，“大萧条的大神话”，麦金娜公共政策中心，2005；加里?迪安?贝斯特，《祈求于灵丹妙药：新政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新泽西新不伦瑞克：变革出版社，2005）；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保卫民主的斗争》

表面看来，消费不足论似乎的确也有些证据。许多企业家之所以成了百万富翁，梅隆的减税政策是一个原因。十年间，农民的产出的确过剩了，大萧条袭来时，美国未售出的汽车、电冰箱和电话也堆积如山。但是，仅凭这些零散的数字是无法支撑起一个理论的，这就好比在没有鸡蛋时仅凭白汁沙司和一撮糖怎么也不会做出蛋奶酥一样。对消费不足论来说也如此，该理论缺少统计数字的支持。

消费不足论要想立住脚，就必须能够肯定地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富人们真的拿走了国民收入中极高的份额了吗？其次，雇员们从企业收入中得到的份额真的偏少吗？再次，20年代后期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支出的比例，真的比20年代前期要少吗？我们看看历史资料就会发现，所有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第21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4)

第一，1921年时，5%的美国人创造了25?47%的国民收入；1929年，5%的富人创造了国民收入的26?09%。的确，这个数字是增加了，但增加的幅度并不大。第二，1900年到1920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8?2%，1920年到1929年间这个数字也是8?2%。十年间，企业的利润率没有增加，但20年代雇员所得的工资实际上由企业利润的55%增加到了60%。换句话说，20年代雇员从企业利润中拿到的，远远超过以往。第三，消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下跌，实际上还从1920年的68%上升到了1927、1928和1929年的75%。托马斯?B?席尔弗，《柯立芝与历史学家》。

准确地讲，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购买的收音机、电话、汽车、吸尘器和冰箱越来越多。与其说那个十年是消费不足，不如说是消费过度。需求超过了供给。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彼特?特明的话说就是：“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中，所谓消费不足的概念已然被抛弃了。”他对此作了简要的说明：“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并没有下降。因此，说那个十年是消费不足的十年，完全没有根据。”彼特?特明，《是货币的力量导致了大萧条吗？》（纽约：诺顿出版社，1976），第4、32页；彼特?特明，《大萧条的教训》。

对消费不足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当时急于找到恢复经济的办法的罗斯福，死死抓住消费不足的概念不放，并把改善消费不足作为竞选总统时的一个杀手锏。他以改善消费不足来对抗胡佛的主张。现在，我们不清楚罗斯福是自己发现了消费不足还是受其“智库”的诱导。作为纽约州州长，罗斯福常常宴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帮教授，这些教授组成了他的“智库”，他们给他介绍了学界流行的各种经济学观点。这些顾问中的一些人，尤其是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就倡导消费不足论，没多久罗斯福就在智库帮他起草的演讲中提到了“消费不足”。关于特格韦尔的消费不足说，见《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日记》，“导言”，第6-10页，藏于RPL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档案”。关于对消费不足说的批评，见斯坦利?莱伯格特，《失去工作的人们：失业经济学》（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64）以及莱伯格特，《美国人：一个经济记录》（纽约：诺顿出版社，1984）。关于智库的起源，见“塞缪尔?罗森曼致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的信”，1969年1月16日，藏于RPL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档案”。

消费不足论对知识界尤其具有吸引力。如果富人们在摧毁美国的经济，掠夺减免的税收，利用其经济权力使农民和劳工贫困化，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失败了。理所当然地，政府就应当介入，任命“专家”到计划委员会任职，重振美国的经济，增加消费支出，重新分配财富。这项一味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计划，使得许多受过教育的专家教授能够在计划委员会里发挥作用，从而能够调控和管理美国的经济了。回头来看，历史资料常常是与消费不足论相矛盾的。因此，最卖力地鼓吹这种论点的人，都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本杰明?安德森、亨利?黑兹利特、伊萨克?利平科特和欧文?费舍尔在内，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许多经济学家都驳斥这种论点。如果罗斯福聘请几位企业家加入其智库，他也许就能更加审慎地思考自己的对策了。本杰明?M?安德森，《经济学与公共福利：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史，1914-1946》（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1949〉）；亨利?黑兹利特，《一堂课经济学》（旧金山：民主出版社，1996〈1949〉）；伊萨克?利平科特，《现代世界贸易的发展》（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6）；以及“欧文?费舍尔致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6月16日，1933年4月30日，和1937年12月19日，藏于RPL的“欧文?费舍尔档案”。这四个经济学家中，黑兹利特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参见戴维?莱德勒，《凯恩斯革命的复原：战争期间关于货币、周期与失业的论文之研究》（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莱德勒指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而其他人则致力于完成后来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第22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5)

在谋取总统职位的过程中，由于1930年轻松地赢得了州长连任，罗斯福自我标榜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领跑者。之后，在1932年初，他参加了几次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角逐，通过自己在各地的胜利、他的个人魅力和他流露出来的要带领民主党人赢得11月大选的信心，争取到不少民主党领导人加入到他的阵营。

在逐州拉票的过程中，罗斯福对大萧条含糊其辞。一方面，他许诺通过自由市场实现经济增长：缩减联邦支出、减税、降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征税标准。他经常提到的这三点，无疑帮他拉得不少选票。但是在其他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有关消费不足论的观点。5月22日，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州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了低工资、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及需要政府介入以便“为我们处于混乱中的经济注入活力”并且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系统”。塞缪尔?罗森曼编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共文件与演讲集》（纽约：兰登出版社，1938），Ⅰ，第626、645-646页。

7月2日，罗斯福到了芝加哥，接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次，他向代表们描画了自己的经济蓝图。“我们的党必须是个有自由思想的党，一个行动时有计划的党。”他这样敦促大家。之后，他要求代表们“稍微看一看（大萧条）最近的历史和简单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在1929年以前，这个国家完成了一个建设与通货膨胀的大轮回。十年间，我们说的是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害，但事实却大大超出了我们自然的和常规的增长极限。现在，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时间里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几乎没有下降，客观的统计数字能够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数字还证明，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了，其间企业的利润大大增长。同期，只有极少的利润被用来降低价格。消费者被遗忘了。他们中间增加了工资的人数极其有限。工人们被遗忘了……

这几句话反映了罗斯福有关消费不足的观点，其中谬误百出：2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是低而不是高。而“客观的统计数字”表明，雇员从企业赢利中所得到的份额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水平没有变化，汽车、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以及工业产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下降，而不是上升。到1929年，跟以往相比，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购买自己生产的物品时压力更小。在罗斯福上面这段话里，几乎没有一句话能表述准确的经济信息。

但是，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罗斯福认为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减轻企业家们糟糕的投资决策所造成的损害。至于具体计划，他还是含糊其辞，但在其接受提名的演讲中，他的确谈到了一个公共工程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上百万人可以找到工作”，还谈到了“补贴农业”的必要性，说“一旦我们有了机会，联邦政府将采取大胆的困难救济措施”。对罗斯福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将那些膜拜钱财的企业家们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第23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6)

那些听了罗斯福此番讲话的人可能会问，他怎样才能找到大规模公共工程、他许诺给农业的补贴以及大胆的困难救济措施所需要的巨额款项？这个的确令人困惑，因为罗斯福在承诺政府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也承诺要将政府规模精简25%，以及保证其在任总统期间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实现收支平衡。

可是，罗斯福怎么可能既扩大联邦项目的规模，又精简政府，并且平衡预算呢？我们还得回到罗斯福缺乏经济学训练这一点上来。他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谭。担任赫伯特?胡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阿瑟?巴兰坦跟罗斯福相熟，也是罗斯福在哈佛时的同学，他在听到罗斯福这番引人注目的经济宣言时，一定也是迷惑不解。他后来说：“我关注着（罗斯福）非同寻常的事业，有几次我真的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初在大学期间能够想想办法，花更多的时间了解前辈们在经济学和政府管理方面的谆谆教导。”

巴兰坦的老板胡佛总统，还真的总能挑出罗斯福经济计划中的毛病。胡佛嘲笑说，罗斯福的计划无论如何也平衡不了预算，倒是会“导致联邦政府的空前扩张”和“官僚机构前所未有的增加”。问题是，胡佛不讨选民喜欢。四年前，胡佛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演讲说:“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在战胜贫穷的斗争中相比，更接近于胜利……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在这块土地上消除贫困。”胡佛的时间概念比罗斯福的经济概念强不到哪里去。不同的是，后者尚处在暗处，而前者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已然遭到了公众的唾骂。

而且，胡佛应对大萧条的措施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首先，他支持并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本身就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而罗斯福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地攻击该法，这时他对经济的理解要强于胡佛。其次，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使政府不适当地干预农业事务。该委员会浪费了5亿美元去补贴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然后又将过剩的产品倾销到过度饱和的世界市场上。再次，胡佛支持设立了复兴银行公司，该公司把15亿美元借给（或者赠与）倒闭的银行和企业。可是，面临数量如此之多的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政府应该帮助哪一家呢？不可避免的是，所有有关的决定都是政治性的，跟胡佛政府走得近的，常常能优先获得纳税人的钱。

