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

WAR STORY/055

欧洲经典要塞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事典．055，欧洲经典要塞/指文烽火工作室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594-4229-1

Ⅰ.①战…　Ⅱ.①指…　Ⅲ.①战争史－史料－世界　Ⅳ.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7884号

战争事典．055，欧洲经典要塞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责任编辑　王　青

特约编辑　丁秀群

装帧设计　王　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10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229-1

目录

欧洲经典要塞

罗得岛战记

喋血马耳他

附录：马耳他风云

幽灵战士 狙击手传奇

返回总目录

欧洲经典要塞

作者/张炜晨

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个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注：原文中最后一句话为“还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很可惜，防守罗得岛和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并不具备如此特点和优势。

罗得岛战记

“迦太基必须毁灭”

1479年冬，一支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出现在罗得岛（Rhodes）所在的十二群岛海域附近。土耳其人几乎从不在粮秣难以筹备的冬季发动攻击，难道他们要打破常规，来一次突然袭击？

驻守该岛的医院骑士团不敢大意，立即在早已要塞化的罗得城严加防备。尽管骑士团的军事力量同整个奥斯曼帝国相比犹如蝼蚁之于大象，但凭借扩建了2个多世纪的城防要塞，骑士团现任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Grand Master Pierre d'Aubusson）毫无怯意。他等这一天很多年了，与其整天担忧不知何时到来的雷霆一击，不如就让这一刻早点来临吧。

土耳其舰队抵达罗得岛的一处偏僻地区后，包括西帕希骑兵在内的陆军军团顺利登陆，旋即开始烧杀抢掠。农民们纷纷逃往城堡避难。骑士团在确保要塞万无一失的前提下也派出部队迎战。果不其然，土耳其人进攻只是试探性的。他们很快就撤离该岛，回到与之隔海相望，位于小亚细亚海岸的马尔马里斯（Marmarice）营地，犹如冬眠的野兽那样安然度过了余下的冬季时光，等待来年的恶战。

1480年春天，注定将发生一场决定西方生死存亡的史诗般的要塞攻防战。正如2000多年前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诅咒迦太基那样，奥斯曼土耳其和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也不可能在东地中海共存。对一代雄主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Ⅱ）而言，罗得岛就是他的“迦太基”，而“迦太基必须毁灭”。

1450年东地中海各势力分布图，医院骑士团虽然只拥有星星点点的蓝色地盘，但以罗得岛为首的十二群岛极为靠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土地，扼守住了东地中海的海上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地中海的明珠

罗得岛面积约1398平方公里，位于爱琴海东南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是爱琴海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考古学家在岛上发现了公元前2000多年的文明遗址；接着米诺斯人（Minoans）在公元前16世纪出现，亚该亚人（Achaeans）在公元前15世纪现身；而于公元前11世纪到来的多里安人（Dorians）[1]贡献最大，他们建造了亚里索斯（Ialysos）、林多斯（Lindos）和卡米罗斯（Kamiros）三座城市，直到现在这三座城市的名字还印在罗得岛的地图上。此后数个世纪，林多斯一直是罗得岛最重要的海港和贸易都市。

罗得岛太阳神铜像假想图

显而易见，罗得岛属于希腊文明的一员，因此在希波战争中加入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2]从地理位置看，罗得岛虽然是现代希腊最东面的领土，离土耳其最近的海岸只有区区18千米，但它的确应该算作西方势力范围。由于距东方太近，它自然而然成了东西方文明碰撞或者说是争斗的焦点。在和平时期，罗得岛是做生意的好地段，战端开启就首当其冲，是福是祸真是一言难尽。

公元前5世纪末，罗得岛居民决定在岛屿的最北端兴建一座新首都，这就鼎鼎大名的罗得城。罗得城由著名的雅典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主持设计建造[3]，有完善的上下水系统、优良的港口码头和商业设施，很快便成为地中海贸易枢纽。有钱后便不能再门户洞开，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来了。公元前4世纪晚期，罗得人修建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在公元前305年迎来了马其顿王子［后来的德米特里厄斯一世（Demetrius I）］的围攻。德米特里厄斯势在必得，制造了巨大的攻城机器，包括一个55米高的攻城锤和一座重达160吨重的攻城塔。结果鏖战一年后，城墙下的王子无计可施，被迫放弃进攻，留下大批装备一走了之。精明的罗得岛人卖掉了这些攻城器械，用巨款建造了一座宏伟的赫利俄斯雕塑——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得岛太阳神铜像。

罗得城可谓古希腊时代防御工事的最佳代表，得到了很多军事家和建筑师的一致好评，是各城邦纷纷效仿的对象。不幸的是，罗得岛城墙在公元前227年的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好在希腊人群策群力，又将其修复。至于太阳神铜像，同样未能在地震中幸免，但罗得岛人没有“余粮”重建这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了，只能任由残骸散落在地上无人问津。大约1000年后，巨像的遗迹才彻底消失。

此后，罗得岛几易其手，相继处于古罗马人、拜占庭人的统治之下。拜占庭在原城墙的基础上还兴建了堡垒。到中世纪，罗得岛的辉煌不再，直到1310年它的新主人医院骑士团到来后才重新焕发活力。

医院骑士团

再优良的战舰，如果没有技术精湛的舰员，也不过就是昂贵的废铁。同样，铜墙铁壁般的要塞如果没有勇敢顽强的战士，也只是一堆无所作为的石头。给罗得岛要塞注入灵魂和荣耀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医院骑士团”。

“骑士团”是在公元11世纪末出现的一类武装团体，直属罗马管辖，独立于世俗国家，其中最知名的是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论名头，圣殿骑士团最拉风，听上去就是正义感爆棚，自带主角光环；条顿骑士团则令人浮现出高大威猛、战无不胜的条顿猛士；至于医院骑士团的名称就很“违和”，貌似一伙子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疗人员，他们怎么就能成为战斗力不可小觑的武装骑士呢？

首任大团长“被祝福的”杰拉尔德，一手指向骑士团特有的“黑底白色八角十字”，一手拿着象征救助世人的面包

医院骑士团成立之初的全称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Order of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简称为“医院骑士团”或“圣约翰骑士团”，后来根据其驻地变化，不同时期又有“罗得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的称谓，本文统一以“医院骑士团”称呼。总之，这些名称的主人是同一个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甚至延续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左手高擎十字架，右手却扶剑，显示医院骑士团的转型

医院骑士团成立于1099年，在首任大团长“被祝福的”杰拉尔德（Blessed Gerard）的领导下，初期只照顾病患，为前来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提供医疗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非暴力慈善机构”。到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接任后，骑士团风格突变。当时圣地周边局势紧张，时常发生战争，与其等着朝圣者被伤害后施救，不如一开始就武装护送。于是1120年，救死扶伤的骑士们拿起利剑和盾牌，披着铠甲、骑上战马，摇身一变成为武力超群的战士。当然骑士团毕竟不是世俗组织，老本行也不能荒废，于是医院骑士团成员按职能分为三大类：军事人员、医疗人员和教士。

贝尔沃城堡遗址，该城堡同庞大的罗得要塞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但照片上清晰可见的城墙以及壕沟遗址，加之骑士们的顽强精神令善战的攻城者无可奈何

1187年7月，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萨拉丁（Saladin）在哈丁战役中一举击溃欧洲联军，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圣殿骑士团团长和医院骑士团军事长官以下数百名骑士。面对要么改宗，要么杀头的二选一难题，所有骑士无一例外选择为信仰而死。此杀俘事件是以“侠义”著称的萨拉丁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污点。

同年10月，萨拉丁军攻陷耶路撒冷。除萨拉丁特许留下继续治疗病人的几名医院修士外，医院骑士团不得不放弃已作为总部近一个世纪的圣约翰医院和教堂，含泪离开。但骑士团并未离开巴勒斯坦地区，他们还拥有众多散布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城堡要塞，依托有利的地形和工事，顽强抵御异教徒的攻击。特别是在1189年的贝尔沃城堡（Belvoir）攻防战中，面对具有绝对优势兵力的萨拉丁军，一支医院骑士团分队竟然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坚守了18个月之久。尽管最后城破沦陷，骑士团的顽强表现还是令萨拉丁不寒而栗。经过长期战争，医院骑士团可谓要塞防御作战的高手，这项军事优势将在数个世纪之后的罗得岛攻防战和马耳他攻防战中体现。不同时代的东方军队无一例外，在骑士团守卫的城池下损失惨重。

阿卡城保卫战是典型的中世纪攻城战，黑火药还未出现，攻守双方依靠蛮力、冷兵器和机械装置搏斗。此役失利意味着欧洲军队被彻底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医院骑士团也失去了总部，直到占领罗得岛

1191年，欧洲联军收复了巴勒斯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阿卡（Acre），该城随后成为第二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三大骑士团也自然将其作为新总部所在地。他们在近东苟延残喘了100年后，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来了。1291年5月，阿卡城沦陷，耶路撒冷王国灭亡。

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战之后的医院骑士团据说只剩下7名骑士逃往塞浦路斯王国（Kingdom of Cyprus），才勉强有了安身之地。如今大战结束，骑士们开始重操旧业，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为来自欧洲，走海路前往耶路撒冷的同胞们提供帮助。骑士团拥有良好的口碑，依靠大量现金和地产捐赠吸纳新成员，渐渐又起死回生。可是塞浦路斯政局动荡，寄居篱下非长久之计，于是第25任大团长富尔克·德·维拉雷（Foulques de Villaret）将目光盯到爱琴海上的一个三不管地区——罗得岛。

此时罗得岛名义上属于拜占庭，不过这个老朽的帝国对罗得岛的管辖并不给力，那里几乎成为各路海盗的乐园和匪徒的天堂。1306年，医院骑士团开始对罗得岛发起进攻。

可是罗得城实在太坚固，况且医院骑士们防守有术，攻坚乏力，双方竟然相持不下。富尔克大团长进退两难，尽管还在咬牙坚持，却也萌生了退意。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冤案”：势力遍布法国的圣殿骑士团被法王腓力四世（Philippe Ⅳ）一网打尽，包括大团长在内的2000多名圣殿骑士被捕，经过严刑拷打“认罪”后被处以火刑。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长期以来一直相爱相杀，既对立又合作，既是对手也是战友。虽然大团长富尔克谈不上同情圣殿骑士，但一股凉意还是从后背油然升起。在世俗王权面前，没有根据地的骑士团就算有罗马的支持，也是说亡就亡，眼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占领罗得岛。

第25任大团长富尔克·德·维拉雷（1305—1317），他全副武装，丝毫没有文质彬彬的“医生”形象了

1310年8月15日，久攻之下的罗得城气力耗尽，向医院骑士团缴械投降。历时4年之久的战役终于结束，骑士团控制了罗得岛全境和周边海域多个小岛。好事成双，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稍后不仅认可了医院骑士团对罗得岛的主权，还将圣殿骑士团的大批资产转让给他们，大大增强了骑士团的实力，这不啻为明智之举。正是在医院骑士团的控制下，罗得岛才成为西方世界遏制敌人的中流砥柱，如果罗得岛还在孱弱的拜占庭人统治下，只怕早就易手。

有了自己的土地，医院骑士团开始大兴土木。他们对修建楼堂馆所毫无兴趣，而是热衷于造碉堡、挖壕沟、砌城墙。一百多年后，他们的努力终将获得回报。

医院骑士团的组织形式和历史跟《冰与火之歌》中守卫北境长城的“守夜人军团”倒有几分神似。或者反过来，熟悉中世纪历史的马丁老先生可能就是以骑士团为原型创作了守夜人的故事。医院骑士团是真正的国际性团体，在西欧各处都拥有地产，其成员也来自欧洲诸国。为了便于管理，骑士团将骑士们按国籍划分了数个“语言区”。他们落户罗得岛后，共计有7个语言区：阿拉贡区（包含所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地区——的骑士）、英格兰区（也包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骑士）、奥弗涅区、法语区、德语区、意大利区以及普罗旺斯区。1461年，从阿拉贡区中又分离出卡斯提利亚—葡萄牙区，致使总数增加到8个。到亨利八世（Henry Ⅷ）时代，鉴于严重的信仰矛盾，骑士团又同英格兰决裂，于是英格兰区被取消，改为巴伐利亚区。

在罗得城内，每个语言社区都有自己的会馆（Auberge），分配有一段特定的防御区域。这样的好处是大家都是“老乡”，有着天然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不同民族的骑士们之间的良性竞争。每个社区都渴望在激战中比别的社区更勇敢，信仰更坚定。

骑士团的武装力量一直走精英部队的发展道路。核心成员是骑士，相当于现代的军官；低一等级的为军士，相当于士官；至于大部分士兵和城防守备队，则由雇佣军或当地民兵担任。同敌人的“暴兵”模式不同，人数捉襟见肘的骑士团只能走“塔防”战略，想方设法捣鼓出各种新式要塞。

整个罗得岛的防御也划分为数个区。每个区都有一座城堡，由一名资深骑士长镇守，另有数名骑士以及雇佣军和民兵。罗得岛上有超过20座城堡，这还不包括瞭望台和警戒塔。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城堡还能为周边的农民提供避难场所。不过，即便如医院骑士团这样热衷于加固要塞的组织，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面面俱到。除了罗得城和少数几座要塞外，其他城堡只能防备海盗的攻击，面对装备有强大攻城器械的敌军无能为力。所以，一旦有大军全面进攻，医院骑士团便会放弃外围防线，将居民和部队集中到罗得城中。

条例规定，罗得城常备卫戍部队应有5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兵，事实上从来没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医院骑士团只好在1313年颁布一道法令，只要在罗得岛定居，并成为水手或士兵的欧洲人都能获得一份地产和养老金，以此来吸引移民加入。到1340年，罗得岛的守军达到了200名医院骑士、50名骑兵军士、50名武装教士和1000名士兵。危急时刻，岛上的希腊居民也要从军械库中领取武器，协助城防。

1453年，刚刚登基两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雷霆万钧之势攻陷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国祚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君士坦丁堡陷落是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和心理打击怎么夸大都不过分。不过，医院骑士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慢慢分析，仔细考虑对策，他们面临的是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穆罕默德二世的下一个目标必将是卡在爱琴海要道上的罗得岛。

穆罕默德二世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

然而雄才大略的穆罕默德二世眼光更为高远，在此后20多年中，他将精力投入对欧洲大陆的征服，大肆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巴尔干地区，还和威尼斯共和国鏖战不休，暂时将罗得岛置于身后。医院骑士团也明智地不去刺激苏丹，甚至还谋求一纸合约。当然，双方都知道战端开启是迟早的事，彼此虚与委蛇，拖一天算一天。

1479年，穆罕默德二世结束了同威尼斯的战争，获得了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诸岛的统治权，终于能够集中力量解决罗得岛问题了。想当年，欧洲人拼尽全力也未能守住耶路撒冷和阿卡城，如今土耳其大军的实力又远胜于萨拉丁和马穆鲁克王朝，那么远离大陆、孤悬海外的罗得岛，仅凭医院骑士团之力能坚守吗？如果连君士坦丁堡也不能抵抗苏丹的暴击，小小的罗得岛要如何才能幸免？

答案就是固若金汤的要塞。

愚公筑城

拜占庭人最初在罗得古城北端一小片区域修建了一座要塞。14世纪上半叶，医院骑士团以老要塞为核心，向南、向东扩建，以保护日益扩大的城区和至关重要的港口。

奈拉克塔，建于15世纪早期，紧邻圣保罗城门，19世纪中期因地震损毁

骑士团每新建一段城墙或堡垒，习惯将时任大团长的盾章图案装饰在墙面上，因此通过徽章，人们就能轻易分辨该处建筑的形成年代。比如老城东南门上有第26任大团长艾利翁·德·维尔纳夫（Hélion de Villeneuve）以及39任大团长奥尔西尼（Orsini）的纹章，便知此门修筑于14世纪初，百年后又经历了一次大修。第27任大团长迪厄多内·德·冈佐（Dieudonné de Gozon，1346—1353年任职）重修了海港防波堤，并将整个港区置于防御工事之内。第32任大团长胡安·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Juan Fernandez de Heredia）则进一步加固了港口城墙。第34任大团长腓力贝尔·德·奈拉克（Philibert de Naillac）在继续加固港区要塞的同时，还在防波堤末端新建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奈拉克塔楼。

由于奈拉克来自西班牙，所以此时医院骑士团的要塞具有西班牙—葡萄牙风格，其显著特征是塔楼四角有向外突出的装饰性射击炮台。奈拉克塔很长时期内都是罗得岛的标志性建筑，可惜如今已经损毁。

装饰在罗得城要塞的历任大团长纹章（括号内为在职时间）

1.艾利翁·德·维尔纳夫（1319—1346）；2.胡安·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1376—1396）；3.腓力贝尔·德·奈拉克（1396—1421）；4.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德·里维埃拉（1421—1437）；5.让·德·拉斯蒂克（1437—1454）；6.雅克·德·米利（1454—1461）；7.皮耶罗·雷蒙多·扎科斯塔（1461—1467）；8.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1467—1476）；9.皮埃尔·德·欧比松（1476—1503）；10.埃梅里·德·昂布瓦斯（1503—1512）；11.法布里奇奥·德尔·卡雷托（1513—1521）

罗得要塞的城墙上，骑士团（左）和大团长奥尔西尼（右）的纹章并列在一起，虽然历经550多年，图案依然清晰可见

进入15世纪，罗得城外围阵地工事基本完善后，骑士团将修筑重点转移到城中要塞。第35任大团长安东尼奥·弗拉维安（Antonio Fluvian）尤其加强了罗得城面向陆地方向的防御。几座关键性塔楼，如圣约翰塔（St John）、圣乔治塔（St George）和圣亚他那修塔（St Athanassios）就是此时建造的。弗拉维安还将西班牙区（当时尚属于英格兰区）的城墙加固为双层。在弗拉维安任职时期，罗得城陆地城墙全部升级为配有塔楼的双墙系统。其主墙比外侧的城墙高，显然是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的防城体系。

随着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利用黑火药的攻城巨炮开始大量使用，于是削弱炮弹威力的圆形敌台和放置反击火炮的炮眼应运而生。欧洲一直战火不断，这两项新设计首先在大陆广泛使用，行之有效后立刻就被医院骑士团采纳。第一个炮眼于15世纪20年代首次出现在圣乔治塔上。

罗得城内城是医院骑士团总部所在地，里面有大团长宫、总医院、兵工厂、各分区会馆和骑士生活区等，自然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第36任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Jean de Lastic）在紧贴着大团长宫的罗得城西北角构筑了一套完善的复合要塞工事群，包括大炮门（Cannon）、圣安东尼门（St Anthony），在西北方设置了奥利弗斯炮台（Battery of the Olives）。至此，大团长宫面朝陆地的方向可谓固若金汤，大团长可以安枕无忧，专心应对其他分区的战事。拉斯蒂克不放心，还重建或加固了德语区、奥弗涅区和英语区的要塞。1441—1442年间，英语区树立起了圣母玛利亚塔（Tower of the Virgin Mary），东部防波堤上新建了风车塔（Windmills）。

装饰在博德鲁姆（Bodrum）城堡城门上的大团长米利的徽章。15世纪，医院骑士团除了苦心经营罗得岛大本营外，在其他地域也有少量城堡。博德鲁姆城堡位于小亚细亚的海岸边，是骑士团的大陆基地

火炮在君士坦丁堡围攻战的作用有目共睹。在新式武器面前，第37任大团长雅克·德·米利（Jacques de Milly，1454—1461年在职）坐立不安，不久就在罗得城普罗旺斯区的老城墙前首次建造了一座棱堡。现在人们还可以在这座简陋的三角形棱堡上找到米利的徽章。

罗得城要塞全图（1480年），引自Konstantin Nossov，The Fortress of Rhodes 1309-1522

法语区的防御范围从大团长宫一直延伸到商业港（Commercial Harbour），既包含陆墙，也有防波堤和一段海墙。第38任大团长皮耶罗·雷蒙多·扎科斯塔（Piero Raimundo Zacosta）在老防波堤最北端修建了后来立下赫赫战功的圣尼古拉斯塔楼（St Nicholas）。在圣乔治和圣约翰塔楼前，扎科斯塔增补了五边形的棱堡。

从14世纪末开始，每一代大团长都被强烈的危机感所驱使，不敢有丝毫懈怠。第39任大团长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Giovanni Battista Orsini）也不例外。除了对港口一线的工事继续改造之外，他还扩宽了陆墙壕沟，并将独立于主城墙的塔楼用较短的横墙连接起来。

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医院骑士团的主要战场在海上。他们要保护往来的欧洲船只，防备海盗袭击，同时也干着打劫敌国商船的海盗勾当。因此骑士团参与的海战较多，陆战较少，罗得岛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1440年和1444年，埃及苏丹两次试图攻击罗得城，均铩羽而归，罗得要塞亦经受住了实战考验。可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后，西方面临空前的危机。历任大团长深知罗得岛距离敌人咫尺之遥，骑士团的海军实力又远不如土耳其，既然无法获得制海权，那么寄希望于御敌于国门之外显然不切实际。所以，大团长们唯一的自救之策就是充分利用奥斯曼帝国无暇他顾的短暂时期，不断加固要塞。

1476年，第40任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走马上任。他将是1480年罗得岛攻防战的英雄，骑士团历史上最出色的领袖。大团长的军事素养和领导能力无疑至关重要，但其持之以恒修筑要塞也是骑士团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军队撤走后，罗得城已一片残垣断壁，于是欧比松的首要工作就是修复防御工事。作为天才的军事工程师，他总结了以往要塞设计在实战中的优缺点，针对性地实施了一系列工程，罗得城墙上他的徽章竟然有50多处。不明真相的游客们还以为他是个喜欢到处留名的自恋狂呢！

西班牙塔楼，图中最高建筑，1489年，骑士团在塔楼前面增加了一座不太规整的五边形棱堡。比起中世纪的高大塔楼，西班牙塔显然不太雄伟，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面对火炮的咆哮，还是低一点为好。西班牙防区从西班牙塔楼延伸至圣母玛利亚塔楼。在1480年的围攻战中，这段区域由英国骑士保卫。后来英语区和阿拉贡区互换防区，因此在1522年的大战中是西班牙人在此浴血奋战

欧比松确信土耳其人迟早会卷土重来，因此变本加厉，罗得城反而比战前更为坚固。他首先将城墙宽度加厚至5米，部分地段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2米，不仅可以架设火炮，而且还有足够的空间供部队在城墙上快速机动，及时调往溃口。壕沟被继续加宽；在英格兰区、西班牙区、意大利区和大团长区的老壕沟崖壁亦被改造成护垒。1489年，奥弗涅区、英格兰区、阿拉贡区和普罗旺斯区的主塔楼前修建了先进的多边形棱堡。这些外围工事根据地形特点设计，其高度、形状各不相同，充分发挥了防御方的优势。为了集中兵力，欧比松下令封闭了几座城门。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来自海上的攻击，将受损的圣尼古拉斯塔、风车塔和海门修葺一新。由于战争和地震损坏，建于15世纪中叶之前的罗得要塞已经所剩无几，人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欧比松上任后的建筑。

圣乔治堡是欧比松的杰作，它既是罗得要塞最强大的火力点，也是军事史上最早的棱堡建筑之一，拥有绝佳的火炮发射平台，可以对冲进壕沟内的敌军进行侧翼攻击。棱堡内还有一条暗道通入壕沟，可实施反坑道作战

相比既能战斗又能搞建设的欧比松，第41任大团长埃梅里·德·昂布瓦斯（Emery d'Amboise）的贡献略显单薄，他在大团长宫附近的圣安东尼门前修筑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外堡和城门。法布里奇奥·德尔·卡雷托（Fabrizio del Carretto）是最后一位给罗得城添砖加瓦的大团长。他在意大利塔楼前建设了一座半环形堡垒，其低矮的结构便于守军向壕沟内发射侧翼火力。另一项革新是将老式垂直胸墙改成弧形以削弱炮弹动能。卡雷托还有常规作业需要完成，那就是继续加固城墙。这是一项没创新、没技术含量、没成就感又枯燥费钱的工作，但罗得城的安全指数显然同城墙工程量成正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得城墙每增厚一寸，壕沟每深一尺，骑士团生存概率就扩大一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院骑士团并不强调骑士们的国籍，但大团长在修筑要塞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对母国骑士的防区更加青睐。比如欧比松来自奥弗涅，他所兴建的最强大的圣乔治棱堡“恰好”就在奥弗涅区；法国籍大团长昂布瓦斯修建的昂布瓦斯门在法语区；意大利区的半环形堡垒自然是意大利大团长卡雷托的杰作。

圣约翰门位于普罗旺斯区，在这道外门上方可以清晰地看见欧比松和医院骑士团的盾形纹章

火药和石壁的对决

恩格斯曾说，火炮击碎了封建城堡，埋葬了黑暗的中世纪。确实，火炮客观上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打开了一条通路。随着火炮的威力加大，要塞也不断升级进化，直到更加恐怖的炸药出现后，要塞才落败。

14世纪初期的火炮对高大的城堡无能为力，但15世纪后，火药蕴含的化学能量超过了传统投石器储存的机械能。攻城巨炮可以发射数百公斤的炮弹，其材质也从石料变为铸铁，能够轻易击碎中世纪的城墙了。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Ⅷ）就率领其新式炮兵入侵意大利，将沿途中世纪样式的城堡和要塞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摧垮。

1487年绘制的罗得城地图，虽然比例和透视都有问题，但基本地形和主要标志性建筑均在图中有所体现

所有国家的军事工程师都在为寻找对抗这种可怕武器的良策而绞尽脑汁，其中尤以意大利设计师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每一颗绝顶聪明的意大利脑袋，包括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马基雅维利等大师级人物都在冥思苦想新型要塞的方案，他们也是被打怕了！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欧洲的要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对抗敌人的前哨站和桥头堡，罗得城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为了防止敌人攀爬，中世纪的城墙和塔楼往往十分高大，大大增加了敌军从下往上仰攻的难度。然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种塔楼成为火炮的绝佳目标。新式要塞将塔楼的高度一再降低，乃至几乎与城墙等高，虽然样子很不亮眼，其生存率却有显著改观。变矮的塔楼还有一个优点：若不幸被炮弹击中，碎落的石块不会如高塔那样对城墙和卫兵造成二次伤害。这是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一座名为巴克塔提尼亚（Bactatinian）的塔楼被大炮轰垮后，帮助敌军摧毁了下方的矮墙，差点让土耳其人乘虚而入。与此同时，建造者开始加厚城墙，越厚越好；有时还在城墙外侧面铺上草皮。这么做可不是为了提高绿化率，而是因为柔软的表面能有效吸收炮弹的撞击力。

塔楼能够变矮，城墙却必须保持一定的高度，否则敌人直接平推就进来了，但高度和火炮命中率又是一对看似不可化解的矛盾。工程师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那就是将整个要塞沉到地下！从地面看去，只能目视要塞一半的高度，剩下的一半都在水平面之下。这样，火炮能够直接命中的目标仅限于要塞上层，命中率也就大幅减少。为了达到如此效果，需要挖掘又宽又深的壕沟。当敌军步兵好不容易突破防守火炮进入壕沟后，面对的依然如中世纪那般高大的城墙。更可怕的是壕沟内也机关重重，总有一种方法杀死你。

如图所示，棱堡比之圆塔最大的改进便是消除了圆塔下阴影部分的射击盲区

正如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当时最先进的军事建筑学也非意大利莫属。15世纪晚期，棱堡出现在亚平宁半岛，弗朗西斯科·乔吉奥·马蒂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在1474年和1479年分别设计建造了萨索科尔瓦罗要塞（Sassocorvaro）和圣莱奥要塞（San Leo）。这两座早期文艺复兴式要塞的显著特征就是矮胖矮胖的圆形塔楼。这种新式的丑塔楼仅比城墙高一点儿，与中世纪瘦高瘦高的塔楼大相径庭。为了应对火炮威胁，方塔结构也演变为圆形。根据那个时代的火炮精度，炮弹很难垂直命中目标，除非中了头彩。如果对着塔楼瞄准，炮弹要么打飞，要么只能以某个斜角入射，圆塔显然比方塔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害。圆塔最大的缺点是存在射击死角，于是工程师在塔楼前增加了一种箭头状的土木工事，其锐角对着来敌方向。这不仅能进一步降低炮弹伤害，还彻底解决了死角问题。这就是最初的棱堡。

医院骑士团后期在马耳他岛修建的蒂格涅尔堡，这张照片从壕沟外的缓斜坡上拍摄，要塞城墙大半沉入地下，主塔也只能目视一半高度，火炮可攻击的面积无疑大幅减少

圣莱奥要塞，圆形塔楼十分明显，但要塞主体还是四四方方，醒目高大，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要塞逐渐演化的历程

意大利境内不同时代的棱堡可以清楚显示军事建筑学的演化历程。萨索科尔瓦罗要塞的棱堡呈三角形，1483—1486年重建的奥斯蒂亚（Ostia）要塞为五边形棱堡。其进化速度可谓突飞猛进。此后，棱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著名工程师朱利亚诺·达·桑加洛（Giuliano da Sangallo）改造波焦因佩里亚莱要塞（Poggio Imperiale）时设计了多达10处的棱堡。1492年，朱利亚诺的兄弟安东尼奥·桑加洛（Antonio da Sangallo）改造了大名鼎鼎的圣天使堡（Castle of St Angel）。城堡四个角落远低于主塔高度的圆形塔楼被重建，每个塔楼前面还增加了又矮一截的七边形棱堡。1527年的“罗马之劫”中，克雷芒七世靠躲进圣天使堡才没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军队俘虏。

尽管罗得城不在意大利，为医院骑士团服务的工程师们则大多来自意大利。骑士团舍得花钱请专家，还不计成本，简直就是工程师最喜爱的“甲方”老板，所以罗得要塞几乎与意大利同步发展，有时还稍微领先。巴托利诺·德·卡斯蒂安（Bartholino de Castilion）自1502年上岛工作，不仅帮助了大团长，还参与了科斯岛要塞和博德鲁姆要塞的修建。1519—1521年，骑士团请来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Maximilian I）的私人军事工程师巴西利奥·达拉·斯库拉（Basilio dalla Scuola）助阵。同时期，另一位专家马斯特罗·朱尼奥（Mastro Zuenio）也在罗得岛，后来他为利奥十世（Leo X）制作了一个十分精确的罗得城蜡质模型，展示了要塞进步的最新成果：五棱堡、半圆形外堡、壕沟的有顶通道、新式胸墙和火炮射击孔。值得一提的是，医院骑士团也培养了一些优秀工程师，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就聘请过这些工程师到罗马参加圣天使堡的改造。由于圣天使堡的棱堡样式同罗得要塞很相似，直到今天还有人为到底谁模仿谁而争论不休。

罗马台伯河畔的圣天使堡，城堡的右下方可以清晰地看到圆形塔楼和七边形棱堡。城堡主建筑依然十分高大，不过整体已经变成了圆柱状

精品工程

从1475年起，医院骑士团议会每隔两年就会专门指定两名骑士视察全岛要塞工事、城堡和瞭望塔。议会根据汇报来决定每处防御设施是否需要更新或维持原样。与此同时，议会将任命一名总工程师负责建设工作。总工程师下有一名通常由当地资深工匠担任的总领班，根据总工程师的指令具体实施项目，大约相当于现代的项目经理。总领班指挥数支工程队，每支工程队由技工、劳工、奴隶组成，其队长一般也是当地的希腊人，称为“石匠师傅”（muratores）。

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都是劳工或奴隶完成的，最繁重的工作当然交给奴隶。16世纪初，有旅行者在游记中写道，亲眼看见100多名奴隶正在城墙上辛苦地工作。土耳其军对罗得岛发动第二次围攻（1522年）前夕，深感形势危急的大团长将整个罗得城四分之三的奴隶——无论属于骑士团公有还是私人财产——都强行分配了加固要塞的工作。

1480年大战前夕，身着黑色法衣的大团长欧比松与工匠领班交谈。若处于战时，骑士们则会换上红色罩袍。画面中间的城墙上，工人们正在加紧工作。远景左边的方塔为奈拉克塔，右边为风车塔。请注意风车塔旁边的小型附塔样式。此图为《罗得岛围攻记》中的插图，作者纪尧姆·科尔辛（Guillaume Caoursin）是当时医院骑士团的副书记长，亲历了土耳其人发动的1480年大围攻战

医院骑士团在欧洲大陆有很多地产，获得的捐赠亦不菲，加上罗得岛本身物产丰富，骑士团海军还不时打劫商船，因此骑士团相当富有。罗得城要塞当然也就按照最高标准设计建造。城墙砌体全部由当地一种淡黄色砂岩切割而成，其大小、重量、形状都有严格要求。砌墙方式也很有讲究。总工程师和总领班会根据具体情况，指导工人采用丁砖砌合法、顺砖砌合法，或结合两种方式施工。砌块之间配合十分紧密，强度大大增加，一般火炮不能破坏。

不过在那多事之秋，地主家也没余粮！除了重点防护的罗得城外，岛上其他次要堡垒与早期拜占庭时期建造的防御工事就不免寒酸了一些。基本原料都是打磨粗糙，未精细切割的石料，内部用碎石子和砂浆填充。这类城堡只能应对一般烈度的攻击，倘若敌人大军用重炮倾力进攻，就难以应付了。所以，在1480年和1522年两次土耳其围攻战中，医院骑士团都放弃死守外线，集中兵力于罗得城内。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策略。

1480年击退土耳其军队后，罗得城遭受极大损坏，不得不进行全面整修。趁此机会，大团长欧比松充分借鉴了意大利的现代化要塞设计，形成了如今人们看到的结构和布局。质量上乘的罗得要塞历经多次战争和地震摧残，依然顽强地挺立至今。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罗得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可以游览拜占庭时代的老城、中世纪的建筑以及医院骑士团留下的不同时期的要塞工事。下面就请读者以军事工程师的眼光来欣赏罗得城要塞的精妙设计！

防守的艺术

城墙

罗得城位于罗得岛北端，临海而建，有点像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不知道乔布斯是不是来这儿游览过。其缺口在城区东北角，是优良的天然港口。由于来自海上的攻击相对较弱，所以海墙部分不怎么结实。那时的桨帆战舰可比不得后世的风帆战舰或烧锅炉的蒸汽铁甲舰，吨位都不大，不可能将重炮安装在船舷上，自然对城墙的威胁也就轻多了。即便如此，医院骑士团也不敢大意，在两道防波堤的最顶端修建了圣尼古拉斯塔和风车塔，保证港口安全。陆墙部分则因为要面对最狂暴的攻击，因此防御工事几乎达到极致。

面向陆地的城墙呈现不规则的折线，将整个罗得内城和外城包裹在里面。火力强劲的棱堡和塔楼突出于城墙外，构成了要塞体系的重要节点。连接各节点的城墙要么为直线，要么向内略凹，于是节点上的火炮可对靠近的敌军实施侧翼打击，彼此形成交叉火力。每段城墙的距离充分考虑了火炮射程，一般在200—350米之间，这样城墙下的任何一处都至少在一个节点的控制之下，甚至被左右两端的火力夹击。

医院骑士团为罗得城修建的要塞城墙约有4公里。1480年前的城墙还属于中世纪过时的结构，厚度也不尽人意。这些老式城墙在战争中多有损毁，保存至今的恰恰是那些不太重要的防御地段，如卡斯提利亚防区内的商业港，法语区和意大利区的部分防线。这些地段无一例外都面朝大海。只要不是攻城炮，军舰上的小炮对老城墙无可奈何。

陆地城墙就没这么幸运了。欧比松大团长在1480年的大战后立即对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尤其是从昂布瓦斯门至意大利区的防线，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1522年。期间大团长都换了好几次，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欧比松和卡雷托大团长。他们在城墙内侧构筑了一道土质壁垒，于是城墙厚度从4米变为12米。由于城墙外侧是昂贵的石料砌筑的，拆除显然太浪费，因此壁垒必须向城内扩建。骑士团在支付了4000多枚弗洛林金币的补偿金后，将城内部分民居迁走。看来古今中外搞基建，拆迁费总是少不了的。

19世纪一位旅行者的昂布瓦斯门速写，当时罗得岛由土耳其统治，所以建筑是欧式城堡，居民却是东方打扮

新改造的陆地城墙除了加厚内侧外，外侧更是变为双墙结构。矮墙比主墙低，形成立体火力网。此外，矮墙不是独立的，其与主墙之间的空隙用土填满夯实，高度至矮墙的胸墙处，便于守军站在矮墙上作战。矮墙进一步加厚了城墙厚度，保护了最重要的主墙底部安全。

除非守军永远当缩头乌龟，否则再完善的城墙上也得打几个洞。因此，城门自然而然成为防御体系的薄弱点，也是防守方最需要提高警惕、加强兵力的地方。在1480年攻防战之前，罗得城面向陆地方向共有5座城门，分别为圣安东尼门、圣乔治门、圣亚他那修们、圣约翰门和阿卡迪亚门（Acandia）；海岸线一侧的城门也有5座，分别为圣保罗门（St Paul）、兵工厂门（Arsenal Gate）、阿纳尔都斯门（Arnaldus）、海门和圣凯瑟琳门（St Catherine）。大战结束后，大团长欧比松立即将陆地城门中的圣乔治门和阿卡迪亚门封了，在仅剩的3座城门前增建了强大的外围工事。可见，城门在实战中容易损坏，成为敌军的突破口。

塔楼和敌台

罗得要塞中现存的早期塔楼无一例外都是方塔。其中最古老的两座塔楼位于要塞北部，靠近圣保罗门的位置，均建于1377—1396年之间。15世纪早期，医院骑士团紧跟潮流，逐渐用圆塔取代方塔。无论方圆，塔楼底部都附加了护坡。护坡就是从要塞城墙底部向上修建的一片斜坡，为中世纪晚期城堡的特点。其功能有三。首先，敌军爬墙距离增加，传统云梯就可能无法抵达墙顶。若一味增加云梯长度，那么由于城墙向内凹进，梯子也会顺着墙面弯曲，在应力的作用下很容易自行折断。其次，城墙宽度从底部向上逐渐缩小，这样攻城塔抵达墙根停止移动后，顶部的跳板就会太短，敌军将尴尬地发现根本跳不到城墙上去。第三，守军从城墙上投下的石块在撞击护坡后裂成更多碎片，会对聚集在城下的敌军造成大面积杀伤。

不过，随着火炮时代到来，护坡的作用逐渐降低。这时进攻方不会再傻乎乎地让士兵使用云梯或攻城塔，而是用重炮轰开缺口后再发起进攻。

医院骑士团在东征期间拥有的一座著名城堡——骑士堡。该要塞位于叙利亚境内，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城墙外壁上的护坡

夕阳下的风车塔，早期附塔已经不见踪影

凸出于城墙的敌台在15世纪早期为独立建筑，仅用一座小桥与主城墙相连，到15世纪末，这种设计在火炮的威胁下就显得太落后了，于是骑士团将小桥拆除，改以更为坚固的横墙。横墙的砌体方式同普通城墙不一样，游客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敌台曾经是独立建筑。

建造在防波堤顶端的圣尼古拉斯塔和风车塔孤悬于主要塞之外，显得尤其特殊。在1480的大战中，这两座塔孤军作战，因此需要有力的防护措施。工程师设计了一套新奇的方案：在主塔旁边增加一座小型附塔，用小吊桥相连。附塔内部有一个螺旋楼梯，若要进入主塔，必须通过附塔的螺旋梯爬上二楼，然后再利用小吊桥才可。这种巧妙设计固然令敌军步兵一筹莫展，但对付不了乱轰的大炮。1480年后，两座大型塔楼彻底要塞化，加上扩建了一圈壕沟和外围工事，几乎可以看作独立的防御体系了。至于附塔，则包裹进了外垒，失去了作用。

胸墙、炮眼和射击孔

罗得城墙上的胸墙样式由城垛和堞口两种元素交替构成，本质上与古代中国的女儿墙没有差别。15世纪，罗得城墙和塔楼的城垛形状就是普通的长方形。如前所述，因为战争损毁和16世纪的大规模改造，这种样式的城垛已经很罕见了。现代人之所以知道当时的样式，是因为1480年大战的当事人，骑士团副书记长纪尧姆·科尔辛在其著作《罗得岛围攻记》中有精美的插图，显示了当年整个罗得要塞的样貌。该书是研究医院骑士团历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如今罗得要塞的典型城垛式样为“燕尾形”或改进版的“双燕尾形”。所谓“燕尾”，其实就是在长方形城垛顶端挖一个三角形。单燕尾城垛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数位来自北意大利的工匠带来了这种设计。在意大利，城垛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是要塞主人政治立场的反映。燕尾形城垛表明该城堡属于吉柏林党人（Ghibellines），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拥趸。其根源可能是模仿皇帝徽章上雄鹰的翅膀。

与吉柏林党或保皇派针锋相对的就是支持罗马的归尔甫派（Guelphs）。他们的城堡依然保留着不加变化的矩形城垛。保皇派和归尔甫派的争斗发端于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Frederick I，Barbarossa），他立志将整个意大利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自然与罗马当权者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家熟悉的莎翁名著《罗密欧和朱丽叶》表面上是爱情悲剧，实质却是两大家族的政治倾轧。北意大利地区是保皇派的大本营，因此那里的城垛式样以燕尾形为主。不巧的是，医院骑士团的合法性偏偏来自罗马当权者的认可，如果罗得要塞到处都是保皇派的标志就太尴尬了，于是“双燕尾形”城垛应运而生，算是骑士团所特有的变种。罗马当权者不能得罪，技术人才也得尊重啊！这种城垛很容易辨认，上端有3个顶角。4个顶角，甚至呈锯齿状的城垛在罗得要塞中也偶有出现。罗得城墙上有以上4种样式——矩形、燕尾形、双燕尾形、锯齿形——的城垛。

罗得城要塞上典型的双燕尾形城垛。城垛有3个顶角，中间开有射击孔，便于守军持弓、弩和手持火器向外射击。胸墙底部有两个较大的开孔，这是大口径加农炮的阵位

圣保罗门，由于临海，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很难在城墙下集结攻击，因此防守压力较轻，城墙高度也比陆墙矮了许多。大门正上方的城垛为双燕尾形，旁边稍矮呈对称结构的城垛为燕尾形，下面两个钟摆形开孔既能够发射常规弓箭，也能使用火绳枪或小型火炮。城墙上的城垛为双燕尾形，亦开有射击孔；下部的方形射击孔供口径较大的加农炮使用

罗得岛的林多斯要塞，这里是远离罗得城的外围堡垒，重要性和坚固程度远逊于罗得要塞。林多斯堡城墙明显较薄，城垛也是老式的矩形，没有经历过大规模重修

护卫大团长宫的大炮门（内侧），燕尾形城垛经修复后十分完好

谋杀孔

高大的城墙也有盲区——墙根。正上方的守军必须很别扭地将半个身体探出胸墙外，才能勉强向下射击。不过守军可不会留下这个漏洞。好不容易冲到城墙边的敌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会被从天而降的石头、开水、滚烫的油或沥青杀得叫苦不迭。这是要塞的另一项简单而有效的设计——堞眼，俗称“谋杀孔”。

头顶没长眼睛，于是脑袋上方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危险源，难怪堞眼有个恶意的俗称“谋杀孔”。受害者被砸成一摊肉泥了，往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堞眼是城墙壁上的一种悬挑结构，下端开孔，突出于城墙之外，正好垂直瞄准墙根处的敌人，完美解决了射击盲区的难题。还有一种加强版的堞眼如同一个小型的半封闭阳台，为守军提供额外防护。

由于堞眼悬挑在外，其墙壁也就必须轻薄，确保整体结构不会因为太重而压垮悬臂。进入火器时代后，攻城炮可以轻易击毁堞眼。这种结构上的缺陷迫使骑士团在1480年后在陆墙部分区域放弃堞眼，不过海墙段和罗得内城城墙依然有堞眼。

半封闭的露台式堞眼一般出现在大门上方或城墙拐角处，此图为罗得岛上的林多斯城堡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要塞渐渐都不再修筑堞眼了，然而堞眼却成了一些非军事建筑的装饰性元素，算是发挥余热。

枪眼与炮孔

罗得要塞的城墙上有各式各样的枪眼：沿墙垛垂直开口的细缝形枪眼、底部的三角形或圆形扩孔的细缝枪眼以及十字形枪眼。细缝形枪眼适用于弓箭手，十字形枪眼便于弩手发挥，而带有圆形孔的枪眼是为火枪量身定制的。当然某个兵种使用哪种枪眼只是个偏好问题，实战中只要有枪眼，任何远程武器的使用者都不会挑剔式样。一般而言，弓箭手适应性最强，弩手则麻烦很多，但另一方面，训练弓箭手的成本和时间也高得多。

随着火绳枪逐渐完善，从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期开始，弓弩开始被取代，因此罗得要塞各种枪眼混杂也就不奇怪了。在1480年的围攻战中，医院骑士团的主要防守力量是弩手，因为弩的威力远大于弓，训练难度远小于火枪，正好达到一个平衡点。在1522年大战前，紧跟军事科技发展的骑士团第一时间就普及了火绳枪。那时大战迫在眉睫，普通的细缝形枪眼在要塞中依然最常见，尤其是海墙一侧，全面改造已经来不及了。

底部有圆形开孔的细缝形枪眼，犹如一个钟摆或颠倒的老式钥匙孔。这种枪眼适合火绳枪，当然也适用于小型火炮

城墙及塔楼上的炮孔底部为矩形或圆形开口，上方有一条水平或垂直的观察缝，中间有一个圆形观察孔。防守用的火炮与需要几十号人伺候的攻城大炮相比，显得小巧多了，只需要两个人就能操作。一个为瞄准手，通过观察缝监视敌军动向，待时机成熟便发出射击指令；操炮手负责根据指令调整火炮方向，并利用缓燃引信点燃底火发射。

当火炮威力加大后，炮孔设计也愈发大胆起来。卡雷托大团长在1515—1517年间主持修建了卡雷托附堡，其炮孔同早期的相比大相径庭。炮孔位于壕沟内的水平面上，能够对敌军正面炮击；与从高向低射击的老式炮眼相比，火炮的穿透力更为惊人。炮孔开孔面积亦大为提升，形状变成了矩形加一个弧形拱顶。这增加了火炮水平射击角度，扩大了打击面积。恩格斯在《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年版第7卷）的“筑城”词条中，将这种炮孔称为“穹窖炮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自由门，右侧城楼上有十字形枪眼，此门其实建造于1924年。虽然是“冒牌货”，但严格仿照中世纪城堡样式，而且也有近百年历史，可以大大方方享受古迹待遇了。罗得岛现属希腊，但在1924年时还在意大利的统治下。意大利政府标榜自己将罗得岛从土耳其手中解放出来，便修筑此门纪念

壕沟

罗得城要塞的防御体系复杂，除了地面上的工事坚不可摧外，地下的壕沟同样令敌人望而生畏。

干壕沟沿要塞陆墙挖掘，将整个城市围了起来。壕沟的设计思路既要防备步兵攻击，也要抵御火炮的打击，因此又宽（约50米）又深（约10米），整座要塞从地面上看似乎沉在沟底。主城墙和塔楼比壕沟的外侧缓坡略高，而棱堡、外堡、护垒等附属工事全部躲在壕沟里面，让敌军大炮找不到目标，大大削弱了火炮威胁。土耳其军的攻城巨炮都是既昂贵又笨重的大块头，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在防守方的火炮射程之外，凭借更远的射程发挥威力，然而远离要塞的重炮很难击中隐蔽在壕沟里的要塞底部，就算击碎了上层建筑也无济于事，要塞整体依然坚固。倘若将重炮移至壕沟边，弹道还是不合适，万一守军火炮击中了重炮或者步兵发动反冲锋得手，那可真是鸡飞蛋打了。

卡雷托附堡底部的新式穹窖炮台

有趣的是，位于内城的大团长宫是全城最高建筑，反而更加危险。1480年5月31日，土耳其军两发重磅炮弹射入宫殿，穿透了三层墙壁。其中一发不偏不倚击中了大团长的起居室，好在欧比松正战斗在第一线，因此幸免于难。

攻城炮威力大为受限，步兵也命运多舛。当进攻方冲入壕沟后，仍然得面对中世纪的城堡，又高又陡，难以攀爬。在15—16世纪改造时，壕沟被大大扩宽，很多地段都有独立于主城墙的堤型护垒，将壕沟一分为二。

从地面上俯瞰干壕沟，此处属于普罗旺斯防区。远处的半圆形工事为卡雷托附堡，属于意大利防区。从拍照者角度看，附堡和主城墙的矮墙都处于水平面之下。以沟底的游客为参照物，可直观感受城墙的高度。面对如此铜墙铁壁，现代专业人士在攀爬时也会觉得困难重重，可想而知在炮火和如雨的箭矢下的土耳其士兵有多么危险和绝望

对付壕沟的有效方法也很粗暴——将它填满。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的规模，似乎不是什么难事。然而罗得城的壕沟可是用了上百年时间挖掘的，想要在数周乃至数月内完成如此大的填方量，不差人的苏丹也勉为其难，况且守军白天会炮轰“填沟队”，晚上则摇身变成“挖土工”，把填进去的土又挖走，此长彼消，永无尽头。

好不容易杀进壕沟的土耳其人算是进入了人间地狱。上面有来自城墙和塔楼的攻击，棱堡和外垒处有侧翼火力，迎面还正对着隐藏在低矮堡垒里的炮口——这种将炮膛水平对准敌人的火炮杀伤力极大。圣乔治棱堡、卡雷托附堡和西班牙塔楼前的附堡都为此设计了几乎贴着壕沟地面的炮眼。

那时的火器精度还很差，高效率地杀人还得骑士们亲自上阵。要塞设置有数个暗门，直通壕沟底部。当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兵力大大损耗后，身披重甲的医院骑士们便率领军士和雇佣军从暗门杀出，给予不知所措的土耳其军致命一击。除了从防御工事上开口的暗门，壕沟中部也有独立的伪装暗门，这样守军犹如土行孙那样，突然从地下冒出，效果一定十分惊人。

堤型护垒

经过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大规模改造后，英格兰区、西班牙区、意大利区和大团长区的老壕沟向外拓宽，但原先的壕沟外崖壁保留下来，形成独立而厚实的护垒。这相当于在宽阔的壕沟内又增加了一道防御措施，保护主要塞免受炮火攻击，简而言之就是挡子弹的“肉盾”。护垒面向敌人一侧的防护当然严密，但背侧却门户大开，这样万一被攻陷，也不至于被敌人利用，成为敌人前进的桥头堡。

游客只有站在壕沟中间才可以直观感受当年攻城士兵的恐惧。正中间的工事就是西班牙语区的护垒，左侧为老壕沟，右侧为扩宽后的壕沟

从英语区的圣母玛利亚塔上观察位于西班牙区的堤型护垒。面向敌军一侧的护垒上有胸墙、城垛和枪眼，面向主城墙一侧的护垒则没有任何防护，这是为了防止护垒被敌人利用

罗得城壕沟外侧被整理为向要塞外缓慢下降的缓斜坡，骑士团清除了所有树木、房屋或其他任何可能为敌所利用的遮蔽物，将敌军充分暴露在防御火炮之下。缓斜坡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要塞的下层结构，因为敌炮兵只能看到露出水平面的一小部分城墙和塔楼。要让那时的大炮打出精确的弹道以击中如此小的目标，确实很难。

罗得城壕沟内长长的堤型护垒，看上去像是给主城墙套上了一件防弹衣，这片区域以左下角（罗得要塞西南角）的圣母玛利亚塔为分界线，左边一段原属于英格兰区，右边属于阿拉贡区。不过在1522年的战斗中，两个防区互换了位置

附属工事

1480年后，要塞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在主城墙和老塔楼前增加了一系列复杂的突前附属工事。这不仅形成了多层射击平台，还能提供纵向火力，弥补要塞主体的防御死角。

罗得城要塞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工事确保主城墙的安全，并配合城墙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根据具体功能不同，这些附属工事分为保护城门的外垒、保护塔楼的附堡以及保护主城墙和有顶通道的护垒。

按现代的定义，棱堡是一种五边形或更多边形的构筑物，顶角朝向敌人。不过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任何可以朝城墙侧翼或反向射击的突出建筑物均可称为棱堡，甚至可以为圆形或方形塔，或一段圆弧形的壁垒。圣约翰塔楼和圣乔治塔楼前的附属工事大概是人们最有兴趣研究的早期棱堡之一。它们呈五边形，不过因顶角处的墙壁较薄，面对火炮的直接攻击力不从心，坚固性逊于16世纪成熟的棱堡。不管怎样，这些外垒和附堡是棱堡迈向成熟的必要阶段。由于缺乏资料，学者并不知道圣约翰塔附属工事的确切施工日期，从扎科斯塔大团长的徽章判断，应该建于1461—1467年。圣乔治门被欧比松大团长封闭后，塔楼及附堡扩建成庞大的圣乔治棱堡，据推测可能与圣约翰塔附堡同期修筑，早期建筑的遗迹不复存在。

罗得城要塞中最强大的防御工事非圣乔治棱堡莫属。该棱堡建于1496年，为几乎完美的五边形，是当时先进的火炮平台。最薄弱的顶角处墙壁大大加厚，并填充泥土夯实。圣乔治棱堡有两层火炮发射阵地，强大的火力足以横扫前来送死的敌军。棱堡内部挖掘有一条地道，直通壕沟下面，以实施反坑道作战。作为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五边形棱堡，它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缺乏与邻近工事的通信手段，难以做到协同攻击，只能各自为战。圣乔治堡的位置选择也很关键，在一段南北走向城墙的正中间。这段城墙北起昂布瓦斯门、南至西班牙塔楼，长约430米，中段防区处于两端火炮的射程外，因此该棱堡完美弥补了这段空缺。

主要塔楼前的附属工事

此后，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与罗得岛的骑士团就棱堡发展产生了分歧。意大利人继续在多边形棱堡思路上精进。罗得骑士们却放弃棱堡，修建了半圆形堡垒。1515—1517年兴建的卡雷托堡就是例子。事实证明，医院骑士团走了一段弯路，当他们落户马耳他岛后，重拾了意大利人的要塞设计方案。至于他们是如何从罗得岛辗转到马耳他的，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暂且不表。

圣乔治堡鸟瞰图，棱堡右侧有一座无名方塔，离棱堡距离过近，有浪费火力之嫌。不过这恰恰说明棱堡是后来增修的，无名方塔和圣乔治塔楼之间的距离原是合适的。可见罗得城要塞绝非一蹴而就，是医院骑士团多年来逐步完善的

德语区的一段城墙和壕沟，远处即为圣乔治堡，该棱堡属于奥弗涅防区。管理当局将散落在壕沟内硕大的攻城炮炮弹收集起来，堆在草坪上供游人观赏，城墙得有多厚才能抵御这种可怕武器的攻击。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炮弹嵌在城墙上，无言地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战斗

1480年7月27日，奥斯曼军队攻破意大利区防线，几乎占领了城市。骑士团战后立即对这片薄弱区域进行整改，除增加呈不规则形状的护垒外，还修建了半圆形的卡雷托堡。20世纪初，管理罗得岛的意大利当局为解决交通问题，开通了两条车行道，重新开放了封堵400多年的阿卡迪亚门，将原本连为一体的护垒分成3个部分

有顶通道

站在壕沟的地面上观察有顶通道，一颗迎面而来的炮弹可以轻松击穿进攻者，这是从高处向下砸来的炮弹所不具备的优势

有顶通道在罗得城要塞的西北角，靠近昂布瓦斯门附近，现在还能看见遗迹。有顶通道其实是一种从要塞主体向壕沟内延伸，有人字形斜屋顶的低矮平房。该工事内部划分了4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面对壕沟的两侧墙壁上各有1个炮口，这样每边各有4个炮口可对壕沟开火。其功能类似于卡雷托堡底部的炮眼，但火力更加密集。而且有顶通道突出于主城墙，可实施角度更大的侧翼炮击，弥补要塞的射击盲区。

这项在当年属于革命性的创新也是卡雷托大团长的杰作。有顶通道上的卡雷托盾徽和1514纪年标志证明了这一点。奇怪的是，都是大团长主持的工程，卡雷托堡是倒退，有顶通道却很超前，领导的思路总是这么跳跃。

即便在近代战争，有顶通道也能发挥作用。戈拉兹达要塞（Gorazda）建于19世纪下半叶，其有顶通道形制大体与罗得岛无异。这座要塞原属于奥匈帝国，位于现代的黑山共和国境内

浴血要塞

伟大的要塞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墙高沟深，城坚粮丰，它必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只有坚贞不屈，顽强抵抗的守军才有资格和要塞永载史册。否则越是号称攻不可破，要塞就越是容易成为笑柄。

罗得岛是欧洲势力插入东方世界的利剑，也是抵御异族征服狂潮的盾牌。只要医院骑士团还在罗得岛，任何试图统一东地中海的东方君主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骑士团没有任何侥幸心理，知道战争迟早会来。一旦失利，骑士团将重蹈覆辙，如耶路撒冷和阿卡城的前辈那样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因此，他们的战斗意志非一般封建军队或雇佣兵可比。当然，骑士团的对手也绝非常人，除了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外，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医院骑士团能否抵御这两位将帝国版图扩张到极限的伟大苏丹的攻击呢？

在面对真正的考验前，医院骑士团经历过几次“热身赛”，锻炼了队伍，凝聚了力量，增强了自信，磨炼了意志。

1310年，医院骑士团从塞浦路斯搬到罗得岛，次年就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8年后土耳其军队第二次发动进攻。好在当时土耳其军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大陆，两次攻击的强度都不大，均被骑士团化解。此后约百年，罗得岛没有经历战事，骑士团因此有了宝贵的时间发展经济、整饬军备、加强城防。城市可以维持安宁，骑士们却没闲着。他们依然传承当年的理想，在爱琴海与埃及、土耳其海军作战，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对阵土耳其陆军，甚至还将触角伸进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好几座要塞。骑士团并未因长久的和平而荒废武艺，依然维持着强悍的战斗力。

比利时画家古斯塔夫·瓦帕斯（Gustaf Wappers）于1844年应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要求，为凡尔赛宫画廊绘制了巨幅油画《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保卫罗得岛》。带领骑士团抗击敌军的是第25任大团长富尔克·德·维拉雷。这幅画作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不可当作现场重现。比如背景中的奈拉克塔就是时空穿梭的浪漫，勇敢的大团长显然也不可能不穿盔甲战斗

1440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首先发难。苏丹贾科马克（Jaqmaq）派遣一支由18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向罗得岛进发，还未登陆便遭到医院骑士团海军拦截。双方经历一场血腥海战后鸣金收兵，罗得城安然无恙。4年后苏丹卷土重来，这一次马穆鲁克军队不仅安全登陆，还首次带来了攻城炮。这种新式武器令从没见过大炮威力的罗得城军民惊慌失措，但大团长拉斯蒂克见多识广，他率领全军击退了敌人多次总攻。40天后，埃及军队放弃围攻，尽数退却。正如尼采所说：“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打不透城墙的攻城炮反而让骑士团更加熟悉其优缺点，并在一轮接着一轮的要塞建设中不断改进。经过实战考验又特别强化的罗得城要塞在终极大战中将大放异彩。

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克了君士坦丁堡，东西方战略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罗得岛成为潜入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一颗钉子，被动成为前线。加之骑士团具有攻击性的海军战略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贸易航线和海上安全，早就视医院骑士团为心腹大患的穆罕默德二世忍无可忍，终于在1479年派出大军向罗得岛杀来。这就是本文开头发生的一幕。

1480年大围攻

经过1479年冬季对罗得城的试探性进攻后，土耳其先头部队返回位于大陆的马尔马里斯营地越冬。1480年4月，主力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经陆路抵达集合点；重炮和其他重型装备则装船出发。

当时的欧洲编年史作家记录土耳其军总计为10万人。显然这是西方人夸张了，而土耳其方面对人数记载一直十分模糊，他们自己也未必搞得很清楚。现代学者认为，鉴于补给、运输能力等客观限制，奥斯曼帝国能够用于直接围攻罗得城的战斗部队不会超过2万人；如果算上所有征召人口，可能会达到7万人。医院骑士团的防守力量几乎令人绝望，估计最多只有4500人，其中骑士300名、军士300名，其余为雇佣军和当地民兵；而保守推测则为2500人。不管是哪种统计，从人数和装备数量来看，土耳其军都远远超过医院骑士团，实力对比悬殊，但防守方有要塞加持。而且“时间”也是骑士团的朋友，据估计，土耳其军的围攻作战因补给、士气、非正规部队的服役时间等因素，一般只能持续3个月，只要将战争拖到临界点，他们便会自行撤退。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在成功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尝到了巨炮的甜头，肯定会充分利用这种先进武器。双方势均力敌，必会发生一场恶战，但土耳其人的胜算显然更大。

穆罕默德二世十分反常地没有御驾亲征，而是派遣梅西·巴列奥略帕夏[4]（Mesih Palaeologos Pasha）担任主帅。从“巴列奥略”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此人是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皇族，可能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子。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年幼的梅西被俘，并改宗。他颇具才干，深得苏丹器重，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1480年大战前夕，梅西担任帝国中央政府的第四维齐尔（也有史料称是第二维齐尔），相当于政界第四号人物。奥斯曼帝国对人才选拔十分开明，并不介意民族出身或原宗教背景。

皮埃尔·德·欧比松大团长

此时担任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的正是本文出镜率最高的皮埃尔·德·欧比松，时年57岁。欧比松出生于法国中部，是家中第五子，长兄在瓦卢瓦王朝官运亨通，另外三个哥哥也前程似锦。由于欧洲实行长子继承制，欧比松同很多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一样，选择了骑士团来开拓人生。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他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可比几个哥哥重要得多。欧比松上任伊始就积极备战，大量囤积物资，招募佣军，还召唤欧洲各分团骑士集结于罗得岛。总之梅西帕夏和欧比松大团长都有备而来，知根知底，双方也不存在战略或战役层面上的突袭，只能硬碰硬。[5]

由100多艘舰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于1480年5月23日进入罗得岛海域，次日登陆，旋即包围了罗得城。欧比松的战略十分清晰，就是放弃海上拦截和所有外围阵地，集中全部力量死守要塞。除了人数优势外，土耳其军装备了大量臼炮和小型加农炮，不过撒手锏是16门铜铸攻城炮。这种大炮长4.24米、口径63厘米、炮膛壁厚14厘米，重达15吨，可发射285千克的炮弹。所以，梅西帕夏上岸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在预设阵地架设巨炮，同时在炮位前安放路障和鹿砦。对如此笨重、难以移动的战略武器，必须防备骑士团偷袭或反冲锋。万一火炮损毁了，攻城战役就快失败了。

《罗得岛围攻记》中的插图，展现了大团长欧比松召集主要幕僚开会时的情形。根据传统，医院骑士团最高会议厅中间为大团长座位，此外还有8个席位属于其主要幕僚，分别为大司令官、元帅、大医师长、海军司令、大监察官（The Grand Conservator）、土科波利尔（The Turcopollier，土科波部队指挥官）、大书记长（The Grand Chancellor）、财务官。以上高级官员分别从8个语言分区中选出，处理行政及军务。跪在地上献书的就是插图作者纪尧姆·科尔辛

