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精选：法政系列

译林出版社

目录

扉页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法律

法哲学：价值与事实

美国总统制

现代日本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

全球化面面观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国际移民

版权信息

The U.S.Supreme Court：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12

The U.S.Supreme Cour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2.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485号

书　　名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作　　者　【美国】琳达·格林豪斯

译　　者　何　帆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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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传播常识，呈现复杂

献词

致 谢

第一章 建院之初

第二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1）

第三章 大法官

第四章 首席大法官

第五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2）

第六章 最高法院与立法、行政分支

第七章 最高法院与民意

第八章 最高法院与世界

附录1美国宪法第三条

附录2《最高法院诉讼规则》

附录3大法官年表[1]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网络资源

索 引

传播常识，呈现复杂

（译者序）

一

“哪位朋友可以说出照片上所有大法官的姓名，我可以送他一本新书。”2013年1月26日，我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参加一次以“律政剧、法律翻译和司法文化”为主题的讲座。开场时，为了活跃气氛，我亮出美国最高法院现任九位大法官最新一张“全家福”，并向现场上百位听众发问。意外的是，居然有不少人举手抢答。“罗伯茨、斯卡利亚、肯尼迪、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阿利托……嗯……索托马约尔，还有卡根！”虽然答得有些磕磕巴巴，前排一位女孩还是准确说出了每位大法官的名字。

因为我主编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讲座结束后，一名男生特地过来打听：“戴维·苏特大法官传记的中译本什么时候出来？我们班无论男生女生，都很喜欢他，到时一定组织团购。”“你们为什么喜欢苏特？”我好奇地问。男生说：“他低调、克制的‘隐士’形象，最符合我们对大法官的想象。当然，女生们还喜欢他的单身和帅气。”

美国人要是目睹上述场景，肯定会觉得奇怪。因为根据2011年一项民意调查，55%的美国人连一位大法官的名字都说不出，32%的人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干什么的，相反，65%的人却可以完整说出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三名评委的名字。这一结果，与全美中小学公民教育萎缩有很大关系，也令众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兴趣，倒是在缓步升温。从2008年的“特区禁枪案”到2012年的“医保案”，美国最高法院近年审理的几起重要案件，都成为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最高法院一些经典名案，甚至著名判词，也逐渐为人所知。2012年初，国内某位卷入“代笔之争”的公众人物欲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将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作为论辩依据。某些网站肆意删帖时，许多网民也会引用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沙利文案”判词：“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二

从陌生到熟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与美国最高法院及大法官有关的译著，陆续进入国人视野。较著名的，有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美国最高法院内幕》、亨利·亚伯拉罕的《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等。进入90年代，经过贺卫方、梁治平、苏力、刘星等法律学者的普及传播，人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与经典判例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然而，在最高法院文化传播方面居功至伟的，却不是法律人。由1996年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起步，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从宪政和法律切入，通过介绍诸多案例，全面展示了美国的政治架构、公民文化和司法议题。任东来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则更进一步，在2004年推出《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从最高法院的建立，一直讲到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这本书资料翔实、写法生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2007年之后，介绍联邦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图书种类更加丰富、视角更为多元。《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首度揭示了大法官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描述了最高法院2004年后的保守转型。《黑衣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摧毁美国的》从保守派视角，解读了最高法院近些年的所作所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和《吉迪恩的号角》从经典个案切入，赞颂了最高法院在维护言论自由、保障刑事人权上的努力。近十年来，卡多佐、霍姆斯、哈伦、布莱克、布莱克门、斯蒂文斯、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奥康纳、苏特、布雷耶等知名大法官的著作或传记，已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美国法律文库”、“上海三联法学文库”和“社会思想译丛”中，也包含许多与最高法院有关的杰出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关注度提升，最高法院题材图书中文版的出版进度，只比原版落后一到两年，新书版权也常常成为国内出版社竞逐的“抢手货”。例如，2012年9月，《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的新书The Oath：The Obama White House and the Supreme Court甫一推出，中文版权就被迅速购走。2013年初，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自传、奥康纳大法官讲述最高法院历史的新著，都是刚刚面世，中文版权就有了着落。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读者们对这类图书的兴趣有增无减，还未进入“审美疲劳”状态。这种兴趣增长，既是受律政剧等法政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与近年国内热点事件多与司法个案相关也有很大关系。

三

经过各路学者的引介和传播，国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认识大致如下：它与国会、总统并列，是构成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之一。九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确认方可任命。大法官一经任命，终身任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随意撤换。由于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争得“司法审查权”这一重磅武器，大法官们可以解释宪法，据此推翻国会立法或总统决策。两百多年来，最高法院曾是保守堡垒，竭力抵制经济改革；也做过民权先锋，主动推动社会发展。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最高法院始终是宪法的忠实守护者，深受广大美国人民信赖。

上述认识，有制度上的客观描述，也有流于简单的美好想象。例如，我身边不少朋友就认为，大法官们有绝对的权威，是最后的决断者，美国是“九个人统治的国度”。还有朋友喜欢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甚至提出，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争议，最终都可以拿到最高法院审理，由大法官说了算，并认为这种“司法万能”或“司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有朋友读完《九人》后，感叹“美国大法官原来也要讲政治，自由派支持民主党，保守派支持共和党，审判只是走过场”，甚至得出美国最高法院也是“政治化”法院的结论。

上述看法，有误读的成分，也有因对当下司法现实不满，而对异邦制度生出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理解为一种善意的期许。但是，如果司法改革者也按照想象中的图景进行顶层设计，甚至考虑制度移植，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2012年4月，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访华时，我曾就美国是否存在“司法至上”这一问题向他求教。他回答，在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属于政治分支，因为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目的是为公共事务作决策。而制宪者设置司法分支，不是为了让它成为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工具，因此，不能把法院看做政治机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向来认为，政治问题应该交给政治分支解决，法院不受理也不解决政治问题。例如，关于国会的选区划分争议，早期的最高法院就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介入。另外，最高法院既不掌握军权，也不把控财权，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如果介入政治过深，执行判决不力，反会降低司法权威。布雷耶提出，最高法院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维持坚实有力、切实可行的工作关系，在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或作出判决时，要充分考虑其他部门的宪法职能，包括他们的优点、不足和运转方式。这一思维，与我们对美式司法独立和“司法万能”的想象，其实有很大差异。国人常对“布什诉戈尔案”津津乐道，认为是大法官的关键一票决定了总统归属，但在多数大法官心目中，最高法院当时根本就不该蹚这摊政治浑水。13年来，从来没有一位大法官引用过这个判例。

“司法至上”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司法政治化”更是标签式的判断。谈及最高法院大法官，许多人爱作这样的分类，如斯卡利亚大法官是保守派，支持共和党；布雷耶大法官是自由派，支持民主党。有人甚至认为，与保守派因循守旧的原旨主义相比，自由派的务实解释方法更接近宪法核心原则。初涉译事时，我也好作这样的派系划分，因为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也符合国人的思维习惯，但随着观察逐步深入，渐渐觉得这样分类太过绝对，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导致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死刑、错案纠正问题上立场保守，但他又是刑事被告人对质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被誉为“刑辩律师之友”，所以，很难把他的立场套到一个意识形态框框里去。另外，同样是立场偏保守，斯卡利亚与罗伯茨、阿利托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就不一致。的确，立场偏保守的大法官们近年推翻了不少先例，但立场偏自由的大法官早年推翻起先例来，也是毫不手软。再说，到底什么是“宪法核心原则”呢？恐怕大家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才是宪法“正道”，而对方走了“邪路”。大法官们终身任职，就算跟之前任命自己的总统或政党对着干，也没人能拿他们怎么样。人人皆有立场或偏好，如果把他们的司法立场式个人偏好一律理解为依附于某个党派，并不是公允评价。

在我看来，如果对某个机构运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因此，每当身边朋友过度溢美或无故抨击美国最高法院，我都会推荐他们阅读几本通识性读物，如戴维·奥布赖恩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亨利·亚伯拉罕的《司法的过程》，又或劳伦斯·鲍姆的《美国最高法院》，希望他们在深入了解之后，再作评价。

但是，也有人抱怨，这几本书都是“大部头”，如果不是对司法话题特别感兴趣，没人能坚持读下来。这就让我犯愁了，因为在浩瀚书海里找一本能够简明、准确地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小册子，本来就有难度，如果还要求资讯够新、门槛够低，更是难上加难。如今，问题总算解决了，因为有了琳达·格林豪斯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四

刚入大学时，一位老师曾告诉我，年轻时别急着猛啃经典，可先读读学术大家写的小文章，看看别人如何化繁为简，用平实的语言阐释一门复杂学科或一套知识体系。后来依此行事，果然受益匪浅。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就是典型的“大家小书”。牛津大学出版社这套系列丛书于1995年推出，每本对应一个特定主题，介绍简洁、精炼、准确。丛书皆由行内公认的专家撰写，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艺术、宗教、考古、生物、物理各领域，每本篇幅在120——150页左右，“在不牺牲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写得简单”。由于原书副标题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所以被广大读者们亲切地称为“VSI丛书”。《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就是2012年年初推出的“VSI丛书”之一。

按理说，像《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这样涉及诸多法史、判例知识的小册子，出版社应当约请著名法学教授、法官或资深律师执笔，但最终选定的作者，却是退休女记者琳达·格林豪斯。不过，只要看看格林豪斯的履历和作品，人们不仅不敢质疑她的资格，反会认定她是撰写本书的不二人选。

在美国，各大媒体在最高法院的“跑口”记者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这些人长期报道最高法院及其案件，多数人一干就是好几十年，不仅与大法官们交情深厚，更是最高法院事务专家。例如，最高法院记者团团长莱尔·丹尼斯顿从事最高法院报道已有50多年，全美关于最高法院资讯最权威的博客SCOTUS就由他创建。这些记者对最高法院的人事格局、内部流程和案件内幕如数家珍，不仅有大量脍炙人口的报道，还出版过不少以最高法院为主题的畅销书。如《批评官员的尺度》《吉迪恩的号角》和《言论的边界》的作者安东尼·刘易斯，就曾是《纽约时报》记者，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曾赞叹他“比大法官还熟悉最高法院的情况”。《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是《纽约客》专栏作者。奥康纳、斯卡利亚两位大法官的最新传记，也都由《今日美国》记者琼·比斯丘皮克撰写。

琳达·格林豪斯就是最高法院“跑口记者”之一。她1968年毕业于哈佛，1978年读完耶鲁法学院后进入《纽约时报》，在时报从事了30年最高法院事务报道，撰写过2800多篇新闻稿，除1998年获普利策奖外，还获得过不少新闻奖项。在采访过程中，格林豪斯与许多大法官结下深厚友谊，2008年宣布提前退休时，九位在任大法官全部参加了她的荣休仪式。目前，格林豪斯仍在耶鲁法学院执教，并为《纽约时报》网络版撰写双周专栏。

最能说明格林豪斯在美国司法圈地位的，是她为已故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作传的经历。布莱克门自幼勤写日记，定期收存文献，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退休。1999年，布莱克门将私人文献全部捐给国会图书馆。这些文献多达50万份，分装在1585个纸箱里，里面既有他的日记、书信、课堂笔记、消费单据，也有各类备忘录、会议记录、判决初稿，其种类之齐全、分类之细致、整理之严谨，令后人叹为观止。布莱克门去世后，亲属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邀请格林豪斯优先接触这些文献，为大法官写一部传记。

2004年夏天，格林豪斯在国会图书馆埋头工作了两个月。随后完成的《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一书，因角度新颖、叙事简洁、情节生动而广受好评，成为《纽约时报》2005年推荐的畅销书之一。2011年，我曾有幸将该书译为中文出版，两年后，能再度受托翻译格林豪斯女士的新作，是缘分，也是幸运。

五

《今日美国》资深记者琼·比斯丘皮克说过，从事最高法院报道30多年来，她经受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挖掘某个大案内幕，或者联系采访某位大法官，而是如何用平实、浅显的语言，将复杂、专业的案件解释给广大读者。阐释案件尚且如此，介绍最高法院的历史和制度更不例外。

接手翻译本书前，我也好奇格林豪斯如何能在一百多页的篇幅内，将与最高法院有关的种种知识介绍给广大非专业读者。毕竟，光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那样绕不过去的里程碑案件，案情介绍就可能占上好几页。如果作者把握失当，“读本”很可能成为一本老调重弹的史料杂烩，又或泛泛而谈的“最高法院傻瓜书”。

格林豪斯最终完成的作品令人惊喜，不仅详略得当、叙述客观，选材上也颇具新意。光是谋篇布局，就能看出本书的“通识”特征，几乎每一章都回应了普通读者的若干疑问。

第一章“建院之初”简单介绍最高法院的起源、司法独立的由来，回顾最高法院当年面临的艰难境地，解释大法官为什么拒绝当总统的“法律顾问”。最令我叹服的是，作者只用了四页篇幅，就把司法审查权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最高法院如何运转（1）”告诉读者，到底什么样的官司才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交给九位大法官裁判，中间需要经历什么过程，满足何种条件。换句话说，本章介绍最高法院如何挑选案件。

第三章“大法官”从大法官们的性别、籍贯、信仰、职业背景、任命方式和弹劾程序，一直谈到他们上任后的立场变化。对大法官是不是必须读过法学院，或者上任前是否一定得有法律工作经历好奇的读者，可以认真从本章寻找答案。此外，这一章也间接回应了对大法官“是不是由哪个党的总统任命，就必须支持哪个党”的质疑。

第四章“首席大法官”侧重谈最高法院的“掌舵人”。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里面定调子的“一把手”么？有什么额外权力？多拿多少工资？不同个性的“首席”，对最高法院会产生什么样的巨大影响？这些疑问，都能在这一章得到解答。

第五章“最高法院如何运转（2）”告诉读者，九位平均年龄为67岁的大法官，如何在一年内审查完8000多份复审申请，开80多次庭，出席上百次内部会议，就70多起重要案件作出判决，并撰写数百份意见书。

中国读者可能对第六章“最高法院与立法、行政分支”最感兴趣。最高法院与国会、总统之间，到底是“三权分立，和和气气”，还是“针锋相对，互相掣肘”？司法权威真可以凌驾于立法大权和总统特权之上吗？作者用一系列有趣判例给出了解释。

第七章“最高法院与民意”和它回应的问题也很吸引人。美国不是标榜司法独立吗，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受国会、总统干扰，但能否远离民意，或者说比主流民意适度超前呢？最高法院的庭审不存在陪审团，可民意如何体现在庭审环节当中？在杀声一片、民怨沸腾的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如何辨识民意，判定何为“全国共识”？

第八章“最高法院与世界”是最具新意的一章，即使在众多关于最高法院的鸿篇巨著中也不多见。本章回应的问题别具一格，令人深思：早期的美国人为什么甘做“法律孤岛”，排斥外国法律？世界各国又为何纷纷效仿美国模式，建立宪法法院？为什么只有美国坚持大法官终身制？外国法院的判例为何成为美国大法官的判决依据，又如何在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与其他“VSI丛书”一样，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附在正文之后的延伸阅读建议。格林豪斯列出的文献，几乎囊括了关于最高法院最权威、最经典的书目，绝对属于珍贵的“篇尾彩蛋”，而这些书目当中，有十多本已有中译本。

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这是一本通识读本，并且因篇幅所限，无法充分展开观点，格林豪斯作为职业新闻人的理性客观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既没有刻意神化美式司法独立，也没有避重就轻，放弃描述最高法院的复杂性。在书中，司法理念与运行机制上的复杂、纠结之处随处可见，例如：自由、保守理念之争对最高法院声誉的影响；大法官内部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重大分歧；大法官终身任职引起的重重争议；最高法院对庭审直播的强烈排斥；司法机构与行政分支日益严重的对立，等等。

化繁为简地传播常识，与呈现事物本身的复杂和纠结，其实并不对立。相反，复杂本身亦是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林达老师有一段话深合我心，她说：“在介绍美国时，切忌走向简化的颂扬。偏颇的介绍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冷静客观地剖析对方国家发展中的各类复杂因素。这绝非交流之道。”在她看来，介绍同一个理念和制度，需要考虑它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强调制度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性。格林豪斯这本书，就是传播常识、呈现复杂的绝佳范本。而我近年之所以为推进法政译事孜孜努力，也正是为了传播常识、呈现复杂。

何 帆

2013年4月15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献词

献给吉恩和汉娜

致谢

最高法院专职摄影师史蒂夫·帕蒂韦，不吝时间，协助我挑选了本书采用的绝大部分图片。这是我得益于史蒂夫的专业热情的第二本书，再次向他致谢。感谢桑福德·列文森对本书初稿的意见。谢谢我的丈夫尤金·菲德尔，他也是我在法学院的同事，每章完成之后，他都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稿。我的编辑南希·托夫邀请我加入这一项目，并努力让我相信，在英语世界有许许多多好奇的读者想要更多地了解美国最高法院。我很高兴她做到了。

第一章 建院之初

“联邦司法权，由一所最高法院和国会因时设立的下级法院行使。”

透过联邦宪法第三条首句这段文字，制宪者们宣告了一座世人尚不熟悉的机构的诞生，这是一所有权审理因联邦宪法和法律“兴讼”的案件的国家级法院。但是，1787年制宪时，宪法对最高法院权限的实际适用范围，即最高法院相对于新政府另外两个民选分支的职能，界定得远不够明确。[1] 围绕最高法院职能的争议，也一直延续至今。如今，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候选人，还经常会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2] 成员要求绝对不得以所谓“司法能动主义”的方式履行大法官职权。[3]

我没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部以叙述历史为主的作品。我的写作目的，是让广大读者了解当今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运行。要实现上述目的，并不需要对最高法院的历史进行巨细靡遗的介绍，但是，了解这个机构的起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最高法院究竟在何等程度上成为了自身历史的主导者。最高法院成立伊始，就以界定自身权力的方式，填补了宪法第三条规定的空白。在此过程中，它也推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78篇（《联邦论》共85篇，都是为呼吁公众支持对宪法的批准而作）中的预测：最高法院不能“影响枪杆子和钱袋子”，手头“既无武力，也无意志，除了判决，别无所能”，司法机关将被证明是“最不危险的权力分支”。时至今日，这一自我界定的进程仍在延续。

1781年，刚刚诞生的邦联通过的《邦联条例》，并没有创立国家层面上的司法系统和行政分支。[4] （这一时期，全国仅有一家国家级法院，即捕获上诉法院，它的管辖范围仅限于捕获船只引发的纠纷。[5] 邦联国会也有权设立解决各邦边界争端的特别法庭，但这样的法庭仅设立过一次。）与现在一样，那时各邦都有自己的法院系统。[6] 这个新生国家的民众担心，一个拥有普遍管辖权的联邦法院系统，将威胁到联系本就松散的各邦主权。但是，对1787年那些齐聚费城，预备修订国家宪章的代表来说，缺乏一个国家级司法系统，正是这个权力过于分散的政府更为明显的缺陷之一。[7]

制宪会议迅速批准了弗吉尼亚行政长官埃德蒙·伦道夫关于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的提议，三权分别归属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伦道夫提出的“设立一个国家级司法系统”的提议也被一致通过。但是，各邦代表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争论并界定宪法第一条规定的国会权力和宪法第二条规定的总统权力上。宪法第三条的核心条款不到500个字，完全是妥协的产物，这个条款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例如，代表们没有确定下级法院的职能，只笼统授权国会设立下级法院。就连大法官的具体数量也没有明确。宪法第三条压根儿没有提到首席大法官这一职位，宪法仅（在第一条内）授予首席大法官一项特定职责：主持参议院对总统的弹劾审判程序。制宪会议就如何遴选最高法院成员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最终决定这些人应经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方能任职。制宪代表们试图通过联邦法官“若品行端正，应终身任职”的规定，来保障司法独立。

可是，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什么呢？代表们注意到，部分邦的最高法院在行使着司法审查权，宣布那些在法官看来违反邦宪法的立法无效。马萨诸塞最高法院根据该院对1780年马萨诸塞邦宪法的解释，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宣布奴隶制在境内违宪。制宪之前，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新泽西、纽约、罗德岛等地的法院，都行使过司法审查权，有时还引起过广泛争议。

尽管制宪代表们似乎认为联邦法院未来可以对联邦法和州法适用司法审查权之类的权力，但宪法第三条对这一问题，仍然语焉不详。它只是泛泛规定，联邦法院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延伸到由宪法、联邦法律、条约引发的一切普通法和衡平法案件”。随后，它明确列出了联邦法院有权审理的案件类型：两州或多州之间的案件；一州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案件；不同州公民之间的案件；“联邦为一方当事人的讼争”；所有涉及海事裁判权及海上裁判权的案件；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所有案件；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公民或其属民之间的案件。

针对最高法院，宪法第三条专门区分了“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也就是说，对于州或外国外交官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可以作为一审法院直接受理；其他所有案件则由下级法院一审，最高法院负责上诉审。由于下级法院一开始并没有设立，这样的区分标准，会令阅读宪法“司法条款”的人们非常费解。[8] 这项区分的极端重要性，很快将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宪法刚一通过，国会便迅速根据宪法第三条确定的框架，着手设立联邦法院系统。1789年《司法法》，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第一部《司法法》”，设置了两个审级的下级法院：13个地区法院，按州界划分管辖权，各院都配备专门的地区法官；3个巡回法院，分别是东部巡回法院、中部巡回法院和南部巡回法院。《司法法》没有为巡回法院提供专职法官岗位。每个巡回法院的案件都由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位地区法院法官审理，每两个开庭期轮换一次。这一制度要求大法官们“骑乘巡回”，在当时十分简陋的州际交通条件下，这无疑是一项繁重的负担，早期的大法官们对此深为憎恶。威廉·库欣大法官的太太汉娜·库欣抱怨说，她和丈夫简直成了“出差机器”。[9] 尽管大法官们牢骚不断，巡回制度还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中间只经历过少许修正，直到国会在1891年《埃瓦茨法》中同意设置配备专职法官的巡回法院体系（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首届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五位联席大法官组成。[10] 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出身于名门望族，本人亦是纽约著名律师，还是《联邦论》的执笔者之一。新成立的最高法院立刻开始界定自身权限。联席大法官当中，有三位曾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以及来自弗吉尼亚的小约翰·布莱尔。他们都对最高法院在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中的地位有明确认识。（乔治·华盛顿总统后来又任命了两位参与了制宪会议的代表进入最高法院，分别是来自新泽西的威廉·帕特森和来自康涅狄格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早期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793年，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代表华盛顿总统致函最高法院，希望大法官们帮忙解释1778年的《美法条约》，借此解决条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公函列出了29个具体问题。当时，各州法官经常为总统出具所谓“咨询意见”，某些州至今仍这么做。但是，杰伊首席大法官和其他联席大法官认为，杰弗逊的这一请求超出了联邦法院的职权范围。在给总统的回函中，最高法院答复说：“宪法为政府三大部门设定的分界线——要求它们在某些方面互相制约监督——我们只是终审法院法官——上述界限可以作为有力依据，阻止我们逾越司法权限、作出答疑解惑的不当之举。”

上述拒绝充当顾问角色的早期做法，确立起一项恒定法则：根据宪法授权，联邦法院只处理因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引发的问题。不过，这项法则说来容易，用起来却很麻烦，最高法院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一直在对它进行详细阐释。直到今天，联邦法院的“宪法第三条管辖权”的范围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最重要的争议很简单：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本来深植于我国的宪政源头，最高法院却自己给出了答案。

1790年2月，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纽约市首度聚齐，当时纽约尚是我国首都。最高法院第一次会议在位于下曼哈顿地区的商业交易所（又称“皇家交易所”）大楼内举行，那里也是最高法院1935年在国会山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之前，使用过的几个办公地点之一。

在纽约待了一年后，最高法院又迁往费城，起初位于州议会大厦，随后搬入新建的市政厅。在那里，大法官们与当地市政法院共用一个办公地点。九年后，也即1800年，最高法院随中央政府其他部门一并从费城迁至新都华盛顿特区。之后135年间，最高法院都在国会大厦内办公。1800年，总统和国会都已搬进自己的办公场所，最高法院名下却没有任何不动产，直到将近20世纪中叶才找到安身之处。这一点充分说明，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分支，一开始并没有与另外两个分支平起平坐。最终还是得靠最高法院赋予自己对宪法的主导权，才争得地位上的对等。

图1老商业交易所大楼。又称皇家交易所，是最高法院第一个办公场所。1790年2月2日，最高法院在这座位于下曼哈顿地区的大楼首度召集。

起初，最高法院想要成为显要部门的前景似乎遥不可及。在最初两个开庭期，1790年2月和8月，这个机构几乎无事可做。第一个开庭期之后一年，最高法院终于受理了第一起案件，但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就和解了。六个月后，1791年8月，最高法院受理了第二起案件，一起因商事纠纷引发的上诉。大法官们听取辩论后，宣布因上诉程序违法，不会就本案作出判决。直到1792年，最高法院才正式开始发布判决意见。

早年间，由于对联邦重罪拥有初审管辖权，巡回法院的案件数量与日俱增，大法官们作为巡回法院法官，审判任务极端繁重，疲于奔命。巡回期间，大法官们逐步总结出一些关于联邦法律与司法管辖权的重要法则。较典型的例子是1792年的“海本案”。当时，新实施的《残疾抚恤金法》指派巡回法院行使抚恤金委员会的职能，处理独立战争伤残老兵的抚恤金申请事宜。身兼巡回法官职责的大法官们，拒绝行使这一新被赋予的司法管辖权。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法官关于老兵是否应获得抚恤金的决定，都要接受战争部长审查。大法官们认为，行政分支这种多此一举的审查行为，将使法院之前的决定沦为一种非司法行为。负责三家巡回法院审判事务的大法官们分别致信华盛顿总统，阐述了他们不能接受指派的原因。“这样的修正与操控［原文如此］在我们看来与宪法赋予法院的司法权的独立性完全相悖。”负责中部巡回法院审判事务的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布莱尔大法官在信中解释道。总检察长[11] 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大法官们听审后，并没有作出裁判，因为在此期间，国会已修订了这一激起众怒的法律条款。那么，“海本案”算得上最高法院首次判定国会立法违宪的案件吗？不算，因为从形式上讲，法院并没有发布正式判决。不过，这次争议受到广泛关注，公众也据此深信，大法官们清楚了解宪法划定的司法管辖权边界，并将成为这一边界的忠诚守护者。

第二年，最高法院判处了一起被普遍认为是建院之初极为重要的案件。1793年，这起名为“奇泽姆诉佐治亚州案”的案件的判决迅速激起强烈反弹，直接导致“权利法案”包含的十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又一条新的修正案被批准。[12] 此案起因是，南卡罗来纳一名商人为追讨佐治亚州在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债务，起诉了后者。原告根据宪法第三条关于最高法院管辖一州与其他州的公民之间的讼争的规定，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最高法院驳回了佐治亚州关于自己是主权州，可以自动豁免于未经其同意的诉讼的说法。由于佐治亚州拒绝出庭应诉，最高法院进行了缺席裁判。

按照传统，位于多数方的五位大法官（另有一位大法官持异议意见）分别发布了单独意见。这些意见共同组成一份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判决。“根据合众国立国宗旨，佐治亚州不是一个主权州。”威尔逊大法官写道。不出所料的是，各州都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惊讶，两天之后，就有人提议专门制定一条宪法修正案，以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1798年，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获批通过，宣布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不得被解释为可延伸到”由某州公民针对另一州提起的诉讼。尽管修正案白纸黑字似乎说得很明白，但是，州豁免于诉讼的范围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相关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存在。[13]

1795年，曾竞选纽约州州长失利的首席大法官杰伊，在最高法院任上当选为州长后，辞职赴任。纽约一家报纸盛赞此举，将首席大法官当选州长称为“升迁”。华盛顿提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接任首席，拉特利奇早先曾被任命为联席大法官，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就辞职转任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4] 这一次，拉特利奇欣然接受了总统的“休会任命”，可是，参议院没有批准他出任大法官。[15] 不过，拉特利奇的确于1795年8月12日至12月15日期间在任，所以，他仍被视为美国第二任首席大法官。

华盛顿随后提名在任联席大法官威廉·库欣出任首席，参议院很快批准。但库欣却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拒绝了任命。总统又提名来自康涅狄格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这次终于成功了。第三位首席大法官于1796年3月履任，1800年12月15日因健康原因请辞。约翰·亚当斯总统邀请约翰·杰伊回原岗位工作。但此时已经担任两届纽约州州长的杰伊却拒绝履职，说他“完全确信”联邦司法系统存在根本“缺陷”，也无法“获得公众对本国司法最后一道救济途径所应有的信任和尊重”。

正是在这样的不利背景下，约翰·亚当斯提名自己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出任第四任首席大法官。[16] 马歇尔是弗吉尼亚人，曾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时年45岁，至今仍保持着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的履职记录。（第二年轻的是小约翰·罗伯茨，2005年履任时才50岁。）马歇尔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在推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曾赴法国执行重要外交使命。马歇尔的父母有15个子女，他排行老大，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马歇尔时常被人误以为是美国第一位首席大法官。这个错误完全可以理解。1801年2月履任后，他在首席任上一干就是34年，直到1835年7月6日去世。他逝世时，最高法院已完成重大转型，不再是跟在另外两个政府分支后面亦步亦趋的异父姊妹。马歇尔于1801年3月4日主持了托马斯·杰弗逊的总统宣誓就职仪式，然而，让杰弗逊失望的是，马歇尔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秉持强烈的国家主义理念，并积极适用宪法，利用自己在宪法解释上的权威地位来推行这一理念。[17]

图2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伦布兰特·皮尔绘制的这位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的画像，至今仍在最高法院内多处悬挂。

1803年2月24日宣判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马歇尔法院最广为人知的案件，也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当时，马歇尔才履任不久。这起案件之所以发生，要归因于1800年大选后政权由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之手向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人手中过渡时的紧张关系和混乱状态。联邦党人居多的法院系统，本来就被在大选中获胜的共和党人视为“眼中钉”，更何况由联邦党人主导的即将换届的国会，匆匆批准设立了42个新司法职位，供亚当斯总统在离职前数周内任命新人补缺。

马里兰州一个名叫威廉·马伯里的征税官得到一份“午夜”任命，拟赴哥伦比亚特区任治安法官。[18] 参议院批准了对马伯里等数十人的任命。但是，要想正式履任，这些新被任命的法官还需得到一份委任状。然而，亚当斯行政分支卸任时，马伯里并没有拿到这纸公文。杰弗逊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拒绝发出委任状。在联邦党人政治圈内十分活跃的马伯里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他想申请到一份执行职务令状（writ of mandamus），这是一种命令对方交出委任状的司法指令。这似乎是一条唾手可得的救济途径，因为国会在1789年《司法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可以针对某位联邦官员，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执行职务令状申请。

作为法律问题，此案结果似乎一目了然，但是，这起案件又高度政治化，使最高法院的权威受到挑战。麦迪逊极有可能无视法院将委任状交给马伯里的指令。最高法院应如何既维护法治尊严，又不与行政分支发生激烈对抗，避免从此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呢？

马歇尔的解决方式是，主张最高法院拥有这项权力，却没有直接行使。判决是以最高法院一致意见的形式发布的。最高法院统一发声，是马歇尔的新创举，判决不再由一系列单独的协同意见组成。最高法院判定，马伯里应当得到自己的委任状，但最高法院不能勒令行政分支发出。因为宪法第三条赋予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并不包括发布执行职务令。法院认为，国会在《司法法》第十三节中规定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受理像马伯里申请执行职务令这类初审案件，这是违反宪法的，最高法院不能发布这类执行令。判决使最高法院得以在政治动荡时期远离纷争；因为没有发布执行令，杰弗逊行政分支也无从抱怨。当然，判决的重要意义，在于最高法院主张自己有权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宪。马歇尔宣布：“决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当仁不让的职权与责任。”此话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被不断援引，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最高法院貌似谦恭地放弃了行动的权威（authority），却为自己争得了重大的权力（power）。

这一权力的全部意义并没有立刻显现。事实上，“马伯里案”宣判后的第六天，最高法院就在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缺席的情况下，回避了一场潜在的宪政对抗。在1803年的“斯图尔特诉莱尔德案”中，大法官们以5票对0票，维持了国会废除1801年《司法法》的决定。[19]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上述举措说明，最高法院不打算冒险试探，把自己刚刚自我授予的权力用得太满。最高法院第二次宣布国会某部立法违宪，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后。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判决宣布《密苏里妥协案》无效，并判定国会无权废除准州实行的奴隶制。[20] 这个臭名昭著的判决，将国家往内战之路上推进了一大步，或许并非司法审查的最佳宣示。[21] 但是，从此以后，最高法院不再像最初那么缄默克制。它先后150多次宣布国会立法违宪。

那么，当代最高法院如何行使它掌握的重大权力？案件如何来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又如何选案，如何判决？大法官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被选中的？这是本书余下部分要介绍的内容。

【注释】

[1] “另外两个民选分支”指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在美国，Government指联邦政府，包括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行政（总统）三大分支，而Administration只是政府的行政分支，也称执行分支（Executive Branch）。常有学界同仁将Clinton Administration译为“克林顿政府”，这种译法易造成误解，将立法、行政分支混同，较规范的译法似应为“克林顿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或简化为“克林顿行政分支”。为严谨起见，本书将Government一律译作“政府”，Administration一律译作“行政分支”，也会出现“政府各分支”这样的表述。关于相关表述的差异，可参见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原书无脚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美国参议院内的常设委员会，共有18名成员。总统提名拟任联邦法官（含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后，由司法委员会组织确认听证会，对法官人选进行质询，然后决定这一人选是否交付参议院全体成员投票表决确认。司法委员会还负责人权、移民法、知识产权、反垄断法等事务。宪法修正案正式交付表决前，也必须先经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意。

[3] 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主要指法官在解释宪法、法律时，不受“遵循先例”原则约束，积极创制公共政策，试图以立法者身份推动社会发展，通常作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Restraint）的对立面。1953年至1969年，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判例，在维护堕胎和言论自由权利、取消种族隔离、保障刑事被告正当权益方面，全面推动了美国民权事业的发展，但也引发很大的社会争议。在当前美国的司法意识形态背景下，无论自由派大法官还是保守派大法官，都不愿意被别人指称为“司法能动主义者”。参见［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

[4] 《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北美13邦组成战时联盟，合力对抗英国，却不愿有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所以制定了《邦联条例》这一介乎盟约和宪法之间的文件。它过于松弛、脆弱，不能适应维系联邦的需要，因此才有制宪会议的召开，会议发起者希望借此推动宪法的通过，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最后才有所谓“伟大的妥协”，成立了联邦制国家。因此，美国的建国轨迹，应当是先有邦宪法，再有《邦联条例》，最后才是联邦宪法。参见尹宣：“《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载［美］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个人认为，该书也是国内最好的《联邦论》译本。

[5] 捕获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 in Cases of Capture）：在美国最高法院成立之前，它是1780——1787年间唯一的全国性法院，主要处理独立战争期间的海上捕获问题。

[6] State一词，既可译为“邦”，也可译为“州”。在本书中，译者将联邦宪法1788年生效前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13个殖民地一律译为“邦”，各邦加入联邦后，则统一译为“州”。

[7] 根据历史记载，1787年制宪会议最初的召开目的，只是要修订《邦联条例》，而不是制定一部新宪法。参见［美］马克斯·法伦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8] 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了联邦司法权及其适用范围，又被称为“司法条款”。

[9] 1790年代和19世纪早期，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不在华盛顿，而是住在各自家乡，如马里兰州或康涅狄格州。他们可能受命在某个地区审案，之后又得赶往另一个地区。当时负责南方巡回区的就是詹姆斯·艾尔德尔大法官，他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却经常在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审案，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那时公路还没有铺好，有时得乘轮渡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得乘马车在雨后满是泥泞的路上颠簸，一天只能走几英里的路程。这些老人经常得住在肮脏的小旅馆里，吃着很差的食物。关于早期最高法院这段历史，可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3页。

[10] 联席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是平等关系，除首席大法官外，其他大法官都被称做联席大法官。

[11] 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美国国会根据1789年《司法法》设立的职位，最初负责联邦政府所有在最高法院的检控和诉讼事务，并答复总统或其他内阁成员的法律咨询。1870年，国会设立司法部后，这一职位的职责也进一步扩充，多被译为“司法部长”。在本书中，司法部设立之前任此职者，统一译为“总检察长”，司法部设立后任此职者，统一译为“司法部长”。

[12] “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美国宪法通过后，不少人认为宪法对个人权利尚缺乏明确的保障，在托马斯·杰弗逊的推动下，詹姆斯·麦迪逊牵头起草了相对独立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于1789年9月25日获得国会通过，1791年12月15日生效。

[13] “奇泽姆诉佐治亚州案”：1777年，佐治亚州为了向驻扎在塞芬那地区的部队提供补给，购买了超过169000美元的物资。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商人还未收回货款，就撒手人寰，他的遗嘱执行人奇泽姆为追回债务，起诉了佐治亚州。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待决问题是，对于南卡罗来纳州居民针对主权州佐治亚州提起的诉讼，联邦法院是否有司法管辖权。在任的五位大法官以4票对1票判定，州可以作为联邦法院的被告。多数方判定，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不仅源自国会在《司法法》中的授权，还包括宪法第三条关于司法权延伸至“一州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讼争的规定。佐治亚州试图以英国普通法中的“主权豁免原则”，对抗奇泽姆的起诉，但被最高法院驳回。首席大法官杰伊在判决意见中解释说，在民主的美国，不存在什么主权豁免。那种诸侯享有主权、人民皆是臣属的学说，完全是陈腐思想的余毒。在美国，主权属于人民。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人共享主权，彼此平等”。各州当时都负债在身，有些还面临破产威胁，“奇泽姆案”的判决当然不受它们欢迎。1793年2月20日，距最高法院宣判仅两天，马萨诸塞州议员西奥多·塞奇威克提议修改宪法，剥夺联邦法院对以一州为被告的案件的管辖权。为推动上述提议，对“奇泽姆案”的批判之声渐起，两年之后，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获批通过。这条修正案取消了联邦法院对外州居民作为原告起诉一州的案件的管辖权，但只字不提普通法中的“主权豁免原则”。修正案正文并没有禁止（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及）一州居民为维护联邦法律创设的权利起诉本州。

[14] 华盛顿决定首任首席大法官人选时，约翰·拉特利奇也是候选人之一，他与约翰·杰伊都是制宪元勋，政治资历也不相上下，对首席大法官职位志在必得。但是，考虑到总统本人、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全部来自南方，再提名一个南方人出任首席大法官不太合适，华盛顿最终还是选择提名来自中部的杰伊。拉特利奇为此深受打击，进入最高法院后亦郁郁寡欢，当家乡的最高法院邀请他出任首席大法官后，他欣然接受，辞去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5] 休会任命（Recess Appointment）：1795年夏天，杰伊辞职后，华盛顿在国会休会期间，任命拉特利奇为首席大法官。由于没有得到国会批准，这只是一项临时性任命。然而，由于拉特利奇曾在一次演讲中，严厉批评过杰伊参与磋商达成的美英《杰伊条约》，再加上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对他的提名。不过，他在历史上仍被视为第二位首席大法官。他的画像今天仍悬挂在最高法院院内。

[16] 1801年1月20日，亚当斯总统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当时，他正与杰弗逊角逐总统之位。不到一个月时间，也即1801年2月17日，杰弗逊在大选中战胜亚当斯，当选为美国总统。

[17] 杰弗逊与马歇尔虽是弗吉尼亚同乡，但马歇尔在1796年大选时，曾拒绝支持杰弗逊，1797年的“XYZ事件”中，马歇尔又揭露了法国政府的索贿行为和贪得无厌，让亲法的副总统杰弗逊十分难堪。所以，杰弗逊本人是非常不喜欢马歇尔的。关于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念之争，以及杰弗逊与马歇尔之间的恩怨，可参见［美］詹姆斯·西蒙著：《打造美国：杰弗逊总统与马歇尔大法官的角逐》，徐爽、王剑英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美］约瑟夫·埃利斯著：《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邓海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 亚当斯卸任前，即将换届的参议院匆匆批准了对42位治安法官的任命，由于任命赶在夜间进行，后人讽刺这批法官是“午夜法官”。

[19] “斯图尔特诉莱尔德案”：本案由国会废除1801年《司法法》的决定引发，涉及两个宪法问题：（1）国会是否有权废除1801年《司法法》创设的巡回法院，进而剥夺相关法官的审判资格？（2）国会能否要求相关法官继续担任巡回法官？最高法院对这两个问题都持肯定态度，但没有正面回应质疑，避免了与共和党人占支配地位的国会和行政分支发生正面冲突。

[20] 准州（territory）：指尚未正式成为州，但已拥有本地立法机构的地区。英国退出北美后，空出大片土地，当时的邦联政府为避免这片土地成为各州争夺对象，先后通过《土地法令》和《西北地区法令》，规定可在五大湖区设立准州，并逐步使其过渡为州。具体要求是：任何一块土地上的成年男子达到5000人，即可成为准州，可以设立准州政府或准州议会，由邦联政府派法官或总督治理，一旦居民达到6万人，并通过本州宪法，就可以被邦联国会吸纳为新州。许多中文著作或美国宪法中译本将territory一词译为“领土”或“领地”，似与原意不符。关于准州与州的政治地位及变迁，详细论述可参见Peter S.Onuf，Territories and Statehood，i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edited by Jack Greene，vol.3（1984），pp1283-1304.另可参见林立树：《美国文化史：民主与平等》，台湾五南图书公司2005年版，第16页。

[21] 关于此案详情，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章“引发内战的判决：德雷德·斯科特案”。

第二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1）

如果哪位失望的当事人发誓“要把我的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这样的威胁到头来多半是虚张声势。一个案子若想上诉到最高法院，会面临重重阻碍。有些来自宪法本身：宪法第三条将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制于审理“案件”和“讼争”，尽管之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些词的含义本来就不太明确。另一个障碍，内在于最高法院在联邦体制中的地位：最高法院通常不应审查州最高法院对本州宪法的解释。例如，最高法院不可能审查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2003年根据州法作出的，承认同性恋者结婚权的判决，因为州法院在判决中解释的是马萨诸塞州宪法（此案即“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厅案”）。（不过，州高院作出的解释联邦宪法的判决，的确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制约案件送交最高法院复审的其他障碍，来自联邦法律。例如，国会立法对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设定了严格的截止期限。

明显属于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范围，程序上也完全符合诉讼规则的案子，接下来还会遭遇或许是最难逾越的障碍：大法官们的自由否决权。对绝大多数上诉法院来说，所有经正当程序提起的上诉，都必须审理；与之不同的是，最高法院几乎能全权决定自己的待审案件表上的案子。[1] 一年到头，大法官们批准受理的案件，只占提交上来的案件总数的1%。最高法院审理的上诉案件来自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50个州最高法院，偶尔也来自其他法院，如军事司法系统最高层级的法院：美国军事上诉法院。还有个别种类的案件，主要是涉及选举权和重划选区的案件，是从专门的联邦地区法院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的。[2] 在2010——2011年开庭期，最高法院共收到7857件新的复审申请。加上上一开庭期累积的1209件申请，包括已批准受理，但还没来得及开庭审理的40起案件，最高法院共同意受理90起案件，并就其中78起发布了判决。

我可以选取新近几起案件为例，说明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件类型，以及大法官们如何审理这些案件。虽然并没有什么专门由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但在特定时期内，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的范围却有典型性，被选中的案件可以大致均匀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宪法解释类案件，当事人通常会主张某项联邦法、州法或政策违反了宪法相关条款。第二类案件则是申请大法官们判定某项联邦法律的具体含义或适用范围。这类案件的一个子类涉及联邦各机构的工作。［其实，还有第三类主要是各州之间的诉讼——每年大概有一到两起，属于最高法院应行使“初审管辖权”的讼争。这些讼争大都是旷日持久的州界争端、州际水权之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最高法院往往会指派一名律师或退休法官作为“特别主事官”（special master）听取证词，并给出裁判建议。这一过程有可能持续好几年时间。］[3]

宪法类案件

有的宪法类案件提出的是关系到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类问题。例如，是不是每个政府分支都只行使专属于自己的权限，而不得行使属于其他分支的权限？国会，或总统履行职权时，是否可以为所欲为？近年的这类案件如：在州的“同情使用”法已经认可的情况下，国会是否有权禁止居民在当地种植或使用医用大麻？（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冈萨雷斯诉雷奇案”[4] 中给出了肯定性答案，这是对国会规制州际商事1[5] 权力的一种解释。）总统是否可以单方决定设立由军事委员会构成的审判系统，审理被作为“敌方战斗人员”扣押的非美国公民？（最高法院在2006年的“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给出的答案是：不行。这起案件的判决虽然在形式上依据的是立法和国际公约条文，却富含尊重权力分立的意味。[6] ）

更多情况下，宪法类案件会提出关于个人权利的诉求：第一修正案下的言论自由权、第四修正案下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第十四修正案下受法律或政策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一个州立法学院给予少数族裔申请者适当优惠条件，是否侵犯了白人申请者受平等保护的权利呢？（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格鲁特诉博林杰案”中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侵犯，因为这项政策是为促进教育多元化这一州的“紧迫利益”服务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关于“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的规定，是否赋予公民个人基于自卫目的备枪于家中的权利？（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中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并推翻了哥伦比亚特区控制枪支的法律。[7] ）

对于最高法院审理的这些宪法类案件，有许多可堪评论之处：首先，前面提到的几起判例，没有一个是以一致意见达成的，每个案子中都至少有三人投了反对票。所以，不管宪法的本意是什么，各位大法官都会按自己的不同理解作决定，这也说明，对宪法的诠释远不是照本宣科那么简单。第二，许多宪法类案件，如法学院平权措施案，需要大法官们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白人原告要求得到的平等对待权，和州方面提出的实现受教育人群种族多元化的社会需要。[8] 不同的大法官对相互冲突的利益作出的平衡也各不相同，这一过程必须考虑多重因素，远比在真空中简单判定某方诉求是否正当要复杂得多。宪法大部分内容经过长期演进，都包含不同宪法价值观的冲突，必须接受各类平衡原则的检验。[9]

第三，与早期的大法官们不同，当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会发现，他们很少与宪法发生正面冲突。相反，呈现在最高法院面前的宪法问题，大都包含在两个多世纪蓄积起来的层层先例内。当然，他们有时会用判决推翻先例。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判决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解释为禁止官方背景的种族隔离，推翻了延续58年之久的先例，即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0] 判决，后者认为只要“分离的”设施“平等”，官方隔离就是可以接受的。[11] 但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大法官会像淘金矿工一样，认真筛查既往先例，试图从中找到解决手头问题的答案。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都不是凭空起草的。多数意见会大量援引最高法院既往先例，意见撰写者会参照先例阐述判决理由。最高法院长久以来时常处理的案件领域中，各类判决结果通常都有先例提供言之成理的支持。

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禁枪案是个例外。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最高法院过去从未就宪法第二修正案发布过权威解释，所以，关于特区禁止个人持有手枪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之前并无成法。当然，关于这一点，仅由一句话组成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也语焉不详：“保障一个州的自由，必须有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不得侵犯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即使抛开冗余的标点，这句话仍然令人困惑：撇开“管理良好的民兵”这个语境，它对个人是否享有持枪权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代表多数方五位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代表异议方四位大法官，围绕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文本和历史进行了激烈论战，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权利所属的“人民”到底是指什么人？按照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说法，“权利法案”在维护个人权利时，“人民”的范围都是一样，如第一修正案中“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斯卡利亚认为，第二修正案将自卫权视为一种“事先存在”的法律权利。斯蒂文斯大法官则认为，第二修正案提到的“人民”指在各州民兵组织中服役的人员，这是个集体享有的权利，仅属于现役军人。在如何理解“携带武器”的问题上，双方也存在分歧。斯蒂文斯大法官认为这种表述是专属于军事领域的习惯用语。斯卡利亚大法官则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限制，这个短语指的是更一般的自卫。

异议方四名成员之一，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尽管在斯蒂文斯的异议意见上签了名，却提出了另一条替代思路，他称之为“侧重务实”的思路。他提出的问题是，哥伦比亚特区禁枪法的立法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立法意图与第二修正案制定者打算保护的利益又有何关联？布雷耶大法官认为，特区的立法目的，是想在人口稠密的都市环境下，维护公共安全。他提到，在殖民地时期，美洲殖民地许多大城市基于同样的目的，纷纷立法限制私人家庭储存容易引起火灾的火药。尽管马萨诸塞宪法允许“人民……享有持有和携带枪支进行日常防卫的权利”，波士顿仍严格禁止携带装填弹药的枪支进入“任何住宅”或“波士顿市区内任何其他建筑”。布雷耶的结论是，即便第二修正案维护的是个人权利，制宪者仍设定了一些例外，特区禁枪法的规定符合最初的立宪意图。

关于第二修正案的这个案例说明，大法官们适用了多种方法解释宪法。就像这起案件展示的，尽管文本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通常被优先适用，但这两种方法都没能提供一个确定性答案。斯卡利亚大法官在1997年出版的《事关解释：联邦法院与法律》一书中，将自己描述为“文本主义者”和“原旨主义者”，坚信解释宪法条款的唯一正当基础在于制宪先贤的原始意图。他警告说：“如果法院可以任意赋予宪法新的含义，他们的确会将宪法改写成多数人期望的形式……我们本想让宪法千秋万代、无所不能，结果却可能导致宪法一事无成。”[12]

布雷耶大法官则倡导“实用主义”的解释方法，反对“宪法本身就可以很好地为今天的人民服务”的笼统说法。他在2010年出版的关于宪法解释论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中写道：“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时，对条文内容、适用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起草宪法的时代，而应认为宪法蕴含一些永恒的价值观，必须被灵活运用到不断变幻的现实中去。”[13]

法律类案件

乍看起来，大法官们解释法律似乎更容易一些，但是，最高法院受理的法律解释类案件所带来的挑战，与宪法解释类案件是一样的，相关争议也涉及基本的解释方法之争。

如果某项法律内容足够明确，它或许不会成为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但是，很少有法律能单凭条文本身，解决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国会可能无法预测适用法条的全部情形。或者，通常情况下，对法律适用的前景，立法机关不愿意考虑得那么细。又或者，若想预见到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需要某一方在立法时作出太多妥协。因此，国会也非常乐意让法院去填补法律空白。毕竟，与宪法判决不同，如果国会认为最高法院判决有误，可以发布新的法律，推翻后者确定某项法律含义的判决。

《美国伤残人士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部重要的民权法律禁止对伤残人士的歧视，自1990年制定以来，已经成为数十个法院判决，包括最高法院几个重要判决的对象。这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大多数是明确的，但是，“伤残”如何界定？国会只提供了比较粗略的定义：“（A）身体或脑部受到的损害导致其一项或多项主要日常行为实质性地受限；（B）有过这类损害的记录；或者（C）被视为受到过这样的损害。”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作为执行这部法律的联邦机构，相应地发布了一项规章，将“主要日常行为”界定为包括“诸如自我照顾、动手、行走、看、听、说话、呼吸、学习、劳动的功能”。

一个问题很快出现了：如果某人的身体条件符合上述界定之一，但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或医疗设备缓解呢？按照这部法律，这个人是否还算伤残人士？如果算，是处于矫正状态还是未矫正状态才算？法律和行政规章都没有给出答案。两位视力有缺陷，但完全可以矫正的女士，因为被拒绝招录为飞行员，根据《美国伤残人士法》提起诉讼。她们诉称，既然自己因为视力问题没能成功应聘，就应当被视为伤残人士，进而得到免受就业歧视的保护。最高法院在1999年的“萨顿诉美国联合航空案”判决中指出，这些女士戴上眼镜后，从事任何主要日常行为都不再受限。最高法院判定，国会的立法意图，是将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那些通过矫正措施仍无法缓解所受损害的人”身上。还有一个患有高血压症，但已通过药物控制血压的人，因雇主知道他患高血压的情况，丢掉了商业运输货车司机的工作。他提起诉讼，声称自己受这部法律保护。但最高法院在1999年的“墨菲诉联合包裹服务公司案”中，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判决理由与之前一样：经过药物治疗，这名卡车司机的主要日常行为能力并没有受限。最后，面对大批类似的个人诉讼请求，最高法院打算作一个更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澄清。在2002年的“丰田汽车工业公司诉威廉姆斯案”中，大法官们驳回了一位女士的诉讼请求。这位女士因患腕管综合征，动手能力受限，丢掉了在装配线上的工作。最高法院认为：“调查的核心必须是，申请人是否无法完成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那类核心行为，而不是她是否无法完成与她从事的具体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前两个判决并不是由一致意见达成。在近视患者报考飞行员案中，斯蒂文斯和布雷耶两位大法官都发布了异议意见。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居然认为“个人通过特定方式克服生理或智力限制，让自己变得更符合任职要求时，反而不存在对他们的法律保护”，这简直是“违反常理的结论”。两位大法官认为，《美国伤残人士法》的立法目的，是纠正一种普遍性的歧视，最高法院不能狭隘地理解这部法律，而应当依循“常用的法律解释准则，对救济性立法作出扩张性解释，以实现立法意图”。

伤残人士诸案展示了大法官们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冲突：第一种方法，是想将手头的案子准确对应于法条的明确规定；另一种方法，则后退一步，试图根据国会最初的立法意图解释法律。要想确定立法意图，通常需要查询立法时的历史文献——国会的辩论记录、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记录、委员会的报告、参众两院的最终报告。正如最高法院的异议意见方在“伤残人士案”中所指出的，《美国伤残人士法》的立法文献明确说明，一个人是否属于伤残人士，要以他未矫正的状态为判断依据；例如，一个丧失听力的人，无论他能不能靠助听器解决问题，都应被视为听这一主要日常行为受限的人。

布雷耶大法官认为，法院应像“工作搭档”那样，充分利用手头掌握的文献，帮助国会实现立法意图。相反，斯卡利亚大法官坚决反对援引立法历史文献，因为他认为这些材料根本靠不住，而且容易受国会工作人员“操纵”。他认为，与其猜测立法隐含的目的，法院不如直接根据国会制定法律时的明确用语判案。其他大法官则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立法历史的文献可以作为提供参考的手段。

行政机关

随着整个国家日趋行政化，最高法院时常需要处理关于行政机关是否恰当履行了法定职责的问题。近年引人瞩目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环保政策纠纷，以及关于环保法律实施状况的纠纷方面。尽管《空气洁净法》和《水源洁净法》已有数十年历史（早至1970年代），围绕这些法律的争议，仍然是最高法院的稳定案源。

如果适用于某个机构的法律就某项待决问题的规定比较模糊，最高法院通常会尊重行政机关在本职范围之内给出的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是，如果法律规定比较明确，最高法院会要求行政机关贯彻国会的立法意图。[14]

小布什总统执政后期，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案件：联邦环保署拒绝规制机动车排放二氧化碳和三种其他温室气体。联邦环保署驳回了一个环保组织联盟要求设定一套正式的规则制定程序，以规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尾气排放”的申请。环保署的驳回理由是，根据《空气洁净法》，自己无权这么做，因为所谓温室气体并不是这部法律所指的“空气污染物”。马萨诸塞等州和一个环保组织就此提起上诉后，最高法院不同意环保署的理由，指出：《空气洁净法》“明确”将这类气体归入对“空气污染物”的“总括性定义”之内。最高法院在2007年这起名为“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境保护署案”的案件中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基于科学而不是根据具体政策提供行为理由时，环保署才能拒绝行使规制权力。[15] （两年后，奥巴马行政分支发布了适用于汽车和轻型卡车排放的新标准。）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注意，还有一个与行政法无关的原因。异议方四位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无权裁决此案，因为起诉环保署的原告方没有起诉权，它们无法证明自己因环保署拒绝出台规制措施的行为遭受任何实际损害。异议方据此判定，相关纠纷不属于宪法第三条规定的、符合管辖权要求的“案件”或“讼争”。

提到这个争议，我们又可以回到对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障碍的讨论。最高法院很多年来一直在解释“案件”和“讼争”的含义。最初，最高法院拒绝出具咨询意见。法院要求，必须存在对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际纠纷，这个纠纷必须具备“可裁决性”，而不是基于某些事件假设出的情境。符合“案件和讼争”要求的关键，在于原告方必须具备起诉权，这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提起诉讼一方必须已受到实质损害，或即将遭到损害——并非假设的损害，而且必须有具体的损害内容——必须是个体的，而不是与作为整体的人群共同遭受的。（这个要求取消了多数形式的“纳税人起诉权”；当人们对某项政策不满，或相信这个政策违宪时，无权单纯凭借“纳税人身份”提起诉讼。）第二，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导致损害是由于违法行为或不作为。第三，损害必须是法院切实能够提供救济的。这三个要求常被提炼浓缩为：“实际损害、因果关系和可救济性。”

在“环保署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方发现，多个原告中至少有一方，即马萨诸塞州，符合上述三项要求。该州面临着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陆地消失的威胁（“实际损害”），机动车排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至少越来越成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果关系”）。环保署加强规制，减少排气量，至少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上述问题（“可救济性”）。异议方则指出，马萨诸塞州一个条件都不符合：损害之说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充分依据证明环保署的不作为会导致损害；也不大可能由规制来补救。异议方总结说，这起诉讼根本不符合宪法第三条关于“案件”或“讼争”的要求。

很明显，像这样的管辖权问题属于当代最高法院中有争议的领域。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关于司法管辖权的每项要求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并非停滞不动。最高法院受理案件的标准时而放松、时而缩紧，标准的浮动往往反映了当时的大法官们审查其他政府分支行为的严格程度。司法管辖权问题看起来专业性很强，也很难把握规律，但它们却是透视大法官在特定时间段如何看待最高法院职能的不可或缺的窗口。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作出的，因此，大法官们在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时，仅以说服他人为限。这并不是说个人观点就不重要了。在一个正反意见势均力敌的最高法院内，一位大法官可以通过不投票给某一方，使其无法成为多数。但是，为了更积极地塑造法律，大法官需要盟友，通常得有四个人。而且，按照判决文书的格式要求，主笔者还必须陈述判决理由。一份最高法院判决，通常包括案情介绍、既往先例和法律依据，然后会列出判决理由，解释为什么通过此一而非彼一法律路径能推导出正确解决方案。上述任何一个步骤——串接对应事实、描述相关法律、选择最终裁判路径——都可能成为某个案件中的争议点，撰写多数方意见的大法官必须在上述所有三个方面说服多数人，才能使意见代表“最高法院”。

【注释】

[1] 待审案件表（docket）：由最高法院书记官制作的，载明某一开庭期最高法院将要审理的案件的一览表。对待审案件表的控制权，可以引申理解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自主选案权。是否受理某个案子，完全由大法官们投票表决决定。九个人当中，只要有四位大法官同意受理，该案即可载入待审案件表内。

[2] 重划选区（redistricting）：有时又称“议席的重新分配”（reapportionment）。由于人口变动，众议院或州立法机关的选区应定期重新划定，以符合选举权平等（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

[3] 关于特别主事官的作用，可参见“美国诉阿拉斯加州案”。上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与阿拉斯加州围绕该州北极沿岸富含油气的下沉陆地所有权之争持续多年。1980年2月，联邦最高法院委派J.基思·曼恩教授担任本案特别主事官，以听证会方式审查双方提交的诉状和证据，并撰写建议报告。1996年，曼恩教授提交了报告和结论。1997年6月19日，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阿拉斯加州案”判决中支持了联邦政府的主张。

[4] “冈萨雷斯诉雷奇案”：加利福尼亚州于1996年通过法律，允许人们在医生的建议下，为医用目的种植、获得或使用大麻。此外，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夏威夷和华盛顿等九个州也制定了类似有“同情使用”内容的法律。加州两位使用大麻镇痛的脑瘤、脊椎病患者，在自家院内种植的大麻被联邦执法人员根据联邦《药物管制法》没收，两人据此提起诉讼。2005年，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判定，联邦政府有权立法规制使用大麻的行为。

[5] 州际商事：国会规制州际商事的权力，涉及对宪法“商事条款”中“商事”含义的理解。“商事条款”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该条款授权国会规制对外、州际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事，相当数量的联邦法律和条例是根据这一条款制定的。各州为防止联邦政府的规制权力过分扩张，进而干涉州内事务，多倾向于对“商事”的范围进行严格解释，与“商事”无关者，国会不得立法干涉。类似案件诉至最高法院后，大法官们也会通过对“商事”或“州际商事”的解释，判定国会是否有权立法规制某些州内事务。

[6] “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反恐战争”期间，涉及关塔那摩湾囚犯的案件之一。小布什行政分支为剥夺囚犯们向联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单方设立了军事法庭。在阿富汗战场上被俘的塞勒姆·阿曼德·哈姆丹被指控为本·拉登的司机，他在律师帮助下，挑战军事法庭的合法性。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未经国会批准，五角大楼不得单方设置军事法庭。同时，军方不得忽视《日内瓦公约》的存在，相关程序必须符合公约规定。此案详情，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45页、第280——283页。

[7] “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哥伦比亚特区197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除了现役和退役的执法人员，以及该法通过前已持有手枪者，特区居民一律不准拥有手枪；步枪、霰弹猎枪等其他武器也必须存放在家里，而且“必须上锁或分拆，子弹不能上膛”。保守派人士罗伯特·列维认为这部法令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决定出资赞助合适的原告以诉讼方式挑战该法。2002年2月，包括迪克·赫勒在内的六名原告在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特区政府，随后又上诉到特区巡回上诉法院。2007年3月9日，上诉法院判特区政府败诉，判定禁枪令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2007年11月，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并于2008年6月26日，以5票对4票宣布：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基于传统的合法目的（如在家中实施自卫），拥有并使用枪支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与持枪者是否参加民兵组织无关。关于本案详情及主要争议，参见东来、江振春：《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载《读书》2009年第8期。

[8] 平权措施：也被译为“肯定性行动”或“纠偏行动”，是美国一种带有补偿性质的社会政策。根据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法案，凡是以前在美国社会因种族和性别原因遭受歧视的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人、妇女等），在同等条件下有资格优先享受政府政策的福利。这些社会福利包括就业、入学、获得政府合同、享受政府补贴、争取奖学金，等等。这项政策受到保守派人士的激烈批评，认为在入学、招工上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构成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这里的“法学院平权措施案”，即前文提到的2003年“格鲁特诉博林杰案”，这起案件与“格拉茨诉博林杰案”同期审理，都是关系到高校招生中的种族优惠政策是否违宪的两起重要案件。李·博林杰是时任密歇根大学校长。本书第七章还将提到此案。关于此案详情及庭审细节，可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2——201页。

[9] 平衡方法（Balancing）：有时又被称为“平衡检验”（Balancing Test）或“平衡原则”（Balancing Doctrine）。按照《美国法律辞典》的定义，平衡原则是指法院用来权衡案件中冲突利益的方法。这类方法最常运用于政府行为与宪法权利对立的案件。根据平衡原则，宪法保护的权利并非绝对，相反，有时公共利益比个人自由更重要。法官通过权衡利弊，确定政府权力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宪法权利，从而令社会免遭实质损害。参见［美］彼得·伦斯特罗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元照英美法词典》对平衡方法的解释是：法院在权衡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或州权与联邦最高权之间的相关权益，尤其是涉及宪法问题时，使用的司法原则，以决定哪种权益占优势。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10]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年，最高法院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中宣布路易斯安那州采取的种族隔离措施，并未侵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案件当事人霍默·普莱西是位拥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美国公民，他因在路州踏入白人专用车厢而被捕。普莱西上诉辩称，相关法律违反了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但最高法院却以7票对1票宣布州法合宪。亨利·布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指责普莱西的诉求是无稽之谈，认为他这么做，是把“种族隔离措施看做为有色人种贴上了低劣阶层的标签”。“普莱西案”判决赋予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措施合法性。

[11]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0年代，美国许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都实施“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措施，黑人学生不得与白人学生同校就读。1951年，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代表自己八岁的女儿起诉该市教育委员会。原因是，他希望女儿能在距家五个街区的白人学校就读，而不是到离家21个街区的黑人学校读书，但是，布朗的请求遭到白人学校和教委的拒绝。联邦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两所学校基本设施条件相同，判布朗败诉。布朗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1954年，由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以9票对0票一致裁定，教育领域不适用“隔离但平等”原则，并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措施违反宪法。

[12] 该书中译本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黄斌博士译出，即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12年，斯卡利亚大法官又与布莱恩·加纳合著了一本新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法律解释立场，并回应了布雷耶大法官在《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中对自己的批评。此书即Reading Law：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West，2012）。

[13]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第十三章专门讨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华盛顿禁枪案”中的争议。

[14] “美国谢弗林公司诉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这起案件中确立了一项基本规则，澄清了法院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尊重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最高法院认为，如果相关问题的答案，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法院没必要遵从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而且，在解决问题时，也无须考虑行政机关说过什么。但是，如果答案并不清楚——例如，法律“没有规定或内容模棱两可”——法院应假设国会将解释法律的权力授予了行政分支，遵从（和支持）“行政机关官员对法律作出的言之成理的解释”。

[15] “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境保护署案”：《空气洁净法》规定，联邦环保署应规制“危及公共卫生和福利”的“任何空气污染物”。法律把“空气污染物”定义为“任何导致空气污染的介质……包括释放到自由流通的空气中的任何物理、化学……物质……”。环保署解释称，法律条文中的“空气污染物”，不包括温室气体，但最高法院以勉强多数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这一判断。法院未采纳行政机关的解释，宣布《空气洁净法》中的“空气污染物”包括温室气体。尽管法条中的“任何”一词（在“任何导致空气污染的介质”这段）含义的确模棱两可，但最高法院推定，国会未授权行政机关将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排除在“污染物”之外。判决也充分说明，国会在关系到这类异常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时，并不认可行政机关有自我决定的权限。

第三章 大法官

成为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需要满足什么正式资格条件。宪法要求担任参议员者年满30岁，出任总统者至少年满35岁并且是“出生于本土的公民”，但对大法官的任职资格却没有设定类似规则。理论上讲，任何人只要被总统提名，并得到参议院多数票确认，就可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迄今所有进入最高法院的人都是法律人出身，虽然早年间的许多大法官都不是法学院毕业生，但按照惯例，他们都曾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读过法律”。（最后一位没有受过正式法学教育的大法官是1941年进入最高法院的罗伯特·杰克逊，他在法学院仅待了一年，就成为纽约州执业律师。）

国会在第一部《司法法》中将最高法院成员人数设定为六人（一位首席大法官、五位联席大法官），随后又五度调整过大法官人数：1807年，调整为七人；1837年，九人；1863年，十人（第十个席位一直空着）；1866年，再次调整为七人；1869年，确定为九人，并延续至今。席位数量的变化，既出自对最高法院工作负担的判断，也与政治有很大关联：国会在1866年减少了两个席位，成功阻止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命任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赢得大选之后又增加到九个席位，是想给新总统提供两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1937年，国会拒绝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增加大法官席位的提议，即每当有一名在职大法官年满70岁，而且拒绝退休时，就可以新增加一名大法官，最多可以增加到15人。最高法院的人员规模不太可能再发生变化，不过，有些学者出于对大法官在位时间越来越长、退休年龄逐步增高的不安，最近提出了一个建议：增加一批新的大法官，让最老的大法官转任资深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具体工作转交年纪较轻的九个人去处理。

图32010年10月1日，在最高法院任职或曾任职的四位女性在艾琳娜·卡根大法官的就职典礼上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卡根、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和退休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

起初，最高法院成员都是新教徒，不用多说，这些人当然都是白人男性。最高法院第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是1836年被任命的第五任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瑟古德·马歇尔1967年被任命前，最高法院的成员都是白人，1981年上任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则是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自那以后，最高法院的成员结构慢慢地越来越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多元性，虽然反映得并不全面。瑟古德·马歇尔1991年退休后，他的席位由第二位非洲裔美国人克拉伦斯·托马斯填补。1993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成为奥康纳之后的又一位女性大法官。2010年10月4日，最高法院新开庭期首次召集时，审判席上已有三位女性（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艾琳娜·卡根）；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托马斯；一名拉美裔，索托马约尔；六名天主教徒；三名犹太人。约翰·保罗·斯蒂文斯2010年退休时，是最高法院唯一一名新教徒。1916年，首位犹太人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被提名时，曾激起轩然大波，之后许多年间，最高法院只保留了一个“犹太人席位”。[1] 但是，到艾琳娜·卡根2010年加入最高法院、成为院内三位犹太人大法官（另外两位是金斯伯格和布雷耶）之一时，被提名人的宗教背景通常已被视为无关紧要。

大法官的原籍问题也是如此。过去有许多年，总统们一直努力保持最高法院成员在地域上的平衡，认为最高法院应通过来自本国不同地区的成员，反映不同的利益和视角。但是，当卡根作为第四位纽约客（另外三人是斯卡利亚、金斯伯格和索托马约尔）进入最高法院时，地域问题早就不是影响大法官提名的重要因素了。临近纽约的新泽西州还出了第五位大法官小萨缪尔·阿利托。

当代最高法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大法官们的职业背景不够多元化。2006年，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阿利托补缺后，最高法院全体成员在被任命为大法官前，都是上诉法院法官，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艾琳娜·卡根2010年被提名后，打破了这一局面。她担任过联邦首席政府律师，之前还做过哈佛法学院院长，是最高法院39年来（自1971年提名的威廉·伦奎斯特和小刘易斯·鲍威尔算起）首位没有过法官经历的成员。[2]

过去，很少有人能预测到最高法院成员会出现这种职业背景单一化的局面，那时候，大法官们都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高级官员中产生。以沃伦法院（1953——1969）的成员为例，其中有三人做过联邦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哈罗德·伯顿和谢尔曼·明顿，只有明顿曾在下级法院任职），另有两人担任过联邦司法部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和汤姆·克拉克，两人都未担任过法官）。其他人都在地方、州或联邦层级担任过民选官员。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当过三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4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过副总统。他之前也没有过担任法官的经历。

对最高法院成员任前履历要求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代大法官任命和确认程序的政治关切。与以往相比，提名与确认程序更多地成为就最高法院的职能和大法官应秉持的宪法价值观进行全国性辩论的场合。当然，围绕最高法院的提名环节，一直存在政治冲突——自乔治·华盛顿以来的总统们都知晓这一点，富兰克林·罗斯福驯服“不听话的”最高法院的努力则堪为例证。但是，最近几十年间，政府内分歧扩大，国会党争日益严重，最高法院深度卷入引发分裂的社会议题之争，再加上法院内部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对任何一位大法官的提名都变得分外关键。再考虑到具有党派偏见的人煽动全方位媒体炒作的能力，很容易理解的是，总统在填补最高法院空缺时，自然不希望遭遇任何意外，无论是在确认环节，还是被提名人未来在最高法院履任后。了解一个陌生的被提名人的最便捷、稳妥，尽管不是万无一失的途径，就是他的司法从业记录，这些记录可以显示潜在候选人对具体法律议题的立场和裁判技艺。事实上，总统通过任命一位在任法官，可以实现双重目的：既能选择一个公认的靠得住的人，又可以化解关于提名受意识形态主导的联想。

但是，如果总统拟通过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推进国会尚不认同的某项议程，那么，无论被提名人的资格、履历多么优秀，都极有可能遭遇强烈阻击，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内部的平衡容易打破的情况下。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罗伯特·博克法官引起的那场“大战”，常被称为导致当代“确认乱局”的事件。尽管或许只有程度之分，并无实质区别，但是，在媒体强烈的聚光灯下，对博克的提名之战，最终沦为一场政治惊悚事件，留下一笔改变日后提名处理模式的惨痛教训。

对博克的提名，具备酿成一场政坛纷争的所有要素。之前那年11月，参议院改由民主党掌控，里根行政分支失去了参议院的支持，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外交政策上又为“伊朗门”丑闻苦恼不已。博克法官做过多年法学教授，后来被行政分支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预备人选，放到联邦上诉法院工作。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保守派人士，时常公开撰文反对当代宪法的各种理念。博克被提名填补的席位，之前属于温和保守派刘易斯·鲍威尔，鲍威尔当时是“摇摆票”大法官，在不同立场势均力敌的最高法院，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所以，如果博克成为大法官，意味着在最高法院内部，堕胎和平权措施问题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因为鲍威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堕胎和平权措施。

自由派团体和民主党参议员中的大佬联合起来打算挫败对博克的提名，宣称博克是“非主流”人士。[3] 在为期一周，并被电视全程直播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被提名人正中反对派的下怀：他竭力为自己“原旨主义者”的司法理念辩护，激烈批评最高法院利用宪法条文中不存在的隐私权，维护夫妻避孕权和女性堕胎权的做法。毫无疑问，对罗伯特·博克的提名以58票反对、42票赞成遭到的挫败，阻止了最高法院迅速的保守化转向。来自位于加州的联邦上诉法院的温和保守派人士，安东尼·肯尼迪法官，最终通过确认，得到这一席位。他支持堕胎权，并且与博克截然相反的是，他也坚定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言论自由权。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几年，肯尼迪多次加入最高法院多数方，驳回布什行政分支单方面对敌方战斗人员制定羁押政策的权力诉求。罗伯特·博克作为局外人，强烈谴责了这些判决。

下述争辩，已断断续续持续多年，即参议院是否应在最高法院被提名人的专业资质符合要求时，抛开参议员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尊重总统的选择。在理论层面，这样的争论仍在持续。而在实践层面，对博克的“确认大战”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虽然博克法官的资质明显合格，参议院还是坚持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评估他的专业资质；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博克的表现却让大多数参议员感到惊讶。司法委员会审查完博克的听证会发言后，在近一百页的报告结尾写道：“由于博克法官对宪法与审判职责本身的狭隘视界，批准对他的确认，极可能对未来的国家需求不利，还会扭曲垂范久远的宪法承诺。”

博克提名受挫后，他的支持者们警告总统，今后再不能提名一个在当下重大议题上留下太多“书面记录”的人出任大法官。但是，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预测并不准确。例如，出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前，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曾是民权律师界的领军人物，1970年代，她在最高法院打过六场官司，在说服大法官将性别歧视视为宪法议题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律师执业记录亦即书面记录，数量庞大。但她还是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轻松快速地通过了参议院的确认。与提名博克时的一点区别在于，白宫和参议院当时都在民主党控制之下。另一点不同则是，在上诉法院工作12年间（罗伯特·博克也曾在同一家法院与她短暂共事），她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审慎、温和的法官。此外，她当年倡导的理念，多数已被最高法院接纳，所以她当然不可能被视为“非主流”人士。

尽管金斯伯格1993年在司法委员会接受听证时，政治上占据优势，她还是开创了一项先例，并改变了之后的确认听证会模式：她只在最低限度内与参议员们谈及自己的司法立场。她拒绝回答任何抽象问题，又以不应就可能诉至最高法院的议题表态为由，回避了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在此过程中，她没有否认自己已公开表态过的立场。之后的被提名人，大都采取这一策略回避问题，导致如今的确认听证会成为没什么看头的例行公事。（金斯伯格在上诉法院的同事，安东宁·斯卡利亚，在1986年的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上采取了一种更极端的方式：“什么也不说”策略。他告诉参议员们：“我想我不宜回答任何与最高法院具体判决有关的问题，哪怕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那样的关键判例。”博克的听证会之后，人们希望被提名人至少能对最高法院历史上的重要先例保持尊重。）

2005年被提名出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罗伯茨，也留下过不少书面记录，他年轻时在里根治下的司法部和白宫从事法务工作期间，撰写过不少备忘录和分析报告。这些书面记录中，有些内容对民权诉求不屑一顾，还有一些流露出明显的保守派立场。但是，罗伯茨——他也与博克、金斯伯格在同一所上诉法院共事过——在确认听证会上也打定主意回避关于本人立场的提问。罗伯茨在开场陈述中说，与政策制定者不同的是，法官应受先例约束，并对自己的角色保持“适度谦卑”。他告诉参议员们：“法官就像裁判。裁判不会制定规则，但要适用规则。”并非所有参议员都打消了疑虑，但效果已经足够。参议院最终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了对第十七任首席大法官的确认，反对票全部来自44名民主党参议员，即其中的一半人投了反对票。[4]

尽管总统和参议员们高度重视最高法院的提名环节，被提名人上任后的表现，还是时常出人意料。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称做“意识形态转向”，认为这样的情况很常见——甚或已成定律，而不止是例外，有些大法官不止一次地发生意识形态转向。近几十年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哈里·布莱克门，他1970年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大法官时，被视为一个可靠的保守派人士；各方面迹象显示，他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童年好友，刚刚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的沃伦·伯格高度一致。但是，光阴似箭，等到布莱克门24年后退休时，他已是最高法院最具自由倾向的大法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已比他刚加入时保守多了，但是，他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向左转”的变化，还是很让人震惊。[5]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被提名时也是共和党人，他在长达34年的任期中，也变得更趋自由化。同样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和戴维·苏特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但程度略轻。在最高法院变得更趋保守的大法官数量要少得多。这或许是因为1967年到1993年间，没有民主党总统提名过大法官，可能“向右转”的大法官自然不多。近些年最明显的大概要算约翰·肯尼迪总统1962年任命的拜伦·怀特。

如何解释这些心智成熟、职业经历丰富的人观念上发生的这种实质性转变？（布莱克门进入最高法院时，已经61岁，而且已在联邦上诉法院担任了11年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麾下的司法部长时，曾认真观察过最高法院的人事变化。1941年，他在自己被任命为大法官前出版的《为司法至上而斗争》一书中，就此问题发表了看法。在书中，他问道：“为什么最高法院对被任命者的影响，要远大于被任命者对最高法院的影响？”事实上，杰克逊本人的立场也是在最高法院发生转变的。过去，他是总统权力的坚定拥趸，后来却对这项权力的运用渐生怀疑，在1952年的一起案件（即“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中，他发布的一份意见设定了限制总统权力的框架，至今仍被广泛引用。[6]

回到杰克逊之前提出的问题。在最高法院独一无二、大权在握的体验，会带来新的视角，动摇固有成见——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只是部分人。有人研究了1969年至2006年间，共和党总统任命的12位大法官，发现被任命者之前在联邦行政分支的工作经历，与他们出任大法官后意识形态的稳定程度有强烈关联。这12个人中，一半人加入最高法院前，曾在行政分支实际任职，另一半人则没有类似经历。只有那些没有行政分支任职经历的人，才出现了“向左转”的情况。另一位学者回顾了厄尔·沃伦1953年上任以来的历史，并指出，被提名者获得任命时的居住地点，是识别他们在公民自由问题上“投票态度变化”与否的关键因素。被提名时就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人，立场一般不会发生转变。而那些来自特区外环线以外的人，立场会更趋自由化。当然，在联邦行政分支工作过的人，绝大部分就居住在华盛顿城内，虽然两者并不完全重合。也许是人到中年后，迁移到新城市带来的新的挑战性经历，才使新大法官更能接受新的观念。

图4威廉·道格拉斯，摄于1939年3月20日，当天他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道格拉斯时年50岁，是最年轻的被提名者，他在最高法院的任职年限也最长，1975年才宣布退休。

宪法规定，联邦法官与总统、副总统和“联邦全体文职官员”一样，将因“犯下重罪或品行不端”遭到弹劾。尽管已有十余位联邦下级法院法官遭众议院弹劾，并被参议院定罪，而且在刑事定罪后被免职，国会还从来没有解除过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务。1804年，众议院曾以发表煽动性言论为由，投票弹劾塞缪尔·蔡斯大法官。蔡斯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热情支持者，他发表的言论，尤其是他在担任巡回法官期间提交的一份批评杰弗逊总统的大陪审团指控，激怒了新上台的杰弗逊共和党人。然而，蔡斯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参议院最终也判定他无罪。他在最高法院又工作了七年。这起事件确立的原则是，不认同一位法官的司法行为，并不是正当的弹劾理由。

尽管如此，1960年代，仍有许多人呼吁弹劾厄尔·沃伦首席大法官，1970年代，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发起努力，试图弹劾直言无忌的自由派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福特弹劾道格拉斯的努力，得到尼克松行政分支的支持，内容主要指向这位大法官在审判业务之外的行为，如多次婚姻、出版著作、为杂志撰稿和为私人基金担任董事。当被要求解释这些行为为什么属于应当被弹劾的过错时，福特回答说：“只要众议院多数成员在特定历史时刻认为相关行为属于可以被弹劾的过错，就可以提起弹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详尽调查了道格拉斯受到指责的行为，但拒绝建议发起弹劾，弹劾努力最终无疾而终。道格拉斯于1975年退休，他在任时间共计36年，是最高法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大法官。造化弄人，就在一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因面临弹劾而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成为总统。

最后，想说一下新近出现的一项争论，涉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制的利弊。这场争论主要局限在法学学术界，范围也许不会进一步扩大，但颇能说明人口统计学趋势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制宪辩论时，法官终身任职制并非一开始就得以确立。托马斯·杰弗逊就反对这么规定，认为法官应当以四到六年为一个任期，可以连任。但制宪者们最终决定，为维护司法独立，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就可以终身任职，工资也永远不得减少。

然而，时至今日，左右两翼对这项制度都有批判之声；也有学者发出批评，他们声称：当高龄大法官为了显示政治忠诚度，竭力推迟退休时间；当总统为了让自己的政治遗产绵延久远，物色的提名对象越来越年轻时，终身任职制对最高法院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都产生了不当影响。不用说，现在的大法官活得越来越久，在任时间也越来越长。1789年到1970年间，大法官平均任期为15年。1970年到2005年，平均任期蹿升到26年多。从1994年到2005年，最高法院有11年没有出现一个席位空缺，这也是自182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人事更替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改变终身任职制的直接方式，就是修改宪法；就算并非全无可能，修宪也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许多呼吁变革者提出了一套法律方案，希望借此实现同样的效果：继续任命终身任职的大法官，但规定有效任期为18年。18年后，大法官将转入半退休状态，类似联邦下级法院的操作模式。[7] 半退休状态者可以在只有八位大法官审案且支持和反对票数相同时打破僵局，也可以承担其他司法工作。九位现任大法官一旦空出一个席位，可以由新的被任命者补缺。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两年就可以有一名新大法官得到任命。换句话说，每位总统可以任命两名大法官，这样就可以规范现在席位出现空缺时才能任命的不规则情形。没有一位总统会再有吉米·卡特那样的遭遇，在他的任期内，最高法院一个席位都没有空出来。

终身任职制的批评者指出，所有其他借鉴司法独立等美国模式的宪政民主制国家，最高法院法官都没有实行终身任职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都设定了固定的年龄限制，而德国、法国、南非的宪法法院法官也有固定任期。50个州当中，只有罗德岛州最高法院法官没有任期限制。对终身任职制的批评，也许一直都不会被公众关注到。但是，它提出了司法独立究竟得靠什么保障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仅仅靠纸面上的规定，还是靠人民对法院寄予厚望、法院又以公允裁判维系这种信任的国家文化？

【注释】

[1] 1916年1月28日，威尔逊总统提名路易斯·布兰代斯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参议院拖了四个多月才获批准，这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法官确认程序。反对布兰代斯出任大法官的人很多，但并非基于他的犹太人身份，而是排斥他的进步主义法律观和政治改革观。在此之后，最高法院内的犹太人大法官先后有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阿瑟·戈德堡、阿贝·福塔斯、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布雷耶、艾琳娜·卡根。

[2] 首席政府律师（Solicitor General）：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配备5位副手和20位助理。联邦行政分支的某一部门或机构在上诉法院败诉后，会向司法部提出申请，希望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复审。首席政府律师的基本职责，是代表联邦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决定将哪些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复审，如果相关案件被最高法院受理，首席政府律师将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由于这个职位十分重要，又被称为“第十位大法官”。

[3] 自由派与保守派：当代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民主党是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又称左翼；共和党相对反对变革，又称右翼。进入20世纪后，民主党渐渐被贴上自由派的标签，共和党则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从政治观点上看，自由派赞成堕胎、同性婚姻、平权措施、安乐死、移民政策，要求扩大联邦政府权力、限制死刑、反对公民个人持枪、禁止政府支持宗教活动。保守派则坚决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安乐死，支持死刑，赞成公民个人持枪，要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减少对富人减税、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积极推动宗教进入公立学校、政府机构等公共领域。不过，两派观点也并非绝对对立，保守派也存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自由派也有中间偏右的观点。一般来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司法立场上多倾向自由派，如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布雷耶、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艾琳娜·卡根；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司法立场上多倾向保守派，如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塞缪尔·阿利托；还有的大法官虽然由共和党总统提名，但立场飘忽不定，被称为中间派，如现任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经常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相持不下时，投出决定性的一票。关于美国当代社会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中间主义思潮，可参见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167页。

[4] 这些参议员中，也包括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5] 关于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与沃伦·伯格之间的恩怨，可参见本书作者为布莱克门大法官撰写的传记，即［美］琳达·格林豪斯：《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何帆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6] “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1952年4月8日，杜鲁门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全国87家主要钢铁公司。6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宣布，杜鲁门总统无权接管钢铁公司的资产，哪怕工人罢工会对朝鲜战场的战事不利。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指出，总统发布命令，必须根据联邦宪法或国会制定的法律，而国会制定的法律中，并没有任何一条授权总统可以侵占民间私有财产，更没有授权他以武力方式，解决劳资纠纷。对于总统是三军统帅，可以动用战时权力的说法，布莱克同样不以为然。他说，朝鲜战争只是局部战争，国家并没有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就算总统贵为三军统帅，也不能用武力解决民间的劳资纠纷，更不能用刺刀强迫工人继续从事钢铁生产。即使非如此不可，也必须经过国会授权。总之，既然总统无权立法，所作所为又无法律依据，接管行为自然违宪。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本案中发布的是协同意见。

[7] 根据联邦法律，满足退休条件的联邦法官（年满70岁，担任联邦法官满10年者；或年满65岁，担任联邦法官满15年者）可以直接退休，也可以申请转任资深法官。资深法官相当于一个“半退休”性质的过渡岗位。转任资深法官后，原来的席位会空缺出来，不再占据法官编制，总统可以任命新法官补缺。资深法官享受一定优待。联邦法官退休后，可以领取与最后工作年度年薪相同的退休金。而资深法官可以继续享受之前的薪酬，不因办案量降低而减少。如果中间遇到加薪，薪酬与退休金也会相应增加。资深法官可以视体力、精力，审理适量案件（约为过去的50%），法院会根据工作量，为资深法官配备专门的办公室、助理和秘书。

第四章 首席大法官

宪法第三条，规定了与司法分支相关的内容，却只字未提首席大法官一职。显然，制宪先贤准备设置这一职位，不过这个意图只能从宪法文本本身推导出来——宪法第一条明确要求由首席大法官主持参议院对总统的弹劾审判。有人事后曾问威廉·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如何看待自己1999年在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审判中的作用，他笑着回答：“我其实无所作为，但我表现不错。”

无论制宪先贤当初如何设想，如今已没有人再认为首席大法官无所作为。两百年来，伴随法律发展与传统积淀，这一职位要履行的职责也日渐庞杂。根据2006年一项研究的总结，国会陆续在81条单独的法律条款中赋予首席大法官特定职责或权力。这些职责涵盖的范围甚广，从指导国会图书馆购买法律书籍，到任命11位法官组成特别法庭来批准政府搜集海外情报和开展窃听。[1] 根据法律，首席大法官是国家艺术馆和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成员；[2] 负责主持制定联邦司法政策的美国司法联席会议；负责判定其他大法官是否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签署“失权证明”。

首席大法官行使的唯一一项最重要的权力，还是投出决定某起最高法院案件的判决结果的九票中的一票。对第六位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来说，这才是真正要紧的唯一职责。1868年，蔡斯在一封信里写道：“人们对首席大法官的权力有极大的误解，在最高法院，他只是八名法官之一，每个人都享有同等权力。[3] 他的判断分量并不更重，他的投票也不会比其他弟兄更重要。他主持庭审，还有一些额外的工作会丢给他做。仅此而已。”[4]

即使首席大法官在审判席上仅是平等者之首，要想在21世纪认识这一职位，还是需要对它的权力有更全面的理解。把今天的首席大法官视为首席执行官将更为确切，他既是最高法院的首席主管者，也是整个联邦司法分支的首席主管者。[5] 通往联邦法院职位的传统职业发展路径，所能为这一全能型职位提供的历练少之又少。上个世纪里，为出任这一岗位准备最为充分者，无疑是第十任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做过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塔夫脱于1921年至1930年间在任，意料之中地，他也是工作最卓有成效的首席大法官之一。

图5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首席大法官，摄于1921年他刚履任时。他是唯一一位既当过总统，又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

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在最高法院的任职经历也是有效的历练，尽管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17位首席大法官中，只有4位之前担任过联席大法官。其中3人——伦奎斯特、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和哈伦·菲斯克·斯通——是在最高法院任内晋升的。（约翰·拉特利奇未被算在这一名单内，乔治·华盛顿提名他出任首席大法官未果，他本人虽通过确认，成为联席大法官，但从未履任。）第四位做过联席大法官的则是查尔斯·埃文斯·休斯。1916年，他为竞选总统，辞去大法官职务。14年后，塔夫脱首席大法官逝世，赫伯特·胡佛选择休斯接任首席大法官一职。

即使进入最高法院前已经过确认，被提名为首席大法官的人，仍需再接受一次单独的参议院确认，并获得新的委任状。作为确认政治的一部分，这项要求也许是为了制约总统直接提拔在任大法官。如威廉·伦奎斯特1986年被里根总统提名晋升时的情形那样，确认程序很容易变成对提名对象在最高法院工作表现的投票表决，以及对最高法院整体发展方向的表决。

我们今天使用的头衔是“美国首席大法官”，这一称呼最开始并不明确。无论是首部《司法法》，还是宪法本身，都没有比“首席大法官”这一称谓更详尽的表达。后来人们开始使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一繁冗称谓。1860年代，国会开始使用现在的称谓，梅尔维尔·富勒1888年被委任为首席大法官的委任状上就出现了这一称谓。

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而非法律，指导着首席大法官履行纯粹司法方面的职能。他主持“内部会议”（the Conference），这是最高法院对大法官全体会议的专门称呼。[6] 如果他在某起案件的投票中位于多数方，则享有指定自己或多数方任何一位大法官撰写判决意见的权力。如果首席大法官位于异议方，则由多数方最资深的大法官负责指定。

最高法院的惯例是，各位大法官在同一开庭期内负责撰写的多数方意见数量大体相同。不过，意见撰写的指派，通常包含大量权衡和策略，并不是单纯按名单轮流指定。这是因为，五位大法官组成多数方推翻或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并不意味着这五个人立场一致，或对判决结果或推导方法的认同程度一致。所以，在投票结果比较接近、多数方的立场可能不太牢固的案件中，相当常见的是，负责指派的大法官——无论他是首席大法官还是联席大法官——会把撰写多数方意见的任务，分派给多数方中立场最不坚定的大法官。分派者希望这位立场摇摆的大法官，能够通过阐释多数方的判决理由来说服自己，进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即某位大法官被异议方更有说服力的意见所吸引，转投另一方阵营。

尽管如此，上述情况还是偶尔发生。例如，1991年开庭期，就一位神职人员在公立高中毕业典礼上的祈祷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最高法院正反双方的投票结果就十分接近。此前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已判定这种做法违宪，最高法院受理了学区的上诉。庭审之后，大法官们在这起名为“林奇诉唐纳利案”的案件的投票中，以5票对4票决定推翻下级法院判决，宣布神职人员引领下的祈祷仪式合乎宪法规定。[7]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指派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撰写多数方意见。在撰写判决意见的那几个月中，肯尼迪发现自己站错了队——这一结论意味着这起案件的结果将彻底扭转。肯尼迪把自己的想法通知了首席大法官和异议方最资深的联席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推翻高中毕业典礼祈祷案的判决意见写完后，思路看起来完全不对。”他在给布莱克门的信中写道，同时补充说，自己已经重写了意见初稿，维持下级法院关于祈祷行为违宪的判决。这下，轮到布莱克门指派判决意见主笔者了，布莱克门还是选了肯尼迪。于是，肯尼迪继续撰写判决意见，为争取布莱克门和前异议方其他成员的认同，他对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几个月后，1992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了5票对4票达成的判决，判定神职人员在公立学校毕业典礼上引领的祈祷仪式违宪。之后12年间，外界并不知道最高法院内发生的这一戏剧性内幕，直到布莱克门捐赠给国会图书馆的文档对外公开。

判决意见主笔者的指派权是首席大法官的一项重要权力资源。同一种结果，判决意见的范围可宽可窄。首席大法官如果想把某种具体学说推向特定方向，或者不想让某种见解上升到特定高度，那么，利用他对自己同事裁判风格和偏好的了解，足以让这项权力充分发挥作用。当然，首席大法官最终与其他大法官一样，手中只握有一票。

除了在四位法官助理协助下处理法院的审判事务，首席大法官也负责管理拥有400名员工的最高法院大楼的运转。最高法院配备了专门警力。还有工作人员负责复杂的文件流转。每周大约有150件新的申诉提交上来，已列入庭审安排的案件也会有稳定数量的诉状提交。这些文件都需要逐项审查，确保其符合诉讼规则的要求。诉状是否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是否在规定篇幅内？封皮是否选对了颜色？［诉状的类别决定着封皮颜色，只需要瞥一眼封皮，就能辨明诉状类型：新案件提交的诉状（白色）；赞成维持下级法院判决一方提交的诉状（红色）；“法庭之友”提交的诉状（深绿色或淡绿色，取决于这位“朋友”支持哪一方）。］这些文件每周整理建档后，就会被放进九辆小推车，送往各位大法官的办公室。最高法院书记官［书记官（Clerk）是最高法院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要与法官助理（Law Clerk）搞混了］管理这一环节的工作，执法官（Marshal）则负责安保工作。首席大法官同时会配备一名行政助理，作为首席与司法分支内各机构的联络人，承担最高法院内外的重要职责。

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就是上述机构之一。就像它的名称表明的，“行政办公室”是联邦司法管理的中枢机构。首席大法官选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后者上任后仍要对首席负责。联邦司法系统拥有1200名终身任职的法官、850名其他类别的法官、30000名雇员，以及近60亿美元的预算，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完全处于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与管理之下。

首席大法官同时是美国司法联席会议主席，这个组织由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各巡回区内一位富有经验的地区法院法官，以及联邦国际贸易法院的首席法官组成。司法联席会议每年在最高法院召开两次，其前身是巡回法院资深法官会议，是塔夫脱首席大法官说服国会授权成立的。成立联席会议的最初目的，是“就改进联邦法院司法工作相关事宜”为首席大法官提供建议。

时至今日，司法联席会议的职能已大为拓展。它的主要职责是由一些委员会来完成的，这些委员会负责制定与联邦法院管辖范围和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因素相关的管理规则。司法联席会议下辖22个委员会，共有约250名成员，这些法律工作者、法官都以能受到首席大法官邀请，为司法联席会议服务为荣。司法联席会议本身时常为争取更多法官员额或为法官增加薪酬等事宜与国会沟通。它也会评价那些将对司法工作产生潜在影响的即将出台的立法。在这项职能上，司法委员会和首席大法官的功能与游说集团的成员颇为类似，即尽可能促成或阻止特定政策出台。

例如，1991年，司法联席会议抵制一项法案，该法案允许性暴力犯罪受害者在联邦法院起诉侵害人并索取赔偿。首席大法官本人在1991年的年度司法报告中，批评这部法案创造了一项“过于宽泛的私人诉讼权利，立法将使联邦法院陷入大量家庭纠纷之中”。三年后，经过修订，这部法案以《防治对妇女施暴法》之名正式发布实施。2000年，首席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主笔的多数方意见判定这部法律设定的新索偿措施无效，因为国会没有发布该法的宪法权力。

“联邦司法系统”年度报告是沃伦·伯格首席大法官开创的。1970年，他履任第二年就开始发布这项报告，之后经常会在1月的美国律师协会大会上以演讲形式发布。报告出炉时间与总统发布国情咨文的时间大致相同。伯格的继任者威廉·伦奎斯特不再出面宣读，改为每年新年前夜发布书面报告，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沿袭了这一做法。[8]

首席大法官承担的绝大部分职责都是公众看不到的，但近年这项发布年度司法报告的传统，强调了首席大法官作为政府第三分支公共代言人的象征角色。是首席大法官作为东道主接待来访的各国宪法法院法官；是首席大法官站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的中心，主持总统就职宣誓仪式。2005年1月，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因患甲状腺癌而病重，已有三个月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他还是从病床暂时爬起，坚持履行职责，主持了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就职典礼。这也是伦奎斯特最后一次在最高法院外公开露面。他在六个月后逝世，时年80岁，这也是他出任大法官的第33个年头。

图6厄尔·沃伦是位活跃的政治家，1953年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从来没有过法官经历。这张海报是他早期在加州成功的选举生涯中使用的。他后来三度出任加州州长。

人们习惯以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名字命名某一历史时期的最高法院，但是，17位首席大法官，并非每个人在公众心目中都留下了同等印记。文森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1946——1953）没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而紧随其后的沃伦法院（1953——1969）却让公众印象深刻。尽管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才是沃伦法院一系列里程碑判决的幕后设计师，但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名字却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在那一时期，自由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方驱动宪法，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

“除了履行的职责本身，在任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对这些职责的运用以及履责的方式，”一位研究最高法院的学者二三十年前指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是无形的东西，是个性特征——这个位居核心地位的人散发出来的道德力量。”

做过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留下的遗产，之所以比近代任何一位首席大法官都更加不可磨灭，是因为它不仅包括已决先例和那座大理石建筑（最高法院大楼），还包括最高法院控制自己案件量的权力。在塔夫脱首席大法官的努力下，国会在1925年《司法法》中赋予最高法院更宽泛的自主选案权。（这部法律俗称《法官法案》，反映了大法官们在其起草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大法官们从此不必再被迫审理所有通过正当途径提交过来的上诉。这部法律对最高法院起到了脱胎换骨的影响。该法生效几个月后，塔夫脱首席大法官在一篇文章里阐述了允许大法官自主选案的重大意义：“设置最高法院的目的，不是为纠正特定诉讼中的某个错误，而是要考虑那些判决结果涉及如下原则的案件，这些原则的应用事关广泛的公共利益或政府利益，并且应当由终审法院来宣布。”他随后列举了最高法院应当关注的案件类型：“涉及联邦和州的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问题；涉及个人宪法权利的实体性问题；可能影响到广大民众利益的联邦法律的解释问题；联邦司法管辖权问题；适用范围广泛、以至于需要最高法院来释疑的法律中不时存在的疑难问题。”

换句话说，最高法院不再是那些败诉当事人提交上来的任何法律争议的被动接受者。它也不再仅仅是司法系统中的最高上诉法院。大法官们将会决定哪些案件——哪些问题——重要到足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吸引整个国家的注意力。新的《司法法》提醒那些试图通过申请“调卷复审令状”（最高法院受理某起案件的指令的专业用语）将官司送到最高法院的人们：“审查调卷复审申请与权利无关，法官对之有充分的司法裁量权，只有具备特别而重要的理由才可能被批准受理。”最高法院从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导者，不仅如此，它还设定着这个国家的法律议程。

【注释】

[1] 首席大法官可以确定11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外国情报监控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决定是否批准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目的提出的窃听申请。

[2] 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该组织囊括19座博物馆、9座研究中心、美术馆和国家动物园以及1.365亿件艺术品和标本。也是美国唯一一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同时也拥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系统和研究联合体。该机构大多数设施位于华盛顿特区，此外还有部分设施散布在从纽约到弗吉尼亚州，甚至巴拿马的广阔区域。该机构的诸多博物馆除圣诞节外，全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学会董事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副总统、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和6名非官方人士组成。

[3] 当时，最高法院只有八位大法官。

[4]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男性大法官之间彼此以弟兄（brethren）相称。《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1979年合著的揭示最高法院内幕的著作，即以The Brethren为书名。

[5] 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目前的年薪为223500美元，比其他年薪为213900美元的同僚要多出近10000美元。这一数字差异，说明因首席大法官承担了部分专属于他的司法职责，国会认为其工作的价值要高于另外八位地位平等的最高法院成员。如果薪酬可以量化的话，九位大法官在96%的工作上是相同的，首席仅额外比其他同僚多承担4%的工作。

[6] “会议”这个词在美国最高法院有两重含义。首个字母小写时（conference），代表的是一般会议。首个字母大写时（Conference），代表九位大法官全体出席的会议。如果一份备忘录是一位大法官转给其他八位大法官的，抬头会写上“致全体会议”（To the Conference）字样。

[7] 请读者注意，作者这里援引的案名有误，“林奇诉唐纳利案”应为1984年发生的一起关于“政教分离”问题的案件。根据作者对案情和判决结果的描述，她提到的这起案件应该是1992年宣判的“李诉威斯曼案”。

[8] 约翰·罗伯茨历年提交的联邦司法年度报告都有中译本，2006年至2009年度的报告已由本书译者译出，参见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306页。

第五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2）

除了为最高法院争得自主选案权，塔夫脱首席大法官还留下一座大理石办公大楼：1935年，塔夫脱去世五年后，也即最高法院首度召集145年后，大法官们搬进了这栋大楼。对最高法院来说，拥有一栋专属于自身的办公楼，在象征意义和实用价值层面，兼具重要意义：既昭示着它统领政府三大平等分支之一的地位，还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办公室——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家里办公。

直到去世前，塔夫脱首席大法官作为国会授权成立的最高法院大楼项目委员会主席，一直积极投身于相关工作。他提议将地址选在与国会大厦东侧一街之隔，邻近国会图书馆的一块区域。他选定著名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出任大楼的总设计师，后者设计过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如联邦海关大楼、纽约市联邦法院大楼。吉尔伯特设计的同样位于纽约市的66层的吴华兹大楼，自1913年落成之后近20年间，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图71932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大楼奠基仪式。仪式由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大法官主持。负责修建这座大楼的塔夫脱首席大法官和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此时都已逝世。

首席大法官要求吉尔伯特设计出“一座高贵和显要的大楼”，设计师依循了这一指示。大楼整体颇似一座古科林斯风格的希腊神庙，西面正门前有16根大理石立柱。三角墙上有一组雕像，象征着“自由至上，受秩序和权威守护”。直到2010年，来最高法院参观的人们仍可以穿过正面广场，拾阶而上，从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柱顶楣梁下走进这座大楼。尽管一些大法官以没有必要和兆头不好为由提出反对，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后来还是基于安保考虑，关闭了正门通道。访客现在只能从台阶下一个新设的安检区域进入最高法院。

图8自上而下俯瞰最高法院法庭，可以看到弧形的审判席。青铜栏杆前的座位是为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成员预备的。

最高法院大法庭的内部空间宏伟壮观，又出人意料地给人亲密之感，它长91英尺、宽82英尺，位于一层主通道的尽头，这条通道又被称为“大厅”。令人惊讶的是，律师发言席距离大法官们略高一些的审判席非常近。已适应最高法院庭审气氛的律师有时会说，如果庭审比较顺利，看起来就像律师在与大法官们聊天。除了预留给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成员的席位，法庭还安排了300个旁听席位，供公众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参与旁听。最高法院门前的旁听者一般会排两队，一队是只打算观摩几分钟的游客，一队是希望全程旁听完一小时庭审的人。

最高法院的公开庭审环节，只是案件裁决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一年当中，大法官们只用约40天时间听审。从10月到次年4月，他们每个月会选取两周连续开庭（周一、周二和周三，通常只在上午开庭）。除非最高法院另有指示，辩论时间一般为一小时，双方各有30分钟发言时间。照此日程表，大法官们每个开庭期会审理大约80起案件。

有经验的出庭律师都知道，他们的发言时常会被打断。大法官们在一次庭审中问上数十个问题，是很常见的事。《最高法院诉讼规则》涉及庭审的内容也提醒律师们：“言词辩论应根据是非曲直强调和厘清书面诉状中的诉讼要点。出庭律师应假定全体大法官已在言词辩论前读过诉状。不提倡在言词辩论中宣读事先拟好的文稿。”成功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不仅能够随机应变，他们还深入思考过自己的案子在更广阔的法律空间内的方位，清楚知晓大法官想要从庭审辩论中得到的是一种确信，即支持任何一方的判决究竟会产生何种更深远的影响。例如，判决对下一起案件可能产生什么意义，对再以后的案件呢？在大法官们自己看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重要性远远大于解决对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为了检验律师的观点能否推而广之，大法官们经常虚设多种情境，抛出许多错综复杂的假设性问题——这时候如果回答“大法官阁下，这与本案无关”，显然是不会被法庭接受的。

图9这是一份“当日开庭通知”，即“布什诉戈尔案”当日的言词辩论日程表，此案决定了2000年总统大选之争的结果。两位总统之位角逐者都由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代理，西奥多·奥尔森代表小布什州长出庭，戴维·博伊斯代表戈尔副总统出庭。小约瑟夫·克洛克代表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出庭，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席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大法官们在平常一小时基础上，又专门为此案增加了半小时言词辩论时间。

对大法官们来说，许多屡次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已是熟面孔，每个开庭期都会亮相几次，年年如此。其中尤为显眼的是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成员，他们隶属于司法部，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按照法律规定，首席政府律师必须“精通法律”，他们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确认。除了首席政府律师的副手，这个办公室内还有另外24名律师，这些人都是文职雇员，往往会在多位总统的行政分支内连续任职。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在最高法院做过法官助理，正式离开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他们或会加入律所，从事与最高法院相关的诉讼业务，或会开创自己的诉讼事业。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就是依循上述发展路径，并取得耀眼成就者之一。[1]

言词辩论是最高法院对外公开的环节，但实质工作大部分发生在幕后。首先是选案程序。近几个开庭期，最高法院收到了大约8000件复审申请。这些申请被称为调卷复审令状申请（petitions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certiorari”是一个拉丁词语，原意是“得了解”或“弄清楚”。在更随意和更常见的情况下，请求最高法院复审的申请被简称为“复审申请”（cert petitions）。按照《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的要求，这类申请必须符合固定格式。首先是“提请复审的问题”，应“力求简短，切忌长篇大论或啰嗦重复”。陈述应简洁明了，不含作为附件提交的下级法院判决，陈述不得超过9000个字。除非最高法院批准延期，申请必须在拟上诉案件的判决作出后90天内提交。

最高法院在处理这些申请方面，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有一小类案件不是以复审申请，而是作为“管辖权声明”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从具体操作上看，对这类案件，大法官需要采取如下措施：驳回上诉；在不发布判决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简易裁决；或者“确认管辖权”，开庭审理此案，和其他案件一样处理。对管辖权问题的深入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这里只需指出：这一曾经重要的属于“强制性上诉”类别的案件，目前仅限于《投票权法》引发的诉讼。1980年代中期，国会同意了大法官们关于剔除绝大多数其他类型强制管辖权类案件的要求，最高法院由此获得更大的选案裁量权。）

《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第十条提醒复审申请方，“根据调卷复审令状启动的复审并非基于权利，而是基于司法裁量权”，而且申请只有“具备确有必要的事由才会被批准”。规则随后列举了“最高法院考虑的事由类型”。所列事由主要是联邦下级法院之间或州法院之间在“重要联邦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国内税收法典》或任何其他联邦法律中某个条款的含义，在任何巡回法院都应该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位于波士顿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是在位于芝加哥的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同样的道理，无论是加州最高法院，还是纽约州最高层级的上诉法院，对联邦宪法某个条款的解释也应当是一致的。（当然，州法院可以自由解释本州宪法，赋予个人权利比联邦宪法更多——但不能更少——的保护。）律师为了说服最高法院受理某个案子，通常会努力证明此案存在《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第十条中提到的法律分歧。即便如此，相关法律问题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能够吸引到大法官们的注意力，还是完全由大法官决定。

按照传统的“四票规则”，要有四位大法官投票同意受理某起案件，才能“批准调卷复审令”。四票距离形成多数当然还差一票，但是，这个规则在大法官们态度坚决、票数接近的案件中，必然会激起策略性行为。设想一下，有四位大法官被申请人说服，认为下级法院的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应当批准复审。如果他们不确定能最终争取到第五张票，或许会放弃受理这起案件的机会，因为这样总好过在全国范围内创制一项“错误”规则。政治学家把这种做法称为“防御性驳回”。[2] 然而，更多情况下，大法官会认为，案件的最终结果不如解决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律分歧那么重要，尤其是在法律解释类案件中。如果国会不同意最高法院对法律解释类案件的判决，他们可以用修改法律的方式推翻判决。

每年从几千份申请中筛选出几十起准备受理的案子，对一所仅由九位成员组成的法院来说，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1970年代中期，由于申请量骤升，大法官们找到一种办法来减轻工作负担，即让年富力强的年轻法官助理组成“集体审议小组”（cert pool）。按照这一做法，每份申请都由审议小组中的一名助理代表参与小组的全体大法官进行审查。该助理会撰写一份备忘录，总结下级法院判决内容，列出同意受理和不同意受理的主张，并提出处理建议。当然，也仅仅只是建议而已。参加“集体审议小组”的多数大法官（近年只有一到两人不参加）会从自己的四名助理中派出一人，结合大法官的个人立场，对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即便如此，“集体审议小组”制还是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制度不仅使最高法院更有可能与重要案件失之交臂，而且很可能加重在拒绝受理方面的顽固偏见。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法官助理们建议批准申请时，既要担心大法官拒绝建议，还害怕发生更糟糕的情形：大法官受理后才发现，这些案件按程序法的要求，应当驳回才是。“集体审议小组”制的支持者则认为，上述疑虑都是夸大其词。他们指出，任何真正重要的议题都必定会多次诉至最高法院，并且最终都会被注意到。

对最高法院选案程序更为细致的批评——其实更大程度上是经过观察给出的评论——来自学者们。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要么不能反映在公众看来最为重要的那些问题，要么只反映某个重要议题的某一非典型侧面，对于解决典型案件毫无助益。例如，2007年，最高法院十年来第一次就公立学校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作出判决，这个议题向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最高法院却选择了一起过于特殊的个案，这起名为“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的案件，涉及校方对一个打着措辞含糊的条幅，有可能表示也有可能未表示支持使用违禁药品的学生的处罚。[3] 对校区如何处理常见的因学生关于政治、校规或性取向的言论引发的争议，终审判决并没有提供任何指导。正如最高法院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桑福德·列文森指出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必然只局限于“可诉的宪法”内容，即那些可以作不同解释、充当律师和法官解释法律的渊源的宪法条款。与此相对的则是“刚性的宪法”内容，即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条款，如小州在联邦参议院拥有的过度代表权，这类条款不在任何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列文森写道，“执著于可诉的宪法内容”，导致人们“过高估计了法院和法官的重要性，无论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拒绝复审既不会设定一个先例，也不意味着最高法院赞成下级法院的判决——这一点常被人们误解。申请被以“拒绝复审”的形式驳回，原因有很多。这其中不仅包括偶尔出现的“防御性驳回”，更常见的原因则是缺乏实质冲突甚至缺乏实体性法律问题（许多复审申请会请求重审案件的事实问题），又或大法官认为某个案子固然涉及有意思的议题，却由于任何一种程序性问题而属于“蹩脚的载体”。

除非大法官采取进一步措施，所有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都会被视为驳回。所以，第一步是要将申请从俗称的“死亡清单”转移到“待议清单”上，供大法官们在每周例会上讨论。首席大法官负责决定哪些申请入选待议清单，并主持会议，大法官们在会上以年资为序，依次发言并投票表决。（当周听审案件的讨论与投票，也适用同样的程序。）会议通常在周五召开（5月和6月则安排在周四），会议上形成的“指令”——受理或拒绝受理案件的清单——会在下周一公布。最高法院通常不会给出受理或拒绝受理的理由。但在极个别情况下，“指令清单”会附上一位或多位大法官对驳回复审申请决议的异议意见，他们会在异议中解释为什么认为此案本该受理。

按照法律规定，最高法院的开庭期从每年10月第一个周一开始。但是，大法官们其实在之前一周，即9月的最后一个周一，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会开会审议夏季闭庭期内陆续积压的大量调卷申请。法律并没有规定每个开庭期结束的确切日期。大法官们通常会把目标定在6月最后一周，而且几乎总能如期结束。除了发生紧急情况，4月底之后就不再开庭，大法官们会利用5月和6月，撰写本开庭期七个言词辩论期中未决案件的判决意见。（为确保这一机制如常运转，当年1月后新批准受理的案件要到秋天到来，新的开庭期开始之后才听审。）与许多经常把一个开庭期的案子拖到下一个开庭期审理的法院不同，最高法院一直严格坚持当期开庭、当期处理。任何案件开过庭后，如果本开庭期未能下判，必须在下一个开庭期完全重新听审。这一强制性规则可以激励大法官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在6月份审结本开庭期的所有案件。由此也催生了一个略带贬义的短语，“六月判决”，形容那些匆匆忙忙赶出来，明显有拼凑痕迹的判决意见。

每个开庭期最重要的判决，大多数会在6月宣判，所以许多人认为大法官们可能是故意把好戏留到最后揭晓。事实却远非如此。最高法院通常从11月就开始发布判决意见，之后的开庭期内陆续都有意见发布。但是，自然而然地，分歧最小的案件，即会得出一致或近乎一致的判决的案件，会最早宣判。疑难复杂案件，或其他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引发诸多协同意见或异议意见的案件，耗时更长，甚至会旷日持久，直到7月4日国庆周末迫近，面临时间压力，大法官们才会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妥协，赶在6月底宣判。

判决意见会在开庭当天，庭审开始前公开宣读。撰写多数方意见的大法官会宣读判决要旨。撰写异议意见的大法官如果觉得情绪激动，不吐不快，之后也可以宣读异议意见的要旨。大法官当庭宣读的，并非判决正式文本的一部分，而是从长篇意见中撷取的、有助于现场听众厘清案情的要点。与其他法院不同的是，最高法院对宣判日期不会提前作出任何预告，法庭内的宣判就是官方首次宣告案件已经判决。宣判后，正式文本将在数分钟内上传到最高法院官方网站上（www.supremecourt.gov）。最高法院也会在网上公布每日的庭审记录。每周五，网站还会公布本周庭审的音频记录。

近些年，互联网进一步拉近了最高法院与公众的距离，拉近程度甚至连几年前都无法想象。网站上除了可获取其他资源外，还可以获取就已受理案件提交的诉状（得益于最高法院与美国律师协会的合作），以及每份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经过的全部程序，无论是被批准的还是被驳回的申请。以前需要前往最高法院书记官办公室才能拿到的最高法院待审案件表和审判流程方面的信息，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获取。

最高法院一楼设有媒体工作室。调卷复审令状申请和诉状都有副本供媒体取阅，所有庭审也会为记者们预留专门席位。电视台记者也是最高法院报道团队的成员，但法院不允许摄像机或其他摄影设备进入法庭。戴维·苏特大法官说过，电视摄像机若想进入法庭，除非跨过他的尸体。极少有大法官如此形象地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也从未有过哪位大法官站出来表态支持过电视直播。

【注释】

[1] 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1955年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他以优异成绩读完哈佛本科后，于1979年考入哈佛法学院，担任过《哈佛法律评论》执行编辑。1979年至1980年间担任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亨利·弗兰德利的法官助理，1980年出任时任最高法院联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官助理。后先后任职于里根行政分支的司法部（1981——1982）、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1982——1986）。1989年至1993年出任副首席政府律师，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1986年至1989年间，以及1993年至2003年间，他作为私营律师，在华盛顿特区执业。2003年，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2005年进入最高法院时，他是自1801年履任的约翰·马歇尔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年仅50岁。

[2] 关于“防御性驳回”的详细介绍，参见［美］H.W.佩里：《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傅郁林、韩玉婷、高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206页。

[3] “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2002年1月，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要从阿拉斯加州朱诺地区经过，为庆祝这一盛举，沿途的朱诺——道格拉斯高中准许在校学生暂时停课，并在老师指导下到校门口观看。火炬经过时，站在学校街对面的几名高中生突然打出一条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有“为耶稣抽大麻”（BONG HiTS 4JESUS）字样。校长看到这个横幅后非常震惊，跑上前去要求学生们把横幅拿掉，其中一名叫约瑟夫·弗雷德里克的学生拒不服从，被勒令停课十天。他随后提起诉讼。2003年，阿拉斯加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有利于校方的裁决，指出：学生们当时观看冬季奥林匹克火炬接力跑，是学校组织的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在这期间如果出现赞同吸毒的言论，学校负责人完全有权斟酌处理。案件上诉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后，该院作出了有利于学生的裁决，裁定校方侵犯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判决认为，即使是高中生，只要他的言论没有扰乱学校活动或教学任务，他就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校方上诉至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支持了校方的观点，罗伯茨亲自起草的法院意见指出：勒令停课的行为没有违背宪法的规定。

第六章 最高法院与立法、行政分支

“三权分立”这个短语，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联邦政府三大分支各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运行。更准确的形象是，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最高法院是其中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即使最高法院与总统、国会表面和平共处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暗自紧张，这反映的与其说是机制障碍，不如说是部门界限和决策方式上的截然差异。三者关系会周期性地恶化，一开始是失衡，之后则可能以权力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止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司法系统，都会手握可资调用的重要工具，参与到各政治分支之间的互动当中。它面临的挑战，亦即它“永久的两难困境”，用从事司法研究的著名学者斯蒂芬·伯班克的话说，在于“参与到政治体系中，但又不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正如伯班克指出的，不同政府分支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形式结构主导，就在多大程度上受各种行为准则和传统惯例主导。例如，宪法允许国会弹劾并免去联邦法官的职务，但弹劾标准是这名法官犯下刑事罪行或严重失德，而不是国会成员不喜欢他的判决。

图102009年1月14日，距离宣誓就职还有六天，当选总统奥巴马携尚未履任的副总统拜登在最高法院内部会议室拜访诸位大法官。从左至右，依次是：奥巴马；小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戴维·苏特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和小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缺席。

透过大法官们与国会或白宫立场不一致的案件，可以检视最高法院与其他政府分支的关系。重要的最高法院案件犹如一出大戏，各大权力机构都是演员，最高法院也不例外。有些演员会成为胜利者，有些演员则沦为失败者。但是，必须认识到一点：在法庭之外，最高法院其实是以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频频与其他政府分支发生联系的。最高法院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年度预算申请，大法官们也会轮流到国会相关小组委员会作证，陈述最高法院的经费需求。国会决定着大法官和全体联邦法官的薪酬。约翰·罗伯茨成为首席大法官后，将说服总统和国会给久未涨工资的联邦法官加薪视为一项要务，但他的请求始终被置之不理。

司法部长，会同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及高级成员，每年会造访两次最高法院，与首席大法官和司法联席会议成员会面。这类非公开会面讨论的议题，包括临近的立法规划和更宽泛的政策问题。反过来，每年1月，最高法院也会受邀听取总统对参众两院所作的国情咨文报告。根据以往的惯例，即使不是全体大法官，至少也会有几位大法官到场。2010年1月，奥巴马总统利用这一场合，批评了最高法院一周前作出的一项判决，这起名为“公民联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案件的判决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企业更广泛的资助政治竞选的权利。电视摄像机摇向大法官们时，拍到阿利托大法官喃喃自语，以一句“并非如此”回应奥巴马总统对此案判决的评价。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事后高调质疑大法官继续参加国情咨文发布会的必要性，认为这类场合“非常恼人”，与其说是国家仪式，不如说是“学生的动员大会”。2011年的国情咨文发布日临近时，对于大法官们到底会如期而至，还是敬而远之，人们都心存疑虑。阿利托大法官那天有意去了夏威夷。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和另外五位大法官还是莅临现场，总统在走向讲台经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表示了问候。

国情咨文发布会上这段插曲，或许会被描述为一段反映部门之间紧张关系的情节剧，更严肃的关系，则表现在国会不断尝试剥夺联邦法院或最高法院对某些案件的管辖权。国会里的南方议员和其他保守派对沃伦法院的判决的回应，就是不断抛出提案，试图剥夺最高法院对校园种族隔离、州议会议员名额分配、反共忠诚和安全事务等案件的管辖权。公立校园祈祷、朗诵效忠誓言和公共场所“十诫”陈设物引发的案件，都成为国会议员泄愤的靶子和呼吁剥夺管辖权的对象。此外，最近几年，刑事量刑问题也导致国会与联邦法院系统关系紧张。国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指责联邦法官量刑过宽。2003年，国会制定了一部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就量刑幅度低于《联邦量刑指南》的判决向国会提供报告。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谴责了这项被称为“菲尼修正案”的立法，说它是“试图对法官个人履行司法职责施加威吓的无理且有欠考虑的做法”。

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使用，也是导致分支之间紧张关系经常发生、不断持续的因素。与通过剥夺法院管辖权的方式应对最高法院的宪法类判决相比，国会反制最高法院法律类判决的措施要更频繁、更有效。1990年代初，由于最高法院几年前在一系列民权案件中向右转，国会不得不作出激烈回应。1990年和1991年通过的多部立法推翻了最高法院的十多个判决。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签署生效的第一部法案，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这部法律推翻了最高法院2007年在一起就业歧视案中的判决。“莉莉·莱德贝特事件”生动说明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能把一项议题既推上国家的法律议程，又推上政治议程。莉莉·莱德贝特是一家轮胎厂的管理人员，也是这个岗位上唯一一名女性。她在退休之后，才知道自己多年来领的工资，一直比厂内任何一名男性少。她根据1964年《民权法》第七节提起诉讼，这部法律禁止在工作场所出现基于种族和性别的歧视。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在“歧视行为”发生后的180天内起诉。尽管雇主针对莱德贝特的歧视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但她的律师声称，根据负责实施相关法律的联邦机构对180天时限的解释，她有权提起诉讼。按照该机构确立的“时效随支薪行为递增”规则，雇主每次支付薪水，都体现了歧视待遇，如此一来，诉讼时效就可以重新起算。大多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赞同该机构的解释，但位于亚特兰大的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即审理莱德贝特案的法院，却拒不接受上述机构确立的规则，推翻了陪审团之前作出的由轮胎公司赔偿300万美元的一审裁决，并驳回诉讼请求。

2007年，最高法院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中，以5票对4票判定维持原判。多数方意见的裁判依据，是最高法院早年在其他就业歧视行为（如解雇、不予晋升或不予录用）上适用1964年《民权法》第七节“180天限制”规定的判例。阿利托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方意见指出，同样的规则应适用于“情况略有不同”的不平等薪酬案件。位于异议一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反驳称，本案事实上与先例存在关键性的不同。她说，解雇、不予录用或不予晋升都是公开的行为，容易认定，但是，多数私营公司雇员是无法探知同事拿多少工资的。金斯伯格大法官认为，由于莱德贝特与其他雇员一样，工资也是定期增加的，所以她没有合理理由怀疑自己在退休时的薪酬比男同事少了40%之多。

金斯伯格当庭宣读了自己的异议意见，这是异乎寻常的做法。她的举动使该案判决更加引人注目，人们不再将之视为解决劳动法中模糊条款的技术性判决，而把它看做关于民权、意识形态斗争和最高法院未来的新前沿。当时，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阿利托大法官作为最高法院的最新成员，上任还不到18个月。如果他的前任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还在，十有八九会投票支持另外一方，最终判决结果也会迥然不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迅速采取措施，打算以修正《民权法》第七节的方式，推翻最高法院这一判决。2008年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阻止了这一修正案通过。这起意外事件当然的女主角莉莉·莱德贝特，成为所有此类进步人士的有力象征，这些进步人士对刚完成人员更替的罗伯茨法院和共和党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景心怀恐惧。2008年夏天，莱德贝特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发表演说，争取到民主党在国会重新推动法案的承诺。这股动力最终促成法案在国会通过，并呈至新总统案头。

在激起轩然大波的“莱德贝特案”判决之后的那个开庭期，随着就业歧视问题骤然凸显，最高法院对雇员们关于工作歧视的抱怨似乎变得热心起来。在数起案件中，多数方的意见都支持了雇员一方。

“莱德贝特事件”来去匆匆。完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关于立法意图和联邦法律含义的零散争议，也会如此骤来骤去。但是，围绕国会立法权的范围，最高法院与国会之间还有更深入的宪法层面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会周期性地爆发而又平息，但并无终结迹象。或许，这类冲突本来就内置于宪法设计之中。

进入现代，政治分支与最高法院之间的严重冲突有两个重要阶段，中间间隔了60年时间。第一阶段是关于“新政”的斗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期内，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成员组成的多数方，废止了新行政分支经济复兴计划的多数内容。最高法院判定，国会制定的包括《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在内的十几部法律，不管从规制州际商事还是从提供公共福利方面来说，都是越权行为。罗斯福宣布，是时候“采取措施，从最高法院手中拯救宪法了”。

1937年初，罗斯福连任后，提出《司法系统改组法案》，即众所周知的“法院填塞计划”。根据这一提案，只要有任何一位在任大法官超过70岁还没退休，总统就可以任命一位新大法官——根据当时在任大法官的年龄状况，罗斯福可以新任命六位。提案引起巨大争议，最终因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否决而作罢。然而，由于最高法院迅速转向，开始支持《社会保障法》和高度注重劳工权益的《国家劳资关系法》等“新政”关键措施，罗斯福还是被视为获胜者。接下来，美国进入了联邦政府权力急剧扩张、日益介入社会生活的时期，要到将近60年后，最高法院才再次以超越立法规制商事的权限为由，宣布国会出台的法律无效。

这场纷争于1995年重启时，最高法院的目标，是一部禁止在校园附近持枪的含义模糊的联邦法律。由于各州都有类似立法，这部名为《校区禁枪法》的联邦法律命运如何关系不大。然而，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洛佩斯案”中判定这部法律无效，宣告了伦奎斯特法院联邦主义革命的开始。[1]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在多数方意见中写道，如果维持这部法律的存在，将会混淆“真正的国家事务与真正的地方事务之间的界限”。这一分析意味着一个漫长时段的结束，此后最高法院将不再允许国会自行在特定立法中判断，国家事务与地方事务之间的界限是否对任何一种特定的立法都至关重要。本案判决是以5票对4票作出的，异议方迅速指出了可能的影响。苏特大法官警告说，“看来可以合乎情理地问一句，最高法院今天迈出的一步，是否预示着本院近60年前就已摆脱的根本站不住脚的司法理念再次回归？”

随后，最高法院又马不停蹄作出了一系列内部分歧较大的判决，不仅根据宪法“商事条款”，还依照第十四修正案，限定国会的立法权限。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换句话说，这也是该修正案第一款关于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的内容得以实施的保障。在1990年代联邦主义革命推进过程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就是第五款中“实施”（enforce）一词的含义，以及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赋予国会立法权限的范围。国会的权力是否仅限于实施那些已经被最高法院采纳的对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作出的解释？或者国会有实质权限根据自己的宪法观点立法？

这一问题还与针对保护宗教自由的争论交织在一起，后者首先令大法官们产生分歧，随后酿成最高法院与国会的冲突。在1990年的一个判决中，最高法院拒绝为一些人提供保护，这些人主张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豁免于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律的约束。在这起名为“俄勒冈人力资源厅劳动处诉史密斯案”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定，在宗教仪式上服用致幻药物佩奥特碱的美籍印第安人，如果因违反雇主禁止吸食毒品的规定被开除，不得享有领取失业救济的宪法权利。

作为回应，国会迅速通过一部法律，并略带挑衅地将之命名为《宗教自由恢复法》。新法规定，一部貌似宗教中立的法律，不得以对宗教活动造成负担的方式适用，除非政府可以证明这种负担服务于“紧迫利益”。德克萨斯州伯尼市的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区援引《宗教自由恢复法》，要求拆毁一座受历史遗迹维护法典保护的老教堂，以便重建一座新的更大的教堂。教会认为根据《宗教自由恢复法》，此事可以免受《历史遗迹维护法》规制。市政府则反过来宣称，《宗教自由恢复法》违反宪法。市政府提出，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授权国会立法矫正对宪法权利的侵犯，而不是立法赋予某种权利比最高法院已界定的范围更宽泛的含义。

在1997年的“伯尼市诉弗洛里斯案”中，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支持了市政府的主张。最高法院指出，国会实施宪法的权力仅是“矫正和预防”性质的，因而不采纳“任何关于国会根据第十四修正案拥有实质性的、非矫正性的权力的说法”。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方意见，在形式上带有权力分立主义者的口吻。“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时，是在做司法分支分内之事，履行界定法律的职责。”肯尼迪大法官的话，援引了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为人熟知的判词。他总结道：“国会权力的范围虽然宽泛，却受第十四修正案‘实施法律条款’约束，《宗教自由恢复法》违反了权力分立和联邦权力平衡赖以维持的关键原则。”

伦奎斯特法院的多数方采用了对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和宪法“商事条款”的类似解释，来推翻其他法律，如《防治对妇女施暴法》，这部法律允许性别暴力的受害妇女在联邦法院起诉施暴者（2000年“美国诉莫里森案”）。最高法院同时判决，各州（作为雇主）不必受反对雇佣歧视的联邦法律的约束，不管反对的是年龄歧视（2000年“基梅尔诉佛罗里达州高等教育监管委员会案”）还是残疾歧视（2003年“阿拉巴马大学董事会诉加勒特案”）。

出人意料的是，2003年，在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本人的引领下，最高法院突然转向，驳回了质疑《家事和医疗假期法》合宪性的一项类似诉求。这部法律要求政府雇主与私营雇主一样，应留给雇员处理家庭紧急事务的时间。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方意见判定，不遵从这项法律的州不得豁免于诉讼。这起名为“内华达州人力资源厅诉希布斯案”的案件的判决，似乎意味着联邦主义革命已经自然而然地展开。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高法院与国会在这个特定问题上的对抗，其表面上的中断只是暂时现象。至于这个“暂时”是指几年还是几十年，其实并不确定。

最高法院与总统之间的斗争，在小布什行政分支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引发的案件中体现得格外明显，这种斗争既有当代回响，也在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后人常援引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最高法院支持切诺基印第安人的判决的回应：“既然约翰·马歇尔判了，就让他去执行吧。”其实，他可能没有说过这句话。不过，这句话之所以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在我们的设想中，总统最希望能对最高法院这么说。我们能够想到的最高行政首长，比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74年“美国诉尼克松案”中被最高法院勒令交出作为罪证的“水门录音带”；再比如比尔·克林顿，在1997年“克林顿诉琼斯案”中，面对某位女士的性骚扰指控而被剥夺民事诉讼豁免权。

1952年，杜鲁门总统介入战时劳资纠纷，最高法院对这一做法的回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象征着最高法院有权拒绝总统所主张的紧急状态特权。事实上，它远不是一个象征符号那么简单：钢厂接管案，即众所周知的“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近年来被最高法院多次援引，用于抑制总统所主张的在关塔那摩湾实施羁押政策的单方面权力。

根据杜鲁门的命令，联邦政府为预先阻止钢厂工人罢工，避免罢工影响国家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军火产量，决定接管国内所有钢厂。钢铁业诉至联邦地区法院，抗议接管措施。这起案件在强烈的紧迫感驱使下迅速推进，从提起诉讼，到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相隔不到两个月。所有成员都由罗斯福和杜鲁门任命的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作出对总统不利的判决。雨果·布莱克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方意见驳回了总统的主张，即尽管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总统采取措施的权力包含在宪法第二条之中。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加入多数方意见，并提交了一份单独的协同意见。正是杰克逊的这份意见，在界定总统权力边界方面，被后世援引得最为频繁。

杰克逊大法官将总统可能实施的行为分为三类，他将之描述为“对某些现实情形某种过于简化的分类，在这些情形下，总统本人可能会质疑、他人也可能会挑战总统的权力”。首先，“当总统按照国会明确或隐含的授权行事时，他的权限处于最大化状态，既包括他自身拥有的一切权利，还加上了国会所能委托的一切权力。”第二，杰克逊大法官将“总统在国会既未授予也未拒绝授予权力的情形下行事”界定为“模糊区域”，在此，总统“只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权力”，这种依靠是否合法，“很可能取决于事态的紧急程度和当时不可预知的情形，而不是抽象的法学理论”。最后，“当总统采取的措施违背了国会明确或隐含的意思时，他的权力就处于最小化状态。”杰克逊将对钢厂的接管措施归入第三类，认为总统的行为与国会已经出台的三项立法并不一致。“本案中的行政行为源自总统的个人意愿，代表着未经法律授权而行使权力。”他总结道。

与杜鲁门总统一样，小布什总统宣称，宪法第二条赋予他设立军事委员会的权限，审理那些羁押在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敌方战斗人员”的战争罪行。与“钢厂接管案”时期的最高法院一样，在2006年的“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五位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方判定，总统关于自己固有权限的主张并无充分根据。斯蒂文斯大法官在他撰写的多数方意见的脚注中，提到了“钢厂接管案”判决。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协同意见，得到多数方其他三位大法官的加入，这份意见明确按照杰克逊在“钢厂接管案”中的意见框架展开。肯尼迪大法官并没有把总统设立军事委员会的行为归入杰克逊提到的第二类行为（国会缺乏相关规定），而是纳入第三类：总统的行为不符合联邦法律的明确规定。

“哈姆丹案”并非最高法院与小布什行政分支羁押政策的首次遭遇，也不是最后一次。两年前，也即2004年的“拉苏尔诉布什案”中，最高法院否决了行政分支试图令关塔那摩湾的被羁押者脱离联邦法官管辖范围的做法。最高法院判定，从实际功能上看，位于古巴的军事基地属于美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法律解释上，联邦法院有权根据人身保护令相关法律，审理几百名被羁押者对无限期关押政策之基础的挑战。最后，在国会与恼羞成怒的总统的共同努力下，国会立法剥夺了联邦法院审理关塔那摩湾被羁押者提交的任何人身保护令申请的管辖权。在2008年的“布迈丁诉布什案”中，大法官们以5票对4票判定这项剥夺法院管辖权的立法违宪。[2]

最高法院与政治分支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兵来将挡的紧张往复，会在新总统入主白宫后暂时中止。国内政策案件开始取代外交事务案件，进入司法领域。然而，没有人可以认为，最高法院与总统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会真正偃旗息鼓。

【注释】

[1] “美国诉洛佩斯案”：1990年代，保守派大法官占据最高法院多数席位，他们试图通过判决，从宪法基础上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强化联邦主义观念。“美国诉洛佩斯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92年3月10日，一个叫洛佩斯的学生携带一支手枪来到圣安东尼奥的埃迪森高中。校方接获匿名举报后，迅速将洛佩斯拦下，武器被搜出后，后者很快被逮捕，根据德克萨斯州法律，他将因在校园持有武器而被起诉。但是，到了第二天，州内的起诉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检察部门的起诉，指控他违反了1990年《校区禁枪法》，该法禁止在校内或学校附近持枪。洛佩斯被判六个月监禁，他的律师随即以《校区禁枪法》侵犯州权为由提起上诉。1995年4月26日，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作出判决，宣布《校区禁枪法》违反了宪法“商事条款”。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主笔的多数方意见（奥康纳、斯卡利亚、肯尼迪和托马斯加入该意见）判定国会立法因超越宪法“商事条款”赋予的权限而无效。伦奎斯特在意见中引用了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第45篇中的一段话：“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各州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很多但没有明确的规定。”此案详情，可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6——77页。

[2] “布迈丁诉布什案”：最高法院在这起案件中判定，宪法关于“人身保护令状”的规定，适用于羁押在关塔那摩的囚犯，国会立法中止令状的行为违反宪法。关于最高法院与关塔那摩囚犯有关的一系列案件的详情，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十五章“节制总统权力：‘关塔那摩囚犯案’”。

第七章 最高法院与民意

本杰明·卡多佐说过，法官“并非淡然地伫立在偏远苦寒的山巅；那些席卷其他人的伟大浪潮，不会刻意改道，从法官身旁绕行”。[1] 卡多佐的这些话，出现在名为“司法过程的性质”的系列讲座的结论部分，时值1921年，卡多佐还是一名州法官，尚未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话在多年之后仍显得合乎实际，同时也暗示着一个难解之谜。法官们，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活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感知将如何影响自己的判断？更具体来说，最高法院与公众有着怎样的关系？

大法官们本身对此也有话说。“我们法院的判决能否产生力量，取决于公众的信心和信任。”奥康纳大法官在一场名为“作为司法平等的维度之一的公众信任”的演讲中说道。她解释说：“我们没有执行判决的常备军，对于这些判决的正确性，我们仰仗公众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留意民意和公众对司法制度的态度，我们也必须尽力构建和维系这种信任。”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曾说，如果法官不受民意洪流的影响，将“的确非同寻常”。“法官只要是正常人，都和其他职业的人一样，终究会受民意的影响。”他在一场名为“宪法与民意”的演讲中说道。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一位即将履任的法官打算如隐士一般地自我隔离于所有社情民意之外，恐怕会收效甚微；他就算不受当前民意的影响，也会受到履职时的民意的影响。”

尽管说法略有不同，上述司法态度有别的大法官都认为法官对民意的关注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大有裨益，甚至势在必行。两位大法官都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践。多年来，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一直是最高法院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的坚定批评者，该案判决要求警察在讯问被羁押的嫌疑人之前，必须提醒对方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这一提醒如今已广为人知。但是，当最高法院有机会在2000年推翻“米兰达案”时，首席大法官却将最高法院引向截然相反的立场。在“迪克森诉美国案”中，他撰写的多数方意见并没有推翻“米兰达案”，而是宣布国会试图推翻此案判决的立法违宪。“‘米兰达案’判决的精髓已经如此融入日常警务实践，以至于‘米兰达告诫’已成为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伦奎斯特写道。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为提升学生的种族多元化程度，采取了考虑申请人种族背景的入学政策，挑战这一政策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之前20多年间，奥康纳一直是平权政策的批评者。但是，在2003年的这起名为“格鲁特诉博林杰案”的案件中，她支持了法学院的政策，并代表多数方撰写了判决意见。她在判决中援引了支持法学院一方的教育界领袖、大企业家和军方领导人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为了培养一批被广大公民认同的领导人，通向领袖之路应当对来自任何人种和种族的才俊敞开。”奥康纳如此归纳法学院一方的核心论点。她确信，自己之所以被说服，不仅是因为上述论点本身，还在于它们是由代表了广大精英阶层意见的人士提出来的。

我们无须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上面两位大法官在自己曾多次公开表态的问题碰到现实个案具体而清晰的检验时，都可能突然扭转立场。关键在于，他们每个人考虑手头的案子时，都不只是将之视为一个抽象的法律论题，而是把它们看做不仅是在法律因素，也是在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下产生的争论。没必要因为上述两个案件的多数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公众舆论，而一定要去赞同两种判决结果中的任何一种——事实上，伦奎斯特就在“密歇根案”中持异议意见，并谴责法学院的招生规划是“赤裸裸的促进种族平衡的措施”。

学者们认为最高法院与民意的关系难以捉摸。两位司法行为实证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李·爱泼斯坦和安德鲁·马丁，合写过一篇题为“民意影响到最高法院了吗？或许如此（但我们不确定为什么）”的文章。文章梳理了与这一议题相关的诸多政治学文献，其中许多都缺乏说服力，内容也相互矛盾。作者的结论是，最多只能说最高法院与民意似乎存在关联，但没有充分证据“将这种关联上升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无法证明民意的确影响着最高法院。

但是，无论如何，民意都不可能只走在单行道上。公众或许会影响最高法院，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最高法院也可以影响到公众。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的经典比喻，将大法官比做教师；一篇名为“作为共和国教师的最高法院”的著名文章描述过早期大法官的作用，说他们巡回审判，向大陪审团介绍法律要点时，正是在履行“国民教师”的职责。作者总结说，“大法官是否应该教化民众，这一点并无疑问，也不可能有疑问，因为在民主政体下，教化与裁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

如莉莉·莱德贝特事件所示（2007年的“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可以成为公共讨论的催化剂。有时，在一个案子宣判甚至开庭之前，受理行为本身就能起到这一作用。199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主动关注宪法是否保护在医生协助下自杀的权利，将这一不受关注的议题带入公众视野，成为舆论焦点。1997年，最高法院在“华盛顿州诉格拉克斯伯格案”判决中，对这一宪法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但公共讨论和争议仍在持续，后来的民意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让绝症患者濒死前能在医生协助下结束生命。就此议题的一项民意研究总结道：“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的案子，与在其他领域的一样，将原本非常抽象的哲学和法律争议，变成大众话题。”

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行为辩护者，必须时常与批评者论战，后者认为，由那些并非民选而且终身任职的法官，来判定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或者说“反多数的”。这类批评的力度时强时弱，说明最高法院多少有些偏离民意。其实，不难理解最高法院为何会有规律地偏离民意。由公众情绪变化带来的民选多数派的更迭，远比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快，因为最高法院成员的任期通常有几十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的九位大法官中，最早任命的雨果·布莱克在位时间不仅比罗斯福行政分支长，而且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位总统，在尼克松首届任期过半时方才退休。从1994年中期到2005年中期，是国内政治陷入纷争的一段时期，中间还穿插了2000年大选之争，这期间最高法院席位没有出现一个空缺。逼得罗斯福搬出“法院填塞计划”的大法官们，遭到了左翼的批评；沃伦法院则受到右翼的批评；罗伯茨法院，某种程度上更趋于调和，却再次受到左翼的批评。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最高法院与公众之间，似乎保持着某种平衡。民意调查经常反映出，对最高法院的“笼统”支持——换句话说，支持这个机构本身，而不是其特定行为——要高于对其他政府机构的支持。当然，这个事实并不能单独说明什么。调查还一再显示，当前的公民教育程度不足，公众对最高法院知之甚少。例如，在2005年的一次调查中，只有55%的受访者知道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某个措施违宪。（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说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称。）所以，公众对最高法院表示的信任，或许反映的是信仰的程度，而非实际知识水平的跃升；人民希望信任某些政府机构，而且更容易判定自己不喜欢政治分支的哪些部分。或者，公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反映了政治学家所说的“合法性假设”，按照这一理论，一旦最高法院就某一议题作出判决，总会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得出结论：“如果他们认为应当如此，那一定是对的。”

又或者，基于本章开头引用的大法官们表现出的对民意的认识，从长远来看，最高法院还是会回归正轨，避免判决偏离主流民意太远。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半个多世纪以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就评论道：最高法院是“政治领导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同盟”的一部分。达尔说，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最高法院内的主流政策立场从不会长久偏离美国立法多数派的主流政策立场”。

既然最高法院与政治分支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最高法院的行动引起的反应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最高法院，随着时间推移，甚至会促使最高法院改变方向。所以，总统候选人可能将最高法院作为目标，比如理查德·尼克松当年就曾批评沃伦法院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判决，许诺上任后任命“对犯罪采取铁腕手段”的大法官。尼克松后来任命的四位大法官，虽然有人在其他方面的确令他失望，但这些人都一直致力于阻止刑事被告权利的扩张，即使沃伦法院的主要判决仍赫然在案。

或许，验证罗伯特·达尔观点的另一途径在于指出，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国家的精英，倾向于持有精英立场。这一点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中几乎是肯定的，在这起案件中，七位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方判定堕胎是一项宪法权利。七人当中，有四人由共和党总统任命，这其中，又有三人——沃伦·伯格首席大法官、小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和多数方意见撰写者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由理查德·尼克松提名到最高法院。“罗伊诉韦德案”的多数方意见对此案诉至最高法院之前，公共健康界和法学界的领军人物持续十年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这些人要求不再将堕胎行为列为犯罪，而1960年代初，堕胎在各州均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另外，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期间，一份全国性报纸上刊载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众赞成这样的说法：“是否堕胎只能由当事妇女和她的医生去决定。”多数男人、女人、新教徒、天主教徒、民主党人、共和党人（68%的共和党人，相较于59%的民主党人）赞成上述说法。所以，大法官们可以合理推定，他们打算发布的判决，将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最初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到197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党争加剧，宗教右翼势力抬头，堕胎议题再次陷入纷争。

对“罗伊诉韦德案”的政治反应来得比较缓慢。1973年1月“罗伊案”宣判后，首个加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约翰·保罗·斯蒂文斯，由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提名。不同寻常的是，在整个确认听证会上，被提名人没有被问到一个与堕胎有关的问题。如果把参议员们在最高法院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的提问，视为观测国家重要法律议题的风向标，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堕胎在“罗伊案”法院判决近三年后，仍未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议题。

然而，在1980年代，最高法院受到不断升级的压力去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先是里根行政分支，接着是老布什行政分支，在五个不同的场合，都要求最高法院推翻这一判决。1980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首次呼吁任命“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和无辜者生命神圣性”的法官。之后十年间，随着新任命的大法官陆续到任，最高法院内部支持维护堕胎权的多数优势逐渐减小，看似消失。

以上就是1992年总统大选前夕，最高法院受理一起挑战宾夕法尼亚州限制堕胎法的案件时的背景。大家都清楚，这起案件其实是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潜在载体。投票结果似乎也可以预见。但是，几乎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最高法院拒绝这么做，而是以5票对4票，在这起名为“宾州计划生育联盟东南分部诉凯西案”的案件中重申了“罗伊案”的“判决精髓”。[2] 这份非同寻常的判决意见，由奥康纳、肯尼迪和苏特三位大法官联袂撰写——三人都是1980年之后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其中提到了最高法院承受的压力，介绍了为什么“机构完整性原则”要求重申“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三位大法官写道，“如果推翻（‘罗伊案’）判决，将会付出巨大代价”，这么做“将严重削弱最高法院施展司法权力的能力和作为致力于法治事业的一国最高审级法院的功能”。

三人联合撰写的判决意见充分展示了最高法院对自身与民意关系的立场，有必要大段援引如下：

宪法授予联邦司法系统，尤其是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是美国政府权力根源的最佳展现。正如每一代美国人都被正确告知的，对最高法院判决的支持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而且，除非在极小程度内，它也不能独自强迫人们遵守其命令。最高法院的权力，来自它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既寓于实体也寓于感知，它体现在法官对法律含义的解释和法律要求的宣示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

判决接着指出，“如果缺乏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在攻击之下重新检视并推翻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判决，将引发最严重的问题，损害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判决继续写道：

一旦作出维持前后一致这一承诺，只要支持该判决的力量依然存在，对问题的理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到足以使这个承诺过时，作出承诺者就仍然受到约束……

在目前的条件下，推翻“罗伊案”的核心判决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会深入且毫无必要地损害最高法院的合法性，也会影响整个国家践行法治。因此，确有必要坚持“罗伊案”原判决的核心内容，我们今天也正是这么做的。

“凯西案”判决不仅在外部存在持续批评之声，在最高法院内部也招致强烈异议。它没有像三位大法官明确期盼的那样，缓解最高法院受到的压力，或者让那些寻求推翻“罗伊案”的人止步。尽管在语气上局促不安，甚至略有些反应过头，这起案件的判决仍然是公众心目中最高法院回应对自身合法性的威胁的精彩范例。

“凯西案”判决并不存在什么微妙难解的地方。它涉及最高法院熟悉的议题，法院知道支持和攻击分别来自哪里。但是，假设某个议题相对比较新颖，或者是在新的或陌生的背景下诉至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又该从何处获取他们所缺乏的知识呢？

答案很明显：相关知识来自各方当事人，以及他们在庭审之前提交的诉状。与调卷复审令申请存在字数限制（9000字）一样，一旦案件被批准受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基于事实真相的诉状也有字数限制（每方15000字，申请方提交的答辩状为额外6000字）。通常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几乎都会穷尽所有给定的篇幅，陈述案件背景和法律论点。但是，几乎没有空间留给大法官们最想知道的信息：更宏大的背景，判决对一方当事人或另一方当事人的可能影响。

这时候，就需要“amicus curiae”，也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发挥作用了。只要双方当事人相互同意对方的“盟友名单”，各方“朋友”数量不设上限，几乎在所有案件中，当事人都会同意对方的名单。（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最高法院也可以自行批准“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提交。）这个“法庭之友”当然主要是指意见书所支持那一方的朋友，但“法庭之友”的说法，绝非名不副实。一份信息翔实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为大法官们提供帮助，这类意见书的篇幅一般限制在9000字以内，内容并非重复当事人的诉状，而是提供对诉状有补充作用的有益且相关的信息。奥康纳大法官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招生案”中对“法庭之友”意见书的信赖，充分说明了这类意见书的重要性。出庭律师也充分重视一份出色的“法庭之友”意见书可能起到的帮助作用，这类意见书的数量已比过去大幅增加。当年，即使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各方人士也只提交了15份“法庭之友”意见书，如今，随便一起案件至少也会收到这么多意见书，重要案件则会收到几十份。利益集团一般会在涉及自身利益领域的案件上，用“法庭之友”意见书表明公共立场。意见书随后可能会被分发给利益集团成员或潜在的捐助者，表明集团也成为最高法院诉讼活动的参与者。

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的许多案件中出庭的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也经常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他们会在某些不直接涉及政府的案件中，提醒大法官注意案件对联邦事务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评估提交意见书是否恰当，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设有一套机制，了解正在审理的非联邦案件可能涉及哪个联邦机构的利益。但是，没有任何机制是完美的，这套机制最近的一次运作失灵显示，如果大法官无意间依靠了片面信息，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2008年宣判的“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案”，涉及对奸淫儿童但又未伤人命者适用死刑是否合宪的问题。数年前的1977年，死刑恢复执行后不久，最高法院曾在“库克诉佐治亚州案”中判定，判处强奸成年女性者死刑违反宪法。路易斯安那州是少数几个试图将死刑适用范围从谋杀罪扩张到奸淫儿童罪的州之一。那么，对奸淫儿童罪适用死刑是不是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且异常的刑罚”呢？

与对待其他明确挑战死刑的案件一样，最高法院调查了各州对类似案件量刑的整体情况。鉴于全国仅有六个州对奸淫儿童者适用死刑，最高法院的多数方判定，反对在这种情形下适用死刑已构成“全国共识”。大法官们最终以5票对4票宣布路易斯安那州相关法律违宪。肯尼迪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方意见指出，1990年代，国会扩大了死刑在联邦层面的适用范围，但没有一起涉及奸淫儿童案。这一说法大大加强了多数方的意见。

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无论是当事人，还是首席政府律师，又或任何一位“法庭之友”，都没有注意到，就在两年前，国会已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管辖的军人奸淫儿童的行为列为可判处死刑的罪行。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直到最高法院正式宣判之后，进入夏季休庭期才被发现。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都提交诉状，请求最高法院重审此案。诉状流转了几周时间。最终，最高法院宣布维持之前的判决内容。

除了在许多方面给机构带来困窘，信息失误还有一个特别的讽刺之处。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的司法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法官们对法律所反映的民意的评估方式。一个明显“异常”的刑罚，其合宪性也会受到质疑。秉持这一标准，最高法院已宣布对犯有谋杀罪行的智障者（2002年的“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和未成年人（2005年的“罗珀诉西蒙斯案”）适用死刑是违宪的。但是，这类分析必须依靠准确的资讯。最高法院十分注重民意，但它无法解读公众的内心。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大法官们只知道他们了解的事物或者别人告诉他们的事物。

【注释】

[1] 本杰明·卡多佐（1870——1938）：曾任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纽约州上诉法院法官、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法官之一（另外三位是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布兰代斯、勒尼德·汉德）。卡多佐的传记已有中译本，即［美］A.L.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 “宾州计划生育联盟东南分部诉凯西案”：该案由宾州一部法律引发，这部法律要求医生必须向打算堕胎的妇女介绍堕胎程序的性质、胎儿的发育情况、堕胎的替代措施，之后这些妇女必须再等待24小时。除此之外，未成年人打算堕胎时，必须征求父母一方的同意；已婚妇女必须把堕胎意图告诉丈夫，否则将面临一年监禁。反堕胎组织原本打算借此案促成最高法院推翻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但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挫败了反堕胎者的努力，奥康纳、肯尼迪、苏特代表最高法院撰写了多数方意见。关于此案详情，以及三位大法官“联手”主导“凯西案”判决的经过，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7——68页。

第八章 最高法院与世界

独立后的最初十年，新成立的合众国的部分立法者和领袖们，迫切希望国家的法律制度能远离腐朽没落的欧洲旧制度。从1799年到1810年，新泽西州、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先后立法，禁止州法院援引英国法院自1776年7月4日之后作出的判决。托马斯·杰弗逊在私人通信里，也支持在美国法院中抛弃英国法的做法。

但是，即便在此时期，美国人对外国法的态度也很骑墙，并非普遍敌视。毕竟，《独立宣言》第一段就谈到“对人类公意的尊重”。《联邦论》也提到过500多个外国地名。早期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包含大量对外国法律文献的参考；对拿破仑在法国进行的法律改革的介绍，也流传甚广。进入20世纪，美国人已颇为自豪地发现，欧洲国家正纷纷依循美国模式，接受宪法法院的观念，宪法法院有权判定违反国家基本宪章的立法无效。当宪法法院开始在“二战”或“冷战”之后新成立的民主国家发挥作用时，法官普遍会援引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

不过，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受到广泛尊重，没有一个国家是简单照搬美国经验的。制宪先贤并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来作为指导，但这些新宪政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衡量美国经验的优势和缺陷。他们作出的抉择极具启发性。

例如，世界上没有国家施行法官终身任职制。不得续任的单届任期制是最常见的模式。意大利宪法法院的15位大法官任期为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16位大法官任期为12年。南非宪法法院是1994年根据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宪法设立的，它的11位大法官任期为12年。

完整罗列世界各国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将超出本书范畴，上述例子已可表明，其他国家并不打算套用美国模式，推行法官终身任职制。美国法官，甚至是下级法院法官的遴选过程中，都会发生“确认大战”，并非巧合的是，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基本上见不到。[1]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各国遴选、确认法官的规则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国，确认法官需要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这样的规则要求遴选程序从启动伊始，就必须达成有效的政治妥协。但是，通过任期限制实现的定期轮换，可以避免某一阶段的执政党过久地控制司法系统，进而降低斗争的激烈程度。

欧洲国家的法院，至少还有另一项不同之处，即倾向于以全体一致的形式发布判决。单独发布的意见是不受欢迎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被明令禁止。法官若获准发表异议观点，通常会被要求匿名。言词辩论也非常少见。总体来说，这些规则让法官不大可能成为公众人物或者各持己见的人。

单纯进行制度上的比较，当然是不充分的，因为不同的实体法和国内政治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制度，明显存在很大区别。上述变量，再加上一些外国法院的司法立场更趋自由化，而美国法院却越来越保守化，解释了为何美国近些年来会出现争议，质疑联邦法官在本国判决中援引外国法院判决的适当性。斯卡利亚大法官和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曾经抱怨，援引外国法律，就像从人群中挑选自己的盟友——专挑那些能够迎合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判决。[2]

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最高法院2002年到2005年间发布的三个判决上。三个判决都推动了法律的进步，多数方意见全部援引了外国法院或法官的观点。这些外来资源显然不是被援引来作为判定美国宪法含义的决定因素的，也不可能是决定因素。但是，涉及如何在人类尊严观不断演进的全球化背景下解释宪法的问题，光是提到外国法律渊源本身，就足以激怒某些人。其中两个判决涉及死刑。2002年，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判定，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与异常刑罚的条款，反对处决患有智障的罪犯。多数方提到了欧盟代表被告方提交的一则意见书。三年后，最高法院又在“罗珀诉西蒙斯案”中，禁止处决被判犯下死罪的18岁以下的人。在这起案件中，多数方除援引美国压根儿没有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还援引了欧洲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图111993年1月27日，人们在最高法院门外等候，列队向摆放在最高法院大厅的马歇尔大法官的灵柩致敬。

在上述两个判决之间，最高法院还于2003年在“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中，判定德州一项将男同性恋性行为入罪的法律违宪。这份判决不仅推翻了一个存在了17年的先例（即1986年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而且成为同性恋权利在宪法上的转折点。多数方意见援引了英国1967年使鸡奸行为合法化的法律，以及欧洲人权法院1981年作出的一项类似判决。

这些判决激起国会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2004年，“阿特金斯案”和“劳伦斯案”宣判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詹姆斯·森森布伦纳，对在最高法院召开春季例会的司法联席会议成员发表了演说。这位议员对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和其他法官说道：“司法机构对外国法律或法院判决的不当追随，已经威胁到美国主权，动摇了国父们精心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并可能损害美国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他警告说，国会应尽快审议这一议题。国会其他共和党人也发出弹劾威胁，警告称：他们认为引用外国法律的法官违反了宪法第三条关于“品行端正”的要求。

这些争议似乎没能改变最高法院任何人的想法。赞成适用外国法律资源的大法官一如既往，反对者们照样批评。弹劾动议逐渐式微，国会议员的注意力已转向其他目标。无法确定的是，在华盛顿法律界和政治圈热议此事的那几个月，公众甚至是否注意到了这场争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大部分人对最高法院都不甚了解，甚至从来没有读过一份最高法院判决，最高法院仍在公共想象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1932年，最高法院大楼奠基时，成千上万的人赶赴现场，庆祝最高法院拥有了姗姗来迟的办公场所。1993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人们站在最高法院门外等候，只为从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的灵柩旁走过，他们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赞颂这位曾以律师身份触动过最高法院，并担任过大法官的人的一生。其他国家根据自身需要，调整本国宪法法院制度时，既会从美国最高法院身上寻找正面榜样，也会从中寻找反面镜鉴，美国最高法院仍是他们心目中无法绕过的图景。而这正是制宪先贤们的内心期盼。在最高法院早期的里程碑判决（即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的租户案”）中，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指出，最高法院行使的裁判权力，是“作出其他国家都十分感兴趣的正确判决”[3] 。时至今日，他们仍在这么做。

【注释】

[1] 确认大战（confirmation battles）：主要指参议院内与总统不在同一阵营的参议员，为抵制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采取的一系列反对措施。在参议院，总统提名的法官人选只需要一半人投票赞成，就可以通过确认。

[2] 这里的“外国法律”，泛指国际公约、外国立法或外国法院的判决。

[3] “马丁诉亨特的租户案”：最高法院1816年作出的一起维护联邦权力的著名判决。独立战争期间，弗吉尼亚政府没收了原属于英国贵族费尔法克斯勋爵的一块土地。战后，弗吉尼亚将部分土地赠给戴维·亨特，费尔法克斯勋爵的继承人马丁根据《美英和约》及1795年的《杰伊条约》，要求重新获得上述土地的所有权，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作出了对马丁不利的裁决，但被最高法院推翻，由此引起弗吉尼亚州“州权至上主义者”对《司法法》第二十五条的质疑。由于父亲曾是费尔法克斯勋爵在美国的地产代理人，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主动申请回避，判决由斯托里大法官主笔。斯托里大法官在本案中判定《司法法》第二十五条没有侵害州权，强调了最高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维护人民主权的重要职能。

附录1　美国宪法第三条

第一款 联邦司法权，由一所最高法院和国会因时设立的下级法院行使。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若品行端正，应终身任职，按期领取服务薪酬，在其持续任职期间，薪酬不得削减。

第二款 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应延伸到由宪法、联邦法律、联邦已经缔结或即将缔结的条约引发的一切普通法和衡平法案件；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所有案件；所有涉及海事裁判权及海上裁判权的案件；联邦为一方当事人的讼争；两州或多州之间的讼争；一州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讼争；不同州公民之间的讼争；同一州公民因持有不同州颁发的地契而引起的土地讼争；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公民或其属民之间的讼争。

对于所有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的案件和州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有初审管辖权。对于上述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在事实和法律层面，最高法院都有上诉管辖权，包括事实审和法律审，但国会可以制定规则，设定例外情形。

除弹劾案外，所有犯罪均应由陪审团审判，且审判应在犯罪行为发生的州进行，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地不属于任何州，审判应在国会立法指定的某地或多地进行。

第三款 只有对联邦作战、叛投联邦的敌人、为敌人提供资助和便利者，才能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若非经由两个证人证明其公然叛国的行为，或其本人在公开法庭认罪，均不得被判处叛国罪。

国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刑罚，但是，因叛国而被禠夺公权者，其血亲不受连累，其在世期间，财产不得充公。

附录2　《最高法院诉讼规则》

节选自2010年2月生效的新规则

第十条 根据调卷复审令状进行复审时的考虑事项

对调卷复审令状的审查并非基于权利，而是基于司法裁量权。调卷复审令状申请只有具备确有必要的事由才会被批准。下列情形，尽管并非主导或完全符合最高法院裁量标准，但表明了最高法院考虑事由的特点：

（a）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就同一项重要问题，与另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了内容冲突的判决；就一项重要的联邦问题作出的判决，与一家州终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冲突；做法或者严重偏离公认和惯常的诉讼程序轨道；或者认可了下级法院上述做法，必须由本院行使监督权；

（b）一家州终审法院，就一项重要的联邦问题，与另一家州终审法院或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了内容冲突的判决；

（c）一家州法院或者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就一项还未由本院解决，但应当由本院解决的重要联邦法律问题作出了判决，或者就一项重要的联邦问题作出的判决与本院相关判决存在冲突。

如果调卷复审令状申请请求纠正的错误主要是事实认定错误，或者法律适用错误，该申请将很难得到批准。

第十三条 根据调卷复审令状进行复审：申请时限

1.除非法律有其他规定，针对一家州终审法院或者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包括美国军事上诉法院）作出的任何民事、刑事判决发出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必须在宣判后90日内提交至本院书记官……

2.书记官将拒绝接受任何超过诉讼管辖时限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

3.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提交时限从被要求复审的判决或指令作出之日起算……

5.大法官基于正当事由，可以延长提交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时限，但不得超过60日……不提倡申请延期提交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做法。

第十四条 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内容

1.调卷复审令状申请应包括如下内容，依次是：

（a）提请复审的问题，要简明扼要陈述案情，舍弃不必要的细节。问题应力求简短，切忌长篇大论或啰嗦重复。……问题应列在封面之后的首页，这一页不得出现任何其他信息。对任何问题的陈述被视为明确包含了所有从属性问题。最高法院只考虑申请提出或明确包含的问题。

3.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语言应当简洁、平实……

4.如果申请人不能精确、简短、明晰地提出请求，并使之得到及时和充分的理解，本院完全可以据此驳回申请。

第二十八条 言词辩论

1.言词辩论应根据是非曲直强调和厘清书面诉状中的诉讼要点。出庭律师应假定全体大法官已在言词辩论前读过诉状。不提倡在言词辩论中宣读事先拟好的文稿……

附录3　大法官年表[1]

【注释】

[1] * =首席大法官；†=从联席大法官任上被晋升为首席大法官（任职年限仅指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年限，之前担任联席大法官的时间列在前面）；D=死亡；P=晋升为首席大法官（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时间单列）；R=退休或辞职。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关于大法官巡回审判情况的详细介绍，参见T h 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80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卷二（1989）和卷三（1990）。关于约翰·杰伊拒绝约翰·亚当斯邀请他重新出任首席大法官的信函，刊于亨利·P.约翰逊编选的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0），4：284–85。转引自迈克尔·J.卡尔曼一篇有趣的文章，即“How Great Were the ‘Great’ Marshall Court Decisions?”，Virginia Law Review 87：1111，1154，n.226.

最高法院最近一次援引约翰·马歇尔“决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当仁不让的职权与责任”的著名论断，是在2008年的“布迈丁诉布什案”判决中，此案判决判定国会剥夺联邦法院审理关塔那摩湾囚犯提起的诉讼的管辖权的立法无效。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意见写道：“限制政治分支单凭好恶决定是否让宪法发挥作用的权力……将严重扭曲我们三权分立的政制，导致由国会和总统，而不是本院，决定‘法律是什么’。”［引自“马伯里案”判决］

关于最高法院推翻的国会立法清单，可参见政府出版物办公室编印的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在线查看网址：www/gpoaccess.gov/ constitution/pdf2002/046.pdf.

第二章

《最高法院诉讼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调卷复审令状申请必须在下级法院“终审判决”发布后90日内提交。如果主导某个机关的法律就某个问题的规定比较模糊，最高法院通常会尊重行政机关言之成理的解释，这一规则是由1984年的“美国谢弗林公司诉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的判决确立的，也即著名的“谢弗林遵从”。

第三章

关于大法官们最初的意识形态立场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的例证和分析，参见李·爱泼斯坦及其合作者的文章“Ideological Drift Among Supreme Court Justices：Who，When，and How Important?” Northwestern Law Review Colloquy 101（2007）：127–31。学者迈克尔·C.道尔夫分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有无在行政分支工作的经历这一前提对其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参见“Does Federal Executive Branch Experience Explain Why Some Republican Supreme Court Justices ‘Evolve’ and Others Don’t?”，Harvard Law&Policy Review 1（2007）：457–76。在道尔夫的文章中，“缺乏行政分支工作经历”的大法官有六位：布莱克门、鲍威尔、斯蒂文斯、奥康纳、肯尼迪和苏特；“具备行政分支工作经历”的是伯格、伦奎斯特、斯卡利亚、托马斯、罗伯茨和阿利托。考虑到这项研究是在罗伯茨和阿利托履任之初进行的，作者强调说，“之前的事例说明，这一模式亦可适用于”他们。学者劳伦斯·鲍姆在Judges and Their Audiences：A Perspective on Judicial Behavio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一书中，将大法官候选人的籍贯作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之一。关于这一话题，还可以参见我重点以哈里·布莱克门为例撰写的文章“Change and Continuity on the Supreme Court，”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5（2007）：39–59。

关于弹劾道格拉斯大法官的详情介绍，参见戴维·E.凯威基的著作The Age of Impeachment：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Since 1960（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8）。

关于大法官任期终身制的争论，参见罗杰·C.克兰登、保罗·D.卡林顿主编的Reforming the Courts：Term Limits for Supreme Court Justices（Durham，NC：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6）和桑福德·列文森的著作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

第四章

伦奎斯特大法官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粉丝，他在克林顿弹劾案期间的那句名言，出自他最喜欢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歌剧《贵族与仙女》中的一位上议院大法官。

关于首席大法官承担的多项职责的研究，可参见2005年“首席大法官和司法制度”研讨会的文集，研讨会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主办，书面研讨记录于2006年6月出版。参见朱迪斯·瑞斯尼克和莱恩·迪尔格的文章“Responding to a Democratic Deficit：Limiting the Powers and the Term of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4（2006）：1575–1664。

萨蒙·蔡斯的话，援引自阿尔菲厄斯·托马斯·梅森的文章“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Primus Inter Pares”，Journal of Public Law 17（1968）：20–60。之后关于首席大法官的“人格因素”的影响的说法，也援引自这篇文章。

肯尼迪大法官在“林奇诉唐纳利案”[2] 期间写给布莱克门大法官的信，以及其他大法官围绕此案的通信，参见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哈里·A.布莱克门藏品586号盒，6号文件夹。

塔夫脱首席大法官关于1925年《司法法》的文章即“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Under the Act of February 13，1925”，Yale Law Journal 35（1925）：1–12。

第五章

H.W.佩里的Deciding to Decide：Agenda Se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一书，详细解释了“防御性驳回”这一术语的含义。[3]

“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涉及一位学生打出的语带双关的标语“为耶稣抽大麻”（Bong Hits For Jesus），关于此案的讨论可参见弗雷德里克·肖尔的文章“Is It Important to Be Important?Evaluating the Supreme Court’s Case-Selection Process”，Yale Law Journal Online 119（2009）：77–86。桑福德·列文森关于“可诉的宪法”和“刚性的宪法”的对比，参见他的文章“What Should Citizens（As Participants i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Know About the Constitution?”，William&Mary Law Review 50（2009）：1239–60.

第六章

斯蒂芬·伯班克的文章即“Judicial Independence，Judicial Accountability，and Interbranch Relations”，Georgetown Law Journal 95（2007）：909–27。近年关于国会与联邦法院关系的权威著作，查尔斯·加德纳·盖耶的When Courts and Congress Collide：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America’s Judicial Syste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一书描述了剥夺法院对争议性事项管辖权的做法。关于现代国会对最高法院的法律类判决的反应的权威介绍，可参见小威廉·M.埃斯克里奇的文章“Overriding Supreme Cour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Decisions”，Yale Law Journal 101（1991）：331–455。

最高法院维护切诺基人权益，并激怒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判决是1832年的“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

推翻“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判决的是2009年《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P.L.111–2，123Stat.5（2009）。

第七章

《司法过程的性质》原本是卡多佐1921年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内容，之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4] 奥康纳大法官的演讲刊发稿为“Public Trust as a Dimension of Equal Justice”，Court Review 36（1999）：10–13。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对民意的观点来自他的演讲内容，刊发稿为“Constitutional Law and Public Opinion，”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986）：751–69。

爱泼斯坦和马丁的文章，即“Does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he Supreme Court?Possibly Yes（But We’re Not Sure Wh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3（2010）：263–81。“共和国教师”的说法，来自拉尔夫·勒纳的文章，“The Supreme Court as Republican Schoolmaster”，Supreme Court Review 1967（1967）：127–80。关于协助自杀议题的研究，参见约书亚·A.格林和马修·G.贾瑞斯撰写的“死亡权”章节，载纳撒尼尔·普斯里、杰克·西特林、帕特里克·J.伊根主编的Public Opinion and Constitutional Controvers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后文提到的“合法化假设”的说法也来自这本书。

2005年关于公众对法院的认识的民意调查，来自凯思林·霍尔·杰莫森和迈克尔·亨尼斯的文章“Public Understanding of and Support for the Courts：Survey Results”，Georgetown Law Journal 95（2007）：899–902。联邦教育部某部门最近对四年级、六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广大学生当中，的确存在类似的令人担忧的基础公民知识缺失的情况，参见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1年发布的The Nation’s Report Card：Civics 2010：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t Grades 4，6，and 12，电子版网址为：http://nces.ed.gov/nationsreportcard/ pdf/main2010/2011466.pdf。

罗伯特·达尔对最高法院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的评价，参见他的文章“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Journal of Public Law 6（1957）：279–95。1972年针对人们对堕胎问题的态度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情况，参见琳达·格林豪斯与列娃·西格尔合著的Before Roe v.Wade：Voices That Shaped the Abortion Debat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New York：Kaplan，2010）一书。关于堕胎案判决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参见琳达·格林豪斯与列娃·西格尔的“Before（and After）Roe v.Wade：New Questions About Backlash”，Yale Law Journal 120（2011）：2028–87。

第八章

关于托马斯对英国法的反对态度，参见戴维·J.西普的文章“Our Law，Their Law，History，and the Citation of Foreign Law，”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6（2006）：1417–46。约翰·费雷约翰和帕斯奎尔·帕斯蒂诺从当代背景入手，进行过令人获益匪浅的比较分析，参见“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Lessons from Europe”，Texas Law Review 82（2003–2004）：1671–1704。

引证的判例

最高法院判例由政府汇编印刷，统一收入多卷本的《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United States Reports）。判决会附上卷号、页码作为标识。所以，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官方引证应当是347U.S.483（1954），意味着此案判决起始页为《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347卷第483页，判决年份为1954年。最高法院刚成立的几十年间，还没有正式的《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各卷都以负责编印的判例汇编员（最初是非正式、不领薪酬的岗位）的名字命名。因此，今天我们引证“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正式表述是1Cranch（5U.S.）137（1803），因为收录这份判决的那一卷是由最高法院第二位判例汇编员威廉·克兰奇（William Cranch）编印的。（最高法院第一位判例汇编员是亚历山大·J.达拉斯，其姓名缩写常出现在对最高法院最早的判决的引证当中。）19世纪后期，国会决定拨款刊印判例汇编系列后，“U.S.”被作为早期判例汇编的卷名前缀。最高法院判决汇编员——这一正式职位的当前称呼——目前仍负责监督准确的判决文本的发布。

本书正文提到的判决均引证自以下判例：

Atkins v.Virginia，536U.S.304（2002）

Board of Regents，University of Alabama v.Garrett，531U.S.356（2001）

Boumediene v.Bush，553U.S.723（2008）

Bowers v.Hardwick，478U.S.186（1986）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347U.S.483（1954）

Chevron U.S.A.，Inc.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467U.S.837（1984）

Chisholm v.Georgia，2Dall.（2U.S.）419（1793）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558U.S.50（2010）

City of Boerne v.Flores，521U.S.507（1997）

Clinton v.Jones，520U.S.681（1997）

Coker v.Georgia，433U.S.584（1977）

Dickerson v.United States，530U.S.428（2000）

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554U.S.570（2008）

Employment Div.，Dept.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Smith，494U.S.872（1990）

Gonzales v.Raich，545U.S.1（2005）

Grutter v.Bollinger，539U.S.306（2003）

Hamdan v.Rumsfeld，545U.S.557（2006）

Hayburn’s Case，2Dall.（2U.S.）409（1792）

Kennedy v.Louisiana，554U.S.407（2008）

Kimel v.Florida Board of Regents，528U.S.62（2000）

Lawrence v.Texas，539U.S.558（2003）

Ledbetter v.Goodyear Tire&Rubber Co.，Inc.，550U.S.618（2007）

Lynch v.Donnelly，505U.S.833（1992）

Marbury v.Madison，1Cranch（5U.S.）137（1803）

Martin v.Hunter’s Lessee，14U.S.304（1816）

Massachusetts v.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549U.S.497（2007）

Miranda v.Arizona，384U.S.436（1966）

Morse v.Frederick，551U.S.393（2007）

Murphy v.United Parcel Service，Inc.，527U.S.516（1999）

Nevada Dept.of Human Resources v.Hibbs，538U.S.721（2003）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Casey，505U.S.833（1992）

Plessy v.Ferguson，163U.S.537（1896）

Rasul v.Bush，542U.S.466（2004）

Roe v.Wade，410U.S.113（1973）

Roper v.Simmons，543U.S.551（2005）

Scott v.Sandford，19How.（60U.S.）393（1857）

Stuart v.Laird，1Cranch（5U.S.）299（1803）

Sutton v.United Airlines，Inc.，527U.S.471（1999）

Toyota Motor Mfg.v.Williams，534U.S.184（2002）

United States v.Lopez，514U.S.549（1995）

United States v.Morrison，529U.S.598（2000）

United States v.Nixon，418U.S.683（1974）

Worcester v.Georgia，31U.S.515（1832）

Youngstown Sheet&Tube Co.v.Sawyer，343U.S.579（1952）

【注释】

[1]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桑福德·列文森：《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时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原文有误，作者指的应为“李诉威斯曼案”，第四章正文脚注中已纠正并说明。

[3]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H.W.佩里：《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傅郁林、韩玉婷、高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延伸阅读

一般著作

关于最高法院的历史，较全面的单卷本著作为彼得·查尔斯·霍弗、威廉詹姆斯·赫尔·霍弗和N.E.H.赫尔合著的The Supreme Court：An Essential History（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7），这本书通俗易读，按首席大法官主政时期划分章节，到伦奎斯特任首席大法官的时期截止。罗伯特·G.麦克洛斯基撰写的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th ed.，2010）是关于最高法院历史和制度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初版于1960年，最新一版由桑福德·列文森进行了大幅修订，包含48页相当全面的参考书目。[1] 另一部单卷本的历史著作为伯纳德·施瓦兹的A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也是按首席大法官主政时期划分章节，每个时期的“分水岭案件”单独成章。[2] 政治学家劳伦斯·鲍姆撰写过大量与最高法院有关的著作，他新近大幅修订出版了单卷本的The Supreme Court（Washington，DC：CQ Press，2010）第十版，该书重点介绍了最高法院成员和工作机制。克米特·L.霍尔主编的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年已推出第二版，以百科全书形式汇总了一系列短文。[3]

克米特·L.霍尔和凯文·T.麦圭尔合编的The Judicial Bran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是“美国民主制度丛书”中的一本，里面收录了许多顶尖学者撰写的文章，这本书将最高法院和大法官置入司法行为的宏大背景和美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

克米特·L.霍尔和小詹姆斯·W.伊利主编的The Oxford Guide to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汇总了几十位学者评点几百起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判决的文章。[4]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1987年出版了The Supreme Court一书，撷取若干重要历史节点，介绍了最高法院的历史、重要判决和目前的工作机制。这本书的最新版本于2001年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

李·爱泼斯坦、杰弗里·A.西格尔、哈罗德·J.斯皮斯和托马斯·沃克合著的The Supreme Court Compendium：Data，Decisions，and Developments（5th ed.，Washington，DC：CQ Press，2012）包括近800页的图表，几乎囊括了读者可以想到的任何关于最高法院的历史、成员和案件量的数字性问题。里面还包括关于最高法院与民意的关系的有趣材料。[5] 另一本完全将最高法院与民意作为主题的书是巴里·弗里德曼的The Will of the Peopl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

《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CQ）出版社出版过几部很有价值的最高法院参考书。最全面的是琼·比斯丘皮克和埃德尔·威特合著的两卷本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Guide to the U.S.Supreme Court（3rd ed.，1997）。这两位作者还为CQ出版社合著过单卷本的The Supreme Court at Work（1997）。

苏珊·洛·布洛赫、维基·C.杰克逊和托马斯·G.柯瑞腾梅克尔合著的Inside the Supreme Court：The Institution and Its Procedures（St.Paul，MN：Thomson/West，2nd ed.，2009）虽是为法学院学生准备，但汇集了众多可读性强、趣味横生的二手材料，内容涵盖最高法院提名、确认程序、最高法院选案调卷和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律师的作用等主题。[6]

关于最高法院的图书，有两本最为畅销。一本是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The Brethren：Inside the Supreme Cour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9），曝光了伯格法院内部的紧张关系。[7] 近30年后，杰弗里·图宾的The Nine：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New York：Doubleday，2007）的成功，说明广大读者仍有兴趣窥探天鹅绒帷幕背后的内情。[8]

梅瓦·马库斯主编的八卷本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1789–180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共用了19年时间，出齐时已是2004年，尽管这套书并非写给普通读者，但内容绝对令人赞叹，值得大家关注。编者通过通信、笔记、案卷（包括大法官们巡回审案的记录），重现了最高法院最初十年的情景；此外，这套书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使人们得以观察第一代大法官建构司法制度的孜孜努力。这套书第一卷第一部分，收录了最高法院书记官当年的一则记录，这则标注日期为1790年2月1日的记录，显示了最高法院那时面临的困境：“根据法律规定，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个开庭期，直到下午一点，到庭的大法官数量仍不够法定人数，只能宣布休庭。”

大法官们

一些有价值的最高法院传记汇编可供参考。近期最主要的成果是梅尔文·I.厄诺斯基主编的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Supreme Court：The Lives and Legal Philosophies of the Justices（Washington，DC：CQ Press，2006）。这类作品当中，另一套水准之作是里昂·弗里德曼和弗雷德·L.伊斯雷尔合著的五卷本的The Jus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1789–1995：Their Lives and Major Opinions（New York：Chelsea House，1995）。内容一直写到布雷耶大法官履任，另外两本书也写到这一阶段，它们是：最高法院历史协会的克雷尔·库什曼主编的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s：Illustrated Biographies，1789–1995（Washington，D.C.：CQ Press，1995）和蒂莫西·L.霍尔主编的Supreme Court Justice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New York：Facts on File，2001）。

还有许多为单个大法官撰写的传记。[9] 其中，以马歇尔和沃伦两位首席大法官、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两位大法官的个人传记数量最多。诺亚·费尔德曼撰写的Scorpions：The Battles and Triumphs of FDR’s Great Supreme Court Justices by Noah Feldman（New York：Twelve，2010）集中描写了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罗伯特·H.杰克逊、威廉·O.道格拉斯和雨果·L.布莱克大法官的生平。

关于当代大法官的个人传记相对较少。赛思·斯特恩和斯蒂芬·渥米晓合著的Justice Brennan：Liberal Champi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建立在作者独家接触的传主私人文档的基础上，布伦南大法官在任时间为33年，1990年才退休。小约翰·C.杰弗里斯的Justice Lewis F.Powell，J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4）记叙了这位1972至1987年期间在任的大法官的一生，作者曾是传主的法官助理。另一位前最高法院助理丹尼斯·J.哈钦森也撰写了一部大法官传记，即The Man Who Once Was Whizzer White：A Portrait of Justice Byron R.White（New York：Free Press，1998），这本书只集中记叙了1971、1981和1991年三个开庭期的事，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谋篇布局方式，展示了这位在职31年的大法官的最高法院生涯。我撰写的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Harry Blackmun’s Supreme Court Journey（New York：Henry Holt，2005）一书，完全依靠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布莱克门的海量文献，讲述了这位大法官的生平和职业生涯。[10]

琼·比斯丘皮克撰写了两部21世纪在任的大法官的传记：分别是Sandra Day O’Connor：How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Became Its Most Influential Justice（New York：HarperCollins，2005）和American Original：The Life and Constitution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 Antonin Scalia（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后者部分建立在作者有据可查的与斯卡利亚的大量对话基础上。[11] 奥康纳大法官和她的哥哥H.艾伦·戴合著过一部回忆在遥远的亚利桑那州大农场的童年生活的自传。[12] 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也写过一部回忆自己进入最高法院之前的生活的自传，即My Grandfather’s Son：A Memoir（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7）。《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凯文·莫瑞达和迈克尔·弗莱彻合著过一本更全面地记叙托马斯大法官的职业生涯的传记Supreme Discomfort：The Divided Soul of Clarence Thomas（New York：Doubleday，2007）。比尔·巴恩哈特和吉恩·施力克曼合著的John Paul Stevens：An Independent Life（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10）在这位90岁高龄的大法官于履任35年后退休的同时出版。[13]

最近还有几本讲述最高法院提名和确认程序的作品。其中，最好的是克里斯托弗·L.艾斯格鲁伯撰写的The Next Justice：Repairing the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 Proces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一书，该书开篇即提到那个理所当然却常被人们忽视的前提：“如果不好好理解大法官们的所作所为，美国人就不知道该选谁，也不清楚如何评价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关于这一议题的经典著作，是亨利·J.亚伯拉罕的 Justices，Presidents，and Senators：A History of the U.S.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 from Washington to Clinton（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该书最早出版于1974年，当时的书名还是Justices and Presidents，2007年出版的是第五版。[14]

公众对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的作用的兴趣，主要反映在两本书中：托德·C.佩帕斯的Courtiers of the Marble Palace：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upreme Court Law Clerk（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与阿迪莫斯·沃德和戴维·威登合著的Sorcerers’ Apprentices：100Years of Law Clerks at the U.S.Supreme Court（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关于大法官如何选择案件和完成待审案件表的权威著作，是H.W.佩里的Deciding to Decide：Agenda Se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本书作者是一位政治学家，在与大法官和法官助理（援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没有实名）的大量访谈基础上创作完成。这本书虽然反映的只是二十多年前的最高法院的内部运转情况，但时至今日，这种对最高法院内部动态的观察，仍是非常有价值的。

已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著作，研究大法官们着手复审案件后，究竟如何进行裁判。李·爱泼斯坦和杰克·奈特合著的The Choices Justices Make（Washington，DC：CQ Press，1998）详细检视了大法官们为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在同僚之间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康奈尔·W.克莱顿和霍华德·吉尔曼主编的Supreme Court Decision-Making：New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不同学者探寻影响大法官裁判案件的制度性因素的文章。伯纳德·施瓦茨的Decision：How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s Ca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注重事实叙述，而非理论阐释，引用了许多内部备忘录、未公开的判决初稿，生动描述了最高法院的运转情况。凯文·T.麦圭尔撰写的Understanding the U.S.Supreme Court：Cases and Controversies（New York：McGraw Hill，2002）主要针对的是学生读者群体，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写作方式，选取四起案件和两场激烈的“确认之战”，展示最高法院的工作机制和它对美国人生活的作用和影响。

宪法解释

法学院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宪法理论书籍，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已有两位现任大法官进入公共领域——借助书籍和广播电视——公开讨论他俩在宪法解释方法上的不同立场。斯卡利亚大法官率先出版了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一书。[15] 布雷耶大法官紧随其后，先出版了Active Liberty：Interpreting Our Democratic Constitution（New York：Knopf，2005），之后又推出了Making Our Democracy Work：A Judge’s View（New York：Knopf，2010）。[16]

“牛津美国法介绍丛书”中，迈克尔·C.多尔夫和特雷弗·W.莫里森合著的Constitutional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对这一话题的主要观点和争议进行了简短但全面的介绍。[17] 李·爱泼斯坦和托马斯·G.沃克合著的Constitutional Law for a Changing America（Washington，DC：CQ Press，6th ed.，2007），以更长的篇幅，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推动宪法学说的发展，进行了有价值的梳理。尽管以本科生为目标读者，但这部分为Rights，Liberties，and Justice和Institutional Powers and Constraints 两册的作品以其内容的丰富程度，也令其他读者十分满意。作者利用大量二手文献和自己的解释，对选录的许多判决进行了令人受益的背景分析。

【注释】

[1] 原书第三版已有中译本，即［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著、桑福德·列文森修订：《美国最高法院》（第三版），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克米特·霍尔主编：《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第二版），许明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关于最高法院重要判决的文本和简单介绍，可参考［美］库特勒编：《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其中两位作者撰写的一部以定量方式分析最高法院判决的著作已有中译本，即［美］杰弗瑞·西格尔、哈罗德·斯皮斯：《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刘哲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关于最高法院工作机制和大法官遴选方式，中文图书领域较好的介绍性著作包括［美］戴维·M.奥布赖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胡晓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亨利·J.亚伯拉罕：《司法的过程》，泮伟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该书有两个中译本，分别是［美］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美国最高法院内幕》，熊必俊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美］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最高法院的兄弟们》，吴懿婷、洪俪倩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8]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同一作者2012年9月推出讲述奥巴马总统与罗伯茨法院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新著，即Jeffrey Toobin，The Oath：The Obama White House and the Supreme Court（New York：Doubleday，2012）。

[9] 传记是了解最高法院大法官司法理念和裁判背景的重要辅助性读物，译者近年主编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收录了哈里·布莱克门、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威廉·伦奎斯特、安东宁·斯卡利亚和戴维·苏特等大法官的传记。经过诸多出版人和译者的努力，中文图书领域还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本杰明·卡多佐、约翰·马歇尔·哈伦、雨果·布莱克、桑德拉·戴·奥康纳等大法官的传记。除了传记，媒体访谈也是了解大法官思想的捷径，2009——2010年，美国公共事务电视台对所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进行了采访，采访内容全部收入The Supreme Court：A C-SPAN Book，Featuring the Justices in their Own Words一书，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布莱恩·拉姆、苏珊·斯温、马克·法卡斯主编：《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琳达·格林豪斯：《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何帆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11] 这两本书都已有中译本，即［美］琼·比斯丘皮克：《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美］琼·比斯丘皮克：《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钟志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12] 奥康纳大法官另写过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工作机制的小册子，里面包含了若干关于自己大法官生涯的回忆，参见［美］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信春鹰、葛明珍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奥康纳大法官2013年3月还推出了回顾最高法院历史的新书Out of Order：Stori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Random House，2013）。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也于2013年1月推出自传My Beloved World（Knopf，2013）。两本书的中译本将分别由法律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13] 该书已有中译本，即［美］比尔·巴恩哈特、吉恩·施力克曼：《最高法院的“独行侠”：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传》，何京锴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2011年，斯蒂文斯大法官出版了自己退休后的第一本回忆性著作，即《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Five Chiefs：A Supreme Court Memoir），回忆了他与文森、沃伦、伯格、伦奎斯特、罗伯茨五位首席大法官认识、交往的过程，穿插了自己对最高法院工作的许多回忆。该书中文版也由本书译者翻译，将于201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4] 原书第一版已有中译本，即［美］亨利·J.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刘泰星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5] 该书中译本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黄斌博士译出，即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12年，斯卡利亚大法官又与布莱恩·加纳合著了一本新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法律解释立场，并回应了布雷耶大法官的批评。此书即Reading Law：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West，2012）。

[16] 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这两本书都已有中译本，分别是［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17] 关于宪法解释话题，中文图书领域尚有以下经典作品可供参考：［美］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始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作者的另一著作《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网络资源

最高法院官方网站地址为：www.supremecourt.gov，这个网站的界面十分简便，资讯也随时更新。最高法院的判决和指令发布后，几分钟内就会上传到这里。按照最高法院和美国律师协会的合作协议，所有已受理并排期开庭的案件，相关诉状也会上传发布。这个网站包含开庭时间表、待审案件表，此外还有各类丰富的资讯，如待处理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的状态、各类诉状提交的时间、每起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言词辩论记录会在庭审结束后几小时内上传。大法官们出庭听审那一周的周五，最高法院会将本周的庭审音频记录上传。

“肃静”项目的官方网站：www.oyez.org，由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芝加哥肯特法学院共同维护，免费提供种类、格式多样的案件材料和历史文献。另一个免费网站是Scotusblog，网址为：www.scotusblog.com［“Scotus”是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常用缩略语］，这个网站会分析新近判决，上传最新提交的调卷复审令状申请，每日提供关于最高法院的最新新闻报道和评论。Findlaw网站网址为：http:// supreme.lp.findlaw.com/index.html，更新速度没有Scotusblog那么快，但网站所有资源也全部免费，并提供19世纪以来的全部判决意见文本。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斜体页码说明相关条目在当页图片说明内）

A

abortion cases 堕胎案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Casey “宾州计划生育中心东南分部诉凯西案”78–80

Roe v.Wade “罗伊诉韦德案” 77–79，81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民意的作用 77–79，108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 9，11，34，103

administrative agencies，cases involving 与行政机关相关的案件 21–24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A.O.）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 43

advisory opinions 咨询意见 5

affirmative action cases and Justice O’Connor 平权案件和奥康纳大法官 73–74

See also Grutter v.Bollinger（2003）也见“格鲁特诉博林杰案”条目

Alito，Samuel A.，Jr.小塞缪尔·A.阿利托 27，61，63，104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美国伤残人士法》 19–21

amicus curiae briefs “法庭之友”意见书 43，80–82

Article I（Constitution）宪法第一条 2，3，38

Article II（Constitution）宪法第二条 2，69，70

Article III（Constitution）宪法第三条

case–and–controversy requirement 关于案件和争议要求23–24

on chief justices 关于首席大法官 2–3，38

contested aspects of 的对抗因素 5，13

on life tenure for justices 关于大法官任期终身制 3，87

text of 文本 89–90

vesting of judicial power in Supreme Court 赋予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力 1–3，12，89–90

See also Constitution 也见“宪法”条目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邦联条例》 2

Atkins v.Virginia（2002）“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 82，85，86

B

Biden，Joseph 约瑟夫·拜登 60

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 8

Black，Hugo L.雨果·布莱克 28，69，75

Blackmun，Harry A.哈里·布莱克门 32，33，42，77，104，106

Blair，John，Jr.小约翰·布莱尔 4，7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v.Garrett（2003）“阿拉巴马大学董事会诉加勒特案” 67

Bork，Robert H.罗伯特·博克 29–30，31

Boumediene v.Bush（2008）“布迈丁诉布什案” 70，103

Bowers v.Hardwick（1986）“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 86

branches of government 政府分支

establishment of 设置 2

See also interbranch relations 也见“政府分支之间的关系”条目

Brandeis，Louis D.路易斯·布兰代斯 26

Brennan，William J.，Jr.小威廉·布伦南 45

Breyer，Stephen G.斯蒂芬·布雷耶 17–18，20–21，26，60

Briefs 诉状

management of 诉状管理 43

publication of 诉状发布 117

See also amicus curiae briefs 也见“‘法庭之友’意见书”条目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16，108–9

Burbank，Stephen B.斯蒂芬·伯班克 59

Burger，Warren E.沃伦·伯格 32，45，77，104

Burton，Harold H.哈罗德·伯顿 28

Bush，George H.W.老布什 78

Bush，George W.小布什

Boumediene v.Bush “布迈丁诉布什案” 70，103

Bush v.Gore “布什诉戈尔案” 52

election controversy 大选争议 52

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ontroversy 关塔那摩湾拘押争议 15，30，68，70，103

Hamdan v.Rumsfeld “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 15，70

inauguration 就职典礼 45

Supreme Court appointees 最高法院被任命者 63

C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死刑案 81–82，85

Cardozo，Benjamin N.本杰明·卡多佐 72，107

Carter，Jimmy 吉米·卡特 36

case list 案件清单 109–110

cert petitions 调卷复审令状申请

See writ of certiorari 参见“调卷复审令状”条目

Chase，Samuel P.塞缪尔·蔡斯 34，39，105

Chief Justices 首席大法官

confirmation process 确认程序 41

courts named for 以之命名的法院 45

duties and power 职责和权力 2–3，38–39，41，42–46，56，105

establishment of office 职位设置 3，38

symbolic role 象征作用 45

title 头衔 41

See also individual chief justices 也见单个首席大法官诸条目

Chisholm v.Georgia（1793）“奇泽姆诉佐治亚州案” 8

circuit courts 巡回法院

Conference of Senior Circuit Judges 巡回法院资深法官会议 44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联席会议 38，44

jurisdiction over federal crimes 联邦犯罪的管辖权 7

role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in 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巡回法院的职责 4，7，34，44，74–75，103

citizenship，corporate right of 公民的法人权利 61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2010）“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61

City of Boerne v.Flores（1997）“伯尼市诉弗洛里斯案” 67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4年《民权法》 62

Clark，Tom C.汤姆·克拉克 28

Clean Air Act 《空气洁净法》 22

Clear Water Act 《水源洁净法》 22

Clinton，Bill 比尔·克林顿 38，68

Clinton v.Jones（1997）“克林顿诉琼斯案” 68

Coker v.Georgia（1977）“库克诉佐治亚州案” 81

Commerce Clause 商事条款 66

confirmation hearings 确认听证会 28–32

Congress 国会

court–stripping attempts by 剥夺法院管辖权的企图61–62，70，103，106

power struggles with Supreme Court 与最高法院的权力斗争 10–12，59，61–68，104

responsibility for judicial salaries 负责法官薪酬 60

statutory cases 法律类案件 19–21，54

See also statutory cases 也见“法律类案件”条目

Constitution 宪法

drafting of 起草 2–4

ratification 批准 4，9

See also Article I；Article II；Article III；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也见“宪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宪法解释”条目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 1，2，4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宪法解释

methods for 解释方法 18

power struggles with Congress 与国会的权力斗争 10–12，59，61–68，104

Supreme Court responsibility for 最高法院负责 1，6，7–8，10，14，15–18

corporations，citizenship of 企业的公民权 61

Court of Appeals in Cases of Capture 捕获上诉法院 2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法院 44

Cushing，Hannah 汉娜·库欣 4

Cushing，William 威廉·库欣 4，9

D

Dahl，Robert A.罗伯特·达尔 76–77

death penalty cases 死刑案 81–82，85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 83

“defensive denials” “防御性驳回” 54，56，106

Dickerson v.United States（2000）“迪克森诉美国案” 73

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2008）“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 15，16–18

docket setting 待审案件表设置

See Supreme Court review 参见“最高法院复审”条目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800）《美国最高法院文献史》 103

Douglas，William O.威廉·道格拉斯 34，35

Dred Scott decision（Scott v.Sandford）“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斯科特诉桑福德案”）12

E

Eighth Amendment 第八修正案 81，82，85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艾森豪威尔行政分支 75

Eleventh Amendment 第十一修正案 8

Ellsworth，Oliver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4，9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劳动歧视

See Ledbetter V.Goodyear Tire&Rubber Co.；Lilly Lodbetter Fair Pay Act 参见“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条目；“《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条目

Employment Division，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Smith “俄勒冈人力资源厅劳动处诉史密斯案” 6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环境保护署 22–24

Epstein，Lee 李·爱泼斯坦 74，104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19

Evarts Act 《埃瓦茨法》 4

F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家事和医疗假期法》 67–68

federalism revolution 联邦主义革命 65–66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论》 2，4，83

Federal judiciary 联邦法院

citing of non–U.S.rulings 援引外国判决 85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f salaries 国会不重视薪酬 60

court–stripping attempts by Congress 国会剥夺法院管辖权的企图 61–62，70，103，106

establishment of 的设置 4

see also 也见“最高法院”条目

Federal Judiciary Report 联邦司法报告 45

Feeney Amendment 菲尼修正案 62

First Amendment 第一修正案 15

Ford，Gerald R.杰拉尔德·福特 34，78

foreign courts 外国法院

influence on U.S.courts 对美国法院的影响 83，85–87，108

norm of unanimity 全体一致准则 84–85

oral arguments in 中的言词辩论 85

Supreme Court citing of 最高法院援引 85–87

Supreme Court influence on 受美国最高法院的影响83–84，87

tenures 任期 84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十四修正案 15，16，66–67

Fourth Amendment 第四修正案 15

free–speech cases 言论自由案 55

Fuller，Melville W.梅尔维尔·富勒 41

G

gay rights cases 同性恋权利案件 86

Gilbert，Cass，Sr.卡斯·吉尔伯特 48

Ginsburg，Ruth Bader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27，60

confirmation hearing 确认听证会 31

and Court diversity 与最高法院多元性 26，27

on Ledbetter v.Goodyear Tire 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案”中 63

Gonzales v.Raich（2005）“冈萨雷斯诉雷奇案” 15

Goodridge v.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厅案” 13

Grant，Ulysses S.尤利塞斯·格兰特 25–26

Grutter v.Bollinger（2003）“格鲁特诉博林杰案” 15，16，73–74，81

Guantanamo Bay controversy 关塔那摩湾争议 15，30，68，70，103

Gun–Free School Zones Act 《校区禁枪法》 65

H

Hamdan v.Rumsfeld（2006）“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 15，70

Hamil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

Hayburn’s Case（1792）“海本案” 7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 39

Hughes，Charles Evans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39

I

“ideological drift”“意识形态转向” 32–33，73–74，104–105

Impeachment 弹劾

of Bill Clinton 对比尔·克林顿的弹劾 38

role of Chief Justice in 首席大法官的作用 3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 34

injury–in–fact，causation，and redressability 实际损害、因果关系和可救济性 23

interbranch relations 政府分支之间的关系

non–legal interactions 与法律无关的配合 60–61

Supreme Court conflicts with Congress 最高法院与国会的冲突 10–12，59，61–68，104

Supreme Court conflicts with presidents 最高法院与总统的冲突 33，59，60，61，64–65，68–71

Invalid Pensions Act 《残疾抚恤金法》 7

J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68，107

Jackson，Robert H.罗伯特·杰克逊 25，28，33，69

Jay，John 约翰·杰伊 4，5，8，9，103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弗逊 5，9，34，35，83，108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约翰逊行政分支 75

Johnson，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 25

Judges’ Bill 《法官法案》 46–47

judicial activism 司法能动主义 1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联席会议38，44，61，86

Judiciary Acts 《司法法》

1789年《司法法》 4，11，12，25

1801年《司法法》 12

1925年《司法法》（Judges’ Bill）（《法官法案》）46–47

Judiciary Reorganization Bill《司法系统改组法案》 65

jurisdictional statements 管辖权声明 53

Justice Department 司法部 51

See also Solicitor General 也见“首席政府律师”条目

K

Kagan，Elena 艾琳娜·卡根 26，27–28，27

Kennedy administration 肯尼迪行政分支 32，75

Kennedy，Anthony M.安东尼·肯尼迪 60

on abortion rights 论堕胎权 30，78–79

appointment of 被任命 30

on City of Boerne v.Flores 在“伯尼市诉弗洛里斯案”中67

on Guantanamo Bay controversy 在关塔那摩湾争议中 70，103

ideological drift 意识形态转向 42，104

on Kennedy v.Louisiana 在“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 82

on Lynch v.Donnelly 在“林奇诉唐纳利案”中 42，106

Kennedy v.Louisiana（2008）“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案”81–82

Kimel v.Florida Board of Regents（2000）“基梅尔诉佛罗里达州高等教育监管委员会案” 67

L

Lawrence v.Texas（2003）“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 86

Ledbetter v.Goodyear Tire&Rubber Co.（2007）“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 63–64，75，107

Levinson，Sanford 桑福德·列文森 55，106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 《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62–64，75，107

Lynch v.Donnelly（1992）“林奇诉唐纳利案” 42，106

M

Madison，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11

majority opinions 多数方意见

See opinions 参见“判决意见”条目

Making Our Democracy Work：A Judge’s View（Breyer）《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布雷耶）18

Marbury v.Madison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0–12，31，67，103，109

Marshall，John 约翰·马歇尔 9–12，68，103

Marshall，Thurgood 瑟古德·马歇尔 26，86，87

Martin，Andrew D.安德鲁·马丁 74

Martin v.Hunter’s Lessee（1816）“马丁诉亨特的租户案” 87

Massachusetts Supreme Judicial Court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3，13

Massachusetts v.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7）“马萨诸塞州诉环境保护署案” 22–23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Scalia）《事关解释：联邦法院与法律》（斯卡利亚）18

Merchants Exchange building 商业交易所大楼 5，6

Minton，Sherman 谢尔曼·明顿 28

Miranda v.Arizona（1966）“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73

Morse v.Frederick（2007）“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 55，106

Murphy v.United Parcel Service（1999）“墨菲诉联合包裹服务公司案” 20

N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国家劳资关系法》 65

Nevada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Hibbs（2003）“内华达州人力资源厅诉希布斯案” 68

New Deal 新政 64–65

Nixon，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32，34，68，75，77

nomination process 提名程序 28–32

O

Obama，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22，60，61，62

O’Connor，Sandra Day 桑德拉·戴·奥康纳 27

on abortion rights 在堕胎权问题上 78–79

affirmative action views 平权措施的立场 73–74

appointment of 被任命 26

ideological drift 意识形态转向，73–74，104

on public trust 在公众信任问题上 72，107

retirement 退休 63

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 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 51

opinions 判决意见

advisory 咨询意见 5

announcement of 宣判 57–58

assignment of 撰写任务分配 41–43

dissenting 异议意见 57

“June opinions” 六月判决 57

publication of 发布 58，108–109

writing of 撰写 56–57oral arguments 言词辩论

in foreign courts 在外国法院 85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49–52，93

See also Supreme Court review 也见“最高法院复审”条目original understanding 原始意图 18

P

Paterson，William 威廉·帕特森 4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cases 医生协助自杀案 75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Casey（1992）“宾州计划生育联盟东南分部诉凯西案” 78–80

Plessy v.Ferguson（1896）“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16

Powell，Lewis F.，Jr.小刘易斯·鲍威尔 28，29，77，104

presidential authority，Supreme Court opinions on 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职权的判决 33，59，60，61，64–65，68–71

public opinion 民意

and “counter–majoritarian”critique 与“反多数”评价75–76

Court’s influence on 最高法院的影响 74–75

Court’s responsiveness to 最高法院的回应 72–74，76–77，79–80，82

See also amicus curiae briefs 也见“‘法庭之友’意见书”条目

R

Randolph，Edmund 埃蒙德·伦道夫 2

rape cases 强奸案 81–82

Rasul v.Bush “拉苏尔诉布什案” 70

Reagan，Ronald 罗纳德·里根 29，41，78

Rehnquist Court 伦奎斯特法院 65–68

Rehnquist，William H.威廉·伦奎斯特

Bush inauguration 布什的就职典礼 45

Clinton’s impeachment trial 克林顿的弹劾审判 38，105

critique of Miranda 对“米兰达案”的评价 73

elevation to Chief Justice 晋升为首席大法官 41

Federal Judiciary report 联邦司法报告 45

on Feeney Amendment 在菲尼修正案上 62

on Grutter v.Bollinger 在“格鲁特诉博林杰案”中 74

Lynch v.Donnelly case “林奇诉唐纳利案” 42

preparation for office 任前准备 28，39

on public trust 在公众信任问题上 72–73，10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宗教自由恢复法》 66–67

Roberts Court 罗伯茨法院 76

Roberts，John G.，Jr.小约翰·罗伯茨 60

annual report on Federal Judiciary 联邦司法年度报告 45

closing of Supreme Court entrance 关闭最高法院正门 49

confirmation hearing 确认听证会 31–32

elevation to Chief Justice 直接任命为首席大法官 9，31–32，60

on foreign law citations 论援引外国法 85

preparation for office 任前准备 51

State of the Union episode 国情咨文事件 61

Roe v.Wade（1973）“罗伊诉韦德案” 77–79，81

Roosevelt，Franklin D.富兰克林·罗斯福

conflicts with Supreme Court 与最高法院的冲突 28，64–65

Court appointees 最高法院被任命者 35，69，75

court–packing plan 法院填塞计划 26，65，76

Roper v.Simmons（2005）“罗珀诉西蒙斯案” 82，85

Royal Exchange building 皇家交易所 5，6

“rule of four” “四票规则” 54

Rutledge，John 约翰·拉特利奇 4，8–9，39

S

Scalia，Antonin 安东宁·斯卡利亚 60

confirmation hearing 确认听证会 31

and Court diversity 与最高法院多元性 27

on foreign law citations 论援引外国法 85

interpretive methods 解释方法 18，21

Second Amendment case 第二修正案案件 17

Scott v.Sandford（1857）“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12

Second Amendment 第二修正案 15，16–18

Sensenbrenner，F.James 詹姆斯·森森布伦纳 86–87

slavery cases 奴隶制案件 12

Social Security Act 《社会保障法》 65

Solicitor General 首席政府律师 51，81

Sotomayor，Sonia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 26，27，27

Souter，David H.戴维·苏特 32，58，60，65，79，104

states immunity from suit 州的诉讼豁免权 8

judicial review in 司法审查 3，53

statutory cases 法律类案件 19–21，54，62

Steel Seizure case 钢厂接管案 33，68–70

Stevens，John Paul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60

confirmation hearing 确认听证会 78

and Court diversity 与最高法院多元性 26

on disabilities case 论伤残人士案 20–21

on Hamdan v.Rumsfeld 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70

ideological drift 意识形态转向 32，104

Second Amendment case 第二修正案案件 17

Stone，Harlan Fiske 哈伦·菲斯克·斯通 39

Story，Joseph 约瑟夫·斯托里 87

Stuart v.Laird（1803）“斯图尔特诉莱尔德案” 12

summary of dissent 异议意见要旨 57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administrative offices 行政办公室 43

arguments 辩论 49–51

calendar 日程表 56–57

early history 早期历史 5–12

founding of 组建 1–4

homes for 办公场所 5–6，48–50

jurisdictional self-definition 自我界定司法管辖权 2，3–5，6，10，47

law clerks 法官助理 54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公众的理解 76，107–08

refusal of advisory role 拒绝提供咨询 5，23

rules 诉讼规则 51–53，80，91–93，104

size of court 法院人数 25–26

websites 官方网站 58，117

See also Chief Justices 也见“首席大法官”条目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宪法解释

interbranch relations 不同政府分支之间的关系

Supreme Court Building 最高法院大楼

courtroom 法庭 49–50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设计和建造 48–49，49，87

entrance 入口 49

photos 照片 86

press room 媒体工作室 58

Supreme Court justices 最高法院大法官

diversity in 多元性 26–27

ideological drift by 意识形态转向 32–33

impeachment of 弹劾 34

life tenures for 任期终身制 3，26，35–37，84，87

list of 名单 95–101

longest–serving 任期最长的 34，35

nomination and confirmation process 提名和确认程序28–32

number of 数量 25–26

photos 照片 27，40，60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职业背景 27–28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资格要求 25

role in circuit courts 对巡回法院的职责 4，7，34，44，74–75，103

See also Chief Justices 也见“首席大法官”条目

Supreme Court review 最高法院复审

amicus curiae briefs “法庭之友”意见书 43，80–82

case–and–controversy requirement 案件和争议要求23–24

case selection process 选案程序 52–56

case types accepted for 受理案件的类型 14–24，47

“cert pool”“集体审议小组” 54–55

citation of foreign courts 援引外国法院判决 85–87

docket setting 待审案件表设定 46–47

majority rule 少数服从多数规则 24

obstacles to 障碍 13–14，23

opinion announcements 宣判 57–58

opinion writing 撰写判决意见 41–42，56，57

oral arguments 言词辩论 49–52，93

power struggles with Congress 与国会的权力斗争 10–12，59，61–68，104

power struggles with presidents 与总统的权力斗争 33，59，60，61，64–65，68–71

See also writ of certiorari 也见“调卷复审令状”条目

Sutton v.United Airlines（1999）“萨顿诉美国联合航空案”20

T

Taft，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40

on docket control 对受理案件的控制 46–47

judicial advisory group 司法咨询组织 44

preparation for office 任前准备 39

and Supreme Court Building 和最高法院大楼 46，48–49

Taney，Roger B.罗杰·坦尼 26

tenure 任期

for justices worldwide 世界各国大法官的 84

for Supreme Court justices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3，26，35–37，84，87

textual interpretation 文本解释 18

Thomas，Clarence 克拉伦斯·托马斯 26，104

Title VII of Civil Rights Act 《民权法》第七节 62，63

Truman，Harry S.哈里·杜鲁门 68–70，75

U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联邦上诉法院 4

United States v.Lopez（1995）“美国诉洛佩斯案” 65

United States v.Morrison（2000）“美国诉莫里森案” 67

United States v.Nixon（1974）“美国诉尼克松案” 68

U.S.Congress 美国国会

See Congress 参见“国会”条目

V

Vinson，Fred M.弗雷德·文森 45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防治对妇女施暴法》 44，67

Voting Rights Act 《投票权法》 53

W

Warren Court（1953–1969）沃伦法院 28，45，61，76

Warren，Earl 厄尔·沃伦 28，34，46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

Chief Justice nominations 提名首席大法官 8，9，39

questions of law for 提出法律问题 5，7

Supreme Court appointees 最高法院被任命者 4

Washington v.Glucksberg “华盛顿州诉格拉克斯伯格案”75

websites 官方网址 58，117

White，Byron R.拜伦·怀特 32

White，Edward Douglass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39

Wilson，James 詹姆斯·威尔逊 4，7，8

writ of certiorari 调卷复审令状

defined 界定 47，52

rules for 批准规则 52–54，80，91–93，104

writ of mandamus 执行职务令状 11，12

Y

Youngstown Sheet&Tube Co.v.Sawyer（1952）“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 33，68–70

版权信息

Copyright©Raymond Wacks 2008

Law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8.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2016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1—716号

书  名　法律

作  者　【英国】雷蒙德·瓦克斯

译  者　殷源源

责任编辑　於　梅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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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法律的起源

第二章 法律的部门

第三章 法律与道德

第四章 法院

第五章 律师

第六章 法律的未来

法律渊源：非常简短的介绍

序言

赵旭东

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法治中国建设正在谱写蓬勃发展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随之带来了“有法可依”之后的新思考。两千多年前，管仲便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而这种“使法必行之法”便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卢梭语）法律的权威源自公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无关乎法律条文是否繁杂或法律制裁是否严苛。法治的要义是规则之治，法治信仰即是人们相信法律，遵守规则，并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当成一种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法治信仰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赐之物，也不是某种强权的教导使然，而是通过公民个人的实践与认知形成的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因此，培育全民法治信仰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法治实践塑造公民法治信仰，要让营商主体在每一场市场竞争中体会权利平等，让公民在每一次政治参与中体验透明规范，让当事人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二是通过法治宣教强化公民法治认同，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论证，使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

今年是我执教的第三十一个年头，课堂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相较于用术语解释术语的经院式讲授，采用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和直白的说理方式，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与热情。法律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便在于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一部能让人民群众读得进、读得懂、读得透的普法著作无疑能有效推进全民的法治信仰。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学研究界，可谓学术繁荣、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其中很少有为几乎未进行过法律专业学习的普通公民定制的法律科普读物。而雷蒙德·瓦克斯（Raymond Wacks）教授的这本《法律》（Law：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正是这样一把开启公民知法、懂法、信法、守法大门的金钥匙。

我拜读了本书的中译稿之后，至少有三个地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一，作者通过对法律、法律体系和法律精神精准的把握，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的法律世界。法律是社会的核心，从保护权利、赋予义务，到为几乎每一起社会、政治及经济活动的实施建立框架。本书以法律的发展脉络为“干”，概述了世界主流法律体系的诞生和演变的过程、当今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为“枝”，介绍了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及经典案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律师和法院的工作等，并思考了法律的哲学和它所追求的公正、自由和平等精神内核。

其二，本书的确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法律通识读物。一般的法律入门作品惯常采用罗列资料、铺陈历史、纠结概念的写作手法，很容易让初学者受困于云山雾罩的法律概念和冗长繁杂的逻辑推理之中。作者摒弃了这种手法，而是尝试采用一种简洁而又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提炼出法律这一复杂现象的要点。作者用直白的语言和生活化的例子，让读者认识到法律就在身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用法律思维分析现实问题的方式。同时，作者一改教科书和专业著作的结构体系，根据人们对法律的认知过程安排全书的内容，由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从叙述到说理再到实务，化繁为简，循序渐进，让即便不具备扎实法律功底的读者也能跟随作者的笔触进入被专业术语和严密逻辑包裹的法律世界。

其三，本书提供了用法律看待社会现象的视角。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如互联网安全、高科技诈骗、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中国家人权不平等等，归根到底都是法律现象，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解答的思路。作者点到即止，却又切中要害；取舍有度，却又鲜有遗漏；试图让读者产生兴趣、得到启发、深入思考，帮助读者形成一种以法律的眼光识别问题本质，用法律的思维分析解决途径的习惯。

在中国迫切需要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今天引入本书，正当其时。我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已经付梓，并衷心祝愿本书的读者能从字里行间培养法律思维，体味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

是为序。

2015年10月

前言

“法律”和“简洁”很少共存于同一句话中。法律的冗长与晦涩已然臭名昭著；这一点表明，任何对法律，甚至是对其入门知识进行浓缩的努力，即使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也是乌托邦式的事业。然而，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务，即提炼出法律这一复杂现象的要点：法律的根基、法律的部门、法律的目的、法律实践、法律机构，以及法律的未来。我的目标是向那些外行的读者——包括法学、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未来的学生或新生——介绍法律与法律体系的基础知识，并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的术语。我希望拙著能够激发读者对于法律引人入胜的特质的好奇心，并且促使读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法律在我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中心作用。那些愿意深入思考法律众多层面的人，还可以去阅读一些列在“进阶阅读”中的著作。当然，也有大量优秀的在线法律资源，本书的第六章将会列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些网站。

必须要强调的是，尽管本书的重点在于介绍西方世俗法律传统（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1]，但我也简要讨论了其他的法律体系，如伊斯兰法、习惯法和某些混合法律体系，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对“法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进行简要介绍。但是，我承认，我的侧重点在于普通法。对于这种偏见（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可以为之辩护的理由是，普通法的许多特征已经有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不过这种理由太油滑了。真正的解释更为直接：本书以英文写就，而且作者的绝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普通法法域内度过的。我的外语不那么熟练，这就决定了我所有的资料，包括那些普通法之外的法律体系的资料，都是英文的。尽管面临这种障碍，我已经试图控制住自己不对法律作出任何不必要的假设，虽然这些假设可能源自我特别多样化的个人经验。我曾经在一个混合法律体系（南非）以及另外两个普通法法域（英格兰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学习并教授法律，而我现在则居住在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意大利）。我希望，我的游历生涯能够帮助我减少本书中出现的失于偏颇之处。

幸运的是，在上面的法域里，有两个法域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它们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剧变，从而导致了法律层面上的根本变化。1992年，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架构被摧毁了；两年后，尼尔森·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的总统，民主宪法、权利法案和宪法法院也同时诞生。1997年，香港地区回归祖国，从英国的殖民地转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而这种转变首先是个法律问题。中国香港地区在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本是几无可能的，但它的形制和结构经由中国香港地区的新“宪法”（即基本法）而得到维持，从而保证了中国香港地区现行普通法体系的延续。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起引人瞩目的事件中学习到什么，那也许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实：法律是维持和改变社会的工具，它并不完美，却不可或缺。有效运转的法律体系能够提供确定性、普适性和可预测性，低估这种价值是非常轻率的。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达到真正的和谐一致，但是如果没有法律，我们这个日益多极化的星球将会不可避免地堕入混乱与冲突。

简短地——且避免过于简单化地——概括法律的基本特征，导致了无数冷血的决定。许多章节被我忍痛扔进了不断膨胀的回收站。我只是希望，当我勾勒出当代法律的中心地带时，它的边缘不至于被我描绘得过窄或过宽。我致力于描绘出变动不居的法律地形图的关键特征；当然，我也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边界。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如果不了解法律的社会、政治、道德与经济背景，就不能准确地了解法律。法律理论或者说法理学，旨在揭示诸多深层的哲学因素，以解释法律这一复杂概念及其在法律制度中的实际运行。第三章试图阐明法律与社会所接受的道德实践之间颇具争议的紧张关系。我拒绝在经常难以通行的法哲学灌木丛中继续远足，既是因为它远远超出本书的卑微目标，也是因为我希望，如果有读者想要阅读这一令人兴奋的学科的简介读物，他们可以转向我的《法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可以被视为你手中这本书的姐妹篇。

在制订与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士一如既往成为了我相当愉快的合作伙伴。我还要特别感谢安德烈·基根、詹姆斯·汤普森、艾丽丝·雅各布、海伦·奥克斯、狄波拉·普罗瑟罗、佐薇·斯皮尔伯格、温妮·塔姆，以及我初稿的匿名审稿人。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佩妮洛普（幸运的是，她是一位出庭律师）恒久的爱、鼓励与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位忠诚的臣民，她的主权是无限的；她的话语即是法律。

雷蒙德·瓦克斯

【注释】

[1]civil law可译为民法法系，也可译为大陆法系。为防止入门者对于民法和民法法系这两个概念产生混淆，本书采用大陆法系这一译法。——全书所有注释均由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第一章　法律的起源

踏上一辆巴士。法律就在那里。你差不多已经缔结了一份合同：支付车票，以到达目的地。如果你没买票就下了车，那么刑法的长臂将很有可能来抓你。如果汽车出了交通事故的话，法律也准备好了决定谁会为你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生——以及你的死亡，你全部的生活——以及更多的一切，都处于法律的管理、控制与指引之下。法律制度处于每个社会的核心地带，它保护权利，赋予义务，并为几乎每一起社会、政治及经济活动的实施建立框架。惩罚违法者，赔偿受害者和强制执行协议，只不过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小部分任务。除此之外，法律还努力实现公正，提倡自由，保障法治，并保护安全。

不过，对于外行来说，法律看起来经常是高度技术化的、令人困惑的和神秘的，充满了旧式且时常令人费解的行话术语、陈腐的程序、冗长的繁文缛节式的法律规定、附属立法以及法院的判决。律师们倾向于回顾过去。遵循先例的原则是普通法的独有烙印，它表明过往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并据此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规则。

但法律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全球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行政监管的日益增多，都不断地在给法律施加压力。大家期待着国内法律制度对于上述改变作出回应，甚至作出预测；也有很多人期待国际法能够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惩罚邪恶的独裁者，并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些都是当代法律制度所面临的无数问题中的一部分。

法律很少毫无争议。律师和政治家们习惯性地推崇法律的价值，改革者们哀叹法律的缺陷，怀疑论者驳斥法律对公正、自由与法治自以为是的拥护。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在绝大多数社会里，法律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政治、道德和经济生活得以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工具。想一想法律规定给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层面带来的转变吧，而之前这些层面都曾经被认为属于个人生活领域：促进性别和种族平等、保障工作与娱乐安全、确保食物更为健康、维持商业道德，以及追求其他许多值得赞赏的理想。保护人权、环境、个人安全的法律蓬勃发展。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被法律的长臂所触及。立法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公民们难以熟悉大量的法律规定，也让权力机构难以实际执行。

法律是新闻。谋杀、并购、婚姻、不幸和谎言成为了媒体的每日素材，尤其是在不当行为在法庭上被公开展示的时候。涉及名人的轰动性审判仅仅是冰山一角。诉讼是法律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在底下的章节中将会越来越明显。

但是法律是什么？大致而言，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答案。一方面，有人认为法律是一系列与自然相一致的、普遍的道德准则。这一观点（被所谓的自然法学家所接受）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另一方面，对于所谓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来说，法律仅仅是有效的规则、命令或准则的集合，它们可能不具备任何道德因素。另外一些人则将法律视作保护个人权利，达成正义或者经济、政治和性别平等的基础工具。几乎没人相信法律可以与其社会背景相分离。法律的社会、政治、道德与经济背景，对于正确理解法律的日常运转而言非常关键；在形势不断变化的时代中，这一点尤为正确。认识到形式主义的脆弱性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法律从属性的本质和价值，我们就是在危险的薄冰上滑行。对法律本质的思考有时会深奥得让人烦恼，然而这种思考会不时地让我们对“我们是谁”和“我们正在做什么”产生重要的认识。这些不同立场的本质和后果，不久后都将显现出来。

法律的创立

尽管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但它第一次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出现，仅仅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文字出现之前，法律只是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书面法律的缺位，使得这些规则持续或广泛的适用受到了限制。

汉谟拉比法典是最早的成文法典之一（汉谟拉比是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与开创者）。它大约在公元前1760年左右出现，是统治者向其人民公布的最早的系统法律文本之一，以使人民了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这部法典雕刻在一块黑色的石碑上（也许你可以在卢浮宫看到它），包含约300个条款。法典的规定覆盖了一系列广泛的活动，从对作伪证者的惩罚（死刑），到房屋建筑工的责任（死刑）——如果他负责建造的房屋倒塌，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的话。这部法典几乎没有规定任何抗辩理由或者借口，可以说是严格责任的早期典范！

这位国王其实是对更为古早的法律作出了承认（但对此我们的证据少得可怜），他的法典隐隐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这部法典实际上反映了在这位古代君主统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习惯。

另外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早期立法例证，可以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雅典政治家梭伦所制定的法律中找到。梭伦被古希腊人尊为七贤之一，他被授予立法权，以帮助雅典度过社会与经济危机。他所制定的法律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对经济、政治、婚姻、犯罪与刑罚的重大变革。他根据经济地位将雅典社会分成五个阶层。个人所承担的义务（包括纳税责任），取决于他所在的阶层。梭伦取消了农民为之抵押土地或人身的债务，奴隶制也因此而告终。

图1　汉谟拉比法典由巴比伦国王在公元前1760年左右创制，是现存最早的法律文本藏品之一。它是保存完好的闪长岩石碑，展示了282条法条，吸引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位国王治下的社会生活。

为了解决较高阶层与较低阶层的市民之间的争议，在公元前450年左右，罗马人在铜表上颁布了法律汇编，即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5年左右，罗马人指派了十人委员会（Decemviri），来起草对所有罗马人——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和普通人（平民阶层）——都有约束力的法典。对这部法典，治安官（两名执政官）必须加以执行。此举的成果是大量法律的汇编。大多数法律源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习惯，它们占据了十块青铜表。平民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公元前450年，罗马人任命了第二个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增加了另外两块青铜表。

在这段所谓的古典法学家时期（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法的复杂精细程度显著增加。事实上，这些法学家们（盖尤斯、乌尔比安、帕比尼安、保罗，以及其他的法学家们）非常高产，其著作汗牛充栋，厚重得令人绝望。在公元529年到534年之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对这些纷芜庞杂的文本进行缩减，编纂成系统的、综合的法典。其成果是三本书，即包含《学说汇编》、《法典》与《法学总论》的《民法大全》[1]。这些成果本来要被视为一劳永逸的：它们是法律的最终表述，不需要任何新的解释。但是，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很快成为泡影：这一法典过于冗长（近100万个词）和巨细无遗，因而适用难度极高。

图2　拜占庭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这幅肖像来自拉文纳的圣维塔莱教堂中惊人的马赛克画作之一。他监督将罗马法修订和编纂成《民法大全》，它由《学说汇编》、《法学总论》、《法典》和《新赦律令》构成。

然而，一丝不苟的细节终究成为了这部法典的巨大力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600余年后，欧洲见证了罗马法研究的复兴。仍在西欧部分地区生效的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成为了欧洲律师进行实验的完美样本。1088年左右，位于博洛尼亚的西欧第一所大学建立，之后四个世纪里，欧洲各地的大学纷纷建立，向研习法律的学生同时传授查士丁尼法和教会法。而且，查士丁尼法典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开始成为了它的优势，因为尽管皇帝醉心于让这些法规成为终极答案，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顺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被重新解释与改编。由此罗马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得到了传播——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它也面临着众多反对者。

然而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认识到，需要有更加简明的法典。

图3　博洛尼亚大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大学。它建立于1088年左右，在那一时期，语法、修辞与逻辑大师们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法律。博洛尼亚大学一直盛产杰出的法学教师团队。

查士丁尼法典被一些新的法典所取代，这些新法典旨在追求简洁性、易于适用性和全面性。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离实现这些崇高的抱负又近了一步。通过殖民，这部法典被引进到西欧与南欧大地，并传入拉丁美洲；它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0年，一部更加技术化和抽象化的法典在德国被颁布；它并不是用户友好型的法典，但是它以惊人的全面性弥补了这一缺陷。它的简称是BGB，其影响力同样巨大：它成为了中国、日本、希腊与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法典立法典范。

法典化的吸引力

一个人需要开卷才知，法律所蕴含的种种层面，是怎样适用于在人类可能的活动范围内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每一种行为：哪些行为是他必须为自身、邻居或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去履行的义务，哪些行为他有权利去实施，哪些行为他有权利让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去实施……在这样一个知识库内，他或者任何其他人所服从的整个义务体系得到了记录与展示，可供人阅览。

杰里米·边沁，《法律总论》，第19章，第10段；引自杰拉德·J.帕斯

特玛，《边沁与普通法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西方法律传统

西方法律传统具有一系列显著特征，以下特征尤为突出：

●法律机构（包括司法、立法及其制定的法规）与其他机构之间具有相对清晰的分界，同时上述机构的法律权威高于政治机构。

●法律原理的本质包括主要的法律渊源，并以法律训练、法律知识与制度性的法律实践为基础。

●法律的概念是由一系列规则和原则构成的、连贯一致的有机整体，并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存在律师与其他法律专业人士，并有相应的专业训练。

尽管有些特征也会出现在其他法律传统中，但它们对法律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重视的程度和采取的态度，都与西方法律传统有所不同。在西欧，法律，特别是法治，是社会形成的基本元素，也是社会自身意义之所在。对于法律与法律程序的尊重，通过当代西方民主制度，也规范着一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为。

法治理想与英国宪法学者阿尔伯特·维恩·戴雪联系得最为紧密。在他极负盛名的著作《英宪精义》（1885年）中，他详细阐明了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理念，尤其是法治理念。根据戴雪的观点，法治理念应当包含以下三个原则：

●与专断权力的影响相比，普通的法律应当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优势地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每个阶层都服从于这块土地上的一般性法律，并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

●宪法源于由法院加以确定并执行的个人权利。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

欧洲大部分地区、南美以及其他地区采用的法典化制度被称为大陆法系，与其形成对比的是英格兰、前英国殖民地、美国及加拿大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普通法制度。大陆法系通常被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法国法系，它同样为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它们的前殖民地所采用（包括非洲与南美洲的前殖民地）。第二种是德国法系，主要为奥地利、瑞士、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日本、韩国所采用。第三种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为瑞典、丹麦、挪威与冰岛所采用。第四种是中国法系，它结合了大陆法系与社会主义法律的元素。这种四分法并非滴水不漏。比如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意大利、葡萄牙和巴西的法律已经向德国民法体系靠拢，它们的民法典逐渐采取了德国民法典的基本元素。俄罗斯的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则是荷兰民法典的翻译版。