最后这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胡佛把纳税人缴纳的15亿美元给予被挑选出来的特别政府贷款的获得者时，其挑选过程不只是很快，而且极其政治化。那些具有政治背景的人会被排在榜首。比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为他在克利夫兰的银行获得了1 400万美元的贷款。更不像话的是，复兴银行公司的总裁（也是共和党的前副总统）查尔斯?达维斯为得到贷款，及时地从复兴银行公司退休，为他在芝加哥的银行赢得了9 000 万美元的贷款。因此，胡佛政府深陷于经济决策的泥淖之中，以至于其对来自罗斯福的攻击根本无暇顾及。詹姆斯?S?奥尔森，《赫伯特?胡佛与重建融资公司，1931-1933》（埃姆斯: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7）；哈里斯?盖洛德?沃伦，《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纽约：诺顿出版社，1967〈1959〉）；默利?罗思巴德，《美国的大萧条》（纽约：理查森-斯奈德出版社，1972〈1963〉）。奥尔森和沃伦一般对重建融资公司持赞许态度。

第24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7)

这样，在竞选过程中，现任总统胡佛成了严格审查的对象，而在野的罗斯福反倒比较自由，能够忽而在这次讲演中谈谈他缩减开支的传统观念，忽而在那次讲演中谈谈他消费不足的新观点，并呼吁增加支出。在其关于消费不足的演讲中，罗斯福把企业家描绘成导致大萧条的无赖，把政府描绘成抗击大萧条的英雄。他在讲演中时不时地攻击企业家一把。“5 000个人实际在控制着美国的工业。”他对波士顿的一批听众说，“而且在这控制工业的5 000个人中间，有些人还想侵犯那些处在他们巨大的经济权力压迫之下的人的神圣的政治权利。”罗森曼：《公共文件集》Ⅰ，第751-752、846页。论述罗斯福总的经济思想以及其消费不足论的专著，见丹尼尔?富斯菲尔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与新政的起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尤其是第245页。

罗斯福准确地预测到，胡佛一定会指责他消费不足的观点将导致政府规模和公共开支的膨胀。因此，罗斯福对自己将如何实施其“根据消费调整生产”的计划故意含糊其辞，而且为了躲避批评，巧妙地承诺平衡预算，然后将胡佛逼到了墙角，因为他的政府是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支出最为庞大的——他在位的四年，是“我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所见到的和平政府中最没规矩、最奢侈浪费的四年”。罗森曼：《公共文件集》，Ⅰ，第751-752、799、809页。

罗斯福从来没有说过他将如何兑现在匹兹堡作出的承诺，把“现在联邦政府项目的开支削减25%”，也没有说明他将如何兑现在旧金山和芝加哥作出的承诺：重组工业、调整工资、重新分配财富。这些都是不可能兑现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政治把戏，明明知道自己的许诺无法兑现，但还是要讲。罗斯福20多年的首席顾问路易斯?豪曾经帮助他整理过许多讲稿。在对一群学生讲话时，豪自己承认：“作为职业政治家，要想诚实是不可能的。”豪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你想靠政治混饭吃，你就不能诚实地去做事。”。

对罗斯福自相矛盾的竞选承诺，胡佛感到极度受挫。胡佛说，罗斯福不是真的想平衡预算，而是想重组政府。10月31日，胡佛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他最清晰、也最富打击力度的竞选演说。他说：“这次竞选不光是两个人之间的角逐，也不光是两个党之间的角逐，而是两种政府哲学之间的较量。”胡佛说得更具体了:

（罗斯福）提出要大幅度改变美国制度，并且提出要实行新政。为了考察他这些说法背后的哲学背景，我想请大家注意民主党候选人9月23日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去发现自然资源，也不是去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做好现有资源和工厂的管理这件不那么戏剧化、也很冷静的事……建立剩余产品的市场、应对消费不足的问题、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使经济组织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第25节：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8)

胡佛接着说：“如果说这些措施，这些许诺……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大幅扩张，意味着官僚机构前所未有的膨胀。”胡佛认为，政府规模的膨胀将促使议员不遗余力地为其选区争取好处，从而将负担转嫁到全国的纳税人头上：“我们的立法机构不可能将权力托付给一个独裁者，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托付，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会在代表其选民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特权和特殊的服务。”他以预言家的口吻总结说：“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从局内人到局外人的转变。它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发展方向将会有怎样的决定性变化。”

胡佛的问题，不在于他讲话的内容，而在于他任总统时干了些什么。他没能缓和大萧条。他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而罗斯福反对它。胡佛浪费5亿美元设立了一个农业委员会，实际上仅仅是鼓励了生产过剩，然后将这些过剩产品倾销到国外。他向负债的企业支付了三倍于其债务的款项，但太过于政治化，因此也让人瞧不起。罗斯福的许诺也许充满了明显的矛盾，但胡佛的政策却充满了明显的错误。因此，他对罗斯福的批评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在选举日，罗斯福赢得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他开始了一个关键的总统任期，用胡佛的话说，这个任期“将决定我们国家下个世纪发展的方向”。

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和幽默感——正如胡佛所预测的那样，他不愿意运用政府的权力去缩减开支和降低税率，而是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大萧条。新总统自豪地宣布：“首先，让我重申我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作为化解恐惧的良方，罗斯福说：“我将请求国会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去发动一场针对紧急事变的战争……”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这种广泛的行政权可以用三组共计九个字母来概括：NRA、AAA和WPA。

第26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

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

意在促进工业复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发展。最终，最高法院认定，它是违宪的，但罗斯福依然继续支持它。

让我们从新政促进工业复苏的尝试——《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说起。该法案1933年成为法律。关于该法案，罗斯福曾经说过:“《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可能会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法案而载入史册。”塞缪尔?罗森曼编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共文件与演讲集》（纽约：兰登出版社，1938），Ⅱ，第246页。总统这么说是对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确实是革命性的。它允许美国的工业家共同确定其产品的价格，甚至影响价格的工资和工时。从钢铁、煤炭行业到垫肩和狗粮业，各行业的领导人应邀坐在一起编订“公平竞争守则”，这些守则对本行业所有的生产商都具有约束力。劳工也可以经常组织起来，而反托拉斯法则被中止实施。

按照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制度，企业通过竞争和创新来销售各自不同价格、不同档次的产品，但这一制度被颠覆了。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规定，任何行业中的多数生产商得以合法地确定某个工厂可增产多少、支付多少工资、实行几个小时的工时制、全行业的产品价格是多少。按照该法，行业里的商人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本行业守则的编订，但是不论他参加与否，他都受到守则条款的约束，如果他违反了守则，轻者要被罚款，重者会被送进监狱。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明确告诫人们，不要采取这种垄断价格的制度，并且列举了那样做的后果。“同行极少坐在一起，哪怕是为了联欢和消遣；但在某个针对公众的阴谋或者密谋抬高价格时会空前团结。”斯密得出结论说，“不过，虽然法律不能够阻止同行之间的聚会，它也不应当制定任何方便这类聚会的规定，更不用说强制他们聚会了。”

因此，假若斯密听到许多商人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出台的最初的议论，应该不会感到奇怪。某观察家指出:“众多商人涌入首都，去了解这个新的工业计划的细节。华盛顿的旅馆业高兴了，内阁成员却在叫苦。商人们想知道一切，但最主要的是想了解如何惩治本行业里那些减价的混蛋，以及如何确定一个不错的价格。”换句话说，已经成为法律的540多条准则具有抬高物价、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消除竞争以及革新工业产品的强烈倾向。巴特勒?谢弗，《限制贸易：反对竞争的运动，1918-1938》（宾夕法尼亚刘易斯堡：巴克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第108页。参见休?约翰逊，《从鸡蛋到土地的蓝鹰》（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35），第190-219页。

为什么罗斯福和力主实行新政的某些人如此热衷于看到高工资、高物价（生产率没有提高，竞争受到削弱）呢？由于他们相信消费不足论，所以他们认为，人为地提高工资，也就意味着提高了购买力，他们以为，这会有助于美国走出大萧条。假定人们挣得越多，他们消费得就会越多，这样就能刺激工业和经济的恢复。按照这种“高工资”论，效率高的、能创新的、敢降价的商人，都是魔鬼，因为据说他们是造成低工资和购买力日益减弱的罪魁。他们违反了“公平竞争”。他们的所得不光是其竞争对手的所失，还有整个国家的所失。《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通过鼓励制定“公平竞争”守则，给了全部已有的企业赚取利润、支付高工资、战胜压价者和发明者的机会。正如罗斯福所说，制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为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使他们得以购买更多的工农业产品，将我们的商业按新生活的标准重新启动起来”。

第27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2)

被罗斯福任命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首脑的休?约翰逊说，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个“神圣的事物……是自耶稣基督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55岁的约翰逊，在俄克拉何马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边界长大，西点军校毕业，脾气粗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进入政府，为伯纳德?巴鲁克和战争工业委员会工作。他的绰号叫“将军”或者“老铁裤子”，他长得结实有力，大块头，圆脸庞，宽阔的下巴，满脸浓密的黑胡子（只有两边间或发灰）。约翰逊是个爱激动的莽汉，性情刚烈。他性好狂饮，烟不离嘴，脏话连篇。约翰逊威胁道：“愿上帝怜悯那个或者那些轻视罗斯福的人。”贝鲁什，《〈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失败》，第10-12页；吉姆?鲍威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蠢事》（纽约：皇冠论坛，2003），第120页；谢弗，《限制贸易》，第106页。关于约翰逊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可信描述，参见约翰?肯尼迪?奥尔，《休?S?约翰逊与新政》（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5）。德国也在试验卡特尔，思路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差不多。见丹?P?西尔弗曼，《希特勒的经济：纳粹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1933-1936》（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跟罗斯福一样，约翰逊20年代的生意投资也失败了。他们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迷信不是基于经济规律，也不是基于对供求关系或者人性的认知。约翰逊宣称:“我认为工业能自我运行，也能自我管理。”即使经常倡导广泛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不赞同约翰逊的说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复苏，而且其实施也太仓促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S?马森也说：“如果说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的条款有效，那就是这会导致我们已经严重减少的国民收入进一步减少。”那些被高薪聘用的劳工之所得，正是那些在停滞的经济中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之所失。如果工资回归到其自然市场状态下的水平，更多的人就能找到工作，所生产的产品也会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反过来又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此外，正如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家爱德华?钱布林所说：“人为地提高工资，无疑强化了以机器取代工人的趋势……工资水平如果非正常提高，肯定会对那些本应该受益于这个制度的人造成伤害。”