正式开火前，梅西帕夏向骑士团派遣使者劝降。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必要的流程还是得走。欧比松当然也按常规操作把使者轰了出去。梅西帕夏将大炮沿陆墙分散布置，从各个方向朝要塞开火。除了城墙和塔楼外，居民区也是土耳其炮兵的目标，此外他们还向城内发射火球和火箭，企图在居民区燃起大火。梅西帕夏是希腊人，之所以对同胞如此狠毒也是希望罗得城内的居民能够知难而退，绕开骑士团主动开城投降；而自己作为拜占庭皇族，对降者做出的允诺也容易得到响应。欧比松则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四处灭火，为老弱病残者提供隐蔽场所，很快稳定了人心。况且当时的火炮发射速度极慢，所谓炮弹就是个大石头，砸到地上也就一个坑，所以居民区的损失微乎其微，反而浪费了土耳其军的资源。重炮是用来轰击要塞的，用来破坏民房实在得不偿失。

梅西帕夏很快就改变策略，将攻击重点集中于北防波堤上的圣尼古拉斯塔。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圣尼古拉斯塔孤悬于主要塞之外，防守力量显然薄弱。其次，占领该塔后可彻底封锁罗得城的两个港口，令医院骑士团得不到来自欧洲的任何救援，攻城经验丰富的土耳其军对此深有体会，君士坦丁堡就是在封锁港口后才沦陷的。第三就是土耳其舰队可以安全驶入曼兹拉基港（Mandraki），更为便捷地为步兵提供补给和支援。于是，梅西帕夏在正对着圣尼古拉斯塔，隔着军港遥相对应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布置了火炮阵地。好在当时的火炮在发射后需要很长时间冷却和重新填装，因此射速极慢。阵地上的3门攻城巨炮平均每天只能打出14枚炮弹。

大战在即，骑士团全体战斗人员脱下黑色法衣，换上红色战斗罩袍。欧比松大团长抓紧最后的时间向部下面授机宜

尽管圣尼古拉斯塔十分坚固，但也耐不住土耳其大炮持续不断的重点“照顾”。大约中了300发（除了巨炮外，还有其他口径较小的火炮）炮弹后，它终于支撑不住，面朝敌军的一侧开始垮塌。在此期间，驻守圣尼古拉斯塔的守军一直利用炮火停止的间隙，组织数百名士兵、水手、奴隶日夜不停地修补缺口，尽量拖延敌人步兵的总攻时间。他们不顾人员损失，居然在枪林弹雨中临时挖掘了一道壕沟，竖起木栅栏，还在靠近防波堤的浅滩处打下木桩，防止敌人利用舰船运送士兵直接登上防波堤。当然，圣尼古拉斯塔不是一个人在作战，来自主城墙的炮火也不断射击任何企图靠近尼古拉斯塔的土耳其人。

经过10天的炮轰后，梅西帕夏决定出击，派遣数艘装满步兵和弓弩手以及小型加农炮的桨帆战舰向防波堤驶来。这些桨帆船都经过改装，去除了不是必需品的索具、桅杆和风帆，几乎就是海上的移动“攻城塔”。傲慢的土耳其军显然不把这些天毫无还手之力的守军放在眼里，他们敲锣打鼓，喊声震天，企图在气势上超过守军。

此时，率领圣尼古拉斯塔守军的正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法布里奇奥·德尔·卡雷托。当时他年仅25岁，因此役中顽强且出色的表现而崭露头角，33年后当选医院骑士团大团长。1521年，卡雷托在罗得岛病逝，只要能再坚持1年，就会迎来1522年的大围攻。倘若他依然在任，凭借他的威望和无人能及的战斗经验，骑士团的结局也许能改变。

卡雷托手上的远程武器有弓箭、弩箭、火绳枪，待敌舰靠近后还可以投掷让人谈虎色变的传奇武器“希腊火”——这种装在陶土罐中的液体好似古代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其具体成分已不可考，是骑士团的防守利器。

土耳其人的桨帆战舰也是主要塞北部守军——法语区骑士们——的显著目标。一艘敌舰在密集的炮火中被点燃，很快就沉没了。其余战舰没有丝毫踌躇，一旦靠近圣尼古拉斯塔后，步兵们纷纷跳下船舷，抢滩登陆。分布在浅滩海面下的木桩有效地阻滞了步兵登上防波堤，不少人从木桩上掉进海里淹死。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土耳其军冲到圣尼古拉斯塔下。此时，守军最后的防线就是他们的长剑和身躯了。

纪尧姆·科尔辛绘制的罗得城地图，由于画幅限制，作者为了把圣尼古拉斯塔塞进画面，只好把所在防波堤画短了许多。这幅画作很好地展现了1480年左右的罗得城貌，同现代保留下来的16世纪中期要塞有很大差别。比如所有塔楼都很高，体积巨大的附垒、外垒、棱堡、堤型护垒等都还没有出现。此外，画作中的风车塔和圣尼古拉斯塔旁边还各有一座带螺旋楼梯的附塔，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防波堤是一条狭窄细长的堤坝，圣尼古拉斯塔就在其尾端，所以土耳其军可以展开的面积相当有限，虽然人多，但也只能与守军一对一交锋，很多人站在后面没法出力干着急；而且他们黑压压地挤成一堆，塔顶的弓弩手和火枪手几乎弹无虚发。身披重甲的骑士们则依托工事居高临下，卡住缺口，单兵防御力爆棚，与敌人肉搏占有绝对优势。很快圣尼古拉斯塔下就堆满了土耳其军的尸体，免费为守军又搭起了一道路障。

至6月9日，土耳其军以这种方式接连攻击了3次，均以失败告终，还留下了600具死尸，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而骑士团的损失，官方记录为“零”，实在匪夷所思。真实情况是，除了“高贵”的骑士，其他诸如军士、水手、雇佣军都不算在损失里，更别说奴隶了。

陆地方向的战况同样血腥激烈。为了充分发挥人数优势，梅西帕夏多线操作，除了在北部猛攻圣尼古拉斯塔，还在罗得要塞东南部的意大利语区布置了8门攻城大炮，东边防波堤上的风车塔也是炮轰目标。此外，大量臼炮利用高高的弹道越过城墙，直接将炮弹砸进罗得城的犹太人聚居区。他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逼迫欧比松分兵，并引发居民区内乱。

医院骑士团曾经使用过的一门大口径臼炮。这种火炮重3325千克，可发射260千克的石质炮弹，用于100—200米范围内的近程防御

炮轰从6月7日开始。意大利区的城墙严重损坏，出现多处缺口，不久就有全线崩溃的苗头。欧比松只好将关注点从圣尼古拉斯塔移开，亲自指挥战斗。他下令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是还能出力的人一律上前线加固城墙。人的潜力在危急关头真是无穷的。罗得城军民日夜不停地工作，很快就将意大利区城墙后的犹太人居所全部扒倒，然后在废墟上修建了一座临时工事，不仅有壕沟，也有护垒。这是骑士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希望永远用不上。白天，主城墙上的缺口在炮火下不断扩大，夜间又不断缩小。此消彼长，土耳其军依旧被堵在城外无法越雷池半步，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回到圣尼古拉斯塔战线。梅西帕夏见强攻无果，便又生一计。在继续炮击的同时，他下令修建了一座几乎与圣尼古拉斯塔等高的攻城塔，弓弩手和火绳枪兵可以站在塔顶隔海向海湾对面的圣尼古拉斯塔守军射击。从6月13日开始，经过整整4天不休不眠地远程火力压制后，土耳其工兵竟然奇迹般地在曼兹拉基港的海面上搭建起一座可供6个人并排行走的浮桥。梅西帕夏的真正意图是步兵通过浮桥直接从己方阵地冲锋，而非之前失败的两栖登陆模式。

土耳其军原本计划于17日夜发动攻击，不料一名来自英格兰的水手罗杰·杰维斯（Roger Jervis）奋不顾身地跳入海中，将接连浮桥的绳索锯断，还把固定桥面的抓钩提了回来送给欧比松。勇士当即便得到大团长赏赐的一袋黄金。然而这仅仅是个人的胜利，这点挫折对娴熟的土耳其工匠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第二天就修好了浮桥。18日夜，精锐部队新军在岸边待命，浮桥则从己方阵地向防波堤悄悄移动，此外，30艘架设了加农炮并装载了登陆部队的桨帆战舰也从海面上逼近。

新军又称加尼沙里军团（Janissaries），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常备部队，也是苏丹的私人禁卫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当新军出现在战场，往往意味着总攻时刻到来，也预示着守军的灭顶之灾。

这幅画作描绘了1480年土耳其军全面进攻要塞的场景。圣尼古拉斯塔是战斗的焦点，浮桥已经被炸断，落水的土耳其军在海面上挣扎。港口外，土耳其战舰上的弓弩手正在朝圣尼古拉斯塔射箭。整座要塞已经被团团包围，城外到处都是土耳其大军的营帐。骑士团的预备队正在城内调遣，赶往最危急的战场。他们的目标是要塞东南部的陆墙地区（意大利防区），双方士兵正在拼死肉搏，防线马上就要崩溃了

这次总攻与之前的大张旗鼓截然不同。土耳其军不仅海陆两线作战，还保持安静，直到浮桥就位，产生巨大的声响后，站岗的守军才发出凄厉的警报。此时，站在第一排的6名土耳其新军战士已经冲到塌陷一半的圣尼古拉斯塔脚下了。卡雷托和他的战友们在休息期间剑不离手，身不卸甲，此刻从睡梦中惊醒便立即赶到缺口，以血肉之躯将杀气腾腾的新军堵在了残垣断壁之外。与此同时，桨帆战舰上的土耳其军也纷纷跳上防波堤，从另一个方向配合新军的猛攻。法国区和大团长区的守军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战斗岗位，发疯似的朝敌军开火。激战中一枚炮弹不偏不倚正中浮桥，将其砸为两段，大批新军落入海中溺毙。那些从防波堤登陆的土耳其军大部分是非正规军，本质上就是帝国的炮灰，所以梅西帕夏毫不吝啬地将他们一波又一波送上防波堤送死，企图转移骑士团注意力，为浮桥上的新军吸引部分守军火力。

大团长欧比松在意大利区即将被突破的紧要关头亲临一线。意大利塔楼已经坍塌了一半，破损的灰色城墙只能临时用深褐色木桩代替。图中穿装饰有白十字红色战斗罩袍、留胡须者为欧比松。戴白色头巾的当地妇女也背着石头、扛着木料来抢修险情

1480年6月18日夜间的战斗尤为激烈，纪尧姆·科尔辛的绘画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以卡雷托为首的医院骑士们站在塌了半截的圣尼古拉斯塔上严阵以待，战场上到处飘扬着绣有欧比松纹章的旗帜，这表示大团长如普通战士一样正战斗在第一线。浮桥已经从中间破裂，无法使用。海面上的船只悬挂着骑士团的军旗，表明骑士团控制了海面

现在圣尼古拉斯塔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双方混战一团，但直接面对面肉搏的不过几十个。一个人倒下，连尸体都来不及拖走，后面就有一个人踩着战友的遗体顶上。土耳其军尽管人多，火力密度反而不及守军。站在圣尼古拉斯塔高处的守军可以从后方发射弓弩、火箭、火绳枪和燃烧瓶，防波堤上的土耳其军却只能硬冲。不过骑士死一个少一个，而土耳其军的后援绵绵不绝。

绝对不能让土耳其的战舰轻松接近防波堤。欧比松早就准备了多艘火攻船，看准时机朝敌军舰船冲去，损毁了4艘桨帆战舰，暂时缓解了圣尼古拉斯塔的压力。此时，卡雷托率部已经鏖战了20多天，人困马乏，快支撑不住了。他只得不断向欧比松发出增援请求，然而罗得城东南部的意大利防区也到了紧要关头，战线岌岌可危。欧比松权衡利弊，判断陆墙部分更加危险，遂拒绝派出援兵。圣尼古拉斯塔毕竟是外围阵地，后面还有一座圣保罗塔，意大利防区则无退路。

大团长深知这将对圣尼古拉斯塔守军的士气不利，便高举帅旗加入了圣尼古拉斯塔防御战。一块炮弹碎片擦着欧比松的头顶滑过，将头盔击落。看着大团长险些身首异处，卡雷托和战友们的“愤怒”到了要爆裂的程度。他们再也不提援兵的要求，只是不停挥剑，任凭敌人的鲜血溅满盔甲和面庞。

战斗从6月18日夜持续到19日天明，损失惨重的土耳其军不得不在上午10点撤出战场。蔚蓝的地中海变成了红色血池，岸边到处都是被海浪推上来的土耳其人尸体。此后整整3天，梅西帕夏一个人呆坐在大帐中，什么人都不见。他作为招降来的前拜占庭皇族，能在权力斗争无比残酷的奥斯曼宫廷脱颖而出，肯定能力不俗，当然不会躲起来怨天尤人或唉声叹气。恰恰相反，他思考后，憋出了一个大招：黑旗。

这面黑色的旗帜是土耳其军队发财的幸运符，更是城市死亡的象征。一旦城破，大军便可肆意劫掠，屠城解恨，有点利用价值的居民将卖为奴隶，至于骑士团成员，则会像烤肉一样串在木桩上被慢慢折磨死。祭出黑旗是攻城一方的撒手锏，也是攻城方的无奈之举，将一座完整的城市奉献给苏丹才是上上之选，身为希腊人的梅西帕夏想必只有面对无比顽强的守军时才会出此下策吧！

7月27日黎明，一个月以来几乎从不曾间断的隆隆炮声忽然沉寂下来，接着震耳欲聋的鼓号、铜锣声在土耳其军大营中响起，让守军和岛民闻之色变的“黑旗”升上了高高的旗杆，土耳其人随之爆发出一阵欢呼。梅西帕夏还写下破城后必将施加的报复措施，派多名弓箭手将恐吓信绑在箭上，从各个方向射上城墙。守军则以沉默应之。这是恐惧、绝望还是无视？梅西帕夏无从判断，既然气氛渲染得差不多了，便下令一门大炮首先开火——这是总攻的信号。

梅西帕夏选择这一天最后一击也是做了很多铺垫的。自从6月19日攻击圣尼古拉斯塔失利以来，他改变“双头蛇”战术，除了用少量部队攻击其他区域以分散骑士团守军外，将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到了意大利区，甚至在十分靠近壕沟的地方安置大炮近程攻击。意大利区的城墙在持续猛烈的炮火打击下逐渐化为一片瓦砾，只有意大利塔还挺立着，但也是摇摇欲塌。

在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一队意大利骑士悄悄爬出城墙，突袭了壕沟边的敌人火炮阵地。他们破坏了部分大炮，砍下敌军炮兵的脑袋插在长矛上后凯旋。可惜这种偷袭无法改变危局，土耳其军仍然有足够的大炮持续轰击城墙，致使其缺口越来越大。7月27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决定命运的一天。

医院骑士团修补好城墙后，静候土耳其军的总攻

为土耳其军打头阵的仍然是臭名昭著的巴什波祖克部队（Bashi-bazouks）。这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军，依靠抢劫而非军饷生存，全凭杀戮维持士气，就连苏丹也视之为粪土，不如送到前线当肉盾。巴什波祖克部队一哄而上，跟在后面的是军容整齐的新军。即使头顶箭如雨下，他们也保持着完整的阵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在破城后便可大肆劫掠的诱惑下，巴什波祖克军不顾伤亡涌进城墙缺口。现在已经没有战术可言，比拼武艺也毫无意义，双方几乎脸贴着脸，本能地挥动武器，切割敌人的肉体。巴什波祖克军犹如失去理智的野兽，将血肉之躯化作压路机，缓缓从城墙上碾过。欧比松清楚绝不能同敌人拼消耗，遂下令放弃城墙上的大缺口，退至不久前刚刚修建的临时工事。从城墙到临时工事之间的空地上早已布满了伪装后的陷阱。工事里也存储了大量希腊火以及盛满焦油和硫黄的罐子，这就是当时的“手榴弹”。现在已经没有“意大利防区”了，所有语言区的骑士和军士都悉数站在临时工事后面。当地居民知道城破在劫难逃，因此也自发地拿起武器，同骑士团并肩作战。

土耳其人看到骑士团撤退，不假思索地越过城墙缺口。一名士兵爬上已无人值守的意大利塔楼，升起一面奥斯曼帝国新月旗。此时此刻，所有土耳其人都以为胜券在握，只是骑士团仍然在最后一个据点负隅顽抗。

一大群巴什波祖克士兵又重蹈圣尼古拉斯塔下的覆辙，挤在临时工事前无法展开，人数优势荡然无存。医院骑士们凭借优良的铠甲护体，在单兵肉搏战中占尽优势。一支约300人的新军在混战中绕过临时工事，深入市区。由于没有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他们很快就被熟悉地形的守军分割包围，命丧黄泉。与此同时，巴什波祖克军也惊骇于巨大伤亡，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进攻速度，随后突然如同洪水溃坝一样，调头向后逃跑。

欧比松正接受简单的包扎救护，随后他又上了战场，但不久还是因肺部遭重创被迫离开战场

年近六旬的欧比松正身先士卒，武力一点也不逊于年轻的战士。他浑身上下溅满鲜血，4处负伤。除臀部中了一箭外，胸甲也被新军长矛刺穿，伤及肺部，生命垂危。他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立即反击。欧比松欣慰地看着新月旗从意大利塔上扔下后，才同意侍从将自己抬离战场。

攻守之势瞬间倒转。土耳其新军为阻止巴什波祖克部队逃命，派出督战队屠杀逃兵。新军长矛在正面等着魂飞魄散的巴什波祖克士兵，骑士团的利刃在他们背后疯狂砍杀。这些绝望的炮灰反而帮助骑士团冲散了新军阵型，致使土耳其军全线崩溃了。骑士们不仅将敌人赶出了城外，还一鼓作气冲到他们的大本营前才鸣金收兵。

医院骑士团在这场可歌可泣的防御战中歼灭了约3000—3500名土耳其军，缴获了苏丹的军旗，彻底粉碎了梅西帕夏的计划。多次猛攻无果后，8月17日，土耳其人灰心丧气地拔营启程，登船离开罗得岛。持续近3个月的罗得城攻防战以土耳其军死9000人、伤15000人而告终。医院骑士团的人员损失则微乎其微。以上数据一如既往对土耳其军损失有所夸大，不过双方战损悬殊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穆罕默德二世听闻败讯后怒不可遏，当即判处梅西帕夏以死谢罪，但后来还是饶了他一命，解除其维齐尔职务后调往加利波利任总督。号称“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准备于第二年亲自率部再征罗得岛。可是1481年5月3日，他忽然暴毙，死因极其可疑。对奥斯曼帝国的历代君主和皇族而言，正常死亡的方式就是“非正常死亡”。奥斯曼宫廷马上开始例行的皇位争夺战，无暇顾及罗得岛战事。至于梅西帕夏，他不愧是政坛老手，经过多年宦海沉浮后，居然于1501年担任起了帝国大维齐尔。

胜利了，胜利了！土耳其军开始收拾营帐，放火焚毁城外的建筑，准备离开。城墙下满是奥斯曼帝国新军和非正规部队的尸体

穆罕默德二世终于死了，全欧洲人都松了口气。纪尧姆·科尔辛绘制了一幅描绘穆罕默德二世接受终极审判后坠入地狱的图画

1481年，罗得岛发生大地震，本来就残损不堪的要塞再次遭到重创。如果穆罕默德二世多活几年，再推迟两年进攻，必能攻克罗得城要塞。绝境逢生的医院骑士团来不及庆贺，在欧比松的管理下马上从战时状态转变为基建模式，立即开始大规模重建和改建。得益于多年的苦心经营，整个要塞以能够抵御火炮为目标，逐渐升级，前文已有详述。

为感谢罗得岛居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欧比松宣布免除5年赋税，不过医院骑士团的财政收入却并未减少。因此一役，骑士团声名鹊起，来自欧洲的馈赠、捐款源源不断。平时钩心斗角的欧洲君王都清楚，只要罗得岛还在自己人手中，东方的土耳其人就有后顾之忧，欧洲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

在战争史上，以1480年罗得城要塞攻防战为转折点，依靠攻城塔和投石机为主的中世纪围攻模式向以火炮为主的文艺复兴模式转变。随着火器的进化，战争也进入了新时代。

奥斯曼帝国的杰姆王子在争夺苏丹的斗争中失败，于1482年流亡罗得岛。他乘船从商业港上岸，欧比松在码头上安排了乐队夹道欢迎，俨然国家元首来访。图中左边为风车塔，注意旁边的小型附塔和塔顶的多边形炮台。图中右边为奈拉克塔，塔楼为伊比利亚风格，四角有向外突出的射击炮台，塔顶有八边形炮台

四十年的喘息

正所谓否极泰来，历经围城和地震双重打击后，医院骑士团和罗得城要塞屹立不倒，终于等来了战略转机。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奥斯曼帝国的两位王子巴耶济德（Bayezid）和杰姆（Cem）开始争夺苏丹之位。失败的杰姆走投无路后，竟然逃亡到土耳其人的死对头医院骑士团门下寻求庇护，还允诺一旦赶走哥哥，便赋予骑士团诸多好处。老谋深算的欧比松一面热情款待，一面向罗马通风报信，还一面同刚刚继位的巴耶济德二世暗地交往。新苏丹不想再触罗得岛这个大霉头，也忌惮杰姆为敌利用，遂主动向欧比松示好。这正是欧比松梦寐以求的喘息机会，巧妙地出卖了杰姆王子后，罗得岛和骑士团居然转危为安。1484年，医院骑士团又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缔结了合约。虽然骑士团此后依然以战斗为己任，与奥斯曼和埃及打打停停，但罗得岛再未受到入侵，赢得了宝贵的40年和平建设期。

土耳其信使向刚刚就职的菲利普·维利耶·德·利勒亚当（Philippe Villiers de L'Isle-Adam）大团长呈送苏莱曼一世的信函

时光荏苒，德高望重的欧比松大团长在1503年去世，以比肩世俗国王的待遇下葬。1512年，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塞利姆（Selim）发动政变，巴耶济德二世及其另外两个儿子先后“暴毙”。塞利姆一世征服欲望极其强烈，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把弹丸之地罗得岛放在眼里，而是企图先统一内部势力。1514年，他发兵伊朗，虽然军事上大胜萨法维王朝，但并未消灭对手。两年后，塞利姆一世入侵埃及，并于1517年灭亡国祚260多年的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最重要的两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如今内部无人与之争辉，他的剑锋便直刺欧洲。

塞利姆一世马不停蹄，于1520年率军离开伊斯坦布尔。此番行军目的地无人知晓，可能是匈牙利，不过罗得岛显然也是一个潜在的目标。就在罗得岛人心惶惶之际，塞利姆一世竟然在途中染病去世。历史往往相似，但绝不会雷同。塞利姆一世早就选定了王位继承人——时年26岁的苏莱曼。他知道按惯例，自己死后，帝国必然发生内讧，为了不给儿子添“麻烦”，他提前杀死了苏莱曼所有潜在的竞争者。一位猛虎去世，接任的却是更加凶狠的雄狮。比曾祖父穆罕默德二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苏莱曼一世接过父亲已训练好的强大海陆军，开始南征北伐，并为自己赢得了“大帝”的称号。

信件上画有苏莱曼的华丽花押。他凶神恶煞，随时准备拔剑刺向利勒亚当；大团长则满不在乎，毫无畏惧。这幅漫画十分生动，只是苏莱曼那时年仅28岁，与利勒亚当的年龄相差巨大

在苏莱曼一世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进入极盛时期。其文治武功均有很高的成就，被誉为“苏莱曼大帝”

医院骑士团翘首以盼的奥斯曼帝国王族内战没有发生[6]，苏莱曼一世毫无阻碍地登上苏丹大位后，于1521年成功占领匈牙利王国重镇贝尔格莱德（Belgrade），将帝国势力牢牢打入巴尔干地区，这是穆罕默德二世也未曾企及的胜利。苏莱曼一世随后给各大势力送去战报，描述他登基后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这倒不是他表现欲强，而是当时的惯例。只是送给医院骑士团的信件中，苏莱曼一世暗含威胁之意。

1522年，苏莱曼一世剑锋一转，将矛头直指地中海。卡在战略要道上的罗得岛和总是出海打劫商船的医院骑士团必须灭亡。他仔细研究了1480年围攻战失败的原因后，不惜血本组织了一支20万人的大军，包括1万名新军、400艘战舰、72门火炮的庞大军队；更重要的是，苏莱曼一世御驾亲征，展现出绝不无功而返的决心。缺乏君主的威严和威慑力，正是当年梅西帕夏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6月下旬，奥斯曼帝国舰队分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发，向罗得岛进发。第二次罗得城围攻战开始了。

要塞巡查

1522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舰队搭载陆军开始入侵医院骑士团控制下的十二群岛。鉴于兵力对比过于悬殊，骑士团明智地不在外岛过多纠缠，还是按照传统战略退防罗得城。

这段时期，就职仅一年的大团长利勒亚当经常就城防要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经过骑士团多年经营，罗得城要塞日臻完善，如今大的破绽已经弥补，但查漏补缺的工作还得进行，因此利勒亚当大团长必须经常深入要塞前沿，确保万事俱备。

1522年后，罗得要塞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仅仅是变老、变旧。现代学者可以相当精确地还原5个世纪前的风貌。走在城墙上和壕沟里的游客所看到的要塞主体其实与利勒亚当大团长时代的大同小异，最大的区别恐怕是心境。所以读者对当年的罗得城不会感到陌生，可以放心大胆地“跟随”大团长巡查。

大团长宫

大团长的巡查起点就是他的办公和居住地——大团长宫。尽管这里是各位读者“徒步”开始的地方，却可能是当年浴血奋战的骑士们悲惨的终点。一旦外围工事丢失，敌军占领主城墙、突破内城后，大团长宫就是防御部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骑士团几无翻盘的机会，要么投降，要么玉石俱焚，防御战以失败告终。

大团长宫位于罗得城的西北角，其原址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修筑的一座城堡，再往前溯源，则是古希腊时代太阳神神庙旧址。在大团长宫南门上有维尔纳夫（1319—1346）的纹章，这证明医院骑士团刚刚占领罗得岛后，便迫不及待对老城堡进行了重建。毕竟无家可归太久，骑士们急着拥有自己的军事总部和行政中心。

该宫殿是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大建筑，也有塔楼和带枪眼的胸墙，并与主要塞相连。大团长宫是医院骑士团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防护当然不能马虎，其本质就是小型堡垒，是整个城防体系的组成部分。

罗得城要塞全图（1522年），引自Konstantin Nossov，The Fortress of Rhodes 1309-1522

炸掉了屋顶的大团长宫

在宫殿的西北角有一座建在拜占庭堡垒地基上的坚固方形塔楼，其功能为保护大团长宫的西门。西门不是正门，通道狭小，但直接通向主城墙，与要塞连为一体。现存的塔楼大概是15世纪晚期修建的，可能在1480年的围攻战或1481年的大地震之后。让·德·拉斯蒂克大团长在这座塔楼旁边增加了一道土质壁垒，安放大量火炮，称为奥利弗斯炮台。大团长宫的正门朝南，左右有两座横截面呈半圆形的塔楼防护，这种塔楼又可称为“U”形塔。

大团长宫鸟瞰图，罗得岛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大团长宫在20世纪初经修复后，成为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的度假居所

1856年，存储在圣约翰教堂的火药爆炸，殃及旁边的大团长宫，致使其上层建筑损毁严重。1937—1940年，意大利政府进行了重修，其外观大致保持了医院骑士团时代的风格，看上去倒也协调。不过当时人们对古迹修复理念还比较落后，结果意大利人在复原内部时就非常马虎，地板、屋顶、墙面和门窗装修都与之前的不符。

大团长宫的平面图呈“回”字形，中间有一个矩形庭院。地下曾经有10个巨大的粮仓存储谷物，其中东边的3个仓库后来被改造成储水井。想必这就是骑士团压箱底的战备物资，只要有吃有喝，就能继续坚守。

大团长宫所有房间围绕庭院排列。一楼由仓库、马厩、厨房等辅助设施构成，二层是普通生活区和办公区，三楼是大会议厅、宴会厅、大团长公寓等。如今这里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时期的雕塑和马赛克镶嵌画以及16世纪的西欧家具。大团长宫最终从战争的风暴中心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

大团长宫正南门

骑士团总医院

既然招牌上有“医院”两个字，军事问题无论有多么紧迫，骑士团也得不忘初心，传承救死扶伤的立团根本，实践“守卫信仰，援助苦难”的入团誓言。所以大团长在巡查城防之前，首先得确保医院的运行一切正常。好在从大团长宫到总医院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50米，并不会让大团长有往返奔波之苦。其实整个罗得城面积相当小，只有约0.42平方公里，整个陆墙长度不到2500米。这反而是一项优势，帮助人数一直捉襟见肘的骑士团能够集中兵力。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比起无穷无尽的土耳其军队，骑士团永远都缺乏人手。

定居罗得岛后，医院骑士团继续救治病患、帮助穷人、照顾孤儿，并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方人提供保护。于是，一座符合骑士团宗旨，规模和条件足够满足需要的大型医院应运而生。现今的罗得岛考古博物馆就是当年的总医院，保存得相当完好。

圣约翰骑士医院的中庭

医院的病房区阳光充足，空气通透，比同期欧洲大陆的医院好太多。请注意立柱上的纹章

这幢大型建筑最早是大团长里维埃拉规划的，启动资金为1万弗洛林金币，但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1440年才开始动工兴建，前后修了几乎半个世纪，最终于1489年由欧比松大团长封顶。不过，欧比松没有将功绩据为己有（反正他的纹章也够多了），将里维埃拉的徽章装饰在了医院大门上。

该医院的正式名称是“圣约翰骑士医院”，更早期的骑士团医院建筑大概已经损毁或改为他用，但找不到相关文献记载。兵工厂区曾有大型弹药库，如今只剩下最大的一幢建筑。有专家推测这就是老医院，新院建成后转为军用设施。

总医院自然位于阵地后方，不是城防要塞的一部分，不过它依然是守军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是安抚军心的必要部门，为防御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医院有一个矩形中庭，四周被两层回廊围成一圈。病员区位于东侧回廊，是一个长长的大厅。7根八角形立柱排成一排，将大厅分为两部分。立柱上有各个时期为医院建设做出贡献的大团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纹章。这里可同时收治约100名病患。

骑士团医疗事务的最高长官称为“大医师长”，按惯例由来自法语区的骑士担任。他的副手每两年选举一次，通常也是法国人。医师长副手提名需要大团长和最高议会批准，因为他负责日常的医务工作，必须拥有良好的品德、责任心和领导能力。副手要在2名独立顾问的监督下工作，但骑士团还不放心，又从每个语言区中各挑选1名修士，在1位书记员的陪同下一日两次巡视医院工作，确保医生们的诊断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而医生们则必须在医师长副手和8位修士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病患，给出诊断意见。

任何有需要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进入医院求助，但必须先忏悔、立下遗嘱等。考虑到当时欧洲糟糕的医疗水平和超高死亡率，就算进了骑士医院，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是个问题。医院的规矩很多，病人不得打牌、赌博，不得阅读与信仰无关的书籍，不过他们能享受当时最高标准的医疗条件、有帘子的病床。在普通医院，很多病人挤一张通铺，所有病人都在一个大病房。骑士团医院的病人还可领取一套病号服、一张毯子、一双拖鞋，床单每周可更换3次。病人都用具有一定杀菌作用的银质餐具进食。

同刚刚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大陆相比，医院骑士团同东方世界的交流更为频繁，拥有更高明的医术和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如提倡病患洗澡，对危重病人隔离治疗。在黑死病和霍乱肆掠欧洲期间，医院骑士团还在罗得岛实施了严格的检疫措施。

尽管骑士团扶危济困，威望很高，受到各界人士爱戴，但由于罗得岛原属拜占庭帝国，岛上的希腊居民同他们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1319年，趁着骑士团内部纷争之际，外岛发生了叛乱。为了避免不测，医院骑士团利用原拜占庭帝国修建的城墙，将罗得城分为北部面积较小的内城（Collachium）和南部外城（Chora）两个部分。骑士团所有重要机构、建筑都在内城。当地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希腊人，也有部分法兰克人和犹太人——在外城居住。最早的内城城墙成型于7世纪，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进行过重修，目前还留有残迹和8座塔楼。简单的内城城墙在抵御正规军的进攻时作用不大，但足以拦住暴民的袭击。事实证明，一旦战事不利，当地人为了不被土耳其军队报复，就会向骑士团施压，谋求与敌人和解甚至投降。对希腊裔居民来说，骑士团同土耳其人一样，都是敌人。

大炮门

一道石墙将大炮门与主城墙相连

大团长宫南门西侧不远处就是修复完好的大炮门。这是一座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圆形塔楼护卫。城墙上的燕尾形城垛和细缝形枪眼清晰可见。大团长可以随时穿过此门，以最快的速度由东至西直奔主城墙。这座城门虽然并不高大，但属于内城防御，不会直面敌人的攻城炮和步兵，所以不用耗费巨资建造。一旦土耳其人到了门下，城市几乎就沦陷了。

圣安东尼门，门龛里面是残损的圣安东尼雕像。此门上方即是连接大炮门与主城墙的石墙，门内是罗得外城。医院骑士团将内、外城严格分离，外城居民无法随意进出

德语区

从圣安东尼门顶上走过，抵达主城墙后便到了德语区防线。这里正好是德语区的中点，向南为圣乔治棱堡，向北可遥望昂布瓦斯门。如名称所示，昂布瓦斯门由昂布瓦斯大团长于1512年修建。护卫大门的依然是两座塔楼，不过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蹲式模样，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比城门还矮，显得粗壮有力。虽然样子没有大炮门美观，防御力却不可同日而语。若将视线越过昂布瓦斯门，北面就是呈不规则多边形状的奥利弗斯炮台以及帕纳克塔（Pagnac Tower）。大炮门、圣安东尼门、炮台都是拉斯蒂克大团长在1437—1454年间修筑的，还带有中世纪的痕迹，与昂布瓦斯门的风格迥然不同。西北角的壕沟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建筑——有顶通道，这是卡雷托大团长的创新。虽然它的体积与宏伟的城门和塔楼相比显得小，不过从靠近地面的炮眼中可对冒冒失失闯进壕沟的敌人水平发射炮弹，其威力不能小觑。

此照片的近景就是有顶通道，中景平台处为奥利弗斯炮台，远景是大团长宫

昂布瓦斯大门上的大理石浮雕，描绘了一名天使双手拿着医院骑士团和昂布瓦斯大团长的纹章。浮雕底部有罗马数字“MDXII”，表示该门建造于1512年

昂布瓦斯大门上方有两道垂直细缝，是回收吊桥吊杆的地方。如今，吊桥不复存在，裂缝依然保存完好

奥弗涅区

继续向南走100多米便来到全要塞最坚固的地方：圣乔治堡，包括早期建设的一座方形塔楼和在塔楼外围增加的新式棱堡。在塔楼西侧可发现屠龙英雄圣乔治的浮雕，浮雕下面有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大团长和马丁五世（Martin V）的纹章。毋庸置疑，这是建于1421—1431年的老塔楼。这座复合型堡垒原来是罗得城的主城门所在地，通过一座石桥连接城内外；穿过城门的道路亦是主干道，可直接抵达市场和海港。那时城门下一定熙熙攘攘，热闹非常。然而经过1480年的恶战，欧比松大团长认为这里防护薄弱，便毅然决然地封闭了城门，还在塔楼前增加了棱堡。于是，圣乔治门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皆不得过的圣乔治堡。有趣的是，当年连接城门和市场的古老街道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棱堡一开始似乎只是独立于主城墙，大约到1521年，大团长利勒亚当根据意大利维琴察的著名工程师斯库拉的图纸，将棱堡侧翼和主城墙连为一体。这项工程实在太及时了，在次年的大战中便发挥了作用。

罗得城要塞西北角3D示意图

西班牙区

除了顶得住敌人巨炮的狂轰滥炸外，圣乔治棱堡还因强大的火力令敌军胆寒。上中下三层火力不停歇，多边形墙壁上的炮口覆盖无死角，其中地面层火炮的杀伤力最为恐怖

圣乔治棱堡属于奥弗涅区。利勒亚当出生于法国北部，担任大团长之前就是奥弗涅区的骑士，对这片阵地自然了如指掌。他放心地略过圣乔治棱堡，往南走不到200米便是西班牙防区，其起点为西班牙塔楼。这段防线的历史有点复杂，早前是英国人的地盘，1480年后旁边的阿拉贡区和英格兰区换防，因此1522年时是西班牙骑士在这里战斗，所以该塔楼便以“西班牙塔楼”流传下来。西班牙塔楼是一座圆塔，原本突出于主城墙外，仅有一条较短的横墙与之连接。该塔楼说起来是“塔”，其实就比主城墙高3米，雄壮之势大打折扣。然而在大炮兴起的年代，矮是优势，胖是王道，细高个的塔楼在火炮的威胁下都消失了。1489年，一座更低矮的五边形棱堡又将西班牙塔楼包裹在里面。双城墙系统是1421—1437年间由弗拉维安大团长所建，30多年后奥尔西尼扩宽了壕沟，最后是卡雷托大团长加厚了城墙，并修建了适合安置火炮的墙垛和炮眼。

这张照片显示了西班牙塔防区的5层防御结构。壕沟又宽又深，棱堡几乎全部隐藏在壕沟内，从敌方阵地也只能看到塔楼极少部分。不规则的五边形棱堡功能与圣乔治堡类似，注意略高出地面的炮眼。圆形塔身可以有效减轻炮弹的伤害，塔顶还有燕尾形城垛和枪眼。照片左侧的主城墙分两层，矮墙为厚厚的主墙提供了额外防护。事实上，在塔楼遮挡住的后方还有一道长长的护垒

位于圣乔治棱堡和西班牙塔之间的一座无名方塔，距离圣乔治棱堡一翼只有35米，似乎太近。这可不是规划失误，而是因为棱堡是后来扩建的，无名方塔离圣乔治塔其实有80多米，正好合适。不过既然已经建成了，骑士团当然也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把它拆掉

这张示意图中，守军正处于最危险的关头。进攻方已经填平壕沟、击碎城墙，正蜂拥奔向缺口。这时，棱堡中的侧翼大炮开火，炮弹将平行于城墙飞行，轻松将这群敌军变成一堆无生命的血肉。西班牙区棱堡侧墙就有这样的炮位，每边不止1个，而是3个。圣乔治棱堡更加夸张，上下两层共7个炮位

主城墙抵达西班牙塔后折向东南，下一个重要节点是圣母玛利亚塔。

英格兰区

西班牙防区从西班牙塔开始，延伸至圣母玛利亚塔。从圣母玛利亚塔开始，大团长便进入英格兰区的范围。圣母玛利亚塔得名原因为塔身的一块浮雕。浮雕下方是拉斯蒂克大团长的盾徽，建造于1441—1442年。当时这里还是西班牙骑士的防区，所以圣母玛利亚塔有着强烈的西班牙风格。该塔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离塔（Albarra）设计，简而言之就是在主城墙外设置独立的塔楼，仅以易于拆毁的小桥相连。离塔内的防守人员可以攻击敌方侧翼，同主城墙形成交叉火力。无论是离塔还是城墙损坏，都不会影响对方功能。一旦战事不利，还可以随时破坏连接桥，阻止敌人前进。这种偏保守的防御策略在奥尔西尼时代得以改观，他修建了横墙，将离塔变成主城墙转角处的突出部。欧比松则一如既往地贡献了保卫圣母玛利亚塔的棱堡。

圣亚他那修门就在圣母玛利亚塔附近。同器宇轩昂的昂布瓦斯门不同，圣亚他那修门不仅又窄又小，而且特别隐蔽，被一套复杂的要塞工事拱卫，想要从这里进城可谓九曲十八弯。假设你是一位平民，在和平时期正常进入，请跟随下面这段绕口令式的说明前进：首先要利用一座约20米长的石桥通过外壕沟，抵达圣母玛利亚棱堡，然后沿着棱堡墙壁走40多米，穿过吊桥来到主城墙的矮墙上，在矮墙顶继续直行约36米后抵达圣亚他那修方塔，圣亚他那修门就开在方塔下方。如果敌人在这段长长的通道上单排前进，根本不能发挥人数优势，而且只能被动挨打，无法还手。此时，再凶恶的敌人恐怕也得下意识地掉头鼠窜吧！

这里是西班牙区和英语区的交界处，远景右上角即为圣母玛利亚塔。读者可以欣赏这里极其复杂的多层立体防御结构。请注意画面右侧，向内倾斜的胸墙既方便放置火炮，也能有效抵消敌军炮弹的冲击力

圣母玛利亚塔楼附近的要塞复合体，虽然是遗迹，但其形制与奥斯曼军队在1522年入侵时的基本相同。1480年的结构简单很多，没有不规则多边形棱堡和堤型护垒，壕沟的宽度只有1522年的一半

圣母玛利亚要塞复合体，这是从壕沟外通向棱堡的第一座小门，背景即为圣母玛利亚塔楼。圣亚他那修门在图片之外的右侧，不论是市民还是敌人，都还得走80多米才能抵达真正的城门。城门上方的胸墙有一定斜面，利于抵御火炮。城墙左侧有很多炮眼，炮膛对准壕沟内的敌人。远处是经典的燕尾形城垛，有细缝形枪眼

站在圣母玛利亚塔上才能一睹圣亚他那修门的真容，读者可以发现方塔的砌筑方式左右明显不同。右侧为圣亚他那修方塔本体，原本为独立结构，卡雷托大团长将其与主城墙连接，并在连接处下方开辟了城门，比起威武的昂布瓦斯门，看起来确实有点寒碜。游客行走的位置较低，为矮墙；左侧城墙与塔顶等高，为主城墙。壕沟内又长又宽的壁垒为堤型护垒

同该地区的防御建筑风格一样，圣亚他那修塔原本也是属于“离塔”，只有一座小吊桥与城墙相连。塔身上有弗拉维安的纹章。如果走进城门，在城内一侧的大门上又能看见卡雷托的徽章，这表明卡雷托在加厚城墙时将这座离塔与主城墙正式连为一体了。圣亚他那修门连同圣母棱堡均建成于1487年，在1522年的围攻战中遭到严重损害。

以圣母玛利亚要塞为转折点，主城墙从东南转向正东，直抵圣约翰门。这一段长长的防区略微向内凹，长约350米，由英国骑士（1522年）负责把守。虽然防守压力很大，英国区完善的防御结构可以弥补人手的不足。除了圣母玛利亚要塞外，城墙同样分为内外两道，每隔60—100米有1座突出于城墙的方塔，算上圣亚他那修塔的话，共有4座。不过只有圣亚他那修塔开有城门，其余3座塔都是封闭的。此外，保护城墙的堤型护垒和壕沟也是标配。

1480年前后罗得城要塞体系典型区段的剖面图

普罗旺斯区

大团长离开英语区，径直来到圣约翰门——当地人称“Koshkinou”，意思就是“红门”。这可没有大吉大利的意思，恰恰相反，传说在1522年的惨烈围攻中，双方有太多战士从城墙上坠落下来，将此门前的石块染成了血红色。故事固然夸张，但由此可见当年战斗之惨烈。城墙上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用意大利语和希腊语刻着马诺利斯·康蒂斯（Manolis Kountis）的名字和1457年的年号。康蒂斯不是大团长，而是监督施工的希腊裔石匠专家。这片防御工事中最早的建筑是圣约翰塔楼，主持人是第35任大团长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其纹章和施洗约翰的浮雕一起出现在塔身上。圣约翰塔的底层原本是一间教堂，为了增加塔身坚固度，骑士团将教堂用石块填满。好在现代游客可以参观这间教堂，因为20世纪的意大利工程师将这里恢复了原样。

读者可能会奇怪，罗得岛原本就是希腊领土，由医院骑士团占据，后来被土耳其抢走，这意大利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1912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爆发了意土战争。尽管意大利军队一直以“呆萌”著称，但对手奥斯曼帝国早已老态龙钟，成为不折不扣的“欧洲病夫”。根据《洛桑条约》，意大利获得罗得岛的统治权。当年，意大利军队正是通过圣约翰门进入罗得城的。不过，意大利人也没待多久，二战结束后，罗得岛终于物归原主，希腊在1947年收回其主权。虽然关于意大利军队的笑话很多，意大利的文物修复水平却是世界一流的。罗得岛上很多重要建筑都是在意大利统治时期修复完成的。

圣约翰塔建成后，扎科斯塔大团长在1461—1467年期间围绕该塔修筑了一座规模不大的五边形附堡。堡垒顶建有胸墙，设置了城垛，可以发射火炮。圣约翰门就开在附堡侧方，大门上有扎科斯塔的盾章图案。1481—1489年，欧比松的纹章再次出现在这片要塞复合体中，多达4次。他在附垒前方还增添了一座更大的不规则多边形壁垒。人们可以通过一座石桥跨过壕沟，进入壁垒前同样必须穿过一座易于破坏的吊桥。

从壕沟底部仰望要塞，可直观感受要塞的高大。右侧为圣约翰门，石桥连接多边形壁垒和城外。石桥和圣约翰门之间有一座吊桥

圣约翰要塞体系

从圣约翰门（含）至意大利塔楼的防线属于普罗旺斯区。这段呈锯齿状的主城墙继续向东，略向北折后奔向大海。除两端的大型防御工事外，这片区域还有3座凸出于主城墙的“塔楼-附垒”复合体。有趣的是，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从西往东分别为：三角形塔楼和附垒，圆形塔楼和多边形附垒，矩形塔楼和附垒。这些工事是大团长德·米利和欧比松建造的，城墙则是由卡雷托加厚。

意大利区

下面大团长便进入意大利区视察。任何人都不会忽略这里的一座庞大要塞工事：意大利塔楼和卡雷托堡。塔楼为圆形轮廓，相对城墙高度，算是矮胖外形。比塔楼又矮了一截的半圆形卡雷托堡直径达50米，将意大利塔包裹在中间。堡垒在紧贴地面的高度设置了6个炮口，另有2个暗门供守军在适当的时刻突然杀出，彻底消灭已经被打蒙了的敌人。两座工事上没有常见的竖直胸墙和城垛，取而代之的是向内倾斜样式，这是专门为大口径火炮设计的新型预设炮位。

这片堡垒其实也是从城门改造而来的。早前这里为阿卡迪亚门，在1480年的战斗中，意大利区险象环生，土耳其人差点就从这里突破攻入城区，将大团长欧比松惊出一身冷汗。战后他不仅封闭了城门，还大幅加固了这片防区工事，经过40多年不断施工，至卡雷托当政期间已固若金汤。如今附近有一座可通行汽车的城门，是1935年意大利政府为解决交通问题而在城墙上新开凿的，被命名为“阿卡迪亚门”。

海墙和海门

主城墙离开意大利塔后，很快就延伸到海边。在陆墙和海墙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堡垒和堤型护垒，不过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然后城墙向北而去，抵达一道防波堤和圣凯瑟琳门（St Catherine Gate）。此门很低调，并不显眼，有一扇铁闸门把守。如今这里摆满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不仔细找还很容易错过。在圣凯瑟琳门西侧约150米处是在1955年新设的圣母门（Gate of the Virgin）。圣母门原本也是意大利政府为了交通便利而规划的，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战败了，最后是希腊政府接手完工。

海墙顺着海岸线蜿蜒，转了半个圆圈，先后通过海门（Sea Gate）、兵工厂门、圣保罗门后，再次与陆墙相连。这段海墙由卡斯提利亚—葡萄牙区的骑士负责防卫，所保卫的正是罗得城的商业港。海墙厚度平均只有2.1米，远逊于陆墙，无疑是因为来自海上的大炮威胁相对小得多。原先海墙也是高低双墙结构，但现在已经没有矮墙的痕迹了。

意大利塔楼和卡雷托堡，这座复合工事集中了三层火力：卡雷托堡的地面层和顶层以及意大利塔楼的顶层，主城墙火力另算。卡雷托堡的上下双层火炮射击孔都是新式设计。意大利塔的外壁上像小瘤子一样的两个球状物体，可不是另类装饰，而是土耳其人嵌在墙壁上的石质炮弹。后人在修复要塞时特意保留了这些展现当年战争的痕迹。石弹历经数百年而不松动，可见攻城巨炮之威力，罗得要塞之坚固

这张图片引自《11—16世纪法国建筑词典》，罗得城要塞上的火炮射击口就是这种造型。厚厚的胸墙上开有孔洞，内窄外宽，既能有效保护火炮，也方便炮手调整射击角度

罗得城要塞南城墙顶，请注意城垛不是燕尾形或双燕尾形，也没有传统的细缝形、十字形或钟摆形射击孔。这种城垛是专为火炮设计的：从城外看，向内倾斜；从守军角度看，则是一堵加厚的石垒。缺口部分可以放置大口径的防御火炮。读者从这张照片可以直观感受城墙的厚度，守军也可以在宽阔的城墙上快速移动，增援险情

海门是商业港区的主门，左右有两座高大敦实的圆塔拱卫，塔顶有城垛和射击孔，基本形制与大炮门类似。这种老式设计的城门对付步兵绰绰有余，面对火炮就勉为其难。好在城墙和海岸线之间的空间十分局促（这也是海墙要几乎贴着海岸线修筑的原因），敌军不可能在城下登陆集结，安营扎寨，更不用说架设运输极其不便的攻城巨炮了。所以，骑士团只对海门进行加固整修，没有实施现代化改造。城门上有一块破损比较严重的大块浅浮雕，下方是医院骑士团的团徽、法国王室徽章和欧比松大团长的个人盾章。

兵工厂门（又称造船厂门）的样式很独特，宽9.9米、高5米。对要塞防御方而言，没有缺口最好，不得不设置的城门也要尽量小，因此兵工厂门大得有些异常。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1480年前，医院骑士团的造船厂曾位于城内，为了便于船舶进出，只好冒些风险。当年兵工厂区域还有火药存放仓库和海军造船厂。其中最大的一间仓库得以保留，推测在15世纪末的新医院建成前，是骑士团的总医院。

在城内，从1955年开通的圣母门向外望去，可欣赏地中海的旖旎美景。游客们也许很难想象当年的罗得城如何腥风血雨，人们时刻都处于旦夕不保的焦虑中。城外即为商业港，还可以遥望到远方的圣保罗门、奈拉克塔遗址和圣尼古拉斯塔。大门城垛为三燕尾形，有四个顶角和两条射击缝

前来罗得城的商人、朝圣者、劳工、雇佣军等外地人大多乘船在商业港登上罗得岛。港区也是医院骑士团与外界进行物资、人力和信息交流最重要的窗口。所以，海门作为港区主城门，自然高大雄伟，气势逼人。但也就是样子好看而已，两翼城墙相当薄，防御能力远逊于陆地部分的几座大型城门

兵工厂门，两车道大门，可以轻松错车。虽然现代人看来还是很狭窄，但当年算是“门洞大开”。大门两边原来有一对双子塔，为了拓宽道路，便于通行，在1908年被土耳其人拆除

法语区

离开兵工厂门后，大团长的巡视工作便基本完成，只剩下要塞最北面的法语防区了。主城墙从这里又由海转陆，所以恢复了双墙设计和壕沟，其中海陆墙转角处的圣保罗复合体同之前介绍的圣母玛利亚堡、西班牙堡类似，也是一套复杂的要塞综合体，包括圣保罗塔、附垒以及弯来绕去、利用吊桥才能进城的圣保罗门。圣保罗塔和大团长宫附近的圣彼得塔是现存最古老的骑士团建筑，建于1377—1396年。尽管这个地段算是陆墙的一部分，不过不远处就是罗得岛的军港曼兹拉基港，陆地面积不大，并不适合进攻，因此法语区的要塞建筑几乎还是15世纪中叶的风格：没有棱堡，没有宽阔的壕沟，城墙没有加厚，墙垛和枪眼并不适用于新式火炮。而其余防区的陆墙都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进行了全面改造，更符合新时代战争的需要。

圣保罗门（内侧），这段城墙并不算厚，城垛为垂直式，不适合大型火炮。不过在地面层[7]有较大的方形炮口，可安置重炮。

防波堤和独立塔楼

罗得城东北面靠海，有三道防波堤围成了两座港口，分别是商业港（民用港）和曼兹拉基港（军港）。由于防波堤远端伸进大海，远离主要塞，所以敌军可能在防波堤登陆，沿堤坝向海墙挺进。如前所述，罗得要塞的海墙并不牢固，所以医院骑士团必须在防波堤顶端修建防御工事。它们分别是：圣尼古拉斯要塞、风车塔和奈拉克塔。

东边的防波堤长达300多米，原来布满了风车（约15座），风车塔因此得名。该塔建于1440—1454年，直径12米，顶部有一个多边形炮台。由于为单一建筑，缺乏侧翼保护，敌人很容易包围塔楼，从容进攻，于是工程师没有在一楼设计大门，而是在离主塔2米处另构筑了一座小塔，中间有螺旋楼梯通向二楼，然后再通过吊桥进入风车塔。此塔在1480年的战争中严重破损后，欧比松大团长着手重修，取消了塔顶的炮台，增加了一圈外垒保护。

现代罗得城全景图，其角度与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的画作类似。近处防波堤上的建筑残骸为奈拉克塔的基座，防波堤左侧为商业港，同样可以在远景中看见兵工厂门和大团长宫

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威廉·特纳于1830年描绘的奈拉克塔版画。奈拉克塔具备典型的伊比利亚半岛风格。后面的城门可能为兵工厂门，当时城门两侧的塔楼还没有被拆除。背景处的城堡为大团长宫。画面左侧可能是阿纳尔都斯门及其附属塔楼，阿纳尔都斯门是海门和兵工厂门之间的一座小城门，进门后便直通骑士团总医院

风车是罗得岛的特色景观之一，至今还有数座保存完好。这里常年风力稳定，因此人们围绕城市，尤其是在防波堤上修建了大量风车。风车主要用来磨小麦和研磨火药粉。不知道混着黑火药的面包尝起来是什么味道。

奈拉克塔当然是奈拉克大团长的杰作。这是一座高37米的方塔，顶部四角向外各有一个圆形炮楼，中间也有一座9米高的八边形炮台，内部有螺旋楼梯可抵达最高点。奈拉克塔不仅是防御建筑，也是极好的瞭望台和灯塔，算是该岛的地标性建筑。骑士团在奈拉克塔和风车塔之间拉起了一条铁锁链，平时沉入海中保持航路通畅，战时则升起，保护商业港免遭土耳其海军或海盗的偷袭。可惜人们现在只能通过画作才能一窥奈拉克塔真容，因为罗得岛位于地震带上，该塔在1863年的地震中彻底损毁，如今原址上只有基座。

北边的防波堤早就有了，是保护曼兹拉基港和罗得城北侧的战略要地。1464—1467年，大团长扎科斯塔在防波堤北段顶点修筑了圣尼古拉斯塔。塔身上装饰有圣尼古拉斯的浮雕以及扎科斯塔和勃艮第公爵的纹章。勃艮第公爵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圣尼古拉斯塔的修建资金由他资助。圣尼古拉斯塔为圆塔，直径17.3米；同风车塔类似，出入此塔也必须通过旁边一座小型附塔的螺旋楼梯和吊桥。经过1480年的围攻和1481年的地震摧残，欧比松大团长在重修过程中干脆将圣尼古拉斯塔升级为一座独立要塞，修筑了一圈坚固的外垒将主塔和附塔包裹其中，即人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考虑到圣尼古拉斯要塞在战时很容易被包围，为了保障守军的祈祷需要，工程师还特别设计了一间供奉圣尼古拉斯的小礼拜堂。对医院骑士们而言，他们是战士，更是僧侣，平时的工作只有军事训练和祈祷。高超的战斗技能加之强大的信念，是他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部队的不二法门。鉴于圣尼古拉斯要塞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薄弱的防御，它自然成为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靶子和罗得要塞的突破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两次入侵时都将这里设置为主攻方向。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人还在圣尼古拉斯要塞上安置了机枪和大炮以防盟军登陆。

圣尼古拉斯要塞今貌

骑士大街

大团长的要塞巡视工作至此全部结束。虽然阵地看上去万无一失，但也得关心骑士们的生活，于是大团长回到内城，来到骑士大街。

医院骑士团虽然挂着“医院”两个字，但骑士们却不是医生，具体的行医工作由专职医生负责。骑士本质上属于僧侣，除了祈祷外，主要工作是作战，所以不可避免又有很多世俗特征。

与一般过集体生活的普通僧侣不同，医院骑士们在罗得内城都有自己的私人宅邸。其实按照骑士团条款，骑士算出家人，理应“绝财、绝色、绝意”，将全部身心和财产奉献给上帝，但独立一方的骑士团在操作中打了个“折扣”。很多贵族子弟出身的骑士们有自己的金屋可藏娇，还有子女[8]。此事于法不合，于情有理，而且也没影响战斗力，所以就成了“潜规则”。

骑士大街是一条迷人的中世纪街道，图中建筑为法语区会馆。各语言区的会馆根据骑士人数而大小不一，法国会馆和西班牙会馆是最大的两所

各大语言区还在内城一条街道上集中建设了自己的会馆。大街长约200米、宽6米，两边是鳞次栉比的骑士住宅和八大会馆。如今这条汇集私人住所和会馆的大街被称为骑士大街。平时骑士们可以与说着相同语言的战友一起开会讨论、共进晚餐，这些会馆就相当于现代的高级绅士俱乐部。会馆也承担旅店的功能，根据不同国籍，为来自欧洲的旅行者提供食宿。

按当时标准，会馆算是大型建筑，有独立的花园、大厅、宴会厅、客房和储藏间。会馆大门的浮雕几乎就是各种纹章争奇斗艳的展台，有会馆母国的王室徽章、最先建设会馆的大团长的徽章，乃至历史上出自该语言区的著名骑士。难怪欧洲有门高深的学问——纹章学，把这些复杂的纹章搞清楚，也就大抵掌握了欧洲历史的脉络。

1522年围攻战

1522年6月22日，土耳其舰队的先头部队在罗得城以南约10公里的一处海湾抛锚，步兵随即登陆安营扎寨。此后一个多月，源源不断的土耳其军队涌上罗得岛，进行围攻的前期准备。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传统的攻城器械，还针对罗得城要塞的特点，配置了6万名来自波斯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坑道工。有关土耳其军队的所有数字，无论伤亡人数还是兵力，都出自欧洲编年史家的记载，可靠性很成问题，所以请读者不用纠结具体数字，只知道数量很大就行了。7月28日，苏莱曼一世抵达大本营。8月9日，最后一批从叙利亚出发的部队登岛，大战一触即发。

同1480年时一样，医院骑士团的兵力没有丝毫增加，仍然只有约300名骑士、300名军士、1000名雇佣军；另有数据表明骑士团总兵力为5000—7500人，大概包括了当地民兵和其他一切能上战场的男人。说起来很可悲，虽然欧洲所有君主、执政官、总督等一大堆位高权重的人都知道罗得岛的重要性，平时不吝溢美之词，捐赠也算大方，但需要他们真正派出援军时却个个“顾左右而言他”。这一年，欧洲内部也是一团糨糊，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激战正酣，哪有闲工夫给罗得岛救急呀！欧洲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后，君权渐渐凌驾于教权之上，罗马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干着急。当时，欧洲还有一个海上强国——威尼斯共和国。如果威尼斯能够提供海军支援，骚扰土耳其舰队的补给航路，苏莱曼一世可能压根就坚持不到最后。不过对威尼斯政府而言，他们首先是商人，其次才是信徒，因此不愿意同商业伙伴土耳其交恶，任凭罗得岛自生自灭。反倒是不少威尼斯市民以个人身份投入胜算渺茫的守城战，令人唏嘘。

此时，担任骑士团大团长的是上任才一年的利勒亚当。与德高望重的欧比松和刚刚去世的前任卡雷托不同，法国人利勒亚当的当选并不顺利，只是因为法语区的骑士更多而险胜，短时间内还难以服众。如果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卡雷托指挥这场大战，战争结局也许会有更加戏剧性的变化。

菲利普·维利耶·德·利勒亚当大团长

普通君主制国家因为实行世袭制，所以难免出现庸君，而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虽为终身制，但是由选举产生，且骑士们自身也都是精英战士，因此大团长的能力肯定都比一般世俗国家领导人强，利勒亚当也不例外。他早早就巡检要塞，严查潜在的漏洞，备足了可供坚守一年的粮食和火药，向欧洲各国送去求援信件（来不来另当别论），严防土耳其间谍潜入。4月，利勒亚当下令坚壁清野，提前收割全岛小麦，将城外农民迁入城内后烧毁房屋。要塞前的视野也被清空，任何遮挡视线或可能为土耳其军所利用的隐蔽物一律清除。商业港的铁链条从水中拉起，封锁了港口；装备石块的废船自沉在曼兹拉基港，只留下窄窄的水道以供航行。人事已尽，天命如何呢？

土耳其军大约带来了80门火炮。从第一天登上罗得岛开始，炮兵就不停地工作，甚至连火炮阵地还没布置妥当就朝要塞射击。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所有人都祈祷击碎要塞城墙的那颗炮弹早点出现。英语区和西班牙区是炮击的重点，各面临着4门大口径攻城巨炮，其他小口径加农炮和臼炮难以详细统计。其他防区则各有2门巨炮伺候，压力稍轻。苏莱曼一世显然研究了梅西帕夏的教训，炮火攻击防波堤上的圣尼古拉斯要塞无果后便迅速将大炮撤出，转移至其他阵地。[9]

苏莱曼一世亲临战场的第二天，土耳其坑道兵就开始顶着猛烈的炮火在罗得要塞前沿着壕沟挖掘大致与之平行的堑壕，并在堑壕上支起木桩、覆盖兽皮，以抵御炮弹的杀伤力。接着，他们以这一圈堑壕为出发点，径直向城墙挖掘战壕和地下坑道。战壕是为最后发动总攻的步兵准备的，以尽量缩短他们暴露在地面上的时间。坑道则是隐蔽战线。万物始于基础，无论城墙看上去如何厚实坚固，只要在地下合适的位置爆破，把要塞基础损坏，上层建筑自然就会溃塌。这些为苏莱曼一世出生入死的坑道兵全部是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居民。事实上，就连帝国最强大的新军也都是自小从帝国内不同信仰的家庭中挑选出来的男孩。这种军事制度称为“德夫希尔梅”（土耳其语：Devşirme），又被称为“血税”，其来龙去脉颇为复杂。尽管“血税”的名称听起来很残酷，但帝国内的异族家庭很乐意将家中男孩送到土耳其宫廷，出人头地的概率要大得多。

为了对付来自地下的危险，医院骑士团从意大利请来的工程师加布里埃拉·塔迪尼（Gabriele Tadini）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坑道探测器”：鼓状支架上覆盖一层薄薄的羊皮纸，上面悬挂铃铛，一旦地下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触发羊皮纸震动，进而铃声响起；而且敌军坑道兵作业距离越近，声音便越大，这十分有利于守军把握出击时机。塔迪尼还挖掘了一道从昂布瓦斯门至意大利区，平行于主城墙的反坑道。它垂直于敌人坑道，正好截住其前进路线。守军可以利用这条坑道快速移动到探测器报警的方位，及时摧毁敌军埋下的炸弹。虽然塔迪尼多次成功破坏了敌军的坑道，然而这种依靠声音的探测器毕竟存在很大误差，况且敌人从各个方向抵近要塞，是否还有未探测到的坑道，他也说不清。