普通法的古老魅力

某些事对于大陆法系的律师们来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问题，可以用一部法律来解决；但是对于普通法系的律师而言，就是一堆更加专门的问题，他必须用多种法律体系加以解决，而且大多数法律还具有古老的渊源……然而，我们应当坦率承认，尽管英国的制度确实有着古董式的魅力，但是它太复杂，太难理解，因此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去采用这种制度。

K.茨威格与H.科茨，

《比较法简介》，第三版（牛津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尽管这两种传统——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开始互相靠拢，但这两种体系仍然具有至少五处重大的区别。首先，普通法系的本质是不成文法，这一特点是由中世纪的律师及其提交辩论意见的皇家法院的法官联手造成的。实际上，这一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得到了强大的君主制的支持，并在罗马法研习的复兴之前，由专家加以发展。这一点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罗马法体系从来没有被英格兰所接受。

数代普通法律师都拒绝了法典化，然而在美国，这种抵触情绪已经逐渐减弱。自从美国法律协会（其组成人员为律师、法官以及法律学者）于1923年成立以来，它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法律重述”（涉及的领域包括合同、财产、代理、侵权以及信托），以“通过对基本法律问题的重述来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从而让法官与律师知道法律是什么”。他们的目的在于让法律更加明晰，而不是将法律法典化。这些法律重述所持的观点具备仅次于法律的权威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各法院的普遍接受（尽管并非一直与它们保持一致）得到证明。更加重要的是《统一商事法典》（UCC），它针对重要的商业交易建立了一系列稳定而一致的规则，在全美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50个州的法律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商业交易使用统一的规则就显得格外重要。想象一下因缺少这种标准化而引发的混乱：你生活在纽约，在新泽西买了一辆在密歇根制造、仓储地在缅因的车，然后这辆车被运送到了你家。

第二，普通法具有诡辩意味：它的基石是案例，而大陆法系的基石则是法律文本。随便问一个美国、澳大利亚或者安提瓜岛的学法律的学生，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用来做什么，答案几乎肯定是“阅读案例”。如果去问阿根廷、奥地利或者阿尔及利亚的学生，他们则会提及他们一直在精读的民法或刑法法典。普通法律师集中于研究法官作出的论断，而非法典的词句，因此他们会用一种更加实用的、不太理论化的手段来解决法律问题。

第三，考虑到法院判决的中心地位，普通法系的律师把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在案件的事实基本相似的情况下，法院作出的在先判决应当适用于现在的案件；它也意味着在司法等级制度中级别较高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于级别较低的法院具有约束力。这一理念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可以带来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客观性；同时也可以让法官“辨识”出明显具备约束力的先例，其依据是它们与之前的案例在某些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第四，尽管普通法以“何处有救济，何处即有权利”为基本前提，大陆法系却在整体上采取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立场，即“何处有权利，何处即有救济”。如果说普通法系本质上是救济本位而非权利本位，那么从表面上看，这是由所谓的令状制度导致的。在采取这一制度的英格兰，自从12世纪以来，如果没有经国王的授权所发布的令状，诉讼均不能开始。每一个请求都有一种正式的令状。因此，举例来说，债务令状是所有追索欠款的诉讼的前提，权利令状的存在则是为了追索土地。在17世纪，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字面意义为“你必须提交此人的身体”）是对专断权力的重要制约，因为它要求将未经审判而被关押的人呈交法院[2]。如果关押此人并无正当合法的理由，则法官可以命令释放此人。大陆法系国家用了一个世纪之久，才最终接受了这一自由社会的根本特征。

最后，在13世纪，普通法系已经将陪审团引进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陪审团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审判制度一直是普通法系的根本特征，大陆法系从未接受过这种将事实与法律分离的做法。这种分离也阐明了普通法系口述传统的重要性，这与大陆法系所采取的、以书面辩论意见为中心的做法截然相反。

普通法、混乱，以及法典化

如果普通法由法典化的、可以通过参考其渊源法规而加以确认的一系列法规所组成，生活将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实是，我们面临的状态要复杂和混乱得多；而且，要让普通法符合那种理想状态，唯一的方法就是法典化，那样的话，整个制度也就不再是普通法了。这种神话（因为它的确是个神话）的魅力来自另外一种理想，即法治而非人治的理想……将普通法视为一系列法规的集合，或是视为一种在本质上很精确的理念，将会扭曲这一制度的本质；就好像说，一个人可以在大体上列出普通法有多少法规，并且把它们像数羊一样数出来或把它们刻在石版上一样。

A.W.B.辛普森，《普通法与法律理论》，载于威廉·唐灵（编），《法律理论与普通法》（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86年），第15页—16页

有这样一些法域，例如苏格兰，尽管其法律体系并非法典式的，但是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罗马法的影响。也有一些法域虽然避免了罗马法的影响，但由于制定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传统较为接近。这些法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罗马—日尔曼法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其他法律传统

宗教法

如果不去细究某一法律制度的宗教根源，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制度。这些根源往往根深蒂固，历时久远。事实上，在西方世界，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律制度最为悠久，也未曾间断。就西方法律制度而言，宗教的影响可谓相当明显：

基本的机制、观念和价值观……可以追溯到11世纪和12世纪的宗教仪式、礼拜仪式和教义。它们反映了对于死亡、原罪、惩罚、宽恕与救赎的新态度，以及关于神与人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新看法。

在12世纪的欧洲，教会法在很多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教会法庭宣称，它对范围相当广泛的事项具有管辖权，包括异端、婚前性行为、同性恋、通奸、诽谤，以及伪证。教会法仍然适用于不少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以及圣公会。

世俗主义的兴起并没有完全排除宗教法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立法和法院对于宗教专属事务的管辖权经常受到限制，而且很多法律制度包含了宗教法，或将宗教机构的事务交由它们自己处理。但是西方法律的一大重要标志是政教分离。

若干卓越的宗教法律传统与国家法律制度并存，而有些宗教法律传统则为国家法律所采纳。最为重要的是塔木德法、伊斯兰法以及印度教法。这三种宗教法的权威都有神圣来源，即《塔木德经》、《可兰经》和《吠陀经》中揭示的宗教教义。

塔木德法

塔木德法象征着一种伟大的智识理念；作为一本法律书，它包含了来自所有时代的观点，其相异之处永无止境；它还处理着过往之事，从未将其视为终结，这就给更多的意见提供了空间，而每一个时代都与之相关。在任何法律传统中都找不到类似的特点。

H.帕特里克·格伦，《论普通法》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所有的宗教法都以种种方式影响着世俗法。例如塔木德法对西方商法、民法和刑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出另外四个重要的法律传统。

印度教法

印度教法承认法律与世界均有变化之可能，但是……印度教法只是在忍受，而不会以任何方式鼓励这种变化的可能性，认为它一定会发生，但不应当干扰整个世界的和谐基调。如果干扰到了，那就是恶业，会得到相应的处置。因此，就一种书面记载的传统而言，印度教传统的宽广令人难以置信。忍受并非位于这个传统的边缘，而是位于它的核心。而且忍受有其所独有的戒律。

H.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第二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伊斯兰法主要以《可兰经》的教义为基础。它延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适用于那些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超过地球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人（大约13亿人）遵守着它。

印度教的核心以因果循环的理念为前提：善良和邪恶最终决定着人们下一世的好坏。印度教法，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和继承有关的部分，适用于大约9亿人，他们多半生活在印度。

伊斯兰法

伊斯兰法……通过对人性的常理推定，而非通过完善自创的范畴来寻求永恒性。它是一个由伦理、逻辑与判断构成的体系，它并非建立在对教旨的完善之上，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标准之上；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它的发展、整合、逻辑和成就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类的义务是遵循真主创设的道德约束，而不是试图去发明它们。但是在真主创设的道德约束之内，在知道它们的存在、错综复杂性和交互影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创造各种关系，并进行交易。

劳伦斯·罗森，《司法人类学：伊斯兰社会中作为文化的法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引自马利斯·鲁思文，《伊斯兰简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习惯法

习惯法所涉及的惯例必须具备通常做法和习惯之外的其他特征。它们需要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辨认出这种合法性并非总是轻而易举，尽管习惯法一直在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具有混合法律制度的法域中，比如某些非洲国家。习惯的韧性在印度与中国也非常明显。事实上，关于中国的习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习惯法作为在之前的香港地区（1997年7月1日之前）已经生效的法律的一部分，应当继续有效。

混合法律制度

在一些法域中，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法律体系互相影响。比如在南非，罗马—荷兰法的存在，是受到荷兰法学家影响的结果，他们在著作中参考了罗马法。这一传统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向好望角殖民地输出的[3]。19世纪，在南非引进英国普通法之后，南非法律体系的混合特性更加具有活力，两种体系实现了非凡的和谐共存。并且，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如同宝石镶嵌在胸针之中一般，在今日的南非，罗马—荷兰法在英国制造的基座上光芒闪耀。即使整个南非的私法与刑法体系仍然是纯正的罗马—荷兰法（事实上，它并不是），作为整体的南非法律体系仍然是一种混合体系，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元素在其中互相碰撞。

尽管斯里兰卡和圭亚那分别在1799年和1803年引进了罗马—荷兰法，但这种混合体系早已不再有效，普通法正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法

传统的中国社会与其他的儒家文明一样，没有发展出以西方法律体系的基础理念为根基的法律体系。儒家思想接受了“礼”的概念：它与其他普遍和平等适用的固定的法规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尽管中国的“法家”致力于削弱儒家哲学理念的政治影响力，要用“法治”（法）取代儒家的组织之道——“礼”，但“礼”仍然一直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法律。毫无疑问，法律在当代中国的角色仍然是工具性和实用性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在本质上属于大陆法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典化的。

中国法律的未来

我愿意大胆地提出，当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带来席卷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巨变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封闭元素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将被另一种社会背景所取代。它们将会在重焕青春的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中国文化能够，而且也将会从中国传统里的开放元素中得到启发，诸如儒家的仁爱，道德修养，以及对于天、地、人与世间万物之和谐的默默却无尽的精神追求。

阿尔伯特·H.Y.陈，《儒家法律文化及其现代命运》，见雷蒙

德·瓦克斯（编），《中国香港地区的新法律秩序》

（香港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2页—533页

法律的诱惑

当人们深受不公之苦时，他们经常抱怨：“应当由法律来制止这个行为啊！”现在的趋势是，我们日益期待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法律不能提供救济时，人们会觉得沮丧和愤怒。但是法律对于反社会行为的管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本书第六章提到的技术给法律带来的挑战，应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向法律——或者律师——寻求帮助时，很有必要去回忆一下伟大的美国法官伦恩德·汉德的话语。汉德法官针对人们对于法律的过度信任，开出了这剂解药：

我常常在想，我们是否将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宪法、法律和法庭之上。这是错误的希望；相信我，这是错误的希望。自由在每一位男子和女子的心中；当它在那里死去时，宪法、法律或者法庭，都将束手无策。如果它依旧在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它不需要任何宪法、法律或者法庭来加以拯救。

本文的论述自会证明这一断言到底是否正确。

法律的功能

秩序

很难想象足球、象棋或桥牌可以没有规则。如果没有一套达成一致的、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一家扑克休闲俱乐部都没办法正常运转。因此，当人们组成更为庞大的社会团体时，他们总是需要法律，这一点丝毫不让人吃惊。几乎难以想象没有法律的社会。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利己主义。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是我们为了在社区中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古罗马伟大的律师西塞罗写道，“所以我们才可能自由。”法律提供了安全与自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进步。

“法律与秩序”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法律为了秩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法律，秩序就不可能得到维持。而秩序——或者，用现在更流行的词来说，“安全”——是绝大多数政府的中心目标。如果社会有志于保障其成员的幸福安康，那么“安全”则是基本前提。

托马斯·霍布斯在著名的自然状态理论——在社会契约理论之前——中宣称，人类的初始状态是“孤独的、穷困的、下流的、粗野的和短暂的”。不过，不止一名学生将这一格言修正成了“……下流的、英式的和短暂的”[4]。霍布斯认为，只要我们希望维持秩序和安全，法律和政府就是必需品。因此，根据社会契约，我们需要将自然自由让渡出去，以创造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今天，他的哲学被认为有点威权主义，因为他将秩序置于正义之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是为了削弱革命的合法性，哪怕革命旨在反对恶政。

他认识到，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我们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最弱者也有能力杀死最强者。但他认为，这种平等造成了混乱。他论证说，人们容易基于三种原因而争吵：竞争（因为物质财产的供给有限）、不信任与荣耀（为了保护我们强大的名声，我们一直保持敌对）。霍布斯认为，因为我们容易发生冲突，我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都持续地互相敌对，没有任何道德存在，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恒的恐惧之中。在这种战争状态停止之前，所有人对一切事物都拥有权利，甚至包括他人的生命。当然，秩序仅仅是法律的一种功能。

正义

法律无疑维护着秩序，但它还有另外一种至关重要的功能。20世纪的英国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

我认为，法律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一是维护秩序，二是伸张正义；然而，这两个目标并非一直保持一致。有些人重视秩序，将稳定置于正义之前；而有些人重视救济不平之事，将正义置于稳定之前。正确的解决之道，是保持二者之间的适当平衡。

对正义的追求必须成为任何法律制度的核心。法律与正义画上等号的历史相当久远。这一理念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在《圣经》中，在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典中都可以找到。但是，要弄清楚正义的概念并不容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致力于阐释正义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绝大多数对正义的讨论，仍然以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以平等对待平等，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根据不平等的程度而定）。亚里士多德承认，正义中所蕴含的平等既可以以算术方法计算（以所涉及之人的身份为基础），也可以以几何方法计算（以维持同样的比例为基础）。因此，他区分了两种正义，一是矫正正义（交换正义），二是分配正义。前者是法庭的正义，适用于矫正犯罪或矫正不当的民事行为。它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被平等地对待。至于后者（分配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给予每个人的，应当和他的价值或他所应得的份额相适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一点主要是由立法者考虑的范畴。

在经典之作《法律的概念》中，H.L.A.哈特认为正义的理念：

……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统一性或者恒定性，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概括：“情况相似的案件，应当得到相似的判决”；二是一个灵活的、可变的原则，基于任何既定的目的，用于决定案件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

哈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有权得到同等对待”这一原则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为种族歧视辩护的理由经常是：那些被歧视的人“不完全是人类”。

另外一种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正义理论叫作功利主义，它总是让人想起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法律改革者杰里米·边沁。他的文风富有活力，极具个人特点：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和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功利原理认可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缔造幸福制度的基础。凡试图怀疑这个原理的制度，都是重虚轻实，任性昧理，从暗弃明的。[5]

为了这一目的，边沁制定了“幸福计算法”，以评估任何行为的“幸福指数”。

世界上有许多解释正义为何物的方法，它们互相冲突。有些方法同样反映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一理论的现代版本在约翰·罗尔斯的重要著作中有所反映。罗尔斯拒绝了功利主义，将正义理念发展为公正性。这种公正性旨在得出正义的客观原则，在理论上，它将会得到无知之幕下个体的一致同意，这些个体并不知道他们所属的性别、阶层、宗教或者社会地位。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顽，强壮还是虚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哪个时期。他们只对科学和心理学原理有基本的知识。在这种幸福的无知状态下，他们必须以匿名的方式决定一份契约，这份契约的基本原则将会规定他们组成的社会的生活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理性的个人利益所驱动：每个人都在追寻着那些最能够使自己获得自己所选择的“美好生活模式”的原则，不管这种模式到底是什么。

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感受到的时代的需求、主流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公开宣布的或者潜意识里关于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共同的偏见，在决定统治人们的法律规则如何适用的过程中，比三段论式推理更加重要。法律反映了一个国家数世纪以来的发展史，我们不能像对待一本只包含了公理和推论的数学书那样对待它。

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普通法》，第1页

除非某一法律体系的规则尽可能具备合理性、普适性、平等性、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否则正义就不可能通过这一法律体系而获得。但是，这些目标都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达成，它们只是理想。举例来说，法律永远不可能具备完全的确定性。有时候案件的事实模糊不清，难以查明。与此同时，法律本身也难以确定——特别是对于不是律师的人来说，他们将会面对汗牛充栋的法规、法庭的判决、实施细则等等。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寻找法律的任务变得略微轻松了一些，但是面对着法律渊源的迅速扩张，这项任务依然是个艰难的挑战。“疑难案件导致恶法”这一格言说明了一项重要原则：法律具有确定性，要比扭曲法律来适应某个异乎寻常的个案来得更重要。

正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法律，它还要求获得正义的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因此，这首先需要一个公正而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五章将对此加以讨论）；其次，还需要有能力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人士（第五章同样将对此加以讨论）；第三，程序正义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些必备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保障我们能够获得法律意见、法律援助与代理，以及公正审判（第四章将对此加以讨论）。

在公正的或者比较公正的社会里，一般来说，法官在推进正义事业的道路上几乎不会面临障碍。很少需要英雄主义。然而，当不公在整个法律制度中蔓延的时候，法官的工作会棘手得多。在纳粹德国或者种族隔离的南非这样的社会里，一位高贵的、有道德的、公正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兼顾他的良心和职业呢？在不公的社会里，普通人也可能会遭遇这种道德困境。法官属于公务人员这一事实，会把他和其他参与这个法律制度的人或者只是从不公正中攫取利益的人区分开来吗？将法官和其他人，特别是律师，作道德上的区分，是否有着充分的理由？可敬的法官只会努力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正义，并承认在某些主要的法律领域内，他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一位尽职的、有良心的律师是否也和法官在同一条船上？他也同样努力去做好事，但在这个法律制度的苛刻限制下，他个人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也同样为这一法律制度提供合法性依据。他的道德困境和法官的道德困境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对于这类困境，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标准答案。从制度上说，法官与律师并不相同：他们是通过任命或者选举产生的、负责法律实施的官员。他们的法定义务很清晰。但是律师不是国家的官员。他们对客户负有巨大的责任。当然，他们必须在这个法律制度内工作，但是他们的职责是运用法律，而非广施正义。他们可能认为某项法律在道德上令人厌恶，但是在不公的法律体系内，相比法官来说，他们更容易为自身扮演的角色正名。也正因为如此，举例来说，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律师们认识到了他们与法官在作用上的区别，因此多名声誉卓著的资深律师宣称，本着良心，他们会拒绝出任法官职位。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做律师。尽管从这个制度中退出的诱惑非常强烈，但是在为正义努力奋斗的途中，许多律师仍然展示出了巨大的勇气，有时候他们甚至成为了英雄。

不管怎样，律师个人可以认定，自己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是不是为了巩固这一制度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在道德上完全正确的回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官员也面临着相同的道德困境，因为法官与律师在功能上存在重大的区别。具体来说，与法官不同的是，律师所关心的远不止是法庭程序。事实上，律师做出的某些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针对客户的权益向其提供建议，而不论客户是否打算或期望提起诉讼。出庭会被视为对现行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明确接受，但为客户提供建议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法律制定最基本的规则。谋杀是不对的，盗窃也不对。法治最明显的实例，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则。现代政府致力于以强制措施之外的方式来说服我们循规蹈矩。胡萝卜每每取代了大棒。政府会用宣传活动、官方网站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关系活动来劝导我们做某件事，或者不要做某件事。但是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标准，因此仍然是国家手中最有力的工具。

而且，法律建立了一个框架，用以解决所有难以避免的纠纷。法院是解决冲突的主要场所。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包括法院或者类似法院的机构，它有权力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决，并且依据公认的程序来依法作出权威性的判决。

法律促进，甚至经常鼓励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法律规定了很多规则，让各方得以缔结婚姻关系、劳动合同或者买卖合同。公司法、继承法、物权法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我们可以借助它们从事构成社会生活的无数活动。

法律的另一项功能是保护财产。规则确认“谁”拥有“什么”，从而决定了谁对物品拥有最坚实的权利或请求权。因此，法律不仅保障了个人的独立，而且还鼓励人们更高产、更富有创造性（催生新的思想，它们可能会转化为受到专利权和著作权保护的知识产权）。

法律同样追求保护社会公众的普遍安全。法律对超出市民或私营企业能力的公共服务（比如国防或国家安全）进行监督或协调，个人不再被迫为自己的安危操心了。

近年来，法律另一方面的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比如许多国家的法律囊括了权利法案，以此作为保护一系列个人基本权利免遭侵犯的手段。有时候，权利法案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宪法确立是保护人权法案的手段，使它不会轻易受到立法修正的影响[6]。在其他法域中，由普通的、像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可以废止的法规所保障的权利就不那么安全。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是明显的例外）都以宪法或者立法形式确立了权利法案。

法律的渊源

法律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赐之物。它起源于诸多得到认可的“渊源”。由此得到反映的观念是：如果缺少权威的渊源，某项号称是法律的规则，其实并不能被认可为法律。因此，律师们经常提及“权威依据”。法官可能会这样询问律师：“你的主张有什么权威依据？”为回答这一问题，普通法系的律师很可能会引用在先的判例，或是一项法令；而大陆法系的律师则会向法庭引证某一条款，比如民法典中的条文。不管哪种情况，公认的法律渊源都会对法律论证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上述两种传统的法律渊源之外，法学著作被视为权威法律渊源的情况同样屡见不鲜。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法律渊源，比如常识和道德准则等。这些法律渊源严格来说并不是法律，这一点可能令人难以置信。

立法

当代法律体系中，典型的法律渊源是由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它旨在引进新的规则，或者修改原有的规则——通常打着改革、发展或者声称要改善生活的旗号。然而，立法的起源却较为晚近。

20世纪见证了立法者立法能量的爆发，他们的当选常常归功于充满承诺的宣言，宣言假定存在着一条永不休止的立法流水线。在大多数发达社会里，几乎不太容易想出来，生活中还有什么领域没有被立法者致力于管理我们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的献身精神所触及。

然而法律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事实上，法律起到的效果与起草者的立法目的往往背道而驰。而且，我们的立法措辞也很少能够精确明白到无须再加解释。法律用语极少是定论性的，很容易对它们作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在律师介入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解释法律的含义成为了法官的责任。当他们解释法律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创造先例；先例为法院的审理提供了指导，但是法院将来很可能会面临立法机关的解释。

因此，人们发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性“规则”，来帮助法官解读立法者的意图。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能够展示对立法者的意图进行解释的不同方法：假定有一部禁止“车辆”进入公园的法律。汽车自然属于“车辆”之列，那么自行车呢？滑板呢？第一种解释方法是“字面解释”，或者叫“文本解释”，即对法律用语进行通常的、字面意义上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下，“车辆”的外延不会扩展到小轿车、卡车或者公共汽车之外。根据通常理解，自行车和滑板并不属于车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纯的文义解释可能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即使是它的支持者也承认，这种方法会产生麻烦，而且我们不能用明显不合逻辑的方法去解释存在争议的单词和短语。

第二种方法是努力探求立法的目的。在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里，我们可以认为该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园的宁静祥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判断立法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并据此来将汽车（噪音）和自行车（安静）区别对待。这一方法还会让法官考虑整个法律体系的综合目的。当采用上述狭义或者广义的目的解释方法得到的解释和语句的字面含义不一样时，目的解释方法会倾向于采取灵活一些的解释，而不是单纯的字面解释。

目的解释是在不少法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美国法院经常细究法律的立法历史，以解决法律的模糊性，或者确定其清晰的含义。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着相似的做法。在欧洲，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规定，在解释执行欧洲共同体（EC）法律的立法[7]时，法院应当采取目的解释的方法。事实上，欧洲共同体法律是根据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起草的（措辞比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更为简练，但抽象程度更高），目的解释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方法，而且法院会经常考虑到广泛的社会目的与经济目的。欧洲法院[8]也同样倾向于使用目的解释的方法。

我认为，公正地说，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单独开启通向完美法律解释的大门。事实上，这些解释规则到底是不是得到了一致适用，或者能不能得到一致适用，还存在大量疑问。著名的法律解释学者鲁伯特·克劳斯教授（爵士）向我们讲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学生表达出的疑惑：

每一个学生都告诉我有三种方法——文义解释原则、黄金原则和除弊原则；法院若适用其中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相信它在个案中秉持了正义。我对此一直有着疑惑，但最令我不安的是，我每次向学生或者考生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一直都是一样的。甚至当问题是“‘议会的意图’是什么意思？”或者“法律解释的主要外部辅助手段是什么？”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有三种解释原则——文义解释原则……”

普通法法律解释原则

文义解释原则

如果某部法律的用语清晰，只有一种含义，那么必须认为该立法的真实含义和目的，就是它所清晰表达的含义；以清楚明白的词句颁布的法律必须得到执行，无论这会引起何等荒谬的、有害的结果。

亚金森勋爵，瓦希诉伦敦排字工人协会案[1913]A.C.107，1211

黄金原则（目的原则）

黄金原则……是指我们（在解释法律时）需要将整部法律进行通盘考虑，并对其进行整体解释，赋予其中的文字以通常的含义；除非此举将会导致不一致的、荒谬的、不便的结果，其严重程度足以让法院认为立法并非旨在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些词语，也足以让法院有充分理由赋予这些词语其他意义。尽管与通常意义相比，这些意义不那么正确，但它们是法院认定的、这些词语所应当承载的含义。

布莱克本勋爵，威尔河委员会诉安德姆森案（1877）

2 App Cas 743，764-5

除弊原则（海顿案原则）

在适用除弊原则时，法院必须问四个问题：（1）在该部法律颁布之前的普通法是什么样的？（2）之前的普通法没有规定的缺陷或弊害是什么？（3）该部法律意图提供的补救是什么？（4）提供上述补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海顿案（1584）3 Co Rep 7a，7b

而且也有人愤世嫉俗地认为，这些规则只不过是将来自完全不同基础的解决办法加以合理化罢了。

立法过程中另一个固有的困难是，我们不能期望立法者预见未来。当新情况发生时，为达到某项特定目的而设计的立法可能就不管用了。当创新型技术使法律变得更加复杂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因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版权立法和色情作品立法正面临着尴尬的挑战，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普通法

人们通常会把“普通法”这一术语与英国普通法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法律意义上的、主要以立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法，而非局限于某个具体法域之内的普通法，那么它们就不是英格兰或者英语系前殖民地国家的专利。普通法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在不少欧洲法律体系中均有留存，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它们均源自罗马，为欧洲各地自发接受而非强制施行，并由此获得了共性。但在英格兰，由法官推动的普通法倾向于使用司法和救济术语。尽管欧洲（法国、德国）的普通法似乎已经被内国法所吸收，但是它们并没有死去。尽管法典化和遵循先例原则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些非英语系国家的普通法虽然已经饱受打击、伤痕累累，但是依然适用，而且它们还在多个法律制度的血管内不知疲倦地循环着。

对于施行普通法的英格兰，以及多个引进普通法的国家而言，法院的在先判决（司法先例）是法律的基本渊源。遵循先例原则规定，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采用的说理方式，对于后来审理类似案件的法院通常具有约束力。这一理念建立在“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基础上。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保证相似的案件尽可能得到相似的判决。

每一个普通法法域都有它独特的法院等级制度，遵循先例原则要求法院遵循在等级序列中高于它的法院的判决。由此，低级别的法院只需要在作出判决时遵循上一级法院的说理方式——所谓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法官们作出的其他任何表述则没有约束力：它们只是“附论”的附带意见（obiter dicta）。比如，法官可以对某一案件发表与其事实毫不相干的意见，也可以就该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武断地发表意见。对后来的法官而言，上述言论除了有建议和参考价值之外，不具备其他效力。

找出一桩案件的判决理由往往是一场披荆斩棘的艰难旅行。判决可能会冗长而费解。当法庭由数位法官组成时，每一位法官都可能引证不同的理由来得出相同的结论。尽管法官和学者们已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路线图，但是这条路并不容易。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直接揭示判决中有约束力的部分，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一样，这需要练习和经验。

在先的判决（经常是古老的判决）应当决定当代案件的结果，这一理念不时遭到嘲讽。最有名的嘲讽来自杰里米·边沁，他曾嘲笑遵循先例原则是“狗的法则”。

当你的狗做了任何你不希望它做的事的时候，你就等到它做完，然后再因为这件事而打它。这就是你为你的狗制定法律的方法，这也是法官们为你我制定法律的方法。先例越是古老——这意味着它是由更加野蛮的、不成熟的、受偏见误导的人类所确立的——它所对应的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就越不可能相同。

人们经常认为，大陆法系中并没有与遵循先例原则相对应的做法，也就是说，大陆法系的法官并不需要遵守级别较高的法院的判决。但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和普通法系上诉法院的判决一样，法国最高法院或者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都会被低级别的法院所遵循。

其他渊源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法律将会是清晰的、确定的和易于理解的。但现实和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尚有距离。所有法域内的法律都是动态的有机体，受制于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价值观。我们已经提及了极具影响力的基础道德观念之一：自然法。这一古代哲学仍然塑造着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正如我们所知，这一理念从以下假设出发：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着一些原则，我们作为理性的生物，有能力通过推理发现这些原则。比如，堕胎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自然法对生命的尊重。

尽管在讽刺漫画里，法律、律师和法院存在于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密不透气的气泡之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确实接触现实世界并考虑公众意见。事实上，有时候法院的回应太过迅速热情，显得颇不得体。比如当媒体哀叹在某个案件里或者牵涉到某个恶名昭著的罪行时，法官显得过于仁慈的时候，法官可能会轻率地（有没有人敢说是不明智地？）加以回应，运动一下他们的判刑肌，明显是为了安抚他们感受到的公众舆论。

法院也许更为谨慎地、越来越多地引用学界人士在教科书和学术杂志上表达的观点，这一点也为学院派律师喜闻乐见。被判决书引用是一种承认，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著作有人阅读，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实有点分量。

如果某一法律观点缺少直接的权威依据，法院甚至可以允许律师引用“常识”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些“常识”包括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是非观念、社会实践的总结、公平、法律的理念，以及其他的普遍观念。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认为它们和法律程序格格不入。

【注释】

[1]《新赦律令》系公元534年后颁布的法律的汇编，其形成时间远迟于前三部书，故作者未将该书列入公元529年至534年之间的编纂成果。

[2]另一解释为you may have the body，意即“你可以拥有此人的身体”。对人身保护令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的经典之作《法律的界碑》（The Landmarks in the Law）第八章的内容。

[3]其时好望角为荷兰殖民地。

[4]这里包含了一个文字游戏：“粗野的”原文为brutish，而“英式的”原文为British，仅有一个字母之差。

[5]此段引文参考了时殷弘先生的译文（《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57页，第一章第一小节）。

[6]宪法作为根本法，与非根本法的其他部门法相比，修正程序较为复杂。

[7]某些欧洲共同体（现在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律传统决定了它们不能直接适用欧洲共同体法律，而必须通过国内立法将欧洲共同体法律转化成内国法，才能执行和适用。英国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才有“执行欧洲共同体法律的立法”一说。

[8]于1952年成立，位于卢森堡，是处理有关欧盟法（欧共体法）争议的最高法院。它有权管辖对其成员国提起的、诉称其未履行欧盟条约项下义务的案件。

第二章　法律的部门

法律丰富的分支永远在繁殖增长。当社会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时候，法律很少会落后一大截——法律会发明和规定新的概念和规则，并解决不可避免会发生的纠纷。因此，我们勇敢的法律新世界在不断地开疆辟土：空间法、体育法、性法。但是，作为绝大多数法律体系核心的基本部门法，可以回溯到法律的根基：合同法、侵权法、刑法和物权法。这个原子核的周围必须围绕着一系列部门法，包括宪法和行政法、家庭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环境法、公司法、商法、证据法、继承法、保险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税法、证券法、银行法、海商法、福利法、人权法等等。为了便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以及其他实务的操作（比如转让土地、起草遗嘱），人们发展了复杂的程序规则，由此产生了新的次级部门法。

公法与私法

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对于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它们的前殖民地来说尤为如此。尽管对于怎么划分以及从何处划分这一界限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一般而言，公法管辖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私法则关注社会中的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宪法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而合同法是私法的众多部门之一。刑法因为主要涉及国家对于罪犯的指控，也同样处于公法的保护伞下（这三个部门法在下文中均会述及）。然而，当国家越来越多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时，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界限也会更加模糊。

合同

协议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当你同意和我一起喝一杯，向我借本书，或者让我搭车上班时，我们就已经缔结了一份协议。但是法律不会强制你出现在酒吧里，不会强制你还书给我，或者强制你让我搭车。违反这些社交安排也许会带来相当的不便、烦恼，甚至开销，但是绝大多数法律制度都能够理解这种违约。

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给予成员自治的权力，只要他们不伤害别人，他们就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达成交易。合同自由也可以通过功利主义的立场来捍卫：通过执行遵循市场定价机制的合同，资源——货物与服务——可以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有观点认为，这会让稀缺的资源得到平均分配。

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认为，个人是他自身福祉的最佳判断者。在19世纪（特别是在英格兰），在追求工商业界的首要价值的过程中，合同法因为能促进交易关系最优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有人认为已经到了神秘化的地步）。当然，没有合同法规制的商业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任何社会里，合同双方在讨价还价能力上的不平等都难以避免。理论上说，在我和电力公司订立的家用供电合同中，合同双方都处于平等的基础上。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我几乎不可能对合同条款讨价还价，那是一份冷酷无情的格式合同。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法律通过消费者权益立法和其他机构设置对这种“不公平条款”进行了调节，试图重新平衡双方的利益。比如法院有权依法拒绝承认不合理的条款，并且只执行那些“合理的”条款。

为了缔结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法律通常会要求协议双方确实具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违反承诺几乎一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法律上的后果；尽管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荷兰），个人可能会因为不诚信的协商而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时候对方还没有接受他的要约。

理论上，普通法将协议分成两部分：一是一方发出的要约，二是另一方对该要约的承诺。要约人通过发出要约表明——以语句、言辞、传真、电子邮件，或者甚至作出行为等形式——要约一旦被要约的受送达人（受要约人）所接受，要约人就随时准备受合同约束。举例来说，亚当广而告之，要以1000美元出售他的车，夏娃则出价600美元。亚当回复她，他可以接受700美元的报价。这是个反要约，夏娃完全有接受或者拒绝的自由。如果她接受了，协议就会达成；如果同时满足了其他的法定要求，这就是个有约束力的合同。这一分析有助于判断协议是否确实成立，但这种分析方法相当机械，经常很难据此判断到底谁是要约人，谁是受要约人。实践中，最终的协议也许要经历冗长的磋商，而且涉及双方之间无数的提议与反提议。仅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要约和承诺，则不现实了。

数百个案例都在和不能完美地符合要约和承诺模式的事实情况作斗争。还有一个不断产生的难题是，要约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要约的约束。普通法规定，在你对我的要约作出承诺之前，我都有撤销它的自由。而德国、瑞士、希腊、奥地利和葡萄牙的法律则有相反的规定。它们规定，我必须受到自己发出的要约的约束，不能不受惩罚地撤销它。它们声称撤销要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律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在特定的承诺期限届满之前，要约人不能撤销要约。如果要约中没有规定承诺期限，那么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要约可以撤销。但是如果受要约人出于诚信已经信赖了该要约，那么他可以要求要约人赔偿自己因为进行交易准备而受到的损失。

普通法不仅要求严肃的、愿意接受法律约束的意图，而且还要求“对价”，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中是没有的。对价是协议的利益因素：各方都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缔结协议了。这些因素在1892年的卡利尔诉卡布利克鼻烟球公司一案中得到了阐述。卡布利克鼻烟球公司为它的产品做了广告——该公司声称其生产的鼻烟球可以防止使用者感染流感。该公司承诺，如果有人在使用过后得了流感，那么它会向这个人支付100英镑。广告中有以下陈述：

如有任何人士遵守鼻烟球所附说明书之指示，每日三次，连续两周使用鼻烟球之后，仍然感染现今愈演愈烈之流感、伤风或由伤风招致之疾病，卡布利克鼻烟球公司将向该名人士支付100英镑。1000英镑业已存入摄政街安联银行，以表诚意。

卡利尔夫人出于对该许诺的信赖，购买了一个鼻烟球，并根据说明书的指示加以使用。但是她仍然得了流感。卡布利克公司宣称，在它和卡利尔夫人之间并不存在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她并没有通知公司她对这一要约作出了承诺。该公司还认为，这里也不存在任何对价，因为公司在售出鼻烟球之后，也不会从购买者的使用中再获得任何利益。这两个抗辩都被法院驳回了。法院认为，在卡布利克公司和任何见到该广告并据以行动的人之间，广告构成了一项单务合同的要约（通常情况下，合同是双务的，涉及在双方之间交换承诺）。在这个案件里，卡利尔夫人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她有权要求强制执行这个合同。告知卡布利克公司她已经使用了这个鼻烟球构成了承诺的一部分；而且，卡布利克公司在银行中存了1000英镑“以表诚意”，这也表明该公司明确地作出了一个严肃的要约。关于对价，法院认为，相对于公司答应给她100英镑的承诺，卡利尔夫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价。

图4　尽管该公司作出了承诺，但卡利尔夫人在购买了该公司生产的鼻烟球并根据说明书加以使用之后，仍然得了流感。这个19世纪的传奇性的英国案例确立了形成有效合同的基本条件。

举例来说，我同意把我的车卖给你；我有权获得购车的款项，而你则获得车辆的所有权。如果我无视与你缔结的协议，而将车卖给别人，你就可以依法获得救济——因为你依赖于我遵守约定。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违约，下文中将会对此加以讨论。

在对待合同的基本方法上，毫无疑问，两大主要法系之间存在着分歧。普通法系通常被视为是实用主义的、商业性的；而大陆法系则更注重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两大法系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某些基本原则。

社交约定经常是不具备约束力的。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一起喝一杯”的约定，不具备必不可少的、准备受法律约束的意图。对于去那家“你答应会在那里等我”的酒吧而发生的交通费用，法院是不会支持的。普通法同时规定，正如我们所知，为了回报一项承诺，被承诺人同样必须付出“对价”。但是，这有可能导致荒谬的或者不公正的结果。比如，在一个著名的英国案例中，两名水手突然跳槽了。船长没有办法找到替代他们的人，因此，他许诺给其余水手们更多的钱，但是他食言了。水手们要求获得额外薪水的诉请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的合同早就约定他们要在船上承担额外的工作。就船长加薪的承诺来说，他们没有支付新的对价来作为回报。但是，法院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来避免这样的不公，尤其是美国法院。

合同的缔约方还必须有能力来签署合同。尽管细节有所区别，但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对其成员缔结合同关系的能力程度作出了控制；特别的是，年轻人（未成年人）或者那些因为精神问题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心智受损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没有能力缔结合同。

与流行的说法相反，合同并不都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除了某些特定的合同（土地买卖是最明显的例子）之外，合同并不需要特定的形式来约束它的当事人。口头合同和书面合同一样具有约束力，只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普通法要求有证据证明用以回报承诺的对价。但是，以保护消费者为名义的、日益滋长的政府家长作风使得正式合同的数量有所上升，比如通过立法要求合同应当具备书面形式，或者是更为常见的印刷合同形式。

有些“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违反了“公共政策”。尽管有着合同自由原则，法律不会支持那些旨在利用法律来获得不道德的或者不合法的目标的合同。这些合同很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是社会习俗很少一成不变，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觉得不道德的事，在当今社会的宽容环境下可能显得平淡无奇。比如，德国法院曾经会依惯例认定把房子用作妓院的租赁合同无效。

错误、虚假陈述或者胁迫[1]同样可以导致合同无效。这是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合同。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在存在错误、虚假陈述、胁迫或者不当影响的情形时，法律可以允许我宣布合同无效。比如，如果我对合同的标的存在错误理解（我以为我在买一辆法拉利，而你事实上只是在出售一辆福特），或者你误将福特当成了法拉利，或者你逼迫我进行交易，我都能够以此作为你要求我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如果我能够证明欺诈性错误陈述[2]的存在，那么合同可能无效。

法院可能会判决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如果我没有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你可以起诉我，要求我赔偿损失，或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要求我强制履行合同义务。但是，如果我能够证明客观情况已经使得实际履行变得不可能，或者合同目的已经落空，我也许可以免于承担违约责任。我们假设，我将我的度假别墅租给你一个星期。你来到了别墅门前，但是我拒绝你入内。我显然违反了我们的合同，而且你希望获得赔偿。但是赔偿多少呢？法律应当试图让你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还是应当争取让你达到合同实际履行后的状态？或者法律只是要求我返还从你那里拿走的、旨在确保成功预订的定金？如果我因为风暴让供电变得不安全而拒绝你进入度假别墅呢？如果风暴在一个月前发生，又或者仅仅在一天前发生，这两者会有区别吗？

在所有的主要法律制度中，这些棘手的问题都引发了大量错综复杂的司法分析。解决方法有所区别，有时甚至存在重大区别；但是典型的是，如果一方的违约完全超出了他能够控制的范围——自然灾害是最好的例子——那么他可以免于履行合同义务。

侵权

侵权行为（或者大陆法系所称的delicts），是民法上的不当行为，它们包括对我的人身、财产、名誉、隐私甚至我内心的宁静造成的损害。就像合同法一样，侵权法规定，受害人（或者原告）享有就其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但与合同法不同的是，合同法的主要目标在于有诺必守，而侵权法保护的利益则更加广泛。对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造成损害的行为，法律规定了先发性和赔偿性的救济方式；而对基于过失而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规制，则成为了现代侵权法的首要焦点。意外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它是由你的过失所导致的后果，那么我有可能获得赔偿，以弥补我的损失。所以，如果你的车撞了我，而且我能够证明你驾驶时有过失，那么我就可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以弥补我的医疗费用、误工损失，以及因为疼痛和折磨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为了胜诉，原告通常需要证明这一不当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绝大多数侵权行为只有在它们造成了实际伤害或损害时，才是可诉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定的侵权行为（比如侵害之诉），法律对它们进行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利，而不是赔偿损失。这些侵权行为即使没有实际损害证据，也是可诉的。被告（在普通法系中又称为侵权行为人）通常是负主要责任的人，但是根据替代责任规则，一个人（比如雇主）可能会对另外一个人（比如雇员）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有时候，侵权行为会与违约行为重合。比如，一位粗心大意的公共汽车司机给他的乘客造成了损害，这位司机就是同时实施了过失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违反了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的合同）。乘客可以以侵权和/或违约主张损害赔偿。公共汽车司机还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比如危险驾驶）。

对于财产权和人身安全的保护是较为直接的，但是当需要赔偿的受害者遭受的并非实际损害，而是纯粹经济损害或者精神损害时，很多法域的法院都会遇到困难。我们假设，正如在某个已经发生的英国案件中那样，被告在原告工厂附近进行建筑工作时出于过失损坏了电缆；结果是原告的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原告蒙受了经济损失。实际损害（对材料的损坏）可以很明确地得到补偿，但是因为电缆并非原告的财产，所以原告的损害是“纯粹经济损害”。他能够要求赔偿吗？在经历了英国法院制造的一系列波折之后，普通法的回答是“不能”[3]。法院似乎是害怕，如果允许上述赔偿，那么诉讼将会像洪水一样涌入法院；尤其是在英国，法官们常常对此表示担忧。在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实际损害和经济损害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对于处理精神痛苦的问题，司法存在着类似的忧虑。当伤害包括人身损害及因此造成的精神疾病时，法院在原告与受害人之间寻求着一定程度的“接近性”。这种计算的复杂程度，在1992年上议院的一项判决中有着悲剧性的阐明。某座体育场的坍塌导致了95名球迷的死亡和400余人受伤，警察承认他们有过失，他们允许太多观众进入已经很拥挤的场地。这场比赛是进行现场直播的，结果这场灾难的现场影像也同样被转播出去。有些原告看到了这些令人不安的影像，他们知道他们的亲友在体育馆现场观赛。两名原告是现场观众，但是他们不在灾难发生的看台上，其他的原告是从电视或者广播直播中知道这场灾难的。所有的原告在这场灾难中都失去了或者害怕将会失去一名亲戚或朋友。他们没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满足法律规定的一个或多个控制机制；它们正是适用于那些没有直接受到事故影响，仅仅是通过所见所闻知晓事故，但却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告。这些限制因素是：

1.原告与受害人之间必须具有爱意与感情的紧密联系。2.原告必须在事故现场，或者是事故直接后果的现场。3.精神损害必须出于对事故或者事故直接后果的直接感知，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该事故。

这种“接近性”就像其他标准一样，一直饱受批评；在某些法域中，它还激起了要求对法律进行改革的呼声。而且，如果伤害并不足以被确认为精神疾病，但却饱含因失去所爱之人或者因所爱之人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悲痛与痛苦，问题也会产生。

侵权法不仅旨在赔偿受害者，它的目的还在于阻却人们从事那些可能会伤害别人的行为。而且，它还旨在“转移”或者“分配”过失侵权中产生的损失。简单来说，如果你的过错使我受伤，那么法律就会将损失转移给你。我为什么要承担你的过失所导致的损失呢？你会立刻看到，这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背后，隐藏着关于过失的本质属性的一系列难题：什么是“过错”？什么构成了“原因”？如此等等。在当今这个被保险统治着的世界里，这个问题逐渐由谴责变成了责任承担；从“是谁的过错”变成了“谁承担费用最合适”。而这一问题的答案经常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要受到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的约束。

普通法的侵权体系由丰富的错误行为所组成，包括侵入他人土地、侵犯他人人身（包括企图伤害他人与殴打他人）、妨害、诽谤、违反法定义务和严格责任。但是就像我们所提及的那样，在实践中，建立在过错归责原则基础上的过失侵权，让这些行为黯然失色。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对他负有注意义务，而被告没有达到“理性人”标准，从而违反了这一义务，并造成了对原告人身或财产的损害。

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需要进行简明扼要的解释。“注意义务”在普通法系最著名的司法判决之一中得到了生动的阐释。在多诺诉史蒂文森这个标志性案例中，多诺夫人抱怨，她在姜汁啤酒瓶中发现了一只蜗牛；但是比起这件事来，判决结果要重要得多。该案的事实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的查明，但大致案情是：多诺夫人与她的朋友一起去苏格兰佩斯利市的咖啡馆。她的朋友要了饮料。咖啡馆老板将一个姜汁啤酒瓶中的液体倒进了一个放着冰淇淋的杯子里。多诺夫人喝了一点上述液体。她的朋友拿起瓶子，将剩余的姜汁啤酒倒进杯子里。据称一只已经腐烂的蜗牛顺着瓶口流进了杯子。多诺夫人此后抱怨说自己胃痛，她的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肠胃炎。多诺夫人同样诉称，因为这一事故，她一直饱受痛苦情绪的折磨。当时的侵权法并不允许她起诉咖啡馆老板。但是，上议院判决，对于处于多诺夫人地位的原告，史蒂文森这样的姜汁啤酒生产者负有注意义务。亚特金法官引用了《圣经》中人有义务爱他的邻居的训诫，作出了他著名的论断：

你必须爱你的邻居这一戒律，在法律中就意味着你不能伤害你的邻居；而对于律师提出的“谁是我的邻居？”的问题，答案是有限制的。你必须采取合理的注意，以避免作出那些你能够预见到的、可能会对你的邻居造成损害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谁是你的邻居？这个答案似乎是——我的行为对他们的影响如此直接而密切，以至于我在脑海中思考相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应当合理地考虑我的行为对于他们的影响。

换言之，对于那些你能够预见到可能因你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人，你负有一定的义务。

因此，这一注意标准是客观标准：评判标准是“理性人”。例如，一个英国法庭认为，学员司机注意义务的标准，应当和其他任何一位机动车辆驾驶者相同。最后，被告必须实际导致了原告的损失。长期以来，因果关系问题让许多普通法系法官大费脑筋；在法院认定什么才是公平的或者什么才是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时候，“损害的间接程度”、“近因”[4]等概念，经常使得法院最终作出的政策性判决令人费解。

理性人——一名假定存在的人，以他作为衡量被告行为的标准——经常被描述为“克拉珀姆公共汽车上的人”，但是在一次考试中，我的一名学生更乐意使用“快散架的公共汽车上的人”这一说法。

理性人

他没有任何的人性缺点，没有一点恶行、偏见、延宕、贪婪、不良禀性和注意力不集中，他像关心自己的安全那样关心别人的安全，这种完美但是可厌的人物像座纪念碑那样矗立在我们的法庭上，徒劳无功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让大家以他为榜样去安排生活。

A.P.赫伯特，《非普通法》，（梅休因出版社，1969年），第4页

在同样传奇的美国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一案中，卡多佐法官判决，在生产商出于过失生产了有缺陷的车辆，而且从经销商手中购买车辆的人因此而受到伤害时，尽管在生产商与购车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生产商仍应对购车人承担责任。

过失侵权之诉的原告应当证明，被告的行为确实给他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损害。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太遥远了。这一问题极其复杂，并催生了庞大的案例法体系——在英格兰尤其如此。要让被告承担责任，被告是否必须合理预见因其过失而导致的损害的准确类型？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直清楚明了。被告是否要对更为广泛的或者以不寻常的方式发生的损失承担责任，这一点也并不确定。整体来说，法院会基于政策层面来处理这种棘手的案件[5]。

伦纳德·汉德法官的过失公式

1947年，美国上诉法院的伦纳德·汉德法官用以下代数公式，阐明了他对于“为了避免事故，被告必须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

B＜p×L

B=出于避免事故的需要而作出预防措施所带来的负担。

p=在不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该事故发生的概率。

L=如果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当行为人的负担（B）小于伤害的概率（p）与损害的程度（L）的乘积时，行为人就存在过失。换言之，如果预防措施的成本小于事故的成本，那么被告就有过失。

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基于过失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诉请，被告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抗辩理由，包括原告自愿接受风险，比如原告自愿搭乘严重醉酒的司机的顺风车。被告也可能会抗辩，原告的过失也是他受到损害的原因，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司机已经醉得很厉害了。

有些情况下，被告不管有无过错，都需要承担责任。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严格责任”。对公共健康或公共安全的保护阻碍了过错原则的适用，尤其是在被告从事有固有危险的行为的时候（比如使用爆炸物）。对于从事具有潜在危险行为的大公司来说，责任经常被视为它们获得巨额利润的代价。

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是非常彻底的。它对于所有“处于某人控制下”的事物都施以严格责任。这种“事物”包括任何实在的物体，它可能是由气体、液体、电缆或者放射性物质构成的。机动车辆也是事物。意大利的法律让车辆驾驶员承担严格责任，除非他已经尽己所能来阻止事故发生。德国的法律也对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车辆驾驶员施以严格责任，同样的还有铁路公司、煤气公司和电力公司。盎格鲁—美利坚法律认为，严格责任这一概念与自身并不契合，但是根据“瑞兰德诉弗莱彻案的规则”，如果危险源“逃脱”并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将危险源带到其土地上的被告必须承担严格责任。这一规则在其他危险领域中也得到了应用，比如火、煤气、水、化学物品、烟雾、电和爆炸物。严格责任也可以适用于动物致损的情况。雇主也可能对雇员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替代责任”）。

证明生产商存在过失是很困难的，这就导致了“产品责任”这一严格责任形式的兴起，尤其是在美国。消费者很少有能力去检查他买的车是否毫无瑕疵。因此法律规定，如果被告将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时，产品具有瑕疵，则原告无须证明被告具有过失。

美国另一主要的新近发展是所谓“大规模侵权诉讼”的出现。这些诉讼由人数众多的原告发动（共同诉讼），并且只与一个产品相联系。这些诉讼包括因吸烟导致肺癌而对烟草公司提起的产品责任诉讼、因乳房填充手术而导致人身伤害的产品责任诉讼，以及大规模的“人为”灾难，比如飞机失事或者化工厂爆炸等。

过错原则带来的费用、延宕以及不公平，引起了人们对于侵权法体系中对事故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一方面的强烈不满。这一不满广为流行，无处不在；过错原则的坚定捍卫者数量急剧减少，而他们延续过错原则的努力，也往往因为这种不满而面临着冷嘲热讽。人们讽刺称，律师是唯一从这个体系中获利的群体。有些法域（尤其是新西兰和魁北克）引进了复杂的无过错保险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侵权法中因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部分已经被废除了。事故的受害者可以通过为这一目的所设立的特别基金得到赔偿。批评者们质疑，这一宽宏大量的做法，会对基于过错原则的体系的震慑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在交通事故领域里，强制保险政策确实为侵权法敲响了丧钟。

在基于过失而作出的不当行为之外，法律还规定了一系列故意侵权行为。诽谤即是其中的一种民事不当行为。普通法中关于诽谤的（相当技术化的）经典定义为，这一不当行为由以下要件构成：发布与原告有关的虚假陈述，旨在降低社区中思维正常的成员对原告的普遍评价，或旨在使别人对原告避而不见，或旨在将原告置于憎恨、荒谬、蔑视之中，或旨在使原告在本行业或职业中失去信誉。

这是个客观标准。事实上，被告是否真的希望损害原告的名誉，并不构成相关的考量因素。被告是否意识到特定环境可能会使论的人都不可能认为它是真的——这些事实都不重要。如果被告这一判决常受嘲弄，被视为贬损过失原则的典型轻率诉讼。但是事实会展示出另外一面。

产品责任：“麦当劳咖啡案”

一位79岁的老妇人斯黛拉·莱贝克在麦当劳汽车餐馆中点了一杯咖啡。她坐在乘客的位置上。她的孙子泊了车，好让她可以在咖啡里加点奶油和糖。她将咖啡放在双膝之间，拉着离她身体较远的那一边盖子来打开它。在这一过程中，她把整杯咖啡都泼在了大腿上，造成了三度烫伤；她需要皮肤移植，并进行为期两年的后续治疗。

她以重大过失为由起诉了麦当劳，诉称他们出售的咖啡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和“生产缺陷”。她举证证明，麦当劳要求它的餐馆提供82℃—88℃的咖啡（这会在2秒—7秒钟内导致三度烫伤），并认为餐馆提供的咖啡最高不得超过60℃。她还诉称，麦当劳的咖啡非常烫，可以在12秒—15秒钟之内导致需要通过植皮来进行治疗的三度烫伤。麦当劳辩称，它在汽车餐馆里出售非常烫的咖啡，是因为消费者通常会带着咖啡开车离开，高温可以确保它一直是热的。

证据表明，在1982年到1992年之间，麦当劳公司收到了700多起顾客抱怨被热咖啡烫伤的投诉。为了解决烫伤纠纷，它支出的和解金额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麦当劳每售出2400万杯咖啡，就会有一次投诉记录。

陪审团认定，麦当劳对此事故应当负担80%的责任，莱贝克夫人应当承担20%的责任。咖啡杯上印有警告，但是陪审团认为这一警告并不充分。陪审团认定的赔偿数额为20万美元，后来缩减了20%，为16万美元。此外，陪审团还给了她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用于惩罚麦当劳）。之后这一数额被法官减少到了48万美元。因此，她得到的赔偿一共是64万美元。双方都对这一判决结果提起了上诉，但是这一案件最终以和解结案，和解金额并未公开，但低于60万美元。

明显无伤大雅的言论变成诽谤，或者是否意识到任何读到相关言授权或者意在复述诽谤言论，那么他可能为这种复述承担法律责任；不过普遍适用的原则是，被告对于未经授权的复述不负法律责任，除非被告发表言论的对象有义务对此加以复述。因此，以书籍为例，在正常情况下，有以下几种公开言论的情形：作者对出版商，作者、出版商共同对印刷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共同对经销商等等。每次复述都是一次新的公开，并产生一系列新的行为。但是，法律也在两类人之间作出了区分：一类仅仅是经销商，另一类是对作品的产生起着积极作用的人。在因特网上公开诽谤也可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对于诽谤之诉有四种抗辩理由。一是以“正当性”（或事实）作为辩护理由。在承认言论自由重要性的基础上，法律规定，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所公开的言论具备实质上的真实性，那么对于损害名誉之诉而言，这是一个充分的抗辩理由。第二，如果这些损害名誉的言论是在立法、司法以及其他官方程序中发表的，绝对特权这一抗辩理由也可以保护上述言论。第三，限制性特权[6]也是另一抗辩理由。这是指被告有（法律、社会或者道德上的）义务，必须对某人作出陈述，而此人也具有相应的利益或义务来接受这一陈述。例如出版商和接受所披露信息的一方，对相关信息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一抗辩同样可以延及对于立法和司法过程公正、准确的报道。第四，在实践中，公正评论也许是最重要的抗辩理由；公正评论对如实报道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保护，而且它与保护言论自由尤其密切相关——这一事实已经由法院确认。如果使用这个抗辩理由，那么评论必须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已经确定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包括：已经具有或正在试图获得公务机关或公益信托职位的人所作出的公共行为，对于司法、政治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对于公共机构、艺术作品、公开表演的管理，以及任何引起公众注意和评论的事务。而且这种评论必须是观点而非事实，但这种区分在理论上要比在实践中容易得多。同时，这种评论必须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基于事实，并且能够为事实所支撑——事实基础必须能够充分地佐证评论。评论所基于的事实也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事实是真实的，而且被告诚实地陈述了他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的真实观点，那么，一位理智的人是否会持有上述观点就不重要了。

原告可以通过证明被告为恶意所驱使，来对抗被告的抗辩。证明被告具有恶意的责任在于原告。恶意也可以对抗限制性特权抗辩。就公正评论这一抗辩而言，恶意是指任何可以导致被告作出这一评论的不当动机，这样一来，被告的评论就不再是他的意见的如实表述。作为一项普遍原则，这一标准就是：“被告在作出评论时，是否相信他的陈述是真的？”

大陆法系并没有将诽谤作为一项单独的侵权行为，而是利用了人格权来对名誉进行保护。在某些方面，德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采取的方法，比普通法系国家更为严格。比如，公正评论以及言论正当性的抗辩理由通常不能适用。但是，《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舒缓了法律的严峻性。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还保护原告不受“侮辱”，这使法律责任很可能无边无界，因此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批评。但是，普通法系的法院很可能会判决被告作出高额赔偿（有时候赔偿数额高得异乎寻常）；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国家法院施加的罚款则微不足道。

刑法

犯罪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并不是对于罪犯来说才是这样。它充斥于流行文化之中。想想那些为数众多的电影，绝大多数是美国片，比如《教父》、《出租车司机》、《低俗小说》、《疤面煞星》、《落水狗》，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电影和那些大受欢迎的、从多个方面刻画犯罪与探案的电视剧集，包括《法律与秩序》、《纽约重案组》、《希尔街警探》、《黑道家族》[7]等等。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几乎要为对刑案流程无微不至的观察而欢欣鼓舞了。

刑法惩罚的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有以下几种典型形式：谋杀、盗窃、强奸、敲诈、抢劫、企图伤害他人以及殴打他人。但是，政府也对法律进行设置，将一些相对较轻的不当行为认定为犯罪，尤其是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不当行为。这些“管制型犯罪”在现代刑法中占很大比例。与侵权法一样，过错这一概念也是刑法的核心。普遍来说，绝大多数国家禁止下列行为：导致不安的行为、侵犯行为，以及有害于政府、经济或者社会的普遍有效运行的行为。

为了给某个人定罪，几乎所有刑法体系都要求有证据证明此人具有过错（故意或者过失）。因此，《美国模范刑法典》会将犯罪定义为“对于个人或公共利益造成无正当理由的、无法原谅的实质性损害的行为，或者具备实质性损害威胁的行为”。刑事责任具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件：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和没有可原谅之处。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必须对个人或公共利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或者具备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总而言之，某人如果实施了对个人或者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具备实质性损害威胁的行为，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在没有正当理由和不可原谅的情况下。

根据每个社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损害”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社会都同意，有损社群安全或者有损社会成员身体与安宁的行为构成了“损害”。

刑事责任的认定通常要求犯罪行为与犯罪意图同时存在。但是这两个前提并不必然让被告被定罪，因为他可能具有一定的抗辩理由来为他的罪行开释。假设我被持刀抢劫者袭击，并且在随之而起的混乱中杀死了袭击者。如果我用“合理暴力”为自己辩护，那么我可以被认定无罪。但是如果我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杀了人，那么我就不能以这一理由为自己辩护。其他的抗辩理由包括胁迫（比如有人用枪指着我，强迫我去犯罪）、误解（我真的相信我拿的这把伞是我的）、不具备犯罪能力（被告是个孩子，还很年幼，不能形成必不可少的犯罪意图）、被挑衅以及精神错乱。

上面提及的传统侵害行为是随处可见的犯罪，但是它们各自对应的惩罚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此外，社会不能容忍那些危及其自身生存的袭击。叛国、恐怖主义，以及破坏公共秩序也通常被认定为犯罪。刑法并不仅限于规制这些对社区进行极端攻击的行为。如果侵害行为带来足够的侮辱或妨害，那么它也会引起法律的关注：公共场所的裸露、过量的噪音或者气味，以及卖淫都属于可能超过界限的情况。刑法日趋成为手段，以达到家长式统治的目的。想一想这些例子：法律对使用安全带和头盔进行强制要求，或者大多数国家立法禁止携带毒品。这些法律的表面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其愚蠢行为或脆弱意志的伤害。

为了给被告定罪，普通法系的要求是，必须证明被告的犯罪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民事案件（比如违约之诉或者侵权损害之诉）将这一责任减轻到了“各种可能性的均衡考量”。在大陆法系中，刑事审判的情形大体相似，但是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其他大陆法系法域采用的所谓“纠问制”常常被误解，与普通法系之间的差别也被夸大了。

正如侵权法那样，刑法中的责任也会有相当严格的时候，有些犯罪并不以犯罪意图为构成要件。同样，抛弃过错原则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例如即使没有过失，工厂也要为工业污染承担责任。

当然，检方必须证明被告确实实施了被控的犯罪行为。假设我们打了一架，我用钝器击中了你的脑袋。你冲到医院，但死于医院的用药。我是否犯了谋杀罪？我是否导致了你的死亡？如果不是因为我给你造成的伤口，你就不会去医院，也不会死于医院基于过失的错误用药。但是也许任何法律体系都不会让我对你的死亡负责。

在绝大多数国家，谋杀罪的成立都需要能够证明杀人意图的证据（普通法系的“恶意预谋”[8]）。法律制度试图通过种种方法，以所涉及的心理因素为基础，来对杀人进行分类。因此美国和加拿大倾向于对构成谋杀的不同类型的杀人进行分类。根据《加拿大刑法典》，一级谋杀是故意的、有预谋的杀人，或者是在别的严重犯罪行为（比如抢劫）的进程中杀人。二级谋杀是没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比如因为情绪激动而杀人）。第三层级的是非预谋杀人，即在没有杀人故意的情况下杀了人。第四层级的是杀婴，指母亲在尚待从生产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杀害了婴儿。[9]

故意杀人的责任相对争议较小，但是出于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责任就没有这么简单直接了。各个法域的法律采取了不同的方案，以解决这一公认的难题。有些法域要求被告必须在主观上明知他的行为可能会杀死他人，而且，尽管存在这样的风险，被告仍然鲁莽地继续其行为。比如，我曾被人劝告，永远不要用装好子弹的武器指着任何人。我忽视了这个警告，用来复枪指着你；枪响了，你被杀死了。其他一些法域则不需要以明知为前提，只要被告作出的行为基于重大过失，就可以适用过失杀人的责任。而另外一些法域只要求普通过失。

刑法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批准惩罚罪犯。一系列（经常是互相对立的）理由可以支持这一结论。首先，有人认为惩罚可以对罪犯和社会公众形成震慑；有些情况下，这个理由是正确的。但因为很少有罪犯会去想象他们被逮捕的情况，所以惩罚的震慑效果值得商榷。第二，有人相信，通过惩罚，特别是通过监禁，罪犯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过错，并因此改过自新。但不幸的是，支持这种仁慈态度的证据并不充分。第三，有人认为，惩罚的真正目的是报应或报复，让犯错的人为他的罪行受苦：“以眼还眼……”一个例子就是伊斯兰法，大多数解释都认为，该法对情节严重的盗窃的惩罚是截去双手或者双脚（但是对于初犯者，只会砍掉一只手）。

国家承担惩罚罪犯的责任，并以此降低受害者自掌刑柄的风险。第四，关押犯罪者可以将其与社会隔离，从而保护其余的人。最后，特别是在轻微犯罪的情形下，罪犯可能会被要求通过“社区服务”的方式来弥补其过愆。这种形式的惩罚已被正名为“恢复性司法”。

财产权

所有权处于社会组织结构的震中。法律定义和保护这一独有权利的方式，是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而且，法律对于这一主题始终有话要说，不管是赋予私有财产绝对权利，还是确认集体权利，或是采取折衷路线。财产法具体规定了以下事项：首先，什么是“财产”；其次，个人何时对某项事物获得专有权利；再次，保护这一权利的方式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共识是，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物品。普通法系将地产（土地和个人财产或可移动的财产有所不同）与个人财产加以区分，大陆法系则有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动产大致与个人财产相当，而不动产则与地产相当。但是，法律宣称财产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一张十美元的票子只是张纸，它不具备任何天然固有的价值，给它价值的是法律。法律还可以用相似的方式创造财产，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在内）就是个例子。比如，作为本书著作权的所有人，我对本书的复制和出版拥有一系列的垄断性权利。

第二个问题，即“谁是所有人”的问题，通常可以归结为确定“谁拥有最坚实的长期权利来控制该事物”。这一权利通常还包括将所有权转让给他人的权利。以土地为例，我很可能不知道卖家是不是法定的所有人，所以，绝大多数法律体系都规定了公开的土地登记制度，以方便潜在的买家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人。

第三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法律来解决某一事物的所有人和占有人之间的冲突。前者，正如我们所知，是指对某一事物的占有拥有最坚实的长期请求权的人。但是，假设一下，我将自己的度假别墅租给你一年。现在你占有着这一财产。我虽然对占有这一别墅拥有最高的权利，但是有些法律体系更倾向于保护房客的权利（至少在租期内如此），而有些法律体系则倾向于保护房东的权利[10]。

财产法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信托法，它是从英格兰对普通法与衡平法[11]的区分中发展出来的。在14世纪，败诉方对于普通法的刻板僵化、贪污腐败和形式主义相当不满，他们转而向国王提出申诉，请他迫使另一方当事人遵守有关的道德准则（而非遵守严格的法律原则）。国王将这些申诉转呈给当时的首席行政官员——王室文秘署长官[12]，由其最终开始行使司法权，衡平法理念也由此产生。莎士比亚精准地理解了严格适用法律和正义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并在《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之中，通过鲍西娅宣称：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

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

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

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

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13]

从衡平司法管辖权之中衍生的诸多理念之一是便利的信托制度。作为一项安排，委托人将财产移交给一名或多名受托人，受托人为了一名或多名受益人的利益持有上述财产，受益人则有权请求法院执行这一信托。

衡平法以良心为基础，设置了包括禁令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救济方式。禁令使个人有权提前阻止违法行为的实施。比如，如果我得知你将要发表一篇有损我的名誉的文章，那么，在一些法域中，我可以获得一项紧急禁令，来阻止你实施这一行为。另一项衡平救济是“实际履行”。对于违约行为，普通法只赋以了赔偿损失的救济方式，但是原告经常要求实际履行合同，而非获得赔偿。自从19世纪以来，普通法和衡平法都可以在同一家法院中得到适用，而且，尽管这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区分仍然存在，但衡平法已经失去了它与普通法“不可动摇的男性”地位相对应的、“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的职责。

图5　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化装成年轻的法学博士，成功地说服了法庭，虽然夏洛克有权获得安东尼奥的一磅肉，但是根据法律要求，他必须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割掉这块肉。这个漂亮的法律技术救了安东尼奥的命。

狄更斯式的大法官法庭

这就是大法官法庭，每个郡都有被它弄到败落的人家和毁坏了的土地，每个疯人院都有被它折腾到发疯的人，每处教堂的墓地里都有因它而死的人；那些被它毁掉的原告，鞋跟磨平，衣衫褴褛，向每个他认识的人求借乞讨。它给予有钱有势者无穷的手段，去慢慢消磨掉正义；它耗尽财力、耐心、勇气、希望，瓦解理智，摧毁心灵。从业者之中任何正直可敬的人都会给出警告，而且是经常给出警告：“宁可忍受能够毁掉你的不公，也不要来到此地！”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第一章

宪法与行政法

每个国家都有宪法，无论它是否具有书面形式。宪法规定了政府机构的组成和功能，并且规定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宪法分析了政府的功能如何在立法、执法与司法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即“分权”。许多国家的宪法包含了权利法案，它通过赋予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限制政府行使权力。上述权利通常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隐私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平等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生命权、结婚并建立家庭的权利、迁徙自由，以及犯罪嫌疑人与罪犯的权利。

行政法规定了公共官员如何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它尤其关注通过法院来控制权力。在许多法域中，法院越来越多地介入审查立法权行使和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过去50年中，政府机构的数量发生了剧烈的扩张，以对我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管制。法院还关注所谓“准司法”机构，比如能够影响其成员法定权利的行业自律委员会作出的裁决。这些机构作出决定时同样会受到“司法审查”的影响，以判断它们的行为是否合理。

在不同的普通法系法域中，法院所适用的、用以判断“合理性”的具体标准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法院在对是否推翻某一机构的决定作出裁决之前，会询问该决定是否是“专断的或者任意的”。加拿大的标准属于“显而易见的不合理”，而印度最高法院采取的是比例标准与合法预期标准。英格兰法采取的是“温斯伯里式不合理”标准（以温斯伯里案命名，该案的判决指出，一项决定如果是“不合理到任何一个理智的机构都不会作出”的话，这项决定可以被撤销）。

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行使独家的司法监督权，包括那些没有得到议会充分支持的立法。它具有不可上诉的、宣布有争议的法案无效的权力。法国最高法院（法国行政法院以及法国最高民事刑事法院）致力于将法律解释得与宪法一致。法国行政法确认了具体的“具有宪法价值的原则”，包括人的尊严原则。执法机关必须遵循这些原则，即使在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必须如此。德国宪法（基本法）则确保了司法审查是对多数人暴政的制衡。

有些大陆法系国家则特别设立了行政法院。但是，决定某一案件到底应该由行政法院管辖，还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往往会很困难。比如法国有专门的冲突法庭来判断某一案件到底应该由哪类法院负责管辖；而在德国，是由第一个接到诉状的法院来决定其是否具有管辖权，如该法院认定自己并不具备管辖权，则它有权移送这一案件。在意大利，如果发生类似冲突，则最高法院是最终的决定机构。

其他部门法

家庭法涉及婚姻（以及当代那些与它类似的关系）、离婚、子女、子女抚养费、收养、监护、监护权、代孕以及家庭暴力。

国际公法旨在规范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产生于条约、国际协定（比如日内瓦公约）、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国际基金组织（IMF）。1945年，国际法庭（有时被称为世界法院）根据联合国宪章在海牙成立，其目的在于解决国家之间的法律纠纷，并就法律问题给出建议性的意见。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成立，同样位于海牙。它负责审理指控嫌犯犯有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罪行的案件。该法院的成员国有一百多个，但是中国与美国都不在其中。美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尊重美国被告宪法权利（包括由陪审团进行审理）的能力以及该法院或将被政治化的前景感到不安——这种恐惧似乎没有来由，认可该法院管辖权的众多国家并未因此感到烦恼。

环境法是由许多普通法规则、法律、国际协定与公约集合而成的，它主要关注保护自然环境，使其免受人类的破坏，例如造成污染并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它还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

公司法则规定公司以及其他商业机构的运作。“公司法人”这一概念（公司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独特身份）在商业世界中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公司是一个具备签订合同及起诉与被诉的能力的法人。公司法同样规定了董事、股东们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涉及公司治理、并购及兼并的规定越来越多。

【注释】

[1]此处术语翻译系引自《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2]同上。

[3]这一案例是Spartan Steel&Alloys Ltd.v.Martin&Co Ltd.，[1973]1 QB 27，[1972]All ER 557。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赔偿：（1）电源截断时已经熔化的钢材所受的损失；（2）上述受损钢材所能产生的利润；（3）电缆截断期间停工造成的利润损失。包括丹宁勋爵在内的英国上诉法院法官们判决原告可以获得诉讼请求（1）和（2）的赔偿，但是不能获得关于请求（3）的赔偿。这三个诉讼请求可以说是分别对应了“实际损失”、“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这一判决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由有形损失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才可以获得赔偿，而纯粹经济损失不能获得赔偿。

[4]指伤害、损害是某项作为或不作为的直接结果或合理结果，即如果没有该原因，则结果不会产生。近因不一定与结果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最为接近，而是与造成的结果最为接近。详见《元照英美法词典》的proximate damages词条。

[5]此处的“政策”，以及上文中的一系列“政策”，应理解为罗纳德·德沃金所提出的“政策”，其含义详见第四章中的“司法职能是什么？”一节。它与中文语境下通常理解的“政策”在内涵上存在一定区别，望读者慎加判别。

[6]绝对特权、限制性特权及其具体内容详见《元照英美法词典》的privilege词条。

[7]此处所涉影视剧通常采取国内流行译名，但Hill Street Blues没有流行译名，故暂译作《希尔街警探》。

[8]指构成普通法上的谋杀罪所要求的心理状态，它包括：1.杀人故意；2.致人重伤的故意；3.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极端忽视；4.实施重罪的故意。详见《元照英美法词典》的malice aforethought词条。

[9]普通法系刑法上的主观故意可以分为蓄意（purpose或intention）、明知（knowledge）、疏忽（negligence）和轻率（reckless）。我国刑法理论则分为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及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而至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10]所有权与占有权是物权法领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基本的概念，它们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去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相关章节。

[11]指与普通法相对应的、由衡平法院在试图补救普通法缺陷的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与普通法和制定法并行的一套法律原则与法律程序体系，衡平法构成了英格兰法的重要渊源。

[12]原文为the chancellor，《元照英美法词典》将其译作“王室文秘署长官”，后来这一头衔演变成the Lord Chancellor（大法官或御前大臣），其职能曾包括掌管国玺、履行宗教职能、主持上议院会议、负责司法事务等。但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现代以来，其职能屡经更迭，目前已大为缩减。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http://www.parliament.uk/about/mps-and-lords/principal/lord-chancellor/上的相关内容。

[13]转引自朱生豪译、辜正坤校，《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第1卷，喜剧卷上册），译林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436页。译者在此引用鲍西娅所作陈词之全段，以呈现作者引用该节之深意：“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

第三章　法律与道德

同性恋是罪恶吗？堕胎错在哪里？为什么种族主义是不好的？在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样的道德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些问题也是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国际舞台上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道德用语。当一位美国总统用“邪恶轴心”来描述某些国家时，他已经（也许是无意识地）设定了衡量国家行为的规范性标准。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这一标准就在范围不断扩大的国际宣言和公约中得以部分体现。

我们不能轻松避开道德问题，但如果有人确定或者承认在生活中具有一致的基本道德价值观，那么这一定会引发争议。尽管法律的理念和制度经常体现着道德价值观，但做好人、做好事并不一定必然等同于遵守法律。如果两者完全相同的话，这反而会非常奇怪了。

法律与社会所接受的道德实践（或称“实证道德”）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两个部分交叉的圆环。在它们互相重叠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法律和道德价值观的一致之处（例如，在所有的社会之中，谋杀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在这些重叠的区域之外，一方面，违法的行为不一定不道德（比如停车超出规定时间）；另一方面，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违法（比如通奸）。两者的交叉之处越多，法律就越容易得到社会成员的接受和尊重。

在有些情况下，特定个体或者群体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会产生冲突。比如，和平主义者如被要求参军，他将会被迫成为良心反对者，他的违法行为可能会使他面临监禁的后果。类似地，许多国家的记者坚称自己具有不披露消息来源的权利，但如果他们被要求出庭作证以披露上述信息，那么这种坚持对他们就并无助益。

更加极端的情形是，法律在事实上与大多数人的道德价值观相冲突。比如，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曾经利用法律达到不道德的目的。南非的政治体系是由少数白人创设的，它剥夺了每一位黑人的公民权，南非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好几个重要方面歧视黑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问，这样不正当的法律是否还有资格成为“法律”。法律必须符合道德吗？是不是什么都能成为法律？

在两位作为领军人物的法哲学家之间有场著名的，却并没有形成定论的论战，它旨在为“不道德的法律也能被视为‘法律’”这一观点奠定基础（如果有这种基础的话），但这场论战并未形成定论。论战的中心是战后的西德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在1944年，纳粹统治期间，一位希望摆脱自己丈夫的女性向盖世太保告发了她的丈夫，因为他对希特勒的战争行为作出了侮辱性的评论。他因此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不过他的判决转而被改成了在苏德战争前线服兵役。战后，因为使丈夫失去自由，这位妻子被提起公诉。她的辩护理由是，根据1934年的一部纳粹法令，她丈夫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法院仍然认定她有罪，理由是据以惩罚她丈夫的法令违反了“所有正派的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感”。

牛津大学的法理学教授H.L.A.哈特坚称，因为1934年的纳粹法律是正式生效的法律，所以法院的这一判决以及其他与其一致的类似判决都是错误的。相反，哈佛法学院的朗·福勒教授则认为，纳粹的“法律”严重有悖道德，因此它不具备成为法律的资格。福勒教授据此认为，西德法院的判决是对的，虽然两位法学家都表示，他们倾向于制定能够据以起诉该名女性的、具有溯及力的律法。

对于福勒来说，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以他的视角而言，法律制度是人类本着一定目的而制定的、“让人类的行为受到普遍规则的指引与控制的制度”。法律制度必须符合特定的程序标准，否则看起来是法律制度的东西，可能只不过是在运用国家强制力。这种“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具有八个基本原则，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或者实质性地违反了其中数项，那么都表明在这一社会中不存在“法律”。他提及了一个名叫雷克斯的国王的悲惨传说。这位国王忽视了这八个原则，从而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他根本没有制定普遍适用的规则，而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他也没有公布规则。他制定的规则具有追溯力、难以理解、互相矛盾，还要求受其影响的当事人实施他们力所不能及的行为。而且他的规则经常变更，臣民们无法据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他颁布的规则和其实际执行之间并不一致。

福勒解释，这些失败的对立面则是一个规则系统所追求的八种“法律精髓”，并为“法律的内在道德”所体现。它们是：普遍适用、公开颁布、无追溯力、清晰明了、不自相矛盾、能够被人遵守、恒久，以及公布的规则与官方行为之间相一致。

如果某一制度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原则，或者实质性地违反了其中的数项，那么就不能说在这个社群中存在着“法律”。因此，福勒拥护的是程序上的自然法，而非实体上的自然法。“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的本质是“愿景上的道德性”。它不是为了达到实体上的目标，而是希望达到法律本身的完美。

不关法律的事？

哈特教授参与了另一场关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重要辩论。这次他的对手是英国法官德夫林勋爵。这场被称为哈特与德夫林之争的辩论阐明了在强制执行道德准则时，法律的某些基本作用。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这场经典的对抗都是任何关于这一主题的严肃讨论的起点。

这一争论的催化剂是1957年英国某个委员会的报告。约翰·沃尔芬登爵士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被任命调查同性恋犯罪以及卖淫问题。这一报告的结论是，刑法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共秩序与正派体面，保护市民免受有害的或是令人不快的行为的伤害，并且免受他人的利用和腐化。特别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易受伤害的人群：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的人，以及弱势人群。但是：

除非社会有意作出努力，通过法律这一媒介使犯罪与罪孽画上等号，否则就必须给事关私德及有违私德之事保留一块领域；这个领域，以简单粗暴的话来说，根本不关法律的事。

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沃尔芬登委员会一并建议，成年人之间私下自愿发生的同性恋行为或者卖淫，都不应当被视为犯罪），该委员会受到了19世纪自由派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观点的强烈影响。密尔在1859年声称：

人类被允许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对他们的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防卫；对文明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不顾他的意志、对他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他伤害别人。他本人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对他施以强制的充分理由。[1]

图6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位神童（他在八岁时即能阅读拉丁文与希腊文），他的《论自由》是对于自由概念的经典阐释，在关于国家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制问题上尤其如此。他的“有害原则”不断激起自由社会中刑法的正当边界的争论。

乍一看，确定刑法边界界碑的“有害原则”似乎并不复杂，也挺有吸引力。但是两个难题立刻就显现出来了。第一，刑法惩罚另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者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叔叔）所称的“较为严重的恶行”[2]，这是正当的吗？第二，由谁去决定什么是“有害的”？

这两个问题是哈特与德夫林之争的核心。在1959年的一系列讲座中，德夫林勋爵对沃尔芬登委员会的立场提出了异议，认为社会完全有权惩罚在社会普通成员（“位于陪审席上的人”）眼中极其不道德的行为。他认为，“有害”不应当成为相关标准，社会的结构是由共同的道德观念来维持的。当人们作出不道德行为时，即使这些行为是私下作出的，即使它们没有伤害任何人，社会的凝聚力也会因此而削弱。他认为，社会的分崩离析更多源于内部因素，而非外力的摧毁：

当人们不再遵守通常的道德标准时，瓦解就开始了。历史表明，道德准绳的放松往往是社会瓦解的第一步，所以，社会采取与维持其政府相同的措施来维持其道德标准，这是正当合理的……对于恶行的抑制也是法律的功能，正如法律抑制颠覆活动一般。

但是，尽管德夫林勋爵主张只有那些“不能忍受的、令人愤慨的、令人厌恶的”行为才该受到处罚，哈特教授还是直接反驳了德夫林勋爵“社会凝聚力”论点的根基。哈特坚称，社会并不需要共同的道德标准，多元的、多文化的社会可能会包含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即使存在这样的共同道德，对于社会的存续而言，保护这种道德也并非至关重要。就第一个论断而言，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根基无法承受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或道德的挑战，这确实有些牵强。西方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奉行伊斯兰教的禁酒规定，但西方社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了吗？同样，伊斯兰社会是否不能经受其内部少数人的道德观念的挑战？

哈特并未从他支持法律扮演家长角色的立场中退缩。与密尔不同，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下，法律应当保护个人不受自己行为的伤害。因此，刑法可以正当合理地不允许将受害者同意被杀死或被袭击作为抗辩理由。对机动车安全带的要求，或者对摩托车手必须戴上防撞击头盔的要求，是法律加以合法控制的实例之一。

哈特还对两种伤害作出了重要的区分，一是因公众瞩目而造成的伤害，一是仅仅因为知情才导致的侵害。因此，惩罚重婚罪就有了正当合理的理由，因为重婚是一种公众行为，它可能导致对宗教敏感之处的侵害；而成年人之间私下进行的、得到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只有在有人知情时才有可能构成这种侵害，因此对其施以惩罚就不够合理。最好是让立法机关去决定如何对待这样的行为。著名的英国法官阿特金勋爵曾说过：

关于法律是否应当惩罚那些并非当众作出的不道德行为，现在存在着众所周知的重大分歧。有些人认为法律已经走得太远，而有些人则认为法律做得远远不够。议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场所，而且我坚持认为，它是唯一适合解决这一问题的场所。如果能有来自公众意见的充分支持，议会在加以干预时就不会瞻前顾后。如果连议院都不敢涉足某一领域，那么法院也不适宜贸然闯入。

在涉及以下事务时，类似的方法也可能适用。

生命权？

道德问题很少能够有简单的解决方法，还常常将社会变得多元化。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议就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方面，基督教团体谴责（有时是激烈谴责）堕胎，视之为谋杀胎儿。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堕胎是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地带。罗纳德·德沃金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斗争的激烈程度：

反堕胎群体与其对手之间的战争，是17世纪欧洲因宗教而起的内战的翻版。立场相反的军队沿街行进，或者聚集在实施堕胎手术的诊所、法院以及白宫之前举行抗议活动，彼此大声叫喊、吐唾沫和憎恶。堕胎正在撕裂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就罗诉韦德一案作出的判决，成为堕胎这一争议主题的核心问题。该案中，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法因侵犯个人隐私而违宪。该部法律规定，堕胎属于犯罪行为，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法院判称，各州禁止堕胎以保护胎儿生命的做法，只能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胎儿。这一判决被称为是“毫无疑问，有史以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最广为人知的判决”，它立刻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欢迎，而许多基督教徒则对此加以抨击。美国女性赖其享有脆弱的合法堕胎权。

图7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一案中作出的里程碑式的判决不断激起论战，这些论战分歧极大，往往尖酸刻薄。法院判决，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这一判决被女权主义团体普遍拥护，却被生命权的提倡者反对。

在堕胎引起的辩论中，人类生命权的不可侵犯性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处于一种道德权衡之中。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允许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堕胎，以努力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比如，在英国，如果有两位执业医生证明，继续妊娠将会危及孕妇或孕妇现有的孩子的生命，或者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这种危险会比终止妊娠的危险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堕胎就是合法的。如果孩子出生后，有严重身体残疾或者严重智力障碍的风险很大，堕胎也是合法的。在孩子能够活着出生的情况下，终止妊娠会构成犯罪。因此这个时间通常是在怀孕28周之后。最近的法律则规定可以终止尚未超过24周的妊娠，前提是继续妊娠可能会伤害孕妇或孕妇现有的孩子，且这一危险比终止妊娠更为严重。但如果终止妊娠能防止对孕妇造成严重的、永久性的身体或者精神的伤害，或者能防止危及孕妇的生命，或者孩子出生后存在严重身体残疾或者智力障碍的风险很大，那么终止妊娠没有时间限制。

在探索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合乎良心的方案的时候，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评估它自身的主流道德。如果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生命是神圣的，那么是否可以将胎儿视为有资格受到伤害的人？如果答案是“是的”，那么终结胎儿的生命，与人道地处死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何不同？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的权益是否应当胜过女性被迫怀着不想要的孩子的苦痛，或者胜过抚养残疾儿带来的焦虑、费用和艰辛？

安乐死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类似的思考。医生、律师，最终是法院，一直在为个人的“死亡权”这一争议问题比拼角力。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经常会被划清界限（这一界限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具备说服力）。前者是指通过积极的行为加速死亡过程，比如注射氯化钾。大多数法律制度将其视为谋杀。后者包括通过不作为来缩短生命：停止治疗。在很多法域中，这一方法被视为人道主义，正日益为法律以及医疗行业所接受。但如果无法治愈的病人或者晚期病人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PVS），根本无法作出自主决定，那么法院在判定撤除他们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的合法性的时候，也并不轻松。

道德上的不一致？

战争之外的杀人被视为平时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相形之下，唯一一种为我们的文化更加严厉禁止的行为是食人（即使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挺享受以其他物种为食。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在人类最为可怖的罪犯的司法行刑现场退缩，但是我们会热烈支持未经审判射杀相对较为温和的有害动物。事实上，我们还以杀死其他无害物种为乐。一个人类胎儿所具有的人的感觉并不比一只阿米巴虫更多，但胎儿享有的尊严和法律保障却远远超过成年的黑猩猩。然而黑猩猩能够感觉和思考……甚至可能有能力学习某种形式的人类语言。胎儿属于我们自己的物种，并因此立刻得到了相应的特殊优待和权利。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30周年纪念版（牛津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对终止病人生命的道德性和合法性进行概括，同样并不容易。比如在无法治愈的病人和晚期病人之间就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后者可包括缺乏行动能力（病人具有完全清醒的意识，可以自主呼吸）、需要人工支持（病人具有完全清醒的意识，但需要连接呼吸机）、无意识以及需要深度护理的病人（病人处于昏迷状态，需要连接呼吸机）。每一个不同的情况都会产生不同的问题。

法律遇到此类棘手的道德问题时所面对的复杂性，表明了它们并不能够轻易通过口号得到解决。“死亡权”、“自治”、“自我决定权”或者“生命的神圣性”在相关辩论中大量使用，但是法律给出的答案必须是谨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法官可能不是最合适的裁决者，但是我们有其他人选吗？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美国）法院的判决阐明了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复杂性。

英国的案件由1989年某个足球场的坍塌事故所引发（见本书第44页）。安东尼·布兰德因缺氧而导致脑损伤，处于持续性植物人状态。但是他的脑干仍处于运转状态，他的大脑皮层（控制意识、交流能力以及自主活动的区域）因为缺氧而完全受损了，但是他在法律上并没有死亡。霍夫曼大法官（那时他已经成为了大法官[3]）这样描述他的悲惨状况：

他躺在……医院中，他食用的流食泵压进一根管子，这根管子穿过他的鼻腔、喉咙后部，一直到达他的胃部。一根导尿管插进他的阴茎以排空膀胱，这会不时导致感染，需要敷料及抗生素治疗。他僵硬的关节让他的四肢紧紧收缩在一起，所以他的双臂弯曲着交叉在胸前，他的双腿不自然地扭曲着。喉咙的反射活动使他呕吐和流口水。尽管他的家人轮流前来看他，承受着这一切的安东尼·布兰德并没有任何意识……黑暗和无意识永远不会离开他。

布兰德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他可能很长时间都得维持着现在的情形。他的医生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准许停用呼吸机、抗生素、人工喂养与给水设备，之后他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治疗他，让他在最小的痛苦中有尊严地死去。官方律师（代理那些无行为能力的人）认为，这会违反医生对于他们的病人的义务，并构成犯罪。

上议院（英国的最终上诉法院[4]）认为，自我决定权比生命权更为重要。医生应当按上述顺序，尊重他的病人的权利。如果病人已经预见到自己将会堕入类似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境地，而且他明确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不愿意接受医疗（包括经过计算的、用以维持生存的人工进食）的意愿，那么这一顺序就更有说服力。但是，尽管全部五名上议院贵族法官均同意应当允许终止布兰德的生命，但是关于法律对此事的态度是什么以及它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一致意见。所有人都同时承认了生命权的神圣性与病人的自主权利，但是在布兰德没有作出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要如何调和这些价值观？对于高夫勋爵来说，答案是保护病人的最佳利益。但是失去意识的病人有什么利益呢？高夫勋爵认为，这些利益部分在于给他人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凯斯勋爵与马斯提尔勋爵对此则存有疑问，后者声明：

如果说终结他人的压力之源也是安东尼·布兰德的利益，那么对我而言，个人权利的概念已经被拉伸得超过了临界点。与拥有清醒意识的病人不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无法逃避的痛苦现实是，那些他人提议的行为并不符合安东尼·布兰德的最佳利益，因为他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形式的最佳利益。

荷兰法律以较为灵活的措辞，规定了允许医生终止病人生命所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参与自愿安乐死或者自杀的医生必须：

1.确信病人的要求是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持久的；

2.确定病人的痛苦是无法中断和难以忍受的；

3.已经告知了病人他的现状与前景；

4.已经与病人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其他任何合理的选择；

5.至少咨询了一名其他医生；

6.以适当的医学方式实施了程序。

荷兰刑法典第293条第2款

这一方式与美国及加拿大的一些法院所采取的立场相似。在美国最高法院就克鲁山一案作出的著名判决中（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的父母试图说服法院，尽管他们的女儿并没有在清醒状态下立下“生存遗嘱”，但是她不会想要这样活下去），法院判称，国家在生命的神圣性中享有利益，并因此对保护生命也享有利益。这些判决同样将国家在保护生命中享有的利益放到了重要地位。

最终上议院裁决，撤除布兰德的营养和给水设备不会构成犯罪，因为布兰德得以康复的任何希望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尽管结束他的生命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但是布兰德的最佳利益——维持生命，已经与“无须同意”机制的正当性，以及医生维持其生命的义务一起消失了。因为不存在这一义务，所以撤除营养和给水设备并不是犯罪行为。

全世界的法院都无法绕过这种令人沮丧的两难境地。法院的负担可能会因“生存遗嘱”而大为减轻。在该文件中，个人需按照下述言辞作出保证：“如因身体或者精神障碍，我无法参与决定自身的医疗护理，并且因此具有下列任何一种医学状况（两位独立执业医生能够证明我不具备任何合理的康复前景），则我声明，我的生命不应以任何人工手段加以延续。”

做那些自然而然的事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道德问题一直吸引着哲学家们的兴趣。自然法理论寻求解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冲突。简单来说，它最基本的论点就在于自然应当是什么样的。在自然中发生的事是好的，我们应当努力追寻这一目标。繁殖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应当繁衍后代。罗马律师西塞罗曾这样论述：

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和谐的正当理性，它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试图改变这样的法律是一种罪孽，同样也不能允许废止它的任何一部分，将它全部废止是根本不可能的……[神]是这部法律的撰写者、发布者，也是执行它的法官。

当代自然法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天主教，特别是多明我会的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深思熟虑的著作，他的重要作品《神学大全》包含了基督教教义对该主题最为全面的陈述。在17世纪的欧洲，人们认为，法律的全部门类的阐述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雨果·德·格罗特（1583—1645）——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格劳秀斯——与自然法的世俗化运动紧密相联。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宣称，即使上帝并不存在，自然法也将具有相同的内容。这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国际公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基础。

18世纪，英国的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英国法释义》中声明了自然法的重要性。布莱克斯通（1723—1780）在本书开头表达了对古典自然法原则的支持——就像他要通过诉诸上帝所赐的原则来使英国的法律神圣化一般。这种态度引发了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律与社会的改革者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批评，他嘲笑自然法“仅仅是想象的产物”。

尽管边沁对自然法相当蔑视，自然法还是被用于证明革命的合理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理由是法律侵犯了个人的自然权利。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革命以诉诸全美人民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用1776年《独立宣言》中的崇高言辞来说，全美人民的自然权利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独立宣言》所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激动人心的情绪也体现在法国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中，该宣言提及了人类的“自然权利”。

自然法同样成为了纽伦堡审判纳粹军官的潜在依据。纽伦堡大审确立的原则是，特定行为即使没有违反任何实体法条文，也能够构成“反人类罪”。这些审判的主审法官并没有明确引用自然法理论，但是他们的判决表明他们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认可，即法律并非判定是非的必然唯一标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公众责任不断提升的时代。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现在我们致力于起诉实施种族屠杀与其他反人类犯罪的罪犯，而且恶毒的政府官员及其合作者与军事指挥官所享有的豁免权正在逐渐缩水。国际刑事法院（ICC）新近在海牙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不应允许邪恶的独裁者及其亲信逍遥法外。尽管现在的美国政府对该法院持反对态度（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它会削弱美国对涉及本国国民的司法事务所享有的主权，以及美国军队有可能会被起诉），但是这一情况可能会被未来的总统改变。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被限定为“为全体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最为严重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反人类罪、种族屠杀罪、战争罪以及侵略罪。

图8　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审判和处决尽管确立了犯下严重罪行的统治者所要承担的责任，但也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包括美国过度的影响、法官的频繁更换，以及对辩护律师的攻击。

2006年，前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巴登·米洛舍维奇死亡时，以他为被告在国际战争犯罪法庭提起的起诉也戛然而止。他被控在波黑地区犯有种族屠杀罪行，在克罗地亚犯有反人类罪，并在科索沃地区实施了与暴行有关的犯罪。卢旺达的前总理因被判决犯有种族屠杀罪与反人类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在伊拉克举行的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审判以执行死刑终结，他的数名同伙也被判处死刑或监禁。

对法律和道德的严肃分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权利这一概念。道德诉求经常演变为道德权利：人们坚持他们对一系列利益享有权利，包括生命、工作、健康、教育以及住房。各个民族则坚持他们享有自决权、主权与自由贸易权。在法律背景下，权利已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视为法律的同义词。有关政治权利的宣言经常被视为当代民主国家的商标。相互对立的权利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已经成为自由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国际层面上，一系列人权公约和宣言足以说明权利之论的力量。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1976年），至少在理论上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于确立人权的普适概念与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它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国家之间具有跨越文化的一致性。

【注释】

[1]此处译文引自《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英）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著，冯克利、杨日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24页。

[2]同上，第126页。

[3]霍夫曼法官于1992年成为上诉法院大法官。

[4]2009年10月，英国最高法院取代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成为英国最高级别的法院。对于英国境内的民事案件及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刑事案件而言，它是最终上诉法院。更多内容可见w w w.supremecourt.gov.uk。

[5]以上公约译名均从联合国网站中文版译名。

第四章　法院

法官完全是法律的人格化体现。司法职能体现了公平、正义，以及法治铁面无情的实施。法官解决纠纷、惩罚违法者，并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决定有罪与否。在更为宏大的法律与法律制度层面上，法官是法律价值的监护人与守护者：正义与程序公正的卫士。

不过，法官在刑事犯罪中的角色尤其能够激发公众的兴趣。法庭戏对于小说家、剧作者和影视剧本作者来说，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在英语世界里，我们立刻可以联想到不少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阿尔伯特·加缪的《堕落》、卡夫卡的《审判》、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斯考特·杜罗的《无罪推定》、约翰·莫提默的《法庭的鲁波尔》系列剧，以及约翰·格利山姆的畅销小说中对庭审过程的描绘是其他一些突出的例子。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展示了令人难忘的正义理念与法庭审理程序。电影中的法庭戏更加不胜枚举。午后电影的偶像们通常会扮演那些勇敢的辩护者：电影版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格里高利·派克，还有《大审判》中的保罗·纽曼。法庭和律师大量出现于许多成功的电视剧集中，《甜心俏佳人》、《律师本色》与《洛城法网》则是较近的例子。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法庭程序会这么具有娱乐性，这么吸引人。刑事审判的戏剧场面经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律师之间的对抗、被告不确定的命运、耸人听闻的证据——所有这些都会在展示过程中引起近乎窥私癖的好奇心。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出来的司法程序的壮观程度并不亚于真实的庭审过程。特别是在美国，真实的庭审过程经常会有电视直播。当名人受审时，法庭中的摄像机确保了这一案件能够拥有广大的受众——指控的罪名越可怕，效果就越好。然而，审判很少能够具有这种程度的吸引力和魅力，它们通常是沉闷而冗长乏味的。

刑事审判可能会因为提交的证据而显得生动有趣，但民事审判通常缺乏这一调料。法庭从事的是解决纠纷的工作。代表各方当事人的律师致力于说服法庭采纳他们关于案件是非曲直的看法。在普通法系的审判中，一方引用某个先例，以此论证本案和之前的案件有充分的相似之处，所以应当遵循先例。另一方则致力于寻找本案与先例之间的细微区别，以指出两者存在不同之处。这是法律推理的精华所在。如果败诉方提起上诉，那么级别更高的法官将重新听取双方的论辩。

毫无疑问，法官们行使的责任相当繁重：

来到法官席前，等待判决宣布，是件让人敬畏的事……法官象征着正义的概念和有组织的强制力，兼有理性人的理性与多数人的残忍。他既具有他所属的文化的理念，也具有强迫他人服从的权力。当一位公民站在庭上，他会立刻感受到这一权力的影响；权力集合起来，集中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

当代法哲学的领军人物罗纳德·德沃金评论说：“法庭是法律帝国的都城，法官们是它的君王。”在每一个法律体系中，法院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但是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法官们的政治功能是什么？他们的任命、选举与责任又是怎样的？在刑事审判管理中，特别是在复杂的商业犯罪审判中，陪审团制度是不是一个有益的因素？普通法系国家的对抗制是否比大陆法系国家的讯问制更加优越？

对于普通法来说，法官扮演着基石般的角色，司法功能的离心力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推动着法律制度的运作。尽管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典化体系中，法官的作用相对而言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法官的影响力再怎么被高估，都不过分。

法官是法律体系的典型象征。在长袍与崇高的独立性之下，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以英国法官德夫林勋爵的话来说，法官向社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就是：“消除不公正感”。这种不偏不倚体现在法官解决纠纷的判决之中，无异于一篇对自由社会和公正社会深具信心的论文。冷静理智的法官是民主政体的精粹。立法与司法之间所谓的界限也是这一政体最负盛名的标志之一。

尽管愤世嫉俗者认为这种吸引人的、经久不衰的关于司法职能的看法只不过是个神话，但这些怀疑并不足以轻易驱除法官作为法律的守护者、正义的保护人和智囊团的形象。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正如我们普通人一样，法官也会受到个人偏好和政治偏见的影响。但偶尔也有人认为，承认司法的弱点具有某种程度的颠覆性，著名的美国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对此曾评论说：“似乎一提到法官也会受到人性的限制，法官就必然会因此失去他人的尊敬和信赖一样。”

司法职能是什么？

司法机构位于法律程序的核心。在努力揭开法官如何审理案件的神秘面纱之时，我们不得不追寻法律本身的意义：“什么才能构成法律”的理论，必然指引并贯穿裁判行为的每个层面。根据正统的、所谓“实证主义”的范式，法律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体系。在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则，或者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来填补这一法律空缺。

图9　中世纪的法庭（约1450年）。

罗纳德·德沃金对这一观点的挑战很有说服力，他否认了法律只能由规则组成。在规则之外（规则通过“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方式加以适用）还有其他不属于规则的标准：“原则”和“政策”。与规则不同的是，它们具有“相当的分量或重要性”。一项“原则”是指“一项必须得到遵循的标准，并不是因为它可以促进或者保障一定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态……而是因为它是正义、公正或者道德的其他层面的要求”。而一项“政策”是指“一项标准，它确立了一个既定目标，通常是某一社群中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层面的进步”。当法官不能立即找到可以适用的规则时，或者根据既定的规则不能得出裁决结果时，他就要在互相冲突的原则之间加以权衡。这些原则并非规则，但它们并不因此就不能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这种“难案”中，因为法官并不能够诉诸个人经验来作出裁决，所以与实证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法官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裁量权。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法官的任务就是（在“难案”中）找到它，通过权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原则，并据此决定他所审理的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这种裁决模式明显诉诸民主理论：法官们不参与立法，他们仅仅是强制执行权利，而权利的主要内容已经由代议制立法机构在法律中规定。事实上，德沃金的论点源自对“界定并维护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认真对待权利”的关注（这一点与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这一论点主要来自民主理论，德沃金之所以关注消灭强大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其前提是法官有着令人不快的地方：法官通常是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不对选民负责，但却拥有立法权或者准立法权。

法院是最好的解决纠纷的场所吗？法官们能够真正做到公正客观吗？刑事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有些法院——比如美国最高法院——是不是太政治化了？法官是否应当通过选举产生？陪审制度是否有效而公正？本章将努力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法院是什么？

人世纷争无所不在，它们必然需要一个友好解决的平台。法院是所有法律体系的必备要件。法院对于特定的刑事、民事以及其他事务具有权力与权威——或者，用律师们的话说，具有“管辖权”。这使得它们的裁决（以强制力为最终后盾）被当事人当作权威来接受，但如果当事人并不信任庭上的职业法官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那么他们将不会愿意接受裁决。

法院会犯错误。法官难免受到人性脆弱之处的影响，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纠正他们的错误。被错误定罪的被告所遭受的明显不公，可以通过赋予他上诉权加以纠正。同样，民事案件中的败诉方也可以基于法定理由，认为初审法院在解释法律时存在错误。对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上诉，就需要等级制度来对“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层级加以区分。有些初审法院只有一名法官与一个陪审团：陪审员们负责在法官的指导下发现事实，法官负责确定所适用的法律。这一组合构成了法庭的审判。在其他初审法院中，事实与法律都由法官加以确定。

普通法法域中的上诉法院负责审查初审法院或者低一级的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他们的任务通常限于考虑法律问题：比如，初审法院对法律的适用与解释是否正确？通常他们不会审理有关事实问题的证据，但是如果有新证据出现的话，上诉法院可能会对其加以评估，以决定是否将该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每个地方的法院都会遵循相应的程序，在有些国家，这些程序已经变得十分冗杂。在刑事审判中，因为法官作用的不同，这些程序也会相应具有较大的区别。普通法系国家采取了“对抗式”的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则是“纠问式”或者“控告式”的制度。尽管它们之间的区别经常会被夸大，但是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两种途径确实存在区别。普通法系的法官是公正的裁判，很少纡尊降贵地踏足争议的尘土。而大陆法系的法官在庭审中的角色则更加积极主动。

欧洲大陆的刑事预审法官直接介入了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过程。这一职务起源于法国，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西班牙、希腊、瑞士、荷兰、比利时与葡萄牙也采用该制度。预审法官经常被认为是介于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角色，但是严格来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他并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这是由公诉人决定的事项，而预审法官完全独立于检察机构。他的主要责任，正如他的头衔所暗示的那样，是去调查所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或者不利的证据，他有权力去审问犯罪嫌疑人。他还可以讯问受害人和证人，他可以去犯罪现场，参与验尸过程。在调查过程中，他可以批准拘留和保释，并下令搜查和扣押证据。

必须指出的是，预审法官的工作并非决定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通过审查证据决定是否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如果他决定提起公诉，那么案件会被转移到另外一个与他毫无联系的初审法院，该法院并没有义务遵循他已经作出的决定。因此，他的职能和普通法系的交付审判程序及美国的大陪审团有相似之处。以上两个制度的设计目的都是为了审查证据，以决定案件是否可以提起公诉。大陪审团虽然处于法官的监督之下，但是它的运作是由公诉人来主持的。它具有传唤证人以寻求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权力。

图10　穿着正式礼服的法国高级法官和法律官员。

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普通法系的律师这样认为——普通法系非常重视无罪推定的价值，它向检察机构赋以沉重的举证责任，要求它们必须证明案件已经“排除合理怀疑”。但这一点很成问题。法国法庭上的被告同佛罗里达的被告一样，享有基本的重要权利和保护。所有的民主国家都确认了无罪推定这一原则。事实上，这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要求，它适用于欧洲委员会的46个成员国。

对于对抗制的批评不仅仅来自民事律师。刑事审判中偶尔发生的奇怪行径（尤其是在美国），对于普通法系律师来说也是尴尬的事。这一程序有时候会堕落到做戏的境地，律师滥用对抗程序，似乎完全忽视了整个制度的目的。这一点在高调的、通过电视转播的名人审判中尤为明显，拿着过高报酬的律师歇斯底里地对着摄像机和陪审团大加表演。许多民事律师也对普通法系刑事司法制度显得有利于富人被告的方面大为震惊，富人能够负担得起庞大法律团队的费用。对O.J.辛普森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审判仅仅是最近发生的、最明显的例子。

通常情况下，普通法的公诉是以政府、国家的名义（或者在英国，以王权的名义）对被告提出的指控或者控告。为了判定检方的证据是否充分，在提起公诉之前，往往有一些初步审理程序。为了完成举证责任，检方会传唤证人，并提交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此时被告可以主张自己“无须答辩”。如果这一抗辩失败了（这是通常情况），被告将会提出证人和证据。证人将会被对方律师交叉询问，但是被告自己拥有“沉默权”：他不需要发言来为自己抗辩，但是如果他决定作证，那么他必须接受交叉询问。在美国，这一权利受到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然后是双方发表结案陈词。当有陪审团参加庭审时，法官会作出相应的指示，然后陪审员会在私密状态下进行深思熟虑。有些法域要求陪审团作出全体意见一致的裁决，有些则只需要多数意见一致。

图11　宣布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前美国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无罪，引发了针对陪审制是否可靠的疑虑，尤其是在很多人认为DNA证据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被告有罪的时候。

公正审理的权利

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每个人都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1]

判刑

如果被告被确定有罪，那么他将会被判刑。这通常发生在法院知悉被告的犯罪前科（如果被告具有犯罪前科）及有关个人品行的其他相关信息之后。如果被告有可能被判处监禁，关于被告个人背景的报告可能会被提交法庭：他的教育程度、家庭、工作经历等等。心理报告或者医疗报告也可能会与证据一起被提交给法庭，包括证明他的正直无可指责的证人。这一切之后可能还会有动人的、请求减轻刑罚的辩护。被告的律师试图说服法院，被告是残酷命运和贫困人生的牺牲品：贫穷、受他人操纵、父母的抚养存在问题，以及受到其他超出被告控制能力的强大力量的影响；这些原因才应该为被告的犯罪负责。

当然，每一个法域都会有一系列不同的刑罚供初审法院适用。这些刑罚包括监禁、罚金、缓刑、社区服务，或者暂缓监禁（监禁被暂时中止，比如说，中止期限为两年；如果他在两年内再次违法，那么原来的判刑可能会适用于被告）。

被定罪的被告总有权利向更高级别的法院提起上诉。这些法院不会再次开庭审理这个案件，而是详细审查诉讼程序的记录，以寻找任何可能使本案获得重新审理的错误。在特定情况下，检方如果认为某项刑罚过于宽松，可能会针对该判刑提起上诉。

民事审判

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区别，在民事审判中并不那么明显。法国法几乎已经趋向于取消民事审判：由审前准备法官作出的深入的审前准备，已经让起诉和证据成为书面工作。律师只需要就法院已经获得的证据材料提交摘要。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法国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并不低于其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通”的法官只在“普通”的法院审理案件。[2]大致而言，这些法院的管辖权包括适用民法典、商法典和刑法典以及上述法典的补充立法的案件。在法国的普通法院体系中，阶层最高的法院是法国最高法院。它大概包括100名法官，法官们轮流组成六个专业法庭（五个民事庭，一个刑事庭），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组成混合庭或者法院审判合议庭。[3]法国最高法院仅对于法律的解释问题拥有自由裁量权。德国拥有一系列独立的司法体系，每个体系都有最高法院。大多数大陆法系的制度都包含一系列拥有独立管辖权的行政法院。

普通法系的民事审判同样采取了对抗制。民事诉讼不是由政府或者王权发起的针对被告的诉讼，而是由受到侵害的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原告通常是为了获得损害赔偿，比如经济赔偿（因为侵权行为、违约行为或者其他民事违法行为）。双方当事人都有权传唤证人，证据规则与刑法审判的证据规则大体相同。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刑事审判中的举证责任是“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只需要证明他的案件“具有相对较高的盖然性”[4]。

法官是什么样的人？

除了美国这一显而易见的例外之外，普通法系的法官是从资深出庭律师中任命的，而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官是通过类似招考公务员的方式加以招募的。一般情况下，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他们从大学中被直接招募，并不一定具备法律从业经验。成功的候选人将被任命为这一职业阶梯的最底层，职业训练在司法系统内部完成，选拔基于个人实绩。公开竞争被认为是保持职业立场以及司法独立性的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防止政治偏袒和裙带关系，但是人们担心，提拔中的歧视可能会扩大行政部门[5]的影响，从而损害司法独立的精神。同时，通常情况下私人执业比当法官要有利可图得多，所以，更有才华的法学院毕业生可能会不愿意从事法官这一职业。

美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联邦法院分为三个层级：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与联邦地区法院。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权提名，并与参议院一起任命所有这三个层级的法院的法官。在收到来自司法部与白宫行政工作人员的推荐之后，总统向参议院提名候选人。司法部对这些被提名的候选人加以筛选，之后由联邦调查局对候选人开展调查，同时也会向美国律师协会就这些被提名人是否合适征求意见。

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同样起着作用，它与司法部、参议院的议员一起，考虑来自众议院议员、各州州长、律师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推荐。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会审查这些候选人的资格。如果委员会拒绝了某一提名，它会请总统作出另一个提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提名将在参议院的执行会议中加以讨论。没有争议的候选人将会得到一致同意。在1789年至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154名被提名人中，只有34名没有得到参议院的同意。然而，如果某一被提名人存在争议，那么争论将会随之而来。如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出负面评价，结果将是参议院冷酷无情地拒绝这一候选人。成功通过以上程序的被提名人，将会得到总统的正式任命。[6]

这个程序的冗长拖沓——包括参议员们的各种阻挠，以及这一制度可以预见的意识形态因素——给它带来了相当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程序削弱了司法的独立性。赞成者认为，总统与参议院对联邦司法体系的组成和立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正当的制衡。在联邦以外的层级上，美国有21个州的法官通过选举产生。这一情况相当罕见，在其他任何普通法系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均未见同例。尽管这一制度可能对民主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将法官转变成政客。为了保住职位，法官必然会寻求公众情感和偏见的支持。虽然相形之下，选举制度比无视法官能力、只管任命俯首帖耳的法官的腐败政府作出的提名更为可取，但是几乎没有律师支持这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谓的“民主制度所犯下的最为危险的错误之一”。

对于司法任命方式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被任命人的非民选性质（几乎没有女性或者少数族裔）。这种不满导致了司法任命委员会的建立，该委员会致力于为这一程序带来更多的透明与公正。司法任命委员会负有挑选人选之责。它存在于美国各州以及加拿大、苏格兰、南非、以色列、爱尔兰以及其他一系列欧洲地区，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从2006年之后，委员会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的公众机构行使职能。司法职位的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九页纸的申请表，入围的候选人会被面试。评估他们的标准有五个：智力、个人品质（忠诚度、独立性、判断力、决断力、客观程度、个人能力与学习的意愿）、理解与公正处理事务的能力、权威性与沟通技巧，以及效率。

图12　在大多数普通法系法域内，女法官相当罕见。比如，在英国，直到2005年才有了第一位被任命于上议院——英国的最高法院——的女性。在南非、加拿大、美国以及新西兰的最高法院中，均有女法官审理案件。加拿大最高法院（如图所示）于1982年迎来了它的第一位女法官，现在它的九位法官之中有三位是女性，包括它的首席大法官在内。

司法机构的政治

尽管美国宪法并未明确授予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但是自从1803年的标志性案件——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以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宣称，它有权废止那些经它认定与宪法条款相冲突的法律。这一最为有力的司法审查形式，使通过任命产生的法官有权对经由民主程序颁布的法律施加控制，即使这些法官是由参议院认可的。在这种控制中，通过宣布各州制定的、范围广泛的、涉及各种事务（例如堕胎、避孕、种族与性别歧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法律违宪，美国最高法院促成了许多重大的社会与政治转型。

在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印度最高法院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等一系列领域展示出高度的司法能动性，这些领域包括婚姻、环境、人权、土地改革，以及选举法等。法官经常称宪法是超越政治文件的，视其为“社会理念”的永恒宣言。这一理念浸透着平等主义价值观，它代表着一种承诺：进行社会改革，以呼应那些曾激励着宪法制定者的社会正义原则。印度最高法院引人注目的法理学特点在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贫困者也可以得到诉诸法院的机会。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对贫困者的法律救济不应受到对抗制的限制。印度最高法院同样对于印度宪法第二十一条作出了从宽解释。该条规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者个人自由。”这一从宽解释造成了对个人实体权利的重大扩张。

根据废止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宪法，南非宪法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它依此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判决，包括宣布死刑违法，维护居住权，坚持政府具有对家庭暴力提供有效救济措施及维护平等权的宪法义务。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体现了强有力的司法审查权。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将它对于宪法的司法解释加诸其他的政府部门[7]。其他较弱一些的司法审查形式则允许立法与行政部门有权拒绝这一判决，条件是公开拒绝。司法审查权逐渐被纳入有些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中（比如英国1998年的人权法案、新西兰1990年的权利法案、加拿大1992年的权利与自由宪章）。

司法审查的批评者对于法官拥有的、凌驾于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之上的权力持有异议。但是即使我们的立法机构是真正的代议机构，那些支持立法机构能够比法院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权利的观点，至少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不仅是因为政府更迭以及党派政治易受部门利益影响和易于妥协的问题已经臭名昭著，腐败更不消说，而且是因为正是由于法官不需要以这种政治方式“担负责任”，所以他们才是更为优秀的自由守护者。同时，基于司法的秉性、训练、经验，以及对以权利为基础的各种观点进行检验和争辩的法庭，我认为，天平已经倾向于以司法方式而非以立法方式解决纠纷。事实上，我们也很难看到后者在实践中的运作。当讨论的权利已经明显处于纠纷之中的时候，经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们又能够起什么作用呢？

而且，不幸的是，很难证明大家对于立法者的信任是正确的。尽管争论不时存在，但是某些基本的权利最好成为立法者的禁区，或者至少要处于党派的日常权谋之外。如果没有最高法院历史性的布朗案判决（该判决认为白人小学生与黑人小学生的教育设施彼此隔离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平等”），非裔美国人的公民自由会更早一些得到承认吗？与南非新的民主议会相比，南非宪法法院会更有可能保护人权吗？难道欧洲人权法院（位于斯特拉斯堡，负责审理有关国家违反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成员国义务的投诉）没有推动某些国家——比如说，英国——的公民自由吗？这一法院经常作出对英国政府不利的裁决，要求其修改一系列涉及受上述公约保护的权利（包括隐私权、免受肉刑的权利，以及精神病人的权利等）的国内立法。

有偏见的法官？

近年来，对于特定司法行为的合法性——有时甚至是诚实程度——的抱怨声浪渐起。政治保守主义者指责法官正在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而人民的意志已经体现在涉及堕胎、同性恋权利、平权行动、宗教以及其他主题的法律和直接投票之中。政治自由主义者则指责对女性的偏见、不检点的性行为、对少数人权利的严苛，以及保守政治观点深重的压力与影响。两边都在指责……罔顾人民的意见和通过打破任期限制的方式来保护职业政客的行为。各方——甚至高薪的公司律师——都在指责初审法院法官专横独断的常见行为。法官滥用法官地位，甚至接受贿赂的行为也不时为公众所知。此外，34年作为法学教授与律师的经验告诉我，还有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官有太多的时候不愿意听取事实或者理由。他们开始时即持有严重偏向于一方当事人的偏见——当然，他们一定会拒绝承认——然后就对和他们的偏见相反的事实及相应的说理视而不见……当法官出于他们已经形成的偏见，忽略事实甚至虚构出想象中的反事实时，他们已经摧毁了司法制度的核心宗旨：基于事实而非偏见对案件加以裁决。他们同样……摧毁了对于司法制度的信任……事先形成的司法偏见、随之而来的对事实的视而不见、反事实的司法虚构，以及相应而生的一系列问题，位于当今司法制度最严重的问题之列。如果法官不再忽视事实以加强他们自身的偏见，那么这将有益于司法制度，使得法律不再成为空头许诺，也将有助于市民维持对于法律的信心。

劳伦斯·R.瓦维尔教授，《对于现代司法实践的指责》（2005），《司法责任动议[8]法律新闻》

由陪审团进行的审判

在刑事程序中，由“同等的人”组成陪审团进行审判的理念，常被视为普通法制度的基本信条。有些大陆法系法域也同样采用陪审团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比如法国的法官就与陪审团一起审理案件，陪审团同样参与决定加诸被告的刑罚。

对于在什么样的案件中使用陪审团，各个法域的规定并不相同。有些法域限于在刑事审判中使用陪审团，在民事审判中则不使用（比如法国）；有些法域在审判严重犯罪案件时使用陪审团（比如加拿大）；而另外一些法域（比如英格兰与威尔士）则在刑事审判及一些特殊的民事审判（比如诽谤）中使用陪审团。

美国的陪审团审判最为典型，刑事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均使用陪审团。超过60%的陪审团审判是在刑事案件中，其余的为民事审判以及其他类型的审判，比如家事法庭诉讼程序。

陪审团审判诸多被夸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法官的权力和影响。有观点认为，通过让普通市民（通常是12名）参与司法进程，社会的价值观念可以得到表达。同时，在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时候，与一名法官相比，一组随机挑选的外行是更为民主的裁决者；相形之下，法官往往被认为是公权力的代言人（不管这种看法正确与否）。

“我们认定被告有罪。我是说，没罪的话，为啥他去请了城里最好的律师啊？”

图13　陪审团可能会受到证据之外的事实的影响。

然而，对于陪审团的批评则通常表达了对以下事实的不安：与法官不同的是，陪审团并不需要给出裁决的理由，这就给情感与偏见打开了大门，特别是当案件可能涉及被告的种族因素的时候（例如声名狼藉的罗德尼·金案件，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详见下面的方框）。陪审员是否普遍具备理解复杂的科学证据或者其他技术证据的能力，这一点也一直饱受质疑。比如复杂的商业案件将会产生数量庞大的、高度专业化的信息。这也使得英国及其他法域提出了争议性的提议，要求在这些案件中废除陪审团。

种族，罗德尼·金——以及，一个充满偏见的陪审团？

1991年，在洛杉矶，数辆警车追逐着罗德尼·G.金，一位被指超速的抢劫假释犯。在追逐中金闯了若干次红灯，最终被逼停。车中的两名乘客遵守了警察的要求走出车外，在经过可以忽略不计的抵抗之后，他们被制服了，但是金明显拒绝遵从警察的指示，并因此受到了身体强制。他被手持金属警棍的警察们殴打了56次，至少被踢了六次，并被电子泰瑟眩晕枪击中了。三名洛杉矶警察实施了殴打行为，他们声称这是一名警官的指示。另外有23名执法人员在场，他们看到了袭击过程，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阻止这一行为。一些旁观者同样证明了这一殴打行为，其中一名旁观者还录下了这一事故。金受了重伤，包括头骨骨折以及部分面部神经受损。

陪审团（包括10名白人，一名西班牙裔人，一名亚裔人）将被告无罪释放。在陪审团作出裁决后的几个小时内，洛杉矶爆发了暴乱。当暴乱结束时，54人死亡，超过7000人被捕，数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毁坏。

尽管此后有些警察被控侵犯了金的宪法权利，且因此被联邦法院定罪并处以监禁，但没有一个起诉特地提到了种族动机。事实上，只是在联邦法院的审判中，金才第一次出庭作证，证明他受到了警察的种族虐待，但是他之后又承认，他并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案

长久以来，批评者表达着对于以法院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方法的不满。他们认为，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这一方法是不公正的、过度形式化的和排外的。

在美国，拥护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案（ADR）的运动一度盛行，这项运动“出于人性、社群主义与社会福祉的考量……拒绝非人化、物化、法庭仪式带来的距离感，以及对于法律职业人士的依赖”。他们提倡更加友好的、对抗性更少的程序。这一运动推动了以立法形式鼓励使用非司法性质的仲裁，尤其是在解决涉及国际因素的商业纠纷的时候。

各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一名或多名仲裁员，并同意仲裁员的决定（称为“裁决”）对于各方均具备约束力。ADR的优点被认为是速度快、成本低、灵活性强，并且专业仲裁员的技术性很强。但是拖延也并不少见，而且各方当事人需要向仲裁员支付报酬，成本可能会因此增加。在有些法域内，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会比较麻烦。

诉讼：易怒好斗的美国与善于交际的英国

尽管美国看起来比任何欧洲大陆国家都更像英国，但其实，美国人的国民性与英国人的相对立。恭谨顺从、相信宿命、自我克制和缺乏进取精神，是大家最不会归结于美国人的个性。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场战斗，美国人就是战士，而足球场之外的当代英国人并非如此……国民性格可能并非原因，而是结果，法律制度的特征也可能仅仅是同样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或者，更现实地说，是同样的复杂成因所导致的结果。美国在人身和社会阶层上的高度流动性、美国人民的移民起源、美国在种族和民族上的异质性，以及美国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和闲适等因素，可能是美国人民易怒好斗和个人主义性格的成因。而且，这也是对于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存在大量需求的独立原因。一个更加静态的、统一的、紧密结合的社会可能纠纷较少——因为人们更能理解他人，或者因为人们彼此之间关系存续及未来相遇的可能性更大，以致大家尽量避免冲突——或者，也可能拥有更好的非正式解决纠纷的方式……

理查德·A.波斯纳，《英格兰与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

（克拉伦登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110页

【注释】

[1]译文引自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2]法国有独立的行政法院与宪法法院，“普通”法院是指审理民事、刑事案件的法院。后文中的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是指对于民事、刑事案件具有终审权的最高法院。

[3]法国最高法院的具体职能和介绍可见http://www.courdecassation.fr/documents_traduits_2850/20013_25991_2853/2786 1_38498_11984.html#i。

[4]亦可理解为具有证据优势。

[5]原文为executive branch，相当于中文语境下平常所称之“政府”。在本书的语境下，美国的government往往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的结合，每一个职能被称为一个branch（分支）。译者在此参照“部门法”这一法律术语，将其译为“部门”。

[6]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The U.S.Supreme Court：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何帆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7]见本书第96页。

[8]这是一个自称致力于制止在美国“日益猖獗的、普遍存在的司法腐败”的草根组织，其名称的缩写为J.A.I.L，网址为http://www.jail4judges.org。

第五章　律师

律师是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即使他们也许并不受人喜爱。他们常受到贬损、嘲笑和毁谤。许多关于律师的笑话中的幽默元素，来自它们对律师的唯利是图、不诚实和麻木不仁的攻击。一个笑话是：“你怎么知道律师在说谎？”答案是：“他的嘴皮子在动呢。”另外一个笑话讽刺地哀叹：“怎么99%的律师都在败坏这个职业的名声，这是不是太丢人了？”马克·吐温则因为这句俏皮话而声名远播：“有趣的是，近来罪犯的人数大有增长，律师也是，不过我说重复了。”

大多数国家里，这种厌恶来自对法律职业的合理不满和误解，试图解释这种厌恶并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这是个事实：和房产中介一样，律师得不到什么喜爱。但是，独立的律师行业是法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律师为公民提供充分的代理服务，法律制度的理念只是空洞的回响。通过在刑事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大多数法域承认了这一观点。举例来说，法律援助是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所确认的权利。它要求被告应当具有法律顾问，如果他们自己请不起律师，那么应当给他们免费提供一名律师。

好莱坞在无止境的电视剧集中不停重复的、对英雄式律师的塑造——充满激情、雄辩滔滔地为客户追求正义——其实与律师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出庭辩护虽然很重要，但它只是律师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律师每日忙于起草文件（合同、信托、遗嘱和其他文件），向客户提出建议，进行谈判，转让财产，以及从事其他不那么迷人的工作。尽管大多数律师从来没有踏进过法庭一步，律师工作的精华依然在于代表客户进行战斗。在这样的战役中，言辞或书面形式的辩护技巧至关重要。法律经常是战争，而律师则是战士。

图14　阿提库斯·芬奇：根据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制作的同名电影中的英雄律师，由格利高里·派克饰演。芬奇为一位黑人被告作了并不成功的辩护，这位被告被控强奸白人女性。许多美国律师声称，这一角色激励了他们从事律师职业。

普通法律师

对于很多人来说，英国的法律职业，以及在前英联邦国家的普通法法域中存在的变种，看起来有些奇异——怪异夸张和古董级的假发、长袍，以及刻板严格的称呼方式。尽管有些普通法系国家已经去除了这些奇怪的、古旧的特征，但是它们仍然引人瞩目地持续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是在英格兰。在执业者和公众中进行的民意测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假发仍然会牢牢地戴在许多出庭律师和法官的头上，至少还要戴上一段时间。

豪华假发

先生：当然，法律职业的假发不合时宜。但是圆顶小帽、主教法冠、四角帽、熊皮帽、学位帽以及其他仪式性头饰也是如此。我认为假发的好处在于模糊身份和掩饰老朽之处，这一点已经见诸报端。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传承。对于像我这样的家事律师来说，它是一根连续不断的金线，可以追溯到1857年伟大的法典与卢欣顿博士之前，直到奇妙的18世纪家庭法领域。不管我是在伦敦的上诉法院出庭，在开曼群岛的上诉法院出庭，还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上诉法院出庭，法院仍然有着佩戴假发进行审理的传统。就我所知，此地尚未作出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废除假发的决定，而且我反对任何这样的提议。

王室法律顾问尼古拉斯·莫斯廷，

泰普尔，伦敦EC4。来信栏目，《观察家》，2007年6月23日

当然，普通法法律职业的起源已经与英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因此合乎逻辑并不必然是它存在的合理理由。律师主要被划分为两大类别：出庭律师与事务律师。出庭律师（经常被称为“法律顾问”）只占法律职业群体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法域内为10%左右），而且不论正确与否，出庭律师被视为法律职业者中更为优越的一支，他们自己尤其这么认为。近年来，相当彻底的变化正在发生，很多变化逐渐取消了出庭律师们的特权。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日益高涨的法律服务费用的政治焦虑引发了这些改革，而这种高涨是由出庭律师们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所导致的。

出庭律师与他们“潜在的客户”之间，只存在最低程度的直接接触。事务律师向出庭律师进行“情况汇报”，而且通常的要求是，出庭律师在会见客户或者与客户面谈时，事务律师必须在场。但是对于某些职业会有例外，比如会计师与鉴定人可以在事务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出庭律师会面。不过，所有的交易都必须通过事务律师来完成，他们负责支付出庭律师的相关费用。

英国的出庭律师被四个律师公会之一授予出庭律师资格。自从16世纪以来，这四个古老的机构就控制着这一职业分支的准入。与这一职业中绝大多数的事务律师不同，出庭律师拥有完整的出庭权利，他们可以在任何一级法院出庭。一般来说，事务律师只有在级别较低的法院才有出庭的权利，但是近年来，这一态势已经有所改变。有些具有“出庭事务律师”资格的事务律师，可以代表他们的客户在级别较高的法院出庭。传统的分隔制度正在逐渐瓦解。但是，两类律师之间仍然存在着两大明显区别。第一，出庭律师总是直接接受事务律师的指令，而非从客户那里获得指令，客户直接接触的仍然是事务律师。第二，与事务律师不同，出庭律师独立执业，并且被禁止合伙。相反，出庭律师通常组成一个个出庭律师办公室，借以共享资源、平摊费用。但是现在，出庭律师也可以为事务律师的事务所、公司或者其他机构所雇用，成为内部法律顾问。

其他的转型也在发生。比如，出庭律师现在可以为他们的服务和费用作广告——迄今为止，这是不能想象的商业侵蚀。他们的执业地点也不仅限于出庭律师办公室，在成为律师三年之后，他们可以在家里工作。

图15　尽管出庭律师的服饰经常被人嘲笑是古怪而过时的，但是在数个普通法法域内，出庭律师始终坚持使用已经穿戴了数世纪之久的假发和长袍。这一持续的传统在此有图为证：一位“穿上了丝袍”的香港高级律师，戴上了仪式性的长假发，穿上了丝袍。

这种分裂的职业一直为不少人所攻击。为什么客户实际上要向两位律师支付律师费，而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支付一份律师费就可以了呢？这个问题有其合理之处。加拿大所采取的融合两个分支的做法（魁北克地区除外），得到了一系列回应。支持维持现状的人声称，独立的出庭律师可以对客户的案件提供超然的专家意见，而且事务律师，尤其是来自小型律师事务所的事务律师专业化程度往往不足。通过利用出庭律师的一系列专业技巧，小型律师事务所的事务律师也可以和拥有大量专家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相抗衡。

在数个普通法法域内，执业者合二为一。美国的律师职业就没有上述区别，所有的执业者都被称为律师。任何通过州律师资格考试的人都可以在本州的法院出庭，有些州的上诉法院要求律师获得有资格在本院提起上诉与执业的证书。为了在联邦法院出庭，律师必须获得成为该法院出庭律师的特别许可。在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和新西兰，这一职业融合也同样存在。

在有些普通法系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不在其列），律师最基本的一项职业守则是“不得拒聘”。根据这一守则，“如对方支付合理的费用，律师则无权拒绝在自身业务领域内执业，无论客户或客户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或令人不悦”。在通常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有义务让任何乘客搭乘，出庭律师也必须接受任何诉讼摘要[1]，除非他有合理理由加以拒绝，比如这一法律领域超出了他的专长或者经验，又或者他的工作任务让他无法为这一案件投入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一守则，律师也许会不愿意代理那些令人厌恶、不道德或者恶毒的被控客户，比如犯下类似猥亵儿童这样的可憎罪行的人。但是在实践中，出庭律师不难找到理由拒接诉讼摘要。除了案件涉及超出他们能力的法律领域，人为因素也一直存在：与那些棘手难缠的或者毫无希望的案件的诉讼摘要相比，有利可图的诉讼摘要更容易让他们挤出时间。不过这一守则代表着对于职业责任的坚定声明，并强调了律师作为“受雇枪手”的角色。他会毫无畏惧地代理任何客户，无论他们案件的是非曲直为何。

挑肥拣瘦

在法律职业中，我们拥有一群声望卓著、深具影响的执业者；他们的存在本应确保法律作出的、人人都能享受正义的承诺得以实现，但是他们最有利可图的工作，一直是处理富人的问题，而非接手穷人的案件……然而归根结底，考虑到法律职业的焦点通常集中于对财产的管理和保护，那么法律职业中商事类与“财产”类的工作独具魅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法律本身重视中产阶层与中等偏上阶层的问题，并不惜以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非律师有意如此……

菲尔·哈里斯，《法律导论》，第7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4页

普通法系律师职业训练中的突出特点，是它类似学徒制的训练方式（见下文）。事实上，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的大学才开始教授法律。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开始有大规模的法学教育，得等到20世纪，尽管有些大学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法学院（较为著名的是1817年建立的哈佛法学院）。

大陆法系律师

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与他们普通法系的同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事实上，在主要的大陆法系法域内，比如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律职业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个疑问。用这一领域内一位泰斗的话来说：“普通法系中俗称为‘律师’的这一概念，在欧洲的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大陆法系法域承认两种法律职业：法律专家与私人执业者。前者包括法学院毕业生；而与普通法系国家中律师的地位并不相同的是，后者并不代表法律职业的核心，甚至刚好相反。“法学院毕业生的其他分支在历史上、数量上和理念上，都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包括司法官员（法官和检察官）……公务员、法学教授，以及受雇于工商企业的律师。”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院学生通常在毕业之后决定他们的未来。而且，因为行业内部的流动性相对有限，在很多法域内，这一选择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可能选择成为法官、公诉人、政府律师、律师或者公证人。因此，私人执业者大致可以分为法律顾问和公证人两类。前者直接与客户接触，并代理他们出庭。从法学院毕业后，法律顾问通常跟从有经验的律师，经过数年的学徒生涯之后，才开始逐渐独立执业，或者在小型律师事务所执业。

成为公证人通常需要通过国家考试。公证人起草法律文件，比如遗嘱和合同，在法律程序中对这些文件加以认证，并保管这些文件的认证记录，或提供副本。政府律师或者作为公诉人，或者作为政府机构的律师。公诉人履行双重职能：在刑事案件中，他代表政府一方为案件作准备；在特定的民事案件中，他代表公共利益。

与普通法系国家的情况相比，在大多数大陆法系法域中，国家在律师的训练、资格准入和就业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普通法系国家的传统做法（律师通过从事学徒工作而取得资格）不同，国家控制着它准备雇用的法律专家的人数，而大学则是通往私人执业的准入资格的必经之路。

在法律教育的组织方面，两大法系存在着重大区别。大致而言，在大多数普通法系法域（英格兰和中国香港地区是明显的例外）中，法律是一个研究生学位；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法律可能和另外一个学科的本科学位捆绑在一起。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教育是本科课程。在普通法系法域内，法律教育的课程受到法律职业的有力影响；而在大陆法系法域内，国家在这一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普通法系国家里，资格考试由法律职业自身管理；鉴于大学处于守门人的地位，进一步的考试通常是多余的，有个法律学位已经足够了。

在普通法系国家，大学的守门人功能逐渐被私人执业者的学徒制所取代。因此，举例来说，一位有追求的出庭律师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出庭律师资格。为了能够执业，他必须在出庭律师办公室里从事两期实习工作，每期的时间为半年。在指导律师（较资深的出庭律师）的指导下，实习律师参与会见事务律师，参加庭审，协助案件准备工作，起草意见，以及参与其他事务。实习律师通常没有薪水，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会得到资助，以保证收入达到固定水平。在第二期为期半年的实习工作中，实习律师可以在限定范围内执业，并在权限内接受指示。出庭律师之外的私人执业律师以律师事务所成员的身份工作。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不等，可以只有一名律师，也可以由数百名律师组成超级大型的律师事务所。

行业管理

律师协会、出庭律师理事会以及事务律师协会，与其他为数众多的机构一起，负责普通法律师的准入、批准、教育和管理。大陆法系则更喜欢用“辩护律师”这一术语（它更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主要职能，而相对应的机构则被称为出庭律师办公室、律师协会、律师学会或者辩护律师学院）。尽管名称不同，但是这些机构共有的职责均在于限制执业律师的人数，并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在有些法域（特别是一些较小的法域，比如比利时和新西兰）之中，律师的准入与管理适用全国统一的标准。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则不可避免地以省或州为单位进行管理。在意大利，律师的准入以大区[2]为单位。

法庭上的律师

律师已经将这个案件扭曲得极为复杂，案件原本的是非曲直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个案件本来是关于遗嘱和基于遗嘱的信托的——或者说，它曾经是这样。而现在，除了费用之外，它和什么都不相干。我们一直不停地出庭，退庭，宣誓，质询，提交文件，提交反驳文件，辩论，盖章，提出动议，援引文件，汇报情况，围着大法官和他的下属们团团转；为了那些费用，我们会用衡平法将自己折磨至死。费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其余的问题，凭借某些非凡的手段，早已消失殆尽。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第八章

图16　律师们只能为他们的当事人做这么多了。

在有些国家，律师管理由司法机构负责，在其羽翼之下存在着独立的法律职业；而在另外一些法域内，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则服从于司法部这样的政府部门的控制。

法律援助

很多社会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如果不能向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建议和法律援助（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诉诸司法的权利就相当于不存在。即使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富有的被告或者国家起诉贫穷的被告，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也会被削弱。任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表象都将因此而碎裂。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寻求法律援助的个人来说，相关费用的分配会倾向于援助那些受到刑事指控的人，但是有些法域也对民事诉讼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有些法律援助制度提供的律师的工作就是专门代理那些符合法律援助资格的贫穷的当事人。另外一些制度则指定私人执业律师来代理这些当事人。

吉迪恩有得到代理的权利

吉迪恩在佛罗里达州被起诉，理由是他破坏并进入了一个台球室，并意图行为不轨。吉迪恩出庭了，他没有钱，也没有律师。他要求法庭给他指定一名律师。以下对话因此而发生：

法庭：吉迪恩先生，我很抱歉，但是在本案中，我不能为你指定一名代理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只有在被告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情况下，法庭才可以为被告指定一名代理律师。我很抱歉，但是我不得不拒绝指定一名代理律师在本案中为你辩护的请求。

吉迪恩：美国最高法院说，我有权获得一名代理律师。

吉迪恩为他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被判处有罪，并获刑五年监禁。然后他提起了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拒绝为他指定律师，相当于拒绝给予他“宪法与美国政府的人权法案所赋予的”权利。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在牢房里，吉迪恩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法庭拒绝为他提供代理律师，致使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享有的权利，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受到了侵犯。他被指派了一名杰出的律师艾比·福塔斯（之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法院判称，获得律师的帮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对于公正的审判来说非常重要，并据此强调了正当法律程序所需要的程序保障。被告的财力或教育水平，应当与他能否获得代理律师无关。这一案件被发回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且“此后的审理不得与本判决不一致”。吉迪恩被重新审理，这次他有了代理律师，并被无罪开释。

【注释】

[1]指事务律师为出庭律师代理当事人出庭而准备的简要的说明性文件，通常包括案件事实叙述及适用的相关法律，并附有律师意见、重要文书的副本、正式诉状、证人证词等。详见《元照英美法词典》的brief词条。

[2]意大利分为20个大区，大区相当于我国的省。较为著名的有皮埃蒙特大区、伦巴底大区、托斯卡纳大区等。

第六章　法律的未来

法律就像战争一样，似乎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但是法律的未来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法律一直处于变动状态。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现有的规则和原则可以确定我们现在的处所，我们的方位，我们的经纬度。但庇护我们度过长夜的旅馆并非旅行的终点。法律如同旅人，须为次日作好准备。发展是法律必备的原则。

这是一个飞速改变的世界，如果法律准备充分应对它所面临的新威胁与新挑战，那么它因此受到的发展和适应的压力，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毫无疑问，在过去的50年内，法律的特征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关于它的未来，仍然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法律正在垂死挣扎，也有人提出相反的预测，指出了法律具有持久力量的无数迹象。哪一种说法是对的？令人好奇的是，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一方面，尽管有关“法律已死”的报告夸大其辞，但也有充分证据证明，很多先进的法律制度存在弱点，症状包括法律的私有化（案件和解、辩诉交易、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监管机构大规模的崛起，以及法治在数个国家中的衰退）。另一方面，法律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这意味着法律既富有弹性，又相当稳固。这一转型既包括法律为了追求效率、社会正义或者其他的政治目标，向私人领域的延伸，也包括法律的全球化，以及通过联合国、地区组织与欧盟而得以实现的国际化，更包括技术对法律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章旨在揭示当代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并阐述这些变化给法律带来的艰巨挑战。

法律与变化

为了给法律发展的进程列出时间表，人们作出了很多努力。法律史学者们致力于确定法律进化的中心特征，从而沿着这一连续的时间轴，对不同的社会加以定位。19世纪末，杰出的学者亨利·梅因认为，法律与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换言之，在古代社会，个人因其身份而与各种传统集体紧密相连；而在现代社会，个人被认为具有自主性，可以与他们选择的任何人自由地缔结合同和组成社团。

但是有些人在这一运动中看到了逆转。在很多情况下，合同自由只是表象，而非事实。比如，在面对电信、电力或者其他公用设施的格式合同（或者附合合同）时，消费者能有多少选择呢？当跨国公司作为雇主提供一份工作，并给出格式合同时，试图针对合同条款讨价还价的雇员又在哪里呢？确实，很多先进的法律制度通过各种形式的保护消费者立法，争取提高个人在交易中的地位。但这只不过是轻量级选手踏上重量级选手的拳击场，结果如何，几乎毫无疑问。是不是“身份”以消费者或者雇员的形式回归了呢？

法律制度的发展同样考验着社会学理论专家们的思维。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对思考法律及其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他以不同门类的法律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了法律的“类型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理性”思想。他区分了“形式制度”与“实体制度”。这种区分的核心问题是，一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内部自我维系”，即该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作出判决所需要的规则和程序。其次，他区分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制度。这一区分描述了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适用的方式。如果法律命题构成了逻辑清楚、内在一致的规则体系，囊括了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实或者情况，那么它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理性。

韦伯举了一种形式非理性的法律制度的一个实例，即神裁现象。它通过诉诸某种神秘力量来决定某人是否有罪。而一种实体非理性的法律制度可能是由法官完全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见来判案，而不适用任何规则。韦伯认为，如果法官适用的不是规则，而是道德原则或者正义理念的话，他的裁决则是实体理性的。最后，如果法官遵循由法律规则与原则构成的规则体系，那么这一制度就构成了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理性。这就接近了韦伯的法律演化进程理论中的理想模型。[1]

但是在很多社会里，韦伯这种理性的、广泛全面的、连贯一致的法律制度模式，被急剧加强的行政控制削弱了。行政机构的管辖权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张，它们通常是法令的产物，拥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明确地免受司法审查。

比如，在多个欧洲国家，前国有行业的私营化（比如电力行业和通信行业）催生了一批监管机构，它们有权进行调查、制定规则和罚款。普通的法院被边缘化了，法律自身的作用也因此而扭曲。这种发展代表着对法院权威性和开放性的威胁。而且，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削弱了法治对于遵守清晰规定个人权利和责任的规则的坚持。这种具备自由裁量性质的监管接近于韦伯的实体法律理性的概念，而法治理念则代表了形式法律理性的概念。

在更为激进的关于法律发展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法律最终必将全面消亡。这一预测建立在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基础之上：依据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来解释社会演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根据以下理论来解释历史的进程：先是一方与其对立面（或者反面）各自发展，然后，通过接踵而至的冲突，矛盾的两面得到了统一。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其对应的阶级制度。例如，在手工作坊生产阶段，存在着封建阶级制度。在蒸汽工厂生产得到发展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阶级是由生产资料决定的，因此，一个人的阶级取决于他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物质生产资料是确定的这一事实，这在部分程度上是辩证的，因为他看到了两个互有敌意的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革命终将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个人所有权与未经计划的竞争为基础，这一点与工厂的劳动生产中日益增长的非个人化、社会化特征截然相反。他预测，工人阶级将会掌握生产资料，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这一专政将会被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法律最终将会消亡。因为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不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它是多余的。这一论点的精神暗含在马克思的早期论著之中，然后由列宁加以重述。该论点更加成熟的版本则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府终将被清除，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在反革命抵抗被击败之后，社会将不再需要法律或者政府，它们都将“逐渐消亡”。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法律变化的方式和形式，我们都不可能否认，法律的未来将会被大量棘手难题所困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来自内部的挑战

除了官僚管制及由此产生的恣意的自由裁量权（如上所述）之外，所有地方的法律制度还需要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提及。最为显而易见的问题之一是所谓的“反恐战争”。我们无须任何洞察力也能意识到，在近十年内，许多法律制度正面临着一系列考验其核心价值的问题。当自由社会必须对抗削弱其根基的威胁时，它将如何调整自己对于自由的承诺？绝对的安全固然无法实现，但即使是对于恐怖主义较为温和的防范，也有它的代价。任何一位搭乘飞机的乘客都能意识到，现今的安检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延迟和不便。但是，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预防犯罪，现代技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异常成功的工具，用于阻吓与逮捕罪犯。比如闭路电视摄像头可以监测到非法活动，其记录为检察官在法庭上指证被录下的坏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法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样的监视呢？我们来一起思考下面的例子，它将有助于阐述这种困难和对互相对立的权利进行的无法避免的权衡——这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显著特征。

我喜欢我的车。它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它银色的车身让我觉得很愉快。或者说，它曾经让我很愉快。几天前，当我准备锁上车门时，我注意到了沿着车的侧面有条深深的划痕。一把钥匙，或者一把螺丝起子，曾经刮过它的金属表面。在引擎盖上也有条差不多的划痕。我愤怒极了。和电影里的角色一样，我抱着渺茫的希望巡视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一恶行的蛛丝马迹。我的脸部表情恰如其分地因为强烈的义愤而扭曲，但是这个恶棍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推测，这一罪行发生在夜间。我诅咒个不停。我的车停在照明不错的地方，但是很显然，这并没有产生阻止作用。我立刻哀叹道，为什么附近没有闭路电视摄像头来记录这个恶棍的身份？我希望他被抓住，受到惩罚。

图17　闭路电视摄像头监视着很多城市的街道。

这是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如果认为大多数人并不会支持那些可能成功阻止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措施——特别是2011年9月11日之后——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当然，如果有摄像头来记录某个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就可以挫败他（或者是“她”，只不过可能性较小）了，正如可以挫败那个划伤我的爱车的流氓一样？守法的公民们一定会感到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知道监视正在进行。而且，为什么不呢？民意调查确认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除了强盗、诱拐者或者放炸弹的人之外，有谁还会害怕自己在公众场所的行为被录下来？而且我们不应当止步于此。技术进步让追踪个人的财务交易信息和电子邮件通信变得很容易。“智能”身份证的引进、生物识别技术和电子道路收费制度代表着监视手段的重大进步。只有恶人才有理由反对这些行之有效的犯罪控制手段——如果这个令人欣慰的看法确实正确的话。

我们不能对恐怖分子犹疑失措，但是我们愿意用何种程度的自由受限来换取安全呢？在“9·11”事件的余波之中，政客们，尤其是在美国的政客们，寻求扩张国家的权力来拘禁和拷问疑犯，窃听通信，并监视那些可能介入恐怖主义的人士的行动。法律在此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战争期间，严刑峻法可能无法避免，诸如专断的逮捕权、拘留权、未经审判的监禁、秘密审判等等。但一个自由社会能忍受这些侵犯自由的行为多久？这些行为对法治和个人权利会造成什么样的持久性损害？法律可以继续保护公民吗？或者公民需要来自法律的保护吗？法院能够作为坚实壁垒，抵御这些对自由的攻击吗？

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是一个试图对“恐怖主义”作出全面攻击的典型社会。严刑峻法以立法的形式，严重侵害了法院对于公民自由领域的管辖权。在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质疑行政权行使的司法权被废除了，大大削弱了法官的权威。在关系到基本自由事务（比如在拘禁、驱逐出境、禁令和新闻审查）方面的日益膨胀的、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将法官降至行政行为的无力旁观者的境地。这是对于他们职业的严重扭曲。而且，即使一位勇敢的法官能够对法律作出有利于自由的解释，在实践中，他的努力也很可能被废止法律效力的立法挫败。

另外一个没这么突出的、带来变化的因素是法律的国际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个世界已经见证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或地区组织（如欧盟）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些法律渊源削弱了内国法的权威性。法律也没有免受麦当劳效应的影响——强有力的跨国公司影响着银行、投资、消费者市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法律产生了直接影响。

此外，在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数个领域内，绝大多数法律制度都面临着尚未解决的困境。有些问题该章已经涉及。这些问题既是实体问题，也是程序问题，还包括一些关于刑事司法制度的窘境。在经常涉及高深专有技术的复杂商业犯罪面前，刑事审判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由陪审团来审判更合适，还是根本无须陪审团？大陆法系的纠问制是否比普通法系的对抗方式更为可取？在很多法域内，连诉诸法律的机会都很不均等。穷人并不是总能够充分获得诉诸法院或者其他争端解决机构的救济机会。类似的棘手问题同样困扰着私法领域。比如，很多法律制度在与人身损害赔偿和保险对于赔偿金判决的影响这类的难题进行角力。

尽管法律自身并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也不能切实维持它们，但它有影响和塑造态度的能力。那些通过法律达成社会正义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并非不实之誉。例如法律宣布种族歧视为不合法，而这只不过是它在平权事业中取得的一小步进展。尽管没有法律的介入，我们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法律的局限。现在有一种逐渐将道德和社会问题法律化的倾向，甚至有人认为，成为西方民主法律制度的那些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制度，可以富有成效地出口或者移植到不太发达的国家。这可能是个乌托邦式的观点。同样过于乐观的观点可能是：经济发展必然预示着对于人权的尊重。经常有人提出这一观点。

现代政府支持极富野心的、经常近乎社会工程的立法计划。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社会真正变得更好，或者能够抵抗歧视与不公？法院是不是改变社会的更为合适的工具？在美国，一个积极进取的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法律违宪，立法机构除了保持一致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它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之后一直如此。法院达成一致意见，宣布设立黑人和白人学生分别入学的公立学校具有“本质上的不平等性”。这一里程碑式的判决为种族融合和民权运动的兴起打开了大门（一如字面意义）。尽管歧视可能会一直存在，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判例改变了法律与社会，并让它们变得更好。

达·芬奇密码

这样的时刻终会来临；人们，像我这样的人们，对待谋杀（其他类别的）动物的态度，与我们现在对待杀人的态度一样。

莱昂纳多·达·芬奇

图18　不管我们给予动物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在真正保护动物权益之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执法力度不够。

如果没有有效的执法，法律是无法完成崇高的抱负的。立法禁止虐待动物就是个例证。活体解剖、填鸭式喂养、毛皮贸易、打猎、陷阱、马戏团、动物园、骑牛比赛等等只是一小部分实例，此外还有那些有意让动物蒙受痛苦的行为，每天都在让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遭受悲惨的折磨。很多法域都颁布了反对虐待动物的立法，但是在没有严格执法的情况下，这些法律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执法是一个主要障碍：发现这些违法行为有赖于检查员，而他们没有逮捕权，检察官又很少优先考虑虐待动物案件。再者，法官也很少施以足够的处罚，更不用说法律规定的处罚本身就不够严厉。

法律与动物的痛苦

人类之外的动物生灵得到权利的一天将会到来。除了暴君横加干涉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得到这些权利。法国人已经认为，黑色的皮肤并不是一个人平白遭受虐待者的恣意对待，却无人理会、无法得到救济的理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认识到，腿脚的数量、皮肤的绒毛或者是骶骨的末端是否融合[2]，同样不足以构成将一个敏感的生灵弃置于这种厄运的理由。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还由别的什么东西构成吗？是理性思维的能力，或者说，是对话交流的能力吗？……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理性思考，也不在于它们是否能够说话，问题在于，它们就得遭受痛苦吗？为什么法律一定要拒绝对任何敏感的生灵加以保护？……人类将保护延伸至每个能够呼吸的事物之上的时代终将来临……

杰瑞米·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

在一个焦虑感日益增加的社会里，期望法律解决威胁我们未来的那些问题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趋势。近年来，环境污染的危害、臭氧层变薄、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对很多种类的动物、海洋生物、鸟类和植物的生存的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立法手段，试图限制或者控制对于地球的摧毁。但是，法律常常被证明是件钝器。比如，在公司涉嫌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定罪时必须有证据证明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然知情，或者故意为之。而证明此节之难已是臭名昭著。即便这些行为构成严格责任下的违法行为，法院施加罚款所起到的阻吓作用也相当有限。也许为数众多的、几乎涉及环境保护每个方面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可能更加有效，但是就同法律一样，可以预见的障碍仍然是，它们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技术挑战

法律竭力跟上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件新鲜事。但是最近的20年中，这一竞赛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与数码世界相关的焦虑极易催生警惕和不安。信息技术的出现对法律形成的巨大挑战，仅仅是众多例证中较为明显的一个。通过法律手段控制互联网运营与内容的努力，已经以众所周知的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在很多人心目中，互联网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和对于监管的抵制，正是其力量和魅力之所在。但是，网络空间真的超出了监管之外吗？著名的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令人信服地辩称，网络空间还是可以控制的，并非必然通过法律，而是通过网络空间组成结构的核心部分，它的“代码”：构成网络空间的软件和硬件。他认为，这种代码要么创造一个自由占主导地位的空间，要么创造一个充满压迫与控制的空间。事实上，商业考虑越来越促使网络空间明确地接受管制。网络空间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受到的控制甚至比现实空间中的更强。最后，他坚持，这是件由我们决定的事。它是体系架构的选择：什么样的代码才可以统治网络空间？谁又将控制这种代码？在这方面，核心的法律问题是代码。我们需要选择赋予这种代码以活力的价值观和原则。

信息不再仅仅是力量。它是规模巨大的生意。近年来，服务行业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仍在扩大。现代产业化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对信息储存的依赖，这一认识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当然，计算机的使用极大加快了信息收集、储存、提取和流转的效率与速度。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日常运转都需要个人数据的持续供应，用于高效管理为数众多的服务，这些服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与公众期望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执法机构之所以能提供医疗保健、社会安全、防范与侦查犯罪等服务，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接触海量的数据，而且公众能够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私营行业提供的借贷、保险以及工作，同样催生了几乎难以满足的对于信息的渴求。

老大哥？

未来不可能见证隐私的扩张。法律可以阻止显而易见的、残酷无情的、滑向奥威尔式噩梦的趋势吗？在公共行业和私营行业中，以“低科技的”方式收集交易信息已经平平无奇。在很多发达社会中，除在公共场合用闭路电视进行日常监控之外，对手机、工作场所、车辆、电子通信和在线活动进行监视，已经日益变得理所当然。比如，在工作场所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监视，不仅正在改变着工作环境的特征，而且正在改变着我们所做的事和我们做事的方式。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正在受到监视，或者可能受到监视，这会削弱我们心理和情绪上的自治力。事实上，逐渐依赖于电子监视，很可能会对我们的关系和身份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世界里，雇员不太可能高效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窥探着的雇主最终会发现，他的所得与所求背道而驰。

图19　新芬党主席盖瑞·亚当斯正在展示在该党使用的车辆中发现的、精巧的监听设备和数字追踪设备。

对隐私发展趋势的预测一点也不鼓舞人心；在未来，我们的私人生活很可能会受到更加精致复杂、更加令人警惕的侵入。这些侵入手段包括生物识别技术的更多运用和更为灵敏的搜索手段，比如可以穿墙入室、透过衣物的卫星监测，以及“智能尘埃”设备（微型无线微机电传感设备，缩写为MEMS，可以感知包括光线与振动在内的任何现象）。这些所谓的“微粒”——就像一粒沙那样微小——能够收集数据，并通过双向频带无线电波在1000英尺的距离内发送这些数据。

当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一个危险的领域之时，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最新发生的、令人不安的、对于网民的袭击。随着这种监视的无孔不入，恐惧不断增加，在“9·11”事件之前，这些恐惧就直指令人困扰的、有能力侵蚀我们的、自由的新技术。当然，关于隐私有多么脆弱的报道至少已经流传了一个世纪之久。但是最近十年内，这些报道的口吻变得越来越紧迫。而且这里有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残存的一点隐私依然具有复仇之心，让最近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饱受诟病；另一方面，互联网被称为乌托邦。在这些陈词滥调互相辩论之时，指望它们所反映的问题能有明智的解决方法，未免失之轻率，但是在这两种夸大其词的主张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接近真相的东西。就隐私的未来而言，至少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法律问题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产生变化。如果在原子笨拙统治的领域内，我们也只能有限地保护个人不受监视的侵害，那么在我们二进制的美丽新世界里，前景又能好多少呢？

当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自由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监视。这侵蚀着自由，而自由本是这种窥探常常想要保护的东西。我们自然必须保证，采取手段以提高安全程度的社会成本，不会高于它所带来的利益。因此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在停车场、购物中心、机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安装闭路电视，不过是将犯罪驱至别处，违法者只是简单地去了其他地方。这种入侵打开了通向极权主义的大门。此外，在一个充满监视的社会里，互不信任与互相怀疑的气氛极易产生，人们对于法律与执法者的尊重会减少，而且犯罪检控也会急剧增加，因为侦查和取证更加容易了。

尽管在三十多个法域内，数据保护立法已经颁布生效，但是它的范围相当有限。它的核心理念仅仅是，在没有正当目的，且未经相关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应当收集与身份可以确定的个人有关的数据。在更加抽象一些的层次上，这一理念包含了被德国宪法法院称为“信息自决”的原则——这个假说表达了基本的民主理念。但利他主义只是颁布数据保护立法的部分动力。新的信息技术正在瓦解着国家之间的边界，个人信息的国际流通是商业界的常规特征。假设A国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但是在数字世界里，B国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并未加以控制，可以直接从B国的一台电脑上取得A国的个人信息，那么A国的这种保护就变得无效了。因此，颁布了数据保护法律的国家，通常会禁止向没有类似法律的国家传输个人数据。事实上，欧盟的多项指令中，有一项指令就旨在消除这些“数据避风港”。没有数据保护立法的国家，则有被关在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的大门之外的风险。

这些法律的核心是公平信息处理中不言而喻的两大中心原则：“使用限制”和“特定目的”原则。如果它们已经存在，则需要让它们保持活力；如果它们尚未被采用，则需要立即被采用（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它也最没有理由不采用这一做法）。而且，在网络空间中，它们可能能够给个人隐私提供补充保护。

图20　在很多国家，使用DNA证据已经成为了刑事侦查的常规特征。

隐私权的未来，大半取决于法律能否清楚定义隐私权这一概念。这不仅是因为隐私权这一理念原本就模糊不清，而且是因为当隐私权被与其相抗衡的权利和利益（特别是言论自由）侵入的时候，隐私权明显不能为私人领域提供充分的支持。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里，隐私可能会更加脆弱，直到这一民主的核心价值观被翻译成简单的、可以受到有效规范的语言为止。

其他的技术发展则全面改变了法律整体的根本特征。法律已经受到了大量技术进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下文将述及计算机欺诈、身份盗窃、其他“网络犯罪”，以及盗版数字音乐。生物技术领域的进展，比如克隆、干细胞研究和基因工程引发了棘手的伦理问题，并与传统的法律理念产生了冲突。在数个法域内，引入身份证件和生物识别技术的提案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对。刑事审判的性质已经因DNA技术和闭路电视证据的引入而改变。

图21　各种类型的身份证件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但是普通法法域极少使用它们。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促使一些国家想要引入身份证件。但是身份证件能够从无数来源拼凑出个人信息，从而构成了对个人隐私的威胁。

在数个国家，老大哥看起来已经颇为成功。比如，英国就夸口说有400余万只闭路电视摄像头安装在公共场合：大约每14位居民就有一只摄像头。它同样拥有全球最大的DNA数据库，约含360万份DNA样本。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的诱惑，对于公私部门来说都难以抗拒。表面上看，数据保护法控制着数据的使用，但并不能证明这样的管制是卓有成效的。在丹麦，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拒绝使用摄像头，除非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比如加油站。瑞典、法国和荷兰的法律比英国的更加严格。这些国家采取了特许制度，而且法律要求必须在受到监控的区域的外围张贴警告标志。德国法中也有类似的要求。

生物识别技术的阴暗面

在许多监视技术中，生物识别技术是对个人和社会自由威胁最为严重的技术之一。

未来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在相对较为自由的国度里，生物识别技术将会声名狼藉。但是威权国家会把生物识别技术成功地强加给国民，后果是自由进一步减少。生物识别技术的提供者把他们的技术出售给高压政府，因此大发横财；同时，他们还会在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寻找软弱的目标以获得据点。有些时候从动物开始，有些时候从较为弱势的群体开始，例如脆弱的老人、囚犯、雇员、保险消费者和福利救济者。所有相对自由的国家都会变得更具压迫性。公众对于公司和政府的信心会呈现螺旋式的下降。这一景象日益远离自由，并向个人服从于强有力的组织的方向靠拢。

另一种选择是，社会认识到了这些威胁的严重性，并对这些技术及其运用加以重大限制。这需要公众的承诺和民选代表的勇气，他们必须受得住来自大型公司、国家安全以及执法工具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激发了对压迫式技术的使用，并以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国内法律与秩序等骇人的理由为合理解释。这一远景象征着一种境界，即个人需要和社会整体需要之间的平衡。

罗杰·克拉克，《生物识别技术与隐私》，http://www.anu.edu.au/people/Roger.Clarke/DV/Biometrics.html

为了抵御恐怖主义的威胁，毫无疑问，未来的岁月将会见证生物识别技术应用的推广。生物识别技术特别包括对一系列人类自然属性进行测量，比如指纹、虹膜和耳垂的外观特征以及DNA。澳大利亚的隐私权拥护者罗杰·克拉克，指出了以下这些作为生物识别技术基础的生物特征：一个人的外貌（由静态照片证明），比如护照所使用的描述，像身高、体重、肤色、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可见的身体标志、性别、种族、面部毛发、是否戴眼镜等等；自然特性，比如头骨尺寸、牙齿和骨骼损伤、拇指指纹、全套指纹、掌纹、视网膜扫描、耳垂的毛细血管模式、掌形几何特征、DNA模型；生物动力学特征，比如个人签名的方式、经过数据分析的声音特征、敲击键盘的力度，特别是输入身份账号和密码的方式；社交行为（由录像证明），比如惯常的身体信号、通常的声音特征、讲话方式、可见的身体缺陷等；后天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份识别牌、项圈、手镯、脚环、条形码、其他类型的标牌、植入性的微芯片与收发机等等。法律将需要对这一危险趋势作出回应。

新的错与对

可以预见的是，新的烦恼将会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它是“非法下载数据”（如下所述）；明天它将是另外一种邪恶，由我们眼下栖身的数字世界所推动。在我们对抗这些新式掠夺时，法律不一定是我们手头最有效的工具，也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工具。技术本身常常会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以互联网为例，有一系列在线保护个人数据的措施，它们包括对个人信息的加密、简化和消除。

尽管新型的恶行会一直出现，但其中有些仅仅是旧酒装进了数字化的新瓶。有些更加明显的新威胁，正在考验着法律应对新型犯罪的能力。其中包括很多复杂问题，主要原因是现在可以轻易地复制数据、软件或音乐。知识产权法赖以建立的基础已经有所动摇。这种动摇涉及专利法（如下所述）和商标法，在域名领域的相关问题里更加突出。缺陷软件导致了潜在的违约及侵权索赔。在手机和其他设备上存储的信息，则无情地考验着法律保护无辜人士免遭信息“盗窃”的能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威胁出现。雇主受到警告说，他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会以较为轻松的“快速盗窃”的方法非法占有数据。这个简单的操作是指未经授权将信息从计算机下载到小型设备，比如iPod，MP3或者闪盘。

互联网的邪恶

恶意网站每天都在大量增加。5月，Google的一项调查显示，450万个网页样本中，就有45万个陷阱网页。另外还有70万个看起来很可能具有危险的网页。绝大多数网页在利用微软IE浏览器的弱点……这样的网站越来越普遍：盗窃私人信息或者将你的电脑变成傀儡——别人可以对它进行远程控制。傀儡软件可以用于获取电子邮件地址、发送垃圾邮件以及攻击公司网页。然后是“拒绝服务”（DoS）型攻击，它使用“傀儡软件”，或者说“僵尸软件”，通过大量虚假的需求信息冲垮公司的网站。这些词语像是从《活死人之夜》中召唤出了形象，而现实世界是电影的互联网版本；成千上万的“僵尸”攻击一个网站，直到它断线——就像吞噬活人的血肉一样。这会让网站瘫痪数日之久，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通常情况下，这种攻击与索要钱财同步进行。赌博网站和色情网站首当其冲：它们不愿意寻求警方的帮助，往往会支付赎金——经常是汇到在俄罗斯或者东欧开立的账户……当然，有对付这些黑客的防御手段，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电脑上装上杀毒软件、防木马软件和反垃圾邮件软件的话，你简直是个疯子……未来看起来更加可怕。威瑞信公司的西蒙·彻奇认为，罪犯们利用在线拍卖网站出售用户信息只是个开始。他预测，现在的网页新宠“聚合应用”式站点——它们将不同的数据库集中在一起——可能会被非法利用。“想象一位黑客将他从旅游公司数据库得到的信息和谷歌地图集合在一起。他可以把驾驶指南提供给精通科技的窃贼，在你踏上度假之路的那一刻，这份指南就可以指引他们到达你人去楼空的房子。”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办，但是这足以让我指望信鸽和现金了。

埃迪·G.拉什，《网络犯罪如何成为一个数亿英镑的产业》，《观察家》，2007年6月16日

罪犯们在利用法律的弱点时从来不会手脚迟缓。网络犯罪对国际和国内层面上的刑事司法、刑法与执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富有创新精神的网络罪犯们让警察、检察官和法院头痛不已。这一新的领域融合了人身型网络犯罪（比如网络跟踪和网络色情）、财产型网络犯罪（比如黑客、病毒、对数据造成的危害）、网络欺诈、身份窃取以及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空间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更为成熟的，甚至可能更为安全的方式，支撑和发展着一系列犯罪活动网络，包括毒品和武器交易、洗钱以及走私。

软件保护

复杂的法律问题一直围绕着软件的专利保护（在美国则是宪法问题）[3]。专利是指对利用或者开发一项发明授予的独占性权利。在各种形式的计算机程序与其他类型的软件开始出现之后，法律将不断地努力应对极具挑战性的、有时候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比如软件是否具备符合专利标准的足够的新颖性。通常来说，法律的态度是，除非计算机程序构成适于工业应用的真正发明，否则不能作为专利被保护[4]。

另外，对于软件、网页甚至电子邮件信息的版权保护日益就位。顾名思义，它们的所有者们享有对上述材料进行复制的权利，并且可以阻止他人进行复制。软件盗版已经成为主要软件生产者（比如微软）的重大威胁，但是这一问题极富争议。因为有人认为，这些公司（比如微软）声称蒙受的巨额损失（高达120亿美元）是虚假的，因为很多购买盗版软件的人负担不起正版软件，尽管事实很清楚，有些国家（如越南）参与了批量复制软件的过程。而且，反对对计算机软件进行版权保护的人（比如自由软件基金会）认为，“软件自由”是自由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为了理解这一概念，你应当将这种“自由”视为“言论自由”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的免费[5]。软件自由是指使用者运行、复制、发行、学习、修改以及改进软件的自由。

但是，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有些恶行只是借由数字形式重生。比如诽谤侵权就在网络空间找到了新的栖身之地。在大多数法域中，法律通过名誉侵权或者类似的法律来保护人们的名誉。我们还记得，尽管普通法系的各个法域中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整体来说，普通法系法律认定责任的基础是：被告基于故意或者过失发布了虚假的、未受特权保护的、对事实[6]的陈述，且这一陈述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大陆法系制度则未将诽谤作为一项独立的主要侵权事项，而是通过人格权来保护名誉。但是在网络空间里，国境线趋于瓦解，这种区别也因此失去了重要性。

电子邮件、聊天室、电子公告牌系统、新闻群组以及博客为诽谤言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法律要求的“发布”是指向除了受害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发布，所以一封电子邮件或者一个新闻群组的帖子就足以让发布人承担责任。但是可能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并不仅限于诽谤性言论的作者。

在一项重要的但不太明晰的判决中，纽约的一家法院认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Prodigy需要对在其电子公告牌系统上出现的诽谤言论负责。这一判决的依据是，Prodigy是一个“出版者”——主要理由在于，Prodigy对其电子公告牌系统上的内容加以编辑、控制。为达到这一目的，Prodigy为其电子公告牌系统的使用者贴出了“内容指南”，并利用了屏蔽程序软件，来对发帖中的污言秽语进行屏蔽。之前，一项纽约法院的判决认定，另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CompuServe不需要为其在线论坛上出现的诽谤言论承担责任。这一判决依据的事实是，被告仅仅是发行者，而非实际上的出版者。它的功能相当于出借图书的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的价值应当处于优先地位。在一起双方在完整的庭审进行之前就已经和解的案件中，英国法院驳回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作出的认为自己仅仅是无过错的信息提供者的辩称。[7]

明日的法院和律师

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的，不仅是法律的未来，而且包括法律机构和法律执业者的未来。电脑代替法官似乎不太可能（尽管这一前景也有其支持者），但在很多发达社会中，司法管理早已经历了重大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如此。不少法域的法院已经受惠于获取法律资料的便捷程度，而在此之前，这一过程可能花费大量的研究时间。配备成熟搜索工具的虚拟法律图书馆，使得法官、律师、法学家以及社会大众可以迅捷地获取法规、案例以及其他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不那么丰富的国家，更加能够从中获益。越来越多的法院判决一经签发，就立即被发布在互联网上。也有不少优秀的在线法律数据库，比如findlaw.com以及austlii.com。

审判程序的电子记录、案件管理及电子卷宗的标准化将会提高司法程序的效率，减少那些臭名昭著的延宕。法官不辞劳苦地手写记录的景象已经消失，声音辨识技术将会终结所有类型的记录工作。以电子形式提取证据和寻找法律渊源毫不费力。另一项重大的发展可能是虚拟法院的建立，在这种法院里，当事人不必身临其境也可以从事诉讼行为，并由此减少费用与延宕。

上述进步（还将会有其他的进步）中的很多事项，都可能会为普通人诉诸司法提供重要的便利。当法律信息和法律服务更容易获得的时候，我们应当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法律与法律制度的宏伟目标。以理查德·苏斯金德的话来说，律师的作用与司法管理：

在未来的法律模式里，将不再被印刷品和纸张所统治。相反，在必将越来越强大的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下，信息社会的法律制度将会飞速进化。我们将不再为纷繁复杂的法律资料所累。将会有合适的机制对每一个人提出公正的警示，告诉他们新法的存在与旧法的变更。法律风险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将会得到处理。纠纷预防而非纠纷解决，将成为日常秩序。因此，法律将会和我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商业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谁会不欢迎这一乐观的预言呢？

版权之死？

简单来说，音乐行业与软件行业发生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并不相同，但是同样的是——任何一个收藏着一堆未签约艺术家自行出版的MP3的青少年都能告诉你——理论被事实摧毁了。无论你是米克·贾格尔，是想寻求全球观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著名国民艺术家，还是想重新定义音乐的阁楼艺术家，唱片产业能够提供给你的，你都能不花一分钱得到。而且免费发行的音乐听起来并不会更糟。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给艺术家付钱，如果不愿意，你也可以什么都不付。把它给你的朋友们吧，他们可能喜欢它。

埃本·摩格伦，《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免费软件以及版权之死》，载于《法律、信息与信息技术》（艾利·莱德曼及罗恩·夏皮拉主编，海牙：克鲁维尔法律国际出版社，《法律与电子商务系列》，2001年），第145页，第170页—171页

法律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

如今看来，21世纪没有什么可供欢庆的理由。我们的世界依旧受到战争、种族灭绝、贫穷、疾病、腐败、偏执与贪婪的摧残。六分之一的居民——十亿多人——靠每天不足一美元过活。超过八亿人每晚饿着肚子上床，这些人占全世界人口的14%。联合国估计，每天约有2.5万人死于饥饿。贫困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并不模糊。以艾滋病为例，95%的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4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二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在这些灰暗的数据中，偶有数束光芒，让我们不要放弃乐观的心态。世界上很多地方至少在消灭某些折磨着个人和群体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且，这也是法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个进步并不小。人们很容易人云亦云地瞧不起法律，尤其是瞧不起律师，认为他们忽视，甚至进一步恶化了世上的惨事。然而，鉴于法律在确认与保护人权方面的进步，这种犬儒主义的观点尽管还仍然存在，但是已经越来越失去根基。

在大屠杀压抑的阴影的笼罩之下，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后来通过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于1976年生效。即使对于最具怀疑精神的观察者来说，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于人权的普适理念及人权保护的承诺。如上所述，尽管这种“国际人权法案”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大弹性，且带有包罗万象的理想主义特点，但它反映了不同的国家之间也能达成跨文化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的一致程度非同凡响。

人权的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人权理念大多由“消极性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构成。消极性的权利是指人们有权免受特定的禁止性措施的干涉，例如我的言论自由权。积极性的权利则是指它表达了对于某些权利的诉求，例如教育权、健康权或者获得法律代理的权利。第二阶段的权利聚集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的保护伞之下。第三阶段的权利主要包括集体性权利，这些权利为《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八条所预见，它宣称“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这些“团结一致”的权利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权，分享地球、太空、科技信息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权利（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尤为重要），获得健康的环境及和平与减轻人道主义灾难的权利。

有时人们认为，我们毫无根据地给予积极性的权利优先地位，并以牺牲消极性的权利为代价。有人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人权，因为没有食物、水与居所，前者只是奢望。然而现实是，两种类型的权利同样重要。尊重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更加有可能解决穷人的需要。此外，在经济和社会权利得到保护的社会里，民主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人民用不着经常为他们的下一顿饭操心。

围绕着人权概念的疑虑并不新鲜。有些理论家一直拒绝承认法律可以成为保障自由与合法性的中立的规则体系。简单来说，他们蔑视、摒弃法治理念。其他具有类似思想倾向的人则不喜欢人权概念中暗含的个人主义。有人认为日益扩张的人权范围会削弱“反恐战争”，并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其他人则发现，这些宣言中表述的很多权利前后并不一致，用语含糊抽象，并且被不可避免的排除与例外条款所削弱，因此，这些条文看起来就像是用一只手给人东西，又用另一只手拿走它们。较为贫困的国家则对现代的人权概念心存疑虑，时常视之为“西方的”或者“以欧洲为中心的”，认为它们并不能解决正在折磨众多民众的饥饿、贫穷、痛苦等问题。事实上，它们认为，这些概念只会加强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财富和权力分配。

不能轻易忽视上面这些关于人权发展的疑虑，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疑虑。我们也不应有任何错觉，认为这些国际、国内的宣言及其实施机构的作用已经足够。它们只是为人权保护的进步提供了大致的策略框架。为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s）、独立人权委员会、压力团体以及勇敢的个人所起到的作用，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领域中逐渐发展壮大的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可以对人类未来的福祉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考虑到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的生态恶化，甚至是潜在的核威胁，我们有必要将这些权利视作武器，以保护所有生物的利益免受伤害，并改善环境以使生物能够繁荣发展。这即使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要保障我们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居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那么唯一的方法也许是让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人权的普遍确认，似乎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E.P.汤普森曾以有力的、华丽的词句为法治进行辩护。在人权的普适性层面上，他的话依然适用：

法律与国家

现代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是政府的技术工具和权力媒介。法律理念是一个基于对社会生活特点的理解而形成的框架，它是在众多的社会互动情景与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法庭上的对抗、律师办公室里的谈判、对邻里纠纷的管理与控制、管制机构的集体谈判、警察文化的精细化等等。虽然如此，法律作为体制化的原则的这一特点，主要还是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影响。国家强制力出现在所有依法行事或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法律的场合中，时而站在阴影里，时而现身人前。

罗杰·科特瑞尔，《法律社会学导论》，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在这个危险的世纪里，权力掌握的资源和骄妄程度日益滋长，因此拒绝承认或者蔑视（法治的）优点，是个错得让人绝望的智识论断。更加重要的是，这是个自我实现的错误。它鼓励我们放弃对于恶法和对于与阶级紧密联系的法律程序的斗争，让我们在权力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这相当于抛弃我们围绕着法律和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斗争的全部遗产。一旦这种斗争的延续性受到破坏，民众就不可能不立即处于危险的境地……

这段话写于上个世纪。在我们现在这个饱受困扰的世纪里，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些危险正在日益激化。

毫无疑问，法律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会考验它控制国内安全威胁的能力，也会考验它形成应对国际恐怖活动的理性方法的能力。在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将会一直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标准，帮我们判断什么才是“可以忍受的行为”。近年内，“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在种族清洗中（在卢旺达），还是在政权的崩溃中（在索马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数个国家），阻止或避免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的行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法律必须面对来自内部的、心怀恶意的敌人，国际法的基础也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这场战争并非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由具有罪恶野心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秘密网络所发动的。

夸大法律的重要性很容易，尤其是对于律师而言。不过历史教导我们，法律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这进步并非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法律，就将如同托马斯·霍布斯所宣称的那样：

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8]

如果我们想要从那些正在等候我们的灾害中生存下来，如果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公正仍然想要盛行持久，那么法律必然不可或缺。

【注释】

[1]韦伯所称的“形式”，是指社会根据一般的、抽象的法律规则来处理案件，且这些法律规则是独立、自我维系或自给自足的体系。“实体”则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可变标准对案件进行个案处理。“非理性”是指处理案件的标准和原则并不确定。据此，韦伯将法律制度分为四个类型：实体理性、实体非理性、形式非理性和形式理性。韦伯对于法律的形式性极为重视，认为这种由法律规则、命题、概念等构成的系统体系，可以对法律进行形式逻辑的分析，从而使法律的准确性、可预测性得到最大化。更具体的描述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意指有无尾巴。

[3]此处应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八项之规定，即国会有权“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著作与发明在有限期间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与工艺之进步”。

[4]此处应是指软件的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或专利适格性（patent eligibility），即软件是否能够作为专利权的客体（通常专利法会规定一系列不能作为专利保护的事物，如我国现行专利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等）。只有具备可专利性，才能申请专利；而申请专利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该技术或产品是否符合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标准，具体由专利审查机构决定。对patent eligibility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Bilski v Kappos，May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v Prometheus Laboratories等案例。

[5]原文均为free。

[6]此处的“事实”是在与“观点”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必然具有“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含义。

[7]这起案件可能是指Godfrey v Demon Internet Service[1999]4 All ER 342，[2001]QB 201一案，审理该案的莫兰法官（Morland，J.）在中间判决中作出了这一认定。原被告双方于最终的有陪审团出席的庭审之前，以被告支付给原告一笔赔偿费用（包括法律支出费用）的和解形式解决了这一纠纷。

[8]译文引自《利维坦》，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第1版，第94页-95页。

法律渊源：非常简短的介绍

在参考法学杂志中的一篇论文或者法院判决的时候，我会采用公认通行的引用方式。这是标准做法；而且，尽管我已经将引用缩减到最小限度，但我使用它们，是因为我仍然抱着希望——希望你可能会想去完整地精读某些原文。

引用法律杂志或者法律评论的方式比较简单明了，不需要在此多加说明。但引用案例的部分则较为庞杂，得用整整一章才能讲清楚。不管怎样，与我那个时代的律师和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同的是（他们不得不翻遍书架，在落满灰尘的书卷中寻找某个难懂的法律报告），现在只要输入当事人的姓名，搜索引擎就可以让你在瞬间获得案件信息。此外，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提供案件、立法和法律评论论文的全部文档。最为人所知的（很可能也是最全面的）的数据库是LexisNexis和Westlaw。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着精心挑选的、内容广泛的法律文件。包括www.bailii.org，www.lawreports.co.uk，www.europa.eu，www.echr.coe.int，www.worldlii.org，www.findlaw.com在内的不少网站，都可以免费使用。

詹姆斯·A.郝兰德与朱利安·S.韦伯的《学习法律规则：法律方法和法律推理的学生手册》第六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对如何查询法律进行了完美说明。

下列说明应该足够让你看懂本书所作的引注了。以本书第45页至46页提及的多诺诉史蒂文森一案——Donoghue v Stevenson[1932]A.C.562（H.L.）——为例，案件的名称通常以当事人的名字命名：多诺夫人诉史蒂文森先生。方括号里的日期意味着该年份是引注中的关键部分。圆括号意味着年份并不重要，标注出来只是理所当然。“A.C.”是“上诉案件”的缩写，即含有该判决的官方报告的名称。后面的数字是官方报告上出现该案件的页码。“（H.L.）”则是对案件作出判决的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缩写。

美国法院的情况则略有不同。例如，在本书第128页至129页讨论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347 U.S.483（1954），布朗是原告，教育委员会是被告。347是记载该案件的报告的卷册序号。“U.S.”是《美国最高法院报告》的缩写。483是指报告上该案件开始的页码，1954是指该判决作出的年份。

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所采用的制度、普通法系主要引注规则的细则，以及其他法院（比如欧洲人权法院）的引注方式，在http://en.wikipedia.org/wiki/Case_citation这一维基百科页面上有着精彩的说明。

版权信息

Philosophy of Law：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Raymond Wacks 2006

Philosophy of Law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法哲学：价值与事实

作　　者　【英国】雷蒙德·瓦克斯

译　　者　谭宇生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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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自然法

第二章 法律实证主义

第三章 法律即解释

第四章 权利和正义

第五章 法律和社会

第六章 批判法学理论

索引

序言

季卫东

珠玉短稿很难写。何况是要介绍高深玄妙的西方法哲学在上下两千年里枝蔓演变的全景，仅限于八万余字的篇幅，更不免让人产生“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类的慨叹。但雷蒙德·瓦克斯教授的牛津法哲学袖珍本，在删繁就简上却处理得非常精彩。因为作者长期在非西方社会执教，对异文化间的语言沟通和相互理解颇有心得，所以无论行文还是释义都做到了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其中很多比较、分析、点评于平白处见奇崛，散发着让读者欲释卷而不能的魅力。

这本小册子以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争以及超越两者立场的综合法学派的勃兴为经，以法的实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为法律理念的正义、权利的认定和保障、法律思考和解释、司法判断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为纬，编织出一片锦绣鸟瞰图，把西方法哲学的来龙去脉、精髓以及当前趋势展示得非常清晰准确。关于1970年代以来的精神变局，作者追根溯源于德沃金式的第三道路，认为正是他的那个综合性理论导致了法哲学基础的丕变——这是很有洞察力的独到见解。也就是说，在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之间的张力因整体化而减弱乃至消失之后，法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势必逐渐凸显出来，其结果，各种社会理论以及来自外部的观察和批判势必长驱直入，使得西方法哲学中的各种思想潜流和异端空前活跃。

从写法上看，瓦克斯教授善用类似水墨画“飞白”那样的表现技巧，在避免老生常谈、冗赘叙述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领悟的余地。例如在第一章开头部分，不谈众所周知的纳粹法律事象对战后自然法复兴的影响，而是以国际规范的伦理化倾向和理性思维带出人权外交诉诸自然法的现实。接着笔锋一转，指出“自然法理论的复兴或许暗示着，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在解决这些伦理问题方面并没有多大进展”。一句话，留下无穷的意蕴。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概述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来自然法学说的历程，并在春秋笔墨的勾勒之中，对迄今为止围绕自然法哲学的问题状况给出了极其简洁而完整的界定该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速写方式描绘出不仅形似而且还神似的思想肖像，并使不同的法哲学家相映成趣。我很欣赏作者把霍布斯提出的自然法则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生存权保障的制度设计的视角，还有他在霍布斯与洛克之间设置的几个对比：实现天赋人权是需要全能政府还是有限政府、自然法来源于天赋人权还是天赋人权来源于自然法，等等。关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本质，瓦克斯教授是以两个核心思想来把握的，即（1法律就是命令的古典观念（代表性论者是边沁、奥斯丁），（2）任何法律的有效性都要上溯到一个客观而可以证实的渊源的现代科学观念（代表性论者是凯尔森、哈特）。为了与自然法学派进行对照，他还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判断：“大多数实证主义者都批评法律并且提出一些方法来对法律进行改革，这些通常都涉及道德判断。但实证主义者的确都认为，分析和理解法律的最有效方法是暂不进行道德判断，直到我们确定我们试图去弄清楚的是什么”。寥寥数语，却很全面而公允，把实证法学派的基本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扬弃了自然法哲学与法律实证主义的综合法学派主张的分析。在这一部分，作者把德沃金营造出来的抽象建筑物理解为“一种解释程序”——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在这里都被纳入按照程序和论证规则进行议论和解释的范畴。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理论框架，任何法律在适用之际都必须进行解释性论证，而任何解释都难免伴随着价值判断，因此试图严格区分道德与法律的实证主义做法是徒劳无功的。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论更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尽管如此，作者却强调了一个通常遭到忽视的有趣事实：德沃金关于法律体系正当性的思想的立足点其实并不是个人，而是“社群”或者“社团”；因而平等被赋予了优于自由的地位。这个指摘出乎常人的意料却合乎原著的道理，可谓独具慧眼和匠心。

对一个如此精简的通识读物是不应该求全责备的。何况剪裁思想史资料，本来就很容易引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歧见，不妨任其取舍。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不顾吹毛求疵之讥，对该书的缺点也略举一二。首先，考虑到黑格尔在引进自由的辩证法、对近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和反思以及解决主体意志的冲突导致无序化问题等方面的重大贡献，我认为全书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不置一词是难以理解的。其次，在关于法与社会的部分，除了唯物史观之外并没有涉及关于文明进化、各种文化和民族的互动以及精神结构史观的法学思考，轻视了亨利·梅因、弗里德里希·萨维尼们的哲理成就及其对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微妙影响，令人遗憾。另外，就当代法哲学而言，古斯塔·拉托布鲁夫的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也属于一种综合理论，其中关于法律和正义之间的难忍矛盾公式以及执意不正公式在实体性标准的层面为超越自然法哲学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提供了津梁，最好能参照富勒的指标体系化自然法程序、德沃金的解释程序、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等思路一并讨论。

然而瑕不掩瑜。可以说，这个小册子的确是西方法哲学的优秀向导。面对秩序、规范以及公平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先哲们究竟是怎样思索和探讨的、已经达到什么样的认识高度，相关的理论成果是应该被不断回顾和推敲的，当代人可从这样的思想反刍中获得丰富的启迪、发现崭新的契机。本书为此提供了必要的、中肯的梗概，值得向大学低年级本科生、法律实务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推荐。是为序。

2008年盛夏于神户

前言

简洁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却通常与法律无关，更不用说法律工作者。法律文献也从不避免它的繁重与冗长。法律书籍是厚重的，法哲学著作同样趋于大部头和沉甸甸的。也许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恶。实际上，我自己最近完成的一本学生用书《理解法理学：法律理论引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书的重量几乎达一磅半，也就是六百克，全书将近四百页。

然而，本丛书却责成其作者要“瘦身”、浓缩、精简——同时对书的主题的阐述又不可过于简单。无须赘言，从法哲学中提炼出最精华的部分是一件野心勃勃的事，但我还是希望这并非完全是一种幻想。这本小书的目的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对法哲学核心问题一种生动而易于理解的指引，力求去阐明经常令人困惑的法律概念以及法律与正义、权利和道德等普世性问题之间的关系。

我非常感激伦敦大学学院法哲学教授斯蒂芬·格斯特审阅了全书的手稿并提出了几点对我很有帮助的评论与意见。当然，他对我在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绝不负有任何责任。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同仁合作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尤其要感谢玛莎·菲利翁、詹姆斯·汤普森、德博拉·普罗瑟罗以及简·罗布森。

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佩内洛普给我的爱、鼓励和支持。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法律。

引言

法律问题经常见诸报端并引发争论。虽然法学家和政治家赞赏法治的优点，改革家却对法律的不足之处感到遗憾，愤世嫉俗者也对声称法律即是正义的说法表示质疑。但是所有人都承认法律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且很少有人怀疑法律在我们的社会、政治、道德以及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但何者谓之法律？法律是否包含了一套合乎自然的普遍道德法则（参见第一章）？或者法律是否仅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制定的有效的规则、命令或者规范的集合（第二章）？法律是否有某种特定的目的，诸如保护个人权利（第三章）、实现正义（第四章）或经济、政治和性别平等（第六章）？法律能否脱离其赖以运行的社会背景（第五章）？

许多问题有待试图揭示法律之概念和功能内涵的人们去解决，上述问题只是管中窥豹。这些问题贯穿法哲学整个领域，详细描绘这幅宽广的蓝图是令人畏惧的任务。我只希望在有限的篇幅里，能仅仅阐明法哲学最突出的外在特征。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将叙述重点放在最主要的法学理论上，因为这些理论提供了了解古典和当代法学思想最好的入门渠道。

这种写作方法绝非意图贬损另一种策略的价值，后者试图阐明困扰法哲学良久的诸多概念性、解释性问题。实际上，本书第四章就致力于探讨两个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权利和正义。其他摆在法理学家面前的繁杂问题包括先例原则（根据该原则，法院本身一定要受高级别法庭裁决的约束）、遵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法律人格的概念、因果关系和责任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各样的刑罚学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包含于法学理论的大范畴内，但是，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在以下章节中会间接地涉及，鉴于篇幅，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纳入本书的论述范围。

虽然本书承诺对法哲学进行非常简单的介绍，在概念上我是交换使用“法哲学”与“法律理论”“法律哲学”“法理学”的。但严格来说，“法理学”关注的是对法律进行最抽象的理论分析（例如关于权利、义务的性质、法律推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经常暗含在实体法分支中）。“法律理论”通常用来指对法律的理论探究，此处所说的“法律”比法律专业学者所理解的法律（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律控制的研究方法）范围要宽泛。“法律哲学”，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通常是从哲学学科的观点着手来进行研究（例如，它试图解决可能会令道德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困惑的一类问题，诸如自由或者权威的概念）。但当代作者往往几乎不考虑这些细微的区别；现代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几乎没有界限。

法律理论远不同于法律剧目。但即使是耸人听闻的刑事审判——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都已成为荧幕上的常客，它们集中描述出一些让法哲学家争论不休的法律特征。它们在道德和法律责任、刑罚的正当性、损害的概念、司法功能、正当程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不难说明的是，法哲学绝非一种抽象而不切实际的研究。

没有一种连贯一致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原理，任何社会都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或解释。法律的社会、道德、文化基础以及贯穿其中并解释它们的理论，和法律的“黑体字”一样重要。法律理论宽广的范畴里有许多主题，其中之一就是法律本身的定义。显而易见，在开始探究法律的本质之前我们需要阐明，当说到法律这个经常让人难以捉摸的概念时，我们到底意指什么。如果我们对自己正在讨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没有一些共识，就很难对法律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具有建设性的第一步是要区分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法律理论。

描述性法律理论试图解释法律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法律的重要性。规范性法律理论则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换句话说，描述性法律理论是关于事实的理论，而规范性法律理论则是关于价值的理论。描述性法律理论有三种主要类型。首先是“原理性”方法论，该种理论的提出是要阐明某个特定的法律原理。比如，表达自由可通过法庭对言论自由限度的裁决来得到证成。原理性法律理论试图回答的问题如“这些案子能否被一些基础理论所阐明？”其次，描述性法律理论可以是“解释性”的，这种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律是现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解释性”的，因为这种理论把法律解释为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参见第五章）。第三种描述性法律理论关注的是从某一套法律规则中所产生的结果。如法律的经济分析（参见第四章）会评估对机动车辆制造商施加一种严格责任制度可能产生的成本。

规范性法律理论关注的则是价值。例如，一种规范理论也许会试图确认为了保护消费者，是否应实施机动车辆制造商的严格责任制。这样做是否公平或公正？规范性法律理论因此必然与道德或者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为追求对法律的价值评判，规范性法律理论可能要么是“理想的”，要么是“非理想的”。前者涉及当法律规则在政治上可实现时，什么样的规则将产生最佳法律制度。后者则预设了对选择法律规则的多种限制，如执行这些规则所存在的困难。

但是，这两种法律哲学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规范性理论可以依赖描述性理论来获得其理论支点。由此，如果不对某个特定规则的适用所产生的结果进行描述性说明，功利主义规范理论（参见第四章）便很难得到证明。如果不对结果进行描述，功利主义者将如何知道规则X产生最大的幸福（结果Y）？同样，描述性法律理论也可以在预测（比如）法律变革成功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限制引起这种改良的规范性法律理论。

我们也将同样看到（在第三章）规范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法哲学的混合体。例如，罗纳德·德沃金的“作为整体的法律”理论中，就存在着描述性规则理论和规范性理论目标的融合。在主张法律理论应当同时“适用于”并“证成”法律素材时，德沃金的法律即一种解释性概念的理论似乎允许描述性规则理论与规范性理论的结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繁难四起又不甚公平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向来如此。面对邪恶与不公，当反思法律确切的本质与功能时，我们很容易陷入含混不清的过分简单化及花言巧语般的诡辩。对法律的基本性质、正义以及法律概念的含意作清晰的分析和严谨的法学沉思是不可或缺的。法律理论在阐释维系我们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理想并为之辩护方面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章

自然法

“它就是不对的。”“它不符合人的本性。”你听到过几次针对某种实践或行为的诸如此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意思是什么？当人们责备堕胎行为不道德或者声称无法容忍同性婚姻时，其根据何在？关于对错善恶，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可确证的标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又如何能找到这种标准？

道德难题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并成为政治、法律争论的题材。而且，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各种国际宣言和国际公约日益反映了国际关系，尤其是人权领域中的伦理趋向。其中，多数国际宣言和国际公约都诉诸自然法未予言明的假设，即确实存在一套道德真理，只要我们应用自己的理性思维，所有人都能发现。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伦理问题就已理所当然地萦绕于哲学家们的心头。自然法理论的复兴或许暗示着，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在解决这些伦理问题方面并没有多大进展。

按照一位重量级的自然法学家的说法，“对自然法最好的描述就是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点提供了一个名称”。其主张简单说来就是：本然的即为应然的。约翰·菲尼斯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中主张，当我们试图解释法律是什么的时候，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在假设什么是“善”的：

图1同性恋、同性“婚姻”以及对配偶不忠违反了自然法的法则。

人们经常认为在对法律这种社会机制进行评价时，要想做到完全、彻底，就必须对其进行如实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描述与分析。然而现代法理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对社会事实进行理论上的描述与分析，除非他同时进行价值判断并理解什么对于人们而言是真正的善，什么是实践合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对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也确证了这一点。

这是分析自然法的一个有力的根据。它认为我们在识别善的时候所运用的智慧与我们在确定何物存在时所用的智慧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要理解自然法体系的性质和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体系揭示出了不同的逻辑。

借用斯多葛学派哲学理论，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有效地指出了所有自然法哲学的三种主要构成要素：

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普适、恒常、永续……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过，也不允许试图限制它的任何部分，而完全废除它则是不可能的……（上帝）是这种法律的制定者、公布者和执行法官。

这里强调的是自然法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自然法作为一种“更高级别”的法的地位及其可通过理性思考来发现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是“自然的”）。古典自然法学说曾被用来证明革命与反抗的正当性。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将人法描述为其重要性源于主宰一切的命运的力量。这种保守观点很容易被用来证明不公正现状的合理性。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人们已承认自然法与人法可能存在某种冲突。

相比自然法，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关注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区别。然而如前所述，正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特别关注自然法的概念，因为这里的“自然”之所指与理性一致。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体现在古罗马法学家所持的态度中（由西塞罗表述出来），后者至少在理论上认为，不遵从“理性”的法律不能被视为有效。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法哲学由天主教完整地表述出来。早在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就问道：“如果没有正义，国家除了强盗泛滥、土匪日增还会是何面目呢？”但对自然法最重要的阐释见诸多明我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著作。其代表作《神学大全》包含了基督教学说对这个问题最全面的论述。阿奎那区分了四种法律：永恒法（只为上帝所知的神的理性）、自然法（永恒法参与到理性动物中来，可为理性所发现）、神法（由宗教典籍所揭示）以及人法（为理性所支持，其制定是为了共同善）。

阿奎那的理论中有一个方面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议。他说道，一部“法律”如果不符合自然法或神法就根本不是法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非法”[1]（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不过现代学者认为阿奎那自己从没有这样主张，他只是援引了圣奥古斯丁的说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这个主张与阿奎那的联系最紧密，因为他似乎已经表达了如下观点，即与自然法的要求相冲突的法律就失去了道德上的约束力。换言之，一个政府如果通过颁布不公正的法律（不合理或者违反公共善）来滥用其权力，它就会丧失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政府缺乏道德权威。阿奎那称这种不公正的法律为“堕落之法”。但他似乎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总是正当的。因为虽然他确实声称如果统治者颁布不公正的法律则“其臣民没有义务去服从”，但他同时又谨慎地说道，“或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诸如事关避免丑闻”（即对他人而言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示范作用的典型）或者避免国内的无序状态时要另当别论。

到了17世纪，欧洲范围内对法律尤其是国际公法所有分支学科的阐释都声称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人们通常把胡果·德·格鲁特（1583——1645），或者一般称其为格劳秀斯，与自然法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认为，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然有着同样的内容。这一点被证明是发展中的国际公法学分支的一个重要基础。也许格劳秀斯是指某些事物“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错的——无论上帝是否对它们有所安排；因为，用格劳秀斯自己的比喻来说，即使是上帝也无法使二乘以二不等于四！

18世纪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标志着自然法在英国得到认可。布莱克斯通（1723——1780）在他那本伟大的著作中开篇就宣称英国法的权威源于自然法。但是，尽管他求助于实证法的这种神学渊源，甚至还认为它可以使已颁布的与自然法相悖的法律无效，但他对法律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体现自然法理论。不过，布莱克斯通尝试给实证法披上一层源于自然法的合法性外衣的努力招致了杰里米·边沁的批评，根据后者的描述，自然法与其他事物相比“不过是一种臆想的产物”（参见第二章）。

阿奎那支持的是一种相当保守的自然法观点。但自然法的原则却曾被人们用来证明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合理性，其根据是法律侵犯了个人的天赋权利。因而，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就建立于对全体美国人天赋权利的诉求，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崇高措辞来表达就是，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诉求。正如宣言所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都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包含了一些激励人心的观点，并提及人类的某些“天赋权利”。

自然法在许多契约理论中得到应用，这些理论按照一种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构想政治权利和义务。这种社会契约并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契约，而是表达了一种观念，即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必须以前者的同意为条件。这种研究方法在自由主义思想中依然颇有影响力，尤其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参见第四章）。

天赋权利：霍布斯、洛克与卢梭

尽管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因其名言生命是“孤独、贫困、卑污、野蛮和短暂的”而被世人铭记，但在其名著《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实际上是说这是形成社会契约前人类的生存状态，即自然状态。他认为自然法教会我们自我保全的必要性：要维护秩序与安全，我们就需要法律与政府。因此在社会契约下，我们就必须让渡天赋自由以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霍布斯哲学因而有点极权主义的色彩，将秩序置于正义之上。特别是，他的理论（实际也是他自己承认的目的）就是要消解反对（即使是邪恶的）政府的革命的合法性。

在霍布斯看来，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即使表面上是友善的或者利他的，实际上也是自私的。因此，我捐款给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我享受自己权力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对人类行为包括道德的准确解释必须承认我们本质上的自私性。他在《利维坦》中对人们在政府形成前的自然状态中会如何行事感到好奇。他承认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就体力还是智力来说，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即使最弱者——在适当武装后——也有实力去杀死最强者。这种平等，他阐释道，就导致了纷争的产生。他认为，我们有争吵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三点：竞争（因为物质财产供给的有限性）、不信任和荣誉（我们为了维护自己很高的声誉而总是持敌对态度）。由于我们生性喜欢争吵，霍布斯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处在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永久战争的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无休止的恐惧中。

在这种战争状态结束前，每个人对一切事物都享有权利，包括有权剥夺他人的生命。霍布斯认为，单从人类的私利和社会契约出发，人们可导出相同类别的法则，这些法则被自然法学家视为自然界永远不变的法则。霍布斯断定，为了逃避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和平就是第一条自然法则。

第二条自然法则是我们相互放弃某些权利（如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以实现和平。这种权利的相互让渡是一种契约并且是道德义务的基础。霍布斯没有幻想仅仅通过缔结契约就能确保和平。这种契约必须得到践行——这是霍布斯的第三条自然法则。

霍布斯承认，由于人是自私的，出于私利的考虑我们便很有可能违约。当我觉得不会被发现时，我或许就会违反约定去偷你的东西，而你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为避免违反我们彼此间的义务，霍布斯主张，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一种无限权力授予一个政治主权实体，如果我们违反契约，就会受到这个实体的惩罚。此外，也纯粹是因为一种自私的原因（结束自然状态），我们同意设立一个拥有制裁权的权力机构。但霍布斯坚持认为只有当这种主权实体存在时，我们才能客观地裁决对与错。

霍布斯还用其他几条独立法则来补充上面三条，比如第四条法则（对那些遵守契约的人表示感激之情）。他总结说，道德完全由这些自然法则组成，这些法则通过社会契约而得以实现。这种对天赋权利的解释与古典自然法所支持的观点大相径庭。但霍布斯的这种阐释可以被设计成一种天赋权利的现代观点，其前提是人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的基本权利。

约翰·洛克（1632——1704）所描述的没有社会契约的人类生存状态绝非如霍布斯所述的噩梦。洛克主张，社会契约产生前的生活非常美妙——除了一个重要的不足：对财产的保护不够充分。因此，对洛克而言（尤其是在《政府论两篇》中），正是为了矫正这个缺陷，使自然状态下所有方面都如诗歌般美妙，人们才通过一种社会契约来放弃某些自由。洛克的理论依赖于对上帝之下人类权利与义务的阐释，这使人联想到阿奎那的一些基本假定。该理论试图细致地去解释社会契约的生效及其条件。洛克的理论是革命性的（他承认人们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利），而且还极力强调拥有财产的权利：上帝拥有整个世界并将其给予我们去享受，因此财产权本不存在，但是当劳动者将其劳动与物质客体“混合”在一起时，他就取得了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权利。

洛克对私有财产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因此人们把洛克看作现代资本主义的先驱，对他的评价因而毁誉参半。

在洛克看来，社会契约保全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同时，个人权利的享有——对幸福的追求——使得市民社会产生了共同善。对霍布斯而言，天赋权利是第一位的，自然法则源于天赋权利，而洛克则认为天赋权利源于自然法，即源于理性。霍布斯察觉到一切人对一切物的一种天赋权利，洛克则主张我们对自由的天赋权利受到自然法及其所要求的我们不能在“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方面相互伤害之命令的限制。洛克主张一种有限政府：在他看来，政府分支机构间的制衡以及立法机构中的真实代表会令政府最小化，同时让个人自由最大化。

在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理论中，自然法的地位没有社会契约理论来得重要。与霍布斯和洛克相比，卢梭的理论更形而上，他的社会契约（见于其《社会契约论》）是个人和社群之间的一种协议，通过这种协议，个人成为卢梭所称的“公意”的一部分。在卢梭看来，某些天赋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但是通过赋予“公意”一种绝对的立法权威，法律就可以合法地侵犯这些权利。实际上，如果政府代表了这种“公意”，它就可以做几乎任何事情。卢梭虽然热衷于参与式民主，但同时也愿意授予立法机构一种实质上不受限制的权力，因为立法机构反映了“公意”。因而，卢梭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民主极权主义者。

自然法的兴衰

因两个“劲敌”的出现，自然法理论的影响逐渐衰退，尤其在19世纪。首先，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理念构成了与自然法思想强有力的对抗。其次，认为在道德思考中不可能存在理性解决方案的观点（伦理学中的所谓“不可知论”）也引起人们对自然法的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如果我们无法客观辨别对错，自然法则就不过是一种主观判断罢了——因而他们就无所谓对错。

大卫·休谟（1711——1776）在其《人性论》中首次注意到道德家试图从“是”中导出“应当”：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实际上存在某种情势就断定法律应当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根据这个论点，下面的三段论是错误的：

所有动物都繁衍后代（大前提）

人类是动物（小前提）

所以人类应当繁衍后代（结论）

休谟试图说明，关于这个世界或人性的事实不能用来决定什么应当做或者什么不应当做。当代一些自然法学家虽然也承认上述三段论确实是错误的，但否认古典自然法试图照此从“是”中推出“应当”，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见下文所述。

20世纪见证了自然法理论的复兴。这在战后对人权的承认和一些国际宣言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59年德里法治宣言》（参见第四章）对人权的表述中可见一斑。自然法不再被视为宪法意义上的、可使普通法律无效的“高位阶的法”，而是被看成衡量制定法的一种标准。

对纳粹高官的纽伦堡审判重申了自然法理念。审判中适用了这一原则，即某些行为即使没有违反制定法的规定也同样可构成“反人类罪”。审判法官虽然没有明确适用自然法理论，但他们的判决反映出对这一原则的承认与重视：法律并不必然是决定正义的唯一因素。

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在各种司法过程中对人权或公民权利制定宪法保障条款（如美国权利法案及美国最高法院对其作出的解释）。

法律理论也同样促进了自然法理论的发展。朗·富勒的“法律的内在道德”（见下文）、H.L.A.哈特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见第二章）以及最重要的，当代自然法学家如约翰·菲尼斯的著述（见下文）都在自然法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2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适用了如下原则，即某些行为即使没有违反制定法的特定条款也构成“反人类罪”。

朗·富勒：“法律的内在道德”

美国法理学家朗·富勒（1902——1978）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种世俗的自然法观点，认为法律具有一种“内在道德”。借此他是指一种法律体系有一个特定目的，即“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的约束”。由此便可得出，在这个有目的的事业中法律和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富勒讲述了一个虚构的雷克斯王的“道德”故事及导致其未能制定法律的八个因素：（1）他根本未能制定规则，因此每个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临时完成的；（2）他没有公开那些期望其臣民去遵守的规则；（3）他滥用立法权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例如，在周一是合法的行为到了周二却被认定为非法）；（4）他的规则让人无法理解；（5）他制定的规则相互矛盾；或（6）该规则所要求的行为超出了受影响当事人的能力；（7）他频繁更改规则导致其臣民无所适从；（8）他未能实现已宣布的规则与其实际执行之间的一致性。

倒霉的雷克斯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忽视了富勒的八项原则：

1.普遍性

2.颁布

3.不溯及既往

4.明确性

5.不矛盾

6.有遵守的可能性

7.稳定性

8.官方行为与已颁布规则的一致性

富勒的结论是，只要一个制度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原则，或者实际上未能做到上述几点，就不能说在那个社会中存在着“法律”。但是，虽然他坚持认为这八项原则是道德性的，这些原则似乎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有效立法的程序性指南。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会认为这八项原则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含蓄地建立起了公平，因此排除了邪恶的政体。

然而，一般的观点却认为遵守富勒的八条“必备原则”仅能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既然这不能作为道德标准，一个邪恶的制度因而便可以同样轻易地通过其检验。确实，可以说为了追求效力，一个邪恶的法律制度事实上也可能力图满足富勒的八原则。毫无疑问，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统治者在制定和实施其备受谴责的法律时就试图去遵守程序上的精确性。

图3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合法执行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达到了

当代自然法理论：约翰·菲尼斯

牛津法学理论家约翰·菲尼斯（1940——）复兴并细致研究了阿奎那的自然法原则，这一点人们通过他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比较容易了解。这本书是重述古典自然法学说的重要代表，尤其是该书应用到了分析法学理论，而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分析法学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对立面。

领会菲尼斯著述的意图非常重要。他否认大卫·休谟的实践理性观念，这种观念主张我做一件事情的理由仅仅是从属于我想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理性仅使我明白如何最佳达成我的愿望，而并不能告诉我应当期望什么。菲尼斯更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一种值得付出的、有价值的、可欲的生活由何者构成？他列出的清单包含了七项他所称的“人类兴旺的基本形式”：

1.生命

2.知识

3.游戏

4.审美体验

5.社交（友谊）

6.实践合理性

7.“信仰”

这些是有助于实现美满生活的必备特点。每一点都因其一直支配着人类社会而具有普遍性，并且每一点都有其内在价值，因为我们珍惜它的原因在于其本身，而非仅仅为了获得其他的善。道德信仰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伦理结构以追求这些基本善。这些原则方便我们在各种互有抵触的善中进行选择，同时使我们能阐明在追寻一种基本善的过程中我们被允许去做的事情。

人类要兴旺就需要这些基本善，尽管人们可以轻易地扩充这份清单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菲尼斯此处所说的“信仰”，并不是指有组织的宗教，而是指精神体验的需要。菲尼斯用下列九项“实践合理性的基本要求”将这七种基本善结合起来：

1.对善的积极追求

2.前后连贯的生活规划

3.对价值的偏爱不武断

4.对人的偏爱不武断

5.客观与承诺

6.与结果的关系（有限）：理性中的效率

7.每次行动中对每种基本价值的尊敬

8.对共同善的需求

9.遵循良心行事

这两份清单共同构成了普遍永恒的“自然法原则”。菲尼斯表明，这个观点符合托马斯·阿奎那所信奉的自然法的一般概念。并且，他还声称这个观点不会成为休谟不可知论（见前文）抨击的对象——这些客观善是不证自明的；它们并不是从关于人性的任何描述中推断出来的。比如，“知识”比无知更可取是不证自明的。即使我驳斥这个观点，主张“无知是福”，不管愿意与否我也将不得不承认我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因此就得承认知识确实是好的，这样便陷入了自我驳倒的境地！

菲尼斯认为，自然法理论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似乎是确定“对人类而言何者为真正的善”。只有形成一个共同体我们才能追求人类善。领导人的权威正源于他为那个共同体的最大利益服务。因此，如果他制定不公正的法律，由于这些法律阻碍了共同善的实现，因而就缺乏直接的道德约束力。

通过诉诸共同善的概念，菲尼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正义观。他主张的正义原则仅仅意味着人们应当促进其共同体的共同善这样一种普遍要求。基本善和方法论上的要求应当阻止大多数形式的不正义的产生；它们产生几条绝对义务，这些绝对义务与绝对天赋权利相关联：

我认为，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在想象中维持人们在共同体中的性格、行为和互动的某种模式或者一系列模式，然后选择趋于支持该种模式或者一系列模式的对权利的详述。换言之，在促进而非阻碍个人兴旺的某种形式的（或者一系列形式的）公共生活中，人们需要具有某种人类善的观念。人们不仅关注在抽象意义上或者个别意义上可取的性格类型，而且也关注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人们不应试图实现某种模式化的“目标状态”，这种“目标状态”是对个人行动与互动过程抽象化的一种想象。而个人行动与互动过程对人类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使得未来难以逆料，更不用说去评价未来了。

这段话抓住了菲尼斯天赋权利观的实质。它包含了如下权利：不受酷刑、不将人的生命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不受瞒骗、不因明显虚妄的控诉而被宣告有罪、不被剥夺生育能力以及“在对共同善所要求的事项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获得恭敬考虑”的权利。第四章将对正义的概念作进一步分析。

菲尼斯强调，自然法的第一条原则并非从任何事物——包括事实、深思熟虑的原则、对人性或者善恶本性的形而上学的陈述或者自然的目的论观念——中演绎式地推导出来的。在菲尼斯看来，阿奎那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通过从内心深处体验自己的本性”以及“通过一种本真的非推论性理解”来领会“个体体验到的趋向的目标是一种普遍形式的善的个例，我们自己是如此（他人亦然）”。对阿奎那而言，去探究在道德上何者正当就是去追问何者合理，而非追问何者与人性相一致。

自然法的核心主张遭到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抵制，他们否认一个规范的法律效力必定要依赖其本质的道德性。下一章将考察这种观点。

【注释】

[1] 原文为拉丁文。——编注

第二章

法律实证主义

设想一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向其臣民颁布命令。臣民有义务按照君主的意愿去行事。法律即命令的观念是古典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并得到该流派两位伟大的旗手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奥斯丁的支持。现代法律实证主义者对法律的概念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相对而言更为复杂深奥的态度，但和其卓越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否认上一章所述的自然法学关于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关联的观点。自然法学家主张法律由一系列的命题组成，这些命题是通过一种推理的过程从自然中引出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对自然法学家的这个观点提出强烈反对。本章即对这一重要法律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

“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源于拉丁文positum，意思是指制定或颁布的法律。一般而言，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任何法律的有效性都要上溯至一个客观的可确证的渊源。简言之，如同科学实证主义，法律实证主义拒斥自然法学家所持的以下观点，即法律独立于人的立法行为而存在。通过本章的阅读我们将清楚地发现，边沁和奥斯丁的早期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源自主权者的命令。H.L.A.哈特注意到一种承认规则，这种规则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区分开来。汉斯·凯尔森则证明了一种使宪法有效的基本规范。法律实证主义者还经常声称把法律和道德联结起来毫无必要，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则是值得研究下去的，并且这种分析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探究以及严格的价值评判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并非是对立的）。

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共同观点是，出于研究与分析的目的，制定法应当与道德上应然的法律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必须在“应当”（道德上可取的）与“是”（实际存在的）二者之间划分清楚。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实证主义者对道德问题无动于衷。大多数实证主义者都批评现存的法律并且提出一些方法来对法律进行改革，这些通常都涉及道德判断。但实证主义者的确都认为，分析和理解法律的最有效方法是暂不进行道德判断，直到我们确定我们试图去弄清楚的是什么。

人们经常认为法律实证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主张：不正义或者邪恶的法律也是法律，因此必须得到服从。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必然认同这种主张。实际上，边沁和奥斯丁都承认不服从恶法是正当的，如果这种不服从能促进现状改善的话。用现代最重要的法律实证主义者H.L.A.哈特的话说：

证明某物在法律上有效并不是服从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不管君王的光环多么耀眼，也不管官方体制的权威有多大，他们的要求最后都必须接受道德的审查。

对哈特和边沁来说，这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优点。

图4杰里米·边沁：法哲学中的路德？

法律即命令：边沁和奥斯丁

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巨著为实证主义法学以及对法律和法律制度进行的系统分析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试图去揭露他那个年代的陈词滥调，构建一个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学、逻辑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综合理论，而且还尝试在几乎每个问题上对法律进行改革。他猛烈批评普通法及其理论基础。在启蒙精神的推动下，边沁试图让普通法服从理性的冷光。他努力剥去法律的神秘外衣并以他特有的犀利文风揭示法律的庐山真面目，声称诉诸自然法不过是“伪装的个人观点”或者“仅仅是自命为立法者的看法”。

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不确定性是其特有的缺陷。不成文法在本质上含糊不清且难以预测，它无法提供一种可靠的公开标准，使人们对其拥有合理预期来指导行为。普通法的这种混乱情况必须系统地加以处理。在边沁看来，这很简单，就是要进行法典编纂。法典将有效削减法官的权力，法官的任务因此将更多地表现于执行法律而非解释法律。同时这也会减少对律师的需求：法典无须法律顾问的帮助也易于理解。不像大陆法系采用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已有很长历史，在普通法世界进行法典编纂仍然是一个梦想。

图5边沁认为英国的法官不公正、腐败，而且变化无常。

约翰·奥斯丁（1790——1859）在1832年边沁逝世那一年出版了其主要著作《法理学的范围》。作为边沁的弟子，奥斯丁的法律观建立在命令或责任的理念上，尽管他并没有过多详述什么是命令或责任。虽然这两位法理学家都强调人们对主权者权力的服从，但奥斯丁的法律定义强调对行为的控制，这个定义有时被认为对刑法以外的领域并没有太多涉足。他把命令等同于法律的标志导致其对法律的界定较之边沁所采纳的定义限制更多，边沁试图制定一种单一、完全的法律从而能充分表达立法机关的意志。

但二者都关注法学研究范围的限定，从而都能说明和解释法律的主要特征。然而，就奥斯丁而言，“确切意义上的法律”的涵盖面要比边沁的狭窄得多，只包含两类：神法和人法。人法（由人制定并适用于人的法律）进一步分为制定法或者“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由政治地位高的人制定或者按照法定权利制定的法律）以及不是由政治地位高的人制定或者不是按照法定权利制定的法律。“非确切意义上的”法律则分为类推的法律（如时装规则、宪法和国际法）和比喻的法律（如万有引力定律）。类推的法律以及不是由政治地位高的人制定或者不是按照法定权利制定的法律仅仅是一种“实在道德”。只有制定法是法学的确切研究领域。

边沁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参见第四章）和法律改革家，这一点人们最为了解。但他始终坚持要把“说明性的”法学和“审查性的”法学区别开来。前者论述实然，后者则描述应然。奥斯丁无条件地保留了这个区分，但他的分析在范围和目的上都较边沁要狭窄得多。

尽管两人都坚持功利主义道德并在法学的性质、功能以及普通法传统的重大不足方面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他们在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上存在着几个重大区别。尤其是，边沁坚持一种单一完全的、能充分表达立法机关意志的法律观。他试图说明一个单一的法律如何生成一种单一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定义是法律承认的违法行为中含义最狭隘的一种。

奥斯丁则把其对法律体系的规划建立在权利的分类上；他不受寻求一种“完全的”法律的想法困扰。同样，在追求为一组涵盖广泛的法律和“立法艺术”的要素提供一种规划的过程中，边沁详述了一种复杂的“意志逻辑”，奥斯丁则试图构建一种法律科学，并没有花时间去研究边沁的立法艺术。边沁努力设计出一些方法，试图以此来对专断权力，尤其是法官的专断权力进行限制，奥斯丁则并不那么操心这些问题。

奥斯丁法学范围图景的一个特征是，法律的概念即主权者的命令。任何事物如果不是一个命令就不是法律。只有一般性的命令能算作法律，只有源自主权者的命令才是“制定法”。奥斯丁坚持主张法律即命令，这就要求其把习惯法、宪法和国际公法排除在法学范围之外，因为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主权者作为这些规则的创制者。因而，在涉及国际公法时，主权国家就恶名昭彰地随意漠视这类法律的要求。

然而，对边沁来说，命令仅仅是主权者制定法律的四种方法之一。他区分出命令或禁止某种行为的法律（强制性法律）和许可某种行为的法律（许可性法律）。他主张所有法律都既是刑法又是民法；即使在财产权方面也有刑事的因素。边沁试图表明，没有施加义务或制裁的法律（他称之为“民法”）不是“完全的法律”，而仅是法律的局部。另外，由于其主要目标是要创造一部法典，他主张刑法和民法两个分支法律应当分别制定。

命令与制裁的关系对奥斯丁而言也同样重要。实际上，他的那个命令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不遵守命令就会招致制裁。但何谓制裁？奥斯丁将制裁界定为一种损害、痛苦或者灾祸，施加制裁的条件是某个人未能按照主权者的愿望行事。必定存在某种现实可能性即任何人如果违反了命令就要受到制裁。只需存在一种最小的损害、痛苦或者灾祸的威胁即可，但除非有一种制裁如影随形，否则单纯的愿望表达便不是一个命令。因而义务是根据制裁来界定的：这是奥斯丁命令理论的核心原则。制裁的可能性总是不确定的，但奥斯丁却由此得出一个不甚令人满意的观点，即制裁包含了“招致最小灾祸的最小可能”。

由一个主权者来颁布命令的思想贯穿边沁和奥斯丁二者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把主权者的权力视作由人们普遍遵从其法律的习惯所构成。但奥斯丁坚持主张主权的不可仿制和不可分割，边沁则因注意到联邦制度的存在而承认最高立法权可受到他所称的明示协定的限制与分割。

在奥斯丁看来，命令除了四个特征（愿望、制裁、愿望的表达以及一般性）外，还要加上第五个特征，即可确认的政治上级，或称主权者，这个上级的命令要得到政治下级的服从，而他不必服从任何人。奥斯丁对全能立法者的强调曲解了对立法机构立法权施加宪法限制的法律制度，也曲解了在中央联邦立法机构和州或省（如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定机构之间进行分权的法律制度。边沁则承认对主权可以进行限制或划分，并且承认（尽管不情愿）对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奥斯丁关于“确切意义上的法律”应限于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使他把主权观建立在社会成员采取的服从态度之上。并且，主权者必须是确定的（例如主权机构的组成必须明确），因为“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主权者能发出明示或默示的命令，或得到人们的顺从或臣服”。这导致奥斯丁引人瞩目地拒绝承认国际公法、习惯法和许多宪法为“法律”。

此外，由于强调制裁是法律概念不可或缺的要素，奥斯丁就只得按照制裁来界定义务：如果主权者表达了一种愿望并有权施加灾祸（或制裁），个人就有义务按照那种愿望去行事。“愿望”与“愿望的表达”的区别类似于议案与法律的区别。

奥斯丁把义务与制裁联系起来的做法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尽管他可能只是在试图表明——在一种正式意义上：只要存在义务，对义务的违反都会导致制裁。换句话说，他并不一定是在试图解释法律为什么得到服从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得到服从，而是试图解释法定义务什么时候存在。不过，他无疑赋予了义务概念一种无根无据的重要性。法律经常并不是施加直接义务，如法律在促成结婚、缔约与立下遗嘱时。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些事，但很明显他们是法律的一部分。H.L.A.哈特称他们为“授权”规则（见下文）。

边沁的研究方法则没有奥斯丁那么武断。他承认主权者的命令即使在缺乏奥斯丁意义上的制裁时也同样构成法律。按照边沁的看法，法律既包括惩罚（“抑制性目的”）也包括奖赏（“诱惑性目的”），但它们无法说明什么是法律、什么不是法律。

边沁和奥斯丁为现代法律实证主义打下了基础，但他们的观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者所提炼、发展甚至扬弃。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概述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者中三位主要领头人物的理论路径：H.L.A.哈特、汉斯·凯尔森以及约瑟夫·拉兹。

法律即社会规则：H.L.A.哈特

H.L.A.哈特（1907——1992）通过将分析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方法适用到法学研究中来而详细勾勒出现代法律理论的范围，并因此受到赞誉。哈特的研究工作阐明了法律概念的涵义、我们使用这些法律概念的方法以及我们思考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方式。比如说，享有一种“权利”是什么意思？何谓法人或者义务？哈特声称除非我们理解法律形成、发展的概念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确切理解法律。例如，他主张语言有一种“开放式结构”：语词（规则由此也是）有许多清晰的含义，但总是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情况，此时这个词是否适用并不确定。哈特的著作《法律的概念》于1961年出版，该书是一本法律理论的杰作，对世界上许多法理学家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哈特的实证主义与边沁和奥斯丁关于法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强制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哈特将法律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只能通过对一个社群的实际社会实践进行描述来予以理解。哈特认为，一个社群要存续下去，就需要有某种基本规则，他称之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些基本规则产生于人类的境况，这种境况体现了如下本质特征：

图6H.L.A.哈特：现代法律实证主义之父。

“人类的易受攻击性”：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受到身体攻击。

“近似平等”：即使最强者有时也必定要休息。

“有限利他主义”：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自私的。

“有限资源”：我们需要衣、食、居，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

“有限的理解与意志力”：不能指望我们与同伴合作。

人类的这些弱点要求制定规则以保护人身与财产，同时确保承诺得到遵守。但尽管哈特使用了“自然法”这个通常的说法，他却并不是指法律源于道德或者在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概念上的关联。他也不是说这个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能确保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既摆脱了功利主义（见第四章），也摆脱了边沁、奥斯丁支持的法律命令说的束缚。就后者而言，哈特对其加以拒斥的原因是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持枪歹徒的命令：由制裁所支持的命令。

哈特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存在着官方承认的基本规则来规定立法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基本规则被哈特称为承认规则，该规则是一个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宪法规则，被执法者视为详细规定着判定一个规则是否确实是一个规则的有效性条件或标准。

哈特把法律分解成一种规则体系。他的论证如下：所有社会都有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与道德、比赛等相关的规则，也包括施加义务或责任的义务规则；后者可分为道德规则和法定规则（或法律）。由于上面指出的我们人类的若干局限，义务规则在所有社会都是必要的。法定规则可分成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前者禁止使用暴力、实施偷窃和欺诈，虽然人们很想去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他们要在比邻状态下共存则必须抑制自己不做这些事情。原始社会的规则通常就局限于这些施加义务的主要规则。随着社会日渐复杂，很明显就需要改变主要规则，裁判违规行为，并确认哪些规则真正属于义务规则。现代社会满足这三种要求的途径是分别引进三类次要规则：变革规则、裁判规则和承认规则。与主要规则不同，前两种次要规则一般情况下并不施加义务，而是赋予权力。然而，承认规则似乎确实施加了义务（主要针对法官）。我将在下文对这一点进行详述。

法律体系的存在要求对两个条件必须加以满足。首先，有效的义务规则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遵守；其次，官员必须认可变革规则、裁判规则，并且要“从内心”认可承认规则。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哈特否认奥斯丁的规则即命令的概念，也否认一种观念，即认为规则是仅存在于可观察的外部行为或习惯中的现象。相反，哈特让我们考虑规则的社会维度，即社会成员感知相关规则的方式，他们对规则的态度。这个“内心的”视角把规则和纯粹的习惯区别开来。

因而，用哈特的例子来说，下象棋的人除了有相似的习惯以同样的方式去移动王后外，对这种移动棋子的方式也有一种“批判的反思态度”：他们每个人都将此看做是所有下象棋的人奉行的标准。他们在评价其他棋手的时候表明这些观点，并在自己受到批判的时候承认这种批判的正当性。

换句话说，为把握规则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体验规则或评判规则的人的视角来对其进行审查。哈特还运用“规则”的概念来区分“被强迫”与“有义务”。当持枪歹徒问你“要钱还是要命？”时，你的服从是被迫的，但哈特说，你没有义务去服从——并没有规则对你施加义务。

在论述了主要规则的性质和目的后，哈特试图表明每个法律体系都包含三种次要规则。第一种他称为变革规则。这类规则推动对主要规则和某些次要规则（如下文的裁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变革。这种变革的程序由次要规则调整，这些次要规则授予权力给个人或团体（如国会或议会）以按照某种程序来立法。变革规则还授予你我权力来改变我们的法律地位（如通过立下契约、遗嘱等）。

其次是裁判规则，它赋予个人（如法官）对违反主要规则的情况进行判断的权威。这种权力通常还与惩罚作恶者或者强迫作恶者为恶行付出代价的一种后续权力结合在一起。

第三是承认规则，它被用来确立判别一个法律体系中的所有规则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如上所述，与其他两类次要规则不同，承认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施加了一定的义务：它要求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尤其是法官）遵循某种规则。哈特主张，仅当规则满足由承认规则所设定的标准时，它才成为法律体系中有效的一部分。哈特用巴黎的标准公尺棒（过去一公尺的权威标准）作比喻，认为承认规则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它既非有效也非无效，而是被公认为正确的标准。

按照哈特的说法，法律体系只有在有效的主要规则得到服从且政府官员认可变革规则与裁判规则时才得以存在。用哈特的话来说：

断言法律体系存在是一种“脸朝两面的”陈述，它既要注意普通公民的服从，也要指望官员认可次要规则作为公务行为严格的共同标准。

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你我无须认可主要规则或者承认规则；仅仅是政府官员需要从“内心的角度”来这样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哈特的回答如下：

应当存在一种对作为共同标准的某种行为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态度，这是必要的；在批判（包括自我批判）以及遵守模式的要求中展现其自身并且承认这些批判和要求是正当的，这也是必要的；所有这些通过规范性的术语“应当”“必须”“应该”以及“对的”“错的”而典型地表述出来。

规则的这种“内心”维度因而就把社会规则同纯粹的团体习惯区分开来。认可次要规则时，政府官员无须赞成它们。在一个不公正的法律体系中，法官会厌恶要求他们去适用的规则，但当他们认可这些规则时，就满足了哈特所说的法律体系存在的条件。