通过在现有的生产商之间划分市场、垄断工资和价格，《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将全部行业视为停滞的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没有哪个行业符合这个模式。比如钢铁行业，当安德鲁?卡内基于1872年创立卡内基钢铁公司时，他不过是美国最小的钢铁生产商——而英国在世界钢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又大大超过美国。铁轨是当时主要的钢铁产品，铁轨的价格大约是每吨56美元。但是，与1933年情况不同的是，1872年的市场、价格和工资都是不确定的，它们都是变动的，所以美国的客户成了受益者。比如卡内基通过运用贝西默流程和敞开式高炉的冶炼工艺而降低了成本；他发明了双向记账的簿记体系；他在签订合同时胆大心细，坚信大规模的节约会帮助他圆满履约并且实现赢利。跟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假如卡内基发现哪种制轨办法更省钱，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拆掉工厂，及时按照省钱的办法重建厂房。结果，到1900年，卡内基成了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其规模比英国所有主要的钢铁厂加起来还大。他生产的铁轨成本每吨只有11?05美元。价格和产品方面的竞争帮助了卡内基和所有的钢铁客户。伯顿?W?小福尔索姆，《罗伯?巴伦斯神话》第5版（弗吉尼亚赫恩顿：年轻美国人基金，2007），第66-67页；哈罗德?利夫赛，《安德鲁?卡内基与大企业的壮大》（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5），第150、165-166页。

第28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3)

1901年，卡内基卖掉自己原有的企业，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资本高达10亿美元，控制着美国钢铁市场61%以上的份额。但是，没有卡内基掌舵的美国钢铁公司缺乏创新力。董事会主席埃尔伯特?加里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很着迷：既然美国钢铁公司具有垄断地位，那就让我们维持现状吧。加里说：“价格应当是合理的，但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可是，铁轨的市场价格多少才算是合理的？1872年时，铁轨的价格是每吨56美元，连1900年的一半都不到。保持1872年的价格对卡内基来说是好事吗？对世界各地的钢铁客户来说是好事吗？对经过创新和竞争而主宰了世界钢铁市场的美国来说是好事吗？谢弗，《限制贸易》，第125-127页。美国钢铁公司也担心受到反托拉斯起诉。也许这是使加里在生意上缩手缩脚的原因所在。

1925年，加里说：“我们相信竞争，相信活跃而不屈不挠的竞争……但是我们反对，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人反对不公平的、破坏性的、不正当的竞争，因为这样的竞争是损害竞争对手的阴谋。我们相信稳定和正当交易是好的，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谢弗，《限制贸易》，第126页。加里的意思是：“让我们竞争吧，但别竞争得太厉害。我们得确保价格一直走高，让每个钢铁企业都有生意做。”如果卡内基也相信这个，如果美国在1872年就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50年后铁轨的价格也许还是50多美元，英国和德国就可能还在主宰着世界的钢铁生产。铁路和电车旅行对所有美国人来说变得更加昂贵，成千上万移民到美国的穷人将为铁路旅行支付更高的价格，用在食物和住房上的钱会更少。

按照加里的观点，钢铁价格将不再下跌，发明创造也将完全停止。最后，贝特莱海姆钢铁公司在查尔斯?M?施瓦布的带领下，于1910年左右重新展开钢铁产业的真正竞争。施瓦布没有得到其他安于现状的钢铁生产商的支持，就投资于建造桥梁和摩天大楼所用的建筑钢材。他发明了“贝特莱海姆钢梁”，使制造工艺从钢锭直接跳跃到整条块钢梁，而不用再将许多小钢梁焊接在一起。施瓦布令人炫目的成功改变了钢铁市场。建筑钢材成了抢手货。《纽约时报》说，贝特莱海姆钢铁公司“可能是全国最有效率、最能赢利、最为独立的钢铁企业”。而同时，美国钢铁公司的高层们却在为开工不足的钢铁厂和士气涣散的员工而头痛，其市场份额从1901年的61?6%暴跌至1921年的39?9%。假若在1901年就有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就会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而施瓦布会因为分给他的市场份额只有那么多，而没有兴趣（可能也没有法律依据）将资金投在不确定的建筑钢材市场上，美国在建筑钢材方面的创举也就不可能出现，美国的桥梁和摩天大楼的数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或者最终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钢材，因为外国对钢铁企业的产量、创新和市场份额不像美国那样有如此多的限制。谢弗，《限制贸易》，第125页；《纽约时报》，1915年4月14日；罗伯特?赫森，《钢铁巨人：查尔斯?M?施瓦布的生平》（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第230、265-266页。

第29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4)

钢材价格的下降意味着汽车成本的降低，亨利?福特抓住了机会。他买来便宜的、种类日益繁多的钢材，组建了新的生产线，着手制造T型汽车。大约到1920年的时候，福特公司占有了美国汽车市场大约一半的份额，将每辆汽车的价格从3 000美元降到了300美元。通用汽车公司在福特公司的竞争压力下，显示出了较好的改进产品的能力，开发出配有电打火装置和油压表的雪佛兰轿车。到1928年，福特公司抛弃了T型车，开始生产A型车，里面配装了新的、改进后的V-8发动机。竞争迫使福特和威廉?杜兰特领导下的通用汽车公司尽显所能。美国的旅行者成了受益者。伯顿?W?小福尔索姆，《帝国的建造者：密歇根的企业家是如何帮助美国变得强大的》（密歇根特拉弗斯城：罗德斯-伊斯特顿出版社，1998），第144-148页；乔治?吉尔德，《重获企业家精神》（旧金山：ICS出版社，1992），第189-198页。

如果美国在1905年就有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钢铁价格会更高，也不会出现新的生产流水线，汽车市场也不会扩大，买得起别克公司、奥尔兹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制造的豪华轿车的美国人也不会太多。如果1905年就有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交通行业的许多人会感到很高兴——制造马车和马鞭子的厂商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生产昂贵的帕克尔兹汽车和皮尔斯—阿罗汽车的厂家可能还在做生意；街头清洁工，尤其是那些每天仅在纽约就要清理130万磅马粪的清洁工人，仍会有稳定的工作。这些人会拥护约翰逊对“公平竞争”的呼吁，会抵制爱降价的福特（他想让每个车库都停上一辆福特车）。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将更加贫穷，因为他们的马车价格昂贵，旅行费用也很高。除此以外，福特还提供高工资，并且大规模地增加了就业机会。1910年，美国有140 000人在汽车行业工作。到1930年，由于汽车更好、更便宜，在汽车业工作的人数达到380 000。亨利?黑兹利特，《一堂课经济学》（纽约新罗谢尔：阿灵顿出版社，1979〈1946〉），第58页。

钢铁和汽车工业强劲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三点经验。一是，要想让新的、更便宜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必须依靠竞争。二是，竞争还是确定价格和工资的灵敏的途径。三是，许多生意人想避免竞争——对这些人来说，“公平竞争”就意味着让他们来确定价格、工时和市场份额。跟休?约翰逊一样，他们会心平气和地谈论制定公平竞争守则的必要性，以制约亨利?福特，确保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新就会减少，消费者将会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

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正式生效，反对该法案的参议员威廉?博拉收到9 000多封商人和企业家发来的抱怨信，因为该法规定的限制条款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15年前他反对设立国际联盟时所收到的抗议信。阅读其中的一些信件，就能了解被套上《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紧箍咒的美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害。玛丽安?C?麦克纳，《博拉》（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第159-165、307-309、315页。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博拉档案中，就《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写给他的信件估计有几千封，装在许多箱子里，还不包括就《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写给其他国会议员的信。参见“欧文?费舍尔致富兰克林?罗斯福”，1934年8月30日，藏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罗斯福档案”中。

第30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5)

轮胎工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与钢铁和汽车工业密切相连。当主要的轮胎生产商固特异、古德里奇和火石坐在一起制定轮胎行业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时，轮胎的价格马上飙升。这意味着汽车的价格也将上升，随之损害美国的汽车出口市场，而且还导致了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汽车消费者数量的下降。毫不奇怪的是，美国汽车的销量持续下跌，1933年卖出去的汽车只有1929年的三分之一。

但是，给轮胎确定高价所带来的问题远不止此。在轮胎行业内部，维持高价意味着大企业能够很轻松地从小企业手里抢生意。大企业因为有全国性的储备网络，能够向购买者承诺在全国任何地方提供维修服务。固特异、古德里奇和火石这三家公司大做广告，聘请推销员宣传自己的企业，在全国销售各自的轮胎，开始了一场商业大战。