医院骑士团在1510年铸造的火炮，上面有昂布瓦斯大团长的纹章。大炮长2.55米、口径23厘米、重1427千克，拉丁语铭文显示大炮用于圣尼古拉斯塔防御

持枪的土耳其新军向罗得要塞发动进攻，这幅细密画来自《苏莱曼之书》——全书以65幅细密画展现了苏莱曼大帝的一生功绩

据推测，至8月底，土耳其军向罗得要塞和市区发射了1300—2000枚炮弹，尽管造成的人员损失轻微，但对城墙的破坏很大。8月14日，西班牙区、英语区和普罗旺斯区的外围工事均遭到严重损毁并出现缺口，散落的碎石和土方落到壕沟里，相当于实施了“土方平衡”工程。入夜后，医院骑士团派人抢修工事，并移除壕沟内的石块。第二天，土耳其“拆迁队”继续瞄准薄弱点轰击，再次造成缺口，晚上骑士团的“施工队”又不辞劳苦把缺口堵起来。如此循环往复，土耳其军依然无法突破。

8月19日，意大利语区城墙也出现破口。如此被动防御绝非良策，当晚，骑士团就发动了一次夜袭，冲出城外杀死了大量坑道兵，并破坏了数门加农炮。接着在20、22、24日，骑士团多次反冲锋，战果不俗。可惜这点损失对苏莱曼一世而言如九牛一毛。

时间很快就到了9月。罗得要塞已经千疮百孔，地面下也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坑道，土耳其军队的总攻即将展开。9月4日，苏莱曼一世及其幕僚聚在可遥看罗得城的一座人造高台上；前线总指挥官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在正对着英语区的阵地前来回踱步；所有土耳其军蓄势待发，等待绝不能错过的总攻信号。突然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在不知吞噬了多少土耳其士兵生命的圣母玛利亚棱堡地下爆炸，瞬间便撕开一道10米宽的缺口，宽阔的壕沟也被填满大半。塔迪尼百密一疏，这颗炸弹漏网。

早就等着这一刻的土耳其军争先恐后地向圣母玛利亚堡冲去，趁着守军被震得晕头转向之际迅速控制了棱堡，升起帝国的新月旗。然而，医院骑士团的顽强超出了苏莱曼一世的想象，英语区的骑士们很快就恢复了战斗状态，旋即发动反冲锋试图夺回棱堡。利勒亚当大团长也毫不犹豫地率领预备队赶来增援。利勒亚当这一年正好57岁，欧比松指挥1480年大战时也是57岁。

前文已对圣母玛利亚要塞复合体做了详尽介绍。从外向里进攻要突破高墙壕沟，而从里向外推进则没有任何阻碍。现在骑士团和土耳其攻守异位，土耳其军无法就地利用防御工事，只能硬碰硬肉搏。两个小时的残酷战斗后，骑士团成功将敌人驱离出棱堡，迫使他们回到出发点。

穆斯塔法帕夏遥望站在血泊中的利勒亚当和大声欢呼的骑士团守军，对是否能占领罗得城产生了一丝动摇，万一如当年的梅西帕夏那样举步不前，天威难测的苏丹将如何处置自己呢？苏莱曼一世并未对总攻失败大发雷霆，对罗得要塞的坚固程度和医院骑士团的顽强精神他有着充分的预期，对他而言，人命、物资不过是一些数字罢了。

地面上的战斗你死我活，地下的斗争同样激烈。9月9日，守军解除了两枚埋在普罗旺斯区的炸弹，可是英语区有一颗爆炸了。万幸的是，爆炸只导致2米宽的城墙倒塌。这当然又吸引了土耳其步兵的狂暴攻击。骑士团再次以肉体堵住了缺口，还发起反冲锋夺取了敌人一面军旗。土耳其人的阵地防守无懈可击，一排乱枪便把士气高涨的骑士们打了回去，战线再次回到原点。

英语区的壕沟至今还遍布石头炮弹，当年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照片左侧为壕沟内的护垒，右边为反崖壁，是土耳其军的进攻方向，远处可见圣约翰塔

此后十多天，英语区、西班牙区、意大利区、普罗旺斯区都遭遇攻击，罗得要塞全线告急。塔迪尼也在各个防区轮流救火，22日成功解除了西班牙区的一枚炸弹。可惜的是，同日奥弗涅区发生大爆炸，然而，城墙竟奇迹般地没有倒塌——得益于塔迪尼设计的一系列螺旋排气口，可以迅速将爆炸攻击波引开，大幅减少对要塞的破坏。地面战场最危险的地方在西班牙区，土耳其军一度占领了西班牙塔和棱堡，缴获了5面旗帜。骑士团再次成功反击，令穆斯塔法帕夏咬牙切齿，土耳其军留下数千具尸体后狼狈撤退。这个战例充分证明罗得城要塞多层次、纵深防御工事的厉害。敌军每突破一道工事，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花费很多时间，士气也会在无休止的拉锯中衰退。从6月底大军登陆到9月底，奥斯曼帝国军队已战斗3个月，接近集结极限了，穆斯塔法帕夏决心孤注一掷，发动最后的攻击。

9月24日是开战以来最血腥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土耳其炮兵阵地就大炮齐鸣，特殊配置的火药产生的浓浓黑雾让守军一时难以判断主攻方向。一支新军突击队利用黑雾迅速在西班牙防区架起云梯登上城墙，竖起军旗，拔得头筹。紧接着从西班牙区到意大利区，长长的南部城墙边到处都是蜂拥而至的敌人。苏莱曼一世再次登高督战，土耳其士兵们也争勇好斗，顽强程度一点也不逊于骑士团。穆斯塔法帕夏拿着弯刀站在第一线，有逃兵胆敢后撤，他就手刃。大团长没有实力如苏丹那样稳坐钓鱼台，拼了一身老骨头四处增援。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局势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帅旗。在利勒亚当的鼓舞下，罗得全城居民同仇敌忾，男人上城墙作战，女人运送弹药、食品饮水、照顾伤员。这天的战斗持续了6小时，最后还是以土耳其军撤退而告终，伤亡人数可能高达1.5万人，以至于意大利区的水面变成了红色。骑士团方面的战损记录为阵亡200人、伤150人。这几个数字显然太夸张了。

苏莱曼一世将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穆斯塔法帕夏头上。他下令将这位能力出众，曾经在贝尔格莱德城下战功卓著的下属就地正法。穆斯塔法帕夏同其他很多帝国高级将领一样来自巴尔干地区，通过德夫希尔梅制度入选新军后而一路高升。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之所以迟迟不能攻克要塞，客观地说并非指挥不利，而是敌人实在太难打。好在各大臣苦苦哀求，苏莱曼一世才勉强网开一面，饶了穆斯塔法帕夏一命，接替其职务的是艾哈迈德帕夏（Ahmed Pasha）。也许苏丹心里很清楚，过失不在穆斯塔法，他必须用铁腕方式向全军表达绝不退缩的意志，稳定摇摇欲坠的军心。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他亲自督战，此刻土耳其大军很可能跟40多年前一样弃岛而去。

10月，英语区的骑士们或阵亡，或受伤无法继续战斗，法国骑士让·本·德·马林科恩（Jean Bin de Malincorne）临危受命，担任英语区指挥官，带领其他语言区的骑士们驻守这片死地。有忠诚就有背叛，不是所有人都如利勒亚当那样信仰坚定。时任骑士团大书记长的德·阿马拉尔（d' Amaral）写了一份降书，命令仆人绑在箭上射向土耳其军营。10月27日，鬼鬼祟祟的仆人在城墙上被抓获。他供认阿马拉尔与苏莱曼一世密谋在11月1日里应外合。草草审判后，骑士团于11月5日将阿马拉尔主仆二人吊死在绞刑架下以儆效尤。这个事件其实有诸多疑点，甚至有人怀疑利勒亚当公报私仇，但战事紧急，信息混乱，当务之急要稳定人心，所以利勒亚当以最快的速度处决了阿马拉尔及其同伙。真相到底如何已经无法查证了。

11月9日，终于有好消息传来。医院骑士团位于小亚细亚海岸边的博德鲁姆城堡派出的2艘舰船冲破了土耳其舰队的封锁，带来20多名骑士、100多名辅助兵以及食物和其他作战物资。一周后，来自罗得岛林多斯城堡的援军也利用海路进入罗得城。然而，这些增援杯水车薪，只能暂时缓解骑士团的危局罢了。

到12月，医院骑士们几乎都是站在要塞的废墟上战斗，西班牙区、英语区、普罗旺斯区和意大利区的状况尤为严重。更糟糕的是奴隶们非死即伤，所以修补工事和转移火炮等体力工作没人做。炮弹和火药则消耗殆尽，用于支撑坑道的木材也没有了，因为城内所有树木早已被砍。塔迪尼一筹莫展，只得任凭土耳其坑道兵在地下肆无忌惮地前进。骑士团翘首以盼的欧洲援军永远不会出现在海面上。罗得城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一方面，奥斯曼军队的境况同样很窘迫。人员伤亡如此巨大，即使是勇猛异常的新军也心生怯意，更不用说那些地方部队和杂牌军了。食物出现了短缺，军中还出现了法国和罗马的大批援军即将抵达罗得岛的谣言。流言本身不值一驳，但历史上崩溃于斯的大军不胜枚举。苏莱曼一世绝非一味强势的君主，审时度势之后主动向骑士团提出议和。12月10日，苏丹的信使举着白旗给利勒亚当送去议和条款；大团长也在普罗旺斯区的城墙上竖起白旗以示回应。苏莱曼一世的条件相当慷慨：所有医院骑士团成员可以携带个人财产和武器（火炮除外）在12天内离开罗得岛，苏丹保证其安全；罗得城居民的生命及财物亦得以保障，他们可以随同骑士团撤离，或者在3年内任何时候离开，那些不愿离岛的居民，宗教信仰自由；骑士团需放弃以罗得岛为中心的十二群岛和大陆的博德鲁姆城堡，离开东地中海地区，若负隅顽抗，一旦破城必将得到最残酷的报复。

沐浴在夕照中的大团长宫和海墙，一片肃杀之气。海墙虽然较薄，但足以抵御当时战舰的小口径火炮

利勒亚当与年轻的苏莱曼一世和谈，苏丹胜券在握，神态颇为倨傲；大团长则不卑不亢，力争最好的条款

可以发现，在面临困局时，苏莱曼一世和梅西帕夏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苏丹提供了选择，梅西帕夏给予的是恐吓，不过考虑到梅西没有足够的权力，他能利用的手段必然有限。利勒亚当一开始是拒绝的，然而罗得城居民在近半年的战争中受够了饥饿、疾病、寒冷和疲劳。内忧外患之际，大部分罗得岛人对敌人的条件颇为认同，倘若骑士团一意孤行，内部叛乱随时可能发生。况且要塞沦陷是早晚的事，绝无翻盘的希望，与其玉石俱焚，不如有条件投降，保留骑士团的火种，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利勒亚当率众离开罗得岛，人民群众依依不舍，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如此感人，也有很多罗得岛人为送走了骑士团而高兴

利勒亚当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谈判。为表达诚意，罗得城方面派了骑士和名流各25名前往苏丹大营充当人质；土耳其方面也退兵1.6公里，只留下400名新军。苏莱曼一世和利勒亚当会面了3次，经过一番波折后双方最后达成协议，骑士团接受了苏丹的全部条款。1523年1月1日，利勒亚当小心翼翼地保管好降下的团旗和珍藏的历代圣物及文献，率领劫后余生的180名骑士们和部分忠于骑士团的市民含泪登上4艘舰船，离开了经营212年之久的大本营，再次成为无依无靠的流浪汉。悲伤的骑士们看着土耳其军队秩序井然地开进大团长宫、圣尼古拉斯要塞、风车塔、奈拉克塔……整座罗得城到处都升起了新月旗，听着敌人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一个个不禁潸然泪下。

永别了，罗得岛！

志得意满的苏莱曼一世以征服者的姿态昂首进入罗得城。除了零星的抢劫事件之外，奥斯曼军队在苏丹的制约下信守了诺言，没有发生当时司空见惯的屠城悲剧。苏莱曼一世无疑是这场围攻战的胜利者，但他没能将医院骑士团斩尽杀绝，他迟早会为这一决定而后悔不迭。

1480年的要塞围攻战是军事技术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变革的转折点；而1522年的围城战则展现出典型的文艺复兴特征。火药正式成为战争主角，取代了老旧的攻城塔和云梯。作为大炮和坑道炸弹的基本原料，它的威力越来越不容置疑，并引领军事科技从利用机械能转变为释放化学能。人类每开发一次新能源，便意味着科技水平又上一级台阶。虽然这是人类的伟大进步，可惜往往首先被用来高效地杀人。

罗得城沦陷了，但医院骑士团虽败犹荣。他们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土耳其军，坚守孤城半年之久，若不是苏莱曼一世亲自压阵，敌军可能早就溃败。骑士团的顽强坚韧毋庸置疑，但罗得城要塞的设计合理，修建得坚固也是重要原因。它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要塞的典范。

欧洲游客于1837年绘制的罗得岛风土人情。岛上一片域外风情，只有远方的欧式城堡透露出这里从前属于医院骑士团。19世纪中叶，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沉沦，这个昔日引发欧洲恐惧的国家反而成为西方人争相向往的审美对象。这幅画结合了奇特的东方情调和古旧的中世纪氛围，因而有种特别的情趣

罗得城要塞东南部，左边可能为卡雷托堡，近景是墓地，远处可以看到探出墙头的宣礼塔、奈拉克塔和风车

罗得岛一旦纳入奥斯曼帝国领土，其战略地位便一落千丈。尽管罗得城要塞在围攻后已成废墟，但帝国政府只是予以修复，并未扩建或新建任何工事。反正土耳其以进攻为己任，不屑于耗费巨资修要塞，就连首都伊斯坦布尔还是沿用拜占庭帝国的城墙，更别说罗得城了！

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罗得岛不再为军事要点，其要塞维护也逐渐松弛，开始破败。但正因为奥斯曼政府无所作为，罗得要塞的很多原始风貌才得以保存下来。很多人初次注意到城墙上随处可见的骑士团纹章时，还以为是土耳其人出于对骑士勇敢精神的敬佩才保留的，其实是他们懒得改罢了。1912年，意大利从土耳其手中抢来罗得岛，随后以文物保护的形式对要塞进行大规模修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军为防护港口，对圣尼古拉斯要塞实施改造，将其变为一座火炮和机枪阵地。大概觉得如此很不和谐，所以希腊政府在1947年接管罗得岛后，又将要塞改了回来。在笔者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要塞经历的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如果罗得要塞有感情，它也许不想成为旅游胜地，而是昂首挺立于炮火纷飞中！

罗得岛大事记

公元前408年，罗得城建立。

1080年，一个致力于照顾病患、救助伤员、帮助朝圣者的兄弟会组织在耶路撒冷成立，并建立了一所医院。

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兄弟会升级为医院骑士团，其创立者“被祝福的”杰拉尔德为首任大团长。

1120年，杰拉尔德去世后，医院骑士团在雷蒙·杜·皮伊大团长的领导下转型为一个由僧侣构成的军事组织。

1136年，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将巴耶吉卜林城堡赠予骑士团。

1142年，骑士团获得由黎波里的雷蒙德伯爵赠送的两座边境要塞——蒙费朗城堡和骑士堡。

1144年，骑士团从的黎波里王国接受了三座城堡。

1168年，医院骑士们买下了贝尔沃城堡。

1187年，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被迫放弃耶路撒冷总部，稍后迁往阿卡城。

1189年，经过顽强抵抗，医院骑士们丢失了贝尔沃城堡。

1271年，埃及苏丹拜巴尔一世攻陷骑士堡。

1291年，阿卡城落入马穆鲁克之手。耶路撒冷周边的基督徒几乎丢失了全部土地和财产。医院骑士团将总部转移到塞浦路斯。

1306年，大团长富尔克·德·维拉雷率领骑士团入侵罗得岛。

1310年，医院骑士团占领罗得城及整个罗得岛，随即将总部从塞浦路斯迁往该岛。

1310—1312年，土耳其人企图将骑士团从罗得岛赶走，但未能成功。

1313年，骑士团试图攻占罗得岛附近的喀帕苏斯岛和卡索斯岛，与威尼斯人发生冲突。

1314年，医院骑士团占领了科斯岛，数年后丢失，1336年重新夺回。

1317年，骑士团内部发生叛乱。众骑士赶走富尔克大团长，自行选举出新大团长莫里斯·德·帕格纳克。

1318—1319年，土耳其人再次入侵罗得岛，但无功而返。

1319年，罗马官方介入医院骑士团纷争。两位大团长同时退位，艾利翁·德·维尔纳夫被指定继任大团长。骑士团镇压了希腊人在莱罗斯岛发动的叛乱。

1319—1346年，大团长为艾利翁·德·维尔纳夫。

1346—1353年，大团长为迪厄多内·德·冈佐。

1353—1355年，大团长为皮埃尔·德·科尔内扬。

1355—1365年，大团长为罗歇·德·平斯。

1365—1374年，大团长为雷蒙德·贝伦伽尔。

1374—1376年，大团长为罗伯特·德·瑞伊。

1376—1396年，大团长为胡安·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

1396—1421年，大团长为腓力贝尔·德·奈拉克。

1421—1437年，大团长为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德·里维埃拉。

1437—1454年，大团长为让·德·拉斯蒂克。

1440年，埃及苏丹进攻罗得岛，失败。

1440—1489年，骑士团建造了一所大型医院，该建筑存留至今。

1444年，埃及军队再次入侵，但在40天的围城战中一无所获，只能撤退。

1454—1461年，大团长为雅克·德·米利。

1461—1467年，大团长为皮耶罗·雷蒙多·扎科斯塔。

1467—1476年，大团长为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

1476—1503年，大团长为皮埃尔·德·欧比松。

1480年，土耳其军队大举入侵，惨遭失败。

1503—1512年，大团长为埃梅里·德·昂布瓦斯。

1512—1513年，大团长为居伊·德·布兰切弗。

1513—1521年，大团长为法布里奇奥·德尔·卡雷托。

1521—1534年，大团长为菲利普·维利耶·德·利勒亚当。

1522年，土耳其军队卷土重来。在围攻战中，医院骑士团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痛失罗得岛。

注解：

[1]　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可泛指古希腊文明圈中的希腊民族。

[2]　为对抗波斯帝国，希腊诸城邦于公元前478年组成的一个联盟，由雅典领导。

[3]　对此，史学界尚有争论。

[4]　帕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

[5]　集结大军不可能保密，但历代苏丹在出发前对目标守口如瓶。穆罕默德二世曾说：“哪怕是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意图，我也会将之拔出扔到火里去。”因此一旦土耳其军队开拔，欧洲各地都很紧张，唯恐成为受害者。不过这一次，全欧洲都知道苏丹将进攻的是罗得岛。

[6]　1521年大马士革总督发动叛乱，不过只是地方局部反叛，很快就被扑灭。

[7]　从内侧观察是地面层，但从城外看则高出地面很多。

[8]　从法理来看只能算作私生子。

[9]　1480年，圣尼古拉斯塔已经升级成要塞。

喋血马耳他

流浪骑士团

失去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如200多年前的前辈那样，再次处于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他们辗转欧洲各处，先后在克里特岛（Crete），西西里岛的墨西拿（Messina）、那不勒斯（Napoli），罗马的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Viterbo）驻扎过，后流落到法国的尼斯（Nice）。反正骑士团的全部资产也就是几艘大型桨帆战舰，所有家当都在船上，连包都不用打，说走就走。虽然有着崇高的威望并受人尊敬，并且凭借遍布欧洲的地产、家资雄厚的骑士捐赠和打劫敌人的舰船所得，他们无资金之虞，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对自视甚高的骑士们而言想必并不好过。

利勒亚当大团长向各国君主求助，当然最重要的靠山还是罗马。然而，此时欧洲开始进入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时代，从东征时代一路走来的医院骑士团放眼望去，当年的战士们纷纷作鸟兽散，只剩下他们还在苦苦支撑。圣殿骑士团早已被法国国王取缔，连根拔出；圣拉撒路骑士团成为法国王室事实上的附庸；条顿骑士团变成世俗骑士组织；其他所谓战斗团体也都有名无实。如今的时代主题是改革和世俗王权的明争暗斗。大团长不得不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威尼斯和罗马等强权之间周旋，谁都得罪不起。

几经波折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表示愿意将其统治下的马耳他（Malta）、戈佐岛（Gozo）、科米诺岛（Comino）以及北非的的黎波里（Tripoli）要塞交给医院骑士团统治。查理五世来自哈布斯堡王朝，那时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很难说查理五世是哪国人，反正凭着体内高贵的“血液”，他继承了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那不勒斯、萨丁等广大的欧洲领土以及在美洲的殖民地。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婚姻就扩大了领土，而医院骑士团打拼了几百年还无处容身。

查理五世愿意赠予土地当然不是突发善心，而是因为土耳其海军和巴巴里海盗在地中海咄咄逼人，他需要利用骑士团的舰队吸引敌人火力，维护海上航路的安全。这是皇帝的真实用意，表面上的转让条款也不宽松。骑士团可以永久占据这些领土，但若离开列岛，则必须交还给查理五世或其继承者，不得擅自处理。此外，骑士团舰队司令必须由意大利人担任，以免落入老对手法国人之手。可以说他有意识地计划控制骑士团。这些条件利勒亚当都接受了，但查理五世让骑士团每年进贡一只马耳他鹰隼的要求，大团长拒绝了。

一只鹰当然值不了几个钱，但进贡意味着骑士团名义上成了查理五世的属臣，破坏了严守中立的传统。当时皇帝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正张弓拔弩，誓不两立，倘若与查理五世结盟，骑士团中的法国骑士们会怎么想？在面临骑士团实力不断下降，再不采取措施便可能瓦解的危局下，作战毫不妥协的利勒亚当大团长踌躇多年后，最终不得不顶住内部压力，接受了查理五世的条件。其实利勒亚当是法国人，但他还是以骑士团的长远大局为重，能战能和，能屈能伸，这就是所谓的领导素质吧！

奇怪的是，双方在交涉中都忽略了马耳他本地人的意愿。早在1428年，马耳他人就向阿拉贡王国，即西班牙的前身之一，上缴了一笔巨款，得到马耳他列岛只是国王的直属辖地，不得作为封地的许诺。知道医院骑士团可能成为新主人后，他们立即向西西里总督上言，重申当年的约定。可是他们人轻言微，查理五世压根就不把100多年前的承诺放在眼里，骑士团当然也没义务去征询马耳他人的想法。双方就这样把马耳他群岛当作筹码交易了。此后，马耳他本地人一直对骑士团存有芥蒂，在面对土耳其军队时还算配合，其他时候就很难说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1530年10月26日，丢失罗得岛8年后，医院骑士团正式将总部迁往马耳他，从此他们又被称为马耳他骑士。一上岸，利勒亚当的心就凉了半截，这个新家也忒荒凉了吧！

1530年时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诸岛和的黎波里要塞赠给医院骑士团的证书，这份珍贵的文件现收藏于马耳他国家图书馆

利勒亚当大团长率众抵达马耳他岛

地中海之心

利勒亚当在同查理五世谈判期间，就曾派遣代表前往马耳他实地考察，发回的报告着实不令人乐观。想到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家，利勒亚当只好将就了，同时祈祷真实情况也许会稍微好一些。可惜他大失所望。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比起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文气息浓厚的罗得岛，骑士们对马耳他是百般看不顺眼。这个小岛面积仅245平方千米，东西长约27.4千米、南北宽约14.5千米，海岸线总长近200千米。这里冬季寒冷、夏季酷热，资源匮乏，岩石遍布、植被稀疏，不适合耕种。人口只有区区万人，主要靠饲养牛羊为生，经济、文化自然不发达。更糟糕的是，马耳他岛的主要地质结构为石灰岩，由于缺乏土壤固定水分，导致下雨降落的宝贵淡水严重渗流，全岛竟然没有长流河和湖泊。人们的饮用水和农业用水只能来自不透水层的一点点贮水或自建储水井。根据当时一篇文献记载，马耳他岛是“汪洋中的一块孤石，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壤，其中碎石累累，不易种植五谷……因土地贫瘠，海盗频繁袭扰，岛民贫困愁苦”。总之，在马耳他定居，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医院骑士团想要在虎视眈眈的土耳其军队下生存，该如何打破困局呢？有趣的是，该岛的种种缺点也会令敌人难以忍受。当骑士团适应了新环境后，远道而来的敌人反而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恶劣的环境将成为奥斯曼帝国进攻的绊脚石，让骑士团受益匪浅。

荷兰制图家尼古拉斯·维斯切二世（Nicolaes Visscher II，1649—1702）绘制的马耳他列岛地形图

喜忧参半的利勒亚当这时还考虑不了那么久远，当务之急是尽快安定下来建设新家园，因此骑士团刚一登陆，便马不停蹄前往马耳他岛的首府姆迪纳（Mdina）。岛民其实并不欢迎这群外人驻扎在这里，他们等在城外，拦住了利勒亚当一行人。待骑士团宣布保障他们原有的一切权利后他们才将城门钥匙交给大团长。骑士团并无干涉当地社会秩序的意图，因此双方相安无事。

读者们千万别“以貌取人”，历史上马耳他岛一直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地图上看，马耳他岛东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1500多千米、西离直布罗陀海峡1800多千米，在欧洲的西西里岛和北非的突尼斯海域之间，正好处于地中海的地理中心，扼守住了地中海最狭窄的航道，横亘在奥斯曼帝国本土与北非领土的航路上。如果说富饶的罗得岛是地中海的“明珠”，那么瘠薄的马耳他岛就是地中海的“心脏”。这是西方世界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的“宝地”。此外，马耳他离西西里岛只有90多千米，对比远离欧洲的罗得岛，这里与盟友可谓近在咫尺，很容易得到增援。

与其重要位置不相匹配的是，马耳他列岛的防御设施相当薄弱，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在这个既缺乏人力，又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一共只有三座年久失修的城堡。除了姆迪纳外，另两座分别是本岛大港地区的海堡（Castrum Maris）和戈佐岛上的西塔代拉堡（Citadella）。

成功安抚岛民后，利勒亚当的下一个任务是确定骑士团总部的具体位置。姆迪纳位于马耳他岛中部内陆高地，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后来腓尼基人和古罗马人在这里正式筑城。来自罗马帝国的总督还曾经为途经此地的圣保罗提供过庇护。富有讽刺意味的是，16世纪的姆迪纳要塞竟然是阿拉伯人建造的。公元870年，风头正盛的阿拉伯帝国占领了马耳他，开始其两个世纪的统治，对马耳他原住民的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马耳他人口中的上帝发音居然是“安拉”。好在利勒亚当可以放心的是，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徒，对土耳其的仇恨一点也不亚于骑士团。

姆迪纳城今貌

鉴于姆迪纳是当时仅有的三座要塞中最完善，生活设施也相对最好的地方，总部便只能设在这里了。不过大团长另有考虑。马耳他的防御工事早已过时，根本不能抵御新式火炮的轰击，所有要塞迟早都得重建。更要命的是该城并不靠海，而且附近的西海岸沿线也没有适合下锚的海湾，海岸线布满岩石。与此相反，马耳他岛东岸则有多个海岬、湾区以及被希伯拉斯半岛（Sciberras）一分为二的两座特别优良的大型港口：大港（Grand Harbor）和马萨姆谢特港（Marsamxett Harbor），它们足以容纳任何大型舰队停泊和商船往来。

1530年大港及周边地区示意图，除了海堡（后改名为圣安杰洛堡）和比尔古半岛上的少量房屋外，没有其他建筑

利勒亚当思前想后，决定放弃姆迪纳，选择紧邻大港的比尔古半岛（Birgu）为总部，其原因有二。从经济角度分析，妄图经营马耳他本岛而发展壮大是不现实的，骑士团的未来在大海，只有通过海路才能最便捷地得到欧洲的金钱、物资、人才和信息，只有在海上攻击土耳其舰船才能获得战利品和奴隶。从军事角度看，一旦敌军围攻姆迪纳，骑士团就将失去来自海上的增援，陷入死地，因此，控制一座良港对骑士团的生存至关重要。骑士团能成功固守罗得城200多年也证明这一战略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马耳他本土上层阶级都聚居在姆迪纳，骑士团另寻总部后就无心干涉当地事务，双方互不待见，容易相安无事。

事实证明，医院骑士团的选择十分明智。如果马耳他岛是地中海的心脏，那么大港区就是马耳他的心脏。以此为母港的舰队可以随时出击，灵活进退，有效地控制中地中海，对任何试图穿越西西里岛和北非之间狭窄海面的船只形成巨大威胁，可谓最好的进攻基地。从防御角度分析，则有利有弊。大港和马萨姆谢特港有诸多半岛，只要在半岛突出部的海岬上修筑要塞，就能互为犄角，轻松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御敌于港口之外。若没有港口，敌人的大型舰队就无法安全停泊，进而导致后勤补给困难。港区的防御弱点在陆地一侧：一圈高地将海港团团围住，如果敌军在高地上架设火炮，便可居高临下轰击要塞。

骑士团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在比尔古半岛南侧修筑城墙，弥补陆地方向的巨大漏洞。至于海防，由于海堡位于大港内，无法保护马萨姆谢特港，所以必须在希伯拉斯半岛的顶端新建一座要塞，同时扼守两座港口的进出通道。以上只是最低限度的防御工事，同现代人看到的马耳他要塞体系中密密麻麻的堡垒、城墙、炮台有着云泥之别。可是，读者们请不要忘了，罗得要塞是骑士团两个多世纪艰苦劳动的结晶，流落马耳他的骑士们得与时间赛跑，赶在土耳其军队再次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然而，以热衷基建而闻名于世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上却行动迟缓。上至大团长，下到普通骑士，都无比怀念罗得岛的峥嵘岁月，而将马耳他岛看作临时居所。有谁会花费重金对出租房进行豪华装修呢？

秉承这种思想，利勒亚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反攻大业上，于1532年协同查理五世的海军舰队进攻希腊，却无功而返；大团长也在两年后郁郁去世，安葬在马耳他，再也没有回到魂牵梦萦的罗得岛。之后继任的两位大团长都掌权不到一年时间，其中一位甚至还没来得及从大陆赶到赴任，就在途中病死了。1536年，来自西班牙的骑士胡安·德·霍麦德斯·柯思科（Juan de Homedes Coscon）击败传统上占优势地位的法国骑士，当选医院骑士团第47任大团长，这显然是因为得到了查理五世的支持。霍麦德斯在军事上败多胜少，并无建树，不过他在骑士团军心不稳的多事之秋维持了内部团结，在马耳他站稳了脚跟。他也是参与了罗得围攻战的老兵，深知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因此开始了要塞的建设工程，为骑士团打下了未来250多年的基业。

1540年，著名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安东尼奥·费拉莫尼奥（Antonio Ferramolino）来到马耳他，开始全面规划大港区的防御体系。经验老到的费拉莫尼奥当即指出骑士团应放弃比尔古总部，在隔海相望、易守难攻的希伯拉斯半岛上构筑新城。此方案可谓一举多得：一来占据港区中央制高点，确保敌军火炮无法居高临下轰击；二来半岛三面临海，只需要在陆地方向修建不到1公里的厚实陆墙即可，大大减轻了防守压力；三来半岛深入海湾，可牢牢控制整个港区；四来半岛面积颇大，可利用其纵深修筑多层防御工事，还能为骑士团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

可惜这项工程实在浩大，恋旧的霍麦德斯在心底也从未把马耳他当作永久总部，遂否决了费拉莫尼奥的提议，而是就现有工事进行改造，但还是同意在希伯拉斯半岛顶端兴建圣埃尔莫堡（Fort Saint Elmo）。尽管该堡垒规模很小，却扼守住了海港的咽喉，将在日后的大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希伯拉斯半岛作为战略要地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骑士团的执念拖后了工程进度，严重破坏了大港区要塞体系的完整性，他们迟早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世纪风格的海堡位于比尔古半岛，大约建成于13世纪初，此时已经残破不堪，因此首先需要升级为可安置火炮的现代化要塞，并改名为圣安杰洛堡（Fort St Angelo）。完工后，这里将是大团长及骑士团议会所在地。对比罗得岛气势恢宏的大团长宫，小小的圣安杰洛堡实在是有些小气！由于该堡是骑士团的核心和最后的庇护所，因此费拉莫尼奥在面向陆地一侧新增了德霍麦德斯棱堡（D' Homedes Bastion）以加强防御。他还挖掘了一条壕沟，引入海水，将圣安杰洛堡与陆地分开，仅有一座石桥与之相连。万一战事不利，骑士们还可破坏石桥、退到要塞，然后要么玉石俱焚，要么乘船逃之夭夭（几乎不可能）。比尔古半岛上已有的城镇也被一条新建的城墙包围，算是一道简陋的外围防线。

费拉莫尼奥在1542年为圣安杰洛堡又设计了一座高大的“骑士塔”（Cavalier）——类似于指挥塔，一般建在棱堡或城墙上，负责指挥防御力量，特别是隐蔽火炮的发射。这座名为“费拉莫尼奥”的骑士塔位于德霍麦德斯棱堡之后，是多层次防御体系的一环。万一主城墙被突破，骑士塔也能自成一体，坚持战斗。该骑士塔于1547年竣工，内部有数个弹药库，塔顶有8个炮位和1个信号灯塔。

在比尔古半岛的最尖端，隐藏在圣安杰洛堡内的德吉亚尔炮台（De Guiral Battery）也开始建设。这处小型火力点略高于海平面，炮弹可以击穿任何胆敢闯入帆船湾的敌舰，给予致命的破坏。按常规模式，敌人在没有控制大港制海权的情况下不太可能从这个方向突破，因此该炮台在战斗中没有机会开火。不过，恰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将给土耳其人带来惨重伤亡。

圣安杰洛堡及比尔古半岛今貌，请读者不要被高大坚固的圣安杰洛堡现状所迷惑，这是多次升级改造后的成果。在医院骑士团登岛之初，其规模相当小，防御力量相当弱，现今繁华的比尔古半岛当年只是个小村落

1656年大围攻后的港区要塞图，除了在希伯拉斯半岛上根据安东尼奥·费拉莫尼奥的规划开始新建瓦莱塔城之外（城墙已经建好，城内建筑还屈指可数），其余地区同大围攻前差别不大

比尔古半岛西侧还有一个被称为伊索拉（Isola）的半岛，两座半岛之间的海湾平均宽度也不过200多米。假若敌人将重炮架设在伊索拉半岛的顶端，瞄准整个比尔古，这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在此新建要塞势在必行。1537年，霍麦德斯大团长首先建设了一座要塞化的小型炮台。1551年，奥斯曼海军袭击了马耳他岛（没有攻城），并洗劫了戈佐岛，大规模军事入侵即将到来。于是该炮台得以扩建，圣米迦勒堡（Fort St Michael）总算在大围攻之前基本建成。圣安杰洛堡和圣米迦勒堡这两座要塞相互依存，彼此掩护，确保两个半岛及之间的帆船湾免受敌军火炮直接攻击。骑士团的舰队可安全停泊于此。

当霍麦德斯大团长在1553年去世时，圣埃尔莫堡和圣米迦勒堡都还没有完工。继任大团长克劳德·德·拉森格勒（Claude de la Sengle）在4年任期内加快完成了工程。鉴于拉森格勒的杰出贡献，医院骑士团特将伊索拉半岛改名为森格莱阿半岛（Senglea），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至1565年大围攻前，医院骑士团相继建成了圣安杰洛堡、圣埃尔莫堡和圣米迦勒堡三座堡垒；在比尔古半岛和森格勒阿半岛之间架设了铁链，可随时封锁海湾；陆墙部分完成大半，但依然薄弱。尽管有诸多缺陷，马耳他要塞体系至此初具规模，但与罗得要塞相比还是太过简陋，不得不为医院骑士团的命运捏一把汗啊！

老人的战争

身披戎装的瓦莱特画像

1557年，让·帕里佐·德·瓦莱特（Jean Parisot de La Valette）众望所归，接替刚刚去世的拉森格勒担任大团长。他是医院骑士团历史上功勋最卓著的大团长之一，其地位堪比约百年前成功抗击土耳其军大举入侵罗得岛的皮埃尔·德·欧比松大团长。

瓦莱特（1495—1568）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1514年加入医院骑士团，8年后参与了1522年罗得岛大围攻，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坚定的信仰。瓦莱特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兵败罗得岛后，他忠心耿耿地跟随骑士团辗转各处。在马耳他居住期间，瓦莱特担任一艘战舰的舰长继续同海盗和土耳其舰船作战。1541年，他在作战时受伤被俘，随后被迫作为划桨奴隶长达一年之久。骑士团想方设法与敌人谈判，达成俘虏交换协议后，他才安全回家。此后，他受命担任骑士团海军司令，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海军将领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历经百般磨炼的老人将让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565年再次领教医院骑士团的顽强和坚韧。他的对手正是43年前攻陷罗得岛的伟大苏丹——苏莱曼一世。当时瓦莱特还是骑士团的青年秘书官，可能在跟随利勒亚当大团长进入土耳其大营谈判时见过苏莱曼的真容。

英雄迟暮的苏莱曼一世老态毕现，再也没有精力亲自登上马耳他岛，打击老对手医院骑士团了

《孙子兵法·谋攻篇》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当年气势盖天的苏丹如今也是70多岁的垂垂老者了，他一生征战无数，当然明白强攻要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更何况他早已厌倦了在战场上东征西讨，且被充斥帝国内部的争斗、腐败和阴谋所困扰。他失去了激情，只想在后宫安然度过余生。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1564年，骑士团海军偶然捕获了一艘装满财宝的战舰，其主人是权势熏天的奥斯曼宫廷太监总管，不久帝国公主的乳母和亚历山大总督也分别被俘。这下，从前朝到后宫，所有人都在苏丹耳边聒噪，务必铲除“毒蛇的巢穴”，将医院骑士团彻底消灭。

这几十年来，骑士团依托马耳他岛，一面打击巴巴里海盗，一面也干着海盗的勾当，严重损害了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苏莱曼一世其实颇后悔当初让骑士团逃出生天，只是晚年倦政，不想再折腾罢了。如今帝国上下群情激奋，一代雄主的本能再次爆发，毅然决定入侵马耳他。他当然不会御驾亲征，而是将海陆大军委托给了三位大将。

陆军总指挥为65岁的穆斯塔法帕夏，他在年轻时也跟随苏丹参加了1522年罗得岛围攻战，也许跟几乎同龄的瓦莱特面对面交战过。[1]海军司令由皮亚里帕夏（Piali Pasha）担纲，此人原本出身于欧洲人家庭，1526年还是儿童时在第一次摩哈赤之战（Battle of Mohács）中被俘。大概他长得很清秀，加上又聪明伶俐，因此被苏莱曼一世带入后宫养大，成年后加入帝国海军，屡有战功，深得苏丹喜爱，甚至迎娶了苏丹的孙女。陆军总指挥和海军司令都是苏莱曼一世最信任、倚赖的重臣。苏丹教导皮亚里帕夏要“像父亲一样尊崇”穆斯塔法帕夏，反之穆斯塔法也应将皮亚里看作“深爱的儿子”。实际情况是，从登陆马耳他岛开始，他们只要在一起，那么一半时间在争吵，另一半时间在咒骂，或者既争吵又咒骂，枉费了苏丹一片苦心。

此外，多次与骑士团海军作战，对马耳他地形十分熟悉的80岁老将图尔古特（Dragut）受命在北非招募一批精锐士兵后赶往马耳他助阵。苏丹册封其为的黎波里总督[2]，不过，最适合图尔古特的头衔应该是骄傲的“巴巴里海盗”。

根据苏丹诏令，穆斯塔法帕夏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但皮亚里帕夏和图尔古特在前线听不听就另当别论了。此三人的资历、功绩都各有千秋，单独拿出来，无疑是合格的将领。如果苏莱曼苏丹能如年轻时那样亲临前线，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可是，彼此心存芥蒂的三人强扭在一起，为此后围攻马耳他时的指挥混乱埋下了祸因。

有关土耳其入侵大军规模的记载如以前一样，很混乱。各方征召来的战斗人员可能高达4万人，其核心依然是精锐的6000名新军，此外还有8000人的支援部队。海军方面大约有300艘舰船。土耳其人是当时的火炮专家，足足带了约8万发炮弹和15吨火药。不论是海陆战力，还是火炮的质量和数量，均对医院骑士团形成压倒性优势，但在双方数百年的战争中这就是常态，所以瓦莱特不会丧失信心，穆斯塔法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图尔古特雕像

士兵多固然是好事，但不啻为军需官的噩梦。罗得岛距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很近，即便如此，土耳其大军在1480年围攻罗得要塞时还是因后勤不济而功亏一篑；若不是有苏丹压阵，1522年的行动也会半途而废。这一战，土耳其军战线向前推进了上千公里，且只能通过舰船与伊斯坦布尔或亚历山大城获得补给，不论是运力还是航运安全性都无法同1522年时相提并论。北非的巴巴里地区倒是很近，也是自己人的地盘，但那里生产力不发达，靠海盗外出打劫为生，不可能有余粮为大军提供补给，以海盗大本营作为后勤基地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奥斯曼军指挥官计划最好在两周内结束战斗，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否则便面临补给困难。

土耳其人还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狠招是“以战养战”，可惜在马耳他行不通。前文已述，马耳他土地贫瘠，难以自给自足，骑士团都得从西西里进口粮食，幻想在岛上筹集到大军的粮草是不可能的。更悲催的是，在罗得岛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在马耳他就是大麻烦。该岛没有天然地表水，清洁饮用水很欠缺，就连修筑工事和坑道的木材也得随舰携带。富饶的西西里岛不远，却是西班牙的禁脔，穆斯塔法帕夏本来就担心来自西西里的救援部队，若去主动攻击就是两线作战，自找麻烦，非明智之举。

1565年3月22日，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从伊斯坦布尔启程，将平静的海面压得嘎吱作响；5月18日，圣埃尔莫堡的守军敲响了凄厉的钟声。由于骑士团只有4艘加莱战舰，因此根本不可能在海上拦截，瓦莱特只能派出一支约千人的部队出城沿海岸线跟随，密切监视敌军的一举一动。

土耳其军登陆马耳他岛流程图（1565年5月19—24日），引自Tim Pickles，Malta 1565-Last battle of the crusades

为后世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马耳他大围攻（Great Siege of Malta）[3]拉开了序幕。

土耳其舰队首先抵达马耳他东南部的马尔萨什洛克海湾（Marsasirocco Bay），这里锚地宽阔，适合登陆。可是令瓦莱特始料未及的是，土耳其人虚晃一枪，便沿西部陡峭的石灰岩悬崖航行，在岛北部一处小海湾抛锚，陆军连夜占据了一个滩头阵地。

第二天清晨，骑士团一队骑兵在法国骑士拉·利维埃（La Riviere）的率领下从姆迪纳出发，企图在土耳其人行军途中设伏，打敌人一个下马威。可惜因种种意外，骑士团的行踪被暴露，激战中利维埃不幸被俘，还有1名葡萄牙骑士阵亡。初战失利，全体守军不免蒙上了一层阴影。

瓦莱特原本以为穆斯塔法帕夏会深入内陆，由北往南推进，不料敌军又返回马尔萨什洛克海湾。这次，土耳其军不再玩躲猫猫的游戏了，全军于19日开始登陆，20日进军至马尔萨（Marsa），并在此设立大本营。

土耳其人的奇怪行为其实反映出陆军和海军对马耳他战役该如何展开产生了分歧。在穆斯塔法帕夏看来，大军在围攻港区期间，若身后有骑士团据点将是重大威胁，因此他想先拿下姆迪纳，确保后方无虞后才专注于围攻。不过，海军司令皮亚里帕夏的首要责任是保证舰队的安全，他必须尽快控制港口，绝不能如陆军那样慢腾腾地，况且北部这处海湾的水文条件和地形不利于大军登陆。两人争论一番后，皮亚里帕夏的意见占据上风，这才出现舰队走回头路的航线。

5月21日，严刑拷打后的利维埃向穆斯塔法帕夏和盘托出了比尔古半岛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指挥官随即决定向骑士团总部发起一次试探性进攻。不料守军的防备是如此严密，士气如此高昂，激战5小时后，土耳其军只得留下300具尸体后逃跑。骑士团总部恰恰是最坚固的地方。利维埃的虚假情报误导了穆斯塔法帕夏，帕夏盛怒之下将利维埃活活打死。这是围攻战的初次暴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余怒未平的穆斯塔法帕夏又遭到海军司令的挑战。关于具体的围攻方案，两位大将也有不同计划。不出意外，每人都坚持自己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首战受挫，但穆斯塔法帕夏仍然坚持直接强攻比尔古和森格勒阿半岛，一旦突破圣安杰洛堡和圣米迦勒堡，战争便胜利结束。皮亚里帕夏对此激烈反对，要求首先攻击圣埃尔莫堡，进而控制马萨姆谢特港，这样他的舰队才能躲避地中海的风暴或敌人的偷袭。

两种意见其实都很有道理。穆斯塔法帕夏在后方不稳、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当然力图直取要害，速战速决。不过海军在围攻中将缺乏安全的锚地，万一在攻克要塞之前舰船受损，马耳他岛上的土耳其军便会立即陷入绝境。所以，皮亚里帕夏十分反对陆军司令的激进方案，他认为，在手握压倒性兵力的情况下应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冒险。根据前线工程师的汇报，小小的圣埃尔莫堡并不坚固，驻军也不多，只要四五天便能攻克。

穆斯塔法帕夏权衡再三，勉强同意了海军方案。这是任何一位谨慎指挥官应该做的正确决定，可惜他们终将为没有算计到骑士团的顽强而后悔。

马耳他之钥

现代游客们如果乘坐轮渡前往马耳他岛，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雄伟的圣埃尔莫堡。它伫立在希伯拉斯半岛顶端，是所有船只进入港区的门户，牢牢守住了半岛西侧的马萨姆谢特港和东侧的大港，任何胆敢闯入港区的敌舰都处于其火炮覆盖范围下。倘若游客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奥斯曼海军舰长，也许明智的做法就是保证战舰不在要塞的射程内。

意大利画家马泰奥·佩雷斯（Matteo Pérez，1547—1628）绘制了八幅马耳他攻防战的油画，现藏于马耳他瓦莱塔城大团长宫会议厅。组画之一：土耳其舰队抵达港区，画面前为持枪的新军战士和扛着铁镐的工兵。土耳其军正在设立大本营，将港区围得水泄不通

如今马耳他国家战争博物馆就坐落在圣埃尔莫堡内，导游手册这样描述道：“圣埃尔莫堡是博物馆最合适的选择。在马耳他，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比这座古老的要塞更加声名远扬。圣埃尔莫堡在1565年抵御土耳其军队的大围攻中的顽强表现是马耳他历史中最耀眼的篇章。”

无论是在海上遥望要塞，还是进入内部参观，游客都会惊叹于圣埃尔莫堡设计之精妙、结构之复杂、城墙之高大、防守之严密。在如此先进的防御工事内抵御尚处于冷热兵器交接时代的土耳其军队，似乎并非难事，导游手册未免有过誉之嫌。其实不然，1565年的圣埃尔莫堡在围攻战中几乎被摧毁殆尽，经后世多轮重建后才形成如今的规模。在当年的土耳其军指挥官看来，简陋的圣埃尔莫堡理应在几天内便乖乖投降，可是医院骑士团的勇士们偏偏在这块弹丸之地令土耳其军损兵折将。

早在1417年，马耳他当地民兵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瞭望塔。1488年，统治马耳他的阿拉贡王国以圣人埃尔莫的名义修筑新塔。埃尔莫是水手的保护者，来来往往的水手们站在甲板上近距离感受圣人的祝福，一定会大大缓解远航的心理压力。不过只有警戒功能的瞭望塔显然无法在如此关键的地点承担防御重任，因此1541年有人向霍麦德斯大团长提议在此修建真正的防御要塞。可是当时骑士团资金紧张，圣埃尔莫堡工程进展缓慢。

155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骑士团议会不得不将该堡垒纳入“重点工程项目”。地中海地区的头牌海盗图尔古特被苏莱曼一世收编，同年与奥斯曼舰队司令希南帕夏（Sinan Pasha）率领150艘各型舰只和1万名士兵离开君士坦丁堡，深入欧洲腹地。他们炮轰了威尼斯拥有的港口，在西西里岛肆掠一番后又出现在马耳他海岸。当时，希伯拉斯半岛的海角无险可守，因此奥斯曼军在此从容登陆。好在图尔古特和希南并没有强攻比尔古半岛的准备，侦察一番后遂离开港区，进入马耳他内陆烧杀抢掠。他们意犹未尽，还洗劫了骑士团的戈佐岛，将5000名岛民贩为奴隶，然后又南下北非，一鼓作气攻陷了的黎波里。

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突袭令骑士团后背发凉。他们来不及哀叹，立即在次年1月修建防御工程，首先将海角上的瞭望台夷平，仅用6个月就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新式棱堡，这就是圣埃尔莫堡的雏形。该堡的战略如此重要，以至于在1565年的战斗中，瓦莱特对横渡大港海域前往圣埃尔莫堡的骑士团官兵叮嘱道：“圣埃尔莫堡是（打开）马耳他的钥匙。”

如此仓促的工程必然存在各种不足。圣埃尔莫堡是为了阻止敌人登陆而修建的，没有考虑来自后方陆地一侧的攻击。从港区全局来看，圣埃尔莫堡所在的海岬位置十分重要；可是从战术角度分析，其地势条件相当恶劣。这片海岬恰巧是希伯拉斯半岛的低点，敌人只要占据后方高地便能俯视要塞，火炮可轻松压制守军火力。古代历史上直接从海上攻陷临海要塞的战例并不多，成功案例大多是从陆地进攻。历任大团长都深知这一缺点，可惜将要塞工程扩大至高地费时费力，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扩建圣埃尔莫堡。

圣埃尔莫堡主体呈四角星形结构，是文艺复兴时期要塞的典型样式。4座棱堡，尤其是面向陆地侧的2座十分尖锐厚实，其夹角根据地形精密设计，若敌人胆敢从宽阔的正面强攻，只要入壕沟，就正好处于棱堡的交叉火力中。实战中，土耳其人也知难而退，绕开正面从西侧（圣埃尔莫堡三角堡的位置）实施攻击。此举虽然避免了重大伤亡，但因侧方面积限制，他们无法发挥兵力优势。要塞中有一座碉堡化的兵营，内部隔出了小礼拜堂、仓库和蓄水池。要塞外圈挖有一条壕沟。

圣埃尔莫堡结构图（1565年大围攻爆发前），引自Stephen C. Spiteri，Fortresses of the Knights（Malta：Book Distributors，2001）

1554年，骑士团在圣埃尔莫堡北侧兴建了一座体量巨大的略高于要塞主体的骑士塔。两座建筑仅用石桥相连，进入要塞前必须通过可随时破坏的吊桥。该骑士塔几乎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

圣埃尔莫堡的入口面向东边的大港。拉森格勒大团长感觉大门缺乏纵深掩护，遂于1556年下令在入口前修建一座钳堡。钳堡的功能同罗得要塞的堤型护垒相似，相当于胸墙的“防弹衣”，同时也能有效分割敌军兵力。

1564年，瓦莱特朝马萨姆谢特港方向增修了一座三角堡——在第二年的大围攻就派上了用场。三角堡也是通过吊桥与要塞相连，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侧翼掩护。

圣埃尔莫堡今貌，从空中俯视圣埃尔莫堡，可明显看出其有两层结构。中间较高，有灯光点缀，显得比较新的建筑为上堡（Upper），是圣埃尔莫堡最古老的一部分，也就是1565年前后的模样。之所以看起来较新，是因为其修护工程刚刚在2015年完工。读者若有机会去参观正当其时。圣埃尔莫堡左方为大港，右边为马萨姆谢特港，后方即为当年渺无人烟的希伯拉斯半岛，如今已布满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是马耳他共和国的首都瓦莱塔城。在1565年的大围攻中，圣埃尔莫堡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也很不完善。大围攻后，希伯拉斯半岛终于全部要塞化，曾经孤立无援的圣埃尔莫堡与新建的瓦莱塔城连为一体。圣埃尔莫堡较低的部分称为下堡（Lower），于17—19世纪逐步扩建而来。有着前面瓦莱塔城的保护，位于希伯拉斯半岛最末端的圣埃尔莫堡从理论上看几乎不可能遭受来自陆地的直接攻击了。左下角的防波堤和铁桥是后来的产物，跟要塞没有关系

可是，种种努力并不能掩盖圣埃尔莫堡防御力量依然欠缺的事实。骑士团的时间实在太紧迫了，圣埃尔莫堡就像是仓促修建的半成品。该堡孤悬于总部之外，难以得到及时增援，堡垒地势较低，易被敌人的火炮压制，且自身有很多缺陷。首先，要塞规模小，火炮数量不足。其次，胸墙太矮，也没有保护士兵的城垛，守军必须探头开枪射击，毫无疑问，一旦有脑袋露出来，便会有无数支火绳枪、弓弩瞄准这个倒霉鬼。第三，圣埃尔莫堡的壕沟也不及罗得城的宽，因为马耳他岛土层薄，以岩石为主，导致土方工程困难很大。不过因祸得福的是，土耳其的坑道兵也难以挖掘地道实施城下爆破。在1522年的罗得城围攻中，地下引爆的炸弹多次炸毁城墙，帮了土耳其军的大忙。此外，坚硬的岩石也不利于土耳其军修筑临时工事和架设稳固的炮台，导致大炮的威力大打折扣。

修复升级后的圣埃尔莫堡海墙部分。这道沿着海岸线的工事是17世纪增修的卡拉法幕墙（Carafa），是圣埃尔莫下堡的一部分。在只能发射实心炮弹的黑火药时代，企图从海上攻陷要塞无异于天方夜谭。棱堡上的混凝土碉堡风格明显不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英国人在古老防御工事的基础上，将圣埃尔莫堡改成了现代化的防空要塞。有趣的是，远远看去也不违和。马耳他要塞体系同罗得城要塞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断进化、升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直到20世纪中叶都在发挥作用

圣埃尔莫堡同样缺少隐蔽的出击口。出击口是积极防御思想的产物，守军可以趁敌军立足未稳或即将撤退之际，突然从出击口杀出，给予敌人重创。出击口也可以确保守军安全离开要塞，在夜色的掩护下清除敌人为填平壕沟而倾倒的土石。

土耳其的军事工程师明察秋毫，呈给穆斯塔法帕夏的评估报告绝不存在盲目乐观。对擅长攻坚战的土耳其大军而言，圣埃尔莫堡只是总攻比尔古半岛前的开胃菜。说不定骑士团看到圣埃尔莫堡被轻易攻克，会丧失信心立马投降呢！穆斯塔法帕夏已经迫不及待想让顽冥不化的骑士们尝尝苦头了。

鏖战圣埃尔莫

与近5万人的土耳其军队对峙的马耳他守军只有6000—8000人。核心成员是约500名骑士，其中法国骑士200人、意大利骑士170人，他们是骑士团的主力。来自英格兰的骑士只有区区3人，这是因为亨利八世为了自己的“幸福婚姻”与罗马分裂，从而殃及池鱼。1540年，亨利八世正式遣散了骑士团的英格兰分团，令骑士团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尽管瓦莱特大团长给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发去了雪片般的求救信，以官方名义前来的援军依然寥寥。只有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领主们招募了4000名雇佣军来岛助阵，此外马耳他岛居民提供了约3000名民兵协防。[4]唯一以国家名义响应救助的只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很难说他是出于义愤还是同情，或者只是单纯地继承父亲查理五世的既定战略。查理五世当初把马耳他转让给医院骑士团，只是利用他们的“肉盾”角色，替自己抵挡土耳其的锋芒，所以，腓力二世自然不能让这件贵重的盾牌轻易被损毁。他允诺将从西西里岛派出1.6万人的大军，但何时到来并未明确。如果局势不妙，精明的腓力二世一定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世态炎凉，瓦莱特也只能像前辈欧比松和利勒亚当那样摇摇头、耸耸肩，努力投入防御工作！其实他比谁都清楚，马耳他安不安全，在于城墙的高度，而不是善变的人心。

最后，岛上未加入民兵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也可勉强算作战斗力。尽管马耳他人不喜欢骑士团，但视土耳其人为恶魔。为抵抗巴巴里海盗的常年入侵，他们早就习惯了为生存而战斗。

第一次试探性进攻结束后，双方处于短暂的停火状态。瓦莱特大团长本以为土耳其军马上会开始总攻比尔古半岛和森格勒阿半岛，不料两个早年的叛教者投奔到骑士团。当初他们为了保命而不得不皈依敌人的信仰，如今在上帝的感召下重返正途。其中一个变节者是穆斯塔法帕夏的卫兵，他说土耳其军将首先攻击圣埃尔莫堡。

一幅描绘16世纪火炮攻城的版画，攻城火炮已经轻型化。这种轮式火炮口径较小，发射铸铁炮弹。炮膛上有精密仪器，帮助炮兵稳定发射平台和调整弹道。阵地前还有装满泥土的篮子保护阵地。城墙上的守军被火炮压得抬不起头。请注意城墙侧面有一处隐蔽的穹窖炮台，不过这没能逃出攻方炮兵的法眼，一门大炮正瞄准了它

瓦莱特闻讯大喜。圣安杰洛堡和圣米迦勒堡的工程还未完工，如果土耳其人集中力量强攻，必然失守；如果穆斯塔法将矛头转向圣埃尔莫堡，两座堡垒的城墙就能再加高，获得欧洲援军的希望就会增加。所以，瓦莱特的策略很清晰，那便是不顾一切代价死守圣埃尔莫堡，为圣安杰洛堡和圣米迦勒堡争取时间加强防御工事；同时，他还将城防作用不大的骑兵部队派遣至姆迪纳，以其为基地骚扰敌军。

此刻，圣埃尔莫堡只有不到200名守军，其指挥官是骑士路易吉·布罗里亚（Luigi Broglia）。他表示为骑士团冲锋陷阵是莫大的荣誉。瓦莱特也清楚这点力量恐怕连一天都守不住，于是增派64名骑士，外加从墨西拿赶来的400名雇佣军。至此，圣埃尔莫堡的全部守军约为600人。

土耳其军不愧是攻城战的大师。经过一百多年的实战磨炼，他们的围城步骤几乎达到标准化。首先是挖掘堑壕，一旦达到火炮最佳射程，工兵便趁夜修筑火炮平台。穆斯塔法帕夏下令将10门80磅、2门60磅和1门160磅的火炮运送到希伯拉斯半岛的高地。随着北非援兵到来，压制圣埃尔莫堡的火炮陆续达到24门。当大炮就位后，工兵继续坑道作业，尽量抵近敌军要塞，为步兵提供尽可能多的掩护。鉴于马耳他岛的岩石地形，在其他地区屡试不爽的地下突袭行不通了，所以穆斯塔法帕夏只能寄希望于火炮击碎要塞，接着派出步兵杀出一条血路。

5月24日，一切妥当后，猛烈的炮击开始了。充分的准备无疑是指挥官的基本职责，不过战争之所以是门艺术，就在于正确与错误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随时可以转换。穆斯塔法帕夏的拖延帮助瓦莱特多出整整两天时间增援圣埃尔莫堡，假如穆斯塔法第一时间就攻击比尔古半岛，战争走向则很有可能改变。可惜这都是事后虚谈，至少目前看来，土耳其军还是胜券在握的。

土耳其炮兵选择重点轰击圣埃尔莫堡相对薄弱的两处锐角部分和侧翼的小型三角堡。他们的技术十分精湛，用铸铁或石质炮弹轮番轰击同一个着弹点，为了加快炮击速度，甚至连必要的炮膛冷却和清洗步骤都省略了，因此很快就造成圣埃尔莫堡大面积损毁。如果守军胆敢冒头还击或试图修补城墙，早就在前沿堑壕内待命的土耳其新军火枪手就会以狙击的方式射杀守军。土耳其火绳枪枪管较长，发射速度慢，但精度和穿透力很高，是定点守株待兔的利器；火绳枪用于进攻则稍显笨拙，肉搏还是得依靠新月弯刀。

守军就这样缩在临时搭建的护墙下有好几天了，每天近30人被击毙或击伤，毫无反击能力，很快就士气不振。面对远距离火炮、近在咫尺的火枪和不断萎缩的城墙，骑士们选了几位代表潜回比尔古，向瓦莱特抱怨圣埃尔莫堡不可能坚守，要求放弃要塞。大团长听完汇报后告诉他们，每回来1个人，就有4个人争着要求去圣埃尔莫堡履行骑士团的责任，赢得荣誉。激将法勉强安抚了骑士代表的畏惧心理，但圣埃尔莫堡守军，无论是骑士还是雇佣军的士气都一直低迷。

瓦莱特毕竟不能只提供精神支持，也经常派小艇向圣埃尔莫堡输送人员和补给，返回时带走伤员；隔海相望的圣安杰洛堡则不时发射火炮攻击希伯拉斯半岛上的土耳其炮兵阵地。然而，大团长不会无节制地增援，他知道圣埃尔莫堡是牵制土耳其军的钉子，其任务是尽量坚持，而不是变成双方战士的绞肉机。主力部队和炮弹、火药要留在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半岛的防御中。换而言之，圣埃尔莫堡就是一枚光荣的“弃子”，名副其实的“绝地”。所有守军自进入要塞那一刻开始便成了死人。战争不讲“人性”，只有下达如此冷酷命令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统帅吧！

身在比尔古半岛的瓦莱特面对岌岌可危的圣埃尔莫堡也无可奈何，只能在白天通过火炮支援海湾对面的友军

就在穆斯塔法帕夏全力进攻时，奥斯曼海军的表现却乏善可陈。5月27日，皮亚里帕夏被一块弹片击伤，好在无生命危险。同一天，一艘原本在非洲海岸巡逻的骑士团战舰受命返回马耳他。土耳其海军蜂拥而至，企图包围该舰。骑士团舰长意识到不可能返回母港后，利用熟练的航海技术成功摆脱围追堵截，安全抵达西西里岛。此役，皮亚里帕夏的舰队从未有效封锁马耳他岛与外界的联系，前期连圣埃尔莫堡的补给通道都没切断。他病态地要保住每一艘舰船，生怕珍贵的战舰受损而遭到苏丹的叱责。如果他有足够的进取心，勇于挑战来自西西里岛的增援舰队，也许会影响战争走向。当然这也表明奥斯曼帝国对海军的不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巴巴里地区为据点的海盗比“正规海军”更加活跃和危险。

组画之二：1565年5月27日，炮轰圣埃尔莫堡，土耳其军没有陈兵比尔古城墙下，反而将主力尽数调往希伯拉斯半岛。密密麻麻的“白头巾”们正在半岛和蒂格涅尔角上布置阵地