哈特承认，如果一个法律体系不能获得普遍的赞成，则它在道义和政治上都将遭到反对。但这些道义和政治标准并不被看成是“法律体系”这一概念的识别特征。一个法律体系的效力由此便独立于其实效。一个完全没有效率的规则也可以是一个有效的规则——只要它是源自承认规则。但作为一个有效的规则，这个规则所隶属的法律体系整体上肯定是有效率的。

法律即规范：汉斯·凯尔森

汉斯·凯尔森（1881——1973）在他复杂的“纯粹法理论”中就我们应如何理解法律详述了一种深奥而意义深远的观点。他强调，我们的做法应当是将法律理解成一种“应然”体系或者规范体系。凯尔森的确承认法律也包含由这些规范决定的法律行为，但法律的本质特征来自规范——包括司法裁决和法律业务（如合同和遗嘱）。甚至最一般的规范也描述人的行为。

受18世纪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影响，凯尔森承认我们只有运用实际上不“存在”的某种形式范畴（如时间和空间）才能理解客观现实：我们通过应用这些范畴来理解世界。同样地，我们要理解“法律”也需要借助形式范畴，比如基本规范——或者根本准则（Grundnorm），这个基本规范正如其名称所指的那样，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基础（参见下文）。凯尔森认为，与物理学或化学相比，法律理论也同样是一门科学。因此，我们需要去掉道德、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理论等杂质对法律的影响。凯尔森因而提出一种伦理净化的建议，有了这种净化我们的分析将直接导向制定法规范：“应当”（oughts）这一规范宣告，如果实施某种行为（X），则公职人员就会对违法者施加某种制裁（Y）。凯尔森的“纯粹”理论由此便排除了那些我们无法客观知悉的东西，包括法律的道德、社会或者政治功能。法律只有一个用途：对暴力的垄断。

凯尔森的规范概念蕴涵了某事应当如何或者应当发生的前提——尤其是个人应当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因此，“应当把门关上”这句陈述和红色交通信号灯二者都构成规范。但是，要成为有效的规范，一个规范还必须得到另一个规范的授权，后者相应地也必须得到法律体系中更高的法律规范的授权。凯尔森属极端的相对主义：他驳斥规范中存在着价值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所有规范对相关的个人或团体而言都是相对的。

政府通过制定规范确定我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促进。凯尔森认为，如果未能遵守这些规范，人们就会受到制裁，而制裁也是这些规范所规定的。因此，法律规范不同于其他规范之处就在于前者规定了制裁。法律制度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之上；法律规范的背后是暴力威胁。这就把收税员同抢劫犯区分开来。二者都要你的钱，换句话说，二者都要求你应当全部付清。二者都表现出一种意志的主观行为，但只有收税员的行为是客观有效的。何故？凯尔森说道，因为人们并未把抢劫犯强制命令的主观意图解释为其客观意图。为何不这样解释呢？因为并没有预设任何基本规范，根据这样的规范人们应当遵守这种命令。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抢劫犯的强制命令缺乏“持久效力，没有这种效力就不能预设任何基本规范”。这就表明了在凯尔森的理论中有效性与效力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予以探讨。

图7汉斯·凯尔森试图把伦理因素从法律理论中清除出去。

因此，凯尔森的法律制度模式是一连串相互连接的规范，这些规范从最一般的“应当”（如应当按照宪法规定来实施制裁）推进到最特别的或最“具体的”应当（如查尔斯负有契约义务为卡米拉割草）。在这种等级制度中每个规范都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那里获得其有效性。所有规范的有效性最终都建立在基本规范之上。

由于所有规范的有效性都依赖于一个更高的规范，这个更高规范的有效性又相应地依赖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我们最终就达到了一个不能再往前追溯的临界点。这就是基本规范，或者说根本准则。所有规范都源自这个基本规范并且在“具体性”程度上逐步增强，一国的宪法本身亦然。从定义来看，基本规范的有效性不可能依赖于其他任何规范，人们因而只能对基本规范进行预设。凯尔森主张，缺少这种预设，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律秩序。基本规范虽然存在，但只存在于“法学家的意识”中。它是一种假定，使法学家、法官或者律师对法律体系的理解成为可能。然而，对基本规范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顾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是否“在大体上”是有效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其效力。换言之，基本规范的有效性并不依赖其他的规范或者法律规则，而只是一种假定——为了纯粹性这一目的。因此它是一种假设，一种完全形式化的构造。

凯尔森用一个宗教上的比拟来阐明基本规范的性质，在这个例子中，父亲教导儿子去上学。对这一个体性规范，儿子答道，“为什么我应当去上学？”换句话说，他在问为什么他父亲的意志行为的主观意图就是其客观意图，即对他有约束力的规范——或者同样的意思：这个规范的有效性基础是什么？父亲回答说，“因为上帝命令儿女们服从父母”——也就是说，上帝授权父母可以对孩子们发出命令。儿子反驳道，“为什么人们要服从上帝的命令？”用凯尔森的话来说，儿子是在问为什么上帝意志行为的主观意图也是其客观意图，即一条有效的规范；或者说，这条一般规范的有效性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对于一个信徒而言，人们预设了任何人都应当服从上帝的命令。在信徒的思想中，为了给宗教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提供依据，就必须预设一条规范的有效性，上面的例子就是论述了这一点。这条预设的规范就构成一种宗教道德的基本规范，该规范是这种道德所包含的一切规范之有效性的根据——一种“基本的”规范，因为不能对其有效性的根据再提出质疑。这种陈述不是一种实证规范，即不是由意志的实际行为所设定的规范，而是在信徒的思想中预设的。

基本规范的设定旨在拥有两种主要功用。首先，它帮我们区分强盗的要求和法律的要求。换句话说，基本规范使我们能把一条强制性命令看作是客观有效的。其次，它解释了一条法律命令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所有有效的法律规范都可被解释成意图不矛盾的主题。

凯尔森对基本规范的表述如下：

强制性命令应当根据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以及按照宪法所创制的规范——所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得到执行（简言之，人们应当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事）。

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构造，基本规范并没有详细明确的内容。凯尔森认为，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主题。不能仅仅因为其规范的内容而否定一条明确的法律命令的有效性。

由于凯尔森主张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是其内部每条规范之有效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因此就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其法律通常得到遵守。在《纯粹法理论》一书中，凯尔森直接谈到这个问题：“每一条大体上得到实施的强制性命令都可被解释成一条客观上有效的规范性命令。”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法律是否实际上得到遵守或者被漠视？用凯尔森的话来说，我们如何检验法律是否“大体上”具有效力？许多人会说法律命令有无效力是一个有赖经验判断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见证或观察的。然而，纯粹法理论却不屑于这种“社会学”调查。

凯尔森也回避考虑法律为何具有效力的原因（其合理性、优良性等）。如果法律命令的有效性要求其基本规范具有效力，则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当法律体系的基本规范不再得到普遍支持时，法律就不存在了。这便是当一场革命成功后所发生的事情。凯尔森认为，现有的基本规范不再存在下去，并且一旦革命政府的新法得到有效执行，法学家就将预设一个新的基本规范。这是因为基本规范不是宪法，而是一种推定，即变化了的情势应当在事实上得到承认。

凯尔森的观点被一些国家的法院所援引，这些国家都经历过革命，其中包括巴基斯坦、乌干达、罗得西亚[1]和格林纳达。

法律即社会事实：约瑟夫·拉兹

对牛津哲学家约瑟夫·拉兹（1939——）的著述不适合作简单地勾勒。作为一个“强硬派”或者“排他主义者”领军人物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主张法律体系的特征和存在可通过诉诸三个要素来检验：实效、制度特性和渊源。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合法性不依赖于道德价值，法律被抽去了道德内容。如H.L.A.哈特这样的“温和”法律实证主义者则否认这种观点，并承认道德内容或价值可以作为有效性的一个条件被包括或结合进来。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结合主义者”。

然而，拉兹主张，法律是独立自主的：我们无须求助于道德即可确定其内容。法律论证则并非独立自主的，它是司法论证的一个必然和可取的特征。对拉兹来说，每部法律的存在和内容都可由对习俗、制度和法律体系参与者之意图的事实探究来确定。“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道德判断。这就将拉兹归入了“强硬”或者“排他”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之列。之所以“排他”，是因为我们将法律视为有权威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法律能以道德所不能的方式去指引我们的行为。换言之，法律维护着其自身所具有的一种优于所有其他行为准则的首要地位。法律是权威最终的源泉。因而，法律体系是有权威的规则中最精华的部分。正是这种对权威的主张成为法律体系的标志。

拉兹辨别出由法律实证主义者所坚持、受到自然法学家抨击的三项主要主张：

“社会命题”：法律可被识别为一种社会事实，与道德考量无涉。

“道德命题”：法律的道德价值既非绝对也非固有，而是视“法律的内容和法律所适用的社会环境”而定。

“语义命题”：规范性术语如“权利”和“义务”在道德和法律背景中的使用是不一样的。

拉兹只承认“社会命题”，其基础是确认法律体系的三个公认标准：其实效、其制度特性及其渊源。道德问题并不包含在这三个标准之中。这样，法律的制度特征便只是意味着根据法律和某些制度（例如立法机构）的关系来识别法律。任何事物——不管其在道德上是否被接受——只要不被这样的制度承认就不是法律，反之亦然。

拉兹实际上假定了一种更彻底的“社会命题”（“渊源命题”）来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本质。他证成渊源命题的主要理由是它解释了法律的一个主要功能：以某种方式来设定约束我们的标准，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不能以质疑该标准的理论基础作为不予遵守的托辞。

正是主要基于对社会命题的承认以及对道德命题和语义命题的否认，拉兹找到了理由来反对有一种服从法律的一般道德义务存在。为达到这个结论，拉兹批判了三种支持法律的道德权威的论证。首先，经常有人认为，要想如实证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区分法律和其他的社会控制形式，就要忽略法律的功能；并且，由于对功能的描述不可能以一种不带价值偏好的方式来进行，对法律功能的任何论述都必定包含道德判断——从而违反社会命题。拉兹认为，虽然法律确实包含某种功能，但他自己对法律功能的分析却是价值中立的。

其次，拉兹也不承认法律的内容不能由社会事实单独确定：例如，由于法庭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明显的道德考量，他们由此便在不知不觉地确定法律实际上是什么。尽管拉兹承认对道德的关注确实成为裁决的一部分，但他坚持认为这对任何一种建立在某种渊源基础上的体系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拉兹看来，这并没有确立反对渊源命题的个例。最后，人们有时会认为法律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遵从法治理想，即没有人能逾越法律，有人由此确信这表明法律的确是道德的。拉兹试图驳斥这一主张，他认为，遵从法治减少了行政权力的滥用，但并没有赋予法律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对拉兹来说，法治是一种消极的德行——权力擅断的风险正是由法律本身造成的。因而拉兹的结论是，即使在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中，也不存在服从法律的初步义务。

【注释】

[1] 津巴布韦的旧称。——译注

第三章

法律即解释

法哲学的基础在1970年代因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1931——）的思想主张而动摇。德沃金在1969年继H.L.A.哈特之后出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法律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法律理论的全面冲击——特别在英国更是如此，这种理论虽然备受争议却又有高度的影响力。不管人们在何时就有争议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展开辩论，德沃金的法律概念总是有相当强的权威，尤其在美国。无法想象对诸如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能、堕胎问题或者自由和平等的一般问题等所进行的任何严肃分析能不考虑罗纳德·德沃金的观点。他那建设性的法律视角既是对法律概念的深刻分析，也是一种有很强说服力的诉求，要求支持法律的不断丰富完善。

德沃金复杂深奥的哲学体系由许多部分组成，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论点，即法律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与传统的，也即实证主义者的理解并不一致，后者认为当法官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处理这一案件又没有任何法条或者先前的判例可适用时，他只能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根据他认为似乎是正确的答案来裁定案件。德沃金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并表明法官并不是在造法，而是在解释法律文件中已经包含的内容。

图8罗纳德·德沃金将法律看成是一个解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权利至高无上。

通过对这些文件的解释，法官就表达了其对法律体系所致力追求的价值的看法。

要理解德沃金的关键命题，即法律是“无漏洞的”体系，可考虑如下两种情形：

一个没有耐心的受益人意欲谋杀立遗嘱人。是否应当允许他有继承的权利？

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以频频微笑来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对手提出抗议。那么，朝别人微笑是否违反国际象棋的规则？

棘手案件

这两种情况都是“棘手案件”，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一种确定的规则来解决。这就使得法律实证主义者非常头疼，因为正如上一章讨论的，法律实证主义通常主张法律包含的规则是由社会事实决定的。然而在上述例子中，规则用尽了，只能通过一种主观的从而是潜在武断的判断来解决问题：这对律师而言无异于噩梦。

然而，正如德沃金主张的那样，如果与规则相比法律存在更多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本身找到答案。换句话说，诸如此类的棘手案件可以通过参考法律文件来作出裁决，无须超出法律范围而允许主观判断的介入。

上面提到的关于遗嘱的难题来自纽约州1899年里格斯诉帕尔默案的判决。遗嘱最终被有效执行，凶手如愿以偿。但是一个杀人犯能否继承遗产这一点并不确定：遗嘱继承规则并没有规定可适用的例外情形。杀人犯因而应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然而，纽约州法庭却宣判遗嘱继承规则的适用要受制于“不应当有人能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利”这一原则。因此杀人犯不能继承受害人的遗产。德沃金主张，这个判决表明除了规则外，法律还包括原则。

在第二个难题中，德沃金认为需要裁判员来决定微笑是否违反了国际象棋的规则。规则并不会说话。因此裁判员必须考虑国际象棋作为一种智力技巧比赛的性质；这种技巧比赛是否包含使用心理威胁？换言之，他必须找到一种答案能最佳地“符合”和解释国际象棋的惯例。对于这个问题，将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法官裁决一个棘手的案件时也同样如此。

本质使然，法律体系经常会产生诸如此类的有争议或者棘手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法官可能就需要考虑是否超越法律是什么的严格字面意义来确定法律应当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德沃金致力于研究一种解释程序，在这种程序中，类似于道德主张的论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的解释维度是德沃金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他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抨击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法律实证主义提出的法律与道德相分离是不可能的。

因而对德沃金而言，法律不仅包括哈特所主张的规则，而且还包括德沃金所称的非规则标准。当法庭必须裁决一个棘手的案子时，它就要利用这些（道德或者政治的）标准——原则和政策——来作出最后的判决。不存在任何承认规则——如哈特所述和上一章所讨论的——来区分法律和道德原则。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决定不可避免地要依赖道德——政治上的考量。

德沃金对法律论证的构想经过两个发展阶段。首先，他在1970年代主张法律实证主义未能解释法律原则在确定法律是什么这一点上的重要性。到了1980年代，德沃金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论点，认为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的现象。该观点有两个主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主张，要确定在某个特定的案件中法律的要求，这就包含了一种形式的解释性论证。例如，声称法律保护我的隐私权不受《每日传言》的侵扰就等于推断出需要某种解释。第二个前提是解释总是伴随着价值评判。如果这是正确的，就几乎敲响了法律实证主义者道德法律相分离命题的丧钟。

因此，法官就会利用原则来处理棘手案件，这些原则包括他自己对政治制度体系及其本人所处的社群决议之最佳解释的见解。他必须要问，“我的裁决能否成为证成整个政治法律体系的最佳道德理论的一部分？”每一个法律问题都只能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法官有义务去找到这个答案，当他的答案最符合其所处社会的制度和宪政历史时，在这种意义上，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的，就是在道德上能得到证成的。所以法律论证和分析就是“解释性的”，因为法律论证和分析试图给法律实践赋予一种最佳的道德意义。

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其关键根据在于他所关注的法律应当“认真对待权利”。权利优先于诸如社群福利等其他考量。正如哈特所称，如果一个棘手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法官的个人看法、直觉或者强判断力的运用，那么这将严重危及个人权利。我的权利就会仅仅从属于社群的利益。相反，德沃金主张，我的权利应被认可为法律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理论为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比法律实证主义所能提供的更强的力量。

德沃金在他那本著名的巨著《法律帝国》中发起了对“传统主义”和实用主义大规模的批判。前者主张法律是社会传统的一种功能，因此法律是指一种法定的传统。换句话说，传统主义声称法律不过是存在于某些传统（如高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约束力）中。传统主义还把法律看成是不完善的：法律存在着“漏洞”，因此法官就用其个人偏好填补这些漏洞。换句话说，法官运用了一种“强判断力”。

德沃金认为，传统主义对法律的论述既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对立法程序的说明，也未能足够有力地维护个人权利。在德沃金“作为整体的法律”的视角中（见下文），法官必须把自己想象成是普通法链条中的一个创造者，而非像传统主义者声称的那样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道德或者政治信念，甚至也不是在表达那些他认为立法机构或大多选民会赞成的信念。正如德沃金所说：

法官知道其他法官已经对涉及相关问题的案子作出裁决，虽然这些案子不完全和他现在处理的案子一样；他必须把这些裁决想象成一段漫长历史的一部分，他必须按照他自己关于如何使这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尽可能最好的判断，解释并延续这段历史。

按照德沃金的说法，实用主义者对过去的政治决议证成国家的强制力这一观点采取了一种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认为这种强制力的正当性在于法官行使该强制力的公正性或者效率或者其他美德。这种观点未能认真地对待权利，因为它只是工具化地对待权利——权利本身没有任何独立的存在价值：权利仅仅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手段而已。实用主义者相信这样一种主张，即法官确实在作——而且应当作——任何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最有利于社群未来的裁决，他们并不认为仅仅为保持一致而与过去保持一致有价值。

只有德沃金所说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见下文）为国家行使暴力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正当理由。他告诉我们，法律帝国“并不是由领土或权力或程序，而是由态度界定的”。换句话说，法律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向政治表达主张。它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因为它试图改善我们的生活和社群。

原则和政策

德沃金在对司法功能的论述中要求法官把法律看成一张无缝隙的网，除了法律以外不会再有法律存在。而且，与法律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法律中也不存在任何的漏洞。法律和道德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开的。因此不可能存在着上一章所述的所谓确认法律的承认规则。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联合，这个观点也并未提供一个严密的模式，因为它遗漏或者至少疏忽了原则和政策的重要性。

德沃金认为，虽然规则“要么无所不能，要么一无是处”，原则和政策却有其“重要性或重要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规则适用并且有效，法官就必须根据这个规则的指示来作出裁决。另一方面，原则提供了以一种特殊方式来裁决案子的理由，但并不是决定性的理由：法官必须根据体系中的其他原则来进行权衡。

原则与政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作为一种标准被遵守的原因在于正义或公平或者道德的其他一些维度，而非因为它会促进或确保经济、政治或社会状况”。“政策”则是“那样一种标准，它确立起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目标通常是改善社群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面貌”。

原则描述的是权利，政策描述的是目标。但是权利是“王牌”。与社群的目标相比，权利有一种“门槛的重要性”。权利不应受到与之相冲突的社群目标的压制。德沃金认为，每一个民事案件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原告是否有胜诉权？”社群的利益不应当掺杂其中。因而，民事案件是按照原则来裁决的，并且也应当如此。即使一个法官似乎在提出政策作为论据，我们也应当认为他是在诉诸原则，因为他实际上在决定着社群成员的个人权利。因而，假如一个法官诉诸公共安全之类的理由来证成某种抽象权利，这应当被理解成是在诉诸一些人相冲突的权利，这些人的安全感会因为这种抽象权利的具体化而丧失。

在一个“棘手的案件”中——如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的行凶受益人（见前文）——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法官必须适用规则以外的标准。理想的法官——被德沃金称为赫拉克勒斯——必须“构建一个由抽象和具体的原则构成的系统，从而为所有普通法判例提供一个连贯有序的正当理由，并且，为使这些判例能得到原则的证成，也需要创设一些宪法原则和法定原则”。当法律文件允许一种以上的连贯一致的解释时，赫拉克勒斯将按照最符合其社群的“制度历史”的法律和正义理论来裁决。

如果赫拉克勒斯发现一个先前的裁决不“符合”他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怎么办呢？假如这个判例是由一个高级别的法院作出的，而赫拉克勒斯无权否决这个判例，结果又会如何呢？德沃金称，赫拉克勒斯可以将这个判例看成是一个“内含的错误”，然后把它限制为只具有“制定力”。这意味着它对将来案件的影响只能局限于其精确的字面措辞。然而，如果一个在先判决既没有被否决也不被认为是一个内含的错误，它就会产生德沃金所说的“重力”，即它所施加的影响将不限于其真实措辞：它将诉诸类似案件相似处理的公平原则。

德沃金声称，关于法律效力标准的论据严重削弱了传统主义（或法律实证主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法律实证主义者通常满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承认规则规定了X是法律。这样，一条规则的由来和发展过程就决定了它的效力。但德沃金却认为，法律效力的基础不能仅由承认规则中所蕴涵的标准来决定。这就构成了德沃金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语义学之刺”：法律实证主义者关于法律的争论实际上是针对“法律”这个词的内涵的语义争执。

然而，德沃金认为法律效力的概念并不仅限于按照承认规则所进行的法令公布。语义学理论对一种主张表示了质疑，这种主张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标准，它能穷尽准确应用法律概念的所有条件。德沃金认为，这些理论错误地假定，除非存在着决定我们的诉求何时有效的标准，否则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分歧，即使我们无法准确说明上述标准的内容。

自由主义

德沃金的权利论建立在一种自由主义理论之上，这种理论源自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必须平等待民”。政府不能要求任何公民作出某种牺牲或对他们施加某种限制，这种牺牲或者限制是公民不可能接受的，除非他们放弃平等价值观。德沃金对政治道德的分析包含三个部分：“正义”“公平”和“程序性正当程序”。“正义”包括理想的立法者认可的个人权利和集体目标两方面，这样的立法者致力于以同等的关切和尊重来对待公民。“公平”是指在作出影响公民的决定时保证所有公民发挥大致平等作用的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涉及决定公民是否违反法律时的正确程序。

以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德沃金多次抨击诸如以刑法强制执行私德的做法、财富是一种价值的观念以及声称“积极歧视”不公平的说法。

德沃金的目的是要“阐释一种法律的自由理论并为之辩护”。这也是他抨击法律实证主义、传统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所有这些理论都未能提供对个人权利最充分的辩护。只有“作为整体的法律”（见下文）才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辩护，从而能与工具主义就个人权利和一般自由提出的主张相抗衡。德沃金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的、也是有争议的组成部分是它所主张的法律与文学解释的密切关系。德沃金认为，当我们试图解读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努力按照某种特定方式来理解它。我们设法精确地描述著作、电影、诗歌或者图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想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确定作者的意图。为什么亨利·詹姆斯要选择描写这些特殊的人物？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回答这类问题，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努力去给出一个对小说最佳的说明。

德沃金认为，法律像小说或者戏剧一样，也需要解释。法官就像对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进行解释的人。他们承认自己所负的保持而非抛弃其司法传统的职责。他们因此提出了对自身在这种传统内的职责所作的最具建设性的解释理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直觉。因此我们应当把法官想象成是参加连环小说创作的作者，每个人都要为小说写一章新的内容，而下一个作者则接着这一章开始写。每个小说家都试图用前面的章节构造一部独立的小说；他竭力去书写自己的那一章，这样最后的结果会连贯一致。为实现这一点，就要求他对故事的进展程度有洞见：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流派和总体叙述目的。他会设法在持续的创作中找到作品的意义，并找到一个能够证成的最佳解释。

作为整体的法律

作为一个对法律的前述章节作建设性解释的人，赫拉克勒斯这个超人法官将赞成对法律的概念所作的最佳说明。在德沃金看来，法律概念的最佳说明存在于他所称的“作为整体的法律”。这迫使赫拉克勒斯去探究他对法律的解释是否能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能证明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什么是“整体”？德沃金对其重要成分作出了如下描述：

作为整体的法律全心全意地承认法律和法定权利……它假定法律的约束有益于社会，这种益处的实现不仅仅是通过提供一种可预测性或者程序公平，或者仅是以某些其他工具性方式惠及社会，而是通过保护公民之间的一种平等来使其所在的社群更加真诚，并改进其行使政治权力在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它主张权利和责任产生于过去的裁决，因而被认为是合法的，不仅当权利和责任由这些裁决清晰地表达出来时是如此，而且当它们源自由裁决以证成的方式预设的个人和政治道德原则时也是如此。

强制力的集体运用，只有在一个社会承认整体性是一种政治美德时才能得到辩护。这使其得以证成行使暴力垄断权的道德权威。整体性同样是防御偏私、欺骗和腐败的安全措施。它确保法律被理解为属于一种原则问题——平等对待社群的所有成员。简而言之，它是构成自由社会本质的价值和法治（或像德沃金现在所说的，“合法性”）的混合体。

我们为什么重视法律？我们为什么敬重那些坚持法律的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称赞他们对那些表现法治国家特点的政治美德的遵守？德沃金在其最新一本著作中提到，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虽然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值得称赞，但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价值是由合法性来实现的。对法律的道德合理性的关注是德沃金法哲学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这建立在一个相当不严密的“社群”或“社团”概念的基础之上。

一个认可整体性的政治社会变成社群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主张使用强制力的道德权威。整体性要求公民之间实现一种互惠，并要求承认他们之间“连带义务”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社群堪称真正的而非仅仅是一个“刚够格”的社群，它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真实的义务。这种情况发生于该社群成员认为他们的义务是特殊的（即适用于特定的群体）、个人的（即在成员间流转），并且建立在对所有人的福利予以同等关注的基础之上。当这四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刚够格”社群的成员就获得了一种真正的社群义务。

德沃金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建构在关于一个真正社群的概念之上。他认为，政治义务是连带义务的一种例证。要产生政治义务，一个社群必须是真正的社群。只有支持整体性观念的社群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道德上合理的连带社群，因为其选择涉及到义务而非赤裸裸的暴力。

司法功能与文艺评论程序的比较着重强调了法律的积极一面以及法官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德沃金的作为原则联合体的政治社群是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概念。这种情境很少有社会能实现，但人们希望很多社会能追求这样一个目标。

第四章

权利和正义

法哲学如果不对权利和正义这样的基本概念进行审视是难以想象的。权利——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道德上的——贯穿法律和法律体系始终，因此是法学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正义理念则既是国内法体系所宣扬的一种美德，也由于其对普世性的主张而追求超越法律本身。

个人和集体现在动辄主张他们享有对几乎任何事物的权利，并且很熟练地声称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少数群体权利以及一般公民权利问题上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国家制定的权利法案都对法院施加了新的义务，要求他们承认那些或明或暗地得到保护的权利。

什么是权利？我所享有的得到法律承认的权利和我认为我应当享有的权利之间有没有区别？个人要求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权会产生什么问题？当某些权利——比如劳动权利或者受教育的权利——的实现要求相当大的财政支出时，坚持这些权利是否合适？

虽然法律理论努力寻找答案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但其主要任务还在于阐明权利的概念并逐渐构建出一些理论来证明或解释权利的本质以及如何协调各种互相冲突的权利。

有两种主要的权利理论。第一种被称为“意志”理论，主张当我有权做某事时，得到有效保护的是我做或者不做这件事的选择权。它强调的是我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二种理论被称为“利益”理论，主张权利的目的是去保护我的某种利益，而非个人的选择权。它通常被认为更好地说明了享有某种权利意味着什么。

赞成后一种理论的人提出了反对“意志”理论的两点理由。首先，他们驳斥权利的本质就是有权免除他人的责任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法律有时虽然没有消灭我的实体权利，但还是限制了我弃权的权利（比如，我不能同意谋杀或者通过订立契约转让某种权利）。其次，在实体权利和执行权利之间存在着区别。因而很显然小孩子没有放弃这些权利的能力或选择权，但他们认为如果因此说小孩子没有任何权利则是非常可笑的。

霍菲尔德

任何对权利的分析，出发点通常都是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1879——1918）作出的著名分析。他试图阐明，“X有权做R”这个命题可指如下四件事之一。首先，它可以指Y（或者任何其他人）有义务允许X去做R；这实际上就意味着X对Y有一种请求权。他把这种请求权称为只是一种“权利”。其次，它可指X可以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Y对X不负任何义务。他把这个称为“特权”（尽管通常被描述为“自由”）。再次，它可指X有能力（power）去做R；X只是自由地去做某个行为，这个行为改变了法定的权利义务或者一般的法律关系（比如出售其财产），而不管他有没有请求权或者特权去这样做。霍菲尔德在此意义上称其为“能力”。最后，它可提示X不必遵从Y（或者任何人）的权力去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他把这个称为“豁免权”。

霍菲尔德认为，这四种权利中的每一种都有“相反方”和“对应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下面方框所示。

换言之，用霍菲尔德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X享有某种指向Y的权利，即Y不得进入X的土地，则对应的（也即相当于）是Y有义务避开X的土地。特权的相反方是义务，其对应方则是无权利。因此，虽然X有权利（或者请求权）要求Y不得进入他的土地，X自己则有进入土地的特权，或者换言之，X并没有义务避开。

霍菲尔德主张，请求权（即通常意义上的权利）是与义务严格对应的。说X享有某种请求权就是说Y（或其他人）对X负有某种义务。但是说X享有某种自由并不等于说任何人对他承担某种义务。因而，如果X有戴帽子的特权（或自由），Y对X并不承担义务，而是没有权利要求X不戴帽子。换句话说，自由的对应方是无权利。同样地，能力的对应方是责任（即对某人的法律关系被另一个人改变承担责任），豁免权的对应方是无能力（即无力改变另一个人的法律关系）。

这种分析非常有影响力，尽管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霍菲尔德的所有四种权利（用现代的话语来说，通常被称为请求权、自由、能力和豁免权）都是指向某个或某些特定人的权利。但如果说只要我承担某种义务，其他人就享有某种相应的权利，这看起来并不正确。反之亦然。如果你（或者其他人）不享有某种权利，我是否就真的不可能承担某种自己应该去履行的义务？例如，刑法对我施加了某种义务（比如说，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但我履行这些义务时，并没有特定人享有一种对应的权利。这是因为有可能存在着做某事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不是对某个人承担的。例如，警员有明确的义务告发罪犯，但他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个人承担这种义务，因而，这也就不会使任何人产生权利。

即使人们对某个人负有做某事的义务，这个人也不必然就享有任何对应的权利。例如，教师对其学生有一定的义务，但这并不必然赋予学生任何权利。同样，我们承认对婴儿或动物有某种义务，但许多人会主张这并不能得出婴儿或动物享有权利。相反，建立在对应性基础上的权利理论有一个好处，即某种权利，比如就业权的主张者必须确定谁有义务为他找到工作！

权利理论

我们生活在权利时代。人权、动物权、道德和政治权利在公共辩论中起着主要作用。但除了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一些道德和法律哲学家采取的理论要么是以义务为基础，要么是以目的为基础。三者的区别值得关注，这种区别可阐明如下：你反对酷刑，因为这会给受害者带来痛苦（这是以权利为基础），或者是因为酷刑贬损了施刑者的品质（以义务为基础），或者你可能认为酷刑只在影响了当事人以外的人的利益时才是不可接受的（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基础）。

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律理论立基于其权利命题之上（参见第三章）。权利是王牌。获得平等关注和尊重的权利对人的尊严和公平社会来说是最基本的。平等被赋予了优于自由的地位，平等权利理想在许多社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以回想一下美国195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瓦解。借助建立在相对简单的人类平等概念基础上的法律和道德论证的力量，宪法变革已经完成。

图9非洲民族会议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经过27年的监禁生涯后被释放。这是他被释后不久与本书作者在一起。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曼德拉对推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作出的贡献，使其成为与不正义作斗争的国际典范以及建立法律面前的自由平等制度的斗士。

人权概念在当代政治法律论争中占突出位置。收听或收看新闻或者展开一份报纸，人权问题无处不在。人权概念依赖于这样一种主张，即我们每个人作为人，不管种族、宗教、性别或者年龄如何，都享有一些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仅仅是由于我们属于人类这个群体。这些权利是否得到法律承认并不重要，他们是否源自一种“更高”的自然法也同样无关紧要（参见第一章）。

联合国在纳粹大屠杀后通过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7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普遍人权观及人权保护所作的贡献。

图10在美国，呼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运动是漫长而痛苦的。多种形式的种族偏见被付诸行动，在美国南部则产生了最暴力的形式：1889至1918年间，2，522个黑人被以私刑处死，其中包括50名妇女。

人权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人权大多是消极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由17、18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和密尔发展形成（参见第一章）。这些权利的消极性是指它们通常禁止干预权利持有者的自由。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规定立法机构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是非法的。

第二代人权主要包括积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比如受教育权、获取食品或者医疗服务的权利。第三代人权主要是集体权利，这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八条已有所体现，该条宣布“人人有权享受本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可得全部实现之社会及国际秩序”。这些“连带性”权利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权利，分享地球空间、科技信息并从中受益的权利（这对第三世界国家尤为重要）以及享受健康环境、和平和人道主义灾难救济的权利。

正义

人们通常将法律等同于正义。法院被叫做“正义的法院”（courts of justice），他们的建筑大楼上异常醒目地刻着这几个字或者饰有代表平等和公平的象征物。政府设立“正义”的部门（ministries of justice）来监督法律体系的运行。嫌疑犯不再是受到指控或者起诉，而是被“送交法院审理”（brought to justice）。但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法律有时也会偏离正义。更糟糕的是，法律甚至可以成为不正义的帮凶，如纳粹德国或者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虽然在道德社会里，法律会追求正义，但把二者相提并论却是错误的。

任何情况下，正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对正义主题的探讨大多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开始。亚里士多德认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根据其不平等的比例区别对待就是正义。他还区分了“矫正”正义（矫正一方对另一方犯下的错误）和“分配”正义（试图根据每个人应得的程度给予其应得的一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分配正义是立法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正义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稍微清晰些的指点。《民法大全》是在罗马皇帝查士丁尼（482——565）的命令下编纂的民法典。其中正义被解释为“给予每个人其应得之物的永恒不变的意志”；“法律规则”被界定为“诚实地生活、不去伤害他人并给予每个人其应得之物”。这些表述尽管相当笼统，但确实至少包含了任何正义观都具备的三个重要共同特征：首先，它表明了个体的重要性；其次，它表明个人应当受到始终如一地无偏见对待；再次，个人应当受到平等对待。

作为正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不偏私的重要性经常以具体的形象得到描述。如正义和法律女神西弥斯，她总是一只手抓住一把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架天平。剑象征着占据司法职位者的权力；天平则象征着中立和不偏私，这正是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在16世纪，艺术家们把她描绘成眼睛被蒙起来，以强调正义无视外物：正义拒绝任何压力或影响。

我们在寻求一个满意的正义概念时，平等看起来是有帮助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等情况区别对待的处理原则具有某种吸引力，但前提是我们能在用以区分个体的相关依据方面达成一致，这些依据在客观上应该可以被确定。其中一个依据也许是他们不同的需求。伊丽莎白富有，詹姆斯贫穷。一个公道的人会反对提供财富给詹姆斯而非伊丽莎白吗？也许有人会反对，如果詹姆斯贫穷是他自己肆意挥霍和铺张浪费造成的话。需求原则因而并非没有缺陷。

图11通常所说的正义女神戴着眼罩，一只手拿着天平，一只手握着长剑。图中雕像矗立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之上。

那么应得原则又如何呢？正义能否由个人的应得份额体现出来呢？人们经常说某个人得到了他“正好应得的”，表明由于多丽丝工作努力，所以她比鲍里斯晋升快是应当的。但鲍里斯可能缺少多丽丝那样的干劲，因为他还得养家糊口，身体上的疲惫妨碍了他对工作的投入。由于他对压抑的家庭困境缺乏完全控制能力，因此把正义建立在应得的基础上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不正义！

个体之间的正义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比来自社会正义的挑战更易于应对：后者面对的是如何建立起社会和政治制度来公平地分割蛋糕。对正义问题的现代论述倾向于关注社会如何能够最公平地分配社会生活的负担和利益。其中一种特别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以及它的现代变体——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本章以下内容将主要探讨这种研究正义的方法。之后，我将简述约翰·罗尔斯著名的“正义即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功利主义

根据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正义存在于幸福的最大化。最有名的是杰里米·边沁（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研究过他的实证主义理论）的主张，认为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力求快乐、避免痛苦，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构建社会，以实现趋乐避苦：

自然使人类臣服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痛苦和快乐的统治。正是痛苦和快乐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同时决定着我们将会做什么。一方面是对错标准，另一方面是因果之链，都系于痛苦和快乐的宝座……功利原则承认这种制约关系，并假定这种制约关系是整个制度的基础，该制度的目标是要用理性和法律之手来建构幸福的经纬。试图质疑这一点的制度沉溺于传闻而非理智，惯于反复无常而非理性判断，总是暗箱操作而非光明正大。

因此，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我们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使我们快乐还是悲伤？边沁认为，通过应用一种“幸福计算法”，我们可以检验任何行为或者规则的“幸福因子”。功利主义关注行为的结果，因此被描述为“结果主义”的一种形式；结果主义要与伦理学中的义务论体系区分开来，义务论认为行为的对错在逻辑上是独立于其结果的——“即使天塌下来也要伸张正义！”是义务论高呼的一个口号。

我们要注意到功利主义可分为“行为功利主义”（根据行为本身的结果好坏来判定行为的对错）和“规则功利主义”（根据规则的结果善恶来判定行为的对错，这条规则规定人人在相似的情况下都应当采取这个行动）。这一点区别非常重要。

一般而言，对功利主义的探讨主要关注“行为功利主义”，尽管法学理论家经常诉诸“理想的规则功利主义”，即根据某条规则的善恶来判定行为的对错，如果这条规则得到遵守，就会比遵循支配着同一行为的其他规则产生更好的结果。这种规则功利主义在一些情况下有着明显的优势，比如当法官要对是否应当判给原告损害赔偿金作出裁决时，显然他必须忽视其判决对特定被告所造成的结果。

现代功利论者倾向于把边沁那种快乐主义的行为功利主义模式看得非常古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模式区分了高级和低级的快乐——意味着快乐是善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除了快乐与否外，善还取决于经验的品质。然而，密尔的功利主义模式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这也许是因为边沁和密尔似乎用他们自己的喜好来取代了他们认为人们应当有的喜好。

因此，当代功利论者会探讨使人们在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方面实现最大化；我们应当努力满足人们的喜好。这样做的可取之处在于不强加任何不考虑个人选择的“善”的观念：你可以喜欢足球胜过福柯，或者喜欢摩城唱片公司的音乐胜过莫扎特。但这种态度也为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扰，具体见下文。

评估我们行为的结果

我困在一个荒岛上，和我一起的只有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这个人在他临死前委托我把10，000美元转交给他的女儿丽塔，如果我能设法回到美国。我答应了他。当我获救后，我找到了丽塔，发现她住在一幢大厦里；她已经嫁给了一个百万富翁。区区10，000美元对她现在的经济状况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否应当转而把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作为一个功利论者，我要考虑我行为的可能后果。但后果是什么呢？我必须把违反允诺的后果和将这10，000美元捐给一家动物福利慈善机构的好处进行权衡。我坚守允诺会比违反允诺有更好的结果吗？如果我违反诺言，那么我也不大可能会遵守我许下的其他诺言，同时其他人也可能会被怂恿随随便便地对待遵守诺言问题。换句话说，我必须竭力去计算我的选择可能导致的所有后果。但是，一个非结果主义的康德主义者会声称我之所以应当把钱交给丽塔是因为我已经答应这么做了。指导我行为的应当是一个不容质疑的过去的事实：我的诺言，而非某些不确定的将来的结果。我也许会回答说，我的确考虑我许下诺言这个过去的事实——但仅在它对我把钱给慈善机构而非给丽塔这个行为的总后果有影响的限度内考虑。我也许还会说，认为我有义务去遵守每一个许下的诺言，这种主张是荒唐的。

功利主义用合意的可感知的人类幸福观取代道德直觉作为正义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功利主义理论一直以来都遭到很多人的抵制，这些人认为它没能认识到“人的分化性”。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只把人看成是手段而非本身就是目的，至少纯粹的功利主义是这么看。他们还声称，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孤立的个体仅仅在为人们找到价值提供途径或定位上具有重要性。

其次，功利主义的反对者还认为，功利主义的观点尽管平等对待个人，但事实上只是把个人看成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作为人所具有的价值，而是作为快乐或者幸福的“体验者”所具有的价值。再次，批评家质疑为什么我们应当只把快乐或者幸福总量的增加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道德目标，并认为这与对幸福、福利等进行分配的所有问题无关。

对功利主义的第四种批评意见声称功利主义者所用的类比——理性个体为了以后的满足而审慎地牺牲当前的幸福——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类比把我的快乐看成可以被他人的更大快乐所取代。有人对功利主义所给出的最核心假定提出了批评：我们为什么应当试图满足人们的欲望？某些欲望，比如虐待动物，不值得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在任何场合下不都是受到广告的操纵？若如此，我们能否从我们“被控制的”偏好中分离出“真正的”偏好？还有，对功利主义者来说，试图说服个人喜欢德沃金胜过杜沃[1]音乐可以接受吗？若能接受，我们如何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如果我们回答说是功利原则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这难道不是在暗示幸福计算法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想要的，而且还包括将来某一天我们在被说服或者接受再教育后决心想要的东西？

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者是在用“善”来定义正当。这就意味着功利主义理论从“善”（如幸福）的观念开始，然后得出结论：只要能使“善”最大化，一个行为就是正当的。

我们是否任何时候都应当努力使福利最大化？有人认为公正地分配福利更重要。批评家批判的另外一点是很难计算人的行为后果：我们如何能事先知道我们计划去做的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计算行为结果又（能）算到将来多久为止？

试图把我的快乐与你的痛苦进行比较显然存在着很多困难。同样，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法官或立法者很少会觉得在两种或更多的做法中进行选择是件易事，也很少会觉得在多数人的幸福和少数人的不幸中作通情达理的平衡轻而易举。

法律的经济分析

和功利主义一样，支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人认为我们每天的理性选择应当成为社会公正的基础。这种理论主张，我们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欲望的满足最大化——如果这意味着要付出某种代价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乐意这样做。换句话说，如果我非常想要一部法拉利，我就会乐于筹钱来购买。

这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快乐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法学家兼法官理查德·波斯纳（1939——）。虽然他否认自己赞成功利主义的立场，但波斯纳主张很多普通法似乎都可以解释为法官是在努力使经济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许多法律规则的建立都是着眼于在司法中努力实现最高效的结果，虽然人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波斯纳认为，法官经常通过选择一个将会最大化社会财富的结果来裁决棘手的案件。波斯纳用“财富最大化”这个词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下，善和其他资源都在最重视它们的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了拥有这些资源愿意也能够付出更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你以五美元的价格买到我这本书的复制本。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十美元。这样你的财富就增加了五美元。同样地，波斯纳认为当社会上所有资源的分配能使每个人交易的总额都尽可能高时，社会财富就最大化了。波斯纳认为，这正是社会应当追求的。

波斯纳和他所属的所谓芝加哥学派认为，经济因素解释了若干法律规则的发展。例如，在有关过失的法律中，责任的确定通常取决于哪种方式最经济高效。普通法的方法是在从事互动行为的人之间分配责任，从而最大化行为的共同价值，或者说，最小化行为的共同成本。这一点的实现或通过重新定义财产权利，或通过设计一种新的归责准则，或通过对契约权利的认可。波斯纳照此方式分析了普通法的若干方面。

阅读波斯纳的长篇巨著确实要求对经济学理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特别地，他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效率概念，尤其是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检验。前者（根据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命名）描述了一种状态，对这种状态的任何改变都会使至少一个人较改变前情况恶化。当获益者所得价值的增长超过失利者的损失时，这种变化就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效益。二者都是根据付出代价的乐意程度来衡量的。波斯纳还应用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此概念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把一美元给一个穷困的乞丐会对他的财产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是否给他一美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著名的科斯定理（根据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命名）假定了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下，有一种结果是最“有效率”的。具体的例子可参见第68页方框中描述的情形。

然而，现实生活也许比这个简单的例子所说的要复杂得多。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某些成本。科斯定理最直接的形式也许可以表述如下：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有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而不管法律规定如何。

上面说的和正义有什么关系呢？它假设了财富的一种初始分配，这种分配可能完全不公平。“效率”是一种维持不平等现状的手段。换言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否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增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意识形态偏好呢？

也许更根本的问题是，财富的最大化真的等于正义吗？财富最大化是否真的是一种价值——自足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以致一个社会会认为牺牲正义也值得，这是令人怀疑的。许多人怀疑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是否真的会改善社会，或者指出我们的欲望比波斯纳所主张的要复杂得多。

正义即公平

约翰·罗尔斯（1921——2002）的《正义论》被广泛认为是一本绝世之作。该书详述了正义即公平的概念，并理所当然地[2]成为当代讨论正义问题所关注的焦点。

正义即公平的概念初看上去也许会让你感觉是老生常谈。然而，罗尔斯在拒绝将功利主义作为确定正义的一种方法时也就拒斥了不平等这个概念——即使不平等确保了福利的最大化。他认为，福利并不关乎利益，而是关乎“社会基本善”，包括自尊。罗尔斯尤其强调正义问题优先于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认为某种幸福是正义的我们才能判断它是否有任何价值。在了解酷刑的实践本身是否正义之前，我们如何能知道汤姆从酷刑中得到的满足应不应当被认为有价值？换言之，功利主义用善来定义正当，而罗尔斯则认为正当优先于善。

一家工厂排放的废气弄脏了附近五户居民晾在户外的衣服。如果没有任何补救措施，每户居民就要遭受75美元的损失，加起来总共375美元。废气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避免：或者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过滤器，这个方案所需成本为150美元；或者给每户居民提供一个电动滚筒式干洗机，所需成本为每户50美元。比较高效的解决方案是安装过滤器，因为它只需花150美元就能消除总共375美元的损失，比买五台电动干洗机要便宜，因为五台干洗机需要花250美元。如果把享有清洁空气权赋予居民或者把排污权赋予工厂，结果是否会更高效？如果是前者，工厂有三种选择：排污并支付375美元的赔偿金、安装150美元的过滤器或者购买总价250美元的五台电动干洗机给居民。工厂自然会安装过滤器：这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如果存在排污权，居民也有三种选择：忍受375美元的集体损失、花250美元买五台干洗机或者花150美元买过滤器给工厂。这样，居民也会选择买过滤器。因此不必考虑法律权利的分配就能实现一种高效的结果。

这种假设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居民为与工厂磋商而集合起来不会蒙受损失。科斯把这种情况称为“零交易成本”。

该书第一章谈到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理论就是植根于这些永恒的理念。在《正义论》中，他的构思所展现的目标是要把社会契约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罗尔斯认为，我们不应把原始契约看成是人们为进入某个社会或者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而达成的契约，而应认为原始协定的目标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是试图增进其自身利益的自由理性的人们会在平等的初始状态下认可的，它们将被视为明确规定了人们进行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调整着所有更进一步的协定，并规定了社会合作的类型以及能被建立起来的政府的形式。罗尔斯把这种处理正义原则的方式称为正义即公平。

图12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尔斯强调需要区分人们对正义的真实判断与他们主观、利己的直觉。对二者间不可避免的区别必须加以调整，调整的方式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判断从而最终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经过思考的直觉与我们深思熟虑的原则协调一致。这种状态就是“反思的平衡”。

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想象的图景：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在“无知之幕”的遮盖下讨论着正义诸原则。他们不知道彼此的性别、阶层、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每个人都代表了某个社会阶层，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强还是弱，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国家或时期。他们只对科学和心理学的准则有一定的初步了解。

在这种几乎全然不知情的状态下，他们被要求全体一致地选出一些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将规定他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生活于世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受到理性自利的驱动：每个人都寻求那些可以给他或她（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最大的机会来实现其选择的良善生活之设想的原则。由于被隐去了个体特征，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中的人们会选择一种“最大化最小值”的原则，这个原则通过罗尔斯本人给出的损益表得到了说明（此处对该表作了轻微改动）。

我现在需要从一些可能发生的经济状况中进行选择。假设我选择D1，且C1发生了，那么我将损失700美元；但如果C2发生的话，我将获得800美元；如果我实在幸运碰上C3发生了，我将获得1，200美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D2和D3两种决定下。因此，获利的情况g要依赖个人的决定d和经济状况 c。[3]这样，g就是d和c的一个函数。或者，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就是g=f（d，c）。

我将如何选择？“最大化最小值”原则要求我们应当选择D3。这时，我可能遭遇的最坏状况是获利500美元。这显然比另外两种选择下的最坏状况（此时我要损失800或700美元）要好。

在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原初状态中的人们作为理性的个体也将选择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确保当人们揭开无知之幕时，自己所处的最坏状况是所有可选择情形中最有利的。换句话说，我将选择的原则是，如果我恰好最终处在社会秩序的最底层时那些对我最有利的原则。类似地，罗尔斯认为，原初地位中的人们会选择如下两个原则：

［1］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享有一系列最广泛的基本自由，这种自由与其他所有人所享有的类似基本自由并不矛盾。

［2］我们应这样安排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这种不平等：

（a）对最弱势的群体最有利，并符合正义的储存原则，而且

（b）这种不平等隶属于公平机会平等条件下，公职和职位对所有人开放。

第一条原则较第二条有着一种罗尔斯所说的“词典序列上的优先”。换句话说，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把自由置于平等之前。何故？由于上述“最大化最小值”策略，没有人愿意冒险拿自己的自由作赌注——如果揭开无知面纱，他们发现自己就是社会最倒霉人群中的一员呢！

同样，人人都会选择第二条原则中的（a）款，即所谓的“差别原则”。这确保任何人可能遭遇的最坏结果便是“最弱势”，而且如果他们确实最终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时，他们将从该条款中受益。由于存在着处境更糟或者改善处境的机会减少的风险，选择这个原则而非绝对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更大不平等是完全理性的。在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人们将能更好地改变其命运。为什么呢？因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基本善”（罗尔斯认为包括权利、自由、权力、机会、收入、财富，尤其包括自尊）更有可能在一个保护自由的社会获得。

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将选择差别原则，因为如果他们最终被发现属于弱势的人群，该原则的两个主要竞争者（“天赋自由体系”和“机会公平平等”观念）都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幸福的前景。前者对应的是一个未受控制的、对财富分配漠不关心的自由市场经济。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将抛弃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原则“允许份额的分配受到……一些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任意的因素不适当地影响”。人们将把碰巧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看成是与道德无关的事情。

人们也会摒弃第二种安排，即使它明显地比第一种更为可取。虽然它肯定天赋才能及其应用，但这个体系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不足：它把道德与个人才能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和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后代相比，也同样是很偶然的因素。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出身的偶然性与应得都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人们选择了差别原则，该原则就会保证有才能的个人可以增加其财富，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同样增加了最弱势群体的财富。

注意，罗尔斯的第二个原则包含两点重要限制以确保最弱势群体的利益。首先，他提出了“正义的储存原则”要求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扪心自问，假设所有其他世代的人们愿意以相同的比率储存，则他们在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上愿意储存多少。记住一点，他们对其所处的社会已经达到何种程度的文明并无丝毫概念。因此他们会为了后代人的利益而储存一些他们自己的资源。第二个限制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作机会应当向每个人开放。

罗尔斯的研究计划雄心勃勃，虽然他获得了无数赞赏并引发了大量研究文献，评论家们还是对其理论的若干内容表示了意料之中的保留意见。比如，有人反对社会善的任何固定模式的分配这种观念。其他人则抨击“原初状态”虚假（是否真的可以完全隐去人们的价值标准？）或者必然会产生罗尔斯假定的结果：为什么人们应当更青睐自由而非平等？

为回应这些批评，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另一本书《政治自由主义》中提炼并修正了他最初的一些观点。我在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种批判性争论，但是在这本后期著作中罗尔斯澄清了一个重要的误解。他解释道，“正义即公平”并不试图规定社会正义的一种通用标准。他的理论是实践型的，与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是一种政治和实践上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正义观，是一种在哲学上中立的、超越哲学论争的理论。

为追寻他所说的“重叠共识”，罗尔斯假定其正义诸原则是一个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价值标准的多元、民主社群中的成员可达成政治共识的条件。其政治自由主义概念承认，这种共识可能会受到一个国家所确立起来的共同的道德或宗教信条的挑战，但是，社群的正义感将压倒国家对公共善的解释。

【注释】

[1] 英文为Doo Wop，一种节奏布鲁斯音乐，首先在美国黑人社区兴起。——译注

[2] 此处为双关语，“理所当然地”原文justly，与“正义”一词的原文justice具有相同的词根。——编注

[3] 本句中字母g、d、c分别代表“获利”、“决定”、“经济状况”三词的原文gain、decision、circumstance。——编注

第五章

法律和社会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规范性法律理论，以及这种理论所作的可以说是从法律内部来阐释法律概念的努力。也就是说，规范性法律理论关注法律学说以及规则、概念、原则与法庭和律师在实际法律实践中所运用的其他观念之间的关系。但还存在另一种法律分析的研究路径，它试图通过诉诸现象运行的社会环境来理解这些现象的本质。这种社会学方法对法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经常不被人承认。

例如，哈特坚持认为官员应“内在地”认可承认规则，并主张应当对作为共同标准的特定行为模式采取一种“批判的反思态度”（参见本书第二章），这与马克斯·韦伯的内在合法性概念（见下文）正相呼应。

法律的社会学阐释通常要依赖三个紧密相连的主张：除非把法律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否则无法理解法律；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只能提供对“运行中的法律”的一种片面解释；法律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尽管社会法学或者法律社会学的起源可上溯至罗斯科·庞德以及欧根·埃利希的开拓性著作，本章主要集中研究的将是社会学理论的两个巨擘——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他们的学说对法理学产生的影响是最深刻的。我也将论述卡尔·马克思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思考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还要论及两个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和米歇尔·福柯，他们的著作一直对当代法学理论的某些领域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

埃米尔·涂尔干

涂尔干（1859——1917）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使社会集结在一起的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不是七零八散的呢？涂尔干的回答指向法律在促进和维持社会凝聚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当社会从宗教信仰发展到世俗生活、从集体主义发展到个人主义时，法律就变得更加关注补偿而非惩罚。但是，惩罚在表达维系社会连带关系的集体道德态度时履行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职能。

涂尔干区分了他所谓的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前者存在于简单、同质的社会，这种社会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但缺乏任何重要的劳动分工。这些简单的社群往往在本质上是集体的，很少有个人主义存在。然而，在一些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则存在着劳动的分工，亦即很高程度的依赖共生。这就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并且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涂尔干认为，这些形式的社会连带也体现在法律中：把不同类型的法律加以分类，然后你将会发现相应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连带关系。

在涂尔干看来，犯罪是社会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一面。他还极富争议性地提出，犯罪是所有健康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犯罪与表现于“集体良知”中的社会价值标准密切相关：一个行为当其违反了这种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良知时就构成了犯罪。一个行为并不因其是犯罪行为而冒犯了普遍良知，相反，因为这个行为冒犯了普遍良知所以它才是犯罪行为。

刑罚是涂尔干犯罪概念的实质要素：国家通过惩罚那些冒犯国家本身的人来加强这种集体良知。涂尔干把刑罚界定为“社会通过肉体施加的一种逐渐增强的激烈反应，以作用于那些违反了某种行为规则的社会成员”。

涂尔干还说明了刑罚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在欠发达社会更加强烈。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的形式变得不那么暴力和严酷。但由于刑罚是因犯罪而产生的，涂尔干得以从中发现犯罪行为的演变与社会连带形态之间的一种重要关联。

马克斯·韦伯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受过专业的律师培训，并在其一般社会学理论中赋予法律一种核心作用。韦伯对法律类型的分类建立在不同种类的法律思想上，而“理性”是关键所在。以此为基础，韦伯区分了“形式”体系和“实质”体系。这个区分的关键点在于体系“内部自给”的程度。韦伯所说的“内部自给”，是指决策所要求的规则和程序在体系内部是容易知悉的。

图13原始社会实行残酷的刑罚，比如用火刑烧死犯人。随着社会的进步，涂尔干认为刑罚的残忍程度在降低。

韦伯所作的第二个重要区分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别：这些术语描述了“设施”（规则、程序）在体系内适用的方式。因而最高阶段理性的达致是当

所有以分析性方式衍生出的法律命题被整合到一起，整合的方式是它们构成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并至少在理论上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在这种体系下，韦伯暗示，所有可以想到的事实情境都必定能够被逻辑地包含进去。

此处将简要考察一下韦伯复杂理论中的两个主要而且相关的内容：他对阐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原因的关注，以及他的合法统治的观念。

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试图表明法律只是间接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法律是“相对自治的”，主张“通常看来……法律结构的发展绝非主要由经济因素所决定”。在韦伯看来，法律从根本上与经济因素相关，但并非由其决定。理性经济行为（“营利行为”和“预算管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这种理性主义得到了逻辑上形式合理之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促进。这种法律的存在推动而非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把形式合理的法律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这种法律提供了必要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企业家从事营利事业所必不可少的。在韦伯看来，这种形式合理性的实现要求法律秩序的系统化，而这种系统化是英国法明显缺乏的。

那么，韦伯又如何解释英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社会学家。对韦伯著作中这个明显的矛盾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很明显，虽然英国法缺少罗马法秩序的系统性，但仍然是一种高度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实际上，韦伯把这种形式主义（例如，这种形式主义要求民事诉讼要遵循针对特定民事案件颁布的特定令状的准确严格程序）描述成是非理性的。韦伯声称，正是这种形式主义对法律体系产生了稳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市场上产生了一种较大程度的安全和可预测性。

其二，英国法律职业人员在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特别集中在伦敦，靠近知名的商业区——金融城。而且，律师通常还充当商人和公司的顾问，这促使他们调整法律以符合其商业客户的利益。

其三，和欧洲大陆的律师同行相比，英国律师界在其教育、培训以及专业化过程中更像手工业行会，导致他们形式主义地对待法律，并受到先例的约束。这就导向了韦伯所说的遵循罗马法的“预防法学”：重点放在草拟文件并设计新的条款以防止将来的诉讼上。由此，律师及其客户（大部分是商业客户）之间便产生出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法律实践的特征弥补了法律本身所缺乏的系统性。

因此，韦伯看来的确认为英国尽管缺少法律的体系化，却仍然发展出了一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法律体系的其他重要成分促成了这一点，但如果普通法更加理性和系统，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会发展得更加迅速、更有成效。

总的说来，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中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源于以下两点：资本主义对严格形式的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关注；“引发对法律编撰制度和同类法律产生兴趣的专制主义国家里的官员理性”。他并不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而是确定出可说明这一发展过程的若干因素，这些因素中尤其包括官僚制度的成长，正是这一制度确立了对概念上已实现系统化的理性法律进行调控的基础。

在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法律时，韦伯作出了他对三种类型的合法统治的著名区分：传统型统治（“人们主张并认为这种统治具有合法性是基于古老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魅力型统治（基于“人们对具有非凡的神圣、英雄气概或者模范品质的个人的忠诚”）；法理型统治（依赖“人们对已颁布规则的合法性，以及根据这些规则获得权威颁布命令之权利的深信不疑”）。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合法统治才是韦伯对法律进行论述的核心特征。尽管法理型统治与韦伯的价值学说（赞成法律社会学家对其研究对象采取一种超然的观点）有着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统治与现代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关联。在其他形式的统治下，权威存在于个人；官僚制度下的权威则归于规则。法理型权威的特点是其所谓的不偏不倚。但这种不偏不倚取决于韦伯所说的“形式主义客观性”原则：政府官员行使其职责时“没有任何爱恨，因而就没有任何倾向或热忱。其中的支配性规范是不考虑个人因素的诚实义务概念”。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价值在于各种类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一个处于法理型统治下的社会里，法律思想的形式是合乎逻辑的形式理性：司法和司法程序都是理性的，服从行为归因于法律秩序，并且行政管理的形式也是专业化的官僚。

另一方面，在一个由魅力型领导者统治的社会里，法律思想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是非理性的，司法是个人魅力型的，服从是对魅力型领导者的响应；在一个真正由魅力型领导者统治的社会里，压根没有任何行政管理存在。

虽然韦伯被广泛认为是法律社会学的带头人物，但批评他的人也在其分析——尤其是涉及上面简述的两种学说的分析——中找到了许多漏洞。例如，有人主张韦伯论述的统治程序比他集中关注的形式合法性的表现要复杂得多，有人则认为韦伯对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卡尔·马克思

虽然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没有对法律提供一种全面或者系统的论述，其社会理论却充满了对法律和经济（或物质条件）二者关系的观察。法律在此被赋予一种次于经济因素的地位：法律不过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各种文化及政治现象一起，它是由各个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关于法律的描述，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法律的地位之间的关系时采取了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被称为“原始唯物主义”，主张法律仅仅“反映”经济基础：法律规则的形式与内容对应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关于法律为何如此的解释过于简单而且缺少逻辑联系。第二种见解被称为“阶级工具论”，主张法律直接表达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之处在于，它声称统治阶级实际上有一种被意识到的聚合“意志”。

马克思的学说基本上是采取历史的视角。也就是说，根据无情的历史力量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为取代黑格尔的历史辩证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阐述了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之所以是“唯物的”，是因为它声称生产方式取决于物质条件；之所以是“辩证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预测了当建立在个人所有权和无计划竞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工厂里日益增强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性劳动生产产生矛盾时，两个敌对阶级之间就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最终导致革命。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将占有生产方式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又将被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法律最后也将成为多余。

法律扮演着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的角色。个人形成了一种对其不利处境的意识。马克思作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任意或偶然的，它们是经济状况的结果。我们的知识是从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体验中汲取的。这就部分解释了法律维系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作为“事物的自然秩序”而非由意志共同决定的欲望——的方式。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许多社会机制被默认为是事物的自然秩序。这些机制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从教育、文化、政治以及法律上确保这一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能够盛行。这种解释首先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的著述，并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发展到一种更复杂精密的水平。

但是，当政府颁布改革性质的法律以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时，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对法律的论述却陷入困境。这些法律如何能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一种回答是将国家论述成“相对自治的”。这种观点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在做它想要做的事情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时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某种社会力量的束缚。但它不会容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起任何根本的挑战，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由于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法律就是多余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暗示的观点的本质所在，这一点又为列宁所重申。这个命题更复杂的版本声称，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国家将被无产阶级专政席卷与取代。反动分子的抵抗被挫败后，社会就将不再需要法律或国家：它们将“凋谢”。

这个预言所存在的问题是，它把法律满不在乎地等同于对无产阶级的强制镇压。它忽视了相当多的法律还发挥着其他功能，而且即使（或者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法律来对经济进行计划与调控。声称这些并非“法律”就会导致怀疑主义。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法律并未被视作什么特殊的事物。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主张法律是“某种特定社会的结果”，而非社会是法律的结果。用巴尔巴斯[1]的话说，“法律拜物教”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个人确认他们的存在归因于法律，而非相反。”就像存在着一种商品拜物教，也存在着一种法律拜物教，它混淆了法律体系权威的来源与法律主题，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法律体系有其自己的生命。法律拜物教把法律看作是一种独立、特殊或者是可以识别的现象，它有着自己独特而自足的论证和思考方式——这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屑。

图14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法律和经济的关系。

同样，他们不仅拒绝正义的概念——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正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拒绝法治的理念，即法律作为维护自由的一组中立规则的概念。支持法治就要接受把法律看成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仲裁者，超然于政治冲突并远离任何特定群体或阶层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接受社会的这种“共识”模式。

在社会的“共识”模式与“冲突”模式间进行选择对我们理解社会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法律学说都含蓄地采纳了一种一致的见解，把社会理解为本质上是一元的：立法机构代表了共同意志，行政部门的行为也符合公众利益，而法律则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为了公共利益而秉公执法。不存在根本的价值冲突或利益冲突。任何冲突的产生都是发生于个人层面：维多利亚诉大卫违约，要求损害赔偿，等等。

与上述模式相对的“冲突”模式则把社会看作分化成两个对立阵营：占有财产、握有权力的一方以及一无所有的另一方。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境遇：个人要么是这个阵营的成员，要么是另一个阵营的成员，非此即彼。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表现为统治阵营维持其控制的手段，完全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

如何看待人权呢？通过第四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日益突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者通常认为个人权利概念（以及其自私自利和自我主义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哲学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明确拒绝权利概念与权利话语——除非在运用权利概念与话语也许能促进短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时。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社会变革并不是就权利进行道德说教所产生的结果。

然而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主张政治革命将终结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只有民主参与会终止人民对国家的疏远。因此，马克思自己对社会主义权利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利的洞察看来源自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剥削与异化。

马克思区分了“公民权利”和“人权”。前者属于政治权利，其行使与其他政治权利一样，并且都需要参与到社群中去。后者则属于私权，其行使独立于其他私权，并要求停留在社群之外。马克思断言，“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的个人”。然后他又尤其着重补充道：“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有人曾提出，不应当认为马克思在此是指这些“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安全、财产、自由）不重要，而应认为他是指这些权利的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所特有的。要支持这种观点颇为棘手，因为马克思试图说明这些权利并没有独立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主张资本主义是对真正个人自由的破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私有财产体现了物质世界对人的统治，共产主义则体现了人对物质世界的控制。他使用“物化”这个概念来论述社会关系表现为事物间关系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把这种具体化看作是工人远离其劳动成果的结果：“劳动的一般社会形态以物的所有权出现”，并通过“商品拜物教”而具体化。资本主义关系似乎保护个人自由，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一种形式上的财产交换关系：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个人权利主要是因为这种权利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权利将是不必要的。这种拒绝基于对权利的四点反对理由：

权利的条文主义。权利使人的行为要服从规则的治理。

权利的强制性。法律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权利已经被玷污，因为它保护的是资本的利益。

权利的个人主义。权利保护的是利己的、分离的个体。

权利的道德主义。权利本质上是道德性的、乌托邦式的，因而与经济基础毫不相关。

但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权利看作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太过草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1924——1993）既批判了将法律简单地归为阶级统治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批判了认为公民自由仅仅是一种模糊了阶级统治现实的假象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还是一种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调停形式”。法律的功能不仅是为权力和财富服务，而且还会施加“有效的抑制于权力”，使“统治阶级服从其自身的统治”：

法治本身、对权力施加有效的抑制以及保护公民免受权力的全面侵扰，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无条件的人之善。在这个权力的资源和主张都在持续扩张的危险世纪，否认或轻视这种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理性抽象上的错误。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会自我实现的错误，促使我们放弃反抗恶法以及根据阶级不同而适用的不同程序，在权力面前放下武器。这就是要扔掉整个与法律作斗争并在各种法律内部进行抗争的历史传承，只要法律不使人们陷入紧迫的危险，法律的连续性就不会遭到破坏。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全盘接受法治，这不足为奇。有人认为，支持对独裁统治进行限制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就全面赞同法治。

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瓦解，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社会主义因素的退潮，这些事实都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的理论和实践。

于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因其哲学的独创性及敏锐的社会批判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尽管对其观点进行解读并不容易。在哈贝马斯那些融入了敏锐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分析的诸多洞见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尽管存在着无情的“工具技术统治意识”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生活世界”的主宰，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提供了更多的“交往行为”的良机。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结合到一起就导致了“生活世界”——公共规范和身份领域——被侵扰。原子化和异化（马克思的阴影）由此产生。因为“生活世界”的确立过程取决于沟通和社会连带关系，这种侵扰就破坏了“生活世界”本身，并减少了集体自决的前景。但哈贝马斯承认，的确存在着关于事实、价值和内心体验的理性沟通对话的前景。

这和法律有什么关系？答案很复杂。既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上，他采纳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就并非完全不合情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区分了“作为中介的法律”和“作为制度的法律”。前者把法律描述为一组正式的一般性规则，这些规则控制着国家和经济。后者则存在于“生活世界”中，因而以制度的形式体现了其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规范，例如刑法中触及道德的部分。与“作为中介的法律”不同，“作为制度的法律”要求合法性。事实上，哈贝马斯认为，在我们这个多元的碎片式社会，这些制度是进行规范性整合的强有力基础。

哈贝马斯主张，法律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地依赖于制定法律的对话过程的有效性。因此，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民主权利对于其“交往行为”理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哈贝马斯的观点引发了一大堆讨论文章。比如，有人批评他对法律作为实现社会融合的媒介信心过大。还有的评论家则认为，哈贝马斯提出只有那些作为理性对话参与者的相关人都已赞同的法律规范才是有效的，这个观点有些凭空想象；他似乎在鼓吹一种雅典式的民主！

米歇尔·福柯

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深奥思想直接和间接地涉及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尤其是福柯的非传统哲学（他在后期著作中更喜欢称其为“谱系学”）试图揭示权力的本质和功能。他认为，权力既不同于体力也不同于法律规制，它也不敌视自由或者真理。相反，他论证了从18世纪开始，通过诸如工厂、医院、学校和监狱等制度布局，人类的肉体如何被一种新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所支配。

规训由四种“实践”组成，每种实践都对受其支配者造成了重要后果。这种控制使受控者产生了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包含如下四个特征：“单位的”（通过“空间分布的处理”）、“有机的”（通过行为的“整理”）、“遗传的”（通过时间的积累）以及“组合的”（通过“力量的组合”）。规训则“运转着四种伟大的技术”：它制定法则、规定动作、施加练习并对“策略”进行统筹安排以获得力量的联合。福柯总结道：

策略是一种创立机制的艺术，它确定主体的位置、整理行为并训练才智；在机制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通过适当的联合而得到增长。策略无疑是规训性实践的最高形式。

这些方法的应用使得社会秩序更加具有可控性。此外，规训性权力促使我们以逐渐被我们视为是自然的方式来行事。我们由此受到这些“技术”的控制与操纵：我们变成“听话的主体”——结果，资本主义就能发展繁荣。

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导致他质疑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对国家集权的关注。实际上，福柯认为，通过对国家集权的关注，自由主义事实上促进了这种权力的控制，虽然自由主义本来试图削弱这种控制。

在福柯的世界里，规训权力几乎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元素，法律因而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先权。规训性政府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对威胁社会秩序之事项的控制上，法律由此成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形式平等的烟幕背后是作为后现代国家之显著特点的权力。

尽管福柯的著作大多令人不安且难以理解，他关于规训性权力实践的独创性研究路径通过把注意力从法律的制度运作转移到法律对作为个体的每个人的影响，阐明了社会控制的灰暗地带。

【注释】

[1] 社会主义者，其发表于1977年《法律和社会评论》第11期的《商品形态与法律形态》一文，在法律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译注

第六章

批判法学理论

前面五章所述的许多理论都受到了某些学者的怀疑，这些学者所推荐的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可称为批判法学理论。这一派别的法学理论通常拒绝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法理学核心的许多内容，并且否定所谓的事物自然秩序，不管是父权制（女性主义法学）、“种族”观念（批判种族理论）、自由市场（批判法律研究）还是“元叙事”（后现代主义）。这些领域的批判思想本章都将简要地进行考察。

可以说，批判法学理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对法律的普遍理性基础提出质疑。该理论断言，正是这种普遍理性赋予法律和法律体系一种虚假的合法性。批判法学理论也不承认法律是一个独立而分离的学科，它宣称，这种观点把法律概念描述成是自主的和确定的——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但法律永远不可能是这样。

确定性是一个神话，这是对法律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非但不是确定的、连贯一致的规则与原则的集合，相反，法律被论述为是不确定的、含糊的并且是不稳定的。法律不但不表现理性，相反，法律还复制了政治经济权力。而且，正如许多批判法学派的拥护者所主张的那样，法律既不是中立也不是客观的。为了实现中立，法律使用了若干虚构与幻想。最为明显的是，法律吹嘘法治之下人人平等的自由思想。但在批判法学派看来，这只是一个神话。社会正义是一个空洞的允诺。

批判法学派

批判法学派作为批评传统法律学说的广义左派，于1970年代形成于美国。起初，批判法学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首先，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不同，它处于法律内部。其次，它试图去应对自己在法律学说中确认的非正义。再次，批判法学采取了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吸收政治学、哲学、文艺评论、心理分析、语言学以及符号语言学的理论来展开其对法律的批判。

批判法学运动不仅在美国的法学院，而且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院校都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是，尽管批判法学理论在当代社会显得别具一格，批判法学派实际往往被看成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运动的一个现代翻版。美国现实主义是指一群进步的律师、法官和学者拒绝接受奥斯丁、边沁、密尔和休谟的形式主义，并对“运行中的法律”提出一种更具社会学性质的论述。他们回避那些法律理论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认为这沉闷无聊，而且这类问题纠缠于诸如命令、规则、规范或者其他一些模式的概念内涵，而这些东西在他们所考察的“现实”中没有任何根据。

美国的现实主义热衷于经验问题，尤其是那些试图洞悉影响司法决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的问题。尽管这是种实用主义路径，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本质上仍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因而，虽然他们没有完全拒绝法庭可以受到规则的制约这种观点，但他们主张法官行使判断力比通常认为的要频繁得多。当然，他们否认自然法，也不接受认为法官主要受法律规则控制的实证主义观点，但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决定一个案件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政治和道德机制。

批判法学运动之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引人注目地声称，普通法“并非上天无所不在的沉思，而是可以确定的主权者或半主权者清楚的发言”。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合乎情理地认为法律应当按照法庭实际上所说的来界定。这一点在他著名的演讲“法律之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演讲是他在1897年为法学院学生所作的。他建议学生对法律和道德作清晰地划分：考虑法律是什么，而非法律应当是什么。

霍姆斯主张从一个“坏人”的立场来看法律：“如果你想知道法律而非任何其他东西，”他声称，“你就必须作为一个坏人来考虑法律，坏人只关心实质结果，而法学这种学问就能让他预测出这个实质结果是什么。”霍姆斯还觉得法律的发展可得到科学地证成。他认为，“真正的法律科学，存在于从内部根据准确考虑过的社会要求而非传统所确立起来的基本原理之中”。

卡尔·卢埃林（1893——1962）采取了一种所谓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把法律理解为承担着某种基本的功能，他称之为“法律工作”。他论证说，法律应当被看作是一部“有着种种目的而非价值上自足的”发动机。社会要持续运转下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必要条件；这就引起了必须予以解决的冲突。这种对法律的功能主义解读，其核心思想是负责各种不同工作的法律“机制”。卢埃林说，一种机制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围绕着做一种工作或者一组工作而建立起来。法律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各种疑难案件。

确实，美国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派都持一种怀疑论以及反形式主义的观点，但将批判法学派视为一种“新现实主义”并不恰当。尽管两种运动都试图除去法律中的神秘因素，并把法律的运作揭示为“运行中的”法律，但批判法学派并不热衷于现实主义者所关注的实用主义或者经验主义问题。相反，批判法学派的拥护者把法律看成是“成问题的”，因为法律复制了社会的压迫性。而且，不像美国现实主义者承认法律论证和政见之间的区分，批判法学派认为法律实际上就是政治，这是不言自明的；法律论证与其他形式的论证并没有任何不同。此外，尽管现实主义者试图在法律规则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之间作出区分，他们通常还是信奉法律的中立以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法学派对这两点则都予以否认。

事实上，批判法学派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发现了法律的一种“霸权意识”——这个词是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借用过来的。葛兰西认为社会秩序是由一种信仰体系所维系的，这种信仰体系被公认为是一种“共同理性”，并且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即使那些实际上被迫服从这种信仰体系的人也都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这些思想被认为是不朽且必要的，即使它们只反映了统治集团短暂而专断的利益。

而且，这些思想还被“物化”了；“物化”这个词先由马克思使用，然后又由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捷尔吉·卢卡奇加以提炼，指思想转变成实物的方式；这些思想还被描述成是基本、必要和客观的，虽然实际上它们是偶然、专断和主观的。并且，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法律思考是一种“否定”：法律思考提供了一种应付矛盾的途径，这些矛盾对我们而言太令人痛苦了，以致我们无法用感知意识来进行控制。因此，法律思考否认（比如说）平等、自由的允诺与压迫、等级制度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巴西社会理论家罗伯托·温格（1947——）是批判法学思想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他认为，社会的代表被灌输了如下四个信仰。第一，法律是一个“体系”，并且作为一组“原理”，法律在被适当地解释后就能为所有与社会行为相关的问题提供答案。其次，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论证，通过这种论证我们就能从原理中找到答案。再次，原理反映了一种内在连贯一致的关于人和社会本质之关系的观点。第四，社会行为之所以反映法律体系所产生的规范，要么是因为人们内化了这些规范，要么是实在的强制力迫使他们这么做。

批判法学派对这些假定都提出了质疑。首先，它否认法律是一种体系，也否认法律可以解决每一个可以想见的问题。这被论述为不确定性原则。其次，它否认存在着一种自主和中立的法律论证模式。这被称为反形式主义原则。再次，它对认为原理表现了一种单一、连贯一致的人类关系视角的看法提出了质疑；相反，批判法学派主张原理体现了若干不同的，甚至经常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在逻辑上充分连贯协调或者具有普遍性，从而可被称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被论述为矛盾原则。最后，它质疑即使存在着一种共识，是否就有理由把法律看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决定性因素。这被称为边际原则。

如果法律是不确定的，那么法学对法律下定义就不过是一种鼓吹的形式罢了。缺少一番独特的法律论证，法学就会变成一种政治辩论。如果法律原理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物，法律论证就无法依靠它来进行，如果法律原理不能达成一种平衡的话。而如果法律是一种边际物，那么社会生活就必须由法律以外的规范来加以控制。

一些更加激进的批判法学思想很难让人对其进行严肃地考虑。比如有人反对法学院中常见的等级制度，认为所有雇员——从教授到门房都应当得到相同的薪水，这种观点就没有获得多少支持，至少在教授群体中没有获得支持。但是，毋庸置疑，批判法学派在阐明理论探讨与现实之间的分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变革法律的可能性似乎常常被批判法学派中一些更加教条化的信徒所具有的破坏性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倾向所冲淡。许多批判法学思想仍然在法律界颇具影响，尽管这些思想已被其他学说所吸收、调整和提炼。这些学说将在本章剩余部分进行探讨。

后现代法律理论

“我把后现代阐释为对元叙事的不轻信。”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在他那本颇具影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如是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学者所作的伟大“元叙述”中坚持的真理或正义的允诺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背叛。普世价值、“主叙事”被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即使不是无意义，也是多余的。伟大的历史新纪元、社会发展以及思想，尤其是与启蒙运动有关的思想——甚至启蒙运动本身——都一概受到深深地怀疑。按照传统的设想，人类的“发展”是朝着“文明”或者其他一些目标“进化”的，但这个设想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否定，他们在个体的亲身体验中寻求解释和理解。

对启蒙运动的这一批判包括拒绝接受对现代主义特征——个人权利、平等和正义——的康德式关注。但其批判的目标更大，因为拥护这些价值的不限于支持天赋权利思想（见第一章）的人。许多启蒙运动以后的法律理论，包括实证主义法学（见第二章），都接受了这些价值。吸收了“文化理论”以及米歇尔·福柯（见第五章）、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见下文）和其他——主要来自法国和德国——理论家著作中的元素，后现代主义也可被理解为试图对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方法、假定以及思想提出挑战，甚至加以全盘否定。

后现代主义者对社会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论述，揭示了形式主义、本质主义、集权制、乌托邦思想甚至民主的幻灭。怀疑主义在此也并未终止。批判理论，无论是美学的还是伦理的，都试图摧毁真理的“基本”观念。批判理论表达了其无法忍受现代国家扼制个人的官僚政治制度、国家的高高在上、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以及价值观的普遍化。

批判理论还（也许是不可避免地）证明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一个更包容的社群强调妇女、少数群体、生活无着者以及穷人的特殊困境，其主张伴随着一组实际的——经济的、生态的、政治的——目标。一种通俗的表达方式是“赋权”，这种表达也可在批判法学派和女性主义理论家那里找到。但是，激进的后现代政治议程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导致混乱，或者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倍增”。

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被认为是幻象。对“主体”的后现代关注引发了——尤其在法律的背景下——一些对个人作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或者仅仅是作为法律体系参与者的精彩论述。某些论述很明显属于心理学或语言学的范畴，其中拉康的结构心理分析理论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下文将会表明，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法律的本质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雅克·拉康

法国心理分析学者雅克·拉康（1901——1981）经常被说成是后现代心理分析符号学的缔造者。拉康吸收了弗洛伊德、索绪尔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主张潜意识的结构和语言一样；因此确定潜意识中发生的对话的内部运作情况非常紧要，潜意识是知识、权力、力量和欲望的储存地。我们对我们所说的东西不加控制，语言的结构则由思想和欲望所预先决定。拉康使用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概念，即分裂的人格主体——自我、超我以及潜意识——来论证由语言（他称之为“陈述的主体”）来表达的“我”永远不能表现个体的“真正”身份（他称之为“阐明的主体”）。

在我们生命的头十八个月里，我们经历了这种身份与其表现的分离，之后这种体验便永远消失了。我们构建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稳定性的伪装，这种伪装只有通过幻想才能建立起来，而且无法持续下去。主体因而被分割或者去中心化。潜意识的语言是所有体验、认识和生活方式的主宰。用拉康的话来说，正义这一观念于是变成一种空想，掩盖了一个和谐社群难以实现的欲望。

雅克·德里达

备受争议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与“解构”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使用这个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词来说明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这个新词形容了等级制的对立各方之间一种相互依赖又存在区别的状态。Difference这个词来自于法文单词différer，而différer既有“差异”（differ）的意思，也有“延迟”（defer）的意思。德里达用字母a取代e，从而造出了différance。这两个词在法语口语中是无法分辨的。

基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德里达对“能指”和“所指”加以区别。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前者是语言规则的深层结构，后者则是一个语言社群的成员所完成的一套表达行为。前者在理解语言时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构成一种语言的各种符号相互间关系的体系。例如，dog（狗）这个单词并不对应于我们所知道和喜欢的动物。但由于它和诸如bog、cog或者fog等类似发音的词不同，我们就理解了它的意思。德里达假定，既然dog的意思出自这些能指之间差异性的对比，其意思——和所有能指的意思一样——就被无限地延迟了。德里达总结道，只有通过“解构”语言以表明一个能指的意思如何包含另一个能指（“他者”），稳定性才能实现。

德里达野心勃勃：他要揭示西方哲学中“在场的形而上学”。他这么做是指在每一组对立面中，一种“在场”要优于对应的“缺席”。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假定之上，该假定认为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最显然的——显而易见或直接的——就是最真实、最基本或者最重要的。

德里达令人不安的推论是，既然语言形成于这种不稳定的差异结构，它就将永远是不确定的。建立一种身份的学科——既而建立一种个体权利所有者的学科——的前景因而就很渺茫。

虽然后现代法学理论有很多追随者，人们一定会问的是这种理论是否对我们理解法律大有裨益。比如，解构概念如何能针对法律的概念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洞察力？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法律的合法性存在于某种正义观念，法律语言又不可避免地是规范性的，因而很难看出拉康的心理分析学说或者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如何促进了我们对法律的理解。

女性主义法学理论

传统法学明显忽视了女性的立场。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在弥补这个疏漏上做得非常成功。该理论不仅对大学法律课程，而且对法律本身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女性主义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全面分析刑法所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强奸与家庭暴力、亲属法、合同、侵权、财产以及实体法的其他分支，包括公法的有关方面。

例如，近年来英美法院都不再接受普通法的一个原则：丈夫不能因为强奸妻子而被起诉，即使妻子不同意和丈夫性交；妻子因为结婚的事实而被认为已经同意和丈夫发生性行为。虽然法官在拒绝上述原则时并没有直接诉诸女性主义法理学，但在这类裁决中还是能发现女性主义法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对女性所经历的不正义感到不安，女性主义者的著作经常公然挑起争论，这并不令人惊讶。“个人的即政治的”是早期女性主义者所采用的一条引人注目的口号。这个口号部分体现了对社会运动中公然声称的激进主义的谴责，这种激进主义并不能改变家庭生活和工作中女性由来已久的从属地位。

当然，女性主义者也不是用同一种声音说话。至少有五种主要的女性主义法学流派。以下内容概述了它们不同的视角，并对女性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

自由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珍视个人权利，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政治权利。自由主义者主张有必要保障很大领域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良心自由、结社自由、性自由以及非因保护他人不受伤害、免受国家规制的自由。自由女性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独立自主的、享有权利的主体，强调平等、理性和自治的价值。它主张，既然男人和女人都是同等理性的，双方就应当有进行理性抉择的同等机会。（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对平等的强调被激进女性主义者斥为错误，因为声称女性类似于男性就把女性溶入到男性的领域，因而就把女人转换成了男人。）

多数自由女性主义者虽然承认法律政治制度是父权制的，但却不愿接受对法律政治制度的所有批判，这种批判即使不是普遍内容，也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由女性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现存制度结构中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在就业领域。

自由女性主义强调平等，激进女性主义则关注差异。自由女性主义者最为忧虑的问题是公私领域的界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往往被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而政治平等正是在公共领域中实现的。与此相应，家庭和办公场所的私人空间则是压制剥削妇女的场所。家庭暴力犯罪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而法律往往不愿意介入。因此，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看来，自由女性主义本身就暗含了对女性的征服。

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代表凯瑟林·麦金农（1946——）质疑女性有实现平等的可能，因为男性把女性解释成与其相异的另一性。鉴于男性支配着女性，麦金农认为问题最终可归结到一种权力。法律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的建筑物，不能仅仅通过允许女性进入其大门，或者把女性的价值纳入到其规则或程序中来加以改变。激进女性主义还主张，变革法律也不大可能有所裨益，因为由于法律的男性属性，这种变革只会产生男性导向的结果并复制男性控制的关系。用麦金农的话来说，“抽象权利……认可了从男性的角度去体验世界的合理性”。

激进女性主义拒不承认法律的中立性，并视其为自由主义者的幻想。激进女性主义试图揭示伪装背后的现实，这样女性就会意识到需要改变压制她们的父权制体系。

根据弗兰西斯·奥尔森的说法，两性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二元性，已经“性别化”了。男性特征被认为处于优势地位。

[参见弗兰西斯·奥尔森：《女性主义和批判法学理论：美国人的观点》（1990）18，《国际法律社会学杂志》199]

卡罗尔·斯马特否认法律可产生真正的平等。安·斯凯尔斯雄辩地论述了她为何拒绝接受法律形式上的改变：

当我们听到热衷于认知性客观现实的法律学者声称，在现存体系中妇女的声音也有一席之地时，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男性至上主义之所以不公正并非因为其无理性，而是因为它占据着主宰地位。法律必须集中关注后者，这种关注不可能通过聚焦形式来实现。

克里斯汀·李特尔顿主张“平等即认同”，强调差异性的结果而非来源，这种观点在平等薪资和工作环境方面有着明显的法律上的重大意义。

激进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向妇女提问”揭示妇女所受到的支配，从而使规则和实践的性别意味得到显现，否则这些规则和实践将显得公正或中立。

后现代女性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拒绝接受“主体”的概念。他们还对诸如“平等”“性别”“法律”“父权制”甚至“女性”等客观事实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确实，认为事物如果要成为某种特定物就必须拥有某种它们必须有的属性（即它们有某种“本质”），这种思想遭到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中察觉到了这种“本质主义”，如激进女性主义者凯瑟林·麦金农就认为女性的表象下是“前文化女性”。

杜希拉·康奈尔和弗兰西斯·奥尔森利用雅克·德里达和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成果来构建康奈尔所说的“想象的一般性”，它超越真实体验的本质主义而进入到神学领域。法律的男性特征——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著作的中心主题。凯瑟琳·巴特利特确认了至少三种可用来审查法律程序的女性主义法律方法：“向妇女提问”、“女性主义实践理性”以及“意识提升”。

第一种方法试图揭示表面看起来似乎中立的规则和实践的性别意味。女性主义实践理性质疑某些规范的合法性，这些规范通过规则声称代表了社群，尤其是在强奸和家庭暴力案件方面。第三，意识提升试图理解和揭示妇女被压迫的状态。

差异女性主义

差异（或文化）女性主义对自由女性主义者依附于形式平等和性别感到不安，认为这种立场削弱了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反，差异女性主义通过揭露暗含在刑法、证据法、侵权法以及法律推理过程本身中的各种歧视，竭力去揭示法律实质、法律实践以及法律程序未阐明的前提。这就包括对诸如“理性人”的概念、用男性的视角去看待强奸案件中所应用的女性性特征以及法律本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的批判。

差异女性主义认为，与自由女性主义者所考虑的情况相比，平等是一个更难以捉摸、更复杂的目标。心理学家卡罗·吉利根由此表明了为何女性的道德价值往往倾向于强调责任，而男性则强调权利。女性注意背景情况，而男性则诉诸中立、抽象的正义概念。她认为，女性尤其支持一种“关怀伦理”，这种伦理声称不应当伤害任何人。这种关怀和培养的道德确定并解释了性别之间的基本差异。

差异女性主义集中关注女性与他人的“特殊纽带”的积极特点，激进女性主义则关注消极的一面：如通过色情资料形成的女性性别的客体化，麦金农称之为“一种非自愿的性形式”。

批判种族理论

批判种族理论于1989年由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最先提出，它是对批判法学派的解构性超越所作的回应。尽管批判种族理论对诸如“正义”“事实”“理性”等启蒙思想同样持怀疑态度，但是，其主要动因是认为需要揭示法律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在该理论看来，拥有特权的白种人、中产阶级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揭示法律的本质和界限。那些亲身遭受过歧视所带来的侮辱和不公的人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种族，他们的意见才是可信的。批判种族理论认为，法律的形式建构反映的是拥有特权的白人男性精英占大多数的现实。正是这种文化、生活方式、态度以及规范性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法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中立性”。处于少数地位的种族则处于法律的边缘地带。

批判种族理论和完全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述（见上文）有着很大的不同，至少前者的部分成员承认在追求平等和自由时传统的“权利话语”的重要性。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批判种族理论对社会和法律的分析看起来似乎只是局部的。摒弃后现代主义对权利的对抗性思维，这种做法意味着批判种族理论乐于接受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但是，批判种族理论的部分拥护者对自由主义及其力图保障的形式平等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并厌恶个人权利以及自由主义的其他内容。

批判种族理论经常采取“自传/传记”的方式来评价社会和法律关系。比如帕特里夏·威廉斯就把法律分析和个人叙述混合在一起来批判法律的主观性。批判种族理论认为传统的法学研究所采取的反对自传/传记的研究方法使法律远离了社会关系，尤其是远离了它所引发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批判种族理论的一个分支理论持一种后殖民时代的观点，认为殖民政府的瓦解未能结束这些社会的种族分化与偏见。

图15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最终实现了法律保证下的种族平等的主要目标。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merican jurisprudence 美国法学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68

realism 现实主义

behavioural view of law 法律的行为观 93-4

Holmes 霍姆斯 94

Llewellyn 卢埃林 94

Aquinas，St.T.圣托马斯·阿奎那

development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发展

philosophy 哲学 4

starting point for Finnis 菲尼斯的起点 15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development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发展

philosophy 哲学 1

justice 正义 59

Austin，J.奥斯丁

Bentham compared 与边沁比较

commands 命令 23-5

definition of law 法律的定义 22-3

general approaches 总体观点 20-6

sanctions 制裁 25-6

sovereignty 主权 25

classification of laws 法律的分类 23

conception of legal positivism based on commands 建立在命令基础上的法律实证主义概念 23-4

disciple of Bentham 边沁的弟子 22

disobedience to the law 不服从法律 26

Hart's rejection of commands as rules 哈特否定规则即命令 27-8，29

B

Bentham，J.边沁

Austin compared 与奥斯丁比较

Commands 命令 20-5

definition of law 法律的定义 23-4

general approaches 总体观点 20-6

sanctions 制裁 24-6

sovereignty 主权 25-6

codification of common law 普通法的编纂 21-2

essence of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的本质 61-2

role of judiciary 法官的任务 21-2

search for determinacy 寻找确定性 22

Blackstone，Sir W.布莱克斯通爵士

development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发展

philosophy 哲学 5

C

Capitalism 资本主义79-80，87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66

Choice theory 选择理论 53

Cicero 西塞罗3

Coase theorem 科斯定理 67，68

Codification of common law 普通法的编纂 21-2

Command theory 命令学说

Austin and Bentham compared比较奥斯丁和边沁 20-6

basis of Austin's conception of legal positivism 奥斯丁法律实证主义概念的基础 23-5

sovereignty 主权 25-6

Consequentialism 结果主义

essence of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的本质 62

meaning 含义 62

Constitutions 宪法

Austin's conception of legal positivism 奥斯丁法律实证主义的概念 22-3

Contractarian theories 契约理论

Hobbes 霍布斯 6-7

Locke 洛克 8-9

Rawls 罗尔斯 70-1

Rousseau 卢梭 9

Conventionalism 传统主义 44-5

Cornell，D.康奈尔 104

Critical legal studies（CLS）批判法学派

controversial impact 有争议的影响 93

development in US 在美国的发展 93

fundamental principles 基本原则 95-7

hegemonic consciousness 霸权意识 95

indeterminacy 不确定性 96

reification 物化 95

rejection of natural order 否定自然秩序 95

Critical legal theory 批判法学理论

feminist jurisprudence 女性主义法学

difference theory 差异理论 105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01-2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04-5

radical theory 激进理论 102-3

scope and importance 范围和价值 101

human rights 人权 282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Derrida 德里达 99-100

Foucault 福柯 89-90

hostility to individual rights 反对个人权利 97-8

Lacan 拉康 98-9

linguistic analysis of law 法律的语言分析 98

race theory，critical（CRT）批判种族理论

main themes 主题 106-7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06

scope and importance 范围和价值 106

rejection of natural order 否定自然秩序 106

Customs 习惯

Austin's conception of legal positivism 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概念 23-4

Bentham's search for determinacy 边沁寻找确定性 22

D

De Groot，H.胡果·德·格鲁特 4-5

Derrida，J.德里达 99-100，104

Descriptive legal theory 描述性法律理论

normative theory distinguished与规范性理论相区别viii-ix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82

Difference feminism 差异女性主义 105

Divine law 神法 4

Domination 统治 80-1

Durkheim，E.涂尔干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惩罚职能 77-8

social solidarity 社会连带 76-7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 76-8

Duty 义务

correlation with right 与权利的相互关系 54

Raz's positivism 拉兹的实证主义 37-8

Dworkin，R.德沃金

attack on Hart's model of rules批判哈特的规则模式 44-5

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 建设性的解释 49-51

hard cases 棘手案件 46-7

law as integrity 作为整体的法律 49-50

legal theory 法律理论 40-51

liberalism based on equality 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48

literary theory 文学理论 48-9

non-rule standards 非规则标准 43

one right answer 唯一的正确答案 141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原则和政策 46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orce 法律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49-50

rights as trumps 权利即王牌 44-7，56

special forms of community 社群的特殊形式 50

E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分析

justice 正义 65-7

Weber's social theory 韦伯的社会理论 79-80

Efficacy 功效 36-7

Ehrlich，E.埃利希 76

Engels，F.恩格斯 81

Equality 平等see Justice 参见正义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Eternal law 永恒法 4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欧洲人权公约》 10

see also Human rights 也参见人权

F

Feminist jurisprudence 女性主义法学

difference theory 差异理论 105

feminist jurisprudence 女性主义法学 101-5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emphasis on equality 强调平等 102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04-5

scope and importance 范围和价值 101

Fetishism，legal 法律拜物教 85

Finnis，J.菲尼斯

Aquinas misconstrued 误解阿奎那 15

natural rights 天赋权利 16

revival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复兴 10

theory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理论 14-17

Foucault，M.福柯

Importance 价值 90

investigation of power 对权力的探究 90-1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90-1，97

Freud，S.弗洛伊德 95

Fuller，L.富勒

internal morality of law 法律的内在道德 12-14

revival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复兴 10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Llewellyn 卢埃林 94

G

Gilligan，C.吉利根 105

Gramsci，A.葛兰西 95

Grundnorm基本规范

Kelsen's theory of legal positivism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32-7

H

Habermas，J.哈贝马斯

‘communicative action’“交往行为” 89

importance 价值 89

law as medium and institution distinguished 作为中介的法律和作为制度的法律的区别 89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341，344

ties with CLS movement 与批判法学运动的关系 337

Hart，H.L.A.哈特

attack on model of rules by Dworkin 德沃金对规则模式的批判 43

classification of commands 命令的分类 27-9

comparisons with Austin 与奥斯丁比较 29-30

criticisms of utilitarianism 对功利主义的批评 64，109

disobedience to the law 不服从法律 19

foundations of legal positivism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 19

legal positivism 法律实证主义 18-19

modern theory of legal positivism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acknowledgement of natural law 承认自然法 28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chniques 应用分析技巧和哲学技巧26-7

existence of legal system 法律体系的存在 31-2

‘internal point of view’“内心的角度” 31-2

law as a system of rules 法律即规则体系 28-32

linguistic analysis 语言分析 26-7

rule of recognition 承认规则 30-2

secondary rules 次要规则 30-2

social rules 社会规则 76-7

‘power-conferring rules’“授权规则” 26，30-1

refinement of ideas 观点的提炼 18

revival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复兴 10

rights-based theory 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 55-6

Hobbes，T.霍布斯

contractarian theory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契约理论 6-7

natural rights 天赋权利 58

Hohfeld，W.N.霍菲尔德 53-5

Holmes，O.W.霍姆斯

pioneer of American realism 美国现实主义的先驱 94

Human rights 人权

revival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复兴 10

scope and importance 范围和价值 52，55-8

socialism and 社会主义与 86-8

Hume，D.休谟

attack on natural law 批判自然法 9-10

I

Ideology 意识形态 82-3

Indeterminacy 不确定性 21-2，96

Inner morality 内在道德

Fuller 富勒 12-14

Integrity，law as 作为整体的法律

Dworkin's thesis 德沃金的论点 49-51

Interest theory of rights 权利的利益理论 53

‘Internal point of view’“内心的角度” 31-2

Interpretive theory 解释性理论

assault on positivism 抨击实证主义 40，43-5

constructive approach 建设性的方法 48-9

J

Judiciary司法

Bentham's search for

determinacy边沁寻找确定性 21-2

Dworkin's thesis 德沃金的论点

assault on conventionalism抨击传统主义 44-5

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 建设性的解释 48-9

hard cases棘手案件 42-5，46-7

importance of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原则与政策的价值 45-7

importance of rights权利的价值 44-6

one right answer 唯一的正确答案 42-3

Justice 正义

Bentham's search for determinacy边沁寻找确定性 22

desert 应得 60-1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分析 65-7

Rawls罗尔斯

criticisms 批评 73-4

fundamental principles基本原则 67-74

importance 价值 69

original choices 原初选择 70-3

rejection of utilitarianism否认功利主义 68-9

revision and refinement 修正和提炼 74

rejection by postmodernists被后现代主义者否定 97

scope and importance范围和价值 52，58-9

utilitarian approach功利主义的方法

essential consequentialism本质结果主义 61-4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

criticisms批评 62-5

maximization of wants想要之物的最大化 62-4

meaning of consequentialism 结果主义的含义 62

K

Kaldor-Hicks efficiency test卡尔多——希克斯检验 66-7

Kant，I.康德

influence on Kelsen对凯尔森的影响 32

Kelsen，H.凯尔森

contribution to modern legal positivism 对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的贡献 32

efficacy and validity效力和有效性 36-7

hierarchy of norms规范的等级制度 34-5

‘science of law’“法律科学” 32

system of norms 规范体系 32

Kristeva，J.克里斯蒂瓦 104

L

Lacan，J.拉康 97，22-3

Law 法律

Austin and Bentham compared 比较奥斯丁和边沁 22-3

as interpretation法律即解释

assault on positivism 抨击实证主义 44-5

Dworkin's thesis德沃金的论点 40-51

hard cases 棘手案件 46-7

one right answer 唯一的正确答案 42-3

principles and policies原则与政策 45-7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orce 法律和暴力的关系49-51

special forms of community 社群的特殊形式 50

meaning and scope 含义和范围 xiii

‘Law as integrity’“作为整体的法律” 48

‘Law-jobs’“法律工作” 94

Legal positivism 法律实证主义

Austin 奥斯丁

classification of laws 法律的分类 22-3

conception based on commands建立在命令基础上的概念 23-5

disciple of Bentham边沁的弟子 22

Austin and Bentham compared比较奥斯丁和边沁

commands命令 20-5

definition of law 法律的定义 23-4

general approaches总体观点 20-6

sanctions制裁 25-6

sovereignty主权 23

Bentham边沁

codification of common law 普通法的编纂 21-2

role of judiciary法官的任务 21-2

search for determinacy 寻找确定性 22

Dworkin's assault 德沃金的抨击 44-5

foundations 基础 18-19

Kelse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theory凯尔森对现代理论的贡献

efficacy and validity效力和有效性 36-7

Grundnorm基本规范 34-7

hierarchy of norms 规范的等级制度 34-5

‘science of law’“法律科学” 32

system of norms 规范体系 32

meaning and scope含义和范围 18-19

modern theory developed by Hart 哈特发展的现代理论

acknowledgement of natural law 承认自然法 28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chniques 应用分析技巧和哲学技巧 26-7

existence of legal system法律体系的存在 31-2

‘internal point of view’“内心的角度” 31-2

law as a system of rules法律即规则体系 28-32

linguistic analysis语言分析 26-7

rule of recognition 承认规则 30-2

secondary rules 次要规则 30-2

social rules 社会规则 29

Raz's contribution to positivist theory拉兹对实证主义理论的贡献

concept of duty义务的概念 37-8

‘sources thesis’渊源命题 38

Legal realism法律现实主义

American theory美国学说

behavioural view of law法律的行为主义观点 93-4

Holmes 霍姆斯 94

Llewellyn 卢埃林 94

pioneers 先驱 94

Legal theory 法律理论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society 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价值 vi

Lex iniusta non est lex 恶法非法

obedience to law 遵从法律 4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Dworkin's thesis德沃金的论点 40-51

feminist jurisprudence女性主义法学 102

Habermas's social theory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 89-90

rejection by postmodernists被后现代主义者否定 97

Linguistic analysis of law 法律的语言分析

modern theory developed by Hart哈特发展的现代理论 26-7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98-100

Littleton，C.李特尔顿 104

Llewellyn，K.卢埃林 94

Locke，J.洛克

contractarian theory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的契约理论 8-9

natural rights 天赋权利 58

Luk觓cs，G.卢卡奇 95

Lyotard，J-F.利奥塔 97

M

M acKinnon，C.麦金农 102-3，105

M arxism马克思主义

descriptive legal theory 描述性法律理论 viii

distinction betwe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 81-2

fetishism，legal法律拜物教 85

historical forces历史力量 82

ideology意识形态 82-3

incompatibility with human rights 与人权不相容 86-8

no law in a classless society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没有法律 83-4

rejection of rule of law 否定法治 88

M ill，J.S.密尔 58，62

M orality 道德

see also Natural law也参见自然法

Dworkin's thesis 德沃金的论点 43

normative approach 规范性方法ix

Raz 拉兹 38-9

N

Natural law自然法

acknowledgement by Hart被哈特承认 28

decline 衰退 9-10

meaning and components含义和构成要素 1-3

non-cognitivist objections不可知论的异议 9-10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哲学发展

development of God-given

principles神授原则的发展 3-4

Hobbes 霍布斯 6-7

Locke 洛克 8

political application 政治应用 10

reason as a basis for law作为法律基础的理性 14-17

Rousseau卢梭 9

revival in 20th century 20世纪的复兴 10

Finnis 菲尼斯 14-17

Fuller 富勒 12-14

shared ground with positivism 与实证主义的共同基础 8

Non-cognitivism in ethics伦理中的不可知论

decline of natural law自然法的衰退 9-10

Finnis菲尼斯 16-17

Normative legal theory规范性法律理论

descriptive theory distinguished描述性法律理论的区别 viii-ix

Nuremberg war trials纽伦堡战争审判 10

O

Obedience to law遵从法律

lex iniusta non est lex恶法非法 4

sovereignty 主权 24-5

Weber's social theory韦伯的社会理论 80-1

Olsen，F.奥尔森 103，104

P

Pareto optimality test帕累托最优检验 66

Policies政策

importance in Dworkin's thesis 在德沃金论点中的价值 46

Posner，R.波斯纳 65-7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

Derrida德里达 99-100

feminist jurisprudence女性主义法学 104-5

Foucault福柯 89-90

hostility to individual rights 反对个人权利 97-8

Lacan 拉康 98-9

linguistic analysis of law法律的语言分析 98

race theory，critical 批判种族理论 106-7

scope and importance 范围和价值 106

Pound，R.庞德

importance 价值 76

Principles 原则

importance in Dworkin's thesis在德沃金论点中的价值 45-7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国际公法

Austin's conception of legal positivism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概念 23

Punishment惩罚see Sanctions参见制裁

R

Race theory，critical（CRT）批判种族理论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 106

scope and importance范围和价值 106-7

Rawls，J.罗尔斯

criticisms of utilitarianism批判功利主义 68-9

justice正义

fundamental principles基本原则 58-61

importance价值 58-9

original choices 原初选择 70-3

rejection of utilitarianismg否定功利主义 68-9

revision and refinement修正和提炼 73-4

Raz，J.拉兹

contribution to legal positivism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贡献

concept of duty义务的概念 37-8

‘sources thesis’渊源命题 38

hard positivist approach刚性实证主义的方法 37-8

moral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 38-9

Realism现实主义see Legal realism参见法律现实主义

Recognition，rule of 承认规则

criticisms by Dworkin德沃金的批评 43

Hart's rule 哈特的规则 30-1

morality 道德 28

Rights权利

alternative theories替代理论

duty and goal based approaches 以义务和目的为基础的方法 55-6

will and interest based approaches 以意志和利益为基础的方法 53

Hohfeld's analysis 霍菲尔德的分析 53-5

hostility of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的反对 97-8

human rights人权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86-8

scope and importance范围和价值 52

importance in Dworkin's thesis在德沃金论点中的价值 44-7

M arxist theory马克思主义理论 86-8

as part of law 作为法律的一部分 44-7

rejection by postmodernists被后现代主义者否定 97-8

scope and importance范围和价值 52，55-8

Ross，A.罗斯

pioneer of Scandinavian realism 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的先驱 110

Rousseau，J-J.卢梭

contractarian theory of natural law自然法的契约理论 9

Rule of law 法治

M arxist rejection 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否定 88

Rules规则

criticisms of Dworkin德沃金的批评 43

Hart哈特

law as a system of rules法律即规则体系 26-32

rule of recognition 承认规则 30-2

secondary rules 次要规则30-2social rules 社会规则 29

S

Sanctions制裁

see also Obedience to law也参见遵从法律

Austin and Bentham compared 比较奥斯丁和边沁 25-6

Austin's theory of commands奥斯丁的命令学说 23-4

Durkheim's social theory涂尔干的社会理论 77-8

Kelsen 凯尔森 32

Secondary rules 次要规则 30-2

Smart，C.斯马特 103-4

Social contractarianism社会契约论fundamental principles 基本原则 70

original choices原初选择 70-3

Rawls'theory of justice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67-74

revision and refinement 修正和提炼 74

Social theory社会理论

Durkheim涂尔干

functions of punishment惩罚职能 77-8

social solidarity 社会连带 76-7

Ehrlich 埃利希 76

Foucault福柯

importance 价值 90

investigation of power对权力的探究 90-1

Habermas哈贝马斯

‘communicative action’“交往行为” 89

importance 价值 89

law as medium and institution distinguished 作为中介的法律和作为制度的法律的区别 89

Marxism马克思主义

distinction betwe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 81-2

fetishism，legal 法律拜物教 85

historical forces 历史力量 82

ideology 意识形态 82-3

no law in a classless society 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没有法律 83-4

rejection of rule of law 否定法治 88

Pound庞德

importance价值 76

Weber韦伯

criticisms批评 81

economic forces 经济力量 79-80

importance价值 78

legitimate domination合法统治 80-1

typology of law 法律类型 80-1

Sovereignty主权

Austin and Bentham compared 比较奥斯丁和边沁 25

Habermas social theory哈贝马斯社会理论 89

T

Thompson，E.P.汤普森 88

U

Unger，R.温格 95-6

United Nations Charter 联合国宪章 57-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世界人权宣言》 57-8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

justice 正义

economic analysis经济分析 65-7

essential本质

consequentialism结果主义 62

maximization of wants想要之物的最大化 62-4

meaning of consequentialism结果主义的含义 62

rejection by Rawls被罗尔斯否定 68-9

V

Validity有效性

Kelsen's theory of legal positivism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36-7

W

Weber，M 韦伯

criticisms 批评 81

economic forces经济力量 79-80

importance价值 78

legitimate domination 合法统治 75，80-1

typology of law法律类型 80-1

Will theory意志理论 53

Williams，P.威廉斯 100

版权信息

Copyright © Charles O.Jones 2007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7.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1-272号

书  名　美国总统制

作  者　【美国】查尔斯·琼斯

译  者　毛维准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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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创造总统制

第二章 总统制就位

第三章 选举总统 （兼论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其他方式）

第四章 担任与连任总统职位

第五章 衔接并领导政府

第六章 工作中的总统：制定法律与推进政策

第七章 改革、转变与展望未来

附录

索引

序言

张千帆

美国总统据说是全世界“最强势”（most powerful）的人。这当然不是说总统自己有三头六臂，而是说美国实力全球第一，而总统有能力调动整个国家的各种资源。但是如果你问总统自己，几乎每一位有幸荣登宝座的美国总统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总统的不自由不用说了，私生活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碰到媒体泼脏水也无法名誉维权，说话稍不谨慎就会遭到反对派穷追猛打……更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总统远不如外界想象得那样说一不二，力不从心的日子伴随了大多数总统四年或八年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艾森豪威尔总统行伍出身，二战期间因担任盟军统帅而成为民族英雄，并借此登上总统宝座；他一开始也是像总司令一样颐指气使，但很快发现手下这帮官僚们不比海军部，再斩钉截铁的死命令也会遇到软钉子，好比铁拳打在软绵绵的沙发上，陷下去又弹回来，几个回合下来只得乖乖认输。

其实严格来说，美国宪法意义上的“总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以总统为核心的整个机构——白宫办公室幕僚、部长内阁、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总统换了，部长和幕僚也跟着换，但是专家和公务员则未必换人。更重要的是，法律没换，法院也没换，官僚机构只认法、不认人。这就是美国等所有法治国家似乎对高层换人没什么感觉的原因，他们能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确实有限得很。在决策过程中，总统受到各行专家和利益集团的牵制，很难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承诺。有的总统竞选时信誓旦旦要“制裁中国”，但上台不久便学会如何现实面对中国，原先的竞选承诺也就很快成了“作秀”。即使总统想改变什么，只要参众两院有一个不在自己手里便做不成事。即便有“大萧条”那样的冲击和罗斯福那样的魅力，国会两院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大规模改革立法，没想到半路杀出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咬金”，硬是宣布“新政”措施“违宪”。虽然最高法院最后在全国压力面前退却了，但也没能实现罗斯福总统要给法院“加塞”的想法。

当然，没有人能否认总统是重要的。如果全美要选一个最重要、最强势的公民，那么这个人显然非总统莫属。尤其在“新政”之后，总统趁着联邦扩权的东风实现行政扩权，总统作为联邦三权中的行政权所掌握的决策资源大大增强。虽然每一部提案都要通过国会两院，但是最重要的提案一般都来自总统，其中包括年度财政预算，而这项权力赋予总统布置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权力。总统每年元月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连国会都忌惮总统的预算提案权，因为如果修改得面目全非，总统一怒之下否决预算法案，而国会又得不到三分之二超多数压倒否决，联邦预算即陷入僵局；如果不能及时打破僵局，那么来年联邦政府将面临关门，大家都没工资可发。另一方面，大权在握的美国总统并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克林顿在任时想搞“择项否决”，即被最高法院判决违背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而作罢。因此，美国总统究竟有权还是无权、强势还是弱势，确实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

我很高兴看到译林出版社选择翻译“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美国总统制》。在这本十万字的小书中，作者琼斯教授言简意赅而引人入胜地介绍了美国总统的方方面面，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入门书。我相信读者从中读到的不只是历届美国总统的奇闻异事，而且是关于美国分权体制的深刻洞见，抑或对反思中国行政权的宪法设计有所助益。

是为序。

2012年平安夜于北大陈明楼

前言

在本书写作之时，我正生活于我所经历的第十三任总统任内——从赫伯特·胡佛到乔治·沃克·布什。由于胡佛来自艾奥瓦州，我们住在中西部的家人们会相当自豪地谈论他，但是我并没有多少关于胡佛的记忆。对于其他总统，我则拥有深刻的个人看法和学术印象。我依旧记得1944年的一天，我来到南达科他州的坎顿，与我祖父母一起生活。那时，我正炫耀地戴着一枚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徽章。祖父则让我摘下来。祖父甚至更不喜欢杜鲁门，尽管他坦率直言的风格时常让我想起杜鲁门。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相遇，他们将会很好地彼此了解。

在我读中小学到大学的那些年中，我一直关注总统，并且时常思索如何成为其中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我对总统的第一印象，所以尽管受到祖父的影响，我仍然认为他们是超人。后来，我意识到是我对于他们的期待超出了常人的范畴。我因此关注着总统们的来来往往，着迷于他们能够很好地履行各种职责：通过正面行为赢得赞誉，在作出负面行为而必然遭受责备时，那些赞誉便成了定盘之星。

应付不成比例且时常相互冲突的期待是本书的主题。引人注目的是，费城起草宪法之时面临的驱策力时至今日依然明显。我们希望让总统为政府中的一切事务负责，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他们掌握太多的权力。于是，我们通过赋予权力，然后审查、制衡并分享这些权力的方式来筑起藩篱。

使整个体系恪尽职责，使所有参与者能够不论时间与议题差别而致力于体系运行，这才可能实现公平。毕竟，各位总统也都是匆匆过客，很少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全部，而且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都是别人（包括前任政府[1]）的行为导致的。麻烦之处在于，体系并不是个人性的或者私人性的，因此很难说事态恶化该归咎于谁。然而，我们通常需要问责机制，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总统们就屹立在那里，担任着行政首长，名扬天下。这是他们恪尽职责的时代——我们甚至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政治时期：罗斯福时代、艾森豪威尔时代或者克林顿时代。

在这本“极简介绍”中，我力求描绘分权体系之下总统领导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行政问责制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它与总统职位如影随形。国会议员需要对不同的选民群体负责，法官们则需要对法律尽忠职守。我们并不敢绝对确定这一体系将延续下去，但是它在过去已经如此前行。我已经尽力解释为什么如此，并努力促进人们去理解这一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查尔斯·琼斯

于弗吉尼亚州韦特格林

【注释】

[1] 原文为administration（行政分支），与government（政府）有所区别。考虑到国内用法惯例，此处仍译为“政府”。——译注

致谢

我要向若干学者、记者和政治人物表达谢意；在过去这些年中，他们教给我关于总统制的若干知识。致谢名单太长，在此无法一一罗列，不过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已经引用了其中一些人的成果。毫不奇怪，迪克·诺伊施塔特[1]位于名单首位。熟悉其研究工作的人们将会发现他对本书字里行间的影响。

鉴于本丛书之目的，我曾经向一些非专业人士请教，请这些关心政治的朋友和邻居对我的最初写作计划予以回应。来自戴维与乔治娅·奥凡、鲍勃与凯西·诺尔斯、卢与托尼·琼斯、雷吉·霍尔以及薇拉·琼斯的评论对我的写作大有助益，其中充满常识性的建议，对此我都一丝不苟地听取。三位匿名学术评审人也对写作计划提供了有益的反馈。

当时任职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凯特·哈米尔，与我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写作计划，并让我确信这项工作值得一做。在各章完成后，德迪·费尔曼接任编辑。她拥有一种非凡能力，能发现哪里仍待改善，并能估计作者是否有能力获得更大成功。她在编辑过程中的敦促鼓励与本书目标相得益彰，在实质上大大改善了书稿。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也在关注本书创作过程的同时提供了帮助。除了让原稿变身成书外，米什尔·博韦还搜寻并发现了若干恰如其分的图片。海伦·马尔斯为编辑过程以及其他细节工作把了关；玛丽·萨瑟兰细心地编辑润色了本书文本；此外，彼得·布里加蒂迪与马利·努科尔斯搜集并编排了全书的索引部分。他们使得书稿在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巧妙的处理，对此，我十分感激。

本书献给我才华横溢的兄弟姐妹们。我永远感激他们的真爱、支持与幽默。事实上，在这个不怎么好玩的世界中，我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团体（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注释】

[1] 与后文出现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为同一人。“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编注

第一章

创造总统制

试想，你正处于开国奠基的时刻。谁来执掌国家大权？如何遴选掌权者？将会产生一个还是多个领导者？如何组建政府？政府能持续发挥作用吗？形形色色的问题摆在美国开国元勋们，如詹姆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埃德蒙·伦道夫、罗杰·谢尔曼和乔治·华盛顿等面前，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公共事务实践者。

因为不想重复同时代的那些人所犯下的种种治理过失，开国元勋们开始探索新的答案。这种探求解释了，为何恭逢其盛会令人如此欢欣鼓舞，更别提可以与富兰克林共赴晚宴的荣幸了。1787年夏天，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起草小组在费城的创造性成就，在随后两个多世纪的政治和政策争辩中被不断地解释和援引。

第一次建国，也就是1781年批准通过的松散邦联，最终归于失败。心切的政治家认识到其中的缺陷，并在犹为未晚之时聚到一起，设计出一个更具可行性的政府。他们的聚会与众不同。会上制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蓝图，这个蓝图最终被运用于这片横跨大陆的辽阔区域。漫漫历史长河中，鲜有条件如此有利于制度创新。

其中，最具试验性的创造就包括总统制本身。国家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领导机制，这种看法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维持足够制衡以防止专制的同时，上述目标能够达成吗？因此，最终的目标是，去治理，而不是仅仅去控制，并且解决之道在于分权。在权力分散的宪政结构下，总统们能够立足于此并展开工作，从而增进并保持联合。思考一下这句话：通过分立达到联合（separating to unify）。对这一格言进行深思将增加你对费城经世伟业的钦佩，更不必说，它还为理解美国政府和政治提供了一个基础。

“总统制”（presidency）这个词本身并未出现在宪法之中。这张标签只是随后才被加诸政府的行政部门头上的。那时，行政主管被称为“主席”（president）。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当时就有这种职位，南卡罗来纳州也是如此。主持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人也叫“主席”，根据《邦联条例》选出来主持诸邦委员会的代表亦然［一个更生动的头衔本应是“无实权代表”（His Nonentityness）］。但是，后来用以称呼拥有行政权力及职能的机构的“总统制”并未出现。

为什么选择“总统”这个头衔呢？为什么不用在各州更为普遍的“总督”（governor）头衔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示了开国元勋们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可以理解，美国民众唯恐出现某个人像以前的英国国王那样行使行政权力的局面。实际上，《邦联条例》下的第一届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行政机构。然而，在费城，开国元勋们已经达成共识：要想使治理更加有效，美国就需要一个行政机构。虽然在费城有与会者于不同时期提议使用“总督”这个头衔，但是，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令人回忆起殖民时期那些令人憎恨的皇家总督和特许领主”[1]。“总统”这个头衔更加中性，盛气凌人感可能更弱一些；它源于拉丁语“主持”（praesidere），实质上就是“主持、负责或统辖”（to preside）的意思。并且，这也正是制宪会议、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各位主席所履行的职责；他们就是在主持会议。

就那时来看，“总统”称谓满足了对一个既不具有威胁性又振奋人心的行政头衔的需求。经历过英国统治和无执行能力的邦联等架构之后，“美国国民需要一个关于行政机构角色与功能的正面定义”[2]。国家元首的全新称号标志着这种诉求的开端。然而，分权体系中关于行政机构之权限与地位的争论才刚刚开始。所有总统都会斟酌自己在全国政府中的地位，原因正在于它从未得到明确地阐述。每位总统都必须找到各种方法来理解并迎接我向读者诸君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分权体系中达到联合？

乔治·华盛顿：开国总统

如果有一个营造行政权力的正面形象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们很难期待有谁能比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做得更好。他也许曾被称为“不情不愿的乔治”（George the Reluctant），因为他曾经多次表示更愿意留驻弗农山庄而不是担任一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那些热衷于从政者的熙攘声中，华盛顿并未恋栈，其不情不愿使他更加获得世人爱戴。

就在那里，他正襟危坐，主持着制宪会议；他的出席重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每次扩充的总统职权都会得到明智而审慎地运用。南卡罗来纳州代表皮尔斯·巴特勒认为，“如果不是许多成员将目光投向华盛顿将军，视之为总统，并且根据对其德行的评价形成了关于应授予总统之权力的观点”，总统权力“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大”[3]他就是那位击败英国人后毅然解甲归田的将军。“阁下”（His Excellency）并不是他想要的称号。当然，实际上，1787年8月6日，一个委员会曾经在向制宪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这一头衔，但是，有人提议将这一头衔移除——该提议获得通过。

对华盛顿将出任国家首任总统的预期，也进一步促使制宪会议在实现政府各分支之间的平等和独立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早期的提议曾偏向国会占据优势地位，行政机构由国会产生。但是，《邦联条例》的缺陷充分显示，有必要让行政机构拥有独立于立法机构的地位，也许应通过独立的选举来产生。华盛顿的性格特征和个人品质促使制宪会议将总统制设计成独立于国会的机构，从而有助于分权政府的发展。

创制伊始

大多数人都有过治理一方的经历，例如，治理学校委员会、商业集团、劳工联盟、慈善团体或房管协会（令人厌恶的政治）等。因此，如果身处制宪会议之中，你将会毫不惊讶地观察到各个委员会的形成过程。这些委员会行使的重要职能有：平息争议议题（或发现这些议题不可能平息）、改进各种提案、识别影响以及综合多方意见等。表1.1列出了制宪会议的各个委员会，

表1.11787年制宪会议各委员会

来源：作者汇编。

并罗列了它们履责的顺序。全体委员会旨在处理代表们抵达时的早期意见和计划，从而启动制宪会议；细则委员会在一开始的六个星期内汇总达成的协议与关于核心问题的待定提案；未决事务委员会应对那些未解决的和极富争议性的事件（包括与总统制相关的问题）；文本委员会准备确定各条款的最终形式。如果你参加了制宪会议，那么成为未决事务委员会成员就会成为你的首选。请继续阅读从而明晰个中缘由。

制宪会议上最为显著的观点冲突来自反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大多满足于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联邦党人则希望拥有一个具有真正权威的强化的中央政府。两派之间的观点和建议被融合进两份方案，提交给代表们。新泽西方案与《邦联条例》修正版之间无甚差别；弗吉尼亚方案则试图创造一个更为有力的合众国政府。然而，两份方案都不如最终的文件具有开拓精神。

任何政制重建，关键都在于确立一个独立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该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分权是否实际存在。无须惊讶，总统制的谋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恰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7篇所言：“我们体制中几乎没有哪一部分比这个［执行部门］更加难以安排；更没有哪一部分受到这样不加掩饰的攻击，或者受到这样没有见识的批评。”[4]

对于汉密尔顿所间接提及的白热化争论，人们可以从一系列决定中发现其踪迹，这些决定最终形成了规定行政权力的宪法第二条。制宪会议屡次徘徊于关涉行政长官遴选和行政权力的基本议题。为什么呢？对曾经起草州宪或在州宪之下效力的制宪者及其朋友而言，组织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是驾轻就熟的事。但是，他们却对如何创造一个分立而独立、重要且持久的行政机构不甚熟悉。许多代表对赋予行政部门过多权力心存恐惧，他们知道，华盛顿的继任者们不会都像他那样，无意于追求或攫取那些权力。实际上，即使是支持强有力中央政府的联邦党人，最初也支持弗吉尼亚方案所规定的由国会产生行政机构。

制宪会议关于总统制的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在6月上旬检验各种想法；（2）在7月中旬更为认真地审议各种议题；（3）8月对委员会报告作出反馈；以及（4）在9月上旬修订并通过最终安排。实际上，对行政机构的设想经历了由国会产生并受国会制约，到由独立选举产生并拥有重要的内政外交政策权威的变化过程。

针对行政机构所展开的辩论，主要议题包括遴选机制、长官人数、任期长短、续任、免职解职和权力分配等。所有问题都很关键，但是遴选问题决定了权力分立问题，因为国会选举的总统难以真正独立于立法分支。因此这才是讨论的起点。

遴选机制

直到9月，制宪会议才最终决定独立选举行政机构。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都提议由立法机构来选举行政机构。分歧在于弗吉尼亚方案倾向于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新泽西方案则支持一院制的立法机构。

通过两院制立法机构来遴选的提案被纳入了6月13日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并在随后被纳入8月6日细则委员会的报告中。但是，两份报告都没有包括关于投票的详细规定。细则委员会报告只是简单地叙述道：“阁下”（为总统提议的称号）“将通过立法机构投票选举产生。”

一旦有政治党派产生，通过立法机构来选举行政机构将最终形成一个议会体系。无论哪一个政党、政党联盟抑或党派，如果能够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都将可能选举本党成员担任总统。这样一来，美国就将由一个一元的而非分立的体系来统治。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分支——立法机构，将选择另一个分支——行政机构的领导人。但是，无论如何，权力的分立都要求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是分离的。

由立法机构选举行政首长的方案作为最初的出发点而得到批准。虽然如此，代表们还是在这一议题上分裂为两派，即警惕独立行政机构的一派（反联邦党人）和支持强化行政机构的一派（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支持由立法机构选举的方式；联邦党人则支持普选，或为选举行政机构而先选出选举人。在该事项上，分歧是如此之大，附属议题是如此交叠（例如任期长短和续任问题），以至于最终决议留给了未决事务委员会。恰好，支持独立行政机构的人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由此而生。总统普选从未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支持，因此必须寻找其他制度，就其实质而言，应是一种兼顾立法机构和各州利益的混合物。

选举人团制度使许多美国人，实际上也使所有外国人感到迷惑。然而，它并非故意想制造混乱（尽管一个既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生的机构被称为“College[5]”，含义并非足够清晰）。这个提议是协调各种冲突性观点的一次精彩尝试。立法机构本来希望通过两种重要方式来承担总统选举之职：（1）每个州的选举人数等于基于人口而分配给每州的代表席位数加上其两个参议员；（2）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多数选举人票，众议院将以州而非个人为单位投票选出总统。以个人为单位投票的参议院将在这些情形下选举副总统。最后，各个州将决定如何委任这些选举人，包括由公众选举产生这一方案。

制宪会议最终以9比2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这项方案（以州而非会议代表个人为单位投票），相同的比例原本支持由立法机构选举行政机构，这是代表们思想的一个显著转变。这样，通过分离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选举，分权就被牢固地纳入了宪法之中。后来在现实中形成的实践是，总统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竞选以获得多数选举人的支持，参众议院候选人分别在州内和议会选区内展开竞选活动。结果是，形成了三种相互关联的对选民的全国性评估，分别基于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结果。

一个还是多个？

《邦联条例》中的政府按规定是一个“各州委员会”，其中每州一位代表，它负责“管理联合起来的各州的一般事务”。其中的一位代表被委任为“主席”，这一职位在委员会三年任期中任职不超过一年。这项规定的局限——主席在行政委员会中工作时面临严格限制的任期——恰是宪制修改的主要动机。因此，设计更加有效的“一般事务”管理机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是设置一位行政长官，还是设置一个委员会或理事会。

鉴于《邦联条例》下的政府失灵和各州大多数行政制度的缺陷，如果会议代表中有任何人支持设置多位行政长官，这将会令人惊讶。但是，最年长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却是这一方案的倡导者，他曾支持在家乡宾夕法尼亚州设置十二人行政委员会。特拉华州的约翰·迪金森也支持三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分别负责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各州。新泽西方案则规定支持由国会选举多元行政机构（人数未定）。

在会议上，代表们很早就针对单一行政首长的议案进行辩论，并于6月4日以州为单位7比3表决通过。其后，对该议题并未再作严肃的重新考虑。且不论行政首长如何被选举、在职任期为多长时间、续任者需要何种资格，已经确定的是行政机构将由一个人领导。

任期和续任

单一行政首长应该任职多长时间？就现在而言，四年任期看起来很明显，但是会议代表在议程中达成这一共识相当之晚。并且，任职者应该被任期所限制吗？这些都是制宪会议上存在的有争议的议题，因为它们与新政府中行政权力的核心紧密相连。《联邦党人文集》大多数文章的执笔人汉密尔顿，在第71篇中解释了较长任期的好处：“凡人对其拥有之物，其关心程度均取决于其所有权是否可靠，这是人性使然；所有权具有临时或不定的性质，就比较少重视，而所有权具有长期或肯定的性质，则会更加重视；当然，为了后者也就比起为了前者更加甘冒风险。”[6]然而，虽然任期持久，民选的行政首长任职时间过长则具有终身君主的特征，而君主是大多数美国人所蔑视的。因此，任期越长，行政首长丧失再次任职资格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一议题上，制宪会议既不愿模仿各州体制，也不愿模仿《邦联条例》的规定。二者都以每年一度的选举为特征，经常包括某种形式的任期限制（例如，候选人在继续任职之前必须等待以年计算的一个时期——当然年数有所变化）。大多数与会代表都认为一年任期过于短暂；但是，无论在职时间长短，那些担忧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反联邦党人都对允许连任心存疑虑。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规定一年任期和有连任资格的州，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举出同一个州长。在规定三年任期的纽约州，选民们选举乔治·克林顿担任州长多达六次。“所以，毫不奇怪，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担心连任资格意味着终身总统的出现。”[7]

不足为奇的是，代表们在费城提交了关于任期期限与连任规定的多份提议。缺乏不同任期的历史实践，一个人关于任期长短的好坏估计并不必然比另一个人的看法更为优越。在会议早期，代表们同意行政首长只能任职一届，时长七年。后来，无资格担任第二任期的规定被取消了，但在7月下旬又被重新纳入。

对最好方案的不确定，使得会议代表们一直在不断地改变主意。我将关于任期的辩论描绘为一种针对任期的拍卖：“我赞成六年。我听到七年了吗？七年？六年半？”在不同阶段，若干提议包括：可连任的六年；单届的八年、十一年、十五年和二十年任期；或十二年中不超过六年的任职；以及只要尽忠职守即可保持职位（实际上对品行良好者而言就是一种终身制）。许多会议代表都参加了这个数字游戏。

面对着不同的提议和不确定的效果，任期长短和连任问题被提交到未决事务委员会，对全体会议上无法解决的议题，这是一种方便且有用的方式。（你开始理解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委员会了吗？）

未决事务委员会最终决定任期为四年，这较之此前所提议的期限为短，但并不限制第二任期或随后的任期。对支持强有力行政机构的人而言，该方案意味着一种胜利；在各州批准宪法的辩论中它受到了批评，因为热衷于终身任职的行政首长会导致选举人团中的选举人舞弊。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乔治·华盛顿功德无量地帮助人们消除了这些疑虑。1796年，他拒绝了第三次任职，因此似乎引入了两届任期的限制，这一限制直到1940年才被打破，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连任了第三任期和随后的第四任期。1951年，限制总统任职最多两个任期的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获得批准。从此之后，华盛顿的先例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

职权解除

1998年，美国人民切身体会了弹劾总统的相关事宜。根据宪法设置的程序，比尔·克林顿总统被众议院弹劾，由参议院审判并被宣告无罪。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主持了参议院的审判。

在1998年至1999年支持总统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人质疑指控者的正当性，宣称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废除克林顿在1996年所赢得的连任。这个观点让人想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总统弹劾议题的总结，如《联邦党人文集》第65篇所述：“在完全民选的政府中建立审议弹劾案的完善法庭，虽甚需要，但绝非易事。”[8]汉密尔顿准确地预测到引发弹劾和审判的指控将会“煽起整个社会之激情”[9]。因此，指控和审判公职人员的过程必须得到细致地设计。事实上也的确进行了细致设计。

弹劾是对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加以界定和施加限制的一种方法，实质上是要确保无人可以僭越法律。开国元勋们所使用的这个概念衍生于英国法律。“他们［制宪者］在起草弹劾条款时最明显地采纳了那个［英国］法律。”[10]最终，弹劾的实质内容和程序都复制了英国的实践。“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诸条款便是在英国法律中使用的。“叛国”和“贿赂”明显足以使总统遭到弹劾；“重罪和轻罪”则没有那么确定，但更容易被当作引发控告的基础。相应地，激烈的辩论也很容易出现在某位总统成为目标的极少数场合中（仅有两例：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和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此外，理查德·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之前，也被威胁使用弹劾条款）。

提出充分指控以发起弹劾和审判的职责，分属公众选举的众议院和精英选举的参议院；众议院负责实际弹劾的工作；参议院（在1913年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批准之前，由州立法机构选出）负责审判。其实践也遵循英国模式，即“平民（下议院）担当公诉人角色，贵族（上议院）则负责审判”[11]。

但是，制宪者们也熟悉各州宪法的弹劾条款。那些规定弹劾条款的州提供了若干审判方法。所以，对于汉密尔顿所提出的解除民选官员职务的问题，制宪者们了解各种处理方式。

图1.11868年，参议院作为法庭来审判被弹劾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解职问题。与1999年的克林顿一样，约翰逊也被宣告无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审判》，木雕作品）

在8月6日提交报告之时，细则委员会决定在进入最高法院程序之前对弹劾进行审判，这也许模仿了英国担负司法功能的贵族院。这项提议充满争议。如果大法官受到弹劾，谁来审判他们？猜测一下发生了什么？该项议题留给了未决事务委员会。和选举人团事宜一样，未决事务委员会作出了一项精彩的妥协。参议院负责审判案件，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而达成解除职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判。相应地，最高法院也发挥功能，绝对多数的要求将“帮助参议院超越党派偏见并以相对冷静的方式来思考”[12]。（克林顿案出现的情形被视为印证了这一点。）

在代表们的心目中，解职条款与选举、连任选举、任职期限条款是相联系的。如果缺乏弹劾和解职的方法，反联邦党人和对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心存疑虑的人们所担心的事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将这些措施包括进来，符合权力制衡原则，该原则对分权制度至关重要。

分配和界定权力

根据定义，行政权力倾向于是衍生性的。行政行为的发生要求有一个对象。法律在制定之前不能付诸实施；标准的设立并非存在于抽象之中，而是为了达成一个全体同意的目标。因此，完全符合逻辑的是，开国元勋们首先勾画出国会权力，然后予以明确规定：“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最后在宪法第三条中概括出法院的司法权力。其顺序——第一条：国会；第二条：总统；第三条：司法——遵循着治理的一般过程，即从法律制定到执行再到审查。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无须具体规定每一项行政权力。例如，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说明“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就足够了。这项明确规定暗示，行政机构将执行国会指令所要求实施的事宜，例如从法律具体规定的个人和团体手中征收国会规定的税金。在收入税方面，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其如何运作：该税由一个行政机构——美国国家税务局——负责管理。

但是，宪法也必须界定一些行政职能。谁来进行关键职位的任命？谁来统帅军队？谁来缔结条约并承担其他外交政策职能？总统的立法角色为何？当面临国家和国际危难之时，谁来因应？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与治理相关的议题，对它们的处理权本来既可以分配给国会也可以分配给行政机构。有益的提醒是，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1787年，每个问题都必须在分权的总体原则背景下予以探讨、辩论和最终解决。

人事任命

鉴于分权体系下各机构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人事任命权的分配必定会引发争论。国会应该拥有制衡行政机构的权力吗？或者，这项特权对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吗？谁有资格获得任命？特别是，国会议员能够同时在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任职吗？

如上所述，弗吉尼亚方案规定由立法机构选举行政机构，其实质是创立一个议会制或一元的体系。于是，这一方案允许立法者在行政分支中担任部长职位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例如，与英国的议会成员一样）。但是，事实上它并未如此。立法者不但“无资格担任特定州或美国权威下设立的任何职位”，并且也不能在离开国会后一段时间内担任。

代表们就“不适任”条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辩论，并形成不准同时任职的一致意见，但是关于离任后一段时期内不能任职这一点，代表们提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议员们在立法机构任职期间无资格担任行政部门职位的规定得到批准；但是，并没有追加条款禁止任命已离开国会的立法成员——如我们所见，此后许多离开国会的立法成员得到了任命。

对分权体系的塑造而言，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作出任命决定。每个分支的地位都非常紧要。弗吉尼亚方案提议由立法机构来设立法庭并任命法官。通过赋予参议院任命法官的权力，这项条款较早地在制宪会议中得以完善。细则委员会8月6日的报告将各项任命权分配如下：财政部长由立法机构任命；大使和最高法院法官由参议院任命；总统则负责任命“本宪法未作规定的其他官员”。

与其他议题一样，未决事务委员会选择了一个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过程，这是制宪会议此前从未表决过的议案。总统获得了提名的权力，“在征求参议院建议和同意的前提下”，任命“大使、公使、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一切其他在本宪法中未作规定的合众国官员”。委员会建议的文本言辞精确到与最后批准的文本基本一样。总统也被赋予权力来填补参议院休会期间出缺的职位，国会可以以法律把低阶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总统一人，授予法院，或授予各行政部门的首长”（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最后，未决事务委员会再一次支持在三个机构之间保持制衡的权力分配方案。假如是你的话，你将如何对这一议题进行投票？

军事

总统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在制宪会议上却寥寥几个字一表而过：“总统为陆海军的总司令。”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认定行政首长将管理民兵，这和各州的情况相符。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哪个分支可以宣战。

尽管宣战极其重要，它在费城却只得到较少的注意力。因为由总统来指挥民兵团体已经被接受，国会拥有宣战权就得到普遍承认了。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只是参议院的特权，国会是否拥有权力“发动战争”或者“宣布战争”。发动战争意味着应对和指挥。细则委员会的报告使用了“发动战争”的说法，但是经过会议代表动议，文本被更改为“宣布战争”。诚如一位代表指出的，发动战争可能被理解为“实施”战争，准确说来，这是一项行政职能。

缔结条约

在缺乏行政首长的前提下，外交政策和条约缔结必须由《邦联条例》下的一元立法机构管理。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如果他们同意分权体系，制宪会议就必须决定如何分配这些事宜。同样可以预期的是，就像在会议过程中发生的一样，加强行政机构将包括强化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毕竟，在两院制立法体系中并没有设置单一领导者。即便如此，直到制宪会议的最后几周，缔结条约权才从参议院转移到总统手中。

意料之中，未决事务委员会又一次加强了总统的职权，其报告指出：“总统有权缔结条约，但须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并取得其同意……但是须出席的参议员中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记录，辩论主要集中在三个议题上：加入众议院的建议和同意，缔结“和平条约”不要求三分之二多数同意，以及参议院多数票同意即允许缔结条约。第一条修正方案和第三条修正方案被否决，第二条修正方案最初被接受，后又在审慎考虑之下被否决。因此，宪法的定稿认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拥有在参议院建议和三分之二多数同意之下缔结条约的权力。

在实践中，这项权力赋予了总统在外交关系上的主动权以及在国际上作为国家领袖的身份。然而，它也让外国领导人得知，美国政府的主要决定通常要涉及两个或更多的政府分支。宪法中的许多条款可以被视为分权体系如何运转的说明书（通过分立达到联合）。缔结条约条款仅是其中之一。

立法角色

是否赋予总统立法或法律制定的角色，是制宪会议上引发众多辩论的主题。大多数讨论聚焦于总统对参众两院通过的立法的否决权。辩论的焦点在于应该采取何种否决形式，以及国会应如何推翻总统的否决。一个相关议题是司法部门是否应介入否决程序。弗吉尼亚方案提议设立一个由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的“复审委员会”来审查立法，并予以“拒绝”或者否决。在费城会议上，这项提议被三次提出，但是每次都被否决。在这一议题上，你将如何投票——实质性地审查已通过的法律之合宪性，而不是在法院等待诉讼？

否决权观念本身已经被广为接受。支持行政机构主导的人，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要实现绝对的否决权，即立法机构不再有追索权。这一立场被彻底击败。汉密尔顿参加的这次会议可没那么好说话！问题现在变成了推翻总统否决权所要求的最低票数，这种推翻的结果是在总统反对之下依然使立法成为法律。在8月6日的报告中，细则委员会将最低票数设定为两院中每院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后来批准了一项动议，将门槛提高到四分之三多数，但是在制宪会议的最后几天中又被改回三分之二多数。三分之二多数被证明为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只有极小部分被否决的法案，因为否决又被推翻而变成法律。

一段时间之后，具有较少争议的立法权对加强总统的立法地位将变得极为重要。其中，三条相互关联的条款尤其关键。

●“他可以要求每个行政部门长官提出有关他们职责的任何事项的书面意见。”（第二条第二款）

●“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联邦的情况……”（第二条第三款）

●“［总统应］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供其考虑。”（第二条第三款）

这三项条款为一位积极主动的总统向国会指定议程提供了宪法权威。第一项鼓励总统利用各部门“长官”的建议来形成提案。第三项赋予总统将上述情况和提案进行整合并推荐给国会的权力。第二项则规定了向国会报告联邦状况的正式机制。在实践中，这种“不时”已经变成总统一年一度向国会盘点工作和设定议程的一种信息机制。实际上，伴随电视的到来，总统的信息汇报成为“国家盛事”之一，如总统本人、他的支持者以及他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批评者所言，它呈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

最后，总统负责“注意使法律得到切实执行”（第二条第三款）。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用语，它被纳入8月6日细则委员会的报告，并被保留在9月12日文本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在界定行政权的意图方面，这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是其精确意涵和应用依旧模糊。然而，总统仍要依赖这一条款来赋予那些难以从宪法的明示权威或现存法规中获得合法性的行动以效力。从历史发展来看，总统诉诸这些条款也争议连连。因为，当运用到重大议题上时，缺乏精确含义会导致肆意变化甚至常常是具有党派偏见的解释。

结论

发明者便是问题解决者。一般地，他们修修补补直到相信已达到一个可运行的方案。经常的状况是，发明者事先并不知道其发明创造能够运行多好或多久。当开国元勋们致力于创造行政分支时，他们都是认真严肃的设计家。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塑造了分权的政府。他们拥有指导其探索的理论知识，却鲜有在一国范围内运用这种形式的经验。依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所言，开国元勋们贡献的是“由分享权力的不同机制组成的政府”[13]。如上所述，行政机构的角色展现如下：

通过在政府中分享权力并获得具有竞争力的地位，行政机构从弱小向强大迈进。最早的决定意在建立一个国会政府，通过国会来遴选行政首长，行政首长不享有人事任命和缔结条约的某些关键权力。后来的决定确立了一个能与其他分支分庭抗礼，但并非一定能够经常凌驾于它们之上的行政分支。

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有助于塑造一个分立而非一元的政府体系。《邦联条例》中的治理权力集中于国会之手。创立分享治理权力且由独立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产生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政府形式——分权。

表1.2总统权力与国会分享的权力（美国宪法规定）

来源：作者汇编。

分享权力的分离机构在运行中所受到的制约，恰恰暗含于它们必须分享权力这一点。如任何有兄弟姐妹的人所知，分享可能显得很礼貌，甚至很合群，但是留给你的部分的确变得少了。分享能够引发竞争，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一部分。开国元勋们对这一趋势一直非常敏感并致力于施加各种限制，经常在条文中强制要求跨部门协商和合作（参见表1.2）。因此，即使是强化的行政部门也被制衡原则所限制。

分权体系要实现有效的治理，需要每个机构为其他机构考虑。这个原则似乎主宰着开国元勋们的思维。运用到总统制上，它为本书主题提供了一个原理：总统不是也不能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有权力。开国元勋们所创造的是一个比美国当时的任何行政机构都强大得多的行政机构，但是其力量和效力只能基于与其他分支的协调方能实现。这是通过分立达到联合的实质所在。在创制过程中的任何时刻，都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观点，认为开国元勋们发明总统制就是为了确立总统制政府（presidential government）。他们想要的是有效政府，即总统通过充分考虑其他分支扮演的合法角色来领导的政府。

创造并强化总统制确保了分权体系的出现。但是，如此行事并未将美国从国会主导的体系转变成为总统主导的体系。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不言自明：研究总统制需要关注总统在权力分享和权力竞争的分立政府中的地位。

【注释】

[1] Forrest McDonald，The American Presidency（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157.

[2] Donald L.Robinson，“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The Presidency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W.W.Norton，1987），19.

[3] Quoted in Richard J.Ellis，ed.，Found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9），9.

[4] 译文引自：［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2页。——译注

[5] 常用义为“大学、学院”。——译注

[6] 译文引自：［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3页。——译注

[7] Quoted in Richard J.Ellis，ed.，Found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9），98.

[8] 译文引自：［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2页。——译注

[9] 同上。

[10] Raoul Berger，Impeachment：The Constitutional Problem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54.

[11] Raoul Berger，Impeachment：The Constitutional Problem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54.

[12] Ellis，Found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237.

[13] Richard E.Neustadt，Presidential Power：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New York：John Wiley，1960），33，黑体强调出自原文。

第二章

总统制就位

在新政府中设立总统制还需要回答两个与地理位置相关的问题：首都位于哪个城市？总统本人在哪里生活和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关系到长远政治利益的问题：这个新生的行政机构如何与其他分支配合工作？

如后来所发生的，制宪会议在评议中逐渐形成的那个分立原则似乎能对这三个问题予以回应。首都将坐落于一个中心位置，差不多处于北部和南部的中间地带。国会和总统的办公地点将在这个城市中隔开一段距离，由一片沼泽隔开两座建筑。除非无法在选举人团中获取多数支持，总统候选人们无须通过国会投票来取得胜利。虽然他们在所获得的授权方面是互相依赖的，在选举方面却将彼此独立。

今天，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访客也许很难相信，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首任总统之时这座城市尚不存在。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联邦大厅阳台上作了就职宣誓，这个大厅位于纽约华尔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然而，纽约并非行政首长的长久的就职地点。

为确立政府的永久工作地点，早期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多位国会议员曾经提议将他们自己的州或地区作为首都。1790年7月最终通过的《首都选址法》决定，沿波托马克河边划定区域设立首都，并授权华盛顿总统任命专门委员来确定具体地点。同时，政府将在1790年12月离开纽约迁往费城，直至1800年再迁往新址。随后，位于中心位置的崭新的“联邦城”（Federal City）将担负国家首都功能。

首都选址的首要问题业已解决，接下来待决定的便是首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精确位置以及城市的设计问题。马里兰州划出了河东北部的土地，弗吉尼亚州则划出河西南部的土地（并未使用，这一部分日后被弗吉尼亚州收回）。华盛顿总统选定了具体地点，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开始横跨波托马克河，与弗农山庄相距不远。此后，他委任曾在大陆军服役、出生于法国的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少校来规划设计联邦城。

图2.1朗方少校设计的“联邦城”，随后以乔治·华盛顿之名命名。（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

朗方的设计并未得到全面的采纳，并且华盛顿在中途解雇了这个容易激动的设计者（“朗方”在法语中是“孩子”的意思）。但是，当代的大多数人还是能够从朗方的最初设计，包括宽阔的街道、开放的空间区域以及错落有致的斜线网格中，看出今天华盛顿特区的样子。正如制宪会议希望避免权力集中，联邦城并未给政府留出中心区域。“朗方的设计在物理空间上分开了权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一政治观念给出了一个地理性的表达。”[1]

新首都设立三大政务中心，分别是国会、总统府和位于司法广场（尽管最高法院从未坐落在那里）的法院。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隔最远（超过一英里），法院位于二者之间。这种分隔很容易培养出大为不同的社区，这种趋势在早期就已出现，并且随着国会和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增加而持续了下去。[2]实际上，各分支之间的距离使得各社区可以互不妨碍地发展，不过这种局面在沼泽被抽干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按照设计方案，最初被称为“总统府”的建筑既是居住地点也是工作地点。这座建筑也被称为“行政大厦”，在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任期中开始被称为白宫。“白宫”这个名字的来源尚有争议。[3]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1812年，它被战争的大火严重毁坏，重建后被粉刷成白色。

因此，关于任职处所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总统官邸将设置在一个被指定为首都的新城市，并与国会隔开一段距离。1790年，这个城市以首位总统之名命名，这是由华盛顿任命的三位专门委员作出的决定，他们协助华盛顿在波托马克河岸确定了新首都的地址。有趣的是，华盛顿从未居住在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里。他是唯一一位从未在白宫居住的总统。当首位入住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发现白宫透风、潮湿并且没有洗澡间的时候，华盛顿如果知道，一定感到庆幸。

关于政府中总统位置的第三个问题，其答案最初依赖于宪法第二条规定的行政分支的框架。对于行政首长，制宪会议存在三种明显不同的观点：（1）绝对总统制（presidential presidency），行政机构主导的分支；（2）国会总统制，行政机构由国会遴选并因此依附于国会；以及（3）分权总统制，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分享并竞争权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绝对总统制的主要倡导者。他提议行政首长应该被称为“总督”（Governor），并且只要“品行正当”便可得到选举人选举，实际上是一种终身制。总督将具有绝对的否决权、身为总司令的全部权力、不受节制的主要部门人事任命权，以及在参议院“建议与赞许”下的缔约权。

如果这项方案得到通过，美国由谁来主事就没有多少疑问了。如后来所发生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在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的方案很少或基本没有受到支持，因此算不上一个持久的视角。唯一的后续发展便是汉密尔顿本人，他被任命为华盛顿总统班底中的财政部长，任职超过五年，并持续地支持强有力的行政机构。

同样的结论却不适用于国会总统制和分权总统制的观点。制宪会议上，前一种观点得到反联邦党人强有力的拥护，他们一直警惕权力过大的行政首长和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在1787年8月6日细则委员会向代表们提交的系列议案中，主要体现的是国会的主导性。国会将遴选行政首长，并具有某些行政功能（例如，参议院拥有缔约权）。

遵循这些思维的大多数议案都朝着使行政机构更加独立的方向进行了修改，这样的行政机构尽管不如汉密尔顿提议的强大，却更加独立于国会。然而，确定的一点是，那些害怕过于强大的行政机构的人们将会一直密切关注总统如何解读并运用其权威。实际上，从1787年至今，国会权力和总统权力之间的平衡一直是辩论的重点（例如，2006年小布什任期内，政府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的通讯进行的监控）。

行政权力的最终版本采用了分权总统制，即独立选举产生行政首长，但是行政机构分享某些独立于国会的权力。这是三种模式中最具试验性的，因此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最取决于解释的一种。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将很容易影响这个没有先例的总统制的发展，正如对行政机构与其他分支协调运作的要求也很容易影响它的发展。这里体现着该项实验的胆识，即机构权力的分立既要足以防止专制，同时又不至于导致陷入僵局。

国会总统制？

本来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表2.1显示了细则委员会在1787年8月6日向制宪会议提出的关于行政分支的建议。这些建议与制宪会议的最初章程一致，即修改而不是抛弃《邦联条例》。其中几个提议也和会议代表作为出发点的弗吉尼亚方案所包含的方案相似。

表2.1本来可能选择的国会总统制：细则委员会报告中的行政首长相关条款

来源：汇编自细则委员会报告，见Charles C.Tansill，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Un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471-82.

8月6日的方案本来会创设国会总统制，本来不会有权力分立。国会遴选总统和财政部长；参议院任命大使和最高法院法官。以“阁下”称谓的总统只能任职一届七年。参议院任命的最高法院负责审判弹劾案。国会被赋予“发动战争”的权力；参议院负责“缔结条约”。

奇怪的是，这份报告居然包括一项禁止国会成员担任行政职位的条款，并且禁止参议员在离职一年之内担任这类职位。这一议案与通常从议会中任命部长的议会制体系有所不同。支持这一限制的会议代表，急切地想避免国会成员进行职位分赃而形成小阴谋集团。但是，这项安排却允许总统们选择其朋友和熟识之人担任相关职位，长久来看，这些人无须明确地接受国会问责，便可以获得显著的权力。

按照细则委员会的规定，国会将限定出总统在政府中的位置。一旦政党得以形成并发展成熟，其立法机构中的成员将遴选总统，并试图影响其人事任命。总统反过来将对其政党或政党联盟负责，这大致和英国的状况一样。除了得自所属政党的公共身份之外，总统并没有从选民中获得支持的独立基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限制为只能担任一届七年任期。

开国元勋们本有可能创造的是国会总统制，比邦联中规定的行政机构稍强一些，但不会创设一个足以满足分权政府标准的充分独立的行政机构。然而，这个早期方案显示出许多杰出代表对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行政机构的踌躇。因此，早期的总统们都已明了，要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权位，如履薄冰地施展权力。

分权总统制

从1787年整个8月到是年9月，制宪会议步履维艰地向创设一个较少依赖于国会的行政机构迈进。在行政分支中创设一个手握重权且独立选举的总统职位，也许是新政府最为突出的特征。然而，如表2.2所显示，行政机构并没有被强化到汉密尔顿所向往的完全自决的程度。否决权可以被推翻，缔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支持，重要的人事任命需要听取参议院的建议、得到其同意，并且作为三军统帅，总统需要从国会得到支持才能发动战争、支持并维持军队。

表2.2中所列的制衡措施足够严格，但是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否定性的。开国元勋们正在塑造一个相互依赖的法律制定体系。体系的每一部分都支持并且推动其他两个部分的运转。制衡原则鼓励双向的磋商。在某些情况下，如缔约权和人事任命权，宪法甚至要求总统倾听来自参议院的“建议”。但是，深谙政治之道的总统们会意识到与国会山同僚进行沟通的必要性。如果他们希望自己推动的立法能够得到起草和通过，他们就需要得到沼泽彼岸国会山的支持。同样，如果国会成员希望自己的目标得到总统的支持，这些目标也需要对总统有利从而避免被否决。政党能够推动这种联系。同时，总统和国会二者都必须警惕最高法院关于所达成协议之合宪性的判决。

1789年，当这个经过修正的政府开始运行时，人们并不确定这种权力分配的混合体系能否运转以及如何运转。在相当程度上，它依赖于各种事件来检验这种“互锁”体系的应对能力。宪法第二条关于行政机构的寥寥数语对总统之角色提供的启示极少。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写成文案或未加具体规定。大量的工作留待来日完成。

表2.2分权总统制：权力和制衡（宪法条款）

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宪法条款汇编。

图2.2分权总统制的特征之一——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

因此，举例来说，人们最初大概很难预测到，总统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并提出因应措施供其考虑的义务竟然具有关键的议程设定功能。最初大概同样不明显的是，行政机构将扩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并因此挑战着总统的管理能力和国会的监督能力。可能被预见到的是多样性，即后继总统们在使自己胜任这个职位时所表现出的风格、技能、适应性和智慧。并且，显而易见的是，权力的分配与模棱两可的权力界定，意味着总统将必须在华盛顿内外的权力网络中不断地定位和重新定位自己。这个权力网络最终将包括，数以千计拥有私人利益的游说群体、数量庞大的媒体机构、非政府“智库”、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等——在最初，这一点完全不明显。

长久的考验

宪法及其创设的政府要想延续下去，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类治理群体，即来去匆匆的群体和驻留此间的群体。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及其助手大多组成第一个群体——近几十年来，这个一般化结论已经发生变化，因为国会山有很多人会重复任职。终身任职的法官和文官大多组成了第二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伴随新州的加入而适度增长；第二个群体，特别是文官和技术官员，则呈现指数增长态势。这样的增长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政府在社会中发挥功能的本质要求。

一般而言，国内的期望是当选官员掌管全国政府。对来到华盛顿、之后又返回原乡的人们而言，其面临的长久考验是，向那些长期任职的人充分学习监督和管理工作的方法。对总统们而言，这个考验特别显著，因为众人对其期望甚高，并且他们是短期任职者中的最短暂者。

华盛顿开创的先例，即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持续了152年，最终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他在1940年参加第三任期的竞选并成功连任。在这个时间区间里，32位总统中的9位（算上罗斯福）任职达到8年。其中，格罗弗·克利夫兰赢得两个不连续的任期（1884年竞选成功，1888年失利，1892年又重新竞选成功）。其他两位，林肯和麦金利，两次当选却双双遭到暗杀。

自从1951年第二十二条修正案获得批准，总统任职时间被限制为不得超过两个任期以来，11位总统中有3位任满两个任期（艾森豪威尔、里根和克林顿）；有一位在本书写作之时处于其第二任期（小布什总统[4]）。另外一位，尼克松总统，当选两次却在可能被弹劾之前辞职。

这个记录显示，43位总统中的12位（28%）曾经任职8年（一位即将完成；另一位富兰克林·罗斯福任职为12年）。8年任期等于一又三分之一个参议院任期或者4个众议院任期。[5]当然，大多数总统都未能任职如此之久。二战之后总统的平均任职年限（不包括小布什）是5.6年——尚不到一届参议院任期。

总统们进入的是要由他们来负责的长期政府。在一开始，这项任务颇为棘手。随着联邦政府的规模和管辖范围的扩张，任务变得异常繁重。对于不曾在华盛顿任职的人来说，挑战尤为吓人；即使在当代，这种现象也不乏其例（最近的5位总统中，有4位来自总统本人的原乡）。

乔治·华盛顿作为首任总统面临的考验是独一无二的。“当华盛顿于1789年4月30日进行就职宣誓时，他所走向的岗位，其性质仅仅由一部从未适用过的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所描述。”他的成功并非注定。但是，按照一位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的评价，“他……是曾经担任总统职位的最称职的行政首长之一”[6]。鉴于首次人事任命的重要性，华盛顿“在遴选新的公务官员班底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谨慎”[7]。两位未来总统都与华盛顿总统共事，约翰·亚当斯担任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担任财政部长。制宪会议上的一位关键人物，埃德蒙·伦道夫任总检察长。这恰是激活“从未适用过的宪法中的一些条款”的一个有力的开端。

谁来担任首任总统事关重大，因为这个总统制需要华盛顿和亚当斯有可能给出的合法界定。杰斐逊则持一种不同观点，他极不支持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影响力强的行政机构。从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到20世纪，不同总统对总统领导权角色的认知也大相径庭。一般而言，诸如经济衰退、对外战争，以及最显著的美国内战等，这些事件在确定哪位总统最为积极能动的问题上影响深远。这些事件有助于界定总统领导权，并解释了除华盛顿外历史学家们对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哈里·杜鲁门以及罗纳德·里根的较高评价。

直到20世纪，总统才得到许多帮助，来把自己嵌入一个不断扩张的政府。总统作出人事任命，但是极少在白宫中获得私人的专业协助。二战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现在，总统在白宫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拥有几百名助理，总统办事机构（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的各个部、局则拥有更多的助理（见第五章）。这些数目众多的助手和支持机构在大量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之间作为联络组织而存在，实际上就是总统在政府体系中的触手。

适应环境

通常情况下，承担一份新工作，要做的不仅是读懂岗位描述，密切注意组织的增长。这里还要求进行更多微妙的考量，特别是就职之时岗位所处的地位。即将离任者所作的决策有什么影响？人们对前任的表现是否满意？针对决策和行为，人们有什么期待？一位杰出的学者还向总统们多提了一个问题：“总统们如何担负起将他们的地位融入历史的任务；这些地位是否易于根据总统制的设计来塑造？”[8]

在获得工作岗位之前，人们便应该充分考虑其真正性质和复杂性。实际上，在下定决心参加竞选时，应该问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为什么我想成为总统？对前面所提问题的解答应该有助于回答这个关键问题。胜选之后，总统的关注自然而然地转向调整相关安排使之符合寻求这份工作的目的。但是，选举之后，并不能将一切推倒重来。有一个组织已经存在。目的是由前任行政机构和国会设置的政策来促成的，可谓铁打的政府流水的领导权。

新总统面对挑战的例证无处不在。考虑一下，大萧条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掌国家大权时的情形如何。对他而言，也是对国会而言，可怕的挑战迎面而来。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组织不足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机构来管理大胆且全新的政策。多位总统一上任就要应对战争遗留问题——杜鲁门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面临朝鲜战争；尼克松面临越南战争；小布什后的第四十四任总统[9]则面临反恐战争。这些总统希望达成的任何其他目标，都必须考虑到与他们所接手的战争相关的决策。

其他总统则就职于政府服务急剧扩张的时期。作为拥有大半生军旅生涯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要为罗斯福“新政”和杜鲁门“公平施政”这两个社会项目善后。尼克松则继承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国内项目，这是一项一揽子政府津贴计划（例如老年保健医疗、医疗补助、联邦教育补助和食品券等），实际上，尼克松对此基本上是不支持的，至少在这些形式上不支持。

国家经济状况和联邦负债也会影响总统迈向白宫的路径选择。里根优先考虑的，是由卡特任期末期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失业率和利率所决定的。里根的减税方案刺激了经济，但他基本上未能削减政府支出。因此，他离任时留下了政府赤字和公共负债，这将限制其继任者的选择。由于1991至1992年的衰退，克林顿必须首先着眼于经济，也因此必须延缓其他重点关注的事项。

丑闻也会将延期效应加在新总统身上。例如，杜鲁门（任人唯亲）、尼克松（水门事件）、里根（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政治募款丑闻和莱温斯基绯闻），每个丑闻都影响着总统履职，并影响着下一位白宫主人对什么是必要行动的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承诺去制定并执行伦理准则。

最后，一届总统任期确立的改革措施经常影响到另一总统任期。这是第七章讨论的主题。在这里只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措施（例如《战争授权法》和《国会预算和截留控制法》）一旦确立，继任总统或国会很少抛弃，即使这些措施是无效的。相反，它们会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必须被融合进总统的履职方式之中。

前任的影响

这样想想：总统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他们不能创造却可以影响的历史过程。前任们遗留的问题需要他们来解决，同时，他们还要处理自己任期中发生的事件，忙于自己的议程中设定的议题。要判断如何适应角色，大可从个人登上总统大位的方式中得到一些启示。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逊和里根等总统以巨大的差额赢得大选，反映了公众对于变化的热切期盼。这些总统中的每一位都被公众期待着去启动大规模的纲领性变革。在获得总统大位的早期，他们被鼓励应该极度自信。总体来看，他们的履职情况是近代历史上主要政策变革中最有成效的——罗斯福和约翰逊偏向具有扩张倾向的政府，里根则偏向于巩固性和收缩性的政府。

更为经常的是，新总统被建议做审慎的领导人，因为公众情绪很难让人读懂。他们以微弱多数或者相对多数赢得选举，因此很难通过选举结果解读政策信息。适应环境则要求以同样的力度关注缺点和优势。以47%的平均普选得票率当选，肯尼迪、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必须听从这个建议。有些总统没有听从。卡特（发起广泛的能源计划）、克林顿（将国民健康保险视为头等大事）和小布什（在第二任期中发起针对社会保障的主要变革），在对大规模变革的有限的政治或公众支持下，虽然奋力推进，最终却都成果有限或全无成果。

某些总统本是备位人（custodial），他们在前任去世之后承继了总统职位。对杜鲁门和约翰逊而言，适应环境还包括要对两位广受欢迎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所留遗产作出敏锐反应。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将老布什[10]视为里根的继承人。有人说，他是在担任里根的第三任期。在每种情形下，继任总统必须尊重前任遗产，同时努力塑造符合其自身偏好的总统职位——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杜鲁门和约翰逊足够成功地凭借自身条件在随后赢得竞选；老布什则功败垂成。

在其他情形下，因为前任的丑闻，总统被寄予期望成为制度复兴者。因为前任的丑闻（见先前的讨论），艾森豪威尔、福特、卡特和小布什便面临着将强调伦理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在水门事件的广泛影响和尼克松总统辞职事件的影响下，福特面临的挑战最大。他面临的局限包括：他是被任命为副总统的，而非通过选举产生；在宣誓之后立即对尼克松实行特赦；以及1974年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大幅度增加。福特的经历赋予了“永久的考验”新的含义。

结论

总统们面对着就如何任职作出判断的棘手任务。人们对他们的任职表现有着不同的期待，却大多寄予很高期望。最初，总统必须在解读自己的权威时审慎行事。如果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就会有一些改革措施来限制他们的权力。通观历史，总统必须调整自己，去承担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土地和官僚机构相关的较大责任。总统们如何因应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继任者工作岗位的性质。相应地，宪法权威、这些特权如何被解读并运用于实践、相关事件及其对治理和政府的影响，以及前任总统的表现甚至是私人行为，这些都会结合在一起勾画出总统的岗位描述，并影响公众对总统的接受程度。

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的，并非所有总统都可以拥有平等的有利条件，去找到他们在政府中的位置。有些人几乎没有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便入主华盛顿。其他人因为机缘，或者是因为他们作为副总统所辅佐的总统死亡或辞职（迄今为止只有一例），而登上总统大位。这些情形下的每一位总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时都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问题。

【注释】

[1] Gerhard Casper，Separating Power：Essays on the Founding Perio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02.

[2] 参见ibid.，ch.4。法院的发展并不明晰。1935年前，联邦最高法院一直设立于国会大厦；此后，它搬迁到国会山上的建筑中，也就是现址。

[3] 详情见Gilson Willets，Inside History of the White House（New York：The Christian Herald，1908），39-40.

[4] 原文作第43任布什，全部译作小布什。——译注

[5] 参议院任期为6年；众议院任期为2年。——译注

[6] Leonard D.White，“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Federalist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34（June，1944）：145.

[7] Ibid.，182.

[8] Stephen Skowronek，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Leadership from Adams to George Bush（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18.

[9] 即2008年当选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译注

[10] 原文作第41任布什，全部译作老布什。——译注

第三章

选举总统

（兼论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其他方式）

创新即做与众不同之事。开国元勋们创造了一种确认行政领导权效力的崭新方式。他们的方案不仅设定了一种从未尝试过的选举体系，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机遇，确定总统权力的疆界。人们对于那些顶着“总统”头衔的人往往寄予很多期待，但是他们的当选为满足这些要求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政治资本。并且，有一些总统——20世纪担任总统职务者的四分之一——在首次任职时并非通过选举。

这个方案运转良好吗？对此，在肇始时刻，没有人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事实上，除了接受乔治·华盛顿作为首任总统之外，没有人确切地预料到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啊！今天的许多人都认为，选举人团运转的神秘之处，可能对这个制度的延续起到了作用。将改革者的热情放到一边，我们必须钦佩这种卓越才智，这种才智塑造了一种与快速变化极不相容的连锁体系。对某一部分的修修补补（如任期、选举人的遴选、计算选举人票、替代性的普选等）充满着难以预料的后果。

何妨一试。选择一种对总统选举方式的最中意变革。然后，对你的变革效果进行一个现实的检验，全盘地考虑这个体系。本章或许有助于分析这个问题。下面的内容基本上会显示，宪法构造和历史现实都支持去维系开国元勋们设计的独特方法。

在乔治·华盛顿于两个任期内的实际加冕之后，最初规划所具有的政治敏锐并未能阻止选举中异常情况的发生。要做的是纠偏而非改革。例如，1796年，在华盛顿退休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是情理之中的选择；那时，亚当斯担任副总统，杰斐逊则拥有作为《独立宣言》主要撰写人以及第一任国务卿的全国威望。亚当斯险胜。因为得票名列第二，杰斐逊便在亚当斯任内担任副总统。如果将其放在当代背景下，这近似于艾尔·戈尔和随后的约翰·克里在2000年和2004年选举后担任小布什的副总统。

1800年，还是这两位候选人——亚当斯和杰斐逊——参加竞选，这次他们都得到国会党团会议（congressional caucus）的支持：联邦党人支持亚当斯，民主共和党人支持杰斐逊。随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平局，并非在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而是杰斐逊与其竞选搭档阿龙·伯尔之间的平局。这个异常情况必须予以纠正，于是通过了第十二条修正案。

宪法规定，总统选举人通过由各州立法机构决定的方法而任命。分配给每个州的选举人数目，设定为众议员数目加上两个参议员席位。选举人们在各州相聚并对两个候选人进行投票。随后，他们的投票结果被送到参议院议长处进行计算。获得多数选票的人当选总统。最初，如果两个候选人获得相同的多数（如1800年杰斐逊与伯尔的得票数），众议院将进行选举，每州一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选举人票多数，众议院将从得票最多的前五名候选人中进行选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获得选举人票第二多的候选人便将担任副总统，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获得相同数量的选票，参议院将作出选择。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种选举方法都不寻常。它忽略了政党发展的可能性。它允许普选选举人，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这样，在普选的民主方法之外，它也允许贵族式的任命选举人的方法。并且，副总统的选举是一件无关政党的事——实质上无论是谁，只要得票第二便可任职，就像杰斐逊担任亚当斯的副总统一样。

这个体系是如何开始运转的呢？1789年第一次选举中，华盛顿囊括所有的选举人票。因为他没有对手，如何任命选举人的问题便无关紧要。尽管如此，选举人的任命方式在各州中依旧各不相同。一些州的立法机构通过联合会议任命或共同任命选举人；其他的州则规定了变化的形式，即通过普选以及由州立法机构选定。1789年，有三个州未参加选举人投票：纽约州是因为其参众两院未就方法达成共识，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是因为那时尚未批准联邦宪法。华盛顿获得了69张选举人票。选举人们要投两次票，虽然华盛顿没有明确的反对者，对于第二个选择，则存在不同的观点。约翰·亚当斯得到最多的第二轮选举票数。

在某个方面，第一名和第二名的问题必定会产生麻烦。如果两个人获得同样多的选票该怎么办？宪法规定，如果这样，其竞争将移到众议院。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恰如一些开国元勋们所认为的，分权原则就可能会遭到颠覆，因为实际上是由国会在作出选择。进一步来说，例如杰斐逊担任亚当斯的副总统，一个总统的对手可能会在这个总统死亡或辞职之后接掌权力。

没过多久，这些问题便得到应对。1800年，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总统候选人。阿龙·伯尔想必是希望竞选副总统。两人都得到73张选举人票。宪法明确规定，选举人应“每人投票选举二人”，但并未规定分别投票给总统和副总统。在这些情形下，众议院应按要求“投票选举其中一人为总统”（第二条第一款）。作为参议院主席，杰斐逊宣布结果：平局。

如宪法第二条之规定，众议院中的投票以州为单位，无论有多少众议员，各州只有一个投票权。在第一轮投票中，杰斐逊赢得8个州的支持，伯尔赢得6个州的支持，两个州的代表发生意见分歧而并未投票。要赢得选举必须获得9个州的支持。总共通过36轮投票和大量的政治妥协，最终杰斐逊获得第九个州的支持。

1803年，国会通过一条宪法修正案，要求选举人“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从而区分了两个职位。这条修正案很快被批准为第十二条修正案，并运用于1804年的总统大选。选举人团的选举方法并未成为其他宪法修正案的主题。然而，伴随时间推移，提名和选举程序也发生了演变，从而与早期的竞争大不相同。

不断演变的体系

1800年选举显示出的歧义问题只是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谁将是候选人？政党是否会出现？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能够作为一个团队进行竞选吗？如何遴选选举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显示出启动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制度开始变得日益相互联系；鉴于团队获胜的利害攸关，政党对候选人遴选怀有浓厚的兴趣。

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各种重大事件必定会诞生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乔治·华盛顿的事例已经在前文中讨论过。然而，还有其他大量的著名人物积极地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阿龙·伯尔、托马斯·平克尼、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克林顿等，这些人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但是在建国之时他已年迈，并在一年之后离世。太遗憾了。倘若由富兰克林担任总统，本来可能使政府、政治和社会生活更具生气与活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费城一代的任何一本传记来理解个中缘由。

国会党团会议

国会党团会议即具有相似思想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举行的会议，它在早期的几次选举中作为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途径发展而来。国会党团会议的出现被一些人视为对制宪会议达成的机构分立原则的损害。因为，如果总统们首先必须由国会议员提名，他们难道不会觉得对议员们有所亏欠？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1804——1824）的党团会议，选出的基本上都是众望所归的（即使并不总是必然的）人选。1812年和1820年两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人提名了时任总统麦迪逊和门罗。这段时期，联邦党人日益没落，到1820年之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从1824年至1832年，对总统提名和政党发展而言，这段时期事后看来非常关键。1824年，国会党团会议体系成为一个议题。民主共和党人中一小部分人召开党团会议，提名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为总统候选人。其他的地区候选人并不接受这个决定，并在各自州内得到提名。结果，选民和选举人面临四个选择：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自佐治亚州、由小型党团会议提名的威廉·克劳福德；以及来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

杰克逊赢得普选和选举人投票的相对多数，但是在两项投票中得票都未过半。因此，按照第十二条修正案，选择权落到众议院手中，再一次由各州投票，但这次选择对象是得票最多的三个人，即杰克逊、亚当斯和克劳福德。得票名列第四的克莱，转而支持亚当斯，因此亚当斯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得到获胜需要的多数，即13个州的支持。可以理解，杰克逊被激怒了。作为回报，亚当斯总统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有意思的是，历史上两次最有争议的选举，1824年和2000年，都涉及前总统的儿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小布什。

政党全国代表大会

国会党团会议作为候选人提名组织的短暂时代已经结束。这种提名方式终结的大环境表明，必须找到一种更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方式。到1824年，已经明晰起来的是，公众并不支持国会议员控制他们对总统的选择权。1824年选举也标志着开国元勋一代的结束，以及联邦党人作为政治力量的逝去。此外，因为未能团结起来支持同一个候选人，民主共和党人也衰落了。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再一次得到田纳西州议会提名，并成为新的民主党的共推候选人。那些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连任的人自称为国家共和党。1828年选举结果并无争议；杰克逊以大于2比1的优势赢得选举人团选举。

如果总统提名来自华盛顿特区之外，某种形式的政党大会就在意料之中了。1831年9月，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反共济会党首次召开了这种秘密会议。国家共和党随后于1831年12月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并且制定了第一份政党纲领；民主党人于1832年5月召开了首次会议。这种新的提名方式，尽管伴随着时间发展而拥有了不同的功能，一直延续了下来。从1831年至今，每一个主要的政党候选人都是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来获得正式提名的。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将最终转到提名大会的代表选择上来。那些希望影响总统或者期望获得总统回报的人们，试图首先控制各州代表。当政党实力增强，各州和地方的头面人物便开始与候选人组织就人事任命和政策议题讨价还价。

在有些情形下，磋商一直持续到代表大会召开，争议主要围绕着代表席次、施政纲领撰写和总统候选人选择等。在总统预选产生之前，往往要通过多轮投票来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特别是民主党，因为它要求候选人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来赢得提名。从1832年到1924年的24次民主党代表大会中，有13次经过了多于一轮的投票。7次大会经过了超出10轮的投票，4次大会超过40轮投票（最高纪录是1924年的103轮）。1936年，民主党放弃了三分之二多数规则，自那以后，只有一次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多轮投票（1952年）。

共和党在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自始至终规定简单多数规则。从1856年建党到1920年的17次代表大会中，有8次大会经过多轮投票。只有一次代表大会投票超过10轮，即1880年的36轮投票。随后，除1940年和1948年两次大会之外，共和党人全部通过一轮投票完成候选人提名。在失去挑选候选人的戏剧情景之后，代表大会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其他的目的，特别是团结全党展开全面的竞选；另一方面，它对公众的吸引力也降低了。

总统初选

在现代，总统初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全国大会上只需单轮投票的主要原因。1901年，为遴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佛罗里达州成为实施初选制度的第一个州。随后，威斯康星州于1905年，宾夕法尼亚州于1906年，俄勒冈州于1910年，先后实施了这一制度。到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时，已经有12个州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初选（或者选举代表，或者允许选民在不同候选人之间表达偏好，或者两者兼而用之），到1916年，又有8个州也采用这一方式。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人们对于初选制度的热情开始衰退。有几个州相继废止了相关法律规定。大多数政党领导人不再热衷于初选制度，因为初选用地方和各州领导对代表席位的控制取代了选民的选择。在1930年代，伴随着罗斯福总统主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20年的初选次数为20次，1940年只有14次，在两党内部，这些初选几乎都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统初选作为候选人提名的普遍方式得到复兴。如果候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即使得不到政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们也能赢得胜利。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使有希望的候选人能够实施全国范围的竞选，在全国大会之前预先确立领先优势。

1952年，对民主与共和两党而言，初选都非常重要。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通过初选竞选挑战民主党领导人。他在1952年赢得15场竞争中的12场，并使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3轮投票（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以不足2%的初选票获胜）。共和党方面，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成功地挑战了来自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的候选资格。艾森豪威尔赢得了他参加的9场竞争中的5场。

从那时起，人们就期望候选人参加初选并在初选中确立领先优势，即使大多数代表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参加初选的（大多通过各州政党党团会议）。从1952年到1964年，总统初选的场数增长幅度不大（在15场到19场之间变动）。但是，获得最多初选票的候选人每次都会获得提名。

民主党的1968年提名事后看来是巩固初选之重要性的关键事件。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放弃连任，从而为提名提供了一次公开竞争机会。主要的候选人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来自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在肯尼迪参选之前，麦卡锡就赢得了早期的初选。肯尼迪赢得了关键的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但是就在获胜的当晚被人暗杀。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未参加初选，只能获得“另选他人”（write-in）的选票。当时的主要议题是越南战争，麦卡锡和肯尼迪反对这场战争，汉弗莱则代表着约翰逊政府的一贯态度。

这场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热闹的一场。汉弗莱是政党领导人选定的，但是未经初选的检验。刚刚浮现的热门人选肯尼迪已经身亡。反战活跃分子孤注一掷。汉弗莱获得提名后，代表大会所在城市芝加哥发生了若干起骚乱。代表大会后的改革委员会聚焦于确保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程序，以更好地代表所有群体。

这些变化鼓励着其他更多的州采取总统初选制度。采纳初选制的州数目在1976年时为25个左右，在1980年代达到35个左右，到了1990年代有将近40个，世纪之交已经超过40个。

到20世纪末，提名机制已经在总统初选制度中确立下来。从 1972年到2004年，每个党的领先者都得到提名。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已经选出的候选人的批准机构。此外，各州开始让初选“前期吃重”（front-loading），即将初选制度在日程上前移。于是，提名竞选更早地得以展开，领先者从最初阶段的初选中便脱颖而出，全面的大选造势较过去提前了几个月。不难理解，这些变化增加了竞选总统的成本，并且提出了竞选筹款改革的要求。

“初选竞选与电视这样的可视媒介被证明是完美搭配。”[1]通讯手段的急剧发展对提名过程具有深刻的影响。恰如赛马，竞选也会吸引人们兴致勃勃地去关注。竞选在公开场合举行，赌注可观，并设有终点线——选举日。但是，电视、网络和其他的通讯方式也以大幅攀升的金钱代价和组织化努力而被纳入个人竞选之中。

从历史角度看，总统候选人提名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1）选择众所期待的国之栋梁；（2）国会党团会议背书；（3）全国政党代表大会；（4）由初选制度作为补充的全国代表大会；（5）确立领先者的初选制度；以及（6）决定最终选择的初选制度。这些阶段演变反映出把公众纳入其中的意图，主要是回应普遍的民主化进程，例如政党的出现、选举权的扩大、各州选举人制度的改革以及大众媒体的成长。

政党：赢得选举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针对“党争危害”提出警告，并强调控制其影响的必要性。麦迪逊将宗派（faction）定义为“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2]。他相信开国元勋们已经发现了规制宗派的方案：跨越“更多种类的宗派和利益”的代议制政府。简言之，即缔造共和制度，拓展其涵盖范围。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麦迪逊通过对控制之必要性的类似承认，证明了分权和制衡的合理性。“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3]因此，恰是开国元勋们才使得宗派控制整个政府体系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不管这里的宗派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利益团体。

然而，宪法方案中并未禁止宗派或者政党。麦迪逊阐明，消除共同情感冲动或利益冲动产生的原因，这是错误的或者不可能的。自由社会的繁荣系于民众组织起来维护共同利益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个政党何时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是否发展的问题。表3.1显示了出现过的主要政党，以赢得总统选举为存在标志。如表所示，从1856年至今，竞争主要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一路走来，小党也是重要要素，但是1856年后，从未有过小党获得持续的全国竞争力。

政党是如何发展的？它给总统带来了哪些不同之处？要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指出麦迪逊及其同仁设计了有效的控制机制意义重大。联邦主义、权力分立、选举分离、制衡原则、两院制、不同的任职期限以及选举人团等决定着政党如何发挥功能。这种设计并不限制政党或宗派的出现，但是它创造了使这些政党各安其职的环境。

表3.1角逐总统大位的主要政党，1789——2008

来源：作者汇编自Harold W.Stanley and Richard G.Niemi，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3r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2），111-15.

这个宪政结构将政党塑造为松散的、以选举为基础的、基本上无意识形态的、利益驱动的组织，党员身份基于自我认同。更有纲领性和意识形态导向的第三政党都好景不长。的确，共和党倾向于更为保守，不大可能推动政府来解决问题，并代表商业利益。民主党则倾向于更为自由，更有可能支持政府发挥较大功能，并代表劳工的利益。但是，这两顶“帐篷”都很大，并存在重大的区域差异。

人们一直都说，银行被抢劫恰是因为它是有钱的地方。同样地，政党得以组织正因为那里存在着选举。并且，根据宪法的意图和允许，选举无处不在。对总统而言，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争夺总统职位以及竞争众议院与参议院席位的选举。从多个方面而言，这些都是州选举，受制于那个层面的规范。相应地，政党需要适应州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着它们如何组织、如何遴选候选人、如何实施选举以及如何募集和支出资金。

任职期限长短影响着政党的组织和运转。如果总统、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拥有共同的四年任期，可以想象，政党就可以协调竞选信息，并提出治理的领导战略。然而，总统选举之时，众议员两年之后便会重选；只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将任职六年，除非总统获得连任，否则这部分参议员的任期将比总统多两年。

开国元勋们通过错开选举来强化分权。与议会制体系截然不同，美国政党组织起来是为了赢得三大机构，即众议院、参议院以及总统的选举。每个党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设立竞选委员会，来募集资金并协调选举活动。总统候选人也有自己的竞选委员会，全国性的政党委员会努力使这些委员会和谐共进。政党结构的这种内部分立是由三种类型的全国选举（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种种区别所塑造的。每种选举的竞选各不相同，这体现在募款、议程、利害关系（不同的任期）、适用法规、候选人类型以及与各州和地方政党的关系等方面。所有这些组织之间的协调问题竟是通过无人负责来避免的！

将全国性的选举错开所带来的一个清晰且完全是宪法性的影响是，允许两个政党都取得胜利。例如，1996年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轻而易举地获得连任，共和党人则继续把持着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种政党分裂（split-party）的结果使宣布授权变得困难起来。看来，选民们经常采纳棒球选手约吉·贝拉的建议：“行经三岔路口，请一往直前即可！”

如表3.2所显示，在两个政党和三种选举之间，共有六种分裂的可能。自1856年现存两党制成型以来，所有六种情形都曾经在现实中出现过。在19世纪的下半叶，政党分裂的结果非常普遍，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将近50%的时间里。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一党主政白宫，一党占据国会多数的情况比较罕见。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党分裂的政府又成为普遍形式。这段时期，11位总统中的8位曾经面对着国会一院或者两院中的反对党多数。引人注目的是，在1981至1993年的整整12年中，不同政党分别控制着总统职位和国会，并且，这种情况占据了从1969至2009年期间75%的时间。

对政党而言，选举错开和任期分割的影响甚为广泛。在总统选举中被击败的政党可能掌控众议院和/或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在推行一个项目时，必须寻求跨党支持。面对反对党控制国会这种情形的总统还发现，针对反对党的太多妥协会导致来自本党支持的流失。有时，你即使赢了选举，甚至也不能算赢。

显而易见的是，总统希望他们的政党能够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然而，这种有利形势并不必然保证忠诚。任期的分割（2年、4年和6年）意味着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将在两年之内面临选举。国会山的强烈动机是向总统的各种需要注入以选区为导向的视角。各州利益和地方利益经常压倒政党忠诚。

持续的检验

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都是按照日程表，而不是根据危机、信任投票甚至是当事人死亡展开的。因此，在某次选举中，完全可能只有相对极少的议题；1988年选举恰是这种情形。根据法律，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11月第一个周一过后的首个周二举行。有一个确定的选举日期，这在组织动员、候选人活动和资金支出方面决定着竞选活动。日程上的其他重要日期包括，总统初选、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候选人辩论。

表3.2政党分裂格局，1856——2009（附示例）

来源：作者汇编数据自Norman J.Ornstein et al.，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2001-2002（Washington，DC：AEI Press，2002），56-58.

民意调查活动持续地展开，经常主导着媒体竞选的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一家民意调查组织，即盖洛普民意测验。时至今日，已经有若干家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媒体——全国性的报纸和杂志、网络、有线电视——都会发起民意调查，州和地方的媒体也会发起相应层面的民意调查。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样会进行调查和民意测验。候选人机构和政党也开展自身的民意调查活动。

公共舆论的此类测量大多针对候选人展开。目前谁领先？领先多少？测试也会针对具体议题，并有可能影响竞选的言辞和辩论。选举日通常会决定谁将成为总统。一个例外是2000年的总统选举；当时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将最终结果的公布延迟到12月中旬。直到最近，竞选活动还是在选举日停止，并且由新团队主导的第一阶段的治理工作会随即开始。政治顾问会转向其他的客户，民意调查者减少测验。但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现在，持久的竞选已经成为治理的显著特征。各种民意调查会常规性地针对主要议题展开，总统的工作满意度会经常性地得到检视。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职的前三年中，他总共受到了630次关于工作表现的评价；也就是一年210次，每月将近18次。小布什每周面临评估的次数与杜鲁门总统一年面临的次数相同。[4]

关于公众对总统工作表现的看法的测试次数呈现指数增长趋势，怎么解释呢？民意测验技术的改进是部分答案。与过去相比，在当今时代，获得、分析和发布民意测验结果变得更加容易。为什么这些结果会引起兴趣呢？毕竟，总统已经身处固定的、四年的任期中。政党分裂的政府、更为公开的政策过程，以及近年的“微弱优势”（narrow-margin）政治，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有更多的民意测验，为什么我们会关注结果。每个原因都值得一说。

总统与反对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山一道工作，这引发了人们对其在两党之间所处政治地位的兴趣。工作满意度好评被视为公众支持的证据，至少是民意测验之时的支持，因此也是总统的潜在优势。国会成员，特别是那些来自总统赢得选举的各州和选区的成员，会理所当然地关心这些评价。

与这个变化相关的，是使政策辩论日益向公众开放的趋势。实质上，现在的所有主要立法都已经成为电视广告、谈话类节目和有线新闻台讨论热点、互联网博客分析重点，有时还是公众示威的主题。因此，正如存在着候选人赛局，也存在着政策赛局。一般的看法是，判断谁将获胜的方法便是开展民意测验。

“微弱优势”政治推动了这些变化。2004年总统选举是1988年以来获胜者首次囊括普选票多数的大选，但也只是51%。从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中，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一直是微弱优弱，这就为跨党联合提供了激励因素。同样，由公众支持来衡量的总统政治地位，是在势均力敌的国会中实施有效领导的影响因素。

这些民调、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发展趋势，鼓励总统活跃且持续地展开竞选。诚如一句短语所言，当代总统“公开了自己”（go public）[5]。现在，总统在宣布重大提案之后走向街头巷尾，是很平常的事。在某些情况下，如2005年小布什总统提出社会保障改革时，甚至会进行正式的造势。一言以蔽之，现代总统要接受持续地评估，他们将其视为工作的一部分，从而影响这些评价来维持政治地位。

谁是赢家？

总统竞选中的获胜者罗列在本书附录之中。本节的讨论将聚焦于1856年现代两党制形成之后的时期。表3.3显示出总统大选获胜的一些基本情况。在1856到2004年之间，共有38次选举和25位总统当选（未计入安德鲁·约翰逊、切斯特·阿瑟和杰拉尔德·福特，他们担任总统却未经选举）。在本时期内，共和党人赢得38次选举中的61%。民主党人只在一段时期，即1932年到1952年之间连续占据着总统职位，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4次加上杜鲁门当选1次。共和党人赢得1856年到1928年之间74%的选举，并赢得1952年到2004年之间64%的选举。

图3.1克林顿总统在为竞选和政策造势方面表现出色。

从1856年到2004年，只有3位民主党人（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克林顿）成功连任（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三次），尽管克利夫兰担任过两个不连续的任期。7位共和党人（林肯、格兰特、麦金利、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以及小布什）得到连任。在这些连任的总统当中，林肯、麦金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并未完成任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未完成第四任期）。如表3.3所显示，2位民主党总统和4位共和党总统在寻求连任时折戟（其中之一克利夫兰随后当选第二任期）。

总统如何当选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对总统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具有深刻影响。政党分裂之下政府的性质和引发的结果已经在前面讨论过（见表3.2）。表3.4罗列出1856年后的若干场选举，其中的获胜者在普选或选举人团或者两者中都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超过半数的选举（38场中的21场）势均力敌。

●势均力敌的选举获胜次数基本平分在两党之间：民主党10次，共和党11次。

●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有三分之二（21场中的14场）的总统未获得普选票的多数，包括三位普选失利者（海斯、哈里森与小布什）。这14场选举占1856到2004年的所有选举次数的37%。

表3.3总统选举获胜，1856——2004（38次选举和连任选举）

* 不包括从未参加总统选举的安德鲁·约翰逊、阿瑟和福特。

来源：作者汇编数据自Michael Nelson，ed.，Guide to the Presidency，2n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6），1667-69.

●在表3.4列出的三分之一场数的选举中（21场中的7场），获胜者同时在普选和选举人团中获得微弱优势。两位总统在普选中失利，却在选举人团获得勉强多数（1876年的海斯与2000年的小布什）。另一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也在普选中失利，但是获得58%的选举人票。

●最后，在势均力敌选举中产生出的21位总统中，超过三分之二也面临反对党在其任期的某个时期控制国会的一院或者两院（见表3.2）。此外，以相当大优势取胜的7位总统也面临过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山（艾森豪威尔两次、第二任期的尼克松、老布什、格兰特、胡佛和第二任期的里根）。

对于理解分权体系中总统职务的政治地位和所面临的政策挑战，这些数字非常关键。伴随着以普选票和选举人票的具体组合来衡量的不同的公众支持，再辅以国会选举的独立结果，总统入主或再次入主白宫。如表所示，较多的总统在势均力敌的选战中获胜并且/或者在某个时段内面对着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对许多总统而言，胜选赋予其一个行使权力的地点——白宫，但是并不能在一开始为总统带来什么政治资本。毫无疑问，合法地入主总统办公室是对职位和体制地位的确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856年到2004年，有超过一半的总统实质上必须从就职仪式开始加强自身的地位。如此行事的动机一目了然，因为不管是否拥有政治资源来进行统治（rule），他们都需要对治理（governing）承担责任。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当选总统只是施展权力的第一步。

以其他方式成为总统

如表3.3所示，7位副总统继其所服务的总统之后成为总统。其中6次是因为在任总统死亡，1次是因为辞职（尼克松）。这种情况总共占全部总统的16%。7位继任总统中的5位试图通过选举获得连任，4位成功（民主党中的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共和党中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柯立芝），一位功败垂成（福特）。继任的各位副总统只任职35年多一点（1789年到2005年间总时长的16%），自1901年以来共任职28年（这段时期总时长的27%）。

表3.4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1856——2004

* 这7场选举，是本时期内最为势均力敌的，代表着他们获得的普选和选举人团支持很有限。有两场，即海斯和小布什的竞选，总统在普选中失利。

来源：作者汇编数据自Harold W.Stanley and Richard G.Niemi，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3r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2），113-15；近年选举的互联网数据。

的确，副总统随总统一起当选，但是对他们的选择一般更像是任命。总统候选人挑选竞选伙伴，基本上都是看这个选择对自己的选举有多大帮助、如果当选对自己履行总统职责又有多大贡献。副总统一般不能预测是否或何时将入驻椭圆形办公室。他们不能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计划此事。他们从与总统的亲近和完成总统分配的任务中获得收益。近年来的总统，至少从卡特到小布什，都曾经给副总统分配重要职责。从1977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内，3位副总统——1984年的蒙代尔、1988年的老布什和2000年的戈尔——曾经竞选总统。只有老布什成功当选。

图3.2就职仪式：为新当选总统或连任总统举行的全国仪式与公众庆祝。本图是克林顿总统1993年1月20日的就职仪式。

总统的亲近与倚重使副总统日益熟悉总统领导权的重要性与相关程序。当意外发生，副总统宣誓就职时，他们所承担的总统领导权是为另一人所创造和塑造的。通常，试图在短期内重新组建总统办公室、内阁和其他主要职位来适应新任总统的风格与目标，这并不可能。全面的改天换地并不可行。为什么呢？因为继任者需要幕僚人员和机构主管来协助过渡，有天赋又有经验的幕僚并不会立即就位，并且突然的变动很容易被视为对离任总统的摈弃。这些问题在建国早期并不如此重要，因为当时人员规模较小，人事任命较少。但是，在当代，这些问题非常关键。在重新塑造前任的总统职位，以适应自己的执政风格之前，继任者可能必须等到自己通过竞选赢得一整个任期。20世纪的4位继任者曾经拥有这种机会，即西奥多·罗斯福、柯立芝、杜鲁门以及林登·约翰逊。

小结

开国元勋们设计了一个独特的选举体系；它是如此特别，以至于人们并不确定这个体系到底将如何运转。总统由选举人选举来担任4年任期，而非由人民直接选举。众议员由民众选举担任2年任期，参议员则由各州立法机构选举担任6年任期（在很长时间之后，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将其修改为普选）。这个经过修正的民主制度塑造了全国政治的大多数内容，并详细规定了界定总统权力的机会与限制。如上所述，历史充满着将总统及国会成员的提名和选举进一步民主化的努力，某些变革已经被写入宪法修正案之中（尽管只有一个变革选举人团的第十二条修正案）。

很明显，错开选举和任期分割保证了权力分立。政党的首要功能是，通过其委员会和领导人在整个联邦体系内相互依赖地运转来组织选举。恰是因为不存在单个的决定性的选举，所以不存在压倒一切的政党部门。根据这个体系的本质，政党的实力以其适应以下差异的能力来衡量，这些差异存在于地区、各州条例、选举职位、任职期限以及选民的政策偏好等方面。美国体系成熟的标志正在于，两个主要政党已经持续存在了150年。

各位总统在极不相同的政治条件下入主白宫。一些总统任职时，本党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许多总统则需要面对反对党占多数的国会。更多的总统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获胜，一些总统赢得普选的相对多数票，另一些总统则在普选中失利。我们选举全国政府的方式允许两党都能够获胜，这就迫使总统必须跨越政党界限来寻求对其施政项目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机构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评价总统的表现。因此，宣传造势已经成为白宫生活的常态。曾经，四年一度的选举是公众评价总统表现的主要时机。现在，评价在一个月之中就可以进行多次（欲知次数多少敬请访问realclearpolitics.com）。总统们则通过直接向民众传递信息的方式予以回应。

20世纪总统中的四分之一最初任职时并未经过选举。在为其他人量身打造的总统职位中，接任的副总统在一开始面临着特别的治理挑战。鉴于选举是根据日程而非议题来设定，作为继任者的总统寻求选举的合法性要等待选举年的到来——杜鲁门等待了将近四年。然而，这种安排是在分析美国总统制及其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时，需要说明的另一个变量。

【注释】

[1] Rhodes Cook，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ng Process：A Place for Us?（Lanham，MD：Ro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37.

[2] 译文参考自：［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译注

[3] 同上，第264页。——译注

[4] 参见Charles O.Jones，The Presidency in a Separated System（Washington，DC：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2005），136.

[5] Samuel Kernell，Going Public：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3r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7）.

第四章

担任与连任总统职位

总统们进入的通常是业已运转艰难的政府。分权体系必然以机构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同的任期和工作习惯为特征。民选官员来来往往，通常依循着不同的时间框架。文官则继续“官僚化”，法官继续从事审判，游说集团和记者群体也一如既往。

高层的变动毫无疑问至关重要，但是已经存在的施政方案和已经在职的人员说明了华盛顿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并且，以管理的项目和支出的金钱来衡量，工作负担在增加。直到1962年，联邦政府的支出达到1000亿美元。20年后，政府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再过20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支出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40年中有9位总统任职，每位总统都继承了前任总统经历过的支出膨胀的责任。

为管理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项目，庞大的官僚体系应运而生。许多这类工作在内阁各部门中完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有10个部门，其中2个（战争部与海军部）随即合并为国防部。在随后的60年中，增加了5个部门，每一个都代表新的或者大为提升的联邦事务（例如卫生、教育、能源与国内安全等）。在小布什任期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支出超过卡特总统任期内整个联邦政府的支出；国防部支出数额紧随其后。

未来的总统被期望能够掌管这个利维坦式的庞然大物。在一个由各州联邦单位、项目、规则、程序，以及与其他国内和国外政府机构的关联所组成的迷宫中，他们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当新当选的总统审慎考虑踏上职位、接管事务这样的任务时，他们也同时观察卸下职务的人——那些精于为留驻华盛顿的政府常任雇员担负责任的人。新总统及其幕僚与那些离任者大多数情况下分属不同政党，因此在交接之时很少说些什么。新的执政团队必须边干边学。并且，所干的工作就是要使总统班底有足够的能力，为政府中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以下的部分是必须要做的事。

顶层位移

想象一幅画面，许多小三角形在一个大三角形中跳跃。现在想象，三角形的顶部被移除，构成了梯形。这些几何意象传达了高层发生变化时所出现的情形。白宫清空了，各个部门与机构领导的办公室也是如此。总统拥有宪法赋予的职责，“经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第二条第二款）来填充许多这类位置。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政治分赃制（patronage），即对党人的任命，深入地延伸到各个部门和机构中。随着《彭德尔顿法》的通过，职业的公务员机构得以创立，从此将任命限制在了高层领导职位上。

总统拥有权力进行多批人事任命。最为重要的是任命白宫幕僚、内阁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机构首领和其他高层职位、规制性委员、委员会成员以及大使与领事。联邦法官的任命权也被授予总统，但是必须等待空缺出现。联邦法官并不会随着新总统的当选而大规模退出。总统并“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如遇有职位出缺，有权任命官员补充所有缺额”（第二条第二款），这是允许总统临时任命应由参议院提名的官员的一项条款。

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建国后的第一个百年中，政治分赃制非常普遍，并且这一制度现在依然主导着主要的政策职位以及总统的私人幕僚。人们于是期待，总统将任命那些表现出对政党及其领袖的支持的人。然而，近几十年来，有人呼吁总统应该在内阁中至少任命一位他党成员。二战后的大多数总统都试图如此行事。因此，举例来说，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威廉·科恩得以担任克林顿任期的国防部长；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前众议员诺曼·峰田被任命为小布什总统的运输部长（峰田也是克林顿总统的商业部长）。

只是近来，性别、种族和民族多元性才成为评价内阁的一个标准。从1945年到1977年（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福特），97%的内阁部长是高加索人[1]。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一位女性，约翰逊任命了一位非裔美籍男性，福特总统任命了一位女性和一位非裔美籍男性。这些任命中的每一项都是为了接替前任或者领导一个新建部门。这段时期四位总统的最初内阁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

1977年到1989年之间的内阁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多元。卡特总统任命了三位女性，包括一位非裔美籍女性。三位中的两位是初始内阁成员。里根任命了两位女性，并且还任命了非裔美籍男性与西班牙裔美籍男性各一位。

自1989年以来，内阁职位的多样性成为衡量未来总统人事任命的标准。从1945年到2005年，76%的多样化人事任命就是在这第三段时期进行的：老布什总统作出6次这种任命；克林顿作出16次，小布什作出13次。白人男性主导着第一段和第二段时期（分别为97%和87%）。在第三段时期，这个比例只有57%。

初始内阁成员任命的数目也大幅增加：老布什在其初始内阁中任命了3位，克林顿任命了8位，小布什任命了7位。在克林顿的内阁中，白人男性处于少数地位。在小布什的内阁中，白人男性占据一半。鉴于这种趋势代表着女性和少数族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它会逆转。

图4.1里根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厅与内阁成员会晤。（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多元化的人事任命开始指向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内阁高层职位。克林顿首次任命女性出任总检察长（珍内特·雷诺）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小布什首次任命非裔美籍男性和女性担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与康多莉扎·赖斯）以及首位西班牙裔美国人担任总检察长（阿尔韦托·冈萨雷斯）。

从竞选到治理

竞选不同于治理。以下是里根总统的一位幕僚对两种活动的比较：“［竞选］是我们与他们之战。是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之战。这与国家治理大相径庭……治理中没有多少需要祈祷‘万福马利亚’的大麻烦。它每次损坏五到十码，并且让人们在你的场地一边玩耍。”另一位总统幕僚认为竞选是一场“只有一个舞台的马戏”，聚焦于候选人以及宣布获胜者的确定一天。与其相反，治理是一场“有着万千舞台的马戏”[2]。

当然，两种活动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毫不相关。总统竞选决定着哪个团队可以执政，并且影响着他们如何执政。一般而言，竞选提供了竞争性的政策重点，或者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候选人们能就重点事项达成一致。总统候选人及其班底创造、管理着一个全国性组织，并且经常与国会竞选和州长竞选相交叉。这样，候选人们就有机会去了解政策议题、其他人的偏好、工作人员能力以及组织有效性等。在这些意义上，竞选具有让获胜者为治理作好准备的潜在功能。

也存在这种情况，即治理影响竞选。候选人在巡回竞选过程中搜寻议题。大多数议题都是从政府正在从事的工作中浮现出来的。例如，2004年总统竞选聚焦于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内安全、能源、社会保障、赤字和税收等。相应地，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治理设置了竞选议程，两组候选人都检验了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反应。获胜者（小布什以微弱优势获胜）于是将学到的教训应用于第二任期的治理。

同时，国会成员大多开展单独的竞选活动，其议题一般是为各州和地方选区量身定做的。总统和国会将竞选经验与教训运用到国家治理上的效果，为下一次选举设置了新的议程。这两项功能——治理和竞选——是实实在在又持续不断地相互连接的，正如人们在代议制民主之下所期待的那样。

在以前，总统并不愿意广泛地巡回奔波来为其施政方案确立支持。历史上存在相关事例，著名的如伍德罗·威尔逊支持国际联盟的全国巡回。比较普遍的是募款旅行以及电台或电视演讲。约翰逊总统曾说：“有时……登上报纸和深入民心的唯一方法是与国会开战，对他们恶语相向，展示我的脾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相信他应该“从内部工作”，因为走到外面去很可能会疏远国会议员。[3]

但是，1965年，约翰逊拥有两项有利条件：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并且民主党占国会绝大多数席位。从那以后，没有哪位总统有过如此有利的政治地位。因此，随着通讯手段的发展，总统们越来越多地走向公众以寻求支持。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总统将竞选顾问请到身边。最近的例子是小布什身边的卡尔·罗夫，担任副幕僚长，既在政策也在竞选方面为总统提供建议。毫不奇怪，罗夫已经成为强烈批评的目标，同样，这也将是未来在白宫中当差的政治顾问们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代表着竞选与治理的融合，而许多批评家相信这两者应该分开。

启动：过渡期

当选的总统有大约十个星期来组织并准备其直属机构。此时，他们设置政策重点；作出关键的人事任命；确立与国会、文官、媒体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且，准备搬进白宫及其他政府建筑里已经清空的办公室中。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在新总统当选后，这项任务一般都会涉及政党之间的轮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8次政府过渡中有7次政党轮换）。政策重点的设置一般会遵循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主张。毕竟，竞选是与议程相关的。议程构成了全部辩论的基础。然而，千真万确的是，按照日程而非议题的出现来进行的选举，会在政策重点的先后次序上造成实质性的变化。1968年，没有人会怀疑结束越南战争是尼克松的政策重点；或者1976年，也没有人怀疑能源问题和政府伦理问题是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事。经济问题在1980年成为里根政府的首要任务，并且在1992年再次成为克林顿政府的首要任务（“笨蛋，问题在于经济”）。不那么清晰的，是1988年老布什的政策重点，那次的竞选被指责为缺乏议题；还有2000年小布什的政策重点，当时对好几个议题都进行了辩论，但是没有哪个议题在公众中被确立为重点。布什自己将减税视为最优先的政策。确立一个清晰主题是向治理阶段过渡的显著优势，因为它设定了此一总统任期的目标和方向，也有助于确定谁将得到任命。

可以理解的是，过渡期中的媒体注意力会聚焦于关键的人事任命。人们有强烈的兴趣来关注“盒子”，即关键的内阁职位和总统的主要幕僚的填充。对许多期望得到任命的竞选幕僚而言，过渡期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段。并且，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集团，以及与白宫和内阁各部有合作关系的国会各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也兴趣高涨。表4.1列出了2006年秋季时的内阁各部门及其部长，包括总检察长。

在作出人事任命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惯例和次序，如果在选举之前已经对过渡期有过规划，大多数人事任命都会得到有效地执行。其中部分规则如下：选择一位具有联邦政府工作经验的任命主管，快速行动，尽早地任命白宫幕僚和主要的内阁职位（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尽快确定亲密顾问的未来，使人事任命代表政策议题，将竞选善后的各项职能从人事任命中区分出来。对继任者而言，这些实践经验合在一起构成了头脑清醒且有逻辑的规划，施政方案与人员得到完美协调，传达出清晰的使命感。以这些标准来衡量，肯尼迪（1960）、里根（1980）和小布什（2000）过渡期得到很高分数，卡特（1976）、老布什（1988），以及特别是克林顿（1992）过渡期得到较低分数。顺利的过渡并不能保证有效的总统任期，但是它的确更有可能创造一个有效的开端。

“清白无辜直到被提名”，这是老布什的顾问伯登·格雷描述的人事任命过程。总统人事任命专家保罗·莱特曾说：“人事任命过程本身便是”说服优秀管理人才进入政府的“最大障碍”[4]。被提名人必须通过联邦调查局的背景调查，提交详细的财务公开表格，由参议院委员会人员进行审查，在确认听证会上接受质询，并且由媒体和利益集团密切监督。所有这些检查都会耗费时间。在关键岗位，尤其是高级行政官员的填补方面的拖延，对即将承担治理责任的新总统而言，会使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表4.12006年的内阁各部门和任职人员

① 美国司法部是在总检察长的基础上设立的。司法部成立后，由总检察长任部门长官。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也有人译为“司法部长”。——译注

* 如果任职人员在该位置上任职时间超过一位总统任期，并不重复计数。

来源：作者汇编信息自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2005-200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

党派问题也增加了对新行政团队的考验。公认的一点是，总统应该能够任命自己中意的人。因此，参议院对大多数任命都会同意。然而，近几十年来，更常见的情形是，总统作出的任命必须得到另外一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同意（如不同时间内尼克松、福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面临的情形）。相应地，总统必须考虑被提名人遭到否决的可能性；例如，老布什高调提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到内阁中任国防部长。引人注目的是，托尔在参议院中的许多前同事投票反对这项任命。有趣的是，老布什接下来提名的是理查德·切尼，他后来成为老布什之子的副总统。

尽管遵循不同的程序，司法任命也变得非常富有争议。这些人事任命并不是建构总统制的一部分。相反，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方面（第二条第一款[5]），他们代表总统宪法权威的运用；并且对“低级法院”法官的任命（第三条第一款），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这些任命是为了填补第三分支的职位空缺，并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而不是与总统任期相符。

图4.2一届政府向下一届政府过渡——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与行政系统的人事任命一样，总统选定的大多数法官人选都能得到批准。但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政党分裂控制使得征求“意见和同意”的过程日益紧张，特别是对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人选提名而言。人事任命可能被司法委员会搁置，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在参议院议席上被否决。在第108届国会（2003——2005）上，少数党派民主党动用阻挠议事（filibuster）程序，挫败了小布什对上诉法院法官的多项任命，这项程序到第109届国会（2005——2007）时经两党协商至少暂时停用了。

人员流动：重塑总统制

各直属机构已经组织完成，参议院已经同意对内阁的任命，新团队已经嵌入常任政府（由长期任职的官员、议员连任率高的国会和终身任职的法官组成），此后，总统们只能寄希望于各直属机构能够有效地形成合力。然而，这毫无保证。被任命者往往来自大相径庭的背景。在议会体制中，内阁一般由具有相似政治经历的部长组成——大多是议会议员。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在美国的分权体系中。内阁各部长分别来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种背景。例如，克林顿和小布什的第一届内阁分别来自商界和银行界、法律界、国会、教育界、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部门。大多数人过去从未一起工作过；一些人甚至与总统并不熟识。此处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若干彼此迥异的部门领导支持总统的施政方案，并且正确地实施这些方案。

一般情况下，白宫幕僚的确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政治经验。大多数人都在刚刚结束的竞选中非常活跃。这些竞选幕僚很少在第一届内阁中得到任命。然而，他们却非常熟悉总统的施政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在竞选中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们非常适合来监督各种提案是否及如何得到处理，是否及如何在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得到推动，至少那些拥有十足的经验、非常了解华盛顿的人是适合的。

幕僚人员和各部门以及机构领导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些人与资深文官的意见相左也不少见。当总统任命的人进入各自部门与机构的岗位，“走向本职”时，有时会得到一些参考意见。这里的关切是，他们会对现存的施政方案，而非对总统的改革议程表达更多的忠诚。

为总统服务是一项临时性的工作。毕竟，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为总统任职设置了最多两个任期的限制。很少有内阁部长曾经任满两个任期，自从1951年任期限制修正案被批准以来，只有10位：艾森豪威尔任期有2位；肯尼迪——约翰逊任期有3位；里根任期有一位；以及克林顿任期有4位。人员变动率尽管在各个总统任期内有差别，但是的确很高。内阁部长在两个任期的政府（包括由副总统继任的，如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福特政府）中任职月数的中位数，位于克林顿8年的48个月到尼克松——福特8年的24个月之间。尼克松和福特任期总共有43位内阁部长得到任命；艾森豪威尔任期只有20位。比较显著的是，总共有5位总检察长和5位劳工部长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任职，对这两个职位而言平均任期只有19个月多一点。

怎么解释在人员流动方面的这些显著差异呢？无疑，总统的变更（如肯尼迪死亡以及尼克松辞职）意料之中地会引起人员流动，因为继任总统最终会带来他们自己的团队。不过，就尼克松而言，甚至在他辞职之前，也存在着较高的人员流动率。在一开始就将人任命到合适的位置上，这对人员留任而言显得非常重要。与之相关的，是与总统和白宫幕僚之间保持良性的工作关系。不过，即使在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人员流动率也相对较高。工作要求苛刻，各种批评不可避免，薪水却相对较低。因此，不原隐忍的人经常会宁愿返回私有部门，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

从克林顿和小布什的任期来看，情况或许已经有了变化。在20世纪，克林顿内阁的人员流动在所有八年总统任期中最低，同时任职贯穿整个八年的人数最多。小布什内阁在第一个任期中创造了辞职人数最少的当代纪录，只有两位内阁部长发生变动——一个是自愿辞职，一个是非自愿辞职。随后，另外一个纪录诞生：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之间内阁人员变动最多。也许，伴随更大的稳定性，未来的人员变动将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当然会受到欢迎，因为高层的频繁变动会引发文官机构与白宫、国会、各州和其他政府之间必须重新确立衔接关系。

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

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是非常不同的。在第一任期内，有很大的压力去作出满足各色人等期望的人事任命，这些人包括竞选工作者和其他贡献者、国会议员、利益集团、政党组织和媒体等。每项人事任命都会受到评估，看它在政策和政治方面反映了新的总统班底怎样的倾向。

第二个任期的任命也会受到关注，形势却显著不同。某些关键人员可能决定继续任职，总统在填补职缺方面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更大弹性，潜在被提名人的选择范围将包括许多在部门或机构拥有经验，或者在从事相关工作时得到总统信任的人。

8位总统得到连任（1896——2004）：麦金利、威尔逊、连任三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他们的纪录显示，在连任获胜时重组内阁，这是现代才有的现象。第一组的4位总统——麦金利、威尔逊、第二任期的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在连任当选时没有作出任何人事调整。罗斯福在第二次连任和第三次连任（1940年与1944年）时的确作出了一个调整。

第二组4位总统——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则在连任当选时作出了重大调整。1972年，尼克松要求白宫幕僚和内阁辞职。据说，尼克松曾对他的幕僚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将要刨掉豆田。”[6]内阁6个职位发生变动（50%的人员变动），幕僚得以重新组织。里根和尼克松也一样作出6次变动；克林顿任命5位新的内阁部长；小布什则创造了8次人事变动的历史纪录。在后面三种情况下，人员变动更多地与内阁部长的偏好而非尼克松式的“大扫除”相关。当然，其效果是，伴随45%的平均人员流动率，这三套总统机构都经历了一次更新。

经常有人声称，总统们存在一个第二任期诅咒，即连任的总统注定失败。这个说法的原理在于，总统的多数施政方案都是在第一任期内制定推行的——华盛顿圈内人将第二任期的总统视为“跛脚鸭”，并且第二任期会放松约束，容易引发丑闻。历史记录的简短回顾显示，第二任期发生的一切更多是一种偶然，而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在现代，获得连任的总统比较少。回顾每个具体案例时，这一数字就变得更小了。

麦金利被暗杀，威尔逊在连任一年内便严重中风。罗斯福三次获得连任，因此很难说他受到了诅咒。因为水门事件的调查，尼克松在第二任期的第二年中便辞职。本书撰写之时，小布什尚未完成其第二任期。因此只留下三个完整的情形：艾森豪威尔、里根、克林顿。

三位总统中的每一位都确实沾染了丑闻，只是丑闻属于不同类型。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曾经接受商人伯纳德·戈德法因的馈赠，并试图为了他去影响相关联邦机构。亚当斯最后辞去了职务。里根时期的主要丑闻涉及一个复杂的计划，即以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获得的利润，来支持试图推翻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反政府军。总统承担了责任，幕僚长唐纳德·里甘被免职，随后，对国家安全人员进行了改组。

克林顿在第二任期的丑闻涉及总统本人的私人行为。那时，他已经成为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的调查对象，主要针对阿肯色州的一起土地交易以及对保拉·琼斯的性骚扰指控。1998年的新丑闻，涉及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关系的曝光。斯塔尔向众议院提交的报告导致众议院以带有明显党派倾向的投票决定弹劾总统。但是，参议院的审判最终并未导致其免职。

第二任期的这些丑闻在每种情形下都破坏总统机构吗？当前证据并不足以推导出存在“诅咒”。共有四个因素与之相关：丑闻的发生时间、总统的工作满意度评价、中期选举结果以及重要法规的出台。如下便是事实：

●艾森豪威尔：丑闻曝光于1958年（亚当斯在中期选举之前便辞去职务）；总统工作满意度评价在丑闻之前便持续下降，随后上升；民主党在1958年获得参众两院的巨大胜利；与第一任期相比，第二任期通过了数量略多的重要法规。

●里根：丑闻曝光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8年；总统工作满意度评价在丑闻之前下降，在任期将尽时上升；民主党人重新控制参议院，并在丑闻曝光之前得到众议院席位数的小幅净增长；第二任期出台的主要法规数量比第一任期内有大幅增长（1987——1988年是出台数量最多的两年）。

●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于1998年初，一直延续到1999年参议院审判为止；总统的工作满意度评价在1997年就职之后呈现上升趋势，1998年中度下挫，然后在其第二任期末又有上升趋势；民主党人打破了所谓的“第六年之痒”，并在1998年使众议院席位数实际上得到小幅净增长，参议院席位数并没有净减少；与第一任期相比，第二任期通过的重要法规数大大减少。

总而言之，这些混合的结果使得人们难以对第二任期持一种总体的看法。丑闻与工作满意度评价以及选举结果的关联并没有那么紧密。重要法规可能并且的确在第二任期中得到通过，数量有时甚至多于第一任期。与第二任期诅咒的暗示相比，一个更站得住脚的结论是：一组变量因素结合起来影响着分权体系的运转和产出，这符合人们对开国元勋们的政府创制之道的期待。需要注意的是，最初的设计并没有任期限制，因此也就没有“跛脚鸭”总统的结构基础。

结论

总统制是一种动态机制，不断地被塑造和重塑着。与该制度的民主基础相关联的两个主要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蓬勃的生命力。第一，就实际发生的情形而言，总统进进出出相当频繁。他们被赋予在某些限制之内组织直属机构的自由。如果得到连任，他们会重新塑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施政方案，乃至使其重获新生。第二，出于有意设计和历史原因，总统制是代议式的。相应地，人们可能期待总统以纲领性和组织性的调整来对各种重大事件作出回应。

机制的活力并不意味着不稳定或者剧烈变革。实际上，分权原则便是设计出来防止行政分支的结构和组织发生剧烈重组的。总统们的确作出了可能会被纳入未来白宫运行机制的各种调整。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总统制经历了渐进的变化，如第六章和第七章将显示的。一般而言，这些转变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这对代议制民主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

【注释】

[1] 即白人。——译注

[2] 引自Charles O.Jones，Passages to the Presidency：From Campaigning to Governing（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52.

[3] Lyndon B.Johnson，Vantage Point：Perspectives on the Presiden－cy，1963-1969（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450.

[4] 莱特引用自Charles Babington，“Presidential Appointment Process Questioned，”Washington Post，January10，2001.

[5] 应为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原文疑有误。——译注

[6] 报道于Stephen E.Ambrose，Nixon：Ruin and Recover，1973-1990（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1），14.

第五章

衔接并领导政府

合理警告：有些主题因过于重要而不那么有趣。第五章和第六章便充满这些话题——组织、管理、联络、政策提出、法律制定、预算等。请继续下去。我一直试图让相关讨论变得易读。在开国元勋们设计的分权体系之下，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不是我能改变的。他们意识到领导力的必要性，却警惕着易于实现的控制力。因此，以下两章将详细描述总统面临的一项挑战，即超出既有权力去竭力满足民众对领导力的期待。稍加思索，这听起来既饶有趣味又非常重要。

宪法第二条首句，“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或许本来暗含着如下措辞：“总统负责衔接政府其他部分。”开国元勋们创造了由若干部门组成的政府。作为唯一的全国选举的领导人和官僚分支的首长，毫无疑问，总统将为所有其他部分负责。这个事实本身，就会促进总统留意整个政府所发生的事。

那么，看看政府变成了何种模样。《2005——2006年美国政府指南》列出了行政分支中的下列单位［除将要在下面讨论的总统办事机构（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外］：15个内阁部门；59个独立机构和政府公司、51个各种委员会、理事会；4个准官方机构和若干多边或双边组织。并且，这些机构只是冰山之一角。例如，国防部拥有3个部门，每个军种一个部门[1]，16个部局，以及若干作战司令部和野外行动部门。最近创建的国土安全部拥有2位助理部长、7位主管、1位副部长、5位业务副部长和1位海岸警卫队司令。行政分支中还有若干独立的组织单位，负责期货交易、产品安全、人文艺术、邮政资费、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组织机构管理着工作人员，在联邦政府中就有几百万工作人员。表5.1显示了具体人数。联邦雇员总数，包括文职人员与军队人员，逼近400万人——大约是洛杉矶总人口的规模。表5.1还显示了位于华盛顿的选任官员数目。请注意，立法者的数目增加，对参议院而言反映了州的增加，对众议院而言则反映了人口数目的上升——直到1911年众议院席位被限定于435个。行政长官的数目则保持在一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现在，来看看雇员数目：由两位民选长官管理的几百万人；立法者们管理的超过3万人。

但是，你猜怎么样？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近年来联邦雇员人数实际上下降了。现在，更多的联邦政府工作改由州和地方来完成，在过去20年中，州和地方雇员数量增加了40%（现在逼近2000万）。也存在这种情况，即以前由政府雇员从事的工作现在转包给私人公司。并且，兵役现在是志愿的（并非义务役）和“高科技的”。这些变化减少了雇员数目，却增加了管理问题和问责问题。联邦项目，如医疗补助制度和犯罪控制等，可能会交给下级政府去处理，但是总统依然要对最终结果负责。

表5.12003年联邦雇员

* 2002年数据。

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4-200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322，331.

成本问题同样解释了总统对衔接工作的关注。尽管努力控制支出，成本数字还是缓慢增长并逐步扩大。表5.2显示了近几十年的统计情况。以前难以想象的政府赤字已经构成全部债务的极大份额。这些数字的单位是十亿美元，意味着许多项目的支出当以万亿来计算。2000年，资金收入实际上超过了支出，这是20世纪末代表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显著成就。即便如此，联邦总债务还是继续攀升。从1980年到2004年，收入增长超过3倍，支出却增长4倍。然而，衡量经济的标准指标，即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将近20%。更加令人苦恼的是日益攀升的总债务，它已数以万亿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三分之一扩展到三分之二。

表5.2支出、赤字与债务（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4-200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308.

一万亿有多少？这很难以人们的日常词汇来解释，但是当债务总额为1.5万亿时，有人曾经以美元钞票重量来计算，它相当于15艘航空母舰、12艘驱逐舰、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17艘小舰船的重量之和。在本书写作之时，债务总额正朝向8万亿美元迈进。你可以自己计算，然后谈论一下瘦身的必要性吧！

就目前的意图而言，表5.2中的数字清楚表明了总统为施展行政权力，与政府中的常任官员建立联系的紧迫性。现存的施政方案拥有来自运作它们的组织，以及它们所服务的委托人的支持力量。在管理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上，新一任总统早已落后于预定计划。即将离职的总统及其幕僚编制合适的预算，并准备好下一财政年度的支出和税收计划。然而，已在册项目的支出和执行效果不久就将由新一任领导人来“照看”。

与谁衔接？

总统必须与谁衔接，或者衔接什么内容？不管他们对发生之事负多大责任，事实是总统对其他治理部门的指导与控制有很大不同。就某些部门而言，总统能够招揽人马或解除任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并施展预算权力。其他部门则拥有不同程度的独立，从拥有自身合法性来源到公众或委托人的支持力量等。其类型——受白宫控制的程度由大到小——包括：与总统任期基本一致或根据总统意愿而任命的内阁各部及机构，任期重叠或长期任职的独立机构，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媒体以及其他政府与国际组织等。

内阁各部及主要机构

人们普遍承认，总统有权管理庞大的部门和机构。毕竟，总统拥有民主制之下合法性的“黄金标准”——经选举而任职。总统任命各部部长、行政官员和主管，这些人将会实现总统的政策偏好。集中的预算控制和对项目动议予以批准是总统施行其决策的杠杆。那些无法满足总统要求的人可能被免职。最近的例子是：克林顿总统在上任后不久便将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解职，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被小布什总统解职。

独立委员会

国会已经设置多个政策领域的委员会，这些领域被视为不宜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这些委员会大多处理经济和规制方面的议题：证券交易、银行业、利率、贸易、航运、通讯和劳工关系等。这些委员会中最主要的是联邦储备体系，简称“美联储”，原因在于它关于利率的决定对经济的影响。总统任命委员会主席，但通常不能免除其职务；主席任期相互交叉以便提供政策连续性，通常超出一届总统的四年任期。这些委员会的构成要求照顾两党均衡，任何一党的成员优势不能超过一人。总统可以通过人事任命来影响政策，但是情况往往是，对其独立性的更大威胁来自他们对自身主管产业的特殊照顾引起的后果。

其他分支

联邦法官终身任期制是司法机构独立性的主要基础，这也由民选官员不能影响法庭个案判决的基本理念支撑。总统有机会通过提名法官的宪法特权来影响法院的方向，参议员也可以在“建议和同意”过程中影响法院。伴随政党分裂政府和微弱多数的频繁出现，近几十年来，联邦法院人事任命变得越来越充满争议。自1968年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总统拥有最多的机会来任命法官，在这40年（1968——2008）中，共和党人占据白宫28年。然而，在许多情形下，法官本来被认定为持有某种哲学信仰，最终展现的却完全不同（例如，肯尼迪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拜伦·怀特被认为是温和自由主义者，上任后却是一位温和保守主义者；福特任命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和老布什任命的戴维·苏特，情形恰恰相反）。

总统不可能停止影响国会。相反，挑战在于与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复杂而迥异的组织之间确立衔接关系。两院中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都与行政机构的主要框架近似对等（例如，国防部和参众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因此，在官僚分支机构和相对应的委员会之间早已经存在衔接关系，这就是所谓“默契小三角”（cozy little triangles）的三个侧边中的两个（第三个侧边是受当前议题影响的私人和委托人利益）。总统若出于某种原因急于改变政策，就必须通过发展自身与立法者之间（包括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中的常任工作人员）的紧密纽带，来推翻以上这些持久的关联。

与政党领袖发展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也同样重要，包括要弄清这些领袖需要获得白宫的哪些支持，来确立其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位置。在某些情形下，总统所在的政党可能在国会中与反对党主席展开连年的政策争辩。例如，肯尼迪和克林顿就职之时，民主党已经在艾森豪威尔与里根——布什时期把持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达六年之久。与此相似，在小布什就职之时，共和党人也已经占据参众两院多数达六年多。曾在与白宫对峙的过程中磨练了技能，国会山的执政党现在却必须变成啦啦队队长——这并不是永远轻而易举的转变，但如果总统幕僚足够机敏，过程会容易得多。

媒体

在两类核心机构，即总统直属机构与新闻界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关系。“迟早，所有总统都会把问题归咎于媒体。他们是正确的。新闻界与总统之间天生就有敌意。他们互相需要，却又憎恨这种关系。”[2]这两类机构之间也是天生具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总统凭借其通过民选任职而成为民众的代表。记者们相信，告诉民众总统的所作所为是其职业义务，甚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宪法义务。在国家政治方面，极少有比这种关系更为敏感的关系。白宫记者团是一帮来自于纸质媒体或电子媒体的记者，他们以总统官邸为工作场所，并且追随总统的外出日程。白宫新闻传播办公室提供每日简讯，并负责通过其他渠道告知公众全国性的政策决定。白宫新闻秘书逐渐成为总统政策决定的非正式发言人。

其他政府

联邦政府与50个州和数千个地方的治理机构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关联。根据人口普查局2002年的统计，美国有超过87，500个地方政府单位（县、市、镇和特别地区），绝大多数都接受并使用联邦资金。

2003年，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助拨款总额接近4000亿美元，大约占这些政府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这笔钱中超过85%花费在医疗补助、收入保障、交通运输和教育方面——这些项目是州和地方治理的核心。有些项目的支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对医疗补助制度的拨款从1980年的14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610亿美元；同一时期，收入保障则从180亿美元增长到860亿美元。

在联邦政府对各州和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投资的前提下，如果总统希望削减或改革这些项目，则必须审慎谋划。在准备变革提案之时，他们需要利用好联邦各部与实际主管着项目的政府之间的衔接关系。他们可以确信的是，都是在各州和选区当选的国会议员们，将会特别关注改革的效果。实际上，恰是在这一层面上，对个体和家庭而言，政府会变得非常私人化，个体和家庭对改革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往往是抵制。在此方面有关联的是，曾经担任过州长的总统（1976——2008年5位中有4位担任过）更有可能对这些需求敏感。

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衔接则另当别论。多个内阁部门（特别是商务部、国防部、劳工部和财政部）与其他国家的对口部门拥有常规的交流，但是国务院是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机构。总统任命成为总统代表的大使，但是使馆和其他外交机构的多数人员都是驻外事务处员工，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人被任命为使馆馆长。与之相似，其他国家也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使馆，实质上就是他们在美国的联络地点。

国务院也是负责维持我们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机构，主要通过其国际组织事务局来实现。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工作地点位于纽约的美国驻联合国使团，他们与国务卿联合工作。

如我们所见，总统对这些组织、分支和政府的影响是通过人事任命来实现的。但是，在外部的被任命人员和内部的常任官僚之间存在着普遍且易于理解的紧张关系。摩擦经常发生在专家和政治人物之间。

常任官僚会学着去为总统及其同僚服务。总统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常任官僚的经验来制定并促进自己的施政方案。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中，达成这一目标有可能特别困难。国内官僚机构大多位于美国国内；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官僚机构则位于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而言，态度和风格的分歧一般会产生在外交官和军事人员之间，造成总统需要应对的又一种矛盾。

是否胜任？

“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哪位现代总统完全管好了行政分支……此外，总统之所以是失败的管理者，似乎是因为他们对这项任务并无兴趣，他们的兴趣停留在别的地方。”[3]这个由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作出的分析提出了另外一个因素：总统是否胜任其职责，即有效地担任行政首长。

1937年，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正式意识到了为总统获取更多帮助的问题。其结论是：“总统需要帮助。”[4]两年后，总统办事机构成立。实质上，这个举动为各个单位创造了一个制度性的总部，以推动信息搜集和政策控制。伴随时间发展，总统办事机构必定会扩大功能，增加人员，这一点与它在成立时所想控制的官僚机构并无不同。这个机构从几个咨询者的规模扩展到数百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被分别划归联邦政府施政方案所代表的主要政策区域中。今天的总统办事机构就是常任行政分支的缩影。

表5.3显示了小布什时期总统办事机构的组织单位。注意，只有两个单位是1939年时的总统办事机构的一部分——白宫办公厅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那时是预算局）。[5]两个特别重要的委员会诞生于二战刚结束时：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六个机构则产生于1963年以后。

表5.32006年总统办事机构

来源：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2006-200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85-98.