俄亥俄州纽瓦克市法利斯轮胎和橡胶公司的总经理卡尔?法利斯就是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法利斯的公司有1 000多人，基本都在纽瓦克地区。他的公司之所以发展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我们能制造最好的橡胶轮胎，并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只赚取微薄而安全的利润”。他和他的雇员熬过了严酷的大萧条岁月，因为他们的产品价格低，质量好，在俄亥俄中部地区广受欢迎，因为买主都知道这是家本地企业，其轮胎的价格要比大公司的便宜。正如法利斯所说：“显然，要造出跟我们一样好的轮胎，再按照我们的价格出售，他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能赢利，他们就不能。”“卡尔?法利斯致威廉?博拉”，1934年9月12日，国会图书馆藏《博拉档案》。

之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来了，为轮胎确定了高而固定的价格。“因为行业开始按照《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制定守则，在1933年6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竭力反对任何形式的价格垄断。我们确信那是非法的，而且必将是压迫性的。” 法利斯说，“我们心里很清楚，假若我们按照他们出售其产品的价格出售我们的产品，他们借着巨大的全国性销售网络很快会将我们挤出市场。跟他们相比，我们在消费者中间的知名度太低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能够生产出质量较好的或者质量优于他们的轮胎，并以比他们低的价格出售……”

法利斯说，因为法利斯公司和其他小企业不能再以折扣价格出售轮胎，固特异和古德里奇“才能够放手出击，对潜在的买主说，反正你们要付的价钱是一样的，那干嘛不买全国知名的品牌呢”？

法利斯这样概括道：“政府存心要我们把价格提高到大企业的水平，他们只有在那个价格水平上才可能赢利，这样，他们就能轻易地制服我们，而我们受《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约束，不可以降低价格，尽管我们能够降价并在降价的情况下赢利。”

第31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6)

法利斯公司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不得不裁掉所有雇员。他的企业虽然有价廉物美的轮胎，虽然熬过了大萧条，却没能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中挺过来。“如果我们请求政府帮助，”法利斯说，“那我们的抱怨就毫无道理可言了……同样，假如投资巨大、制造和销售成本惊人的大企业不能够靠政府的支持而成功地跟我们这些小老弟竞争，那该走人的就是他们。”

反对轮胎高价销售的远不止法利斯一个人。美国当时最大的零售商蒙哥马利?沃德不情愿地接受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他的企业在报纸上对全国客户发出了如下告示：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藉由5月14日（星期一）生效的《零售轮胎守则》，要求沃德公司的兰伯乐轮胎提高20%的价格。我们更愿意维持原来的低价位，因为我们的销售成本很经济。但当《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调价命令自下星期一生效以后，我们不能那么做了，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斯图尔特?S?巴尔致博拉”，1934年5月9日，国会图书馆藏《博拉档案》。

其他的卖家也给博拉写了类似的诉苦信——如果不让他们以比大企业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他们如何能够继续经营下去呢？托莱多轮胎公司的J?R?伊萨克松说，卖出的轮胎越来越少了，因为“能够按守则确定的价格买得起新轮胎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伊萨克松说:“由于垄断价格的守则已经生效……对二手轮胎和修补过的轮胎的需求增加了。”伊萨克松得出结论说，这样一种趋势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是不健康的。伊萨克松在给博拉的信中写道：“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消费者不得不去购买二手轮胎和修补过的轮胎，不光要支付更高的价钱，还会得到更少的服务，而且使自己、家庭和高速公路上其他人的安全陷入无保障的境地。”“J?R?伊萨克森致博拉”，1934年7月14日，国会图书馆藏《博拉档案》。

有时候，一些小的轮胎生产商会拒绝遵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拒绝按照守则确定的高价格出售轮胎。俄亥俄州扬斯顿市玛斯特轮胎与维修有限公司的总裁F?H?小米尔斯就是其中一人。事情发生之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一个执行人员弗兰克?布罗盖特到扬斯顿找到了他。米尔斯写道：“我对他说明了我的处境，告诉他，假若我按他的要求办，我就不可能继续经营下去。他提出要检查我的账簿，要按照他的想法管理我的企业。”米尔斯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没有在同意遵守守则的文书上签字，没有得到蓝鹰（《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标志），我永远不会签字，也不签署任何其他的遵守该守则的文书。恼羞成怒的布罗盖特先生说，他要死死地掐住我们这个小企业的脖子，用尽全力扭断它。”“F?H?米尔斯致威廉?博拉”，1934年8月17日，国会图书馆藏《博拉档案》。

第32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7)

不是所有拒签守则的人都那么容易在这种恐吓下屈服。在汽车业，亨利?福特就拒绝签署《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拒绝跟竞争对手一起提高汽车的售价。“我不认为美国现在就能像苏联那样管理国家。”福特在其笔记本里写道。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和其他较小一点的独立公司都匆忙签署了蓝鹰守则，该守则管控着他们的生产、工资、价格和工时，对违反守则的人，轻者罚款，重者会被判监禁。福特为此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同行更希望稳定和政府管控，不希望竞争和自由贸易。通用汽车公司的前总裁皮埃尔?S?杜邦在一次聚会上敦促他签署守则，福特对此特别恼火。

面对来自《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强大压力，福特仍然拒绝签署汽车业守则。他蔑视这部法律，宣称它是非美国的和违宪的。但是，国家工业复兴署的首脑休?约翰逊和罗斯福总统需要的是政府管控和企业的服从。他们想迫使福特就范，在福特拒绝以后，他们就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们声称除非福特签署守则，否则他将无法和政府做任何生意——随着30年代政府机构的大幅扩张，政府采购对企业来说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订单。比如民兵预备役师配备的500辆卡车的采购中，福特的报价要比第二低的报价少169 000美元，但是政府宣布，宁愿多支付169 000美元，也不愿与福特合作，因为福特拒绝签署汽车业守则。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不得不取消政府购买福特汽车的计划”，因为福特不跟“《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保持一致”。

福特的自行其是和独立不羁鼓舞了那些想重返竞争市场的人。有人问休?约翰逊：“将如何处置那些不服从新守则的人？”约翰逊说：“我们将狠狠用拳头击打他们的鼻子。”据记者雷蒙德?克拉珀讲，在一次晚宴上，休?约翰逊说，“美国人民将打倒福特，因为他迄今仍没有加入汽车业守则。”《雷蒙德?克兰珀日记》，1933年5月29日，国会图书馆。

尽管约翰逊没有用拳头击打福特的鼻子，但他真的动用法律的臂膊将许多拒绝服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不愿意因此葬送自己企业的人投入了监狱。比如，在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县，弗雷德?帕金斯为工厂制造和出售蓄电池，为农场制造和出售照明设备。十多年来，他在约克发展起自己的企业，雇了大约20个没有技术的工人，这些工人都坚称他是个了不起的老板，因为他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合理。但是，帕金斯给工人支付的工资比《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电池业工资标准所确定的每小时40美分要低。帕金斯做的是小本生意，赢利本来就不多，不可能支付每小时40美分的工资。即便工资水平低于守则的规定，帕金斯还不得不解雇其一半多的雇员。这样，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电池业守则成为法律以后，帕金斯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关闭其企业，要么继续给剩下的雇员支付低于每小时40美分的工资，努力挣点钱。帕金斯和雇员们都愿意企业继续下去，哪怕工资低些。所以，他请求休?约翰逊放他一马，希望却落了空。

第33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8)

国家工业复兴署官员到了约克后，就威胁帕金斯，但帕金斯既不同意关闭企业，也不同意提高工资。帕金斯在约克县监狱蹲了两个月，因为他违反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他在监狱里继续管理企业，定期跟秘书和儿子交谈，指导企业的日常运作。他的雇员们纷纷跟记者谈话，为老板辩护。比如J?B?琼斯就说：“我们要求他给我们一份工作，他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们工作。他付给我们的工资是合理的……”琼斯还说帕金斯“关注我们在工厂外的福利。如果我们的家人生了病，他常会帮助我们”。国会图书馆里博拉档案中保存的关于帕金斯的信件和剪报的最后日期是1934年7月3日，那时帕金斯仍待在监狱里。“弗雷德?裴金斯致威廉?博拉”，1934年5月5日、1934年7月3日；“参议员戴维?里德致弗雷德?裴金斯”，1934年6月14日；《纽约新闻》，1934年5月9日、6月10日，藏于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还有人是因为给客户打折而被送进了监狱。比如，在克利夫兰经营社区干洗店的山姆和罗斯?马克维奇夫妇被监禁了，据博拉档案里的新闻报道说，原因是“他们每干洗一套衣服，收费比《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规定的标准要低5分钱”。起初，乔治?拜耳法官罚他们两个每人缴纳15美元罚款；后来他以当事人未能在三天期限内缴纳罚款为由，判决他们入狱。“玛格丽特?斯拉米致威廉?博拉”，1934年4月28日；剪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降价案判决2人：在干洗大战中，法官拜耳下令监禁马克维奇”，没有日期，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许多干洗店主争辩说，给客户提供折扣正是他们赖以生存之道。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的一个干洗店老板R?W?约翰逊说：“我们的店面离市中心要稍远一点，因此，我们的价格总是比市区里的大干洗店略低些，因为我们的位置多少会给顾客造成不便。”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中关于干洗和洗染行业价格的规定，损害了约翰逊的生意。“自打政府确定了最低价格标准，我们的生意就每况愈下……现在的营业额连过去的35%都不到。”“R?W?约翰逊致N?J?哈克尼斯”，1934年4月28日，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对新泽西州泽西城49岁的雅各布?马吉德的监禁，更富有戏剧性。马吉德22年来一直做熨裤子的生意，因为他收费便宜，质量又好，所以即使市中心那些大的裁缝店也竞争不过他。按照《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干洗店和洗染店守则的规定，熨一套衣服最低收费为40美分，而马吉德置政府的三令五申于不顾，坚持只收35美分。马吉德说：“我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怎样做生意。你要想送我进监狱，那请便。”“残酷而非同寻常的”，《华盛顿邮报》，1934年4月22日；“特格韦尔诉马吉德”，《纽约先驱论坛报》，1934年4月23日。参见新闻剪报，“监禁裁缝被认为是必须的”，没有日期，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第34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9)