6月2日对圣埃尔莫堡守军而言应该是幸运日，这一天是圣徒埃尔莫的节日。拂晓时分，瞭望台发现海平面上出现了一支舰队。所有人都祈祷那是腓力二世许诺的来自西西里岛的援军。可惜真相是如此残酷，来者是更难对付的老将图尔古特。他同医院骑士团战斗了一生，熟悉骑士团的所有优缺点，也没有人比他更骁勇善战。他率领13艘加莱战舰、30艘普通舰船和1500名非洲精锐刚抵达战场便投入了战斗。图尔古特的计划同穆斯塔法帕夏的原方案类似，也是从马耳他北岸登陆，攻取姆迪纳后南下直取骑士团老巢，而不是在圣埃尔莫堡消耗时间和兵力。不过木已成舟，纠结也无益，当务之急是尽快拿下这座要塞。

图尔古特是海盗首领，航海技能无须多言，他亦是火炮专家，早年曾作为炮兵参加了奥斯曼征服埃及的战争。按他的意见，土耳其军重新布置了火炮，除了在更靠近圣埃尔莫堡的地方设置第二处阵地外，还在蒂格涅尔角（Tigné Point）和绞架角（Gallows Point）架设大炮。图尔古特还建议卸下舰炮，加强炮击火力，这个建议被皮亚里帕夏拒绝，除非他的舰队安全停泊进马萨姆谢特港。身为最高指挥官之一，图尔古特非常彪悍，将营帐设在堑壕边，并如普通士兵那样战斗在前线，可能这同他出身寒微有关系。

经过数天炮击后，土耳其工程师在6月3日早上对圣埃尔莫堡的附属三角堡进行抵近侦察时，愕然发现那里竟然没有守军岗哨。为何发生如此重大疏忽，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可能是守军太疲倦睡了过去；也可能是哨兵早前就被击毙，但无人发觉；还有人认为是雇佣军们贪生怕死，躲了起来。

战机稍纵即逝，工程师们立即返回汇报，很快一支新军突击队便携带云梯爬上了三角堡。大约40名守军慌忙向主要塞逃窜，连吊桥都没来得及拉起来。好在骑士们挺身而出，牢牢堵住大门，才避免毁灭性的连锁反应。土耳其军一边战斗，一边加固面对主堡一侧的城墙，使得骑士团收复三角堡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骑士团失去三角堡是致命的打击，土耳其工兵不断运来泥土加高三角堡，将其改造成高于主堡的火炮平台，利用缴获的大炮朝主堡射击，还有大量火枪手也蜂拥而至。在如此近距离的密集火力攻击下，圣埃尔莫堡上的守军毫无反击余地。

左侧三角堡已经丢失，土耳其军立即利用三角堡反戈一击，居高临下向主要塞射击。棱堡锐角部分均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土耳其军没有正面强突，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左翼为突破口。他们正在左翼壕沟内搭建木桥，试图登上城墙。图中箭头方向为土耳其军攻击线路。引自Stephen C. Spiteri，The Great Siege：Knights versus Turks，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er Victory

更糟糕的是，圣埃尔莫堡壕沟过窄的缺点也暴露了。土耳其军一边用各种材料填充壕沟，一边在三角堡旁边架了一道木桥越过壕沟，架到主城墙上去了。他们在棱堡锐角部分也如法炮制，搭建了第二座木桥。

双方战士就在这来回拉锯中消耗着鲜血和时间。虽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圣埃尔莫堡和比尔古半岛一直保持着联络，因此大团长可以不时为前线输送给养和援兵，有效掌控战局，甚至还平息了绝望的雇佣军发动的一次哗变。

每天土耳其人都狂热地冲向要塞。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跑在最前面的炮灰为何如此英勇，一是因为心中的信念，二是有物质的奖励。《史记·货殖列传》就有相关的记载：“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可见“攻城先登”在全世界都是大功一件啊！

身穿重甲，套着红底白十字外袍的骑士们和雇佣军并肩战斗

短兵相接中，进攻方的远程武器为避免误伤而难以发挥作用，土耳其人只能凭借弯刀、长矛和利刃一步步杀进要塞。守军可以集中在某个突破口，凭借良好的护甲和精准卡位，在敌军刚一登上城墙，前排守军就将其砍死或用长矛将其捅进壕沟。骑士团的火绳枪此刻无须瞄准就可以弹无虚发，甚至一弹可贯穿数人。后排守军则装备了一些危险的投掷火器，如希腊火、火圈——不仅能给敌人造成伤害，对己方也可能是致命的，稍有不慎就会把友军或自己变成大火球。可是在混战中谁也顾不上安危，只是将任何可燃物朝衣着艳丽的土耳其军身上扔去。

马耳他画家朱塞佩·卡利（Giuseppe Calì，1846—1930）描绘了图尔古特倒地的瞬间，画面虽然很生动，但略有瑕疵，因为画中的图尔古特看上去只是中年人

如果读者玩过经典即时战略游戏《帝国时代3》，一定会对其中医院骑士团[5]的火圈兵很好奇。这个游戏的设定相当严谨，持有这种奇怪武器的火圈兵正是骑士团的特有兵种。建议没玩过该游戏的读者有机会尝试一下，第一关就是马耳他围攻战。火圈由浸泡在白兰地或油中的软木制成，外面裹上羊毛，然后再在各种易燃液体中反复浸泡、干燥，最后撒上火药。战斗中，火圈兵用钳子夹住火圈，点燃后向敌军掷去。土耳其军的长袍很容易着火，四处乱滚的火圈往往一烧一大片，最倒霉的人可能被火圈套住，活活烧死。当然守军也难免自伤，于是他们准备了很多水桶，可以随时帮助战友浇灭大火。而土耳其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在烈火中，最后要么被杀死，要么自己跳下城墙了断。面对如此骇人的武器，就连新军也肝胆俱裂，不得不停止向前。有时土耳其军好不容易登上城头，还没来得及欢呼，一发炮弹就会横扫人群，他们的四肢、躯干和头颅如飘零的花瓣在天空中飞舞，然后落到壕沟充作填充物。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逝，穆斯塔法帕夏最初计划4天攻克要塞，不知不觉快4周了还未攻下。6月18日，心急如焚的土耳其高级将领到堑壕视察，突然一发炮弹袭来，在地面上弹了几下后裂成碎片，其中一片当场杀死一名新军指挥官，一片不偏不倚击中图尔古特的右耳上部，好在巨大的头巾吸收了部分能量，但老将还是流血不止，倒地昏迷。穆斯塔法帕夏十分镇定，下令用毯子覆盖图尔古特的身体，悄悄送回营帐，不得声张。

前景中，图尔古特不幸中弹，几位奥斯曼高级指挥官慌忙搀扶。圣埃尔莫堡的西侧是土耳其军的攻击重点，他们利用两座木桥翻越壕沟，直接登上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墙，但守军寸步不让。骑士堡和三角堡都已经陷落，并成为土耳其人的前进平台和炮台。战斗后期，奥斯曼海军总算想起要封锁海面，因此骑士团只得派人游泳传递信息。土耳其火绳枪手正朝海中的泅渡者开火

6月23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承诺的援军迟迟不来，大团长已经没有多余的人来守卫圣埃尔莫堡了。其弹药即将告罄，守军只剩下不到100人。他们浑身是血，精疲力竭，几乎拿不动武器。有些人瘫坐在地上，有些人只能撑着剑，靠着墙勉强站起来。城墙上敌我双方的尸体混杂在一起，无人清理；炮火轰击后，又有几百名土耳其人聚在城墙下等待命令。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战了。

上午10点，炮火声和喊杀声渐渐消寂下来。进入要塞的新军没有再遇到激烈抵抗，只是将沿途碰到的活人一个不留地杀了。不管圣埃尔莫堡的守军曾经怎样畏惧想动摇，最后他们都坚守在了岗位上。医院骑士团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

攻下了圣埃尔莫堡，穆斯塔法帕夏和皮亚里帕夏却惘然若失。这实在不能说是胜利。他们损失了8000多人，约战斗人员的四分之一，很多都是宝贵的新军，物资消耗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海军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港口，但小小的圣埃尔莫堡都耗时一个月，那么攻陷骑士团总部又要多少时间呢？

愤怒的穆斯塔法帕夏下令处死全部战俘，主要指挥官的首级插在矛尖上示众。最惨的是，有10名骑士被开膛破肚后钉在十字架上投入海中，冲到了对岸的比尔古半岛以恐吓守军。据记载，圣埃尔莫堡中的骑士全部阵亡，只有5名马耳他民兵游过海面逃回比尔古。骑士团立即施加报复，将所有敌军俘虏押到圣安杰洛堡城墙上斩首，并让土耳其军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向对面的阵地开炮。“炮弹”软绵绵地落在地上，穆斯塔法帕夏发现它们既非铸铁，也不是石质，而是血还没来得及凝固的头颅。就在这恐怖的气氛中，图尔古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成为圣埃尔莫堡之战中最后一位牺牲者。多年后，圣安杰洛堡还有闹鬼的传说，当地渔民声称，鬼是那些被砍下脑袋为圣埃尔莫堡陪葬的奥斯曼士兵的魂魄。

组画之三：攻陷圣埃尔莫堡（6月23日），这幅画作中，大量土耳其火炮排成两列，从希伯拉斯半岛高地朝圣埃尔莫堡射击。右下角指挥者为穆斯塔法帕夏。前排戴白色头巾的士兵为精锐的新军。奥斯曼军的制服色彩艳丽，因为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成分复杂。指挥官真正能依赖的只有号称“苏丹之子”的新军。图中密密麻麻的白头巾包围了圣埃尔莫堡，占领了三角堡，并朝城墙上攀登。守军穿着黑色盔甲，堵在城墙上寸步不让，但要塞陷落只是时间问题。画的背景是大港和比尔古半岛上的圣安杰洛堡，还可以看见封锁海面的铁链。3艘骑士团划桨船正朝圣埃尔莫堡增援，2门土耳其火炮开火拦截。进攻方没有在开战第一天就有效切断圣埃尔莫堡和比尔古半岛的联络是此役中最大的失误

双方统帅大开杀戒后毫无心理负担，继续斗智斗勇。穆斯塔法帕夏模仿当年苏莱曼一世的策略，给瓦莱特大团长送去一封劝降信。然而，经过如此野蛮的屠杀后，彼此已无和解的可能，瓦莱特强忍住将敌军信使绞死的冲动，坚定地拒绝了这充满血腥味的“和平”。

医院骑士团不在马耳他灭亡，就在马耳他新生。

困兽与猎手

瓦莱特大团长以统帅特有的理性任凭圣埃尔莫堡全军覆没。人们可以批评他冷酷无情，但绝不能否认他的公正和勇气。瓦莱特宣布自己绝不会投降，也不会被敌人俘虏。他总是战斗在前方，即便后来腿部受伤也不下火线。为了节约粮食，他下令杀掉全城的狗，包括自己的爱犬。熟悉骑士团光荣历史的军民们似乎看到当年欧比松大团长的身影出现在城墙上，顿时增添了信心。

土耳其军占领圣埃尔莫堡后的战场局势图

1.圣埃尔莫堡；2.马萨姆谢特港；3.蒂格涅尔角；4.马诺埃尔岛；5.大港；6.绞架角；7.圣安杰洛堡；8.比尔古半岛；9.吊桥；10.圣米迦勒堡；11.铁链；12.浮桥；13.森格莱阿半岛；14.“马刺”突出部；15.萨尔瓦多山炮兵阵地；16.科拉迪诺高地炮兵阵地；17.土耳其军将船从陆地运入马萨湾；18.希伯拉斯半岛；19.马萨湾；20.圣玛格丽特高地炮兵阵地；21.卡尔卡拉湾；22.比基湾（里内拉湾）；23.弗伦奇湾；24.比基半岛

瓦莱特的策略是成功的。目前，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的防御工事比一个月之前显著增强；最危险的陆墙长度只有约600米，相较罗得城长达2500米的陆墙减少了很多；城内的粮食、饮用水、补给品都较为充裕。守军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力不足，圣埃尔莫堡一役损失了约1500人，占总兵力的六分之一；望穿秋水的援兵本应在6月20日之前到来，可现在还无影无踪，也许会重复罗得岛的悲剧，永远也不会出现。

大团长翘首远望，海面上只有敌舰，援军无影无踪

另一方面，穆斯塔法帕夏来不及庆祝苦涩的胜利，也没有时间继续与皮亚里帕夏争吵，而是争分夺秒重新组织攻城计划。他将全部火炮划拨给4个炮兵阵地。其中圣玛格丽特高地（Heights of St.Margaret）、萨尔瓦多山（Mt. Salvador）阵地直接正面轰击；希伯拉斯半岛和科拉迪诺高地（Heights of Corradino）上的大炮隔海开火。虽然几乎360度无死角火力全覆盖，但步兵可以攻打的防线却很短，士兵难以展开，发挥不了兵力优势，而陆墙显然是骑士团防守最严密的地方，若一味强攻必然尸横遍野。穆斯塔法帕夏深思熟虑后决定从森格莱阿半岛相对薄弱的西侧海墙下手。问题在于，炮弹可以从科拉迪诺高地越过海面飞过去，但步兵呢？难道要他们武装泅渡弗伦奇湾，到圣米迦勒堡下送死？也许是被伟大的苏丹附体，穆斯塔法帕夏效仿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将战舰从陆地拖进金角湾的做法，把驶入马萨姆谢特港的小型舰艇拖上岸，穿过希伯拉斯半岛最狭窄处（约850米），抵达大港深处的马萨湾。步兵将利用这些登陆艇在侧翼攻占森格莱阿半岛，从而绕过铜墙铁壁般的陆墙，同时舰船也不用从外海驶入港口，可以避开来自圣安杰洛堡的炮击。

土耳其军最不缺乏的就是执行力。他们完美实现了穆斯塔法帕夏的规划，只依靠人力和畜力竟然在两周内就将80艘战舰运到了集结海域，令守军瞠目结舌。与此同时，日复一日的炮击再度上演，不知疲倦的奥斯曼工兵一寸一寸向前挖掘堑壕，小规模突袭不时发生。穆斯塔法帕夏正按部就班做铺垫，只待雷霆一击。

骑士团则像被凶恶的猎人困在洞穴中的豪猪，高高竖起硬刺，堵在洞口守护最后的巢穴。他们日夜加固工事，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桩、每一枚铁钉、每一支刚刚打造好的箭矢都能为缥缈的胜利添加一分机会或者拖延死亡的时间。瓦莱特下令将奴隶两人一组拴在一起，强迫他们在炮火下不停劳作。为了快速调动部队，骑士团在两个半岛之间架起了一道浮桥。森格莱阿半岛西侧的海床上则插进木桩，两两用铁链相连形成一条栅栏，阻止步兵登陆。由于海湾对面的科拉迪诺高地上有土耳其炮兵阵地，因此该工程只能由骑士团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而非奴隶在晚上进行，9天后全部完工。

由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学家伊尼亚齐奥·丹蒂（Ignazio Danti）绘制的马耳他攻防图，现收藏于梵蒂冈博物馆。这幅画作采取“异时同图”的方式，在一张画布上展现了多天的战斗画面，细节丰富、场景生动、立体感强

1.土耳其军正在围攻圣埃尔莫堡，此时三角堡已经失守，但骑士团和主堡还飘扬着十字旗；2.希伯拉斯半岛上有多处炮兵阵地，面向不同方向；3.土耳其军运输登陆艇；4.已进入大港深处的土耳其舰艇；5.科拉迪诺高地炮兵阵地；6.森格莱阿半岛；7.圣米迦勒堡；8.帆船湾（船厂湾）；9.比尔古半岛；10.圣安杰洛堡；11.卡尔卡拉湾；12.比基半岛；13.绞架角，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吊着两具尸体的绞架；14.大港；15.弗伦奇湾；16.蒂格涅尔角；17.马萨姆谢特港；18.马诺埃尔岛；19.土耳其登陆部队企图从“马刺”突出部绕过森格莱阿半岛进行攻击；20.铁链；21.隐蔽炮台对偷袭的土耳其登陆舰造成致命打击；22.被俘获的土耳其宫廷太监总管的船；23.比基湾（里内拉湾）；24.萨尔瓦多山炮兵阵地；25.圣玛格丽特高地炮兵阵地；26.马萨湾；27.浅海栅栏；28.卡斯提利亚防区；29.浮桥为骑士团调兵遣将，及时弥补缺口起到了关键作用；30.围攻后的圣埃尔莫堡，这张小图顺时针旋转90度就同大图的方位一致了；31.战后，荒凉的希伯拉斯半岛上兴建起的瓦莱塔城

喜欢戏剧性故事的人们习惯夸大奇谋妙略对战局的影响，但真正的胜利往往不是靠小聪明取得的，而是靠长期严格的训练、充分的后勤、精密的作战计划和坚韧的神经。

上天总算开始眷顾医院骑士团了。7月4日，一支来自西西里的援军竟然利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为掩护，摆脱了土耳其海陆军的双重封锁线，奇迹般地抵达比尔古。可惜这支部队只有不到700人，还是骑士团代表在西西里不断施压的结果，与承诺的1.6万人相差甚远。虽然援军不多，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却能以一当十，比旷野中的7000人还要有效。

组画之四：6月28日，炮轰森格莱阿半岛

1.圣埃尔莫堡

2.比尔古半岛

3.圣安杰洛堡

4.圣米迦勒堡

5.风车

6.森格莱阿半岛

7.铁锁链

8.奥斯曼大太监的桨帆船

9.浮桥

10.土耳其军将船从陆地运入海港

11.隐蔽炮台

12.圣玛格丽特高地炮兵阵地

13.科拉迪诺高地炮兵阵地

14.希伯拉斯半岛

15.弗伦奇湾

16.帆船湾（船厂湾）

17.大港

18.“马刺”突出部

不久，穆斯塔法帕夏也走了好运。图尔古特的女婿，阿尔及尔总督哈西姆（Hassem）带领2000名勇士前来增援。哈西姆在穆斯塔法帕夏的陪同下参观了圣埃尔莫堡，感受了一下任务难度。可是他不理解为何圣埃尔莫堡能坚持一个月，也许是土耳其军不够凶猛吧。他要求自己的阿尔及尔部队在即将发动的总攻中打头阵。看到这个北非小子想去送死，穆斯塔法帕夏愉快地答应了。除了新军，其他部队死多少都无所谓，就让他们同骑士团两败俱伤去吧。

至7月15日，森格莱阿半岛的西侧海墙和陆墙部分已出现多处破损，穆斯塔法帕夏的总攻就定在这一天。土耳其士兵黎明前登上舰艇，安静地等待日出。就在破晓那一刻，百舸齐发，最前方是3艘装载了神职人员的舰船。他们后面是穿着华丽制服的奥斯曼军指挥官，成百上千的士兵在号角、军鼓的伴奏下后来居上，冲到最前面，每人都幻想自己是第一个登上森格莱阿墙头的人。

扎诺格拉之死（Ray Agius绘），扎诺格拉的厚重盔甲已经替他抵挡住了一颗射向前胸的子弹，然而不久后，一个土耳其新军在城墙下方向上射击，击中了扎诺格拉的腹股沟，他当即阵亡

骑士团新建的浅海栅栏发挥了关键作用。登陆艇被木桩拦住无法前进，土耳其人只得跳入海中，举着盾牌，冒着枪林弹雨和希腊火涉水上岸。虽然损失惨重，他们还是成功登陆，直抵海墙。骑士团原本在海墙设置了2门大口径臼炮，可是不知为何突然哑火。守军挡不住士气高涨的敌军，向后撤退到森格莱阿海岬顶端一处名为“马刺”的突出部。就在一片慌乱中，一名守军不慎引燃了身边的燃烧武器，导致大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把最后一道护垒炸出一个缺口。指挥官扎诺格拉（Zunoguerra）身先士卒，死死挡住敌人，直至中弹身亡。在比尔古坐镇的瓦莱特看到奥斯曼军旗飘扬，便当即派遣援军通过浮桥及时赶到森格莱阿，勉强化解了危机。

陆地方面的攻坚由主动请缨的阿尔及利亚人打头阵。哈西姆的生力军越出堑壕，冲下壕沟，然后架起云梯向上攀爬。他们勇气可嘉，但注定是浪费鲜血。鲁莽的进攻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填充壕沟的尸体。哈西姆为自己的无知和轻敌付出了高昂代价，顾不得颜面下令全军撤回。然而，总攻是不允许间断的，穆斯塔法帕夏早有预案，当即命令等候多时的新军接手，继续攻城。

除了海陆两条常规战线，穆斯塔法帕夏亦秘密准备了一支奇军。10艘快艇，每艘装载100名新军，趁着西线（两栖登陆）和南线（陆地强攻）激战正酣时，绕过森格莱阿半岛最尖端进入帆船湾一侧偷袭。圣安杰洛堡有一处略高于要塞吃水线的隐蔽炮台，本来是为了保护帆船湾入口而设置，因从未开炮而不为土耳其人所知。指挥官德吉亚尔（De Guiral）当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命令5门大炮全部填装葡萄弹、链弹和霰弹，在距敌不到200码处齐射。这是一次畅快淋漓的伏击，土耳其军除1艘船带伤侥幸逃走外，其余9艘全部沉没，800多名新军一枪未发就命丧黄泉。这处炮台后来就以德吉亚尔的名字而流芳百世。

新军强攻森格莱阿半岛。左上方圣安杰洛堡内的隐蔽炮台正在发射炮火，炮火炸翻了1艘敌舰，右上方骑士团守军正通过浮桥增援

新军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享有一定特权的职业军人，也是历任苏丹倚重的皇家禁卫军。这名器宇轩昂的新军装备了火绳枪和弯刀，头戴标志性的白色亚麻帽，脚蹬尖角红靴，腰上插着一柄斧头。他们是真正的战争机器，就连凶猛的狮子也得匍匐在脚下

即便陷入绝境，永不言弃的医院骑士团仍旧是奥斯曼帝国的梦魇

5个小时后，狂暴的进攻无以为继，渐渐平息下来。陆地上的部队可以撤退回大本营，但很多两栖登陆的步兵还滞留在森格莱阿半岛。杀红了眼的守军没有丝毫兴趣抓捕俘虏。他们高呼“记住圣埃尔莫，绝不宽恕”，将求饶的土耳其士兵逐一杀死。

这一天，奥斯曼军队损失了3000多人，尸体在城墙下堆成了小山，铺满了海岸。骑士团方面阵亡约250人，其中包括不少贵族骑士。尽管西西里总督唐·加西亚·德·托莱多（Don Garcia de Toledo）一直没能送来大军，但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自愿上岛与骑士团并肩作战。弗雷德里克某种程度上就是唐·加西亚留给瓦莱特的“保证书”，证明他一定不会扔下马耳他岛自生自灭。瓦莱特亲自照料弗雷德里克的安全，不料这个勇敢的骑士在激战中偷偷通过浮桥进入圣米迦勒堡，被敌军火炮撕成了碎片。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不乏荣誉至上的英雄和绝不退缩的猛士，他们都值得钦佩。

绝境逢生

这点“小小”的挫折除了加剧穆斯塔法帕夏和皮亚里帕夏之间的敌意外，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将医院骑士团斩尽杀绝的誓言。远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一世因迟迟得不到前线战报而不满。苏丹不高兴意味着什么，两位指挥官心知肚明，现在只有孤注一掷拿下马耳他才能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

鉴于7月15日两栖登陆惨败，穆斯塔法帕夏便一门心思从陆地强攻。方法无外乎挖地道、用大炮轰和士兵冲锋。在岩石中挖地道十分困难，而且守军战线很短，容易探明敌人的掘进方向并予以破坏。用炮狂轰滥炸是笨办法，也是最可控的手段，不需要投机取巧，不必依赖运气。每天第一缕曙光刚出现，兢兢业业的土耳其炮兵便点燃引信。只要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位于射程内，所有能架设大炮的地方都会升起火药燃烧后的滚滚浓烟：从圣埃尔莫堡逆时针看去，希伯拉斯半岛、科拉迪诺高地、圣玛格丽特高地、萨尔瓦多山、比基半岛（Bighi）上共有64门火炮覆盖了骑士团的最后据点。连绵不绝的轰鸣声甚至传到了西西里岛。每一声巨响似乎都在刺激加西亚总督的神经，质问他的拖延。在炮击间隙，无畏的步兵军团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攻。帝国的旗帜多次短暂出现在要塞城头，但最后那里飘扬的依然是骑士团的红底白十字旗。

组画之五：炮轰比尔古半岛，此画描绘了156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土耳其军炮轰比尔古半岛东侧的卡斯提利亚防区的场景，其视角位于萨尔瓦多山炮兵阵地。由于没有交叉火力掩护，这段城墙是比尔古的薄弱环节。远景插着骑士团旗帜的堡垒是圣安杰洛堡，正中间的海湾为卡尔卡拉湾，右侧的比基半岛上亦有一处土耳其炮兵阵地

瓦莱特在激战中左腿受伤，依然坚持指挥战斗

穆斯塔法帕夏判断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遂命令在8月7日对两座半岛发动总攻，且重点突破口在比尔古半岛东侧的卡斯提利亚防区——这里的城墙在几天前的炮击中损失殆尽，碎石填满了壕沟，只要跨过废墟就能抵达城头。

看到气势汹汹的土耳其人蜂拥而来，守军有秩序地向内墙撤退。冲在最前面的敌人被这道壁垒挡住，后面的步兵却源源不断还往前涌。此时，发生踩踏事故的所有条件都已出现，守军趁机朝下喷射希腊火、投掷火圈、泼下滚烫的沥青、发射火绳枪。刹那间，数百名前锋就殒命，几乎没有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很多人同时被踩、烧、摔，内墙下再无一个活人。刚从外墙翻过来的土耳其军被眼前的惨烈景象吓呆了，无论督战队如何咒骂、用棍棒打，乃至拔出弯刀砍杀，都阻止不了攻城队的逃跑。亲临一线的瓦莱特大团长禁止兴奋的守军出城追击，命令所有人立即回到外墙修补漏洞。

组画之六：围攻卡斯提利亚区（8月7日），萨尔瓦多山炮台位于画面左侧，向右侧的比尔古半岛齐射。这当然是艺术表现，否则首先轰死的就是自己人。双方正在外墙厮杀，土耳其军的新月旗几乎插上了城墙。瓦莱特大团长醒目地立于画面中心，他前方的红色盾牌图案为其个人徽章

很快，第二波、第三波……接踵而来。瓦莱特拿着长矛在阵地来回巡视，哪里最危急就赶到哪里压阵，不休不眠，6次鏖战后才勉强将敌人挡在比尔古半岛之外。不过，森格莱阿半岛的圣米迦勒堡却险象环生，随时都会陷落。穆斯塔法帕夏意识到胜利在望，不顾安危高举佩刀率领亲卫队发起最后的冲锋。

激战正酣时，土耳其军后方大本营升起浓烟，撤退的号角响彻云霄。新军将士全都愣住了，随后便不顾一切掉头就跑。穆斯塔法帕夏也被裹挟在人流中，稀里糊涂地退出了战斗。刚刚还杀喊声震天的城墙寂静下来。守军们莫名其妙，以为是敌人的诡计，良久才确认壕沟除了倒下的尸体，空无一人。有人喊道：“援军到了。”于是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跪下来感谢上帝的恩典。穆斯塔法帕夏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息：一支大军正洗劫营地，他们显然只能来自西西里。

可是双方都错了。所谓“大军”其实是奥斯曼统帅（恐怕也包括很多读者）遗忘了的骑士团骑兵。他们驻守在敌军后方的姆迪纳城，察觉土耳其人正在全力猛攻总部，便判断大营必然防守薄弱，于是派出约100人乘虚而入，轻松击溃少数守卫后在营地大肆烧杀，很多毫无抵抗能力的伤员丧命。姆迪纳的骑兵队就这样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暂时拯救了要塞。两位帕夏捶胸顿足，又开始相互指责，大吵一架。假如争吵能解决问题，他们的力度还不够啊。骑士团也很失落，危机并未解除，生死仍旧未卜。腿部受伤的瓦莱特展现出杰出的统帅风范，他毫不气馁，监督所有人修补工事，甚至还到医院鼓励伤员再次拿起武器。当有人提出放弃比尔古城墙，全军撤退进圣安杰洛堡时，瓦莱特却下令破坏圣安杰洛堡的吊桥，表示要与全城军民死守比尔古，绝不后退一步。

现存于要塞内的骑士团火炮

8月剩下的日子依然是日复一日的炮轰、冲锋、撤退。如果不是城墙被炸得越来越矮，城下没人清理的尸体越堆越高，人们恍惚间还以为时间固定了。双方都在机械性地杀戮，祈祷对手比自己早一刻崩溃。穆斯塔法帕夏还使用了传统的坑道爆破和高大的攻城塔，仍然攻不下两座小小的半岛。它们就像挂在驴鼻子前的胡萝卜，似乎触手可及却永远拿不到。

土耳其军从3月22日离港出发，至今已有5个多月，登岛作战则有3个月。看似无穷的人力、物力即将消耗殆尽，如果不想在回程的2个月中在海上饿死，还得留下足够的粮草和饮水。在土耳其军队中，吃饭是一件神圣的事，丢失军旗和大炮固然是奇耻大辱，若失去大锅就是罪不可赦。军人们甚至按厨房的级别来称呼他们的军官，最高级别的是烧汤师傅，然后是厨师、仆役头目、挑水工和杂役。一旦军中断粮，士兵们立马会哗变。因此，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现在已经到了是否撤退的临界点了。

瘟疫也开始在土耳其军中蔓延。尸体在炎炎烈日下开始肿胀、腐烂，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8月30日，天降大雨，把炼狱一般的战场升级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温度骤降，堑壕内泥泞不堪，尸块浸泡在积水坑中，所有人都怨声载道，期望要么死去升入天堂，要么离开这诅咒之地。土耳其指挥官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穆斯塔法帕夏还想再赌一把，大不了就在马耳他岛上过冬。保守的皮亚里帕夏坚决反对，警告这将导致全军覆没。

9月7日上午，骑士团官兵进入阵地，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奇怪的是，土耳其人从战壕中站起来后没有向前冲锋，不久竟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接着，如繁星般遍布港区的帐篷被迅速收起，敌人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携带各种武器、物资登船——走了！

西西里援军和土耳其撤军路线，引自Tim Pickles，Malta 1565-Last battle of the crusades

组画之七：9月13日，土耳其军撤退，向西北方败退的陆军正往奥斯曼海军舰队集合。来自西西里的援军、骑士团骑士和岛民正在集结，到处拦截敌人。画中下方为姆迪纳城，右上方海湾为港区。此画比例和方位显然都不符事实

原来援军是真的来了。

从西西里到马耳他，只有短短1天航程，但骑士团翘首以盼的这支增援部队足足拖延了不可思议的3个月。他们于8月25日离开西西里岛，因遇见风暴，只好折返回来。9月4日舰队再次出发，不料又遭遇恶劣天气，舰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回到基地，另一部分飘到戈佐岛。这是皮亚里帕夏指挥舰队歼灭敌人的最好机会，可惜他无所作为。

险些葬身鱼腹的援军于9月7日在马耳他北部的梅雷赫湾（Mellieħa Bay）安全登陆，约有1万人。其实此刻土耳其军并非毫无胜算，他们依然占有兵力优势（2比1），而且同在海上被颠晕的1万名西班牙陆军打野战，说不定比攻克有500人守卫的要塞还简单。梅雷赫湾是很好的锚地，但过于开阔不利于舰队安全。西西里舰队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待步兵登陆后大摇大摆驶入大港。几个大胆的骑士在9月8日返回圣埃尔莫堡，发现那里一个土耳其人也没有，便重新升起骑士团的大旗；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前的堑壕内也空空如也。土耳其人耗费4个月取得的所有成果在短短24小时内便丢失殆尽。

油画《马耳他解围》，查尔斯·菲利普·拉里维埃（Charles-Philippe Larivière）绘，现收藏于凡尔赛宫十字军大厅

骄傲的穆斯塔法帕夏无法忍受如此屈辱，遂命令所属陆军下船，趁援军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倘若这一仗获胜，穆斯塔法便挥师直取姆迪纳，安心在马耳他过冬。

马耳他大围攻纪念碑，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雕塑，1927年揭幕，由马耳他雕塑家安东尼奥·肖尔蒂诺（Antonio Sciortino）创作。中间戴头盔，持有剑盾的男人代表“勇气”，托着一顶三重冕的女人代表“信仰”，拿着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密涅瓦面具的女人代表“文明”。基座上的拉丁数字“MDLXV”表示大围攻发生的年份：1565年

9月11日，马耳他大围攻的最后一战在旷野中打响。援军都是来自西班牙的老兵。他们由腓力二世派遣至意大利作战多年，战斗经验、技能和武器装备毫不逊于土耳其人，而且在士气上远胜于对手。西班牙将士们已经休息了2天，个个如狼似虎，体力正盛，一进入战场便按捺不住激动扑向敌人。一边倒的战斗给穆斯塔法又增添了一道羞辱。土耳其人溃不成军，争相向海边逃跑。万幸皮亚里帕夏的舰队就在近海游弋，急忙放下小艇救起败军。很多没能上船的土耳其人最后命丧他乡。

荡气回肠的马耳他之战以医院骑士团完胜而告终，活着庆祝胜利的守军不到600人，一半的骑士阵亡；土耳其则留下1万具尸体成为马耳他贫瘠土壤的肥料。

已经在后宫安逸了12年之久的苏莱曼一世听闻噩耗后反而斗志高涨，宣布第二年御驾亲征，再次发兵马耳他。令人意外的是，他居然饶了对战败难辞其咎的穆斯塔法和皮亚里，也许人老了，心肠也变软了。苏丹的誓言传遍了欧洲，心有余悸的瓦莱特大团长不敢有丝毫懈怠，来不及庆贺便开始兴建港区要塞。1566年，苏莱曼一世果然率大军离开伊斯坦布尔，这是他第13次亲征。不料，72岁高龄的苏丹虚晃一枪，将目标改为匈牙利。同年9月，令欧洲胆战心惊的苏莱曼大帝在军中去世。瓦莱特和所有西方人一样，长吁了一口气。

马耳他之战后，国家、民族等新概念兴起，加上科学技术和人文进步，欧洲开始走入发展的快车道。老朽的奥斯曼帝国却渐行渐远，逐步落后于时代，国祚尽管延续至20世纪，其实在19世纪就变成了“欧洲病夫”，不再对欧洲文明有任何威胁。

瓦莱特的瓦莱塔

赶走土耳其入侵者后，骑士团内部对教团将何去何从产生了巨大分歧。他们可没有写好的历史课本告诉未来命运的标准答案。不论从哪个层面上分析，奥斯曼帝国依然都是西方世界最可怖的敌人。土耳其人似乎不知失败为何物，从不停止进攻的步伐，1571年占领塞浦路斯，1670年攻陷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克里特岛，加之巴巴里海盗兴风作浪，地中海仍旧危机四伏。

不少骑士面对化为一片瓦砾的港区，提出既然现有的家当损毁殆尽，敌军不久后肯定要卷土重来，不如干脆放弃马耳他。瓦莱特大团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遂请求罗马的庇护四世（Pope Pius IV）派遣一名得力人手前来马耳他，评估一下这里是否还有再努力的价值。

1565年12月，胜利解围刚刚3个月后，由罗马钦点的意大利工程师弗朗西斯科·拉帕雷利（Francesco Laparelli）登岛。拉帕雷利时年44岁，刚刚完成了罗马圣天使堡的大五边形棱堡工程，深得当权者赏识。他也是米开朗琪罗的助手，参与设计修建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著名穹顶。此时，他正处于最佳状态。

1566年1月，拉帕雷利经过现场考察后向医院骑士团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由于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上的防御工事损毁十分严重，建议暂时放弃修复，将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希伯拉斯半岛。除了重修圣埃尔莫堡外，在半岛上新建一座要塞城市为当务之急。此方案是对大围攻中暴露出来的防御缺陷进行全面整改。不！拉帕雷利的手笔如此之大，应该是新建港区。

总工程师的方案坚定了大团长扎根马耳他的信念——当然，罗马和腓力二世的压力和资金支持也说服骑士们打消了逃到大陆，将马耳他岛看作临时避难所，幻想杀回罗得岛的念头。当1571年骑士团正式迁都新城后，为了纪念瓦莱特大团长的丰功伟绩，人们将其命名为“瓦莱塔”（Valletta），即现今马耳他共和国的首都。这可比把大团长的纹章刻在城墙上要拉风多了。至此，这里成为骑士团唯一的家园，亦是阻挡奥斯曼帝国锋芒的前线。拉帕雷利也因这个跨越3个世纪的超级工程而名垂青史。

拉帕雷利彻底摒弃了中世纪城市蜿蜒的街道和小巷，采取棋盘式布局，将大团长宫、总医院、大教堂、各语言区骑士会馆、居民区规划得井井有条。刚开始会馆只有7所，因为骑士团的英国分部已经被取缔，直到18世纪巴伐利亚区加入才补齐8大语言区。瓦莱塔城还有当时欧洲少有的下水道系统，每个街区有巨大的储水池。街道宽阔、笔直，一条主干道由南向北，连接主城门和圣埃尔莫堡。在炎热的夏季，地中海的海风也能穿透城市，给市民带来舒适的凉意。从防御角度分析，规整的街道有利于敌军破城后迅速推进，这也是老式城市故意建造得令人晕头转向的原因。不过，拉帕雷利掌握有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自信任何图谋不轨的敌人都将毁灭于要塞之下。城市规划不再为防御服务，而是专注于效率、便捷、舒适性等现代化指标。

可惜，拉帕雷利于1569年应罗马召回而离开马耳他。此时，瓦莱塔城中的很多主要建筑尚未开工。后续工程只好由其马耳他籍助理吉罗拉默·卡萨尔（Girolamo Cassar）接替。欧洲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动辄数百年，途中更换总工程师倒不鲜见。瓦莱塔城此后历经多次改造，依然延续了拉帕雷利的设计。1570年，拉帕雷利不幸感染瘟疫，在克里特岛病故。

瓦莱塔城占尽了地理优势。它将半岛上唯一的制高点纳入其中，三面环海，又有圣埃尔莫堡扼守海港入口，因此进攻方几乎不可能驾船从海上登陆攻城。拉帕雷利绕城设计了9座高大的骑士塔，在陆地一侧有宽阔的壕沟，主城门左右两侧分别是47米高的圣詹姆斯棱堡和圣约翰棱堡。从设计图中可以看出，此时棱堡已经不是罗得城要塞那种混搭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特征的风格，标志着棱堡趋于成熟。

瓦莱塔城圣米迦勒棱堡一角，一图值千言，任何抵近如此要塞的敌军指挥官都会望而生畏。该棱堡通过桥梁与主城相连，关键时刻亦可自成一体，独立作战。上下四层，形成立体火力网。城头上的胸墙不仅厚实，而且全部向内倾斜，有利于抵御炮弹打击。城墙贴着海岸线建设，敌军不太可能从这里进攻。罗得城要塞很完善，瓦莱塔城也坚如磐石

棱堡可谓集工程技术与美学之大成，主宰了西方3个世纪的要塞建设。它彻底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单调、线形的城墙，好似绚烂的花朵在“树枝”上绽放；又如数学的分形结构，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的复杂图案。抛开美学意义不论——这仅仅是军事工程师为追求实战效果而来的副产品，棱堡的实质是为守军提供了多方位的射击平台。对棱堡要塞的守军来说，那里没有射击“死角”；对攻方而言，那里到处都是炮火纷飞的“死地”。

位于瓦莱塔城一处广场中央的让·帕里佐·德·瓦莱特雕像。他左手扶剑，象征对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武功；右手举着瓦莱塔的城市规划草图，彰显其文治

棱堡当然没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复杂的建筑体系，光要塞术语都可以洋洋洒洒列一大堆：骑士堡、半月堡、三角堡、角堡、崖壁、反崖壁、缓斜坡、钳堡、堤型护坡、外垒、矮墙、塔楼、隐蔽炮台、有顶通道、射击通道、地道、炮眼、护垒……本文均有介绍。棱堡于16世纪在意大利发端，医院骑士团在罗得岛和马耳他岛上的很多要塞都是意大利工程师主持设计修建的。而到了17世纪，法国工程师异军突起，代表人物就是路易十四的首席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他们与荷兰人一道将棱堡推上了顶峰。很多要塞术语的词源都来自法国，比如“有顶通道”（Caponier）就是法语“caponnière”的变形，原意是“鸡笼”，虽不好听，却很形象。

瓦莱塔城的第一块奠基石由瓦莱特大团长于1566年3月28日亲自安放，位于其上的便是为纪念1565年大围攻而修建的胜利圣母教堂。1568年，73岁高龄的瓦莱特因中风去世，未能看到新城完工。他的石棺安置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地窖。[6]大团长的拉丁语秘书，当时唯一一位英国骑士奥利弗·斯塔基爵士（Sir Oliver Starkey）为他撰写了铭文：

瓦莱特长眠于此，

他的荣耀永不会消失。

他曾经是亚非敌人的灾祸，

亦是欧洲的盾牌。

他创立了这座世人青睐的城市，

也是安葬于此的第一人，

在这里，他挥舞神圣的武器将野蛮人驱赶。

继任大团长皮埃尔·德·蒙特（Pierre de Monte，1568—1572年在职）是当年死守森格莱阿半岛的老将，深知工程的重要性，丝毫不敢拖延工期。1571年，瓦莱塔城基本达到可以进驻的条件，3月18日，骑士团总部就迫不及待地正式迁入。不过，骑士团没有心情庆祝乔迁之喜，因为当时欧洲的联合舰队正将土耳其舰队封锁在希腊勒班陀港内。作为神圣联盟（Holy League）的一员，骑士团海军亦倾巢出动投入战斗，此时正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同年8月，被围攻长达一年的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占领；10月，又传来联军在勒班陀外海同土耳其军决战并大获全胜的喜讯。勒班陀海战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奥斯曼帝国从此失去了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人们将其与732年的图尔战役和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相提并论。正是这3场战役，欧洲分别在海上（地中海）、西线（法国）和东线（中欧）阻止了敌人进攻的狂潮。医院骑士团海军在这场战役中居功至伟，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院骑士团发行的勒班陀海战400周年纪念邮票，图中骑士团桨帆舰队正在与土耳其战舰激烈交战

这一年可谓喜忧参半。塞浦路斯失陷，骑士团不免悲伤，马耳他万一陷落后会是什么下场，大家都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奥斯曼海军实力大损，就算陆军依然强大，他们也没法游到马耳他，从战略态势分析，马耳他其实更加安全了。不过，骑士团毕竟是“小国”，不可能学习即将崛起的英格兰，以海军立国，御敌于国门之外，比较靠谱的办法还是筑城修堡。

瓦莱塔城设计图，要塞占据了半个希伯拉斯半岛，海墙一直推进到海岸边，断绝了敌人从海上实施两栖登陆的念头。陆地方向有4座大型棱堡，从上至下分别为圣彼得和圣保罗棱堡、圣詹姆斯棱堡、圣约翰棱堡、圣米迦勒棱堡。圣詹姆斯棱堡和圣约翰棱堡后面有两座以相同圣徒命名的骑士塔。壕沟内注满了海水。注意下方有一处内凹的矩形区域，有供小型船只停泊的人造港，不过并未实际建造

瓦莱塔城建成后的平面图

此时，瓦莱塔城还未竣工，好在骑士团有足够的时间添砖加瓦，慢慢打造这座将来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城市，黑火药时代世界上最优秀的要塞工程，直至将其变为一件庞大的艺术品。经过多次反围攻战的洗礼，医院骑士团的生存哲学就是没有什么进攻可以击破一座坚固的要塞，如果被攻破了，那就再建一座。

美丽的瓦莱塔城同罗得城一样，也是当仁不让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两座城市以骑士团为纽带而结为“友好城市”。感谢医院骑士团为世人留下如此伟大的杰作，而这两座城市的建造者最后却还是逃不出时代宿命，终将重蹈覆辙，流离失所，不得不安身在一所小小的宫殿中。骑士团令人唏嘘的结局后文再说。

港区要塞体系

圣埃尔莫堡

圣埃尔莫堡是最先完工的建筑之一。原先的星形设计得以保留，只是简单将壕沟加深、加宽，强化了城墙。“简单”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工程量可一点也不“简单”。随着瓦莱塔城防御工事最后合拢，圣埃尔莫堡也最终融入要塞体系，成为重要的一环。

进入17世纪后，患有“防御力不足”恐惧症的医院骑士团多次对圣埃尔莫堡实施改造。1614年增加了旺多姆棱堡（Vendôme）；1687年，修建卡拉法幕墙（Carafa），将堡垒占地范围完全推进至海岸边。幕墙沿线还凸出有3座新棱堡，分别为圣约翰棱堡、鲍尔棱堡和圣格里高利棱堡，可确保登陆的敌人无立锥之地。至此，海墙防御可谓万无一失。

到18世纪，圣埃尔莫堡操场四周出现了数座营房。接着，任职时间长达28年的大团长平托（Pinto，1741—1773年在职）主持新建造了3层拱顶结构的大型仓库。19间库房存储了大量食品，并可在围城期间为妇女、儿童提供庇护。

19世纪，圣埃尔莫堡面对瓦莱塔城一侧的城墙上增加了掩护步枪手的胸墙，与已改造成旺多姆炮台的棱堡相连，进一步加强了陆地方向的防御。19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强大的战列舰和巨型舰炮，面朝海港的外垒再次改造，增加了一系列炮位和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埃尔莫堡新建了防空阵地，在实战中还歼灭了数艘意大利军快艇。

1723年港区要塞分布图，比起1565年疏疏落落的防御工事，历经约200年的建设后，以瓦莱塔城为中心的马耳他港区已脱胎换骨为黑火药时代最为坚固的要塞体系。几乎所有建筑都是为了防御而设计建造的，填补了一切可能的薄弱点。面对这样一张无懈可击的城防图，再睿智的参谋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任何理性的将军都不敢，也绝不会强攻要塞，让自己的士兵无谓牺牲。此图中亦有几处薄弱的地方尚未完善，请读者与本文后面的图比较

防御工事和进攻武器永远处于竞争中，一不小心就会落后。进攻方落后还好，大不了不进攻，防守方落后可是要命的事，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当然，在要塞和火药的对决中，要塞输了，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运气好的要塞成为历史纪念碑和旅游胜地，大多数则被遗忘荒废。2008年，世界古迹基金会因整体建筑缺乏维护、老化等因素不断恶化，将圣埃尔莫堡列入世界上100个濒危遗址的观察名单。万幸的是，马耳他政府在2012年开始修复圣埃尔莫堡。圣埃尔莫堡在失去要塞地位后，成为警察学校，现在是战争博物馆；壕沟有段时间还成了植物园。

由于瓦莱塔城固若金汤，位于防御体系纵深的圣埃尔莫堡直接面对敌人的概率很小，如此大兴土木颇有浪费资金之嫌。讽刺的是，圣埃尔莫堡难以被外敌攻克，却落入内贼手中。1775年9月8日，一群马耳他籍神父发动叛乱，反对医院骑士团的统治。其中13名神父趁骑士团主力随西班牙海军出海的机会，潜入了毫无防范的瓦莱塔城。在一名内应军士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进入圣埃尔莫堡，趁着守军瞠目结舌之际解除了其武装，从而控制了这座堡垒。他们还扯下骑士团旗帜，换上了马耳他旗以宣誓主权。另有一些神父拿着偷偷配置的钥匙，占领了圣詹姆斯骑士塔。

圣埃尔莫堡在20世纪初的照片。拍摄位置为瓦莱塔城东部城墙，右侧水域为大港。照片中的灯塔高17米，距海平面62米，是所有进港航船的导航信标，二战期间为避免成为敌空军地标而被炸毁。远景中连接防波堤的铁桥也在二战中损毁，2012年重建

圣埃尔莫堡

骑士团大军急忙赶回来灭火，一开始还计划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想神父们不给面子，威胁要引爆弹药库，彻底毁掉圣埃尔莫堡。医院骑士们就是职业军人，连苏丹、海盗都奈何不得，何况只会喊口号的神职人员。他们立即强攻，短暂交火后就迫使叛乱分子投降了。“神父起义”事件虽然波澜不惊，但也反映出马耳他当地民众与骑士团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为其结局埋下伏笔。

蒂格涅尔堡

傲立于希伯拉斯半岛顶端的圣埃尔莫堡可不是独自在战斗。所谓“防御体系”，就是各工事绝不是独立作战的孤军。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战面任务时，也能向附近其他工事提供火力支援，反之也可得到友军的掩护。蒂格涅尔堡和里卡索利堡就是圣埃尔莫堡的左右护法，承担保护这处关键节点的重任。

蒂格涅尔堡位于蒂格涅尔角，1565年大围攻后，这处海角也常以海盗图尔古特的名字命名。在这里修建要塞属于锦上添花，所以优先级并不高。1670年就有人提出方案，但大概是预算不足，该工程一直没有开工，加上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几乎烟消云散，没有足够的动力加固工事。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一番政权更迭后，骑士团最大的敌人居然变成了革命政府，因此，蒂格涅尔堡紧急于1793年修建，1795年7月竣工，共配置有28门火炮和4门迫击炮。

即使按照18世纪的标准，蒂格涅尔堡也只是一个小工程，与其说它是要塞，不如说是大碉堡，但其设计可能是医院骑士团建造的所有防御工事中最具革命性和前瞻性的。它摒弃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棱堡样式，采用了前工业时代的多边堡。该工事由骑士团总工程师斯蒂芬·德·图萨德（Stephan de Tousard）设计，其重要特点是没有凸出的棱角结构，主体建筑在平面图上就像个规规矩矩的正方形。

蒂格涅尔堡（谷歌地球）

1.圆形主塔；2.反崖壁射击通道；3.操场；4.后膛炮阵地（19世纪后期改建）；5.条状碉堡；6.侧翼护垒；7.正面护垒；8.壕沟；9.缓斜坡

蒂格涅尔堡圆形主塔，现代化高楼离这座古老的堡垒很近，颇有时空交错之感

蒂格涅尔堡最突出的建筑是敦实的圆形主塔。它有两层火枪射击孔，塔顶亦有向内倾斜的厚厚胸墙，可放置4门火炮。19世纪60年代塔顶经过改造，胸墙朝外海方向被敲开一个大缺口，用于安置1门大口径火炮。3座后膛炮阵地是后来在缓斜坡上增建的，表明该堡的主要功能在于海防。

蒂格涅尔堡还拥有一项“阴险”的设计——反崖壁射击通道。所谓射击通道就是位于壕沟内，紧贴着反崖壁建造的一条封闭走廊，通过地下隧道或横穿壕沟的有顶通道与主要塞相连。当敌军深入壕沟后，通道内的守军可以绕道背面对敌人实施打击，前后夹击的效果绝对令敌人酸爽。这其实反映了设计者秉承的“积极防御”思想：守军不能固定在城墙上，而应灵活机动，主动出击，因此有多种战术令敌人防不胜防，最后崩溃。

由于医院骑士团一直处于敌方威胁下，因此他们升级要塞工事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在罗得岛，他们开创了从中世纪城堡向文艺复兴要塞的转变；在马耳他，蒂格涅尔堡是多边堡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这种新式要塞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成了军事建筑学的发展潮流。

蒂格涅尔堡是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建造的最后一项主要防御工事。从这里开始，笔者将以各堡垒为中心，按港区要塞结构的逻辑而非修建时间顺序行文，因此往往会在300年中大幅度来回跳动，请读者谅解。

里卡索利堡

与圣埃尔莫堡共同守卫大港门户的要塞是以意大利骑士乔万尼·弗朗西斯科·里卡索利（Giovanni Francesco Ricasoli）命名的里卡索利堡。历史上这位骑士既没有非凡的战斗业绩，也不是位高权重的统帅，能留名青史的原因是，他是慷慨的“大金主”。1670年，里卡索利捐赠了2万斯库多[7]（scudo），而修建整座堡垒共耗资10万斯库多。

马耳他在骑士团入驻前只是一座荒凉的小岛，而且时常有海盗登岛打劫，因此相当贫困。随着巨额资金流入，骑士团开始大兴土木，加上安全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岛内经济竟然逐渐繁荣起来。骑士团初来马耳他时，岛上居民只有2万人，1798年时已有约10万人。可见不论古今，“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里卡索利堡选址在与圣埃尔莫堡遥相呼应的绞架角。这个海盗味道十足的名称来源于1531年发生的奴隶暴动。当时，骑士团刚刚登岛，奴隶们趁其立足未稳之际企图占领圣安杰洛堡后逃离马耳他。骑士团镇压了起义，将为首的12人折磨一番后绞死在这处海角。1565年，土耳其军曾在此设置了炮兵阵地轰击圣埃尔莫堡。

马耳他画家阿尔贝托·普利奇诺（Alberto Pullicino）的油画描绘了1750年前后医院骑士团战舰在风暴中驶入马耳他大港的情景，请注意早期的桨帆战舰已经进化为风帆战舰。画面左侧为里卡索利堡，右侧为圣埃尔莫堡，它们拱卫着狭窄的进港水道，强行闯入必将舰毁人亡

奥斯曼帝国于1669年占领了地中海东部的干地亚（Candia），即现代的克里特岛。感受到压力的骑士团便在次年开工建设里卡索利堡，4年后首批守军就急不可待地进驻。此后里卡索利堡不断完善，到1698年才正式宣布完工，武器装备安置到位。在此期间，土耳其大军兵败维也纳城下。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是历史的一个“锚点”——奥斯曼帝国停止了对欧洲的侵略，并迅速衰落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里卡索利堡算是白建了。事实上，从里卡索利堡射出的第一发炮弹不是打向土耳其人，而是曾经的盟友法国。

至1785年，里卡索利堡总共配置了80门火炮，其中41门24磅重炮，是马耳他各要塞中火力最猛的单位，这也反映出海防重于陆防的时代变化。在风帆战列舰出现以前，战舰的火力相当薄弱，试图用舰炮击毁城墙就是异想天开。因此，要塞的海墙部分一般不太厚实，陆墙才是敌军攻击的重点。罗得城要塞就是这种设计思路的产物。然而，当海上怪兽战列舰出现后，攻守之势就发生了转变，来自海上的危险陡然增大。那些装备了100多门火炮的一级战列舰简直是移动的军火库，完全可以压制早期要塞的反击。至于陆墙方面，固定不动的要塞炮肯定比需要机动的步兵野战炮威力大得多，这就进一步逼迫攻方将突破口放在了海上。为了应对新问题，老要塞的解决之道就是布置更多的炮、更大的炮。当然，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矛与盾的关系总是此消彼长。比如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军就是从陆地攻克了威海卫和旅顺港。

蒂格涅尔堡小巧玲珑，里卡索利堡的占地面积则高达83800平方米，呈不规则形状。面向陆地一侧依然是传统的棱堡结构，辅之以壕沟、护垒，形成多层次火力网，绝对是步兵的噩梦。朝向外海一侧由于地形限制，只有4座小型棱堡，但改造后拥有强大的炮兵阵地。

里卡索利堡在二战中遭遇空袭，部分损毁，战后也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一度破败不堪。有趣的是，该堡如今成为电影拍摄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着余热，很多电影，如《角斗士》《特洛伊》《刺客信条》都曾在此取景。热播剧《冰与火之歌》中的君临城红堡就有取材于里卡索利堡的部分。

里卡索利堡大门朝向内海，敌人显然不可能从这个方向进攻，4根麻花立柱相当独特。门口合影的军人头戴19世纪常见的英国殖民地式白色软木盔，暗示着要塞主人的变化

里卡索利堡

弗罗瑞安娜防线

《司马兵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土耳其还没“亡”，天下一点也不“安”，骑士团总是觉得仅凭瓦莱塔城要塞不足以抵御射程越来越长、火力越来越强的新式火炮。这种深入骨髓的危机感迫使第56任大团长安托万·德·波勒（Antoine de Paule）效仿当年瓦莱特的做法，于1634年向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发出求贤信。乌尔班八世也很慷慨，派了自己的御用建筑师彼得罗·保罗·弗洛里安尼（Pietro Paolo Floriani）为骑士团助阵。

1635年，弗洛里安尼向骑士团议会提交了规划报告。他计划在瓦莱塔要塞前再兴建一道防线，工程规模几乎与瓦莱塔等量齐观，包含诸多棱堡、三角堡、半月堡、外垒、护垒。该方案遭到不少工程师乃至骑士团内部高官的反对。原因是投资巨大，就连不差钱的骑士团也觉得“身体要被掏空”；况且新防线还需要增加驻军，而人力历来都是骑士团的短板。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奥斯曼帝国直接派遣陆军通过海路强攻马耳他的可能性逐渐降低，骑士团当时面临的主要敌人不是正规军，而是海盗。与其耗费人力、物力修建永远用不上的庞大要塞，不如加强环绕全岛的滨海塔楼工程。

一幅描绘瓦莱塔城在1770年前后风貌的蚀刻版画，画面近景左下角即为弗罗瑞安娜防线

弗罗瑞安娜防线3D结构图

弗罗瑞安娜防线平面图

炸弹门，该城门建于1720—1721年，为弗罗瑞安娜防线的外城门。附近原本有半月堡保护，后来被拆除，因此炸弹门看上去像是没有实战意义的凯旋门。城门为巴洛克风格，装饰有华丽的雕塑和纹章，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战争危机已经大大降低

波勒大团长认为不能驳了罗马的面子，而且新防线客观上增加了瓦莱塔城的安全指数，遂批准该工程开工。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波勒征收了一项新的不动产税，但遭到当地神职人员的反对，他们联合岛民企图发动全面抗议，但因计划泄漏被提前镇压。这只不过是1775年“神甫起义”的前奏罢了。

比起瓦莱塔城奠基时的隆重，新防线开工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人们以其设计师名字的变体命名该工程：弗罗瑞安娜防线。该防线位于瓦莱塔主城门前方约700米处，中间的空地现在已发展为一个行政上独立的城市，亦称为“弗罗瑞安娜”。1640年，该防线虽未达到竣工标准，但基本上可以实现防御功能，此后便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不料奥斯曼帝国在1670年占领克里特岛，一下子又刺激了医院骑士团的紧张神经。第61任大团长尼古拉斯·科托内尔（Nicolas Cotoner，1663—1680年在职）对还在施工中的防线进行改造。施工一直持续到18世纪30年代。

如此浩大的工程，除了要有钱外，建筑材料也必不可少。好在骑士团可以在马耳他岛就地取材，不用从海外进口昂贵的石料。前文已述，马耳他的主要地质结构为石灰岩，虽然不利于保持地下水，却是良好的石料，尤其是抱球虫石灰岩。这种岩石储量巨大，质地较软，便于开采；更妙的是，接触空气后立即变硬，不易风化。岛上还有一种珊瑚石灰岩非常坚固，不惧腐蚀，特别适合用来建造滨海塔楼。

东部外围阵地

防御圈的边界应该在哪？“越远越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答案。然而，随着距离增加，安全指数线性提升，但防御面积也大幅增加，耗费的钱财更是呈指数增长。这个平衡点在哪里，考验防御方的智慧，也取决于他们的财力。

瓦莱塔城确实固若金汤，可外围阵地也不能拱手让给敌人。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位于大港东侧，一旦丢失不仅能让敌舰从容泊入这处良港，还意味着瓦莱特东侧海墙将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整个防御体系将崩溃。

在1565年的大围攻中，两座半岛是土耳其军的攻击重点，尽管最后勉强守住，但仅凭森格莱阿半岛上孤立的圣米迦勒堡和比尔古半岛上的脆弱陆墙（圣安杰洛堡在比尔古半岛顶端，其实没有参与陆上防御作战），实在太过凶险，必须将防线扩大，形成纵深防御模式。于是旨在加强大港东南部地区安全的圣玛格丽塔防线（Santa Margherita Lines）在1638年12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大团长乔瓦尼·保罗·拉斯卡里斯（Giovanni Paolo Lascaris，1636—1657年在职）如诸多前辈那样，亲自为新工程埋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前文提到，圣玛格丽特高地正好俯视比尔古半岛和森格莱阿半岛，是敌军天然的炮兵阵地，因此新防线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高地纳入怀中，绝不可为敌所用。这也正是圣玛格丽塔防线的名称由来。其实该工程的官方名称是菲伦佐拉防线（Firenzuola Lines），这是设计师的名字。1645年，防线上3座主棱堡（圣约翰棱堡、圣海伦棱堡、菲伦佐拉棱堡）及主城门竣工，但整体工程由于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多年。后来圣玛格丽塔防线与原陆墙之间的区域也独立发展为一座新城镇——科斯皮夸（Cospicua）。以要塞为中心而出现的森格莱阿、比尔古和科斯皮夸亦被马耳他人称为“三姊妹城”（Three Cities）。

医院骑士团如此多工程上马，再有钱也会捉襟见肘，所以好几处项目都是主体建成，基本的防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不再施工。1669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克里特岛后，倦怠了30多年的骑士团再次将关注点置于要塞工程。尼古拉斯·科托内尔大团长在重新启动弗罗瑞安娜防线、新建里卡索利堡的同时，也加快了圣玛格丽塔防线的建设，甚至在圣玛格丽塔防线外侧兴建了一道更加绵长的科托内拉防线（Cottonera Lines）。

1670年8月，科托内拉防线根据意大利工程师安东尼奥·毛里齐奥·瓦尔伯加（Antonio Maurizio Valperga）的设计开工建造。该工程全长超过2千米，与圣玛格丽塔防线组成两道强大的纵深防御，保护“三姊妹城”以及后方瓦莱塔城的安全。当敌军登岛后，防线里面可以临时安置约4万名难民及其牲畜，并为城外的岛民提供庇护。

科托内拉防线共有8座大型棱堡、2座小型棱堡、7座城门，如今只剩下棱堡和城门各6座可供欣赏。其原因倒不是战争破坏，而是后世为了给马耳他造船厂腾出发展空间和道路而人为拆除了。

这个被誉为“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上最富野心的要塞工程”在10年后因囊中羞涩不得不停工。好在此时棱堡化的主城墙已基本完成，部分壕沟得以开挖，但一些关键构成部分，诸如骑士塔、三角堡、缓斜坡等并未实施。18世纪60年代，自开工近1个世纪后，科托内拉防线在原设计的基础上打了些折扣，总算宣告竣工，没有成为烂尾工程。

从科托内拉防线方向遥看圣玛格丽塔防线，“三姊妹城”、大港、瓦莱塔城都在图中

圣玛格丽塔防线及科托内拉防线

这幅油画展现了大型帆船“拉斯卡里斯”号即将驶入大港的瞬间，该帆船以大团长拉斯卡里斯命名。图中可见马耳他港区要塞体系已初具规模。除了瓦莱塔城外，东部港区三座以要塞为中心的城镇——森格莱阿、比尔古和科斯皮夸也繁荣起来

假设读者是大团长雇佣的首席规划师，面对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的塔楼、棱堡、壕沟、城墙，此时您将提出怎样的港区改进方案呢？诀窍很简单，模仿房地产开发商，哪里还有空地就在哪里建要塞！

摊开地图就会发现，位于绞架角和比尔古半岛之间的比基半岛上只有零散的村落，还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如果规划师不假思索呈交这个建议，一定会被骑士团立马解雇。此地看似空虚，实则正好处于里卡索利堡和科托内拉防线的火炮覆盖之下。任何企图在此布置炮兵阵地攻击比尔古的敌军，在行军路上就会被左右两侧的大炮消灭殆尽。所以，就算医院骑士团富可敌国，也不会当冤大头乱花钱！