总统办事机构下属的这些单位覆盖了主要的政策领域：经济、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贸易、环境议题、科学与技术、国内议程和预算等。这些单位服务于多重目标。一些单位只负责提供咨询（经济顾问委员会、环境质量委员会、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另一些单位负责协调主要的政策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单位拥有政策制定功能：国家药品管理政策办公室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主要行使内务处理功能。

上面未提到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与白宫办公厅，是它们当中最为重要的单位（副总统办公室值得在下文单独考察）。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是一个超级协调机构，其功能之广令人惊叹：准备与管理预算、审议政府效率并建议组织变革、批准各部和机构的立法提案、评估政府表现，并提出规制改革提案。[6]我曾经建议许多学者，如果他们希望影响政府，就受雇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吧。

总统对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依赖程度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在缺乏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经验与特长的前提下，总统的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自1974年以来，国会也设置了一个对应机构，即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参众两院预算委员会。这些进展有助于在这个核心功能方面推动各个分支的衔接。

核心圈子

白宫办公厅是白宫助手的核心圈子，他们是总统寻求内部建议和咨询的依赖对象。这些人组成了“团队”，他们深受总统信任，经常是因为他们帮助总统打赢选战，并且/或者之前曾在其他职位上为总统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跟着总统到达华盛顿的，例如，为卡特州长服务的佐治亚州人士、跟随里根的加利福尼亚州人士、跟随克林顿的阿肯色州人士以及跟随小布什的得克萨斯州人士。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幕僚能够站在他们所服务的总统的角度思考各种事务，明确理解总统的最佳利益所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幕僚则变成骄傲自大的“无所不知者”，为总统、为国家都不能很好尽职。

通过使幕僚敏锐关注当前政策的未来效果，与总统的同心同德可以保障总统权力。最为有效的便是那些既提供信息、又负责预警的幕僚。职位，即身为总统的地位，并不能保证在位者至高无上。因此，幕僚们可以通过既提供分析又提供批评，为总统带来极大助益。那些只围绕自我（egos）行事的幕僚带来的帮助将会极少。

图5.1白宫西翼：总统及其核心团队工作的地方

表5.4概述了白宫办公厅当前的人员安排情况。总统在判断如何组织白宫运作时，拥有宽泛的裁量权。一些总统如肯尼迪与卡特倾向于放开椭圆形办公室，并且不希望设置幕僚长。其他总统如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则希望通过幕僚长来进行更多的控制。最初，里根总统与“三驾马车”共事，不过三人中的詹姆斯·贝克尔就是幕僚长。克林顿、老布什和小布什则两种方式并用：设置一位幕僚长，并实质性地让其他幕僚能够接近自己。[7]

提交给白宫办公厅的政策议题也会随全国性议程和总统偏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引人注意的是，在小布什（见表5.4）任期内，就本土安全与信仰和社区行动倡议在白宫办公厅中设有专门职位。对克林顿而言，任职表现评估或“再造政府”是优先考虑的事。为明确表达重视与强调，林登·约翰逊希望贫困项目能够设置在白宫办公厅中。当然，维护国家安全是所有核心团体都应遵守的准则。

管理方面的功能尽管一直在拓展，但是变动较少。这些助手中的许多人，责任就在于确立并维持本章所探讨的衔接关系。除了内部的管理功能（例如，幕僚长、幕僚秘书和人事部门），大多数活动都涉及联络事宜：与立法机构、与媒体、与内阁、与公众、与各州以及与地方政府等。实际上，白宫办公厅的许多工作都带有“沟通交流”色彩。总统致力于发起并维持与政府和公共受众的联系和对话，这项任务因为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急剧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

表5.42006年白宫办公厅工作人员职位

来源：作者汇编数据自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2005-200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86-87.

总统们经常拥有特别顾问，这些顾问形式上的职位不大可能反映出他们实际施展的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心腹的建议更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但是对两者予以区分经常很困难。民意调查和其他政治交流形式的最新进展，使这些职位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专业化。在1994年共和党人获得国会支配权之后，克林顿总统向迪克·莫里斯寻求帮助，莫里斯是曾经与克林顿共事的政治顾问。开始时，莫里斯的角色是一个谜，即使对其他白宫幕僚而言也是如此。后来，当其角色被人们所知后，莫里斯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被某些白宫幕僚视为对自己工作的扰乱。[8]

在小布什任内，卡尔·罗夫的职位与影响从未成为秘密。人们早已熟知，他是布什竞选和连任竞选主要的政治军师。在布什的第二任期，罗夫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的副幕僚长，这是既能影响政策又能影响政治的一个职位。

副总统

在赢得总统宝座之前，总统就已经作出了第一项政府人事任命。一位竞选伙伴被选定，随后这位伙伴将担任副总统。就大多数历史而言，历史上副总统的首要工作是作好准备，在总统死亡、无行为能力、解职或辞职时继任。对许多人而言，这个职衔换成“副星号”（Vice Asterisk）可能更好。作个测验：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任副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副总统呢？（答案请见附录。）然而，9位副总统最终成为总统，其中5位随后竞选属于自己的完整任期，4位成功。

总统们并不考虑非自愿离职的事，因此在过去他们一般会选择那些能够帮助他们获胜而非随后帮助其执政的竞选伙伴。

但是，最近的实践证明，副总统在就职以后自有潜在的用武之地——经常是弥补总统的弱点。例如，卡特并没有华盛顿或者国会经历，他便挑选受人尊敬的前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担任竞选伙伴。里根因为缺乏外交政策背景，便挑选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老布什。与卡特一样，克林顿和小布什在国会山及华盛顿的其他地方都需要协助。克林顿选择了曾经担任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阿尔·戈尔。小布什选择了理查德·切尼，他曾经担任过众议员、在白宫任福特的幕僚长、在内阁中任国防部长，这些职务使他成为历史上经历最广泛的副总统之一。

在以上每一个例子中，副总统都协助总统作好与国会和官僚机构的衔接。在治理中扮演的更重要角色使副总统有了规模更大、发声更多的幕僚人员，现在其规模比二战刚结束时的总统幕僚还要大。2005年，副总统切尼的幕僚包括如下职位：

图5.2里跟总统与布什副总统共进午餐，这是磋商的常规场合。（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幕僚长和副幕僚长；

切尼夫人的幕僚长；

5位副总统助理，分别为：顾问、国家安全首席副助理、新闻秘书、行政助理、通讯主管；

2位副总统副助理。[9]

推动副总统活跃参与政事的一个考量因素是他希望成为总统的抱负大小。副总统竞选总统，这在二战之后几乎已经成为惯例。排除那些继任为总统者（约翰逊和福特），这个名单包括尼克松（1960）、汉弗莱（1968）、老布什（1988）以及戈尔（2000）。蒙代尔（1976）和奎尔（2000）是在副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参加竞选的。尼克松是第二次竞选（1968），奎尔并未赢得2000年的提名。在这些人中，只有老布什作为在职副总统获得胜利，尼克松在第二次竞选中获得胜利。

认识到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独特关系，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向他以前的学生、随后竞选副总统的阿尔·戈尔指出了一些“拇指法则”。其中，最为中肯的规则是这些：

1.副总统会使总统想起死亡；总统使副总统想起自己的依附性。

2.白宫幕僚活在当下，副总统的幕僚则活在未来。

3.副总统不能被解雇，但是总统可以忽略或欺负他——如果总统如此行事，总统幕僚也将如此——并拥有相对的豁免权。

4.与被忽略相比，更令人感到挫折的唯一事情是，聆听并思考你的建议，之后却并不采纳。[10]

近些年总统和副总统间的工作关系相当亲密，并且富有成效。在未来，大多数副总统想必都会有竞逐总统职位的野心。毕竟，他们处于一个绝好的位置上，可以观察并反思：如果换作自己，将如何决策。然而，最近几十年中承担最多职责的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已经提前宣布他无意竞选总统。

总统分支

白宫幕僚与常设政府机构衔接从而协调政策和政治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复制他们在其他地方发挥的职能。总统办事机构需要的是熟悉政府项目、经验丰富的专家，这表明它的人员流动不能太频繁。作为面向总统个人的专门组织，白宫办公厅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政策团队与运行人员。如音乐剧《欢乐音乐妙无穷》（The Music Man）中那句有力的台词所说，他们都“需要知道自己的领土”。

尼尔森·波尔斯比曾说，这种对总统“协助”的制度化已经产生出一个“分离于且独立于行政分支”的总统分支。[11]它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像军中的情形那样，是精确的命令链。相反，它是一种采取集中协调方式的沟通，即支持总统的政策和政治偏好。

白宫幕僚的这项工作，不仅可能对内阁各部和其他机构中的官僚，还可能对这些部门和机构中由总统亲自任命者的工作产生冲突和干扰。并且，与所有扩张中的组织一样，为获得老板青睐，竞争将在成员之间产生。曾经担任过约翰逊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将白宫幕僚的诡计类比为“谷仓旁场地中的生活，如对小鸡间啄食顺序的研究所生动阐释的那样”[12]。

总统需要确保这个总统分支真正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仅仅勾起幕僚的野心或者妨碍有效治理——要理解总统这么做时面临的危险，人们无须接受里迪这个相当刺耳又生动的描绘。毫无疑问的是，为总统工作将是一种重要的有证明力的经历，如果之后进入私有部门，将容易找到有地位、收入高的职位。实际上，华盛顿充斥着曾得到任命的前总统幕僚，现在为各种利益而游说。因此，总统们无法一直有把握，幕僚们的目标会与行政分支设定的目标协调一致。

总统分支内的其他管理难题包括幕僚人员变成公众人物（1937年报告建议避免的事）、幕僚人数扩张时防止信息泄露、维持总统不熟悉的人的忠诚度以及避免幕僚懈怠。

与其他问题相比，人们较少地认识到最后一点。白宫幕僚的职位在两个方面较容易变得毫无限制：工作时间和职务内容。杰弗里·伯恩鲍姆在著作《精神病院》中分析“为总统工作的私人混乱”时，认为“白宫是年轻人的地方。其他人极少能够忍受其严酷”[13]。工作节奏和缺乏清晰的职责规定都是危害之源。如伯恩鲍姆所强调的，与可能满足的期待相比，总统的期待要大得多，幕僚却有责任来满足这些期待。

小结

本章的焦点集中在新总统需要进行的与他将要领导的政府的衔接上。本文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使这项任务变得日益复杂和紧张的那些变化。总统及其顾问们可以研究以前这项任务是如何完成的。但是每个总统都与其他总统不同，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偏好、素质、能力、资源、背景和目标，这些要素会塑造新领导人的风格和方式。总统得到的建议是“快马加鞭，及时行动”（hit the ground running）。然而，在未与常任政府职员建立起可靠的衔接关系时，新总统及其幕僚大概只能原地打转。

伴随时间推移，白宫的运作的确日益改善。然而，凑巧的是，正当幕僚和主要的被任命者开始专心于治理的日常工作时，总统寻求连任的时间到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核心团队开始忙于竞选（经常为此专门增加工作人员）、那些依旧在职的主要的被任命者严肃地考虑辞职问题、连任选举本身改变了常任政府职员对白宫的看法——所谓的“跛脚鸭”情形。因此，总统必须在第二任期中作出组织调整，此时恰逢其衔接关系网络已经成熟。至少可以说，衔接并领导政府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动态过程。

【注释】

[1] 指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译注

[2] Gary Wills，转引自Charles O.Jones，“The Presidency and the Press，”Journal of the Press and Politics，Vol.1，No.2（1996）：16.

[3] Peri E.Arnold，Making the Managerial Presidency：Comprehensive Reorganization Planning，1905-198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361-62.

[4]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5.

[5] 预算局最初经由《预算和会计法》创设于1921年。起初，它是财政部的一部分，1939年，根据《政府改组法》，预算局移归总统办事机构管辖。

[6] 参见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2005-200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全部列表见92页。

[7] 详细内容请参见Stephen Hess（with James P.Pfiffner），Organizing the Presidency，3rd ed.（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2），chs.3-10.

[8] 详情请参阅Dick Morris，Behind the Oval Office：Winning the Presidency in the Nine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97）与George Stephanopoulos，All Too Human：A Political Education（New York：Little，Brown，1999）

[9]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2005-2006（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88.

[10] Charles O.Jones，ed.，Preparing To Be President：The Memos of Richard E.Neustadt（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2000），131.

[11] Nelson W.Polsby，“Some Landmarks in Presidential-Congressional Relations，”in Both Ends of the Avenue：The President，the Executive Branch，and the Congress，ed.Anthony King（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3），3.

[12] George E.Reedy，The Twilight of the Presidency（New York and 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0），xiv.

[13] Jeffrey H.Birnbaum，Madhouse（New York：Times Books，1996），244.

第六章

工作中的总统：制定法律与推进政策

总统是决策者，他们从事的工作由民众期望和目标实现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塑造。这种张力大多源自开国元勋们试图创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的手段——但是并不是太有效。开国元勋们将权威分开并限制权力。因此，作出决策一般是共同完成的。国会能够通过法案，但是要由总统签署从而成为法律。总统可以商谈条约，但是必须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最高法院可以否决一项法律，但是国会与总统可以通过制定一项避开最高法院议题的法律来达到目的。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开国元勋们将会满意于分权体系的当前发展，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年在费城辩论的许多制度问题依然是今天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下面这个背景下：总统权力应该大到何种地步？

无论共同完成与否，总统都要为华盛顿发生的事负责。经常受到检视的正是总统的工作满意度，现在一年甚至受到检视数百次。为什么呢？一段时间内只有一位总统。总统实际上是唯一经全国民选产生的官员。他们担任最高领导人，这当然是展现着权威的一个头衔，因此人们期待他们领导众人并且达成目标。没有任何借口，更没有人会说：“但是你不理解，那是个共同事业。”

碰巧的是，人们也期望总统能够恪守其权威和地位的边界——从而避免滥用权威，承认其他分支的合法性，并且尊重人民了解决策的内容及程序的权利。让总统为整个分权政府中发生的一切负责，这公平吗？我将这个问题留给你回答。但是，历史清晰表明，总统们将出于上面陈述过的理由负责，这种责任因此是随职务而来的。那些试图角逐总统大位者必定事先便明白这一点。那些入主白宫者首先体验到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责任方面。杜鲁门总统曾经直率且简洁地说：“责任止于此处。”

本章将走进总统工作的内部世界，揭示在全国性政府中作出决策的本质以及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相互依赖是互相嵌入的分权体系的主要特征，每个分支都施展权力促成其他分支的工作。

法律制定及其执行为相互依赖提供了例证。总统指定议事日程并提议应该完成的事项，国会在根据设定的议程进行的立法活动中代表着选区的利益，官僚机构执行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法院则裁定对法律的挑战和法律的执行。各个机构的确分享权力并竞逐权力，但是，一个机构的工作很少会被误认做其他机构的。如果发生职能侵犯，那种干扰将可能受到批评，甚至会对簿公堂。

鉴于总统会在国内与国际上公开露面，他们一般需要富有前瞻性地思考，衡量各项提案与决定的效果对其未来治理能力的影响。用小布什的话来说：“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要立于时代之先。总统……可能会陷入泥沼，如果你不能成为应该成为的战略思考者的话。”[1]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提供了更为细致入微的分析：

我［在思考总统制时］的基本问题一以贯之，即在既定岗位的制度背景下，如何思考自身的决定对个人未来的影响力可能产生的效果……那意味着去探寻从政治角度进行思考的本质，这是没有终点的探索，因为那是如此本能的、直觉的过程。[2]

对诺伊施塔特而言，“从政治角度进行思考的本质”会引导总统保护自己在未来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例如，1994年，当克林顿威胁要否决一项自己不喜欢的全民医疗保险提案时，他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选择范围。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总统为一项医疗保险计划进行了辩护。随后，他在半空中挥舞着钢笔并威胁动用否决权。这位前总统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个失误：

我认为我的辩护言辞是卓有成效的，只有一件事情除外：演讲近尾声时……我举起钢笔，并且说我将要用它来否决不能保证全体美国人加入医疗保险的任何法案……对国会里我的反对者而言，这是一个并不必要的示警。政治讲究妥协，公众期望总统能够获胜，而不是为他们惺惺作态。[3]

最终，这项计划在民主党把持的国会参众两院都惨遭失败。

与国会共事

总统必须以多种多样的正式或非正式身份与无数官员和团体发生互动，例如作为外交官与他国互动、作为政党领袖与政治人物互动、作为管理者与机构人员互动、作为教育者与公众互动，以及作为三军统帅与武装部队互动。然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永久的关系是总统与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单是预算过程就会确保总统将密切关注国会山动向。“除了依照法律的规定拨款之外，不得自国库中提出任何款项。”（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简言之：缺乏国会的拨款，政府便会处于困境，根据宪法，它不能从财政部得到拨款，正如1995年克林顿与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在预算问题上的剑拔弩张。

在与国会的工作关系方面，总统们各不相同。总统们的政治背景和政府背景解释了这种不同的大部分原因。几个事例解释了最近几位总统的不同。

林登·约翰逊曾经担任过众议员（12年）和参议员（12年，其中10年作为领袖）。他是身为总统的多数党领袖。“他很早便学会且永远不会忘记政客的基本技能，这是一项将任何数字都除以二再加上一的能力。”[4]正如约翰逊在国会中的表现，他是一个促成国会山多数以支持“伟大社会”计划的高手。

理查德·尼克松也曾在国会中任职，但是并不是国会领袖，并且任职时间为6年而不是24年。他的兴趣和专长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身为总统的外交部长，更喜欢致力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因此，他并不想与国会议员保持热络联系，这些国会议员的主要兴趣在于国内议题。引述一位共和党众议员的说法：“我可以确定地断言：没有私人关系，你几乎没有方法可以联系到他。”[5]

吉米·卡特也不欢迎与国会的真正联系。然而，原因并不相同，再一次与背景联系在一起。作为“后水门事件”的民选总统，卡特对主导着国会的妥协政治充满狐疑。他是身为总统的政治门外汉。忘了自己在1976年获胜时的微弱优势，他的观点是总统代表着全体人民，并且拥有资源来提出全面的施政方案。与政治性的讨价还价相比，他更强调做正确之事的重要性。

与卡特一样，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在担任总统之前都曾经担任州长职务。相应地，他们在与国会的工作关系方面呈现了行政倾向上的不同。与私生活中的职业一致，里根是一名身为总统的演员。他对自己的身份的看法，最好地概括于卢·坎农的一本书，即《里根总统：一生的角色》的副标题。与卡特不同，里根一点也不反对妥协，这契合了他对总统角色的理解。他将自己的职责视为类似于指派并界定有限的议程、委派幕僚承担职责并研议细节、同意合理的妥协、宣布胜利。在他的政治舞台上，他同意克林顿的观点：“民众期待总统获胜。”

克林顿则是一位身为总统的竞选者。历史上，极少有总统具有如此之多的竞选公职的经验——竞选众议员、竞选总检察长及6次竞选阿肯色州的州长和2次竞选总统。即使在赢得总统大位之后，他依旧继续贩售其施政方案。每次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他都会四处奔走来加固公众对其提案的支持。在提出法律议案方面，他比里根具有更为广泛的抱负——里根只是聚焦于一些大型项目。

图6.1现任总统在征程中。小布什为寻求支持而宣传造势。（美国空军照片，由吉姆·韦基奥上士提供）的权力作宽泛解释。

小布什沿袭了克林顿既为选举也为政策宣传造势的做法。实际上，小布什超过了克林顿创纪录的巡回演说次数，以至于一位学者将小布什称为竞选式总统。[6]当然，克林顿和小布什的风格与目的并不相同。小布什的工作方式是身为总统的纯粹的行政长官。他是最为奉行权力分立主义的总统之一，坚信总统与国会拥有不同的功能。他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指定议题并向国会提交议案，而不是像约翰逊那样在国会山寻求多数支持。他的宣传造势首先是为了使公众确信，他拥有正确的政策重点以及最有效的方案。与尼克松一样，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会对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其他总统，在对待国会的方式上同样各不相同：艾森豪威尔——军事指挥官；肯尼迪——资历尚浅的参议员；福特——少数党派领袖；老布什——职业外交官。总统们是带着个人观点来推进工作的，这种个人观点有助于塑造总统对所遇到的各种议题以及衍生这些议题的事件的反应。

权力类型与权力环境

总统们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之下作出不同类型的决定。他们的政策世界步履匆匆并且情况复杂。他们需要应对政策内容及其阶段、过程和互动效果。许多事是常规性的，实质上是由文官官僚、获任命的政治官员及其幕僚、政策专家处理的，这些人很可能都关注总统的政策重点。不过，总统必须负总责，因为他们有权说是或否，或者再试一次。

政策内容

内容是指政策是“什么”，即考虑中的要旨。其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大多数议题都属于两个大类：国内议题和对外议题。这两类之间存在互动效应。能源供给和需求是一个很好的国内议题的例子，它对外交政策会产生巨大影响，反过来也受外交政策影响。然而，每一类都保持着足够的显著特征，证明着分类的合理性。其中，国会在国内事务中比在外交和国家安全议题方面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两个类别之中，总统扮演的角色显著不同，他在外交事务方面具有大得多的自由裁量权。

表6.1显示了重要的国内事务的范围。表中给出了克林顿两个任期（1993——2001）和小布什的第一任期（2001——2005）期间制定通过的主要国内立法。这些法律以总统所在政党是否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本党主导或者政党分裂主导）来分组。首先，请注意表6.1中所列主要法律的精简标题反映出的广泛的主题范围：财政、社会、福利、环境、犯罪、医疗保险、选举、游说、机构、重组、国内安全、商业、农业、灾害等。这些事务中的每一项都在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中拥有一个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关照着受立法影响的委托人，那些委托人将会游说总统与国会，让两者认可并支持自己的观点。在代议制民主下，人们难以期待其他的东西，但是这的确使提出和实施变革变得复杂了，因为那些从政府项目中获益的人想要守住已经到手的东西。

第二，请观察主要法律获得通过时，总统所在的政党是否在国会山占据多数。实际上，不论主导国会的是总统所在政党还是反对党，通过的主要法律的平均数目并无显著的不同。第103届国会和第108届国会都是总统所在政党占据多数，平均有8.5部法律通过，非常接近于4届政党分裂的国会平均通过的9部法律。在第107届国会的几个月开会期中，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占微弱多数，一项附加的主要法律在此期间得到通过。显而易见，当不同政党分别控制不同政府分支时，政府瘫痪（gridlock）并非不可避免。

第三，表6.1显示总统在面临不断变化的政党运势时需要如何敏捷应对。在克林顿的两个任期与小布什的第一任期的12年中，把持国会的政党经过4次变换：从第103届国会中的总统所在政党主导，到第104届、第105届和第106届国会中的反对党主导，再回到第107届国会短暂地由总统所在政党主导，然后到第107届国会剩余会期中的政党分裂主导（只在参议院中），最终回到第108届国会的由总统所在政党主导。对于这些不同的政党格局，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另一党派占据国会山多数，总统便丧失在指定议程方面的主导性。当总统所在政党占据多数时，本党团结将带来胜利，但是如果反对党处于主导地位，他们便需要反对党的投票支持。

表6.1主要的国内立法，1993——2005

* 指民主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在前五个月中，共和党人占据参议院多数。

来源：作者汇编自David R.Mayhew，Divided We Govern：Party Control，Lawmaking，and Investigations，1946-2002（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208-13，与http://pantheon.yale.edu/~dmayhew.

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时，总统们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身为三军统帅的宪法地位，再加上条约缔结权与大使任命权，为强化总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提供了特别权力。表6.2显示，纯粹属于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法律或决议要少得多。在所列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任期内的14项法案中，4项涉及贸易协定，另外7项涉及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除了一项外，其他都发生在小布什任期内。这些法案中的多项对国内事务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贸易协定、情报搜集与《爱国者法》等，其中《爱国者法》赋予司法部更大的权力来打击恐怖主义。

总统在对外和国内安全政策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克林顿与小布什任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权力可能成为争议的主题，经常引致国会的调查和监督，原因多数是因为国会在总统采取的动议方面作用很小或根本不起作用。

在克林顿任期内，自由裁量行动的显著例证包括军事行动与和平倡议。这些行动都未要求国会授权。1995年8月下旬，北约发动了对波斯尼亚塞族的空袭行动，克林顿授权批准美国参与。在库尔德人控制的一座城市遭到袭击之后，克林顿于1996年9月上旬命令轰炸巴格达；鉴于伊拉克拒不与联合国调查人员合作，克林顿于1998年12月命令再次轰炸巴格达。1999年3月，他又发动针对塞尔维亚的空袭战争，迫使南斯拉夫总统从科索沃撤军。

表6.2主要的对外立法与国家安全立法，1993——2005

* 同表6.1

来源：同表6.1

克林顿还将和平倡议基本上作为行政行为来发起。1995年11月，“代顿和平协议”结束了波斯尼亚冲突，美国派遣军队以维护和平。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主持了高层会晤，来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他本人还积极地致力于解决北爱尔兰地区的争端。

同样，小布什也提供了数不清的案例来说明，总统会在国会很少或完全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作出军事和外交决定。即使是国会2001年使用武力决议（阿富汗）和2002年伊拉克决议，基本上也未限定军事行动的时间、理由说明和形式。在对待囚犯问题上产生的大多数争议，都来自关于恐怖分子监禁问题的行政和军事决定，这些决定在最早期并不受制于由公开的国会听证会而来的严密审查。相似地，2006年出现了国家安全局对美国境内被怀疑与恐怖分子有通讯往来的人进行无证监控的问题；这是由总统下令实施的一项做法，后来成为法庭审查的对象。

小布什总统最初并不愿意涉及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然而后来，2003年5月，他的政府开始积极致力于“和平路线图”倡议，并在2006年夏天以色列和基于黎巴嫩的真主党之间爆发战争以后，通过联合国来推动达成停火协议。朝鲜的行动所引起的核威胁，由美国通过与该地区内各国（特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共同合作的外交努力而得以缓解。在努力抑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的早期，外交手段也是依赖的对象，只是这一次是由欧洲国家带头。这些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部分，显示了外交首先是并且必须是行政机构的权限范围，总统在其中指引方向。

当纯粹的行政行动产生肯定的结果时，随后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当发生严重的问题或者问题的解决时间比预期的更长（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叛乱）时，国会的批评会逐步增加，调查会启动，甚至会威胁或强制实施对总统裁量权的限制。

但是，如果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国会则会保持克制。国会掌握着钱袋子，但是国会议员们并不愿意拒绝向部队拨款。在现代战争中，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军事行动在国会采取行动之前已经结束。这里的问题与外交有若干不同。条约需要参议院批准（出席者的三分之二多数），财政支持则需要国会授权与拨款。然而，行政机构决定着磋商的地点、时间与内容。国会并没有另行设置外交小组。在对外政策方面，不管国会批准与否，总统都会施展其最大的影响力。

政策类型

总统的角色也会依纳入考虑的政策的类型而有所不同。大多数决策都可以归为四大类：新倡议、现有项目的渐进式调整、对已入册项目的重要改革、危机反应。不同类型的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促进对总统的授权。

新倡议最可能来自于行政机构，并且经常在新总统就任时提出。例如，克林顿在上任第一年成功地提出美国志工团倡议，鼓励年轻人在社区中从事志愿工作以换取教育支持。小布什则支持一项基于信仰的倡议，来刺激社区层面上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国会并没有通过所提议的立法，小布什于是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来启动这项提案的某些方面。

与过去相比，新施政方案的通过变得更为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罗斯福到约翰逊时期入册项目的成本问题。除国防外，权利保障计划，例如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与医疗补助制度、联邦教育补助、住房贷款担保、食品券以及其他福利补助，再加上国防，在预算中为新倡议留下的空间很小。因此，新项目一般必须包括新型的资金筹措方式，有时还包括削减其他开支的提议。

出于多种原因，渐进主义成为大多数现存政府项目的特征：伴随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有组织的团体的权利主张，更多的人被纳入补助范围。例如，伴随民众寿命延长、健康问题增多，以及被活跃的政治团体，特别是美国退休人士协会所代表，为年迈公民提供补助的许多项目在规模方面日益增长。

渐进主义政治是可以预测的。一旦就位，权利项目便会自动增长。遏制支出的唯一途径便是改变受惠资格，这是大多数总统和国会议员在提出时会很谨慎的一个动议。作为议程设定者，总统知道，任何这种提议，即使是为了亟需的改革，也可能在国会山和受益者当中引发政治风暴。因此，总统必须认真估算提出重大变革所牵涉的政治风险。

尽管存在政治成本问题，总统偶尔也会冒险提出针对现有项目的重要改革。当大多数政府项目面临严重的审查与变化时，变革的时机便到来了。这个时机一般发生在大型项目（如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制定实施的数十年后。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近年来行政分支向国会提交的计划已经在题目中包含了“改革”：例如社会保障与福利改革、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改革、农业补贴改革、公共住房改革。最常见的情况是，提议中的改革以改良的方式实施，但是偶尔也会是彻底的重构——如1996年的福利改革，并且引发剧烈的争议。

在社会保障方面提议的改革具有很高的风险，这在2005年小布什任期内得到证实，当时他支持将私人账户作为已经支付的部分工资税的一种选择。无论是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他的计划连在专门委员会都没有得到通过。1981年，里根总统也认识到了这种政治代价，当时他建议进行一些重要改革，随后在1982年，共和党人丢失了25个众议院席位。移民改革也是一个政治雷区，小布什在2006年就领教过。恰是这个如何对待数百万非法外来移民的问题，也充斥着政治风险。

一个长期存在的看法是，福利改革同样携带着许多相同的风险。克林顿总统将其作为第一任期的政策重点，这对一个民主党人而言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他将福利改革排在医疗保险改革之后，而后者遭到了挫败。与此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同意将福利改革作为优先的政策。获得1994年的众议院与参议院多数席位后，他们主动制定了一项计划。克林顿总统两次否决该法案，但是当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第三次通过时，他签署了。许多民主党人批评克林顿的行为，他自己的政府中有些人则辞职离去。

图6.2罗斯福总统签署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新政”项目之一。（社会保障局历史档案）

图6.3约翰逊总统签署1965年《老年保健医疗法案》，“伟大社会”项目之一，前总统杜鲁门出席。（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收藏照片，由冈本洋一拍摄）

克林顿在这两种情形——全民医疗保险与福利改革——中遇到的风险是多重的并且连续的。他提议采取两项主要改革，前者彻底失败，后者则将福利改革的提议权丢给了共和党人。最终签署共和党人第三次通过的法案，引发了自己党内的批评。这些情形极好地说明了提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危害。

危机反应具有与前述政策类型截然不同的性质。根据定义，它是一种特别的类型，是对常规秩序的一种干扰。人们的期望是行政机构会立即作出回应，由总统领导和指导。国会也会参与其中，但通常是在总指挥的领导之下。然后，人们会评价总统的回应是否有效。

危机反应的最新事例也是历史上最为突然的事例之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厦与华盛顿五角大楼之后小布什作出的决定。常规性国内改革的现有议程，被一系列国土安全与国防议题所替代。政党分裂的国会以及选民中存在的党派之争，很快转向了对小布什总统领导力的不分党派的支持。其施政满意度猛增至空前的高点，并且自这些测量手段被采用之后，这一高水平满意度此次维持的时间在所有总统中最长。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对总统的支持更为冷淡，无论是在开始阶段，还是在全面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发生持续不断的暴动袭击时。区别在哪里呢？总统很难说服其批评者，并进而说服许多民众：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统治代表一种危机，或者这种统治直接与反恐战争相关联。这些质疑又被无法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强化。换句话说，无论对公众还是对许多国会议员而言，伊拉克战争并不被视为危机反应。

卡特里娜飓风是危机反应的另一个例证，与“9·11”事件相比，它对小布什的领导力远为不利。没有人怀疑这场飓风是一种危机或者应该由联邦政府作出反应。但是，反应的效果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罪魁祸首是大自然而不是恐怖分子。的确，“9·11”事件也被地方化了，但是其威胁却四处扩散。

就卡特里娜飓风而言，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并不适于处理一项异常的自然灾害。作为人们期待中应该作出有效应对的机构的首长，总统必然要承担起责任。不管公众对总统或政府应对能力的期待是否现实，卡特里娜飓风灾害都是总统责任的一次主要体现。它就是与身在高层的职位如影随形。没有任何借口可言。

政策过程

政策的设置与执行的过程可被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或功能：问题界定、议程设定、备选方案形成，以及项目的合法化、执行和评估。总统及其助手在每个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他分支官僚机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也是如此。政治主要决定着总统的参与以及这种参与的理由说明与形式。但是，将能明显看出的是，鉴于总统与行政分支采取一种组织化的等级结构来提出政策重点与提案，它在早期阶段扮演着特别关键的功能。

问题界定是第一步。什么议题会要求获得联邦政府的关注，为什么？至少要思考两个维度：宽泛的议题（例如恐怖主义）与具体的问题（例如国土安全、辨别并俘获或者铲除恐怖分子、处理社会与经济效应）。在辨识与阐述议题并对需要应对的问题进行界定方面，总统经常扮演关键角色。他们处于引导公众对某个议题进行关注的有利位置上。

但是，总统们并不拥有最后决定权。什么议题要求关注，为什么？这经常是国会与媒体辩论的主题，甚至就该议题的重要性存在着广泛共识。例如，在后“9·11”时代的美国，移民问题被广泛视为一种关键议题。但是，一些决策者将这一问题界定为未能控制好边界、执行好现存法律；其他决策者则强调解决数百万非法移民问题的必要性，因为他们作为劳动力资源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即使总统的偏好已经被法律制定过程带来的变化所修改，总统也必须承担责任吗？这是必然的。就算是总统本来反对的计划，总统也需要担负起责任（例如，里根必须为任何他反对的任何数量的政府方案负责）。

议程设定实际上是设定政策重点的一项活动。它是一项极具政治色彩的行为，总统具有显著的宪法、机制与选举方面的优势来详细说明政策重点。他们发表国情咨文，他们由一个能够为政策重点提供详细解释的复杂官僚体系服务，他们与预算编制者紧密共事，而这些预算编制者知晓正被设定的政策重点的财务记录和效果。

总统们在利用这些优势的程度方面各不相同。决定因素包括总统的治理哲学（更为主动还是更为被动）、主要议题的性质与数量以及反对党的力量。例如，艾森豪威尔并不是强势的政策活动者；他在相对平和的时期内担任总统，面对极少的重大议题；并且，在其8年总统任期中，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占据多数席位时间长达6年。与其相反，约翰逊则在总统任期中展现出一副扩张的面貌，他必须处理日益不受欢迎的越南战争，并且其所属党派占据着国会绝对多数。

恰如预期，在给定的三个决定因素（哲学理念、议题与反对党力量）上，二战之后的各位总统展现出多种不同的组合。里根推崇有限政府理念，试图削减税负与官僚机构的规模，并任职于相对平稳的时期，拥有8年任期中有6年由共和党人主导参议院的意想不到的优势。在任职的最初几年中，里根的议程主导了与政策相关的政治活动，其削减税负的立法成就影响着此后总统的议程。

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情形很有趣。前者开始时奉行雄心勃勃的政府角色观，后来则作出调整；面对很少的国内或者对外危机；并且不久便在国会中失去民主党人的多数地位。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主要是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1995年得到议程设定权力，但是后来眼睁睁地看着克林顿在1996年连任后重获这项权力。2000年，小布什倡导“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议程，作为保守主义政策重点的中间道路。这些政策重点几乎尚未落实，小布什便察觉到美国正在从相对平和时期向“9·11”后日益剧烈的危机时期转型。他持续不懈地与在国会中占微弱优势的共和党（在2001年共和党甚至失去参议院多数达到18个月之久）合作共事，这种状况在他推进政策重点时会促进激烈的党派斗争。

如果总统只有有限的政治资本，他会期待其他人来扮演议程设定者的角色。1989年，当老布什在国会山上处于弱势政治地位时，众议院议长詹姆斯·赖特（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便是活跃的议程设定者；1995年，当克林顿也面临这种地位时，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便成为活跃的议程设定者。2001年，当民主党成为参议院多数时，他们处于为参议院设定议程的位置上，这与小布什所偏好的位置很不相同。对小布什而言，更引人注目的是民主党人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接过国会两院的主导权。议程设定要求总统与反对党领袖进行磋商。

备选方案形成也是行政机构本来就有的功能，主要原因在于官僚机构及其等级结构所代表的专业知识。总统及其幕僚在竞选中作出承诺，并在主政白宫期间回应各种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承诺缺乏详细的规划。它们有待相应的内阁部门或机构内的专家来加以拓展。与之相似，国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与国会议员的私人工作人员一道，准备对规划进行修改或者提供替代方案。

总统们很少寄望于国会能够全部批准他们的备选方案，即使在总统所在政党占据国会中的明显多数时。1965年约翰逊的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提案，就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进行了大幅修改。另一个医疗改革的例子：尽管民主党占据多数席位，克林顿的全国改革方案还是在国会两院都遭到否决。众议院与参议院民主党人设计替代方案的努力也徘徊不前。

针对重要议题，一般还是由总统来说：“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着手。”每一位高层官僚和国会议员都有一个装满备选方案的抽屉（在今天，更可能是一个硬盘）。然而，这些人都没有总统那样的威望，也没有宣传其备选方案的受众。

合法化是一项备选方案（经常是一种妥协）得到批准的过程。这基本上是一项立法功能，尽管当法案向前推进时，总统及其幕僚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多数支持的获得，要经过各委员会和参众两院内部的一系列阶段，以及两院之间的会谈。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会延续数年。对某些争议性提案来说，并不罕见的是，在达成最终通过法案所要求的所有立场的协调一致之前，国会需要多次重复这些阶段。因为参议院中有阻挠议事程序，在法院通过法案可能需要绝大多数的支持（60%）。并且，根据宪法条款，缔结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赞同，宪法修正案或者推翻总统的否决则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通过。

总统、总统助手以及各部和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活跃地寻求多数——有时是处于支持的立场上，其他时间则是处于反对一方。总统的变更——通常意味着政党轮换，可能意味着白宫支持或者反对立场的颠倒。最终，总统拥有签署或者否决法案的宪法权力，或者不签署，任由其在不含星期日的十天之内自动成为法律（如果国会已经休会，法案不会成为法律）（第一条第七款）。在寻求多数过程中的多个阶段，总统经常利用这种宣布“是”或“否”的核心权力来影响立法，例如他会威胁否决法案，除非法案作出修改；或者撤销对法案的支持，这样便有可能改变投票结果。

在立法方面，存在着一种通过计算一个国会会期中通过并被签署为法律的法案数量来记分的趋势。但是，因为难对付的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重要的全国性议题上，记分的进展可能会很缓慢。将法案未能通过记为一种损失，往往会掩盖在这些议题上取得的进步。举例而言，联邦政府为了制定一项对教育项目的援助政策用了将近三十年，教育项目很久以来都是州和地方政府专门负责的领域。种族、宗教与联邦主义等议题，必须在法案最终获得国会两院大多数支持之前解决。法案在众议院中会得到通过，结果只是随后在参议院遭遇南部民主党人的阻挠议事。作为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中小学教育法》最终在1965年得到通过。

危机经常能够加速这种合法化的进程。“9·11”事件之后，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这是一项全面的措施，它为总检察长提供了搜集恐怖分子情报的权力（窃听、搜查、拘禁以及其他监控措施）。参议院中的委员会听证和投票程序被绕开了；众议院议长介入众议院议事程序，将行政分支支持的法案直接提交给全体议员。最终的法案在国会两院中得到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而通过。四年之后，国会又经过数月通过了对《爱国者法》的重新授权。

政策执行基本上是一项官僚性质的功能，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将会对其负责。立法者通常会对项目如何执行以及在哪里执行提供指令。但是负责适用这些指令的官僚们，依国会指令的明晰程度不同，往往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州和地方政府经常在执行国内项目时扮演主要角色，这是在责任分配方面的又一重复杂性。

代表着新的冒险行动、重新组织或政策重大转向的大规模项目，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方案于1965年制定，它们是联邦政府进行实质性干预的主要例子，干预对象是一个多维度、半公共又缺乏同时性的医疗保障体系。1960年代开始时规模适中的项目，现在耗资则动辄以千亿美元计。2004年，处方药津贴计划被追加通过，但是在最初几个月中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执行困难。

另一种类型的政策执行，标志着联邦政府应对大型灾难的特征。灾难救援项目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扩展。然而，几乎从定义就能看出，应对不可预料之事很困难。2005年，墨西哥湾海岸沿岸的卡特里娜飓风便是这种情形，这次飓风或许是美国曾经遭遇过的最大的自然灾害。出于若干原因，政府被视为应对不力，这些原因包括：灾难的严重程度、三级政府中正在进行的对灾难应对机构的重要整顿、通讯和执法的中断、州和地方机构之间协调机制的缺乏以及何人主管什么问题的不确定性等。然而，这些以及其他失败之处的责任被归于小布什总统，大多数官员、大众，到最后连总统本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卡特里娜飓风的经历是不分情形的总统问责制的经典案例。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将责任归给最适于作出变革的官员。

评估是政策活动中最为多样化的一种。每个分支都会与私人利益和私人组织一起，涉身其中。负责项目执行的行政机构通常必须向国会汇报其在达成目标方面的进展。这些机构中的监察长有调查欺诈行为和渎职行为的职责。在准备预算时，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会持续地评估项目。白宫幕僚会不断地关注项目，特别是那些与总统政策偏好相关的项目的有效性。并且，总统会经常委派专门委员会来评估项目并提出变革建议。

国会委员会也有监管项目执行情况的责任。这种监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作为重新授权与拨款的常规举措；通过授权委员会或通过两个监管委员会（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或者通过政府责任署的工作。后者是专门负责向国会提供政府项目有效性信息的立法分支的机构。

司法分支也可能被要求对项目进行评估，检验项目是否违反宪法规定。宪法第三条并没有将司法审查权专门赋予法院，但是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成功地声称，这项权力显著地暗含在宪法之中，甚至暗含在法官作出的宣誓之中（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然而，必须有个案例让法院来行使这种权威。他们不能像国会通过法律、总统签署法律那样，常规性地将宪法标准适用于法律。

最后，委托人团体、传媒、智库、公共兴趣或监督团体、特别工作组以及候选人组织会持续地评估在册的项目。媒体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原因主要有二：媒体相对于政治与政府的反对派角色；以及近几十年来媒体机构总量的增长。第一个原因可以由通常被视为新闻的东西予以解释——负面多于正面。第二个原因代表着传播手段的阶段性变化。不仅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式，而且覆盖时间也持续不断，如24/7所显示的全天候，即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个结果是，白宫通过大规模地拓展其传播活动来适应这种形势。以前只有一个新闻秘书外加一个很小的工作团队，现在则有多位助理为总统提供传播方面的协助，包括演讲稿撰写、社区拓展、总统巡回的前期工作、政策和规划方面的传播活动、公共联络以及政府间事务等。

政策协调：预算过程

几十年来，总统一直主导着预算过程。1921年的《预算与会计法》赋予总统在预算局（原属财政部，后属总统行政办公室，再后来更名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协助之下准备年度预算的权力。“在美国国家历史上，1921年法案……是对政府各分支之间的权力平衡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变动之一。”[7]一项预算案在行政机构中的形成是一个多阶段的、历时近年的过程，总统与各部及机构之间不断地磋商与改进，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作为中间人游走其中。如表6.4所示，最终结果随后以预算咨文形式被提交给国会。在过去，国会中的税收、拨款和授权诸委员会几乎完全依赖于总统预算来展开工作，从未将预算规划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

197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国会预算和截留控制法》的通过，国会确立了自身的预算流程。这项法案创立了众议院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由国会预算办公室协助，并且正式确立了一项程序来调节和监督其他委员会的工作。为按时推进程序，还设置了截止日期。但是，那些截止日期很少得到遵守。

表6.4高度简化地显示了预算程序理应如何运行。如表所示，每个分支都会准备一个预算案，尽管国会中的预算案会以行政分支准备的内容为方向。国会程序以以下机构之间的磋商为特征，包括国会两院中的预算委员会，税收、拨款与审查委员会，其中国会预算办公室自始至终提供专业知识。意料之中的是，该程序紧张且充满争论，既代表着各委员会对自身权限的保护，也代表着它们所服务的利益。然而，它也通过多种方式反映出行政分支中各个机构与总统以及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表6.4预算程序（作者根据多种来源汇编）

预算过程

行政机构流程

筹备（3月→2月）：历时近年的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及各机构之间的改进与磋商过程。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传达总统的偏好，并负责具体调整各机构的要求以符合总统的偏好。

提交（1月→2月）：备妥总统预算咨文并将预算提交到国会。

更新（7月）：总统提供中期审查意见。

国会流程

筹备（ 1月→4月）：为期三个月的对当前预算和总统预算的审议和分类过程，涉及到国会预算办公室，各预算委员会，税收、拨款与授权诸委员会。

决议（4月）：国会通过一项同时生效的预算决议，其中包含给各委员会的指导原则。

协调（6月→9月）：作出调整以满足预算目标的程序，再一次涉及国会预算办公室，各预算委员会，税收、拨款与授权诸委员会。

官僚机构阶段

执行（10月1日→9月30日）：各机构执行由国会授权与拨款的项目。

人们或许也会想到，白宫与国会之间会有摩擦冲突；在近些年当中，1995年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当时，共和党人40年来首次赢得全面的国会控制权，他们下定决心要赢得预算战争。1995年秋季，他们连续两次通过削减联邦项目的决议。克林顿总统否决了每次的决议，两次导致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1996年1月，共识最终达成，此时已经超过财政年度开始时间（1995年10月1日）三个月了。人们普遍承认，总统已经赢得这次政治抗争。他成功地消解了国会山上的共和党多数的气势。“这个充满党派偏见、对抗斗争与政治诡计的过程走向了僵局，共和党人最终让步。”[8]结果是，克林顿总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去恢复他在1994年所失去的东西，即在设置议程方面的主导权。

1974年之后的时期以政党分裂的政府与微弱优势为特征，这是制定预算的政治背景。只有卡特（4年，1977——1981）与克林顿（1993——1995）在国会中拥有相当大的政党优势。这一时期的其他总统（福特、里根、老布什、1994年后的克林顿[9]、小布什）或者面对反对党主导的国会（一院或者两院），或者在工作中只有非常微弱的政党优势。冲突虽然不可避免，总统却有自己的优势，即更为细致的筹备、威胁动用否决权以及对预算过程更为协调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在预算抗争方面，他们胜多败少。[10]

战后时期的结果

在早期，据说并非所有总统都生而平等。同样，并非所有总统都平等地作出贡献。各种重大事件似乎造成了这种差异。一些总统主政在历史的转折点，另一些总统则任职于相对平和的时期。差别并不一定在于时任总统的素质或能力。危机是不可选择的。相反，危机检验着那时碰巧入主白宫的任何总统。并且，历史表明在危机时期任职的总统会引人注目，历史学家和大众通常对他们评价较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处于转折点的总统包括杜鲁门、约翰逊、里根与小布什。杜鲁门必须面对二战结束的问题，应对其后果，处理朝鲜冲突。此外，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继任者，而罗斯福是一位拥有伟大的国内成绩和国际成就的总统。约翰逊情形相同，任满了广受欢迎的肯尼迪总统的剩余任期，肯尼迪被暗杀保证了民众对他的遗产的支持。约翰逊接手负责前任的议程，并且制定了“伟大社会”计划，这项计划自那以后便一直主导着国内政策。约翰逊对越南日益升级的危机处理得远为糟糕，与在国内事务上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

1980年的经济环境为里根削减税负并向国防转移资源提供了支持。减税的效果是，随着赤字攀升而改变了政策争论；向国防转移资源最终导致冷战结束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在本书写作之时，评价小布什为时尚早，但是很少人可以质疑“9·11”事件作为一项对政策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反恐战争——后被小布什扩展为伊拉克战争——对对外政治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大事件也对二战之后的其他总统（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些事件都比不上杜鲁门面对的战后重建问题、约翰逊面对的延续被暗杀总统遗产的问题、里根所面临的经济和政府改革机遇的问题，以及2001年“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所带来的国内与国际威胁等问题。因此，第二组中6位总统的在位任期更多地是以努力巩固、加强和改革已经运行的政策与项目为基本特征。他们的总统职位是备位人性质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在遇到大规模事件时的个人应对能力有丝毫贬低。

战后总统中余下的一位——肯尼迪避免了一次潜在的严重危机，即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所带来的威胁。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决心引人注目，深得历史学家的认可。对肯尼迪进行归类的难处在于其任职时间的短暂。

结论

政府自身具有一种动力，它并不依赖于白宫中谁主沉浮。在职的总统们协助维持着这种动力、加速一般变化，并回应意外事件。他们是立法、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促成者。行政分支的组建，是为了以国会对总统保持依赖的方式来推动这些目的。

也许，总统工作最为显著的需求是灵敏性与适应性。人们期望总统能够推出全面的协调的项目，但是依据其本质，分权政府在多种场合下都允许其他机构的参与。如本章所论，总统对政策内容（更加偏向于外交与国防事务而不是国内事务）、政策类型（多数属于危机应对）、政策过程（多数侧重于问题界定、议程设定和备选方案形成的早期阶段）和政策协调（相当程度上关注预算编制，尽管与过去相比程度降低）拥有不同的影响力。最后，由于意外事件能够使分权体系的正常运行搁浅，总统的工作便具有最大的历史影响。通常以危机形式出现的这些事件，最终会成为领导权的试金石。

【注释】

[1] 引用自Bob Woodward，Bush at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2），136.

[2] 引用自Charles O.Jones，“Richard E.Neustadt：Public Servant as Scholar，”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2003）：11.

[3] Bill Clinton，My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577.

[4] Ralph K.Huitt，“Democratic Leadership in the Sen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June，1961）：337.

[5] 引用自Stephen J.Wayne，The Legislative Presidenc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8），161.

[6] George C.Edwards，III，Campaigning by Governing：The Politics of the Bush Presidency（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Longman，2006）.

[7] Donald F.Kettl，Deficit Politics（New York：Macmillan，1992），128.

[8] Daniel J.Palazzolo，Done Deal?The Politics of the 1997Budget Agreement（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Chatham House，1999），36.

[9] 原文如此，疑应为1995年后。——译注

[10] 一个例外发生在1990年，当时老布什总统在其“绝不加税”承诺方面食言。参见Palazzolo，33.

第七章

改革、转变与展望未来

美国及其宪法已经迈入了第三个世纪。每个世纪之交都是多事之秋。1800年总统大选便充满着强烈仇恨与个人恩怨。竞争在两位现任者之间展开：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那次竞选大部分都是由党派推动展开的。杰斐逊赢得73张选举人票，但是他的竞选伙伴阿龙·伯尔也获得相同数目的选举人票。伯尔拒绝让步，经过众议院36轮投票，杰斐逊才最终获胜。权力于是从联邦党人手中转移到民主共和党人手中。“1800年大选是一次重大事件，它显示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1]

进入20世纪之时的总统大选，则是一场在时任总统威廉·麦金利与平民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间展开的重新竞争。许多棘手议题都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所衍生的各种变化相关，这些难题即使解决不了，也要加以考虑。与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关，新问题不断涌现。麦金利几乎没有参加竞选造势，便轻松获得连任，尽管并不是压倒性的胜利。两党制继续面对来自第三党的挑战，特别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中的进步党人。1901年麦金利遇刺身亡，活跃的继任者泰迪·罗斯福肩负起了领导这个国家迈向新世纪的重担。

2000年的总统大选也可以列入这些“世纪转折”时期的竞争，堪称具有历史性。国会中民主党的主导地位已经于六年之前被打破，小布什的当选为华盛顿带来了近五十年来第一个完全由共和党人主导的政府。布什的当选是历史上最富争议的选举之一，如实呈现了遭弹劾总统克林顿与共和党国会之间的敌对关系，以及占国会少数的民主党人的挫败感。最高法院解决了本次选举的争议，加上小布什在普选票上的落败，使本国首都强烈的党派争斗情绪火上浇油。

这三次大选竞逐也反映出总统制的变化。总统的宪法权威在实质上依然相同，但是施展这种权威的环境却在每个世纪的尾声显示出极大的不同。杰斐逊就职之时，总统制仍在创设过程中。此时，它更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种机制，在职者试图领会自己权力的界限与意涵。

到1900年，总统制开始显示出优势地位。议会制政府——伍德罗·威尔逊1885年的一部专著即以此为题——能够处理农业社会中的各种议题。工业化与世界经济的增长要求官僚机制、等级制度和行政控制的专业化，包括通过行政首长来实现这种专业化。继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乐于承担这些职责，伍德罗·威尔逊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持相同态度。这个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内的其他总统，塔夫脱、哈定、柯立芝与胡佛，则不太接受关于总统权力的扩张性观点。然而，大局已定。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制在地位、影响和结构方面都将得到提升。

在两百年的时间里，总统制由个人职位——华盛顿、随后的亚当斯及杰斐逊——变成上千人共同参与的总统事业。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在《世纪中期的总统制》中这样评论：“总统与总统制不再是同义词；这一职位现在构成了一个官场。”[2]白宫依旧是总统制的象征性场所，但是它仅仅容纳了一小部分为总统效力的人员。因此，当小布什2000年被选举为总统之后，首要任务便是填补职缺——从任命人事主管开始。

这一评论提示了在21世纪考虑总统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解释发生的转变方面，重大事件、它们产生的议题、任职的人一般比改革更为重要。诺伊施塔特再次评论道：“当今的总统制拥有不同的模样……但是……那个模样并不是由法令法规或者人员配备所凭空生出。相反，这些都是对外部环境施加于我们政府形式的影响的回应；不是原因，而是结果。”[3]我们不应该对这一教训感到意外。毕竟，总统制是代议制民主中的核心机制。就这一点而言，总统制会被期待去回应重大事件，包括作出各种调整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功能。

改革与改变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一直都属于最充满激情的改革者。”[4]总统制是改革者频繁关注的对象。它被许多人认定为分权体系中最为强势的分支。因此，依据政府行为的成功抑或失败，总统制也会受到过分的褒扬或者诟病。在三个分支之中，国会最倾向于推动总统制改革，因为它经常与总统竞逐以分享权力。在这种权力竞争之中，司法机构的角色是保持更大的距离，并且依赖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法院的裁定通常为改革设定条件，然后再由其他两个分支进行设计。

改革（reform）意味着什么？它如何不同于改变（change）？这里所说的改革，是指变更总统制的结构或权威的重大努力。它们是指那些将重新安排机制运作方式作为唯一目的的情形。赋予总统执行政策的新权力并不包括在内。例如，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限制总统任期为最多两届，这十分明确地是一项改革；但是，赋予总统设定排放标准从而改善空气质量的权力，则并不属于改革之列。

作为竞争分支，国会通常提议对总统制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几乎从未出现过相反的情形：总统支持对国会进行改革（如果尝试这种方式，必然会遭到国会山的深恶痛绝）。国会议员经常提出警告，总统特权可能导致“皇帝式总统”，扭曲平等权力的分立。[5]这些担忧已经衍生出各种法规与宪法修正案，以纠正异常情形或施加制约条件。

改革很少带来想要的转变。它们通常由在重大决定（例如参战）上的分歧所推动。然而，这种纠正往往是程序性的（例如，改变如何作出派遣部队的决定）。不幸的是，对改革者而言，改变组织、规则与程序并不能确保结果尽如人意。改革往往会产生预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便是改变。

欧文·哈葛罗夫和迈克尔·纳尔逊的陈述特别好地归纳了改革与改变之间的不同之处：“总统的领导力和国家政治不可变更地交织在一起。”[6]这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由，并且应该由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两端同时予以代表。[7]诚如哈葛罗夫和纳尔逊所示，改革者往往对总统应该如何行事怀有一个偏好模式。但是，这些“专家给出的设计”，极少能够说明对那些为治理带来转变的重大事件与议题的真正回应。唐纳德·凯特尔明智地将回应与改变全部归于最初的设计：“美国缔造者们非凡才能的标志……就在于当新问题出现之时，这个体制持续不断地延伸、转变与适应的卓越能力。”[8]

优良改革及其成效

改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施：宪法修正案、法令法规、法院裁定、惯例和公众期待等。促成转变的目的也多种多样：匡正缺陷、改善政府流程、重组政府、授予权力、阐明或限制权力、重新分配权力、扩大权限等。有些时候，改革的动力源自一种判断，即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走得太远；在其他时候，则是因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权力的使用尚没有先例可循。由于要应对不熟悉的反恐战争，两种动力在“9·11”之后都得到了体现。如凯特尔所言，改革者经常试图使行政机构变得更加负责。但是，在一个分权体系之内，对事态发展的责任归属予以衡量并非易事，不过改革要想取得效果，这将必不可少。[9]换言之，权力分立分散了责任，使得在不改变宪政秩序的前提下集中责任变得极富挑战性。

宪法修正案

鉴于宪法修订程序的复杂（要求国会和州两个层面上的绝对多数），人们不会期盼宪法修正经常发生。当前，共有9条宪法修正案直接影响总统制。它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原始文件中的遗漏与异常之处予以纠正、扩大选举权、限制任期。

如表7.1所示，第十二条、二十条、二十三条和二十五条修正案对宪法提供了必要的纠正。这些修正案拥有不同的效果。如前文所讨论的，第十二条最为关键。第二十条与二十五条也拥有重要的有利影响。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新总统还是于3月4日而不是1月20日就职，此时已经是选举之后四个月了。值得一提的是，规定这一变化的第二十条修正案直到1933年才得以批准生效。

在近几任总统任期中，尤其是自卡特以来，副总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自从副总统接任的规定适用以来，共被运用过两次——一次是1973年斯皮罗·阿格纽辞去副总统职务后由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一次是1974年8月9日福特在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继任副总统。1998年克林顿被众议院弹劾，如果参议院1999年裁定将克林顿免职的话，这一规定本来可以再次得到援用。继位总统戈尔本来会提名一位副总统在1999至2001年辅佐他。

表7.1通过宪法修正案实现的改革

来源：作者汇编。

如果1974年尼克松被弹劾并被免职（如尼克松辞职之前一些民主党人所威胁的），再如果第二十五条修正案并未得到通过和批准，那么将没有副总统来继任总统职位。如果上述条件成真，众议院议长、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民主党人卡尔·艾伯特将会承继总统大位——他并不情愿如此。

第十五条、十九条与二十六条修正案使选举权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发展——确保了非洲裔美国人与妇女的投票权，并将投票年龄限制降低到18岁。第二十四条修正案保证了缴纳人头税并非享有投票权的前提，这是迟到已久的保证。久而久之，选举权的修正案将会改变总统竞选的性质。每一项修正案都带来合格选民数量的大增。然而，这些选民的投票率的增长也需要很长时间。

剩下的那条修正案，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重新审视了被视为在制宪会议上已有定论的那次辩论。按照惯例，总统会自觉地把任期限定在两届之内。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遵循这一惯例。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那位连任三次的总统拥有的超级行政权力，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在1947年碰头之后不久，便提出一项规定两届任期限制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很快在国会两院以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且在4年之后送交各州批准。历史学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称之为“打向罗斯福身后的一记耳光”[10]。

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的效果还难以下定论。它的第一次效力发挥在艾森豪威尔身上（这一修正案在杜鲁门在任期间提出，因此杜鲁门并不受其制约）。要想判断这一修正案的效果，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那些任满两届的总统会争取第三任期吗？就年龄与健康状况而言，艾森豪威尔与里根本有可能继续谋求第三任期。剩下的就是克林顿了（在本书撰写之时，小布什正处于第二任期）。就克林顿而言，年龄本是寻求第三任期的有利因素。在第二任期结束时，他54岁。

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一宪法修正案把一个问号变成了句号。总统会谋求第三任期吗？不能。结果，连任之后的总统大选（例如，1960年、1988年、2000年，以及可能的2008年）以两党内部的公开角逐为特色。于是，就在赢得第二任期的总统就职之后不久，又一次总统竞选便会拉开帷幕。许多候选人可能在国会中供职——大多数是在参议院，急切地想在竞选之前增加自己的筹码。同时，总统内阁及幕僚知道自己的时间同样有限，这促使他们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对于一个受限于任期的领导人来说，克服对未来的急切以专注于眼前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改革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结果之一。

法规

大多数的改革和对改变的适应是通过一般的立法过程来实现的。与单纯地试图找出管理议程的最好或者最可行的方法相比，国会山与白宫中的常规工作较少地属于有意识的改革。例如，当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与医疗补助制度这样的项目在历经多年后落实到位时，国会授权行政部门有组织、分步骤地采取必要措施来有效实施这些项目。这类大规模项目获得通过的一个结果，便是官僚机构的显著膨胀与总统职责的日益增多。这些情形中都有改革的决心，但是它指向的是提供医疗保健，而不是机构膨胀。

国会议员有责任监督对这些项目的管理，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却依赖于行政机构，即使是在监督方面。这种依赖性，是对行政机构相对于立法机构的权力的一种衡量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并不会一直喜欢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上，因为失控的支出对赤字造成的影响——这也会进一步限制总统开辟新项目的选择空间，那些接手各种权利保障项目的总统可能试图抑制这些项目的增长。

表7.2通过法规法令实现的改革：案例精选

① “硬性捐款”是直接支持某候选人的捐款；与之对应，“软性捐款”不是直接捐给某一候选人，而是捐给某政党的捐款。——译注

来源：作者自多种资料汇编而成。

在实质性政策主题（例如农业、福利、医疗保健与犯罪）方面的立法之外，也会不时通过一些法律，这些法律或者是为了支持

或约束总统特权，或者是为了影响其施政方式。通常情况下，就意图而言，此类法律具有更为直接的改革特征。推动这些立法的人试图改变的不仅是决策“内容”本身，还试图改变“如何”决策以及“谁”来决策的问题。表7.2列举了20世纪与21世纪初这类法律的一些例子。这15项法律代表了改革总统制与行政分支的努力，主要涉及6项关键职能：预算、经济、组织能力、国家安全、竞选以及公众知情。这些法律中的大部分都着眼于加强或限制总统制；有一些则是为了加强国会地位，以使国会更为有效地与行政分支竞争。

回顾这些法律，显而易见的是，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大势所趋，当然间或也有对总统权力施加制衡与控制的努力。从逻辑上来看，大多数变化都是由政府项目数量的增长与项目的复杂性所引起的。预算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要求经济学和会计专家的专业知识的辅助。因此，这项职能便日益集中到行政部门。因为对行政机构的依赖，国会变得日益焦虑不安；于是，1974年国会确立了自身的预算程序，包括雇用自己的预算专家。

在经济、国家安全政策与总统制的机制化方面，相似的趋势也变得引人注目。一般说来，即使总统只有有限的工具来管理经济，他们也必须为国家经济状况负责。因此，举个例子，通过在货币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拥有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得多的权力。国会也授权支持总统对经济进行管理，并且总统也出于这个目的在白宫中进行了重组（最近的一次改变是，1993年国家经济委员会依据行政命令得以建立）。

作为三军统帅，总统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具有宪法基础。这一地位于1947年得以实质性地奠定；当时，军事机构统一了编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得以建立并配备了人员。就预算问题而言，国会会不时地对总统在其中的支配地位表达关切，由此努力限制未经国会宣战的军事行动，或者在事态发展有偏差时，调查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这些举措并非没有效果，但是在对外与国家安全政策上，总统依旧处于领导地位。

作为一种机制，总统制的成长过程从未间断。其成长的关键点是1939年总统办事机构的创立。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认了，需要这一“伞式组织”来掩蔽为适应政府项目增长所设置的许多咨询机构。并且，职能——国家安全、经济、环境、贸易、科学——每延伸一次，另一个“办公室”或者“委员会”便会被纳入总统办事机构中最为重要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再加上白宫办公室，这些便是构成前文所论之总统分支的单位。

笔者也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令纳入了讨论——竞选类与公众知情类。前者对改革者而言通常是一种挫败的经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竞选财务方面，关注支出的数目以及经费来源。新的法律改变了款项募集方式，却未对筹款数额予以控制，这对提供资金的金主具有不同的影响。最后，修正后的《信息自由法》使媒体与学者受益良多，同时它督促行政分支在发布与保存文件时要提高警惕。

这些法规显示了分权政府之下改革所牵涉的复杂政治关系。各个分支一直关注着自身在制度中的地位，努力保护自身特权，并对其他机构的特权感到愤怒。相应地，为应对重大事件与议程转移所设计的变化方案，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都密切注视着，看它们将如何影响权力的平衡。

通过法案进行改革的成效与教训分别是什么？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代议制政府会回应首都之外的事态变化。例如，行政部门准备预算并处理军事问题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它降低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影响力，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第二，行政部门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最初几年中得到扩张，这从逻辑上来看是必然的。前面援引的多部法规都为总统带来了更大的责任（虽然不一定伴有更大的权力）——关系到预算、军事、发动战争、经济与社会生活。第三，同样明显的是，国会尚未跟上前进的步伐。国会议员已经通过如下方式作出了努力，包括创立预算程序、重新组织委员会、增加人手、增加专门立法机构以及要求加强行政问责等。但是，巨大的挑战存在于立法筹备以及对实施这些立法的监管之中。第四，开弓难有回头箭。我将《战争授权法》纳入讨论主要便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战争一直处于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最近一次定义是反恐战争，它激起了各个分支之间关于分享权力问题的进一步争论和困惑。

最高法院的裁决

总统制改革和转变的第三个源泉来自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工作性质来讲，他们并不是改革者。无论个人信仰为何，他们的工作部门都不鼓励他们采取这样的主动性。然而，他们的裁决具有巩固、明晰或者阻挠总统权力的效果。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最高法院会支持行政权力。毕竟，不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一个分支否决另一个分支。因此，如果真的发生这些情况，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至少有三类裁决会影响到总统权力。第一种裁决是取消总统中意却超出其权限的法律。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议运用激进的立法来应对经济大萧条。但是，有多项方案被最高法院推翻，其中最显著的包括《全国工业复兴法》中的一项建议，它要求设置公平竞争的工业规范（1935年“谢科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以及《农业调整法》中的条款等（“合众国诉巴特勒案”）。

第二类是针对其他分支提议的立法所作出的裁决。在水门事件期间，1974年《联邦竞选法》修正案得以提出并获得通过。在众多条款之中，修正案设定了政治捐款和支出的限额。最高法院宣判后者有违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1976年“巴克利诉瓦莱奥案”）。这项判决意味着竞选经费将会持续攀升，总统候选人不可避免地能够动用巨额经费。

第三类据说是最高法院希望避免的那些裁决：那些取消行政权力的运用的裁决。表7.3显示了一些精选案例。这些裁决反映了最高法院的介入具有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特征。换句话说，除了最高法院对总统处理前所未有事件时的越权行为的关注，我们很难通过归纳这些裁决来预测未来的裁决。

免除被任命人的职务是迈尔斯案与汉弗莱斯案的主题。新的机构和任命程序确立之后，详细阐明便处于核心位置。迈尔斯案允许解除得到参议院同意的被任命人的职务；汉弗莱斯案则限制解除日益增多的独立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有两个案例与前所未有的战时情形相关。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总统特别担忧，一场蓄势待发的针对钢铁工业的罢工可能会危害备战物资的生产。想必是自恃握有三军统帅的权力，他下令接管国内的钢铁公司。最高法院驳回了杜鲁门关于其权力的解释。很久以后，小布什总统面临着一种特殊情形，即在未获得普遍的全国认同的状况下，审判被指控或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他的方法是设立独立的军事法庭，在未获得国会同意的前提下便展开审判。最高法院再一次驳回了他关于总统权力的阐释，同时敦请国会采取行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并在第109届国会晚些时候提出设立军事委员会来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提起公诉。

表7.3解读总统权力：最高法院案例精选

来源：作者自多种资料汇编而成。

“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与“克林顿诉琼斯案”是特殊的案例，在两案中，总统试图阻止潜在的破坏性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尼克松动用行政特权阻止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使用椭圆形办公室谈话录音。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主张，这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克林顿希望在他依旧担任总统期间，阻止保拉·琼斯的民事行为继续下去。最高法院裁定这种诉讼不会干扰总统履行职责。两个案例都全体一致地作出了不利于总统的裁定。

表7.3中的其他两个案例则几乎没有相同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克林顿任期中规定了单项条款否决权，这是克林顿要求的权力，他的前任们也曾要求过。最高法院发现这项行为不具有任何宪法基础。2000年，最高法院决定叫停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并且出于各种实际考虑，将总统大位授予小布什。出于对解决选举争端这种特殊情况的谨慎，最高法院特别强调其裁决只适用于当前案件。

关于总统制的法院裁定，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在澄清，同时对转变作一点暗示。当国会与总统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或者正在发展的形势时，最高法院可能会接受一件要判断这些行动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的案子。这些案件有时援引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因此，举例而言，如果总统宣称他拥有行政特权或者宣称一项决定符合固有权力，那么最高法院可能审理对这项宣称的质疑，并对总统是否正确作出裁决。

回顾这些案件，总统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可能是：如有疑问，敬请依靠分权原则。这个信息主要暗示的是，总统应该获得国会支持或者司法许可（至少要认真检视法院的先例）。除非处于刻不容缓的危机之中，否则它建议不要单独采取行动。与之相关的教训是，事关其个人行为时，总统在主张权力来保护自身不受指控时，要慎而又慎。当他这么做时，是总统而不是法院在宣称什么是法律。

习俗惯例与民众期待

习俗惯例的变更以及公众和其他人对总统制的期待也会产生影响。这些特征比前文所讨论的因素更为杂乱无章，但是它们也暗示出政府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发展动向。

与习惯或者常规程序一样，习俗惯例就是做事的通常方式。新环境往往会确立新的习俗惯例。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周两次要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记者。记者们挤在他的办公桌周围向他发问，而他的回应往往是非正式的。除了重要演说，罗斯福与公众的交流也是很低调的。他开创了通过收音机发表“炉边谈话”的方式，当这种方式首次被运用时，被评价为“总统在运用媒体方面的革命性的进步”[11]。

图7.11941年12月23日，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美国联合通讯社图片）

通讯与交通方面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总统及其幕僚现在与新闻界以及公众互动的方式。与记者们的会面一般都记录在案，不仅可以供新闻媒体报导，通常还能提供给任何有兴趣的人翻阅。这些会面的文稿在网络上便可以查找到。总统也比以前更为频繁地巡回走动，为其施政方案争取公众支持。克林顿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后会立即上路，去为他的提案提供合理性证明和辩护，这种做法最后成为其继任者小布什的“惯例”。

白宫其他人物的传统角色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过去，第一夫人就其本身来说很少被视为公众人物（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个主要的例外）。但是，现在情形变了。希拉里·克林顿就曾负责一项全国医疗保健提案。在过去，副总统职责寥寥，幕僚无几，并且没有官邸。以前，国情咨文是被送往国会，而不是由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并且，过去白宫的安保工作很是松懈。但是，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些变化也有助于改变人们对总统与总统制的期待。期待可能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与新闻界及公众所了解到的总统情况——如背景、人生观、价值观等相关。第二种则是与总统制相关的预期——特别是总统在分权体系中的领导者角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形象并不总是和谐一致，并且在总统任职期间会发生变化。

用几个实例来作一说明：杜鲁门必须应对不一致的公众期待，因为他缺乏行政经验，人们对他期待很低；但是因为紧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三个多任期，人们又对他期望较高。鉴于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统帅背景，人们期待他能够在杜鲁门之后重塑总统制。水门事件及其余波（包括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对于总统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给从未在华盛顿工作过的总统卡特带来了主要挑战。就行政经验来说，老布什位于最合格的总统之列，但是其总统职位则是由人们对他的前任罗纳德·里根的期待来塑造的。小布什面临的总统职位，由于其前任遭到弹劾并因此引发党派冲突而受到削弱，并且他还面对着人们对新总统能力及其当选正当性的各种质疑。

与此同时，对总统领导力的要求日益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总统承担更大责任的期待。联邦政府施政项目的扩展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目光都投向了华盛顿和白宫。

展望未来：新现实

总统制的过去和现状都极大地影响着其未来发展。透过政治现状的棱镜看未来是展望未来的最可靠的方法。总统制的宪法地位经历的转变相对较少。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于五十多年前，即规定总统最多任职两届。除了改革选举人团的四年一度提案外，目前并无意向针对宪法第二条作重大修正。因此，核心功能——“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依旧保持不变。

发生变化的是行使行政权力的环境。正如我力图阐明的，纵观历史，情况正是如此。目前的形势能为我们预测未来提供什么帮助？在新的世纪，政治形势、政策议题以及行政局面都与对总统权力的评估息息相关。

政治形势

自从1992年以来，以微弱优势为特征的政治形势极少甚至从未发生变化。从强势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持国会转移到共和党人掌握主导权，这个转变巩固了激烈竞争的两党制度。这种泾渭分明的分化通过红蓝州地图[12]更容易看清，并且可以通过一个简短术语来描述：极化。大多数分析具有一种改革派色彩，它们暗示这种分裂状况是需要纠正的。与此同时，事实是，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的结果很可能会以非常微小的差距得以确定，而并非受制于全国范围内的操纵。

微弱优势很容易带来一个政党分裂的政府。2001年，一位参议员退党而成为无党派人士，这将参议院多数控制权从共和党转移到民主党手中。如果2000年的佛罗里达州与2004年俄亥俄州选票发生一些变化，民主党本有可能赢得白宫，并且同样非常可能的是两次都由共和党控制国会。2006年的中期选举，两党在参议院以49席对49席打成平局，由两位与民主党人投相同票的独立参议员来组织参议院。

这些现实对总统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动力是竞争与派性，而不是合作与跨党联合。总统必须谋划出策略，一方面认可微弱优势、政党政治与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在立法过程中的某些关键节点上作好妥协的准备。保密甚至隐藏计划和决定，可能同样会带来好处。处于微弱优势政治中的总统也可能留意国会中政党纪律的重要性，他需要关注，在立法的早期阶段，不能因为达成跨党协议而损坏在参议院与众议院争取领导权的努力。

微弱优势和分裂控制的党派动机有可能普遍存在，其中，有权势的少数人施展着每个可能的策略来迫使两党达成妥协。少数派的阻碍作用越大，多数派就越会寻求额外的党派优势，尤其是在众议院中。这些情形经常会导致总统的职责减少，使总统从当事人变为旁观者。

这种局面无论多么不受欢迎，却并不必然会对立法造成危害。如前文所述，法律的确得以通过，危机消弭了党派偏见；不仅是执政党，两个政党都有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的动力。关键点在于，施展总统权力的背景各不相同。在权力分立体系之下，这也是极为合理的——在改革的万丈豪情中，这个细节有时却被忽略了。

政策议题

作为重大事件的主题，政策议程日新月异。与其他局势相比，关于政策的预测就不那么言之有据了。例如，克林顿任职期间与小布什任职最初几个月内已设定的主要国内议题，都因为“9·11”事件而发生变化。这个重大事件引起了若干问题，如习语所言，这些问题都“不胫而走”（have legs）。相应地，未来几任总统都可能面临着不熟悉的战争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

或许，诸多确定性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国家安全对其他议程的影响。作为一项主导性议题，恐怖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具有严重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到其他议题的界定。就其本身而言，反恐斗争是一场无国界的战争，在这场斗争中，敌人可能藏匿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数个国家中。就其影响而言，举几个例子，诸如移民、港口安全、国际贸易与金融、联邦——州——地方的治安维持等许多议题都深受影响。

一个影响范围如此之大的议题，将会引发严肃的辩论与批评。过去有句格言说，政治口水止于水边，特别是就对总统的跨党支持而言——现在，这句话已经不成立了。几乎可以顾名思义，根据已知情况（例如常规战争）制定的规则难以运用于陌生的环境（例如无国界的反恐战争）。除非碰到类似于“9·11”那样的大灾难，未来的总统无法指望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能够获得国会、媒体或者公众的自动支持。

如有人所指出的，反恐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介入，以及不友善政权的核武器研制，都影响到对美国国内议题的解读。但是，还有其他现实问题关系到本土议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源自早已入册的项目。“改革”一词被纳入几乎所有重要的总统提案中：社会保障改革、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改革、移民改革、环境改革等。国内议程主要源自政府已在从事的工作。这一事实不会伴随行政分支的更新而发生变更。2008年、2012年、2016年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总统都将发现，为给新生事物寻找空间而开启新项目或扼杀已经存在的项目将困难重重。

行政局面

在几乎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权利保障项目与军备的成本一直在呈指数增长。支出变得没有节制。在财政收入难以跟上步伐且微弱优势政治使得税收难以增加的情形下，各种方案与重大事件决定着支出的增加。赤字随之而来，公共债务也日益攀升。1997年，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把持的国会试图平衡未来的预算，但是2001年后的重大事件与政治发展还是刷新了赤字与国债的纪录。

有一首著名的西部歌曲，曲名为“请不要围困我”（“Don’t Fence Me In”）。将总统权力想象为“被围困的”，这丝毫不夸张。总统是债务的管理者。他们在竞选时会作出承诺，但是这承诺若要兑现，尚需总统们找到一种不改变税收的方法来落实，或者他们能够提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即拉动需求比增加债务更为重要。

政府项目的联邦化并不像行政上的变化那么引人注目。总统及其任命的人通过两级、三级或者更多级的政府管理着大多数国内议程。一些调适或许是允许的，以适应地区、各州与地方的具体环境。这一过程现在已经延伸到国土安全领域。

不足为奇的是，总统制已经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专家分支。总统们希望并且需要助理来引导他们穿过项目的提出、通过与提交之路。维系前任创造的地位是继任总统比较典型的做法。白宫在很久以前便不再是单纯的行政官邸了。现在，它是努力提供行政管理并由总统承担责任的一个政府分支。

结论

美国总统制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全部。确切地说，它是一项为管理行政分支所创造的领导制度，与立法和司法分支相互影响。总统制已经发生变化，以适应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要求。总统制也已经经历过改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不过，即使就本书的写作来说，理解总统制的起点也仍是宪法所规定的分权体系。正是这份文件，要求独立遴选总统、国会成员与法官，并且任期长短各异。因为独立遴选，这些官员才在制定、实施与评估法律上相互依赖。

教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分权体系之中，有效行使总统权力的前提是承认其他分支的合法功能。彭德尔顿·赫林这样贴切地描述总统制：“我们创造出一个执掌大权的岗位，但是我们将这种权力的全面实现寄托于影响力，而不是法定权力之上。”[13]相应地，对总统制予以研究应该承认总统在宪政框架中的政治地位与风格。这是本书一直强调的。

【注释】

[1] Noble E.Cunningham，Jr.，In Pursuit of Reason：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237.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后来修正了这个错误；见第三章。

[2] Richard E.Neustadt，“The Presidency at Mid-Century，”Law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21（Autumn1956）：609-45

[3] 同上。黑体强调出自原文。

[4] Donald F.Kettl，“Reform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U.S.Government，”in The Executive Branch，ed.Joel D.Aberbach and Mark A.Peters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344.

[5] 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著的一本具有深远影响的专著中提出了这个事例，参见The Imperial Presidency（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73）。施莱辛格最关注总统在外交与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因为在此方面脱缰的总统制”可能导致国内的滥权，第vii-x页。

[6] Erwin C.Hargrove and Michael Nelson，Presidents，Politics，and Polic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271.

[7] 宾夕法尼亚大道连接白宫与国会大厦。——译注

[8] Kettl，“Reforming，”344.

[9] Kettl，“Reforming”，369-70.

[10] Forrest McDonald，The American Presidency：An Intellectual Histo－ry（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407.

[11] Michael Nelson，ed.，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Guide to the Presidency，2nd ed.（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6），124.

[12] 红州是指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蓝州则是指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州。——译注

[13] E.Pendleton Herring，Presidential Leadership（New York：Rinehart and Company，1940），2-3.

附录

注意：PV=普选得票百分比；EV=选举人团得票百分比

*普选得票率表直到1824年才开始提供；选举人团得票百分比只是针对总统；竞选得票第二名为副总统，他得到不一样的得票率，这一状态直到第十二条修正案得到批准为止。

**杰斐逊竞选排名第二，担任副总统，属于不同的党派。

***选举最终进入众议院程序。

#总统死亡，继任总统职位。

##副总统阿格纽辞职，福特根据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程序被任命为副 总统；尼克松辞职时福特接任总统。

来源：数据汇编自Machael Nelson，ed.，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Guide to the Presidency（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96），1667-69.

索引

注：斜体页码指此为插图内容。页码后加t指此为表格内容。

A

Accountability 问责：and Hurricane Katrina 与卡特里娜飓风131；for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政府管理70，89，109；and power 与权力ix——x；and reforms 与改革144；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与分权 144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elections选举44，45，140；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政治介入47；and Washington 与华盛顿36；and White House residence 与白宫官邸 27

Adams，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 48

Adams，Sherman 谢尔曼·亚当斯 83，84

agencies 机构71，91.See also specific agencies 也见专门机构

agendas of presidents 总统议程33，75.See also policies 也见政策

Agnew，Spiro 斯皮罗·阿格纽 146

Agriculture Adjustment Act 《农业调整法》 153

Albert，Carl 卡尔·艾伯特 146

Albright，Madeleine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73

ambassadors 大使：appointments of 的任命，16，21（t），71；and Congress 与国会32（t）；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30；and policy making 与政策制定 118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美国退休人士协会 122

Anti-Federalists 反联邦党人：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8；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5；and impeachment provisions 与弹劾条款14；on selection of executive 论行政首长遴选7；and term length and limits 与任职期限和限制 10

Anti-Masonic party 反共济会党 49

appointments 人事任命：See also ambassadors 也见大使；cabinet 内阁；other specific posts 其他专门岗位；conflicts with 冲突80，95；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in first and second terms 在第一在和第二任期82——83；of judges 法官的16，21（t），35，71，79，92；and policies 与政策，76；power to make 决策权15——16，21（t）；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的总统75——76；in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绝对总统制中的27；process 过程76；process of making 作出过程78——79；removal of 免职155（t）；scope of 范围70——73；and Senate 与参议院79；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1；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79

Arthur，Chester 切斯特·阿瑟，57（t），60

Article II 宪法第二条，21（t），33，46，87，159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邦联条例》：and Anti-Federalists 与反联邦党人5；and Committee of States 与诸邦委员会2；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30；and governing powers 与治理权20；and selection of executive 与行政首长遴选8——9；and term length and limits 与任职期限和限制10；and treaty making 与缔结条约 17

Aspin，Les 莱斯·阿斯平，91

B

Baker，James 詹姆斯·贝克 100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2002）2002年《跨党派竞选改革法》150（t）

bipartisanship 跨党政治 67，92

Birnbaum，Jeffrey H.杰弗里·H.伯恩鲍姆 106

branches of government 政府分支：balance in 平衡27，142；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28，31；and federal employees 与联邦雇员89（t）；interdependency of 相互依赖110；management of 的管理92——93；separation of powers 分权 2，3，4，22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140

Buchanan，James 詹姆斯·布坎南57（t），63（t）

Buckley v.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 154

budget 预算90（t），90——91；See also economy 也见经济；balanced budget 平衡的预算163；budget process 预算 过 程134（t）；and Congress 与国会112；and deficits 与赤字38，89——90，90（t），163；and federal debt 与联邦债务，38，89—— 90，90（t），163；legislation on 立法133，149（t）；management of 的管理98；and policy agenda 与政策议程127，133——136；reforms in 改革 148，149（t），151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1921）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 133，149（t）

bureaucracy and bureaucrats 官僚机构与官员：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80；and policy agenda 与政策议程127；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75；relationship of president with 与总统的关系95——96；role of 的角色 35，69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国际组织事务局 95

Bureau of the Budget（BOB）预算局149（t）

Burr，Aaron 阿龙·伯尔 44，46，47，140

Bush，George H.W.乔治·H.W.布什（老布什）：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2；and Congress 与国会115；elections 选举40，61（t），65；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9；judicial appointments 法官任命92；and party margins与政党优势135；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75，128；presidential ambitions of 的总统抱负104；and Reagan legacy 与里根的遗产 40；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62，79，93；staff 幕僚100；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时期76；as vice president 身为副总统 103

Bush，George W.乔治·W.布什（小布什）：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72，73，80，81，82，83，91；campaign issues 竞选议题73——74，114；and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与通讯监控28；and Congress 与国会114；and consultants 与顾问102；domestic policy 国内政策115，116（t），117；elections 选举35，61，62，63（t），141，156；EOP units 总统办事机构单位96，97（t）；ethics emphasis 伦理重点40；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40，159；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118（t），118——120；as governor 身为州长113；and Hurricane Katrina 与卡特里娜飓风125，131；and immigration reform 与移民改革124；job performance 工作表现58；and military tribunals 与军事法庭154，155（t），156；and party margins 与政党优势135；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75，121，128，136——137；on role of president 总统角色111；second term 第二任期83；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122；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reform of 20052005年改革60；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79；staff 幕僚100，101（t）；and terrorist attacks 与恐怖袭击38，124——125，161；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时期76；travel 巡回158；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103

Bush v.Gore 布什诉戈尔案155（t）

Butler，Pierce 皮尔斯·巴特勒3

c

cabinet 内阁：appointments to 任命，70——73；backgrounds of appointees 被任命者的背景80；departments 部门77——78（t）；diversity in 多样性71——72；duration of 持续时间，80——81；in first and second terms 在第一与第二任期82——83；management of 的管 理69，91；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75——76；of Reagan 里根的72（see also under other presidents 也见其他总统条目下）；turnover in 人员流动81——83

campaigning 竞选：See also elections 也见选举；campaign consultants 竞选顾问74——75；of Clinton 克林顿的60；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1974）1974年《联邦选举法》，150（t），154；and governing 与治理73——75；of members of Congress 国会议员的74；permanency of 的永久性58——60，67；promises made during 期间作出的承诺128——29；reforms in 改革52，150（t），151，152

Cannon，Lou 卢·坎农113

capital 首都24——27，25

Carter，Jimmy 吉米·卡特：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and Congress 与国会113；and economy 与经济38；elections 选举，61（t），63（t）；ethics emphasis 伦理重点40；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9；and Oval Office access 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开放性100；and party margins 与政党优势，135；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75；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40；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时期76；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102——10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中央情报局150（t）

checks and balances 权力制衡：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22；and impeachment provisions 与弹劾条款14；Madison on 麦迪逊论53；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4；and reforms 与改革151；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1

Cheney，Richard 理查德·切尼79，103——104，105

Clay，Henry 亨利·克莱48

Cleveland，Grover 格罗弗·克利夫兰：elections 选举61，61（t），62，63（t）；multiple-terms 多个任期35；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

Clinton，Bill 比尔·克林顿：and balanced budget 与平衡预算163；and budget battle of 1995与1995年预算战争135；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72，73，80，81，82，83，91；campaigning 竞选60；challenges faced by 面临的挑战39；and Congress 与国会112，113；domestic policy 国内政策115，116（t），117；elections 选举35，56，61，63（t）；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40；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118（t），118——19；as governor 担任州长113；and health care bill 与医疗保险法案111；impeachment 弹劾11，13，14，84，141，146；and party mar-gins 与政党优势135；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75，115——119，116（t），118（t），121，127——128，129，135；and political consultants 与政治顾问102；scandals 丑闻39，83，84，156；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79，93；staff 幕僚100；and term limits 与任期限制147；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时期76；travel 巡回158；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103；and welfare reform 与福利改革 124

Clinton，George 乔治·克林顿 10，47

Clinton，Hillary 希拉里·克林顿 158

Clinton et al.v.New York City et al.克林顿等诉纽约市等案155（t）

Clinton v.Jones 克林顿诉琼斯案155（t），156

Cohen，William 威廉·科恩 71

commander in chief role 最高统帅角色：in Constitution 宪法中规定的16——17，21（t）；and policy making 与政策制定118；and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与绝对总统制27；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 31，32（t）

Committee of Detail 细则委员会：on appointments 论人事任命16；on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论议会总统制28，29（t），30；on impeachment 论弹劾13；on legislative role of president 论总统的立法角色19；role of 的角色4，5（t）；on selection of executive 论行政长官选举7；on veto power 论否决权 18

Committee of States 诸邦委员会 2

Committee on Style 文本委员会 4，5（t），19

Committee of the Whole 全体委员会 4，5（t），7

Committee on Postponed Matters 未决事务委员会：on appointments 论人事任命16；on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论议会总统制29（t）；on impeachment 论弹劾13；role of 的角色4——5，5（t）；on selection of executive 论行政长官的选举7；on term length 论任职期限11；on treaty making 论缔结条约 17

committees of the Convention 制宪会议委员会4，5（t）

communications 通讯传播 100，102，133，158

Congress 国会：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15，16，29（t）；and bills 与法案130；and budget process 与预算过程134（t），135；campaigning 竞选造势74；and capital 与首都24——25，26；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国会预算办公室98；Congressional caucuses 国会党团会议47——48；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30；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6——7；and Electoral College 与选举人团8，21（t），44——45；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31——33，32（t）；and federal employees 与联邦雇员89（t）；and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与对外和国家安全政策119，120——121；and incumbency return 与现任者回归35；and party loyalty 与政党忠诚161；and policies of president 与总统政策129，130，132；powers of 的权力14，20，21（t），22；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75；and recommendations of president 与总统建议19；and reforms 与改革142，143，151，153；relationship of president with 与总统的关系93，112——15，117，148；and selection of president 与总统遴选7，15；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与分权47；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6，57（t），62——63；and statutes 与法规148；and term lengths 与任职期限56——57；and treaty making 与缔结条约 17；and veto power 与否决权18——19，32（t）；and wartime powers 与战时权力17，30，31

Congressional Budget and Impoundment Control Act（1974）1974年《国会预算和截留控制法》39，133——134，149（t）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国会预算办公室134（t），134——135，149（t）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议会总统制27，28——31，29（t）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on balance of powers 论权力平衡27；committees 委员会4——5，5（t）（see also specific committees 也见专门委员会）；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8；innovation exercised in 施展的创新1——3；on legislative role of president 论总统的立法角色18——20；on military 论军事16——17；on number of executives 论行政长官人数8——9；on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论行政权力6，14——15；on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 论总统免职11——14；on selection of president 论总统选举6——8；on term length and limits 论任职期限与限制9——11；on treaty powers 论缔约权力17——18；on war-time powers 论战时权力，29（t）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合众国宪法：See also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也见制宪会议；Article II，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continued）美国宪法第二条21（t），33，46，87，159；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宪法修正案144——147，145（t）（see also specific amendments 也见特别修正案）；on elections 选举条款44；experimental quality of 的试验特征1——2；and judicial review 与司法审查132；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3，54；on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总统权力条款21（t）；“ presidency”in规定的总统制2；and presidential authority 与总统权威141；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与分权 18

consultants 顾问 74——75，100，102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 2，3

Coolidge，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61（t），65，66，141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经济顾问委员会96，97（t），98，149（t）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环境质量委员会97（t），98

Crawford，William 威廉·克劳福德 48

crisis response in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中的危机应对 124——125

custodial presidencies 备位人总统，40，137

customs 关税157——159

D

death of presidents 总统死亡 40，65

debt，federal 联邦负债 38，89——90，90（t），163

deficits 赤字 38，89——90，90（t），163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and close elections 与势均力敌的选举63（t）；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意识形态倾向54；presidents elected from 选出的总统，48——49，60——62，61（t），63（t）；primaries 党内初选50——51；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Democratic-Republicans 民主共和党人 44，47，48，140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商务部77（t），95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69——70，77（t），88，95，150（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70，77（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部78（t），88

Department of Labor 劳工部77（t），95

Department of State 国务院77（t），95

Department of Treasury 财政部77（t），95，133

Dickinson，John 约翰·迪金森 9

domestic policy 国内政策98，115，116（t）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国内政策委员会97（t），98

E

economy 经济：See also budget 也见预算；and challenges facing new presidents 新总统面临的挑战37，38——39；and deficits 与赤字38，89——90，90（t），163；and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与总统办事机构98；and federal debt 与联邦负债38，89——90，90（t），163；and Federal Reserve System 与联邦储蓄体系92；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国内生产总值90，90（t）；reforms 改革149（t），151

education，federal aid for 联邦教育补助 38，94，121

Eisenhower，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81，82；and chief of staff 与幕僚长100；and Congress 与国会114；elections 选举35，51，61；and ethics emphasis 与伦理重点40；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9；and Kennedy 与肯尼迪78；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127；scandals 丑闻83，84；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38；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62，93；and term limits 与任期限制147；and war 与战争38

elections 选举：and campaigning 与竞选58——60，60，67close elections 势均力敌的选举62，63，63（t），67；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47——48；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6——8；costs of 的成本52；early procedural corrections 早期程序纠正44——46；election day 选举日58；election of 17891789年选举45；1796年选举1796，44；1800年选举44，46，140；1812年选举47；1820年选举47；1824年选举47——48；1952年选举50——51；2000年选举58，141，155（t），156，160；2004年选举59，73——74，160；2006年选举160；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FEC）联邦选举委员会150（t）；and inaugurations 与就职64；and national conventions 与政党全国代表大会48——50；nominations for president 总统提名47——52；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45，53——57，61（t），66——67；and polls 与民意测验58；and popular vote 与普选7，45，62——63，63（t），67；and primaries 与初选50——52；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39——40；reelection of presidents 总统竞选连任9——11，35，60——61，61（t），107；and scandals or controversies 与丑闻或争议48，85；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1；separation of elections 选举分离4，5，66；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与分权55，56，66；split results in 分裂的结果56，57（t）（see also split-party government 也见政党分裂政府）；and term limits 与任期限制147；and Twelfth Amendment 与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44，46，48；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44——45，46，61（t），65——66，102；winners of 获胜者60——64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人团：and close elections 与势均力敌的选举63（t）；and Congress 与国会8，21（t），44——45；development of 的发展7——8；and election system design 与选举体制设计66；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4；and popular vote 与普选62，63；and reform proposals 与改革提议159；role of 的角色43；and term length 与任职期限11；ties in 平局21（t），24，44——45；and Twelfth Amendment 与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145（t）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中小学教育法》 130

Employment Act（1946）1946年《就业法》149（t）

entitlement programs 权利保障项目121——122，148，162.See also specific programs 也见特别项目

executive branch 行政分支：authority of 的权威154，155（t），156；and capital 与首都26；expansion of 的扩展152——153；and federal employees 与联邦雇员89（t）；managerial role of 的管理角色，91——98；and presidency 与总统制31；size of 规模33；units for 单位87——88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EOP）总统办事机构96，97（t），105，149（t），150（t），152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对总统的期待ix——x，35，109——110，157——159

F

Fair Deal“ 公平施政”计划38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联邦调查局 76

Federal City 联邦城 25，25——26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1974）1974年《联邦竞选法》，150（t），154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FEC）联邦选举委员会 150（t）

federal employment 联邦就业88——89，89（t）

Federal Hall 联邦大厅 24

Federalist essays《联邦党人文集》 5，9——10，11——12，53

Federalists 联邦党人：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5；decline of 衰落47，48；and election of 1800与1800年选举140；and endorsement of Adams 与对亚当斯的支持44；on selection of executive 与行政长官遴选 6，7

Federal Reserve Act（1913）1913年《联邦储备法》 149（t），151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联邦储备体系 92

Fifteenth Amendment 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145（t），146

food stamps 食品券 38，121

Ford，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81；and Congress 与国会114；elections 选举65；ethics emphasis 伦理重点40；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974）与1974年《信息自由法》150（t）；judicial appointments 法官任命92；pardon of Nixon 赦免尼克松159；and party margins 与政党优势135；presidency of 的总统任期60；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79；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61（t），146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17——18，95——96，98，115，118——119

Foreign Service 驻外事务处 95

Founding Fathers 开国元勋 1——3，12，20，31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宪法的起草者 6，12——13

franchise 选举权145（t），146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1，9，47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1974）1974年《信息自由法》修正案 150（t），152

future of the presidency 总统制的未来 159——163

G

Gallup Poll 盖洛普民意测验 58

Garfield，James 詹姆斯·加菲尔德57（t），63（t）

Gingrich，Newt 纽特·金里奇 128

Goldfine，Bernard 伯纳德·戈德法因 83

Gonzalez，Alberto 阿尔韦托·冈萨雷斯 73，77（t）

Gore，Al 阿尔·戈尔 65，103，104，146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政府责任署 132

governor（title）总督；州长（头衔）2，27

Gramm-Rudman-Hollings Anti-De-ficit Act（1985）1985年《格拉姆——鲁德曼——霍林斯反赤字法》149（t）

Grant，Ulysses S.尤利塞斯·格兰特57（t），61，62

Gray，C.Boyden 博伊登·格雷 76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计划 38，112，122，123，130，136

H

Hamdan v.Runsfeld 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155（t），156

Hamil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nd creation of government 与创立政府1；on executive department 论行政部门5——6；on impeachment 论弹劾11——12，13；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政治介入47；on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论绝对总统制27，28，31；a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担任财政部长36；on term length 论任职期限9——10；on veto power 论否决权18

Harding，Warren 沃伦·哈定 141

Hargrove，Erwin C.欧文·C.哈格罗夫 143——144

Harrison，Benjamin 本杰明·哈里森 57（t），61（t），62，63（t）

Hayes，Rutherford B.拉瑟福德·B.海斯 57（t），62，63（t）

Herring，E.Pendleton E.彭德尔顿·赫林 163

Hoover，Herbert 赫伯特·胡佛57（t），61（t），62，141

Hous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9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and elections 与选举8，44——45，46，48，55，66；and impeachment 与弹劾11，13；number of representatives in 众议员数量88；and policies of president 与总统的政策130；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5；term of office 与任职时间36；and treaty making 与缔约 17

Humphrey，Hubert 休伯特·汉弗莱 51，104

Humphries Executor v.United States 汉弗莱斯执行人诉合众国案 154，155（t）

Hurricane Katrina 卡特里娜飓风 125，131

Hussein，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125

I

immigration reform 移民改革 122，124，126

impeachment 弹劾：of Andrew Johnson 对安德鲁·约翰逊的12；of Clinton 对克林顿的11，13，14，84，141，146；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30；in Constitution 宪法中规定的11——12

incrementalism in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中的渐进主义 121——122

Intelligence Overhaul（2004）2004年情报机构改革150（t）

Internet 因特网 52，59

Iraq 伊拉克 73——74，125

J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37，48——49

Jay，John 约翰·杰伊 47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elections 选举44，46，140；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政治介入47；presidency of 总统任期36——37；as secretary of state 担任国务卿36；as vice president 担任副总统45job approval ratings 工作满意度评价58——59，85，109，125

Johnson，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 12，13，60，61（t）

Johnson，Lyndon B.林登·B.约翰逊：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81；and Congress 与国会112；custodial role of 备位人角色40；elections 选举51，65；on media 论媒体74；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127，129，130，136；political position of 的政治地位74；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39；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38，121，122，123；staff 幕僚100；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国情咨文演说34；as successor of Kennedy 作为肯尼迪的继任者66，137；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61（t）

Jones，Paula 保拉·琼斯 84，155（t），156

judiciary 司法：appointments 人事任命16，21（t），35，71，79，92；and capital 与首都26；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30；and federal employees 与联邦雇员89（t）；and policies of president 与总统政策132；powers of 的权力14；and reforms 与改革142——143；and veto power 与否决权18

K

Kefauver，Estes 埃斯蒂斯·基福弗 50——51

Kennedy，John F.约翰·F.肯尼迪：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81；and Congress 与国会114；and Eisenhower 与艾森豪威尔78；elections 选举63（t）；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137；and Johnson 与约翰逊40；judicial appointments 法官任命92；and Oval Office access 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开放性100；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93；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时期 76

Kennedy，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51

Kettl，Donald 唐纳德·凯特尔 144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38

L

lame duck presidents 跛脚鸭总统 83，85，107

leadership styles 领导风格 39——40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74

legislative role of president 总统的立法角色 18——20

legislature 立法机构See Congress 参见国会

L’Enfant，Pierre Charles 皮埃尔·查尔斯·朗方 25——26

Lewinsky，Monica 莫尼卡·莱温斯基 84

Light，Paul C.保罗·C.莱特 76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35，37，61，63（t）

line-item veto 单项条款否决权 149（t），155（t）

M

Madison，James 詹姆斯·麦迪逊：and creation of government 与创建政府1；and executive mansion 与行政大厦26；on factions 53；on need for controls 论控制的必要53，54；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政治介入47；on treaty making 论缔结条约17

managerial role of president 总统的管理角色91——98

Marbury v.Madison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56

Marshall，John 约翰·马歇尔132

McCarthy，Eugene 尤金·麦卡锡51

McDonald，Forrest 福里斯特·麦克唐纳147

McKinley，William 威廉·麦金利：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82；elections 选举61，63（t），140——141；second term 第二任期35，83

media 媒体：adversarial role of 反对者角色93——94，133；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8；and policies of president 与总统的政策59，132——133；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75；and primaries 与党内初选 52Medicaid 医疗补助制度38，89，94，121，131

Medicare 老年保健医疗制度 38，121，122，129，131

military 军事：and cabinet 与内阁77（t）；and Congress 与国会120——121；costs of 成本162；employees 雇员88——89，89（t）；and executive powers与行政权力16——17，31，32（t）；organizations of 组织150（t）

Mills，Wilbur 威尔伯·米尔斯 129

Mineta，Norman 诺曼·峰田 71

Mondale，Walter 沃尔特·蒙代尔 65，103，104

Monroe，James 詹姆斯·门罗 26

Morris，Dick 迪克·莫里斯 102

Morris，Gouverneur 古弗尼尔·莫里斯 1

motivation for presidential candidacy 总统候选人动机 37——38

Myers v.United States 迈尔斯诉合众国案 154，155（t）

N

narrow-margin politics 微弱优势政治 59，92，135，160——161，163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2002）2002年恐怖袭击调查委员会150（t）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国家经济委员会97（t），98，151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1969）1969年《国家环境保护法》97（t）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全国工业复兴法》 153

National Narcotics Leadership Act（1988）1988年《国家反毒品法》97（t）

National Republicans 国家共和党 48——49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rganization and Priorities Act（1971）1971年《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组织及优先权法》97（t）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安全：and budget 与预算121；and bureaucracy 与官僚机构96；influence of 的影响161——162；legislation 立法118（t）；management of 管理98，100，118——119；reforms in 改革150（t），151——152

National Security Act（1947），97（t）1947年《国家安全法》150（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国家安全委员会97（t），98，150（t），151

Nelson，Michael 迈克尔·纳尔逊 143——144

Neustadt，Richard E.理查德·诺伊施塔特 20，104，111，142

New Deal 新政 38，122，123

New Jersey plan 新泽西方案 5，6——7，9

New York 纽约 10，24，25，45

Nineteenth Amendment 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 145（t），146

Nixon，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81，82——83；and chief of staff 与幕僚长100；and Congress 与国会112——113；elections 选举35，61，63（t）；impeachment threat 弹劾威胁13；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 75；presidential ambitions 总统抱负104；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40；resignation 辞职65，146；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38；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62，79；and War Powers Act 与《战争授权法》150（t）；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丑闻 39，83，155（t），156

O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行政办公室 97（t），98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96——98，97（t），132——133，134（t），152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国家药品管理政策办公室 97（t），98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政策研究办公室 97（t）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 97（t），98

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97（t），98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办公室 97（t），98

O’Neill，Paul 保罗·奥尼尔 91

P

parliamentary system 议会制 7，15，30，55

parties 党派See political parties 参见政党

partisanship 派性 78——79

Patriot Act（2001）2001年《爱国者法》 130

patronage 政治分赃 71

Pendleton Act（1883）1883年《彭德尔顿法》，70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2，25，50

perceptions of presidential role 对总统角色的认知 36——37

Pinckney，Thomas 托马斯·平克尼 47

plural-executive debate 关于设置多位行政长官的辩论 8——9

policies 政策：and agenda designation 与议程设定127——128；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76；and budgeting 与预算过程133——136，134（t）；and campaigning 与竞选73；covered b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EOP）由总统办事机构负责98；and custodial presidencies 与备位人总统136——137；evaluation 评估132——133；and future presidents 与未来总统161——162；implementation 执行130——131；legitimation 合法化129——130；option formulation 备选方案形成128——129；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75；problem definition 问题界定126——127；process of making 制定过程126——133；public nature of debate 辩论的公共性质59；substance in 内容115——121；types of 类 型121——125；and White House Office 与白宫办公室 100

political parties 政 党：Seealso Democratic Party 也见民主党；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and balance of power 与权力平衡33；and change in party control 与政党控制上的变化117；development of 发展53——54；and elections 与选举45，47，53——57，66——67；and nominations for president 与总统候选人提名47——48；opposition parties 反对党127；party loyalty 政党忠诚56——57，161；party margins 政党优势135；party unity 政党联合59；and selection of president 与总统遴选30；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6，57（t）；third parties 第三党 54

polls 民意测验 58，67，102

Polsby，Nelson W.纳尔逊·W.波尔斯比 105

popular election 普选 7，45，62——63，63（t），67

Powell，Colin 科林·鲍威尔 73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总统权力：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制总统28——31，29（t）；defining 界定14——15；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31——34；in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在对外和国家安全政策上119；and Hamilton 与汉密尔顿27；and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与绝对总统制27；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2——33（t）；and Washington 与华盛顿 3——4

presidents-elect 当选总统 75——76

presidential branch 总统分支105——106See also executive branch 也见行政分支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绝对总统制 27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 96

press secretary 新闻秘书 94，133

primaries 党内初选 50——52

Progressives 进步党 140

Q

Quayle，Dan 丹·奎尔 104

R

Randolph，Edmund 埃德蒙·伦道夫 1，36

Reagan，Ronald 罗纳德·里根：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72，72，81，82，83；challenges faced by 面临的挑战38——39；and chief of staff 与幕僚长100；elections 选举35，61，63（t）；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9；and George H.W.Bush 与乔治·H.W.布什40；as governor 担任州长113；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37；and Iran-Contra scandal 与伊朗军售丑闻39，83，84；and party margins 与政党优势135；policy agenda 政策议程75，127，136，137；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39；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122；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62，79，93；and term limits 与任期限制147；transition period 过渡期76；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制103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1934）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149（t）

Reedy，George E.乔治·里迪 105

reforms 改革：and branches of government 与政府分支142——43；and change 与改变142——144；consitu-tional amendments 宪法修正案144——147；effect on presidency 对总统制的影响39；extent of 程度162；implementation of 执行122，124；statutes 法案148——153；Supreme Court decisions 最高法院裁决153——157，155（t）

Regan，Donald 唐纳德·里甘 83

regulatory commissioners 规制委员会 71，155（t）

Rehnquist，William H.威廉·伦奎斯特 11

Reno，Janet 珍内特·雷诺 73

Reorganization Plan（1939）1939年重组方案 149（t）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and close elections 与势均力敌的选举63（t）；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意识形态倾向54；and judicial appointments 与法官任命92；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与总统候选人49——50，60——62，61（t），63（t）；primaries 初选50——51；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 57（t）

Residency Act《首都选址法》 25

restorative presidencies 复兴者总统，40

Rice，Condoleezza 康多莉扎·赖斯 73，77（t）

Rockefeller，Nelson 纳尔逊·洛克菲勒 146

Roosevelt，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158

Roosevelt，Franklin D.富兰克林·罗斯福：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82；challenges faced 面临的挑战38；and Churchill 与丘吉尔157；elections 选举61；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37；influence 影响50；multiple-terms 多个任期11，35，83，147；presidency of 的总统任期60，61（t）；and press 与新闻界158；and public expectations 与公众期待39；and role of president 与总统角色141；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38，121，122，123，153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61（t），65，66，141

Rove，Karl 卡尔·罗夫 74——75，102

S

scandals 丑闻 39，40，83——85

Schechter Poultry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 谢科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 153

second-term curse 第二任期诅咒 83——85

Senate 参议院：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79，92，155（t）；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30；and elections 与选举45，55，66；and Electoral College 与选举人团8；and impeachment 与弹劾11，12，13——14，21（t）；number of senators in 参议员人数88；and policies of president 与总统的政策129，130；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5；and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与绝对总统制27；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1；term of office 在职时间36；and treaty making 与缔约17——18，29（t），30；and Virginia Plan 弗吉尼亚方案 16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98

separated presidency 分权总统制27，28，31——34，32——33（t）

separation of elections 选举分离 4，5，66

separation of powers 分权22；and accountability 与问责144；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16；balance in 平衡20；and capital 与首都26；and Congressional caucuses 与国会党团会议47；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 30；in Constitution 宪法中规定的18；development of 的发展2；effectiveness of 的有效性109；and elections 与选举45，55，56；and election system design 与选举体系设计66；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28，157；and impeachment provisions 与弹劾条款14；implications of 的暗示22；Madison on 麦迪逊论53；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4；and reforms 与改革151；and selection of president 与总统选举5，6——7，8（see al－so elections 也见选举）；and unity 与联合2，3；and Washington 与华盛顿 4

September 11，2001terrorist attacks 2001年“9·11”恐怖袭击 124——125

Seventeenth Amendment 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 13，66

Sherman，Roger 罗杰·谢尔曼 1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 60，121，122

Souter，David 戴维·苏特 92

split-party government 政党分裂政府：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79，92；and bipartisanship 与跨党联合67；and budget process 与预算过程135；and influence of presi-dent 与总统的影响62，63，93；and narrow-margin politics 与微弱优势政治160——161；and polling 与民意调查59；variations of 的多样性 56，57（t）

Starr，Kenneth 肯尼思·斯塔尔 84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es 国情咨文演说：development of 的发展19，21（t）；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32（t），34；method of delivery 提交方式158；and policy agenda 与政策议程 127

Stevens，John Paul 约翰·保罗·史蒂文斯 92

Stevenson，Adlai 阿德莱·史蒂文森 51

succession 继任 7，146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appointments to 人事任命16，21（t）；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30；and election of 2000与2000年选举141；and impeachment 与弹劾13——14；location of 地址26；and presidential power 与总统权力154，155（t），156；and reforms 与改革153——57，155（t）；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32（t）

T

Taft，Robert A.罗伯特·塔夫脱 51，57（t），61（t），63（t），141

term length 任职期限：for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议会总统制29（t），30；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与制宪会议7；debate on 相关辩论9——11；and election system design 与选举体系设计66；and political parties 与政党54，55；and Twentieth Amendment 与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 145（t）

term limits 任期限制：for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30；debate on 相关辩论9——11；and“ lame-duck”presidents 与“跛脚鸭”总统85；and Twenty-second Amendment 与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145（t），146——147；and Washington 与华盛顿 35

term of office 任职时间 35——36

terrorism 恐怖主义：as influence on policy 作为对政策的影响161——162；legislation on 相关立法150（t）；and military tribunals 与军事法庭155（t）；terrorist attacks of 20012001年恐怖袭击，124——125；and 2004presidential campaign 与 2004年总统竞选73——74；and war on terrorism 与反恐战争 38，125

Tower，John 约翰·托尔 79

trade 贸易 98，149（t）

transition period of presidents 总统过渡期 75——79，78

travel of presidents 总统巡回 74，113——114，158

treasurer 财政部长 16，29（t），30

treaty powers 缔约权力：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120；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17——18，32（t）；and policy making 与政策制定118；in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绝对总统制中的27；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 31

Truman，Harry S.哈里·S.杜鲁门：on accountability 论问责110；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71；and cronyism scandal 与任人唯亲丑闻39；custodial role of 备位人角色40；elections 选举63（t），65；and expectations for presidents 与对总统的期待159；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37；job performance 工作表现58；and Johnson 与约翰逊123；presidency of 的任期60，136，137；and social programs 与社会项目38；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and steel mills 与钢厂154，155（t）；as successor of Roosevelt 作为罗斯福的继任者66，67；and vice presidency 与副总统制61（t）；and war 与战争 38

Twelfth Amendment 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 44，46，48，66，145，145（t）

Twentieth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145（t），145——146

Twenty-fifth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 145（t），145——146

Twenty-fouth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 145（t）

Twenty-second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 11，35，80，143，145（t），146——147

Twenty-sixth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 145（t），146

Twenty-third Amendment 宪法第二十三条修正案 145，145（t）

U

United States v.Butler 合众国诉巴特勒案 153

United States v.Nixon 合众国诉尼克松案 155（t），156

V

veto power 否决权：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debate on 相关辩论18；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32（t）；and influence of president 与总统的影响130；line-item veto 单项条款否决权149（t），155（t）；and presidential presidency 与绝对总统制27；and separated presidency 与分权总统制 31

vice presidency 副总统制：and Congress 与国会21（t）；and election bids 与选举努力65；and Electoral College 与选举人团44——45；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33（t）；and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与副总统办公室97（t），98；and presidential ambitions 与总统抱负104——105；relationship of president with 与总统的关系104；replacement of 替换21（t），146；role of 角色65——66，102——105；as successors to president 作为总统的继位者67；and Twelfth Amendment 与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46，145（t）；and Twenty-fifth Amendment 与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145（t）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38，51，136

Virginia Plan 弗吉尼亚方案：and appointments 与人事任命16；and Committee of Detail’s plan 与细则委员会方案30；and Committee of the Whole 与全体委员会5（t）；and council of revision 与修订委员会18；goals of 目标5；and selection of executive 与行政长官遴选6——7，15；and term length 与任职期限，29（t）

voting franchise 选举权145（t），146

W

war 战争：and congressional presidency 与议会总统制29（t）；and elections 与选举51；and executive powers 与行政权力16——17，32（t）；and military engagements 与军事参与151；and presidents-elect 与当选总统38；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与总统领导权37；and terrorism 与恐怖主义 162

War Powers Act（1973）1973年《战争授权法》 39，150（t），153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appointments 任命36；and capital 与首都24，25，25，27；and creation of government 与创建政府1；elections 选举45；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36，37；influence on presidency 对总统制的影响3——4；two-term precedent of 两个任期先例11，35；and White House 与白宫 27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丑闻 39，40，159

welfare benefits 福利 121，122，124

White，Byron 拜伦·怀特 92

White House 白宫：assistants to the president 总统助理37；condition of 条件27；origin of term 任期起始26；press corps 新闻传播办公室94；security 安全，158；staff 幕僚70，75——76，80，81，98——102，105——107，132，149（t）；West Wing floor plan 西翼办公室示意图99White House Office（WHO）白宫办公室96，97（t），98——102，101（t），105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cabinet posts 内阁职位82；elections 选举61，63（t）；historical regard for 历史评价37；national tour of 全国巡回74；on role of president 论总统角色141；second term 第二任期83；and split-party government 与政党分裂政府57（t）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38，50

Wright，James 詹姆斯·赖特 128

Youngstown Sheet&Tube Co.v.Sawyer 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 155（t）

版权信息

Modern Japa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Christopher Goto-Jones 2009

Modern Japa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9.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4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1-716号

书　　名　现代日本

作　　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

译　　者　顾馨媛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4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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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致谢和体例

引言：现代日本何处“现代”？

第一章 日本遭遇现代世界

第二章 天皇制下的革命：接纳现代性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索 引

序言

毛丹青

我把自己看成为一个行走的人，有时就像看别人一样。如果坐下来看别人走，也许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别人的走对自己的不走也许是一个嘲讽。

26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住在乡下，最先看到的行走的日本人是一位老太太。我发现她的手指头很粗，胳膊上的筋络十分明显，犹如老树的盘根一样。她一家都是农民，儿孙满堂。这么大岁数了，白天还开拖拉机，在田里开来开去。她的腰很弯，弯得像猫刚刚睡醒以后弓起来的背。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日本老太太，每天清晨都要行走！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她从不间断。

有一天，台风来了，一大早她一个人又出去了，沿路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干脆就地趴下，整个弯曲的身体死死地盖在冰冷的地上，跟台风抗衡。一直等到突袭而来的大风刮走以后，她才慢慢地起身，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后来，我听她的家人说：“老太太每天早上都去寺院拜佛，几十年如一日。有回住了医院，实在去不了，可一到清晨的钟点，她就向着寺院的方向嘟囔‘阿弥陀佛’，别的什么都不理睬。”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日本乡下的农家人如此执著呢？尽管那段时间我经常能遇见她，但从未直接打听过，因为毕竟是人家私下的事儿，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挺难开口的。

于是，这样一个细节留给我的是一个谜。当然，退一步说，即使我直接问问她，只要她乐意，其实也无妨大局，说不定日本老太太一见有人跟她聊天还会高兴。但最终，我还是没问她，把对日本人的好奇暂时留下来了。

不用说，好奇是可以留下的，可以留到心里面去，但好奇本身却会增长，而且随着旅居日本的年头越来越长，类似这样的情景时有发生，有的令人莫名其妙，有的让人感叹，甚至佩服，当然也有的叫人厌恶！

我对日本的观察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好奇心的产生几乎全部可以落实到某一件事情上，或者跟刚才的日本老太太一样，可以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正因为如此，揭开日本这个谜的愿望反倒变得不像愿望了，比起得到一个什么正确答案来，我更关注的是日常的日本和日本人。

《现代日本》是一本日本以外的作者书写日本的书，这种书写情景自从进入21世纪后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所谓日本，已不是唯有日本人才享有排他性的特权来观察与分析，就像日语本身一样，由日本之外的人以日文写作而夺得文学奖项的事情早已不再稀奇了，而往往在很多场景下，非日本式的叙述反而更能让读者认清日本。《现代日本》除了达到了这一目的以外，还有一点值得细读，即“正常国家”与我文中提到的“日常的日本”。是为序。

致谢和体例

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略称通常是其名而非其姓，例如德川家康常略作家康，织田信长略作信长，丰臣秀吉略作秀吉。但这些人名是特例，除此类特例外，本书中的日文姓名入文时遵循固有顺序，即姓氏在名字之前。长元音以长音符号表示，例如“Nishida Kitarô”（西田几多郎），但英语中常见的一些日语词省略了长音符号，例如“Tokyo”（东京）。日本人不在名词后加“s”来表示复数，如samurai（武士）、daimyo（大名）等词单复数同形。

我在此感谢雷那·密特、里奇·克斯滕、安格斯·洛克耶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匿名评审人，他们给予我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并理解撰写这本极简小书的难处。不过，所有的错误和有欠明了的表述及任何错谬都由我来承担责任。我还要感谢此书编辑安德列·基甘，他自始至终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对我保持充分的耐心（尤其是当我的硬盘在大阪出了大问题以后）。我同样要感谢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为我旅居京都写作此书提供的赞助，感谢伊瑟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时间，感谢望[1] 和农场的其他人，感谢我在莱顿大学的学生，学生们使我逐渐认识到解释比假定更为重要。我希望这本小书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尽管我并不敢作此假定。

事实上，我还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他们一贯支持我对日本的兴趣，尽管他们并不了解日本的有趣之处。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获得解答。

【注释】

[1] 音译。——译注，下同

引言：现代日本何处“现代”？

今天，许多人首先将现代日本看成一个经济强国。很多论者认为，日本将堪称空前的富裕、极其稳定的社会和显而易见的和谐结合在一起，是当今最成功的工业（甚或后工业）经济体。尽管近期遭遇了经济问题，尽管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根据大多数指标，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1] 全世界都在消费日本的商品和文化产品，包括动画片、家用电子游戏、汽车、半导体、管理技术和武道。

综合各方面来看，日本的上述形象使其成为当今世界“现代性”的象征。然而，在许多非专业人士眼中，日本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谜，它既陌生又熟悉，既传统又现代，甚至既“东方”又“西方”，如蒙太奇一般令人困惑。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困惑部分源自一种假设，即认为现代性在所谓的“西方”只引起了轻微的文化失谐，而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现代性的外在特征却显得缺乏连贯性，甚至令人费解。这一假设的根基在于现代性与欧美历史的深层纠葛。事实上，在当代世界，许多人认识到上述纠葛，并且正是据此抗议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看来，来势汹汹的现代之潮象征着西方的扩张。

让我们略作停顿，考察下述切近的景观，以为实例。

对现代日本的认知：2002年世界杯

日本和韩国获得200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联合举办权时，欧洲曾多少抱有疑虑：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东道主富有但几乎不懂足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懂“英式足球”[2] ），举办世界杯是为尝试在美推广足球，首次由亚洲国家主办的世界杯，会不会成为美国世界杯的翻版？欧洲公众知美国少，知韩国、日本这样的“远东”国家更少：他们知晓任天堂、索尼和大宇，他们知晓空手道和跆拳道，他们知晓珍珠港、广岛和朝鲜战争；他们不知道日本的“J联赛”[3] 是世界上盈利状况最佳的足球联赛之一，他们当然更无法预见，韩国能闯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中负于德国），一路击败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列强”成员，最终取得的成绩要好于赛前那些大热门，比如英格兰、阿根廷及卫冕冠军法国。大体而言，日韩两国对足球抱有巨大热情，并有很好的竞技水平，这令欧洲感到惊讶。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足球在东亚获得的广泛关注感到惊讶？原因部分应归结于那些广为流传的日本形象，“西方”公众一直被那些形象包围着。例如，在报道世界杯时，庄重的英国广播公司为赛事制作了两段优美的宣传片。第一段在赛事开始前几周播放，时长两分钟，采用日本动画风格——如今全世界上过荧屏的卡通作品中，日本动画占60%，它们作为媒介传播极广。短片以充满激情的旁白开场：“每隔四年，地球四个角落的伟大英雄就会聚集，去竞争人类所知的最高奖项……”，横版卷轴过关游戏和武侠片的爱好者一定熟悉这样的旁白。背景是日本汉字和韩国的文字，字符程式化地闪烁、不祥地跳动着。然后短片突然转换到了科幻般的场景：一只足球像火箭一般被踢进空中；电脑屏幕和霓虹灯一边追踪着足球，一边闪烁并发出蜂鸣；有未来感的浮力舱托着一个人，那人有条闪烁的、金属的义肢（原来是具有超人般天赋的法国队队长齐达内）；接着是一连串动画化的足球英雄（没有一个是日本或韩国球星）掠过（日本）城市中布满霓虹的街道，去追寻那只“火箭”。

这段时长两分钟的宣传片老套且程式化，充斥流行文化元素，满含暗示，将日本表现为具有未来感的酷炫乌托邦，表现为生控体和电子计算机化的科幻王国——威廉·吉布森在其经典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1984年初版）中极好地描绘了此类国度。此外，似乎没有任何日本人或韩国人与实际的足球有关系，虽然片中有许多人在街头赞赏地看着那些外国足球英雄。

转播每场比赛时都有开场白，第二段宣传片即穿插其间。这段宣传片的影像呈现出远为浪漫的蒙太奇效果：首先是慢镜头——一座湖边寺庙伴着晨曦，接着是佛像眼部的特写，飘扬的日本国旗，几名相扑力士，飘扬的韩国国旗，然后是一些锦鲤。此时，一只足球被踢进模糊的光斑，并将我们带往以下影像：又是佛像，一幅城市景观（有霓虹灯和一座寺庙），一个足球场（配上一名巴西球员），一些传统韩国舞蹈，大卫·贝克汉姆，再添上些韩国舞蹈，又一名相扑力士，又一座寺庙，一个表现艺伎（或妓生）[4] 的慢镜头，然后是一个缓慢、优美的富士山镜头。这时宣传片突然改变了节奏，我们好像被领入了现代：一列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冲入视野，更多不知名的球员，更多列车，更多霓虹灯和可以看见电子屏的繁华街道（电子屏上映着球员），更多传统韩国舞蹈，最后是足球划出的光带在大鸟居（日本神道教中神圣的门）的立柱间闪烁，仿佛鸟居就是球门。

这些意象无疑陈腐且缺乏想象力，却恰恰充分体现了日本在所谓的西方是如何被表征的。姑且不论日本足球运动员在这些宣传片中的诡异缺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混合物——糅合了传统文化（相扑、艺伎、富士山、佛教圣像）和超现代性（子弹头列车、霓虹灯闪烁的城市、生控体）、糅合了神秘元素和科技元素。西方观众本已十分熟悉现代性的外在特征，而日本被表现为以某种方式搬用了（而后又改变了）那些特征的谜一般的“他者”。相扑力士和高速列车出现在同一部宣传片中，制作方认为会使观众产生震动。可这样的组合何以会有冲击力？

关键在于，日本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化差异，还因为一个事实，即日本同时还是一个现代的、高科技的非西方国家。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奇妙的“西方”现状，观众（或者说英国广播公司）难以消化其中的现代性和西方元素。

换句话说，思索现代性的意义及其完整性，是抱有兴趣的观察者考量日本的另一出发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是历史上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国家。19世纪中期，日本摆脱了明显的国际孤立，自那时至今日，就是一段现代日本的历史。事实上，这段历史记录了一个国家在遭遇西方强国后与随之产生的影响角力，并同时接触现代性思想和科技的过程。政治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调整，是上述时期的关键特征。实际上，日本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迷人的视角，让我们得以观察国家应对文化、思想、社会、政治及科学变革等复杂问题时的种种方式，尤其当这种应变的需要源自美国舰队突如其来（且不请自来）的造访时。[5]

这本《现代日本》不指望能面面俱到地介绍这一日本历史上令人激动的重要时期，而是会围绕两点思考一系列问题：第一点是称日本为“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第二点是“现代”这一范畴在不同时期对于分属不同群体的日本人又意味着什么。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常见的看法，即认为日本在长期孤立期间——或称锁国（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因此接纳其他文化本身便是日本现代性的关键特征之一。上述看法是关于日本历史的假设之一，在后续章节中，本书将挑战多个此类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当时的日本显然处境孤立，但即使在那样的时期，文化及社会层面的存续与变化仍然以某些方式相互作用——我们将对此加以考察，由此挑战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日本原有的传统在战后产生了某种断裂。

最后，尽管本书采用的许多素材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政治、思想及社会精英如何参与日本社会意义深远的转型、如何看待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但本书同样要观察普通人是如何体验这些转变的——普通人不仅是历史大潮的消极接纳者，也是在为他们自己塑造现代国家的积极行动者。在某些方面，这种迈向民族自决的趋势是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同时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换言之，这是一本关于日本如何卷入现代性的小书，但同时这本书也在探讨如何借日本的经验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本身的意义和维度。并不是现代性落在了日本，而是日本通过勤勉、艰辛、流血和创新，将自身打造成了今日我们所知的繁荣的现代国家。“现代”一词的含义仍然极具争议，而当我们试图理解现代的维度和历史现实时，日本这一样本有助于凸显涵盖不同国家多样经验的必要性。现代性与西方或许是相关的，但并不是同一的。

“现代”究竟何谓？

一般的（错误）观念认为，“现代”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时间性或历史性的术语，是指与当代相邻接的一段时期。尽管上述义项可用于日常用语，但思考该词更具专业性和实质性的含义，将会远为有益且有趣。

图1 一座建在屋顶上的神社

在专业性和实质性的框架下，“现代”这一术语是指思想、社会、政治、科学之基准及实践所呈现的某种程度的特殊分布状态。现代乃是相关原理的群集，而不仅指一段时期。据此定义，我们将能够追踪“现代”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或文化环境中的产生：例如，欧洲的现代是否早于日本？日本的现代是否早于俄罗斯？如果答案为是，原因何在？我们还将能够针对现状提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日本现代吗？如果答案为是，如何解释日本的现代显得迥异于（比如说）英国的现代？这一重要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提法，即现代有哪些元素是本质的，又有哪些附着于文化土壤？最后，如果能够用这种方式观察现代的产生，我们是否就有可能辨识带有几分“后现代”特征的那些条件？现代在有些地方是否已成为过去、是否已完全出离当代？现代是否在未来保有位置？

上述思路带出一些相当危险的伦理问题。如果我们认可现代事实上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如何可能避免（以及应该如何避免）以这些基准来评判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换言之，现代这一观念是否夹带线性历史进程的概念，而线性历史进程的概念本以当代欧美理念为顶峰？在第三章，我们将会看到，上述问题早在1940年代就已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努力寻找“超克现代性”的路径。这一超克现代的吁求同日本在亚洲建立帝国的计划纠结在一起。在战后，它又与呼吁日本和亚洲对美国“说不”相联系。

“现代”这一概念显得如此重要，我们又如何定义它的含义和内容？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评论者均认为存在各种症候可助我们解析现代，但人们仍未就现代的精确维度达成共识。比如，一个社会如果显现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迹象，就可能会被认为是现代的。一个经济体制如果以遵循资本主义原则建立的市场经济为荣，它就可能是现代的。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当围绕核心的民族国家来组织，受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有一个代议政府（可能是民主制）来表达民意。上述政治体制依赖所谓的“现代意识”，即要求具有对个体尊严和个体天赋权利的体认。它假定人们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能够（通过教育及公共领域）获取信息，从而能够为自己的最佳利益作出理性选择。这种对理性的强调是基本的：现代的特征就是坚守理性特质、摒弃迷信（或许还有宗教）；坚守科技发展，即社会的机械化。现代人拥有科技之力，得以尝试控制自然、为破坏性武器松绑、用现代医学拯救生命。工业机器使世界变小，意义深远的全球化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工业机器提供了条件：火车就是遍布各处的现代先驱。

上述特质中有许多似乎能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找到源头，这并非偶然，因为许多评论者正是将启蒙运动看作现代的起源。尤其是，现代这一概念似乎继承了启蒙工程对进步的信念、对普适性真理的热望。然而，记住一点很重要：观察这一观念群集在欧洲的历史起源与声称这些观念本身实质上为欧洲所有，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其实，后一种主张恰同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背道而驰。而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代性在全球流布的人，无论其身在欧洲还是处在欧洲之外，都经常陷于这种混乱。也许更好的办法是将现代的条件放到对一个由资本主义产业构成的世界的各种潜在回应中来观察。

我们将会看到，现代日本的历史包含了对这一重要政治问题的各种立场：一些人企图以拒绝西化的名义拒绝现代性的所有外在特征；而另一些人希望保留日本的传统，但采纳现代理性中“价值中立”的方面；还有一些人认为日本只有实行西化才能真正变得现代，因而支持完全舍弃日本的传统。在某些方面，上述对于身份认同以及传统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社会文化焦虑都是现代的标志，并且不仅见于日本，而且见于世界各地。现代的特质不仅包括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还包括社会失范和政治动荡。

事实上，对于许多人而言，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令人如此兴奋又烦恼，正是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动态的相互影响。在某些方面，现代这一概念在形成时被赋予了与传统对立的内容——超越安排生活的传统（也即“非理性的”）方式。然而，认为现代应当完全摒弃文化传统的观点属于极端的见解——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描绘的著名图景就展现了此种见解可能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不应该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终结，但现代人应当换一种方式同他们的传统相处：人们应当识传统为传统，而不应认传统为真理。

话虽如此，为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稳定健康的关系而进行的调整过程困难重重，尤其因为人们赖以衡量成就的现代性标准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不管是不是喜欢，大多数评论者趋向于退而倚欧洲启蒙遗产为原型，这就导致我们回头陷入了帝国主义的危险。因此，现代社会的关键课题之一就是学习在看到现代时如何进行辨识，即便它看起来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否则我们就是在冒险将所有文化差异都视为现代性发展受阻的证据。

本书的结构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年代顺序。第一章审视了日本同时经历的两个遭遇。其一遭遇西方世界。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抵达日本，强令“孤立主义者”日本向国际贸易打开国门；其二是遭遇现代思想和社会力量之潮，这些思潮于德川幕府时期就已在日本内部酝酿。现代和西方在此重叠，但并不合而为一。在日本突然出现的现代性来自日本自身。这一章讨论了现代日本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个侧面，即历史连续性。

第二章转向明治时期，展现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如何努力将自身转变为现代帝国。在这一有时被称为“日本启蒙”的时期，日本人热烈地接纳了现代性及其外在特征。第三章推进至20世纪初期，日本成为亚洲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击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1895年）和沙皇俄国（1905年），而后企图通过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建立庞大的帝国。本章尤其聚焦于现代工业和政治理念的发展如何助推（及反对）帝国主义计划。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及政治领袖欲将日本的战争定义为超克现代的尝试。

第四章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盟军占领及日本在战后迅速的经济增长。本章讨论了当时实施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改革，尤其关注日本社会和文化如何试图理解新的战后现实——或许是在走向后现代认同。

第五章探讨日本在后冷战世界的认同和角色，聚焦于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日本有多大能力及意愿去解决其帝国主义残留和“受害者意识”这样的课题。上述在当代日本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决定着日本能否在国际体系中成为“正常国家”。

最后，在“后记”这一章中，本书将思考在21世纪初生活在日本意味着什么。

【注释】

[1] 中国已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现居第三。

[2] 英语中以“soccer”指英式足球，也即通常所说的足球；而“football”既可指足球，也可指美式足球即橄榄球。这里是说美国人熟悉美式足球而不懂英式足球。

[3] 日本职业足球甲级联赛。

[4] 艺伎是日本的一种女子职业，以在宴席上提供歌舞为生；而古代为朝鲜国王、两班提供歌舞表演的女子在朝鲜半岛被称为妓生。

[5] 指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军舰强入浦贺港、迫使日本开国的事件，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详见第一章。

第一章 日本遭遇现代世界

乍一看，现代日本的起源似乎同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戏剧性的造访轻巧地合在了一起。在佩里抵达日本之前，日本看上去是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在长达250余年的时间里，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而在佩里抵日后的50年间，日本着实经历了一场革命——拥有现代工业经济和宪政，并生出殖民帝国的萌芽。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一令人惊异的迅速转变是由于日本带着震惊遭遇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和力量。根据这种观点，是佩里叩开了传统日本，并迫使日本进入现代世界。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佩里叩关

美国积极向西扩张，在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后又进行美墨战争，最后趁着所谓的“淘金热”，于1850年9月将加利福尼亚收入联邦。美国怀抱帝国主义野心，且欲与英帝国在亚洲竞争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这促使美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西面——隔着太平洋的日本。在上述背景下，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那四艘著名的“黑船”在1853年7月叩关，便像是水到渠成之事。

佩里在海军圈内以热衷于现代化，尤其是热衷于蒸汽动力船而闻名；他在乘美国军舰“密西西比号”完成著名的初访日本之旅以前，就已获称“海军蒸汽船之父”。由是，下述事实也就颇为重要：正是四艘黑色蒸汽船的出现吓坏了驻守浦贺湾（临近江户，江户即东京的旧称）的当地政府官员，让他们史无前例地允许佩里上岸递交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直到那时，日本实行被称为“锁国”（sakoku）的官方孤立主义政策，外国人被禁止进入日本本土，仅有少数荷兰商人自1641年起被允许在出岛居住；出岛由人工填海而成，面积狭小，临近偏远城市长崎。国书包含数项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贸易的内容，佩里离开浦贺时还放了话：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第二年他将带来更具实质意味的海军力量，迫使日本顺服。

事实上，美国并非第一个叩关的国家。欧洲船只至少从50年前起就试图撬开日本的国门。俄国舰船早在1792年就开始显现出对北方岛屿北海道的兴趣。已经在中国下了大注的英国于1818年向浦贺湾派出舰船，半真半假地要求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不过他们的示好被回绝了。1825年，幕府（bakufu）开始对外国舰船的出现感到十分担忧，因而发布命令，要求沿海领主在必要时武力驱逐接近的外国船只，1837年就有一艘美国商船受到炮击。实际上，在19世纪的前50年中，幕府确实以为这样就能拒西方世界于外。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派遣的特使尝试向幕府将军解释，自幕府17世纪驱逐欧洲人起，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幕府才真正开始重新思考它在世界上的位置。英国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全面战胜了中国，这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英国能如此有效地羞辱庞大的中国，像日本这样更小、更次要的国家又如何可能避免同样的命运？为免招惹西方列强的重大军事报复，幕府很快废除了攻击外国舰船的命令。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佩里初抵浦贺湾。

1854年2月，佩里率九艘船再抵日本，发现日本政府官员愿意签署《神奈川条约》（1854年3月31日缔结）。这一条约要求开放下田和箱馆[1] 两座港口，并准许美国首次在日本本土设立领馆；后由汤森·哈里斯在1856年7月赴下田任领事。《神奈川条约》一开闸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很快便群起效尤：佩里前脚刚走，法国、英国、荷兰、俄国就紧跟着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新条约。

到了1858年，所谓不平等条约制度已牢牢站稳了脚跟，日本虽未遭受一枪一炮的攻击，处境却已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相类似（但西方列强同意禁止对日鸦片贸易，这一点明显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日本失去了对关税的控制权，为同西方之间的商贸活动打开了国门，甚至对西方列强允以治外法权这样的特权（这意味着外国国民身在日本的土地，却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西方并未通过军事胜利来使这些条约合法化，把条约强加给日本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即日本不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不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宪政政体。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耻辱本身不仅有力地激发了19世纪后期日本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且也是驱动革命的重要因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不惜一切代价。

必须指出，说条约带来的耻辱伤害了日本一贯保有或早先就有的民族自豪感，这是夸大其词。因为在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的领土比较松散、零碎、缺乏中心，靠忠诚、军事依存和宗教想象黏合在一起。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在日本建立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中，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耻辱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佩里舰队展现了现代工业的力量，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实际上，“黑船”的形象在日本很快成了一种标签，既象征西方势力的威胁，又等同于传统日本被现代性的文化和科技力量征服的征兆。一段关于佩里1854年再抵日本时的有趣轶闻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的记录描述称，日本官员组织了一场相扑比赛，供美国官员观赏，其目的大概在于用日本的力量和尚武精神震慑外国人。然而，据说美国代表们对相扑场面罕见地无动于衷，觉得表演很可笑。作为回馈，美国代表们组装了一段100米长的环形轨道，配上一个按四分之一大小缩微了的蒸汽火车头，赠给日本官员乘坐。这辆玩具火车所具有的威慑力远远超出相扑角力的原始力量，这便是工业科技惊人冲击力的证明。

佩里多半意识到了黑船和缩微火车头所能带来的影响。在着手完成他的任务之前，佩里阅读了他所搜集到的许多关于德川幕府治下日本的文献；有人认为，他甚至曾向著名的日本学家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求教，后者在回到荷兰的莱顿之前，曾在出岛的荷兰人聚居地住了八年。然而当时的日本奉行神秘和孤立政策，因此相关信息匮乏。只有极少数西方人能获得有关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并且这些人（例如西博尔德本人）也仅能有限地接触到日本这片陌生土地的实际社会和政治环境。东方主义盛行，大多数关于日本的记录染有“神秘东方”的浪漫色彩。在19世纪早期，西方关于日本的记录将日本描绘成一个未曾沾染工业和现代性的封建王国。大多数记录还提到，与其他同样遭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亚非“蛮族”相较，日本实在讨人喜欢：显而易见，日本人有教养、爱干净、处处注意礼貌。汤森·哈里斯的描述就很有名，他将日本形容为简朴、诚实的黄金时代的化身。

佩里所获得的信息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缺陷。

图2 一幅木版画表现了1853年海军准将佩里的明轮汽船抵达浦贺湾的场景

有一个事实是，尽管佩里知道日本当时是君主政体、由一位天皇（在那时的西方多被称为“Mikado”）进行统治，但他并不知道天皇的朝廷和将军的幕府之间的区别。事实上，1854年离开日本时，佩里认为他是与天皇的代理人签订了条约，但接待他的其实是幕府。这一区别十分重要，且在现代日本历史进程中留下深远影响。幕府这一机构是德川时期政治秩序的关键特征，它使德川政治不同于欧洲历史上那些典型的封建君主政体。即便到了1850年代后期，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仍坚持把将军称作“日本天皇陛下”。

如果连日本元首的身份这样基本的问题都令佩里感到困惑，那他还在其他哪些事情上受到过蒙蔽？换言之，佩里在1850年代接触的日本，其真实样貌是什么样的？当时的日本是否真如佩里所想，仍处在“前现代”？

日本的统一与德川治下和平的缔造

经过公元1600年史诗般的关原之战，德川家康最终统一 了日本；家康的孙子家光则作为将军自1623年至1651年统治日本——19世纪中期日本的绝大多数制度都是由德川政权的建立者在17世纪初创立的，该政权下的历史时期就以他们的姓氏命名。

在德川治下的和平得以实现之前，是一段漫长的内战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sengoku-jidai），其发端是应仁之乱（1467——1477），古都京都遭到洗劫，此后战国时代一直持续到日本被“统一日本的三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平定、统一才告结束。德川家康后在17世纪早期于江户（现东京）建立他的统治中心。在日本这几个世纪几无停歇的战乱中，武士阶级及其大名领主崛起为支配力量，各家佛教寺院的僧兵骚动不安。

织田信长从他的故乡尾张（近今日名古屋）开始的残酷扩张拉开了血腥统一进程的序幕。历史学家常将信长描述为残暴自私之人；的确，信长暴力镇压邻接村落，破坏了无数佛教寺院，烧毁寺院古老的藏经所，屠杀僧侣和信众。

然而，将信长表述为彻头彻尾的野蛮暴君则是错误的。他建立了宽松政策，将对半自治地区的封建统治和半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征税机制结合到了一起，为之后的两个半世纪定下了基调。此外，他还着手解除农民的武装，因而也就令武士阶级同日本其他阶级之间的社会与政治区分趋向制度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信长的继任者丰臣秀吉158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武器收缴（“刀狩”）。至17世纪早期，武士阶级之外的任何人携带刀具都成了违法行为，佩戴两把刀则成为武士这一少数阶级的特权和独特标志。

自1192年源赖朝获授将军称号、建立镰仓幕府以来，“将军”这一称号依传统由天皇授予，信长拒绝接受将军的称号，可谓是空前之举。信长秉持这一姿态，希望表明他并不从属于京都的天皇（这就是说，他不是天皇的“征夷大将军”），而是直接与日本的土地（日语称tenka，字面意思即普天之下）相联系，无须接受皇室的裁度。换言之，信长要求日本承认他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不仰赖相对无权的皇室施与的任何宗教的或神秘主义的认可，而是基于某种现实政治（这就是说，他在统治方面的权力本身即已足够令其统治合法化）。然而很快，这一激进的做法被信长的后继者们否决：1603年，德川家康接受了天皇授予的将军称号，以稳定并合法化其新政权。德川治下的和平归根结底还是依赖天皇的许可。

信长的继任者丰臣秀吉独立奋斗而成众人领袖，他大约从1557年起就是信长的家臣。家世并不显赫的秀吉依靠他的战略才智迅速蹿升，通过建立细致的结盟体系，切实巩固了信长的成果。至1590年代，秀吉已是覆盖日本全土的大名联盟无可争辩的主人，围绕忠诚、感恩、义务和恐惧的盟誓将每个大名束缚在秀吉之下。他与一批可信赖的副手一起管理领土，副手们密切注视着铺展的联盟和众多宣誓过的军阀。然而，这一前所未有的联盟架构尽管得以成形，却有自掘坟墓的危险，因为它至少是部分地以战争中的赏罚分配为前提。秀吉担忧突然到来的全面和平会产生威胁、导致忠诚体系崩溃：如果不存在可分配给追随者的战利品，那么秀吉合法性的根基何在？与信长不同，为了支撑其合法性，秀吉积极索求天皇授予的将军称号。然而，秀吉提出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作为最后的尝试，秀吉请求被废黜的足利义昭[2] （即使在被信长放逐后，义昭仍然保留着将军这一虚衔）将自己收为养子，以继承将军称号。义昭也拒绝了。最终，秀吉接受了关白（成年天皇的顾问）这一原本由藤原氏独占的称号。

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与皇室之间存在权力对抗权威的关系，且已持续多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秀吉也卷入了这种复杂微妙的政治关系。事实上，在德川治下的和平时期，这一政治安排的种种问题始终潜藏水下、隐而不彰，至19世纪海军准将佩里叩关，这些问题才在随叩关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冲出水面。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在某些方面，这一动态关系始终存续，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太平洋战争。在当代日本，战后宪法在法律上明示了天皇的角色和地位，但天皇（如今是地球上仅存的皇帝[3] ）这一体制在政府（如今对握有主权的人民而不是天皇负责）合法性方面仍被赋予巨大威望和象征性权威。

秀吉渴求象征性的合法性与稳定性，但显然未能得到；在此情形下，他于1592年和1597年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借此驱动“日本”的集体力量。必须指出，这种侵略并非法国大革命之后见于欧洲的那种现代民族战争，而是由企图从冒险中获取利益的武士集团主导的征伐：其间并不存在日本国民军队，在“刀狩”中，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已被系统地解除了武装。秀吉意识到，一些大名和大名之下的武士将他们的忠诚建立在战利品的分配上。然而，侵略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不仅未能支撑秀吉的地位，战争的失败还耗空了秀吉家族的金库，并销蚀了秀吉常胜将军的名号，为德川家康最终崛起创造了机会。尽管如此，秀吉未能得逞的侵略还是预示了新兴国家将国内的不满情绪导向海外征服的趋势。就日本而言，这种扩张主义的首选目标总会是朝鲜，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也是如此。16世纪中期，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九州传教，秀吉对待传教士的方式也体现了他对外国事物的忧虑。信长也许是因为反对佛教寺院势力、否定天皇的宗教地位，故而比较接纳基督徒；秀吉则认为这些欧洲人的出现令人生疑且带着威胁，尤其在西班牙征菲律宾为殖民地后。1597年，秀吉将他的怒气转向耶稣会，迫害了众多传教士和改宗的日本人，至1598年，又将基督徒驱逐出日本。秀吉的这一步下启1635年著名的锁国令，锁国一直持续至佩里叩关前。锁国令禁止天主教存在，认为天主教是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并禁止所有日本国民离开日本或与荷兰人（也仅限在长崎的出岛这块狭小的贸易窗口）之外的任何欧洲强国接触。法令同时限制了与日本近邻的接触，至少在原则上（即便不是在事实上）限制经琉球王国（今冲绳）列岛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以及在狭小的对马岛领域与朝鲜进行的贸易。说锁国使德川时期的日本完全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恰恰在欧洲萌发启蒙运动、推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之时，这项政策导致日本对当时欧洲状况的了解极为有限。

1598年秀吉死后，他的副手们无力维持政权稳定，因为统一了日本的复杂联盟体系乃是系于秀吉一身。结果就导致了围绕继承权的斗争。最终是德川家康脱颖而出，经过1600年史诗般的关原之战，家康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盟友，可与挑战他的联合军（仍然忠于丰臣政权）相抗。在家康取得胜利之后，不出三年，天皇就授予他将军称号，家康接受了。从1603年至1868年，天皇仍被隔绝在京都的宫殿之中，京都仍是名义上的都城，而德川幕府则在江户这一权力中心统治着和平的日本。将军一职一旦获得天皇的承认，就成为世袭的称号，这也就是用德川家族的姓氏命名那个时代的原因（有时也用当时的政府所在地江户来命名）。在1853年和1854年，正是德川幕府即江户政府遇上了佩里。

德川治下和平的轮廓与现代性的起源

家康和他的孙子家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川政权的社会与政治轮廓。战争状态破坏日本长达几个世纪，为了终结战事，家康和家光试图使针对日本长久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成为制度，而当时的政治问题主要是人际性、层级性的，牵涉到天皇和将军的关系、将军和大名的关系、大名和隶属于大名的武士之间的关系、武士和其他人群的关系，因而也就是日本的国民与将军的关系。

德川创建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常被归结为幕藩体制（bakuhan taisei），这一体制表面上是一个封建的政治结构，在一个单一的体制中将幕府（帐幕/ 军人政权）与藩（大名统治的领地）联系起来。然而，对于这一体制是否确属封建，目前仍存争议。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与现代时期有关联，关乎天皇和将军的动态关系：封建体制在其顶端容纳两种不同的制度权威——帝国权威和将军权力，这不同寻常。这样的张力是日本历史中不稳定性的典型来源。

家康以十分务实的方式解除了张力：他并不是只承认皇室的任命是幕府合法性的前提（这意味着他的将军职位处于相对下位），而是同时非常明确地表示皇室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幕府。这一依赖关系越过了第一批将军原本的授权范围（即作为天皇的剑来保护领土）。在早期现代世界，皇室面临贫困和崩溃的风险——为保自身的存续，皇室实际上仰赖德川提供的经济支持。

家康不可能让皇室消失，相反他让皇室为他所用。通过向皇室提供资金（并且让皇室留在京都，远离他的江户新政府），家康成功地提升了皇室的庄严与地位，但也进一步强调了皇室主要是象征的性质、进一步令皇室远离实际权力。同时，他可以利用天皇对幕府的依赖来支撑幕府的合法性。为回报幕府提供的经济支持，皇室事实上移交了其最后的残余权威，甚至包括在领土范围内授予皇家荣誉的权力。在许多方面，德川政权将皇室转化成了一种现代的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日本直至1868年才有了宪法，并且1868年宪法授予天皇的权力远远多过德川政权下天皇所享的权力）。

事实上，家康对这一具有惊人的现代特征的结构并不满意，他采取措施，赋予将军一职以独立于皇室的（甚至是同皇室竞争的）、自有的宗教及精神合法性。他在江户附近设立新的宗教场所（例如他自己的神社，位于日光[4] ），这些场所逐渐成为全国性崇祀场地，地位同包括伊势大神宫在内的传统皇室神社相当。实际上，宫中人士也须对这些德川神社致敬，并无任何特权。正如之前的信长，家康希望他的幕府不必受皇室的裁度，直接与天下相联系。德川政权不仅令天皇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政体的工具，同时又着手建立根本无须天皇的国家意识。上述两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德川政权于是未能成功地发展出非帝国的国家意识，这一失败反而成为19世纪革命性的动乱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天皇和将军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稳定的解决后，下一个问题关乎将军和大名领主的关系。实际上，这可能是关原之战后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能扎实地整合（并且圆满地安抚）军阀，任何政府体制都会遭遇毁灭。为此，家康采用了奖惩并用的方法，对于那些在关原之战中向他显示忠诚的大名（所谓的谱代大名），他拉拢并授予他们权力；而对曾经反对他的大名（所谓的外样大名），他则排挤并剥夺他们的权力。在事实上，这意味着让大名离开他们的传统领地（由此使大名与他们的基层权力根基分离开来），没收许多领主的土地，将广阔的土地再分配给德川家族本身，然后将剩下的土地分配给人数已大幅减少的大名群体。结果产生了大约180个大名，呈现新的分布状态，每个人都发誓效忠德川家族。这些大名被禁止在领地上建造多于一座的城池，也被禁止相互结盟；在形式上（即便不是在事实上），将军政治这一国家制度是大名相互联系的唯一纽带。谱代大名领有离江户和德川领地最近的土地，而外样大名则势必集中在外围，领萨摩和长州等偏远之地。

家康以这种方式保护了自己，但代价是无法严密监视最有可能憎恨他的权力的那些大名。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因素，那些大名的领地也最有可能遭遇外国列强（并同外国开展贸易）。秀吉试图但未能将九州的基督徒斩草除根；家康的锁国令也并未切断日本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由于萨摩藩和长州藩师法外国、相对开放，至19世纪，两藩在日本国内的势力得到了尤为显著的增强。

实际上，上述中央集权化进程绵软无力，这部分是出于蓄意的手段，目的是缓和对中央集权化进程的抵触；同时也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典型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在当时的日本尚属不可想象。各领地保持高度的财政自治——尽管大名有义务助力公共建设及其他支出，但当时并不存在一贯的、集中的税制——这一点很重要。全国范围内的财富差异因此十分显著。不过，德川政权向所有大名施加了一项极其重要的财政（战略）负担。1630年代后期，德川家光实行了参勤交代（sankin kôtai）制度，令日本的每个大名都有义务同时在江户和他们的自有领地保有居所。并且，大名事实上还被要求每隔一年就亲赴江户居住，而大名的直系亲属则必须永久居住在江户。大名的亲属实际上就是留在江户的人质，尽管他们获得厚待。

参勤交代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对现代日本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首先，保留两处通常相距遥远的常居之所，再加上每隔一年就得带着全部随从从一处“迁行至”另一处，这就形成对大名资产的严重消耗，从而能有效地抑制大名自治权力的增长。此外，即使存有异心的大名在财政上能够承受战事，人质体制也使他们不能起而反对德川统治。不能低估这些因素在稳定德川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德川政权的初期，一些领主对过去几个世纪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记忆犹新。然而，从长期来看，参勤交代制度对财政的冲击导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张力，在佩里叩关之前，这样的张力就已促使德川政权走向衰亡。

参勤交代制度还导致了另一重要结果——催生了“国家”意识，而这在日本历史上可能属于前所未有。所有大名，无论来自何处、无论信仰为何，都必须有一半时间常住江户，这就巩固了江户作为日本实际首都的地位（即便京都仍在名义上保留首都之称）。并且，大名的这项义务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这样，参勤交代制度不仅促使大名及其随员认同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强化了一个事实，即国家范围内的中央权威乃是幕府这一世俗机构，而非皇室这一传统而神圣的权威。此外，由于有一半时间远离故土领地，大名与其传统地方支持网络的关系大为削弱。原是地方性领主的大名，逐渐变成了全国性人物。

参勤交代制度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它使碎片化的国家布满交通路线和贸易机会。大名及其随员的隔年迁行串起了沿途各地的经济，市镇和贸易站因此迅速增多，由此发展起来的道路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惊人。这些成就中最大的奇迹包括大坂[5] （位于连接京都与江户的东海道干线道路沿线）的飞速发展，还包括中山道干线道路（跨越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的建设。参勤交代制度着实开启了全国性市场经济（在17世纪时急剧增长）的发展，并为19世纪时经济的快速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参勤交代制度促成的地区流动还启动了城市化进程。至17世纪末，江户已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人口。今日东京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属于这个大都市的人口超过3500万。[6] 京都和大坂这样的地方首府城市在当时约与伦敦或巴黎规模相当，拥有约35万人口。大阪如今仍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总体而言，在17世纪末，日本大约有10%的人口在较大规模的城市居住，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由于新的社会稳定（及连绵战事的终结）、国内贸易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农耕技术的发展，日本的人口实际上在17世纪翻了一番，至17与18世纪之交，日本人口约达3300万。比较而言，当时英国的人口约为500万，并且要到19世纪下半叶始达3000万。

但日本无法保持这种高增长，至少部分是因为列岛贫瘠的自然资源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幕府还奉行自我孤立、禁绝同亚洲大陆的贸易，同欧洲就更不必提了。结果呈现为经济及人口统计数字的停滞，德川政权治下的最后一个百年，两项数据都是零增长。因此，伴随着所谓的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当西方再次撬开日本国门时，日本除了扎下资本主义之根外几无发展，并且19世纪的日本尽管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方面却基本上仍是一潭死水。事实上，日本在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经历了大规模饥馑、攀升的杀婴率和加剧的社会动荡——佩里叩关之前，日本就已飘摇在危机和革命的边缘。相反，在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口猛增至与日本相当，工业化的、帝国主义的英国经济在全球狼吞虎咽地疾驰。

在德川治下的日本，空间归于国家的意识逐步形成，地区流动因此达到了新的水平，阶级之间的社会流动却未能相应实现。实际上，德川社会最强有力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立了被称为士农工商（shi-nô-kô-shô）的社会分层体系，这一体系决定了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地位与功能，同时也决定了人们与大名的关系。在四层结构中，武士（士）被奉为神圣、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农民（农）在地位上次之，其后是工匠（工），最末是商人（商）。出身决定了人在这一等级制体系中的位置，后天的流动极端困难、几近不可能。为德川政权奠基的思想家——例如新儒林罗山——用儒家术语论证了上述体系的合理性。

儒家理念强调孝与忠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各种角色在社会中的本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理性的、合乎自然的关系，正如天垂于地，又如父为子纲、子应尽孝。这些关系被认作自然秩序中不可分割的固有部分，因此人的意志不能向其挑战。在德川政权方具雏形的背景下，这种对稳定的诉求十分有效，并且赋予士农工商体系中存在的僵化及社会流动的不足以合理性。尤其是，林罗山认为人民应效忠将军（而不是效忠天皇，林罗山将天皇非政治化），实际上是把将军描绘成国家之父。换言之，德川政权运用了一个民族化的、理性的政治义务模型——德川治下的日本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为“现代”的社会之一。

所谓的“德川意识形态”也从佛教中提取元素。事实上，16世纪末秀吉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解除许多佛教寺庙的武装力量后，德川家康和后来的家光通过责令领土上的所有平民都到佛教寺庙登记而重新接纳了佛教。德川对佛教的支持也许在无意间成了一种手段，冲击了天皇在神道教中的神圣地位。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在《古事记》（约公元712年）中可以找到文字来源，按其中的说法，天皇是“天照大御神”[7] 这位太阳女神的直系后裔，因此应被当作在世的神来崇奉。然而，从社会秩序的视点来看，佛教（尤其是禅宗）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由于铃木正三等思想家的影响，坚忍克己的禁欲主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促进了稳定，消解了士农工商体系内部的异议和反抗。禅在武士当中尤其受到欢迎，数个世纪以来，武士在日本社会中第一次发现自己失去了军事作用。武士与禅的密切关系在今日的小说与电影中极为常见，事实上，这种关系是以和平到来、武士转而热衷于禅为基础的；在早先的战国时代，武士战事缠身，武士禅宗根本不是那一时期的特点。

然而到了18世纪，德川社会体制开始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稳定的状况逐渐显得了无生气，如何适应乃至鼓励社会变革变得十分重要。尤其是，随着经济步履蹒跚，社会评论人士开始注意到城乡同时出现的贫困与苦难程度的加深。新兴城市卫生状况不良，乡村各处则频现饥荒，农民（占人口的80%）的劳苦只增不减。与此同时，新兴的商人阶级逐渐变得更为富裕，尽管他们表面上仍处在社会等级体系的底层。同一时期，武士在德川体制中基本是只消耗不产出，逐步丧失传统的财政途径；尽管武士处在地位体系的顶层，但很快便没有了显示地位所需的经济实力。此外，由于没有战事，武士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宣称的坚忍克己的价值观）便无法体现，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渐渐便不再尊重武士。武士约占人口的6%，地位基于世袭而非功绩，因而武士的无能逐渐招来了普遍的愤恨，最终导致“武士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一个侮辱性的短语。武士对新兴城市阶级的商业价值感到不以为然，但武士自身就是所谓的浮世（ukiyo）——迅速膨胀的城市欢场——最铺张招摇的老主顾，这种明显的虚伪性加速了武士的衰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武士的光顾助推了艺术领域的井喷式发展。这一时期，一些早期现代日本最著名的艺术形式已经生根发芽，尤其是浮世绘（ukiyoe）和歌舞伎（kabuki）剧场，而后者还兼容纳那些身为高级妓女的女演员。浮世中人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士农工商体系，因为他们代表新的商业和艺术职业，这些职业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入哪一个传统类别。直至今日，欢场仍然是日本一些主要城市多彩的组成部分，当代日本的名人崇拜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甚。

一些当代评论家——例如著名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认为，18世纪艰难的状况实际上为日本现代性的种子提供了播种的土壤。丸山真男及其他评论家特指荻生徂徕的作品，徂徕是所谓的古学（kogaku）的先驱。徂徕尽管也处在儒家框架之内，但他代表着对儒家理学正统的极大挑战。他承认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能够找到正确的思与行的基础，但他认为，以静态的、保守的方式死搬文本的字面，这是错误的。他论述说，基于对原始文本的坚实治学，同时基于当下特定的环境，去解释、调整以文本为基础的实践，乃是伟大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换言之，徂徕认为，即使是儒家的政治体制也应该动态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并且，只为保存先前稳定的状态就固守过去的做法，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不能就此说徂徕是在呼吁幕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积极响应的、尊重日本人民社会与政治权利的现代政府，但一些历史学家仍认为，徂徕的见解为现代的上述种种发展打下了基础。

徂徕的批评尤其指向他眼中的那些过时但仍持续存在的社会事实，例如武士对新兴商人阶级的傲慢态度。事实上，武士在德川治下社会中的角色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武士阶级的存续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合理性。1702年之后，所谓的元禄赤穗事件就是一个苗头，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四十七浪士（无主武士）的复仇”。这一著名的故事如今已是日本国史上的传奇，说的是47名武士的大名领主（赤穗藩主）被迫切腹（seppuku）自杀，武士们遂为主复仇。尽管德川政权实际上已严令禁止仇杀，忠诚的武士仍用了22个月来密谋复仇，并且他们知道，无论复仇是否成功，他们都将去死。最终，浪士们实施了他们的计划，刺杀了造成他们的领主死亡的大名。而后他们向政府自首，并自愿以切腹来赎罪。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直至现代，它仍是日本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徂徕看来，无论47浪士拥有何种侠义价值，他们的行为都是背叛了一种过时的、对于某个大名的忠诚，而不是背叛了日本这片土地上的法令。47浪士是前国家时代的偶像，他们体现了武士阶级的传统价值如何可能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然而，在日本人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其他武士）看来，这些浪士的行为代表了武士道（bushidô）的理想，并且体现了未被德川治下的和平根除的那些传统价值——忠诚、牺牲、隐忍和荣誉。元禄赤穗事件实际上很快便成了日本文化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启发了歌舞伎和文乐（bunraku）[8] 的剧作家，直至今日仍给艺术家们带来灵感。近松门左卫门大概是日本最伟大的剧作家，他曾写过元禄赤穗事件最著名的剧作版本——《忠臣藏》；[9] 日本最伟大的浮世绘艺术家——广重、北斋、国贞，当然还有国芳[10] ——都曾依据赤穗事件创作过系列作品。在当代艺术中，电影、小说、漫画、动画乃至电子游戏都曾取材于赤穗事件，浪士们的墓也成了旅游名胜。

换言之，传统价值和新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进程相伴，在18世纪初就已是德川社会的重要特征。武士作为坚忍克己的可敬家臣，愿意为他们的领主牺牲生命——这种浪漫的形象成了流行文化的素材，既是为大众的消费，也是为了武士自身。

图3 《忠臣藏》一剧中的场景，浪士身着警察的服装。木版画，约1804至1812年

但这些理想形象同德川治下日本的实际生活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武士从不曾在战斗中拔刀；仇杀已被禁止；武士们被要求向将军和天下——而不是向地方领主——效忠；城市中的武士逐渐成为堕落的消费者，乡间的武士则很快便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在很多人看来，武士是社会的负担，而非偶像。这样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元禄赤穗事件在短期内有冲击社会秩序之虞，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很快便成为建构现代国家意识的重要元素。

幕末与明治维新

因此，在佩里叩关时，日本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社会。它具有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覆盖全土的国家机器处在江户幕府世俗权力的控制之下，但幕府又依靠京都皇室的宗教权威来为其提供一部分合法性。历经数个世纪的和平与相对的稳定，日本拥有成熟的国内市场经济，尽管它仍同区域内的亚洲体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日本的民族文化欣欣向荣，尤见于江户、大坂这些运行良好的大型城市。然而，政权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根基却支离破碎，在过时的、刻板的等级体系中，社会张力在阶级之间发酵。幕府缺乏集中或连贯的税制，未建立军事力量的全国动员体制，对于半自治的领地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幕府仅具备有限的控制力。换言之，佩里接触到的是一个正处在现代化进程拐点的国家，由于政体刻意维持静止和稳定，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挫败，但这也意味着政体即将迎来变革。历史学家将1853年至1868年间的时期称为幕末（Bakumatsu）——将军政治在此终结。

佩里叩关刺激了不稳定的混成局面，触发并促成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最终推翻了幕府，并将天皇置为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元首。在两个多世纪中，幕府小心翼翼地培育它在日本的至高政治地位，并且孤立皇室、使其仅具象征性的机能。或许幕末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费解的举动，正是由幕府自导自演。首先，在佩里1853年首次踏上日本土地之后，幕府主要的主政人阿部正弘就如何应对佩里的最后通牒征求了大名的意见，这一步属于前所未有。阿部的出发点可能是要建立一种国家共识，这在面临威胁之时固然很重要，但就结果而言，却更像是意味着幕府在紧要关头缺乏统领所需的权限。事实上，这最终导致阿部被迫辞职。共识无法达成，有实力的攘夷派大名集团登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他们已在谈论，认为天皇可以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化身为更强大的国家领袖。

下一个事件更为惊人。佩里再次来到日本，汤森·哈里斯赴下田任美国领事，此后，议题就转向了贸易条约。当时，将军德川家定病弱濒死，而他的继承人问题还悬而未决。阿部的继任者堀田正睦面临艰巨任务，需要为上述两个问题寻求解决。堀田与谱代大名想要接受哈里斯的贸易条约，并拥立较易控制的德川家茂，家茂时年12岁，是纪州藩主的继承人，属于德川家族的支系。不幸的是，由于幕府在此艰难时刻明显虚弱无力，外样大名（尤其是萨摩藩）及其他攘夷诸藩（例如水户藩，该藩实际上是德川家族的支系）对于上述两项主张都持反对意见，他们希望拒绝签订条约，并要拥德川庆喜为将军（庆喜是有实力的水户藩大名德川齐昭之子）。

面对这种分歧，堀田采取了惊人的办法，他去了京都，要求孝明天皇批准哈里斯的条约，并认可幕府选择的将军继承人。数个世纪以来，这是天皇第一次被拖进政治决策的核心。但堀田失策了，结果是天皇直陈攘夷见解并表示支持德川庆喜；对于越来越倾向帝国主义的萨摩藩和水户藩，孝明已有所耳闻。带着羞辱，堀田回到江户，德川幕府的合法性在根本上已遭到破坏，带回来的天皇指令又同幕府对将军一职的意见相悖。堀田于是辞任了。

堀田的继任者是井伊直弼，尽管井伊施行镇压[11] ，但幕府的合法性已经受损，覆水难收。井伊针对激进大名的强硬作风加剧了攘夷集团同幕府的疏离，愈发将他们推向倒幕尊王的立场。不出两年，一群水户藩武士在江户的核心地带暗杀了井伊[12] ，此后幕府迫于威胁表现得尽可能配合。例如，1862年，将军最终废除了参勤交代制度，并要求大名动用他们储有的资金来建设自己的地方军事力量，以助力国防。这一步本意或许是示好，但从结果来看，却是在政治上剥夺了江户的中心地位，还为难驾驭的大名解除了一项最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在事实上鼓励这些大名建立有力的私人军队。德川虚张的国家统一日渐解体。

而后，至1860年代，幕府同时受到三种不同的威胁。首先，越来越感到不满、越来越不受拘束的外样大名挑战着幕府的统治。第二，出现了青年武士即志士（shishi）主导的社会起义的真实危险。志士自称“勤皇家”，认为幕府非法篡夺了天皇的位置，故而以在日本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为目标。这些志士实际多见于外样诸藩，尤其是萨摩藩和长州藩，但也有的来自更靠近中心的地区，如水户藩。他们原本聚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之下，但在吉田松阴（长州藩出身）、坂本龙马（土佐藩出身）等武士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志士对于西方的认识逐渐趋于务实，视西方科技为推翻幕府及抵御西方所需力量的保障。幕府的第三个威胁来自日本之外，也就是西方列强施加的压力。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一外部压力实际上属于前两个威胁的背景，并非自成挑战。

在京都过激氛围的影响下，孝明天皇本人也开始重申皇室的权威。1862年，他向将军发出了一份官方要求，要他的“征夷大将军”在1863年6月25日之前将西方蛮夷逐出日本。期限到了，幕府并未着手驱逐。然而，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倒幕的“勤皇家”却躁动不安。长州藩的武士努力用西方的火器武装自己，他们实际上在沿海一带向美国船只开了火。报复来得既快且猛。结果之一便是长州藩成了激进派和勤皇家的聚集地；第二年他们组成了军队开赴京都，意欲“解放”天皇、令天皇摆脱幕府的控制。

在土佐藩士坂本龙马的斡旋下，长州和萨摩这两个外样藩开始认识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识。两藩都对德川政权长期不满，并且藩内武士比例极高（达到25%），这些武士还都倾向于“勤皇家”理念。此外，在佩里叩关之后，这些偏远的藩都利用了远离江户的条件，小心但热心地学习着西方知识和现代科技。至1860年代中期，他们迅速发展起了现代的军事力量，其规模少说也同幕府的军队相当。长州藩士如高杉晋作甚至更进一步，创立了接收非武士出身者的军队，事实上终结了250年来“非武士出身者不得进行武装”的禁令。实际上，高杉的民兵组织或许是日本第一支现代的“人民”军队。

1866年，长州与萨摩结成了生死攸关的秘密（非法）同盟。同一年，德川家茂死于心脏病，水户藩的德川庆喜新任将军，决心发动一场征伐长州的战役，以惩长州之祸，欲杀鸡儆猴。庆喜本人也推行现代化，彼时幕府在建设现代军队方面得到美国和法国的可观援助。然而，当幕府军队迫近位于西南边陲的长州时，萨摩藩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幕府的援战要求。结果，幕府军队为长州所败，不得不忍辱后撤，穿越整个日本回到江户。数个世纪以来，幕府第一次被证明在军事上无力控制领土；它宣称的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合法性遭到了摧毁。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全国各地爆发社会动荡，农民纷纷起义；这反映了合法性危机，战败的幕府军队回归故里的景象、1867年孝明天皇之死所代表的变革征兆都加深了这一危机。孝明之子在1867年2月即位，他就是明治天皇。

在幕府战败的余波中，土佐藩再次试图斡旋，欲让将军庆喜承认大规模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接受普鲁士式的议会、同意将主权返还给天皇。庆喜实际上似乎认可了这些改革。然而，这对幕府而言已经太晚——萨摩与长州的大名决定抓住机会，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1867年12月，上述两藩的联合军采取大胆行动，开进京都，占领了城市，并控制了皇居。不出一个月，联合军便说服刚即位的天皇明治宣告王政复古，于1868年1月通过敕命事实上废除了幕府。

将军庆喜抵抗敕命，由此爆发的血腥冲突后被称为“戊辰战争”。事实上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便结束了，因为庆喜对京都的进攻被轻易抵挡，他不得不撤回江户。江户本身也于1868年4月陷落，庆喜旗下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胜海舟，拱手将江户送给了天皇的军队，显然是因为他认为统一与和平较保存幕府来得重要。明治维新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它是一场现代革命，拥有使用西方火器并以西方式战略思维为指引的现代化兵役军队。

【注释】

[1] 今北海道函馆市。

[2] 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1568——1588年领将军职。

[3] 日本天皇在英语中作“Emperor of Japan”，著者在言及时均略作“emperor”（皇帝），皇帝的地位/权力高于“king”（国王，王），在英语中与“empire”（帝国）、“imperial”（帝国的）联系在一起。

[4] 即日光东照宫。位于日本栃木县日光市，是家康最终的落葬地，祭祀将德川家康神格化后的神明“东照大权现”。

[5] “大坂”在字面上改称“大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此处采用当时的名称。

[6] 指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定义方式很多，一种说法是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及茨城县南部。

[7] 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太阳神，有多种日文汉字表记。前文提及的伊势大神宫所供奉的即是此神，日本皇室奉之为祖神。

[8] 配以弦乐和说唱的木偶剧。

[9] 此处作者可能有一些误解。近松门左卫门所作的以元禄赤穗事件为主题的剧作，应是《棋盘太平记》，《忠臣藏》由二代竹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合写。

[10] 分别指歌川广重、葛饰北斋、歌川国贞、歌川国芳。

[11] 指1858年的安政大狱，是井伊对尊王攘夷运动的镇压。株连德川齐昭、庆喜等一百多人，处死吉田松阴等八人。此前井伊决定由家茂继嗣，并且不待天皇同意就签订了条约，招致尊王攘夷运动。

[12] 即1860年的樱田门外之变。

第二章 天皇制下的革命：接纳现代性

1868年，明治天皇以胜利的姿态从古都京都迁至江户，不出一年，他就将东边的临时行宫定为新皇居。此时，江户正式成为日本的新首都，并被更名为东京——意为东方之都。无论是对于起义者还是佐幕派，这一场王政复古都血腥且富有戏剧性，首都之内对变革有很高的期冀。然而，对于日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明治维新（人们是否实际注意到它的发生还是一个问题）和一场武士叛乱或政变没有差别。事实上，日本人民缺少乐观的理由——很难认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会有显著的改善，他们却完全有权怀疑过去几十年间的戏剧性事件只会带来另一场权力的重组和武士阶级的特权。

不过，在17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革命之间，存在许多极为重要的区别，明治维新开始后的十年，日本确实发生了变化。即便1868年的一系列血腥事件应当被看作一场精英运动，但在1868年至1880年代早期，明治维新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日本社会及生活状况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明治天皇在江户即位后不久，就为这些变化定下了基调，颁布了所谓的《五条誓文》，新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在誓文中作了五项基本承诺[1] ：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些承诺代表着幕藩体制的彻底解体，并且明显接纳了许多现代的政治原则。除了日本国内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建设强大国家的动力，接纳现代政治体制本身也是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革命的政府抱有一项重大的认识，即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政治体制，日本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之耻。

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谋求解除条约，但外国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使之无果而终，列强坚称，除非日本的法制和政治体制能够为他们的权利提供充分“现代的”保护，否则他们不会放弃已有的特权。在此，“现代的”与“文明的”被当作同一个词来使用。最终，历经暴动、示威和日本的大规模改革，条约至1890年代始获重新谈判。那时日本有了本国通货、国家税制、两院制立法机关，以及一部成文宪法。尽管程度有限，但宪法保护着日本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开启了法治。此外，在“帝国的年代”，日本作为初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心已是昭然：新政权1869年殖民同化北方岛屿北海道，1879年殖民同化南方王国冲绳；早在1873年，日本就计划侵略朝鲜；至1895年，日本已经在其第一场重要的现代战争中凭借新式现代化军事力量击败了庞大的邻国——中国，侵占了台湾。换言之，至1890年代，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表现为第一个现代化的亚洲国家。

总而言之，紧随维新而来的改革受到日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推动。加于新政权的强大外部压力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令明治时期的国家形成规划有别于早先德川时期的民族形成规划；西方全球化的所谓“第二阶段”携带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部力量，势力与威胁不可阻挡。一方面是现代日本同自身历史和传统的不稳定关系，另一方面是它同现代性和西方的不稳定关系，这两方面是这段时期的关键特征。在许多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企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想要在面临西方工业扩张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现代性。

明治国家的象征符号改革

在明治时期的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一批政界元老指导着政治事务，他们来自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个有实力的藩。这一批人在维新中坚定地支持皇室，因而享有接触皇室的特权，后被称为萨长集团，有时也被称为元老（genrò）。权力有效地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外样大名集团手中，这显示了日本国内势力均衡的根本变化，并在一些地方遭到了严重抵触。其中之一是会津藩，在维新已获正式宣告后的几个月内，德川幕府的效忠者仍然在会津同新的帝国军队作战。

会津事件早早显示，尽管维新具有帝国主义本质，明治政权仍会面临一些合法性的残余问题。因此，明治天皇在东京设立了一座新的、国家性的神社，也就是东京招魂社（Tokyo shôkon-sha），这座神社将为所有在日本帝国的名下战死的士兵提供官方纳神（kami）所。日光的神社由德川建立，旨在解除伊势的皇室神宫具有的特权，并为全国性崇祀提供新的中心，是为国家建设的象征符号化——东京招魂社的设立也如出一辙。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符号来令新政权合法化，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特征。

1879年，明治的新神社被更名为靖国神社（Yasukuni jinja，这一名称被沿用至今），它将成为新兴的国家神道教的中心建筑；新政权鼓励国家神道教，将其作为令天皇制下的维新合法化的手段。会津及其他支持德川的军队在靖国神社内未获神龛，意味着他们是天皇和国家的敌人（至今对这种指控仍存争议），这对新日本的象征符号化颇为重要。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实际是在1965年），靖国神社内才设立了一座新的镇灵社（chinreisha），为那些自1853年起在日本内战中死去的人招魂。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进行的努力，旨在协助为战后社会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镇灵社崇祀的神中，最著名的要数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他们是来自肥前和萨摩的近乎传奇的武士；他们认为明治政府背叛了真正的日本精神，便各自领导了反明治政府的佐贺之乱（1874年）和西南战争（1877年），虽然他们曾为建立明治政府出力甚多。他们实践武士的传统——自杀以免被捕。

换言之，对明治政权理念和政策的异议不仅在原谱代大名中间徘徊，而且在新得势的萨摩、长州（1876年发生过叛乱）诸藩以及其他地方滋生。在当代，镇灵社同神社内的其余地块相隔离，并被保卫起来，因为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威胁要炸毁镇灵社，认为它是对国家的冒犯。

图4 西乡隆盛遛狗的雕像，位于东京上野公园

靖国神社是现代日本最具争议性的机构之一。在20世纪下半叶，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在东亚引发抗议，因为靖国神社现在还供奉着太平洋战争中在天皇名下战死的士兵。一些批评者认为，参拜意味着当代日本未能就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帝国军队在亚洲的侵略作出恰当的忏悔；另一些人认为，参拜事实上对为帝国战死者而言是一种不敬，因为镇灵社是在表彰日本国内的“国家之敌”，甚至还表彰在抗击日本帝国的战斗中死去的外国士兵（尽管其神龛不为人所见、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评论者放言，说参拜只是一种尊重现代日本历史的表现。争论至今未见缓和的迹象。

明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法律改革

1868年天皇名下的《五条誓文》对新政权提出了许多要求。“求知识于世界”，以使日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强国，也许是其中最易实践的一条指令。这样一条命令对新政权有两点重大的暗示：第一是戏剧性地废弃了作为德川政权典型特征的锁国国策；第二是影响深远地削弱了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占据教育特权的新儒学意识形态。

实际上，日本在锁国时期并未完全与世隔绝，幕府自身也曾向美国（1860年）和欧洲（1862年，1863年）派遣过使节，但1871至1873年外访的岩仓使节团，也许才是对开国政令最著名、最重要的回应。岩仓使节团由华族[2] 岩仓具视领衔，长州出身的政治家木户孝允及同为长州出身、后成为日本首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一批元老均支持岩仓。在两年时间里，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国和欧洲，在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荷兰、俄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使节团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尝试就不平等条约同美国及欧洲列强展开重新谈判；第二是网罗科学、技术、医药方面的知识以帮助日本“追赶”现代列强，同时还学习现代经济、政治及法律体系。实际上，上述两个目标最终纠结在一起，因为至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前，西方国家一概拒绝重新谈判条约。

使节团回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渴求欧洲的知识，初具雏形的市民社会为有关社会、文化及政治事务的话语提供了公共空间。在1870年代早期，日本迎来了第一批现代报纸的出版，以1871年《横滨每日新闻》问世为肇始，《东京日日新闻》（今天的《每日新闻》的前身）紧随而至。进步的《朝日新闻》也在这一时期（1879年创办于大阪）面世。同时，出版业在日本城市中售卖西方书籍、随笔集和译本，开始繁荣。这为西方哲学和文学提供了进入日本文化的通道，知识分子迅速捕捉到了这些被引进的文化的重要性和潜力。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明六社（成立于明治六年）的进步知识分子重要团体。团体的创始人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如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西周。这一团体后被认为是所谓日本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团体接纳了为西方现代性奠基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发行了一份有影响的杂志——《明六杂志》。这份刊物讨论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民选议会的优点、政教分离的重要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此外，刊物还论及其他“现代”话题，例如经济政策和欧洲化学界、物理界的革新。

明六社中有各界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启蒙者”福泽谕吉，他曾作为幕府考察团成员在1860年访问美国，在1862年又访问了欧洲。福泽从欧洲回到日本后，因他的畅销书《西洋事情》（1867——1870）而成名；该书共有十卷，福泽在书中展示了西方现代性的成果。不久之后，福泽忧虑日本在现代世界的生存，便写了系列著作《劝学篇》（1872——1876），在书中呼吁日本抛弃传统的（儒家的）求知方法和社会组织结构。他批判了世袭和迷信的信条，强烈要求在社会中实现机会均等，认为应当根据人（无论其出身背景如何）的贡献，尤其应根据人的学业成就确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福泽的确是一位教育先驱，他在1858年创立了庆应义塾，用“西方”知识训练青年；这所学校是庆应义塾大学——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至今仍享有极高声誉——的前身。

福泽谕吉及其他“启蒙者”都是明治时期进步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以“文明开化”（bunmei kaika）为口号，而这一口号本身则从一开始就将欧洲模式的理性启蒙观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宣称负有形形色色的“文明教化使命”，理性启蒙观念位于这些国家的核心）等同于实现文明开化。口号之下的基本理念是日本必须“追赶”西方，以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生存。在许多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看来，“弱肉强食”（jakuniku kyôshoku）的思路支配着国际体系的逻辑。福泽及其他人从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里得到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该理念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驱使日本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并最终将日本引向了帝国主义。

福泽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传统，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视角（在此视角中，孤立的日本被置于边缘），并且提供了条件，令日本可能超越中国乃至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如果斯宾塞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欧洲就只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这就意味着日本将来可以更先进、更文明。在福泽及其后数十年间的一些人看来，超越西方的关键在于日本吸收“西方科技”但保留自身“东方精神”（和魂洋才）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超克现代性”、实际上也是对“超克西方”的吁求，源头便是上述逻辑。

由于教育质量的提升、识字率的提高、印刷发行量的增长，这些新的、现代的观念给日本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在发展中的城市中心尤其如此。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政治组织在城市和乡村社区形成并迅速增多。这些群体的成员一开始主要是武士，后逐渐有了多样化的人员构成。至1881年，日本有了第一个全国性政党——自由党。紧接着，改进党在1882年成立，由后来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领导。同年大隈还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该校1902年改称早稻田大学，直至今日仍是庆应的最强对手。

这些政党都在1884年解体，但它们在组织请愿和集会、发布宣言、发行刊物乃至在向成员征款方面都非常积极。换言之，这些政党开启了现代日本的大众政治实践。1880年代的关键事件是自由民权运动，这项运动逐渐获得了日本人口中不同人群的广泛支持。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民权运动中从未真正有妇女的位置。仅有若干思想独立的个体勇敢行动、堪为典范，例如卓越的津田梅子，她曾随岩仓使节团出访美国，后于1882年回到日本，此后创立女子英学塾，这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校后来成为津田塾大学。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似乎是上述大众参政革命怒潮的自然结果。事实上，新宪法确实在许多方面响应了政党的吁求，包括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关——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上院（贵族院）限从贵族中遴选，保障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然而，宪法在形式上由天皇赐颁，主权仍归天皇，天皇高于宪法条款，议会基本是顾问咨询机构。

因此，宪法事实上更应该被视为元老的战略性举措，旨在防止失去对大众参政的掌控。行贵族政治的元老实际上极其不信任政党，并且似乎十分蔑视日本的普通民众，认为民众没有文化、没有能力抛却私利谋事为公。在元老看来，政党体制似乎会为自私自利大开方便之门，还会导致政策支离破碎，因而日本难以消受——为了“追赶”西方，为了变得足够强大、在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中生存，日本需要联合一致。

换言之，明治宪法的颁布应当被看作元老的一种手段，旨在掌控破土而出的人民现代政治意识。实际上，宪法承认并限制了大众权利，它强调臣民的义务而非权利，并且在妇女权益方面毫无进步。事实上，妇女的解放仍然被认为是日本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道德风险之一——西方的妇女权益运动曾被看作欧洲已然道德失守的症候。宪法承认并限制了大众政治，它为议会提供经选举产生的众议院（选举权仅为男性人口中约5%的国民所有），实权却仍然不归议会，而是留在元老手中；军方也逐渐掌权，他们都能直接接触天皇，而天皇仍是主权的中心。元老的策略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就是先发制人，避免出现任何有关令日本成为共和国的议论，由此维护了根本的体系，这种体系后被称为天皇制（tennô-sei）。

明治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

对于日本人民而言，所有这些革新的观念和现代法律改革只有在对日常生活起实际影响时才具有意义。尤其是，它们取决于国内社会改革和所谓士农工商等级体系的废止，后者将人口分为四个阶级（武士、农民、工匠、商人），提供的社会流动性极小。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者本来多为武士，而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废止本阶级的特权。这证明新政权有意愿、有能力实现对现代化的承诺。当然，并不是所有日本武士都具备对现代性要求的远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特权。因此，革命的明治政权不得不坚定但审慎地行动，以免激起对革命的反动。

趁着维新的势头，元老集团很快有了动作。在活跃人物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的领导下，不出三年，大名的地位便被彻底改变；不出七年，整个武士阶级被废去身份。木户、西乡及其他如山县有朋等革命的领导人作出表率，在1869年将他们的自有土地上缴给天皇，而后从天皇那里获得任命，作为领薪的管理者治理原来的土地。结果他们保留了权力和地位，但他们对皇室的顺从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统一国家实质上就是皇土。

元老在1869年上缴了自己的土地，1871年与天皇一起设立了国家委员会；他们单边废止了全部280个传统的藩，将其改置为72个县（是为今日日本地区单位之基础）。一些新的管理者原本甚至不具大名身份，而是有才能的武士乃至平民（heimin）。然而，大名获得了优厚的补偿，大多对新的安排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安逸得到延续，而作为负担的责任则被卸除。

这一举措产生了一项重要的副效应——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一支国立的帝国军队可以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3] ，并且从萨摩和长州这样的强势边陲藩那里吸收兵员。

山县有朋是日本现代军队的伟大先驱，后来成为1889年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日本第一任首相（日本历史上第三位首相），1898年兼任了帝国军队的陆军元帅。在他的影响下，明治天皇邀请欧洲和美国的军事专家来训练新军使用现代枪弹。

正是山县促成了国家军队的建立，这支军队起初是由一万名武士组成的军事力量，后在1873年成为征兵制军队；那年，广泛征召所有20岁以上男性服役三年的制度开始执行。同1870年的其他各项改革一起，征兵制军队的建立，被日本的各种武士小集团视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征兵制似乎挑战了武士阶级最后的特权和义务——佩刀权和保卫领土之责。一些元老曾心甘情愿地向天皇上缴领地和头衔，但连他们也认为征兵制走得太远。事实上，同是在1873年，元老成员西乡隆盛主张由武士执行对朝鲜的侵略，山县有朋和木户孝允为了回日本阻止西乡的计划，不得不提前结束岩仓使节团的访问。西乡认为侵略可使日本的军队变强，并可恢复武士的生命力；他甚至自愿前往朝鲜，想被朝鲜人杀害，从而为战争制造借口。西乡的计划失败后，肥前武士江藤新平辞去新政权参议员一职，回到他的家乡佐贺，并在那里组织幻想破灭的武士，发动了一场厄运已定的叛乱。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山县的征兵令既是使日本军队现代化的尝试，也是约束和控制难驾驭的武士的必要步骤。实际上，山县的现代征兵制军队迎来的第一场重要军事胜利，便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全面击败西乡隆盛的武士军力。之后不久，在山县的领导下，日本的帝国主义军队也击败了中国（1895年）和俄国（1905年）。

日本的国家化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创建真正的国家税制，这在日本史无前例。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能够为一系列公共建设项目筹集资金。大久保利通等人主张现代化，在他们的指挥下，资金不仅代表建设国家军队的能力，且赋予政府建设全国性铁路的手段，还可建“样板工厂”，供企业家和企业界效仿和发展。第一段铁路从东京延伸至横滨附近，1872年竣工；此后不出20年，共铺设了近2500公里铁轨。火车是（并且今天仍然是）工业现代性的标志，1854年佩里的缩微火车头令日本人感到惊奇，此后火车就成了日本人印象中强有力的象征。在此，日本政府的角色为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问题，即在“后发优势”经济，或称以“追赶”为目标的经济中，国家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换言之，国家税制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燃料。它也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变革：铁路令日本偏远地区与首都之间交通更为便利——德川政权甚至不可能想象到这样的场景；此外，工厂的发展带来更高程度的城市化，完全改变了数百万日本人的生活。

然而，废藩也招致许多问题，比如过去武士从大名那里抽得收入，而今政府得给所有武士发放俸禄，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1871年，这项负担总计约占国家税收的50%，而武士只在人口中占极小比例，这自然很快招来公众的极大不满。

最终，一种快速增量方法被用以逐渐废止武士身份。早在1869年，这一进程就已开始，武士等级被减至上级和下级两种。三年之后，所有非武士阶级的日本人口都被重新归类为平民（从而终结了对服装、居所和职业的限制，这些限制曾是德川体制的特征），下级武士被并入平民。当然，平民阶级实际上依旧内部分化，持续多年。其间各种少数群体凸显：外国人被区别对待，西方人获得极大特权，而那些来自亚洲、往往是作为战争移民抵达日本的人，则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歧视；此前被称为秽多（eta）或非人（hinin）（不洁净的人或非人类）的社会少数群体，被重新归类为部落民（burakumin）——这只是在替问题更名，并未解决问题；[4] 最大的处境不利的群体则是妇女，她们被挡在现代政权带来的所有新自由之外——反而被指望成为“贤妻良母”，或成为新兴纺织工厂不知疲倦的劳动力。当然，在迅速成长的城区和较为传统的乡村社区之间，也依然存在财富、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事实上，1872年，在初等义务教育得到推行时，日本的一些地方发生了骚乱，抗议强制要求将孩子送进学校而无法让孩子外出做工。尽管如此，至世纪之交，已有将近98%的儿童接受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开始繁荣，这意味着政府将能改革其招聘方式，根据人们在考试中的表现（而非依世袭）来聘用雇员。

1873年，政府决定对所有武士的俸禄征税。此后，在1874年，政府为平息武士对征税的怨言，提出了一项方案，即以政府债券充作武士的俸禄，那些接受这一方案的武士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图5 在三井自动缫丝工厂工作的妇女，约1905年

而到了1876年，曾拒绝上述方案的武士发现他们不得不将俸禄转为债券（且转换率远不如之前），当年，明治政府还废除了武士在公共场合佩刀的权利，限这项权利为警察和军人（其中有许多人为平民）所有。至此，武士所有的特权都已被系统地、逐步地解除了：他们不再有特权地位，不再享有年俸，不再有佩刀的权利，甚至不再有穿特殊服装、留特殊发型的资格。至1877年西乡发动“武士的叛乱”之时，武士已不复存在。

走向新国家主义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武士这一社会阶级虽在日本遭到了废除，对于“武士精英”的虚浮理想却并未被抛弃。事实上，日本很快便将可敬的、忠诚的武士形象重塑为国家名片，这正是日本在接触现代性时的悖论之一。武士阶级本来代表来自封建过往的、压迫性的、非生产性的、高耗费的特权精英，却被重新想象为日本国家价值的典范。甚至连西乡隆盛的叛乱也很快被浪漫化，被当作以天皇之名进行的一场光荣的自我牺牲——叛乱被表述为一小股武士在抵抗不可阻挡的现代性之潮，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人民显示日本人应有的气概，以免机器、工业和重商主义导致人们忘本。正如西乡曾自愿在朝鲜牺牲自己以“拯救”日本，上述传奇称西乡在日本牺牲了自己，以从日本自身的手中拯救日本。尽管面临西化和现代化的冲击，这则通俗故事的道德力量是肯定日本传统中的根本价值——无论日本要作何种改变，日本仍必须是日本。

在支持武士道为“日本之魂”的人当中，新渡户稻造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讽刺的是，新渡户认为武士道是现代性问题的答案；他认为欧洲列强都具有复杂且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体系，这令诸国保有一贯的认同和道德价值：他担心日本缺乏这样一种国家认同。新渡户并非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在回顾日本历史时，他将武士道看作一条贯穿的线索（尽管“武士道”这一术语实际上始于现代），并在将武士道介绍给世界时，称其为日本版的欧洲“骑士精神”。新渡户的名作《武士道》（1899年）事实上是以英文写就、面向西方读者，后来才有了日文译本。尽管如此，至20世纪早期，武士道并非武士阶级的一套理想而是日本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已深深嵌入对征兵制军队的训练之中，并且更广泛地植根于社会。

从许多方面看，在日本即将迎来20世纪之时，“国家认同”问题是最为紧迫的主题之一，并且人们可以在新形成的、活跃的公共空间中参与讨论这一主题。致力于探讨“现代世界中何谓‘日本人’”的杂志开始出现。冈仓天心[5] 等知识分子牵头，欧内斯特·费诺罗萨[6] 等外国在日访学人士助推，他们都渴望挖掘日本人的“奇异”之处，以供欧洲和美国消费——一种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自我拷问行为诞生了。后学认为这是所谓“日本人论”（Nihonjinron）文学（即探讨日本人独特性的文章）的肇始，此类文学今日仍有炮制。这种认同危机常被看作现代性成长之痛的普遍症候。

这一问题有许多维度。一方面，日本一些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比如夏目漱石，在他们的作品中把同现代性的遭遇作为中心主题。漱石曾在世纪之交游学英国，当时英国受到污染的工业城市昏暗无光、已变得令人沮丧，漱石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到了日本。他的许多最著名的小说哀叹传统日本价值的丧失，因为它们被此类工业现代性吞没了。其他作家，例如冈仓天心本人，则试图通过对比易逝的现代性重商主义来认识并明确定义日本的美学；如果不能认识“日本的”价值，又如何能保存它们？

另一方面，外行人则试图发现新日本的界限，暗中以他们的行动探察其边界。内村鉴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内村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1891年1月，内村拒绝向天皇本人签名的《教育敕语》鞠躬。他声称明治宪法允他以宗教信仰的自由，作为一名基督徒，被强制敬拜偶像将是对他的信仰的侵犯。不幸的是，官方和校方均未表示同情，在针对这一所谓叛逆行为的抗议声浪中，内村最终被迫辞职。内村事件显示对基督教的猜忌仍未绝迹，正是这种猜忌令德川政权禁止信教，同时也显示了日本正在形成的国家认同中某些核心的要素。这一事件尤其体现了一点，即天皇其人及其象征均不可侵犯，仅在不侵犯臣民对天皇的义务的前提下，自由和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换言之，明治日本对现代性的接纳有其特质。日本曾是半封建的政治联盟，经济联系松散，外交政策发展不良，后转变为统一的国家政体，拥有国民经济和在国际上逐步提升的实力，然而，它的国家认同和统一深深受缚于天皇这一传统象征。当然，许多现代欧洲国家也曾是君主政体，至19世纪末，西方最终以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承认了日本的现代性。

然而，即便在日本吸收西方科技、医药、文学和哲学之时，日本人已尝试定义并保存那些使他们成为“日本人”的独特特征。此类特征之一就是天皇本人：日本是帝国政体。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一帝国的认同，加上巨大物质力量的累积、关于社会进化的欧洲观念和首都的自然扩张，将日本引向了一条道路，令日本企图通过向邻国并且最终向欧美的民主国家开战来“超克现代性”。

【注释】

[1] 《五条誓文》译文据《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68页，世界历史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华族即贵族。1869年废除公卿、诸侯称号后，改为华族。1884年根据《华族令》授爵位。华族是一种特权身份，二战后始废止。

[3] 战国时代的大名有自己的旗帜，所属军队各为其主。“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不仅仅是隐喻性的说法，而且确实地指向了大名的各色旗帜统一为日本帝国旗的过程。

[4] “秽多”和“非人”在江户时期被归作士农工商之外的“贱民”，“秽多”一般从事处理死牛死马、殡葬等职业；“非人”多为贫农、城市贫民、乞丐。对所谓“部落民”出身的人群的歧视，至今仍是日本的社会问题之一。

[5] 曾任东京美术学校首任校长，后创办日本美术院。受到费诺罗萨影响，排斥西洋画，主张复兴国粹。著有《东方的理想》、《茶道渊源》等书。

[6] 美国汉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撰有《中日美术史纲》等书及《汉字作为诗媒》等文，曾在日讲学。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面对所谓西方世界列强时的国耻感和不安感，触发了19世纪下半叶席卷日本的巨大变化。然而，日本成功地接纳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外在特征，并摆脱了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民族自信心因而高涨。日本社会的某些部分选择接受一种观点，即现代性是成套的，不仅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实践；然而另一些部分则开始运用新生的自信心，以此为契机，挑战现代性必然等同于西化的主张。既然日本已跻身现代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似乎不再是如何定义“现代日本的现代人”，而是转向了一个更为个人化的问题，即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浪漫回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及活动家向想象中的日本往昔寻找有关日本人“本质”的线索。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将武士道重塑为“日本之魂”，或将神道教重塑为国家宗教和拜天皇教；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发现对易碎、阴暗之美的特殊审美，它是日本美学的特点。换言之，现代性带来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它迫使日本社会自省其认同，从而催生了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后被称作“日本人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在于如何令这种认同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更接近沙文主义的反应。这类观点认为，核心困境并非如何在现代化带来的急剧变化中保存“日本人”的元素，而是如何对抗现代化进程本身。这一立场将日本的传统（且不论是否由生造而来）极端化，并断言这些传统较西方国家的传统优越，据此认为在“进步”这一错误伪装下，西方国家传统将有可能污染并削弱日本。随着日本自信心与力量的增长，上述沙文主义便有陷入侵略性使命感的可能，即认为日本在道义上有义务重申它自己真正的认同，而这一义务意味着，帮助其他亚洲国家超克现代性及西化的隐性感染，是所谓日本在道义上的“使命”。简而言之，上述立场提供了条件，令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亚洲出现；日本的任务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明治帝国的政治

上一章已经论及，就其特征而言，明治维新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具有帝国的本质。在被称为“帝国的年代”的时期，西方列强的魔爪已经遍布亚洲，在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看来，他们的新生帝国主义国家也应拥有自己的帝国，这似乎十分自然。方从欧洲回到日本的山县有朋，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效仿彼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狭小岛国大不列颠的海军，努力去建设强大的日本海军。

虽然西乡隆盛在1870年代早期入侵朝鲜的计划遭到元老们，尤其是遭到山县有朋的阻止（元老们为阻止该计划提前结束了岩仓使节团在欧洲的行程），但政府并非反对这一计划的帝国主义野心，而是反对其方式和冒险的理由。事实上，山县本人在1876年论述说，朝鲜是日本“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作为不甚现代的社会）较为弱小，难以抵御日本的区域野心和西方野心，同时，这也使日本为朝鲜的孱弱所累。山县声称，既然总要落入某一方手中，朝鲜就应当受日本支配。

抱着这种帝国主义竞争的想法，兼且意识到自身是区域舞台上的新势力，日本在1876年将《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江华条约》的签订过程简直一如佩里强加《神奈川条约》于日本，前后相隔不过20年，两项条约的条款也具有相似的剥削性质。山县等人认为，朝鲜若不实现现代化，就不配享有平等条约。于是在整个1880年代，日本派遣特使，就如何实现教育体系、经济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向朝鲜提出建议，恰如日本曾从欧洲获得类似的指导。

朝鲜形势极其复杂，尤其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历来竞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江华条约》及如此众多的日本顾问的存在激怒了中国统治者，也激怒了许多朝鲜民众。在日本，舆论领袖们试图依靠大亚细亚主义的花言巧语——说日本是在助朝鲜以助自身，作为亚洲兄弟国家帮助另一国抵御西方的威胁——来掩盖日本外交政策中赤裸裸的伪善。但针对日本特使们的暴力事件在朝鲜仍频频发生，最终在1894年爆发了反对外国干涉的全面起义，即东学党起义。这场起义部分是一场宗教运动，部分带有大众排外主义，部分带有反日情绪，它严重动摇了朝鲜的稳定，以至于朝鲜统治者为恢复秩序，向中国（朝鲜的传统宗主国）请求了军事援助。日本对这一举动深感恼火，遂以保卫“区位优势”为借口派自己的军队开赴朝鲜，并在朝同中国人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引发了甲午战争，这是中日在现代的第一场战争。

拜山县有朋鼓动的现代化建设所赐，日本军队远较庞大邻国的军队强大。此外，日本以大英帝国为榜样，建设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史无前例地拥有了能与中国匹敌的海上力量，并且具有技术优势。结果日本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其在朝鲜的特权地位由此得到巩固。此外，日本还霸占了中国的台湾岛、中国大陆上虽小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辽东半岛，并索取巨额现银作为战争赔偿。

日本人民曾对军队的军费和特权相当不满，但甲午战争这场巨大的成功受到了日本人的极度追捧。在公共空间中，兴起了众多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张目的言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说（“要么成为帝国，要么只能做殖民地！”），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扩张进程说，还有对国家建设计划的浪漫呼声。就后者而言，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日本公众被填塞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建构，这种建构或许始于所谓的水户学。水户学混合了儒家孝道和神道教神话，制造了日本作为宗教秩序神圣中心的幻象，并把给亚洲人民带去天皇之光作为所谓的“道德使命”。

简单来说，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所有权意识越来越强：日本是他们的国家。事实上，自1890年在新宪法下进行首次选举以来，大众参政的动力就很强，那次选举中，两大政党（自由党和改进党）共赢得众议院300个议席中的171个席位。尽管选举权事实上仅为1%的人口（男性且为高额纳税人）所有，但国会议员和选民在支持社会福利措施方面态度严肃，因而也就严肃地运用他们制定国家预算的权力。市民社会则更广泛地在报章、集会和示威活动中进行此类辩论。

与此同时，对于让“平民”影响国家决策，尤其是影响军事预算，元老们、他们的亲政府政党（在1890年的选举中仅收获不到80个议席）和不经选举的贵族院深感怀疑。尽管有政党批评被山县坚称为保卫日本“区位优势”所必需的庞大军事开支，但事实上，这些政党对于重新分配预算以改善民众境遇却并不十分感兴趣—— 工人权益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直至1911年，才通过了一部极其软弱无力的工厂法；直至1920年代，妇女方获参与政治集会的权利。甲午战争带来的乐观情绪实际上在其后十年致使大众改变了对战争预算的看法（1895年，国会甚至投票支持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加大企业税负，以增加政府预算），这种影响持续至1905年左右，当年在东京中心区域的日比谷公园发生了暴动[1] ，抗议军队、军费和显然的军事失败，尽管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英国为日本的战胜叫好，并在不久之后终结了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但并非所有欧洲列强都如英国一样乐见日本的胜利。《马关条约》的诸项条款甫一公开，俄国、法国及德国即发表了联合通牒，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返还给中国。俄国也自谋划在华势力范围，尤其是对俄国而言，虽小但具战略性的半岛给了日本在地区内的过大优势。日本公众将这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看作西方的奸诈，但日本别无选择，被迫撤回了军队。待到不久之后，俄国将半岛据为己有，其他欧洲国家乘中国孱弱之机，夺取了另一些港口城市，日本公众的怨恨情绪愈增。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三国干涉还辽”及之后的事件似乎体现了单纯的种族主义：尽管日本已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标准、已将自身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它仍然未被真正当作一个国际主体。

事实上，日本与俄国的缠斗才刚刚开始。所有列强都欲在亚洲——尤其欲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令它们产生直接的军事接触。在世纪之交，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1899——1901），日本加入国际联盟以行打击，英俄两国也是联盟成员。后来，日本试图让英俄两国正式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要求。1902年，日本在外交上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它同大英帝国结盟，根据盟约条款，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要求，并将同日本合作，对抗俄国在地区内的势力扩张。这是大不列颠首次与非西方国家结下正式同盟，日本国内对此大加炫耀，认为这意味着国家翅膀硬了。然而，俄国却未予相应的承认。

受日英同盟的鼓舞，前首相伊藤博文搬出了所谓的“满韩交换”（Mankankôkan），欲与俄国达成协议，以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优势的承认，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特殊利益的承认。然而，这项提议被俄政府回绝。日本将俄国的回绝解读为对方确凿的敌意，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在正式宣战前三小时，日本帝国偷袭了停泊在辽东半岛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分舰队。日本帝国海军进一步予俄国舰队以重创，围攻、占领旅顺口，而后在持续仅一天的对马海峡之战（1905年5月27日——28日）中完全击败了著名的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此前着实绕了大半个地球，经非洲好望角，欲突破旅顺口的包围圈（但在舰队到达时，旅顺口已经陷落）；日本在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震惊了世界。俄国人感到他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人击败，莫斯科流传着出于愤怒、毫无根据的谣言——暗指波罗的海舰队是被作了伪装的英国海军摧毁。总司令东乡平八郎1870年代确实曾在大不列颠受训，他在对马之战以后获称“东方的纳尔逊”[2] 。英国皇家海军向东乡赠送了一束纳尔逊的头发，以庆祝他的功绩，山县有朋则在1906年从英王爱德华七世那里获颁功绩勋章。

日本的胜利在国际社会引发震荡，因为这是欧洲国家在现代首次被亚洲国家击败。俄国的军事力量遭到破坏，威望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战败带来的耻辱也是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铺垫的因素之一。然而，尽管日俄战争富有戏剧性、制造战功、带来胜利，但对于日本来说，却并非巨大的成功。终结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条款，显示交战双方事实上是两败俱伤、所获甚少。日本成功展现了等同于乃至超越西方列强之一的实力，并因此巩固了它在地区内的地位：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主张，而朝鲜将在1910年被日本悄然吞并。此外，俄国还被迫移交旅顺口的25年租约，将旅顺口给了日本，由此逆转了“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最终日本（仅）得到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分。然而，日本未能像甲午战争结束时那般得到巨额战争赔款，而日本公众认为这不可接受——在日本的一些主要城市，甚至发生了由此产生的示威暴动。

日本国会和广大公众不那么支持军队及军费了。事实上，在下一个十年中，日本的城市中心频频发生示威和暴动，抗议军费挤占公共交通费用及粮食费用，同时还时有支持扩大选举权的示威游行。

同一时期，工会和“互助会”开始为人接受，初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获得支持。1901年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成立，但立即遭到禁止。在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活动家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激进，转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幸德和片山最终在1911年的大逆事件中被处死刑。即使在日俄战争之后，正统的日本国家建设计划也从未接受过左派，因为左派声言挑战将整个明治国家统合在一起的那个象征：天皇其人本身。

如此一来，1912年明治天皇睦仁的死去就成了现代日本史的真正转折点。明治见证了日本统一为民族国家，也见证了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成为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在他死去之时，日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因为民意转而反对国家的军事化，且正寻求在日本建立真正的参与民主制。政党更趋协调一致、更关注议题，而不再只是国会议员加入的俱乐部。事实上，在明治死去之年，立宪政友会领导人原敬成功搁置了军队的新预算。甚至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也未能使局势变得对军队有利。由此开创了一段后来被称为“妥协政治”的时期。原敬进而在1918年成为日本首位依托于政党的、平民出身的首相。

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嘉仁1912年至19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较短，昭和天皇裕仁随后即位，直至1989年死去，方结束其统治。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经历一个世纪的战事和斗争，其间大正时期似乎是透着宁静的一扇小窗。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吉野作造提倡一种被称为民本主义（minponshugi）的民主，且他认为这同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矛盾。同时，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最好将天皇看作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一个“机构”，而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国家。而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则寄信心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样的秩序承认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成员资格。新渡户本人自1920年起就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还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的创始理事。

在此背景下，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心，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所谓的工薪阶层（sarariman）——到处可见的白领工人——由此诞生。这一时期还能见到新的白领女性阶层，她们或是“办公室女性”，或是在商店做服务员。大体上，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薪水极低，但她们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她们浮华而时髦，沉浸于商品和时尚的消费主义，常常被刻画成道德自由的女性，向顾客出售西式服装和吻。这便是现代女孩（moga）。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相依共生，并且日本人在大正时期热烈地接纳了许多美国消遣方式：棒球和爵士乐最为普遍。但日本自身的文化也在发酵发展，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大概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书写阴暗而优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思索一些问题——诸如在迅速变化的日本社会中个人和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前卫诗歌和艺术盛行。“一日元书籍”的出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小说、杂志、漫画租赁店的开张，都将文化素材带给更广泛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公众。

当然，中产阶级形象并非大正日本的全部。属于工人阶级的工厂劳动者曾是明治时期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几无改善。年轻妇女又一次直面巨大的压力，男性则在更偏于重工业的、同样严苛的环境中辛苦劳作。不过，在大正时期，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了他们的苦境和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工会和“互助会”，甚至部落民也开始通过结成水平社[3] （Suiheisha）来参加社会行动。整个1920年代，地方性论争和罢工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因为活动家们开始接纳自由的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

大正时期好似没有战事的避风港，这种景象至少部分是仰赖日本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经济繁荣。由于日本在一战时努力满足欧洲和国内需求，其工业产值增加到了原先的五倍，出口暴增（纺织品尤其突出）。在现代史上，日本首次成为了净债权国。

历史学家常常忽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应盟友大不列颠的要求，在1914年8月23日参战，而后迅速占有了德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山东和青岛。日本帝国海军进而在10月占领了一连串德国的岛屿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此外，日本利用了地区内不稳定的局势，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将矛头指向孱弱的中国——炮制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对华索取经济和领土特权。而在其他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日本还与美国联合作战，试图支持“白军”[4] ；它还向地中海派遣过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协助护送以马耳他为据点的英国船只。事实上，参与一战为日本赢得了凡尔赛宫的席位，四巨头（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商议了1919年的和平条约[5] ；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永久席位——这样的成绩二战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却未能实现。

日本国内对西方各国的认可报以热情。然而，日本代表团并未能在和会上尽获所求。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图6 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性，约1928年

由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向和会提议如下条项：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6]

事实上，在场的17个代表团——包括除美国外的所有非欧洲国家代表——投票支持上述条项，占据多数。原则上这意味着这一动议可获通过。然而，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推翻了决定，声称尽管动议获多数赞成，但鉴于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动议应取得全体一致赞同，方可得到通过。威尔逊其实是在谈英国的反对，对于英国而言，条项所要求的举措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完结，而威尔逊知道，相较于日本的支持，新兴的国际联盟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尤其在美国本身未能加入国际联盟之后）。

日本国内不满在凡尔赛宫的这一失败，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许多当时（及此后）的评论人士看来，这像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另一例证，与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感受到的奸诈相呼应。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归结起来，似乎变得现代还不够——现代日本永远不会被看作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伙伴，只要它仍然有日本味。这是日本无能为力之事，且日本实际上也越来越认定，保持其独特认同事关紧要。日本浪漫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力求在这个现代国家重新发现、重新确立甚或单纯保护日本的独特性，凡尔赛宫的事件更为之火上浇油。

仅仅在两年之后，英国任日英同盟失效，转而提议签署增美国、法国、意大利为缔约国的五国海军协议。这一1921年签订的协议被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其后约十年间，还有许多类似的条约得到签署。条约要求将缔约国之间的海军力量维持在一定比例（以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来衡量）。就日本而言，关键比例是英、美、日三国吨位比被设为5∶5∶3，这意味着日本总得弱于英美，而正是英美反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项。不过，对于日本国内那些认为英美世界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而言，或许1924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7] 才最终令人忍无可忍，因为该法案独独禁止东亚族群移民美国。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无情的国际环境的认知，适逢战争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经济随之崩溃，同时又遇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地震造成15万人死亡或失踪，东京约有50万所住宅被夷为平地。在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处在经济萧条之中；随着私人银行倒闭，财阀（zaibatsu）的集团企业（例如三菱、三井和住友）开始接掌经济，同时培育他们与政党和军队日益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财富聚集到更少的人手中，而更多的城市人口则挣扎以维生。因此，进入军国主义逐渐抬头的昭和时期，日本又具备了变化的条件：民主之窗行将关闭。

昭和初期和太平洋战争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之后，经济萧条席卷全球。1931年，日本令日元脱离金本位制，眼看着日元对美元贬值50%。失业率急剧上升，很快便超过了20%。城市中心曾经有过十分振奋人心的大正时期现代生活，现在现代化境遇的阴暗面却变得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开始书写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现代生活的焦虑。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在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后被列为非法，但在各大学内仍有酝酿。城市时尚的象征——“现代女孩”女招待和商店服务员——在大众想象中逐渐被视作娼妓的婉称。现代性开始被当作威胁日本之魂乃至日本幸福的传染病，而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恩惠。日本人民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挣扎，现在他们将失意归罪于政党，指责政党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秘密的政治运动开始蠢动。

1930年代初期，政治暴力活动之频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评论人士将其称为“遇刺政府”时期。1930年，在伦敦海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未能确保同英国和美国签订更为平等的海军条约；同年晚些时候，他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一名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枪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次年，政府当局发现并阻止了两起互无关联的政变密谋。1932年，下任首相犬养毅没有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后被一群属于秘密组织的海军将士暗杀。1930年代初期的这一系列事件事实上终结了议会统治，标志着军队对政治事务的控制趋强。尽管人口中的大多数对上述趋向感到恐惧，但军队尤其可以寄望于在乡村获得重要支持。庞大帝国和重回明治荣光的前景是如此迷人，令人不再注意当时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军队自身也开始分成派系、更难驾驭。尤其是关东军，这支在1906年为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建立的军队开始煽风点火、要求行动。时任关东军战地指挥官的石原莞尔中佐存有“千年幻想”，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最终战”中，世界各国将因为现代性带来的道德败坏而受到惩罚。他的解决方案是提议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将中国东北当作社会实验室，试验新的、更好的组织形式；他企图制造一个新的、以无私为原则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动机主要具有佛教意味，而非共产主义。为达上述目的，本来负责监护铁路的关东军未经东京授权，就精心策划了针对这条铁路的袭击。他们炸毁了沈阳城附近的一段铁路，进而诬称这是当地中国军队的袭击，以此为借口发动攻击，正式侵占中国东北。在东京，这一既成事实令接任首相的犬养毅感到震惊，对于吞并中国东北为殖民地，犬养拒绝接受。在犬养遇刺后，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所谓的“十五年战争”[8] 的开端。当时日本正处于萧条之中，大多数日本人对关东军胜利和帝国扩张的消息感到喜悦。

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以国际联盟（日本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名义采取措施予以谴责，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在1933年2月发布《李顿报告书》，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然而这力度太小，且为时已晚。在日本，国联的谴责只被认作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支配着国联理事会的英国——的奸诈。日本于是直接脱离国联，声称它将“在亚洲走自己的路”，暗指国联是一个地区性而非世界性的组织。结果，许多日本人确信，西方国家对日本、在更宽泛意义上是对亚洲抱有根本性的种族歧视。日本开始逐渐自外于国际社会，因此越来越依赖自身的军事力量。

“在亚洲走自己的路”很快便在日本露出了真面目。不出五年，军队就占用了近75%的国家预算，许多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内预算的决策由军队的各个派系讨论得出，这些派系的领导人有权直接接触天皇，按照被明治宪法奉为神圣的原则，天皇拥有发布至高命令的独立性。受北一辉激进著作的影响、抱着对仍存一息的政党政治的不满，一群属于所谓皇道派（kôdô-ha）的军人认为日本已经失落了明治维新时纯正的帝国精神，遂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1936年2月26日，这些军人夺取了对东京中心城区的控制权，杀死了财政大臣和前首相斋藤实，又错把时任首相冈田启介的妹夫当作冈田杀死。这批军人随后吁请天皇裕仁宣布“昭和维新”，称这将赋予天皇对帝国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并为日本带来新时代的帝国荣光。

天皇显然对这一破坏宪法秩序的非常之举感到震惊，政变最终被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tôsei-ha）军队镇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和将军的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这次政变并未打破军队的控制，反而起到了巩固统制派势力的作用。

西园寺公望是当时仅存的元老，他试图限制军队，因而推荐近卫文麿公爵为下任首相。然而，出身显赫如近卫，也未能限制军队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军队在北京南部的卢沟桥同中国士兵交火，当时近卫接任首相刚过数个星期。关于是哪一方先开火的，并无明晰结论，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军队制造了这起冲突，以炮制扩大战事的借口。无论事实如何，日本帝国军队野心勃勃、意欲在中国更进一步，却是毋庸置疑的。

最终，近卫本人也鼓吹日本扩张主义。他并未尝试阻止日军在华所为，却授权扩大战事，于是军队马上发动了全面进攻。至12月中旬，日军已将战事从北京南部扩大至上海和南京。日本帝国军队在南京的行为不可理喻、令人毛骨悚然。日军集聚数万平民和已经投降的士兵，而后将他们集体杀害；强奸、杀害的各年龄段妇女可能达两万人。总的伤亡数字至今仍存争议，各方主张的死亡人数从数万至30万不等。可怕的暴力持续近两个月。日本帝国军队为何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行为？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为何准许暴行持续近两个月？对于这两个疑问，至今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小撮当代日本的右翼修正主义者争辩说，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他们声称大屠杀是获胜的盟军在战争结束后捏造的，是进一步惩罚、欺骗日本人的手段。这种观点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小林善纪的《战争论》（1998年）[9] ，这是一部引起争议的漫画。日本的一些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言及南京大屠杀时，不称其为“南京大屠杀”，而是用“南京事件”这样的中性词来表述，此种对暴行的否认在中国引发了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还牵涉到对于“慰安妇”（日本帝国军队的性奴隶）的遮遮掩掩、表述不足，至今仍引起极大的愤怒。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家永三郎曾提起诉讼，控诉文部省试图审查忠实揭露日本战争暴行的表述。家永的斗争在全世界广为人知：诺姆·乔姆斯基两次向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家永（1999年，2002年）。

战事一开始被推至南方，后来在1938年下半年逐渐陷入了僵局。日本在1936年和1937年先后同纳粹德国和意大利联合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受此协定的驱使，日军决定转而把战事向北推至西伯利亚。然而，1939年夏天，诺门坎的宏大坦克战（给日本和苏联双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日军放弃了所有向北前进的计划；1941年，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已在1939年秋天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北面局势安稳，中国战事胶着，帝国军队开始考虑其他方案。1940年，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实际上针对美国。日本于是得以南进印度支那，因为法国维希政权[10] 被课以同德国的盟友合作的义务。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努力贯彻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对日本亮出底线，实行了石油禁运，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军，不予重开。与此同时，在将所有政党并入“大政翼赞会”（Taisei yokusa-nkai）[11] 这一单一组织，并将所有工会并入产报（Sanpô）（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后，近卫被东条英机取代，东条成了日本第一个兼任陆军上将和陆军大臣的首相。

东条视美国的禁运为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绞索，决心采取激烈的行动挣脱。东条并未选择再一次屈服于美英国家的压力，而是决定向东南亚发动新的进攻，目标是英国和荷兰的殖民领土；还要对驻留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倾全力对美国发动了攻击，摧毁两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近200架战机，美军另有至少10艘其他战舰受损。偷袭致近4000名美国人伤亡。相比之下，日本仅损失不到30架的战机和65名兵员。

图7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照片中可看到美国军舰“俄克拉荷马号”已经倾覆，旁边是“马里兰号”，“西弗吉尼亚号”正在燃烧

如同日本在1904年偷袭旅顺口时一样，这次针对珍珠港的袭击也在宣战之前发生。事实上，在袭击刚刚发生后，位于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公布了遭延迟的宣战通告，因为大使馆的职员花了太长时间对宣战信息进行译码和翻译。尽管如此，“偷袭”这一事实（以及之后进行的刻意宣传）在动员美国公众舆论抗击日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使美国人下定决心参加之后的太平洋战争。东条和东京的策划者们原本想对珍珠港造成毁灭性打击，以为美国公众会因此失去同日本作战的勇气、很快降服。当时日本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精神”植根于一片充斥摇滚舞曲、高楼和道德真空的蛮荒之地：是现代性疯了。这可能是东条的最大误判。

虽然如此，偷袭珍珠港一战仍可算是对美作战中的巨大成功。英国人占据的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很快便陷落了。菲律宾群岛和荷属东印度[12] 也落入日本帝国军队之手。至1942年，日本人的帝国北起库页岛，横扫伪满洲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和韩国，再经由东南亚群岛贯通至日本。东京建立了“大东亚省”，管理帝国，称帝国为所谓的“共荣圈”（kyôeiken）——这便是日本计划的“在亚洲走自己的路”的实质。

反帝国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

1943年11月，被侵略国家（或日本所称“成员国”）的“领导人”获邀请至东京，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东亚会议”。在会上，“代表”们被邀讨论，为实现全体成员的互利，“共荣圈”怎样组织最好。自明治时期起就在日本公众舆论中膨胀的大亚细亚主义，化身成了日本帝国的花言巧语。而实际上，东京感到越来越难维系它扩张不止的帝国，并且（为时已晚地）意识到需要培养殖民地的亲善。它还（同样是为时已晚地）意识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中也有人受够了西方帝国主义，他们可能自愿参加一场真正试图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的运动：将亚洲还给亚洲人民。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帝国假装成任何意义上的反帝国主义，都显得极其荒谬、令人反感。

在日本国内，人们热烈讨论“共荣圈”这样的华丽词藻。近卫在1933年建立了一个叫做昭和研究会（shôwa kenkyûkai）的“智囊团”，负责替东亚新秩序编制计划。研究会成员包括京都学派[13] 哲学家三木清，他在1939年发表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描绘了穿越现代性、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日本和东亚，并为这幅远景建立了指标。文部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实现“国体明征”，于是在1937年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国体之本义》[14] 。1941至1942年间，包括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其他四名主要成员，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座谈会，主题涉及“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最终指向“总体战的哲学”。1942年7月，举行了著名的“超克现代性”座谈会，其他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讨论。甚至连现代日本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也撰写了题为“世界新秩序之原理”的短文（显然是供东条本人阅读的），参与争论。

争论中提出了严肃的重大问题：日本如何才能超克与西方化等义的现代性中存有的文化霸权，如何以某种方式穿越这种“拿来”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真正的现代性？日本如何才能（如何应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最后，日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地区秩序，既含括亚洲其他国家，又不推行帝国主义？与会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至今仍处于争议之中。战后时期，在一个越来越美国化的世界中，日本想要保留其认同，这种状况下，关于如何?是否超克现代性的讨论重又浮现出来。

事实上，组织“大东亚会议”之时，日本已在输掉战争。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败，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航空母舰，大势发生逆转。至1944年7月，美军夺取了塞班岛，盟军轰炸机终于能够轰炸到日本，日本基本上就输掉了战争。东条当月辞职，1945年2月，近卫公爵向天皇请愿要求投降，以减轻他的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总体战”的条件已致使许多日本人处于极度贫穷乃至饥馑之中；空袭和火焰弹令主要城市几乎无法居住。是裕仁本人拒绝了这个请求，还是那些仍然相信有可能通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胜利的高级军官替裕仁作出了决定？就此尚无明晰结论。总之，日本人继续作战，并且越来越狂暴和绝望：被称为神风（kamikaze）的海军自杀式攻击队（官方名称是“神风特别攻击队”）撞击盟军舰船；在可怕的冲绳之战中，数千日本平民以树枝、岩石乃至赤手空拳同美国军队战斗，在走投无路后撤入山间，而后自杀以免被俘。[15] 冲绳最终陷落时，已有25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包括15万平民。

正是在这种狂热主义的背景下，历史学家们试图评判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必要性。事实上，日本军民的狂热献身促使美国政府委任了一位人类学家，让其尝试解释日本人如此忠诚的原因，以及因此可能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取得对日最终胜利。这项委托的成果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那部著名的专题论文《菊与刀》（1946年出版了单行本），该书标志着现代日本研究的肇始，体现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美国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

1945年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公告》以日本的“迅速完全毁灭”相威胁后，同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攻入日本的北方领土，美国又在8月9日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陷入绝境。然而即便在那时，日军参谋长和陆军大臣仍然拒绝投降，除非盟军能保证天皇安然无恙。美国仅回复说，他们将把日本的未来留给日本人民自己，而这并未能让日本的高层放心，因为高层总是对民众充满疑虑。最终在8月14日，裕仁天皇本人介入，以打破讨论[16] 上的僵局；他投降了，次日他向垮掉的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

由于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和痛苦，对两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尤其是第二颗原子弹的使用，至今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原子弹的使用是否必要，换言之，日本是否已经输掉了战争。当时的日本没有资源、没有盟友，海军已被摧毁，城市在面对空袭时很脆弱，美国、英国、苏联和兴起的中国聚力抗击它。原子弹的使用是否本可避免？对此存在各种解释，例如，原子弹的使用是一场科学实验的组成部分，美国想要看看它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会产生何种效果；另一种看法是说，原子弹轰炸主要是为威吓苏联，美国是着眼于战后解决方案和冷战。然而，当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被问及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较强的参战者在对手显现衰弱迹象时缓和攻势，很少是明智的。”

在其面向日本人民的著名广播讲话中，天皇裕仁提及，原子弹轰炸是他决定投降的原因之一。他强调日本民族（以及东亚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强大，但直率地表示，先进的现代科技改变了战争的平衡：日本终究被现代性超克了。裕仁的话是在警告，使用这种科技，可能会给文明本身带来终结的危险。他的讲话的含义引起了争论，但讲话的基调是暗示日本人不应该让物质科技的力量毁灭他们的精神或根除他们的“日本人特质”；如果任由现代科技统治一切，那么把我们塑造为人的精神又将何去何从？战后日本即使面临现代科技的饱和，也应当留存其精神财富。

图8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升腾至超过两万英尺的高空

【注释】

[1] 即日比谷烧毁事件，也称“日比谷公园骚动”。由国权派团体主持，受盘剥的劳动群众参加，旨在反对《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该条约中放弃日俄战争赔款及一些领土要求。

[2]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军事家，曾大破拿破仑舰队。

[3] 1922年成立，是日本部落民为废除身份歧视、争取平等而建立的日本全国性组织，全称“全国水平社”。

[4] 十月革命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队。

[5] 即《凡尔赛和约》。

[6] 这一时期有不少日本人移民美国，常受种族歧视，是为提议产生的背景因素之一。

[7] 也称《约翰逊——里德法》。该法案按地区、人种推行移民人数限额，除西北欧族群配额遭一定程度削减外，南欧和东欧移民受到歧视、配额遭大幅削减，而亚洲人更是被完全禁止移民。