马吉德不仅被投入监狱，还被罚款100美元。《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干洗店和洗染店行业守则委员会主任亚伯拉罕?特劳贝说：“我们认为这是执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规定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在纽约市也这样干，用不了多久就能使整个行业规矩起来。”但是许多评论员同情马吉德。《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假如马吉德想继续做生意，他就不得不比市中心那些光鲜的裁缝店少要点钱，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是法律却说他不能这么做。”《华盛顿邮报》，1934年4月2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1934年4月23日。马吉德1939年死于癌症，终年54岁。

没有哪个商人愿意缴纳罚款或者坐牢，但是500多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规定的标准是如此荒唐，许多人难以适从。威斯康辛州莱茵兰德的奥内达雪松和木材公司的管理人员指出：“我们那些大竞争对手设计并起草了特殊的守则，现在还负责实施这些守则。他们当然是根据自己企业的情况确定相关标准的。”对奥内达公司来说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要求提交“正式报表”。奥内达公司的管理层说：“要求企业列出客户的名单……这不是要我们这些小企业把自己的商业秘密透露给已经十分强大的竞争对手吗？”“奥内达雪松木材公司致休?S?约翰逊”，1934年8月24日；“Ａ?罗曼致威廉?博拉”，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８日，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投资证券分析师C?J?吉尔伯特抱怨说，根据投资银行业守则，他“不得在未取得其书面许可的情况下给某人打电话销售证券……给潜在的客户寄信也要罚款500美元”。吉尔伯特问：“在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宪制政府的回归吗？”“Ｃ?Ｊ?吉尔伯特致威廉?博拉”，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０日，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休斯顿一个珠宝商阿曼德?弗里德伦德尔得知，根据珠宝行业守则，他“绝对不能就钟表修理的价格做广告”时，感到震惊。据弗里德伦德尔说，休斯顿五家大珠宝商跟《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官员迪克?戈尔丁一道，禁止弗里德伦德尔和其他想吸引顾客的小珠宝商给客户任何折扣。弗里德伦德尔抱怨说：“今天，我们收到一个账单，要我们支付6美元或者更多的钱，以支付维持戈尔丁先生办公室的蓝鹰费用。”弗里德伦德尔想避免弗雷德?帕金斯和雅各布?马吉德那样的厄运。他说：“因为我们觉得不该把自己送上法庭，所以停止在价格上做广告。”面包师、煤炭商、木材商、蔬菜商以及各行业的小企业主纷纷给博拉写信诉苦，告诉他《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如何将他们挤出生意场的。“阿曼德致威廉?博拉”，１９３４年８月８日，见国会图书馆“博拉档案”。

第35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0)

就是国家工业复兴署自己编辑的数据，也表明了它是如何给美国经济帮倒忙的。国家工业复兴署的客户咨询委员会报告了价格的飙升、价格的垄断、产量的管控和对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迫害——所有这些都有损消费者的利益。国家工业复兴署的研究与计划处指出，全国的工资水平都提高了，可是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它指出，1935年1月的实际工资事实上低于1933年6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法案通过时的水平。由律师克拉伦斯?达罗领导的国家复兴评估委员会就针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抱怨进行了调查。尽管委员会内部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它的第一份报告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该委员会指出：“许多守则迫使小企业退出了市场，并导致大企业日益严重的垄断。”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分析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作用，并对罗斯福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阻碍了经济复苏，尤其阻碍了再就业。”“欧文?费舍尔致罗斯福”，１９３４年８月３０日，见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欧文?费舍尔档案”。费舍尔补充说，“要不是这些雇主和投资人对新政的某些部分感到害怕，我想我们在许多个月以前就已经走出大萧条了……”

尽管公众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厌恶情绪日益加重，罗斯福对蓝鹰还是很支持。他用律师唐纳德?里奇伯格取代了休?约翰逊，但此举不过是想平息民愤。罗斯福还有其他一些花样——如允许小城市里的一些企业免受《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的约束，在某些守则中允许给妇女较低的工资等。这些变化引发了新的问题：企业可否迁到小城市以规避《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的限制？可否解雇掉男雇员换上女雇员以节省工资支出？罗斯福越是修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就变得越复杂。

在布鲁克林出售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鸡肉的谢克特兄弟，为法院于1935年废止《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创造了契机。谢克特兄弟做了导致弗雷德?帕金斯、罗斯?马克维奇、山姆?马克维奇和雅各布?马吉德入狱的同样的事情。为了逃避惩罚，兄弟俩雇佣了由约瑟夫?海勒律师牵头的强大的辩护团队，一是为了确保他们不入狱，二是要废除《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请法院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违反宪法。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谢克特兄弟的案件时，国家工业复兴署的公诉人指控谢克特兄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行业守则规定的最低标准，出售病鸡，允许顾客挑选自己中意的鸡，而没有要求顾客从肉架上随机选择。

这最后一条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特别反感，以至于约瑟夫?海勒不得不反复加以说明。他解释说，按照《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顾客不可以挑选他想要的鸡。他应当把手放在肉架上，碰到哪个就买哪个。他必须要买下第一次碰到的那只。据庭审笔录记载，这一答复引起哄堂大笑，这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庭可是少见之事。在法庭辩论之后，大法官乔治?萨瑟兰提问：“原来是这样。那假定所有的鸡都挤到肉架的那头，该怎么办？”这再次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下来以后，大法官们进行合议，结果以9∶0的票数认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违宪的。在罗斯福总统几近两年的推广、花费了数千个小时的劳动、起草了包罗万象的546个行业守则之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一切都被最高法院认定是违宪的，没有一个法官支持它。

第36节：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1)

国家工业复兴署的败诉值得庆祝。“宪法的地位被重新确立起来了。”参议员博拉高兴地说。记者弗兰克?肯特说：“未经仔细考虑就匆忙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政府又大张旗鼓地予以推广，强加于公民头上，最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好像也乐于看到《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被废除掉。记者们注意到，最高法院排除了共和党手中的攻击民主党的一个极好的竞选话题。

最高法院的判决公布的第四天，罗斯福还在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辩护，并谴责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说最高法院用马拉车时代的眼光解释宪法的商业条款（该款赋予了国会调控商业的权力），使国家倒退了。他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规定的工业管制措施是如此着迷，以至于在国会提出了一个该部法律的缩小版本。比如，罗斯福签署了《格菲—斯奈德法案》，它把《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想法用于煤炭业。在国会审议该法案时，罗斯福给众议院的有关委员会写信说：“我希望贵委员会不会因为怀疑它的合宪性而不通过这部法案。”

国会通过了《格菲—斯奈德法案》，这等于又恢复了价格垄断。对煤炭行业来说，要确定的价格是如此之多——不同种类的煤炭、不同规格的煤炭、不同用途的煤炭——因此需要确定大约350 000种价格。不幸的是，在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之后，非正常的煤炭价格使石油、天然气和电的价格更加吸引人，成为理想的替代燃料。煤炭业从此陷入销售持续下降的困境，迫使宾夕法尼亚州成为警察管理的地方，靠警察来管控煤炭的购买和销售。

罗斯福一直相信《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好的，觉得假如不是自私自利的商人们通过贪婪的操纵而使它丧失民心，如果不是由于那些只注意到它的点小缺陷而不去注意它可能达到的完美结果的律师们捣乱的话，它本来会运行得很好。在谢克特案判决的五个月前，罗斯福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要想被认可，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即使在谢克特案件之后，罗斯福还想重新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他已经在最高法院任命了几位新的大法官）。事实上，他憧憬着“在不同的商品行业成立国际性的卡特尔”，即某种类似于世界范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罗斯福自己将在其中组织、管理和协助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让我告诉你们，我有个宏大的设想。”罗斯福对亨利?摩根索说。据摩根索记载：

罗斯福设想自己成了世界各国的顾问。他说，“也许我能拯救他们，或者，在仔细研究过他们的病情以后，我能朝他们翘翘鼻子，对他们说，我很抱歉，我治不好这个病。比如，我将告诉英国人，她的人口太多了，她的人口应当减少1 000万。我将考察每个国家，当然，如果我们使他们解除了武装，我们就得给各国的军火工人重新找到工作，这就是这个国际卡特尔要干的事情，而你的任务将是管理好财务。”《摩根索日记》，1937年1月4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第37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1)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

罗斯福为农业设计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案》，带来了很多平民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南方农场主为了休耕解雇佃农、相应管理部门膨胀等严重后果，它最终给农业造成了损害。