科拉迪诺防线一角

真正的危险在科拉迪诺高地。在1565年的大战中，穆斯塔法帕夏就曾将大量火炮布置在科拉迪诺高地，越过弗伦奇湾直接轰击圣米迦勒堡，进而威胁大港内海海域的安全。可惜骑士团实在没有资金再延长防线了，只好将防御体系中这最后一小块暂时空着。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耳他造船厂扩大到弗伦奇湾，科拉迪诺高地越发重要。于是1871—1880年，耗资近2万英镑的科拉迪诺防线（Corradino Lines）建成。

此时已经快进入20世纪，早期棱堡在现代火炮面前都变成了装饰品。因此，该防线设计十分简约，返璞归真似乎回到了黑火药时代之前的样式：就是一道厚厚的，带有一定倾角的石墙，外加一条深10米、宽8米的壕沟。那时不会再有人傻傻地用人海冲击防御工事；就算有，冲到近前也都折损大半，所以壕沟的作用仅仅是防止敌人的小规模渗透。科拉迪诺防线一端始于大港南部的马萨湾，另一端与科托内拉防线上的圣保罗棱堡无缝连接，将科拉迪诺高地包含在其中。防线上配置的主要武器随着时代进步，变成了大口径滑膛臼炮和新式步枪。

马诺埃尔堡

东部港区看来高枕无忧了，但西部的马萨姆谢特港还不能掉以轻心。前文提到的蒂格涅尔堡是骑士团最后的大手笔，在此之前，瓦莱塔城朝向马萨姆谢特港的一面长期缺乏侧翼掩护的永久性工事。

其实在1569年的总体规划中，马萨姆谢特港内的伊索洛托岛（Isolotto）就设计有一座堡垒，防止敌人夺取该岛后将其改造为炮台轰击瓦莱塔。此后因各种原因，该项目设计几易其稿，又数次搁置下来，骑士团议会终于在1723年批准了最后的方案，于同年9月堡垒开工。

时任骑士团最高领袖是葡萄牙籍大团长安东尼奥·马诺埃尔·德·维列纳（António Manoel de Vilhena，1722—1736年在职）。他自掏腰包提供建设资金，于是该要塞顺理成章被命名为马诺埃尔堡（Fort Manoel），伊索洛托岛也相应改名。马诺埃尔不愧是大贵族出生，家财万贯。除了建设要塞，他居然还设置了“马诺埃尔基金”，专门用于该堡垒的日常维护和守卫支出。

马诺埃尔堡全景，右上方为圣海伦棱堡，上面有一座军火库；左上方为圣安东尼棱堡，原本也有军火库，后来为了安装新式速射炮而被拆除。要塞大门和半月堡朝海，被城墙遮挡，画面中看不见。左下方为圣约翰棱堡，右下方为圣母棱堡，可以看见低矮的骑士塔。三角堡在前景中的壕沟内，严格说是五边形，像一个炮弹头。位于三角堡后面的一条狭长护垒为钳堡，作用是为主堡挡子弹，并分割陷入壕沟内的敌军

马诺埃尔堡平面图

有领导重视和参与，马诺埃尔堡的施工进度可谓飞速。1727年，城墙、骑士塔、通道便已完工。1732年，壕沟开始挖掘，要塞内的兵营、军火库、地下通道顺利完成，1734年正式投入使用。1775年，骑士团动用了马诺埃尔基金在蒂格涅尔角附近新建了勒姆比炮台（Lembi Battery），作为马诺埃尔堡的外围阵地。1793年，蒂格涅尔堡取代了勒姆比炮台的作用，也使用了部分基金。

马诺埃尔堡为四方形，每个角有一座五边形棱堡，使之呈现出漂亮的“星形”造型。面向瓦莱塔方向，临海的两座棱堡分别为圣海伦和圣安东尼，它们都有向外凸出且挑空的射击平台。回顾前文中对罗得岛要塞中关于奈拉克塔的介绍，就知道这是典型的西班牙—葡萄牙风格。在18世纪晚期，这种建筑结构与其说有实战价值，不如说只有装饰功能。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金主正是葡萄牙人，必然影响了设计风格。然而，堡垒毕竟是为战争服务，这种碍手碍脚的玩意儿终究还是在19世纪被拆除。主城门位于圣海伦和圣安东尼棱堡之间，原因不言而喻，敌军步兵到达这里需要走的路最多。大门前有一座小小的半月堡提供额外防护。陆地一侧的圣母棱堡和圣约翰棱堡各有一座骑士塔，正面有一道钳堡和厚实的三角堡。这类位于要塞外围的构件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其一承担“防弹衣”的功能，皮厚肉糙；其二作为障碍物阻挡步兵冲锋或分割敌军，为城墙上的防御武器争取更多时间。

二战期间，马诺埃尔堡同圣埃尔莫堡一样，被改造成防空阵地，以抵御法西斯的空袭。

至此，整个瓦莱塔港区要塞防御体系中的主要建筑均已介绍完毕。面对如此犬牙交错、充满杀机的城防系统，所有读者一定同笔者一样，期待一次更加激烈，扣人心弦的攻城大战吧。可惜最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不会没有实力再来耀武扬威了。1565年后医院骑士团修建的要塞除了几次小打小闹外，几乎没有发挥实战作用。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只起到这样的效果，貌似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不是太浪费了？其实不然。战争是一场动态博弈的游戏，己方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影响敌人的下一步决策。土耳其间谍肯定时时刻刻都在收集要塞的情报。骑士团的任何一项新工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军事冒险的冲动，直至将战争风险彻底消弭。瓦莱塔要塞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实战”，而在于“止战”，有点类似核武器的“阻赫”功效。战争不一定在战场上体现，也发生在双方统帅的参谋部中。

除了要塞本身的物理属性外，守军的精神因素也非常重要。在1480年罗得岛和1565年马耳他岛的两次大战中，医院骑士团依赖的防御工事其实都不甚完善，甚至有些简陋，可偏偏他们以逆天的勇气和坚韧赢得了最后胜利。当土耳其正规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越来越低，瓦莱塔城内不知不觉充满巴洛克式的奢华建筑，各语言区会馆争奇斗艳时，医院骑士们的战斗意志也被渐渐消磨。本来就是贵族出身的他们建造私宅、包养情妇，开始享乐。当下一位真正的战神登陆马耳他后，他们还能如先辈那样，以玉石俱焚的决绝来坚守城市么？

奥斯曼的军队迟迟不来，小股海盗的骚扰倒是从不间断，因此骑士团在建设港区时，滨海防御体系也在同步进行。这是一项遍布全岛的大型工程，其意义不亚于瓦莱塔。

滨海四环线

以大团长宫为原点，环绕瓦莱塔城一圈的城墙（包括圣埃尔莫堡）可算作内环线；弗罗瑞安娜防线是二环工事；三环则包括圣玛格丽塔防线和科托内拉防线。这些要塞工事的直接任务是保卫瓦莱塔城。不过，大团长毕竟不仅仅是瓦莱塔市的市长，还是马耳他岛的统治者，确保整个岛屿的安全同样是他的重要职责。

自从1565年围攻马耳他受挫后，奥斯曼帝国再也没有发动类似规模的入侵行动了，但各类可能登陆的警报还是层出不穷。大围攻后，最大一次入侵发生在1614年，约5000人和60艘舰船在无任何防御工事的圣托马斯湾从容登陆，肆虐了多座村庄，好在很快就被击退。此外，马耳他还遭遇多次海盗级别的侵犯。尽管骑士团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依然对各种入侵提心吊胆。

1803年马耳他港区要塞防御图，医院骑士团兴建的所有堡垒工事都在此图上有所体现

于是，17世纪后，骑士团着手解决岸线防御问题，催生出了滨海塔楼工程。对付如雄狮般的奥斯曼军队，非庞大的要塞不可，然而对付像蚊蝇一样的海盗，为了防止他们登岛劫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敌军可能登陆的海岸线修筑塔楼严防死守。这种塔楼不必高大或雄伟，只要能及时发送警报，制约上岸后的小股海盗不恣意妄为就行。

几十座沿马耳他（也包括戈佐岛和科米诺岛）海岸修筑的瞭望台构成了防御的“四环线”，承担侦察、阻滞敌军的功能。毕竟敌人要想占领马耳他，首先得实施两栖登陆。骑士团在马耳他群岛上总共修建了不少于31座瞭望塔。比起庞大的要塞，这样的瞭望塔投资小、见效快，是当时地中海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标配建筑，至今仍有大量遗迹，算是十分常见的旅游景点。骑士团当年在罗得岛其实也建有类似功能的塔楼，之所以拖到17世纪才在马耳他开工，也是出于无奈，毕竟瓦莱塔要塞体系是重中之重，资金、物资和人力首先得满足首都的防护需要。在此之前，骑士团只得利用早年由马耳他人设立的老旧警戒塔。这种塔毫无防御功能，每天晚上由当地民兵组成的小队轮番驻守，但面对凶恶的巴巴里海盗，聊胜于无！所以，马耳他岛的沿岸地区长期以来都人烟稀少，人们大多聚集在有堡垒防护的城镇或周边，因为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好过。

滨海塔楼工程前后历时60多年，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阿洛·德·威格纳库尔大团长（Alof de Wignacourt，1601—1622年在职）于1609年在圣保罗湾启动，至1618年结束，共有7座塔楼完工。[8]第二阶段开始于1636年，乔瓦尼·保罗·拉斯卡里斯大团长上任伊始便扩大规模，除了在马耳他岛新建了6座塔楼外，亦在戈佐岛建有3座，结束于1657年。第三阶段在1658年开工，马丁·德·雷丁大团长（Martin de Redin，1657—1660年在职）在两年内一口气竖起了13座塔楼。17世纪60年代后，骑士团还建了2座瞭望塔，全部于1667年结束。

反两栖登陆模式一般有两种。一为“开门”战术，即任敌军登陆，然后在内陆展开传统的陆军决战。这种模式适用于较弱小，没有实力处处设防或防御工事无法抵御敌军海上火力的守军。典型例子就是3次针对罗得岛和马耳他岛的大围攻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守岛方式。二为阻滞战略，即直接在滩头实施狙击，彻底御敌于海岛之外。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可以用在敌军尚在海中或沙滩上，还没来得及重新组织、缺乏掩护、战斗力最弱时。大家都熟悉的便是二战时期德国的大西洋防线以及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

骑士团对马耳他全岛防御战略一直摇摆不定，早期限于实力，只能龟缩在港区死守，塔楼仅发挥了报警的作用。不过进入18世纪后，敌我力量此消彼长，阻滞模式开始处于上风。毕竟骑士团的实力还是要比巴巴里海盗强得多。因此，在塔楼工程的基础上，骑士团工程师开始兴建攻击力更威猛的滨海炮台。

1715—1792年，共有34座滨海炮台建成，并辅之以20座步兵碉堡，可对任何靠近岸边的敌舰予以炮击，侥幸登陆的海盗也难以突破守军防线。与此同时，为加强薄弱地区的防御，骑士团甚至按瓦莱塔防御体系的样式，修建了缩小版的城墙来连接塔楼、炮台等核心建筑。骑士团的看家本领就是土木工建，这“砌墙”都不算什么事了。

这些防御工事以瓦莱塔城为分界线，分为南区和东区。南区从里卡索利堡开始，延伸至马尔萨什洛克湾——1565年时，土耳其人的登陆地。东区始于蒂格涅尔角，然后沿东海岸向北，直至圣朱利安湾（St Julian' Bay）。

一开始为抢进度，炮台只配置有火炮，炮口朝外，后门大开，没有附属防御工事。很快，可驻防步兵的碉堡和工事便将炮台包围起来，以保护大炮及其弹药库。这些炮台的规模都不大，大多呈半圆或多边形。若有敌人攻击到了脚下，炮台上开有枪眼的胸墙和碉堡也能及时提供防护。那些几乎贴着海边的炮台还挖有壕沟，里面注满了海水。此外，在连绵的塔楼、炮台之间穿插了一种专为步兵设计的滨海多面堡。这种堡垒呈标准的五边形，没有火炮，仅作为步兵据点，平时驻扎一小队本地民兵，利用火枪阻止敌人建立滩头阵地或迟滞敌人向内陆推进，为援军到来争取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炮台、多面堡都是根据地形单独设计的，尽管大体为法式风格，但各有不同，诸如大小、形状、炮位数目、营房布局，等等。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有多位工程师为骑士团效力，每人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和思路，如果完全一样反而是怪事了。

笔者在本文一再强调，防御工事是死的，只有人才能让它“活”起来发挥功能。从设计图上看，滨海塔楼、炮台和城墙体系确实令敌人无隙可乘，但如此漫长的防线需要更多的军队驻守，这还得以瓦莱塔城绝对安全为前提。人力短缺不仅是骑士团的老大难问题，征兵也令马耳他本地民众十分反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缩短防线，幸运的是，马耳他岛上有一条可利用的天堑：大断层（Great Fault）。

马耳他岛西北部地区在地质断层作用下，形成大片连续起伏的山脊和沟谷。主要由石灰岩构成的山脊常年受到雨水侵蚀，岩砂剥落后坡面寸草不生，变得非常陡峭，因此这一地区的交通极为不便。其中最南端的一条山脊称为“大断层”，布满了悬崖峭壁，有些地方高达60多米，是天然的险要屏障。由于没有植被，守军也容易发现接近防御工事的可疑人员。大断层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尽管整体上易守难攻，不过在少数几个地方存在缺口，也有地方坡度较缓，在军事工程师眼里简直不可容忍。于是，骑士团于1722年在这些薄弱环节修建了堡垒。

滨海防御体系，引自Charles Stephenson，The Fortifications of Malta 1530-1945

威格纳库尔塔楼

三阶段滨海塔楼工程正好对应三位大团长的任期。

阿洛·德·威格纳库尔大团长主持修建了6座塔楼，分别为威格纳库尔塔楼（Wignacourt Tower，1610年）、圣吕西安塔楼（Saint Lucian Tower，1610—1611）、圣托马斯塔楼（Saint Thomas Tower，1614年）、圣玛丽塔楼（Saint Mary's Tower，1618年，位于科米诺岛）、马萨尔福塔楼（Marsalforn Tower，1616年，位于戈佐岛，于1716年坍塌）和圣母玛利亚德拉加尔齐亚塔楼（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Tower，1620年），前面4座塔楼依然保存至今，后面2座则不复存在。圣母玛利亚德拉加尔齐亚塔楼因阻挡了附近新式炮台的射击弹道，于1888年被拆除。还有一座加兹塔楼比较特别，为前任大团长的军事遗产，在威格纳库尔统治期间完工，不算威格纳库尔的贡献，该塔在1848年被拆除，人们将石料拿去修建桥梁去了。

现存最古老的骑士团滨海塔楼是位于圣保罗湾的威格纳库尔塔楼。此塔楼之所以冠名大团长，是因为威格纳库尔既是组织者，也是捐赠人。

塔楼分为上下两层。唯一的入口在二楼，朝向南面的陆地一侧。人们必须攀上一座独立于塔楼的石质台阶，通过小吊桥才能进入塔内。20世纪50年代，为了拓宽道路，石阶被拆除。二层是守军的居住区，一般驻防大约6名守卫。底层是生活物资、武器弹药仓库，完全封闭，只能从二楼通过垂直木梯上下。顶层是作战区域，有楼梯方便上下。在入口同侧方向有2座射击台，以防止敌军侵入。塔顶上安装有2门6磅火炮。为了增强对海火力，1715年，塔楼下方又增加了1座火炮平台，装备2门18磅火炮。

比起繁复的瓦莱特要塞，滨海塔楼显得十分朴实。虽然简约，可不简单，对付没有重炮的海盗绰绰有余。当整条海岸线的各种防御工事连为一体后，单个塔楼的作用更是突出。

距今已有400年历史的威格纳库尔塔楼。这张照片中左侧的台阶已不复存在。塔楼失去军事意义后，曾作为警察局和邮局发挥余热，现为博物馆

威格纳库尔塔楼及炮台平面图

在马耳他岛和戈佐岛之间，有座面积仅3.5平方公里的小岛科米诺。海盗经常隐蔽在科米诺岛的峭壁后面或海湾内，伏击往来马耳他岛和戈佐岛的渡船和商船。1618年，威格纳库尔大团长在此兴建了该岛唯一的一座瞭望塔：圣玛丽塔楼。该塔据称由军事工程师维托里奥·卡萨尔[9]（Vittorio Cassar）设计，除了承担警戒任务外，也是两座大岛的信息中继站，一旦戈佐岛遭遇海盗袭击，马耳他可及时收到警报，前去增援。

圣玛丽塔楼于海平面之上80米，塔基8米、塔高12米、墙厚6米，是一座方形建筑，四角有角楼射击台，周边还有一圈壕沟，算是具体而微的要塞堡垒了。危机期间，这里可驻扎60名官兵，按骑士团的标准，绝对算得上重兵布防。到1791年，圣玛丽塔楼的武器配置除单兵火枪外，主要是2门12磅铁炮、1门10磅青铜炮、1门4磅青铜炮和2门3磅青铜炮。

有趣的是，骑士团还充分利用塔楼孤悬在外的特点，将这里作为处罚团员的准监狱。那些犯了小错的骑士会被流放到荒凉的科米诺岛，承担孤独而又危险的守塔任务。这里离瓦莱塔不过20多千米，却好像在世界尽头，他们想必很是郁闷。

圣玛丽塔楼，背景为马耳他岛，这道海峡最窄处只有1.5千米

孤零零的圣玛丽塔楼确实是流放犯人的好去处

拉斯卡里斯式和雷丁式塔楼

17世纪上半叶，医院骑士团的滨海防御战略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没有在滩头狙击敌人的计划，因此滨海塔楼的功能更直接和单纯，那就是侦察和报警。威格纳库尔式塔楼的火力不强，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加上要配备不少炮手和火枪兵，开销不小。于是，“降级”版的拉斯卡里斯式塔楼便应运而生。

保存十分完好的一座拉斯卡里斯式塔楼——利皮亚塔楼（Lippija Tower）

戈佐岛的德维拉塔楼（Dwejra Tower），图片背景中的一处岩石拱顶是马耳他的标志性景点——蓝窗（Azure Window），可惜已于2017年完全坍塌，如果读者还想一睹真容的话，可以在《权力的游戏》第一季中去找

这种塔楼高大约11米，两层设计，每层面积仅为36平方米，里面驻防4名民兵。他们从二楼通过木梯或绳梯爬上塔楼，执行警戒任务。如此简陋的设计，攻击入侵者是万万做不到的，但仗着墙厚可以勉强自保。所有塔楼虽然都独自屹立于海边，但彼此相望，能互通信息。每座塔楼至少处于其他两座塔楼的视野内。当塔楼发出警报后，援军很快就会赶来，守军坚守一段时间不成问题。其实，海盗也不会有兴趣打劫一座塔楼，与其在没一丁点油水的地方空耗时间，还不如赶紧找个村庄抢劫。时间就是金钱啊！

纳杜尔塔楼（Nadur Tower）是这项工程中的异类，倒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何特殊，而是它的位置远离大海，在大断层附近，称呼为滨海塔楼颇有些名不副实。纳杜尔塔楼唯一的功能就是“中继信号塔”，将接收到的信息传递到内陆的姆迪纳城。

拉斯卡里斯大团长的成就也不都是这些不起眼的塔楼。1649年，宏伟的圣阿加莎塔楼（Saint Agatha's Tower）在玛法岭（Marfa Ridge）建成。此地位于马耳他岛西北部，俯视着天然港口梅雷赫湾——敌军潜在的优良登陆点。该塔有30名守军，存储了可坚守40天的粮食和弹药。

因亮眼的涂装，圣阿加莎塔楼又称为红塔。周边一圈低矮的围墙似乎起不了什么防御作用，因此有人认为其作用只是让这处工事显得更大罢了，或者同红色外墙面一样只是装饰

圣阿加莎塔楼的形制类似于威格纳库尔式塔楼，也是一座方塔，有4个角楼，其城垛为颇令人怀旧的燕尾形，恍惚间还以为回到了罗得岛。塔内有一所奉献给圣阿加莎的小礼拜堂。

拉斯卡里斯大团长很有意思，除了修塔楼外，还跑到美洲买了几座小岛经营殖民地。虽然看起来不务正业，其实大团长的眼光还是相当长远的，提前意识到欧洲即将出现大变局，应早做安排才是。不过，该投资项目最后还是失败了。如果医院骑士团能够在加勒比地区站稳脚跟，日后东山再起也说不定。

拉斯卡里斯比较保守，在1639年颁布了一道禁令，规定在马耳他狂欢节期间，妇女不许戴面具出游或参加骑士团举办的化装舞会，违者将处以鞭刑；此外，化妆者也不得穿戴魔鬼服饰。本来大家就指望在狂欢节“奔放”一下，这下乐趣全没了，于是在开放的马耳他引起了众怒，荷尔蒙过剩的骑士们也颇有怨言。此后，马耳他人引发了一系列风波，在此不再详述。时至今日，马耳他语中还有一个俗语——“拉斯卡里斯的脸”，形容那些神经质，老是阴着脸的人。此事件其实反映出骑士团从未真正融入马耳他，岛民也仅将骑士看作外来统治者，并没有真心臣服。

拉斯卡里斯去世后，雷丁继任大团长之位。雷丁式塔楼的施工堪称神速，两年内完成13座，第一座不到2个月便竣工，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请大家放心，有500年筑城经验的医院骑士团连建造瓦莱塔这样的超级工程都毫无困难，小小的塔楼更是不在话下。之所以工期快，是因为这种塔楼建造起来太简单。雷丁式塔楼同拉斯卡里斯式塔楼从外形上看很接近，最大的不同是其内部屋顶为桶形穹窿结构，而非拉斯卡里斯式的木横梁结构，承重能力更甚，因此可以在屋顶上安装火炮，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防御能力。

滨海炮台

费雷蒂炮台（Ferretti Battery）是1715—1716年间，骑士团建设的第一批滨海防御阵地。该炮台位于马耳他岛南部的马尔萨什洛克海湾，属于滨海防线的重点地段。这处海湾拥有一系列可互相依托的工事，除了费雷蒂炮台外，还有2座较小的雷丁式塔楼、6座独立炮台、4座多面堡、3段城墙、大型塔楼圣吕西安塔楼及其附属炮台（St Lucien ' Tower & Battery）。防守之严密，连一只海龟都别想偷偷爬上海滩。

费雷蒂炮台是这一时期炮台工事的代表作。其官方名称应该是“圣乔治炮台”，但骑士费雷蒂捐赠了900斯库多，使他的名字与炮台共存。炮台整体呈半圆形，朝向大海，圆弧段均匀设置了8处炮眼，其射界略有重叠，保证在180度范围内不留死角。炮台后部有2座对称的碉堡，夹着一个呈“V”字形的凸角堡。火枪手可以通过墙面上开凿的枪孔向外射击。最外圈还有条浅浅的壕沟。与典型的炮台设计图有所不同的是，费雷蒂炮台紧贴着海岸线，因此圆弧炮台一侧没有高度优势，只能通过挖掘壕沟并注满海水来提供防护。

典型的炮台设计图

费雷蒂炮台注满了海水的壕沟和最外侧的海墙

最后的突袭

1530年骑士团刚刚登陆马耳他时，只将这里看作临时落脚之处，除了最基本的防御工事外，没有兴趣大兴土木。1565年的大围攻彻底粉碎了骑士团的侥幸心理，于是将全部资源都集中到了瓦莱塔的建设中，将其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城市，创造出文艺复兴时期要塞工程的典范，而港区之外的防御则视而不见。进入17世纪后，骑士团一面加强港区防御工程，完善其外围阵地，建造了弗罗瑞安娜防线、圣玛格丽塔防线、科托内拉防线以及里卡索利堡、马诺埃尔堡、蒂格涅尔堡等多座堡垒；一面将防御范围扩大到了全岛，历时半个多世纪建设了三轮滨海塔楼。不过，这一时期滨海塔楼的功能以警戒和传递信息为主。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8世纪，技术进步使火炮成为真正的战争之王。骑士团的防御战略也发生转变，倾向于充分发挥火炮优势，实施海岸压制。1715年，滨海炮台和步兵多面堡开工意味着积极主动的滨海防御策略得到认可。

自从1565年的大围攻后，马耳他的战争故事乏善可陈，最大一次威胁来自1614年的泽顿突袭（Raid on Żejtun），在马耳他人口中是“L-aħħar ħbit”，意为“最后的攻击”。虽然有“最后”二字，不过是后见之明，这次奥斯曼军队的袭击直接加速了瓦莱塔要塞和马耳他滨海阵地的修建节奏。

土耳其军队第一次袭击马耳他诸岛还得追溯到1551年，老海盗图古尔图配合帝国舰队横扫戈佐岛，掠走大量人口贩卖为奴隶。第二次则是著名的大围攻，此役土耳其人铩羽而归，不久又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败北，暂时在地中海地区蛰伏下来。进入17世纪后，他们似乎又恢复了部分元气，频频出动，致使地中海沿岸警报不断，医院骑士团也做好了迎战准备。

1614年7月6日，卡里尔帕夏（Khalil Pasha）率领60艘战舰试图从马尔萨什洛克海湾登陆，不料刚刚落成的圣吕西安塔楼射出猛烈的炮火，迫使其撤离。但马耳他海岸这么长，总有骑士团防御不到的地方。卡里尔帕夏挥师北上，选择在马尔萨斯卡拉（Marsaskala）地区的圣托马斯湾抛锚，5000多名士兵顺利上岸。他们首先洗劫了最近的一处村落——泽顿村，然后迅速向内陆推进，一边放火破坏教堂，一边大肆搜刮财物。好在岛民听到圣吕西安塔楼的炮声后已撤离，人员损失轻微。

骑士团闻风出动，一支骑兵队与奥斯曼军队展开交锋；当地民兵也组织起6000—8000人的队伍赶往事发地点。几番小规模战斗后，土耳其人无机可乘，只得于7月中旬离开马耳他。舰队可不能就这样无功而返，他们接着驶往的黎波里惩戒那里的骚动分子，然后又赶到希腊罗伯奔尼撒半岛南部镇压叛乱，当年11月才回到伊斯坦布尔。虽然卡里尔帕夏在马耳他没占到便宜，其他两个任务倒完成得很好，于是很快便被提升为奥斯曼大维齐尔（1616—1619）。

这次突袭促使第一轮滨海塔楼工程上马。敌军往往是最好的质量检查员，他们的行动路线为骑士团标明了防御漏洞，因此土耳其人还没离去，骑士团议会就迫不及待批准了旨在守卫圣托马斯湾的防御工事——马耳他岛最大的圣托马斯塔楼。

圣托马斯塔楼和炮台今貌

圣托马斯塔楼和炮台平面图，具备完美的对称图案，颇有形式上的美感，可以看出该塔楼是普通棱堡加半圆形炮台的复合体

这座威格纳库尔式塔楼称为“塔楼”实在有些委屈它了，其配置算得上中型要塞。主体为矩形，四角各有一座突出的角堡。主入口在面向陆地一侧，人员只能通过吊桥进出。四周有一条浅壕沟，刚刚堪用。圣托马斯塔楼这时还孤零零守在海边，到雷丁大团长期间总算有了小伙伴。尽管雷丁式塔楼只能传递信息，圣托马斯塔楼好歹不再孤军奋战了，从瓦莱塔驰援的骑兵须臾之间就能赶到。

在1715年的滨海炮台建设高峰期，除了单独选址外，骑士团的工程师们还对现有建筑进行升级。于是，在圣托马斯塔楼朝向海面的一侧新建了一座火炮平台，至此，圣托马斯湾的防御工程才告一段落。

多面堡

马耳他滨海多面堡平面图，尖角朝向海边，也就是来敌方向

多面堡是供步兵使用的防御建筑。马耳他岛上绝大部分多面堡都是五边形平台，四周有一圈浅壕沟保护。平台上有低矮的胸墙，后部有一座矩形碉堡。碉堡分为两个房间，主入口开在大间。比较典型的一座多面堡位于马耳他东北部海岸，名为鹅卵石多面堡（Baħar-iċ-Ċaghaq Redoubt）。该工事建于1715—1716年，是这批多面堡中的首位成员。它的西北部有一处炮台，东部则通过一段城墙与马德丽娜塔楼相连。如今城墙无影无踪，鹅卵石多面堡倒保存完好，被改造成酒吧、餐馆和旅店。有兴趣的读者以后有机会不妨去体验一下守堡民兵的感觉。当年的守军肯定夜难安寝，谁也不知道海盗会不会突然袭来，在夜色中将自己的喉咙悄悄割断。

鹅卵石多面堡今貌。这是多面堡后部，遮住了大海。白色建筑为碉堡，门前一派和平安详的气氛，只有黄色的石灰岩平台才显出其沧桑

拿破仑来了

文艺复兴悄然过去，西方进入了启蒙时代。凭借着思想解放、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加上地理大发现开拓了新疆界，欧洲飞速发展。与此相反，老朽的奥斯曼帝国却日落西山，其威名就像流入沙漠的大河而渐渐干涸。就在这关键时刻，医院骑士团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从军事角度分析，骑士团应该为摆脱了这个追了自己3个多世纪的可怕对手而欢喜。可是如此一来，骑士团存在的意义就消失了。想当年欧洲各国看在骑士团抵御土耳其功勋卓著的面子上，才容忍它拥有遍布欧洲大陆的各类财产。这些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也都会从其母国转移到马耳他。可是随着土耳其衰落，俄罗斯崛起，英法反而有利用老敌人遏制新对手的策略。此外，那些早就不把罗马放在眼里的世俗强权们也无论如何难以容忍这种吸血式生存方式，法国人尤其看不惯骑士团。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医院骑士团压根就是封建余孽，宗教狂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还是同其他早已消亡的骑士团一样，寿终正寝最好。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在小岛做山大王的医院骑士团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试图摆脱教会，成为独立的精英世俗政权。鉴于马耳他没有发展空间，拉斯卡里斯大团长早在1651年就未雨绸缪，派骑士漂洋过海来到美洲，从法国手中买下几座加勒比海岛试图经营殖民地。可惜在拉斯卡里斯去世八年后的1665年，骑士团又把岛屿卖给法国，结束了短暂的殖民计划。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骑士团也不可避免滑落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革命政府最恨国王和教廷，疯狂起来连自己人都杀，何况浑身上下散发着中世纪腐酸味的骑士团。1792年9月，医院骑士团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被没收，逃离法国的法籍骑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缺席审判。此后，骑士团的收入急剧下降，债台高筑，难道这个比很多国家还要古老的团体要因没钱而活活憋死？

缺钱姑且不论，骑士团占据马耳他岛就是怀璧其罪。各大列强都觊觎这处交通要道，也都提防着别国抢先一步霸占。医院骑士团必须恪守中立，保持微妙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横祸。过去对抗奥斯曼帝国虽然凶险，但地位崇高有面子，如今时时看人眼色，处处谨小慎微，全无当年的豪气。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马耳他终于还是被不世出的军事奇才拿破仑·波拿巴盯上了。

1798年，为了打击宿敌英国，拿破仑提出一项极为大胆的计划：远征埃及。5月19日，远征舰队从土伦港扬帆出航。舰队包括13艘战列舰、14艘护卫舰、400艘运输舰，共计步兵24300人、骑兵400人、炮兵3000人、非战斗人员1000人（包括很多知名学者）。此后跟随拿破仑转战南北的元帅们也开始登场，可谓将星云集。

同奥斯曼帝国的策略一样，拿破仑远征的真实目的地也是严格保密的，官方泄漏的消息一直暗示是爱尔兰。皇家海军的传奇司令官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信以为真，在直布罗陀海峡守株待兔，哪知法国大军借道马耳他，杀往埃及。纳尔逊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之一，不过其战略能力比起拿破仑还是差了老大一截，被耍得团团转。如果拿破仑拥有英国的舰队，只怕欧洲早就统一了，现在英国人也就不必为脱欧而大伤脑筋。

此时，马耳他的军事力量为：骑士团骑士332人、普通士兵约600人，外加临时征召的约4000名民兵。虽然实力对比悬殊，但与早年同土耳其军队相比，还是好了许多，更何况现今要塞的坚固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坚守3—6个月应该不成问题，那时英国舰队肯定赶到了。前文一直提到欧洲各国对骑士团往往见死不救，那是因为保卫大家共有的文明世界是一回事，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是另外一回事。如今英法争霸，英国断然不会坐视法国占领马耳他，因此定会不遗余力赶来救援。

一代战神拿破仑攻无不克，医院骑士团的要塞也坚不可摧，这两者发生碰撞将出现怎样的天崩地裂，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啊！

结果呢？啥事没有！

法军于6月9日清晨时分抵达瓦莱塔海域。针对拿破仑提出整支舰队同时进入大港补给淡水的要求，时任大团长费迪南·冯·洪佩施（Ferdinand von Hompesch）表示按照中立原则，一次最多只能有4艘舰船进港。这倒不是洪佩施故意为难拿破仑，他没这个胆量，让整支舰队进港就等于将瓦莱塔城拱手相让，简直就是不战而降，而且就算法军如约离开，以后对英国也不好交代。

10日，拿破仑向洪佩施下达了最后通牒，否则将强行占领马耳他。年轻的将军也有他的苦衷。法国海军毕竟还是怕英国人，生怕纳尔逊突然杀到。若一次只有几艘船进港补给，天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远征埃及的战略突然性也就荡然无存。况且以此为借口得到地中海上最好的军港和补给基地，日后同皇家海军决战也会占得先机。

拿破仑可不会去死磕牢不可破的要塞。早在出发前一年，他就谋篇布局，派出密使策反骑士团成员，大约有80名骑士决定在未来的战争中放弃抵抗，静待法军入城。6月10日，法军在马耳他诸岛多处同时登陆，其中约一半法军占领戈佐岛，其余部队兵分四路，从马耳他岛东部和南部的多处海湾陆续上岸。骑士团建设的滨海防御体系面对强敌，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略微抵抗后就纷纷投降。同日，瓦莱塔外围阵地遭到炮击。直接拱卫瓦莱塔城的弗罗瑞安娜防线守军竟然望风而逃。

此时，城内一片混乱，亲法派、反法派、抵抗派、投降派等吵闹不休，根本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防御战略。城外几处重要堡垒也都各自为战。11日凌晨，一些马耳他贵族冲进大团长宫，要求洪佩施与拿破仑签订协议，尽快结束战端。一部分消极怠工的骑士确实不愿意“内战”，大部分西班牙骑士则因为母国同法国结盟而放弃了效忠骑士团的誓言，马耳他人则无所谓更换主人，只要自己的家当安全就行，何况他们本来就不喜欢骑士团统治。

11日上午，骑士团议会派遣代表团登上法国海军旗舰“东方号”谈判。双方达成24小时停火协议。早已无心恋战的骑士团代表当天晚上就投降认输，放弃马耳他诸岛主权，打包走人；法方则保证骑士们可以携带个人财物安全离岛，并给予其终身年金。这笔交易拿破仑实在是赚大了。除了无价之宝马耳他外，法军还缴获1200门火炮、40000支滑膛枪、680吨火药、2艘风帆战列舰。属于骑士团的不计其数的财富和历代圣物都尽入拿破仑囊中，统统搬上了“东方号”。次日，还在抵抗的里卡索利堡、马诺埃尔堡、圣玛格丽塔防线和科托内拉防线接到指令后放下了武器，只有蒂格涅尔堡在巴伐利亚骑士约瑟夫·玛利亚·冯·雷希贝格（Joseph Maria von Rechberg）的率领下坚持战斗。

蒂格涅尔堡配置了28门加农炮和12门臼炮，守军一部分为志愿轻步兵，一部分为骑士团战列舰“圣撒迦利亚”号（San Zaccharia）上的掷弹兵和本地民兵。该要塞守军在10日击退了法军的小规模进攻，亦成功阻止了敌舰进入马萨姆谢特港。11日一整天，法国陆军炮兵和舰炮都在集中炮火轰击蒂格涅尔堡。12日，民兵不辞而别，堡垒中的守军仅剩80人，弹药几乎告罄。雷希贝格骑士仍然不愿投降，试图逃离包围圈，可惜失败。13日，要塞陷落。蒂格涅尔堡的抵抗大概是医院骑士团在法国入侵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事迹了，虽然同之前土耳其大围攻中的英勇程度相比，有云泥之别。

拿破仑在12日进入瓦莱塔城，宣布马耳他并入法国领土，按法国的模式建立新政府。他确信大革命的“春风”定会一扫马耳他的封建晦气，给岛民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可惜这种一厢情愿的制度输出完全没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马耳他局势仍将动荡不安。

年仅29岁的拿破仑在“东方号”上接受医院骑士团正式投降。三名代表如此卑躬屈膝，对比本书第95页，利勒亚当与苏莱曼一世的和谈场面，同样都是失败，气场却天壤之别，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的先辈曾经那样不屈和高傲，Pat Nicolle绘

6天后，拿破仑留下不到4000名法军驻守马耳他，随即率领大军匆匆忙忙奔向北非。7月2日，法军登陆埃及，并于21日在著名的金字塔之战中大破马穆鲁克骑兵。可是好景不长，回过神来的纳尔逊也风尘仆仆赶到埃及，在同样著名的尼罗河之战中几乎全歼法国舰队，导致拿破仑的远征彻底失败。而装满医院骑士团财宝和圣物的“东方号”也在此役中爆炸沉没。历史记住了金字塔之战、尼罗河之战，但马耳他之战在拿破仑掀起的滔天巨浪中不过是一滴小水珠，空留下雄伟的要塞蹉跎和叹息。

没落与重生

医院骑士团就这样窝囊地结束了在马耳他长达268年的统治，第三次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平庸的洪佩施固然没有如欧比松、利勒亚当或瓦莱特的雄才大略，但也不至于在两天内就放弃了瓦莱塔城。如果他能提早准备、积极应战，及时剔除或安抚异己分子，并与英国舰队达成战略默契，法军是很难迅速攻克瓦莱塔的。事实上，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埃及，一旦在马耳他耽搁久了必会撤军，绝不会恋战。从纯军事角度分析，洪佩施面临的难度比之前三位大团长面临的低得多。但是在马耳他岛民和诸多骑士已经离心离德，“第五纵队”就在城内的情况下，洪佩施也回天乏术。况且骑士团这种还残留着中世纪基因的军事组织被历史淘汰是必然的，早晚都逃脱不了没落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大势吧！

孔多蒂大街上不起眼的马耳他宫

没有了马耳他总部，遍布欧洲的分团还是存在的，组织尚未解散。医院骑士团自此辗转各地，各种纷争从未间断。现在，主流意见认为继承医院骑士团正统衣钵的是马耳他主权骑士团（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其他信仰新教的组织则是医院骑士团的派生支系。

1834年，格里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在罗马为骑士团找了一幢建筑，名为“马耳他宫”，位于繁华的孔多蒂（Condotti）商业街，200米开外就是电影《罗马假日》中公主与记者吃冰淇淋的西班牙广场。现在每天有无数游客在那里购物、拍照、休憩，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街边这幢不起眼的建筑。曾经叱咤风云，拥有整座岛屿的骑士团沦落至此，不仅令人感慨唏嘘。

事已至此，医院骑士团索性彻底放弃军事特征，重操旧业，以医疗慈善为己任，反而重获新生。如今，骑士团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政治组织，联合国永久观察员国身份，同100多个国家建立有外交关系；拥有自己的护照和邮票。其正式成员加上志愿者超过十万人。2001年11月1日，骑士团与马耳他政府签订的协议正式生效，骑士团拥有部分圣安杰洛堡的象征性领土，享有受限制的治外法权。自骑士团离开马耳他203年后，它的旗帜再次在瓦莱塔城上空飘扬。

马耳他主权骑士团国旗及徽章

900多年前，医院骑士团在“守卫信仰，援助苦难”的誓言中成立，却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称霸一方的军事强权。在东征时代，它是进攻圣地的利矛；在退守地中海时期，它是抵御奥斯曼的坚盾。医院骑士团的军事功绩早已烟消云散，但他们建设的罗得城和马耳他要塞以及他们参与的可歌可泣的三次防守战，都是军事史上令人难忘的。骑士团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骑士团的武力令人赞叹折服，骑士团的要塞依然挺立！

注解：

[1]　这位穆斯塔法不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前线总指挥。

[2]　奥斯曼帝国于1551年占领了医院骑士团镇守的的黎波里，铲除了其在北非的这个重要据点。

[3]　这是一个专有词组，历史学家特意加上了“Great”以示其不凡。

[4]　由于各资料对兵力的记载均不同，以上数字择其一而用。

[5]　游戏中为马耳他骑士团。

[6]　该教堂当时未完工，石棺是后来移入的。

[7]　斯库多是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上铸造的官方货币。

[8]　医院骑士团修建的第一座滨海塔楼其实是位于戈佐岛的加兹塔楼（Garzes Tower）。加兹塔楼虽然是在威格纳库尔的任上开工（1605年），却是其前任马丁·加兹大团长（Martin Garzez，1595—1601年在职）捐资的。

[9]　维托里奥·卡萨尔是瓦莱塔城设计师吉罗拉默·卡萨尔的儿子，子承父业为骑士团工作了一辈子。他死于1609年，似乎不太可能设计圣玛丽塔楼，不过也不排除他早就设计好了相关图纸留给土建工程师。

附录：马耳他风云

包围与封锁

奥斯曼帝国风光不再，医院骑士团也已出局，但马耳他岛依然上演着大国博弈的好戏。下文将以防御工事为线索，继续讲述这座要塞的故事。这次，争夺该岛的是一对百年宿敌——英国和法兰西。

拿破仑尽管只在马耳他逗留了约一周时间，但他迅速颁布了一系列参考法国新政府的激进法案，将共和理念注入这座小岛。

首先，废除封建制度、推翻贵族阶级，全民平等，释放所有奴隶，就连一直备受歧视的犹太人也有权建设犹太教堂。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自然被取缔。此外，增加教育覆盖范围，将基础教育延伸到乡村，一口气修了15座初级学校，教学内容当然是法语、法国文化和革命思想。看上去什么毛病也没有。

改革从长远看也许是历史进步，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彻底破坏马耳他的社会结构实在冒进，不仅得罪了贵族和特权阶级，就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接受。1798年9月2日，法国当局公开拍卖一座教堂的财物时引起激愤。随后，约10000名马耳他人拿起武器反抗“暴政”。拿破仑只留下的3000多名步兵和5个连的炮兵，根本不足以镇压起义，只得退回港区，依托瓦莱塔城固守。马耳他民兵看上去人多，大部分却没有什么军事素养，领导人也不懂攻城术。他们从滨海塔楼和炮台上卸下不少火炮，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将瓦莱塔围住，竟拿法军无可奈何。

双方一时陷入僵局。法国人凭借骑士团的精良要塞控制了港区，并希望靠着18个月的粮食储备，等拿破仑征服埃及后顺道解决城外这群乌合之众。马耳他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毫无胜算，唯一的希望是英国。不怕英国人不来，但凡跟法国敌对的，英国就一定会支持。不过在英军到来之前，马耳他人最害怕的就是法军离开城市、洗劫乡村，破坏全岛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巧妙地利用要塞外业已存在的无数条石墙，建了一连串工事反包围要塞，尽最大可能遏制法军出城。

这些断断续续、散落田间的石墙是缺乏耕地的马耳他特产。它们原本的作用是将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分割成细碎的地块。马耳他人将其连为一体，控制了乡间小道、主干道和山谷，在一些关键地点设置营地、炮台和哨所。这条呈半月形的防线从蒂格涅尔堡开始，逆时针延伸至港区西部陆地侧入口，与弗罗瑞安娜防线对峙，然后画了一条巨大的弧线向东直到海边的里卡索利堡前。防线全长大约10千米，说起来是工事，同一箭之遥华丽的瓦莱塔城相比，丑得不行。然而难看归难看，有效性却不容置疑。这堵墙大约齐肩高，光脚的岛民早已习惯这些路障，可以灵敏地一跃而过，反之训练有素、习惯排成线列阵型战斗的法军却很难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石墙几乎贴着要塞缓斜坡，民兵时不时就能从墙后面瞄准要塞的法国哨兵，开枪后立即转移阵地。这种战术对法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威慑，法军不再轻易暴露在掩体外，更不用说列队走出要塞来一次乡村大扫荡了。

马耳他人还通过倾倒碎玻璃破坏了法军大部分出城道路。后来一位登岛参与封锁行动的英军将领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在一封信中写道：港口周围到处都是障碍物，敌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供他们出击，蒂格涅尔堡和马诺埃尔堡前面的道路非常狭窄且状况不佳，面向科托内拉防线和里卡索利堡的所有道路都被破坏或堵塞。从他的描述中，可以嗅出“人民战争”的味道。

僵持对双方而言都很痛苦。坚守的法军再也不可能坐等拿破仑归来。纳尔逊已将法国舰队尽数歼灭在尼罗河出海口，地中海制海权自然落入英国人之手。没有援军和补给，瓦莱塔城内的粮食迟早消耗殆尽。马耳他人的日子也很难过。岛上的生产、生活资料难以自给，需要从岛外进口，而法国人可不会把好港口慷慨地给敌人使用。

9月底，一支结束尼罗河之战的英国分舰队抵达马耳他，向法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即投降。革命时代的法军那是相当的硬气，毫不犹豫便拒绝了，并且绅士派头十足地表示“法国军人很讨厌这样的语气”。该英国舰队虽有13艘战舰，但受损严重，给叛军留下1200支滑膛枪后就匆匆离开，赶到直布罗陀维修。好在马耳他人没等太久，由亚历山大·鲍尔（Alexander Ball）舰长率领的小型舰队很快正式加入封锁行动，在控制港区外海的同时，亦有约50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这点兵力显然不能强攻要塞，但可以保证法军不敢出来，法国海军不能进去。

如果说围攻战是攻守双方激烈决斗的话，封锁战就是彼此拿着钝刀子相互割，场面既难看又无聊。1800年夏季，法军已经吃光了存粮，连瓦莱塔城内的阿猫阿狗和老鼠也上了他们的餐盘。整个马耳他岛疾病横行，粮食严重短缺。法国战舰曾偷偷摸摸溜进来运输补给，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时名义上负责封锁战的是纳尔逊勋爵，他正在那不勒斯休养，同英国大使汉密尔顿的夫人打得火热。从地中海全局分析，皇家海军的优势相当明显，马耳他的法军又跑不了，不管法国指挥官的嘴有多硬，空荡荡的胃迟早会使他们求饶。

1800年9月4日，走投无路的法军终于打着白旗从要塞中出来，签署了投降协议。历时2年又2天的围攻战没有发生火爆的战斗，没有英雄事迹，更没有血流成河。但法国人坚持了2年，就凭这一点也比医院骑士团要强得多。

吞并马耳他

英国在1800年将法国人赶出马耳他后，一开始其实并不打算吞并此岛。白厅的职业官僚和议员们都是精明的“商人”，做任何事情首先得评估投入产出比。此处毫无经济价值，不仅不能搜刮财富，还得倒贴资金维持统治，殖民马耳他显然是笔亏损的买卖。然而，如果英国人只会算“小钱钱”的账，也就不可能成为“日不落帝国”了。英国已经成为海上的超级强权，拥有一支医院骑士团所梦寐以求的强大舰队。它既是进攻力量，可以将英军投送到全球任何地方；同时也是防御的利器，只要控制海洋，任何敌人都难以登陆英伦三岛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所以，商业利益依靠皇家海军的保护，舰队需要良港的支援，没有直接产出的地方也可以为给英国带来收益。

后来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曾在英国上院直言不讳地说：马耳他是什么？它是一个要塞和一个海港，它是我们地中海舰队的巨大的海、陆军武器库，我们占有它，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据点，而不是当作别的什么。

意思就是，英国不指望从这里挣钱，而是将其看作纯粹的军事基地。马耳他岛无疑有诸多缺点，但它是地中海的关键枢纽，扼守着帝国通往“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海上动脉；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苏伊士运河通航后，马耳他的地位益发重要。在此之前，英国通往印度的海路有两条：一条需南下绕道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然后北上至印度，路途远，耗时长；另一条为地中海传统航线，抵达叙利亚海岸后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再通过波斯湾直抵印度。这条路的缺点在于要途经奥斯曼帝国，很不可控，而且货物上船下船十分麻烦，成本高。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连为一体后，大大缓解了英国的战略焦虑。只要控制住相对容易的埃及，凭借以马耳他为中心的地中海舰队保卫航线，从此直通印度如履平地。

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马耳他还拥有完备的要塞防御体系和港口设施，几乎可以直接拿来用作舰队基地——当然随着武器的进步，马耳他要塞也必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从纯商业角度看，马耳他也是便捷的货物集散地和可靠的检疫港。这座天赐良港完全符合英国的国家战略，岂有不占之理。

英国人刚在马耳他站稳脚跟，便马不停蹄检查全岛防御工事并分析研究。这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当时除医院骑士团外（可以不予考虑），法国也宣称拥有马耳他主权（必须予以重视）。事实上，直到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结束后，马耳他乃至英国本土面临的法军入侵威胁才算解除。有趣的是，英国军事工程师实地考察后发现，不需要对要塞大动干戈，现成的拿来用就行。这还得感谢医院骑士团，其防御体系相当严密，质量也顶呱呱；而且马耳他大港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基地，对崇尚进攻的皇家海军而言，利用灵活机动的强大舰队控制岛屿周边海域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不会移动的要塞反而显得太过死板。基于这种战略思路，尽管在大港附近还有一些薄弱点需要完善，英国当局也只是对现有的防御工事修修补补。

1802年，英法两国签订了《亚眠条约》，双方同意有条件地将马耳他归还给骑士团。这大概是骑士们重新占有马耳他的最后机会。可惜，保守的英国和处于革命中的法国很快就图穷匕见，爆发全面战争，《亚眠条约》自然成为一纸空文。

失去制海权的拿破仑分别在1806年和1807年颁布了《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宣布法国及其治下的领土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任何船只，只要来自或开往英国本土、殖民地或占领地区，法国控制下的港口就可以将其没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陆封锁”。拿破仑真是气魄不凡：我控制不了海洋，就封闭大陆的所有港口。英国海军再厉害，也得靠港口休整和补给。当欧洲各大港口封闭后，马耳他成了地中海商船前往英国的必经之地。可惜“陆权”还是比不过“海权”，“大陆封锁”终究失败，但使马耳他列岛的经济复苏。

1815年，法国皇帝兵败滑铁卢，第二次退位后，轰轰烈烈的拿破仑战争终于以英国全胜而告终。至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因普鲁士和俄罗斯崛起而发生了几次局部战争外[1]，整整一个世纪欧洲再无全面战争，西方人享受着科技进步的便利和资本主义的繁荣，进入黄金时期。不过，大国的博弈丝毫没有放松，英国政府意识到了马耳他岛的战略重要性，遂宣布其为皇家殖民地。自此，马耳他进入英国统治时期。

圣克雷芒后垒

如果一定要挑医院骑士团近300年建设工作的毛病，那就是，保卫森格莱阿半岛和比尔古半岛的科托内拉防线还有改进余地。这道长长的防御工事始建于130多年前，但从来没有按照图纸设计而完工。其本质就是一条城墙和10座棱堡（8座大棱堡、2座小棱堡），缺乏壕沟和各种外垒掩护。这还是小问题，大缺点是科托内拉防线与内线的圣玛格丽塔防线之间存在较大的开放空间。当进攻者突破科托内拉防线后，可以畅通无阻直抵圣玛格丽塔防线下。绝对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一定确保他们遭受持续不断的打击，这是设计防御工事的基本准则。1849年，英国人修建了垂直于科托内拉防线和圣玛格丽塔防线，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圣克雷芒后垒（St.Clement's Retrenchment）。该工事将这片开阔空间一分为二，可以有效实施侧翼火力攻击。此外，皇家工程部队耗费了4年时间，于1852年将圣玛格丽塔防线正中间的一段连接圣玛格丽塔棱堡和圣海伦棱堡的城墙改造为弗达拉堡（Fort Verdala）。这座堡垒正对着圣克雷芒后垒，本身就是一座大兵营，上面布满了炮台。

拉斯卡里斯炮台

虽然拥有强大的海军，圣埃尔莫堡、蒂格涅尔堡、里卡索利堡也足以封锁进港水道，时任马耳他总督威廉·里德（William Reid，1851—1858年在职）还是不放心，担心有敌舰深入港区，仅凭圣安杰洛堡的火炮似乎不够，于是他于1854年下令在瓦莱塔城东侧，正对着比尔古半岛的陆墙上修建一座与圣安杰洛堡遥相呼应的全封闭炮台。

照片正中间开有两层炮眼的建筑即为拉斯卡里斯炮台，炮台上方有拱券凉廊之处是礼炮平台，最左侧的防御工事为骑士团时期的圣彼得及保罗棱堡（St. Peter & Paul Bastion）。在黑火药时代，风帆战舰面对这样的炮台毫无胜算，可惜它生不逢时，一建成就落后于火炮的发展

里德总督看中了一处由拉斯卡里斯大团长修建的巴洛克式漂亮园林，那里还有一幢高档宅邸曾为骑士团大团长的夏宫。英国人便毁掉了住宅和部分花园，将崭新的工事命名为拉斯卡里斯炮台（Lascaris Battery）。

由于空间所限，拉斯卡里斯炮台平面呈不规则的梯形，分为上下两层，火炮全部隐蔽在建筑内部。炮台墙壁约厚1.3米，存储弹药的仓库则有厚达3米的墙壁和屋顶保护，风帆战舰上的火炮只能望“墙”兴叹。然而，好景不长，19世纪中叶的火炮技术突飞猛进，大炮利用黑火药击碎中世纪城堡的场景再次出现——线膛炮和爆炸弹可以把皮糙肉厚的要塞打得体无完肤。拉斯卡里斯炮台作为海防要塞，使用了不到10年就过时了，后来被改造成兵营发挥余热。

礼炮平台

在拉斯卡里斯炮台上方还有一座骑士团时代的古老工事——礼炮平台（Saluting Battery）。该炮台位于希伯拉斯山裸露的岩石上，军事位置优渥，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港海面。土耳其军在1565年的大围攻中，曾在此处设置火炮猛轰比尔古半岛，因此，吃过苦头的骑士团在修筑瓦莱塔时便将这里变成了核心火炮阵地之一。

按骑士团传统，防御区域按骑士们的语言不同分为八大语言区。礼炮平台和附近的圣彼得及保罗棱堡属于意大利语区。由于平台视野极佳，风景独好，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意大利骑士们的社交场所。于是在17世纪早期，一名富裕的骑士捐赠了拱券凉廊供战友们休闲娱乐。每到夕阳西下，骑士们便会欢聚于此，享受地中海的习习凉风，想必很是惬意。假如瓦莱特见到此情此景，不知会不会摇头叹息。1824年，英国人将这里改造成公园对外开放。

由于平台处于大港的核心区域，在建成初期便是礼仪场所，每逢节日、重大事件，有重要人物、舰只进港便会鸣响礼炮，于是自然而然获得“礼炮平台”的称谓。此外，平台还是一座时钟。骑士团规定，每天日出、正午和日落时分需要鸣炮，以提醒市民祷告，并且第一和第三炮也是开、关城门的信号。

从礼炮平台俯瞰大港，大炮正对着的就是圣安杰洛堡，如今平台上有8门32磅后装滑膛炮，每天12点、16点准时开炮，是旅客到马耳他的必打卡之处。如果乘坐豪华游轮进港，也可以享受鸣礼炮6响的待遇，过一过大人物的瘾

1824年，皇家海军在朴次茅斯首次提供了“计时球”服务。每天正午，一个高高竖起的木质或铁质球便会准时落下，为往来船只提供准确的当地时间。与此同时，一门礼炮也会鸣响，即使距离较远或视线被遮挡的人也能听到炮声后对时。这样船长们便能在离港前最后一次校准船上携带的航海计时器。当年可没有GPS，确定纬度可以利用六分仪；测量经度可就麻烦了，非精确的计时器不可，所以对时是航海安全的重中之重。如果读者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阳光下的罪恶》，一定对书中海岛鸣炮的情节印象深刻，这是破案的关键线索。这种“高”科技当然很快就在全世界的主要港口普及。马耳他岛的“计时炮”就安置在礼炮平台，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直到1923年11月，格林尼治天文台发出电报校时信号后才停止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礼炮平台被改造为防空阵地，装上了44毫米口径博福斯式高射炮。不过，平台和山下的拉斯卡里斯炮台在空袭中被航空炸弹击中，部分损坏。战后经过修复后不再作为军事设施。礼炮平台也对外开放，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滨海工事过时

港区外也有医院骑士团的防御设施，即环岛建设的滨海塔楼和炮台系统，然而到19世纪20年代就太落后了。这套防御体系原本是防海盗的，虽经过升级改造，其炮台能应付桨帆战舰的攻击，面对强大的风帆战列舰却力不从心。1830年，有人提议彻底铲除这些早已破败不堪的工事，因为万一敌人登陆，反而能为其提供掩护。万幸这项议案未能得到批准，为马耳他岛留下了当年的历史风貌。

当时，英国也有自己的标准防御工事：马尔泰洛式塔楼（Martello tower）。这种圆形塔楼高12米，可驻扎1名军官及10—15名士兵；石墙可抗击实心炮弹的攻击；平台上安置有大炮，可360度开火。随着大英帝国不断扩张殖民地，马尔泰洛式塔楼也在全世界开花。如今不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印度、南非，处处都有这种塔楼的遗迹。不过，马耳他却没有英国人的这种招牌建筑，因为这种塔楼无法抵御正规海军的新式火炮，而且放眼望去，已经没有海盗了！

话说困扰欧洲3个世纪，给医院骑士团带来巨大威胁的巴巴里海盗怎么不见了？1800年，有多艘美国船只在地中海遭受了劫掠，新兴的美国海军于次年派遣舰队开赴地中海，向巴巴里海盗宣战。此后几十年，美、英、法三国的新式海军轮番向海盗老巢——位于北非的阿尔及尔、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发起进攻。1830年，随着法军占领了海盗的最后据点阿尔及尔，历史上与加勒比海盗齐名的巴巴里海盗被彻底剿灭。这是西方全方位碾压东方世界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不必考虑海盗的骚扰，英国当局放弃了滨海塔楼和老式炮台，开始重新设计马耳他全岛的防御体系。这将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新系统，马耳他要塞迅速向现代化迈进。

武器的进击

要塞工事和进攻武器就像是螺旋式上升的两条线，只要武器稍稍领先，要塞必定会奋起直追，直到达成新的动态平衡。伴随着战争形式渐渐从“后近代战争”向“工业时代”演进，马耳他的防御工事自然将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虽然这是一篇有关要塞的文章，可是防御工事的每次革新必与武器的进步有关，所以有必要稍稍总结一下其发展历程。如果以火器开始大规模使用而定义“近代战争”形式的话，医院骑士团在罗得岛（1480年、1522年）和马耳他岛（1565年）进行的三场防御战可划为“前近代战争”。尽管火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冷兵器依然保有一席之地。在最后关头决定胜负的还是手持利刃的步兵。19世纪前，骑士团建设的要塞在此战争阶段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再也不敢贸然围攻马耳他岛的直接原因之一。

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陆军进入“线列步兵阵列”时代，与之对应的就是火器占有绝对比例，冷兵器边缘化直至最后消失。不过，骑士团的要塞通过加厚城墙、改造棱堡而保持了对火器的领先，实心炮弹还是难以打碎厚重的堡垒。所以，英国人能在长达半个世纪内继续享受骑士团的红利，固守马耳他而高枕无忧。

悉尼港的马尔泰洛式塔楼——丹尼森堡（Fort Denison）

典型马尔泰洛式塔楼的剖面图

一张反映马耳他大港风貌的19世纪明信片，港区小船星星点点，市民安逸地在散步，一派平和景象

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持续到19世纪中期。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战争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突然间，50年发生的变化比过去500年都要多。读者们熟悉的棱堡、滑膛炮、木质风帆战舰纷纷被新科技取代，坚船利炮打破了攻守平衡，迫使英国人全面改造要塞。马耳他岛迎来了骑士团之后的又一轮大型防御工事建设高潮。

促使这巨大变化的起因就是空心爆炸弹逐渐成熟。传统实心弹就是个铁质或石质的大疙瘩，依靠蛮力击毁要塞和战舰。从原理来看，这种火炮跟小朋友玩的弹弓差不多，炮弹的初始动能来源无非是将拉开橡皮筋的势能换成化学能而已。而填装炸药的爆炸弹则通过碎裂弹片和冲击波达到杀伤效果，对人十分有效，但当时对城堡的破坏不如实心弹，那怎么会影响马耳他要塞呢？这个得一点一点分析。

升起风帆，冒着黑烟的法国铁甲舰队在风力和蒸汽的推动下航行，这幅奇异的画面不是蒸汽朋克的艺术想象，而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法国海军的长足进步引起了英国严重关切

英国的马耳他防御战略是以要塞为辅、舰队为主，通过战舰得到制海权，进而阻止敌军靠近；无法登陆的陆军连“入场券”都没有，自然就谈不上围攻。在木质战舰的年代，英国无疑是海上霸主，皇家海军秉承“见敌必攻”的优良传统，取得海战胜利十拿九稳。其他国家躲都来不及，也就不敢轻易挑战其霸权。

那时的海战煞是热闹，几百门大炮对轰一整天，可以把敌舰打得千疮百孔，但彻底击沉战列舰却很困难，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歼灭战相当罕见，只有取得尼罗河海战和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的纳尔逊勋爵才有资格称一代战神。然而，巨型战舰却可以被一颗小小的爆炸弹引发的熊熊烈火轻易烧毁。事情还没完，借由线膛炮发射的爆炸弹射程更远，精度更佳，简直就是木质战舰的天然克星。这导致海战产生很多意外和变数，英国的绝对海权瞬间不保。

解决办法只有从防护上下功夫。1858年，法国人先下手，在木质船体外包裹了一层铁皮，建造了史上第一艘铁甲舰“光荣”号（Gloire），暂时领先一步。英国人也不遑多让，第二年开始建造划时代的蒸汽、风帆混合动力战舰“勇士”号（HMS Warrior）。这种战舰若放在一堆风帆战舰里，大概就是当年的科幻武器了。然而，彼时的海军技术发展实在太过迅速，如此先进的战舰竟然仅10年就落后于时代，转入了预备役。而1975年服役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40多年后改造改造还具有很大杀伤力。

淘汰全部木壳船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在此期间，马耳他必须做好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自己长期坚守的最坏情况。雪上加霜的是，爆炸弹也在飞速进步，弹体从原先的球形变为圆锥形，加之引信改进，破坏石质建筑的效果惊人。可以想象，当一支动力强劲、用线膛炮远距离发射爆炸弹的铁甲舰舰队出现在马耳他海面上时，傲立于港区的瓦莱塔要塞将不堪一击。

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发现历史的有趣循环。16世纪，罗得城要塞的海墙部分比起陆墙薄弱很多，因为桨帆战舰的火力极弱，轻易不敢靠近有防御工事的海岸。风帆战列舰出现后，马耳他要塞一度处于下风，但骑士团迅速升级工事，再次压倒舰炮，取得防御优势。就连勇猛无比的纳尔逊勋爵也曾告诫同僚：“木头打不过城墙。”言下之意就是千万别逞强，看到要塞就绕道走。现在情况再次反转，“钢铁”对阵“石头”便大有胜算，因此在马耳他建设新要塞是刻不容缓的事。