[8] 这是日本学者的称法，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大约经历了15年的战争。我国一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而称1937年至1945年为抗日战争时期。

[9] 此漫画颠倒黑白，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存在、企图篡改历史。

[10] 法国沦亡后，纳粹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

[11] 近卫内阁建立的法西斯组织，宣布解散一切政党，口号是“承诏必谨”、“完成翼赞大政的臣道”。

[12] 今印度尼西亚。

[13] 1920至1930年代在京都大学形成，以西田几多郎等唯心主义哲学家为核心。

[14] 一本通俗教科书，是1935年所谓“国体明征运动”（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宣布统治权的主体在天皇）的延续，为总体战体制服务，全面吹捧天皇制度。

[15] 日本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著作《冲绳笔记》中记述，在二战冲绳战役中，是日军指挥官强迫居民集体自杀。家永三郎在其《太平洋战争》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

[16] 此处的“讨论”（council）应是指《波茨坦公告》发布后日本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由于与会者意见发生对立，其间首相两次请求天皇裁决。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新的开始：美国占领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初次对日本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呼吁人们“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1] 。不可战胜的神圣日本帝国已被打败，尽管付出了牺牲和劳苦、忍受了苦难，日本最终还是失败了。以令人惊讶的高音，使用许多日本人并不能懂的古老日语，天皇为“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的事实而道歉。他向日本人，也向日本在东亚的盟友（依旧执著于“共荣圈”的华丽词藻）表达他的遗憾。裕仁接着呼吁日本忍受那些必将到来的变化，以保日本“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仿佛即将发生的改革只是确保“国体之精华”存续的手段——裕仁话音上的这一有趣转折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引来史家和论者众议纷纷。明治时期的维新者们曾呼吁“和魂洋才”（日本精神和西方科技），这是一种既欲实现日本现代化，又欲保留日本精华的策略；裕仁似乎是在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提议将上述策略同样运用至战后时期。

对于战败的消息，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方面自然是存在不理解和绝望：本土人民经历了那么多，又被灌输了那么多帝国军队的荣光，可永恒的帝国如何竟会败给颓废且道德失范的西方？对一些人而言，绝望不知不觉化为了耻感，大约有350名军官因自感护土不力而自杀。另一方面，又存在某种害怕和恐惧，因为人们被告知，美国人是怪物，会劫掠土地、强奸妇女。那些位高权重之人恐惧尤甚，各种记录和可致人罪的文书被付之一炬，火光照亮了8月15日的夜晚。但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敌对状态的终结和美军抵达的景象带来了某种安慰乃至希望：这场战争是可怕的磨难，也许变革的时候到了。

占领的现实设法满足了每个人的期望。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羞耻，事实上，日本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开设“慰安所”（也就是妓院）来服务美国兵。美国占领者很快便开始乐享这一慷慨的供给，尽管1946年1月他们最终禁止了这类国家赞助的“慰安所”，因为此类机构侵犯妇女人权（卖淫则仍然合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饥馑和苦难，因为日本人业已耗完食物和补给，本土经济颓然崩溃，仿佛张力刚刚被释放一样。营养充足的美国人成了残酷的参照，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区域弥漫着沮丧所致的阴郁氛围。然而与此同时，占领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机会——得享机会的除了皮条客和娼妓，还有翻译人员和各行业的商人。最后，很快便可看出，驻日盟军总司令、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于日本的重建确有宏伟规划，每个人都能获得新机会。

尽管对日占领理论上应是多边事务、应受远东委员会（成员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菲律宾和荷兰）的监管，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独角戏。苏联曾要求参与盟军对日管制委员会，但委员会在1946年2月才召开第一次会议，而那时麦克阿瑟已经在日本作出了实质性的改革。美国政府非常强硬，要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将新日本控制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

尽管麦克阿瑟享有操控方面的巨大自由，他还是选择了扮演间接角色的策略，以令他的影响力最大化。尤其当他意识到政府机关的象征价值时，他马上决定，天皇应得到保护和保留。事实上，他的思虑与日本历史上那些老生常谈如出一辙，担心废黜天皇可能导致日本民众变得难以管理。此外，纯因实际和语言上的原因，麦克阿瑟不得不依靠日本口译和笔译译员来完成工作。因此，这位盟军总司令雇用了一批双语政治技术人员，负责他的盟军总司令部和同样获得保留的日本政府之间的沟通工作。结果，日本当局感受到了自身的存续和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这有助于麦克阿瑟促成他的改革，但也导致一部分战时和战前的日本官僚机构得以苟存。

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他认为战时日本饱受过度中央集权、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之苦，因此在制订计划时，遵循两个相互联系的“日本问题解决办法”，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最简单的办法最先实施：麦克阿瑟立即解散日本国内外的所有军队，这意味着有700万人被遣返回日本。他撤废“特别高等警察”（所谓的“思想警察”）——这些警察曾在战时监视政治犯和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而后启动了属于他自己的对政治威胁的整肃（从政府、官僚机构和商界赶走了20万人）。虽然麦克阿瑟不把天皇其人视为问题，但为了打消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总司令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了国家神道教，并强制天皇公开否认其神格。

图9 裕仁和麦克阿瑟，1945年

非军事化运动的大幕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的形式拉开，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开设。东京审判本欲在地位上等同于在德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却存在巨大争议，常有人说审判只体现“胜者的正义”；的确，东京审判中处死的战犯远较纽伦堡为多，一些高级军官获死刑，更多地是因为“阴谋策动战争”这一前所未见的罪行，而非战争罪行本身。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就是东条英机，他因战争罪行和阴谋策动战争获罪，并被处以绞刑。然而，这些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麦克阿瑟将天皇列在受审范围之外。在战后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例如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看来，对于麦克阿瑟的第二大雄心即日本的民主化而言，未令天皇直面责任是有害的，因为这开了危险的先例，破坏了政治主体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正是民主意识的根本。

麦克阿瑟认识到，军国主义和垄断经济之间显然存在关联，因此，作为民主化的第一步，他推出了打破经济垄断的措施。他实行了一系列农地改革，强制地主售卖所有土地资产，仅准许他们保留一块地。这使劳动者获得自己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不过，经济民主化的样板要数瓦解财阀集团企业的计划，麦克阿瑟认为财阀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

总司令相信，这些财阀企业精心导演了日本殖民地的战争经济。然而最终，瓦解财阀的工作并未彻底完成。许多家族把持的企业被解散，银行取而代之，但原有的企业网络很快又围绕银行建立起来。其结果是产生了同财阀有相似之处的企业，这种企业后被称为系列（keiretsu）[2] 。日本商业中最著名的名字——三菱、三井、富士、住友、日产——都存续到了战后。

在推进民主的社会和政治措施方面，总司令立即公告称，将会保护日本公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在日本历史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首次得到承认。

图10 控诉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

公告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为了促进思想自由，总司令引入了教育改革（尤其是撤掉了“伦理”课，在战时，课上讲授的是《国体之本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九年），驱逐了政治倾向有问题的教授。此外，虽然总司令自己也实行审查制度，但他宣称（日本人的）审查制度为非法，同时还宣告大赦政治犯，这事实上意味着释放亲共人士。

在政治领域，总司令鼓励新政党的发展，尽管这实际上促成了战时政党的改头换面。连续性再次藏身改革之中。立宪政友会化身自由党（今日自由民主党的前身），而立宪民政党则变身为进步党。经过一系列密谋（其中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1946年，吉田茂作为自由党总裁，成为战后第一任首相。事实上，亲美的吉田在此后的八年间断断续续地当着首相。

不过，民主化运动的最大成就要数1946年11月颁布（1947年5月生效）的全新宪法。麦克阿瑟原本认为，日本人应该在宪法的起草上起主要作用，这很重要。1945年10月，总司令任命法学家松本烝治组建委员会，在当年12月之前（也就是在有苏联参加的远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前）重新起草宪法。所谓的松本委员会为新日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增加日本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然而，松本的报告书建议让天皇保留主权（固然也建议应劝说天皇不要经常运用权力），认为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大臣应向天皇提供参考意见。麦克阿瑟感到松本的报告书完全不可接受，便立即任命了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美国人科特尼·惠特尼来起草更合适的方案。日本政府以为后来呈给他们的文书就是定稿——部分是由于对文书性质的这一误解，惠特尼的草案最终几乎未经日本人修改，就在1947年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名义上由天皇作为明治宪法的修正案颁布，这部宪法将天皇转化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并把主权交到国民手中。它以美国《权利法案》的模式承认人权，并建立了遵循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两院制议会。宪法引发争议的第九条还禁止日本发展陆军、海军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力量”。60多年后的今天，1947年宪法一枝独秀，在世界上生效后未经修订的宪法中，它的寿命最长。

然而，接近1947年底时，占领军的政策发生了突兀的变化。欧洲落下铁幕[3] ，国际环境随之改变，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失势。在华盛顿看来，苏联在意识形态和领土方面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令麦克阿瑟对日本国内逐渐活跃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左派的成长心怀戒备。总司令自己曾在战后大赦中释放了许多起领导作用的共产主义者，并已在1945年宣布日本共产党为合法。在1946年举行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新成立的日本社会党收获92个议席（占总投票数的18%），至1947年，则飙升至143个议席（占28%）。这样，到了1947年底，总司令开始意识到，战后日本的危险因素已不再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倒是共产主义的崛起；他在目标上作出巨大逆转，以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1947年初，目标转变的早期征兆已经显现，这种转变后被称为“逆流”。当时有一个工会联盟（共有超过200万名工人）想要运用他们的新权利组织一场总罢工。罢工原定于2月1日进行，但总司令在最后一刻介入，于1月31日晚禁止了这场罢工。在许多评论人士看来，这一步严重挫伤了日本初生的劳工运动，此后工会成员人数锐减（一度有超过50%的工人加入工会，到了1960年代，仅有不超过25%的工人加入）。工会成员人数至今仍处低位，大多数组织如今只是小规模的“企业工会”。

很快，麦克阿瑟的计划就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了再军事化和经济稳定化。此时，美国希望在全球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日本能成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于是总司令主导了一场“整肃赤色分子”的运动，从政治和商业岗位上开除了13000人，口实是整肃对象“阻挠占领目标的实现”，而此前整肃政治右翼时也是以此为理由。逆流整肃有时一如字面所示，导致了原有战时职位任命的复辟。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放弃了对抗财阀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耗时远超预期，并且严重损害经济。最后，总司令在1950年推动日本政府建立自己的准军事性国家警察预备队，这支队伍最终将为更具实质性的军事力量奠定基础——1952年，队伍变身国家保安队，而后自卫队在1954年成立，日本陆海空军至今仍沿用其名称。对于这些军事力量是否违背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军事力量的存续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至今仍存有激烈争议。

占领军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的整体健康。1945年至1949年之间，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严重损害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华盛顿因此担忧，日本人民会由此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资本主义阵营首先应当以繁荣来抵挡共产主义——“渐增的富裕”将会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美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召来底特律银行家、汽车高管约瑟夫·道奇，令其重整经济，试图让日本恢复生机。所谓的“道奇路线”基本上是一种紧缩政策，该路线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废止国家补助和国债，裁减超过10万名公职人员），放松对外汇的监管，并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极好的比率（360∶1）以促进出口。在这一汇率下，日元币值被日益低估，固定汇率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

虽然道奇路线成功控制了通胀，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将彻底弄垮日本。而后，吉田首相在1950年收获“天赐良机”——朝鲜战争。20亿美元的军需采购成了“天降的甘霖”（在其后的三年中占据日本出口额的60%），出口增至原先的三倍，产量提升超过70%，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2%的速率增长。

是朝鲜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而非道奇路线——为日本在其后20年间显著的（甚至是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在战争初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10亿美元。至1950年代中期，该数字已增长250%。至1970年代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3000亿，从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图11 前首相吉田茂

事实上，日本突如其来而又意义深远的经济增长，加上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和其军事力量的发端，意味着占领已近尾声，而这远比人们预料的快。1951年9月，48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同日本签订了正式和约[4] ；1952年4月，持续仅七年的占领宣告结束。为加速这一进程，美国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关键盟友分别签订了防卫协议，并约定这些日本的亚洲近邻日后仍可与日本另行协商赔偿协议。在美国政府看来，重要的是尽早结束开销巨大的占领，并使日本在亚洲正处白热状态的冷战中成为美国的关键盟友。为此，仅在数个小时之后，日本就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条约至今仍将美国同日本的防卫绑定在一起。

由于种种原因，《旧金山和约》引发了争议。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抱怨和约对日本不够严厉，认为至少应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们设定赔偿。在苏联和其欧洲伙伴看来，占领结束后仍在日本保留美国驻军的条款尤其令人不快，这些国家拒绝签署和约。最后，中国甚至未曾获邀与会。日本国内对于和约条款也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日本人为主权的恢复而感到喜悦和放松，但主权似乎并不完整，因为美国将会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实际持续至1972年）保持对冲绳岛的控制。此外，《日美安保条约》好似一柄双刃剑，它虽然向军事上较为脆弱的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同时也令日本卷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将日本拖入美国面临的其他矛盾冲突。在其后的数十年中，这一和约的复杂性将会如阴魂般缠住日本的外交政策。

经济繁荣

日本社会在战后初期经历了惊人的变革，恐怕唯有明治早期之变才能在规模上与之相提并论。事实上，认同问题是个现实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日本于19世纪进入现代世界时如此，面对建立在二战废墟之上的新世界秩序时也是如此。许多主题如出一辙：日本处在赤贫之中，曾经受西方列强摆布，而今则受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掌控；传统遭到破坏，被动接受一种允诺巨大财富和力量的新生活方式。这些并行之处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在一些人看来，战时政权终结了，和平、民主的宪法诞生了，这意味着与过去诀别、塑造新日本的契机。大多数人则在努力适应已经发生的、已经失去的和或将得到的，延续过去和变革现状的急务构成了复杂的网络。选择未来的权利似乎掌握在民众手中，这在日本属于史无前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现了经济奇迹，但这数十年却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动荡不安。

人民中的大多数迈出了很实际的一步——不考虑结果，投身工业、重建他们的国家。在1950年代早期，日本政府试图以第一次“产业合理化”浪潮来启动建设进程，瞄准钢、铁及煤矿开采这样的核心工业。获得近7500亿日元投入的金属行业急剧发展。一度遭到破坏的钢铁工业也受益于惊人的增长，至1959年，战后日本这一行业的盈利水平已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种增长既是得益于在朝美军的巨大需求，也是得益于不断从欧美涌入的新技术。由于日本不必为研发投资（现成的技术可以从外面买来），故而增长很快。

金属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其他产业，例如造船和（其后的）汽车工业。日本在造船方面已有经验（日本造船业规模在1935年位列世界第三），但它的资源在战争中被毁。同样，日本能够迅速构建新的造船能力，部分是因为迎合朝鲜战争带来的需求，部分是因为新技术的涌入。至1960年，日本已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船业。至1975年，全世界将近50%的新船都是日本制造。

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巨头都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中起家：日产、丰田和五十铃都为美军造车，美国提供设计，但制造是在日本。这不仅为汽车工业带来了惊人的增长，而且向日本制造商提供了免费的技术转让——1960年代高增长的关键正在于此。1960年代初期之前，日本国内并未真正形成对汽车的需求，因为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低位：1956年，日本仅仅为国内消费生产了10万辆汽车；至1963年，这一数字达到100万；到了1960年代后期，则是接近400万。至1967年，日本已成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国。

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日立、松下等厂商开始制造洗衣机、电视机和冰箱，1950年代后期，这些产品的产量至少各自增长了8倍。1956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至1960年，拥有率已超过50%。

说到区别，同样是快速增长，1960年代的增长要更快一些。池田勇人首相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于1960年开始运作，这一计划希望在10年间令日本的国民财富翻番。这一空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低估了日本经济的膨胀速度——197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年的三倍，这意味着12.1%的年均增长率。至1960年代末期，日本消除了之前一直间歇性拖累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那些喜欢谈论“经济奇迹”的人应该记得，在1950年至1970年间，所有工业经济体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日本的增长本身并不特殊，只是速率（年均超过10%）确实出挑。大多数评论人士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一些极其寻常的因素：道奇路线将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并且被人为限制在同一水平的汇率持续至1971年，因此日元被日益低估，这就刺激了出口；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受益于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5] 和关贸总协定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新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不必将大量预算花在军费上，因为它始终受《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作为发达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在自由贸易制度中，日本可以购入新技术，而不必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技术；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惊人扩展。也许日本的增长中最受热议的“独特”因素要数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发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gyôsei shidô），通商产业省和其他部门（尤其是财务省）在日本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同样是在1964年，东京还自豪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已经重回国际社会，而且还是富足的、值得尊敬的一员。1950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1960年代之前，在扩大后的教育体制中就学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精英的象征。靠社会地位或金钱手段进入一流公立大学（前“帝国”大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好的大学的入学名额分配几乎完全与日本全国人口分布相匹配，这在日本历史上（或许在世界历史上）可算史无前例，充分证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分布广泛、入学容易、教学质量均一。这一成就的副作用则是，需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围绕东京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尤为（且至今仍然）惨烈。备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甚至比他们那勤勉努力的“工薪阶层”父亲工作的时数更多，许多（经济上有条件的）学生则到特殊的义塾（补习班）上课，以尽可能地增加自己考入心仪学校的机会。

尽管考入大学一事具有精英性质（或许正因如此），进入合适的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前途而言仍然极其重要。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其同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少数，她们将有机会选择政府或大企业的顶级职位。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教育领域的巨大成绩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展露远为黑暗的一面。尽管女性在法律上已同男性平等，她们在社会中仍然从事有别于男性的工作。战时，女性曾为了菲薄的报酬在纺织工厂里劳作；战后，她们又成了电子产品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图12 新干线子弹头列车

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常从事助理工作，并且一旦结婚雇主就希望她们辞职，直到1966年高等裁判所作出“结婚辞职制”违宪的裁决。性别政治进程缓慢。少数族裔（尤其是战后居住在日本的54万韩国人）和社会少数群体（尤其是部落民）继续遭受社会歧视，这成了“跨战争”[6] 的现象。尽管法律保护这些群体，但社会的一些部分依旧“下有对策”。

经济成就的代价还包括严重的环境危害和污染。由于扩张的城市占据了海岸附近稀少的平地（日本有约80%的土地因多山而难以开发），森林被挤入了山间。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总量巨大、缺乏监管的化学废渣，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早在1950年代，人们就在控诉汞中毒和镉中毒，前者后来以发病地区命名，被称为水俣病，后者则因症状得名骨痛病（itai-itai-byô，日文意为“痛痛病”）。然而直到1970年代早期，原告经历的痛苦始得承认和赔偿，恰当的环境法规始得施行。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太阳族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

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才过去14年，一场被称为太阳族（taiyô-zoku）的青年运动已在日本兴起。运动的英雄是24岁的名人、花花公子石原慎太郎，他1955年创作的小说《太阳的季节》为同辈青年定下了基调。小说讲述了一对兄弟共有一名女友的故事，取得了极大成功——收获了颇有声望的芥川奖，同时还成了一种流行现象。仅仅一年之后，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其他小说和电影纷纷迅速跟进，都表现同一类主题：太阳族追求反成规的（有时不过是无意义的）暴力，在道德上玩世不恭，推崇单纯的残暴、愤世嫉俗和放纵。石原本人成了偶像，似乎活在他的小说和电影描绘的生活之中。与伦敦的“泰迪男孩运动”[7] 一样，太阳族形成了一种服饰风格：城市男性留着“慎太郎”发型，穿夏威夷式的运动衫、宽松的拜伦式衬衫、飞行服和山羊皮鞋；女性则留染成红色的披头士式发型，穿斗牛士裤。石原后来在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至今仍是争议人物。

太阳族运动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更宏观的潮流。在流行文化摆向右翼时，它以（文化和身体）暴力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张力的释放。19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其中较早出现的作品有1953年的《姬百合之塔》，描绘冲绳的年轻女孩为避免成为美军俘虏而自杀。小林正树导演的《厚墙壁的房间》也于同年[8] 问世，该片让人想到美军在战争中的品行正如日军一样恶劣，还暗指许多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受到的惩罚不公正。仅仅在一年之后，著名的怪兽大片《哥斯拉》上映，讲述原子弹爆炸如何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把巨大的怪兽带到世上。1950年代有数十部电影问世，这些影片描述战时日本士兵的表现，描述日本黑帮如何保有日本传统的“荣誉感”和“勇武”精神，描绘武士，描绘怪兽。

政界中人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一公众舆论的转向。后来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民族主义的逆流（gyaku kôsu），这个词是刻意讽刺麦克阿瑟那著名的“逆流”。事实上，岸作为二战甲级战犯，一直被关押到1948年，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5年同他接触，要他协助将日本政界的保守阵营统合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党，以确保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成功。其结果便是自由民主党于1955年11月成立，永久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版图，开始了所谓的“55年体制”；自民党在其后的38年间都连续执政。该党与前财阀及长久存在的官僚层保持密切接触，形成了所谓的“铁三角”，按独特的跨战争模式运作。1957年，岸信介成了首相，此时距离美军结束占领（和禁止岸担任公职的法律禁令到期）才五年。

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晰。他呼吁修订1947年宪法（认为是占领军将这部宪法强加在不情不愿的日本身上），以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宣布天皇为国家元首。岸提倡，即便没有可能修改宪法，也要对宪法条文进行灵活的解释——他建议恢复使用太阳旗、不再禁止战前国歌《君之代》，认为神道教和传统日本伦理应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还认为日本应当扮演更为独立的国际角色（同时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岸未能令上述所有举措在国会获得通过，他的许多政策（例如1958年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受到媒体、学生乃至自民党内的猛烈抨击。日本共产党抵制对修正案的讨论、试图在国会议院会场门前设路障，而自民党中的自由派（由前首相吉田茂及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领导，池田和佐藤在1960年至1972年间先后作为首相施政）则威胁退党。

然而，对于《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狂怒还只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大政治危机的前奏，这场危机被称为“1960年安保斗争”。《日美安保条约》适逢续订，岸企图修改条款，导致危机爆发。早在1958年，岸就开始试图让公众相信：日本需要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但是日本应该在条约的条款中寻求更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要在自身军事防卫上承担更多责任。然而，很大一部分公众不认同上述两项主张，认为这两项主张都违反和平宪法——一个反对联盟成立了国民会议（Ampo jôkai）（日本阻止修改宪法国民会议）。尽管如此，岸还是一意孤行，于1960年1月飞赴华盛顿以签署修订后的条约。同年2月，条约被提交众议院，但门外有众多不同团体发起的抗议集会，反对党则拖延和阻扰条约通过，这些因素令讨论无法进行。5月19日是议会会期的最后一天，反对党为了阻止对条约的讨论，绑架并关押了众议院议长，但岸召来警察放出了议长。他进而将反对派赶出会场，在仅有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批准了条约，时为19日午夜。

其后的一个月中，街头每天都有抗议活动。6月4日，550万人罢工以示反对条约。6月10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访问日本，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中九天后的访日作准备。发言人乘坐的车受到示威者的袭击，不得不转乘直升机脱险；据传岸召集黑帮成员去控制学生。6月15日，条约递到参议院，此时发生了一场总罢工，10万名示威者在议院外与警察和黑帮成员作斗争。6月17日，主要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文章警告说，不仅和平主义处在危急关头，民主本身也有倾覆之虞。社论呼应了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持有的见解，例如在清水几太郎[9] 看来，安保斗争意味着战后日本的民主之死。6月19日，条约在参议院自动获得通过，但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中，岸躲过了一次刺杀，但还是辞去了首相职位，更为平和、较少争议的池田勇人随后接任。

认同危机

池田以“收入倍增计划”和被夏尔·戴高乐称为“晶体管销售员”而闻名，他无疑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相之一。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以“忍耐与和解的政治”，将日本人民成功地团结到经济增长计划中去。在池田任内，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被边缘化，社会尽全力和平致富。

然而，人不能仅靠物质富裕过活，这一点在后来的1980年代逐渐凸显；经历了1950年代的戏剧性事件，经历了十年前的太阳族运动，日本的国家认同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此时，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情绪；天皇在1961年授予他文化勋章（Bunka Kunshô），1968年他还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此奖项的首位日本作家）。川端的作品通常很美，被看作一曲曲失落日本的挽歌。评论家一般认为《雪国》和《千只鹤》是他的杰作。它们包含传统审美，浪漫地重塑着日本——一种特有的传统美感在现代世界濒临消逝，或至少是受到了现代世界的玷污。事实上，川端似乎认为他自己是个引路人，传统日本文化可以经由他得到保存并传承给战后的几代人。此外，不分国界的读者都容易从川端的作品中获得愉悦，因为它以异国的、不具威胁的方式表现日本，这对西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1950和1960年代，他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讽刺的是，他在日本国内的声名部分是缘于他的国际声名。这与1950年代石原作品的境况形成了鲜明至极的对比。

作家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处在同一个时代，是川端的朋友；他的情况体现了态势的转变——日本的认同转而依靠武勇和暴力。1950年代，三岛发表了一系列惊人且复杂的小说，例如《金阁寺》、《禁色》和《假面的告白》，这令他一举成名。

图12 小说家川端康成

他选择大胆的主题，比如同性恋及性与暴力的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三岛逐渐开始对他自己的身体和武道感兴趣；他开始健身、练习剑道和拳击，并像电影明星一样展示自己。许多三岛的传记作者在事后回顾时怀疑，这就是某种受虐狂式自恋紊乱的肇始。

如川端一样，三岛同样认为他的生活和作品应以某种方式表现日本。然而，尽管这两位重要的小说家皆有细致的审美感觉，他们眼中的日本却大相径庭。对于三岛而言，安保斗争着实是个转折点。过去的十年问题重重、充斥暴力、险些损毁日本民主，这一现实致使许多读者转而阅读川端。三岛并不表现过去十年的终结，他更关注的是，岸将日本视作武勇之地，而日本社会在这种景象面前退缩了。安保斗争发生后，三岛紧接着发表了短篇小说《忧国》，表现了他眼中的爱国行为。随后的作品《剑》和《太阳与铁》则着力探讨暴力美学，他还宣称其生活的目标是抵达真正的日本武士精神——文武两道（bunburyôdô）（文武兼修）。几乎与此同时，小说《忧国》被改编成了电影，由三岛本人担任制片和主演。

他希望进入自卫队受训，遂向友人佐藤荣作首相请求获得特别准许；由于三岛声名显赫，佐藤便同意了。与此同时，主流文学界开始同三岛的见解保持距离。在一些访谈中，三岛称天皇在战后被迫否认其神格是一场悲剧，还主张战时国体代表真正的日本——美国人阉割了日本、毁灭了日本的精神。他声称，日本人在战后产生了价值观方面的困惑，这正是恢复传统日本理想——武士道——的大好时机。最终，他在1967年成立了楯之会（Tatenokai）这一秘密的准军事团体。佐藤首相甚至向三岛提供了一些资金，以支持团体的运作，而时任防卫厅长官、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则在1970年授权楯之会自由使用自卫队的所有设施。

与此同时，反越战示威在日本各个城市此起彼伏，有些汇流成和平集会，也有些形成激进的学生运动。1969年春，许多大学的校园被封锁，因为学生抗议越战、安保条约修改和学费。东京大学校园内的抗议活动[10] 伴随着暴力，很多教授被扣为人质、在讲堂里受到学生的质询，其中包括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学潮令三岛兴奋，他探访了东京的那些学生，但对学生们的动机感到失望。

1970年11月25日，三岛和一批楯之会成员渗入东京某军事基地，将益田兼利将军扣作人质；三岛自己则站到阳台上，向着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他告诉自卫队，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已经毁了真正的日本，天皇受到了美国人的羞辱，而他们——军队掌握着日本的未来。作为政治家软弱无知的例子，三岛说前一年应当派遣自卫队（而不是防暴警察）去镇压东京大学的示威学生。

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说未能引起军队的任何反应，因为军队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然后他回到将军的办公室，并以传统的方式切腹自杀，显然是因为他不能在受到西方现代性严重损害的日本生活下去。

必须指出，三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的行为和观点在日本所获的支持并不多。

事实上，人们的总体反应似乎是不理解。据说三岛的朋友和赞助人、首相佐藤荣作表示，他认为三岛精神错乱了。三岛至今仍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不过，存在于川端（他也在数年后自杀）和三岛之间的文化空间，揭示了整个1960至1970年代日本认同危机的维度。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创生过程中，两人都呼吁回归传统日本价值，但他们未能就价值的内容达成一致。

泛着泡沫步入后现代

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一系列反应。1973年和1978年的石油危机引起滞胀、衰退和失业，各国因此步履维艰，日本经济却在整个1980年代保持着年均5%的增长率——它综合各种手段，包括增加其所谓“二元经济”的弹性、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重工业比重）、能源多样化、创造性的离岸外包生产，借此扛过了1970年代。1980年代末，东京证券市场的市值占全世界市值的40%；日本地价高得离谱（有一个时期，东京比整个加拿大还贵）。一种极端将日本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全球化怪兽，认为它企图锻造一个巨大的战后帝国，只是把“共荣圈”的子弹换成了日元：“排日风潮”成了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另一种极端则把日本当成一个神秘的、令人振奋的经济发展模范；一系列民粹主义书籍问世，宣称会揭示日本工作伦理、儒家组织结构、武士道精神同商业成功之间的隐秘联系。“工薪阶层武士”的形象被生造出来，引得全世界众声喧哗。

与此同时，尽管日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据称已成均一的中产阶级，拥有共通的生活目标、享有利用日本这一富裕国家的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日本社会在进入1980和1990年代之后，仍然对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不甚确定。“日本人论”研究急速增长，日本人阅读了数百部试图从伦理、心理、社会学和宗教的角度阐释日本人民独特性的专著。新的一代人被称作“新人类”（shin jinrui）。他们为日本的富裕而感到自信和自豪，却对上一代人经历的艰辛一无所知，满足于财富。银行随随便便就放贷，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名大阪妇女仅为小型连锁餐馆经营就从日本兴业银行获贷20亿美元，后来因为听从灵媒的财务意见，她的钱在股市里泡了汤。最终证实，她在餐馆的所有权契据上造了假。商界和政界的腐败似在增多，1985年是洛克希德事件[11] ，1988年又是利库路特案[12] ，在这些闹剧上演之后，人民不再信任他们的政治家。丑闻引起的反响后来致使自民党政权在1993年短暂失势，这在该党1955年建党之后尚属首次。

日本公民中的“新人类”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人生静静地、无私地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这一代人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抱怨没有时间享受日本的富裕成果。过劳死（karôshi）成了常用词，为了防止因工作而过度劳累的人崩溃或自杀，甚至还设立了紧急热线。与此同时，上一代人抱怨“新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意识和纪律，正是社会意识和纪律塑造了上一代人的战后认同。

新人类不再接受“终身雇佣制”的安排、不再向一个公司奉献，其中的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他们从一批雇主那里寻求可自主支配时间的工作，便于旅游、便于让工作适应其他生活需求。强调休闲、强调不依存于工作的认同形成方式，这体现在各种“小众”或亚文化的创生上——办公室女性和大学女生接纳了新形式的“现代女孩”概念，界定了一种以泛滥的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亚文化，通过名牌手袋、欧洲鞋款和风尚发型来建立其认同。1990年代，这一潮流开始搭上援助交际（enjo kôsai）（有偿约会），即年轻女孩（一般还在上学的年龄）与年长的男性约会，男性向这些女孩报以最新的消费品。然而大体上，“现代女孩”是一种休闲时间的认同——在工作场所或学校，同一个“现代女孩”会身着制服、表现完美。一些作家——例如吉本芭娜娜，她的名字在日语和英语中都是刻意搞笑——在其作品中捕捉到了这种亚文化及其道德实验。

“现代女孩”之外还有其他亚文化，例如代表性的“御宅族”（otaku）：通常是指着迷于某项主题——常常是电子游戏、动画、漫画这类“不合群”的活动——的年轻人。“御宅族”会收集大量某个主题的作品，还可能花上整个周末“cosplay”（真人扮演）他们喜爱的角色。

这些新消费主义亚文化的发展触发的反应被一些人称作“御宅族恐慌”。尽管有证据表明，“现代女孩”和“御宅族”仍然胜任工作、仍然比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社会（除了韩国）的人工作更长时间，评论人士还是认为，这些“小众”显示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空洞化”。老一辈害怕他们的国家出现道德和文化的崩溃。一股保守的潮流要求保存更传统的日本，强调人们应该走出蔓延的城市中心，走访仍未因战后繁荣发生过多改变的农村地区，由此“发现日本”。这种围绕乡村的怀旧情绪和浪漫色彩与日本国内旅游业的切实增长相伴相生。

然而，在一些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例如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之父）看来，这种社会运动显示日本社会正在穿出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的状况，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再是社会物质欲望的奴隶，而是享有为自己定义生活意义的自由。后现代日本关乎个体，丝毫无关日本。

世界知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重要的两部曲——《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为1980年代画上了句号。这些后现代畅销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是个性始终被体制本身的均质化需求摧毁。例如，书名中的“羊”是一种不祥的存在，它像是超自然的寄生虫，栖息在人们的思想之中，逐渐剔除宿主的个性，代之以它自己的意志；宿主享受着这种寄生关系带来的权力感和安逸感，尤其是对他?她的行为不再有任何责任感。书中的羊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是对村上及其他人在日本感知到的总体国家文化的批评。所有被寄宿的人物在某时某刻都必须作出抉择——是向羊投降、交出他们仅存的个性，还是与羊作斗争、将其逐出。那些选择了后者的人成了悲剧人物，他们或发疯或自杀，而羊只是转移到了下一个宿主身上。有一种解说认为，1980和1990年代的“小众”似乎是在与羊作斗争。另一种看法则是，羊不是指保守的日本文化，而是商业主义本身，这样，“小众”就如其他人一样被羊支配。人们无处可逃。

图14 东京新宿的霓虹灯光

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昭和天皇死去，在此之后，绝望情绪成了1990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的特征。过于自信的经济不自然地膨胀，股市因无法承受而崩盘，日本的文化自信也受到了挫伤。尽管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它仍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中保有贸易顺差，社会对于羊和政治家（在1980年代的腐败案中就已遭到质疑）的信任却已被打破。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面临空前的国际压力，须在世界事务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日本在应对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犹疑不决（且仅作出了财政上的回应），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日本还是没能确立清晰连贯的战后认同。

1990年代中期，一连串危机触发了围绕日本认同和角色的更深层次反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这一问题在海湾战争期间浮出水面，那么1995年三个美国军人绑架并强奸了一名12岁的冲绳少女，则使上述问题成了切肤之痛。如今日本已凭自身努力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关于缘何仍应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保留军事基地的争论由来已久，冲绳的事件重启了争论。事件发生当年，一批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企图使日本人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野心和行径自豪，以此修正社会对20世纪日本历史的认知。在一些人，例如在颇有市场的作家和批评家加藤典洋看来，日本对待其过去及其认同的方式近乎病态：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社会病了，如同受虐狂和精神分裂者，因此需要坦诚地讨论什么才是日本真正的认同。

不过，同年的另两场危机震动日本更甚。1995年1月袭击神户的阪神大地震规模巨大，致6000人死亡，令30万座住宅成为废墟。3月20日，邪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发动臭名昭著的沙林毒气袭击，致12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面前，日本人民惊呆了，而政府效率低下的反应进一步损毁了公众对于当局的信心。村上春树在他的两部篇幅较短的书中试图对这些事件的疯狂作出解释。他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有一组短篇，讨论了导致地震发生的可能原因：地震是不是“末日”的自然灾难，来惩罚日本在1980年代的享乐风潮？它是不是因道德败坏而致——因一位受丈夫欺骗的已婚女性心中的妒忌而致？又或地震的发生是因为城市地下一条巨虫的醒转，这条虫在过去数十年中都为贪婪和憎恨哺育？

在《地下》（他的第一部纪实作品）中，就如何解释奥姆真理教现象、如何据以理解社会中其余人的悲痛，村上提出了问题。他认为，当代日本存在一种哲学上的、精神上的巨大鸿沟，那些对此存疑的人没有认真思索过1995年3月20日的真正意义：

现实就是，在日本社会的主体系之下，并不存在分体系，不存在安全网，无法捕捉到那些钻空子的人。这一现实并未因为此意外事件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中有一道根本的鸿沟，一种黑洞，无论我们如何彻底地消灭奥姆真理教这一邪教团体，将来肯定还会形成类似的组织，带来相似的灾难。

奥姆真理教想要控制东京（接着控制世界），以根除西方物欲价值观——现代性——导致的精神败坏。新世界要由精神上有天赋的人（而不是物质上富裕的人）来领导，这些人会像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中的角色一样排座次。其中最有能量的一个宣称是他令阪神大地震发生。最让日本社会震惊的一点是，奥姆真理教的成员并不仅仅是那些不合群的“御宅族”或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其中有许多有才能的科学家和商界领袖。为什么如此卓越有才的人会加入这样的团体？

在村上春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日本未能向它的人民提供明晰的认同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在21世纪之交，奥姆真理教就像是国中之国：这个“支国”俘获了幻想破灭者的想象——它是另一个现时（社会曾担心“御宅族”会生活其间的那种现时），被指望消除真实现时中的苦痛。

1997年6月，村上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一名14岁的少年杀害了一名11岁的少年，将受害者斩首后，把尸体丢弃在他们的学校门前。凶手实施了两起谋杀，还作了许多其他尝试；他的日记显示，这是一场同当局的“游戏”，是一场向学校体制的“复仇”，因为学校令他成为“透明的存在”。他甚至造了一个神——巴莫伊多渥基（Bamoidooki），将他的生命越来越多地奉献给它。

当然，这些“小众”在日本属于亚文化运动，并非主流。然而，关注他们、关心他们如何看待日本在认同方面不断演进的危机，看待危机同现代之间问题重重的关系，则是更广泛社会的特征之一。在现代日本，“现代”意味着什么？当日本步入21世纪，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依然是一项挑战。

【注释】

[1] 诏书译文据《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第551——552页。

[2] 大型集团公司，集团各公司间形成紧密的联系、相互持股，并优先与集团内的公司开展业务，导致资金、技术等高度集中。

[3]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1946年发表“铁幕”演说，一般认为冷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4] 即《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在1951年9月18日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这一对日条约。

[5] 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73年瓦解。

[6] 一译“贯战史”。一些学者质疑以二战结束、美军占领为日本战后历史起点的观念，认为战时各种政策对战后日本仍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跨战争”的历史断代，指称1920年代至1950年代这一跨越战争的时代。参见《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195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亚文化团体，在服装上表现为前卫的搭配，风格叛逆。“泰迪男孩”一词今日可指不良少年。

[8] 疑应为1956年。

[9] 清水几太郎（1907——1988），日本现代思想家、社会学家。

[10] 即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是1968至1969年东京大学和日本大学学潮的一部分。

[11] 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巨额贿赂事件。一般认为发生在1976年。

[12] 日本利库路特公司时任董事长江副浩正将未上市股票向多名政界要人转让的贿赂事件。

第五章 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

正常的日本该是什么样？

对于冷战中的认同问题，日本多少有所内省，因为日本努力承受“超克现代性”的企图和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带来的后果。然而，1990年代的日本不再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而是起而投身于新的后冷战国际体系。虽然简单地把1990年代早期比作1850年代中期有些夸大，但从“日本在上述两个时期都在视野上实现了实实在在的转变”这样的观点中，还是能获取一些启示：在这两个时期，日本原本主要关注国内议题，后来转而关心自身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认同和角色。事实上，这两个时期的日本，是在美国及新兴国际社会的双重要求下，被驱赶着“走出去”——1854年是佩里的“黑船”和帝国贸易制度在起作用，1991年则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派遣自卫队加入联合国授权的驻科威特部队。而日本对于这些外压（gaiatsu）的反应都是矛盾的、不确定的、迟缓的，因为决策者和公众在争论日本应该如何以及是否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新的责任。1991年，日本在巨大的压力下推诿躲闪，最后没有出兵，而是甩出了130亿美元。

自1947年起，日本的外交政策显得顺服和低调，著名的宪法“和平条款”（第九条）为日本对安全事务的态度定下了基调；也就是说，日本未曾参加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且名义上被禁止这样做。《日美安保条约》有效地隔绝了日本，使日本对它在国际体系内“高级政治”[1] 领域的角色不必有过多想法。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这种可怖的经历后来导致了所谓的“核过敏症”；日本的“和平宪法”、美国的监管，再加上这种“核过敏症”，在战后时期汇流成一种“反军国主义”乃至和平主义的主流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日本试图将自身表述为象征“民间的”或“商贾的”力量，自觉且慎重地回避军事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强国地位。在整个冷战期间，这对日本的邻国都是好消息，这些邻国出于不难理解的理由，对再度武装的日本抱有警戒之心。然而，在1970和1980年代，针对日本的“和平主义”认同，原本小范围的批评渐趋普遍，因为日本经济的泡沫膨胀到了惊人的程度：和平主义和核过敏症开始变得像是托词，企图将日本转化成它主导的侵略历史的受害者，以此拖延必要之举，即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行径向邻国道歉。

换言之，1990年代早期令日本的国际认同问题分外凸显：对于国际问题，日本是否真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避免军事解决的和平主义国家？还是这种表象仅仅是美军占领及之后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副效应？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小泽一郎[2] 强势地提出了日本国内的一项重要议题，即日本表面上的反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否导致它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不正常国家。在名作《新日本蓝图》（1994年）中，小泽呼吁日本应最终摆脱“战后心理”、不要再关注太平洋战争的后果，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所说的“正常国家”，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书中一个广为人知且激起争论的例子是，小泽声称日本作为慷慨缴纳联合国会费、数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具体而言，他要求日本修订宪法，以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或其他的国际安全机制。事实上，小泽是日本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的主要谋划人之一，尽管当时已赶不上海湾战争，该法到底为自卫队（有限制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开了绿灯。日本在该法之下的第一项任务是1992年开赴柬埔寨。

日本欲在国际上成为“正常国家”——自1990年代早期起，这一问题已经遍布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且至今未获解决。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可以就“日本的双生缺欠”来有效地表述这一难题：首先，日本缺乏“正常”的能力（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配以使用军队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意愿）；其次，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指在“学会面对过去”和向邻国道歉这两方面，日本显然不合格）。

事实上，日本的能力缺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它的自卫队是世界范围内科技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之一。尽管日本维持严格的“无核”军备政策，但它早就具备建造此类武器所需的技术实力，并且拥有航天计划和必要的运载技术。日本确实没有能力建立一支针对海外的侵略力量，但它的防御能力却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它还拥有一系列“已露端倪”的技术，能够助力日本对亚洲大陆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简而言之，尽管它的自卫队（就人员数量和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而言）规模不大，“非军事”的日本却是亚洲地区最具威力的国家之一。

图15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斗机正在注油

换言之，日本“能力缺欠”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和文化，而不在于物质条件。小泉纯一郎在其首相任期内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2001年），使得日本能够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部署自卫队支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自此以后法律上限制日本军事行动的屏障已被严重削弱。事实上，日本对“和平宪法”的变通阐释与宪法第九条之间存在的差距，已经引得许多人要求修订宪法本身，以使宪法同现实相一致。这种意见常常导致悲观的指责，认为日本表面上的“和平主义”更多地是着眼于公共关系而非实质性的，认为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正固守着它自己构造的二战受害者形象。

我们于是面临日本的“合法性缺欠”问题，自1990年代至今，这就一直是个核心的、不安定的、普遍的议题。从许多方面看，它可以归结为一种指责，即日本和日本人是在以某种方式否认他们自己的历史，或者说由于冷战期间来自美国的特殊扶持，他们未能“学会面对过去”。于是，冷战的终结就提供了契机，使议题暴露出来并有望得到解决；事实上，该议题将日本当代国际角色的合法性同它检省太平洋战争责任的能力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由于该议题对认同和现代性这两个主题来说极为核心，并且在当代日本依然“悬而未决”，我们当在此作些讨论。

合法性缺欠和战争责任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评论人士和实践者作出了宽泛的推测，认为德国（及德国人）似乎已经能够面对他们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且已表示了忏悔），而日本（及日本人）却还没能做到。

然而有趣的是，在整个199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被沃尔·索因卡[3] 称为全球性的“千年之交赎罪热”——日本是发起道歉、上演赎罪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990年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日本时，即位不久的天皇明仁（及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向卢泰愚作出了引发争议的表述；1995年适逢日本战败50周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了内容详尽的谈话；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以书面形式（为日本在殖民统治韩国期间的暴行）向韩国总统金大中道歉。

尽管有上述重要且具有实质性的进展——既在（1995年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后）忏悔与和解的国际话语又在日本的行动方面——但仍然留有一种印象，即日本还没有表现出（甚或经历过）充分的忏悔。那么，在如此之多的证据有悖于这种印象的状况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印象的持续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有一种最简单的政治答案，即仅仅以文字游戏来暗示问题根本不在日本，而在于日本的邻国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忏悔、拒绝向前看。犬儒论调能找到的一个简单依据就是，中国或韩国只要拒绝承认“日本终于走出了漫长的战后时期”，就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继续受益。在今日某些日本舆论中，必定能见到这种对于中韩两国动机的阐释。

另一种更为“日本中心”的答案则围绕“忏悔的实际意味”展开。犬儒论调可能会提出一种常见的异议，即日本虽然道过很多次歉，但它从未真心感到抱歉。也就是说，日本的道歉完全是政治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毫无忏悔可言；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诚的。对这种基于假设的（然而又是普遍的、为人熟知的）犬儒论调来说，日本人道歉并非是试图获得原谅——他们并不为历史上的错误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凭权宜之计强入未来。

这种关乎心理的批评暗含把民族国家拟人化的意思，我们搁置（至少是现下先搁置）这个略有些麻烦的问题；还有一种单纯的还击，称“日本的道歉当然是政治行为，因为日本是个国家（而不是人），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政治性”，对此我们也不作讨论。将日本的忏悔视作一种“角色扮演游戏”的观点，确实为我们观察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启示。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期至后期，有一种活跃的公众讨论也从这些问题重重的心理学角度来阐述此问题。

否认之为国家病理和1990年代“失落的十年”

在很多方面，全球性的“千年之交赎罪热”是一场讲述事实、表达真诚、昭示历史，旨在祛除历史邪恶的热潮。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一段被压抑的过去似乎会给“集体无意识”留下“无法抚平的伤痕”，掩盖了为助益“身体政治”而必须清理的受感染创口。此观点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以现代的单一自我观念为基础，固执地否认被看作是病态的（人格分裂）或政治萎缩的（文化失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关于自我的观念（或者说，尤其是关于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在全球语境之下——是极为可疑的。

然而，早在1970年代，日本的心理学家岸田秀就创立了理论，把现代日本的状况归纳为精神分裂。1990年代，岸田的观点为加藤典洋接受；加藤饱受争议，同时又很有市场，他同样将日本战后的“病症”“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有力地论证说，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时，日本存在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令日本的“人格”确确实实地分裂成了内外两个自我。在他看来，战后日本被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需要实现民主，一方面发现民主是由原先的敌人强加的。在其名作《日本的无思想》（1999年）中，他认为上述困境导致“公共日本”将美国的欲望和指令（尤其是和平主义和民主）纳为己用，但“私下日本”仍然保持着有分歧的且常常是矛盾的国家主义自我认识，其中带有帝国时期的一些残存因素。

加藤暗示，尽管这种“分裂的”解决方案或许合理且有效（也就是说，它令日本在冷战期间获得美国的保护、得以繁荣），但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后日本已经罹患精神疾病。在他标志性的文章《败战后论》（1997年）中，加藤发起了所谓的“历史主体论争”，这是日本在1990年代最严肃、最重要的思想论争。加藤在文章中说，在冷战期间，日本依赖美国的宠爱，当时日本的精神分裂症或许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则早该诊断并治疗这一在过去的50年间折磨日本的病症。加藤认为，日本的精神分裂状况阻碍战后日本充分发展出可借以面对自身战时经历的连贯的、现代的历史主体性，公共日本（由于追随美国，因而被迫跟风谴责自身的历史）和私下日本（存在于反动的、国家主义的阴影中，见不得光）都未能真诚地或全面地与日本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包括战争期间日本犯下的暴行对话。

这样，历史主体论争的任务就是设法构建一个现代的、可靠的、单一的、非病理性的国家主体，这一主体将能为其自身的历史罪过承担责任。丸山真男和战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所谓主体性（shutaisei）的争论，加藤的见解显然是争论的延伸。丸山在那场争论中的意见十分有力、很有影响；他说，由于缺乏发展到合适程度的现代主体意识（尤其是缺乏可供主体参与的、活跃的公共空间），战时的日本人未能理解自身在反抗帝国主义国家方面的责任。在丸山看来，这导致了一种“无须负责体系”，使得日本在对其行为毫无控制感、责任感的状况下“滑入战争”。他认为，既已到了1946年，战后日本最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妥当地、负责任地连接起公共和私下。否则，日本的民主就会永远停留在肤浅的、制度化的虚饰上。

加藤在1990年代引起的争议表明，在许多非常重要（并且相当根本的）层面上，日本人的战后忏悔确实靠不住：日本在公开场合的忏悔不过是它移用的、“亲美的”、政治正确人格的一个侧面。1990年代并非“千年之交赎罪热”中表达真诚忏悔的高潮，而是代表了一场真正的（甚至是冷漠的）伪善危机。

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加藤的历史主体论争几乎与一批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出现同时发生，其中包括藤冈信胜（炮制了1997年出版的《教科书没有讲述的历史》）及漫画家小林善纪。表面上，加藤和这些右翼似乎是指向了同一个议题——呼吁要有新的、“日本自己的历史意识”。然而，加藤是呼吁真正（即使是有争议地）直面日本最黑暗及最可耻的时刻（尽管是通过公开地重新评价日本自身在那一时期的受难及那一时期的创伤感），藤冈和小林那时却（现在仍然是）更关注把二战篡改成某种日本人应当引以为豪的经历。日本的邻国及日本国内的大部分人对于这种动向自然很敏感。

此处关系到一项经常性的、邻接的指责，即由于一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作出的那种疑似国家主义的公开行为本身，日本的忏悔不可能真诚。这里我们所说的公开行为是指时任首相小渊惠三在1999年给予了太阳旗和《君之代》（国歌）官方认可；[4]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臭名昭著，他还企图修改被认为是“不日本的”《教育基本法》（1947年）以在学校中开设“爱国心”课程；[5] 前首相安倍晋三助推历史修正主义教科书，还呼吁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允许日本重整军备（或称使之合法化）。

有一个关键问题主导着对上述情形的反应，即它们是构成了公开的国家行为，还是一名日本公民的个人行为。于是，意味深长的是，自19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开始，日本的政治人物总是坚称（比如）他们是作为日本公民私下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以他们公开的、具有政治能量的身份。事实上，我们或可发现，这种逐渐模糊的内?外人格区分（例如，身为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作为公民个人公开地参拜靖国神社），是卷入精神分裂理论本身的真实过程的一部分。换言之，参拜靖国神社、呼吁公开讨论“爱国心”的意义及其在国民教育中的位置，诸如此类的行为事实上或可认为是一种治疗：或许这些参拜行为是刻意的尝试，目的是面对问题、化解在冷战期间无法解决的所谓“人格分裂”？加藤（及在他之前的丸山）认为战后日本存在关键的缺失，即不具备公共空间来容纳真诚的、负责任的话语，是否能够认为，参拜等行为是在试图构建这种公共空间？

是否可以说，这些举动并非是对帝国往昔的浪漫化或军国主义的呼吁，而只是为构建“日本自己的历史意识”斡旋，并且将个人纳入公共空间——促使日本人作为政治和历史的主体参与到他们的战后国家中去的一种机制？

此类或许会引发争议的论点的一个特别吸引人之处是，它赋予一组根本性的深奥概念以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能够发现，战后忏悔、民主、现代性和主体性诸问题在当代日本以多种方式相互渗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病理这一观念依赖一种设想，即既在个人又在国家层面统一的、现代的自我的“正常”（和健康）。在此阶段，将日本看作一个“后现代”国家是否更为有益，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日本”能否接受治疗？

关于上述争论的用语，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即它们用一种属于治疗范式的语言把国家行为归为病态。国家被当作一个生了病的个人：日本被它的历史?记忆造成的创伤撕裂了，退缩成了怀有否认心态的国家——行事自相矛盾，既知晓又不知晓它过去的恐怖。当然，这种悖论（不知晓所知晓的事）正是否认的核心性质，因为人无法否认他不知晓（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并且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的事。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国家是否足够与人相似，能保证上述论点说得通？国家是否也和个人一样，有心理活动？受压抑的记忆会使人生病，一个国家的过去是否同样会使它的人民生病？大多数评论人士似乎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心理学概念转用到政治层面。个人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与国家的苦难及政治创伤在结构上完全不同。

换言之，此类话语似乎是一种诡计。国家并非人民，把国家当作人民来谈论则（有意无意地）代表了政治版图的迁移。事实上，这种治疗模式的思维本质上是自我指涉的。它把注意力从过去侵略的对象（受害者）那里移开，变加害者为病人。换言之，这种思维不关注病理产生之时（对日本而言，即太平洋战争之时）强加给他人的苦难，而是关注病人因不能面对那个事件或那段时期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作为对精神创伤的反应，这是一种否认的病理。

从这种思维的角度来看，“学会面对过去”甚或为过去而忏悔的意义和重要性就转化了：它们不再意味着从遭罪的人那里寻求宽恕，不再意味着在遭罪的人面前表示谦恭并赋予他们权力（宽恕加害者的权力）——事实上，与他们完全无关——而是要治愈并改变加害者自身。

换言之，在讨论日本战后忏悔的虚伪性时，这种流行的、颇有市场的精神分裂理论事实上颠倒了历史和伦理问题，把日本转化成了二战的主要受害者，使直面那场战争的后续努力变成了治愈并重建日本自身。日本国内和国外的评论人士很快便指出，这一状况有事实佐证：日本始终不愿正式承认（且不愿赔偿）“慰安妇”——她们大多是韩国和中国的妇女，当时被强征作帝国军队的“性奴隶”。

图16 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后，首尔的示威者将小泉“斩首”

此类治疗叙事特别看重现代主义关于统一自我的假设，成了进行之中的关于日本与现代性及其超克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的一部分。事实上，加藤典洋最具争议性的主张之一，是说日本在哀悼亚洲的2000万死者（或者为此承担合适责任）之前，需要先哀悼日本国内的300万阵亡者。他想说的是，日本社会应该在自身的自我及历史意识上达成共识，然后才能作为一个（精神上）健康的、整合的现代行为者去进行有意义的道歉。

合法性缺欠的后果

自冷战结束以来，合法性缺欠问题的重要性骤然凸显。日本曾多次尝试在地区内发挥领袖作用，但都失败了，因为它始终被疑仍有不变的帝国野心。日本在地区安全组织例如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成立）中的位置模糊不清；桥本龙太郎首相曾欲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以抗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也失败了：这些或许都是例证。大体而言，东亚一直未能或者说不愿发展欧洲的那种地区组织。

尽管如此，日本在发展非军事安全机制方面多有创新，这一方面是为了在不与宪法第九条相抵触的前提下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在此类措施上着力来增进地区内对于日本意向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当代世界更广泛议题，即“人类安全”的真诚关注。尤其是，在日本经济取得增长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试图发展“综合安全保障”平台。这一称谓由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在1978年提出，并很快成为1981年佐藤——里根伙伴关系的口号：“为了自由世界，实施综合安全保障！”综合安全保障的概念将威胁的含义从单纯的军事威胁拓宽到包括其他方面，例如环境、贫困和饥荒。它还进而囊括“人类安全”的观念，被定义为“免于恐惧的自由”（平行于人权概念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机制来追求这些目标，例如慷慨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日本的亚洲邻邦。1989年之后，日本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规模居世界首位。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它受到国际社会部分成员的批评：冷战期间，日本向邻国提供附带条件的政府开发援助而不是战争赔偿，因而不时受到非难；它曾被指在援助分配上反复无常；还曾不时被指企图以援助之名行经济帝国主义之实。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日本在1992年通过了综合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详细解释了分配基准，把政府开发援助分配同综合安全保障及人类安全的概念、同民主和人权的推进联系到了一起。

尽管如此，东亚的一些批评人士仍然认为，日本在地区信任建设和综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所有努力只不过是些获取信任的骗局。他们只要看到日元，就想到新形态的日本帝国遮遮掩掩的化身正以经济援助、日产汽车、索尼家用电子游戏机的形式被兜售给世界。外务省对这些担忧很敏感，十分重视日本的形象问题。2007年，该省开展了“创新日本”活动，在活动中，日本被表述为艺术创新和流行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动画、漫画、电子游戏以及食物、时装和建筑被列为日本对世界文化的主要贡献。美国靠“美国梦”这块牌子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日本却与美国不同，依然要靠为自己塑造形象来争取他人的亲近。

【注释】

[1] 指战争、和平、军事、安全等领域。

[2] 民主党前党首。

[3] 尼日利亚当代著名作家，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4] 太阳旗和《君之代》与日本的侵略历史紧密相连，在二战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符号。

[5] 2006年12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加入了“爱国”内容。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未来存乎于内：一场精神革命

新千年之交是全世界许多国家，也是日本思索的契机。日本在20世纪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动剧烈的崛起过程，成为世界舞台上主要的现代国家。然而针对民意的调查和专业层面的思索却丝毫未显示乐观氛围。上一个百年见证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工业的发展、巨大但注定失败的区域性帝国、毁坏以及之后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但新千年面临的最大阴影却是1990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投下的。日本在1980年代到达信心的顶点，萌生了后工业的科技乌托邦设想，但事实上，日本根本未能成为这样的乌托邦，它似乎深受焦虑和不安全感折磨，全为它的认同及在世界上的位置。许多公众调查显示，幸福感和满足度处于低位，日本的自杀率在世界上也位于前列。

然而，尽管1990年代存有焦虑和不确定性，21世纪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舒适的社会之一。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日本现已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于第三，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约4.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 经过十年停滞，日本经济在2003年重又开始增长。

于是，在千年之交，回顾过去与关注未来同等重要。在小渊惠三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设立了“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自感需要找到办法来防止（或者说逃脱）日本显而易见的衰落。恳谈会吸纳了各行各业的人士，成员有宇航员，也有剧作家，但显眼的却是政府部门官僚的缺席。实际上，政府及其机构的公信力在1990年代就已折损大半：经济泡沫破裂、日本雇佣制度的“神圣宝藏”（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走向崩溃、磕磕绊绊又低效无能的国际角色，以及众多腐败丑闻和派系斗争的揭露，已经完全摧毁了政治精英永无过失的形象。许多人首先要求政府自身进行改革。

恳谈会最终在2000年1月提交了一份报告书，题为“日本的未来存乎于内：以自立和共治构筑新世纪”[2] 。报告书中提出的建议涵盖面广、意义深远，触发了一段时期内关于日本社会状况及其抱负的集中讨论——至今仍未画上句号。

恳谈会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即“追赶”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及其道德观变得僵化，因此当日本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超越了所谓“西方”的生活水平时，它就失去了目标。恳谈会认为，日本现在必须赋予自身一个自立的角色，不遵照西方（尤其不遵照美国）那一套，而是通过强化它与东亚之间的文化和社会纽带，并且支持地区内多边组织的发展。在公共话语中，这一“回归亚洲”的设想强而有力（同时具有争议性），许多评论人士将它同日本通过穿越而后超越“西化”外在特征来“超克现代性”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隐隐在说，日本应该通过自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去博取他人的亲近，而不是去依赖自身对西方人的模仿能力。日本应当主张它自己的现代性。既然存在“美国梦”，那么也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日本梦”。

然而，2000年的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在呼吁文化自信和渐增的爱国主义，它也在批评战后日本内省的趋势。所谓的“日本人论”文学试图把日本确立为独特的、排他的、均质的政体，对此，恳谈会认为，日本社会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它的理想应当是平等主义而非均质化：日本人民应当平等，但不应以牺牲独创、创新和个人才能为代价。该会严肃地批评了严格的教育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过度均一”，因此只得到仆役般的劳动力而非起到先驱作用的人才，结果有损经济和文化实力。这一观点获得公众和教育界的大力支持，但恳谈会的建议——将学校的义务教育缩减为每周三天（以便学生把余下的时间专用在创造性的个人活动上）——并未得到太多重视。

最后，恳谈会还批评了他们眼中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其背景是依然存在的对于各个少数族群（尤其是韩国移民，但也包括东南亚和南美的移民）、原住民（例如阿依努人、冲绳人）、社会少数群体（例如部落民）以及多种形式的针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除仍然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之外，恳谈会也很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日本具有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出生率迅速降低、人口寿命很长（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近82岁，居世界首位），再加上几近于零的净迁移率[3] ，导致日本社会面临老龄化的危险——人口中约有15%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事实上，日本的人口金字塔经历了反转：2005年，日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恰好相同；2007年，日本人口实际上遭遇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萎缩（降至约127435000人）。在21世纪的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可能会是对经济和社会繁荣的最大威胁。

恳谈会据此认为，日本需要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并且应该更“平等地”雇佣各个已经在日的少数群体。这将需要在法律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且后者或许更为重要。

当然，要令日本对移民更具吸引力，至少部分还得取决于社会对于重塑日本认同的努力能否成功。报告书认为，日本在21世纪的第一要务应是开启一场精神革命，暗示“失落的”1990年代是通向“战后第二时期”的必经之路。然而，恳谈会也认识到一些或可采取的、相当实际的措施：该会认为日语本身就是日本国际化的潜在障碍，应当把英语作为官方第二公用语，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令世界更易亲近日本。

日出之地

在公元第三个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为了从衰落中自救，日本作了多种尝试，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虽然并非全部依照2000年恳谈会建议的方式。

政治体系在2001年对其自身进行重构，精简部门、降低各部门的权限，权力更多地集中到首相个人手中。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至2006年间担任首相，是新体系的首个受益者。小泉试图利用首相一职新增的权力，去克制执政的自民党政治的特征——派系斗争；他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两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对逐渐复苏的日本经济——新的国家自信的肇始——实行监管，还命令自卫队支援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起的所谓反恐战争。日本的《反恐特别措施法》赋予自卫队在日本境外进行调遣的自由，尺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不安全感长期存在的时代，小泉迎合了公众对新的日本认同的需求，作为首相或许给人留下了极其“鹰派”、极其自信的印象。举例来说，他是战后首位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阵亡军人招魂）的日本首相，且在访客名册上记名作“小泉纯一郎，日本首相”。这激怒了日本的邻国，立即招致强烈的抗议，但小泉不愿道歉，坚称“爱国心”是所有国体皆有的、健康正常的一部分。

事实上，小泉经过深思熟虑，作了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即在安抚地区内的愤恨和培养国家自信之间走起了钢丝：他除了参拜靖国神社，还呼吁把防卫厅改制为机能全面的防卫省，推动自卫队同美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极力主张学校更多地教授“爱国心”；然而他同时也试图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造成的后果作出官方道歉，以巩固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

1990年代的讨论之后，小泉在许多方面强力将日本推向国际“正常国家”的方向。然而，如此强硬的立场既为小泉带来了支持者，又替他制造了国内及海外的众多敌人；他忽而是日本战后最有人气的首相，忽而又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位。小泉改革的成效尚未得到恰当的解读，但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继续推行了小泉计划中的某些方针。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倍监督防卫省的创制和2006年12月《教育基本法》的修订，修订后的《教育基本法》要求学校为“爱国心”安排更多课时，要求唱国歌、升国旗。他还呼吁修改宪法第九条。

然而，与小泉不同，安倍未能成为广受欢迎的首相，并在 2007年秋突然辞职。这显示了一个事实，即日本社会对上述国家认同议题——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军事介入问题——仍然抱有深深的矛盾感。举例而言，2008年10月，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要撤换时任防卫省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将军，因为后者撰有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应该认识到，许多亚洲国家对大东亚战争持积极看法……指责我国是侵略国家肯定是错误的。”防卫大臣浜田作了公开声明，称田母神将军未能把握政府立场，因而该被撤换。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见证了其他许多改革。在教育领域，不仅基础教育体系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回应老龄化社会和所谓的“创造性缺欠”问题，大学体系也历经了转变。公立大学的地位和拨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旨在增加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鼓励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此外，主要的私立大学，例如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公布了“面向21世纪”的新使命声明，宣布将在大学的智识责任和企业责任方面发展更为国际化的意识。

尽管如此，精英大学作为培养国家未来领袖的训练场，仍然保留着它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些大学就读原则上仍然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众所周知，由于申请人数众多，一流大学得在体育场举办入学考试。然而，原则与实践常常背离：能否成功通过要求越来越高的入学考试，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经济能力，即是否能在晚上、周末和“学校放假”期间把孩子送入专门的义塾（补习班）就读。于是，精英理想被社会现实打破——日本社会不似表面上那般均质：在小泉实行经济改革后，收入差距（在这个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家）显著增大——实际上，缓解上述问题已成为主要反对党，即民主党施政纲领的一部分。少数族裔、社会少数群体及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体系的比例严重不足。

教育体系的精英色彩不改，雇佣模式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高增长时期已成明日黄花，雇主渐渐失去了承诺“终身雇佣制”的意愿，这意味着雇员忠诚的根基不复存在。于是年轻一辈的雇员如今更可能在对工作不满的时候改换门庭，而不是停留在延迟满足的希冀之中。这样，就业市场就变得更具流动性了。

反过来，由于工作地点相对而言不再被强调为自我认同的首要关注，消费亚文化——尤其是在日本的年轻人之中——得到了一种新的注解。这些亚文化中最为著名、可见的（当然并非是独一的）部分或许是所谓的“御宅族”，特征是在社交方面内向（通常是男性）且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花在对流行文化特定制品——例如动画、漫画或电子游戏——的沉迷和追捧上。文化理论家东浩纪认为，“御宅族文化”将日本带进了后现代世界。然而，在其他人看来，人们对于日本城市社会的空洞化时有恐慌感，御宅族这一类型多样的群体即是恐慌的焦点；最近的恐慌感集中在2008年6月于秋叶原（东京的电子产品街区）发生的恶性伤害事件。[4] 这种社会张力在某些方面象征着代际间普遍存在的不安感和不信任感。

除了各种亚文化运动，21世纪的日本还是一系列所谓“新兴宗教”团体的发源地，其中许多在1990年代复苏。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实为臭名昭著，但并不典型）的是奥姆真理教，该教团1995年在东京地铁内犯下了沙林毒气袭击的罪行。大多数此类团体都属于融合宗教运动，把神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信仰的元素结合到了一起。事实上，当代日本社会与宗教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200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80%的日本人遵守神道教的宗教仪式和礼节，同时有近70%的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

这种消费亚文化与精神归依的结合似乎是21世纪日本四处蔓延的城市环境的特征。事实上，当代日本几乎完全是个城市社会，人口中只有5%在从事农业劳作，其余城市人口大多挤在列岛中可居住的土地上——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20%，其中3500万人集中在东京和横滨一带，东京都市圈遂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圈。

这种密集充填的城市环境带给日本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在其他工业社会也属常见。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养老方面——和公共工程面临极大压力。城市有巨大的能源需求。日本城市的交通基础建设已扩无可扩。戴着白手套的地铁站务员硬是把上班的人塞进已然满满当当的地铁车厢，这种草根印象并非虚构。5800万辆汽车在道路上通行，处处一般拥堵。于是，上下班费时且不舒适——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和学生在上班或上学的路上要花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城市中的地产价格通常极高，东京仍然是世界上地产最贵的城市之一（尽管目前有一些统计将这项不光彩的头衔颁给了莫斯科）。许多评论人士把高度的社会不满归结于此类城市生活的辛酸导致的异化。

这一高度发达的城市化状况有一种副效应，即重新发现并附魅日本的乡村，乡村成了一种普遍幻想——关于现代日本秘密的、濒临危险的灵魂——的焦点。事实上，日本政府甚至开展了运动，鼓励都市人更多地待在日本的乡村，不仅是为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是为使人们重新接触日本生活的一个侧面—— 人们担心，在不可阻挡的城市资本主义浪潮下，这个侧面正在消失。流行文化——包括宫崎骏的那些世界知名的动画作品——与对幻想的乡村日本的这种表征形成了共谋，这样的乡村日本以某种方式在现代性的力量下偷生，并且维持在原始的、虚构的过去之中。

就此而言，思考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英国广播公司对日本的表现方式（参见本书引言）是很有趣的事。旧与新、艺伎和子弹头列车、富士山和霓虹闪烁的街道——这些蒙太奇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幅相当准确的图景，展示出一些构成现代日本的交错元素。关键是要谨记，日本这个复杂多样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在与“西化”特征作斗争的“东方”社会，而是一个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不断调整自身认同和角色的现代社会。它的现代性是自有的。正如其他许多处在21世纪之初的社会一样，对于日本而言，一个紧迫的问题是，现代性之后会发生什么，日本在探讨此问题时的角色又将是什么。

【注释】

[1] 如“引言”中所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现居第三。

[2] 据恳谈会报告书日文标题译出。“共治”，在日文中写作“协治”，意思等同于“governance”。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的主要区别在于，“统治”是指政府自上而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而“共治”则强调组织和社会中的相关成员主动地参与决策、形成共识的过程。

[3] 净迁移率指标显示一个地区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对于总人口的影响，正值表示迁入大于迁出，总人口增加；负值相反。

[4] 凶手加藤智大在这起事件中持刀刺死七人，砍伤、刺伤十人。

索 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kôIncident（revenge of the 47rônin）元禄赤穗事件（四十七浪士的复仇）32–33

Ampoor Security Treaty Crisis 19601960年安保斗争106–107，110，111

anime 动画2，145

anti-Imperial empire，ideology of 反帝国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81–86

assassinations 暗杀75–77

Aum Shinrikyô，sarin gas attacks by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117，118，142

B

Bakufu（shogunate）幕府（将军政治）13–14，17–19，22–25，29，31，34–39，43

Bakumatsu and Meiji Restoration 幕末与明治维新34–42

‘blackships’ “黑船”13，15–16，121

Buddhism 佛教29–30，144

bushidô（Way of the Warrior）武士道56–57，111

C

car manufacturers 汽车厂商99–100

Charter-Oath（Five-Article Oath）《五条誓文》41–42，46

China 中国14，21，42，49，53，62–66，68，72–80

Chôshû长州25，37–39，44，52

Christianity 基督徒21，25，58–59

Cold War 冷战84–85，93–94，97，116–117，120–121，124，127，129

comfort women 慰安妇78–79，87，131

committee on goals for 21st century“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 136–139

communism 共产主义68，71，75，94–95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latform“综合安全保障”平台133

Confucianism 儒学28–29，31，46，48–49，64

constitutions 宪法

1947Constitution 1947年宪法 92–93，96–97，106

Meiji Constitution 明治宪法50–51，58，77，93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1，99–100，114，142–143

countryside，romanticization of the乡村的浪漫化115，143–144

culture 文化1–2，9–10，30–31，70，105，114–115，119，134，142–143

D

daimyo warlords 大名领主18，19，20，22–28，32，35–39，43，52

democracy 民主68–74，88–95，98，107，126

denial as national pathology 否认之为国家病理126–132

discrimination 歧视50，55，64，92，103，136，138，141

E

economy 经济1，27–28，71–75，94–103，108，112–116，126–130，135，139，142–14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和学习 31，46，48–50，55–56，92，101–103，111，137，140–142

emperor and imperialism 天皇与帝国主义23–24，40–59，69，88

anti-Imperial empire，ideology of反帝国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81–86

divinity 神格29，34，90

Imperial Revolution 天皇制下的革命40–59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34–74，77，84，129，130，139

shogun，relationship with 同将军的关系17，22–24，37–38

enjo kôsai（compensated dating）援助交际（有偿约会）114

Enlightenment 启蒙8–9，21，47–48

F

Fukuzawa，Yukichi 福泽谕吉47–48

G

genrô元老43，46，50–53，62，64，77–78

gijuku（cram）system 义塾（补习班）体系102–103，141

‘greying’ of society 社会老龄化138，141

Gulf War 海湾战争117，120，122

H

hara-kiri or seppuku 切腹32，110–111

Harris，Townsend 汤森·哈里斯16，17，35–36

Hideyoshi，Toyotomi 丰臣秀吉17–21，25

Hiroshima and Nagasaki，atomic bombing of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83–85

Hirohito，Emperor 天皇裕仁83，84–86

historical revisionists 历史修正主义者105，128–129

I

Ikeda，Hayato 池田勇人100，106，107–108

immigration 移民138–13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see emperor and imperialism 参见天皇与帝国主义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8，98–100，112

international role 国际角色120–124，138–139，141，144

isolationism（sakoku）孤立主义（锁国）5，13，21，35，46

Iwakura Embassy 岩仓使节团16，69–7146–47，53，62

J

Japaneseness 日本人论47–48，59–61，73，86see also national identity 也见国家认同

K

kabuki theatre 歌舞伎剧场30，32

Kanagawa，Treaty of 《神奈川条约》14

karôshi（death from overwork）过劳死 113

Katô，Norihiro 加藤典洋126，127–129

Kawabata，Yasunari 川端康成108–110，

111–112

Kido Kôin（Kido Takayoshi）木户孝允46，51–52

Kishi，Nobusuke 岸信介105–107，110

Kobe earthquake 阪神大地震117–118

Koizumi，Junichiro 小泉纯一郎123，129，132，139–141

Kômei，Emperor 孝明天皇36–37，39

Konoe，Fumimaro 近卫文 77–79，82，83

Korea 朝鲜/韩国2，20，42，53，62–63，66–68，95–96，99，124–125

Kyoto 京都17，22–23，27，34，40，82

L

land reform 农地改革90–91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72–74，76–77

legitimacy deficit 合法性缺欠124–126，129–134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自由民主党92，105–106，113，139

life employment 终身雇佣113–115，142

literature 文学57–58，61，113，115–116，138

‘lost decade’ “失落的十年”114–116，126–131，135

M

MacArthur，Douglas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87–95，105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34–40，43–74

army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国家军队的建立52–53

Charter-Oath（Five-Article Oath）《五条誓文》41–42，46

Constitution 宪法50–51，58，77，93

death of Emperor Meiji 明治天皇死去68–69

han，abolition of 废藩52，54–55

ideological and legalre form of Meiji state 明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法律改革46–51

Iwakura Embassy 岩仓使节团16，69–7146–47，53，62

Meiji Constitution 明治宪法50–51，58，77，93

Meiji Six（Meiroku society）明六社 47–48

modernization 现代化46，58–59，68–69

politics 政治61–74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 社会和政治改革51–56

symbolic reform 象征符号改革 42–45

Taishôdemocracy 大正民主69–74

middle-class，emergence of 中产阶级的兴起69–70，101，112–113

military 军队52–53，68–69，75–77

anti-militarism 反军国主义121–122

capability deficit 能力缺欠122–123

Constitution 19471947年宪法 93，107，121，123–124，133，140

navy 海军62，73–74

post-war prohibition 战后禁令 88–95，107，121，123–124，133，140

Self-Defence Forces 自卫队 122–123，133，139–140

shogunate（bakufu）将军政治（幕府）36–39

spending 支出64，69，77

United States bases 美军基地 98–99，119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75–78

minorities，discrimination against 对少数族群的歧视92，103，138，141

minponshugi（rule for the people）民本主义69

Mishima，Yukio 三岛由纪夫109–112

modan gaaru（modern girl）现代女孩 70，75，114

modernity and modern world 现代性和现代世界1–10，12–42，51，56–63，75，80–86，118–119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34–39，46，58–60，68–69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现代日本的起源12–39

Pax Tokugawa 德川治下的和平 17–34

traditional，interplay with 与传统的相互影响4–5，9–10，30–33

moga or modan gaaru（modern girl）现代女孩（moga）70，75，114

Murakami，Haruki 村上春树115–119

N

Nanjing Massacre 南京大屠杀78–79

national identity 国家认同24，26，43，57–58，61，108–112，138–140，144see also Japaneseness 也见日本人论

national pathology，denial as 否认之为国家病理126–132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国家主义和“爱国心”12，56–59，129，137，139–140

Nihonjinron literature 日本人论文学 57–58，59，113，137

Nitobe，Inazo 新渡户稻造57

Nobunaga，Oda 织田信长17–19，21，24

normal Japan，meaning of “正常”日本的含义120–124，140

O

Obuchi，Keizô小渊惠三125，129，136

office ladies 办公室女性69–70，75，103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政府开发援助133

Okinawa 冲绳21，42，83，97，117

otaku（geek）御宅族114，118，142

P

Pacific，war in the 太平洋战争5，74–81

Pax Tokugawa 德川治下的和平17–34

Pearl Harbor attack 偷袭珍珠港80–81

Perry，Matthew 马修·佩里12–17，20–22，26，28，34–35，38，54，62，120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政治组织和政党49–50，64，75，92，94，105–106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39，41–42，139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污染和环境危害103

population 人口27，143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112–117，142

Progressive Party 改进党49–50，64，92

R

raciale quality clausein Covenantin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盟约中的种族平等条款72–74

rebellions 叛乱39，44，53，63

rekishi shutai ronsô（historical subject debate）历史主体论争127–128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宗教和精神 6，21，23–25，29，34，58–59，90，138–139，142–143

reparations 赔偿97，131，133

‘reverse course’ “逆流”94–95，105

Russia 俄国53，66–68，72see also Soviet Union 也见苏联

S

Saigô，Takamori 西乡隆盛44，45，51–53，56–57，62

salarymen（sarariman）工薪阶层37，69–70，102，113

samurai 武士18，20，22，28–34，37–40，44，47–57，111，112

Satô，Eisaku 佐藤荣作106，110–111，133

Satsuma 萨摩22，36，37，38–39，44，52–53

security 安全97–98，100，106–107，121–122，133

Security Treaty Crisis 19601960年安保斗争106–107，110，111

Self-Defence Forces 自卫队122–123，133，139–140

seppuku 切腹32，111

shin jinrui（new species）新人类 113–114

Shinkansen bullet trains 新干线子弹头列车4，101–102

shi-nô-kô-shô system of stratification士农工商分层体系28–32

Shintôism 神道教6，29，90，144

shogunate（bakufu）将军政治（幕府）13–14，17–19，22–25，29，31，34–39，43

Shôwa and war in the Pacific 昭和时期和太平洋战争5，74–81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性28–32，51

Sôseki，Natsume 夏目漱石58

Soviet Union 苏联79，84–85see also Russia 也见俄国

subcultures 亚文化114–115，119，142–143

symbolism 象征符号化23，42–45，58，106

T

Taishôdemocracy 大正民主69–74

taiyô-zoku（tribe of the sun）太阳族 104–105

tax 税制53–54，56，64–65

terrorism 恐怖主义117–119，139，142

therapy，whether Japancanreceive日本是否能接受治疗130–132

‘three unifiers’ “统一日本的三人”17–18

Tôjô，Hideki 东条英机79–81，83，91

Tokugawa 德川15，17–34

Tokugawa，lemitsu 德川家光22，25

Tokugawa，leyasu 德川家康17–25，29

Tokugawa，Yoshinobu 德川庆喜36，38–39

Tokyo（Edo）东京（江户）18，22–25，27，34，36–38，40–41，54，101

Tokyo Trials（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Far East）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90

trade 贸易13，21，25，27，35–36

traditions and values 传统和价值4–5，9–10，30–33，56–57，110–113

treaties 条约14–15，35–36，41–42，46，59，62，66–68，98

Triple Intervention 三国干涉还辽66，68，73

U

ukiyo（floating world）浮世30–33

Unequal Treaty regime 不平等条约制度14–15，41，46，59，66

unification of Japan 日本的统一17–22，68–69

unionization 工会化68，70–71

United Kingdom 英国12，13，58，66–67，72–74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72，122

United States 美国8，12–14，35，70，79–80，83–84，120，127，133

American is mandanti-Americanism美国化和反美主义104–105

military bases 军事基地97–98，117

occupation 占领86–98，121–122，126–127

Security Treaty 安保条约97–98，100，106–107，121–122

treaties 条约14，35–36，46

universities 大学48–50，102–103，111，142

urbanization 城市化8，27，54，143–144

V

violence 暴力75，78–79，104–105，110–111

W

war 战争14，17，64–68see also World War II 也见第二次世界大战

China 中国42，53，64–65，77–79

Cold War 冷战84–85，93–94，97，116–117，120–121，124，127，129

Gulf War 海湾战争117，120，122

Korean War 朝鲜战争53，95–96，99

Russia 俄国53，67–68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72

warlords（daimyo）领主（大名）18，19，20，22–28，32，35–39，43，52

Way of the Warrior（bushidô）武士道 56–57，111

West 西方1–2，14，37–38，41–42，46–51，60–61，65–66，81–82，137，144

women 妇女50–51，55，64，70，75，78–79，87，92，103，114，131，136

work 工作37，64，69–71，92，94，103，112–113

World Cup 2002（football or soccer）2002年世界杯（足球或英式足球）2–7，144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5，74–88，120，124–134

Y

yakuza（mafia）日本黑帮105，107

Yamagata，Aritomo 山县有朋52–53，62，63，64，67

Yasukuni jinja shrine 靖国神社43–44，129，139

Yoshida，Shigeru 吉田茂92，95，96

young people 青年人104–107，114–115see also education 也见教育

Z

zaibatsu conglomerates 财阀的集团企业74，91–92，94–95，105–106

版权信息

Politic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Kenneth Minogue 1995

Politic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5.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作　　者　【英国】肯尼思·米诺格

译　　者　龚　人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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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书　号 ISBN 978-7-5447-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第二章 古希腊人：怎样做一个公民

第三章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义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 建立现代国家

第六章 怎样分析现代社会

第七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第八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第九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第十章 政治的实践（之三）：正义、自由、民主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第十三章 政治会在21世纪消亡吗

索引

前言

托马斯·曼[1]说：“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含义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在大学里的许多学究看来，这当然是对的——那些冬烘先生们相信，一个人不管是在读诗，还是在偷情，他必定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政治观点。以常识判断，这一看法之荒谬并不下于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性表露”的那种庸俗化弗洛伊德观点。叶芝[2]曾经这样回应托马斯·曼：

那姑娘在眼前亭亭玉立

什么古罗马、俄罗斯

还有西班牙政治

我哪有心思读下去？

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常识。在政治中一切都是真实的，政治中讨论的问题只有对或错的分别（或多或少如此）。人们真的流血，真的死亡。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我们可以于其中彼此交谈；而那些将人的经验化解为观念、眼界、知觉元素[3]、价值观、主流、文化等等的哲学家们，他们将摧毁这个平常世界。政治是一种活动，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框架；但政治并不等于生活。怀疑主义哲学家、道德相对论者、激愤的学院派社会批评家、宗教理想主义者、富于幻想的预言家，这些人在我们的文明谱系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但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却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近两个世纪以来尤其如此。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尽管有能力安排许多种生活方式，却必须与上述冒险活动保持距离。然而政治活动的确可视为人类生活，充满了英雄主义和尔虞我诈。要想了解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的。

本导论力图在极短小的篇幅里置政治于学科与历史的双重语境中。本书试图让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同时也要纠正一两个错误。然而笔者完全懂得：一种观点在一个人看来是谬论，却可能被另一个人当作至理名言。

肯尼思·米诺格

1994年9月

【注释】

[1]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由译者添加

[2]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

[3] 英文为sensa，是经验主义学派使用的哲学名称。这一学派认为，经感官获得的知觉元素构成了人的认识。

序言

张凤阳

对初涉政治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肯尼斯·米诺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欧洲知识界，这位业已退休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却一度是出镜率很高的公众人物。他做过《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还录制过名为“新启蒙”的电视节目。一位有着如此经历的学者，晚年撰写一本政治学的入门小册子，想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考虑到米诺格主要凭先期出版的《自由性灵》、《民族主义》、《异化的权力》等学术力作而赢得了自己的声望，我们就应该恭敬地看待手头这本似显平常的通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米诺格长期理论思考的凝练表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借着一本小书，他为什么能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通畅，那么令人三思。

在日常言谈中，人们往往把政治比作游戏。但在历史上，参与这种游戏却要冒很大的风险。涉身官场的每一个人，大略都能体验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说高层权力斗争的流血和死亡所营造的那种恐怖气氛了。现代政治的一个文明化表现，也许就在于使从政不再成为一种引来莫名杀身之祸的高危职业。今天，虽说政客之间和政党之间的角逐依旧暗含着阴谋伎俩，但是，宪政法治的制度框架，毕竟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正是靠着这些规则的约束，政客和政党的表演不仅看来益发轻松，而且，其行动逻辑也有了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缘此，那些掌握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等数理方法和先进计算机工具的当代学者，便试图像科学地研究自然一样科学地研究政治。他们挖资料，采数据，建构起一种又一种解释框架，不断提高着政治行为分析和政治过程研究的科学化水准，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参谋意见。但是，政治学研究只能沿着这样的路线朝前走吗？米诺格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这话几乎明示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

本书使用了若干通俗类比，其中颇具深意的，是把国家喻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一如航行需要灯塔，国家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学不能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保持中立。米诺格告诉我们，在思考良政善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历史方法也许比科学方法有用得多。于是，本书就试图通过历史的巡礼，给人们指示一条理解政治的路径：希腊民主如何诉诸公民参与；罗马共和怎样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治整合与个人的自主独立为什么成为政治现代性的双重面相；以及，为谋求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良性均衡，现代政治文明如何从传统中提取价值资源，又怎样超越古典主义，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了崇尚自由的宪政民主体制，等等。也许可以说，高屋建瓴和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理论造诣深厚的公共知识分子，米诺格熟悉文明史上的价值之争，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当代共识性政治话语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愿意启发读者去思考，而尽量避免代读者下结论。“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也许是本书最旗帜鲜明的立场表达。但悉心揣摩，我们又会在这一立场表达背后发现某种思想的审慎。其辩证意涵是：在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追求正义俨如来自神圣之域的绝对律令，天然正当且永远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若监察既定的政府组织或政策实践，看其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正义要求，则必须用怀疑的目光来打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趋向正义的每一点进步，都应给予首肯；但对那些打着道德旗号彻底改造世界的政治运动，却应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与专制主义不相容，可是，专制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专制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着理想外衣的意识形态，却带来了现代僭政的新隐忧。因此，应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但在这个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关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在这个意义上，米诺格说要防范政治的僭越，归根到底就是要防范公共权力的僭越。

在米诺格看来，我们或可制订出相对正义、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规则，但仍无法解决在广阔背景中的人性叵测与文化差异。所以，向往理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警惕种种或明或暗的“狭隘偏见”。也正因此，政治学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它关切着我们在道德品性和经验生活中的双重幸福。

2008年4月2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据说古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施德[1]常会乔装成乞丐以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迂回战术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山鲁佐德处死，可是山鲁佐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在专制政体中，有关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发生了冲突，以色列人便到统治他们的先知撒母耳那里说，他们需要一个既能主持正义、又能带领他们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赞成这个要求，还警告他们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束缚他们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像别的民族一样，立一个王。在当时的中东，“王”就是一个用专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的统治者，与欧洲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很不一样。之后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运地拥立了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些著名的君王，他们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甚至为以色列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所罗门对两妇人争夺同一婴儿案的裁决[2]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这些贤明的君王最终还是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远方异邦的皇帝。在欧洲，追求专制权力的人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希特勒就使用过这种手法。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专制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许多国家至今还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它随时都可能带来痛苦或死亡，人们就像生活在疯人院里。

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古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告诉我们，政治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文化和环境的每一步变迁都会引起政治含义的变化。所以，我们想要理解政治，第一步就必须摆脱现有的未加思索的信念的束缚。为什么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国家的精英所从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如今竟被看作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注的焦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腊人赋予政治的价值观。希腊人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希腊人赞赏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绚丽文化，却又鄙视这些国度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希腊人是武士，他们鄙夷东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们无法忍受公民与当权者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完全继承了这种对匍匐下拜的习惯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教中用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意象。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常用domination（支配）这个拉丁语词。古希腊人说的despotes（主人）和古罗马人说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隶主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当代有许多语言符号表明这种意识在我们的自我认知过程中占有未受削弱的中心地位，例如现代英语中的dictatorship（独裁）和20世纪出现的新词totalitarianism（极权）。

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那里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强音。奇怪的是，臣民的这种被宰制状态倒使一些专制体制成为精神启蒙的著名发源地。在一个国度里，强权的反复无常也会引发一种回应，富有思想的臣民转向神秘主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或是其他消极隐退的信仰。他们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而社会和政治生活则被贬低为一种幻象。这种趋势的后果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只有短暂的繁荣算是例外。

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后自然会产生专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应当被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3]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遁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典型的中世纪政治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蛮国家，从中世纪政治中又衍生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在历史不断的前进中理解政治，我们不知道前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虽然反对专制曾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们对专制的抵制已经变得暖昧起来。近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曾梦想运用专制政权所独有的无法抵御的强力来清除我们社会中明显存在着的弊病。在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方案，即便十分富有哲理或识见，也会遭到失败，除非是把它的真实本质掩盖起来。既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出幻象频生的剧目，人们就很容易发明出新名称、新观念。20世纪以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了一个广大的政治实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必定与隐藏在我们文明深处的某种倾向相关联。因此，要洞察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征兆——它们或许能揭示我们文明中某一个断层的深处隐藏着什么。

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当前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系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正如伯里克利[4]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头一年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当然，无论是就法律还是公民的态度而言，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在变化。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界定为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典型的专制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君主的财产，但现代社会“公”与“私”的基本界限却被从另一个方向一步步侵蚀了：私人领域受到公共领域限制的部分在逐步扩大。如果任何引起争议的问题都被称作“政治”问题，如果像一个流行的口号说的那样：“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那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外了。这种口号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然而它却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其后果显然是将个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控制体系之内，毁弃现代国家一直承继着的传统：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各司其职。

“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都是伪装成普世真理的行动计划。这类口号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号中隐含的观点一遇气候便会活跃起来，要求实行与我们珍视的如个人自由之类价值观相抵触的政策。人们说，只有提高警觉才能保持自由，而警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语汇，这种语汇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学首先就要注意变化的迹象。政治是一个幻觉舞台，粗心的观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细。现实与幻象是政治研究的两个中心课题。首先碰到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命名问题。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政治体制，还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制度：议会、宪法、公民的各种权利、工会、法庭、报纸、部长等等——看起来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种模式运行。事实却绝非如此。比如说，日本有一名被称作首相的政府官员，外国政治家就常闹误会，他们会很失望地发现，日本首相无法像其他国家的首脑那样不时颁布国家政策。1936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为苏联人民提供了权益和保障。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万的人被枪决。政客爱撒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最让世人迷惑的却是称谓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

首先，“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就含义暖昧。一个概念如果过分地延伸就会断裂而失去表意功能。“政治”本来只指君主、国会、部长们的活动，还包括那些帮助或阻碍这些人物取得权力的政治参与者的活动。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社会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范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以某种方式贴上了“政治”的标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政府总是要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自己，反对党则总是要把一切坏事的账都算到政府头上，于是政府和反对党就在合力传播着一个观念，即一切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政策造成的。这种观念使得民众遇事就去向政府请愿，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来施予。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加强了“一切事物事实上都是政治”的观念。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政治的功用和含义日渐扩大。在欧洲，从远古以来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们从事的活动，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业绩。参与政治就等于获得了不朽。195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第一次夺取政权失败，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凡欲名垂青史的人都会去从政。本可能成为克伦威尔[5]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不曾害国家流血”，他们再也不甘愿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宁静的乡村墓地。[6]他们从政去了。法国革命将这种荣誉带给了本该默默无闻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夏洛特·科黛、圣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历史这面墙上信手涂抹的艺术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希望不朽的热情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选中得到了满足。普选当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它使选票贬了值，但我们仍然认为选举是一项公民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艾利丝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是英国报纸的一条大标题，报道一位南非黑人老妇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况。

我们现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特别容易对政治的本质产生误解：我们想出了种种巧妙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思想比我们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群体都认为唯有自己信奉的信念最正确，然而今日受过教育的人们尤其无法摆脱当代各种偏见的束缚。比如说，进化的观点就使许多人认为，我们的信念都比前人的那些有明显缺陷的观点更伟大。当代流行的思潮的确否定了进化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我们的观念带有浓厚的本地域和本时代的烙印；这种思潮还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表面看来，这种思潮像是一种怀疑主义，将我们从自己祖辈的傲慢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好像是把我们的观点降到了与世界上其他人同等的水平。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当代流行的怀疑主义是一种虚伪的谦恭，它掩盖了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我们的开放心态使我们的相对人文主义比前人的僵化和异族文化的褊狭都要高明得多。

因此，撰写政治学著作的人必须警惕自己所处时代的狭隘偏见。在当代这种危险性决不低于往昔。人们广泛地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所以政治学一直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地位。希腊和罗马贵族学习法律、哲学、公共讲演术，以便完成血统高贵者才配承担的政治使命。政治成了一门核心课程，是因为它很快地变成一种自觉的活动。政治活动促使人思索，并产生出一种极优秀的叙述方式。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索过政治的概念，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生动地记载了政治演变的过程，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过各种政体以及制度运作的情况，伊索将政治智慧用寓言表达出来，著名的演说家如狄摩西尼和西塞罗创造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辩形式，诗人写作政治题材的挽歌和讽刺诗，而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场景最能激发莎士比亚等戏剧家的想象。没有一种认识或艺术创作从不涉及政治题材。

许多学术和艺术作品都是政治的镜子，只有把那些意象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体系，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的真谛。我们从政治家的急功近利和学究们的清高超脱那里都能学到不少东西，应当把对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7]追寻政治的“有效真理”，那只不过是为政治活动家服务的。“有效真理”有许多疏漏。我们必须从我们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开始，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各种不同观点。

【注释】

[1] 哈伦·拉施德（766——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以残暴和骄奢淫逸闻名。

[2]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

[3] 作者有意区分专制（despotism）和政治（politics）这两个概念。政治专指以古希腊传统为代表的治理方式，所以政治体制中不包括专制政体。因此，本章标题中说“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实际上，本书中的“政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即此章所说的与专制相对的政治；广义的政治指所有的政治，专制主义自然也包括在内。

[4] 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希腊政治家。

[5] 克伦威尔（1599——1658），曾领军推翻英王查理一世的统治，成为共和国的首脑，称“护国公”。

[6] 此处借用著名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1716——1771）的抒情诗《墓园挽歌》。卞之琳对这句诗的翻译为“有一位克伦威尔，并不曾害国家流血”。

[7]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

第二章

古希腊人：怎样做一个公民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尤其是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公民们在财产、容貌、智力方面各不相同，但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公民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类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说服与命令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克里托篇》中对这种政治生活形式作了杰出的描述。哲学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罪被判死刑，有人要帮他逃离雅典，他拒绝了。苏格拉底说，逃跑就意味着在理性上背离他用毕生行为来表达的他对雅典城的忠诚。甚至行刑的方式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信念：暴力不是处理公民间关系的妥善方法——他被准许饮毒自尽。这个希腊人自愿地遵守他的雅典城邦的法律，而且以此为荣。苏格拉底本人的身份与他的雅典城邦不可分离。最糟糕的命运是放逐，那是一种对公民身份的剥夺，（有时是通过“陶片放逐法”[1]）将公民们认为对雅典政体构成威胁的那些政治家放逐到国外。

我们在希腊人那里看到实现自由的大多数条件：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平等，大家都只服从于法律，大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是历史上最先创造出这种社会的民族；他们当然也最先撰写出探索这种生活经历的著作。政治是专门由新出现的被称作“公民”的人们从事的活动。政治可以具有多种形式，甚至像僭主和篡位者当权的那种低劣的形式，但后期的古希腊人都毫不动摇地相信：东方的专制主义不是政治。

以上所说是形式上的准则。希腊的各种准则在我们的文明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实当然要复杂得多。平民派与寡头集团在城邦内斗得你死我活。农民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庄稼歉收时他们就可以沦为抵债的奴隶。城邦内的平等并没有给城邦之间带来平等关系，战争成了流行病。希腊人是健谈而又充满激情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常充满暴力，有时还会发生腐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取得辉煌的业绩，例如他们曾胜利地击退（最后征服了）邻国波斯。大量阅读希腊时代的文献会让人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些理性的古人用一种好像很容易理解的语言越过数千年历史向我们——希腊的文化后裔发出声音。除所有的共同之处外，他们仍和我们有极大的差异，如他们的宗教、习俗、对人生的看法。正是这种差异使研究希腊文明成为极有兴味的工作。

古希腊人是人文主义者，但和当代的人文主义（经过基督教的改造）大相径庭。他们的基本信念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理性。人如果屈服于感情就可耻地沦为了低等动物。如果傲慢或狂妄使人以为自己和神灵一样伟大，他们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人类弱点，这样就会惹怒神灵而遭到毁灭性的报应。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奥秘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并适度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在探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时候人类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自我表达形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才能享受到这种自我表达的快乐。

人文主义者常把希腊人当作自己的鼻祖，但希腊人的世界观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令人不安的）含义。既然一部分人的理性低于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更低等的人。与主人相比，奴隶的理性就特别差。探讨这种观点的人，最著名者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心里很清楚：有的奴隶很聪明，而有的主子很愚蠢。但他们只不过是在阐释他们心目中的希腊政治体制本身的理性基础。同样，他们认为妇女的理性低于男子，尽管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野蛮人把妇女和奴隶看成同一类人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公民权只局限于成年男性自由人，在有些城邦甚至连这些人也不一定都能获得公民权。政治活动与战争行动混在了一起，这样女子自然只好待在家里了：她们不适合去战场上冲锋陷阵。由此看来，希腊人的观点似乎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然而希腊人在观察世界时极富想像力，他们毫不费劲地想象妇女创立了各种功绩：她们是骁勇的亚马孙族那样的女战士，她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拉特》中用“性罢工”的手段取得了和平，她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以守护人的身份充当“哲人王”的角色。但这些形象并非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经过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后得出的。这广场往往也是政治论坛。在法律（isonomia，这个词有时也用作民主的同义词）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公民集会中每个公民享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在雅典这样的大城邦，一次公民集会可能会有数千人出席，所以在会上发言的主要是研习过讲演技艺的贵族，或是拥有一群追随者的头面人物。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公共职务是由抓阄来决定人选的，但主要职位靠选举，一般也是由有权势的家庭成员来担任。从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看到民主程序得到施行。例如第三卷中描述雅典人辩论如何惩罚反抗雅典霸权统治的米提林人的情景。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克里昂主张执行早已制定的消灭米提林男子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的计划。克里昂的理由是现实的：要想维持一个帝国就必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无情的措施来防止它崩溃。他的辩论对手狄奥多托斯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理由是无情镇压只会使雅典庇护国的人民一遇机会就拼死反抗。在这场生动的智慧之争中狄奥多托斯获得了胜利。

参加辩论的公民在私人生活中属于自己的“家庭”（oikia），“家庭”是古希腊社会最小的生产单位。[2]希腊文oikos这个词（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女子从属于男子、子女从属于父母、奴隶从属于主人。希腊人在“家庭”的领域里享受天伦之乐，主要的物质需求也在这里得到满足：食物、温暖、住所、养育后代等等。这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一切都有序运行。对于人工和自然的区别，许多文明都未作深究，但这却是希腊人认识世界的立足点。智慧存在于听从自然的支配，基于“自然”这一概念的形成方式，这一观点滋生出数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

希腊男青年成年后可以走出“家庭”，步入集市广场。在广场上他终于可以超越自然需求而担负起社会责任，发表值得人们记忆的讲话，创立使他获得某种“永生”的功业。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已经相当自觉地将自己看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在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时开拓了人类经验的边疆。于是政治便与历史同时诞生了，因为政治和历史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值得留入人类记忆”这类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

历史是对言辞和事迹的记忆，文字又是记忆的载体。在政治活动中，人们通过讲演来沟通，讲演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讲演者要善于把握观点、设计论辩结构、了解听众、懂得主要的人类情感，等等。公共政策的决策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接受公开的批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批被称为“智者”的教师将演说技巧编成教材来训练有抱负的贵族青年——他们得凭借用讲演打动听众的能力来积蓄力量。一次讲演就是一段将要流传千百年的表演。修昔底德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引用了参战者们在讲演中发表的观点。这些讲演可以总括起来成为一部关于政治智慧与政治谬误的综合指南。

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方法来自一个至今仍有影响的十分荒谬的信念：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希腊人相信他们的城邦是由半神半人的形象创建的，比如，吕库古建立了斯巴达城邦，忒修斯建立了雅典城邦。预先设计的架构若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常会有智者来修复。在政治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公元前6世纪前期梭伦在雅典的业绩。梭伦推行的改革中有两个特点代表了希腊政治的基本特色。

第一，梭伦谨慎地将地域单位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各个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融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选区具有同样的功效：它将住在同一地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组合到一起，打破自然关系形成的界限，鼓励大家在整个居民区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政治活动。

第二，完成改革之后，梭伦有意地离开雅典十年之久，让别人来管理这新的政治体制——这是分权原则的雏形。因为若要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关键就在于必须设置一整套附有各种责任的抽象职位，而且从原则上说任何有能力的官员都可以担任这些职务。专制体制取决于专制者个人的品格秉性（他们往往是喜怒无常的），而政治体制的领导人则是按照职务所赋予的责任来行事。[3]

治理城邦国家的一套职位体系，再加上规定这些公职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这就构成了宪制（constitution）[4]。若是没有宪制就缺少了使政治有别于专制的那种道德规限。宪制在两个重要方面起作用：它一方面划定政府公职担任者的权限，另一方面作为前者的结果又为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却不是僵死不变的）空间。宪制使政治具有了运作形式，政治科学正是滥觞于对宪制的研究。

关于政治（与专制相对）的科学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政治本身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虽然说到底政治是人类秉性的产物。关于专制体制，有一点是肯定的：再英明的专制主也迟早会被疯狂或是孱弱的继承人所取代。一个专制体制总是逃不脱一套固定的兴衰节律，就像四季的更替，这就使希腊人更坚定地相信，专制体制关乎奴役而远离自由，属于非理性的自然世界。宪制则属于理性世界，可以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像专制体制那样难以捉摸——尽管宪制说到底也有缺陷。

首先，各种宪制可以按照表明主要倾向的某些特点来分类。在所有的宪制中，统治者或是一个最高领导，或是一个由有权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小群体，或是一个由多人参与的议会。由一个人，几个人，或许多人来治理一个国家，除这三种方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希腊古典时期的政治中，只有两大类不同的政体，一类是寡头政体——据认为是代表富人和权贵利益的；另一类是平民政体——据说更关心穷人的利益，而且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也更不稳定。

希腊政治学研究各种宪制，总结人的天性与政治交往间的关系。研究希腊政治学最有用的理论工具大概就是循环论。君主制极易蜕变成僭主政体[5]，僭主政体又被贵族政体推翻，贵族政体蜕变成剥削民众的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被平民政体推翻，平民政体蜕变成动荡的暴民统治而使人民无法忍受，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夺权变成君主，于是循环又周而复始了。这种政治理论被后期的一位名叫波里比阿的希腊人广为阐释且产生了影响，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希腊同胞解说罗马政治的特点；我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别种版本的循环论。

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学中的周期律知识启发了这样的设想：也许可以设计出一种能打破这种循环的政治体制，使国家即使不能长存不灭，至少也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打破循环、避免衰亡可以通过两个设想来实现。第一，政府的数种职能可以由不同的职能机构和议会团体来分担。行政决策需要由一个领导人作出，审议政策要由有经验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来进行，而法律是否能被接受、政府是否能作出反应，则要看是否能用有效的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根据这种看法，就可以组成这样一种宪制：在上面提及的一个人、一小群人和许多人这三者之间分配权力。第二，这种权力分配还可以均衡富人和穷人的利益，防止以上任何一类人利用政治权力牟取经济利益。政治上的这种平衡和保持人体健康的道理相同，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防止政治腐败的发生。这就是分权理论，它在西方政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理论，它也表达出政治家经常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看法。例如英国就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在国王、下议院和上议院之间分权的政体，因而经常被引为分权制理论的现实例证。律师和政治家们都懂得这个理论，有时还会靠它引路，但实际上英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英国本身的独特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佳的宪制——他称作“波里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他研究了许多种宪制，对政治变革的机制尤其感兴趣：他认为，革命的起因总是某种对平等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本人既关心政治，又关心伦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好公民能同时做一个好人吗？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会要求他的臣民采取错误的行动。希腊政治（如同希腊世界里的一切）理论奠基于如此系统严密的理论建构，以至于人们常会感到，不管我们如何摸索着前进，我们总也离不开希腊人的经验所提供的几种有限的选择。换言之，政治判断是在有限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这种观点假设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尤其在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另一种观点的挑战：人永远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我们现代人谈论的政治选择很少有希腊人未曾以某种形式提及的，希腊人还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理想——这的确是他们的专长：在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中，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伯里克利之口讲述的雅典城的故事。

【注释】

[1] 古代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定下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将某政治人物予以放逐。

[2] 古希腊的“家庭”由自由人和奴隶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包括三种关系：主奴、夫妇、父子。

[3] 专制和政治的区别参见第一章注。

[4] constitution兼有“宪法”和“政体”两种含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constitution指与东方专制体制不同的那些政体，此处暂译为“宪制”，一般情况下译为“政体”。

[5] 亦称僭政。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吴寿彭译，1983年商务版）注：希腊各邦的僭政兴于公元前7世纪，僭主大都出身贵胄，利用平民摧毁氏族长老领导，纂夺王位，独揽统治大权。

第三章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义

希腊政治的基石是理性，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罗马人把罗马城看作一个家庭，把罗马的创建者罗穆洛斯当作他们共同的祖先。这和希腊人大不一样，在希腊人看来，家庭在哲学上只代表着我们出于动物本能的需求，而政治则赋予我们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自由。正是伟大的基督教徒圣奥古斯丁将爱国主义宣传为主导罗马人的感情，部分的原因或许是他从罗马人的爱国情感中预见到激励基督徒的那种爱。“为祖国而死便是甘之如饴，死得其所”[1]，这是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表达了长期以来被看作最为高尚的政治情感。然而时代总在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后，这句诗又常被用来讽刺人们被政治家的侵略计划裹挟而无可奈何的境遇。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就是本章的一个重要议题。

希腊诸城邦是西方历史辉煌的一页，然而罗马仅以一座孤城拓展成一个帝国，而且在帝国衰亡之中又衍生出一门雄心勃勃、席卷全球的宗教。希腊人是聪明而富于创造力的理论家，罗马人则是清醒谨慎的农耕武士，不像他们的前人那样容易受一种主张的摆布。我们从希腊人那里传承了思想，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实践，这两者在现代欧洲诸国都留下了不同的影响。比如说，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把罗马当作立国的绝佳样板，德国人对古希腊的崇拜还是超过了两者。但所有的欧洲人都从这两个不同的来源获得了探讨政治生活的词汇，例如希腊人的政治词汇“政策”“警察”，还有“政治”这个词本身；罗马人关于公民的词汇“礼貌”“公民”“文明”。美国政治的构建和语汇显然都受到古罗马的影响。

罗马语汇实际上比希腊语的影响更深远，因为拉丁语作为讨论政治的语言不仅流行于罗马统治西方的时期，而且在欧洲一直延续到罗马灭亡后一千年，直至16世纪现代国家出现之时。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但在罗马帝国（指西罗马帝国）政治势力消亡的同时，罗马教皇的精神帝国兴起了。在我们所说的“中世纪”（公元400至1500年），人们一直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古罗马的废墟中。他们甚至曾经试图复兴罗马帝国。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公元800年在罗马登基[2]，神圣罗马帝国又以影子国家的形式持续下去，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取缔。拿破仑又用自己的王朝取代了罗马帝国，同时还在法国到处建立罗马风格的纪念碑。现代之初，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1518年）中将罗马政治描述为欧洲政治的样板。马克思的说法则十分耐人寻味：法国革命是穿上古罗马服装演出的一场哑剧。

曾使欧洲人如此着迷的古罗马提供了各种值得研究的样板。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赞颂罗马帝国给世界带来了和平；马基雅维利则罗列了早期罗马共和时期的优点。两个人都把罗马历史看作一个民族永远富有魅力的历险，这个民族自认为肩负着向全世界普及文明的重任。根据传说，罗马于公元前753年由罗慕洛斯建立，以后一直由国王统治，直到公元前509年“高傲者”塔尔坎被一个贵族集团的首领朱尼厄斯·布鲁图斯驱逐。据说是因为卢克雷蒂娅[3]被强奸的事件激怒了布鲁图斯。因此，罗马人把王权统治看作一种奴役，但他们在改造罗马政体的时候则表现出独特的政治创造性——在对政体进行彻底修正时却保留着原来的主要框架。即便对于王权也是如此：两名执政官取代了国王，共同掌管王室最高权力，却又设置了一名被称作“教王”[4]的宗教官员，保留了王权的退化形式。元老院掌管占卜（这是统治的象征也是统治的工具），这就延续了罗马的政治传统。罗马人中另一个主要的阶级——平民，总能获得一定的参政机会，但现在统治国家的不再是凌驾于贵族和平民之上的国王，而是行政长官，这样平民就感到不满足了。平民们认为受到了行政长官的压迫，便集体离开罗马，住到附近的一座山上。罗马人用他们最典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协商决定增设平民自己的官员，称作护民官。罗马政治向后人提供的样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罗马人用订立章程的方式解决危机，一是他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先打败了邻国，又战胜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诸城邦，最艰巨的是在三场拼死大战后击败了迦太基人。不久他们征服了希腊全境，开始统治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西欧，包括英格兰和德国的一部分。

罗马历史的发展贯穿着由共和转向帝制的诸多戏剧性事件的中轴。公元前44年马库斯·布鲁图斯、卡修斯和他们的追随者刺杀了尤利乌斯·恺撒，恺撒的侄子屋大维及其同伴马克·安东尼之后打败了刺杀恺撒的人。和马克·安东尼决裂之后，屋大维于公元前31年在亚克辛打败了安东尼。屋大维回到罗马后集中精力改革政体以适应新的局势。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统治的帝国在后来二百年间一直保持着共和的结构。

罗马是这样一种政治的极好样板：官员们在职务明确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对于权力，罗马人用两个词来表示一种重要的区别：一个是potentia，意指有形的确确实实的权力；另一个词是potestas，指的是一个职位中包含的合法权利和权力，此外，所有职位共享帝权，即罗马国的权力总量。

然而这两种权力之外，还有一个概念，它构成了罗马人对政治的最杰出贡献：auctoritas（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代表政治与罗马宗教的结合点。罗马宗教包含家族崇拜，从而也包含祖先崇拜。auctor或称“创始者”，指某件事物的创始人或发起者——这事物可以是一座城市、一个家族，甚至一本书、一个观点。“权威”储存在元老院里，作为最接近祖先们的一种力量。权威的作用大于咨询，小于指令，而罗马人对它的尊重则是他们政治技巧的真正源泉。权威绝不是一种政治权力，但负责公众事务的人们不会轻视它的作用。

罗马强大起来之后引起了许多民族的兴趣。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整个希腊时，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向他的希腊同胞分析了这个世界新霸主的情况。波里比阿谙熟希腊人的政制蜕变循环论，他认为罗马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政体不能归结为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三种政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说，这种权力的组合构成了“一个联合体，它强大的力量足以应付任何危机，所以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体能胜过它”。波里比阿最赞赏元老院在面对罗马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时的坚定态度：公元前218年罗马军队在坎尼战役中败于迦太基人汉尼拔手下。汉尼拔派一批罗马俘虏回罗马去谈判其他在监俘虏的赎金事宜，并让他们保证在谈判后返回迦太基。尽管形势严峻，罗马人仍然拒绝赎回自己的战士，但却把前来谈判的俘虏们又送了回去以信守诺言。

罗马的声誉主要建立在它的道德力量上，所有与罗马打过交道的人们对这种力量都深有感受。在罗马，贿赂官员是死罪。罗马人是可靠的，他们绝不食言。波里比阿感到有必要向爱嘲讽人的希腊同胞解释罗马人的这个特点：罗马人的确迷信地认为有罪的人死后会受罚，但只是因为这是让人们保持美德的最佳方法。犹太人在大约同一时期与罗马人相逢，他们对罗马这个如此忠诚的盟友也有类似的赞赏：他们说，罗马的将军们“从不企图通过登上王位来满足个人的野心”。在罗马时代的早期，罗马人对国家的爱高于一切。但后来成功和财富腐蚀了罗马人，在他们曾鄙夷过的专制体制的强势之下他们堕落了。美德和自由一起衰亡。正是罗马的文献，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使得后来的欧洲人相信，德行是实现自由的先决条件。

波里比阿尽管目光敏锐却未能认识到罗马最不同于希腊的一个特征，也是使罗马政治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威。崇尚权威的精神发展为罗马人的信念——祖国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比如保住自己的性命）。这种道德观体现在许多罗马英雄的故事里。然而在爱国的大前提下，罗马人仍非常喜好竞争，也时常争论不休。后来的学者们把贯穿于罗马早期历史中的贵族与平民间的相互反感看作是罗马的一个缺陷，但马基雅维利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了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他说，国家内部的冲突，只要属于公众利益的范畴，就只是反映了罗马人对自由和对维护公民权的关注。和希腊一样，罗马的政策不是由某个推定的最智慧的圣贤来制定，而是通过社会内部的利益和观点的自由竞争来决定。与其他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同的是，西方政治总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奉公守法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之外，还有另一种和谐，即通过自由讨论解决冲突，自愿地接受靠法定程序得出的任何解决办法。

【注释】

[1] 原文为拉丁语。

[2] 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至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3] 传说中的古罗马烈女。——编者注

[4] 原文rex sacrorum，意为“管理圣事之王”，暂译“教王”。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我们已经简略地回顾了希腊和罗马政治，而现在我们将在新的背景下对政治的起源过程作一全景再现。在中世纪的西欧，从野蛮的暴力争斗中产生了国家秩序，而且宗教第一次扮演了独立的角色。把这一结果看成一个事实上的巨大成就，便会违背当代流行的偏见——现代人一般都把“封建”和“中世纪”当作贬义词。然而“封建”只是从暴力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等级形式，“中世纪”也只是现代早期的读书人惯于用来指称将他们和古典时期分开的那一千来年的一个称谓。我们可以说，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现代社会产生的一千年是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产物。他们被罗马帝国有目共睹的繁荣和文明所吸引。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数百年间这些移民不断涌向罗马帝国，他们起初被罗马体制所接纳，后来又破坏和瓦解了这种体制。这些野蛮人在乡村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又皈依了基督教。每个王国都立了一个国王，还有一批有权势的人物；作为对其忠诚的回报，这些有权势者一般会得到国王赏赐的土地。暂时的赏赐很快就变成了世袭领地，然而还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恢复了昔日罗马那样的稳定局面，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内部的争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寻找安身之地的难民仍在不断涌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例，他们征服英格兰后就先遭到丹麦人、后来又遭到诺曼人的攻击。这些诺曼人本是北欧海盗的一支，他们于9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开拓出一个新省，又到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王国。在这动乱的年代，只有得到职业武士阶级的保护老百姓才能安全度日。但获得这种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此，必须重新建立公民秩序，这里我们要考虑形成中世纪鼎盛时期文明的三个因素。第一是从那些野蛮人身上继承下来的对自由[1]的无比热爱。尽管身处滥施暴力的年代，这些野蛮人部落仍从道德和法律上强烈感到他们是某种部落法的继承者，这些部落法是他们存在的依据。这些野蛮人的自尊存在于履行誓言之中——必须服从他们曾宣誓效忠的人。而国王正是法律的监护者。对自己的族群具有强烈的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感，对族群以外的其他人则漠不关心——这正是产生暴力和动乱的根源。要靠基督教的信仰和“典雅爱情”[2]的道义来传播这特别的一课。欧洲人相信，遵奉他们自认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法律就体现了他们的独特存在。法律似乎是一种与人的意志无关的东西。又过了几百年，人可以立法这种观念才被他们接受。后来人们重新研究罗马法时才提出了立法的观点。

在中世纪初期，政治只是国王与他的重要封臣之间的事情。政治活动只是环绕着小型、原始、游动的朝廷而进行。但是逐渐地，这些国王从部落首领变成了王国的君主，国王所监护的法律也从部落之法演变成国家之法。在英格兰，国王们不断扩大“王国的治安”的范围，使最底层的百姓在遭受当地领主过分压榨时能向国王申诉。在所有这些地方政治的进程中（欧洲各地的具体情况各异）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属下佃户的控制使掌权首领处于某种独立的地位，必须通过与一批这样的首领订立协议才能建立起社会秩序。这是中世纪重建政治秩序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有人提出了一种似乎有道理的说法：欧洲封建主义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欧洲是一片水源丰富的大陆。和中国、印度、中东不同，欧洲不需要建造大型水坝和运河来灌溉农田，防范水患。大型水利工程需要由强大的中央权力来动员劳力，而且明显会导致专制秩序的产生。在气候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地方事务相对来说较少受中央政权控制，当局必须听取臣民的意见。这一说法像所有其他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宏大理论一样，需要谨慎对待，但这种看法肯定道出了部分的事实。这个观点显然不是全对，因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一样东西能离开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看法，也没有一个观点纯粹产生于物质需要。

然而上面讨论的观点的确有助于解释中世纪一千年后半叶出现于欧洲的政治结构。到公元11世纪出现了各式各样由公爵、伯爵统治的采邑，还有一些独立的商贸城邦以及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小国——回顾历史，我们从这些小国看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雏形。在历史学家看来，一切事件都是偶然的。欧洲国家的内部秩序是通过一系列无法预见的事件逐步巩固的。公元843年将查理曼大帝的国土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它隔开了法国、德国和第三个从未完全统一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版图从北面的荷兰延伸到南边的萨瓦和伦巴第。另一个关于历史偶然性的例子是普罗旺斯。如果13世纪初十字军没有讨伐阿尔比派异教徒，没有摧毁该地区并将它并入法兰西王国的领土，那么普罗旺斯已成为南部法兰西的一部分。君王们勾心斗角，贵胄们讨伐征战，有意推行的政策和偶然发生的事件交织在一起，这一过程中欧洲各色各样的语言和文化里的某些部分逐渐上升到代表整个民族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某些风尚又流行到全欧洲。例如“典雅爱情”的时尚首先出现于普罗旺斯及周围地区，又与基督教神学一道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文明中为妇女争得了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大不相同的地位。

国王们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极力加强对邻国和属下封臣们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就意味着确立制度与法令以制衡强国对这些弱小群体提出的索求。英格兰的国王是司法的最高主宰，他在各郡都派有一名叫作郡长的官员。国王派出法官到全国巡查执法，处理被称作“令状”的有较多变通余地的要求和申诉。但贵族们也有权迫使一个有过失的国王认错，并让他作出补偿。最有名的例子是英王约翰被迫于1215年在泰晤士河谷的拉尼米德批准大宪章。大宪章在英国传奇中被尊为自由权的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中世纪唯一的例证，但却是中世纪政治中的一次典型的危机。这个事件反映了欧洲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权利和自由权先由贵族和城市中较富裕的居民提出——往往是从他们的利益出发，然后经过好几代人才逐步过滤到社会的较低阶层。换言之，今天的选民继承了最先由昔日的贵族维护的权利。不管这一历史经验有什么缺陷，它却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民主运动将这些权利普及给全体民众之前，充当自由基石的那种文化首先经历了习俗和制度的充分检验。由此，民主通过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在欧洲国家出现，这种有机发展又使民主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中世纪政治的本质在于，没有他人的合作国王就无法统治国家，甚至按当时的理解连十分有限的国家功能都难以执行。国王必须征询他人的意见，这些人包括贵族、教会的权势人物，最后还有能够出钱的各城镇的代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一个新型机构：议会。议会的发展历史很复杂，每个欧洲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例如法国就有两种议会，一种实质上是法律机构，另一种叫三级会议，是咨询机构。国王们需要议会批准税收政策，有时还需要议会支持皇室的对外政策。臣民们重视议会，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向法律施加影响，还可以为滥用权力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英国议会的历史或许是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现代早期，欧洲大部分议会组织都被废弃了，直到19世纪才作为实现民主的手段重新恢复——极成功地保存下来的英国议会即是样板。议会可以当作政治创造性的一个近乎典型的例证是因为它能处理当时出现的紧急问题。并未经过预先的策划，议会就变成了民主的基本手段。然而直到很久以后，议会才引发人们去思考关于它的代议制功能之类的抽象问题。

中世纪政治的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与宗教有关。宗教就是一种文明对存在问题的信仰和知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是一种公民宗教，教会的成员和国家的成员没有分别：同一套机构执行着今天我们西方人区分得一清二楚的两种功能。在古典时期，人生的意义在于表现自己的理性和为共和国服务。当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上升到主导地位时，宗教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一个出生在雅典或是罗马的人，他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他的宗教身份。但一个人只有通过有意识地接受一套信仰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基督教是一种写成文字的宗教，这就激励了教徒去接受教育，学习文化。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基督教很快变成了一个包括信仰、情感、戒律、礼仪在内的复杂体系，需要通过包括哲学思考在内的大量的智力探索，才能使这个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信仰是一种脆弱的东西，需要有人来保护它的纯洁性或是正统性，因为人类的误解能力，或者说理解得过了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凭借《新约》中相对有限的材料来阐释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作，而且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从未停息。从最初一代的圣保罗书信起，该工作贯穿了基督教兴起后的几百年。到公元430年圣奥古斯丁去世时，基督教的基本结构已经得到详尽阐释。（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上层结构，它往往能衍生出异端邪说。）非正统信仰分裂基督教的危险当然是导致基督教发展史上那种不宽容的主要原因，宗教裁判所则成了不宽容的标志。但正是这种破坏正统的威胁带来了不少基督教文明中的思想活力。

在以上的阐释中我们看到基督教是一种对道德提出严格要求的宗教。人类是宇宙创造者的作品。人类犯了罪，辜负了上帝的信任，但上帝派耶稣来拯救了人类。人生是一场考验，有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另一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会受到另一种命运的煎熬。对后一种命运有过许多揣测——中世纪对地狱苦难的探索为数个世纪的人类生活定下了基调。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监护人，替上帝守护自己的灵魂。死亡并不能摆脱这种可怕的职责，因为死后还要接受审判。不管是高贵者还是下等人，皆受此影响。后面将会提及，希腊和罗马哲学是精英化的哲学，只有英雄和哲学家能实现完满的人性，而奴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妇女，只是理想人的低等翻版。基督教则常把这个说法颠倒了过来：只有下等人最接近想象中上帝要求的那种爱的精神。尤其是妇女，她们热衷于传播和平和爱的信念。

一些推崇古代共和国精神的人物——以马基雅维利和尼采为代表——将基督教信仰的这一方面看作一种柔弱的虔诚，有悖于勇士的刚强和看重荣誉的精神。不管如何评价这一观点，我们切不可得出结论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和国就是十分爱好和平或软弱顺从的国家。教会的确曾努力在敏感暴躁又争吵不休的君王和贵族中提倡和平与谦恭，但教会也的确号召过十字军圣战，多数十字军战争的目的都是通过主力部队夺取耶路撒冷。尽管教会反复宣讲着《罗马书》第十三篇——其中圣徒保罗规劝信徒们服从当权者的权力，欧洲仍经常发生动乱和反叛。基督教对政治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的价值观。

基督教强调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价值是相等的。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具有普遍理性，而在于是否具备对抗邪恶的个人品性。哲学家们发现很难解释品性这个概念，他们倾向于回溯到古典时期的说法，将人的道德世界看作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抗争。但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教派的出现，不管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逐渐意识到，必须从“意愿”的角度来衡量现代人类，当然这不是指意愿的表层含义如随心所欲之类。基督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征服和凡尘俗事转向内心世界的修养。现代社会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构筑这样一个社会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能够完全与他们在外部世界的活动相适应。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充满动态的社会，而从这一点来看个人主义也许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我们身边还可以找到个人主义的残余，例如介绍通过内心满足获得幸福的通俗读物，以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人权思想。假若没有基督教神学的曲折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些读物和人权的观念。

基督教改变了罗马帝国，使新的精神萌芽能在罗马的国家和军事力量衰亡的过程中破土而出。罗马帝国在西方变成了罗马天主教会；帝国诸省变成了主教管区；罗马皇帝式微而教皇却不断扩权；关于罗马创建者罗慕路斯的神话逐渐让位给“上帝之城”的创造者耶稣；罗马法的精神被用来解释《旧约》与耶稣的启示之间的关系。《圣经》的经文指导着人类的生活。耶稣说：“你是石头彼得，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3]圣彼得的继承者们作为罗马的主教建起了一个横贯欧洲大陆后来又延伸到全世界的帝国。国王的就职仪式变为宗教加冕典礼，这就在神圣的教会和王权之间建立了一种同盟。教会使婚姻既成为神圣的纽带又成为一种社会契约。到了11世纪，教皇已经具有不下于任何世俗君主的权力，能够控制重大的国家事务。欧洲从精神上被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君王统治着，他的使臣们负责管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连欧洲的建筑都是如此：城市里遍布大教堂，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海岸的每一个村庄也都耸立着教堂。此后，教皇的势力扩张得超过了限度，世俗君主们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力。1309年以后，教廷受法国国王的控制在阿维尼翁[4]度过了许多年，直到下一个世纪才回到罗马。但教廷已经对欧洲政治结构产生了无法消除的影响：和贵族阶级一样，教会也成了君主们建立王国时必须平衡的另一股势力。

【注释】

[1] 该词除了个人自由外，还有民族自主、民族独立等含义。

[2] 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爱情风尚和爱情观，指骑士式的对贵妇人（常是已婚者）的爱恋像臣子忠诚于君主。这种爱近于宗教狂热，首先见于12世纪普罗旺斯的宫廷行吟诗人的作品，后来传遍欧洲，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3]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

[4] 位于法国沃克吕兹省，1309——1377年为教皇都城，史称阿维尼翁教廷。阿维尼翁当时为罗马教廷藩臣领地，阿维尼翁教廷中法兰西人占绝对优势。

第五章

建立现代国家

如果要确定中世纪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大多数学者都会选择16世纪。但一个世纪的时间太长，历史学家常在晚至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晚的欧洲国家中发现据认为属于封建制度的特征。“现代国家”这个词可以涵盖许多种不同的政治形态。

宗教是问题的焦点。1517年马丁·路德蔑视教皇并将自己的文章钉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从此以后中世纪晚期心有不平的异端汇聚成羽翼丰满的分裂教派。宗教决定政治，因为多数人最关心的是获得永久的拯救，各个社会群体都难以容忍上帝所嫌恶的信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激起了极大的信仰热情。这一时期的英国政治与殉教者紧密相连，他们努力保卫祖国不受异教侵害，或是反过来，防止祖国被教廷的迷信所蛊惑。这种宗教热情的政治意义是，当时的公民社会被看作是信徒的联合会。拒绝接受社会共有的信仰就等于是一种精神上的移民。

现代国家的政治发源于两种对立的运动：国家一方面以某些方式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又以别的方式走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集中的王权，但与此同时个人和既有的阶级也得以捍卫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有的权益就被纳入新出现的“权利”一词中。

早期时段，贵族是一种越来越不安定的因素。他们组成了一个武士阶级，除了互相争权夺利什么也不做。整个欧洲的内战和地方的纷争几乎会将历史拖回到原始状态。1485年都铎王室掌权之前持续了三十年的英国玫瑰战争主要是由伺机攫取权力的贵族们发动的，但后一个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却是贵族野心和宗教狂热的共同产物。1642年后的英国内战和与之同时发生的德国三十年战争被有些人看作是从中世纪的地方主义向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漫长过渡的一个阶段。内战通常会激发人们对极权统治的向往。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才打得起仗来，所以应当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最高统治者手里。大家都遵奉最高统治者的法令，和平就有了保障。然而，这个统治者很可能会滥用他的权力。人们显然对潜在的专制主义感到担忧。所以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二场中，哈尔王子谈到他父亲的死时保证说：

兄弟们，你们的悲哀中带着恐惧：

这里是英国王宫，不是土耳其朝廷。

新的政治活动以宫廷为中心，而宫廷很快就不再是中世纪那种流动的朝廷，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宏伟的宫殿里固定下来，成为奢华和高雅生活的典范。一类叫做“朝臣”的新型人物出现了——他们的目的是升官，他们的专长是献媚。贵族被吸收进朝廷，他们于是发现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像旧日那样继续充当君王的顾问。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角色。在现代早期，叛国罪名目繁多，参与权力游戏的达官宠臣常常离断头台仅有数步之遥。那些在血统上可能成为王室继承人的贵族则更是身处险境。伊丽莎白一世曾被迫同意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因为只要她活着就会被罗马天主教叛乱分子当作拥戴的目标[1]。在外面的世界，尤其在城市里，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而得以流行的小册子和传单使公众舆论发生动荡。到17世纪，这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开始在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有许多优秀人物，他们对上帝和君王有一套成熟的看法，能够简洁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1647年在普特尼举行的军中辩论就是例证。

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早期的宫廷生活充满邪恶和戏剧性事件，例如托马斯·莫尔[2]（“我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但首先是上帝的仆人”）、安妮·博林[3]、简·格雷郡主[4]、埃塞克斯[5]，还有其他许多被处死的人物，他们都是文学家描述的对象。玩政治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从那以后，只有在革命的传奇戏剧里从政者才会像先前一样，要冒死亡和坐牢的风险。在现代实现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政治家肯定不会因为从政而被处死。在现代社会，只有专制政权才会靠行刑队或绞架来维持统治。

现代初期从政要冒很大风险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不安全感。在现代民主国家，从理论上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和睦协调的，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其实权力本身必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划下一道鸿沟。对统治者来说，与被统治者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对他们无话不说，这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必会被大众的希望和担忧牵着鼻子走。专制体制将统治者描绘成神，以此来看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政治行为的出现恰好否决了这种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的历史就是探索可行策略的历史，这些策略被用来缩短——尽管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例如在希腊城邦和共和时期的罗马，一种热心公益的精神可以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提供一个共同行动的基础。同样，在中世纪的王国，君主是诸侯的领导者，诸侯又对自己的下属负责。统治是一种道义关系。国王要采取所谓“谋略”——包括残酷和伪诈的手段——与外部有权势的对手周旋，但至少在原则上国王不需要对自己的人民采用谋略。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统治者越来越需要用权谋来管理骚动的臣民。现在的许多臣民都受过教育，自己有确定的宗教和政治观点，这就可能使他们转而支持一个新的政权。一方面，个人主义社会具有多元化倾向；另一方面，统治者必须凭借抽象的法律条文在大国中维持秩序。在这样的条件下，“新型的政治”产生了。

新型政治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那里的市民共和制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僭主的统治——这些精于谋略的投机家运用不受制约的权力维持了和平。中世纪的君王是上帝认可的神授帝王，其权位和宗教地位都是比较稳固的。与中世纪君主相比，意大利的领主（signore）就不得不处处提防，谨小慎微了。他的统治不稳固，本国有权势的家族若与邻国公开联手或暗中勾结，随时都可能将他推翻。此时出现了“治国术”（有人这样称呼新型的政治），它把传统的对正义的关注变成了一种表面文章，而将心思全都转向了为如何掌握权力出馊主意。如何掌权一直是传统的治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通常只是一个从属的部分。这样的君王现在已经完全沉湎于“谋略”之中，而谋略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如何动用管理手段使得臣民效忠于君王的利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专论这种策略的一本手册。马基雅维利所阐述的策略后来被博特罗总结为“执政者的理由”[6]。

这里政治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至少新在它被彻底地理论化了。当时的人们有时把这种新的政治观念看作一种现实主义（如马基雅维利所称的政治的“有效真理”），有时又把它看作腐败堕落时代的一种标志。衡量腐败的标准是古典共和的传统，这传统由西塞罗定义，并由罗马后期和中世纪的许多继承者传承下来。传统的政治观念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正义，并在整个城邦中提倡美德，因为道德才是和平和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石。对古典共和的看法激发了一种思想传统，后来被现代初期出现的“执政者理由”之类新政治观念所超越。古典共和思潮大量保存在哲学家、乌托邦思想家和政论手册作家的著作中。这一思潮存留下来，又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错综复杂的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富有雄心的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阐述了这种国家概念，使其得以流传。对一去不复返的共和时代的怀念与现代早期的忠君意识形成对照，并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批评“旧秩序”[7]的主导思想。用共和主义的语汇来说——这也是许多谨慎的中产阶级成员的看法——君主制看上去奢华、好战、剥削成性，是对人性的玷污。的确，君王和僭主看起来并无太大区别。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8]（1651年）中批评了这种共和主义理论。他说，这样的理想主义在欧洲使年轻的学者盲目听从野心家的驱使，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流血丧命。

霍布斯探讨的是一些新问题，宗教争端或贵族野心可能把一个现代国家拖入内战是其中之一。他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的个体属性。即使是个人之间在宗教、德行、政见等方面的争端也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冲突。正是现代人在观念上的多样性（现代君主国过于庞大，无法开展古代城邦式的公众活动）使得古典模式的共和主义变成仅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回忆而已。霍布斯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是，所有的人仅在一个看法上能够统一观点，即死亡，尤其是突然的死亡，是最大的恶。霍布斯提出的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大体上已经在现实中发生：每个国家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9]，足以强制实施为保障大家和平共处而订立的协议。在霍布斯之前，法国律师让·博丹在《共和六书》（1576）中曾探讨过最高权力（主权）的问题。博丹说，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绝对、永久的权力，拉丁文称作maiestas”。但博丹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霍布斯则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对荣誉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恐惧在撕裂着他们。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人民的认可。事实上，人民只有推举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的代表之后，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

主权理论使政治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了。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大家都守法才有自由可言。但法律必须由人来制定。那么，法律制定者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在法律之下，他就无法制定法律；如果他在法律之上，那么他属下的臣民就无法保护自己的自由权不受侵害。霍布斯当然同意，现代国家的民众应当用法律来治理，而不是听由专制者随意摆布，但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统治者应当握有处理特殊情况的决定权。在这个理论层次上，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换句话说，将必要的权力交付给一个最高权威总带有冒险的成分。从实际的角度我们可以争辩说，不这么做的危险性更大，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国民就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同为国民的其他人的伤害。

这种推论是极而言之。更乐观的人们——或者对上述危险性不那么在意的人们——满可以认为，治理国家可以依据理性的人们之间的道德协议，也就是一套道德规则，这套规则被称为自然法，后来又叫做自然权利。这或许能解决主权中隐含的危险性问题。与霍布斯同时代而比他年轻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1689年）中含蓄地批评了霍布斯。洛克嘲讽说，将决定臣民权利的绝对权力交付给一个人，这想法就等于“认为人愚蠢到这样的地步，他极力防范野貂或狐狸来捣乱，却甘愿被狮子吞噬，甚至认为后者更无害”。

洛克相信人都会赞同自然法，这种信念使他忽略了现代政府的实践和理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发生在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之间、首席法官柯克与詹姆斯一世之间[10]，以及英国国会与查理一世之间[11]的冲突，都证实了统治者认为国家需要什么与法律界认为国家将会许可什么之间存在着无尽的分歧。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与法国大革命中救国委员会[12]的作为则是上述矛盾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实践中民主和分权的方式能够改造主权，使国家权力不致被滥用。自然法、人的权利、公民允诺、民族主义、公意[13]等概念都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缓解矛盾的思路。然而即使在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里，我们都必须承认政治权力是一种必要但又危险的东西。任何预防措施都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现代科技在不断增强统治者的实际权力。笔墨的发明为官僚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体系的历史悠远漫长。政府从此可以颁发、核验身份证和护照，地图上可以准确地标绘出国界（第一次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火药的发明使贵族领主们的堡垒形同虚设，而书刊审查和对出版的控制则使统治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民众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思想观点。然而现代科技对政治的影响显然会随着分化、组合的时势潮流而时消时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监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权力，但后来旅游业、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和区域流动性的增强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宗教信仰的变化，现代国家已经把关于政治的整个观念颠倒了过来。古典时期的人们从为国家服务中得到人性的最大满足；现代欧洲人作为个体最关心的是灵魂得救，他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作用只是保障和平，使国民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自由派的国家观念只是以上态度的世俗翻版。人们也许以为这样的国家是软弱和涣散的，但实际上现代国家相当强硬、持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权利哲学》（1821年）中称国家是“上帝在地球上进军”。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却预言式地表述出继他之后许多欧洲人的看法：国家与宇宙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证实了这个看法。

接着，从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王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新式制度机器，“国家”——这种新奇的政治形态立即席卷世界。它是人类的能力所创造出来的最接近无限威力的产物。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国家立即成为人们寄托各种美梦的支点。在正确理解之下，人类的哪种缺陷不能通过它来弥补呢？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揭示出现代政治发展的节律。第一种是对国家的自由派观点，来自中世纪的自由和王权的观念，主张建立公民秩序保障良善生活。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种压迫工具，高高在上地从精神上压抑着受它奴役的民众，所以国家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需要用人性来改造。这第二种观点激发了这样一种设想：超越国家，创造一个完美的共和体，使政治中不可避免的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能够最终被填平。现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两种观点所代表的倾向之间的沟通平衡。

【注释】

[1] 玛丽女王（1542——1587），按其血统应是英国王位的第二继承人。天主教徒企图推翻信奉新教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玛丽女王身上。玛丽被伊丽莎白囚禁达十八年，最后被处死。

[2] 托马斯·莫尔（1478——1535），《乌托邦》的作者。任英国内阁大臣时因对英王亨利八世离婚持异议被诬陷入狱，后被处死。

[3] 安妮·博林（1507——1536），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被贵族法庭判罪并处斩。安妮·博林被认为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4] 简·格雷郡主（1537——1554），爱德华六世指定她为王位继承人，后被人夺位，并遭斩首。

[5] 埃塞克斯（1567——1601），伊丽莎白一世的表弟和宠臣，因发动叛乱被处死。

[6] 指以国家利益为理由进行辩护，也可译为“政府的理由”。

[7] 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

[8]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政治学著作。利维坦本是《圣经》中提及的海中巨兽，霍布斯用它来比喻君主专制的国家，认为人人服从君主的权力才有可能保障社会的和平与秩序。

[9] 原文含有君王的权力、最高统治者权力等义，通常译为“主权”，见后文。

[10] 柯克（1552——1634）在任首席法官期间为悍卫普通法而不惜触怒英王詹姆斯一世。

[11] 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独断专行，曾两次解散国会。

[12] 1793年成立，有九至十二名成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权力极大的政治机构。1795年解散。

[13] 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认为在民主社会里国家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

第六章

怎样分析现代社会

怎样看待一个现代国家？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难回答。然而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大多数公民联合体如果不是被比作“有人掌舵的航船”（ship of state）的国家，就是被称作“政治机体”（body politic）的国家。[1]政治组合体[2]必须有一名首领，或称统治者来治理，还要有武器和武士来保卫自己。根据普卢塔克[3]的说法，罗马行政长官米尼纽斯·阿格里帕在劝告愤怒的农夫们不要反对元老院的首领时说：大臣的任务是商议国是，信使是国家的神经，而农业是这个复杂机体的肚腹。莎士比亚常运用“政治机体”的意象，在《特洛伊罗斯与克雷西达》中他用音乐作比喻，通过尤利西斯之口说出这样的一段名言：

只要把法律的琴弦拆去，听吧！

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

一切都会互相抵触。

把国家比作一个机体，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一个统一的联合体，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在协调的整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中的个人和团体除了扮演社会生物的角色没有别的存在意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4]所说，是不完美与完美的关系。

基督教的出现是一次地震，撼动了这种公民和谐观的根基。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其后一千五百年中遭受重创的这个古典结构却并未坍塌。沿着马基雅维利的思路，我们曾指出，一方面是公民和谐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古希腊罗马动荡冲突的公共生活，这两者间的矛盾是产生自由的一个基础。然而公民和谐服从的理想从未妥协于另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现代国家是多种不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均势。基督教即使在破除公民和谐观的时候也仍在利用这个观点。基督教一面把政治降格为仅是维持和平与世界公正的暂用工具，一面又将拯救每一个人的灵魂看作生活的根本意义。

基督教教导欧洲人在一个不统一的社会里生活，而有些欧洲人则一直在试图恢复旧日的和谐统一。作为个人的基督徒发现自己同时属于两个社团群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公民社会。中世纪法律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活跃而精力充沛的人们的需求——进一步设立同业公会和大学等合法群体，让个人成为这些群体的成员。这些群体中的群体似乎使欧洲人适应了向现代性的过渡。从一种观点来看，新的主权国家只是在同一个政权治理之下的平等臣民的聚合，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联系紧密的群体。

现代性的精髓在于从个体精神中推衍出以下这一新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出身所决定的位置。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工作是在宗教领域进行的。在宗教里，追求自己的志向——它在这里披上了一件叫做“良心”的新装——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项职责。宗教改革运动过后，面对统治者强制推行的违背他们志向的宗教，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向国外迁移。有的人，例如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完全按照自己的观念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另一些人则试图凭自己的理解将英格兰、苏格兰或瑞士改造成神圣的乐土。然而还有一些志向，比如赚钱、从事冒险的事业、从军、献身艺术等等，这些志向也导致了传统的稳定局面的瓦解。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尤其热衷于追随自己的志向。这一风气在19世纪达到顶峰，当时千百万欧洲人像是在选购商品那样选择最符合自己志向的国家。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新大陆。正是这个寻求机会的风潮创建了整个美洲，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它造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

这些流动的、独立的个人再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群体中的组成部件。他们当然还是臣民与公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参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而国家只是覆盖在上面的一把伞。在现代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作政治动物，但到了13世纪阿奎那已经认为人既是政治动物，也是社会动物。到了17世纪，大多数社会契约理论都将社会的兴起与国家的创立明确地区分开。社会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治的群体集结模式。

社会是从国家中生长出来的。在这一抽象过程中，社会绝非最后一个从国家分离出来的群体集结模式。欧洲商业的发展表明，人类扮演着商品的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等角色。扮演这些角色时他们就常像是被价格的绳索牵动的木偶。政治哲学家们常把金钱看成腐败的潜在根源，统治者则费尽心机寻找从臣民那里汲取金钱的渠道。到18世纪，人们已经把个人看成不仅是臣民，或是社会动物，而且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组合关系”的参与者，这种关系即政治经济关系，或者更简捷一些——经济关系。

经济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基本上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有趣地与大自然类似，它要靠科学方法来认识，并且完全不同于由不可预测的人为决定来左右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经济批量的变化至少在原则上是决定因素。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就买得少，这就可能使价格降下来。只要市场需求不变，短缺的商品必定会涨价。有些思想家的脑子里忽然闪出这样的想法：从经济学中可以找到一把钥匙，打开真正的“人的科学”之门。伟大的艾萨克·牛顿证明，地球是一颗行星，在太阳系里按照严格的定律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5]发表了《国富论》，证明经济是一个提取财富的系统，它的运转也受定律的支配。

既然这种新的关系组合体系类似于放大了的古希腊“家庭”（household），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经济”（economy），词源是希腊文oikos。现代经济被称作“政治”经济，以区别于古代的“家庭”[6]经济。现代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在它的日渐繁荣，还在于它的成就是靠自由劳动力而不是靠奴隶获得的——许多人认为这证明了欧洲文明在道德上的进步性。进步是靠理性取得的，凭借理性可以将生产的过程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分析：某些部分的机械化，另一些部分的反复运作，其结果将是效率的极大提高。早期经济学家们以这一成绩为荣，却并不奢望达到更高的目标。他们熟知收益递减律适用于任何经济上的革新，也知道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7]的推断：多数国家的人民将注定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这些都给经济学带来了阴沉悲观的坏名声。真正使人类境况发生变化的是英国的一批非常善于理性思维而又富有创见的人们，他们偶然发现自己掌握了一个巨大的煤矿。水和风只能补充人的体力，但煤的能量却能将人类推向一个自动化的世界。人类无限潜能的精灵被释放出来，这自然也激发了政治学家们的思维。

正是欧洲的一些主权国家从科技进步中看到实施其扩张势力范围之大计的渠道。扩张势力的计划使这些国家冒险发动战争，而这样的冒险爱好常会导致国破家亡。对外扩张的政策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国家间的贸易是一种获取财富的竞争。国际贸易，用后来的术语来说，是一种零和游戏——我赢多少，你就输多少。于是国家就设法垄断贸易，保守工业技术的机密，在竞争中保护国内工业，对本国的生产资源包括劳务资源实行合理配置。将理性思维用于经济竞争的这种做法被称作重商主义，它并未取得多大成功。事实上，英国人的王朝不大具有对贸易实行集中控制的能力，但英国致富的速度却比其他国家都快得多。根据亚当·斯密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的理论，英国人对商业贸易的限制越来越放松。

到18世纪末，欧洲人学会了将自己看作国家中的臣民或公民，阶级、机构、宗教中的成员或社会中的阶层，以及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也已开始懂得他们是文化的承载者。理性主义教会他们把自己看作人类的一部分，能够分享“人的权利”（这是不久之后才有的名词）。然而此时浪漫主义又使他们认识到，每一个民族都说某种特别的语言或方言，爱好某类烹调口味，共有同样的习俗、风尚、艺术传统等等。文化是一种精神机体而非政治机体——德文中的Volkgeist（民族精神）这个词表达得十分确切。文化用诗歌和歌曲表现自己，是对人类潜力的一种独特的修饰。到这时大一些的国家都有了自己的艺术家——意大利人有但丁，西班牙人有塞万提斯，法国人有拉伯雷和拉辛，英国人有莎士比亚。一些较小的文化族群有时不得不照下面的套路从头武装自己：潜心于本族文化的教师记录下自己的语言并使它规范化；艺术家创造出文学和艺术形象；历史家记载本民族的传奇。

由此，现代政治机体（国家）就发展成不是一个而是数个机体。如果我们将作为心理学基本要素的心灵加入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我们就得到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以上每一种“组合”[8]，从概念上说，都支撑着一个庞大的理论的和分类学意义的上层建筑。然而我们关心的是，这些有着自我意识的“组合”为现代政治冲突的戏剧布置了场景。这些“组合”提供了一个坐标体系，许多强有力的政治学理论都可以从中衍生出来。

例如，不将经济与国家的观念区分开来，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进行反思的产物。又如，不将文化与社会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就毫无意义。民族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应当独立自主。（从马志尼[9]到伍德罗·威尔逊[10]，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信奉民族主义。它还激励了各式各样的民族，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巴斯克人[11]、布列塔尼人[12]等。）这一学说有别于那种被滥用的所谓“民族主义”，后一种“民族主义”指的是已经建立的国家与别国争吵时的那种高度感情化的团结一致——那是另外一种现象。这两种民族主义的混淆导致了这样的谬论：既然所有的冲突都来源于民族主义，那么通向和平的道路就是放弃民族主权，由国际性权威机构来治理。

研究这些抽象“组合关系”的人们也总想为每种组合找到一个最高动机，从理论上简化它们。例如“政治人”（homo politicus）指受权力欲望驱使的人们；“经济人”（homo ecnomi－cus）指受攫取财富的自私欲望驱使的人们。社会代表团结，而经济代表分离——“社会”有时被“社区”（community）这个更富有感情色彩的名词所取代。不言而喻的是，全部的人类动机事实上都会在所有现代“组合关系”的范围内起作用：权力会与文化纠缠在一起，理想主义与政治、体育运动与经济等等，都会相互牵连。简单化地判断动机和“组合关系”所得出的荒谬见解早已在现代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中泛滥成灾，当然，这里不打算谈论这个话题。下面还须讨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自身利益”这个词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在现代的道德结构中它不是指自私自利的坏品德，而是指“责任”。个人主义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承担这一责任，自力更生，不依赖别人养活自己。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多数人都不能以这种寻求自身利益的态度生活，现代社会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当然，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排除或妨碍我们关心、帮助我们的邻人以及与我们相处的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别人？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以上四种“组合”中某一种是最根本的组合呢？这或许触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如霍布斯和黑格尔就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论证说，国家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一切其他的组合。卡尔·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是政治进程的决定因素，他还把一切都囊括到广义的“社会”这个词汇中。正是马克思最引人注目地探索了上文提及的坐标体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智力上无法回避的可能性：某一个“组合”会制约其他的组合。1859年马克思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又说，生产中经济条件的物质变革“能够用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来确定”[13]。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真有答案的话——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探寻的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颗宝石。我们离这颗宝石还很遥远。有的怀疑主义者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有些政治活动家始终有一种幻想，认为另外存在某种比国家更重要的“组合”。这是由于他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想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某些领域里的社会、文化或经济改革；而根据他们的理论，这些领域比国家更重要。如果表层的东西能决定根基，那我们的理论必定出了差错。这种自相矛盾也在某些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一些人声称国家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表面结构，但他们没有消灭国家却建立了一种极权。非洲一些民族主义者自称是某个并不存在的民族国家的代言人，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制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的政府，这种统一实际上生生创造出了他们原先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那个民族国家。

所有这些奇异的尝试都是出自一种怀旧的渴望：希望回到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那种单一的“政治机体”。古典的共和主义者厌恶基督教，因为它将对世俗权力的忠诚与对国家权力的忠诚作了区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们无法调和在工作中对个人职责的履行与在公共生活中对国家的忠诚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者认为我们文化的纯洁性被外来统治者的压迫所玷污。“异化论”是对我们的社会弊病之根源的一种很流行的诊断，而现代政治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它试图修复已经永远破碎的东西。

【注释】

[1] ship of state与body politic在英文里都是“国家”的同义词，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国家。

[2] 原文为political associations，暂译为“政治组合体”。

[3] 普卢塔克（46——125），古罗马作家。

[4]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诗人。

[5]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6] 古希腊“家庭”的概念参见第二章。

[7]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1798年发表著名的《人口论》。

[8] 原文为association，意为“联合”“交往”“社团”等，作者用它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组合、交往的方式，所以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是一种“组合”。以下译为“组合”或“组合关系”。

[9]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青年意大利党创始人。

[10]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

[11] 西班牙山地民族。

[12] 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居民。

[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第七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不管国家内部如何复杂，在国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体，随时可以进攻别人或自我防卫。欧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自我防御力量任何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都不可能维持多久。由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组成的欧洲一直就是一个战场，而且历次战争一般都未能定出最终胜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统治整个欧洲。欧洲历史似乎可以这样来总结：备战，打仗，战后的恢复。人们也许曾指望基督教这种倡导和平的宗教能够改变历史，然而基督教实际影响的最典型例证也许是克洛维[1]的故事。克洛维是西法兰克人的首领，公元491年征服高卢人后皈依了基督教。一天克洛维听人布道，讲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节，他忍不住站起来怒吼道：“要是我带着法兰克军队开到那儿，看他们敢不敢这么干！”道德义愤也能导致战争，而且并不比野蛮逊色。

战争毁灭生命和财产，理性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感情冲动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却写下了一部如此阴暗的历史？部分的原因是“需要”。因为战败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因为总有某些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向外扩张，于是各国都需要豢养武士来保卫国土。这些武士以荣誉为道德准则。勇猛作战是极大的荣耀，牺牲生命能赢来仿若永恒的光荣。在西方，从罗马帝国灭亡到现代社会出现的一千年间，这些贵族出身的武士与其说在维护和平，还不如说是在破坏和平。直到专制君主们控制了局势，武士们世代争斗造成的死亡和毁灭才告结束；只是，随后君主们又成了破坏和平的祸根。战争于是成了君王们的娱乐，正如时人所说的，诸侯们用大炮来发言。凭借婚姻、外交，尤其重要的是凭借战争，一个国家可以变成强国。几百年间，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由小型领地构成的组合拼图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演变成今日欧洲这样格局明朗的政治地图。

正如克劳塞维茨[2]所说，战争是政策——也就是政治——改头换面的继续。统治者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取优势，抵御敌人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就像下棋，总有一方会赢，而和局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在国际争斗这盘棋局中战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软弱的波兰政府那样，只好听凭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来瓜分他们的国土；其他的例子还有1939年之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许多国家受到的蹂躏。

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对政治冲突作了最好的解释。霍布斯把人们不承认一个共同权威的社会状况称作“自然状态”，他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将是“痛苦、贫穷、孤独、残忍和短命的”。正如他在著名的第十三章中所说的：“人们彼此相处没有欢乐，只有大量的忧伤，而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威慑所有人的权威。”霍布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三个原因，其中的两个前边已经提及：一是人们珍视的东西（例如水源充足的耕地）数量有限；二是人们对荣耀的狂热追求。第三个原因被霍布斯称作“猜疑”，即人们对他人的不信任。对敌方入侵的担忧可能导致己方先发制人的进攻，而这一决策又会带来一系列可怕的后果：甲担心乙要攻打自己，便决定率先发起攻击；而乙已经预料到这一危险，打算更早一些动手；甲预料到乙的动机……如此无限循环。

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避免自相残杀就必须建立一个公民联合体，拥戴一个凌驾众人之上的政权来用法律统治他们——霍布斯认为武力征服通常能引出这样的结局。人类生命的脆弱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国家之间的状况也基本与此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国家能保卫自己，而孤立的个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正如霍布斯所说，“无论什么时候，国王们以及大权在握的人们由于处在独立的地位而经常相互猜忌，经常处于角斗士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他们兵刃相向，怒目相视；就是说，他们在国家的边境修建堡垒、布置驻军、架设枪炮；他们不断地监视着邻国——这就是战争状态”。

我们从来都没能完全摆脱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危险和不安，这种危险和不安俯拾皆是，例如美国蛮荒西部的状况，城市中心区的情况，独自走夜路害怕听到脚步声，还有（用霍布斯的例子）我们都要锁上自家的大门。这是一种有力的解释模式，因为霍布斯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整个颠倒过来了。长期以来人们都对战争感到悔恨，都在寻找战争的根源，好像是在解释一种病变。霍布斯的看法则是，战争是人类间的自然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如何去实现一种和平状态。

广义地说，霍布斯的理论模式解释了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状况。从一些特殊情况中也许能推导出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期由于美国和苏联处于支配地位，西欧国家之间要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人类事务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长久不变。有趣的是，几百年来欧洲（与世界上多数地区形成对照）一直分裂为一些彼此分隔而又互相敌对的国家，但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期征服并统治其他国家呢？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有的征服者总在向外扩张，直到交通和后勤的负担使继续推进得不偿失，他们才罢手。古罗马便是如此，古代中国也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这证明了人类事务中的一个主导的行动逻辑。

有人问百万富翁：“赚多少钱才算够？”回答是：“再赚一点儿。”这富翁看到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特征。我们可以用正面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权力会滚雪球，为什么越有权力的人越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一个运动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大家都倾向于加入拥有权势和胜利在望的一方——这就是“从众”现象。在某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活动中，随大流风气十分流行，因为不随大流的人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随大流的必然结局是一党统领天下。然而正是导致权力增长的负面原因最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垄断”的棋盘游戏来解说：在该游戏中，一个资本家击败所有竞争者，买下他们的全部资产，就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同样，一个国家只有在所有竞争对手都被降伏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安全。这看起来是一种颠扑不破的逻辑，但却被证明是一个荒谬的逻辑。为什么呢？

这条逻辑不适用于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不是一种零和游戏。科技不断变迁，大型公司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各种新观念蜂拥而至，任何理论若把人类生活看作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体系是一定会失败的。现代经济是一场“正和博弈”，每个参与者都可能变得更加富有。当然，有的人会比别人富得多，但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更干净的饮水，更充裕的食物，更好的医疗保键，以及其他好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西欧至今都未能按照“垄断”游戏逻辑产生出一个称霸的帝国。

我们可以用“均势”来解答这个问题。人类活动的逻辑的确能解释为什么不断有人起来尝试统一整个欧洲，但每次也总会有另一些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这个野心勃勃的盟主。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在从新大陆获取黄金之后趁势挥师横越欧洲，却受到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抵抗。17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四意欲吞并他的邻国，荷兰首当其冲。当时的荷兰正在不屈不挠的威兼三世（1689年被加冕为英格兰王）治下。到1700年波旁王朝似乎有可能将法国和西班牙都控制在手中，这时全欧洲都联合起来反对路易十四，他的军队多次被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击败。到了18世纪，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又成为这场游戏的主要参与者。连小小的瑞典都在世界史上扮演了近一百年的重要角色，直到查理十二世的冒险活动耗尽了瑞典的资源。法国革命后，拿破仑企图夺取世界霸权，各国都联合起来反对他。整个20世纪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抵制德国由于国力日盛和人口增长而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一国势力的扩张总会受到制衡，但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欧洲人都愿意改弦更张，通过协议而不是征战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欧洲。

欧洲的联合至少能改变“昔日盟友变成今日仇敌”的局面，这种局面反映了许多政治活动中固有的冷酷与残暴。我们谈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用朋友或敌人这样的比喻，但这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正如许多政治家所说，强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而利益是会改变的。戴高乐说，“血干得很快”。许多国家的确很快就忘记谁是它们昔日的仇敌。国际政治中的所谓“友谊”只是谋求国家利益时的一个感情盾牌。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

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认为保障本国安全所必须采取的一切行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但后来就不是了。国家利益会受到现实的局限。波兰当然不喜欢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强大而又不好相处的邻国，但波兰没有选择的权利。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拒绝欧洲干涉本半球的事务，然而美国南面的邻国却并非总是愿意美国如此强大。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置”之前，托马斯·杰斐逊对法国非常不信任，他说：“如果法国占有了新奥尔良……我们就去投靠英国舰队，投靠英国。”邻国一般都是仇敌，而邻国的邻国就成了盟友。

国家利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解释，但政权的更迭很少会根本改变一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看法。1789年后处于革命状态中的法国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苏联基本上因袭了革命前的对外政策，只是比先前更富有侵略性。有时候国家利益会得到威严理论的支撑，如法国的黎塞留主教[3]就曾从理论上证明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形成了法国的自然疆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需要有精明的头脑和对未来趋势的某种预见。典型的例证是1920年代初丘吉尔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表述：

有人说，如果德国胜利占领英吉利海峡诸港口，我们将无法承受……然而，同样是这些港口曾被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占领了几百年，我们依然生存下来——这个强国就是法国，那段时期它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敌视。据说新式武器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但这要看谁掌握最精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如果除了海上优势我们还有空中优势，我们就能像当年对付拿破仑那样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即便英吉利海峡所有的海港以及所有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都沦入某个敌对的军事强国手中。我们决不认为，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英国将不可能独自坚持下去。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政治的严酷逻辑要求我们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来保卫国家利益。人们从来都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这一必要性衍生出所谓“政府的理由”[4]的说法，根据这种理由，政治领域可以使用暴力、欺骗甚至背信弃义等手段。正如霍布斯所说，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要求的基本品性，他认为国际关系永远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之中。19世纪统一意大利的主要人物加富尔[5]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给自己办事时也使用为国家办事的那些手段，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然而到了后期，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政府的理由”的失灵，因为这种失灵为有关国际道义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依据；站在滥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其时的国际道义主张已经发展成一种运动。拿破仑派军队越过边界进入巴登抓获并枪杀了当甘公爵[6]，这件事使全欧洲震惊。塔列朗[7]说：“这不仅是一桩罪行，这是一场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8]把1839年订立的保障比利时领土完整的条约（德国刚刚违反了该条约）说成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的这一言论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

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建成一种国际道义秩序，这种努力源自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设想，这设想又是受到古罗马人和自然法精神的启迪。罗马人有一部规限各种族之间关系的法典，而哲学家们则按斯多葛派学说去探索自然法的理性法规，这种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在基督教社会的共同文化中，战事本身的一些惯例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的残酷：传令官、使节、休战信号，以及关于宽待战俘和豁免非军事人员的惯例，再后来还有对红十字救护人员的豁免。18世纪的一些理性主义者奉行世界主义，他们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里解脱出来，有的还幻想建立一个能带来全球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赞同这种幻想。例如黑格尔，他虽不是为战争辩护，却认为战争是培养英雄美德的温润土壤。

国际关系研究分为相互龃龉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现实主义学派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理想主义学派则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后者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理想主义者认为，如果说战争曾是解决冲突的一种理性的方法，那么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这一观点就不能成立了。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此紧密，以致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了一种幻象。根据这一理论就可以得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来执行保护地球环境的政策。全球化进程显然已经将整个人类纳入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争取人权的潮流，尤其是争取在传统社会分裂性极强的女权的潮流。有些非西方国家拒绝这类对权利的主张，把它称作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很显然全球经济正在发展成型，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全球占优势的道义规范却没有形成。

国际主义者从道义上批评国家利益，认为它是自私的表现。相反地，遵守国际公约，实施对人权的保护，则是道德的行为。然而读者们一定已经看到，在政治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纯道德的，也不是纯经济的、纯精神的，等等。在经济上行之有效的东西，在精神上也许十分有害；国际上都认为符合道义的东西，可能会给某一种特定文化带来致命的危险。即便是促进国际道义的运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某种功利的考虑。国际道义肯定会比较适合于某些国家，而不大适合于另一些国家。一个发达的公务员官僚体系——其委托人是西方国家的压力集团——自然从国际道义的扩展中得到好处。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一直是，而且应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实派看到，一系列的战争单一起因论——贵族的蛮横、王朝的野心、民族主义、信仰狂热——都已被事实所驳倒。现实派关注的是，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这种乌托邦理想只会加剧冲突，使局面更难收拾。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谈判的，而权利原则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而且如果有谁提议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权威，世界各国很可能都会十分紧张。由此，国际关系领域清楚地表明，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政治性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

【注释】

[1] 克洛维（46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2]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人，著名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

[3] 黎塞留（1585——1642），法国主教、政治家。

[4] 即reason of state，亦译为“执政者的理由”，参见第五章注。

[5] 加富尔侯爵（1810——1861），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6] 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之子，大革命后流亡国外。

[7]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8] 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第八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研究政治的人被称作政治科学家[1]，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然而，我们首先要看一看科学家必须研究的对象——政治活动中的实际经验。

政治的实践有时被比作演戏。政治家与演员显然属于彼此相关的族类。公共生活的建筑多令人想起罗马广场的古典精神，华盛顿的公共建筑尤其如此。在伦敦，19世纪中期重建的国会大厦被恰当地描述为“古典型总体结构、哥特式细部风格”。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及其主人的装饰物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冷漠与高傲。法国公共建筑的王朝特征表现在其辉煌壮丽的风格上。英国首相住在比较普通的街道上的一幢比较普通的房屋里，显露了英国公共生活里那种有意渲染的朴素。

以上这些是全国的政治舞台，但即便在电视时代，多数政治戏剧演出的舞台仍是在地方的和地区性的场所；在布满灰尘的会场里，在风吹雨淋的大街上，政治家可以在那些地方对选民宣讲自己的主张。开展政治活动有自身的条件要求：要有若干代理人、活动场所、与印刷商的联系、一批支持者、经费，而一般来说为了取得上述条件先得有一个地位已经确立的政党。富人和名人有时愿意新建一个政党，但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通常会从边缘向中心进取，每欲前进一步都像是在玩“毒蛇与梯子”[2]的棋盘游戏。

政治家在从政之初需要具有与关心政治的公民所掌握的同类的知识，不过在程度上要更扎实一些。每个美国政治家都必须清楚地了解宪法，了解人权法案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多判决，否则将寸步难行。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提供一系列史实、参照物、比喻，没有这些东西，政治语言就不容易被人理解。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美国历史上流行过的歌曲、口号，政治家必须学会从中得到启示。这些启示很多都有强烈的地域性，正是它们构成了政治家希望代表的人群的文化。政治家必须详细了解参议院和国会如何运作，当然更要了解各州与参议院和国会的关系。这些知识多是基本的、比较乏味的描述性资料，但没有它们政治家的见识便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

各种政治传统有很大区别。在本书开始对“政治”和“专制”进行比较时我们已经说过，这两者在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是什么？人，尤其是女人应当得到什么？许多国家的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会与本书的一般读者大相径庭。传统是一代代人“传递下来”的，研究任何政治体系时，传统（也许可以重新表述为“政治文化”）都必定是一个中心内容。传统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从人们关于国家的言论中也许很难了解到政治的实际情况。例如，长期习惯于被税务官盘剥的人们，他们对人口调查，对政府的结构形式，对领导人的言辞的态度全然不同于欧洲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们。在某些政治传统中，人们对变革满怀希望；在另一些传统中人们又对可能的变革采取玩世不恭、听天由命的态度。思想和情感装载在语言中，通过一代代人传下来，语言本身揭示出一个对政治前景产生影响的观念体系。例如，所有语言中都有英文justice的对应词，但英文justice宽泛的含义中包含许多变异——比如“公平”的意思，这些变异一定来自英语之外的别种语言。即使是在文化上与英语十分接近的欧洲语言也很难精准地翻译约翰·罗尔斯[3]《正义论》一书的副标题“Justice as Fairness”。另外，中文里与freedom相对应的词含有“圆滑”和“自私”的意思，而不是像欧洲语言中的自由一词那样含有“勇气”“独立”的意思。

多数政治理论都是对经验的总结。政治家们必须从历史中，尤其是从代表性的英雄和恶人那里学得许多东西。马基雅维利提醒人们要仔细研究古罗马的丰功伟绩，然而现代历史中并不缺乏值得借鉴的样板，而且更能揭示我们自己的政治传统。例如英国政治家就应当了解大宪章、圆颅党人和保皇党人、辉格党和托利党、19世纪的英国选举法修正法案，以及英国历届首相墨尔本、皮尔、迪斯累里、格拉德斯通、丘吉尔、艾德礼、威尔逊等人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当然更不用说20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许多史迹都只是传说，人们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一个工党政治家也许会认为拉姆齐·麦克唐纳在1931年组成联合政府是对工党的背叛；一个保守党人则会持不同观点，不会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政治家们通过无休止地谈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当前的作为空间来面对现实世界，他们用自己的一套特殊语言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政治活动中，“绥靖”再也不是对别人的不满作出的一种回应，而是专指关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政策的一场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绥靖”是一段羞耻和怯懦的历史的代名词。后来出现了略为不同的声音，有人出来批评丘吉尔这个“绥靖”政策最著名的反对者；又有人争论说1940年英国单独抵抗希特勒的后果只是使英国陷入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帝国控制的境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很少有长久不变的，吊诡的是，历史和未来同样令人感到迷茫。

对于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度里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历史的影响大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的政治家通常感受到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主要是宗教和世俗的分裂，而纳粹的占领所留下的记忆使国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在政治上忠于祖国。爱尔兰政治也同样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美国大致说来比较幸运，尽管南北战争留下了更为痛苦的记忆。

既然政治就是演说，那么政治技巧就包括机智的谈锋，政治家也都以他们的言辞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记得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雄狮怒吼”式的演说，也记得他的那些机巧的俏皮话，其中有些说得很刻薄，比如把克莱门特·艾德礼[4]描述成“一头披着羊皮的羊”。林肯凭借他的智慧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很难想像他的政治技巧能离得开他那高超的演说才能。这些人物当然都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那时的公民都像鉴赏家一样去聆听政治家长篇大论的演讲。格拉德斯通曾花了四个小时来向下议院陈述他的预算计划——据说当时还提供了生鸡蛋和雪利酒饮料来取悦听众。广播和电视的庸俗化效果毁坏了这种政治文化，它们制造了如此大量的东西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只能被挤进一个更狭小的空间：“精彩片段”（sound bite）[5]。“精彩片段”属于简单化的标语口号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无须具备高超的演说能力。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是一个较广泛群体的代言人，政治家的目的在于取得某个职位。“代言人”和“职位”是一个世界的两极，从政的人们必须奔忙于其间。这两极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的本质。

代言就是代议制，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由公民的代表而不是公民自己来执行，因为立法条规常有数百页之多，不具有特别的技能，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就无法掌握这一套繁琐的规章。然而政治家要花很长时间来发挥代表的功能，最后才能形成政策。这是一种寻求众人都能接受的立场的技巧，因为这个立场能将相互冲突的利益协调起来。肤浅的批评家看得到政治家的立场是含混和不确定的——这常是必要的，但却往往看不到政治家的这种技巧：找到问题的某种症结，利用它将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像能够随意隐藏物件的魔术师一样，高明的政治家对一部分听众发表一种意见，却能让另一部分听众（有时就在同一个表演厅内）听不出他本来的用意。头脑简单的理性主义者有时指摘政治家的这一特点不过是为了寻求支持而不惜诈骗，记者们则会对政治家和演讲进行“解码”，揭露所谓隐藏在言辞之中的“信息”。如果更深入地理解，就能看到这种技巧能使见解和态度都大相径庭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这一技巧若失灵——比如加拿大政治家，他们未能设计出一个将说法语的公民与说英语的公民的意见统一起来的加拿大——社会就会走向解体的边缘。美国政治家运用策略尽力避免国家因废奴问题而导致分裂，因为他们担心除此之外只剩下内战这一种选择，后来发生的事情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政治家既受到“代言人”角色的限制，又要进一步被他的职务所规定的责任范围所约束。权力的野蛮残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变成官场的温文尔雅，重要的是要对这两种现象加以区分。局外人常常瞩目于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官员手中的权力，然而由于披上了传奇剧般的色彩，权力的威力多被夸大了。首相或总统的权力受到宪法的规限，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他们若想推行改革就不得不作出一系列违背自己意愿的让步。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总统拥有的最大权力就是说服人们去做他们本该无须经人说服就去做的事情。”一个职位所具有的权力只是一种技巧，掌权者运用这一技巧再凭借其权威来完成本该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人们在谈论“权力”时便只是指一个掌权者纯属实现个人意愿时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小事。小事中最无价值的，又属掌权者能享受的经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乐趣，以及他有能力帮助——或是阻止聚集在自己身边的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毫无疑问，这种能力可以被用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肯尼迪总统在这方面臭名昭著，他利用总统的声名勾引过许多女人跟他睡觉，尽管他既英俊又有钱，不必仰仗总统的名位来干这种事。或许像匈牙利作家阿瑟·克斯特勒描写的那种仰慕政治明星的女子一样，她们中的部分人“愿意跟历史睡觉”。这种权力不是掌权者所占有的什么东西，而是掌权者和权力所及范围内成员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如果说这是腐败，那就是双方的腐败。

政治的本质是说服，这一事实具有一个核心含义：政治家决定一项政策所依据的种种理由完全不等于他公开宣称的那些理由。这两类理由也许会部分地重合，也许会互不相干，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说政治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职业。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一项政治行动具有的可称为“维度”的东西。维度之一就是这项行动的可行性。它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吗？它的代价和可能的长期后果是什么？例如，政府打算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养老金，这当然能解决老年人的困难，但这同样会产生经济上的后果，因为勤俭和储蓄的积极性将受挫，其后果又会波及经济。真正的检验标准是长期效应。19世纪的政论家沃尔特·白哲特说过，任何改革的后果都必须等到经历了改革的那一代人过世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维度之二：执行某一特别类型的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它肯定会被用来证明可以继续执行同一类型的其他政策。这项政策如果失败了，也许有人会提出应当进一步推行这项政策，而不是放弃它。例如，由中央管理的某项经济活动产生了异常后果，人们典型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强中央管理来处理异常状况。还有一个维度：某项政策对于推行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会产生何种影响？这里说的推行者包括个人和制定这项政策的政党。例如，1945年后英国创立福利国家制度，选民广被其泽。因此，这项政策的短期效应本当是使执行者英国工党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事实却并非如此——工党在1951年的大选中失败了。更糟的是，这一时期的某些福利措施被认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贵族化”，使他们反而疏远了工党。正像政治家们有时所说的，成功带来的失败是最惨的失败。

“公共利益”或是“众人之善”之类说法常会引起人们的冷嘲热讽。人们很容易批评说，对于不同的人群，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既可能产生有利的，也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然而，以为可以从个人代价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公众利益，这是误解了公众利益的含义。这一类概念是政治论证的语汇形式，其含义只有通过公开辩论才能逐渐明晰。这些概念是提倡任何一种政治主张时都必须具备的形式条件。一个政治家当然不能说：“我主张做这件事，因为这对我有利。”如果他这样说，那别人就没有理由也去做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人们也会隐隐感觉到政治家主张的每件事对他本人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只顾个人私利的伪君子。政治活动许多都出于对政治家自己有利的目的，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家一般来说比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更多地为公众利益着想，而不是更少。两者的差别也许不大，但总还是有一点差别。

以上所说并不等于否认政治中有不少卑劣的成分。政治家必须运用机巧。例如，一个委员会表决时如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一项动议就会被否决。精明的政治家懂得这个规矩之后，就可以决定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来提出某一项结果难以确定的动议。如果他反对某项政策，他反而可以提出正面的动议，经过表决对立双方票数相等，动议被否决，他仍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94年在英国举行的欧洲选举中，一位候选人把自己称作literal（真正的）而不是liberal（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候选人，这一说法使他赢得了数千名头脑简单的选民的选票。候选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如果排在字母表里靠前的位置，也能给他带来虽然微小却很重要的优势，因为愚钝的选民填写选票时会按照候选人姓氏字母的顺序来作选择。在美国的许多州，姓“肯尼迪”的候选人一定会多得到一些选票。而政治家的主要过错都来自人性中相当普遍存在的那些弱点：没有胆量向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主流观点挑战；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愚蠢；总想作出貌似高尚的姿态；总倾向于作出较少阻力的选择，因为他知道，等他退位之后恶人自会有恶报；等等。

政治家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俱乐部，他们在自由民主制中拥有共同的文化感受，这种文化跨越了党派的界限。例如，不同党派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往往会超过同一党派成员之间的。某些观念总是在这一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观念有的可能违背了一般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被政治家们称作“偏见”）。近年来政治家对死刑、文化多元主义、国际理想主义等问题的看法就是明证，他们有时还将这些看法混同于与其相去甚远的“原则”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从某些方面看，政治家作为一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寡头集团，其意向与被统治者大相径庭。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求选民支持政党提名的人选，这样一来寡头政治的倾向就更明显了。如果政治家的追求与民众的愿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就会下降，人们会认为政治家不是在代表人民，而是在蒙蔽人民。我们熟知的那种政治的微妙变成了赤裸裸的诡辩。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局面，野心家可能会乘机煽动民众。

我该怎样向听众介绍我的政策呢？面临这种问题的政治家想的更多的是听众，而不是他自己内心的意愿。听众有时是他的同行，有时是他所属的政党，有时是全体选民。我们可以假定，他已经说服自己相信提出这项政策的理由很充分，但他认为很充分的理由在别人看来可能毫不起眼。说服之难在于找到在听众看来也是确凿的理由。要想说服听众，政治家就必须从他与听众共同认可的观点出发。说服的第一步就是说服者设法使听众相信自己的意愿与听众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能使听众相信他提出的政策与听众的主要目标正好吻合。

以上关于说服的议论表明，政治家必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他要善于将自己的真实看法深藏于心。其他人可以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可以尽情利用现代世界发明出来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在根本不懂的问题上顽固地坚持己见。政治家则必须考虑自己的言论对自己的前程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人格结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家就是伪君子。政治家从事的是风险极大的行业，他必须时刻留意形势发展的走向。政治家的才能中自然包括对机遇的把握，然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念——道德的信念和对形势将如何发展的信念——他就会缺乏干大事业的政治家通常必须具备的那种清晰的形象。国务活动家——最高等级的政治家——善于将内心的信念与利用一切机遇的才能巧妙地结合起来。1940年戴高乐在伦敦发出抵抗德国侵略的呼吁，1946年他宣布退出法国政坛。这两次举动都很冒险，都可能使他身败名裂。30年代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这很可能使他从此退出已经小有成就的仕途。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这一灾难性的冒险只是为里根1980年竞选的胜利作了铺路石。政治的决窍是，既要努力取胜，又不可求之过甚。

【注释】

[1] 原文为political scientist，通常译为“政治学家”。本章强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政治学，所以有时译为“政治科学家”。

[2] 一种游戏，棋盘上画有毒蛇和梯子，逢梯子可前进，遇毒蛇则止步。

[3] 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的《正义论》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Justice as Fairness，意即“justice当作正义来讲”。英文justice有“司法”“公正”等含义，而其他语言的文字包括中文却并非如此，所以这个副标题很难翻译。这本书目前的中文译本就没有译出原著的副标题。

[4] 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

[5] 西方大众传播领域新出现的词，指大众媒介对政治家言行的报道中最能表达其政见也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片段，通常只持续十几秒钟。

第九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参与自由民主政治，就意味着参加或支持某一政党，也就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选定自己的立场。吉尔伯特[1]在他所写的歌剧《伊奥兰瑟》中把这说成是人的无法摆脱的秉性：

我常觉得这件事很滑稽，

老天为何总是这样设计：

让来到世上的男男女女

不是倾向于自由主义，

就是倾向于保守主义！

吉尔伯特说的当然是19世纪的英国；在其他国家名称和侧重点可能不同。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许不像自由党和保守党那样特征鲜明，而20世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党。另外我们必须看到，政党的名称有很大偶然性：它只是一个称谓，并不等于政治信条。共和党并不比民主党缺少民主观念，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赞成共和。不过吉尔伯特说得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倾向，而且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这两种倾向的名下。

当然不能只有一种倾向。政治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一党制国家”这个名词，这是概念混乱所致。“党派”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还有至少另一个类型上基本相似的党派。[2]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外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权力，只是自说自话，就像20世纪的一些执政党所做的那样，这个党就是极权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因此，这个政党和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每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一般都有两个势力最大的政党以及一些处在政治权力边缘的其他政党，另外还有许多政治派别，它们有时会参与竞选的角逐。在对现代国家的舆论现实作了上述概览之后，还须补上这样一笔：各个政党都与各式各样的群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压力集团、利益集团、行业组织、公共关系公司、院外活动分子、教会，以及所有其他团体，这些团体时常感到国家管理权限越来越宽，它们必须对国家的决策施加影响。

政党努力在竞选中取胜，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夺取国家政权”，其实国家也在“夺取”政党。在竞选中被说得极为动听的政策，一旦新上任的部长们分析出其中的含义，就可能发现其只是灾难的诱因。政治管理的实践往往会使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所兴起的风浪平息下来，因为政治管理是一种受到制约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活动，而民主政治则是一场分出高下的游戏。参与者必须冒险，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夺魁呼声甚高的候选人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这样一副景观激励着各党派的积极分子。埃德蒙·伯克[3]这样评价政治活动中竞争的好处：“与我们争斗的人锻炼了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我们的对手也是我们的帮手。”其制度精髓在于：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

吉尔伯特认为政治倾向性是与生俱来的，也许真有某种普遍的人类秉性支撑着政治倾向性。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可以分为硬心肠和软心肠两类。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者总是谈论同情心的问题，所以属于软心肠一类；而保守派——近来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属于硬心肠。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当代政治领导人，以上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政党的复杂性有时是与促进还是抵制变革的抽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变革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要视判断标准而定，但保守派有一种对变革本身一概反感的秉性，而自由派则欢迎变革。有人用生理因素来解释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差异：青年人急于变革，但随着年轻的增长会变得保守起来。当然，青年人在政治中的确很不一样，他们乐于将无穷的精力奉献给社会改革的理想——就像青年土耳其党、布尔什维克分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纳粹党徒，还有1960年代青年运动中的狂热分子。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上述事实不能成为鼓励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理由！

另一种说法是，政党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富人是保守派，穷人是自由派或是社会主义者。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版本是这样一种观点：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隐蔽战争的战场。这个观点有两个大漏洞。第一，在战争中一方力图彻底打败另一方，而政治论争则是一种运动，一种竞技，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踢足球不能没有与你一比高下的另一支球队，搞政治也不能没有相互竞争的政党。因此，阶级战争的观点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政治从此结束，然后由一些政治领导人创建单一的、真正的统一体。第二个漏洞是，如果说政党只是利益的代表，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当数量的工人投保守党的票，而相当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分子拥护激进的方案，包括以平等的名义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这一观点出发的政治学家无法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蓝领阶级加入了共和党，工人阶级成了托利党人。事实上，政治是一种说服活动，从选民没有理性的行为中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们将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

以上这些观点都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里的某些方面，它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对政党的最具有蒙蔽性的误解——将政党与政治信条（有时也叫“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中原则和纲领固然重要，但它们能否实现却要取决于所处的境况。问题在于境况总是千变万化的，政治学家只好把注意力投向政党的信条，因为信条至少还有某种智力上的连贯性。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信条几乎是我们在研究政策运作时的唯一依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信条本身都有一种思想上的吸引力，使它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尽管我们应当时刻清醒地意识到，在政党实际运用权力时，信条的作用十分有限。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却只是顺带提及，而从某些方面看社会主义应是现代政治中左翼政党的法定信条。在厘清这一领域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而且在没有谈到下面一章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将是不完全的。让我们从叙述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主义，并以英国的经历为基础，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被广泛仿效的蓝本。

政治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参与者分裂为党派或派别的现象，早在17世纪中期保皇党和圆颅党就互相争斗，而英国最先出现的政党则是辉格党和托利党。1679年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有关约克公爵詹姆斯的法案上成为对立的两个党派，该法案以詹姆斯是罗马天主教徒为由拒绝他继承王位。托利党倾向于秩序与服从，而辉格党是贵族派，主张政治应当建立在由数量有限的选民表态赞同的基础上，就像国会制度所体现的那样。然而在后一个世纪里英国的政治活动多须仰仗皇室的庇护才能成功。很久以后党派才开始受到尊重，反对党制度才成为政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辉格党的理论家是约翰·洛克。他的学说为一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人生而拥有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出色地表达了洛克的思想——它宣称人对于“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这是一种向传统提出挑战的政治学说，它投合了人们要求对政治和社会都进行改革的愿望。我们似乎可以说，要求废除经不起理性检验的一切规限，这一主张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具有了两重含义：第一，它是现代政治中与保守主义和其他信条相对立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二，它是一种原型式政治观念，可以囊括一切形态的现代欧洲政治。

自由主义一词直到1830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是一个创造政治名词的时代，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现有名词都是当时出现的。然而到这个时候，由于现代政治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英国政治已经分裂为两派。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1789年开始在法国发生的事情[4]。辉格党的一名领袖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认为，法国终于走上了1688年英国走过的道路[5]；福克斯的朋友埃德蒙·伯克[6]则认为法国革命者从人权宣言的抽象原则中推衍出破坏性的政策，这是一种新出现的十分糟糕的现象。他们抛弃了传统，目的是在一个抽象的政治蓝图指引下用暴虐的方式统治法国（很快还要统治整个欧洲）。伯克相信这种做法将会毁灭人类。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预见了西方世界后来批判共产主义的所有观点。法国和俄国版本的乌托邦主义最终都以使自己的国家陷入血泊而告终。远在第一颗头颅滚下断头台之前，伯克就作出了以上的预言。

伯克实际上以他对自由主义的剖析创立了保守主义，他认为，作为一种主张改革的政治学说，自由主义和某些社会改造学说如出一辙，那些学说徒劳无功地以毁灭性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结果只会使整个政治都走向毁灭。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精辟地陈述了他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将对政治的理解与专制主义的混乱观念相混淆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左”和“右”进行区分的盛行。它的起源是一种比喻，原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会议中不同派别就座的位置。左派和右派后来分别用来指革命和反革命，伯克和其他拥护“政治”[7]的人们都认为，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概念都和政治格格不入。根据伯克的看法，政治应当建立在保存和改革的观念之上，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于完美社会的抽象构想，而是现时的境况。

那么，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两个现象的融合：第一，19世纪有这样一种思潮，即认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工厂，其产品应当平均分配给工厂的每一名成员。第二，在那一个世纪里，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政治权利。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穷人的关心，它寻求通过立法来制定这样的政策：重新分配财富、由国家提供福利，使公民的生活状况趋于一致。社会主义反对奢华和富人的无所事事。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改革学说，社会主义看起来更接近倾向于改良的自由主义。在英国，工党实际上是在自由主义的羽翼下成长，最后自称是改革的政党而取代了自由党。另一方面，正是保守党人沙夫茨伯里于1840年代提出了“工厂法案”，也正是历届保守党政府于1951年后继续并拓展了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反对意欲提高矿山经济效益的保守党政府，此前工党却一直在支持本质上带有保守色彩的补贴政策，目的是保存一些煤矿居民区。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形。政党互相偷窃对方的政治外衣，把对方的支持者挖到自己这边来——这是政治这个庞大游戏的一部分，往往较少考虑本党政治信条的前后一致。一贯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人在1890年代提出所谓“新自由主义”，转而为补贴和保护主义政策辩护。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于1979年之后被指责背叛了保守主义而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形势改变着政治的色彩，以至于在某些形势下一个政党认为正确的政策，在一代人之后或许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目。现代政治中最吸引人的一个现象是，在美国未能出现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然，民主党采取了许多在欧洲会被称作“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且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的含义比欧洲的自由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政党对政策合理性的一切论述都是抽象的，而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论证提出的要求会超出政党实际愿意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政党就必须调整政策或是信条（有时两者均须调整）。

在政治实践中，自由派一般赞成改革，保守派则坚守传统——这种说法向我们揭示了正确的趋势，不过仅此而已。不管怎样，它无法解答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是否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已经深深扎根于政治之中了呢？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它超越政治生活的兴衰，将目标指向远比政治更为宏大的前景：建立一个永远完美的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既可以指对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的信仰，也可以指这样一种政治倾向：主张在条件允许时实行平均主义的财富再分配改革。在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不管它是什么模样，都不需要严肃的政治活动；完全公正的社会是一种完美的规划，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后面将谈及这个题目。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对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尤其如此。正由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伙伴——这个伙伴常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加上“民主”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承认，国家作为一种体制必须对其成员目前的好恶和要求作出反应。因此，任何关于一劳永逸的最完美国家的设想与政治行为本身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注释】

[1] 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词作家，以善写幽默打油诗闻名。1882年与沙利文合著歌剧《伊奥兰瑟》。

[2] “党派”在英文中是party，这个词还含有“一方”的意思，如party A即“甲方”。

[3]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辉格党成员。

[4] 指法国大革命。

[5] 英王詹姆斯二世专横暴虐，1688年数名英格兰主要人物邀请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者威廉三世进行干预。同年威廉率军在托尔湾登陆，英王詹姆斯被捕。1689年英国召开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宣布詹姆斯逊位，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共同继位，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6] 见前注。

[7] 如前所述，此处的政治是与专制相对的。

第十章

政治的实践（之三）：正义、自由、民主

政治行为的一大部分是讲演，因而必须使自己戏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国王只不过是人群中的一个普通人。君主制国家的社会秩序要求将国王戏剧化，因而要有王冠、宝座、权杖、仪仗队、王室徽章等象征物。现代平等时代中的首相、总统也在使用上述的某些象征物。政治表达多含有隐喻性。前面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政治“机体”，现在我们可以把国家视为一艘航船。“政府治理”（government）这个词本身就隐含着航船的比喻，[1]它源于中世纪拉丁文gubernaculum，意思是“船舵”。政治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那么，舵手靠什么航标来掌握航向呢？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应当凭借理想来指引航向。理想是远方的灯塔，它是人人都该努力达到的目标。理想往往是政党视为身份归属的某种观念。例如，保守党人将维护传统视为己任，自由党人则拥护自由，社会主义者主张平等。然而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上面提及的这些价值诉求。第一部政治哲学的杰作——柏拉图的《理想国》将正义看作最高美德，它决定其他一切美德的地位。现代的“正义”（justice）一词来自拉丁文中的ius，这个拉丁字的含义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权利。柏拉图在那篇著名的对话中一开场就说，正义就是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但他又说，如果我们无法说清什么是人们应当得到的（或应得而未得的），这个界定就毫无用处。而这样做就需要对城邦的整个结构加以描述。在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根据人们具有的天然秉性把他们安排在国家中适当的位置。于是君王就当是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理性地了解人的本性。实现正义的基本原则是互助互补，工人、武士、哲学王都必须各尽其责。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时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对某种理想状态的描绘。但这是一种误解。首先，人们的欲望和理想各不相同。我凭什么非得赞同你的欲望？你也不必向我的欲望看齐。仅就人的欲望而言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而讨论究竟应当有何种欲望这个问题则必须超出欲望的范围，进入客观的层面。然而从深层意义上说，正义是一种理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繁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成为理想的。用航海来作比喻，正义是给我们导航的星斗。凭借星斗来指引航向，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航船开到星斗上去。我们有时候说，正义是一种规范式概念，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以它为标准。如果我们说，为了维护正义必须制定某政策，或是说，目前存在着不公正的状况，这都是在建议采取行动。因此，在谈论正义时，我们或是在描述一个理想，或是在描绘一个乌托邦，或是在倾诉某种不满，或是在倡导一项政策，或是在追寻许多其他的目标。对正义和其他理想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它们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我们都要弄清是哪一种功能在发挥作用。

例如，选举权只限于有财产的公民或成年男子，这公正吗？一个民族要受另一个民族统治，这公正吗？强迫每一个公民信奉国教，这公正吗？这些问题环绕着“正义”的主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不同时代的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显然，正义的内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当时的观点。对于上面引为例证的问题，多数人都能作出明确的回答，他们因而会倾向于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正义观从狭隘的偏见逐步发展成比较宽容、合理的观念。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陶醉的幻觉。所有这些经历似乎只能证明，每一代人都满意地认为自己终于能体面地作出真正合理的道德和政治判断。

例如，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有多么民主，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总会有起有伏，这完全取决于形势的变化，没有什么更深刻的理由。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参与多于中世纪；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城邦的公民参与多于中世纪晚期。情况总在左右摇摆。当代的人们认为道德标准都是相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他们想把这种信念当作最终的结论，自得地认为他们终于获得了人类多少年来都在探索的真理。

政治就是对“怎样做才公正”的无休止的公开争论。亚里士多德说，政体中的不稳定来自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他还说，公正就是根据不同群体对城邦利益的贡献来分配荣誉和职位。数量、财富、功勋都必须有自己的位置，一个真正的政体应包括民主的和寡头的两种成分。此处哲学家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公正。他不是在教我们怎样实现公正，假若他真想这么做，他列出的公式也派不了什么用场。这倒指出了公正这种观念能够发挥作用的另一条道路：公正可以用来从哲学上解释我们已知的事物。我们曾经使用的航船的譬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告诉我们，只有在尚未到达的某个地方我们才能寻找到公正。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公正，而且我们的社会在某些基本的方面已经实现了公正。如果这不是事实，我们就无从认识公正。换言之，公正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前方、可以为我们导航的目标，公正也曾在我们的过去中存在，它揭示了我们的现状和我们的历史。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政治生活中总会有人在某些时候提出维护公正的要求。当新思想出现，或是形势发生变化时，原先看起来自然合理的情形现在却使人们不满，要求改革，而改革的理由就是维护公正。从修辞功能看，“正义”的词义可以降格、俗化。每个人在提要求或发牢骚时都可以假公正的名义，所以公正能够激起强烈的感情，这情绪又能酿成民众的骚乱。对立的两个阵营高举正义的大旗相互争斗，能将整个社会拖入内战。1860年在美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霍布斯则认为英国的内战也是这样发生的。因此，霍布斯相信另一种思想传统——将正义降低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稳定。霍布斯认为应当完全由统治者来负责决定什么是正义。他毫不含糊地说，一个正义的公民就是“在行动上遵守国家法律的人”，这样就否认了公民有权凭借自己的良知来发现与现行公共政策相悖的更高的正义原则。这并不等于说，像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不看重正义或良知。圣奥古斯丁问道：“国家没有正义，盗贼横行，那将是一幅什么情景？”然而在他看来，人世间的正义只不过是对天堂的拙劣模仿而已。这些哲学家们将正义看作一种易燃品，极易被情绪的火花点着，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把正义交由哲学家妥善保管。

理想如何在政治语言中发挥作用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自由”这种理想。我们可以把自由称作liberty——这个词来自古罗马一个名叫“利伯”的神，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也可以称作freedom——来源于日耳曼语中的一个词，指一户人家中除奴隶之外与一家之主较亲近的成员。自由这个词最重要的功能是身份和属性上的自我标定：例如表明这些阶层的人们是不受统治的人；这些政体是不受王权统治的共和政体。最广义的自由把由政治体制治理的人民与被专制体制统治的臣民区分开来。西方正是依据这一点而自称为“自由世界”，以区别于专制统治的。这里，自由是一个表示理想的词，但我们不必像看待“正义”一样把“自由”当作导航的灯塔，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自由。我们的任务只是很好地维护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对自由含义的最明白的解释是从反面来界定：自由就是不受限制。在政治语境中，自由就意味着不必生活在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者的统治之下。但这很容易滑入诡辩：如果自由就是不受限制，那么，假若我因为缺钱而无法做想要做的事，那就可以说，贫穷就是不自由。照这样推理，“自由”就滑向了“权力”，我们就会去拥立某个善良的独裁者，指望他来消灭贫困，使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力。霍布斯对自由的疑虑不下于对正义的担忧，他将自由谨慎地定义为“法律的沉默”。就是说，在没有限制性的法律条文强迫你服从时，你就是自由的。然而我们更熟悉的欧洲传统是，将自由定义为在法治下生活，而不是在专断的统治下生活。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合理的观点也可能隐含着问题。如果自由只是不受限制而已，那么当法律禁止我们做某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是自由的呢？这是霍布斯的看法，他的追随者杰里米·边沁[2]也持同样的观点；然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看到，法律（而不是专断的命令）完全是抽象的，人们的自主判断权并没有被剥夺。例如，对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条文限制他们用杀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本能地将杀人的选择排除在外。

一艘国家的航船在无边无际又深不可测的生活之海里航行时，船上的乘客们很可能会决定驶向一个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到未曾实现或未曾完全实现过的理想生活。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所有的人都会喜爱他们所追随的理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在特定时段的身份和文化使我们受到局限。不同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种类的理想。罪犯不会有太高的正义感，尽管他们往往特别看重荣誉。另外，西方关于自由的理想对其他文明中的许多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理想须建立在某些形式的自我控制的基础上，而自我控制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些鲁莽而又耽于幻想的理论家让许多人认识到与自由相近的一种理想叫做“解放”，这理想诱使又破又漏的航船上那些容易激动的乘客们赞成急剧地改变航向。有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卢梭等人所说，奴隶造反的结果不是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只是更换了自己的主人。自由这东西很奇怪，它只能是一种我们已经握在手中的东西。把自由当作理想的航标，那它就永远只是一个幻象。

民主的理想和自由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起初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宪法名词，但它迅速膨胀起来，甚至可能会取代自由和正义的位置。我们不难列举，民主胜过自由和正义的更简洁方式：卢梭说，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制定自己必须遵守的法律，他就不可能享有自由。卢梭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哲学家，他不可能从自己的主张直接转向这样的看法：唯有民主制度才是自由的制度（他认为只有神才能创立民主政体），但其他许多哲学家却转向了上述看法。民主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取代正义，然而“唯有民主政体才公正”的观点包含着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看法：在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政体都不公正，只有极少数除外；虽然如此，民主还是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消化正义。

民主最明确地演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理想如何扩展到国家的领域之外，成为现代生活中其他“组合关系”[3]（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曾提及）的价值标准。例如，“民主的社会”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但却被用来表示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一个成员过着同样的生活，享有同样的资源。民主的文化指的是从社会上层确立的审美标准下解放出来的文化。有时人们甚至提出了经济的民主化，那一般是指将工厂转变成工人共同经营的合作社。甚至还有民主的风俗举止；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曾用民主一词来形容美国社会，认为美国的社会习惯将替代欧洲的贵族习俗。

当代西方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这些表示社会状态的词语经过哲学家的阐释可以表述我们的基本哲学思想。但这三个名词每一个都可以经过哲学家和演说家的精心雕琢（各用不同的方式）闪闪发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不再是我们已经享有的习俗和条件，却成了我们今后可能努力的新方向。它们变成社会公正、社会解放以及真正的或强大的民主，指引着我们的奋斗方向。这样看来，某一种政治是靠理想来导航的。问题在于，我们很明显只能靠某一颗星导航，我们不可能朝着天上不同方位的好几颗星辰行驶。也就是说，谁若主张靠某一颗而不是另一颗星导航，他就必须证明唯有那一颗星能指引我们实现所有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因为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目标常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要么让一部分人放弃他们的奋斗，要么就须放弃某些目标。因此，我们总是通过调整对相互矛盾的奋斗目标的判断来确立政治方向。在政治中理想是重要的，但现实最终必将为我们确立奋斗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速度。

【注释】

[1] government的含义还有“政府”“政体”“管理”等。

[2]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3] 此处的“组合关系”即英文association。参见第六章注。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治国如同驾驶航船，这个十分诱人的观点支配着现代政治。这一譬喻引发了关于目的、政策、战略、方案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术语都意味着有一个“我们”能决定广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的前途。政党在选举时期竞相许诺以争取选票，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付的代价将是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作选择：依靠个人还是凭借群体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有的人梦想用政治手段将我们从不公正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但许多人则赞同亚历山大·蒲柏[1]的相反的观点：

让傻瓜们去争论政体的事儿吧。

治理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最好。

然而，假若治国确实如同航海，我们就需要可靠的事实依据，还要懂得关于航船性能的可靠知识。众所周知，这样的知识只能从科学中获得。我们已经讨论了政治的历史，后来又谈及政治的实践方式。现在我们将从政治的历史和实践转向政治的科学。

我们必须看到，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要求我们完全改变观察的角度。我们参与政治实践的时候，政治是由角色、习俗和情景编织的戏剧。政治科学则要求我们忽略由个人因素引起的差异，将政治看作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像自然现象一样。我们知道，古人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发现政治遵循着一种跨越各个时代的周期而运动，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流行。马基雅维利有力地运用了这个观点。他说，宗教“带来好的体制，好的体制带来大量的财富，大量财富使城市公用事业获得成功、公众得到幸福”。他赞同波里比阿等古代作者的观点，认为每个政体都是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而崩溃。参与者的个人品格对政治运动周期的影响很小。然而马基雅维利还说，许多政治周期从未走完最后的行程，因为国家的内乱削弱了国力，使邻国乘机征服了这个国家，而邻国则处在政治周期运作的系统之外。

系统就是由各种部件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关于系统的观点是科学地研究政治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用汽车的引擎来打比方：汽车抛锚了，机械师可以把它修好。我们常把经济体系看作一部机器，外力——比如政府——可以控制其产品。就好像政府是一辆汽车的主人，他想提升汽车的性能，或是改进它的传动装置。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理解政治的十分流行的比喻：不是视政治为机体，也不是航船，而是机械。政治家是工程师，是系统之外的机械师，其职责是使机器按照我们的意愿运转。我们同样必须区分什么是系统内部的问题（时下流行的术语是“内源”因素），什么是外部因素（类似表述为“外源”因素）。

上述譬喻是支撑政治科学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于试着将政治当作一个过程或一种机制来看待，其背后是一种技术上的野心：我们指望运用由此得出的知识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科学地研究政治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内源因素和外源因素之间的分界。就是说，政治系统延伸到哪里为止，外部控制因素从哪里开始？1958年戴高乐介入法国政治，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形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或称系统）。那么，戴高乐是超然系统之外的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仙呢，还是由法国政治传统构成的更广泛的系统内的成员呢？答案当然是，要看这场关于认知的智力游戏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确立了一个规则系统，他们的继承者们在系统的范围内实现政治操作。

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我们会假定自己独立于任何系统之外。但当别人研究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个认知系统内的成员，具有稳定的、多少可以预期的特性。谁也无法逃离由种族、性别、阶级、历史或别种抽象过程构成的主导性系统——这是当前哲学界的老生常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然而，由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组成的系统只要能告诉我们系统中的人们会如何行动，那就很有意思了。可惜它办不到，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谁也无法逃离——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政治科学的基础可以用机械师的比喻来说明。政治科学也建立在这样一套修辞语言之上：它将形象、陈规、幻象、神话（还有“修辞”本身）与事实、证据、现实等确凿、坚固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加以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政治科学使用它的材料建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在今天，政治学的建筑材料是何等壮观！政治学家第一次以一座浩如烟海的资料库拥有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资料（拉丁文复数data变成了一个单数集合名词）就是一组事实，可以用来建立或检验理论：全部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资料，政治学家用它来建立一种理论——比如革命理论。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国家公务员们搜集资料，统计人员整理资料，计算机储存资料。政治学家可能会像指挥作战的那些将军们一样，他们巨大的情报网已经获悉敌人进攻的计划和时间而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因为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情报淹没了司令部。

一张选票是一项资料，一份问卷调查答案也是一项资料，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信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如果选票和观点被抽象成选举中提供的有限选项或是问卷的答案，那么投票和发表观点就仅仅是一种资料而已。资料统计一开始就是进行均质化，最终必定会抹杀许多为适应复杂的现实情况所作的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比如选民的积极性、问卷回答者的资格限定等。并不是说，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根本无法被统计成数据；问题是，受访者回答问卷时不是经常能有意识地得到适当的信息。人终究不等于标出不同强弱程度的一组结论。

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现代社会视作独立的“组合关系”（我们在第六章中曾论及）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思索结构——但这一思维方式也许会导致政治学本身的消亡。因为假若政治中发生的事情要到经济中、社会过程中，或者甚至文化中去寻找原因，那么政治就只是一组效果，而再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活动。后果之一就是，政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值得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事实上政治的确是自成体系的，尽管它显然与其他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某种政治现象的肇因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政府有时能在选举中取胜，有时又落败呢？我们有可能从政治本身找到部分的原因，比如，取胜的政党组织得更好。但在政治学家看来，更深刻的答案往往完全在政治之外——例如经济，它与政治显然是两码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大选在贸易周期曲线上升时举行，当政的政府就能再次当选。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证实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政府为了赢得竞选只须让经济繁荣的景象出现在大选临近之时。

我们显然会遇到两个难题。第一，经济不是一条驯顺的宠物，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第二，事实证明，上面的假设永远不能成立。正像政治学中常见的那样，这两者间的关系颇有意味，但两者的因果联系则不明显，尽管对照关系中的两个成分——消费者和选举人——因设定为同一人而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创立政治学现代形式的早些时候。20世纪初第一代学院派政治学家批评某些前辈理论家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完全是理性的。据说这一错误应归咎于这样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试图用纯理性的论辩来吸引选民。新一代政治学家成功地证明，形象、成见、公众情绪、家庭背景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事实上都是政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正如在学术争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对方——本是为了引出对政策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而设计的规范性论辩，却被新一代政治学家当作对现实的假定。

比争论双方互相误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假定人类行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使政治科学研究大打折扣。科学将它研究的所有对象都转变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过程不受人的思想影响，因为思想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的能力，而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对世界的这些无法预测的解释。因此，人类行为缺乏我们在自然界发现的规则性。比如说，选举若在经济上升或繁荣时期举行当政者往往能取胜，这一看法可以转换为一个因果假设：对经济繁荣感到满意的公民会投当权者的票。然而因为人会思想，人们可能会从与经济兴衰无关的其他角度来看世界，所以这一假设实际上还是靠不住。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行为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非理性倾向。在这一范围内，20世纪的政治学提出了大量发人深思的假设，并以有趣的方式将信息组合起来。这些信息事实上对于了解任何一国的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刚才从行为的角度进行的讨论无法得出满意的结果，而且落后于政治学的一种新的从另一个角度入手的理论模式。“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是理性思索，而不是情感和习惯性反应。政治家和选民经常在作出选择，我们也根据自己的好恶，结合我们对事情发展前途的估计作出抉择。这被称作“期望效益”，而且可以通过“选择意愿”的形式逻辑来研究。这类研究的一种深化形式专门考察在一场选择战略的“游戏”（容易使人误解的名词）中不同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家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从理性的角度看应该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战略（例如为公园或国防等公益事业出钱），而不是采取在当前看来显然最合理的战略（在上述假设之下），即只寻求个人利益、在别人付出成本之后“免费搭车”？

人们经常用著名的“囚徒困境”来分析这类问题——两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必须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条件是，假若甲坦白了罪行而乙没有坦白，甲会被从轻发落，乙则会被重判。如果乙坦白了，他就会被宽待而甲会被严惩。如果两人都交待了罪行，两人都会被重判。但如果他们相互信任，都不坦白，两人都只会受到最轻的处罚。在这场博弈中，正像在生活里一样，信任别人是要冒风险的，但也可能带来最高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虚构的情节能够被归纳为一种格式，广泛地套用从国家的创立到国际关系和公众生存空间的分配等各种问题上。

这一关于选择的公理产生出大量给人深刻印象的专门文献。它说明，政治学中的这一倾向也成了经济学家的领地，因为用这种方法总结出的动因基本上都是经济因素。这一事实又解释了在读者看来也许是我们论述中显得有些矛盾的一点。我们曾说，政治科学只能将人类看作非理性的，他们只会对刺激作出反应。但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我们提出的政治学公式却在探寻有理性的参与者所作的选择。那么，政治科学肯定能容纳理性吗？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具有怎样的含义。我们在此不必详细区分古典哲学中的理性概念与另一种大相径庭的概念——抽象的经济人具有的“实用理性”。我们只须说明，当人类采取行动时，他们既要努力实现促使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目标，同时还要维护他们选定的自我形象。理性选择理论以量化和排列选择可能性的方式勉强地将人类行动的第一个目的化为了一个公式，但这一理论无法满足人类行动的第二个目的。在政治中（甚于在经济中）人类行动的第二个目的表现得尤为突出。理性选择论的批评者最激烈攻击的就是这种理论无视不同文化中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

因此，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是本世纪一项伟大却又有局限性的成就。像其他任何认知形式一样，政治科学从其局限性中获得了力量。然而纯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尤其限制了对人类生活的理解。但政治科学经常以忽略纯科学的严格规限的方式摆脱其局限性。政治科学中的许多资料都是历史性和描述性的，事实上也必须如此，因为我们应当承认，对任何现代国家政府治理进行了解绝对不能罔顾该国人民的文化习惯。

【注释】

[1]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善写讽刺诗。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政治像体力劳动和分娩一样，也是人类所受的一种诅咒。机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强度，分娩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痛苦。但政治这个诅咒的痛苦减轻了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不过，既然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政府，我们可不可以找到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充斥着战争、贫困和暴力的国家？这种希望的呼声常会在处于政治边缘的穷人中爆发，有时还能达到政治的中心。这呼吁肯定来自基督教关于太平盛世的理想，它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

例如，再洗礼派教徒们相信必须立即建立一个天堂般美好的新制序，1534年他们占领了德国城市明斯特，组建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完美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代的极权国家极为相似。1642年后的英国内战中显然有一种宗教专制主义倾向。一个牧师以典型的语气写道：“政府的产生，地球上的一切都与天上相似相仿，这都是上帝的设计。”

根源于哲学的一种强大的传统也很注重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设想。许多人醉心于柏拉图的描述：哲学家从多数人居住的阴暗洞穴里逃出，终于看见了现实。真正的王只能是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能获得治理一个真正的人类族群所必需的知识。许久以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掌握的理性构成了在世界上实现正义所需要的知识。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无法区分实现正义的过程和打破旧秩序的过程。正是这些人，他们抛弃了憎恶专制主义的西方传统，因为他们看到，建立新秩序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不受限制的权力。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宪政和法治的约束，因此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国家。

弗朗西斯·培根为上述观念的生长培植了现代土壤。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改进人类生活状况而积累有用的知识。到了18世纪末科技已经具有极大的改造自然的力量，激进的思想家开始设想如何运用同样的力量来改造社会。1789年法国首先进行了这种试验。这次试验以流血和暴政告终，这样的结局使思想家们又回到设计未来蓝图的书桌旁。

许多思潮助长了一种类似于寻求魔法的雄心。有人提出，上帝是在渐进地启示人类；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就是宇宙本身，而不是宇宙之外的一个创造者——这些观点都进入了哲学。在苏格兰，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多位思想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人类从游牧民族进化到畜牧社会，再进入农业社会，最后发展到现代商业社会。每一步都朝着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由亚当·斯密所称的“无形的手”指引。在德国，黑格尔阐释了这些思想以及其他许多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黑格尔告诉人们，不可知论者认为历史只是在人类蠢行的碰撞中颠簸起伏的运动，实际上历史表现出理性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的民众充分享受到前人社会中仅有可能却尚未实现的体验。

黑格尔的哲学艰深庞杂，但它向一群青年追随者们表达了启示录般的思想。黑格尔的青年信徒们认为他解答了或至少接近解答了人类存在之谜。这群信徒中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与欧洲早期工业社会萌芽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融为一体。马克思发现，私有制导致了人的堕落，它显然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游牧阶段之后。人类的前途在于以现代发达科技的形式重建古代公有制田园，历史必须经受苦难才能实现这一理想。

正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描述使他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曾说，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奴役和压迫之后，现代欧洲终于实现了人人都获得自由的文明社会。马克思则对他的追随者们说，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隐蔽的压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人几乎成了受资本的神秘力量随意摆布的木偶；这一力量诱使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秘逻辑去经商、迁徙、工作，甚至思考。社会主义思潮由来已久，但马克思宣称，是他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关于人类状况的思想，在历史必然的浪潮中颠簸数千年之后，这一思想终于使人类能够掌握国家航船的舵柄，引导航船驶往目的地。实现这一理想只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在一场被称作革命的过程中夺取驾驶台的控制权。

这种思想如此巧妙地将源远流长的宗教和哲学主题通俗地表达出来，因而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马克思的思想把一个简单动人的剧本与一整套观念融合在一起，前者能够吸引它意欲动员的对象——头脑单纯的无产阶级，后者能够吸引知识修养更高的追随者。黑格尔倾向于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了终结；马克思接过这一观点，却将它导向了未来，使它成为一个奋斗目标。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国家抛进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历史垃圾堆”。的确，至今构成人类文明的许多东西在新的时代里都将消失，比如道德，比如法律。哲学本身——这门拐弯抹角地与纷繁的抽象观念搏斗的学科，可以上溯到泰勒斯[1]以及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们——将会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现实直接的、不经过中介的意识，这种意识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马克思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了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为后来的许多类似的启示确立了一种模式。一团乱麻似的人生忽然在眼前显得井井有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体验到这种顿悟时的快乐。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政治著作很不一样。我们也许是激烈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可能会支持国会或是支持国王，赞成或是反对扩大公民权，却不会想像我们的政治热情构成了一种人生的启示。的确，在基督教信仰衰退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套经济实惠的替代品，它为信徒们同时提供了政治、宗教和道德三方面的准则。正缘于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虽然它提出的要求若被人们接受，它的意义将会重大得多。政治学说是要说理的，各种学说要相互争辩。马克思主义只能宣布什么是真理。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只是更深层的过程所泛起的泡沫。因此，我们需要认识马克思主义及类似的启示思想与遵循截然不同逻辑的政治学说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这些许诺人类解放的政治学说称作意识形态。下面我们就来解说一下意识形态这个奇怪的名词。

这个词是刚从大革命的恐怖中幸免于难的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7年发明的。特拉西其时正在从事那一时期法国哲学界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用经验来检验观念，舍弃被证明为不合格的那一部分，以达到清理知识的目的。他本可以把这一门新科学称作心理学，但又觉得这个词的起源（希腊文psyche，意为“灵魂”）也许带有过浓的精神色彩。于是特拉西发明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就流行开了。拥护这门学说的人们不久就被称作“意识学派”（ideologues）。在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这些自由派共和主义者开始支持一个青云直上的年轻军官，名叫拿破仑。拿破仑很快就抛弃了他们，轻蔑地把他们称作在政治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空想家”[2]。德斯蒂·德·特拉西继续研究他关于知识的理论，到1815年撰写出一部四卷本著作，但此时“意识形态”只是作为一个偶尔使用的词汇留存下来，成了对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贬称。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一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抨击了他们先前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同志。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自己掌握了社会演进的规律，他们需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那些无法摆脱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人们（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观念。他们找到了“意识形态”这个词。这部著作直到1926年才发表，但“意识形态”却有了新的含义。我们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含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内含：真理和谬误。意识形态（在意识学派本身看来）是揭示真理的哲学；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它又是必须被清除的谬误。然而，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正确观点正好证实了那些错误观点的谬误之时，意识形态自相矛盾的问题就解决了。意识形态似乎可以指称一个教义信念的正反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因此与之相悖的任何观念必是错误的——也必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它是错误的，而且错误的原因是它不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我们可能用同样的矛盾说法来评价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极端女权主义者的真理观。只要你懂得了这种共生现象，就可以放心地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它既可以用来指真理，还可以用来指凭借对这一真理的信仰来判定的其他所有错误的信仰。这样，意识形态就完成了有关真理和谬误的所有探索，只要你像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一样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真理。

我们还要把意识形态这个词语的历史往前追溯一段。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自身有关的一段经历。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状况的反映，所以资产阶级的错误观念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物质状况，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既然所有观念都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共产主义观念又是来自何处呢？答案是它来自无产阶级的经历，而无产阶级注定会使揭示真理的共产主义得以产生。按照这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上升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社会处境决定的观念，它同时也是真理。这就是列宁的观点，他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末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这个词的第二次嬗变。供研究的材料中有五花八门的理论，它们来自那些用不同风格和语言讨论过政治的学者。“理论”“学说”等词汇都缺乏一门新学科所需要的那种新术语的神彩，于是“意识形态”就被用来统称所有这些观念，包括政治观点以及我们谈及的这种特殊的智力创造。“意识形态”是个舶来品，听起来很响亮。它将衍生出许多辟出章节讨论各种“主义”的著作，而政治论争的话题正是这些主义。

可见，“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来历很不寻常，它包含了真理、谬误和政治等多种含义。既然界定“意识形态”的多种不同含义已经发展成一门学问，我们满可以让术语家来研究这个字眼。然而这个词与历史有割不断的联系，这说明它依然有其用处。与政治学说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理。意识形态不仅描述世界是什么模样，还要批评反对者所持的错误信念。意识形态家掌握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探求的真理，凭借它可以废除政治，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马克思本人在1846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理论问题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解答。根据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特征也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体现在信仰者掌权后的行动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建立起一种真理的统治，讨论不复存在。中小学、大学、传播媒介、法庭，无论在哪里，只教那种意识形态。这一特点是普遍的事实，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古巴，在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在解体前的苏联，都实行着完全一样的政策，因为它直接来自意识形态本身。

意识形态很容易与政治学说相混淆，因为怎样判断它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众状态和当时的情景（像在所有的演说中一样）。自由民主制国家里的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意识形态信奉者们必须将他们的信仰描绘成似乎只是供选择的政策，还须用普遍接受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教义只是在信徒的圈子里讲得通，出了这个圈子就显得很荒诞了。另外，任何政治学说的拥戴者都可能会相信只须凭借学说的准则就可以拯救世界，这样的热情会对学说本身产生影响。自由论者如果认为，政府干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然契约关系是引起一切政治问题的唯一原因，那么，他们就从修辞逻辑转向了意识形态逻辑。“民主”有时会成为一些人最响亮的口号，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我们实现了（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民主，一切政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之上：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社会结构，使理性的参与者们能够创建出一个幸福的世界。

意识形态一般具有一种三部曲式理论结构。第一部是证明往昔的历史是某一抽象阶级成员的压迫史。意识形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们，而不是（像政治家那样）关注某一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的工人们。同样，它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妇女们，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个种族。各种具体的不满都被归结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压迫的症状之中。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动员被压迫的阶级起来与压迫制度斗争。这种斗争并不局限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之内。它会到处蔓延，甚至侵入人们隐秘的心灵世界。斗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解放。总之，意识形态是压迫、斗争、解放这三重主旋律的不同变奏曲。

政治则与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立足于这样的假定：任何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种生活方式，灵活的政治体制必须使其公民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种做法的一个含义就是，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关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一切都是政治”的说法准确无误地标志着用人治取代法治的意识形态图谋。政治的另一个较深层的含义是，社会必定是不完美的，因为如果社会允许其成员在道德上负起责任，那么其中一定会有某些不负责任的成员。

意识形态以这样的名义向政治挑战：它要实现满足人类所有愿望的理想。但是它首先将问题简单化了——几乎完全不考虑如何满足通常被称作“基本需要”的那些极为有限、无可非议的欲望。“公社”这个词通常指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人们都充当一个单一的基本角色，例如同志、姐妹、享乐主义者，或者就是一个普通人。近两个世纪以来，传统的意识形态信奉者都在做着革命的春秋大梦。他们对政治活动的唯一概念是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任何飞蛾扑火的热情都比不过革命家们。各种革命最后都像吸毒者所说的是“一场糟糕的经历”，但滋生革命的美梦还远没有做完。下面我们来讨论革命的梦想如何与更深刻的当代思潮混在了一起。

【注释】

[1] 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公元前7至6世纪。

[2] 此处原文为ideologues，是意识学派的转义。

第十三章

政治会在21世纪消亡吗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即将饿死的穷人，罗马人因此判了这个富人死刑。罗马人的理由是，那个富人在收买人心，他想成为一个独揽大权的僭主。这种想法反映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说明罗马人更关心的是自由，而不是社会福利。这清楚地证明，我们评判行动的方式依据的是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朱尼厄斯·布鲁图斯把罗马从塔尔坎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1]后来布鲁图斯又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后者图谋推翻新政权。这是否表明，政治是一个肮脏的领域，或是表明只有具备人类最英勇品格的人才能从政呢？这些罗马人显然不会赞同现代人这样的观点：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平常生活的游戏；或者说，统治者必须创造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

现代政治家和公务员用食品救济饥饿与贫困的社会成员，以此增加自己的影响。他们不会因此而被处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并不关心自己的自由权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与罗马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的确使我们面临一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未来发展，而对未来的展望又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政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接之处比现在与未来的结合点更重要了。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来探讨一下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这样来提问：慈善事业、施舍行为、利他主义、救助穷人，这些或许都是在道德上值得称许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

政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很可能同样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问题就更难回答了。政治之所以会消亡，是因为更新更好的东西会取而代之；或者非常古老和具有活力的东西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然而如果政治活动注定要消亡，国家这个体制也会消亡。两者休戚相关。前文曾谈及，意识形态信奉者反对国家这种体制而主张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一部分原因是“社会”的特征是模糊的，因而用起来很方便；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可以指一种单一的生活制度，而国家则不能。这种单一的制度将用道德判断来取代政治，它是这样一种让人好奇的完美社会：其中没有犯罪，没有贪婪，没有贫穷，因为人们都已经被完美地社会化了。既然这是一个道德完美无须改进的社会，那我们既可以说它是道德的胜利，也可以说它是道德的消亡。这是我们探讨的这个悖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很有影响的设想称作“政治道德主义”，在好几个领域里它都可能适用。例如，政治道德主义就可能适用于这样的构想：用正在出现的国际道德新秩序取代民族主权国家。国际主义有时以寻求支持的纲领的面目出现；更多的时候它被说成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也是理想的）趋势。

国际主义能回应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战争问题。前文说过，人们曾把王朝视作战争的根源，而建立共和国则能消除战争。现在的新说法是，战争的起因是坏的体制——民族主权国家被视作战争的根源，国际政府能解决战争的难题。坏的体制导致社会弊病，这种理论假定人是可塑的生物，他们反映了自己所处体制的特征。也就是说，所谓的“人性”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人类能够这样被塑造，那么，我们似乎不仅可以解决战争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更基本的难题——正义。按照这样的思路，有的国际主义者居然主张将现代世界所能取得的物质利益和道德利益（即权利）公正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根据这一思想，用道德取代政治就意味着取消政治的两大支柱：一个是注重自身利益的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它只是代表集体私利的组织，这种私利有时也被称作民族主义。这样看来，道德只能是无私奉献而不包含别的内容，而政治则是一种肮脏交易。

这样的理论设想需要说明为什么从始祖亚当到如今，人类一直未能在人类状况这一重大改进上取得多大进展。当代的政治道德主义则借助意识形态得到了答案。实现正义的障碍一直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精英统治阶层（据说是这样），他们永远控制着国家的权力。早期的理论是把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都对立起来。后来的说法则注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白人压迫黑人，男人压迫妇女，等等。尽管这些说法带有戏剧化的夸张成分，但它的确符合从梭伦时代到现在所有政治活动的一个核心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政治一直是权势者的行当：（城邦）公民、贵族、产业主、家族首领——他们都有权力和地位。国家观念的精髓是，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国家都应当是由可以独立处置自己所占有资源的人们所组成的联合体。数百年来，这个精英阶层享有的权利逐步扩大为现代公民普遍拥有的权利，但这权利最初是作为少数权势者享有的特权才变得可以操作。正因为国家是由各种具有主人意识的角色所组成，这国家才不致沦为专制主义制度。那些有权势的个人各怀心事，他们决不愿充当工具去实现别的什么人的目标。这正是专制主义与政治状态的区别所在，而国家之间的区别也取决于个人是否有权处置他的（后来还要加上她的）私有财产。

然而政治道德主义不把公民的独立性看作自由的保障，却看作是教化世界的障碍。独立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私产，这被当作自私自利，还被视作贫穷的根源。人们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能够合理分配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如此丰富的产品。但如果宪法将国家的权力限制在法治范围之内，国家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这样的繁重任务：合理分配财富并随之纠正充当不公产生之基础的公众态度。然而，被称作“国家”的这种政治实体如果改变自己的性质就可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央政府处置经济发展所创造财富的权力每增加一点，都会带来国家性质事实上的改变趋向。

因此，现代政治就产生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两难局面。要想实现人类生活的道德教化就必须按照某种社会正义观念来改造世界。然而如果要改变往昔的不平等状况唯有一条途径：建立一种专制体制——而这种体制自古以来就和西方文明的自由、独立传统格格不入。其目标是实现公正，而代价却是失去自由。

像生活中其他事物一样，政治也要作出困难的选择。面临困难的选择，最佳方案是回避选择。玩弄词义的把戏就是一种有用的策略。为了使其奏效，人们给“政治”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新含义，就常会对现代社会迷惑不解。这新含义的实质就是，“政治”可以用来统称生活的所有细枝末节。这种词义变化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让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摄影师将某个自杀未遂者割腕留下的疤痕拍摄放大并发表出来，报纸上的评论是：作品“展现了心灵袒露、形式美感、政治态度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一部电视肥皂剧中表现了打孩子、同性恋、绑架等社会问题，制片人说：“我有意识地将政治还原到荧屏上。”于是，政治离开了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竞选讲坛等熟悉的场所，却跑到大街上漫游，甚至侵入到厨房和卧室等最遥远隐秘的角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了一个与“价值”等同的名词。

让我们严格地区分一下政治的两种不同含义。现代社会的政治一般是指与国家这种公民群体的事务有关的活动，它提供了一个形式的框架，使人们能在其中生产、消费、彼此交往、信教或不信教以及用艺术表现自己。政治被严格地局限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其范围就是为使这复杂的文明顺利运作所必须作出的规限。

然而，新型意义上的政治则没有任何规限：有人割腕自杀，孩子在挨打，同性恋者受歧视，在这样的时候都应当采取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要求人们改变态度，从而最终建立社会和谐。根据政治学中的著名公式，政治就成了“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社会的职责是教导我们应当赞扬什么，反对什么。

政治含义的这一转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产生影响之深，是很难估量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实现的？有何种动因？广义的答案是，公众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将自立贬低为自私，而且把不能自立的穷人所遭受的痛苦看作是对社会制度的控诉。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国家通过颁布济贫法[2]要求各教区负责照顾穷人。但除了在社会出现动乱征兆的时期之外，穷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影响，直到后来的年代才发生了变化。到了19世纪，随着选举权的普及，政治领导人对福利的重视不下于他们先前对战争的重视了。外国的仇敌和本国的穷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能为政府和管理部门行使巨大的权力提供理由。的确，穷人在政治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简直不应当让这个阶层消失掉。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穷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这样不仅可以保留住穷人阶层，面且实际上增加了穷人的数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据说是受到压迫的那些新的阶级也开始以贫穷为杠杆从再分配中捞到好处。

20世纪的国家就这样发现了“依靠”的重要性，而先前在我们的道德领域里依靠只占有很小一块地盘。美德中的慈善换上政治面目而膨胀起来，并且取代了政治。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依靠”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它揭示了宗教思想的走向。基督教的要旨是我们都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生灵。19世纪的无神论者认为上帝只是人类自我安慰的一种幻想，但同时又坚持认为人类是具有依赖性的生物。然而这里人们依靠的不是上帝而是社会。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那些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自己因而深受幻象之苦的人一样——就像基督教中犯了傲慢罪的人们一样：他们把自己而不是上帝（或社会）放在了宇宙的中心。按照这种新的宗教思潮，注重个人利益是一种罪恶，因为它宣称个人能独立于社会。最理想的是，我们都毫不利己地向社会作贡献，而只从社会得到保健、教育等社会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福利。

政治如此无法摆脱地与我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国家层面一发生变化，就会对宗教、文化、道德，还有其他方面都产生影响。即便这转变缓慢得让人觉察不到，它的影响也不会减轻。像往常一样，社会对当前道德的推崇掩盖了变化的发生。但我们仍能通过区分政治的实质和形式来分析政治道德主义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从政治道德主义反复灌输的具体道德态度来确定其实质：例如，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就需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这些专家又要求我们更多地采取舍己为人的生活态度。

政治的形式是理论的，而非实践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谈论政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讨论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讨论地方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对国家法制体系提出了什么要求。即使在政治尚未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取代的地方，如自由民主的西方，人们还是经常把政治纳入到关于如何实现未来美好蓝图的无休止的议论之中。例如，托马斯·潘恩认为人的权利为立法者提供了建立更美好社会的指导理论，但他并不认为他那一代人有权约束后人的行为。当我们在理论上更为自信的时候，政治家们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是要一劳永逸地创建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旦建成，就可以万世不变了。

这样一个社会的建筑材料必须是人心。它的基础是人们靠正确态度的指引自觉地行动。这里我们又看到现代政治转变的一个特征，其本质清晰地体现在极权主义这一拙劣的版本之中。极权国家的领导人讨好和哄骗民众，说他们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源泉，然而这些领导人实际上根本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他们杀戮人民，将意识形态的沉重精神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这些都不会被遗忘。现代民主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掌权者是公民选举的，他们却把公民们当作傻瓜来对待。事实让人感到滑稽：统治者毫无顾忌地愚弄选民，而这些选民却握有选举这些统治者的权威资格。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矛盾。

这一看法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例如，法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运动，号召法国人民更礼貌地对待外国人。美国的一个卫生局局长教导美国人民应当吃什么，喝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独揽制定教育方针的大权，理由是家长们，或者至少是许多家长们都不懂得孩子们应当接受怎样的教育。许多国家的立法甚至对诸如国民可以讲什么笑话都作了规定。德国政府立法强迫国民必须相信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历史。英国政府则向公民提供安全性行为的辅导材料。

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政治中出现的这些特点来了解穷人和不能自立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是政府积聚权力的工具，政府用这权力统治所有的人，包括不能自立的人和能够自立的人。政治道德主义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是不能自立而又愚蠢的。如果完美的社会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的话，这个假设就是最保险的了。道德和文雅是完美社会很不牢靠的支柱，因为人的行为方式经常是不道德、不文明的。然而新型政治不仅包括人的行为，人们的性格也是必须改变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那些被看作压迫阶层的群体。男人不得再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派头”，老板们不要那么“刻薄”，异性恋者必须放弃在恋爱观和家庭观方面的“特权”，白人必须更体贴黑人，等等。根据所有西方国家医疗卫生当局的要求，人们不得长得过于肥胖，不得损害自己的健康，不得酗酒成瘾。