罗斯福为农业设计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案》也于1933年被国会通过，当时他对它的期望跟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一样高。罗斯福在提到《农业调整法案》时，这样说过：“坦率地讲，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崭新道路。”这是他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最繁忙的头100天里，为改革美国整个农业而敲起的开场锣鼓。

《农业调整法案》非常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内容。第一，以1910年农产品的比价为基准，确定农产品的价格；第二，国家付钱给一些农民，这部分农民休耕其部分农地；第三，磨坊主和农产品加工业主将支付这个农业调整项目的大部分费用。而且，权力将被集中在农业部部长手里，后者将确定加工税的税率，确定许多商品的价格，并告诉农民该休耕多少亩耕地。

国会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古怪的法律呢？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农业危机：一方面是农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美国农民每年都会碰到的棘手问题。在1790年，大约80%的美国人是农民。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由于农业机械化（尤其是小麦、玉米和棉花这些主要农作物种植的机械化）、种子的改良和化肥的改进，每个农民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根据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农民生产的产品越多，卖出的价格就越低。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迁到城市，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工厂和企业中找份工作。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唐?帕尔伯格，“被玷污的金子：新政项目50年”，载于罗伯特?艾登编著的《新政及其遗产》（康涅狄格西港：格林伍德，1989），第39-47页。

到20世纪30年代，城市化速度加快。1933年，只有30%的美国人靠种地为生。但是，30年代的农民并没有将农田卖掉、迁到城市（这是农民在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情形下通常的做法）。这是因为三个原因。首先，由于大萧条是全国性的，企业很少扩大生产，城市里的工作机会也就很少。其次，《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确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引起外国的报复，因此，欧洲人很少购买美国的出口农产品，农产品的国外市场（它本是过剩农产品传统的出路）也就关闭了。再次，胡佛和罗斯福都喜欢尝试通过政府解决农业问题，即使宪法并没有授权政府对农业提供直接的救济。安东尼?J?巴吉尔，《新政：大萧条的岁月，1933-1940》（纽约：希尔与王，1989），第147页；约瑟夫?M?小琼斯，《关税报复：〈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后果》（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34）。

第38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2)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借以干预农业，结果没有成功。他挑选了两种主要的、具有强大政治选民势力的农作物——小麦和棉花，将小麦的价格固定为每蒲式耳80美分，棉花的价格固定为每磅20美分。这些都是底价，即最低价格。政府承诺以这些价格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所有小麦和棉花，这样两大农民群体就免受价格下跌之苦了。可是，灾难很快就发生了。种小麦和棉花的农民扩大了耕种的规模，尽其所能地生产小麦和棉花；本来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也改种小麦和棉花，以求农作物能卖得出去。没过多久，胡佛的农业委员会就不得不建造谷仓和库房，以储存小麦和富余的棉花。经过两年疯狂的过度生产，政府花光了拨给农业委员会的5亿美元。他们不得不停止这个计划，送掉或者低价出售了大约2?5亿蒲式耳的小麦和1 000万包棉花，损失惨重。哈里斯?盖洛德?沃伦，《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纽约：诺顿出版社，1967〈1959〉），第172-177页；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第236-237页。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农业委员会暴露了政府干预供求关系造成的危害。如果更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个不断扩大的工作市场），那么，农产品的产量就会减少，那些留在农场的、效率更高的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就会上升。但是，留在农场的那30%的农民都不愿意离开土地。农业委员会给了他们一个政府干预的先例，而高关税使他们有理由抱怨：既然其他人能得到政府补贴，为什么农民不能呢？由于农民在许多州是一股潜在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政治家们就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政府干预。因此，罗斯福和其他人提出了《农业调整法案》计划，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农业调整法案》虽然很奇怪，难以解释，可是它的确解决了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它通过付钱给农民不耕作而减少了产量；二是它把农产品的价格与较早的繁荣年代的价格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经济学家和农民领袖发明了“平价”概念，来说明运用政府力量为农产品确定一个较高的价格是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固然会按照供求关系或起或落。农民选择了1909～1914年间的价格作为比价，因为那时的价格较高。他们的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价格，应该与1909～1914年间农产品价格的购买力平齐。比如，1909～1914年间，每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是1美元，而如果之后20年间生活费用上涨了两倍，那么，在1933年，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蒲式耳小麦应该得到的售价就是2美元。政府应当担保这一点，这样农民就不再害怕农产品价格下跌了，他的购买力也就跟其他工业产品和消费产品生产者相似了。

第39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3)

但是，假若农民该受平价的保护，那为什么所有其他的人不该呢？在新政时期，有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比如亨利?黑兹利特就问，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也要求平价，那会出现什么情形。

一辆雪佛兰六缸旅行车在1912年的售价是2 150美元，一辆经过改进的、性能不可比拟的雪佛兰六缸轿车在1942年的售价是907美元。按照与农产品平价同样的标准折算，后者在1942年的售价应当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一磅铝的平均价格是22?5美分，1946年初它的售价是14美分，但是如果是“平价”，它的售价就该是41美分。

从1912年到1942年，雪佛兰之所以愿意改进质量和降低价格，一个原因是其总裁比利?杜兰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阿尔弗雷德?P?斯隆没有享受到平价。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竞争。他们不得不改进自己的汽车，配置了电打火系统、可调整的前排坐椅、发动机温度自动控制和液压减震器等，这些改进使他们能够比福特汽车公司卖出更多的汽车。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确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市场份额，因此，他们研究和改进自己的雪佛兰汽车，并提高销售量。当然，美国的消费者是受益者，农民也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农民也能买到更便宜的汽车和拖拉机、化肥、杂交玉米种子和机械化棉花采摘器。比如，在30年代，杂交玉米尚未研发出来之前，农民每公顷生产的玉米大约26蒲式耳；3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84蒲式耳。其他农作物也有类似的改良。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第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２，２９７－２９８页；肖弗尔，《第一个多数——最后一个少数》，第１５２－１５８页。

农业跟工业一样，也是能动的。竞争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时甚至包括降价，都能使美国人不断得到更好并且更便宜的食物、工业品和消费品。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农民依据第一个《农业调整法案》(在第一个《农业调整法案》被宣告违宪之后，又有第二个《农业调整法案》)，能够确保平价，或者接近于平价。

《农业调整法案》的第二个要素，是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安排：只有那些生产主要农产品和能够带来强大政治力量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棉花和食用猪——的农民才能参加。不同的农作物获得的休耕土地的比例也不同。加工企业——如面粉企业、纺织企业和肉类加工厂——要承担一定税赋，以支持这些农地休耕补贴，然后将所增加的成本再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1936年，《农业调整法案》被起诉到最高法院。欧文?罗伯茨大法官作了如下的类比：

第40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4)

假设全国生产的鞋太多了，市场已经饱和，价格下跌，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雇员的利益也受到损害，按照本案所涉及到的那部法律的原则，国会应该授权商务部部长与制鞋商签订合同，规定所有制鞋商应当缩减产量，美国将根据其缩减产量的比例给付他们确定数额的金钱，而这笔钱将通过对所有卖鞋的零售商或者客户征税而获得。

这一类比发人深思。可是，罗斯福在批准《农业调整法案》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一项应急计划，而是作为政府全面控制农业的基础。他要把平价、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作为美国农业政策的永久性原则。1935年10月，罗斯福说：“那些制定农业调整方面的法律的人、国会里修改那部法律的人、亨利?华莱士或者《农业调整法案》的头儿切斯特?戴维斯等，从来都没有想过使农业调整署仅仅作为一个临时的机构。他们的意图——也是我的意图——是将那些由于严重的国家危机而写在法律里的应急性词句，都改成长期的、更为永久性的美国农业发展规划。”

《农业调整法案》在实施过程中也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很难加以描述。许多裁量权都集中在农业部部长手中，而具体标准——平价价格、哪种农作物应该补贴、休耕的农地应是多少——对各种农作物来说都不一样。这些标准都是农业部部长说了算。罗斯福安插自己人亨利?华莱士负责这项工作，后者确保法案照罗斯福的想法写出来。华莱士后来写道：“法案中要写上灵活性条款；要将与几百万个人签订休耕合同、与加工企业和销售商商定营销协议的权力授予农业部部长；将确定加工税的权力转交给农业部部长，哪怕是临时的；要在法案里规定平价这个概念——所有这些以及数千个别的事项，都是新鲜事物，即使是通晓法律的人也难明白表述。”

这就意味着农业部机构会膨胀。因为要确定哪些农作物需要减产、减产多少，要确定每种农作物应当支付的平价是多少，要确定对面粉企业和纺织企业应当征收的加工税是多少，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来做。此外，农业部还雇了大约3 000名县里的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及乡村教育的官员，并从农业县雇了大约100 000个人（每人每天可得到3到4美元的工资）协助执行法案，以确定允许每个农民休耕换钱的地的亩数。按照《农业调整法案》，农民可以拒绝要钱而选择继续耕种，但绝大多数农民发现，选择休耕拿钱比耕种土地更划算。农业调整局所雇的110 500名县委员会的人收集各地农民的信息，试图确保这些农民不捣鬼。