“舰炮永远不是要塞炮的对手”，此后百年，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然而，历史简直是天生的戏剧大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航空母舰或陆地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刹那间就废掉了无论是要塞或战列舰上的巨炮。耐人寻味的是，炮弹似乎也遵循辩证法的原理。当所有人都以为实心弹会彻底退出军事舞台时，电磁炮技术又横空出世。也许“金属疙瘩”有朝一日还会重返江湖，再现辉煌。

面对军事技术日新月异，英国一开始也措手不及，还专门在1859年成立了皇家联合王国国防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efe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以评估岸线防御能力并提供建议。1860年，该委员会悲观地得出皇家海军已不足以确保制海权的结论，能保护本土免遭法国入侵的唯一办法是在海军基地、兵工厂和战略要地修筑针对性的大型要塞。此项计划将耗资巨大，花费20多年，刚一提出就引起广泛争议。尽管不乏合理之处，但委员会的提议违背了英国延续数世纪的国策。

建造要塞并没有错，不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医院骑士团因为没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员，而且防守的区域也仅限于数岛数城，所以依靠要塞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英国的领土遍布全世界，与其在所有地方修建不能移动的要塞，还不如打造一支强悍的舰队，可攻可守。因此，英国的防御战略一直就是集中全部力量发展海军；反之，海、陆军都得兼顾的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分散了资源，在追逐海权的竞赛中总是落后一步。

对自身绝对安全的执念迫使英国议会批准了这一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防御计划。工程至19世纪80年代结束，共计完成各类防御工事76座，总耗资约1200万英镑。结果法国人未登陆不列颠，但没人为此高兴，因为事后得知法国压根就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就更不可能了。刻薄的英国舆论将这些要塞讥讽为“帕默斯顿的愚蠢”[2]（Palmerston's Follies）。这些批评其实有失偏颇。军事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来不及跟上节奏或难以判断技术发展走向的情况下，委员会提出的保守但稳妥的方案应当作是花钱买平安！毕竟英国有钱，犯不着拿国家安全来冒险。

所谓“上行下效”。英国本土热火朝天，马耳他岛自然也不落后。首先，控制港区入口的三座重要堡垒——圣埃尔莫堡、蒂格涅尔堡、里卡索利堡——得以全面加固，以抵御爆炸弹的打击，并重新装备了新式火炮，确保在火力上不逊于铁甲舰。不过，仅凭骑士团时期的堡垒显然不能令英国当局完全放心，于是又在进港水道两边增加了4座全新的工事：斯利玛角炮台（Sliema Point Battery，1872年）、圣罗科堡（San Rocco Fort，1873年）、剑桥炮台（Cambridge Battery，1878年）和雷尼拉炮台（Rinella Battery，1879年）。它们虽然叫“炮台”，其实有的配置同高大上的“堡”差不多，都是当年先进军事工程的代表。此外，为弥补科托内拉防线不能覆盖的区域，英国人在港区新建了科拉迪诺防线。

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马耳他殖民当局还在港区外围敌人最可能的登陆地点修建了一连串新式滨海防御阵地：彭布罗克堡（Pembroke，1875年）、圣列奥纳多堡（San Leonardo，1875年）、德利马拉堡（Delimara，1876年）、塔斯各堡（Tas-Silg，1879年）、赞科炮台（Zonqor，1882年），并大规模改造了骑士团时期的圣吕西安塔楼。

当威力更为强大的后装线膛炮入役后，英国毫不犹豫增建了6座配套阵地，德拉加尔齐亚炮台（Della Grazie，1889年）、斯皮诺拉炮台（Spinola，1889年）、加登炮台（Garden，1889年）、沃尔斯利炮台（Wolseley，1897年）、彭布罗克炮台（Pembroke，1897年）和班希萨堡（Benghisa，1910年）。为了港区安全，英国人一点也不敢马虎和松懈。

20世纪前的最后一项庞大工程——旨在防御岛屿北部地区的维多利亚防线（Victoria Lines）于1875年开工，1899年结束。这条防线计划利用大断层的地理优势，以宾马堡（Bingemma，1875年）、德佳炮台（Targa，1887年）、莫斯塔堡（Mosta，1878年）、圣乔凡尼炮台（San Giovanni，1887年）、加尔古尔炮台（Gharghur，实际上未建造）、马德丽娜堡（Fort Madalena，1878年）等要塞为节点，辅之以城墙连接，形成长达约12千米的延绵工事。

经过医院骑士团和英国人的不懈努力，弹丸之地马耳他终于成为世界上军事设施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堡垒遗产如今不再发挥实际功效，但它们是岛上旅游业的基础。当年花钱如流水，如今数钱数到手软，要塞正以另一种方式回馈马耳他岛。

雷尼拉炮台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元气大伤，19世纪70年代只造了8艘战舰，对英国的威胁总算消弭于无形。英法这对百年宿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越走越近，此后还将携手对付更厉害的德意志第二、第三帝国。法国海军自然成了英军的盟友，不会觊觎马耳他。但俄罗斯的崛起令人担忧，其陆军天下一绝，不过海军实在不行，史上最不靠谱的圆形战舰就出自俄国。放眼望去，欧洲再无可与皇家海军匹敌的强大力量了，至于鼎鼎大名的德国“公海舰队”，那还早着呢，暂时不用理睬。

就在英国人以为能够高枕无忧时，1861年欧洲崛起了一股新势力——原本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在撒丁王国的领导下逐渐统一，成为新兴的意大利王国。尽管现在人们很鄙视意大利军队，但意大利王国皇家海军（Regia Marina）成立后，一段时间来势汹汹，发展迅猛。可惜好景不长，1866年7月22日，意大利海军就在利萨海战（Battle of Lissa）中原形毕露，被实力逊于自己的奥地利海军击败，把老祖宗自勒班陀海战以来的荣誉丢尽了。7年后，意大利同时开工建造了当时航速最快、火力最猛的铁甲舰——“杜里洛”号（Duilio）和“丹达洛”号（Dandalo）。2艘战舰分别于1880年和1882年完工，均安装了4门450毫米口径前装线膛炮（Rifled Muzzle Loader，RML）。这种炮重达103吨，最大射程6000米，能够将近900千克爆破弹以约500米/秒的出膛速度发射出去。它就是火炮史上赫赫有名的百吨阿姆斯特朗炮（Armstrong 100-ton gun）。当然其缺点也很明显，射速每15分钟只有1发，实在太慢，但只要打中，任对方是主力舰还是要塞，都将化为齑粉。

英国在1860—1914年期间新建的防御工事，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

A　大断层防御工事，保卫马耳他西北部的堡垒，总体而言就是

1.维多利亚防线

2.宾马堡

3.德维拉墙

4.德佳炮台

5.莫斯塔堡

6.圣乔凡尼炮台

7.加尔古尔炮台

8.马德丽娜堡

B　东南海岸防御工事，主要防御马尔萨什洛克、马尔萨斯卡拉、圣托马斯等地区的多处海湾，分别为

9.彭布罗克堡

10.彭布罗克炮台

11.斯皮诺拉炮台

18.德拉加尔齐亚炮台

19.圣列奥纳多堡

20.赞科炮台

21.圣保罗炮台

22.塔斯各堡

23.沃尔斯利炮台

24.德利马拉堡

25.圣吕西安堡

26.班希萨堡

C　港区防御工事，大港和马萨姆谢特港入口处的新堡垒和炮台，如

12.斯利玛角炮台

13.剑桥炮台

14.在医院骑士团原有工事基础上翻新，并新增的火炮阵地，如圣埃尔莫堡、里卡索利堡和蒂格涅尔堡

15.弥补港区陆地方向最后漏洞的科拉迪诺防线

16.雷尼拉炮台

17.圣罗科堡和加登炮台

瓦莱塔要塞已经很成熟了，因此英军不需要重建炮台，在现有棱堡的基础上改造炮位即可。这处火炮阵地位于圣安德鲁棱堡上。瓦莱塔的防御工事受文艺复兴、第一次工业革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类军事设施的影响，有独特的“混搭”魅力

圣克里斯托弗棱堡，这是一座两层五边形棱堡，顶上的圆柱亭是1992年修建的，安放着“围攻纪念钟”，以纪念马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牺牲和卓越贡献

意大利人总是以古罗马后人自居，统一后更是自信心爆棚，发誓要拾回祖先的雄风。1882年，意大利外交家和政治家亚历山德罗·基乔洛侯爵（Marquis Alessandro Guicciolo）就大言不惭地说：“一个新国家的威名只有通过血的洗礼才能得到。”这可不是空喊口号，1862—1913年，意大利每年拿出国家财政支出的25％用于海陆军建设，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既然要重现古老帝国的荣光，地中海必然得是其囊中之物。用古罗马人的话说：它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离意大利近在咫尺的马耳他当局立即就察觉到危险，当时岛上所有要塞都不是这种巨炮的对手，于是急忙向伦敦救援，要求赶紧研制能够压制阿姆斯特朗炮的新武器。

当年的大炮对决蕴含着一种近乎原始的暴力美学，又有着蒸汽朋克式的梦幻感。就好似两个悍妇吵架，既要比嗓门大（大炮口径），也要比语速快（大炮射速），还要比吐沫星子飞得远（大炮射程），更要讲究骂到位（准确度）、骂得狠（炮弹威力）；为了把中气练足，体积（炮台）也不得不膨胀起来。由于要塞炮固定在陆地上，天然就能比舰炮造得更大，长期看来肯定力胜一筹。

彼时前装炮已经发展到了技术极限，后装线膛炮还有待成熟，英国着实等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购买一模一样的大炮解燃眉之急。说起来也是滑稽，这阿姆斯特朗炮产自英国，何以卖给外国“资敌”。其实这不怨资本家见钱眼开，原来当年海军部对此设计不感兴趣，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意大利海军慧眼识珠，斥巨资一口气订购了8门，占得先机。接到英国政府订单的巨炮生产商埃尔斯维克军械公司[3]不敢拖延，无奈产能有限，短期内只能交付4门。原本计划全部运往马耳他岛，不料路过直布罗陀海峡时被截，当地英军拦下2门自用。剩下2门安全抵达目的地，分别安装到了专门为其建造的雷尼拉炮台和剑桥炮台内。由于功能差不多，两座炮台的结构也大同小异。

雷尼拉炮台总平面布置图

雷尼拉炮台为五边形，拥有独立的兵营、掩体、弹药库、锅炉房，人员编制包括炮组、机械维修组和驻守卫兵，主要是为了伺候正中间的那门主炮。这才刚刚进入工业化战争时代，其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与医院骑士团时期已有天壤之别。

为了避免暴露在敌人炮火下，雷尼拉炮台几乎全部隐藏在地面下，只留炮管微微高出地面。面对来袭方向的护坡敷设了一层混凝土，其余附属设施，如宿舍、仓库等都全封闭在地下。

雷尼拉炮台没有副炮，自身的防御能力其实不强，只有装备了步枪的少量卫兵可利用狭窄的壕沟、有顶通道和射击垒等自卫。这不是设计疏忽，炮台绝非孤军奋战，其左右两侧还有里卡索利堡和圣罗科堡的掩护（保护剑桥炮台的是斯利玛角炮台、马诺埃尔堡和蒂格涅尔堡）。

随着技术发展，如今前装炮已经被后装炮完全取代，但因其结构简单、密封性好和可靠性高等因素，历史上前装炮曾经长期处于主流地位，阿姆斯特朗炮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熟悉拿破仑战争的读者一定对那时的炮兵作战场景不陌生：硝烟中，一群人有条不紊地在炮口前清洗炮膛、上弹、发射。这种模式应付19世纪上半叶的前装炮还行，面对阿姆斯特朗炮该如何是好？炮弹有将近1吨重，难不成炮手爬上梯子装弹？

在现代战争之前，武器和要塞是分离的两个部分，而雷尼拉炮台则是为大炮量身定做的工事。没有阿姆斯特朗炮，炮台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同样，若没有炮台的支持，大炮连动都动不起来。

这门巨炮安装在一架自重达45吨的铸铁炮架上，依靠蒸汽推动的液压动力装置操作。它的上膛过程堪称机械的舞蹈。首先，炮身后退至炮架尾部；然后，整体向左或向右旋转90度，原本扬起的炮管向下倾斜，正好对准侧面装弹仓的上膛口，装弹仓及其后面的弹药库完全封闭，处于工事的保护之下；随后，炮身又向前移动到炮架前部，顺势顶开上膛口的遮板。炮兵清洗炮管内的残余物后，一具18米长的蒸汽驱动液压填装器将重250千克的发射药包和900千克的炮弹塞进炮膛；接着是一套反向运动，炮身后退，炮管按照算好的射击诸元抬起合适的角度，旋转至来敌方向；最后炮身移到炮架前部就可以发射了。

毕竟是在陆地上，不存在战舰空间不足的难题，雷尼拉炮台拥有两套对称设置的上弹系统和蒸汽引擎，战时可交替运作，不会间断。万一蒸汽机损坏，还可临时抽调40名精壮士兵手动操作液压机，保持火力持续。加之其他来自动力和机械方面的改进，阿姆斯特朗炮的射速达到每6分钟1发，同时配合附近炮台的支援，硬件上算是能打个平手。如果再考虑英军主场作战，炮台位置固定不动，并早就算好了大炮射程内各着弹点的射击参数，可以做到看见敌舰就抢先发射，运气好的话甚至不用修正弹道，一发就击中目标。经过软件升级，英国一番手忙脚乱后总算维持了马耳他防御体系的微弱优势。

英国购买的4门100吨阿姆斯特朗前装线膛炮中，如今只留下2门，1门在马耳他雷尼拉炮台，1门位于直布罗陀要塞。请读者不要被图中大炮小清新的涂装所迷惑，它在当年绝对是恐怖的“战舰杀手”。粉色火炮和黑色炮架重达150吨，绝非一个人就能操作，正常情况下完全由蒸汽驱动。请注意画面左侧的黑色装弹仓和圆形上膛口，画面右侧也有一个对称的装弹仓，但被遮挡住了

1882年9月10日，万众瞩目的阿姆斯特朗炮抵达马耳他。上百人花了3个月将其运到早就虚位以待的雷尼拉炮台。1886年，雷尼拉炮台终于有了作战能力[4]。1906年，曾经辉煌无限的阿姆斯特朗炮退出现役。20年来除了训练，没有在实战中打出1发炮弹，自然也无任何功绩可言。雷尼拉炮台也随之没落，沦落到给里卡索利堡当观察哨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德国巡洋舰在马耳他附近出没，尘封已久的阿姆斯特朗炮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好在战斗并没有爆发，否则这门远远落后时代的巨炮必然以悲剧收场。德舰主炮能以每分钟2发的射速在15千米外轻松击中目标，前装炮没有任何胜算。

现在，雷尼拉炮台被改造成一座露天博物馆，尽管蒸汽引擎和液压系统不复存在，每年还是有一队志愿者为阿姆斯特朗炮塞进黑火药发射药包，空放一炮以保持大炮的状态，顺便吸引游客。每天，这里都有身着19世纪英军制服的演员现场表演。

这张图清晰地展示了如何给阿姆斯特朗前装线膛炮上膛

至于雷尼拉炮台的姊妹工事——剑桥炮台就没这么好的运气。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朗炮被当作废铁处理掉了，一所酒店侵占了部分炮台，失去了旅游价值。除了铁杆军事历史爱好者，恐怕很少人问津。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

前装炮的辉煌很快就被后装炮（Breech Loader，BL）所取代。为了适应新的技术进步，马耳他急需一种专门为后装炮设计的火炮阵地。该类型工事共修筑了6座，除20世纪初修建的班希萨堡外，其余5座全部在19世纪最后10多年内完成。很可惜，这些炮台保存得不太完好，基本处于荒废状态，只有德拉加尔齐亚炮台还能大致一睹当年风貌。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始建于1888年，由于附近骑士团时期建造的圣母玛利亚德拉加尔齐亚塔楼挡住了射界，英国工程师干脆拆了塔楼，但将名字保留给了新炮台。德拉加尔齐亚炮台于1893年完工，已经完全摆脱了棱堡外形，为多边堡（polygonal fort）形式，呈不规则的六边形，主要武器为10英寸（254毫米）[5]和6英寸（152毫米）口径的后装炮各2门。

这个时代的炮台，除了炮膛不得不露出外，其他设施和设备都尽量躲了起来。在敌舰看来，这样的目标并不明显，就算发现了，弹道相对平直的舰炮炮弹也很容易越过炮台。加上坚固的混凝土得以大规模使用，取代了使用上千年的石材和土方，即使被炮弹直接命中也不会顷刻炸毁。炮台四周有一圈狭窄的壕沟，面对海岸线方向的左右顶角处有两个有顶通道，这是反步兵防御工事，炮台后侧的壕沟内有一些步枪射击孔。读者可能会发现，现代要塞的壕沟远比棱堡时代的壕沟要窄，这可不是为了节省土方量，而是因为斜射而来的炮弹击中壕沟崖壁的概率将随着宽度增大而增加。在黑火药时期，火炮得持续不断地瞄准同一点才可能轰垮城墙，要塞主要是防御敌人的步兵强攻，所以壕沟越宽越好。然而，在爆炸弹大行其道时，要塞和炮台只要一中弹就可能瘫痪，于是反步兵的壕沟也必须适应新形势，“退化”成一条细沟。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遗址。整体高度压得很低，后方一处突出的方形石质建筑可能为非炮台建筑，为废弃后建造的。四座炮台上的后装炮已不复存在，但壕沟和突出的有顶通道还清晰可见

炮台自身的防御措施显然不够强，这也反映了英军推崇的御敌于海上的策略。所以，炮台的首要任务是阻滞敌舰队靠近岸边。没有海军陆战队登陆，自然无敌可防。一旦敌人的步兵靠近炮台，攻守双方用步枪对射，就意味着岛屿离沦陷不远了。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所属的4门火炮是当时最先进的后装线膛炮，有多个型号，其中IV型和VI型用作岸防炮。这种炮最特别的地方是可以安装在所谓“隐没式”炮架上。炮架有一套复杂的机械结构，采用蒸汽—气动混合动力。火炮发射后，其后座力产生的动能推动炮身从发射位向后、向下移动到隐蔽在掩体之下的装弹位，同时通过活塞压缩汽缸内空气储存能量。待炮手填装完毕后，压缩空气再推动炮身复位，便可开始下一轮射击。

“隐没式”炮架示意图，根据图片说明，炮架上安装了阿姆斯特朗8英寸后装炮。圆形填装舱有厚达1米的混凝土保护层。舱室有推杆和吊具辅助装弹以及自动升降的观察梯

“隐没式”炮架的优点显而易见。不论是火炮还是炮手，大部分时间都在敌军的直接火力打击外，生存能力大大增强。低姿位炮身也简化了装弹流程，降低了炮手的工作强度，有利于持久作战。缺陷也不容忽视。“隐没式”炮架致命的缺点是“慢”，远低于未安装该炮架的同型号火炮射速。此时，军舰的速度也在飙升，等炮身慢悠悠抬起，敌舰早就跑得老远了。此外，“隐没式”炮架复杂的结构意味着其可靠性低，制造成本亦极为昂贵。到了航空时代，这种头顶大开的火炮阵地对空袭更是毫无招架之力。所以，综合分析得不偿失。后来，人们将火炮装进钢筋混凝土浇灌的炮塔内，彻底淘汰了昙花一现的“隐没式”炮架。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服役不到20年就惨遭遗弃，后装炮和炮架也都当作废铁处理了。这些脑洞大开的武器若能存留，对机械爱好者而言想必是很有趣的景点。

维多利亚防线

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19世纪下半叶，维多利亚女王的威名被用在任何想得到的地理自然景观或各种民用军用设施上。马耳他当局也不能免俗，为了庆贺女王登基六十周年，一条原本名为“西北防线”的步兵防御体系被改名为“维多利亚防线”（Victoria Lines）。

马耳他岛的心脏瓦莱塔城一直面临着来自海陆两方面的入侵威胁。海防有沿海炮台和舰队负责，陆防虽然有弗罗瑞安娜防线、圣玛格丽塔防线、科托内拉防线和科拉迪诺防线，但几乎都是骑士团时期的建筑（科拉迪诺防线除外），况且瓦莱塔城已经延展到这些防线以外地区，所以扩大陆防范围势在必行。马耳他岛北部有一处大断层天堑，断层以北人烟稀少，没有水源，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修建工事的最佳地点。其实早在青铜时代，岛上的先民就在此建有要塞，医院骑士团建的也有遗址。

维多利亚防线的主体是一道长12000米、高约1.5米的石墙，垛口上开有枪眼，守军可居高临下向仰攻的敌军密集射击。石墙每隔一段距离便有炮台、堡垒、碉堡、马克沁机枪阵地、探照灯阵地等防御工事。大断层并非连续，而是被几处峡谷切断。平时这里是干河床，但在雨季时则会成为山洪的河道，因此防线在这些地方形成了类似桥梁的结构。防线上有4处重要节点，最早开工的宾马堡建于1875年，位于防线的最西端，1878年东端的马德丽娜堡奠基，1880年防线中段增建了莫斯塔堡。最后为了弥补维多利亚防线和东海岸滨海炮台之间的缝隙，英国工程师还设计修建了彭布罗克堡和彭布罗克炮台。

维多利亚防线

宾马堡结构图，该要塞位于海拔约180米的山上，根据山顶地形修筑，呈不规则形状。平面图左上方为来敌方向，炮台建在朝北的断崖边，可控制210度射击面。要塞后方地势平坦，因此挖有壕沟

1.主入口，通往主塔楼

2.隐蔽道

3.通往主入口的坡道

4.位于主壕沟内的反崖壁射击通道

5.主塔楼

6.内壕沟的有顶通道，内壕沟将主塔楼与火炮阵地分隔开来

7.通往内壕沟的坡道

8.9.2英寸火炮指挥塔

9.2门6英寸火炮指挥塔

10.1#炮位（6英寸Mk VII型后装炮）

11.地下弹药库及炮组掩体

12.2#炮位（6英寸Mk VII型后装炮）

13.3#炮位（9.2英寸Mk X型后装炮）

14.老旧的“隐没式”炮位

15.辅助入口，幕墙被切开一小段，以便运输工具进入要塞

16.主壕沟

17.由岩石直接切成的主塔楼内崖壁，开凿有射击孔

1900年5月，马耳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以检验维多利亚防线的功效。一队英军正站在城墙后面等待指令。这种肩并肩排成一列的防御模式似乎是一种倒退，却也反映出英国对马耳他陆防体系的焦虑。即便没有更好的方案，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马该工程

维多利亚防线中段的重要节点是莫斯塔堡。该工程本来在1873年便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却是东、中、西三座要塞中最后施工的。莫斯塔堡由下沉式五边形主塔楼和外围附属炮台两大部分组成，其设计思路大体与宾马堡类似。

根据19世纪初一位定居在附近的法国建筑师记载，莫斯塔堡所在地曾经有一座青铜时代的村落和防御工事。不过，英国军事工程师除了感慨几千年前的同行们所见略同外，压根就没考虑过保护文物，一切从实用出发，把这处军事要地彻底改造了一番。

莫斯塔堡最初配置的武器是7门64磅前装滑膛炮，安装在封闭的穹窖内。这种武器比起其他要塞中的后装线膛重炮显然很不给力，因为莫斯塔堡不承担岸防任务，其对手不是舰炮，而是登陆敌军的小型野战炮。它们固然打不穿铁甲舰，炸烂血肉之躯还是绰绰有余。当后装炮普及后，莫斯塔堡也没被忽视，现在遗址上的两座圆形炮台就是6寸后装炮的阵地。

这条看上去令人生畏的防线并非无懈可击。大断层在最西端的海拔急剧下降，与海岸之间形成了一道宽阔的缺口。位于高地的防线在此不得不戛然而止。在1900年的军事演习中，一支从西海岸登陆的部队在没惊动守军的情况下，从此处绕到了防线后方。弥补漏洞的办法有修建碉堡、机动野战炮的掩体，或者把石墙一直修到海边。可惜维多利亚防线本身就是落后时代的产物，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1907年，仅仅竣工8年的防线被彻底放弃，只有最西端的宾马堡和东端的马德丽娜堡作为滨海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而留了下来。

莫斯塔堡鸟瞰

在新式武器的紧逼下，所有永久性防御工事都处于消亡的边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德军按照施利芬计划，大举进攻比利时。著名的列日要塞在短短11天就被攻破。其实德国人还浪费了6天时间，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姗姗来迟的奥地利斯科达兵工厂的305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克虏伯兵工厂的420毫米榴弹炮。它们在8月12日抵达战场，16日比利时军便宣告投降。接着，那慕尔要塞抵抗了4天，安特卫普的4座堡垒在3天内失守，永久性工事在重炮的轰击下变得不堪一击。

英国在20世纪修建的主要防御工事示意图，为防御两栖登陆而兴建的大量碉堡或类似工事未在图中显示，它们位于传统的潜在登陆地点附近。新建的大型要塞只有班希萨堡和坎贝尔堡，其余全部为防空设施或机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耗费巨资、精心设计建造的堡垒，其防御效果反而比不上简陋但灵活的野战工事。同样在一战，令人绝望的堑壕战让双方僵持在一起，胆敢发动进攻的一方必将遭受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的伤亡。这得归功于轻武器的进步。从美国内战开始，现代步枪和机枪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步兵的作战模式，更远的射程、更高的射速使过去那种肩并肩极具观赏性的线列阵型变成了散兵线，导致偌大的战场上枪声震天、炮火隆隆，放眼望去却看不到一个人影。第二次布尔战争时，只要持有毛瑟枪或李-恩菲尔德步枪的步兵躲在堑壕里，在几处要点布置马克沁机枪组，要不了多少人就能封锁特定区域，令敌军无法前进。布尔民兵就以这样的战术打得英国保守的正规军无计可施。

实战证明，静态防御思想行将破产。永久性的多边形要塞既然发挥不了作用，又有更便宜有效的野战工事可替代，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坎贝尔堡

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头号假想敌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竟然背叛了盟友德国和奥匈帝国，选择加入同盟国。差点成为前线的马耳他就此逃过一劫。

战后，英国不再修建多边形堡垒，甚至连大型工事也不再热衷，只在因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致使东地中海局势紧张时修建了一座其貌不扬的坎贝尔堡（Campbell）。它是自1530年医院骑士团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以来，马耳他岛的最后一座要塞型防御工事，为长达4个世纪的军事工程画上了句号。它是一个典型案例，表现了其貌不扬的飞行兵器是如何将曾经不可一世的要塞变成低调、隐蔽的“受气包”。

坎贝尔堡结构图，底图引自Charles Stephenson，The Fortifications of Malta 1530-1945

骑士团时期的堡垒以陆防为主，英国统治期间的要塞则以海防为首要。无论敌方的炮弹来自何方，守军的策略都是将要塞沉降到地面下、隐蔽在壕沟后。然而，当危险不是来自同一维度的海面或陆地，而是高高在上的天空时，传统要塞承受的将是超维度打击。那些多边形轮廓、厚厚的幕墙、围成一圈的壕沟、固定不动的炮位，在飞行员看来都是再清晰不过的靶子。

为了达到从敌机眼中遁形的目的，坎贝尔堡的外形变得有趣起来，同马耳他其他大型工事迥然有异。英国的军事工程师们首次放弃了沿用多年的堡垒设计规范和教条，试图将要塞融入周边环境，如瓦莱塔城那样傲立沙场的雄伟堡垒终将成为绝唱。

坎贝尔堡官方名称为“堡”，其实是不准确的，其本质上是一座火炮阵地，任务是阻止敌舰接近岛屿，因此共设置有3个炮位，装备了6英寸后膛炮，其中3#位还可换为重型高射炮以适应新时代的对空战。坎贝尔堡在武器配置方面并无特殊之处，但因在设计之初考虑到防空需要，强调不出现可供识别的标志，观察哨、控制室、地下弹药库、绘图室、发电机房、岩石掩体、水箱等设施散落在四处或隐藏在地下，从空中看去就好像普通的农场和农舍。围墙修得也很随意，同马耳他岛分割农田的石墙很相似。读者们熟悉的壕沟、护垒、塔楼、有顶通道被废弃，就连大门也仅仅是在围墙上开一个口子，安装一道铁栅栏门。

围墙上毫无规律地布置了机枪碉堡和岗亭，与当时沿海岸线修建的大量混凝土碉堡并无不同。大部分火力点还是特意布置在围墙的拐角处，原理与壕沟内的有顶通道和射击通道差不多，两个火力点可以彼此配合，消除射击盲区或形成交叉火力。这些混凝土机枪掩体的结构很简单，入口都是一扇厚重狭窄的金属门，内部有机枪底座，上面可安装重机枪。在周围的其他地区，则通过一系列的步枪射击孔来提供防御。

1#和2#混凝土炮位各有一套完整的保障系统。地下装弹仓、消防站和炮组宿舍位于火炮后方，彼此有通道连接。装弹仓面积很大，有多个隔间，分别存放不同种类的炮弹和发射药筒。每个炮位都有3间独立宿舍，虽然在地下，但宿舍和通道都有窗户，光线可以从后侧面穿透下来，炮兵们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3#炮位的土方规模相对较小，所有空间都得满足作战需要，炮组只好将就一下。他们的宿舍在炮位之外，好在并不远，有紧急情况时很快就能各就各位。

坎贝尔堡遗址，这处露天火炮阵地位于地下，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混凝土结构，值钱的东西全部丢失。一层为弹药仓库，二层房间为值班炮兵宿舍

要塞正中间，紧邻炮台后方有一幢不起眼的小楼，称为炮兵观察哨（BOP）。名字虽然不高端，它却是整座工事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主要构成是敌舰定位单元和火炮控制室。定位单元负责探测和记录出现在视野中的敌舰距离、方位信息以及己方火炮着弹点。这些数据再通过自动电子同步机传递至测绘室。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便能在大比例尺地图上精确标识敌人的一举一动。汇总、处理后的信息接着传送到火炮控制室，计算敌军目标可能出现的新位置坐标，并算出射击诸元，指挥火炮行动。

测绘室是在岩石内凿出的房间，独立于观察哨，不过距离很近。附近的地下建筑还有发电机房、防空掩体和一个体积10000加仑（约4.5万升）的水箱。偌大的坎贝尔堡，露出地面的建、构筑物很少，地下有大量房间和通道。这不仅有助于保护部队免遭轰炸，而且大大降低了被飞机发现的危险。当时，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都有按这种理念构筑的工事。

为了达到最大隐蔽效果，坎贝尔堡将大部分生活设施建在营区外，如守备部队的宿舍、餐厅、厨房、洗浴间。此外3座用于夜战的探照灯阵地也在围墙外。探照灯安装在混凝土掩体内，平时用金属遮板盖住，其电力由要塞内的发电机提供。

虽然坎贝尔堡是马耳他唯一一座考虑了防空需要的要塞，颇有特点，可惜现状很不乐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并不适合游客前往。

机枪碉堡

大型炮台是为敌军战舰准备的，如果炮台被压制或被摧毁，敌军成功登陆，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英军的应对之策是大量兴建“滨海塔楼”——机枪碉堡。医院骑士团的塔楼，尤其是后期的拉斯卡里斯式和雷丁式塔楼，因火器威力不足只能充当瞭望台，而英军的碉堡配置了每分钟可射出500发子弹的维克斯重机枪。由于机枪只能固定在底座上，所以碉堡墙壁另有枪眼，供守军持步枪机动射击。

滨海碉堡

虽然碉堡的各种口被封，机枪孔和出入口还是很明显，墙上有油漆涂装的痕迹

至1942年，马耳他一共有130座碉堡，其中46座集中在敌人最容易登陆的梅雷赫湾地区。碉堡十分低平，混凝土表面覆盖有小石块，与周边岩石融为一体。这种碉堡的伪装性不错，但持久性不强，难以长期驻守。

1939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战一触即发。英军开始建设另一种更像火柴盒的碉堡，共3种型号。其中C型碉堡最为完善，就像缩小的要塞。其外围有铁丝网、反坦克障碍、探照灯，也有独立的宿舍。碉堡主体用混凝土浇灌，厚达50厘米。人员进出只能通过紧贴地面的一扇小钢门，但内部有上下两层，空间较大。做成方盒子，空间设计和施工固然容易，但如何伪装呢？英国工程师的方法十分“粗暴”，直接在墙面上刷油漆，远远看上去就像乡村小屋。碉堡房顶铺有一层沙砾以欺骗飞行员的侦察。整套工事的火力、防御力和自持力都大大增强。

这类碉堡的最大缺点是近战时难以自保，一旦敌人进入手榴弹投掷范围或火焰喷射器的射程，便意味着该工事很快就要沦陷。而且它们没有通风系统，抵御毒气攻击的唯一办法就是守军自带防毒面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大规模使用毒气弹，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还历历在目，防化学武器是所有军队的必修科目。

近景为一座建于二战期间的C型碉堡。照片上可发现其拐角处的3个机枪点和整面墙上的4个步枪射击孔。屋顶有观察塔，一名观测手可通过观察缝掌握战局，指挥机枪手射击。画面远处为医院骑士团在1673年修建的利皮亚塔楼，守护着马耳他西部的基内伊纳湾（Ġnejna Bay）

防空利器

尽管外形大变，坎贝尔堡也只是传统要塞防御思想的回光返照罢了，面对飞机的高维打击，口径再大的要塞炮也无能为力。从此，“防空”渐渐变成了军事防御的同义词，进入21世纪后，失去制空权几乎就等同于战败。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再度成为英国的假想敌。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现代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出现，战争的阴云又开始在欧洲密布。1565年，来自西西里岛的援军拯救了绝望的医院骑士团；如今西西里成为敌人的领土，意味着敌军会来得更快。从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只要20分钟就能抵达马耳他轰炸一番，趁英军还未来得及抵抗便扬长而去。1936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其空军还惨无人道地投掷芥子气炸弹。实战进一步证明了空袭的威力。

马耳他的“大耳朵”——声波镜

为了尽早得到预警，英国于1934年在大断层附近的加尔古尔村修建了一座怪头怪脑的设施：声波镜，看上去就像一只“大耳朵”，其功能也同耳朵差不多。这是一堵抛物面墙，高9米、长60米，原理与光学上的反射聚焦镜类似，收集远处飞机发动机发出的微弱声波信号，然后集中到安装在焦点处的麦克风，最后在控制室放大分析信号，可在敌机抵达34—60千米前发出预警。事实上，它无法探测距离，只知道敌机从哪个方向来了。随着飞机速度越来越快，声波镜能预警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若飞机时速为500千米/小时，它仅能提前5分钟发出警报。

拉斯卡里斯作战部就隐藏在这堆石头下，画面中的绿草坪为礼炮平台，现为公园，是瓦莱塔的最佳观景台，可清楚地欣赏大港、造船厂和对面的比尔古半岛、森格勒阿半岛。前方为圣彼得及保罗棱堡，后方那幢古典建筑原为教堂，现在是马耳他证券交易所

当雷达出现后，这种早期预警装置就迅速被淘汰。英国军方原计划在马耳他岛建设5座声波镜，实际只建成1座。

1939年5月，马耳他第一座雷达站，当时称为空军部实验站（AMES）241号，在西海岸的丁立崖（Dingli Cliffs）上修建。丁立崖是全岛最高点之一，可监控高海拔的飞行器。1940年6月，第二座雷达站242号则有能力监控中低高度的飞机。1941年大战正酣时，英国又一口气建造了501、502、504号雷达站。为了更精确地控制和协调战斗机防御，英军还专门设置了一座地面控制拦截站，编号314号。战争期间，雷达监测到的信息被传送到瓦莱塔城的拉斯卡里斯作战部。作战部就是整个地中海战区的英军中枢和指挥中心。

读者可能还记得，拉斯卡里斯是骑士团大团长，虽然颇有作为，但比起欧比松和瓦莱塔，还是略逊一筹，英国人何以对他情有独钟，以他的名字命名指挥部呢？原因很简单，作战部不远处是拉斯卡里斯炮台。

作战部内没有白天黑夜，24小时灯火通明。如果读者看过老电影《伦敦上空的鹰》，应该不会对这种指挥模式感到陌生。战后，这里曾被北约用作指挥部。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核大战一触即发，为防备苏联突袭地中海，作战部再次进入战备状态

拉斯卡里斯作战部位于礼炮平台下方150英尺（约45.7米），是一座完全在地下的建筑物，有着四通八达的通道和多个房间，曾经有高达1000人在里面工作。在骑士团时期，这里是奴隶们的居所；虽然英国人后来加装了通风系统，但比起地上的巴洛克豪华建筑肯定谈不上舒适，唯一的好处就是隐蔽和安全，不会因头顶上落下的炸弹中断运作。

作战部下属的分析室负责对雷达信号进行甄别。技术人员首先判断飞机属于友军还是敌人，然后计算距离远近和方位。指挥室有一幅超大号的地中海中部地区的地图，马耳他在正中间。根据送来的分析结果，年轻的姑娘们将对应标示物放置在地图上。处理后的信息将分派给各作战部门。高炮控制室需要协调所有高射炮和探照灯。战前，马耳他岛的防空武器仅包括34门重型和8门轻型高射炮以及24盏探照灯；战后，英国迅速从本土运来大批防空装备，因此调度工作相当复杂。海军指挥室负责舰队行动。岸防室则要制定防御作战方案，以应对轴心国可能的两栖登陆。

所有作战部门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室。对付飞机最好的武器还是飞机。1939年战争爆发时，马耳他岛上有3座已建或在建机场——塔卡利战斗机基地（Ta' Qali）、卢卡轰炸机基地（Luqa）和哈尔法海军航空兵基地（Hal Far）——以及水上飞机基地卡拉夫拉纳（Kalafrana）。可惜几乎都是空巢，全岛仅有4架老旧的“角斗士”式双翼飞机，尽管后来不断补充飞机，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耳他岛空军兵力都逊于轴心国空军。战斗机中队24小时待命，根据作战指令升空，在指定区域巡防。得益于高效率的指挥体系，飞行员们能够在燃油耗尽前，尽可能长时间滞空，同敌机战斗，而不是像无头苍蝇那样漫无目的地乱飞。

至此，马耳他岛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初具规模，但诸如高射炮和战斗机这样的有生力量却很匮乏。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国宣战。次日，马耳他便遭遇空袭，来自天空的攻击将再次考验这座顽强不屈的小岛，历史上最后一次马耳他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马耳他保卫战

对抗奥斯曼帝国大军时，马耳他因比邻西西里，方便同欧洲大陆保持联系，占尽了地理优势，因此惊险地熬过了1565年的大围攻。然而1940年对抗意大利时，马耳他距离西面的直布罗陀要塞和中东的大本营埃及远了，顿时成为易攻难守的死地。虽然马耳他作为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中心已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因意大利空军占有绝对优势，英国人在开战初期没有坚守的信心，认为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6月11日清晨，10架意大利的军机飞抵马耳他，轰炸瓦莱塔和造船厂。英军的“角斗士”式飞机迎难而上，在地面防空火力的配合下，竟然迫使敌机在4000米高空投弹，效果自然不佳，意军甚至还被击落1架。他们每次华丽出场，结果都令人尴尬。

意大利空军空袭瓦莱塔，圣埃尔莫堡和里卡索利堡清晰可见

“角斗士”们孤军奋战了大约3周后，4架计划前往埃及的新式“飓风”式战斗机在马耳他临时降落加油。既然当年直布罗陀要塞扣留了2门本来要送往马耳他的阿姆斯特朗炮，如今的马耳他英军也如法炮制：加油免费，飞行员连带飞机都别想走。此时，马耳他岛的重要性也愈发显著，英国政府不仅不指责马耳他的做法，反而派来更多战斗机，甚至连“威灵顿”式远程轰炸机也抵岛，还时不时主动出击轰炸意大利的海港和舰只。

从6月至12月，意空军对马耳他发动了100多次不同强度的空袭，但没取得什么战果。其海军对英军舰队也无可奈何。皇家海军多次突破封锁进入瓦莱塔输送给养。敌人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强大，马耳他意外地越战越强。一支分舰队和潜艇分队常驻马耳他，随时可以袭击往返于欧洲和北非的意大利运输船队。海军和空军有效地打击了轴心国通往北非的补给线。

意军在好吃好喝的情况下，战斗力也很堪忧，如今缺衣少食，北非战局立即陷入崩溃边缘。1941年1月，实在看不下去的希特勒决定出手拉盟友一把，派出第10航空军进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该军拥有61架俯冲轰炸机、77架水平轰炸机、12架侦察机和战斗机中队，加上意大利飞机，共有约250架可用于马耳他战场。反之英军只有约60架飞机可供防守。德军出手不凡，首次出击就重创英军航母“光辉”号（HMS Illustrious），随后开始对马耳他实施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堪称小“不列颠空战”。[6]

飞行模拟器中的马耳他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着轰炸机空袭瓦莱塔城的轴心国飞行员所看到的景象大致如此

1942年4月7日，德军出动300多架次飞机对马耳他实施空袭，瓦莱塔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图为位于城区中心的歌剧院（被炸毁前的上色图片）

2月，德军开始向北非运送隆美尔指挥下的非洲军团；4月，德军进攻希腊；5月攻占克里特岛，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照此发展，马耳他内忧外困，必将陷落；同时，北非英军没有补给又面临强敌，也岌岌可危。盟军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战局即将崩盘。

1941年6月22日，不按常理出牌的希特勒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战争，屡立战功的第10航空军随即调离；刚刚经历克里特岛血战的德国空降兵损失惨重，也无力承担攻岛任务。没有德军协助，意大利人立马不行了，被一双铁手掐住脖子的马耳他暂时松了口气。劫后余生的英军开始大力加强马耳他的防御力量，并组建了K舰队对轴心国实施海上破交作战。与此同时，英国破译德国和意大利的密码工程取得重大突破，有了后方送来的“小抄”，马耳他的英军如虎添翼，到11月，轴心国运往北非的物资损失竟然超过60％，非洲军团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沙漠之狐隆美尔不得不撤退以缩短战线。

战场情况逆转，引起了德军统帅部的注意。北非虽是次要战场，面对心腹爱将隆美尔的催促，希特勒权衡利弊不能不管。于是，凯塞林元帅的第2航空队从苏联调离至地中海。近500架各类飞机旋即开始狂轰滥炸，仅1942年4月，德国空军就在马耳他投下了6700吨炸弹。英军常驻舰队不得不离港躲避风头，马耳他进入战争中最危急的时刻。

英国一艘航空母舰缓缓驶入瓦莱塔大港，古老的要塞和现代的战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大力神计划示意图

①首批空降兵空降地点

②第二批空降兵空降地点，两栖部队同时开始登陆

③突破英军陆上防御，占领附近的机场

④向瓦莱塔进军，同时更多部队通过飞机或舰船运送至马耳他岛

与此同时，隆美尔得到充足补给后大展神威，北非军团向东攻陷了重镇托布鲁克，一直杀到埃及境内的阿拉曼附近。可见地中海和北非虽各属两个战区，实为一体。只要马耳他能切断德意补给线，任“沙漠之狐”有通天的本领，没汽油的坦克也寸步难行！反之，若马耳他被压制，英军补给就会陷入困难，只能逃往埃及。这里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任何一方想在北非战场获胜，必须首先确保补给充足；补给来自海上运输；运输舰队处于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军舰、潜水艇和轰炸机的打击或护航半径之内。马耳他能否发挥作用，决定了正在沙漠中鏖战的双方军队的命运。

德军在1942年上半年的空袭固然卓有成效，但若没有步兵登岛实际控制，马耳他依然是心腹大患。为彻底解决马耳他问题，1942年4月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达成一致，决定在7月对马耳他实施空降登陆。两军参谋们根据前期侦察获得的精确航拍照片，很快拟定了一项复杂的作战计划，德军将其命名为“大力神行动”（Operation Herkules）。

当时，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伞兵部队。他们在入侵法国的战役中名噪一时，不过空降克里特岛时却因准备仓促而差点翻船。德国伞兵尽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极为惨重，这也使得希特勒对空降作战心存疑虑。不管怎样，空降兵的机动和突防能力无出其右，“大力神行动”必须依靠伞兵完成。

众所周知，马耳他岛的防御重心在易于登陆的东北海岸及其首府瓦莱塔，西部悬崖峭壁，可供两栖部队登陆的海岸条件较差，然而这对伞兵而言不是问题。“大力神行动”的首批空降地点就在西南部的3处机场附近，有意避开碉堡林立、防备森严的东岸。空降部队共有29000人，其中德军1个师（11000人）、意军2个师（18000人），计划以伞降和滑翔机降的方式出现在英军阵地后方，着陆后立即分兵两个方向。一部向海边进攻，为两栖部队清理登陆场；另一部向附近机场挺进，夺得机场后，后续部队和补给便能通过大型运输机抵达战场。一旦空降部队得手，英军防御体系被扰乱，70000名意军便将携带重武器，乘坐登陆艇登陆。当时，岛上英军仅有15个营（11个来自英联邦成员，4个来自马耳他本地），共26000人，但拥有少量坦克和大量重炮，防御力量不容小觑，尤其是岛上布置了密集的防空火炮，这是德意空降兵的最大威胁。这项计划若能实施，必将是二战中极为精彩的一幕，一定会为后世历史学家和军迷们津津乐道，可惜脑回路奇葩的希特勒临时改变了注意。

有时候历史就是不可理喻。前面说到正是英国人把意大利打得太惨，这才吸引德国空军两次进驻西西里。如今在北非长驱直入，达到军事生涯巅峰的隆美尔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危机在胜利之后接踵而来。希特勒判断轴心国军队占领开罗指日可待，又何必冒着损兵折将的巨大风险强攻马耳他呢，况且承诺保护登陆部队的是意大利海军，把命运交给这样的猪队友着实太不可靠。于是，德军统帅部不顾隆美尔和凯塞林的反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动，命悬一线的马耳他再次逃过大劫。

历史证明希特勒又错了。仅4个月后，隆美尔便在阿拉曼烧完最后一滴汽油后含恨撤退，兵强马壮的蒙哥马利则一战成名。此时，德军在东线正焦头烂额，就算还想重拾“大力神行动”，也抽不出兵力；意大利则更没有能力独立执行，马耳他总算彻底走出危机，开始转守为攻。它就像一把止血钳，死死钳住了轴心国的地中海补给大动脉。1943年5月，困在北非的25万名德意军队既无粮草又无救兵，逃也逃不回去，只能投降。从某种角度分析，北非战役与其说是英国第8集团军打赢的，不如说是马耳他岛上的水兵、潜艇兵和飞行员的功劳。

1943年7月初，盟军以马耳他为前进基地，一举在西西里岛成功登陆。同月20日，瓦莱塔城最后一次拉响警报。这是自1940年6月11日以来的第3340次空袭，长达2年5个月的马耳他保卫战胜利结束。马耳他也因西西里落入盟军之手而失去了战略地位，从此退出了战争。

是役，英军伤亡约2500人，平民伤亡约1300人，3万幢房屋被炸毁。美丽的瓦莱塔经历了二战期间最猛烈的轰炸后，到处是残垣断壁，骑士团时期的古老建筑和要塞多有损坏。当然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英勇的马耳他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也因此获得了由英王乔治六世颁发的乔治十字勋章。该勋章通常授予平民，与仅授予军人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并列，是英国最高荣誉。现在，马耳他国旗和国徽的左上角上还绣有这枚勋章。

马耳他国旗与国徽，左上角为乔治十字勋章。解释者不同，红白两色的来源也不同，最有可能是来自医院骑士团的红底白十字旗

今日马耳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得不正视国力大减的客观现实，开始逐步放弃海外利益。早在1943年7月，马耳他总督就放出风声，有意恢复马耳他的内部自治，不过防务仍属英国。至于马耳他未来是否自治，则存在争议。独立之路依然漫长。

1949年，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加入旨在对抗苏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然双方变成了盟友，马耳他的威胁便为零了。1956年，纳赛尔当选埃及总统，刚一上任就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可要了英国的老命，英国联合在运河有巨大利益的法国和以色列出兵干涉埃及，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英法联合舰队就是以马耳他为基地杀向埃及的。这是马耳他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从此，马耳他在军事意义上的重要地位渐渐消亡。

充满古典气质又不失现代风韵的瓦莱塔，包括瓦莱塔、三姊妹城在内的港区居住了马耳他绝大部分人口。虽然马耳他领土面积是世界倒数第10，但其人口密度却名列前茅（第5）

1957年，英国全面整顿防务，开始减少马耳他的驻军和装备。该岛也从战略核心降级为辅助基地。1964年马耳他自治政府与英国当局开始就独立问题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规定马耳他为英联邦成员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同时英军可继续驻留10年。同年9月21日（独立日），马耳他正式宣布独立。1974年12月13日（共和日），马耳他改国体为共和制。1979年3月31日（自由日），赖着5年不走的英军终于全部撤离，把军事基地交还给马耳他政府。

2004年5月1日，马耳他加入欧盟；2007年12月21日，开始执行申根协议；2008年1月1日，成为欧元区。一言以蔽之，现代马耳他既有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亦有古老的军事遗迹，往来也很方便，真是个旅游的好去处，历史爱好者和军迷们切不可错过！

马耳他虽然在历史上战火纷飞，如今已宣布为中立不结盟国家。对马耳他人民（罗得岛亦然）而言，尽管失去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不再为是是非非的中心，但能够远离大国博弈和民族争端，守着小岛平平安安地生活，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马耳他要塞大事记

1530年，骑士团抵达马耳他和的黎波里。

1534年，大团长利勒亚当去世，其后两任大团长任期极短。

1536—1553年，胡安·德·霍麦德斯·柯思科出任大团长。

1541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匈牙利王国。

1551年，奥斯曼军队占领的黎波里，并大规模入侵戈佐岛。

1553—1557年，克劳德·德·拉森格勒出任大团长。

1557—1568年，让·帕里佐·德·瓦莱特出任大团长。

1565年，马耳他大围攻，骑士团决定修筑瓦莱塔城。

1570—1571年，土耳其人占领塞浦路斯。

1571年，瓦莱塔成为医院骑士团新首都，欧洲联军在勒班陀海战中歼灭土耳其舰队。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格兰海军和恶劣天气所摧毁，一个新的海上强权冉冉升起。

1609—1618年，第一轮滨海塔楼工程开工。

1635年，弗罗瑞安娜防线和圣玛格丽塔防线开工。

1636—1657年，第二轮滨海塔楼工程开工。

1658—1667年，第三轮滨海塔楼工程开工。

1670年，科托内拉防线和里卡索利堡开工建设，奥斯曼帝国占领克里特岛。

1715年，开工建设滨海炮台和多面堡。

1723年，马诺埃尔堡、内陆及滨海城墙工程开工。

1773年，滨海城墙工程停止。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2年，开始修筑蒂格涅尔堡，滨海炮台工程停止。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军远征埃及，途中入侵马耳他；医院骑士团象征性抵抗后投降，被迫离开马耳他岛。

1800年，英国战胜法国，美国海军对巴巴里海盗发起清剿行动。

1804年，美军占领北非城市德尔纳，海盗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1815年，英国宣布马耳他岛为皇家殖民地。

1820—1830年，滨海防御系统因不能发挥作用而被英国放弃。

1837年，法国研制出新型爆炸弹。

1842年，远程前装线膛炮入役，配合爆炸弹使用，传统防御工事遭遇被淘汰的危机。

1849年，连接科托内拉防线和圣玛格丽塔防线的圣克雷芒后垒工程开工。

1854年，位于大港内拉斯卡里斯炮台开工。

1858年，法国海军建造了史上第一艘铁甲舰“光荣”号。

1859年，英国建造了全金属战舰“勇士”号。

1860年，皇家联合王国国防委员会建议在英国本土和马耳他建设更多要塞和防御工事；意大利联合海军创建。

1869年，意大利海军在利萨海战中被奥匈帝国海军击败。

1872—1882年，大量装备了新式前装线膛火炮（后期改为后装线膛火炮）的工事开建。

1880—1882年，意大利铁甲舰“杜里洛”号和“丹达洛”号完工，给马耳他带来巨大威胁。

1889—1899年，大量装备了后装线膛火炮的工事开建。

1899年，维多利亚防线在女王登基60周年之际宣告竣工。

1910年，班希萨堡开工建设，该工事同样装备后装线膛火炮。

1911—1912年，意大利占领利比亚。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意大利未加入德奥协约国，马耳他没有遭遇直接攻击。空中力量开始显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马耳他成为意大利法西斯的潜在攻击目标。

1934年，为应对来自意大利空军的威胁，马耳他修建了一座声波镜。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空军投放了芥子气炸弹。

1937年，英国开工建设大型工事坎贝尔堡。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军在马耳他部署了本土之外的第一座雷达站。

1940年，意大利向英国宣战，随即空袭马耳他。

1941年，德国空军空袭马耳他。

1942年，旨在入侵马耳他的“大力神行动”流产。

1943年，英美盟军登陆西西里岛，马耳他保卫战胜利结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56年，英法联合舰队以马耳他为基地，出兵干涉埃及。这是历史上发生在马耳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自此，马耳他的军事地位渐渐消亡。

1964年，马耳他独立，但保留英联邦成员国身份。

1974年，马耳他退出英联邦，成立共和国。

2004年，马耳他加入欧盟。

参考资料

［1］Konstantin Nossov. The Fortress of Rhodes 1309-1522.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10.

［2］Tim Pickles. Malta 1565-Last battle of the crusades. Oxford：Osprey Publishing，1998.

［3］Charles Stephenson.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lta 1530-1945.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4.

［4］Stephen C. Spiteri. The Great Siege. Knights versus Turks，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er Victory. Tarxien，Malta：Gutenberg Press，2005.

［5］约根森等．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012

［6］马千．医院骑士团全史［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7］蔡雅洁．马耳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克劳利．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盐野七生．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0］指文烽火工作室．战场决胜者003：线式战术时代的战争艺术［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11］斯坦利·爱德华·莱恩-普尔．西班牙摩尔人和地中海巴巴里海盗的故事［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12］古德温．奥斯曼帝国闲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3］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注解：

[1]　指的是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等。

[2]　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为时任英国首相，强烈支持该防御计划，并促使议会批准。

[3]　该公司为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下属企业。

[4]　剑桥炮台的阿姆斯特朗炮也在1886年投入使用。

[5]　德拉加尔齐亚炮台属于例外，其他炮台装备的大口径火炮为9.2英寸（234毫米）。

[6]　关于著名的“不列颠空战”，可参阅《战场决胜者：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役复盘》。

幽灵战士

狙击手传奇

作者/刘啸虎

“狙击手”（sniper）一词来源于常见的鹬鸟（snipe）。鹬鸟难抓是出了名的，因为鹬鸟能将自己藏在草丛间，它的鸟巢都经过精心伪装，而且它飞来飞去，飘忽不定。鹬鸟靠这些本事活命，战场上的狙击手同样如此。出色的伪装隐蔽，加上一枪毙敌的精准枪法，狙击手成了战场上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施加给敌人的巨大影响简直与自己的单兵身份不相称。他们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捣敌人的心脏，给敌人制造恐怖和混乱。狙击手不但能用神出鬼没的子弹将大批敌人牢牢压制在原地，使他们动弹不得，而且还能消灭重要人物，给敌人的指挥链条和士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狙击手，一种孤胆英雄式的神枪手称谓，各种作战技能的大师。首先，狙击手必须枪法如神，使用远射程步枪击杀目标如探囊取物。其次，狙击手必须精于行动，能够潜伏在隐蔽的狙击点连续数小时乃至数日，一动不动。第三，狙击手必须是伪装术大师，对这门技艺的掌握远超普通士兵。第四，狙击手还必须具备将军的素质，能够对地形、火力带和最佳位置进行评估，对其充分利用。

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在参加海军陆战队发展与教育司令部组织的训练。两名狙击手皆身披吉利服，这种伪装服最早由苏格兰的守林人发明，能够让狙击手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掩饰狙击手的轮廓，他们的武器是M40A3狙击步枪

1942年冬季，斯大林格勒前线，一名苏军第21军的狙击手在冬季作战服外面披了一件雪地伪装外套。他手里端着加装4倍放大率PE瞄准镜的M1891/30莫辛纳甘步枪，胸前还挂着双筒望远镜

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对狙击手的感情是尊敬、恐惧与厌恶交织。尽管在军队中狙击手存在的意义与其他战斗部队没有区别，但狙击手看上去仍像是杀手的同类。机枪手随机向成片目标扫射，炮兵看不到自己的炮弹造成的杀伤效果，潜艇艇长见惯了鱼雷爆炸引起的船体残骸，空军飞行员对地面上的破坏和伤亡没有切身感知；唯有狙击手用冷酷的双手扣动扳机，眼睁睁看着目标死去，这种冷酷的特质让狙击手与众不同。

狙击手的渊源

在西方世界中，狙击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英军指挥官约翰·约翰斯通爵士率军进攻斯克哈利河上的中心堡垒。此战，大陆军与英军皆全力以赴。尽管守卫城堡的蒂莫西·墨菲当时只是大陆军普通士兵，他却在敌我双方间都声名大振，甚至以自己的意志影响了战斗进程。他公然违抗军令，向英军派来劝降的代表开枪。墨菲开了两枪，枪枪都从英军谈判代表头顶上擦过，将他们吓了回去。墨菲还威胁要开枪打死堡垒内敢竖起降旗的家伙。墨菲的确是越俎代庖，但城堡的卫戍司令此时已经放弃了指挥权，是墨菲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最后守住了城堡。墨菲身上有许多狙击手的素质。虽然他没有射杀敌人，但他成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让英国人败在了自己的枪下。他身上具备狙击手应有的独立观察判断能力、适应能力和自信，能左右大局。

射击训练中，一名摩根来复枪营的成员正用一支宾夕法尼亚步枪开火。摩根来复枪营由丹尼尔·摩根将军建立，神枪手们身着带棕色穗子的鹿皮夹克和鹿皮裤——能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伪装，而且行动方便

丹尼尔·摩根（1736—1802）更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先驱式的人物。他组建了一支最早以威尔士移民为主的部队。这支部队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堪称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战绩最辉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便是著名的“摩根来复枪营”。摩根早在1775年波士顿围城战之前就组织起了自己的狙击手小队。可惜，他在1775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围城战中被俘，直到1777年才重返战场，随后他便率来复枪营参加了萨拉托加战役。

这幅画展现了摩根来复枪营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英勇作战的情景。一名神枪手爬到树上（图中右上方）观察敌军动静，正准备开火射击（美国画家H.查尔斯·麦克贝伦作品）

肯塔基步枪

产地：北美殖民地

口径：15毫米（约0.60英寸）

总长度：165.1厘米（65英寸）

枪管长度：88.9厘米（35英寸）

重量：可变

肯塔基步枪是北美边疆拓荒者最具标志性的武器，也被称作“长管步枪”或“宾夕法尼亚步枪”，最早可能是由德国移民中的枪匠设计制造，其典型特征是那长达89—127厘米的枪管。枪管设计得如此长，是为了远距离射击时有更好的精度。毕竟，在边疆拓荒者们生活的广阔环境中，远距离射击的精度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膛线、修长的枪管以及相对较窄小的枪口，为肯塔基步枪手提供了远达275米的射程，这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接近。与英军打列队前进、排枪射击的堂堂之阵，北美定居者不是对手。不过，他们用精度高、射程远的步枪在英军的射程之外开火，英军只能挨打，无法还击。打这样的仗，英军不是对手。肯塔基步枪可以在228米的距离上准确击中目标，而英军制式的长管“棕贝斯”前装燧发滑膛枪有效射程不过46—91米。

萨拉托加战役在1777年10月打响。战斗中，英军将领柏高英的部队需要弗雷泽准将所部的支援，而弗雷泽所部与摩根来复枪营正面遭遇。与弗雷泽部交战的神枪手中，有一位正是蒂莫西·墨菲。据说，大陆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看出弗雷泽所部将给大陆军带来巨大威胁，于是赶来找到摩根，命令他布下埋伏，寻机狙杀弗雷泽。摩根将这个开创狙击作战历史的重要角色交给了蒂莫西·墨菲去扮演。据说，墨菲爬上一棵树，用步枪仔细瞄准275米之外的目标。他扣动扳机，一名英国将军应声从马上坠落，身受致命伤。也有说法认为，墨菲击中的其实是英国军官弗朗西斯·克拉克爵士。这次狙杀对英军士气的打击堪称立竿见影。抵抗开始瓦解，英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萨拉托加大捷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公认的转折点。在1781年的考彭斯战役中，摩根充分展现了将军的勇气和智慧，他将麾下神枪手们的作战技能发挥到了极致。英军列队前进，在远距离上遭遇了神枪手们毁灭性的自由射击。等到英军终于进入与神枪手们不远的距离，神枪手们再重新装填弹药，以齐射火力来迎击。战役的结果，自然是大陆军大获全胜。

然而，好枪法可不仅仅是北美拓荒者的专利。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1744—1780）生于苏格兰，曾在英军第70步兵团服役，是较早研究轻步兵战术的专家。他造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后装步枪，在战场上的隐蔽位置使用这种步枪，射击和装弹更加方便。尽管这种步枪产量有限，且存在几处缺陷，但事实依然证明这种步枪的设计具有全新的开创性，所以后来生产厂商对其进行了完善。

如同他的对手摩根一样，弗格森从英军各轻步兵部队中抽调人员组建了一支特别部队，名叫“弗格森步枪队”。由于人员伤亡惨重，这支步枪队最后被迫解散。伤亡率太高的原因非常简单——这支特别部队的作战行动太频繁，出任务的频率太高。

据说，乔治·华盛顿将军有次进入了弗格森的步枪射程，弗格森却没有扣动扳机。原因是华盛顿当时背对弗格森，射杀这样的人有违弗格森心中绅士的战争准则。如果当时弗格森扣动了扳机，他不但将改变美国独立战争的结局，更将改写整部世界历史。

虽然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被打得落荒而逃并最终惨败，但英国人没有吸取多少教训。英国军队依然小而精，所以在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英国人需要好的战术，以此来对抗完全靠队列方阵作战的法军。英军总算列装了由伊齐基尔·贝克设计的新式步枪。这种新式步枪的射击精度和射程都不如肯塔基步枪，但至少比老旧的制式长管“棕贝斯”前装燧发滑膛枪强太多。

有了新式步枪，再加上帕特里克·弗格森、库特·曼宁厄姆上校等人的创新精神，一支新的狙击手部队便建立起来了。这支部队最初名为“第95来复枪团”，为了与普通英军步兵相区分，该团官兵身着伪装效果更强的深绿色制服。全团官兵个个枪法高超，有些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神枪手，他们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来复枪手身上偷师——在正式与法军交战之前，趁法军列队前进时，专门射杀队列中的军官和士官，给法军制造混乱，打击法军的士气。

第95来复枪团很快成为英军的精锐部队，对那些渴望冒险和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毕竟，打冷枪的散兵可以不用受方阵队列的限制，有更大的自由，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战斗。“最早投入战斗，最后撤离战场，向你致敬，英勇的第95来复枪团！”这样的口号吸引了许多人加入这支部队，比如约翰·金凯德。金凯德出身苏格兰农民家庭，后来他的英勇事迹给了伯纳德·康维尔以灵感，康维尔由此写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夏普的来复枪》。1808年，英军踏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土地，正是第95来复枪团打响了英军在半岛战争中的第一枪。该团一路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包括滑铁卢之战。这个步兵团的重要性因此显而易见。