总而言之，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来说，它的形式越被理论化，政治问题就越容易被重新解释成管理上的问题。制定尽量不带压迫意味的法律条文，使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群体能和平共处，这种做法已经被另一种倾向所取代：控制和调整各个群体互相之间的看法和态度，指望这样能最终带来和谐。换言之，在这种新型社会里，人类成了可以由最新的道德观念塑造的材料。

过去的回音总能给我们以启迪。古罗马人总喜欢问：Cui bono——谁得到了好处？在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许只有掌控这种平等的人除外。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些人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却并非徒劳无益的——他们的职责是为人间游戏制定出越来越详细的规则，他们要裁决人们的纠纷，向无知的人们传授公正的社会要求公民掌握的思想。那时政治将会消亡，但一切都会变成政治。

在本导论行将结束之时，我列举了一种政治理论作为例证。这理论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可能引起一点愤慨。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效果，那就成功地显示了我们所研究的政治这个多面体的又一个方面。再见。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三章。

[2] 济贫法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当时称为 《伊丽莎白济贫法》。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esop 伊索 8

Africa 非洲 100

Albigensian heretics 阿尔比派异教徒 28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4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教徒 94

Angles 盎格鲁人 25

Anglo-Saxons 盎格鲁-撒克逊人 26

Antony，Mark 马克·安东尼 21

aristocracy 贵族政体 16，22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12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8，12，13，16，17，45，81，

Attlee，Clement 克莱门特·艾德礼 63，64

Austria 奥地利 53，56

B

Bacon，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16，95

Bagehot，Walter 沃尔特·白哲特 66

Basques 巴斯克人 48

Belgium 比利时 58

Bentham，Jeremy 杰里米·边沁 83

Bethmann Hollweg，Theobold von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 58

Bodin，Jean 让·博丹 39

Boleyn，Anne 安妮·博林 36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分子 73

Botero，Fernando 费尔南多·博特罗 37

Britain 英国 17，57，63，67，68，71，76

Brutus，Junius 朱尼厄斯·布鲁图斯 21，103

Brutus，Marcus 马库斯·布鲁图斯 21

Burke，Edmund 埃德蒙·伯克 72，75-6

C

Caesar，Julius 尤利乌斯·恺撒 21

Caligula 卡利古拉 2

Cassius，Caius 卡尤斯·卡修斯 21

Castro，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7

Cavour，Count Camillo 卡米洛·加富尔侯爵 58

Cervantes，Miguel de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48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20，28

Charles I 查理一世 40

China 中国 1，2，27，55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4，11，25-33，44，50，52，94，108

Churchill，John 约翰·丘吉尔 56

Churchill，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57，63-4，70

Cicero，Marcus Tullius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8，23，38

Civil War，US 美国内战 62，74

Clausewitz，Karl von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53

Cleon 克莱翁 13

Clovis 克洛维 52

Coke，Chief Justice Edward 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 40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74，75，76，77

Corday，Charlotte 夏洛特·科迪 7

Cromwell，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7，36

D

Danton，Georges 乔治·丹东 7

David，King 大卫王 2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75

democracy 民主 5，12，17，29，40，78，84-5，100，101，110

Democratic Party（US）民主党（美国）71，77

Demosthenes 狄摩西尼 8

despotism 专制主义；专制政体 1-5，11，15，16，35，36，61，62，76，94，95，106

Destutt de Tray，Antoine 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 98

Diodotus 狄奥多托斯 13

Disraeli，Benjamin 本杰明·迪斯累里 63

E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36

Engels，Frederick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6，98

England 英格兰 21，26，27，28，29，34，35，45，47，56，74，75

Essex，Earl of 埃塞克斯伯爵 36

Estates General 三级会议 29

F

Factory Acts 工厂法案 77

Ferguson，Adam 亚当·弗格森 95

feudalism 封建主义 27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58

Fox，Charles James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75

France 法国 20，28，29，56，57，61，64，70，75-6，88，95，110

Franks 法兰克人 20，25，26，52

freedom 自由 5，6，10，14，19，23，26，28，29，39，42，63，79-85，96，103，106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7，20，34，40，56，64，75-6，98，109

G

Gaulle，Charles de 戴高乐 57，70，88

Germany 德国 21，28，35，48，53-7，70，95，110

Gilbert，W.S.W.S.吉尔伯特 71，72

Gladstone，William Ewart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63，64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59

Goldwater，Barry 巴里·戈德华特 70

Goths 哥特人 25

Greeks 希腊人 2-3，9，10-20，22-25，30

Grey，Lady Jane 简·格雷郡主 36

H

Hannibal 汉尼拔 23，

Harun Al Raschid 哈伦·拉施德 1

Hegel，Georg 乔治·黑格尔 41，49，59，95-8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40

Herodotus 希罗多德 8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63，73

Hobbes，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38-40，49，53-4，58，82，83

Holocaust 大屠杀 110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20

Horace 贺拉斯 19

Huns 匈奴人 25

I

idealism 理想主义 38，49，68

ideology 意识形态 94-101，105，109，110

India 印度 2，27，57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59，104

Ireland 爱尔兰 48，64

Israelites 以色列人 1-2

Italy 意大利 21，37，58

J

James I 詹姆斯一世 40

James，Duke of York 约克公爵詹姆斯 74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 72-3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57

Jews 犹太人 23

John，King 英王约翰 28

justice 正义1，28，37-8，44，63，79-85，95，105，106

K

Kennedy，John F.约翰·F.肯尼迪 66

Koestler，Arthur 阿瑟·克斯特勒 66

Kremlin 克里姆林宫 61

L

Labour Party，British 英国工党 67，71，76-7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74-7

liberty，see freedom 自由，见自由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64

Locke，John 约翰·洛克 40，75

London 伦敦 61，70

Louis XIV 路易十四 56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购置 57

Lucretia 卢克蕾蒂娅 21

Luther，Martin 马丁·路德 34

Lycurgus 莱克格斯 14

M

MacDonald，Ramsay 拉姆齐·麦克唐纳 63

Machiavelli，Nicolo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9，20，24，31，37，38，44，63，87，103

Magna Carta 大宪章 28，63

Malthus，Thomas 托马斯·马尔萨斯 45-6

Marat，Jean-Paul 让-保罗·马拉 7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 20，50，55，73，96-9，100

Mary，Queen of Scots 苏格兰女王玛丽 36

Mazzini，Giuseppe 朱塞佩·马志尼 48

Melbourne 墨尔本 63

Menenius Agrippa 米尼纽斯·阿格里帕 43

monarchy 君主制；王国 21，28，38，79

Monopoly 垄断 55-6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57

More，Thomas 托马斯·莫尔 36，40

Mussolini，Benito 墨索里尼·贝尼托 73

N

Napoleon 拿破仑 20，56，58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0，48，50，60

Nazi 纳粹 53，64，73

Nero 尼禄 2

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77

Nietzsche，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31

Nixon，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40

O

Octavian 屋大维 21

oligarchy 寡头集团 69

oppression 压迫 39，51，96，101，105

P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 109

papacy 教廷 20，33

parliaments 国会 6，29

parties 政党 71-8

Peel，Robert 罗伯特·皮尔 63

Pericles 伯里克利 5，18

Persia 波斯 10

Persuasion 说服 10，66-9，74

Pilgrim Fathers 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 44

Plato 柏拉图 8，10，12，16，18，79-80，94

Plutarch 普罗塔克 43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政治科学 15，16，86-93，99，107

Polybius 波里比阿 16，22-3，87

Pope 教皇 32-4

Pope，Alexander 亚历山大·蒲柏 86

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 92

private/public distinction 私人/公共领域 5

Protestantism 新教教派 32

Provence 普罗旺斯 28

Prussia 普鲁士 53，56

Putney debates 普特尼辩论 36

R

Rabelais，Francois 弗朗索瓦·拉伯雷 48

Racine，Jean 让·拉辛 48

rationality 理性 11-2，16，30，92-3

Rawls，John 约翰·罗尔斯 63

Red Cross 红十字会 59

Reform Bills 选举法修正法案63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32，34，44

Republican Party，US 美国共和党 71

Richelieu，Cardinal 黎塞留主教 57

Robespierre，Maximilian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7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会 32

Romans 古罗马人 4，9，19-23，25，30，31，59，103，111

Romulus 罗慕路斯 19，21，32

Roundhead and Cavalier 圆颅党人和保皇党人 63

Rousseau，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84

Russia 俄罗斯 53，56，57，83

S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19，30，82

St Just，Louis de 路易·德·圣鞠斯特 7

St Paul 圣保罗 30，31

St Peter 圣彼得 32

St Thomas Aquinas 圣托马斯·阿奎那 43，45

Samuel 撒母耳 1

Saul 扫罗 2

Scheherazade 山鲁佐德 1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63，64

self-interest 自身利益 49

Shaftesbury，Lord 沙夫茨伯里伯爵 77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8，35，43，48

Smith，Adam 亚当·斯密 46，47，95

socialism 社会主义 74，75，76，77-8，96

Socrates 苏格拉底 10，12

Solomon 所罗门 2

Solon 梭伦 14-15，105

soundbite“ 精彩片断” 64

South Africa 南非 7

sovereignty 主权 35，39，40，49，58，59

Spain 西班牙 56

Stalin 斯大林 6

statesmen 政治家；国务活动家 6，10，17，56，70

Stoics 斯多葛派 59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57

Sweden 瑞典 56

T

Talleyrand 塔列朗 58

Tarquin the Proud“ 高傲者”塔尔坎 21

Thales 泰勒斯 97

Thatcher，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77

Theseus 忒修斯 14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35

Thucidides 修昔底德 13，14，18

Tocqueville，Alexis de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85

Tory 托利党 63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2，3，5，109

Truman，Harry 哈里·杜鲁门 66

Turks 土耳其人 73

U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6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20，54-5，57，62，63-4，77，82，85，88，110

USSR 苏联 6，54-5，63-4

see also Russia 也见俄罗斯

V

Verdun，Treaty of 凡尔登条约 28

Visigoths 西哥特人 25

W

War 战争 52-60

War of Independence，American 美国独立战争 62

Wars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 35

Washington 华盛顿 61

Watergate 水门 40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67，77

Westphalia，Treaty of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41

Whig 辉格党 63，74-5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56

Wilson，Harold 哈罗德·威尔逊 63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48

版权信息

Political Philosoph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David Miller 2003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

作　　者　【英国】戴维·米勒

译　　者　李里峰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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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我们为何需要政治哲学

第二章 政治权威

第三章 民主

第四章 自由与政府的限度

第五章 正义

第六章 女性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第七章 民族、国家与全球正义

索引

序言

顾肃

自二战结束以来，政治哲学几乎一直成为当今世界学术思想界的一个宠儿，一门显学。此事决非偶然。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教训极其深刻。本来人们以为，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处理国与国、人与人关系上当会更加明智、理性、仁慈，但大战的结果却是以更先进的武器进行更大规模的搏斗、杀戮，甚至像德国纳粹那样公然进行种族灭绝，屠杀了六百万无辜的犹太人。于是，当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去，志士仁人们就已经在审判战犯的德国纽伦堡法庭上开始思考人类的根本道义准则，包括最普遍的自然法的律令。而罗尔斯划时代的巨著《正义论》于1971年出版，则代表了战后人们反省正义原则问题的最重要哲学成果。从此，理论家们在政治哲学的论坛上风云际会，探讨交流，当然也不乏不同流派的激烈辩论，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百家争鸣、相得益彰的生动画面。

冷战后的政治哲学则又有了新的进展，在自由民主大前提下的政治多样化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可以说，面对一个全球化多元发展的新时代，任何有知识和理智判断力的公民都需要有基本的政治头脑，了解国内外大势，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看对方向、走对路，做有道德、正义感和政治方向感的人。这就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有所了解，因为政治哲学主要探讨基本政治概念、原则的规范意义和道义基础，对于政治的基本是非有清醒的把握。当然，要掌握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原则、立场和流派，并非易事。如今专门著作浩如烟海，令初涉者望而生畏。

正因如此，我的同行相识、牛津大学著名教授戴维·米勒所写的这本简短导论，成了一本难得的政治哲学入门书。这是作者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通识教材系列丛书所撰写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入门指导书，目的是向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介绍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观点、思想和方法，以使之对当代政治哲学有个初步的了解和把握。米勒教授是当代政治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该领域有独到的重要研究成果，《社会正义原则》即是为回应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写的一本名著。但是，正如本书前言中作者所言，他想通过这本书，“让政治哲学对以前从未接触过它的人变得有吸引力而且易于读懂，所以努力在不牺牲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写得简单。”解释某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而不致陷入专门的圈内语言，这的确是一项挑战，但作者确实做到了。他用如此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论述写出这样一本介绍政治哲学的读物，实属难能可贵。

本书首先从意大利中世纪的一幅名为《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的油画开始，生动地阐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哲学。其实这就是对于包括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区别、权力、权威、正义、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基本概念和原则的是非问答。政治哲学提供了支持自由民主、捍卫人权，要求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之上等等基本原理的正当理由，以及与此相反的各种观点之不能成立的道理。本书即围绕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对主要概念的学理分析，介绍相互联系的、甚至还有对立的主要观点，并且由此展开深入浅出的论述和讨论。当然，作者不只是简单地论述是非，而且对各个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阐述。比如民主，作者指出，以民主的方式构建政治权威的做法渐成趋势，它依赖的是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无人天生比他人优越，因而需要证明两者间的任何权威关系；第二，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使之成为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尽管民主具有这样的道义基础，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包括公民们对于政治过程和知识的了解有限，因而作出的决定也许并不都合理，故公民们也乐于选择一支领导者队伍来代表自己。结果就出现了作为代表的政府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互动问题，以及当政府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策时，如何对待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的问题。现实中，一些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经常对政治问题和政治知识表现出惊人的冷淡和无知，这就说明决不应该忽视民主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宪政体制即是为了保护每个人包括少数派的权利而设计和运作的，它是民主的多数人决定原则的必要补充。但是，宪政民主体系还不止如此，它还必须保证多数人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充分考虑少数人所关注的问题，即便这并不涉及基本权利问题。这就需要民主制度本身拥有充分的协商和沟通机制，以及就公共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相比是一个更合理和优越的制度，但也决不应该无视其本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只有全面了解了民主的这些方面以后，无论是理论家和政治家对于民主体制本身的运作才会有清醒的认识，避免极端的情况发生。

作为著名的研究学者，本书作者本人显然对基本政治哲学问题持有自己的基本倾向和立场，包括在不少方面不同意罗尔斯的观点。但是，作者却没有以介绍自己的观点为主，而是讲透基本问题，并且简要地联系从古代希腊至今的相关经典论述，相当客观全面地介绍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代表性观点和论据，总结了相关的争论，提纲挈领，概括准确，给读者以鲜明的总体把握。好比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某人只是提供给你某个街道的细节，细致到连商号及其经理的名字都有，但却没有给你提供一幅脉络清晰、方位明确、标明主要街道和代表性建筑的全景图，那你在该城行走时仍然会迷失方向，不知置身何处。本书就是提供了一幅当代政治哲学方位明确、概念清晰、原理表述准确、代表性论点介绍精辟的全景图。

本书以政治哲学的几个基本概念和问题来安排论述，但在此过程中，也穿插了对不同流派观点的介绍和评论。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此进行相当一段时期论争的社群主义是一个带有集体和社群倾向的流派，但并未完全脱离自由主义的基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则是长期以来与自由主义论战的另外一个激进的政治哲学思潮，此外，近年还有女性主义，以及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论者，这些流派之间互有争论。本书不可能一一细述各个流派，但在讨论各个基本问题时对相关流派的代表性观点均有所总结。读者可以在基本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再阅读一些专门著作，以便对相关的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更深入和全面的把握。

生动形象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大量的插图和形象描述，加上对寓言画的仔细分析，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比如，除了上面提到的开头的油画以外，作者在讨论正义问题时也仔细分析了另外一幅有关公正的寓言画。所作的解析生动精辟，让人对于政治哲学有了身临其境的亲近感，而不是枯燥无味的说教和晦涩难懂的概念名词轰炸。英国哲学的传统是经验主义，从基本经验事实中总结出相应的概念和原则，加上概念分析的逻辑工具，把深奥的哲学概念和理论与经验世界密切结合，而不是只满足于发明新名词新概念，用自我臆想的庞大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掩盖思维严重脱离实际的致命伤，以致许多理论对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毫无贡献（当然，这里并无全盘否认形而上学的意思，关键是看研究者本人的根本态度是以实践为依归，还是逃避现实、躲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甚至自欺欺人）。本书论述中处处体现出的鲜明的实践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样值得称道。

本书中译本文句通顺，表达准确，加上有英文对照，对于广大读者包括高校师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政治哲学基本问题大有裨益。因此，我愿在此大力推荐这本难得的政治哲学入门书。

2007年10月

写于南京秦淮河畔曲水文华苑

前言

我想通过这本书，让政治哲学对以前从未接触过它的人变得有吸引力而且易于读懂，所以努力在不牺牲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写得简单。解释某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而不致陷入专门的圈内语言——如今这样的语言使那么多的学术著作索然无味——证明是一项有趣的挑战。我非常感激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惠允阅读了本书初稿，给了我总体上的鼓励和许多有益的建议，他们包括：格雷厄姆·安德森、乔治·布朗、休·米勒、伊莱恩·普尔和亚当·斯威夫特，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我还要感谢索非娅·斯特姆洛芙斯卡在本书定稿时很有价值的帮助。

第一章

我们为何需要政治哲学

这是一本关于大主题的小册子。众所周知，一张图画抵得上千言万语，因此我想从谈论一幅巨型图画开始，它能帮助我们弄清政治哲学是怎么回事。要讨论的这幅画是由安布罗焦·洛伦泽蒂[1]在1337至1339年间创作的，它覆盖了锡耶纳市共和宫帕切厅[2]的三面墙壁。这幅画通常被称为《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洛伦泽蒂的壁画首先是通过代表了统治者应该有和不应该有的品质的人物形象，描述好政府和坏政府的本质；然后再展现出两种政府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在好政府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威严的统治者穿着华丽的长袍，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众人围坐在他的身边，象征着勇气、正义、宽厚、平和、审慎、节制等美德。他的下方站着一列被长绳缠绕的公民，绳子两端系在统治者的手腕上，象征着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和谐联结。我们转向右边，就能见到洛伦泽蒂所描绘的好政府先是对城市、继而对乡村的影响。城市井然有序，富庶繁荣：我们看到工匠在勤劳地操练手艺，商人在买卖货物，贵族骑着装饰花哨的马匹；有个地方，一群跳舞的人手拉手围成一圈。城门外，一位穿着考究的女士骑马出猎，途中遇到一头滚圆的白条猪正被赶往市场；在乡村，农民们耕种土地，收获庄稼。万一粗心的观察者没能抓住壁画传达的信息，这些信息也清楚地写在象征安全的一位长有双翼者手中高举的旗帜上：

只要共同体继续维护这位女士的权威，人人都将无所畏惧地自由旅行、耕地、播种，因为她剥夺了邪恶者的一切权力。

另一面的壁画代表了邪恶的政府，它保存得没有那么完好，但传达的信息同样一目了然：被贪婪、残酷、傲慢等罪恶所环绕的恶魔般的统治者，军事占领下的城市，以及被可怕的军队摧毁的荒芜的乡村。在这里，恐惧之神所举的旗帜上写着：

在这座城市，正义屈服于暴政，因为人人都只顾追逐自己的利益。没有人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因为城门内外都有抢劫发生。

要想懂得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我们为何需要它，看看洛伦泽蒂的恢弘壁画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我们可以将政治哲学定义为对好政府与坏政府的性质、起因和结果的研究，我们的图画不仅概括了这一探求，而且以引人注目的视觉形式表达了这门学科最核心的三个理念。一是好政府和坏政府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质量。洛伦泽蒂向我们展示了正义和其他美德的统治如何任由普通人民去工作、贸易、打猎、跳舞，简言之，去做一切使人类生存更加丰富多彩的事情；而这幅画的另一面，则展示了暴政如何孕育贫穷和死亡。所以这是首要的理念：被统治得好还是坏，这对我们的生活的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脱离政治、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也无法想象自己被统治的方式不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理念是，政府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可以作出选择。这幅壁画究竟为何出现在这里呢？它被画在“九人厅”——九人执政会的议政室里，这是一个由九位富有商人轮流执掌的议政机构，在14世纪上半叶统治着这座城市。[3]因此，这幅画的功能不仅在于提醒这些执政者牢记他们对锡耶纳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该地建立起共和统治形式的一种庆祝，当时许多意大利城市正处于严重的政治骚乱之中。对坏政府的描绘也不仅是一部学究气的影射作品：它还警告人们，如果城市的统治者不能履行对人民的责任，或者人民不能履行他们监督自己的代表的职责，将会发生何种情形。

第三个理念是，我们能够知道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何在：我们可以探究不同政府形式的后果，可以了解哪些品质有助于构成最好的政府形式。换言之，有这样一种叫做政治知识的东西存在着。洛伦泽蒂的壁画承载着这一理念的所有外在印记。我们已经看到，有德行的统治者被象征各种品质的人物所环绕；根据当时的政治哲学观念，这些品质代表了好政府的特征。壁画旨在予人以启迪：它们想要同时教会统治者和公民实现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正如洛伦泽蒂所坚信的，这预示着我们能够知晓如何做到这一点。

图1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中有德行的统治者。

然而，我们该不该相信壁画中的信息呢？它们含蓄提出的那些主张确实是可靠的吗？我们拥有哪一种政府这一点对我们的生活真的那么重要吗？在这方面我们有选择吗，抑或我们对诸如政府形式之类的事情根本无法控制？我们能否知道是什么使一种政府形式比另一种更好？这些都是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更小的问题。但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还得多解释几句。

我在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比“当下的政府”——任何社会中某一特定时刻拥有权力的一群人——宽泛得多的东西。实际上，我指的是比国家——权威所赖以行使的政治机构，诸如部长内阁、议会、法院、警察、武装部队，等等——还要宽泛的东西。我指的是引导我们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规则、实践和制度的整体。我们或许会认为以下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人类需要相互合作，需要知道谁能和谁一起做些什么，谁拥有物质世界的哪些部分，如果有人破坏规则将会发生什么，如此等等。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必须有一个国家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政治哲学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有一个国家，或者更笼统地说，为什么需要政治权威。我们需要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他们认为没有国家，社会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所以我想暂时让它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议题：“好政府”究竟是否要求有一个国家，或者说习惯意义上的政府。另一个在本书最后一章之前也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应该只有一个政府还是有许多政府，即整个人类共用一种单一的制度形式，还是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制度？

在创作这幅壁画时，洛伦泽蒂首先是依据两类统治者的人性品质及其对属民生活的影响，来表现好政府和坏政府。考虑到壁画这一介质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一点也许难以避免，但它无论如何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观念的。好政府不仅与政府体制本身有关，也取决于那些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比如审慎、勇气、慷慨，等等。当然在体制方面还存有争议：比如君主制是否比共和制政府更加可取，抑或正好相反。如今关注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好政府的制度方面思考得更多，而对使制度得以运行的人们的个人品质思考得更少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已经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了，但我仍将采纳现代主流视角，在随后的章节里主要谈论作为一种制度的好政府，而不是怎样使我们的统治者更具美德。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幅巨画背后的理念。三大理念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是政府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如果有读者没能立刻认识到这一点，那也许是因为他或她生活在年复一年无甚变化的政府形式之下。选举的时候一个政党代替另一个政党，可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这种转换只会产生极小的影响（尽管政治家们喜欢假装不是这样）。但是，想想在上个世纪兴起和衰落的那些政权吧：想想德国的纳粹政权和被它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国家，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以空前的速度提高着。20世纪的历史，几乎是精确地复制了洛伦泽蒂壁画中那种泾渭分明的对比。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三大理念中的第二个。即便不同的政府形式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造成繁荣或贫困、生存或死亡的直接原因，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统治着我们的政体呢？抑或它们只是链条上的一环，其自身也受控于我们无法左右的更深层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话，政治哲学还有什么意义，何人宣称的宗旨能帮助我们选择最好的政府形式？

认为我们无法作出真正的政治选择的宿命论观点，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洛伦泽蒂创作他的壁画的时代，许多人相信历史运动是循环的：好政府虽无法容忍却又不可避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滋生腐败、堕落为暴政，此后只有通过缓慢的进程，才能回复到它的最好形式。在另一些时期，尤其是19世纪，普遍的信条存在于历史进步的观念中：历史沿着直线前进，从原始的野蛮状态进入到文明的更高级阶段。可这又一次意味着，社会被统治的方式依赖于人类控制之外的社会因素。这种观点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它认为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们生产物质产品的方式——他们使用的技术，以及他们采纳的经济体制。政治成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要适应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必须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会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彻底消失。照此说来，思考政府的最好形式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历史将替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决定论的错谬之处。在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认为它本来不会发生的地方——俄国和中国这样经济相对落后、因而还未及采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发生了。而在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地方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民主政府——考虑到这些社会的阶级分裂性质，马克思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些国家则沦为法西斯政权的牺牲品。这表明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于经济，或者更宽泛地说，独立于社会进程的。这也再次意味着，人们不仅对狭义的政府形式，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构成方式，都有巨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应该拥有一个一党制国家，还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民选政府？经济应该由中央计划，还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这些都是政治哲学家们试图回答的那一类问题，它们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如果说20世纪的经验终结了19世纪如此流行的那种历史决定论的话，那么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种新的宿命论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由新出现的全球经济增长所激发的信念，它认为要想让自己的人民从中获益，国家施展身手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任何试图与市场对抗的国家都会遭遇经济衰退。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唯一可能取得成功的就是自由民主国家，所以尽管一个社会可能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例如伊斯兰政权——但其代价将是经济随之衰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质是宣称一切社会都将在经济力量的驱使下，采用大致相同的方式来统治自己。

毫无疑问，这种形式的宿命论也会像它的早期形式那样，被一些事件逐步颠覆。在环境问题、全球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或者普遍下滑的全球文化品质等方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以政治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全球化的对抗性反应。这些运动对视经济增长为超级目标的观念形成了挑战，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我们生活的终极价值是什么、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问题，而这些正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即便把政治论辩局限在与传统的核心话题更为接近的范围内，我们仍然有足够的余地去讨论：在更宏大的平等的名义下，我们应该牺牲多少经济自由；或者为了加强自己生活于其间的社区的和谐，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停地谈论着恐怖主义、个人权利以及无论别国怎样统治都不能干涉其内政的原则。这些同样是需要作出集体选择的问题，也是政治哲学的一些典型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指出，政治哲学研究的是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作出真正的政治选择的问题。现在我要面对另一个拒绝承认这门学科的理由，即政治关乎权力的运用，而掌权者——尤其是政治家——不会关注政治哲学的著作。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如果你想改变现状，就应该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制造混乱，或者换一个办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政治家去贿赂或勒索，反正你用不着为那些没人去读的关于好政府的学术论文费神。

的确，当政治哲学家试图直接干预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落得一败涂地。他们向有权的统治者进言——亚里士多德[4]当了亚历山大大帝[5]的家庭教师，马基雅维利[6]想给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7]出主意，狄德罗[8]被叶卡捷琳娜女皇[9]邀请到圣彼得堡讨论怎样使俄国实现现代化——但这些干预有没有用则是另一个问题。撰写于紧张的政治冲突时代的论文，通常只能是两不讨好。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托马斯·霍布斯[10]的《利维坦》，这部政治哲学巨著是在英国内战仍很激烈的时候写成的。霍布斯在论述中赞成专制政府（我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结果既不受保皇党人欢迎，也不被议会党人接受。前者相信君权神授，后者则认为合法政府的成立需要得到国民的同意。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类境况的悲惨图景使他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屈服于任何一个已经建立的有效政府，无论它能否为自己正名。由此推论，查理一世[11]在位的时候拥有统治之权，但是在成功罢黜查理之后克伦威尔[12]也有这个资格。这是双方都不想听到的。

霍布斯的例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哲学家很少对政治事件产生直接影响。由于从哲学的视角去看政治，他们一定会对政治家和全体公众所持有的许多习惯看法形成挑战。他们把这些看法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探究当人们谈论某某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信条，在受到质疑时他们如何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当的。这种论辩式审察的结果之一是，当政治哲学家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时，对于那些习惯于常规讨论的人来说几乎总是显得奇怪和让人心烦，正如霍布斯的观点之于英国内战中争斗不休的那两派人一样。

但这并不能阻止政治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影响，有时还是相当大的影响。当我们思考政治的时候，常会作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假设，这些假设是潜在的，然而又确实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在霍布斯写作的时代，讨论政治时诉诸宗教原则，尤其是《圣经》的权威，是很常见的。霍布斯留下的永恒遗产之一是让用完全世俗的方式思考政治成为可能。尽管霍氏本人深深沉溺于宗教问题，但他在用全新方法探讨政治权威时却容许将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术语。或者想一想在霍布斯的时代，只有少数极端激进分子才会相信民主可以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典型的是，霍布斯自己虽未将民主制完全排除在外，却认为它总体上要比君主制低劣）。如今我们无疑已经把民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很难想象其他的统治形式怎能被视为合法。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为民主辩护的政治哲学家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他们的观点被采纳、普及，融入了主流的政治观念。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让-雅克·卢梭[13]，他通过自己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发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至少托马斯·卡莱尔对此没有怀疑。据说当人们要求他证明抽象观念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时，他答道：“曾有一个叫卢梭的人写了一本除了观念之外别无他物的书。它的第二版就是用那些对第一版不以为然者的皮肤装订而成的。”）

没有人能预言一本特定的政治思想著作会产生诸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者换一个更近的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那样的影响。这完全取决于哲学家所提出的潜在的思想变化是否与政治和社会变迁相一致，从而使新观念能够成为随后几代人的共识。另一些政治哲学著作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随后就事实上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但是对政治哲学的需要一直存在着，尤其是在我们面对新的政治挑战而当时的传统智慧又无力应对之时。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挖掘得更深、需要探寻我们所持政治信念的基础；正是在这里我们转向了政治哲学，也许不是从本源上，而是经过了小册子、杂志、报纸等等的过滤——每一个成功的政治哲学家都曾依靠与媒体关系良好的追随者，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传播。

可是就算政治哲学满足了真正的需要，它能否证明自己有真正的正当性呢？（占星术满足了一种强烈的需要——人们想知道注定会落到自己身上的未来是什么——可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星相本身完全是假的。）政治哲学声称能带给我们一种关于政治的真理，它和日常生活中指导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常被视为政治哲学之父的柏拉图[14]通过《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这种主张。柏拉图将普通人比作被缚在洞穴里的囚徒，只能看到事物投射在自己前方洞壁上的影子。柏拉图说，他们会设想这些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现在假设其中一名囚徒被释放出来，来到炫目的光亮中频频眨眼。慢慢地，他会看到世界上的真实物体，明白自己曾经看到的只不过是影子。但若让他再回到洞穴，试图让同伴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不太可能会相信他。柏拉图认为，这就是政治哲学家所处的位置：他拥有真实的知识，他周围的人只有扭曲的观点。但由于通往哲学知识的小径是漫长而艰辛的，很少有人愿意去尝试。

然而，柏拉图将哲学知识与普通观点进行如此强烈的对比是否合理呢？这里不打算讨论这种区分的形而上学基础，所以让我简单地说吧：我的政治哲学概念不包括将那种普罗大众所无法获得的特殊知识独独赋予哲学家们。相反，他们使用与其他任何人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思考和推理，只不过更加挑剔、更加系统。他们很少想当然：他们会探究我们的信念是否相互一致，是否得到证据的支持，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信念如何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图景。要解释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是举几个例子。

图2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马修·帕里斯（卒于1259）为《苏格拉底王的预言》所作的扉页插图。

假设我们去问一个政治家他有哪些目标，他所属的政治团体想要实现哪些目的或价值。如果他身处当代西方社会，那么他也许会提出一个料想中的清单：法律和秩序保障、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另外一两个目标。一个政治哲学家对此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她首先会把关注焦点放在这些目标本身上，探究哪些才是真正终极的目标。比如说经济增长，它究竟是一个价值上自足的良善目标，抑或其好处仅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或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呢？我们能否假设更多的增长总是好的，抑或增长到达某一点后就不再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有所助益了呢？对于充分就业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我们重视充分就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们从事有酬劳的工作具有实质性价值，还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就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呢？但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有一份收入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再把工作变成那些爱好工作的人的一项自愿活动呢？

我们的政治哲学家还会问，政治家们所列出的不同目标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政治家很少承认自己可能必须牺牲一个目标以便实现另一个目标，但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这样做。以法律和秩序保障与个人自由为例，我们能否通过限制个人自由让街区更加安全——比如给警察以更大的权力去逮捕那些他们怀疑将要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何种价值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精确地说明个人自由的含义。它仅意味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还是指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呢？这对我们所提的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提出这些问题和暗示某些答案时，政治哲学家没有（或者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深奥的知识形式。他们鼓励读者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反思，弄清在终极分析中自己最关心的价值是哪些。沿着这条道路，他们也许会添加一些新的知识信息。例如，在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时，也有必要看看物质生活水平迥异的人们在生理指标（譬如健康度和死亡率）和心理指标（譬如对生活的满意度）上情况如何。因此，政治哲学家需要很好地掌握社会和政治科学知识。在早期阶段，他们主要通过核实种种证据来做到这一点。这类证据可以从关于范围极广的人类社会及其各种政治体系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它们是某种印象式的、通常不太可靠的东西。在这方面，由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今天的政治哲学家可以将证据建立在更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了。但是他们工作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他们吸纳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并弄清人们被统治的方式，然后探究根据（他们相信自己的听众也将共享的）那些目标和价值，最好的政府形式会是什么。有时会证明最好的政府形式与现有的形式非常接近；有时则差别甚大。

以上几个段落的论述是为了表明，政治哲学家何以能够阐明我们思考政治的方式而不必诉诸一种普通人难以接近的特殊真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即这种真正的政治哲学所给予我们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遍真理——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历史时期的真理。或者，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是局部知识，即只与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独特社会类型有关的知识？

我要给出的答案是，政治哲学的关注重心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其中有些事项长久以来在我们的记载范围内一直存在。这些持续存在的问题中最基本的是关于政治和政治权威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进行论述。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有政治？无论何人，他/她有权强迫另一个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吗？当法律不符合我的要求时我为什么还要服从它？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下，问题或答案抑或二者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变迁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或者相反，使以前存在的可能性关闭了。譬如说，想想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民主。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哲学家——至少在西方社会——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好政府必然具备民主因素；人们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统治（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这为民主在实践中的真实含义留下了大量的争论空间）。而在此之前的许多世纪，相反的观点占据着主流：好政府意味着由睿智的君主、开明的贵族、有钱人或者是他们的某种联合来实施统治。那么可以说我们是对的，而我们的先辈们完全错了吗？不，因为民主看来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才能顺利运行：它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有文化的社会公众，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促成观念和意见自由流通，需要得到人民尊重的运转良好的法律体系，等等。这些条件只在相当晚近的过去才出现，此前在任何地方都不具备，也无法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古代雅典常被视为一个例外，但有必要记住，雅典式“民主”仅仅涵盖了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妇女、奴隶、外邦居民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先前的哲学家们不把民主视为一种统治形式，并没有什么错。甚至卢梭也说，民主只适合上帝，而不适合人类。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本身就是民主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考虑到这些主要的条件，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民主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可行的统治形式。

另一个关于政治哲学主题变迁的例子是我们今天赋予个人自由选择的价值。我们认为，人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工作、伴侣、宗教信仰，穿什么衣服、听什么音乐，如此等等。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发现或创造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设想有这样一种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们为了生存而注定要跟随自己父母的脚步，没有什么职业选择，没有什么娱乐，统一的宗教，等等。在此情况下选择自由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另一些价值变得远为重要。这就是大部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状况，所以毫不奇怪，我们发现只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政治哲学才确立了个人选择的至上价值，比如我将在第四章讨论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5]的《论自由》。

在本书中，我努力在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那些新近才被提上该学科研究日程的问题（如第六章所探讨的妇女及文化少数派的权利主张）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种努力并非易事：当下的政治话题太容易一叶障目，使那些作为政治之普遍基础的基本问题被抛诸脑后。要克服这种倾向，一个有效的补救方法即是回溯到锡耶纳，让洛伦泽蒂的壁画来再次提醒我们政治权力构成方式的重要性——它能导引贫富，决定生死。这一点也是下一章内容的叙述起点。

我还试图在展示关于这些问题的已有对立观点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我的目标是要解释，当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央集权论者、民主主义者与精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独裁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等等进行争论时，双方的分歧在哪里。但是，声称自己在以某种完全中立、超然冷静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争论是不诚实的。人们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写作政治哲学。所以，虽然我尽量不去吓唬读者，使之相信现时代争论最为激烈的那些问题只有一个可接受的答案，但我也不打算掩饰自己的个人倾向。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希望你能找到在公正提出的论辩中支持你那一方的理由。当然，我更希望你能被支持我这一方的理由所说服。

【注释】

[1] 洛伦泽蒂（1285——1348），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锡耶纳画派的主要代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 锡耶纳，意大利城市，位于佛罗伦萨以南约七十公里。共和宫，一译“市政厅”，现为市博物馆，存有锡耶纳画派的许多绘画作品。帕切厅，直译应为“九人厅”，详见后文。

[3] 九人执政会，1287至1355年锡耶纳市的执政机构。

[4]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学家。公元前341年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召唤，成为其子亚历山大（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

[5]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

[6]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外交家和政治思想家，代表作为《君主论》。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时期，曾就政治改革问题向马基雅维利征询意见。

[7] 美第奇家族，15、16世纪佛罗伦萨最有势力的政治家族之一，曾多次（包括1511至1527年）统治佛罗伦萨。

[8]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

[9] 叶卡捷琳娜女皇（1729——1796），一译“凯瑟琳大帝”，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

[10]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代表作为《利维坦》。

[11]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25年继承王位，1649年被处死。

[12]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1653年成为英国独裁统治者。

[13]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作为《社会契约论》。

[14]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代表作为《理想国》。

[15] 密尔（1806——1873），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代表作为《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

第二章

政治权威

如果有人问我们今天是如何统治自己的，即我们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答案肯定是我们被国家统治着，国家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它不仅为我们提供基本保护，使我们免遭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还以无穷多的方式对我们进行管理，制定我们借以谋求生存、与人交流、来回旅行、养育孩子等等的规则。同时它还为我们提供范围广泛的福利，从卫生保健、教育一直到道路、住房、公园、博物馆、运动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说今天我们都是国家的傀儡并不为过。当然并非所有国家在履行这些职能方面都同样成功，但是没有人能从隶属于一个失败的国家中受益。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晚才有的一种现象。过去，人类社会通常以小得多的规模来统治自己。在部落社会，权威掌握在村庄长者的手中，他们开会解决部落成员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对部落的规范作出解释。当更大规模的社会出现时，譬如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或中世纪的欧洲，仍然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国家的东西。尽管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权威，但日常治理是由地方领主及其属下官员来进行的。他们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既不想对人民管制得这么严密（也许除了宗教事务之外），当然也不打算提供现代国家所提供的大部分物品和服务。政治权威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织入社会结构中去，它的存在相对而言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发生的争论在于事实上应该由谁来行使它（国王依靠什么权利来实施统治？），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不同的实体（比如国王与牧师）之间进行分割。

然而，现代国家首先在西欧、随即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权威问题成了过去五百年间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现在有一个机构声称有权以各种方式来统治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能够证明其正当性？在何种情形下（如果有的话）国家可以行使合法的政治权威？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义务去服从它制定的法律、遵循它的其他指示？在我们于下文继续探讨如何最好地组织国家——政府形式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应该对国家权威设立什么限制之前，需要先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当我们说国家行使政治权威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政治权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人们普遍承认它是权威，即拥有命令他们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资格。譬如说，当人们服从法律时，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制定法律的实体有权这样做，而自己有相应的服从义务。另一方面，拒绝服从的人们会在制裁的威胁下被迫服从——破坏法律的人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除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出于相信其合法性而服从法律，法律体系是无法运行的：首先是需要大量官员来执行法律，随后就会出现谁来对他们执行法律的问题。同样地，那些的确是出于义务感而遵守法律的人，也会因为知道违法者将很可能受到惩罚而被鼓励去遵守它。我不从邻居那里偷窃，因为我尊重他的财产权。我期待他也同样尊重我的财产权，但我知道如果他不尊重的话，我能够让警察把我的财产拿回来。因此，自愿服从权威的人们知道自己得到了保护，不会被心存不良者占便宜。

这样，政治权威就把真正的权威与被迫的服从结合起来了。它既不是纯粹的权威，像智者那样，他的门徒不受任何强制地听从他的指示；也不是纯粹的强制，好像一个夺走你钱包的持枪者；而是二者的混合物。但问题仍然在于，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毕竟，政治权威——尤其是当它由现代国家这样强有力的实体来行使时——将许多不受欢迎的要求强加于我们，其中有一些（比如交税）使我们在物质上遭到损失，另一些则迫使我们去做自己在道德上抵制的事情（比如在我们所反对的战争中作战）。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声称没有政治权威社会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国家本质上不过是谋求当权者利益的一种非法勾当，我们能作出何种回答呢？

本章稍后将回到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替代选择，但我首先要像其他人以前做过的那样为政治权威辩护：请读者想象一下没有政治权威的社会生活——将警察、军队、法律体系、文官系统以及国家的其他分支机构全部拿走，这时会发生什么呢？

也许可以在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于1651年的《利维坦》中找到循此思路的最著名的思想实验。我在第一章中提到，霍布斯经历过英国内战所导致的政治权威的局部崩溃，他所描绘的缺乏政治权威的生活景象是极为惨淡的。他把没有政治统治的“人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残酷竞争的状态，人们处在持续的恐惧当中，担心遭到他人的抢劫或攻击，因而总是倾向于首先攻击他人。其结果被概括在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

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那些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1]

有时人们会说，霍布斯之所以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人的天性是自私、贪婪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威的约束就会试图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但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霍布斯观点的核心，即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而只要没有超越众人之上的权力来执行法律，信任就不会存在。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首先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工作才能获得；这些人将期待他人也会尽到自己的职责，而在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心存任何这样的期待都是不安全的。如果我和别人达成协议，却没有法律来保障其执行，我凭什么能指望对方遵守协议呢？就算他愿意遵守协议，也会对我产生同样的疑虑，从而断定这样做太冒险了。霍布斯声称，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小心翼翼地作最坏的打算，尽你所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死亡的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积聚相对于别人而言尽可能多的力量。说到底，正是因不信任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恐惧，把没有政治权威的生活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战争”。

图3托马斯·霍布斯，政治权威的辩护者。

霍布斯的悲观论调是否正确呢？他的批评者指出，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能发现在没有国家或国家分支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甚至不期待任何回报地相互帮助的大量证据。譬如说，一群街坊可以共同决定修葺一块废弃的儿童操场，成立团队，分派工作，每个人都可以指望其他人完成各自的那一份工作，而用不着任何法律协议或其他强制手段。人类的本性并不像霍布斯所描绘的那样。但是这种看法在某方面未能抓住要害。尽管霍布斯也许的确对人类本性作了过低的评价（曾经有人发现他塞钱给一个乞丐，他只能解释说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看到乞丐所产生的不适感），他真正的观点是，在权威坍塌后接踵而至的恐惧氛围下，人类天性中更值得信任的良善的一面会被湮没无存。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在被卷入内战和其他困境、生存本身受到威胁时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似乎是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政治权威，因为它给我们以安全，这种安全让我们能够信任他人。在信任的气氛中，人们能够合作创造出霍布斯所列举的显然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所有那些好处。但是，我们怎样在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造出权威来呢？霍布斯设想所有人集中起来相互缔约，成立一个主权机构，此后就由它来进行统治；或者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个别地服从一个强有力的人，比如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在霍布斯看来，谁拥有权威无关紧要，只要权威是不受限制、不被分割的。在这里，我们也许会和他产生分歧。但在更周密地考察权威应如何构成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自然状态”。不管霍布斯说了些什么，在政治权威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合作究竟有没有可能呢？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这种合作确实是可能的。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总是一个很小比例的少数，我们也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作为政治哲学家，我们义不容辞要对习惯性常识加以检验，所以不能不考虑其替代选择就把政治权威视为理所当然。这里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向，即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大致可以分成的两类，一类指向社群，另一类指向市场。

政治权威的社群主义替代选择把面对面的社群看成是积木，它们使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成为可能。在一个小的社群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影响，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谁不是社群的成员，维持社会秩序相对比较容易。任何人要是攻击其他人、拿走他们的财产或者拒绝履行其在社群中的分内工作，就会受到某些显而易见的惩罚。随着其声名狼藉，其他人将会指责他，也许还会拒绝以后和他一起工作。他会在社群会议上遭到谴责，甚至干脆被要求离开。所有这些的发生，都不用强迫为恶者做任何事情或者让其受到任何正式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描述为政治权威的替代选择，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形式。人类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得到周围人们的接受和尊重，在小社群的背景下它使合作成为可能，即便人们并不是圣徒。

社群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由这样的社群组成的社会中，更大规模的合作也将成为可能。自然而然地，社群之间将会容许相互交换服务——比如它们会在制造不同种类物品方面进行专业分工，会在需要大规模运作的项目上合作，比如创建交通系统或者邮政服务。达成这些协议是符合每个社群的利益的，对于违反协议的惩罚就是，如果被证明是不值得信任的，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跟你的社群合作。在此情况下同样不需要一个中央权威来告诉人们做什么，不需要使用强制权力来迫使社群合作——系统将会有效地自我管理。

这种没有国家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图景背后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要依赖团结紧密的小型社群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在过去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今天已经不再是了。现代人生活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一方面人们可以相当自由地迁徙，另一方面可以合作的新的对象无处不在（不幸的是，他们同样可供利用）。无政府主义者所描绘的图景并非一派胡言，但其前提假设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只和同一群人发生互动，因而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这个群体中成为人所皆知的事实。它还假设被群体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对于反社会行为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但是在一个大规模、流动性高的社会中，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法律体系，可以抓住并惩罚伤害他人的人，允许我们订立有约束力的协议并能对违约者施以处罚。

社群之间的合作也不像无政府主义图景所设想的那么简单明了。因为成员对自己所在社群的忠诚，常常伴随着对其他社群的相当强烈的不信任，从而协议可能会由于如下原因而崩溃：对于假定由我们共同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一方不能确信你们那一方会作出公平分摊的那份贡献。首先对于怎样才算公平的问题，也许我们就不能达成一致。假设我们要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建造一个遍布全社会的铁路网。每个社群应该分摊多少财力供给？应该按人头平均分摊，还是让富有的社群分摊更大的比例？如果我所在的社群位于偏远地区、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连接到铁路网的话，应该由本社群独自承担额外的费用，还是由所有社群平等分摊呢？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理由认为许多地方社群可能就这些问题自发地达成一致。相反，国家可以强加一种解决方案：它可以强令每个人或每个社群贡献特定的份额，比如说通过税收。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权威和国家的另一种替代选择，这种选择依赖于经济市场。这当然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特质而出现的，因为市场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促成大规模人群共同工作的强有力的手段，它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和服务。但是，它能代替国家吗？

市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也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我们可以个别地订立契约、支付费用，以获得现在由国家提供的那些服务，包括至关重要的人身保护在内。在国家保障缺席的情况下，公司或商号将为客户和他们的财产提供保护，其中包括取回被窃走的财物、完成契约履行、获得人身伤害赔偿。所以如果我的邻居偷了我的东西，我不用叫（公共）警察，而会去找保护我的代理公司，他们将以我的名义对讨厌的邻居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邻居抵制我的要求并找来他的代理公司——当然和我的不是同一家——结果会怎样呢？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如果两家代理公司不能达成一致，他们会求助于一个仲裁者，后者同样要为其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卷入争斗毕竟不符合任何一家代理公司的利益，所以将会有一个提供保护服务的初级市场，然后会有一个提供解决争端的仲裁服务的二级市场——当然，前提是所有人都选择同一家代理公司（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目前由国家提供的其他服务也将移交给市场——人们将为健康保险付费，为子女教育付费，为使用公路付费，等等。

这个体系真能使政治权威显得多余吗？保护代理公司需要使用强制力来保护客户的权利。如果我的邻居在财物被确定合法归我所有的情况下仍不肯还给我，我的代理公司就会派遣有力的大汉把它取回来。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威，因为我的邻居没有义务认同我的代理公司——他总是可以抵抗；要是不喜欢代理公司的行事方式，我也可以另换一家。看来，这确实是对国家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替代选择，但它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或许下面这种设想看起来很诱人：各种各样的代理公司都同意执行同一套规则来处理财产纠纷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意在发生纠纷时诉诸独立的仲裁。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代理公司为了争取顾客，也许会承诺为了顾客利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斗争——也就是说，即便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标准来看顾客是错的。一旦有几个这样的公司进入市场，其他公司就不得不作出反应，采用同样具有侵略性的策略。这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争端将不得不依靠身体暴力来解决，普通人则面临着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中的危险。我们将会重新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与最有可能赢得大多数争斗的代理公司签订协议。但结果将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它拥有权力和权威将同一套规则体系强加于每个人身上——换言之，我们无意之中已经重新创造了国家。

依靠市场来执行目前由国家履行的所有职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些职能中有一项是提供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即每个人都能享用、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的好处。公共物品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例如干净的空气和水，抵御外敌的防卫工事，公路、公园、文化设施、传播媒介的使用权，等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通过对人们施加约束来实现——例如政府要求生产厂家控制向空气中排放有毒气体，也可以通过征收税款并用财政收入来支付公共广播、交通系统、环境保护等费用来实现。这些物品能够通过市场来提供吗？市场运行的基础是人们为自己想要使用的物品和服务支付费用，公共物品的问题恰恰在于它们是为所有人提供的，无论他们是否付费。当然，如果人们意识到所提供物品的价值，他们可能会自愿出资：维护费用高昂的老教堂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前来参观的游客往门口的箱子里放钱才能支撑下去。但是搭便车的诱惑太强大了，而且许多公共物品是我们在享用却没有意识到的（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拥有可呼吸的空气和不受他国侵略有多幸运；我们把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除非它们出了问题）。所以，看起来我们需要拥有强制权的政治权威，以保证这些物品的供给。

自由意志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巧妙辩论试图表明公共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来提供，或者由联合起来、允诺贡献各自产品的人们来提供。这里无暇考虑所有这些观点，在政治哲学中总是有更多的争论要进行。但我希望以上的论述已足以表明，为什么社群和市场都不能替代政治权威及其现代化身——国家，尽管它们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很重要。当国家对我们实施管制、向我们收取税款、征召我们服役或以其他种种方式侵入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很讨厌它，但要是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生活。真正的选择不是要不要政治权威，而是要什么样的权威以及权威的限度何在。这就是以下几章讨论的主题。但我们仍没有完全解决权威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当这种权威让我去做自己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事情时，我为什么应该服从它？政治哲学家们称之为“政治义务问题”。

图4无政府主义如何看待政治权威：俄国漫画，1900。从顶端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图中文字依次为：我们主宰你们；我们愚弄你们；我们吃垮你们；我们射杀你们；我们统治你们。

你或许认为，在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政治权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但事实上，譬如说，在承认英国政府有权制定法律、征收税款与认为我个人必须服从这些法律、缴清我的税单之间，仍然是存在差距的。这并不是说似乎我拒不服从就会导致政府垮台，或者严重妨碍其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所有国家都要设法承受大量的违法和逃税行为。如果只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违反法律——比如说把自己绑在一座历史建筑的大门上不让推土机通过，以阻止地方政府将其铲除——或者把本用来交税的钱拿去资助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这样做将会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为什么应该服从法律呢？

当然，原因之一是如果我不服从的话可能会受到惩罚。但我们这里要找的是一个更具道德原则性的服从理由。有些政治哲学家断言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们说，只有当我有完全自足的理由去服从法律时才应该这样做，这些理由与法律来自于合法权威这一事实毫不相干。另一些人则试图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而这里要考虑的方案事实上太多了。我将只考察其中的两种，第一种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最为流行，第二种是因为我相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第一种方案声称，我们不得不服从法律，因为我们已经答应或者同意这样做。这种观点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假设我前往居住地的足球俱乐部并要求加入。星期六我到了赛场，但我没有按照规则去比赛，而是坚持把球捡起来抱着奔跑。俱乐部会员们肯定会非常气愤。他们会说，既然参加俱乐部，我就已经同意按照通常的规则来踢球，无论我有没有签署表达这种意思的明确协议。如果我争辩说允许人们抱着球跑比赛将更加有趣，定会立刻遭到嘲笑。他们会说，这是一个足球俱乐部：任何参加者都不言自明地接受了通行的足球规则。

然而，当我们将争论从足球俱乐部转向国家时，困难就开始出现了。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并没有选择加入国家：他们只是被要求服从国家，无论他们喜不喜欢。那么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表示了同意呢？霍布斯认为，我们选择隶属于国家是因为它比自然状态——如我们所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是“卑污、残忍而短寿”的——更加优越，至于国家如何产生则无关紧要。即使我们在刀剑威胁下屈从于一个征服者，我们仍然是同意了他的权威，因为我们要借此逃避更糟的命运。但这已经对同意的概念作了延伸，使之超出了认可的范畴。足球俱乐部之所以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于其成员是自由选择加入的。

后来的作者们反对霍布斯关于义务和同意的论述，他们试图找到某种处于屈服于国家这一简单事实之外的东西，用它可以说明我们对法律的同意。例如约翰·洛克[3]在《政府论下篇》（1689）中指出，我们都愿意接受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这种接受可以被视为同意的一种形式。尤其是，既然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护我们的财产，那么举例来说，当我们通过购买或继承获得财产的时候，我们就不言而喻地同意了国家对这种财产的管辖权，从而也同意了国家的法律。洛克认为，这甚至也适用于仅仅寄宿一个星期或者在公路上旅行的人。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我们的确没有什么余地去选择是否接受这些好处：没有某些财产我们就无法生存，即便它只是食物和衣服；即使要逃离某个国家，我们也不得不沿着公路到达其边界。因此，说任何人只要享受国家福利就是表示了她的同意、就有义务服从法律，仍然是过分延伸了同意的概念。

最近有些政治哲学家声称，当我们参与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同意要服从选举出来的政府和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这种说法似乎更有希望被接纳：至少我们还有选择去不去投票的自由，并且除非人们承认选出来的政府是合法的，否则选举就没有意义了。然而不幸的是，在投票和表达你的同意之间似乎仍然有所差异。要是你对两个政党都极不赞成，只不过考虑到其中一个没有另一个那么糟糕而去投票呢？或者要是你在某种意义上同意当选政党在竞选陈述中提出的总体政策方案，却对其中的几项感到反感，而你又没有机会就这些政策分别投票呢？也许选民的同意有助于解释政府为何拥有合法权威，但却不能解释个体的公民为什么有服从法律的义务。

除同意之外，还有一种更可指望的方式能够表明这种义务的存在，即诉诸公正或“条件公平”。举例子仍然是表达基本观点的最好方式。假设我们一群人生活在一所房子里，共用一间厨房。大约每周由一位住户收拾厨房，对厨具和台面作一次真正彻底的清洗。其他人都已经做过了例行清洁，现在轮到我花半个小时来擦洗炖锅和操作台了。我为什么应该干这些活？我已经从其他人所做的工作中获得了好处——享有干净的厨房来准备晚餐——所以我也应该付出自己的那份代价，在这个例子中就是些许的体力劳动。如果不履行我的职责，我就是在占其他住户的便宜，这不公平。请注意，这里我们用不着假设我已经答应或同意轮流值班：我的义务源自这一事实，即我是这种要求所有人轮流作贡献的做法的受益者。

这种观点怎样转化为政治义务呢？遵守法律以及服从更广意义上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放弃本来可能属于你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从尊重他人权利、交税、遵守交通法规等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且，服从规则对于他人而言就是一种好处：当你交税的时候，其他人就从用税收来负担的道路、学校、医院中获益；当你在红灯前停车的时候，其他在绿灯下穿行的驾车者就会更加安全。所以看来似乎是这样：违反法律却从其他人遵守法律的事实中获得好处的人，是在以不公正的方式行事，就像使用厨房却拒不履行清扫之责的人一样。

不过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如果要用条件公平的论辩来证明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至少有两个困难需要克服。一是必须表明国家所提供的好处确实能让所有人获益。比如说，要是法律保护财产，却只有部分人是财产所有者呢？或者，用税款设立一个艺术画廊，而许多人对艺术并不关心呢？但这一论辩仍然是有效的，只要国家所提供的整个一揽子好处能使每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且这些好处由所有公民——他们的服从使权威体系成为可能——相当公平地共享。也许我从不去参观画廊，但我确实使用了居住地公园免费提供的足球场地。

提到公正，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困难。在厨房的例子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定住在房子里的每个人都以大致相同的频率使用厨房，所以也应该平均分摊清扫之责。可要是有人两个星期才在那里做一次饭呢？她也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频繁地清扫吗？我们能否说她就得这样，因为毕竟只要愿意她可以更频繁地使用厨房，在她需要的时候厨房也是随时可用的；还是说我们应该根据她实际使用的情况，设法对她需要承担的任务作出调整？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为实质公正问题。从成本和收益在个体参与者中公平分摊的角度来看，似乎条件公平的主张对于实质公正的做法最为适用。但是如果从简单的厨房案例转向整个社会，我们就遇到了麻烦。考虑到人们的需要、能力、偏好等等各不相同，怎样才能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公平分配呢？要是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中的实际分配方式远远达不到这一理想（似乎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能否继续声称每个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以维持公平的实践呢？

看来对政治义务问题我的首选解决方案还要处理好社会正义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探讨。但是暂且假定我们已经证明社会是完全公正的，社会成员也有义务去遵守法律。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永远不能正当地违反法律呢？又是否有什么其他原则超越政治义务呢？包括霍布斯在内的政治哲学家们常常辩称，没有对政治权威的严格服从，权威就将湮没无存。但在实践中似乎只要人们大致（而不要求总是）倾向于服从，国家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威就能存在下去并有效运行。这开启了有限不服从的大门，尤其是人们所称的公民不服从——一种不合法而又非暴力的政治抗争形式，目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其改变政策。对公民不服从的辩护在于：如果某一特定的法律是极不公正或难以忍受的，或者国家在作决定时拒不考虑少数群体的想法，他们就可以在合法抗议无效时正当地违反法律。换言之，政治义务并非在一切场合都有约束力。我们可以有服从法律的一般性义务，在极端情境下又能正当地非法行事。

在这里民主政体有什么差别呢？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公民不服从也许是一种反抗威权政体的可接受的方式，但在公民拥有言论自由以及和平抗议权利的民主国家，它无法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里的政治义务要更加严格。但这就意味着，民主的政治权威中存在某种特殊的东西，将它与政治统治的其他形式区别开来。这种独有的特质是什么？这就是下一章要讨论的主题。

【注释】

[1] 本段译文引自霍布斯的《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95页。

[2] 英文名Oxfam，全称为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3]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代表作为《政府论》。

第三章

民主

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好政府（至少是在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中）要求建立、维持一个政治权威体系。我们在前面跟随霍布斯的思路阐明了为什么政治权威是必不可少的，霍氏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绝对主权——一个不可分割的权力来源，它的律令不受任何世俗的限制（霍布斯相信主权仍有服从上帝的义务）。这个主权实体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人——君主，但霍布斯认为这种形式是最可取的，因为君主的意志不同于群体的意志，它持续存在而且不会受制于内部的分裂。但是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从写下来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人们的质疑，他们认为，用一个可以任意处置自己属民的生命及其财产的全权君主来取代不安全的自然状态，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结果都将是每况愈下。正如约翰·洛克的著名评论所称的：

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

霍布斯对这种批评的唯一辩护是，审慎的君主会希望自己的属民繁荣富庶，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最终依赖于此。但是看看历史我们就会得出结论：确实很少有君主是审慎的。政治权威是正当的，因为它提供条件让人们可以过上安全、繁荣的生活，我们也确切无疑地希望它这样做。将所有事情都托付给一个绝对君主，实在是太冒险了。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我们会建议把权威交到我们所知的睿智而有德性、深切关心民众利益的那些人手中。这是在为贵族制辩护，这种制度的字面含义就是“由最好的人统治”。至少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种观点一直为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所服膺。但问题是要确定统治者究竟应该达到何种“善”，再找到某种方式去挑选表现出这种品质的人。这已被证明是难以做到的：在实践中，贵族制意味着由出身高贵的人、财产充裕的人或者受过教育的阶层来统治，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来自这些阶层的人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政治技巧，仍然存在另一个问题：他们具有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分离的自身利益，凭什么相信他们不会破坏共同的善来追逐私利呢？

因此，以民主的方式构建政治权威的做法渐成趋势。它依赖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没有人天生比其他人优越，因此他们之间的任何权威关系都需要证明其正当性；换言之，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除非能够证明所有人都从不平等中获得了好处。第二，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之成为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让任何被委以特殊权力的人都必须向作为整体的人民负责。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究竟应该在政府中扮演什么角色，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是否应该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那样直接参与立法？如果是的话又该怎样参与？抑或他们只能间接地参与其中，挑选议员来代表自己行使权力？

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政治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社会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呢？

对此一个常见的答案是，让数百万普通公民卷入当今政府必须作出的数量庞大的决定中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样做不仅会使政府陷于瘫痪，公民自己也将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在多数人看来比政治更重要的其他事情。但这个答案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不难设想，可以由公民作出总体政策的决定，然后将具体实施的任务交给部长和其他人等。电子技术革命意味着现在很容易征询公民对范围极广的问题的看法，从战争与和平、税收与支出直到动物福利和环境问题。为什么只在召集全民公决的极少数场合才这样做呢？

原因是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即普通人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政治决策背后的那些问题，所以他们乐意将决定权让渡给他们认为更有资格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这一观点最强硬的论述，可以在约瑟夫·熊彼特[1]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3）中找到。书中说道，公民所应做的就是选择一支领导者队伍来代表自己，而不是试图直接解决问题。譬如，熊彼特声称，在经济交易中人们可以直接体验到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如果他们买了有缺陷的产品，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的失策——而对政治决定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结果人们会远离真实、不负责任地行事。

因此，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其智力就会降到更低的层次。他以某种方式进行争论和分析，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领域他会坦率地承认这种方式是幼稚的。他重新变成了一个原始人。

这些论述很有说服力，它留给我们的真正启示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东西是有时人们所称的“选举的贵族制”。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公民所能要求的一切就是能够认可有能力的人代表自己作决定（如果被证明无法胜任的话也能投票把他们赶出政府）。无论具有其他的什么美德，这样一种制度都很难配得上民主的理想，即政治权威必须掌握在作为整体的人民手中。那么对于熊彼特的怀疑主义论调，我们该如何应对呢？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作出政治决定要涉及哪些因素。

从根本上说，政治决定需要先进行政治判断，即当存在几种未定的选择而又不能就什么是最佳选择达成一致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影响这种判断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是关于作出一种或者另一种选择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的事实信息。譬如，某种税收的增加将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其次是关于将受决定影响者的真实偏好的信息。例如，假定增加税收是为了投资建设新的体育设施，那么有多少人真正需要这些设施、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设施？再次是一些道德原则上的问题。为了体育设施建设向所有人征税是否公平，是否应该让将要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来负担？

大多数情况下，作出政治判断要涉及所有这三个因素，尽管在不同例子中它们的组合方式各不相同。有些问题主要是技术性的，只要我们能够就关键性的事实问题达成一致，就能水到渠成地作出决定了。比如在批准一种新药之前，我们要弄清它是否经过恰当的检验并被证明是安全的，但只要完成了这一步，就可以例行公事地放行了。在另一些情况下，道德原则问题是首要的。比如关于死刑应该被采用或专门适用于特定罪犯的讨论。这里也涉及事实信息——死刑对于这些类型的罪犯有多少威慑效果？无辜者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关键问题是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允许将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作为惩罚。

最难作出判断的是那些同时涉及所有三种因素的问题。想一想英国当前关于允许还是禁止猎狐的争论。这里关系到事实问题：猎狐对于控制狐狸数量起了多大的作用？彻底禁猎会对乡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这里也有偏好问题：对于目前正在猎狐的人来说，让他们继续猎狐而不是，比如说，沿着茴香小径追逐猎犬，这两者有多大差别呢？其他的乡村居民想要继续猎狐吗，或者他们已受够了马匹和猎犬踩踏田地、毁坏篱笆？最后，这里还有道德问题：个人自由包括猎狐的自由吗？抑或狐狸和其他动物也有包括不被捕杀在内的权利？大多数人在作决定时都会考虑所有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就这件事得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当然，在实践中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有着强硬的观点，但也许这恰好表明，熊彼特关于普通公民在政治问题上的能力水平的评论是完全合理的。

但现在让我们问一句，依次考虑政治判断的每一个要素，我们能否指望那些被选出来作为代表的人会做得更好呢？当代社会妨碍政治决定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许多判断需要具备只有相关领域的真正专家才能提供的事实信息。当一些科学问题处于决策关口的时候这种说法显然是正确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许多经济和社会事务，这里的问题是要确定提出的新法律和新政策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大麻种植合法化将会增加还是减少因吸食海洛因或其他麻醉品而死亡的人数？这类问题的答案远非显而易见。一般说来，被选出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专门知识。他们和我们一样不得不依赖那些确实具备专业知识的人的观点，如果这些人相互间观点相左，他们就得判断谁更加可靠。如此说来，没有理由认为一个选举出来的贵族团体会比普通公众作出更好的判断。

下一个要素是弄清人们的偏好是什么、这些偏好有多强烈，在此你也许有理由认为民主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在以民主的方式作决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作用，所以来自不同社会阶级、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等等的人们，其观点和偏好都能得到倾听，尽管如今统治我们的政治阶级主要是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当然，国会议员和其他立法机构成员应该去倾听选民的观点，但是在现实中他们享有极大程度的独立性——至于说他们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去投票，压力也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不是把他们选出来的人民。所以，假如我们想让政治决定尊重将要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偏好，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倾听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数量很少、不具社会代表性的少数群体的意见吗？

图5激起民主的一种方式：政治家们当心了！

但在匆忙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种复杂情形需要考虑。假定在某一事务上多数人赞成一种政策，少数人赞成另一种政策，但是少数人对它的关切程度却比多数人强烈得多。这种类型的案例是极为常见的，猎狐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人对猎狐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即使他们并没有关于动物权利的强烈的道德判断。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陈旧的、势利的而且一般说来让人生厌的景象；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投票禁止这种行为。猎狐者本身是一个数量很小的少数群体，但是他们非常坚决地认为应该允许自己继续打猎。猎狐在许多村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人们要靠它来谋生。关于猎狐的政治判断不仅要考虑偏好双方的人数，还要考虑这些偏好的强度。让冷漠的多数在所有事务中压倒热情的少数，似乎有失偏颇。

对于这种事务，当选的代表何以可能作出比一般公众更好的判断呢？原因之一是，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对该事务感受强烈的少数群体成员的游说。他们或许会在看到争论一方感受的强度时被说服，或许仅仅考虑不致在下次选举时失去选票。而且少数群体可以联合起来，允诺相互支持对方的要求，这样把好几项事务放到一起就可能出现一个多数的联合。这种代议制民主图景有时被称为多元主义，它基于如下假设：人们将行动起来组成团体，以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和偏好；而决策者将对这些团体的活动作出回应；除了游说之外，这些活动还包括示威甚或从事非法形式的抗争。

多元主义图景当然有某种正确之处，但政治科学家往往具有怀疑论倾向。因为团体的压力不仅取决于关注该事务的人数及其关注程度，还有赖于团体的组织程度和资源多寡。这就使特定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利益集团，具有了内在的优势，他们可以雇用善辩的鼓吹者去游说他们的代表——甚至直接得到当选代表的支持——并花言巧语地威胁，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将会出现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在代议制度下，少数群体确实能够得到关注，但绝非所有少数群体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现在可以比较一下，如果让全体公众就多数派与少数派偏好不同的某项事务进行投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时将没有一个中心点来引导游说活动，任何团体都只能依靠其成员与他们所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公众进行直接接触。资源充足的团体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发动媒体争夺战——尽管也会受到限制，就像当前许多民主政体对竞选资金支持额度的限制一样。在这种直接民主形式下，他们的影响力要比在代议制中小得多。所以总体上可以认为，少数群体在这种制度下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说服、更少地依赖权力和影响力。他们的境况如何，将主要取决于多数派成员是否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以改变观点或寻求妥协的方式作出回应。我还会更简略地谈谈协商在民主决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政治判断中的第三个要素，即道德要素。

几乎所有政治决定都会涉及道德原则，而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道德问题”，譬如堕胎或者同性恋合法化。这方面问题可典型表述为一项立法议案是否公平对待了一切个人或群体，或者它是否侵犯了他们的任何权利。对于相关的道德原则，从政阶层的成员是否比普通公民拥有任何更深奥的知识？很难说实情如此：人们常说，道德专家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可能存在大量关于支配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共识。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如果让公民直接对事务作决定，他们在道德方面会比选出来代表自己的那些人表现得更糟。

可是我们真能把政治判断的这三个要素分割开来吗？抑或专业的政治技能恰恰表现在它能够把相关的事实信息、关于公民利益和偏好的知识以及道德原则结合起来，以寻找解决政治困境的最佳方案呢？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并不那么简单。政治决定通常很难作出：它们要求掌握某些复杂的信息，或者对两种巧妙平衡的道德主张作出评价。必须经常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在这方面越来越驾轻就熟，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具备我们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特殊的天赋才能。考虑到他们在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时所需要的时间和信息，没有理由认为普通公众不会有同样的表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公民陪审团是一种从普通公众当中随机挑选成员的小型委员会，其成立目的在于对诸如卫生政策和交通规划之类的事务进行讨论、提出建议。他们召集具有专业知识的证人提供信息、听取代表不同观点的倡议、自行讨论这些事务，直至最后给出裁决。其讨论之严肃周密、结论之合乎情理，给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公民在访谈和调查中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兴趣呢？比较典型的是他们叫不出那些重要政治家们的名字，说不清各主要政党在政策方面有什么不同，等等。一种解释是，当前所实践的这种民主无法激励人们去获取政治知识或技巧。要求他们做的一切，就是每四年或五年进行一次执政党的选择，而作这样的决定并不需要对政治有多少了解。理解政策的细枝末节常常是多此一举。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让普通公众来作重要的政治决定是有风险的，除非他们具备作出良好判断的技巧和信息；但是他们没有获取这些技巧和信息的动机，除非让他们有重要的决定可作。

我们是否应该对如下事实感到忧虑：只要普通公民的角色主要局限于在选举中投票，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的间歇性活动（比如对在自家后院修建新马路或兴建住宅的规划方案作出反应），我们的民主就仍然是不完善的。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idiot”（白痴）这个词来自希腊文idiotes，它本用来描述那些完全停留在私人世界、不去参加城市公共生活的人。如此说来，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白痴，因为我们没有去操练自己的政治智慧。卢梭认为，把政治权威完全托付给选出来的代表是一种后果堪忧的现代做法：

英国人幻想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们只有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一旦新的议会当选，他们就重新戴上锁链、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从他们对自己那片刻自由的使用来看，他们活该失去自由。

就算我们认为卢梭夸大其词，也应该对此感到忧虑：当代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公民如此冷漠，甚至对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保持有效的关注。我们需要完善政治参与的形式：要么在地方层级进行，要么随机挑选公众参加公民评判委员会或其他类似机构；这能让所有人获得行使积极公民权的经验。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经验能够提升人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更有可能对政治事务产生持久的兴趣。我们发现，民主不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把国家事务的终极权威交付给全体人民的持续斗争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多数与少数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来。尽管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民主就是“民治政府”，但在现实中通常是由多数群体来作那些不得不作的决定（实际上选举经常被选民支持率不到多数的政党赢得）。既然对将被采纳的最好政策都极不可能达成一致同意，那么多数投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决策方式，然而，我们对最终输掉的一方该说些什么呢？

乍看起来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正当抱怨的：无论如何，他们的选票是和多数群体的选票同等计算的，赋予其更大的分量将会破坏政治平等的理念，而我们知道这一理念正是民主自身的基石。但问题还不止于此。特别是在两种情境下，少数派也许会感到多数统治亵渎了政治平等。一种我们已经遇到过，即与那些构成少数派的人相比，和多数派一道投票的人受决策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或者受到威胁的利益要少得多。尽管人数是平等计算的，偏好或利益却似乎并非如此。第二种情境是，一个群体发现自己在投票中总是属于少数一方。设想一个球类俱乐部拥有大量热心的网球运动员和少数同样热心的壁球运动员，每一次投票决定钱是用来改善网球场还是壁球场，壁球运动员都会失败。我们会认为这种安排未能公平对待每一个成员，因而其民主程度比不上使壁球运动员有时也能如愿的另一种安排。换言之，我们遇到了强烈少数派和持久少数派的问题。

图6让——雅克·卢梭，民主哲学家。

在民主制中这些问题该怎样处理呢？一般说来我们可以采用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设计一部宪法对多数统治的范围加以限制，以保护少数群体。比如说，这部宪法可以列出每个公民都必须能够享有的权利，侵犯这些权利之一的法律或政策议案将因违宪而被放弃——这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权威，通常是宪法法院，它有权决定一项正在被考虑或者已经临时采用的措施有没有违背宪法。这样一来，任何少数群体都能确信，无论多数群体作出什么决定，都不能侵犯自己被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哪怕仅仅一项。

诸如此类的安排经常被批评为不民主，因为，比如说，它们赋予一个很小的裁决委员会妨碍明确表达的公民多数意志的权利。但是不难想象，宪法本身是经过民主程序批准的，现实世界中多数宪法都留有修正的余地，通过宪法修正案通常需要超过简单多数的投票者的支持。人们为什么愿意投票通过宪法，对自己将来作出多数决定的权力加以限制呢？他们多半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某些权利得到保护，又不能确定自己不会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以宗教自由为例。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希望确定自己能安全地践行自己的宗教主张，即使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强烈反对其所信仰的那一独特宗教。很难预测将来哪一种宗教会招致多数人的愤慨，所以把信仰自由写入宪法，她就能获得安全感。

另一种保护少数群体的宪政设计，是创设分立的选区来对不同系列的问题作决定。比如这种设计存在于联邦体制中，在此体制下，地区或省有权就与本地居民特别相关的问题进行立法，而其他决定权仍然保留给中央政府。但是分立的选区不一定要以疆界为基础，让我们再次回到使壁球运动员受到不公待遇的球类俱乐部的例子。该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两个分委员会，一个负责网球场，另一个负责壁球设施，给每个分委员会拨付俱乐部的一部分年度预算。通过在与自己最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转变为多数，少数群体得到了保护。

但是认为所有的少数群体问题都能通过这种或那种宪政设计加以解决是很天真的。猎狐问题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这一点。那些想要猎狐的人根本没法诉诸他们的宪法权利来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宪法都不可能写入不受约束的猎杀动物之权利。下一章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如何设法构建一个政府无权侵犯的个人自由领域，但是很容易就能明白其中不会包括狩猎的权利。猎杀动物是否合法无疑应该由多数决定，因为动物福利和保护濒危物种是与每个人潜在相关的问题。猎狐者极力坚持的观点也不能这样来表达，即声称猎狐问题的决定权属于而且只属于他们。在球类俱乐部的例子中很管用的分权策略，在这里也因为太多相互冲突的攸关利益而难以完全奏效。

所以，尽管宪政设计是保护少数群体免受多数侵害的重要途径，但一个旨在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民主体系必须走得更远。它必须设法保证多数人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充分考虑少数群体所关注的问题，即便是在并不涉及基本权利问题的情况下。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开讨论，双方都去倾听对方的观点，设法找到一种尽可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构成多数的人们不是简单地投票支持在讨论之前他们最喜欢的那种方案，而是试图在倾听对方的论辩之后再作判断。有时候他们能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从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总体性原则。

但是多数群体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通常说来，最终的解决方案会使讨论中的多数一方部分地放弃自己最初想要的东西。例如，一开始想完全禁止猎狐的人在听过辩论之后，也许会接受只要管理得当就应该允许继续猎狐的观点。但如果你这一方是多数的话，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退却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仅仅是对你的同胞的尊重。就讨论中的具体问题而言，也许你完全不赞同他们，但在民主政体下他们的声音被认为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因此你必须倾听这些声音后再作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找到一种将他们的意见考虑在内的解决方案（有些问题没有调和的可能，但这样的问题其实非常少见：即使在譬如堕胎这样的问题上，在彻底禁止和一旦需要就能自由堕胎之外，仍然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另一个理由是下一次你也许会发现自己成了少数，那时你会希望另一方能够考虑你的想法。换言之，增进民主文化对你是有利的，在这种文化中多数不是简单地凌驾于少数之上，而是试图在作决定时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

民主已被证明是一件很苛刻的事情。它要求人们对通常很复杂、看起来距离自己的日常生活很遥远的政治事务怀有兴趣，要求他们在决定政治事务时自我克制——尤其是在他们拥有压制少数群体的权力时避免这样去做。但是除非我们去反抗——牢牢坚持政治权威最后必须取决于公民整体的理念——否则我们会像洛克警告的那样，最终被统治我们的狮子所吞食。

关于民主的讨论还提出了另外三个问题，它们是以下章节的主要内容。一是存不存在一个应该得到保护、免受即使是民主政府之侵犯的个人自由领域。二是应不应该赋予某些少数群体以所有公民都享有的宪法权利之外和之上的特殊权利，以保证他们得到公平对待。三是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民主是可能的——尤其是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充分相信他人会尊重民主宪法，从而愿意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讨论和决定问题。接下来的一章，我要对其中第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注释】

[1] 熊彼特（1883——1950），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代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四章

自由与政府的限度

想象一下锡耶纳画家安布罗焦·洛伦泽蒂通过时间机器来到当今时代，如果征询他对本书所包含的政治哲学观念的看法，我相信他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内容大多是他所熟悉和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也许会认为我为无政府主义观点花去了超出它们所应得的篇幅，也许会发现任何人都应在道义上反对猎杀狐狸的观点有些奇怪。但是在政治权威的本性、统治者对公民整体负责的必要性以及良好的政治判断所需的条件等方面，我们会（我希望如此）发现自己具有广泛的共识。然而洛伦泽蒂将会发现，现在刚开始的这一章更让人迷惑不解。本章探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人类自由的领域，它必须被保持在政治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即是否存在政府绝对不能干预的人类生活空间。这个理念是我们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在洛伦泽蒂创作的时候还没有问世。当然，洛伦泽蒂的好政府为民众留下了相当多的自由：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地耕作、从商、狩猎等等。但这并不是关乎原则的问题，而更多地是由于政府干预这些日常生活空间的能力有限。

有限政府理念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世纪，最初的推动力来自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宗教冲突。罗马天主教会对基督教社会中宗教生活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最初引起的反应就是每个政治社区都有自己确定的宗教：天主教或者新教。但是宗教派别的增加导致了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在特定范围之内，每个人都有权寻找自己通往上帝的道路，国家与这种寻求毫不相干。随着时间继续推移，宗教自由的主张进一步扩展为个人自由的要求，即要求承认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只要这些选择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为所有后人留下了这样的理念：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有允许他们自主选择如何生活，这些个体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这就要求有尽可能大的空间去尝试新的、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新的职业、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指导人际关系的新方式，等等。就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经典文本《论自由》中所说（我们稍后会看到他的实际建议）：

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像羊一样；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1]

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自由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无论政府组织得有多好，都必须禁止其干涉个人自由。好政府是不够的：就算是结构最合理、意图最良善的政府，也会受到诱惑而闯入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这就是会让洛伦泽蒂感到如此奇怪的观点，也是我在本章所要探讨的观点。

我们还有两个关键问题要问。第一，我们正在谈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说某人自由地做这做那，或者自由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活，意味着什么？第二，个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如果我的自由与包括任何他人自由在内的其他政治目标发生冲突，将会怎样？有没有一种原则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让我们从自由本身说起吧，这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已经写满了许多政治哲学著作的纸页。首先我们要说，一个人的自由取决于向她敞开的选择项的数目，以及她在这些选项中作出选择的能力。有十个不同工作可供选择的人，要比只有两个可选的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当然选择项的质量也很重要：你也许认为有两个好工作可供选择，比起十个低贱的工作来能给你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当那些低贱的工作都很相似的时候（街道清洁工、办公室清洁工、厕所清洁工等等）。所以与其说“可选择的数目”，也许不如说“可选择的范围”，它同时考虑了选项的差异程度和它们的价值大小。说到第二个条件，“选择的能力”，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可能有人虽有选择余地却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无法在其中作出真正的选择。譬如说，现在为你提供一种选择，让你观看今晚两场戏剧中的一场，可告诉你的只有对你来说无意义的剧名。你可以随机挑选一场戏，但在决定自己最想看哪一场的意义上，你并没有作出选择。或者设想一个人完全被她的妈妈所支配，总是做妈妈建议的事情。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选，却总是挑选妈妈推荐的那一个。从某种角度来看她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她却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由具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方面：它取决于世界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使得一个人有许多扇门向他敞开；但也取决于这个人是否真正有能力选择从哪扇门经过。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挖掘得再深一点，看看打开一扇门意味着什么，作出真正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个选择项对于某人是可供选择的呢？让我们反过来问一下，什么时候一个选择项是不可用的。最清楚的例子是，被讨论的这个人由于身体上的原因而无法作出这项选择。被捆缚或被投入监狱的人只有极少的自由，因为身体限制不允许他做几乎所有他本来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政治哲学家，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霍布斯在内，主张只有身体上的障碍才会限制人们的自由。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我们一般认为，当选择项附着了各种制裁时，它们就变得不可得了。尤其是法律限制了那些受其调控者的自由，因为违反法律的人会受到惩罚。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原因阻止我超速驾驶或者打碎邻居家的窗户，但要是做了这些事情我很可能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所以我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自由。这也适用于私人个体发出的威胁。如果有人威胁说，要是发现我再和他的女友说话就会揍我一顿，那么（假设这一威胁是认真的）该选择项对我就不再是敞开的了。

作为削弱自由的阻碍因素，身体上的阻挠和惩罚通常是被人们所接受的。更多的争论出现在人们由于成本原因而在选择时却步的例子中，这里成本并不呈现为惩罚或某种制裁的形式。就像人们时常提到的那个问题：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有在昂贵的餐厅，比如说里兹大饭店[2]，进餐的自由吗？我们会说“没有”，因为事实上那个人不可能在里兹饭店吃饭（至少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不用承受被人发现没钱时某些相当可怕的后果）？或者我们会说“有”，因为唯一对他构成障碍的是他自己缺乏财力，而不是里兹饭店的主人或任何其他人有意不让他在那里吃饭？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因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们思考政府与自由之关系的方式。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中，有一部分是要把资源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特别是从经济状况较好的人转向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增进了受益者的自由，或减损了贡献者的自由，或二者都不，或二者都是。

所以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人们由于成本原因而不能做那些他们本来会选择去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说，一旦成本达到一个特定的值，人们就不再自由了？这非常简单：比较一下这样两个人，一个中等收入者不能去度一个需要花费一万英镑的假期；另一个同样收入的人需要做手术以缓解痛苦的（尽管不是致残的）病情，这个手术需要他个人承担一万英镑。我们为什么说第二个人没有做他所需要的手术的自由，而在第一个例子中通常会换一种说法——我们会说他有度假的自由，只不过他消费不起？为什么自由这个术语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例子中呢？昂贵的假期属于奢侈品，它的分配可以合乎情理地留给市场，在那里人们选择自己挣多少钱和怎么花这些钱。不管我们讨论的这个人事实上能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更换工作或者削减其他开支挣到一万英镑——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我们都确定无疑地知道，没有人有任何义务为他提供这个假期。相反，国家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卫生保健，无论是通过公共卫生服务，还是通过调整健康保险市场以使每个人都能购买适当的额度。所以如果有人为了她所需要的手术而面对一张一万英镑的帐单，那么责任应该算在失职的政府头上。作出一种选择的成本会不会对自由构成限制，不仅取决于成本有多大，而且要看成本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有没有其他人应为成本的存在负责。

图7一种有争议的自由观，1950。（图中左上角文字为：“亲爱的伙计，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我们完全是在为你们谋求自由吗——拿走比公平份额更多的食物的自由，获得汽油而不计后果的自由，享受利润而不用交税的自由，当然，还有让工人做他们该做的事的自由。”图下方文字为：“基础各异的自由”。）

因此，政府做得越多人民拥有的自由就越少这种广为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政府有时的确会限制自由，这种限制有时候是无可非议的，有时候并非如此（例如安全带立法限制了汽车使用者的自由，但大多数人会同意它所挽救的生命证明它是正当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行为可以增进自由，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由于成本原因原本不存在的选择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具体的政策，看看它们有没有在敞开一些选择项的时候关闭了其他更重要的选择项。不幸的是，许多关于“自由社会”的政治修辞从未屈尊考虑这一细节层次。政治哲学家——他们总在追问，我们说一个人在作出特定选择时是自由的或者不自由的，究竟指的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对政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周全、更精准的判断。这很好地说明了本书第一章关于对当下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之价值的观点。

关于自由的内在方面，即一个人在向自己敞开的诸多选项中作出真正选择的能力，政府能直接去做的事情很少。它有时被称为“积极自由”，以区别于有不受外部因素妨碍之选择能力的“消极自由”。这两种类型的自由被用来相互对比，正如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3]在一次名为“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演讲中所作的。伯林想要突出“积极自由”的危险，他相信这种自由可以被用来证明独裁主义或极权主义政体（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正当性，在这种政体下属民只拥有极少的“消极自由”。但我认为将两者视为相互补充关系将会更有成效，前面我已经举例说明，为什么我们不仅要关注选项的可用性，还要关注真正的选择。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选择何时才是真正的选择呢？这就更难确定了。

再次从相反的角度来接近这个问题，即询问什么情况下的选择显然不是真正的选择，这样也许会有些帮助。一个相当明确的例子是那些为冲动或瘾癖所控制的人们——例如一有机会就忍不住要入店行窃的偷盗癖者，或者不顾一切要得到下一次注射的瘾君子。处于这种境况的人们，在作决定的一瞬间会听从自己最强烈的渴望，但在事后反思时他们知道这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要是揿一下按钮就可以消除这种冲动或瘾癖，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决定窃取一件衬衫或注射一针海洛因，这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它是由当事人宁可没有的冲动所激发的。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个人选择为外部力量所决定的情况下，就像那个总是妈妈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的女孩。尽管当事人似乎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这里没有强迫症患者或瘾君子的例子中经常出现的内心斗争——但我们觉得这些决定并不真正是她的。真正的选择要求某种独立性；一个自由的人必须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或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必须有能力拒绝二手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当迫使人们遵守普遍习俗或普遍信仰的社会压力强大到无法抗拒的时候，人们就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都具有这种效果。

我们怎样才能增进这种内在自由，即作出真正选择的能力呢？一种办法是让人们拥有大量的替代选择，这样他们就不大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一套信仰或某一种生活方式必然是正确的（相反，想要控制其成员选择行为的宗教派别和政治体制，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看到或经历任何与其认可的生活方式相悖的东西）。所以一个想增进选择自由的政府，可以通过鼓励社会多样性来做到这一点——让人们接触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形式，等等。这种政策的实际表现之一就是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它鼓励儿童对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或从社会网络中吸收来的信仰和价值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同时还通过把来自不同社群的儿童安排在共同的学校，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价值。但是和外在自由不同，内在自由是无法由谁来承诺的。有些人天生具有独立的思想；有些人却有着顺从的天性。政治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那些想要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设法解释了什么是自由，以及它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具有这么高的价值。现在我想开始探讨它的限度。个人自由必须以各种方式加以限制，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受到约束，以便所有人都能享有同等程度的（外部）自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合理的社会目标要求对个人行为施加限制。例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必须制止人们乱扔垃圾、让废气污染空气、将野生动物栖息地变成房屋不动产，等等。我们在自由与其他价值之间寻求平衡，有时自由不得不作出让步。但这种平衡应该走多远？有没有一块个人自由的领地是永远不能被正当侵犯的，无论对这种自由的限制表面上看会带来多好的结果？

图8以赛亚·伯林，20世纪受到最多关注的自由主义哲学家。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我已经引用过他的《论自由》——相信确实存在这样一块领地，在那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道，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涉己的”，就是说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利益（除了可能伤害他本人之外），它们就决不应该受到干涉。密尔认为，这一原则可以证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的个人自由——怎么穿着、吃什么喝什么、从事什么文化活动、有什么样的性关系、尊奉什么宗教等等是正当的。（如今我们很熟悉这些观点，但在密尔写作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它们被认为是激进的、事实上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划出一条洛克想划的界线呢？真的有这样一些行为，它们肯定不会对行为执行者之外的任何人造成伤害吗？

密尔承认，人们确实有可能被由他归入涉己类的行为所冒犯，诸如奇异的穿着、反常的性行为、好战的无神论，等等。但他辩称，被某种东西冒犯不等于被它伤害。伤害是指受到攻击或威胁、财产遭到破坏或者经济地位恶化，在密尔眼里这是一种可以在客观上加以确定的东西。相反，冒犯依赖于被冒犯者的个人信仰和态度：你也许会被同性恋或说唱音乐所冒犯，但这是因为根据你的个人价值尺度这些行为是错误的或不可接受的；而我的反应也许会截然不同。密尔认为，对那些感到被他人行为所冒犯的人来说，最合适的做法是避开冒犯者，甚或设法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方式，但不能以法律或其他手段去阻止这些行为。

但我们可以追问，冒犯与伤害能不能这么容易地区分开来。假设一位女士在雇员大多为男性的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他们坚持要张贴巨幅裸女海报，这使她感到被冒犯了。结果是她不喜欢上班甚至决定离开。在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她受到了男性雇员明显是涉己行为的伤害。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仇恨言论”，即在公开场合对种族或宗教少数派成员所作的恶意评论，这些评论可能使他们被逐出中小学、大学或工作场所，或至少让他们感到待在那里很不舒服。这再次说明，眼下只是冒犯性的行为似乎也能间接造成伤害。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将伤害的概念扩展到包括进这些例子，其中涉己行为的范围将会缩小；要么坚持只有直接有害的行为才能加以干涉的最初看法，声称应该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即使其他人感到深受这种表达方式的冒犯。

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认为该行为具有冒犯性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癖好的问题。不管自己对裸体海报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女士认为自己被冒犯了。这和，比方说，由于支持与之竞争的足球队而反对某人将大卫·贝克汉姆的海报钉在其书桌上，是大不相同的。其次，这种冒犯是无法避免的，除非受害者的行为发生巨大变化，比如说放弃工作或离开大学。这与以下例子形成了对比：我被邻居卧室墙上的海报所冒犯——我只要不进他的房屋就可以避免；或者被种族主义报纸上发表的言论所冒犯——我可以不去买它。第三，冒犯行为本身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积极价值来抵偿它所造成的不幸：在工作时必须能看到裸女，或者对黑人和穆斯林大肆辱骂，在任何人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中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不否认少数人也许非常想做这些事情；但问题是，禁止他们这样做会有什么损失呢？）尽管表达自由很重要，可并非所有的表达都应具有相同的价值。允许人们自由敬神、参与政治辩论、在艺术上表达自己等等，是极其重要的；允许他们在工作场所张贴海报、呼喊粗野的种族主义口号，则是极不重要的。

所以和密尔的涉己行为决不能受到干涉的简单原则不同，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需要作出更复杂的判断，需要权衡不同类型行为的价值与它们可能强求他人承担的代价，以及避免这些代价的难易程度。

现在我要转向密尔原则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除行为者本人之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影响的行为方式，仍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远期后果，因为它们削弱了行为者贡献于社会的能力或者制造了需要他人来承担的代价。比如说，成为酗酒者的人可能无法维持稳定的工作；（即便只在自己家里）大量吸烟的人更有可能罹患肺癌或心脏病，从而需要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治疗。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些行为看作是完全涉己的，进而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加以保护。

密尔考虑到了酗酒的例子，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饮酒不再是完全涉己的：当事人承担了某项在酒精影响下不能很好完成的工作或任务时；当事人在饮酒后有暴力倾向时。但是如果饮酒的后果仅限于使当事人所能作的贡献比不饮酒时更少，社会是无权阻止这种行为的。对于儿童，可以用社会责任感来教育他们，以酒精的危险性来警告他们，等等。可是对成人来说，坚持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即便整个社会要因此受损。

这里我们之所以不愿追随密尔，原因之一是自他写作的时代以来，国家已经对自己的公民承担了范围广泛得多的责任，所以它不得不支付更多显然是涉己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在密尔写作《论自由》的时候没有公共卫生服务，没有国民教育体系或穷人收入保障体系，没有公共住房供给，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损害自己健康或者使自己无法胜任工作的人必须自己承担这些代价，或者求助于有权对受其资助者施加限制条件的当地慈善组织。问题是密尔的原则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是否仍然有意义——福利国家有义务在税收的资金支持下为每个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教育、卫生保健和住房供给。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应不应该有作贡献和避免不必要地依赖福利措施的强制性社会义务呢？

这是当今政治领域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我们也许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最终赞同密尔的理由，即一旦放弃他的自由原则，我们似乎就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比如说，国家应不应该给人们规定一种健康的饮食？应不应该强迫他们进行有规律的锻炼？应不应该制止他们从事有危险的体育运动？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将大大削减公共卫生保健的开支，但我们依然认为它们对私人生活的侵犯超出了可以容忍的程度。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也许会论定，国家可以合法地要求登山者或从事极限运动者为自己购买保险；它有重要的角色要去担当，即教育人们（包括成人在内），当他们抽烟、喝酒、吃高脂肪食物、花太多闲暇时间趴在电视机前等等的时候要冒什么样的风险；可它依然不能制止他们做这些事情。如密尔所说，“为了人类自由这更大的善，这种麻烦是社会所能承受得起的。”

密尔对相对于国家的自由的捍卫，涉及到划定一个人们可以完全自由、随心所欲的私人活动领域。我们已经审视了该观点存在的某些问题，当我们在第六章考察女性主义者反对受保护的私人领域的主张时，还会遇到更多。所以现在，我想探讨一种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限制国家去做某些事情的不同方式。这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组人权、政府绝对不能侵犯的观点。

图9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自由的辩护者。

自1948年联合国签署《世界人权宣言》以来，人权观念的影响持续上升。该宣言列了一个长长的权利清单，所有签字国家都承诺要尊重本国公民的这些权利。不过这一概念本身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扮演核心角色的自然权利观念。例如约翰·洛克声称，至少所有男性（他是否有意将女性排除在外仍然存在争议）都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拥有自然权利，当通过社会契约成立国家的时候，国家必须承诺保护这些权利作为获得政治权威的前提条件。《世界人权宣言》列出的权利范围要广泛得多，除了直接保护自由的权利——诸如自由迁徙、自由敬神、自由结婚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为人们提供物质福利的其他权利，譬如工作的权利、达到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不过从本章前面部分对自由的分析来看，这些权利也可以被视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手段，因为它们能确保选择项对于个人来说是可得的，否则这些选项就会由于物质资源的缺乏而不可企及。

人权视角不去追问人的某种行为会不会对他人造成潜在的伤害，相反它着眼于行为人本身，追问我们能不能确认某些特定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人们就无法过上体面的人的生活。它试图在什么是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这并不是说做一个宗教信徒、政治活动家、艺术家、农夫或者家庭主妇是否更有价值，但它宣称所有这些生活方式都需要受人权保护的前提条件。某些条件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没有思想、交流、迁徙的自由，没有充足的食物和住所，没有与他人建立私人和职业关系的机会等等，就没有人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出现在标准人权清单（包括最初的联合国宣言）上的另一些项目却更成问题。这些权利也许是我们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中乐观其成的——尤其当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时，但我们也会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在所有类型的人类生活中都不可或缺。

让我们看两个例子。首先是“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宣言的宽泛解释，它们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践行任何宗教教义的自由。既然宗教信仰和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普遍特征，我们也许会同意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敬神、阅读宗教文本之类的机会。但是他们能不受限制地选择践行何种教义吗？应不应该允许他们劝诱改宗（试图让信奉另一种宗教的人改变信仰）呢？国家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宗教，还是可以让其中之一享有国教的特权呢？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权利通常会得到有力的阐释，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其他社会所承认的是一种远为有限的权利，很难证明这些社会中的人类生活因此就更不体面。

其次，联合国宣言包含了坚决的政治参与权利。它声称人人都有权参加本国政府，进而说明这需要实行定期选举、落实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采取秘密投票或类似的做法。这又是一项自由主义者会表示赞赏的权利，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人们希望行使权力者以民主的方式向全体人民负责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谈论的是人权，我们必须要问这种权利是否真是体面的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要件。人类社会已在此类民主权利缺席的情况下存在了数千年，尽管按照我们的标准它们并不完美，却很难断言它们一概没有为其成员提供差强人意的生活条件。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把通常所理解的人权区分为两种类型。有为数很少的几种权利，我们可以带着几分自信地说无论人类如何选择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拥有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剥夺了这些权利，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束缚和阻碍而不再是完整属人的。还有大量的权利，我们相信每个公民都有权享有，它们为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提供了参数。然而这个更长的清单会出现不同的版本，要看由谁来编定。自由主义社会所喜爱的版本，也许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如伊斯兰社会或具有儒家或佛教传统的东亚社会有所差别。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出现在某一较长清单而不见于较短清单的那些权利，在严格意义上不能被称为人权。1789年法国革命者在制定其原则性声明时，把它称作《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遵循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把属于较长清单的权利称为公民权，意思是这些权利在我们的政治社群内应被承认为基本的个人保护措施——其他社群则有一套不同的权利占据优势，与我们的权利有重叠之处却不尽相同。

我在本章开头指出，关于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侵入的个人自由领域的观念，已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变得根深蒂固。可我们发现这个观念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一旦开始考察自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政府的积极行为人们就无法享有自由，因为前者提供了使选项开放所需的资源和人们作出自由而明智的选择所需的条件。我们还发现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涉己”行为的领域，除了领域内的个人之外它与任何人都毫不相干。最后我们还发现，以人权为参数来设定观察政府的绝对标准，只有在局限于短小和基本的人权清单时才是可行的。更长的公民权清单在不同的社会中将合理地存在差别，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合适的政治辩论主题。某一时期似乎不可或缺的权利，随后也许会被证明有害于社会（美国的国父们想要确保能够随时召集民兵以保卫国家，所以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每个美国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现在这项权利使立法者难以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控制手枪的扩散）。

因此，自由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但这种重要性不足以对政治权威的行使施加绝对限制。尤其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关于利用资源以增进自由、关于自由与社会责任、关于所有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等问题都将得到公开辩论，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可以诉诸许多不同的原则——平等、公正、公共利益、对自然的尊重、对文化的保护，等等。随着这些辩论的进行，某些自由会被挑选出来奉为基本权利，也许会被写入成文宪法。但这决不会是最后的结论：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新需要和新问题的出现，自由本身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在二十年前，谁能想象互联网接入、电子监控或基因所有权会很快占据关于个人自由之辩论的中心舞台呢？谁又能预言哪些新问题将在未来二十年间取代它们的地位呢？

【注释】

[1] 本段译文引自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9——80页。

[2] 一家以豪华著称的巴黎酒店。

[3] 以赛亚·伯林（1909——1997），俄裔英国政治思想家，其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已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文献。

第五章

正义

由于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知的原因，洛伦泽蒂的《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没有为自由之神提供一席之地，可正义却出现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她是环绕在良善统治者身边的美德之一，可她又单独出现在壁画的最核心部位，即独自端坐在分别代表好政府和坏政府的两组形象之间的那个庄严的人物。洛伦泽蒂为什么要画两次正义呢？我想他是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正义不仅仅是统治者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它首先是把众多个人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制度的根基。洛伦泽蒂的这位主要人物手持一对天平，每个天平上都有一根绳子下垂到和谐之神那里；和谐之神又把它们编成一根更粗的绳子，穿过那一长串公民最后到达统治者手中。洛伦泽蒂是在暗示，正义使公民相互结合起来，进而把所有公民与政府连为一体。他这样做是在追随一种延续已久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正义占据着政治权威正当性的中心位置。如圣奥古斯丁[1]在此画创作的近千年之前所问，“如果拿走了正义，那么除了强盗的大联合，王国还能是什么呢？”

图10安布罗焦·洛伦泽蒂画作《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中的正义之神。

说正义对于好政府来说极其重要是一回事，说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此即整个这一章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就是答案不会简单。洛伦泽蒂画中的人物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一个天平上站着代表分配正义的天使，她一边用剑斩去作恶者的头颅，一边将王冠戴在值得嘉奖者的头上。另一个天平上站着交换正义（天使），她似乎正指导两个商人进行交易，大概是在确保金属制造工的长矛和织布工的一包布料具有同等的价值。

所以正义与惩罚和奖赏有关，也与平等有关，可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呢？一个非常古老的定义是由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给出的，认为“正义是偿付每人应得之物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定义似乎没有提供多少信息，但至少它确实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首先，它强调正义关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得到正确对待，而不是社会整体富庶还是贫穷、文化丰富还是贫瘠之类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群体正义的概念可以完全丢到一边——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周密地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说正义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对待个人。其次，定义中“永恒不变的意志”这一部分提醒我们，正义的一个核心义项是人们决不能受到任意武断的对待：对待同一个人的方式必须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也必须在不同的人之间具有一致性，从而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具有同样的品质或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我们视情形而定会得到同样的利益或受到同样的惩罚。

正义要求对待的一致性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公正行事经常体现在遵守规则或运用法律上，因为它们通过规定具体情况下可以做什么保证了一致性。可是对正义来说仅有一致性是不够的，如果设想一条规则要求处死所有红头发的人，或者要求所有名字以“D”开头的人按双倍税率交税，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这些例子表明的是正义要求适当性；如果人们将要受到各不相同的对待，就必须建立在与这种对待相当的理由之上。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区别对待的适当理由，正义要求的就是平等：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实践中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平等对待仍然有待考察，但现在我们有了除单纯一致性之外正义的第二个要素：正义要求人们得到平等对待，除非有适当的理由区别对待他们。

我们还可以增加第三个核心要素：比例的概念。它告诉我们，当人们由于适当的理由受到区别对待时，他们所得的对待应该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具有的品质成比例，这证明了不平等的正当性。例如许多人相信，如果人们努力工作，就有适当的理由给他们更多的报酬。但是就正义而言还必须符合比例：如果史密斯的工作产出是琼斯的两倍，他就应该得到两倍而不是十倍于琼斯的报酬。

我们已经从查士丁尼的公式中得出了许多关于正义的信息，但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说出在正义问题上人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果有的话）证明区别对待他们是正当的。这些问题其实没有简单的答案。部分原因在于具体而言人们对正义要求什么常常存在分歧；但也是因为任何人给出的答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什么人在什么情境下给予什么样的对待。在极大程度上，我们的正义概念是由语境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确定一种规则或决定是否公正之前，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它所适用的环境。让我来举例说明。

假设给我一百英镑，要在站在我面前要求分得其中一份的五个人中间分配。正义要求我该怎么做呢？到目前为止还很少：它告诉我应该一致地对待他们，假如区别对待的话应该有适当的理由，另外我的分配应该是成比例的。现在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现实背景添加进来，看看会有哪些分配方式。这五个人也许是我的雇员，一百英镑是他们本周挣的津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考虑每个人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按照比例给予奖励。或者我是一名救济工作者，得到现金去帮助饥饿的人购买食物，这时我应该设法估算五个人的相对需要是什么，给需求量大的人以更多的钱。又或者这一百英镑是一次论文竞赛提供的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要求我把钱全部交给提交了最佳论文的那个人。还可能这一百英镑是一小笔彩票收益，这五个人和我都是团体购买的成员，此时这笔钱显然应该由我们平分。

我猜想大多数读者会发现，我对这笔钱在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分配的提议多少是不言自明的，它所表明的是，尽管公正对待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我们对它在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已经具有很好的直觉把握。正义不大像测量杆，而更像是一只工具箱：面对任务——作出一个决定或运用一项规则时，我们在多数情况下都知道该拿出和使用哪一样工具。更难的是用一般原则来表达这种知识，即创造一种正义的理论。但是作为政治哲学家，我们需要拓展理论，因为会出现我们的直觉发生冲突或者完全耗尽的情形。当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正义——这种正义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而且贯穿了整个社会——的有关问题时，情况尤其如此。我将在本章稍后探讨这个富有争议的概念。不过我们首先要考察正义的一般原则，即便在上述那样的简单例子中我们也要运用这些原则。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正义常常不仅与人们受到的对待有关，而且与达到这种结果的程序有关。想想刑事审判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让有罪者受到与罪行相称的惩罚、让无罪者得到释放无疑是很重要的——这是正义的结果所要求的——但作出一项裁定的适当程序也很重要，比如允许双方陈述自己的案情，比如法官没有既定的利益可能使他偏向一边或另一边，等等。这些程序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它们往往能确保作出正确的裁决，但在此之外和之上，也是因为它们显示了对接受审判者的适当尊重，这些人希望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案情，希望对自己适用和其他被告同样的规则，等等。设想一位武断的法官根据杯中的茶叶渣来判决每一件案子，再设想有一天他作的所有裁决碰巧都是对的：这时正义得到伸张了吗？被告是不会这么想的（事实上研究表明，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对适用公正程序的关注要比对实际判决结果的关注更为强烈），我们也不该这么想。

在某些例子中，正义完全是用来作决断的程序问题——我们没有独立的标准可以适用于检验结果。比如有一项肮脏或者危险的工作需要完成，又没有理由让任何特定的人去做（比如具有专门技巧的人），我们可以抽签选出一个人，这个程序是公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概率被选中。或者一个团队需要选出一位队长，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也是一个公正的程序，因为每个人的偏好都得到了同等的考虑。有时候诸如此类的程序会用来决定更重大的问题——比如用随机方式决定谁被征召入伍或者挑选政治职位的执掌者——但一般说来，我们不愿从纯粹程序的角度来理解正义。我们想要这样的程序，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更实质意义上的公正。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原则来确定结果何时是公正的呢？按照前文所说的正义的核心概念，一个明显的备选原则是平等——每个人都得到我们所分配物品的同等份额。这是我们在彩票收益的例子中采用的原则，它更广泛地适用于某种利益有待分配或某种成本需要分摊、又没有任何相关因素能让我们在可能的接受者之间作出区分的场合。在这些场合实行平等分配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在没有恰当理由区别对待的情况下，分配利益或成本的任何其他方式都必定是武断的；另一个是通过利益和成本的平等分配，我们可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回到我们最初的例子，假设我对要求得到这一百英镑的五个人一无所知，又必须决定是把它全部交给随机选出的一个人，还是让五个人平均分得。从程序上看两种选择都是公正的，不过第二种结果也许更加优越，因为在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第一个二十英镑对一个人的价值要大于额外的增加值。比如，假设证明这五个人快要饿死了，那么如果我把全部一百英镑都给了一个人，另外四个人就会死去。当然也存在完全相反的情形——需要一百英镑才能活下去，二十英镑是不管用的。如果我知道这一点，就应该随机选出一个人，因为这至少能给每个人五分之一的机会存活下来。但这样的情形属于例外。一般说来，平等分配利益和成本的做法更加优越——通过尽可能广泛地分摊，我们减少了任何人承受过糟境遇的可能性。

因此，公正分配的原则之一就是平等，有些政治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的原则——一切正义都是一种平等。但我相信这种说法混淆了两种原则，一是包含在正义自身定义当中的形式原则，即人们应该得到平等对待，除非他们之间存在适当的差别；一是让每个人在事实上得到利益和成本的相同份额的实质原则。因为在人们之间总是存在适当的差别。比如在惩罚的例子中就非常清楚：没有人会认为每个人不管怎样都该受到同等的惩罚，无论是无罪还是有罪，是违章停车还是连续杀人。这同样适用于利益的分配。

不以同样方式对待人们的一个恰当理由是他们具有不同的需求。没有人会反对为饥饿者或生病者提供比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更多的资源，至少只要他们不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而造成这些需求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是正义所要求的。长期以来的传统认为，帮助贫困者是一个慈善问题，这意味着它是应该鼓励而非要求人们去做的事情。洛伦泽蒂几乎会确定无疑地采纳这种观点。他的正义诸神中也没有一个表现出任何向穷人施舍的倾向。这项工作是留给宽厚之神的，她坐在那里，膝上放着一个装有金币的托盘，等穷人出现时予以分发。但是当国家开始承担原本保留给更小的社群——宗教社群、工匠行会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责任时，需求就变成了社会正义观念的一个重要元素。人们期待国家能保证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基本的衣食之需，得到足够的医疗保障，等等。

但是有没有可能将真正的需求同人们可能以正义之名义提出的其他要求区分开来呢？有些批评者认为需求是一种黑洞，如果声称正义要求我们满足这些需求，那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有可能消失在这个黑洞中。那么处于需求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缺乏某种必需之物，而什么是必需的则部分取决于你所属社会的一般标准。某些需要是普遍的，因为它们涉及到对整个人类都至关重要的身体能力——人们需要每天摄入许多卡路里以保证足够的营养，如果不想感染疾病就需要得到干净的水，等等。但另一些需求是更多样的，因为它们取决于个人所在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每个人都需要足够的衣服，可是怎样才算足够的衣服各地并不相同。每个人都应该具有流动性——有能力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可是流动性大小和采取的形式也将各不相同。所以需求是这样一组要求，个人要在其所属的社会中过上体面的生活，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相对性，却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完全主观的。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完全可能满足每个公民的真正需求，而且仍有大量资源可用于其他的目的——事实上这些社会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特定地区内）任何地方的需要，只要存在这样的政治意愿。

如果说不同的需要是从一个方向偏离平等的适当理由，那么不同的赏罚或功过则沿另一个方向带我们离开了平等。我们仍然要问，应该得到某物指的是什么？它是指按照一种方式行事，这种方式要求根据你的所作所为选择特定的对待模式。如果某人的行为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值得赞许，比如为一项有利于他人的事业贡献时间、作出努力，他就应该得到有利于己的对待——酬劳、收入、奖金等；如果其行为是值得谴责的，比如涉及伤害他人，则应该得到不利于己的对待——谴责或者惩罚。赏罚的基础因场合而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无法更具体地说某人必须做什么事才值得奖赏或应得惩罚。但是强调赏罚与责任之间的联系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必须取决于我们对之负有责任的行动或表现，所以某人可以通过，比如说，证明自己对造成伤害的行为不负有责任——例如在行为发生时他是被迫的，或者他是精神错乱的——来逃避惩罚。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同样不能要求把自己并非有意的和无法预料的行为的结果归功于己。如果我救了一个陌生人的命，我应该得到某种奖赏——至少是衷心的感谢——可要是我在街上匆匆前行时将他粗暴地推开，凑巧使刺客的子弹未能击中目标，我就不该得到任何这种奖赏。救他的命不是我意图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声称于此有份。

赏罚在大多数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中都是核心内容，但是和需求原则一样，它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批评者常常断言它太容易被用来证明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的正当性。毫无疑问，高收入者会急于声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如此之大，他们的薪水并未超出对自己行为的适当回报。尽管如此，或许这不仅是一个赏罚本身的概念问题，更是找到评估贡献大小的准确手段的问题。更具哲学意味的反对意见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人们从来不会对自己的行为真正负有责任，而这是证明赏罚要求之正当性所必须的。考察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因素，你会发现延伸到个人本身之外的一长串动因。她生来就有特定的能力和性格倾向，包括选择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行事的倾向，还具有家庭灌输而来的其他倾向，所以任何对其好行为的“赞许”或对坏行为的“指责”其实都应该直接指向她的基因和她的父母。对赏罚的这种反对意见，提出了我在这里无法解决的关于个人责任的基本问题，但我想有必要注意，在分配时完全忽略这方面的考虑会显得多么极端。如果我们完全停止赞许或指责、奖励或惩罚他人，我们的社会互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将根本无法把他们当人一样对待。一旦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不是赏罚应否在我们对正义的理解方式中扮演任何角色，而是它应该扮演多大的角色。尤其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它决定对收入、财富之类物质资源的分配。

需求和赏罚给了我们两个基本理由来说明正义何以能要求我们对人们区别对待。还有一些不那么基本的理由。例如，人们常常会合理地期待自己得到某种与需求或赏罚无关的对待，有时正义会要求我们尊重这些期待。承诺和契约就是明显的例子。回到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也许我遇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我承诺将一百英镑给五人中间的一个，这时承诺就构成了把整笔钱都给他的充分理由。另一组可能证明特殊对待之正当性的理由包括归还或补偿。曾被不正当剥夺了本归其所有的利益的人，有权要求将此利益归还给他；在无法归还时，则有权要求得到同等价值的其他事物作为补偿。（我将这些理由描述为不那么基本的理由，是因为它们预先假定这些期待是在已经足够公正的现实情形中形成的。）我们再次看到，行使正义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怎样才算给某人应得之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际情形决定的。

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并未具体考虑政府在促进正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剩下的篇幅，我想要探讨社会正义的观念，依此观念我们将能够落实一套确保利益与成本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这种观念最初出现于19世纪后期，并在整个20世纪占据了政治辩论的中心。它要求国家比先前的国家（即使其成员曾希望如此）更多地涉足分配问题。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观念：虽然只有少数的极端怀疑论者对这样的正义观念进行攻击，社会正义却受到了主要是自由主义右派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认为社会正义是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尤其是对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自由的侵蚀。

让我们更周密地考察一下对社会正义的攻击。像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2]这样的批评者认为，首先仅仅谈论社会正义就已经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对哈耶克来说，正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个人行为的属性：如果一种行为违反了社会赖以使其成员相互合作的普遍规则，它就是不公正的——比如说盗窃是不公正的，因为它违反了保护财产的规则。但如果我们看一看资源——金钱、财产、就业机会等——是怎样在社会中分配的，就无法将这种分配描述为公正的或不公正的，因为它不是产生于单一主体的行为或选择，而是产生于千百万个别的人的行为和选择，其中没有任何人打算创造出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分配结果。

考虑到当今世界中任何社会都具有的复杂性，哈耶克指出“社会分配”不能归结于任何单一的分配主体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所忽略的是，我们在自己身边观察到的分配模式，在总体框架方面有赖于我们有意无意创造出来的制度——比如管理财产和契约的主导规则，税收体系，用于卫生保健、教育和住房的公共开支的水平，就业政策，等等。这些制度都能由政治决策加以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就相当于作出了接受现有资源分配方式的决定。而且，我们能在总体轮廓方面（如果不是在准确细节上的话）弄清计划中的制度变革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此而言，在民主政体下，社会中的资源分配——谁得到什么利益，收入分布的范围有多广，等等——是某种我们的集体控制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完全有理由追问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看起来是怎样的，即追问社会正义要求我们做什么。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正义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某种东西。哈耶克的第二项主张是，试图让资源分配符合我们所赞成的分配正义原则，我们就会破坏经济自由，这是在杀鸡取卵。让我们假定哈耶克的如下主张是正确的：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最有效的形式，任何替代选择都会导致经济发达社会的生活水平出现无法忍受的降低。问题在于，追求社会正义是否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还是有可能通过市场经济去追求这一目标，尽管这种市场经济是以正确的方式形成的，同时还有配套的制度在发挥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对社会正义观念的不同阐释方式。最激进的版本将社会正义简化为平等原则和需求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和我们在第二章遇到过的某些社群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采纳的就是这种版本。按照这种观点，公正的社会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尽其所能地作贡献，但资源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剩余的资源则平等分享。这里容不下人们需要激励、应该为自己所作贡献得到物质奖励的观点。这样的社会能够存在吗？在很小的规模下无疑是能够的。我们有许多社群的例子，其成员以这种极端形式在他们中间实践社会正义。这些社群大多具有宗教基础，依靠宗教权威维持这样一种价值观，即每个成员都为社群的共同利益而工作，不期待任何个人的奖赏。但也有一些实现了同样目标的世俗社群的例子，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这些社群至少在其内部是无需市场的。它们依靠有时被称为“道德激励”的东西——人们作贡献既是因为他们确实相信应该这样做，也是由于他们感受到了邻居注视自己的目光。

问题是在大型社会中能否以这种方式实行社会正义。可以在小社群中出现的人们行为间的非正式协作，在这里似乎难以发生：经济要么以市场为基础，人们得到激励去生产他人想要消费的资源；要么是国家导向的，由中央权威计划生产什么产品并根据计划指导个人行为。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不依靠物质激励的市场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但在现实中已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中期，某些共产主义政权曾试图以道德激励替代物质激励，但都算不上成功的试验）。用激进的方式追求社会正义，看来的确要求放弃市场，要求在相当不同的社群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加以重构。

但是还有一种不那么激进的社会正义观，它为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信奉。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正义要求对某些社会利益进行平等分配，尤其是投票和言论自由之类的平等公民权。它又要求某些利益的分配以需求为基础，以保证每个人都得到足够的收入，得到住房和卫生保健，等等。但它也容许其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条件是人们拥有设法获取更大份额的平等机会。这些不平等可以用应得的观点来证明其正当性，也可以这样来证明：为人们提供物质激励以促使他们努力工作、创造他人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可以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受益。

约翰·罗尔斯对这种社会正义所作的阐释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他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给每个成员一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包括投票权之类的政治自由），这些自由与其他人所获的同样自由是一致的。其次，具有更多优势的职位——例如报酬更高的工作，必须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人开放。第三，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只有在证明有利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时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它们为提高社会总体生产率提供了激励，从而允许更多的资源向社会底层人群流动。

图11约翰·罗尔斯，影响极大的《正义论》的作者。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明确为市场经济留出了空间：他所阐述的第三个原则预留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要想使人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努力工作和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才能，恐怕得让他们保留至少一部分通过为市场提供物品和服务所获得的利润。这动摇了哈耶克社会正义与市场自由两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看法的基础。另一方面，按罗尔斯式原则所施行的市场经济，看起来会和今天大多数自由民主政体中存在的经济体系很不相同。

首先，罗尔斯的机会平等思想是相当极端的。仅仅在决定人选时将优越的职位赋予那些证明自己更有资格胜任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申请者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变得胜任，这意味着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具有相同天赋和相同动机的人都应该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得到相同的机会。这项条件显然与任何既存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不仅如此，罗尔斯的第三个原则（通常被称为“差别原则”）只有在证明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情况下才容许不平等。这在实践中将意味着政府应该调整税率，以便不断地对利益进行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直至达到处境较好者的效率开始下降、税收的回报也随之降低的临界点。尽管大多数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多少具有再分配性质，却都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它们的征税方式能保证为所有公民提供足够的福利水平，但没有一个政府像某位前劳动部长丹尼斯·希利（据说）曾经提出的那样，试图“榨干富人的最后一滴血”。

我自己的观点是，社会正义的理论应该保留罗尔斯的前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和机会平等——但是用另外两个原则来替代差别原则。第一是坚守社会底线的原则，这要从给予每个公民以体面生活所必须满足的一系列需要来理解；如前所述，这个最低限度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第二是应得原则：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该与不同的人所作的相对贡献成比例，这要由他们成功创造他人所需或所欲的物品和服务来衡量。和罗尔斯的理论一样，这些原则并不必然要求放弃市场经济，但它们的确要求国家维持一个广泛的福利体系，要求国家调整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律框架，以便通过收入方面的途径在人们所作的经济贡献与他们所得的报酬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实现巨大转变，因为现有的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继承方式，容许人们由于运气、继承、法人地位等原因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些因素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无关。事实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许会把我们引向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在此形式下经济企业由在企业内部工作的人们——而不是外部的股东——占有和控制，从而使利润可以由实际生产者来分享。这不是为马克思和其他激进社会主义者所称道的共产主义，因为它允许更努力工作和更有才能的个人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但它仍然偏离我们的政治常态，至少目前为止就自由民主政体而言是这样。

和民主一样，社会正义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政治哲学家所要做的是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一个公正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他们既无须建造空中楼阁，也不必过分迁就当下的政治现实。现在许多人相信，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已经被全球性发展所中止了，后者削弱了任何国家按照正义的要求调节市场经济的能力。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转向对传统意义上的正义的另一种挑战——来自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挑战。

【注释】

[1] 圣奥古斯丁（354——430），著名神学家、哲学家，代表作为《上帝之城》。

[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六章

女性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在今日的西方民主政体中，关于女性和文化少数群体之地位的争论得到了政治上的极大关注。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常常声称，那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关于个人身份性质的问题，关于是否可能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划分界限的问题，以及关于尊重文化差异的问题——已经取代了我在前文探究的权威、民主、自由、正义等问题。事实上，政治本身的性质已经改变了：现在它与政府机构中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关系，而与日常互动中的个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事情关系更密切了。因此，政治哲学需要用全新的视点来重新书写。

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本章将试图解释原因何在。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它们将改变我们思考政治的方式。但它们不应该替代旧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仍和以前一样紧迫。相反，它们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探讨，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我们对权威、民主、自由及其限度、正义等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

要保持洞察力，一种方法是去追问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在什么情境下占据了政治辩论的中心。或者把问题反过来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在许多个世纪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和少数文化群体的地位总是习惯性地在政治思想著作中遭到忽略？这很容易让人将其视为某种巨大的疏忽，或者认为社会主导群体将这些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就女性主义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过去由男性书写的政治哲学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是一个自然事实，认为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积极角色可扮演，等等（偶尔也有例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是一个——不过这种例外总是难得一见）。但他们的想当然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提出相反的主张。虽然我们可以凭借后见之明指责他们的沙文主义——许多著作就是照此脉络来写的，但更有用、在某种意义上也更诚实的做法，是问一问自己社会中有什么因素促使我们如此严肃地看待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前辈公然无视的事情呢，比如说，绝没有理由认为女性不该享有和男性相同的职业机会？

我相信答案在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建立在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之上，但对女性和来自少数文化群体的人们来说，到目前为止社会还未能实现这些承诺。我们最深刻的信念之一是，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只要遵循我们在第四章所探讨的那些限制；另一个深刻的信念是，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作为平等者被对待，无论表现于被赋予平等的权利，还是被给予平等的机会。考虑到这些信念，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只能享受范围更小的个人自由，或者得到的待遇低于现有社会和政治制度下的平等水平，它就成了一个极受政治关注的问题。因此，比如说，当女性被剥夺了男性所拥有的将职业与家庭生活协调地结合起来的选择权时，或者当少数民族成员在就业市场上的机会少于其他人时，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当作完全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成员加以对待。人们有时很容易指责女性主义者，特别是指责她们的主张站在既有特权者一边。我们得知一位受雇于顶级城市机构的女性提起了一场法庭诉讼，因为她拥有的购股权比她的男性同事少了好几百万。按照任何合理的比较标准，我们都会认为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种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并非如此。它忽略了在一个承诺平等对待的社会中被歧视的体验，纵然拥有舒适的生活方式，它也必然会贬损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女性主义者为种种改造社会的途径摇旗呐喊，其意在于让女性享有充分的——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或部分的——自由和平等。文化多元主义者为这样的民族、宗教和其他群体提出了相似的权利要求：其成员遭到主流群体的歧视，或者整个文化得不到后者的尊重。每种立场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但与其机械地广撒渔网，我更想探讨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对前文所述观点构成的一般性挑战。

让我们从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问题开始吧。在第二章里我把它视为一个国家权威的问题；换言之，我假定至少在现代社会，当我们问及政治权威应该采取何种形式时，其实是在问国家应该如何构造。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对这种理解政治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她们主张，在人们卷入政治关系的公共领域与非政治关系的私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如果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很成问题的。换句话说，她们将政治视为一种更具渗透性的现象，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这一挑战被概括为一句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由此推论，如果我们要谈论政治权威，就不能光谈国家对其属民行使的权威，还得谈论男性对女性行使的权威。

使这种挑战更有力度的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即男性——不仅是过去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现在的——对女性行使着权力。他们这样做，部分是通过保持她们经济上的依赖性——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靠养家的男性；部分是通过传播关于女性在生活中的适当角色的观念，这种观念已逐渐为女性自己所接受；还有部分是通过纯粹身体上的强制——在男性的命令不被服从时以暴力相威胁。这些就是关于两性关系的大体主张，但并不是说每个个体男性都曾使用全部三种手段来束缚女性，毕竟女性常常能找到抵抗的办法；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指向一种在政治哲学中常常不被察觉的权力。当霍布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们论述权力斗争和如何控制权力斗争时，他们想到的是男性之间的关系——似乎两性间关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可这并不一定能推导出，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把这些关系视为政治性的。尽管政治与权力有关，即关乎谁应该拥有权力以及应该怎样控制它，可并非一切权力关系都是政治关系。举几个熟悉的例子，诸如教师对学生的权力、雇主对工人的权力、将军对士兵的权力。每个例子中前者都能让后者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行事，部分是通过行使被自愿接受的权威，部分是通过在命令得不到服从时以某种后果——禁闭、解雇、军事审判——相威胁。那么这些关系为什么不是政治关系呢？我们需要想一想，是什么使政治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首先，政治虽然涉及决定的作出和执行，但它是以特定的方式来作决定的，即让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利益都有机会得到倾听。它不必然是民主的——皇室宫廷中也有政治；也不必然是道德上纯洁无暇的——其中不仅有讨论和争辩，也有威胁和妥协。但是在独裁者无须倾听任何其他声音或与利益相关各方商议就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地方，是不存在政治的。其次，政治权威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潜在相关。虽然我们能够也应该对它加以限制——我们应该划定一个政治决定不得侵入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就像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可划定这些领域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政治也是我们借以确定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应该能够行使什么权力的途径。教师对学生的权威应该有多广、雇主与工人的权利和义务分别是什么、将军在管理军队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是关于政治决定的问题。

如果政治具有这些显著特征，我们就能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女性主义对政治权威发出的挑战。女性主义者就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所指出的，与其说是这种关系所固有的政治特性，不如说是政治在处理这种关系上的失败。就其迄今为止的组成形式而言，政治权威还没有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设置足够的限定因素。这体现在许多方面：它未能为女性提供充分的身体保障，尤其是保护她们免遭家庭暴力；未能保证女性在许多重要的生活领域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未能为女性提供足够的个人自由（我马上会探究这指的是什么）。正是这些政治失灵使男性得以在个人生活中对女性行使权力，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许多世纪以来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

这直接把我们引向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对当前实行的民主的批评，但在探究这些批评之前，我想更仔细地看一看自由的问题。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自由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受保护的行动领域，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手段来决定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女性主义者——文化多元主义者也提出了相似的主张——从两个方面挑战了这种观点。第一，她们认为女性在私人领域其实比政治哲学家通常想象的更不自由。第二，她们认为用密尔的术语来说或许显得纯粹“涉己”的行为，事实上可能会对女性的利益产生破坏性影响。

图12女性解放的代价：呼吁女性参政权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白金汉宫外被捕，1914。

我们已看到，自由包括向一个人敞开的一系列选择项，但也包括在这些选项中作出选择的能力。在过去，向绝大多数女性敞开的选择项显然是很有限的。她们除了结婚、养育孩子、在家庭内或与之密切相关而又数量有限的职业领域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20世纪见证了女性自由这一外在方面的显著变化。不仅几乎所有职业都至少在形式上向女性敞开了，而且现在在个人关系领域中也有了真正的选择——要不要结婚、到底要不要建立异性关系、要不要生孩子，等等。这并不是说她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享有和男性平等的自由，因为如我们再次所见，自由也是一个不同行为过程所需成本的问题，比如当女性决定将事业与养育孩子结合起来时，她们常常必须承受额外的代价。但更麻烦的问题与自由的内在方面，即作出选择的能力有关。

女性主义者声称，女性仍然受到社会中形成已久的文化规范的束缚，即使她们不再受到身体上的强制去服从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尤其涉及女性的外表应该怎样、行为应该怎样、应该与男性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它们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内化于一个女性的观念中，此后就很难动摇。显然，女性在许多生活领域的确作出了真正的选择——职业、宗教、广义上的生活方式——但几乎总是受到关于女性特质的普遍观点的束缚。这可能导致破坏性的结果，譬如过分关注身材相貌会引起十多岁少女的厌食症，关于男女在家庭内部所扮演角色的既定观念会使女性屈服于极不公平的家务分工，等等。

这个问题之所以这么难解决，是因为它和另一个女性主义者自身也未达成一致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男性和女性是否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天性，抑或男女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别从而意味着他们所偏爱的生活方式总是相去甚远？如果后者是对的，我们就不应该急于假定当女性选择遵守某些文化规范时，这些选择是不可信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比如说，导致十多岁的少女让自己挨饿的规范。但至少存在这种可能，即比男性更关心自己的外表是女性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就生活的这一部分所作的选择显示出与男性不同的模式，这并没有损害她们的自由。

我们怎么能断定，男女在选择时的上述区别仅仅是可变的文化规范的结果，还是反映了与性别密切相关的差异呢？这个问题如此复杂，最明智的做法也许是跟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指引并继续信奉不可知论。如密尔在《女性的从属地位》（这是20世纪以前极少的几本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论著之一）中所写：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两种性别的天性，既然只能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中看到他们。如果在没有女性的社会中见到男性，或者在没有男性的社会中见到女性，或者存在一个男女同在而女性不受男性控制的社会，那我们可能已经明确知道了一些或许是各自天性所固有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差别。

既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很有理由保证自由的外部条件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是相同的——他们可得的选择项和作出选择引起的成本是相同的。在此之外，我们是必须同时设法打破关于男性和女性各自该如何行事的主导文化规范的控制，还是相反，应该保证传统的女性规范享有与传统的男性规范一样高的价值呢——如我所言，这仍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自身争论激烈的问题。

文化少数群体——他们的宗教或种族认同与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有所不同——也面临着个人自由的障碍。即便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他们在形式上享有和多数群体成员一样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可是要把潜在的选择空间落实为实际选择行为常常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例如，也许会对工作制定一些来自少数群体的人难以遵守的规范——比如有些着装要求与宗教的或传统的着装规范相冲突；也许会以与宗教习俗不相容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周，如要求人们在指定为安息日的那一天工作；等等。文化多元主义者主张，必须在不仅仅是形式的意义上实现机会平等。这里的问题是，也许成本本身就会呈现为选择问题。比如说，如果我由于宗教原因选择不吃猪肉，很显然这并未限制我的自由：这种约束是自愿接受的。那么如果由于我坚持特定的穿着样式，许多雇主不愿给我提供一份工作，和这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选择不以这种方式着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确定一种穿着模式，或者事实上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规范对于我们所考虑的工作来说是否必不可少。在某些例子中穿着要求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强制推行的。另一些情况下涉及的也许是审美问题——比如说演员和舞蹈家必须作好心理准备接受制作设计师所选定的服装。但如果这种模式只不过是习惯性的，那么文化少数群体就有理由声称自己的职业选择自由受到了限制，除非放弃或者放宽这种模式。（当然，他们也必须证明自己的穿着要求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所以破坏它对于当事的个人来说是代价高昂的。）

这样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方式也许会迫使我们作出修正的，不是自由观念本身，而是我们如何理解人们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条件。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对自由之限度的考察。我在第四章举例说明，看起来对他人完全是防御性的（因而按照密尔的定义不是“涉他”的）行为怎么会变得不止如此——假如结果是受其影响者被迫改变自己行为的话。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也许想把这个论断再推进一步。例如他们会声称，女性和文化少数群体（尤其是在大众媒体上）被描绘的方式会对他们总体上被对待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譬如说，如果女性被表现为性的目标，或者黑人被刻画为罪犯或毒品贩子，这将会也许是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有权决定雇用或升职者的行为。言外之意是，表达自由应该受到比我们以前所想的更多的限制。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应该被制止。为此，某些女性主义者呼吁禁止色情文学；宗教少数群体的代表要求制定关于渎神的法律禁止对其宗教的毁谤言论，就像萨曼·拉什迪出版《撒旦的诗篇》一书后某些穆斯林所做的那样。

这些要求向坚决主张个人自由的社会提出了难题。毕竟，自由的价值不正在于它容许人们挑战惯例、容许人们震惊和愤怒并容许人们以这种方式促使他人质疑自己的既定信念吗？我们怎么能对冒犯了一群人的表达或行为加以称颂，反过来又试图对冒犯了另一群人的表达和行为加以禁止呢？由于很难在这样两种表达形式——一种虽然冒犯他人却又是解放性的，另一种则纯粹是冒犯性的——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法律在这个领域是一件鲁钝的工具；一般说来，应该让人们自己去判断哪些表达是可接受的、哪些不是，只有在公共场合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等极端情形除外。这不排除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开辩论，它可以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人看来什么是冒犯或者侮辱。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对其他群体文化价值的普遍尊重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与此同时，不屈服于具有负面作用的政治正确要求也很重要。在文化能够容纳敌视自由和平等的元素，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和平等的地方，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这么说，即使这意味着冒犯。

现在让我转向民主问题。在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女性和文化少数群体代表在立法议会中的相对缺席。这个问题何以重要呢？有人从另一个方面辩称，代表们是由全体选民选出来并向选民负责的，所以就算实际出席议会的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很少，他们的利益和关切也能通过代表他们的（白人）男性被传递出来。换句话说，重要的是责任机制，而不是事实上谁被选出来坐在议会或国会里。

这个回答忽略了如下事实：在当前存在的民主政体中，当选的代表拥有对问题作出决定的多项自由，这些问题是选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决断的。我在第三章讨论了深化民主、让人民更充分地参与决策的方式，如果这些方式得以实施的话，选谁来代表他们就确实没那么重要了。可现在它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增加女性和少数群体代表的理由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不属于这些群体的人很难充分理解他们的看法和利益。所以，举例言之，如果一个与宗教习惯有关的问题被提交给议会或国会，比如涉及工作歧视的情形，那么下面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应该有出席会议者能够解释这种习惯的意义、它对于当事群体生活的核心意义或其他作用，等等。这同样适用于女性所特别关切的问题，比如说产假或儿童护理问题。

图13穆斯林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焚烧《撒旦的诗篇》，1989。

让代表与人口数目严格地成比例并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每一种主要观点都能在立法机构中得到充分的代表。这是从我前面对民主的描述中得出来的：民主是一种经由所有相关人员的开放式讨论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这里假定相关人员都愿意倾听对方的论辩、以公正为标准进行权衡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当然，民主并非总是这样运行，但尤其对于少数群体来说，尽可能这样去做是很重要的。他们毕竟是少数群体。如果每个人都只根据自己的局部利益来投票，少数群体的利益就注定会受损。论辩的力量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这种看法受到了某些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声称通过理性论辩来作决定的想法本身就是对这样一种制度的偏爱：该制度对那些已经适应了这种讨论的人更加有利。他们辩称，女性和少数群体可能需要使用更有激情的言论形式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还建议，某些问题应该留给最与之利害相关的群体来解决，所以关于堕胎、避孕等生育权的问题应该交由女性独自决定。我在第三章关乎少数群体的普遍问题上指出，民主政体应该乐于将某些基本权利写入宪法，这正是为了保护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免受对其不利的多数的侵犯。我还提出，像联邦制那样创建分立选区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证明其正当性。然而这里的问题是，许多与女性和文化少数群体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和其他群体存在很大的关系。堕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管人们多么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仅与女性有关，但显而易见，尤其是宗教群体也与之有着深刻的关联，他们相信在堕胎之时包含了对人类灵魂的摧毁。人们无法将这种关切归为疯狂而拒绝考虑，除非他们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任何具有宗教基础的其他文化主张背过身去。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努力通过争辩和讨论，寻求一种至少能在最低限度上让对方接受的关于堕胎的立场，这再次突出了使制定决策的机构能够充分代表各种观点的重要性。

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要谈到正义问题：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如何对主导性的社会正义观发起了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在此我想聚焦于两个特殊问题：家庭正义，即家庭生活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正义；以及积极歧视，即旨在促使女性和少数族群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措施。

社会正义，如我在上一章所指出，关系到社会和政治机构在个人之间进行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在传统意义上，其焦点在于财产和税收制度、卫生保健和教育产品的公共供给等。但我们能把注意力仅限于这些公共机构的分配结果吗？女性主义者指出，我们还需要考虑在家庭单元内部发生了什么，看看它如何分配利益和分摊成本，看看这对更广泛的工作、收入等分配具有什么影响。更具体地说，她们认为没有家庭正义，就无法实现女性应得的社会正义。

今天许多人都同意历史上家庭对女性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或多或少将她们置于其男性亲属的支配下，后者不仅只须干很少的家务活，还因为自己作为养家者的地位而控制着家庭的财政权。可是现在，女性似乎已在公共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她们赢得了法定权利、政治权利和进入劳动市场的平等资格；家庭背景下的男女关系必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如今在平等的基础上相处。换言之，对女性来说一旦实现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家庭正义就会随之而来。然而这种乐观主义信念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女性的地位无疑在许多方面提高了，但仍然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尤其是在男女分配家务劳动的方式上。即使在双方都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女性仍要承担家务活中最大的一份。假设这些家务活使人烦累的话（真的有人能从使用吸尘器或者熨烫衣服中得到乐趣吗？），这看来就是不公平的。

女性还由于如下事实而吃亏：在孩子出生后，其职业生涯中断的时间几乎总是比男性更长，生育期结束后常常是回到就业市场从事兼职的工作，或者在升职阶梯上的前进速度总是比地位相似的男性更慢。和公开的性别歧视差不多，这似乎也解释了女性总体上比男性挣的钱更少、在各种职业最上层被代表的程度也更低这一常见的事实（只有很少的女性执行总裁、法官、教授等等）。

但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某些方面终究是不平等的，这就必然是非正义的。毕竟，有些不平等的结果依然是公正的——譬如当它们反映了人们所作的不同选择时。所以对于我刚刚提出的例证，需要考虑的一种回应是女性已经同意了看起来对她们不利的安排；可以说，她们将其视为家庭协议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了，即她们应该承担大多数家务、应该拥有不如男性伴侣那么辉煌的事业。

她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呢？大概是因为仍然存在着关于男性和女性各自角色的规范，这些规范告诉我们女性对于持家和育儿负有特殊的责任，而男性对于在外挣钱负有特殊的责任。所以尽管现实中绝大多数到了工作年龄的女性都能在劳动市场上被雇用，但男女两性倾向于把她们的工作视为一种额外津贴，视为她们主要责任之外的某种附属品。可就算女性接受这种观点，就付出和回报的平衡来说，它也显然是对她们不利的。这种规范是先前时代的遗留物，人们的自愿接受并不足以使它变得公正（我们知道，即便是奴隶也接受了确认其奴隶身份的规范）。

表明家庭正义在我们的社会尚未实现是一回事；明确说出家庭内部正义要求的是什么却更为困难。我们是应该坚持把平等分摊成本和分配利益作为所有夫妻的准则，还是为人们留出根据各自情况作出不同安排的余地呢？或许关于女性之适当地位的旧有规范一旦消失，自愿同意的原则就会盛行起来。如我们所见，有些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尤其是关乎他们在育儿方面的角色；认为严格的平等是在强迫女性以违背她们生理天性的方式行事。从以上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家庭关系中的公正应该与家庭生活中的灵活性相兼容，伴侣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和能力去选择家内和家外工作的划分。

最后，我们在本章还要考察一下反歧视行为和积极歧视政策所提出的问题。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都对关于机会平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种观念意味着挑选人们去工作或上大学必须严格以其成就为基础。相反，他们主张，正义也许要求我们对女性和/或少数族群成员加以积极歧视——换言之，遴选委员会应该增加一个额外的因素，即考虑申请者是否属于这些群体之一。当然，这样的政策已经被大学和雇主相当广泛地实施了，可它们仍然是有争议的。

我们需要区分可能赋予积极歧视政策正当性的两种情形。一是评估成就的标准方式，比如依赖考试成绩或测验结果，往往会低估女性或少数群体成员的真实能力。这或许是因为测验包含了潜在的文化偏见，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获取测验所要评估的技能的机会更少——比如说由于更差的教育背景。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考虑到现在学校里女孩的表现往往要胜过男孩，这在被剥夺的少数族群那里似乎比在女性那里可信得多——积极歧视政策其实是达到机会平等的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原则层面上不存在争议：争论仅仅在于，用什么方式可以最好地保证把真正胜任的人挑选到有利位置上去。

但是还有第二种证明正当性的形式，它确实提出了原则性的问题。它起始于当前女性和少数族群在社会上等阶层中的代表性明显过低这一事实，并提出将积极歧视作为纠正偏差的最佳手段。换句话说，确保有许多女性、黑人、穆斯林等占据商业、各种专门职业、文官等领域的高层职位，应该是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正义不仅是公平对待个人；它还具有一个以群体为基础的重要元素。正义的社会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一切主要群体都在各个社会领域按照大致的人数比例被代表。

假定个人机会的真正平等是真实的，即人们总是基于成绩被挑选到工作岗位和其他位置上，也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得被视为专长的技能和能力；但是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成功却被证明或多或少是总体性的，某些群体占据了大多数的上层职位，另一些则群集在社会底层。我们能不能说不那么成功的群体是群体间不公的牺牲品呢？如果它们的成员是有意选择不去申请更好的工作（比如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那就不能。但一般说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有一些特殊的工作，使某些群体出于文化原因而感到不合意）。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如果群体成员在过去一直倾向于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这些群体就会具有较低的期望值和自我价值感，因而只有很少的成员相信自己有机会爬到职业阶梯的上端——所以他们宁愿不去尝试。

图14多元文化的和谐：诺丁山狂欢节，1980。

我们应该关注这种状况。这些群体地位低下，其个体成员不去争取本来可以拥有的机会，这种状况对群体本身、事实上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积极歧视政策也许是有用的，它可以表明如果得到最初的推动力——比如说一所好大学里的职位——少数群体成员能够表现出怎样的能力。这些人可以扮演行为榜样，鼓励其他人跟随他们的步伐。所以总的来说，这样的政策或许能够在总体成效上证明自身的正当性（非洲裔美国人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正义所必需的内容，也不意味着可以仅仅因此而将抱负和成就较小的群体描述为非正义的牺牲品。事实上这里也许存在着现实的价值冲突——在公正对待个人与确保种族和其他群体充分融入广泛的社会生活之间。我在本书开始不久就说过，政治哲学家应该抵制政治家们常常受到的诱惑，即假定自己偏好的政策不会牺牲其他价值。在此我们应该推断，积极歧视只有在事关保证个人之间的实际公正，即发现真正的成绩时才是正义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变成一种提高某个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整体地位的手段，那么无论这种政策在总体上多么可取，它也不再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了。

我在本章开头指出，我们不该把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历史更久的政治哲学问题的替代品，它们只是用新的方式来提出这些问题。我希望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看法。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教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政治权威、自由、民主和正义，尤其是在如下方面对我们形成了挑战：他们说明了在文化各不相同、女性期望得到与男性同等对待的社会中，这些价值应该如何实现。他们的著作丰富了政治哲学，引领它直接与当前争论最激烈的某些问题发生关联。

第七章

民族、国家与全球正义

在最后一章，我们要探讨关于政治权威和正义之范围的某些基本问题。我们要问，是什么使某些人类关系具有了政治性，另一些则不具有；正义的观念能不能运用于家庭领域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中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本章还将探究政治和正义的范围，不过现在我们要把视线投向外部而不是内部。我们将持续追问，我们最熟悉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如今是否已经失去其原有效用，我们是否应该把政治看作在国际甚或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将探讨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正义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从全球正义的角度进行思考？如果能的话，适用于这个层面的基本规则与适用于国家政治共同体内部的规则有没有区别？

这些关于范围和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从面对面的小型群体（在那里每个人都了解作为个体的其他人）到大型的社会（在那里我们对大多数其他人的知识是概略性的，即对他们只有类型或范畴上的了解；我们的知识是通过比如媒体报道而间接获得的），人类互动的方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回过头去看看在我们的壁画家洛伦泽蒂的时代，锡耶纳市是如何运行的。与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相比，它的规模非常小。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区之外，锡耶纳的管辖权仅限于距离市中心不超过三十英里的范围，包括小镇、村庄和乡间。据估计，这个政治单元的总人口在1348年黑死病爆发之前最多曾达到十万人；其中约半数住在城区，只有少数居民具有公民身份。所以洛伦泽蒂——他的《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里有许多特征与锡耶纳有相似之处——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其政治领袖个人为许多公民所熟知，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公民在城墙内从事着自己的营生。来自城市各部分的代表所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在公告员和钟声的召唤下聚集起来。在把锡耶纳描述为一个政治共同体（community）时，我们是在这个词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它的。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哲学，首先出现于这些小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典时期的希腊。在这里，至少是就城市内部生活而言，公民团体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所以询问关于政府的最好形式、好的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品质、正义的意义等问题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城邦或许为人类提供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统治好自己——实现自由、正义和民主——的最佳机会。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持久留存下来呢？答案在于，像雅典和锡耶纳这样的城邦总是很容易被更大的（政治）单元所占领和同化；它们必须愿意为维持自己的独立而不懈地战斗，在这样做时又不得不与相邻城市结成不稳定的联盟，这种结盟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但从长远来看最终还是无法抵挡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帝国：雅典屈服于马其顿的腓力[1]，而锡耶纳在把自己置于米兰公爵之类邻近统治者的保护下而维持了些许独立性之后，最终还是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2]所征服。城邦的失败不是由于它们内部的缺陷，而是因为在面对入侵军队时外部的软弱。

被证明能够抵制帝国的权力、同时仍然可以体现部分城邦美德的政治单元，就是民族国家。它是在远为庞大的规模上建立起来的，拥有占据了大块地理区域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都城聚集着国家自身的机构——议会、法庭、政府、军事指挥部等，但它仍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政治共同体，因为它的成员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与邻国区分开来的独特的人群或民族。要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必须有通讯媒体将组成民族国家的许多地区相互联系起来，告诉每个地区的人们其他人在想什么、做什么。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3]将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和面对面的共同体不同，它们的存在有赖于共同的想象行为。人们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是法国人、美国人或日本人，而不仅是家庭成员或某个特定城镇的居民。

但是民族真的存在吗？抑或它们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纯粹虚构的？有什么东西能将居住在国界线一边的人们与住在另一边的人们切实区分开来吗？英奇司祭长[4]曾经说过，“民族是由对祖先的错觉和对邻居的惯常仇恨结合而成的社会”。和大多数好的引语一样，这句话包含着真知灼见。通常，民族认同的确产生于与某些相邻族群的对抗：是英国人曾经就等同于不是法国人，正如今天是苏格兰人意味着不是英格兰人，是加拿大人意味着不是美国人。各民族也典型地推衍着关于其自身的神话——它们独一无二的道德或文化品质、它们过去的军事或政治（或体育）成就，等等。尽管如此，民族认同也不完全是虚幻的，它既可能成全美事，也可能为虎作伥。几乎在所有情形中，我们称为民族的群体都共有同一种语言，共有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历史，以及不仅以文学形式、也在物质环境——城镇和都市的建造方式、景观的模式、纪念碑、宗教建筑等等——中表达出来的文化特性。当年轻一代在那些文化和物质背景下长大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一共同遗产所塑造——即使他们会反抗其中的许多方面。

在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尤为强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会通过法律、政府机构、教育系统、全国性媒体以及刚刚提到的非正式渠道得以进行。民族与国家相互强化——国家的权力被用来巩固民族认同，而以这种方式被拴在一起的人们又更乐于接受一个共同的政治权威、更乐于在受到攻击时团结御敌。这解释了为什么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单位被证明是相对成功的：它们足够大，不至于被帝国军队所吞噬；而与此同时，又能在需要抵抗的时候依赖其成员的忠诚。

当然，这种忠诚存在着下降的趋势。当民族国家像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相互争战时，它们能够造成早些时候所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死亡和痛苦——早期最经常出现的战争主要是由为帝国服务的雇佣军来进行的。所以要为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民族国家辩护，仅强调它的军事能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地说明一个其成员被共有的认同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政治成就。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样一种认同使民主政府成功运转的可能性极大增加。回头看看第三章所讲的内容，我们看到，民主政治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让多数和少数互相协调——说服少数群体接受多数群体的选择，同时也说服多数群体不要压制少数群体的希望或利益，而是设法在作决定时将其纳入考虑。我在那里提出，有可能促进我们所称的“民主的自我克制”的因素之一，是各方之间的信任。在一个人们总体上信任他人的社会中，他们很少为发现自己在某个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而焦虑不安，而更乐于在不会对自己造成很大伤害的基础上让多数群体执行其决定。相反，在信任缺席或缩减的地方，每一个决定都变得生死攸关。

图15加拿大人集会支持国家统一、反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蒙特利尔，1995。（图中标语牌上文字为：“我们爱魁北克；留在加拿大；我来自多伦多”。）

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我们有一部民主的宪法，我们所属的政党刚刚在普选中被击败。我们应该按照宪法的要求交出权力，还是发动政变、宣布选举无效呢？交出政府的控制权，我们就使自己面临着两种风险。一是我们的对手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来迫害我们，或者最起码会采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支持者的不平等措施。二是尽管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了权力，但他们不会尊重宪法，所以我们现在交出权力就是失去了重新行使权力的机会。（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对于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关键性的时刻不是第一次选举，而是在赢得第一次选举的政党被击败并被要求放弃公职的时候：它会怎么做呢？）我们是否愿意冒这个险，取决于我们对即将就职的人有多信任。

要使这一观点完整，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使人们更有可能信任他人，尤其是他们自己所不了解的人。研究该问题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被感知的相似性：我们倾向于信任那些我们认为在某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们。不难想象对这一倾向的解释：它也许是我们从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继承而来的特性，那时人们在扩展的亲属群体中互相合作，必须学会如何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大规模社会中，人们在音形相貌上都难有共同之处，信任就成问题了。但民族认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在政治上不赞成另一方，甚至鄙视他们所支持的多数观点，可我们知道，他们仍然和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们会尊重民主政府的规则和精神。

我的第二个观点与社会正义有关。是什么使得人们愿意支持将会增进社会正义的政策呢，尤其是在他们发现政策实施后自己将会受损的时候？譬如说，他们也许必须支付更多的税款来创造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保障所需的资源，而对他们来说，私人购买卫生保健、教育产品等等也许会更便宜。或者为了给迄今仍很落后的群体创造平等的机会，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某些既有特权，譬如为自己的后代提供找工作和上大学的捷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在正义或公平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作出回答。但我们需要再次追问：是什么使人们愿意根据正义来对待他人？要对这些作出回答，我们仍要考虑共有认同的问题。

我们的确承认对所有人都负有某些正义方面的责任，不管除了普遍的人性之外，我们和他们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知道杀死、伤害或无理监禁他们是不对的，知道在他们陷于危险或困苦中时应该施以援手。这一共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全球正义的观念，稍后我要说明这一点。但社会正义对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它常常要求我们接受平等原则所施加的限制，如果摆脱这些限制的话，本可以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戚朋友更加有利。如果我们在交税时耍花招，或者破坏规则给侄子一份不该属于他的好工作，这样做并没有人被杀死或伤害。那么，是什么促使我们接受这些要求呢？正如约翰·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是在能够相互证明行为正当的条件下和他人居住在一起。换言之，如果有人让我解释自己的行为，解释我正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诉诸她和我都能接受的原则。

这种动机的强度取决于我们与其他相关人等的联系有多密切——这在面对面的小型群体中最为强大——但民族共同体认同至少提供了某种粘合剂，使人们关注在正义的条件下和他人共同生活。我并不是说现有民族中人们总是正义地行事——那远非事实——只是说他们有这样做的动机，这使他们更愿意支持前文提到的累进税收或机会平等之类的立法。

不同意这些把民族认同与民主和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的观点的人，常常用举例的方式指出，诸如比利时、加拿大、瑞士之类的国家是多民族的，即每个国家都有两个或更多清晰可辨的民族共同体；但它们却仍然是支持广泛福利国家政策和其他社会正义制度的稳定的民主政体。作为回应，我想说两件事情。第一，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联邦体制，将包括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内的许多重要决定权交给了包含不同民族群体的省或地区。例如在比利时，佛兰芒人和瓦龙人[5]各有其分立的政府，负责就业、住房等许多政策领域，联邦政府则负责处理防卫和外交政策等全国范围的问题。第二，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我们也许会称为“鸟巢式的”民族认同：他们把自己同时看作佛兰芒人和比利时人、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等等。换句话说，他们既有包罗全国的民族认同，也有更加地方化的民族认同，这有助于解释这些社会何以能够如此有效地运转：它们可以唤起共同的忠诚感以支持全国层次的民主政体，并证明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贫穷地区再分配的正当性。

这样，民族国家允许人们在较大的规模下进行政治合作，并通过构建能将人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的信仰和利益相互冲突、地理分布也很分散——的共有的政治认同，至少部分成功地实现民主、追寻社会正义。但是现在许多人相信，这种政府形式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为民族国家写出了无数的讣告，看起来，我们只是在等待它的躯体自然而然地跌入坟墓。

为什么民族国家会被认为已经日薄西山？一些原因是内部的，与在社会中维持共有的民族认同的困难有关；由于移民和其他的原因，这些社会的文化多元特性正在日渐增强。另一些原因与国家运行的外部环境有关：它们控制全球经济力量的能力削弱了，只能通过国家间合作或国际组织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范围在日渐扩大。我不打算在已有的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献洪流中添加任何东西，只想提一些与可能取代民族国家的那种政治秩序类型有关的问题。

最受青睐的替代品是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可以回溯到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他们喜欢把自己看作kosmopolitai，即“世界公民”。但这个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对世界主义的一种阐释是和它的字面意义相一致的世界政府，即用一个一元的政治权威取代现存的一百九十一个分立国家。但是尽管世界政府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吹，其不利之处却再明显不过了。

首先，很难想象如此规模的政府怎么可能是民主的。显然，它的运行必须通过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要代表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普通公民事实上将没有机会对政府本身施加影响或控制。本章论述的要点是民主在较小的规模下运行得最好：城邦也许是它理想的场所，民族国家的巨大成就在于利用大众媒体模拟了城市的亲密关系，至少给人民一种被卷入和有能力影响政治事务的感觉。但世界政府将呈现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机构，甚至规模小得多的欧盟，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前面强调过的信任问题，也将携其全部威力浮现出来：如果决定是由来自那些我感到自己与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社群的多数所作出的，我凭什么认为它们是合法的呢？

其次，确实存在世界政府蜕变为暴政的危险，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将不会有避难所为个人提供庇护。在诸多国家所组成的世界里，坏政府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政府不得不建造围墙和栅栏束缚自己的人民，而存在替代选择的地方，围墙和栅栏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为阻止人们从东德逃往西德而建造的柏林墙在存在了二十八年之后，于1989年被逐段拆除）。专制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人民逃往其他地方的可能性的制约，在那里，他们可以生活在更大的自由和安全之下。但如果世界政府成为现实，这样的制约将不复存在。

最后，如果说今天不断增长的文化多样性正向许多民族国家提出难题的话，那么这些难题对世界政府来说将要深刻得多，因为它必须容纳现存的各主要文明，其中的每一种都想让自己的价值和信仰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事实上，只有在两种情境下，这一提议才似乎是完全可行的。一是出现一种共同的全球文化淹没当前的文化差异，它或许会以大众市场的消费主义为基础——所谓的“麦当劳世界”（McWorld）设想，在那里所有地方都转变成一种巨型的美国购物中心。二是文化的大规模私有化，从而尽管不同地方的不同群体仍在追寻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却无法再指望政府对这些价值予以考虑（作为类比，想象一个社会中没有国家教堂，只有各自的宗教群体建造和资助的教堂）。这也许要比第一种方案更可信些（也没有那么让人反感）。然而，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分歧之一就存在于这样两群人之间，其中一方愿意看到文化（尤其是宗教）以这样的方式私有化，另一方则坚持政府的政策应该以他们所偏好的文化价值为基础。

图16抵制美国风格的全球化：拉脱维亚，1996。

在字面意义上，世界政府必须与一个温和得多的提议区分开来——这一提议受到包括伊曼纽尔·康德在内的哲学家们的青睐——它主张国家应该达成放弃使用武力的永久性协议；应该成立一个联邦以保证康德所说的“永久的和平”。我们可以在当前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中看到这一预兆，其中就包括一项有时是默许的、有时是明确的协议，即通过谈判或者诉诸欧盟、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必要强调，这种类型的协议稳定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使国家本身成为了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康德本人也赞成这一点：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会成为“侵蚀一切人类活力、以自由的墓地而告终的普遍专制”。

世界主义在最字面性的意义上是难以置信和没有吸引力的。但政治哲学家有时会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世界公民权的概念，不把它当作一种政府形式，而是解释为关于个人应该如何思想和行为的提议。他们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克服自己狭隘的民族依恋和其他依恋，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公民，也就是与所有的人类同伴负有平等责任的人。由此视角观之，民族界限只是没有附着任何道德意义的任意的分界线。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再把正义视为主要在城市或国籍范围之内去追寻的某种事物；我们应该平等地重视每个人的主张，无论其种族、信仰或国籍为何。所以，就算政治权威仍然停留在特定的民族国家，我们也应该用它来提升全球正义，不再给我们恰好所属的政治共同体内的那些人以任何优先权。

这种类型的世界主义者通常并不否认上面所说的共有认同与愿意接受正当对待他人之责任之间的关系。他们也许会同意，人们的正义感经常受到自己的归属感和对政治共同体内外人群之区分的有力塑造。但他们把它视为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而不是永久存在的限制。这里涉及一些深层问题，如人类能够遵循纯粹理性原则行事的程度，或在另一方面也涉及理性是否必须与情感、情绪和关于我们是谁的意识相结合，以便激发行动。不过我不打算纠缠于这些问题，而是想提示出至少对一种激烈的伦理世界主义表示怀疑的几个理由，然后提出理解全球正义的一种替代方式。

理由之一假定，我们将继续生活在一个文化分隔的社会当中——换句话说，我在前面提到的“麦当劳世界”方案不会变成现实。文化影响着我们理解正义的方式，或许不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而在一种可以被恰当地视为来自正义的要求方面则确定无疑。宗教提供了一些明显的例子。假设某人声称自己出于宗教信仰而有着特殊的需要，或者他应该遵循的宗教实践使他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的主张呢？如果我们站在他所属的宗教传统之内并且接受他对这种传统的阐释，就应该把他的主张视为有效的正义要求。但是如果从外部来看，我们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许会对这些主张给予某种重视，但也可能会问能否改变传统，使其对信徒来说不再那么繁难。

类似的视角差异也可能出现在国际层面。假设我属于一个世俗趣味主导的社会，信奉要求我无视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的正义原则。另一个社会在物质上比我所在的社会贫穷得多，但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成员将大部分财富捐献给一个神职机构，认为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上帝的命令。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对我的财富有多大的索取权呢？我是应该把他的相对贫穷视为他出于宗教原因所作的选择，因而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索取权；还是应该把宗教开支视为外在的强制，进而认为他比我自己社会中的人有更紧迫的需要呢？一般的看法是，如果文化差异对我们理解正义的方式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跨越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时正义要求的是什么就变得不确定了。

第二个理由关系到正义与互惠之间的联系。这个基本概念不难说明：我公正地对待他人，因为预料到他人也会公正地对待我作为回报。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做的和他们所做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境况也许是不同的。但是譬如说，如果我帮助了某个目前需要帮助的人——设想我遇到一个错过了回家的末班巴士而在夜间束手无策的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假设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她或者其他人也会对我做同样的事。在政治共同体内，这种互惠观念经由法律体系和其他政府形式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当我服从交通规则或者缴纳税款时，我假设自己的同胞也会服从，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为了免于法律制裁。没有这种设定，公正行事就会把你暴露在被那些少有顾忌的人所利用的境况之下。

如果把这种想法用于世界主义正义，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假设我知道正义要求我为属于一个远方社区的人做些什么，有什么理由能让我期待他会有所回报呢？我怎么知道自己公正行事的愿望不会被利用呢？这当然不会阻止我按照正义的要求行事，但确实使之成为一个成本更高的选择。这一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在于出现一种全球准则，据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承认某些特定情形是正义需要实现的场合。这在大规模自然灾难的例子中得到了很有限的预示，在那里组织国际救援措施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已成公认准则。所以我们有可能慢慢过渡到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特定形式的正义行为将会得到回报。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打算按照世界主义正义原则行事的人——在这些原则没有考虑民族界限或其他形式的成员资格的意义上——其行为就是英雄主义的，超出了道德要求的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之上的正义。确有这样一种叫做全球正义的东西，它是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种因素，但我们不应该像世界主义者那样，把它简单地理解为超出那些界限、囊括各地人们的社会正义。我想用对这种非世界主义替代表述的简短概述来结束这一章和这本书。它有三个主要的元素。

首先，有一系列条件界定了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当规则。其中有一些已经通过国际法手册而为人熟知。国家必须遵守它们缔结的条约和达成的其他协议；必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除自卫之外不得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等等。但还有另一些人们不那么熟悉的要求，只是最近才在指导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部分角色。这些要求与国际合作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方式有关。譬如说，大量环境问题的解决要求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行为进行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的限额是一例；捕杀濒危鱼类的限额又是一例。问题在于决定这些成本应该如何分摊，而正义的原则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答案常常是不太明确的——不同的原则可以被合情合理地召来使用——这就难免为权力政治的侵入留下空间）。

还有一些与国际贸易规则有关的重要问题。现在富裕、强大的国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设立这些规则，即让自己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口到欠发达国家，同时为保护本国的农民而设置障碍，使那些国家的生产者难以出口粮食。支持与反对国际市场完全自由的主张同时存在，但正义所要求的是，无论对贸易施加什么样的限制，都应该让贫穷国家的人们得到与富裕国家同样的经济机会。

其次，全球正义要求尊重和保护各国民众的人权，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对侵犯这些权利的国家的当权者发起挑战。我在第四章较详细地探讨了人权的概念，认为我们需要在基本人权与出现在许多人权文献中的较长的权利清单之间划清界限，前者是获得所有人过上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那些条件的权利，后者则最好理解为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应该保证其公民享有的权利。这种区分在这里颇为重要，因为从全球正义的视角来看，只有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才是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他国家不承认我们认为重要的权利，比如普选权或不受限制的宗教自由，就对它们进行干涉（我们可以向这样的国家提供各种类型的诱导——例如欧盟等国家组织的成员资格——以鼓励它们实现较长清单上的权利，却不应该试图强制它们）。

为什么人权能把正义的责任强加于我们，不管什么民族界限或其他文化界限呢？一方面，它们标识出了人类存在的真正普遍的特性，这些特性超越了文化的差异性。你和我可以在宗教信仰和实践是否重要的问题上合情合理地不一致，却不能在一个遭受折磨或任其饿死的人是否受到了伤害的问题上合情合理地不一致。因此，我在前面提出的社会正义观念为何不具有文化普适性的主张，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人权具有很高的道德价值。它们对应于能够加诸一个人的最严重的伤害。所以它们优先于我们对公平和互惠的关注。这种区别是我们本能所认可的。如果一个需要并不迫切的人请求我的帮助，比如说让我把他带到车站，这时我可能会考虑他是否在利用我的善良，或者他是否愿意在其他场合同样对待我。但如果他在一场事故中严重受伤，唯一重要的就是我能够伸出援手了。保护人权与后一种情形相吻合。如果它们得不到保护，人们就会受苦或者死亡。所以任何能够提供帮助的人都必须这么做，这是正义之举。

全球正义的第三个要求是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应该有政治自治的机会；一切政治共同体都应该享有自决的权利。这不是说每个民族都得成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某些情形下，人们的聚居地在地理上如此混杂，因而无法运用这种简单的自决法则。尽管如此，仍有某些形式的自决可以适用于这样的情形，譬如北爱尔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享权力的协议，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正断断续续地推进着。有什么可以阻挠对自治的追求呢？要么是相邻国家的政治野心，试图将一种帝国统治的形式强加于相关共同体；要么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使该共同体没有真正的选择可作。在以上任一种情形下，其他的民族都有责任联合行动，创造出使其自治成为可能的条件。

这为什么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呢？我在反驳政治世界主义时强调，对许多群体来说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多么重要，而这只有在其享有政治自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甚至自由主义社会也赋予民族自决以很高的价值，只能极不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这表明了人们存在着掌控自身命运的强烈需要，即使他们并不是民主政府中的积极参与者。如果这些观察是正确的，那么放弃自决机会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失，这会把正义的责任强加给他人。

如果全球正义沿这些方向得以实现，世界看起来将会是这样：政治权威将主要取决于民族国家，但它们会相互合作以确保国际协作的成本和收益得到公平分配。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根据自己的政治传统进行自我管理，社会正义的方案同样在各处稍有区别。但任何地方的人权都会得到尊重，在人权受到威胁时，无论是来自干旱之类的自然灾害还是压迫性的政权，其他国家都会联合行动击退威胁。某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富裕：这并不是不公正，只要它来自于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剥削。某些国家也会比另一些国家更民主，但即便那些未对其统治者实施直接控制的民族也会认同自己的政府，并感到它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和价值。

图17普遍人权：演员朱莉·克里斯蒂和赛·格兰特在纪念联合国人权日。

这样一个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大不相同。它就是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万民法》中所称的“现实主义乌托邦”——一种政治可能性的界限尽可能延伸的道德图景，同时又不至于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我们有可能到达那里吗？当前许多国际前景的观察家预见了一种市场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全球化经济力量阻止了任何民族国家作出真正的政治选择。如果唯一的选择就是采纳能确保最大限度的经济竞争的政策，那么自决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我在第一章所说，这种形式的宿命论看起来并不比我们认为已经过时了的早期形式更站得住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政治选择可作，那么政治哲学，无论聚焦于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它们不过是大难临头时的胡言乱语。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假定，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的选择总是我们不得不作的一种选择，即使好政府的形式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得更大、更复杂而发生了变化。

从一个十万人城邦中那幅关于好政府的壁画算起，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程。对我们来说，描述使人们得以在相对的和平与安全之下耕作、从商、狩猎、训练、跳舞的那些条件，或者另一方面描述暴政和压迫如何带来毁坏和屠杀，要比洛伦泽蒂更加困难。我们的政治是以更大的规模并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运行的。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建立联系从而确定政治成功或失败的责任，则更加困难。然而，正如与14世纪锡耶纳的关联一样，洛伦泽蒂的画中仍有一些要素与我们今天也是有关的：合法政治权威与暴政之间的差别；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正义的性质。这些问题仍然居于政治哲学的核心。恰恰是在我们感到人类的未来正在滑出我们控制之外的那些时刻，才需要持续而努力地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注释】

[1] 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前382——前336），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

[2]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年在位）。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代表作为《想象的共同体》。

[4] 英奇司祭长（1860——1954），英国神学家，1911年被指派为圣保罗大教堂司祭长。

[5] 比利时的两个主要民族，前者讲佛兰芒语，后者讲法语。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英文页码）

A

abortion，堕胎，45，104

absolutism，专制政体、绝对政体，9，37-8

abstract idea，抽象观念，10-11

accountability，责任，38，70，103

active citizenship，积极公民权，47

addiction，瘾癖，61

affirmative action，反歧视行为，107

alcoholism，酗酒，66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9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21，25-9

Anderson，Benedict，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13

antisocial behaviour，反社会行为，26

arbitration services，仲裁服务，28

aristocracy，贵族、贵族制，16，38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9

army，军队，21

Athenian democracy，雅典式民主，16

Athens，雅典，112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73

autonomy，自治，127

B

Belgium，比利时，118

benefits，state，国家福利，33

Berlin，Isaiah，以赛亚·伯林，60，63

Biblical authority，《圣经》的权威，10

blasphemy laws，关于渎神的法律，101

C

Canada，加拿大，118

cannabis legalization，大麻种植合法化，42

capitalism，资本主义，6

Carlyle，Thomas，托马斯·卡莱尔，10

Catherine the Great，叶卡捷琳娜女皇，9

Catholicism，天主教，55，127

cave allegory（Plato），洞穴寓言（柏拉图），11-13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s，中央计划经济，86

charity，慈善，80

Charles I，King，查理一世，9

chauvinism，沙文主义，92

China，中国，7，19，86

choice，选择，16-17

and consent，与同意，32-3

freedom of，的自由，97-9

and personal freedom，与个人自由，55-8，60-2

citizen's juries，公民陪审团，46，47

citizenship：公民身份、公民权，

active，积极的，47，70

moral principles and，道德原则与，45

needs，需求，80-1

political apathy，政治冷漠，46-7

and political decisions，与政治决定，39-40，42，46

preferences of，的偏好，42-4，49

private sphere，私人领域，66-7

rights of，的权利，70-2，86，88，126

world，世界的，122

city-states，城邦，112-13，119

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35-6，44

civil service，文官系统，21

civil war，内战，9，10，21-2，23

Communist Manifesto，The，《共产党宣言》，11

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23，25-27，85-6

compensation，补偿，83

compulsive disorders，强迫性混乱，61

computer technology，计算机技术，39，72

consent，同意，32-3

constitutional rights，宪法权利，49-50，51，52，72，104

contraception，避孕，104

contracts，契约，83，84

cooperation，intercommunal，社群合作，25-7

corruption，腐败，6

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119-31

countryside，乡村，2

criminal justice，刑事审判，78

Cromwell，Oliver，奥利弗·克伦威尔，9

Cuba，古巴，86

cultural minorities，文化少数派see minority groups，见少数群体

culture，文化

global，全球的，8，120，122，123-4

national，民族的，114-15

D

death penalty，死刑，41

democracy，民主，10，16，36-9

city-states，城邦，112-13，119

and civil disobedience，与公民不服从，36

feminism，女性主义，101-4

and human rights，与人权，70-2

majority/minority，多数/少数，43-4，47-52，115

multicult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103-4

political judgement，政治判断，39-45

and shared identity，与共有的认同，115-18

desert，应得、赏罚，81-3，86，89

see also social justice，也见社会正义

determinism，决定论，6-7

developing nations，发展中国家，8

Diderot，Denis，丹尼斯·狄德罗，9

difference principle，差别原则，88-9

discrimination，歧视，93，103

discussion，讨论，45

citizen's juries，公民陪审团，46

on individual freedom，关于个人自由的，101

majority/minority，多数/少数，51-2

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义，84-5

divine right of kings，神授王权，37

domestic justice，家庭正义，104-7

dress codes，着装规范，99，100

E

East Germany，东德，120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13-14

economic systems，经济体制，7，8

education，教育，19，28，62，67，69，84

elected representatives，当选代表

see politicians，见政治家

elections，选举，33，39，70

campaign spending limits，限制竞选费用，45

democratic self-restraint，民主的自我克制，115-16

elective aristocracy，选举的贵族制，40，42

electronic surveillance，电子监控，72‘end of history’thesis，“ 历史终结”论，8

Engels，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1

English Civil War，英国内战，9，10，21-2

environmental，环境的，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国际合作，125-6

organizations，组织，8

protection，保护，29

equality，平等，49，75，76，85

justice and，正义与，79-81

of opportunity，机会平等，88-9，107-8

political rights，政治权利，38

ethnic minorities，少数族群，99-100positive discrimination and，积极歧视与，107-8，110

European Union，欧盟，120，122，127

exclusion，排除在外，26

expert opinion，专家意见，42，46

F

fairness，公平，33-5，40-1，106-7，110，127

family life，家庭生活，105-7

fatalism，宿命论，7，8

federalism，联邦制，130

feminism，女性主义，50，118

democracy and，民主与，101-4

freedom of choice，选择自由，97-9

and justice，与正义，104-10

limits of freedom，自由的限度，100-1

political authority，政治权威，91-6

fish quotas，捕鱼限额，126

fox-hunting debate，猎狐之争，41，43-4，50-1，51

freedom，自由，8，14，51

of expression，表达自由，64-5，100-1

extent of options，可选择的范围，56-7，60

feminist challenge to，女性主义者的挑战，97-9

governments and，政府与，60，62-3

human rights and，人权与，69-71

limits to，对自由的限制，57-8，62-7，100-1

of movement，迁徙自由，69

multicultural challenge to，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99-100

of thought，思想自由，70

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10，71

full employment，充分就业，14

G

gender differences，性别差异，98-9，105-7

gene ownership，基因所有权，72

Germany，德国，6

global culture，全球文化，8，120，122，123

global justice，全球正义，117，122-31

globalization，全球化，7-8，119，120，121

government，政府

good，好政府，5，16，73-90，130

and human rights，与人权，69

limited，有限政府，54-72

and personal freedom，与个人自由，60，61-2，66-7，71-2

social distribution，社会分配，58，84

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80-1，83-90

world，世界政府，119-120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温室气体排放，126

H

harmful behaviour，有害行为，65

hate speech，仇恨言论，64-5

Hayek，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哈耶克，84-5，88

Healey，Denis，丹尼斯·希利，89

health insurance，健康保险，28，58

healthcare，卫生保健，14，19，67，80，84

Hobbes，Thomas，托马斯·霍布斯，9，10，11，24

absolute monarchy，绝对君主制，37-8

obedience to political authority，服从政治权威，35

power struggles，权力斗争，94

restrictions to personal freedom，束缚个人自由，57

state of nature，自然状态，21-3，28，32

homosexuality，同性恋，45

human rights，人权，8，69-71，126-7，129

I

idiotes，白痴，47

‘imagined communities’，“想象的共同体”，113

immigration，移民，119

incentives，激励，85-6，88

income inequality，收入不平等，88-9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8，14，55，91

inequality，不平等，

ethnic minorities，少数族群，92-3

gender，性别，105-7

income，收入，88-9

and justice，与正义，81-3

women，女性，92-3

Inge，Dean，英奇司祭长，113

inheritance，继承，89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125-6

internet access，互联网接入，72

intervention，干预，8

Islamic societies，伊斯兰社会，71

J

judgement，political，政治判断，40-5j

ustice，正义，1，2

contextualism of，背景决定论，76-83

cultural differences，文化差异，123-4

desert，应得、赏罚，81-3

equality，平等，75，76，79-81

feminism and multiculturalism，女性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104-10

global，全球正义，122-31

Justinian's formula for，查士丁尼的正义公式，75-6

reciprocity，互惠

see also social justice，也见社会正义

Justinian，Emperor，查士丁尼大帝，75-6

K

Kant，Immanuel，伊曼纽尔·康德，122

kibbutzim，集体农场，86

knowledge，知识，11-13

L

law，法律，14，78，101

obedience of the，服从，20-1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与政治义务，31-5

restrictions to personal freedom，束缚个人自由，57

legal system，法律体系，16，21，26

Leviathan（Hobbes），《利维坦》（霍布斯），9，10，11，21-3

liberalism，自由主义，8，54-72

limited government，有限政府，54-72

literacy，有文化，16

living standards，生活水平，6，14，69

lobby groups，游说集团，39，44-5

Locke，John，约翰·洛克，32-3，37，69

Lorenzetti，Ambrogio，安布罗焦·洛伦泽蒂，1-5，54，55，73，74，75，80，112，130

M

Machiavelli，Niccolo，尼科洛·马基雅维利，9

majority/minority，多数/少数，43-4，47-8，115

market anarchists，市场无政府主义者，27-9

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27-9，85，86，88，89-90，126

marriage，婚姻，69

Marx，Karl，卡尔·马克思，11，90

Marxism，马克思主义，6-7，85

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16，113

media，媒介，16，45，100

Medicis，美第奇，9

mercenaries，雇佣军，115

Mill，John Stuart，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7，68，92

gender differences，性别差异，98-99

on individual freedom，论个人自由，55，62，64，65，66，67，100

minority groups，少数群体，17，43-5，52，91-3，99-100

minority/majority，少数/多数，43-4，47-52，115

monarchy，君主制，5，10，16，19-20，37-8

moral incentives，道德激励，86

moral principles，道德原则，40-1，45-6

mortality，死亡率，14

motivation，动机，88，117-18

multicult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91-3，99-100，101-10，119

mutual respect，相互尊重，52，53

N

nation-states，民族国家，112，113-19，125-6，129

national identity，民族认同，113-19

natural rights，自然权利，69

Nazism，纳粹主义，6

need，需求，80-1，83，85，86，89，123

negative liberty，消极自由，16

neighbourliness，邻里关系，23

Northern Ireland，北爱尔兰，127

O

offensive behaviour，冒犯行为，64-5，100-1

options，选择项，56-7，60-2

P

Pankhurst，Emmeline，埃米琳·潘克赫斯特，95

penal system，刑法体系，41，57

perceived similarity，被感知的相似性，116

‘perpetual peace'（Kant），“永久的和平”（康德），122

personal choice，个人选择，16-17

personal protection，个人保护，27-8

pessimism，悲观主义，22-3

Plato，柏拉图，11-13

pluralism，多元主义，44

police，警察，21，27-8

political authority，政治权威，19-36，129

absolute monarchy as，绝对君主制，38

alternatives to，替代品，23，25-9

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35-6

feminist challenge to，女性主义者的挑战，93-6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政治义务问题，31-5

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101

political judgement，政治判断，39-45

political liberties，政治自由，86，88

political obligation problem，政治义务问题，31-5

politicians，政治家，9

goals，目标，13-14

political judgement of，的政治判断，42-3，45

Rousseau's view of，卢梭的观点，47

socially unrepresentative，不具社会代表性的，42-3

pornography，色情文学，101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积极歧视 107-10

positive liberty，积极自由，60

power，权力，9，22-3，39，93-4

priests，牧师，20

private sphere，私人领域，66-7，93，97

privatization of culture，文化的私有化，120，122

production，生产，6

productivity，生产率，88，89

promises，承诺，83

property，财产，105

mutual right of，的相互权利，21

ownership，所有权，89

states protection of，国家保护，32-3，34

theft，盗窃，84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比例代表，103

proportionality，成比例，76，77

protective agencies，保护代理公司，27-8

Protestantism，新教，55，127

public broadcasting，公共广播，29

public goods，公共物品，29

punishment，惩罚，41，80，82

R

random methods of justice，正义的随机方式，78-9

Rawls，John，约翰·罗尔斯，87-8，117，130

reciprocal justice，互惠的正义，124

reciprocity，互惠，127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财富的再分配，89

referenda，投票，39

Reformation，宗教改革，55

relevant justice，适当的正义，76，77

religion，宗教

cosmopolitanism and，世界主义与，123-4

and personal freedom，与个人自由，99

and politics，与政治，10

religious freedom，宗教自由，50，55，126

religious groups，宗教群体，101，104

and social justice，与社会正义，85-6

reproductive rights，生育权，104

Republic（Plato），《理想国》（柏拉图），11

republicanism，共和主义，3

resource distribution，资源分配，58，84-6，88

restitution，归还，83

revolutions，革命，7

right to bear arms，持有武器的权利，72

Romanticism，浪漫主义，55

Rousseau，Jean-Jacques，让-雅克·卢梭，10-11，16，38，47，48

Rushdie，Salman，萨曼·拉什迪，101

Russia，俄国，7，9

S

Satanic Verses，The（Rushdie），撒旦的诗篇（拉什迪），101，102

Schumpeter，Joseph，约瑟夫·熊彼特，39-40，42

self-determination，自决，127，129，130

self-regarding behaviour，涉己行为，64-6，72，97

Siena，锡耶纳，1，3，112

slaves，奴隶，16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69

SocialContract，The（Rousseau），《社会契约论》（卢梭），10，11，38

social distribution，社会分配，58，84-5

social diversity，社会多样性，61-2

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35，77，80-2，83-9

feminist and multiculturalist

challenges to，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发起的挑战，104-10

Rawls's theory of，罗尔斯的理论，88-89

shared identity and，共有的认同与，117-18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15

socialist societies，社会主义社会，7

Soviet Union，苏联，60

special rights，特殊权利，52

Stalin，Joseph，约瑟夫·斯大林，60

state，国家，5，19-36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7-8

imposi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政治权威的强加，27，29，31

modern，现代的，20

national identity and，民族认同与，113-18

protection of property，财产的保护，32-3，34

state of nature，自然状态，22-3，24，28，32，37

Stoicism，斯多葛学派，119

substantive fairness，实质公正，35，80

suffragettes，女性参政权论者，95

Switzerland，瑞士，118

T

taxation，税收，26，67，105，118

difference principle，差别原则，89

fairness，公正，34

political authority and，政治权威与，21，27

political judgement and，政治判断与，40-1

political obligation problem，政治义务问题，31

terrorism，恐怖主义，8

theft，盗窃，84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60

tribal societies，部落社会，19

trust，信任

cooperation and，合作与，22-3

mutual respect，相互尊重，53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与被感知的相似性，115-16

truth，真理，15

tyranny，暴政，2，6，130

U

United Nations，联合国，69，122

United States，美国，72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世界人权宣言》，69，70

universal suffrage，普选权，70，101，126

universal truth，普遍真理，15

V

village elders，村庄长者，19

W

warfare，战争，21，115

wealth，财富，16，89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66-7，89

women see feminism，女性见女性主义

world government，世界政府，119-22

版权信息

Global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Manfred B.Steger 2003

Globaliz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全球化面面观

作　　者　【美国】曼弗雷德·B.斯蒂格

译　　者　丁兆国

责任编辑　於　梅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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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索引

序言

时殷弘

在世界政治经济观察和研究中，作为近年来被使用得最频繁（或近乎最频繁）的一个术语，全球化是个动名词。它远不只是指一种既有的状态，也是指一种能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世界各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某些重大方面生成某种趋同为头号主题，在其中跨国和跨社会稠密交往与其变迁效应的范围和深度愈增，改造着所有有关国家、社会和其他人类群体，使之从缺乏全球类同性变成多少具备这样的类同性，从外在于全球体系变成内在于这个体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愈益广泛、深入和复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以及上述交往、变迁、改造和趋同总是有它们的限度，人类生活方式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政治——社会多样性常在不息，永远是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因。

在世界现代史以前，无论全球化过程有怎样的部分潜因和雏形性的类似物，少可争议的是全球化本身发端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航海大发现和西方初始扩张，用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的话说，此时开始创立了取代“旧世界线性体系”的全球“环状构造”。由此初露端倪的原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与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商业经济和现代思想相伴并互动，到 18世纪后期已经可以使亚当·斯密这位自由主义者形成一个在我看来是最初的全球化理论，而到19世纪中期更能使马克思真正宏伟和鞭辟入里地指出全球化过程已有的历史大貌、根本动因和主要效应，连同它的最一般远景。那时以来，在由马克思启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阐发的“世纪性趋势”（包含所谓扩展趋势和深化趋势两者的“增进剥削范围和强度的最长期趋势”）驱动下，全球化促成了种种世界现代史头等重大事态，其中不仅有殖民帝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而且有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和非西方现代大国的兴起，连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当今的全球化观察家和理论家们相对新颖的关注中间，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导致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全球（或跨国）公民社会集团”和跨国公司占有突出的位置，连同它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对民族国家权能的影响。

无论如何，全球化是塑造当代世界基本性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影响下，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力量表现重要，同时国家主权在似乎愈益增多的领域受到愈益显著的侵蚀和削弱。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全球化只是在发达世界内才造就了（并且是广泛和稠密地造就了）真正的互相依赖。大多数国家在争取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相当广泛地采取和顽强地坚持旨在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策，用根本的政治经济学哲理来说，在市场对国家这一关系中，与市场削弱国家的某些权能相对，国家会倾向于抵抗，并且谋求新的权能。还有，越来越明显，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速衰减或消退，反而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显著和广泛地见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而且同样见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

总之，有如我在多年前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这只是对我们时代的合理有用但势必简单化和粗略的界定之一），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趋势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这全球化时代，国际权势结构中会留存就某些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或霸权状态，但同时也存在越来越有力的多极化或权势相对分散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非西方强国的兴起，它带来世界政治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和规范的历史性创新需要。还有，在这全球化时代，一般而言民族国家目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的安全维护者、身份体现、忠诚对象、福利供给来源和正义促成者，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间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内跨国公民社会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用一本著名的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话说，成了在主权国家和政府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力量”，它与前两者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研究中尤其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这关系显然趋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的面貌和性质。

我们面前由声誉卓著的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项译作——美国教授曼弗雷德·B.斯蒂格所著《全球化面面观》——是一部佳作。它难能可贵地契合全球化的历史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以深远的论说、综合的视野和精致的观察，概览和透视了全球化的大部分面貌和性质。不仅如此，它令人赞赏地体现了一种思想方法和立场特征，即在现有的各大类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面前既博采众长，又超越偏颇。这特别是指（像作者在开头着重交代并通篇贯彻的）该书既对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就人类生活繁荣、健康和公平而言——“感到欣慰”，并且“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批判的声音”，其矛头特别针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它们不符合多半由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或“鼓吹全球化者”宣讲的“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即全球化势必带来一个更为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在思想水平和学术品位方面值得称道的著作是一部短作，或用原书副题说是“一番很简短的导论”，并且配以生动和深入浅出的语言、简明丰富的图表和想必同样大得益于课程讲授经验的整套“教学文风”。通过译者的成功的翻译，它们对中文读者甚有裨益。我相信，无论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是专业研究者和有关工作者，阅读这本译作都必有可贵的收获，何况当前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对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效应，它们已经异常剧烈地告诫世人去认真反思全球化，并且反思关于全球化的现有认识、既定观念甚或简单信仰。

2009年1月

前言

针对像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写一本简短易懂的入门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写一本非常简短的入门书，这一挑战就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因此并不奇怪，在现在仅有的几本关于这一主题的入门书中，作者只选择了讨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通常是新兴的全球经济系统、历史、结构、预期的好处和不足。虽然这些有限的论述有助于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货物、服务和劳工的流动，跨国公司，海外金融中心，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新型的国际经济机构，但它们也使得一般读者粗浅地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

诚然，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肯定是全面论述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本书将证实，最好把全球化看成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而不能把它局限在任何单一的主题框架内。全球化的转变性力量确实已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的各个方面。

此外，全球化充满意识形态的叙述形式包含了重要的推论，它给公众提出了一个特定议程；这个议程与它要讨论的话题、要问的问题以及要阐明的主张有关。这些叙述的存在表明，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且还是众多定义、描述和分析这一进程的叙事。在有关全球化的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力量，它想要赋予这一新的流行词语以规范、价值和意义。它不但推进着特定权力的利益并使其合法化，还塑造着几十亿人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为了认清这些说法采用的策略，任何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都应该审视它的意识形态向度。毕竟，在课堂、会议室和街头巷尾，人们围绕着应该把全球化看成“好”事还是“坏”事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深刻意识到，全球化研究超出了当前既定的学术领域。它虽然缺乏一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却包含了巨大的机遇。“全球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它注重全球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要求学习全球化的人熟悉各种学科文献，而以前人们经常孤立地研究这些文献。因此，当今全球化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以某种方式联系与综合各种知识，从而正确对待我们后现代世界日益加剧的流动性和相互依存的本质。总而言之，全球化研究需要一个宽广的跨学科视角，从而能让人一眼窥见“全貌”。长久以来，专家使得学术通才黯然失色，而这样一个全面的思想计划可能会让后者重振旗鼓。

最后，我再说几句澄清的话。虽然本书主要目的在于以描述和解释的方式为读者讲解全球化的各个向度，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潜在的、批判的声音。然而，尽管我以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当代形式的本质和效应，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完全否定这一现象本身。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面这一事实感到欣慰：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地方，人们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与接受他们共同的人性。只要全球范围内思想和商品的流动、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更加有效的环保与所有人更高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保持一致，我就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我批判的矛头针对的是全球化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我觉得它们并不符合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我很想在这里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首先，我要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特别感谢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同事，特别是贾迈勒·纳萨尔和莱恩·克罗瑟斯，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底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深深感谢全世界的众多读者、评论家和听众；几年来，对于我就全球化这个主题的公开演讲和著述，他们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埃尔登·韦格纳，他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办公场所以及教授社会理论夏季课程的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助教瑞安·坎尼，她热情地协助了我的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在檀香山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好朋友，勤奋的研究专家弗朗茨·J.布罗斯威莫，他为我提供了关于全球化历史和生态方面的宝贵资料。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谢利·考克斯，他专业精湛，能力高超。最后，一如既往，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珀尔·贝瑟曼对我不懈的支持。许多人都曾帮助我提高本书的质量，但其中出现的缺陷和不足由我个人负责。

缩略语

AOL　美国在线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CE　　公元前

CE　　公元

CEO　　首席执行官

CFCs　　氟利昂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NN　　有线新闻网

CNBC　　全国有线广播公司

EU　　欧盟

FTAA　　美洲自由贸易区

G8　　八国集团

GATT　　关贸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I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MAI　　多边投资协定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MTV　　音乐电视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TNCs　　跨国公司

UN　　联合国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2001年秋，我为一个本科班开设现代社会政治理论课程。此前不久，恐怖分子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大多数学生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觉得难以理解我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无法把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与一幅展现发达技术、正在进入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图景联系起来。“我理解‘全球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它有时指自相矛盾的社会进程，”教室后排一个充满灵气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不无讽刺地向我发问，“但是，电视上那个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宗教狂热分子正在谴责现代性和世俗主义，你怎么能认为他的形象充分表现了全球化的综合动因？难道恐怖主义的恶行不正是在表现着相反的一面，即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会破坏全球化的进程吗？”显然，这个学生是在指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玛·本·拉登，他在10月7日通过录像带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谴责“国际社会的异端行径”。

强烈的求知欲促使这个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也意识到，全球化作为目前流行的一个术语，它的含义模糊不清；若不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使它具体化，它会永远让人觉得神秘费解。因此，在继续对全球化作出界定、分析和澄清之前，我们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切入主题。我认为应从上文提到的录像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对那些形象进行的解构分析，为什么会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动因。

解构奥萨玛·本·拉登

那盘声名狼藉的录像带没有日期，专家们估计它是在播出前两个星期内录制的。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录像带的发布时间似乎经过精心策划，正好赶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空袭的那一天。虽然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幕僚躲在偏僻的山区，但他们肯定拥有高科技录音设备。而且，“基地”组织成员消息灵通，他们显然能够快捷地利用复杂的信息和通讯网络，在确切的时间掌握有关国际形势。本·拉登曾义正词严地谴责现代性的力量，但正是依靠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他领导的组织才能得以顺利运行。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明显的矛盾，我们可以分析国与国之间复杂的依存链，依靠它，本·拉登的信息才能传送给世界各地的亿万电视观众。录像带从阿富汗东部封闭的大山里一路飞到了首都喀布尔，然后又不知由谁带到了当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外。五年前，国家出资修建了半岛电视台这一电视网络；作为一个阿拉伯语的新闻时事频道，当时它仅提供有限的几个节目。在半岛电视台设立之前，阿拉伯国家根本就没有最前沿的电视新闻业——如可自由表明立场的公众话题采访和观众可电话参与的现场访谈节目。然而在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被欧美火箭和宇宙飞船送入轨道的卫星的强大支持下，半岛电视台就开始为中东观众昼夜不停地播放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节目了。

事实上，随着圆盘式电视卫星天线体积的缩小和大幅降价，半岛电视台的市场份额又进一步扩大了。不经意间，人们发现，即使低收入人群也能买得起这类技术设备。在世纪之交，五大洲的人们已可以全天24小时观看半岛电视台的节目。2001年，半岛电视台总裁与有线新闻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超级跨国公司旗下的一家主要的新闻网——签署了一项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合作协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电视台在全球的扩张。几个月后，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阿富汗战争，半岛电视台已然成为一家势力强大的全球性媒体。它可以把设备租赁给一些重要的新闻媒体，如路透社和美国广播公司，还能向美联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出售卫星时段，甚至还与另外一家美国全国有线广播公司合作，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经济新闻频道。

由于不受国界和地形的限制，这些四处扩张的新闻媒体之间能够有效地开展合作。仅在奥萨玛·本·拉登的录像带送到位于喀布尔的半岛电视台办公室几个小时后，有线新闻网就得到并播放了这盘录像带的副本。布什政府对当代神速的信息交换始料未及，于是要求卡塔尔政府“约束控制好半岛电视台”，宣称未经事先磋商就轻易播出本·拉登的录像带会导致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从而威胁和破坏美国的战事。然而，“损失”已无可挽回，只要拥有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人们就可以在网上观看录像带的片段，浏览本·拉登的全文声明。半岛电视台的网站迅速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其日点击量达七百多万次。

显然，这一系列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使本·拉登的声明快速地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同时必须强调，即使是那些反对、谴责现代性的人也无法逃避全球化的进程。为了广泛传播信息和吸纳新成员，反现代化的人也不得不利用由全球化提供的工具。本·拉登在录像带里的着装打扮就表现了这一点：他内穿阿拉伯的传统服装，外套流行的越南军绿色战服。其实，他的衣着体现了时下的碎片化和交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全球化研究者称为“杂交化”——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的不同文化形式和风格的混合。实际上，那件色彩斑驳的战服上的浅色富有象征意义，暗示着它来自前苏联，同时让人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本·拉登和其他伊斯兰军人曾以激烈的游击战抗击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本·拉登那支从不离身的AK-47式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也可能来自俄罗斯，虽然人们知道，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数十家兵工厂都在生产这种常见的武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共生产了七千多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至少有五十个国家曾用它来装备军队，从而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武器。可见，本·拉登的AK-47步枪可能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然而过去20年间，有组织的犯罪正在快速地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因此不难想象，本·拉登的那支枪可能是“基地”组织和俄罗斯黑手党这类强大的国际犯罪组织走私的军火。那支枪也可能是通过秘密武器交易进入阿富汗境内的。

如果仔细观察本·拉登的右手腕，就不难发现另一点线索，它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强大动因。当本·拉登对着话筒蔑视美国及其盟国时，挽起的衣袖让人注意到他戴着一块时髦的运动手表。看到这只价格不菲的手表，记者们纷纷猜测它的来路。最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一块天美时手表。这种表如同苹果派一样也是美国的特产，而它居然出现在“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手上，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毕竟天美时公司的前身是19世纪50年代成立的沃特伯里钟表厂，它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诺格塔克山谷，在整个19世纪那里一直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瑞士”。现在，天美时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和世界上65个国家的附属企业和营销部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它的公司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其总数达7500人。他们多来自低收入的南半球国家，已经成为了天美时公司全球生产进程的主力。

通过简要地解构录像带里一些重要的形象特征，就不难理解，阿富汗山洞前那个反现代的恐怖分子的形象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的不合时宜，但实际却表现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确实，正是由于世界各地间的相互依存正在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强，地方主义与普世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全球化现象的诸多表现之一。正如本·拉登“纯粹的伊斯兰”这一浪漫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现代想象的结果一样，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以它对技术的迷恋和批量销售的商品，持久地激起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潮流。

对奥萨玛·本·拉登的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实例，它解释了全球化错综复杂而有时又自相矛盾的社会动因。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有利的视角出发，给全球化总结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定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全球化这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让它不再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难以界定和难以说明。

定义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从此，无论是在通俗文献还是在学术文献中，人们一直用它来描述一种进程、一种状态、一个体系、一股力量或一个时代。由于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意义大不相同，因此不加辨别地使用它们经常会让人感到晦涩难解，从而造成混乱。假如草率地把进程和状态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无效的循环论证式的定义。例如，经常说的那个同义反复的定义——“全球化（进程）导致更多的全球化（状态）”——就无法让我们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意义差别。因此，我建议用全球性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状态，它的特点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关联和流动，使许多通常存在的界限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全球性”是指一个确定的、不再发展的终点；相反，这个概念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和其他的状态一样，它注定会被具有独特本质的各种新的社会状态所取代。比如说，不难想象，全球性可能会成为一种叫做“星球性”的东西——对太阳系进行成功殖民后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构成；而且，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全球性的不同社会表现：或者主要建立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价值观念以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之上，或者体现为更多社区性和合作性的社会安排，其中包括了较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有这些可能的表现都证明了，全球性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可以更好地判断哪个表现将可能占据上风。

可是，全球化这个术语应该指一组社会进程；人们认为这些进程把我们的社会状态转化为了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状态。这样，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人类联系的多种变幻莫测的形式。确实，“全球化正在发生”这个流行的说法包含了三条重要信息：首先，我们正在慢慢地远离自16世纪以降渐渐兴起的现代性状态；第二，我们正在走向（后现代）一种具有全球性的新状态；第三，我们尚未达到这种状态。确实，如“现代化”和其他以词缀-ization结尾的动名词一样，“全球化”这个术语暗示着活力，它以清晰可辨的模式，最好地体现在了“发展”或“展开”这一类的观念里。这种展开可能发生得很快也可能很慢，但它总是对应于变化的观念，因此，也意味着当前状态的转变。

因此，探讨全球化动因的学者特别喜欢追踪与社会变化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问题。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在推动全球化？是一种原因还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全球化是统一的进程还是不均衡的进程？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续还是与现代性的根本断裂？全球化与先前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不同？全球化会制造新形式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吗？值得注意的是，把全球化概念化为一种持续的进程而不是固定的状态，这就迫使研究者要密切注意不断变动的时空观念。由此可见，全球化研究者为什么特别注重历史分析和社会空间的重构。

全球化是一组促使我们走向全球性状态的社会进程。这种说法可以消除出现循环论证式定义的危险，但这只是从定义上给出了这一进程的一个特点，即它正在走向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这样笼统地定义全球化，我们就会对它的其他性质所知甚少。为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同于另外一些社会进程的其他特点。然而，一旦研究者为进一步聚焦于所讨论的现象而增加其具体性时，就会引发更多对这些定义的学术论争——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个主题也不例外。全球化之所以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其原因之一就是，学术界对何种社会进程构成了全球化的本质还未达成共识。

虽然见解各不相同，但在学术界众多企图认识全球化进程的本质特点的观点中，我们仍然可能发现它们在主题上存在一些重叠之处，比如说下面五个有影响的全球化定义。这五个定义认为在这一现象的核心存在着四个显著的性质或特点。首先，全球化关系到新事物的创造与现存的社会网络和活动的扩展，它们不断地越过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之间的界限。如同我们在半岛电视台这个实例中看到的那样，造就当今的卫星新闻公司需要联合专业的互联网络、技术革新和政治决策——这样，超越地方结构的新社会秩序才能得以出现。

全球化因此可以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地方联系起来，使得远方的事件影响当地发生的事情，反之亦然。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

全球化这一概念反映了世界交流的极度扩张以及全球市场的视野，这两者都比现代性的前期阶段看上去更加直接和真实。

杜克大学文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可以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它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事务在空间组合上的转变——无论是从广度、强度、速度还是从冲击力上来说——生成了洲际或跨地区的流动，以及活动、互动与权力运作的网络。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集约化，同时又指世界整体性意识的日益强化。

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

全球化压缩了社会关系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1]

美洲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米特尔曼

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反映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和相互依存性的扩张与延伸中。当今的金融市场遍布全球，电子商务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在各大洲都出现了大型购物中心，为那些具有购买力的顾客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包括各个部件分别在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例子，现在我们知道，奥萨玛·本·拉登的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扩大了其活动空间。在新技术和撤销经济管制的协助下，恐怖组织的分支在五大洲的许多国家涌现出来，这最终使“基地”组织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网络，它能够以迄今为止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策划和发动袭击。在一些较为温良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社团、不计其数的地区性及国际性的机构和协会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社会扩展的进程，比如联合国、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无国界医生组织、大赦国际组织、科学家关注联盟、世界经济论坛、微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

第三，全球化与不断强化和加速的社会交流活动有关。因特网在瞬间传递来自远方的信息，卫星为消费者实时提供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图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意味着远方发生的事件会影响某个地方性的事件，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进程，实际上彼此包含：“地方的”与“全球的”形成了一个空间连续体的两个终端，而“民族的”和“区域的”则是这个空间连续体的中心部分。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回到奥萨玛·本·拉登的例子上去。有理由认为，美国和印度计算机实验室的技术突破，以及华盛顿特区、布鲁塞尔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在不断地影响着他的恐怖主义战略；同时，奥萨玛·本·拉登的战略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治家、英国军事工程师和以色列特工的各种活动。人们常说“全球化压缩了时空”，这其实就是说，事情发生的速度在加快，距离在大幅度地缩小。如西班牙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新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技术革命，当今的全球“网络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这些不断进步的革新正在重新塑造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

第四，社会相互关联和依存的产生、扩展及强化不仅局限于物质与客观的层面。如罗兰·罗伯逊的定义所示，全球化也涉及人类意识的主观层面。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化也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间的相互依存日益明显，社会互动迅猛发展。他们认识到地理界限和距离的重要性已日渐消退，从而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成为全球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全球相互依存的经历旷日持久，日益加强，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也因此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方式。

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一些本质特性，由此，可以这样来定义全球化：

全球化指的是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它们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交流和相互依存性，同时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地与远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日益深化。

其他争议点

通过吸取其他有影响的定义中那些共同的洞见，我们给全球化下了一个充分而可行的定义。但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毕竟，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的社会进程——这一社会结构和文化区域的巨大转变会对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各个评论者曾以不同或经常是相互对立的方式，来分析和解释构成全球化的社会进程。学者们不仅对如何合理地定义全球化持有不同意见，而且还对全球化的规模、因果关系、年表、影响、发展轨迹及政策后果争论不休。例如，就全球化的规模，人们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究竟是应该以单一的还是区别对待的方式来理解全球化？这个“多向度”的观念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全球化定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仍需要对它做出详尽的说明。佛教中盲人学者和大象相遇的古代寓言故事，将有助于阐明对全球化各种向度的学术论争的本质。

盲人学者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因此他们决定通过触摸它来获得一幅心灵图像，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知识。摸到象鼻的盲人说，大象像一条活泼灵动的蛇；另一个人摸着大象巨大的腿，说这个动物像一根粗糙而巨大的柱子；第三个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坚持说它像一把柔韧的大刷子；第四个人则摸到了锋利的象牙，便断言大象长得像一柄长矛。关于大象的样子，每个盲人学者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他们的学术声誉取决于他们各自发现结果的真实性，最后盲人学者对什么是大象真正的本质还在争论不休。

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究竟哪个向度包含了全球化的本质——这恰恰再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的后现代版本。即使是那些赞同可以把全球化看做单一进程的学者，他们对社会生活哪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现象的主要论述范围也在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认为经济进程是全球化的核心，其他一些学者则更加重视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一些人则指出环境方面的进程是全球化的本质。如寓言故事中的盲人一样，每个全球化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正确地分辨出了所讨论现象的一个重要向度；然而，他们所犯的集体性错误在于他们企图固执地简化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使它变成一个只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关的论述领域。

诚然，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面临的一项中心任务是，发现更好的方法以判断各个向度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需要注意，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对全球化坚持片面的理解，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一要求，采取一种真正多向度的方法来看待全球化，从而避免有害的简化论。全球化包含多方面且各不相同的多种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或者，我们能这样说吗？

图1全球化学者与大象。

在得出这个重要结论之前，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全球化怀疑论者”阵营的学者提出的几个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有的指责时髦的“全球化言论”最终竟然是“荒唐至极”[2]，有的则较为温和，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更为有限的、不均衡的进程，而并不像那些所谓的“鼓吹全球化者”要我们相信的观点那样笼统。从很多方面看，最激进的全球化怀疑论者就像一个盲人学者，他占据了大象前后腿之间的空档，徒劳地寻找它身体的某个部位。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于是他就指责同行们虚构了子虚乌有事物的离奇故事，并声称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大象”这种动物。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正在迅速得到强化，因此，我不打算去驳斥那些为数不多的完全否认全球化存在的全球化怀疑论者；另一方面，我十分赞同全球化是一个在地理上有限的、不均衡的进程。就如我在下面各章里将要论述的那样，世界上大量的人群，尤其是南半球的人们，无法平等地享用日益密集的网络和基础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和不平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尽管我们看到社会间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强化集中出现在北半球的经济发达国家，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大谈全球化”。毕竟，北半球相互依存的模式正在兴起，它的存在确实反映了全球化的部分倾向，并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在我看来，来自全球化怀疑论者阵营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吗？批评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而且他们还会说，全球化这个概念的使用缺乏历史的精确性。一句话，这群有思想的怀疑论者认为，只要粗略地看看历史，就会知道当代全球化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言。因此，在本书以下几章具体探讨全球化的五大向度之前，我建议让我们认真对待这个重要的观点。确实，批判性地探究全球化所谓的新颖性，与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热点难题密切相关。关于全球化合理的年表和分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到第二章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吧。

【注释】

[1] 时空压缩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提出。他认为，一方面人们跨越空间所需的时间急剧缩短，另一方面时间的缩短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人们在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赖性也相应增强了。——书中注释均由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 原文中的baloney有“骗人之谈”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鲁斯夫人骂某人讨论国际问题说话毫无道理，创立了一个新词globaloney，就是把global（全球性的）和baloney（胡说）两词组合起来，等于中文的“荒唐至极”。这里用来形容由全球化理论家提出的各种空洞的、带偏见的和循环论证的命题。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如果我们问走在伦敦、纽约、曼谷或里约热内卢街头的普通人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他们的回答可能与“新技术”带动下的政治与经济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形式有关，如个人电脑、因特网、移动电话、寻呼机、传真机、掌上电脑、数码相机、高清晰电视、卫星、喷气式飞机、航天飞机和超级油轮。尽管如以下几章所示，技术对当代全球化各种存在形式的解释并不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否认新技术在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全球性的社会依存和交流方面的作用，那将又是愚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特网，它通过创建能够连接亿万人、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的万维网，对促进全球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不过30年的时间，因此，如果我们赞同那些评论者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新现象，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然而，我们在前一章定义全球化时，同时所强调的是这一现象的动态本质。全世界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意识的总体增长，都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循序渐进的进程。例如，研制出手提电脑和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工程师都站在技术创新先驱的肩膀上，是先驱们创造了蒸汽机、轧棉机、电报机、留声机、电话、打字机、内燃机和电器用品。反过来说，这些产品的存在又依赖于更早的技术发明，如望远镜、罗盘、水车、风车、火药、印刷机和远洋轮船。为了承认所有的历史记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更为遥远的年代出现的重大社会成就和技术成就，比如造纸、文字的演化、轮子的发明、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和驯化、语言的出现，以及在人类进化的发端时期，我们非洲祖先缓慢的向外迁移。

这样，对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愿意把导致最近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原因追溯到多久之前——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把全球化这个流行的词语与技术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为了理解全球化的当代特征，有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全球化的历史范围限制在了后工业社会[1]的过去40年；其他学者则想把这一时间表扩大，进而包含19世纪这一具有开拓性进步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全球化真正代表的是一些复杂进程的延伸和继续，而这些进程始于五个多世纪前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和现代性出现的时期；其他少数研究者则不愿把全球化限制在仅仅使用十年或世纪量度的时段范围内，他们宁愿建议，这些进程几千年来一直都处于发展过程中。

无疑，这些争论不休的视角各有洞见。在随后几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赞同第一个角度的人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证明他们的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全球交流的急速增加和膨胀表现了全球化历史的一次巨变；提出第二种观点的人一针见血地强调，在所谓的工业革命的技术爆炸与全球化的当代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代表第三种观点的人则准确地指出了16世纪发生的时空压缩的重要意义；最后，坚持第四种观点的人提出了一个颇有道理的论点，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我们地球历史中的古代发展和持久动因，那么任何对全球化真正全面的论述都会存在极大的欠缺。

无可避免，下面这个简短的年表也是笼统的和不完整的，但它却足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以社会交流速度的显著提高和地理范围的急剧扩大作为划分依据，这一简短的历史年表确定了五个显著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必须记住，我的年表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线性发展，也并不提倡一种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全球化的历史涉及我们这个星球所有主要的地区和文化，其中充满了不可预料的意外、剧烈的转变、突然的间断以及戏剧性的逆转。

这样，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把一些具有决定论意义的观念，如“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强加给全球化。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发生的技术和社会的巨大飞跃曾把这些进程的强度及其在全球的范围推进到新的水平。记住这些应该注意的方面，再去探讨和分析全球化的简短年表，我们就能领会每个时期的新颖之处，以及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的连续性。

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3500年）

让我们从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开始，来对全球化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概述。当时，一小群猎人和采集食物者到达了南美洲的南端，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非洲祖先一百多万年前以来在五大洲定居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虽然直到更近一些的时期，才有人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的一些主要岛屿栖息，但真正的人类全球散居已最终完成。游牧者最终成功地定居南美洲，这全靠他们西伯利亚祖先的迁徙功绩，他们早在此前1000年前就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了。

在这一全球化的最早时期，遍布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群体的相互接触大多是偶然的，在地理上也是有限的。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一倏忽而逝的社会互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自产食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适合驯养和驯化的动植物在自然界的出现，以及各大陆在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日益发展的农业定居点当中，最为理想的只有位于或靠近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中东的新月沃土、中国的中北部、北非、印度的西北部和新几内亚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早期的农夫和牧人的食物有了剩余，人口开始增长，出现了永久的村落和防御性的城镇。

流浪的游牧人群定居下来，组建了部落和酋长领地，并最终发展为强大的农业生产国家。高度集权、阶层化的族长式社会结构从本质上瓦解了政治权力分散、实行平等主义的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群，酋长和祭司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们无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些农业社会第一次具有了额外供养两个社会等级的能力，这两个等级的成员不需要参加食物生产。一群人由全职的手工业专门人员组成，他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如功能强大的铁器、由贵金属制成的精美的装饰品、错综复杂的灌溉沟渠、精致的陶器和编制物品，以及雄伟的建筑物；另一群人则由专门的官吏和士兵组成，他们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统治者的领导下垄断暴力手段，为中央集权领地的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剩余粮食做精确的账目统计，获取新的领土，建立永久的贸易路线，以及到远方进行系统的探险活动。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史前时期的全球化是十分有限的。能够克服当时存在的地理和社会障碍的先进技术基本上还尚未出现，因此从未实现持久和远程的相互影响。只有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集中管理的农业、宗教、官僚体制和战争才逐渐产生；它们作为日益强化的社会交流模式的主体，将把世界很多地区越来越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前现代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1500年）

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中部地区发明了书写文字，这大致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南亚发明轮子的时间相重合。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标志着史前时期的结束，集中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把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向东西方向延伸，这一特点曾经有利促进了同一纬度上适合作为食品的农作物和动物物种的快速传播——新技术在相距遥远的大陆各地扩散仅仅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显而易见，这些发明创造对加强全球化进程很重要。此外，轮子的发明促进了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革新，比如，畜力车和固定的道路使得人和物品的运输更加高效和快捷。除了思想和新发明的传播，书写文字极大地协调了复杂的社会活动，因此也有助于大型国家的形成。这一时期所兴起的大板块中，只有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在没有轮子和书写文字的帮助下，变成了强大的印加帝国。

图2带有楔形文字的亚述陶片，约公元前1900——公元前1800年。

因此，前现代时期是帝国时代。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对其他国家的长久统治，随后积聚的大片领土为埃及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罗马帝国、印度帝国、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非洲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些帝国都增加和扩展了远程交流以及文化、技术、商品和疾病的传播。在这些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帝国中，持续时间最长、技术最发达的无疑就是中华帝国；仔细查看它的历史，就会发现全球化的一些早期动因。

在数个独立王国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军队最终统一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土地。在随后的1700年里，接连更替的汉朝、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统治着由庞大的官僚体系支撑的帝国，它们的势力扩展到遥远的地区，如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地中海、印度和东非。光辉灿烂的艺术和哲学成就促进了其他知识领域（如天文学、数学和化学）的新发现。中国在前现代时期有一大串技术革新，主要包括改进的犁具、水利工程、火药、天然气的利用、罗盘、机械钟表、造纸、印刷技术、刺绣精美的丝织品以及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中国修建了由上千条小运河组成的大型灌溉系统，从而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同时也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河运系统。法典的制定、度量衡以及货币价值制度的确定促进了贸易和市场的扩展，车轴大小和道路的标准化使得中国商人第一次准确地计算出了进出口货物所能达到的数量。

图3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后又多次重建。这是唯一从太空用肉眼能看见的人类工程。

在这些贸易路线中，扩展最远的要数丝绸之路。它把中国和罗马帝国连接了起来，而帕提亚人则较好地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在丝绸之路到达意大利半岛1300年后即公元前50年，一群真正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全球旅行者，包括闻名遐迩的摩洛哥商人伊本·巴图塔和威尼斯马可·波罗家族的商人们，就是依靠这条伟大的欧亚大陆贸易路线，到达了北京富丽堂皇的蒙古可汗皇宫的。

到15世纪，由上千艘长400英尺的越洋船只组成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船队，穿越了印度洋，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短暂的贸易据点。然而，几十年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决定，中断了海外航海事业，导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阻碍。如此一来，他们扼杀了萌芽时期的工业革命，这一发展机会曾使相对小得多的欧洲国家成为了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历史主体。

这样，截至前现代末期，由几条连锁贸易路线组成的全球贸易网络，把人口最为稠密的欧亚和东北非地区连在了一起。虽然澳洲和美洲大陆尚未成为这一不断扩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存网络的组成部分，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却已经在其半球成功地开发了主要的贸易网络。

这些经济和文化交流网络不断扩张，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又导致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城镇中心的快速成长。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中，地方性的宗教变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知的几大“世界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加大，更远地区间的社会交往加强，腺鼠疫这样的新型传染病得以广泛传播，比如，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分别使中国、中东和欧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然而直到命运攸关的16世纪，当“新”、“旧”世界产生碰撞的时候，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令人避之不及的副产品才以最可怕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大约一千八百万美洲土著死于欧洲入侵者带来的可怕病菌。

早期现代时期（1500——1750年）

“现代性”这一术语已经和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运动发展了客观科学，获得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形式，把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从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和暴政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早期现代”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及其社会实践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催化剂。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阿尔卑斯山西北部的欧洲人对技术和其他文明成就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来自中国和伊斯兰文化领域的技术革新的散播却让他们受益良多。大约五百年后，虽然中国的政治影响已经削弱，新月沃土也出现了明显的生态恶化，但欧洲强国并没有深入非洲和亚洲的腹地；相反，它们把扩张的欲望转向了西方，试图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有利可图的海上新航线。他们得到了一些发明创造的协助，如机械化的印刷技术、精巧的风车和水车磨房、四通八达的邮政系统、改进的海运技术和发达的航海技术，再加上宗教改革的巨大影响以及有限政府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质的飞跃背后所存在的主要力量，它们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口、文化、生态和经济的互动。

当然，在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大都市中心及其所属的商业阶层的兴起是强化全球化趋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欧洲的经济实业家体现着个人主义的新价值观和无限的物质积累，他们为后来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来自他们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刚刚起步的资本家的商业公司就不可能实现世界性的扩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君主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探索新世界，创建跨地区的新市场——与他们富有异国情调的“贸易伙伴”相比，这带给他们的好处要大得多。到17世纪早期，他们试图在海外设立贸易据点以获取高额利润，为达到这个直接目的，他们建立了像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份制公司。随着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不断扩大和增长，它们获得了管理大多数洲际经济交易的权力，在贯彻执行社会制度和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使得后来的殖民政府能够对这些外国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与此相关的一些开发，如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和美洲人口的强行迁移，给数以百万计的非欧洲人带来了痛苦和死亡，同时却让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原籍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当然，欧洲本土的宗教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高加索人流离失所，而且，由于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军事联盟和政治安排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到1648年，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承载，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2]中演化出的拥有主权和领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就在现代早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愈发密切。

图41626年出售曼哈顿岛。

现代时期（1750——1970年）

到了18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屿被渐渐并入了由欧洲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网络。在数次面对了“远方”的故事和无数“他者”的形象后，欧洲人及其在其他大陆的后裔主动承担了保卫普遍法律和道德世界的责任。虽然他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倡导者，但奇怪的是，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行径、对自己社会的内部以及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他们却浑然不觉。大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使得它们的规模有所扩大，从而敢于反抗强大的政府控制：企业家和他们的学术搭档开始传播一种将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合理化的哲学，赞美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认为它基于自由市场及其“看不见的手”的天意运作。

1847年，德国政治激进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出名著《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这段话记录了现代时期社会关系质的转变，它把全球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美洲的发现为大工业和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市场开辟了道路。后者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航海和陆上的交流，然后这些发展又引起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工业、贸易、航海和铁路的发展也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兴起同步，这使得中世纪旧的社会阶级退居幕后。……为销售产品，资产阶级带着强烈的欲望不断扩大全球市场，他们到处定居、开垦、建立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资产阶级迅速改进生产工具，利用日益便捷的交流模式把所有的民族都推入文明——即使最不开化的民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它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

作者自译

确实，在1850到1914年间，世界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在跨国银行的带动下，资本与商品相对自由地跨越国界进行流通，因为以英镑计价的金本位制度使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和荷兰盾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大多数欧洲民族国家急于获得自己独立的资源基地，把大半个南半球置于直接殖民统治之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化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几乎占全国总产出量的12%，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的价格体系促进了谷类、棉花和各种金属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带包装的品牌产品，如可口可乐饮料、金宝汤、胜家缝纫机、雷明顿打字机也第一次亮相。为了提升这些公司的全球形象，国际广告机构首次发动了跨国界的全面商业促销活动。

然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不可能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依存性的强化。自然，维护这些新兴的工业体制需要如电力和石油这类新型的能源；对这些能源的滥用，则导致了无数动植物物种的灭绝以及整个地区的毒化。而另一方面，铁路、机械化的海运以及20世纪的洲际空运已成功克服了仅存的地理障碍，建立了真正的全球化基础设施，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这些交通方面的发明创造相得益彰。电报在1866年后跨越大西洋，从而使得两个半球实现了即时信息交换；而且，电报为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促使新兴的通讯公司提出宣传口号（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欢呼一个“无法分离、紧密相连”的世界的到来）。最终，在20世纪出现了流通量极大的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人们越来越觉得世界正在迅速变小。

图519世纪末东欧移民抵达纽约城。

现代时期也是一个人口空前膨胀的时代。从公元元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从仅仅3亿增长到7.6亿，而到1970年世界人口已增至37亿。强大的移民浪潮加剧了原有的文化交流，转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受人欢迎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充分利用了这一推动力量来提高生产力。20世纪初期，这些国家已作为引人注目的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而与此同时，它们也努力控制移民的大量涌入，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官僚控制形式和监管方法，收集了更多关于国民的资料，同时阻止“不受欢迎的人”入境。

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财富和福利差距超出了人们的承受限度，在北半球的各种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工人开始以政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然而，尽管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呼吁国际社会阶级的团结与联合，却基本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倒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想象。无疑，由于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世界贸易的过度自由化，到20世纪初期，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开始加剧；随后，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长期的全球经济萧条，以及为保护狭隘的政治团体而采取的敌对措施。

轴心国集团在1945年的战败及非殖民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全球流动和国际交流开始缓慢复苏。《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民族国家新的政治秩序，展现了全球民主管理的前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世界主义的美好前景随着冷战的到来很快消失，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世界被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美国控制的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前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全球性冲突的幽灵，它实际上能摧毁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

当代时期（自1970年开始）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曾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和国际交流的产生、扩张和加剧激动人心，它们代表了全球化历史上另一次巨大的飞跃。但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人们有理由创造出一个流行词语（不仅吸引了公众的想象，而且还引起了这样强烈的不同情感反应）？当代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本书自始至终都会思考这些重要问题可能的答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全球化”这一术语的使用限制在当代时期，同时谨记这些进程的动因千万年前就已产生了。

在开始下一阶段的旅行之前，让我们暂停一下，回想在第一章提到的重要一点。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而是一组不均衡的进程，在几个层面和各个向度上同时运作。我们可以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存比喻成一条精致的挂毯，它的形状和颜色相互重叠交错。然而，就像一个汽车技工学徒为了解发动机的运转必须先关掉然后拆卸它一样，为了弄明白全球相互依存的网络，学习全球化的人也必须分析它的特性。在以下各章，我们将认识、探讨和估量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模式，同时关注它作为一个各部分相互影响的整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将分别研究全球化的各个向度，而不会把全球化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方面。这样，我们就能避免那个让盲人无法全面了解大象的莫大错误。

【注释】

[1] 一般认为1970年前后，工业社会已进入与一百多年前欧洲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相似的变化期，即后工业社会。其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由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民族与全球资本的扩散，职业构成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导等。

[2] 源自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等国际关系准则，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在前一章开头我们讲到，新技术是当代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确实，最近30年来，重大的技术进步就很好地说明了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人们从事经济生产以及组织商品交换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显著地体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转变。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和拓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流动激发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市场已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新的国家经济关系。作为构成21世纪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集团，庞大的跨国公司、强大的国际经济机构以及大型的地区贸易体系随之出现了。

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

当代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渐出现，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于二战即将结束时在沉寂的新英格兰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经济会议。在美国和英国的带领下，北半球主要的经济强国都改变了其在战争期间（1918——1939年）的保护主义政策。与会国一致同意将不遗余力地扩大国际贸易，并决定订立管理国际经济活动的条款；而且，它们还决定建立更加稳定的货币兑换体系，维持各国货币值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在这些预定的规则内，各国可以自由控制其国界的渗透性——各国可以确立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布雷顿森林会议还为三个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度奠定了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为了管理国际货币系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称为世界银行——原是为了向欧洲战后重建提供贷款而成立的，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目标进一步扩大，开始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工业项目提供贷款；最后，1947年，作为全球性贸易组织的关贸总协定成立，它负责制定并执行多国贸易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替代了关贸总协定。我们在第八章中将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及效果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已成为了公众激烈争论的焦点。

在约三十年的运作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大地促成了被评论者称为“管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建立。现存的由国家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机制使得就业充分，福利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工资的提高和社会服务的改进暂时缓和了北半球富国的阶级矛盾。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它的消失加强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后来评论家把这种趋势看做是全球经济新秩序被分娩时的阵痛。这是怎么回事呢？

图6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逐渐削弱了美国工业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废除了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在随后10年里，全球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形式为：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过高的公共事业赤字，以及两次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控制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的供应。最认同管制资本主义模式的北半球的政治力量在一系列选举中大败，这是由提倡以“新自由主义”方式对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保守政党导致的。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来自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他们认为，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市场趋向于保持供需平衡，从而保证最有效的资源分配。在这些英国哲学家看来，任何对自由竞争的束缚都将扰乱市场机制的天然效能，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政治腐败，以及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的产生。他们还提倡取消进口关税以及影响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其他壁垒。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又把被曲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了这一学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竞争最文明的形式，其中的“适者”自然会获得成功。

然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即使是欧洲和美国最保守的政党也放弃了那些“放任主义”的思想，相反，它们采用了国家干预主义这种更为人所广泛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宣传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有意识地把全球化的观念和全世界的经济“解放”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1989至1991年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新秩序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从此出现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三项最重大的进展：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势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作用的加强。下面我们来简要地审视一下这些重要特征。

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措施包括：

1.公有企业的私有化

2.撤销对经济的管制

3.贸易及工业的自由化

4.大幅削减税额

5.采取“货币主义”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甚至不惜增加失业率

6.严格控制劳工组织

7.减少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性支出

8.缩小政府部门的规模

9.扩大国际市场

10.不再控制全球金融资金的流动

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

许多人把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有争议的问题联系了起来。的确，从1947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贸易总值增幅惊人，已由570亿猛增至60000亿。最近几年，当北半球富国通过地区及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不断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单一市场时，公众对自由贸易所谓的好处和坏处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向公众保证，消除或减少国与国之间现有的贸易壁垒，就可以让消费者获得更多的选择、增加全球财富、确保国际关系的平稳，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技术。

的确，有证据显示，一些国家因为自由贸易增加了国民经济生产力。不仅如此，专业化、竞争和技术传播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人们还不十分清楚，自由贸易产生的利润是否在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得到了公平分配。大多数研究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扩大。因此，工会和环境保护组织严厉地批判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它们宣称，消除社会控制机制使得全球劳动标准降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南半球欠北半球的债务越来越多。我们将在第七章再讨论全球不平等这一问题。

南半球：一种比债务更糟的局面

资料来源：戴维·鲁德曼，《还在等待大赦年——第三世界贷款危机的实用解决方案》，《世界观察专论》（华盛顿特区：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4月）：“福音两千年”英国网站www.jubilee2000uk.org，2001年5月17日阅览；“福音两千年”美国网站www.j2000usa.org/action5.htm；“减免债务”组织网站www.dropthedebt.org，2001年5月22日阅览；约瑟夫·卡恩，《美国为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抗击艾滋病》，《纽约时报》，2000年7月18日。次级文献：《世界观察》，第14卷，第4期，2001年7/8月，第39页。

撤销管制和自由化的进展，1980——1998年。

资料来源：文森特·凯布尔，《全球化与全球管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99年），第20页。

贸易的国际化与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同步发生。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撤销利率管制、消除信用控制，以及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私有化。随着限制的减少和投资机会的增加，金融交易的全球化增加了金融业不同部分之间的流动性。随着欧洲、美洲、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逐步撤销对资本和证券市场的控制，这种新的金融基础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10年后，东南亚国家、印度和几个非洲国家也相继效仿。

上世纪90年代期间，新的卫星系统和光导纤维通讯电缆提供了基于因特网技术的传导系统，这进一步加快了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如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那本畅销书风靡一时的书名所言，很多人“以思考般的速度做生意”。众多个人投资者不仅利用全球电子投资网下订单，而且还可以获得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进展方面的宝贵信息。2000年，“电子商务”、“dot.com公司”，以及其他实际参与这种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人，仅在美国就通过网络完成了4000亿美元的交易。到2003年，全球商务交易预计会达到60000亿美元。企图连接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股票交易的投机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种计算机网络空间中的金融“超市”将遍布全球，它的电子触角会伸向无数张分散的投资网，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十亿次的贸易。

然而，在这些全球金融交易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与为生产性投资（如组装机器和组织原材料、工人生产可出售的商品）提供资本无关。大多数金融资金以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以及其他只涉及货币交易的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形式增长，它们以承诺未来的生产利润做交易——换句话说，投资者是在对还不存在的商品或货币比率下赌注。例如，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在推进高风险创新的高度敏感的股票市场的控制下，世界金融体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竞争疯狂以及普遍不安全的特点。全球投机商经常利用金融和银行的脆弱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然而，由于这些国际资金可以快速地反方向流动，它们就能够建立人为的繁荣——衰退循环，从而威胁整个地区的社会福利。1997至1998年期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近来金融交易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倒退。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为了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菲律宾政府都逐渐取消了对国内资金流动的限制。为建设更稳定的货币环境，这些国家提高了国内利率，并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的价值联系起来。随后，缺乏理性的国际投资者欣喜若狂，这使得整个东南亚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飞速上涨。然而直到1997年，投资者才发现，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实际价值。他们惊恐万状地收回了1050亿美元，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废除联系汇率。由于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货币价值自由下滑，这些国家用尽了它们全部的外汇储备。由此，经济产出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工资水平直线下跌。国外银行和债权人做出反应，拒绝新的贷款申请和扩大已有的贷款。1997年末，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痛苦之中，并产生了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由于国际社会的经济援救方案，加上迅速以最低价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东南亚的商业资产，这才勉强免于遭致灾难性的后果。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的普通民众还在经受由那场经济灾难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可怕后果。