比如，在1933年，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可以休耕其200公顷土地中的40公顷，休耕的土地每公顷能得到10美元。他不得在确定休耕的那40公顷土地上耕种，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但是，他可以选择休耕最不肥沃的，甚至从来没有耕作过的40公顷土地。而且他还能用获得的政府补贴去购买化肥，提高仍在耕作的土地的产量。实际上，1933年和1934年化肥销量猛增，表明不少农民正是这么干的——这当然就迫使联邦政府的官员们根据不断增加的作物产量，去重新计算每种农作物应当减产的数目。因为要监控上千万的农民，农业部的规模扩大了，成了联邦政府中最庞大的部门（邮政局和后来的国防部可能是例外）。

第41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5)

国家电台评论员H?V?卡腾伯恩是亨利?华莱士的崇拜者，他描述了自己拜访华莱士时的情景，说他“看到了根据新的《农业调整法》而设立的官僚机器的规模和范围”。卡腾伯恩说：

即使是那些以为美国农民能在自己土地上自主的人，看到实施《农业调整法案》所必需的管控机构的庞大规模，都会有触目惊心之感。成千上万的检查人员被派到田地里做调查，同样成千上万个会计在核实检查员关于每个农民在种什么、每个耕种者或者不耕种者应该得到什么福利的报告。如果《农业调整法案》帮了这群农民，剩下的农民就会嚷嚷，要求得到类似的福利和保护性管控。如果某类作物受到控制，农民就会超量种植别种作物。如果可耕田地的亩数受到限制，农民就只耕种最好的地。这会导致新的剩余，这样政府就必须对新的剩余加以调控。有些农民因为休耕而得了钱，可是罗斯福总统却告诉我们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饭。解决了一个问题事之后，新的问题马上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农业产量、协调供需方面，华莱士和他手下的官僚们做得到底如何？他们编辑了有关农作物、耕种土地的亩数、每个农民的平均产量、世界农作物的产量、农作物价格等方面的大量的资料，可是他们的成绩确实一塌糊涂，如表1所示。美国开天辟地头一次成了主要的粮食进口国。1933年，美国种植了不到1 000万亩棉花，屠宰了600万头生猪。1935年，美国进口了3 600万包棉花和200万磅猪肉。美国还进口了其他的基本商品——黄油、玉米甚至小麦。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弗兰克?Ｒ?肯特，《没有润滑剂的政治行为，1934-1936》（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36），第２５０页。“小麦、玉米、肉类和其他食品的进口”，激怒了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兰登，这可能就是促使他于1936年竞选总统的原因。见“纪念堪萨斯加入美国７５周年”，日期不详，收藏于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历史学会《阿尔弗雷德?兰登档案》，第１４盒，第５本。弗兰克?诺克斯是1936年兰登竞选总统时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也对美国在1935年居然需要进口食物感到震惊。见诺克斯，“关于美国的农业政策”，《芝加哥日报》，1935年9月30日，以及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11月22日，藏于布拉斯加州卡尼市国会图书馆《弗兰克?诺克斯档案》。

农业部的官员们为了逃避自己对粮食产量的预测不准确的责任，就开始指责天气，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干旱。可是在没有天气情况的地方，他们的预测也不准确。无论如何，天气情况从来就是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难题，也只是在任何给定年份不能准确预测什么价格才合理、该休耕多少亩土地的众多变量之一。农业是个动态的、充满变化的行业。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促使许多农民使用化肥以增加产量。其他农民则拒绝政府的“收买”，在其所有土地上耕种。但是，其他农民如果看到政府补贴的农产品价格太低，可以转种其他作物。其中有的农民购买了拖拉机，有的农民则试验杂交玉米，还有的农民干脆抛弃了土地。由于世界市场上此种农作物可能超产、彼种农作物可能减产，也使农业部很难准确预测哪种农作物将短缺。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些大量进口的农产品中有许多已经是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了。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第２４９－２５２，２６３－２６４页；肖弗尔，《第一个多数——最后一个少数》，第１７５－３００页；巴吉尔，《新政》，第１５６－１８１页；西奥多?撒鲁特斯与约翰?Ｄ?希克斯，《２０世纪的民粹主义》（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１），第５０２－５３７页。对《农业调整法案》比较友好的评价，见萨利?Ｈ?克拉克，《美国农业生产率的调整与革命》（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关于农业调整管理署对本地零售业影响的否定性观点，见普赖斯?Ｖ?菲什班克，威廉?Ｃ?霍勒斯与肖恩?坎特，“新政的援助项目是否刺激了本地经济？对大萧条时期联邦援助与零售业的研究”，载于《经济史学刊》第６５期（２００５年３月号），第３６－３７页。

第42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6)

表11934年和1935年美国的粮食进口情况

名称1934年

1935年

牛肉（磅）

138 283

7 684 637

猪肉（磅）

626 148

2 846 005

黄油（磅）

535 144

21 948 458

玉米（蒲式耳）

816 694

34 809 120

小麦（蒲式耳）

3 330 188

13 446 009

未加工棉（磅）

7 328 084

36 353 324

资料来源：弗兰克?肯特，《没有黄油：政治行为，1934—1936》。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36∶250。

作为农业部部长，华莱士不得不应付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当政治家决定操纵农作物的价格时，农民获得了利益，消费者却吃了亏。《农业调整法案》成为法律后，食物和布匹的价格都上涨了。因为美国仍然深陷大萧条之中，这就意味着许多贫困的美国人只好饿肚子、穿破衣。由于出售的衣服、牛肉和面包越来越少，纺织企业、肉类加工企业和面粉厂就不得不裁员，这导致了更多的失业。由于对衣物的需求下降了，未来棉花的购买量将会下跌——农业部的官僚们就得重新测算来年用于种植棉花的地亩数。但这些测算都是错误的，因此，到1937年，政府库存的棉花太多，即便1938年没有一个人种植棉花，库存量也足够全国消费。1935年7月18日，《洛杉矶时报》的编辑部文章说，加入农业调整管理署被最高法院否决，“那就意味着对一个阶级征税以帮助另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终结。”

因为棉花供应充足，农业部就准备减少种植棉花的地亩数。从国际的角度看，这就意味着在世界棉花市场上美国的市场份额在下降。在《农业调整法案》实施前，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所占的份额为60%。由于美国用来种植棉花的耕地的数量持续减少，巴西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所占的市场份额扩大了。1933到1934仅仅一年间，巴西用来种植棉花的耕地数量翻了一番，从130万亩增加到260万亩。

《农业调整法案》的实施引发的另外一个出乎预料的后果，是南方棉花种植园大批地驱赶佃农。当棉花种植人得到政府的款项，要休耕其多达40%的土地时，他们就挑选出最不好的土地，并将原来耕种那些劣地的佃农赶走。华莱士等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而且按照《农业调整法案》的规定，佃农也应该得到联邦补贴中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佃农仍被赶出了农场，成了失业者。关于巴西种植棉花的地亩数，见刘易斯?Ｗ?道格拉斯，《自由主义传统》（纽约：第范诺斯特兰德出版社，１９３５），第４６－４８页。关于佃农的问题，见戴维?尤金?康拉德，《被遗忘的农民：新政时期佃农的故事》（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裴金斯，《危机时期的农业》。

第43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7)

佃农被赶出了南方农村之后，罗斯福就开始算计新的联邦项目，想将这些人以及边际农地上的农民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的专门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叫做“模范社区”）在1935年转由农业部部长助理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跟罗斯福关系不错，是总统智库的成员）领导的重新安置局管理的时候，很少有修造就绪的。年轻而满头卷发的特格韦尔对能为这些穷困之人修造居留地感到兴奋。他说：“如果政府有一个部门是为农民的强势群体工作，那么就该有另外一个部门为增进那些弱势群体的福利而开发有效的项目。”伯纳德?斯特恩舍尔，《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与新政》（新泽西新不伦瑞克：鲁特格尔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第２６３页。

爱幻想的特格韦尔，对资本主义乃至私有财产制度深感疑虑。“我个人早就深信，应该对农场的所有制形式加以调控。我认为，在国家聪明的控制下，在我们僵硬而过时的经济制度中引入一种有计划的灵活性，是非常有可能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日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藏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特格韦尔对领导这个部门非常热心，他迅速开始了构建有计划的社会的试验。他的部门有13 000个雇员，工作经费高达2?5亿美元。他筹划将数千户佃农和边际土地上的农民安置到模范社区里。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日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０日，藏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结果，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特格韦尔后来谈到他领导的那个部门的工作时说：“一切都做得那么笨拙、那么铺张浪费。”罗斯福得知特格韦尔建造模范社区的高昂成本后，也承认“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在纸面上绘制模范社区的蓝图是一回事，将佃农们安置在远离城市、功能齐全、价格便宜的住房里面，则是另一回事。位于西弗吉尼亚的阿瑟代尔，是特格韦尔的模范社区之一。那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预制好的房屋和事先打好的地基不配套。这个问题刚刚解决，计划者又发现，那些佃农都来自落后地区，根本住不起那些房屋。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的模范社区中是普遍存在的。无法为没有技术的人找到有意义而且能赚钱的工作，是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种情况意味着，即使重新安置局建造起社区，也很少有人愿意搬进去住；即令有人愿意搬进去住，也住不起。加斯拉布内（“内布拉斯加”倒着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是个“梦幻之城”，位于普拉特河边的奥马哈西面20英里处，有38栋蓝色房屋，每栋占地7公顷。这个社区后来被废弃了。附近的农民亨利?C?格里斯曼关注着这个社区，他说：“我预计，到时候这些房屋都得废弃。有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搞这样的迁移安置总归要失败。它是政府无能和愚蠢的表现。”