半岛战争中，一名装备“棕贝斯”前装燧发滑膛枪的英军士兵正守卫着前哨阵地。这种步枪的有效射程仅为91米，第95来复枪团士兵们则配发射精极度更好的贝克燧发线膛枪

不同于普通英军士兵的红色军服，第95来复枪团士兵身着深绿色搭配黑色的军装。这名士兵肩扛贝克燧发线膛枪，枪口可以安装长铜柄的刺刀

与第95来复枪团一起同属英军轻步兵师建制的还有一支葡萄牙部队，名叫“卡卡多里斯”，意即“猎人”。在罗伯特·“黑鲍勃”·克劳福德的指挥下，他们构建起了前沿防线体系，时刻监视敌军的动静，必要时也展开袭扰战。充分利用熟悉的地形，隐蔽起来观察敌军，这已经非常符合狙击手的角色了。

一名第95来复枪团的士兵因其出色的枪法一度闻名遐迩。这名士兵叫托马斯·普伦基特，他曾随部队远征南美，参加了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失利的战役。普伦基特向打白旗来劝降的西班牙军官和士兵开枪，将他们赶了回去。这种做法，与他的爱尔兰裔同行蒂莫西·墨菲如出一辙。

弗格森少校的燧发后装枪

产地：英国

口径：17.27毫米（0.68英寸）

总长度：120厘米（47.25英寸）

枪管长度：80厘米（31.5英寸）

重量：连刺刀重5千克（11磅）

帕特里克·弗格森以法国人于1720年设计的德·拉·肖梅特线膛枪为蓝本，改良出了自己的线膛步枪。弗格森为步枪加装了扳机护圈，调低了后膛螺锁的位置。装弹时要先从后膛放入弹丸，再倒入发射药。射击时，高速旋转的弹丸会带走多余的发射药，所以火药残渣不会堆积在膛线里。这种步枪的开火速度与普通的前装步枪相比，有了大大提高，一个受过训练的士兵1分钟内可以射击10次。当然，弗格森步枪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枪身不够结实，闭锁部分容易开裂。

后来，普伦基特随第95来复枪团参加了著名的拉科鲁尼亚大撤退。拉科鲁尼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当时，第95来复枪团由约翰·摩尔爵士指挥。1809年1月3日，第95来复枪团受命掩护已经出现崩溃迹象的英军撤退。法军穷追不舍，一路追击到加利西亚山区的阿斯图里亚斯大桥附近，法军指挥官奥古斯特·玛利·弗朗索瓦·科尔伯特下令骑兵投入进攻，准备一举将英军击溃。不同的资料都一致记载，当时普伦基特跑过大桥，占据了一处有利的狙击位置。他第一枪就成功干掉了科尔伯特，第二枪又击毙了一名试图援救科尔伯特的法国军官。指挥官阵亡，法军骑兵顿时陷入恐慌，斗志全无，只得收兵。狙击手托马斯·普伦基特仅凭一人之力，就从险境中解救了战友们。

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对英国人来说有两个值得铭记之处。其一，英国人取得了空前的海上大捷；其二，英国人痛失他们的英雄，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

纳尔逊率英军舰队向维尔纳夫海军上将指挥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发动猛攻之后，他的旗舰“胜利”号与法军的“敬畏”号军舰紧紧纠缠在了一起。“敬畏”号的法国舰长吕卡能力出众，他手下的士兵同样训练有素。双方爆发接舷战，大批法军狙击手爬上桅杆顶端，寻机射杀甲板上的目标。一名法军狙击手发现了纳尔逊，一枪将他射倒。纳尔逊被抬到甲板下面的舱室里抢救，伤重不治。据《纳尔逊传》的作者罗伯特·索西记载，子弹从离甲板14米高的桅杆上射出，击中了纳尔逊。“胜利”号的船员们满腔怒火，全力向法国人还击。据信，海军上尉约翰·波拉德、少尉候补生弗朗西斯·爱德华·科林伍德等人击毙了许多法国狙击手，那个开枪射中纳尔逊上将的家伙也未能幸免。

1805年10月21日下午1点15分，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在“胜利”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被法军狙击手的子弹击中。致命的子弹应该是从吕卡上校指挥的法军“敬畏”号中桅或后桅上射出的

到美国内战正酣时，后装步枪不再是狙击手的专属，而是普通士兵的标准装备。狙击战术也得到了发展，从更远的距离猎杀目标已经成为可能。效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丹尼尔·摩根和他的来复枪营，海勒姆·伯丹（1824—1893）为北方军招募了2个来复枪团。这两个团在着装上模仿英军第95来复枪团，一律配发带黑色袖口的绿色军服。海勒姆·伯丹如此描述道：

绿色夹克配黑色金属扣子，裤子也采用同样的颜色和材质。裤子里面有一层山羊皮紧身裤，从外面基本看不到。脚上穿的是浅口鞋，再打上皮绑腿。头戴灰色毡帽，身披灰色外套，外面再搭一条带印度橡胶衬里的活动披肩。后勤人员的制服是绿色法兰绒夹克和裤子，里面还套着俄罗斯亚麻衬裤跟合体的内衣。选择这样的制服，是因为我深知，如果我的来复枪团跟联邦军其他部队穿得一样，来复枪手们一定不会答应。他们是狙击手，所以不能穿得显眼。绿色可以让他们与夏天的草木融为一体，灰色外套则与秋冬季的环境相协调，而山羊皮绑腿则能够保护他们的腿免受蛇虫和荆棘的伤害。

伯丹的部队早期配发的是柯尔特转轮步枪，后来又装备了1000支夏普斯后装步枪。这些新武器的射速颇高，受过训练的士兵平均每分钟开10枪不成问题。此外，北方军的狙击手们有时也会使用运动步枪或猎枪作战，像前膛装弹的迪米克运动步枪、带弹匣的斯宾塞步枪等都曾作为夏普斯步枪的替换而在战场上亮相。要加入伯丹的来复枪团，考试相当苛刻。比如，应征者必须在183米之外连续10枪射中直径25.4厘米的靶子，否则就遭淘汰。正因为入选如此苛刻，伯丹来复枪团的这些精锐狙击手在美国内战的许多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他们即在岩石突兀的“魔鬼穴”一带抢占突出位置，成功牵制了南方军的进攻。

伯丹的来复枪团纵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南方军那边亦有不少来自民间的神枪手，一度也战果可观。北方军狙击手往往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南方军同行则大都是荒野和林间的猎人，虽不能识文断字，但追猎觅踪、伪装隐蔽的本领和枪法高超。南方军中顶尖的狙击手往往都是英国移民后裔。由于北方对南方实行海上封锁，南方军的步枪来源成了大问题。一方面，外国产的步枪运不进美国南方；另一方面，由于造枪工艺考究，外国步枪大都非常昂贵。当时，南方军最常用的是英制恩菲尔德1853步枪以及广受赞誉的惠特沃思长射程步枪。

惠特沃斯步枪有着独特的六边形膛线，以配合这种步枪外形奇特的专用六边形弹药。如此，该步枪在有效射程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射击精度。惠特沃斯步枪只配发给南方军中顶尖的狙击手使用，这种搭配几乎意味着不可战胜。

跟英国同行一模一样，南方军的狙击手也常常是最早投入战斗，最后撤离战场。不幸的是，由于经常在暴露的位置上作战，南方军狙击手的伤亡率也极高，并不是每名狙击手都能活着撤离战场。即使南方军狙击手隐蔽得很好，等他们开火之后，有时也会遭遇敌人排山倒海般的火力回击。比如，在葛底斯堡战役的“魔鬼穴”之战中，北方军就用整整一轮炮击消灭了一名南方军狙击手。要不是南方军狙击手的编制的确不如他们的北方同行，他们肯定可以用一个战果来回击对他们的一切批评贬低。北方军的约翰·塞奇威克将军算是轻视南方军狙击手的典型。1864年5月9日的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战役一打响，塞奇威克即率部向南方军的散兵线楔入。进入910米的距离后，塞奇威克的部队已经暴露在南方军一轮轮的火力之下。为了鼓舞士气，塞奇威克大喊道：“这样远的距离，他们连头大象都打不中！”话音刚落，他就从马上栽下了，左眼下方多了一个弹洞。事实证明，这样远的距离，用惠特沃斯步枪是可以打中的。“这样远的距离，他们连头大象都打不中！”成了塞奇威克将军最后的遗言。

在大约900米的距离，约翰·塞奇威克少将被南方军神枪手用惠特沃斯步枪射出的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在南北战争某些战役中，尽管狙击手的出色发挥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射杀塞奇威克将军，但总的来说，狙击手（包括北方军的来复枪团）扮演的是方阵队列作战中散兵的角色，一切行动基本上还是以《哈迪轻步兵战术》手册为理论依据。散兵线战术要求人人间隔四五步的距离，部队如云层一般散开，一线推进。由于散兵线需要拉开间隔，散兵相互之间无法口头传递命令，所以他们要听军号号音的指挥。跟方阵队列中的普通步兵不同，散兵们一旦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立刻会自动寻找离自己最近的隐蔽物，树木、石头或其他东西，或者卧倒在地隐蔽。从这个方面看，散兵差不多与现代士兵没有区别。

除了北美大陆，印度次大陆同样是狙击手的舞台。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有时也被称作印度土兵叛乱。当时奥德邦首府勒克瑙被叛乱的印度土兵围困，英国人死守内城，城内的平民危在旦夕。起义的土兵是被恩菲尔德步枪的涂油子弹包装盒给激怒的——据说子弹包装盒上涂了牛油和猪油，犯了印度的大忌。

大约8000名叛乱的印度土兵和数百名当地的起义者将白人居住的勒克瑙内城围得水泄不通，从1857年7月一直围困到9月。除了不分青红皂白向城里一切目标开枪，叛乱的印度土兵还找了些枪法好的神枪手为他们效力，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敲钉者鲍勃”。得到这个名号，是因为他能将钉子当子弹打出去。“敲钉者鲍勃”身上具备顶尖狙击手的许多优秀特质。他能选择无懈可击的狙击位置，伏身其中静静等待数小时。一旦发现有穿红色军服的人出现在视野，或者这样的目标有任何活动的迹象，他的子弹就会像钉子一样，准确楔进目标的身体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守城的英国人都活在“敲钉者鲍勃”的阴影下。跟他做针锋相对的狙击对射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最后，英国人干脆挖了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敲钉者鲍勃”藏身的那栋房屋下面，埋了一颗地雷，将他连人带房屋一齐炸上了天。

在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以英属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基姆》中，基姆如是说：“现在，我要去遥远的北方，去北方投身那场大博弈。”基姆还只是个孩子，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场“博弈”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场“博弈”指的是英国和俄国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角逐。俄国南下吞并中亚，英国将此视为对“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直接威胁，“博弈”由此开局。这场“大博弈”持续一个世纪之久，崎岖险峻又敌视外人的阿富汗山区是棋盘的重要部分。在那里，英国人和俄国人都遇到了可怕的对手——阿富汗的山民部落。

英国人曾断言，为了在印度和俄国之间设置一道缓冲地带，应该占领阿富汗。于是，1838年12月，英军从印度北上进入阿富汗，攻下首都喀布尔，扶植了亲英的统治者。没过多久，阿富汗的反英情绪开始暴涨。阿富汗人憎恨英国有很多原因，比如英国人不尊重阿富汗文化，英军士兵侵犯阿富汗妇女等。1841年，喀布尔爆发反英暴动。阿富汗人杀死了英国驻阿富汗高级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另一名英国官员被杀后，尸体还被拖出去游街。形势所迫，英国人只得从阿富汗撤退。这远不是噩梦的结束，噩梦才刚刚开始。英国占领军刚开始集结，阿富汗人马上攻击英军的警戒部队。有一次，一名英军旅长下令全旅集合，以防阿富汗骑兵偷袭。结果发现，他派出去充任警戒的所有部下已经全部死在了周围，无一生还。其实，阿富汗人根本不会冒险发动骑兵冲锋。他们惯于使用“杰撒伊”（一种长管滑膛火枪），从很远的距离猎杀英军士兵。“杰撒伊”的射程比英军制式的“棕贝斯”步枪更长，精确度也更高。这样的形势下，英国人唯一的希望是他们的9磅炮。阿富汗人当然晓得9磅炮的厉害，所以每逢战斗，阿富汗人的“杰撒伊”射手先要仔细锁定英军炮兵，将这些炮兵一一射杀。很快，英国人便无计可施。除了赶紧逃命，别无他法。

“杰撒伊”基本上是阿富汗山民们利用手头的技术，土法上马造出来的特色武器。枪机和扳机组件全是自废弃和缴获的“棕贝斯”步枪上拆下来的，阿富汗人又在枪上加装附件来提高步枪的射程和精度。“杰撒伊”的枪管细长，使用能够保证气密性的填装弹药。其实，“杰撒伊”的枪管里往往刻有膛线，枪托上也常刻有特色鲜明的纹饰，不同的纹饰对应不同的弹药。射击时，一般需要展开枪管下的铁叉。铁叉插入地下，以此来支撑长长的枪管。“杰撒伊”的枪托和其他部分往往都装饰得非常华丽。这种步枪的有效射程可达457米，而英军“棕贝斯”步枪的最大射程才137米。

一名阿富汗人用长管滑膛火枪“杰撒伊”瞄准，引来同伴们的注视

1842年1月6日，在得到阿富汗人的假意应允后，英军开始从喀布尔撤退。英军一出城，阿富汗人立刻抄起他们的“杰撒伊”，在马背上、在峻峭的山脊上猎杀英国人。时值严冬，撤退的英军和英属印度部队中大量妇女、儿童、杂役等非战斗人员死于饥寒和冻伤。每天晚上扎营休息后，有些人躺下就再也站不起来。第二天早上拔营继续撤退时，地上都会留下大片死尸。而阿富汗人还是不依不饶尾随英军，用他们的“杰撒伊”对英军“点名”。阿富汗人在英军的必经之路克胡尔德-喀包尔峡谷两侧设伏，怪石嶙峋的陡坡间遍布“杰撒伊”。最终，英军抛尸3000多具才得以通过峡谷。

1839年，通向喀布尔的要冲西里·勃拉姆（Siri Bolan）山谷入口处的情景。在画家詹姆斯·阿特金森（James Atkinson）的这幅作品中，英军冒着两侧岩石间倾泻而下的弹雨，强行通过山谷，场景极其惨烈。手持“杰撒伊”的阿富汗山民居高临下，肆意射杀英国人

英国军医威廉·布莱登是这场残酷之旅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也差一点就做了“杰撒伊”的枪下鬼。子弹打坏了他的佩剑，击伤了他的坐骑，他本人倒安然无恙。在甘多马克，第44步兵团上马做了最后的抵抗，结果全部战死。按照《大博弈：亚洲高原地区的秘密使命》一书作者皮特·霍普柯克所言，时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哀叹道：“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信仰异教的暴民，用土造的武器，竟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人在阿富汗丢尽了脸面，于是英国又任命了一位性情坚忍的将军担任指挥官，率援军开赴阿富汗，试图挽回颜面。乔治·波洛克将军深知阿富汗“杰撒伊”射手们惯用的战术，他可不会将自己的部队送上门给阿富汗山民当靶子。当他的远征军通过开伯尔山口时，他下令侧翼部队抢占山谷两侧的制高点。等隐蔽在山坡上的阿富汗人向通过山谷的英军发起攻击时，意外发现英军居然钻到了比自己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向自己开火！此时的英军暂时吸取了教训——学会了用自己的狙击手去克制敌人的狙击手。

与俄国人的博弈时刻未曾放松，英国人为此重返阿富汗，所以有了1879—1880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在开阔地域进行的野战，英国人基本都占上风。不过，英军在1880年的迈万德战役被阿富汗人打得惨败。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医生就是在迈万德战役中挨了“杰撒伊”的子弹负伤回国的。

布尔战争像是英阿战争的翻版。这场战争中敌对的双方，是英国人与世居南非以务农为生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又一次上演了阿富汗的戏码——受传统战术训练的正规军大部队，与人数少、枪法好、精于运动作战和隐蔽设伏的轻装民兵周旋。

1881年的马尤巴山战役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双方在作战方式上的差距。英军士兵被训练成部队中的一分子，只知道服从命令与所属部队同进同退，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而另一边，布尔人就像是美国独立战争年代里的北美拓荒者，个个都是独立行动的好手，习惯跋山涉水，骑术精良，枪法奇准。

1899年10月至1900年5月围攻马弗京的战斗中，布尔人神枪手们的战地留影。有了伪装性好、威力强大、射击精度高的毛瑟步枪，布尔人成为英军可怕的对手

马尤巴山战役打响前，英军认定布尔人会倾全力发动进攻。其实，布尔人是将火力掩护发挥到了极致，在远距离以外向英军射击。眼见身边的战友和军官一个接一个倒下，英军开始崩溃。面对布尔人的战术，英军根本无计可施。军官可以命令士兵们还击，但他们连敌人都看不到，怎么还击？因为布尔人成功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英军很难发觉。英军指挥官乔治·科利爵士在组织部队撤退时被布尔人的神枪手击中，当场死亡，这成为压垮英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次射杀堪称经典的狙击战果——选择重要目标予以消灭，在最大程度上给敌军制造混乱。溃逃的英军翻过一道道山脊，在每一道山脊上都会遭遇布尔人的子弹。布尔人成功证明，他们的狙击战术与他们的枪法和机动能力一样高超。

这张照片表明，要成为出色的布尔人神枪手，有三个必备要素：威力强大的毛瑟步枪、数量充足的弹夹、天生猎手具备的锐利眼神。这些神枪手也是伪装术和野外战术方面的专家

到了第二次布尔战争时期，无论是1899年的马赫斯方丹战役还是1900年的斯皮恩山战役，英军都屡屡遭遇布尔人神枪手的精准枪法。布尔人神枪手们藏在遍布怪石的小山丘间，或者隐身于精心挖掘的战壕内，英国人完全看不到他们。百发百中的子弹在英军中散布了巨大的恐慌。更令人气愤的是，由于发射药技术的进步，布尔人的毛瑟步枪已经普遍使用无烟火药，这意味着英军无法从射击时枪口的喷焰来判断布尔人神枪手的方位。不过，在保卫马弗京的战斗中，英国人实现了翻盘。此战，布尔人兵力占优势，英军由侦察兵部队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指挥。在贝登堡勋爵巧妙地指挥下，英军这支不被看好的鱼腩部队最后居然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英军狙击手在堑壕里使用一种古怪的狙击瞄准镜。这种瞄准镜可以让狙击手趴在战壕里，不露头就能瞄准射击。不过，这种瞄准镜的射击精度并不好

虽然布尔人最终战败了，但布尔战争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大打小、以强打弱的战争以及反游击战，布尔战争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等十几年后下一场大规模战争于1914年在欧洲爆发时，布尔人的战术似乎完全被遗忘了，作战双方的数百万大军完全陷入了静态的对垒中去。

堑壕中的狙击手

在H.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所著《法国战场上的狙击作战》一书的前言中，曾获封勋爵的霍恩将军如此写道：“我们适应得太慢了。事实上，我们从内心深处厌恶任何有违战争准则的行径。”霍恩将军所说的“有违战争准则的行径”，包括在战场上使用毒气和狙击手。德国人占了先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他们就在战场上展开了狙击作战。伴随着无人地带的累累弹坑，堑壕的步兵们最恐惧的东西不过两种：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机枪子弹，还有不经意间从战壕里向外露头或穿越交通壕时，那随时会盯住自己的狙击步枪瞄准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德军狙击手就已经装备精良，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大多是看守猎场的护林人、猎人或其他善于远距离射击的人。除了天赋和训练，他们还需要精良的装备，既有优秀的G98步枪[1]，也有性能优异的瞄准器材。德国有规模庞大的高品质光学工业，包括蔡司、格茨、亨索尔特、福伦达等知名公司，德军可以从中任意挑选狙击瞄准器材的生产厂商。时至今日，亨索尔特公司与蔡司公司依然在生产军用光学器材。G98步枪的射程远达800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己方战壕到敌方战壕的距离仅有182米，这为步枪提供了足够的瞄准空间。G98步枪最初的设计并没有瞄准镜，所以后来专门设计了一种狙击型号的G98。这种型号调整了枪栓的位置，加装了瞄准镜，使之变成狙击手专用的G98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共有超过1.8万支加装了瞄准镜的G98步枪被配发给德军狙击手，这为德军的狙击作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著名作家恩斯特·荣格尔（1895—1998）曾在德军第73汉诺威燧发枪团服役，日后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写成了《钢铁的暴风雨》和《第125号灌木林》两本书。恩斯特·荣格尔作战勇敢，先后荣获一级铁十字勋章、霍亨索伦骑士十字勋章和蓝马克斯勋章。在《第125号灌木林》一书中，荣格尔叙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受命在一位代号“H”的观察员配合下，离开战壕潜入无人地带，伺机射杀英军士兵，经过耐心等待，猎物终于进入了荣格尔的视界。

蓦然间有声音传来——这声音打破了正午的寂静，是钢盔和刺刀刮碰在战壕内壁上发出的叮当声响。与此同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腿，低沉的呼吸声在我背后响起。是“H”，他跟我一起潜伏在这里好久了，一直绷紧神经保持着警惕。

我往后伸了伸脚，提醒“H”要小心。就在这时，一个黄绿色的身影出现在堑壕无遮挡的地方。那是一个大个子，身穿土黄色制服，前额上压着一顶扁平的钢盔。他双手紧握步枪，步枪的肩带还没有摘下。这个人肯定是刚刚从后方换班回来。几秒钟之后这个人会再度出现在这个位置，于是，我用步枪瞄准了那里。

我的眼前，瞄准镜的那一边传来一阵低声嘈杂，马上又被高高的谈笑和金属的叮当碰撞给盖了过去。一缕烟雾徐徐升起，原来是换班的士兵在往回走的路上点起了烟卷。紧接着，他出现在我的眼前。先是钢盔，然后是整个身躯。好运气已经离他而去，他完全暴露在我的瞄准镜中。他转过身，从嘴里拿出烟卷——可能是要跟同伴说句话，说说来的路上发生的事。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口了，此刻我的准星已经牢牢钉在他的肩、手和烟蒂之间，他军服上衣左侧的口袋正对着我的枪口。我的子弹生生截断了他嘴里的话头。我亲眼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此前我早已见过许多人中弹倒下一样。我知道，他不会再站起来。他先是向后撞在战壕内壁上，然后借着地心引力滑倒在地。生命离他远去了。

G98步枪

产地：德国

口径：7.92毫米

总长度：125厘米

枪管长度：74厘米

重量：4.09千克

这款步枪最初于1898年投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步兵的制式武器。这是一种旋转后拉枪机的手动步枪，弹仓可以容纳5发子弹，枪管长74厘米，比英国李·恩菲尔德步枪64厘米的枪管略长。这款步枪不适合近距离作战，射速也慢，却相当适合狙击手使用。

G98步枪与英国李·恩菲尔德步枪同样采用旋转后拉枪机，但G98的射速比李·恩菲尔德要慢。尽管如此，事实证明，由毛瑟设计的枪机依然效果极佳，值得信赖。1915年，1.5万支经过挑选的G98步枪被改装成狙击步枪。为了能加装光学瞄准镜，G98步枪的枪机设计进行了修改，调整了拉机柄的位置，使其不会阻碍瞄准镜的安装。除了这些改装，光学瞄准镜安装的位置还相对略高，如此可以保证拉动枪栓无阻碍，而且持枪安全。G98狙击步枪的改装非常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量多达1.8万支。

由于缺乏准备，英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表现颇为愚蠢。英军甚至认为，他们被步枪狙击的人不过是出于偶然。换言之，英军士兵穿越交通壕时，德军士兵只是碰巧发现了他们。英军丝毫不知道，德军狙击手时刻监视着每一条战壕。训练有素的德军狙击手不是靠裸眼盯在普通准星后面来把握猎杀机会，而是配备了先进的瞄准器材。后来，英国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向德军堑壕发动的攻击中，英军发现，德军狙击手有时会藏在特制的钢板后面。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搞到了一些这样的钢板，将这些钢板带回了英国。他可不是想用这些钢板去练习打靶，而是要测试钢板能抵御何等程度的步枪子弹穿透力。

1918年，法国北部，一名使用李·恩菲尔德步枪的英军士兵在城市废墟中监视着目标

结果显示，德军的这些防弹钢板完全能够抵御英军的制式0.303英寸（7.7毫米）口径李·恩菲尔德步枪子弹。所以，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打算使用其他武器，包括猎杀大象的专用步枪，来打穿这些钢板。英军终于醒过神来了，允许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采购他所需要的一切装备。

加利波利战役中的英军士兵。这支位于前沿滩头的英军部队中有一位手持加装光学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狙击步枪的英军狙击手。在近乎静态的堑壕战中，这位狙击手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英军要装备光学瞄准镜是件难事，因为英国的光学工业远不如德国发达。英国人决定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段——他们试着从对手德国那里获取瞄准镜。通过瑞士做中间人，英国搞到了一批蔡司、格茨和亨索尔特瞄准镜。到战争结束时，英军狙击手的最佳配置是李·恩菲尔德1914型Mk1狙击步枪加装1918型光学瞄准镜。

英国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训练狙击手，让受训者学会使用光学狙击镜瞄准、调整瞄准镜。光学瞄准镜调整不精确，在战场上就等于毫无用处。在泥泞潮湿的环境下，士兵们有时无法转动瞄准镜的镜片来调焦，常常会在校准不精确的情况下瞄准，有时甚至连瞄准镜刻度盘的调整也不准确。而德军则专门设立了技术士官职位，负责为狙击手调整瞄准镜，解决枪械校准的问题，还专门编写了有关这种技术指南手册配发给士兵。

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的干劲越来越大，他说服英军高层开办了一所狙击学校，这便是位于法国加莱附近琳厄姆的英国陆军第1军狙击观测侦察学校。一批被挑选出来的军官到这所学校受训，学习技能，然后再被派回第1军不同的营团级单位。狙击手也被选送到这所学校学习，以提高作战水平。他们学习的技能包括指南针定向、地图作业、战术动作、伪装术等。

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就有一套完备的狙击手体系。图中一名德军狙击手正耐心等待机会，他紧盯着G98步枪上的光学瞄准镜，他的同伴则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世界上首次采用折射透镜的光学瞄准镜，是奥古斯特·菲德尔于1880年发明的。19世纪末，光学瞄准镜逐渐被用于军事，不过数量很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推行狙击作战，光学瞄准镜才开始大量投入使用。但是，一开始德军只有很少一部分专业的军用瞄准镜，大部分狙击手使用的还是从运动步枪和猎枪上拆下来的二手瞄准镜。

光学瞄准镜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放大目标，让视野更加清晰，使狙击变得更加容易。坏处同样明显，因为安装在步枪上方，所以镜片会有反光，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况且，在泥泞潮湿的环境下，瞄准镜容易被泥水弄脏，难以校准。

战前，英国人只生产带微调标尺的觇孔式机械瞄准具，BSA公司、帕克·黑尔公司、韦斯特利·理查兹公司和阿历克斯·马丁公司的典型产品皆是如此。后来，英国的政府竞标属意于采购光学瞄准镜，以此来搭配李·恩菲尔德Mk3步枪。伦敦的潜望镜棱镜公司和阿尔迪斯兄弟公司中标，为英军提供了符合要求的光学瞄准镜。另外，沃茨公司、里格比公司、埃文斯公司和温彻斯特公司也是英国重要的光学瞄准镜生产厂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军已经普遍接受了一种观念：士兵军服的颜色应该与周围环境的色彩相一致，这是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神枪手和布尔战争中的英军来复枪旅继承下来的。不过，英军还是走了一些弯路，他们一开始并不重视狙击手战术。直到正规的狙击学校开办后，英军才意识到，狙击手的战场隐蔽和伪装非常重要，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

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在《法国战场上的狙击作战》一书中写道：“保护色和伪装背景的效果展示一直都令全班学员大感兴趣。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身披伪装，俯身隐蔽，全班学员就在他二十码之外，却完全发现不了他……在开阔的战场环境中，狙击观察员和侦察兵为了不将自己置于敌人的火力之下，必须要通过伪装隐蔽来保护自己。”

如同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和其他人证明的那样，要让狙击手在开阔环境下做到有效伪装，仅靠普通的卡其布军服远远不够。于是，法国人开始发挥他们举世闻名的艺术细胞，想办法发明伪装服。一位名叫甘戈的法军士兵在1915年发明了伪装夹克，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用于扰乱敌人视觉识别的伪装军服。法国人学东西很快——战争爆发之初，法军士兵还穿着鲜艳的红军裤，导致伤亡惨重。为此，法军迅速为士兵们配发了浅蓝色军裤。浅蓝色军裤的效果虽不甚理想，却大大降低了士兵的伤亡率。英国苏格兰高地的守林人（又称“吉利”，即ghillie）能够制作一种便携式的狩猎伪装服，又被称作“吉利服”。这种伪装服可以提供良好的三维伪装效果，还能让穿着者与周围环境自然融为一体。但如果时值秋天，野外的植被转黄，吉利服上的绿色枝叶伪装就没有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的植被基本被炮火破坏殆尽，狙击手的伪装服只能想办法与战场上的泥泞以及残骸碎片融为一体。如果狙击手打算使用周围环境中的枝叶来伪装自己，他必须找合适的时机，要在树叶凋落的季节才能这样做。

加利波利登陆战中，土耳其军队堪称是战场伪装的行家，澳大利亚人为此吃足了苦头。土耳其狙击手不是牢牢隐蔽在己方战壕里，有时他们钻进澳大利亚人的后方，利用橡树和其他当地植被掩护自己。除了身披各种伪装，土耳其狙击手还利用战壕和胸墙来隐蔽。即便敌人的目光朝狙击手的方向望过来，他们也发现不了狙击手的存在。隐蔽的技巧在于挖假藏身洞，另外还要耍花招骗过监视的哨兵。

比如，德军经常使用钢板来保护狙击手，钢板上开几个射击孔用于狙击。精明的狙击手会竖起一张有射击孔的钢板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在附近一堆不显眼的沙包上再开一个射击孔作为真正的狙击点，等待对手上钩。

加利波利战役中，一名被澳大利亚军队俘获的土耳其狙击手。土耳其狙击手有时能设法潜入澳大利亚军队的战线后方，这显示出他们高超的伪装水平

狙击手要学会充分利用时间，不管是在白天、黑夜，还是在轻装状态下，还要学会在等待机会时尽可能减少身体活动，摄入必要的食物和水来维持身体机能。这样才能保证当目标出现时，狙击手处于最佳的射击状态。按照霍金斯式（Hawkins Position）无倚托伏射姿势的要求，尽管狙击手动辄要伏在地上数小时，还是必须克服疲劳时刻准备射击。霍金斯式无倚托伏射姿势是对传统无倚托伏射姿势的改进，要求狙击手左手抓紧步枪背带，做握拳状承托步枪前端。狙击手左臂向前伸出，姿势锁定。枪托抵在地面上，位于左肩下方，以抵消射击对狙击手左侧身躯的后坐力，同时增加稳定性，并减少狙击手暴露的面积。一个优秀的狙击手应该能够隐身于暗影，长时间与周围的背景融为一体。顶尖的狙击手甚至不会破坏天边地平线的轮廓，尽可能不做任何动作，不发出任何声响，时刻确保自己的全部装备能够使用。身上一切有轮廓的东西，比如步枪都要加以伪装。

很多时候狙击手以孤胆英雄的面目出现，但海斯克-普里查德的狙击学校同样教导学员要重视与装备望远镜的狙击观察员相配合。狙击学校还教授学员们欺骗技巧。为了向学员展示欺骗技巧在实战中的作用，海斯克-普里查德亲自为他们做示范。为此，他将一队狙击手学员部署到另外一处地方，并命令学员们在规定时间到来之前一律低头，不准抬头偷看。

海斯克-普里查德有意乱放冷枪吸引学员们的注意。这是德军狙击手常用的手法，目的是麻痹英军哨兵，让英军士兵对四处响起的枪声见怪不怪，松懈大意。学校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学员，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精明强干的狙击手。另外，还有一些学员来自其他国家，如葡萄牙。而英军中有些团级单位则在狙击方面能力突出，比如“拉沃特侦察兵”团和“艺术家”步枪团。

1916年，“拉沃特侦察兵”成为英军第一支正式的狙击手部队。“拉沃特侦察兵”的成员大都是苏格兰的护林人和猎人，个个精于潜行和伪装。如前文所言，“吉利服”正是因他们而得名，这个名字时至今日仍是狙击手伪装服的代称。“拉沃特侦察兵”派过许多人在狙击学校中担任教官。“拉沃特侦察兵”也一度被派往加利波利半岛开展狙击作战。

加拿大人在狙击方面似乎有特别的兴趣和过人的天赋，最有名的狙击手无疑是弗朗西斯·皮克汉格顿中士（1891—1952），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下了射杀378人、俘敌300人的纪录。他是一名来自帕里岛上奥吉布瓦部落的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人称“佩吉”。他参加的是加拿大陆军第一步兵营，该营是战争爆发之初第一个被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加拿大步兵营。“佩吉”是名极其优秀的狙击手，无论是在己方的战壕，还是在无人地带，他都隐蔽伪装得很好，并能够伏在地上耐心等待机会，直到目标出现。

“佩吉”参加过伊普尔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是一名优秀的传令兵，为加拿大军队传递命令，保障通信畅通。因为在帕斯尚尔战役表现优异，他被授予军功勋章（Military Medal）。他的官方嘉奖令如此评价他的表现：

在1917年11月6日至7日发生于帕斯尚尔的战斗中，该士官表现出色。进攻开始前后，他保持着部队两翼的通信畅通，为他所见到的部队提出指挥建议。他传递的信息保证了进攻的胜利，并为巩固胜利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当有的地点陷入胶着混战时，也是他及时引导增援部队赶去，顺利解围我方部队。

还有一位名声恐怖的加拿大狙击手亨利·诺维斯特，他有克里族印第安人血统，早年靠打猎练出一手好枪法，并有出色的潜伏技能和耐心。他也是伪装术的大师，经常在无人地带活动，甚至钻到敌军战线后方，有时能潜伏几天不被发觉，直至他猎杀到目标为止。他用的是一支加装了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射杀记录据说至少在115人以上。这个数字是被独立的观察员所证实的，诺维斯特似乎还有更多未被官方证实的射杀数字。由于他出神入化的潜伏和伪装技巧，他有时被派去执行战场观察任务。遗憾的是，这些技巧最后没能保护他。1918年8月18日，他在执行任务时被德军狙击手发现，被子弹打穿了头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军官在接受狙击训练。许多一流的加拿大神枪手都是土著印第安人，他们擅长打猎和追踪猎物，这些知识足以造就出第一流的狙击手

狙击作战不仅仅在西线的战壕中非常重要。加利波利登陆战期间，敌对双方的狙击作战都相当活跃。加利波利战役从1915年4月一直持续到1916年1月，协约国主力是英联邦军队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法国军队负责支援他们作战。他们的作战目标是拿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辟一条向俄国提供物资的通道。

加利波利登陆战的前奏是达达尼尔海战，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一支由18艘军舰组成的大型舰队，用炮击扫平了土耳其沿海的岸炮。当协约国舰队接近海岸，准备实施登陆并彻底扫平土耳其岸炮时，土耳其人用水雷和残余的岸炮来迟滞协约国军队的行动。

那些在埃及受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步兵原本计划是要去西线作战的，被派往加利波利，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战前，他们临时编组成澳新军团（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简称ANZAC）。澳新军团、英军和法军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经历了一系列战斗后，战局又变成了近乎静态的堑壕对峙。双方战壕中的狙击手都细心观察着对方的动静，只要敌人不小心将脑袋露出战壕，狙击手立刻会为己方的作战日志上增添一个杀敌数字。

正是在加利波利半岛的残酷对峙中，澳大利亚士兵里出现了一位传奇英雄——威廉·爱德华·沈（1886—1943），即沈比利，中英混血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澳大利亚第5轻骑兵团服役，1915—1916年参加加利波利战役。1915年5月到9月，沈射杀土耳其士兵超过150人，他因此获得英国卓越奖章。他经常与狙击观察员合作，他最有名的一位观察员搭档叫伊恩·伊德里斯，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

沈比利与观察员每天在黎明前就抢占狙击位置。每天这个时间，敌人对外界事物变化的警觉会降到最低。悄悄移动到狙击位置后，沈比利与观察员伏下身子静待机会。狙击手一方面要时刻保持安静和警觉，另一方面要能像苦行僧一样忍受饥渴。终于，目标闪过，沈比利的手指搭上扳机，时刻准备扣动。

随着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土耳其方面得出结论，要对付澳大利亚狙击手，唯一的方法是派水准与之相当的狙击手进行一场对决。这名被选中的土耳其狙击手是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人称“恐怖的阿卜杜尔”。作为一名专家级的狙击手，阿卜杜尔采用高明侦探才掌握的法医技术来做准备工作。每当有土耳其士兵被狙杀，他都要去仔细查看尸体，通过追踪子弹射进和穿出尸体的角度，分析子弹射来的方向。阿卜杜尔渐渐圈定了敌军战壕的一片区域，澳大利亚狙击手的子弹都是从那里射出的。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切森高地哨所附近的一小片山坡上。发现对手的藏身处后，他动手为自己搭建了一处狙击点，然后长时间隐蔽于其中等待机会。阿卜杜尔十分狡猾，他不射击那些偶然送上门来的人，以免暴露自己的狙击点。

这天早晨，沈比利和观察员像往常一样进入他们的狙击掩体。狙击观察员用海军高倍望远镜发现了阿卜杜尔。沈比利接过望远镜，透过镜片发现自己正直视着阿卜杜尔的脸，还有“恐怖的阿卜杜尔”那黑洞洞的枪口。接下来的一瞬间，他们将生死立判。狙击手都清楚，狙击时只能开一枪，通常不会有开第二枪的机会。不过，这是对那些根本没有察觉到狙击手存在的目标而言。现在，两名狙击手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两支狙击步枪相互指着对方。沈比利推开射击孔，将狙击步枪伸出去，准备射击。他清楚，必须一击命中，否则自己就会变成尸体。阿卜杜尔也注意到了沈比利的动作，立刻举枪瞄准。阿卜杜尔扣动扳机，但他终究慢了半步，一颗从李·恩菲尔德步枪里射出的子弹已经击中了他的眉心。

派狙击手猎杀沈比利失败后，土耳其人还试过用炮火覆盖沈比利的狙击点，但沈比利又一次侥幸逃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狙击作战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卓越勋章、军功勋章、法国勇武十字勋章获得者理查德·特拉维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新西兰远征军服役，隶属于奥塔哥团第2营。该营部署在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特拉维斯在那里组建了专门的狙击与观察小队，他还常被派到无人地带去执行夜间巡逻任务。

沈比利是加利波利战役中令土耳其人闻名丧胆的澳大利亚狙击手。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以至于土耳其军队专门派王牌狙击手去消灭他

这时，英国人终于追上了德国人的步伐，建立起狙击手的常规训练机制。双方狙击手的数量大致相等，在各条战线上都展开了对决。大约每10个英军狙击手要与10个德军狙击手战斗。同时，平均每20码的战线上就配备有一名狙击手和一名观察员。观察员负责记录、侦察以及其他工作，为狙击手提供支援。也就是说，尽管狙击手还是独行侠，但他们沿战壕分布的密度相当大。哪怕战壕中的人有一点微小的失误，也会立即遭到狙击步枪子弹冷酷无情的惩罚。

因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狙击手已经成功证明自己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使用杂牌步枪的守林人，到受过高度专业的训练、使用专门设计的复杂武器和观察器材的专业人员，狙击手终于走上了正轨。狙击手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神枪手和运动战

尽管狙击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但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里，德军因为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对狙击手的训练不多。有人认为，是英国人给了德国人启发，让德国重新想起了“狙击”这种有效的作战方式。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对狙击作战的创立可算是居功至伟。

1940年5月，英军陷入要全军覆没的险境，被迫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此关头，狙击手再度走上了战争的前沿。英军安全撤回本土后，英国人立刻在比斯利开设了狙击学校，即“轻武器学校”，同时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也开设了类似学校。这些学校不但要传授学员们枪法，而且要他们掌握野外战术、潜行追踪、伪装隐蔽等作战技能。

1942年冬天，“加里宁防线”，一名苏军狙击手正潜伏待机。他使用的是加装3.5PU光学瞄准镜的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步枪。SVT40半自动步枪适合用右手射击，效果极佳。不过，比起莫辛纳甘步枪，结构复杂的托卡列夫步枪需要更多保养

狙击作战的用途在战场上很快凸显，在撤退时迟滞追兵尤其有用。等到德军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入侵时，苏联人便从狙击战中受益了。狙击作战对苏军如此重要，以至于苏联人不分男女都勇敢地拿起了狙击步枪。他们从苏芬冬季战争中得出了狙击战可以牵制大批步兵，使其付出沉重代价的结论，等德军入侵时，他们马上将这用到了德国人身上。

1939年11月30日，苏军入侵芬兰，要求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以此作为列宁格勒的屏障。苏联还要求在汉科半岛建立海军基地，要求芬兰割让芬兰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系列岛屿。芬兰人当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战争就此爆发。对苏军而言，这次入侵本该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军事散步。他们做过评估，19个步兵师和5个坦克旅足以解决所有战斗。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元帅指挥的芬兰军队总共只有9个师，大约12万人的芬兰军队要与42万名苏军士兵、800架苏军飞机正面相抗。不过，芬兰人自有上天相助——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地形了如指掌。芬兰狙击手屡屡给苏军制造破坏，一次次击退敌人。在苏军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中，苏军损失高达27500人，芬兰军队仅伤亡2700人。1940年2月，苏军再度调兵遣将，对芬兰军队形成了3比1的压倒性兵力。最终，凭借绝对的兵力和火力优势，苏联终于迫使芬兰在3月12日宣布投降。

一名芬兰狙击手在拉动莫辛纳甘M28狙击步枪的枪栓，以西默·海耶为代表的芬兰狙击手在作战中将自己的猎杀经验发挥到了极致

冬季战争中，芬兰人表现突出，出神入化的战术和枪法一度拖住了强大的敌人。芬兰狙击手西默·海耶凭借自己在冬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表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著名的狙击手之一。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射杀了超过700名苏军士兵，创造了狙击手历史上无人能够匹敌的传奇纪录。更令人吃惊的是，西默·海耶的全部射杀纪录都集中在冬天，每天能够作战的时间不过几小时。

苏军士兵送给西默·海耶一个绰号——“别拉亚·斯莫尔特”，意思是“白色死神”。西默·海耶在1905年（一说1906年）出生于芬兰城市罗加维，1925年参加芬兰陆军，在一支自行车部队中服役，并晋升为下士。一年后，他转入国内保安部队服预备役，直至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此时，海耶已经名声在外，所以他被分派到第34猎兵团。第34猎兵团部署在柯拉河一线，在这里，海耶想打多少人就打多少人，因为这一线苏军与芬兰军队的兵力对比竟然达到了100比1。

1940年1月冬季战争时战壕里的苏军士兵，普通苏军只能给西默·海耶这样的大师级狙击手当靶子。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苏军的伤亡超过25万人

可以肯定的是，战争爆发前以务农为生的海耶常外出打猎，枪法卓绝。他精于伪装术，在雪地里一直穿白色伪装罩衫。他常在零下20至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动，采用一些特殊的花招来隐蔽自己的位置。比如，他嘴里经常含着雪，以免呼吸时哈气暴露自己。为增强杀伤效果，海耶使用一种芬兰改进型号的苏联步枪——莫辛纳甘M28。这种步枪口径为7.62毫米，配发给广大普通步兵，同样也适用于狙击手。无论是芬兰还是苏联，双方都大量装备了这种步枪。为了以尽可能低的姿势伏地射击，海耶选择不使用光学瞄准镜，而是用普通的机械瞄准具。没有光学瞄准镜的放大，全凭肉眼瞄准射击，这显示了海耶惊人的枪法。

1939年12月7日，柯拉战役在柯拉河一线打响，一直持续到1940年3月13日。“曼纳海姆防线”上遍布着大量人造的防御设施，与芬兰无边的亚寒带森林和数不清的冰湖一起让苏军非常痛苦。冬天，芬兰的地面积雪极厚，苏军行动很困难，因此苏军处处选择沿道路行动毫不奇怪。这种情况下，苏军在遭遇埋伏时特别容易变成活靶。芬兰人的战术独特：趁苏军在狭窄的道路上前进时，他们从森林里向苏军发起伏击，将苏军队伍分割成一块一块，使之无法相互联系。一些车辆也无法跟上大部队，加之路上的障碍物阻滞，苏军的行军队列越拖越长，速度也被拖慢。

此时，芬兰人便乘坐雪橇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向苏军发动小规模进攻。如果苏军试图突围，像西默·海耶这样的狙击手便会出场，他们会将苏联人一一放倒。如果战况需要，海耶也会拿起冲锋枪作战。要知道，用冲锋枪解决大批挣扎在雪地里的苏军士兵，速度来得更快，让海耶这样的狙击手如临天堂。

从海耶身上，传奇狙击手的所有技能一览无余：常年的苦练与天赋造就了他精准的枪法，善于伪装和利用地形的猎人本能，隐蔽待机的耐心和韧性，以及在极端气候条件下长时间忍受恶劣环境的坚忍顽强。这些技能让海耶单凭一支狙击步枪便杀死505人。他还用苏米KP/-31冲锋枪击毙了不少苏军。如果将倒在他冲锋枪下的人也算上，海耶的狙杀记录能超过700人。套用多年后人们对特种部队的形容——海耶一个人便是一支军队。

一张罕见的照片，西默·海耶与他心爱的莫辛纳甘M28步枪。海耶身高只有1.6米，所以他偏爱轻巧的M28步枪，这款步枪与他的身材正好搭配

海耶曾受命去追踪一个来自苏军第56步兵师的狙击手，此人已经射杀了相当数量的芬兰士兵，其中包括3名军官。这天，那名苏军狙击手盯住了一个猎物。不幸的是，他本人也快要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狙击手的猎物了。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猎人，西默·海耶有充足的耐心，他静静等待机会出现。他穿着厚厚的冬季衣物，戴着连指手套，身上带着充足的食物和糖，足以保证自己身体中的能量。他还带了一把匕首，几颗手榴弹，以备不时之需。

那名苏军狙击手已经独自行动很多天了。每天日落之后，目标不再活动，他也就不再保持俯卧姿势，而是轻轻从地上站起身子。他一点都不知道，海耶此时正监视着这片雪地。海耶一看到苏军狙击手瞄准镜上的反光，便不假思索开枪。子弹从森林中飞出，命中了目标。

毫无疑问，苏联人用尽了各种手段，试图除掉海耶。他们用炮火覆盖过海耶所在的狙击位置，还调集过狙击小组。最终，一名苏军狙击手于1940年3月6日一枪射穿了西默·海耶的脸颊。海耶昏迷了整整9天。等他醒过来时，和平也降临了。尽管下巴被子弹击碎，左脸颊也被子弹打飞，海耶还是活了下来。伤愈后，他从下士被提升为少尉，成了芬兰的民族英雄，退役后当了猎人，直到以90岁高龄辞世。

1941年6月22日，德国与其轴心国盟友发动了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入侵行动。德国将军弗朗茨·里特尔·冯·哈尔德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苏联人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分布在长达2900公里的前沿上，“敌人（指苏军）对我们的进攻毫无防备，他们根本组织不起抵抗”。开辟了以突袭战术征服欧洲之路的“闪电战”理论创始人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也说：“对俄国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我们确信，他们对德军的意图一无所知。”

这个盛夏的季节，德军进展异常顺利，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德军的行动完全按照事先的作战时间表进行，而他们动手的日子仅比当年的拿破仑早了两天——拿破仑入侵俄国是在1812年6月24日。当年的拿破仑与现在的德国人一样，为入侵行动集结了一支规模大到史无前例的军队。同样，伴随着入侵者迅速而辉煌的进军，苏军一路败退，陷入了崩溃。

苏军的确被打得措手不及，但是他们抵抗顽强，且战术水平颇高。古德里安将军对此评价道：“敌人继续顽强抵抗，其实他们一直如此。他们的战斗技巧，尤其是战场伪装术，相当出色。”

也有德国评论家如此写道：“俄国人又一次证明，他们是林区作战的专家。他们凭本能行动，在常人难以通过的灌木丛间来往穿梭。他们的阵地都经过精心伪装，阵地不是设在森林边缘，而是一律在森林深处。战壕和掩体的设置都异常狡猾，射击口开在工事的背面。从前方和上方看过去，完全发现不了这些工事。德军步兵毫无防备，径直从这些工事旁走过去。子弹随后就从他们的背后射来，将他们全部打倒在地。”苏军甚至派接受过专业训练和实战考验的狙击手正面迎击推进中的德军，给德军狠狠上了一课。

1941年9月，德军第465步兵团向一个植被茂密的地区发动进攻。进攻中，他们遭遇了伪装成树木的苏军狙击手。“大树狙击手”们挑选好目标，打一枪便后撤换个位置重新瞄准射击。在作战手段高超的“大树狙击手”们反复打击下，德军损失惨重，最终阵亡75人、失踪25人。

在苏军中，专业的狙击手和常见的神枪手之间通常没有明确的区别。苏联通过授予“伏罗希洛夫射手”奖章[2]，对600万名苏军士兵进行射击强化训练。所以，无论是专业的狙击手，还是枪法过人的普通士兵，他们的作战技能都同样杰出。面对入侵者，苏军神枪手们的适应能力堪为整支苏军的鲜明代表。他们在战场上伏低身子保命，想尽办法活下来并拖住德国人，直至他们那冷酷无情的“盟友”归来。苏军的盟友，正是俄罗斯那恐怖的冬天，当年就是这位盟友帮助俄军击败了拿破仑。从10月20日起，好天气消失了，下起了绵绵的秋雨。德军陷在了泥潭里，推进速度大大减慢。

冬天来了，地上的泥冻住了，德国人为此一度感到振奋。但是，气温急剧下降，严寒程度超出了德国人此前的想象，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不只是身体扛不住，他们手上的瞄准器材也受到了影响。从较温暖的室内到零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瞄准镜的镜片一定会起雾，变得不再透明。

东线某地，纳粹德国武装党卫军“骷髅”师的一名狙击手正以站姿射击。他用的是加装蔡司ZF42光学瞄准镜的毛瑟98K卡宾枪。瞄准镜的位置很高，不影响拉动枪栓。有经验的狙击手能用毛瑟98K卡宾枪打出800米的有效射程

这种情况下，涂在精密部件上的油脂类润滑油会变得粘手，校准器具也被冻住。德国人想了许多办法，但这些挑战让他们在与苏军狙击手的对抗中困难重重。到12月，战争的钟摆终于摆向了苏联一方。穿着厚厚衬毛皮大衣的苏军向德国人展开了反攻。

在苏联国土上的战斗持续了很久，战线时而偏向这一方，时而偏向那一方。然而，1942年11月23日，德军5个军被包围在了斯大林格勒[3]口袋里。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战役之一。德国人低估了斯大林格勒，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也无法让这座城市屈服。一名德军指挥官曾说：“在这座城市，战事的进展缓慢到令人绝望。按这个速度，（德军）第6集团军将永远拿不下斯大林格勒……我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巷战，为占领所有地面建筑，我们被迫与俄国人逐间争夺地下室。”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那场胜利时，也曾如此写道：“我们凭借的不是实力，而是本领、技巧、勇气与计谋。”斯大林格勒屡遭轰炸，街道和建筑早已变成由瓦砾和碎砖堆成的迷宫。这样的地形，传统的步兵战术和坦克战术都无法展开。这里是狙击手的乐园。

到1943年1月，对陷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德军第6集团军来说，结局已然完全明了。尽管第6集团军曾接到命令，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德军司令官保卢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面对现实，向苏军投降。整场战役期间，轴心国军队共阵亡或被俘超过80万人，苏军的损失则接近110万人。

莫辛纳甘1891/30步枪

产地：俄国/苏联

口径：7.62毫米

总长度：128.7厘米（50.7英寸）

枪管长度：73厘米（28.7英寸）

重量：4千克（8.8磅）

这种步枪在俄国有时也被称作“莫辛步枪”，最初发明于1891年。枪名“莫辛-纳甘”取自当年竞标设计这款步枪的两位设计师，俄国设计师塞尔吉·伊万诺维奇·莫辛上校和比利时设计师埃米尔·纳甘。

虽然在竞标中胜出的是莫辛的设计方案，但纳甘的一些设计，包括弹仓和装填装置，也被吸收进了最后的方案里。这种步枪的产量巨大，冬季战争中的芬兰军队和西班牙内战中抵抗弗朗哥叛乱的共和国军队都曾大量使用。莫辛纳甘步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俄军队的制式武器，狙击型号则是自莫辛纳甘1891/30原型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莫辛纳甘步枪上加装的光学瞄准镜，多为4倍放大率的PE和PEM瞄准镜，或者3.5倍放大率的PU瞄准镜。拉机柄则改成向下弯曲，这样不会因安装了瞄准镜影响操作。

西默·海耶在冬季战争中成为芬兰军队的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则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为自己挣得了英雄的荣耀。扎伊采夫不但以一个狙击手的身份给了德军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还训练出了许多同行，他们逐渐消耗着德军的人员和士气，使德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斯大林格勒是一座20世纪的现代化城市，城市遍布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许多城区被德军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夷为平地，瓦砾堆和废墟间的战斗随即展开。德国人称这是“Rattenkrieg”，意为“老鼠战争”。在这样的战斗中，狙击手是战场上的王者。而扎伊采夫是王中之王。

同许多优秀的狙击手一样，扎伊采夫参军前是一名猎人。他出身偏远的林区，从小放羊，所以对野外生存和追踪猎物有天生的直觉。据说扎伊采夫在10天内就狙杀了40名德军。此时，正陷于绝望边缘的苏联急需树立一个典型人物为军队打气。扎伊采夫刚好能担当这个角色。于是，当扎伊采夫杀掉100名德军时，他便成了苏军的英雄。

扎伊采夫的枪下亡魂越来越多，以至于德国人决心除掉他。这跟当初苏联人要消灭芬兰王牌狙击手西默·海耶并不一样，德国人深信自己采取的办法是可行的。德军派出了顶尖狙击手康尼格少校。康尼格少校有贵族头衔，还是德国一所狙击手学校的校长。尽管至今没有翔实史料能够证明他受命前往了斯大林格勒，但德国人确实将一名顶尖狙击手派到了那里。给他的任务特殊而明确——消灭苏联红军中给德军带来恐惧的源头——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扎伊采夫也察觉到了这名强悍对手的存在，他接受了对方的挑战。就这样，历史上最精彩的狙击手对决开始了。两个猎杀者都想尽了办法，试图让对方变成自己的猎物。

敌对双方的两名狙击手从未谋面，扎伊采夫怎会知道这位德军顶尖狙击手将在何时何地出现？毕竟，还有其他一些德军狙击手也在斯大林格勒活动。扎伊采夫深知自己面对的困难，他如此讲述道：

后来发生了几次意外。我的好友莫罗佐夫牺牲了，赛金也负伤了，击中他们的都是一支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莫罗佐夫和赛金都是富有经验的狙击手，他们经常从惨烈的战斗中凯旋。现在，毫无疑问，他们是遭遇了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那个“顶尖的”纳粹狙击手。

扎伊采夫的叙述丝毫不带感情，似乎对好朋友的阵亡漠不关心。狙击手是不能有感情的，他们负担不起。扎伊采夫了解目前的局面——狙击手对狙击手，只能有一个胜者。

一天晚上，扎伊采夫去德军前沿侦察时突然注意到一顶德军钢盔正沿着战壕移动。从钢盔移动的路线上，他看得出来，这不是个人，钢盔其实是挑在一根木棍上的。这种花招骗得了新手，骗不了扎伊采夫这样的老猎人。显然，德国人是想引诱扎伊采夫向这顶钢盔开枪，让他暴露自己的藏身位置，隐蔽在别处的德军狙击手便可以趁机将他一枪拿下。德军狙击手先失一分，犯了第一个错误——低估自己的对手。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扎伊采夫与一位没有经验的新手搭档进入了狙击位置。黎明破晓，他们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战斗就在他们周围打响。突然，扎伊采夫的搭档喊了一声：“他在那里！”说着，他微微将身子抬高了一点。一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臂膀。幸运的是，他只是负伤，没有伤及性命。那个德军狙击手早就发现了他们的位置，守株待兔坐等他们出现。不过，他犯了第二个错误——没有确认目标是否真的已经中弹死亡。

扎伊采夫仔细观察德军前沿每一处可能会有狙击手出没的位置。德军前沿有许多地方适合潜伏狙击手，但扎伊采夫清楚，那些没有经验的新手才会选择这些地方。那个德国人不会，因为太显眼。

最终，扎伊采夫的目光定格在一片金属盖板上。盖板下有一道浅沟，大多数人对这堆破烂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但是，经验丰富的扎伊采夫瞧得出来，这片金属盖板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那后面足够藏下一名狙击手。直觉告诉他，他所追逐的猎物，就藏在那后面。

瓦西里·扎伊采夫（左）正在指导两名苏军狙击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扎伊采夫起了特殊的作用。他不仅单独行动的战绩极其出色，也深知如何与团队配合，如何训练其他狙击手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扎伊采夫用木棍挑出去一只手套。马上飞来一颗子弹，将手套打穿。扎伊采夫将这只手套研究了一番，判明了弹孔的角度。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那片金属盖板的方向射来的。德国狙击手犯了第三个错误：轻率开枪，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已经不可能亲手猎杀扎伊采夫了。

判明了德军狙击手的位置后，没有经验的狙击手往往会贸然向那里射击，但扎伊采夫有更好的办法。他可不指望随意开枪就能击中敌人。他默默从自己的狙击点撤了出去，准备改天再来。

这天黎明，扎伊采夫换了一个新的狙击点，战斗又在他周围打响。这次，他带上了经验丰富的搭档库利科夫。扎伊采夫明白，形势容不得自己有哪怕一丁点儿疏忽。他们拿出全部经验和素养，无视周围的战斗，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一定要锁定德军狙击手，然后干掉他。换做一般人，早已对手头这项任务失去耐心。这天早上，阳光照射在苏军战线这边，扎伊采夫的狙击步枪瞄准镜非常容易反光。德军狙击手也是枕戈待旦，哪怕微小的一点反光也能引起他的注意。随着地球自转，太阳的位置渐渐发生了变化，阴影笼罩了扎伊采夫的狙击点，阳光开始直射德军前沿和那处金属盖板。时机到了。

扎伊采夫和库利科夫仔细观察眼前的地貌。忽然，他们注意到一束玻璃反光。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这应该是一个旧瓶子或者一块玻璃碎片，其实是狙击步枪光学瞄准镜的反光。

库利科夫摘下钢盔，慢慢将钢盔举起来，比几天前德国人举钢盔的动作慢了很多。他做得很真实，活像一个人正抬起脑袋，将头伸出胸墙，观察对面的动静。对面的德军狙击手瞄准钢盔开枪了，库利科夫故意惨叫一声，佯装中弹，手里的钢盔猛地向上伸了一下，掉落在地。戏演得很好，耍诈成功了。德军狙击手从铁盖板下露了头，打算看一看自己的战果。这是他最后一次打量自己的战果了，扎伊采夫迎面扣动了扳机。虽说是一位“顶尖”狙击手，这个德国人还是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他输掉了这场比赛。他缺乏耐心，又喜欢乱开枪，最要命的是他低估了对手。大家相信，这个德军狙击手就是那位有贵族头衔的康尼格少校。或许他是输在了轻敌上，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普遍相信，俄国人不堪一击。

两名苏联狙击手正在向狙击点移动，他们看上去像雪地中的幽灵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一般以为狙击手总是单独行动，其实他们经常以两人为一个狙击小组的方式作战。一人使用狙击步枪，负责狙击和猎杀；另一人负责全部辅助工作，包括观察、伪装、火力支援等。瓦西里·扎伊采夫就经常与搭档配合行动。能够在与德军顶尖狙击手的较量中胜出，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搭档库利科夫。德军王牌狙击手马豪斯·海茨瑙亚和约瑟夫·阿勒伯格就曾组成两人狙击小组一起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位训练英军狙击手的海斯克-普里查德少校也曾与狙击观察员配合，他还发明了团队配合的狙击战术，让狙击手能更容易找到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狙击小组的作战理论越发成熟。进入21世纪后，狙击手大多都以团队配合的形式活动。总的来说，小组中那位不负责直接开枪射击的助手，能够让狙击手尽可能地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助手要负责指引方向，准备一切必需的器材，搭建掩体，提供后勤与通信支持，还要负责用瞄准镜或其他器材观察目标。

两人狙击小组的成员经常会交换角色，他们都是受过完整训练的狙击手。小组中的观察员也要经常跟其他部队打交道，如炮兵和空军，他得在必要时呼叫地面或空中火力支援。如果狙击小组被敌人发现，仅凭手中火力微弱的狙击步枪，他们难以自卫和脱身。因此，狙击小组的成员也会装备自动武器，以加强火力。

卫国战争中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狙击手，当属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帕夫利琴科出生于乌克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名的女狙击手。在很短的时间，她便创造了狙杀德军309人的恐怖纪录，其中有36名还是德军狙击手。帕夫利琴科的战斗生涯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却相当短暂。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初，她报名参军，要求当一名步兵。负责征兵工作的苏军干部认为她最好去当护士。不过，帕夫利琴科另有想法。她在基辅上学时就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还曾在本地的射击比赛中荣获过“伏罗希洛夫射手”奖章。她对当护士不感兴趣，她要为自己的祖国而战。

帕夫利琴科的枪法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她顺利成为一名狙击手，拿到了加装4倍放大率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她被分配到苏军第25“V.I.夏伯阳”步兵师服役，在敖德萨附近的别利亚耶夫斯基第一次参加了战斗。那是1941年夏天，当时帕夫利琴科是狙击排的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杀人，知道了杀人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她接受过杀人的训练，也自以为做好了杀人的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她才发觉自己还是无法扣动扳机。当一名战友在她身边中弹倒下时，她的犹豫消失了。她对这名战友只有模糊的了解，但她知道这名战友性格开朗可爱，热爱生活。这名战友的牺牲，使她的心中燃起了复仇的怒火。

一张罕见的宣传照，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摆拍于落叶丛中，她手里拿着一支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步枪

上级注意到了帕夫利琴科的枪法和战绩，她曾几次在前沿的伪装掩体中潜伏18个小时。在她的狙击生涯中，她大多采用“狙击手—观察员”的经典战术，专门选择高价值目标，比如德军军官或狙击手。帕夫利琴科偏爱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步枪，部分原因是这种步枪比莫辛纳甘更容易上子弹。她的名气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很快她便受邀参加了国内外的一系列招待会。

1941年8月间，已经晋升为上士的帕夫利琴科参加了敖德萨战役。在敖德萨陷落前10周的激战中，她一个人击毙了187名德军。她先后三次负伤，最后随部队转移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她成了苏军狙击手中的领袖人物，被授予中尉军衔。到1942年7月，她的狙杀纪录达到309人，其中包括100多名德国军官，1名德军王牌狙击手。从尸体上缴获的日记本显示，这个德军狙击手杀死过100多名苏军。