图7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每个交易日有数十亿股票在这里易手。

跨国公司的力量

所谓跨国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早期现代商业企业的当代版本。在几个国家拥有子公司的大公司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7000家猛增到2000年的5万家。像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三菱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这些企业，都属于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所有这些公司的总部无不设在北美、欧洲、日本以及韩国，这种地理分布的集中性反映了当下南北之间不均衡的力量关系；然而即使是在北半球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力量差别。1999年，200家主要跨国公司中有142家的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

就经济实力而言，这些公司超过了民族国家，它们掌控着全世界大多数的投资资金、技术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为了保持其在全球市场领域的显赫地位，跨国公司经常与其他公司合并，近期的合并包括：世界最大的因特网供应商美国在线与娱乐界巨头时代华纳合并，其总额为1600亿美元；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以430亿美元收购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1150亿美元的斯普林特公司与世界通信公司的合并。仔细研究公司的销售额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发现：全球经济100强中有51个是公司，而只有49个是国家。由此，难怪一些评论家会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描述为“公司全球化”或“来自上层的全球化”了。

随着政府逐渐撤销对全球劳务市场的管制，跨国公司加强了它们的全球运作。在南半球，它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有利的生产条件，这就提高了公司的灵活性和效益。跨国公司占有世界贸易70%以上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它们的国外直接投资以每年15%左右的幅度递增。它们能够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把生产进程分割为众多环节，这反映了全球生产本质的变化。这种跨国生产网络使得如耐克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大众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够以全球规模生产、分配和销售它们的产品，例如，耐克公司就将全部生产分包给了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75000个工人。跨国生产网络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越过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工人组织，从而增强全球资本主义的实力。在几次成功的消费者抵制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中，通过赢得公众的参与，全世界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积极分子对跨国公司的这些策略做出了回应。

跨国公司与国家：一项比较

资料来源：销售额：《财富》杂志，2000年7月31日；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实力的增长深刻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结构与功能。这些巨型公司及其全球战略已经成为了全球贸易流动、工业分布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跨国公司在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诺基亚公司在芬兰经济中的作用

诺基亚公司是以芬兰西南部一个小镇的名字命名的，它从十多年前一个不起眼的公司一跃成为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世界上销售的每100部手机中就有37部是由该公司生产的。现在，它的产品用一张无形的网将全球10亿人连接起来。然而诺基亚公司给芬兰的回报，即让它成为全球令人瞩目的内部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却是以经济依赖为代价的。诺基亚公司是芬兰经济的龙头，占有股市价值的三分之二以及全国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该公司雇佣了22000个芬兰人，这还不包括大约两万个凭合同为诺基亚工作的本国非芬兰裔雇员。诺基亚公司为荷兰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其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然而当近些年诺基亚公司的发展速度减缓时，公司主管人员透露说，他们对国家相对过高的所得税不满。现在，很多芬兰民众担心，诺基亚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个管理人员的决策可能会迫使政府减少公司税收，从而废弃本国丰厚的、平等主义的福利制度。

国际经济机构作用的加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最常提到的三个国际经济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机构享有制定并实施全球经济规则的特殊地位，这是由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实力差别决定的。由于我们将在第七和第八章中详细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在此我们要重点讨论另外两个机构。如前文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期间，这两大机构的作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与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日程与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这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市场，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贷款，作为回报，它们应债权国的要求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的“结构性调整计划”。20世纪90年代这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后，经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是由20世纪70年代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约翰·威廉森设计并调整的。这一计划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针对还有大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债残留的国家的，其官方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债务国的内部经济机制，从而有利于它们尽早偿还贷款。然而，实际上，这个计划的条款清楚地表现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威廉森所界定的“华盛顿共识”的10个要点要求各政府必须实行以下结构调整，然后才能获得贷款资格：

1.确保财政纪律，控制预算赤字；

2.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在军事和公共管理方面；

3.税制改革，旨在创建一个基础广泛、执行有效的体制；

4.金融自由化，由市场来决定利率；

5.实行竞争汇率，支持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

6.贸易自由化，外加取消进口许可制度以及降低关税；7.促进国外直接投资；

8.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高效管理和提高效益；

9.撤销对经济的管制；

10.保护产权。

难怪这一计划叫做“华盛顿共识”，因为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发放的大部分“开发贷款”或者进了独裁政治领导者的私囊，或者养肥了他们通常为之服务的当地企业和北半球公司。有时候，过多的资金都消耗在了不成熟的建设项目上。最重要的是，结构性调整计划很少能达到“开发”债务社会的预期效果，因为削减公共开支的规定减少了社会项目的数量和教育机会，加剧了环境污染以及绝大多数人贫困的程度，最典型的就是国家预算的最大份额都消耗在了供给未偿还的债务上。例如，1997年发展中国家支付债务的总费用为2920亿美元，但得到的新贷款却只有269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南半球向北半球净转移了230亿美元的财富。在反全球主义势力的压力下，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才同意考虑一下在特殊情况下豁免总括债务的一项新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阿根廷

不到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认为阿根廷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结构性调整计划导致阿根廷的国有企业走向私有化，关税被削减，很多社会项目被废除；阿根廷政府为较低的失业率、钉住美元的稳定货币以及雄厚的外国投资而庆幸。短短的几年之间，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从紧的偿还新贷款的措施时，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出现了问题。2000年6月，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赤字方针的要求从而得到72亿美元的应急信用额度，政府开始缩减预算，这引发了集体大罢工，国家陷入了瘫痪状态。2002年1月，在经过了大城市数月强烈的街头抗议活动之后，阿根廷正式决定不偿还高达1410亿美元的巨额公共债务。为了防止国家金融和社会的彻底崩溃，在短短两个星期内，阿根廷第五任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进一步限制人民获取储蓄存款，降低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几小时内，货币贬值三分之一，普通人的劳动成果被洗劫一空。“阿根廷已经破产完蛋，”总统承认，“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把所有一切都一扫而空。”

如本章所示，我们几乎无法将全球化的经济视角与对政治进程和机构的分析截然分开。毕竟，全球经济互联性的加强不是简单地凭空而来；相反，它是由一系列政治决策启动的。因此，本章尽管承认经济学对我们讨论全球化的重要性，但在同时，最后还想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应该怀疑那些片面的说法，即把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看做全球化的主要方面并将其视为快速发展背后的动力。全球化的本质是多向度的，它要求我们更加详尽和充实地去论述全球化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互动。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政治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政治关系的强化和扩展。这些进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们与国家主权的原则、政府间组织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与全球管理的前景相关。显然，这些主题与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政治安排的演变相对应，从而开辟了全新的概念基础。毕竟，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以领土为界来建构他们的政治差异，从而产生一种对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地球的社会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为“本国”和“外国”，这与人们创造一个基于共同的“我们”和陌生的“他们”之上的集体身份相对应。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依赖于心理根基和文化想象，它们传达了生存的安全感和历史的延续感，同时要求以民族忠诚来考验公民。在将他者形象妖魔化的影响下，人们相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这为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能量——正如现代国家强大的生产能力为上世纪的“全面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一样。

全球化的当代表现部分地越过了这些古老的领土国界；在这一过程中，它同时也弱化了坚不可摧的观念和文化分界。在强调这些倾向的同时，鼓吹全球化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政治、统治和管理上彻底的“去领土化”。而全球化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些说法最多不过是不成熟的表现，从最坏处说甚至是错误的，他们不但确认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承载者仍然具有相关性，而且指出地区集团的出现是新形式的领土化的迹象。因为这两群人对现代民族国家命运的估量存在差异，所以他们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孰轻孰重也在争论不休。

在这些争论中，出现了探讨政治全球化程度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跨越国界的资本、人口和技术的大量流动是否真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第二，这些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第三，我们是否已经看到全球管理的出现？在详细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简要地考虑一下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主要特征。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欧洲的政治发展。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新教宗教改革后欧洲大国的一系列宗教战争。以最新形成的主权和领土原则为基础，随之出现的自给自足、非个人化的国家模式，挑战了中世纪拼凑起来的小政体。这些小政体的政治权力往往是地方性的，它们集中在个人手里，但仍然服从于一个较大的帝国政权。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出现并没有使广袤的帝国疆域的跨国特点在一夜之间黯然失色，但它却逐渐强化了一个新的国际法观念，该观念基于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自决权这一原则之上。不管是处于法国和普鲁士专制国王的统治下，还是处于形式更加民主的英国和荷兰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国领导者的统治下，这些统一的疆域都构成了现代性世俗的基础和民主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根据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看法，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1.世界由不承认更高权威的拥有主权领土的国家组成，而且划分为这样的一些国家。

2.主要由单个国家掌握制定法律、解决争端以及实施法律的过程。

3.国际法倾向于建立共存的最低规则；建立长久关系是一个目的，但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目标。

4.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的责任只是与当事人相关的“私人问题”。

5.认为所有国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法律条款并不考虑国力的不平衡。

6.国家通常以武力解决争端，一切都是由强国说了算。实际上并不存在遏制武力使用的法律约束，国际法律准则只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

7.所有国家共同的首要任务在于把限制国家自由的障碍减少到最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国家管理机构进一步扩张，专业外交进一步发展，国家成功地垄断了高压政治手段；而且，国家提供了商业扩张所必需的军事手段，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政治统治模式在全球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有名的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十四点”协议，致使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他设想所有形式的民族身份都应该在领土上表现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实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而且，由于威尔逊把民族国家神圣化为他所提出的国际体系的道德和法律的最高点，他无意间就使那些激进的种族和民族主义势力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它们把世界主要强国再次推进了一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然而，威尔逊对民族国家的苦心孤诣与他的国际主义梦想是分不开的，他想在国际联盟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集体安全的全球体系。随着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威尔逊意在使国际合作形成机构的想法最终得以实现。虽然联合国和其他新兴的政府间组织深深根植于以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但它们也促进了跨越国界的政治活动不断扩展，并因此破坏了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加强，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迅速转变为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这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成了挑战。1990年，海湾战争伊始，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成功地宣布了“新世界秩序”的产生，这实际上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死亡，新秩序的领导者不再尊重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只与当事国有关的看法。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不再可行了吗？

民族国家的终结？

鼓吹全球化者以肯定的方式回应了以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在更为根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次要现象而已。他们主张，一股不可遏制和无法抗拒的技术和经济力量几乎已经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它会破坏政府重新引入限制性政策和规定的所有企图。这些评论者赋予经济一种不同于政治甚至超越政治的内在逻辑，他们期待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届时，政府的主要作用将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超导体而已。

图8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安理会由15个国家组成，其中的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是永久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的规定，成员国必须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鼓吹全球化者宣布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兴起是为了让公众相信，作为理解社会政治变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全球化必然涉及国界的消亡。因此，这群评论者认为，政治权力存在于全球社会的构成中，体现在全球网络而不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上。实际上他们主张，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了。随着领土的分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就连国家也不再那么有能力决定国内社会生活的方向了。比方说，由于与真正的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相比，民族国家控制汇率或者保护本国货币的能力相形见绌，它们也就更容易受到其他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对此，国家并不能进行实际的控制。鼓吹全球化者坚持认为，地方经济与近乎完美的全球生产交换网络的联合将决定未来最基本的政治秩序。

一些全球化怀疑论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反而强调政治在释放全球化力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通过政治力量进行成功动员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快速扩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的自然法则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反，它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撤销资本国际限制的政治决策。一旦那些决策得以执行，全球性市场和新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这一观点清楚地表明，领土仍然很重要。因此，全球化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无论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还是以世界性城市的形式而运作，传统的政治单位仍然难脱干系。

在我看来，无论是鼓吹全球化者还是全球化怀疑论者，他们都还在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种令人特别苦恼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无论如何，政治决策启动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形式，而这些决策又是在某些特定的经济语境里制定的。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最近的一些经济发展，如贸易自由化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政治选择——在南半球尤其如此。例如，资本现在已经越来越容易逃脱税收和其他国家政策的限制，这样一来，全球市场经常削弱了政府设定独立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强制执行国内标准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的衰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权力向地区、地方政府和各种跨国机构的转移。

另一方面，这一妥协让步未必是说，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政府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从而使它们的经济或多或少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另外，民族国家仍然控制着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确实，人们经常援引说，全球一体化这一总趋势最为显著的例外就是控制移民以及登记和监管人口。虽然世界上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控制移民却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核心事务。许多政府企图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那些来自南半球穷国的人口。即使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年均六十万左右的移民也只不过是20世纪头20年记录数的一半而已。

最后，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全世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安全措施，由此反映出的政治动因与鼓吹全球化者所预言的无国界世界正好相反。一些民权运动者甚至担心，全世界爱国主义的卷土重来或许会使国家重新限制运动和集会。而与此同时，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了以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国家安全结构的不足，从而迫使各国政府致力于新形式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世界中的民族国家。

资料来源：简·阿特·肖尔特，《世界政治的全球化》，选自约翰·贝里斯和史蒂夫·史密斯编写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2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拒绝过早地宣布民族国家即将终结，同时也要承认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履行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当代全球化已削弱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之间的一些传统界限，同时促进了跨国界的社会空间和机构的成长，这自然又动摇了传统的政治格局。21世纪伊始，世界正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后现代全球管理形式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政治全球化和全球管理

政治全球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了跨国机构和联盟的兴起之上，这些机构和联盟由共同的规范和利益连在一起。在这一全球管理的早期阶段，这些组织仿佛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力量中心（如省市政府、地区集团、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民间私营联盟）构成的网络。

在省市层次上，在各个地方当局之间，提出政策和跨国界接触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例如，在中国的省份和美国的联邦州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络团体和联络点，其中的一些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很少受到各自国家政府的监督。为获得贷款，加拿大、印度和巴西的各省份和联邦州也开始发展它们自己的贸易日程和金融战略了。城市国际合作的一个例子是像世界大都市联盟这样的强大城市网络的兴起，它们开发合作性的投机事业，从而处理共同的跨越国界的地方性问题：像东京、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这样的“世界性城市”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就密切程度而言，往往超过它们与各自国内许多城市的联系。

在地区层次上，多边组织和协定大量产生。全世界地区性协会与机构的涌现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它们最终会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管理单位。最初，这些地区性集团是因整合地区经济而出现的，有时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松散的政治联盟，拥有共同的管理机构。例如，1950年创建的欧洲共同体源于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一个不起眼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负责管理法国和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的跨国机构；半个世纪之后，15个成员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机构的紧密的共同体，它制定共同的公共政策，设计休戚与共的安全计划。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已经组成了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组织完全合法的成员资格只向国家开放，它的决策权来自各国政府的代表。这些世界团体的激增表明，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管理不断蔓延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了。

最后，新兴的全球管理结构也受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这个领域主要由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自发的非政府组织组成。像大赦国际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着上百万普通民众，他们随时准备挑战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在第八章里，我们会再讨论其中一些组织的反全球主义活动。

发端时期的全球管理：相互联系的权力中心网络。

资料来源：改编自彼得·威利茨的《全球政治中的跨国因子与国际组织》，摘自贝里斯和史密斯合编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379页。

一些全球化研究者相信，政治全球化可能会促进民主的跨国社会力量的出现，它根植于蓬勃发展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些乐观的声音预言民主权利将最终摆离与泾渭分明的领土单位的狭隘关系，它们期待着出现一种民主的全球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基于西方的世界主义理想、国际法律运作以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不断扩展的联系网之上。如果这样一个诱人的远景方案果真能够实现，那么世界主义民主的出现可能会是政治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它会成为在相互容忍和彼此负责的结构中多元身份活跃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之一戴维·赫尔德的看法，未来的世界主义民主包含下列政治特征：

1.一个与各地区、国家和地方相联系的全球议会；

2.一个有关权利和责任的新宪章，它关注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各个方面；

3.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正式分离；

4.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法律体系，它具有从地方到全球的强制执行机制。

一批并不那么乐观的评论者质疑政治全球化正在走向世界主义民主这一看法。大多数批评可以归结为：政治全球化沉湎于一种幻想的、抽象化的理想主义之中，没有考虑当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发展。怀疑论者还认为，世界主义的提倡者没有充分仔细地考虑全球民主在文化上的可行性——换句话说，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加强会引起对立和反抗，这似乎与那个彼此融合、宽容差异的温和而美好的幻想同样真实。要继续探究全球化的这一文化向度，就让我们进入下一章吧。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即使写一本十分简略的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如果不去审视它的文化向度，也会给人留下遗憾和不足。文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文化活动的加强与扩展。显然，“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描述所有的人类经验。为了避免下文出现概括过度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区别。例如，我们把形容词“经济的”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了起来；如果讨论“政治的”方面，我们是指与社会中权力的产生和分配有关的实践活动；如果讨论“文化的”方面，我们关注的是意义的象征性构建、表达和传播。鉴于语言、音乐和图像构成了象征性表达的主要形式，它们在文化领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里，文化互联和依存的网络蓬勃发展，这使得一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实践是当代全球化的核心。然而，文化全球化并非始于摇滚乐、可口可乐或足球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文明间的广泛交流比现代性要古老得多。尽管如此，当代文化传播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期。在因特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带动下，相比起以往，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意义象征系统，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各种宗教话语，得到了更加自由和广泛的传播。因为思想和图像能够轻易而快速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所以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方式。现在，文化实践经常避开如城镇和国家这样的固定地点，最终在与全球主要主题的互动中获得新的意义。

由于研究文化全球化的学者涉猎的主题图景广阔，提出的问题太多，我们无法在这本简略的入门书里进行充分论述。本章并不想提供一长串相关话题的清单，而只是想重点讨论四个重要主题：新兴的全球文化中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跨国媒体公司在传播大众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语言的全球化，以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对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全球文化：同一性还是差异性？

全球化让全世界的人们变得更加相似还是更加不同？这是在讨论文化全球化这一主题时经常提到的问题。一群所谓的“鼓吹全球化的悲观的评论家”赞同前者，他们认为，我们并非正在走向一个反映世界现存文化多元性的文化幻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被同质化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支撑它的是以纽约、好莱坞、伦敦和米兰为中心的西方的“文化产业”。这些评论家指出，他们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亚马孙河区的印第安人穿着耐克训练鞋，南撒哈拉沙漠的居民购买美国德士古棒球帽，巴勒斯坦青年在拉姆安拉商业区炫耀他们的芝加哥公牛队的运动衫。这种文化同质说的阐述者把英美价值观和消费品的传播看做“世界的美国化”，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和生活方式正在颠覆那些更为弱小的文化。虽然有些国家在努力抵制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例如，在伊朗，人们被禁止使用圆盘式卫星天线，法国对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强制实行配额和关税制度——但在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似乎势不可当。

在北半球主要国家内部，这些同一性的表现也很明显。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发明了“麦当劳化”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广泛的社会文化进程，由此，快餐店原则开始逐渐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行业部门。从表面上看，这些原则似乎是合乎理性的，它们努力以高效而平常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声称“喜欢见到你微笑”的这类不断重复的电视商业广告背后，我们能看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一般来说快餐食品营养价值低，其中脂肪含量尤其高——这成为了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儿童肥胖症）的内在根源；而且，“理性的”快餐服务企业的运作例行公事，缺乏人情味，这实际上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表现形式。从长远来看，世界的麦当劳化意味着把统一的标准强加于人，这削弱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使社会关系变得非人性化了。

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埃里克·索斯勒，《快餐国家》（霍顿与米夫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www.naa.org/info/facts00/11.htm；《2001年消费者报告购买指南》（消费者协会，2001年），第147——163页；劳里·加勒特，《信任的背叛》（海波龙，2000年），第353页；www.roper.com/news/content/news169.htm；《2001年世界年鉴》（世界年鉴图书公司，2001年），第315页；www.starbucks.com。

在这群悲观的鼓吹全球化者当中，最有思想的分析者或许要数美国的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了。在讨论这一主题的一本畅销书里，他告诫读者要防范他称之为“麦克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那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消费资本主义，它正在迅速地把世界多样化的人口变成一个冷漠和统一的大市场。对巴伯来说，在奉行扩张主义的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麦克世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拼凑起来的美国肤浅流行文化的产物。音乐、影像、戏剧、书籍和主题乐园服务于美国的形象并向外输出了这一形象，它们围绕共同理念、广告口号、明星、歌曲、品牌、打油诗以及商标创造了共同的趣味。

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也赞同他们悲观的同仁，认为文化全球化产生了更多的同一性，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例如，美国社会理论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明确地表示，他欢迎英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的传播，并认为世界的美国化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扩展。但是，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并不是以美国沙文主义者的样子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命定扩张说[1]这一陈旧的主题。这个阵营的一些代表人物把自己看做坚定的世界主义者，把因特网赞美为同质化的“技术文化”的先驱。另一些人则热衷于自由市场，拥护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承认世界上存在强大的同质化倾向是一回事，而断定我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文化多元性注定会消失则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一些有影响的评论者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推测，它把全球化与新形式的文化表现联系了起来。例如，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主张，全球文化的流动经常会给地方文化注入活力。因此，地方差异和特色并非完全被西方同质性的消费主义力量所淹没，它们在创造璀璨的独特文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罗伯逊认为，文化全球化总是发生在地方语境里；他摒弃了文化同质化这一论点，相反，他提出了“全球地方化”——具有文化借鉴特点的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文化“杂交性”的最终表现不能简化为泾渭分明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如我们在前面讨论奥萨玛·本·拉登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杂交化过程在时尚、音乐、舞蹈、电影、食品和语言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我看来，鼓吹全球化者和怀疑论者各自的观点未必水火不容。当代跨越文化界限的生存和行为经验既意味着传统意义的丧失，也意味着新的象征表现方式的产生。重新建构的归属感与一种流动不居的感觉不安地共存。文化全球化使人们的意识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实际上，现代性的旧结构似乎正逐渐被一个新的后现代框架所取代，其特点是对身份和知识的感觉不再那么稳定。

鉴于全球文化流动的复杂性，人们实际上可以预料到不均衡和自相矛盾的结果。在某些情境里，这些流动或许会改变传统的民族身份的表现形式，使它朝着具有同一性特点的大众文化方向发展；在其他情境里，它们或许会促生新的文化排他主义的表现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境里，它们还会鼓励文化杂交。那些笼统地指责美国化所带来的同质化效果的评论者必须记住，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拥有“本真的”、自足的文化。那些对繁荣的文化杂交性感到极度失望的人应该听听激动人心的印度摇滚乐，欣赏一下夏威夷复杂的洋泾滨英语，或者享受一下古巴式中国菜的烹饪乐趣。最后，那些欢迎消费资本主义传播的人需要注意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社区情感的大幅削弱及自然和社会的商品化。

媒体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媒体帝国生产和指挥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文化流动，它们依靠强大的通讯技术传播信息。这些公司以程式化的电视节目和毫无思想性可言的广告渗透进了全球文化，不断地塑造着全世界人们的身份和欲望。在过去20年里，一小部分巨型跨国公司已慢慢控制了全球娱乐、新闻、电视和电影市场。2000年，仅10家媒体企业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索尼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贝塔斯曼集团、自由媒体集团、维旺迪环球公司、维亚康姆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迪士尼公司和新闻集团——就占世界通讯业年均收入（2500亿美元到2750亿美元）的三分之二还要多。2000年上半年，全球媒体、因特网、电信业联合组织的交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9年前六个月的三倍。

即使在15年前，也不存在一家控制着本杰明·巴伯所谓的“信息娱乐电信业”的当代巨型媒体公司。到2001年，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名列世界非金融业企业的300强。当今，大多数媒体分析者都承认，与20世纪早期的石油和汽车业相类似，一个全球性商业媒体市场的出现就意味着商品供应寡头独占式的垄断。几十年前举足轻重的文化创新者——独立的小型唱片公司、无线电台、电影院、报纸和图书出版公司——事实上已经销声匿迹，因为它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和媒体巨头竞争。

这种金融与文化的勉强结合带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电视节目变成了全球性的“流言蜚语市场”，为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和观众提供美国名人（如布兰妮·斯皮尔斯、詹妮弗·洛佩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科比·布莱恩特）空洞无聊的私生活细节。有证据表明，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北半球那些富国的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例如，在美国，每个拥有电视的家庭看电视的日平均时间从1970年的5小时56分钟增长到了1999年的7小时26分钟。同年，美国的电视进户率为98.3%，其中73.9%的用户拥有两台或更多台电视机。2000年，美国电视广告的喧嚣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黄金时段每小时的商业广告最长的超过了十五分钟，这还不包括时不时就露脸的当地广告。美国的电视广告业务量从1970年的36亿美元增长到了1999年的504.4亿美元。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国12岁的儿童每年平均要看两万部电视商业广告片，而那些蹒跚学步的两岁孩子也已经开始信任商标品牌了。

2001年“十大”媒体企业集团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7个网络（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家庭票房电视台和娱乐电视网），1个制片公司，最大的有线电视供应商

电影：3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

无线电台：加拿大的43个无线电台

音乐：一个制作公司（昆西·琼斯娱乐公司）

索尼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4个网络（包括德莱门多电视网、精选音乐网和游戏展示网）

电影：4个制片公司（包括哥伦比亚影视公司），1个连锁影院（洛伊影院）

音乐：4个唱片公司（包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史诗唱片公司和美国唱片公司），1个录音室（惠特菲尔德录音室）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5个网络（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家庭票房电视台、特纳广播公司、特纳网络电视和有线新闻网），第二大的有线电视供应商，4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和城堡石公司），收藏有6500部电影，32000个电视节目，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杂志：64种杂志（包括《人物》、《生活》和《时代》）

电影：3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和新线公司）

音乐：40个唱片公司（包括大西洋唱片公司、伊莱莎唱片公司和犀牛唱片公司），1个制作公司（昆西·琼斯娱乐公司）

因特网：4个因特网公司（包括美国在线、电脑服务公司和网景公司），7家网站（包括音乐网、Winamp网、电影讯息与售票网）

贝塔斯曼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欧洲的22个电视台，欧洲最大的广播商

因特网：6家网站（包括来科思网、音乐网、得乐网、巴恩斯和诺布尔网）

杂志：80种杂志（包括《YM》、《家庭圈》和《健康》）

无线电台：欧洲的18个无线电台

音乐：200个唱片公司（包括阿里斯塔唱片公司、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和贝塔斯曼音乐集团经典唱片公司）

报纸：德国和东欧的11家日报

自由媒体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20个网络（包括探索频道、美国网络、科幻有线频道、QVC电视购物网），14个电视台，日本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两个制片公司（麦克尼尔和莱尔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因特网：3家网站（包括票王网和城市搜索网）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美国电影公司、格瑞梅西影视公司和十月电影公司）

无线电台：位于美国的21个无线电台，位于加拿大的49个无线电台

杂志：101种杂志（包括《美国婴儿》、《现代新娘》和《十七岁》）

维旺迪环球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在15个国家拥有34个频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和太阳舞频道），在11个国家拥有有线电视业务，两个制片公司（环球制片公司）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环球制片公司、宝丽金影业公司和格瑞梅西影视公司）

音乐：10个唱片公司（包括域际唱片公司、高清果酱唱片公司和MCA唱片公司）

因特网：1个因特网公司（维萨维公司），两家网站（得乐网和万网）

杂志：两种杂志（《快报》和《拓展》）

报纸：法国的免费报纸

维亚康姆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8个网络（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音乐电视网和尼克隆顿电视公司），39个电视台，7个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电影：4个制片公司，1个电影出租连锁公司（百视达公司）

因特网：8家网站（包括运动在线网、好莱坞网和万网）

杂志：4种杂志（包括《BET周末》、《显现》和《全心全意》）

无线电台：184个无线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线电网络

通用电气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2个网络（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与娱乐频道和布莱伏有线电视网），13个电视台和帕克斯电视网，5个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因特网：6家网站（包括沙龙网、汽车销售网和波罗网）

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7个网络（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娱乐和体育节目网络、人生频道），10个电视台，6个制片公司（包括博伟影视公司、试金石影业公司和萨班影业公司）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帝门影业公司、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和试金石影业公司）

无线电台：50个无线电台以及4个网络

杂志：6种杂志（包括《美国周报》、《发现》和《谈话》）

新闻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4个网络（包括福克斯电视网络、国家地理频道和高尔夫频道），33个电视台，5个制片公司（包括摄政电视公司和XYZ娱乐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电影：7个制片公司（包括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摄政时代电影制作公司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音乐：1个唱片公司（劳库斯唱片公司）

报纸：7家日报（包括《纽约邮报》、《太阳报》和《澳洲人报》）

改编自《国家》第7期，2002年1月14日

跨国媒体企业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不仅保证了流行文化无可争议的文化霸权地位，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现实的非政治化和公民责任感的日益削弱。过去20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新闻广播和教育节目转变为了浅薄的娱乐节目。由于新闻节目的利润还不及娱乐节目的一半，所以媒体公司不顾新闻业所鼓吹的新闻编辑业务与商业决策分离的说法，不断地屈服于高额利润的诱惑。新闻业与娱乐公司的合作及联合正迅速成为一种规范，于是出版管理人员会迫使记者参与报纸的商业活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此，持续打击新闻业的自主权也是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

语言的全球化

估量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化的一种直接方法是研究全球语言使用模式的转变。语言全球化可以看做这样一个进程：在国际交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语言，而另外一些语言却失去了主导地位，甚至因为缺乏使用者而消失。夏威夷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已经找出了影响语言全球化的五大变量：

1.语言数量：世界各地语言数量的减少表明，同质性的文化力量在不断加强。

2.人口流动：语言会随同人们一起流动和迁移。移民模式影响了语言的传播。

3.外语学习和旅游：外语学习和旅游促进了语言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的传播。

4.网络语言：因特网已成为了即时交流和快速获得信息的全球性媒介。网络语言的使用是分析国际交流中语言的主导性和种类的关键因素。

5.国际科学出版物：国际科学出版物中包含着全球思想话语的语言，因此对关乎全世界知识生产、再生产和流通的思想界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下页上的图表说明了这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常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以下的图表只能代表对语言全球化意义和影响的一种可能的概念化理解。这一领域的专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他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假设。一种模式提出的假设认为，有几种语言（如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这显然与世界其他语言数量的不断减少有关。另一种模式认为，语言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注定只能使用几种语言。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强调，英美文化工业的力量会使得英语成为21世纪唯一全球通用的语言。

语言的全球化。

资料来源：改编自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资料，www.globalhawaii.org。

当然，英语日益彰显的重要性可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产生的时候。那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大约只有七百万。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人数已经猛增至超过三亿五千万，另外还有四亿多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现在，因特网上80%的内容都是英语的。全世界人数不断增长的外国留学生中，几乎有一半人在英美国家的大学注册就读。

资料来源：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www.globalhawaii.org。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书面形式的口头语言的数量也从1500年的一万四千五百种左右减少到了2000年的不足七千种。一些语言学家预测，按照目前这种速度减少下去，到21世纪末，50%——90%的现存语言将会消失。

但语言并不是世界上唯一面临灭绝危险的事物。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蔓延也已危及到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健康。

文化价值观与环境恶化

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背景。例如，沉浸于道教、佛教和各种万物有灵论中的文化，倾向于强调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要求在生态需要和人类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则包含了深刻的二元价值观，它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自然被看成是一种“资源”，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以此来满足人类的欲望。这种人类中心范式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消费主义的主要价值观念。如上文所指出的，美国主导的文化产业试图让全球的观众相信，人生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无穷无尽地积累物质财富。

然而，21世纪伊始，我们已经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呼吸的空气、赖以生存的气候、吃的食物、喝的水都已经把这个星球上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人类明白相互依存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因为他们想获得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在不断地遭受人类的破坏。即使我们承认，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生态问题也曾是困扰古代文明的问题，但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环境恶化相对来说还是地方性的，而且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过去几十年里，地球环境恶化的规模、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试看环境恶化的全球化的一些最危险的表现形式。

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表现和后果。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人们关心的两大问题与北半球失控的人口增长和奢华的消费模式有关。自大约四百八十代人之前农业经济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人口爆炸性地增长到了之前的1000倍，达到六十多亿。这一增长量的二分之一发生在过去30年间。大概除了啮齿类动物之外，人类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对食物、木材和纤维需求的极度增长，已经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天，地球表面的大片土地，特别是那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从生物学上来说几乎已经不再具有生产能力了。

人们经常狭隘地把对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局限在人口总量的水平上。然而，人类对环境的全球性影响也是人均消费的结果，就如同总体人口规模所产生的结果一样。例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却消费着全球30%——40%的自然资源。地区性的过度消费加上失控的人口增长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除非我们愿意改变支撑着这些可怕动因的潜在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结构，否则地球母亲的健康将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2001年某些国家的个人消费模式

资料来源：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http://www.pbs.org/earthonedge/ science/trends.html。

由人类引起的如全球变暖这种气候变化，是当代环境问题在强度和范围上发生决定性转变的另一实例。我们这个星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以及氟利昂）迅速积累，这已经大大增强了地球阻止热量排放的能力，由此而来的“温室效应”就是造成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原因。

虽然全球变暖的确切效应难以计算，美国科学家关注联盟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的平均气温从1880年的13.5°C（56.3°F）上升到了2000年的14.4°C（57.9°F）。全球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可能会导致极地地区部分冰帽融化，到2100年会引起全世界的海平面升高90厘米——这一灾难性的后果会威胁到世界上许多沿海地区。

图9温室效应。

跨越国界的污染是我们集体生存的另一重大威胁。大量人工合成的化学品被排入到空气和水中，使得人类和动物的生存条件已超过了以前生物学经验的极限。例如，20世纪下半期人们使用了氟利昂作为不可燃的冷却剂、工业溶剂、发泡剂和气溶胶喷射剂。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者指出，无节制地向空气中排放氟利昂似乎损耗了地球的臭氧保护层。10年后，人们在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大面积南极地带的上空发现了很大的“臭氧层空洞”，这最终导致了一项国际联合行动，即逐渐停止生产氟利昂和其他一些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其他一些跨越国界的污染包括工业排放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这些化学物质最终以“酸雨”的形式返回地面，损害森林、土壤和淡水生态系统。北欧和北美部分地区现在的酸性沉淀物至少高达环境监测机构设定的临界水平的两倍。

二氧化碳排放量：2001年的主要污染国。

资料来源：英国广播公司科技报道，http://news6.thdo.bbc.co.uk。

当前，有关环境恶化的全球化最可怕的问题或许是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破坏。1998年，一些美国科学家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认定为比全球变暖或跨国界污染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在，10个生物学家中会有7个认为，世界正处在这个星球45亿年以来生物大规模灭绝速度最快的时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世界三分之二的耕地已被认定为“有些退化”，三分之一被认定为“严重退化”。全世界有一半的湿地已经被破坏，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三的农作物和动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一些专家担心，有高达50%的动植物种类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其中大多数都在南半球。

1971——2002年全球主要环境协定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即使人们看到这一连串糟糕的生态报告，他们也可以对不断出现的国际环境条约和协议保持谨慎的乐观。这些协定的各种条款旨在控制空气和水的污染，保护濒危物种，限制有害废物的处理。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条约缺乏有效的国际强制执行机制；而且，一些主要的环境污染者，如美国和中国，还没有批准其中的一些重要协议。

1992年，科学家关注联盟发布了一个名为“警告人类”的公告，声明全球环境正在严重危机中痛苦挣扎。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在这个文件上签名，其中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人们对我们这个星球生态极限的认识正在日益加深，但更为紧要的问题是，这是否会转而成为对根植于积累无限物质财富欲望中的文化结构的必要修正。对此，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注释】

[1] 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扩张为天命所定。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它包含了广泛共享的观念、模式化的信仰、具有导向性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特定人群认可为真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不仅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按照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为个人提供了一幅比较连贯的世界图景。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就有助于把高度复杂的人类经验组织成相当简单却经常被歪曲的形象，并以此作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指南。这些被简化和歪曲了的思想常被用来使某些政治利益合法化，或维护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为了在社会中渗透他们喜欢的规范和价值观，意识形态主义者向公众递交了一个议程，它已经限定了该讨论什么、该主张什么以及该询问什么。他们面对公众讲述故事和叙事，用于说服、赞扬、谴责，区别“真理”与“谬误”，并区分“好的”与“坏的”东西。这样，意识形态就能通过概括化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来组织和确定人类活动的方向，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如所有的社会进程一样，全球化也包含了一个意识形态向度，充满了关于这一现象本身的一系列规范、要求、信条和叙事。例如，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的问题，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公共讨论。因此，在探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之前，我们应该在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之间做重要的分析和区别，前者指各种评论者以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式来描述不断强化的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进程，而后者则是指赋予全球化这一概念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全球化二者之间的联系，各社会群体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他们企图赋予这一概念以不同的规范和意义。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群体所表达的理想并不能动摇全球主义中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统治地位。后者在全世界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北半球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阵容主要由集团公司的经理、大型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集团公司的说客、新闻记者、公共关系专家、面向大众读者写作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僚及政客组成。作为全球主义的主要拥护者，这些人物使得公众话语中充斥着理想化的形象——一个保护消费者的自由市场。

图10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全球主义倡导者之一。

兜售全球化

2002年，美国新自由主义杂志《商业周刊》推出了一则关于全球化的封面报道，它包含了如下声明：“近十年来，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企图说服美国公众，让他们相信全球化的好处。”通过援引2000年4月一份关于全球化的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文章继续报道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方面，有65%的接受调查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消费者和商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全球化可能会使美国的就业率大幅滑坡；此外，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与低收入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工资下降的原因。文章的结尾对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发出了颇有火药味的严重警告，认为对反全球主义势力的论点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减少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产生的担忧，美国决策者应该更有效地突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毕竟，公众对全球化持续的担忧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进而危害国际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自由贸易事业”。

这一封面报道包含了两条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相关的重要信息。第一，它公开承认了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在积极地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中意的全球化版本。实际上，《商业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对全球化观点和形象的构建的，认为它们是实现基于自由市场原则之上的全球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无疑，这种全球化的正面景象对公众舆论和政治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如今，为了实施具有市场倾向的政治议程，新自由主义决策者已不得不变成诱人的意识形态集装箱的设计专家。鉴于商品交换构成了所有市场社会的核心活动，全球化话语本身也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商品，专门供公众消费。

第二，《商业周刊》封面报道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的个人经历与他们对全球化的规范性定位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人们该如何解释，为何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调查者担心全球化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却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显然，问题的答案就是意识形态。全球化光彩夺目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即使人们的日常经历呈现出的场景并不皆如它们渲染得那样美好。

北半球富国的十几家影响最大的杂志、报纸及电子媒体，如《商业周刊》、《经济学家》、《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与《金融时报》，为读者灌输了众多固定不变的带有全球主义的主张。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社会政治思想家所谓的“强势话语”——一种臭名昭著的难以抵制的话语。它有强大的社会势力支持，这种势力预先选定了那些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从而相应地来塑造世界。不断地复述全球主义的主要主张和口号能够产生它们所表述的东西，随着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全球主义的主张更加牢固地深入到了公众心里。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认识和分析五大意识形态主张，它们频频出现在有影响的全球主义倡导者的谈话、演讲和著作中。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主义者本人也是为了兜售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日程才形成这些主张的。或许，并没有一段全球主义的演讲或一部著作能同时涵盖下面所讨论的五个论断，但它们至少都包含了其中的一些主张。

主张一：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

如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全球主义从一开始也试图建立对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的权威叙述。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根植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它是未来全球秩序的框架。如第三章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培养公众的意向，使他们毫无批判地把“全球化”与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自由化的好处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全球市场的自由化与一体化是一种“自然”现象，能够促进世界的个体自由和物质进步。以下是三个例子。

全球化与市场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相关。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人都一致认为，作为当今驱动力的市场正在左右政府的职能。

《商业周刊》，1999年12月13日

（政府的）的一个角色就是清道夫——为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

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前副国务卿琼·斯皮罗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全球性的。它是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通过我们的努力和选票，无论是在集体还是个人层面，我们都已经为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英国记者彼得·马丁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全球主义的使命——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行政规划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全球主义者必须随时准备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削弱和消除那些限制市场的社会政策和机构。鉴于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完成转变当前社会结构这一野心勃勃的任务，市场自由化的成功取决于集权政府的介入和干涉。然而，这样的行为与新自由主义理想化地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形成了强烈反差。当然，全球主义者确实期望政府在执行他们的政治日程方面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积极参与表明了强大的政府行为在策划自由市场方面的重要性。

而且，宣称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就会将一个原本偶然的政治计划固定为“事实”。全球主义者的成功在于他们说服了公众，让其相信他们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正是对所要分析的情况的客观的或至少是中立的判断。诚然，新自由主义者或许确实能够为市场的“自由化”提供某种“经验性证据”。但是，市场原则的蔓延真的就是由于全球化与市场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形而上的联系吗？或者，它之所以发生，难道是因为全球主义者拥有政治和话语权力，从而能大致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公式来影响这个世界——自由化+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

最后，这一对全球化过于经济化的表述削减了此现象的多维性。全球化的文化与政治向度仅作为依赖全球市场流动的从属进程而被提及。即使相信全球化的经济向度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进程必然与撤销对市场的管制有关。与此相反，另一个观点则可能会把全球化与全球性监督管理结构的创建联系起来，这个结构会使市场对国际政治机构负责。然而对全球主义者来说，当与最具限定性的法律与机构做斗争时，把全球化说成是一项能解放并整合全球市场以及从政府控制下解放个人的事业，是他们获取公众支持的最好方式。只要能成功地向大多数人兜售他们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式的见解，他们就能维持一种有益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对那些仍然怀疑全球主义的人来说，全球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胸有成竹的主张——为什么要去怀疑一项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进程呢？

主张二：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想法乍一看似乎很不适合一个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毕竟，在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批评，因为后者的决定论主张贬抑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力。然而，全球主义者依靠的也是一个相似的历史必然性叙事，它是单一因果的和经济主义的。根据全球主义者的解释，全球化反映了技术创新驱动下不可逆转的市场力量传播的必然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下的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接受全球化残酷无情的逻辑——从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城市的安全到我们人民的健康，都不仅取决于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取决于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全球化不可逆转。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冷漠无情的，它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到来……全球化正在发生，它就要发生。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全球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

我们需要更多地解放印度经济，撤销对经济的管制。没有一个明智的印度商业家会反对这一点……全球化不可避免。没有更好的选择。

印度企业家拉胡尔·巴贾杰

新自由主义者把全球化描写成某种就像天气或重力一样的自然力量，这使得全球主义者更易于让人们相信，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规律。因此，宣扬全球化必然使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变得非政治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说成是超越政治的，它们只是在执行自然规律而已。这里的寓意就是，人们并非根据一系列的选择行事，而只是在履行世界市场的法则而已，是这些法则要求消除政府的控制。这正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过的，“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人们对经济和技术力量的自然流动无计可施，那么政治团体就应该默许并充分利用这一不可改变的境况。反抗将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非理性的，而且是危险的。

必然性的观念也更容易说服公众去共同承受全球化的重负，从而让他们支持一个经常被新自由主义政客利用的托词：“由于市场，我们才削减社会规划。”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通过电视呼吁全国，全球力量不可抗拒，它迫使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牺牲。当然，赫尔佐克总统并没有讲明白等待大股东和公司执行官的将是怎样的牺牲。最近的例子，如美国安然公司轰动一时的破产表明，牺牲将极有可能很不均衡地由那些工人和雇员承担，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会使他们失去工作或社会福利。

最后，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抵制的，其根源在于一种更宏大的进化论话语，这一话语赋予某些国家以特权地位，让它们处在从政治控制下解放市场的前沿。如第五章所讨论的，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经常把全球化当做一个委婉语来使用，它代表了世界不可逆转的美国化。由此看来，全球主义力量似乎复活了19世纪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之类的人们宣扬的英美先锋主义范式，古典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因素在全球主义那里无一不有。我们发现了西方文明、自我调节和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自由企业的优势、国家干预的缺陷、放任主义原则，以及适者生存和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中无情的自然法则。

主张三：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

全球主义的决定论语言提供了另一个话语优势。如果市场的自然法则预先规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进程，那么全球化并不反映某一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任意的议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义者只是在执行一种具有超验力量的不可改变的律令。人并不对全球化负责，而是市场和技术对全球化负责。人类的某些行为会加速或延缓全球化，但最后的分析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会表现出它高超的智慧。下面是关于这一观点的三种表达方式：

左派中有很多人不喜欢全球市场，因为它在总体上体现了他们厌恶市场的原因：无人对市场负责。实际情况是，看不见的手也统治着大部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似乎被大多数美国人看成生活事实的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有关全球化最基本的事实是这样的：无人负责……我们都情愿相信有人在负责。但现在的全球市场由“电子族群”构成，经常包括匿名的证券、债券和货币交易者与跨国投资者。网络和屏幕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全球化巨大的魅力在于没有人控制它。其巨大的魅力在于，它不受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和任何机构的控制。

高盛公司副董事长罗伯特·霍马茨

但只有从表面意义来看，霍马茨先生的话才是正确的。虽然并不存在由单一邪恶势力控制的有意识的阴谋，但这并非是说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并非是在人类的选择领域之外进行的。如第三章所示，全球主义者在全世界整合市场，并使市场脱离国家的干预计划，创造了也维持着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也都在北美洲。这并不是说美国绝对控制着全球化的宏大进程，但这的确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受到了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总之，有人认为无人领导全球化进程，这一说法并没有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反，这一说法为维护和扩张北半球国家利益的政治议程服务，同时，也保护与它联合的南半球的精英力量。如历史必然性的言论一样，无人负责的观念企图使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非政治化，从而解散反全球主义运动。一旦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全球主义的形象，即它是一种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力量，要组织反抗运动就会变得相当困难。当普通民众不再相信有选择另一种社会格局的可能性时，全球主义将具有更大的能力来建构被动的消费者身份。

主张四：全球化对每个人都有益处

这一主张是全球主义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为应该把全球化看成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关键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全球主义者经常把他们的论点与所谓的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联系起来：全球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效能的经济、个人自由以及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下面就是几个这类的说法：

几乎毫无疑问，总的来说，全球金融的显著变革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全球化的效果非常好。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化的刺激下，世界贸易继续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总产出增长的速度，使得生产力和效率飞速提高，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得·萨瑟兰

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时代：国家间的壁垒正在减少；经济自由主义无疑正受到广泛关注，而且非常有效；贸易和投资在飞速增长；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财富的生产创历史纪录新高——而且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

联合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戴维

穷国与富国收入悬殊，1970——199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然而，戴维先生绝没有表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假定。“我们”确切地说是指谁？谁“证明了”新自由主义非常“有效”？“有效”是什么意思？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与此相反的确凿证据。市场过度控制社会和政治将导致的后果是：全球化的机遇与回报并不均衡，它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把权力与财富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地区和公司的手里。即使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表明，近来，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和2000年版的数据表明，在1973年全球化开始之前，最富国与最穷国的收入比率大约是44：1。25年后，这一比率增长到74：1。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1987年的12亿增长到了现在的15亿。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19亿。这意味着，21世纪伊始，人类最底层有25%的人每年依靠不足一百四十美元维持生存。与此同时，1994到1998年，世界上200个最富的人的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世界上三大亿万富翁的资产超过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内部，也同样能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见下图）。

家庭收入在美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1967——2000年。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www.census.gov。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400个上升到了2000年的9000个。为了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路线，这些集团的说客成功地给国会和总统施加了压力。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即4700万工人，每小时工资不足十美元，与1973年相比，每年要多工作160个小时。全球主义者经常用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低失业率来证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其实这背后掩盖的是低工资和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人，这些临时工人无法得到全天的工作岗位，每周最低工作时间只要达到21小时，就被登记为在业。与此同时，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水却在大幅度提高。2000年，它比普通工人工资高416倍。1%的最上层美国家庭的财富超过了占总数95%的底层家庭的财富总和，这反映了过去20年来的巨大变化。

另外，还有很多迹象证明，追求全球利润实际上使穷人更难以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好处。例如，到处都有证据表明，有一个日益扩大的“数字分水岭”把北半球与南半球分开了。

全球因特网用户占地区人口的百分比，1998——2000年

资料来源：《200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IS：独联体）

关于全球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加大的差距，来看看英国广播公司2000年10月31日的新闻报道：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最近警告公众，现在，就防止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寄生虫疾病的蔓延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成为其最大的威胁。他们指出，总部在美国的一些制药公司正在停产许多抗寄生虫的药物，因为发展中国家买不起这些药物。即使世界上超过两亿人仍患有血吸虫病（一种严重损害肝脏的寄生虫疾病），由于利润的下降，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已被停产。另一种抗肝吸虫病损害的药物自1979年就已停产，因为南半球的“消费基础”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少数几位承认全球不平等分配模式的全球主义者通常坚信，市场本身最终会纠正这些“不均衡”。他们坚持认为，在短期内，“插曲式的错位”是必然的，但它们最终会被全球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所取代。实际上，有一官方说法认为全球化有益于所有人，对这一官方说法不完全认同的全球主义者，必须承担他们的批评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公开批评他所在机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获诺贝尔奖的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受到了猛烈攻击。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项目经常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还指出，“市场理论家”曾利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减弱国家干涉的可信度，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自由化。1999年底，斯蒂格利茨因压力过大而辞职。五个月后，他与世界银行的顾问合同也被终止。

主张五：全球化促进民主在全世界传播

全球主义的这个主张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设想——自由市场与民主同义。在公共话语中，这两个概念不断被确认为“常识”，常常无人质疑它们之间是否真的一致。这里有三个例子：

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复杂市民社会的产生。这一阶级和社会结构会促进民主的发展。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新企业和购物中心的出现应该被看做民主的中坚。

美国纽约州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电子族群”将从总体上加强民主化，这一点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灵活性、合法性以及可持续性。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些观点取决于民主的观念，它强调正式程序，如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中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直接参与为代价的选举。对民主的这种“空洞肤浅”的定义，反映了一种低强度的或“形式上的”市场民主，这种民主以精英主义的组织化模式为特征。实际上，把一些民主因素嫁接到普遍独裁的结构上，可以保证被选中的人免受来自大众的压力，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断言全球化会促进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对民主的一种肤浅的理解。

而且，这一主张也必须面对许多与此相反的证据。让我们来看一则转引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它是由“新经济信息服务”[1]发布的。这表明，在竞争美国出口市场和美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民主国家并不占优势。

1989年，在美国从南半球进口的所有商品中，民主国家的商品占到了一半以上。10年后，可以选择的民主国家更多了，但在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中，由民主国家提供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强。随着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选择民主政体，更多的美国企业似乎更喜欢其他政体。这些发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上，美国公司对外采购和投资的决策是否破坏了脆弱的民主的生存机会？为什么北半球富国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会做出这些企业决策？这首先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工资比民主国家的工资要低一些，这使得前者的企业在出口商品时获得了货币优势。另外，低工资、工会禁令以及宽松的环境法有利于那些国家吸引外资。

结论

对全球主义五大主张批判性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从下面这个意义上说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即它带有政治动机，有助于建构全球化的特定含义，借此保留和稳定现存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但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局限于狭隘地为公众解释全球化的意义。全球主义由强大的叙事组成，它们兜售一个包罗万象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创造出具有集体性质的意义，并且塑造了人们的身份。

然而，无论是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大规模的反全球主义抗议，还是“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恐怖袭击，都表明全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扩张遇到了众多的抵抗。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似乎正迅速成为一个战场，关于全球化意义和走向的观点，在这里针锋相对。

【注释】

[1] 一家非盈利性组织（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一个服务项目，提供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民主的影响的信息和评论。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全球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认识已经牢固地铭刻在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心里；强大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团体转而又在进一步维持并确认着这一认识。然而，从没有哪种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控制优势。人们的切身经验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存在的差距，可能会给主导性的模式带来危机。这时，持不同见解的社会团体就会感觉到比较容易向公众传达它们的思想、信念和行为实践。

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在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中，反全球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一过程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公司贪婪的利润策略正在导致全球财富与福利差距日益扩大。1999到2001年间，在全世界许多城市，全球主义与其意识形态挑战者的斗争以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三千多人死亡。这些反全球主义的力量是什么呢？

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

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共有的一个信念就是，它们必须保护自己和相关各方不受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某种“保护主义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反全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十分宽泛，他们发展政治议程的手段各不相同。例如，在估量全球化的形成特点、原因以及什么才可以被准确地归为“消极后果”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即使会显得过于简单化，我仍然建议把反全球主义的团体划分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根据另外的标准再进一步将其细分。

在美国，帕特里克·布坎南和H.罗斯·佩罗是坚持特定论保护主义立场的两个主要代表。在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如约尔格·海德尔领导下的奥地利自由党、让-马里·勒庞领导下的法国民族阵线和格哈德·弗雷领导下的德国人民联盟）都表示反对“美式的全球化”。在南半球，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态度，如奥萨玛·本·拉登对伊斯兰教义的偏激理解，或者乌戈·查韦斯总统委内瑞拉式的民粹主义。让我们再次记住，我们不仅要在这些团体的政治进程方面，而且还要按照它们反全球化斗争的手段——从恐怖袭击到非暴力的议会式方法——对它们加以区别。

特定论保护主义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谴责全球化给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所带来的麻烦。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感觉到古老社会模式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他们谴责自由贸易、全球投资者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日程以及世界的美国化，并认为是这些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或）道德滑坡。由于担心失去民族自决权和自己的文化遭到毁灭，他们发誓要保护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其不受那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是这些因素释放了全球化的力量。相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言，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更加关心本国公民的福利。

在美国，消费者保护人拉尔夫·纳德崭露头角，成为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欧洲，已成立的绿色团体的代言人早就指出，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全球环境的严重恶化。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与纳德和绿色人士不同，他们为达到目标，情愿有选择性地使用一些暴力手段。在南半球，反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大众运动代表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观点，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印度的抱树运动和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领导的穷人运动都是如此。其中一些团体已经和反全球主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普世论保护主义

在致力于创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半球关系的进步政党那里，人们能够发现普世论保护主义者；此外，还包括数量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网络，它们关注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国际劳工问题、人权及妇女问题。这些团体挑战了上一章所讨论的那些全球主义的重要主张，并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全球财富与权力再分配之上的国际新秩序。普世论保护主义者宣称指导他们思想的是，他们不仅要为本国公民，而且要为全世界人民争取社会正义与公平。他们指责奉行全球主义的精英所推行的政策，因为它们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全球不平等、高失业率、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福利的消失。他们呼吁一个“来自下层的全球化”，它对被边缘化的人和穷人有利，企图保护全世界的普通人免受新自由主义的“来自上层的全球化”的伤害。

在讨论近几年主要的反全球主义活动之前，我们先来详细地看一下这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帕特里克·J.布坎南就与美国共和党的右翼联系在了一起。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保护者，保护“辛勤的美国人”，反对公司精英、近来的移民、福利接受者以及享受“特权”的少数族裔。近年来，美国民族主义组织的数量陡然上升，他们反全球主义的言辞甚至比布坎南的民族主义更加极端。一些如约翰·伯奇协会、基督教联盟、自由游说团以及所谓的爱国和民兵运动之类的团体深信，全球化是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觉得全球化在吞噬自己的国家，是一种异己的邪恶的意识形态，他们担心跨国势力正在无情地销蚀着“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

就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与共和党高层产生严重分歧之后，布坎南在2000年脱离了共和党，成为民粹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其畅销书和激烈的竞选演讲中，他把自己的反全球化立场说成是“经济民族主义”——按照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服务的方式来设计经济。他经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核心，美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与全球经济控制之间存在着难以抑制的冲突。布坎南认为，美国大多数主流政客都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利益支持由国际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牵头的全球管理结构，正在损害着美国的国家主权。同时，他也指责“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为百万移民打开了国门，而这些移民正是造成美国经济和道德衰退的原因。

图11帕特里克·J.布坎南。

欧洲特定论保护主义者就经济民族主义发表的讲话也愈发激烈，这使他们更容易激发公众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后果的焦虑。他们的目标是国际银行家、货币交易者、“自由资本”、跨国公司以及布鲁塞尔的欧盟管理机构。从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右翼党派都把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最大威胁，都在全力倡导保护主义的措施和重新调整国际金融市场。

当反全球主义的言谈与所谓的“外国人问题”合为一体时，它似乎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武器。许多年来，在奥地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客籍劳工以及总体上的“过度异国化”问题已经成为了触发公众怨恨的催化剂，因为外国人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威胁侨居国文化传承和文化身份的替罪羊。仇外通常与成功地妖魔化全球化密切相关。认为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种全球主义的主张，经常遭到依照特定论保护主义主题组织起来的政党的攻击。附和着布坎南的措辞，它们呼吁强势政治领导人的出现，以中断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宰世界的力量。这些党派中的大多数人都预见，会出现一个由欧洲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堡垒”，这些国家会维护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

北半球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兴起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困顿和文化混乱的权威性反应。“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产业工人、小企业主和小农场主，这些人对稳固界限与熟悉秩序的解体感到非常焦虑。他们的政治代表向公众表达了一个愿望，即希望建立一个文化统一、道德稳固及具有民族优越感的真实世界或想象世界。

奥萨玛·本·拉登激进的伊斯兰教义也带有一种家长式的等级制风格。本·拉登表现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和无畏的信仰捍卫者的形象，其宗教激进思想激发他与被自己看做是异己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在阿拉伯世界，人们通常把全球化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统治联系在一起。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像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网络这样的宗教组织增强了一种共同的感觉，即西方的现代化不但没有结束本地区的普遍贫困，反而还加剧了他们自己社会的政治不稳定，强化了世俗化的倾向。

宗教激进主义的出现，通常是人们对自由主义或世俗世界物质侵袭的反应。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吸收了18世纪神学家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广泛传播的宗教复兴运动思想，企图以任何必要的方式，让穆斯林世界回归到一个“纯粹”和“本真”的伊斯兰世界。他们的敌人不仅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势力，而且还包括国内那些接受了外来的现代性影响力并将其强加给伊斯兰民族的团体。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追随者的恐怖主义的方式可能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相矛盾，但他们反全球化的斗争却在特定论保护主义的价值观和信念里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普世论保护主义者

拉尔夫·纳德是美国普世论保护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他以对公司全球化犀利的批判而久负盛誉。截至20世纪90年代，已有超过十五万人踊跃加入了他的六大非盈利性组织。其中之一的全球贸易观察已经成为了一家主要的反全球主义的监督机构，它监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贸易组织的活动。1996年和2000年，在作为绿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期间，纳德以民主原则的保护者自居，反对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势力。然而，与布坎南的民族主义版本不同，纳德的保护主义并不会激发起民众怨恨少数族裔、近来的移民或者福利接受者的怒火。事实上，他的思想总是归结到这样一点，即必须在国际上联合平等主义势力来反对全球主义。他还强调，消除贫困以及保护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道德问题，它应该超越国家或地区有限的领土框架。

纳德拒绝接受全球主义者的主张，即全球化等于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而且前者对后者的促动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在他看来，成功挑战全球化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发动一场跨越国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这位绿党候选人并不强调强势政治领导者的中心作用，而是唤起了人们对世界上非暴力社会正义运动的记忆。在这些运动中，普通大众为战胜猝然纠集在一起的反民主力量而并肩作战。

图12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在美国的组织网络是新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的成员相信，草根阶层能够改变当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进程。现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组织。有些仅由少量积极分子组成，而另外一些的成员会多一些。例如，第三世界网络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网络，其总部设在马来西亚，在五大洲都有地区办事处。它的目标是研究与南半球有关的发展问题，为国际会议的反全球主义视角提供一个平台。全球化国际论坛是一个全球性的联盟，由活动家、学者、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及作家组成，他们以普世论保护主义的方式发起活动以回应全球主义。此外，跨国妇女网络从世界各国吸纳妇女团体，发展公共政策计划，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建议。事实上，鉴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项目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南半球的妇女，目睹这些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兴起之初，所有这些普世论保护主义的网络都不过是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团体，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很多这类组织都从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斗争特别是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中吸取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教训。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那天，一小队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反叛者占领了墨西哥东南恰帕斯地区的四个城市。随后几年，萨帕塔运动与墨西哥军队和警察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战争，继续抗议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领导人马乔什副总司令所谓的“旨在消除那些对强权者无用的大众的全球经济进程”。此外，萨帕塔运动还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反全球主义纲领，决心逆转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虽然萨帕塔运动的参与者坚持说他们的斗争大都与恢复墨西哥土著和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但同时，他们也强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不管是在特定论者还是在普世论者的阵营里，反全球主义的保护主义者的策略都是从言论和行动上挑战全球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说，这种反全球主义的努力看上去似乎无济于事。然而近几年来，全球主义还是不断受到了来自两个阵营的反对者的攻击。

从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到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袭击

1999年6月18日，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在全球主义与它的挑战者势力之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即将来临；当时，各种劳工团体、人权团体和环境团体组织了一个叫做“6·18”的国际性抗议活动——此时正值八国集团在德国科隆举行经济峰会。北美洲和欧洲的城市金融区遭到了经过精密筹划的直接行动的冲击，包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以及由黑客高手为破坏大型公司计算机系统而发动的一万多次“网络攻击”。在伦敦，2000名抗议者的游行转变为暴力活动，几十人受伤，财产损失惨重。

六个月后，有四五万人参加了西雅图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虽然参加抗议者主要来自北美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若泽·博韦这样的激进分子——他是法国的牧羊农场主，因破坏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而成为了国际知名人物——与印度农民及菲律宾农民运动的领袖并肩游行。这个东拼西凑起来的反全球主义联盟包括消费者激进分子、劳工激进分子（包括为抗议血汗工厂而游行的学生）、环境保护主义者、动物权利激进分子、拥护解除第三世界债务的人、女权主义者及人权辩护者，它清楚地表达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所关心的事情。声势浩大的这群人代表了七百多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对世界贸易组织在农业、多边投资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提出了批评。

然而，与这些团体共同前进的，还有一些代表特定论保护主义观点的人。例如，帕特里克·布坎南曾呼吁他的支持者加入抵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全球主义事业。与此类似，那些坚持己见的新法西斯主义士兵，如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世界造物主教会”的创始人马特·黑尔，则鼓励他们的追随者来西雅图“破坏敌人机器的齿轮”。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汇集在西雅图的示威者都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公司全球化提出了普世论式的批评。他们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全球规则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穷人、环境、工人及消费者为代价来支持公司利益，这太过分了。

会议开始那天，大群示威者阻碍了市中心的交通。他们手拉手，设法挡住进入会议中心的主入场口。许多曾受过非暴力抵抗方法训练的示威者要求封锁重要的路口和入口，借以使国际贸易组织会议无法举行。当几百个会议代表一路匆忙进入会场时，西雅图警察开始加紧清理道路。很快，他们向人群——包括那些安静地坐在人行道和路面上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几个小时后，西雅图警察看到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便使用了警棍、橡皮子弹、胡椒水喷剂以对付其余的示威者。一些警官甚至用手指把胡椒水喷剂灌进受害者的眼睛里，以及用脚踢非暴力抗议者的腹部。警察一共逮捕了六百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对其中五百多人的指控最终被撤销。实际上接受审理的只有14个案件，最终有10人认罪，2人被判无罪，只有2人被判有罪。

当然，大约有二百人拒绝保证自己只会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他们以砸店面和翻倒垃圾箱为乐。这些年轻抗议者大都是“黑色集团”的成员——一个总部位于俄勒冈州的无政府组织，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头戴黑色头巾，脚登长统靴，“黑色集团”的成员捣毁了那些被认为从事了残酷商业活动的商店。例如，他们放了嘉信理财公司一马，却砸毁了富达投资公司的窗户，因为它在“西方石油”——一家应为暴力打击哥伦比亚土著负主要责任的石油公司——拥有高额投资。他们行动起来反对星巴克咖啡，因为这家公司并不支持公平的咖啡贸易；但他们并不反对塔利兹咖啡。他们没动娱乐设备公司，却给盖普服装店造成了损失，因为这家公司严重依赖亚洲的血汗工厂。

图131999年11月30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击退西雅图市区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者。

会议中心的谈判磋商也没能够顺利进行。导致会议开幕延迟的诸多不利因素已经让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们疲于应付，而他们很快又因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之类的重要问题陷入了僵局——很多来自南半球国家的代表拒绝支持这样一个由经济大国私下里起草的议程。在会场内外两种抗议的夹攻下，官员们企图使事态恢复正常。克林顿总统一方面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实行“一些内部改革”。最后，西雅图会议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雅图之战证明了，全球主义者为之雀跃欢呼的许多新技术既代表了全球化，也可以为反全球化势力及其政治议程服务。例如，因特网使得西雅图事件的组织者能够安排新形式的抗议活动，比如在全球许多个城市同时进行一系列示威活动。全世界的个人及团体可以利用因特网快速和便捷地吸纳新成员、确定聚会的日期、共享经历、安排后勤事宜，以及确定和宣传作战目标——而在15年前，这些活动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其他新技术（如移动电话）不仅让示威者能自始至终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能快速有效地应对警察不断变换的战术。即使没有指挥中心、明确的领导层、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大量的资金来源，随着安排和协调抗议活动能力的提高，街头示威活动在本质上焕然一新。

在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活动后的几个月里，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场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事件：

华盛顿特区，2000年4月

一万五千至三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主义积极分子，试图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半年一次的会议无法举行。虽然多数抗议者并没有暴力行为，但还是有1300人被捕。

布拉格，2000年9月

大约有一万名抗议者企图破坏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在一些游行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受伤后，街头示威活动转变为暴力活动，有400人被捕。

达沃斯，2001年1月

反全球主义势力突然袭击了在瑞士山区度假胜地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被认为是自二战以来发生在本国的最大的一次安全行动，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和部队机构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警察与示威者的巷战致使几十人受伤，几百人被捕。残暴对待和平抗议者的这一行径遭到了来自瑞士国内外的强烈批评。

魁北克市，2001年4月

有三万多名反全球主义的抗议者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地游行。警察与一些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街头冲突。有四百多人被捕。

伦敦，2001年5月

成千上万的反全球主义者在伦敦的主要购物区游行。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与和平的示威者都尽力避免发生严重冲突。

哥德堡，2001年6月

在瑞典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成千上万人举行了反全球主义的示威活动。和平的游行转变为暴力事件，3名抗议者中弹身亡。城里的购物街遭到严重破坏。大约有五百人被捕。

热那亚，2001年7月

10万名反全球主义示威者袭击了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警察发生持续交火，抗议活动转变为暴力事件。几十人受伤，还有一名抗议者被警察击毙。

在很短的时间内，当三架被劫持的商业客机接连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特区国防部五角大楼时，人们正在筹备着类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反对2001年9月11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会议。在劫机分子到达其预定目标之前，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三千多名无辜者丧生，其中包括上千名勇敢的纽约警察和消防员，他们被困在世界贸易中心正在坍塌的大厦里。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早在几年前，“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络就已着手策划这次行动了。在随后几个月出现的几盘录像带里，奥萨玛·本·拉登清楚无疑地表明，就是他的组织制造了这些残忍的暴行，而这都是为了回应全球化的各种表现：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扩张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1991年海湾战争的国际化，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现代世界的“异教信仰”，长达80年的“国际异教徒”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百般羞辱”的历史。通过把世界人口划分为“那些求助于真主的人”与“那些拒绝服从真主宗教的人”，奥萨玛·本·拉登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异教徒”宣战，以最极端的形式体现了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冲动。

图14燃烧中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2001年9月11日倒塌前片刻。

毫无疑问，对有关全球化的意义及其发展方向的争论来说，2001年的“9·11事件”带来的是未曾预料到的震动。如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袭击发生九天后对国会的电视讲话中所解释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会波及全球。反恐战争会带来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形式吗？抑或它会阻碍全球化强劲的发展势头？2003年春，反恐战争延伸至伊拉克，可见促进全球合作的前景似乎确实并不美妙。当英美军队陷入了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游击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时，全球化的黑暗面——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和日渐突出的经济不平衡现象——似乎正在占据上风。让我们转向本书的结论部分，来简要地推测一下全球化的未来。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仅靠开展一场“反恐战争”就能停止或减缓像全球化这样强大的一组社会进程，乍一想，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的警示性迹象。全世界主要的海港和机场已经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国界控制和安全措施，这给旅行和国际贸易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在公共话语中，要求严控国界和保持泾渭分明的文化分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地到处展现着斗狠好勇的爱国主义情绪。

细察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能阻止甚至逆转全球化先前的趋势。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1860至1914年这段时期构成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交通和通讯网络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资本的巨额流动。但全球化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它从被殖民的南半球转移资源以换取欧洲的产品。英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已传遍全球。然而，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不遗余力地推行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种做法却导致了严重的反全球化逆流，并最终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一项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研究中，已故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认为，20世纪前半期支配世界的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些企图使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拙劣构想。通过一条能有效分割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无情的市场逻辑，商业利益逐渐控制了社会。自由市场原则摧毁了彼此负责的社会综合关系，也破坏了公共的价值观念，如公民义务、互惠及再分配。许多人在突然发现他们缺乏一个适当的社会安全和公共支持体系的时候，便为保护自己采取了激进措施来反对市场全球化。波拉尼指出，欧洲反全球主义运动最终在国家层面上产生了强行通过保护性社会立法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经济混乱，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冲动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最终，奉行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试图要全世界都服从自由市场的要求，这一梦想激发了一场同样极端的反抗运动——这场反抗运动使得市场变成了极权国家的附属物。

显然，波拉尼的分析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当今这个版本的全球主义像它19世纪的前身一样，也代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实验，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消费文化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但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并非没有遇到挑战。21世纪的反全球主义力量——特别是在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强烈表现方面——似乎能够吸引那些对全球化愤怒不满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他们情愿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因此，不难想象，在这场美国政府及其联盟对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的讨伐战争中，“基地”组织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不过是日益扩大的全球战争的一个开端而已。这一可怕的对抗性反应可能会减缓全球化的速度。

另一方面，继续遏制这股强烈的特定论保护主义势力，实际上也可能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联盟。为了消除恐怖主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北半球国家可能会愿意以实质性的改革日程来取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一日程意在缩减现存的全球贫富和福利差距。不幸的是，虽然许多全球主义者信誓旦旦地要为他们掠夺式的全球化装上一张“人性化的面孔”，但他们并未突破自身的团体议程这一参照标准。他们提出的“改革”，如果确实有所实行的话，在性质上也基本是象征性的。

例如，随着西雅图的示威活动而来的是，富国代表们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起向全世界的观众保证，他们愿意改革这一经济机构的规则和结构，使它向着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向发展。然而，三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看到他们采取任何具体的步骤来兑现这些承诺。当然，发展中国家提出要重新审查存在问题的程序，应它们的这一强烈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一直都在举行全体理事会会议。但是，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北半球强权政府的代言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认为现存的布局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新一轮全面多边谈判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才能致力于解决程序问题，而且谈判必须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特定论保护主义组织有争议的那些规则来进行。

这种以温和的改革主义的新言论来巩固全球主义范式的新策略可能会在短期内奏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不平等的加剧和接连不断的社会不稳定中潜伏着发动反动社会力量的可能性。与这些力量相比，就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给千百万人带来苦难的力量也相形见绌。确实，如最近的事态所示，全球化的生死存亡将取决于它能否实现根本转变。为了防止全球主义与其反对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进一步升级，世界领导者必须设计并实施全面的“全球新政”。

这一全球新政的核心是，在全世界认真努力地构建休戚相关的网络。这样一轮宏大谈判中最重要的肯定是要求富国一方做出真诚的、改善南北关系的承诺。2002年1月，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峰会——普世论保护主义在达沃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论坛之外的另一选择——吸引了五万多名与会者。他们围绕全球管理、社会和经济平等及人权问题，讨论了一大批旨在转变全球化现状的提案。具体的政策提议包括（但并不仅限于）下面列举的项目。

1.一个为南半球而制订的“马歇尔计划”，它包括减免第三世界的债务

2.为国际金融交易征税

3.取消那些为富人和公司提供避税港的海外金融中心

4.执行严格的全球环境协议

5.执行更加公平的全球发展议程

6.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开发机构，主要由北半球国家通过金融交易税之类的措施来提供财政支持，并且主要由南半球国家来实施管理

7.建立国际劳工保护标准，或许把这些标准作为深度改革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

8.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为公民提供更高程度上的透明性和更多责任感

9.使所有全球化的管理都对性别问题明确保持敏感性

无疑，“9·11”恐怖主义袭击及随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已严重影响了全球化名下社会进程的形态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除非我们愿意眼看着全球不平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为特定论保护主义暴力吸纳新成员——否则此时，我们就必须把全球化的未来道路与深入的改革主义日程联系起来。如我在本书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相互依存的多数表现并没有问题。然而，这些转变性的社会进程必须能挑战当前全球种族隔离的压迫性结构（它把世界划分为一个享有特殊利益的北半球与一个贫困的南半球）。如果这果真能够实现，全球化将会带来一种真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秩序。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dvertisement 广告 71-2

Al-Jazeera 半岛电视台 2，3-4，8

Al Qaeda “基地”组织 1-2，5，10，105，112，123，126

antiglobalism 反全球主义 50，63，105，106-123，125

Aristide，Jean-Bertrand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09

B

Barber，Benjamin 本杰明·巴伯 67，69，71

Bin Ladin，Osama奥萨玛·本·拉登 1-6，10-11，112，123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84，86

Black Bloc 黑色集团 117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 34-7，48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124

Buchanan，Patrick帕特里克·布坎南 107，109-11，113，116

Buddhism 佛教 24

Bush，George H.W.乔治·H.W.布什 3，57，123

C

capitalism资本主义 35-6，46，57，69，70，116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二氧化碳排放量 82，85

Castells，Manuel曼努埃尔·卡斯特 11

Chávez，Hugo乌戈·查韦斯 108

Chipko Movement 抱树运动 109

chlorofluorocarbons（CFCs）氟利昂 82-4

Christian Coalition 基督教联盟 109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62-3

Clinton，Bill比尔·克林顿 94，119

Clinton，Hilary Rodham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103

communication交流，通讯 9，22，28-9，30，71，77，124

consumerism消费主义 66，81，125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86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的 32，64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权 72

D

David，George乔治·戴维 98

democracy 民主 64-5，69，103-4

deregulation 撤销管制 10，38-9，41，49，58，93-4，125

deterritorialization去领土化 53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bt 发展中国家与债务 40-1，48-50，116，128

Diamond，Jared贾里德·戴蒙德 130

E

e-business 电子商务 41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环境恶化 79，81-2，84，108

environmental treatises 环境条约 85-6

European Union（EU）欧盟 10，62，111，128

evolution 进化，演变 17，52

F

fascism法西斯主义 116，125

free markets 自由市场 69，91，103

Free Trade自由贸易 38-9，89，107，110，119

Frey，Gerhard格哈德·弗雷 108

Friedman，Thomas托马斯·弗里德曼 96，103

Fukuyama，Francis弗朗西斯·福山 69，103

G

Gates，Bill比尔·盖茨 39，88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关贸总协定 35，38

Giddens，Anthony安东尼·吉登斯 9-10

globalism 全球主义 125，127

challenges to面临的挑战 106-23

claims主张 87-105

Global Trade Watch 全球贸易观察 112

globality 全球性 6-8

globalization全球化

and culture与文化 65-86

and economics与经济 34-51

and environment与环境 81-86

and media与媒体 71-77

and politics与政治 52-64

definition定义 6-11

future of的未来 124-8

golden age黄金时代 124

history 历史

Contemporary Period（From 1970）当代时期（自1970年开始）32-3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750）早期现代时期（1500——1750年）25-6

Modern Period（1750——1970）现代时期（1750——1970年）26-32

Prehistoric Period（10000BCE——3500BCE）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3500年）19-20

Premodern Period（3500BCE——1500CE）前现代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1500年）20-4

losers受害者 111，125

of languages 语言的 77-80

Research Center in Honolulu檀香山全球化研究中心 77

sceptics怀疑论者 14-15

scholars and elephant学者与大象 12-14

selling 兜售 89-91

Global New Deal 全球新政 127

global North 北半球 15，32，35-6，45，48，67，81，88，101，108，111，126，128

global South南半球 5，29，39-40，45，50，58-9，85，97，102，104，108-9，114，119，124，128

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 70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83-4

Green Party 绿党 113-4

Greenspan，Alan艾伦·格林斯潘 98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国内生产总值 45-6

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国民生产总值 99

Group of Eight（G8）八国集团 115，121

H

Haider，Jörg 约尔格·海德尔 107

Hale，Matt马特·黑尔 116

Held，David戴维·赫尔德 9，54，63

hybridity 杂交性 70

hyperglobalizers 鼓吹全球化者 14，53，57-9，66-7，69，75，95

I

ideology 意识形态 6，87-105，106，10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67，6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8，24

integration 一体化 8，36，59，92，113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国际论坛 11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5，38，40，48-50，103，112，120-1

International Non-Gove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 109，11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e and finance 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 38

Internet 因特网 10，16，39，45，66，69，71，74-5，77，79，101，119

Islam 伊斯兰 4，6，22，24-5，108，112，123

J

Jameson，Fredric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9

John Birch Society 约翰·伯奇协会 109

K

Keynes，John Maynard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37

Krugman，Paul保罗·克鲁格曼 96

L

laissez-faire 放任主义 37，95

Le Pen，Jean-Marie让-马里·勒庞 108

liberalization of markets 市场自由化 91-2

Liberty Lobby 自由游说团 109

M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28-9，93

McDonaldization 麦当劳化 67

McWorld 麦克世界 69

migration 移民 17，24，30，32，59，77，110-1

Mittelman，James詹姆斯·米特尔曼 9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110

N

Nader，Ralph拉尔夫·纳德 109，112-4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2，109-10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26，29，32，45，52-3，55，57-62

neoliberal 新自由主义的 36-8，48，58，88-93，95-6，98，100，102-9，111，113-6，119，125-7

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 57

Nixon，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3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非政府组织 10，63，108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38，114-5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62

O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62，84，101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36

Over-Foreignization（Überfremdung）过度异国化 111

P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巴以冲突 123

Pentagon 五角大楼 115，121

Perot，Ross罗斯·佩罗 107

plague 瘟疫 24

Polanyi，Karl卡尔·波拉尼 125

pollution 污染 49，83-6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66-7，69-70，72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particularist 特定论的 107，109-12，115-6，123，125-7

universalist 普世论的 108-9，112-6，127

protests 抗议 50，105，115-21

R

Reagan，Ronald罗纳德·里根 37

religion 宗教 20，24-5，81，123

Ricardo，David 大卫·李嘉图 37

Ritzer，George 乔治·里茨 67

Robertson，Roland 罗兰·罗伯逊 9，11，69

S

Seattle，Battle of 西雅图之战 105，115-9，126

September Eleventh “9·11事件” 105，121-3，127

Silk Road 丝绸之路 23

slave trade奴隶贩卖 26

Smith，Adam亚当·斯密 37

Spenser，Herbert赫伯特·斯宾塞 37，95

Southeast Asia Crisis 东南亚金融危机 42，44

sovereignty 主权 52-3，55，57，110-1

Soviet Union 前苏联 32，37，48，61

Stiglitz，Joseph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02

T

technology 技术 2，6，10，16，18，20，22，25，29，34，39，45，53，58，96，101

territory 领土 20，57-60

terrorism 恐怖主义 1，123-4，126

Thatcher，Margaret玛格丽特·撒切尔 37，94

Third World Network 第三世界网络 11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跨国公司 45-6，88，111

America Online（AOL）美国在线 3，45，71，73-4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0，71，73

Big Ten media conglomerates十大媒体企业集团 73

Bertelsmann贝塔斯曼集团 71，74

Chrysler Motors/Daimler-Benz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 45

Disney 迪士尼公司 71，76

Exxon-Mobil埃克森美孚公司 40，45-6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公司 71，75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10，45-6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46

Liberty Media 自由媒体集团 71，74

MCI WorldCom世界通信公司 45

Mitsubishi 三菱公司 45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71，76

Nike 耐克公司 46，66

Nokia and the Finnish Economy 诺基亚公司与芬兰经济 47

Royal Dutch/Shell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46

Siemens 西门子公司 45-6

Sony 索尼公司 46，71，73

Viacom维亚康姆公司 71，75

Vivendi维旺迪公司 71，75

Volkswagen 大众公司 46

Wal-Mart 沃尔玛公司 46

transportation 交通 11，21，30，124

U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科学家关注联盟 10，83

United Nations（UN）联合国 10，32，40，55-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人类发展报告 99，102

Security Council安理会 5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 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6

V

violence 暴力 20，108，117

W

war 战争 3-4，20，22，34-5，37，48，52-3，55，57，120，123-7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48-9

Westphalia，Peace of《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53，55

Williamson，John约翰·威廉森 48

Wilson，Woodrow伍德罗·威尔逊 55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35，38，40，46，48-50，98-100，102，112，120-1

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 世界造物主教会 116

World Economic Forum（Davos）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10，120，127

world income issues 世界收入问题 40-1，98-102

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s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1，115，121-2，12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世界贸易组织 35，38，48，62，110，112，115-9，126，128

X

xenophobia 仇外 111

Z

Zapatistas 萨帕塔运动 109，115

版权信息

Postcoloni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Robert J.C.Young 2003

Postcolonial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作　　者　【英国】罗伯特·J.C.扬

译　　者　容新芳

责任编辑　於　梅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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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导言 蒙太奇式的简述

第一章 属下阶层的知识

第二章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第三章 空间与土地

第四章 混杂

第五章 后殖民女权主义

第六章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第七章 翻译与转化

索引

序言

王宁

本书原名为《后殖民主义：十分简单的介绍》（Postcoloni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对具有一般人文知识的读者。但是和收入这套系列丛书的不少短小精悍的著作一样，本书作者罗伯特·扬（Robert J.C.Young，1950——）却是当今国际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位大家。他自幼在英国受教育，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爱克斯特学院，曾在南汉普顿大学任教，后被母校牛津大学聘为英文和批评理论教授，同时兼任沃德姆学院研究员。2005年，他应聘到美国纽约大学任教，担任朱利叶斯·西尔弗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白色的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1990），《殖民的欲望：文化、理论和种族的混杂》（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Cul－ture，Theory and Race，1995）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Postcolonialism：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2001），本书的写作就是沿着最后这部鸿篇巨制的思路进一步普及和阐发的结果。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英国族裔的概念》（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2008）。

本书的写法和大多数高深的理论学术专著的写法大不相同，具有浅显和通俗易懂的特色。众所周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要文化理论思潮中，后殖民主义是时间持续较长、涉及学科范围广泛且内涵十分复杂的一种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因此要对它作介绍自然也很难。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括了这样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化。对于前者本书并没有太多的涉及，而对于后者作者则描述了很多。它主要指处于后殖民状况的（原先的）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历史，它与前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后仍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残余，同时又明显地带有对宗主国的殖民文化的抵制和抗争色彩。作者避开了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改用一种讲故事的散文笔法讲述了一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涉及的人物有甘地、格瓦拉、法农以及毛泽东等；从有关属下阶层的知识到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历史和权利，从非洲的空间和土地到种族和文化的混杂，从后殖民女权主义到从后殖民视角来解读全球化，最后还专有一章阐述了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或转化）理论的含义。要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对一系列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概念作出详细的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本书有可能会吸引一些文化理论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篇短序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这一思潮在理论上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简略的介绍。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取代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论界，它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和“非中心化”思维模式，曾在文化研究崛起时有所式微，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认识以及霍米·巴巴的异军突起，后殖民理论和批评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早先的一些相关理论课题，如种族、族裔、历史、权力、殖民、霸权、边缘、中心、帝国等，被从事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发掘出新的价值进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兴起与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流散写作/批评等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三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知名度最高，这与他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他生前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如果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话，那么萨义德早期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批判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为我们的跨学科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他于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全面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萨尔曼·拉什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并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和反霸权斗争相关联；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可以说，萨义德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着上述两本著作中涉及的问题而深入研究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深入探讨则集中体现在他逝世前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2000）中所收的各篇论文中。今天，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流散写作的学者已将其当作研究流散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通常被当作名声仅次于萨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科学讲座教授。作为一位个人经历异常复杂而且理论方向也十分驳杂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走过的是一条发展轨迹清晰可寻的学术道路：她早年曾作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最重要的翻译阐释者而一举成名，其后又以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身份而活跃在女性文学界和批评界。之后当这一切均为她的异军突起铺平道路后，她才独辟蹊径，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独特批评个性和理论风格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斯皮瓦克的著作包括三部论文集以及出版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专著：《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论集》（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1993）和《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1996[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此外她还出版访谈录，编译多部理论著作和文集，并在欧美各主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论文。斯皮瓦克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并坚持学习中文长达六年。

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和斯皮瓦克一样，也出生在印度，后到西方著名学府求学，然后在英国任教，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巴巴的主要著作就是《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并编有《民族与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1990）。作为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界最具有批判锋芒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霍米·巴巴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换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原先的那种对殖民地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早已成为历史，但一些帝国主义霸权集团仍不忘对这些前殖民地进行文化渗透。如果说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主要表现在对之的压迫和掠夺的话，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则施行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和侵略，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长期地持续下去。

2008年4月于北京清华园

导言

蒙太奇式的简述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大群人或大型的集会中唯有你的肤色或种族是与众不同的？据说世界上存在两种白人：一种人周围的大部分人仍然是白人，另一种人是其所在某一地点的唯一一个白种人。或许只有在那时，他们才第一次发现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其他人——西方之外的人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少数人，他们是永远生活在边缘的人，他们是不符合正常标准的人，他们是失去了话语权的人。

这种情况对于个人和对于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你是否有时会感到你的民族和国家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你是否曾经感觉到当你说出“我”这个词时，“我”指的是别人，而不是你？你是否隐约觉得你并不是你说出的句子的主语？你是否曾经感到每当你发言时，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充当了别人的代言人？或者当你听到别人讲话时，你总是他们谈论的对象？你是否意识到这些发言者从未考虑过你的感受如何？你来自何方？你是否意识到你生活在别人的世界中，一个为别人而存在的世界中？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种谈论这种现象的方式呢？这就是后殖民主义试图要回答的首要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一批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著作出版问世了，这些著作试图转变我们看待某些关系的主要方式，这些关系存在于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民族之间以及二者所在的世界之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将世界颠倒过来观察，意味着从照片的反面对其进行观察，体验事物之不同，而且要领悟其中的原因（当你生活在巴格达或贝宁而非柏林或波士顿时）。这还意味着，你要认识到，当西方人观察非西方世界时，他们所观测到的与其说是那里的现实情况或非西方民族的真实感受或真实看法，倒不如说是他们自身的镜像，是他们自己的假设。如果你不把自己认同为西方人或由于某种原因，你并不完全是个西方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西方国家，或者你虽然从属于西方文化，但你会被来自内外的占统治地位的言论所排斥，那么在这里后殖民主义可以给你提供一种不同的观察方法，一种以你的兴趣为主的话语和政治活动。

后殖民主义主张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同样享有良好的物质和文化权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众多的差异使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之间产生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在19世纪，随着欧洲帝国的扩张，这条鸿沟就已经完全形成。扩张的结果是，世界十分之九的陆地都被欧洲或源于欧洲的势力所控制。人类学理论不断地把殖民地的民族描绘成低等的、幼稚的和软弱的民族，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尽管数千年以来他们在此方面已经做得很好），需要西方父亲般的为维护其利益对其加以管理（现在认为他们需要的是“发展”）。这些人类学理论使得殖民和帝国统治变得合法化。这些人类学理论的基础就是种族观念。简而言之，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被认为是白种人对抗非白种人的关系。白种人的文化过去被认为是（并且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合法政府、法律、经济、科学、语言、音乐、艺术、文学这些观念的基础。总之，白种人的文化就意味着文明。

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殖民地人民通过种种形式的积极和消极抵抗来与这种统治进行抗争。然而直到19世纪末，这样的抵抗才发展成为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民族而言，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可这种胜利常常是以生命和资源的大量付出为代价的。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们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中那些当权的政客和行政官员或者定居在这些地区的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当国家最终获得了主权，它就摆脱了殖民统治进入了自治和后殖民时期。独立！然而，独立在很多方面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开端，仅仅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相对微小的一步，是一种从殖民统治和管辖到非完全独立的转变。尽管进入了非殖民地化时期，但是在20世纪，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地位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前）帝国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统治着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哪个国家胆敢挑战以前的殖民统治者，就会处于危险之中，阿富汗、古巴、伊朗和伊拉克的例子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想要在政治上反抗西方控制的政府都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

但是情形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虽然得到的权力有限，但权力的平衡正在缓慢地实现。首先，随着从正式帝国到非正式帝国的转变，西方国家需要更多的国内劳动力，这需要通过移民来实现。因为移民，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明显的种族界线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绝对了。但这绝不是说美国总统是位非裔美籍妇女，或英国选了一位亚裔的伊斯兰教徒当首相。西方的国家权力仍被谨慎地控制着。你能想到有多少位当权者——那些出现在报道世界政要日常政治活动的报纸头版上的当权者是有色人种？然而，文化也在发生变化：由白种清教徒塑造的美国正在被拉美化，拉丁裔和非裔的美国人已经成为许多富有活力的西方文化的推动力量，这些文化超越了传统的工业文化。今天，对许多欧洲青年来说，古巴文化居主导地位，在桑舞和萨尔萨舞[1]富有节奏的舞动中，古巴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广泛的共识而言，在殖民时期，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之间的鸿沟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的统治上，而这种统治今天已经被溶解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体系之中，这种体系对差异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这一方面的局限性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加以探讨。

现在，重要的是，后殖民主义首先涉及的是这样一个观点：西方之外的三个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从属于欧洲和北美洲的地位，并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后殖民主义涉及反对不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和哲学，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进行过去的那种反殖民斗争。后殖民主义不仅断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应该享有资源和物质福祉，而且断言它们的文化——正在介入和改变西方社会的文化有巨大的活力。

后殖民文化分析涉及对理论建构的详尽阐述，这种理论建构挑战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方式。可以用女权主义进行一个简单的类比，女权主义也涉及一种类似的情况：曾经有一段时期你读到的任何书、听到的任何言论、看到的任何电影，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可女性就撂在那里没人管，她总是一个客体，而不是一个主体。从你所读的书或所看的电影中你会发现，女性常常是那种被观赏的角色。她从来不是观察者。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女性不如男性聪慧，她们不应受到男性所受到的教育。她们不能参加政治性的竞选。出于同样的原因，由女性创建的各类知识都被认为是不严肃的、琐碎的、道听途说的，或者不科学的，比如盲目的崇拜或传统的分娩方式或康复练习。所有这些态度只是女性被统治、被剥削和身体上被男性虐待的多种方式中的一部分。从18世纪末开始，女权主义者慢慢地、逐步地开始反抗。她们反抗得越激烈，就越清楚地表明，这些态度已经渗透到了整个文化之中，包括社会关系、政治、法律、医疗、艺术、时尚乃至学术知识。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实践，女权主义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没有一个单一的创造者，不像马克思主义或心理分析那样，它汇集了不同领域的女性的共同努力。它的目标是要铲除所有的不平等现象，包括从家庭暴力到法律和语言再到哲学等诸多方面。女权主义者也必须同女性间的不平等作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平等就像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一样。然而与此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运动：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女性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些共同目标包括：解放女性和争取女性权力，获得自主选择权，在改变多种制度的进程中获得法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样她们将不再继续只代表男性的利益和视角。

与女权主义类似，“后殖民理论”涉及西方之外的一些知识和需求，需要对这些知识和需求进行概念性的重新定位。它涉及一些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推动思想，这种政治实践在道德上的要求是要改变当今很多地方的人仍然在过着的受人剥削的和贫困不堪的生活。一些这样的理论工作已经因其晦涩难懂和涉及常人无法理解的复杂观点而出名。当面对学术理论权威时，人们常会认定自己理解上的困难是由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许多这样的思想最初并不是由学术界提出来的，一旦理解了它们所描述的实际情况，理解就变得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本书致力于以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来介绍后殖民主义：不是从头到尾的解释，不是先提出抽象的术语然后举一些例子来详细阐述这种理论，而是致力于追寻后殖民主义（本质上提倡民主原则）广泛的政治踪迹，肯定普通人和他们的文化的价值。本书将详细阐述后殖民主义，但不是按照从上到下，而是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也就是从具体的环境开始，然后从特定的视角提炼出一些观点。全书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以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解释后殖民主义，这种方式是最恰当的，因为它有助于详细阐述“属下阶层”的政治，即从属阶级和民众的政治。

所谓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依条理详细阐述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可以预测一些现象的结果。它包括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并置的且偶尔存在冲突或矛盾的视角。从最广的意义上讲，它涉及其他学科和活动所专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女性地位、发展、生态、社会公正性、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后殖民主义把自己选择研究的问题和知识融入到了西方和非西方对于权力结构的研究之中。它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在不同种族之间创造出一种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关系。

出于这种考虑，这里将不再以单一的一套观点或一种实践来阐述后殖民主义。在某一层次上，没有一个叫作“后殖民理论”的单一的实体存在。作为一个术语，后殖民主义描述的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实践，就像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包含各种思想和实践一样。本书没有遵循学术著作的标准模式，没有以一系列的章节来展开主题或论点，而是运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技巧，采用并置角度和时代的方式，创造性地探究它们之间生成的一系列关系，因为许多后殖民理论对思想和实践的处理都是动态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包括和谐关系、冲突关系、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生成关系。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已经被斗争所改变的世界和一个实践者想要进一步改变的世界。

很多人不喜欢“后殖民”这个词，现在你可能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为什么。它扰乱了世界的秩序。它使特权和权势受到了威胁。它拒绝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它那激进的日程表在为全球的人们呼唤着平等和幸福。

你将会在后殖民主义的土地上跋涉。下面的章节将会带你去旅行，带你穿过它的城市和荒芜的郊区，看到它乡村野郊的贫困。虽然人们承认这些景象是存在的，但其中的许多景象人们是视而不见的，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日常经历人们更是不屑一顾。本书的章节由不同的“场景”（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快像）组成，且各张快像并排放在一起。因此本书就是一本影集，其中的照片并非那种静止和虚幻的图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喃喃低语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当你阅读本书时，你会听到那正注视着你的人陈述的证词。蒙太奇刻意把不相容的胶片并置起来，这种粗糙的切换手法已被人们所遗忘。在这里，这一系列的短片镜头在迅速抓拍瞬间飞逝的图像，把当今社会出现的矛盾场景搬上了舞台。这些断续的瞬间镜头见证了历史的更迭，也见证了从权力被夺走到通过抗争重新把权力夺取回来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开始讲授“边缘”这个词时，我们会从原始素材入手，这些原始素材是当代对后殖民主义及其影响的文化政治方面的研究，某中包括那些“阿拉伯世界”的伟大著作，这些著作大多都出自马提尼克信奉基督教的精神病医生弗朗兹·法农之笔……在大的背景中，我们也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中找到一些原始素材，比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萨义德的著作并不是对边缘的研究，甚至不是对边缘化的研究。《东方主义》是对于目标构建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调查和调控。萨义德等人的著作已经直接涉及了对殖民话语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就像一个大花园，已经开满了似锦的繁花。在这个“花园”里处于边缘的群体可以发言、可以被别人谈论，甚至可以让别人代表自己发言。

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

《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1993）

【注释】

[1] 起源于古巴的拉丁舞。拉丁舞具有热情、浪漫的旋律及丰富的节奏变化，它的感染力特别强。——本书注释均由译者添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第一章

属下阶层的知识

你发觉自己是一个难民

一天早上，当你从噩梦中惊醒，你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在夜幕的笼罩下，你已经被放逐到别的地方。睁开双眼，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风吹过平坦荒芜的土地时留下的声音。

你和家人正朝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块“活墓地”走去，走向白沙瓦——一座布满鲜花和间谍的城市，一座边境城市，从喀布尔过来的旅客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旅客穿过雕刻着图案的托克汉城门，沿着开伯尔山口由灰色岩石建成的弯曲小路走向远处的平原，最后到达通往加尔各答的主干公路。

在老城区的达沃什清真寺周围，是开伯尔集贸市场，这里的货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道的房屋依势而建，高得直冲云霄。各家经过装饰的阳台错落有致，悬挂在空中。这便是著名的吉沙·哈乌尼市场一条街，这条街因说故事的人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一直被悠闲地喝着热气腾腾的琥珀色希沙斯茶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些人正努力地想要超越专业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在那些在货摊上用大茶杯喝着蜜汁茶的人之间口耳相传。可是那里传来传去的故事却并不是为你而讲述的。

你继续西行，走过往日的殖民地兵营，走过郊区大片的临建房屋（可是住在临建房屋中的人已经在这里居住很久了），在山前的一块平地上停住了脚步。家人中还有两个孩子也走散了。你身边只有一袋衣物、一个睡觉和祈祷用的垫子、一个盛水用的大塑料容器和几个铝制的罐子。这时路上有一些士兵走上前来阻止你继续前行。白沙瓦附近的贾洛扎难民营已经关闭。从阿富汗到这里来的普什图人被指引着走向杰曼。杰曼没有难民营，它只是一个“等待区”。在这里，你从帐篷顶上放眼望去，大地平坦无奇，进入视野的唯有远处喜马拉雅山映在地平线上的黑影。

因为这里不是官方难民营，所以你缓慢的前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会有人为你登记注册。此时，你的孩子又累又饿，坐在光秃秃的棕色沙地上，他们鼓鼓的肚皮上留着因感染而形成的深红色印痕。你四处寻找水和食物，还希望找到三根木头和一张大塑料布来搭建一个栖身之所。这个将要搭建的就是你的帐篷，就是你和家人的居所。你们将要在少粮缺水，痢疾和霍乱流行的困境中寻求生存。

幸运的话，你可能在数月内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不幸运的话，你或许就会像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加沙﹑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或是像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斯里兰卡或者南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那样，在这里滞留十年甚至几十年。这里将可能成为你和你的子孙们唯一的家。

图1新贾洛扎难民营，白沙瓦，巴基斯坦，2001年11月：一个来自阿富汗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家庭在这个难民营的新家。

我们是多么无常和多么善变。我们很容易改变或被改变。我们的居所是多么不稳定，只因为我们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我们失去了发源地，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国土，我们断开了与过去的联系。这里没有巴勒斯坦人。谁是巴勒斯坦人？是“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地区的居住者”？是非犹太人、恐怖分子、制造事端的人、流离失所者还是难民？是卡片上的人名还是清单上的数字？人们在讲话中赞扬着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事业，但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一个个片段而已。

爱德华·W.萨义德，《最后一片天空之后》（1986）

难民，你居无定所，无处落根。你已经被转移了，是谁转移了你？是谁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你或是被迫，或是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而离开。你顺着逃亡的路线颠沛流离，艰难跋涉。但是一切都静止了。你已疲惫的生命戛然而止，你的生活断裂了，你的家庭支离破碎。你所熟悉的单调却可爱而稳定的生活和熟悉的社会也将随之一去不返。你在压缩的时间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强烈介入，经历了平常安乐生活的终结，你已成为了那些跨越不同时代并经历过冷漠的现代性的人们的象征。你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面对这种新文化，你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它。你还要努力保留自己的可识别的身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也许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孩子会将它看作一种解放的方式，但不是现在。生活已过于脆弱，过于不确定。你什么都不能依靠。在世界的眼中，你只是一个客体。谁会在意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以及你的感受？各国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立法，为的是阻止你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对寻求避难者的答复是：禁入。

图2新贾洛扎难民营，白沙瓦，巴基斯坦，2001年11月：一个阿富汗小男孩正在放风筝。

你是闯入者，你是错位的，你是不合时宜的。“难民”一词将你与你的国家隔离开来，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愿望、习惯及情感一脚踏进未被认同的、精神上深感陌生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中断、错位、不堪回首的刺痛和痛苦的体验。这种体验加剧了后殖民时期的残酷体验，但也使其具有了创造性。

不同种类的知识

在贾洛扎难民营，你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这本书，即便你识文认字，即使这本书已被翻译成普什图语，你也不会读这本书。你说得多，会对许多人讲述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还会讲述那些又长又难懂的、与战争和饥荒相关的悲惨故事，你试图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一些人生感悟。如果你碰到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愿意帮助你，你很有可能会对他们说出你的需求：药品、食品、避难所。你不会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的利益而袒露你的经历。你不会将你的生活演绎成一个故事或者为别人而表述。但你仍然是这本书中不那么沉默的主角，因为它是为你而写的。即便你没有读过其中的文字，它们也是为你而写的。

到目前为止，有关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知识都来源于宗主国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中的绝大部分一直集中在宗主国的科研机构之中，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这些档案资料通过大量的学术科目和各种各样的著作向外扩散传播。其中既有经典的哲学著作，又有传教士和行政官员的通俗之作；既有区域性研究项目，甚至是人文学科的核心领域，又有由基金会和私人出版社资助的翻译项目——以上项目构建了各种实践的内容。

爱加斯·阿马德，《在理论之中》（1992）

你能否读这本书，显示出了划分世界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划分有多种方式，比如：你是否有干净的水喝，是否有足够的食品和保健品，是否能读书，是否受过正规的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非正规的教育，实际上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确定的。有时你所需要的知识是你通过非正规的教育学来的，是从你的家庭和周边环境中学来的。你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学到的知识是他人的知识。谁是这些知识的权威呢？它们是谁的知识呢？你从不同学校学到的知识是不同的，你的思维模式也是不同的。想一想孩子们身上的不同吧：在西方有些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每年要花费一万五千英镑，2001年在伯利恒附近的阿哈德学校里的孩子却不得不在帐篷里学习，因为学校的校舍已经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摧毁。看一看图3中那个巴勒斯坦女孩的学习经历吧！她每天步行穿过拉法难民营来到学校，而拉法难民营也在一天前被三辆以色列坦克和两辆推土机夷为废墟。

自从加沙地带的汗育尼斯难民营和约旦河西岸的贾拉左难民营首次开办露天学校以来，近五十年来巴勒斯坦几乎毫无变化。如果当年的那些孩子还活着的话，他们今天都已成了老人。他们住在难民营中，常是以色列军事行动打击的目标。不得不这样危险生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读到这里你想一想今天这些学校的处境，这将有助于你形成后殖民主义得以产生的视角。想一想阿哈德、贝德加拉、贾洛扎、贾拉左、杰宁、汗育尼斯、拉法的情况。那里人的生活怎能与你的或我的生活相比呢？想象一下在一个封闭又贫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又眼睁睁看着它在政府的指令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是什么感觉。读一读布洛克·莫迪森撰写的关于索非亚镇在1958年被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摧毁的原因。索非亚镇是约翰内斯堡黑人文化生活的中心。莫迪森不允许我们错误地认为在特权阶层和可怜的穷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仅仅涉及受难与剥削的问题。还有其他种类的财富和损失。还有思考世界的其他方式。人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方式。

图3一位巴勒斯坦的女学生正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难民营的废墟中走着，2001年4月15日。这是在以色列根据临时和平协定把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完全移交给巴勒斯坦后，以色列军队在不到一周内第二次对这里进行打击之后一天的情景。

随着索非亚镇的死亡，我体内的一些东西死掉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也死掉了……他们以清除贫民窟的名义用推土机将她弄得遍体鳞伤。片刻之后，沿着古得街看去，索非亚镇就像是其中众多的受害者之一；一个男人被索非亚镇之刀刺伤，躺在露天的排水沟里，像一粒葡萄干撒落在散发着气味的下水道里，这个人由于多处被刺伤而濒临死亡，多处伤口还在流血；在这个将要死去的人的脸上显现出震惊、迷惑、恐怖、怀疑的表情。

布洛克·莫迪森，《怪罪历史》（1963）

从第三世界到三大洲

当你看见一些孩子聚集在学校里，光着脚站在石头上，你便知道你身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个第三世界是后殖民的世界。“第三世界”这个词起源于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世界曾根据两大政治体系而被划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它们构成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剩余的部分就构成了第三世界：那些刚刚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二十九个刚刚成立的亚非国家（包括埃及、加纳、印度和印尼）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它们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用一种新的“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球范围内的优先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世界上的有色人种试图摆脱西方白人国家的枷锁。从政治上来讲，它是世人可走的第三条道路：既不属于西方集团也不属于苏联集团。然而，第三条道路的确立或发展是很缓慢的。这个名词逐渐与这些国家所遇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与贫穷、饥荒、动荡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鸿沟”。

图4早期的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修建的学校，贾拉左难民营，约旦河西岸，1951年。

在很多方面，万隆会议标志着后殖民主义首次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哲学体系。十一年后，在1966年于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会议上，更富于战斗性的第三世界政治团体作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持续影响的全球联盟出现了。这也是首次将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海）与非洲、亚洲联系在一起，地处南部的这三个大洲便得名为“三大洲”。在许多方面，三大洲是一个比“后殖民”更精确的术语。三大洲会议创办了一本杂志（杂志干脆取名为《三大洲》），该杂志首次将后殖民理论家与实践家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弗朗兹·法农、切·格瓦拉、胡志明、让-保罗·萨特的文章），这样的写作表明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和理论的立场，而是人类要求共同解放的共同努力。由于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不允许古巴的杂志进入美国，所以许多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家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这样一些激进的先驱。

殖民主义者通常讲，是他们把我们带进了历史。今天我们要表明的是事情并非如此，是他们使我们离开了历史，我们的历史，让我们跟着他们，在他们的后面，走向他们的历史的前进方向。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回到源头》（1973）

作为术语，无论“三大洲”还是“第三世界”都有各自的道理，因为它们指代的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认识论”或者知识体系。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被世人称为知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由那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写就的，而且这种知识是由学术界即机构性的知识团体精心制作和认可的。这种知识中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关于数学和科学的知识来自阿拉伯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就连西方学者在写数字时还用阿拉伯数字的原因。西方学校着重强调西方文明是对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承，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仍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每天都在读写阿拉伯语。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新闻标题：《在发现“基地”组织与阿拉伯的联系后，美国学校禁止使用代数基本原理》。

我们这些受剥削的人在世界上必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这些受剥削的落后国家的任务就是摧毁那些维持帝国主义的根基。资金﹑原材料﹑廉价劳动力（无论是工人还是技术人员）都被从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国家中夺走，同时新的资本（统治工具）﹑武器和各种商品都被输入进来，使我们陷入完全的依赖。那个战略目标的基本要素便是人类的真正解放……

图5切·格瓦拉，《给三大洲的信息》，1967年4月16日。寄给亚非拉三大洲人民团结组织，寄自“世界的某个地方”，格瓦拉从1965年春离开古巴到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被杀期间的一次公开演讲，在《三大洲》杂志第一期上公开出版发行。

切·格瓦拉，《给三大洲的信息》（1967）

后殖民主义源于其本身的知识，其中的许多知识是最近在漫长的反殖民运动的过程中被阐述出来的。后殖民主义源于这样一个假设：那些西方人，无论是不是学者，都会以同样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有别于西方的其他知识和有别于西方的其他角度。后殖民主义或者“三大洲主义”，都是新兴知识的总称，这些知识来自属下阶层，即受压迫的民众，它们试图改变我们生活中的术语和价值观。如果你想学，那么你随处都可以学到这些知识。你开始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保证你会仰视而不是俯视这个世界。

焚书

非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1940年在他的《大海》一书中，讲述了他坐船离开纽约去非洲的故事。他爬上甲板，将他随身携带的旅途阅读的书远远地扔进了大海。看着一本本书旋转着消失在大海中，他感到了自由的愉悦。他说：“当我把这些书扔进海里时，那感觉就像把压在心中的千百万块砖头搬开一样。”在他沿着祖先来的路回去的时候，他将他的所知所学全部抛弃了。在回非洲的路上，他把所有将非裔美国人置于社会低层的等级文化抛得一干二净。他回到了自己的大洲，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情。他写道：

我的非洲，黑人的祖国！我也是一个黑人，一个非洲的黑人！非洲，真实的存在，它不仅可以在书中读到，而且可以摸得到、看得见。

当休斯最终到达非洲，和那里的人民讲话时，他受到了伤害。

非洲人看着我，不相信我是黑人。我说：“事实上我也是黑人。”

他们嘲笑我，摇摇头说：“你是白人！你是白人！”

弗朗兹·法农的经历则与此相反。在马提尼克，他总被人们看作是白人。当他到达法国里昂时，人们在大街上见到他时喊道：“看！他是个黑人！”法农如此评论说：

我抱着试图在事物中找到意义的信念，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精神世界充满着找到世界本原的愿望，后来我发现我只是他类客体中的一个客体。

法农的第一反应，如他自己所言，就是经历了“被封存到被挤压的物性之中”的痛苦。后来他意识到问题远比此严重得多。人变成了客体，被人指点、被人取笑，而这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情况。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处于这种情况当中的人内化了这一观点，将他们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低人一等的“他者”。

我是如此厌倦学习和背诵赞美水仙花的诗歌，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的”英国孩子的关系很别扭，我发现当我称自己为英国人时，他们会傲慢地责骂我：“你不是英国人，你是令人讨厌的殖民地人。”

珍·莱斯，《焚书的那一天》（1968）

在《焚书的那一天》中，出生于美洲的欧裔白人小说家珍·莱斯讲述了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的轮船代理商索亚先生的故事。他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结了婚，但是，他经常在酒醉之后虐待她。索亚在他的房子后面建了一间小屋，那里摆放着他特意从英国邮寄来的书。他那只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埃迪体弱多病，正是他首先站出来质疑叙述者——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认为所有来自“家乡”的东西，也就是来自英国的东西都比岛上的东西高贵。埃迪会从图书馆里借书，父亲去世后，埃迪成为了这些书的拥有者。几天后，埃迪和叙述者来到图书馆找到母亲，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在不幸的婚姻中煎熬。母亲的怨恨和愤怒爆发了出来，她将书从架子上弄到地上，分为两堆，想一堆出售，另一堆烧掉。当母亲将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时，埃迪求她不要将这本书烧掉，因为他正在读这本书。最终他从母亲手中把这本书夺了回来，并尖声喊道：“现在我也开始讨厌你了。”女孩也为自己抢到一本书，两人穿过花园跑到街道上，一起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埃迪开始哭泣，为了表示对埃迪极度孤独的同情，女孩问埃迪那是本什么书。那本书是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可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她本能地感到她的战利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她想看看究竟时，却很失望，“因为那本叫作《像死亡一样坚强》的书是用法语写的，看起来索然无味”。

珍·莱斯的故事读起来不太像殖民主义的寓言故事，倒更像是关于后殖民的权力关系的寓言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数十年的等级剥削和侵略性的种族文化所促生的仇恨，使得索亚夫人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优越感的文化基础。埃迪的矛盾反应是：他既憎恨他的父亲，憎恨“家”，也就是英国，但是他又想得到父亲的书。这又将他带入与母亲的矛盾之中：他爱母亲，但是母亲恨他父亲所有的书。这也把埃迪推向边缘的位置，使他介于矛盾的、竞争的文化之中：他一方面在情感上认同一种文化，同时又在理智上对另一种文化产生了好奇。

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多重身份被津巴布韦小说家奇奇·丹格伦伯加定义为本地人的“不安的状况”。他们跻身于不同文化的矛盾层面之中，当殖民文化或主导文化通过教育进入本地的初始文化中时，便会产生一种不安的状况，其中包括矛盾、不稳定、文化界限的混乱（内部或外部的）以及与“他者”文化的融合。在《不安的状况》（1988）这本书中，讲述者坦布泽梦想着接受良好的教育，梦想着能进入她那位已经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校长亲戚的房间里。但是她发现她不知道应该坐在哪里，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阅读房间里的习惯性符号，她不知道应该使用那种语言——英语还是绍纳语？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要屈从于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被法农称为杂交裂缝中的存在，他们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不同的、互不兼容的人生。如果你想成为白人，改变你的种族和阶层，你就要吸纳主流文化，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妥协，不同价值体系层面之间的妥协（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对她们来说这些选择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即使你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白人。

焚书可以看作是要求解放的表示，或是无力通过别的途径表明自己立场的一种表现。当然，通常情况下当这种行为包含一个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攻击时，就被认作是压迫性的、破坏性的、法西斯的行为，它确实如此。以1981年5月僧伽罗统一国民党烧毁贾夫纳大学图书馆为例，“数以千计的泰米尔语书籍、手稿、风干的棕榈叶手稿、各种文件被烧毁，其中包括《贾夫纳历史》的孤本”。1992年5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在萨拉热窝的东方学院投放燃烧弹，这里收藏着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手稿，“事实上所有手稿都被大火烧毁，包括五千二百六十三册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手稿和阿拉伯语手稿中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方言撰写的部分，以及数以万计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文献”。种族清除不仅包括人的毁灭，也包括知识的毁灭和历史的毁灭。

“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不是指那些居住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而是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被认为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穆斯林。1989年1月14日，一群生活在布拉德福德和奥尔德姆的穆斯林公开烧毁了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评论家纷纷将这一行为与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焚书之举相提并论。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激进的基督教群体在美国烧毁J.K.罗琳的《哈利·波特》的行为没有受到太多的媒体关注。

拉什迪的立场比较复杂，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最著名的反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之一，是移民社区政治权益和观点的代言人。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己所代言的少数族裔的社区内有着和自己的多元文化融合（他称之为“宗教文化融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得到了一些少数族裔的作家（例如哈尼弗·科利什）以及媒体的支持。由于很多少数族裔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受到了压迫，所以在受人赞美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这些少数族裔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裂痕。

对西方而言，整体上这看上去似乎很像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接受了同化，而后者却仍想保留他们的未被玷污的文化身份。对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或者对于那些居住在西方之外的人而言，这种区别就不是那么清晰。对个体来说，想要同时持有两种观点并不是不寻常的。后殖民主义的愿望中存在着不安，这种不安的状况受到了无法掌控的矛盾心理的侵扰。

围绕《撒旦诗篇》而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冲突主要是通过空间和二元对立的地理政治学——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与西方文艺界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古老的（有武断的意味）移居者和现代的（有讽刺意味）大都市人——展现的。这一现象掩盖了不可化解的、边缘性的、对于文化杂交的忧虑，这种文化杂交提出了认同的问题，以及离奇的、断裂的暂存性中的流散社群的美学问题，即文化转移的时间和文化转移的空间“不可移植”的问题。

霍米·K.巴巴，《文化的定位》（1994）

第二章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革命者在哈莱姆，1924年

我正观察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男人并排而立，姿势呆板僵硬，严肃而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头。每个人都衣着入时，穿着马甲，揣着怀表。中间身着白色套装、脚穿翼尖状饰纹皮鞋的男子头戴一顶帽子，其他两位则以手持帽。右侧身材矮小而略胖一些的男子撑着一张木制折叠椅的椅背。尽管他们正一起摆姿势合影，但彼此却保持着距离。这一点表明他们虽然认识，但却称不上是密友。他们衣着的华美与身后破旧的红砖房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看起来他们好像站在一所廉价公寓或办公楼的外面。他们身后的窗户的右扇有百叶窗，而另一边的窗户却没有。

这张照片是由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著名的摄影师詹姆斯·范德尔奇拍摄的。这张1924年8月拍摄的照片上的人物分别是马库斯·加维、乔治·O.马克和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加维来自牙买加，马克来自塞拉利昂，托瓦罗——胡诺来自达荷美共和国。那天他们都是来纽约市开会的，或许这张照片是在哈莱姆135号街西56号原“黑星”航运公司办公楼的后面照的。马克是联合黑人促进会的最高代理主席，他曾在弗里敦受过教育，并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和爱丁堡上过大学，他作为塞拉利昂的代表到纽约参加了1920年的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192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黑人促进会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会议。代表团请求国际联盟将德国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作为黑人居留地移交给联合黑人促进会管理，但此请求遭到拒绝。这些殖民地后来转交由英国和南非托管。

图6马库斯·加维和乔治·O.马克、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

加维，这位联合黑人促进会的创始人，1924年由于被指控利用邮件欺诈而被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判处有罪，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急于寻找借口将他驱逐出境。加维早年加入了牙买加的“国家俱乐部”，这个组织致力于摆脱英国统治寻求独立。之后加维在中美地区广泛旅行，然后去了伦敦。他的妹妹阿德里安娜当时在伦敦做家庭教师。在伦敦，他了解了泛非运动，该运动于1900年在伦敦召开了首次会议。他还阅读了布克·T.华盛顿的著作《出身奴隶》。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了不起的苏丹裔埃及人杜斯·穆罕默德·阿里并与之成为挚友。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们二人共同经营阿里的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报纸《非洲时代与东方评论》。1914年当加维返回牙买加创建联合黑人促进会时，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学，其基础是黑人权力和尊严的简单而有力的传达。两年后，他受布克·T.华盛顿之邀来到美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在美国没有一个黑人移民的政治影响力比他更大了。他把反殖民的言语转换成民权和争取黑人权力的语言，在20世纪这两者将继续发展，并互相密切联系，彼此推动。这张照片记录了这种推动力量启动的那一时刻。

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本人刚刚从法国抵达纽约，并且要在哈莱姆自由大会堂举行的1924年年度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上发言。托瓦罗——胡诺王子是保护黑人种族全球联盟的主席，该组织由他创建于巴黎，它的创立缘于一个有名的事件。当时因为托瓦罗——胡诺王子是黑人的缘故，几个美国白人游客试图把他扔出一间咖啡厅。当你审视这个贵族，这个流亡的达荷美共和国国王的侄子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憎恨这种待遇，以至于他引起了整个法国媒体的同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黎多年来享有对黑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同情心的西方城市的美誉。约瑟芬·贝克、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切斯特·海姆斯、西德尼·波切特都受到了法国人的喜爱——只要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在1924年的大会上，加维宣布联合黑人促进会已约有一万四千个分支。其中一半在北美洲，其余分布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全部成员据估计已达到六百万。这种非同寻常的全球化组织在托瓦罗——胡诺的报纸《大洲》的名字中得到了反映。这是跨越大西洋的黑人革命运动，这三个来自英法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革命者聚集在美国，想要联系不同文化间的激进主义并确保跨国的团结合作。

加维在加勒比海、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革命运动，使他成为了萨尔曼·拉什迪所描绘的“被转化的人”的一个早期的范例。所谓“被转化的人”，也就是被不同文化“转化”的人。但这不是人们被动经历的事情：加维要求恢复黑人尊严的呼吁是自我转化的一种呼声。跨越不同地域时，语言、人和文化会发生改变，可以从转化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它还可以被更隐讳地使用，用来描绘个人或群体是如何通过改变自己对社会地位的认识而被转化的。

在这里，在纽约，三个人站在一起，准备向聚集在自由大会堂里参加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的听众发言，他们不仅是一路从牙买加、达荷美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到哈莱姆的三个人。在重新描绘美国文化及超越全球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是积极的文化上的转化者。他们的相聚标志着被压迫国家间的革命性的思想意识的转化。后来，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受到了法国殖民当局的迫害，加维被联邦调查局勒令离开美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民权激进主义者——如歌手保罗·罗伯逊与加勒比海及非洲反殖民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和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监控之下，但此时为时已晚——加维的干预已经成功。加勒比海的激进主义已经抵达纽约和伦敦，争取黑人权力的事业将越来越壮大。一代接一代的加勒比海的活动家（如C.L.R.詹姆斯、克劳德·麦凯和乔治·帕德莫）积极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

卡斯特罗重访哈莱姆

在1960年卡斯特罗访问哈莱姆期间，当拥挤的人群迎接这位古巴领导人时，他与马尔科姆·X见了面，此时在古巴，多次大型集会纷纷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一份黑人报纸《纽约市民的呼声》报道说：“对哈莱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受压迫的居民而言，卡斯特罗就是那个铲除民族败类，让美国白人下地狱的大胡子革命者。”

图7菲德尔·卡斯特罗回到哈莱姆，1995年。

现在，耐心排队等候聆听古巴领导人2000年9月演说的人们似乎也同样欣赏卡斯特罗与黑人事业的团结一致。“哈莱姆是卡斯特罗的家。我们热爱他，他是我们的兄弟。”一位哈莱姆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杰比尔·艾莱——阿明说，“有非洲血统的人深受他的吸引。他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真正的自由，所有古巴人，尤其是所有非洲人和具有非洲血统的人都应享有真正的自由。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尽管他的人民遭受国际制裁和压力，他仍保持着自己和人民的尊严。”

希沙姆·艾迪，www.africana.com

1960年迎来了这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市中心的酒店内遭到刻薄对待后，受马尔科姆·X邀请来到哈莱姆，入住在泰瑞莎酒店。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立刻决定‘我要到哈莱姆去，因为那里有我的好友’。”卡斯特罗对哈莱姆的初访标志着古巴与美国黑人长期团结的开始，也标志着（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产生于第三世界的两国人民——古巴人民与美国的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友情与同情的开端。

轰炸伊拉克——始自1920年

西方赢得世界并非靠观念、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靠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常常忘却这一事实，而非西方人却从来都不会忘记。

塞缪尔·P.亨廷顿，引自“雷德在哪儿”网站，

炮击之下的巴格达日常生活的逐日记录

我正站在阳台上，越过黄色的房子，向外眺望着北部在夜色中拔地而起的黑色的石灰岩山脉。我仍能辨认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大旗，它挂在山腰上，这是一幅巨大的镶嵌工艺品，白底配以红色图案，色彩艳丽，在平行线条之间构成了新月形和星形两个图案。无论你在尼科西亚的任何地方，无论你何时眺望北方，你都会看到那面旗帜勇敢地越过地平线，在空中飞扬，旁边写着坚定的语句：“做一土耳其人，乐哉。”该岛被分开已有二十五年多了。联合国确立的分割线上的倒钩状铁丝网已锈迹斑斑，许多指挥部和瞭望台似乎已被长久地遗弃。然而，没有任何物体可以穿过分界线；双方仍然透过城墙、电缆和分界线上看不见的地雷互相怒目而视，双方回忆起了被抛弃的家园，回忆起失踪的家人和村庄被屠杀的夜晚。在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独立之后，另一个残留的殖民影响要归咎于人们自己。

我看着洒落在山上的暗淡的光线，听着从城市的另一边传来的傍晚的祈祷声。在此背景下，我能听见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发送到电脑里的声音，此时这一地区的人们都在写新闻稿。我看了看身后的桌子，看到了哈立德发来的一条信息。他最近刚被派往巴格达。我在他的名字上双击光标，他的信息便出现了。

发件人：哈立德　　时间：星期三22/01/200323：08

收件人：沙燕

抄送：

主题：回复：报告

祝你平安，我今晚终于与我向你提到的那个人相遇了。要了解办公室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很难的，在他的办公室里也一样。他们在那儿正忙着把收藏的珍宝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在电信局和外交部之间的博物馆是个合适的地方。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安排在姆斯坦色尔街拐角处的阿尔海——穆罕默德的家里见面。这次谈话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别把这个发到新闻上，可你能把它发表在专栏上吗？如果尼克能把这则消息同时发表在多家报纸上，就请他帮个忙。

多谢。

哈立德

“轰炸的权利”：巴格达，2003年1月21日

一进门，我就看到他坐在屋子的另一边，胳膊很瘦，心不在焉地揣着手盯着地板上刻着菱形图案的地砖。我坐下后，他给我们两个人点了咖啡。我们热情地谈起了双方以前的老朋友，以及他在巴黎和伦敦度过的那几年时光。萨蒂克是巴格达古迹总管的高级代表，专门研究塞尔柱王朝时期（12至13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书籍。几年前，基于他的博士研究，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学术论著，是关于迪奥斯科里斯的《药物论》（1224）的，他现在已成为研究那一时期的医学论文的权威。他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解毒剂》（1199）这本书。他给了我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在该篇文章中，他分析了《解毒剂》（其中谈到了该如何培育植物以便获取那些植物的医疗性能）中的精美插图。我想更多地了解那一时期植物和药草在医学中的非凡作用，因此我向他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突然，尘土四处飞扬，我们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隐约的爆炸声。他看了看我，伸出舌头舔了舔他发干的嘴唇。起初，他一言不发，几十年来他从动乱的，有时充满恐怖的政权统治中幸存下来，这是他的一种自然本能。他的学术成就围绕着八个世纪以前巴格达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所创造出的辉煌的工艺品，这个领域非常“安全”，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政治隐身”。然后他注视着我，开始讲了起来。

又是英国人干的。八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轰炸我的家园。这些来自英国的不速之客从天空上向我们投掷炸药，其间经历了四代人。事情始于1920年。当时我的曾祖父阿布达·拉赫曼正回村里参加他小儿子的婚礼，这时一架双翼飞机突然飞过来在婚礼仪式上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按照村里以前的惯例，举行婚礼时，客人们被分成男女两个区域。炸弹落在男性聚集的区域，当时就使我们家族一半的男子死亡或伤残，包括曾祖父的长子、三个叔叔、两个堂兄弟和我祖母父亲的兄弟的四个儿子。从那以后，只要他们觉得时机合适，炸弹便又会从天而降。

现在此类事情多是由他们的老大哥美国来干的，但是你仍然能看到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沿着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最初划定的路线划过我们的领空。二战后当他们准备最终（又一次）离开时，飞行正式开始。他们不辞劳苦地精细地勘测和拍摄了我们的每一寸国土。我的堂兄那时正在英国读书，他告诉我说在英国的吉勒大学有数百万张伊朗和伊拉克的侦察缩微胶片，这些都是由英国皇家空军680中队在撤离前拍摄的。你不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些资料，问他们时他们微笑着说。当他们寻找石油的时候，或者当他们为确保将来拥有更多石油而决定轰炸我们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些资料。或许现在当他们坐在英国的操作室里计划着下一步要击中我们中的哪一个目标时，就使用着它们。

我们每一寸的国土都被拍摄了，从波斯湾的阿尔巴斯拉到阿马蒂亚北部的山区。这是我们的国土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乎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国土——即使她一直是我们的土地。就像中东地区的多数国家一样，这种局面是由两个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一战期间所造成的。他们一个叫乔治·赛克斯，另一个叫马科·皮科特爵士。他们只是在伦敦偶遇，然后两人秘密地决定了所有的一切。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将会被瓜分，新成立的国家，比如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都是从所剩下的土地的边边角角中创建出来的，以便于两个殖民帝国统治它们。当然英国已经控制了埃及和苏丹。伊拉克是由奥斯曼帝国剩下的三个省构成的。1920年，他们声称要让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即建立库尔德斯坦。可是到了1923年，一时间他们把这个承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们创造的不是国家，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地图上绘制一些线条而已。我们之间过去没有边境。整个帝国从一端到另一端是开放的。当然各地区也有所不同，像以前一样，我们属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和南部。他们用倒钩状的铁丝网在流动的沙子上划出了他们新的“保护国”，据他们说，这些地区除了几个像我的曾祖父和祖父一样的无名的部落男子外杳无人烟，而像我的曾祖父和祖父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必要被询问怎样划分领土才对他们有益。游牧者是没有权利的。他们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

他们也不像那些后来迅速到来的石油公司或军队。那些法国人在战争结束时迅速使他们的塞内加尔部队在贝鲁特着陆，随后占领了整个北部沿海地区。英国人在印度军队的协助下控制了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增派了顾问并占据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当时他们所有的中东殖民地都由英国印度行政部门来管理。你知道它们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们是“英属印度的托管地”。

他停了片刻，死死地盯住地板，然后又陷入了沉默。我递给他一支烟，他吸了一会儿，看着蓝色的烟雾缓缓升起。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它们接管了之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接着讲了下去。

咳，它们完全占据了帝国原来的疆土。同时英国人在国际论坛上多次公开声明，所有“被解放的”国土，都要在他们所谓的“同意管辖”原则的基础上，由它们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管理统治。阿拉伯人相信了他们的话；为了这一诺言，难道他们没有受英国人的引诱去与英国人共同抗击土耳其人吗？别忘了英国人至今仍然还在利用所谓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所以，在1920年3月，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叙利亚国民大会通过了决议，宣布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独立。伊拉克领导人也立即宣布了伊拉克的独立，并立阿米尔·阿卜杜拉为国王。看到这种局面，英法直接找到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亲切地给予它们对全部这片领土的托管权。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它们毕竟控制了国际联盟。受谁的托管？它们声称“托管”一词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假定，目的是使它们对新殖民地的控制合法化。

可我们并不接受这一切。费萨尔国王的军队在黎巴嫩边境攻击法军，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反抗犹太人，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人民在反抗英国人。作为回应，法国人占据了整个叙利亚。在伊拉克，英国人没有动用他们的印度武装力量，而是动用了新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来轰炸我们。记得对我曾祖父儿子的婚礼的轰炸吗？同样他们在索马里兰也动用了英国皇家空军。在和英国骆驼部队为期两个月的共同军事行动中，他们推翻了苦行僧首领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的政权，英国人根据他的特征称他为“疯狂的毛拉”。说他疯狂当然是因为他要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他们通常认为空军对民族主义者的轰炸和扫射是军事行动成功的关键。

他们新上任的热衷于开拓殖民地的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很早就意识到了空军在维持帝国主义对英国广阔领土的控制方面的优势。在起义爆发前，他已经调查过动用空军控制伊拉克的可能性。他说，这会涉及使用“某种令人窒息的炸弹，据预测可造成某种残疾但不会致人死亡……用于镇压动乱种族的最初的军事行动”。你不能忘记诸如此类的话。你也不会忘记下面的话。“我无法理解审慎使用毒气炸弹的做法。”他说，“我强烈赞成使用毒气对付那些野蛮的种族。”因此在索马里兰获胜之后，丘吉尔指挥了一场在伊拉克展开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与上次类似。结果可想而知。起义的伊拉克人被成功地“安抚”了。他们制造战争并且称之为和平。这对他们而言有区别吗？丘吉尔第二年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去开罗参加了一场有关英国托管地未来的会议，可没有一个阿拉伯人被邀请参加。他们任命了被法国人驱逐出叙利亚的费萨尔为伊拉克的国王。尽管巴格达强烈抵制，但事先安排好的公民投票还是使他当选了。

是的，新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被派出来是要证明它的实力。它只是作为英国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分部而创建的。任何人都能看到那种技术在控制远方民族上的优势。轰炸机司令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臭名昭著的 “轰炸机哈里斯”这样解释道：“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现在明白了真正的轰炸意味着多大的伤亡和损失。四十五分钟之内，整个村子可以被夷为平地，三分之一的村民将被炸死或炸伤。”仅四十五分钟就能消灭一个村庄——战斗力还算不错。因此英国人在英国建立了五个皇家空军中队，在埃及建立了五个，在伊拉克和印度各建立了四个，在远东地区建立了一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和他们交战时不会再看清他们长什么样。是的，在他们除掉土耳其人之后，当我们中的一些人和他们并肩作战时，他们会像恶魔一样从空中返回。几个月以来英国皇家空军的第三十中队一直在我们上空盘旋，炸死了我们的人民，毁了我们的家园，直到印度士兵和英国军官在附近安营驻扎。英国的统治恢复了。

我还有一张宣传图片，这张图片是在我们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由他们所做的。这是一张有关“和平行动回顾”的图片。这个和平行动回顾是第一个，因为接下来又有一次失败和胜利。这次是英军对伊拉克的。看看那架飞翔于我们头顶上空的哈维兰9型飞机，它的机关枪向后，随时准备向下面的人扫射，双翼下塞满了四百五十磅重的炸弹。谁是主宰？这里没有给你留下过多的错觉。权力来自空中。看吧。

说到这里，他仔细地在他的公文包里翻找，从中拿出了一张旧的折角的明信片递给我。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试图找出其中的意思。根据影子来推断，这肯定是在晚上。一群阿拉伯旁观者正观看一场阅兵。中间，英国军官正站在一排骆驼部队的对面。几面大旗在空中飘扬，此时一架旧的双翼飞机正在他们头顶上方飞翔。我能辨认出图上的法国国旗和英国国旗。

“前面的那面旗是什么旗？”我问道。

那是意大利的海军军舰旗。在那场战争中，他们站在英军一方参战。拿着它吧！这是一件纪念品，可以让你在离开的时候记住这一切。我祖父曾听说他们只是在这里作短暂停留。是的，最终他们在1932年撤离了，但正如在埃及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独立了。只是部分独立而已！我们被迫签署协议，同意让英国控制我们的外交，在巴格达附近的哈巴尼亚和巴士拉附近的舒艾巴保留他们的两个空军基地，在战时随时征用伊拉克军队，保持他们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彻底控制。它的名称虽然是伊拉克石油公司，但英国政府控制着它，其中根本没有伊拉克人的所有权。根据独立和约的规定，伊拉克石油公司享有在伊拉克的独有勘探权。这些权利在1961年被废除，但公司本身直到1972年由哈桑·巴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实行国有化后才真正处于伊拉克人的控制之下。那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行动。难怪他们不喜欢他！他们想要回他们的石油。他们已经开始谈论，当他们再次占领我们的国家时，哪个公司将会获得这些权利。

图8和平行动回顾，巴格达，1918年。

他微笑片刻，然后坐回到椅子上，好像他在思考下一次占领的景象。他不再看着我，而是在心中默想着这一切。好像这个故事一旦开始，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完，不论他要多少次强迫自己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忆起那些曲折的故事。

英国军队撤离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被告知我们要在他们的指引和控制下管理自己。到了二战期间的紧要关头，当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指望轴心国把我们从对英国的屈从中解放出来。当总理拉施德·阿里·卡伊莱尼不满英国军队要在伊拉克登陆时，他们就表示要赶总理下台，最后他被迫辞职了。为此拉施德·阿里组织了一场反对亲英的摄政王的政变。但英国拒绝承认他的政府，并要求让更多的军队登陆。随后他们在哈巴尼亚的指挥官攻击了包围基地的伊拉克军队。不久他们占领了巴士拉，夺取了巴格达，使摄政王复位。他们依靠蛮力又一次取得了控制权。在英国大使馆的指引下，新政权着手对武装力量和政府机构进行清理，处死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同情者或将其送入澳法的拘留营。那就是他们关押我父亲阿布·卡里姆的地方。他在那儿一直待到我长成一个小伙子时才获得自由。

英国和归顺英国的伊拉克政权（就像由英国扶上台的波斯国王和约旦国王一样受到英国的控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955年签订《巴格达条约》的时候，该条约是哈希姆王朝与英国之间最后一个阿谀逢迎的协定。第二年是苏伊士运河战争！英军遭到了打击！不久之后，1958年爆发的第二次军事政变将令人憎恨的哈希姆政权推翻了。随之英国对伊拉克的支配力也宣告终结。但是英国的干涉并没结束。最初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对他们很温顺的君主没有了，他们的基地没有了，运河的争端也没有了，但他们仍然想获得石油。为什么他们总是回来呢？他们已经夹着尾巴离开了，被解放的国家在万隆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后来他们失去了伊朗，萨达姆受到激励把他们赶了出去。我们又将灭亡了。他们又回来了。

现在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个“威胁”。但事实难道不正是他们一直在威胁我们吗？是的，他们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威胁。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发展核武器。在此之前很久他们就用化学武器轰炸我们。丘吉尔本人在1923年命令使用芥子气对付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当时他们因为听说英国背弃承诺，不愿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政权而起义。英国皇家空军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反复攻击库尔德的苏莱曼尼亚城，他们才最终被镇压下去。咳，也不能说最终被镇压下去了。英国皇家空军于1931年又一次轰炸了库尔德人，这时英国正准备使伊拉克“独立”，它在准许独立的同时却没有提到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地位。现在你仍然可以遇到那些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关枪扫射和轰炸记忆犹新的库尔德人。我的朋友易卜拉欣前不久在参观克亚科山时偶遇了一位仍能完整追忆此事的老人。“他们对这里的卡尼亚霍兰进行了轰炸，”老人告诉他，“有时一天轰炸三次。”

当然伊拉克人被认定为是“不负责任的”。别忘了，难道不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吗？那是个错误，尽管很多伊拉克人强烈地认为从历史上讲科威特一直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你非常清楚联军如何在1992年快速动员起来夺回了科威特的主权并收回了开采石油的权利。人们问：“他们怎么不会为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能记得1920年英国人的飞机和装甲车是如何调动起来攻击沙特的部落的，他们当时攻击了英国在伊拉克和外约旦的新“主权”领地。英国人把沙特的一大块领土给了伊拉克的新政府，作为补偿他们又将一些土地移交给了内志（即沙特阿拉伯）的苏丹伊本·沙特。是的，他们给了他科威特三分之二的疆土。

当英国政府武断地判定领土归属时，伊拉克不可避免地要求拥有剩余领土的所有权。科威特最初是奥斯曼帝国一个省的一部分，伊拉克就是由这个省建立起来的。没有它，我们几乎不可能接近波斯湾的水域。英国人在1924年从伊本·沙特那里获得了马安和亚喀巴之间的狭长地带，其理由是它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大马士革省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成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英国人成了判定这次争议谁是谁非的权威。他们的哈希姆君主——加齐国王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首次坚持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所有权，当时科威特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英国人和科威特的酋长早在1899年就签署了保护协议。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崩溃时，英国在科威特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傀儡政权，将它从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省分离出来。当伊拉克的军官领袖阿布达勒·卡西姆在1961年再次提出对科威特的所有权，要求科威特摆脱英国统治时，英方立刻派来了军队。三十年后他们又回来了。轰炸也会重新开始。

是的，我们对他们是一个威胁。每次我们掰开面包，数以千计的英国人会处于被我们咀嚼的险境。每次当我咀嚼葡萄或蜜枣，吮吸桑葚或杏子时，在英国的某个人一定会因恐惧而浑身发抖。每次当我儿子爬上树去找无花果，优雅威严的英国绅士就会处于险境。我们想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他们的干涉。有一天晚上在电视上我听到一个伊拉克老人说：“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不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而他们却总想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让他们停止干涉我们的事务。自1920年以来我们没有轰炸过他们而是他们一直在轰炸我们。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吗？我们从来不会让他们心生不安。他们好像认为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或者这是不是他们的另一种人权，一种轰炸他国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不是由我们的真主赋予的，感谢真主。自从他们的空军成立以来，他们想什么时候轰炸我们就什么时候轰炸我们。可他们仍然声称我们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几十年来，什么时候我们使他们不高兴或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通过一次次的轰炸一直在屠杀我们。我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是容易被控制的。我们与有的中东国家不一样，并不是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因此他们不断地来轰炸我们，而我们一再地从他们手中挣脱。他们不会征服我们，也从不会“平定”我们——即使他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

几年前，也就是1998年斋月的前两天，我们全家都在巴格达的公寓里睡觉。我们那栋公寓很高，正对着扎乌拉公园，俯瞰圣曼苏尔雕像。在我们准备起床做晨祷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警报突然响了，炸弹落在我们周围，他们那不祥的炸弹像焰火般将天空照亮。前脸用白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桥梁突然被炸塌了，就像沙堡在潮水到来时塌掉一样。从那时起他们创立了“禁飞区”，他们没有真正停止过。他们消失的时候，土耳其人就飞过来轰炸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可正是他们的禁飞区应该保护的人。英国人自己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至少每隔一天就轰炸我们一次。这是他们自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轰炸。如今他们扬言他们又要回来了，又来毁坏我们的家园，改换我们的政府，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做过无数次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飞冲向我们？为什么我们引起了他们这么大的兴趣？因为我们有“他们的”石油。这就是从1920年至今始终没有消失的真正的威胁。

我经常感到困惑，如果我们时不时地在英国轰炸他们，一代接一代地轰炸，他们会是何种感受？如果时机适合我们就改换他们的政府，毁坏他们的医院，让他们没有净水喝，杀死他们的孩子和家人，他们又会是何种感受？现在多少个孩子死掉了？我想都不敢想。他们说他们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了。当你听到空中的燃烧弹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爆炸声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或者当你躺在床上，炸弹把你和孩子周围的建筑物炸得直晃动时，你就不会那样认为了。正是在那一时刻你会梦想真正的自由——托靠真主——远离英国皇家空军的自由。

第三章

空间与土地

无地状态：“塞韦里诺的生与死”

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无地状态”这个词在英语中只被写过一次，1851年赫尔曼·麦尔维尔曾写道：“在无地状态中存有最高真理。”因此，这种情况似乎不单单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题。无地状态是许多其他社会，包括一些居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普通百姓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问题。在许多先前被殖民过的国家，殖民者把居住在某一土地上的人们赶出家园，建立起了大农场和自己的住房。其中一些被掠夺了土地的人们的子孙，时至今日还处在手无寸土、贫穷无助、居无定所的状态之中。因为没有用以耕作的土地，这些穷人唯一的选择是流浪到大城市的贫民窟度日。然而，平民窟的救济所也是岌岌可危，比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或者是与其同时期的孟买。

以巴西为例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这一点。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列世界第九位，但巴西同时也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该国百分之三的人口控制着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却处于闲置状态。在极端困乏的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特别是在巴西最贫穷的地区累西腓州生活的人们发动过许多反抗活动，发起组建了农民联盟，开展了革命运动和游击运动。就在不久前，那里的人们作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回应，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无地农民运动。针对大片土地被极少数人占有的状况，无地农民运动不仅反对这种失衡的状况，而且打出了“占领失地、积极抵抗、扩大生产”的口号，用以鼓舞巴西一千二百万无地劳工占领未被耕作的土地。无地农民运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层群众组织之一，如今在无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下，已有超过二十五万个家庭赢得了一千五百多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成千上万个家庭在等待着政府认可他们的定居权。在此过程中，在农民、地主和警察之间，冲突还频有发生。

无地农民运动的一贯工作原则是集体性和社团性。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在其定居地建立了食物合作组织和小学，并进行了扫盲教育。所有的农场在运作时都考虑到环境保护问题：无地农民运动生产的有机种子在拉丁美洲是独一的。该组织也注重保健问题，它还从整体角度考虑，认为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就医的问题，还涉及生存环境、卫生清洁和全民福利。这一有关健康的概念包括个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无地农民运动是这样说的：

由此，健康问题是关于你如何居住，在哪里居住，你吃什么，以及如何谋生的问题。健康就是身体感觉良好，心态平和，家居生活充满尊重和友爱，人人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充满平等和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后殖民所乐于分享的一个关于健康的政治问题，而且它也是无地农民运动发展社区大众生活整体规划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

图9玛丽亚·达·席尔瓦和自己八个孩子中的四个孩子在一起，她和她的丈夫瓦尔德马住在由安赫毕的无地农民运动建成的寮屋里，该处地处离圣保罗一百三十英里的新卡努杜斯，巴西，1999年7月30日。

1997年，在试图通过传统政治渠道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和土地改革控制权的一次尝试中，巴西政府在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特别支持下，启动了一项以市场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替代方案，即《土地规划方案》，以此来挑战无地农民运动。方案计划高息贷款给无地的人们以便他们用来购买土地，该方案由站在地主一边的区域委员会进行管理。因为世界银行站在地主一边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所以该方案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无地农民运动在反对该方案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银行干预巴西政治产生了始料不及的结果：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这位被民众亲切地称为卢拉的人于2002年11月当选巴西总统。卢拉出生于累西腓州的一个赤贫家庭，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可他后来成长为一个工会的领导以及劳工党的创立者。他在当选致辞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在施政时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我执政的第一年将重点向饥饿开战。我呼吁巴西没有饭吃的人要团结一致。

从许多方面来看，无地农民运动都可算作后殖民政治活动的典范：组织一场基层群众运动来反对一个由地方强权和国际权力机构——银行、商业、投资基金所支持的不公正的体系，反对物质的不平等占有。这些国际权力机构妄图使全球的经济市场保持现状。无地农民运动建立在集体基础之上，代表普通人的福利，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关注土地占用和更广阔的社会问题层面，其中包括了妇女地位问题、儿童福利问题、保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提高生存环境质量问题。这样，无地农民运动就必须从地方做起，不仅要面对地主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的反对者，而且要直接面对世界银行中的反对者，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和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为自己的主张而战斗。正因为如此，和无地农民运动一样的其他各种运动都要与其他国家中与自己的情况相当的运动组织联系起来，比如菲律宾农会——一个由无地农民、小农场主、农业工人、勉强糊口的渔业工人、农村妇女和农村青年所组成的全国性的联盟，同时还要联系更大规模的全球性社会运动，如全球人民行动组织——一个广泛的抵抗运动联盟，它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的不平等。全球人民行动组织发起了全球人民行动日，旨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中的独裁”，它先后在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开会期间，在日内瓦、西雅图、布拉格组织活动，十分成功地绕过了那些传统渠道，而以往只有本国政府的代表才能代表人民说话。既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面对八国集团的利益显得软弱无力，那么全球人民行动组织则直接领导大众行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无地农民运动还与部族运动相结合。土著居民，如巴西的瓜拉尼人、马库希人和希库鲁人正在努力夺回被大农场主和金矿矿主抢走的土地所有权。无地状态对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仍然是政治上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它就是政治反抗和农民暴动的焦点。当前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秉承1910年萨帕塔农民革命的遗志，继续反对那些掠夺了他们的土地的大地主和大牧场主。1913年的《南非土著居民土地法》规定，除了农业工人，其他非洲人不得拥有或占用“计划的土著区域”以外的土地。该法案导致了许多人无家可归，失去了谋生手段。在印度，农民或部族为获得土地发动运动和起义，其反抗地主控制土地的管辖制的行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殖民地时期到独立时期，从甘地领导的印度农民运动到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武装夺取政权。

既无土地又无财产是殖民地居民的一个典型特征，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难解决的难题。1972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在堪培拉国会山的草坪上搭建了他们著名的“帐篷使馆”——一座简陋的棚屋，这很有效地宣传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原住民的土地权”一直是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印度的土著居民、津巴布韦没有财产的非洲农民主要关注的问题，非洲农民一直在为《阿布贾宣言》中体现的基本的土地权而斗争。要求收回失去的国土是巴勒斯坦的中心问题。

这些就是后殖民斗争，通常都涉及土地占用的后果。土地占用问题是殖民强国最平常但却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对于西方革命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拥有三大洲视角的人（比如毛泽东、法农、格瓦拉、副司令马科斯）来说，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主题，这是令人吃惊的。思考无地状态就是思考农民问题，就是思考涉及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问题。毫无疑问，现实情形是今天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无地的农民，而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游击队的身影。无论如何，从哥伦比亚到秘鲁，从尼泊尔到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必要性在持续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辛苦劳作的人啊，受着非人的剥削。这些穷苦人在监工和皮鞭下，很少被当作人来看，也许从未被当作人来看。从独立的曙光照耀他们开始，命运一直没有改变过：印第安人、加乌乔牧人、美斯蒂索人、印第安人与黑人的混血人种、白人与半白人的混血人种、没有财产或收入的白人。正是由这些大众构成了“国家”，而他们却从未从中获益……他们仍然死于饥饿，死于可治愈的疾病，死于冷漠，因为他们从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普通的面包、病床、治病的药物、伸出的援手——他们的命运一直如此。

但如今……这群无名的大众，这个有色的、阴郁的、沉默的美洲，在整个美洲大陆带着同样的悲伤和失望吟唱。今天这个群体开始全面进入了自己的历史，开始用鲜血书写自己的历史，开始为历史受难，为它牺牲……

的确如此，现在历史将不得不把美洲的穷苦人写进历史，身受剥削、遭受不屑的拉丁美洲人民决心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了。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古巴人民，哈瓦那，古巴，

美洲自由区，1962年2月4日

流浪者

南亚的殖民地的政权不同于衍生它的资产阶级宗主国的国家政权，事实上是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资产阶级宗主国的统治建立在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具有支配控制的特点，所以其统治就具有说服重于压服的特征；而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却相反，殖民地的政权没有支配控制力，在这里的统治框架内，压服重于说服……由于殖民地的政权不具有支配控制力，它也就不可能把被殖民地区的文明社会吸纳进来。我们通过这些事实表明殖民地政权的特征是不具支配控制力的统治。

拉纳吉特·古哈，《不具支配控制力的统治》（1997）

无地状态指的是一个人因为被驱逐而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状态意味着土地丧失，失去土地。你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你是否处于无地状态。根据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观点，欧洲人认为游牧者从来就不拥有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殖民者能够宣称对空地的占有权。这就是为什么“原住民的土地权”这一概念具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复杂性。在战争期间，在这一点上就出现了对立，不仅仅是两类人的对立，也是认识论上的对立。正如批评家、法律历史学家艾里克·谢菲茨曾经十分有力地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财产观念，一种拥有和占有财产的观念。这种观念与那些不能被同化到这个系统中的观念存在根本对立。游牧者在土地上游牧，与土地关联紧密，但从不把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变成财产或占有关系。这是一种相当神圣的祖传的关系。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里曾经对土地的占用过程以及从先前使用该土地的人——不论使用人是否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手中没收土地的过程进行了概念化的归纳。他们称之为“辖域化”和“解辖域化”。第三个阶段是“再辖域化”，描绘了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粗暴地对本土文化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转型，同时刻画了通过反殖民运动成功地抵制“解辖域化”的过程。在后殖民国家还产生了其他的抵制形式：与政府进行富于战斗性的谈判，比如无地农民运动，或者甚至是通过简单地赎买而拥有土地，比如在美国中西部正在发生的事情。19世纪的殖民定居者通过国家的土地法而拥有了这些土地，后来部分是因为农业衰退，部分是因为土地本身并不如美国政府所估计的那样富饶，无法进行集约耕作，因而毫无实际价值，最终被抛弃了。

德勒兹和加塔里还从战略的角度对游牧者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他们认为游牧者能最有效地反抗资本主义政府机构的控制。从西班牙到瑞士，欧洲关于吉普赛人或“旅行者”的报告都可以提供生动的例证。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各国政府就把这种永远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视为严重的威胁，认为需要对其严加干涉，使其稳定下来，才能对其加以控制。

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可以把流浪的意义延伸到包括了所有越过或是消解了当时社会规范边界的文化和政治活动。更直白地说，流浪是一种跨越地区的迁移实践，它单方面地跨越边境，以此来藐视区域统治势力所宣称的控制权。“恐怖主义”现在正迅速地发展成为跨国的网络体系，它是与流浪有关的典型政治活动的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无地状态提醒我们，流浪不能被简单地颂扬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策略，理由很简单，流浪也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一个典型的野蛮特征。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圈地运动，就曾迫使农村土地上的居民向着城市里仅有的工作（如果有的话）涌去。在反殖民和后殖民的历史中，流浪者不单指那些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前期生存方式的人：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流浪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状态。无地状态是全世界众多农民群体共同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世界上有两千万难民，他们在物质层面上手无寸土，它们的政府也处于无地状态——无国、无家、没有土地。

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曾试图把流浪和移民描述为文化身份最具生产价值的形式，与认为身份源自身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附属的观点相反，它强调了身份的创造性作用。这对于四海为家的知识分子也许有好处，但对于有两百五十万阿富汗难民（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的奎达、贾洛扎和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的难民营来说，对于约旦河西岸，对于法国的现已关闭的桑加特难民营来说，这种后现代的“移民”身份又有什么好庆祝的呢？对于那四百六十名以阿富汗人为主的难民来说，这种移民身份又有什么好庆祝的呢？他们被关在挪威的一艘名为“坦帕号”的货船里达八天之久。在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他们登岸后，他们又被送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贫瘠的小岛上，这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瑙鲁。这里有三百米长的棕榈树带和废弃的磷酸盐矿。他们在这里登陆，每人手上抱着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他们的物品。这有什么好庆祝的吗？澳大利亚政府付给了瑙鲁大约一千五百万澳元，以避免这四百六十名难民入境（人均约三十六万澳元）。

或许他们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被关进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伍默拉羁留中心。那里处于沙漠的中部，离最近的城市也有三百英里远，并且白天温度高达四十二摄氏度。2002年1月，被送到那里的数以百计的阿富汗难民举行了绝食抗议，其中有至少七十人缝住了自己的嘴唇，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苦境的关注。其他人包括一些孩子试图集体自杀。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告诉调查人员说：

我快疯了，我割破了我的手。我不能跟母亲说话。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话。我太累了。我没有解决办法，我只能自杀——别无选择。

伍默拉羁留中心是由澳大拉西亚惩教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它是设在美国的瓦肯赫监管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

困在洞中的人们

“我们会把他们熏出来。”

美国追捕阿富汗“基地”组织时乔治·布什的讲话

1840年：巴黎

观众正成群结队地前往法兰西喜剧院观看高乃依的《滑稽的幻想》。这部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它把剧情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搬到了法国的某个山洞。高乃依援引了柏拉图的著名意象来说明他的观点：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现实——不过是场虚幻，它掩盖或伪装了理念世界。柏拉图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们站在洞里。人们背对着外部的真实世界站着，他们所认为的真实世界实际上只是真实世界映在洞壁上的不断变化的一些模糊的影子而已。在《滑稽的幻想》中高乃依为了喜剧效果而使用了这个比喻：整个舞台变成了山洞，观众代表真实世界。或者恰恰相反？剧中的主角普里德曼被音乐师阿康德的幻影所蒙蔽，在幻想中普里德曼看到了失踪的儿子变成了富人，一副王子的穿着打扮。然而令普里德曼惊恐的是，在最后一场他看到了儿子被谋杀的场面。在极度绝望中，他又从幻觉中看到儿子似乎又活了过来，与那群谋杀他的人一起分一堆金子。阿康德告诉他实际上他儿子根本不是什么王子，而是个演员，刚才的那些不过是他在戏里的表演。这样，观众愉悦满足地离开了剧院，高乃依高超的舞台技巧展示出一个充满自觉意识的、令人信服的、镜厅一般的假象。可是观众同样也被骗了！富有魔力的舞台美学艺术、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以及那种能使想象与真实相互转换的能力，使观众在回到他们分布在巴黎各处的安乐窝时，还意犹未尽。在梦里他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品位他们富于诗意的想象、普洛斯彼罗的虚幻盛典和“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

1840年：巴黎南部九百英里处，阿尔及尔南部的乡村

他们排着队在看不清边缘的沙漠小路上缓慢地移动，脚踝被低矮灌木的小尖刺刺得通红，然后又被沙土烫脱了皮。他们爬过陡峭的峡谷，终于找到了洞穴。他们很快走进洞里。黑暗立刻裹住了每个人，洞中的潮气随着他们在冷空气中的呼吸在鼻孔处变成白气。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他们开始在黑暗中看到了闪光和微光。山洞的表面闪烁着微光，熟悉的形状渐渐浮现在他们的眼前。黑暗冰冷的洞穴让人觉得潮湿，但这里没有明显的水源。干渴的喉咙感到阵阵灼烧般的强烈刺痛，所以一些人向洞穴的深处走去，以便得到更多水汽，确实他们可以听到某处微弱的滴水声。其他人焦虑地回到洞口看看外面的地平线，看看下面的大地，看看头顶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强风吹来和吹打稀疏灌木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他们又回到洞里，这时他们发现其他人在生火，在找地方睡觉，有人已经睡着了。

他们醒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先闻到了一股烟味，然后空气变得越来越呛人。最年长的老人起来走到洞口。他向前走，但找不到出口。他踏着地上的碎石向上爬去，可是最后头顶碰到了洞顶。洞口被封死了。浓烟像水一样从石头缝里钻了进来，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呛人。他们的窒息过程是缓慢的，先是眼睛生疼，然后是呼吸困难，肺部疼痛，而大口呼吸的结果是吸入了更多呛人的浓烟。

比戈将军承担着征服阿尔及利亚的任务。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十年以后，局势仍然动荡不定。比戈采用了掳掠、烧毁一切、鞭打和火焚的策略。所有敢抵抗或是被怀疑抵抗的人都被处决了。今天他追逐一个难对付的部落来到了这个山洞。他封死了洞口，然后往里灌烟，要闷死洞里的人。他在日志中写道：

我把所有的出口都封死了，这样我造了个大坟墓。沙土最终会把这些盲信者的尸体埋住。没有人下到洞里去，没有人……只有我知道这底下埋着五百名土匪，他们再也没机会来割法国人的喉咙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后，与比戈的时代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人仍然为活埋阿尔及利亚人而欢呼雀跃，这时法国人使用的是推土机。

2002年：阿富汗

这篇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网页的新闻讲的是在阿富汗的美军遭到了严重的抵抗：

2002年3月2日，星期六，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42

阿富汗的洞穴遭到了高压弹的轰炸

在地面攻击陷入困境后，美军在阿富汗东部山区投下了两枚破坏性很强的高压气浪炸弹，美军怀疑该地区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

美国国防信息部门宣称美国拥有两枚重达两千磅（九百零七公斤）的可以在洞穴产生窒息气浪的“温压”炸弹，正准备把炸弹投向敌军藏身的山洞。

美国在12月试爆了温压炸弹，美国官员称炸弹将在一月内很快运抵阿富汗，用于清除反美分子沙特人奥萨马·本·拉登。

激光制导炸弹的内部装有特殊的爆炸混合物，可以产生高压气浪，把洞穴中的空气推出来，从而使洞中的人窒息而死。

俄罗斯曾经在车臣使用过类似的燃烧空气炸弹，并曾引发了国际抗议。

“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

从1840年到现在，洞穴经常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事件的发生之地，那里上演了“一场没有结局的大戏”。活埋、镇压、引起窒息（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肺里的空气吸干），今天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殖民地本身进行镇压的隐喻——殖民地所需的空气已被吸干。西方世界喜欢把这样的时刻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殖民遭遇”，如今窒息而死和殖民暴力已经成了回忆和纪念。

就在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西方人还在继续去剧院看戏。他们总说艺术与政治没有关系。以美学来划分世界是摩尼教的观念，或者是殖民色彩和等级意识很强的二元观念，革命心理学家弗朗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一书的开篇就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区分。法农说，它们的“美学表达遵从的是现已确立的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大批德育教师、大学教授、顾问和‘迷失方向的人’（即昏头昏脑的人）总是把被剥削的人与掌握权力的人区分开来”。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的消费者或生产者，你要么与定了型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加强了两种人之间的区分）同流合污，要么与其竞争，比如把剧院变成一个反抗的场所。

下面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后殖民批评中的基本思想的转向：认识到维系西方财富和利益的野蛮军事力量与其美学生活相联系；认识到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所罗门宝藏》（1885），洞穴恐怕就不一定会引发人们兴奋的想象，或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印度之行》（1924）里的马拉巴山洞，就不一定会引发精神和性文化的困惑，就会发现其中到处是窒息和殖民暴力的记忆。迈克尔·翁达杰在《英国病人》（1992）的结尾处描绘了凯瑟琳的死亡过程，她的死从反面表现了这种不和谐：在克比尔高原的欧维纳特山脉的游泳者洞穴里，石壁上刻着根据崇高美学思想画成的古老人像，在这些画像之下，这个英国女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裹在降落伞里躺着死去了，这个残酷的欧洲战争的牺牲品在满眼是沙漠的环境中演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角色。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建议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知识从根本上讲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太多政治内涵的知识则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自由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却忽视了知识产生于严密的政治情境之中（尽管很隐蔽）。今天，人们可以随意地将形容词短语“有政治色彩的”作为标签不怀好意地贴在任何敢于违反所谓的政治客观性协定的作品上，在这一时代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

未决状态：国家与其边境

印度政府称“印度外围的边界既不正确也不真实”。

印度地图上的说明

除了边境以外有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地构成了国家？有些“国家”没有有形的边境，比如加拿大境内最早的国家（那些北美洲的土著人宁愿选用这个称呼，也不愿意选用“第四世界”这个更常用的术语），再比如“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管辖它自己的边境）。边境限制了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的空间内，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税款征收体系得以运行。国家是一种合作组织，边境的存在使其他国家认可其为一个国家，国家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到全球的国家团体中来。这个国家团体是一个没有公共价值观的团体。

地球上的疆土分布就像是一幅由许多国家组成的镶嵌作品。或者说是由许多政权组成的镶嵌作品？是什么使一个政权成为一个国家？政权和国家必须合二为一吗？政权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其权威合法化了（拥有天授神权的君主除外）。1789年法国人发现，国家的观念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履行着这一功能。国家如同一个巨大的公司，国家的公民别无选择地归属于它，就这样，国家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潜在的各种形式的认同都可以填充进来，比如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历史和土地，那么是什么使你成了你的国家的一部分呢？

人们过去常常这样假设，要想成为真正的国家，那么它的人民应该尽可能相似。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外表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将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总结出的）。有许多人，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为此受到了国家的压制。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解决如何使万众归一的问题上作了有趣的尝试。首先，美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或他的先人都是作为移民来到此地的，当然令人难堪的是，这并不适用于美洲大陆的土著人，他们为了给新来者腾出地方居住，或者被驱逐或者被灭族。其次，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事实上美国与其旧帝国的情况又非常相似，那就是美国大片的陆地是独立存在的，并不与别的大陆相连，而是分布于其他国家和大洋之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所谓的世界联赛中使用“世界”这个词来代指美国的原因）。美国与土地、历史、文化缺乏传统联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从其自由政权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中衍生出一个使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创造出一些被妖魔化的、据说对其生存构成威胁的敌人（这些被妖魔化的敌人相继是：巫师、中国移民、共产主义、拒绝说官方语言英语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说黑人英语的非裔美国人、非洲杀人蜂、伊斯兰教……）。这些敌人让不同的美国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威胁，并使大家团结一致起来。

美国的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都从在美国各地飘扬的美国国旗上体现出来了。美国国旗随处可见，任何可以想到、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地方都插有美国国旗，例如门前的草坪、车窗、建筑物的侧面、公司网站。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使美国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散使大多数美国的城市极为相似。美国不仅有遍及世界各地的麦当劳，还有沃尓玛、JC Penney百货零售公司、维益公司、Chick-fil-A快餐连锁店、邓肯甜甜圈、IHOP烤饼连锁店、Friendly's餐饮公司、史泰博办公用品公司、Office Max办公用品公司等。在美国，无论你走在哪条路上你都能知道你在哪儿。正是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一致，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然而，在美国有一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同：美国有许多富人，也有许多穷人，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穷人。坚持不同的文化掩盖了一些裂痕，但是也成功地使人们对贫富差距习以为常。

是的，这种国民身份的同质化在美国很成功。它确实允许了某些种类的差异存在。后殖民政权的错误在于，它选择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提出并被德国纳粹政权所采用的国家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作为建国的唯一方式：国家由语言、历史、文化和种族相同的民族构成。虽然此种模式有利于巩固政权，也有利于在反殖民运动中实现共同的目标，但是在独立之后，用国家监督的手段稳定和强制推行这种模式，在总体上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独立前是好的，独立后则变坏了。这种矛盾则意味着后殖民主义本身可能被当代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主义挪用，尽管这与其理论初衷相悖。

印度的印度教复兴运动以重回古印度文明黄金时代的思想为指导，坚持对希望独立的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显然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还包括印度整个东北边界的那些“限制区域”，这些区域不被列入给外国人发放的旅游签证的范围之内）。印度教复兴运动是新近的民族运动，它要实现的是源自19世纪德国的民族单一化理念的民族同质化幻想。如果你对这种关联有疑问，那就问一问为什么新近印刷出来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能在印度北方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大街上到处售卖。同质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印度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国家，而这样的纯印度教国家将会把少数族裔人口，比如穆斯林或基督徒消灭或者排除在外，并且同时把达利特人（贱民）和原住民（部落）永久归于其种姓等级制度之内。印度教复兴运动想学邻国斯里兰卡，并仍然紧抓着内战后冷酷的同质化不放手，但是，在实践上，这个排他性的运动——“只有僧伽罗语”运动最初是在1956年S.W.R.D.班达拉奈克在全民普选胜利之后被用来对付泰米尔人的。西方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民主体系一定是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最好的政治体系。然而，在许多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湮没于占绝大多数的人群之中，民主会变成一种被大众以民主方式认可的暴政与压迫。在这样的国家，少数人没有合法的政治渠道去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你自己数数看有哪些国家。

然而，这些压制性的民族主义计划并不必然产生于内部。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通常是由那些离开了国家的人所创造的。这些人过着安逸、富足的流亡生活，热衷于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重建那种被他们理想化的过去的辉煌。这难道不是边境之外的流散民族在建立一个国家吗？思乡怀旧的文化思想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它使得那些远离故土但又从来不接触国家日常生活现实的人产生了这种思乡怀旧的文化想象。据一份2002年发表的广泛引证的报告统计，印度教复兴运动在印度的燎原之势与印度过去几十年中大多数的教派暴力行为有关，而其资金大量来自一个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慈善机构——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尽管美国法律禁止这样的慈善机构参与政治活动。就这样，这些来自美国的、没有住在印度的印度人花钱使过去理想化的辉煌与现存的印度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暴力产生了联系。单一民族观必将带来种族主义和褊狭，使得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支持另一种对国家的解释，主张国家不是发端于它理想化的过去，而是发端于它的现状，他们关注的是国家作为一种压迫力量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从碎片的角度对后殖民或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思考。所谓碎片就是指那些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一国家的人或部分，他们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和外围。他们又构成了国家理解自身的一个渠道。

国家常常被理想化成一个女性的形象，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常常赋予民族核心以理想的、男性眼中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女性，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女性却没有了国家。女性、难民、寻求避难者……整个20世纪女性通过建立跨国组织，一直在为反对父权民族主义而奋斗。1917年推翻俄国沙皇的起义就是以国际妇女节的示威为开端的。支持女性参政的著名人士希尔维亚·潘克赫斯特成了192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劳动妇女大会的代表中的一员。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国际妇女运动和工会运动是在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框架内组织起来的，那么之后几十年里妇女运动的壮大则是由联合国妇女十年领导的（1975年到1985年）。许多跨国妇女运动都是那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国际妇女同盟最为著名。许多其他妇女组织也独立发展了起来，比如新时期妇女发展选择（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亚洲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还有生活在各种伊斯兰教律法下的女性国际团结网络委员会，还有地中海妇女联合会（其成员主要来自非洲北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跨国运动与抵抗运动的跨国联合在整个20世纪都是应对父权民族帝国主义最有效的方式。

抵抗殖民压迫或国家压迫的最好方式就是突破边界的限制，向外扩展。

一些国家试图把自己的一些碎片清除出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是由碎片组成的，比如印度尼西亚就是由荷兰人、日本人和爪哇人从不易控制的多样性中建立的，这种多样性现在仍不时威胁到国家的完整。有的国家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比如巴勒斯坦就是这样。《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巴勒斯坦的地图就像一个多云夜晚的天空。如同分散的星星之间存有大片空隙一样，数以千计的印尼岛屿之间是空旷的大海，巴勒斯坦地图上的星星之间是军事检查站和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

这些由零星的土地组成的控制区严格地讲能说是国家、政权和祖国么？这幅地图使人回想起早期的殖民政权：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班图斯坦，那块小小的黑人居住地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的“黑人家园”。

墙

多数国家依赖封闭的边境。如果边境处于开放的、可渗透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不容易被控制。他们可以离开，别人也可以非法进入：向外的移民、向内的移民和不受欢迎的入境。现代政权的功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对边界实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又宽容甚至暗地里鼓励劳工非法移民——这些劳工是没有权利可言的。

图10“巴勒斯坦的班图斯坦”：《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的约旦河西岸地图。

因此，人们总是划出边界，建起高墙。结果是我们总是被墙所包围。人们住在墙内，墙上有门，人们由门口进进出出，通过窗户向内外张望，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夏日的和风。

一些人被拘禁在墙内。军营、监狱的大墙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美国称之为“生活在门里面”，南非称之为屏障。

一些人被关在墙的外面。有许多墙的地方就没有了家。有些墙是没有窗户的。这些墙从乡村延伸到城市或曲曲折折地穿过城市，成为阻止人和物出去的阻碍。这是自由主义的界限，为了保卫政权而建。

世上有虚拟的纪念墙，比如越南老兵纪念墙，上面就有士兵的“自由之脸”。点击索引中的一幅照片就会看到这个人完整的纪念网页。看着他们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读着他们的家庭信息，就会感觉到他们自以为在保卫国家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筑建樊篱古已有之。中国人修建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罗马人修建哈德良长城抵御皮克特人。为加强《英国盐税法》在印度的实施，从旁遮普邦的莱阿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边境的布尔汉普尔南部建起了一堵大墙，这堵大墙最终在1930被甘地领导的“食盐长征”运动彻底地破坏掉了。澳大利亚人修起了遍布乡村的防兔栅栏，既为了防止野兔迁移，也为了防止偷来的澳洲土著人的孩子潜逃回家。柏林墙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把柏林这座城市分为两半，把人们挡在了墙的两边。现在正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的墙和栅栏横穿过巴勒斯坦的农场，把以色列的非法定居者与怀有敌意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

边境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移民偷渡压力，特别是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直接接触点上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在非洲大陆北部的两块殖民地休达和梅利利亚。就像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一样，它们是欧盟的一部分，这两个城市利用布鲁塞尔提供的资金，建起了高十英尺的栅栏，配有带刺的铁丝网和电子感应器，顶上还有红外摄像头。但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特别是西非的移民仍然试图爬进来。许多是孤身一人的孩子。如果被抓，西班牙当局会把孩子放在滞留中心，而他们在那里经常遭到虐待，然后被非法地遣送回摩洛哥，接着又被摩洛哥警察殴打虐待，最后在深夜被扔到陌生的街道上。许多人不愿冒被卡在铁丝网上的危险，而是宁愿花大价钱冒险乘坐不结实的小船，就是被称为“帕特拉”的小船，在大浪翻滚的大海上航行九英里偷渡到西班牙。没人知道有多少人淹死在了偷渡的路上——也许一年大约有一千到两千人。来自欧盟的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现在不得不花一亿两千万美元安装一套雷达系统，这就等于在直布罗陀海峡建起了一堵电子墙。这样移民又不得不选取更危险、更漫长的路线来跨越这一水域。

墨西哥的蒂华纳市依靠其边境城镇的优势，实现了相对的繁荣。革命大道长长的道路标线在美国随处可见，可是这里的颜色不同，这就可以告诉人们这里就是蒂华纳市。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清淡柔和相比，这里的色彩绚丽得肆无忌惮。在主要的交通路口，萨拉族人开的红黄色的商店正对着天蓝色的龙虾俱乐部，俱乐部面对着“酒吧、烧烤、跳舞”这几个亮紫色的大字，与药店的粉色和红色相对。在这个边境城市，一个内外颠倒的城市，除了西班牙语，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夜半时分在城市的外围，想要偷渡的年轻人聚集在莱维河的河岸。“守门人行动”成功阻挡了他们向外偷渡，关着的门使得人们像疯了一样奔跑，偷渡者飞快地穿插于5号州际公路的车流中，以躲避边防检查，因为情况太危险，卫兵不会追赶他们。或者他们会游过里奥格兰德河，如果被在得克萨斯州鹰坳巡逻的当地的义务警察逮住，那他们又将在枪口下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些人实际上只是想溜回到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而现在他们被排除在自己的土地之外。边境最繁忙的部分是因皮里尔海滩。

《邪恶的接触》这部电影中有这样的场景：汽车整齐地沿着大街排下去。电影大胆地以一个著名的三分钟长的摄像机跟踪拍摄镜头开篇。镜头移过散落在黑暗中的四块霓虹灯闪耀的区域，移向墨美边境，产生了一气呵成的效果。镜头过渡自然，毫无痕迹，人们之间没有边境——无边境的渗透。一个有钱的美国人旁边坐着位金发碧眼的女伴，他开着一辆大型敞篷车通过边境检查站进入美国。一会儿车爆炸了。

第四章

混杂

籁乐和伊斯兰的社会空间

本书的大部分是在充满韵律和活力的阿尔及利亚籁乐的激励之下而写成的，同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不时地被这种音乐所打断。本书最理想的读法是，伴随着《查不拉斯》、《格温德兹妈妈》或者《瓦莱奇》的粗犷而强烈的打击乐旋律，一边听着“切伯”哈立德、凯克哈·雷米提和海姆的歌声一边阅读。阿尔及利亚的成年男人、女人和孩子亲历了令人震惊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饱受了战争的煎熬。在他们奋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中，法国人屠杀了一百五十万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在19世纪用帝国主义的军事手段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占领了这一方热土，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屈服。20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籁乐的出现特别令人振奋。籁乐常被描述为原始的、粗犷的和粗陋的，同时它也是骄傲的、坚定自信的和充满激情的。歌手们带着一种难以想象的愤怒让自己沉浸在节奏之中，同时这种愤怒也给籁乐增添了独特的活力和激情。

它是非常有力的东西，这种有力确实超出了我的解释能力。站在舞台上，我不会撒谎。我在舞台上会奉献出我灵魂中和精神中所拥有的一切。

凯克哈·雷米提，2000年

籁乐始于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后第一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时期，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时那一代的歌手们开始创作他们自己的具有动感形式的籁乐，比如萨赫罗伊、法德拉和“切伯”哈立德等。这种音乐接近于西方的摇滚乐，受到自我表达的雷盖音乐[1]和美洲黑人蓝调音乐的影响。籁乐的出现也与阿尔及利亚人整体向城市移居有关系，在这层意义上标志着一种融合的音乐形式的出现，这种形式记录着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这种音乐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融合、综合或互相混合的过程，人和文化的流动不可能像资本那样顺畅无阻和一成不变。事实上，籁乐产生的社会背景根本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涵盖了产生它和消费它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各个层面的竞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籁乐也可以说是一个考虑复杂文化关系和现代力量的主要的隐喻。

首先，籁乐不能轻易地用普通的词汇描述清楚。它是流动着的、变化着的，它一直在改变着自己的功能、地点、乐器和听众。籁乐作品经常是随意的，为了适应具体的需要它可以轻易地改变自已。籁乐的即兴特点则意味着它永远不会是固定的，它总是灵活多变的，可以把新的音乐因素融入进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籁乐是“马尔訇”——一种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2]的传统音乐的现代化的版本（不过也有人说，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堕落的因素）。“马尔訇”是一种由当地有学识、有教养的宗教人士（当地人称为“教长”）吟唱诗歌的传统表演形式，演唱者总是享有很高的艺术地位。然而，在许多方面，籁乐更多源于更具超前意识和震撼力的女歌手的低俗歌曲。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这些女歌手会迎合公共酒吧和妓院这样的男性场所，她们会在这些地方演唱，同时也会在婚礼、宴会甚至宗教节日里表演。被授予“籁乐皇后”头衔的了不起的凯克哈·雷米提也是以这样的歌手身份开始其音乐生涯的，并在精神上也永远保持着这种身份。其他的一些籁乐女歌手开始以演唱宗教歌曲的女诗人的身份公开亮相。她们在专门为女性举行的聚会——比如割礼或婚前的刺青仪式上歌唱，既唱宗教歌曲也唱通俗歌曲。

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籁乐最早起源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世界性港口城市瓦赫兰（奥兰）独立之后。籁乐最初发展非常迅速，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年轻的“切伯”（像凯克·梅弗塔、凯克·杰鲁勒·伦卡维这样的男歌手）或“恰波”（女歌手）在歌舞表演会或婚庆上演唱，并创作出了反映当时政治和文化形势的激进而又忠实的新歌。“切伯”和“恰波”这样的称呼是观众给他们的，或者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这也把他们与传统的歌手区别开来，并暗示他们的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社会和艺术地位比较低，但也表明了他们创新的现代音乐风格。从音乐的角度来看，籁乐的部分内容来自贝都因的教长演唱的歌曲——传统的贝都因人的传统，部分来自更现代的瓦拉尼音乐。瓦拉尼音乐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它由北非的古典城市音乐“马尔訇”和“安答卢斯”发展而来。瓦拉尼音乐已经开始由传统的阿拉伯音乐形式转向现代批量生产的音乐和电子乐器。它开始的演奏使用了手风琴，后来受到了来自摩洛哥传统音乐和埃及（尤其是“东方之星”乌姆·库勒瑟姆）的舞蹈和婚礼音乐的影响。现在瓦拉尼音乐和西方的摇滚、迪斯科、爵士乐、西非音乐相结合，同时还融入了更遥远地区的歌曲，比如拉丁美洲和宝莱坞的音乐，可见它的音乐来源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籁乐的表演者最初使用的乐器是当地特有的乐器。这些乐器有阿拉伯琵琶这样的弦乐器，有芦笛这样的管乐器，有小手鼓这样的打击乐器，还有风笛单音管、响板和各种各样的鼓，同时还有小提琴、手风琴和喇叭。然而在最初的时候，一些音乐家比如卡达和巴巴兄弟，就用西方的电子乐器创作了“电子”籁乐。同样，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讲，籁乐是用本地方言演唱的，不过这种方言带有从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引借来的俏皮话和鲜活的隐喻。技术的使用使籁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在某些方面，它的现代形式的兴起适应了聚乙烯唱片之后当地盒式磁带录音工业发展的需要。盒式录音机的发明第一次使当地企业掌控了音乐的生产。籁乐在国际上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阿尔及利亚的生产商和中间商，还有法国人。他们把自己在录音棚中的需求和喜好强加在音乐的表达形式上。只有从这些机器中生产出来的音乐才是“正宗的”籁乐。它在国外无线电台的不断播放中得到了发展，最初是在摩洛哥和法国。尽管这些商业运作模式在阿尔及利亚受到了批评，可与此同时，这种新的运作形式却使得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和力量出现了。它打破了阿尔及利亚音乐文化和社会文化中已经形成的惯例。因此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它一直是多轨迹发展的。

“籁乐”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一种看法”、“一种观点”、“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同时也指“一种目的”。籁乐坚持自己的观念，坚持自己的颠覆性的权力欲，就此而言，籁乐包含了许多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特征。籁乐的音乐文化初期表现的是那些发现自己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还有那些从农村涌向城市的移民——他们的财产被剥夺，住房条件简陋，处于失业之中。随后，籁乐的音乐文化很快从对边缘问题的关注转向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年轻人的主要表达方式的关注。籁乐在阿尔及利亚和北非的流行速度证明它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认可。它很快就被认为是“人民的语言”，甚至与激进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政治信条产生了根本性的联系。籁乐的吸引力在于它通过批量生产的流行模式，从边缘的视角入手，重新整合受到认可却被破坏的元素。籁乐歌手从广泛的现存文化形式中汲取各种音乐元素——神圣的、世俗的、经典的、流行的元素，把它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用新的文化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在形式上，籁乐歌手援用一系列复杂的、可以自发创造和更新的文化符号，表达他们与周围世界的抵触和矛盾。这样的关系正迅速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着，但是又被僵化的社会结构所禁锢。籁乐站在敌对的两者之间，一面是对传统的穆斯林价值观的现代解释，另一面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变化力量的抵抗。

这些籁乐不一定能提供一条契合政治和思想意识发展的向前的道路，但是它们表达了一些人的情绪。这些人发现自己正处在阿尔及利亚社会的混乱时期，处在与社会合法形式相对的另一边。籁乐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成功地为认同提供了基础。许多人会立刻产生这样的认同，尤其是那些“支撑起墙的人”，他们在刚刚成年时都经历了失业、烦躁无聊和对政府所寄希望的幻灭。在政治上，籁乐像很多后殖民的文化形式一样，首先要把问题和存在问题的社会表现出来，它是通向可能的解决方案必须经历的第一个阶段。

我把我的事业分为三个阶段：78转唱片时期、45转唱片时期和盒式录音带时期。在所有这些时期里，我的歌声一直在表现着生活中的普通问题——社会的问题，是的，是反叛。自十五六岁起，我看到的问题都是些普通的问题。我还没有把它们都列举出来。唱歌是一种观察和反映。籁乐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反叛的音乐，一种前卫的音乐。

凯克哈·雷米提，2000年

这种混杂的样式告诉了人们一些关于当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状况：它在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想法，甚至在表达着一种不可表达的状态——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或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及时的解决方法。就像后殖民主义自身一样，它首先提供的不是解决方法而是挑战，并且允许自己的观众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来解释音乐所创建的新空间。它还没有达到用完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程度，而只是在对话过程中创造并建构新的意义。像后殖民主义一样，它在一个正经历变革的、被破坏的社会背景中，抒发表达着原始的、粗犷的、低俗的社会与性别间的张力，这种社会背景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众社会。因此它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它缺少尊重，政治观念不纯——就籁乐的情况来说，认为它的语言低俗。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人认为籁乐给听众和表演者造成了分裂性的、不稳定的影响，所以它在受到赞扬的同时或许也受到了批评——换句话说，它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阴险的籁乐，你让我改变了我的轨迹，你让我丢失了我的家园。

“切伯”哈立德，《非此即彼》

显而易见，籁乐所做的是，通过音乐再现一些社会张力，鼓励自我表达和认同。籁乐表达了这些社会张力，尤其是颠覆性地借用了传统的教长形式，来抵制来自商业性的西方摇滚乐中的电子声。摇滚乐表达的是传统文化形式与对西方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在那个时期，籁乐沿用着具有阿拉伯特色的优美音调和旋律来拒绝西方音乐形式的影响。例如，西方音乐严格遵守着乐谱中的半音，而阿拉伯音乐则在四分音和八分音之间灵活地移动着，没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的音程中。它以一种平衡的独创性的节奏模式区别于节奏性很强的音乐——只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爵士乐在独创性方面与阿拉伯音乐稍微有些相似之处。这两种音乐都强调，音乐是由音乐表演者即席创作出来的。歌手们以同样的方式将传统的歌词和叠句与对特定社会环境（他们的听众）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在歌曲中，他们表达了可识别的本地主题，隐约提及了不伦之爱发生的场所，例如森林，还提到了家庭和神圣之所。就这样，籁乐建立了一个媒介，可以同马格里布地区经历的日常形态和困难进行对话，而籁乐正在从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其本身的意义。籁乐的意义是通过表演来确定的。籁乐既不代表一种对新的文化身份的找寻，也不代表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创建，它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与文化身份有关的新观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方式登上了舞台，被人们争论和商议。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音乐的最初态度是保护传统的“安答卢斯”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阿尔及利亚的精英们所欣赏的），而对盛行于街头并把传统和现代流行形式结合起来的籁乐所采取的却是摈弃的态度。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籁乐在国际音乐中崭露头角之后），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籁乐开始受到国家官方渠道的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精英们促进了籁乐音乐会的举办。这时，籁乐作为民众的一种表达方式，开始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更激烈的反对，伊斯兰拯救阵线公开谴责籁乐宣扬的是道德腐败。1994年10月在最著名的籁乐歌手之一——“切伯”哈斯尼被暗杀后，许多其他的歌手开始四处避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避难地是法国。尽管1988年国内战争爆发，伊斯兰政党的统治日趋稳固，但是籁乐依然是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人喜欢的主要的流行音乐形式，它继续缓和着他们矛盾的心理：既对西方怀有兴趣，同时又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吸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籁乐在法国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而且在马格里布地区，同时还在法国、西班牙及其他地方的北非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是所谓的“世界音乐”最早的代表之一。“世界音乐”这个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常被描述为一种“融合”音乐。它将西方元素（摇滚乐和爵士乐）与本土音乐中的和声、节奏和独特的发声相融合。融合是全球化现象的一个标志。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交流的文化渠道已经通过技术对所有人开放。这种技术很容易就能使不同的音乐声音产生交叉——准确地说，实际上就是使用音乐合成器。在一些情况下，有人认为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成为了新的混合模式，这种简单的想法可以说是准确的。一些籁乐歌曲，比如海姆的歌曲《瓦莱齐》可以同时出阿拉伯语和法语两个版本。令人惊奇的是，表面的同质化的趋势可能导致非常具体的地方性的形式。例如，来自阿尔及尔的籁那籁乐，它在声音上明显不同于最早出现在瓦赫兰海岸沿线上的那种传统的、世俗的或流行的籁乐形式。

与籁乐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中的多样而模糊的形象相比，籁乐在向西方展现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在讲述一个熟悉的故事——西方总是想听到的一些关于其他文化的故事。这些文化根据与西方非常不同的行为标准行事和规范自己，同时也抵抗与西方经济和思想意识模式的融合与合作。正如法国和世界上其他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籁乐已经成为西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表现反叛的形式；它被视为反抗传统、提倡自由和现代性的第二次后殖民战争；它是当前的阿尔及利亚政体下反对社会僵化和贫富差距过大的一种革命形式；同时它也成为阿尔及利亚青年反抗伊斯兰文化束缚的一种世俗反抗形式，至少打破了社会和宗教在性、酒和毒品方面的禁忌。籁乐歌手被描绘成立志宣扬自由个人主义的放荡不羁的反叛者。这种个人主义效仿了西方的商业个人主义，使他们与世界上的反叛流行乐偶像（比如詹姆斯·迪恩）结成同盟，还与朋克、说唱和雷盖音乐结为同盟。正如籁乐歌集的唱片封套上所写的那样：

籁乐歌星们……喜欢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他们不喜欢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浪费口舌。籁乐崛起于8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市，籁乐在这个难以寻找到美好时光的地方庆祝着它的美好时光。性、毒品、籁乐和摇滚是连在一起的，执政势力说阿尔及利亚青年渐行渐远。在野势力则称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激进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和军政府联合起来一起反对籁乐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奋斗。

在这里，籁乐已经同西方青年文化的规程相吻合。但是，这种文化需求不容许籁乐通过政府（如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帮助搞积极的宣传活动。在为迎合法国和英国而生产的唱片中，音乐本身已经有了变化以迎合西方人的品味。1992年美国音乐家们在洛杉矶为哈立德录制了歌曲专集《哈立德》（他在标题中去掉了“切伯”的称谓，这就正式标志着他向西方的转变）。籁乐中风格鲜明、十分灵活的三拍节奏（也就是三连音，在演唱中歌手们经常在第一个重音后就自由地即兴发挥），现在已经被机械固定的西方迪斯科的四拍节奏所取代，并且还加入了一种可识别的西方风格的合唱。同时，哈立德的声音似乎不够平滑，他用一种独特的、与之前不同的嘶哑声喊唱出阿拉伯语，其歌声似乎同另一个空间的节奏和暂时性共存。音乐的商业化进程也同样被西化了：籁乐在阿尔及利亚自发地产生于一种流动的共享资源，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改动；凯克哈·雷米提和其他人演唱的那些老歌并没有被认为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而哈立德的唱片公司却在法国为哈立德注册了版权，就好像之前他在阿尔及利亚录制的歌曲都是由他创作的一样。当然，籁乐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就在西方流行起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像西方音乐不经过改变就不可能在马格里布地区流行一样。此外，就像人们指出的那样，籁乐本身是一种复杂而多变的音乐形式，它既灵活而且适应性依然很强。当阿尔及利亚歌手越来越多地演唱伊斯兰教意义上的“纯洁干净的籁乐”时，约翰妮·哈亚特或马里克的“法式”籁乐在阿尔及利亚也大受欢迎。与此同时，在西方，籁乐不仅仅只是为特定的西方流行音乐市场而设计的，它一直也受到流散在法国、英国和北美的北非社群的影响，这些人的要求与西方人的要求截然不同。

图11的CD封面中所传达出的一些关于籁乐的思想内容远比唱片封套上的介绍要重要得多。籁乐充满动感、活力和阳刚之气，并与街头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伊斯兰教持续保持着积极的关系。这可以在唱片封面右下角重要的祷告词“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中得到体现，右下角的这句结束语说明并呼应了整幅图画。这样的蒙太奇展示出了籁乐本身包含的社会和宗教中的一些可视的东西。籁乐经常被描述为“混杂”。事实上，它包含了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后殖民写作中的“混杂”一词想要概括的。像籁乐一样，混杂并不仅仅只包含单一的过程，尽管它有时候可以用难以想象的抽象术语来讨论。这些术语与文化构成和文化竞争的动态空间毫不相干，就像在籁乐中所体现的一样。根据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特殊需要，混杂可以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包含着许多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过程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这些空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关系使得人们在被现代性粉碎的社会中唱出自己对社会变化的感受和经历，同时这种关系还为社会将来的转型提供了便利。籁乐也是如此。籁乐作为混杂的一种主要形式，经常通过暗示和推理等复杂，有时是隐蔽的方式起作用，它已经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空间。这个空间包含了表达和需求、反叛和抵抗、创新和协商，因为许多相互冲突的社会和经济渠道都在当代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和发展着自己。

对面纱的矛盾情感

没有什么比面纱更能代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不同。历史上几乎没有哪种服饰能像面纱一样有如此多的含义和政治寓意。对于欧洲人来说，面纱曾象征着东方的神秘的性爱；而对于穆斯林来说，它曾标志着社会地位。如今面纱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许多西方人来说，面纱是伊斯兰父权社会的象征，在这种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是受压迫的，处于附属地位的，她们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伊斯兰社会和在非伊斯兰社会的穆斯林女性当中，面纱已经开始象征她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而且女性也越来越愿意选择用它来遮盖自己。因此，面纱现在使用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根据不同的身份，面纱可以象征控制或反抗，压迫或自立，父权制或非西方的公共价值观念。我们该怎样理解面纱，理解面纱的含义，同时控制和审问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呢？没有人可以从一个中性的、客观的角度去理解面纱。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幅图片（图12），这幅图片中的女人是殖民时期欧洲人心中的典型的东方人的形象，就是被爱德华·萨义德描写成“东方主义”的那一种。

图11籁乐汇编CD的封面，曼特卡世界音乐，2000年。

这幅图片的题目很简单，就是《阿拉伯女人》。这是一张彩色明信片，大概可追溯到1910年，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它是由一个德国的摄影公司在埃及拍摄的，这样的摄影公司当时在中东还有很多。它把这个阿拉伯女人表现得很客观。这是一个真实的埃及女人，她有姓名、家庭、声音和历史，但她已经被变换成了一个“东方的”、普遍的、具有阿拉伯人属性特点的“阿拉伯女人”。这个女人的眼神得到了特意的表现，她的眼神在西方人的注视下变得犹豫不决，处于单向的“承认的政治”之中。

这是一张照片还是一幅画？她戴着有黄色衬里的棕色头巾，头巾长得披散到肩上，穿着件蓝绿色的布衣。一块带褶的黑面纱把她的下半边脸盖了个严严实实，一条黑色的布带穿过竹片缚住了黑面纱——竹片是由一种特殊的竹子制成的，但是还能露出她的额头和上面的颧骨。她的视线避开了镜头，这样她看起来更谦逊，同时也给了她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那件蓝绿色的粗布长袍向下盖住了她身体的其他部分，看起来艺术家是在下意识地把她刻画成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圣母马利亚不用说当然是戴着体面的面纱，而且看起来很顺服，容易被接受。这个阿拉伯女人所缺少的仅仅是圣人头上的光环，但是这个女人周围的祥和气氛浓郁得过分了。她向一边凝望，双臂下垂放在身体两侧，看起来她永远不会为她自己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图12阿拉伯女人。

或者我们只是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来看它？我们所理解的这幅图的含义是这个艺术家想要让我们看到的吗？一个阿拉伯女人的形象？一个与自身实际情况不符的、代表所有阿拉伯女人的、异国情调的东方女人？这幅图没有要求我们把她想象成一个社会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人。这是为一些西方观赏者创作的，这些人的脑子里已经有了“阿拉伯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谦逊，消瘦，而且一定戴着面纱。欧洲人一看立刻就知道是她，正如现在我们一看到白雪覆盖的和谐图画就想到圣诞节一样。如果要恰当地表现圣诞节，就要表现白雪覆盖的图景。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是如此，但是圣诞节并不是这样，比如在英国，它通常是温暖的，有些阳光，也许还有毛毛细雨，但很少会下雪。卡片上的毛毛细雨，不能像皑皑白雪那样使人想到圣诞节——尽管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的经验，神奇的白色圣诞节是完全不真实的。

然而，真正需要追问的却是表现他者的方式。

霍米·K.巴巴，《文化的定位》（1994）

所以这个女人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她的脸没有被黑面纱完全覆盖住，但是竹管凸显在她的前额中央，一块长长的黑布紧紧地裹着她的面颊和嘴部，这块布往下变得越来越细一直到她的腰部，那样子就像个巨大的鸟嘴，这会给西方人留下一种受监禁的强烈印象。她似乎真的被束缚住了，被装进了牢笼。这幅图处处都在吻合着这样一种思想：许多西方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穆斯林女性需要被开明的、没有面纱束缚的西方解放出来，因为穿便服的西方要求女性把自己暴露出来，而不管她们是否愿意。在19世纪，西方人认为穿衣标志着文明，不穿衣服的人被认为是野蛮的。然而，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半裸则标志着西方的优越感。

这幅彩色印刷图片的两层颜色并没有遮住她的眼睛，这使得她的双眼看上去是湿润的，所以当你离近了注视她的瞳孔时，就会发现她的眼睛是黑白颜色的，正从遮盖她的颜色的后面向前张望。此时你开始发现她的眼睛是机智的、带有强烈情感的和充满力量的，尽管她被困在艺术像框之内——这个像框比任何面纱更具压抑感。这幅典型的人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个被具体化了的女人似乎要扭转局势，要在西方人的凝视中重新定位自己。

在整个20世纪，面纱越来越成为那些想把伊斯兰社会世俗化的人们的焦点。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区的法国人发动了一场“面纱之战”，即强迫当地女性不戴面纱。为使伊朗西化，西方强迫伊朗国王禁止人民穿黑袍，这种黑袍是乡村和传统的都市女性穿的从头到脚的黑色衣服。作为直接的回应，在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女性又被要求这样穿着。如果认为强迫一些女性戴面纱就是虐待她们——一般西方人都这么认为，那么世俗的法律要求另一些女性不戴面纱同样是虐待她们。例如，在法国和西班牙，女孩们必须在法庭上斗争以取得能包着头去上学的权利。这里，我们不是谈论那个埃及女人戴着的那种面纱，那种被前额的几缕辫发打破了严肃性的面纱，而是那种完全把头发盖住的面纱（就像欧洲信仰天主教的女性去教堂的时候常披在头上的那种斗篷）。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一个不信教的省份里，开明的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比如学校、大学，甚至医院戴面纱。结果，许多“被包裹的女性”被禁止去上大学。当然迂回的道路总能找到。比如有一个女医生，她遵循旧的已婚犹太妇女的服饰要求，选择了戴假发，她虽露着头发，但把自己的真头发藏了起来，也不算违反法律条文。在最近的一次土耳其选举中，一个在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党派许诺最终一定要把这种法律变更过来，因为这种法律使许多的土耳其女性不得不去柏林、伦敦和维也纳上大学（在土耳其，人们开玩笑说，这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比第一次更成功）。男性可以上土耳其的大学，因为没有法律要求所有的男生不戴帽子，剃干净毛发，以露出头和脸。尽管这样，凯末尔国父，这位现代土耳其的创建者曾禁止人们戴土耳其毡帽。历史上土耳其和伊朗许多关于穿着的立法，都曾把焦点对准男性服饰。

谈及“面纱”，人们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制服一样的既定不变的东西。事实上面纱多种多样，不光有“这种面纱”，而且还有许多种遮蔽物。在大多数社会的特定时候，不同身份的女性会披戴完全不同的遮蔽物。遮蔽物本身是可变化的、复杂的服饰，有遮盖身体的遮蔽物，也有遮盖面部和头部的遮蔽物，[3]这里只提及了一些最普遍的遮蔽物。遮蔽物的种类繁多，女性在不同场合披戴它们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与任何其他服饰一样，面纱也寻求变化（包括微变或巨变）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和新的环境。

例如在殖民统治时期就是这样。法农强调“面纱的历史变化”，因为面纱既可以根据环境作出战略性的调整，也可以作为工具来加以使用。这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间存在分歧差异，女性通过自己的服饰来表现自己是哪一边的。庞帝科沃拍摄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1965）中有这样一个著名场景：阿尔及利亚女性被派去当送信人，她们在城市的欧洲占领区中运送武器或放置炸弹。

防护性的卡斯巴堡垒是阿拉伯人保护自己安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它消失了。阿尔及利亚的女性站了出来，她们被送进征服者的城市。

弗朗兹·法农

阿尔及利亚人有时戴面纱有时不戴面纱，这与殖民统治者的假定不符。尽管法国政府发给法国士兵一些关于尊重穆斯林女性的宣传册，可还是有许多证据证明，调查程序转变成了强奸、折磨和杀害嫌疑人。有时这些女性被捆绑着，不着寸缕地游街示众，而且在她们死前在这种状态下被拍照。这就是残忍的法国“文明”眼中的裸露的阿尔及利亚。

“这个只能看别人而不能让别人看的女人使殖民者感到受挫和生气。”法农说。她采取抵制和拒绝的态度，就如同卡斯巴一样不可穿透。在卡斯巴的小街深巷中经常可以看到戴面纱的女性。西方人对面纱的反应是要求和希望去掉面纱，如此一来，以解救受迫佩戴面纱的女性的名义要求去掉面纱和殖民者强行废除面纱这两者之间不幸有暗合之处。法农发现，尽管他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卜利达的精神病医院里强调团体性，可是他仍然不得不为女性在餐厅里划分出一个单独区域。

戴着面纱还是摘掉面纱难道就真的成了反对制度化权力形式的一种激进运动？许多女性选择佩戴面纱而且愿意为这一权利而奋斗，最近人们在弄清了这一点之后，才将面纱与女性的战斗性相联系。相反，男人戴面纱与阿拉伯女性戴面纱的内涵完全不同。看一看图13中萨帕塔运动的副司令马科斯2001年胜利进入墨西哥城的照片就可以对此有更深的了解。马科斯经过十五天的行军走遍了整个墨西哥，目的是为自己的议案争取更多支持。他提出要为墨西哥仍处于贫困当中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增加自治权和土地所有权。政府最后同意和他商议，就这样马科斯胜利进城了，并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他蒙着脸，脖子上挂着花环，俨然一个受欢迎的英雄的形象，同时还应注意他那个寻常的、父辈用过的烟斗从他遮着的嘴里神秘地露了出来。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蒙着脸就像是戴着一张面具，就像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盗贼和逃犯，他们戴上面具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目的是与当权势力进行抗争。萨帕塔运动代表的是墨西哥南部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历史上，这些农民虽然进行过多次反抗，但是他们却只争取到了很少的土地和财产权，萨帕塔运动发动的反对墨西哥政府的战争通过现代科技，阐释宣扬了他们应有的权利。以前，马科斯习惯把自己的要求传真给政府和报纸，现在他用电子信箱做这些工作。同时，萨帕塔采用巴拉克拉瓦头套作为他们的标志。这种头套与面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就像是巴勒斯坦起义战士的面具，既掩护了他们的身份，又像是军人的制服。与女性佩戴面纱一样，这种一致性增强了男性反抗的激情。男用面纱是自信的。阿拉伯女性保持端庄沉稳，而戴着花环的马科斯为表示胜利，高高举起他张开的手掌，尽管他也没有看向镜头，很明显，他是在向群众致敬，不想避开观众的眼睛。我们作为旁观者也被吸入了场景中，成为这个以他为中心的场景中的一部分。为什么面纱剥夺了女性的权威，反而增强了男性的权威？

图13副司令马科斯到达墨西哥城，2001年3月10日。

答案是，这实质上不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有阿拉伯男性戴面纱的例子，比如，说含语的柏柏尔人就认为面纱是社会地位和男子汉的象征。柏柏尔人中的男性常年戴着一种白色或蓝色的面纱。出生在埃及的人类学家法德瓦·金迪这样写道：

男性——在家里、在旅途、在白天或晚上，吃饭时、抽烟时、睡觉时，甚至在做爱时——时刻都戴着面纱。

然而，柏柏尔人中的女性却没戴面纱，她们只是用头巾稍稍遮盖住她们脸的下半部分，就像亚洲南部的女性那样。柏柏尔人的男用面纱标志着日常社交活动的意义，它是一种灵活的信号。在女性、陌生人或受尊重的人面前，面纱要抬高到眼部，在那些不用太尊重的人面前，面纱可以放低一些。印度南部的男性系着腰布，他们总是在不自觉地调整它，把它折起来，包住或系到膝盖部位，然后在和别人谈话时，再解下来。同样柏柏尔人中的男性整天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都在调整他们的面纱：抬高系紧，放低放松，或是拉直绑紧。

换句话说，面纱只能用当地的意思来解释，这种意思是在它自己的社会空间内产生的。外来的解释往往会从观察者的社会空间出发来强加某些意思。对于西方人来讲，面纱彰显了女性的附属地位和对女性的压迫。在阿拉伯社会，正像金迪所说，“面纱涉及隐私、身份、亲属关系、级别和阶层”。然而，西方观察者总是把图片中戴面纱的阿拉伯女人看作是伊斯兰统治压迫女性的一个象征。但对一个1910年看着这幅图的埃及人来说，面纱则象征着女性的社会地位。最底层的女性，尤其是农村的和沙漠地带的贝都因女性根本就不戴面纱。在城市里，不同阶层的女性戴着不同的面纱。上层社会的埃及女性戴土耳其风格的、用白色的平纹细布做成的面纱。相反，明信片上的阿拉伯女人戴着传统的黑面纱，还附着竹管，这和她的无领对襟束带长袍一起，说明她属于技工、劳动者或商场女服务员这样较低阶层的人员。因此，对西方观察者来讲，她的形象使人联想起对《圣经》的回应，或者一种父权至上的社会体系。对一个埃及人来说，她的面纱最先能确定她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在不具备当地文化知识的情况下，西方观察者将对图片中的当代埃及女人的形象给以完全不同的解释。

如今，面纱拥有了一种不同的文化力量，对西方社会而言更是如此。举个例子来说，图14是一张蒙面的黑人女性的照片。这位黑人女性对观察者明显表现出挑战的神态。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直直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同时还应注意，摄影师是怎么捕捉到这一特写镜头的，观察者可以直视她的脸，而不需要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我们的反应会因这张照片的题目而缓和下来，题目告诉我们她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穆斯林女性。她在纽约，这会让观察者认为她是一位非裔的美国女性，她还可能是美国“伊斯兰国家”组织中的一员。在当今这个最有对抗意义的社会里，她选择了戴上面纱。

图14由小切斯特·希金斯拍摄的《布鲁克林的穆斯林女人》。

面纱和面具代表的是服从还是反抗？是谁选择了面纱来掩饰自己？事实上，女性和萨帕塔主义者对面纱的选择是他们对社会作出的回应。似乎在父权社会体系里，埃及女性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自己掩盖起来，而马科斯已经成为一个作出这样自由选择的代表。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在埃及戴面纱对一个女性来讲一般是地位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讲，戴面纱被认为是赋予权力而不是被剥夺权力。戴面纱变得相当广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证明她们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其他的女性面前。

对马科斯这样一位反政府的革命战士来讲，他的匿名是一种策略的需要。他选择戴巴拉克拉瓦头套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在现代，蒙面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可以避免被警方的摄像头辨认出身份。例如，在爱尔兰共和军的葬礼上总是出现蒙面人。蒙面也是一种反抗或表明自己观点的行为，就像戴面纱如今对伊斯兰女性逐渐起到的作用一样。面纱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农曾回忆说，在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摩洛哥女性怎样变着法地改变自己面纱的颜色，从白色变成黑色，以表达她们与其流亡的国王团结一致。她们通过改变面纱的颜色赋予面纱以新的意义。通常，理解面纱就意味着从面纱的社会语境之外来看待面纱，就意味着外部的观察者怎样来解释面纱。这与戴面纱的女性本人佩戴面纱的原因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

【注释】

[1] 一种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牙买加民间音乐，后与非洲、北美洲的流行乐和摇滚乐相结合。

[2] 一般指地处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

[3] 遮盖身体的有：abaya，burqa，chador，chadri，carsaf，khimar，haik，sitara。遮盖头部和面部的有：batula，boushiya，burko，dupatta，hijab，niqaab，rouband，yasmak。

第五章

后殖民女权主义

印度的性别政治

当甘地离开修行的居所时，女性都被激怒了。因为她们把一切都提前计划好了，包括行进的路线、食宿的地点，以及最终他们举行示威活动的海滩。为什么他不要女性参与其中，拒绝与她们同行呢？过去，在他发动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对政治的解释中，他一直努力要把女性放在中心的位置上。他积极鼓励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对女权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也持认同态度，而且认识到了女权主义者使用政治策略的潜力。他过去常说，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受到了支持女性参政的英国女性和北爱尔兰新芬党的激励：要使用道德策略，而不要诉诸暴力。他赞同只采用停食、绝食抗议和游行这些非暴力手段。甘地绝不是第一个给弱者的斗争手段（这种斗争手段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施以政治色彩的人。

尽管纳拉金尼·奈都[1]甚至米拉·本多次规劝过甘地，可他仍然坚决拒绝女性参与到其中来。那天早晨，男人们都离开家门，朝海边走去。他们身着浆洗过的衬衫，戴着帽子，拄着女人们为他们削好的长手杖。女性又一次被拒绝参与这种政治活动，她们不得不留在后方，等候消息。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摄影记者也已准备就绪，但是看不到任何女性的身影。然而1913年在南非时，甘地本人确曾请求德兰士瓦省的女性在凤凰农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举动，而那样做将会使她们遭受牢狱之灾。她们确实也付出了代价，一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十六岁女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甘地注意到，在南非的印度女性受到了监禁，这件事不但“触动了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的心，而且也深深刺痛了生活在印度的印度人民”。他还观察到，在“消极抵抗”（该词最早由室利·阿罗频多提出）中，女性作为其中的催化剂会起到更加积极的效用，而且他认为女性最适合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女性参与了进来，并且使她们成为这项激进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在巴德利运动中，巴克迪巴、莎达·莫塔和米迪本·珀蒂等众多女性尤其引人注目。甘地不认可生活在大都市的政治精英，而是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比如农民、比哈尔邦的蓝领工人以及广大的女性持认同态度。他号召使用印度的土布，反对从英国的兰开夏郡进口廉价的棉布。他号召人们（至少是那些可以买得起的人）通过穿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甘地通过亲自纺线织布使其所发动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spinster[2]这个词的原义就是“纺织”，正像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我们都知道纺线织布是传统女性所从事的劳动。甘地经常使自己显得更像女性，而不是既具有男子气又带有女性特点的纺织工：

我和孩子们都知道我在用母亲般的爱去爱他们……我总是用母亲观察自己女儿的目光来注视女孩子们。

然而，当她们特有的性别特征激起了男孩子们的欲望时，甘地对此的反应使他更像一位道德上极为拘谨的虔诚教徒：

早晨我用柔和的语气向女孩们建议，她们应该让我把她们那优美的长发剪短。

甘地总是喜欢放弃，喜欢弃权——如果开始就这样，那当然很好。他希望由他提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女性原则能被男女共同遵守，因为他惧怕女性的性别特征；他喜欢使用“姑娘”或“姐妹”这种称呼，而不用“妻子”之类的叫法——他也的确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妻子的。即使甘地本人在使用女性的斗争方式时，他也往往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女性。他的许多关于女性特征和家庭角色的观念，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印度教和道德要求极为严格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观念和女性气质的进一步强调。甘地总是宣扬诸如妻子要忠于丈夫一类的传统价值观。他虽然是一位改革家，但在女性权利方面，他并不像尼赫鲁那样习惯性地赞同革新的思想。共产主义者的传统观念认为赋予女性权利毫无疑问是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的一部分，而尼赫鲁很明显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但是，甘地还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反殖民政治活动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是一位寻常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者。甘地想改革印度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还要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他预见性地提出了许多后殖民女权者所使用的政治策略，并在各个方面为女性争取权利。他提出来的非暴力理论并不只是针对英国人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男女平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饮食习惯和天然药材对人体进行温和调节的基础。就此而言，甘地称得上是第一位环保政治家。他观察到女性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要比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为激进，她们拒绝对公共和私人空间进行划分，此举触犯了殖民当局的政治权威。

性别和现代性

同时，对女性来说，甘地对现代性的批判可能是有问题的，而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活动对女性更加有利。实际上，现代性的许多特征就是女性的发明。现代性可以用它自身的技术和关于平等、民主的政治概念来界定自己，这些政治概念必然包含着父权制的终结以及让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于许多男性民族主义者来说，现代性就是对经济、政权和公共领域的重新定位。即使是在今天，正如印度小说家阿兰达蒂·罗伊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印度教徒对真正印度性的追求也不会包括拒绝对手机、火车、飞机或投放原子弹的火箭的使用。在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中，甘地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扩大到对科技的批判，他抵制火车以及殖民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因此，实际上他比现代的具有印度教特性的理论家更激进。他的思想就是“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性的艺术）这种现代观念的先导。

因此，用反映和适合欧美女性平等标准的观念和术语去谴责第三世界女性所受的压迫，这是对种族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把连贯的文化主题作为科学知识的来源来解释当地的文化，这就使发生的每个活动都落入了具有性别特征的定势当中。这种背景中的女权主义就意味着“西化”。

特里·T.名——哈，《女性，本地，他者》（1990）

当民族主义者把目标从改革运动转向文化复兴时，女权主义者就开始与之分道扬镳了，她们继续利用现代性的因素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文化民族主义者往往在技术方面并不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反对现代性对女性的影响。女性通常被认为是代表民族文化身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当前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从过去的社会中追溯而来的。在男性民族主义者看来，相对没有受到殖民控制的家庭才是传统价值观、文化以及“民族”身份的捍卫者。这种身份是按欧洲模式所创造出来的反抗欧洲宗主国的新事物。女性和现代性逐渐被看作是对立的，结果就造成了民族解放的目标往往不包含女性期望的所有进步性的变化。当殖民政权试图要宣布诸如童婚、寡妇火焚殉葬以及阉割女性外生殖器之类的习俗为非法时，以上这一点在印度和非洲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保留这些习俗成为当地民族主义者重要的斗争目标（尽管甘地或尼赫鲁并非如此）。

殖民政权对压迫女性的社会习俗的干预被称为“殖民女权主义”，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殖民政府代表了女性的利益，它宣称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有时这些措施会同时作为殖民控制的形式起作用。殖民当局往往对这些干预持赞同的态度，它们认为这些干预是改变当地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而且这些建立在社会价值观基础上的传统反对它们对当地的统治。法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所实行的强迫女性摘除面纱的殖民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所有情形下都完全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法令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抵抗的焦点问题。然而矛盾的是，对于女性来说，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代表的可能是自由的新形式。所以，生活在殖民主义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夹缝中的女性更加矛盾。这也意味着在后殖民时代，当女性同殖民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时，她们也在不断地被指责她们自己的脑子里也输入了西方的思想意识。西方女权主义者、人权组织和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善意干预，有时却使当地女性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形式的发展最好是来自基层群众，而非由统治阶层强加而来。

如果你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思想，那么你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本身就是西方所独有的。从历史角度看，女权主义确实是开始于18世纪的西方政治运动。女权主义的开始和现代性的开始是很难区分的。现在人们认为，现代性并不是由西方发明的，它是西方同世界的其他地区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产物，包括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最早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从那时起，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现代性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发展，女权主义的情况也是如此。和现代性的其他方面一样，两个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所信奉的原则也发生了变化，与以往相比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差别。现在，所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女权主义的还是宗教激进主义的政治活动，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因此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现代性与其对立面之间的问题，而是对现代性的不同解释版本的看法问题。对现代性的某些看法被认为是提供了西方模式以外的选择对象，当然这种对于西方模式的理解并非总是准确的。

独立后的女权运动

在男性和女性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反殖民斗争时，两者间存在的许多差异相对来说仍未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当国家获得独立后，根本的冲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阿米纳·赛义德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1956年埃及女性志愿参军的事情，文章用了一个简单、准确的标题——《女性的角色并不因和平而告终》。对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独立时的权力转换和国家主权的获得虽然合乎了她们的心意，但她们的要求并非仅限于此。这仅仅是漫长斗争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对男性而言，国家获得独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了后殖民这个可以明确表示的新阶段，而对女性来说却并没有这样的突破。因为斗争仍在继续，现在她们仍要为反对不再需要女性支持的父权社会而斗争。独立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但并不是把权力转交给新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的人民，而是转交给当地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继承了军队、警察、司法、行政以及发展机构等整套殖民体系。许多国家为了取得国家主权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一旦国家获得了独立，女性的政治目标不得不再次被人们提及，于是又一场解放斗争开始了。因此，后殖民政治通常和女性的殖民斗争而非男性的殖民斗争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政治上的平均主义支持文化上的多样性，而非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文化上的共性。

在后殖民时期，宗教民族主义的显著发展——这种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界定了后殖民时期——事实上已经把女性置于一种与殖民时期相似的境地之中。然而，并不像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伊斯兰国家的女性受到了宗教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教的压迫。世上并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教，也没有单一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在伊斯兰国家，女性的定位是与以下几点相联系的：她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她们与西方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关系，她们围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律作出的解释，以及她们在当今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图15埃及的女志愿者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占领的大众抵抗运动。

三大洲的许多国家激烈反对这一观点。可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也并非持有统一的观点。甘地就清楚地看到西方内部的裂痕，并主动地加以利用，为印度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好处。

女权主义和生态

尽管现在甘地的影响在印度急剧下降，但是，他的一些政治哲学要素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例如，印度主要由女性组织的契普克运动就能说明这一点，此运动的根源已经被范达娜·席瓦直接追溯到了运动的发动者米拉·本那里，而米拉·本却是和甘地关系最为亲近的女性之一。席瓦认为，国家的殖民化同时引起了诸如森林之类的自然资源的殖民化，而后又引起了精神上的殖民化：人们在面对农业和环境问题时，想到的只是技术革新和以市场为导向。早在殖民时期，农民和部族就已经开始对滥伐森林进行过抗议。当时木材被用作军事和工业目的，人们并没有考虑过滥伐森林和荒漠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或破坏当地经济和生态所引发的后果。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即甘地遭暗杀之前不久，米拉·本搬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农场上定居。她逐渐开始关注当地一年一度的洪灾，她发现引起洪灾的原因是滥伐森林以及种植非本地品种的树木，尤其是松树。为了能专心研究森林问题，米拉·本建立了一个叫作戈帕尔的修行所。在那里，她研究了当地的环境，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从熟悉当地情况的农民那里了解了许多关于当地情况的资料。在聆听当地民歌和民间故事时，她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歌曲和故事都提到了一些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她断定当地出现的生态问题是由栎树的消失所造成的。栎树对生态环境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像松树这种最近纯粹出于商业原因而被种植的常绿植物，除了提供松脂和纸浆这样的商品外，对当地的生态经济没有任何益处。不久其他一些甘地的追随者，例如萨拉拉·本和桑德拉·巴哈古纳，也加入到了米拉·本的工作中，他们建立了新的修行所。

像以往一样，每个使穷人的状况恶化的计划，总是声称穷人是受益者。

范达娜·席瓦

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重大的分歧开始出现，而这个分歧就本质而言是由性别差异造成的。最初，当地许多效法甘地的组织把工作重心都放到了建立合作社以及维护当地人民而不是大型商业公司的权利方面，这些大型商业公司把木材作为商品作物加以开采。席瓦指出，这主要是男性的观点。而负责耕种口粮、采集燃料和饲料的女性并没有受到这种短期利益的诱惑，她们并不想种植单一品种的经济作物而获益。她们注重的是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中，植物、土壤和水构成了一套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因此而出现的分裂并不仅仅存在于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也存在于村庄内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女性对整个体系的原则提出了异议，她们指责男性在意识形态上被短期的市场商业价值殖民化了，他们就像在父权社会控制女性一样，试图把自然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并不想通过科学手段控制自然，从而直接获益；她们的目标是要使整个森林系统能够自我支撑，自我更新，使之能够保持住水和食物资源。她们长期担当着耕作者和粮食生产者的角色，这使她们的家人能在这套系统中生存下来。这也表明，女性对耕作以及各种植物的药用和营养价值更为熟悉。

因此，女性与像巴哈古纳那样被女性所说服了的男性一起，共同构成了契普克运动的基础。契普克运动于1972——1973年开始于印度西北部的杰莫利地区，当时当地的人民成功地组织起来，抗议通过拍卖把三百棵白蜡树出售给体育用品制造商，而政府却禁止当地的合作社为制造农业生产工具而砍伐少量的树木。这场运动很快就扩散到其他地区，例如卡纳塔克邦，人们开始广泛抵制将木材砍下来卖给商业公司。契普克是“拥抱”的意思。这个名字源于三百年前拉贾斯坦邦的比什挪依人最初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昂瑞塔·德维的领导下，比什挪依人通过拥抱神圣的科耶里树来抵制对这些树木的砍伐，在斗争中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村民们通过拥抱树木来阻止伐木者砍伐树木这样的事例在现代几乎没有了。然而，这场运动的名字总是让人觉得，即便在这些积极的参与者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拥抱的做法。拥抱树木的想法在象征层面也强烈地体现出人和树的关系。面对越来越多的山崩和洪灾，契普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米拉·本早期思想著作的激励下，把这场运动推向了更为激进的层面。她们鼓动在北方邦全面禁止对森林的商业采伐，后来又反对中央政府实行的根本不考虑地方需要和环境的发展计划。

这些运动都是由当地的基层群众组织和执行的。像哈玛·德维以及桑德拉·巴哈古纳这样的个人组织者挨村挨寨地宣传运动纲领，就组织运动的方法提出建议。尽管一些人在大多数基层群众运动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但与传统政治组织的政党领袖相比，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契普克运动是积极参与者共同努力的产物。住在加瓦尔的喜马拉雅山居民一起成功地阻止了对本地区森林的滥伐，取得了非凡而广泛的影响。从那时起，契普克运动就开始把斗争的目标转到把森林作为一种生态和社会系统而加以保护上来。逐渐地，对森林的保护发展成为一种内容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也成为当地人民共同价值观的核心。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哲学究其本质来说仍是效法甘地的（尽管甘地关注的是物质的、实践的和社会的需要），而且在对现况的回应中甘地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正如萨拉拉·本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政治哲学在更广的层面上包括了对一系列目标的追求：正义、道德原则（比政府要求得更高）、在处理环境和社区关系上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自给自足以及当地人能享有更大的权力（反对中央集权、腐败、剥削、权力的丧失以及饥饿）。总之是要使家庭伦理观与市场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消失。

契普克运动的参与者认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的、建立在林业科学标准基础上的造林项目既破坏了森林生态种植的多样性和公众的资源，也破坏了当地人的食物、燃料、建筑材料、药材等的来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忽视当地树种，却大规模地种植桉树等单一品种的非本地树种。因为桉树不能产生腐殖质，所以不能保持土壤里的水分，从而破坏了维持植物、动物和人类生活的食物系统。为达到殖民化的目的，殖民者使公地私有化并引进外来树种，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的生活财产，使他们的生活不能维持下去。最终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当地的政府官僚组织来管理的，这些政府官僚组织使当地的农民处于当权者、特权阶层和财产所有者这些腐败阶层的共同掌控之中。

图16契普克运动中的抱树者，印度北部，1997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杰莫利地区、卡纳塔克邦、加尔克汉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女性、当地村民和部落进行的种种斗争成功地阻止了众多这样的行为和计划，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整套的环境政治哲学。范达娜·席瓦和其他一些生态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把这些基本的原则向前推进，开始批判那些被她们称为“不良发展”的行为。她们把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称为是一种新的殖民（“独立”后殖民主义的继续）。这种“发展”的典型特点是：邦一级的政府负责组织，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种植的是西方最新发明的转基因作物和树木，化肥都是根据西方最新的观点施用的。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分配本地土地的想法，仅仅着眼于为购买土地而能担负起大量债务的少数人，而穷人赖以获取口粮和燃料的公共土地却被私有化了。这些计划的多次失败——直接失败或没有预料到具有破坏性的副作用——甚至已经使从事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了解当地的情况，而这些情况过去被人们视为原始的、不真实的和不“科学的”，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这些未被人们认识到的情况激起了抵抗性的政治活动：反对后殖民国家的中央集权，反对伦理道德和市场惯例在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化，还反对从外地引进的、不适应当地情况的植物物种对当地土地的殖民化。

由农民运动所构成的这些政治斗争在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已经得到发展，而且令人瞩目的是处于斗争最前沿的往往是女性。在印度它们以所谓的女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基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像契普克运动这样单一的例子不能被当作普遍的模式来加以概括。在印度，对于居住在山区和森林里的人而言，他们的状况是某个社会特有的，而这些群体中的女性并不能构成女性整体范畴的基础。然而，如果维持家庭生活的农村女性直接受到了环境退化的影响，那么这些斗争的性别力量就会明显得到加强。她们可以用相似的激进策略来反击对环境的不同威胁。例如，纳马达反水坝组织[3]就格外勇敢并坚持不懈地反对兴建属于庞大的纳马达河谷发展工程一部分的萨达萨罗瓦水坝。纳马达反水坝组织也得到了激进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公开支持，而且很清楚这个组织是按相似的原则活动的。这项巨大的基础工程要耗资数十亿卢比，而且还要让当地的土著居民和生活在森林中的游牧居民共二十万人移民，这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环境代价。对受灾民众的无视已经到了极端冷酷的地步。经过长期的斗争，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成功地以对人类和环境有不利影响为由，使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世界银行撤出了。但此后古吉拉特邦的政府宣布政府将会出资以弥补世界银行撤走的资金。经过裁决，印度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驳回了纳马达反水坝组织提起的诉讼，该组织试图通过合法的抗议阻止该工程继续进行下去。这一工程重新开始了无序的、疯狂的破坏性进程。斗争仍在继续。

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对于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抗议，还有由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在1977年所发起的绿带运动，他是在听取了当地女性对当地环境恶化的关切之后，发起这一运动的。它们表达的忧虑涉及全世界的农民都常见的问题：以前他们可以在当地拾柴，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到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拾柴；他们种植的庄稼产不出足够吃的粮食，孩子们因此而营养不良；洁净的水源也干涸了。旺加里·马塔伊发起了种植树苗的植树运动，以便能给人们提供柴火、树荫，为庄稼提供腐殖质以及防止土壤退化。到2000年，肯尼亚人民已经种植了一千五百万棵树。同时，马塔伊领导人们反对为发展建筑业和种植短期的出口作物而对森林进行砍伐。现在绿带运动已经扩展到非洲的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地。

这类的生态运动确实产生于一定的内在联系之中，对某些因素的强调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因素为代价的，如在契普克运动中就存在着阶级和种姓的不平等。可以把相似的一些运动提出来，放在后殖民政治下加以考查。就那些在印度北部林区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要与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移民的生活情况和需要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活动都受到所有属下阶层人民（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对权力和需求的共同要求的激励。他们要求改革目前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状况，他们认可文化、社会和生态多样性的原则。这些运动通常是由基层群众，而非国家政党或国际性组织发起的，其中也有一些在两者间转换。这些运动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也为彼此增强了政治力量：尽管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对科技持怀疑的态度，但实际情况是网络使这些基层组织能更加有效地计划和开展运动。网络给它们提供了便捷的联系方式，使它们能与国际机构，慈善机构，以及救援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保持日常的联系。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向它们提供资金或当它们在当地法院或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向它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外界的监控，并在战略性的关键时刻唤起全世界人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运动和控制力量相抗争，而且这种抗争力量越来越强。

是什么使后殖民女权主义具有了“后殖民”的特征？

后殖民女权主义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或“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之类的范畴加以区别呢？从广义上讲，后殖民女权主义包括所有第三世界中的女性对父权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这些激进的政治活动包括与当地权力机构进行抗争，或对种族主义者和第一世界中的人们（包括女权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观发起挑战和提出质疑。在后殖民国家，后殖民女权主义认为，它的政治活动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的：对殖民主义的积极继承，以及当地的精英分子对殖民者的基础设施的继承、接管或占有。所有为平等而斗争的女性都反对这个框架中的诸多障碍，并在后殖民时代同这些现实情况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女性斗争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殖民斗争反对的是殖民统治，其政治目标是要争得国家主权；而后殖民斗争反对的是后殖民政权，反对的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大多数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著作强调的是对反殖民过程的历史性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国家中反抗当代种种权力的政治哲学。女权主义者所采用的则是相反的方式。

图17“打倒你们这些大坝建造者”。当地女性组织起来反对建造纳马达水坝，默黑什沃尔，印度，1999年。

对“后殖民”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意味着，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后殖民这一概念可以在众多不同的政治活动中加以使用。后殖民国家的任何政治行动都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后殖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动包含着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而许多有女性参与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也不一定掺杂着不同的性别观点。即使那些女性的活动可以从境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被准确地描述成具有后殖民的特性，也不能说她们具有相同的特点。以突尼斯两个著名女律师——哈蒂亚·纳斯哈维和吉赛尔·哈里米工作上的不同为例，纳斯哈维一直在突尼斯这个后殖民国家为反抗侵犯人权而斗争，可她并没制订任何明确的女权主义的运动计划；哈里米则从突尼斯移居到了法国，但在反殖民问题和女性问题方面，她同法国的殖民者和后殖民者进行着斗争。可以说这两位女性的工作都具有后殖民色彩，但作为女性中的活动家，她们的政治活动仍有所不同。

那么，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向数百万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印度城乡女性学习或同她们交流呢？这些女性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毛孔”之中，很难共享交流的渠道，明确共同的敌人。那些为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而写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开拓性的著作都是由有特权的消息灵通人士写就的，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理解这些著作……

身心疲惫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些情形。为了能够对第三世界的女性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发展出不同的读者群，在此我所要强调的是，该领域中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必须被正确地评价，而且第一世界的女性必须要学会放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优越感。

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

《在他者的世界里》（1987）

1998年2月11日，突尼斯一个平常的早晨，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样的场景：哈蒂亚·纳斯哈维站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原来的办公设备、档案和计算机都没了。但这并不是搬家。警察搜查了她的办公室，把她的档案、法律文件、书籍和计算机都带走了。

四年前，她的丈夫哈玛·哈玛米被指控是突尼斯共产党党员，所以他躲藏了起来并被缺席审判，但他最终在苏塞被捕，遭到警察的折磨，随后被关入巴格内监狱。大赦国际受理了此案，二十一个月之后他才被释放。1998年2月大学生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几个学生和早已被列入当局名单的可疑分子（包括哈玛米和他九岁的女儿）被暂时关押起来。获释后哈玛米又过起了逃亡生活，此后再次被缺席审判。由于他的家人全都遭到当局的不断骚扰，他于2002年1月15日公开露面，开始服刑。

哈蒂亚·纳斯哈维为反对腐败的后殖民政权而进行着斗争，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当权者会对其政治对手施行任意的、不公正的监禁和折磨。作为一名律师，纳斯哈维为这些遭受监禁的人辩护，当然最主要是为她丈夫哈玛·哈玛米辩护。哈玛米是突尼斯共产党——一个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的创建者之一，而且是遭禁的《埃尔巴迪尔报》的执行编辑。2002年6月26日是世界禁止酷刑日，在这一天，纳斯哈维宣布她开始进行绝食抗议。绝食抗议的目标就是要求当局立刻释放她丈夫，并且抗议自从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当政以来她丈夫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由于警察的不断骚扰而使她女儿“经常遭受精神折磨”。持续了三十八天的绝食抗议引起了突尼斯以外的国家的广泛关注，在讲法语的国家里，人们更加关注她丈夫的案情以及突尼斯国内对人权的普遍侵犯。迫于外界的压力，9月4日突尼斯当局有条件地释放了哈玛·哈玛米。哈蒂亚·纳斯哈维同突尼斯政府的不公正进行斗争，她的勇敢斗争当然称得上具有后殖民色彩。现在她仍在继续斗争，拒绝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她把斗争的中心放到了政府权力的滥用上，她将政权对于人权的侵犯作为斗争的出发点（毛泽东可能会这么总结）。这与后殖民的政治活动相一致，但其本身并不是源于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埃及女权主义者奈娃勒·赛阿达微写的她在狱中的经历就与此不同。这同样也使人们想到昂山素季在缅甸为争取民主和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不过她要在一个根据不同文化和道德原则构建的国家里建立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她的想法与甘地所提出的结合了法律要求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