第44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8)

32号工程也是个风险项目，该项目计划以500万美元的代价将200户家庭迁移至阿拉斯加。有的评论者质疑项目的选址，因为那里已有的117户家庭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再把200户家庭迁到那里，又不清楚这些人能否适应环境，这简直等于痴人说梦。阿拉斯加专家雷克斯?比奇眼看着32号工程逐步实施，就决定研究它。在观察了移民家庭的苦苦挣扎之后，比奇预言三分之二的家庭迟早要逃离那个地方。比奇写道：“阿拉斯加人带着蔑视的口吻谈论着这些新奇的‘社会改良’和‘农村安置’项目，这毫不令人奇怪。整个项目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是立不住的。它既是无知妄想，也处置失当。”

绝大多数其他的模范城市也都差不多。面对接连不断的抱怨，罗斯福在1936年总统竞选期间封了特格韦尔的嘴，大选结束后不久就接受了他的辞呈，将他领导的、饱受诟病的部门并入了1937年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但是，罗斯福继续听取特格韦尔的意见，并曾在很多场合对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说：“你知道，雷克斯老想让我在一夜之内干成我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伯纳德?巴鲁克致塞缪尔?Ｉ?罗森曼”，１９５９年１月６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藏“罗森曼档案”。

参议员哈里?伯德（弗吉尼亚州）一直对特格韦尔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两个人争论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很能说明问题。伯德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家族在20世纪初已经衰败了。1902年，15岁的伯德辍学，去接管父亲几乎破产的报纸《温彻斯特晚星报》。他费了好几年还清父亲经营期间欠下的债务，同时也学到许多经营生意的知识：“有段时间我们的报纸之所以没有按时出版，是因为我不得不跑遍全城筹款，去还清我们的债务。”但是伯德最终使报纸扭亏为盈。19岁时，他租了一个苹果园，也经营得不错。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不停地买苹果园，每年出售成千上万蒲式耳的苹果，成了美国最权威的苹果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弗吉尼亚开始动摇华盛顿作为美国最大的苹果产地的地位。

种植苹果的风险很大，有很多年，伯德也在亏本。早霜、夏热、冰雹和害虫都是苹果的天敌。伯德尝试过喷药、加温（对付霜冻）、科学种植和使用全国最大规模的冷藏设备。通过使用冷藏设备，伯德就能够控制温度和氧气，长久保存苹果，在最适合的时节拿来出售。伯德总给雇员支付高工资，因为他需要细心的员工认真地采摘、妥善地保存并细致地区分各类苹果。海涅曼，《弗吉尼亚的哈里?比尔德》，第１２５－１４０页。

大萧条几乎毁了伯德的生意。比如，1930年之前，他生产的苹果几乎有75%要出口国外，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但是此后，由于各国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报复，伯德很多的出口生意都无法继续。这迫使他不得不在国内销售，而美国人喜欢更红、更甜的苹果，伯德不得不改变生产策略，以迎合挑剔的美国人的口味。在1934年8月，一场龙卷风摧毁了他某个主要园地四分之三的苹果。就是因为这样，他也拒绝利用新政项目。他虽然得到过国际金融公司的一笔贷款，却放弃了联邦给他的苹果提供的高达20万美元的补贴。他说：“我极不愿意把自己的苹果卖给联邦政府。”为了赢利，伯德给部分员工发实物工资，尽管如此，他在好几年里仍损失很多。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给采摘工人每天2?5美元的工资，可是在1933和1934年，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天公也不作美，他的苹果园勉强维持着，只能给工人开出每天1美元的工资，工作时间还是10小时。

第45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9)

在特格韦尔来弗吉尼亚为他各式各样的安置项目物色劳工时，伯德生气了。特格韦尔能开出较高的工资，因为他不光有2?5亿美元的经费，而且没有赢利的压力。特格韦尔的出生背景和想法跟伯德全然不同。伯德15岁就开始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做生意，不干活就没有饭吃。特格韦尔则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然后读博士，在学校找到一个教书的营生。伯德在年景好的时候，收入也相当不错，可是在蝗灾、鼠患、霜冻和冰雹的年份，也遭受过严重的损失。特格韦尔在华盛顿有个坐办公室的差事，可以跟总统一起吃饭，可以随便花纳税人的钱。据总统的新闻秘书哈罗德?伊克斯说，如果特格韦尔不想干了，如果他被伯德之类的人骂得受不了了，他还可以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里给他留着个教授的位置，而且收入稳定，年薪为9 000美元——这个数字就能使他位列美国工资收入最高的那3%的人当中。

这两个人相互不能理解。特格韦尔并不支持私有财产权；伯德则将其私有财产转化成果园，每年出产数百万个苹果。特格韦尔认为“利润促使我们去投机，因此利润必须受到限制，其使用必须受到制约”；伯德则要靠出卖苹果赚钱，还想把谢南多厄河谷变成美国最繁荣的苹果市场。伯德也想给工人支付高工资，并提高和改善美国苹果的产量、品质和口味；而特格韦尔则要支付超出市场标准的高工资，试验新的生产方式。因此，伯德投票反对任命特格韦尔为农业部部长助理，就毫不奇怪了。伯德认为，“特格韦尔对这个政府运行的原则缺乏正确的了解”。至于安置局，伯德说它“不过是在一个文明社会前所未有的铺张浪费的证明”。伯德请求亨利?华莱士终止无利可图的安置局，别再用高薪把他的工人们吸引到这个失败的项目中。

特格韦尔到罗斯福那里寻求保护和安慰，因为伯德和参议院的其他人一方面试图压缩给安置局的经费，另一方面公开批评特格韦尔的试验社区，想使他名誉扫地。总统对参议员伯德正好也怀恨在心，因为伯德虽然也是个民主党人，却对许多新政项目持反对意见。罗斯福对特格韦尔请求的反应耐人寻味。他告诉特格韦尔：“我知道亨利?伯德怎么了。他是担心你会迫使他向工人支付高于每小时10美分的工资。”总统这话传到了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的耳朵里，后者把这句话捅了出去，一下子就使伯德陷于被动。自此，历史学家常常援引这句话，或者支持特格韦尔，或者用来说明总统对穷人的同情。

我们该如何分析罗斯福对伯德这句有名的批评呢？首先，罗斯福这句话包含着一个道德方面的谴责——伯德“应该给为他种苹果的人支付更多的工资”。对此，伯德本来可以这样回敬：“在政府制定《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前，我一直给付的是高工资，我给采摘工人的日工资是2?5美元。正是那个政府计划毁了我的出口市场，迫使我向数量少得多的美国消费者推销各式各样的苹果。现在，另外一个政府计划即安置局又来我的社区，挖我最好的工人到一个糟蹋纳税人钱的项目中去。”如果苹果采摘工的离开使伯德遭受损失的话，那政府就将失去他的所得税款，而他的税款无疑是有助于推行新政项目的。

第46节：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10)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萧条以及之后的高关税政策堵死了伯德产品的销售之门。接着，暴风和冰雹在1930年和1934年严重影响了伯德的苹果产量。那些年他一直勉强维持，避免了破产厄运。跟特格韦尔不同的是，伯德没有可以用来支付高工资的联邦补贴，而假若他用自己聊胜于无的薄利去支付高工资，所导致的企业赤字可能会迫使他卖掉一些苹果园，甚至退出经营市场。如果是那样，谢南多厄河谷的苹果经济可能将陷入困境，导致当地人大规模地失业。那么，在弗吉尼亚，还有谁能够获得利润、有钱缴纳所得税，从而使罗斯福的新政计划继续下去呢？

罗斯福对伯德的道德评判显然将弗吉尼亚参议员置于被动地位了。但是，总统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罗斯福也在海德公园经营着一个农场，但跟伯德的农场不同的是，罗斯福的农场每年都亏损——他甚至从其所得税中抵扣过这些亏损。这就减少了财政收入，从而也减少了那些总统支持的联邦项目的运行费用。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罗斯福如果是在花自己的钱，有时候也很抠门。比如，罗斯福每次乘火车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总想给自己和下属弄个私人车厢。在这节私人车厢服务的人，可能要做十几顿饭、送报纸、做总统和下属要求的各种杂役，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辛勤劳动。可是罗斯福给在自己私人车厢提供往返服务的服务生的小费，只有5美元。而附近车厢的记者们合在一起给服务生的小费，是总统的8至10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沃尔特?特罗安注意到了服务生的不愉快：

罗斯福从不愿多给小费，在列车上尤其如此。在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火车上，他整个私人车厢只给那个来回伺候他的服务生5美元。而在记者包厢，我们总共20个人，每人给了单程的服务生2美元小费。山姆?米切尔（就是总统车厢的服务生）很快就要求离开那个私人车厢。对一个要养家糊口、一个孩子上大学并且还要付房租的人来说，如果在记者包厢能得到40美元小费，而在总统私人车厢只能得到5美元的话，那服侍总统也就没啥意思了。

假若参议员伯德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人，他本可以支持《最低工资法》，强制要求给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私人车厢服务生的单程小费至少是20美元。他可以借用总统的话，告诉记者说：“罗斯福是担心参议院会强迫他向服务生支付高于5美元的小费。”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简单阅读，同样精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