1942年6月，她被德军迫击炮弹炸伤，苏军潜艇搭载她撤出塞瓦斯托波尔。她撤走后不久，这座城市便陷落了。帕夫利琴科的丈夫也在第25步兵师服役，他战死在塞瓦斯托波尔。将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从前线撤回以保证她的安全，据说是出于宣传考虑。她已经是这个国家的英雄，如果她阵亡，必将打击苏军士气。不过，也有可能是苏联领导人认为，她可以用其他方式为这场战争做出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将自己的狙击技术传授给新一代狙击手。

帕夫利琴科曾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她是第一位被美国总统接见的苏联公民。美国方面赠给她温彻斯特步枪和柯尔特手枪以表敬意。回苏联后，她担任了狙击教练。在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里，她一直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女狙击手训练学校任教，负责培养神枪手。

1943年，帕夫利琴科因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被授予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荣誉称号。为纪念她，苏联还发行了一套邮票。战争结束时，她的军衔是少校。后来她成为苏联海军少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共协助训练了1885名女性狙击手。或是运气不佳，或是技不如人，这些女狙击手中只有不到500人活到了战争结束。

苏军女狙击手

这名女狙击手隶属于一个步兵营，她的营正在库尔斯克与德军殊死作战。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是一场伟大的装甲对决，这场战役将永载人类史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一直被人力短缺所困扰。所以，苏联政府征召了775万名妇女投身军旅和工业生产，其中直接参军作战的女性高达80万人。狙击手是重要的岗位，许多苏联女兵在这个岗位上表现优异。1943年，苏军中的女狙击手有2000多人。据统计，她们消灭了12000多名德军。

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防御阶段（1941—1943），苏军深刻认识到了狙击手的重要性。随后，纳粹德军转入防御，德军狙击手对进攻中的苏军又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苏军狙击手通常在他们的军服外面披一件特殊的伪装罩衫。军服要遮盖起来才有伪装性，尤其是对狙击手。伪装罩衫由卡其布制成，上面印有绿叶图案。大兜帽和无沿软帽可以对潜伏的狙击手脸部起到伪装作用。有些伪装罩衫保留着肩部和衣袖上的缝纫条纹，以隐藏狙击手的轮廓。狙击手的武器是莫辛纳甘M1891/30步枪。

东线战场上的德国狙击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约瑟夫·“泽普”·阿勒贝格出生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在东线的德军第3山地师服役。他的狙杀纪录是257人。阿勒贝格尤其擅长伪装，他曾用雨伞加上当地的树叶进行伪装，雨伞便于携带，雨伞展开后架在自己面前，就变成了迷彩的掩体。作为狙击战术的大师，阿勒贝格甚至能凭借自己打退苏军的进攻。当苏军发起冲锋时，他专挑后排的苏军士兵下手，不打死他们，只是将他们打伤。后面的苏军士兵发出惨叫，声音传到冲在前面的苏军士兵耳朵里，同志们的军心难免动摇，战斗的信心由此大减，德军便有机可乘了。

经历了1943年1月的斯大林格勒惨败，德军被迫撤退。曾在斯大林格勒废墟大显身手的苏军狙击手一路袭扰撤退的德军，迟滞德军的步伐。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无论是有经验的德军士官和军官，还是普通的德军士兵，苏联人照单全收。苏军狙击手熟悉地形，想干掉他们，需要动用大量迫击炮和机枪对他们形成压制，德国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德国人意识到，消除苏军狙击手威胁的最佳方法，是派出自己的狙击手与之对抗。阿勒贝格这个新兵于1943年2月被分派到德军第3山地师第144步兵团，最初当的是机枪手。1943年9月，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中，他被派到东线南部的乌克兰地区。前线战事的惨烈与残酷，将这个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打造成了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的哲学再简单不过——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身为机枪手，阿勒贝格很快就明白，自己正是苏联狙击手乐于猎杀的目标。

几乎是命中注定，他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后方养伤。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一支缴获的苏军莫辛纳甘1891/30狙击步枪。他被这支步枪迷住了，为此请求上级批准自己用这支步枪练习射击。结果，不单在一旁观看他射击的军械士官，就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自己竟然有狙击天赋。很快，阿勒贝格被调换了岗位，成了一名狙击手。他到泽塔雷拉波接受了正式的狙击手训练，领到了一支加装6倍放大率光学瞄准镜的Kar98K步枪。

“泽普”·阿勒贝格重回原先的部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很多德军指挥官并不重视狙击手，但阿勒贝格的上级和同僚还是能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很快，“泽普”接受命令，去对付附近一个纠缠这支德军部队好多天的苏军狙击手。阿勒贝格给自己挑了一个极佳的狙击位置，为了试探一下局面，他用木棍将野战帽挑起来，伸到外面。苏军狙击手一枪将这顶野战帽打个对穿。这一枪暴露出这名苏军狙击手缺乏经验，犯下了致命错误。通过枪口的喷焰和瞄准镜的反光，阿勒贝格判明了苏军狙击手的位置。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从一堆圆木间的缝隙里伸出狙击步枪。当阿勒贝格用机械瞄准具瞄准目标时，射击的难度陡然增大——他身边围过来一群德军士兵，满怀期待看着他开枪。最终，阿勒贝格不负众望，一枪干掉了那名苏军狙击手。他所在的步兵连顿时兴高采烈，士气大涨。借着阿勒贝格的余威，德军迅速组织了一次进攻，一举扫清了前沿的苏军，夺回了阵地。

1942年夏天，一名手持莫辛纳甘步枪的苏军狙击手正在站岗放哨，他身披一张缴获的德军迷彩伪装篷布

阿勒贝格的狙杀纪录越来越高。每当他杀够10个人，就会得到一条上面颁发的银色袖带。阿勒贝格所在部队的前沿很快不再有苏军狙击手活动，他们都改去更安全的地区活动了。在那些地方进行猎杀会更容易，而且不会遭到如阿勒贝格这样凌厉的还击。

苏军的实力越发强大，攻势渐渐无可阻挡，德军只得持续撤退。在连续几个月的残酷战斗中，“泽普”·阿勒贝格展现出了自己的勇气和机智。德军经常要以寡敌众，为生存而战。阿勒贝格则要确保自己每一枪都能给苏联人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狙击手不仅要快速射杀目标，也要尽可能向敌人制造恐怖感，最大限度打击敌人的士气。阿勒贝格身为狙击手，兼有外科医生的精准技术——他可以选择打目标躯体的任意部位，以此来营造出恐怖的狙击效果。

阿勒贝格并不将自己的目标局限于苏军步兵。有一次，苏军在一辆T-34坦克的引导下向德军发起进攻。坦克舱盖打开了一小会，一名苏军指挥官探出身子观察外面的情况。如往常一样，阿勒贝格一枪命中目标，苏军顿时陷入混乱。苏军失去指挥，群龙无首，攻势随即减弱，然后就是崩溃。德军得到喘息的机会，赶紧巩固了防御。

又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与其他狙击手档案中记载非常相近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其他战争中总是出现。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白天，一名年轻的苏军中尉率领一支巡逻队到开阔地带巡逻。他确信附近地区没有德军，否则他就会更加小心。但就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他忘了这附近可能会有潜伏的狙击手。他还是个幼稚的士兵，战争还没有将他变得心如铁石。

对阿勒贝格来说，用狙击步枪杀人就像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根本不必去追问一切从何而起。这名没有经验的苏联军官走着走着，突然发觉自己胸口上多了一个弹洞。巡逻队的士兵们马上散开，两名士兵则不顾危险拼命要抢救自己的军官。阿勒贝格趁机从藏身处撤出去，消失了。

尽管作战经验丰富，狙击水准高超，阿勒贝格还是犯过错误。双方战线中间的无人地带有一辆燃烧过的坦克残骸，这是极佳的藏身处，但它太显眼。或许是由于疲劳，阿勒贝格忘记了从敌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到那辆坦克残骸藏身的次数太过频繁，而且还带着一个观察员随他一起行动。一次，苏军派出的狙击手牢牢盯住了这辆坦克残骸。

阿勒贝格的观察员运气不好。他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苏军战壕中的动静时，苏军狙击手捕捉到了望远镜镜片的反光，随即一枪射过去，子弹打穿了观察员的脸。为免落得同样下场，阿勒贝格别无选择，只得藏在坦克残骸里，直到天黑才借着夜幕的掩护逃了回去。

图为玛利亚·拉尔科娃，她有捷克血统，使用的是一支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狙击步枪

阿勒贝格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后来有一次，他发觉对手不再是单独一个苏军狙击手，而是整整一个苏军狙击连。阿勒贝格明白，对付他们需要周密的计划。他设置了一系列假目标，给一些钢盔画上人脸图案，嘱咐战友注意看自己的信号。只要自己发出信号，战友们就要将钢盔举起来。

然后，他离开战壕，找了个不易遭到炮火攻击的位置隐蔽起来，用那柄加上树叶的旧雨伞伪装自己。除了替自己举钢盔的士兵，阿勒贝格还布置下机枪手，朝苏军压制射击。他用机枪掩盖狙击步枪的射击声，免得苏联人发现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钢盔举起来了，对面树林里的苏军狙击手立即打中了它。阿勒贝格判明了那个苏军狙击手的位置，但他先不动，等待战友们的机枪开火。德军机枪开始射击，阿勒贝格随即也开了枪，一枪击中那名苏军狙击手。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一天把阿勒贝格给忙坏了。他与战友们如此反复操作，居然打死了18名苏军狙击手。威胁消除了，德军指挥官下令对那片树林发动进攻。拿下那片树林后，德军发现了苏军狙击手们的尸体，统统都是女兵。

阿勒贝格和战友们一直对苏军狙击手组织编制的高效感到惊讶。他们了解苏军狙击手给东线德军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对德军任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展起来的狙击战术消亡感到困惑不解。阿勒贝格最终活到了战争结束。他回到奥地利，当了一名木匠，于2010年去世。

G43狙击步枪

产地：德国

口径：7.92毫米（0.312英寸）

总长度：112.4厘米（44.25英寸）

枪管长度：54.6厘米（21.5英寸）

重量：5.03千克（11.09磅）

德国研制半自动步枪，是从1940年投入试验的G41步枪开始的。这种步枪由沃尔特公司设计，采用7.92mm×57mm弹药，利用火药气体进行自动装填。不过，G41步枪在战斗中的可靠性很低，所以，1943年它被G43步枪取代。G43步枪的设计深受苏联托卡列夫SVT40步枪的影响，采用火药气体压力退壳和再装填。G43步枪的机械工艺得到简化，因而分量更轻，更易于大规模生产，可靠性也更强。G43容量10发的弹匣则解决了手动狙击步枪子弹装填过慢的问题。

G43在战场上表现出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精确度最高的狙击武器，与4倍放大率的ZF43光学瞄准镜配合使用时，几乎天下无敌。

西线方面，1941年，一本经过修订的小册子《狙击手训练手册》开始在英军中配发。这本小册子对狙击手训练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对训练流程进行了精心编排，以确保训练中不会只练习枪法，对狙击战术也予以同等的重视。比如“拉沃特侦察兵”就一直致力于训练英军狙击手，C.肖尔上尉曾如此回忆：

“拉沃特侦察兵”的士官们负责训练我。那些家伙头戴式样独特的软帽，软帽上别着大大的银色徽章，徽章图案是雄鹿头和一行简单的铭文“Je suis prest”，意为“时刻准备着”。无论是观察、潜行，还是射击，这些家伙都非常强悍，我对他们万分钦佩。他们自律严谨，平时很安静，不像一般的教官那样喋喋不休，但他们口中的话语总是简短有力。或许是职业习惯，他们的眼睛总是紧盯着山坡间的树林。他们的话不多，但几个月后当我们一起在德国的森林中并肩作战时，我的酒壶和跳动的篝火终于让他们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我觉得最美的事就是懒懒地靠在篝火前听他们讲故事。他们大谈在苏格兰高地追踪猎物，大谈那些精彩的猎杀，还有他们对西蒙弗雷泽大学家族运动队领队、突击旅旅长、陆军准将拉沃特勋爵的爱戴。可惜，拉沃特勋爵在诺曼底战役之初便负了重伤。

西线战事的早期，新西兰士兵阿尔弗雷德·克莱夫·休姆曾荣获过英军和英联邦军队的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克里特岛战役中用短短10天时间狙杀了33名敌人。

1941年5月20日，德军伞兵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当时，守卫克里特岛的是英联邦军队，由伯纳德·弗雷伯格少将指挥。这支部队是由新西兰第2师和一些希腊士兵拼凑起来的。尽管德军伞兵第一次夺岛进攻失利，但他们最后还是拿下了马来梅机场，打通了获取补给的空中通道，为占领全岛奠定了基础。

阿尔弗雷德·休姆是坎特伯雷步兵团第23营的上士，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活跃。他自作主张穿了一件德军伞兵作战夹克掩护自己，钻到德军战线后方去活动。在马来梅机场，休姆率战友向德军前沿发起过袭击。在伽拉托斯，他组织了一次勇敢的进攻，用手榴弹击退了德军的反击。在苏巴湾附近，休姆发现了一群德军狙击手的踪迹，用SMLE Mk3步枪将他们逐一击毙。《伦敦宪报》曾如此报道他如流星一般辉煌而短暂的狙击生涯：

克里特岛战役自1941年5月20日开始后，休姆上士即展现出令人鼓舞的领导能力，出类拔萃的主动精神和作战技巧，顽强的斗志，无畏的勇气与尽忠职守的牺牲精神，直到1941年5月28日在战斗中负伤。德军曾一度占领我军前沿，在那里设立据点，用机枪和迫击炮对我军防御阵地形成压制。5月20日到21日，休姆上士率部下守住了附近俯瞰马来梅机场的制高点，而且一举拔掉了德军设在我军前沿的据点，为防御阵地解除了威胁。休姆上士还在这一地区消灭了13名德军狙击手。5月22日、23日和24日，休姆上士或孤身或带上一两个助手继续外出搜寻和消灭德军狙击手……

5月27日，星期二，最后的撤退行动正在进行，我军死守苏巴湾的防线。5名德军狙击手隐藏在山坡上，威胁着我军侧翼。休姆上士主动挺身而出，去对付他们。他成功接近了目标，将5个目标全部射杀。这是他得心应手的工作。

克里特岛陷落后，一群英联邦军队士兵向德军伞兵投降。历时两周的克里特岛战役，有1.7万多名盟军士兵被俘

5月28日，在斯泰略斯，担负殿后任务的一个步兵营守卫着一座重要的桥梁。该营遭到德军重型迫击炮的轰击，一时伤亡惨重。休姆上士又一次主动钻到德军战线后方，击毙了那门迫击炮的4名炮组成员，让迫击炮哑火，保障了我军主力经斯泰略斯顺利撤退。就在那门德军迫击炮的阵地上，休姆上士掩护着我军左翼，先后击毙了3名德军狙击手。他的狙杀纪录从而达到33人。事后不久，在与德军狙击手的周旋中，休姆上士肩部严重受伤。然而，当接到殿后的命令时，他依然拖着受伤的肩膀，组织起一群来自各个部队的掉队士兵去完成任务。

不过，英国人在狙击装备上还是偏向于保守，这点与德国人截然相反。尽管吉利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广为人知，但直到1944年英国军方才为狙击手统一配发迷彩伪装服。英军狙击手配发加装No.32瞄准镜的恩菲尔德4型Mk1步枪。这种步枪与其他型号的恩菲尔德步枪区别明显，不但多了光学瞄准镜，而且枪托上安装了贴腮板。射击效果显示，这种步枪的远距离射击精度比近距离要高。不过，人们还是认为这种步枪是同时代步枪中可靠性比较强的。

加拿大军队有时会装备数量有限的本国产的改进型恩菲尔德Mk1步枪。研究企业有限公司[4]为这种步枪生产了3.5倍放大率的光学瞄准镜。这种改进型的恩菲尔德Mk1步枪还改进了贴腮板，加装了减轻射击后坐力的抵肩板。

战争初期，英军尚没有正规的狙击手训练体系。阿尔弗雷德·休姆这样的神枪手们分散在基层的步兵营里，用只有机械瞄准具的普通制式步枪奋力战斗。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英军在法国对部分狙击手进行过一些专业训练。而敦刻尔克撤退对英军狙击手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英军向海滩退却，狙击手必须拼命阻止德军接近海湾。经此一战，英军狙击手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强化和提高。

直到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英军才开办了一所从实战出发的狙击学校。这座学校靠近前线，因此可以按照前方战斗的要求为狙击手提供相应的训练和支持。这就是英军第21集团军狙击学校。学校最早位于离诺曼底不远的库赛尔，后来随着盟军的推进搬迁到荷兰的奈梅根附近。

作为训练的一部分，狙击手的装备终于实现了正规化。一名狙击手的标准配备包括：1支恩菲尔德4型步枪、2枚No.32米尔斯手榴弹、装50发7.7毫米（0.303英寸）子弹的挂肩式弹夹袋、1个5发的曳光弹弹匣（实际作战中很少使用，因为可能会暴露狙击手的位置）；1个5发的穿甲弹弹匣（用于摧毁机枪或其他重型目标）、1个双筒望远镜（狙击手通常将其挂在肩上）、1个指北针（方便寻找狙击位置并观察）、1只用来辅助罗盘观察的手表（手表装在上衣口袋里而不是戴在手腕上，以免表面反光暴露自己）、1件英国伞兵丹尼森迷彩伪装作战服、1条单面或双面的迷彩头巾（用来遮脸以及伪装位置）、涂脸的伪装油彩和野战口粮。

在学校，那些准狙击手要接受广泛的狙击技术训练，从零位调整步枪到在有风和运动状态下校准步枪，都要学习。战术训练则包括野外行动、狙击点构筑，还有伪装技巧，让狙击手能够用手头的东西将自己隐蔽起来。

李·恩菲尔德4型Mk1步枪

产地：英国

口径：0.303英寸（7.7毫米）

总长度：112.9厘米（44.45英寸）

枪管长度：64厘米（25.2英寸）

重量：4.11千克（9磅）

李·恩菲尔德弹匣型Mk3短步枪

产地：英国

口径：0.303英寸（7.7毫米）

总长度：113厘米（44.5英寸）

枪管长度：63.5厘米（25英寸）

重量：4千克（8.8磅）

在英格兰某地的一次训练中，一名狙击手正帮助他的观察员整理背后的伪装网，准备应对一次反狙击战术训练考核

野外追踪是野外行动的一部分，学校自然要教授这门技巧。在行进时尽量悄无声息，保持平衡，用双手和膝盖爬行，并且不准拖拽和弄脏步枪，甚至单靠肚子匍匐前进，都是学员们需要学习的。潜行追踪是一门艺术，而且非常复杂。如果一个追踪者不能充分了解和利用地形，他就有被别人追猎的危险。所以，学员们需要学习使用地图、利用地形、使用指南针定位和寻路等技能。

学员们还要学习如何搭建耐用的隐蔽狙击点。这种狙击点能长时间使用，能给狙击手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为狙击手遮风挡雨，还能储存支援装备，给藏身其中的狙击手一定的活动空间。学员们要像猎人一样观察目标，不能放过目标哪怕最轻微的动作。普通人的感官在安逸的都市生活中早已钝化，户外训练可以让学员们的感官变得敏锐起来。对那些来自农村、习惯狩猎的狙击手来说，这些作战技能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技巧而已。与之相关，学员们还要学习有关动物习性，对动物的活动保持敏感。因为动物的某些反应，比如异动或尖叫，有时是敌方狙击手藏身位置的线索。狙击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要惊扰动物或鸟类，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

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先发动的是意大利战役。盟军从北非渡海出发，于1943年7月攻克西西里岛，然后向意大利本土发动进攻。9月，盟军先后在萨勒诺和安其奥登陆。事实证明，意大利战役局面胶着，进展迟缓，其风头完全被盟军由英国渡海向法国发起的更大规模攻势——著名的“霸王”行动——给盖了过去。

在意大利，盟军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除了德军的顽强抵抗，意大利的高山地貌也成为盟军装甲部队的天然屏障，地形之利尽在守方。这场战役很快打成了消耗战。无论高崖陡壁还是山间小路，到处遍布障碍。城镇也早已被战火夷为废墟。狙击手很容易就能藏身其间，肆意射杀敌人。

1943年10月，德军的“冬季防线”阻挡住了盟军前进的步伐。“冬季防线”的西半部分叫“齐格飞防线”，防线上有一处几乎坚不可摧的战略要点——卡西诺山。盟军要胜利进军罗马，必须粉碎德军的抵抗。德军的抵抗一直坚持到1944年5月，盟军调集12个师，对“齐格飞防线”上的6个德军师展开进攻。险峻的卡西诺山也是盟军进攻的目标。进攻于5月11日展开，然而，结果并不乐观。

德军第一伞兵师的狙击手充分利用卡西诺山顶修道院的废墟，防御战打得相当漂亮。“伞兵”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空降兵”。由于他们坚韧不拔，拥有强悍战斗力，加之他们身上独特的伪装服，盟军官兵称他们为“绿色魔鬼”。德军伞兵部队最早于1936年组建，当时伞兵作战的理念正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德军伞兵出色的表现，令对手相当震惊。他们最著名的一战是，1940年5月夺取比利时号称“坚不可摧”的列日要塞。1941年，在夺取克里特岛的战役中，德军伞兵又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坚忍顽强，作战凶狠，战术水平高超，所以防守卡西诺山的重任落到了这支大名鼎鼎的部队肩上。此战，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大规模的战斗之一。他们没有在山顶的本笃会修道院中布防，尽管这样，他们依然将盟军死死钉在山下，让盟军始终无法攻上山顶。死亡的丧钟一次次在试图将德军伞兵逐出卡西诺山的盟军部队头上敲响，盟军为此伤亡严重。

一个标准的德军伞兵连编制如下：1个指挥单位，由1名军官和35名士兵组成；全连下辖3个步兵排，每排1名军官、38名士兵；每个排由3个作战小队组成，每个小队12—13人。他们的标准武器是FG42突击步枪（著名的G42步枪伞兵型号）。这种步枪设计先进，现代突击步枪的很多设计就是由它而来。德军伞兵还装备MP44/43冲锋枪，MG34和MG42机枪以及G33/40狙击步枪。G33/40狙击步枪是根据捷克式步枪研发的，而捷克式步枪采用的是典型的毛瑟枪机结构。

FG42步枪也可以当狙击步枪。德军伞兵同样经常使用G43/K43狙击步枪，这种步枪可以加装4倍放大率的ZF43光学瞄准镜，是专业狙击手的专用武器。它的有效射程为800米。

为了拿下卡西诺山顶那座有600年历史的修道院，“自由波兰”第二军团伤亡大半。修道院是战斗的焦点，而德军其实没在修道院设防（当地的德军指挥官是天主教徒）。尽管如此，盟军还是决定轰炸这座历史悠久的山间修道院。盟军的航空炸弹将修道院炸成一片废墟，这反倒给德军提供了绝佳的防御阵地。修道院的废墟顿时成为狙击手的乐园。

一名德军伞兵正用FG42自动步枪瞄准，他紧盯着立起的照门和前面的准星。FG42步枪是专门为伞兵设计制造的，可以加装ZFG42或ZF4光学瞄准镜

英军的亚历山大将军发起了“王冠”行动，准备将德军彻底逐出卡西诺山。参加进攻的有英军第13军团、美军、“自由法国”军队，还有“自由波兰”和新西兰军队。结果，美军伤亡3681人，英军的损失则高达约4400人。连“自由波兰”军队的伤亡都达到1100人。尽管这是意大利的春天，而不是俄国的冬天，天气还是极端恶劣。阴雨、泥泞、低温甚至降雪，一样不少。1943—1944年降雨量创同期意大利的最高纪录。一名加拿大士兵曾这样说：

卡西诺山就在对面，山体上密密麻麻布满德军的机枪巢。德国人的观察员坐在加固过的机枪哨位里，用双筒望远镜和狙击瞄准镜监视着我们进攻部队的一举一动。我们开始进攻，跨过小河，一踏上开阔地，德军机枪立即从伪装过的加固水平极高的工事里不停向我们倾泻子弹。德国人的机枪在各种地形条件下都校准过，因而他们的机枪子弹从不落空。每当德军要撤退或放弃阵地时，他们都会做这样的武器校准工作。

在意大利，不是只有德国一方使用狙击手，英军同样部署了狙击手监视双方战壕间无人地带的异动，袭扰德军哨兵。肖尔上尉曾记录下这样一个战例：

某部已经推进到塞尼奥河，占领了一片区域，他们用傍晚的几个小时在这片区域取得了不小进展。该部做前锋的那个排已经到达距河岸约200码（183米）的一片小房子。这片房子中有座房顶是视野绝佳的狙击点，从那里望出去，德国佬占领下的河岸一览无余。（英军）狙击手隐藏在房顶上，监视着河岸。他们发现，德军哨兵每一小时换岗一次，换岗时间几乎分秒不差。一开始德国佬的警惕性很高，我们的狙击手克制住开枪的冲动，静静等待德国佬丧失警惕，因为那样才会取得更大战果。果然，午夜12点，狙击手的视界中，出现了6名德军的上半身。

此时，房顶上监视德军的狙击手共有4名，大家准备各自选择一个德国佬一齐开火射击。3名德军当场中弹倒下，一会儿后，藏在河岸下的德军将这3具战友的尸体从河岸上拖了回去。凌晨2点，换岗的德军哨兵又警惕起来，狙击手没有向单独的哨兵下手。不过，到凌晨4点，还是有2名德国兵被送进了天上的瓦尔哈拉神殿。对狙击手们来说，这是漫长而乏味的一天，全天一共射击了两次。但是，这一天干得漂亮，干掉了5个德国人，我们无人伤亡。

如前文所言，意大利战役的光芒几乎完全被诺曼底登陆盖了过去。当时诺曼底登陆可能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先都在计划中，只有一个因素险些拖了后腿——天气。气象学家曾预测，1944年6月6日恶劣天气会短暂好转。决定由此做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就在这一天展开了。

一名使用李·恩菲尔德4型Mk1步枪的加拿大狙击手正准备射击。许多李·恩菲尔德4型步枪进行了改装，加装了木质贴腮板和3.5倍放大率的No.32瞄准镜，专供狙击手使用

诺曼底登陆区域被划分为两个战区，美军第一军负责西部战区，英军第二军（下辖加拿大军队）负责东部战区。登陆海滩一律使用代号，从西向东，美军将在“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登陆，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则在“黄金”海滩、“朱诺”海滩和“宝剑”海滩登陆。天气的确给盟军帮了忙，造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德军不相信有人会疯狂到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对法国发动登陆。但是，这样的天气也给盟军的伞降作战和轰炸造成了困难。盟军原计划通过轰炸摧毁德军的海岸防御，尤其是奥马哈海滩的防御。可惜，计划未能完成。

尽管一时措手不及，但德军毕竟早有所准备，知道进攻将在何时何地发起。奥马哈海滩后的滨岸上遍布火炮、机枪和狙击点，海滩上更是布满障碍物，包括带刺铁丝网和地雷。一些德军狙击手隐藏在坑道内，还有一些埋伏在树林和灌木丛间严阵以待。

春田M1903步枪

产地：美国

口径：7.62毫米（0.3英寸）

总长度：114厘米（44.9英寸）

枪管长度：61厘米（24英寸）

重量：3.9千克（8.65磅）

有感于毛瑟步枪的出色设计，美国于1900年设立了春田兵工厂，在毛瑟枪机结构的基础上研发春田旋转后拉枪机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春田步枪成为美军的制式装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春田步枪被M1加兰德步半自动步枪替换，但它仍作为狙击步枪在美军中服役。作为狙击步枪，其较低的射速不再是问题。后来，雷明顿公司生产了专业的春田狙击步枪，也就是M1903A4。M1903A4狙击步枪采用改良过的手枪式握把枪托，加装2.2倍放大率的330光学瞄准镜。

晕船的盟军步兵们刚刚登陆，立刻发现自己离海岸还有约183米的距离，目前的位置其实是在沙洲上。海水没到肩膀，大家奋力涉水前进。等他们爬上真正的海岸时，个个都已筋疲力尽，衣服和装备都已被海水浸透。以打硬仗著称的美军第1步兵师也出了差错，下属第116团战斗队的3艘小艇搞错了位置，登陆地点太过偏西，而第116团战斗队的指挥人员和滩头调度组都在这3艘小艇上。德军狙击手死死钉住了他们，他们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无法挪动半步。那块代号“D绿”[5]的登陆区战斗最为血腥残酷，惨烈不堪，每个不幸在这里登陆的人都只能怪自己流年不利。后来，两个“游骑兵”连[6]在“D绿”地段的侧翼登陆。虽然他们最终到达了相对安全的堤岸，但一路上在德军狙击手和其他火力的屠杀下，战死者过半。

给奥马哈海滩上的美军造成最大伤亡的，是德军的机枪巢。这些机枪巢选址考究，形成交叉火力，一个射击另一个自动提供掩护，一个遭袭马上会引来另一个的火力支援，这还没有考虑德军狙击手的因素。德军狙击手专门射杀滩头的美国军官，没有了军官，滩头美军群龙无首，混乱不堪。德军狙击手还充分利用四通八达的坑道体系忽而消失，忽而出现。美军终于开始向内陆挺进，他们发现德军狙击手隐藏在沿岸村庄的农舍里，这意味着美军必须一间一间夺下所有农舍。第116团战斗队下属的第2营B连和C连花了几个小时，才消灭了科勒维尔附近灌木丛里的德军狙击手。那些德军狙击手隐蔽的位置都非常好，视野能完全覆盖附近的灌木篱笆墙和所有进出口。

当时美军中已经有狙击手。美军曾一度装备春田M1903狙击步枪，后来换装了配M81瞄准镜的M1加兰德C型步枪。加兰德步枪有些缺点，比如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时，空弹夹自动弹出，会发出独特的噪音。这一声噪音对狙击手来说简直是致命的。狙击手不得不加倍小心，留着弹夹里的最后一发子弹不打。

除了俄亥俄州佩里兵营的短期训练，美军狙击手再也得不到更多的训练机会。不过，一旦上战场吃了德军狙击手的苦头，他们就能学得很快。美军注意到，德军狙击手重点射杀事先挑选出来的目标，比如军官、车队的驾驶员，等等。打掉一头一尾两辆车的驾驶员，可以让整支车队变成瓮中之鳖。学会了这些，美国人开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美军上士约翰·富尔彻曾记载道：

我们的狙击手有时会采用纳粹的战术。天亮前，狙击手悄悄从我们的战壕溜出去，通常找能看见公路的小山丘或山脊埋伏。我们的人在那里再分成一个个两人狙击小组（由狙击手和观察员组成），每个小组负责一片区域，静待敌人自投罗网……

一个连的德军出现在道路尽头，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眼中渐渐清晰起来。我轻轻碰了碰搭档，用下巴点了点德军开来的方向……通过望远镜，我可以辨认出，这些是刚上前线的补充兵。他们穿的还是显眼的灰绿色军服，锃亮的长筒军靴踏得沙尘四溅。这些德国人走过去，踩得一路的尘土飞扬。

我尽可能保持冷静，用瞄准镜中的十字线锁定了队伍里的德国军官，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有那么一瞬间，那个德国军官诧异地看了一眼，然后扑通一声倒在路中间。他差不多是随着我的枪响仰天倒下的。等步枪的后坐力过去，我再用瞄准镜观察他时，他已经断气，死了，但他的身体还不知道，腿还在敲打着路面。

其他德国佬都太缺乏经验了，幼稚到连听见枪声分散隐蔽都不会。我的搭档杀得兴起，开枪打倒一个又一个。此后，这些德国佬才意识到要躲起来保命。即便这样，他们的表现还是比德军战斗部队更像蠢笨的鹌鹑。他们躲进路边的排水沟，藏进弹坑，可脑袋还露在外面……我记得我打死了两三个德国兵或者更多，不过我没有接着打下去。那样的场面，其实根本不用瞄准，就算是没有经验的新兵也能打中……

这个连的德军明白，他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位置……他们绕了一个大圈，从别的地方又上了公路。刚一上公路，他们就受到了新的迎接。枪声响起！又是枪声！德国人踏进了英军狙击小组的伏击圈，超过两支步枪瞄准德军开起火来。

那些美军新兵狙击手常常达不到这样的专业水准。他们总是疏于伪装，或者在同一个狙击点开太多枪，结果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不过，美国人学得很快，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美军已经能用精英狙击小组去进行野外作战了。

到处都是狙击手和机枪巢，子弹铺天盖地……要是你坐视你的兵在灌木丛后挤做一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都会变成德国佬手里的菜。德国佬会绕到能进行纵向射击的位置，将迫击炮弹和其他炮弹砸到你的头上。这种时候，在这地狱般的战场上，你必须克服恐惧，舍命死斗。

——美军第115步兵团　坎汉上校

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成功后，法国北部的一座城镇中，美军士兵卧倒隐蔽，躲避德军狙击手的子弹。如果不能快速发现并消灭狙击手，一名狙击手就可以将敌人大部队拖上好多个小时无法前进

对那些还没能突破海滩的美军来说，问题远没有解决。虽然德军的掩体和工事基本已被扫清，但德军狙击手还是能从那些已被美军扫清的工事里冒出来继续抵抗。美军工兵还在清除海滩上的障碍物，德军狙击手屡屡用子弹骚扰迟滞他们。

美军要在D日登陆成功，必须拿下奥克角的德军炮兵阵地。奥克角在奥马哈海滩以西6公里，位于犹他海滩东面。那里安放着德军155毫米榴弹炮，直接威胁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同时可以远距离轰击海面上盟军的运输船和登陆艇。

诺曼底的乡村，一名美军步兵试图暴露自己的位置，引诱德军狙击手开枪。诺曼底乡村地区小块田地呈网格状分布，到处都是分隔田块的厚厚灌木丛，灌木丛正是狙击手的乐园。一名德军狙击手就可以将美军的推进速度延缓数小时

詹姆斯·E.鲁德尔上校的第2“游骑兵”营和马克斯·F.施耐德上校的第5“游骑兵”营奉命夺取奥克角。“游骑兵”部队因18世纪罗杰斯的骑兵队而得名，当年那支骑兵队是一支小型的殖民地民兵武装。“游骑兵”的首任指挥官是威廉·达比，他力图将“游骑兵”打造成跟英军“哥曼德”类似的特种部队，为此“游骑兵”被送到苏格兰受训。为了一举端掉德军在奥克角上至关重要的炮兵阵地，“游骑兵”特意在英国怀特岛进行了攀岩训练。第2“游骑兵”营的3个连将担负主攻，其余“游骑兵”紧跟其后，向内陆挺进。

毫无疑问，德军视奥克角为万无一失。奥克角下的海滩狭小，岩壁高达24—30米，陡峻险峭，向外悬伸。想要攻克这里，首先得检查下自己的大脑是否正常。而且，这里在德军机枪掩体和狙击手的严密守卫之下。

“游骑兵”们一踏上布满弹坑的海滩，就直接投入行动。他们用火箭抛射器将绳索射上崖壁，然后开始攀岩。德军在崖上割断了一些绳索，但还是有些“游骑兵”离崖顶越来越近。半小时后，40名“游骑兵”登顶成功。“游骑兵”们搜索了第一个德军炮位，发现里面是空的，火炮应该是在盟军空袭的时候被转移走了。德军回过神来，“游骑兵”一时陷于德军的火力之下。一处防空火炮阵地附近的德军抵抗得尤为顽强，他们利用迷宫般复杂的交通壕体系与“游骑兵”周旋，美军完全不知道下一秒钟德国人会从哪里冒出来。德军狙击手隐藏在一片农舍的废墟间，从那里猎杀落单的“游骑兵”。等到大群“游骑兵”向那片废墟发动进攻时，德军狙击手却悄然散去。最终，“游骑兵”们找到了德军的火炮，利索地将其全部炸掉。

虽然“游骑兵”最后完成了任务，但他们在德军狙击手的子弹之下伤亡惨重。他们曾试图消灭德军的机枪据点，结果只是徒增伤亡。谁敢抬头，德军狙击手的子弹就会找上谁。观测小组引导舰炮成功摧毁了机枪巢，可是德军狙击手依然在战斗。此时，“游骑兵”对无休止的德军狙击手彻底厌倦了，他们要采取措施将其铲除。可是，怎样才能找到狙击手的藏身处呢？德军狙击手很好地利用迷宫般的坑道，而且连附近被航空炸弹和舰炮炸得满目疮痍的地形也利用上了。

奥克角是狙击作战最理想的地形，德军狙击手像林子里的臭虫一样讨厌，但“游骑兵”除了组织巡逻外，从没有真正发现过其踪迹，即便训练有素的他们，也会落入德军狙击手的陷阱。有一次，德军从一处机枪据点里竖起白旗，两名“游骑兵”不知有诈，站起来走了过去，结果当场丢了性命。又有一次，“游骑兵”遭遇德军炮击，从那处防空阵地所在的区域往后撤，德军狙击手趁机冒出来射杀了好几名“游骑兵”。

被德军夜袭后，“游骑兵”又顽强撑了两天，最后被迫后撤，草草结束了任务。“游骑兵”们在德军狙击手身上吃够了苦头，也学到了经验。有些“游骑兵”没有撤走，一直在茂密的灌木丛间坚持战斗，直到友军将德国人逐出这片区域。

诺曼底登陆之后，便是著名的“市场-花园”行动[7]。“市场-花园”行动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本身却是个悲剧。盟军计划用伞兵夺取荷兰境内的重要桥梁，却忘了这些河流两岸都是德军进行狙击作战的绝佳地形。英军伞兵和波兰伞兵都成了德军狙击手的活靶，刚一着陆就要挨子弹，向目标前进期间更是处处挨打。英军第21独立空降侦察连的安东尼·克兰成了英雄，他在奥斯特贝克镇的彼尔德伯格区34号设立了狙击点，用狙击镜瞄准毫无防备的德军，展开射杀。他一度在一个狙击点同时干掉了2名德军，而后他的狙杀数字不断飙涨。他将自己的“纪录”刻在了这栋房子的壁纸上，这块壁纸如今收藏在哈滕施泰因空降兵博物馆中供后人参观。

有一些战役注定要在历史上占据光辉的一席之地，比如诺曼底登陆和“市场-花园”行动。有一些战役则注定要默默无闻，比如1944年10月1日—11月8日的斯海尔德河战役。斯海尔德河在南贝瓦尔岛、北贝瓦尔岛和瓦尔赫伦岛之间入海，是典型的低地地区，长堤、运河与沼泽随处可见。这里地势平坦，所以士兵和车辆在几英里外就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

战斗中，汉密尔顿皇家轻步兵团C连上士R.摩根侥幸死里逃生。德军狙击手的子弹射穿了他的钢盔，没能射穿他的颅骨。D连上士K.C.林根就没这样的好运气了，他在指挥所附近被德军狙击手射中，不幸阵亡。两人都是资深军士长，这并非巧合。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专挑敌方指挥人员下手，这是他们行事的标志。

1944年底，英军士兵使用制式李·恩菲尔德步枪在荷兰城镇街头战斗。德军狙击手一度迟滞了盟军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推进速度。1944年9月，盟军攻占重要港口城市安特卫普。但德军仍控制着斯海尔德河口地区，安特卫普尚处在威胁之下。于是，加拿大第1军受命为安特卫普消除这一威胁

士兵们一个个中弹倒下，推进速度被狙击手压制，这时，上面一般会派同样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去搜寻并消灭对方的狙击手。在加拿大第4装甲师第8步兵团I连服役的美军下士威廉·E.琼斯就是这样一名狙击手。琼斯使用一支加装10倍放大率瞄准镜的春田1903步枪，这能让他捕捉到用肉眼无法发现的对手。

尽管如此，伪装巧妙的德军狙击手还是难以被发现。有好多次，琼斯贸然向未能确认的目标开枪，结果暴露自己的位置，招来了德军狙击手的子弹。有一次，德军狙击手射杀了琼斯连里的2名战友，琼斯观察后目光锁定在一片灌木丛。那里粗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可疑之处，但琼斯注意到，一棵树有异动。他继续观察这棵树，发现树干的一块大节瘤在动。树的节瘤是不动的。于是，琼斯耐心等待机会。突然，树的节瘤又动了。机会来了，琼斯开枪。那名德军狙击手的生命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温尼伯皇家步枪团第1营在参战之初也饱经德军狙击手的洗礼。该营士兵在194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直暴露在潮湿寒冷的环境下，被迫在浸水的战壕和倒塌的建筑物中苦撑。敌人的狙击手和机枪手作战勇敢，总是从周围冷不丁冒出来，经常能成功渗入我们连排阵地间的结合部。这些勇敢的家伙没有一个能活下来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温尼伯皇家步枪团作战跟他们一样凶悍。

1944年8月，加拿大狙击手穿越法莱斯瓦砾遍地的街道。他们身着英军伞兵式样的丹尼森作战服，迷彩伪装面罩当头巾缠在头上，这是那个年代加拿大狙击手的特色打扮。图中的加拿大狙击手使用李·恩菲尔德4型Mk1步枪

在进攻格拉夫·扬村的战斗中，轮到加拿大狙击手大显身手了。他们潜入德军战线后方，猎杀暴露在他们视野中的德军。卡尔加里高地团的侦察狙击排展开了许多重要的侦察和狙击行动。该排的代表人物是哈罗德·A.马歇尔中士，他使用李·恩菲尔德4型Mk狙击步枪，另外还随身携带刀具、望远镜和用于近战防身的米尔斯手榴弹。加拿大侦察兵习惯戴迷彩伪装面罩，不用时将面罩缠到头上，要在狙击点隐蔽时就将面罩拉下来遮住脸。他们穿着英军式样的丹尼森伪装迷彩作战服。

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士兵具备优秀的军人素质——高度的纪律性和服从性，武士道精神支撑下令人匪夷所思的坚韧和顽强，能灵活运用战术，并且擅长丛林作战和战场伪装。

日本人尤其擅长穿插渗透和迂回包抄，经常钻到敌人背后，攻其不备。用这种方式作战，狙击手就成了战场上重要的力量。无论是在地上挖掘掩体还是在丛林中搭建伪装帐篷，日军狙击手都能很好地隐蔽自己。他们待浑然无觉的敌人从旁走过，便开火射击。艾德里安·吉尔伯特在《狙击手》一书中如此形容日军的战术：

日军狙击手的典型手法，是将大树作为射击平台。有些树比较矮小，日军狙击手就想办法将自己挂到高处的树枝上。还有些日军狙击手将自己绑在树上，这样即便被对方击毙，尸体也不会掉下树，对方就无法确认战果。为了在树上爬上爬下方便，日军狙击手装备了钉鞋。盟军和德军的狙击手通常是不爬树的（有些狙击观察员经常爬树以至于被误认为是狙击手），因为一旦被发现，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太平洋某地，一棵被日军狙击手用作藏身点的大树。茂密的植被为狙击手提供了极佳的伪装，要在密林中发现狙击手的踪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大树的左下方站着一个人，即便他全无伪装，从照片中也一时难以发现

日军同样精于在地面上隐蔽。他们挖掘小型掩体藏身，能够长时间隐身其中，静待机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军的狙击手训练简直无关紧要。当时美军中准备最充分的是海军陆战队，其狙击手训练也只是偏重于射击技术，对野外战术基本没有涉及。部分军官率先认识到狙击作战的价值。经过他们的热心推动，修订细化后的训练方案开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列尊兵营、彭德尔顿训练基地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格林斯法莫（Green's Farm）兵营实施。训练历时5周，内容包括野外战术、观察搜索、伪装隐蔽、有风环境下目标校准和远距离射击等。

海军陆战队尤其重视远距离射击训练，准狙击手们要学习如何在923米以外向目标开火。其实，远距离射击在丛林战中往往用不上，在那种环境下开火距离一般较近。随着太平洋战事的发展，美国海军陆战队组织了一些三人狙击小组——1名狙击手、1名观察员和1名装备步枪或冲锋枪的队员（职责是保护小组的狙击手）。

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小丹尼尔·韦伯斯特·卡斯参加了1945年的冲绳战役。他发现，海军陆战队狙击手通常不必参加第一波抢滩登陆，而是跟在先头部队后面，随指挥部一起行动。尽管海军会用舰炮和飞机袭击登陆滩头及附近区域，但海军陆战队明白，日本人仍咬牙潜伏在那里，守候着美军的登陆。此战，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6师与美国陆军第10军的5个师一同作战。出乎卡斯的意料，经过美军排山倒海般的舰炮轰击和地毯式空袭，日军的抵抗似乎已经微乎其微。等卡斯随部队到达冲绳岛上的胜连半岛时，他将紧绷的精神放松下来，甚至放下步枪睡了一觉。如果卡斯此刻知道冲绳战役日后会因其战况惨烈而被日本人称作“铁之暴风”的话，他是一定不敢如此轻松的。

美军陆战1师被调去进攻首里防线。在那条防线上，平日就作战顽强的日军此时的顽强程度超过以往。毕竟，这里是日本国土。卡斯奉命赶去一处山脊，从那里干掉日军的机枪据点。美军被机枪据点挡住，无法前进，士兵们不禁大叫：“狙击手在哪里！”“狙击手来了！”卡斯与他的观察员一边回应一边向那处山脊运动。从山脊上，他们能清楚看到日军机枪给美军造成的伤亡，但是与机枪据点相隔超过1097米，加上战场被雾和细雨所笼罩，他们一时难以找到日军机枪的位置。

终于，观察员发现了一处山洞。从山洞中他能辨认出枪口喷散的硝烟痕迹。继续观察，他们发现了射击时枪口闪烁的喷焰，这暴露了日军机枪的位置。距离太远了，卡斯心想，要是能打中，自己就该得奥运会射击金牌。但他别无选择，必须打中。陆战队员们正在下面的山谷中流血牺牲，而自己不能靠近日军机枪据点再近了，再近就要被日本人发现了。日军探出身子向下面的山谷开火，只露出身子的一小部分。只能这样了，卡斯用光学瞄准镜中的十字线缓缓锁定了目标——眼前的目标不过是小半幅穿日本军装的身影而已。他拿出在彭德尔顿训练基地学到的全部本事，深深吸了口气，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子弹准确击中了日军的火力点。卡斯校正目标，连续开火射击。7.62毫米（0.3英寸）子弹一发发射过去，枪枪命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远距离射击训练的效果此时得到了完美体现。

众所周知，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第一次攻势选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年8月7日，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那里登陆，出奇兵一举占领了日军修筑的机场。日军大举调兵增援，激烈而残酷的丛林战由此开始。先登陆的美军一方处境要稍好一些。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随军记者写下了关于这场战役的记录，他的记录日后成了经典的战争报告文学。他的记录中有同日军狙击手正面交锋的内容，具体如下：

日军的0.25英寸子弹如暴风骤雨般袭来。我躲到离自己最近的一棵大树后面，没有什么茂密的枝干树叶能隐蔽自己。日军不断射击，狙击步枪子弹打在树上，打断了树枝。我想，与其躲在这个暴露的地方，换个更好的位置隐蔽是不是明智些？但这要冒被日军狙击手打死在半路上的风险，是否值得？子弹“嗖嗖”地响，离我的左肩已经很近很近，此时我却还在纠结于那些问题。我已经能清楚听到子弹钻进土里的声音，听到步枪的射击声，就是那支步枪打出了这些子弹。要坏事了。两个趴在我前方3—4.5米处的陆战队员回过脑袋瞧着我，活像我已经中弹倒下。显然，他们也听到了子弹从空中飞过的声音。我不再迟疑，纵身跳出去，躲进了一处灌木丛……那个朝我开枪的日军狙击手还在寻找我的踪迹。他肯定是注意到了我脖子上的望远镜，将我当成了军官。

我扫视着附近的树林，什么活动的东西也看不到，没有枪口的硝烟，没有狙击手活动的迹象。突然，射击声再起，一颗0.25英寸口径子弹飞来——谢天谢地，这颗子弹比上一颗打得要偏。我躲进一处更隐蔽的藏身点，面前有两棵挨得很近的树遮挡我，还有大丛蕨类植物、菠萝叶子跟矮树环绕。躲在那里，我开始盼着手里能有一支步枪。我想，我应该找到那个日军狙击手，干掉他。这样躲来躲去不光彩，简直有辱我的尊严。

瓜岛战役，日军损失2.4万人，美军有1600人阵亡、4200人负伤。

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狙击手身着由披风和伪装网组成的绿色军服，并常在身体暴露的部分涂上油彩，加以伪装。日军的狙击步枪最初是加装4倍放大率瞄准镜的三八式步枪。后来，日军狙击手用上了6.6毫米（0.25英寸）口径的九七式步枪。1932年，日军逐渐开始配备加装4倍放大率瞄准镜、口径7.7毫米（0.303英寸）的九九式步枪。

日军固定倍率的瞄准镜无法修正风偏和高低，盟军对此早习以为常。但是，狙击手总希望能在瞄准时进行必要的校准，让瞄准尽可能精确。一些日军狙击手因此使用机械瞄准具来瞄准射击，以求达到更好的射击精度。固定倍率的瞄准镜自有其优点——无论狙击手的操作何等粗暴，瞄准镜都性能稳定。如果狙击手深信自己手中的步枪性能稳定，他就会按照训练中的要求去瞄准射击。因为他知道，手中的步枪一定会帮助自己命中目标。

1942年，新喀里多尼亚，一名加拿大第3集团军的狙击手。他使用一支加装1918型光学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1型Mk3弹匣型短步枪，头戴网眼伪装面罩，这种面罩能有效掩饰他的面部轮廓

尽管缺乏正规的狙击训练，澳大利亚军队还是选拔出了许多狙击手。他们都有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狩猎的经验，有些还是专打袋鼠的猎人。他们带着作战技能参军入伍，即便没有接受额外的战术和枪法训练，他们与其他盟国的狙击手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帝汶岛的战斗中，据说有一名澳大利亚狙击手用12发子弹击毙了12名正在前进的日军士兵。澳大利亚军队使用的是加装1918型光学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1型Mk3弹匣型短步枪，或搭配同样的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3型Mk1型步枪。这两种步枪都精良可靠。

有坂九九式步枪

产地：日本

口径：7.7毫米（0.3英寸）

总长度：112厘米（44.1英寸）

枪管长度：65.7厘米（25.87英寸）

重量：3.7千克（8.16磅）

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站在一具日军狙击手的尸体旁。美军有时用重机枪和霰弹枪将藏在树顶上的日军狙击手打下来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快速扩张中，日军曾一度进攻澳大利亚北边的新几内亚岛。日军的计划是占领萨摩亚、斐济和新几内亚，孤立澳大利亚。1942年5月4日，日军企图夺取莫尔兹比港，但在珊瑚海战役中遭美国海军挫败。从7月份开始，日军陆续在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海岸登陆。日军计划拿下科科达，沿丛林小径向莫尔兹比港发动进攻。这条丛林小径仅有数英尺宽，长97千米，穿越了世界上最偏远的丛林地区。澳大利亚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严阵以待日军的进攻。而日军还是设法攻下了科科达机场。

盟军增援部队从莫尔兹比港上岸，开赴科科达丛林小径抵挡日军的进攻。尽管澳大利亚军队夺回了科科达，但他们还必须面对日军一波一波的反击，这些反击险些将澳大利亚人打垮。在局面临近绝望之时，步兵营士兵布鲁斯·金斯伯里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他单枪匹马钻进日军战线后方，用布伦轻机枪从日军战线背后开火，一连击毙数名敌人，直到不幸倒在日军狙击手的枪下。他的英勇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拯救了即将被日军攻克的营指挥部。事后，布鲁斯·金斯伯里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澳大利亚军队也认识到日军狙击手的危险，于是美制M3“斯图亚特”坦克开始投入战场。“斯图亚特”坦克装有可以向上射击的重机枪，澳大利亚人用其来扫平日军狙击手可能藏身的树冠，为步兵解除威胁。

M1加兰德步枪

产地：美国

口径：0.30英寸（7.62毫米）

总长度：110.3厘米（43.5英寸）

枪管长度：61厘米（24英寸）

重量：4.37千克（9.5磅）

M1加兰德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列装部队的半自动步枪。该步枪最初由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研制，一直在美军中服役到20世纪50年代。到1959年，M1加兰德步枪总产量超过600万支。

在新几内亚和其他战场，美军也煞费苦心发明出了反狙击战术。美国陆军第41师第163步兵团的战斗英雄哈吉斯·韦斯特菲尔德，曾如此描述美军的反狙击战术：

我们的基本战术分四步。第一步，我们先圈出一块区域，用“Q-R”字母标记。日军狙击手就潜伏在这块区域的散兵坑里，就在我们前方18—27米远的地方。我们派出两人反狙击小组，进入位于我们火力杀伤范围边缘的狭长散兵壕。两人小组的观察员用望远镜悄悄监视着那片茂密又凶险的丛林……狙击手则抱着自己保养良好的步枪，静静守候在一旁。当日本人开枪时，观察员要找到丛林间子弹由何处射出。观察员通过自己的望远镜确认目标，然后向狙击手指出子弹射来的方向，将自己的望远镜递给狙击手，让他看清楚。狙击手随即开火，不停射击，压制对面的日军狙击手。当然，如果日军狙击手还击，而且子弹打得很准，迫使我们的狙击手不得不趴下隐蔽，我们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因为我方狙击手的职责是用射击压制对面的日军，或者吸引对面日军狙击手的注意力，让我们能溜进前方那片区域。

第二步，我们的反狙击小组从侧翼或后方溜进那片丛林，进入我们的火力杀伤范围。为了爬树时能省些劲，我们带着自制的绳梯。绳梯一般用电话线和短木板捆成，两人反狙击小组就靠其爬上丛林间的枯枝树冠。等他们上了树，我们就动手。一切疑似有日军狙击手藏身的大树都是我们的目标，一律无差别射击。日本人敢还击，那就正中我们下怀。所有反狙击小组火力全开，绝不放过他们。如果辨不清目标也不要紧，照着子弹飞来的大略方向盲射就是。反正我们用的是M1加兰德步枪和春田1903步枪，大家都从182—366米的距离外开火……

第三步，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仅靠狭长散兵壕里的两人狙击小组是不够的。只要我们的狙击小组上了树，我们就能发动进攻了。我们派出去一些由两三名步兵组成的小分队，狙击小组负责引导这些小分队发起进攻。在树顶上的狙击小组引导下，我们的小分队从侧翼攻入“Q-R”区域，将日军狙击手一一消灭。小分队也会布设一些诡雷——在两棵树下各安放一枚手榴弹，中间用一条拉火线相连，一旦拉火线遭触碰，保险握片松开，撞针释放，手榴弹就会爆炸。这些诡雷给日本人造成了一些伤亡，我们还因此缴获了一挺日军的九九式轻机枪。显然，这挺轻机枪是日本人被诡雷炸得屁滚尿流时慌忙丢下的。

等我们的反狙击小组完成了这三步，我们就要从第63反坦克分队的火力杀伤范围中撤出来。撤的动作要快，藏有我方狙击手的大树必须避开，以防误伤。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停止开火，不要再向日军狙击手射击——只有狭长散兵壕里做压制射击和吸引对方注意力的反狙击小组除外。

第四步，第63反坦克分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最少3门）亮相了，这是我们对付日军狙击手的最后步骤……反坦克分队不慌不忙用37毫米反坦克炮瞄准火力范围内的树冠。没有了树木遮蔽，那里再也藏不下狙击手。在勃朗宁轻机枪射手弗尔斯迪克看来，这样做徒劳无功，因为丛林实在太过茂密。不过，他也承认，一阵炮击过后，破碎的树木枝干铺满了地下，几乎完全盖住了地面。第63反坦克分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那些居高临下冲我们开枪的日军狙击手。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中还有不少神奇的“资深射手”。1944年6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个师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登陆。守岛日军共3万人，他们的抵抗之顽强远超战前美军的估计，战况更是比美军所预计的要惨烈数倍。美军被迫投入1个陆军师增援海军陆战队。美军又一次发现，他们总是被选址巧妙的日军机枪据点挡住去路。

艾德里安·吉尔伯特曾将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报告写进了自己的著作《追踪与猎杀——狙击手的战斗经验》。当这名陆战队员身陷险境时，他惊奇地发现，两个看起来像怪物一样的老家伙，冒着日军的漫天弹雨来解救自己。这两个其貌不扬的老兵让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他真怀疑这两个人能否在狂热的日军士兵面前完成任务。事实证明，这个陆战队员的怀疑错了。

我们被日军的机枪碉堡死死压制在了塞班岛登陆滩头，半步动弹不得。无线电命令我们占领这片海滩，但我们根本做不到。好多士兵已经倒在了这片海滩上。

终于，一个只参加过90天短训班的年轻军官发话了，命令找来狙击手。几分钟后，两个一把年纪的枪炮军士朝我们走了过来。天呐，他们还穿着猎装，戴着宽边帽！看到这两头斯莫基熊[8]悠然朝我们走来时，我还以为这是在演戏。

这两名老上士给中尉卷了根纸烟，让中尉指出日军机枪碉堡的位置。然后，他们铺开两张射击垫子，脱下斯莫基熊的行头，趴下身子开始干活。一个人用观测镜观察，另一个用加装光学瞄准镜的春田1903步枪瞄准开火。

那座碉堡足足有1005—1097米远，可是只用了几分钟，打了三四枪，老上士就准确地将春田步枪子弹从碉堡的狭窄射击孔中打了进去。一个日军机枪手中弹身亡，日本军官马上命令再来个人操作机枪。不过，我们的狙击手又将新的机枪手送上了西天。

等到第四个日军机枪手送命时，日本人终于明白我们想干什么了。两名老上士压制住了日军机枪，我们乘机绕到日军侧面炸掉了机枪碉堡。两个老上士拍拍身上的沙子，卷起射击垫子，又穿上那身斯莫基熊的行头悠然离去。

太平洋战区的热带丛林中，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用一支春田M1903步枪瞄准。事实证明，在条件恶劣的丛林战环境下，春田步枪性能可靠，结实耐用

美军有时还用英制“博伊斯”13.9毫米反坦克枪撕裂日军狙击手藏身的树干。其效果毋庸置疑，但使用这种口径的武器对射手是个挑战。曾在澳大利亚军队炮兵服役的拉塞尔·布莱登曾回忆起一桩经历：

日军狙击手即便从树干顶部的后面向我们射击，我们也能射穿树干打到他——“博伊斯”反坦克枪就是用来干这活儿的。枪管搭在我的肩膀上，枪托抵住亨利的手臂，亨利远远瞄准目标，显然没有被四面八方“博伊斯”射击的喷焰和响声给吓坏……我双腿分开站立，免得射击时被震倒。事实上，我已经被周围那些刺眼的喷焰和震耳欲聋的射击声吓坏了。亨利扣动了扳机，我感觉自己硬生生被震动的枪管给压进了泥土里……日军狙击手从树后面倒下，死相难看……我不管亨利了，他中了邪似的，一边喋喋不休地念祈祷词，一边用手按摩着自己的肩膀。

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者”部队携军犬在布干维尔岛前线迂回作战。在搜索和消灭狙击手的战斗中，这些军犬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军犬极易受战场上噪音的影响，甚至会因此变得难以驾驭

另外，澳大利亚士兵还会用布伦轻机枪临时客串一下反狙击武器。他们发现，日军狙击手有弱点——有时会被一些暴露在外的目标，比如一片军服、一顶钢盔所吸引，贸然开枪，暴露自己的位置。遇到这种机会，澳大利亚人就会用布伦轻机枪的猛烈点射作为回敬。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11月美军向马金环礁发起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师在此战中使用了新的反狙击武器——军犬。H.哈拉斯在其著作《魔鬼的铁砧》中曾对此加以记载。

军犬排一水儿的德国杜宾犬。一条名叫“男孩”的军犬，有一次救了整整一个连陆战队员的命。当时，那个连差一步就要踏进日军的伏击圈了，日军的两挺重机枪和其他重武器已经准备就绪，坐等美国人上钩。“男孩”嗅出了日军的踪迹，这才让那个连幸免于难。

杜宾犬不仅能在敌人出没时为陆战队员们告警，还能主动找上敌人。哈拉斯写道：“9月20日，第4军犬排报告，他们的一条军犬‘在45米以外嗅出了一名日军狙击手，大声吠叫，我们随即将狙击手消灭’。第二天，他们又报告，一条名叫‘伙计’的军犬‘连追带咬日军狙击手137米，直到我们将狙击手干掉’。”不过，总的来说，岛屿环境并不太适合军犬。除了爪子屡屡被珊瑚礁割伤，许多军犬还患上了弹震症[9]，开始变得不再听话。军犬排在关岛、塞班岛、硫磺岛和冲绳岛等一系列岛屿争夺战中表现出色。军犬员们先后因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荣获5枚银星勋章、7枚铜星勋章，还因作战负伤而获得40多枚紫心勋章。虽然有几名军犬员在战斗中牺牲，但军犬排从未落入日军的埋伏。

如同人们所见的那样，狙击手训练这些年来获得了巨大的进展，狙击手的装备——包括狙击步枪和瞄准仪器——研发同样迅速。从美国的巴雷特M82 0.5英寸大口径狙击步枪和英国的L115 0.338英寸大口径狙击步枪，到M14步枪和温彻斯特步枪，直至美军特种部队的Mk12特种用途步枪（SPR），种类繁多的狙击步枪可以满足不同部队的需求和偏好。

在诸如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舞台上，狙击手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有效威慑当地武装分子，又不必冒空袭带来平民伤亡的风险。狙击手不仅要监视目标，还要提供必要的战场情报，甄别和确定目标。现代战争中的狙击手不再是战场杀手，而是复杂环境（往往是城市环境）下的特种作战专家。有他们的守护，不计其数的普通士兵才能在完成任务后活着回家。

注解：

[1]　即格韦尔（Gewehr）98步枪，中文一般译作“G98步枪”。

[2]　1932—1941年，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设立“伏罗希洛夫射手”奖章及荣誉称号，授予步枪射击达到一定标准的神枪手。

[3]　斯大林格勒，1961年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4]　英文为“Research Enterprises Limited”（缩写为REL），是加拿大政府于1939年开办的一家军工企业，主要为美、英、加拿大等盟国军队生产真空管、磁控管、速调管、火花放电器等雷达零部件，于1946年停业。

[5]　英文称“Dog Green”。登陆的美军将整个奥马哈滩头由西向东划分为Charlie、Dog Green、Dog White、Dog Red、Easy Green、Easy Red、Fox Green、Fox Red八个登陆区。

[6]　全称为美国陆军第75游骑兵团，著名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7]　“市场-花园”行动因科尼利厄斯·瑞恩的著作《遥远的桥》及由此改编的同名经典影片而广为人知。

[8]　即护林熊，美国著名的森林防火标志，是一头穿着护林员猎装的卡通熊。作者在此讽刺两名老士官着装可笑。

[9]　亦称“炮弹休克”，一种出现战场上的神经性疾病，伤者受强烈爆炸的刺激后出现全身颤抖、头疼耳鸣、昏厥窒息、思维混乱、失忆恐惧等症状。

Table of Contents

战争事典055：欧洲经典要塞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欧洲经典要塞

罗得岛战记

喋血马耳他

附录：马耳他风云

幽灵战士 狙击手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