虽然吉赛尔·哈里米出生在突尼斯，但她却是在法国接受的教育，并于1956年取得了律师资格。之后她立即开始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担当辩护律师。1961年她成功地为一名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受到警察折磨的阿尔及利亚女孩德雅米拉·布巴莎辩护，因而名声大振。这个著名的案子使她与西蒙·德·波伏娃和萨特结下了友谊，之后她还为巴斯克地区的恐怖分子出庭作过辩护。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她还就一些与女性有关的问题积极进行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的博比尼堕胎案。1971年她创立了选择组织，该组织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某些非法堕胎的女性（她们有意让公众知道她们曾经非法堕胎）进行辩护。这一组织随后开展的活动有力促使了法国政府于1974年宣布堕胎合法化。哈里米继而当选法国国民大会和法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2000年10月，她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她要求法国人民承认并且面对法国政府曾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经常性的折磨，呼吁总统和总理对此加以公开谴责。她迫使法国公众正视其殖民历史在后殖民时期留下的遗患。法国曾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哈里米的举动使得人们对此事的道德标准重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造和评价，而此事造成的影响仍继续在这两国之间回荡着。

因此，由于地点不同，后殖民国家女性的特定状况或者大都市移民的后殖民状况也有所不同，结果就造成了政治活动没有单一的模式。一种能指导道德规范和实践目标的、共同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哲学使政治活动具有了后殖民的特征。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后殖民主义首先意味着，那些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和管理上仍处于别国控制下的国家要取得自治权。一旦取得了国家主权，后殖民主义就要求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对那种约束性的、中心化的文化民族主义霸权进行积极地改造，这种霸权在反殖民斗争中可能是必要的。后殖民主义意味着：赋予贫困者、无依者以及社会地位低下者更多的权利，宽容差异和多样性，在民主和平等（这种民主和平等拒绝把西方异化了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三大洲）的框架内确立少数民族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和文化权利。后殖民主义抵制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对环境和对人类的剥削），而且抵制单纯为了企业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施加的压迫性行为。后殖民主义对伴随着企业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及个人主义至上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后殖民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贫穷者和无权者的剥削——从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到商品和作物之间不平等的价差，再到国际色情贸易。后殖民主义意味着任何人，包括男女老幼都能得到基本的安全、卫生、保健、食物和教育的保障。后殖民主义不但支持产业工人的事业，而且也支持下层阶级的事业。所谓下层阶级也就是指那些因为性别或种族而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迄今为止他们仍不具备参与激进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资格。在鼓励个人的真诚和利他主义的同时，后殖民主义也对回归民族或文化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构建这种“真实性”带有可疑的政治目的。后殖民主义认为最有成效的思维方式是那些在消除权力等级的建设性对话中，跨越学科和文化，自由地相互影响的思维方式。

后殖民主义对属下阶层、农民、穷人以及被社会排斥的人表示出强烈的同情，这就使其远离了社会精英分子的高层次文化，同时也使其与这些属下阶层的文化和知识的关系更为密切。属下阶层的文化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但后殖民主义却认为这种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这种知识是一种反传统的知识。后殖民主义的同情和兴趣集中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身上，那些人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而产生了文化错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其中包括难民、从乡下移居到城市贫民区的人，还有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第一世界奋斗的移民。长期以来，后殖民主义意味着一种改变社会的政治，一种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政治，这些不平等包括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拥有的财富不同，国家内部的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等级不同，在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上的等级不同。后殖民主义结合并吸收了来自激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后殖民主义与自己所吸收的这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三大洲、第三世界和属下阶层的视角，而且它的重点也在于此。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后殖民主义就是对世界的颠覆。后殖民主义是用从下往上，而非从上往下的视角来观察和感知世界的。它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是埃塞俄比亚的女性的，而不是外交官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

在后殖民的政治框架中，性别是实现目标的一个条件。在后殖民主义中，性别政治的中心地位可以简单地通过与“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相比较来加以说明。“第三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女性”是某个章节的标题，它出现在一本非常有影响的比较第三世界政治活动的教材中。现在存在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成的选民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活动都已经存在了，女性通过观看自己在这个领域内的活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政治暗含的意思就是，政治基本上是属于男性的活动和社会空间。这一章将会探讨女性是怎样在一个并不是由她们塑造的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还有一种后殖民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女性就没有第三世界的政治，而且女性已经在广义的层面上对政治的构成下了定义。因此，女性不仅已经成为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她们显然也已经登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总是强调在工厂工作的女工的作用，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者却认为女性的家务工作也具有政治意义。但借助于心理分析和身份确认的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观点更强调主体性和性别特征。后殖民女权主义的确注重分析后殖民环境中女性的紧张状态，无论是后殖民状况还是大都市都对她们造成了压迫。后殖民主义关注的中心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那些对整个社区构成影响的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更加关注那些为争取众多权利而开展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包括为争取物质、文化和法律权利而开展的运动，它关注法律、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平等对待，关注环境保护以及西方之外的女权主义者遇到的价值观同她们希望遵守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后殖民主义涉及的是基层群众运动，而不是政党的政治运动。这与当今人们对国家层面上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兴趣降低是相关联的。虽然后殖民主义没有必要像传统的政治活动那样停留在国家层面上，但也不是说后殖民政治活动在传统的政治空间中要避开政治干预。在概念和实践上，后殖民政治基本上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国际政治。面貌一新的三大洲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国家机构合作而产生的结果，而是通过普通人共同努力，结成联盟，跨越大洲，自下而上取得的成果。

后殖民女权主义从来没有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单独实体而行事，而是直接引起了后殖民政治活动形式和力量的变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上，包括非西方的女权主义该如何平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的政治要求，以及该如何对广泛存在的父权制提出挑战。父权制通常受到制度和法律上的区别对待，包括家庭暴力、性虐待、强奸、荣誉杀戮、因嫁妆不足而被夫家烧死、非法堕胎和虐待儿童。在后殖民体系内，女权主义始于对特定地区的普通女性状况的调查研究，同时它把更多的问题联系起来以便发现她们更多坚实的共同基础，进而对她们的状况进行思考。后殖民女权主义突出强调的是，女性仍在努力同殖民残余作斗争，而殖民残余本身在制度、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带有强烈的父权制色彩。

通常，有关三大洲女性政治活动的著作要么描写运动或组织，而非政党或个人，要么分析特殊群体（如季节性女工、血汗工厂的工人或性工作者）所遭受的压迫。在有关属下阶层的其他反抗形式、农民运动或反资本主义组织的著作中，这是很常见的。与此相似的是，在后殖民体系中，从事激进政治活动的属下阶层很难进入政权的主流体制中，很难像巴西劳工党的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卢拉）那样——他于2002年8月当选巴西总统。或许某一天副司令马科斯，甚至司令埃斯特将会成为墨西哥总统。谁又知道呢？

取得政治权力的属下阶层当中，最著名的女性激进主义者或许就是处于印度最底层的璞兰·戴薇。在印度昌巴尔地区，当地人把她称作美女土匪，她是那里无可争议的峡谷女皇。1981年她在北方邦的伯买杀掉了二十名处于社会高层的地主，因而恶名远播，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一伙地主对她的强奸（这是她遭受的最严重的暴力）。1983年她向政府投降了，放弃了侵犯他人的暴力和为争取正义而采用的野蛮手段，并被关押了数年。然而，最终她当选下议院议员，并宣布她渴望为穷人、受压迫者、被剥削者和所谓的“最落后的阶层”服务。这确实是她着手要做的，但媒体却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根据她早年经历拍成的影片《土匪女皇》的优点与过失，而不去关注她的政治工作。璞兰是印度一个具有戏剧性和高度可视性的象征，她维护了属下阶层的女性和被压迫的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力。她的存在引起了一场持续的反抗，这场反抗针对的是对于印度达利特人的根深蒂固的压迫性行为。璞兰·戴薇于2001年7月被暗杀。作为一名深受大众欢迎的女性英雄，她和切·格瓦拉、弗朗兹·法农以及副司令马科斯一起成为穷人和被压迫者中的斗士的代表。

贱民：种姓

璞兰·戴薇的事例有力地表明了，并不是属下阶层反抗的每一种压迫都是殖民主义留给后殖民时期的遗患，尽管历史上在某些方面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甘地反抗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但他也为女性争取权利，也为结束种姓制度（尤其是贱民观念）[4]而斗争。

图18璞兰·戴薇带着自己的部下向平德村走去，去参加向政府投降的仪式，印度，1983年2月12日。

在印度有四个主要的种姓，在这四个种姓之下还有第五个群体，他们被称为“没有种姓”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没有种姓。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被认为是贱民，而且可以据此推断他们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程度最重的群体。种姓在出生时就规定好了。印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达利特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达利特的意思就是“受压迫者”或“破产者”）。他们做佣工，打扫厕所、街道等等，生活在隔离区，通常住在排水沟的下坡地段。他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医疗保障。其他种姓的人认为他们不干净而且道德败坏，因此他们每日都会遭受侮辱（被歧视的例子包括：当穿越村庄内高种姓人的住宅区时必须得把鞋脱掉，在公共汽车上不能坐着，不能从公共水井里打水，不能进入印度教的寺庙）。与此同时，高种姓人不光在经济和物质上剥削他们，还对女性实施性侵犯，并且在精神和肉体上不断地折磨他们。按传统惯例，底层的女性不准用罩衫盖住乳房，以确保掠夺成性的高种姓男子可以随时触摸。即使现在，警察还认为对达利特人的抢劫、攻击和强奸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通常警察会漠视他们，并且拒绝对犯罪者采取行动。达利特人的状况是由印度教本身造成的，因为种姓观念是印度教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20世纪，达利特人发动了许多政治运动来改善由于出身而使自己地位低下的状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杰出的B.R.安姆贝德卡尔领导的运动。通过斗争他成功地就印度管理实践中的某些方面与当局者达成了一些协议，增加了一些对达利特人的保障。20世纪70年代一个自称为“达利特豹”的达利特青年组织，效仿美国的黑豹党在孟买创立，这激励了全国各地其他战斗性团体的发展。现在为达利特人争取人权的运动在印度国内和国际上都在开展着。尽管开展了各种运动，但在许多方面达利特人的情况仍然和过去一样，没有大的改变。在2000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地震之后，出现了达利特人在分发救济品时普遍受到了歧视的报道。甚至组织紧急地震援助也与落后的种姓制度联系了起来。由于在印度教中处于卑贱的地位，他们永远被排除在外，成为被遗弃者，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信仰寄托到别的宗教上。许多达利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他人，包括一些著名的达利特人，如安姆贝德卡尔和璞兰·戴薇本人都皈依了佛教。

在斯里兰卡占统治地位的僧伽罗人信仰佛教，在那里也有相似的被排斥的群体——饶迪亚人（饶迪是“污秽”的意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饶迪亚人中的女性传统上就以美丽而著称，这明显体现在当地的摄影公司拍摄的饶迪亚女性的色情照片上。这些照片自20世纪早期以来被印在明信片上，在欧洲传播。人数居多的僧伽罗人把饶迪亚人从他们的社区和村庄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穿着标明特定种姓的服装，拒绝给他们土地和工作。残忍的是，饶迪亚人唯一被允许进行的活动就是乞讨施舍物。这比对泰米尔人的歧视更严重，时至今日泰米尔人还遭受着严重的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印度教的信仰者，泰米尔人内部也存在分等级的种姓制度。

后殖民的政治活动同样反对由种姓或种族带来的歧视，无论这种歧视发生在何地。这种政治活动正在努力把源于压迫之上的差异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跨文化的社会多样性。

【注释】

[1] 印度政治家、女权运动者及民族诗人。

[2] 该词现在更常用的意思是“未婚女人”。

[3] 简称NBA。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为了灌溉和发电在纳马达河大量建造大中型水坝，土地受淹但未得到及时赔偿的居民在1985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纳马达反水坝组织。

[4] 印度的种姓制度把居民划分为四个种姓：第一个为婆罗门（祭司和僧侣），第二个为刹帝利（贵族和武士），第三个为吠舍（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个为首陀罗（奴隶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被排除在四个种姓以外的居民则为“贱民”。

第六章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切阅读《全世界受苦的人》

自治是我们的权力——就像是感觉阳光，嗅闻花香或热爱同类一样，无须施舍也不容剥夺。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罗杰·凯塞门爵士1916年

在接受叛国罪审判中的辩词

1965年3月，一架大不列颠的客机从阿尔及尔出发，途经布拉格市，中途在爱尔兰西部的香农机场停留的时候发生了故障，旅客们被迫在那里停留了几天。这些旅客是在去古巴的路上。一天晚上，他们抽光了雪茄，所以决定去香农市里看一场牛仔电影，但是没有看成。于是他们挤进了一家酒吧，要了一些啤酒。酒吧里挤满了人，在拥挤中一个当地的爱尔兰人撞在了一个古巴人身上，啤酒洒了他这位蓄须同伴一身。这个古巴人就是切·格瓦拉。

这个湿漉漉但却热烈的爱尔兰式欢迎引发了切一连串独具特色的俏皮话。切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林奇在18世纪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移民到了古巴。根据老一辈留下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切只是高兴地又要了一杯啤酒。在酒吧以及在香农停留的大段时间里，切一直在与古巴著名的诗人及批评家罗伯托·菲尔南德斯·雷塔马交谈，那时候，罗伯托是古巴著名的美洲之家出版社的主任。切向他推荐说自己手头上有一本翻译的书可以在古巴出版发行，在切的这次非洲之旅中，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这本书就是由弗朗兹·法农所著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非洲的革命已经渗透进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这当然不仅因为非洲革命的代表法农来自拉丁美洲。你也许会说在20世纪有三个革命的非洲，而并非一个。它们分别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革命，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然后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革命，它们受到法农精神的鼓舞，并在刚果战争中直接受到格瓦拉的援助；最后就是法农本人参与的非洲革命（非裔美洲人的更具有战斗性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加勒比海的介入相混合）。著名的切-鲁蒙巴俱乐部是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地区的一个军事化的、全部由黑人参加的共产党组织，这一组织的建立形象地表现了上面所提到的非洲——加勒比海的革命冲动（黑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也与此类似），这一组织自觉地成为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米克尔、勒罗依·琼斯及休伊·P.牛顿领导的横跨三大洲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全部由黑人参加的组织，它的名称的一半却是来自一个白人：切。但是作为一个西班牙裔的美洲人，在美国人看来，切毕竟不算是白人。

从这一时期切的著作与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视角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的着眼点已经从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转移到了用法农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一方是具有剥削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巫师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的“颠覆行动”的一部分）之下，刚果刚解放不久，它的天才领袖帕特莱斯·鲁蒙巴在联合国的眼皮底下被暗杀。这一事件再加上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传达出了一个新的信号：非洲国家以前所取得的一系列独立只是标志着从此进入了西方以另一种形式统治的新时期。极具号召力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鼓舞了新一轮的反帝运动。书中最难以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法农论证了在反殖民斗争中应该使用暴力。他的观点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暴力既不是文明也不是法律，而是殖民主义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殖民统治只是试图使殖民暴力合法化和正常化，而殖民暴力首先使得一个国家被占领，然后确保殖民统治能维持下去。

1961年《全世界受苦的人》出版，随后它迅速成为实现非殖民地化的像《圣经》一样的权威著作，鼓舞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反殖民统治和反殖民压迫的斗争。当第一个英译本于1963年在巴黎由非洲再现出版社出版时，书名只是简单地被译成《受诅咒的人》。两年后，当它在伦敦出版时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全世界受苦的人》。在此后的第二年这本书在美国发行，并且被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个黑人心理分析家对当今世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当1968年它以平装本大量出售的时候，这个副标题变成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黑人革命手册》。想一想吧，为什么是1968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间呢？想一想这本书的书名在五年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从《受诅咒的人》到《改变世界格局的黑人革命手册》。

和那些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人一样，法农是一个国际战士。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观念是世界大同，他总是站在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民一边，他考虑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本国的问题。他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毛泽东一样，他非常强调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所有这些使其与另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革命家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活动家切·格瓦拉齐名。两人走的都是非主流路线。切（1928——1967）与法农（1925——1961）几乎是同龄人，而且都是英年早逝。格瓦拉1963年7月首次访问了阿尔及尔，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一周年。在这次为期三周的访问中，切与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本·贝拉迅速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那时古巴与阿尔及利亚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切与本·贝拉的思想意识形态非常相近。

1964年12月格瓦拉到了美国，令美国政府惊慌的是，他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深刻揭露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在这次访问期间，切被马尔科姆·X邀请去哈莱姆，在此之前卡斯特罗曾被邀请去过那里。但是，切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被他在联合国的演说所激怒，再到哈莱姆发表演说会被看作是对美国内政的干涉，因而没有应邀前行，而是发去了一封表明团结立场的信。马尔科姆·X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并做了如下的评述：

这封信来自切·格瓦拉。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们热烈的掌声，因为这会让白人们知道他们没有权利来告诉我们应该为谁鼓掌，不应该为谁鼓掌。在这儿你看不到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人一扫而光了。

切信守要与非洲团结一致的承诺，在联合国之行后就到了非洲，在那里和中东地区出席了一系列累人的会议，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与四年前法农参加过的活动相似，不同点只是切跟随泛非主义者黑人W.E.B.杜波依斯的脚步访问了中国。就是这次非洲之旅使切真正体会到了《全世界受苦的人》当中所揭露的现实。1965年他返回阿尔及尔的时候接受了法农的遗孀乔西·法农为《非洲革命》杂志所进行的人物采访，采访中他强调了非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前途凶险，但是仍存有许多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包括法农所说的“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人民头脑中所留下的仇恨”。怀着对法农人道主义精神的敬意，格瓦拉在这次旅行期间写下了他最伟大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1965），他在文中有力地论证了，以实现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应该而且只能通过改变思想意识才能建立起来。在切看来，他所特指的新男性和新女性应该是一个新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强调说，社会主义不是强加于人民的，而是应该按照人民自己的伦理标准和物质标准产生的。

这次非洲访问后不久，格瓦拉就领导古巴远征军进入了中非。随后他领导军队进入了玻利维亚，这次远征是他的最后一次，但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继承了法农的光荣事业，成为了武装革命一面活的旗帜。然而他们在去世后愈加出名，成为生气勃勃的传奇人物和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切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1966年再版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把格瓦拉和法农象征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版书的封面上第一次印上了照片，但并非是我们所预料的那些照片。照片上不是阿尔及利亚而是一群非洲革命者，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正在丛林中进行一场游击战。这本书以这张照片来纪念切·格瓦拉与他的非洲和古巴联合军队那时在刚果进行的革命斗争。

图19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6年的再版封面。

和切一样，法农最伟大的品质之一就是他鼓舞他人的能力。他的出版商弗朗斯瓦·马斯伯乐曾有力地描述过法农的这种和切同等的行为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得他们极受同时代人的推崇。马斯伯乐这样描叙道：

在《走向非洲革命》（1959）一书中，法农用一种近似残酷的简单语言方式把书中所针对的那些人逼入了绝境。一旦他所传达出的信息被人们听到和理解，那么采取积极的态度参与进去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继续保持沉默只会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

无数人像我自己一样，从《走向非洲革命》中找到了他们职责的根本以及他们为何而战。而这种答案多年来一直十分匮乏。我们可以看到，法农只是不断地在呼吁一种兄弟般的博爱。

法农的第一个出版商和编辑弗朗西斯·杰森对此书也有相似的反应。他是《阿尔及利亚，法律之外》（1955）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相当有名，他在《黑皮肤，白面具》（1952）的初版序言中写道：

反抗或许永远不会停止，但却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节奏失去了耐心，他们耻于承认除了反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无事可做了（这个世界碰巧也是他们的），他们在接受失败时，准备迎接遥远的人道主义的胜利。他们的存在使得反抗有了唯一的结束的可能。

在这遥远的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无论是切的文章还是法农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内部报纸《圣战者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明显地提出了对国际主义的强烈关注。这也正是法农通过《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普救说试图去实现的。我认为，切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可以在他与乔西·法农的谈话中看出来。在谈话中切提到，他计划通过联合亚非拉地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去建立“一个洲际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内部同盟的统一战线”。每当提及他的环非之旅，切都会强调古巴的解放斗争与非洲的解放斗争的一致性，指出不仅要在非洲而且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一切反帝反殖民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统一阵线。切和法农的知识背景出奇地相似，都融会了萨特哲学、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格瓦拉极具社交能力，法农却是一个艰难的孤独者。两个伟人不仅有着深邃的思想，同时也有着充沛的体力。法农对暴力的反复强调，似乎是在发泄自己无法遏制的激情、热情、力量、憎恨、愤怒和不耐烦，以及他语言和态度中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以上的内容再加上“桀骜不驯”这个词和他对激进的喀麦隆领导人费利克斯·穆梅吉（人称喀麦隆的胡志明）的描述，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农。他是这样描述费利克斯的：

一个最为坚强的、最有活力的、最易冲动的人，他向来高调。他粗暴好斗，义愤填膺，深爱自己的国家，痛恨懦夫和操纵国家的人。他一丝不苟，勤奋廉洁。革命的激情洋溢在他那六十公斤重的肌肉和骨头里。

最后他们还有一个相似点，即无论是法农还是格瓦拉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甚至他们都算不上是职业的政治家。但他们却是专业的，他们因为坚信自己同胞的悲惨处境是整个社会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或者个人的不幸，而义无反顾地进行着革命斗争。由他们倡导的、跨越三大洲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和同情。

我们需要记住，事实上法农和格瓦拉都是训练有素的医生，无论何时他们都会运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与此同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担负起暴力革命的责任。通过暴力革命来拯救苍生的哲学悖论，在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中留有深刻的印记。他们将这一点与医务工作进行了类比：要治愈殖民统治这一硬伤，就应运用外科手术而不是早期甘地所倡导的整体疗法。马提尼克的诗人和政治家艾梅·赛萨尔在法农逝世后给他写了篇赞语，其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政治哲学。

如果“责任”这个词有什么意思的话，在法农那里它才获得了真正的意义，那就是他们说的暴力革命。法农为自己树立起了暴力理论家的形象，认为暴力是殖民地人民用来反抗殖民暴行的唯一有力的武器。

然而这种暴力又是非暴力的，这并不是一个悖论。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暴力就是正义、纯洁和决不妥协。我们必须这样理解法农：他的反抗是道德上的，他的努力是慷慨的。

法农的反抗是道德上的，他的努力是慷慨的。同格瓦拉一样，他的反抗也具有不屈不饶的决心：“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死亡。”

全球化与饥饿

后殖民世界是一个混杂的世界。自1968年麦克卢汉创造出地球村这个概念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逐渐碰撞、融合，而且并存着。全球化主要是科技和传媒系统的产物，传媒系统可以在瞬间把发生的任何事情传播到世界各地（只是在现实中，允许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被精心控制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苏联和所谓的东方集团解体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当多国和跨国公司在西方成熟市场寻求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再可能时，它们转向了世界市场，不约而同地在贫穷和政治稳定的国家（专制的国家最好）采用外包、设立呼叫中心的方法来降低成本。今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大环境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受到了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施加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世界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日用品的生产被标准化了，结果无论人们在哪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牙膏和剃须刀。这种情况也许不会再继续了。麦当劳——这个名子已有了全球化的含义——如今已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的斗争对象的象征。据称麦当劳两年来利润不断降低，尽管它每天向一百二十一个国家四千六百万人提供汉堡包，最近仍然遭受了损失。这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总的来说还是本土食品更加可口，也许还更加健康。毕竟在这个疯牛病流行和给动物注射生长激素的年代，含大量脂肪的牛肉一般不是人们的健康选择。为什么美国人越长越高？想想这个问题吧。南美洲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那儿的人给牛注射雌性激素以使它的肉更加柔软。

麦当劳现已发表了它的《社会责任报告》，承认“麦当劳或许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代表不同的意义”，过去麦当劳自称是“实践社会责任的典范”，现在这一举动威胁到了它的形象。抵制麦当劳扩张的运动可能是美国商业全球化历史的分水岭。当世界人民把美国本身与美国梦中的富有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时，美国商品品牌的全球化运行良好。在向往边境以北幸福生活的墨西哥人当中，人均喝的可口可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喝的都多，此事绝非巧合。如果你被边境警察遣送回来，还可以坐下来喝杯可乐安慰自己。另一方面，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伊斯兰国家广泛推行武力压迫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里情况却大不相同。在以辛辣食物为主而且禁酒的炎热国家，可乐是一种理想的饮料。然而口渴的穆斯林选择喝“梅卡可乐”，一种为穆斯林生产的饮料，“梅卡可乐”的利润被捐给了巴勒斯坦的慈善机构。

多国或跨国公司产生了两种影响。对这种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污染或破坏环境，比对本土自行其是的公司施加压力更容易，这一点近年来已很清楚。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公司可能对这种抱怨不予理睬，例如亚马逊地区的伐木公司和采矿公司。相反，像壳牌或耐克这样的公司在当地的行为最终还是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壳牌公司纵容它的尼日利亚子公司在几年当中进行了一系列压迫欧格尼人民和破坏当地环境的活动，这种做法已经臭名昭著。在遭到连续的抗议后（由尼日利亚小说家肯·萨罗——维瓦领导，直到他服死刑），壳牌最终大大改变了做法。在尼日尔三角洲工作的其他许多石油公司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好食品——雀巢——好生活”

一些跨国公司在社会舆论界的名声继续恶化。例如，雀巢公司（自称“世界领先的食品公司”）2002年12月对外宣布决定向埃塞俄比亚政府索取六百万美元的赔偿，原因是1975年埃塞俄比亚前政府将其企业收为国有。但是，雀巢直到1986年购买德国母公司时才获得对那家企业的权益。埃塞俄比亚是全球最穷的国家，它那时遭遇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饥荒，六百万人靠紧急粮食救济生活。埃塞俄比亚政府拿出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救济款，然而，雀巢公司要求按照1975年的外汇汇率得到全额赔偿。国际咖啡价格的猛跌使饥荒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咖啡是埃塞俄比亚四分之一人口的支柱产业。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人均收入最少的国家，人均大约每年一百美元，超过十分之一的儿童未满一周岁就会死亡。作为全球最大的咖啡制造商，雀巢公司2001年的年利润达到了五十五亿美元。现在许多埃塞俄比亚农民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仅够每星期从“全球领先的食品公司”买五十克雀巢咖啡。

雀巢公司的行为在报纸头版、电台和电视上被报道出来，大批表示抗议的电子邮件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发来，要求雀巢尽快改变态度。12月19日雀巢代言人声称该公司是不得已“按照原则”将埃塞俄比亚政府告上法庭索取六百万美元赔款。次日，雀巢公司决定把得到的全部索赔款重新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投资。为此《金融时报》毫不隐讳地报道说：

这家瑞士公司是全球最富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昨天，它在投标中提出要缓和这次具有破坏性的群众抗议，该抗议主要反对它长期以来向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索要赔偿。

请注意，雀巢接受了全球抗议，承认它的所作所为有些不合情理，并意识到社会形象不佳会带来几十亿的损失。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把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撇开，你自然想知道，这家公司还会做出什么别的事情来。

长期以来，雀巢公司一直是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盟的攻击目标，该联盟称雀巢和其他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了国际母乳代用品的销售守则。根据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盟的统计，在第三世界国家每三十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不安全的奶瓶喂养。尤其像雀巢这样的巧克力和咖啡制造商，已成为追求公平贸易标准的活动家、慈善机构和环保组织的攻击对象。种植咖啡、茶叶和巧克力等作物的当地农民则得到了保障：他们的产品会以合理的价格卖出，这样他们就能够糊口。一个成功的策略就是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的发展，该组织为当地生产者提供销路，并为消费者提供选购带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的机会。公平贸易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如咖啡、茶叶、糖、大米和水果，但今天该体系正向工业产品扩展。

为什么实行公平贸易？

国际贸易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但是一旦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就会给数百万的小规模生产者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迫使无数人负债累累甚至失去土地和家园。

公平贸易基金会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处于不利边缘的第三世界的生产者能够获得更好的贸易机会。该基金会由天主教海外发展机构、基督教援助组织、新消费者、乐施会、萃艺和世界发展运动所创立，它向符合公平贸易国际认可标准的产品授予消费者标签，即公平贸易标志。后来英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女协会也加入进来。公平贸易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它挑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进步的选择。

·它使消费者在购买第三世界国家产品的同时担负起责任。

公平贸易基金会网站，www.fairtrade.org.uk

除商界和经济界以外，很少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特别积极的现象。能促成全球化的机构经常受到谴责，尤其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人们之所以反对世界银行，是因为它制定的严厉条款只符合它自己所希望的经济需求规则，而不符合参与国家的规则。世界银行与政府合作，而不与人民合作，这一做法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它似乎从不接受教训。由于受影响的当地人民从未被考虑在内，所以世界银行的大型项目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谴责。例如，为替换20世纪80年代灾难性的勃洛诺若艾斯特项目，世界银行在巴西建立了勃朗纳法若项目，该项目是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项目而设计的，在规划时就没有让受到影响的当地民众参与进来，后来只是在西方环保组织的压力下才咨询了当地民众。世界贸易组织就其本身而言，似乎只是一个帮助西方公司或跨国公司以最优条件进入其他市场的团体，而这种优惠却不是相互的。面对向非西方世界的低价倾销，世贸组织却无所作为。

贫穷与饥荒

从另一方面讲，只是一味地责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无济于事。非西方世界的贫困现象，至少是人民的苦难，一部分也是由当地政府直接造成的。饥荒便是一个例子。在津巴布韦人们争议的话题是，为什么穆加贝总统在土地重新分配方面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他只是在这个国家发展停滞之后才开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拖延如此之久以致非洲南部爆发了一场饥荒，这是不可原谅的。即使这是殖民主义的遗患所致，土地重新分配方面的管理失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饥荒史以及历史上饥荒在何种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或是因政府和殖民统治者的错误而加剧的。阿玛蒂亚·森曾对印度和其他地区的饥荒做过著名的研究。森认为饥荒更多的是由权力关系而非粮食匮乏所造成的。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饿死了三百万人，而当时孟加拉国的大米产量是历史上最高的。类似的还有现在才知道的以下事实：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时，爱尔兰实际上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现代饥荒中的一大部分是人为造成的。饥荒的历史习惯于重演。

在印度，当代的饥荒是在不同条件下发生的。据此，许多人设想：今天，印度人饿死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因为他们无权食用这些粮食。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相比，印度有更多的人长年营养不良，一半多的印度儿童体重不达标。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印度生产的粮食实际上完全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并且印度政府的小麦和大米的储存量占世界粮食储存总量的四分之一。不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风。掌管粮食储备的印度公共财物分配系统似乎完全无力帮助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如拉贾斯坦邦和奥里萨邦的人。因为粮食的储存费用就要占到年度粮食预算的一半，印度亏本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大米。尽管自己的人民在挨饿，印度出口的大米却占世界大米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印度有一半多的人口食不果腹，可为什么政府还要花费几百万美元搞航天项目？

如此看来，饥荒和贫困并不总是资源匮乏的标志，而是由分配不均造成的。或者像印度一样，宁可让国库里的粮食烂掉，也不愿开仓赈灾。如果说所需要的只是几辆军用卡车，那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像森指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分配不仅是运输问题，更是购买力和贸易的问题。然而，在紧急状态下，人们很容易相信交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缓解粮食分配问题。

在不公平的世界里分享资源

世界是富有的，世界又是贫穷的。现在世界上有两千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其他人在贫穷与富裕之间生活着，其间差距很大。国家政权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机构（享用资源和商品方面的不平等）。据估算，如果全世界的国家都像美国一样消耗资源，人类至少还需要两个地球。

你可以分析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以分析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各国的国民总收入（年均收入）列表很长，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排在最高位的是卢森堡，人均年收入四万四千三百四十美元。排在最低位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一百美元。简单地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富裕国家（高收入国家）和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总人口九亿，人均年收入二万六千美元，后者总人口五十一亿，人均年收入三千五百美元。这五十一亿人口中有一半居住在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仅一千九百美元。

这些差距激起了全球对我们的经济环境的不满。然而，即使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运动也不那么简单。资本主义的两面性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据最新发现，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组织，比如试图关闭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交流组织，再比如组织游行使得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失败而告终的鲁克斯社团都受到了联合利华的资助，它们是通过本吉里牌冰激凌、欧共体和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而获得资助的。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资助企图毁灭它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呢？为什么美国要资助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它后来对纽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亲手创造出了一个现在与之交战的幽灵。这些都是激进的后殖民政治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现在的危险是，似乎有一种新的自我解构的政治在起作用，其目的是通过树立自身的对立面来维护世界新秩序。很显然，资本主义甚至设法制造出抵抗自己的对象，组织并增加了自我抵制的形式。

也许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一分为二的，还有以我们的未来为由进行战略干预的空间。

第七章

翻译与转化

翻译——文化之间

随着意象渐渐远去，

心目中仍存有一丝清风，

被转化的人

消隐在由他们转化的事物当中。

罗宾·布莱泽，《意象与民族第五（消除）》

本书意图在不诉诸后殖民抽象理论的前提下来介绍后殖民主义。但是这里我试图介绍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把一些我们常常碰到的有分歧的问题和情况聚拢在一起，有助于对后殖民主义分层的对抗性政治的理解。这个概念就是翻译。翻译当然并不是抽象的，它总是与实际相联。

没有什么比翻译这个概念更接近于后殖民主义的中心活动和政治动态了。翻译是一种把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活动，这种中立的技术性的活动似乎与政治色彩很浓、广受争议的后殖民世界相距甚远。实际并非如此，即使在技术层面上，翻译与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关联。首先从拉丁辞源的字面意义上讲，翻译意味着传送或传承跨越。翻译的字面意义与隐喻相似，因为根据希腊辞源，隐喻也意味着传送或传承跨越。殖民地开始时就和翻译是一样的，也就是把原始的一个文本在地图的其他地方进行复制。新英格兰、新西班牙、新阿姆斯特丹、新约克郡（纽约）都是对原来某一片疆土的克隆。一种远在他乡的复制将会不可避免地与原地有所不同。

翻译也是文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一种隐喻性的置换。如果说隐喻涉及一种翻译版本，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那是因为隐喻是把词的字面意义用于修辞情境之下，这样从经验上讲那就不是真实情况了。比如“亲爱的，你是一个天使！”这句话说的就不是实话。创造一个隐喻就是在策划一个创造性的谎言，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一物并非其物，而非说其是其物。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甚至真理也只是一种隐喻，只是我们忘记了它也是一种隐喻。我们可以说后殖民分析最关注的是这些语言、文化和地理方面的转换，关注的是肯定与否定因素的转换，也就是把事物改换成它原本不是的东西，或者显示最初它们就不是那样的。

就翻译而言，这种转换也是真实的：把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也就是转换文本的实体身份。就殖民主义而言，把本地文化转换成殖民控制下的从属文化，或者把殖民工具强加进不得不重建的本地文化的各个方面之中。这种转换或强加是非物质化的转化过程。尽管如此，本地文化的某些方面同时会保持其自身的不可译性。

由于殖民主义总是在系统地否定他者，并且它还愤怒地否定他者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因此殖民主义总是在强迫它所统治的人们不断地扪心自问：“在现实世界中，我是谁？”

弗朗兹·法农

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始于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但是它也常常涉及权力关系和统治形式。它不能因此而避开政治争端或自己与当前权力形式的联系。翻译行为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绝对平等、完全中立的空间内。比如某人正在转化着某事或某人，某人或某事正在被转化，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主体到客体的转换，就像图12中提到的那位阿拉伯女人一样也经历着主客体的转换。再比如那些去北美洲的西班牙人发现自己从一个第一世界的公民变为一个第三世界的“拉美人”。去美国的加纳公主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二等公民，好像她只是另一个普通的非裔美国人。处于被殖民境地的人也就是处于一种被转化的状态。

语言像阶级和国家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翻译也是如此。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原件高贵，而复制品略逊一筹。但在殖民主义的思维下，殖民复制品变得比本地的原始存在更加强大，并且贬低本地文化，甚至声称这种复制品将纠正本地版本中的缺陷。殖民语言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强大，它在把自己带上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在贬低本地语言的价值，它在这里反客为主了。殖民化最初的行动是把本地有意义的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文本翻译成殖民者的语言。殖民者通过这种翻译的方式，把口头文化转换成书面的罗网和陷阱，转换成拉美批评家安琪儿·拉玛所称的“文字之城”，转换成自己文化的一种扩散。它与口语文化的社会架构不同，因为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有机会接近它。翻译变成了对语言﹑文化和被翻译人群进行统治﹑施控﹑施暴的过程的一部分。殖民化和翻译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是始于平等交换，而是暴力﹑占用和“解辖域化”。正如爱尔兰戏剧家布赖恩·弗里尔在其戏剧《翻译》（1981）中所展示的那样，对风景山水的地理特征进行命名和重新命名也是一种权力和占用行为，也经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就像在爱尔兰或澳大利亚那样，那里的版图绘制已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必要附属。

然而，有人甚至认为殖民翻译总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旅行者和征服者经常依赖译者的服务，并依赖他们的翻译工作来理解所碰到的关于当地人的一切情况。在现今地图上仍然存在的很多地名，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它们一直沿用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误译被认为是在东方主义的框架下发生的，即在不参考其原有意义的情况下强行张扬这种文化。举例来说，作家或艺术家甚至会创造一些殖民者所期望发现的意象——例如对于伊斯兰教徒妻妾的幻想。误译也许含有外交手腕的运用和言行不一的可能性，所谓的外交手腕和言行不一，指的可能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K.巴巴所说的对不同种类的文化采取接纳和回避态度的“狡猾的顺服”，而且常常以日常生活当中微妙的不满形式表现出来。这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被称为“撒谎的本地人”的谎言文化，这些本地人通过一种模仿手段（这种模仿手段破坏了原有的文化）来把自己转入统治阶层的文化当中。

如果翻译涉及占用行为的权力结构，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反抗行为来获得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接近于翻译的传统观点。在这里，“译者即背叛者”这句名言脱离了背叛的真正含义。当本地文化被迫敞开自己接受前来统治自己的文化时，任何翻译行为都必定会因此而涉及背叛，不可避免的错译曾使人们感到惋惜，现在这种错译也会变成一种反抗侵入者的积极力量。

侵入者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那些选择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人。对于那些在大都市或后殖民城市的移民者来说，翻译是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他或她在此过程中更多地扮演着文化翻译者的积极角色。在对自己的角色进行转化之后，移民者随后会遇到其他已被转换了角色的人和其他不安的边缘人，并且彼此相互交流经验，创建自己的新语言用于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认可，比如活动的路线和可望实现的目标。拿马库斯·加维的革命路线来说，他从圣安妮湾、牙买加，到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再到伦敦，最后于1916年到了纽约市。或者想一下20世纪50年代的弗朗兹·法农，他从马提尼克转战到法国再到阿尔及利亚，又转到突尼斯随后抵达阿克拉。

通常加勒比海在语言和文化的双向翻译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甚至有个自己的词：克里奥耳化。正如“克里奥耳”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在这里翻译涉及统治文化向新身份的置换、延续和转变，而这种新身份从它们的新文化中汲取了物质营养。结果，交换的双方都经历了克里奥耳化，经历了相互间的翻译。因此，加勒比海的克里奥耳化变得更接近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从文化互动的角度重新认识那种人们习惯认可的单向的翻译方式，把它作为一个重新集聚能量的空间加以重新认识。那么这样的翻译是怎样被激活的呢？

法农的力量

你从阿尔及尔开车出来，穿过长长的拱廊、耀眼阳光下的海滩，闻着隐秘的芳香，不一会儿你就来到了布法瑞克。在你面前的高空中，在生产法奇那饮料的法国公司工厂的墙上，可以看见法奇那蓝黄颜色的标牌在风中摇曳。这种在1936年由一名法国定居者发明的碳酸饮料，现在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心头所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欧洲或马格里布地区令人窒息的灼浪包围之中。

啊！法奇那！

振奋之后，你离开芬芳的橘林继续前行，赶往有“玫瑰之城”之称的卜利达。那是一个鲜花和足球的城市，到处都是高耸的、闪亮的、青绿色的寺院圆顶和铺瓦的四个尖塔，不远处卜利达奇怪而傲慢的阿特拉斯山脉居高俯视着一片暗松青色。

在离城市几英里的地方，有从广阔的米提得加平原上拔地而起的陡峭峡谷，你穿过峡谷就会发现阿勒颇的松树那隐匿的干香味，最终你会抵挡不住葡萄园和果园那潮湿而甘甜的芳香。之后你在路上一拐弯，就可以远远地看到被大片麦田环绕的高高的石头墙。那就是巨大的卜利达-若因维尔精神病疗养院。疗养院那百座左右的建筑散落于风景如画的人行道﹑花园和在盛夏提供阴凉的排排绿树之中。

在一座坚实的用灰泥粉刷过的大房子里面，一位少妇和她的儿子在午日的静谧中玩耍。时间是1953年的11月，几百码之外，医院精神病科的新任主管大夫和负责病区的一位护士一起站在病房门口，这个护士守护着六十九个本地病人，他们都穿着紧身衣被锁在各自的床上。这位新任主管大夫怒视着这悄无声息的折磨人的场面。他命令护士把他们都放开。护士迷惑不解地看着他。见此情景，盛怒的新任主管大夫更为坚定地又喊了一遍自己的命令。然后身穿紧身衣的病人才一个个地被松开，就像是剥橘子皮一样。

病人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随后弗朗兹·法农向病人解释说：此后他们再也不会穿紧身衣了，再也不会被锁链锁住了；医务人员再也不会在病区里把本地人和殖民者隔离开了，病人将会以群体的方式一起生活和工作。

在法农的一生中，相比他戏剧性地进入卜利达-若因维尔精神病疗养院，也许再也没有什么能更明确地反映他“转化”的政治观点了。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他把病人从被动的受害的客体，转换成了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法农从无力变成了有力，从《黑皮肤，白面具》转到革命性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法农最著名的两本书本身就是关于转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再转化的。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写道，黑种人早已被转化，不仅转换成了法兰西帝国主义政权下的殖民客体，而且从心理上说，他们的期望已通过一种灵魂转生的方式被改变为另一种形式。他们的期望已经被转化成了一种白人所期盼的期望，尽管他们绝不会，当然也不可能变成白人。他们有着黑色的皮肤，戴着白色的面具。

图20弗朗兹·法农。

法农的计划是让人们了解这一点，以便找出一种方式把人们重新转化回归成他们原来的自我。这个计划以他拒绝把黑人价值观转化成白人价值观为开端。就像心理分析那样，这涉及因为错译而否定转化的问题。同样，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揭示了本地人的思想是怎样被殖民主义创造和转化出来的，是如何被视为“低等的”他者而被刻下了精神分裂的痕迹。他写道：

如果精神病学的医疗目标是使人们不再对所处的环境感到生疏……我自己非常认可的是，阿拉伯人，那些身处于自己的国家但永远像外人一样的人，生活在一种完全丧失自我的状态下……这些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件是对一个民族洗脑失败的必然结果。

洗脑指的是使人用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样一来，人就会疏远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土地。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是，通过反殖民的暴力革命来赢得自尊。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暴力是自我转化的一种形式，一种斗争方式（这对于甘地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的斗争方式是非暴力的）。作为一名医生，法农同样强调通过动态的互动的教育模式——一种对受压迫的人进行教育的形式来扩大当地人自主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使已被转化的人回归自我，从而成为转化者而非被转化者，成为积极主动的作者，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由于法农的积极作用，转化成了实现愿望的行为和活动家写作的代名词，这种写作想要对读者产生实质性的直接效应——法农自己的作品即属此类中的典范。

表演者，演员，所有人都从有形的或无形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了。在法农到达卜利达-若因维尔精神病疗养院不久的一天下午，医院主任惊慌地打电话报警，惊叫着称至少有十名病人从医院逃跑了，同时失踪的还有新任主管大夫法农。几小时后，当这个主任看到昂然得胜归来的法农和医院足球队坐着医院的汽车回来时，他变得有些羞惭不安起来。

三年后，法农辞掉了他的工作，理由是他不可能用精神疗法来治愈因殖民体系的持续压迫而直接造成的精神创伤。法国当局命令他在两日内离开阿尔及利亚，随后他加入到了民族解放阵线开展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

法农在民族解放阵线中度过了他短暂的余生，他一直都在为阿尔及利亚政治和社会转变的最终目标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作为一个忙碌的知识分子，法农通过他的智力劳动﹑医疗实践和集体政治活动，用行动告诉人们，政治实现是多么重要。作为译者﹑授权者和解放者，他那分析性的作品和慷慨激昂的事例仍然萦绕和鼓舞着后殖民主义。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borigines 土著居民 49，67

abortions 堕胎 112

Abuja Declaration 《阿布贾宣言》 49

active resistance 积极抵抗 3

activism 激进主义3，4

see also feminism；grassroots movements 另见“女权主义”；“基层群众运动”

aesthetics 美学 58-9

Afghan refugees 阿富汗难民 53-4

Afghanistan 阿富汗 3，57

Africa 非洲 3，4，17，67，97

famine 饥荒 134

former German colonies in 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在 27-8

Greenbelt Movement in 绿带运动在 107-8

Nestlé action in 雀巢公司的行为在 131-2

revolutionary 革命的 122，123，124-5，127

Ahmad，Aijaz 爱加斯·阿马德 13

al-Qaeda“ 基地”组织 57，137

al-Sa‘id，Amina 阿米纳·赛义德 98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55-7，67，69，113，124

Fanon in 法农在 142-7

raïmusic 籁乐 69-79

veil 面纱 85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122

Amazon rainforest 亚马逊热带雨林 107，131

Ambedkar，B.R.B.R.安姆贝德卡尔 119，120

American flag 美国国旗 61

Amir Abdullah，King 阿米尔·阿卜杜拉国王 36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108，111

andalus“安答卢斯” 75

Anderson，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60，63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人类学理论 2

anti-capitalist organizations 反资本主义组织 137

anti-racism 反种族主义 24

apartheid 种族隔离 16，66

appropriation 占用 141

Arab culture 阿拉伯文化 18，20，23-4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39

Asia 亚洲 3，4，17，64

assimilation 同化 24

asylum seekers 寻求避难者 12，64

Aung San Suu，Kyi 昂山素季 112

Aurobindo，Sri 室利·阿罗频多 94

Australia 澳大利亚 49，54，67，141

AWMR（Association of Women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地中海妇女联合会 64

B

Baghdad Pact（1955）《巴格达条约》（1955）41

Bahuguna，Sunderlal 桑德拉·巴哈古纳 104

Baker，Josephine 约瑟芬·贝克 29

Baldwin，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29

Bandaranaike，S.W.R.D.S.W.R.D.班达拉奈克 62

Bandung Conference（1955）万隆会议（1955）16-17

Bantustans 班图斯坦 66

Battle of Algiers（Pontecorvo1965）《阿尔及尔之战》（庞帝科沃1965）85

Beauvoir，Simone de 西蒙·德·波伏娃 112

Bechet，Sidney 西德尼·波切特 29

Bedouins 贝都因人 71，89

beef 牛肉 130

Behn，Mira 米拉·本 93，100，101，104

Behn，Sarala 萨拉拉·本 101，104

Bella，Ben 本·贝拉 124

Ben Ali，President Zine al-Abidine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 111

Bengal Famine（1943）孟加拉饥荒（1943）135

Berlin Wall 柏林墙 67

Bhabha，Homi K.霍米·K.巴巴 25，83，141

Big Sea，The（Hughes）《 大海》（休斯）20-1

Bin Laden，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57，137

Bishnoi community 比什挪依人群体 102

black empowerment 争取黑人权力 28，30

Black Panthers 黑豹党 119，122

Black Skin，White Masks（Fanon）《 黑皮肤，白面具》（法农）144

black socialism 黑人社会主义 122

Blaser，Robin 罗宾·布莱泽 138

Bobigny abortion trial 博比尼堕胎案 112

Bolivia 玻利维亚 125

bombing campaigns 轰炸：

in Afghanistan 在阿富汗 57

in Iraq 在伊拉克 34-5，37-8，41-2，43，44

book burning 焚书 23-4

borders 边境 53，59-60，66-8

Boupacha，Djamila 德雅米拉·布巴莎 112

Bradford Muslims 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 24

Brazil 巴西 45-9，116，134

breastmilk substitutes 母乳代用品 132

Britain 英国：

and Iraq 和伊拉克 38-44

Middle East 中东 34-7

British Salt Tax《 英国盐税法》 67

Buddhism 佛教 120

Bugeaud，General 比戈将军 56-7

burqa黑面纱 80-3，85

C

Cabral，Amilcar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17，18

Canada 加拿大 59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6，48，53，61，113，136-7

Caribbean 加勒比海的 64，67，122，142

Carmichael，Stokely 斯托克利·卡米克尔 122

Casa de las Americas（publishing house）美洲之家（出版社）122

Casement，Sir Roger 罗杰·凯塞门爵士 121

cassette-recording industry 盒式磁带录音工业 72

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 117-20

Castro，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30-1

cave，image of the（Plato）洞中的形象（柏拉图）55-9

Césaire，Aimé艾梅·赛萨尔 129

Ceuta 休达 67

Chador黑袍 84，85

Che-Lumumba Club 切-鲁蒙巴俱乐部 122

Chechnya 车臣 57

Cheyfitz，Eric 艾里克·谢菲茨 52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 116

child marriage 童婚 97

China 中国 125

Chipko movement 契普克运动 100-6

Chocolate 巧克力 132

Choisir group 选择组织 112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20

Churchill，Sir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 37，41

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央情报局 123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s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94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28，30

civilization 文明 3

Coca-Cola 可口可乐 130

coffee 咖啡 131-2

colonial feminism 殖民女权主义 97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2-3，85-6，139-41，144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113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122

Congo 刚果 122，123，126

Conservatives 保守主义者 24

Corneille，Pierre 皮埃尔·高乃依 54-5

corruption 腐败 135

creolization 克里奥耳化 142

cross-border movement 跨边境运动 53

Cuba 古巴 3，4，17，31，50，124，127

culture 文化 4，22-3

marginality and 边缘以及 22

translation 翻译，转化 29-30

Cyprus 塞浦路斯 32

D

Dalits 达利特人 117，119-20

Damascus 大马士革 42

Damnés de la terre，Les《全世界受苦的人》 125，126

Dangarembga，Tsitsi 奇奇·丹格伦伯加 23

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新时期妇女发展选择 64

deforestation 滥伐森林 100，104，110

Deleuze，Gilles and Guattari，Félix 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里 52-3

democracy 民主 62-3

deterritorialization 解辖域化 52，141

Devi，Amrita 昂瑞塔·德维 102

Devi，Hima 哈玛·德维 104

Devi，Phoolan 璞兰·戴薇 117，118，120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 116

domination 统治 140

dowry deaths 因嫁妆不足而被夫家烧死 116

Du Bois，W.E.B.W.E.B.杜波依斯 125

E

ecology 生态 114，131

and feminism 和女权主义 100-8

education 教育 18，20

ambivalence and 矛盾以及 23

for refugees 为难民 14-15

Egypt 埃及 17，35，37，89，90，98

El Guindi，Fadwa 法德瓦·金迪 88，89

el Sa'adawi，Nawal 奈娃勒·赛阿达微 112

English Patient，The（Ondaatje）《英国病人》（翁达杰）58-9

epistemology 认识论 18，20

equality 平等 115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131-2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除 24

European Union 欧盟 67

exiles 流亡 63

F

Fairtrade Foundation 公平贸易基金会 133

Faisal，King 费萨尔国王 36，37

false translation 误译 141

famine 饥荒 17，131，134-6

Fanon，Frantz 弗朗兹·法农 8，17，21，58

in Algeria 在阿尔及利亚 142，143-7

and Che Guevara 和切·格瓦拉 122-9

on colonialism 论殖民主义 139

on veiling 论面纱 85，86，90，92

Fanon，Josie 乔西·法农 125，127

female circumcision 女性割礼 97

female foeticide 非法堕胎 116

feminism 女权主义 5-6，7，93-6

after independence 独立之后 98-100

ecology and 生态以及 100-8

modernity and 现代性以及 96-8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109-17

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 132

FIS（Front Islamique du Salut）伊斯兰拯救阵线 73，76

FLN（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民族解放阵线 76，112，124，127，146

France 法国 28-9，36，37

abortion in 堕胎在 112

and Algeria 和阿尔及利亚 55-7，69，112-13

raïmusic in 籁乐在 72，76

and the veil 和面纱 83-4，85-6，97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16，60

Friel，Brian 布赖恩·弗里尔 141

fundamentalism 宗教激进主义 24，25，77，98，100

G

G8group 八国集团 48-9

Gandhi，Mahatma 圣雄甘地 67，93-6，100，104，117，146

Garvey，Marcus 马库斯·加维 26，27，28，29，30，142

Gaza 加沙 11

Germany 德国 62，67

Ghana 加纳 17

Ghazi，King 加齐国王 42

Gibraltar straits 直布罗陀海峡 67-8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 48

Global Exchange 全球交流组织 137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63，108

fusion music 融合音乐 76

starvation and 饥饿以及 129-37

Gopal Ashram 戈帕尔修行所 101

grassroots movements 基层群众运动 115

Brazil 巴西 45-9

Chipko movement 契普克运动 100-6

Great Hedge of India 印度的大围栏 67

Great Irish Famine（1840s）爱尔兰大饥荒（19世纪40年代）135

Great Wall of China 中国的长城 67

Greenbelt Movement，Kenya 肯尼亚的绿带运动 107-8

Greenpeace 绿色和平组织 108

Guattari，Félix 费利克斯·加塔里 52

Guevara，Che 切·格瓦拉 17，18-19，121-2，124-6，127-9

Guha，Ranajit 拉纳吉特·古哈 51

Gujarat earthquake（200）古吉拉特邦大地震（2000）120

Gulf War（1991）海湾战争（1991）42

gypsies 吉普赛人 52

H

Hadrian's Wall，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的哈德良长城 67

Halimi，Gisèle 吉赛尔·哈里米 110，112

Hammami，Hamma 哈玛·哈玛米 111

Harlem，New York 纽约的哈莱姆 26-31，124

Harris，Sir Athur 阿瑟·哈里斯爵士 38

Harry Potter books 《哈利·波特》 24

Hasan al-Bakr，President 哈桑·巴克尔总统 40

Hashemite regime（Iraq）哈希姆政权（伊拉克）41，42

Hasni，Cheb“ 切伯”哈斯尼 76

Hassan，Mohammed bin Abdullah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 37

Hayat，Johanne 约翰妮·哈亚特 78

health care 保健 47

Himes，Chester 切斯特·海姆斯 29

Hinduism 印度教 95，119，120

Hindutva movement 印度教复兴运动 62-3，96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62

hittistes支撑起墙的人 73

Ho Chi Minh 胡志明 17

honour killings 荣誉杀戮 116

Hughes，Langston 兰斯顿·休斯 20-1，29

human rights 人权 110，111，112，119-20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108

humanitarian aid 人道主义援助 13，120

Huntington，Samuel P.塞缪尔·P.亨廷顿 32

hybridity 混杂 78-9

I

IAW（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国际妇女同盟 64

IBFAN（International Baby Food Action Network）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盟 132

Ibn Saud，Sultan of Saudi Arabia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苏丹 42

identity 身份：

migratory 移民的 53-4

multiple 多重的 20-3

national 国民的 60-2

raïculture and 籁乐文化以及 73

veil as symbol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面纱作为文化和宗教象征 80-92，97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34

immigration 移民 4，60，66

independence 独立 3，36，40，98-100

India 印度 17，36，48，59，67，97

Chipko movement in 契普克运动在 100-6

Dalits in 达利特人在 117-20

famine in 饥荒在 135-6

Gandhi 甘地 93-6

Hindutva movement in 印度教复兴运动在 62-3，96

Phoolan Devi 璞兰·戴薇 117，118，120

Sardar Sarovar Dam protest campaign 反对兴建萨达萨罗瓦水坝的运动 106-7

India Development and Relief Fund 印度发展救济基金会 63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7，64

inequality 不平等 136-7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国际妇女节 64

Intifada fighters 起义战士 88

intruders 侵入者 141-2

IPC（Iraq Petroleum Company）伊拉克石油公司 40

Iran 伊朗 3，84

Iraq 伊拉克 3，33-44

Ireland 爱尔兰 121-2，135，141

Islam 伊斯兰 23-4，64，77-9，100，120，130-1

Islamic Revolution（1978-9）伊斯兰革命（1978-9）84

Israel 以色列 14-15，67

J

Jaffna University Library 贾夫纳大学图书馆 23

Jalazone refugee camp 贾拉左难民营 15

Jamaica 牙买加 28

James，C.L.R.C.L.R.詹姆斯 30

Jeanson，Francis 弗朗西斯·杰森 127

Jews 犹太人 36，84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16

Jones，Leroi 勒罗依·琼斯 122

Jordan 约旦 11

K

Kailani，Prime Minister Rashid Ali al-拉施德·阿里·卡伊莱尼总理 40

Kashmir 克什米尔 62

Kemal Attaturk 凯末尔国父 84

Kenya 肯尼亚 11，107

Khādīcloth 土布 94

Khaled，Cheb“ 切伯”哈立德 74，77-8

knowledge 知识 14，18，20，59

Kurdistan 库尔德斯坦 35

Kurds 库尔德人 41-2，44

Kureishi，Hanif 哈尼弗·科利什 24

Kuwait 科威特 42-3

L

land redistribution 土地重新分配 134

landlessness 无地状态：

cave，image of the 洞中的形象 55-9

nomadism 游牧 51-5

peasant movement and 农民运动以及 45-51

language 语言 140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3，4，50，64

Lawrence of Arabia 阿拉伯的劳伦斯 36，37

LDRN（Universal Leagu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Black Race）保护黑人种族全球联盟 28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27，36

Lebanon 黎巴嫩 11，35，36

liberals 自由主义者 24

literature，post-colonial 后殖民文学 17

Locke，John 约翰·洛克 51

Lula（Luiz Inácio da Silva，President of Brazil）卢拉（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巴西总统）47-8，116

Lumumba，Patrice 帕特莱斯·鲁蒙巴 123

Luxemburg 卢森堡 136

Lynch，Patrick 帕特里克·林奇 121

M

Maathai，Wangari 旺加里·马塔伊 107-8

majority tyranny 多数人的暴政 63

Malcolm X 马尔科姆·X 31，124

male veils 男用面纱 86-9

malhūn“马尔訇” 70，71

Malik 马里克 78

mandates 托管 36

Mao Zedong 毛泽东 112，128

Marcos，Subcommandante 副司令马科斯 86，87，90，116

marginality 边缘 8，22

Marke，George O.乔治·O.马克 26-8

marriage 婚姻 97

Martinique 马提尼克 67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15，128

Maspero，François 弗朗斯瓦·马斯伯乐 125

mathematics 数学 18，20

McDonalds 麦当劳 61，130

McKay，Claude 克劳德·麦凯 30

McLuhan，Marshall 马歇尔·麦克卢汉 129

Mecca Coke 梅卡可乐 130-1

medicine 医务工作 128-9

Mehta，Sharda 莎达·莫塔 94

Mein Kampf（Hitler）《 我的奋斗》（希特勒）62

Melilla 梅利利亚 67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麦尔维尔 45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35，36

metaphors 隐喻 139

Mexico 墨西哥 48，68，86-8，116，130

migrants and migration 移民者和移民 52-3，67-8，70，114，142

Minh-ha，Trin T.特里·T.名-哈 96

modernity and gender 现代性与性别 96-8

Modisane，Bloke 布洛克·莫迪森 15-16

monoculture 单一文化 101-2

Morocco 摩洛哥 67，72，92

Moumié，Félix 费利克斯·穆梅吉 128

MST（Movimento Sem Terra）无地农民运动 46-9

Mugabe，President Robert 罗伯特·穆加贝总统 134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跨国公司 61，130-2

multiple identity 多重身份 20-3

mustard gas 芥子气 41

Myanmar（Burma）缅甸 112

N

Naidu，Sarojini 纳拉金尼·奈都 93

Narmada Valley Development Project 纳马达河谷发展工程 106-7

Nasraoui，Radia 哈蒂亚·纳斯哈维 110-12

‘Nation of Islam’“伊斯兰国家” 59，90，91

national sovereignty 国家主权 3，98，113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59-66，96-7，113

native Americans 美洲的土著 49，60

native title 原住民的土地权 49，51

Nauru 瑙鲁 54

Nazism 纳粹主义 24，62

NBA（Narmada Bachao Andolan）纳马达反水坝组织 106-7

negroes 黑人 21

Nehru，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95

Nestlé雀巢 131-2

New Jalozai refugee camp 新贾洛扎难民营 10，12

Newton，Huey P.休伊·P.牛顿 122

Nietzsche，Friedrich Wilhelm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139

Nigeria 尼日利亚 131

Nike 耐克 131

Nomads 流浪者，流牧者 51-4

non-aligned movement 不结盟运动 16-17

non-violence 非暴力 95，104，146

North Africa 北非 67，71，73，76

O

oil companies 石油公司 131

Ondaatje，Michael 迈克尔·翁达杰 58-9

Oriental Institute，Sarajevo 萨拉热窝的东方学院 23-4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80，141

Oslo Agreement《奥斯陆协议》 65，66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35，42，43

Oxfam 乐施会 108

P

Padmore，George 乔治·帕德莫 30

Pakistan 巴基斯坦 9-10

Palestine 巴勒斯坦 35，36，37，49，64-6，67，68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11，14-15

Pan-African movement 泛非运动 28

Pankhurst，Sylvia 希尔维亚·潘克赫斯特 64

Paris 巴黎 28-9，54-5

passive resistance 消极抵抗 3，94，95

paternalism 家长式统治 2

patriarchialism 父权制 22，64，80，99，102，116

PCOT（Communist Party of Tunisian Workers）突尼斯共产党 111

Peace Review，Iraq（1920）伊拉克的和平行动回顾（1920）38，39

peasantry 农民 45-51，89，105，106，107，114

Peshawar 白沙瓦 9-10

Petit，Mithiben 米迪本·珀蒂 94

PGA（People's Global Action）全球人民行动组织 48

Philippines 菲律宾 48

Picot，Sir Mark 马科·皮科特爵士 35

Planaforo Project 勃朗纳法若项目 134

Plato 柏拉图 55

poison gas 毒气 37，41

politics，gender 性别政治 114-16

Polonoroeste Project（1980s）勃洛诺若艾斯特项目（20世纪80年代）134

poverty 贫困 17

and famine 和饥荒 134-6

in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61

power balance shift 权力平衡转变 3-4

power relations 权力关系 140-1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144

R

race 种族 2-3

racism 种族主义 63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17，26-31

RAF 英国皇家空军 34-5，37-8，41-2，43，44

Rafah refugee camp 拉法难民营 14-15

raïmusic 籁乐 69-79

Rama，Angel 安琪儿·拉玛 140

rape 强奸 86，116，117，119

refugees 难民9-16，114，136migratory identity 移民身份 53-4

Remitti，Chaikha 凯克哈·雷米提 70，71，74，78

resistance 抵抗 3，52

Chipko movement 契普克运动 102-3

local knowledge and 当地的情况以及 106

passive 消极的 94，95

and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和“多数人的暴政” 63

theatre as 剧院作为 58

and translation 和翻译 141

transnational links between groups 团体的跨国联合 64

Retamar，Roberto Fernández 罗伯托·菲尔南德斯·雷塔马 122

reterritorialization 再辖域化 52

Rhys，Jean 珍·莱斯 21-2

rice 大米 135

Robeson，Paul 保罗·罗伯逊 30

Rodiya outcaste group 被排斥的群体饶迪亚人 120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67

Roy，Arundhati 阿兰达蒂·罗伊 96，106

Ruckus Society 鲁克斯社团 137

Rushdie，Salman 萨尔曼·拉什迪24，25，29

Russia 俄罗斯 57

Russian Revolution（1917）俄国革命（1917）64

S

Sadda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 40，41，42

Said，Edward W.爱德华·W.萨义德 8，11，59

Sardar Sarovar Dam 萨达萨罗瓦水坝 106-7

Saro-Wiwa，Ken 肯·萨罗-维瓦 131

Sartre，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17，112，128

Satanic Verses，The（Rushdie）《 撒旦诗篇》（拉什迪）24，25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42

science 科学 18

Second Declaration of Havana（1962）《第二个哈瓦那宣言》（1962）50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40

secularization 使世俗化 83-4

Sen，Amartya 阿玛蒂亚·森 135

Serbia 塞尔维亚 23

settlers 殖民者 45

sexual abuse 性虐待 116

sexuality 性别特征 94，95

Shell 壳牌 131

Shiva，Vandana 范达娜·席瓦 100，101，105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27

‘Sinhala only’movement “只有僧伽罗语”运动 62

Sinhalese 僧伽罗人 120

Sinhalese United National Party 僧伽罗统一国民党 23

slum clearance 清除平民窟 16

social class 社会阶层 89，90，113-14，136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 130

socialism 社会主义 7，16，122，125，127-8

Somali refugees 索马里难民 11

Somaliland 索马里兰 37

Sophiatown，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的索非亚镇 16

South Africa 南非 11，16，66，94

South Africa Native Land Act（1913）《南非土著居民土地法》（1913）48

Soviet Comintern 苏维埃共产国际 64

Soviet Union 苏联 129

Spain 西班牙 76，84

Spanish colonies 西班牙殖民地 67

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 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 8，110

squatters 寮屋 46

Sri Lanka 斯里兰卡 11，62，120

starvation 饥饿 48，129-37

subsistence farming 自给农业 132-3

Sudan 苏丹 35

suffragettes 支持女性参政的女性 64

Survival organization 救援组织 108

Sykes，Georges 乔治·赛克斯 35

Syria 叙利亚 11，35，36，37

T

Tamils 泰米尔人 23，62，120

tea 茶叶 132

territorialization 辖域化 52

terrorism 恐怖主义 52，137

theatre 剧院 54-5，58

thermobaric bombs 温压炸弹 57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6-20

Tijuana，Mexico 墨西哥的蒂华纳市 68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托雷斯海峡岛民 49

torture 折磨 86，111，112

Touch of Evil（film）《邪恶的接触》（电影）68

Tovalou-Houénou，Prince Kojo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 26，27，28-9，30

trade unions 工会 64

tanslation，cultural 文化翻译，文化转化 29-30，138-9，144

travellers 旅行者 52

treachery 背叛 142

tribal movement 部族运动 48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Havana（1966）哈瓦那的三大洲会议（1966）17

Tricontinental magazine 《三大洲》杂志 17，19

tricontinentalism 三大洲主义 17-20

Tuareg 柏柏尔人 88-9

Tunisia 突尼斯 110-12

Turkey 土耳其 44，84

U

UN（United Nations）联合国 32，64，123，124

UNIA（United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联合黑人促进会 27-9

Unilever 联合利华 137

United States 美国：

charities 慈善机构 63

Che Guevara in 切·格瓦拉在 124

common identity 共同的身份 60-1

consumption 消费 136

McGlobalization 麦当劳的全球化 130

Mexican migrants 墨西哥移民 68

native Americans 美洲的土著 49

postcolonial theorists in 后殖民理论家在 17

repurchase of abandoned land 赎买被抛弃的土地 52

UNRWA school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局修建的学校 15

untouchables（Dalits）贱民（达利特人）117，119-20

V

value systems 价值体系 23

Van Der Zee，James 詹姆斯·范德尔奇 26，27

veil 面纱，遮敝物 80-92，97

VietnamWar 越南战争 123

violence 暴力 128，129，141，146

W

walls 墙 66-8

Washington，Booker T.布克·T.华盛顿 28

West Africa 西非 67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11，15，65，67

western 西方的：

democracy 民主 62-3

modernity 现代性 98

music 音乐 75，77

perception of the veil 对于面纱的看法 80，85-6，89-90

white culture 白人文化 2-3

WI（Women's Institute）妇女协会 133

widow-burning 寡妇火焚殉葬 97

WLUML（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生活在各种伊斯兰教律法下的女性 64

women 女性：

multiple identity problems 多重身份问题 22，23

and patriarchal nationalism 和父权民族主义 63-4

raïmusic 籁乐 70-1

veil面纱，遮蔽物80-6，88-90see al－ so feminism 另见“女权主义”

Woolf，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夫 64

Woomera Detention Centre 伍默拉羁留中心 54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47，48，105，106，134，137

World Day against Torture 世界禁止酷刑日 111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 76

Wretched of the Earth，The（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法农）122，123-9，144，146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48，134，137

Y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 4，119

youth revolt 青年的反叛 77

Z

Zapatista movement 萨帕塔运动 48，86-8

Zimbabwe 津巴布韦 49，134

版权信息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Khalid Koser 200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7.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国际移民

作　　者　【美国】哈立德·科泽

译　　者　吴周放

责任编辑　於　梅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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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缩略语

序言

第一章 移民问题缘何重要

第二章 何为移民

第三章 移民与全球化

第四章 移民与发展

第五章 非常规移民

第六章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第七章 社会中的移民

第八章 国际移民的未来

索引

缩略语

CIS　独联体

EEA　欧洲经济区

ELR　特许居留

EU　欧盟

GCIM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HDI　人类发展指数

HTA　老乡会

ICT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

IDP　国内流离失所者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IPS　国际旅客调查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GO　非政府组织

NIC　新型工业化国家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RD　珠江三角洲

UK　英国

UN　联合国

UNDESA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UNDP　联合国发展计划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SA　美国

序言

宋德星

在当今世界，尽管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被称之为“国家”的领土共同体之中，但仍有相当规模的人群，由于各种原因，采取各种形式，包括以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进行着跨国界的流动。其中，国际移民就是最常见的人员国际性流动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的人们，几乎都能通过媒体得知或直接观察到国际移民活动，并多少感受到了国际移民给国家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生活带来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身边不断有人移居海外，或者是有组织地进行着海外劳务输出，以至于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要以人为本，其中包括保护海外的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人们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大地上。结果，作为一种现象，国际移民问题不仅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津津乐道的议题，而且往往还会引发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联性思考，特别是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判断和人道主义关切。

尽管国际移民现象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要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国际移民问题，特别是要读懂国际移民背后所隐藏着的、带有永恒性质的根本问题，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国际移民现象一方面由来已久，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就没有真正终止过，另一方面又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时空变化，结果使得人们思考和评判国际移民问题的维度不会也不可能一致。加之国际移民问题与发展、安全、政治、法律、伦理等问题紧密关联且相互作用，以至于一位学者认为，当代国际移民呈现出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的发展趋势（[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结果，当代国际移民，无论是全球性迁移还是区域性迁移，其政治效应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除去那些人所共知的积极因素外，国际移民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首先，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它带来了一个主权国家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即非法的移民流的存在，严重冲击着民族国家独立保护自己边界的能力，结果使得非法移民问题日益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以至于主权国家不得不认真加以应对。其次，就国内政治而言，国际移民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运作所必需的国内政治环境，因为随着人们向其他民族国家的规模性流动，少数民族集团或种族集团也就随之形成，进而以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高效的方式进行着政治动员，并最终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要求，即强调目的地国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其基本人权和给予消除民族差别的公平待遇。也就是说，国际移民不仅引发了带有显著政治意涵的国内政治争议，而且将不可避免地重塑政治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理解，结果往往导致种族冲突。再次，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移民现象不可避免，于是在应对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方面，也就催生了观念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即由片面地强调通过国家政策控制移民，发展为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移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移民问题的国际和国内分野日渐模糊。结果，人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从国内政治的单一视角来思考移民问题了。

就像环境、能源等全球性议题一样，今天，国际移民问题是如此的贴近人们的生活，对国家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不仅国务家、研究人员，而且就连普通百姓，都应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国际移民问题。显然，要把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国际移民问题讲清讲透，本身就极为不易；而要让普通百姓也能像专业人士一样去理解国际移民问题，则更加困难。然而，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国际移民》一书，不失为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因为它把一个十分重要的专业领域，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首先，该书作者，美国移民问题专家哈立德·科泽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移民、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等方面的作品，而且还曾前往阿富汗、巴尔干地区、非洲之角、南非和西欧，就这类问题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强调其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给更加理智地讨论国际移民问题定下基调”，也就是说，通过凸显全球视野、对移民问题进行感情移入式的理解（即以实地考察为研究素材），以及透过对那些与移民活动密不可分的根本问题的关联性思考，来论说国际移民活动和现象。其次，在写作中，作者尽力避免使用政治和媒体的话语来论说国际移民问题，因为政治语言多半纠杂着权势斗争哲学，而媒体则往往夸大其辞。例如，在第五章，作者用“非常规移民”取代“非法移民”这一政治用语，目的就是为了引导读者走出那些想当然的认识误区，从而为理性思考移民问题导引了正确的航向。第三，尽管这是一部简明的通识读本，但作者哈立德·科泽仍很好地凸显了该项研究的专业性质。这不仅体现在诸如移民、难民、非常规移民、寻求庇护者这类核心概念的解释上，更主要地，作者通过将移民问题置于全球语境之中，并辅之以长历史时段的分析，从而得以在一个短小的篇幅中，将国际移民问题放大再放大，促使读者不断地放飞自己的想象，去思考国际移民的未来。这或许就是该书得以成功的最大缘由吧。

相信中国读者也能从哈立德·科泽的著作中读出一些中国元素来，并以开放的、包容的、全球的眼界，来重新审视国际移民问题，因为这也是和谐世界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主要问题之一。

2009年7月20日于南京

第一章

移民问题缘何重要

当前，国际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其数量必定还会增加。世界各国正在且将会继续受其影响。移民与其他包括发展、贫困及人权在内的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移民往往是那些最具创业才能、最有活力的社会成员。回顾历史，移民在促进经济、建设国家及丰富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同时，移民也带来了重大挑战。有些移民遭受剥削，人权受到侵犯，在与目的地国的融合过程中也会面临困难；此外，移民会使来源国丧失重要的技术人才。基于上述及其他一些原因，移民问题的确很重要。

国际移民简史

移民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东非大裂谷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公元前一百五十万年到公元前五千年之间的直立人及智人最先从东非大裂谷迁徙到欧洲，之后又迁入其他大陆。古希腊的殖民以及古罗马的扩张都是凭借移民才得以实现的，欧洲之外的重要迁移也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印加帝国、印度帝国以及中国的周王朝不无关系。历史早期的其他重要移民包括维京人的迁移。

图1 美墨边境是全球被穿越得最为频繁的国际边境——每年穿越该边境的人数约有三亿五千万

移民历史学家罗宾·科恩认为，在较近的历史时期，即过去两三百年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移民时期或移民事件。十八和十九世纪最主要的移民事件当数奴隶的被迫迁移。主要来自西非的约一千二百万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少数人越过了印度洋和地中海。这次移民之所以如此重要，除其规模巨大外，原因之一就是它对奴隶的后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仍有重要影响。奴隶制瓦解之后，大批的契约劳工从中国、印度以及日本涌入各欧洲大国继续在种植园劳作，仅来自印度的劳工就约有一百五十万之巨。

欧洲的扩张也离不开欧洲人大规模的自愿外迁，向殖民地、自治领及南北美洲的迁移尤其突出。英国、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等商业大国，均鼓励国民到海外定居，其中不仅有工人，还有农民、持不同政见的军人、罪犯及孤儿。与扩张相关的移民活动随着十九世纪末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而基本告终。事实上，在其后约五十年间还出现了重返欧洲的重大回流，如涌回法国的所谓黑脚杆（居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下一个移民时期的到来是以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兴起为标志的。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经济停滞的地区，从北欧、东欧及南欧国家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更不用说还有逃离饥荒的爱尔兰人。曾有大约一千二百万这类移民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登陆接受移民检查。

其后的重大移民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维持迅速繁荣起来的战后经济，欧洲、北美及澳大利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例如，在这一时期，许多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工作，不少北非人到法国及比利时工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约一百万英国人，即所谓的十镑移民，迁移到了澳大利亚。作为吸引新移民的一项措施，澳大利亚政府为他们支付路费并付给他们每人十英镑的赠金。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非殖民化对移民的影响仍在继续，最主要的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及穆斯林的迁移，以及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迁移。

尽管国际劳工移民潮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但在欧洲，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国际劳工移民潮就已告一段落。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已经开始明显地向亚洲转移，但与此极不相符的是，亚洲的劳工移民仍在增长。稍后，在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寻求庇护者、难民及非常规移民向工业化国家的迁移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国际移民近期发展的概述不可能无所不包，而只能有所取舍，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强调移民不是一个新现象，还在于确定本书中将反复出现的主题。移民问题与革命、战争以及大国兴衰等全球重大事件相关；移民问题与经济扩张、国家创建以及政治改革等重大变化相关；移民问题也同冲突、迫害、权利剥夺等重大问题不无关系。移民问题自古以来就很重要，当今亦是如此。

国际移民的维度及发展趋势

联合国将在常住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联合国估计2005年全球共有大约两亿国际移民，其中包括约九百万难民。这差不多相当于世界第五大人口大国巴西的人口。现在全球每三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换句话说，现在全球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属于国际移民。但是移民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移民本人——本书稍后将加以详细说明。移民对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及政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颇具影响的《移民时代》（2003）一书的作者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写道：

今天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没有移民经历和不受到移民影响的人实在少见。这种普遍的经历与感受已经成为了移民时代的标志。（第五页）

在仅仅二十五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在二十一世纪头五年就增加了两千五百万（表1. 1）。1990年以前，大多数国际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今天大多数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且比例正在增长。1998年到2000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从五千两百万增加到六千五百万，与之相比，发达国家的移民则从四千八百万增至一亿一千万。2000年，欧洲移民约六千万，亚洲四千四百万，北美洲四千一百万，非洲一千六百万，而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总共才六百万。2000年约百分之二十的移民（三千五百万）生活在美国。俄罗斯是当年最为重要的第二大移民侨居国，当年约接纳移民一千三百万，几乎是全球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德国、乌克兰以及印度的排名紧随其后，各在六百万到七百万之间。

表1.1 国际移民数量分布一览（按世界区域划分，时间跨度从1970年到2005年，单位为百万）

来源：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要说清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是哪些就困难多了，这主要是因为来源国一般不统计在外侨民的数量。尽管如此，据估计，当前旅居海外的华人至少有三千五百万，印度人有两千万，菲律宾人有八百万。

上述事实和数据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当今国际移民影响着全球每一个角落。全球移民中，由“南”至“北”的移民比例增加了。在第三章我会说明人们从穷国迁往富国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区域内的重大移民活动也不可忽视。在波斯湾各国工作的亚洲移民约达五百万。据估计，南非约有两百五十万到八百万的非常规移民，几乎全都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第六章我们会看到，发展中国家的难民比发达国家的难民要多很多。同样，每年移居英国的欧洲人也比从欧洲以外移居英国的人要多，这些欧洲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因海外任职期满而重返故土的英国人。

除了国际移民的规模及不断变化的地理分布之外，至少还有三个趋势标志着当代与早先国际移民的模式及过程已是大相径庭。首先，移民中女性的比例迅速增加。2005年女性移民的数量几乎占到移民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她们当中超过一半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余则在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统计，2005年，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北美洲、大洋洲及前苏联的女性移民超过了男性移民。此外，尽管长久以来女性移居海外是为了与配偶相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已是独立移民。她们往往是其国内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女性移民日益增多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显现出性别倾向。这些需求集中在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诸如服务、医疗保健及娱乐等行业，在较发达国家尤其如此。第二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把家庭团聚的权利惠及移民，换句话说，它们准许移民与其配偶及儿女团聚。这里所说的配偶往往都是女性。移民来源国国内性别关系的变化也意味着女性移民较以往有更大的自主性。还有一个原因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移民（亦称“女佣贸易”）、有组织的婚姻移民（亦称“邮购新娘”），以及拐卖女性从事性服务的现象都日渐增多，在亚洲尤甚。

第二个趋势是，传统上对来源国、过境国及目的地国的区分现在已经越来越模糊。今天，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同时扮演着这三个角色，都有移民离境、过境及入境。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地中海地区更能说明来源国、过境国及目的地国三者之间的界限是何等模糊了。大约五十年前，这种区分还相当清楚。当时所有的地中海国家，不管是位于北非还是南欧，都是移民来源国，这些移民主要是去北欧工作。二十年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北非人到经济日益繁荣的南欧工作，以及与此同时有心北上工作的南欧移民的减少，南欧由移民迁出地变成了移民迁入地。今天，北非也正在由一个移民来源地向移民过境地和移民目的地转变。越来越多的移民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迁往利比亚、摩洛哥及突尼斯。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通常是非法地）越过地中海来到南欧，在南欧又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则继续迁至北欧。

第三个趋势是，过去几百年间重大的移民活动大多都是永久性的，而如今短期移民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是那些在国外度过大半生的人也梦想能够重返故土，回到出生地。现在，相对而言，移民到某个国家并在那里终其一生的人已不多见。

再者，移民一次便重返故国的传统模式似乎已渐次消亡。越来越多的人一生移民数次，经常是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间返回祖国。国际旅行较以前便宜很多，也更为便利，因此，即使是那些长期在外的移民，回国也越来越频繁。在来源国与目的地国之间往返且在目的地国只短期居住的所谓旅居移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多数中国移民即属此类。而现在，这种来回往返的移民已是规模空前，交通与通讯革命方面的发展更是促进了这类移民。

图2 一辆满载移民的卡车从尼日尔的阿加德兹开往北非

循环移民

移民问题专家约翰·索尔特在其2005年向欧洲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当前欧洲移民问题的趋向》中指出了欧洲移民的几种新类型（第十九页）：“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路线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传统上迁入法国的劳工移民已经被各式的循环移民代替，其中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成为了手拎皮箱、足迹遍及地中海地区的商人。他们通常服务于旅游市场，其迁移在家族网络中进行，这使得他们随便在哪个城市都能够把握商机。据了解，罗马尼亚人也通过非正式的跨国网络进行循环移民，并利用这种网络打入面向非法劳工的各种劳动力市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从特兰西瓦尼亚迁往德国的日耳曼人也是循环移民，他们在德国工作，间或返回罗马尼亚生活。”

国际移民的机遇

在人类历史上移民活动从未中止过，且影响重大。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丰富了许多文化与文明。移民已成为最有活力、最具创业精神的社会成员。为了给自己以及子女创造新的机会，他们背井离乡，作好了冒险的准备。比如，美国经济增长史在诸多方面都可算作是移民史：安德鲁·卡内基（钢铁业）、阿道弗斯·布施（啤酒业）、塞缪尔·高德温（电影业）以及海伦娜·鲁本斯坦（化妆品业）均为移民。柯达、大西洋唱片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谷歌、英特尔、Hotmail、太阳微系统、雅虎和易趣网都是由移民创办或联合创办的。

在当今世界，国际移民继续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往往不被承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较之由富国提供的官方援助，移民寄回家的钱成为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有些发达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以及许多公共服务行业已高度依赖移民劳动力，倘若这些劳动力撤走，则一夜之间就会崩溃。尽管难有实证，但人们常说，移民之于英国，价值胜过北海石油。据世界银行估算，全世界移民劳动力收入达二十万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投资在了自己所工作的国家。另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约一千五百万的外来劳动力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超过一百亿美元的财富。移民劳动力因此被认为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移民所做的不光是所在国国民不愿做的工作，而且还包括一些所在国国民无法从事的高价值活动。

移民及移民活动不光有助于经济增长，事实上，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或许最令人感受深刻。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语言、风俗、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各异的人彼此之间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联系。不管承认与否，大多数社会如今至少已经或多或少具有多样性的特色。在对英国大学生授课时我经常会提到这个观点，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当中，他们吃的东西或者听的音乐几乎肯定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他们所看的一流运动团队中有移民队员或是移民后裔。移民集中地出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伦敦或者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城市”绝非偶然。正是这样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而且高度国际化的大都会使世界上的人们、地域以及文化日益紧密地发生着联系。

国际移民的挑战

同时，倘若否认国际移民也形成了重大挑战，则未免有些天真。也许说得最多的要数移民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9·11”之后，认为国际移民与恐怖主义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的看法已经形成。前不久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事件更增强了这种看法。全球各地规模见长的非常规移民有时会被政客以及公众视为国家主权和公众安全的威胁。在不少目的地国家，当地社会越来越惧怕移民社区的出现，尤其是那些带有陌生异域文化又与极端主义和暴力有关的社区。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容低估。随后几章将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同时，太多的注意力可能被放在了移民对目的地国及其所定居的社会的挑战上面了，而对那些移民本身、他们的家庭以及其身后的人民与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则关注不够。

首先应当记住，许多移民是因为别无选择才背井离乡的。2005年全球难民约有九百万，他们都是因为怕遭受迫害或死亡才离开故土的。他们的旅程一经开始就有许多移民（不仅是难民）死在途中。此外，有些移民一到目的地便发现自己陷入遭人剥削且人权受到侵犯的境地。对于那些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很容易被奴役，而且往往会卷入性行业当中。家佣在雇主手下也可能会受到虐待并遭受暴力。更为普遍的是，即使已经在海外定居多年，许多移民及其子孙仍然会面对歧视和偏见。移民问题对移民本身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亚于其对目的地社会所形成的挑战。

移民问题也会对移民离之而去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第四章我会说明，对于那些本身就缺乏移民所具有的技能的国家，这种影响则更为深刻。受所谓人才流失影响最为严重的要数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同样也深受影响。这种外流不仅降低了穷国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也意味着教育及培训此类人才的公共投入付诸东流。

国际移民概述

基于本章所列的种种原因，国际移民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引得媒体大加报道并已成为广泛的公众话题。然而，就移民问题的讨论却往往难以令人满意。首先概念就不清楚，比如“寻求庇护者”、“难民”以及“非常规”或“非法”移民之类的说法经常被交替使用。引用统计数据的方式也常常让人惊恐而没有使人增进了解。正常呈现的移民状况非常有限。总之，移民问题真正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经常被忽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该概述旨在向读者提供解读当今主要移民问题以及吸引读者参与理性讨论所需的说明、分析及数据。作为一名讲授并研究移民及其相关问题逾十五年的学者，我自然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但我已经试图将其置之幕后，隐而不显，以全景呈现围绕当今移民问题的讨论。此外，本书未将移民政策作为关注中心，但切题之处也引入了一些针对政策影响的评论。

试图将任何一个包含研究、著述及政治讨论的庞大领域浓缩进这么一本小书，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有所选择。面对这一挑战，不同的作者自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首先值得强调的是，本书书名顾名思义，关注的正是跨越国境的移民。主要原因是，较之内部移民，以国际移民为主题的研究和著述要多得多，其业已获得的政治与媒体的关注以及公众话语也多得多。同时也必须承认，内部移民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国际移民，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可能并不清晰。目前，学界对内部移民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正如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内部移民有可能会决定未来国际移民的势态。

我看待国际移民问题的整体方法有三个特点。首先，国际移民问题毕竟算是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尽可能以全球视角对其加以考察。但是，由于缺乏世界某些区域移民方面的研究、信息与数据，以及自身知识的欠缺，这种方式会时时受限。其次，我也尽量使用了从自己的调查得来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也是力求使自己的视角以移民自身经历为基础的一种途径。为了弥补自己知识方面的欠缺，我也参考了该领域一些学者业已发表的一些研究结果。最后，我使本书在结构上围绕当今国际移民中，个人认为最受关注、最为相关的那些问题，而不是不分主次，比方说，按章节分别谈论世界主要地区的移民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应当言简意赅，因此，笔者在书末向读者诸君提供了其他的资料来源参考，以供各位获取详细信息及分析之用。

本章已经提出了“移民问题缘何重要”这个问题，下一章将提出“何为移民”。这一章将考察对国际移民所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国际移民的一般分类，并思考要作出实际评估为何如此困难。同时，该章将介绍有关国家政治及公民概念变迁的讨论。第三章讨论了移民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试图对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提供结构层面上的解释。

此后各章分别关注了一系列重大的移民问题。第四章考察了发展问题与移民问题之间的关联。发展不足会促使移民产生，而移民反过来却又会促进其家乡的发展。第五章转而论述当今最受关注的移民问题，即非常规移民（特别要指出的是，该章主张，“非常规移民”这一说法较之“非法移民”更为可取）。该章涵盖了就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现象的专门讨论。同样广受关注且又经常与非常规移民相混淆的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将是第六章的讨论重点。全球视角在这一章尤为重要。第七章关注的是移民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最后，第八章探明了会影响到国际移民未来的一些主要趋势。

第二章

何为移民

“何为移民？”这一问题的答案看似一清二楚：大多数国家采用联合国的定义，认为凡旅居国外至少一年的人就算移民。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移民”这一概念将种种境况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包罗其中。其次，要真正统计移民数量，确定他们在国外的时间也相当困难。再次，确定移民身份何时终止与确定移民身份何时获得同样重要。终止移民身份的方式一是重返故土，二是成为新国家的公民，而限定这种身份转变的程序则千差万别。最后，有人提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如今出现了具有新特点的“新型”移民，他们有时被称为跨国社区人员或流散人口。

移民的分类

移民的分类通常有三种方式。首先，常见的方式是区分“自愿”和“被迫”移民。后者指由于冲突、迫害，以及诸如干旱或饥荒等环境的原因，而被迫离开本国迁往他国的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难民，尽管我们会在第六章看到，难民一词其实有其特定的含义，并不包括所有的被迫移民。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九百万难民。如在第一章开篇之初我们知道，当今世界自愿离开祖国的移民要多得多——约一亿九千万人。

第二种相关的常用方式是区分出于政治原因和出于经济原因而迁移的人。前者通常指难民——他们由于政治迫害或冲突而被迫离开祖国。后者通常被称为劳动力移民，即为了找到工作，或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条件而迁移的人。这些人被进一步分为低技术移民和高技术移民。还有一些人介于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他们之所以迁移主要是出于社会原因。这些人大多数是带着孩子的妇女，以家庭团聚的方式移民海外与在外工作的丈夫团聚。同时，值得一再说明的是，如今出于经济原因，独立移民的女性比例正不断增加。

最后一种方式是区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在第五章我们会了解，“非常规”一词可能更加准确，用来指移民时可能不像“非法”这个词那样带有贬义。“非常规”移民的概念包含的范围广泛，主要包括无证明文件或持伪造文件入境他国的人，或合法进入他国但在签证或工作许可证过期后仍然逗留的移民。下文将会说明，要精确计算全球非常规移民的数量或许不太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合法移民远远多于非常规移民。

高技术移民

现在，主要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他国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被算作高技术移民。各种有选择性的签证制度会根据申请人的教育背景和资历打分，这往往使他们的移民过程更加便利。高技术移民中特别的是公司内部调动人员——那些在同一公司里跨国迁移的人。全球范围内，跨国迁移的学生人数也很可观，他们也常常被算作高技术移民。

分类总是把事实简单化，上述移民分类至少在三个方面也是如此。第一，不同类别间有相互重合之处。这样一来，多数自愿移民同样也是经济移民，而许多被迫移民则同时也是政治移民或难民。

第二，各类移民间的显著区别在现实中常常比较模糊。比如，完全自愿或不自愿的移民少之又少。在很多大公司看来，让员工在世界各地来回调动不过是培训的一部分。因此，员工在公司内部调动，比如说在IBM公司从纽约调到东京，看似自愿，实际上则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而别无选择。对被迫移民来说，即便是难民，除了离开祖国也并非就别无选择。比如他们可以冒险留下来尽量避免被卷入冲突，可以在国内迁移，搬到临近的村庄或城镇，也可以在冲突中支持某方，得到保护。

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的差异同样比较模糊。想想人们因失业而离开本国的情况，表面看来，他们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他国，但如果他们之所以失业是由于种族、宗教或性别方面的原因，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会被看作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远走他乡。在此，区分移民的深层原因和移民的直接原因是分析问题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三，相关的一点是，在各种类别之间，人们完全可以从一类移民“转变”为另一类移民。合法移民如在工作许可证到期后仍然滞留，便会被归入非常规移民。2005年，据官方估计，仅澳大利亚就有五万签证过期的留居者。还有一种情况是，移民在离开祖国时出于自愿，但之后由于战争的爆发或政府的更替而无法回国，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成为了非自愿移民，迫不得已只能待在国外。

统计数字意味着什么

“何为移民”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回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清点移民实在不易。且让我们费些篇章，以英国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关于英国移民的统计数字需要给出三种评述。首先，即使是官方的移民统计数据也无法全景呈现英国的国际移民的状况。说白了，即使是政府也没多少把握去声明每年有多少人进入或离开本国。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官方统计数据未能包括非常规移民。英国非常规移民的统计数据简直就是靠猜测得来的。第五章将详细讨论非常规移民的统计问题。

第二，政府真正记录下来的移民统计数据很值得怀疑。大多数公布于众的进出英国的移民统计数据都是以国际旅客调查（IPS）为依据的。这只是一个在海上和机场进行的、人数约两千二百人的小型抽样调查。旅客们会就逗留英国的意图（如果是离境则需说明待在国外的意图）接受采访。已经在国外或英国居住至少一年、有意留居英国或离开英国至少一年的都被算作移民。问题之一就是覆盖面：接受了采访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人而结果却被放大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想法常常是会变的，他们是去是留，待上多久都说不准。IPS的数字需要调整，以尽可能考虑到这些问题。

英国有关移民流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由颁发的工作许可证可以估计入境工作者的数量，但这只对欧洲经济区（EEA）之外的劳动力有效，因为EEA成员国的公民无须工作许可证即可入境工作。寻求庇护者的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在英国申请庇护者的数量，但在解读时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靠寻求庇护者照顾的家人（配偶和子女）有时算入总数有时又不算。要计算入境英国的移民人数，可供选择的指标还有劳动力调查，该项调查记录的是一年前的国籍情况和住址，但也是仅就某些家庭所做的抽样调查。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也记录一年前的住址但并不记录国籍情况（只记录出生国），而且每十年才进行一次。

最后一条评述是，移民统计数据呈现的方式不同，其传达的信息也会不同，当然，任何统计都是如此。2002年入境英国的寻求庇护者约有十万人。这个数字可以从非常负面的角度来看待——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接受的寻求庇护者人数都多，每年入境人数等于像剑桥这样的一个小城的人口总和。这个数字也可以同每年入境英国的移民总数作一比较，一比之下，事实上寻求庇护者只占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如果连英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全球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都存在上述问题，想想看其他地方统计移民会有多么困难，比如那些缺乏必要的技能或专业能力以监控自己边境的穷国、那些陆上国境线较长的国家，或者一些会有突发性大规模迁徙的地区。

返乡移民

重归故里是终止移民身份的一种方式——尽管即使是返乡之后人们往往还是保留了其在国外形成的新的做事方式和身份特征的痕迹。多数专家相信返乡移民规模巨大，但却缺乏全球性的估算。

返乡移民的数据也存在不少国际移民数据特有的、更为普遍的一些问题。共同问题包括：移民的时间难以衡量，居所变更记录难保一致，有关公民的定义缺乏共识。

一个特别的问题是，返乡移民的统计不管是在来源国还是在侨居国，传统上都不是首要问题，双方都不会像对待本国国民迁出或非本国国民迁入一样去看待返乡移民。而即便侨居国和来源国真的记录了同一回流活动，其估算也会大有出入。拉赛尔·金在其撰写的一篇开拓性的文章中援引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关于返意人数的数据起码是意大利关于自德归来的返乡移民统计数据的两倍。导致这种不一致的部分原因可以从近些时候波兰的例子中一探究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返乡移民数目巨大但却并未算入官方统计，这只是因为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波兰时大多没有登记为移民。与之相似，土耳其还没有一家记录有关出境移民或返乡劳动者数据的机构——就返乡移民所做的估算完全依据侨居国收集的数据。

近期具有特殊影响的要数前苏联及中欧、东欧政治巨变之后“少数民族国民”的返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自前苏联的返乡移民最值得注意。返乡移民中有：1990年到1995年之间五百四十万俄罗斯族人（从位于波罗的海和中亚的前苏联各联邦共和国返回俄罗斯）；1992年二十九万乌克兰人；到1996年4月，二十四万鞑靼人移民到克里米亚，其中一万人有拉脱维亚血统；1990年到1996年一万五千名芬兰人；1987年到1994年两百万日耳曼族人（Aussiedler[1]）及1996年六千名本都希腊人[2]。

从移民到公民

终止移民身份的另外一种方式是由移民成为新国家的公民。这在有些国家比较简单快捷；在其他国家，只有极少数人被精挑细选成为公民，其他人则几乎毫无可能。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跟移民本人的情况有关，还不如说是跟有关国家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结构有关。

有关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法律有两条可资参考的原则。一条是ius sanguinis（血缘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要成为一国公民就需要是该国国民的后代。另一条原则被称作ius solis（出生地原则），以在该国国境内出生为依据。

实际上，尽管各有侧重（表2.1），所有现代国家的国籍制度都综合了这两条原则（以色列除外）。举例来说，在2000年政策更张之前，德国曾广泛遵循ius sanguinis，亦即血缘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战后土耳其移民的子孙尽管在德国出生并在那里成长，但在传统上还是被排除在德国公民之外。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德国统一期间，那些家人已经好几代未在德国居住而主要是居于东欧或前苏联的人，自动就被给予了德国国籍。与此不同，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美国的一些国家遵循的是ius solis原则，亦即出生地原则，因此合法移民在所在国生的子女便会自动成为该国公民。不管公民身份的获得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大多数国家都准许移民在该国合法居住若干年后成为正式公民：这就是所谓ius domicile，即住所原则。具体年限差别很大，在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只需三年，而在奥地利及德国则需十年。

不仅各国的国籍制度各不相同，其国籍标准也互有差异。比方说，有些国家允许双重国籍，因此并不认为某个移民为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就舍弃了其原有的国籍。在有些国家情况则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看到的，双重乃至三重国籍的增加成为了一些移民社会出现跨国主义的一个原因。

此外，在有些国家，完全的公民身份只可能以文化上的同化为代价而获得，而有些国家则让新公民保留他们别具特色的文化特征。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源于两种互相角力的融合模式。同化这种模式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移民被认为应当放弃他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及社会特征，从而混同于主体人口。法国广泛地采取了这种模式。另外一种主要的模式是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移民人口发展为民族社区，在语言、文化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保持与主体人口的不同。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英国以及美国均以不同方式采用了这种模式。

表2.1部分国家国籍制度一览

移民、流散人口及跨国社区

或许，移民自身的认同感与正式机构或侨居社会界定移民的方式同等重要。近几年围绕这一话题的著述极多，对两个概念尤其关注：跨国主义和流散人口。两个概念均复杂且有争议，此处将以尽可能简单的措辞来对其下一定义。

什么是融合？

融合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移民作为个体和群体被社会接纳的过程。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CIM）认为，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过程，需要移民，同时也需要社会中的非移民成员相互尊重、相互适应，从而使双方能够积极和平地共处”（《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的移民问题》（GCIM，2005，44）。

流散一词有其传统内涵，一般被用来指公元前586年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的大流亡。[3]这一概念在近来重获新生之前，也曾经常被用来指非洲奴隶以及逃离一战期间及战后奥斯曼帝国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这些经历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大规模迫不得已的迁徙，有重返家园的强烈愿望却又无力实现。

这种种特征在较近几次移民活动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而流散这一概念也被重新使用。理论家加布里埃尔·谢菲尔在《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现象》（1986）中说道：“现代流散人口是指源自移民的少数民族群体，其衣食住行均在侨居国但又与其来源国——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和物质联系（第三页）。”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个概念在使用上如今已经变得过分灵活，几乎用于任何情况下的任何移民群体。比如，在第四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一概念常常被用于指称任何为来源国的发展作出物质贡献的移民。

“新”非洲流散人口

考虑到非洲奴隶曾是传统上被用到大流散这个概念的少数几个群体之一，如今这个概念又被较近时期的非洲移民用来描述自己及其组织，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在对伦敦不同的非洲人社区进行的调查当中，我所提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为什么使用那个字眼。原因有三：一是，这些社区感觉，跟这个词相关的负面意思不像“外来移民”、“难民”或者“寻求庇护者”那么多。或许，由于长期与犹太人和非洲奴隶的散居有关，这个词尚未变成贬义。二是，至少对于某些社区来说，这个词有些“自励”的意思。像“全球化”一样，“流散”正在成为“时髦用语”，而对于有些社区来说，这个词似乎有它们深望与之产生关联的内涵。最后，至少对于某些社区成员而言，该词还有一层意思，即他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最初的大流散相比，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就像那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和非洲奴隶一样。

还有一个相关概念就是“跨国社区”。简言之，这个概念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开始生活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他们跨越国境，与来源国的人民和地区有着持久的联系。根据移民问题方面的杰出专家亚历山德罗·波茨的观点[《国际移民观察》，31（1997）]，跨国社区

由移民所创立的致密网络构成，此举是为了改变经济状况，获得社会认可，跨越政治边境。通过这些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过双重生活的能力。这样的移民往往双语皆通，能够自如地在两种文化间穿梭，他们经常会兼顾两个家庭，并为了使自己能被两个国家都接纳而寻求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812）

顾名思义，这些人已逐渐不再受到移民或国籍这类政治定义的限制。全球杰出的移民问题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对于跨国主义国籍的隐含意味有如下看法[《亚太地区的移民问题》（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3），R.艾尔代尔等编]：

跨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多重国籍的快速增加，从而产生民族主义者所惧怕的现象，即以规章制度而非情感为基础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完整的。跨国主义的成长长期看来会使人们重新审视国籍的内涵。

（19）

【注释】

[1] 德语，指被迫迁移的人。——编注

[2] 一般指来自黑海海岸的希腊人。——编注

[3] 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灭。此时被毁的应是第一圣殿，而非第二圣殿。原文似有误。——编注

第三章

移民与全球化

国际移民问题是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它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工作危机一样，发展、人口以及民主等方面日渐加剧的不均衡状况为迁移提供了有力的动机。富国的劳动力市场细分加大了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对于潜在移民来说，通讯领域的革命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各种不均衡的状况，同时也看到了机遇，而交通方面的发展也使迁移更为便宜和便利。移民网络迅速扩大，从而使移民越发便捷。新的个人权益让有些人出国并留居海外变得更加容易。移民产业的壮大更是助长了国际移民的发展势头，即便是在那些未经官方允许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总之，本章将说明，为何移民的原因及方式较以往都已大大增加。

不均衡的加剧

发展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概念。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已经出台了一个广为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综合收入、健康及教育三个方面对各国进行了排序。根据2005年的报告，尽管所有发达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HDI均有上升，但最为贫穷的一些国家还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十八个国家2005年记录的HDI都低于其1980年的记录，其中十二个国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恶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也日渐加大。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又富有争议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杰出理论家戴维·赫尔德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进程（或一系列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结构在广度、深度、速度以及影响等各方面都发生着转变，还导致了各种跨洲或跨地域的活动、交往以及权力行使网络的形成”[《全球性变革》（政体出版社，1999），2]。这种种进程业已引起了货物、思想、信息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同时不少评论家也认为，全球化也增加了人口的跨境流动。

事实上，UNDP提供的有些统计数据非常令人沮丧。全球约有五亿五千万在业人员每天还挣不到一美元。全球范围内，有八亿五千万人，包括三分之一学龄前儿童都营养不良。超过十亿人缺乏安全的饮水条件，二十六亿人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全球约一亿一千五百万儿童缺乏最基本的基础教育——大多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女孩所接受的教育平均比男孩少一年，而在南亚则是两年。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仅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女性不是文盲，而男性则有百分之六十八不是文盲。

发展不足又因为日益加大的人口压力而雪上加霜。近五十亿人，即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目前生活在贫穷或者最多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全球许多富裕国家的人口持续减少，而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当前，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每位非洲女性平均生5.2个孩子，而每位欧洲女性平均只生1.4个。这种趋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所要养活的世界人口比重仍将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如此高的出生率也使其年轻人的比例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许多贫穷国家同时也是民主进程脆弱、法治无力、腐败盛行的国家，这倒绝非巧合。人们试图通过移民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免受经济不景气、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并借此远离政治危机、武装冲突以及其他风险。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政府已经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冲突的影响或是免遭迫害，人们被迫以难民的身份逃离本国。最糟糕的是，有些政府本身就是这些侵害的罪魁祸首。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的高六十六倍。目前，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于日本的儿童会少活三十五年，而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于美国的人要少活十四年。穷国的学校教育有限，文盲比例高，而富国的学校教育几乎完全普及，也几乎没有文盲。此外，最腐败、最不民主的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分布在最贫穷的国家。

全球工作危机

移民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找工作。虽然存在一些明显差异，但总体说来，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与此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要么是有所上升，要么就是居高不下。在全球主要地区，最高的失业率出现在中东和北非，达到百分之十二以上，而工业化经济区域的失业率仅有百分之六左右。

失业并不是当下全球工作危机的唯一一个方面。许多人都没有充分就业。通常这些人在一些非正式行业工作，就业形势难以预料。机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常是按季节变化，有时则是按周甚至是按天变化，而工作条件也可能极为恶劣。即便受雇佣，所得工资也往往不足以维持生计。按照UNDP的估计，尽管贫穷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问题将依然比较严峻，2015年约有三亿八千万人仍将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全球工作危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的工作状况当中。

在发展中国家，依赖农业作为收入来源的人群压力尤其巨大。他们约占整个劳动力的一半，即十三亿人左右。不少人拥有小农场，却因商业扩张和环境恶化而受到威胁。由于政治地位低下，他们需要缴纳的税金也高得离谱。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与非农活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急剧扩大。结果之一就是，随着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涌向城市，由乡村转入城市的移民明显增加。对其中很多人来说，涌向城市的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劳动力市场的细分

劳动力市场的细分日渐成为高收入经济区域的一大特色。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门工资行业水平低、安全保障状况差、社会地位不高，本国劳动者对其避而远之，移民工人于是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工作常被称为“3D活儿”——指的就是那些脏（dirty）、险（dangerous）、难（difficult），甚或三者皆备的活儿。这些工作集中在诸如农业、伐木业、种植业、重工业、建筑业及家政服务之类的行业。调查表明，即便在经济低迷时期，本国劳动者也不愿意干这些活儿，因此不论经济发展如何，这些行业对移民工人总有持续需求。

图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在农场劳作的无证移民劳工

通常从事这类工作的移民不是没有证明文件就是没有正常地位，他们比别人更愿意做这些工资很低、条件又不安全的工作。在美国通常是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在从事农业劳动，在俄罗斯使重工业得以正常运转的也是非常规移民，而在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建筑行业、食品行业还有许多服务行业也都得依赖非常规移民。如果你昨天晚上买的比萨饼价格低廉，令人欣喜，那很可能是因为做饼的师傅没有正常的移民身份，挣的钱低于最低工资。对雇主而言，非常规移民雇佣起来既灵活又便宜，而移民本人则经常遭受剥削和虐待。

通讯及交通革命

通讯革命是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很多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学术文献都集中关注了近些年爆炸式发展的高新技术，如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电子公告牌和卫星电视台，还有手机和廉价的国际电话。比如，据估计1990年到2000年之间全球电话线路从七亿条增加到二十五亿条，而互联网用户的人数则从不到一百万发展到超过十亿。这种革命使全球互通性进一步增强并在实质上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说它与移民问题有关有两个原因：一，它使人们意识到了差别，知道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二，它使人们看到了迁徙并在国外工作的机会。

非洲的手机革命

据估计，全球现有二十四亿手机用户，且每分钟还会产生一千名新客户。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用户占到百分之五十九，使手机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使用人数超过发达国家的通讯技术。手机用户在非洲的增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从两年前的六千三百万跃增为今天的一亿五千两百万。仅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国的手机用户就有三百二十万，且每天还有八千新用户注册入网，而该国的传统陆线只有两万条。

图4 印度班加罗尔一家网吧旁边坐着的一位无家可归者

同时，通讯革命也有可能被夸大。严峻的全球“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字鸿沟指的是穷国与富国在享用信息资源方面的差距。这一点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2000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全世界有一半人至今还没有打过或接过电话”，但是这个数据之后一直备受争议。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跨越数字鸿沟对于实现全球平等、加大社会流动性、促进民主及发展经济都很重要。

全球化文献中另外一个时常提到的“革命”是在交通领域。这种“革命”一方面指的是国际旅行的选择范围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指费用降低。这主要是由航空公司之间竞争的扩大引发的。要再次说明的是，如果据此认为这项革命已经遍及全球那就错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只需花费两千五百美元就可以合法地在全球任意两地间旅行。在第五章我们会看到，尽管非法旅行的花费要高出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说通讯革命使许多潜在移民认识到了移民的必要，那么交通革命则令移民更为切实可行。不过，还是得说，对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也不可高估：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国际旅行仍然贵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不少人在获取护照及签证等方面面临管理上的障碍。

移民网络

大部分移民都是迁移到有自己朋友或家人扎根的国家，从而形成通常所说的跨国移民网络。有这么一种看法，即当今移民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可使自身周而复始、长存不衰的移民网络。移民扩张意味着朋友或家人中移居国外的人越来越多，而移民地理分布的变化则意味着穷国的潜在移民与富国的潜在目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频繁。

移民网络促进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提供信息，通常是借助上述的通讯新技术；二，通过向潜在移民借款为其提供旅途费用；三，通过向新移民提供落脚的住所，帮助他们找工作以及提供其他经济及社会帮助，移民网络在帮助新移民安身立命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调查显示，移民网络各有特色、差别明显，这取决于当地的移民历史、国家状况以及移民的社会文化特点。不管怎样，关于移民网络的一个普遍而且重要的评述是，它们将不大受目的地国的经济繁荣水平的影响而继续运作。同时，调查也表明，要用政策来干预以移民网络为依托的移民的发展势头并不容易。

新权益

较之以前，有些人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边境，留居异国，他们的这种权益如今已经明显地得到了扩大。比如，欧盟（EU）内部边境的开放使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该地区自由迁徙，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区性经济协定也包含一些能使劳动者自由迁徙的条款。此外，诸如商人、学者、学生、运动员及演艺人员等人士通常并不需要签证，或者即便需要，程序上也有快捷途径可走。比起以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长期移民工人的直系亲属与他们团聚。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签署了195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该公约保证身处异国的难民能够得到保护和帮助。

不过，这些新权益波及的范围也可能会被夸大。欧盟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性经济协议都未能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在美国，安全方面的忧虑影响到了移民政策，以致“9·11”以来签发给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这样的外来移民的H1-B签证的数量缩减了一大半。申请家庭团聚的移民也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行政程序。对于其他诸如专业技能低下以及寻求庇护之类的人员，流动性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移民产业

移民因个人以及代理机构而变得便捷，如招募人、移民律师、旅行社、代理人、住所提供人、汇款代理、移民及海关官员等，还有各个移民机构也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这些机构包括，通常负责移民运输和为难民提供正式的重新定居或回国计划的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一些为移民提供帮助和居所的非政府组织（NGO）。有些分析家将其说成是一种新的移民“产业”或者移民“生意”，就像其他任何行当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商业利益。第五章将会说明，移民产业也有其不合法的地方，包括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历史视角下的移民产业

移民产业并不算新，尽管其在规模和利润方面有新的特征。1977年，写到十九世纪末自意大利迁往美国的移民活动时，历史学家罗伯特·哈尼造出了“移民商业”这个词，当时他写道：“很明显，官僚、公证人、律师、客栈老板、放高利贷的、乡村商人、港口城市的走私者、代理人甚至火车上的乘务员都有赖于移民交易”（《移民商业》，摘自《加拿大民族研究》，9：42）。若热·杜兰德也对移民招募者做过描述：他们将墨西哥中西部的劳动力与美国西南部需要这种劳动力的产业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末在促进移民由该地区迁往美国的活动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据说，移民产业从移民活动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推动了移民进程。同时，移民产业越来越复杂，组织性很强的集团与来源国、中转国及目的地国的小经营者和二级代理相互勾结，使旨在降低其影响的政策干预难有成效。

对移民问题所做的解释

本章简要说明了全球经济中一些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为人们的移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动机和机遇。但是也应综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全球仅有百分之三的人口才算是国际移民。鉴于种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增多，在异国他乡过上好日子的机会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交通也越发方便快捷，我们理所应当地要问：为什么移民人数如此之少？

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间接提到过。那些最为贫穷的人受全球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最大，根本就没钱迁徙。许多真正因为穷愁无计而背井离乡的也只是局限于国内，一般是从乡村到城市而不是迁往国外。对于贫穷国家的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来说，工作机会远远不够，即便是在富裕经济区域那些细分了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如此。通讯和交通革命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影响深远，移民网络也一样。迁徙的权益大体上也只属于少数有特权的人。移民产业依利而存，因此有心使移民费用居高不下。

从文献中至少还可以得出其他三个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惯性。大多数人安土重迁，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熟悉的文化，于是便留居自己的出生国。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会控制移民。一些国家曾惯于阻止人民出境，但前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几乎不复存在。现在更为常见的是目的地国对移民的控制（尽管它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有效）。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投奔异国他乡的移民最终会减少。不管本章开篇之初的统计数据多么令人悲观，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在不断发展（尽管有时步履沉重而缓慢）。下章将转而讨论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移民与发展

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的关联主要有两个方面。前一章讨论了一个方面，即发展的不均衡是如何成为移民的动机之一的。本章将考虑这一关系的反面，提出国际移民是如何影响来源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移民向本土寄回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在国外对本国作出了其他方面的贡献，重返故土时他们又带回了新的技术、经验以及人脉。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正如第一章就说到的那样，移民会使国家本就不足的技术以“人才流失”的形式变得更为匮乏。

汇款

汇款一词通常是指海外移民寄回家乡的钱。几乎一切与移民相关的事情都很难准确量化，希望到现在读者诸君对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汇款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有一部分钱是通过银行系统寄回，因此能够有案可查，但有可能更多的钱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寄回的。一个原因就是银行和代理通常收费较高（表4.1）。非正式汇款的一些渠道包括，移民本人探亲时带现金回家或者由其亲戚朋友代他们捎钱回家。有时一些定期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商人会收取少量佣金替移民带钱回家——在古巴就是如此，这种商人被称为“募赖斯（mulas）”。也许最精密的非正式的转账机制要数索马里的“哈维拉德（hawilaad）”系统。关键是这些非正式转账的规模让人无从知晓。此外，由于银行往往不愿或者无法公布个人转账的详细情况，就连正式转账也并不总能准确定量。

尽管有这些数据方面的问题，世界银行还是就全球范围的汇款情况提供了年度估算。据世界银行估算，2004年移民寄回家的钱约有一千五百亿美元，而预测显示200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二千亿美元。这的确是数目惊人。这些数字之所以惊人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仅仅五年内汇款流量百分之五十的增长——全球化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根据有些分析家的观点，就总值而言，正式汇款紧随石油之后，已经在全球所有合法商品（自然不包括大麻）的转移中位居第二。在发展中国家，移民汇款继企业投资之后成为最重要的外来资金，这些汇款几乎是通过发展援助和慈善事业所得捐献价值的三倍。此外有估计认为，非正式汇款的规模有可能是正式汇款的两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年的汇款总额可能会多达四千五百亿美元。

图5 宣传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家国际资金转账公司的广告牌

表4.1 2004年从美国汇款到某些国家所收取的平均费用

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哈维拉德”系统

“哈维拉德”（hawilaad或xawilaad）系统的基础是索马里商人。他们从国外的索马里移民那里收集硬通货，然后用钱买进可以在索马里销售的商品。他们定期返回索马里，卖掉货物，将等值的索马里货币交给移民的家人。买卖赢利于是成为商人的佣金。这种系统在全球的索马里社区中非常普遍。“9·11”之后，该系统曾被试图监控或者关闭，因为有证据表明袭击的资金是经索马里提供的。然而，该系统很难纳入正轨，至今似乎仍然遍布各地。

2004年汇款接收国排名前三的是墨西哥（一百六十亿美元）、印度（九十九亿美元）和菲律宾（八十五亿美元）。不过，汇款作为GDP的一部分，比例最高的是在一些小国：约旦百分之二十三、莱索托百分之二十七、汤加百分之三十七。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接收汇款的水平最低，只有全球总量的百分之一点五。2004年排名前三的汇款输出国有美国（二百八十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一百五十亿美元）以及比利时、德国还有瑞士（各有八十亿美元）。

关于汇款对移民来源国的影响仍颇有争议。显然，直接接收汇款的人能够受益，他们往往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人。汇款可以让人们摆脱贫困：以索马里兰地区为例，据估计，平均家庭收入因汇款而翻倍；在莱索托，汇款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汇款不仅使收入增加也使收入多样化了，也就是说家庭花销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变小了。这样一来，汇款也就提供了一种抵御风险的保障。此外，这些汇款通常都是用于子女教育和老人的医疗保健。

汇款、全球化及“3T”

汇款之所以在近几年里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具体说来，全球化催生了所谓的“3T”，而这所谓的“3T”又推动了汇款的增长。第一个“T”是指运输（Transportation）——尤其是廉价的航空运输。第二个“T”是指旅游业（Tourism）——许多移民假期探亲时都带钱回家。第三个“T”是指电信（Telecommunications）——电话费用低廉，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较之以前，移民能够和家人保持更加频繁的联系，朋友和家人要寻求帮助也变得更加方便。

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也可受惠于汇款，但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则主要是看这笔钱如何使用。比如，要是用于做些小生意或者投资社区事业，如打井、建校、开诊所，那么这些汇款除了使直接拿到汇款的人受惠之外，也为其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服务。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些汇款像惯常那样用于购买消费品，如汽车和电视机，或者用来还债，其益处就大打折扣了。另外，有些家庭有汇款可收，有些则没有，在这些地方邻里间的差距可能就会加大，社区的根基也会被削弱。同时也不应该忘记，移民往往来自来源国的几个特定区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汇款也会增加地区间的不均衡。也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些汇款可能会付给蛇头来帮助移民的家庭成员以非常规的方式奔赴富国。

汇款近来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正面报道，不光是在媒体方面，在学界和政界也是如此，但是也应该敲敲警钟。首先，由于移民与家人分离，有时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他们的家人会面临不少困难，而这种困难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寄钱回家并不能完全弥补无法与配偶厮守、守护孩子成长或是照顾老人的遗憾。

其次，移民寄钱回家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不可低估。移民有可能会失业、工作没保障或者工资很低，而家人却往往期望他们能寄大钱回来。有意思的是，调查显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移民在其从业和收入等方面误导了家人。如果你的父母为了让你去得起巴黎而变卖了家产，那么你想要让他们相信你住的是不错的套间、干的是有意思的工作而不是跟六个人合住一间房、干着扫大街的活儿甚或做了妓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接收汇款还会在来源国产生一种“移民文化”，年轻人由此看到了移民明显的回报，对移民海外寄予了不现实的期望。依赖汇款也会使有些留在国内的人完全失去工作的动力。

近些年从学术文献中而来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叫作“社会性汇款”，这跟佩吉·莱维特的调查关系尤为密切。它说的是人们不光是寄钱回家，还传递着新的思想、社会和文化习惯以及行为规范。它可以发生在家庭层面，比如在外工作的父亲或者母亲休假回家会给孩子教一些新的观念。这种情况也可以更为正式，如移民向来源国的媒体投稿。不过，当今最强有力的方式也许是通过互联网。尽管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许多穷国使用互联网的便利还非常有限，但在这些国家诸如政客和记者之类的舆论制造者却经常使用互联网，因此会受到电子邮件活动或互联网聊天室讨论的影响。

汇款的压力

我采访了大概一百位1999年到2001年期间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当时他们的国家与邻邦埃塞俄比亚正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期间，他们有特别的压力要把钱寄回家，因为家乡许多年轻人都应征入伍，使家庭收入来源越发匮乏。柏林的一个厄立特里亚社区中心曾一度向那些寄钱回家支援祖国的人颁发证书对他们进行表彰。其中有一位因为最近失业，上月没能寄钱回家。作为唯一一位没能拿到证书听到掌声的人，他感到极度尴尬和羞愧，早早就离会而去，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件事还是突出表现了移民在汇款时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家人也来自与他们同在外工作的同龄人。

流散人口

来自某一城市、地区或国家，在同一目的地国一起生活的大量移民通常会形成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专业协会——比如将来自同一来源国、移民在外的医生、律师或教师拢到一起——也包括一些以共同兴趣，如运动、宗教、性别、慈善及发展等为基础的组织。另有一种组织叫作“老乡会（HTA）”，这种组织使来自同一城镇的人聚在一起，其活动的核心是促进家乡发展。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流散这个“无所不包”的词经常被用来描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移民组织。

老乡会

墨西哥的老乡会历史悠久——最具盛名的建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今在美国的三十个城市中墨西哥老乡会就有六百多个。他们支援家乡的公众事务，包括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如建新路、修旧路），捐献设备（如救护车和医疗设备）和促进教育发展（如设立奖学金、创办学校以及提供学校所需的物资）。

这些流散组织一般会向其成员募捐并将所得财物送回来源国用于特定目的。正如募捐箱上标明的，募捐的目的可以是为了持续发展，也可以是为了紧急援助。比如，在应对2005年巴基斯坦北部地震时，流散组织迅速集中起来往本国送去钱、医疗设备、帐篷和食物。

除了通过送钱送物来作出经济方面的贡献之外，流散组织也可以参与祖国和家乡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事务，其最明显的政治贡献就是通过投票在国外参与本国的全国性（有时是地方性）选举。在2000年美国极为势均力敌的大选中，乔治·W.布什最终险胜阿尔·戈尔，有些州的结果之所以扭转靠的就是居于海外的美国公民。据估计，厄立特里亚1993年独立公投时，百分之九十八的移民海外、有投票权的厄立特里亚人都参与了公投。在参政方式上，厄立特里亚人的流散组织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做法。比如，独立之后，厄立特里亚流散组织的代表被正式纳入负责起草国家宪法的委员会之中。

虽然流散组织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贡献更难衡量，但其影响却同等重要。索马里兰地区堪称范例。索马里流散组织支付了哈尔格萨大学和博拉马的阿姆德大学的大部分建设费用。另外，海外的索马里学界人士还在定期返乡休假时到大学授课并培养年轻的索马里大学教师。随着技术不断创新，流散组织成员不用亲身回国也可以照样作贡献，比如通过互联网培训计划以及电视会议。有时候这被称为“虚拟返乡”。

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流散组织的潜在贡献并正在努力动员流散人口进一步多作贡献。这种情况也可以以很正式的方式进行——墨西哥有专门负责与海外墨西哥人关系的内阁部长；也可以不那么正式，比如通过派遣代表向不同目的地国的流散组织做宣传。

正如对汇款问题应当有所保留，对流散组织的潜在贡献也应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流散人口固然可以为发展添砖加瓦，但也可能为战争火上浇油。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的流散组织的确为两国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资金来源。另外，流散组织经常是由某个宗教或民族团体把持，因此所捐献的财物往往用于特定群体，从而加剧了不均衡的状况。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流散组织通常由受过教育的精英构成，这从他们的捐献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创建大学可能就无法使穷苦的农民直接受益。

返乡

除了汇款回家及发动流散组织集体捐献，移民还有第三种途径可以潜在地促进发展，这就是返乡。移民返乡时从国外带回积蓄在家乡投资，常常会开办一些小企业。返乡之后，他们在国外仍有很好的关系网作为小规模贸易和进出口业务的基础。前面已经提到过，移民返乡也会将能够催生创业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新观念带回乡里。

还是得提醒一下，返乡的影响也不可夸大。有些人返乡只不过是因为在外面干得不成功——回到家来既无积蓄又没新的经验，只能重操旧业。在外耗去了年轻能干的岁月，移民们重返故土多是为了休养。尽管他们回家时会带着积蓄带着经验，但返乡时自身在经济方面却并不活跃。另外移民返乡的影响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国内的状况。假如无法获得土地，赋税又太高，有技术的劳动力还不足，好心好意想要开办小企业的返乡移民很容易会因此受挫，他们的计划也便随之破灭。

第一章和第二章曾经提到过，有些移民返乡待一小段时间然后又离家去继续他的移民生涯，似乎这种“循环移民”势头见长。在这种短期返乡的行为是否也能有助发展的问题上有一些争议，尤其是在决策层。对海湾国家的印度移民所作的有限调查表明，他们的探亲活动的确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短期返乡的移民往往会炫耀（他们在朋友和家人身上大把花钱，还会有些颇为招摇的消费）、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

人才流失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便因为减少了活少人多造成的竞争压力而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菲律宾政府积极鼓励出境移民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了，是因为他们会寄钱回家。

然而，移民也是有倾向性的，出去的往往是社会中那些最具创业精神、受教育程度最高又最聪明的人。如果他们的技术在本国并不匮乏，这倒也不成问题。比方说在印度，即便大量的电脑专家和技术工人出境也不足为患，因为现在印度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些技术。更常见的是，这种流动使本就缺乏这些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这种过程通常被称作“人才流失”。除了丧失技术，人才流失还意味着这类国家将看不到在教育和培训国民上所作投资的任何回报。

人才流失是一个全球现象。有些忧虑多年以来一直未得到缓解，比如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仍在奔赴北美，那里的工资更高，研究经费更宽裕，设备也更先进。

不过，这一过程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已经引起了相当关注。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诸国移民的医疗人员，也就是医生和护士，尤其成为关注的焦点。有些数字令人震惊。比如，自2000年起，仅在英国一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护士就有将近一万六千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六百人里只有五十人仍留在当地行医。据估计，当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的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的医生总数。回顾一下上一章提供的一些数据——那些穷国在婴儿死亡率和患病率方面的数据——才能理解为什么医生的缺位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有如此的负面影响。

尽管对于非洲师资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及上述问题，但这方面人才流失的忧虑也同样值得一提。需要再次提到的是，上一章就入学率和文盲情况的评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何以如此令人担忧。

对于人才流失的反应各不相同。可以说，人才流失反映了人们背井离乡，以求改善生活并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并没有什么错。此外，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家无法保证充分就业，无法提供工作机会和留守本国的鼓励措施，那就是那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了。另外一方面，富裕的技术移民接收国也受到了批评，特别是那些积极招募技术人才的富国。有些国家被指责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使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尽入彀中，而对其他人则置之不理。有些评论家认为，富国应当针对穷国技术人员的流失对其加以补偿。选择之一就是采取更加合乎道德准则的招募方式，避免从那些本来技术就特别不足的行业及国家选取人员。正如我在第八章要讲到的，长远看来，移民定期在外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来源国的暂时性移民计划不失为更具持续性的应对挑战之策。

第五章

非常规移民

以非常规方式离开本国的移民与其他移民有着完全相同的动机。以非常规方式而非合法方式移民的人数量之所以增长，大多是因为针对合法移民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多，这种限制主要是来自那些目的地国。想要移民的人数量空前，但相对而言，能让他们如愿以偿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将在本章看到，围绕着人们不顾法律限制也要移民的愿望，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发展了起来，其形式为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何为非常规移民

读者诸君现在应当已经发现我选用的是“非常规”移民及“非常规”移民活动这些字眼，有意避免使用更为普遍的“非法”一词。对“非法”一词最强有力的批评就是，把人说成是“非法”就否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人不可能是非法的。移民也是人，不管法律地位如何都享有应有的权利，而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忘记。另外一条批评是，“非法”一词带有犯罪活动的意味。大多数非常规移民并非罪犯，尽管就定义而言，其中多数还是违反了管理法规。

本章中时常用到的另有两词，即“无证明文件”和“未经批准”。在此，不用前者是因为该词含糊不清。该词有时被用来指那些没有记录在册（或未登记）的移民，而有时又被用来指那些没有所需文件（如护照或工作许可证）的移民。再有就是，两种情况都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非常规移民——很多人官方并不是不知道，也有很多人还是有所需文件的，但“无证明文件”一词还是将他们全都囊括了进去。同样，并非所有的非常规移民都“未经批准”，因此这个词的使用也往往不够准确。非常规移民这个词有点蹩脚，但我认为，在可供选择的常用词中它当为首选。

图6 墨西哥蒂华纳美国边境隔离墙外的移民

非常规移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需要仔细弄清楚。首先，应当认识到移民变成“非常规”移民的方式多种多样。未经所需批准、未经边境检查或以伪造文件入境他国的人都属于非常规移民。非常规移民也包括入境完全合法，但随后便不顾限期逾期滞留的人，比如签证或工作许可证到期后仍然滞留，或者通过假结婚、假收养、假的学生身份或者假自主经营者的身份等方式滞留的人。该词也包括由蛇头或贩卖人口者组织迁移的人以及那些蓄意滥用庇护体制的人。

何为非常规移民

2001年，在英国多佛港一辆卡车后厢中发现了五十八名中国人的尸体。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一条不超过一分钟的报道中，他们被说成是“非法移民”和“经济移民”。唯一确定的是，这些人是非法进入英国的，未接受边境官方检查——因此，比起“非法”一词，或许“非常规”的说法更为可取。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经济移民是离开祖国寻求工作的人。很不幸，他们均已死亡，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离开中国。也许是为了工作，也许是为了逃离。然而即便是为了后者，由于没有一个人递交庇护申请，所以严格说来，他们都不是寻求庇护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没有获得难民身份。

第二，非常规移民这个概念在使用方式上带有很大的地区差异。比如说在欧洲，由欧盟（EU）以外入境的人员受到严密检查，这样一来，要定义和甄别具有非常规身份的移民就相对简单一些。在非洲很多地方情况并非如此，那里的边境漏洞百出，种族群体和语族群体常常跨越国界，有些人属于游牧社区，很多人无法提供自己的出生地证明或国籍证明。

最后一个麻烦在于，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那样，移民的身份是会变化的，而且常常真的是发生在一夜之间。移民以非常规的方式进入一个国家，但随即使自己的身份常规化，如通过申请庇护或加入一项常规化计划。相反，正常入境的移民在其未持工作许可证工作或签证到期仍然滞留时也会成为非常规移民。比如，澳大利亚有大量非常规移民都是英国公民——往往是那些签证到期仍不离开，享受“空档年”[1]的学生。寻求庇护者在申请不获准而又未经许可继续滞留时也会成为非常规移民。更为普遍的是，不辞劳苦长途旅行，从地球一角到另外一角，穿越数个国家而最终到达目的地的国际移民比例日渐加大。在单次行程当中，根据相关国家的签证要求，移民的身份很可能时而算作常规时而又算作非常规。

非常规移民知多少

由于严重缺乏准确数据，对于非常规移民的分析越发受阻，从而使辨别趋势或比较世界各地移民现象的规模难以进行。有一个原因是概念上的，我们已经看到，该词涵盖了所有因为不同原因处于非常规状态的人以及可能会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状态之间转换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方法上的。至少可以说非常规移民的统计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没有常规身份的人担心被识破，会避开与官方交谈，从而不会被记录在案。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大部分非常规移民均未记录在案。估算非常规移民数量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其中没有一种能够面面俱到。有些国家会定期宣布大赦，从而使未经合法许可在那里居住或工作的异国国民的身份得以常规化。已经对非常规移民进行过直接调查，尽管调查他们并不容易。比较不同的移民数据记录来源以及人口数据有可能会凸显出由非常规移民造成的不一致。最后，对雇员的调查也能间接地发现无合法身份的外国工人。

除了被驱逐出境者，返乡的非常规移民究竟有多少也实在是无法计算。调查表明，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非常规移民都会永久居留是不对的。许多人来到目的地国心中都有一个具体的，通常是经济方面的目标，比如说，挣够了钱好盖座房子、供孩子读书或者是还债。

不管获取途径多么有限，所得数据的获取途径都算是一个问题。在许多国家，这种数据均由执行机构收集，并非公众所能获取。另外，能够确定某人非常规身份的信息和数据常常分散于不同机构之间，如政府部门、警察部门以及就业部门。数据收集方面的国际合作更是问题多多。有关非常规移民全球趋势及数量的权威数据资料根本就不存在，而可用资料又不全面。

倒是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随着国际移民数量的增长，非常规移民的全球规模也随之增长。对非常规移民的估算大多是在一国的层面上进行的。比如，据估计，美国国内有超过一千万的非常规移民，几乎占其国外出生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非常规移民中超过一半都是墨西哥人。的确，根据一些估计，美国大约一半的生于墨西哥的人口（将近五百万人）都是非常规移民。尽管边境检查力度已经加大，但每年还是有五十万未经许可入境美国的移民。也有估计说明，俄罗斯有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非常规移民，主要是来自独联体（CIS）和东南亚国家。此外，据估计印度现在也有两千万非常规移民，这一数目真是惊人。

另有一些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估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估计，2000年欧洲五千六百万移民中至少有五百万，或者说百分之十处于非常规状态，而且每年还会有五十万移民入境。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大半也被认为是非常规移民。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估计，总体看来，每年未经许可穿越国际边境的移民有二百五十万到四百万之多。不过，所提供的数据也有很大出入，有时不同数据资料之间的偏差会非常明显。

即便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并不可靠，不可辩驳的是，它们的确意义重大。这些数据所引发的关注显而易见。但是非常规移民还是应当被纳入到其应有的语境当中去看待。在多数国家，非常规移民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数字上的意义。即便依据最极端的估计，非常规移民在全球移民中也仅占不到百分之五十，而在整个欧盟以及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非常规移民所占比重仅为不到百分之十。英国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对入境英国的非常规移民数量的估计出入很大，但即使是最高估计与英国常规移民相比比重仍然相对较小。比如，每年来英国求学的留学生就有十二万，此外合法入境在英国工作的人也有二十万。

分清“已有移民”和“流入移民”也很重要。对于已有非常规移民的估计少之又少，比如，欧盟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就其非常规人口数量发布官方评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大多数国家已有移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流入移民。全球大多数非常规移民已经在目的地国居留有时。这些人往往已经有活儿可干，有地方可住，甚至孩子也已经入学。换句话说，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了。

非常规移民的挑战

在政治和媒体话语中，非常规移民常被说成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简单说来，这种看法认为国家享有对入境人员进行控制的主权，而非常规移民破坏了这种控制，从而也就威胁到了主权。由此看来，要维护主权，杜绝非常规移民当为根本举措。在一些更为极端的话语中，非常规移民还被视作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据透露，非常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尤其可能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入境大开方便之门。考虑到当前讨论的敏感性，对这些潜在的、煽动性的结论应当作出极为缜密的分析。

首要问题是要考量所涉及的数量。非常规移民威胁国家主权这一看法中所固有的认识是，非常规移民数量巨大，“泛滥成灾”，各国已经难以承受或至少也是有此隐忧。实际上，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非常规移民虽然数量巨大，但在大多数国家的移民总数中只占较小比重。

其次，非常规移民常常被别有用心地加以指摘，而这样的指摘却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依据。尤为常见的两个想当然的认识是：非常规移民参与非法活动；他们与传染病的传播有关，尤其是艾滋病。这两种认识都纯粹是以偏概全。有些非常规移民（及寻求庇护者）是罪犯，有些在长期迁徙中染上传染病，但大部分人并非如此。对证据的歪曲将所有非常规移民视为了罪犯并把他们妖魔化了。这促使他们只好隐藏在地下，同时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无视那些的确就是罪犯并应受到指控的非常规移民以及那些染上疾病需接受治疗的非常规移民。

单单将注意力放在恐怖主义上面意味着其他与非常规移民相关的，国家、社会以及移民本身所面临的紧迫的挑战往往会被忽视。非常规移民是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通常却并不是因为它与恐怖主义或者暴力相联系。当与腐败、有组织犯罪相联系时，非常规移民就会成为公共安全的一大威胁。在蛇头和人口贩卖者可以为非法入境大开方便之门，或犯罪团伙在移民入境后争夺移民劳动力控制权的地方尤其如此。

当非常规移民的涌入导致僧多粥少，引发竞争时，侨居国的人口中便会萌生排外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绪往往除了直接针对非常规移民，也会殃及已有移民、难民和少数民族族群。当这种情况得到大量媒体关注时，公众对国家移民政策和庇护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信心也会因为非常规移民的问题而大打折扣。非常规移民从而会影响政府扩大常规移民渠道的能力。政府应当向国民展示其控制局面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不可低估。如果非常规移民的现象的确存在，投票人关于为何还要接纳移民的质问就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这就很清楚了，尽管关系复杂，但非常规移民的确会危及国家安全。不过，非常规移民同样也会危及移民本人的人身安全。非常规的移民活动对移民自身的消极影响经常被低估。他们经常会因此搭上性命。每年都有大量试图越过陆上或海上边境的人死于非命而未被官方发现。比如，据估计，每年试图越过地中海从非洲到欧洲的移民中都有两千人丧生，越境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则约有四百人丧生。

图7 移民翻越法国北部弗雷桑火车站的护栏企图登上一列经英法海峡海底隧道开往英国的货运火车

国际移民问题中最大的未知因素就是究竟有多少人离开故土却没能抵达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他们在过境国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

在为数众多的非常规身份移民中，女性占了不小的比例。因为面临性别歧视，非常规身份的女性移民往往被迫接受最卑贱、最不正式的活儿。她们的人权饱受侵犯，因此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当代的人口贩卖与奴隶交易相提并论。女性尤其会面临某些健康方面的风险，包括接触艾滋病病毒。更为普遍的是，未获许可入境某国或在某国居住的人往往冒着被雇主和房东剥削的风险。因为身份特殊，这类移民一旦到达目的地国，技能和经验通常难以完全发挥。

非常规移民通常不愿寻求官方救助，因为他们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因此，他们并不一定就会使用他们可以享有的公共服务，比如紧急救护。在大多数国家，他们只能部分使用公民和常规移民享有的整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本就不堪重负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及其他的民间团体机构不得不向非常规移民提供援助，有时甚至要牺牲自身的合法性。

非常规移民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讨论的话题，而且所引发的观点往往走向极端。关注边境检查和国家安全的人往往遭到那些关注移民人权的人的反对。另外一个挑战是如何就非法移民的成因和后果以及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促使人们进行客观的讨论。

人口贩卖与移民偷渡

人口贩卖与移民偷渡在全球非常规移民中所占比例或许相对较小，但近期以来备受关注，因此有必要用本章余下篇幅对其加以讨论。简而言之，本章回答了四个问题：什么是人口贩卖与移民偷渡？规模如何？代价有哪些？对移民本人有什么影响？

尽管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常被混淆，甚至连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也不例外，但是这两个概念在法律上还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关于禁止、打击和惩罚贩卖人口的决议》（1999）中对贩卖人口作了如下定义：

以剥削为目的，通过威胁、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绑架、欺诈、蒙骗、滥用权力、利用他人弱势，或者通过给予或接受报酬或好处的方式取得某个对他人具有控制权的人的同意，对人进行招募、运输、转移、收留或接纳的行为。

贩卖女性，有时候甚至是女童，使其成为妓女或从事性交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相当关注。要调查人口贩卖很难，但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调查，常见的情况是，年轻女性被许诺可以在国外工作。事先商量好价钱，这位女性就会在开始工作之后分期还钱。她随即被运送到目的地国（往往是以非法的形式），到了那里，她才明白自己要被迫做妓女，而且几乎所有收入都被人贩子拿走。也有一些关于年轻女性和儿童遭人绑架，被人从家里带走并强行运到其他地方的报道。有些人真就是将人口贩卖描述成现代版的奴隶制。

移民偷渡的定义如下：“为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使某人非法入境某国，而在该国，此人既非国民也不是永久性居民。”与人口贩卖不同，移民偷渡大多是出于自愿。潜在移民本人，或者往往是其家人付给蛇头一笔钱将其非法运送到目的地国。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与蛇头的瓜葛一般也就随即终止，因此他们不会像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一样面对由之而来的剥削。

实际上人口贩卖与移民偷渡之间的界限也会模糊不清。如果移民前移民未向蛇头付钱，这就意味着到达目的地国时移民还要向蛇头还债。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贩卖与移民偷渡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尤其模糊。这就有可能导致剥削。

同非常规移民的总体情况一样，要精确计算人口贩卖或移民偷渡的数量根本不可能。所提供的数字通常只是就一部分人所做的统计，他们要么是偷渡行为或被人贩卖的事情被发现，要么就是自己作了交代。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实际发现的被贩卖和偷渡的移民究竟占多大比例。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类移民中有很多人永远都不会为官方所知。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确有发布关于人口贩卖的年度评估的做法。根据这些估计，仅2004年一年就有六十万到八十万的女性、儿童以及男性被贩卖。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令人震惊的一点是，世界各地均有贩卖人口的现象，而且发生在区域内部的比发生在区域之间的往往更为常见。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受害者分布于亚洲内部（二十六万到二十八万）及欧洲内部（十七万到二十一万）。

我最近参与了伦敦大学学院移民调查小组的某项调查。该调查试图估算世界各地移民偷渡的费用。调查对含有移民付费情况的六百多份资料做了考察。当然，这项调查难免会有不少问题，其结果也无非只是些估计，但从中却还是可以读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表5.1）。

表5.1 移民偷渡费用一览表

为了此处的讨论，表5.1中的数据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点，要注意蛇头和人贩子究竟能收取多少费用。据显示，从亚洲到美洲的旅程平均费用超过两万六千美元。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只有那些相对比较富有的人才付得起钱偷渡，而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两万六千美元在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亚洲与美洲之间的移民事件很多都源于巴基斯坦。

第二点，要看到偷渡费用差别巨大。表格最下方显示的非洲内部越境偷渡的费用低到只有二百零三美元，考虑到第三章对这些国家收入水平的描述，这可能也算一大笔钱了。在所报道的几则案例中，非洲国家之间的偷渡不是现金付费，而是用几袋大米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支付。表中可以获得的最后一条信息再次说明移民偷渡是全球现象，并非只是由“南”向“北”的流动过程。

通过考察几年间移民偷渡费用的报告，该调查也试图弄清费用是在上涨还是在下降。尽管主要路线的费用各有不同，但整体感觉是费用正在逐渐下降。这似乎是因为偷渡这个行当的竞争日益加剧，蛇头总是得互相压价并调整策略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偷渡费用调查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试图搞清楚这些费用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理清了三个主要因素：一是行程，大致上行程越长费用越高；二是交通方式，乘飞机比乘船贵，而乘船又比坐车贵；第三个因素大概就是出行人数，同一批出行人数越多，人均费用就显得越少。

顾名思义，人口贩卖对于被贩卖的人会有消极影响。人贩子无情地剥削移民。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对于自己所要从事的活动没有自由决定的权利。他们常常被迫做一些钱少、不安全而且卑下的工作，发现自己根本无计逃脱，所得酬劳又少得可怜甚或就干脆没有。贩卖女性近来已经得到了很大关注，但也应该看到贩卖人口的活动也同样影响着男性和儿童。既不是常规移民，又远离父母，移民儿童成为特别容易受伤害的群体，他们有可能会被贩卖进入性行业。

作为一项产业的移民偷渡

除了文中提及的调查，我于2004年也花时间采访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些蛇头。据他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收费数量有变化，收费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大约十年前，蛇头明确要求费用必须提前一次性付清。这样移民就会面临蛇头在帮他们偷渡之前卷款潜逃的风险。针对这种担心，一些蛇头改变了做法，事成前他们只收取押金，余额则在到达目的地国之后偿付。正如前面提到的，此处的问题在于，有些移民会在到达目的地国之后因为欠蛇头钱而被压榨。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蛇头再次对“客户”的忧虑作出反应。现在，款子倒是提前全额付清，但却是存在第三方名下而不是直接交给蛇头。直到移民打电话确定自己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这笔钱才会转到蛇头名下。这就等于说移民偷渡也有了退款保证。

但同样重要的是，移民偷渡对身陷其中的人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让他们从一地偷渡到另一地，蛇头会向他们收取上万美元的费用。蛇头们并不一定会提前告知移民他们到达的确切地点。他们采用的运输方式往往并不安全，以这种方式旅行的移民可能会发现蛇头对他们撒手不管，从而无法完成他们已经付了钱的行程。通过蛇头偷渡期间，许多移民在海上溺水而死，在密封的集装箱里窒息而死，或在途中被强奸或虐待。

苏莱曼的遭遇，2003年采访于喀布尔

“第一次被偷渡出国时，计划是飞往杜尚别然后由陆路到达莫斯科。第一步挺顺利，我凭着一张伪造的巴基斯坦护照在卡拉奇登上了飞机，一点麻烦没有。陪我去机场的那个代理人跟我说，杜尚别机场那边会有个叫纳菲的代理人接我。可到了杜尚别，我一下飞机就被抓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阿富汗的非法移民被囚禁了四周，又是被审讯，又是按着点儿地挨打，还处在严刑威胁之下。一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我又被弄出了牢房，坐车回到了杜尚别机场。纳菲就在那儿等着我。他跟我解释说，从卡拉奇出发的那趟航班上，与我一道的还有五十名非法移民，他们的行程是由巴基斯坦好几个别的代理人安排的。其中一个代理人没有贿赂杜尚别机场的移民官员，因此那些被认为是他的‘客户’的人就全都给抓了。我是因为被搞错了身份而被抓的。”

【注释】

[1] 中学和大学之间学业间断的一年。——译注

第六章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寻求庇护者是指那些申请了国际保护的人。一旦到达他们想要向其寻求保护的国家，大部分移民都会提出申请，尽管不在那些国家境内也有可能申得庇护，如在大使馆或是领事馆。寻求庇护者所提申请的判定依据195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的标准，以下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成功的申请者会获得难民地位而成为难民。申请未成的一般还可以上诉，如上诉仍然未果则需离境。在欧洲及北美也有一系列别的地位，统称特许居留（ELR），授予那些虽非难民但却仍然无法返回家乡的人。

国际难民体系

国际难民体系由一系列的法律构成，其中对难民的概念做了界定并确定了难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国应当遵守的一系列规范（尽管未必具有法律约束）。该体系的执行和监督由若干机构负责。

关键性的法律公约当属195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1951年公约》）。该公约将难民定义为“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主张，确有担心遭受迫害的充分理由而流落于本国之外的人”。尽管针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具体情况，该定义可以略作调整，但基本上仍是全球通用。

该定义有不少方面都引起了很大争议。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该公约的日期——写成于五十多年前。许多批评家认为，尽管公约中对难民所下的定义在当时足以说明问题，但它无法说明现代世界中难民的现实问题。比如，该公约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迫害这个问题上，因为其编写初衷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遭受纳粹政权迫害的人。当用来特指那些逃离的人时，该定义在冷战期间还具有了某种政治意图。但在当今世界，我们将看到，难民所要避开的往往是冲突所造成的整体的不安全状况，而不是具体的政治迫害。

此外，该公约并未明确涵盖那些因性别或性取向而遭受迫害的人。我们只需看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下女性和同性恋的遭遇就能明白这在今天是多么重要。该公约也没能涵盖因广泛的环境原因（比如海啸或地震）而逃离家园的人。不过有一种观点倒也不无道理，即此类避险往往由政治失败引起，比如未能预报险情、缓解灾害影响、就灾害的影响提供保险，或是未能在善后事宜中提供足够的住所和保护，因此这类避险的人也应被概括在难民的定义之下。

第三种评述是，该定义只适用于那些在本国境外的人。离开家乡却未能离境出国的人要多得多，他们一般被称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国内流离失所者”比难民更容易遭受伤害，因为他们甚至没有离境出国的能力以免受迫害，而且国际体系还无法像对待难民那样向他们提供保护。我们会在最后一章看到，“国内流离失所者”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尽管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有些评论家还是认为应当维护《1951年公约》。首先，它的确还是涵盖了大部分不在本国及需要保护的人，被漏掉的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少。其次，专门负责该公约执行情况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实际当中确实也对移民的定义做了扩展，以涵盖那些虽被排除在外却仍然亟需保护的人，尽可能将“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逃离自然灾害的人包括在内。最后，全球约一百四十五个国家都已签署了该公约，多数人认为要让这么多国家重签修订版或新公约实在不大可能。

一系列的规范也限定了各国对难民的反应。这些规范取自《1951年公约》或其他法律文件（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要么具有法律效力，要么就是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是广为采用的习惯法或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分别是：有权离开本国，有权入境他国，提供庇护应为非政治行为，不得强制遣返难民，所有经济和社会权利均应惠及难民，各国须尽力为难民提供持续的解决方案。同样，难民也有应尽的义务，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庇护国的法律。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负责《1951年公约》的维护、执行和监督。吉尔·洛希尔所著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与全球政治》一书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难民体系的发展状况给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概况。他描述了1951年时候的情况。当时格里特·扬·范赫芬·胡德哈特被任命为第一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看到三个空荡荡的房间和一个秘书”，得到的授权也不过三年，手头几乎没什么经费。2005年情况就大为改观，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被任命为第十任高级专员，旗下的年度经费就有十亿美元左右，职员约有六千，其得到的授权可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组织。

今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遭受着经费危机的困扰。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不同，它从联合国总经费里只能取得最低限度的配额，但却被期望提高年度预算。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几个主要的捐助者，最突出的是美国、欧洲委员会、瑞典、日本、荷兰及英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经费危机因为该机构将其活动从难民扩大到其他一些需要关注的人群之上而雪上加霜。

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国际移民组织在国际难民体系中也是一个重要机构。它主要负责后勤，尤其是难民运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难民组织所作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往往直接负责营地管理、食品分发、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难民的全球地理分布

国际难民体系生效以来，难民的全球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前面已经提到过，最初的挑战是为那些逃离德国和欧洲被占区以求免遭纳粹迫害的人们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在美国重新定居。按照最初的设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1951年公约》是只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最初的活动一旦告成便随即终止。然而事与愿违。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是由于非殖民化的影响，非洲出现了几次大的难民浪潮。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类难民中有不少人都永久定居在了非洲邻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1971年孟加拉国的建立以及越南和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战争，难民大军的地理焦点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迁移到了南亚和东南亚。其中一些难民最终在欧洲重新定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洲很快成为主要的地理焦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不同寻常的是，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同样产生了移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次移民洪流同时产生于波斯尼亚地区、科索沃地区、前苏联、非洲之角地区、卢旺达、伊拉克、阿富汗和东帝汶。同时，几次大的移民回流发生在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阿富汗和波斯尼亚地区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此外，数量甚巨的难民首次开始离开自己的地区到发达地区去寻求庇护。二战结束时，起初主要是欧洲问题的难民流动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现象，情况也极其复杂。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估计，2005年底全球约有难民八百四十万。这是二十五年间所报道的最小数字，与1990年超过一千七百万的数字形成鲜明对比。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数量可观的难民纷纷重返故里；还有就是，全球一些大的冲突已经趋缓，新难民也就越来越少。前面已经解释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也将其援助施及那些未被官方认定为难民的人，而他们的数量在2005年又增加了一千一百万。其中包括约六十七万寻求庇护者、二百四十万无公民权者、一百一十万刚刚返乡的难民、约三万已在新国家重新定居的难民，还有六百六十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内流离失所者”算的只是接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援助的那些人，而根据有些估计，当今全球“国内流离失所者”多达两千四百万。

最大的单一难民人口来自阿富汗：2005年有将近两百万阿富汗难民，主要是分布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国。紧随阿富汗之后，最重要的难民来源国还有苏丹、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这些国家的难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其邻国。接受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援助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以苏丹为最，达两百万左右，而该国“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总数则接近六百万。计入统计数字的无公民权者大多是巴勒斯坦人。人数最多的返乡也是在阿富汗——2005年约有七十五万人返回阿富汗。2005年法国收到的庇护申请最多，约五万个，其次是美国（四万八千）和英国（三万零五百）。重新定居在美国的难民最多，约五万四千人，其次是澳大利亚（一万一千七百）和加拿大（一万零四百）。

就当代全球难民的地理分布情况应有不少评述。尽管最大的难民人口是生活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但受难民影响最深的大陆无疑当属非洲。非洲的难民输出国与输入国是最多的。尽管比起以前，长途迁徙的难民数量见长（比如很多居于法国和英国的寻求庇护者都是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远道而来），但大多数难民还是短途迁徙去邻国避难。最后，尽管根据所做观察，比起过去的二十五年，今天的难民人数的确是减少了，人们也有理由因此而感到乐观，但也应该看到，承受巨大负担的还是那些全球最穷困的地区。

难民活动的原因

《1951年公约》对难民所下的定义在解释难民为何逃离家园时强调的是迫害的概念。当今世界无疑仍然有一些肆意迫害自己某些国民的政权。不过，似乎当今大部分难民之所以离开家园是为了躲避冲突而不是国家的直接迫害。难民活动方面杰出的理论家阿里斯蒂德·佐伯格说，难民是在“躲避暴力”，而并不一定是迫害。之所以仍然把他们定义为难民是因为，就算他们的国家并未对他们进行直接迫害，却也未能保护他们，未能使他们享有公民应普遍享有的权利。

图8 行进中的卢旺达难民

尽管此处不应对现代战争繁浩的文献做什么回顾，但因其与难民活动不无关联，所以还是有必要列出由颇具影响的学者玛丽·卡尔多所描述的使“新战争”有别于以往冲突的一些特征。首先，跟大多数人一提到战争时所产生的想法大相径庭的是，当今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因种族和宗教而起，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与国之间。1998年到2000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实在算是个罕见的例外。实际上，据估计，2000年全球二十八起武装冲突中有二十五起都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尽管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自此打破了这一形势。

其次，战争似乎已经变得“非正式化”或“个体化”了，也就是说，打仗的越发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了，而是民兵或雇佣军。再次，以往在战争中丧生的主要是战士，而现在却主要是平民。据估计，现代战争当中平民占伤亡人数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第四，现代冲突日趋持久且会屡屡再发，在非洲尤其如此。原因之一是这些冲突是因种族划分而起，不但和平解决无望而且战火还会重新燃起。另外，复员遣散也往往徒劳无功——大量的武器跟数十万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且又激进好斗的年轻人合起来简直就是混合炸药。

新战争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难民比例加大，原因有三。一是，人口迁移已经成为战争的一个战略目标，有时候交战各方甚至会合作以实现某些人口的重新安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所谓种族清洗就是佐证。二是，现代武器可以更快地使更多的人受到恐怖威胁（或丧生）。最后，地雷的广泛使用往往也使人们别无选择，只好在冲突中离开家园。

难民活动的后果

有关难民活动后果的学术文献涵盖范围甚广，难民机构的报告也为数可观，从对难民的心理影响、难民营对环境的影响直至难民中艾滋病的传播，无所不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网站（www.unhcr.org）当为查找有关一系列难民问题的最新数据、研究及政策的最佳处所。本节不打算去探求这众多方面的本质所在，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个相互交叉的主题之上：定居的模式与过程、性别以及援助。

难民营业已吸引了不少注意力，而各方意见则各不相同。大多数组织还有一些专家都认为，难民营在保护难民方面至关重要，而且也能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和教育。也有人指出：难民营里暴力和性虐待事件频发；难民营使难民之间彼此产生依赖；通过诸如排水或污染地下水以及乱砍滥伐等行为，难民营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有害影响。某些难民在难民营待过数个保护期，有时候可能会是好些年，难民营也会对他们产生深层的心理影响。

并非所有的难民都居住在难民营，或许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些问题。在当地人中间“自建居所”的难民也占不小的比例，通常是在边境附近的村落。尽管已经跨越国际边境，但如果难民发现周围都是与自己同一种族的人，他们尤其会这么做，在非洲就经常发生此类情况。居住在城市的难民就更难确认并研究了，据估计，苏丹的喀土穆和埃及的开罗就各有数十万的难民在那里安家。

难民的定居方式似乎综合了难民营、自建居所以及市区住宅这三个选择。有时候难民家庭各有分工，青年男子去城里干活，妻儿老小则待在难民营接受救助。或者，难民全家奔波于几地之间以求尽可能多的获得收入和保障。

持久难民的状况

持久难民的状况正在引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机构定义说：“在这种状况下，难民们陷入长时间无可奈何的困境。他们也许不会有性命之忧，但其权利和基本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需求在背井离乡多年以后仍然没能得到满足。这种状况下的难民通常无法摆脱对外来援助不得已的依赖。”2003年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估计全球有三十八种不同的持久状况，总共涉及约六百二十万难民。针对尼泊尔的不丹难民，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肯尼亚、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索马里难民，该机构已经采取了专门的主动措施。

难民人口中，与男性相比，女性人数有日见增多之势。原因之一是，男性死于战乱或应征入伍的可能性更大，冒险留守家中保卫家园或是继续在那里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尽管如此，只是到不久前，女性难民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最近，有关文献趋向于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女性难民所面临的挑战上。她们可能会在灰心丧气的丈夫或其他男人手里遭受暴力或性虐待，并因之有健康之忧。照料家小的重担过多地落在了她们肩上，在女性持家的家庭里尤其如此。她们还得负责做饭——最显而易见的证明是，女性为了收集柴火要走的路越来越长。

通过给予女性难民特别的关注并强调她们在难民居所中往往最具智慧和进取精神，苏珊·福布斯·马丁的《女性难民》对这两种趋势做出了肯定。人们认为是她的书改变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处理女性难民问题的方式。现在，只要有可能，食品及其他物品总是会优先考虑直接分配给女性。她们也常常接受培训成为难民居住地的“同伴教育者”。实际上，移民活动常常被看做女性移民（包括难民）获得权力的过程，但也有一种忧虑，即她们一旦重返家园，回到传统的父权社会，权力就会随即丧失。

图9 莫桑比克的儿童难民排队等候食物

围绕难民援助的重要讨论是：是否给难民提供援助？何时提供？如何提供？巴巴拉·哈勒尔-邦德的《强加的援助》无疑是这场讨论中的一部重要论著，在难民研究领域可谓开风气之先。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她的案例言过其实，但她还是对难民营的援助体系提出了令人信服而又不留情面的批评。比如，有时援助会变得多余，从而产生依赖；也有一些援助不当的事例，如所提供的食物引起了大多数受援助人口的不满。男性难民未必就是接受援助的最佳人选，因为据了解他们会将援助所得用于其他活动，使家人忍饥挨饿。

长久之计

解决难民问题有三项所谓的长久之计。三者都可能各有不足。

一般认为，最佳方案就是自愿归国，换句话说就是让难民们重返家园。对此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要强调“自愿”一词。我们知道，难民保护的核心原则就是“不驱逐”，但违背难民意愿且在难民本国国内尚不安全时将其遣返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难民归国的另外一个潜在的难题就是如何界定家园的概念。比如，把难民遣返回本国某个安全的地方，而难民的家乡却依然不安全，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此予以否定，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却对此表示赞同。

表6.1 2005年最近几次重大的遣返活动

来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005年全球难民趋势》（日内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006）。

难民遣返中一个关系重大的未知因素就是难民重返家园后会有怎样的遭遇。根据《1951年公约》的有关规定，难民一旦越界回国就不再受到特殊保护或援助，尽管我们知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也确实向部分归国的难民提供过援助。这些难民回国后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他们回国后往往找不到工作。当他们在国外避难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往往被人占据，甚至毁坏或被埋上了地雷。诸如道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通常也遭到了毁坏。他们会受到退伍士兵的骚扰或者那些未曾逃离的人的嫉恨。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不得不接受其在社会中往往不如以前的地位而面临心理挑战。

第二种方案是就地融合，即难民在侨居国永久定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方案在非洲尤为普遍。前面已经提到过，难民越境后通常与自己的族群共处。在这个时期他们的人数还相对较少，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就地定居相对而言不成问题。事实上，在坦桑尼亚之类的国家，难民通过在当地的村镇定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当今的非洲，就地融合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普遍，当地的侨居国政府对难民人口越来越敌视。单单难民的数量就足以构成一个原因。另外，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认为难民带来了问题，比如争夺土地和工作机会，还有就是造成环境恶化。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希望移民一俟安全便即归国，这种意愿日益强烈。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发达国家传统上会授予难民永久居留权。尽管在合法的条件下，人们可能会期望难民在条件允许时重返家园，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难民，比如在欧洲的难民，都会永久居留。在英国，难民获得难民地位七年以后即可申请获得英国国籍。

最后一条长久之计就是在第三国重新定居。在此过程中，往往来自难民营的难民会永久定居于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几乎总会是在发达国家。我们了解到，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接受的重新定居的难民最多。整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难民重新定居在欧洲相当普遍。当时有很多越南的“船民”以及来自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难民到了欧洲。不过，现在重新定居欧洲的配额严重缺乏。比如，2004年仅有一百五十名难民重新定居在英国。问题是，就当前人们对欧洲某些区域的寻求庇护者及难民的关注的形势来看，大规模的重新定居在政治上并不可行。

图10 2002年《每日快报》一张危言耸听的头版

工业化世界的庇护问题

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尤其在欧洲，寻求庇护者已成为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媒体和公众当中，也存在一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一方面，可以认为这场危机是夸大其词。另一方面，工业化国家中与庇护相关的一些重大挑战（即便是置之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全球大视野中）也需要分别加以关注。

庇护问题在欧洲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是因为当时到达那里的寻求庇护者达到了顶峰——1992年大约有七十万。难民人数又因为逃离波斯尼亚地区战乱、进入西欧的近乎一百万难民而进一步增加。

除了数量，这一时期寻求庇护者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不安。首先，他们（通常以“自发”寻求庇护者来形容）是未经正式许可避难他国的。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接受了难民重新定居，但是难民的人数、特征以及入境方式是可以由目的地国来控制的。与之相比，寻求庇护者通常只是从遥远的国度到达边境——当时阿富汗、索马里、斯里兰卡都是重要的来源国。其次，与重新定居的难民相比，很多申请庇护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难民。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去欧洲参加工作的合法机会的减少，寻求庇护成为了劳动力移民在欧洲寻找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途径之一。最后，当时普遍的忧虑是，这些人或许由此会成为自“南”向“北”的大批移民的先遣队。

图11 一名寻求庇护者在英国多佛接受采访

主要是为了应对寻求庇护者人数的增长以及其他一些忧虑，欧洲各国引入了大量新政策试图减少寻求庇护者的人数并保证入境者确有资格而并非“假冒”：它们要求许多国家的公民都必须持有签证。航空公司及其他运输单位受命检查所有旅客的护照和签证并对未持有关证件者进行罚款。庇护的程序得到了精简以尽可能快地处理申请。寻求庇护者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也受到了限制。

就此类政策的影响所产生的讨论很多。毫无疑问，在欧洲寻求庇护者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2004年，当时欧盟的十五个成员国接到的申请仅二十三万三千份，比1992年报道的数字的一半还要少很多。但是，有些评论家指出，难民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包括阿富汗、索马里以及斯里兰卡在内的几个主要来源国国内的冲突已经平息。还有些评论家指出，新政策固然减少了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但他们还是源源不断地入境，只不过是以非常规的方式进行——非常规移民已经开始取代庇护了。

“从申请庇护到实现移民”这一涵义甚广的说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当今工业化世界所面临的庇护方面的特有挑战。这个说法指的是概念和政策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区分难民和“假冒”申请人，另一方面是区分寻求庇护者和非常规移民。

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些挑战。在过去十年里，入境英国的寻求庇护者中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都被认为符合《1951年公约》的标准并获得了难民地位。还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寻求庇护者不符合公约标准，但因为考虑到他们返回来源国尚不安全，所以这批人被给予了临时性特许居留地位。这意味着介于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寻求庇护者未被认定为需要保护。遭到拒绝的人有权提请上诉，有些人上诉之后的确得到了保护。大部分人的上诉遭到拒绝，于是不得不返回来源国。但很多人并不如此，他们非法在英国滞留。

图12 乘坐货运火车到达英国的寻求庇护者被拘留在福克斯通的一间拘留室里

有些遭拒的寻求庇护者，虽然其申请及随后的上诉遭到拒绝却依然留在目的地国，这是庇护与非常规移民混淆难辨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目前有蛇头的帮助，因此以非常规方式入境的寻求庇护者的比例似乎越来越大。考虑到上一章描述的移民偷渡的种种危险，这种情况应引起庇护支持者及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最后，有些寻求庇护者到达他国后也会触犯法律，通常是因为未获工作许可证即参加工作。

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

英国在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方面记录尤其不佳。2006年英国内政部估计有十五万到二十八万八千名遭拒的寻求庇护者依然滞留英国，而要遣返他们则需十八年的时间。主要问题是要一个个地找到这些人——可他们当中很多人匿迹于同一族群的社团当中，通常非法地从事某些工作。同时，英国政府不得不在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以维护自身利益与冒险引发已在英国定居的几个少数民族族群内部的仇恨之间采取折中方案。在英国还有一些颇具声势的反驱逐出境运动，反对即便遭拒的寻求庇护者回国会面临迫害，也应把他们遣返回国。这些运动有时也情有可原。

在这样的情形下，“寻求庇护者”和“非常规移民”二词时常交替使用或许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这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视寻求庇护者中不少人真的是为了生命或自由而逃离本国寻求保护的。值得关注的是，难民——有权在国际难民体系下受到保护的人——为了进入工业化世界的庇护体系冒着生命危险，而当他们一旦到了那里却又被视做非常规移民且被当做非常规移民来对待，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第七章

社会中的移民

当前迫切需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移民对目的地国的影响。人数众多且还在增长的移民在同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涌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使许多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结构变化。其中包括了经济、人口以及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使社会、劳动力市场以及社区发生着转变。需求日增，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大，社会和文化危机山雨欲来，境况已复如此，社会安全网络带来的痛苦变化则更是令形势雪上加霜。大环境是，全球经济风云莫测，人们的不安全感空前高涨。

移民问题和移民人群为当今社会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是顺嘴就来的解释。这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极端保守主义支持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大量有关移民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的学术文献是不是不偏不倚，这实在难以说清。要公正就要强调，静态方法或许无法完全反映移民影响的实际情况，因为情况会随时间变化，比如当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学会了新的技能和经验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就会随之改变；要公正就应当认清，孤立地看待移民对变化的影响并将其与其他（如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同样引起公众反对的方面分离开来难之又难；要公正就必须知道，移民和移民问题影响的大小会因为一系列因素（如移民的特点、在侨居社会的地理分布，以及那里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社会关系）而大不相同。此外，移民的非经济影响，亦即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代价如何，裨益几许，也很难量化。

移民的经济影响

移民对目的地社会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备受热议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的学术讨论比欧洲的更为成熟，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气候仍然使人很难就移民在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讨论。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客籍工人体系背后就几乎完全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争论未有定见，仍在继续。全球移民问题方面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乔治·布加斯称：“尽管在解释移民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近来的理论著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实验性研究却是寥寥可数，所描绘出来的状况也毫无明朗性可言”[《经济展望杂志》，9/2（1995），39]。

认为影响是积极的那些人强调的是移民有从事低工资待遇工作的意愿，很多移民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心，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也带来了灵活性。也有看法认为，移民增加了资本投资回报，对当地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的创业精神使工作机会得到了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保持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力，这个产业就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一败涂地。在有些情况下，移民对来源国的积极影响也被持这方观点的人考虑了进去，第四章对其主要方面已经作了说明。

历史经验

近期历史当中的一些小插曲为评价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1962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九十万来自欧洲的人迁移到法国，使法国的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一点六。分析发现，此次移民的影响使移民定居区的工资最多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八，失业率则最多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二。1974年，六十万殖民者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非洲殖民地返回葡萄牙。实证分析并未发现劳动力市场受到任何影响。1980年，约十二万五千名古巴人进入迈阿密，使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七。针对移民活动对当地不同种族的非技术工人的影响，有人作出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似乎只有古巴人受到了消极影响。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与社会观察：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美国及其他地区一些同样颇具声望的专家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移民会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他们强调的是，移民当中更高的失业率、大家庭的蔓延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费用的增加，还有移民与已定居族群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量低技术劳动力也会阻碍产业重构和重组。这种劳动力也会促使血汗工厂那样的工作条件出现，并削弱工会维护劳动力标准的权力。

在讨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有三个方面引起了特别关注，即移民对侨居国民众工作机会的影响、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对财政的影响（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费用）。

全球所有目的地国最难以释怀的一种担忧就是移民会从本国国民手中抢走工作机会。这种担忧在许多欧洲国家尤为明显，那里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大。但实际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纳移民是为了填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与此不同，难民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经济标准被接纳的）。这些空缺或者是技术性的，当地培训与教育体系无法填补，或者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当地人不愿去做。移民工人很少被鼓励去跟当地劳动力直接竞争。遍及工业化国家的广泛的比较调查显示，移民对当地人口工作机会的影响在中性到积极之间，因为移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工作机会。

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和民族创业者

有关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的文献越来越多，他们在加拿大、丹麦、芬兰、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多得不计其数。这些国家的移民当中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移民活动本质上是有倾向性的，移民本人更有活力，比起当地人更愿意冒险。另外一个观点是从反面来看的，即移民之所以成为个体经营者是因为种种障碍（遭受歧视、有语言障碍、信息渠道有限等）使其无法获得有薪水可领的工作。原因之三是移民社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民族创业的概念常常也被用来描述这类社区的活动。重要的是，它们的影响往往会波及到特定的种族社区之外，如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的特色菜肴起初主要由移民引入，供移民享用，但现在却成为了全世界饮食习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美国，讨论移民问题的关键集中在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上。有些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移民的特点非常吻合，处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人要直接与移民竞争工作，他们最有可能感受到消极影响，这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也有观点认为，移民对未与之竞争工作的人有积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因而被抵消，美国公司因为移民而利润增加，使本国有些人能够从中受益。

随着近些年来赴美低技术移民的增长，移民对美国本地低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受到了特别关注。在低技术工人中非裔美国人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非常脆弱，因此移民对他们的潜在影响也就尤其突出。近期的调查结果既不完全清楚也不尽一致。一方面，在纽约所做的研究显示，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而言，男性非裔美国人的排名相对下降，据记录显示，当时正是移民入境最多的时期，而且其中很多都是低技术移民。另一方面，没有几项研究能够说明某种影响就完全是由移民造成的。换句话说，移民只不过是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的众多因素之一，而要将移民的这种影响单独提出来看待是非常困难的。

讨论移民对经济影响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移民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各自的研究已经表明整体影响是积极的；总的说来，移民上缴的税金比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费用要多。一般的说法是，大多数移民群体的年龄结构不平衡，处于经济活跃年龄的人占了主导地位，而且总的来看，移民的就业率较高。此外，目的地国通常无须承担抚养、教育和培训移民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还不用承担移民的养老费用，因为移民退休后往往会重返故乡。

但也有一些重大的差别。比如，研究显示，移民在财政方面的积极影响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那么明显，因为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许多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新西兰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全体移民使政府收入增加了三千二百四十新西兰元，但从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屿来的新移民所耗费用明显比纳的税要多。

上文讨论了移民的经济影响，所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移民就业的程度究竟如何，而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定因素。在美国和欧洲，近期讨论的一大观点是，国际移民的特点业已发生了改变。家庭团聚意味着经济不活跃移民的比例增加。一段时期内被禁止合法工作的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也在增长。更为普遍的是，在获得社会流动性和技能方面，新近几次移民不如早先时候的移民。

欧盟二十五国的移民人口的整体就业率为百分之六十一，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不过，就业率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来自西欧和南欧的移民的就业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就业率则较低。土耳其、中东和非洲移民的失业率尤其高。性别不同，就业率差异也很大。男性移民的就业率只是略低于欧盟男性的平均就业率，而女性移民的就业率则低得多。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本地和城市层面上的研究未必能够在移民就业率和财政影响方面得出同全国研究一样的结果。比如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上，在许多主要的欧洲城市，移民对公共服务领域的预算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某些移民社区的失业率较高。威廉·克拉克在美国新移民入境的九个主要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当地人而言，移民的技能和收入下降，贫困和依赖程度加深，这种差距与日俱增。克拉克所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某些地区、族裔或民族团体尤其存在这些问题。比如，洛杉矶县[1]的非技术性墨西哥移民就尤为贫穷。

很有必要以最后一项评述来结束本节，那就是，上述这类学术调查与公众甚至政治观点之间常常存在分歧。有些调查能够毫不含糊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民有功于经济发展，不会抢夺工作机会，不会降低本土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成本大大小于收益。尽管如此，可人们还是不一定就真的这么看待移民。在美国和欧洲，公众对移民规模与高失业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持负面看法，尽管二者并无直接联系。同样，在马来西亚和南非，移民也经常因为失业问题而受到指责。

第二代和第三代

近来，移民的子女乃至其子女的子女，即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经济表现广受关注。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可能在政治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遭到了孤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谈及近来不同欧洲国家移民后裔骚乱的原因，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在经济上受到的排斥。

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专家可以分为两派。乐观主义者认为，根据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的经验，尽管第一代移民会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劣势，但后续几代将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他们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第一代移民为何会在劳动力市场举步维艰，这包括国外资历不被充分认可，语言不够流利，以及在目的地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经验。他们认为，这些原因不再像以前那样适用于第二代移民。相反，悲观主义者认为，这条历史经验恐怕不能适用于近期移民，尤其不适用于那些来自欠发展国家的移民以及那些仍将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

牛津大学社会学家安东尼·希斯教授最近与同事共同就此话题作了一个广泛的国际性比较分析，目的是确定他们所谓的种族苦难的程度及其成因。他们对比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和南非的欧洲和非欧洲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的失业情况。

他们的研究结果完全验证了早先的研究。在所有研究对象国中，欧洲移民的第二代基本上没有遭受种族苦难——换句话说，他们的就业率与本土劳动者的就业率一样，甚至更高。然而，同样是在这些国家，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的确是遭受了种族苦难。这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尤其严重。解释国家间差别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的失业状况——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似乎种族苦难也就最为深重。

由于牵涉到的变量很多，这类研究都难以对结果进行权威解释。不过，所提到的因素包括了歧视，某些国家普遍的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诸如信息、人脉、志向及社会认同之类的人力资本因素。研究的总体结论之一是，正如研究结果中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所展示的那样，要克服过去的影响非常困难。

上述以及类似研究的结果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不管融合政策的宗旨如何，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都会经受种族苦难。因此，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不管是在主张社会同化的法国还是在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英国，日子都不好过。哪种模式都不见得多么有效，这种看法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相反，有观点认为，实现融合的最佳途径是集中解决那些并不那么抽象的、更加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语言学习、培训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参与、医疗及其他关键的社会服务，以及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给移民以实惠。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在融合问题上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做得都要成功，因为联邦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的方针，既培养了移民的自立精神又使移民社区能够产生自己的领头人。

移民和政治

在整个西欧，穆斯林移民及其第二和第三代都受到了过高的失业率的影响，其中很多人的境况因为教育和住房问题而雪上加霜。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紧张局势，近些年来因为与英国拉什迪事件、“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相关的高度政治化的身份问题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其结果之一，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在《移民时代》一书中如是说：“尽管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对宗教激进主义敬而远之，西欧无疑还是受到了席卷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热情浪潮的影响。”

然而，有关移民对侨居国政治影响的文献远不止这些，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移民和政治的另外一个交汇点就是反移民极端主义势力的增长。反移民的政治运动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已经遍及欧洲。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法兰西民族阵线，其领导人勒庞在2002年第一轮总统大选中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赢得了五分之一的选票，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比利时弗拉芒集团获得的支持也有大幅增长。约尔格·海德尔反移民的自由党在奥地利与人民党组成政府，尽管海德尔本人2000年就已经从党主席任上退了下来。北方联盟、意大利力量党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民族联盟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在意大利这几大党派的命运起伏中举足轻重。2001年皮姆·佛图恩及其反移民的政党在荷兰兴起，令许多观察家大感意外。在欧洲以外，保利娜·汉森的单一民族党1998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政治胜利，在州选举中获得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并且赢得了十一个席位，但她此后便退出该党，现为无党派人士。

另外，有学者认为，右翼政党的抬头在整个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反移民的影响。比如有人提出，随着民族阵线支持率的上升，法国社会党的移民立场也随之右倾。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准确（有些专家对此做出驳斥），很明显，这些党派的胜利已经成为移民问题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政治日程表上排位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催生新党派、引发新话题，学术文献还指出了移民对目的地国的政治和政治体制产生的至少两个方面的影响。关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参政权和代表权的讨论非常激烈，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几个移民无法获得国籍的国家尤其如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无法通过政治代表权的正常渠道来表达意见，他们通过参与工业罢工、抗议活动、饥饿罢工以及城市骚乱等方式团结起来施加影响。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经给予了移民一些政治权利，包括在地方（并非全国）选举中的投票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长期居住是一个永久现象。有人认为，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享有参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有些观点认为，不让移民获得参政权会导致社会局势紧张并引发冲突。在欧盟各国，所有欧盟公民现在都有权参加选举，也有权在所在国对当地及欧洲选举进行投票。有些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和瑞典）允许欧盟国家以外的外国居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及竞选职务，前提是他们在这些国家居住已满一定年限。在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在与相关国家达成相互协议的基础上，某些公民可以享有地方选举权。

移民对目的地社会政治的另外一个潜在影响是通过在身为移民后裔的公民中组成种族投票团队而实现的。在以色列，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约占到以色列选民的百分之十五，1992年以来对每次大选的结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1996年公投决定魁北克在加拿大的未来时，魁北克的移民人口投票反对独立从而影响了公投结果。在2002年德国势均力敌的大选中，三十五万土耳其裔的德国人也成为重要的投票团。由于这种潜在的影响，政党越来越注意吸引移民出身的选民，英、美两国就是如此。

美国某些州的拉丁投票团的潜力让政治家们左右为难。一方面，对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采取强硬立场会赢得大量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拉丁裔选民的选票还不能不要。除了波多黎各，约有四千二百万拉丁人口居住在美国——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在诸如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这样的美国各州，拉丁裔选民的选票至关重要，而且有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拉丁裔选民的选票甚至能够决定能否控制众议院。此外，由于美国三分之一的拉丁裔居民尚不满十八岁，拉丁裔选民的选票未来可能更加不可小觑。

减少人口赤字

新近出现的一个话题是，移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与所谓人口赤字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同时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出生率较低、平均寿命增高、医疗条件不断进步，三者合起来使问题更加严峻。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的比重却越来越大，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还有三四十年的寿命。换句话说，经济上活跃的人（可以工作、能够使经济持续发展并且纳税的人）越来越少，而不再工作却期待着养老金并且越来越依赖福利体系来为其医疗和社会保障买单的人却日益增多。总之，年龄越大就越是需要更多的关注。

英国的养老金危机

本章的撰写正值2005年年底，此时英国的养老金危机已达顶峰，上了报纸头条。似乎可以肯定，未来数年这一问题仍会高居政治议题榜首。问题的核心是纳税人数量之少已不足以养活英国靠养老金过活的人，而两者的比例正在变得越发于形势不利。1960年每位领取养老金的人由4位工作着的人来供养。到2005年则只有2.7个。据估计，到2050年每位领取养老金的人只有1.1位工作着的人供养。英国并非唯一一个面临一触即发的养老金危机的国家。

人口赤字在欧洲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每个欧洲女性平均只生1.4个孩子，而据估计，要更新当前的人口她需要生2.1个。就像中国和日本一样，欧洲人口因此而减少，而且过不了多久俄罗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全球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人口缩减的国家。同时也有一些重大差异，如某些欧洲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就远没有那么严重，而美国本土人口已出现增长的势头。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移民不失为减少人口赤字的一种途径，尽管当前就其作用大小尚莫衷一是。只要移民正当工作年龄而且能够找到工作，只要他们合法工作以便纳税，他们就会对因为适龄工作人口不足而受到影响的国家作出贡献。有些人据此认为接纳更多的移民劳动力符合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劳动力的迁移，它们将无从保持现有的养老金和福利水平。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劳动力只是解决劳动力老龄化和缩减的短期策略。这是因为移民毫无疑问也会变老。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便他们来自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会调整出生率与所在国的情况相适应。因此，到头来移民也同样会加大老龄一代的人数，其子女纵然愿意接替他们为其福利买单，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共识似乎是，移民并不能“包治百病”，仅此一招无法减少人口赤字。不过在一系列必要的应对方案中它倒是不可或缺。其他方案包括，增加能够鼓励女性生育的措施（如放宽产假期限等），提高退休年龄以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提高本土人口失业率较高的国家的就业率，还有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育率。还有一项令人不那么容易接受的选择，即减少养老金和各项福利，或者就是降低富裕程度。

丰富社会和文化

尽管移民问题有着明显的学科交叉的性质，但有关移民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之间相对来说却很少有可资相互借鉴之处。虽然要评估移民的非经济影响很难，但这些影响还是必须纳入移民在社会中的总体影响来综合考虑。

图13 英国伦敦莱斯特广场展现出的种族多样性

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其最令人注目的方面是使社会和文化更加多样化，更加兼容并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五花八门的音乐风格，如爵士乐、雷盖乐，还有旁遮普乐均源自移民。本·奥克瑞和萨尔曼·拉什迪是世界有名的移民作家，而移民经历也激发了大量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学创作——哈尼夫·库雷西的《郊区佛陀》、扎迪·史密斯的《白牙》、莫尼卡·阿里的《砖巷》都堪称典范。阿尔伯特·加缪曾是居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人们常说马沙拉[2]烩鸡这道印度菜现在已是英国最吃香的菜肴了。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某些地区，西班牙语是现在最为通用的语言。世界各地的体育俱乐部引进了核心队员，而国家队则吸收了他们的后代。齐内迪纳·齐达内也许是他那一代最棒的足球明星，他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后裔，代表的却是法国队。

随着移民人口自身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影响也随之越发巨大。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间，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他们仍然是那里最大的外来公民群体（2003年英国约有三十七万五千名爱尔兰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牙买加以及其他一些加勒比岛屿）的移民数量庞大。1970年以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南非的移民受到了积极鼓励。近年来，这些本已多样化的社会因为来自更多不同国家的人的加入而更加多样化。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阿富汗、中国、伊拉克、科索沃地区和索马里到达英国的移民人数众多。有些人将当今英国的情况称为“超级多样化”。

同时，多样化程度的加深也会带来严峻挑战。由法国的头巾之争（见下文）足见多样化要与传统的民族原则相适应是多么困难。更实际可行的事，比如在英国或美国教三十人一班的小学生（其中有些在家说乌尔都语）就已经够难的了。两个孩子在家说乌尔都语，三个孩子因为刚从索马里来根本不会说英语，还有两个以汉语为第一语言，这样的班教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不过，总的来说，能够成功应对多样化所带来的挑战的社会从中得到的益处不可估量。

法国的头巾之争

2004年2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尽管该法令也要求锡克教男孩不得佩戴缠头巾，但大多数因之而起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穆斯林女子佩戴头巾（亦称“海加布”）的问题。法国政府在试图使宗教人口融入世俗社会方面陷入两难境地，而围绕这些宗教标志的争论可谓正中要害。该法令的支持者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环境，所教的、所反映的应该是宗教与教育分离、共和主义和公民义务的原则。相反，反对者认为该法令带有歧视色彩，尤其是为法国的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绪火上浇油。

对多样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像纽约、伦敦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所谓国际化城市。移民至少在三个方面成为了这类城市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首先，国际化城市尤其依赖高技术移民和公司内部调动人员来促进国际金融、法律服务，以及像会计、广告和保险之类的高级商业服务的繁荣，这些领域正是国际化城市经济地位的基础。其次，移民通常也干一些任何城市都必须赖以运行的地位低下的工作，如运输、垃圾处理、接待、建筑、饮食服务等。

最后，由于工作机会的关系，国际移民越来越集中在国际化城市及全球其他一些大城市。由于倾向于在自己的社区安家，还有就是在靠近可以提供当地机构难以提供的特别帮助的地方（如教堂、清真寺和社区中心）安家，移民通常会聚居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移民社区集中的现象给全球主要城市增添了鲜明的色彩和特色，形成了闻名世界的一些街区，如纽约和伦敦的“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同时，移民会聚居在这些城市最贫穷的地方，形成通常所说的贫民窟。

城市中的移民

移民集中在全球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贫穷的市郊住的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北非人口。孟买的达拉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那里的主要语言为泰米尔语（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移民都住在那里）。在曼谷，缅甸移民主要居住在孔堤的贫民窟。许多巴勒斯坦人还住在约旦首都安曼脏乱不堪的难民营里。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违章搭建居住区布罗，主要住着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还有说法语的非洲地区的移民。住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非正式居住区的人一般来自尼加拉瓜。孟加拉人、阿富汗人和缅甸人喜欢住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巴尔迪亚镇和奥兰支镇未经规划的区域。

移民还可以通过形成新的跨国身份这种方式来丰富社会和文化。第二章提到，有人将跨国主义视为政治问题，因为它会潜在地削弱对国家的忠诚。同时，根据跨国主义杰出的理论家史蒂夫·韦尔托韦茨的观点，跨国主义具有潜在的变革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首先，跨国移民创造了跨越国境的新的社会结构。其次，随着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移民的增加，跨国主义催生了新的意识。第三，跨国移民提供了文化繁衍的模式。跨国移民在新语境下对其文化进行阐释和糅合，创造了新的杂交文化。第四，跨国移民会成为资本新来源的核心，移民汇款回家就是一个好例子，这在第四章有详尽描述。第五，跨国移民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新战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在国外对本国政治施加影响。最后，有人认为，跨国主义会导致地方和区域重建。换句话说，移民会改造目的地社会以慰思乡之情。

也有针对跨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有人说以上描述的种种过程毫无新意；有人说这些都是夸大其词，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移民都不适用。尽管如此，就连那些最激进的批评家或许也会同意，移民与全球化相互交织，使目的地国的社会、文化、经济都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不可逆转。

【注释】

[1] 美国的县为州以下的行政区。——编注

[2] 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盛产的一种红茶。——编注

第八章

国际移民的未来

国际移民的未来变幻莫测，难以预料，希望本书对此已经做了足够的说明。概念上和数据方面的问题意味着要说清什么人算是移民、究竟有多少移民都非常困难。移民问题与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变化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其发展状况有可能发生突变。与移民入境及入境后地位密切相关的移民和难民体系会受到时常变化的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移民政策未必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来说，移民所隐含的意味根据国家和人群而各有不同，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要辨清移民模式、移民进程及移民政策当前的趋势还是有可能的。这种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几十年国际移民的状况产生影响。通过逐一讨论以前各章的主题，本章作为最后一章将要指出和讨论某些趋势。

亚洲移民

多数批评家都会同意，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移民问题的变化发展还将继续。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移民在规模和多样性方面或许都会继续发展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每一个角落。国际移民中女性的比例将会加大。短期移民和循环移民似乎势必将成为更具主导地位的移民模式。伴随诸如高技术移民的增长等利好因素，国际移民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更加巨大。同样，由于超级多样化的进一步加深，移民所带来的社会挑战也会更加严峻。换言之，移民问题仍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什么地方的移民问题比亚洲的更重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各国。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七百万——作为移民来源国，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的亚裔人口超过一百万，即移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在海湾各国工作的亚洲移民则至少有五百万。

不过，当前移民的主要增长却是在亚洲内部。据估计，2000年在异国就业的亚洲人达六百二十万，但并未超出亚洲范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尽管受到1997年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5年以来亚洲内部的求职务工移民每年仍以约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主要来源国是那些劳动力极大过剩且又相对贫穷的国家，以菲律宾为典型，也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其主要目的地为“亚洲四小龙”或东亚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国际移民的增长潜力非常巨大。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因此这些地区势必会吸收更多的移民工人。中国现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这种变化的发生也仅是二十年间的事，主要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已显不足，估计短缺约两百万。为了与长江三角洲竞争，珠江三角洲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西部以寻求劳动力，先是西部各省，再是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该地区的劳动力似乎与需求同步快速增长。印度次大陆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迁移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也有不少增长，而两国都将劳动力输出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移民之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一点就是其多样性。第一章讨论的移民发展变化的种种情况它大多吻合。女性移民比例上升，因为该地区移民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很多都是在家政、娱乐、接待、服装和电子装配等行业。下面我们将看到，前往北美的高技术移民和学生移民的增长尤其明显，同时仍有大量的非常规移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短期移民仍是该地区的主要模式，绝大多数劳动力移民都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因为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坚决反对移民永久居住。

内部移民

第二章旨在解释为何概念方面的挑战、数据难题及各国不同的政策意味着对移民进行界定很难做到直截了当。一如本书主旨，第二章的重点完全放在了国际移民上。然而，一旦国内移民也被牵涉进来，则定义起来就更为复杂：他们的数量多之又多，而对其进行统计的国家则少之又少；他们迁移的目的也同样多种多样；有时要将他们与国际移民区分开来非常困难，在边境变更、边境不明确或边境检查松懈的地方就是如此。

据估计，仅中国一国的国内移民就有一亿四千万，而全球的国际移民也不过就是两亿。另外，在未来几年里，国内移民的增长速度势必比国际移民还要快。未来二十年里，仍将有三亿中国人会在本国迁移——换句话说，仅中国一国的国内移民数量就将增长三倍。

仅规模本身就使国内移民理应受到比现在更大的关注。但是，国内移民之所以会对国际移民的未来形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原因在于，国内移民往往是国际移民的前奏。换句话说，从乡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往往随后会移居国外。解释有如下几条。一是，国内移民是社会中较有创业精神的人，这些人能自主决策，相应地会不畏艰难再度越境迁移。另外，他们具备移民的直接经验；由于移居城镇，他们通常也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多的信息，收入也更高，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也更广。国内移民尤其能使女性获得更大自由，因为比起农村，城市通常没那么保守，男权意识也没那么强，女性因此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参加工作并变得更加独立。

国内移民也会促进发展。据估计，国内移民近年来每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所作出的贡献高达百分之十六。主要原因是，国内移民是缓解某些地区失业状况和填补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一种途径。为数有限的调查显示，国内移民给家里的汇款也相当可观。根据一项估计，中国国内移民每年寄回家的钱相当于三百多亿美元——主要由移居城市的农民工寄回农村地区。他们的汇款有助于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财富不均的状况，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支付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促进消费和投资。

高技术移民

第三章展示了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对移民的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经济结构性的不均衡会继续存在并继续导致移民活动，而通讯和交通的革新以及移民网络和移民产业的发展势头还将进一步为移民大开便利之门。移民问题与全球化将继续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化也意味着有些人比以前更具流动性，尤其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尽管高技术移民在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其影响却会日渐扩大。换言之，高技术移民的经济意义远远胜过其数量意义。高技术移民造就了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谓的改变工作、休闲、社区以及日常生活的新“创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佛罗里达在其颇具影响的《创新阶层的崛起》一书的姊妹篇《创新阶层的迁徙》中描述了这些专业人员中间日渐增长的流动性。

同时，发达经济区域的变革（金融领域及其相关服务的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对科技依赖程度的加深，因人口赤字引起的对医护人员需求的加大，为保持竞争优势对教育和研发的重视）使各国提供更加优厚的条件从全球有限的技术人员储备中吸引专业人员。各个富国已经卷入了某些评论家所谓的人才争夺战之中，这似乎会决定未来移民政策的状况。在他的第二本书中，佛罗里达引用了当时新西兰研究、科学与技术部部长皮特·霍奇森的话：“我们不再认为移民政策的作用是把守门户，而是将其看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吸引人才的途径。”

主要的新趋势之一就是，美国不再像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认为自己必定能把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工人和学生吸引过来。在过去几年里，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放宽高技术工人进入本国的限制条件，并相应地调整了本国的政策。欧盟正在考虑向高技术工人颁发“求职许可证”。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允许外国学生更加便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要求他们回国。部分是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议会在2005年投票决定将H-1B签证的年度配额由六万五千提高到九万五千个，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年似乎还会增长。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年来德国堪称招募技术工人的沃土。2005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积极从德国引进技术移民。但是，网罗人才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工业化社会，中国、印度和东亚也同样如此。除了吸收国外的技术工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吸引本国人才重返故里的招募计划。

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对外国学生的争夺日渐激烈。原因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外国学生的学费远远高于本国学生，而且招收他们对大学院校而言是一项不错的投资。更长远的考虑在于今天的外国学生就是明天的技术移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吸收了来自其成员国百分之七十的外国学生。2004年，仅美国一国就招收了五十六万五千名外国学生，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亚洲国家。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份额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9·11”以来的签证政策使某些国家的学生求学美国的难度加大。同时，随着国内大学水平的提高，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的学生人数已经变得毫不稳定。这种竞争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美国和欧洲未来几年的学生政策。

短期移民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移民影响来源国发展的种种方式。首要主题还是汇款，根据所有的估计，汇款还会进一步增长——世界银行2006年的初步估计认为，全球正式汇款的规模达到两千五百亿美元。流散移民的影响也会扩大，因为越来越多的来源国意识到他们的潜力并且努力发挥他们的力量。

返乡移民也势必会增长，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返乡移民可谓应对人才流失的最佳长期方案。原因之一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台短期移民政策，意义在于允许移民工人短期居留，然后按协议返回本国。这些移民政策对于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同样适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短期移民接收国，至今每年仍有二三十万短期移民陆续进入该国。如今美国接纳的短期移民数量最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数量已经是之前的四倍，每年超过五十万。在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位居第三，每年约二十万。尽管总体数量已明显减少，但是随着吸引短期劳动者的新政策的出台，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尤其在欧洲，短期劳动者入境也有所增长。

另一个获得短期外国劳动力的途径是使非常规移民常规化并授予他们有限期的合法工作许可证。2005年西班牙使约七十万非常规移民常规化，其中没有一人获得合法的永久居留权，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为了获得短期外国劳动力。美国国会2005年的科宁-凯尔法案使一项短期劳动者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将对首批回国的非常规移民开放，但还是不允许他们永久在美国定居。马来西亚从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菲律宾吸引了数十万的劳动力，该国现在也在尝试使自己的非常规移民变成合法的短期劳动者。2004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允许非常规移民不受惩罚地在年底离开本国，允许如期离开的移民通过正常渠道重返马来西亚工作。由于海啸的影响，离开印度尼西亚的最后期限被推迟到2005年。

对于目的地国而言，短期移民的优势是，它可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填补劳动力市场的某些空缺。短期移民也可以避免社会融合的长期挑战，这也就缓和了目的地国国民对移民的消极态度和反应。对于来源国而言，短期移民能够降低本国的失业率并通过汇款促进资金流入。移民会在一定期限后重返家园，人才流失的长期影响从而得以避免，此外，由于移民回国带来了新的技术，来源国也会因此受益于“人才回流”。

就短期移民政策还有两点主要的疑虑。一是它并非始终维护移民的权利。人权倡导者经常会就某些问题表示关切，例如有关海湾国家家政服务合同工的待遇问题。即便是在那些直接剥削并不严重的地方，有些评论家相信短期移民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层次的移民产生——可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并享受融合所带来的好处的永久移民和因为要确保返回本国而使自己边缘化、远离主流社会的短期移民。

返回本国的问题是讨论中的第二个主题。质疑者以欧洲早期短期移民政策的发展为依据——本应是短时间停留的“客籍工人”最终都永久定居在了法国、比利时，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对这种情况，有这么一句时常被引用的老话，“没有什么比短期移民更长久的了”。瑞士小说家马科斯·弗里希的另一句话也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要的只是在这儿短期干活的，得到的却是在这儿永久生活的。”换句话说，人们一旦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有了安身之所，建立了社会网络——简言之，一旦人们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们大概就不会如人所愿，再想着返回故土了。

从控制非常规移民到管理非常规移民

希望第五章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对于受影响的各方非常规移民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未必像媒体和有些政客所强调的那样。抵制非常规移民的努力在全球移民政策议程上仍将占有突出位置。不过近年来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在此问题的措辞方面已经有了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改变。过去人们说的是控制非常规移民（事实上主要是指国际移民），现在则倾向于说管理非常规移民。

其中的言外之意倒不是说各国对非常规移民不再那么重视了。据估计，仅2002年一年加拿大、德国、荷兰、英国以及美国在应对非常规移民的问题上总共花费了约一百七十亿美元。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常规移民不可能被完全制止。它将继续成为国际移民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原因就是，决定国际移民规模（包括非常规移民）的各种力量非常强大，如不同社会日益加大的繁荣程度及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差距。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国家缺乏解决非常规移民的政治决心。这主要是指某些非常规移民的来源国，在这些国家非常规移民不无裨益，既能缓解失业压力又能提供汇款和海外投资的来源。即便是在目的地国，从经济方面看，人们也会认为非常规移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随着管制的放宽、自由化的提高以及灵活性的加强，对不同形式的、条件无保证的无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非常规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且通常愿意做那些常规移民和本国国民所不愿意干的工作。

第三个原因是，旨在减少非常规移民的政策有时不会奏效甚或还会带来不良后果。尽管其间纠葛难有明证，许多学界专家认为欧洲加大对寻求庇护者的限制力度，后果之一就是助长了移民偷渡。简言之，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想要继续进入欧洲——有些是为了免遭迫害，有些是为了寻求工作。如果他们无法通过申请庇护合法地完成心愿，他们就会通过蛇头非法地达到目的。

长期看来，诸如边境隔离墙、生物测试还有签证都不可能减少非常规移民。也许，这些手段要真正奏效还需与其他一些能够治本的积极主动的措施相配合，包括实现发展目标以加强安全并提高来源国的生活水平，以及提供更多的合法移民机会等。同时，期望各国会完全解除控制、开放边境是不现实的，有时倒真是有这样的倡议。大多数评论家现在都认为非常规移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继续存在。

内部的流离失所

第六章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同时也的确是当代国际移民活动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全球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难民人数达到二十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的庇护申请也只是十五年前的一半。

这正是国际社会时下对国内流离失所者予以更大关注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与难民不同，他们的数量已经迅速增长。据估计全球因战乱而无处安身的流离失所者多达两千四百万。还有比这多好几百万的人因为环境因素而被迫迁移——2004年年底对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打击尤甚的亚洲海啸，2005年8月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化作一片废墟的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北部的地震（其间好几百万的人背井离乡），还有数百万人因为诸如建设大坝和新城市之类的开发项目而背井离乡。

此外，近年来国际社会显示了干预国内或他国主权事务的意愿——不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促成一些改变。政治科学家们认为，与此同时，主权的概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主权不仅意味着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保护国民的责任。如果某个国家保护乏力，它就应该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

由于这些原因，国际难民体系开始将国内流离失所者纳入其中，尽管给予的关注还很有限。一方面这意味着一个新公约的产生和联合国一个新部门的创立。另一方面，联合国已经出台了《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同公约一样不具法律效力，但仍被广泛认为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定的准绳。另外，许多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正在正式地扩展自己的活动以便承担一些处理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责任。

争议也并非就没有。有人认为需要有更正式、更具约束力的应对方案——为什么针对九百万的难民有一个庞大的联合国机构，而两千四百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却没人管？也有人反对说，国内流离失所者都是各自国家的公民，在他们的国家也有许多没有进行过内部移民的穷人，他们的需求不应凌驾于那些穷人之上。第六章解释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已经面临预算危机，而且批评家们会说该机构尚不能始终有效地完成自己在难民方面的使命，怎么能指望它再去保护并援助上千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不管决议如何，在联合国以及其他一些人道主义机构的议程上国内流离失所者正在迅速受到关注，在未来数年里这一问题将非常突出。

尊重移民

第七章介绍了围绕移民对侨居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的主要讨论。随着移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加，毫无疑问，各个社会将会继续积极应对融合的挑战，同时也会根据新的全球经济现实、新的安全原则和基本的人口变化做出调整。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颇具影响的移民政策研究所组织了一项调查，调查中移民问题专家讨论了2005年十大移民问题，其中位居榜首的是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方面的挑战。尽管与2005年的许多特殊事件明显相呼应（伦敦地铁爆炸案，荷兰谋杀电影制片人提奥·凡·高的第二代摩洛哥人被判终身监禁，巴黎及法国主要城市弱势移民社区长达两周的骚乱），但这还是说明了融合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政治议程的榜首。

然而，不少评论家担心，移民的权利可能会被归并到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尤其是安全等忧虑中去。维护移民权利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成为移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第七章提供了移民广泛成功的范例（侨民企业家、高技术人员及跨国移民），该章同时也提醒，有些移民团体会面临失业或者做地位低下的工作，居住条件也很差。大量证据证明，移民会面临某些不利因素。他们经常毫无法律权利可言或者即便有也非常有限，在刑事审判体系中也遭受歧视。他们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也很有限。他们通常不能享有公民的参与权。他们还会遭受骚扰、种族和宗教仇视，以及暴力。

女性则面临某些特殊的挑战。当然，有些人会很成功，而且移民的确能够使女性获得权力。但是因结婚而移民的女性、做家政劳工的女性，或者从事娱乐业和性行业的女性特别容易遭受剥削和社会孤立。贩卖人口的具体问题已经解释过了。女性移民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遭受歧视。如果她们怀孕就会被解雇甚至驱逐出境，如果染上艾滋病就会蒙受耻辱。尤其是在贫困和边缘化的社区，她们还面对着遭受家庭暴力的危险。此外，比起男人，她们待在家里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她们来说，要掌握融入新社会所必需的语言技能和建立社会网络就更加困难了。

儿童也需要特别的关注。离开了熟悉的生活方式，置身于一个语言和文化都很不相同的社会，比起成年人他们遭受的创伤更加严重。移民在家庭中可能导致不同性别以及不同辈分之间关系紧张，这进而又会非常直接地影响到孩子的幸福。最糟糕的是，这种关系紧张还会导致暴力和虐待，尤其是针对女孩和年轻女性。移民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孤立感，他们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也很难忠于国家，这在他们遭受歧视和排外时尤其明显。

结语

本书的整体目标始终是为了给更加理智地讨论国际移民问题定下基调。这种讨论所考虑的应该是事实而不应依赖于夸大其词的媒体报道。这需要将地区问题纳入全球语境中去看待。这种讨论应该考虑人口迁移的整体情况，而不是把目光放在一两个群体上，更不应该把他们妖魔化。在使用“移民”这个词时，应当明确、一致、毫无偏见。这种讨论应该清楚统计数据的局限。相关各方都应不偏不倚地看待移民方方面面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索引

A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bduction 绑架64

activism 激进主义100

Afghanistan 阿富汗74， 77

asylum-seekers 寻求庇护者85

migrant smugglers in 蛇头在68

migrants from 来自…的移民107

refugees from 来自…的难民75， 79

Taliban regime 塔利班政权71

US invasion of 美国对…的入侵 99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o 自愿归国到82

Africa非洲：

border controls 边境检查56-7

brain drain人才流失52

cell phones 手机34

diasporas 流散人口25， 26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59， 62

migrants in移民在1， 5

refugees 难民74， 75， 82-3

regional migration 地区性移民6

warfare战争77

African-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94， 98

agricultural workers 农业劳工32

Algerian migrants 阿尔及利亚移民 9， 92， 107

Ali， Monica 莫尼卡·阿里104

amnesties 大赦58

Angola安哥拉92

Annan， Kofi 科菲·安南34-5

anti-immigrant extremism 反移民极端主义99-100

Armenian diaspora亚美尼亚流散人口25

Asia 亚洲4， 110-11

human trafficking人口贩卖65

‘maid trade’“女佣贸易”7

migrant smuggling 移民偷渡66

migrants in移民在5

Asian tsunami （December 2004） 亚洲海啸（2004年12月）120

assimilation 同化23-4， 98

asylum-seekers寻求庇护者4， 60， 70， 74， 96， 118， 119

application countries 申请国家 75

bogus 假的56， 85

Europe 欧洲84-9

rejected 遭拒的57， 87-8

statistics统计；统计数字20

Atlantic Records大西洋唱片公司10

Australia 澳大利亚5

anti-immigration party 反移民的政党100

Asian immigrants 亚洲移民110

asylum applications 庇护申请75

British immigrants 英国移民3

Chinese immigrants 中国移民9

highly-skilled immigrants 高技术移民114

irregular migrants 非常规移民57

ius solis principle 出生地原则23， 24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refugees 难民83

visa overstayers 签证过期的留居者19

Austria 奥地利24， 98， 100

B

Balkan wars 巴尔干战争77

Bangkok 曼谷107

Bangladesh 孟加拉国74， 110

banks银行41， 42

Belgium 比利时3， 24， 44， 98， 99

Bengalese migrants 孟加拉移民107

Bhutanese refugees 不丹难民79

biometric testing 生物测试119

birth rate 出生率30， 102， 103

Blok， Vlaams 弗拉芒集团99

bogus marriage 假结婚56

Bolivia 玻利维亚43

border controls 边境检查63， 118

Borjas， George乔治·布加斯91

Bosnia 波斯尼亚地区74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51-3， 116

Burkina Faso布基纳法索31

Burmese migrants 缅甸移民107

Burundi 布隆迪75， 82

Busch， Adolphus阿道弗斯·布施10

C

Camus， Albert 阿尔伯特·加缪104

Canada加拿大：

asylum applications 庇护申请75

immigrant votes 移民的选票101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118

ius solis principle 出生地原则23， 24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refugees 难民83

self-employed foreign workers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93

capital flow 资本流动29

Caribbean 加勒比海地区6

Carnegie， Andrew安德鲁·卡内基 10

Castles， Stephen斯蒂芬·卡斯尔斯 27

Castles， Stephen and Miller， Mark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5， 99

cell phones手机33-4

census 人口普查20

child migrants儿童移民64， 68， 122-3

child refugees 儿童难民82

Chile 智利83

China 中国3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111

GDP 国内生产总值113

internal migrants 内部移民112， 113

migrants移民6， 110

sojourning旅居9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留学生 115

circular migration循环移民9， 51， 110

CI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独联体（独立国家联合体）59

cities 城市106-8， 112， 120

citizenship 国籍；公民身份22-4， 27， 76， 100

Clark， William 威廉·克拉克96

Cohen， Robin罗宾·科恩2

Colombia哥伦比亚43

colonization 殖民1， 3

communications 通讯28， 33-4， 36， 39， 113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刚果民主共和国34， 75

construction industry 建筑业32

Cornyn-Kyl bill （2005） 科宁——凯尔法案（2005年）116

corporations 公司18

corruption 腐败30， 31， 61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107

criminality 犯罪活动54

Cuba 古巴40， 42， 92

cultural diversity 文化多样性1， 11， 104-8

cultural identity文化特征23

‘culture of migration’“移民文化” 46

D

data collection 数据收集57-8， 65， 109

debt 债务65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3-4， 74

democracy 民主30， 31， 49， 100-1

demographic deficit 人口赤字102-4， 114

Denmark 丹麦93， 101

dependents 依赖者7， 17， 20， 37， 41-8， 95-6

deportation 驱逐出境63， 88， 122

destination countries 目的地国7-8

impact of migrants on 移民对…的影响90-108

migration control 移民控制40

migration networks 移民网络 36-7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短期移民和117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

agricultural stress 农业压力32

birth rate 出生率30

diaspora organizations 流散组织 48-50

remittances 汇款41-8， 50

return migration 返乡移民50-1

development 发展1， 41-53， 113

diaspora organizations 流散组织 48-50

diasporas 流散人口16， 25-6， 115

discrimination 歧视12， 63， 97， 122， 123

disease rates 患病率52

disparity awareness 不均衡意识34， 118

Djibouti 吉布提79

domestic work 家务劳动；家政7， 12， 32， 117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克43

dual nationality 双重国籍23， 24

Durand， Jorge 若热·杜兰德39

E

East Asia 东亚110-11

East Timor 东帝汶74

Eastern Europe 东欧23

ebay 易趣网10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10， 91-9， 110， 111， see also另见development发展

economic migrants 经济移民17， 18-19， 31

Ecuador 厄瓜多尔43

education 教育12， 29， 30， 31， 45， 52， 113， 122

EEA （European Economic Area） 欧洲经济区20

Egypt 埃及43

El Salvador萨尔瓦多43

electoral votes 选票49， 100-1

ELR （Exceptional Leave to Remain） 特许居留70， 87

emails 电子邮件33

employment 就业，see见labour market劳动力市场

entrepreneurs 创业者1， 10， 50， 91， 93

internal migration内部移民112

remittances 汇款41-2

Eritrea 厄立特里亚47， 49， 50， 77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50， 77， 79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77

ethnic diversity 种族多样性105-6，110

ethnic penalty 种族苦难98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欧洲联盟）5， 95

asylum-seekers寻求庇护者84-9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52

demographic deficit 人口赤字103

elections 选举101

employment rate of foreign-born population 外籍人口就业率96

foreign students 外国学生115

free movement of EU citizens 欧盟公民的自由迁徙37

highly-skilled immigrants 高技术移民114

human trafficking人口贩卖65

irregular migrants 非常规移民56

migrant smuggling 移民偷渡66

refugee resettlement 难民的重新定居83

regional migration 地区性移民6

second/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s 第二/第三代移民98

UNHCR funding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经费73

exploitation 剥削32， 63， 65， 68， 117， 122

F

families 家庭：

large 大的92

refugee 难民79

reunions 团聚7， 38， 95

separation 分离46， see also另见dependents依赖者

Finland 芬兰93， 101

Florida， Richard 理查德·佛罗里达 113-14

food aid 食品援助80

food industry 食品行业32-3

forced labour 强迫劳动31

forced migrants 被迫移民16-17， see also另见refugees难民

Fortuyn， Pim 皮姆·佛图恩100

France法国：

Algerian immigrants 阿尔及利亚移民92

anti-immigrant extremism 反移民极端主义99， 100

assimilation policy 同化政策24， 98

asylum applications 庇护申请75

ethnic penalty 种族苦难98

headscarf controversy 头巾之争 105， 106

immigrant community riots 移民 社区的骚乱121

pieds noirs “黑脚杆”（居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3

free movement of labour 劳动力的自由迁徙37-8

Frisch， Max 马科斯·弗里希117

G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31， 44， 113

gender性别：

education 教育30

employment rates 就业率96

labour market discrimination 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122

Germany 德国44

circular migration trends 循环移民的趋势9

ethnic penalty 种族苦难98

gastarbeiter system 客籍工人体系91

highly-skilled workers 高技术工人114-15

immigrant votes 移民的选票101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118

Italian repatriation 意大利人归国 21

ius sanguinis principle 血缘原则23

migrant statistics 移民统计6

temporary migrants 短期移民116

Turkish migrant workers 土耳其移民工人3， 23， 101

ghettos贫民窟108

global cities 国际化城市106-7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 2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16， 28， 29， 35-6， 42-3， 108， 113

Goedhard， Gerrit Jan van Heuven 格里特·扬·范赫芬·胡德哈特73

Goldwyn， Samuel 塞缪尔·高德温10

Google 谷歌10

governments政府：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61-2

migration control 移民控制40

persecution of citizens 对公民的迫害30

responses to refugees 对难民的反应72

Great Depression （1930s） 经济大萧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3

Greece希腊43

Gulf States 海湾国家6， 110， 117

Guterres， Antonio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73

H

Haider， Jörg 约尔格·海德尔99-100

Hanson， Pauline 保利娜·汉森100

Harney， Robert 罗伯特·哈尼39

Harrell-Bond， Barbara 巴巴拉·哈勒尔——邦德80

hawilaad system “哈维拉德”系统 42， 44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发展指数28-9

health professionals 健康专家52， 114

healthcare 医疗保健12， 29， 45， 63， 99， 102-3， 113， 122

Heath， Professor Anthony 安东尼·希斯教授98

heavy industry 重工业32

Held， David戴维·赫尔德29

highly-skilled migrants 高技术移民 17， 18， 110， 111， 113-15

HIV/AIDS艾滋病病毒61， 63， 78， 122

Hodgson， Pete皮特·霍奇森114

Home Town Associations （HTA） 老乡会48

homophobia 对同性恋的憎恶71

Hong Kong 香港特别行政区106

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98

human rights 人权1， 12， 63， 72， 88， 101， 117

human security 人身安全62-3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贩卖7， 12， 38， 56， 61， 63， 64-9

humanitarian aid 人道主义援助49， 73， 80， 120

hunger strikes 饥饿罢工100

Hurricane Katrina （2005） 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120

hyper-diversity 超级多样化105， 110

I

ICTs （inter-corporate transferees）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18， 106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72， 75， 111， 119-21

illegal migrants 非法移民see见irregular migration非常规移民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31， 110

immigration industry 移民产业38， 39， 113

Inca empire 印加帝国1

incentives 激励措施53， 104

income 收入29， 67， see also另见wages工资

indentured labour 契约劳工3

India 印度3， 6， 43， 107， 110

computer expertise 电脑专业技能51-2

cuisine 菜肴93

Gulf States workers 海湾国家的劳工51

indentured labour 契约劳工3

irregular migrants in非常规移民在59

labour surplus 劳动力过剩111

migrants from来自…的移民6

partition分治4

remittances 汇款44

students 学生115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110， 111， 116， 120

Indus empire 印度帝国1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52i

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61

information 信息29， 34-5， 36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82， 90

integration 融合1， 23-4， 25， 117， 121

refugees 难民82-3

second-generation 第二代98-9

Intel 英特尔10

internal displacement内部的流离失所see见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internal migration 内部移民32， 39， 112-13I

international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59

international cuisine 国际菜肴93， 104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calls 国际电话34

international travel 国际旅行9， 35-6

internet互联网33， 34

social remittances 社会性汇款 47-8

‘virtual return’“虚拟返乡”49

investment 投资51， 113， 115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 igration） 国际移民组织38， 64， 73

IPS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Survey） 国际旅客调查20

Iran 伊朗75， 79， 82

Iraq 伊拉克74， 77， 82， 99

Ireland 爱尔兰93， 101

Irish famine 爱尔兰大饥荒3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17， 19， 32-3， 38， 54-7， 60-3， 86， 87， 88-9， 101

Asian 亚洲的111

managing 管理118-19

recording 记录57-60

regularization 常规化116， see also另见 asylum-seekers寻求庇护者；human trafficking人口贩卖 Israel 以色列4， 23， 24， 101

Italy意大利：

anti-immigrant extremism 反移民极端主义100

cuisine 菜肴93

return migration 返乡移民21

ius sanguinis/ius solis血缘原则/出生地原则22-4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82

J

Japan 日本3， 31， 73， 95， 111， 116

Jewish diaspora 犹太人大流散25， 26， 101

Jordan 约旦44， 107

Jospin， Lionel利昂内尔·若斯潘99

K

Kaldor， Mary玛丽·卡尔多77

Karachi 卡拉奇107

Kenya 肯尼亚79

King， Russell 拉赛尔·金21

Kodak 柯达10

Kosovo 科索沃地区74

Kureishi， Hanif 哈尼夫·库雷西104

L

Labour Force Survey 劳动力调查20

labour market 劳动力市场90， 91， 92-4， 95-7

free movement 自由迁徙37-8

gaps 空缺117

gender discrimination 性别歧视 122

gender-selective 有性别倾向的7

global crisis 全球危机31-2

internal migration 内部移民113

segmentation of 的细分32-3

shortfalls 短缺111

surplus 过剩110l

abour migrants劳动力移民17， 85l

and mines 地雷77

language 语言23， 24， 99， 104， 106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5， 6， 59

Le Pen， Jean-M arie de 让-玛丽·德·勒庞99

Lesotho 莱索托44， 45

Levitt， Peggy佩吉·莱维特47

Liberia 利比里亚82

Libya利比亚8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31， 102l

iteracy 读写能力30， 31， 52

Loescher， Gil 吉尔·洛希尔72

London 伦敦105， 106， 121

low-skilled migrants 低技术移民96， 106-7， 122

M

Malawi 马拉维52

Malaysia 马来西亚97， 111， 116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29

marginalization 边缘化117

marriage婚姻：

mail-order brides 邮购新娘7

sham 假的56

Martin， Susan Forbes 苏珊·福布斯·马丁80

media 媒体118

mercenary groups 雇佣军77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1

Mexico 墨西哥2， 32， 39， 43

diaspora organizations 流散组织 50

Home Town Associations 老乡会 48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59， 62， 101

remittances 汇款44， 46

migrant smuggling 移民偷渡38， 65-9， 88， 118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

ington 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 121

mobile phones 移动电话see见cell phones手机

mobility 流动性28， 35-6， 38， 113-14

Morocco 摩洛哥8

Mozambique 莫桑比克43， 74， 92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24， 98

Mumbai， India 印度的孟买107

music 音乐104

Muslim migrants 穆斯林移民106， 121

N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37

Namibia 纳米比亚74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27

nationality 国籍22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灾害71， 72， 120

naturalization 取得国籍23， 24

Nazism 纳粹主义71， 74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

Nepal尼泊尔79

Netherlands 荷兰3， 24， 73， 101

anti-immigrant extremism 反移民极端主义100

ethnic penalty 种族苦难98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118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networks 网络：

contacts abroad 国外关系50

migration 移民28， 36-7， 113

transnational 跨国的27

New York 纽约106， 107-8

New Zealand 新西兰：

economic impact of immigrants移民对经济的影响95

highly-skilled immigrants 高技术移民114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组织38， 48-9， 63， 73

NICs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新兴工业化国家110-11

9/11 terrorist attacks （2001） “9·11”恐怖袭击（2001年）44， 115

North Africa 北非7-8

North America 北美5， 7， see also另见Canada加拿大；United States美国

Norway 挪威101

O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Asian migrants 亚洲移民110

Curr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report 报告《当前欧洲移民问题的趋向》9

foreign students 外国学生115

irregular migration estimates 对非常规移民的估计59

Okri， Ben 本·奥克瑞104

organized crime 有组织犯罪61

origin countries 来源国7-8

positiv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移民对…的积极影响92

remittance disparities 汇款不均衡45-6

skill shortages 技术短缺12

temporary migration advantages for 的短期移民的优势117

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归国 80-2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25

P

Pakistan 巴基斯坦43， 49， 66， 75， 107， 110

earthquake in 2005 2005年的地震120

migrant smugglers in 蛇头在68

protracted refugees in 持久难民在79

voluntary repatriation from 自…的自愿归国82

Palestine 巴勒斯坦4， 75， 107

Paris 巴黎107， 121

passports 护照36， 55， 85

pensions 养老金102， 103， 104

persecution迫害71， 72， 76

Peru 秘鲁43

Philippines菲律宾6， 43， 44， 51， 110， 111

plantations 种植园32

Poland 波兰22

politics， and migrants 移民和政治17， 99-104， see also另见refugees难民

population 人口103

displacement 流离失所77

growth 增长30， 111

Portes， Alejandro亚历山德罗·波茨 27

Portugal 葡萄牙43， 92， 101

poverty 贫困1， 29-30， 31， 39， 113

privatization 私有化90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专业协会48

professionals 专业人员114

prostitution 卖淫7， 12， 64

protest movements 抗议活动100

protracted refugee situations 持久难民的状况79

public finances公共财政95

public opinion 公众看法97

public security 公共安全11

public services 公共服务10

Puerto Ricans 波多黎各人101

R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10

refugees 难民4， 12， 17， 18， 30， 70-1， 111， 119， 120

camps for的营地78-80， 107

causes of movement by 的迁徙原因76-7

durable solutions 长久之计80-3

global geography of 的全球分布 73-5

UN convention 联合国公约37，70， 71， 72-3， 74， 76， 82， 87

women女性79-80r

egularization programmes 常规化计划57， 58， 116

remittances 汇款41-8， 50， 108

internal migration 内部移民113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118

pressured有压力的47

temporary migration 短期移民 115， 117

repatriation遣返；归国：

rejected asylum-seekers遭拒的寻求庇护者88

voluntary 自愿的80-2

resettlement 重新定居83

retirement 退休51， 95， 104

return migration 返乡移民21-2， 50-1， 115-16， 117-18

‘virtual return’“虚拟返乡”49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权益37-8， 39riots 骚乱121

risk insurance 抵御风险的保障45

Romanian migrants 罗马尼亚移民9

Rubenstein， Helena 海伦娜·鲁本斯坦10

rule of law 法治30

rural-urban migration 由乡村转入城市的移民32， 39， 112

Rushdie， Salman 萨尔曼·拉什迪 99， 104

Russia 俄罗斯6， 23， 74

irregular migrants 非常规移民32， 59

return migration 返乡移民22

women migrants 女性移民7Rwanda卢旺达74

S

Salt， John 约翰·索尔特9

sanitation 卫生30

satellite television 卫星电视33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44， 51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第二代移民97-9

self-employment 个体经营56， 93

self-settlement refugees 自建居所的难民78-9

sex trade 性交易7， 12， 64， 68

sexual abuse 性虐待78

Sheffer， Gabriel 加布里埃尔·谢菲尔25-6

Singapore 新加坡111

skills技能；技术：

acquisition of 的获得90， 96

high-level 高层次的17， 18， 110， 111， 113-15

low-level 低层次的96， 106-7， 122

shortages 短缺12， 51-3， 116

slavery 奴隶制2-3， 12， 25， 63， 64

Smith， Zadie 扎迪·史密斯104

smuggling 偷渡38， 56， 61， 65-9， 88， 118

social behaviour 社会行为24

social migrants 社会移民17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性96

social remittances 社会性汇款47

sojourning 旅居9

Somalia 索马里42， 44， 75

asylum-seekers from 来自…的寻求庇护者85

diaspora organizations 流散组织 49

refugees from 来自…的难民79

South Africa 南非6， 97， 107

South Asia 南亚30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9， 59， 74， 110-11

sovereignty 主权60， 120

Spain 西班牙3， 101

regularization programme 常规化计划116

self-employed foreign workers 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93

sport 运动104

Sri Lanka 斯里兰卡85， 110， 120

stateless persons 无公民权者75

strikes 罢工100

students 学生18， 60， 111， 114

bogus 假的56

competition for 为…而竞争115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8， 111

asylum-seekers from 来自…的寻求庇护者75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52

low HDIs 低人类发展指数29

remittances 汇款44

Sudan 苏丹75

Sun M icrosoft 太阳微系统10

Sweden 瑞典24， 73， 101

Switzerland 瑞士44

T

Taliban 塔利班71

Tanzania 坦桑尼亚82， 83

taxation 税收32， 95， 102

teachers 教师52

technology 技术114

temporary migration 短期移民8， 53， 110， 111， 115-17

terrorism 恐怖分子11， 44， 60， 61

Thailand 泰国111

third-country resettlement 在第三国重新定居83

third-generation immigrants第三代移民97-9

‘3D jobs’“3D活儿”；脏、险、难的活儿32

timber 伐木32

Tonga 汤加44

trade liberalization贸易自由化90， 118

trade unions 工会93

transit countries 过境国7-8

transnationalism 跨国主义23， 25， 27， 108

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9， 35-6， 39， 112， 113

triple nationality 三重国籍23

Tunisia 突尼斯8

Turkey 土耳其43

cuisine 菜肴93

migrant workers in Germany 在德国的移民工人3， 23， 101

return migration 返乡移民22

U

Ukraine 乌克兰6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73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34-5

Convention on refugee status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37， 70， 71， 72-3， 74， 76， 82， 87

definition and survey of migrants 移民的定义和调查4-5， 16， 17

Development Project 发展计划 28， 31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120

Protocol on human trafficking 关于人口贩卖的决议64

Refugee Agency （UNHCR）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72， 73， 74， 78， 79， 80， 82， 120， 121

unemployment 失业31， 39， 46， 51， 77， 92， 94， 96， 97， 99， 104， 113

ethnic penalty种族苦难98

Germany 德国114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118

United Kingdom 英国3

asylum-seekers寻求庇护者75， 87

economic value of migrants to移民对于…的经济价值10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迁往澳大利亚的移民57

ethnic diversity 种族多样性105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32， 59-60， 118

ius solis principle 出生地原则23

migrant statistics 移民统计19-21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98

pensions crisis 养老金危机102

refugee resettlement 难民的重新定居83

self-employed foreign workers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93

UNHCR funding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经费73

voting rights 选举权101

United States美国：

Asian immigrants in 亚洲移民在 110

asylum applications 庇护申请75

Cornyn-Kyl bill 科宁——凯尔法案116

Cuban migrants 古巴移民92

economic growth and migrants 经济增长与移民10

foreign students 外国学生115

government integration policy 政府的融合政策99

highly-skilled immigrants 高技术移民114

human trafficking estimates 对人口贩卖的估计65

immigrant wage levels 移民的工资水平94-5

irregular migration 非常规移民 32， 33， 58-9， 118

ius solis principle 出生地原则23

Latino voting bloc in 拉丁投票团在101-2

migrant labour 移民劳工3， 4

migrant statistics 移民统计5-6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24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灾害120

overseas voters 海外选民49

population 人口103

refugees难民83

remittances sent from 来自…的汇款43， 44

security restrictions 安全限制38

temporary migration 短期移民 116

UNHCR funding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经费73

universities 大学50， see also另见students学生

V

van Gogh， Theo 提奥·凡·高121

Venezuela 委内瑞拉43

Vertovec， Steve 史蒂夫·韦尔托韦茨108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74

Vietnamese ‘boat people’越南的“船民”83

Vikings 维京人2

violence 暴力12， 79， 122

visas 签证36， 37， 38， 56， 57， 85

United States 美国114， 115

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归国80-2

W

wages 工资31， 93， 94

‘war on terror’“反恐战争”99

warfare 战争76-7， 120

water supply 供水29

weaponry 武器77

welfare benefits福利86， 92， 102-3， 104

women 女性6-7， 17， 110， 122

Asian 亚洲的111

incentives to have children 鼓励生小孩的措施

internal migration 内部移民112

irregular migrants 非常规移民63

persecution 迫害71

refugees 难民79-80

trafficking of的贩卖64， 67

work permits 工作许可证19， 20， 55， 56， 57， 88， 116

World Bank 世界银行19， 42， 115

X

xenophobia 排外61， 123

Y

Yahoo 雅虎10

Yemen 也门79

Z

Zambia 赞比亚52

Zhou empire 周王朝1

Zidane， Zinedine齐内迪纳·齐达内 104

Zolberg， Aristide 阿里斯蒂德·佐伯格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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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版权信息

传播常识，呈现复杂

献词

致谢

第一章 建院之初

第二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1）

第三章 大法官

第四章 首席大法官

第五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2）

第六章 最高法院与立法、行政分支

第七章 最高法院与民意

第八章 最高法院与世界

附录1 美国宪法第三条

附录2 《最高法院诉讼规则》

附录3 大法官年表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网络资源

索引

法律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法律的起源

第二章 法律的部门

第三章 法律与道德

第四章 法院

第五章 律师

第六章 法律的未来

法律渊源：非常简短的介绍

法哲学：价值与事实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自然法

第二章 法律实证主义

第三章 法律即解释

第四章 权利和正义

第五章 法律和社会

第六章 批判法学理论

索引

美国总统制

版权信息

序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创造总统制

第二章 总统制就位

第三章 选举总统 （兼论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其他方式）

第四章 担任与连任总统职位

第五章 衔接并领导政府

第六章 工作中的总统：制定法律与推进政策

第七章 改革、转变与展望未来

附录

索引

现代日本

版权信息

序言

致谢和体例

引言：现代日本何处“现代”？

第一章 日本遭遇现代世界

第二章 天皇制下的革命：接纳现代性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索 引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版权信息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第二章 古希腊人：怎样做一个公民

第三章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义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 建立现代国家

第六章 怎样分析现代社会

第七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第八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第九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第十章 政治的实践（之三）：正义、自由、民主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第十三章 政治会在21世纪消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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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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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我们为何需要政治哲学

第二章 政治权威

第三章 民主

第四章 自由与政府的限度

第五章 正义

第六章 女性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第七章 民族、国家与全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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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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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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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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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言 蒙太奇式的简述

第一章 属下阶层的知识

第二章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第三章 空间与土地

第四章 混杂

第五章 后殖民女权主义

第六章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第七章 翻译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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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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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序言

第一章 移民问题缘何重要

第二章 何为移民

第三章 移民与全球化

第四章 移民与发展

第五章 非常规移民

第六章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第七章 社会中的移民

第八章 国际移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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